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现玛雅/（美）约翰·斯蒂芬斯著；崔松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11

ISBN 978-7-5699-1861-8

Ⅰ．①发…　Ⅱ．①约…②崔…　Ⅲ．①玛雅文化－通俗读物　Ⅳ．①K731.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7656号

发现玛雅

FAXIAN MAYA

著　　者　（美）约翰·斯蒂芬斯

译　　者　崔　松

出 版 人　王训海

责任编辑　孟繁强

装帧设计　孙丽莉　段文辉

责任印制　刘　银

出版发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010-8959195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06千字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99-1861-8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导读

1839年，美国总统马丁·范·布伦任命约翰·斯蒂芬斯为驻中美洲的特别大使。这个时候，中美洲联邦共和国正因为内部纷争而分崩离析。这个国家的领土包括现在的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的一部分。

约翰·斯蒂芬斯，1805年生于新泽西州，是一个商人家里的次子。他出生的第二年全家搬到了纽约。斯蒂芬斯13岁就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四年后顺利毕业。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律师。1834年，斯蒂芬斯和英国画家、考古学家弗雷德里克·卡瑟伍德一起游历了东欧和中东。他把自己的旅程写成两本书，卡瑟伍德的插图为其增色不少。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在中美洲茂密丛林中湮没无闻已久的古代文明遗址。

两人从美国纽约登船出发，到达中美洲的伯利兹，从这里前往洪都拉斯的科潘玛雅遗址，这里的古代奇迹让他们大为惊叹。两人下一个目标是危地马拉的基里瓜遗址。稍作考察之后，斯蒂芬斯动身去萨尔瓦多的首都圣萨尔瓦多，希望在那里能与中美洲联邦政府取得联系，需要更长时间绘图的卡瑟伍德则留下继续探访。斯蒂芬斯一直追寻到哥斯达黎加无果，经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又回到危地马拉和卡瑟伍德会合，两人考察了尤塔特兰遗址之后，越过界河进入墨西哥，考察了帕伦克和乌斯马尔的古代遗址，记录了那里的建筑、铭文和雕像。因为卡瑟伍德一直在发烧，斯蒂芬斯决定立刻启程回国。

斯蒂芬斯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详尽描述了自己遭遇的自然和人类的障碍。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对斯蒂芬斯的作品喜爱有加，称这是他看过的最喜欢的游记。当时的中美洲是一个神秘又危险的地方。斯蒂芬斯要带领探险队伍跨过数千米的高山，越过汹涌的激流，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前进的通道，面对变幻不定的天气和野兽、蚊虫；当地动荡不安的政局、语言不通的土著居民以及危险的乱兵，都让整个旅途充满了波折和惊险。斯蒂芬斯一路观察当地的民情风俗，节日、典礼、葬礼，冲突、革命、叛乱，西班牙人、印第安人、美国人，官员、庄园主、农民，当时中美洲生活的方方面面被不断充实到书中。

但斯蒂芬斯更重要的贡献是详尽记录那些令人惊叹的文明遗址。他的书为美国乃至世界的读者打开了了解玛雅文明的一扇大门。在他之前，即使是当地人，对玛雅文明也是一知半解。就像作者希望的那样，他的作品成为后来者不可或缺的指引。

目录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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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01

3月1日。尽管急着赶路，但我还是拿了出一天时间去玛莎雅火山。为了一览它的风光，我找了一名向导领我上山。即便如此，我也是到了11点才从山上下来。在离城不远的地方，我们遇到一个黑人小孩骑着马。他“穿”了一套造化赐予的“黑衣”，戴着用两片大芭蕉叶缝成的帽子。他的马鞍也是一叠芭蕉叶。隔着2里格
(1)

，我们就看到了那座火山。天气炎热，骑马走了一段时间，我们在4点钟进了城。玛莎雅是尼加拉瓜最大、最古老的城镇之一。尽管深处内陆，但是算上郊区的话，它还是有两万人口。我们骑马来到萨比诺·斯楚恩先生家，他正躺在吊床上张着嘴打鼾。他那位年轻貌美的混血妻子真诚地接待了我们。她很贴心，考虑到丈夫年老虚弱和我当时的情况，她并没把萨比诺先生叫醒。但后来萨比诺先生突然闭上嘴睁开了眼睛，然后就诚挚地欢迎了我们。萨比诺先生是哥伦比亚人。他说因为他为自己国家的服务，他已经被放逐了10年。来到玛莎雅后，他娶了这位年轻漂亮的混血儿，还当上了医生。在他家屋里，储存着一些糖、米、腊肠和可可。在这些东西后面，是一排吓人的瓶瓶罐罐。这些瓶罐五颜六色，贴的标签复杂难懂，就像是药剂师在家开的药店里摆的瓶罐那样。

我还有时间，于是围着这座城走了走。沿路拐下去走半英里
(2)

，我来到一处悬崖边上。这悬崖有100多英尺
(3)

高，它脚下就是玛莎雅湖。下去的路几乎是垂直的。有一段是一个粗笨的梯子，再往下是石头上凿出来的台阶。这时，有一群女人从我面前经过，拦挡住了我的去路。她们有20来人，大部分是年轻的女孩。她们的水罐是用圆滚滚的大葫芦做的，上面刻着奇幻的图案，还上了色或是抛了光。她们把水罐背在背上，用额头顶住捆水罐的带子，再用细网把罐子固定住。下去的时候她们叽叽喳喳，挺高兴地聊着天。但再回到我所站的地方时，她们就都不出声了，而是一个个动作缓慢，呼吸沉重，脸上大汗淋漓。打水是当地女人日常劳作的一大部分。用这样的方式打来的水足够家用。但所有的马、骡子和奶牛就必须走1里格远的曲折道路，到湖边去饮水。为什么一座大城会在如此远离生活必需物资的地方形成并且一直维持到现在？我真是搞不懂。当年西班牙人发现这里时，玛莎雅是一座印第安大村落。他们一来，这片土地的主人就成了他们的运水工，所以他们并没感觉到这是一项负担。直到现在，他们的后代也还是这样。

这时候我的向导到了。他是一位派头十足的镇长。我非常满意。事情很快就安排好了，我明天一早去他在尼迪瑞的家中与他汇合。我骑萨比诺先生的马，让我的骡子和尼古拉斯歇息一天。让一个男孩做向导，再带上一帆布褡裢的食品。第二天走了不到半小时，我就到了尼迪瑞。这一路遇到的人，要比我从圣何塞到尼加拉瓜遇到的人全加起来还要多。镇长也准备好了。他带了一个助手，带着一帆布褡裢的食物和一葫芦水。大家上马出发。走了半里格远，我们就离开主路拐到了左边树林中的小路上来。穿过树林，我们来到了一片火山岩覆盖的旷野。这片旷野向前一直延伸到火山脚下，两侧则远远地一直延伸到了我目力所及的所有地方。黑色的火山岩深积数英尺，有些地方还堆出了高垄。一条牲口踏出的羊肠小道从这片火山岩平原上穿过。前面是两座火山，都有洪流一般的火山岩沿山坡滚到下面的平原上。向导说正前方的那座火山就是玛莎雅火山。右边的那座距离我们较远，火山口已经崩坏，可以看到里面的大坑。向导说它叫汶特若。我从没听说这个名字，这座山也没法靠近。我们骑马穿过火山岩旷野，向着正前方的那座火山进发，一直来到了山脚下。这里的草很高，地面崎岖不平，布满了火山岩碎石。我们骑马往上走。直到山势太陡，马不能驮人了，我们才下马把它们拴到一棵灌木上，然后继续徒步攀登。此时我对向导的乡土知识已经心怀不满，很快又发现他们不愿意或是不能吃苦耐劳。爬了还不到一半，他们就卸下了身上的水罐和食品，但就是这样，也还是落在了后面。镇长是一个40岁上下的男人，他骑着自己的马，又是镇上的要人，我不可能要求他走快点。他的那个伙计大概比他还大10岁，体力更不济。了解到他们也不知道有什么捷径，我就丢下他们独自前行了。

11点钟，或者说离开尼迪瑞镇3个小时后，我到达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我原本想在这处高地上俯瞰一下这座火山的火山口。可是这里没有什么火山口，整个山顶上面都是海量的火山岩，还长满了乔木灌木。等到我的向导们跟上来，他们说这就是玛莎雅火山，除此之外这里没什么可看的了。镇长坚持说两年前他就和已故的神父还有一伙儿村民上来过，这里就是他们的终点。我感到失望不满。就在我的正对面，又有一座高峰隆起。我想从那里一定能看到另一座火山的火山口。于是我试图绕过山顶，到那里去。但是途中被一道大裂口拦住去路，所以我又改为横穿山顶过去。到那儿又能怎样，我心里也没底。遍布山顶的火山岩积成高垄乱丘，又杂木丛生，我走在上面深一脚浅一脚。经过平生最为艰苦的努力，我终于到达了预期的地点。让我吃惊的不是看见远处那座火山的火山口，而是发现自己站在了另一座火山口的边沿上！在美洲有记录的奇观大发现当中，这座山应当占有一席之地。当年的西班牙人不会舍弃任何能够触动想象的事物，他们给这座火山取名为玛莎雅地狱。一位历史学家在论及尼加拉瓜时讲道：“这个省
(4)

有燃火的山峦，其中为首的便是玛莎雅火山。当地人会在固定的时间为它献上侍女，将她们扔进火山里。他们是想用侍女的生命来平息山中的火焰。如此一来，它就不会毁掉他们的家园了。所以，他们上山的时候满怀欢欣。”在另一地方他还讲到；“距玛莎雅城3里格之外有一座小山，平而圆，叫做玛莎雅山。它是一座火山，火山口周长半里格，深250英寻
(5)

。山上没树也没草，鸟儿在此筑巢却不受火焰的任何干扰。距此一箭之遥，还有一个类似的坑口，火焰距离坑口有150英寻。坑中的岩浆沸腾不息，团团火焰经常从中腾起，放出的强光在相当远的距离之外就能看到。火焰从这边烧到那边，有时还会放出大得吓人的轰隆声。但是除了火苗和烟尘，它从没喷出过别的东西。坑底的浓浆从未枯竭，它的沸腾也从未止息。圣多米尼克派的修士冯·巴拉斯·德·因伊斯塔和另外两个西班牙人幻想着这种浓浆可能是金子。他们坐在两个用整片铁皮做成的筐中，用索链吊着下到里面，看看这种炙热的东西到底是不是金属。索链往下放了150英寻，刚一触到火焰，铁筐和链条上的铁环马上就开始融化。就这样，他们也无从知晓下面到底是些什么了。当晚他们在那里不需要任何的火烛。等他们坐着筐出来，都已经吓得够呛了。”

如果不是那个寻金不遇的僧侣因为失望撒了点谎，那就是大自然已经完成了又一处沧海桑田的变化。我看到的这个火山口周长1英里半，深五六百英尺，山壁坡度和缓，而且比例颇为周正，以至于它看起来都像是人工挖成的。山脚地势平坦，而且山壁上和山脚下都长满了草，所以这座小山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圆锥型绿盆。这里不但没有一点火山喷发的恐怖印记，没有什么东西令人害怕或是让人联想到地狱，而且恰恰相反，这里的风景有一种独特而平静的美。我下到火山口的里边，一面沿着边缘往下走，一面俯瞰这片区域。山这边的坑底长着小树。其中有一片土地草木不生，土壤黑而肥，像是正在晾干的泥巴。这可能就是那个神秘坑口，曾经冒出的火焰的光芒老远可见，吞噬了印第安少女，融化了修道士的铁筐。和那个修道士一样，我也很好奇“下面有些什么”。但是火山口的岩壁陡峭，我又独身一人，和我的向导们隔了1个小时的艰辛路程，所以我很犹豫要不要试着下去。我生性就不喜欢无功而返。邻近黑土的地方有一处岩壁破裂，长了些灌木矮树。我把枪倚着一块石头放下，又把手绢系在上面作为我行踪的标记，然后很快下到了地面以下的部分。借着树根、灌木和外凸石块，我下到了一根矮树上。它长在从坑口到坑底的中间位置，再往下就是光秃垂直的石壁了。来到这里已经不可能往前再走一步了，我甚至也只能够停在这棵树的上方。在这里，我无比急切地想要下到坑底，但是这没用。目睹过这处风景的人寥寥无几。困在半途中的我被它那非凡的、寂寞的个性以及大自然的力量所震撼。正是这位伟大的建筑师将它的精彩作品散布全球。在这里我只能感慨这片被上天厚爱一筹但也命途多舛的土地，真是浪费了上天的眷顾。要在我国，这座火山那可是一笔财富：在山顶建座好酒店，用栏杆将火山口围起来以防小孩掉下去，用一道之字形楼梯沿山壁通下去。这样客人就可以到坑底享用一杯冰柠檬水了。只要人们懂得如何加以利用，大瀑布就是一大笔财富。像尼加拉瓜和特伦顿大瀑布就很赚钱。中美洲火山的主人们应该也能通过向游客提供旅游设施来挣钱。比如这座火山就可以收费10美元。而现在，我愿意给出两倍的价格，要一条绳索和一个拉住它的人，帮着我下到坑底。尽管我非常想这样做，但此时我也不得不将渴望的目光投向上面。崴一下脚、拉断一根树枝、滚落一块石头或者使错一次劲，就能叫我的葬身之处像中美洲的政府一样难以寻觅。我开始缓慢而用心地向上爬，终于把自己安全地拉了出来。

此刻在我的右边就是尼迪瑞火山那破裂的火山口的全貌。它朝向我这边的山壁被掀倒了，可以看到火山口内部的全景。镇长曾说这座山无法到达。但我用尽全身力气，克服极端困难，向着它走去。在一定程度上讲，我这纯粹是出于对镇长的恼怒。最终，在崎岖不平的火山岩堆中经过6个小时艰苦卓绝的挣扎，我下到了我们卸下补给的地方。我一把抓过装水的葫芦仰头痛饮了一番，然后又去找镇长和食品。镇长和他的伙计听到我刚才的见闻都感到无比惊讶，而且坚称他们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地方。

我在此对这件事详加描述，是为了将来的旅行者们。他们可能要突破极限，到中美洲这个有趣的火山地带来探险。在整个旅途中，人们对于本地那些有趣事物的无知和无所谓，大大地刺激了我，让我更有力气走下去。一些受过教育的文化人知道这些火山的存在，把它们视为这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但我从没遇见一个亲身到过玛莎雅火山的文化人。我书中的提供这些信息，旅行者们就是到了山脚下的镇上，也得不到一星半点。那位镇长就出生在这座火山的附近，他从小就在山坡上追寻走失的牲口，还跟我说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但是，他在唯一一个有趣的地方拦下了我，还说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所以说，这位镇长要不就是撒了谎，懒得去受我所经历的那些罪，要不就是要给我个下马威。不管是哪种情况，他都该挨顿鞭子！我请求下一位旅行者抽他一顿，就算是帮我个特殊的忙。

我对镇长十分恼怒，不愿意和他再有任何关系，于是下定决心做另一番尝试。一回到村里，我就骑马来到神父家，请他帮忙找向导并做好其他必要准备。在他家后廊的台阶上，我看到了这个年轻的黑种男人。他黑袍黑帽，正挨着一个长得好看、穿得也不错的白人妇女坐着。如果我没误会的话，他是在和她谈一些职务之外的事情。他出于黑人的自尊，见了我百般不悦。我问他能否在他家借宿一晚。这是旅行者的固定台词，尽管听起来有些随意。他屁股都没抬就说他家房浅屋窄，还是镇长家的房子好。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黑人神父，也是这个国家唯一一个有失待客之道的神父。必须承认，我当时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把皮革枪套扔到他头上，同时刺马冲到他的跟前。但实际上我转了个身，纵马奔出了院子。镇长和神父都和我作对，在这个镇上我是不可能借宿一晚了。天快黑了，我踏上了回玛莎雅城的归途。我的愤怒被一种难以忍受的疲乏感所取代。不休息一宿的话，我就没法完成第二天白天的大强度活动。可是眼下，要找个落脚的地方却面临这么多困难。于是我决心鼓起男子汉精神，继续前进。

第二天早晨我的旅行又重新开始了。我的骡子还没饮。送它们到湖边再回来，要走2里格的路。为了省事，我给它们买了水。卖水的人用一个葫芦来量水，那个葫芦大约能盛1夸脱水。之后大约走了1里格远，马那瓜湖进入了我们的眼帘。从火山山脚到这个湖的边缘，我们面前这片地方都铺满了火山岩。后来我遇上一支旅队，我看着领队的像是个外国人。擦肩而过之后我又转身追上前用英语跟他搭讪。他盯着我看了1分钟，然后叫出了我的名字。这让我大吃一惊。他是美国人，叫希金斯。我上一次看到他是在我纽约的办公室里。他这次是从雷阿莱霍来，正去往圣胡安。他还打算启程回美国。我们打发旅队驮着行李继续前进，自己则下了马。除了相逢的喜悦，我还有一事要特别感激他。因为我当时骑马用的是一个奥瓦多—这是这个国家挺普通的一种马鞍，但不习惯的人骑着会很痛苦。我的鞍子会弄伤我骑的马乔，而他的旅途又接近了终点，所以他就和我换了马鞍。他的马鞍我后来一直用着，最后我把它留在尤卡坦半岛的海岸边上。他还给莱昂的一位女士用铅笔写了个便签让我带着，我也让他给我在国内的朋友们带了信。后来看着他骑马走远，我都几乎有些羡慕他了。他将喧嚣和混乱留在身后，要回到安宁的家中去了，而等着我的却还是一段漫长艰辛的旅程。

天气热得要命，我们骑马走了大约3个小时，来到了马那瓜。这个城市坐落在马那瓜湖畔，很漂亮。进城先是一片茅草棚，随后我们路过了一座贵族大宅。这所日趋破败毁坏的大宅，是一个外国侨民家庭的府邸，它的院落就是一片广场。

下午晚些时候，我步行来到湖边。马那瓜湖不像尼加拉瓜湖那样气魄宏大，但它的水面气象很是庄重，放眼望去都是牟莫坦博火山。湖岸上是一派富有生活气息的景象，女人在往水罐里灌水，男人在洗澡，马和骡子在喝水。有个地方还有一排三角形的渔夫窝棚，它们就搭在水中的木桩上。女人们在用抄网捕鱼。她们把网抛进水面的空处，然后在沙子里挖（或者说刮）。在窝棚的门口，男人们正在生火烹鱼。一想到这片风景四季不变，我就更觉得它非常美丽了。这里永远是夏季，不会有冬天把当地人冻得瑟瑟发抖，把他们赶到火堆边上去。但是不是有了同样的风景和气候，人的欲望就会很少而且容易满足？是不是能在这个可爱湖泊之畔尽享户外风光，就算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裔也会失去他们的活力和产业？这些问题或许还是值得思考的。

马那瓜湖通过蒂皮塔帕河与尼加拉瓜湖相连。据说这两大片水域还有另外一个连通方式。那是一条运河，它从这个湖开始，到雷阿莱霍港汇入太平洋。这里的土地极为平坦，而那个港口在西属美洲也是最好的。但是两者之间相距60英里，而且似乎还有其他无法逾越的障碍。蒂皮塔帕河据说全程可以通行最大的船只。但是在百利先生之前，还没有人对它进行过勘测。而据百利先生的测量，蒂皮塔帕河全长30英里。从尼加拉瓜湖湖口开始，这条河有24英里水深达1英寻到3英寻。这条河再往上游走是一段湍流。而再往上走4英里半，有一道13英尺高的瀑布。在这6英里之内，河道有28英尺8英寸的落差。马那瓜湖还没有经过勘测，据我的观察和听到的传言，它直径15里格，周长35里格，平均水深10英寻。从这个湖到太平洋的运河路线设计周密，中途没有别的河流注入。所以马那瓜湖必须为这条连通两个大洋的河道提供全部水源。

第二天早晨我们3点钟启程。所有气候炎热的地区都有在夜间或者说一大早赶路的习惯。从这个村子开始，我们的路就直接沿着湖岸延伸，只有几小段偏离了湖岸。这条路还有大树遮阴。但不幸的是，后来我们被迫掉头以绕开几个月前滚落到路上的一块巨石。它可能现在都还在那堵着呢。这样一来，我们就得从古日晷那里绕过了。立在路边的这座古日晷是一块黑灰色的石头，上面有古西班牙语的铭文，但字迹已年久日深，漫漶不清，我无法辨认。它是由西班牙征服者树立的，除此之外我们对它的历史一无所知。作为西班牙人开始在这个国家定居所建设施的一个标记，它一直矗立在那里。

11点半，我们最后一次离开这个湖，进入一片开阔的平原。又骑马走了一个小时，我们来到纳噶柔蒂斯村。在这个可怜的村子，房子是用泥巴和别的什么材料建的，屋前的院子仅仅就是用骡子来踩实的，此时正被太阳烤得白花花的。我们走进一座房子躲避阳光，在屋里遇到了一位年轻的黑人神父。他奉莱昂教会的命令前往卡塔赫纳。一个老头独自住在这座房子里。这间屋里有一个床架，上面放了张垫子。我躺在上面，很高兴自己既能休息一会儿，又能躲开灼人的炎热。床架对面是一个大约6英尺高的粗笨木架，上面有一个玩具屋似的神龛，里面一个圣母玛利亚的偶像穿着廉价花衣裳坐在一把椅子上。

下午3点钟，我们又出发了。这时候太阳已经失去了几分热力，路两边也栽有树木遮阴。我观察到，这里的十字架数目多得超乎寻常。据说尼加拉瓜人在中美洲联邦共和国中是最坏的。其他邦的居民总会提醒外国人防备他们，而他们的虔诚也确实与这种评价相称。在城市，在乡村，在山巅，在河畔，这些纪念碑在所有的地方瞪着我的脸。我注意到有一座十字架就立在路边清理出的一块地上。它刷成黑色，上面挂着一块黑板。板上有一段褪了色的白字。这座碑是为了纪念一位在这里被害的神父而立的。他就埋在碑的下面。我停下来抄写碑文。正抄得入神，我看见有一支旅队正在过来。我知道当地人就爱嫉妒，于是合上笔记本上了马。这支旅队由两个男人与他们的仆从再加一个女人组成。岁数较小的那个男人凑上来跟我说他在格林纳达见过我，而且很懊悔不知道我的这次旅行。看他的衣着和随身物品的风格，我猜他应该是位绅士。我又看到他提着一只斗鸡。通过这个细节，我就可以肯定他的确是一位绅士。我们骑着马边走边聊，话题转到了这些有趣的禽类上。我了解到我的这位新相识这是要去莱昂参加一场比赛，关于这场赛事，他向我预告了很多内容。他说自己带的这只鸡已经在格林纳达赢了3场比赛。它的名声已经传到了莱昂，并在那里引来了一场挑战。这只鸡像条断了的腿似的被裹得严严实实，只能看到头和尾巴。那小伙子像提篮子似的轻轻提着它。小伙子对这个国家的苦难和战争带来的贫困与破坏表示慨叹，他还描述了处境悲惨的格林纳达目前的满目疮痍。但他说现在莱昂因为是军事中心，倒是很繁荣。作为莱昂城的一大荣耀，斗鸡场只在星期日开放。但他认识那里的业主，所以能在任何时间安排比赛。他还就我国当前的科技状况提了很多问题，又告诉我他从英国进口了两只公鸡。这两只鸡作为斗鸡足够勇猛，却不够重。除此之外，他还就斗鸡这个课题给我讲了很多非常宝贵的知识，可是我当时忘了做任何记录。

天黑前我们来到新普韦布洛，住进了同一家客栈。小伙子的那个同伴看着并不像个斗鸡运动家，尽管他也懂得优秀斗鸡有何特质，料理起它们来也很在行。这是我第一次和旅行者们一起住宿。以前到哪我都避免参与那种私密的招待。但这是一个像家庭似的客栈，而且重点是样样都要付钱。我们晚饭吃的是水煮的鸡蛋和豆子。没有盘子、刀叉或者勺子可用，我的这群同伴用他们的玉米饼夹起鸡蛋，还把饼边儿一卷，从碟子里舀出菜豆。除去这些举动，他们谦谦有礼，一副绅士派头。我们还喝了一种用捣碎的可可豆加糖制成的可可饮料。盛饮料的是山核桃的壳儿，其底部就像鸡蛋较大的那一头，所以不能在桌上立住。于是我的同伴们把手帕拧起来，在桌上盘出个圆圈，再把山核桃壳放当中。他们中有个人还用我的手帕给我也做了这么一个圆圈。晚饭后，那个小伙子给鸡们穿上了“晚礼服”—也就是用一块棉布压着鸡的翅膀，将它的身子紧紧裹起，再拿一根绳子将其捆住，在鸡背上系扣儿。这样鸡的身子就能保持平衡了。小伙子还把它们全挂到了吊床上。在他料理这些斗鸡的时候，旅队中的那个女人摆出了角梳、珠子、耳环、念珠，并引诱店主的女儿买了她一把梳子。这所房子里住的人多得超乎寻常。小伙子、女商人还有我不知道他们家的多少人睡在一间后屋里。岁数比较大的那个旅行者让我睡吊床，但我更喜欢睡那个用一根树干做成的长柜。这种碗柜每个尼加拉瓜家庭中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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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里格=4.8千米。本书注释为译者所加。

(2)
1英里=1.6千米。

(3)
1英尺=0.3米。

(4)
尼加拉瓜曾是中美洲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

(5)
1英寻=1.8米。

02

凌晨2点钟，我被公鸡的啼叫吵醒。到3点钟骡子驮好了行李，我们就出发了。这条路很平坦，而且有树木遮阴，但就是到处尘土飞扬。天亮后我们又在树荫下走了两个小时，来到了一片开阔的平原上。这片平原靠近太平洋的一侧以一道低矮的山脊为界，它的右侧则是以一排高高的山峦为界。这些高山是科迪勒拉山系大链条中的一段。在前面很远处，我们能看到地平线上出现了莱昂大教堂的尖顶。这片壮美的平原土壤之深厚，不输给世界上的任何一片土地。但在西班牙人第一次经过时，这里还荒无人烟。旱季即将结束，已经有四个月没有下过雨了。飞尘滚滚，像浓云一样把我们笼罩在其中。尘土又热又细，就像埃及的沙子。9点钟抵达莱昂，我和我的同伴们告了别。那个小伙子还盛情邀请我去他兄弟家休息。我没见过比莱昂郊区更为凄惨的地方。经过一条有哨兵巡逻的长街，我在军营前看到了一伙儿散兵游勇。他们和卡雷拉的士兵不相上下，看见我粗鲁地喝道：“摘掉你的帽子！”之前有人给我推荐过一个住处，为了去那里，我不得不横穿整个城市。等到了那儿，下马进屋，我自信能够受到温暖的接待。然而这家的太太把我盘问了一大通，之后告诉我她丈夫不在家。我把别人写给她的便条递过去。但她说她不认识英文，又还给了我。我逐字翻译给她听。这是一个请求，请她给我提供住处。听完她皱着眉头，表情不悦，说她只有一个多余的房间，而那是留给从雷阿莱霍来的英国副领事的。我说这位副领事目前还没打算离开雷阿莱霍。她问我要住多久，我说只住今天一晚。她说既然这样，那你就住吧。读者可能要问，我的脾气呢？其实我是不愿意跟没礼貌的人计较的。那个小伙子的邀请我已经拒绝。现在我如果不住这里，唯一的选择就是再去找那个小伙子，而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除了这个法子，我就只能挨门逐户地去请求收留了。据说女人受别人外貌的支配，但我当时的外表不是很有魅力。我穿的衣服还是我离开格林纳达时的那一套，登玛莎雅火山的时候就已经弄脏了，现在又蒙了一层灰。于是我从我有限的衣服里挑出了最好的穿上。果然，我后来受到的接待就好多了。至少我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天气很热，我想歇一歇，就在屋里和孩子们玩了起来。晚餐时我坐了桌首的尊贵首席。我受的待遇在我的争取下有了这么大的改善，要是需要的话，我就冒险提出要再住一天了。但我把这话留给那位太太来讲。其实在她同意让我留下之后，就开始对我礼貌周全、关爱有加了。她还大费周折替我找向导，以便让我明天就能出发。

晚饭后仆人尼古拉斯来到我的房间，他挥着手大骂莱昂人：粗鲁的家伙，没羞没臊！原来，他在街上遭到了当地人的驱赶，还听了一些关于这个国家当前状况的事，他想回家。这个时候我当然极不愿意再换仆人，尤其是换成进城时我已经见过的那种杀人犯模样的流氓。但我也不想违拗他的意愿。于是我跟他说，只要他能给我找来两个老实男人，我就让他走。我之前已经把雇他的钱超额付给了他。我倒也不怕他丢下我跑了，因为他很害怕被抓去当兵。

解决了这件事，我就出来散步，看看市容。这座城市的外观有一种古老尊贵的崇高感，这是中美洲其他城市都不具备的。这里的房子都很大，有很多建筑的前立面上还布满灰泥装饰。广场很宽阔，几座教堂和教堂广场也都宏伟壮丽。这座城是一位主教的驻地。在反西班牙革命爆发前，这座城市素来以教堂、修道院、学院等建筑的奢华和市民科学素养之高而著称。但现在在街巷中穿行，我看到了很多悲惨贫困的画面。那些曾经的贵族府邸被拆得没了屋顶，还住进了一些食不果腹的可怜人。而在城市的另一边，还有一大片废墟占了这座城市的一半。

几乎刚一独立，中央派和联邦派就开始了党派路线的拉锯战。尼加拉瓜邦当即就成了上演这场激烈斗争的剧场。在一个不幸的时刻，这个国家的人们选出了一位中央派的总督和一位联邦派的副总督。一个分裂的政府导致了军民喋血和史上最为残暴的内战冲突。这个国家的每一寸土地都经过了争夺。最终，全国的兵力和不共戴天的仇恨都集中到了首都。交战双方一直打到了这座城市非常核心的地带。道路被街垒堵塞，有3个月的时间，任何人经过封锁线都会遭到射击。对那些已经超出人类信念的恐怖景象，当地人现在仍是记忆犹新。最终，联邦派获胜，中央派领导人被杀，支持他的势力也遭到屠杀。在那个狂暴的时刻，当初中央派占据的那部分城市被纵火焚烧，夷为平地。除了被害市民的鲜血、孤儿寡母的眼泪和咒骂，胜利者还收获了面对一个荒凉国家和一个毁废首都的强烈快感。而与之相同的残忍精神，现在仍旧是莱昂居民的个性。特古西加尔巴的英雄们没留下一名俘虏以示仁慈。他们鸣钟放炮，还用其他的方式庆贺。直到今天，他们还驻扎在这座城市里，为他们的野蛮胜利而激动兴奋，而且急着去夺取更多类似的胜利。

必须承认，走在莱昂的街上我感觉有些不适。这是我在任何一座东方城市都不曾感受过的。改变装束也没能让我赢得更多的善意。我帽子上的鹰形帽徽引来了特别的注意。每个街角都有一伙流氓，他们盯着我，像是要寻衅滋事。我的官方身份（美国驻中美洲的代办）也让我成了怀疑的对象。因为在那些不光彩的战争中，他们感觉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看，感觉英国、法国、美国都在密谋攫取他们这个有意思的国家。我本来打算去拜访一下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但我又担心会受到羞辱或者陷入让我无法脱身的困境，于是我还是回到了我的住处。

靠别的仆人们帮忙，尼古拉斯找来两个愿意跟随我的男人。但我不喜欢他们的样子，我甚至不愿意告诉他们我打算何时出发。就在我正不知该如何处置他们的时候，向导来了。他劝我明天不要出发，因为明天早上会有500名已经待命多时的士兵要出征去攻打圣萨尔瓦多。这真是一个最让人堵心的消息。我可不愿意跟他们一道旅行或是在路上碰到他们。后来我想到他们行军的速度要比我们慢，于是我就让向导去问清楚他们出发的准确时间。我想着提前2个小时出发，赶在他们前头。尼古拉斯和向导出去饮骡子，但很快他们就急匆匆地赶了回来，说哨兵们正在满城地拉壮丁，抓骡子。他们刚才已经在附近一个神父的院子里拉走了他家的3头牲口。听到这个消息，这家的太太下令所有的门都上了锁，钥匙全交给她。距离天黑还有1个小时，我们就已经全被关在屋里了。我那可怜的骡子们也没喝上水。

大约8点钟，我们听到街上传来了骑兵的脚步声。我们挤在门洞里，看到外面约莫有600多人。行军的队伍占满了街道。没有音乐，没有口号，没有挥舞的手帕，没人以这些方式为他们加油。因为没人把他们当做是这个国家的保护者或是荣誉之路上的冒险家。他们趁黑行军，还光着脚。这让人觉得害怕，觉得他们鬼鬼祟祟的。他们这似乎更像是一伙儿叛贼出动，而不是共和国的士兵在行军。

我那个赶骡子的伙计到了第二天天亮才回来。我们也真是不幸。因为他听说部队肯定还要有一个更不光彩的出征。事情是这样的：莱昂方面派兵进驻洪都拉斯，已经花一笔军费，但格林纳达方面却拒绝支付它那一部分的军费。因为依据宪法，它只能为保卫自己国家的边境花钱。依法办事，这没问题。但莱昂方面却钱也花了，仗也打了，而且它还加强了它的军事实力。为了不引起格林纳达方面的注意，莱昂当局要求部队向圣萨尔瓦多进发，他们也确实是在去往圣萨尔瓦多的路上出发的。但到了半夜里，他们就转了个圈，取道去了格林纳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已经够糟糕了，但在这里，那把已经将首都烧成一片废墟的内战之火又在国境之内被重新燃起。这次出征的结果如何，我后来没再听说。但是格林纳达对来犯的敌人浑然不觉，又没有武器，应该是在刺刀的胁迫下付出了按照宪法它不该支付的费用。

出了莱昂城，再次骑上我的骡子，我觉得呼吸都变得更加自由了。尼古拉斯听说在雷阿莱霍有一艘去哥斯达黎加的船，受此引诱，他愿意继续跟着我走。而我则希望能够找到一艘去松索纳特的船。

莱昂大平原比我们来时更美了。对于这些蒙受上天眷顾却不知感恩的人们而言，它实在太过美丽了。在它左边，还是那道将它与太平洋分开的低矮山脊。在它右边，则是以别霍火山为终点的科迪勒拉大山系。

当听到身后有人在喊“先生”的时候，我已经出了赤楚帕村了。转过身，我看见村里的各色人等都在挥动手帕，有一个女人正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过来。她手里拿着我落在吃早饭的那所房子里的一块手帕。我刚要继续走，一位外表体面的绅士拦住了我。他对自己的冒昧之举表达了十分的歉意，然后就跟我讨一个5分钱的镍币（相当于6便士）。我给了他一个。他接过去仔细看了看，又递了回来，说“这个花不出去”。我们在付钱的时候，当然经常会遇到有那么两三张钞票被退回来要求更换的情况，我一般会加以拒绝。但因为在这片土地上事事都是反的，所以乞丐们挑挑拣拣似乎很正常。于是我就又给了他一个。

布里奇斯先生家是我这段行程的终点。他是个英国人，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某个岛屿。他在这个国家已经居住多年，而且娶了一位莱昂城的小姐。考虑到这个国家当前的动乱，他现在自己的大庄园里住着。这里的土壤很适宜种植棉花和糖料作物。布里奇斯先生说，在这里50个人生产出的糖要比群岛上200个人生产的还要多。但问题是印第安的劳动力很不可靠。这里有布里奇斯先生与他夫人的善意，有大庄园生活的壮美野意，我本可以心满意足地住上数日，但我只是留下来吃了一顿晚饭。饭后布里奇斯先生陪我前往奇南德加。

和往常一样，我的第一要务就是为下一步的旅行做好准备。之前我所走的路线基本是沿着太平洋的海岸线。现在走完了这一段，我就来到了蔻查瓜海湾的边上。这个海湾在大地上挖了一个巨大的缺口。通常人们会自己乘坐邦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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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海湾，同时让骡队走陆路绕过海湾。有人劝说我这后一项的安排会有危险。因为洪都拉斯的军队正朝着圣萨尔瓦多行进，他们会把骡子抢了。要是我自己押着骡子走，到时候或许还能救下它们。但那将是一段为期6天的旅程，而且要穿过一个如此荒凉的国家，还必须得带上骡子吃的饲料。往前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我感觉自己有必要省省力气。而我又不愿意去冒丢掉了骡队的险。于是我就派了一个向导去埃尔别霍找住在那里的邦戈船主，让他去雇一条最大的邦戈，并说服船主下决心冒险给我运送骡子。第二天早上这个向导回来了，他找了一艘能在当天晚上准备到位的邦戈。船主还让他带信：这次航行的风险得由我自己承担。

我不得不再等这一天。早饭后我出发前往雷阿莱霍。在路上我遇到了英国副领事福斯特先生，他正要来看我。现在，他调转马头，先带我去看一批机器（或者说一座棉纺厂）。关于这座工厂，一路上我听了很多传闻。据说这是这个国家唯一的一座棉纺厂，由我的同胞希金斯先生出于事业心兴建。后来他觉得这座工厂没有达到他的预期，或者这个国家有其他的理由让他觉得讨厌，于是就把它卖给了唐·弗朗西斯科和福斯特先生。他们对工厂的盈利前景充满希望，认为只要产品有市场，就能吸引人们来工作，并且带动当地种出足够满足欧洲出口市场的棉花。这个心神涣散的国家的资源真是不可计数。和平和工业将会为它打开水量丰沛的财富喷泉。我毫不怀疑这家工厂将为它影响所及的整个区域带来安定和富足。

我陪着福斯特先生来到雷阿莱霍。这段路骑马只用了半个小时。哈里斯说这里的港口可以容纳1000艘舰船。但它还在二三里格之外，我没法过去参观。雷阿莱霍小镇被一片浓密的森林包围，镇上有两三条街，低矮的房子摇摇欲坠。当初，阿尔瓦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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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同伙发现了这里，他们停下了脚步，没再继续远征秘鲁。但因为此地离海太近，容易遭受海盗侵扰，所以这里的居民搬往内陆地区，发现了莱昂。

天黑时我们回到工厂，然后唐·弗朗西斯科又陪我来回到了奇南德加。一回来，迎接我的是船主送来的口信儿：他答应租给我邦戈，是认为我已经拿到这个国家领导人的登船许可。因为按照最新的命令，没有领导人的许可，任何人不得上船。如果我没有许可，他是不会租船给我的。当初，我穿过荒野上的一条国境线进入这个国家，没有一个人要查我的通行证。读者们或许还记得，我为何没去拜见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而且我在莱昂的时候也没不知道该走陆路，还是要横渡海湾。我当时以为等到了登船的港口，我就能得到所需的一切。现在我可是心烦得不得了。唐·弗朗西斯科派人去找了镇上的指挥官。这道命令还在他的手中，还没发往港口。我们得请他答应把命令压下。

第二天一早，我上了一辆牛车，车上拉着行李和一堆骡子在航行中要吃的谷物草料。我们愉快地走了1里格的路，来到了别霍。这是尼加拉瓜看起来最体面的城镇之一，而船主家的房子又是这里最大的房子之一。他家屋里摆了两张由在利马的北方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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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商制作的桃心木沙发、两面装镀金框的镜子、一座法国钟、一些金漆藤屉的椅子和两张波士顿摇椅。这两张大摇椅堵在屋里，要走过去简直就像是得去绕合恩角。唐·弗朗西斯科去找指挥官。很不幸，他已经直接接到了政府的命令，不敢放我通行。我又亲自和福斯特先生过去找他。但这道命令要求很明确，没法通融。我又陷入了忧愁。后来我利用自己的官方身份，改善了一下局面，福斯特先生也提供了热情的帮助。他向指挥官保证放我出海这事不会损害到他，又派专使马上去莱昂找国家领导人去补一张通行证。就这样，经过了1个小时的折磨，指挥官终于同意放我上路。

我没在此地久留，告别了唐·弗朗西斯科和福斯特先生，我就出发前往港口。这段路有7里格长，要穿过一片原始森林。我在路上赶上了我的邦戈船夫。他们几近赤裸，由领航员打头排成一列正向前走。每人背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玉米饼和这次航行用的补给品。2点半，我们到了纳克斯科隆港。这里有一座孤零零的棚屋，里面有个女人正在淘洗玉米，地上还有个光腚的小孩挨着她。这孩子的脸上、胳膊上、身上都化了脓。这真是一副穷困腌臜的画面！再往前是一片泥泞的大平原，中间是一条运河。河的一侧有一道干的路堤。那上面的泥巴被太阳烤干，晒得白花花的。这条沟里停了几艘邦戈，船身高出水面很多，也干巴巴的。它们给这幅画面又添了几分丑陋。不用在此久留，想想我真是感到非常满足。但这时那个可怜的女人放下了洗玉米的活儿，用一种似乎很高兴有机会能让别人和她一样倒霉的嗓音尖声叫道：有个从首都派来的卫兵带来了命令，不许任何没通行证的人上船！这个卫兵驾了一艘独木舟顺流而下，去找一艘试图无证出海的邦戈去了。我沿着运河河堤往下游走，希望能在他回来时单独遇上他。太阳灼热逼人。我路过一些邦戈，船夫们都问我有没有通行证。走到运河的尽头，我看见在一棵大树的树荫下有两个女人。她们已经在这里待了3天了，等着一个伙伴去莱昂办一张通行证。

过了一个多小时，那个卫兵才出现。我的鹰形帽徽把他镇住了。我给他讲了我的故事。每听完一件事，他都会说“是的，先生”。但当我提到要上船时，他却说“先生你没有通行证”。那天下午我的苦恼和焦急的全部细节，在此我就不再一一强加给读者们了。派向导去莱昂领证，将让我陷入无法忍耐的等待之中。而且他会在途中遇上很多困难。唯一能让我心里踏实的法子，就是我自己再回去。但这已经是我在这个国家最长的一次旅行了，这中间我没做过任何休整。再往前走可能会遇上战争，而滞留4天的话更会让我卷入其中。（实际上结果证明，有一天我摊上了这样的事。）我跟着卫兵走回那座棚屋，我把我的证件拿给他看。我自打出国上路以来，还没像现在这么焦虑过！我那一大捆证件可能是他所见过的最多的，上面的印章（尤其是我国政府的护照正本上的）也可能是他看过的最大的。我把他们的政府和我国政府放在一起说，以显示二者之间关系友好。我还试图让他充分意识到我的重要身份。但这些他都听不懂。我就是跟他用英语讲欧几里得的第五公设问题，效果也不会比这更差。这个可怜人几乎和我一样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后来有几次他表示了赞同和让步。最终，我给了他一封信，向他许诺了福特斯先生和别霍镇指挥官会保护他，他才终于同意让我的邦戈出海。

离天黑大约还有1个小时，我们下到河边运骡子上船。我的邦戈在运河最里头，这时候潮水已经上涨，所以它也浮起来了。我们从那头灰色的母骡子开始，将绳索套住它的腿，把它放倒，再把它的腿捆到一起。然后船夫们试图把它整个抬起来，架到邦戈里去，但没能成功。他们又拆下船舵，把它斜靠在船舷上，然后把骡子顺着它往上拉，再倾斜船舵，让骡子滑进船中。这期间，那个卫兵一直站在一棵树下看着我们。估计他心里充满了疑虑和可怕的不祥预感。他们又用绳索套住那头公骡子的腿，一前一后拉绳索上的两条拽绳。骡子被拽倒，但是已经接触不到它原先踩着的地面了。骡子使出吃奶的力气挣断了绳索，又站了起来。男人们又试了一次。这回成功了。但是这两头骡子并肩站着，船上已经满满当当。我不得不把那头驮行李的骡子留下。我给卫兵点钱，让他把骡子交给福斯特先生。但骡子最后有没有被送到他那里，我就没再听说了。

别的邦戈的船夫们也给我们帮了忙，于是我请所有人吃晚饭，喝白兰地。那个卫兵在小棚屋里给大家备好了这些。吃完喝完，全体人员的精神状态都不错。他们又开始往船上搬行李。那些滞留在此的人发起了牢骚。一个新面孔进了棚屋，说他是直接从普韦布洛来的，然后就在我耳边上嚷嚷起那道可恶的命令。听了这些，那个卫兵又反对放我出海了。对于这最后的干扰我极为恼火，毫不客气地把这个新来的人轰出了棚屋，然后告诉卫兵这事已经定了，谁也别拿我打哈哈。然后我掏出枪，告诉船夫们跟我走。我之前已经看出来了，他们心情不错，士气高涨，我可以依靠他们。卫兵和那些被迫在这里等着的人也都跟着我们。我的伙计们都喝多了，他们将所有的反对置之不理。只一推，这艘邦戈便离开了河岸。就在船身划出的一瞬，一个陌生人出人意料地跨上了甲板，又在黑暗中滑到了遮盖骡子的雨棚下面。我吃了一惊，有些气愤，因为他事先并没请求我们带他离开。我突然想到，他可能是个会危害到我的党徒。但是送他回去的话，又可能招致新的麻烦。而且，他可能就是个逃命的可怜家伙。所以这事我还是装作不知道的好。就在我疑惑之际，岸上有个男人喊道：莱昂来了50名士兵。四下一片漆黑，我什么也看不见，我的人轻蔑地喊了一嗓子算是作答。

这期间，我们一会儿顺流急速而下，一会儿挂上树枝绕着它们打转儿。骡子都摔倒了，雨棚也被挂掉了。就在这黑暗和混乱之中，我们还猛地撞上了另一艘邦戈。这一撞晃得我们挤作了一团。我以为我们得翻了船。船夫们哄笑着站了起来。这是个糟糕的开始，但此时我还在为能够离开港口而感到狂喜，而且这一幕本身也很刺激。船夫们各归各位，把桨划得很猛，仿佛是要把这艘老邦戈抬出水面。他们边划边喊，仿佛黑暗幽灵被放了出来。领航员守着舵安静地坐着，不说话，和这夜一样黑。船夫们的放浪戏谑偶尔会在他的脸上勾起一丝笑容。歇过一会，他们又像先前那样猛划起来。忽然，有一根桨折了，划桨的人向后跌倒。他们把这艘邦戈划到了树林里，然后攀着树枝上了岸。砍刀的嗖嗖声夹杂着笑骂响彻树林，他们真是我在中美洲遇到的最吵闹的一伙人。他们砍倒很多小树，才找到他们想要的那根木头。这样折腾了大概1个小时，他们回到船上，将被扯破的雨棚又重新整理好了。这时候他们清醒多了，安静地划着桨，顺着黑暗中的河流往下游行进，一直到1点钟我们才抛下锚。

这艘邦戈大约有50英尺长，5英尺宽，5英尺深，是由一棵瓜纳卡斯特大树的树干整根挖成的。它的底儿是圆的，上面是一个用席子和牛衣搭成的遮阳棚（也是雨棚）。这种圆棚子和市场大货车上的棚子很像，能遮住船尾这端10英尺的船身。除了船身两侧的6个座位属于桨手，整个邦戈的前部也都得给船夫们。事实上只有棚子遮住的这一部分船身算是我的地盘。而在这里，骡子和往常一样还是我的房客。这实在是有点太挤了！它们并排站着，缰绳系在第一条长凳上。船底是圆的，所以它们站不稳。船一有起伏，它们就得挣扎着稳住重心。它们的“高跟鞋”和原木的尾端（或者说是邦戈的船尾）之间就是我的睡房。尼古拉斯既担心滚到骡子中间，又不敢到船夫那里去找个位子，而他又不能爬上雨棚去，所以处境很窘迫。于是，我把骡子的头靠着长凳拴紧，又让尼古拉斯待在靠外的地方，好在骡子踢腿时首当其冲，然后就倚着邦戈的船尾睡着了。

7点半，我们起锚（或者说拉上来一块大石头）划桨开船。我的船夫们穿马裤的方式很特别。他们先把它扯开，叠成约1英尺宽、2英尺长的布头，再把它像个小围裙似的扎在他们挂砍刀的皮带上。9点钟我们到达了河口，并在这里扬起帆。这会儿风刮得正好。阳光灼人，可棚子下面又热得让人无法忍受。我们沿着海岸线航行，11点钟来到了科西圭纳火山对面。这是一条绵长的黑色山脉。它的下面还绵延着另一条山岭。再往下就是一片一直延伸到海边来的广阔平原，上面布满火山岩。风吹向我们。为了挨过这片海岬区，船夫们下水去拖邦戈。因为这片海域可能会让我们无法脱身。我戴上一个宽大的草帽防晒，然后也跟着他们下了水。海水让人感觉很爽快。这时候有个船夫将沙子从海岸上挖到船里，填平圆形的船底，好给骡子们垫出个落脚的地方。到了1点钟，我们还没渡过海岬区，于是就抛了锚休息。船上的人很快都睡着了。

醒来时我发现领航员的大腿正搭在我肩膀上。这真是个不雅的姿势，好在没人看见。在我面前就是科西圭纳火山和山下的火山岩旷野以及荒凉的海岸。放眼望去，除了我和这几个睡着的船夫，没有一个别的活物。5年前，在埃特纳火山脚下的地中海岸边，我在一份报纸上读到了关于这座火山爆发的报道。我当时可是一点都不想见到它。那是历史上最恐怖的一次火山爆发。它的声响惊动了400英里以外的危地马拉人。而在800英里之外的牙买加金斯顿，人们还以为那是遇难海船发出的信号枪的声音。在这里，自然的面貌全变了：火山的圆锥形山体消失了；取而代之出现的是一座山和一片一直延伸到大海的火山岩旷野；一座和造物一样古老的森林完全消失了；两座岛屿在海上形成；很多沙洲被发现，其中有一个上面还有一棵大树倒载着；一条河流被彻底堵住，新形成的河流朝着相反的方向流去；7个受雇于我这艘邦戈船主的船夫被从船中掀了下去，逃向大海，从此再无音信；野兽们嚎叫着逃离了它们在山中的洞穴。雪豹、美洲豹、蛇逃到了人家里寻求庇护。

那场火山爆发发生在1835年1月20日。那一天，萨瓦赫先生正在120英里之外的圣米格尔火山山坡上找牲口。8点钟的时候，他看到一片金字塔形的浓云在南方升起，还听到了一种像大海咆哮似的响声。很快，团团厚云被明丽的闪光照亮。那种玫瑰色的叉状闪光时明时暗，他以为那是一些与电有关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出现得越来越快，他的伙计们被吓坏了，说这是一场毁灭，世界末日就快到了。但很快，他自己找到了满意的答案，这是一次火山喷发。因为科西圭纳火山当时是一座安静的大山，没人怀疑山中还有地下的烈火。他以为这是底格里斯火山在喷发。等他回到圣米格尔城里，骑马经过3个街区，就感到了3次强烈的地震。居民们吓得惊慌失措。鸟儿们在街上横冲直撞地飞，被灰尘迷瞎了眼，摔死在地上。到4点钟，天已经非常黑了，就像萨瓦赫先生说的，他伸手不见五指。人人都得秉烛而行，但黯淡模糊的烛光只能照亮几英尺远。这时教堂里已经挤满了人，后来的连半个人也挤不进去了。圣母玛利亚的神像被抬到了广场上，然后又沿着大街游行。居民们举着灯烛火把跟在后面，参加这次悔罪游行，哭喊着哀求上帝饶恕他们的罪孽。钟在鸣响，游行正进行着，又发生了一次地震。这次震动时间长而且十分猛烈，把游行队伍中很多正在走路的人抛在了地上。黑暗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11点。到这时候人们就能看到点太阳了，但那太阳仍然昏暗模糊，没有一点亮光。地上的灰尘有4英寸厚，树枝被上面积的灰尘压断，人也被灰蒙得无法辨认。

随后萨瓦赫先生离开这里前往他在松索纳特的大庄园。当晚，他睡在了路上遇到的第一个村子里。到了凌晨两三点，一声巨响将他惊醒。那响声就像是炸了一记最可怕的雷，就像是有1000门大炮在开火。这就是惊动了危地马拉人的那一声巨响。听到它，危地马拉的指挥官夺门而出，以为军营遭到了攻击。它还一直传到了牙买加的金斯顿。（一开始人们可能会以为一场地震没什么特别值得害怕的。但是，这次地震施加给震区的威力，是有史以来最大的。）

傍晚时分，我的船夫们都醒了。此时正是顺风，他们都默默地料理活计，吃晚饭。然后他们升起了帆。大概到了12点，他们非常好心地安排我去舵柄下面领航员的长凳上休息。我终于可以伸一伸腰了。等我醒来时，我们已经过了底格里斯火山，来到一片多岛的海域。这里的岛屿比希腊的还要美。风已经息了，船夫和桨手们玩了一小会儿就抛下那块大石头开始睡觉了。在棚子外头，太阳的热力能把人晒蔫，而在棚子下面，密封的空间又让人透不过气来。而我那可怜的骡子们自从上了船就没再喝上过水。当初为了能离开港口忙得晕头转向，等到要走了，我才想起这事。但彼时彼处又没有容器能装水。我让船夫们打了个盹就把他们叫了起来，然后许给他们一份奖励，鼓励他们拿起桨赶紧划。很幸运，在他们觉得累了之前，刮起了小风。到了大约下午4点钟，我们又将大石块抛在拉乌尼翁的港湾中。对面就是拉乌尼翁小城。港湾里还有一艘船抛锚停着。这艘来自智利的捕鲸船，遭到了扣押并被报废。

这里的指挥官唐·曼努埃尔·罗梅罗是莫拉桑手下的一员老兵。他急切地盼望彻底退出公共生活，但现在还在继续任职。因为他在这个海峡当官，对于他的恩人和朋友很有用。他之前听说过我，对我也很重视。这让我想到了自己的官方身份。其实这一点别人极少会忽略，但我自己有时会忘了。他邀请我在拉乌尼翁逗留期间去他家里做客，但他告诉我的消息却让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原来，莫拉桑将军几天前才到这个港口，送他的家人去了智利。他一回到圣萨尔瓦多，就打算直接出兵去攻打危地马拉。

靠急行军我或许还能赶上他，然后在他部队的护卫下继续前行。而且我凭运气没准还能避开战场，或者能靠着我认识卡雷拉这一点穿过封锁线。幸运的是那艘报废舰船的船长也想去圣萨尔瓦多，他答应明天和我搭伴上路。

我在这里还遇上另外两个外国人，他们是洪都拉斯的艾队长和一个黑白混血儿唐·佩德罗。他们二人都对我都彬彬有礼。那天晚上，我和前面提到的那位旅伴过来找他们，很快就有人提议玩纸牌。关上门，摆上酒，他们用达布隆
(4)

玩起了蒙恩特
(5)

。艾队长和唐·佩德罗极力撺掇我也加入他们。看到我起身要走，艾队长把我拉到一旁，就好像他知道有一个理由准能让我留下。他跟我说，我要是想弄钱，那他就是我的朋友了。另一个唐·佩德罗说他自己尽管不富裕，但心大量宽。他很高兴能认识我。他以前曾有幸在巴拿马认识一位领事。以后我无论有什么事，都可以去找他帮忙。赌博是这个国家的一大恶习，而生人最容易被拉下水。那位报废船只的船长就在圣米格尔掉进过那么一个圈套。这二人来这个港口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骗他钱。那天晚上，他看出了他们在耍花招，于是告诉他们他在智利学过刀法，能把刀使得和他们一样好。他把手杖搭在那位曾有幸结识领事的先生的肩膀上，打散了这场聚会。对于佩剑的人我们怀有一种旧式的尊敬，但是这种感情在中美洲已经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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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洲的一种大型独木舟。

(2)
西班牙将军和殖民地行政宫。

(3)
指美国北方人。

(4)
古西班牙金币。

(5)
始于西班牙的纸牌赌博游戏。

03

第二天下午5点，我们出发前往圣萨尔瓦多。唐·曼努埃尔·罗梅罗替我向所有政治人物写了几封介绍信。这位船长的名字也被添到了我的护照上。

我得向读者们介绍一下我的这位新朋友了。安东尼奥船长今年30岁出头。他带领一伙儿后来叛变的船员，驾驶一艘漏水的船，出海6个月来捕鲸。他们穿过太平洋，驶向美洲大陆。到达拉乌尼翁的时候，他船已经进了七八英寸的水，一半的船员已经戴上了镣铐。在形势把他逼上中美洲的海岸之前，他对中美洲一无所知。为船只办理正规的报废和出售速度很慢。等手续的时候，他正遇到莫拉桑将军在一群官员的陪同下来到港口送他的妻子家人登船去智利。船长结识了他们，并通过他们了解了这个国家这一边的政治情况。这天晚上，我们沿着一座高山的山脊骑行。他告诉我，他们已经任命他为陆军中校，所以他要去投奔莫拉桑将军，加入他的队伍去攻打危地马拉。他的船已经打出了广告出售。他也已经给雇主和妻子写信讲了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在这个港口待得很烦，和莫拉桑去打仗是他唯一能够离开的机会。他喜欢莫拉桑将军，他喜欢这个国家。要是莫拉桑打赢了，就会有好些空闲的官职和无主的财产。而这些东西，有的还挺值得拥有。从捕鲸到从军打仗，他完成这一转变的沉着劲头，不输于一个由伐木改行去做报纸编辑的北方佬。这事虽然和我无关，但我还是劝他最好不要这么做。到时候他挣不到什么荣誉，属于他的那份炮轰、弹打和剑砍，他倒是得领得足足的。以后要是莫拉桑赢了，他就得拼了命去争夺自己的那份赃物。要是莫拉桑败了，那他一定会被枪决。他说这些事他都考虑过了。他要在入伍前亲眼去看一看圣萨尔瓦多。

10点钟，我们来到圣阿雷霍村，在一所非常舒适的住所前停下了脚步。这里的人们听说洪都拉斯人要入侵，都处在一种惶恐不安的状态之中。

第二天一早，我们带了一个新的向导上路出发。出村走了一小会儿，他指着一个地方说，他的叔叔一年前就在这里被人劫杀了。强盗中有4个人被抓获。镇长让被害人的亲属押着他们去圣米格尔。他还下令说如果他们不听话，押送人员就毙了他们。结果，押送人发现他们到了这个杀人的地方很不听话，于是就在这里把他们枪毙了。到8点钟，我们看到了圣米格尔火山。下午2点，我们进入圣米格尔城。骑马走在街上，我们路过了一座大教堂。它的前立面的墙已经倒了，能够看到室内墙上的壁画和一个40英尺高的祭坛，内部的圆柱和镀金的雕像也都暴露在外。一路上我们都在听人谈论这场战争，这座城市也处于一种躁动不安的状态当中。洪都拉斯的部队往这进发，此时已经到了12里格之外，而这里却没有士兵可以御敌。因为部队都被调去参加莫拉桑的远征了。很多市民已经逃走，这座城市的人口现在减少了一半。剩下的人也正准备躲起来或是逃跑活命。我们来到约翰（或者说唐·胡安·丹宁）家。他是来自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人，曾经将一艘武装过的双桅帆船卖给联邦政府。封锁奥莫阿期间他还曾向这个政府毛遂自荐过。在这个国家结了婚，又在他的大庄园里生活了几年，但他却感觉厌倦了这里的生活。现在他家的房子已经荒凉斑驳，家具和贵重物品也已经藏了起来。他岳母—一位老夫人留在这里守着这所空房子。没人想要抵抗。船长从一位最受尊敬的市民那里买了一把嵌银的剑。那个人手里提着一小箱银子，正在将他那些没用的饰物换成钱。他指着院子里的一幢好房子毫不脸红地说那是他的抵押物。

船长为找骡子大费周折。他有两个巨大的行李箱，里面装的除了行李，还有一些秘鲁金链和大量其他的黄金饰品。实际上，这就是他的全部家财。晚上我们步行来到广场上。裹着披风的男人们正在这里三五成群地低声讨论敌人的动向：他们今天又前进了多远，他们还需要多久走完剩下的路，该什么时候逃跑……回到住处，我们把两张光板床并作一张。当地人这时正在四散而逃。一想到今天晚上肯定不会被人打扰，我们就忘掉了他们的麻烦，美美地睡着了。

因为骡子实在难找，第二天我们到了10点钟才出发。此时正值中美洲最热的时候。虽然知道在大太阳底下暴晒很伤身体，但我们也没有再等。洪都拉斯的军队就快要到了。每时每刻都有关于他们最新动向的传言。赶在他们前面对我们而言极其重要。我们应该加快速度。

在这次仓促的旅行中，我们要穿越中美洲最富庶的圣萨尔瓦多邦。它沿着太平洋海岸线绵延180英里，出产烟草以及世界上最好的靛蓝和香膏。此番我们要经过山川河流、幽谷深峡以及圣米格尔、圣韦斯特、圣萨尔瓦多三座火山。这三座山非此即彼，始终不离我们的视野。地面上到处都是火山岩，道路一连几英里都是在火山岩碎石的路基上面绵延。这让人觉得这里的太平洋海岸，整个就是压在地下烈火上的一道巨拱。

自从独立以来，圣萨尔瓦多邦就是坚守自由主义原则的中流砥柱，全国上下面目一新。它超脱于偏执和迷信，在物质和精神力量方面都取得了其他邦国所没有的进步。圣萨尔瓦多人说，保持共和国的完整是国家的荣耀。他们是唯一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群体。

第二天下午，伦帕河进入我们的眼帘。此时，它已经是一条流向太平洋的滚滚大河。而在三个月前，我在埃斯基普拉斯山中见到的它，还只是一条涓涓细流。唐·卡洛斯·里瓦斯
(1)

在这里赶上了我们。他是洪都拉斯自由派的一个领导人，这时正想抢在他们国家那些为党派效命的士兵前面逃命。后来我们下到河沿上，顺着它穿过了一片野树林。这片树林曾遭到过旋风的扫荡，树木现在还保持着它们倒下时的姿势。这条河谷在交叉口的地方有1英里半宽。时值旱季，河这边是一片广阔的沙石河滩。我们骑马来到水边，呼喊对岸的船家。这时候别的队伍也来到了这里。他们全是逃跑的难民。唐·卡洛斯的妻儿老小也在其中。我们在河岸上挤作一团。那艘船终于来了。装上16头骡子以及鞍子、行李还有尽可能多的男人、女人、小孩子，船又开往对岸。留在岸边的人和东西比上了船的还多。一直到夜里我们才过了河。河这边的小屋和棚子里都挤满了难民。树下那黑乎乎一团团的，也是一家一家的人。男人女人都从窝棚里爬出来，相互庆贺他们已经和敌人隔了一条伦帕河。夜里我们就在岸边躺在自己的行李上睡觉。次日天亮前，我们就上马出发了。

当天晚上，我们夜宿圣韦斯特。第二天早上，船长和一位因病未能与莫拉桑出征洪都拉斯的军官搭伴，带着行李先走。我则与奥亚斯上校绕道去参观圣韦斯特火山的“地狱一角”。经过了火山脚下的一片美丽平原，我们把牲口留在一个小屋里，然后自己走了很长一段路来到深谷中的一条溪流旁。溯流而上，我们来到紧挨山根的溪流源头。泉水温热，尝起来有股子硫酸味。泉岸上结了一层硫酸盐和硫黄粉的硬壳。在离源头一二百码远的地方，泉水聚成了一个小潭。那里面的水温要比我的列氏温度计的最高值还要高。我们还在好几处地方听到了地下的声响。靠近峡谷尽头，在一侧的岩壁上有一个直径约30英尺的洞，沸水带着一种可怕的噪音从那里面凌空喷出。这就是“地狱一角”。当地人说最轻微的空气搅动甚至是人的声音，都能让喷水的噪音变大。我们凑近倾泻而下的水流喊了几次，然后盯着那个可怕的洞口看，侧耳听。在我的想象中，那种噪声确实变得更大更凶，沸水也应声喷得更高了。然后，奥亚斯上校就领着我来到了一条道路上。从那里我看到脚下的这条路像一条白线穿过一座高高的青山。他告诉我圣米格尔的居民有很多都逃到了圣韦斯特，洪都拉斯的军队到了那里就会被击退。我们就此告别。我真是一点都没想到会这么快就和他又见了面，而且是在这样一种令人沮丧的情况下。

我在一个村子里赶上船长。他已经在那备好了早餐。那天下午，我们来到了科胡特佩克。这座美丽的城市两天前还是临时首都。它位于一座矮小的死火山脚下。小山那青翠的山坡，只被一条蜿蜒的道路划破了一道儿。山顶上是一座军事要塞，莫拉桑把它当做最后的集结地。一旦兵败，他就在这里倒在共和国的旗帜之下。

第二天1点钟，我们来到了圣萨尔瓦多。进入一座漂亮的大门，穿过长满果树、花树的郊区，人们很难注意到这里房子的破败。再往前，我们看到了成堆的垃圾，看到了那些前立面的墙都已开裂倾圮的大房子。这都是那场大地震留下的印记。它重创了这座城市，以至于它都不能再作为政府驻地。那一系列的地震是在10月3日开始的（我乘船去那个国家的同一天），之后的20天里大地战栗不安，有时24小时之内会有15到20次的震动。其中有一次震得很厉害。查特菲尔德先生告诉我说，他卧室里立着的一个瓶子都被震倒了。当时大多数的居民逃离了这里。那些留下来的，也睡在自家院里的席棚下面。每座房屋都或多或少受到了破坏。有的被震得不能再对外出租，还有很多已经被震倒。就在两天前，副总统和联邦政府、邦政府的其他官员受形势所迫，回到了他们这座破败的首都。此时大约是下午1点钟，天气相当热，路上也没有树荫。街道孤寂，住宅门窗紧闭，广场周围的商店都关了张，妇女们做生意的小席棚子也被废弃了。这里居民们忘记了地震，忘记了正有一支敌军朝他们逼近，他们在睡午觉。广场的一角上有一座用树干建成的防御工事，看起来就像印第安人的堡垒那么粗陋。军队在这里装备了大炮，准备为保卫这座城做最后的努力。军营的走廊下有一些士兵在睡觉，门口有一个卫兵来回踱步。我们向他问了问路，然后拐过广场的这一角，来到了唐·佩德罗·内格雷特家。唐·佩德罗当时正担任英法两国的副领事，是这个首都唯一的一位外国势力的代表。

这个国家的自由党以前是外国人的朋友和支持者，现在他们却对外国人（尤其是对英国人）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感。这也是这次倒霉的革命所表现出的特点之一。他们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变，很明显是因为英国人占领了洪都拉斯湾中那个可怜的小岛—罗阿坦岛。

圣萨尔瓦多每周发行的小报上，通篇都是煽动性的文章。这些文章反对英国人，反对他们的强夺和野心，反对他们将中美洲共和国列入他们新开疆土的不公正计划。他们这是在拼命地努力通过唤起对外国人的民族性偏见，来保持对另一个党派群体的毁灭性威胁。圣萨尔瓦多与克萨尔特南戈是联邦政府仅存的两个邦国。它们先前在8月份签署过一份联盟条约。从条约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情绪又有所发展。根据这个条约，双方都同意要求国民大会代表将收复罗阿坦岛的措施置于最优先考虑的位置。在英国将那个岛屿归还中美洲共和国之前，英国商品（包括英国本土和英国企业的产品）一律不准入境（即便由其他国家商人贩运，那也不行）；其他任何国家（哪怕是友好国家）的商品，如果由英国船只运输，一律不准入境。在此，我既不是说他们对这个岛屿提出主权要求不对（虽然英国旗轻而易举地就插上这个岛），也不是要说他们用唯一力所能及的方式来救治他们自认为的一处伤口错了（由于英国没有对中国宣战，这个力量过剩的国家可能正急着让圣萨尔瓦多邦和洛斯拉图斯与自己为敌）。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提出正式申诉或者要求谈判。所以这部条约一经公布，英国总领事查特菲尔德先生就认为它不尊重而且损害了英国政府。他照会副总统要求对方就“联邦政府还存在与否”这一问题给出直截了当的回答。其实这恰恰也是我着急要问的问题。然而他并没有得到答复。后来，查特菲尔德先生又去了尼加拉瓜访问。该邦政府来信请他去调解当时正在交战的圣萨尔瓦多邦和洪都拉斯邦之间的问题，并且通过他请求英国女王保证双方履行签订的条约。查特菲尔德先生就此作出答复，他还提到了他写给副总统的信，并将政府称为“所谓的联邦政府”。他的这封回信被公布了出来。这就增加了所有人对查特菲尔德先生以及外国人的愤怒。人们谴责他们是革命的教唆人和支持者，还就他们的权利和居留特权进行了讨论。最后人们认为，他们不为维持政府花钱就能享受政府的保护，这不公平。于是在收缴一项新的强制性国债时，外国人也被包括在了债权人的范围之内。政府还下了一道专横的命令，要求不交钱的外国人必须在8天之内离开这个国家。听到这个消息，外国人大为恼火。但他们在这个国家人数很少，而且他们中大多数人所做的生意一旦离开就得毁了。所以有些人被逼无奈交了钱。其中也有两三个人之前就想离开，现在遇上这事，他们就走了。他们说自己是受害者，还威胁说他们国家的政府会报复联邦政府的，说有一艘英国军舰很快就要来。英国人乔尔格先生拒不交钱。当局下令给他一个护照叫他离开这个国家。唐·佩德罗·内格雷特作为法国的副领事还兼管着英国的外交事务。他向政府提交了一份抗议书。那位副总统对此作出答复。他的信（虽然只是一部分，但非常真实）既道出了这项法令的基础，又表现出了当时的情绪状态，所以我还是在此把他的原话提供给大家：“不为政府增加财富，却要求它来保护你的财产，作为身在野蛮国家（他们这样称呼这些国家）的外国人，他们不应期待享有这样的特权。像我们这样的新国家，社会动荡导致我们无法开启本国的政治事业。如果有外国人在某次社会动乱中蒙受了损失，他们立刻就会向本国政府求援。尽管他们来我们这些国家投机，不是不知道存在风险，但是我们这些穷国的政府，还是得双倍甚至三倍地赔偿他们的损失。这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不公平的。他们不屑于拿出一点点的借款，来帮助我国政府购买一些目前需求最迫切的物品。这时作为政府应该怎么做？那就是，告诉他们：‘我保护不了你的财产，你带着它走。或者你也可以从你的财富中拿出一定金额借给我，让我有能力保护它的安全。’还有一种可能，要是有一个强大的政党或者说派系（你们是这样叫的）获胜，将你们的财产和我国子民的财产和公共租金一样，作为财政资金的来源，你们肯定会向你们的国家控诉。而贵国就会来封锁我们的港口，让我们这个穷国支付百分之一千的赔款。”

强制借款事件发生时，法国商人莫瑟先生不在这里。根据一份委托书授权，唐·佩德罗是他的代理人，替他掌管货物商品。当时唐·佩德罗拒不掏钱。政府坚持要借，唐·佩德罗坚决不给。于是政府派兵来到了他家。唐·佩德罗说他要升起法国国旗，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说他会把旗扯下来。于是唐·佩德罗被囚禁在了自己家里。他不能和家人见面，由一个士兵给他送饭。直到他的一位朋友交上了他的那份钱，对他的囚禁才告一结束。唐·佩德罗坚称法兰西的尊严在他身上受到了冒犯。政府则说这些行动针对的是作为莫瑟代理人的他，而不是作为法国领事的他。但不管是作为领事还是作为代理人，唐·佩德罗的身体可是承受了这次冲击。这事就发生在我们来的前两天，所以唐·佩德罗这时还在因烦恼忧虑而身染微恙，卧病在床。他的儿子给我们讲了以上这些事（他的讲述还有更多的细节），以此作为对他父亲缺席的致歉，同时解释隔壁房间传来的喊叫声。

晚上我去拜访了副总统。自打我们上次在松索纳特会面以来，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联邦政府的部队已经被派往洪都拉斯。卡雷拉攻占了克萨尔特南戈并且派兵在那驻守。他已经把克萨尔特南戈并入危地马拉，终结了它作为一个独立邦国的存在。所以，目前只剩下圣萨尔瓦多在单独支撑着联邦政府。但就在这紧要关头，比希尔先生站了出来。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一个看起来很勇敢的白黑混血儿）和政府的其他官员都跟随着他。他们知道洪都拉斯的军队正向着这座城市进发，而且尼加拉瓜的部队还很有可能与其组成联军。他们有理由害怕。但是事实却相反，他们都表现出了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决心和活力。在谈话中，他们说到莫拉桑将军正在征讨危地马拉的路上。比希尔先生说，圣萨尔瓦多人民尽管已经非常厌倦战争，但现在他们已经怀着新的热情站了起来。来自各个地区的志愿兵们已经聚集起来。尽管他们挺身而出只是因为内战，但他们都意志坚决。比希尔先生还说，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誓死保卫联邦。如不成功，他们就死在圣萨尔瓦多的废墟之下。听了他的话，我的全副身心为之一振，我还是头一次有了这样的感觉。在这个时代的所有动荡中，我没有看到英雄主义的闪现和爱国热情的高涨，我所见到的都是对于自我保护和自我扩张的热衷。这是一场对于权力和土地的血腥争夺。有时我骑马穿行在这个美丽的国家，看看上天所赋予他们的一切，再看看他们有多不知感恩，我就觉得要是他们能同归于尽，那倒也是一个很好的解脱。敌军入侵国门，自家的兵马在外。面对这样的情况，该邦的领导人们，表现出要么保住联邦、要么死在首都废墟之下的坚定决心。他们调门这么高，我一下子还有些不太适应。他们没有对共和国绝望，洪都拉斯的军队会在圣萨尔瓦多被击退，莫拉桑将军将会拿下危地马拉。当时我们还谈到了这次革命的整体主题。我对这次谈话非常感兴趣，因为我觉得我们讨论的事情关乎生死。现在我讲些什么，都不会损害到参与当时谈话的人了。因为他们后来全遭到了流放，再回来就会被判以死刑。当时他们讲话并没表现出什么残忍血腥的气质（我后来在危地马拉听人们将这些恶名加在了他们身上），但当他们谈到那些算是我私人朋友的绅士们时，却带有很深的恶意。他们说，以前他们是出于仁慈把这些人留下了。然后他们就用一种不会让人产生误解的语调说：他们以后不会再犯那样的错误了。

混乱之中，我要找的政府又在哪呢？靠着一点忽明忽暗的微弱光芒的引领，我已经将这个国家走遍。我没法再隐瞒自己：我命中的危机就要到来了。一切都得指望莫拉桑将军的远征取得胜利。要是他输了，我的差事也就丢了。但在共和国这个最黑暗的时刻，我倒并没绝望。戎马十年，莫拉桑从没吃过败仗。卡雷拉应该也不敢和他交手。危地马拉将会倒下。道德的力量将会在全国出现。克萨尔特南戈将会挣脱枷锁。其他国家那些坚强的少数派也会起来反抗。共和国的旗帜将会再次胜利飘扬。这样一来，我要寻找的政府也就会从乱局中出现了。

尽管如此，要让我在圣萨尔瓦多静静地等着我所要找的目标出现在面前，我却做不到。我还是觉得这事不是那么可靠，结果还很不确定。如果这是一场持久战，那我可能就到不了危地马拉了，也就没有机会利用我的外交艺术来为我的国家服务了。而且那样一来，我就只能像现在这样追寻一个模糊目标，而没有机会做些更有意思的事了。

船长来圣萨尔瓦多的计划落空了，他没能参加莫拉桑的远征。现在他在这个港口也无事可做。他急着去危地马拉处理一批珠宝和其他的东西。而且他对莫拉桑的胜利充满信心，所以他要到那里去拜访他一次，他把宝都押在了莫拉桑的胜利上。

圣萨尔瓦多此时正一片惶恐，要弄到骡子很难。因为，在这个时候让骡队去危地马拉是不可能的。在莫拉桑远征的结果出来之前，没人会踏上那条路。甚至就是让他们去松索纳特，那也需要等上一天。当天我打算将自己暂且从这座城市的喧嚣中抽离出来，去爬一爬圣萨尔瓦多火山。但是第二天上午，一个女人过来告诉我，我们有个伙计被拉夫的士兵抓走了，现在正关在监狱里。我们跟着她来到监狱。管事的官员请我们进去挑出自己的人。到了里面，我们发现自己正置身于百十个比希尔的志愿军当中。从外表和身份来看，他们来自各个阶层。从吓坏了的童仆（被从主人家的门框上拉下来的），到最坏的暴徒，各色人等都有。他们有的在地上睡觉，有的在抽雪茄蒂，有的面色阴沉，有的满不在乎。那群最坏的家伙中有两个恭维我说他们很喜欢我的长相，还管我叫船长，要我带他们去我公司。我们那个伙计没什么雄心壮志。相比于为了每天多得1先令去挨枪子儿，他还有更好的差事可干。但是，没有国家首领的命令，我就不能把他带出去。于是我又立刻去了政府办公室见比希尔先生。我很抱歉为了这么一个目的来找他。因为他此时正对人民拿起武器的热情大加夸耀，而我来的目的和这个监狱里的秘密，正是对他这一番言论做了令人遗憾的批评。但他带着一贯的礼貌，指挥手下人下达了一道恰当的命令，又让他们把我的伙计的名单送到各个拉夫队的队长那里，告诉他们别碰这些人。这一整天都不断有人被抓了带进来，士官们被安排沿街训练他们。下午有消息传来，说莫拉桑将军的先遣卫兵已经打败了卡雷拉部队的一个分遣队。而且他的部队在开往危地马拉的路上还不断壮大力量。接到这个消息，圣萨尔瓦多的广场上燃起了一大堆篝火，所有的教堂都敲响了胜利的钟声。

那天晚上，我又去看比希尔先生。他当时正独自一人。他对结局很有信心，认为洪都拉斯的军队到圣韦斯特就会被击退。所以他劝我再等等。他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马队也准备好了。等一接到莫拉桑破城的消息，他就起身前往危地马拉，并再次在那里定都。但是我却害怕耽搁。于是我们就此分别，相约在危地马拉再见。然而我们再也没有相见。之后的日子里他都在奔波逃命。直到现在他也还是处在流放之中，回来就是死刑。统治危地马拉的政党正在往他的名字上堆积各种恶名。但每次当我回顾自己这次匆忙的旅行，我都从未忘记他这个很不幸地有过做共和国副总统的荣耀的人。

尽管我申报的去向和危地马拉相反，但那天我也是到了很晚才拿到我的护照。船长的名字被加在了护照上面，然而我们对下面行动的意见却有了分歧。我着急赶往危地马拉，而他则不像我这么坚决。另外，我也觉得在一份官方护照上加上一个莫拉桑党羽的名字有所不妥。所以，第二天一早我又来到政务院把护照做了修改。刚拿到分开的两份护照，我就听到街上传来一阵马蹄声。有15到20个男人骑着马冲进了院子。他们浑身是汗、风尘仆仆。我从中认出了佐治顿上校。他骑在一匹高大的马上，外形又如此狼狈，以至于我都差点没认出他来。他们骑马跑了整整一夜赶来送信。洪都拉斯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圣米格尔和圣韦斯特，此时正向着圣萨尔瓦多进军。要不是在科胡特佩克遇到了抵抗，他们今天就能打到这座首都。我已经在这支部队前面跑了4天，而现在，我却因为一时突发奇想，真的要面对战争冲突了！我很后悔我做的安排已经晚了太多。现在我已经没有必要留在这里。我很好奇一座城市被攻占后的命运将会如何。但是不幸的是，此时我的护照已经拿在手中，我的骡队也准备好，我没有任何借口留下。尽管如此，来到唐·佩德罗家之前，我还是下定决心要留下来。等到了他家，我看到船长已经挎好剑，上好马刺，就等着我出发了。我把刚得到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感慨说谢天谢地我们全准备好了，然后立刻就上了马。我说我想留下来。但是他拒绝了。他说他比我更了解那些人的残暴性格，他不想去做无力掌控的事。于是我们这两个生性固执的人经过简短的商谈，得出的结果和平时一样：我们互不相让，我不会走，他不要留。我让他带着我那些驮行李的骡子和仆人骑上马先走，到路上的一个大庄园去等我。我给自己的马卸下鞍子，把我那份胡乱准备的玉米面吃食给了他。

这时消息已经传开，城里一片躁动。没人想要逃走，抵抗的情绪非常普遍。抓来的士兵们被从监狱里带出来，配发了武器。招纳志愿兵的鼓声传遍大街小巷。我从政务院回来的时候看到一个裁缝正在伏案工作。等我再从那儿经过，我就看到他家门口拴着马，他妻子正哭着把他的几支手枪装进枪套，而他在上马刺。后来我看到他在军营前骑着马接过一根带红旗的长矛，然后奔赴前线去投入自己的战斗岗位了。不到2个小时，这个穷困的城市所有能够做到的准备就都做完了。比希尔和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文员和家庭仆人们都准备着做最后的抗争。中午12点，这个城市像死了一般安静。我在广场的背阴处歇着。这种安静很恐怖。到了2点钟新的消息传来，说洪都拉斯的军队之所以现在还没打过来，是因为圣韦斯特的军队又打回了科胡特佩克。于是政府马上下达了一道命令，将这里定为集结地，要求那边的军队也向这座城市集合。大约200名枪骑兵喊着有气无力的口号，顶着烈日从广场出发。我也回到了我的住处。躁动平息了，我的兴奋劲儿也消失了。我又开始后悔没和船长一起出发。让我吃惊的是，就在这时我看到他骑着马进了院子！原来他上路后又觉得，他这是把我孤身一人留在了坎坷困顿之中。作为一个旅伴，他应该留下来陪我。我倒没这样的观念，但我很高兴他能回来。后来我们就骑上马离开，留下这座都城听天由命。尽管此时我不确定自己还能否再找到个别的什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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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以前结识的一位军官。

04

船长以前就曾向我暗示，他有一匹备用的马可供不时之需。我这时也已经从莫拉桑将军手下的一个军官那里买到了一匹马。这匹马的旧主人把它卖掉，是为了让它不必再忍受炮火，让它能驮着它的骑士踏上不挨枪子的路。我们走了2里格，来到了一座庄园。伙计们正带着行李在这里等候我们。这座庄园只住了一个可怜的老头儿。他的喉咙下面有一个大肿块，这种病在这个国家很是普遍。我在瑞士的山区也曾看到过同样的情况。伙计们忙着装行李，这时我们听到一阵马蹄声。有15到20个枪骑兵飞驰着来到庄园的栅栏前。领队的是一个面色黧黑、表情严肃但长相体面的男人，大约有40岁。他用低沉的嗓音告诉那个老头儿赶紧做好准备，上马出征。他说，现在已经到了所有的男人都要为他的国家而战的时刻。要是他们早就能这样做，那现在大西洋、太平洋上就会有他们自己的舰船，他们就不会落到眼下这种需要敌人和外国人怜悯的境地。总而言之，他这番话讲得很好，要是在我国的话，算得上是一篇很不错的七四演讲（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或是病房会议讲话。但现在，这番话是由一个骑在马上、全副武装的男人讲出来的，而且他还有权有势，身后带了20名枪骑兵。这番话又传到我这个他话里所指的“外国人”的耳朵里，那就让人很不痛快了。我真心敬佩这个人的精神，但他讲的话和他的态度实在是一点礼貌都没有。他盯着我们，等我们回话，但我们什么都没说。那老头儿说他太老，打不了仗。军官说，那你得帮着别人打仗，把你的骡马贡献出来。而这又牵扯到了我们。于是我们把自己的骡子拉到一边，留下属于老头儿的那一匹孤零零地站在露天地里。他的那头母骡子作为牲口，比他的主人作为人还要可怜。老头儿说他就这一头牲口。军官叫他把这一头交出来。看样子他挺想找个借口把我们的牲口也抢了。老头一句话没说，慢慢把骡子解开，牵到栅栏旁边，把缰绳递给了一个枪骑兵。他们弄到了老头的全部牲口，哈哈大笑，还用长矛捅那头骡子。然后他们就飞奔着离开了，去寻找更多的“贡献”。

很不幸，他们走的正是我们要走的路。我们很怕现在全国上下，从这里一直到松索纳特，都有这些人在搜刮。这还让我们想起另一件事，心中很是不安。因为近来邮路全断，邮务已绝，我从尼加拉瓜一路过来都在替人做信差。因为我自己已经饱受收不到信件的焦虑之苦，所以我很高兴为这些请我带信的人服务。然而我在圣萨尔瓦多受过党徒的坦诚接待之后，就下定决心一定不给他们的敌人传递任何东西。为此，我给人带信都要先问问他们信中是否包含任何政治信息。确认没有，我才会帮忙。但这些信有很多是写给查特菲尔德先生以及其他在危地马拉的英国人的。现在人们对查特菲尔德先生极为仇恨。刚才那个外表很是体面的军官表现粗暴，也让我们见识了一下他们对外国人的普遍愤怒。因为革命时外国人已经被做过认定，所以单是这些信件的寄送方向，就能让我们在路上陷入被随便一伙儿愤怒的党徒搜查的危险。我也不可能把它们托付给那个老头。要是能有个稳妥的机会，我就把它们送回圣萨尔瓦多了。我们也考虑回首都去等局势见出分晓再走，是不是就一定不好。但我们这段旅行的目标是往沿海的地方走，一直走到能搭上船的地方。所以我们决心继续前进。

走了大约1个小时，我们看到抢骡子的那伙人在一个离道路稍远的大庄园门前下了马，有几个人走了进去。多亏隔了这段距离，我们虽然能听见他们在冲我们喊，但又听不清他们在喊什么。很快我们下到了一条荒凉的山谷前，穿过它就能到达瓜惹茅。进了狭窄的入口，山谷两边都是高耸的岩壁，那上面长满灌木、野花和苔藓。岩壁上还长出很多大树，交枝连柯，像屋顶一样盖住了这条峡谷。一条大溪在谷中冲开去路，只在有些地方被树干巨石所阻。我们的路有半里格是在溪流的河床上走的。溪水没过了骡子的膝盖。后来我们看到有一条瀑布从某个地方右手边的岩壁顶上抛下。那瀑布水流的弧度几乎都跨过了这条峡谷。天快黑了，我们遇见一个贩猪的人。他已经在岩壁脚下一个长满草的凹处做好了露营过夜的准备。他的猪都套着皮带，拴在一棵树上。他老婆正在做晚饭。我们告诉他在山谷的另一端，有一伙儿人正在四处搜刮财物。听了这个消息，他开始为他的猪担惊受怕。天黑后我们来到了瓜惹茅的一座庄园。旁边的地里有很多牧草，但我们却找不出个人去砍些来。庄园的管家是个老头子，而工人们又怕蛇。除了这一点不足，我们这一晚过得不错，有木床可睡。屋子一角有一个小空间，那是隔出来给管家和他妻子住的。

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上马出发了。我们一直走到11点，才在一个小村子里停下来喂喂骡子，也避一避白日的炎热。下午3点，我们再次出发。临近傍晚，我又听到了伊萨尔科火山那低沉的轰隆声。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远处的雷声。我们沿着山脚来到了我以前来参观火山时住过的那所房子。这里现在也正处在一种极端暴乱的状态。自打我离开以后，瑞斯肯借着政府的卑劣政策，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他打进了松索纳特，再次抢劫了海关，敲诈勒索市民，然后又抽调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一去攻打伊萨尔科。出人意料的是，后来他在夜里遭到了莫拉桑部队的偷袭。他本人穿着内衣跑掉了，但他的手下有19个人被杀，他的队伍也被打散。后来莫拉桑的士兵们被调走去参加远征，瑞斯肯那伙被打散的匪兵就又从他们藏身的地方出来了。他们当中有些人公然住进了城里，行动无法无天。他们威胁镇长说如果他胆敢阻拦，就杀了他。他们将这座城镇笼罩在恐怖之中。我还听说在这批人里面有一个年轻的美国北方人。根据他们的描述我觉得他就是吉米。我曾经在阿卡胡特拉让他搭过船。他和另一个美国人后来开小差溜了。他们试图步行穿过陆地去大西洋海岸。后来他们在半路上落入瑞斯肯手中，并加入了他的匪帮。那另一个美国人在后来的溃败中被杀，但吉米逃脱了。听说吉米用他的派头和善举给伊萨尔科的女士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我很高兴。他在这里只待了3天，然后就不知去向了。

我们正在听人讲着这件事情，这时街上传来一阵嘈杂声。透过窗户我看到街上躺着一个男人，另一个人在用一根白色的棍状物体打他。借着月光，那东西看起来像是一把刀，或者说像是大砍刀的刀刃。一群人围了上来，大部分是女人。人们试图把打人的那个人拉开，但他拿着那个东西还在继续打。这一棍一棍的要是全都打在那个躺着的人身上，那人准得被打死。打人的人就是瑞斯肯匪帮的一员。他是本地人，从小就是个出了名的坏蛋。后来所有的人都在喊他的名字，他这才停住了手。应该说是众人的恳求而不是强迫，产生了作用。他和几个同伙走的时候还说，这个人是莫拉桑的间谍，下回再让他遇见，一定弄死他。而地上那个可怜的家伙现在已经失去了知觉。妇女们托起他的头，我们看到了那像雪一样白得吓人的头发和一张70多岁的男人的脸。那人衣衫褴褛。他们告诉我，他是个乞丐，还是疯子。他没做出任何的挑衅举动，但那个小流氓刚才路过时碰巧就盯上了他，说他是莫拉桑的间谍，还用棍子将他打倒。人群很快散去，女人们留下来照顾那个老头。有的时候，超自然的力量会出现，来帮助女性那种天生的仁善之心。这次也是这样。现在每个女人都对自己的丈夫、儿子或者兄弟夜里上街心怀恐惧，因为怕他们遇上匪徒发生争吵，怕匪徒带的是比棍子更厉害的武器。她们总共有5个人，一个人举着蜡烛，其他人搀着那个老头。没有一个男人或者男孩过去帮她们。她们扶着老头过了马路，让他背靠着这座房子的墙壁直起身子。随后，有个女人进门来找这家的女主人。她说要是刚才那个小流氓再从这儿路过，他就会杀了这个老头。然后她们就举着一根蜡烛出去，把老头送到院子里，又锁上了院门。读者或许会骂我们懦弱。其实我们也过去了一回，但又被人劝了回来。另外，还有其他两个男人也一直站在窗户前看着。我们自然想上去打破那个小流氓的脑袋，但我们当然也不愿去招惹那伙匪帮。他们虽然已经被打散，但仍然有足够的力量，可以藐视这个城镇的当局，可以到野外的路上去伏击我们。这件事还说明了这样一个现实：现在在圣萨尔瓦多邦的一个镇上，已经有人敢公开威胁要杀另一个人，就因为他是莫拉桑的党羽，而这就是叛国的表现。情况可真是不妙。这件事带给我的震惊超过了我遇到的其他任何事。我们的伙计们不敢出去饮骡子，但骡子又必须得喝水，有人警告我们别跟他们一块去。最后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我们站在门口，做好了随时去帮他们的准备，他们带着上了子弹的手枪，出去饮了骡子。而我上次经过伊萨尔科的时候，它还是一个安宁稳定的地方。

第二天我们一早出发，早饭前到达松索纳特。我们骑马来到我朋友德·纽韦勒先生的家中。此时距离我上次离开这里刚好两个月。这期间除了太平洋上的航行和在哥斯达黎加养病，我没有休息过一天。

现在，我们距离危地马拉只有不到4天的旅程了，但面临的困难却依然是越来越多。船长弄不到骡子，我们也没有关于莫拉桑动向的任何消息。交通彻底断绝，商业停顿，人们焦急地等着危地马拉方面的消息。但现在没人会踏上去那里的道路。我感到非常痛苦。因为我已经和卡瑟伍德先生约定了会面的时间。雨季就要到来，再耽搁一个月的话，我就不能去参观帕伦克了。我觉得，要是趁现在一切都处在这种悬而不决的状态就上路，要比等到战争的闸门已经打开再出发，应该更安全些。之前就已经有瑞斯肯的匪帮挡住我的去路，以后像他们这类的土匪也会源源不断地出现。但船长和我不同，他没有我这样的动机推动他继续前进，况且我们也不知道再往前会遇上哪些不必要的麻烦。踏上这段旅途，可能就得一往无前地策马狂奔。他现在还不想出发。我就这个问题思前想后，感觉自己的脑袋已经涨得不行了。于是我下定决心，无论花多少钱都要找一个向导，然后自己单独上路。

我正在胡乱收拾，一个又高又瘦、面容憔悴的西班牙人过来找我。他叫唐·萨图尼诺·提诺查，是从哥斯达黎加来的一位商人，现在正长途跋涉去往危地马拉。先前他听从朋友们的劝告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已经在松索纳特等了一个星期。他现在迫不及待地要去危地马拉。他的这种情绪与我一拍即合，他对此事的观点、意见也和我一致。船长对于现在出发很是漠然，反正弄不到骡子他是怎么也走不了。我告诉唐·萨图尼诺，无论如何我都要走，所以他得负责给船长找到骡子，好让他也能跟我们一起走。到了晚上，他回来说自己搜遍了全镇也没能弄到一头骡子。但他会把自己的货物留下两担，腾出骡子来驮船长的东西。当然，船长也可以花钱买下他这两头骡子。而我也将我的马匹和伙计借给船长用。就这样，这件事就安排好了。

关于战争的传言纷纷扬扬。第二天是星期天。我来到卓维恩博士的大庄园，在此度过了我在中美洲最安静的一天。这座庄园距离松索纳特1里格远，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庄园之一。博士已经进口了一大套蒸汽动力的制糖机器，它现在还没开动，正在为制糖做准备。它今后出产的糖，要比这个国家其他所有的种植园都多。博士来自圣基茨岛。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安顿下来之前，他曾广泛地游历过欧洲，还曾走遍西印度群岛的所有岛屿。他了解从哈利法克斯到合恩角的美洲。但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说他很向往新泽西州莫里斯敦的一座村舍。在那生活是他的终极心愿。我还从他那里得知，吉米从伊萨尔科消失后迷了路，胡乱碰到了这个庄园。当时吉米的状况很可怜，对打仗已经心生厌倦。之后他就去了港口，上了开往秘鲁的四海号。

一回到松索纳特，我们就再次陷入了混乱之中。原来，德·瑞亚特船长去瓜亚基尔途中，把他的两个乘客抛在半路上。这天晚上，从危地马拉一路过来的这两个人来到这里。据他们介绍，他们离开危地马拉城的时候，卡雷拉也正带领2000名士兵出发去攻打圣萨尔瓦多。卡雷拉对于莫拉桑率兵逼近一无所知。而他的部队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出城走了3里格就停了下来，因为他们的马匹累了。这两个人把这些消息告诉我们就溜走了。

3个小时之后他们又遇到了莫拉桑的队伍。士兵们秩序良好，这时正排成一队向前进。莫拉桑本人就在队首，他和全体骑兵都在牵着马步行。他们精神饱满，做好了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莫拉桑把他俩拦下来，让他们出示护照和信件。于是他们又将卡雷拉部队出发和行进的状况告诉了莫拉桑。

我们听过这俩人的消息，都推测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莫拉桑已经袭击并打败了卡雷拉的队伍，然后占领了危地马拉。简而言之，我们认为这些消息对我们有利，因为莫拉桑取得胜利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保障道路的安全畅通。

第二天凌晨3点钟，我们再次上马出发。伊萨尔科火山上落下来一条熔浆流，看上去就像是一条火焰的溪流。这溪流很明亮，但在月光下又有些苍白。走了2里格的好路，我们来到了印第安人的村子阿圭瑟口。我们的骡子都是在超负荷赶路。唐·萨图尼诺的骡子有一头已经筋疲力尽。我们试图再找些骡子或是找几个印第安脚夫，但是既没人愿意从家里出来，更没有骡子可买。唐·萨图尼诺把他骑的骡子也腾出来驮货，自己步行。要不是他不畏辛劳，坚持不懈，当时我们就都得停下来了。

1点钟，我们来到了阿坡纳卡，然后骑马来到了一户人家。这家的房子在这里算是最好的之一，这家的老头和他的妻子负责给我们提供早饭。从拉乌尼翁一路过来，我的那头母骡子驮着我以前的那点行李就像驮着一片羽毛。上山下谷，它都走得稳稳当当，让人赞叹。而现在我们一停下来，它的四条腿就都开始打颤。我以为它等不及卸下货物就得倒下。尼古拉斯和赶骡子的人都说它准是病了。这头忠诚可靠的牲口也似乎在用责备的眼神看我，因为它背上的担子太重了。我试图再去买或雇一头骡子，但这里骡子都被转移到距离士兵们的行军路线有一两天路程的地方去了。

此时我应该尽力让骡子们修整好，第二天一早好继续赶路去往阿瓦查潘。大家都同意这么做。但后来船长却对这家的老头和他的女人起了疑心，决定不在这个村子里过夜。幸亏我的骡子这时已经缓过来，开始吃东西了。唐·萨图尼诺又在重复他的口头禅“很好”。他已经用这句话鼓舞我们度过了这一天当中的所有乱子。我们决定再次出发。可是谁也不愿意留下任何一件行李，因为留在这里就意味着十有八九再也见不着它了。于是我们都让坐骑驮上行李，自己步行。

一出村子我们就开始爬阿瓦查潘山，这段路是整个旅途中上最漫长、最糟糕的一段。山势一开始就很陡峭。想到掉下去的后果，我不寒而栗。上山的路大约有3英里长。山顶的树木间掩映着一座铁匠铺。站在这里能够饱览下面的乡野风光。那片平原一直延伸到我们刚才路过那个村子。而在另一边，则能够看到通往阿瓦查潘平原的下坡路。然而榔头的叮当声和铁匠的满面尘灰烟火色，似乎是对这幅美景的亵渎。到这里，我们的困难就已经克服了，因为剩下的路都是下山路。那条路沿着山脊绵延开去。在我们的右边顺着垂直的峭壁往下看，能看到2000英尺之下的一片平原。再往前，就是平原上的阿瓦查潘湖和阿瓦查潘镇。

后来我们没有直接到镇上去，而是绕着山脚来到了一个温泉蒸汽腾腾的地方。这里的地上结了一层被地下火焰烘干烤硬的硫黄壳。有的地方有些大坑，蒸汽带着噪音从那里头猛喷出来。而在其他的地方，还有几处大池（或是说小湖）。其中的一个周长达150英尺。池里的水是棕黑色的，能沸起三四英尺高的大水花，荷马要是见了这个小湖，可能会将它作为冥河的源头。在这四周很广的范围之内土地都处于一种燃烧的状态。我们的靴子被烧着，我们的马被吓坏，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走，以防马掉进湖里。往前走一段路，我们来到一条水中富含硫黄的溪流旁。逆流而上，有一个宽广的大水池。我们用石头和灌木枝筑起一道坝，然后洗了一个舒筋解乏的温水澡。

进城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这里已经是这个国家的边界，是危险的前哨。当地人都在翘首等待危地马拉那边的消息。骑马经过广场时，我们看到一支由大约200名“爱国兵”组成的新军团。他们穿着制服，配备枪械，正在进行夜间训练。这与我们在伊萨尔科见到的动乱截然相反。我们有了一重安全的保障。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安哥拉上校就是那位打散了瑞斯肯匪帮的将军。

在这里每个人都对我们去危地马拉的打算感到惊讶。不吉利的警告一直在我们耳边絮叨，真是让人厌烦又沮丧。我们骑马来到寡妇帕迪利亚家，她是唐·萨图尼诺的朋友。我们发现她现在正处于一场巨大的痛苦之中。她的长子去危地马拉办事，持的是正规护照，却被卡雷拉投进了监狱，到现在已经被关了1个月了。还有一件事，之前人们一直瞒着她，现在她刚刚知道：她的另一个儿子，一个才21岁的年轻人，已经参加了莫拉桑的远征。听说我们要去危地马拉，好像一下子就打开了她痛苦的源泉。两个儿子都让她忧心，但最让她痛苦的还是小儿子的情况。她很痛心他去当了兵，因为她已经见过太多的战争惨状。她求我们劝莫拉桑将军放他回家，就像是在谈论一个旷课的小男孩。这一家的父亲是莫拉桑将军的私人朋友，不久前刚去世，她现在还在为他服丧。她家的孩子除了两个儿子，还有三个女儿，都很年轻。大姐年纪不过23，嫁给了军队的二把手莫利纳上校。这三位姑娘的美貌举国闻名。尽管那一晚我没能多看她们几眼，但我仍然觉得她们是我在这个国家见过的最有小姐派头、最有趣的几位姐妹。

我们最迫切的需要就是骡子。寡妇的女婿莫利纳上校竭力劝说我们别再继续往前走。这自然无效。于是他就派人出去打听骡子。打听来结果就是，对外租用的骡子现在一头没有，但有个男人有两头骡子要卖，答应明天一早把骡子带过来。之前我们已经为不能多加几头骡子烦恼透顶，这下可好了！但糟糕的是船长和唐·萨图尼诺为骡子的分配问题大吵了一架。他们都找我来告状。为了尽快平息此事，我对他们的要求大包大揽。他们吵得那么凶，以至于这家的女性都没在大厅里露面。直到后来莫利纳上校被指挥官派来的人叫走，这场争吵才停下来。不到半小时，他回来了，并且告诉我们：有两个士兵刚进了城，他们说莫拉桑在袭击危地马拉的战斗中被打败了。他的整支部队都已经被打得溃不成军。他自己带了15个骑兵正顺着沿海的道路逃跑。卡雷拉的所有部队都在全力追捕他。这俩士兵一开始被当做逃兵，后来被镇上有些人认了出来。经过一场仔细询问，又认真计算了他们接到最后一条消息之后的时间，人们认为这条消息是真的。这个小家庭立刻陷入难以描述的惊慌失措之中。莫拉桑的失败对他们而言，就是儿子或兄弟的丧钟。这个时刻她们不需要陌生人献上空洞的安慰，于是我们退了出来。

我们的计划还没定下来，但我所担心的那些危险的事情却已经发生：卡雷拉之前集结的部队现在全都分散开了，他们要放弃残暴的党派战争，要扫荡这个国家的每一条道路。然而今晚我们却无事可做。伙计已经睡下了，他们也不无忧惧。船长和我在一间朝院子开门的房间里歇息，唐·萨图尼诺裹着他的披风在走廊上躺下。我们都没脱衣服，但白天的辛苦劳累还是让我很快就沉入了梦乡。

到了1点钟，莫利纳上校在门口大喊，把我们唤醒。“他们就要来了！”借着月光我看到他的剑闪闪发光，他的马刺已经上好，院里的男人们都已经上了马。我们赶紧起来。他叫我们多保重，“他们”就要来了，距离镇上只有不到两个小时的行军路程了。我先问了问这里的士兵们在做什么。他说他们正在行军出城，人人都在准备逃跑。他打算先护送女士们去山里的一个隐蔽的地方，然后再去赶上自己的士兵们。必须得承认，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落后就会遭殃”。我命令最怕战争的尼古拉斯去备马准备出发。但船长却反对这么做。他坚持认为，一逃跑我们也就等同于逃亡难民了。要是我们和他们一起被抓住，那我们也一定会遭到屠杀。而唐·萨图尼诺则建议我们上马出发，继续原来的旅程，径直奔往2里格之外的一个庄园。就算我们在路上遇到他们，我们也是一副旅客模样。他们现在正急着赶路，应该会放我们过去的。无论如何，我们都能避开他们对这座城镇进行全面抢劫和屠杀所造成的危险。我赞同这个建议。实际上，只要能赶紧骑上马，我怎么都行。但船长还是激烈反对。他很倒霉，现在有4个又大又重的行李箱，里面装着珠宝和其他贵重物品，却没有骡子驮走。生命和财产哪个更重要，我就这一问题匆匆做了一番仓促但富有感情的评论。但是船长说他在世上的所有财富都在这几个箱子里，他既不会把它们丢下，也不会带着它们在路上冒险。他要保卫它们到生命最后一刻。他把这些行李箱一个一个地从走廊上提进来，码在我们睡觉的那个小房间里。他发誓说谁也不能进去碰它们，除非是从他的尸体上踩过去。现在，看情形我应该把我的那一部分行李悄悄地分出来了。我一点也不赞同船长这种孤注一掷的打算。但实际上，我和他的处境很不一样。我的财产主要是骡马，是眼下最合适的投资对象。既然船长坚决不走，我也就不用再考虑试验一下我的投资对象健壮与否了。无论如何，也许还是留下最好。

我进了屋，看到那位老夫人和她的女儿们正在里面收拾金银细软。我从屋里穿过，来到街上。教堂的钟敲得很吓人。一个男人骑马穿过大街小巷，正在通知居民们赶紧逃跑。他的长矛尖儿上挂了一面红色的小旗子。很多人家门口都站着马，人们正在给它们上鞍子、拴缰绳。一路上都能看到男人们从家里往外背东西，女人们手里拎着成包成捆的东西，她们还催着孩子们在前面快走。此时月亮放射出无与伦比的光辉。女人们没有尖叫，孩子们没有哭泣，但恐惧透露在每张脸庞、每个动作之中。但这恐惧十分深沉，言辞无以表达。我走着来到了教堂，神父正在祭坛上接受匆忙的忏悔并分发圣餐。随着这些可怜的居民们离开，神父们也逃离了这座城镇。然后我看见一个可怜的母亲正在找她丢失的一个孩子。她的朋友们用沙哑的嗓子低声告诉她：“他们快来了！”催她快离开。逃难的人排成了长长的一条队伍，人群中还夹杂着几头驮东西的骡子。他们从教堂门前走过，消失在山顶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被恐惧支配的民众，我希望自己今生再也不要看到这样的景象。回到住处，我发现帕迪利亚一家还没离开，那个可怜的寡妇还在收拾东西。我们劝莫利纳上校快点离开。作为部队指挥官，敌人一来，他将是第一个受害的人。他说他知道自己面临的危险，但他不能把年轻妇女们抛在身后。他讲话的语调也透露出了这场党派战争的恐怖。过了片刻，一切准备就绪，老夫人将房子的钥匙交给我们。我们用西班牙语互相告别，并祝对方得到上帝的保佑。他们带着悲伤默默地离开了这座城镇。莫利纳上校再次劝我们逃走。他说这些敌人就是一群强盗、杀人犯、刺客。他们对于个人和职务都不会有尊敬之心。而且等发现镇上的人已经跑光了，失望会让他们非常野蛮地对待我们。说完他就策马出发了，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时候教堂的台阶上坐着病弱的老人和孩子，神父的家里也挤满了同样无助的生灵。除了这些人，镇上就只剩下我们了。

现在距离我们被从睡梦中叫醒还不到1个小时。对于这支正在逼近的军队的品性，我们还没有得到过任何确切的消息。警报就是“他们来了”，也没人知道或者是想得更多。没人注意到我们。我们也不知道来的是卡雷拉的全部部队，还是一个机动支队。如果是前者，那我希望卡雷拉也在军中。他应该还没有忘记我的外交官身份。城里的士兵们已经开拔，居民们也已经逃走。我对此感到高兴，因为这样就不会有抵抗，不会有流血，也就没什么东西会刺激到卡雷拉那些无法无天的士兵。我们再次来到教堂。老妇人和小男孩们围着我们聚集起来，很奇怪我们还没有逃走。我们来到牧师的住宅。这里房间很小，里面挤满了老妇人。我们试图为她们鼓鼓劲，但她们只是默默地等待命运的到来。上岁数在这时候也不似往常那样让人变得饶舌了。然后我们回到住处，抽着烟焦虑地等着。敌人还没有来，教堂里那吓人的钟声已经停了。过了一会，我们开始盼着他们快点来，好让我们快点了结这桩事。我们又走出来听听看看，但还是没什么动静。我们真是烦透了就这么等着。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但我们就躺了下来。说来也怪，我们又睡着了。

05

我们醒来时天色已经大亮。这座城镇仍是一片安宁，没什么刀光剑影。我首先想到的是骡子们。它们的牧草已经吃光，这时候已经没什么吃的了。我立刻打发人领它们去河边喝水。但它们还没来得及走，就有一个小男孩从教堂跑了过来，告诉我们已经看到“他们”了。于是我们赶紧和他来到教堂。台阶上的那些可怜人这时候又增加了新的恐惧。他们猜测我们是入侵者的朋友，求我们救救他们。我们爬上钟楼，身后跟着三四个战战兢兢的男孩。我们看到了远处保守党的军队，他们正排成一列从山顶上下来，他们的枪支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不是卡雷拉的全体部队，看起来只是一支先锋队。他们的人数尽管对我们而言非常多，但作为一支部队来讲却非常少。所以他们看上去就像一个无法无天的抢劫团伙。他们要来到这里，得先穿过一片带状的平原，然后再爬上这座城镇所在的小山。敲钟的绳子就在我的手边，我使劲拉了它一下，然后叫男孩们继续把警钟敲得响响的。我们赶紧下楼出了教堂，这时候就听见从神父家里传来老妇人们的嚎啕哭声。台阶上的老头和小孩们也在问我们自己会不会被杀掉。

回到住处我发现骡子还没回来。我担心它们会被拦在街上，于是跑下一个通往河边的陡峭小山坡去找它们，结果在路上正遇到它们往回赶。这时候我看到，在这条街的另一头有个士兵单身一人正在小心翼翼地走着。他盯着每一栋房子，仿佛是在怀疑这里会有叛变。他送来了一封写给安哥拉上校的信。船长告诉他，他得去山里才能找到安哥拉。我们问了问他们这支队伍指挥官的名字，他们有多少人，又告诉他这里不会有人抵抗，我们会即刻交出这座城镇。他几乎不能相信这座城已经被军队遗弃。这支队伍的指挥官菲格罗亚将军这时还不知道这个情况，就停在一个离这不远的地方。他原本很担心要在夜间发起攻击，正盼着能速战速决。所以能够避免交火，他本人比我们还要高兴得多。这位信使回去后不一会儿，我们就在这条街的尽头看到十字路口的左边出现了一匹马，后面跟着的是一群手持长矛的骑兵。他们在街头编好队，看上去都很小心，似乎还是在怀疑会有伏击。没多久，菲格罗亚将军骑着一匹烈性小马赶上来，带领这支先锋队向前进。他没穿军装，但他用的是黑羊毛的鞍褥，又佩着手枪和剑，所以还是一副战斗的模样。他路过我们门口时我们摘下帽子，他也回了个礼。约有100名枪骑兵跟在他的身后。他们两人一排，长矛上端系着红旗，枪套里插着手枪。突然队伍里有一个外表很凶的家伙狠狠地盯上了我们。他手里抓着长矛喊道：“卡雷拉万岁！”我们没有马上做出回应。他又重复了一遍，语气中透出的恶意是要我们回答得更大声些，更让他满意些。下一个人也将这句口号重复了一遍，后面的人都这样做。在我们弄清楚自己此时的地位之前，每一个从我们面前经过的枪骑兵都用符合自己性格的或温和或粗暴的语调（有的还带着最吓人的怒容）冲我们喊上一句“卡雷拉万岁！”，作为对我们的考验。

步兵的外表比骑兵还要糟糕。他们大部分是衣衫褴褛的印第安人，半裸着身子，戴着旧草帽，光着脚。他们的武器是步枪和弯刀，很多人还带着旧式西班牙大口径霰弹短枪。他们冲我们喊“卡雷拉万岁”，争相表现自己的锐气和凶狠，但其实他们的水平旗鼓相当。我们被彻底搞蒙，又无处可逃。而且我相信，如果我们拒不重复这句口号，他们准会把我们毙了。让自己应答的音量别超过情形紧迫程度的需要，算是我向自己的尊严所做的妥协，但这真是我经历过的最难堪的折磨了。唐·萨图尼诺出于谨慎，已经藏了起来。但船长做好了与这些家伙抗争的打算。他没有退缩。当最后一个士兵经过，他又喊了一句“卡雷拉万岁！”

安哥拉的士兵们已经离开了镇上，没有发生战斗。我再次为此感到高兴。我们已经落在他们这样的人的手中，要是他们杀戮的激情再被抵抗和流血勾起来，那真是一件恐怖的事。

最后，他们来到广场，齐声振臂高呼了一声“卡雷拉万岁”，然后就把武器堆放起来解散了。过了没一会，他们当中有一伙人来到我们的住处要早饭吃。我们说没有，他们又要一个5分镍币或者一个6便士的硬币。渐渐地其他人也走了进来，直到把这个房间挤满。他们占领了这座城镇，可真算不上什么大赢家。他们没有早饭吃，镇上可吃的东西已经被搜刮一空。我们向他们打听危地马拉城方面的消息，听到了关于“最高政府执政党”的好几种说法。他们提到这个党都要冠以“祖国万岁”、“卡雷拉将军万岁”。他们说，敌人在卡雷拉破城前就已经被彻底歼灭。卡雷拉打算将危地马拉毁掉。暴君莫拉桑已经落荒而逃，只留下那些为他的罪恶野心而死的尸体躺满广场街道。他手下的高官们都死了。“光荣永远属于无敌的卡雷拉将军和他所指挥的英勇军队。”他们告诉我们，卡雷拉正带着3000人全力追捕莫拉桑。不一会，来要6便士的人太多了。我们怕他们认为我们很有钱，于是就走来广场求见菲格罗亚将军，向他表示我们的顺服，而且无论如何要“明确我们的地位”。我们在镇公所见到了他。他像在家一样随便，正在和一群军官（有白人、黄白混血儿和黑白混血儿）一边吸烟一边审问几个从教堂里抓来的老头。他们想从老头们那里知道安哥拉将军和他的士兵们出发的时间以及行军的方向。菲格罗亚是个年轻人（那个国家的男人都很年轻），三十二三岁，穿一件圆滚滚的黄褐色布料的外套和一条同色的马裤。下了军马，离开他那群杀人犯模样的士兵，他给人的感觉很诚实。

这场内战最坏的一点就是交战双方对于对方所发的护照不予承认。船长只有圣萨尔瓦多的护照，现在还不如没有。唐·萨图尼诺有从各派指挥官们那儿弄来的各种护照。现在情形下，他用的是费雷拉手下一位上校发给他的护照。船长用北美公使先生这一头衔向菲格罗亚介绍我。而我为了让他们更容易接纳我，就说我去过圣萨尔瓦多寻找政府，但是什么也没找到。实际上，尽管不能开展常规的外交工作，但我为了自己，也一直在施展外交手段。为了能尽快公开地确定我们的身份，我代表镇上邀请菲格罗亚将军和他的军官们共进早餐。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但就算是塔列朗（法国改革家）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妙招。他们从昨天下午到现在还什么都没吃。我相信他们此时已经把这次空洞的征服丢在脑后，到处寻找一顿丰盛的早餐。所以他们马上答应了我的邀请。但恐怕他们会把我为旅途储存的一点食品吃光。菲格罗亚将军证实了莫拉桑兵败逃走，卡雷拉正在追他的消息。我说我要见到卡雷拉一定很高兴，他说那位“战无不胜的首领”对此或许会有些惊讶。

从镇公所出来，我们几个人短暂地交流了一下意见，决定要尽快离开这座边境城镇继续往前走。这阵子我只想着个人安危，几乎已经放弃了后面的计划。我们分析着如果回去的话，我们就会陷入危险和战争的正中心。圣萨尔瓦多人很仇视外国人，而且他们现在面对的敌人一边是洪都拉斯的入侵部队，另一边是卡雷拉的大队人马。而留在这里的话，我们很容易遭到这两派的攻击。继续往前走，我们会遇到卡雷拉的部队。但如果我们能过了那一关，我们也就把战争丢在了身后。也就是我们只需冒一次险，而这个风险我们是绕不过去的。怀着这种想法，我跟将军说我们打算继续去危地马拉，要能得到他发的护照的话，那我们路上就会更加安全。这是这位将军第一次出征打仗。他刚上任不久就带兵急匆匆地出来攻打这座城镇，以斩断莫拉桑的退路。听了我的这个请求，他很高兴，说他的护照以后那将是必不可少的。他的助手兼秘书以前在危地马拉的药剂师店铺里做过店员，所以懂得要对一位公使保持尊敬。秘书说他会把护照做好。船长出于礼貌说我们不必着急。但我急不可耐地想得到这份护照，于是不顾礼貌地说我们很着急，我们必须得在早饭后马上出发。因为我很担心会发生延期、耽误或者意外的情况，所以就不顾他人的麻烦和不便，坚持现在就拿到护照。于是秘书坐到了一张桌子前，也没费什么事，挥一挥笔就让我成了“全权公使”。船长的名字也写在了护照上。菲格罗亚将军在上面了签字，我把它放进口袋，感觉自己呼吸都变得更加舒畅了。

我们回到住处没一会，将军和他的副官以及两个黑白混血的军官就过来吃早餐了。他们没带更多的人来，这真是太体贴了！客人们更关心的是饭菜的量而不是质。这一点需要特别加以强调，因为我们的食品也极其匮乏。我们有不少可可，有一些存着路上吃的面包，还有我们在这所房子里找出来的鸡蛋。我们倾己所有放到桌上，请将军坐了首席。他们有一个军官更喜欢离席坐在长凳上，下手吃鸡蛋。作为主人却必须得注意客人吃饭的量，这并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但我得说我真是失算了。他们吃的并不多。要是我以前就和他们一起吃过早饭，那我的饭量得吓他们一跳，就好像他们那些贪吃的祖先曾让印第安人大为惊讶。这顿早餐的量刚刚好，什么都没吃完，我相信也没什么不够。

饭后只有一事令人不悦。那就是菲格罗亚将军要我们等1个小时以后再出发。他要准备一份报告让我们带往危地马拉，以便向卡雷拉报告他们已经占领了阿瓦查潘。我心里想的是，趁着我们目前相处得还算好，赶紧离开。我们感觉菲格罗亚将军和他的副官为人友好，但我们也看得出他管不住手下的士兵。只要我们还在镇上，我们就得忍受他们上门来问话，来勒索东西，而这很可能会惹来麻烦。当然，呈给卡雷拉的报告将是我们在路上的一大护身符。所以我们也就留下来继续等。唐·萨图尼诺要带上行李先走。我们也很高兴可以不带任何累赘地旅行，于是就让他带着全部行李尽快地走，不用停下来等我们。我们会从后面赶上他。

大约过了1个小时，我们走着来到广场取报告。但很不幸，我们又遇上了一场新的混乱。此时菲格罗亚已经骑上了马，枪骑兵们也都急匆匆地上了马跑过去拿武器。原来有一个侦察兵报告说，安哥拉上校正带着这个镇的士兵在山腰一带盘旋。他们认为我们的朋友这是要来袭击自己。不一会，骑兵们飞驰着出发了。衣衫褴褛的步兵们抓过他们的枪，跟在马后面跑。这时候给卡雷拉的信才写完一部分。那位副官叫我们再等一等，说他很快就会写完。于是我们就和他一起坐到了广场的走廊下。菲格罗亚给他留了七八十个士兵待命。副官比菲格罗亚小好几岁，但比他更聪明，而且在不涉及政治问题的时候似乎也比他更和善些。在政治上，他对莫拉桑一派恨之入骨。他的举止很绅士，但他上衣的肘部却破了，马裤也开了缝。他说他有一件新大衣，是花了16块钱买的，但他穿着并不合身，所以想卖掉。后来我和莫拉桑的一位军官谈到了他，那位军官告诉我，就是这个副官偷过他一条马裤，那件上衣毫无疑问也是他偷别人的。当然，尽管那位军官的话绝对可信，但当话题涉及政治对手时，他的话也未必一定准确。

菲格罗亚的这群士兵们既无秩序，也没纪律。他们或是在军营里游手好闲，或是闲聊天，或是随意到镇上逛逛。镇上的居民幸亏已经带走了所有能带的东西，因为有一伙儿士兵到处搜刮东西。有那么两三回，他们带回来一匹马或是一头骡子。后来，来了有一个警报将他们全都警醒了：安哥拉正从另一个方向打回镇上来。所有人立即拿起武器。不消片刻警告，至少就有一半的人一溜烟跑了。当时我们这边的军队确实大有机会重新占领这个城镇，但后来事实证明这个警报是假的。当时这个消息倒是给我们带来了自由行动的便利。当然，我们要跑了的话，也会有被认作是安哥拉同伙的危险。不管怎样，我们当时感觉挺好。

菲格罗亚手下的枪骑兵只有三名没同他一起出镇。这三个人是兄弟关系，白种人，年轻体壮，也是这支队伍中穿得最好、装备最好的三个人。他们态度很跩，但又有意结识我们。他们说自己也打算去危地马拉。我本能地就想躲开他们，于是对我们打算几时出发的问题避而不答。我后来听说他们就是本地人，以前因为性格残暴、声名狼藉而不得不离开了这里。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故意和那个副官吵了一架。照我们看来，他这纯粹就是为了虚张声势。他在军营里大摇大摆地晃荡，还大声嚷嚷他们谁的命令都不听；他们加入菲格罗亚的队伍就是为了哄自己高兴，所以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故意喊得声音很大，好让所有的人都能听见。这时候，已经有一些无产可失的镇民（其中包括一个军士）发现镇上没有发生屠杀，就又回来或是从他们藏身的地方出来了。我们找了一个向导，准备等菲格罗亚一回来就出发。

回到住处，我们吃惊地发现寡妇帕迪利亚也在家。这几天，她藏在了小镇附近的某个地方。她已经从一个老女仆那儿听说了，我们和菲格罗亚将军共进了早餐，还和他关系颇为亲密。我们问了问她的女儿们是否安全，但没有问她们在哪里。因为我们觉得自己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好。这样我们遇到盘问，回答起来会更容易些。我们一直等到4点钟也没听见关于菲格罗亚将军的任何消息，决心等到晚上就走。我们溜达着来到街道的尽头。菲格罗亚就是从这儿进的城。这里有一座老教堂的废墟。我们坐在墙基上，穿过荒凉的长街一直能看到广场。那里有几堆步枪和一些士兵。小镇四周都是山，苍翠美丽的欣戈火山耸立在众山之间。我们在这坐着，看到有两个妇女经过。她们说士兵们正从那个方向回来。说完她们就藏到废墟中去了。于是我们拐到那条路上往前走，后来被士兵们挡在了路边的一个小高地上，只能停在那儿向下看着他们经过。看得出来，因为这一天无功而返他们都有些恼火。他们应该找到了白兰地，因为很多人都喝醉了。有一个鼓手骑在马上，醉醺醺地几乎都要坐不稳了。他拦住这支队伍，开始赞美卡雷拉将军。于是他们很快就开始了那老一套的测验—“卡雷拉万岁！”后来，有一个光着膀子、背着包的家伙也拦住了整支队伍。他转过身来满面怒容地对我们说：“你们这是在数我们的人数，是不是？”

我们见状赶紧走开，从另一条街回到住处。等了一会，我们决定现在就出镇，到路上的第一个庄园去过夜。离开住处，我们又一次来找菲格罗亚去取他的报告。还没到广场，我们就看到那里又有了一场新的混乱。一位将军骑上马冲过去取武器，那正是菲格罗亚。他一看到我们就刺马跑了过来，万分紧急地告诉我们，莫拉桑快要到镇上了。他刚接到消息，正要出镇去迎击。他已经没时间签署那份信件了。就在他说话的时候，枪骑兵们飞驰着从我们身边经过。他挥了挥手跟我们道别，告诉我们要是不能再见到他的话，就去拜见卡雷拉。说完他就冲到骑兵队的前头去领队了。步兵们排成一路纵队跟在后面跑。他们带着武器，但也跑得很快，就仿佛那些武器是世上最轻便的。夹在这匆忙混乱的人流当中，我们几个人都蒙住了，直到听见有人喊着一些谄媚的绰号起哄，我们才回过神来。这时我们看到有两个家伙端着步枪指着我们。他们脸上的表情像恶鬼一样。后面的人催他们快走。于是他们恶狠狠地喊了一句：“又是这些流氓！”就走开了。等到这支队伍的最后一个人也跑得快要不见踪影了，我们听见众枪齐鸣的声音。不一会，又有五六十个人从广场上抓过他们的武器，然后顺着一条从广场开始的街道跑开了。很快，一匹空马咔哒咔哒地从街上全速奔来，紧接着又来了三匹。又过了不到5分钟，就看到我们的朋友菲格罗亚带着三四十个骑兵从街上横冲了过去。他们这全是在逃命。但过了片刻，他们又重新整好队冲了回来。我们往教堂走，想爬上钟楼去看看。但就在这时，一阵枪响猛地从街道那一端席卷而来。我们还没赶回住处，整条街就已经开始了交火。我们知道，随便挨上一枪就可能又要了一个非战斗人员的命。所以我们一回到住处就把门窗都关得死死的。双方火力很猛，最后枪弹都飞过我们的房子打到对面的人家去了。于是我们带着一个老女仆（我不知道那个寡妇现在怎么样了）退进院子里的小屋。这间屋子的墙厚实安全，门也有3英寸厚，子弹打不透。关上了门，我们在一片漆黑之中壮着胆听外面的动静。虽然待在屋里我们觉得自己很安全，但我们还是为这次战斗的结果感到担忧。交战双方的劲头都是要置对方于死地。投降就能免死，这次想都不要想了。莫拉桑的队伍人虽少，但不经过殊死搏斗也休想打败他们。从交火的激烈程度和时间来看，这场战斗应该打得很是惨烈。我们刚结识的这些“朋友”会被流血受伤和战友阵亡激怒。现在又没人管束他们。所以等他们回来，很有可能把“这些流氓”（也就是我们）和莫拉桑的到来联系到一起。不说我们盼着他们全被杀死，但我们确实希望他们那罪恶的血液能被放光。当然，这其实差不多就是一回事。我真心希望别再看见他们的嘴脸。我们宁愿被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流窜的匪帮抓住，也不愿意再落到他们手里。所以当我们一听到军号响，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这是莫拉桑的部队在宣示胜利，“砍头，砍头！”“凶手，凶手！”这些明白好懂的口号尽管叫得很凶，但在我们听来却好似音乐。很快我们就听到了骑兵的脚步声。我们从藏身的地方出来，回到客厅，听到有人喊了一声“联邦万岁！”。这是令人振奋的声音。这时天黑已经了，我们听到有人敲门，就把门打开了一两英寸。原来是一个骑兵在马上用他的长矛敲门要水。我们给了他一大葫芦水。等他喝完，另一个人又把葫芦从他手里接了过去。我们把门打开，把两个大水葫芦放在门槛上。士兵们经过时都举起葫芦急匆匆喝上一通。通过他们，我们得知这支队伍就是莫拉桑将军那支危地马拉远征军的残余力量。我们住的这所宅子很有名，有很多军官过来问这家人的情况。有一位副官过来通知女仆，说莫拉桑本人晚上要到这来歇息。士兵们列队走进广场，振臂高呼“莫拉桑万岁！”上午的时候，这里的口号还是“卡雷拉万岁！”总之，没人喊“祖国万岁！”

我们的麻烦真是没完没了。今天早晨我们降服于一个政党，到了晚上我们又被另一个政党从它的手中夺了过来。很有可能等不到天亮，就又成了卡雷拉在控制我们。只有一件事让人感到快慰：那些在昨天后半夜把我们惊醒、把居民们吓得离家出逃的家伙们，现在正自己在山里头寻找住处呢。我为菲格罗亚和他的助手感到难过，按照抽象的道德原则，也为被杀的人感到悲伤。至于再剩下的人，我一点都不关心他们现在的状况。

不一会，有一群军官来到我们的住处。在过去的6天里，他们一直在敌国的土地上奔逃。他们要在路上不断地变换方向，以躲避追捕。偶尔停下来，也只是为了让马歇一歇。他们走进屋来，还带着小战获胜的兴奋。他们是我在这个国家见过的最好的一群人，让我很是惊叹。在今天白天的战斗中，菲格罗亚突然迎面杀来，以至于骑马走在队伍前头的莫拉桑将军还没来得及掏出手枪，就有两颗子弹贴着他的头飞了过去。他这次真是死里逃生。他在危地马拉血战一场，都没遇到过这么危险的情况。

刚来的这群人当中有个卡瓦内斯上校。这个矮小沉默、很有绅士风度的男人，就是那位曾指挥部队在洪都拉斯大开杀戒的军官。在打退菲格罗亚的这次战斗中，他挥剑去砍一个枪骑兵，没想到才砍了一下剑就断了。然后他就夺了那个骑兵手中的长矛，一矛刺穿了对方的身体。但他也伤到了自己的手。

还有一个活泼的高个子小伙。他这时正在用手帕擦掉剑上的鲜血。擦完血渍就干在了手帕上面。这次没能斩断敌人的退路，他很不高兴。一个上岁数的中年男人一边擦着额头，一边懒洋洋地说：要不是他们的马太累，这次他们得把敌人全都杀光。他们谈论的只有杀，他们从不考虑抓活的俘虏。“matar”这个动词意为“杀”，音调上还有个转折。现在它频频响起在我的耳边，让我感到紧张。

军官们到这不久，寡妇帕迪利亚冲了进来。她为自己的儿子们放声恸哭。我猜她原本是在附近的某个地方躲着呢，后来听说莫拉桑将军要来就赶了回来。军官们都认识她。每个人都尊敬地用右臂搂着拥抱了她，并告诉她，她的大儿子和他们是一个部队的。刚才擦剑的那个小伙子这时候把剑插进鞘里，把她抱了起来，然后满屋子地转圈。这位可怜的老夫人半哭半笑地说他还和以前一样坏。然后，她又继续问起了她的儿子们。

这时有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从院子里走进屋来。他面色苍白憔悴。我还注意到，他是唯一一个没携带武器的人。老夫人尖叫着冲过去扑到他身上，用手钩住他的脖子，还不时地把头枕到他的肩膀上。原来这就是她那个被卡雷拉关进监狱的儿子。这次莫拉桑攻打危地马拉一度打到了城市广场。他打开监狱，解救了关在里面的囚犯。等他被赶出危地马拉的时候，老夫人的这个儿子又帮着他逃走。然而，老夫人更疼爱的那个小儿子现在在哪呢？高个儿小伙子说当时在危地马拉败退的时候他已经逃走了，现在安全无事。老夫人用不信任的目光看着他，喊着他的教名说他这是在骗自己。但是小伙子坚决否认，并发誓说他当时确实逃脱了。他本人还给了她的小儿子一匹马，而且后来还有人在防线之外的地方看到了他。他现在应该是在某个地方藏着，很快就会现身。其他的军官却没什么好消息告诉这位母亲。他们说打仗时看到过她小儿子几次，但关于他的情况应该还是高个儿小伙知道得最清楚，因为当时他们俩的作战岗位紧挨着。其实这个年轻、热情又鲁莽的高个儿小伙子是老夫人小儿子最好的朋友，他爱这位老夫人就像爱自己的母亲。这小伙子事后告诉我，那天晚上老夫人应该是得到了安慰，她很快就会知道真相。那位死里逃生的哥哥，脸上再也看不到笑容。他告诉我，他确信母亲的宝贝、他的弟弟其实已经遇害了。

这天晚上，我和船长也并没有被他们忽略。船长发现这些军官中有几位，是他在港口的旧相识。交谈中他听说，其他的那些他认识的人，都已经在战斗中牺牲了。和这几位军官重逢于此，船长很是兴奋，他决定调头去追随他们的败运。他做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好处就是，我可以不用再带着他那些行李箱旅行了。船长预感自己将会九死一生。

追随莫拉桑的这批人当中除了圣萨尔瓦多邦国的国务和战争方面的前部长们，还有已经被打垮的联邦政府内政和军事方面的全体要员。他们之前在圣萨尔瓦多的时候就已经听说我到了这个国家，都盼着我能到早些到首都来。以前他们对我是久仰大名，现在很快就和我建立了个人间的友谊。其中我和泽瑞比上校尤为熟悉。泽瑞比是一个28岁左右的小伙子，英俊勇敢，秀外慧中，对莫拉桑将军无比热爱。谈话中我们提到了攻打危地马拉战斗中的一件事。他热泪盈眶地说，应该是上帝让子弹飞到了别处，才没打中莫拉桑将军。以前在危地马拉我就常常听人提起泽瑞比。这位绅士的家世，很能体现内战对个人及社会关系的痛苦撕裂。他父亲8年前被自由党流放，后来就在西班牙成了一个保皇党将军。他的母亲和3个妹妹住在危地马拉。以前我在危地马拉的时候去他们家去得最多。她们就挨着广场住。莫拉桑占据广场的时候，这位上校跑回家去看自己的母亲和姐妹。但那场会面令人郁闷，而且又生出了许多别的痛苦。因为他现在参与攻击的这座城市，就是他的故乡。后来他就被人叫走去参加战斗，结果他的战马中了枪，他自己也受了伤。再后来他就和部队的残余力量一起逃脱了。他的母亲和姐妹们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他说她们现在一定担心得要命。这一点我也确信无疑。他求我一到危地马拉就去见她们，告诉她们他现在很安全。

莫拉桑将军因为担心卡雷拉会在夜间发起突袭，这时候派人传话来说他要睡在广场上。泽瑞比上校要护送他过去。我也过去表达我对他的敬意。莫拉桑一进城，我就感觉万分安全，丝毫不再担心有不听管教的士兵。我头一回看到了纪律这种东西。一个卫兵被派到那条从广场延伸出去的街上放哨，监督禁止士兵们在镇上游荡。其实这些可怜的家伙似乎根本就没有游荡的心思。这座城镇已经被搜刮一空，甚至连那些可怜的马都没有吃的。士兵们有些聚在镇公所的窗户前，兜着帽子一人领了一份硬邦邦的玉米面包。这时候有些人正围火坐着吃这点食物，但大部分的人已经躺在地上睡着了。这是他们头一夜睡在自己的国土上。

莫拉桑将军和几位军官站在镇公所的走廊上。门前生了一大堆火，贴墙放的一张桌子上面有一根蜡烛和几个盛可可饮料的杯子。莫拉桑45岁左右， 5英尺10英寸高。他那黑色的上髭和下须得有一星期没有刮了。他佩着剑，穿着一件军装大衣，扣子一直扣到了脖领。他没戴帽子，脸上的表情温和睿智。尽管他现在也还年轻，但他成为圣萨尔瓦多的一把手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另外他还做过8年共和国总统。他是靠军事技能和勇敢无畏最初发迹并保持着自己的地位。他已经打了无数的仗，都是亲自带兵。他多次负伤，但从未吃过败仗。

一年前，危地马拉的两派人民都恳请他去解救他们。因为他是唯一能将他们从卡雷拉手中（也就是从毁灭当中）解救出来的人。民意变幻无常，这样的事例不计其数。这一次，他又为这种无常增添了一个实例。任期届满后，他被选举为圣萨尔瓦多邦的元首，但他拒绝了这一职位，随后担任了联邦政府的总司令。之后他率领1400名士兵前去攻打危地马拉城，一直打到了城市中心广场上。再后来他那些最年长的军官和儿子们当中有40个人中枪倒在他的身边。他带着当时在广场上的大约450名士兵，从人肉堆里砍出一条血路，逃了出来。然后他的这次出征就遭到人们公开指责。他所效命的联邦政府也拒绝为他的失败承担责任。

泽瑞比上校向莫拉桑介绍了我。根据我所能打听到的、最为详实的消息，看到他的军官们（实际上包括他的国家中的每一个人）谈起他时显露的热爱之情，我对莫拉桑将军已经产生了一种近乎崇拜的感情。而他最近的不幸也增加了我对他的兴趣。应当如何向他致辞，我一时拿不准主意。因为我的脑子里想的全是他这次倒霉的远征。然而他见到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却是他的家人是否已经到达哥斯达黎加。我想，他的灾祸会牵连到所有和他有关的人。他的妻子和女儿很可能无法在那个国家得到庇护。但我没有将这些想法告诉他。然而他问这个问题就充分说明，面对残部，怀着对那些死去同伴的鲜活记忆，莫拉桑感觉希望全部破灭，机会全部丧失，他的心转向了他的家人。让我在这样的情形下看到他的这个苦痛的国家，他就此向我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和愧疚。随后我们又谈到了德·威特先生以及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他很抱歉我们两国没有续约，而现在这项工作仍然无法完成。但其实我并没有考虑这些事。我感觉他一定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于是稍留片刻便告辞回到了我的住处。

这时候月亮已经升起。我万分急切地想要出发，但我们的计划已经被全盘打乱。雇来带我们去里约巴斯的向导不见了，一时又找不到别人。实际上不管是利诱，还是威逼，没人会在这个晚上和我们离开镇子。因为他们害怕会落到那些散兵游勇手里。

这时候有几位军官过来和我们一起喝可可。同来的还有一位神父。他坐了首席，随身带着一把剑。今天早晨在这张桌上受我招待吃早餐的那些人，应该很想割断现在这群人的喉咙。然而他们目前却正在山里躲着，或者正在逃命。但如果卡雷拉这时候打过来，我的这些新朋友们又得被他驱散。喝完可可，他们早早地离开我们的住处，到广场上枕戈而眠。

这时房子里只剩下我们几个还有那位寡妇和她的儿子。接下来的场景令人伤心。寡妇对他的小儿子充满不祥的预感，不停地询问他的事。她的大儿子只能向母亲哀告说他累极了，想睡觉，这才摆脱了母亲的追问。很奇怪，我们之前都没有想到要问一问在这场战斗中死亡和受伤的人的情况。其实没人负伤，因为倒下去的人都会被长矛刺死。而死了的人就被丢在地上，无人掩埋。今天莫拉桑的队伍遭敌人乱枪射击时，他家这位长子正在队伍的后头。随后在进城的路上他就看到了18具尸体。

06

第二天早晨，镇上的景象让我们很是吃惊。我们发现，有一些商铺已经开了门，街上也有人了。他们之前藏在附近某处，一听说莫拉桑进了城，就马上回来了。镇长也重新露面。我们又找到原来的那个向导，但他这时却不愿意跟我们走了。他跟镇长说，要非逼着他去的话，他就当场自杀。他宁愿死在这里，也不愿意死在保守党手中。

就在我喝可可的时候，莫拉桑将军过来找我。这次我们聊的时间更长，话题也更宽泛。我没有问他有什么计划和打算，但我能看得出他和他的军官们都没有消沉泄气。后来我们谈到了卡斯卡拉将军占领圣安娜，他说：“我们应该很快就能见到那位绅士了。”他讲这话时的神情，叫我想起了《修墓老人》中的克拉弗豪斯。谈到中央派的首领们，他也并没什么恶意或者怨恨。而说起卡雷拉，莫拉桑就把他视为一个愚昧无知又无法无天的印第安人。他说，现在正用着卡雷拉的这个政党，总有一天会很高兴地和他划清界限。他还笑着谈到了现在保守党中流传的一项指控，那就是他曾设法刺杀卡雷拉。这项刺杀的指控有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被大肆宣传过一阵儿。所以人们一般认为那是真事。莫拉桑本来以为这件事完全是瞎编出来的。但后来他从危地马拉撤退的时候，碰巧到过一个人家，据说那里就是卡雷拉遇刺的地方。那家的男人跟莫拉桑讲，卡雷拉当时正在强暴他家的一位女性。那男人上去刺了他一刀，想要宰了他。卡雷拉为了对自己受伤做出解释以转移相关的质疑，就把刺杀的罪名绑到了莫拉桑身上。然后这种说法很快就传遍了全国。莫拉桑的一位军官又为这件事补充了卡雷拉那次暴行的细节。听他讲话的口气，我确信卡雷拉要落在他的手里，准得当场被他枪毙。

莫拉桑对卡雷拉和他的士兵怀有这样的看法，他当然认为我们去危地马拉很不安全。但我却万分焦急地想赶紧出发。船长这时激情已经消退，他也一样着急带上他的行李箱上路。卡雷拉随时可能到来。他一来，我们又得更换主人，或者不可避免地目睹一场血腥的战斗。因为莫拉桑会为他们国家的这座边城奋战到死。

我跟莫拉桑将军讲了我的愿望和打算以及我们找向导的困难。他说如果派士兵护送会给我们带来某些危险。哪怕只派一个兵，而且不让他带步枪和弹药匣（这些是一名士兵唯一的辨识标志），他也有可能被认出来。尽管如此，他会派人在镇上帮我们找个可靠的人做向导。等到我向他道别的时候，他已经成为这个国家中我最感兴趣的一个人。我们当时一点都不知道，后面还有很多灾祸在等着他。就在那天晚上，他的士兵跑掉了一大部分。之前他们还能团结在一起，只是因为他们身处敌国，面临危险。他带领剩下的人奔赴松索纳特，并在那里抢了一艘船。他们驾着这艘船来到圣萨尔瓦多的港口利伯塔德，然后又行军来到首都。在他当权的那些年，这里的人们奉他为偶像，现在他倒了霉，他们也都对他转过身去。迎接他的是大街上公开的辱骂。于是他又带着军官中那些因为太容易受人攻讦而不能留下的人，启程去智利。到了波多黎各，他停船请求当局允许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上岸。他没为自己提出申请，因为他知道会遭到拒绝。放下这些人，他又继续前往智利和他的家人会合。

尽管一个外国人置身于某个党派的强烈情绪之中，不可能对这个党派的某位公众人物的性格做出客观的判断。但我还是认为，反对莫拉桑的强大声浪，其实是出自人们对教会的敌视和对强制借贷的反感。人们觉得当今的教会更像是一块盖在自由体制精神上的棺罩，它导致了基督教品格的退化下降，而不是发展提升。人们认为之所以政府要搞强制借贷，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仗打得无休无止。然而他最坏的敌人也承认，他在私交方面堪称典范。他们认为他并不嗜杀。当然，这一评价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算什么赞扬。现在他倒了台，还遭到了流放。他的流放很可能是永久性的，一回来就会被判处死刑。目前，一位太阳一般的新偶像正在崛起，他那些谄媚的崇拜者们都在败坏莫拉桑的名声，篡改他的历史。但我对莫拉桑坚信不疑。我确信，他们这是把中美洲最好的一个人赶出了他们的国境。我知道这一论断会给自己招来中央派全体人士的愤恨。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话说当时，镇上的人们对莫拉桑将军还很忠诚。一个老头把他儿子送来给我们当向导。这个小伙子22岁左右的年纪，一听说我们想让他一直跟着去里约巴斯，他就说得去找匹马，然后就走了。我们等了将近1个小时，他也没回来。之后那个老头又带来了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这小孩戴着草帽，穿着汗衫，骑着一匹没有鞍子的马。之前那个小伙子消失，其实是因为他不敢跟我们上路。他们觉得让这个小男孩去，风险会小一些。那些关于强盗、杀人犯的消息，如果是泛泛之言，向来不会对我造成干扰。但现在，对于遇上菲格罗亚那些溃败军队的危险，我心里有数。这些人本性凶残，吃了败仗更是无所顾忌。他们倒霉的时候正看见我们在镇上闲逛，很容易会把我们和莫拉桑的行动联系起来。之前他们对我们就不是很友善，现在再碰到我们，肯定得把我们杀了。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也不会一直在这个地方待到脚底下长了草。很可能他们因为怕遭到追击，已经连夜逃跑了。而且他们走的是下道，现在已经过了里约巴斯。等一到危地马拉，他们就要作鸟兽散，各回各自的村里去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他们的部队已经被彻底击溃，他们是三五成群逃走的。要真的遇上我们，大家也会彼此躲着走。不管怎么看，现在离开这里也比等着卡雷拉到来强。

想到这些，我们心里很是不安。与等着送我们的几位军官道了别，9点钟我们上路出发。下了阿瓦查潘所在的台地，我们进入一片开阔的平原。有需要的话，这里倒是一块能供我们的骑兵演习的好场地。我们路过阿瓦查潘湖。换做别时，它的美早就引起我们的赞叹了，而现在我们却没有心思欣赏美景。小向导似乎领错了路，我们在一座小屋前停下来问了问路。可是屋里的人害怕回答任何问题。菲格罗亚和莫拉桑的士兵都曾从这里经过，然而他们却不知道。是不是有逃跑的士兵从这里经过，他们也讲不清。他们只知道去里约巴斯的路怎么走。不难看出，他们倒也不是有别的顾虑。事实就像他们说的：他们是穷人，整天干活，不知道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走了不到半个小时，我们遇到3个背着陶器的印第安人，于是问了问他们前面有没有逃散的士兵。这几个可怜的家伙吓得扯掉自己的帽子直发抖。我们这才意识到，我们问这样的问题会让人疑心我们是莫拉桑追击部队的军官。所以后来再遇上人，我们最好什么也别问。过了这一带，我们面前出现了好几条路。小男孩说走哪一条都能到里约巴斯。不过，他自己以前也没有去过里约巴斯，所以他不知道走哪一条最合适。我们选了一条，走着走着就进了一片树林，而且很快开始下坡。这条路断断续续，崎岖陡峭。快步下了坡，我们很快发现这条路应该有很长时间没有马走过了。树木的枝干横在路上，距离地面很低。我们只得下了马，再把两端高翘的鞍子滑到一边，好让马从树下经过。很显然这是一条古老的牛路，现在甚至连牛都不大走了。又往下走了一段路，我提议原路返回。我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样做更安全。我们已经知道走错了，要再这么慢吞吞地往下走，我们就没有足够的体力回去了。船长说这都怪我选了这条道路，要是听他的建议，我们现在已经到安全的地方了。现在已经不可能再回去了。然后我们就大吵了一架。后来幸亏我想起是我把大家带进这个困境，于是做了让步，这才平息了争吵，大家继续往前走。不一会，下面传来了河流的声音。这让我们很是振奋。克服了这条路上最大的困难，我们终于下到河岸边。可是这里没有能涉水的地方，对岸也没有路。

这条河流本身很美。我们刚从上面下来的那座高山，与河面近乎垂直。河两岸山坡上的树木纷纷伸出树杈覆盖了河面。这条河是危地马拉和圣萨尔瓦多的边界，叫太平河，但现在它却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的分界线。对岸便是敌国。不论是莫拉桑，还是菲格罗亚，都曾向这条河流奔逃求生。我们骑马逆流而上走了一段路，找到一个地方过了河。在河对岸我们发现一只喝水的瓢。那可能是逃跑的士兵丢在那儿的。我们用它喝了水，就仿佛它是专门放在那里给我们用的。然后我们又把它放在岸上，好让下一位来者使用。

现在，我们就到了危地马拉邦。在这条荒凉河流的岸边，看不到任何道路。我们的处境甚至比之前还要危险。因为经过了一天一夜的奔波战斗，到了这里，那些散兵游勇会觉得自己已经安全了，他们当中会有很多人躺下来休息。我们穿过树林沿着河岸走上不远，幸运地发现了一条道路。这条路向左边转去，一直通到那条从人们涉水渡河的地方延伸过来的道路上。在这里我们打发了那位小向导，然后上了主路。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已经面目全非，到处是破败的瓦砾堆。在到达帕米塔庄园之前，我们一个人都没有看见。而且这个庄园也非常荒凉。院子里空空荡荡，我们推开房门进了屋才看见有人。庄园的主人是一位反对莫拉桑的老绅士。此时他正在客厅坐着，厅里还放着他和妻子的鞍具，地板上还放着两卷包好的铺盖。看样子他们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现在他或许觉得自己为时已晚，于是谦恭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又问我们带了多少人。这真是有趣，尽管一路上我们自己吓得半死，可不管到哪儿我们还能吓到别人。为了让他放轻松，我们问了问唐·萨图尼诺和我们行李的情况，然后就骑上马继续前进。走了不到1个小时，我们来到可可庄园。我们听说唐·萨图尼诺昨晚就在这里过的夜，一大早才从这里出发。由于这个庄园所处的位置很特别，我们突然出现在房子前面，结果正看见3个卡雷拉的士兵在廊子下吃玉米饼。他们也在同一时间看到了我们，抓起步枪就跑。但又有个人突然停了下来，用一支老式的大口径短枪朝我们瞄准。他的枪管看起来大得就像教堂的门，我和船长似乎都在射击范围之内。我们陷入被误射的可怕危险当中。就在这时，又有一个人跑了回来，打掉他的枪并喊道“是朋友，是那些英国人!”我们这才有机会接近他们。原来这个和善懂事的小逃兵，就是那些找我们要过早饭和硬币的士兵们当中的一员。可能还不曾有哪一枚6便士硬币花得比我给他的那一个更值！他之前看到了我们和菲格罗亚很是亲厚。受长辈教导，他也相信莫拉桑是个杀人狂。所以他没想到我们和莫拉桑在一起很安全，以为我们此刻也和他们一样面临危险。他还问了问我们是怎么逃出来的。事情的结局就是这样。能遇到这几个人我们真是高兴极了。要是换做另一伙儿人，我们受到的待遇可能会截然不同。而且他们还讲了一个重要的消息，让我们放下了心—菲格罗亚那些逃散的士兵大部分奔着圣安娜去了。这几个士兵回来吃完了他们的饭，道了声谢算是付了钱，然后和我们一起上路出发。他们从路上偷了一匹很好的马，轮流骑着，尽管没有马鞍。

路过埃尔卡考时，他们的出现在当地人当中引起了一场震动。因为他们带来了关于菲格罗亚溃败的最新消息。这是个坏消息。本来这里的人们都以为莫拉桑已经被他在危地马拉的失败彻底击垮。莫拉桑撤退时避开了这些村庄，所以当地人并不知道他其实是带了那么强的一支队伍逃走的。我们竭力想找个向导，但没人愿意出村。于是我们只得上马继续前行。过了一小会儿，天开始下雨。顺着这条崎岖的道路，我们爬过了一座高耸的、荒凉的火山。到了下午晚些时候，船长开始对那几个士兵心怀疑虑。所以我们很唐突地骑上马加快速度，把他们甩在了后面。下午5点左右，我们避开一条通向村庄的道路，选了一条位于保守党和自由党势力范围之间的道路来走。这条路很是崎岖多石。很快我们就来到一个分叉口。接下来该走哪条路，我们举棋不定。其中有一条路，从一道由两列山脉夹成的宽阔峡谷当中穿过。我们知道我们要走的路不用横穿任何一道山脉。所以我们就把这两列山作为唯一的向导，选择了这条路。到天快黑时，我们走出峡谷，看到右边有一条道路通向一片树林。沿路走去，不久我们听到一阵铃声。穿过树林我们看到一座庄园，要去那里，我们得先往前走一段路，然后再从一条私家小路上折回。这座庄园坐落在一片开阔的空地上，有厨房，有棚子，还有一座挺大的制糖作坊。二三十个工人（主要是印第安人）正聚在一起向工头儿报告他们白天都干了什么活儿，然后领回关于明天要干什么的命令。我们的出现在他们中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震动。我们正和工人们聊着，庄园的主人—一对兄弟—出现在门口。策马上前，我们向这二位主人请求留宿过夜。那位哥哥同意了。但他为难的表情也说明，在这个国家人与人之间的警戒和猜疑依然存在。这二位绅士穿着普通的庄园装束。他们的房间里也很寒酸。不过倒是有一张吊床和两个铺着席子的粗糙木架，那也是床。还有一个小房间和这个屋子相连，不知他俩谁的妻子和一个小孩在里面。这二位主人是受过教育的文化人。我们将阿瓦查潘发生的事告诉给他们，并说明我们正急着赶往危地马拉城。吊床和木床之间有一张小桌。我们就在那上面吃了晚饭。晚饭有炒鸡蛋、菜豆和玉米饼。和平时一样，用餐也没有刀叉和勺子。

晚饭后那位年长的主人被叫了出去。但没几分钟他就回来了。关上门，他告诉我们，工人们听了我们讲的事情现在很激动。他们不相信我们这是要去危地马拉，因为有一个妇女看到我们是从危地马拉方向的路上过来的。他们认为我们是从危地马拉之战中撤退下来的莫拉桑的军官，现在正竭力逃回圣萨尔瓦多。我们没有料到这个庄园的人们猜疑心这么重。这位绅士很不安，他很抱歉自己不得不违背待客之道。他说，我们应该也知道这个国家现在的混乱状态以及党派情绪的疯狂。他本人反对莫拉桑，他的工人更是凶暴的保守派。现在这个时候，他们可是什么暴行都干得出来。让我们在他家屋檐下待上这一会儿，他已经冒了很大的危险。他求我们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他的安全，赶快离开他家。他还说，尽管我们被人怀疑也是莫拉桑手下的倒霉蛋，但我们的马可以牵走，我们本人可以安然无恙地离开，再多他可就不敢保证了。如果我们真是他所认为的逃亡者，我们无疑会对他的善意非常感激。但现在我们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没有向导，还被人误会并在黑夜里被请出家门。这真是和被那支老式大口径短枪指着差不多一样糟糕。幸亏他不是个多疑的人。他要是另一个唐·格雷戈里奥的话，我们就得“走着回西班牙”了。而且也幸亏我当初坚持拿到了菲格罗亚的护照。现在这是唯一一件能够洗清我们身份的东西。我把护照拿给他看，并指出了上面的一处额外的夸饰—也就是那位副官给写上的“全权代表”。我相信，知道了我的身份（这种身份的人占用他的房子那是他的荣幸）要比欣闻我们不是莫拉桑的军官，还要让他震惊。尽管他是个文化人，但他一直是在自己的庄园里过着闭塞的生活，“全权公使”这样的人物他听说过，但从没见过。我的装备和我帽子上的鹰型徽章也撑得起这个身份。他把管家和庄园的两个工头叫了进来，把护照念给他们，并给他们解释“全权公使”是个什么角色。我坐在床上，脱了上衣但戴着帽子，好展示上面的帽徽给他们看。这时候船长也压制住对莫拉桑的所有偏爱，说起了我和卡雷拉的亲密关系。但这些人是如此的多疑，他们一旦形成一个看法，就不愿意再放弃。所有的这些努力能不能让他们相信我们的身份，暂时还不得而知。但我们的主人很愿意帮忙。能担任与工人们沟通的中介，那位管家也受宠若惊，于是拿出自己全部的影响力去说服他们。塔列朗有一句格言：今天能做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天。至少在我外交生涯的此刻，我感受到了这一古老律条正反两方面的价值。从正面看：从我见到菲格罗亚的那一刻，我就一心只想着拿到他的护照，直到我把护照放进口袋才肯罢休。如果我要等到去拿他写给卡雷拉的信件时再领护照，那我现在就麻烦了。从反面看：要是我们刚才面对马上就要袭来的暴力选择了逃避，那我们现在应该已经被抓回村里，关进了村公所。那样一来，我们就得面对这些无知民众所能造成的所有危险了。要知道他们此时正因为莫拉桑得胜、菲格罗亚失败而躁动不安。踏上这段旅途时我们还以为，要是被保守党抓到，我们应该会被送往危地马拉。然而在路上我们发现，他们对危地马拉并没什么义务。他们的行动其实全凭冲动。不管用什么东西作诱饵，哪一派都没人愿意启程去危地马拉。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走比从这个村到另一个村更远的路。但后来我们这个困难得到了解决。那位管家答应我们天亮前会找来个向导，领我们去下一个村子。凌晨3点，我们就被糖作坊里的咯吱咯吱声吵醒了。可是我们一直等到了天亮，也没有什么向导来。于是我们只得和好心的主人道了别，自己上路出发。这座庄园叫圣荷西庄园，但匆忙之中我没顾上问一问主人的名字。中美洲的革命持续不断，可能有一天他也得逃命。希望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位心地像他那么高尚的人。

往前走了5里格，我们来到荷口提拉牧场。唐·萨图尼诺和我们的伙计曾在此留宿。我们所走的这条路在一道壮观的大峡谷中延伸。谷底的土壤肥沃，两侧的山峦雄伟。我们路过奥拉托里奥和莱昂附近那些稀散的居民点。这里的建筑大多是一些单体棚屋。有几次，当地的妇女见了我们抓起孩子就跑进了树林，然后从林子里张望着我们过路。捐弃干戈，这里其实能与瑞士最美的山谷比肩。

12点，我们来到了一座茅亭前。有一伙儿保守党侦察兵正在此把守。要是能避开他们，我们心里会很高兴。当然，他们听我们亲热地管他们叫“朋友”，是听不出我们这种心思的。我们问了问卡雷拉的情况，说我们盼着能在路上和他相会。因为菲格罗亚告诉我们，他正朝着这个方向赶路。我们告诉他们菲格罗亚已经进了阿瓦查潘，而且特别留了个神，没说菲格罗亚后来又被赶了出去。随后我们和他们道了别又匆匆上路。

2点钟，我们来到了伊斯卡拉沃斯河河畔。这是一条波涛汹涌、气象雄壮的河流。跨河的那座桥梁是中美洲最大的建筑，也是关于西班牙统治的一处纪念建筑。过了桥我们进入一个村庄。这个村子只是由一些棚屋聚集而成，但它坐落在河边一个非常壮美的位置上。从这里向上看，能看到对岸一列雄伟的大山，山顶上长着伟岸的松树。不过住在这里的那些悲惨的居民，对这片风景的美浑然不觉。然而这是有原因的。每次危地马拉和圣萨尔瓦多之间发生战争，那些心怀仇恨的远征军都要从他们的村子经过。莫拉桑的军队就曾在一周之内两次经过这里。当时居民们带着所有能带走的东西，锁上门，逃进了山里。莫拉桑军队最后一次从这儿经过时，因为补给匮乏，又迫于后有追兵，于是就拆了棚屋当柴烧。没有面包或是玉米饼，他们就当街杀牛，煮到半熟就吃。

2点钟，我们再次出发，出了村子进入一片覆盖着火山岩的乡野。4点钟，我们到达珊瑚石庄园。这个坐落在一片崎岖乡野最高处的庄园规模很大，有教堂，有村庄。尽管天在下雨，我们却并没在此停留。因为我们看到全村的人似乎都喝醉了。在一所房子前有个保守党的军官跟我们打了招呼。他醉得几乎都不能在马上坐稳，上前来跟我们说他杀了多少莫拉桑的人。天快黑了，我们骑马穿行在一片森林中。我们正担心自己会迷路呢，但走着走着突然就出了林子，看见阿瓜火山和富埃戈火山耸立在我们面前。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了唐·萨图尼诺和伙计们欢喜的呼喊声。这附近的大平原边上有一座小棚屋。此时他们已经在那里扎了营，把骡子也赶到草场上去了。原来唐·萨图尼诺已经听到了我们上路的消息，但他还是遵循分别时我们对他的嘱咐，继续往前走。因为他觉得一旦我们遇上什么意外，他在危地马拉应该更能帮得上忙。他们没遇到莫拉桑的队伍。那支队伍经过时，他们正在主路以外的一个庄园里。他们一直在忙着赶路，还没有听说菲格罗亚队伍的溃败。

这座棚屋只有一个小房间，只能勉强容下房主夫妇，但屋外的空地很多。这次旅行我们已经辛辛苦苦地骑马走了50多英里，到这里，我们距离危地马拉还有1天的路程。想到这一点我心中极为惬意，于是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丢了一头骡子，所以一直磨蹭到8点钟才从这离开。临近傍晚，我们从一列长山上下来，进入危地马拉平原。这片平原看起来很美。我从来没想到与它再见，我会这样地高兴。现在，我已经走完了这一段1200英里长的旅程。就是把全秘鲁的金子都给我，也不能引诱我再走这么一回。我在城门口看到的第一个人是我的朋友唐·曼努埃尔·帕文。我忍不住想，要是莫拉桑占领了这座城市，那他现在应该在哪。卡雷拉不在城里，他已经出发去追捕莫拉桑了。追击途中他又接到一条消息，去了克萨尔特南戈。后来发现，我认识的人谁都没有遇害。他们都没有参与这场战争。这让我深感宽慰。

我给唐·曼努埃尔带来了关于莫拉桑将军的最新消息。自从莫拉桑离开安提瓜之后，这里的人们就没再听到过关于他的一丁点消息。因为没人从那个方向过来，人们还是被战乱吓得不敢出门旅行，这座城市也还没有从恐怖带给它的痉挛之中恢复过来。继续往前走，我又遇到了一些熟人。他们都欢迎我回到危地马拉，认为我这是历经磨难，死里逃生，冲出重重危险，来建立我们两国之间的联系。他们真心诚意地欢迎我回来，而我也真的很高兴再见到他们。可是我几乎不能让自己相信，他们和那些我以为很有可能会遭到莫拉桑流放的人，就是同一批人。这场战争要是莫拉桑得胜，那他们这些人就没有一个能在这里欢迎我了。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拦下，要我讲一讲阿瓦查潘那边的情况。莫拉桑有多人？他身边的军官都有谁？我和他讲话了吗？他看着怎么样？他说了些什么？这些都是他们的问题。我将船长介绍给他们，让他代为作答。船长每讲一次，都会吸引一圈的听众。再次回到彬彬有礼、衣装体面的文明人当中，船长感觉自己的言论自由有了相对的安全保障。于是，为了给自己在路上被人逼着呼喊“卡雷拉万岁”寻求一点补偿，他说，要不是莫拉桑部队的马太累了，菲格罗亚部队的人一个都活不了。我们要是说莫拉桑已经彻底降服，受了伤，或者甚至说他已经死了，那我们带来的消息就会更受当地人欢迎。但很遗憾，我们没能这样说。继续往前走，我们看到路两旁房屋临街的墙上有枪弹留下的痕迹，广场上建筑的前立面也被枪弹划得很吓人。我的住所就在广场附近。有人从这座房子的木构件上取下了3颗步枪子弹，留着作为那场战斗的见证拿给我看。进城不到1个小时，我就见到差不多所有的老朋友。近来，我光想着自己的麻烦，都没考虑过他们遇到的麻烦得有多大。能够再次回到他们身边，我心中的满足感真是难以形容。现在我至少得到了片刻的休憩。但其实我内心依然有所挂虑：我没有接到家信，卡瑟伍德先生也还没到这里。不过我倒并不为他担心，因为他要走的路线没什么危险。到了晚上我躺在床上，想着明天不会再被什么人或事赶着继续往前走，心里感觉真是轻松惬意。船长和我住在一起。目前的情况对他的危地马拉远征来说，是一个奇怪的结局。但无论如何，这总比他继续留在那个港口要强。

自从我上次走了以后，危地马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下面我要对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危地马拉城发生了的事情做一个简短的叙述。我要讲的应该没什么差错。读者们可能还记得卡雷拉和洛斯阿尔托斯邦的将军古斯曼之间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卡雷拉为古斯曼提供了400条旧式步枪。自从那时，危地马拉就接纳了卡雷拉（或者说是被他接管，我搞不清哪种说法更为准确）。而等到取得了人们的信任，卡雷拉就开始要求古斯曼归还他的那批枪支。洛斯阿尔托斯邦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个邦当时是坚守自由主义原则的中心，首都克萨尔特南戈是那些在危地马拉遭到驱逐的自由主义者的庇护所。出于对洛斯阿尔托斯邦入侵的担忧（或者说假装为此担忧），以要回那400条无用的步枪为借口，卡雷拉带领1000人马出征去攻打克萨尔特南戈。当地的印第安人相信卡雷拉能消灭那里的白人，所以也帮着他。古斯曼被自己的部队抛弃。他抱病裹上一件大衣，骑马奔下一条深谷逃命，结果被卡雷拉亲手俘虏。他将古斯曼的军装上衣送往圣萨尔瓦多，上面还贴着欧玛、楚斯洛斯等地名。这些都是古斯曼以前为共和国效力时取得过卓著成绩的地方。卡雷拉还附了一封信给政府。他在信中申明，送这件上衣就是为了证明他已经将古斯曼拿下。一位绅士跟我说，他曾见过那件上衣是怎样被送往圣萨尔瓦多的。那件衣服被穿在一根杆子上，由一群存心羞辱古斯曼的乌合之众举着，绕着安提瓜的广场游行。打完与古斯曼的那场战斗，卡雷拉开进那个国家的首都，废黜了它的领导人和其他官员，并派他的士兵在那里驻防。他不理解邦国边界的实质性含义，废除了洛斯阿尔托斯作为一个独立邦国的存在，将它并入危地马拉，或者说，纳入了他的统治范围。

后来为了表彰他的卓越功绩，危地马拉当局发出公告，星期一，也就是17日，要为卡雷拉举行凯旋入城式。那天，在礼炮和音乐声中，在挥动的旗帜中，卡雷拉穿过当街立起的一道道拱门，进得城来。入城式上他还带着古斯曼将军。古斯曼和这里有头有脸的居民私下里都认识。一年前他们还哀求古斯曼快把他们从这个卡雷拉的手中拯救出来。而现在他侧身骑在一匹骡子上，脚还被绑着。他的脸被石头和弯刀打得多处擦伤，肿胀变形，以至于人们都认不出那就是他。俘虏们被拴在一起。在这场凯旋仪式上，洛斯阿尔托斯邦的首长、政府秘书长、国民代表大会秘书长都很不光彩地骑马跟在卡雷拉身边。

再后来，古斯曼将军被莫拉桑从监狱中解救出来。莫拉桑带着部队的残余势力逃离广场后，古斯曼因为受不了旅途上的劳累，被落在了后面。于是他就在路上找地方藏了起来。莫拉桑将军告诉我，古斯曼遇到的那些残酷的事情已经将他困在了一种可怕的焦虑当中。他已经丧失了理智，他那坚强意志也已经不复存在。

凯旋式结束后，这座城市就猛然间静了下来。它在瑟瑟发抖，因为害怕莫拉桑的攻击，害怕印第安人的崛起，害怕将会有一场阶级战争。偶尔有谣言传出，说卡雷拉要将古斯曼和俘虏们带到广场上去枪毙。这也令这座城市震惊。3月14日，从菲格罗亚那里传来消息，莫拉桑已经过了里约巴斯，正在向危地马拉进军。这个消息打消了人们所有的其他顾虑，现在卡雷拉是唯一一个能保护这座城市的人。15日，卡雷拉带领900人马出征阿拉佐拉，将危地马拉的城市广场留给500兵丁来守卫。沉重的阴云笼罩着这座城市。同一天，莫拉桑抵达了距离危地马拉11里格的珊瑚石庄园。16日，危地马拉的士兵们开始在广场的一角砌筑胸墙。很多印第安人走出村子，进城帮忙。卡雷拉在距城1里格半远的阿塞特纳选好了他的驻兵之地。17日，卡雷拉骑马进城，并与该邦的首领及其他要人一起巡视防御工事，号召人们拿起武器。中午时他又返回了阿塞特纳。4点钟，消息传来：莫拉桑的部队正从珊瑚石庄园往下走。这已经是他们到达危地马拉平原的最后一段路了。这座城市立刻陷入巨大的恐慌。当天晚上，莫拉桑的部队在危地马拉平原上过了夜。

天还没亮莫拉桑就带兵出发，并在好望门进了危地马拉城。他将全部的骑兵和一部分步兵留在斗牛场及卡瓦里奥的几处高地上，交由卡班纳斯上校指挥，以观察卡雷拉的动向。他自己带领700人占领了哥德普洛广场，并将他的辎重、全部的牲口还有那100名妇女（在这个国家，部队出征或多或少都有妇女陪伴）都留在了圣胡安迪奥斯医院。之后，他派佩雷斯和里瓦斯去攻打广场。他们沿着一条通往市中心的道路往上走。借着山体的遮掩，他们爬过基督学院教堂的院墙，穿过教堂，来到铸币厂对面的街上。这里是广场某一侧的后街。当时正有27个印第安人忙着在广场入口砌筑防御工事。后来，人们在那里发现地上躺了26个人，9个死的，17个受伤的。等我到这儿时，那个地方的地上还能看到红色的血迹。话说当时，入侵者进入铸币厂，走廊那边一阵猛烈的射击。但他们闯了过去，打破大门冲进了广场。这个广场由卡雷拉留下的500名士兵守卫。他们当中大约有二三百人是印第安人。这些人不断后退，一直退到了大教堂的门廊附近。没多久他们就全都跑光了，将这座广场和他们的全部弹药丢给来犯者。当时这个邦的政府首脑里维拉·巴斯和秘书长唐·路易斯·巴尔特雷正在广场上。除了他们，那里几乎没有别的白人市民。因为卡雷拉不想要白人士兵，也不会让白人当军官。很多年轻人毛遂自荐要来守卫广场，却被告知没有武器。

从周围村子里赶来的大批印第安人加入了卡雷拉的队伍，于是他的力量得到加强。就在莫拉桑的队伍进攻广场时，他也袭击了卡瓦里奥的几处高地。莫拉桑带领留在圣胡安迪奥斯医院的一小支部队赶来驰援卡班纳斯上校。这场惨烈血腥的战斗打了一个半小时，一直打到了士兵们徒手肉搏。在这场战斗中莫拉桑失去了他的几员大将。桑切斯被卡雷拉将军的兄弟叟特若·卡雷拉杀死。莫拉桑和卡雷拉相遇，卡雷拉说他当时差点把莫拉桑的马鞍劈成两半。后来莫拉桑的部队被打得溃不成军，落荒而逃。后面的追击如此之紧，以至于莫拉桑都来不及捡起自己的装备。等到赶回广场，他已经失去了300条步枪和全部辎重。他的士兵有400人被杀、负伤或是被俘。10点钟，他的全部兵力都被圈在了广场上。不计其数的印第安士兵包围着他们，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开枪射击。莫拉桑派兵到广场周围房子的女儿墙和屋顶上布岗，以逼人的火力予以回击。

被压制在这样一个可怕的位置上，莫拉桑现在有时间进行反思。就在一年前，这里的人们认为只有他能将他们从卡雷拉的手中也就是从毁灭中拯救出来。他刚到这里时，当地人心怀感激地鸣钟放炮，热情欢呼，并派出了代表团迎接他。他的士兵们进入广场后，从在那里抵抗的几个白人市民中抓了一个小伙子，带到莫拉桑面前。莫拉桑认识他，于是就点名问了几个他在此地的老资历支持者，问他这些人会不会来加入他的队伍。这小伙子回答说他们不会。莫拉桑和他的军官们听了似乎有些失望。无疑，他原本是希望市民们能揭竿而起来帮他，并再次听到他们欢呼为他赶走卡雷拉的拯救者。我在圣萨尔瓦多的时候，听说他是接到了一些紧急请求，才出兵来这里的。但不论他当初是怎么预料的，眼下看来，这里的人们没有任何希望被他拯救的表现。相反，响起在他耳畔的嘶哑吼声是“暴君该死！莫拉桑将军该死！”当初那欢迎他的情绪已经发生了彻底的翻转，或许那种情绪是被大批从周围村子里进城来抵抗他的印第安人给压下去了。

后来双方火力渐渐弱了下来。等到12点，双方彻底熄了火。但这时广场上已经躺满了死人，街道也被密集的人群堵塞。卡雷拉的士兵们在广场的角上用粗俗的下流话、俏皮话侮辱、戏弄莫拉桑和他的士兵。卡雷拉这边停火，只是因为缺乏弹药。他在广场上的弹药都已经被守军丢给莫拉桑了。卡雷拉急着重新发起进攻，于是坐下来亲手制作弹药。

英国副领事霍尔先生的住宅就在广场边上。接到莫拉桑入侵的消息时，总领事查特菲尔德先生正在12里格之外的埃斯昆特拉。他骑上马赶到城里，在霍尔先生的家里升起了英国国旗。在莫拉桑的士兵们看来，这面旗子是广场上最扎眼的东西，而查特菲尔德先生也几乎和卡雷拉一样的可恨。莫拉桑派了一队士兵到这座房子的屋顶上防守，一边控制广场，一边控制庭院。前军事部长奥雷利亚纳也在屋顶上挥着剑和他们并肩作战。但是后来院子里传来了抗议声，说这是副领事的房子。他听了便停了下来。不计其数的印第安人挤满了这座城市。黄昏时，他们跪在地上唱起了赞美圣母的圣歌。此时，奥雷利亚纳和其他军官已经从屋顶上下来进了院子，正在霍尔先生的家里喝可可。霍尔夫人是这座城里的一位西班牙夫人，她问奥雷利亚纳为什么不跪下来唱歌。他开玩笑回答说，他要那样的话，屋顶上的士兵会把他当做一个保守派而朝他开枪。但据说，这支巨大的合唱队的歌声吓到了莫拉桑。因为这让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这股聚集起来要毁灭他的力量有多么巨大。他也头一次表露出了对于眼下这场危机的个人感受。“信仰万岁！卡雷拉万岁！莫拉桑将军该死！”祈祷过后人群中又爆发出了这么一阵狂吼。随后他们再次开火，而且这次的火力比之前更猛。广场上莫拉桑的军队也开枪还击，双方的交火一连持续了几个小时。到了凌晨2点，莫拉桑拼尽全力试图冲出广场，但还是被赶回到了胸墙的后面。广场上已经躺满了死人。他那些岁数最大的军官和儿子当中已经有40个人死了。到3点，他将300名士兵布置在广场的三条边上，下令叫他们猛烈开火，又将全部的火药都扔进了喷水池里。然后趁着敌人的注意力被吸引，他从广场的另一边突围，丢下广场上那些士兵听天由命。

我的这一番叙述，是以危地马拉当局对那场战斗的官方说法作为依据。在阿瓦查潘时，我当然还没有听到对于那场战斗的任何描述。如果我的叙述是真的，那这场战斗真就是莫拉桑作为一名战士、一个男人在品质上的一个污点。他带领500人马从城中逃了出来，一路上死伤遍地。12点钟，他到了安提瓜。在这里有人劝他重整旗鼓再去攻打危地马拉。但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血已经流得够多了。他来到市政厅，据说在那里写了一封信给卡雷拉，请对方善待俘虏。法国总领事马赫林男爵还告诉了我这样一件轶事（当然这事似乎不太可能）：莫拉桑将他的手套放在桌上，让安提瓜的市长将它交给卡雷拉作为一种挑衅，还给他解释了一下这只手套的寓意。离开这里，他继续沿着海岸线撤退，直到我后来在阿瓦查潘见到他。

而与此同时，卡雷拉的士兵们涌进广场，点起一堆大篝火。他们不住地朝天开枪，一直闹到天亮，很是吓人。随后他们就开始搜查逃亡者。一场大屠杀开始了。阿里亚斯上校的一只眼睛掉了出来，在地上躺着，被他们用刀刺死。佩雷斯被枪毙。藏在大教堂里的马瑞斯考也被拉出来枪毙。阿瓦查潘那个寡妇的儿子帕迪利亚被人们发现躺在地上。据说他被刺刀杀死的时候，还在哀求一个他认识的中央派救救自己。2个，3个，5个，10个，这些不幸的逃亡者们被一批一批地带到了广场上。卡雷拉站在那里，用手指指这个，又指指那个。凡是被他点到的人，都被拖到离他几步远的地方枪毙。战斗结束后，乔司·维埃拉少校和驻守在霍尔先生家屋顶上的一些士兵从上面下来，藏到了这家的院子里。卡雷拉派人来抓躲在这里的所有人。当时维埃拉正在和这家的人喝可可，他还将一袋杜布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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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把手枪交给霍尔夫人替他保管。霍尔先生将这些人交了出去，并劝说卡雷拉善待他们，尤其是维埃拉。但是只过了一小会，斯金纳先生就进来说他在广场上看到了维埃拉的尸体。霍尔先生不相信，他绕着广场的角去看看。但他出门没几步，就看见维埃拉脸朝上躺在地上，死了。在这场屠杀当中，一位贫穷谦逊的随军神父泽泽纳不顾自己的生命，救下了他的同伴们。他冲到卡雷拉面前跪下，恳求他饶恕这些可怜的俘虏。他的固执恳求和祈祷劝服了卡雷拉，让他停止了屠杀，将那些可怜的俘虏关进了监狱。

保卫这座城市的全部危险和全部荣耀都属于卡雷拉和他的印第安人。局势最为危险的时候，市民们没有出来参加战斗。政府的官员们则是最没有抵抗精神的一群人，他们或是逃跑，或是躲在家里。当他们挣扎着从家里出来，看到街道、广场上的那些恐怖景象，看到地上躺的那些自由党领袖们著名的面孔和血肉模糊的身体，心里会是什么感觉？我们不得而知。他们应该会有忍不住想要逃离这场巨大危险的冲动。“光荣永远属于无敌的首领卡雷拉将军和他指挥下的英勇部队！”他们或许还会感慨，中央政府官方公告中的这句话，突然成了现实。

那天早晨一进城，我们的到来就成了当地所有人心中的头等大事。大家都在谈论我们，每个人都有点新鲜事要和他人交流。我们刚回来穿行在街上，注意力全被那些发生过战斗的地点吸引了。在那里到处都有战斗的痕迹。四处游荡的士兵们跟我们搭讪，向我们讨点小钱。他们还拿步枪瞄准我们的脑袋，一边告诉我们他们怎么枪毙敌人，一边吹嘘着他们已经杀了多少敌人。这些家伙让我感觉很不舒服。有这种感觉的，并非只我一人。但要说有谁心里觉得也舒服也不舒服，那这个人就是我的那位船长朋友了。船长的心向着莫拉桑，所以当初会离开拉乌尼翁去参加他的远征，后来又离开圣萨尔瓦多到危地马拉来见他，并在阿瓦查潘分享了他胜利的喜悦。他离开阿瓦查潘也是因为他的行李已经提前上了路。自从到了这个国家，他就习惯于人们把卡雷拉说成一个强盗，一个杀人犯，并对危地马拉的贵族阶层加以嘲讽。但现在他突然发现自己到了马蜂窝里。他现在听人们批判莫拉桑是个暴君，谴责他的军官们是一群杀人狂。他们都曾经暗杀仇人，抢劫教堂，杀害神职人员。他们的惨败是罪有应得。天意就是要灭了危地马拉的这些敌人。此时，船长已经及时地得到了一个警告。他曾跟人讲，莫拉桑的部队要不是因为马跑得没了力气，就会把菲格罗亚的队伍全杀光了。他的这番言论后来流传了开来。人们认为他说这话倾向性很明显，所以特别问了问这个船长是谁。后来再有事，他就只能听了表示赞同或是闭嘴什么都不说。一路上他是个健谈的人，嗓门特别大，西班牙语讲得极好。他的武器和马具也好得让人羡慕。所以每进一个村子，他都是风头十足。人们都说他“很勇敢”。但到了这里，他却成了一个受压制的人。注意他的人很多，但却没了那一路伴随着他的喝彩声。他感觉自己遭人怀疑，不被信任。当然，令他感觉安慰的是，他没受什么损失。用他的话来说，要是赶上了那场战斗，他现在很可能已经仰着脸躺在地上了。

下午，出人意料，卡瑟伍德先生到了。原来他已经在安提瓜待了一个月，刚刚完成对科潘的第二次参观回来。他还探访了其他的遗址，这些我会在后面提到。见了面我们非常高兴，紧紧地抱在了一起。从那一刻起我们就下定决心，只要是还在这个令人心焦的国家，我们就一定不再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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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西班牙金币。

07

我不在危地马拉的这段时间里，卡瑟伍德先生也没闲着。让我们花点时间来看看他都做了些什么事。

在我第一次参观过科潘回到危地马拉时，我就决定要专门以探访遗址为己任。但在危地马拉，我遇到的人当中没有一个见过科潘遗址的，也没人对这个国家文物古迹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感兴趣。幸运的是我回来没几天，唐·卡洛斯·梅内就来首都做了一次常规的商业访问。他是一个牙买加的英国人，长期在这个国家居住，拥有一座大庄园，还广泛参与采矿业。只要与自己追求的事业相关，这位绅士无所不知，无所不精。此外，他还对与这个国家有关的学问多有涉猎，对文物古迹心怀好奇。但他的这种好奇心受现实情况所限，从未得到满足。他告诉我在莫塔瓜河岸边有基里瓜古城的遗址。这处遗址坐落在昆托斯附近。而昆托斯就是我们以前翻过米克山第二晚过夜的地方。当然，他自己也没有见过那片遗址。我不太能相信真有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在该地方专门就科潘遗址做过调查，没人告诉我们那里还有别的遗址。尽管如此，我又觉得有些信心。因为唐·卡洛斯不是一个信口雌黄的人。

这片遗址坐落在佩斯先生的地产上。佩斯先生是一位危地马拉绅士，不久前刚去世。唐·卡洛斯就是从他那里听说的这片遗址，并对探访和保存这些独特遗迹的细节产生了相当的兴趣。佩斯先生的3个儿子当时已经继承了父亲的地产。应我的要求，唐·卡洛斯和我一同去拜访了他们。可是这三兄弟谁也没有见过那些遗址，他们甚至都没去过那片土地。那是一大片荒地，多年前仅仅是因为一点小事，到了他们父亲的手里。老佩斯先生曾去过那里一次。他们也听他说起过那些遗址。

眼下，投机的观念已经传播到了这个国家。因为这片土地土质肥沃，又挨着一条能够通航到海洋的河流，所以它现在也成了招股投资的对象，要在英国按股出售。招股说明书上说这片土地所处位置具有显著的天然优势，另外它还有能够吸引移民其他优点。纽约的一家化工厂在破产前很可能也用过这套说辞。几位佩斯先生目前正处于获得那些预期财富的第一阶段，讲起话来与我国的那些城市建造者们一样张力十足。这次探访能够间接增加他们那块不动产的价值，所以也引起了他们的兴趣。我被告知有两位佩斯先生正准备去那片土地上看一看。于是他们当即提议让我陪着去。

卡瑟伍德先生也听说了这些遗址。从科潘回来的路上，他在奇基穆拉省遇到过一个人。那人告诉他在基里瓜有这样一处遗址。还说加林多上校此时正在那里工作。置身那处遗址的附近，他当时很有心去参观一下。但他在科潘已经忙得非常疲惫。而且他清楚关于加林多上校的消息是假的，因为他早就知道那位上校此时正在这个国家的另一个地区。因此，他怀疑那个人所讲的话全是假的。等他回来跟我说起这事，我们都怀疑那些遗址是否值得一探。我当时正要去圣萨尔瓦多，而他又不能和我同行。于是我们决定，我不在危地马拉的这段时间，由他陪二位佩斯先生去探访基里瓜遗址。后来他就是这么做的。

说到这里，读者们须得再回到因昆托斯（我们来到这个国家的第二晚曾在那里过夜）。卡瑟伍德先生一行来到这里，坐了一艘独木舟继续往前走。这艘船有25英尺长，4英尺宽，用一根桃心木的树干挖成。他们顺流而下航行了2个小时，在埃尔波索附近的洛斯阿玛迪斯登岸。从伊札巴尔去往危地马拉的大路就在此经过。我们到这个国家的第二个早晨就是在这里吃的早饭。因为下雨，两位佩斯先生不得不在这个供给匮乏的破烂棚户区里等了两三天。这里的人们宁愿喝门口的泥水，也不愿意费点事去河里打水。

大雨结束，早晨天气晴朗，他们出发前往那片遗址的所在地。在一条破路上骑马走了大约半个小时，他们又到了阿玛迪斯。这个村子恰好坐落在河岸上，地基高出水面30英尺。下面的河面大约有200英尺宽，除了几处深坑，随便在哪儿都能涉水过河。河水深一般不超过3英尺，有些地方甚至都没这么深。但据说再往下游，这条河可供吃水不超过3英尺的船只通航入海。他们上了两艘用雪松挖成的独木舟，顺流而下走了几英里，遇到一个叫胡安·利马的黑人和他的两个妻子，并让他们上了船。这个黑恶棍（卡瑟伍德先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这样称呼他）后来做了他们的向导。他们继续往前走了二三英里，在河左岸的一个牧场棚屋前下了船。他们穿过两块玉米田，进入一片长满大雪松和桃心木的树林。林子里非常热，这里的道路覆盖着一层落叶，极其松软潮湿。他们在林子里朝着东北方向走了3刻钟，来到了一座金字塔形建筑跟前。这座建筑与科潘的建筑遗迹很像，约有25英尺高，有一部分台阶保存完好。他们登上这座建筑，然后从它另一面的台阶上下来。离此处很近的地方有一个直径达2码的巨大头像。那上面遍布青苔，几乎被一棵巨树完全遮住。头像附近有一座大祭坛，上面也长满厚厚的苔藓，纹饰完全不可辨识。这两座建筑由一道围墙圈在一起。

之后他们又经过那座金字塔形建筑原路返回。继续向北走了三四百码，他们来到了另一组纪念建筑前。这些建筑的基本特征也与科潘的相同，但要比那里的高出两三倍。

第一座纪念建筑高约20英尺。它的四个立面有两个高5英尺6英寸，另外两个高2英尺8英寸。建筑正面刻的是一个男性造像，保存得很好。背面是一个女人形象，已经多有损毁。两侧是保存良好的浅浮雕象形文字，其风格与科潘的那些文字如出一辙。

另一座纪念建筑高出地面23英尺，前后都雕刻着男性造像，两侧也是浅浮雕的象形文字。一个底座环绕其下，向外伸出十五六英尺。

近处还立着一块方尖碑（或者说一块雕凿过的石头）。它与那座建筑恰如一支圆规的两脚。石碑高出地面26英尺，或许地下还有6到8英尺。它已经偏离垂线12英尺2英寸，似乎随时要倒，但又被一棵紧挨着它生长的大树和底部的大石块给挡住。石碑倾向地面的这一面上刻的是一个男人的形象，雕刻精良，保存完好。略朝上的那一面刻的似乎是相同的图案，但因为有植物遮挡，我不能十分确定。另外两面的纹饰很清楚，都是浅浮雕的象形文字。这座纪念建筑论体量，论雕工，都得算这里所有的建筑中最好的一座。

这里还有一座10英尺高的雕像躺在地上，被苔藓和荒草掩盖。另一尊差不多同样大小的雕像也仰着脸躺在地上。

另外这里还有4座立着的雕像，高约12英尺，但保存状况欠佳。还有一些祭坛，上面的草长得太深，以至于我们都没法看清它们的确切形状。其中有一座圆形的，坐落在一块小高地上。一道石墙绕成一个圆圈，将这块高地圈在里面。这个圆圈的中心，是一块表面刻着象形文字的巨大圆石。一条很窄的台阶能通到那里。圆石上面也盖着植物，似乎是由两座巨大的头像支起。

这些纪念建筑都位于那座金字塔的脚下，一座挨着一座地分布在一条注入莫塔瓜河的小溪岸边。除了这些建筑，卡瑟伍德先生他们还发现了13块雕塑碎片。毫无疑问，这里肯定还可以发现更多的雕像碎片。

和这里隔一段距离，还有一座纪念建筑。这座建筑高出地面9英尺，可能地下还有二三英尺。它前后各雕了一个女性造像，两侧装饰繁复，但没有象形文字。

第二天，那个黑人许诺要带卡瑟伍德先生去看11根方柱，还说这些方柱要比他所见过的柱子都高，它们就在一座山的脚下并排而立。被这个黑人拖着在烂泥里走了3个小时，卡瑟伍德先生通过看指南针发现，黑人一直在变换方向，于是就开始对他心生怀疑。这个男人身上有枪，又是个声名狼藉的坏蛋。他还对这片土地的主人要来找出在这里非法居住谋生的人而愤愤不平。考虑到这些，卡瑟伍德先生就坚持要求回来了。这次旅行佩斯兄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没人帮忙，卡瑟伍德先生也没能进行任何深入的考察或是画下这里所有的建筑。

这片遗址的基本特征与科潘的相同，但纪念建筑要比科潘的高大得多，但此处建筑上的雕刻更浅，设计更简单，风化得也更严重。它们的建造年代可能要比科潘遗址要古老得多。

有一点可以确定：这里曾经伫立过一座大城。现在它的名字已经湮没，它的历史已经无闻。他们这次参观结束后，危地马拉的一家报纸登了卡瑟伍德先生笔记中关于这处遗址的一段描述，两位佩斯先生还为其配了图。这篇报道后来传遍全国，还传到了欧洲。在这之前，世上还未曾发表过任何关于这处古迹的报道。几个世纪以来，它躺在这里仿佛已经被维苏威火山的熔岩彻底埋葬。每一个从伊札巴尔去危地马拉的旅客，都要从距离它不到3小时路途的地方经过，然而却无人知道它们的存在。我们自己也曾经这样。它在那里就像以东的石头城那样不为人见，不为人寻，当然更绝对是不为人知。

卡瑟伍德先生回来的那天上午，我去拜访了佩斯先生当中的一位，他是三兄弟中当时唯一一个在危地马拉的。我开始和他商议购买那些遗址。对于古物爱好者而言，它们绝对新鲜，蕴含着未经探访之地的巨大吸引力。此外，这些遗址距离那条河只有大约1英里，而且那里的地面与河岸齐平。那条河从那往下游都可以通航。所以我可以将这座古城整体运到纽约复建。一开始，我就讲明白这纯粹是一项私人事务，我在这件事上的所作所为仅代表我自己（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很快就会明朗）。但佩斯先生却更愿意认为我这是在代表政府行事。他说要是他们家还和以前一样，他们会很骄傲地将这座古城全部送给美国。因为保存这些古迹在这个国家也没人感激他们。他很高兴能为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做出贡献。可是现在，这个国家的动乱已经让他们家变穷。所以他们得将这些古迹卖钱。至于卖与不卖，在他的兄弟们回来之前，他无论如何也没法给我答复。这两三天他们应该就要回来了。但后来佩斯先生又就此事去咨询了法国总领事。我相信他这个举动对我们双方而言，都是一件遗憾的事。因为那位领事先生夸大了这些遗址的价值，跟他提起法国政府为了将卢克索的一座方尖碑从底比斯到巴黎，花费了几十万美元。可能在他们这次投机密谋之前，这片地产的主人能将这55000多英亩的土地连同上面所有已经的、未知的东西一起卖上几千美元，就已经很高兴了。我急着亲自去参观一下这些遗址，以便进一步了解搬迁的可行性，但又担心这样做会让他的估价变得更加夸张。他的兄弟们没有按时回来，而且很不幸有一位还死在了路上。我没有政府作为金主，再考虑到运输的费用，我很可能得放弃这次购买。于是我建议萨瓦赫先生将它们买下，这事的结果如何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我相信读者们读这本书的时候，那些最大的纪念碑当中应该有两座已经在来纽约的路上了。

08

第二天，我去拜访了这个国家的元首。这一次我顺利递交了国书。这位首脑以及政务院所有为首脑服务的绅士们接待了我。他们对我都没有任何的不信任或是怀疑。他们待我更像是对待一个与他们有着相同感受和利益的人，而不是一个外国代表。我对这个国家的了解超过他们在座的每一位。我谈到了这个国家非凡的美丽和富饶，丰富的资源，还有它的火山、山川以及能让它在整个文明世界中扬名的大运河。我说要是他们自己人之间能够化干戈为玉帛，那他们就能享受这一切。在本书的这些篇章中，有些评论可能会让读者们感觉严厉刺耳，但那都是我对自己遇到的友善之情的一点微薄回报。我的心更倾向于自由党。除了因为他们维系着联邦政府，还因为他们让我有机会找到了一个政府。但我对中央党的一些领导人也有好感。要是我有什么话讲得太过尖刻，那我也只是针对他们的公共政治身份而说的。如有冒犯，我就此致歉。

我从政务院出来时，一位绅士跟了上来。他问了问陪我来危地马拉的那位船长是谁，然后说了一番让我大吃一惊的话：政府接到消息称，船长是在拉乌尼翁和我搭上的伴，他原本打算去参加莫拉桑的远征，后来在路上遇到兵败的莫拉桑才改了主意。他之所以到现在还没受到什么骚扰，纯粹是因为他住在我的家里。这番谈话让我心烦意乱。利用官方身份藏匿过一个对立派的拥护者，我很容易受到责难。但我是船长唯一的朋友，我当然决定要和他站在一起。但他此时已经不只是人们怀疑的对象。实际上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因为比他轻得多的过失就遭到了囚禁、枪毙。所以，形势一旦有任何突变，我的家都将无法再为他提供庇护。我们最好能避免对这里的人们造成任何刺激，最好能立刻取得他们的谅解。出于这个目的，我又回来找这个国家的首脑，向他讲了我和船长在这次旅途中的经历。我说就我个人而言，就是选择一个比船长问题多得多的旅伴，我也不愿意独身一人完成这次旅行。至于那个船长，他当初要是碰巧被冲到了他们这边的海岸上，那他很有可能已经参加了他们这边的军队。我们遇到莫拉桑的时候，他并不是正要去参加远征。我极其诚恳地保证，他现在对这个国家问题的另一面已经有了更好的了解。而且，我会负责让他闭嘴不再胡乱讲话。

危地马拉的这位首脑唐·里维拉·巴斯希望这座城市的亢奋能够平息下来，而不是让它陷入新的亢奋之中。对此我可以肯定。他说，船长最好能主动找政府说明自己的身份。回到家里，我看到船长正独自一人待着。他对自己命运的这个转折一点都不高兴。我和他谈了谈，也没能让他放宽心。不过他倒是和我去了趟政务院。来危地马拉的这一路上，他外表风头十足，经常惹得妇女们交头接耳地说他“真勇敢”。面对一切危险的苗头，他都会说，一个男人纵然是死，也只会死一次。眼下我几乎没法让自己相信，他就是那个人。来到政务院，走廊上士兵们的表现似乎是在暗示，他们已经知道他的底细。房间里的绅士们将他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就像是要为他的身体做个广告，他们得做好了笔记。他们的表情似乎是在说，等下回再遇见了他，他们可就了解他了。若是骑着马站在一个公平的战场上，船长会蔑视危地马拉的全体贵族。但现在他被彻底吓坏了。别人跟他说话他才说话。他没像我想的那样放肆，办完事就从政务院出来了。

此时我很乐意让读者们坐下来，在危地马拉清清静静地好好玩玩。但我不能，这个地方不允许我这样做。联邦政府已经被打垮，重建它的前景极其渺茫。而且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组建起另外一个能够替代它的政府的可能性也很小。我没法向自己隐瞒这些情况。而面对这些情况，我觉得自己没有理由继续留在这个国家。对我所肩负的所有任务来说，我现在也已经毫无用处。于是，我正式回复华盛顿当局：事实上，“我经过艰苦搜寻，没有找到政府。”

这下我又能自己做主了。花自己的钱，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于是我们立刻着手安排去帕伦克。没时间耽搁了。帕伦克据此地有千里之遥，而且雨季将至。一到雨季，那条通往帕伦克的道路有些路段就不能通行了。现在危地马拉城都没人去过帕伦克。8年前大主教逃离危地马拉，曾走过那条路。从那以后，就再没有危地马拉城的居民踏上过那条路。我们了解到的信息足以使我们相信：就是从纽约去帕伦克，也要比从这里去更容易些。我们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因为没能找到可靠的仆人，我们不得不亲自过问所有的细节。船长拿不准主意自己下一步要干什么，便说要和我们一起走。第二天下午回家时，我们注意到街角上有一队士兵。同往常一样，我们将人行道让给他们走。他们经过的时候，我提醒船长注意他们看我们的目光很尖利，而且他们还在评论我们。这支队伍越过我的家门，一直排到了下一条街的街角。我猜他们是在搜寻莫拉桑将军或是他手下那些被认为还藏在城中的军官。想想他们应该不会放过我的住处，所以我决定不惹麻烦，他们要搜就让他们搜。进了家门，看门人很不安地告诉我们，士兵们正在抓捕船长。他话还没说完，一位军官进来传唤船长去见地方长官。船长的脸色立刻变得像死人一样苍白。我不是说他缺乏勇气，任何人面对这种情况都会这样。当时我也和船长一样惊慌。我告诉那位军官，他要是这样讲话，那我就把大门关上不让他们进来。但他说这没用，他们会破门而入。看来船长最好还是跟这些军官们走一趟。我送他到门口，嘱咐他什么都不要承认，也别表态，我一会儿就去找他。我当时就看出来了，这件事已经不在那位国家领导人的掌控之中。我们必须得面对一个卑劣的法庭了。卡瑟伍德先生和萨瓦赫先生来我家的路上，正看到船长和押送他的那群人在街上经过。我离开危地马拉期间，是萨瓦赫先生负责照管我的房子。在那场攻城战中，他在我家升起了美国国旗。他久居危地马拉，又见识过那么多的恐怖事件，所以轻易不会慌了神。他很清楚眼下我该怎么办。他陪我来到了市政厅。我们看到船长在栅栏里关着，坐得笔直。地方长官和他的书记员铺陈着笔墨纸张，正在审问他。他们态度严肃，一看就知道情况不妙。见到危地马拉唯一一个对他的命运还有些许关心的人，船长的脸色一亮。幸运的是这位地方长官是我的一个熟人。我曾经找他看过他保管的一件有意思的遗物，阿尔瓦拉多的一把剑。见我挺感兴趣，他也很高兴。我发现在这个国家，能拿出让外国代表感兴趣的东西，很多人会觉得很骄傲，而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对他说，船长是我的旅伴，我们共同完成了这次艰辛的旅程，我可不想再也见不到他。这位长官对我回到危地马拉表示欢迎，并对我在路上遇到暴君莫拉桑所经历的危险表示体谅。船长利用这个机会，毫不愧疚地将自己从与莫拉桑的危险友谊中开脱出来。我们一直谈到天黑得写不了字了。这时候我建议道：让船长在外面过夜太危险，我希望能带他回家，我保证他还会来听审。他客客气气地答应了我，并告诉船长明天上午9点钟再回来听审。船长这时候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打定主意就说自己来危地马拉是为了做生意，为了把他的那些金链子卖个好价钱。

第二天上午，审问继续。船长当然什么也没有招认。他的感情态度确实发生了180度的巨大转变。危地马拉的政治空气对于倾向于莫拉桑的人是致命的。靠那位地方长官开恩，这次审问的结果还算令人满意。但是他们建议船长离开这座城市。一旦有任何骚动，他都会陷入危险。人们预计卡雷拉还有几天就要从克萨尔特南戈回到危地马拉了。船长不用任何催促，决心赶快离开。我们开了个会来确定他应该走哪条路。经过商量我们发现，只有通往港口的路还能通行。船长有一匹马、一头驮骡，他还想再要一头骡子来驮那些行李箱。我院里的骡子有7头，于是就让他牵走了1头。这样，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他脱下双排扣长礼服，穿上旅行装，骑马出发去了伯利兹。我目送他骑着马沿街走远，一直到他走出了我的视线。可怜的船长，他现在在哪了呢？我后来再见到他，是在我纽约的家中。原来，分别后他在伯利兹生了病，上了一艘开往波士顿的双桅船。我回到纽约的时候他正在波士顿，于是就过来看我。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要回拉乌尼翁去开户卖掉他的船。走陆路的话他得穿过危地马拉。他很害怕，于是决定坐船经巴拿马地峡再取道太平洋到拉乌尼翁。我自己在圣萨尔瓦多这个国家很受打击，但我想船长应该不会很快就忘了他与莫拉桑的那些交往。

话说当时，有一位同胞来看我。这个人让我一见倾心，恨不能和他早点认识。他就是马里兰的威姆斯博士。威姆斯在安提瓜居住多年，最近刚回了一趟美国，被任命为领事。他这次过来是打听我寻找政府的结果，因为他也需要递交国书。他听说我计划去帕伦克，就建议我不要去。我上一次的旅行，是从尼加拉瓜开始的。一路上我紧赶慢赶，始终是以这样一个信念鼓励自己：等到了危地马拉，所有的艰辛和困难就都结束了。我就是这样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我们去帕伦克所面临的困难原本只是食宿匮乏。但很不幸，听威姆斯博士讲，现在去往那里的路途已经变得越来越凶险。洛斯拉图斯的大批印第安人全都处于一种躁动不安的状态。私下里有传言说，他们将全面起兵并对白人大屠杀。我前文提到过的普雷姆将军和妻子，就是在去墨西哥的旅途中遭到了一群刺客的袭击。他遇刺后被丢在那等死。他妻子当场被杀，手指还被人砍下来撸走了上面的戒指。麦·唐纳德上校的助手尼科尔斯中尉从伯利兹带回来一个消息称，凯迪上尉和沃克先生在伯利兹河乘船去帕伦克，结果被印第安人拿矛刺死在路上。现在还有传言说卡雷拉在克萨尔特南戈制造了好些恐怖暴行。他现在正怒气冲冲地从那赶回来，要把全体囚犯带到广场上枪毙。在这种情形下，我在危地马拉的所有朋友，都劝我不要踏上这条旅途。卡瑟伍德先生尤其反对。我们也感觉现在正是最凶险的时候，几乎就要退缩。然而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对他说：对于我们是否放弃这次旅行一起回国，我确实应当做最认真的考虑。但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已经确定了要去帕伦克。不到那里我们就不能回来。

收拾行李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小难题，在此我要特别提提这一个：我们需要4条铁链来捆行李箱，但只能弄到2条。因为这里所有的铁匠都在打造拴囚犯的铁链。来危地马拉不到1个星期，我们做好了启程所需要的全部准备工作。我们为自己准备了能够得到的所有装备和安全保障。除了护照，政府还为我们提供了专门的信函，向所有的地方长官介绍我们。这些政府文件上有一个通告，对我很是抬举。文件中还提到了我们要去的省份和打算走的路线，还嘱托地方上要对我热情款待。在巴尔的摩大主教那封信件的影响下，危地马拉那位令人尊敬的主教也给他治下的所有牧师们写了一封信介绍我。但是只有这些还不够，卡雷拉的名字要比这些文件信函全加起来还要管用得多。于是我们又等了两天，等卡雷拉从克萨尔特南戈回来。4月6日一大早，他进了城。到上午9点，我来到他的住处拜访他，但被告知他还在睡觉。他已经骑了一夜的马，所以在下午之前是不会起床了。他在克萨尔特南戈制造暴行的传言得到了证实。

晚饭后，萨瓦赫先生陪我在危地马拉的郊区最后一次散步。我还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深刻地感受到了这座城市所处的美丽非凡的环境。我们还去了圣胡安迪奥斯医院和公墓，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到这里参观。医院在前面。这座宏伟的建筑以前是个女修道院。目前主要是靠唐·马里亚诺·艾希尼纳的主动捐资来维持。医院的院子中心是一座漂亮的喷泉。再往后边就是一片建于霍乱时代的墓园。墓园的入口两侧有一道高墙。经由一条宽阔的通道进去，就来到一片用于埋葬“异教徒”的墓地。

这里只有一座坟墓，石头上镌刻着铭文：

特奥多·罗阿沙都

一位宗教改革者

1837年7月19日

通道尽头是一座太平间，里面的两张床上各躺了一具男尸。这两个都是穷人。一个全身赤裸，腿弯曲着，似乎都没有个朋友过来把它们抻直。另一具尸体裹了一张席子。通道右边有一道门，通向一个四方形院子。这里面的坟墓的拱顶高出地面，上面刻的是城里富人们的名字。从通道左边的门进去，一个院子将太平间后面的地方圈起来，有750英尺长，300英尺宽，围墙又高又厚。有些坟墓就是在墙上掏出的纵向方龛，总共有3层。每个墓龛都用一块石板封住，上面刻着墓主的名字。这些也是富人的坟墓。院子里还挤满了普通人的坟墓。有个地方铺着一片方形的新土，下面埋的就是攻城时死去的那大约400个男人的尸体。此地是一块台地，站在这里可以饱览绿色的危地马拉平原和安提瓜火山群的风光。美丽的花朵在坟墓上盛开，有个声音似乎在说：

“哦，不要摘这些花朵。它们是敬献给死者的。”

这时有人抬来一副棺架，上面躺着一个女人的尸体，也没用棺材就直接埋了。那座新坟的旁边，还有一排新修的墓穴在等着房客入住。它们就是从旧坟地上挖出来的，原来坟中的骷髅头和骨头一堆堆地在一旁放着。我用脚将3颗骷髅头踢到了一处。这就是我与危地马拉所做的阴郁的告别。当时我还脚下一滑，向后倒去。我慌忙踩着一座新修墓穴边上的土，向后退了几步，这才没有摔倒。我相信当时我要是跌进了那个墓穴，我真得因为迷信而不敢踏上旅途了。

我前面提到，城里有传言说卡雷拉在克萨尔特南戈制造了很多恐怖暴行。事情是这样的：当初卡雷拉从危地马拉出发去追击莫拉桑。快到安提瓜的时候遇到他的一个士兵从克萨尔特南戈跑来。这个士兵报告说，在克萨尔特南戈有人起兵，守卫部队被迫放下武器投降。卡雷拉被这个消息激怒。他丢下追击莫拉桑的任务，甚至都没有告知政府他改变了计划，就带兵奔赴克萨尔特南戈了。他到那儿制造了不少暴行，其中最大的一件，就是他抓了18位市民，未经哪怕是最简单的审判，就把他们拉到广场上枪毙了。这在这个国家还是头一例。似乎是为了进一步增加这些消息带给这座城市的阴郁，有一个传言比卡雷拉到得还早：等卡雷拉一到危地马拉，他就会下令把所有的囚犯带出来枪毙。此时，这座城市的亢奋被压抑着，很是恐怖。当初击退了莫拉桑，这座城市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还没来得及搞什么庆祝，那把杀戮之剑似乎就又悬了起来，而且是千钧一发。

在此，我要做些备注。因为此处与上下文都没有直接的联系，也因此无法做任何引申。我要说的就是，有些事情与个人利益深切相关，尽管它们比书籍更能说明这个国家的可怕状况，但我不得不加以隐瞒，以免这些章节偶然传到危地马拉，会损害到某些人。漫漫旅途，我与各个党派的人都有所交流。他们和我讲话很随便，有时也很自信。迄今为止，在所有的战争和革命当中，白人都有控制时局的影响力。但是这一次，印第安人成了主导力量。他们在这个怠惰的时代中觉醒，手里端起了步枪。他们的恭顺变成了残暴。甚至就连卡雷拉党的追随者们，也对社会阶层之间爆发战争，有一种深深的忧惧。他们当中那部分有能力离开的人，都有离开这个国家的强烈需求。那些有大片房屋地产、但手头只有两三千美元现金的人，过来咨询我他们靠这些钱能不能在美国生活。有些在中央派政府身居高位的人告诉我，他们有墨西哥的护照，已经做好随时逃走的准备。他们的忧惧似乎不是没有根据，公正的报应就要到来。在印第安人当中，有一种精神被唤醒。他们要为祖先的灵魂做一次血淋淋的祭祀，要夺回他们的遗产。卡雷拉是这一转变的关键。他被人说成是印第安国王。据印第安人说，他已经免除了他们所有的赋税，他靠对白人收费供养自己的部队。他说一句话，就能让这里的所有白人居民被杀光，没人质疑他有这个能力。我认为，正是卡雷拉在他那短暂的职业生涯中有着接连不断的军事行动，白人们才得以安全无事。因为几乎一直在打仗，所以他没有时间制定长期统治的规划。这个庞大国家从得克萨斯一直延伸到合恩角，这里生活着一个仇视白人的族群。他对此其实一无所知。他是一个狂热者，在一定程度上受神父们的控制。敏锐的直觉告诉他，统领印第安人同时又能得到神父和贵族支持，要比只做印第安人的头领更加强大。但是人们都已经知道，他在冲动之下，将政府给他订的计划或者说政策忘得一干二净。当他从克萨尔特南戈回来的时候，他的双手已经沾满鲜血。而且他人还没到，那条可怕的传闻先到了，说他打算要把二三百个囚犯全拉出来枪毙。危地马拉的市民们感觉自己站在了一道可怕深渊的边上。我请政府的一个领导人和我一起去拜访卡雷拉，并帮我向卡雷拉要一份他的护照。但这位领导人拒绝了。用他的话说，这是为了避免让卡雷拉认为政府在试图领导他。其他领导人在欢迎卡雷拉回来的庆典上对他做了正式拜访。他们还相互就卡雷拉接待他们的态度做了对比。这次出征他都做了什么事，卡雷拉没有就此向政府做任何正式或者口头的报告。这些政府领导人们尽管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但却没人敢问他任何问题或者是提起这事。我在这里讲了这么多，他们或许会说我是个诽谤者。但就算是冒着伤害他们感情的危险，我也必须得把我所认识到的、那个国家当时的真实图景讲出来。

话说当时，我到最后也没能说服哪位领导人和我一起去拜访卡雷拉。与我们上次见面已经隔这么久，这期间卡雷拉又参与了那么多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件，我担心他可能已经不认识我了。但是，得到他的帮助对我们来说又极其重要。我记得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曾温情地说起过一位帮他从侧肋取出一颗枪弹的医生。这位医生我不认识，但我还是去拜访了他，请他陪我去见卡雷拉。他当即彬彬有礼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最后一次见到了卡雷拉。他这时已经搬进了一处比原来的住宅大得多的房子，卫队也整齐正规多了。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和他妻子、里维拉·巴斯还有其他一两个人在屋子一边的桌子后面站着。他们在看一些哥斯达黎加的大金链子。此时他手里就正拿着一条。我认出那是我那位船长朋友那几行李箱金货当中的一条，而且是他经常戴在脖子上的那条。我想，要是他知道了这条曾经在他脖子上戴着的东西现在到了卡雷拉的手上，他准得气得大发雷霆。卡雷拉的妻子是一位外貌漂亮精致的印欧混血儿，年纪不过20岁，看样子似乎很有女性对项链和金子的那种热爱。卡雷拉对它们倒是满不在乎。我当时以为这些金子宝贝是政府送给他妻子的礼物，想借此通过她来安抚卡雷拉。当然我也可能想错了。里维拉·巴斯的脸色似乎很是焦急。自从我们上次见面以来，卡雷拉已经经历了那么多恐怖的事件，我担心他已经忘了我。然而，一见面他就认出了我，并让我到桌子后面，到他身边来。他的军装外套放在桌上，身上穿着同样圆滚滚的短上衣。他的面容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年轻、敏感、聪明。他的声音和举止还是那样彬彬有礼并且严肃。他也又一次负了伤。我很抱歉在这遇见了里维拉·巴斯。因为我认为，作为一位政府首脑，看到自己颁发的护照被人认为少了卡雷拉的背书就算不得一重保护，他一定觉得羞愧且痛心。但我顾不上礼节了。趁着卡雷拉从桌子边走开，我对他说我要出发踏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所以我觉得给自己安排好所有能够得到的安全保障是必不可少的。等卡雷拉回来，我就对他讲了我此行的目的。我在这等到现在，就只是为了等他回来。我把政府的护照拿给他看，并请他在上面盖上他的印章。卡雷拉对于这件事并不敏感。他从我手中拿过护照丢在桌上，说他会给我制一本新的护照，并在上面亲自签字。这可超出了我的预期，但这也是在用一种无言的方式告诉我“坐下来”。他让妻子到另一个房间叫来秘书，告诉他给“北美领事”制一份护照。他应该隐约认为我在我们的国家是个大人物。但我的国家在哪，他可就拿不准了。我对我护照上的头衔并不加挑剔，只要它足够大。但是“北美”是一片广阔的区域而不是一个国家。为了防止出现错误，我把那一份护照给了秘书。他拿着它进了另一个房间。卡雷拉在桌边挨着我坐了下来。他已经听说了我遇到过败退途中的莫拉桑，于是向我问起了莫拉桑。卡雷拉不像别人问得那么急切，而是更多地讲了讲他问这些的目的。他说他正在做准备，打算在七天之内带领3000人马去征讨圣萨尔瓦多。他还说，当初他要是有大炮，很快就能把莫拉桑从广场上赶走。我问他是不是真的和莫拉桑在加略山高地见过面，他说他们确实见过。当时战斗接近尾声，莫拉桑正在撤退。莫拉桑的一个没骑马的骑兵扯掉了他的枪套，而莫拉桑在朝他开枪。他挥剑去砍莫拉桑，但是砍在了他的马鞍上。他说莫拉桑有几把很帅的手枪，他当时要是杀了莫拉桑，那些枪就已经归他了。这让我很是震惊。我忍不住想起了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奇怪位置：我和两个彼此恨不能喝了对方血的人握手，比肩而坐，享受着他们的热情接待。很多情况下他们还跟我起谈他们的计划和目标，直率得就仿佛我是他们双方核心班子中一个正在旅行的成员。不一会，秘书过来叫他，他走出了这个房间。回来时他已经拿着一份护照，上面有他的亲笔签名，墨迹未干。他签字用的时间要比他砍掉一颗人头还要长，而且似乎签字更让他感到骄傲。真的，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的情绪略有提高。我夸他字写得真好，他祝我安全到达北美，并早点回危地马拉。然后我就离开了。现在他要是知道我在这本书里说了他些什么，我不信他还会热情欢迎我回去。但我相信他为人诚恳。他要是知道如何并且能够控制一下他的激情，他比中美洲的任何一个人都更能为那里带去福祉。

现在我已经为我们的旅途安排好一切能够得到的安全保障。最后一夜我们忙着写信，忙着将要送回国的东西打包（这其中就有我的外交官礼服）。4月7日，我们起身出发。第一步，我们收起了自己的床。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有一张叫做“卡特雷特”的小简易床。这种小床上面有合叶，可以折叠收起，并连同枕头铺盖包在一张牛皮里面带着上路。我们的目标是轻装上阵。多一头骡子，多一个仆人，就多一分麻烦。但我们每人至少也得用一头驮骡、两个佩塔卡斯。佩塔卡斯是一种行李箱，用牛皮制成，内衬薄草席，用一条粗铁链和一把大挂锁锁住，从上面看像一口箱子。这里面装的除了一架吊床、一条毯子、一床被单、一个枕头，还有装在帆布口袋里的食品。食品我们每人一份。另外我们还带了一张卡特雷特，以防有人病了需要它。在我们这6头牲口中，有一头灰色驮骡和一匹马是备用的。那头我爬卡塔戈火山时骑的灰骡子由卡瑟伍德先生骑，我骑我自己的马乔。我们雇了两个新男仆。就在我们上马的时候，我那位从松索纳特开始一路相陪的旅伴唐·萨图尼诺·提诺查骑马走进了院里。他要陪我们上路走两天。就这样，我们向萨瓦赫先生道了别。他真是我最早、最后也最好的一位朋友。不一会，我就怀着一种既遗憾又满足的心情，最后一次走出了危地马拉城的边界。

对于唐·萨图尼诺的加入，我们极为欢迎。他这是要去拜访他妻子的两位兄弟。这二位素未谋面的牧师住距此地两三天旅程之外的圣地亚哥阿提兰。唐·萨图尼诺的父亲是王室统治下最后一任尼加拉瓜总督。他父亲广有地产，但在革命时期被没收了。不过唐·萨图尼诺在尼加拉瓜还有一座大庄园。之前他把自己养的一批骡子赶到圣萨尔瓦多卖掉，再用那笔钱去危地马拉进货。他40岁左右，高而瘦，一看就是个富有精力和活力的男人。他穿一件圆滚滚的夹克和一条深橄榄色的布料裤子，腰上的枪套里装着几把大手枪，剑鞘里插着一柄长剑（剑鞘的头儿已经磨破，漏着约莫1英寸的剑身）。他骑着骡子，上身僵硬得像是吞下了自己的剑。他右手扶腰，右臂从肘部弯曲，像一根水泵手柄似的探出去，手从腕部垂下，随着骡子的动作而颤动。他骑着一个镀银的墨西哥马鞍，后面带着一个帆布褡裢。褡裢里装着面包、奶酪和玉米粥粉。这种粥粉是将炒熟的玉米捣碎，再与可可、糖混合而成的一种粉面。这种粉面调上水，几乎就成了他的命根子。他有多瘦，他的那个男仆就有多胖。那人戴着一顶钟形草帽，穿着棉布汗衫，衬裤从衬衣下面露出来，一直垂到膝盖。他们二人就是现实版的唐·吉诃德和桑丘·潘沙。当然除了一点，主人骑的是骡子而不是瘦马罗齐南脱，仆人徒步而不是骑驴。我说的唐·吉诃德当然就是指我们的老相识唐·萨图尼诺了。

我们出发前往克萨尔特南戈，打算在中途拐弯去参观一下遗址。当天，我们还偏离主路3里格，来到苏德维嘉与我们的朋友阿尔坎塔拉神父道别。

下午5点钟我们来到修道院。我在这里见到了阿尔坎塔拉神父、维德瑞先生和唐·佩佩。能与他们重逢，我很高兴。以前我也曾与他们共处过一天，心满意足。战争期间，卡瑟伍德先生在这个修道院住了一个月的时间。而暴君莫拉桑逼近的时候，阿尔坎塔拉神父逃离了这里。唐·佩佩则在莫拉桑从安提瓜撤退的时候朝他开过一枪。神父现在还有一条步枪，是一个逃跑的士兵在夜里倚着修道院的墙丢下的。

第二天的早晨从一场麻烦开始。我们那头灰骡子病了。阿尔坎塔拉神父在它的脖子两侧都放了血，但这头可怜的牲口还是不在状态，不能驮人。过了没一会儿，卡瑟伍德先生急得抓着一个男仆的脖子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后来还是神父给讲了和。唐·萨图尼诺说这匹灰骡子活动活动会好些。于是我们最后一次告别了这位友善的主人。

唐·佩佩护送我们走了一程。沿着当年阿尔瓦拉多来这里的方向，我们穿过埃尔别霍平原，登上了一座高山，又在山顶上调转了方向继续前进。透过一个窄窄的出口，我们俯瞰着下面的这片美丽的平原。这平原经过精耕细作，整个就像一座花园。继续往前走，平原就在我们的左手边。我们看着它一直延伸到了丢诺斯湖的边上。这个湖泊位于水火两座大火山中间。从山上下到这片平原上，我们来到了圣安东尼奥村。这里的居民全是印第安人。牧师的住宅在一片空旷的广场上，前面有一座漂亮的喷泉。印第安人的棚屋是用甘蔗秸建的。在西班牙人占领危地马拉的初期，首都周边的土地被分给一些受奉牧师，印第安人也被分配来耕种这些土地。每座村庄都是以牧师的名字来命名。牧师在村里建起教堂，并给自己建起一座好宅子。经过精明的管理，印第安人也安顿了下来，成了为首都服务的工匠。这座村庄一派安宁平和，就像是环绕着它的群峰与火山，将战争的惊扰和破坏挡在了外面。过了这个村子，我们走到这片平原的另一端，然后开始上山。到了半山腰回望平原和村庄，我们看见一道白线从我们经过的那座山一直延伸到苏德维嘉。纵目远眺，脚下的湖泊和平原尽收眼底。埃斯昆特拉大平原和水、火两座火山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山路非常陡峭，我们的骡子走得很吃力。在山的另一侧，这条道路有一段在小树和灌木中延伸。出了树丛，我们看见一片广袤的平原。这片平原被这条从危地马拉延伸过来的道路划开。在它遥远的边际，能够看到奇马尔特南戈镇建筑的尖顶。我们来到了山脚下的派拉莫斯镇。走完这6英里，我们用了三个半小时。唐·佩佩叫来镇长，将卡雷拉的护照出示给他，并要他找一个向导领我们去下一个村镇。镇长叫来他手下的警察，不一会就找好了一个向导。到了欧罗巴，唐·佩佩说他要和我们分手了。于是我们向他谢了又谢，然后分别。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区，在西班牙征服时代是危地马拉土地耕作得最好、人口最稠密、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里有一部分居民的祖先，就是当年那群跟随阿尔瓦拉多发现这个地方的人。这里还有五分之四的人，是纯种的印第安人。3个世纪以来，印第安人一直默默地服从白人的统治。但卡雷拉发迹让他们觉醒并想起了自己的祖先。传言说，他们现在看白人的眼神儿都很怪，他们已经将白人视为他们这个种族的敌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麦田和桃树林。在这个国家这还是第一次。这片乡野被人们诗意地称为欧罗巴。尽管水火山的巨大山顶赫然在望，但这个地方仍然与英格兰最好的区域非常相像。

然而我们的旅行却不像是在英格兰。旅队中有个小伙子（早上被卡瑟伍德先生掐过脖子的就是他）带着一把枪晃晃荡荡地跟在那头生病的骡子后面。从苏德维嘉开始，他的手里就握着一把抽出鞘的刀，那刀刃有一英尺半长。见这情状，我们打定了主意要甩掉他，可又担心他已经猜到我们的心思，会带着枪和骡子跑了。于是我们就等他走上前来，卸了他的枪，叫他在前面走，我们自己跟在后面赶那头骡子。又走了2里格，我们来到印第安村落圣安德烈斯伊察帕。唐·萨图尼诺挥了挥卡雷拉的护照，说我是纽约的公使大人，让村里给我们提供一个向导。于是很快就有一个警察在我们前面一路小跑着领我们去下一个村子。到了那里，我们又提出同样的要求。村长跑出去找警察，但是没能马上找来。他斗胆请唐·萨图尼诺稍等片刻。唐·萨图尼诺说他必须亲自领我们去下一个村子。要是他不去，卡雷拉会砍下他的脑袋。反正不能让纽约的公使大人等着。就像我在那个国家的很多朋友一样，唐·萨图尼诺对于头衔和地名也没有很确切的概念。这时候刚好有一个男人打这经过，村长逼着他应了向导这个差。于是那人牵着头马的缰绳，在前面小跑着上了路。唐·萨图尼诺一路上不断催他快点跑。快到下一个村子的时候，一群卡雷拉的士兵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他们这是完成了在克萨尔特南戈的屠杀，正径直赶回危地马拉。唐·萨图尼诺叫那个向导避开这个村子的广场，带我们继续去下一个村子。而他则求我们放过他。唐·萨图尼诺驱马上前，拔出了剑，威胁要砍了他的头。于是这个可怜的家伙只好一边继续向前小跑，一边用眼睛盯着那把高举的剑。唐·萨图尼诺则朝我做了一个托比叔叔的表情。就在这时，向导突然丢掉缰绳，越过一道篱笆往村里跑去。唐·萨图尼诺倒并没有吃惊。他抓住马的缰绳，用马刺踢了踢骡子，继续前进。这条路在一片广阔的台地上延伸。途中有挺长的一段，两侧都有树木。过了这个地方，我们遇上了一场大暴雨。下午的晚些时候，我们来到了一座巨崖的边上。远处有一座小麦磨坊。那磨坊看上去就像是一座新英格兰的工厂。下坡的路紧贴着峡谷险峻的山壁盘旋而下，非常陡峭，非常泥泞。我们必须得十分小心地照料骡子。因为它们下坡时那简直就是要栽到道路悬空的一侧去了，情况非常危险。在最陡峭的地方，它们得靠着把头伸直，在泥里连蹬几步，才能站稳了脚，不至于跌下去。

天黑路滑，我们冒着一场大雨到了那座磨坊。这里的总管是一个哥斯达黎加人，唐·萨图尼诺的同胞。我们很幸运地得到了一个单独的房间，尽管那里面又潮又冷。台克潘危地马拉是我们计划要参观的古城遗址之一。在这里我们了解到，此地距离古城只有3里格远。那位总管提出明天一早要和我们一起去参观古城。

09

第二天上午，骑着那位管家提供的几匹好马，我们早早地出发了。几乎刚一上路，我们就开始攀爬昨晚下来的那道山谷另一侧的山坡。爬上去又是一片台地。这片台地就是从我们昨天经过的那片美丽宽广的台地延伸过来的。路边隔着一段距离有一道高高的篱笆栅栏，那里面长着芦荟，有一处已经有四成进入了盛花期。走了不到1个小时，我们来到了一个叫派特祖姆的印第安大村落。到这里我们从去往墨西哥的大路上下来，向右拐到了一条支路上。这片乡野很美，有的地方耕作很精细。这天上午的天气令人精神抖擞，很像我国10月份的天气。这片广阔的台地有五六千英尺高，但这些地方的具体海拔高度还没人测量过。我们路右边有两座大土丘，就和我们国家那些随处可见的土丘一样。我们的左边是一道大峡谷。这片台地平直地延伸到峡谷崖壁的最边儿上，然后就像是被打断掉了下去。我们向下望了望，看见一道两三千英尺深的可怕深渊。大峡谷谷底的巨树，从这里看起来就像是一些小灌木。往前走了一会，我们又一次从巨崖的旁边经过。不到一个半小时，我们就来到了印第安村镇台克潘危地马拉。快到这个镇的时候，路两旁就开始有了遮阴的乔木灌木。树丛里的芦荟长得有30英尺高。我们进村走的长街就是用从古城遗址上拆下来的石头铺的。街上挤满喝醉的印第安人。有一个家伙搂着一个女人的脖子冲撞着穿街而过。这条街的尽头是一个不错的广场和一座挺大的镇公所。公所廊下有二三十个印第安警察，手里拿着警杖，身上穿着全套的蓝布制服，默不作声。他们的裤子只到膝盖，他们的披风上还有帽子，挺像阿拉伯人的斗篷。挨着镇公所的是教堂的大院子，院子里铺着石头。这座教堂是这个国家最宏伟的教堂之一，是西班牙人征服这里后的第二座建筑。教堂的前立面非常高，有200英尺，上面的角楼尖塔用灰泥塑像装饰得十分华丽。前立面上还有一座高台，台上有几个印第安人。他们穿的衣服就跟画里的一样，我这还是头一次看见这样的服装。这座大教堂映衬着周边广阔的乡野风光，不论在自然方面，还是在艺术方面，都堪称是一处无比壮美的景致。到了这里我们情不自禁地停了下来。这里的印第安人见到我们也很是惊奇，都默不作声地盯着我们看。而我们也迷失在了对风景的惊奇和赞美之中。同往常一样，唐·萨图尼诺是我们的行路先锋。我们骑马来到神父家中，被领进了一个小房间。房间的窗户关着，一束光从门口透进来，神父正坐在一张大椅子里打瞌睡。他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唐·萨图尼诺就冲他说：我们是来参观古城遗址的，需要一个向导。说完他把卡雷拉的护照和主教的介绍信塞到神父手里。这个已经在台克潘危地马拉做了35年牧师的神父又老又肥又虚弱，很不习惯麻利爽快地做事。但我们的朋友心里牢记着这次参观的特定目标，他用一本正经而且挺着急的态度告诉神父，纽约的公使大人听说他们这里有一块非同寻常的石头，主教和卡雷拉都急着让他看到这块石头。神父说那块石头就在教堂的大祭坛上放着，它的上面还放着圣餐杯。这块石头非常神圣，被人盖了起来，他也没有见过。他虽然明显不愿意让我们看它，但也还是说等我们从遗址回来，他会尽力让我们看一看。神父出去找向导，我们也走出房间，来到教堂的院子里。卡瑟伍德先生开始画一幅素描画。我走上台阶，进了教堂。教堂的内部高大轩敞，幽暗庄严，装饰着繁复的灰泥塑像和绘画。大祭坛在教堂深处，上面蜡烛高烧，正有几个印第安人在前面跪着。在教堂门口有个男人拦住了我，说我要想进去就必须摘下剑，除掉马刺，甚至还必须得脱掉靴子。我本来打算这样做，但是看到这些印第安人并不喜欢让一个外国人进他们的教堂，我也就没有进去。很显然他们见到外国人，感觉非常奇怪。卡瑟伍德先生被他们围住，烦得不得了，只好放弃了作画。他担心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情况会更加糟糕。我对唐·萨图尼诺说我们必须现在就得设法看到那块石头。唐·萨图尼诺对神职人员和教堂素来崇敬有加。他不是一个狂热的教徒，但他认为强有力的宗教影响对印第安人来说是有益的。尽管如此，他也说我们应该看看那块石头。于是我们便一块儿回去找那个神父。唐·萨图尼诺告诉他我们现在就急着看那块石头，省得我们回来时还在此耽搁。这位好神父听了这话，他那沉重身躯很是不安。他又把主教的信件要去读了一遍，然后到走廊里向一位和他一样老、一样圆的修士咨询了一番。最后他让我们在这间屋里等着，他去把那块石头拿来。他走了出去，命令院子里的四五十个印第安人去镇公所告诉镇长派个向导过来。不一会，他回来了，颤抖着打开他那大袍子的衣褶，呈上了那块石头。

福恩特斯在谈到那座古城时说：“在这座城市的西边有一座能够俯瞰它的小山。山上有一座大约6英尺高的圆形的小建筑。在这座建筑的中间，有一个台座，是用一种像玻璃那样亮晶晶的材料造成的。但这种材料到底是什么，至今也还没能确定。当初，法官们在这座建筑里环绕而坐，听取并判决那些呈送他们面前的案件。而他们的判决就在台座那里执行。但在处决犯人之前，还必须要靠神谕来确认他们的死刑。这就需要法官们当中有3个人起身前往一条深谷。深谷中有一个做祭拜的地方，那里藏有一块黑色的透明石头。据说神会在那块石头的表面上显示这个罪犯的命运。如果判决得到了神的批准，就会立即执行。如果石头上什么也没有出现，那这个被告人就自由了。涉及战事，人们也会来征询神谕。后来弗朗西斯科·麦若昆主教听说了这块石板，他命人将它切成四方形，贡献在台克潘危地马拉教堂的大祭坛之上。这块石头边长1码半，有种独一无二的美感。”1825年的《现代旅行者》说它是“古代艺术的有趣标本”，并在那篇文章结尾处说：“我们希望不久就能得到更多关于这块神谕之石的清晰描述。”世人（也就是一位作者所要划分的两个群体：支持他作品的群体和不支持他作品的群体）读到这些篇章，要感激唐·萨图尼诺为他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新信息。那块石头被人用一块棉布紧绷绷地缝在里面。它到这个神父的手里已经有35年。光看这块布也能看出肯定得有这些年头。这布可能就是当初石头被放上祭坛时，装它的那块布。缝布的针脚有一两处被从中间挑断。本来这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一切。但唐·萨图尼诺一边急匆匆地讲些什么“陌生的，好奇的，神圣的，难以理解的，主教的信件，纽约的公使……”之类的土话，一边抽出了他的小刀。而那位好神父，在激动情绪和自己体重的重压下，跌坐在椅子里。但他仍然用双手抱着那块石头。唐·萨图尼诺用刀割那块布，几乎就要割到那个好人的手指了，他才停下来。他将这块神圣的石板从布里抽了出来，只留个布袋子在神父的手里。神父坐在那里，一副泄气、无助、悲痛又自责的模样。我们拿着石头走到有亮光的地方。唐·萨图尼诺两眼放光，带着一股滑稽的认真劲儿，用他的刀去刮那块神圣的石头。这让那个神父惊恐到了极点。这块神谕板就是一块普通的石板，14英寸乘10英寸见方，大约和学校里男孩子们用的石板一样厚，上面没有任何文字。我们心怀着对奇珍异宝的强烈偏爱，见到的却是块普通石板。除了极不恭敬地刮一刮它，我们也不能拿它做些什么。唐·萨图尼诺把它还给那个神父，并告诉他最好拿布将它缝起来再放回去。可能它现在还放在那座大祭坛上，上面还安放着圣餐杯，也还是那些迷信的印第安人的崇拜之物。

神父的不安破坏了这件事情的喜剧性。等他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告诉我们不要再穿过这座村镇往回走了，从这里就有一条路直接通到那座古城。他把石板藏在他的袍子下面，然后稳步走了出去。他用一种威严坚定的嗓音急匆匆地讲了一通不知所云的土话，叫印第安人把我们的马牵上来，然后又吩咐向导把我们领到直通磨坊的路上去。他担心印第安人发现我们亵渎神灵的行为。看看他们的蠢相，我们非常满意能在他们发现任何端倪之前离开。其实不用穿过这个镇就能回到磨坊，我们比神父还高兴呢。

我们上马骑行，走了大约1英里半的路，来到一道巨谷的边上。由唐·萨图尼诺领队，我们顺坡而下。下到谷底，走到对面，他在一条宽仅容一头骡子通过的狭窄通道前停了下来。这条从山谷的一面山坡上凿出来的弯曲通道，就是古城的入口。它有二三十英尺深，宽不足两个骑马的男人并肩而行。这条通道一直通到派蒂纳美特古城所在的那处高高的台地上。

这座城市曾与派蒂纳美特印第安人建立的强大王国一起繁荣过。这个名字在他们的语言中就是“城市”的意思。它也被人称为台克潘危地马拉。据瓦斯奎斯讲，这是“危地马拉王室”的意思。他推断这座城是派蒂纳美特国王们的都城。但福恩特斯认为台克潘危地马拉是王国的军械库而非王室的居所。王室的驻地是在危地马拉城。前者被人如此称呼，是因为它所处的位置要比后者高，“台克潘”一词的意思是“上”。

按福恩特斯所说，派蒂纳美特坐落在一处高地上，四周环绕着一道窄谷（或者说一道天然的护城河）。从这座城所在的地平面到谷底的垂直高度有100多英寻。这座城唯一的入口就是那条用砂岩砌成的狭窄坡道。坡道的两端有两道门，一道在外城墙上，一道在内城墙上。这处高地的顶面南北长约3英里，东西宽约2英里。地面上覆盖着四分之三码厚的硬黏土。这个地方的一边上有一座宏伟建筑的遗迹，四方四正。我们迈着量了量，这座由石块严丝合缝地砌筑而成的建筑，每条边长100步。在这座建筑的前面有一片大广场。广场的边上立着一座华丽宫殿的遗址。而挨着它的是一些住宅的基址。一道3码深的沟渠自南向北穿过这座城，沟边上还有一道1码高的石砌胸墙。沟渠的东边是贵族的宅邸，西边是平民的房子。街道又宽又直，成直角相交，现在或许还能看得出来。

我们登上这片台地走了一段路，没有看到这里曾经有过一座城市的任何痕迹。很快我们遇到了一个印第安人。他正在放火焚烧树木，准备开一块地种玉米。唐·萨图尼诺叫他领我们去遗址，但他拒绝了。我们很快又来到一座棚屋前，屋外有个女人正在洗东西。我们叫她陪我们去遗址，但她吓得跑进了屋里。过了这个地方，我们来到一堵石墙前面。这堵墙已经损毁，石块一片散乱。我们把马系在树荫下，开始徒步探访。这里遍布丘墟。我们看到了两座住宅的基址，其中的一座约有100英尺长，50英尺宽。现在距离福恩特斯发表他参观此地的报道已经有150年。在这段时间里，印第安人一直从这里背走石块去建造现在的台克潘危地马拉村。所以毁坏之手一直在忙着工作。我们特别问了问这里有没有雕像。我们的向导说他知道有两座。经过好一番寻找，他终于把我们带到了那里。雕像躺倒在地，约有3英尺长。尽管在其中一尊雕像上还能看出动物的眼睛和鼻子，但它们终究是剥蚀太甚，已经不能辨认到底刻的是什么。这个地方被一条巨大的山谷环绕，几乎是四望无际。这印证了福恩特斯对它的描述。站在有些地方俯瞰谷底，很是吓人。这块台地的四边都高不可攀，要想上来，只能走我们刚才进城的那条狭窄通道。有关人类争斗的记载已经多得汗牛充栋。这座城市的废墟和遗迹，为又为其增添了一页。它们证明和那个我们已经知晓其历史的世界一样，在这个我们还不知道其历史的世界中，人类也曾举起胳膊对抗他们的同类。现在，那座孤单的印第安人棚屋便是占据着这座古城所在地的全部建筑了。但在每年的受难节，全体印第安人会从台克潘危地马拉排着隆重的队伍走到这里。向导告诉我们，在那一天人们能够听到地下的钟在响。

经由同一条狭窄通道下来，我们横穿谷底，又爬上了山谷另一侧的山坡。向导把我们领到了能避开那个村镇的一条路上，我们飞驰出发。

唐·萨图尼诺拥有很多极其优秀的品质：单纯、正直、聪明、坚韧。自从和他搭上伴儿，他一直是我最给力的队友。但今天他比以往都更加给力。他说和我们在一起非常开心，要不是为了在哥斯达黎加的妻子，他就陪我们去帕伦克。他在危地马拉还有一个定了日期的约会。所以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从他拜访亲戚的时间中扣出来的。在他的诚挚邀请下，我们已经同意去和他们共度一天时光，尽管这样稍微有些偏离我们的路线。我们回到小麦磨坊的时间挺早，还能在磨坊里走一圈。在这边的山坡上有一座接收谷物的建筑，它下面是一个旱季用的大蓄水池。但这个池子没能发挥预期的作用。这座磨坊有7台磨昼夜工作，一天能磨70到90纳嘎斯的麦子。印第安人带着麦子来到这，一人一台磨，自己动手磨。磨坊的使用费是每纳嘎斯1里亚尔（也就是12.5美分）。在这里一桶面粉价值3.5美元到4美元。

唐·萨图尼诺是世上最好的人之一，可是脱了衣服，他那颀长瘦弱的身体就有些滑稽可笑了。到了晚上，他用瘦胳膊抱着瘦腿坐着。我们责怪他割开那块棉布是亵渎神灵的行为。他听了眨巴眨巴小眼睛。我和卡瑟伍德先生见状哈哈大笑，我们在中美洲还从没笑得那么开心过。

但是在那个国家，极端的事情一件紧接着一件。夜里我们被一阵颤动唤醒。那种动一旦感知，就不可能误会。房子在震动，我们的仆人在走廊里大喊“地震”。卡瑟伍德先生和我也一起大声喊道“地震！”我们睡的卡特雷特都被震得横了过来。大地波浪式的震动让卡瑟伍德从屋子这边滚到了那边，而我则跌了跟头。头向下沉导致我的心脏出现一阵很难受的衰竭。我跳起来冲出门去。过了片刻，大地稳定下来。我们又回屋坐到床边，比较着刚才彼此的行动和感觉，然后又躺下来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

第二天一早，我们继续旅程。很不幸，那头灰骡子的情况没能好转。或许过几天它就能恢复过来，但我们没时间等了。我的第一头骡子是我最忠诚可靠的一头牲口，但现在也渐渐地跟不上队伍，成了去看唐·克莱门蒂诺的姐妹的代价。唐·萨图尼诺用他自己的一头壮实耐劳的牲口换了我那头掉队的骡子。而那头灰骡子则被我留在身后，让人送回了神父阿尔坎塔拉的牧场。在那个国家旅行，再没有比不得不丢下这些忠诚可靠的同伴更大的折磨了。

去帕特祖姆的路还是我们前天走那一条。还没到那，我们就在行李驮运上遇到了麻烦，不得不将我们唯一的一张卡特雷特留在路边的一间棚屋里。过了帕特祖姆向左拐，我们的路在一片高而平的台地上延伸。10点钟，我们来到一道3000英尺深的山谷边上。我们的脚下是一条巨大的深渊，对面是山谷另一侧高而陡的崖壁。我们走的路横穿过这条山谷。下去的路一开始就很陡峭。继续往前走，道路开始沿着悬崖的边缘蜿蜒，很是吓人。我们在一处很窄的地方遇到了一支骡队，没法错肩而过，只得往回退。保险起见，我们让他们走路的外侧。向下一看，下行的路上都是他们的骡子。大约有500多匹骡子从我们身边经过。它们驮着送去磨坊的小麦和去危地马拉的布匹。遇到这么多驮着货物的骡子，我们刚踏上这条路时心中就有的隐忧消失了。被他们耽搁了半个多小时，我们又费了很大劲才下到谷底。一条溪流从谷底穿过。我们走的这条路有些路段就是在溪流当中。前前后后我们横越这道溪流得有三四十次。我们还在途中看到了一片石灰岩的垂直崖壁，那上面冒出的气体在自燃。

12点，我们开始攀爬对面的山坡。走了大约一半，我们遇到了另一支骡队。这些骡子驮着沉重的箱子，沿着下坡路跌跌撞撞地往下走。它们来到我们跟前很是突然，以至于我们那几头驮骡也被卷进了它们的队伍，调转了头，被催赶着下山去了。仆人把它们拉出来，我们背倚着山壁让对方先过去。之后我们便继续往上走，快到山顶的时候我们看到上面很高的地方有一座粗陋的堡垒，扼守着我们正在辛苦攀登的这条道路。这便是洛斯阿尔托斯的边界哨所。古斯曼将军曾利用这个堡垒来抵抗卡雷拉的入侵。此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似乎无论谁要来攻打这座堡垒都将必死无疑。但卡雷拉派出的一支印第安人分遣队从另一个地方爬上了山谷的崖壁，然后从后面袭击了这座堡垒。于是防御工事被拽倒烧毁，边境线被消除了，洛斯阿尔托斯被并入了危地马拉。我们在这里遇到一个印第安人，他再次确认了那些赶骡子的人告诉我们的话：这条路通往圣地亚哥阿提兰。那里就是唐·萨图尼诺亲戚们住的地方，距此地还有5里格远。但我们当时的情况极其糟糕。为了挽救那些驮行李的骡子，我们决心把它们留在往前大约1英里处的戈丁斯村。这个村子只有三四座棚屋，已经彻底荒废，看不到一个人。眼下只能靠我们的仆人，这让我们感到害怕。因为他们既可能被人抢劫，他们自己也可能会抢劫我们。而且，他们现在还没有吃的。此时我们已经快要到阿提兰湖的岸边了。那天我们已经来不及带着驮骡走到圣地亚哥阿提兰。因为那个地方在湖的左岸，而我们现在走的路在湖右边。我们都同意让唐·萨图尼诺自己先走，我们继续沿着这条路，径直去位于阿提兰湖右岸的巴纳哈契村，然后再从那里穿过湖去看他。有人告诉我们可以乘独木舟过湖。于是就此我们告别了唐·萨图尼诺，满以为明天就能在他亲戚的家里再见到他。但我们却永远也没能再见。

2点钟，我们出发踏上了阿提兰湖的湖岸，这是一片高高的台地。对于我们穿行其间的壮美风景加以描绘的企图，一般而言，都已经被我抑制。但到了这里，我再做那样的克制就是一种罪过了。站在这个三四千英尺高的地方向下俯瞰，我们看到湖面波光粼粼，像一片融化了的银箔。湖面被各种形态的山峦岩峰所环绕，这些山峰的高度从500英尺到5000英尺不等，有的光秃无毛，有的一片翠绿。对面的湖岸上就是圣地亚哥阿提兰镇。很显然我们不能通过陆路到达那里。那个镇坐落在两座8000到10000英尺高的巨大火山之间。我们的朋友就是去了那里。往前看，又有一座火山。再往前，还有一座。这一座要比其他几座都高出许多，它的山顶已经埋入云际。我们当时对于这个湖一无所知，也是到了最近才仅仅知道了它的名字。但我们都同意，这里有我们见过的最壮美的风景。我们停下来，看一团团羊绒似的水汽从谷底升起，然后顺着山峦和火山的山坡往上飘。我们继续往前走。一开始我们顺着一个很陡的斜坡往下走，然后又在陡峭的湖岸上轻松地走了大约3英里，将大路和圣安德烈斯村甩在了我们右边。突然我们来到了一处2000英尺高的台地的边缘。下面是一片肥沃的平原，一直延伸到湖边。对面是另一座巨大的垂直崖壁，它与我们站的这一座一样高。在两座崖壁的中间，在草木丛中，可以看到教堂的尖塔，那里便是巴纳哈契镇。第一眼看到那片湖，我们感觉那是自己见过的最美的风景。然而此地风光之美，又超过了那片湖泊。构成雄伟和美丽的所有必需元素都钟毓于此：巨大的山川，诗情画意的山谷，湖泊还有火山。从我们站的这处高地上，还能看到一条瀑布在崖壁上标出一道银线。在这座山的脚下，有一伙印第安男女正排成一队往村里走。他们看起来就像儿童一样大小。下去的路又陡又直。等我们下到了平原上，再看这片崖壁，感觉它真是高峻。继续往前走，我们发现这片平原被湖岸和两侧的山川切成一个三角形。那两列山相交于一点。而这片平原只能通过交汇点的一条窄窄的峡谷，与更远处的圣安德烈斯村来往。

骑马穿过一片长满果树和花树的茂密森林，我们进了那个村镇。3点钟，我们骑马来到了一座修道院。这里的神父是一位年轻男士。他是这里四五个村子的牧师，有钱，庄重，客气。全世界到哪里女人都比男人好。他的母亲和姐妹真诚地接待了我们。克萨尔特南戈的惨案正让他们陷入了巨大的惶恐之中。卡雷拉的部队回危地马拉的时候就从这里经过。他们害怕同样的血腥事件会在全国到处发生。当时卡雷拉的暴行也波及了一位牧师。这似乎意味着人们以为唯一能够牵制他的那条链索也已经断了。

我们很不幸地了解到，这里与圣地亚哥阿提兰之间几乎就没有来往。湖的这一边也没有独木舟。我们与唐·萨图尼诺再见面的唯一可能，便是他能在阿提兰了解到这一实际情况，而且那边还有独木舟能让他派一艘过来接我们。

眼下我们简直就是在一座热带花园中穿行。这里的气候与台地上面截然不同，那里不长的作物在这里长得很繁茂。菠萝、橙子、柠檬，中美洲最好的水果在这里大量出产。这里的芦荟能长到30到35英尺高，12到14英寸厚。人们成排地种植芦荟，用来给那些可怜的印第安棚屋覆盖茅顶。我们来到湖岸上的几处温泉旁。它们距离湖非常近，以至湖中的波浪都冲进了泉中。泉水很热，湖水很冷。

华若斯说：“阿提兰湖是这个王国最不同寻常的湖泊之一。它东西长约24英里，南北宽10英里，四周全是山峦岩峰。从湖滨向里，湖水猛然变深。一条300英寻的绳子都不能探到湖底。好几条河流的水从山上注入到这个湖中，但人们却没有发现一条将这大量的水排走的通道。湖里的水产只有螃蟹和一种小拇指大小的小鱼。它们多得不可胜数，所以周围10个村子的居民们下湖捕鱼，都能有相当可观的收获。”

此时此刻，密云遮住了峰峦和火山，湖面被一股强烈的西南风刮得波涛汹涌，正如我们的向导说的：这个湖在发怒。我们知道在一年中的这个季节，天气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常有的事。圣地亚哥阿提兰几乎就在七八英寻之外的对岸。唐·萨图尼诺从与我们分手的那个地方出发，一路沿着曲折多山的湖岸去往圣地亚哥阿提兰。我们很怀疑他当天晚上是否能到那儿。那个地方比我们预想的要远得多，湖水现在又波涛汹涌。而且向导还告诉我们，湖上随时可能会刮起强风。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不再想乘独木舟过湖了。我想，若是能有一场热带的暴风雨降临这里，听雷声在山川间回荡，看闪电投射到湖上，那一定是一幅壮观的景象。我们在湖岸边一直坐到太阳消失在湖顶端的山峦后面。我们眼睛凝视着湖面，头脑里想的却是其他更为遥远的事。天黑后我们回到了那座修道院。

10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下坡来到了湖边。湖上没有一丝雾气，那些火山的山顶也都从云雾中显露出来。我们远眺圣地亚哥阿提兰，可是却看不到一点会有独木舟来接我们的迹象。于是我们打野鸭子消磨时间。打的鸭子只有两只掉到了岸上。我们把鸭子做熟尝了尝，风味绝佳。据华若斯描述，这个湖里的水非常凉，几分钟就能把下湖洗澡的人冻得四肢又麻又肿。但我们看着湖水很是诱人，于是决定冒险下水一试。结果等洗完了澡，我们既没冻麻，四肢也没肿胀。有人告诉我们，当地人经常在湖里洗澡。卡瑟伍德先生扒着救生工具在水里待了很长时间，没怎么运动，也没觉得特别冷。因为人们对那个国家地理、地质方面的情况还一无所知，所以那些关于湖水深不可测、看不到任何出口的说法，很有可能就和所谓的湖水冰冷一样，只是一些无稽之谈。

《现代旅行者》提到过这个湖，说尚未掌握它的详细信息。那片文章试图通过分析它的海拔高度及其他环境条件，来推测湖水的源头。文章还说这个湖的水可能与其他的蓄水坑塘有所交流。“这个湖中的鱼和在阿玛蒂坦湖中发现的鱼是一样的。”文章还问道：“这些湖之间，至少是水火山湖和这个深不可测的湖之间，可能一点都不相通吗？”阿玛蒂坦湖在那个国家很有名，因为那里出产一种叫“莫哈拉”的鱼。有人告诉我们，在阿提兰湖却根本就没有发现过这种鱼。所以至少根据这一点来看，没有理由认为这两个湖相通。那水火山湖是否与外界相通呢？如果托尔克马达的描述为真的话，那么那座火山涌出洪水，就不是喷发引起的，而是由于顶坑里有积水。所以这个湖并没有与地下水相通，进而承受地下水的冲力。这个湖的海拔高度至今还没人测量过。其实这个地区整个都值得做科学考察的旅行者注意。

洗完澡，我们正穿衣服，一个叫胡安的仆人在岸边发现了一艘独木舟。这是一艘长方形的“奶子艇”，又蠢笨，又晃荡，本来只能载一个人。但此刻湖面非常平静，似乎用一块木板子就能够在湖上航行。于是我们全都坐进了那艘小腿。胡安把小舟推下了水，然后上船划桨。随着我们移舟离去，多山的湖岸雄伟地在我们面前耸起。我看见有一道小瀑布从一个得有三四千英尺高的大高地上落下来。我刚叫卡瑟伍德先生注意去看那条瀑布，一阵狂风就袭击了我们。风吹得小舟方向一转，我们被晃进了湖里。幸亏船没翻，我们又爬上了船。这艘小舟本来就已经超载了，胡安又不是一个技术娴熟的桨手。有几分钟他使劲拉桨，全身的肌肉都绷起来了，但也只能保持船头直着。卡瑟伍德先生在船尾，我跪在船舱里。如果胡安少划一下桨，或是我们在船上挪动一下时打个踉跄，小船都有可能沉没了；如果我们让船放任自流，它就会漂走，然后被冲上岸；如果我们完全不管它，它有可能会漂出去二三十英里。那样的话，我们就得从那里再翻过崇山走回来。而且还有比这更可怕的危险：一到下午风经常从另一个方向刮来，很可能会把我们再吹回到湖中央去。我们看到湖岸上的人在看着我们。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但他们却帮不了我们。在我们遭遇的困境当中，还没有一个来得如此突然，如此出乎意料。而且我们这次的处境似乎比以往更加危险。恐怕也就是在10分钟之前，我们还稳稳当当地在岸上站着，而现在却身处这样的险境。要是这风再刮5分钟，真不知道我们是何下场。万幸风暂时止住了。这时候胡安的力气也恢复了，他费了很大劲才把我们又带到那处高崖的下面。刚才我们就是在那里遇到了狂风的袭击。然后很快我们就到了岸边。

我们已经受够了这个湖泊。时间宝贵，我们决定吃过晚饭就出发。这次我们要骑行4里格去索洛拉。出发前我们又雇了一个仆人。神父说他是个“波本”。波本是大傻子的意思。我们与原先那俩仆人的关系已经剑拔弩张。现在用他们这么一个三人组，我们也就没有太多被他们合伙算计的风险了。但他们在往骡子上装行李的时候就吵了起来，波本也参与进去。自从我们离开危地马拉以来，都是唐·萨图尼诺在指挥行动。现在少了他，处处都出错。有头骡子背上驮的东西就落到院子里一些。前途漫漫，我们却组织了一个糟糕的旅队。出了村子，我们的路向着阿提兰湖的方向伸展，它一直延伸到巴纳哈契平原边上的那座正对着我们的大山脚下。到了山脚下，我们开始上山。走了一会，我们就能俯瞰刚经过的平原和村庄了。但是再往前走，我们就看不到它们了。经过1个小时的攀登，我们来到了临湖的高崖上。沿着山崖边缘走了一小段，我们前面又出现了另一列大山，那列山上有一道大瀑布落下，那就是我曾在独木舟上看到的那条小瀑布。很快，我们又开始爬坡。这条路很曲折，湖泊与平原的风光在我们眼旁变换。这段上坡路有些地方是在石头上凿出的台阶，非常规则，就像是楼梯。但对驮骡而言，这很难走。每次峰回路转，我们高临湖上，看到的风光都不同。4点钟，回望已经走过的高山，我们看到了水火两座大火山。站在这里，我们一共能够看到六座火山，其中四座高超过1万英尺，另外两座高将近1.5万英尺。俯瞰湖面我们瞧见一叶独木舟。它那么小，就像是水面上的一粒尘埃。我们猜测那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唐·萨图尼诺派来接我们的小船。此后的四天，我们从主路上岔开又回来。我收到了唐·萨图尼诺的一封信。这封信写给“纽约公使大人”。信中说分手之后他走的那条路非常糟糕，以至于天黑了他都还没到阿提兰，所以不得不在还差3里格的地方停了下来过夜。等他一到阿提兰，就了解到渡湖的独木舟是在他这边，而且船夫只有等下午刮起风才能穿过湖来。这封信就是他派出的独木舟回去以后他写的。他派的送信人走了两天的路才到这里。他在信中求我们再回去，而且许给我们一头大骡子，作为诱惑。之前我们在路上开玩笑的时候他就坚持说，他这头骡子要比我的骡子马乔还好。我们沿着这条骡道继续往前走，有两次几乎走到瀑布里去。最后一次临湖的时候，我们看到下面有一片比巴纳哈契平原还要美丽的平原。在我们的正下方有一个村子。它比我们站的地方要低很多，但它本身也高出地面1500到2000英尺。村里的教堂很显眼，似乎我们扔块石头就能落到它的屋顶上。我们从那处高地上下来。这时，那片湖泊第一次平铺在我们眼前，我们离开之前一直能看到它。我们这次骑马沿湖而行，看到了一个各种美的综合体。在这里看到的湖面比我之前在任何位置看到的都要大。最后一次爬坡用去了1时3刻。作为上岁数的旅行者，要是有其他的任何一条道路可走，我们也会绕开这段路。但是等走完了，我们却庆幸没为世人错失它。很快我们就看到了索洛拉。在郊区，喝醉了的印第安人见到我们站成一排，双手摘掉他们的旧草帽。今天是礼拜日，教堂里正响着晚祷的钟声，焰火正在燃放。以小提琴手为首的一支队伍，正围着广场上的一尊骑马圣人像游行。那圣像穿得像个小丑。在镇公所的对面，镇长正在和一群欧印混血儿斗鸡。

这个镇坐落在阿玛蒂坦湖的高岸上。它高出湖面100码，站在这里可以俯瞰整片水域。我将马拴在鞭刑柱上。感谢卡雷拉的护照，镇长派人去取牧草，还让人在公所中打扫出一个房间给我们。然后他叫人从自己家里给我们送来晚饭。他在卡雷拉上一次入侵的时候被任命为镇长，到现在刚刚就职10天左右。以前，卡其奎尔印第安人大家庭中最年轻的一个分支居住在这里。

到了这里，我们打算派人走主路，先把行李送到1天路程之外的托托尼卡潘，我们自己则走岔路去参观位于基切圣克鲁斯的遗址。那里的印第安人即便是在最太平的年月，名声也很坏。我们很怕听到人们这样说他们，因为这会让我们去不成那里。卡雷拉在索洛拉留了一支卫戍部队。我们去拜访了这支部队的指挥官。他是一个很绅士的人。因为有人怀疑他对卡雷拉政府心怀不满，所以他想对卡雷拉的护照表现出格外的敬意。他告诉我们这个地方这阵子比其他村子还安定一些。他答应派人将我们的行李安全护送到托托尼卡潘，交给那里的地方官保管。他还给他在基切省圣克鲁斯的代表写了一封信交给我们。

拜访结束，一回到公所我们就听说有一位夫人派人来找过我们。她是一个从老西班牙新来美洲的欧洲人。她的家就在广场的一角上。30年前，她和丈夫因为战争离开了那个国家。卡雷拉上次入侵的时候，她那个做镇长的儿子逃走了。他当时要是被抓到，应该已经被枪毙了。儿媳现在还跟着她。她们一直还没有接到过他的音信。但他是朝着墨西哥的方向跑的，所以她们认为他现在是在边境上的那个镇里。她们希望我们带信给他，并把她们的情况告诉给他。他们家被人抢劫过，她们现在处境很惨。内战的后果我们时时都能看到，这便又是一例。她们坚持要我们在她们家过夜。她们婆媳二人都挺有趣，而且我们为自己考虑也会乐意从命。因为，这个地方要比我们昨晚睡的地方高了几千英尺。相比之下，这里的气温寒冷如冬。我们唯一的卧榻—吊床，在公所里根本没法用，因为那里甚至都没有能挂吊床的支撑物。第二天早晨我们发现骡子都被寒冷的夜晚冻得身子紧绷。它们披的骡衣太粗糙了。而我那匹可怜的马也冻得几乎动弹不得。我们一到这里，它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镇长想买了它。这天上午他告诉我，这匹马是气候炎热的地区用的。要穿越科迪勒拉山系，它会受不了的。他咨询过的几个公道人也都这么说。我听了这些话，几乎都开始怀疑是他把那匹马弄伤了，好让我把它留下来。然而等我们把马移到阳光下，它的四肢就渐渐地缓过来了。我们安排它与仆人、行李还有指挥官许诺的护送人员一起，去托托尼卡潘投奔那里的地方官。

8点45分，我们与两位女士告别。她们对我们的招待是如此的友善。带上她们给儿子与丈夫的书信和口信，我们带着波本出发去往基切圣克鲁斯。出镇走了不远，我们又攀上了一道山脊。在那上面可以俯瞰我们所经过的那片湖泊和村镇。在经过的所有村镇当中，我们感觉那座小镇最为可爱。走了1里格，我们从大路拐到了一条狭窄的骑行道上，很快进入了一片精耕细作的平原，随后我们路过一片树林。这片林子像我们国内的树林一样，没有灌木和树下的草木。我们顺着一条美丽溪流的流向继续前行，又进入到一片肥沃的平原上。这里有几处地方的芦荟，一簇簇的花开得正盛。这里今天的空气很透明，就像是我国的一个秋日。阳光令人振奋而喜悦。

12点的时候我们遇到几个印第安人，他们说这里到圣托马斯还有3里格。5分钟以后，我们看到那座村镇显然是在不到1英里远的地方，但是我们前面又拦着一道巨大的峡谷。下去的路是一条曲折的之字形路。借着我们自己还有挤在身后的骡子们的冲力，我们急匆匆地走了下去。这条峡谷的谷底有一道美丽的溪流。一路的风尘和汗水让我们的喉咙哽塞。我们在溪边停下来喝了水，然后骑上骡子，涉水过溪。骡子没走几步，我们就又得下来了，因为要爬这条溪谷另一侧的山坡。上坡比下坡更难。等我们上了台地，感觉这段路可足足真是有3里格长。继续前行，在我们的右边这片台地又断裂出了一道可怕峡谷。我们紧沿着它的边缘骑行，往下看是一道二三千英尺的深渊。很快，我们到了圣托马斯。我们看到一大群印第安人聚集在广场上。他们穿着整整齐齐的棕色布料的衣服，没戴帽子，露着黑色的长发。这里的人都是印第安人，没有一个白人。除了以前做过镇长秘书的那个上岁数的欧印混血儿，这里也没人会讲西班牙语。我们骑着骡子来到镇公所，把骡子拴在监狱门前。很多凶恶的脸庞贴在监狱的窗户棂子上往外看。见到镇长，我们拿出卡雷拉的护照，要求他为我们提供牧草、鸡蛋，然后再给我们找一个去基切的向导。等这些都备齐了，镇长和一大群警察（在一个地方也就能找出这么多的警察）默不作声地坐在一条长凳上，听我们使唤。我们面前是一根新的鞭刑柱。大家一言不发，但有一个男人被带到了柱子前。他的脚和手腕都被捆着，又被一根从柱子顶上的沟槽里穿过去的绳索吊了起来。他赤裸着后背，一个警察站在他的左边，拿着一根很沉的牛皮鞭。警察每抽一下，那人的背上就出现一条青印，鼓起一道伤痕。伤痕流出的血顺着他的后背往下滴。这个可怜的家伙拼命地喊叫。在他后面，又有一个男孩也被用相同的方式吊了起来。警察抽完第一下，男孩惨叫一声，把脚从绳索里挣脱出来，像是想爬到柱子顶上去。他被人拉下来重新固定好，一直抽到镇长觉得满意了才被放下来。鞭刑是危地马拉中央政府推行的改革措施之一。自由党以前已经废除了这种残存到现在的残暴刑罚。但在上个月，应印第安人自己的期盼，按照恢复旧例、旧俗的总体计划，所有的村镇又都树立了新的鞭刑柱。在场的这些残忍的人们没有一个对受刑的人怀有一丁点的同情。在这些小毛贼当中也有几个真正的罪犯。之前我们就已经注意到他们戴着镣铐在广场上走动。其中有一对衣衫褴褛的男女，光着头，长发垂到脸上遮住了眼睛。他们的手脚被锁在一起，之间又支着几根粗壮的杠子，好让他们谁也够不到谁。这是一对夫妻，因为没住在一起，所以惊动了这个社区的道德感。这种惩罚方式似乎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残忍，但只要它还在用，就是一种防止违法行为的有效方式。

3点半，我们再次上路出发。一个警察在我们前面跑着引路，波本小跑着在后面跟着。我们穿过一片起伏和缓的平原。平原左边远远地有一列山，上面长满好看的林木。这让我们想起了国内的风景，只不过在我们的左手边，又有一道巨大的峡谷。谷底大树的树冠距离我们也有2000英尺。过一个村子向右拐，我们路过一个小湖，横穿一条峡谷，然后爬上了基切平原。在我们左边隔了一段距离便是古城的遗址。那里就是曾经庞大而富庶的都城尤塔特兰。尤塔特兰是基切的土著国王们朝廷所在，也是西班牙人在美洲的这一区域发现的最为奢华的城市。这个地方确实值得一个族群的王者居住。我们从两个小湖之间经过，骑马进了一个村子，和往常一样来到了教堂旁边的修道院，在一段高高的石阶前停了下来。修道院露台上有一个老印第安人，他叫我们进去。于是我们骑着骡子上了台阶，穿过走廊，进入一个大房间。然后我们让人牵着骡子走下另一段台阶，进到一个由高高的石栏围起来的院子。这座修道院是这个国家的第一座修道院，由多明我会的修道士们修建于阿尔瓦拉多时代。整座修道院全部由石头建造，有坚实的墙壁、走廊、路面和庭院，其坚固程度足以作为一座堡垒使用。但现在修道院大部分的房间都已荒废或是堆满垃圾。其中有一间用来放牧草，一间用来放玉米，还有一间被改造成了饲养家禽的地方。这里的神父去了另一个村子，他的房间锁着，我们被领到隔壁的一间。这间屋子大约有30英尺见方，除了在角落里的一个饱经风霜、疲乏虚弱的士兵（他从墨西哥打完仗回来），屋里什么也没有。因为我们只带着各自的斗篷，而这个地区到了夜间又非常冷，所以我们不愿意冒险睡在石头地面上。神父的印第安仆人陪我们找到了镇长。靠着卡雷拉护照的威力，他把镇公所的会见室给了我们。这个房间的一头上有一个带栏杆的台子，一张桌子，还有两条有高背的长椅。隔壁就是监狱。其实监狱就是用石砌高墙围起来的一个院子，上无片瓦。里面现在关的罪犯超出了平常的数目。隔着栅栏，我们看到他们有些人躺在地上，身上只盖着些破布，冻得瑟瑟发抖。镇长给我们提供了晚饭，并且答应给我们找一个去遗址的向导。

第二天一早，一个佩着长剑的印欧混血儿随我们出发前往遗址。他建议我们也带上武器，因为这里的人信不得。走了不远，我们又过了一道大峡谷。几天前的夜里，一个印第安人被警察追得跌进（或者是自己跳进）了这条1500英尺的深渊，尸骸被摔得支离破碎。出村走了大约1英里，我们来到一片绵延甚广的高地。这片高地还连着一道壕沟，显然构成了这座已被废毁的城市的防御前线。这里有一些石造建筑的遗存。它们可能是塔楼，建造它们的石头都是精凿细砌。这里四周有大量的废弃物，其中很多是燧石箭头。在防御线之内有一座高台建筑。随着我们走近，它也变得愈加壮观。这座方形建筑通高120英尺，有几层阶式平台，中间是一座塔楼。我们拾级爬上三层平台来到它的顶部，进入一个由石墙圈起的区域。这里的地面上有一层坚硬的水泥，在有些地方仍然保存完好。我们踏着石阶爬上塔楼的顶端。这座原来通体覆盖着灰泥的塔楼，作为一座要塞，矗立在基切印第安王国的首都尤塔特兰这座大城的入口。

按照危地马拉王国的记录者福恩特斯的说法，基切和卡其奎尔的国王们是托尔铁克印第安人的后裔。当初他们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发现这里已经有不同民族的人居住。唐·胡安·托雷斯是基切最后一任国王的孙子，曾被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任命为中将。福恩特斯通过神父弗朗西斯·瓦斯奎兹（一位圣方济各会的历史学家）弄到了一份唐·胡安的手稿。根据这份手稿的记载，托尔铁克人他们本来是以色列人大家族的后裔。当初摩西将以色列人从法老的暴政下解救了出来。但他们在穿过红海以后就堕入了邪神崇拜。为了避免遭到摩西的指责，或者说害怕遭到他的惩罚，他们离开摩西，在他们的首领塔奴布的带领下从一个大陆来到另一个大陆，后来到了一个他们称为七洞的地方。这里是墨西哥王国的一部分。他们在这发现了那座著名的城市图拉。塔奴布的后代成为图拉和基切的王室，他们当中还出了托尔铁克的第一位帝王。这条世系的第15位国王尼玛基切比他的前任君王们都更受人爱戴。受一道神谕指示，他带领着他那些当时数目已倍增的人民，从墨西哥王国迁徙到了危地马拉王国。完成这次迁徙他们用了很多年，经历了非同寻常的艰难，走过了广袤的土地。直到他们发现了阿提兰湖，他们才决定在湖畔安顿下来建国。他们把这个地方称为基切。

和尼玛基切一起来的还有他的三个兄弟。众人一致同意将这个新的国家分与兄弟四人。这时候尼玛基切死了，他的儿子阿斯考皮尔成为基切人、卡其奎尔人和祖图吉尔人的首领。在基切安家期间，他是他们这个民族的头领。他还是第一位以尤塔特兰为都城的君主。在他的统治下，他们那种君主政体发展得高度繁荣。为了减轻自己治国理政的劳累，他任命了13位首头领（或者说总督）。到他年事已高的时候，他又将帝国分成了三个王国，也就是基切、卡其奎尔和祖图吉尔。他自己留下基切，将卡其奎尔给了长子金特冒，将祖图吉尔给了最小的儿子阿西瓜尔。分国时，三日同天。手稿中说，这一非同寻常的情况让有些人相信那天就是我们的圣诞日。后来又有17位托尔铁克国王在基切的都城尤塔特兰施行统治。他们的名字已经传于后人，但是实在是很难写出来，所以我就想当然地认为读者们很熟悉这些名字了。

他们的历史就和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历史一样，也充满了战争和流血。阿斯考皮尔还没死，他的儿子们就开了战。那场战争经他调解平息了下去，因而有了两朝的太平。基切的下一位国王是布拉姆·阿坎。尽管他对待堂兄弟祖图吉尔博普（祖图吉尔的国王）非常亲密友善，但祖图吉尔博普却辜负了他的宽厚，带着他的女儿伊克斯科恩索希尔私奔了。与此同时，他的亲戚也是他的红人伊洛卡波也和他的侄女艾克斯里斯瓜跑了。就是强奸海伦也没有像带走这两位名字不知道怎么念的年轻小姐这样，造成那么多的战争和流血。布拉姆·阿坎是一个天性温和的人，但是诱拐他的女儿实在是一种无法饶恕的冒犯。于是他率领8万老兵，自己坐镇中军，去讨伐祖图吉尔博普。行军中，他带着三顶王冠和其他王室饰品，坐在那张用黄金、祖母绿和其他宝石装饰得十分华丽的宝座上，让他的朝中贵族们扛着走。祖图吉尔博普则让他的同谋兼主将伊洛卡波指挥6万人马迎战。就这样，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为血腥的一次战斗打了起来。胜负久久不见分晓。战场上血流成河，连一片草叶都看不到了。最终伊洛卡波被杀，布拉姆·阿坎仍然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但战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布拉姆·阿坎后来又带领3支队伍来讨伐祖图吉尔博普。他自己亲自指挥一支由3万老兵组成的军队，另外两支队伍也各3万人。祖图吉尔博普率领4万勇士还有4万民夫迎战。结果博普战败，当夜就逃走了。布拉姆·阿坎继续追击并且赶上了他。但就在抬着布拉姆·阿坎的人们冲往战斗最集中的地方时，他们失足跌倒，把他摔在了地上。就在这时，祖图吉尔博普带领1万精选的骑兵占了上风。结果布拉姆·阿坎被杀， 14000个印第安人命丧那片沙场。

这场战争由布拉姆的继任者继续打了下去。祖图吉尔博普后来惨败，泄气而死。战争又一直延续到了吉卡哈·塔奴布时代。经过一场惨烈的斗争，他终于迫使祖图吉尔人和卡其奎尔人都臣服于基切国王。那是基切王国最为辉煌的时代，也正是美洲历史上的多事之秋。蒙特苏马当政，西班牙人入侵，都发生在那一时期。墨西哥和基切的国王们承认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圣安德列斯赛库的印第安人保存了一份16页4开的手稿。那上面讲到，蒙特苏马被囚后，他向吉卡哈·塔奴布派出一个私人使节，告诉他有一些白人来到他的国家，而且他们的进攻非常凶猛，以至于他举全国之力也不能抵抗。他自己现在已经被囚，身边守卫环绕。他听说侵略者们打算前往基切王国。他现在将他们的计划报与吉卡哈·塔奴布，好让他能够做好抵御他们的准备。接到这份情报，基切国王马上就派人找来4位年轻的占卜师，问他们这次入侵结果会怎样。他们请国王给他们时间占卜，然后用他们的弓，对着一块石头射了几箭。但他们看到石头上并没有痕迹，于是悲痛万分地回去报告国王，灾祸无法避免，白人一定会征服他们。吉卡哈对他们的答案不满，又派人找来祭司，征询他们对于这个重要问题的意见。他们的祖先从埃及带来了一块什么石头，这时突然裂成了两半。祭司们根据石头出现的这一不详的情况预测，他们的王国将不可避免地灭亡。这时候情报传来：西班牙人已经来到边境上的索口奴斯口，就要侵入他们的领土了。这位国王并没有因为占卜师和祭司的预言而丧失斗志，他开始备战。他向那些被征服的国王以及他管理下的头领们发出消息，要求他们共同合作御敌。但他们却是为得到一个反抗基切的机会而感到高兴。危地马拉的国王斯纳卡姆公开宣布他是神灵（印第安人这样称呼西班牙人）的朋友。祖图吉尔的国王则傲慢地回复说，就是面对一支比现在正逼近基切的队伍人数更多、粮草更足的军队，他也能独自保护他的王国。愤怒，羞辱，焦虑，劳累，这些很快就让塔奴布一病而终。

他的儿子特卡姆·尤麻姆继承了他的荣誉和麻烦。很快消息传来：那位队长（阿尔瓦拉多）和他的西班牙人已经包围了塞拉胡（也就是现在的克萨尔特南戈）。这座城是基切仅次于都城的第二大城。此时的城中有8万兵丁。西班牙人声名赫赫，特卡姆·尤麻姆决定去支援塞拉胡。他就是从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出城，离开了国都。他坐着由王国要人们扛的肩舆。在他前面，有吹着长笛短号、敲着鼓的乐队，由他的将军阿哈祖博指挥7万士兵，还有他的副官阿哈祖慢切和持盾大侍卫阿哈坡口博以及其他一些名字更难写的高贵官员。在他身边，有不计其数的侍从举着阳伞羽扇在服侍。而在他后面，则是大批运送辎重补给的印第安民夫。等到了人口众多的城市托托尼卡潘，他们的队伍人数又进一步增加，战斗人员达到了9万人。到克萨尔特南戈，又有10多位头领加入了他的队伍。他们武器精良，供给充足，铺排着他们那个品级的全部华丽徽章。他们带领着24000名士兵。而特卡姆·尤麻姆自己的兵力也在克萨尔特南戈增加了46000人。他们用不同颜色的羽毛做装饰，带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头领们则披挂着狮皮、虎皮、熊皮，以这些装饰作为他们英勇好战的显著标志。特卡姆·尤麻姆率领他麾下的23万勇士在萨卡帕平原摆开了阵营。他用石头堆垒起围墙将营地圈起作为防御工事。几座小山也被围在里面。营地里还有一些军用器械。他们将横梁放在辊子上，以便于移动这些军械。经过一系列血腥的殊死战斗，西班牙人击溃这支庞大的部队，进了塞拉胡城。这些逃散的官兵又在城外集结起来，为包围并粉碎这些西班牙人做最后的努力。特卡姆·尤麻姆亲自上阵指挥。他单挑阿尔瓦拉多三次，还弄伤了他的马。但最后一次交手中，阿尔瓦拉多一矛刺中了他，将他当场杀死。这时候印第安人的愤怒发展成了疯狂。他们大群大群地冲向西班牙人，扯住马的尾巴，拼全力连人带马一起推倒在地。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西班牙人以密集纵队出击，进攻密实的基切人群，从而将他们的队伍整支击溃，并且屠戮甚众。西班牙人完全占领了这片战场。当初随特卡姆·尤麻姆离开首都出征的7万士兵，回来的寥寥无几。武力抵抗无望，基切人又开始求助于诱骗的阴谋。特卡姆·尤麻姆的儿子柴纳尼瓦鲁特继位为王。他在尤塔特兰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派个使节带上一份黄金厚礼去向阿尔瓦拉多求饶，并且向他许诺臣服，还邀请他们到都城来。看到这场血腥的战争就要结束，阿尔瓦拉多情绪昂扬，没几天就带领士兵驻进了这片平原。

这是外国人第一次出现在印第安大帝国的首都尤塔特兰。这座城市的废墟现在就在我们眼前，它曾经是基切、也是整个危地马拉王国中人口最多、财富最多的城市。富恩斯特为了收集信息曾经到访过尤塔特兰。他了解到的情况一部分来自于城中的遗存，一部分来源于手抄本。按照他的说法，有一道深谷环绕着这座城市，形成一道天然的护城河。只有两条很窄的小路可以进城，而它们又有卫堡严加防守，保证尤塔特兰固若金汤。城市的中心是王宫，王宫周围是贵族府邸，平民的住宅分布在城市最外围。当初，国王能够从这里征发72000多名战士去抵抗西班牙人。根据这一事实，人们就能对尤塔特兰的庞大人口规模有些概念。城中有一些非常华丽的大型建筑，尤其以一座学校为最。在那里接受教育的儿童有五六千名，学校开销由王室财库负担。瞭望堡是一座令人瞩目的建筑，有4层楼高，可以作为一支非常强大的卫戍部队的营房。卫堡有5层楼高，面阔180步，进深230步。而基切国王的大王宫，其规模超过了城中的任何一座大型建筑。按照托尔克马达的观点，这座建筑的奢华程度堪与墨西哥蒙特苏马的王宫或是库斯科印加人的王宫媲美。王宫的正面自东向西绵延376步，进深728步。它用各种颜色的石块筑成，主要有6个分区。第一分区中的房间住着人数众多的骑兵队、弓箭队和其他部队，他们共同组成王室的卫队。第二部分被分配给王子以及国王的其他亲属。第三部分属于国王自己。这里有分别用于晨间、黄昏和夜晚起居的独立套房。在这一部分有几座大厅，其中的一个摆着国王的宝座，宝座上方有四顶羽毛的华盖。王宫的这一部分还有国库、法庭、军械库、鸟舍和兽园。第四、第五部分由王后和妃嫔居住。那里还有花园、浴室和养鹅的地方（养鹅是为了提供装饰用的羽毛）。第六也是最后一个分区，是国王的女儿以及其他有王室血统的女性们居住的地方。

以上这些描述是由西班牙历史学家从一些手稿中得到的。而这些手稿出自那些最早掌握书写技能的首领们的手笔。据他们记载，自带领他们从旧大陆来到新大陆的塔奴布，降至特卡姆·尤麻姆，这条王室世系共有20代君主。

阿尔瓦拉多应国王的邀请，带领他的部队进入这座城市。他们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的气势：这里城墙周备，又有一道深谷环绕，进城只有两条极窄的小路。其中一条是一段有25级台阶的坡道，另一条是堤道。城中的街道极窄，房子很高。在城里他们既没有看到妇女，也没有看到儿童，而看到的印第安男人们则似乎都有些躁动不安。西班牙士兵们开始怀疑其中有诈。他们的担忧很快得到克萨尔特南戈的印第安同盟者的证实：基切人打算当天夜里放火焚烧他们的都城，然后趁着火势，用藏在附近的大批兵丁对西班牙人发动突然袭击，从而将他们一举全歼。尤塔特兰人的举动印证了这些消息。他们检查城里的房屋发现，尤塔特兰人并没有像他们许诺的那样准备好款待他们的食品。相反，城里到处都有些又干又轻的燃料。阿尔瓦拉多把他的军官们召集起来，向他们讲了目前的危险处境和立即撤离的必要性。于是他们对国王和他的头领们谎称，他们的马匹待在开阔的地方更好些。然后他们将军队集结起来，不等出现任何警报，就整齐有序地开到了城外的平原上。国王假装好客有礼，陪着他们出了城。阿尔瓦拉多趁此机会把他抓了起来。经过审判并证明了他的诱骗阴谋，西班牙人将他当场绞死。但不管是特卡姆的死，还是对他儿子的可耻处决，都不能打消基切人的勇猛斗志。新一轮的仇恨和愤怒爆发出来，他们对西班牙人发起全面进攻。但是面对危险，西班牙人更加勇敢、更有纪律。经过他们的大炮和骑兵的一场可怕攻击，印第安人尸首遍野。于是全基切王国的都城尤塔特兰落入了阿尔瓦拉多和西班牙人的手中。

我们站在卫堡的废墟上，当年发生大战的那片大平原就铺陈在我们面前，广袤而美丽。因为勇敢的人民在此做了最后的抗争，这片平原显得很神圣。现在，平原上的血迹已经洗净，草木因土质肥沃而欣欣向荣，但它也已经彻底荒芜。我们的向导倚着剑站在下面。他是我们视野内唯一的一个人。但是很快，波本领来了一个陌生人。他撑着一把红绸伞跌跌撞撞地走着，一边和波本谈话，一边往上看着我们。我们认出他是一位牧师，于是下去迎他。他看到我们摸索着往下来，哈哈笑了起来。他的开怀大笑感染了我们，于是见了面我们都笑了起来。他忽然止住笑，扯掉围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看来很严肃。他掏出一包雪茄，笑了笑又丢回去，像他自己说的跟跳哈巴涅拉舞（一种二拍的古巴舞蹈）似的又掏出了另外一包，然后问我们西班牙有什么新闻。

我们这位朋友的着装就和他的态度一样，很不像个牧师：他戴着一顶黑亮的宽檐帽，围着一条条纹围巾，穿着一件马甲，一件法兰绒衬衣，里面还有一件棉布衬衣（可能在几周之前他上次刮脸的时候洗过）。外面他穿的是一件长及脚踝的旧黑外套（因穿的时间久而磨得挺光亮），配了一条马裤。他笑话我们来看这片废墟，又说他自己第一次见到它们的时候也大笑了一场。他来自老西班牙，曾站在海岸边的高地上看过特拉法尔加战争的场面。后来他每次想起这事都会笑上一场。那时候法国的舰队被大风吹上了天，西班牙的舰队也紧随其后。纳尔逊勋爵被杀死。一想到这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他就忍不住笑。为了摆脱战争与革命，他离开了西班牙（说到这里我们全笑了）。他与20个多米尼加的修道士乘船出海，遭遇一艘法国的巡逻船开火攻击，所以被迫去了牙买加（说到这儿我们又都笑了）。后来他在英国人的护送下来到了欧牟，在那里又遇到了革命。他一辈子都是在革命中度过，现在比以前都好。我们都开怀大笑。他的笑有声有色、没完没了，让人完全无法抗拒。实际上我们也没打算加以抗拒。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已经像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亲密了。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笑柄，我们肆无忌惮地笑话它。除了教会，很少有什么东西这位牧师不加以嘲笑。而政治又是他最爱的话题。他可以倾向于莫拉桑，也可以倾向于卡雷拉，还可以倾向于魔鬼。“前进”是他的格言，他们这些人全都是他的笑柄。如果我们和他就此别过，那在我们的记忆中他就只是个爱笑的牧师。但随着我们进一步熟悉，我发现他颇有头脑和见识。尽管生活如此闭塞，但他对这个国家和所有的公众人物是如此了解；作为一个纯粹的观察者，他的见解如此公允，他的讽刺如此犀利但又不带任何恶意。这让我们给他换了个头衔—我们叫他爱笑的哲学家。

看完这个地方，也笑过了过去、现在、将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已经遇到或将会遇到的那些伟大或荒唐的新鲜事，我们通过一条窄路下了坡，横穿山谷，又爬上宫殿与城市主体部分所在的台地。卡瑟伍德先生和我开始考察测量这里的遗址。那位牧师跟在我们身后，一直又说又笑。后来我们爬到高处，他跟不上了，就让波本坐在下面，给他讲起阿尔瓦拉多、蒙特苏马、台克潘危地马拉国王的女儿还有修道院里的那些书籍和手稿。他讲的全部内容，波本一个字也听不懂，但他还是直直地看着牧师的脸，一动不动地听着。对于他那长而低声的笑，波本充满尊敬地说一句“是的，先生”作为回应。

这片区域由一道大沟或者说山谷环绕。唯一的一个入口，就是我们刚才上来时在山谷里走的那个地方。这个入口有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座城堡防卫。牧师指着山谷中的一个地方告诉我们，根据那些曾在修道院存放过的古老手稿（现在已经被运走了）的记载，那个地方是人工筑成的，为了修筑它，曾一度征发了4万民夫。

这整片区域曾经为王宫、学校和其他基切王室建筑占据，但现在只有大批杂乱无形的废墟遗址。牧师告诉我们，那座王宫加上它的庭院和走廊，曾经横穿这片区域。但现在它已经彻底被毁，建筑材料被人运走建现代的村落。尽管如此，这片遗址有些地方的房屋地面还保存完整，分界的墙体也还有些残留，所以这些套房的平面图还能清楚地绘制出来。房屋地面是用一种坚硬的水泥做成，经历了年复一年雨季洪水的冲刷，依然像石头一般坚固耐久。内墙上涂着一层配方更为精良的石膏。在一些暴露较少的墙角，还有些残存的色彩。毫无疑问，这些房屋内部当初都有绘画作为装饰。漫步在这座无顶王宫的地面上，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想起了那位国王，当年他以7万人的首级为代价来抵抗入侵帝国的敌人们，但最终也还是失去了这座王宫。现在废墟之间现在种着玉米。耕种这块地的那家印第安人据说是王室后裔。有个地方有一座荒凉的棚屋。在播种和收获玉米的时候，他们会在那里住一住。紧挨着王宫是一片大广场（或者说一个大庭院），这里的地面也覆盖着坚硬的水泥。广场中心是一座喷泉的遗迹。

这片废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遗存，就是插图中的这座建筑。它被人叫做“献祭之地”。它是一座四边形的石造建筑，底边长66英尺，向上呈金字塔形，现在还高33英尺。这座建筑的三面中间各有一段台阶。台阶每一级高17英寸，但只有8英寸宽。这就使得台阶非常陡，从上面下来的时候必须要小心。这座建筑的角上有四块石墩，石墩的尺寸从建筑的底边往上收，看起来像是为了支撑这座建筑。建筑朝西的一面没有台阶，表面非常光滑，上面有一层因长期裸露而颜色发灰的灰泥。我们在这片灰泥的一角上破开了一块儿，看到它其实有很多层。无疑，这一层层的灰泥是在不同的时代抹上去的，而且每一层都画了一些图形作为装饰。我们在有一处认出了一只美洲豹身体的一部分。这块图画的勾线和设色都很好。

这座献祭台的顶部已经毁坏。但那上面无疑曾经有过一座献祭人牲的祭坛（它甚至让西班牙人都感到恐怖）。献祭台顶上仅能容下一座祭坛、主持仪式的祭司们还有受祭的神灵偶像。站在下面的人们看到台上的一切。

那些野蛮的助祭们将人牲全裸着带上来，然后指明这次所要祭祀的对象，好让人们向那尊偶像致敬。然后助祭们会让人牲躺到祭坛上。祭坛表面凸起，所以人牲躺在上面，躯干在上，头和脚下垂，身体呈拱形。四名祭司抓住人牲的四肢，另有一名祭司用一件盘蛇形的木质工具按住他的头，让他一动也不能动。这时大祭司来了，他用一把燧石刀在人牲胸口上切一个洞，然后把还在跳着的心脏扯出来，献给太阳，然后把它扔到那尊偶像的脚下。如果这尊偶像大而中空，他们通常会用一把金勺将人牲的心脏送到偶像的嘴里。如果这个人牲是战俘，那他们拿他献完祭，马上就会把他的头砍下来，以便保存那颗骷髅。他的身子会被从台阶上扔下来。这时，抓获他的那位军官或者士兵会把他身体捡了运回家，收拾好了款待宾朋。如果他不是战俘而是一个买来做牺牲的奴隶，那他的主人也会为了同样的目的把他的身体运回去。这个地方就是上演那些野蛮景象的剧场。作为报应，那座血腥的祭坛已经被从台上扔了下去，那些助祭们的族群也已经被灭。这似乎都是正义的惩罚。

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来考察这些遗址，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幸事。因为这个国家目前正处在一种动荡不安的状态。1834年危地马拉政府已经派出了一个委员会，对它们做了一次彻底的考察。唐·米格尔·里维拉特雷是一位以对科学和文物研究兴趣浓厚而著称的绅士。他就是那个委员会的一名委员。他十分友善地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由他亲笔写给政府的手写本报告。这份报告充实详尽，毫无疑问是经过深入考察得出的结果。但是除了我前文已经提到的那些遗址以外，它没有提到任何其他有趣的东西。尽管如此，他得到了一件塑像（这个塑像正面、侧面的形象见插图）。还没等我斗胆跟他去要那个塑像，他就友好地将它送给了我。这个塑像是用黏土烘焙而成，非常坚硬，表面像上了釉一般光滑。它有12英寸高，身体包括四肢都是中空的。在给政府的报告中，唐·米格尔把它叫做Cabuahuil，也就是基切古代居民的一个神灵。虽然我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权威说法给它定的这个名字，但我觉得他的推测是可信的。而且我认为基切人曾经使用人牲来祭祀这个中空的土质人像。

插图的头像是那位牧师送给我的。它们是赤陶做的，下面那个空心，上面那个实心，表面都经过了打磨。它们坚硬如石，从工艺角度看，能与今天艺术家们所做的陶像相媲美。

在我们调查过的古迹中，我们认为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因为它的历史已知，年代确定。阿尔瓦拉多征服它时，它正处于最辉煌的时期。它展示了当时印第安人所造建筑的特征。科特斯和他的伙伴们曾对墨西哥大型建筑所表现出的辉煌大加赞赏，这片废墟也印证了他们的描述。我们的着眼点是想发现它与科潘和基里瓜遗址的相似之处。但是我们既没有在这里发现圆雕像、浮雕像或者象形文字，也没有听说这里以前发现过这些东西。如果有这样的证据，我们就会认为这些遗址是同一族群的人所造建筑的遗存。但是没有这些证据，我们就认为科潘和基里瓜是另一个族群的人所建的城市，而且年代要比尤塔特兰久远得多。

神父告诉我们，30年前他第一次看到这座古城的时候，王宫完全就是一座花园。他当时刚离开西班牙的宫殿建筑不久，到了这里，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些宫殿当中。他到这里不久，有人发现了一个小金像，并把它送给了危地马拉的总统泽拉维亚。总统从首都派了一个委员会来搜寻这里隐藏的宝藏。王宫就是在那一场搜寻当中被毁。古都的毁灭激怒了印第安人，他们举兵起事，威胁说要杀了那些工作人员，除非他们离开这个国家。牧师说要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王宫就得彻底被夷为平地。基切的印第安人向来名声很坏。在危地马拉城，人们说这里可不是个适合参观考察的安全地方。神父告诉我们，当地人看那些来遗址的陌生人的眼光就透出不信任。当时印第安人普遍处于一种躁动不安的状态。神父凑近我们说，在村子里印第安人对欧印混血的人拔刀相向，已经准备好要割他们的喉咙。他就是拼尽全力，也只能阻止一场普遍的造反和屠杀。甚至就连这条消息他也是笑哈哈地告诉我们的。我们问他是否为自己担心。他说不担心，因为印第安人爱他。他的大部分人生都是与他们一起度过。印第安人几乎把神父们当圣人，所以他们是安全的。说到这里他笑了。卡雷拉现在站在他们这边。但如果他将来转身反对他们，那他们就该逃走了。在这场谈话中，说者听者都笑声不断。话题越严肃，我们笑得越痛快。谈话中，他从头到尾都频频提到书籍和手稿。这显示了他对文物很有研究，而且学识深厚。

有座建筑的下面有个开口，印第安人管它叫地道，说走这条地道1个小时就能到达墨西哥。我钻到洞里往里头爬，发现这个地道的顶子是由石头互相倚叠筑成的尖拱。洞里太黑，我没法往深处探索。这时候神父在外面叫我，说这个地洞是地震造成的。我急匆匆地从里面出来，他见了笑得比平常都开心。但他突然不笑了，而是抓着裤子连蹦带跳地大叫：“蛇，蛇！”向导和波本赶紧过来帮他。他们一边一个站在他身边，把那个闯入者稳稳当当地定在那里。他们动作麻利但毕恭毕敬。但是神父还是站不稳。他惊慌不安，吓得从他们的搀扶中挣脱出来，又惊起一个大蚂蚱。波本和向导一笑不笑，重新把他扶起来，帮他系好扣子。我们狂笑一场，了结了对这里那些死去居民的追忆，以及与这座伟大城市的遗址相关的所有情感。

等我们从村里回来，神父将平原上4条道路的方向指给我们看。他说现在这4条道路还分别还能通往墨西哥、台克潘危地马拉、洛斯拉图斯和维拉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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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到修道院时天色已晚。那位好神父表达了歉意，因为我们到这时他没在家。他说他平时总是把自己的房间锁上，以防止妇女们进去把屋里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然而我们等进了他的房间，就发现他所谓的秩序让人很是无语。这间屋里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还有两张沙发。屋里到处堆满了东西，没有一点空地能让人坐下，甚至就连桌子上也没有个能让人放放帽子的地方。我们看到有4个酒瓶子，1个芥末调味瓶，1个油瓶，1大块糖，1包盐，1块奶酪，一堆杯子、盘子和酱汁碗，还有一堆矿石、大石头、贝壳、陶片儿、骷髅、骨头、书籍，还有前面提到的手稿。在他床上方的架子上有2只绿咬鹃标本。这种鸟是基切的王室之鸟，飞起来最美。它们对自己的尾巴非常骄傲。它们的巢都有两个出口儿，这样它们进出鸟巢都不用转身，以免伤到尾羽。在以前，它们的羽毛未经王室允许，一般人不得使用。

神父在这一堆乱糟糟的东西中清理出了桌角上的一块地方用来吃晚饭。谈话中神父依旧滔滔不绝，展露着他的学问与研究、睿智和讥讽。谈到政治话题，要是有仆人在屋里，我们就低声耳语。笑是我们对所有话题的评论。那天晚上我们被印第安的历史秘事深深地吸引了。

除了太平洋沿岸的皮皮尔印第安人所讲的墨西哥语（或者阿兹台克语），还有24种方言是危地马拉所独有的。尽管有时候这些方言中的习语非常相似，同属一个部落的印第安人讲话相互都能听懂。但通常来讲，神父们就是在一个地方定居多年，也只会讲他们所在的那个部落的方言。要对印第安的历史传统做任何的深入调查，印第安语言的多样性对我而言，似乎都是一种不可逾越的障碍。关于印第安人的一切，那位神父都有渊博的知识。他告诉我们，基切语是墨西哥语的祖音，一个人熟悉了基切话，很容易就能学会其他方言。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一个极其有趣的新研究领域就打开了。这一路上（即便是在危地马拉城），我既没找到任何一种印第安语的语法书，也没能发现任何的手稿。虽然我已经收集了一些词汇，但我没想过这些东西也值得出版。但这位神父有一本书，那是早先在这个教会服务过的神父们所写的。他答应将这本书抄一份给我，并派人将那份抄本送到我在危地马拉的一个朋友那里。以下是我从那本书中摘抄出来的一段基切语的主祷文：

Cacahan chicah lae coni Vtzah．Vcahaxtizaxie mayih Bila Chipa Ta pa Cani ahauremla Chibantah．Ahuamla Uaxale Chiyala Chiqueeh hauta Vleus quehexi Caban Chicah．Uacamic Chiyala．Chiqueeh hauta．Eihil Caua．Zachala Camac quehexi Cacazachbep qui．Mac Xemocum Chiqueeh： moho Estachcula maxa Copahic Chupamtah Chibal mac xanare Cohcolta la ha Vonohel itgel quehe Chucoe．Amen.

下面是我为大家从那本书中摘抄的数词：

Hun，1

Uaelahuh，16

Quieb，2

Velahuh，17

Dxib，3

Uapxaelahuh，18

Quieheb，4

Belehalahuh，19

Hoobj，5

Huuinac，20

Uacacguil，6

Huuinacfaw，21

Veuib，7

Huuinachlahuh，30

Uahxalquib，8

Cauinae，40

Beleheb，9

LahuhRaxcal，50

Lahuh，10

Oxcal，60

Hulahuh，11

Lahuh Vhumuch，70

Cablahuh，12

Humuch，80

Dxlahuh，13

Lahuh Rocal，90

Cahlahuh，14

Ocal，100

Hoolahuh，15

Otuc Rox Ocob，1000

这种语言与我国的那些印第安部落的语言之间是否有相似之处，我不得而知。

我还没活到发落齿疏的年纪，但仅就我这些年的见闻来看，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地方比基切圣克鲁斯更能激发该国人民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研究印第安人的民族特性和传统历史的兴趣。当然前提是这个国家能够安定下来，因为在这里，民族历史文化都还在。一群还未曾发生改变的人民在很多方面珍爱着他们祖先的习俗和旧例。那位神父告诉我们，印第安人尽管已经见识了教堂的宏伟壮丽和宗教仪式的煊赫隆重，但是受愚昧的想象力的影响，他们心里还充满迷信，他们仍然是偶像崇拜者。他们在山里的峡谷中还藏着他们崇拜的偶像，他们仍然在隐秘地、低调地举行从祖辈那里学来的仪式。那位神父迫于无奈只得对这些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还有一个证据，他每天都能看到：基切的教堂是东西向的，但进教堂来做晚祷的印第安人总是朝西鞠躬，向落日行礼。他还告诉我们，邻村附近的山洞里有一些比正常尺寸大很多的骷髅头。那些东西就与印第安人的迷信敬拜有关。他的这个说法有待证实。我们对此非常好奇，很想亲自去见证一下。他说他见过那些骷髅，说它们的尺寸的确很大。他有一次在洞口放了一张钞票，过了一年他发现钱还在那个地方放着。他说就算把钱放在他的桌上，只要有印第安人进来，那张钱也会消失。

说到这里，神父的态度完全变了。他那犀利的讽刺和笑容不见了。他对印第安人的兴趣完全占据了他的头脑，足够激发他的想象。除了这些，世上的一切他都嘲笑。他的热情就像他的笑一样富有感染力。尽管我们急着赶往帕伦克，但我们还是非常想跟踪印第安人到他们那在高山深谷中的幽僻之地，看他们举行偶像崇拜的仪式。但这位神父一点都不鼓励我们这么做。他倒是建议我们再留一天，去看看那个放骷髅的洞窟。他并不为催促我们离开而感到抱歉。他过着一种没人打扰的孤独生活，所做的工作也是一些单调的仪式程序，陌生人到访对他来讲是最受欢迎的。尽管如此，他也知道我们只要留在这里就有危险。现在印第安人正处在一种暴躁易怒的状态。他们已经在打听我们来这里要干什么。为了我们的安全，神父什么也没说。过几个月这种亢奋可能就过去，到那时我们可以再回来。我们感兴趣的题目他也爱。到时候我们的所有探险活动他都要参加，他还会尽力利用自己的影响来帮助我们。

而且这位神父对印第安人的了解，并不仅局限于他驻地周边的这些村落。他第一次做副牧师是在维拉拉巴斯省内的科班。他告诉我们，距科班4里格远的地方还有一座与基切圣克鲁斯一样大的古城。这座古城荒废苍凉，但它保存得几乎还与当初居民撤离时一样完好。他曾在城中那些寂静的街道上漫步，经过那些大型建筑。他看到的王宫保存得几乎与他当年第一次见到的基切王宫一样完整。这座古城距离危地马拉城不到200英里，而且是在这个国家未受战争骚扰的区域。此时我们听了这条信息，真是感到伤心。因为现在要去那里的话，我们的旅程要增加800英里。而我们的旅行计划早已确定，时间也已经限定。身在这个野蛮的国家，又赶上它局势不稳，我们已经产生了一种迷信性质的忧虑：以后再回这个国家，前途或将不妙。尽管如此，听说还有这样一座城市存世，我感触极深。我确实极其恳切地希望未来的某位旅行者能去参观那座古城。当然，他就是到了危地马拉城也不会听人提起它，人们甚至会告诉他没有这座古城。尽管如此，希望他能坚持自己的探寻。如果他能找到古城，那他就能获得常人难以得到的见闻感受。

这位神父又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地方，让我们的兴奋达到了极点。在横穿大陆的科迪勒拉大山系的另一边，在维拉巴斯地区，有一个因土著居民生性好战而曾被称为铁代格拉（也就是战争之地）的地方。西班牙人曾3次被迫派兵来讨伐这个地方。危地马拉城内多明我会修道院的教区牧师拉斯·卡萨斯，对这种所谓让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的战争喋血深感哀痛。他写了一部论著来证明神意已经将传播福音确定为让人改信基督教的唯一方式。而对那些从未侵犯过基督徒的人们发动的战争，都不是正义的。所以那些侵犯、骚扰、消灭印第安人的行径，将会阻挠这项世人期待的事业的完成。他将这种学说拿到讲道台上宣讲，私人聚会上他也强迫别人听，结果被人嘲笑愚弄。有人轻蔑地建议他去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但他没被这句话的嘲弄语气所干扰，而是接受这个建议，将难以征服的铁代格拉作为施行他的学说的地方。他还向当局提出了一项约定：5年之内，任何其他西班牙人不得到这个国家居住。这项约定获得了批准。多明我会的修士们用基切语创作了一些赞美诗，描述创世纪、亚当的堕落、人类的救赎，讲述关于我们救世主出生、受难、牺牲的那些最核心的神迹。一些与基切人有贸易往来的印第安人最先学会这些诗歌。后来，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酋长（他后来取名唐·胡安）听到了他们唱诗，就叫他们讲一讲刚才那些唱诵多遍赞美诗的详细含义。因为诗中唱到的那些事物让他觉得非常新鲜。这些印第安人表示抱歉，说这些诗歌只有教授他们的那些神父们才能详加解释。于是这位头领派他的一个兄弟带了很多礼物，去请神父们来将这些印第安商人所唱诗歌的含义解释透彻。一位多明我会的修士跟随这位使节回到了铁代格拉。这位酋长在理解了这种新的信仰的奥义之后，烧掉了他原先崇拜的偶像，并向他的臣民宣扬基督教。拉斯·卡萨斯和他的一位同事也紧随那位修士的脚步来到了这里。就像古代的门徒一样，没有口袋，也没有拐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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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做成了西班牙军队做不到的事—将这个“战争之地”局部地带入了基督教世界。直到今天，这个地区的东北部，以科迪勒拉山系和恰帕斯州为界，仍然有一片未受洗礼的印第安人的领地。那里的人民就像他们的祖辈那样生活，坚决不向西班牙人屈服。中美洲政府也不曾尝试在这个地区施行任何统治措施。勾起我们兴趣的正是神父的保证：沿着去墨西哥的道路走4天，在山岭的另一边，保准有一座活的城市。那座印第安人的城市规模宏大，人口众多，目前的状态还完全与美洲大发现之前的情况一模一样。多年前他在查胡尔村时，曾听说过很多关于这座城市的事。村民们还告诉他，站在山脊线的最高处，就能清楚地看到那座城市。他那时很年轻，于是花了很大力气爬上了那段山岭的顶峰。那座光秃秃的山峰有10000到12000英尺高。他站在那里向下俯瞰，看到一片一直延伸到尤卡坦半岛和墨西哥湾的广袤平原。平原上隔着很远的距离，有一座大城市绵延甚广。城中有些白色的塔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对于这座城市，查胡尔村印第安人一贯的说法是：还不曾有白人去过那座城市。那里的居民讲玛雅语。他们已经知道有一个陌生的族群已经征服了周边的整个国家。他们会杀掉任何一个试图进入他们领地的白人。他们没有铜币或者其他的流通货币，没有马、牛、骡子或者其他的家畜，只有些家禽。他们在地下养公鸡，以防公鸡打鸣被人听见。

在这个国家旅行，每走一步都会遇上一样野性而新奇的东西，触动你的想象力。此时这座光线昏暗的修道院一派幽静。而院中的这位老神父身穿一件像袍子一样的黑色长外套，目光炯炯，让人想起当年西班牙征服者中那些勇敢坚决的随军神父的形象。他在桌子上画了个地图，并在上面指出了那条他曾经登上顶峰的山岭和那座神秘城市的位置。他讲的这些让我们心中萌生了浓厚的兴趣，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兴奋。我感觉，能看上一眼那座城市，胜过10年寻常生活。要是他说的没错，那世上就还有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有一群印第安人，有一座印第安城市，还保存着科特斯和阿尔瓦拉多当初发现它们时的面貌；在那里，有活生生的人能解开关于美洲古城废墟的那些令人困惑的谜团；在那里，或许有人能到科潘去释读遗址上的铭文。这样一想，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兴奋和向往。那一夜留给我的深刻印象，也将永远无法抹去。

这可能是真的吗？现在我头脑清醒冷静，仍然确信那位神父告诉我们的就是真的。因为有很多事实支持他所讲的话。他所提到的那个地区不承认危地马拉政府，未曾有外人探访过，也还没有白人去过。对此，我很满意。我还从其他的信息渠道听说，从那座山岭上能够看到一座庞大的古城废墟。而另一位曾爬上过山岭顶峰的人告诉我们，他当时什么也没有看到。但要知道当时那座山峰正被浓云笼罩。不管怎样，在查胡尔村人们普遍相信存在这样一座城市。我们好奇心也像火一样燃起，需要得到满足。我们热切地渴望能去那座神秘的城市看看。然而，一个人就是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来完成这项事业，也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除非他能在那个国家的边界地区待上一两年，学习相邻地区印第安人的语言和习性，并在当地认识一些人。500人或许就能径直攻入那座城市。而这种性质的入侵，要比西班牙人当初发动的任何一次战争都更为正义。然而该国政府目前正忙于内战，无力派兵攻打那座城市。除非付出血的代价，否则知识就将无法获取。两个身体强壮的年轻人花5年时间来做这件事，或许能够成功。那片新鲜的、未经探访的土地一派原生态的面貌。就算事实证明他们所寻找的那座城市并不存在，那他们也能在那里发现其他有趣的事物。可是如果真有那座城市，那他们就将会体验到发现这样一个奇迹所带来的极度兴奋，并且将收获一件值得终身回忆的事。至于说做这件事的各种危险，它们总是会被人夸大。因为就算有危险，也能及时发现，能有足够的时间逃跑。然而纵有万般可能，如果哪天人们真的有了什么发现，那完成这项事业的也得是那些神父。至于说我们自己，就算不考虑语言问题，只想想一直让我们苦恼不已的仆人问题，我们就知道，自己想都不要想去单独来完成这件事。我们想做的，顶多就是爬上那段山岭的顶峰，从那里俯瞰那座神秘的城市。然而，前路漫漫，我们的困难已经够多。要去参观这座城市，这次旅程就得再增加10天。而仅看现在的情形就已经可以预知，那样的话，我们这次的旅程将非常可怕，令人心惊胆战。而且，那一段山岭有可能会一连数天被云笼罩。做太多的尝试，我们没准会失去一切。帕伦克才是我们此行的大目标。我们决定不打乱已经定好的行程。

第二天早上，与神父分别的痛苦时刻到了。此时他平静而和善，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和他的热情都不见了。神父告诉我们，我们路过有一个村子，那里的印第安人很坏。为此，他给当地法官写了一封信交给我们带着。他还从他那些最漂亮的绿咬鹃中选了一只，诚心实意地坚持要我收下。

因为这一星期是圣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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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找个向导困难很大。现在这里的印第安人没有一个愿意离开镇上。于是镇长叫警察到监狱里提个人出来给我们做向导。警察隔着栅栏和囚犯们谈了谈，然后选中了一个人。然而这个人也是一直关押到我们出发时，才由警察打开牢门放出来。他一出来，就背着我们的行李卷出发了。从监狱里放出来的这个消瘦的士兵陪我们走了很短的一段距离，波本就走到了他的前面。波本带着一根棍子，神父送的那只基切的王室之鸟就站在上面。穿过基切城下的那片平原和那条沟谷，我们从阴面山坡爬上了一座山，并在山顶好好地眺望了一番下面的基切平原，然后又从另一面的山坡下了山。往前走2里格，我们来到了圣佩德罗村。路边有一座茅草顶的教堂，教堂前有一个十字架。村子里的棚屋在稍靠后的地方。那位神父曾告诉我们，这个地方的印第安人“非常坏”。我们那个向导回去后还得被锁进监狱。为了避免在此停留，我们竭力撺掇他继续跟我们走。可是他却把背的东西丢在十字架跟前，赶紧往回跑。他跑得太匆忙了，把自己褴褛的破衣服都落在了身后。这个村镇的法官是个印欧混血儿。见了我们，他派人去请镇长。不一会儿，那位要人带着6个警察一路小跑着过来。警察们排成一列往前跑。他们手里都拿着警棍，穿着帅气的布料斗篷。那是他们过圣周的节日服装。我们跟他们说我们需要一个向导。于是这6名警察全都走开去找向导。过了不到10分钟，他们又排成一列，踏着和刚才一样的小碎步跑过来说，他们一个向导也找不到。这一整周都是圣周，没人愿意离开家。我把卡雷拉的护照出示给他们看，并告诉那个法官，找不到向导他就得亲自给我们带路，要不就派他的一个警察给我们当向导。他们听了这话就又走开去找。过了一小会儿，我走上附近的一个小山包，看到他们全都在山下面坐着等我离开。一看到我，他们就跑回来众口一词说找不到向导。我向他们开出了两倍的酬金，可是他们仍然不为所动。这件事将会发生怎样的转变，我感觉很不确定。于是我开始大谈特谈卡雷拉的报复，并告诉他们找不到向导的话，我可不是把他们交给当局就完事，而是要立刻摘了他们的脑袋。他们商量了一会儿，然后就全都默不作声地站了起来。其中的一个人放下架子，脱了上衣。其他人把行李卷起来举到他裸露的后背上，又把捆行李的带子勒在他的额头上，打发他跑着上路。我们跟在他身后走着。那个副官央求我给卡雷拉写封信，说明我在此滞留不是因为他的过错。他还说要是不能再找个向导，他就自己给我们带路。走了没多远，另一个警察从路上横插过来拦住第一个背行李的警察并替下了他。他们在这条崎岖的道路上跑得那么快，以至于我们都赶不上他们。

这条道路确实崎岖荒凉得难以形容。很快，我们遇到了另一道鸿沟。从沟谷这一边的山坡下去，再从对面的山坡开始往上攀爬，这用了我们3个小时。爬了一阵儿，我们穿过树木的间隙向下望了望，感觉我们在这座峭壁上所处的位置，往下得有一二千英尺深，但往上的距离更高。整座山都覆盖着茂盛的植被。这里尽管缺少阿尔卑斯山那种山石嶙峋、狂野不羁的壮美，但是我们在每个转弯处看到的景象，却也称得上庄严雄伟。再往上爬，我们又遇到了几个只会说本部落语言的印第安人。等爬上山顶，我们看到了悲惨的一幕。这个场景的主角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一个喝醉的印第安人正躺在自己的血泊里打滚，他的脸上砍着一把大砍刀。一个喝醉的妇女伏在他身上哭。我们队伍里的印第安人停下来和他们说话，但他们听不懂。3点钟左右，我们走出了树林，并且很快就看到了托托尼卡潘。这座城镇在我们下方很远的地方，坐落在一片壮美的平原之上，后面是一片高高的台地。一列山川从台地上绵延开来。克萨尔特南戈火山高耸于众山之上。这座城镇绵延甚广，镇上房屋的平顶连成一片，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盖子，只在一处被教堂的尖塔戳破。我们从山上下到了一条美丽溪流的岸边。一群印第安妇女正沿着这条小溪洗东西。我们顺流而下进了城，骑马来到这个城镇的行政长官唐·何塞·艾兹米亚家。我们的行李早先已经安全抵达这里。不一会儿我们的伙计也出来迎接我们了。

托托尼卡潘是这个地区的首府，站在城中广场上，环顾四周都能看到山。关于这座城有很多事情可说，但我只会在此停下来讲一件事。这一路上靠卡雷拉的护照、大主教的信函以及那些写给行政长官们的信件，我们旅行还算顺利。但在这里，我们却受到了空前的礼遇，那位长官设宴款待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享用了一顿晚宴。读者们或许还记得，我在记述哥斯达黎加的经历时，曾承诺类似的宴会场面我将来只会再破例写一次。现在破例的时刻到了。因为我要是把这件事疏略不提，那我真就得把自己视为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了。这次用餐我们可能得等了有2个小时。之前我们已经有12个小时什么都没吃，而且又爬过了重重险峻的山川。到6点钟，我们应邀洗了脸，洗了手，穿上燕尾服，和那位长官一起坐下。肴馔按照正确的顺序规规矩矩地端上来。仆人们训练有素。我们的主人餐桌礼仪也十分娴熟，就好像他每天都是这样用餐。然而我们却不是这样。我们吃得很快，吃了很久。主人的原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每一座要塞的指挥官都有责任利用他们军火库的最大库容，储备最多的军火和生活物资。

这次我们又踏上了卡雷拉的行动路线。这个地方现在正人心惶惶，白人们在为自己的性命担忧。我劝我们的主人离开这个国家去美国。

第二天早晨我们和他共进早餐。到11点，有人在广场上列队，我们就出发去克萨尔特南戈。我们先下了一条山谷，沿途随处眺望都能看到美丽的风景。我们又爬上一座山，并在山上回望下面的平原和托托尼卡潘城。爬上崖顶，我们进入了一片壮美的平原。这里种着玉米田，散布着数不清的羊群。这样的景象在这个国家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路两边都是巨大的芦荟长成的篱笆。在有一个地方，我们数了数，盛花期的芦荟有200多株。往前走2.5里格，在这片平原的中部，我们遇到了一条宽阔的河流。当年在阿尔瓦拉多与基切印第安人的战争中，很多人被杀后或是受伤后被扔进了这条河里。为纪念那些死者，这条河被人们称为“血河”。我们踏着一座由原木搭成的简陋桥梁过了河。又往前走了2里格，克萨尔特南戈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座城市坐落在一列大山的脚下。而在众山之上，又有一座锥口破裂的火山一直在冒烟。火山前有一道熔岩凝成的山岭。当初如果那股熔岩朝着这座城市涌来，那这里就已经像赫库兰尼姆和庞贝一样被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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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圣经》中的典故，形容物质匮乏。

(2)
复活节前一周。

12

我们再次踏上一片古老的土地。读者们或许想了解一下这座耸立在当年古塞拉胡城所在地的城市的情况。古塞拉胡城就挨着基切最大的城市尤塔特兰。塞拉胡一词意为“十长治下”，也就是说这里由10位大头领统治。每位头领治下有8000多座住宅，合在一起便有8万多座住宅。按照福恩特斯的说法，这个城市住着超过30万的居民。他还说，在特卡姆·尤麻姆被阿尔瓦拉多打败后，居民们放弃了这座城市，逃往他们的那些古堡以及埃克斯坎塞火山和附近的瑟克赛克山。根据他在圣安德列斯赛库村发现的手稿的记载，西班牙人进了这座被遗弃的城市后，他们的哨兵抓到了四个大名鼎鼎的头领。这份西班牙语的记录说，他们跪在阿尔瓦拉多面前，听一位神父为他们解说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听后他们宣布自己准备皈依这种信仰。西班牙人留下两名头领做人质，派另外两个人去他们那些古堡找人。他们带回了众多准备受洗的印第安人，以至于神父们都纯粹因为太累而举不起胳膊来完成仪式了。

随着我们走近这座城市，有7座带有塔楼的教堂映入眼帘，显示着这个宗教尽管被接受得如此仓促，但并没有衰退。又走了没几分钟我们就进了城。这里的街道铺砌得很是齐整，房子从建筑的角度看别致美观。市政厅是一座两层的建筑，还带有一个走廊。大教堂壮丽宏伟，前立面装饰繁富。广场由石块铺砌而成，中央有一座漂亮的喷泉。站在广场上能够清楚地望见城市四周环绕的火山与大山。那天是受难节的前一天。广场上、街道上挤满了身着节日盛装的人们。印第安人穿着大黑斗篷，戴着宽檐毡帽。妇女们穿着一种白色罩袍，把头都罩住，只留一个椭圆形的洞露出脸来。她们有的戴着一种头巾，头巾上的红线和头发编在一起。我们武装到了牙齿，骑马穿过拥挤的人群。人们默默地给我们让出一条路来。我们穿过教堂的院门，又进了修道院的大门。此时神父不在，但有一位外表体面的女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从她的态度看得出，她的主人一定会欢迎我们。尽管如此，这个家整体上处在一种躁动惶恐的气氛之中。看得出，这个好妇人才不久前才刚刚摆脱一些事对她精神的可怕压迫。

喝过可可，我们去找当地的长官，向他呈上政府的信函和卡雷拉的护照。这位长官也曾遭过莫拉桑的驱逐。这个好人看起来很像一个军官。但他告诉我们他并不是职业军人，只是偶然地坐上了现在这个职位，而且现在特别急着卸任。确实，在他这段短暂的服役生涯中，可没有当什么闲差。他把我们介绍给了唐·胡安·拉瓦尼格纳。这个从热那亚来的意大利人因为当地现任国王带头发动的一场革命而遭到流放。当时，显然他是王位继承人，人们想让他登上王位。但他却怯懦地逃避了这场角逐，丢下他的追随者们自生自灭。这位嫡长子是如何来到此地的，我不得而知。但他在这里也没有找到和平。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他现在正像他当初离开热那亚那样，急着离开这里。

我们一回到修道院就见到了神父。正如他的女管家向我们保证的，神父本人对我们也很欢迎。和他在一起的有一位相貌体面的印第安人。这人有一个响当当的头衔—印第安市长。我们来到克萨尔特南戈不到1个小时，就认识了四位在卡雷拉的暴行（就是我们在危地马拉听说的那场暴行）中幸存下来的受害者。当时他们那可都是九死一生。那个事件让这座城市大为震惊，至今仍在瑟瑟发抖。关于那件事。一路上我们已经听说了很多细节。到了克萨尔特南戈，除了这四个人，也没人还能说出我们尚不知道的事情来。

据说，莫拉桑的士兵攻入危地马拉的广场后，有位信使在一个倒霉的时刻被派到克萨尔特南戈来宣布对这座城市的占领。这一消息在当地引起的反响直接而果断，人们起来反抗卡雷拉留下的卫戍部队，要求他们放下武器。卫戍部队的长官不想对着市民开火，而且他也发现，以他手下的这一小股兵力不可能镇压住这场叛乱。于是他听从神父和唐·胡安·拉瓦尼格纳的建议，阻止了一场流血屠杀，劝说他的士兵们放下武器，离开了这座城市。就在那天晚上，市当局在唐·胡安·拉瓦尼格纳并不知道的情况下任命他为指挥官。拉瓦尼格纳拒绝就任这一职务。但是这座城市当时正处在一种骚动不安的危险局势之中。政府官员们力劝他接受这个职位，哪怕只当那一夜。他们摆明，如果他不干，大众的愤怒就会被引到他的身上。那天晚上他们发表宣言，表示支持莫拉桑。他们还给莫拉桑写了一封贺信，并派一名印第安信使立即送去。然而需要提醒读者们的是，此时莫拉桑已经被赶出了危地马拉，而卡雷拉正在追击逃跑中的他。后来卡雷拉在安提瓜遇到一个被解除了武装的士兵，并从他那里听说了克萨尔特南戈发生的事情。于是他放弃了对莫拉桑的追捕，率领军队径直赶往那里。克萨尔特南戈方面早早地接到了关于卡雷拉逼近的情报。当局让军队长官、神父和唐·胡安·拉瓦尼格纳组成一个代表团去迎接卡雷拉。他们在托托尼卡潘遇上了他。卡雷拉已经在路上听说了，就是他们作为中介说服卫戍部队的士兵们交出武器。于是，一见面卡雷拉对他们的问候，就是怒气冲冲地宣布要把他们的头颅留在那里。他把对于神职人员的尊敬和盲从放在一边，对那位神父尤其火气冲天。他说神父是莫拉桑的亲戚。神父说自己不是莫拉桑的亲戚，只是他的同乡（在那个地区意为同一个城市的人），而他对于自己在哪出生是无力选择的。但卡雷拉还是立即下令要四个士兵把他拉到几步之外，当场枪毙。（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印第安老者）跪下来求卡雷拉饶了神父的性命。但卡雷拉拔出剑朝着这个印第安人的肩膀就刺了两剑。那伤口直到我们见到他时都还没有愈合。尽管如此，不过卡雷拉倒是也不再要求马上枪毙神父，而是把他交给了士兵们。唐·胡安·拉瓦尼格纳被卡雷拉的秘书救下。他从拉瓦尼格纳写给危地马拉的一位朋友的信中摘抄了一段，公布在危地马拉的政府机关报《时代报》上。在这段文字中，唐·胡安夸奖了卡雷拉上次进入克萨尔特南戈时的态度，表扬了他手下部队的纪律和良好的作风。

第二天一早，卡雷拉带着囚徒唐·胡安和神父，率兵开进了克萨尔特南戈。市政府的官员们正在广场上等他。但很不幸，莫拉桑在这座城市游荡时曾写了一封信委托一个印第安人交给卡雷拉。这人就在这个倒霉的时刻把那份信呈给了卡雷拉。不等秘书念完这封信，卡雷就拉勃然大怒，拔出剑来要亲手当场杀了这些人。他砍伤了市长莫利纳以及市政府当局的其他两名成员。然而至此他便住了手，命令士兵们把他们抓起来。然后他又骑马走到那位军官的跟前，并再次勃然大怒，向着他抽出了剑。这时候有一个女人冲到了军官前面。卡雷拉绕着她刺了好几剑，但都没刺中那位军官。而最后卡雷拉又自己住了手，要军官从镇上筹到5000元，否则就毙了他。他还把唐·胡安和神父锁进了一间屋子，并威胁他们：下午5点之前若是不能每人付给他1000元赎命，也枪毙了他们。另外，他们还得给他的秘书点钱，唐·胡安给200元，神父给100元。唐·胡安是市里的大商人。但就算是他，凑足那个数目也很吃力。那位穷神父告诉卡雷拉他在世上一文不名，只有些家具和书籍。当时，除了他的老管家，任何人都不许见他。他的老朋友们有很多已经逃走或是藏了起来。于是这位老管家只得带着神父写的便笺，一处处地去乞讨。5元，10元，能讨到多少她就要多少。有一位老夫人给了神父100元。然而钱还是不够。当神父已经经历了关于死亡的所有精神折磨，当卡雷拉已经不抱希望要杀他的时候，此时已经获释2个小时的唐·胡安补上了赎金的缺口。于是神父也被释放。第二天早上，卡雷拉派人来向唐·胡安借他的剃须工具。唐·胡安亲自给他送了过去。他以前素来与卡雷拉交好。见了面卡雷拉问他是否已经从惊吓之中缓过神来，然后就和他亲密地谈了起来，就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过了没多久，人们看到卡雷拉在窗前弹着吉他。在此后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里，未经最简单形式的审问，哪怕是一个临时军事法庭的审问，市政府的18名官员就被拖到广场上枪毙了。他们全都是克萨尔特南戈第一流的人物。市长莫利纳不论家世、地位还是人品，在这个共和国都不会居于他人之下。当卡雷拉带着一队士兵经过时，莫利纳的妻子抱着他的腿求他饶丈夫一命。她高声喊叫，卡雷拉看了看她，但没说什么。她继续尖叫，然后就昏了过去。等她再醒过来，她的丈夫已经死了。她丈夫被人带着绕过那栋房子的屋角，坐到一块石头上，然后马上就被打发上了路。其他人也一个个地坐到同样的位置上被处决。我们到那里的时候，那块石头和那栋房子的墙壁上仍然有他们的殷红血迹。据说卡雷拉为被杀的这群人当中的前二位流下了眼泪，至于其他人的死他说他就没当回事。在迄今为止的历次革命中，人们都表现出了对于正义审判的尊敬。这次对克萨尔特南戈精英们无法无天的屠杀，给市民们带来了无法想象的恐惧。这些事实臭名昭著，克萨尔特南戈的每个人都知道。有十几位不同人士对我们讲起过这些事，尽管他们讲的内容在细节上略有出入。

做完这些暴行，卡雷拉就回了危地马拉。当时这个地方尚未从惶恐当中恢复过来。人们认为将会有一场针对白人的攻击。所有的人都被等级战争的恐怖之处吓坏了。我已经在尽量避免苛责卡雷拉。我觉得从个人角度讲，我欠他的人情。没有他的保护，我绝对不能横穿这个国家旅行。然而，我很难抑制住自己对于危地马拉政府的愤怒。政府官员们对卡雷拉的暴行和他对他们的蔑视心知肚明，却绝不敢要他对他的行径做出解释。他们正在用甜言蜜语奉承哄劝卡雷拉，只求得到他的支持，保持自己的权位。

再说那位神父：他约莫25岁，高个子，挺壮实，相貌相当好看。他手下有好几个助理牧师。在这个国家的教会中，他的地位仅次于一位受奉牧师。当然这个职位有它的辛劳之处。这段时间他就正在专心致志地操办圣周的那些仪式。这天晚上，我们陪他来到教堂。到了门口，我们向里面放眼一望，感觉非常震撼。这座教堂有250英尺长，轩敞而高大，装饰着大量的绘画和雕塑。里面烛光闪闪，挤满了印第安人。大门两侧各有一个格子，后面站着一个印第安人接受供品。地面上洒满松针。进门左边是一座死去的基督躺在灵床上的塑像，进来的妇女们都会往塑像上投一把玫瑰花。塑像旁站了一个印第安人接受人们捐献的钱财。在这座雕塑的对面，在一架铁格子后面是基督担负着十字架的塑像。基督的眼睛扎着绷带，他的胳膊和身子的其他部分被大银链捆在铁棂子上。这里也站了一个印第安人接受人们的捐赠。教堂的祭坛设计装饰得很美。祭坛上有两排爱奥尼亚式的镀金柱子叠加在一起。它们被那些10英尺高的蜡烛照得一片金彩辉煌。在布道台的下面有一架钢琴。神父领着我们在教堂里转了一圈，然后坐到了布道台下。他说我们得给他们来点我们国家的腔调，然后就自己坐到了钢琴前。查特菲尔德先生建议他弹弹罗西尼歌剧中的一段曲子，但他说那段音乐和这个场合很不相宜，于是就换了一首。

10点钟左右，拥挤的人群排成了一支队伍。我和查特菲尔德先生走出教堂，在一个街角找了个位置，看着他们经过。队伍为首的是一群印第安人，他们两人一排，手里都拿着一根点燃的长烛。后面是4个男人，他们的肩上扛着犹滴的塑像。塑像一只手握着一把血淋淋的剑，另一只手提着霍罗芬尼斯的头。后面又是4个男人，他们肩上扛的是大天使加百利的塑像。天使身着红丝袍，一双大翅膀从衣服中探出来。再后面男人们身着用黑色、银色纸张做的怪模怪样的铠甲，代表摩尔人。他们手持矛和盾，就像古代的骑士。再后面是4个小女孩。她们身着用白绸和薄纱做成的衣服，身边跟着的男人手持点着的蜡烛，看起来就像小精灵。再后面就是一尊基督担负着十字架的大塑像。塑像由印第安人扛着，两侧都跟着印第安小伙子。他们把手中的长杆横着，以防人群挤到神像上来。他们的后面跟着一队市民。当这支队伍经过我们所在的街角时，一个肤色黧黑、神情阴沉而狂热的混血儿对查特菲尔德先生说：“摘了你的眼镜，跟着十字架走。”这支队伍再往后是一队妇女。她们的打扮很奇异，头上戴着头巾和银冠。她们怀里抱着的孩子得有一半已经睡着了。最后是一尊硕大的圣母玛利亚的塑像，呈坐姿，衣装华美。和前面的神像一样，她的两侧也有印第安小伙子手持长杆和蜡烛。这一整支长长的队伍烛光闪闪，一路都有鼓和小提琴演奏的音乐相伴。随着它从大街上走过，我们也回了修道院。

那天夜里很冷。第二天是受难节，早晨冷得像到了我国的12月。危地马拉举国上下每一个村庄都在为举行宗教仪式做准备。这些仪式数教堂举行的救世主复活仪式最为隆重庄严。在克萨尔特南戈，每时每刻都有从周围村子里来的印第安人涌入广场。但是白人因为他们当中最精英的那些人遇害而心怀恐惧与悲伤，大多没有参加这场仪式。

这天9点钟，当地的行政长官来接我们，于是我们陪他参加了这场刚刚开始的仪式。在教堂中殿的一侧，在挨着大祭坛、对着布道台的地方，放着几把铺了厚厚坐垫的椅子。那是给这位长官和市政当局的其他官员坐的。我们也和他们坐到了一起。教堂里挤满了印第安人，我估计得有3000多人。以前这个仪式是不让妇女和小孩参加的。不过现在教堂的地面上跪满了印第安妇女。她们的辫子里辫着红绒线，约莫有三分之一的人背上背着自己的孩子。我们只能看到孩子的头和胳膊。除了我们自己和那位神父，教堂里没有别的白人。我们一坐下，所有的眼睛都转过来看我们。我们的脑海中还鲜活地浮现出了那些仅仅几天前还坐在这些位子上的人们的命运，感觉这个荣耀的位置也是一种属于个人的身份。

大祭坛的台阶上立着一座大十字架。这十字架一看就是纯银的，而且有着繁复的雕镂和装饰。它的上面是一座用松柏枝搭成的高亭。它的脚下立着一座塑像，是正在哭泣的抹大拉的马利亚。她留着一头浓密的长卷发，连衣裙开领很低。这些加在一块，显得她很不端庄。十字架的右边是一尊身着华服的圣母玛利亚的塑像。在教堂的中殿立着施洗者约翰的塑像。人们把他放那里，似乎只是因为他们手头有这尊塑像。很快，教堂的另一端响起一连串狂野的印第安音乐。一队人走上前来。为首的是一些印第安人。他们戴着宽檐毡帽，穿着黑斗篷，拿着点着的蜡烛。在他们的后面，神父和几个神父助理抬着一尊救世主躺在灵床上的塑像。神像的后面跟着一些手持长蜡的印第安人。人们把灵床抬到十字架脚下，并在十字架的背后放了两把梯子。总督穿着他那长长的黑斗篷，戴着宽檐毡帽，从右边爬上了十字架。他手中拿着一把银锤和一根长银钉，欠着身子。另一位印第安高官爬上了十字架的另一边。与此同时，神父们将塑像在十字架前面竖了起来。塑像脸色惨白，血顺着脸颊往下滴。它的胳膊和腿是活动的，手和脚上都有一个开着的伤口，里面流出一道血痕。人们将塑像背靠十字架放着，把它的胳膊伸开，用钉子穿过它的手脚，再撤去梯子。就这样，基督的塑像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这场仪式结束后我们离开了教堂，花了两三个小时来参观这座城市。这里的白人不多，但也不比这个共和国其他城市的白人更少。几乎没有哪一个令人尊敬的家庭没有遭受卡雷拉暴行的折磨。在深入这一个个家庭之前，我们对那场暴行的后果一无所知。有些妇女关系最亲近的人在暴行中被杀害或是被迫逃亡，不知去向。她们的悲痛只有那些尊重妇女感情的人才能体会得到。

人们劝我来见一见寡妇莫丽娜。她的丈夫只有35岁就死了。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令人遗憾的，甚至就连他的政敌也表示了哀悼。对于经历了这样一件事的人，我心怀同情，也很有兴趣。但是到了她家门口我又停住了脚步。我感觉一个陌生人的来访，对于沉浸在痛苦之中的她而言，一定是一种打扰。

当天下午，我们又到教堂里和市政府的官员们坐在一起，观看人们把基督的塑像从十字架上放下来。这座宽敞的建筑中人很多，挤得人们都透不过气来。地上黑压压的全是跪着的妇女。她们戴着头巾，背上的婴孩在啼哭。注视着十字架上血淋淋的塑像，她们的想象力受到了刺激。然而在她们所有人中，我没有看到一张有趣的脸庞。一位身材瘦削、面色惨白的神父登上布道台，用能够传到教堂每一个角落的声音，做了一番铿锵有力、富有激情的布道。甚至没几个印第安人能听懂他讲的是哪种语言。有时候，婴孩们的哭声让人听不清他讲的话语，但他讲话的那种令人振奋的语调，拨动了他们心中的每一根琴弦。母亲们不管孩子的哭闹，她们一动不动，脸上始终是一副高亢、坚定的热忱表情。我们可以想见，就是在这座教堂里，就是这些妇女，当初处在一种狂热的暴怒中，扯着那位不幸的副总统的头发将他拖走，并动手打死了他。这时候一位神父摘掉他的黑帽，向祭坛倾着身子，向前伸出他的双臂，对着十字架上流着血的塑像做了一番激情四射的祷告，然后他发出一声响彻教堂的呻吟，吓得我简直血液都凝住了。此时印第安人听到神父的这个信号，一拥而上扑向那座松枝搭成的亭子。他们把亭子拆了，围在那里又争又抢，乱作一团。他们把这些沾了神气的树枝折碎，当做圣物放起来。当时那噼噼啪啪的声音就像是着了一场大火。然后两个戴着宽檐帽的印第安人爬上十字架两侧的梯子。他们手上搭着绣花的布，用大银钳子从塑像的手上拔下了银钉。这时妇女们的情感进一步爆发为眼泪、呜咽、呻吟以及尖声恸哭。那声音又大又深沉，冷不丁地在我们耳畔响了起来，惊得我们六神无主。就算是心智健康的人，面对这种情况他的理智帝国也得濒临崩溃。就是在那些遭受着致命折磨的人那里，我也不曾听到过像这样歇斯底里的哭喊。这时血迹斑斑的塑像被人们抬着来到布道台下，台上的神父倾身向下，对着圣像做了一番狂热的祷告。而那大批妇女则亢奋地、疯狂地不断涌向布道台，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这整个场面是如此感人，令人悲哀得要命。不知为何，泪水开始从我们的眼中流下来。4年前在耶路撒冷，就在加略山
(1)

上，当着那些嘲笑揶揄的穆斯林，我也曾目睹过基督被从十字架上放下来的仪式。但是当时在圣墓教堂里的那些希腊朝圣者的热情，和这里的迷狂旋风比起来，什么都算不上。渐渐地人们的亢奋之情消退，折松枝的声音也停止了。整座松枝亭子都被拆分了。很快，人们开始为大游行做准备。

我和市长以及市政当局的其他官员走出教堂，来到了市政厅的阳台上。游行开始了，队伍以一种非凡的方式向我们走来。躲开阳台下面人群的关注，我努力把游行的盛况当场记下来。领队的男人骑在马上，被称为百夫长。他披挂着用贴着银箔的纸板做成的头盔和胸甲，戴着一张黑面纱，穿着黑丝绒的短裤和白色的长袜，腰上扎着红色的腰带，胳膊上系着红蓝缎带。他佩着一把银柄剑，拿着一根长矛。他一次次地转过身来挥矛召唤游行队伍前进。然后走来的是一匹备用马，马背上有一个大量镶银的老墨西哥马鞍。再后面是两个穿着蓝色长袍的男人，头上蒙着一块只能露出眼睛的圆巾。他们牵着两头并排行走的骡子。骡子身上罩着黑布披风，长垂及足。组成这支长长的队伍的男人们也是他们俩这样一副装扮。再后面跟着的就是那座施刑的大银十字架，配着一个装饰繁复的银基座。从十字架的两臂上垂下来的装饰物，看着就像一些灯笼。4个身穿黑色长裙的男人抬着这个基座和十字架。接下来走来的是一队印第安人。他们二人一排，披着黑色的长斗篷，戴着黑毡帽（帽檐有6到8英寸之宽）。他们手里都拿着点着的蜡烛。他们后面是4个身着同样装束但头戴荆棘冠的印第安人。他们拉着一辆长而低的小拖车（或者说灵床）。车上面堆满松枝，松枝堆顶上放着一颗光溜溜的骷髅头。

再往后走来了一位歌剧伴舞演员派头的天使。这位由6个男人抬着的天使与刚才那个死亡的象征形成鲜明对比。她穿着一件镶着荷叶边、露着蕾丝底边的紫色缎袍。她戴着一双薄纱的翅膀，头上也顶着一大团薄纱。她左手拿着一副银钳子，右手拿着一个木头的小十字架。她拖着一条得有10码长的白棉布裙摆，由一个装束奇异的漂亮小女孩提着。然后就是又一队手持蜡烛的印第安人。再往后是一群打扮得很可怕的魔鬼。之后又是一位天使。她的装束更像个歌剧伴舞演员了：穿着蔚蓝色的缎袍，戴着坠了很多蕾丝的翅膀、云团，扎着一颤一颤的缎带。她右手拿着一个梯子模型，左手中是一把银锤子。她也像前面那位一样拖着长长的裙裾。我们忍不住看了看她裙子里穿的黑绒紧身短裤。然后又是一位天使，身着黄衣，右手拿一个木头的小十字架，左手拿的东西我们说不上来那是什么。

再后面是一个10岁左右的美丽小姑娘。她身着银盔银甲，从头到脚，全副武装，也被称为百夫长。她跳着一种舒缓而优美的舞蹈前进。她伴着音乐转着圈，有时停下来拄着她的剑歇息，对她后面的一群人挥手。这群人配得上她这样一个头领，他们是十二个装束新奇的漂亮小孩，代表着十二门徒。其中有个男孩怀中抱着一只银公鸡，以示他代表着圣彼得。再接下来便是人们所敬拜的伟大对象—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基督的塑像。它躺在灵床上的一个用平板玻璃做成的长箱内。长箱里外都撒着玫瑰花，上有哀悼性的黑布华盖遮护。抬着灵床的男人们身穿黑布长袍，并用头巾把头整个盖住，只露着眼睛。后面跟着神父和修士们。他们身着最华丽的礼服，光着头。再后面是低沉的鼓声和倒持武器的士兵们。游行队伍收尾的是身着丧服长裙的圣母玛利亚的塑像。这支队伍在我们面前经过，在城中巡游。后来我们又遇到了他们两次，然后这支队伍就向着埃尔卡瓦里奥教堂走去。这座教堂位于一条长街最尽头的一处高地上。教堂的台阶上已经挤满了妇女。她们从头到脚一袭白装，只留一个椭圆形的开口露着脸。当这支队伍出现在教堂下面的街边上时，天已经黑了。但是借着那无数的烛光，游行中所展示的每一个对象都表现出了比白天更引人注目的野性。而狂热之情似乎就是以火光为文字，在那些印第安人的脸上写着。那位百夫长在台阶上清开一条道路，游行队伍大声地唱着一首赞美诗进了教堂。然后我们就走了。

那天晚上我们拜访了几户人家。到了深夜，那位神父的几个朋友又来找我们去参加一个为神父而开的会议。原来，神父的麻烦还没有了结。在我们到这里之前，他就已经接到了教长的一道专横的命令，要他回危地马拉，并且说明“某位合适的人士”将被任命来担任他现在的职位。我们知道那道命令的措辞令这位神父很是痛苦。他说，全克萨尔特南戈的人都能为他的行为作担保，而他也能向上帝保证，他的动机就只是为了阻止流血事件的发生。他的家里现在整个一团糟，他正在打点他的书籍家具，准备服从教长的命令，离开这里。但他的朋友们认为他去危地马拉很危险。他们说，到了那里他将处于卡雷拉的监视之下。而卡雷拉若是在发怒的时候遇到他，可能会当街把他砍倒。如果他不去，教长可能会派士兵来抓他。这就是教会律令的严苛之处。他们希望他能逃离这个国家，和我们一道去墨西哥。然而，没有危地马拉的护照，他出不了国。而申请护照又会被拒绝。神父的朋友们把这个难题推给我们，表明了他眼下处境之绝望无助。他们猜想我或许对教长有些影响，求我往危地马拉写信，讲清楚那些在克萨尔特南戈人尽皆知的事实。

之前，我已经下定决心不参与这场不幸的革命牵扯到的公共及私人事务。然而此时此地，只要我做的事能够帮到神父，我将毫不犹豫地去做，不怕招惹任何的麻烦和危险。但我也懂得当权者的敏感多疑，我相信教长和政府方面都会反感我对此事的干预。尽管如此，我还是提议由我给我的一位朋友写信（他与教长交好），请他去拜见那位权贵，代我向后者讲明那些事实。我还建议神父派某位朋友去危地马拉专门面见教长。现在又回到了有政府、有法律的土地上，我几乎难以相信，其实就在不久之前，我还被叫去商讨要如何保护一位男士的安全，而他又处在神父那样的职位和地位上。相比而言，在我们国家，就是最受尊敬的牧师，地位也不会比他更高。

第二天早晨，我们被请去与神父的另一位朋友兼顾问共进早餐。这个人的身份和我自己差不多一样奇怪，她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送了神父100块钱的老夫人。经过商讨我们确定了这个计划：就在今天，让神父的两位朋友代表他启程前往危地马拉斡旋此事。那天我们原本打算去爬克萨尔特南戈火山。但是向导让我们很失望，所以没去成。上午，我们为接下来的行程购买了补给品。因为有一匹骡子的背部严重磨伤，我们请市长给我们找几个驮夫。

那天下午，我们在那位长官的陪同下，骑马去阿摩隆加温泉。一路上我们先上了克萨尔特南戈火山的一片山坡，然后又沿着陡峭的道路下到了一条深谷中。在谷中走了大约1里格远，我们来到了那个村子和温泉的所在地。那里有一座很好的浴室。他们认为我们是这座城市的客人，不肯收我们的钱。在浴室外面，有一个美丽的天然蓄水池，里面是印第安男男女女还有些小孩子在一起洗澡。

我们走另一条路回城，途中经过了一条风景绝美的山谷。一路上我们一直在谈论若不是这些战争和革命，这个国家的人们生活应当多么幸福。现在，这个国家尽管如此美丽，但它的人民却都盼着离开它去寻找一片可以安全生活的土地—墨西哥或是北方。天黑时，我们从火山的山坡上下来，遇到了几百个参加完圣周的仪式回家的印第安人。黑暗中，我们感觉这些人的胆量比我们见过的所有印第安人都大。在有一个地方，我们遇到一对男女正紧沿着悬崖的边缘蹒跚地走着，那女人还背着一个小孩。见此危险情状，那位市长下马跟他们把小孩要了过来，并让他们在我们前面走，一起回到了城里。

除了那些古城遗址，在我们参观过的地方当中，还没有哪里像克萨尔特南戈这样独特而有趣，值得做一番彻底探究。至少应该拿出1个月的时间来考察这个国家那些稀奇古怪的地方和物事，才能令人满意，不虚此行。对于植物学研究来说，这个国家是中美洲资源最丰富的一个区域。然而，我们甚至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更不要说在此做详细考察了。

这一夜我用来写信和打点要送回危地马拉的物件。我的绿咬鹃也在被送去的东西之中，但它却没被送到。在我所写的信件当中，有一封是为那位神父而写的。考虑到就算这封信落入他人之手，我也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所以我在信中以直白的言辞讲了卡雷拉在这里制造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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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

13

第二天一早，我们的骡子都上了鞍，准备开始接下来的旅行。那位印第安人市长和神父的另一位朋友过来听取了我们对他们的临别建议，就出发去了危地马拉。受雇于我们的印第安人一直没有露面。我们不想把这一天浪费掉，于是就给骡子装上行李，让胡安和波本赶着它们先走一步。不一会儿，两个女人过来告诉我们，我们雇的印第安人在监狱里。我陪着她们找了两三个官员，费了很大劲，花了很多时间，才找到了管他们的人。这人说他发现我们已经预先付给他们一部分工钱，担心他们会买了烈酒跑掉。他提前一晚上把他们关起来，是为了让他们做好准备。而且他已经将这么做的目的告诉神父的一个仆人了。我和他来到监狱，为我雇的印第安人每人付了1先令的食宿费，然后带他们来到修道院。这些可怜的家伙自从被关起来就还没有吃过东西。他们想像往常那样回家去拿旅途上吃的玉米饼。我们没让他们走，而是给他们钱让他们去广场上买点。我们留下他们的女人和东西作为抵押，好让他们回来。但后来我们等得不耐烦了。卡瑟伍德先生捡起他们的东西扔到了他的马鞍上，然后我们就出发了。这样他们肯定会来追我们。

我们又新添了旅行装备。我们脱下用红皮子镶边的山羊皮大衣，将它搭在马鞍子前部，以便垂下去护着我们的腿不被雨水淋湿。我们现在可是全副的中美洲风格装备。

天气冷得像是冬天。我们爬上并穿过一片高原，然后又往下走了1里格，来到一个村子。我们在那里得知胡安和波本已经从这里过去一段时间了。过了这个村子我们爬上一片山石嶙峋的高坡，坡顶是一片壮美的平原。我们骑行的速度很快，等到我们的囚徒们赶上来，时间都过了1点了。这时候，我们奇怪的是怎么还没有赶上那俩带着行李先走的伙计。我们不可能超过他们，因为路只有一条。自从离开了刚才那个村子我们就没有看见一个人影。到了两点钟，我们遇到一个人。他牵着一头驮了东西的骡子，一路从阿瓜卡连特过来。那个地方是我们今天旅途的终点。但他也没有遇见我们的伙计。卡瑟伍德先生开始担心起来。他担心那俩伙计是偷了我们的行李跑掉了。我向来对行李漫不经心，但也从未丢失过一件。但这次我也慢慢开始相信了他的这一猜测。走了不到半小时，我们又遇到一个人。这人也说没有看到他们，而且再往前，除了他来的这条路别无他路。总之，自从我们起了疑心，我们就没有发现他们的任何踪迹。我们只得又往前走了不到2里格，来到了今天的歇脚地。停下来之后，我们就开始讨论这件事。这也是我们在整个旅程中进行的最为焦虑的讨论之一。我们对这些伙计知之甚少。胡安每天去买路上用的小零碎时都会骗我们。我们还发现他克扣我们给他去买玉米和牧草的钱，把骡子饿着。经过一番最令人恼火的考虑，我们得出结论：他们砸开了行李箱，拿走里面的钱，把其他东西扔下了某座山谷，然后骑上骡子就逃了。除了钱、床、铺盖，那些行李箱里还有卡瑟伍德先生的全部画稿以及我的那些珍贵的笔记（读者们现在读到的这些篇章，要感谢那些笔记）。我们的全部劳动成果都丢了。在我们经历过的所有困难和困惑当中，我们还从来未曾有过比此时更难过的时刻。我们距离阿瓜卡连特还有2里格远。一开始我们想着继续往前走，到阿瓜卡连特把村民们叫起来弄两匹新马，然后骑马往回去追我们那两个伙计。但那样一来我们就得分开，而且有可能我们还弄不到马。

我们的心情如此沉重，全靠着能在他们分钱的时候抓到他们这一点渺茫的希望，我们才没有绝望消沉，而是掉头开始往回走。此时已是下午4点钟，不管是我们还是骡子，从一大早到现在什么都还没吃。天快黑了，我们很怀疑骡子是否还能撑得住。我们的囚犯们说我们让伙计单独上路，这太鲁莽了。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些伙计不会白白放过这个可以偷我们东西的机会。骑马往回走，我和卡瑟伍德先生都在一门心思地为一样东西担忧，我们彼此一时都没有提起的一件东西：那就是我为神父所写的那封信。我们又要回到卡雷拉的势力范围之内了，如果这封信出差错到了卡雷拉的手里，他会觉得我忘恩负义，会为此而恼怒，他将很容易就能报复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当即便拿定了主意。我们决定无论如何都不回危地马拉。而且尽管我们已经像现在这样钱财丢失、精神受挫，但我们不会放弃帕伦克。如果可能，我们就借钱上路，如果不行，我们就步行出发。然而，赞美上帝（官方的公报提到卡雷拉的胜利就是这样说），当我们爬上了一座山的山顶，看到了那俩伙计正在沿着下面深谷另一侧的山壁往上爬。我们没有将自己的愤怒告诉给他们。但没走多远，新雇的印第安人就把事情全告诉给他们了。而他们也并没有吃惊或是觉得受到了伤害。当初我们是怎么超过他们去的，我们双方都不知道。但是如果再发生一次这样的乱子，那可是要给我们的人生旅途画上句号了。从那一次开始，不管旅途有多么冗长，不管有什么样的诱因，我们都铁了心地要自己带着行李。黄昏时我们爬上了一座高山的山顶。又经过一段无法向读者们形容的漫长、陡峭、难走的下坡路（这样的路有很多），我们来到了阿瓜卡连特村。

这个村子里住的都是印第安人。此时他们来到广场上聚拢在我们身边，借着松枝的火光看卡雷拉的护照。他们没有一个人能看懂护照，但我们只需说出卡雷拉这个名字就足够了。他们都得给我们提供些什么吃的东西。村长将我们给他的钱分发下去。于是这个人带来6便士的鸡蛋，那人拿来6便士的青豆，还有人带来了6便士的玉米饼、猪油或是蜡烛。另外有十几个人每人领了6便士去给我们运牧草。要是钱不到手，他们没人会带任何东西回来。广场上燃起了一堆火，我们慢慢吃了晚饭。通常我们的晚饭是煎蛋、青豆、玉米饼和可可。这些食物哪一样都不好消化。再加上原本以为丢了行李，我心里满是不安和烦恼，所以这时候我就病了。村公所是一座破烂的棚屋，里面到处是跳蚤。地上的尘土得有1英寸厚，这使得坚硬的泥土地面踩上去软软的。门外太冷没法睡觉，而屋里又没有挂吊床的钉子。因为这个地区的人们根本就不用吊床。我们问了问，希望能从村里的大户家里租几张床架过夜。然而村子里一张床架也没有，所有的人都睡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于是我们也在这个大家庭的床上占了一席。尽管如此，幸运而且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骡子情况都挺好。

第二天一早，我们继续旅行。这附近有温泉，但我们并没有偏离旅行路线去看一看。出村走了不远，我们过了一条河，然后开始爬一座山。爬上山顶我们看到的是一片窄窄的台地。两侧山坡靠下离我们很远的地方，长着高大繁茂的树林。大风横扫着这片高地，以至于我们披着御寒的斗篷就被吹得难以在马鞍上坐稳。道路破损多石，几乎看不出前人走过的踪迹。走到大约10点钟，整座山看起来就是一条光秃秃的石灰岩山梁。石头反射着阳光，热浪灼人。白花花的石头还刺痛了我们的眼睛，令人目眩。在我们下面的两侧山坡上，仍然是长满巨松的大森林。这条路完全荒无人烟，我们一路上一个旅客都没有遇到。走了不到4个小时，我们往左侧看到下面很远的地方有一座大庄园。庄园周遭是一片空地。它就像是从这个纷纷扰扰的国家的动乱中被挑选出来的一处桃花源。后来这道山梁为深谷幽峡所断，我们踏着用两棵巨松的树干放倒做成的桥梁，走过其中的一条山沟。每当我试图牵着我的马往前走的时候，我的马乔总是会往后退。于是我就继续骑在它的背上，由它稳稳当当地驮着过了山沟。但到了桥梁另一端，我们被身后的一声响吓了一跳。原来是我们那头最好的驮骡跌倒了。它滚到了悬崖边上，悬在那儿四蹄空蹬，只是因为缠在了灌木丛里，才没有掉下去。我们立刻爬下去，把它的头拉到沟岸上来，并且用结实的缰绳把它拽了上来。然而这头骡子已经破了皮，瘸了脚，驮着行李它只能勉强踉踉跄跄地走。被一阵阵的狂风吹着，我们继续沿着这道山梁往前走，后来又下到了一条河流边上。沿着河岸骑行了一段距离，我们走过一条爬上右边山坡的小径。那条山路如此陡峭，以至于我想都没想那就是我们要走的路。我们过去了，然而还得再回来。这是我们在这个国家爬过的最陡峭的上坡路。逼着我那勇敢的马乔驮着我往上爬，这真是残忍。但这一整天我都忍受剧烈头痛的折磨，不能下地走路。所以我狠狠地鞭策着马乔，尽力找出最好的路径，并在每次调转马头以后停一停。等我们登上山顶，眼前豁然出现了一片壮美伟丽的风景。擦干了汗，喘匀了气，像这样的风景带来的享受，总是能补偿我们付出的辛劳。这里是我们登上过的最高的地方。我们周围峰峦如海。但在更高处睥睨群山的，是两座新火山的圆锥形山顶。不过全凭我们站在这样的高处，两座火山看起来也那么小。山体表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石灰岩，里面还夹杂着一些石英。我们从其中的一块石英石上发现了一点金子。在这大山深处的荒茫之地，在大地胸膛的深处，原来也贮藏着那些珍贵的矿石。就是为了这些石头，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每天都在辛苦劳作，在讨价还价，在贪求，在欺骗。

在这道山梁上继续走，我们来到了一处山嘴上。站在那里眺望，我们看到下面很远的地方便是圣塞巴斯蒂安村以及一条有农田的山谷。我们下到这条山谷中，从村子的左边路过，再穿过一片山坡，便看到了我们这一天行程的终点韦韦特南戈城。这座城市坐落在群山环抱中的一片广阔平原上，气候适中，盛产热带物产。横在我们面前的是中美洲的天然屏障—马德雷山脉。这片风景的雄美壮丽，只是一想到必须得翻越这座大山，我们的心情便有些低落了。我的马乔是在哥斯达黎加的平原上长大的，长期以来似乎对山是用什么做成的感到困惑。要是它能说话，它一定会愤怒地喊道：

“一山更比一山高，阿尔卑斯山上又起了一座阿尔卑斯山！”

我们这一天的行程只有27英里。然而对于人和牲口来说，它却比我们离开危地马拉以来走过的任何一段60英里的旅程更加艰难。我们骑马进城，它既是中美洲最后一个地区的也是古代基切王国的首府。这座城市建得很好，有大教堂、大广场，而且也有一群群的混血儿正忙着干他们最爱的营生—斗鸡。骑马经过广场的时候，教堂的钟正在为黄昏的祷告敲响。祈祷的人们摘下帽子，跪在地上。我们来到唐·乔奎姆·蒙特家。这位周到体贴的西班牙老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尽管他是一位中央派，但是因为儿子们的一些事情，他在前特拉的宅子还是被卡雷拉的士兵们洗劫了。他的女儿们被迫跑到教堂寻求庇护。士兵们从他的庄园里赶走了四五十头骡子。不一会儿，市长来访。他看过了政府公文上写明的我们的行程计划，便拿出了用在那些由政府特别推荐的人物身上的体贴周全来对待我们。

到韦韦特南戈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溃不成军。骡子的后背都严重磨伤，再用它们来驮东西，我们觉得很难过。我们骑的马也好不到哪去。波本因为光脚走这些多石的道路，他的一只脚已经肿得像一只球，所以他现在得算是残疾了。而那天晚饭胡安胡吃海塞，结果吃得消化不良。他是个饭量巨大的吃货。这一路上有了他，吃的东西便没什么是安全的了。我们就该恨他。因为他偷吃了我们的面包，害得我们也沦落到要吃玉米饼。看到他疼得躺在地上，我们也并不觉得难过。但他在走廊地板上滚来滚去，口中大喊“我要死啦”、“我要死啦”，吵得这个家里所有的人都不得安生。他是个很难对付的家伙，但我们使劲把他抓住，然后让他吐了出来。

困难除了眼下这些，我们还听说了一些能够预见的。因为前段时间大批移民从危地马拉涌入墨西哥，结果现在要踏上那个国家的领土，必须得有从恰帕斯的首府雷阿尔城发放的护照。而那座城市距离边界有四五天的路程。边界是在一片荒野中央的一条河。要去那座城有两条路。其中那条下道，人们考虑到渡河的困难，很少会选择走，但当时也能通行。我们打算无论如何也要在这里停一停，好参观一下这里的遗址。我们推迟到第二天才做出决定。

第二天早上唐·乔奎姆告诉我们这附近发现过一副巨型动物的骨架，那只动物应该是乳齿象。有些骨头已经被人收集起来，这时候就在城里。看过这批骨头，我们找了个向导，然后步行去发现骨架的地方。那地方就在里约查纳卡的边界上，距这里大约有半英里远。此时那条河流水位很浅。然而去年雨季的时候河里洪水暴涨，河水泛滥，冲走了它原先的左岸，以至于那副骨架现在仅存半边。现在的河岸是垂直的，有30英尺高。我们看到，那只动物当初是以一种直立的姿势被埋的。它的骨头除了有一部分在城里，有一部分被洪水冲走了，其他的现在就在土中嵌着。即便如此，这只得有25到30英尺长的动物的完整形象，仍然清晰可辨。有人告诉我们，沿着这条河往上游走8里格，也是在河岸上，人们还发现过一具比这个大得多的动物骨架。

下午，我们骑马来到那片被城里人称作洞穴的遗址。它在一片壮美的平原上大约绵延了半里格长，这片平原远远地以一圈高山为界。其中就有雄伟的马德雷山。这座古城选址在此，原因和帕蒂纳美特以及基切圣克鲁斯一样，是为了抵御敌人，保证安全。它也由一道山谷环绕，而且建筑遗址的普遍特征也和基切的一样。然而毁坏之手对它下手更重。整座古城就是一个荒草萋萋、乱七八糟的大瓦砾堆。最主要的遗存是两座金字塔式建筑。

其中一座底边长102英尺，每层台子高4英尺，宽7英尺，合起来整座建筑高28英尺。这里的建筑并不像科潘那样是用雕凿过的石料砌成的，而是用石灰黏合粗糙的石块筑成的。整座建筑的外表面曾经涂了一层灰泥并刷了涂料。建筑顶上是一座方形小平台，下面躺着一块长长的糙石板。它显然是被人从顶上扔下来的，可能就是以前献祭时人牲们躺的祭台。

这片土地的主人是一个印欧混血儿。他的家就在附近，也陪着我们过来参观这些遗址。他告诉我们，他是从印第安人手里买下的这片土地。买下来以后，有一段时间印第安人定期来到这里，在这座建筑的顶上搞一些印第安的古代仪式。这让他很恼火。后来他鞭打了两三个领头的人，并把他们赶走，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这座建筑脚下有一个用石料砌出墙壁的地下室。我们在里面发现一些人骨和一个红陶鼎。陶鼎当时便归了那个混血儿所有。这个地下室的长度不够一个男性躺下。这些骨头在被放到这里之前，一定是被人分开了的。

这位主人相信这些建筑里面有藏着珍宝的内室。这里还有一些土丘，应该是古代居民的坟墓。他坚信那里面也有珍宝。这个地方山川形胜。我们以前从未像这样愉快地工作过。我们答应他明天再来做一些发掘，并许诺挖出来的珍宝全归他，我只要骨头、陶瓶以及别的古物。

第二天早晨我们还没起床，屋门就被人推开了。令人吃惊的是，进来的人跟我们用英语打招呼。这个陌生人的穿着打扮是这个国家的，胡子很长，看那样子已经骑了一大早晨的马了。我又惊又喜，认出来者正是保林。读者们或许还记得我在阿玛蒂坦见过他。他当时在一个养殖胭脂虫的庄园里做管家。他已经对他的工作和这个国家感到厌倦。听说我们出发去墨西哥，他就骑上马，将全部的财产往马鞍后头一拴，然后就奋力追我们来了。他又在路上买了一头好骡子，好和那匹马轮流着骑。经过这一番辛苦的骑行，他用了不到4天的时间赶上了我们。他现在弄不到护照，急着靠我从这个国家出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必要的话他愿意和我结成任何关系。幸亏我的护照足够大，还能容得下他的名字。于是我当即任命他为我们那支探险队的总管。这支队伍现在已经减员到只有一个病病歪歪的胡安和一头健康的驮骡了。

第二天9点钟，我们带着3个男人和1个男孩再次来到了那片遗址上。他们带了大砍刀。时间这么短，我们只能召集到这些人。我们的力量不足以拉倒一座金字塔，仅仅是在它的一边上竭力扒开一个缺口，就用去我们一个上午。然而我们什么都没有找到。

下午我们把那些土丘当中的一座挖开，里面是一层由石头和石灰筑成的粗陋外壳。又挖了1个小时，我们找到一些碎骨和两只矮瓶（如插图所示）。第一件瓶子刚发现时还是完整的，但很不幸，我们将它取出来时把它摔碎了。但我们把所有的碎片都收了起来。它的设计很优雅，表面经过了抛光，做工非常好。第二只瓶子发现时就已经碎了。尽管这只做得更复杂，但表面却没有抛光。插图中那只三足鼎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件在墓室里发现的陶器。我从那片土地的主人那里得到了它。它的直径有12英寸，表面经过了抛光。我们没有发现什么珍宝，但这一天的工作极有趣。我们只是遗憾没时间对这里做更加彻底的探索。

在此期间，唐·乔奎姆已经为我们做好了安排。第二天一早，我们又踏上了旅程。我们把一匹马、一头骡子以及波本留下，队伍里增加了保林和圣地亚哥。保林坐骑精良，以一双手枪作为武装，鞍头还挂了一把双管短枪。圣地亚哥是一名墨西哥的逃兵。胡安骑着一头骡子，是个有意思的病人。还有一位令人尊敬的赶骡子老人护送着我们这些人。他这是要赶着些空骡子去驮回一批糖。

出村走了不远，我们开始攀登马德雷山脉。第一列山嶙峋多石。到了山顶，我们看到下面是一片耕作过的平原。过了平原，第二列山耸起，山上长着茂密的橡树林。山顶上立着一座十字架。这个地方叫做“好风景”。从这里确实能够眺望壮美的山川平原以及5片湖泊、2座火山。其中有一座火山叫做阿卡普尔科。向导告诉我们那是一座有水的火山。在这一片山山水水之外，又耸起了第三列山。隔着一段距离，我们看到了一片印第安人的牧场。待我们走到那里，看到一个漂亮的小男孩把脑袋从树篱中挤出来，对着从那经过的每一个人说“再见”。走了一段距离我们又遇到一个小男孩。这次我们轮番对他说“再见”，但这个没礼貌的小家伙谁都没搭理。站在这一列山的顶峰之上，我们几乎与那些火山的山顶齐平。随着我们继续向更高的山峦攀登，气温变得越来越低，我们不得不披上了斗篷。2点半，我们到达马德雷山脉这一道海域分界线的最高点上，这里距离韦韦特南戈12英里。在我们这次路线曲折的旅程中，这已经是第二次穿越这道山脉了。我们脚下这座山的山脊是一条修长平坦的台地，有半英里宽。两侧的坡面山石嶙峋。这条台地向右不断抬升，成为一座极高的顶峰。我们骑马走在台地上，有一条溪流在一旁相伴。溪水冷而清，带着它的敬意一路奔向太平洋。走了半个小时，我们来到一座可怜的牧场棚屋跟前。赶骡子的那个人提议我们就在这里扎营，他说因为我们今天不可能再走到下一个村子了。远远地想来，这真是一个极好的主意：睡在马德雷山脉的山顶上，眼前的景色对于最浪漫的想象力来说都足够狂野。但我们缺少御寒的装备，所以如果可能，我们很乐意将这个宿营地换成一个印第安村落。

那座棚屋里住着一男一女。他们住在那里没有什么租金，但他们像鹰一样固守着他们的窝，不希望被人打扰。伙计们从骡子上卸行李时，胡安过去以一个病人的身份，请求他们允许他拖着大块头的身子到火前去躺躺。但那个女的告诉他，门外头更宽敞。尽管如此，我还是给胡安在屋里争取到了一席之地。我们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能在那道连绵起伏的山脊线上走走。这个地方属于我的朋友唐·乔奎姆。这块地产要在国内就会被称作是一项非常有料而且稳当的资产。每走一步都有一个新的豁口。从那里，我们能够看到雄伟壮观的自然风光。很多地方的悬崖峭壁之间，袒露着一片片的优良的土地。又走了大约半英里远，我们来到一片专养母马的牧场。我们在那参观了一番，买了些喂骡子的玉米。一个恶毒的男人管着这一列山地。

挨着那座住了人的棚屋，还有一个大约10英尺见方的棚子，这个棚子是用些小直棍搭成的，顶上盖着柏树枝，四面透风。我们捡了些木头在棚子中央生了一堆火，然后吃了晚饭，一处躺着过了一夜。赶骡子的人们在外头生了一大堆火，还用他们的驮鞍和货物垒了一道矮墙，以便为自己挡风。这时候想象力在我们的头脑中唤起了一些遥远场景的画面：在那里朋友们聚成一个小圈子，或许他们也正在思念我们。说实话，我们希望此时能和他们在一起。而且最重要的是，看看睡觉的地方，我们就更想起了在家的各种舒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快就睡着了。然而快到早晨的时候，我们还是感受到了自己正身处高原。地上落了一层白霜，水上结了一层有四分之一英寸厚的冰。我们的向导说，这里只要天气晴朗，一年中每一夜都是这样。这是我头一次在这个国家看到了冰。伙计们围着一大堆篝火瑟瑟发抖。天一亮，他们就出去看骡子。有一头骡子走失了。他们去找骡子的时候，我们吃了早饭。一直到了7点45分，我们才出发。我们走的路在山脊上延伸。这道山脊顶上有2里格是平坦的台地。它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一些巨大岩床构成。而这些岩床又是由红板岩、蓝石灰岩以及白垩岩层层相压形成。10点钟，我们开始往下走，天气依然冷得厉害。下山路上风景的雄伟壮美，超过了我们前面看到的所有风景。这条路就是一道宽阔的走廊，两侧是垂直的、像墙一般的大山。山中耸起的一座座山石嶙峋的巨峰，随着我们往下走而变得越来越高。山上长着些巨柏，它们的枝和干像是一动不动。往前看，我们能在这两列高墙之间，看到比24英里之外的圣安德烈斯村更远的地方。一道溪流从岩石上冲下，急着赶往大西洋。我们在这条溪流上过来过去得有50次，所走的桥梁简陋粗犷得就像这条溪流本身以及它两侧的大山。随着我们往下走，气温变得越来越暖和。走到12点，这条大山沟已经宽得成为一道有1英里宽的大山谷。又走了半个小时，我们来到了托多斯桑托斯村。在我们右边，往下很远的地方是一片被这座大山围绕的台地，上面种着玉米。而在村子的四周种的是苹果树和桃树，树上开着繁花，结着小果。我们来到了一处温柔乡。这要是在欧洲或是北美，这个默默无闻的可怜村庄，会成为诗人们歌颂的对象。

我们骑马穿过这个村子，走到街道尽头的时候，被一个喝醉了的印第安人拦住。两个自己都快要站不住的人架着他。我想，他们这是要送他去监狱。但这几个人在我们前面步履蹒跚，挡住了这条通道。他们还大喊：“护照！”保林为了扮演好他的新角色，已经预先把他的夹克用袖子系在了腰上。此时他拉住了一头骡子的缰绳。护照递过去，但这三个人却没有一个能读懂。于是他们便叫人去找书记员来。书记员是一个光着头的印第安人，只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棉衬衣。他非常仔细地检查我们的护照，然后大声念出了“拉斐尔·卡雷拉”这个名字。我想他看得那么仔细，其实只是为了认出这个名字。作为旅行者，我们既不多愁善感，也不爱玩弄哲学，更不喜欢道德说教。但一想到这样伟大的国家就被这样的人控制在手中，我们就很难过。

后来我们骑马经过这个村子的教堂和修道院，爬上一道山梁，然后又走下一条大峡谷，穿过另一道风格壮美的山谷，最后来到了印第安村子圣马丁，我们四周一派的优美壮丽。这个村子之所以在此选址，或许就是因为这里的风光美丽绝伦。我们骑马来到村公所，然后又来到村长家的小屋。村里住的全是印第安人，书记员就是一个光着腿的男孩子。他念出了护照上除了我们名字以外的每一个字。但这已经足够我们为自己要来晚饭，为骡子要来草料。第二天一早我们再次上路。

骑马走了一段路，我们爬到一条高高的山梁上来。山脊两侧都是陡峭的山谷。有一个地方山梁变得非常狭窄，就像我们的赶骡人说的那样，风大的时候在那里走，会有被吹下去的危险。继续往山下走。我们走了15英里，在12点15分到达圣安德烈斯彼得潘。这里的橙树、美果榄以及别的果树花开得正盛。经过这个村子，我们又往前走了不远，就被树林里的大火拦住了。我们往回走，试图从另一条路绕过火场，然而却不能。我们还没来得及再回去，大火已经烧到了我们刚才离开的地方了。火势迅速变猛，这让我们很担心驮着行李的骡子，于是便叫伙计们赶着骡子赶紧回村子里去。大火噼噼啪啪地朝着我们蔓延过来。它被一股股的风吹得火势骤猛，火苗子乱窜。当遇到干燥易燃的东西，大火便像引燃一连串的火药那样一路冲了过去，烧得火光四射。我们往后退，但尽可能近地沿着火线走。因为这条路沿着是一座山坡展开的，而大火是从下面的山谷中烧上来的。它已经从那条道路上烧了过去，正在继续往上烧。团团烟尘腾空而起，火借风威横冲猛进，烧着的树枝噼噼啪啪，整棵大树被火苗吞噬，这种毁灭的物质前进的速度非常快。这一切构成了一副如此恐怖疯狂的场景，以至于我们看得目瞪口呆。最后，大火冲上了山谷这边的山坡，拦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赶紧策马躲开，那里很快就成了一片火海。现在火势蔓延得如此之快，这让我们变得警觉，于是赶紧回到刚才路过的那座教堂。教堂坐落在一处高地上，背后有一座大山，形象十分突出。现在它矗立在我们面前，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此时村民们已经警觉，男男女女都跑到这处高地上来看大火的走势。这个村子面临着被大火吞噬的危险。我们无法将驮着行李的骡子赶到刚才下来的那座山上去。于是我们决定把行李存在教堂里，好让骡子能轻装上山去逃命。这便是我们见过的又一个难以用文字来形容的狂乱场景。我们站在教堂广场前，在坡顶的边上盯着火势。黑烟和火焰顺着这座大山的山坡往上翻腾，但没有烧到这个村子里来。摆脱了恐惧和担忧，我们坐在教堂前的一棵树下，静静地享受这一幅奇景和一只凉鸡。灰烬和尘埃纷纷落下。火这一毁灭性的元素冲上山区，留下了我们跟前的这座村子。也许它会把其他的一些村子烧成废墟。

我们被迫又等了2个小时才出发。从这个村子所在高地的脚下开始，地面很热，而且覆盖着一层薄灰。灌木和林下的草都被烧光了。有的地方有大树躺倒在地，已经烧成了一堆还燃着的炭。其他的树还立着，枝和干都在燃烧。我们路过一片方形的白色灰烬。那应该是某座可怜的印第安棚屋的遗迹。从这片炙热的树林里出来，我们浑身都被烤得很热，脸和手都快被烤焦了。走出林子的愉快只持续了一小会儿。我们还没有彻底摆脱这一个困境，就又陷入了另一个困难。一群群的大苍蝇或许是被大火从树林里赶了出来，正在火场边上盘旋。这时候它们纷纷落到了骡子身上。它们每叮一口都在吸血，不用树枝去扫就附在那些痛苦的骡子身上绝不离开。我们费劲地为它们赶了一个小时的苍蝇，也没能让它们的头和脖子免遭叮咬。这些可怜的牲口简直快要疯了。尽管我们一直在赶，它们的脖子、大腿内侧、嘴、耳朵、鼻孔，总之它们身上一切皮肤娇嫩的地方，都被苍蝇叮得血迹斑斑。我们加快脚步，走了不到3个小时，就看见圣安东尼古斯塔教堂。又往前走了几分钟，我们进了村子。这个村子坐落的位置十分优美。那是从大山的斜坡上凸起的一块台地，站在那儿视野极为开阔，四周都是壮美的景致。此时，我们已经走出了战争所能波及的范围，也摆脱了一切的忧虑。我们这支队伍多了身携两把手枪和一支双管枪的保林以及忠诚可靠的赶骡人圣地亚哥，而且胡安现在也能够下地行走了，我们现在都可以攻下一座印第安村子，可以把不听话的村长锁到他自己的村公所里。于是我们就占领了圣安东尼古斯塔村，在村公所和修道院之间分散开来。我们派人去找村长，告诉他待在村里等着我们或是派一个警察来。（甚至到了中美洲的边境，卡雷拉这个名字也还是万能的。）修道院和教堂比邻而建，坐落在一片开阔的台地上，从那里可以俯瞰大山环绕的一座壮美的盆地。往左看，是两列山夹着的一道峡谷。那些山狂野高峻，山石嶙峋，山顶消失在了云间。修道院门前有一座十字架，树立在高高的石头台子上。十字架的油漆已经褪色，上面覆盖着野花。修道院环绕着一道树篱。没有入口，于是我们便在篱笆上弄开一个口子。神父没在家。这对他来说倒很是幸运。因为这里的房间容不下我们所有的人。实际上，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刚好是为我们这伙人准备的。这里有3张床，刚好够我们很便利地住下。这些床的样式很新颖。它们是用些约有1英寸厚的长木条做成的。这些木条的两头儿用树皮编成的绳子捆在床头床尾的木架上。这两个木架子约有2英尺高，根部就插在地里。

回村的时候，村长和他的警官已经把村民们发动起来了。他们没给我们来一句令人颜面扫地的“没有”，而是提供了简直和土耳其的天堂里一样丰富的东西。没一会儿，有二三十个妇女同时来到修道院。她们带来了一篮篮的玉米、玉米饼、甜饼、大蕉、美果榄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水果。每个人的货物都卖了3分钱。这其中有一种玉米饼，很薄，烤得很硬，直径约有12英寸，花6分钱能买到120个。这种饼不贵，我们买了很多来吃。

到了这里，那位赶骡人就要和我们分别了。他走后我们就只有一头驮骡能用了。于是我们让村长给找两个驮夫，跟我们去科米坦的边境。他听了这这话走出去，说是去问问他们。然后他回来说，他们每个人要6块钱的工钱。听了这话，我们就和他提起了我们的朋友卡雷拉。于是经过第二轮的协商，他们的要价降低了三分之二。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准备3天的补给了，甚至还得带着骡子吃的玉米。胡安和圣地亚哥又是煮鸡又是煮蛋，忙了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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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们感觉这个修道院如此舒适，款待我们的食物如此丰富，这个村子所处的环境如此美丽，而村长和他那位手执警杖的警官也片刻不离我们左右，于是我们并不急着离开。然而村长告诉我们，一切都准备妥当。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他找的驮夫。原来他和他那位警官就是驮夫，就是他要去与之商量商量的人。他们不想放过这每人2块钱的报酬，于是就放下了他们的权杖和尊严，光着膀子将捆行李的带子勒在额头上背起行李，然后就一路小跑着出发了。

差5分不到8点，我们出发了。天气不错，但有些薄雾。从村子所在的那处台地上下来，我们到了一片广阔而多石的平原上。走了大约1里格远，我们来到一座悬崖边上。从那里往下看，我们看到了一条长方形的巨坑。这个大坑有两三千英尺深，四边全是陡直的山壁，就像是人工挖成的。大坑的另一端有一座村子，村中有一座已成废墟的教堂。我们脚下的这条路到了那边陡直地向上延伸，通到一片和我们现在所站的地方齐平的平原上。那片平原呈波浪状起伏，无边无际，就像一片海洋。而往下看，我们扔块石头似乎就能掉到坑底。下去的路真得说是我们在这个国家所遇到的最陡峭、最崎岖的道路之一。我们往下走了一个又一个的之字形。算算下去的路差不多得有1英里半那么长。很快，我们来到了一条美丽的河流的岸边。这条河流淌在一条山谷中，两岸都是大树。这些树枝柯相交，树根被水流不断冲洗。尽管在这沿河一线以外，这片平原极其干旱，但河岸上的这些树却长得苍翠繁茂。沿河骑行，我们来到了一座吊桥前。这座桥的外观和构造都极其原始，被当地人叫做吊床，其建造年代已经久远得无人知晓。这座吊桥是用蒿柳拧成绳索绷上藤网，穿河建成的。绳索的间距约3英尺，绳子的末端系在两棵相对而立的大树树干上。这条河流在这个地方约有80英尺宽。桥面距离河面约有25英尺，有些地方还用藤绳连到树枝上进行加固。要上桥先得通过一段简陋的梯子上到树杈间的一个平台上。吊桥的末端有两三根木棍，供人踩着走过去。吊桥还随风摇晃。这真是既不稳固，也相当危险的通行方式。站在吊桥的中部去看树木枝干连成的拱形之下的河上风景，上游下游都非常美丽。而这座吊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是一座极可入画的建筑。继续往前走，我们进了一个村子。稍事停留并和村长一起抽了袋烟，我们就骑马走到了这条河谷的尽头。爬上一段陡峭崎岖的山路，12点20分，我们来到了河谷上面的平原上。到这里我们下了马，也给骡子们卸了行李，然后坐下来等印第安伙计们跟上来。向下俯瞰，那条河谷很是幽深。而在我们背后，就是以马德雷山为顶峰的科迪勒拉山系。这条山脉简直就是一条合适的世界分界线。

摆脱了一切忧虑，我们现在充分地享受着这片野性的土地和这种野性的旅行方式。但我们那几个可怜的印第安人伙计，恐怕就不是这么享受了。他们平时背的货物一般重3到4阿罗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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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75到100英镑。我们的行李他们每人背的重量不超过50英镑，但他们上来后还是汗流浃背，四肢发颤。他们稍事休息，然后继续上路。天气又热又闷，地面焦干而多石。我们走下两段陡峭的下坡路，到达多洛雷斯河边。河两岸的山坡上长着大树，遮出一片美丽的荫凉。被太阳炙烤着骑行了一路，我们感觉这个地方真是令人愉快。这条河约有300英尺宽，雨季时无法通过，但在旱季只有不到三四英尺深。河水非常清澈，呈现出一种苍翠的颜色。这或许是因为河水倒映着树木的缘故。自从过了那座吊桥我们就没有水了。现在到了这里，我们还有我们那两头骡子都畅饮了一番。

在这里逗留了半个小时，那一直以来或多或少萦绕心间的忧虑此时又涌上了心头，让我们很不舒服。我们现在已经离墨西哥边境非常近了。然而这条路却很少有人走，以至于听人讲边境上没有常规的驻防军队。却有一群群的哨兵巡视整条边境线，以防止有人走私。他们可能会把我们当做走私贩子。我们的护照出中美洲很好使，但要进墨西哥，墨西哥当局颁发的护照却是必不可少的。而当局的驻地远在4天旅程之外的雷阿尔城。我们的字典里没有“回头”二字。或许我们不得不在荒野中等着，一直得等到有人给我们送一份护照来。

又走了不到半个小时，我们来到里约拉折特拉河畔，这条河是危地马拉和墨西哥之间的边界线。这里的风光野性胜于优美。河岸上长着些热带树林中最伟岸的树，浓荫匝地。河水像水晶一样清澈，1英尺长的鱼在水中缓缓游动。看样子这里没有垂钓的鱼钩。看不到士兵。一切荒凉得就仿佛以前还不曾有人从这条边界线上穿过。我们商量了一会儿要在哪边宿营，最后决定还是到墨西哥那边过夜。我骑着保林的马，刺马过河，即将第一个踏上了墨西哥的土地。马往前一跃，前蹄便离了河底。我的腿也浸到了水里。我犹豫着又往前走了一点。但随着河水没到了枪套上，我的激情就消退了。我赶紧调转马头又回到了中美洲。后来我们发现，这条河水深10到12英尺。

我们等着印第安人赶上来，心里有些怀疑能否带着行李过河。往上游走一小段距离，河中有一溜儿凸出水面的石头，把河水分成了几股激流。这里曾有过一座石墩木拱的桥梁。7年前河水上涨，冲走了桥上的木拱，这些石头就是剩下的桥墩。现在是旱季的末尾，河中有些地方的桥墩已经干了，河水分成两股从墩旁流过。有人压着水流在河里放了一根原木。它被桥墩挡着没被冲走。我们给骡子除去缰绳鞍子，徒手把所有的东西搬过河。河水一下子就没过了膝盖，我们小心翼翼地行动。完成这件事，用了我们1个小时。只要山里下上一夜的雨，这条河就无法通过了。骡子随后下河游了过去，于是我们全都安全地登上了墨西哥的土地。

河这边我们上岸的地方是一片半圆形的空地，唯一的出口就是那条通往墨西哥各省的道路。我们把这个路口拦上，把骡子们放开，把我们的随身行李挂在树上，然后在这片空地中央安了营。伙计们生起一堆火。他们准备晚饭的时候，我们下河去洗澡，湍急的水流冲刷着我们。野性风光，偏远隔绝的位置，清澈的河水，那种完成了旅途的重要一段的成就感，这一切让我们身心俱畅。我们又洗了洗衣服，如此这次沐浴就堪称完美了。已经有几天了，我们的消化器官功能紊乱。但今天当我们坐下来吃晚饭，这些器官仿佛拴上了缰绳的骡子，都服帖听话了。说起了骡子，听着我那勇敢的马乔嘎吱嘎吱地咀嚼它那一份玉米，真是令人高兴。此时我们已经走出中美洲，站在墨西哥那野性十足的边境上，远离了革命的危险，而且身体不错，胃口不错，还有东西可吃。前面我们的旅程还很长，但那似乎已经不算什么了。我们在这一小块空地上大步走着，就像墨西哥的征服者一样骄傲。我们异想天开地决定抓条鱼做明天的早餐。我们没有鱼钩，我们的旅行装备中甚至都没有一根别针，但我有针和线。保林有7年“粗糙”生活的经历，总是有救急的办法。他把一根针放在火中烧软，将其弯成一个鱼钩。鱼竿每棵树上都有，我们也能看到水里的鱼。我们想要的，就只是它们张嘴上钩。但它们不肯这么做，就单单出于这一个原因，我们一条鱼也没有钓到。回到营地我们看到伙计们砍来一些木棍，把它们搭在树杈上，再用树枝盖在上面，搭成个窝棚。把垫子铺到下面，我们就有了屋顶和床铺。伙计们把一根根的木头码在火堆上，我们这一觉睡得又香又甜。

第二天天一亮，我们又到河里洗澡，感觉这次洗得比昨晚还好。上了马，我感觉自己能穿过墨西哥和得克萨斯，一路跑到自家门前。想想到那时再乘坐汽船和火车出行，我会觉得多么平稳，但那种种的舒适又是多么平淡乏味。

7点半，我们出发。没走出几步，就遇到3只野猪穿路而过。它们都在枪的射程之内，但我们的枪却都由一个伙计带着。一转眼就晚了，来不及跟他要枪射击。很快我们就走出了河边的树林，进入一片开阔的平原。到8点半，我们穿过一座低矮嶙峋的小山，来到一条干涸的河床上。河床底部很平，被太阳烤得很硬。河道的两坡就像运河的河道那样光滑齐整。在河道里走了半里格，我们看到了水。等到9点半，河道中的水已经汇成了一条水量相当可观的溪流。于是我们又钻进河边的树林里，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骑马前行。不久，在我们前面，在这条路的尽头，出现了一座大教堂的侧影。我们从树林里出来，看到了这座巨大建筑的全貌。这个地方看不到一座住宅，甚至连住宅的遗迹都没有。我们沿路穿过残垣进入教堂的庭院，然后下马走进了教堂前面那巨大的阴影中。门面装饰得繁复精美。这座教堂高60英尺，进深250英尺，但已经没了屋顶，墙壁上长出了很多树。这里的荒凉和宁静无与伦比。然而这些矗立在全然陌生之地的无顶的教堂，也别有一番趣味。圣地亚哥告诉我们这座教堂叫做科纳塔。传说这里的居民非常富有，他们捆水罐都用丝绳。把骡子交给圣地亚哥，我们进了教堂洞开的大门。祭坛已经被推倒，地上散布着砌筑屋顶的残砖碎瓦。教堂里到处长满了树，已经蔚然成林。连着教堂还有一座修道院。这座建筑也没了屋顶，但它的住宅格局还像当初有一位好神父站在门口迎接旅客时一样的完整。在教堂前部，每一侧都有一座楼梯通往那座位于教堂前立面正中央的钟楼。我们爬到楼顶，那些召唤人们来做晨课晚祷的钟已经不见了。挂钟的横木也已经从十字木架上掉落下来。建造钟楼的石头是由贝壳、树叶、蠕虫、昆虫沉积而成的化石。我们向钟楼的这一侧俯瞰无顶的教堂，又看看另一侧风化的墙壁。有人曾将他的名字写在那里。

乔奎姆·罗德里格斯，

科纳塔，5月10日，1836年

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他的下面然后就下楼去了。我们骑上骡子，走过一片石头很多的荒野，穿过一条河，看到我们前面横着一道小山。小山之外还有一列大山。然后我们上到了一片荒凉多石的台地，骑上骡子走了4个半小时。看到所走的道路往右通向一座荒山，我们疑心自己已经走错了路，于是在一棵矮矮的歪脖子树下面停下来等着我们的伙计，也给骡子松了缰绳。我们等了一会，就派圣地亚哥回去找伙计们。平原上刮起了风。卡瑟伍德先生在砍柴，我和保林下到河谷里去找水。这一段的河床已经干透了，于是我们一个往上游去找，一个往下游去找。后来保林在一块大石头上找到了一个泥水坑，那里头的水即便对于口渴的人而言，也没有什么吸引力。我们回到那棵树下，卡瑟伍德先生正在烤火。他把三四棵小树码在一起，生起了一堆篝火。此时，大风猛烈地扫荡着这片平原。天色渐晚，我们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东西。我们那一小点补给品也不在自己手中，于是我们开始担心等不到吃的了。我们的骡子也一样糟糕地饿着。这片草地太过贫瘠，它们得走很远才能多吃点草。我们把骡子都放开，除了我那可怜的马乔。在我拥有它之前我就对它有所偏爱。我们不得已把它拴在一棵树上。天黑以后又过了一会，圣地亚哥背着装补给品的帆布褡裢出现了。他往回走了6英里才在一块曾经耕种过的方形土地上发现胡安的踪迹。然后他顺着脚印来到了树林中的一个破棚子里。我们原本是想在那里停下。不过没在那里停留，我们也没有失去什么。他们能弄走的只是4个鸡蛋。我们吃了晚饭，把行李箱迎着风摞起来，然后铺开垫子躺下来。盯着天上的星星看了片刻，我们就睡着了。夜里风转了向，我们差点被刮走。

第二天早上，为了准备再次进入有人居住的地区，我们给自己梳洗打扮了一番—也就是刮了刮胡子。我们把一面镜子挂在树枝上，刮了上唇和下巴的一小部分胡须。吃完了最后一点碎干粮，我们在7点15分出发。自打离开了古斯塔，我们还没有见到一个人。这片土地仍然荒凉沉闷，没有一丝生气。大山小丘平原都碎石遍布，很是贫瘠。但当太阳缓缓升上地平线的时候，它的光辉为这幅荒凉的景致镀上了一层金色。我们用了2个小时爬上了一座岩石裸露的荒山。以前这条荒凉的边境线似乎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即便在那时，阿尔瓦拉多也曾穿过它，进入一个到处是敌人的未知国度。还有一支墨西哥军队，曾两次越过它入侵中美洲。

10点半，我们到达了山顶。前方出现了匝普罗塔教堂和村子。这是我们在墨西哥见到的第一个村子。此时我们又开始为如何得到一份护照而忧虑。我们的目标是去科米坦，到那里能解决护照的问题。快进村子了，我们避开那条穿过广场的路。顾不得行李箱是否受得了那样的颠簸，我们加速穿过村子外围，吓到了一些妇女小孩。就这样，不等我们进村的消息传到村公所，我们就已经出了村子。我们骑马疾驰了约1英里，然后停下来喘口气。这时候我们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落了地，彼此欢迎对方来到了墨西哥。穿过了荒凉的边境线，一个古老、文明、安宁、早有人定居的而且管理上井井有条的国家，似乎向我们敞开了大门。

我们骑行了4个小时，经过一片干旱的沙地平原，来到科米坦。圣地亚哥是墨西哥军队的逃兵，他担心自己被他们抓住，于是在城郊离开了我们，孤身一人穿过我们刚走过的荒漠又回去了。我们则骑马进了广场。广场上有些大宅子，其中的一座住了一个美国人。这座住宅临街的房屋有一部分做了店铺。我们在店内柜台后面看到一个男人。他的脸庞引发了我们的故国之思。我用英语问他是不是叫麦金尼。他答道：“是的，先生。”我又用英语问了几个别的问题，他也都是用西班牙语回答的。英语他听着熟悉，但是过了一会，他才完全明白他听到的是母语。然而等他一旦明白过来，并且意识到我是他的同胞，那种久为游子的感觉就在他的心中苏醒过来了。他把我们当作自己人接待。与祖国的分离，只是更加强了他心系祖国的纽带。

“詹姆斯·麦金尼大夫”这个谦逊的名字在科米坦变成了威风凛凛的“唐·圣地亚哥·马克达”。他是弗吉尼亚州威斯特摩兰县人。当年他为了有益健康，也为了行医，来到墨西哥的塔巴斯科州过冬。后来墨西哥的环境吸引他到内地做了一次旅行，并在雷阿尔城安顿了下来。中美洲发生霍乱时，他前往克萨尔特南戈受雇于该国政府。他在那里住了两年，与那位不幸的古斯曼将军交往甚密。他形容古斯曼是那个国家最绅士、最友善、最富智慧、最好的一个人。后来他回到了科米坦，并娶了一位当地的小姐。这小姐家曾经广有钱财，富有权势。但仅仅就在两年前，她家被一场革命剥夺了一部分财产。在剩下的那部分财产中，有一栋位于广场上的宅子，后来归他所有。他不喜欢经营他的本行，于是就放弃了行医，开始卖货。就像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外国人一样，他也被这个国家无休止的战争和革命搞得很紧张。刚来这个国家的时候，他可没有这种感觉。雷阿尔城发生第一次革命的时候，他站在广场上张望。这时他身旁有两个人中枪倒下。幸亏他把这两个人带到一户人家去包扎伤口，因为就在此时，进攻方已经打进广场，砍死了那儿所有的人。

沿着通向墨西哥的道路我们来到此地。在这里，保林即将离开我们去往首都。帕伦克在我们的右方，挨着大西洋海岸。去往那里的道路据麦金尼医生描述，要比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更加可怕。而且这条路上还有其他的困难。战争又挡在了我们的路上。尽管墨西哥的其他地区全都很太平，但我们旅程上两个重要节点—塔巴斯科和尤卡坦，正处在革命之中。还有另一个难题更让我们烦心：我们得偏离路线走3天的路程去雷阿尔城取得一份护照。少了它我们就不能在墨西哥共和国的任何地区旅行。和这两个问题同样严重的还有第三个难题，那就是墨西哥政府下了一道专横的命令，禁止一切外国人参观帕伦克遗址。麦金尼医生告诉我们，据他所知，有3个执行政府科学探险任务的比利时人曾专程去雷阿尔城申请参观那片遗址，已经遭到拒绝。这些消息将我们抵达科米坦的满足感冲淡了几分。

我们听从麦金尼的建议，即刻去见了一位军官。他有一支大约30人的卫戍部队。和中美洲的士兵相比，他们装备精良。这让我对墨西哥的部队评价很高。我向他出示了我的护照和一份危地马拉的政府文书。幸运的是这份文书上提到，我是要去凯姆匹吉，并从那里登船前往美国。这位军官非常好客，他当即答应派一名通讯员去雷阿尔城找主管官员要一份护照。这样我们就不必亲自去那里了。我们又听从他的建议去拜访了当地的长官。他也同样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对不得不限制我们的行动表示歉意。他给我们看了一份措辞严明的政府法令。按照特密局的要求，这项法令必须严格执行，不许有任何例外。尽管如此，他是真心实意地急着为我们效劳。他说他会负起责任，会与军官商量该怎么办。辞别了他，我们感觉心里热乎乎的，对墨西哥官员的文明和热情很是感激。不论结果如何，能看出他们对北美的邻国很是尊敬。我们对此很满意。第二天早上，这位长官派人送来了护照和一封谦恭有礼的信函。信中称，他们将把我作为派驻墨西哥的使节来一视同仁地对待，将为我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便利，而且墨西哥将向我敞开怀抱由我随意选择路线旅行。就这样，我们的一大难题解决了。我建议所有想出国旅行的国人，都到华盛顿去谋一份差事。

至于说革命，已经经历过中美洲的战乱，我们自然不会被墨西哥的吓退。然而禁止参观帕伦克遗址的法令却不能等闲处之。如果我们提出申请，我们感觉当地政府肯定会同意。但如果他们没有自由裁夺权，囿于那些不可通融的法令，他们将不得不拒绝我们的申请。那样的话，我们提出申请就显得鲁莽失礼了。同时，如果因为受到麦金尼提供的信息的威胁，我们就放弃这次旅行，那很令人沮丧。要是迫不得已原路返回，再长途跋涉去首都申请许可，那也很糟糕。听说帕伦克的建筑遗迹搬到了一个离所有居民区都有段距离的地方。我们并不相信这种说法。处在一场来势凶猛的革命当中，政府可没有多余的士兵派去守卫帕伦克遗址。根据我对其他遗址的了解，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个地方其实荒无人烟。我们或许可以进入那个地区而不被人察觉，然后再根据情况商定是走是留。只要能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待上一天，我们就值得冒这个险。

在一个远离故国的地方我们却住进了一个同胞的家里。对于这种舒适感我们不得不心存感激。在衣着、举止、相貌、习惯和情感方式等方面，这位医生还是一派本国特色，就仿佛我们这是在美国遇到了他。唯一的不同在于他的语言，他不能连贯地讲英语，讲话时必须得掺杂进一些西班牙语的表达。他来到墨西哥人中间，但他没有被他们同化。让他留在这里的唯一牵挂是那位黑眼睛的西班牙美女。我在这个国家见到了不多的几个美得可以让一个男人忘记亲属和祖国的女人。而她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急着离开这个国家。但他曾答应过他的岳母，在她的有生之年不离开这里。因为这个原因他未能成行。然而他现在一直生活在焦虑之中，所以希望岳母能放他走。

科米坦是恰帕斯州最靠近边界的一个镇，人口1万。镇上有一座宏伟的教堂以及一座住满了多明我会修士的修道院。镇上的富裕阶层和中美洲的一样，也是住宅在城里，吃穿用度靠那些他们时常去看看的庄园里的出产。这个地方的贸易量相当可观。这是那些不良的法律造成的结果。墨西哥当局对各口岸的常规进口货物征收很重的关税。因为这一原因，这个地区所消费的欧洲货物，大部分是从伯利兹和危地马拉的边境上走私进来的。没收走私货物的收益和官员们得到的额外津贴是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所以官员们对于走私活动很是警惕。就在我们到这里的前一天，就有二三十只骡子驮运的走私货物被查获并带到了科米坦。然而高额的利润还是让走私成了一桩很普遍的生意。商人们将被抓的风险看作是这桩生意的成本之一。所有的人，包括税务官，都能从中获益。但走私对于公共道德的影响是很糟糕的。尽管如此，我们发现市场上货物的供给仍然很匮乏。我们派人找来一个洗衣的女工，然而镇上却没有一块肥皂。我们想给我们的骡子钉掌，但这里仅有的一点铁只够给一头骡子用。于是马裤上的纽扣被用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而缺少肥皂却让我们陷入了糟糕的境地。几天来，我们一直在满心欢喜地盼着能洗一洗床单。读者可能会觉得我们矫情，因为我们离开危地马拉不过才3个星期。然而我们睡觉不是在那些破旧的村公所，就是在地上。所以我们的床单已经脏得看不出原本的颜色了。然而就在这困难之际，我得到了一位同胞的同情。唐·圣地亚哥·马克达，也就是詹姆斯·麦金尼医生，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来到了我们身边，为我们提供了肥皂。于是我们的床单便洗干净了。

忘了告诉大家一个我们一到这个国家就发现的非同寻常的情况。除了那几匹用来在危地马拉大街上骑的赛马，这里的马和骡子都不钉掌。然而我们从危地马拉出发后，路上有人建议我们应该给骡子钉掌。但这一路上除了克萨尔特南戈，别处都没有好铁匠。而我们到那里时，那个铁匠又因为时值圣周所以不工作。走了这么远的崎岖山路，除了卡瑟伍德先生骑的那头骡子，我们别的骡子都没出问题。他的那头骡子蹄子被磨得甚至都露了肉。

现在保林的难题也解决了。我给他弄到一份单独的护照，如此一来他就可以在墨西哥畅行无阻了。然而他也萌生了去参观遗址的兴趣，不愿意离开我们。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和长时间的讨论，我们最后决定让他跟着一起去帕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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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班牙重量单位。

15

5月1日，在一片闹腾之中（国内的5月也是这样闹腾）我们走出了唐·圣地亚哥的家，并上马与他挥手告别。毫无疑问，他的日常生活以前从未被同胞的到访打乱过。而且因为通讯困难，他从来没有听到过来自国内的消息。他托我们给他的朋友—美国驻塔巴斯科领事科尔曼医生（这个人当时已经去世）带去几封信。后来我想将这部书送一本给他，但他却永远收不到了。提到这一点，读者们或许要对他心怀同情。

话说当时，我必须得穿越我们旅途的第二段路程了。这段路经过的区域山比较少，但其荒凉程度却不亚于我们之前的旅程。第一天傍晚，我们在索塔纳庄园停住脚步。这座庄园属于唐·圣地亚哥妻子的一个兄弟，坐落在一条和缓可爱的山谷中。庄园里有一座小教堂。夜里教堂的钟敲响，召唤印第安工人以及妇孺去做晚祷。第二天我们在神父索利斯的家里吃了一顿饭。这位有钱的老神父身材矮而宽，吃穿用度来自一座上好的庄园。就餐时我们用的是厚实的银盘，喝饮料用的是银杯，洗手用的是银盆。他曾在帕伦克生活过，于是在席间谈到了那个地方以及那些未受洗的印第安人。他还想买下我的马乔，并承诺在他的有生之年会一直养着它。但我没有将马乔安顿在这么好的一处草场。唯一让我免于自责的原因就是我想到了这位神父的体重。

第三天4点钟，我们抵达了奥科辛戈。这里也同样环境优美，群山环抱，也有一座大教堂。进了教堂的庭院，我们注意到这里有两座从那片我们打算前去参观的遗址上移来的雕像，其风格与科潘的雕像有很有些相似。广场中央有一棵大木棉树。我们骑马来到长官唐·曼纽·帕萨达家。他家中只有一个老女仆，全家人此时都在庄园上。这座房子是长方形的，屋前还有个棚子。屋里的床是由安在地上的木架绷上劈开的芦苇做成的。

村长是一个很有礼貌的混血儿。他见到我们很高兴，并用最华丽的言辞介绍了这附近的遗址。但他说那片遗址被植物深埋山中，得找一伙人用两三天的时间才能在草木丛中砍出一条到那里的路。他还重点介绍了一座山洞。这个洞的洞口完全被石头堵住。洞中有一条地下通道，可以通到远在150英里之外的帕伦克城。他还说，要是我们打算在这里停留几天做准备的话，他和全体村民都将和我们一起去遗址，并对那里做一番彻底的考察。我们告诉他我们首先要做一次预备考察。他答应帮我们找一个明天上午用的向导。

当天晚上我们就遭遇了那一年雨季的开场雨。一连串轰隆隆的雷声在群山之间回响，可怕的闪电照亮和黑夜，大雨像洪水一样泼在我们住的这栋房子的茅草屋顶上。整个旅程中最难爬的山我们还没有翻过。我们为抢在雨季前参观完遗址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第二天一早依然是乌云遮空，但乌云后来被旭日的光芒驱散。经过6个月旱季炙烤的草木，此时开始变得更加葱翠。山峦也像是面露喜色。我认为我们不愿意立刻开展对遗址的考察让村长感到生气。今天他没给我们派来向导，他自己也消失了，还留下话：村里所有的男人都得去修缮教堂。我们试图引诱一名村民跟我们去，但未能成功。回到住处，我们发现自己住的这所房子的走廊，就是这座村子的校舍。一条长凳上坐着6个小孩。一个半醉的男教师正在教他们一遍遍地死记硬背那些为教堂服务时需要念诵的正式经文段落。我们要他帮帮我们，但他劝我们再等一两天，还说在这个国家，任何违法的事情都不能做。眼看着这一天就要浪费，我们极其着急。就在我们觉得无计可施，只能服从现实的时候，一个小姑娘过来告诉我们，那片遗址所在庄园的女主人打算去那里参观，她愿意陪我们去。说这话的时候她的马就已经拴在了门口。我们还没准备好骡子，她就骑马过来找我们了。我们向她致敬，献给她一根上好的雪茄并点上了火，然后我们出发。这个快活的混血儿，还带了她的儿子—一个15岁左右的好小伙。我们9点半启程，冒着闷热的天气骑行到11点20分，就来到了她家的牧场小屋前。这小屋不过是一个棚子，用棍子糊上泥巴搭成。但它因为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所以也让我们对乡野生活心生向往。我们这位好心的向导安排她的儿子，还有一个带了一把砍刀的印第安人陪我们继续往前走。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到了那片遗址。

离开了牧场小屋，走了将近1英里，我们很快就到了一片很高的台地前。透过环绕台地而生的树木的间隙，我们看到托尼拉遗址的一座建筑。印第安人给这个区域起这个名字，就是因为这里有这些石头房子。逼近台地，我们在下面的平原上路过了两尊在地上躺着的雕像。它们雕工精良，然而因为长久的风吹日晒，上面的细节尽管仍清晰可辨，但也已经有些剥蚀。离开雕像，我们骑行来到一座很高的建筑脚下。这座金字塔式的建筑可能是一座要塞，有5层宽阔的台阶。台级全都包着石块，灰泥抹面，但有很多地方已经破损，灌木荒草丛生。我们借着一处缺口骑马爬上第一层台阶，然后又从另一个缺口上到了第二层、第三层。到了这里我们将马拴上，开始徒步攀登。顶上有一座长满了树的锥形台基，上面就是我们刚才在下面的平原上看到的那座建筑。树中有几棵野生的柠檬，果实累累，滋味甚美。这些柠檬树若不是被西班牙人带到了这里，那便准是本土的树种。这座建筑前立面高55英尺，进深35英尺，用石头和石灰建筑而成。它的正面曾经全部抹灰，其中檐口、线脚现在仍有部分遗存。建筑入口的门道有10英尺宽。顺着门道进入内部，是一个门厅性质的房间，两侧各有一条小廊道，通往一个10英尺见方的房间。这些房间的墙壁曾经墁有灰泥，但现在都掉下来了。屋顶也缺了一块，地上盖了一层渣土。渣土中有些黑色的物质，我们在科潘的墓葬中也曾发现过。屋顶是用石料按照通行的方式交叠而成。这种建筑方法很像旧大陆建筑师们所造的拱券。

居中的这个房间后墙上有一条与入口等宽的门道，通往一个不做分隔的房间。但在这个房间的中部有一道长方形的围墙，长18英尺、宽11英尺。这个套间显然是整座大型建筑最重要的部分。套间的门口被渣土堵住，只差几英尺就到顶了。翻过渣土堆，这个房间开门的这面墙上整个地覆着一片很大的灰泥饰物。看了第一眼，这块饰物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与埃及神庙门口那些有翅膀的球形装饰图案惊人地相似。这块灰泥饰物有一部分已经剥落。它掉在下面渣土堆的顶上又滚出了房间的入口。我们试着将它翻回去复位，但没能做到。对于四个男人和一个男孩的力气而言，它太重了。它在细节上与那种有翅膀的球形装饰物有所区别，它的翅膀是反着的。它上面有一个圆形的图案元素，原本可能是要做成一个球形，但上面也没有蟒蛇缠绕的遗迹。这座门还有另外一个令人惊奇的特点。做门楣的那段木料非常坚硬，没有任何破损之处，没有虫洞或者其他任何糟朽的迹象，敲一敲便可发出绝佳的、金属般的声音。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木料，向导说它是人心果树木料。门楣的表面光滑平整。我们经过一番极近距离的观察，认为它一定是用金属工具修整过的。

在这座门的前面有一个洞口，这便是村长认为通往帕伦克的那条地洞的入口。顺便提一句，他告诉我们这个洞口深埋山中，得需要两天时间的挖掘清理才能打开。对于到达这个洞口所要面临的困难，村里人普遍很无知。这招致了我们的向导的嘲笑。但他也坚决认为它通往帕伦克。我们没能说服他进洞去看看。但一条通往帕伦克的捷径恰恰正是我想要的。于是我脱下外套，趴在地上匍匐着往下钻。当我爬进去大概半个身子时，我听到一阵吓人的呜呜声。我开始往回退，然后就看到一双小眼睛在黑暗中像火球一样闪闪放光。我迅速退出洞去，所用的精确时间少得都不值一提。我的同伴们也听到了那呜呜声。向导说这是一只“老虎”，但我觉得是只野猫。不管它是什么，我们决定给它一枪。我们觉得这只动物准得从我们身边冲过去，所以没用一会儿我们就准备好了长枪短枪、长剑弯刀，摆开了阵势。保林紧贴着墙站着，用一根长杆子往洞里捅。随着一声恐怖的叫声，洞里飞出了一只大美洲鹫。它飞着穿过这个房间，逃到另一个屋子里去了。

这个危险解除了，我又重新试着钻进洞里。这次我拿来一根蜡烛，很快就看清了这个所谓能通到帕伦克的地洞的整体规模。这其实是一个与外面的墙壁尺寸同等大的房间。这个房间的地上堆着两三英尺厚的渣土，墙上覆着一层灰泥图案。图案中有一只猴子很显眼。而在后墙上，在那些奇怪而有趣的装饰物当中，有两个男人的侧像。他们脸对着脸，与真人等大，画得很好。但他们的脚被地上的渣土遮住了。卡瑟伍德先生爬进来要将这些图案画下来。但在这个密不透风的房间里，蜡烛的烟气和极度的闷热让人无法久留，没有足够的时间作画。就外观和特性而言，这些图案基本与我们后面在帕伦克看到的石刻一致。

借着一棵紧贴墙壁生长的树，我爬上了这座建筑的顶部。我看到离这很近的地方还有一座金字塔形的基座，那上面的建筑比我现在站的这座还要高。我们爬上那座建筑，发现它的平面结构与刚才那座基本一致，但毁损得更加严重。从上面下来时，我们从两座位于金字塔形台基上面的建筑之间经过，来到一片开阔的台地上。这里可能曾经是一座古城的所在地。它的四面八方都有一些高度相同的敌台用于防守，站在上面可以远距离地俯瞰周边的整片原野。这就使得敌人从任何地方接近，都不能不被发现。一条高而窄的堤道从这片台地上穿过。它似乎半为人工堆筑，半为自然形成。在堤道上走一段距离，就来到了一座土墩前。这土墩有建筑的基础，可能以前是一座塔楼。从这里过去，这条堤道继续延伸，直到它并入一条山脉。在我所能读到的那很少的几本西班牙语书籍中，找不到任何关于该地区历史的信息，所以不知道它是否在西班牙人征服时代就已经存在。尽管如此，我倾向于认为那时它已经存在，而且有西班牙作者记载过它。无论如何，在我们以前去过的地方中，还从没见过这样规模宏大的土著居民建筑群。自此我们在这个方面有了全新的认识。我们深受震撼，于是决定留下来做一番彻底考察。

回到村子里时，天已经快黑了。我们立刻去找村长，结果正在门口堵上他，于是把他留下。他一再重复那个男教师的警告：任何违法的事情都不能做。而且要集合工人，备齐工具，需要两天时间。而这后一项的必需品又根本无法得到。这里一根铁撬杠都没有。当然，村长说可以找人打一根。但他紧接着又说，这里没有铁。这里有一个二把刀的铁匠。但要想弄到铁，最近也得去8到10天路程之外的塔巴斯科州。就在我们和他在一起的这会儿，来了一场暴风雨。我们赶紧回到屋里，决定继续向着帕伦克挺进。我向未来的旅行者强烈推荐这个地方，它将会给你超值的回报。有人告诉我们，在大约10里格之外的地方，沿着同一条山脉，还有其他遗址。在我们眼中，他们所说的那处遗址还有额外的吸引力。因为那里可能是从科迪勒拉山系顶峰上观察那座神秘城市的最佳地点。

到达奥科辛戈，我们就踏上了杜派克斯上尉当年的旅行路线。他的著作《墨西哥古物》于1834年5月在巴黎出版，引起了欧洲学者的关注。1807年，他曾到帕伦克探险。当年他是从墨西哥城来到这个地方的。他受了政府的委任，带了一名制图员、一名书记员，还有不到一个团的骑兵。“帕伦克”，他说，“距离奥科辛戈还有8天令人劳累的路程。去那儿的路（如果可以称作路的话）只是一些盘旋在高山悬崖之上的、狭窄难行的小道。走这样的路，必须得有时骑骡子，有时步行，有时骑在印第安人的肩膀上，有时又要躺在吊篮式轿子里让印第安人抬着。还有几个地方必须得过桥（或者说是过几根很不稳当的树干），必须得经过荒无人烟的森林，必须得露天睡觉（一路上只有极少的几个村庄、几处棚屋）。”

“我们带了三四十个健壮的印第安人背行李，抬吊篮式轿子。在这段漫长、痛苦的旅程中经历过各种的辛劳和不适，感谢上帝，我们终于来到了帕伦克村。”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走的旅途。按照我们的行程安排，这条路需要5天而不是8天时间走完。这样可以避免在野外过夜。但前两夜下的可怕暴雨让我们感觉有些害怕。保林已经完全动摇了继续跟我们走下去的意志。村里有人告诉他，如果雨下得相当大，到帕伦克就没法回来了。那天早上，他尽管不情愿，但还是突然决定离开我们往回走。我们很不想和他分别，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不能再劝他继续跟我们走了。我们将共用的行李和随身物品分开。卡瑟伍德先生和他道了再见就上马先走一步了。但就在我和保林各自上马，握手告别即将各奔东西的时候，我又向他提了一个建议，诱使他再次改变了主意，冒着要在大山那边一直待到雨季结束的危险，继续跟我往前走。不一会儿我们就赶上了卡瑟伍德先生。

事实上我们对于前面路途的糟糕情况心怀忧虑。这条路经过一个印第安人的国度，其中有些地方的人生性恶劣是出了名的。我们没有骑兵，我们这个团队的随从人员也没有几个。实际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依靠。在这种情况下，保林的手枪和双管枪还是能管些用的。

8点15分，我们离开了奥科辛戈。在这段路程中，我们的随从人员几乎都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我现在就已经把他们全都忘了。这确实是这次旅行中的实情。在其他国家，一个希腊赶骡人、一个阿拉伯船夫、一个贝多因向导，都会是我们的旅伴。但这里的人却没有什么个性。除了他们后背上背的东西，我们对于他们身上的一切都不感兴趣。除了我们的行李，每个印第安人都还背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他们路上吃的东西，也就是：一些玉米饼以及一些用捣碎的墨西哥玉米团成的大球（外面包着叶子）。他们带着一只瓢当做喝水的杯子，有时也会把这个瓢扣在脑袋上放着。每次遇到溪流他们都会用瓢舀满水，然后往里面调入玉米粉，做成一种凉粥。在这个国家，印第安人旅行时都是以这种粥作为主食。走了不到半个小时，我们看到右边隔着一段距离有些大土丘。那是我们去过的那座古城中的一部分建筑遗址。9点钟，我们过了里奥格兰德河（也就是华卡查霍河），沿着河岸走了一段路。路上看到了3条从这条河的岩石河床上倾泻而下的瀑布。其风光之美丽殊为独特。就在这条河流经的荒野上，可能还有更多同样美丽的瀑布不为世人所知。但当我们转上了一条崎岖的山路以后，这条河就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了。这条路破破烂烂，山石嶙峋。一路上我们没有遇到一个人。我们朝北（或者是略偏西北的方向）行进，3点钟就来到了华卡查霍村。这个村子位置开阔，周围群山环抱。这里的人全是印第安人，而且是我们所见过的最野蛮的印第安人。这里的男人不戴帽子，黑发垂肩。老头儿和女人面容野性而严厉，一双黑色的眼睛滴溜溜地转。他们真是有着最异教徒的外表。他们没和我们打招呼，他们那野性而坚定的目光盯得我们有些紧张。一群光屁股的男娃娃、女娃娃管卡瑟伍德先生叫“塔塔”。他们把他错认为一名神父了。除了村子，我们开始有些担忧，感觉自己真是陷入了一个野蛮印第安人的国度。我们在一条溪流旁停歇了1个小时之后，在6点半到达西隆。在这里，我们又惊又喜地遇到了一位副官，一个白人，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他曾经去过圣萨尔瓦多，并且认识莫拉桑将军。他非常急切地想要知道雷阿尔城是否发生了什么革命。因为现在是一个温和派官员掌权，他希望能为这个新政府效力。

第二天早上6点45分，我们带着一伙儿新的印第安随从出发。通往雅哈隆的路很好走，10点钟我们就到了那里。进村前我们遇到了一个和父亲在一起的印第安小女孩。她穿着当地的民族服装，脸庞美丽超凡，而脸上的表情则很恭顺。我们都认为这正是她对于恶的事物一无所知在外表上的体现。我们路过的每一个村子周围都风景极佳。在这个村子，教会很有影响力。和前面几个村子一样，这里的教堂也正在修缮。

到了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换一伙儿印第安人做随从。要不是神父把正在教堂做工的几个人叫下来跟了我们，这一天我们就得耽误了。11点15分，我们再次出发。12点45分，我们在一条溪流旁停下来吃午餐。这时后面的路上来了一个年轻的印第安人。他看面相很是聪明，在我身边坐下后，用一口讲得相当好的西班牙语告诉我，要提防印第安人。我给了他几个玉米饼。他掰开一个小的用手指捏着，然后看着我郑重其事地跟我说，他已经吃够了这种东西了；而且这玩意儿吃了也没用；这种饼他曾经有多少就吃多少，但也没能长胖。说着他就将那张青灰色的脸侧过来对着我，让我看看他有多瘦。他的脸很平静，但还是有一个意外的表情出卖了他：他是一个疯子。我现在注意到，在他的脸上以及全身都有白色的麻风病斑点，于是开始和他保持距离。我试图劝他回到村子里去。但他说他回不回村子都一样，他想找到一种能让他胖起来的药。

随后很快我们就来到了雅哈隆河的岸边。天气异常炎热，河水至清，我们停下来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之后我们开始攀登一座陡峭的山。当我们爬到了高处，看到那个可怜的印第安疯小伙正站在河岸边我们刚才所在的地方。经过一番辛苦攀爬，我们在5点半到达山顶，然后沿着数千英尺高的台地边缘继续骑行。俯瞰下面，有一条巨大的山谷。我们转向左边，绕过森林的一角，来到了丢姆巴拉的外围。棚屋散布在一些高大嶙峋、可堪入画的山石之间。看外表，这些石头应该曾经构成过一座火山口。喝醉酒的印第安人躺在路上。我们不得不绕着走，以免骡子踩到他们。我们在这些高高的石峰之间的一条狭窄小道上骑行，来到了一座台地的一角上。这座台地有几千英尺高，边缘陡直，丢姆巴拉村就坐落其上。村子的前面是教堂和修道院。广场上挤满了相貌粗野的印第安人，他们正在为一个宗教节日做准备。大台地偏僻的一角上有一座锥形的尖峰，峰顶是一座教堂的废墟。这些元素加在一起，构成这个我们见过的最野性、最超凡脱俗的地方。尽管这个地方在过去从来没有被人们奉为圣地，但从一个早得不知是什么时候的年代，这里就有了一个印第安村落。

我们在这个国家的旅行就是这样，每一天，每一时，都会碰到新鲜事物。我们正在前往的那个地方会有什么性格，不到那里，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而到了那儿，惊奇会一个接着一个。这里的法官是我们那位用银盘吃饭的朋友索利斯神父的一个兄弟。他的贫穷和精力充沛，就像他兄弟的富有和慵懒一样，令我们印象深刻。还在上一个村子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们，明天是一个宗教节日，所以不可能会有印第安人给我们做随从。我们也决定了要在这里停留一天。然而墨西哥当局给我的那些信函非常管用，那位法官看过之后马上找来三四十个印第安人并开始和他们谈做随从的事。谈的过程中，他还时不时地停下来去抽他们当中某人一巴掌。后来事情商量妥当，去帕伦克的旅程被安排为3天。我们付了随从的工钱，法官把钱发了下去。印第安人的粗野让我们感觉有点不舒服，我们简直都要后悔这件事出人意料地这么快就得到了解决。然而那个法官还说，能在这个时候来到这里，我们很幸运。其实当时那个臭名昭著的坏蛋组织—“圣佩德罗的印第安人”有很多成员就在村里。不过他说他选的是他认识的印第安人，而且派一个手下的警察全程跟着我们。他没有任何挽留我们的意思，而且似乎急着让我们赶快上路，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反对这个安排。而且因为我们着急早点到达此次旅行的目的地，所以我们对于任何故意的拖延会造成的后果，都怀有一种盲目的担忧。

借着仅剩的一点天光，脚下踩着几个世纪之前的印第安人所走的道路，我们登上了位于台地一角的一个圆锥形高地。从那里向下俯瞰，下面是一条数千英尺深的大山谷。在山谷的另一岸，在一列大山的顶上，我们看到了圣佩德罗。那里是我们明天旅程的终点。再往那边，过了帕伦克的那一列山峦，就是特米诺斯湖和墨西哥湾。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壮丽、最野性，也最崇高的景象之一。在这处高地的顶上，有一座教堂和一座可能曾经作为岗哨使用的塔楼的废墟。废墟的旁边有13座树在印第安人坟墓上的十字架。1个世纪之前，埋在这些坟墓中的人曾把一个助理牧师捆住手脚，从这里扔下了悬崖。后来他们被处死后，就埋在了这里。每一年都会有新的十字架插到他们的坟上，以便让印第安人记住这些杀人犯的下场。在我们四周，在那些几乎高不可攀的山坡上，在那些最深的山沟里，都有印第安人的玉米田。他们现在还过着几乎与当年西班牙人征服他们时一样的生活。法官指着一个地方告诉我们，那里现在住的仍然是一些异教徒。没人知晓这群奇特的人的起源，也没人能预测他们未来的命运。旅途匆匆，一路见到的所有野性风景当中，就数这一处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然而卡瑟伍德先生却因为置身于这些未经驯服的印第安人当中，情绪太过紧张激动，而无法试着给这处风景画一张素描。

天黑后我们回到了镇公所。为了庆祝宗教节日，这里用常绿植物做着装饰。在室内的一端有一张桌子，上面有一座松枝扎成的凉亭，里面坐着一尊衣着奇丽的圣母像。

晚上我们去拜访了当地的神父。这个很有绅士风度的年轻人从雷阿尔城来，是索利斯神父在这里的代表。他正要长得像索利斯一样圆滚滚的，而且也非得要从这个村子里谋得索利斯那么多的财富。他和法官是这里仅有的两个白人。之后我们又回到镇公所。印第安人们进来向法官道了晚安，吻了他的手背，然后就都退出去了。屋里只剩下了我们自己。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被吵醒，那些印第安驮夫举着火把闯了进来。我们还没起床，他们就开始扯着裹行李的包袱皮试图将它们运走。这个地方的手工业技术水平，比我去过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低。镇上什么样的绳索都没有。他们用来捆行李、用来勒在脑门上的，都是些树皮带子。这里的人们要翻山越岭一般是乘坐吊篮式轿子或者坐背椅。前者是一张带坐垫的椅子，由一根长杆侧着吊起。坐轿的人侧面坐上去，由4个印第安人在前后扛着长杆。法官告诉我们只有那些非常重的人以及神父们才用这种轿子。而后者是一张由一个印第安人背着的扶手椅。我们对于这两种交通工具都很反感。虽然并不愿意冒任何风险，但我们觉得，一个地方如果印第安人能背着我们当中的某人爬上去，我们自己也能爬上去。于是我们既没有用吊篮式轿子，也没有坐背椅就出发了。

从镇上出来，我们所走的路穿过一片树丛，马上就成了下坡路。很快我们又走上了一条像楼梯似的、用木杠做成的栈道。这条路非常陡，要在上面骑行很危险。就是因为这一段栈道，一到雨季，这条路就彻底不能通行了。一路下行，12点过几分我们来到了一条小溪旁。印第安驮夫们在这儿洗了洗汗湿的身子。

从这条溪流的岸边起，我们开始攀爬我所见过的最陡峭的山。骑行是不要想了，就连佩剑和马刺也成了累赘。我们牵着骡子，它们一会儿在后面抻着不走，一会儿又朝着我们窜过来。我们真是辛苦极了。每走几分钟，我们就得停下来靠着一棵树或是坐下来歇歇。这些印第安人只会说他们自己的语言。我们无法就任何问题和他们交流，所以也不知道还要走多远才能到达山顶。最终我们顺着一段陡峭的斜坡，看到上面有一座简陋的十字架。那就是山顶，看到它我们欢呼了起来。我们往上爬来到它跟前休息了一会儿，然后我们骑上骡子继续往前走。然而走了还不到100码，路就成了下坡路，我们又不得不赶紧下了骡子。下去的路要比上来时更加陡峭。在我国的某个学院，有一张宝座作为传家宝由四年级最懒的懒汉代代相传。有一个人毫无争议地登上了这张宝座。然而后来有人看到他从小山上跑下来。经过审讯，法院认为他有罪。但他却通过一份公开声明避免被判刑。他说，当时有个男人推了他一把，他因为太懒而没有让自己停住，于是一路从小山上跑了下来。骡子在我们身后不住地跌倒。冒着最炎热的天气，以最急促的速度，走完一段最累人的下坡路，我们来到了一条飘满树叶和昆虫的溪流旁。到了这里，我们的印第安驮夫当中有两个人离开我们，要连夜返回丢姆巴拉！经过这一天的艰辛跋涉，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但这对他们来说又算得了什么！他们可能从儿时起就习惯了背东西，不会像我们这么遭罪。而且他们四肢裸露，不用像我们这样穿着汗湿了的衣服，忍受闷热和束缚。这是我们在这个国家经历过的最炎热的一天。随后我们钻进浓密得几乎无法通行的树林，又走了一段辛苦异常的下坡路。3点45分，我们来到了圣佩德罗。顺着刚刚走过的道路回望，我们看到了丢姆巴拉，看到了我们昨天晚上去过的那座塔楼废墟所在的地方。按直线距离看，这两地相距只有几英里，但走路过来却要27英里。

如果说一个恶名能扼杀一个地方的话，那圣佩德罗真是遭到了这样的诅咒。从索利斯神父的大庄园到丢姆巴拉，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提醒我们要小心圣佩德罗的印第安人。尽管如此，我们却很走运：几乎所有的村民都到丢姆巴拉庆祝宗教节日去了。这里现在没有村长，没有警察，我们见到的几个印第安人正赤身裸体地躺着。而当我们往棚屋里面张望时，屋里妇女们都跑开了。可能看到穿马裤的男人，她们觉得又惊又怕。村公所里住了一个旅队。他们要运往塔巴斯科的糖包也堆在这里。他们的领队，也就是货物的主人，是两个混血儿。他们的仆人们都武装得很好。我们与他们结成了一个熟悉而默契的联盟。村子里最好的房子有一座空着。房子的主人带着家人和除了芦苇床架以外的全部家具去庆祝宗教节日了。我们占了这所房子，把行李也搬了进来。

后来，伙计们什么都没说就丢下我们全都回丢姆巴拉了。我们就只剩下自己了。不会说当地的语言，我们无法给自己和骡子弄到任何吃的东西。然而我们却通过糖帮的首领了解到，明天早上会有一伙儿新的印第安人过来，带我们继续走下去。又热又累，我的头剧烈地疼了起来。明天的山会更难爬。出于对前路艰险以及病倒在途中的恐惧，卡瑟伍德先生和保林设法找了一张可以明天用的背椅。

16

第二天一大早糖帮就出发了。差5分钟不到7点，我们也跟随他们的脚步上了路。有了背背椅的和驮行李的印第安人，我们的队伍变大了许多，已经有了20个印第安人。

我们此时所经过的这片土地，还与西班牙人征服美洲之前一样原生态。在到帕伦克之前，一路上没有一户居民。树林里的道路上长满杂草灌木，几乎无法通行。林子里树木的枝杈修得很低，那个高度仅能容一个男人徒步从树下经过。我们骑着骡子走在下面，就得一直弯着腰，有时候还不得不从骡子上下来才能过去。有些地方，大片大片的树木都像是热死了，所有的植物都枯萎了。它们的叶子像是被太阳烤得又干又脆。不久前一场龙卷风曾从这里席卷而过。但圣佩德罗的报纸没有报道这件事。

后来我们遇到了3个手里拿着棍棒的印第安人。他们赤身裸体，只在腰间缠着一条兜裆的棉布。其中有个小伙子，个子很高，体型相当匀称。他们正在寻找树林里的那些自由生灵。随后很快我们就经过了一条溪流。有些赤裸的印第安人正在那里用简陋的渔网捕鱼。他们这种生活方式野蛮原始得就仿佛还处在人类最早的蛮荒时代。

10点20分，我们开始爬山。天气非常炎热。攀爬那些大山的辛苦，我无法述诸语言。我们的骡子仅能驮着鞍子往上爬。我们除去了佩剑、马刺以及其他一切没用的衣服配饰。实际上我们已经尽可能地接近印第安人的样子，脱得只剩下衬衣和马裤了。我们这支队伍要是到了百老汇，那可得算是一景。走在最前面的是4个印第安人，他们每人背着一口用铁链和大锁捆住的粗牛皮箱子。之后是全身只有一顶帽子和一条薄棉内裤的胡安。他牵着两头备用的骡子，光着膀子背了一把双管枪。再后面就是我们几个。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骡子在前面赶着或是在后面牵着。再后面是一个背着背椅的印第安人以及几个做助手的背夫和几个背小食品袋的男孩。我们没按照谈好的条件和所付的工钱坐背椅，这让这几个背背椅的印第安人大为吃惊。尽管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但要让我们坐在一个男人的肩膀上让他驮着走，我们还是会感觉那是一种堕落。当时，我们三个人就数我的状况最糟。昨天晚上在佩德罗我没吃晚饭就上床睡觉了。这对我们任何人来讲都是情况不妙的确切表现。

我们带了这张背椅，仅仅是作为一项防备措施，只有在极例外的情况下实在迫不得已才会使用。然而后来我们遇上了一座陡坡。我一想到要爬上去，头都要炸了，于是第一次用了那张背椅。那张扶手椅的构件用木钉和树皮绳固定在一起，又大又笨。背我的印第安人和其他所有印第安人一样，小个子（只有不到5.7英尺），非常瘦，但很匀称。椅子的扶手上系着一条树皮带子。他和椅子背靠背地坐下来，调了调绳子的长度，又将勒在额头上的带子整平，把一个小垫子垫在下面，好减轻带子对额头的压力。两个印第安人各站一边抬起了椅子，那个背夫也站了起来。他静站了一会儿，又颠了我一两下，调整好我在他肩上的位置。他出发了，一边还跟着一个人。坐在上面，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背夫走路的每一个动作我都能感觉到，甚至包括他胸口的起伏。这段上坡是整条路上最陡的路段之一。不一会儿，那个背夫停了下来，发出了一声介乎于吹口哨和呼喊之间的长啸。印第安驮夫经常这么做，而这个声音总是刺得我耳朵疼。但我还从来没有像这次这么难受。我脸朝后，看不到他朝着哪走，但看到左边的印第安人落在后面。为了不增加他背我的难度，我尽量在上面坐着不动。但有几分钟，我扭过头去看到我们正在靠近一道1000多英尺深的悬崖边缘。这时候我特别急切地想要下来。但我又跟他说不明白，这几个印第安人也不能（或者是不愿）看懂我的手势。背夫小心翼翼地挪动。他先迈出左脚，等感觉踏上了一块稳当的石头了，再迈出右脚。就这样，他一点点地、格外小心地往上移动。后来他把双脚半踏着悬崖边缘站定，发出了一声可怕的长啸。我随着他的呼吸而上下颠簸，感觉他的身子就在我下面颤抖，他的膝盖似乎就要跪下去。这座悬崖真是可怕。我这边有一个最轻微的动作不协调，就有可能让我们俩都跌下去。我心想，只要现在能让我下来，在剩下的全部路途中我都可以给他放假。然而他又动起来了，和刚才一样小心翼翼地又往上爬了几级。我们紧贴着悬崖边，就算是骑骡子，我也会感觉很不舒服。我对他会跌落或是绊倒的担心多余了。让我彻底感到放心的是，这条路终于拐弯了。然而我还没来得及在心里庆贺自己逃离了险境，他就开始往下走了。这比刚才往上走还要糟糕许多。要是他这时候跌倒，我就得毫无遮拦地从他头上翻过去。然而我到底也没掉下去，直到他按照自己的主意把我放了下来。这个可怜的家伙身上都是汗，四肢不住地颤抖。另一个人站出来要背我，不过我可是受够了。保林试了试背椅，但也只是坐了一小会儿。坐在一个危险的位置上，让一个印第安人艰难地背着死沉死沉的自己，然后还要亲身感受着他的颤抖，听着他沉重的呼吸，看着汗珠从他身上滚落。这样的旅行方式除了展现人类所能忍受的最彻底的懒惰和麻木不仁之外，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走（或者说爬）一小会儿就停下来歇歇。到了条件完全可以的路段，也骑上骡子走一段。最后我们来到了一座茅草棚子前。我们想在这里过夜，但这里没有水。

我们不知道此地距离我们计划的歇脚地诺帕有多远。我们猜测那个地方应该是在山顶上。不管我们问什么，这些印第安人都以“还有几里”作答。想想那个地方不可能比这里再高很多，我们于是继续往上走。我们爬了1个小时的陡坡，然后又开始走非常糟糕的下坡路。这时候太阳已经消失了，树林上方黑云密布，山顶上雷声滚滚。就在我们往下走的时候，一阵大风向着树林席卷而来。一时间枯叶满天飞，枝杈咔咔折断，树木都被吹弯了腰。一场剧烈的龙卷风到来前的所有征兆都出现了。想走得快些，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太累了。我们担心在山上遇上飓风和暴雨，于是骑上骡子以最快的速度向山下跑去。这条下坡路是连续的，中间没有任何停顿，而且又崎岖又陡峭。骡子们走一会儿就要停下来，它们害怕往下走。在一个地方，两头备用的骡子突然从路上蹿了出去。它们宁愿钻到密林里去也不愿意再往前走。对读者们来说，幸运的是这是我们翻过的最后一座山了。我真的可以以一个高潮结束这段旅程了。不论是在这个国家还是在别的国家，这真是我遇到过的最难翻越的一座山了。从这座山上下来，我敢说没有别的旅行者比我们用的时间更少，因为我们当时担心会遇上暴风雨。此时乌云已经把这座山遮了起来，暴风雨在我们头上肆虐。我们过了一条河，又沿着河岸穿过了一片密林，来到了诺帕牧场的小屋前。

这片牧场位于一片直径大约100米的圆形空地上，挨着一条河。它周遭的树林非常浓密，树下长满杂草灌木，所以骡子钻不出去。从牧场上经过的这条路，是它唯一的出口。牧场小屋是一座用4根树干支起来的斜顶棚子，顶上盖着棕榈叶。到处都是一堆堆的蜗牛壳。棚屋的地面上还积着几英寸厚的灰，那是有人用火煮蜗牛剩下的。还没来得及庆贺来到了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我们就遭到蚊子的一阵猛叮。这是我们在这个国家还未曾遭遇过的。一天的艰辛跋涉让我们胃口大开。我们生了一堆火，然后坐在草地上收拾一只从圣佩德罗带来的家禽。但蚊子的叮咬让我们不得不站了起来，一只手拿着吃的，一只手去驱赶这些毒虫。我们很快就知道这一夜会是怎么个情形了：我们得在牧场里四处点火，让浓烟冒起。我们没急着躺下，而是坐到很晚。其实除了有蚊子，我们对这个地方无比地满意。这个想法令我们感到安慰。这片空地的边缘被一些在林木间横冲直撞的萤火虫照亮。它们大得出奇，也亮得出奇。它们的光不是一明一灭，而是一直都亮着。除了飞舞的路线不是直的，它们简直就像是流星。这里那里不时会有一两只萤火虫定住，发出暗淡却美丽的光。这些火球还会这一只冲向那一只。而当最勇敢的那只虫子凑得太近，吸引它过来的那只雌萤火虫就会灭掉自己的光，而扑过去的这一只也就飞走。尽管如此，也有一只雌虫几乎把所有的雄虫都吸引到了它那里。我们数了数，同一时间就有7只在它周围悬空停住。

最后我们准备睡觉了。睡吊床的话，我们四面八方都得遭受蚊子的无情攻击，所以我们就把垫子铺在地上睡觉。我们没有脱衣服。保林费了好大劲把他的床单弄成一顶蚊帐。然而天气太热了，他待在里面都喘不过气来。这一整夜他几乎都是在牧场上漫步或是在河里泡着。印第安人忙着把捉到的蜗牛做成晚饭，吃完后就躺在河岸上睡觉了。然而到了午夜，天上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他们就全跑进了棚屋里来了。他们赤条精光地躺下，用手机械地拍打着身子入睡，似乎这样做并不会打搅到他们自己。蚊虫的嗡嗡和叮咬无休无止，这让我们又气又恼，一直都没睡着。我们能护住身体，但要是把脸也蒙上，那真热得受不了。天还没亮我们就来到了河边。这条河又宽又浅，我躺在布满碎石的河床上，河水也仅能没过我的身体。这是我这两天头一回觉得舒坦。我在那里一直躺到天亮。当我从水里起来穿衣服，蚊子们立刻报复性地朝我猛扑过来。我们白天的跋涉艰苦卓绝，到了晚上却更难过。尽管如此，早晨的空气令人神清气爽。而且随着天变亮，那些折磨我们的小东西也消失了。卡瑟伍德先生受的罪最少。但就在他坐立难安的时候，他将手指上一枚珍贵的绿宝石戒指丢了。这枚戒指他已经戴了很多年，有很多与之相关的人事回忆，所以他很珍视。我们在那里找了一会儿，但最终也还是放弃了。我们骑上骡子，开始去帕伦克的最后一段旅程。这条路很平坦，但两边的树长得还像山上一样稠密。11点一刻，我们来到一条通往遗址的路上（也可能是通向别处的）。但我们不得不放弃直接去遗址的打算，除了已经精疲力竭，还因为我们与这些印第安人根本无法交流，而他们或许也不知道遗址在哪儿。最终我们来到了一片开阔的平原上。回望我们走过的路，它一直通往佩滕省和那个印第安异教徒的国度。

继续往前走，我们来到了一片很好的草原上，看到一群群的牛。这里的草色显示了早前这几场雨的效力。这片原野风景如画，有很多地方都让我想起了国内的风光。但这里有一株绝美的树看着很陌生。这棵树树干很高，光滑无皮，枝杈在树干顶部散开，树叶碧绿，上面开着一层黄花。我们无忧无虑地往前走，还时不时地停下来欣赏一下周遭那令人欢欣的景致，意识到我们终于从后面的黑大山里逃出来了。爬上一片低矮的台地，我们前面出现了一个村镇。镇上有一条街道，上面长满了草，甚至来往的骡子都没能在草中踩出一条道来。路两旁稀稀拉拉有几幢白房子。在路尽头的一处缓坡上有一座茅草顶的教堂，教堂前有一座粗糙的十字架和一座钟楼。一个小男孩能从教堂门口的草地上一直滚到小镇外面去。这里是我所见过的最无精打采的地方。不过，从那些聚满了野蛮印第安人的村子里过来，这个小镇里的安静气氛正是我们最需要的。在小镇的外围散布着一些印第安人的棚屋。而当我们骑到街上，有8到10个白人男女从路旁的房子里走了出来。自从我们离开科米坦以来，还从没见过这么多的白人。他们的房子看着又舒适，又体面，其中有一座是镇长家的。镇长是一个大约60岁的白人男性，白棉布的衬衣、衬裤就当外套穿着，外表很体面。见了我们他略弓了弓腰，但看表情他对我们满腹怀疑。我以自认为最讨人喜欢的方式将我的护照递给他。然而我们已经打扰了他午休，所以他一开始就与我们对立起来。他直盯着我的脸，问我的护照和他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于是他又接着说我的护照和他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他也不想有什么关系。我们必须得去找更高的长官。说完他就绕着圈子走了两三遭，以显示他根本就不在乎我们怎么看待他。他就像知道我们脑子里正在想什么似的，自己又说道，以前就有人投诉过他，但那没用。他们不会撤了他，而且就算撤了，他也不在乎。

这次艰辛旅程结束了，我们却遇到了这样一场祝贺，这实在是令人相当沮丧。但我们却不能和这个暴躁的官员闹什么矛盾，这对我们而言很重要。我们试着在他身上找个比较容易的突破口，于是告诉他我们想留在这里休息几天，所以还必须得在这儿买些东西。我们问他镇上有没有面包，他回答说“没有。”玉米？“没有。”咖啡？“没有。”可可？“没有。”能说“没有”，镇长渐渐地感到了满意。然而我们很不幸地提出想要面包，这又惹恼了他。我们很无辜，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但我们泄露了内心的失望。胡安开始自己去找面包，他说我们不能吃玉米饼子。最近他总是在重复这句话，不但跟自己说，还用格外强调的语气对每一个新加入旅队的人说，他们不能吃玉米饼。他找了一圈之后说这里有一个烤炉，但没有面粉。面包师7年前就去世了。这里的人们没有面包也能过活。我决心不抱怨什么。为了换个话题，我抛出了一番缓和气氛的议论。我说不管怎样，能够逃离山上的暴雨，我们很高兴。村长听了这话，问我们是不是以为帕伦克的情况会比山上好些。然后他心满意足地讲了一句帕伦克人常说的话：“三个月的小雨，三个月的暴雨，六个月的北风。”在这个国家，正是北风带来降温和降雨。

我发现镇长身上不可能有什么突破，于是在伙计们卸行李的时候，骑上骡子去找更高一级的长官了。关键时刻，这位官员的接待是最令我感到欢欣鼓舞的。出于习惯性的礼貌，他请我坐下并奉上一根雪茄。而且一见到我的护照，他就说已经恭候多时了。这让我感到惊讶。他又补充说，唐·帕特里西奥已经告诉过他我要来这里。这就更让我感到惊奇了。因为我不记得哪个朋友叫这个名字。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个气派的名字指的是我在伯利兹的朋友帕特里克·沃克先生。这是自从尼科尔斯中尉将沃克先生和凯迪上尉被印第安人用矛刺了的消息带到危地马拉以来，我收到的第一条关于他们的消息。他们已经走百里斯河和佩滕湖的水路来过帕伦克。除了路况不佳，他们也没有遇到别的什么困难。他们在古城遗址待了2周，之后就去了拉古纳和尤卡坦。这真是最令人喜悦的消息了。第一，我得以确知他们安全无事。第二，我可以从中推断我们去参观遗址不会有什么阻碍。我们一直在或多或少地担忧在这次艰辛旅程的终点遇到一条专横的禁令。这种担忧令我们心烦意乱，有时候像一块秤砣似的坠在我们心头。之前我们已经拿定主意，不到有把握的时候就不提起考察遗址的事。只有到踏上遗址土地的那一刻，我才能知道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长官说那里绝对太平。它偏居一隅，革命和政治动乱从来不曾波及那里。他担任此职已经有20年，多个不同的政府都承认他的身份。

回来后我就开始写报告。考虑到那个老镇长的态度，我用的是一种类似于病房会议宣言的语言。我决心只要该要的东西，不该要的东西一样不提。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大胆地坚持要些玉米。然而镇长确实“没有”。这里的玉米歉收了，正经历一场真正的饥荒。印第安人一如既往地目光短浅，所种的玉米只是勉强够吃一季。情况正在变得很糟糕。没有玉米饼，他们只得吃水果、大蕉和植物的根茎。白人家里的玉米也仅够自己吃，没有多余的。玉米短缺导致别的各种食物也很匮乏，人们不得不杀了家里的家禽和猪，因为没有东西喂它们。镇长还有一点让人生气，他很富，是这里唯一一个有余粮的人。他要留着这些粮食渡过更大的难关。在丢姆巴拉，我们花6便士就能买到30根好玉米棒子。而在这里，我们费了好大劲才说服镇长以1先令8个棒子的价格匀给我们一点玉米。而这些玉米又霉又蛀，只怕骡子也不会碰它们。一开始我们奇怪为什么那些富于进取的资本家不从丢姆巴拉买几块钱的玉米运到这里卖。进一步了解就发现，往这里贩运玉米除去运费没有多少利润，而且商业交易程序在帕伦克是行不通的。几宗回程载货就会造成市场库存积压。因为每一户白人的粮食都够吃到下一季玉米收获。只有印第安人需要买玉米，但他们却没有钱买。突如其来的饥荒降临到我们头上，尤其是我们那些可怜的骡子的身上。尽管如此，还好离小镇不远就有丰美的牧场。我们在住处的门口给骡子解开缰绳，放到街上去。但它们在外面转了一圈就一块儿回来了，把头伸进门来，探头探脑地找玉米。

前途并不是很光明，然而我们到底已经来到了帕伦克。傍晚又下起了大暴雨，还有可怕的电闪雷鸣伴随其中。但这只是让我们更加开心地庆幸我们的旅途已经结束。镇长分给我们的住处就是他家的一处房子，紧挨着他自己的住宅。隔壁住着一个厨子和两个印第安妇女。这两个女人不经镇长的允许都不敢看我们。这所房子非常好，泥土地，茅草顶，屋里有3张苇子床。只是除了一点，有两张床上方的屋顶在漏雨。在房子尖顶的下面，泥墙的顶上还有一个粮仓。那是一层用木杆搭出来的地板，上面放着镇长那些发霉的老玉米。粮仓里住着一群勤劳的老鼠。一整夜它们都在抓、啃、叫，把灰尘撒到我们身上。尽管如此，已经到了帕伦克，我们睡得很香。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们高高兴兴地将这一天作为休息日。在我迄今为止的所有旅行当中，我一直尽力坚持这样做，但在这个国家这样的做法却行不通。这个地方如此宁静，就仿佛处在休眠状态当中。老镇长从门前经过，我们冒险跟他道了声早上好，但他今天又是一肚子的起床气。他没搭理我们的问候，而是停下来说我们的骡子丢了。看到这话不足以吓到我们，他又说骡子可能被人偷走了。可是等我们真把他的话当回事，要出去看看骡子的时候，他却又说没事，说骡子只是出去喝水，自己会回来的。

正如我们在那位长官那里了解到的，帕伦克镇曾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地方。所有危地马拉要进口的货物都要从这里经过。但后来伯利兹改变了商路，也就毁掉了这里的商业。而且就在几年前，一场霍乱夺去了这里一半以上的人口。有的家庭人都死光了。他们的房子荒凉无主，沦为了废墟。教堂位于街道尽头一片长满草的广场中央。广场周边都是些住宅。树林就直接长到了这些房子上。广场地势略高，我们站在这里与周边林木的树梢齐平。广场上最大的一所宅子已经遗弃，成了一片废墟。另外还有十几所宅子住着白人家庭。我在广场上溜达了一个小时，就和这些白人都认识了。我只需要在人家门口一站，就会受到邀请。“请进，上尉！”我怀疑我是因为帽子上的鹰形徽章所以得了“上尉”这么个头衔。这里的每户人家都在附近有自己的庄园。转了这一个小时，我就对帕伦克正在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有所了解。换句话说，我知道了在帕伦克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在广场地势较高的那头有一座住宅，从那里可以俯瞰下面这片宁静的风景。房子的主人是一个叫威廉·布朗的美国人！一个美国人住在这个地方，这很奇怪。而布朗先生又是那种电影里“一往无前”的美国人。他像抽奖似的给自己选了个帕伦克女人做妻子。在这个宁静的地方，或许就是因为有这件事他才没有无聊死。最早是什么吸引他来到这个国家，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他有一项在塔巴斯科河上运营汽船的专属特权，本应该发上一笔财，但他的汽船却在第二次出航时就沉了。后来他又有一个砍伐原木的计划，但又在就快要发财的时候，出了些差错。我们来访的这个时候，他正忙着要挖一条运河，连通他庄园附近的两条河流，形成一条入海的捷径。他总是在忙，这让帕伦克人觉得很是惊奇。他本可以夏住庄园，冬住镇上，悠游度日。让我们倍感遗憾的是，他当时并不在镇上。若是能在世界这个宁静的角落里，见一见他这样一位同胞，那应该会很有意思。

那位长官深谙帕伦克的历史。据他讲，这个位于特岑达莱斯省的地方，在恰帕斯省被征服后的一个世纪里，仍然为印第安人所有。两个世纪前，一位罗马来的使者洛伦佐·缪戈让当地人确立了基督信仰。现在印第安人仍然保存着这位使者的衣服，并将其奉为圣物。然而他们对这件东西相当珍视，唯恐失去，轻易不让外国人看。因而我也没能见到这件圣物。当地教堂的钟也是从圣城罗马送来的。这里的印第安人直到1700年才屈服于西班牙人的统治。当时全省都爆发了起义，西隆、丢姆巴拉和帕伦克的印第安人背叛了基督信仰。他们杀死神父，亵渎教堂，迷信一个印第安人女人，屠杀白人中的男性，把女人抢去做老婆。但当消息一传到危地马拉，就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被派来镇压他们。于是这些叛乱的城镇都减少了人口，重新恢复了天主教信仰，也重归太平。

出帕伦克镇不远，查卡茅河将这片土地与未受洗的印第安人（这里人管他们叫加勒比人）国度分开。50年前，神父卡尔德隆（这位长官妻子的叔叔）由他的印第安人司务侍奉着到这条河里来洗澡。忽然司务大叫着发出警报：有一些加勒比人正盯着他们，他想着赶紧逃走。然而这位神父却拿起他的拐杖向他们走去。这些加勒比人跪倒在他的面前，然后引着他去了他们的棚屋，并邀请他以后再来。他们还希望有一天神父能带他们去参观一下帕伦克。到了约定的那一天，神父带着他的司务来了。他们见到了一群正在聚会的印第安人和一席为神父准备的盛宴。神父与这些加勒比人在一起待了一段时间，并邀请他们在圣多明戈节那天去帕伦克镇。于是有一大群野蛮的印第安人在那天来到了镇上。他们带来了老虎肉、猴子肉和可可粉作为礼物。他们听了弥撒曲，观看了教会举行的全部仪式。于是他们邀请神父到他们当中来传教，在与神父初次见面的地方建起了一座棚屋。神父将那里辟为一座教堂，教会他的司务怎样做弥撒，让他每周日去那里给印第安人做。正如那位长官所言，如果神父能多活些年，那群印第安人中的很多人应该已经皈依了基督。然而不幸的是神父没多久就死了，那些加勒比人也重归野蛮。而且自那以后，没有一个加勒比人再来过镇上。

遗址坐落在距离帕伦克镇8英里以外的地方，完全没有人烟。去那里的路非常糟糕，要完成任何事情都必须得住在那里。所以我们必须为此准备补给品。镇上有3个非常小的商铺。3家的货物总共也不值75块钱。但我们在其中的一家找到了1磅半咖啡，于是立刻买了下来。胡安也带来了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有人明天要杀一只猪，他已经提前订下了一部分猪油。另外，有一头母牛的小牛跑丢了。我们或许可以将它买下来挤奶喝。这件事很快就安排好了。明天参观遗址必需的一切准备工作也都做好了。这里的印第安人一般都认识去遗址的路，然而走陆路的话，只有一个男人能给我们做向导，而他手头正忙着宰牛以及把牛肉分送出去的活儿。因此他不能和我们一同出发，但他答应晚些时候会赶上我们。

傍晚，小镇的宁静被一场地震打破了。我们跑出来发现，一栋房子已经倒塌，一团烟尘从那里升起，残垣断壁应该都倒了。房子的主人早就死于霍乱了，所以这房子已经被遗弃多年。

17

第二天一早，我们准备动身前往帕伦克遗址。我们迫不得已，已经准备了大量的生活补给品。我们带了粗糙的陶器作为炊具。我们的杯子是一种植物圆形果实的硬壳。这些东西加起来，可能总共花了1块钱。然而我们还缺一个水罐，在这里弄不到。镇长免费借给我们一个。但如果我们把罐子打破了，那就得算他卖给我们的了。顺便说一句，我们还逼着自己接受他的好意，把钱留给他来保管。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做了这件事，好让镇上的人知道，遗址那里没有“银子”。然而镇长却认为我们这样做，表明我们对他特别信任。确实，我们也没有别的方式对他表示更多的信任了。他是一个疑心很重的老守财奴。他自己的钱在里屋的一个箱子里放着。出门的话，他一定要锁上街门，把钥匙随身带着。我们从他那里要任何东西都得先交钱。他是无论如何都不肯赊给我们半块钱东西的。

我们有必要带上一切能让我们过得舒服点的东西，只要能从镇上搞到。我们费了很大劲想要找一个女人，但没有哪个女人敢单独和我们走。这真是一大欠缺。我们需要一个女人，不是为了让她做生活的点缀（可能有的读者会这样想），而是要她做玉米饼。这玩意儿要想让人可以下咽，就得现烤现吃。但现在我们却得安排镇长每天让人给我们送去，连同我们那头牛所产的牛奶。

这次出行的队伍和我们平时在路上的样子一样。一个印第安人用一根树皮绳背着一口牛皮箱子。箱子两边还用树皮绳各挂了一只家禽。它们用车前子的叶子包着，只能看到头和尾。另一个印第安人的箱子上是一只火鸡。火鸡的腿捆着，翅膀张着，就像一只展翅的鹰。还有一个印第安人在他的箱子两侧挂着鸡蛋。这些鸡蛋每一颗都用一根玉米棒子的皮儿仔细包起来，然后像洋葱似的全拴在一根树皮绳上。另外一些印第安人背着炊具和水罐。那里面装着大米、豆子、糖、可可之类的东西，还有一片片的猪肉、一束束的大蕉在下面挂着。胡安怀里抱着我们旅行用的锡咖啡筒。那里装着猪油。猪油在这个国家始终是液态的。

7点半，我们离开了小镇。这条路一开始的一小段两边挺开阔，但很快我们就进入了一片森林。这座森林一直绵延到遗址那里都没结束。也许它还要往前再绵延许多英里。这条路其实只是一条印第安人的步行小道。路旁林木的树枝被风雨折断，沾满雨水，垂得很低，经常挡了我们的路。很快我们的帽子和外套都湿透了。植物的叶子都这么厚，早晨的太阳无法晒干昨夜暴雨带来的大量雨水。大地非常泥泞，还被一条条的溪流冲得支离破碎。昨晚的雨让这些溪流水量暴涨。骡子踩进那些冲沟里，挣扎上一会儿，很快就陷得动弹不得了。有些地方真是很难过去。一片广袤的森林遮蔽着一座曾经的大城，世界上所有的帝国遗迹都不如这里，把世事沧桑讲述地更加有力。曾经这里有大道通衢，曾经这里人头攒动。当年促使他们生活的激情，也一样激发着今天的人类开展各种活动。然而他们全都走了。他们的住所被荒草掩埋，他们的生活痕迹全都消失了。

我们走了不到2个小时，来到米克尔河畔，又走了将近半个小时，抵达奥图拉河边。树荫把河面遮得很暗，河水从石头的河床上欢快地流过。涉过这条河，很快我们就看到了大量的乱石，然后是一块雕成圆形的石头。我们赶着骡子勉强爬上一片很陡的碎石坡。坡顶上是一片平台。和这一路上的情况一样，平台上也长满了树木，看不出它是什么形状。在平台上继续往前走，我们来到了第二片碎石坡跟前。这时候我们的印第安人驮夫们喊道：“王宫！”透过树木间的空隙，我们看到了一座大型建筑的前立面。这座建筑装饰繁复，壁柱上有灰泥的花纹，看着奇异而优美。树木紧贴着建筑而生，枝杈都伸进了门里。如此一来，这座建筑在风格和景观效果上，便有了一种独特非凡而又悲凉的美感。我们把骡子拴在树上，走上一段石阶。砌筑台阶的石块已经被杂树挤得开裂跌落。我们进入王宫，沿着走廊漫步片刻，然后来到了庭院。当我们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把这座建筑参观过一遍之后，我们又回到入口处，站在门道上，每人鸣枪4轮，以示庆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用枪。然而用这种方式抒发心中的满意之情，我们却引得这座古代王宫的屋顶折回了一阵混乱的回响。我们这也是故意要让印第安人见识见识。可能他们以前还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枪响，所以也许会像他们那科特斯时代的祖先一样，认为我们的武器是一种能够喷射闪电的器械。我们知道他们会在镇上宣传这件事。如此一来，他们那些可敬的朋友也就没有谁会在晚上“拜访”我们了。

我们终于抵达了这条漫长而艰辛的旅途的终点。看到遗址的第一眼，我们感觉自己的辛劳就得到了补偿。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站在了一座由土著居民修建的建筑物里面。它在欧洲人知道这片大陆的存在之前就已经耸立在了大地上。我们准备就住在这里，并相中了这座建筑的前廊。我们把火鸡和家禽松开，撒在庭院里。庭院里长满了树，我们几乎看见对面的墙。这里没有草地，骡子们只能吃树叶。我们不能把骡子撒在树林里，于是就把它们牵上台阶，穿过王宫，也撒到了庭院里。在走廊的一端，胡安“建起”了一个厨房。具体活动包括：把3块石头按三角形摆放，以便在中间生火。我们的行李挂在几根横穿走廊搭着的木杆上。保林把一块4英尺长的石板放在几根石柱上，做成一张桌子。他还带着印第安人砍来很多木杆，用树皮绳将其绑在一起，再把木杆首尾两端搁在石块上，这样就搭成了床。我们把伸进王宫的树枝砍断，又把外头平台上长着的树砍倒了一些。这样我们在王宫里面就能俯瞰下面那片一直延伸向墨西哥湾的大森林了。

印第安人出于迷信，不敢在遗址上过夜。于是我们就成了这座不知名的国王们的王宫中唯一的住客。当初建造它的人们应该一点都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们的王室会灭亡，他们的族人会灭绝，他们的城市会沦为废墟，而卡瑟伍德先生、保林、我以及胡安会成为这里唯一的住客。别的外国人也曾来过这片遗址，也曾像我们这样漫步其间。他们把自己名字写在墙上，还配上评语，画上图案。甚至就连这座王宫，也被那些以亵渎圣地为乐的下贱灵魂留下痕迹。我们在这些名字中（不包括我后面说的那些人）看到了一些我们认识的人：沃克先生和卡迪队长。还有一个名字属于一位同胞：诺亚·O·普拉特，纽约。他当时是塔巴斯科河流域的一名船舶押运员。有一次他沿着当地的一条河溯流而上，寻找苏木。趁着装船的时候，他参观了这片遗址。他对于此地的描述，让我早在机会允许之前，就产生了到此参观的强烈愿望。

在走廊一侧墙壁的高处，我们看到了威廉·伯兰罕的名字。名字下面是一节用铅笔写下的诗篇。我在旁边的一棵树上砍出些蹬的地方，然后爬上去读了读这些文字。这首诗，用错了韵，拼错了词，但它却表达出了那种充盈在这些不知名的建筑遗址间的崇高感。对于这位作者我们似乎也知道。我在镇上听说过他的故事。他是一个爱尔兰小伙子，当时受塔巴斯科州一位商人的派遣，到内陆地区办理一些小业务。他在帕伦克及其附近地区度过了一段时间。这期间，他在思想和情感上对印第安人产生了强烈的向往。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他决定深入那个加勒比人的国度。朋友们极力劝阻他。其中最好的那位告诉他：“你红发白肤，面色红润。那里的印第安人要么把你奉为神明，留在他们当中，要么把你杀掉吃了。”然而他还是独身一人，徒步出发了。他穿过查卡茅河，消失了将近一年，但又安全地回来了。他赤裸着身子，瘦骨嶙峋，头发和指甲都很长。他曾遇到过一条汹涌的河流。为了寻找渡口，他带着一个加勒比人沿河走了8天，就靠吃野菜和根茎为生。他在边境线上，也就是查卡茅河畔，建起一座棚屋，和一个加勒比仆人住在那里，为下一次为时更久的加勒比之行做准备。但最后，有几个船员过来找他做些交易，却发现躺在吊床上的他，脑瓜被人劈开，已经死了。他在那次敢为国人先的旅行中，躲过了各种危险，却在他自认为安全的时候，死在暗杀者的手下。他的武器就在屋外挂着，屋里地上还摊着一本书。他可能是在看书的时候被人打死的。凶手都已经抓住（他的那个仆人也是其中之一），现在就关在塔巴斯科的监狱里。然而不幸的是，除了他到加勒比人当中走了一遭又安全回来这一惊险事实，帕伦克人对于他的研究工作没什么兴趣。他的全部手稿和收藏的古物都失散毁坏了。他的所有劳动成果都随着他一起消亡了。然而他却还活着！在所有的人当中，他将永远是那座神秘城市的发现者。而那座城市又引发了我们多少的遐想！

因为帕伦克遗址最早引发了人们对于美洲那些不知名古城的注意，所以人们对它最感兴趣。我在此讲一下最初发现它的背景，应该没什么不妥。

情况是这样的：1750年，一伙儿正在墨西哥国内旅行的西班牙人，深入到了恰帕斯省的卡门北部地区。他们忽然在一个荒僻的地方发现了一些古代的石头建筑。那是一座城市的遗迹，当时的周长仍然有18到24英里。印第安人管这个地方叫石头房子。但凭我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我猜想不出一群西班牙人为什么要到那片森林里旅行，以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更倾向于是印第安人发现了古城。因为他们过去一直在森林的不同区域开垦土地作为他们的玉米田。也许他们自古以来就知道那个地方。据他们说，古城的居民曾受到引诱，前来拜访他们。

但对于外面的世界而言，这样一座城市的存在完全不为人知。没有任何一本书提到过它，也没有任何关于它的传说。直到今天人们也不知道它的本名叫什么。它现在唯一的称呼就是帕伦克。而这是随着它附近的那个小镇起的名字。

发现古城的消息口口相传，在该省的几座城市中被人们一再提起，最后传到了政府的所在地。然而政府没有理会这件事。政府的要员们因为冷漠无知，或者说是因为他们不关心任何公共事务之外的事情，没有对遗址开展任何勘察。直到1786年，也就是古城发现30年以后，西班牙国王才下令要对这里进行了一次考察。1787年5月3日，安东尼奥·德里奥上尉受危地马拉政府的委派来到帕伦克镇。15日，他出发前往古城所在地。在官方报告中他说，第一次前往古城因为林木稠密，而大雾又浓到了两个人相隔5步就认不出对方的程度，所以城里的主要建筑他们都看不到。

他又回到了镇上。经过与该区官方代表的磋商，他们向丢姆巴拉的居民下达命令，要求征调200名携带斧头、钩镰的印第安人。到17日，79名印第安人带着28把斧头来到帕伦克。他又在镇上弄了20把斧头。他带领这些人，配备这些工具，再次前往古城。这次他们一上路就开始砍树，随后就点起了一场大火。

安东尼奥·德里奥上尉的报告以及新危地马拉的保罗·费利克斯·卡布雷拉博士为其所做的注释，推测认为古城的居民起源于埃及。然而这份报告却因西班牙人政府的懒惰或是嫉妒，而被封存在了危地马拉的档案馆里。直到革命以后，通过一番合乎自由主义原则的运作，这份原始手稿到了一位久居该国的英国绅士的手中。于是到1822年，这份报告的英译本在伦敦出版。这是欧洲的第一份关于发现这片遗址的报告。然而大众的兴趣并没有被激发起来。他们或者是因为对于这个发现缺乏兴趣、心存怀疑，或者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几乎都没有对这件事加以关注。以至于到1831年，《文艺报》（一份在伦敦发行量很大的报纸）将这处遗址当做是加林多上校（这位先生的不幸命运我在前文已经提到）的一个新发现加以公布。要是在意大利、希腊、埃及或是亚洲（也就是在欧洲人的旅游范围之内）有这么一个发现，那它所引起轰动将不会亚于当初发现赫库兰尼姆、庞贝以及帕埃斯图姆遗址。

尽管德里奥的报告和画稿睡在危地马拉的档案馆里无人问津，但西班牙国王查尔斯四世又下令对墨西哥的古迹开展一次考察。这次的领队是杜派克斯上尉。他带了一名书记员、一名绘图员还有一队骑兵。他的几次探险考察是在1805～1807进行的。而他最后一次考察的便是帕伦克。

杜派克斯的手稿和他的绘图员卡斯塔涅达所绘的画稿，本来就要送往马德里了，但那时法国军队已经占领了那里，而墨西哥也爆发了革命。于是这些东西的重要性就退居其次。独立战争期间，这些东西在额卡斯塔尼达的手中。他把它们存放在墨西哥的自然历史陈列室里。1828年，巴拉德瑞先生从这家博物馆的纸箱里“发掘”出了这些东西。要不是因为这个意外事件，它们现在应该还在那里保存着呢。就这样，关于这座城市存世的信息，又一次丢失了。墨西哥议会已经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任何外国人未经正式授权，对该国的艺术品进行研究或是移动。尽管有这项禁令，巴拉德瑞先生还是获得了墨西哥政府的授权，可以在这个共和国国内开展研究。他还和政府达成协议，他将自己收集到的古物全部交给政府，然后政府要将那些东西分一半给他，并允许他运回欧洲。后来，他又通过交换得到了卡斯塔涅达的原始画稿。同时相关方面还同意在3个月之内给他一份杜派克斯上尉的旅行日记和一些描述性文章的权威抄本。然而后来情况有变，这份抄本直到他回了法国以后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收到。而杜派克斯的作品则是直到1834年也就是他的考察完成了28年之后，才被送到巴黎，并得以在那里出版。这套书做成了四卷对开本，里面还加了亚历山大·勒努瓦先生、瓦登先生、查尔斯·法赛先生、巴拉德瑞先生和一位圣牧师的注释和评论，售价800法郎。

金舍拉夫大人目前所出的那本关于帕伦克的笨重大书，其实不过是对杜派克斯作品的再版。这本书售价每部400块钱。加林上校在帕伦克写给巴黎地理学会的信件，也附在了杜派克斯的这本书当中出版。在他之后，瓦尔德克先生在墨西哥某协会的资助下，也在那片遗址上待了两年。他绘制的图稿，按照他在关于另一个地方的一本书中所说，被墨西哥政府收走了。不过他还保存着一套副本。就在我们出发之前，他那本关于帕伦克的著作已经宣布要在巴黎出版。然而那本书一直都还没面世。迄今为止，杜派克斯的著作仍然是关于帕伦克的一部教科书。

对于这本著作，我有两个意见。我的意见针对的不是杜派克斯上尉。因为他的那次探险已经是距今34年之前的旧事，所以他也不大可能被我“针对”了。而且就算他还在世，我要针对的也是他的那些巴黎编辑。第一条意见，他们在提到杜派克斯的前辈德里奥的作品时，用语带有相当的贬低色彩。我的第二个意见针对的是前言的这个段落：

“人们一定认为，只有政府才能完成这样的事业。一个旅行者仅靠他自己的资源来做这样的事，是没有希望的。要深入到那些危险的荒僻之地，而且首先能够在那里生存下来，不论他有多勇敢，凭一己之力，这几乎都是不可能的。而且就算他能成功，要独立考察一座大城的各处遗址，也超出了最有学识、最有经验的人的能力范围。因为这项工作不仅要求他要对现存大型建筑进行测绘，而且要确定那些已成废墟的建筑的周长，并对其进行考察。另外，他还要挖开泥土，考察已埋入地下的建筑。巴拉德瑞先生当时已经到了距离帕伦克不到50里格远的地方，他无比热切地想去那里。但是他既没有精神力量做支撑，又没有情报信息做支持。他独自一人，就带着几个家仆或者别的什么助手，又怎么能对抗得了那些尚在半开化状态的土著人；怎么对抗得了那些毒蛇和其他猛兽（据杜派克斯讲，那片遗址上到处是这些毒蛇猛兽）；怎么对抗得了一个肥沃有力的自然环境中植物的力量（那里的植物只需几年，就能长满所有的建筑遗迹，就能堵塞所有的道路）？”

这段文字所传达的意思，就是要抹杀了一切个人的进取精神，而事实并非如此。它所讲的一切都基于这么一个意思：去参观那片遗址，会遭遇一些大得我们害怕面对的困难和危险。但实际上，从欧洲或是美国到帕伦克，并没有诸如此类的困难。我们在中美洲内陆地区的漫长旅行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来自于这些国家的革命和时间的紧迫。如果将那座古城作为住处，并且有时间建起一座棚屋或是在那座王宫里布置出一套寓所，再能从海边上获取生活备用品，那么“那些危险的荒僻之地”成为多么好的安乐窝都有可能。

为了展示一下个人所能取得的成就，我要指出，卡瑟伍德先生的画作描绘了杜派克斯书中提到的所有对象，而且还包括一些那本书中根本没有提到的遗迹。其中就包括本书的插图以及大量的象形文字碑文。这些是帕伦克的雕刻中最奇异、最有趣的作品。我完全知道，如果我的话说错了，就会遭到以后旅行者们的反驳。但我还是要再补充几句：卡瑟伍德先生的全部画作在比例、轮廓方面，要比杜派克斯那本书中的更为准确，更有细节，能够为人们的研究和推测提供更加真实的材料。我讲这么多，就是为了鼓励某位可能有意致力于那些有趣遗迹的调查研究工作的读者树立信心。对于我们去过的那些地方，大多数的情况是，他到了那里也找不到我这本书没有涵盖的资料。在关于帕伦克的书籍中，他可以看到杜派克斯的那本皇皇巨著。书中的内容是经某个国家委员会批准后获取的，出版时又加上了巴黎的那些饱学之士的解释和评注。与之相比，我的这套小书显得微不足道。但我坚持认为，我这本书中的插图要比那本昂贵的大书以及其他关于那片遗址的书里的插图都更好。

让我们再回到我们当时所在的那座王宫。就在我们忙于考察的时候，胡安也投入到了一项他发自心底热爱的事业当中。与那个国家所有的小伙子一样，他的雄心壮志就是要做一名家仆。他瞧不上赶骡人这样富有男子汉气概的工作，却对卑微的仆人工作很是向往。他很想让我们把他留在镇上，极不情愿待在遗址上。但当我答应了只让他做饭，他就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个安排。4点钟，我们坐下来吃今天的第一顿饭。台布就是两条有2英尺长的宽叶子。这是从王宫门外平台上长的一棵树上扯下来的。我们放盐的家伙是一个用玉米苞叶纵向编成的金字塔形小篓。里面放的那四五磅盐巴，都是大小不等的盐疙瘩，大的像鸡蛋，小的像豌豆。胡安做起饭来就像是专门给自己准备晚膳一样高兴。天色阴沉，一记响雷预示着下午的暴雨即将到来。我们像听到了结婚的钟声一般，都觉得很快活。这座王宫的地面就在一座高台的顶上。站在那里俯瞰下面的森林，我们看到树木都被大风吹弯了腰。很快，一股强风穿过洞开的门户席卷而来。大雨紧随其后下了起来。大风把桌面上的东西席卷一空。我们还没来得及跑，就已经被大雨浇得浑身湿透了。我们抢下自己的盘子，想方设法地吃完了这一餐。

这场雨夹杂着电闪雷鸣，一直下了一个下午。在遗址上安顿好自己的住处是绝对必要的。在大风暴雨到来之前，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被风吹雨淋。夜里我们无法点起一根蜡烛。但王宫里的黑暗被那些异常大、异常亮的萤火虫驱散。它们或是在走廊里嗖地飞过，或是在墙上定住，构成了一幅引人注目的美丽景象。它们与我们在纳帕见到的那些萤火虫是一样的，被人们叫做“发光甲虫”。早期西班牙人来到这个万物皆新的世界，将这种甲虫连同其他的奇观一起记录了下来：“它们可以给夜间出行的人照亮道路。”历史学家这样描述它们：“比麻雀小一些。身上的发光点在眼睛附近有两个，翅膀下面也有两个。这些地方发出的光非常亮，借着它人们可以纺纱、编织、写字、作画。西班牙人乘着夜色捕猎（那个国家的一种小兔）或是去钓鱼的时候，他们就把这种甲虫拴在他们脚掌或是手掌的大拇指上。他们还用这种甲虫来驱蚊（蚊子在那里是非常折磨人的）。夜里他们举着火把去捉这种甲虫。因为它们向光，一叫它们的名字就会过来。而且它们非常笨，一旦掉下来就再也飞不起来。这时候人们就会抓住它们，将它们身上发光点里面的一种液体在自己的脸上、手上抹得一条条的。这些部位就会像着了火一样亮起来。而且那亮光能一直持续到甲虫的体液失效。”

当年征服活动的记录者们所做的这些浪漫的、似乎是半神话性质的描述，总是让我们觉得非常好笑。我们时常发现他们这种离奇的描绘如此栩栩如生，就仿佛是要将那种透过书页在呼吸的精神充满读者的头脑。我们也捉了几只这种甲虫，然而并不是通过召唤它们的名字，而是像我国学校里的孩子们捉萤火虫（说得直白一点，亮亮虫）那样，用帽子扣的。这种虫子有半英寸多长，头上有一根可以动的尖角。一旦它们仰身躺倒，就没法再翻过身来，除非是用这根尖角抵着自己的壳向前翻才行。它们眼睛的后面有两个别针头那么大的透明圆点，里面盛满了一种发光的物质。它的下半身比上身更大些，皮里也有一个同样的发光体。4只这种虫子放射出来的亮光在几码之外就能看到。而借着1只虫的光，我们就可以清清楚楚地读印刷清晰的美国报纸。那一张包东西用的报纸，上面满是议会的辩论文章，我原先只是扫过一眼。在帕伦克的王宫遗址中，借着萤火虫的光，看国内大人物们的所行所言，这真是我在路途中所做的最吊诡的事了。这张报纸包着一件狩猎夹克。卡瑟伍德先生从里面拿出衣服时还发现了一张百老汇的公交车票。他把车票递给了我。

持票人乘车一次

A．布劳尔

这些东西勾起了我对于家乡的生动回忆。而此刻我的眼前除了这些熟悉的东西，还有几张我的朋友们正打算上去的好床。我们的床搭在后廊，面向着庭院。这条廊道隔着一根壁柱就有一个洞开的门。风雨此时正穿门横扫进来。不幸的是，我们的床就在雨水所及的范围之内。这些床每一张都是费了好大劲才在四摞石头上搭起来的，我们这时候是没法再移动位置了。我们没有多余的物件可以撑起来作为屏障，但幸亏还有两把雨伞。这两把伞裹着一张席子，和测量杆绑在一起，在我们翻越崇山峻岭的艰辛路途中幸存了下来。我和卡瑟伍德先生把它们固定在床头。保林横跨廊道挂起了一张吊床。吊床挂得很高，雨水只能打到他的脚。我们就是这样度过了在帕伦克的第一夜。到了早上，雨伞、床单、我们穿的衣服还有吊床全都湿透了，没有一块干地可以立足。我们觉得自己准要得风湿病了。我们原先以为在帕伦克有了这个住处，就意味着一切麻烦都画上了句号，我们可以住得舒适快活。但现在我们只能把床换到一个能在下一夜更好地遮风避雨的地方。

一顿丰盛的早餐或许很能够帮助我们平静下来。但我们不幸地发现，昨天带来的玉米饼是用半发霉的玉米做的。这里又这么潮，玉米饼已经黏在一起，而且酸馊变质。没有替代面包的主食，我们就吃了些豆子、鸡蛋，喝了点可可。饭后我们和以前遇到困难时一样，抽了根雪茄让自己镇定下来。赞美香烟的发明者！香烟可真是苦恼灵魂的抚慰者，愤怒情绪的清除器。对我们这几个没吃好早饭的人，这几个荒野中的漫游者以及终生孤独的旅行者而言，香烟就是我们的“妻儿和朋友”。

大约到了10点钟，印第安人带着新做的玉米和牛奶来了。我们的向导干完了把那只猪剁开并分送出去的活儿，也一起来了。他还曾给瓦尔德克先生、沃克先生以及凯迪上尉做过向导，并被那位长官作为唯一一个熟悉遗址的人推荐给我们。在他的陪伴下，我们先出去做了一次预备考察。如果只有我们自己的话，一离开这座王宫，往任何方向我们都不知道该朝哪条路下脚。

对于这片遗址的面积，即便是在眼下这个实用主义的年代，人们的想象力也乐于将其夸大。印第安人以及帕伦克的白人说它占地方圆60英里，而在我国，有一组写得很好的系列文章将它的面积定为纽约的10倍。后来我还曾在某家报纸上看到过一篇谈到了我们这次探险活动的文章。该文称是我们发现了这座城市，而它的面积有伦敦的3倍大。将这些奇妙的故事拆穿，那可不符合我的性格。我迟迟不愿相信像这样的虚构是假的，我更愿意保持住所有故事的可信性。然而我的运气不佳，当我真正踏上这些传说中的土地，奇迹便骤然褪色。即便是死海也失去了它在传说中的神秘魅力。作为一名旅行者和“一本书的作者”，我知道如果我讲错了，后来的人们准会把我的错误纠正过来。出于这些考虑而非出自我个人的愿望，我不得不说对于这片遗址，印第安人和帕伦克的人们真的一无所知，而其他说法也没有任何充足的现实根据。非常感谢出版社的朋友们允许我发表这样的看法。这一整片土地方圆数英里，都被浓密的巨树森林所覆盖。林下还长着在我国那些森林覆盖的荒野上见不到的灌木杂草。在这里要不是用大砍刀砍出一条路，朝哪个方向都无路可走。那片森林里隐藏着什么，仅凭个人的知识我可回答不上来。要不是有那位向导，可能我们就算站在距离那些建筑不到100英尺的地方，也还是发现不了它们。

第一位来这里的探险者德里奥上尉当时有人有力。他在报告中说，为了执行任务，他把这里的森林全部砍倒了并放火焚烧。但他并没说自己到底砍伐了多大范围的森林。我们根据现在森林的缺口和建筑内部所做的发掘来看，他当时的砍伐范围应该有方圆数英里之广。后来杜派克斯上尉身负王命，带着执行此种任务所能得到的各种资源来到这里，也未能发现比德里奥报告中所提及的更多的建筑。同样，我们看到的也是那些。然而得益于有前人做向导（至少有德里奥，因为当时我们还没看过杜派克斯的书），我们自然多看到了一些他们当时疏于观察的东西。同样，我们的后来者也会看到一些逃过了我们的眼睛的东西。这个地方是我们此次探险的首要目标，我们希望并打算对它进行一次彻底的考察。当地政府出于对我的官方身份以及护照上所写明的专门的路程、墨西哥当局所出的信函的尊敬，给我提供了一切便利。那位长官以为我是被我国政府专门派来考察遗址的。尽管我们那位镇长朋友由着性子地对我们使坏，但除他之外，帕伦克的每一个人都愿意帮助我们。但我们有一些意外的困难无法克服。首先，现在正值雨季。在任何环境下，这都会使得考察活动难以开展。但在此地，雨只有到下午三四点以后才会下起来，上午的天气总是很晴朗。所以单是这一点并不足以阻止我们开展考察。然而我们还面临其他的困难。在我们住在遗址上的这段时间，这些困难从始至终困扰着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一把斧头、一把铁锹。同往常一样，唯一的工具就是那种大砍刀，而这里的砍刀很像是宽刃的短剑。另外，在这里找印第安人来干活，要比我们去过的任何别的地方都难。眼下正值种玉米的时节。已经直接处在饥荒压力之下的印第安人，都在他们的田里忙碌着。一般来说，一名印第安人劳作一天的工钱是18美分。镇长垄断着这项业务。他最多只允许我把工钱提高到25美分，他每天最多只肯给我们雇4到6个印第安人。这些人还不肯睡在遗址上，而是每天晚来早走。有时只有两三个人来，而且同一个人很少能来上两次。这样一来，住在遗址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和镇上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打过了交道。这也大大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因为我们必须得始终站在一边指导他们干活。刚有一个工人开始明白我们到底是要他干什么，我们就又得去把同样的内容教给另一个工人。而对于他们的劳力我或许得这样评价：尽管名义上很便宜，但要考虑到他们干活的效率，那就显得很贵了。

当时我很想返回帕伦克镇。换到现在我会不会那样做，这可说不准。但我很想让读者们明白，那些已经发表的报告中说考察这片遗址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那是夸张不实的。我前面也已经评论过，这些说法让我这种要凭一己之力来完成考察的想法，显得很狂妄。其实若是在旱季刚开始的时候到这里来，只需带上8到10个进取精神与其体格相称的年轻“拓荒者”，用不了6个月的时间，就能将这片遗址的情况全部摸清。任何一个曾经清理过100英亩土地的人，都能胜任这项工作。而对于“这座城市是否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占地宽广”这样的疑惑，只需花费我国一位年轻男士度过一个“巴黎之冬”所需的金钱和时间，就能够全部解决。

话说当时：在向导的陪同下，我们度过了劳累但也极其有趣的一天。我们所见到的景象无需任何夸张就足以令人赞叹。下午暴雨如期而至。然而我们已经将床顺着廊道的方向重新搭起来。有外墙挡着，我们就被遮得严实多了。但蚊子却把我们折磨得很惨，叮咬和嗡嗡声让我们无法入睡。到了半夜，我拿着垫子逃离了这些让人无法安寝的坏东西。这时雨已经停了，月亮穿过厚厚的云层，朦朦胧胧地照亮了这条废毁的廊道。我爬过廊道一端的一堆石头。那是一堵倒塌的墙，石块沿着王宫的外侧堆着。我进入塔楼附近的一座建筑里面，又沿着一条低矮潮湿的走廊一直摸索着走到最尽头。然后我把席子铺在了低矮的门道上。蝙蝠在走廊里嗖嗖地飞来飞去，又吵闹又阴森。但这些丑陋的生物赶走了蚊子。潮乎乎的走廊里凉爽宜人，带着些对蛇蝎蜥蜴等爬虫（它们就住在建筑废墟里）的恐惧我睡着了。

18

天亮以后我往回走，看到卡瑟伍德先生在那片石头堆上坐着。他衣衫不整，看上去面露悔色，心事重重。这一夜他们过得比我还糟。我们目前的情况和前景都令人灰心丧气。下雨，工作艰辛，食物恶劣，这都不算什么。但不睡觉我们可活不下去。伊索写过一个傻家伙，他刚学会如何不用吃饭就能活着，然后就死了。我们还不如他呢。保林在这个国家走南闯北，但自从我们搭伴以来所遇到的如此艰难的情况，他以前也未曾经历过。

这一天的夜里，蚊子咬得我们实在受不了了。我们的身子只要露着一点点，比如指头尖，就会被蚊子叮了。但我们如果把头也蒙起来，又会被热得透不过气来。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我们的脸上被叮得到处是包。不想法子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完了。然而只有在这样的绝境当中，天才的创造力才会显现出来。读者们应该记得，我们的床是用一根根的木棍并排放着做成的床板，用石块垒成4摞做成的床腿。我们把培纶布和皮雨衣铺在床上，然后再在上面铺上草席。这样就能防止敌人从木棍缝隙间钻进来攻击我们。我们的被单早先已经缝成大口袋了，现在我们将其从一侧扯开。然后我们又砍了一些树枝，将其折成高约2英尺的三角形，固定到床架上。然后，把被单披在三脚架上，再把垂下来的被单边缘缝上，只在床头留一个小口。这么一来，我们的床看着很像是一具具的棺材架。经过一天的辛苦工作，夜里我们钻进了这些小“帐篷”里。蚊子已经在里面等着我们。我们在每个“帐篷”口点上一截蜡烛，然后借着烛光前后转战，把里面的蚊子全都拍死。之后我们怀着对蚊子的蔑视，躺下来睡觉。我们每人只有一套被单，而这也算是睡在被单下的一种新方式了。除了战胜了蚊子，这小“帐篷”还有另外的好处。天气炎热，我们无法穿着衣服睡觉。而且也没有可以完全避开雨水的地方可供我们搭床。现在这些一二英尺高的小“帐篷”被雨水扫湿了，我们光溜溜地躺在里面，反倒觉得挺凉快的。

我们是以这种方式过活的：每天早上由印第安人把补给带过来。玉米饼是在镇长自家的厨房里做的。为了不扰乱他家的日常生活安排，印第安人通常来得很晚，很少能在早餐后就到。

在这些天里，我们的工作一直在开展。与在科潘时一样，由我负责为卡瑟伍德先生确定不同的描摹对象并做好相关准备。那些我们打算要画下来的遗址石堆有很多需要加以清理，以便我们的画稿能画得尽可能精确。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为显画器专门搭起架子。在这些方面，保林为我分担了很多工作。为了让读者们明白，那些建筑遗址到底有什么特性让我们有兴趣将其画下来，下面我要将我们住的这座被叫做王宫的建筑加以说明。

这座建筑正面的实际情况要比画中毁损得更严重。这座建筑矗立在一座长方形的人工砌筑的高台上面。这座台子高40英尺，长310英尺，宽260英尺。这座台子原先外包的石块已经被杂生其上的树木挤掉了，所以台子的形状现在已经难以辨认。

台子上的建筑面朝东，面阔28英尺，进深180英尺，高不超过25英尺，上面有一圈宽宽的石檐向外探出。这座建筑的正面有14个门洞，每个门洞宽9英尺，两个门洞之间的墙壁宽6到7英尺。这座建筑从左侧起，有8堵门间壁已经倒塌。它右侧角上的那一堵也倒了。这些地方下面的平台上堵满了倒下来的石块。该建筑的正面还有6堵门间壁仍然保持完整，而其余的部分则向外敞开。

插图表现的是整座建筑的平面图。黑线表示还立着的墙。虚线表示已成废墟的墙。这些墙虽然仅存遗迹，但从总体上看，格局仍然非常清晰，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它们连起来。

这座建筑是用石头造的，石块间用石灰、沙子和成的灰浆勾缝。它的正面整个墁有灰泥并刷了涂料。门间壁上以浅浮雕的英勇人像作为装饰。整幅图案10英尺高，6英尺宽，最上面是3个阴刻在灰泥上的象形文字，四周有一圈装饰繁复的花边。但这花边现在已经残缺不全。图案中的主要人物为侧身站姿。他的颜面角非常特别，大约为45度。他头的上部像是受过挤压拉伸。这或许是用与我国的乔克托族和平头族印第安人相同的夹头方式弄出来的。假如这些人像是出自对活人的临摹，或者它们是艺术家们按照他们对于完美人体的理解进行的创作，那么这种头型就表明，这是与该国这一地区现有人种不同的一个人种。这些人像标志着一个现在已经消失无闻的族群。他的头饰显然是一簇羽毛，他肩上穿了一件遍布乳丁纹的苫肩，胸前是一件护胸甲。他扎的腰带上面的装饰图案有些已经损坏，腰里围的那条皮裙应该是美洲豹皮的。他这整身的装束展示的无疑就是那个不为世人所知的族群的服装。他手里拿的是一根棍子或是一支权杖。和他手相对的是3个已经风化或是被人敲掉的象形文字的痕迹。他脚下有两个赤裸着身子、盘腿坐着的人，显然是祈祷者。想象力丰富的人或许能为这些奇怪的人像找到很多种解释，然而我却没有想出一种令我觉得满意的解释。而那些象形文字无疑能道出这幅浮雕的历史。做浮雕的灰泥质地相当均匀，石头一样硬。它上面还涂过颜色。我们在这幅浮雕的不同位置发现了残存的红色、蓝色、黄色、黑色以及白色。

另外几座尚未倒塌的门间壁上面也有图案。那些图案中的主像和这一幅一样，但不幸的是它们破损得更加严重。它们前面的台基向下倾斜，要在这样的地方支起显画器将它们画下来很难。那些已经倒下的门间壁上面无疑也有同类的装饰。这些图案每一幅都有某些特别的含义，合在一起可能表现的是一些寓言或是历史故事。当初它们还保存完整并且涂有颜色的时候，人们登上高台，看到它们，一定觉得相当壮观美丽。

这座建筑的主门在尺寸和装饰和其他的门没有什么不同。唯一表明这是主门的，是平台上的那条通道和它前面的宽石阶。门洞里并没有门扇，也没有任何关于门的遗存。门洞里面两侧的墙上各有3个大约8到10英寸见方的凹口。这里还立着一根直径约2英寸的石柱。那上面可能以前就装过一扇门。这座建筑的石檐向外探出1英尺，而且靠外的一侧上面隔一段距离就钻有一个圆孔。在我们的想象中，应该有一张和这座建筑一样长的巨幅棉布挂在这个檐口上。而且棉布上面或许还画着与建筑墙上的装饰物风格一致的图案。它可以像帘子一样，根据太阳和雨水的情况随时升起或是降下。现在尤卡坦的一些庄园围廊上使用的就是这样的帘幕。

建筑围廊所有门洞的顶部都塌了。显然它们原本都是方形的。门洞两侧的墙壁顶部都有很大的凹口，过梁就担在那上面。但现在那些梁早已全都掉落了。梁上面的石头屋檐也破损成了天然的拱形。这些门洞的下面是一堆堆的建筑垃圾，但我们没有看见过梁的遗迹。如果这些过梁是整块的石板条，那它们当中肯定会有一些现在还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所以我们认定过梁是木头的。当然我们也并不是这方面的权威。而德里奥和杜派克斯上尉也都没有对此发表看法。所以我们或许应该冒险提出这个结论。我们在奥科辛戈建筑的门洞上就看到过这样的木头过梁。后来我们在尤卡坦也见到了类似的梁木，于是便对我们的观点确信无疑了。然而，我并不认为有了这一认识，就能确定这座建筑的确切建造年代。这里的梁木，如果同我们在其他地方见到的一样，那它就是非常耐久的木材，其腐败的过程必定是极其缓慢的。现在它已经糟朽得全无踪迹，所以我觉得这座建筑应该是许多世纪之前建造的了。

这座建筑的四边有4条两两平行的围廊。围廊约有9英尺宽。算上它们，整座建筑的长度超过了200英尺。围廊内侧的那道长墙上，只有一扇门与围廊正面入口的主门相对。相应地在建筑的另一侧，也有这么一扇门，通往后面的庭院。该建筑的地面是水泥的，其坚固程度可与我们在罗马的浴室、蓄水池上所见到的那些最好的水泥遗迹相媲美。建筑的墙壁高约10英尺，外涂灰泥。主门两侧装饰着圆形浮雕，但仅存边框。它们上面原本可能有王室成员的半身像。围廊内壁上还有一些高约1英尺的孔洞，那可能是通风用的。这些孔有的是

形的，有些是

形的。这两种图形分别被称作希腊十字和埃及十字。它们赋予这座建筑更多的学术研究价值。各道围廊的顶子都是

形的。显然建造者们不懂拱券的原理。屋顶是用石块层层收口砌出而成。这种做法与奥科辛戈的建筑以及希腊和意大利遗存的那些巨石建筑是一样的。屋顶的水平部分是平坦的石面，而斜面部分抹上了灰泥，表面也是平的。当初王宫外围这些长长的、完好无损的廊道，或许就是那些大人绅士等候召见的地方。又或许这些廊道的用处是这样的：这座建筑环境优美，在森林长起来之前，站在廊道上就能俯瞰下面那片田畴齐整、屋舍俨然的广阔平原。国王本人可能就坐在廊下听取官员的报告，审理各种案件。现在我们住进这里，胡安把前廊（东侧廊道）作为厨房，另外一条廊道是我们卧房。出了这条廊道的中门，经由一条30英尺长的石阶，就来到了一个80英尺长、70英尺宽的长方形庭院当中。台阶两侧的石块上浮雕着一些9到10英尺高的狰狞巨像。这些人像的头略朝向廊道倾斜。他们戴着繁复的头饰和项链，但神情姿势却显得烦恼痛苦。从写实的角度看，这些人像的设计和解剖比例是错误的。但它们别有一种表现的力量。这体现了艺术家们的技术和想象力。我们刚住进了这座王宫时，这个庭院里长满了树，我们一眼都看不见对面的墙。而且这里面堆满了废土碎石，我们不得不往下挖了好几英尺，才给这些人像画了图。

庭院的四边是王宫分隔出的一个个房间，可能是睡觉用的。庭院右边的门间壁全都倒了，左边的却还立着，上面装饰着灰泥图案。在东廊居中的那个房间里，在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拱形旁边的一个孔洞里，残存着一段约有1英尺长的木杆。这根木料当初应该是作为过梁横过这个门洞的，但现在其他的部分已经糟朽不见了。这是我们在帕伦克发现的唯一一段木构件。我们也是在确定了门洞上方的过梁是木质的之后，过了段时间才发现它的。它已经被虫子蛀得很严重了，也许再过几年，它也要彻底消失了。

在庭院的另一端（西侧），还有一段石阶与前面的石阶相对应。石阶两侧也有浮雕图案。图案上人像之间的平面有一个个椭圆形的象形文字。

整个庭院里面长满了杂树，而且还堵着几英尺高的建筑废墟，所以我们看不清它确切的建筑格局。我们的床就在庭院边上的廊道里。每当我们早晨醒来，或是当我们完成了当天的工作，我们面对的都是这座庭院。每当我们走下台阶，就感觉那些狰狞神秘的人像在盯着我们的脸。所以对我们来说，这座庭院是整片遗址上最有趣的一个地方。我们极其迫切地想对这座庭院进行发掘，清理掉大量的废土碎石，让下面的整个平台都裸露出来。然而我们却做不到。庭院的地面应该铺着石块或是抹了水泥。庭院四边的建筑上还有其他的繁复装饰图案。如果对这里进行挖掘，我们有理由相信，会有很多奇异有趣的图样重见天日。以后的旅行者来这里，或许能带来更加充足的人力物力，而且他们事先能对自己所须面对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这项有趣的工作只能留待他来完成了。依我之见，就算他没能发现什么新的东西，仅仅是这座庭院的全景，就足以偿付他做清理所花费的劳力和钱财了。

庭院后面的那部分建筑有两道走廊，和前部的情况一样，也都是地上抹了水泥，墙上刮了腻子并装饰着灰泥图案。而且也通过一段台阶与庭院相通。面向着庭院的这条廊道的地面听起来像是空的。有人已经在地面上弄开了一个缺口，从那似乎能下到一个地下室中去。我们砍来一棵树，并在树干上砍出槽口，然后举着一根蜡烛，踩着这根树干下到了里面。我们发现这只是一个土坑，并不是砌有墙壁的地下室。

更靠外的那条廊道的墙壁有些地方已经毁损，可以看出上面有好几层墙皮以及绘在上面的彩画。在有一处，我们数了数，一共有6层墙皮，每一层上面都还残留着颜色。另外一个地方似乎有一行用黑墨水写下的字迹。我们原本想设法看清这行字，但在清除上面那层薄墙皮的时候，字迹也随之消失，于是只得作罢。

这条廊道面向着另一个庭院开门。这个庭院80英尺长，但只有30英尺宽。廊道的地面高出庭院地面10英尺。廊道的台基上有一些正方形石板，上面刻着象形文字。廊道的门间壁上有灰泥的图案，但都已毁损。

这条廊道的对面又是两条廊道，那是这座建筑在那个方向上最靠外的部分了。第一条廊道被隔成了三间，朝着西边的廊道开门。门间壁除了西北角的那一堵，其他的都还立着没倒，上面都有一层灰泥的装饰。有一堵门间壁上面是象形文字，其他的都是强浮雕的人像图案。其中损毁情况最轻的有三幅。

第一幅图案的底边非常宽，但这条边框已经局部破损。图案的主角是两个人像。他们的颜面角与前面插图上的人像相似。他们戴着一团团的羽毛及别的装饰品作为头饰，戴着项链，束着腰带，穿着凉鞋。他们手持的权杖是一样的，都造型奇特，局部破损。对着他们手的是一些象形文字。它们记录的可能就是这些不知名的大人物的历史。另外两幅图案要比这一幅损坏得更严重，看样子都没有经过修复。其中的一幅上面的人物像是在跪着受勋，另一个人像是在吹气。

目前来看，这座王宫的格局还算简单易懂。在它的左部还有几栋独立的建筑（如平面图所示）。我认为这些建筑的细节无需多加赘述。其中最主要的建筑是第二个庭院南侧的那座塔楼。它的高度和比例都很显眼。但要对它详加描述，却没什么意思。它底座有30英尺见方，一共3层。爬过一堆碎石，进入底层，我们在里面又发现了一座与外层相互独立的塔楼。这里面还有一道石梯。石梯非常窄，大块头的人都没法爬上去。石梯爬到尽头，正对着封死的石头屋顶。最后一级台阶距离屋顶只有6到8英尺，然而却没法上去。一道楼梯为什么要通往这样一个没有去路的终点，我们不得而知。这座塔楼整个是一座坚固的石头建筑。它的建筑格局以及用途，就像那些浮雕图案的含义一样无从知晓。

塔楼东面也是一座带双廊的建筑。其中的一条廊道墙上装饰着丰富的灰泥图案，它的中间是一块椭圆形的石刻，如后面的插图所示。它有4英尺长， 3英尺宽，是一块嵌入墙中的硬石，上面有浮雕的图案。围绕着它有一圈花样繁复的灰泥边框。石刻图案中的主要人物盘腿坐在一张饰有两个美洲豹头像的宝座上。他的姿势很随意，相貌和其他大人物一样，表情镇定仁慈。他脖子上戴了一条珍珠项链。项链上挂着一枚带头像的小圆勋章，那或许是太阳神的形象。和我们在这个国家看到的其他所有的塑像一样，他也耳戴环珰，臂有钏镯，腰缠宝带，他的头饰却与帕伦克的大多数塑像不同，上面没有那一束束的羽毛。在他头部附近有3个象形文字。

图案中的另一个人像是个女人。她衣着繁复，盘腿坐在地上，看动作显然是在献上某样东西。我们猜那是一束羽毛，那正是图案中主要人物的头饰上所缺少的。这个女人的头部上面有4个象形文字。这是我们在这座王宫里见到的唯一一块石刻（除了庭院里的那些）。它的下面原本有一张桌子，那桌子抵墙的痕迹现在还能看出来。我们根据其他地方尚存的石桌的形象，用虚线将它在图中画了出来。

这条廊道尽头的地面上有一个洞口。进洞下一段楼梯，就到了一条过廊里面。这里有一道装饰着灰泥图案的门。门里面也是一段楼梯，沿着它往上爬，经过一条又窄又黑的横向通道，就来到了另一条廊道里。这种房间被称作地下室，但它们开的窗户也是高出地面的。它们其实就是廊道下面的底层建筑。然而在这些房间里，大部分地方都很黑，得点着蜡烛才能看清里面的情况。这里面没有什么浮雕或是灰泥的装饰物。值得向导给我们指出或是能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几张石桌。其中有一张有8英尺长、4英尺宽、3英尺高，它横在走廊中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这些底层的廊道当中有一条，对着整座建筑台基的后部开门。进了这道门，爬上一段楼梯，我们就到了整座建筑的其他部分。另外还有两个地方有楼梯能通到上面的廊道中去。这些房间可能是卧房。

在王宫的平面图上标注为“1号房间”的这个部分，墙壁上的灰泥装饰物要比其他部分都更加繁复。但很不幸，它们毁损得很严重。门道两侧各有一幅灰泥人像，其中保存最好的那幅如插图所示。这一部分旁边的那个房间，在平面图上标注为“小祭坛”。那里墙上的装饰物也很多。这一类的房间我们会在后头讲其他的建筑时加以介绍。我们观察这个房间的后墙，认为那上面原来应该嵌有一些石刻。因为我们对于原来住在这座建筑中的人们的生活习性一无所知，所以我们也无法对这些不同的房间的用途加以推测。然而如果我们管它叫王宫（这是印第安人的说法）没叫错的话，那环绕庭院的一部分建筑可能是举行公共活动、国务活动的场所，而其他的建筑可能就是王室居住的宫殿了。我们认为有小祭坛的那个房间，在我们这个时代，或许会被称作皇家礼拜堂。

有了这些介绍以及那张平面图的帮助，读者们到了帕伦克那座废弃的王宫中就知道该怎么走了。这里的建筑上面有丰富的装饰物，风格奇特，引人注目，树荫笼罩之下，看起来很有沧桑感。读者们见了它们会有所感触。而且和我们一样，你们的头脑中也会出现这样的幻象：在毁灭之手还没有扫过它之前，这座王宫气势恢弘，装饰华美，完好无缺。而现在墙上的装饰图案中描绘的这些奇怪的人物，他们就住在王宫里面。

我们的注意力被这些东西吸引着，便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这个尊贵的住处的艰苦条件。读者们或许不会对此感到奇怪。我们原本以为在这里可以靠打猎过活，但结果令人失望。我们随时可以在王宫的门口打到野生的火鸡。但在尝了一只以后，我们就不会再冒昧地拿另一只野火鸡耍弄我们的牙齿了。除此之外，这里只有鹦鹉、猴子和蜥蜴。这些东西都挺好吃，但不到万不得已的程度，我是不会吃它们的。况且这里林密雨大，也没法打猎。

在这里，我只做过一次探险。出了王宫的正门，几乎与王宫的正面在一条线上，耸立着一座高峻的小山。我们觉得登上这座小山，一定能俯瞰古城的全貌，而且没准这座小山本身就是一处遗址。我领下了前去考察的苦差。我拿着一个指南针，带着一个印第安人从王宫的后面出发。印第安人拿把大砍刀在我前面向着东北方向，砍出了一条直通到山顶的路。上山的路非常陡，我拽着树枝才爬了上去。山顶上有一个高高的石堆，而且还残存一段基础墙。这里或许曾经耸立过一座塔楼或是一座庙宇。这里的树木长得和下面一样浓密，古城遗址我们一点都看不到，甚至包括那座王宫。我爬到了山顶一棵树上面，但也看不到王宫或是其他的任何建筑。小山的下面什么都没有，只有森林。我们在树木的间隙看到前面的那片森林平原，一直向着塔巴斯科和墨西哥湾延伸。树下面的印第安人也从枝杈的缝隙里往外看。他忽然一脸兴奋地抬头向我喊道：“那里是小镇!”他的手指向平原上的一个小点。对他来说那就是世界。这就是我在帕伦克唯一的一次探险，因为只有这回我有一个目标可以锁定。

然而我这么讲，还得除去一次由我和保林共同完成的探险。这次探险缘起于一条小溪。这小溪从王宫所在那座平台下面一条廊道中流过。我们到这里的时候，整条溪流的水都涌进了廊道。所以现在里面的水位很高，已经漫过廊道中的水渠，淹到墙壁上来了。在廊道的入口，我们费劲地蹚着水逆流而进。那里面一片漆黑，必须得点上蜡烛才能看清路。廊道的墙壁是石砌的，外表光滑，有4英尺高。它的屋顶也和王宫里的廊道一样，是由石块层层收口叠成的。进来走不远，廊道拐向左边。又往前走了160英尺，我们就看到廊道被屋顶上塌下来的碎石彻底堵住了。过了这一段，廊道去向何方，我们无法确定。但我们可以肯定，它并没有像我们原来认为的那样从王宫下面经过。

有一天晚上，电闪雷鸣之间我们被一个动静惊醒。这一声响，像是有个什么东西鬼鬼祟祟地踩折了一根干树枝。我们都起来了。我觉得那是只野兽。卡瑟伍德先生的床离那个声音更近，他觉得那是个人。我们爬上廊道尽头墙壁倒塌形成的那个石堆。但放眼望去，只有一片漆黑。保林放了两枪，以示我们已经警觉。我们把一些棍子横在走廊里，设了一个陷阱。这样一来，就算是有个印第安人从那里过来，他也得弄出不小的动静，而且得伤着自己。

在这里折磨我们的虫子除了蚊子和蜱虫，还有一种更厉害的，那就是当地人说的“niguas”。我们听说，当年西班牙人第一次进入这个国家的时候就曾受过这种虫子的折磨。有位历史学家留下了这样的记载：“这种虫子会往人的手指甲、脚趾甲下面的肉里咬，然后在里面产卵。它们就是用这种方式繁殖。要摆脱它们，除了灼烧，别无他法。所以有的人失去了脚趾，有的人失去了脚。其实他们应该一开始就把虫子挑出来，但因为还不认识这个魔鬼，所以都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样的医疗手段。”

这番描述都是真的，甚至最后那一句也是。在抵达帕伦克之前，我们一直没被这种虫子咬过，但到这里我们却被咬了，而且因为不了解这种魔鬼，所以不知道该怎样治疗。有一只虫子在我的脚里面待了好几天。我感觉有些不对劲，但却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那只虫子在里面下了卵，卵成了虫。保林用一把折叠刀帮我把这些虫子挑了出来，结果在我的脚上剜了一个大洞。而且不幸的是，我的脚被各种虫子叮咬得肿了起来，鞋子袜子都没法穿。于是我不得不整日地躺着或坐着，把那只脚光着平放。很多小黑蝇飞过来叮这只脚。它们叮的时候我没感觉，但过后却在脚上看到一片叮痕，像是被100根大头针扎出来的一样。我很痛苦，而且脚肿得也严重了许多，这让我警觉了起来，决定回镇上去。然而要回去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的脚已经肿得没法放进马镫里去，而且我将它垂放一小会，就感觉涨得血都要喷出来了。当它扫在灌木上的那种疼，我现在想起都得叫出声来。然而要想离开这里，就必须得忍受这些痛苦。我派人到镇上牵来一只骡子。于是，在我们来到这片遗址的第十天，我单腿蹦着下了那座平台，又上了骡子。我还在这匹可怜的骡子的鞍子上垫了一个枕头。再加上道路泥泞，我这个座位可很不稳当。我让一个人在我前面清理树枝。但我的帽子还是被树枝打掉了三四次，而且有两次我不得不从骡子上下来，才能从树底下过去。让我倍感宽慰的是，我们在去的时候已经对这一路的树木进行过清理。从封闭幽密的森林里出来，再次回到开阔地带，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

当我再次登上小镇所在的那片台地，我看到了一片非同寻常的热闹场面。在那条长着草的街上，有一群人（大约得15到20人）看到了我似乎很是兴奋，而且不一会就有三四个男人骑马迎了上来。在这个国家，我曾经扮演过很多不好演的角色，而这一次，我们被误认成了3名今天上午要从丢姆巴拉过来的神父。如果这场误会能够继续下去，那就能吃上一顿足够6个人吃的晚餐了。然而不走运的是，误会很快就被识破了。我骑上骡子来到了我们原先那个住处门前。不一会镇长就出来了。他手里拿着钥匙，身上穿着礼服（也就是把衬衣扎进了马裤里）。我高兴地发现，那几个神父的到来要比我们的到来更让他不痛快。确实，他现在对我似乎有了一点好感。那几个神父这样折腾他们的荒谬行为，让他很是苦恼。他认为在这一点上我对他心怀同情。当他看到了我的脚，他也真的表现出了一些怜悯之情，尽力让我舒坦一些。这时候我的脚又肿高了好些。我赶快躺了下来，一动不动地静养。借着药物和净饿的效力，再加上远离了那些折磨我的东西，过了两天两夜，我的炎症明显地退了。

19

到了第三天，从遗址上传来了一条坏消息。胡安打翻了那个锡咖啡筒，里面的猪油已经洒得一滴不剩。接到这封求助信，我整个人都急得不行，全然忘记了脚上的伤口。我赶忙找到镇长，告诉他我们必须得宰一头猪。镇长又使了个坏。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能不能说他那是明智之举。就在那天晚上，镇上就杀了一口肥猪。他明明知道这个情况，却还瞒着我。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看到一个男孩提着一挂新鲜猪肉经过。我叫住了他，他把镇郊的一户棚屋指给我。那头不幸的猪昨天晚上就是在那里被杀的。我到那里要了某位诚实可靠的帕伦克人订下的那部分猪肉。回到住处，我高高兴兴地故意让别人知道我买到了猪肉。这一天值得纪念，还因为另外一件幸事。一位被从雷阿尔城被派往塔巴斯科的通讯员到了镇上。他带来了一批私货—面包。我一听说这个消息，立马就派人去和他商量把他的面包全部买了下来。然而不幸的是，这批面包是甜的。它们有2英寸长、1英寸厚，做成了菱形、圈形以及其他一些稀奇古怪的形状，皮儿上还渗着猪油，是配着可可饮料吃的。尽管如此，这也到底是面包。我将它们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桌上还放着一块新鲜的奶酪，那是用我们那头奶牛产的奶做的。我满怀喜悦地上了床，想着等明天早上，这种喜悦就能在帕伦克遗址上散播开来。可是，唉，人类的一切盘算都是枉费心机。夜里我被一记响雷惊醒，发现桌上有一只大猫！我抄起靴子朝它扔去，但它一跳就顺着墙爬到屋顶下的粮仓里去了。我又睡着了，它也又回来了。结果面包和奶酪全被偷吃了。

要来的那几位神父行动缓慢，在让这个小镇亢奋了3天之后，这一天他们终于胜利来到了镇上。护送他们的有一些市民，还有一支由100多个印第安人组成的队伍。这些人搬着吊床、椅子和行李。丢姆巴拉和圣佩德罗的那些村子派出了二三百名壮丁把他们的行李家具背着扛着送到了纳帕。他们在那里遇到了帕伦克的代表团，于是就转而来到了镇上。在这个国家，做一名神父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仅次于自己当神父的，就是当神父的朋友。那天下午我去拜访他们，然而他们因旅途劳顿，当时都在睡觉。围在门口的印第安人小声交谈，以免吵到他们。屋里放着大堆的行李，这表明这些好神职人员自奉甚俭。午休结束，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从屋里出来。他们像是穿好了衣服，又像是没穿好，很难讲，反正他们那都不是神父的装束，都没穿外套或是夹克。他们当中有两位是丢姆巴拉和阿亚隆的牧师，我们在路上都曾经见过。第三个人是一位从雷阿尔城来的方济会修士。他们是专门来参观遗址的。这一路上他们全都很辛苦。那位阿亚隆的牧师是一位国会代表。在墨西哥，有很多人问他帕伦克遗址的情况。他们以为那片遗址就在他牧区的附近。这位牧师气愤地指出他们这个看法是错的，因为这两地之间还隔着好几座大山。丢姆巴拉的牧师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人，今年28岁，体重大约12英石（也就是240磅）。他们此行所走过的都是那样的道路，这一身肉对他来说可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然而最遭罪的还得数那位多明我会的修士。我看到他坐在吊床上，敞着怀，正在擦胸膛上的汗水。他们都是些有智慧的人。他们此行的目的就只为了参观遗址。实际上，单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都是个性出众的人。那位国会议员我们以前路过他的村子时是见过的。他那知识的广博和人格的力量都让我们深感惊讶。这个国家从爆发反抗西班牙的革命到教会爆出丑闻这期间的历次社会动荡，他都以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姿态积极参与其中。他扮演了士兵和神父这两重角色。战斗结束后，他放下沾满鲜血的剑，就开始为伤病和垂死的人做忏悔。他曾经两次负伤，一次被编进死亡名单，一次被流放危地马拉。后来自由党人又渐渐恢复了对他那个牧区的控制，并且推举他作为代表去参加国会。到了首都，他很快又卷入了新的动乱之中。而现在，这三位神父听说了遗址上蚊虫、爬行动物伤人的故事，特别是听说了我的脚的情况，都觉得又惊又怕。

我们正喝着可可，帕伦克的牧师走进屋来。当初我们刚到镇上的时候，他已经去了他所负责的另一个镇，所以我还没有见过他。看外表他比另外几位都更土著：他个子很高，留着挺长的黑发，有着印第安人的面孔和肤色，肯定得有五分之四的印第安血统。确实，我见到的如果是穿着印第安服装（读者们现在应该知道那是什么衣服了）的他，我准得以为他就是一个“纯种的印第安人”。而他现在穿的衣服，和他的外表一样，也不像是一位神职人员。他戴了一顶旧草帽，帽檐向前后左右卷起，形成了四个规整的角儿。帽子上的饰带是一条宽宽的蓝色天鹅绒带子。长期日晒雨淋，帽子和饰带看着都很旧了。他身上穿着一件格子衬衣，打着一条黄纹蓝底的旧丝绸领带，外面是一件黑色马甲和一件圆滚滚的条纹夹克，下面是一条用褥套改的马裤，裤腰和马甲之间还空了2英寸。这个大个子最下面穿的是一双黄色的鹿皮鞋。但就在这怪里怪气的外表之下，他却有一种质朴的、彬彬有礼的态度，招人喜爱。他一说话脸上就洋溢着一种善意。迎接他的场面显示了这些神父们之间的友好感情。几轮一般性的谈话下来，仆人撤去了喝可可的杯子。有一位神父到他的箱子里拿出一副纸牌放到了桌上。这副纸牌看样子已经用过很多次了。神父说他外出旅行总是带着纸牌。有了它和同伴们一起旅行便是一桩乐事。因为不管歇在哪里，他们在夜里都能有得玩。一个印第安老仆往桌上放了一把玉米和一包还没拆开的纸烟。1粒玉米代表5分钱。看他做这些准备时那股井井有条的劲儿，就知道这一家生活规律而且家务操持得训练有素。我没跟他们一起玩，所以一位可敬的神父也就没上局，而是留下来陪我。另外三位则坐下来一边玩一种西班牙纸牌游戏，一边和我们聊天。很快他们就对谈话心不在焉了，我觉得他们玩牌的那股狂热劲头简直堪比上了火刑柱的那些异教徒印第安人。我以前经常听外国人不怀好意地说，在这个国家俩神父见了面没有不玩牌的。当然，这是我头一回看见这句话得到证实。这可能是因为我以前还从没在公开场合之外，见过两位神父在一起（这么想我觉得很是罪过）。我走的时候神父们邀请我明天和他们一起吃饭。回到我自己的住处，我听说唐·圣地亚哥已经来拜访过我，而且还诚心邀请明天去他家赴宴。唐·圣地亚哥在当地的地位仅次于那位长官，他就是明天要款待神父们的那位绅士。所以我也不必再去告诉他我接受邀请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昨夜的大雨这时已经过去，空气温和清新，草色青翠。当地人说雨季的清晨是一年当中最好的。今天不必赶路，我也体会到了这一点。今天对于帕伦克的小教堂来说是一个大日子。四位神父都来到了教堂。他们穿着长袍和白色法衣，协助完成了当天的宗教仪式。镇上各家各户的印第安人都挤到教堂里做了礼拜。仪式结束，大家就都散了。不一会儿，小镇就和往常一样安静了。

第二天12点，我来到唐·圣地亚哥家里赴宴。三位外来的神父已经在这里了，大部分的客人也都到了。唐·圣地亚哥是帕伦克最有钱的人，也是这里最大的商人。他在自己的店铺里接待了我们。说是店铺，其实不过是在这间屋子的一角有几个货架，货架前头有一张柜台。他的全部存货一共或许也就价值二三十美元。然而他与这个国家或是欧洲做这种小生意的人全然不同。他的态度彬彬有礼，在这个国家算得上是个有头脑的人。他穿着一条白马裤，一双红拖鞋。他的衬衣挺干净，胸襟上还有绣花。他把吊裤带挂在马甲和外套的外面，可能这两条带子比他身上所有的衣服加一起还值钱。原本我感觉这个地方离外面的世界很遥远，然而我却在这里与祖国却有了比在别处更直接的接触。我坐的椅子就是纽约的。他家里的纽约货还有一面小镜子、两条美国棉布以及一盒已经吃了一些的意大利面条（这地方有这东西，以前可没人告诉过我）。和当地居民联系最密切的海外地区就是纽约。而塔巴斯科的港口是他们保持联系的中介。他们知道和镇上某户人家有亲戚关系的某个人，已经去了纽约。镇上还运来过一桶纽约面粉（这东西现在一提我就很是想念）。实际上，除了首都，纽约对当地人来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熟悉。唐·圣地亚哥有一本萨瓦拉在美国的游记。这是他除了几卷圣徒生平以外唯一的一本藏书，几乎都能背下来了。当地人对我们国内的政治变迁了解得及时，他们知道现在的总统是杰克逊将军而不是华盛顿将军。

丢姆巴拉的那位体重有240磅的神父在这个国家得算是个穿着讲究的人物。他还随身带着他的小提琴。他对于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状况很是好奇，问我政府是否供养那些优秀的歌剧团，并对我不能演奏几首我国的民族音乐感到遗憾。席间他演奏了几首他们那个国家的音乐娱人娱己。

这期间帕伦克本地的神父始终没到，派人去请了两次，他才露面。这次宴会其实是他请客。考虑到他的修道院家务疏于操持，多有不便，所以就由他的朋友唐·圣地亚哥代表他招待大家。然而派去请他的童仆回来说他把这次宴会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尽管并非故意，但他那股子若有所思的古怪劲儿真够得上做个天才了。唐·圣地亚哥告诉我们，有一次他去找神父，看到他家里有一头母牛和一头小牛犊。此时神父已经乱作一团，他说他很抱歉，它们非得进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唐圣·地亚哥建议他把牛赶出去，他觉得这真是个好主意。

他一露面，其他几位神父就开始说他，说他的健忘都是假装的，说他们昨天晚上赢了他16美元，所以他今天这是不敢来了。他也顺这个话茬，回答说他是个破产的人。于是他们就给了他一次复仇的机会。牌桌很快搬了上来，纸牌和玉米粒也像上次那样摆上了桌面。于是丢姆巴拉的神父拉小提琴，其他三位玩牌。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礼拜天玩牌会被认为是相当不守规矩。至少开着门玩牌会被认为是给孩子和仆人们带了个坏头。实际上，我忍不住以开玩笑的口吻告诉他们，这要是在我们国家，他们这样公开玩牌会被教会开除。当国会议员的那位神父说，他以前在墨西哥见过一个英国人，那个人也是这么说。英国人还告诉他在英国牧师要怎么过礼拜日。他们听了，都觉得那样过礼拜日肯定很蠢。

也许人们只是基于比我这点见闻还少的事实，有时候就会说，在美洲的全体西班牙神职人员就是一群没规矩的赌徒。然而，我对于他们的种种善意有太多温暖的回忆，我可不能让人以为他们就是那样。其实，他们全都是知识渊博的好人，愿为百善而不做一恶。对于关系到宗教的事务，他们极其虔诚，勤勉履职。他们教区的人民对他们也并无指摘。按照他们的习俗和教育，他们并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出于我同他们的愉快交往以及我对于他们那许多美德的敬重，我很乐意帮他们从那些扣在他们头上的、毫无根据的指责中开脱出来。然而，当天的宴会还是被推迟了，全体客人都等到他们玩完了牌才吃饭。

餐桌就摆在隔壁的一个空房间里。除了本区长官和镇长，镇上的白人都到了。长官去了他的庄园。而镇长呢？看到他跟我提起这次宴会时那种不齿的态度，我猜他应该就没受到邀请。客人一共有十六七个，我被领到桌首，坐了首席。我推辞了一番，但神父们坚持要我坐在那里。绅士们都落座后，大家发现挤一挤的话还能给女士们腾出点空儿来。于是大家排好座位，把女士们请了出来。然而可惜只有三个空位可以给女士们。她们都坐在了我的左手边。开席没一会，我就明显感觉这次宴会仿佛专门为我举办的。真是好久都没坐在这样的桌上吃饭了。我在心里暗暗懊悔没派人去给卡瑟伍德先生送个信儿，让他临时到镇上来赴宴。然而现在已经太晚了，没时间再提这个要求了，每一分每一秒，宴会都正在进行。在有的地方，坐在我这个位置上的人得去招呼坐在两边的人们，但在帕伦克，却是他们来招呼我。我稍一停叉，就会有人给我撤餐盘，再用新盘子端来别的食物。我盯着某些盘子里的食物（特别是那些甜点盘）还剩下多少，盼着它们不要全被吃光。因为我已经提出要把剩下的食物带去遗址。这或许有些不太礼貌。桌上摆着酒。主人推荐说这是纽约的酒，但这也并不足以吸引我品尝。桌上没放水。顺便说一句，在这里吃饭时桌上从来不放水。人们只有才吃过最后一道甜点以后才喝水。到时候会端上来一个装着水的大平底杯，大家传着每人喝一小口。在用餐期间要水喝，那完全是没规矩、没教养的做法。席间，每位宾客都站起身来对着唐·圣地亚哥鞠一躬，并说：“非常感谢。”我觉得这种做法品位很坏，并不符合细致周全的西班牙礼节。因为应该是主人感谢客人赴宴，而不是客人感谢主人赐饭。尽管如此，因为我比宴会上任何一位客人都更应该感谢主人，所以我也遵从了当地的这个礼节。饭后大家开始犯困，于是就散了各自回家午休。睡醒午觉，我又来到唐·圣地亚哥家，和女士们聊聊天，拿剩下的甜点，而且我还把他铺子里的意大利面全都买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我的脚已经恢复得能去工作了。我骑马来到神父们的住处，陪他们去遗址。他们昨天晚上打了一夜的牌，而且又是帕伦克的神父输了。我们骑马来到他家里，等着他小心翼翼地把一个小男孩抱上一匹高头大马坐稳当了，再把一双备用的鞋子拴在自己的马鞍后面。这个孩子和他长得简直就是一个模型里刻出来。神父必须单身，出于对他的尊重，人们都不好意思问他这是谁的儿子。我们上马出发，和镇上的全体居民道了别。神父们打算今天在遗址上过夜。一支有五六十个印第安人组成的队伍，搬着床、铺盖、补给、骡子吃的饲料以及包括一个白陶洗脸盆在内的各色物件。除了这些，人家比我们更厉害的是，还带了四五个女人。

进了森林，我发现前几天我回镇上时清理过的树枝现在又被雨水压下来了。地上溪流也很难渡过。神父们在马上坐得很稳当，但是没有骑兵开路，他们也得经常从马上下来才能过去。然而我却把大家带迷了路。到了11点，我们这支怪模怪样、拖拖拉拉的长队伍才到达遗址。这令大家都觉得很满意。而这座古老的王宫来了这么多住客，也又一次恢复了生气。

自从我离开以后，这里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王宫的墙壁很湿，廊道里很潮。阴雨连绵，雨水已经顺着缝隙裂纹渗透了屋顶。我们的鞍子、缰绳、靴子、鞋子等东西，都发霉长了一层绿毛。枪支上面都长了一层锈。见着卡瑟伍德先生，我被他的样子吓了一跳。他苍白憔悴，而且和我一样，也被蜱虫咬得一瘸一拐。他的脸肿着，左胳膊因为风湿病，像瘫了一样挂着。

我们让印第安人到庭院对面的廊道里去布置神父的住处，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看到我们布的那些摇摇欲坠的陷阱，不会因为好奇而过去被木棍打到了。他们选了一个地方，马上就把那种叫卡特雷特的简易床搭了起来。几位神父像在家里一样舒舒服服地躺在上面休息了1个小时。对于这些富人我没有任何恶意，相反，我对他们怀有最友好的感情。为了尽地主之谊，我邀请他们和我们一起吃饭。然而卡瑟伍德先生和保林拒绝了，他们觉得还是自己吃更好。不过他们很欣赏我邀请神父的心意，同时对我一再道谢。神父们睡醒了午觉，我陪着他们参观了一遍王宫，然后就送他们回到了他们住的那个房间。非常奇怪，那天晚上没有下雨。所以我们点了一根蜡烛，拿帽子挡着风，穿过庭院来看他们。这三位可敬的绅士当地铺了一张席子，正坐在上面舒舒服服地打牌消遣时光。那些印第安人围着他们已经睡了。

第二天上午，我陪几位神父参观了其他的建筑。保林和那些印第安人连拉带推地帮着他们。一路上他们就这些建筑讲了些奇怪而有趣的猜测。到2点钟，他们离开遗址，返回镇上。走之前，他们讲了很多感谢的话，另外还恳切地邀请我们去他们各自的修道院做客。

下午晚些时候，暴雨夹带着可怕的雷电下了起来。到了夜里，雨水疯狂地一轮轮泼向墙面，同时明亮的闪电照亮了各条廊道。昨天神父们还得意地笑着跟我们说，他们睡觉的地方选得真是独具慧眼，而今天夜里，那个地方就被水淹了。从这时候起，我的笔记本上记录的无非就是：送饭的印第安人来了，从几点钟暴雨开始下，雨的猛烈程度和持续时间，雨水泛滥了，我们不得不把床挪到这儿再挪到那儿……我们的住处一天比一天潮湿难受。周四，5月30日，暴雨伴着一场旋风开始。夜里，树木倒下的咔嚓声响彻森林。暴雨如注，雷声滚滚，很是恐怖。我们躺着往外看到耀眼的雷电将这座废毁王宫的外观照亮。这一瞬间的王宫极其雄伟，我仿佛是第一次看到它。说实话，那场面着实令人心生敬畏。暴雨威胁到了整座建筑的安危。我们知道这些墙壁已经摇摇欲坠，有时候真是担心它们会整个倒下来把我们砸死。第二天早上，我们看到庭院和王宫下面的地面都被水淹了。这时候这条廊道的前部全都湿透了，我们不得不放弃这里，搬到廊道的另一边去。其实我们搬到这里，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然而我们还是一直待到了卡瑟伍德先生画完最后一张图稿。到了星期六，也就是6月1日，我们像逃离沉船的耗子一般结束了考察，离开了遗址。虽然如此，在离去前，我还要对遗址上尚存的建筑做一番描述。

20

帕伦克已发现的所有建筑的位置都已标明。在这附近还有其他的一些遗迹，但那些建筑已经彻底毁坏。我们觉得它们既不值得花笔墨去描述，甚至也不值得在平面图上标示位置。

站在王宫这里，看不到任何别的建筑。但穿过所谓的地下廊道，从王宫平台的西南角下来，再往前走马上就又登上一座金字塔形的建筑。看样子这座建筑曾经四面都有上下的台阶，但现在砌筑台阶的石块已经被杂生的树木挤下来了。现在要想上去，我们必须攀着树枝，翻过那些乱石才行。遗址的坡面非常陡，如果打头的人弄掉一块石头，它就会顺着金字塔的这一面滚下去，并且砸到后面的人。差不多爬到一半，透过树木的间隙，往上我们看到了如图所示的这座建筑。它所坐落的台基坡面长110英尺。这幅图表现了这座建筑被茂密的大树环绕的实际状况，然而文字和图画都无法传达这处奇观的崇高感。为了呈现这些由不知名的古人创造的建筑和艺术，卡瑟伍德先生画了不止一幅的插图。而我略去了一系列的图景，只在本书中展示这位画家的铅笔所曾描绘过的最有画意、最震撼人心的一幅景致。这处遗址和树林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深刻而持久。但我们的目标是要呈现这座建筑的复原效果，让它能与其他地区、其他时代的建筑进行对比研究。这些想象性的复原是我们认真考察之后做出来的。读者可以在每一张复原图中看出具体是哪些因素指导我们做了这样的复原。而我必须还得指出，我们复原的只是建筑部分，建筑上的雕塑和灰泥装饰，我们是照着看到的情况如实画的。

按照我们的划分，这座建筑在平面图中被标为1号。插图表现的就是它清去杂树并做了复原的面貌。这一页的图由下到上依次是：平面图、正面图、标明了建筑内部石刻分布位置的剖面图、包括金字塔形台基建筑的小比例正面图。

这座建筑面阔76英尺，进深25英尺。它有5座门洞，6堵门间壁，全都还立着没倒。建筑的正面通体装饰着繁复的灰泥图案，拐角的墙壁每一堵上面有96个方格，上面遍布着象形文字。

居中的4堵门间壁上面装饰着人像。这些人像每一边各有2幅，人物的脸都朝向中央。按照他们在门间壁上面排列的顺序，后面的插图依次对他们做了描绘。

第一幅灰塑上的人物是一个怀里抱着孩子的妇女。我们认为至少根据人物的服装，可以判定这塑造的是一个妇女。她站在一个华丽的装饰物上面，被一道精美的边框圈着。她的头部已毁。边框上面有3个象形文字。在这个角上也有几个象形文字，但它们的痕迹已经剥落殆尽。另外三幅灰塑上的人物形象和这一幅的一样，似乎每个人物都抱着一个婴儿，每个上面都有3个象形文字。

居中的那两堵门间壁墙根底下的台阶上有两块石刻。那上面的图案似乎很有趣，但是它们已经被乱石挡住，我们无法将其画下来。

这座建筑的内部被划分为两条横向廊道。廊道的屋顶和王宫里的一样，是用大方石层层叠出，近乎尖顶。前面的廊道宽7英尺。前后廊之间的墙壁非常厚。墙上有3道门，居中的较大，两侧的略小。在前廊里，主门两侧的墙壁上各有一处尺寸很大的象形文字石刻。每一块石刻上面分成140个方格，每格是一个文字或符号。其中一块石刻的边上，墙体上有个洞。显然有人想从那儿施力挪走石刻。借着这个洞，我们发现这块石刻约有1英尺厚。石刻上的花纹是浮雕的，如图所示。

这几处石刻都是由多块石头拼合而成，其结构就是两边各有一块大石头，中间是一块小石头，如图上的黑线所示。

左手边的那处石刻上面有一道线。线上的文字都已湮灭。那是一道水渍。水滴不知在那里滴了多久，沉淀出那层坚硬物质与石头凝结在一起，我们没法弄掉。可能用某种化学方法能将其除去。另一处石刻上面，将近有一半的象形文字已经因为水滴石解而湮灭消失。我们第一眼看到这些石刻的时候，它们上面都长着厚厚的绿色苔藓。我们必须得连洗带刮地把它们清理掉，用小棍儿清出花纹的线条，再将石刻彻底刷一遍。这最后一项工作是靠胡安从我在危地马拉的家中带出来的一副刷子完成的。路上他没按我的吩咐把刷子扔掉，结果现在它们正是我们需要而且在当地弄不到的。因为廊道里面很黑，外面的树木阴影重重，所以除了要做这项工作，我们还必须得点起蜡烛或是火把，以便在卡瑟伍德先生作画的时候有足够的光能将石刻照亮。

后面的廊道黑暗阴森，分隔为3个房间。两侧的房间各有2个约3英寸宽、1英尺高的窄窗。这两个房间里没有雕刻、壁画或是灰泥装饰的遗迹。居中的那个房间对着主入口的后墙上，嵌着另一处有4英尺6英寸宽、3英尺6英寸高的象形文字石刻。石刻上方的屋顶很结实，所以它没有遭到风吹雨淋的破坏。尽管这块石头已经当中纵向开裂，但上面的象形文字保存完好。

这些石刻上的铭文在诉说着什么，但我们却无法理解。它们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印象，我不打算加以描述。由于某些无法理解的原因，公众还从未见过这些石刻。德里奥上尉和杜派克斯都曾提到过它们，但都仅用了寥寥数语，而且他们二位都没给这些石刻画过哪怕一张图。要说他们二位身负王命来考察遗址，那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无疑是能够胜任此项工作的。对于石刻铭文的价值，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不敏感。我认为他们当时没给石刻画像，是因为他们探险队中的画家们无法胜任这项工作。要将这样复杂、不规则又无法理解的文字描摹下来，需要有坚决而稳定的耐心。和在科潘时一样，卡瑟伍德先生在他的画纸上打上格子，以降低绘画的主观创造性。他还亲自对图做了校正。所以我认为他的这些画稿，已经算是极尽铅笔画在写实性上的最大可能，将这个失落的民族的真实文字描摹下来。

有一个重要事实读者们需要注意：这种象形文字和科潘以及基里瓜的文字是一样的。现在居住在这几个地方之间的土地上的，是一些讲多种不同语言的印第安民族。他们的语言互不相通。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片地区曾经整个地被同一个民族占据，他们讲同一种语言，或者至少是用同一种文字。

这座建筑的上部和下部之间看不到楼梯或者其他的交通设施。要想上去，唯一的方式就是顺着一棵挨着墙长的树爬上去。这棵树的树枝已经伸到了建筑的屋顶上。屋顶是斜的，四遍满覆灰泥装饰。但这些装饰物因为风吹日晒，草木侵扰，已经风化破碎。所以我们无法将其画下来。然而残存的灰塑依然足以让我们产生这样的遐想：当初它们保存完好并且还有色彩的时候，看起来一定相当富丽堂皇。屋顶上面有一列18英寸高的柱状物，它们是以灰浆黏合一层层的小石片筑成，外面又抹了一层灰泥。它们间距12英寸，上面还盖了一层向外探出的石板，看样子有些像一道低矮的栏杆。

在这座建筑前面，在它的金字塔形台基的脚下，有一条小溪。小溪里的水有一部分流入了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地下管渠。过了小溪，一座破败的石台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座台子坡长约为60英尺，顶上是一片110英尺宽的平地。这上面耸立着另一座现已废毁、长满树木的金字塔形建筑，其坡长134英尺。这座建筑的顶上就是在平面图上被标记为2号的那座建筑。和第一座建筑一样，它也被树木环绕遮盖。但插图中呈现的是它的复原图。这幅插图和前面的一样，包括有这座建筑的平面图、正面图、局部图以及带着下面金字塔形台基的小比例正面图。

这座建筑面阔50英尺，进深31英尺，有3个门洞。正立面通体覆盖着灰泥装饰。靠外的两堵门间壁上有象形文字，靠里的门间壁有一堵已经倒了，另一堵上面装饰着一幅浮雕人像，但已经剥蚀毁坏。

建筑的内部也是分隔成两条横向的廊道，屋顶的砌筑方式也与前面提到的建筑一样。室内地上铺着大方石，但有的地方已经被人砸开了一些缺口。无疑这是德里奥上尉当初为了往下发掘搞的。后廊分隔为3个房间，对着主入口的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这个房间有用灰泥塑成的沉重檐口。门口上方有一片华丽的装饰物，但现在多已斑驳。门两侧原本各有一块石刻，但现在已经被移走。房间内部面阔13英尺，进深7英尺，唯一的光源就来自于屋门。两侧的墙壁上没有任何装饰。后墙上有一方与墙等宽的石刻。它有10英尺8英寸长，6英尺4英寸高，由3块石头拼成。左边面朝着观者的那一块石头，还在原位，但居中的那一块已经被人移走并从这座建筑上运了下去，现在就躺在溪岸附近。它是多年前被镇上的一个居民移出来的。那人想把它运到家里去。除了印第安人的臂膀和手以及从树上砍下来的杠子，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工具，所以费了好大劲将其运到了那里。但就在这时，这次搬运活动被一道政府禁令阻止了。从下令之刻起，政府禁止从遗址上运走任何东西。我们发现这块石头就挨着小溪躺着。它已经经历过多次雨季洪水的冲刷，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泥土和苔藓。我们将它擦洗了一番然后支了起来。可能后来的旅行者再见到它，还能看到我们放在它下面的支撑物。在本书的插图中，我们将它画在了它原先在后墙上的位置上。右边的石头已经碎了，而且很不幸，大部分的碎块都已经不见了。但是我们凭借在这座建筑前面的碎石里找到的几块残石，可以判定这块石头上面原本也有一行行的象形文字。其基本面貌应该与左边石头上的文字一致。

这处石刻（如图所示）只有三分之二是原迹。德里奥的著作中根本就没有它的图像。杜派克斯的书里有图像，但那并不是照着它临摹的，而是由巴黎的画家们当做一副完美的画作创作出来的。在那幅图中，这处石刻被画反了。他们将十字画在了中间，两侧各有一行象形文字，但分别只有8个。可能当年杜派克斯见到它的时候（34年前），它还是完整的。石刻上主要人物的两侧各有6行、每行17个象形文字。它的这一特征并没有出现在杜派克斯书中的图像上。这种失误更应该归咎于他的出版商，因为在报告中杜派克斯专门提到了这许多的象形文字。但有可能他的报告中一幅图都没有为这些石刻配。

这处石刻的图案中最主要的形象是那个十字。它立在一个难以形容的装饰物上，上面站了一只奇怪的鸟。十字旁边的两个人显然位居要人之列。他们刻画精细，比例对称，与埃及那些神庙遗址墙壁上雕刻的人像相似。他们服装的风格与本书前面提到的任何一幅人像的着装风格都不一样。图案中的褶皱似乎是要表现他们穿的是像棉布那样柔软的纺织品。他们目视十字，其中一人的动作像是在献祭，祭品似乎是一个小孩。对于这幅图案主题的所有推测当然都可能被认为是没什么根据。然而将这两个人物归为祭司一类的角色，应该不错。石刻上象形文字无疑能说明一切。这两个人物旁边另外也有一些象形文字。这让我们想起了埃及浮雕的形制。在埃及，人像旁边的文字记录的是所刻对象的姓名、生平、官职或者身份。人们对这处带有十字图案的石刻所做的学术研究，可能要比帕伦克的任何其他发现都更多。杜派克斯以及为他的书做注释的学者们认为这座建筑是一座历史非常久远的古代建筑，认为它的建造年代至少要比基督纪元早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持此论是考虑到了十字图案出现的时间。他们认为在十字架被确定为基督教信仰的象征物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十字图案就已经为一些古代民族所熟悉，并且有着一定的象征意义。我们那几位神父朋友一看到这处石刻，就立刻认定帕伦克的古代居民是基督徒。借着一些被人们认为是贸然得出的结论，他们将这座建筑的建造年代定在3世纪。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特别的建筑当初是一座庙宇，而内部那个封闭的房间可能是一个拜堂或者祈祷室，也可能是一个祭堂。至于这里举行过什么样的礼拜仪式，那可就没人能说得准了。

这座建筑的上部与第一座建筑的不同，但与之相同的是，它里外都没有楼梯或者其他的上下交通设施，而且连一点遗迹都没有。唯一能上去的方式，和前面一样，还是爬树。这棵树的树枝也探过了屋顶。屋顶是斜坡的，边上有繁复的灰泥装饰物：有人物、植物、花朵，但大部分都已经毁坏。在这些图案中有1块美丽的头像和两具人身像，其比例和对称性之精准，接近希腊人体雕塑的水平。屋顶上面有一片狭窄的露台。为了便于描述，我将这个台子作为二层的建筑来讲。它仅有2英尺10英寸宽，它的一层高7英尺5英寸，二层高8英尺5英寸，两层等宽。要从一层爬上二层，就得借助往外探出的方石。二层顶上覆盖着一层石板，檐口往外探出。这座窄窄的建筑较长的两个墙面上有些裸露在外的灰泥，构成了难以形容的奇怪图案以及手脚伸展、腿臂之间有小洞的人像。这两面墙上当初应该通体覆盖着华丽优美的灰泥浮雕。这座建筑的外表离远了看，一定像一片高高的格子架。它的建筑式样和装饰共同构成了它那无与伦比的独特性，它不同于我们熟悉的任何其他民族的建筑。而它的用途和意义我们现在一无所知。可能这曾经是一座瞭望台。站在上层台子上，透过周围树木的间隙，我们可以俯瞰一片广袤的森林，可以看到特米诺斯湖和墨西哥湾。

就在2号建筑的附近，还有一座有趣的纪念性雕塑。在我们之前来帕伦克考察的人们完全忽略了它。我在此提到这座雕塑，是希望下一位考察者能发现一些被我们遗漏的东西。它就躺在2号建筑的前面，沿着金字塔台基的斜坡往下走四五十英尺就到了那里。第一次和向导一起从那经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尊雕塑头朝下趴倒在地里，有一半已经被日积月累的土石掩埋。雕塑朝外的这一面是未经雕凿的糙面。它的体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当时我们的向导说这块石头不是雕塑。但在他带着我们看过了所有他知道的遗迹以后，我们就叫他回镇上去了。而当我们第二次从雕塑这里经过时，我们停下来围着它展开了挖掘。我们发现这块石头朝下的那一面是有雕刻的。印第安人砍了一些小树做撬杠，将它翻了过来。这是帕伦克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尊雕像。它那静穆安详的表情立刻打动了我们。它与埃及雕像的高度相似也让我们感到吃惊，尽管在体量上不能与那些巨大的埃及遗迹相比。它高10英尺6英寸，其中有2英尺6英寸是地下部分。雕像的头饰很高，而且向外探出。耳朵的位置上有洞，当初可能挂着黄金和珍珠的耳饰。它颈上戴着项链，右手持着一件明显带齿的器具按在胸部。它的左手搁在一个象形文字上面，文字以下是一条有象征意义的装饰物。它下半身的装束正巧与现代的马裤有些相似。这尊人像脚下踩的那个图案，我们一直认为是个象形文字。如果我们的看法没错，那这又与埃及的做法相似：用文字标明雕像所刻画的这位英雄或是其他什么人的姓名和官职。雕像的侧面也是圆雕，但背面是糙面。可能它当初是嵌在墙上的。

在2号建筑所在的那座高台的脚下，耸立着另一座几乎与其等高的金字塔形建筑。它们的基础几乎相连。这座金字塔台基上面的建筑在平面图上标为3号。这里的森林是如此茂密，以至于就算站在某座金字塔形建筑的坡面上，在离另一座建筑直线距离很近的地方，也无法看到对面的建筑。

插图描绘的是这座建筑复原后的样子。我们做的复原，不是根据任何对于它本来面目的主观空想，而是基于现有的遗存迹象。根据这些元素，这座建筑只能复原成这样。它面阔38英尺，进深28英尺，开有3门。外端的两堵墙壁上面装饰着灰泥的象形文字，那是两个在同一个规整方框中的圆形浮雕。居中的两堵门间壁上也有灰泥浮雕，其风格与我们前面提到的相一致。因此，我就将这些图案略去，不再重复地以插图示之。

这座建筑的内部也分隔为前后两廊，每条宽9英尺，地面铺石。插图表现的是前廊的景象。天花板的两坡几乎相交于一点，最高的地方盖了一层石板。前廊两侧的墙壁和屋顶上有很多小洞（类似的洞在其他所有的廊道里也有发现）。它们可能是在建筑建造过程中搭脚手架用的，建筑完工后也一直没再堵上。在廊道最尽头的墙上，有一个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种窗户。这种窗户因为和字母T相似而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

后廊分为三个房间。居中的房间面向主门。这个封闭的房间与我们在2号建筑中称作礼拜室或者祭堂的那个房间相类似。在这幅插图中我们能看到这个房间里的阴影。这个房间门洞的顶上被灰泥图案装饰得非常华丽，两侧的门间壁上还有浮雕图案。房间内宽4英尺7英寸，长9英尺。室内没有灰塑或者壁画，但在后墙上有一处与墙等宽的石刻，有9英尺长，8英尺高。

我请求读者们对这处石刻给予特别的关注。因为这是帕伦克保存最完好、最有意思的一处雕刻。德里奥和杜派克斯都不曾将它画下来，所以这是它第一次被呈现于公众面前。它由3块石头拼成，接缝在插图上以虚线标出。它的雕工完美，石头上的文字和人像刻画清晰。人像的两侧都是一排排的文字。石刻中的主要人物一眼就能看出与那处带十字的石刻中的人物是一样的。这两处的人像装束都一样。但这里的两个人物都像是在献祭。他们都踩在人背上。被踩的人有一个用手和膝盖着地，另一个像是被上面的重量压趴下了。在他们的中间，在石刻的底部，有两个盘腿坐着的人物。其中一个用右手撑地，左手抬着一张方桌。另一个人物的姿势和动作和他一样，只不过他们的方向是反着的。这张方桌还压在他们弯着的脖子上。他们那扭曲的面容或许可以被视作痛苦的表情。他们穿着美洲豹的皮。在这张桌子上放着两根交叉的权杖，其顶端装饰得非常华丽。权杖支着一样东西，好像是一张睁目吐舌的可怕面具。这似乎就是那两个主要人物要献祭的对象。门洞两侧的间壁上各有一方浮雕人像的石刻。然而这两方石刻已经被人从原处移到了镇上，并且嵌在了一所房子的墙上作为装饰。作为帕伦克的遗物，它们是我们最早看到的，也是卡瑟伍德先生最后画下的。那所房子是一对姐妹的。她们高估了这些石刻的价值，所以尽管欢迎我们来看，但不许我们将其画下来。后来我们得到了许可，但条件是也得给她们画一份。然而卡瑟伍德先生在画完一份之后，就被持续的工作累得精疲力竭，完全无法再画一份。我把德里奥的书中关于这两方石刻的插图剪下来送给她们。我以为这两张是印出来的，她们应该更喜欢。然而她们已经看过卡瑟伍德先生作画的过程，所以对这两张替代品一点都不满意。其实我在看到这两方石刻的第一眼，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将它们买下来作为帕伦克雕刻的样本运回国。但我过了一段时间才冒险向姐妹俩提起这个想法。她们的条件是，要买石刻就得连房子一起买下。这倒也不是什么障碍，因为这所房子我也喜欢。然而这件事还有其他一些问题，直到我离开帕伦克，也没能商定。

这两幅人像相对而立，第一幅在右手边，面向观者。他的鼻子和眼睛刻画得很突出。但是考虑到这幅画像表现的是一个与现在所有已知种族全然不同的人种，所以总体看来他的面部也就不是那么奇怪了。他的头饰奇特而复杂，主要有植物的叶子和一朵下垂着的大花。在这些装饰物当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鸟的嘴爪和一只龟。他的斗篷是美洲豹皮的，他的手腕、脚腕上都缠着花边。

第二个人物站在观者的左边。他的侧颜与帕伦克其他人像的特征一致。他的头饰是一从羽毛，其中有一只嘴里衔了一条鱼的鸟。另外还有3条鱼在头饰的其他部位。他披着一件花绣繁复的披肩，缠着一条前面有某种动物头像的宽腰带，穿着拖鞋，打着裹腿。他的左臂外伸，左掌上翘，摆出一种祈祷或是反对的姿势。这两个不明身份的人物头上各有3个神秘的象形文字。

我们感觉那些或许用作礼拜堂或是祭堂的房间是帕伦克建筑遗址中最有意思的部分。在门内，我们还能在后墙上看到一块更大的石刻。我们只能将这里视为那个失落的未知民族供奉神明、举行宗教仪式的圣地。相比而言，毁灭之手放过了它。那一处大石刻并未毁于风雨剥蚀，依然保存完好。试想就在这座荒凉偏僻的圣庙里一个朝拜者都没有的时候，建造它的那个民族的人到祭堂前朝拜，他应该会感觉石刻上人像和文字非常醒目。然而对我们来说它完全就是一个谜。它沉默无语，饱学之士以最细致的眼光对它进行审视，也不能弄清它的秘密。甚至就连我们的神父朋友们对它也提不出什么说法。

就在这座建筑旁边，还有一座金字塔形台基，那上面也有一座建筑。但这座建筑现在已经完全成为废墟。很显然它是在一场地震中被震塌晃倒，建造它的石块就散落在金字塔台基的坡面上。我们甚至都无法画出它的平面图。

回到1号建筑，继续往南走1500英尺，就来到了另一座金字塔形台基前。这座台基高出河岸100英尺，上面的建筑在平面图中标注为4号。它面阔24英尺，进深18英尺，很不幸也已经严重毁坏。它正立面的墙已经全部倒掉，外廊整个暴露在外。内廊外墙对着门的地方有一处灰泥装饰，表现的是坐在卧榻上的一个人物。但这幅灰塑已经掉了一大块，而且碎片已经被弄走。这具卧榻的榻身连同它的虎足腿都保存到了现在。我们还可以在墙上看到两颗虎头以及坐在榻上的人物的轮廓。这处装饰图案的残缺或者说遭受的破坏是最令人惋惜的。因为从它残存的部分来看，它的表现技法要比帕伦克的其他任何一幅灰泥浮雕都更加高超。榻身完整，从这一侧垂下来的榻腿、榻足是格调优雅的艺术样本和可供学术研究的典型器具。

至此，我就不加评论阐释地完成了对帕伦克遗址建筑的完整描述。我要再重述一遍在开头所讲的一个观点：这里或许还有其他的建筑，但是对镇上流行的一些关于遗址的模糊说法仔细甄别后，我们满意地发现，当地人也并不曾发现更多的建筑。而且，旱季时印第安人会纵横穿行于森林当中，无处不至。经过对他们的反复问询，我们也倾向于认为这里不存在更多的建筑。这些已知建筑的整个分布范围，不会比我们的纽约公园或是巴特瑞公园更大。坦言这一事实，我可不是要贬低这处遗址的重要性或是趣味性。我只是依据这里的实际，给出我的观点。读者可以亲自到这里来判断这些已为世人关注的建筑之间到底相距多远。然而我也应该补充这样一点：这片区域现在看来分布的只是王宫、神庙以及别的公共建筑。假设这里居民和古埃及以及印度现在一些种族的人一样，当初是用一些脆弱易朽的材料来建造他们的住所，那这民居现在肯定已经完全消失了。孟斐斯（埃及古城）和底比斯（希腊城邦）的情况就是这样。考虑到这些因素，整座城市当初应该占地很广。

读者或许会对此感到失望，但我们却没有。没有必要非得认定这座古城的遗址占地广阔，或是古城的居民是一个与埃及或者其他已知的古代民族同样古老的族群。我们眼前的一切已经足够宏伟、奇特、卓越。这座古城就是一个有着高度文明的独特民族留下的遗迹。他们历经了国家起起落落的所有阶段，他们达到了黄金时代，他们后来灭亡，完全消失在了历史的迷烟之中。他们与人类大家庭的联系已经断绝遗失。这些建筑遗址是对于他们的历史足迹的唯一记录。我们住在他们国王那废毁的宫殿里，我们爬上了他们那荒凉的庙宇和倒塌的祭坛。在这些地方，我们都看到了很多有价值的遗迹。这些遗迹表现了他们在艺术方面的品位和技术以及他们的财富和权力。置身荒芜的废墟当中，我们回望过去。我们清理了阴郁的树林，想象每一座建筑完整无缺的模样：它们有露台和金字塔形台基，它们有雕刻和绘制出来的装饰图案，它们雄伟、高大、壮观。登上这些建筑，可以俯瞰一片有人类栖居的广袤平原。我们穿越到那个陌生民族的生活当中，他们站在墙壁前盯着我们，面露不悦。他们穿着奇特的服装，戴着一丛丛的羽毛，走上王宫的台基或是通往神庙的台阶，我们给他们画了像。我们还经常幻想一个独特、华美、壮观的场景，在那里东方诗歌中的创造物都变为现实，而我们为这种幻想所选取的地点，就是拉塞拉斯中的幸福谷。在世界历史上的所有浪漫事物中，这座城市的奇景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它曾经伟大美好，但它后来化为废墟，荒无人烟，被人遗忘。待到再被人偶然发现的时候，这里已经是一片绵延几英里的森林，甚至都没了自己的名字。别的都不提，这座古城真是世事变迁的一个令人悲哀的见证。

国家涣然冰释，

当权力到达巅峰，人们一时沐浴着阳光，

然后他们就朝下走去。

就像对于科潘一样，我现在也不该对这些建筑的建造年代做任何推测。在此我仅提出这样一点：距离此地10里格远的地方有一个村子叫做“三座十字架”。那里的三座十字架是当年科特斯路过时树立的。他当时从墨西哥出发，要经由佩滕湖的水路去征服洪都拉斯。科特斯必走的道路距离这个现在叫做帕伦克的地方最近之处不到二三十英里。如果当时这里是一座有人居住的城市，那科特斯一定会听说它。而他就有可能偏离他的行军路线去征服劫掠这座城市。但他并没有这样做。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那时这里就已经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废墟，甚至关于它的历史当时也已经无人知晓。

21

在这些出来护送我们回镇上的印第安人当中，有一个我们之前没有见过人，他的脸与帕伦克建筑墙上刻画的人像脸庞惊人相似。一般而言，印第安人的脸庞特征与石像的全然不同。而他有可能是那个已经消失了的民族的直系后裔。这种相似也许纯粹就是巧合，但我们却很想给他画张相。然而他很羞涩，不愿意让画。而当时卡瑟伍德先生也已经精疲力竭，我们又处在收拾行李回去的忙乱之中，于是我们征得他的同意后就将此事暂且推迟了。他答应等回了镇上就来找我们。然而我们却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们留下了厨房的用具，包括胡安在我们住下的第一天就搬来放在一起的3块石头以及装东西的陶器和葫芦。我们把床也留了下来，好让后来者用。我们带来的所有怕潮的东西现在都锈迹斑斑或者发了霉，情况很糟糕。而我们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穿着一身湿乎乎的衣服，我们告别了这片遗址。抵达这里时我们很高兴，现在要离开了，我们更是喜不自禁，欣喜若狂。然而对读者而言幸运的是，我们说完下面那句话，喜悦并没能延续多久。

“再见了，石屋。”

现在回镇上的道路状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糟糕。溪流泛滥成河，沿着河岸还有又深又窄的冲沟，想过去很难。过其中的某条溪流的时候，我骑着马乔试了试，不行，于是我只得下来涉水过去。卡瑟伍德先生太虚弱了，他只能骑着骡子过溪。过了水面，就在快要爬上岸的时候，他的骡子力气耗尽，向后一跌，滚到了溪中。卡瑟伍德先生整个地被压在了下面。当时保林正在他们后面涉水。他跳过去救出了卡瑟伍德先生。卡瑟伍德虽未受伤，但已经非常虚弱，而且他不得不穿着湿衣服继续骑行。我们都非常担心他。最后我们终于回到了镇上。此时，卡瑟伍德先生已经被持续的艰苦劳动彻底累垮，只能卧床服药。当天晚上，几乎所有上次参加宴会的朋友都来看望我们了。那一天的时间已经让我们建立起了亲密的感情。他们都对我们在这样不幸的时候去了遗址表示惋惜，都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在那里度日，而且都极其恳切地表示愿意为我们提供帮助。众人走了后神父又待了一会儿，然后就打着一盏灯笼冒着暴雨回家了。在遗址上时，正是这些恐怖的暴雨几乎将我们吓坏。

第二天又是礼拜日。这是我在镇上度过的第三个礼拜日。这一天我们当然得休息。到了下午，这里的宁静被一场令人悲伤的葬礼打破。逝者是一位印第安姑娘。这位美人曾是镇上的骄傲。在瓦尔德克先生打算要出版的那本关于帕伦克的书中就有她的肖像。她的一生就同很多活得更好的美人一样，短暂、辉煌而不幸。她曾嫁给一个印第安小伙。但这个男人后来抛弃她去了另一个村镇。天真无邪的她经人劝说又嫁给了另一个人，然后就凋零死去了。送葬的队伍从我们门前经过。没有棺木，尸首就用一个粗陋的担架抬着。她穿了一身白棉布衣服，头上包着一条围巾。送葬队伍稀稀拉拉，只有一些妇女儿童。我随着队伍走了一会儿，听到他们当中有人说：“虔诚的基督徒，请参加这个可怜女人的葬礼吧。”到了墓地，担架被放在坟坑旁。人们将尸首抬起，她的头歪向一边，手臂往下垂着。墓坑挖得太短了，尸首放进去，腿都得担在墓坑壁上。她的脸瘦削憔悴，但她的嘴角有一丝甜蜜笑意。这似乎表示她死的时候已经笑着原谅了那个伤害过她的男人。她的面容安详平静，但也看得出是饱受忧伤的煎熬。我无法将自己的目光从她的脸上移开。那神情如此动人，令我几乎流下了眼泪。她年轻、美丽、单纯、天真，遭人遗弃，死后坟前没有一个哀悼者。在场的人都认为她还是死了好受些。因为生前她已经穷得无法养活自己。抬担架的男人们走了，剩下的妇女儿童用手抓土撒在她的身上。尸首被慢慢地、一点点地盖上了土。一开始除了脸，脚也还露着，后来她的全身就都埋上了土。然后一小把儿湿土落在了她的一只眼睛上，又一把落在她那甜甜地笑着的嘴巴上。于是一瞬间她的整个表情都变了。现在死亡穿上了恐怖的外衣。妇女们不再议论这场变故，泥土纷纷落下。除了鼻子，她的整张脸都被盖上了。接下一时三刻，只有这一点还能看到。又一把土洒下，这一点也被盖住了。于是这个女孩就被埋葬了。请读者们原谅，我得很抱歉地指出：如果她长得难看，我也许就把这件事当做一桩很平常的那种妻子被丈夫抛弃的家庭悲剧而不太在意。但是她那甜美的脸庞在坟墓里诉说着哀情，给我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深刻印象。

还是回到与我的旅途更有关系的事情上来吧。现在又一条漫长的旅程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尤卡坦。但是考虑到卡瑟伍德先生现在的情况，我非常担心我们将无法完成原定的计划。然而不管怎样，我们都必须得去海边。要去海滨的凯姆匹吉有两条路，走塔巴斯科或是走拉古纳。不管走哪一条，我们都得再次面对战争。塔巴斯科和凯姆匹吉现在都被自由派（他们自称是革命党）包围了。前一条路需要走3天陆路，后一条只需要不到1天的水路。因为卡瑟伍德先生不能骑马，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只能走后一条路。为了避免脑子生锈和回家后彻底无事可做，我又开启了另一项工作，那就是，购买帕伦克城。然而我必须得指出，我可没有这么大胆自己起了这么个念头。我是在与本地长官的一次长谈中碰巧“陷进”了这个想法。我们聊到了这里土壤肥沃，土地便宜，离海滨和美国又近，而且和纽约之间的交通也很方便。他告诉我以前有个塔巴斯科的商人来过这里，那人提出想买一大片土地，建立一个移民区。然而他去了以后就没再回来。他还补充说，根据恰帕斯州（这个地区所从属的行政区）政府的一项法令，在两年的时间之内他有权将镇区附近一定范围之内的土地全部出售。但是一直都没有买主，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交易达成。经过询问，我了解到，按照这份法令的条款，古城遗址所在的那片土地也在准许出售的范围之内。法令并没有为遗址做出任何例外的规定。他让我看了这份法令，确实措辞非常强硬明确。他说，如果有什么例外的话，法令中应该会明说。因此，他认为只要有人买，随便哪一块土地他都肯定会卖。这项交易由指定的中间人来估价。而中间人由购买申请人和这位长官各指定一名。如有需要，他们还可以再共同指定第三位。价格和土地边界议定之后，将这些内容写入购地申请，然后要送到雷阿尔城经州长批准，正式成为契约。

将古城遗址囊括在内的这个地块是一片方圆6000英亩的沃野。按照一般估价，这块地价值约1500美元。那位长官说它的价值不会因为遗址而增高一分钱。我当即下定决心将它买下来。我要将王宫重新修好，要让古城里重新住进居民。然而要买地还有这样一个困难，墨西哥的法律规定，外国人除非娶了这个国家的女子，否则不允许购买土地。顺便说一句，这是一项重大的怀柔策略，就是要拿这个国家最有吸引力的东西来诱使男人们放弃对祖国的忠诚，扎根于这片土地。这项政策切中了他们的要害。因为当一个男人游荡在异国他乡，他孤独无依地承受着一轮又一轮的打击和磨难，没有一个人关心他。在这样的时刻，一个可爱的女人能让一个异乡男人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扎根。按照我的处事原则，以前我一直都在反对这样的做法。但以前我也遇到值得我放弃原则的利益。帕伦克古城遗址可是一处最令我满意的地产。

这事可真是既令人难为情又复杂难办。帕伦克的社交圈子很小。年轻小姐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也不过14岁。已经给我提供了最大快乐（给我们做雪茄）的那个女人也最漂亮，但她已经结婚。家里有两方石刻的那对姐妹一位是寡居的夫人，一位是单身女士。她们长得不错，为人和善，都四十多岁。她们的那栋房子也是这里最齐整的房子之一。我和她们中的任何一位结婚，都能得到那所房子和那两方石刻。但难就难在她们是两个人，而且都一样有趣和对我有兴趣。我特别提到这些琐碎的情况，就是为了让读者们明白，在那个国家我们一步步地达成我们的事业有多么难。要买地还有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以别人的名义买。但我在这里不知道有谁可以信赖。然而，最后我忽然想到了罗素先生，也就是拉古纳的美国领事。他娶了一位西班牙太太，在这个国家广有产业。

我在与地区长官的多次谈话中提出要给古迹上的石刻翻模。和我遇到的其他所有官员一样，他也以为我是在替我国政府做这些事。他们以为我还雇了一个保林这样性格和外表的随从。这就更加强了他们的这一想法。然而每次我把手伸进钱包，我都有一种感觉：我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了。对于翻模这件事，这位长官提供了一切帮助。然而要得到熟石膏，最近也得到拉古纳或者凯姆匹吉。而且这些地方也可能没有。我们在遗址那儿做了一个实验：从河里捉来大量蜗牛，剥下它们的壳来烧。但这并没能烧出石膏来。保林对于翻模一无所知，他以前从不知道还有这项技术，但他愿意做一做。而卡瑟伍德先生呢？希腊革命的时候雅典被土耳其人围攻，他曾在那遭过枪击。为了搞艺术研究，他曾亲自为希腊的艺术品翻模。我写了几份证明叫他带着去拉古纳。他答应会带回罗素先生的信任状，同时他还会带回一些熟石膏粉。一旦购地行动搁浅，他就把身心投入到这项新工作上。

6月4日，我们最后一次离开了帕伦克。唐·圣地亚哥送给我一封赠别信。这封信按照当地的习俗，信中还有一束蚕丝。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听说这就是要将这封信作为友谊的信物。我回赠了他一把小刀。那位长官直到最后都和善有礼。甚至就连那个每天都收费的镇长这时候也有些动情。镇上的男人们都到我们的住处来向我们道别，并希望我们再回来。临行前，我们骑马挨家挨户地和他们的妻子们道了再见。这些善良安静的好人，无忧无虑，一心只想不受干扰地在这里生活下去。而我曾经误以为这个地方是野蛮人的地盘，充满了危险。

为了能在路上陪伴我们，牧师将他去庄园（就在我们要走的路上）的行程推迟了2天。保林为了前面提到的目的，继续和我们同行。而胡安按照约定，也继续随行。我答应过他要带他回危地马拉。周围都是陌生人，他完全服从我们，盲目地跟着我们走。但他也疑心重重地问过神父，我们这是要带他去哪里。他感觉自己这是要去美国，他再看到危地马拉的希望微乎其微。

出了小镇，我们马上就来到一片美丽的平原上。这片平原风景如画，绿树成荫，走上五六天就能到墨西哥湾。道路非常泥泞，但因为上午云开见日，所以也不像我们所担心的那样难走。在一片林地的边缘上长着一些奇异的树。它们树干很高，树皮光滑，树枝上挂着一些鸟窝，像是在张灯结彩。那种鸟叫做佳瓜。神父告诉我们，这种鸟把巢建在树上，是为了防止蟒蛇够到幼鸟。这位牧师尽管体型奇怪，生活充满了动荡和危险，但他在声音、态度、品位、情感等方面，简直就是个女人。他曾在首都接受教育，后来被派到这个偏远的地区来做副牧师，算是在做苦修。那几位神父的到访，第一次打破了他的单调生活。以前在首都的政治动荡中，他的自由主义言论曾让教廷很厌恶他。然而正如他说的，他们又找不到他的任何实际的过错。他的上级曾经控告他玷污了法衣。那人是这样发现这件事的：霍乱时期，有一次他身边躺满了垂死挣扎的同胞。他们探过身来领圣餐，其中一个垂死的人口中的唾沫弄脏了他的法袍。就因为这件事，他被定为有罪，要做苦修。于是两年的时间里，每天从午夜到拂晓，他都要在大教堂里做祷告。后来他被剥夺了去一个好地方做副牧师的机会，被派到了帕伦克来。2点半，我们到了他的小庄园。因为担心下午的雨水，我们想继续往前走完我们当天下午的路程。然而神父认真看了看天空的情况，满意地认定这场雨会来得很晚，然后就坚决不让我们走了。他的这座小庄园在我们国内会被称作是一块“新”地。这就是一片野地，具体面积我不知道，但应该是一大片。这块地花了他25美元，然后他又花了差不多的钱对它进行收拾料理。这项工作就包括用木头杆子做骨架、用玉米苞叶覆顶，建起了一座棚屋和不远处的一座厨房。屋外的场院和牲口栏是一片空地，周围是一片树林。林子里的树长得非常稠密，牲口都钻不过去。场院临路的这一边，拦了一道简陋的栅栏。在当地温和的气候条件下，这些建筑设施加在一起，就很宜居了。我多次感慨：一个人若是离开了虚欲横行的地方，要想过得舒适，所需是多么少。在这里我又有了这样的感受。棚屋里的家具有2架苇子床、1张桌子、1条长凳，在一个角落里还有堆玉米。神父出屋拿回来6个鲜凤梨。就在我们歇息并享用水果的时候，树林里传来一阵非同寻常的动静。一个印第安男孩告诉我们，这是只动物弄出来的。我和保林掏出枪，经由一条小道进了林子。越前走，那动静听着越是吓人。但是突然一切都静了下来。那个男孩在灌木杂草间清开一条路。我走过去，透过林木枝杈的间隙看到，在一棵高树的树枝上有一只目光炯炯的大黑兽。男孩说这不是猴子。我觉得它像一只山猫。通过仅有的一处空隙，我朝着它瞄准开枪，然后它就掉出了我的视野范围。然而我并没有听到它掉在地上的声音。我又看了看，发现它用尾巴将自己倒挂在树上，已经死了，嘴里正汩汩流出血来。保林想爬上树去把它弄下来，但是这棵树很高，从地面到第一根树枝就有50英尺，而且野兽的血正顺着树干往下滴。我想近距离地看看这是个什么动物，于是派那个男孩回家里叫人。他带回来几个印第安人。他们开始砍这棵树。随着咔嚓一声吓人的巨响，大树倒下，但那只动物还用尾巴钩着树枝挂着呢。我看了看，那发子弹击中了它的嘴，打掉门牙，又从它后背上部、两肩中间的地方穿了出去。它肯定是中枪即死。它尾巴的这股拗劲儿似乎不可思议，但这也很好解释。中枪的一瞬它四爪松开，全身肌肉没了力气。但剧痛又使得它用尾巴缠住了树枝，身子的重量坠着，让尾巴缠得更紧。而且下来的力量越大，尾巴就会缠得越牢固。这不是猴子，但它与猴子在物种关系上非常接近。早知道它是这么个动物，我就不会朝它开枪了。实际上比起猴子，这种叫做猿的动物可能与人类的关系更密切。这只猿算上尾巴有6英尺长，肌肉发达，厮打起来一个男人可不是它的对手。神父听说它们袭击过妇女。印第安人把它运回家里剥了皮。当神父看到这只没了皮、瞪着眼的猿仰面躺着，说了句“它是人。”我简直感觉自己得对一项杀人指控负责。印第安人把猿肉做熟了，而我则弄到了它的皮。这张皮大得异乎寻常，可是一件稀罕物。但是后来出海后我把它留在了一艘西班牙船上。

话说当时，神父煮了一只家禽做午餐。一次来3个客人，对于神父家的接待能力而言人太多了。客人的数目超出了他家餐具的数量。他这里没有盘子，没有刀叉以及勺子，一共就有3个碗。吃饭的时候神父自己甚至都没碗可用。那只家禽被连汤带肉地端上桌来。我们得先喝汤，再吃肉。这顿饭我们接来下吃的是玉米饼和一种鲜奶酪做的小点心。读者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招待有缺礼数，但其实这个神父是一位绅士。他对此并无歉意，因为这已经是他所能提供的最好招待了。我们已经打发驮夫先走，神父让他的一个仆人给我们当向导。3点钟，我们告别了他。他是我们在这个国家遇到的最后一位神父。他也为这个国家所有神父给予我们的善心美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我们沿着一条泥泞的道路，穿过一片风景如画的原野。一路上只有那一群群黄色翅膀的大蝴蝶上下左右四处翻飞的情景算得上是一道奇景。5点钟，我们到达拉斯普拉亚斯（意为海滩）。这个村子就在通往墨西哥湾的航道的尽头。这一整片大平原和大海之间横着一道道的沟渠河流。夏天其中的一些沟渠在退潮时干涸无水，但涨潮时海水又会漫过堤岸。在这个季节，大平原挨着村子的这边正洪水泛滥，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大湖。这个村子其实就是聚在一起的几座棚屋，棚屋下面的土地或许得称作是堤岸。村子里有一条街（或者说是路），它那长着荒草、安安安静的状态和帕伦克很像。街道尽头是一座教堂，由我们那位神父朋友负责这里的教牧指导。遵照他的指示，向导把我们带到了修道院，并让教堂司务给我们提供晚餐。修道院的房子茅顶泥地，插杆做墙，屋里的家具是3张苇子床和1张桌子。

我们要在此地登舟，已经提前一天派人将地区长官的信件送给了这里的法官，请他给我们提前预备一艘独木舟。这位法官是一个胖胖的混血儿，穿着得体，文质彬彬。他自己就有一艘独木舟，并且答应明天一早给我们安排两名桨手。很快，蚊子们就出来示威了。这让我们对这个可怕的夜晚心生恐惧。我们在屋子中央生起一大堆火以示反抗。夜里暴雨伴随大风而来，我们不得不把门关上。最狂暴的风雨和可怕的雷电一直持续了2个小时。一股狂风吹开了屋门，吹散了火堆，差点把这间房子给烧了。在浓烟和蚊子之间，我们必须就挨呛和被叮二选一。我们选择前者，驱开后者，度过了一个痛苦的夜晚。

第二天早上，法官过来告诉我们说桨手还没有安排好，今天还不能出海。而且他开出的价钱要比牧师告诉我们应该付的，差不多要高一倍。这还不包括路上吃的印第安玉米团子、玉米饼、蜂蜜和肉。我对此表示抗议，于是他又回去和那些桨手商议。但他回来后说桨手们不肯降价。我和他很不客气地理论了一番，但最后也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价格。但我应该补充指出：在这个国家一般来说价格是固定的，人们不会对旅客必需的商品或者服务多收费。我们很不愿意在此滞留，除了因为这样耽误时间、晚上挨蚊虫叮咬，还因为这里的食物比帕伦克还要匮乏。

教堂司务给我们送来些玉米，他的妻子给我们做了玉米饼。这里最大的（或者说至少是和我们交易最多的）一位商人，是一个戴草帽的小男孩，12岁左右的年纪。他给我们弄来过一些水果，这会儿我们又看见他走了过来。他光着膀子，肩上搭了一条绳子，拖着一个什么东西。走近了一看，他拉来一条大鱼。这里人们的主食是小短吻鳄。这种鳄鱼约有1英尺半长。当地人认为它们幼年时的肉质相当细嫩。它们的肉刚一端上桌卖相并不好，但是吃起来味道要比鱼好。这种肉晒干了就能长期储存。我们乘独木舟航行，这也是能得到的最好的食品。

随便我们去哪，哪怕到了天涯海角，我们也注定要遇到一个老相识。死亡一直与我们相伴。这天下午有一场葬礼，死者是一个孩子。送葬的队伍有8到10个成年人，还有差不多数量的男孩女孩。这个孩子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头上戴着花环。教堂司务把他抱在怀里，他的父母陪在司务身边，众人簇拥着他们一起往前走。这个丧礼不但没有一点肃穆的气氛，反倒显得很欢快，甚至比我谈到过的哥斯达黎加的丧礼还要快乐。大家实际上很高兴。原因是一样的，他们都欣慰地坚信孩子已经去了一个更好的世界。他们到教堂的时候我碰巧也在那里。我感觉这更像是一场婚礼，而不是葬礼。教堂的地面就是泥的，坟坑就挖在教堂当中。司务告诉我，孩子的父亲很有钱，负担得起这笔费用。而那位父亲能把孩子葬在这样的地方，看起来又高兴，又骄傲。司务将那孩子放进墓坑，将他的小胳膊交叉着放在胸前，并在上面放了一把粗糙的小十字架，再往往尸体上盖了8到10英寸厚的土。然后他就跳进墓坑，用脚踩里面的土。踩完他就出去了，众人往坑里继续填土。司务拿了一根木杵回来。这是一根长4英尺、直径10英寸的原木，很像我们国家铺路工用的夯杵。他又回到坑里，将夯杵举到最高，然后全力以赴地向着孩子的头所在的地方夯下去。我看得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当他第二次将夯杵举起，我拉住他的胳膊，抗议他的做法。但他说他们把人葬在教堂里都是这样埋，挖出来的土必须全部填回去，教堂的地面要夯平。我的抗议似乎只是增加了他的精神和力气，汗珠不断地从他的身上滚下来。他一直干到筋疲力尽，才从墓坑里迈上来。但这并不碍事。众人继续往坑里填土。孩子的父亲摘下帽子，迈进墓坑，接过夯杵，将其举起来再夯下去，随之发出又闷又沉的声音。我看他夯了两下，感觉自己再没见过比这更残忍恶心的场面。那孩子的身体一定被砸成肉泥了。

傍晚，蚊子们又开始行动。保林和胡安在修道院屋外将木棍插在地里，罩上床单，搭成了蚊帐。但是夜里下起雨来，他们被赶回了屋里。我们又度过了一个痛苦的夜晚。有人或许要问当地人是怎么生活的呢。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他们似乎也像我们一样遭罪。但是他们在家里总会有一些我们在旅行中不便携带的生活设施。保林非常痛苦。当他听说我们接下来将会遇到什么，他觉得那很可怕，心里又急又恼，所以决定不再跟我们往前走了。这次旅行的交通情况既艰难又多变。他这一走，原先定的那些将他也算在内的计划，就准得化为泡影或是被迫放弃。对此我非常忧心。除非是遇上特殊情况，否则我很不愿意承担那些因为运送物资、滞留或情况有变造成的费用。因为这个原因，保林又一次改变了主意。

但在此地我还是告别了一个伙伴，一个令我难以割舍的伙伴。我得和我那高贵的马乔道别了。它已经载着我走了超过2000英里的道路，其中有些路段得说是骡子走过的最难走的道路。它被拴在修道院的门口，看着人们把包括它的鞍子在内的行李搬走，似乎预感到要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之前经常有人想要买它，但金钱并不能引诱我卖掉他。玉米饲料匮乏，又多次被可怕的大雨浇淋，它现在的状况比那些辛苦跋涉但吃得很好的日子更差。它这种日渐萎靡的状态像是在谴责我将它扔在绝境之中，独自离开。我搂住它的脖子，看到它的眼睛里满是悲伤。我曾用马刺扎它，让它疼痛暴躁。它也曾把我从背上颠下过来一次，而且还有几次不成功的类似举动。然而在那一刻，我们都把这些记忆抛之脑后。我们所记得的，都是彼此的良好合作和美好友谊。我那忠诚可靠的朋友啊，你现在又在哪里呢？我将马乔和另外两头骡子拴在修道院门口，让教堂司务随后把它们牵到帕伦克去交给那位地区长官。到了那里，它就能从淋雨造成的损害中恢复过来，就能摆脱缰绳马刺的拘束，在丰美的牧场自在漫步，直到我再回去骑它。

22

7点钟，我们下到水边上了船。当初就工钱讨价还价时，法官需要去与之商量的船夫、那些他坚决要维护其利益的船夫，原来就是他自己和另外一个男人。那个人我们估计是他以村民所能接受的最低工钱雇来给他做助手的。这艘独木舟有40英尺长。船尾有一个用席子遮出来的雨棚，约12英尺长。雨棚前头的全部空间是船夫们架船用的。而雨棚里堆下我们的全部行李，就只剩下很狭窄的一点空间供我们容身了。我们一出发所进入的这片水域就是一片大平原被三四英尺深的洪水淹没而形成的一个湖。法官在船尾。他的助手在前头，用肩膀抵住撑船的杆子，踩着船底走到前面，再走回来，这样就把船向前划去。8点钟，我们驶入一条狭窄泥沟。它并不比船更宽，但非常深。我们是逆流而行。撑杆够不到沟底，但它的一端有分叉，船又是紧贴着沟岸行驶，所以船夫就可以用撑杆的这一端抵住伸过来的树枝往后推。而那位法官用的撑杆上有个大粗钩子。他钩住前头的树枝往后拉。就用这种方式，我们沿着这条泥沟往前缓慢行驶。除了长满树木的沟岸，我们什么也看不见。转过一个急弯，我们忽然看到沟岸上有8到10条的短吻鳄。其中有的是长达20英尺可怕大怪物。在这样一条河沟里，它们是水土相宜的居民。但考虑到我们这艘小舟的脆弱性，它们可不是什么令人想与之亲近的邻居。随着我们的船靠近，它们沉沉地滑入水中，在河沟里露出几次，然后就游到对岸消失了。12点半，我们驶入瑞赤寇河（小河之意）。这条河的宽度从200英尺到500英尺不等，河水浑浊，流速迟缓，河岸上的树长得密不透风。6点钟，我们进入了大尤苏玛森塔河。这条河宽五六百码，是中美洲最壮观的大河之一。它发源于佩滕山，注入特米诺斯湖。

这里是恰帕斯、塔巴斯科、尤卡坦3个州的接壤地。尤苏玛森塔河与瑞赤寇河也在这里相连，构成一幅非凡的奇观。自从出了拉斯普拉亚斯前面的那片水域，我们一直是在河沟里逆流行驶。但现在过了两条河流相连的那一线，我们继续朝着同样的方向行驶，却由逆瑞赤寇河而上，变成了顺尤苏玛森塔河而下。驶入中流回望，我们看到瑞赤寇河与尤苏玛森塔河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不超过40度的夹角。它们一条奔向前，一条流向后。这条壮观的大河时而野性十足，时而沉稳平静。我们乘一叶扁舟浮于这样的大河之上，那感受可真是非同寻常。至于原因，那自然是显而易见的。尤苏玛森塔河水带着一股伟力迅速向下游奔去，并撞在水流方向左侧凸起的一块岬石上。河水的主流夺路而过，匆匆赴海。而它的支流在这里转了一个急弯，凭借这样的伟力冲出了我们刚才溯流而上的那些河沟，然后淹没了拉斯普拉亚斯那里的平原。

这时我们离开长满树木的河岸，收起撑杆，安稳地随波漂浮在壮观的尤苏玛森塔河的胸怀里。这时我们觉得又高兴，又刺激。大风吹向下游，驱散了蚊子。天上没有云层聚集，看样子不会下雨。我们原本计划后半夜再往下游走。但看到傍晚的天色这样晴朗，我们决定继续前进。天黑后大概过了1个小时，令人惋惜的是我们不得不离开尤苏玛森塔河，向北拐入里约帕里萨达河。从帕伦克到墨西哥湾的这一整片广阔平原上遍布着河沟溪流。尤苏玛森塔河浩浩汤汤地向前流淌，这些小河小溪有些注入其中，有些又由此发源，找到了其他的路径入海。

离开尤苏玛森塔河那宽广的河面以及相对来说比较亮的视野，我们驶入了约帕里萨达河。这条河很窄，两岸各长了一条黑漆漆的林带，河上自然也少不了那可怕的蚊阵。而且不幸的是我们的独木舟在一开始就扫上了河岸，于是我们在船上见识了当地人的残忍性格。这一夜我们当然没怎么睡觉。

白天我们继续顺流而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区域是一个大的洋苏木产地。我们遇到了一艘运货的双桅大邦戈。船夫们用撑杆在两岸的树枝上连拉带推，让它逆流而上。继续前进，我们又看到河岸上有些地方的树木被人清理掉，开垦成了农田。那里还有一些刷成白色的房子，用牛作业的小制糖作坊，附近的水面上泊着一些独木舟。这一切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幅漂亮的风景。而那里土壤的肥沃程度也显示了这个地区可以建设得多么美好。

2点钟，我们抵达帕里萨达。这座小镇位于河左岸一块高约15到20英尺的肥沃平原上，河岸边泊着几只邦戈。小镇临河有一条长街，街上有一些建得很好的大房子。这是我们到达尤侃坦州的第一站。这里正处在反对墨西哥政府的革命当中。岸上有人看到了我们沿河而下。不等我们上岸，他们就把我们叫住，要看我们的护照，然后就要求我们直接去见镇长。这道命令很专横，我们只得马上前往。镇长唐·弗朗西斯科·希伯末比我所见过的任何一位市政当局的首领都要傲慢。实际上，他是自由党在该州这一地区的负责人。他与墨西哥各州的所有其他官员一样，出于对于友邦的官方护照的尊重，友好地接待了我们。再次置身革命之中，然而我们对于这场革命的目的却一点都不了解。中美洲的政治情况我们十分熟悉，但这对于了解墨西哥的政治局势并没太大帮助。这就像是一个人了解得克萨斯州的政治，但他对于整个美国的政局却依旧陌生。过去有好几个月的时间，莫拉桑和卡雷拉这两个名字就像是我国竞选总统时候选人的名字一样不断地响起在我们耳边。后来我们冲出了他们控制的那个世界，但现在却不得不再次回到这样的世界。

有8年时间，中央党在墨西哥占上风。而作为邻邦人民密切相关的一个标志，这段时间里在中美洲联邦占优势的是自由党（或者说民主党）。而在过去的6个月，中美洲联邦的中央党推翻了自由党的统治，与此同时，自由党人几乎将中央党人赶出了墨西哥。在整个太平洋沿岸，自由党人拿起武器，发动了一场猛烈的革命战争。他们先是威胁继而攻入了首都。但在实施了一场大屠杀之后，他们又被赶出了首都。而在大西洋沿岸，塔巴斯科州、尤卡坦州已经脱离联邦政府独立。在这两个州境内，中央党政府的官员已经被赶走。但中央党的军队仍然坚持戍守在塔巴斯科和凯姆匹吉的港口。但他们此时已经被联邦军队封锁，并且遭到陆上攻击。这两个港口的海路、陆路都被切断，军队补给短缺。镇长唐·弗朗西斯科认为他们很快就会被饥饿逼得投降。

墨西哥的革命和中美洲的相比似乎调门更高，目标更伟大，指挥也更加温和。在这里发生反抗斗争的，都是中央党政府施行专制统治的地方。这些地方位置偏远，其条件和资源不为外人所知。中央政府将这些偏远省份作为那些贪婪官员的安置地，以及税收的来源（这些财富供首都的官僚们挥霍）。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这个国家法律的失策和低效。因为关税很高，沿海地区的走私活动十分活跃。在帕里萨达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这里日常卖的一些商品的价格，要比进口它们所需缴纳的关税低很多。

这里的革命和这个国家其他所有地区的革命一样，也是以一篇起义宣言作为开端。这其实是一个城市（或者按我们的说法是镇政府当局）关于支持某个特定政党的声明。帕里萨达两周前才公布了起义宣言。中央党的政府已经被推翻。现任镇长现在位子还没坐热乎。然而在这里，政权的更替是本着一种宽容温和的精神实现的，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唐·弗朗西斯科以一种非凡的宽广胸襟谈到了自己那位刚刚下台的前任，说他是一个正直但误入歧途的人。前任镇长没受什么迫害，此时仍然安安稳稳地住在这里。然而自由党人要是落入中央党人的手中，就别想得到同样的待遇了。这里的人们担心侵略军会从塔巴斯科那边打过来。唐·弗朗西斯科将他的银子和贵重物品都打了包，并让他的邦戈一直停在门前的河里，随时准备拯救他的财物和家人。这个地方现在活跃着很多擦亮武器、准备战斗的爱国者。

唐·弗朗西斯科是一位富翁，他有一座养了3万头牛的大庄园，还有几座苏木种植园和几艘邦戈。人们估计他的家财应该得有20万美元。他住的那所房子就在河边上，面阔150英尺，是花了他2万美金新盖的。就在我们和他在一起的这会儿，饭已经准备好了。他家的持家风格很自由，这在这个国家很罕见。他确信自己不会被人忽视。带着他这种自信，他的态度很随意。他请我们和他一起用餐。他家的家庭关系很民主。我感觉他就像是我们国家的一位受人尊敬的家长。他有两个儿子，他打算送他们去美国接受教育。他家还有其他一些小事，也唤起了我对于祖国的回忆。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头一次吃到用从纽约运来的面粉做成的面包和罗彻斯特牌的罐头。唐·弗朗西斯科最远只去过塔巴斯科和凯姆匹吉，但他对于欧洲和美国的地理和政治都很了解。他确实是我在这个国家遇到的最令人愉快的伙伴和消息最灵通的人士之一。我们和他在一起待了一下午。傍晚时分，我们又把椅子搬到他家房前坐着。这个地方是他们一家人在夜间聚会的地方。房前的河岸也是镇上人们散步的道路。他们打这路过，都停下来和唐·弗朗西斯科以及他的夫人互致问候。我们旁边始终放着一把空椅子，时不时地就会有人坐下来陪我们一会儿。当晚祷的钟声敲响，人们全都停止了交谈，从座位上站起身，做了一个短短的祷告。祷告结束，人们纷纷转身互道晚上好，然后落座重新开始闲谈。我始终觉得晚祷的钟声有某种震撼人心的东西。想想看，数量庞大的一个人群在这同一个时刻做同一个祷告，这是怎样的一件事！

当天夜里，有一位信使过来找唐·弗朗西斯科，并告诉他一个之前已经宣布支持自由党的镇又重新宣布支持中央党了。这个消息似乎令唐·弗朗西斯科和他的妻子都非常不安。到了10点钟，又有一个武装巡逻队前来领取命令。而我们则去做我们迫切需要做的一件事：好好地休息一夜。

第二天早上，唐·弗朗西斯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们让他的妻子感到不安。保林在讲西班牙语的时候，总是爱用一些人们都知道是墨西哥城那边用的习语。这就惹得那位太太起了疑心。她说保林不是美国人，而是一个从首都来的墨西哥人。她认为他是中央党的间谍。保林并不喜欢这个罪名。对于自己久别故国所造成的明显印记，他感到羞愧。被认作是印第安人，他一点都不觉得高兴。唐·弗朗西斯科笑话他妻子的猜疑。但他的妻子非常固执。然而我找一位精通该国语言的人士作为随从，这也具有显而易见的正当性。要不是因为这一点，我相信处在那位太太的怀疑和惧怕之中的保林，现在应该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权，被当做间谍抓起来了。

第二天我们一边闲逛，一边安排接下来的行程。到了第三天，我们带着那位太太给准备的丰盛的补给品，在唐·弗朗西斯科相送下，登上一艘前往拉古纳的邦戈。这艘邦戈的载重量约为15吨，平底，双桅双帆，上面装着苏木。甲板上堆满了芒果、香蕉以及别的水果和蔬菜，堵得我们寸步难行。船尾有几个活动的舱口盖。人们把那里的苏木抽去几层，形成一个小舱，再盖上个盖子，好让我们有个避雨的地方。他们还将一片船帆搭成棚子给我们遮阳。不一会儿，我们就离岸出发了。

我们这艘船上还有两位从中美洲佩滕来的年轻乘客。他们都不到20岁，是为了逃离卡雷拉那个政党的统治才跑到国外。和我们一样，他们也刚从中美洲出来，所以我们互称同胞。我们很快发现这艘船上的船夫非常糟糕。以前我们乘坐的独木舟上的船夫叫桨手。但这艘船上的船员因为自己驾驶着一艘带帆的邦戈驶向海边，所以自称是海员。船主是一个温吞吞、慢悠悠的老好人。他给那些不穿裤子的海员下达所有的命令都要先说上一句：“先生，帮我个忙。”

从小镇这儿开始，河里有一个4里格长的岛。在临近岛屿尾端的陆地上有一片很大的居民点，河岸边泊着一些独木舟。住在这里的人们垦伐森林，发展农业。他们和外界唯一的通道就是这条河，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独木舟。过了这个地方就再也没有居民点了。河很深，河岸上的树木很密，树枝伸得很远。

很快我们驶入一个有很多短吻鳄的河段。它们似乎很享受这片不受打扰的领地，有的像一截漂流木似的躺在泥滩上晒太阳。河面上还有很多地方星星点点地露着它们的脑袋。西班牙历史学家说：“它们游动时把头露出水面，看到什么就咬住什么，然后把它吞下去，不管那是棍子、石头还是什么活物。这就是它们为什么会吞下石子的原因。至于它们为什么不会沉入水底，那是因为作为游泳高手，它们既没必要，也不喜欢那样做。它们的尾巴就像是船舵，头好比船首，爪子就是船桨。它们行动敏捷，可以抓住任何一种鱼，哪怕它正在游动。人们曾经在一条短吻鳄的胃里发现了150公斤鲜鱼，这还不算那些已经消化了的。而在另一条鳄鱼的胃里人们发现了一具完整的印第安女尸。她还穿着衣服，是前天被鳄鱼吞掉的。还有一只的胃里发现了一副镶珍珠金手镯。镯子上珍珠的珐琅质已经没了，有的甚至整颗珠子都化没了，但金的部分完好无缺。”

这个地方现在仍然是短吻鳄的领地，经常发生鳄鱼伤人的事故。在帕里萨达的时候，唐·弗朗西斯科曾告诉我们，一年前有个男人在这里被鳄鱼咬掉一条腿然后淹死。这条河流本身河水污浊，河岸泥泞，在烈日的炙烤下，可真够难看！而这些丑陋的、非鱼非兽的大怪物，更是让这条河变得极其可怕。船夫们管这些鳄鱼叫“人类的敌人”。驾着独木舟去招惹它们，那可不是好玩的。但现在我们乘坐的是一艘邦戈！于是我们掏出枪，不分大小地向它们开枪。有一只得有25到30英尺长的怪物正趴在一棵巨树的枝杈上。这根树杈往外探出40到50英尺，靠下的部分就覆在水面上。但是趴在上面的那只短吻鳄整个都能看见。我朝着它的白线
(1)

下面开了一枪。伴随着一阵剧烈地抽搐，它的血一圈圈翻上来，把河水都染红了。然后它就仰背浮了起来，死了。一个船员和那两个佩滕人当中的一位跳下一艘独木舟，要去把它拉过来。这艘独木舟很小，划起来晃晃悠悠。它往前走了还没50码就开始下沉，进水，然后就把他们都翻进了河里。这时在河岸上、水面上，能看到差不多20只短吻鳄。对于落水的男人和小伙，我们爱莫能助。这艘之前几乎难以挪动的老邦戈，这时候也开始往前走了，似乎是要丢下他们自生自灭。我们站在船上不知所措，和他俩之间的距离每时每刻都在扩大。船主拼命地叫喊“先生，先生”，搞得我们都非常紧张。后来我们将这艘老邦戈拐到河岸边，又让桅杆别在树枝间，将船停稳当。与此同时，我们那两位在水里的朋友也没闲着。佩滕小伙儿奋力游向岸边。我们看到他抓住了一根树枝。这根伸向水面50英尺的树枝非常低。他够到树枝，像猴子一样攀了上去，然后顺着它跑到了岸上。那个海员把那艘独木舟拉到身边，让它底朝上翻着然后骑上去，再用手掌划水凑了过来。等他们二人都安全上了船，恐慌便结束了。我们觉得这件事可是个好笑料。

此时这艘邦戈的桅杆已经被树枝挡得很牢，我们只得将那些破旧的滑轮绳索弄走一些，才让桅杆摆脱了树枝的纠缠。然而当我们最后终于再次回到河流中央，针对“人类的敌人”的战斗又开始了。阳光炙热，无法在遮阳棚外面久站，但船夫们会告诉我们何时可以开枪。我们这次顺河而下的旅行，会作为一场灭顶之灾被鳄鱼铭记。老短吻鳄会在临终时训令新的一代见到邦戈来了，一定要潜入水中躲开。我们这一路杀了差不多20只鳄鱼。那些受伤没死的，体内现在还有我们射出去的子弹。或许它们正趴在河岸上思考子弹是从哪来的呢。要是有步枪，我们至少能杀100只鳄鱼。

3点钟，午后的暴雨如期而至。下雨前一阵大风席卷河面。我们的邦戈被吹得横在河中。我们还没来得及把船移到岸边，大雨就瓢泼而至。最后我们终于将船稳住，打开舱口盖，钻进那个专门给我们准备的避雨的地方。这个空间非常低矮，我们在里面不能坐，只能躺，躺下后脸距离甲板大约只有1英尺。当初一到帕里萨达，我们就发现有一艘邦戈正要起航。我们感觉自己真是幸运，尽管这艘船当时已经从头到尾都装满了苏木。唐·弗朗西斯科说坐这艘船太不舒服，他希望我们能等着坐他家的邦戈。然而对我们来说，耽误时间要比不舒服更糟糕。我和船主做了一桩交易，让他把主桅杆后面的苏木搬走一部分，以便在甲板上弄一个小舱，供我们在里面容身。但我们没有亲自去监督这件事。等我们上了船，一直到被大雨逼得钻到这个小舱下面，才发现待在这个空间真是极不舒服。苏木这种东西要躺在上面睡觉的话，实在是太硬了。但是，这样的一个小空间我们如约交钱订下，却也未能独享。一下雨，那俩佩滕小伙儿也跟着我们钻了进来，船主和他那几位“先生”也紧随其后。我们不可能把他们赶到外面去淋那无情的大雨，所以大家只能像一团人肉似的全都躺在一起。而这些“人肉”所感到的，是同样的痛苦、气恼和无望。外面大雨瓢泼，可怕的焦雷在我们头上滚过，闪电透过缝隙照进我们这个黑暗的藏身处，闪得我们目眩神迷。我们还听见附近传来一记可怕的咔嚓声。一棵树被大风吹倒了。我们当时以为它是被雷电击倒了。

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处境。苏木上的疙瘩有的与人体的凹凸相配，但通常而言，它们是哪不该有就出现在哪。我们以为现在的情况已经糟得不能更糟了，但很快我们发现自己错了。回顾当时，我们成了忘恩负义、无事生非的碎嘴子。那几个海员说我们是流浪汉。他们还在舱口下面这个杀气腾腾的蜂群里设法嗡嗡道：

切，哼，呸，

我闻到英国人血液的味儿了，

甭管死活，我得弄到点。

现在回顾我们在那个地方遇到的困难，我内心极其平静。当时我们又挤又热，其实也不过是开了一个亲昵的玩笑。到了10点钟，我们怒不可遏地开始责骂船主和他那些懒惰的“先生”，怪他们没有像平时那样、像镇长要求他的那样，在天黑前到达河口。我们坚持要把他拉出去扔进河里。

后来雨停了，但风仍然在朝着正前方猛烈地刮。借着朦胧的光，我们看到一艘一桅的大邦戈像幻影似的在河面上飞驰而过。我们可以把船长从舱里拉出来，但我们却控制不了这条河。我们的船在河面上歪歪斜斜地走了几段之字形路线，就一头扎在了对岸。于是我们像一群饿蜂似的，又重新闹了一阵更严重的内讧。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风息了，我们驾船回到中流。我们长长舒了一口气。海员们尽管比我们更习惯于蚊虫的蹂躏，但遭的罪和我们一样多。风卷残云，云净月出。要不是这些讨厌的蚊虫，今夜在这条原始、野性的大河上泛舟，一定会成为我们永恒的美好回忆。实际上，那一夜我们没有一个人要到舱里去睡觉。我真的不相信一个人要是在舱里待一整夜还能活着。

天亮时我们仍然航行在这条河上，但很快就来到了一个小湖里。走了几段之字形路线，我们进入一条叫作“小河口”的河道。河里的水几乎与岸齐平。河两岸都长着热带树林里最大的巨树。它们的树根裸露出地面三四英尺，蟠曲多瘿，纠结在一起。这些灰色的树根看起来像死的一样，但却擎起一片翠生生的树林。树木枝杈以下的空间，视野很开阔。10点钟，我们过了小河口，进入特米诺斯湖。再次驶入咸水当中，我们将帆升满。右手边放眼望去只有水。左手边是长满树木的湖岸。这些树根部裸露在外，就像是生长在水上。前方稍偏左的地方只能看到一线林木。那里就是卡门岛。我们这次航行的目的地，港城拉古纳就在那座岛上。通向这个湖的河道又窄又浅，里面还有暗礁和沙洲。我们那群船夫自然没放过这个让船搁浅的机会。而他们为了让船再回到深水区所做的尝试，更是达到了愚蠢和懒惰的顶峰。每一次只有一两个人用撑杆推一推，就仿佛他们要推开的只是一艘小艇。推上一会儿，他们就停下来休息，让其他人再去推。他们似乎就不知道众人合力的效果。经过几番努力无效，船主说我们必须得等涨潮了。真不知道再在这艘邦戈上过一夜会怎样，于是我们就完全接管了这艘船。我们为这次救险行动投入的人力赋予了我们这份领导权。我们这4个人除了卡瑟伍德先生（甚至他也搭了把手），都是身强力壮、铤而走险的汉子，胡安这次功劳巨大。他因为身上大片赤裸，所以被蚊子折磨得要死要活。他甚至比我们更受不了这艘邦戈。我叫两个人下水，用肩膀顶船底，其他的人在船上一起用撑杆使劲推，这才终于把船推回了深水区。随后乘着一阵微风，我们平稳地向前航行，直到看到拉古纳港的船桅杆出现在小岛的地平线之上。这时风完全息了，丢下我们死沉沉地受着大太阳的炙烤。

2点钟，我们看到天上的云开始聚集，转眼就已经乌云密布，天光暗淡。这种大暴雨的先兆，就是在陆地上看见也是很吓人的。我们将舱口的盖板放下，又铺开一张油布，以便在下面避雨。大风忽然而至，众人毫无防备，甲板上顿时乱作一团。船主摊着双手，脸上一副最可怜的哀告的表情，求那些“先生”把帆收起来。“先生”们一边大喊大叫，一边连滚带爬地跑去拉桅杆上的绳索。除了应该拉的那一根，他们把其他的绳子都拉了起来。主桅杆上的帆降到一半就卡住不动了。这时候船主和船夫们都仰头看着那片帆在大喊大叫。其中有一个海员惶恐不安，吓得眼泪都已经夺眶而出。他决心孤注一掷，于是抓着绳索上的吊环顺着桅杆往上爬，然后又纵身一跳，抓住最上面的那个吊环，牢牢地扯着一根绳索将那片主帆拉了下来。一阵狂风吹过光秃秃的桅杆，然后大雨就倾盆而至。湖水被大风吹得波涛汹涌。我们什么都看不清了。刚开始的时候，看到甲板上乱作一团，我们决定先不进舱。因为这艘邦戈一旦灌进水来，船上所载的苏木就会让她像铅块似的沉入水底。我们脱掉了靴子和外套，将救生工具拿出来备用。邦戈的甲板高出水面约3英尺，非常平滑，上面没有任何抓靠的东西可以防止我们被刮走或是冲走。我们躺在甲板上，没遮没拦地被暴雨冲刷。四周一片黑，但是借着闪电的亮光，我们看到了另一艘邦戈上那无人控制的撑杆。那艘邦戈和我们的一样，也正任凭暴风雨在河里抛来荡去。这场暴风雨持续了1个多小时，它走得和它来得一样突然。遥望拉古纳，我们看到港口挤满了船只。自从离开纽约，我们还是头一次看到这么多的船。长期在内陆旅行，我们几乎已经忘记了船舶的用途。现在看到这些船，我们与祖国之间的联系似乎也更加紧密了。狂风淫威施尽，现在河上一片沉寂。船夫们开始划船，但并没能往前走多远。港口在望，但我们很担心自己还得在甲板上过一夜。这时又一场大风刮了起来。尽管不像刚才的那场风那么猛烈，但它是径直从港口方向吹来的。大雨随风而至。我们躲在降下来的前帆下面，几次调整航向。这艘老邦戈沿着之字形的路线在水面上飞驰。走到航道尽头，我们将锚（准确地说是一块石头）抛下，然后全都站了起来。在我们和海岸之间还有滔滔的海浪。我们朝岸上的人们打招呼，叫他们过来把我们接下去。然而他们回答说现在浪太猛。天上又下起了雨，我们又到小舱里待了半个小时。

雨一停我们就来到了甲板上。过了没一会儿，我们看到一艘挺好的小船沿着海岸线，逆着湍急的海流划了过来。船上有1个舵手和4个水手。水手们有时候会跳进水里拉纤。我们用英语向他们打招呼，舵手也用非常糟糕的英语回答了我们。经过一番交谈，水手们把船拉了过来，并让我和卡瑟伍德先生上了他们的船。那位舵手是一艘法国船上的大副，会讲英语。他的船明天就要起航。他这是要去捉一些大乌龟。它们正在海滩上趴着等他呢。船一触底，我和卡瑟伍德先生就骑上两个粗壮法国水手的肩膀，让他们驮我们上岸。在这一整趟的旅行当中，从那艘邦戈上下来的一瞬或许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刻。

拉古纳镇沿着湖岸分布。我们从这头走到那头，看了很多货物充盈的商店、咖啡馆，甚至还有理发店。走到镇区的尽头，就到了美国领事馆。有两个男人正坐在门廊上，看外表极像是美国人。其中的一位就是领事唐·卡洛斯·罗素。另一位先生的面容我看着很熟悉。当他得知我们是从危地马拉来的，他便向我询问那边的消息。我非常乐意将那些事亲自告诉给他。他是芬斯利船长，我是在纽约时认识的他。当时我向他请教危地马拉的情况，还同他谈起过要乘船去凯姆匹吉。但这次相遇，我没能认出他来。我一身从内地过来的打扮，他也不可能认出我来。他是直接从纽约来的。我们离开纽约已经很久，现在头一次从他这里得到了家乡的消息。听说纽约报业的成本预算因为黄金支付暂停和普遍的萧条而加重。我还听说我有些朋友这阵子做了些滑稽的怪事。但在婚丧嫁娶的大事方面，我没听说什么能让我或喜或悲的消息。

唐·卡洛斯·罗素，或者叫查尔斯·罗素先生是费城人。他娶了一位有一大笔财产的西班牙小姐。尽管去国已久，但他并未忘怀祖国，还是热情地款待了我们。他将他的房子、桌子……他所有的一切，甚至包括他的钱财，都提供给我们使用。他设宴招待我们。做完对主人的第一轮致辞，我们坐下来开始享用美食。这一餐的丰盛程度堪比我们在托托尼卡潘的那位朋友家吃的那一顿。我们几乎不能相信自己就是那些几个小时前还在湖上飘来荡去、害怕沉入湖底或是还得在邦戈上再过一夜的倒霉蛋。读者只有经历了我们经历过的那些事，才能体会到我们此时心中的欢愉。当晚侍奉我们用餐的黑人，曾给我在百老汇的一个熟人家里做过仆人。我们感觉自己距离祖国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了。当晚我们用上了主人提供的干净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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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解剖学名词。

23

拉古纳镇坐落在卡门岛上。卡门岛长约7里格。它与另一个约4里格长的岛屿共同将特米诺斯湖与墨西哥湾分隔开来。拉古纳就是这个内陆盛产苏木的国家的大仓库。当时它的港口里就有12艘船正等着装上要运往欧洲和美国的货物。这个镇建设得很好，很繁荣。但这里的贸易活动受到了中美洲联邦政府那些压制性规定的束缚。拉古纳已经发表了革命宣言，并将这里的卫戍部队解除武装，赶了出去。拉古纳认为自己已经脱离中美洲政府独立，只听命于尤卡坦州政府。这里的锚地很浅但很安全，吃水不超过十二三英尺的船只很容易进来。

我们本可以在这个岛上优哉游哉地休憩、闲逛上一段时间，但我们的旅途到此还没有结束。我们下一步要去往尤卡坦的首府梅里达。离这里最近的港口是120英里之外的凯姆匹吉。去往那里，人们通常是乘坐邦戈，走公海沿岸的路线。想想不久前坐邦戈的经历，这真是令我们沮丧至极。然而，罗素先生和芬斯利船长的好心将我们从不幸的命运中挽救了出来。芬斯利船长要沿着尤卡坦的海岸线，直接回纽约。从个人的角度来讲，他是想尽全力帮助我们。但有命在身，要他中途进港放下我们，这存在一定的风险。我们知道他本心是想帮助我们的，所以也不好逼他带上我们。但罗素先生是他的受托人，按照租船的协议，他有权占用船长10天的时间。他打算动用自己的这项权利。为了让船长送我们中途上岸，他给船长在预定的日程之外，多加了两天时间。因为凯姆匹吉现在已被围困，所以船长会把我们放在距凯姆匹吉60英里之外的西萨尔。那里是梅里达的海港。船长同意了这个安排。我们也如释重负，因为当时我们可是视前路如畏途。

再说说我前面提到的购买帕伦克遗址的事。罗素先生也热情地参与进来了。我不得不提一下他的慷慨：他主动要求承担一部分将帕伦克的遗址推介到美国的费用，打算出资2000美元。一位去国已久的人士能做出这样的举动，这真是难能可贵。按照原先的安排，我写信给帕伦克的长官，通知他罗素先生乐意合作，并告诉他由保林作为我的代理人，和他商定购地的细节问题。罗素先生也附上了一封信说明此意，另外还提出他出的那部分钱会按对方要求的时间支付。我们将这两封信交给保林，全权委托他办理此事。罗素先生参与此事的热情，让我有了成功的希望。我心里着实欢喜。而且要不是他，我们给帕伦克的雕刻翻模的打算也得彻底落空。他当时正在建一座异常精美的宅子。为了满足工程所需，他已经派人去过凯姆匹吉采购熟石膏，但那里一点都没有。于是他就从纽约进口了一批使用。幸运的是他家此时还剩了几桶。要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保林回帕伦克的这次行程，仅就翻模这个目的来看的话，那肯定得是无果而返了。要知道当时最近也得到韦拉克鲁斯（墨西哥中东部的一个州）或是新奥尔良才能买到石膏粉。该如何送保林和石膏粉去帕伦克翻模，又该如何将翻模制成的石膏像用船送到纽约交给我，我们把这些事情都具体商量定了。周六上午7点，我们告别了罗素先生，登上布里埃拉卓号。保林一直陪我们到船出了沙坝，才和我们道别，然后登上领航船返回。自从他在马德雷山脉脚下赶上我们以来，我们已经一起经历了很多很多非常艰险的境况。所以读者们可以想见，分手时我们彼此都不是无动于衷。胡安继续跟着我们。第一次入海，他心里在暗自思忖我们这是要带他去哪儿。

布里埃拉卓号是一艘美丽的双桅横帆船，载重160吨。芬斯利船长亲自指导了她的建造工作，并且拥有一半的所有权。这艘船又整洁又雅致，作为他的家很合适。船长在岸上没有住房。他的一个女儿在美国上寄宿学校。家里其他的人，包括他的妻子和那个3岁左右的小女儿，都和他一起住在船上。自打7年前结了婚，他的妻子只在岸上住过1年。自那以后他妻子就下定了决心，只要他还在海上漂泊，她就要守在他的身边。尽管每次出海，他都会打定主意完成这一次的航程就不再跑船了。但他非常想跑船攒钱，买下一座好农场。这也是每一位水手都向往的最圆满的成功。他的女儿维赛莎，或者说可怜的赛媞（这是她的自称），是船上所有人的小宝贝。我们这艘船上另外还有12名乘客，它们是些大乌龟。纽约市议会的议员们对它们感兴趣。船长希望它们当中能有一只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的宴会上博得这些纽约大佬们的欢心。

读者们无法体会我们在这艘双桅帆船上有了一个这样舒适的住处，内心有多么满足。有一次我们遇上了一场午后的狂风。想想我们只是乘客，这又是一艘有优秀船长和船员的好船，于是我们开始笑话远处的一艘紧贴着海岸线“爬行”的邦戈。头一回，我们在担心航行结束得太快。这样不管是狂风暴雨还是风平浪静，我们都觉得心满意足。或许还没有哪位船长曾遇到过像我们这样的乘客。唉，你们那些坐着邮船横渡大西洋还抱怨不舒服，因为船上没有人伺候就威胁要公开指责船长的乘客们，盼着你们有朝一日也被困在一艘装满苏木的邦戈上！

现在我们已经衣衫褴褛，所有的衣服上都有些磨烂或是撕破的洞。即便让对着装最无所谓的人来看，那些窟窿也非常打眼。芬斯利船长看我们穿得这样破破烂烂实在可怜，就帮我们缝上扣子，打好补丁，好让我们穿得整整齐齐踏上下一段旅途。第三天早上，芬斯利船长告诉我们，船在昨天夜里已经过了凯姆匹吉。只要风一直这样吹，我们今天就能到西萨尔。到了8点钟，一道漫长的海岸线低低地进入我们的视野。船稳稳地向着海岸行驶。天快黑时，我们在海港中抛下锚，距离海岸约有两英里。港口中除了我们这艘船，只停了一艘双桅横帆船。那是一艘去往哈瓦那的西班牙商船。这片锚地是碎浪区以外一片开阔的海域。人们认为，只要暴风雨不从东北方向袭来，这里就绝对安全。因为东北方向刮来的大风会把停在这里的西班牙船只吹得挣脱锚缆，冲向外海。

接下来的见闻是不是值得这样大费周章，我们不确定。等要用船的时候还有没有船，我们更不确定。而这艘好船可能用不了20天就能回到美国。现在要离开它，实在令人难受。尽管如此，薄暮时分，我们还是在码头木栈道的尽头下了船。这条长长的栈道建在开阔的海滨地带。在桥上，一个士兵把我们拦住盘查了一番，然后把我们带到栈道尽头一间卫兵和海关人员用的房子里。屋里的一位官员主动要求亲自送我们去见这里的军事长官。长官所在的那座带炮台的西班牙古堡垒，就在我们的右边，离海岸很近。到了那里，一个站在城垛后头，几乎看不见人的士兵把我们盘问了一番。过兵营的时候，又有一番盘查。为什么防守这样森严？答案和在中美洲时一样，因为这里是“自由的祖国”。目前，这个地方在自由党的统治之下，正笼罩着战争的阴云。之前这里也发生了革命。而且和其他所有地方一样，那场革命也是在一种节制精神的主导下展开的。但当卫戍部队被赶走后，当地那位非常专制残暴的军事长官被革命党人抓住。要不是后来有人将他带上一艘邦戈，放他逃走，那场革命的性质就得因为杀他而遭到亵渎。这位现在又重新掌权的长官接见了我们所有的人。随后芬斯利船长领我们来到一个熟人家中。我们在这里见到了那艘泊在远处海面上的帆船的船长。他要在8天之内驾船赶到哈瓦那。人们预计他的船走后，很长时间之内都不会再有船到这里来。我们安排妥当，准备明天出发前往梅里达。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陪同芬斯利船长来到码头的栈桥上。我们看着他上了一艘邦戈，再上了大船，看着每一片帆都在顺风的吹拂下升了起来，看着那艘船驶出港口，驶入外海，驶向美国，我们这才心有不舍地转过身来。西萨尔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在此耽搁。尽管它坐落在海滨，环境优美，兴旺繁荣，但它只不过是梅里达的进出口码头。2点钟，我们出发前往这个州的首府梅里达。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国度和中美洲截然不同，就仿佛中间隔了一个大西洋。我们乘坐着一种从未见过的交通工具开启了我们的旅途。这种交通工具叫做折篷马车，造得有些像那种旧式的出租马车。但它又比那种车要大许多、笨重许多，而且没装弹簧，是专走那些坑坑洼洼的路的。车身上刷着红色、绿色和黄色。我们坐的这辆车，车后面捆着牛皮箱（我们一人一个），箱子上堆着牧草。那草堆得和车篷顶子一边高，是用来喂拉车的那匹马的。这些东西再加上我和卡瑟伍德先生，就由一匹马拉着，而且马背上还骑着一个人。另外还有两个男孩骑着两匹没套挽具的马跟在后面。它们和这匹马倒替着驾车。我们走的这条路远看极平。它就在一条略高出平原地面的堤道上。这片平原上遍布着砾石和灌木。一开始我们感觉坐上了有轮子的交通工具，这真是享受。但是这条路实际走起来坑洼不平，这种折篷马车又不装弹簧，所以走了没一会儿，我们就开始怀疑这还能不能算是享受。

看过了中美洲的壮美风光，我们感觉这个国家的景观贫瘠乏味。但路上有一些用5头骡子并肩拉的大车，两轮相距得有10到12英尺，车上装满了大麻、粗麻布、蜡、蜜、牛皮、鹿皮。看到这些我们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内陆物产丰富。我们在路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换马。我们把驾车的那匹马从车辕之间牵出来，再把那两匹备用马当中的一匹牵过去套上车，就忙得出了一身的汗。换了两次马，我们在1点钟来到胡努卡玛村。这个村子环境优美，绿树环绕，有一个挺大的广场。广场上此时正装饰着一座爬满常青藤的花廊，准备在明天庆祝圣体节。我们在这里新换了3匹马，像刚才那样轮流拉车。又过了两个村子，隔着两英里，我们远远地看到了梅里达的建筑尖顶。6点钟，我们进了城。城里的房子都盖得很好，窗户带有阳台，而且好些房子是两层的。街道很干净。街上很多人衣装考究，表情愉快，富有活力。城里折篷马车上刷的漆和挂的帘幕色彩绮丽，车上坐的女士们也穿得很漂亮。她们不戴帽子，而是用花朵装饰秀发。这些都赋予这座城市一种欢快美丽的气氛。从那些阴沉沉的城镇一路走来，我们感觉这里真是令人陶醉，甚至算得上是充满了诗情画意。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地方给我们留下了这么美好的第一印象。唐·米歇尔在城中的一座大宅里开了一家旅馆，我们驾车去往那里。一路上我们感觉自己简直就是阴差阳错地落在了一座欧洲的城市里。

有一件事读者们或许会觉得惊讶：在梅里达，有一位朋友正在等我来。从纽约出发之前，我习惯去富尔顿街的一家西班牙饭店用餐。经常出入那个馆子的，主要是西班牙裔的美国人。我在那里遇到了这位梅里达的绅士，并且了解到他就是乌斯马尔遗址的所有者。刚进城时我对于他的地位、身份还一无所知，但我很快就发现在梅里达每个人都知道我的这位朋友—唐·西蒙·派恩。当天晚上，我们到他家来拜访他。他家的房子是一座用深灰色石材建成的宅邸，窗户外带阳台，将这个城市广场一边占了将近一半，委实宏大气派。不走运的是，他这时正在乌斯马尔。不过我们还是见到了他的妻子、父母、姐妹。他们这一个家族都住在这座宅子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庄园。他们已经从西蒙那里听说我要来，所以就待我如熟人一般。他们估计西蒙过不了几天就会回来。但我们盼着能在乌斯马尔找到他，于是当即决定不在此久留，继续前进。他的母亲多纳·华金纳答应给我们做好一切必须的安排，并且派一名仆人跟着我们。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过这样愉快的夜晚了。在这里，很多人的仪表真是能为任何一个社会增光。后来离开梅里达的时候，我们心里其实非常想在此多逗留一段时间。

梅里达的广场上一片欢乐的景象，此时正值圣体节庆祝活动的前夕。广场四周有两边是走廊，另外两边装饰着一些扎有常青藤的亭子，亭子里还点缀着一些灯烛。欢乐的人群在亭子里跳舞。而在广场另外两边的房屋前头，沿着走廊放了好些椅子长凳。那是供那些跳舞的人以及其他所有想歇会儿的人坐的。

梅里达城约有两万居民。它是在西班牙人征服美洲几年之后，在一座印第安古村落的基础上建起来的。在这座城市的好几处地方，还有印第安建筑的遗迹。作为强大的尤卡坦州的首府，梅里达在墨西哥联邦区享有盛誉，在整个共和国也以其市民的睿智博学著称。尤卡坦州已经宣布脱离墨西哥独立。而人们认为它的独立也确实已经实现。消息已经传来，称凯姆匹吉已经屈服，中央卫戍部队也已经投降。专制统治的最后一点余孽已经被根除。这座首府沉浸在革命胜利、独立成功的最初激动和骄傲之中。尤卡坦州偏处一隅，墨西哥要想收复它显然并非易事。它可能会像得克萨斯州那样，成为这个庞大但孱弱、松散的共和国又一块被永远割去的领土。我们高兴地发现，当地人对于政治仇恨的热情并不像欢庆独立这样强烈。中央党的人和自由党的人见了面，就像我国属于对立政党的人见了面一样。

第二天整个西属美洲都在庆祝圣体节。这是天主教最盛大的节日。一大早钟声不断，我们来到当地的大教堂。这座教堂再加上主教府，足足占去了广场的一边。教堂的内部宏伟壮观，两排高高的石柱撑起石砌的拱顶，唱诗班在教堂中间，祭坛用了大量的银子做装饰。然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跪在祭坛前面的女士们。她们头上罩着或黑或白的纱巾。她们中的一些人有着圣徒一般的纯洁和美丽。她们的着装、举止、外貌，将西班牙的传奇故事变为了现实中的图景。确实，西班牙的女士在教堂里看起来最可爱。

我在纽约的熟人当中有一位人脉宽广。我决定拿着一封他给写的介绍信，去拜访唐·华金·古铁雷斯。这位先生的姓氏在梅里达算是大姓。而且让我吃惊的是，他的英语讲得和我们一样熟练。他曾在欧洲和美国的社会上摸爬滚打过一段时间，然后就按照好市民应该做的那样，回来娶了一位本国的佳丽。他们家祖籍是梅里达，但他本人住在凯姆匹吉，而且是那里一位有头有脸的中央党人。他现在离开凯姆匹吉来到梅里达，是因为联邦党人正在围攻那座城市。他担心凯姆匹吉一旦落入联邦党人之手，他们有可能会对反对者采取过分的行动。走出他的家门，我们去广场上看了游行的队伍。看过了危地马拉的宗教节日游行，我们觉得这里的游行稍逊一筹。队伍里没有魔鬼的形象。然而在广场四边的亭子和走廊下面的人群，倒是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景象。其中有一大群印第安人，他们不论男女，都算得上是我们所见过的长得最好看的一个族群。而且他们穿得都很整齐。今天，他们当中没一个人不是穿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听说，那些穷得拿不出一身体面衣服在今天上午穿出来的印第安人，压根就不会到广场上来，因为他们不好意思。这些印第安妇女是真漂亮。她们全都穿着白色的衣服。衣服的袖口、领口和边上都滚着红条。她们的脸上都是一副心满意足、温和可亲的表情。上等阶级的妇女们有的坐在房门前的亭子下面，也有的沿着走廊坐。她们装扮雅致，不戴帽子，头上戴的是面纱或者鲜花。她们那优雅的外表再加上大方的举止，营造出一幅几乎称得上是具有诗意美的图景。她们身上有一种安闲和乐的气质，与危地马拉人脸上那种饱经忧患的神气截然不同，就仿佛她们是上帝专门安排了享福的。实际上，如果是在这个地方办理购买帕伦克的事宜，那根本就没有什么难处。这个地方给我们的印象这样深刻，可能仅仅是因为有前面那些地方与其形成对比。

看过了游行队伍，唐·华金提议去拜访主教或者一位有个漂亮女儿的夫人。主教是梅里达最大的人物，住的府邸也最雄伟，然而我们想让在梅里达的这一天过得最惬意，所以就选择了去拜访那位夫人。不过，到了晚上我们也去拜访了主教。他的府邸就挨着大教堂，门前有一座大十字。穿过一个由两道走廊围合的庭院，爬上两段阶梯，我们进了主教府的前厅。在这里，一位衣着体面的神职人员接待了我们，并向主教通报了我们来访。很快，他就引着我们穿过三重富丽堂皇的大厅。这些厅堂天花板很高，灯火通明。在其中的一个厅里，我们看到一张上面披着红色锦缎的宝座。那锦缎还顺着宝座后面的墙壁一直挂到了宝座上方的天花板上。最后一进大厅里有一扇门，通向一个大房间。这房间收拾得格调优雅，是一间卧房。室内的一角放着一个大银洗手盆和一个银水罐。卧房中央放着一张不能移动（或者很难移动）的椅子，主教大人就坐在上面。他腰围有几英尺，衣着华美。先说这张椅子。那是专门为主教大人订制的，椅面、椅背内里填着软絮，外面罩着红色的摩洛哥皮革。主教大人坐在上面既不拥挤，也不空旷。椅背上端一边有一个固定得稳稳当当的凸起物。主教坐在椅上午休的时候，它们正好能托着主教的头。椅子的扶手很宽，完全可以放书放纸。这张椅子真是一件天才制作。再说那位主教。看他脸上的线条，我们感觉他是一个高调强势的人物，后来和他的谈话印证了这一点。他是一个中央集权派，是一位大政治家。他和我们谈了将军们寄给他的书信，谈到了围攻、封锁和战争。他讲话的语调在我们的头脑中描绘出一位僧侣勇士或是神庙里的大祭司的鲜活形象。谈话结束时他说他乐意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为我们效劳，他的房屋、家具也任由我们使用。他还要我们指定某一天，他要请我们吃饭。届时他会邀请几位朋友和我们相见。然而前路漫漫，我们还要去面对很多考验，所以最后还是婉拒了他的邀请。不过我们希望，等我们从乌斯马尔回来以后，能有机会领受他的款待。

从主教府出来我们去了当地的剧院。这座大型建筑是专为演戏建造的，有两排包厢和一个楼下正厅，其中上面一排包厢为私家所有。剧院的歌剧女主角就是在旅馆用餐时坐在我身边的那位女士。不过呢，比起看演出，我还有更有意思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和剧院的女士们聊天。她们真是能为任何一个圈子增光添色。有一位女士告诉我，再过几天在城郊的一座乡间别墅里会有一场沙龙。放弃这个活动真是要比放弃主教的宴会更难。总之，我们对在梅里达度过的这唯一一天心满意足。而在剧院度过的这段夜晚时光更是为这一天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一天留给我们的深刻记忆，在接下来几个月黯淡无光的日子里，一直是一份令人愉快的慰藉。

第二天早上6点半，我们骑上马向着乌斯马尔出发。西蒙·派恩派了一个仆人送我们过去。拿行李的印第安人走在前面。其中有一个人拿的东西不是我们交给他的，那显然是一箱红葡萄酒。离开了这座城市，我们走上一条平坦但石头很多的道路。这条路就像是从矮树林里划出来的一道石灰岩的岩床。走了1里格，我们顺着林间的道路向前望，看到了派恩家的一座大庄园。庄园的入口就是牛圈的大门。进门左拐有一段石阶。拾阶走上一座石砌台基，就来到了庄园的住宅跟前。这座房子是石头造的，高约20英尺，长150英尺。它的正面贯通着一道拱廊，墙根下有一口与房屋等长的大水渠。这水渠有10英尺宽，10英尺深，里面注满饮牛的水。房子的后面有一座用石头和水泥建的人工蓄水池，约有150英尺见方，20英尺深。池壁下方是一片芦荟种植园。这种芦荟的纤维是做麻绳的原料。这里房舍的建筑风格，还有蓄水池的质量之坚固、容量之巨大以及种植园显而易见的富庶，赋予这座庄园一种壮观气派。

来到这里，印第安随从们就离开了我们，我们又从庄园里找了另外一些印第安人拿行李。带着他们又往前走了3里格，我们来到派恩家族的另一座庄园。这个庄园也拥有和刚才那个庄园差不多一样的品质。我们在这里停下来吃了早饭，然后就又出发了。这时候天已经热得要命。

道路崎岖不平。地下岩床上只盖着薄薄的一层泥土，仅够满足矮树的生长需要。我们现在坐的马鞍是另外一种款式的。对于尚未用惯它的人而言，骑着它真是最痛苦的折磨。天气炎热难耐，每一里格走起来都显得格外漫长。后来我们终于抵达又一座庄园。这是一片用灰黑色石材建成的、不规则的巨大建筑群。要在封建时代，这片建筑简直就是一座宏大的城堡。在这里，每一座庄园都有一个印第安名称。这一座就叫做瓦雅奎克斯庄园。它也是西蒙的母亲多纳·华金纳在谈及我们的路程时，唯一特别提到的一座庄园。庄园的入口是一道锥形顶的石头大门。进门是一条长长的甬道。甬道右手边有一座棚屋，那是唐·西蒙当年从美国回来以后建的一座工棚。工人们在那里把庄园出产的麻纤维制成麻绳。在庄园的布局中有这样一处安排，大大增加了它的气势。那就是甬道边上的牛栏和水渠，它们一直延伸到了我们的视野之外。我们在庄园住宅前的大树下面下了马，然后走上一段宽阔的石阶，走进一条有30英尺宽的走廊。走廊外侧挂着大片的席子。它们可以卷上去，也可以放下来，用于遮阴避雨。走廊的这头算是住宅的前廊，那一头则通向一座教堂的大门。这座教堂供住在庄园的人们使用，外面顶上有一座大十字架，里面则装饰着和城里教堂中一样的图案。整座庄园看起来很有贵族派头。这里共有1500个印第安佃户，他们和庄园主保持着一种封建性质的雇佣依附关系。一个做家务活儿的仆人引我们进来。作为庄园主的朋友，这里的一切都供我们享用。

我们意想不到地闯入了一个陌生的国度，这里的事物新鲜又奇特。尤卡坦半岛位于凯姆匹吉和洪都拉斯的海湾之间，是一片辽阔的平原。半岛东北端的卡托切角距离圣安东尼奥仅有51里格。半岛的西端与古巴岛隔海相望。人们猜测在很久很久以前古巴岛也曾是美洲大陆的一部分。半岛的土壤和空气都极其干燥。从凯姆匹吉到卡托切角的这一整条海岸线上都没有一条或者说一股淡水的溪流。雨季（从4月到10月底）时这里淡水多得用不了。但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灼热的太阳会把大地烤干。除非是将雨季的淡水储存起来，否则这里的人和动物都得灭绝，这个地区就会变得荒无人烟。所以在这里，土地所有者的事业和财富，须得有了水源才能成为现实。没有水，土地一钱都不值。因为这个原因，每一座庄园都要花费巨资修建维护大蓄水池和水渠。旱季6个月的用水全仰仗这些设施供应。这种情况使得地主在与印第安人的关系中，处在一种类似于旧时封建制度中领主的地位上。

通过开展独立运动，墨西哥的印第安人与白人都获得了自由。没有人能买卖他人，不管他是什么肤色。但是因为印第安人很穷，生活又挥霍浪费，鼠目寸光，所以他们不得不让自己依附于某座能给他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庄园。庄园主让他们用水，作为回报，他们要承担某些为庄园主效劳的义务。这样庄园主就有了一种类似封建领主的地位。这种关系是当地自然条件的产物。我相信，在整个西属美洲也只有尤卡坦存在这样的关系。每座庄园都有一位总管负责这块地产上的一切管理事宜。主人不在的时候，他就是庄园的“总督”，和主人一样有权支派庄园的佃户。我们所在的这座庄园的总管是一个年轻的混血儿。他能得到这个职位的方式既简单又自然—他娶了前任的女儿。这位女士有足够的白人血统将印第安人脸上的呆意提升为一种柔和甜美。然而我觉得这个总管简直就把这个职位，看得和他的妻子一样重要。

要是在这座气派的大庄园里住上几日，想必甚是称心惬意，况且我们料想前面的路途也没什么意思。但我们已经请老夫人多纳·华金纳让我们尽快穿过这个地区。护送我们的那个仆人说，按照老夫人的要求，他今天得把我们送到两里格之外、他们家的另一座庄园去过夜。骑马劳碌了一天，此时我们特别不愿意离开这里。那个仆人建议让总管“去叫一辆驷马大车”。总管表示如果我们有这个意愿，那他就去安排。我们略问了他几个问题，然后就毫不犹豫、当机立断地告诉他“去叫一辆驷马大车来备用”。于是总管就绕着教堂钟楼外面的石阶爬上了钟楼。我们也紧随其后跟了上来。他在钟楼上转着圈地叫马车，那动作和声调都让我们想起其他宗教的教徒在塔上召唤信徒来礼拜。教堂和那一连排建筑的屋顶，都是用水泥黏合石头造的，结实坚固得就像一条人行道。日光直射屋顶，有几分钟四周一片安静。后来我们终于看到一个印第安人一路小跑着穿过树林，向着庄园这边来了。然后又跑来两个。不到一刻钟，已经有二三十个印第安人跑了过来。原来他们就是拉车的“马”，而所谓的马车这时候还在树上。管家为每一架“马车”挑了6个人。不一会儿，他们就用大砍刀从树上砍来一捆木杆，然后将其搬到走廊下开始造“马车”。他们是这样做的：将两根10英尺长、男人手腕粗的杠子隔3英尺并排放在地上；用粗麻绳将些短棍和杠子垂直绑定，短棍相间2英尺；把草编的吊床固定在杠子上，再将弓子搭在杠子上，最后把薄席盖在上面。这样，一架“马车”就做好了。我们把自己的斗篷叠起来当枕头，爬进吊床躺了下来。那些印第安人把他们穿的遮胸棉短衫脱下来当作带子，把自己睡的草席捆起来。印第安人四个一组，肩上垫着小垫子，扛着杠子的头儿，将几架“马车”抬了起来。我们告别了总管和他的妻子。印第安人抬着我们走下台阶，然后就小跑着出发了。我们的马由一个印第安人牵着跟在后面。我们当时觉得甚是放松，忘了先前对于将人当牲口使唤的顾虑。印第安人并不觉得自己屈辱卑贱，他们不为这些烦恼。而且他们抬的轿子也没有多沉。这一路没有什么山，只是有几处地势略有起伏。过去的时候，我们躺在轿子上头低于脚。抬轿的印第安人走得很稳，几乎不曾跌跌撞撞。就这样他们抬着我们走了3英里，然后把轿子轻轻地放在地上。他们和梅里达的印第安人一样，也属于一个长相好看的种族。他们脸上一副乐呵呵的表情，甚至在辛苦工作的时候也挺愉快。我们不能和他们交谈，这让他们觉得挺可笑。尤卡坦的印第安语言只有一种，那就是玛雅语。这是当地的通用语，西班牙人也都讲这种语言。

印第安人擦了把汗，歇了一歇，抬起我们继续走。轿子微微的颤动和印第安人均匀的脚步声令人心静，我打起了瞌睡。后来他们在一座门前停住，我才醒了过来。进门时我看到我们正在走近一排白石建筑。这些建筑矗立在高约20英尺的台地上，长360英尺（我后来量出来的），一道气派的前廊一以贯之。在它们最右侧，有一片绵延一二百英尺的平台，那是一个大水窖的顶子。平台上有一架长柄绞索。一群穿白衣服的印第安女人正在转着圈地推绞索，从水窖里提水上来灌满她们的水罐。这座庄园叫做木库彻庄园。像在别处一样，我们穿过一座大牛圈进了庄园。在庄园住宅的台基脚下，有一条和这座台基一边长的大石渠，8到10英尺宽，8到10英深，里面灌满了水。印第安人抬着我们走上一段差不多位于那排建筑中部的石砌斜坡。这个建筑群共有3组独立建筑，每组面阔120英尺。居左的是教堂。教堂的门开着，一个印第安老人正在为晚祷的人们点燃祭坛上的蜡烛。前面略靠后的是总管的住房。右边的建筑是庄园主的宅邸。到了这座宅子的前廊，印第安人把轿子放下，我们从里面爬了出来。由佃户抬着离开那样一座庄园，又来到了这么一组宏伟的建筑前面，这真是一次相当有贵族感的经历。这里的事物整体上给我们这样一种观感，这是一座非常热情好客的乡间住宅。然而我们后来才知道，派恩家族的人绝大多数都没见过这座庄园。这让我们很是吃惊。唯一来过这里的，是那个负责管理这座庄园的儿子。他每次来只住几天，只为了看一看这里的事情管得怎么样，检查一下总管的报告是否属实。这排建筑中有一组单独的套房。居中的房间约有80英尺长。它的两侧各有一个房间，分别长约40英尺。这三个房间通着，外面有一道围廊贯通前后。

距离天黑还有1个小时。我们很愿意就在这里度过这点时间。然而送我们的那个仆人催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个天然井。天然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卡瑟伍德先生非常疲倦，此时已经躺在了吊床上。不过我可不愿意错过一个全然未知的奇特去处，于是便跟着那个仆人从大水窖的顶上走了过去。窖顶是水泥的，硬得像石头。过了水窖就是一个石砌的大水池，池壁内外抹着水泥。这个池子有150英尺见方，20英尺深，里面满着水，有二三十个印第安人在游泳。从池壁上下来，又走了100码的距离，我们看到地上有一个大洞口。有一道50多级的宽阔台阶通向洞里。顺着台阶下到这个天然井里，我出乎意料地看到了一处异常美丽的奇观，于是派那个仆人去叫卡瑟伍德先生立刻过来找我。他要是需要，就用轿子把他抬来。这是一个大山洞或者说是大岩洞。洞顶很高，高得足以产生一种雄壮豪迈的气魄。顶上有向外探出的碎岩，就是正午的阳光也照不到洞里来。洞底是一泓安静深邃、像水晶石一样纯净的清水。水底是一块白色的石灰岩岩床。这简直就是浪漫传说中描绘的地方，是月亮女神戴安娜和她的仙女们沐浴的地方。希腊的诗人们也想象不出这样美丽的一处景致。说起来简直是亵渎神灵，我们围着这个岩坑游了几分钟，心里充满了孩子气的欢喜。只可惜这样一处自然奇景却是在这么个地方，以至于没几个人能够欣赏到它的美。它要是位于一位英格兰贵族的地产之上，那它得成为一处最宝贵的景观。游泳恢复了我们的精神。回去的时候天已经非常黑了。吊床在等着我们，很快我们就沉入了梦乡。

24

第二天早晨天一亮，我们骑上马，带着从这个庄园挑的一伙儿新的印第安随从和一个向导继续赶路。这片原野看起来和我们这几天经过的地方一样，也是长着矮树的石灰岩。地表没有足够的土壤吸收水分，只在石头窝子里存着一洼洼的水。9点钟，我们又来到了一座庄园里。这一座比上一座小，但看起来仍然很气派。而且和在上一座庄园一样，我们也在这里看到一群妇女在用绞索打水。这里的总管说我们的到访是他的荣幸，他很乐意为我们效劳。他给我们提供了牛奶、玉米饼和野蜂蜜作为早餐，又给我们配备了这里的印第安人和向导。再次上马出发，阳光很快就变得强烈炙热。没有树木遮阴，我们被晒得很惨。12点半，我们发现路边不远处有几座丘墟。但阳光实在是炙热灼人，我们不能停下来对它们进行考察。2点钟，我们抵达乌斯马尔。当初在富尔顿街的西班牙餐厅认识我那位谦逊的朋友时，我一点都没想到我后来会在他家的土地上骑马走上50英里，并且由他家的印第安人背着行李，在他那些气派的庄园里吃饭睡觉。而且按照既定的返回路线，我们还将看到另外一些庄园，据说其中有一座比我们见过的这些都大。派恩家族在西班牙统治时期，出过几位尤卡坦省的总督。独立时尤卡坦的总督就是派恩家族的人。他是一个坚定的保皇党，因为厌恶新政府的各种职务所以退休。这个大家族的所有地产都由多纳·华金纳夫人打理。我们真不走运，到了乌斯马尔才知道唐·西蒙已经离开，我们在路上和他失之交臂。另外，因为太阳炙烤，马鞍坐着也别扭，胜利抵达旅程终点的时候，我们已经筋疲力尽，悲观绝望。下马的时候我们感觉还从来不曾这么累，这么难受。

乌斯马尔庄园的住宅是一座灰黑石材的建筑。它的外观和内部装修要比其他几座庄园宅邸更加粗放，所以看起来也更具古风，远远望去就像是一座宏大的古堡。1年前，唐·西蒙的父亲将这座庄园给了他。他正在对庄园的建筑进行修缮扩建。不过，就像他的父亲从未到过这座庄园，他也只来过这座庄园一次，而且只住了几天。至于他来的目的，我们不得而知。庄园宅邸前是一片牛圈。牛圈四周有一圈水渠，水渠上有几处长着葱绿的植物。从那经过有一种脏兮兮、潮乎乎的感觉。这里也有一座教堂。教堂里面有一尊“我们的主”的塑像，受到整座庄园及其四边所有印第安人的崇拜。这里的印第安人名声都传到了梅里达的那些家庭仆人们的耳中。我们的那个向导到了这里最关注的就是他们。一到这里，整座庄园都成了我们的天下。然而我们又累又热，此时已经筋疲力尽，所以下了马就躺进吊床去休息了。

这座庄园有两位管家。一位是个混血儿，通晓玛雅语和庄园的管理事务。另一位我们认识，或者至少是见过。差不多就在我们离开纽约的时候，他还在戴莫尼克的饭店做服务员。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地方遇到他，再联想到那家有名的饭店，感觉真是奇怪。要知道那家饭店在美国几乎就是艺术的温床和快乐的源泉。这个年轻人来自于西班牙的加秦洛尼亚。他和一个朋友参加过一次失败的暴动，事后逃到了古巴。再后来就在快要被人发现的时候，他们又身无分文地逃到了纽约。他们不会讲英语，也无计谋生，后来被戴莫尼克先生收留，在他的饭店里做了服务员。再后来，他的朋友被提拔为首席巧克力师。但他却依旧只是个服务员，而且日渐萎靡。就在这时，唐·西蒙建议他来乌斯马尔。他既不知道乌斯马尔在哪儿（只知道这是西属美洲的某个地方），也不知道自己的工作职责，就接受了这个建议。等来了以后，他才发现自己这是到了一个很闭塞的地方，身边都是语言不通的印第安人，只有那个混血儿管家能和他说句话。这些管家在尤卡坦构成一个需要悉心维护自己地位的阶层。他们就像苏格兰的仆人找工作，并不是特别看重薪水，而且不管能从主人家拿到多么微小的好处，都会觉得满意。大多数的总管都是这样的性格。这个小伙子是白人，聪明又诚实，在这个国家做这一行是很有优势的。唐·西蒙打算等他一摸清庄园事务的门路，就让他来监督三四个庄园的总管。然而事与愿违，他想要的是有活力的生活。他感觉自己处境孤单，渴望社交生活。他经常想起和朋友还有别的服务员在一起时的欢乐场景。我们在乌斯马尔谈起了歌剧。吃饭的时候，他又用富有感染力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戴莫尼克先生的沙龙的图画。我们真的很同情他。

经过一番休息我们恢复了体力，当天下午便走着去看遗址。我们走的这条路穿过一大片树林。林子里小道很多，我们的印第安向导迷了路。卡瑟伍德先生身体不适，于是便回去到吊床上歇着。我们选了另外一条路继续走，走着走着忽然出了林子，随即便看到一大片开阔地带。这片地上散布着几座丘墟，还有一些建在梯田形台基上的大型建筑和金字塔形的建筑。这些建筑规模宏大，保存良好，装饰精美，而且上面也没有灌木遮挡视线。它们那充沛的画意简直堪比底比斯（希腊古城）的建筑遗迹。那些矗立在平坦的尼罗河流域的古迹，其身姿就展露在河两岸，没有哪一处会突然闯入人们眼帘。回到庄园以后我如此这般地告诉卡瑟伍德先生。他身体不适，没有精神，正在吊床上躺着。他觉得我说得有些太过浪漫。但等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遗址上，他的说法就成了：实情超过了我的描述。

我现在讲的这片遗址，无疑曾经是一座规模很大、人口众多、拥有很高文明的城市。而且读者在任何一本历史书上都看不到关于它的只言片语。是谁建造了它？它为什么会建在这里，建在这么一个远离水源，也没有其他任何自然优势（那些我们已经了解其历史的城市，当初选址就是由这些因素决定的）的地方？是什么事导致它被人们遗弃并摧毁？没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至于它的名字，人们知道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它所处的这座庄园的名字。派恩家族最老的地契有140年的历史。在那上面这片位于庄园边界上的建筑被称作“石头房子”。这是现存古代文献对于这个地方唯一的一点记载。除了关于个别建筑的一些荒诞不经的迷信说法，印第安人也没有什么传说提到过这片遗址。这片遗址已经做了全面清理。去年人们把这里的树木砍倒烧净，所以现在可以看到这片被树林和玉米地包围着的遗址的全貌。

我们在这里度过了最有趣也最辛苦的一天。夜里回到庄园，我们打算制定一个成熟的计划对这片遗址做一番彻底的考察。但不幸的是，当夜卡瑟伍德先生发起了高烧，而且一直烧到天亮，似乎是要生一场重病。我相信他这是劳累过度所致。

第二天是星期一。一大早，全体印第安人都过来听总管为他们分派一天的工作。这是他们对于庄园主的义务。我因为正在庄园住宅附近待着，所以有机会了解了一下庄园的纪律和印第安人的性格。

乌斯马尔庄园占地有10里格（或者说30英里）见方，经过开垦的土地只占一小部分，其余部分都是放牛的牧场。这里印第安人分两种：一种是“放牛放马的牧民”，他们一年挣12美元，另外每周还有5小袋玉米；另一种是“种田的农民”。他们也被称为“周一农”。因为喝庄园的水，所以他们有义务每周一为庄园主无偿劳动一天。这里的印第安人大部分都属于后一种农夫。他们一个人生活要承担周一给庄园主干活的义务。但等他们结婚有了家庭，需要的水自然更多，他们就必须得另外再为庄园主清理、播种、收获4公亩的玉米。当教堂的钟敲过5次，所有的印第安人都必须得到庄园主宅前头来。为了出那一天的义务工，也为了得到一份价值3美分的玉米口粮，他们就得去做庄园主或是他的代理人—总管所布置的任何工作。庄园主和他的代理人对印第安人拥有绝对的权威。他们要对印第安人内部的一切纷争做出处理，惩罚罪行。他们既是法官，也是执行人。如果总管对印第安人做出不公正的惩罚，后者可以向庄园主投诉。如果主人拒绝为他主持公道，或者是主人自己对印第安人做了不公正的惩罚，后者可以要求离开庄园。印第安佃户没有义务必须得留在某座庄园，除非他欠了主人的债。但如果他真欠了，那他可就被捆住手脚了。如果能还清债务，佃户马上就可以离开庄园。但如果他不能，那庄园主也必须得给这个佃户提供一份文书，大意是：“如果哪位先生想要这个名叫××的印第安人，你只需还清他欠我的债务，就能得到他。”要是主人拒绝给他这份文书，那这个印第安人可以去找法官投诉。拿到这份文书，他就可以去各个庄园转转，直到他找到愿意为他清偿债务的庄园主。但在还清债务之前，他自己就是抵押品。债务问题解决后，主人会给这个印第安人一份文书，写明：“我的前奴仆××所欠我的20美元债务现已还清。作为他目前的主人，我现将这份收据给他。”有了这份文书，他就可以去为新主人效力了。然而对于印第安人来说，还清哪怕是最小一笔债务的机会有，但微乎其微。想想他靠工作所能得到的纯收入，就知道他永远不能摆脱债务的束缚。实际上，从他最早借到1块钱起，他就注定了要终身为奴。他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偶尔更换一下主人。通常来讲印第安人性情温良亲和，非常驯顺。就是挨了鞭子，疼得眼中含泪，他们也还是会给总管鞠躬说“晚上好，先生”。但他们也性情不定，有时候会变成全凭冲动行事的莽汉。所以对待他们要严厉，要与之保持距离。一个坏印第安人或者混血儿就能毁掉整个庄园。他们继承了祖先全部的懒散习性，墨守成规，不愿意学习任何新东西。唐·西蒙曾经试图为农庄引进新的农业种植技术，但到底是徒劳无功。印第安佃户除了按照他们自己那种传统方式耕种，不会干别的活儿。唐·西蒙曾经从美国带来那种常用的搅乳器并试图教会印第安人制作黄油和奶酪。但他们学不会如何使用，于是那批搅乳器被丢在一边，几百头母牛继续徜徉在树林里而没人给他们挤奶。如果印第安佃户生病，庄园主没有义务养他。不过主人一般会养，因为这样做对他也有利，就像他可以从佃户的劳动中牟利一样。放长远看，这事总能为他的庄园增加劳动力，因为用这种方式他就能在印第安人当中赢得一个好庄园主的名声。总之，养着生病的佃户对他而言是有利的。

当天上午，我参观了一些印第安人住的棚屋。这些房子是长方形的，用直插在地上的圆木做柱子，用茅草覆顶。有些看起来整洁又舒适。男人们都去干活儿了。一整天都能看到穿白棉布衣服的妇女走出家门，排成队伍，去水窖打水。我很高兴地发现，这里的人们认为结婚是一件正派有益的好事，肯定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和节俭的生活作风，而且很可能还有利于个人幸福。唐·西蒙鼓励印第安人结婚。他不希望庄园里有一个光棍汉，让所有适龄的印第安小伙自己去找个媳妇。但经常有人讨不到媳妇。当他们过来用一种自嘲的语气说：“我讨不到女人。”唐·西蒙就会寻遍庄园，给他找一个女人做媳妇。他上次来庄园就给安排了4对。而就在我们到这里的前一天，那个白人管家刚送一对新人到离这最近的一个村子去结婚，并向神父支付结婚的费用。一场婚礼收费13先令。他不敢把钱给他们叫他们自己去，因为担心他们会把钱花在别处而没去结婚。

在婚姻这种大事上，上岁数的那位混血儿管家在积极地贯彻他主人的意见。这一天刚好有一件微妙的案子摆到他面前。一位印第安姑娘向他投诉一个已婚妇女诽谤她。她说她本来要和一个小伙子结婚，他们两情相悦。但这个已婚妇女却损害她的名誉，说她现在已经“有了乐事”。那个妇女还把这话告诉了那个小伙子，说庄园里的女人们都知道这事，他要是娶了这么个姑娘会遭人耻笑。现在那个小伙子不打算要她了。那个已婚妇女不承认自己是诽谤，而且她有一大群证人支持她。必须得承认，当时的情况看起来对原告非常不利。然而那位老总管根本不问事情的是非曲直，就出于更长远的考虑，选择支持这个姑娘。眼看一桩婚事遭人阻挠，他心中愤愤不平。于是他转过来问那个已婚妇女：这关你什么事？你有什么权利多管闲事？这事就算是真的又怎样？到底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可能那个小伙子也知道姑娘的事，甚至他也参与了，但他仍然愿意娶她。要不是这个妇女多嘴多舌，他们可能现在就已经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无须再多啰嗦，总管拿出一条皮鞭长长地抖了几下，然后就开始用它使劲朝那个轻浮的长舌妇背上抽去。之后他又怒气冲冲地训了那个多事的女人一顿。他还对在场的女人们说，庄园里的麻烦都是她们惹出来的，要不是因为她们，男人们才不会生出什么事来。庄园里的妇女们被事件出人意料的转折惊得目瞪口呆，愣在那里。这个案件处理完毕，众人解散，她们全都过去围住那个被打的妇女，然后簇拥着她离去。而那个姑娘却是自己走开。她的同性们对她横眉冷对。这种事的结果，在未开化的社会和在文明世界是一样的。

一滴泪可以囊括所有的悲哀，

除了失足姐妹的耻辱。

这天下午，卡瑟伍德先生的体温降下来了，但还是非常虚弱。在这个季节，庄园里卫生条件很差。主宅周围那些大水槽和水渠里的水都是绿的。现在每天下午都会下雨，这很容易让人染上热病致死。卡瑟伍德先生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糟糕。我确实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觉得我必须得送他离开这座庄园，而且如果可能的话，离开这个国家。为了完成我其余的几项计划，我们打算无论如何也得再回到这个国家。我们仔细盘算了一下：明天上午就出发的话，还能赶上那艘启程去往哈瓦那的西班牙帆船。商量了10分钟，我们决定结束旅行回国。我们马上将这个打算告诉了总管。他爬上教堂的钟楼，叫来印第安人，让他们准备一架“马车”，并在明天凌晨2点备用。

25

就在庄园总管为我们安排印第安人的时候，我又去看了一回遗址。在我们离开这个国家之前，瓦尔德克先生描绘这里建筑遗址的画作就已经面世。那些图是在巴黎以大对开本的样式出版的，附有一些想象性的注释，设色美丽。那本书是瓦尔德克先生在梅里达住了1年，在乌斯马尔待了8天的工作成果。在他参观的时候，这片遗址上还长满了树木。这些树去年已经被清理，现在整片遗址都已经裸露出来，一览无余。我想把遗址画下来，但这项工作真是艰巨，我都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此时我们累得已经达到了体力的极限，实在没力气再去绘制遗址的总平面图。不过幸运的是，整片地都很平坦，又没有树，可以一眼望尽。遗址给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第一印象。而卡瑟伍德先生充分利用他在遗址上待的那一天，为那里的建筑遗迹画了图。

插图上右边的那座建筑高耸于林表之上，还没到遗址，它就最早抓住了我的眼睛。看完了一处处的丘墟和那一排排的大型建筑，我的目光再次回到并且锁定在了这座高台建筑上。这是我进入的第一座建筑。我站在它正面的门道上数了数，下面有断壁石堆的高地有16处。另外，远远望去，还有几座宏伟的大型建筑完好无缺，它们似乎不曾为时光侵蚀。此时夕阳西下，这些建筑投下极宽大的影子，将它们下面的梯田形台基笼罩在内。这处奇绝的景致，足以供人创作一幅富有魅力的画作。

这座建筑长68英尺。它的下面完全是人工从平原上筑起来的一座台基。那台基的形状不是金字塔状的，而是椭圆形的，从底到顶包着一层方石砌的墙壁。它的底座长240英尺，宽120英尺。帕伦克的那些被我们称作是金字塔的、高高的建筑废墟，现在已经毁坏得无法确切看出它的本来面目。或许它们最初的形状就是这座台基这样的。台基的东侧有一道宽宽的石阶，每一级有八九英寸高。这么陡的台阶上来下去都必须十分小心。我们数了数，这道台阶现存101级。其中顶上的9级已经残缺，或许高台底部还有20级被土石掩埋。台级走到尽头，是一个4英尺半宽的石砌平台。它就在台上那座建筑的后面。整座建筑分为3间。两端的房间长18英尺长，宽9英尺。中间的房间与它们等宽，但长度为34英尺。建筑当中不开门，两侧的房间各有一门。整座建筑均为石砌。它的墙壁室内的一面打磨得很光滑，室外的一面以门高为界，下面用素面方石砌筑，上面是一道装饰繁复的檐口或者说造型。从这道檐口往上一直到这座建筑的顶，各个面上都雕刻着丰富而细致的缠枝纹作为装饰。这些装饰图案的风格和特征与我们之前在这个国家以及别的国家所见过的完全不同。它们与科潘或是帕伦克的建筑装饰也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真的是非常独特。它们的设计奇异而费解，煞费匠人苦心。它们有些很怪，但大部分的图案简单、高雅、美丽。在这些难以理解的花纹当中有些方形、菱形，里面刻着人类的半身像、豹子头、花叶组合纹样以及举世闻名的回纹。这些装饰图案相互连接但又各不相同，整个构成了一件繁复异常的雕刻作品，看起来既雄大又奇异。这些装饰物的结构和它们的整体效果一样，非常独特，令人印象深刻。它们没有一件是单独用一块石头雕成的，石刻的各个部位分开雕刻，每一块都是独立的。这些部件在墙上各就其位。分开看，每一块都是毫无意义的一个局部。但是将它们放在一起，就可以组成一件完整的石雕，而且少了哪一块这件石雕都不完整。我们将它们称作是一种雕刻马赛克，应该并无不妥。

从这座非凡建筑的前门出来，是一条水泥硬路。这条路有22英尺长，15英尺宽，通往另一座建筑的屋顶。那座建筑坐落在一座稍矮的人工砌筑的台基上。我们站在这座台基下面，看不到能通到上面建筑的台阶或是其他别的什么现成的通道。后来我们沿着台基一侧一堆塌毁的乱石爬了上去，又摸索着拐过墙角，看到一个4英尺宽的门。进门是一个12英尺高的房间，前后有廊。前廊进深7英尺余3英寸，后廊进深3英尺余9英寸。房间内壁由打磨光滑的方石砌成，室内没有门或者其他形式的通道通往别处。出了房门，这座建筑的外壁上布满装饰物，整个外观与我们前面描述的那座建筑一样。这个门口下台基的石阶已经彻底毁坏。

印第安人对于这些建筑遗址怀有一种迷信的敬畏，他们不会在夜里靠近它们。据他们的古老传说讲，这些遗址中藏有大量的财宝。他们还给这里的建筑都起了名字，这一座就叫侏儒之家。有一个荒诞的传说让这座建筑变得神圣。我就坐在它的门口，听陪我来的一个印第安人讲了这个传说：

从前这里有一个老婆婆。她住那个小屋，就在王宫（后面会提到这座建筑）的对面，在这座建筑的台基所处的位置上。她因为没有孩子，所以心情很是忧伤。沮丧中，她把一颗蛋拿布盖住，小心翼翼地放在棚屋的一角里。她每天都去看看那颗蛋，直到有一天早上她发现，那颗蛋里孵出了一个小生灵或者说是一个小孩。老婆婆非常高兴，管这个小东西叫儿子，精心喂养他，悉心照料他。于是过了不到一年，他就能像个男人似的走路说话了，而且他长到这时候就不长了。老婆婆感到无比高兴，说他将来会成为一个大贵族或是国王。有一天，老婆婆叫这个小侏儒到王宫去找国王比试力气。他央告老婆婆别让他去，但老婆婆坚持不肯，于是他就去了。卫兵放他进宫，他向国王提出挑战。国王笑了笑，叫他去举一块3阿罗瓦（西班牙重量单位）或者说75磅重的石头。这个小家伙看了看就哭着回去找他妈妈了。妈妈又把他送回来，说如果国王能先把那块石头举起来，他儿子随后也能做到。于是国王将石块举起，侏儒果然也马上照着做了。国王又试了其他几样耍力气的把式。结果，只要是他能做到的，这个侏儒也都能做到。最后国王感觉比不过一个侏儒很丢面子，于是告诉他，除非他能在一夜之间造起一座最高的房子，否则就杀了他。这个可怜的侏儒又哭着回来找他妈妈。妈妈叫他不要沮丧。第二天早上他醒来后发现，他就在这座高台建筑上面。国王穿过王宫的大门看到了这座建筑非常惊讶。他派人找来侏儒，叫他去找两根非常硬的木棍。他会先用其中的一根打侏儒的头，然后侏儒再用另一根打他的头。听了这话，侏儒又哭着回去找妈妈。然而妈妈告诉他不必害怕，并将一张面粉做的小薄饼放在他的头顶。比赛当着城里所有大人物的面进行。国王将他那一根木棍挥向侏儒的头，棍子全部打断，竟然没能伤到小家伙一根毫毛。这时国王想逃避比赛，以免自己的头被打。然而他已经当着自己的臣僚有言在先，所以也只得硬着头皮上了。结果侏儒一下就打碎了国王的脑壳。看到这一幕，所有的人都欢呼着拥立胜利者作他们的新国王。后来老婆婆死了。不过，在距离此地17里格远的印第安村子玛尼有一口深井，井里有一个地洞。这地洞向梅里达延伸出去很远。洞里有一条溪流，溪岸上有一棵大树，树荫下坐着一个老婆婆，老婆婆身边有一条蛇。老婆婆在那里一点点地卖水，但她不要钱，而只要小娃娃。她要拿小孩喂蛇。这个老婆婆就是侏儒的妈妈。这就是关于这座大型建筑的神奇传说。不过这个传说并不比它提到的这座建筑更加奇异。

插图上另一座建筑的名字最初可能与墨西哥那些守护圣火的处女们有些关系。不过我认为我从乌斯马尔的印第安人口中听来的这个名字，应该与任何本地历史、传统、传说都没有关系。它完全是从一些西班牙故事中衍生出来的。这座建筑的名字就是尼姑之家，或者说女修道院。它坐落在一座15英尺高的、人工砌筑的高台上，它的形状是四边形。其中的一条边我量了量，长95步。我无法迈步测量它的周长，因为有些地方堆着上面塌下来的乱石。但据我保守估计，它占地应该有250英尺见方。和侏儒之家一样，它也完全用石材筑成，而且外部也布满了同样繁复难解的石雕装饰图案。

从作为这座建筑主入口的大门进来，就到了一座美丽的庭院中。院里长着草，但没有树。建筑向内的立面上也布满图案，而且比外面的更加丰富精致，保存状况也更好。有一侧墙壁上布满菱形的组合图案，看着单纯质朴，格调高雅。庭院的正面雕着两条巨蛇。它们的头都已经断掉，身子反向蜿蜒，贯通庭院四壁。

在这座建筑的前面，正对着它的大门，还有一座建筑。它位于一个较矮的台基上，基本特征与前面介绍的建筑一致。因为它的大门上面雕刻着乌龟，所以叫做海龟之家。这座建筑已经出现好几处巨大的裂缝，像是被地震震得。它所处的位置差不多就是整片遗址的中央，站在上面就可以环顾俯瞰这片壮观、独特但也破败的遗址。

过了这座建筑，朝着略偏右的方向走，穿过一堆堆的废墟，又有一座建筑。隔着老远，我们的目光就被它上面那些显眼的装饰物吸引过去了。爬上两级高台，我们来到它跟前。这座建筑的主体和其他建筑相似。屋顶上有一堵高浮雕装饰的围墙。

这就是那堵墙的形状。这座建筑因此得名鸽子之家。远远地看，它确实极像一排鸽舍。

这座建筑前面有一条宽街，街两侧各有一排建筑废墟。这条街沿着女修道院的墙壁一直延伸到一大堆废墟前面。这堆废墟可能曾是与“鸽子之家”相连的一座建筑。它的后面还有一座挺高的建筑。相比之下，这堆废墟更像是后面这座建筑的前厅或者是门房。它们之间是一座大天井，天井另外两侧各有一条走廊。天井的地面走上去听起来像是空的，有个地方还破开一个洞。我从那个洞口下到一个抹了水泥的地下室里。这里以前可能是做谷仓用的。庭院后面是那座破败的高台，很难爬上去。高台上又是一座大型建筑。它毁得比其他几座建筑更严重。但是从它残存遗迹的风格、它所处的居高临下的位置（从那里可以俯瞰除了“侏儒之家”以外的所有建筑），以及前面那些建筑与它显而易见的从属关系来看，它当初一定是城里最重要的建筑之一。也许它就是城里的主庙或者市政厅。印第安人管它叫“卫队之家”。从这里可以俯瞰几座在“侏儒之家”上面看不到的建筑遗址。这片遗址整个构成一幅荒凉而壮观的图景。它们彻底颠覆了我们之前对于这个国家原始居民的所有概念。我们之前看到的任何东西都不曾让我们这样激动过。

关于这片遗址，还有一个奇怪的情况：我们在这里没有发现水源。当地的印第安人也不知道这里有什么溪流、泉水、水井。离这里最近的水源地，还是1.5英里以外的庄园。生存所必需的水源已经消失。可能这里的蓄水池已经被毁或者是流经这里的溪流已经干涸。后来我们得知唐·西蒙对这一情况非常感兴趣。他特别急切地想对遗址做一次彻底考察。他认为这个国家的面貌未曾改变，一定是地下某些地方存在一些大井、泉水或是蓄水池。那才是这座城市从前居民的水源地。在这个地区，发现水井或者蓄水池，那就像是在沙漠里发现了泉水。说得更诗意一些，那就像是发现了钱财。清水源源不断，不计其数的钱财将从这些水源中汲取出来。无需花钱挖井修渠，这座古城就能重新供人居住。

就在我环绕遗址考察的时候，卡瑟伍德先生去了“王宫”。从印第安人给这座建筑起的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这是古城中最主要的一座建筑。在乌斯马尔古城的所有建筑当中，它坐落的位置最为尊贵，它的比例和风格最为气派，它的保存状况也是最好的。

插图就是这座位于三级梯台之上的建筑的平面图。第一级梯台长600英尺，高5英尺，外包石墙，台面宽20英尺。它上面是高15英尺的第二层平台。梯台四角用雕凿过的石材包角。圆弧形的拐角比尖锐的直角视觉效果更好。平台上面平坦没树，但是还有很多绿意犹然的树桩。可见这上面的树林是不久前才被清理掉的。平台上种上（因为种得很不规则，也可以说是撒上）了玉米，现在才长了1英尺高。平台的东南角上有一排直径18英尺、高三四英尺的圆柱。它们沿着平台的边缘排列了将近100英尺的距离。我们在这个国家考察过的遗址当中，就数这排柱子排列得最密。在这座平台的中央，有一根残损的圆柱立在那条从台阶延伸过来的甬道上。柱子倾侧欲倒，周围长着树。我们的目标之一就是对这座平台进行挖掘。我们预感将会从它下面发现一座穹顶建筑。那是为这座城市供水的蓄水设施的一部分。

从这第二层平台前面那条边的中间往里走205英尺，就来到一段100多英尺宽的石阶前面。这道石阶共有35级，上去就是第三层梯台。这一层平台高15英尺，若是从地面算起的话，则高35英尺，差不多与纽约市政厅高度相当。它耸立在一片视野开阔的平地上，占据了一个统领全局的位置。单这三层石台就已经是一座体量巨大的建筑，而在第三层台子上还有一座正门对着台阶的雄伟建筑，那就是王宫。经过测量，我们得知它的前立面长320英尺。尽管这个地区雨水很大，这里也曾像帕伦克的遗址上那样密密匝匝地长满了树，但是这座建筑四壁齐全，保存得简直还和它刚被主人遗弃时一样完整。整座建筑均为石造。它的门洞上方有一道檐口。它的墙壁檐口以下部分是光面的，以上的部分则布满与前面讲到的建筑上一样丰富、奇特、精致的石雕花纹，其中特别显眼的是回纹。这座建筑在设计或者说比例上没有任何粗疏之处。相反，整座建筑有一种壮观匀称的气度。当一个外来者登上台阶，将困惑的目光投向那些空无一人、大敞四开的门户，他恐怕很难相信建造这座建筑的那个族群，被历史学家认为不懂艺术，且在蛮荒阶段就已经灭绝。我觉得这座建筑连同它那人工堆砌的巨大梯台，若是耸立在现在的海德公园或者杜丽斯公园，那它将改写世界艺术史。我不说它有着与埃及、希腊、罗马的艺术同等的价值，但我要说它有资格与它们并肩而立。

然而这里有一个情况很奇怪，与其他地区的遗址不一样。我在介绍这里的建筑时处处都曾提到“侏儒之家”。而那座建筑最先让我注意到这一情况。前文我曾提到，我仅在奥科辛戈的古建筑上见到了木梁，在帕伦克也曾见过一段残缺的木杆。但在这个地方，所有的门楣都是木质的，而且纵观整片遗址，大部分都还在原位。这些门楣都是些粗重的木梁，有八九英尺长，18到20英尺宽，12到14英尺厚。而且其木质也和奥科辛戈的木梁一样，非常坚硬，用大砍刀一敲，铮铮有金石之声。向导告诉我们，这附近没有这种木材，它们来自于遥远的佩滕湖附近的森林。为什么别处用石条来做的建筑构件，在这里用的却是木材？这个问题似乎无解。如果我们的向导所提到的产地没错的话，那么每一根木梁都必须要由8个印第安人来扛着运输300英里的距离。而且一根木料的扛夫肯定不止8个，还得有和他们倒班的。因此，这种木料当时稀奇又昂贵。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时的人们认为这种木料很有装饰性。这些木质门楣现在的处境堪忧。因为它们得支撑着一道14到16英尺高、三四英尺厚的石墙。尽管它们像石头一样坚硬，但它们并不能像石头一样耐久。它们注定了是要糟朽的。大部分木梁现在是还在原处，而且响当当比铁梨木还要硬。但另外那一部分木梁有的已经被虫子蛀了洞，有的从中间裂开，它们很快就会承受不住上面墙体的重量，有的现在就已经全塌下来了。实际上，除了女修道院，其他各处建筑所遭受的最大破坏，都是由这些木梁的糟朽断折造成的。如果这些门楣是石质的，那么这座荒无人烟的城市中的主要建筑应该能基本完好地保存到今日。又或是这些大型建筑还有人居住，还有主人照管，糟了的梁木有人更换，那这些建筑也能免于塌毁。当初的建造者们身处盛世，不会想到他们的城市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座荒无人烟的弃城。

王宫面东而立，3座主门居中与登上梯台的那道石阶相对。中间的那一道门宽8英尺6英寸，高8英尺10英寸。它通往一个60英尺长、27英尺宽的房间。一道3英尺半厚的墙壁将这个房间隔成了两间廊屋。两屋之间有一道门，尺寸与入口的门相同。这个房间的平面图与帕伦克王宫的前廊基本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两间廊屋并未贯通整座建筑，而且后廊也没有出去的门。房内地面上铺着光滑的方石，而砌墙的方石也严丝合缝，光滑平整。房间的屋顶和帕伦克的建筑一样，是一种没有楔石的三角拱形。不过和帕伦克不一样的是，这个房间的屋顶并没有让石料层层相叠的糙面裸露在外，或是用灰泥将其抹平。因为这里建屋顶的石板朝向室内的一端是斜面的，石板层层相叠，就形成了一个平整光滑的表面。纵观这个房间，石料的垒砌和抛光都像是用最好的现代石工技术做出来的。

我们决定将这个房间作为住处，于是便又住进了某位不知名的国王的宫殿。我们头顶上的这片屋顶，还和它为以前的住客遮风避雨时一样的坚固。一般来说，在旧世界古迹上的一砖一瓦都已经被那些爱吹牛皮的导游夸大其词。但在这个国家不一样，遗址的实际情况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当初从芬斯利船长的帆船上下来时，我们打算只在这个地区待上两三天。但是上岸后却发现，在这片广阔的地域有些很有意思的工作可以做。于是我们深入这一地区。这次我们有了经验，而且得到了这片土地主人的保护和友善帮助，享受着在别处不曾得到的舒适。这一次我们没有像在帕伦克那样困在森林里。这个住处附近就耸立着高高的“侏儒之家”，这情景几乎就将那个印第安传说变为现实。站在平台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俯瞰这片遗址。

这座建筑以中间的这个房间为轴线，两侧分隔出的房间在尺度和装修上严格对称。细节如平面图所示。同样的对称感也存在于建筑的装饰物上。建筑的屋顶各处都还结实，所以各个房间都很干燥。内行地讲，花上几千美元就能将这座建筑修复得可供昔日的王族重新入住。平面图上标A的那个房间墙壁上覆着优质的石膏，其质量与我们在这个国家建筑墙壁上看到过的最好的石膏相当。其他房间的墙壁都是打磨平滑的石壁。这些墙壁上都没有绘画、灰泥图案、石刻或者其他什么种类的装饰。

在标为B的那个房间，我们发现了那件我们认为最有意思的东西。那是一段从门洞上掉下来的梁木，约有10英尺长，非常重。人们不知为何，将它拖到了房间内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木梁上刻着或者是压上了一行文字。字迹漫漶，但我们还是认出了那是些象形文字。就我们所知，它们与科潘以及帕伦克的文字相似。当时我们身边正围着几个无所事事的印第安人。他们好奇地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为了不让他们注意到这段木头，我们丢下它走开。那时候木头上正坐着一个印第安人。还没走出房门，我们就听到了一声大砍刀砍木头的声音。原来他已经站起身，随意在木梁上砍了一刀。这一刀就砍下了一条长木片，刮去了几英寸长的字迹。这几乎把我们惊得身子一抖，但也没敢叫他放过那段木头，以免他因为无知、嫉妒、猜疑而彻底毁了它。我当即下定决心要得到这段神秘的木梁。迫于无奈，我们匆匆离开。一到梅里达，唐·西蒙就爽快地答应我会把木梁寄送给我。他还会把一块石雕一并送给我。那是这些建筑上主要装饰物当中的一块。石雕现在已经为我所有，但木梁我至今还没收到。当初仓促离开遗址，留下很多遗憾。其中之一，就是我未能确保那段梁木的安全。要知道借着木梁铭文的那点微弱的亮光，我们就可以书写美洲大陆的历史！乌斯马尔不像科潘，那里没有“偶像”；也不像帕伦克，那里连一幅灰泥的人像或者一块石刻都没有。我们在那里苦心搜求，但是除了那段带铭文梁木，再也没找到其他真正的相似之物。那个印第安人瞎胡闹砍的那一刀，可能就毁掉了唯一能将这几处遗址联系在一起的线索。

前面提到的那件石雕装饰物，前面表现建筑平面图的插图中也有它的形象。这是一张死者的脸庞，脸上有两排牙齿朝外凸着，两侧有翅膀张着，那样子有些像我们这里墓碑上死者的头像。那对翅膀有2英尺长，它后面连着一块2英尺长的石板，那就是它嵌在墙上时的底座。唐·西蒙将它整块取了下来，打算放在自己庄园宅邸的墙上作为装饰。

我们很想将这座建筑的外观从多个角度画下来。实际上，对于其他所有的建筑我们也有这样的想法。插图表现的是这座建筑的一个局部。那上面的石雕装饰，我们称之为马赛克。就像在科潘时一样，他必须得经过几番尝试，才能吃透要画的对象，才能准确地描摹下它的特征。那天下午到了很晚他才开始作画，到我们离开遗址回庄园的时候他还没有画完。可惜卡瑟伍德先生再也没能回去完成那幅画作。插图呈现的就是他在遗址当场画成的模样。画中的建筑还欠缺一些微小的细节，但雕版时我们并没对这些地方做任何补充。读者们一定会感到任何言语的描述对于再现建筑的外观，都是远远不够的。但我还得做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好让读者对这座建筑的壮丽外观有些印象。在乌斯马尔遗址，每一座建筑的外部都用同一种精致的方式进行装修。插图上表现的王宫的这一段，大概有20英尺长。而整座建筑的外立面长700英尺。女修道院长200英尺。其他几座建筑带有石雕花纹的外立面有多长？我没有测量，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能将那些建筑都画下来出版，那将是有史以来呈献给公众的最为壮观的图画系列之一。我们盼着有朝一日能够出版这样一套画册。那样的话，读者就能对为遗址上的建筑一一画像所需的时间、技术、劳力有些概念了。另外，他们还将对雕刻这些纹饰所需要的时间、技术、劳力心生遐想，并进一步想到得是有多少财富、多大权力、多深文化的人，才会仅仅为了对大厦的外观加以装饰，就采用了这样的技术，调动这样规模的劳动力。可能这些装饰图案都有一定的寓意，每一块石刻表现的都是一个不为我们所知的寓言故事的一部分。在我们现有的知识火炬的微弱光芒的照射下，它们的寓意晦暗不明。然而如果有人能揭示出它们的含义，那么世界的历史就将有待重写。

26

至此，我就完成了对遗址的考察。我们的工作戛然而止，读者对此或许会感到高兴，而我的出版商们见此则必定心生欢喜。不过，读者你要知道，我之所以这样漫无边际地啰嗦，确实是因为我心里有话要说。其实我这已经是考虑到读者的感受而简洁行文了。作为一位作家，我知道我已经错过了让读者记住我的最佳机会。本书将不会提及我们听说过的那些位置更加遥远的遗址。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在尤卡坦兴趣盎然地过上一年。美洲古迹的秘境的大门这才刚刚打开，但是目前我只能考察这几处了。

我与读者们想就此分手，将你们丢在这笼罩于古城遗址之上的迷雾当中，任凭你们在迷途上乱走。当然，那样做是懦夫的表现。我应该花点时间谈一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谁建造了这几座城市？

自从被人发现以来，关于这几处遗址有两个错误的认识像乌云一样遮蔽着事实。第一个误解就是，考察这几座古城遗址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克服巨大的危险和困难。去除这一团障目乌云，就是我当初的目标。读者可以从前文看出，这种说法实在是夸大其词。至少就帕伦克和乌斯马尔这目前仅有的两处资料已经公布于众的遗址来说，去那里并没什么困难，在那里考察也没什么危险。

第二个误解是关于古城的建造年代。这一团乌云更浓，轻易不能驱散。

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已经提出多种猜测，本书不逐一概述。然而其中最荒谬的，还得算杜派克斯上尉的说法。他认为古城建于远古时代。他给出的理由是，王宫庭院内的积土已经厚得埋没了石像。然而不幸的是，这个理由并不成立。他去那儿参观比我们早30年。尽管当年他已经将积土清走，但等我们到那里时，院里的土积得差不多又和30年前一样厚了。而且即便是看他自己的记录，我们也能知道当时石像也并没有被土全部埋没。对于那些古迹的状况，我现在记忆犹新。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讲，就算那些石像已经全部埋入土中，一个爱尔兰人拿一把曾经在美国运河工程上立下汗马功劳的“国锹”，用不了3个小时，就能将那些“自远古时代以来”沉积的泥土全部清走。那些饱学之士对于杜派克斯的观点所做的评注我不能听信。我只能说他们的研究和学问大多是建立在了一个没有充分依据或者说不正确的建造年代之上。他们在陈述事实的时候就已经带有偏见。现在我们也要就古城的建造年代提出我们的一家之言。我要为后继的探险家和作家提出一个更加确切但又有充分依据的观点。我要将这几处遗址上的建筑和雕塑与其他年代、其他民族创造的建筑和雕塑做一番对比。

首先我要指出：几处遗址上的建筑不是巨石建筑。它们与希腊、罗马的建筑也并无相似之处。欧洲没有类似的建筑。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亚洲和非洲。

有人猜测，日本和中国的船只曾于历史上的几个不同时期被风暴吹到了美洲大陆的西海岸。众所周知，那两个国家文化和科学的发端年代都相当久远。介绍日本古代建筑的文章和图画尽管我还没见过，但我相信有些已经出版。至于中国，在她那漫长的历史中，其内陆地区对外国人始终是完全封闭的。所以我们对于中国的古代建筑一无所知。虽然如此，中国对世界敞开大门的日子可能很快就要到来。目前我们只知道中国人是一个拒绝改变的民族。如果中国建筑古今无异，那么看了现在的中国建筑就知道，美洲的这一批历史湮灭无闻的建筑与中国的古代建筑也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我们对于印度的古迹已经比较熟悉。那里的建筑遗迹是从山岩上凿出的巨大洞窟。它们或者是完全由人工开凿，或者是对天然洞穴进行了扩大。洞口由一些从岩石上凿出来的大柱子撑着，洞里面幽暗阴森。

然而美洲的这些遗址上没有一个洞窟。这个国家多山，似乎很适宜开凿洞窟。然而实际的情况是，这里的古建筑非但不是地下的洞窟，相反，它们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建在了人工砌筑的高台上。一个民族迁移到一个新的国度，自然怀有强烈的愿望想把新的家园建成故乡的模样。我们难以想象他们会在与民族、宗教相关的建筑问题上，如此直接地走向与自己的传统相反的方向。

印度的雕塑也是全然不同的。他们的雕塑题材要比这里的丑怪得多，通常是一些扭曲、畸形、非自然的人体，一个身子经常有很多个脑袋，有几条胳膊或者几条腿。

最后让我们再说埃及。人们通常着力强调这两地建筑体系的相似之处在于金字塔。然而，世界各地的先民要在一座坚实的台基上造一座高大的建筑，自然而然地都会选用最简单、最稳固的金字塔形。我们不能说那些建筑中出现了金字塔形的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埃及的金字塔既特别又统一，它们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而建造，有着同样的用途。而这目的和用途，现在我们已经知晓。它们的基础都是方形的，台阶逐层升高并缩小，最后达成一个顶点。美洲与埃及金字塔最相近的建筑在科潘。但即便是在那里，既没有哪一座金字塔形建筑完全独立、不与其他建筑相关联，也没有哪一座建筑有4个完整的三角形坡面。它们通常只有2个（最多也就是3个）完整坡面，因为它们只是别的建筑物的一部分。至于其他的金字塔形建筑，无一例外都是些高台。它们的坡面严重毁坏，辨不出形状。它们也许像乌斯马尔的建筑那样，只是外面包了一层石墙、前后各有一段台阶的土台子。或者它们是那种最多不过三四级的土梯台。这种台子没有什么确切的形制（肯定不是方形），居中有一段小台阶。另外，我们知道，埃及的金字塔建有内室。不管还有没有别的用途，它们当初确实是打算并且实际作为陵墓来使用的。相反，这里的建筑都是些实心的土石台子。没有人在它们里面发现过内室，可能它们根本就没有内室。这两种建筑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埃及的金字塔是独立的建筑，而这个国家的金字塔形建筑物只是其他建筑的台基。在埃及，没有一座金字塔上面建有宫殿或者神庙。而在这个国家，没有一座金字塔形建筑物上面没有别的建筑。至少那些还能辨认出本来面目的建筑都是这样。

还有一个区别值得进一步加以考虑。这一点绝对能将两地的建筑区分开来。我认为现在埃及矗立着的金字塔与它们的本来面目有着极大的不同。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大金字塔在他那个时代表面上覆盖着一层石头，各面从底到顶都是平的。吉萨的第二座金字塔叫做瑟福润斯金字塔。现在它的脚下堆着很多带角的石块。它们原先是填在金字塔下部的台阶之间的，但后来从上面掉了下来。在金字塔的上部，台阶间的填石还在原处，所以坡面从那里到顶都是平的。毫无疑问，埃及的每一座金字塔的坡面原本都是极其光滑的。看建筑平面图看不到这些台阶。那些认为只有埃及金字塔值得考虑的说法，认为它们与所谓的美洲金字塔可能存在相似之处的说法，俱可休矣。

在埃及，仅次于金字塔的那些古老的建筑，例如努比亚的埃布萨姆保神庙，也像印度的神庙一样，是从岩石上开凿出的洞窟。有人猜测埃及的这种建筑风格就是源自于印度。后来埃及人开始在地面上建造神庙。但新的建筑继续保持着那种幽暗、庄严的特征，仍是以体量庞大、所用石材块头巨大而著称。美洲的古代建筑的建造者们似乎并不追求这些特色。在所有的遗址上，我们没有看到一块够格给埃及神庙砌墙的石头。这里最大的单块石材是科潘和基里瓜所谓的“石像”和“方尖碑”。在埃及，像那样大小的石块是用来砌在二三十英尺高的墙上的。埃及立在门口做装饰物的方尖碑，也是用一块石头雕凿而成。它们高高耸立，气势非凡。如果说美洲的“方尖碑”是埃及移民仿照它们而造，那真可以说是那些强人所造的最低劣的作品。

再提一点：埃及建筑的柱子别具特色，粗大雄壮，至今仍然傲然耸立，让在那个神秘国度漫步的旅行者们感到震撼。尼罗河两岸的神庙都有柱子。读者请记住，我们在这里所有的遗址上连一根柱子都没有发现。如果说这些建筑起源于埃及，那像柱子这样重要而又特色鲜明的建筑构件是不会被建造者抛在一边的。而像神道、门廊、内殿这些埃及神庙中独具特色的建筑部位，这里的建筑上也是完全看不到踪迹的。

下面再说说雕塑：有很多人坚信埃及和美洲的古代雕塑之间存在相似之处。而且本书中的插图也经常会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这都让我在犹豫要不要澄清这二者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它们区别何在？我不会指明，不过读者可能马上就要看到全部的答案。我从卡瑟伍德先生的画夹里选了一张关于埃及雕塑的画作。画中左边画的是底比斯那座被称作是有声门农的大纪念碑。这是描绘这座石碑的画作首次雕版印刷。右边表现的是卡尔纳克那座倒掉的方尖碑上顶部的雕刻图案。我想，通过对比这一张图和本书前面的相关插图，就能发现埃及和美洲的古代雕塑之间不存在任何相似之处。要非说它们有那么一些能给人留下印象的相似点，那也就是它们刻画的都是人物的侧影，都是优秀的浅浮雕。

所以说美洲的这些古迹与埃及的古迹并无相似之处。这场寻源之旅在埃及失败了。我们再把探寻的目光转向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将徒劳无功。美洲的古迹与世界上任何已知民族的建筑都不一样。它们属于一种新的建筑体系，全然地、绝对地异乎旧世界的建筑。它们独立于世。

我欢迎有人指出这些古迹与其他国度的艺术的相似之处。因为如果我的分析没错的话，那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喜人的结论。这个结论要比那些将美洲这些古城的建造者与埃及人或是旧世界其他民族的人联系起来的说法，有趣得多，奇妙得多。这个民族擅长建筑、雕塑、绘画（无疑还包括其他更多不易保存的艺术），在这些领域精耕细作，精益求精。他们的艺术并非源自旧世界，而是源于斯，长于斯。它们没有模型和老师，是一种独特、独立、与世隔绝的存在，就像这片土地上长出的植物、结出的果实，是原生的。

我不应当去追问这个民族的起源，追问他们来自哪个国家，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来的。我应该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他们的作品上，放在遗址上。

我觉得，认为这些遗址历史非常悠久的说法并没有充足的依据。建造它们的并不是一个族人灭绝、历史湮灭的民族。我的看法与前人所有的分析不同。我认为它们的建造者就是那些在西班牙人入侵时还统治着这个国家的那些族群。他们或许还另有一些别的起源，但历史也并不久远。

我提出这一观点的依据首先是这些古迹本身目前的外观和状况。这里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对于一切易糟朽的材料都具有极强的破坏力。在这里，每年有6个月要经受热带暴雨的冲洗，这里的树木能长得上了屋顶，钻进门洞。没有一座大型建筑能在这里历经两三千年，屹立至今。

乌斯马尔建筑上的木梁至今保存完好，就证明了这一观点。木构件的耐久程度取决于木料本身的质量和它的暴露程度。在埃及，人们发现了一些肯定有3000多年历史的木器，而且都保存完好。但即便是在埃及那样干燥的气候中，人们也从未发现过一块完全裸露在空气中的古代木料。完整的木器只是在底比斯的墓穴或是木乃伊坑内的棺材里有所出土。那些东西被两片木扣板扣住放入石椁，就被彻底封在里面与外头的空气隔绝了。

其次，我的观点是有历史文献做基础的。埃雷拉可能是最可信的西班牙历史学家。他谈尤卡坦时讲道：“整个国家分为18个区。令人惊讶的是，每个区都有很多非常气派的石头建筑。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建造这样的建筑竟然没用任何金属工具。这些石质大型建筑应该是神庙，因为当地人的住宅通常是木梁茅顶的房子。它们里面刻着戴印第安式耳环的裸男以及其他各种的偶像，如狮子、盆子、罐子。”他还讲道：“告别了这些神祇，我又用了20年的时间继续游历，发现这个国家到处都有很多神庙。这个国家人口众多，老人们说这个地区整个就像是一个城镇。当时人们还在建造更多的神庙。如此一来，这个国家就有了这许多的庙宇。”

对于土著人，他讲道：“他们把头颅和前额弄得扁平，耳朵上戴着耳环。他们一般面容姣好，并不很黑。但他们没有胡须。他们在年轻时就将胡须剃去，可能这样就不再长了。他们的头发像女人的一样长。他们把头发披散开，在头上编成一圈，再将一条小辫垂在脑后。这里的要人们不穿裤子，而是将一条八指宽的带子在腰里缠好几圈，让带子的两头一前一后垂着。带子上还有精美的羽毛饰物。他们肩上披着一件大方斗篷，脚上穿着鹿皮的凉鞋或者高靴。”读者们看到这里基本上就该明白了：当地人只要是脑袋扁平，这样一副打扮，看起来像是帕伦克的石雕或者灰塑上面的人物，那他们所居住的地区即便是位于现代尤卡坦州的边界以外不远处，以前应该也曾是尤卡坦的一部分。

科特斯也曾用绚烂的文字对壮丽的墨西哥古代建筑做了类似的描述。除此之外，我还找到了一位权威人士的记录。这个人曾经参与了西班牙对墨西哥发动的历次远征并从中分赃获益。他是亲眼见过殖民时代以前美洲社会的欧洲人之一。他就是伯纳尔·迪亚兹德尔·卡斯蒂略。

他的著作开篇就是关于第一次远征的记录：“一到尤卡坦，我们就看到了一座大城。它距离海岸线2里格远，规模超过了古巴的任何一座城镇。我们给它起名叫大开罗。”后来他们受一个酋长的邀请，乘坐独木舟上了岸，然后向着城里进发。路上他们中了土著人的埋伏，但他们杀了15个人，将他们击退。“在我们遭到伏击的那个地方附近，有3座用石灰、石块筑成的建筑。那里面有面相狰狞的泥土神像。”“石头建筑和黄金曾让我们对这个国家怀有很高的期待。现在它们全找到了。”

又航行了不到15天，他们在船上发现了另一座大城。他们停船上岸去找水。就在他们往桶里灌水时，有50个印第安人过来跟他们搭讪。这些“身披棉布”的印第安人“打手势邀请我们去他们的城里”。到了那里，他们看到“一些用石灰石块造的建筑。它们又大又好，墙上画着巨蛇和人像。”

第二次远征中，他们沿着海岸线航行，发现了一座距离大陆3里格远的低矮岛屿。上岛后他们发现了“两座很好的石头石灰建筑。它们都有台阶，里面都有些丑怪的雕像（表现的是印第安人的神祇），雕像前还都有一座祭坛。”

他参加的第三次远征由科特斯带队。关于这次远征的记载，他写得很真实，颇为可信。因为从他对戈马拉关于第一场战斗的描述所做的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深厚的宗教情感与他对自己所见所闻的忠诚之间的冲突。“戈马拉叙述这次行动称：‘在科特斯带领的主力部队抵达前，弗朗西斯科·莫拉就骑着一匹灰斑马出现在战场上。圣彼得与圣杰戈两位圣徒当中的某一位藏在他的身后。我要说我们所有的胜利与功绩都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指引下取得的。在这场战斗中，敌人人数众多，我们是以一敌百，感觉他们每个人抓把土就能把我们埋了。但是蒙上帝深恩，我们冲出了重围。’戈马拉所讲的或许就是实情吧，不过罪人如我，没资格看到他说的那些情形。我实际看到的是，弗朗西斯科·莫拉和科特斯以及其他人在一起，而且他骑的是一匹栗色的马。虽然我是一个卑贱的罪人，没资格看到那两位圣徒中的任何一位。但是我们在场的士兵有400多人。也听听他们的说法吧，也问问他们事情的经过。要知道我们在那个地方发现了一座城镇，它没有用那二位圣徒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命名，不叫圣杰戈德拉维多利亚或是圣彼得拉维多利亚，它叫圣玛利亚。而且那里也没有建立教堂纪念他们二人中的某一位。我们确实是很坏的基督徒。因为戈马拉说：上帝派我们出征，他会让他的圣徒冲在我们的前面。可是战争结束后，他也没对上帝的这等大恩大德每天表达感谢。”

远征墨西哥的途中，他们经过了瑟姆坡。他这样记载进城时的情形：“这里建筑物的美震撼了我们。我们跟随先遣向导来到城里的大广场上，广场四周的建筑才刚刚抹了灰泥，刷了白粉。当地人做这两项工作技艺高超，以至于有一个骑兵见了太阳下面闪闪发光的墙皮大受刺激，全速跑回去向科特斯报告说，这里房屋的墙壁是银的。”

当地的人祭陋俗触怒了科特斯，他决定要对他们的偶像崇拜实施武力镇压，捣毁他们的伪神。酋长们命令他们的族人们拿起武器，保卫神庙。“然而当他们看见我们真准备冲上高大的台阶，他们根本不敢抵抗。我们有50个人进庙完成这个任务，他们将庙里发现的那些丑恶的偶像一律打倒砸碎。土著人见此情形也没敢说什么。”随后科特斯叫来一批印第安泥瓦匠，“让他们将神庙墙壁上的血迹除去，再用当地盛产的石灰重新粉刷。”

进入墨西哥后，他继续记录道：“建筑的外观显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国度。这里的神庙很高，首领的住所建在梯台上面。这些建筑都抹灰刷粉，外观齐整，和我们西班牙某些城镇的建筑相似。”

他继续写道：“我们在特拉斯卡拉（墨西哥的一个州）见到一座用石灰石头筑的防御工事。它非常坚固，不用铁质工具休想奈它何。有人告诉我们这座工事是特拉斯卡拉人造了用来抵御墨西哥人入侵的。”

在特华森革远征军与印第安人发生了一场血腥战斗。印第安人“落荒而逃，将自己的领地丢给了西班牙人。而西班牙人则因过于疲惫而未能追击他们。”“一见印第安人被驱散，我们就立刻回来感谢上帝的神恩。我们进了一座坚固轩敞的神庙，将印第安人的油脂涂在我们的伤口上。”

一到楚鲁拉，科特斯立刻下令“派几个士兵去我们住处附近的一座大庙里去，把那里的两个祭司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过来”。士兵们顺利完成了任务。两个祭司当中有一位地位很高，掌管全城的所有庙宇。“我们驻扎在一些有高墙环绕的庭院里。”还称楚鲁拉城“很像巴亚多利德。”“当时城里有100多座很高的白色塔楼，那是他们供奉偶像的庙宇。其中最主要的一座神庙，比墨西哥的所有神庙都要高。这些庙宇都建在广阔的庭院当中。”

进入墨西哥城，他心中的兴奋之情溢于笔端。“在我们看来，能与这座城市相提并论的，只有《高卢的阿马迪斯》（西班牙浪漫小说）中描绘的迷人景象。大塔楼、神庙以及其他石灰石头建造的大型建筑就像是从水中耸立出来的。”

“这个国家的大贵族们接待了我们。他们是蒙特苏马（阿兹台克皇帝）的亲戚。我们住进了这里几座壮观的石造宫殿。宫殿所用的木材是雪松。它们庭院宽敞，房间里挂着用最好的棉布做成的帐子。整座宫殿的墙壁抹灰刷粉，相当整洁，上面还有绘画作为装饰。众多美丽的小鸟，更是为宫殿平添趣味。”

“我们住的那座宫殿采光通风都很好，洁净舒适，要进来须先穿过一座大院落。”

蒙特苏马初次见到科特斯说：“我知道特拉斯卡拉人告诉你，我就像是一位神，我身边的一切非金即银，要么就是宝石。但现在你也看到了，我也不过是血肉之躯，我所住的房子也和别的房子一样，不过是用木材、石头、石灰造的。”

“大广场上人员密集，货物众多，但一切又井井有条。这让我们感到惊讶。”

“整片广场四面围廊。”

“出了广场，我们接着来到本城的大庙。在进庙之前，我们绕着几座大院子走了一大圈。这些庭院规模很大，其中最小的一座，我看着也要比萨拉曼卡最大的广场还大。庭院有两层用石灰石块砌筑的围墙，院里铺着大块的白色石材，没铺石头的地方抹了灰泥，表面经过了打磨。”

“要进大庙，先得爬上114级台阶。”

“蒙特苏马牵着科特斯的手站在神庙顶的平台上，俯瞰墨西哥城及其近郊。他还将下面的各片分区指给科特斯看。”“我们还参观了附近其他城市中的那些塔楼或者堡垒形的庙宇神殿。另外堤道上也建有庙宇。它们都刷成白色，光辉灿烂。”

“市场上的喧闹声几乎在1里格以外就能听到。那些去过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人说，这座城市在人口规模、便捷程度、市容齐整等方面超过了那两座古城。”

到了围攻墨西哥城时，他写下了这些字句：“驻扎在一座高高的庙宇内”；“冲上神庙的台阶”；“我们用炮轰击几座高庙”；“徳格·维莱斯奎斯和萨尔瓦负责守卫的那几座高庙”；“他们在墙上破出的缺口”；“从建筑物平台上弄下来的石材”。

西班牙人一到墨西哥城的大庙，马上就有4000多名墨西哥士兵冲进庙里御敌。在他们的抵抗下，西班牙人暂时没能上去。“骑兵发起了几次冲锋。然而神庙庭院里的铺地石板太光滑了，马都摔倒了。”“他们的人太多了，以至于我们无法发起有效的攻击，上不了台阶。当然最后我们还是强力攻了上去。科特斯在这里显示了他的男儿本色。我们当时真是拼死一搏，每个人都是在浴血奋战。”

“后来他们又将我们赶下6级（甚至是10级）台阶。与此同时，站在走廊以及大庙的栏杆内侧和建筑凹面处的印第安人向我们射来阵阵黑云一般的密箭。这下我们就守不住阵地了。”“我们开始撤退，每个人都受了伤，有46个人当场毙命。后来我经常在描绘墨西哥与特拉斯卡拉两地印第安人的画作中，看到我们那次作战以及登上大庙的情景。”

后面他又讲到他们到了一个村子，“住在了一座牢固的神庙里，”“对驻防在庙宇和高大围墙上的印第安人发动了攻击。”

在特兹库寇，“我们住的那些建筑有高大的厅堂和封闭的庭院。”“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士兵爬到了一座很高的大庙的顶上，去眺望附近区域的情形。”

“接着我们又来到了另一座城镇。我们将它命名为大蛇之城，因为我们在当地的庙宇内见到了他们奉为神明的巨蛇的形象。”

他又写道：“我们整支队伍都在这座花园里过夜。我还从未见过一座这样华美的园林。科特斯和司务长将园子走了个遍。经过这一番实地查看，他们宣称这座花园极好，比得上他们见过的任何一座园林。”

“我和另外10个士兵在一堵石灰石头砌的墙上站岗放哨。”

“我们到达住处时，雨下得很大。我们在那些大院子的屋檐下待了2个小时。随后将军带着他的上尉、司务长、神父以及很多我这样的士兵一同登上了这里的神庙。从那里我们可以俯瞰整个湖泊。”

“我们在齐颈深的水里过了印第安人打开的水关，又跟着他们一直到了一个有大庙高塔敬拜偶像的地方。”

“科斯特现在住在一座大房子里。房子的墙壁很白，很适合在上面胡涂乱写。结果每天早晨墙上都会出现一些针对科斯特的诽谤文字，有散文也有韵文。我现在只记得下面这些字句了。”

“我多想也分一杯羹！”

“我们这一伙儿（此时我正跟着桑多瓦尔）来到了图斯特佩克。我住在一座非常高的神庙的塔楼顶上，既是为了这里空气清新，没有蚊子（在下面蚊子很折磨人），也是为了能离桑多瓦尔的住处近些。”“我们攻入了帕伦克城。这个地方与恰帕斯同处一省，街道房屋都很整齐，称得上是一座城市。城里的居民超过4000家，这还不算那些住在城郊多座附属小镇上的人口。”“我们发现恰帕斯已经全民动员抵御我们。他们部队的士兵佩戴着羽毛做的饰物。”

“一到这里我们就发现建筑物太过密集，我们无法安全防守。我们于是找了一片开阔地带搭起了帐篷。在当地人的庙宇内我们看到了一些形象丑恶的偶像。”

现在人们会认为伯纳尔在书中称自己和其他人是“真正的征服者”，这很恰当。他的军中同伴们没有留下类似的文字记录，所以没能像他这样以远征活动的参与者和见证者的身份被历史学家们记住。但他在书中提到建筑物纯属偶然，他从没想过自己的文章会作为墨西哥古迹的权威资料被人引用。在他的心目中，哪怕是与土著人之间规模最小的一次冲突，也要比他所见到的这些石造大型建筑全部加在一起更为重要。在他写书的那个年代，还有很多知情者活着。如果他的书中有错误或者虚假之处，他们就能予以驳斥。但不曾有人对他的“真史”提出异议。相反，尽管他这本书风格相当粗鲁不雅，但它的真实性得到了同时代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们的认可。依我看这本书真实可靠，就像任何一部在各国一路征伐的战士所写的游记一样。这本书记录下了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士兵匆忙粗略的观察。这个士兵当时剑不归鞘，生活中永远是危险、进攻、撤退、受伤、逃跑，脑子里想的也全是情况紧急的事情。

读者不可能没有注意到，伯纳尔所描写的建筑风物与本书所提到的诸般景象存在着普遍的相似之处。他的记述在我的头脑中描绘出了我们参观过的那些已成废墟的古城曾经的模样：那些用石灰石头造起来的建筑，墙壁用灰泥抹平，装饰着绘画和雕刻：神像，庭院，大墙，还有要走一段长阶才能上去的高大庙宇。

如果这些还不够，那我还有一些更多、更充分的论据。当年西班牙人围攻墨西哥城最终成功。他们再次入城以后，城中的每一座建筑、每一处古迹都一律遭到了无情的毁灭。墨西哥艺术片石无存。然而到了1790年，有人在墨西哥城广场上的遗址中发现了2尊石雕和1片雕刻着与墨西哥历法有关的文字的石板，并将它们挖了出来。这两尊石像激发了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的兴趣。神父们担心他们偶像崇拜的陋习死灰复燃，于是将它们埋在修道院的庭院里，以毁灭所有与他们的古代祭祀仪式有关的纪念物。那片刻着历书的石板被嵌在大教堂墙壁一个显眼的位置上，至今仍在那里。石板上最主要的形象是位于中部的那个头像。它的画像已经在洪堡的书中出版面世。它与那个我们称之为面具的头像极其相似，就好像它们本来就是要造得一样。其实二者之间的差别还是可以看出来的。可是在出版发行的插图上，头像的眼神有所改变，差别也就不明显了。不管怎么讲，它们都有一个独特而醒目的特征，那就是有一条吐出嘴外的舌头。历书是浮雕的。我听一位见过它的绅士讲，它的雕工很好。

最后，我还要指出，在那些没有被狂热的神父们毁掉的象形文字文献当中，有一些墨西哥手稿现在收藏在德累斯顿和维也纳的图书馆里。那些手稿已经在洪堡和金斯伯勒爵士的著作中出版。经过一番仔细辨认，我们坚持认为这些手稿与科潘和帕伦克的纪念碑和石刻上的铭文用的是同一种文字。对比描摹的科潘祭坛顶部的铭文以及一部分已经在洪堡的书中出版的象形文字手稿，二者之间的差别确实很明显。但是读者心里要有数：前者上面的文字是刻在石头上的，后者是写在纸（用墨西哥芦荟造的）上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二者并不是同样地规整完备。然而整体来看，必然会发现二者高度相似，而且这种相似并非偶然。我们能从这种现象中合理推出的结论就是：“在西班牙人征服时代，阿兹台克或者说墨西哥人与科潘以及帕伦克的人使用着相同的书面语言。”

以上我便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我对于那几片遗址的观点。我并没有驳斥其他人的观点、结论的意思。尽管我们的看法在这些观点中很孤立，但我要重申我的看法：“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古城的建造者属于旧世界的哪一个民族。他们不是一个人口绝灭、历史湮灭的民族。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古城的建造者就是西班牙征服时代这个国家的土著民族，或者是与他们时隔不远的祖先。”我还要指出：我们在开始探险考察活动时没有预设任何一种学说。我们也愿意相信自己探访的是高大而珍贵的古迹。在这次旅行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对于遗址的建造年代并不清楚，疑惑不定。直到见了乌斯马尔遗址，我们才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它们的建造年代并不久远。那些建筑有的确实要比另外的一些更为古老。其中有些我们已经清楚，在西班牙人入侵时里面还住着人。而另外一些可能早就已成废墟。它们所表现出的差异至今仍不是能够轻易解释得通的。但是乌斯马尔，我们认为西班牙人到来时仍然是一座有人居住的城市。它后来的荒凉破败倒是不难解释。西班牙人到来后，印第安人王国被灭。墨西哥城的建筑全被夷为平地。毫无疑问，当时全国上下每一个人口聚集地或是要塞都被西班牙人攻破，居民流散，高大的神庙被拆倒，神像被焚烧，酋长们住的宫殿被毁坏，酋长们本人沦为奴隶。有一项无情的政策自远古时代以来，一直被施加于那些被征服的国家。那就是，一切能够让这一国家的人民想起祖先和已经丧失的独立地位的东西，都要被毁灭或是丑化。此外，我还真实地描述了席卷整个尤卡坦地区并让那里一时间荒无人烟的大灾大难。

或许这些灾难已经将遗址上那些能证明其建造年代就是现代的线索大部分都毁掉了。然而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所崇尚的精神是摒除幻想，追求真相。某一特定线索的信息失落了，我们还能以其他次要方面仅存的一点线索作为补充。这几座城市的建造年代离我们这个时代越近，我们了解其全部历史的机会就越大。这个国家各地的修道院里藏有很多早期的神父、酋长以及那些很快就掌握了西班牙语和写作技能的印第安人写下的文献。还从来不曾有人检查过这些资料里是否有涉及这个问题的蛛丝马迹。我忍不住要想，某样能够确定某座古城历史的珍贵文献，现在就正在附近某家修道院的图书馆慢慢糟朽。另外，我还相信那些象形文字的石刻铭文有朝一日会被人释读出来。至今尚无人对它们怀有浓厚兴趣。知识分子钻研学问的精力和兴趣从未投向它们。埃及的象形文字曾经一连几个世纪都无人可解。但后来罗塞塔石碑被人们发现，古埃及文字的释读难题迎刃而解。所以我觉得有理由相信，有朝一日（尽管可能不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也会发现一块比罗塞塔石碑还要确凿的关键性文物，让那些铭文的含义豁然明朗。假如说这几座城市中的任何一座在300年前还有人居住，那么那里的居民就不会亡了族。他们的后裔应该至今仍然分散在这片土地上，或是像我们国家的印第安人那样，逃到白人不曾涉足的荒远地带生活，但是并没有绝了种。他们会像祖先那样生活，会用“石灰石块”建起相同的建筑：“以雕刻为装饰并给墙壁抹上灰泥”，“大院子”，“要通过一段长阶才能上去的高塔”。他们也会继续在石头上刻下同样的神秘象形文字。读者们念及我并不经常沉迷于胡乱猜想，或许会容许我的思绪暂且飞离：我要转向一片广阔的未知区域，那里无路可通，景象奇幻。它就是科迪勒拉山系顶峰上望见的那座神秘城市。那儿的土著居民未被征服也未被探访。

总之，我没能下定决心去完成最伟大的事业：去那座神秘的城市探访，去搞懂象形文字铭文的含义，去一家家的修道院翻阅图书馆中3个世纪以来积累的各种手稿。

27

再说我们自己。凌晨3点钟，借着月光我们离开乌斯马尔，踏上了去往梅里达最近的一条路。卡瑟伍德先生坐了一乘轿子，我骑着马。我们让那位年轻的管家给他的一位同胞兼朋友，也就是戴莫尼克饭店的首席可可师，写了一封介绍信。卡瑟伍德先生筋疲力尽地坐在轿中，我跟随在后，一路静悄悄地只能听到抬轿的印第安人的脚步声。我非常担心他的健康，感觉自己就像是在跟着他的棺材走。走了3里格，我们来到了莫纳村。这是一个挺好的村子，村里住的也有白人和混血人。尽管如此，来过这里的旅行者要比到过中美洲内陆地区的更加稀少。我们在村公所滞留了2个小时，等着另一乘换班的轿子。出村走了不远，向导领我从路上岔开去看一片水塘。这在这个国家可是很稀罕。水塘林木环绕，一头野牛正在塘边饮水。我们一到把它吓得像鹿似的跑了。又走了4里格，我们来到了阿布拉村。村里的广场用粗笨的尖木桩插成的篱笆围着。村里还有一座漂亮的村公所。村长上了年纪，人很好。他见了我们的仆人知道他是派恩家的。

从这里到梅里达的路途长27英里，中间没有一座村镇。于是村长给我们找了几个印第安人，以便能倒班抬卡瑟伍德先生的轿子。天色渐晚，我骑马上路。为了能及时赶到梅里达安排好明天要用的折篷马车，我另外带了一匹马路上倒换着骑。

入夜后天上下起了大雨。黑暗中，我开始觉得把卡瑟伍德先生留在后面不妥，于是就派那个仆人去梅里达找一辆马车，我自己下了马等着。我累得要死，实在没力气再骑马回去。我坐在路上，然后又渐渐地躺倒在一块平坦的石头上。我把缰绳缠在腕上，迷迷糊糊地想着我的马会不会踩到我，慢慢就睡着了。后来，我的胳膊被猛地一拽，几乎不曾掉下来！我醒过来，看见几个印第安随从举着明亮的松枝火把给一乘轿子照着路，穿过树林走来。我几乎被吓得打哆嗦，因为这场面太像送葬了。原来卡瑟伍德先生也遇上了麻烦。出村后，印第安人抬着他走了1里格，就停住放下了轿子。他们高声大嗓地聊了一阵儿，抬起轿子继续走。但过了一小会儿，他们又停了下来，并把头探到轿顶下面，冲着卡瑟伍德先生急急地嚷了一通。然而卡瑟伍德先生一个字也听不懂。最后卡瑟伍德先生听出了“2美元”这个词，听出他们是想再要2美元。因为那位长官已经付过工钱，所以卡瑟伍德拒绝了他们。印第安人吵嚷了一通，然后闭上嘴抬起轿子开始小跑着回村里去。这下卡瑟伍德只好乖乖听话，又给了他们2美元，但也威胁说回头要收拾他们。不过这事的有趣之处就在于轿夫们并没错，其实是那位长官算错了账。轿夫们在路上把工钱分了，然后一边吭哧吭哧地走，一边算着账。每个人都算清了自己应得多少钱，他们发现工钱少得了2美元。工钱应该这样算：上路第一里格，轿夫们每人25美分；后面每一里格，每人18美分；另外还有扎轿子的50美分。所以算上换班的4个人，第一里格的工钱是2美元，后面每一里格是1.5美元。要算清这9里格路程的工钱共有多少，还真是复杂。

1点半，我们到了梅里达。那天我们是在凌晨2点上的路。幸亏有了轻便的轿子，卡瑟伍德先生没受多少罪。我累得不行了。不过有了一样东西，多累我都能忍受，那就是一张舒适的轻便小床。我上了床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见到了我的朋友唐·西蒙。他当时正准备回乌斯马尔去找我们。我深深地感到了唐·西蒙以及他的家族给予我们的友爱，感激之情无以表达。我只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在美国款待他们，报答他们的情谊。他许诺等我们以后再来尤卡坦，他将会陪我们一道前往遗址，并帮助我们对那里进行一番彻底的考察。那艘西班牙船明天起航。傍晚时分，大雨停歇，黑云席卷而去，落日给它们镶上了璀璨的金边。此时我们离开了梅里达。7点钟，我们到了胡努卡玛村，在村中广场上逗留了2个小时喂马。这期间我们看到一群挥舞着松枝火把的士兵从港口那边过来。他们这是刚从围攻凯姆匹吉的战争中凯旋。他们都很年轻，热情洋溢，精神抖擞，着装漂亮，对他们的将军满口称赞。他们说他留在西萨尔参加一个舞会，一结束就会过来。继续上路，走了1个多小时，我们遇到一队马车。车上坐的是些身着制服的军官。我们停下来祝贺那位将军在凯姆匹吉获胜，还向他打听了一下围城期间停在港口中的一艘美国单桅帆船战舰（我们听说有这么一艘船）的情况。我们彼此客套了一番，却都没有看清对方长得什么样，然后就又各奔东西了。天亮前1个小时，我们来到了西萨尔。6点钟，我们登上了开往哈瓦那的西班牙双桅帆船亚历山大号。8点钟，帆船起航。

那一天是6月24日，当时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摆脱了所有的麻烦。上午天气很好。船上另外还有8位乘客，全都是西班牙人。其中有一个人是内陆来的。当他来到海边，远远地望见海上泊着的这艘帆船，他问别人那是什么动物。出于对船长的尊重，我不谈这艘船，特别是船舱的具体情况。我只说明这是一艘西班牙船。微风拂拂，我们把舱梯摆在甲板的遮阳棚下面当桌子，在那里吃了早饭。船长告诉我们船在一周之内便可抵达哈瓦那。

我们的航程沿着从尤卡坦到卡托切角的海岸线展开。到了星期日（28日），按照帆船的测算，我们已经行驶了150英里。但这一天没有风，船也不动了。烈日高照，海面像玻璃板一样平静。一群鲨鱼一整天都在围着帆船游来游去。从这时起一直就没起风。海面像一片镜子被太阳炙烤着，也反射着太阳的热力。到了7月4日，海面还是纹丝不动。天上起了几朵淡云，但也是定在那里一动不动。船长说我们这是着了魔。当时那情形真的就像是着了魔。这一天我们原本计划着与美国驻哈瓦那的领事一起用餐，共贺国庆。但现在，我们的船躺在水面上像根木头，我们忍受着太阳的炙烤，船上的淡水也不充裕了。光是想想7月4日的国庆大餐，就能让人感觉船上厨房里做的西班牙饭菜难以下咽。我们已经将大副图书室里的藏书看了个遍。其中有一些翻译成西班牙文的法国小说，还有一本可怕的海难史。为了打破滞留生活的单调无味，我们把钓绳钓钩一直垂在海里钓鲨鱼。船上的水手们给它们起的名字和短吻鳄一样，也是“基督徒的敌人”。他们把鲨鱼吊到甲板上，然后挖出它们的五脏六腑扔进海里。我们出海已经有10天了，食品开始短缺。于是我们吃了2只小鲨鱼。鲨鱼肉要是不想的话，吃着也不错，很像小短吻鳄的肉。船长告诉我们鲨鱼肉在凯姆匹吉的市场上很常见，各个阶层都吃。午后，鲨鱼聚集在我们的船周围，很是吓人。从船上掉下去的任何东西都会立刻被它们吞掉。有一次，一位乘客的帽子从头上掉进海里，还没碰到水面，水里就有一个大家伙一翻身，把一张丑恶的嘴探出水面，将帽子接住吞了下去。幸亏掉下去的不是那个人。有一天傍晚，我们抓到了一只庞然大物。我们用钓钩把它吊出水面四五英尺。水手们从船上探出身去，用绞盘的柄打他的脑袋，一直打得它不再动了。然后他们将一根带活扣的绳子勒在它的鳍下面，再用滑车把它吊到甲板上。这条鱼几乎将船的这一侧占去了一半。水手们撬开它的嘴，用一根索锥将它的上下颚撑住。然后又把它翻过来开了膛，将内脏扯了出来。然后他们又把鱼的尾巴斩掉一英尺，把它扔回了海里。这条鱼接下来怎么样，我就不说了，以免让读者们怀疑我这些纪实文章的真实性。不过，我们看到它的最后一眼，它像是在感受它的尾巴在哪里。

到了第二天下午，我们遇上了一股强有力的洋流。它流向西北方，像碎浪似的一路咆哮。我们测了测，水深超过120英寻。到了晚上我们又测了测，大海依然深不见底。我们猜测自己一定已经过了卡托切角。

6日，7日，8日，9日，10日，11日，12日，海上依旧没风，一片死寂。波平如镜，天气炙热。此时船上已经食物匮乏，淡水即将告罄。船长是一个很有派头的西班牙人，每天早晨都重复地拿“我们这是着了魔了”来安慰乘客。但他也已经焦虑不安好几天了。30年来，他一直来往于哈瓦那和墨西哥湾的各个港口之间做生意，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然而现在大海深不可测，被洋流裹挟，除了航海日志什么都没有，他也无法确定现在所处的经度。他担心我们这是遇上了墨西哥湾流，已经被冲过了哈瓦那。我们的经纬仪经过了9个月的狠用和路上翻山越岭的颠簸，正如我们所料，已经不准了。船上碰巧有一张很老的法语对数表，卡瑟伍德先生用它将经纬仪校正了一番。但经纬仪测出来的结果与船长所做的航迹推算结果相去甚远，我们认为它肯定错了。现在看来，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便是：在黄热病的发病期到达哈瓦那，然后在最糟糕的飓风月从那里起航去美国，等到了纽约再去史坦顿岛接受隔离。

到了7月13日，船上什么都缺。船员加上乘客有20个人。我们已经开了最后一桶水。天气炙热，大海无风无浪，静止不动，让人害怕。大家都说我们这是中了魔了。水手们听了这话还半认真地补充道：这是因为船上有异教徒。船周围的鲨鱼比先前多了很多。随便在船舷哪一处探身往下一看，都能瞧见三四只鲨鱼。它们像是在等猎物。

到了14日，船长已经有些惶恐。航海日志按时记录，却不知道在哪。傍晚时分，我们看到了一只巨型怪物。它那颗黑色的直线型鱼头出水10英尺，径直朝着我们游来。船长攀在缆索上用望远镜看了看，说它不是鲸鱼。这时船尾也出现了一条这样的大鱼。我们真的非常紧张。但是后来我们听到了它们喷水，看见一根水柱冲到空中。我们这才放下心来。入夜后这两条鲸鱼静静地浮在水面，一动不动。

15日大喜，上午刮起一阵微风！航海日志上记录，我们的时速为1小时3英里。12点时我们测了测纬度，25度10分。我们发现船正以3英里每小时的速度向南航行，我们现在是在昨天用航迹推算得出的那个位置以北55英里处。船长现在确信我们碰上了墨西哥湾流，而且可能已经随着洋流走了两三天，过哈瓦那二三百英里了。卡瑟伍德先生的经纬仪测出的纬度是88度，然而这个数值与我们按航迹推算出来的结果相去甚远。我们都不相信这个数值，也将经纬仪弃之不理，船长尤其如此。我们此时的处境非常糟糕，缺少食物和淡水，又随波逐流过了目的地港口。船长把乘客、船员、厨师、服务员都叫到船尾，将一张海图铺在舱梯上，并在上面指出了我们现在可能的位置。接下来怎么办才好，他想听听船上所有人的意见。大副坐在航海日志旁边做记录。众人都默不作声，后来厨子开口说接下来怎么办好，这得听船长的。船员和乘客都表示赞同。尽管目前的状况全不能确定，船已经彻底迷航，但我们相信船长比别人更了解情况。船长在海图上指出墨西哥湾流的路线，说我们不可能掉头逆流回去。他建议我们借着现在的一点微风顺着洋流航行，撑到新普罗维登斯去补充食物和淡水。众人都表示同意。于是我们改变了朝南的航向，将桅横杆转了90度让它朝向东北方。我们以为自己此时比出发时距离哈瓦那更远了。

我们极其不安地坐下来吃了一点饭。我们以为自己在墨西哥湾流当中，也就是在船舶的航道上。于是船长派了一个人爬到桅杆上去眺望其他船只的风帆。令我们大为高兴的是，他很快就报告说在下风向有一艘帆船。于是我们升起舰旗，并向那艘船驶去。随着我们靠近，那艘船也对我们的信号做出了回应。借着望远镜我们看到对方挂的是美国舰旗。不到1小时，两艘船已经近得呼喊可闻。船长不会说英语，所以将喇叭筒递给了我。见他如此行事（我们的同胞不喜欢西班牙旗），我又担心自己喊话喊得不合规矩，于是恳请对方船长放下一条小艇接我们过去。真没想到这竟然让他们觉得我们很可疑。他们放过来的那艘小艇就扣在甲板上，船板的缝隙被太阳晒得开裂，所以一下水海水就灌了进来。我们划着它还没走出去50码，水已经进了半船。我们坐在船帮上，两个人尽力让小艇浮着，同时催促那艘船上的赶紧拉纤绳。鲨鱼就在小艇周围游动。有那么一瞬间，我们真想再回到原先那艘帆船上去。这时似乎有一阵微风吹动了那艘美国船。她稳稳地走了二三分钟，才终于顶风停船，让我们上去。我们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原来，我们的西班牙旗帜以及我们未经喊话就想上他们船的异常举动，引起了他们的怀疑。水手们说我们是海盗。但船长（一个身材修长、头脑冷静的缅因州人）站在船尾，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我们这艘小艇即将沉没的情形，说：“他们不是海盗。”这艘美国船就是北雅茅斯的海伦·玛丽亚号，船主是斯威则。她这是正从塔巴斯科开往纽约！能在公海上与要去纽约的同胞打招呼致意，读者们想象不出我这时内心有多么满足。我先问了问他们能否带上我们，又问能否给我们的西班牙朋友提供些食物和淡水，再问我们现在的位置。原来我们实际的位置与我们猜想的有400英里之遥。我们以为的墨西哥湾流其实是一股形成于卡托切角与安东尼奥角之间的洋流。如果我们当初选择相信卡瑟伍德先生的经纬仪的测算结果，那我们还不至于偏离航道这么远。然而事实是我们彻底迷了航。要不是遇到了这艘船，真不知道我们会是怎么个下场。这位船长才从塔巴斯科出发7天，已经被风吹走了一片帆，还损失了一名船员。他船上的食品也不富裕，特别是现在又添了2名乘客。不过他还是分给西班牙人一些淡水，并且尽可能地给一点食品。我们回到西班牙船上将现在的位置告诉给船长。这让他大吃一惊。这里距离西萨尔不到200英里。我们和船上所有的人握手道别。其实与我们分别，他们并不觉得难过。因为船上少了两张嘴吃饭很是件好事。我们知道，他们心里可能认为这次倒霉就是因为船上有我们这两个异教徒。不过现在能在开阔的大海上摆脱所有的烦忧，我们非常开心，所以友好地与船长、乘客、船员、厨师、服务员逐一握了手。不知道他们后来脱险用了多长时间，但是我后来听说他们到达哈瓦那时情况非常糟糕，连船上的最后一只老鼠都吃掉了。

且说我们新上的这艘船，上面装满了苏木。苏木在甲板上堆得满满当当，一直堆到船尾，挤得就连舱门都卸下来了。大家踩着一只木水桶上下。从一艘西班牙船换到一艘美国船上，感觉还真不一样。前者有1位船长，2位大副，8名船员。后者有1位大副，3名水手。后者在甲板堆的货物上面铺着厚木板供船员走动。她有一根动臂主帆，有一根横贯后甲板的舵柄而不是一个舵轮，有时得要两个人才能控制。

入夜后有两三个小时没有风。我们早已习惯了这样，但这位船长却很生气。他厌恶没有风。自从离开塔巴斯科以来，他还是头一次遇上这情况。他最受不了的就是没有风。后来风平浪静的魔阵被一股暴风打破。船长讨厌收帆减速，于是就满帆坚持到最后。后来他被舵柄弹开，扑过去一把抓住缆索，又弹回到舵柄上。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换乘了这艘船，我与卡瑟伍德先生非常高兴，心态也变得从容。看到船上人手短缺，我们踩着苏木跌跌绊绊地走过去跟船长说：要是再损失一个人，他要开船进港都难了。不过他马上就把这话压下去了。他发誓说：就算这船上的水手全没了，他和大副二人也能将船开进港并完成往甲板上装货等一切事宜。

7月31日，我们抵达纽约。算来此时距我们乘船出发，还差3天不到10个月。其中有9个月我们与国内的亲友彻底断绝了音信。除去在海上度过的时间，我们有7个月零24天用在了工作上面。相信这些工作肯定能让每一位真正的美洲人喜爱我们。这里正好就是我和卡瑟伍德先生出发的地方。想来再与他一起旅行的机会应该微乎其微。我也就此向各位读者告别！

附录

本书前面的章节曾提到，作者致力于将书中描述的一些文物古迹运到美国。可以说作者一回国，就找了几位朋友（作者很乐意把他们的大名公布于众，然而他无权这样做），请他们集资2万美元将这项工作付诸实施。经他们授意，作者写信给他在危地马拉的代理人，要他购买基里瓜的遗址或者是其他类似他认为便于移动的遗迹。作者这次出价很高。其实在他离开危地马拉时，不用这么高的价格就能成交。然而不走运的是，就在这期间，一篇从卡瑟伍德先生的笔记中抄录出来的通讯，被危地马拉的一家报纸采用。这篇通讯传到了美国，翻译成英文后又在美国的几家杂志上面发表。通讯中有一节对这处遗址大加称赞。这段文字可能作者自己一写完都忘了，但它后来却又传回了危地马拉，而且让基里瓜遗址的所有者看见了。那位先生便因此大大地高估了遗址的价值，于是拒绝了作者的报价。他在与一些外国人（他们从未见过遗址并且对它们一无所知）做了几番糊涂谈话以后，以为欧洲各国政府都会争着要这处遗址。而且他继续愚蠢地认为作者是在代表美国政府和他做交易。他说，如果美国总统想要得到这处遗址，必须出价2万美元。而且他还决心要等着看法国和英国的报价，再做决定。听最新的消息，他现在仍然在坚持自己的痴心妄想。

再说帕伦克，作者刚刚收到罗素先生寄来的一封信件，里面有保林先生给他的4份官方信件。这几份手稿上凡是能够看清楚的部分，本文均作了翻译，内容如下：

州长已经得知，伯利兹的副州长（无疑指的是沃克长官和凯迪上尉）带着14名武装人员，在遗址上考察了几天。而你既没有阻止他，也没有向政府透露任何消息。

州长现在还接到消息称，有美国公民也在做同样的事。鉴于此，大人命令我通知你，马上向他报告这些情况的真相。他会采取相应的必要措施。

愿上帝和自由与你同在！

恩里克·鲁伊斯

圣克里斯托瓦尔，1840年10月1日

我们几个是帕伦克镇的居民。作为真正的爱国者和祖国繁荣进步的支持者，我们理应得到尊重，享有合法权利，因而有权向您陈词：大约3个多月以前，有一个叫亨利·保林的美国公民在帕伦克的遗址上住了下来，为那里每一处古迹以及那上面的每一块珍贵雕刻翻制石膏像。从那时到现在，他已经制作了大约30件石膏像，并将其中的2件带到了卡门镇，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把它们送上船运往了美国。（作者已经收到了这两件石膏像）前面提到的这些石膏像与原物极像，看第一眼人们肯定得以为它们就是原物的副本。毫无疑问，有了这些石膏像，同样的石膏制品想要多少都可以翻制出来。这些珍贵的东西，用这种方式翻制，6美分都用不了，就能得到一件。那个娶了唐娜·特立尼达·加里多的威廉·布朗先生出价八千到一万美金，只为从遗址上挑选四到六块重要石块。他以×或者××作为抵押品（威廉·布朗所提供的贵重担保品是什么，我们无法从潦草的手写字体中辨认出来），为全部石件提供了最令人满意的担保。我们知道您身体欠佳，而且我们认为您对这个事实有所不知，所以不能让您担负任何责任，我们自己处置了此事。

（字迹无法辨认部分），考虑到兹事体大，不管牵涉到谁，我们都要让这位绅士花上四五千美元。要不，那些已经做好的、还在做着的石膏像，他一件也别想拿走。我们要把这笔钱用于慈善事业或是镇上的装饰。确实，如果遗址这笔宝藏是我们的，如果按照法律来讲，它属于我们镇，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通过它来获益呢？

先生，能提出这种要求，对我们而言是一种荣幸。是因为迄今为止，我们还从来没有听说这处遗址作为一桩产业有任何出产。就让来参观遗址的那些人翻模、画图吧，只要他们能贡献一笔与他们的活动相称的钱财来。先生，如果我们没想错的话，这可是一桩有大利可图的生意。这件事牵涉到的是些大人物。所以我们怀着最为恳切的态度求您，行使我们的合法权利，只要他没交出前面提到的那个数目，就不要允许他将前面提到的那些石膏模型从镇上运走一件。我们的依据有二：一是翻模的人可以用这些模型做出大批的石膏仿品；二是前文提到的布朗先生的开价。

圣地亚哥·特隆科索　巴特勒·布拉瓦

米格尔·科斯提罗

帕伦克，1840年10月15日

关于你想搬移帕伦克遗址上的古迹一事，唐·圣地亚哥·特隆科索与帕伦克的另外两位居民已经给州长上了一份请愿书。州长大人就此事咨询了军政府的相关部门，该部门建议他批准这份请愿书。请愿书的副本我已经为你附上，正文下面有州长大人签署的决定，你要加以执行。我还为你送上了两份贵区护照和档案的管理规定。凡涉及让外国人进入你辖区的事宜，你要照此行事。另外信件中还有一份1835年6月17日的相关决议副本。州长大人还命我告诉你，要将他的决定（如前文所提）的执行情况马上报告给他。

此为副本。

愿上帝和自由与你同在！

多明戈·冈萨雷斯

圣克里斯托瓦尔，1840年12月1日

州长大人已经看过你本月15日的信件。他命我告诉你，要密切监视到遗址参观的外国人。一旦有外国人来，立刻报告政府，不得延误。报告他们的数字、什么时候来的、干了什么，什么也不允许他们干，包括挖掘古迹，更不用说移动任何东西，即使那东西看上去多么微不足道。

因此，如果他们只是过去看看，让当地的一两个或更多官员陪同他们，即可完成上述部署。

此为副本。

愿上帝和自由与你同在！

多明戈·冈萨雷斯

圣克里斯托瓦尔，1840年11月30日

帕伦克地方政府接到这些命令后，保林先生被迫离开了遗址。他费了很大力气才翻模做出来的那些石膏像，本该属于作者，结果也被当地长官扣留。其实，与其做徒劳的抗议，作者或许更应该庆幸，在他们参观遗址的消息传到首都之前，他就已经离开了遗址，而且卡瑟伍德先生的画作也安然无恙。他可以想见帕伦克村的激愤，可以想到未来的旅行者必将遭遇的干扰和麻烦，但他想不清楚这到底是因为什么。他将保林留下翻制石膏像，村里人是知道的。当时并没有什么反对意见。那些“真正的爱国者”在请愿书上第一个签名的，就是唐·圣地亚哥·特隆科索。而他是作者很要好的一个朋友。作者离开帕伦克的前一天晚上，他还收到了唐·圣地亚哥的一封短信。译文如下：

某某先生（我不知道您姓什么）

我最尊敬的先生：

我刚刚到家。因为我的妻子昨天给我送信来，说您（请允许我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这样称呼您）和您那位可敬的同伴明天一定要走。如果真是这样，请带着我所有美好的祝愿继续您的路程。除了我的感激与爱慕，我还为您送上一束从遗址上采来的生丝，愿您留作纪念。

再见，我的朋友。再见，最亲爱的先生。有任何愿望，您尽请吩咐，不论身在何地。

您最诚挚的朋友

圣地亚哥·特隆科索

于家中，1840年6月3日

致前美国政府驻中美洲政府全权公使先生

作者可以肯定，如果保林还在那里，唐·圣地亚哥将会是那里阻碍他行动的最后一个人。他现在对外国人很残暴。作者没有收到保林的信，很担心他在某种情况下与当地村民发生了纠纷，惹上了麻烦。或者是作者的计划失败。石膏像被扣留，无法由威廉·布朗先生作为代理人出价运到美国。这些文件上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信息，作者也未就此事发表任何看法。不过他提到过，威廉·布朗先生是一个美国人，在纽约被称作威廉·布朗船长。多年以来，他一直在一艘往来于纽约和塔巴斯科的商船上担任船长。

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绅士希望，以基里瓜的古建筑、科潘和帕伦克的石膏像或者是石刻原件以及他们从其他地方得到的其他东西，作为一座美洲博物馆的典藏基础。这样的一座博物馆，撑得起中央政府的脸面。它将能与卡特林的印第安画廊以及其他所有关于这些土著民族（他们的历史在我国几乎已经成了传说和故事）的纪念馆相提并论。然而作者并未对此绝望。本书的出版，会引起人们对于帕伦克以及其他几座古城遗址的关注。接下来，那里的居民就会对遗址的价值形成一个夸张的认识。这样一来收集文物古迹的困难就会增加（作者相信他这样讲不会被人认为是出言冒昧）。不过，此时他也相信，只要能将情况讲清楚，墨西哥政府会下令归还扣留在帕伦克的那一批石膏像。这个共和国为了发展和繁荣，将会让她的北方邻居对那些散布在她国土上的奇特遗迹有更多的了解。作者相信，就像一位所有者曾讲的，英法之间的可怕竞争早已开始，它们已经用从整个旧世界收集来的古代艺术品堆满自己的首都，所以将会尊重各个国家权利，尊重发现者的权利，从而将美洲的文物古迹留给我们。它们不会剥夺一个穷国为科学事业做出贡献的唯一机会，而是要鼓励这个国家将建筑雕刻作品从那些偏远的、难以到达的地方运出来集中到一起，并让它们继续留在故土，让那些建筑遗址仍然属于它们原初的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