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雷颐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633-7974-3

Ⅰ.历… Ⅱ.雷… Ⅲ.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Ⅰ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0815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责任编辑：曹凌志 杨静武

装帧设计：北　贝

书名题字：黄华侨

内文制作：马志方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18.5　字数：200千字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帝国斜阳

- 同文馆之争——“特殊性”与“普适性”的初次激辩

- “柔远”与普世价值

- 为清廷打工的美国外交官

- 被打出来的“海军司令部”

- 天津教案的隐喻

- 晚清的两次“行政改革”

- 何以“激进”

- 清廷“制造”革命党

- 今昔人物

- 李鸿章的最后时光

- 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

- 梁启超与哈耶克

- 莫把讽刺当赞扬——李大钊曾赞扬辜鸿铭？

- “不采蘋花即自由”的意义

- “还我头来”陈虞孙

- “疑”重于“信”张中行

- 一身跨两代——阅读陈乐民

- 不是故事

- 公园故事

- “万岁”故事

- “声音”故事

- 麻雀故事

- 层层剥笋法

- 可如实回答

- 早请示，晚汇报

- 曾经这样“表演”

- 轰动全国的“芦苇”

- “军”、“队”的命运

- 避免体制性荒诞

- “突出政治”变形记

- “文革”三震与汶川之震

- 通海地震与刘心武的“亏心事”

- 真正属于自己的歌

- 电子音乐小风波

- 后现代批评与中国国情

- 公共空间

- 最怕无社会

- 矿难与工会

- “社会”与“社会和谐”

- 交通拥堵与公共空间分配

- 从恒和的信用说起

- “帝国民主”的结局

- 西南联大传奇的生成与接续

- 大学的学术标准与自主性

- 尽管言“汉”，未可称“国”

- 漂亮的脸蛋与大米

- 《越狱》背后

- 语言冲突与社会鸿沟

- “和平大战”与“和平崛起”

- 刘翔退赛与体育话语的转变

- 后记

帝国斜阳

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革；只到时机已逝、完全丧失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但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始终是被形势推着走。这样，它后来便不得不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直到完全破产。

——《何以“激进”》

同文馆之争
——“特殊性”与“普适性”的初次激辩

近代中国要自强自然要“师夷长技”，要学习外语和声光电化船坚炮利等自然科学知识。但中国传统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只有苦读圣贤经典、寻章摘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术”一直被视为“雕虫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儒学经典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几乎不被看做一种“合法”的知识。但在外国船坚炮利的现实面前，洋务派不得不“低头”，提出要学习外语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并创办了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文馆。但新知识依然没有地位，愿学者寥寥无几。

为改变这种状况，总理衙门王大臣奕等于1866年底上奏提出要招收“正途”出身人员学习声光电化、天文算学，想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他们预料到顽固派会坚决反对，所以在奏折中说：“论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且有以中国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也。”他们详细说明了学习西法的重要性，指出当今既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如不借西人、西法为先导，探求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结果必然徒费金钱，无实际效果。他们特别驳斥了那种以“师法西人”为耻的荒谬论点。奏称：“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亦必有成……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他们明确提出学习西方是为了“雪耻”，拒绝学习西方才是真正的耻辱。

同文馆拟添设天文算学馆并招收科甲正途人员的消息传出后，激起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折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若求自强，在朝廷则莫如“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等，对臣民则只有讲求“气节”，依靠列祖列宗的深仁厚泽，以尧舜孔孟之道进行教育和帮助。

张盛藻地位、名望毕竟不够高，顽固派中权势最大、声望最高、管理户部（即全国财政）的文渊阁大学士倭仁于是亲自出马，递上“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奏折。他认为天文算学为益甚微，不过是“一艺之末”，而正途人员奉夷人为师，所造就者不过是“术数之士”，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够起衰振弱的。“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他又说：目前世道衰微，礼崩乐坏，唯有依靠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如果科甲正途人员“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数年之后，“将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所以请求朝廷立罢此议。倭仁是公认的理学大师，言辞更具煽动性，在士大夫间形成一股反对学习西学的强劲力量。

对此，奕等人上折反驳说，倭仁之论“陈义甚高，持论甚正”，他们在没有办理洋务之前，也是如此见解，但现在他们不敢像倭仁那样一味“空言塞责，取誉天下”。他们认为，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讲求机器制造之法、教练洋枪队伍、派人出国考察等，“凡此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目前奏请开设天文算学馆，实为制造轮船及各机器的基础，并非“空讲孤虚，侈谈术数”。他们指出，洋人敢入中国肆行无忌者，缘其处心积虑在数十年前，凡中国语言文字，形势虚实，一举一动，无不周知；而洋人之举动，我们则一无所知，徒以道义空谈，纷争不已；现在设法了解洋人自强之方，却议论纷纷，一误何堪再误！他们指责顽固派“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他们在奏折中还将了倭仁一军：既然倭仁认为决不应设立天文算学馆，自必另有计谋，如果他确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他们自当追随倭仁之后；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礼义为武器，以为这就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倭仁当然不服，再次上折，依旧强调自强之道在于朝廷“用人”与“行政”，所以设立同文馆实为多此一举。

为使清廷鼓励正途出身人员报考，奕等人再递上折、片各一件，进一步阐明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强调如仍苟且偷安、不思振作，后患将不堪设想。他们斥责倭仁以“道学鸣高”，故意危言耸听，总以“师事夷人”、“奉夷为师”指责别人，其目的无非是阻止人们报考同文馆。他们声称，同文馆雇觅洋人不过是讲授天文算学，早已奏明入馆学习者不修弟子之礼，该折业经发抄，倭仁岂有不知？为什么信口开河，肆意攻击？他们继续将倭仁的军：倭仁不是认为中国早有精通天文算学、船坚炮利的人才，只是没有精心访求吗？他们于是提出希望朝廷下旨饬令倭仁保荐数人，即行择地另设一馆，由他督饬。清廷还真接受了奕等人的请求，发布“上谕”，要倭仁保荐几名精通天文算学人才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倭仁不得不承认“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请求不必另行设馆。但是，他仍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认为天文算学只为最不重要，“并非欲自强必须讲明算法也”。

在奕等人的策划下，清廷任命倭仁在总理衙门行走，想逼使他也不能不涉及洋务。但倭仁表示坚辞，未获批准，便称病乞假。

当倭仁在洋务派的步步进逼下处境十分尴尬的时候，候补直隶州知州杨廷熙通过都察院递上《请撤销同文馆以弭天变折》，以“天象示警”来为顽固派辩护。他指说今年春季以来久旱不雨，疫疠流行，是“天象示警”，“京师中街谈巷议，皆以为同文馆之设，强词夺理、师敌忘仇、御夷失策所致”，认为总理衙门请求设立同文馆是“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为了“杜乱萌而端风教，弭天变而顺人心”，必须“收回成命”，将同文馆予以裁撤，或者禁止科甲正途人员报考天文算学馆。他认为中国欲求自强，只需要“纪纲立，号令行，政教兴”，“作忠义之气于行间，尽教养之怀于民上”，则洋人虽众，枪炮虽利，轮船虽多，亦断不敢肆虐于中国。他强调西方国家乃中国之“敌国”与“世仇”，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师事仇敌”，“无论偏长薄技不足为中国师，即多才多艺层出不穷，而华夷之辨不得不严，尊卑之分不得不定，名器之重不得不惜”。而科甲正途人员一旦使之师事仇敌，则“忠义之气自此消矣，廉耻之道自此丧矣，机械变诈之行自此起矣。圣贤之大道不修，士林之节概不讲”，后果非常可怕。他把西学视为洪水猛兽，宁可使中国落后挨打，也决不可向敌人学习。杨廷熙自恃有倭仁为后台，又掌握儒学正统“话语权”，所以在奏折中还肆无忌惮地攻击总理衙门诸大臣，甚至直接涉及清廷最高统治者：“西教本不行于中国，而总理衙门请皇上导之使行”，该衙门大臣“专擅挟持，启皇上以拒谏饰非之渐”。

顽固派不仅从抽象的理学角度反驳洋务派，而且把主张学习西方者扣上了“师事夷人”、“奉夷为师”、“师事仇敌”等类似于“里通外国”、“汉奸”等政治性大帽子，在近代中国屡被侵略的背景下，这种言辞更易激起人们的义愤。

最后，奕等人只能以自请“开去总理衙门差使”相挟。看到两派势同水火，争论愈演愈烈，继续下去将使朝政瘫痪，清廷便于1867年6月30日发布“上谕”，一方面严批杨廷熙、倭仁等人，一方面又以“与国家休戚相关”为由，要倭仁“不应坚持己见”，与总理衙门王大臣等“和衷商酌，共济时艰”，同时饬令奕等应“不避嫌怨，力任其难，岂可顾恤浮言，稍涉推诿”。这场争论遂告结束。

这次历时半年激烈争论的结果，双方各有得失。顽固派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的企图毕竟没有得逞，就此而言，洋务派胜。但在顽固派的影响下，报考同文馆的人数锐减，特别是正途出身人员依然寥寥无几。顽固派的主张在社会上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形成一股相当强大的舆论力量，“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名士李慈铭在日记中就写道，“正途”人员学西学是“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宜不肯就，而又群焉趋之。盖学术不明，礼义尽丧，士习卑污，遂至于此。驯将夷夏不别，人道沦胥，家国之忧，非可言究”。一时还出现不少对联：“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还有作俚语笑骂的，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人言籍籍，群起非难，报考天文算学馆的人数更少。总理衙门1867年7月初奏称，“两月以来，投考之人，正途与监生杂项人员相间……共计投考正杂各项人员九十八名”，临时又有二十六名没有参加考试。参加考试的七十二名中，不少是因为待遇极为优厚才来报考，所以学生质量很差。最后只得勉强录取了三十名，第二年就淘汰了二十名，最后毕业的只有五名，天文算学馆名存实亡，洋务派倡学自然科学知识的计划实际严重受挫。所以就此而言，顽固派胜。

这次争论的实质，是西学的价值问题，亦即自然科学知识是否具有“普适性”。任何一种知识都产生于具体的“地方”，所以每种知识的源起都具有“地方性”，如果因此认为任何知识都没有普适性，那么所谓交流、交往将没有意义，不同文明之间根本无法沟通，人类也不可能发展进步。发端于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在引入中国之初被称为“西学”，表明时人认为这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顽固派坚决反对引入，即认为这种知识不具普适性、不应为“我”所有，而且是对“我”构成威胁的“他者”。洋务派虽不可能清晰认识到，自然也未明言这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知识，但强调能为我用，毕竟是对其普适性的初步承认。声光电化、天文历算这类知识从“西学”到“科学”的名称之变，实即“身份之变”，表明近代中国最终承认这是一种普适性知识体系。现在，科学更是被提高到“科教兴国”的高度。中外历史表明，国之兴衰、社会发展之快慢，与对这种普适性知识接受的难易确实大有关系。

“柔远”与普世价值

“柔远能迩，以定我王”，语出《诗经·大雅》；“柔远人，则四方归之”，则是孔老夫子的教训。几千年来，“柔远”、“怀柔”成为中国统治者理想的驭外、安抚四方狄夷之术。不过何为“柔远”或“怀柔”，则圣人语焉不详，于是后世帝王对“九夷八蛮”或抚或剿、或和或战都统称“柔远”或“怀柔”，因中国是“礼义教化之邦”，所以对狄夷的抚、剿、和、战，统统都是“宣我圣教”，“布我德威”。更广泛些说，因中国是位于“天下之中”的“天朝上国”，其他都是蛮夷之邦，因此彼此所有关系在时人眼中都只能是华夏的“柔远”，而无所谓“中外关系”。

这样，近人王之春以编年体形式综述清代自顺治元年（1644）到同治十三年（1874）间中外交涉和与边远少数民族关系的史书，就理所当然地名之为《国朝柔远记》（亦名为《清朝柔远记》）。王之春，字爵棠，亦作芍棠，湖南清泉（今衡阳）人，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生。他早年入彭玉麟幕，后曾随曾国藩、李鸿章等转战各地，以“文人兼武事”的才干受到称赞和重用，历任浙江、广东按察使，湖北、四川布政使，山西、安徽、广西巡抚等职。这种经历使他不能不对“夷务”（后称“洋务”）格外关心留意，大约于光绪五年（1879）撰成此书。

他在“自叙”中坦承编撰此书的目的是详述有关大小历史事件，互证彼此得失，希望以此得消除隐患，使朝廷能够控制狄、夷，或许有益于国家的长治久安。然而，其完整的刻本迟至光绪十七年（1891）才问世，据他说本意不过是自己备忘之用，而未敢问世。然而由于向他借阅者越来越多，应接不暇，于是决定刊刻发行。不过，真实原因可能是这类介绍外国的书在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不仅不受重视，反而受到抵制，到90年代风气变化，他才敢全本付梓。全书共十九卷，跨度二百三十年，但从道光十九年（1839）至同治十三年（1874）虽才三十五年，这后三十五年却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可见鸦片战争后这三十五年间的“柔远”远胜于此前的一百九十五年。

不过问题便由此而来：在前一百九十余年间，我中华“天朝”对“外藩”的政策是，如果它对天朝俯首称臣，自然优待；如果它气焰嚣张、不服“天朝”的管，“则罚灭之”，在理论上无论是优待还是罚灭，都可说是“柔远”；而后三十余年却是国势凌夷，列强侵逼，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所有这些明明是被人蹂躏，如何能说是“国朝”的“柔远”呢？对此，书前彭玉麟、谭钧培、卫荣光、俞樾、李元度等人所作之“叙”却有详细的分说，读来饶有趣味。

彭玉麟为湘军勇将，武功赫赫，但他在“叙”中却用《尚书》中的理论，说只有“柔”才是最完美的“不易之经”。因此，只有自身的“柔”并不够，而且要以“柔”让别人归顺自己，以自己的诚信使归附者也变“柔”，就是以“柔”制胜，所以要推崇的，是以和顺可亲来感化狄夷的“犷悍桀黠”本性。读完这本书，他“穆然仰见列祖神宗声教”传到全世界，不禁盛赞“盖自文、武以后，柔远之政未有若是之尽美尽善、可以行久远而无弊者”。自周文王、周武王之后，中国历朝历代的“柔远之政”竟没有如晚清“尽美尽善”者！不过，他只是自说自话地泛泛而论，并未论证为何遭受列强侵凌以来的柔远之政是超过文、武以后的“尽善尽美”之政。

对此，曾任云南巡抚的谭钧培在“叙”中则明确用《易经》中“惟圣知几，亦惟圣因天”、“知几其神乎”的理论，说早在康乾时期，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就看到“天”要合四海为一家的端倪了。所谓“几”是指事物运动微弱的苗头，只有圣人才能洞察。也就是说，中国遭列强侵凌的实质是“天之欲合四海为一家”，康乾盛世时“天下承平”的中西交往只是这种四海一家的开始，康熙、乾隆才刚刚有所觉察，而外患日甚的咸丰时期却是“天”要中国降服狄夷的正式过程。道光、咸丰年间虽然列强不断入侵，京师曾为英法联军攻克，皇家园林圆明园亦为其焚毁，但若对此作深刻细致的研究，这恰是上天赐给的由中国来同化世界的良机，这部“柔远”记述的便是“四方”归化“中国”的历史，所以其意义不下于《左传》。

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的闭关状态，使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面对此一局面，曾任江苏巡抚的卫荣光则从“历史”中寻找根据，认为今日的列强就是昔日《禹贡》、《周官》中所说的“九夷八蛮”，仍是中国属臣。在他的论述中，列强之所以要以坚船利炮翻山越岭、跨洋过海一路打来，原来是为“我朝”圣主的道德、声望折服，都是来接受指教，将要仿效中国“德政”的，于是则四海一家，“如天君泰而百体从令”。列强，竟是为听从“天朝”君王的命令而来！

俞樾是晚清著名学者，他认为此书意义深远，读后不禁叹服“天道”宏伟、覆盖一切，“而我国家所以长驾远驭、陶六合为一家者，其将在此乎！”他更是断言当今世界分为五大洲即印证了中国上古的“大九州”之说，但推出上古的“大九州”并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说明在神农氏以前，世界/天下是由中国统治的。自神农以后，天下分裂，“中国”只是神州内的小九州。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现在列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是为了使世界再恢复到神农氏以前，由中国统治“大九州”即全世界的状态，中国君王将重为“大九州”之君。因为西方的“长技”只是“末技”，只有中国的文化才是世界的根本。所以，他极为乐观地认为这部“柔远记”便是这种世界重新由中国“大一统”的先兆。

所谓“本”，自然是指孔孟之道。曾入曾国藩幕、后任云南按察使及贵州布政使等职的李元度写道，“尧舜孔孟之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是万世不变的。因此，中国现虽遭西方诸国侵略，但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不但不可能“夺吾尧舜孔孟之席”，恰恰相反，尧舜孔孟之教将在西方各国盛行，此时便是这一时代的开始。因为上古时代西方各国不通中国，又相去数万里，所以他们不知道有圣人，未能得到中国圣人的教诲。他们发明铁路轮船，就是为了前来中国接受教诲。他把洋人的特性概括为残忍、机巧、强梁、阴险、狡猾、忘本、黩武、专利、奢侈、忌刻，这十大特性条条都深犯“天忌”。但是，天心仁爱，圣人有教无类，要把孝悌忠信从中国恩赐给这些毫无文化的“蛮貊”。今天西方列强侵华，恰是上天诱使他们进一圈套，他们为了通商得利都来到中国，于是“渐近吾礼义之教，自然幡然大变其俗”，所以我们不必担心西方的“教”将“夺吾尧舜孔孟之席”，结果必然是他们“幡然改从尧舜孔孟之教，然后不失乎人之性，而无犯造物之所忌”。他坚信：“吾知百年内外，尽地球九万里，皆当一道同风，尽遵圣教。‘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盛，其必在我朝之圣人无疑矣！”

经过他们如此这般的一番分说，明明是一部充满屈辱的“被蹂躏”的中国近代史，反却成了一部“国朝柔远”的丰功伟业记，这种阿Q式妙论着实妙不可言。若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倒是看到了今日的“全球化”趋势，认识到地球九万里将会有“一道同风”的普世价值观，但他们坚信最终不仅要用中国文化即所谓“圣教”来实行“全球化”，而且更是由“我朝”即“大清”王朝来实现全球化的普世价值。可惜，此书刊行二十年后，不仅“我朝”轰然坍塌，而且君主制这种中华“圣教”核心价值观的制度性外化都被废除。百余年来，不仅不是不识孔孟之道因此没有“人之性”的狄夷“幡然大变其俗”，而是相反，我“衣冠上国”从政治制度到衣食住行许多方面都在一点点地“大变其俗”。

有趣的是，虽经百余年历史剧变，此种思想却是香火不绝，近年尤炽。现在有人一方面置史实于不顾，否认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是只有居天下之中的中国才是礼仪之邦，其他邦国都是狄夷蛮貊、有待我“天朝”教化（拯救）的强烈的民族文化、道德优越论；另一方面，他们实际又承继这种民族文化、道德优越论，提出只有中国文化才能够救世界，现在要由中国来为世界制定规则、来“为万世开太平”。凡此种种，与以上诸公世界将“一道同风，尽遵圣教”，“其必在我朝之圣人”“统大九州而为之君”的种种高论如出一辙。相同的论调，其命运终将相同，抑或不同？

为清廷打工的美国外交官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战败的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标志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体系”、“宗藩体系”的崩溃，取而代之的将是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条约体系”。不过，这个变化并非一蹴而就、立即实现，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了痛苦的缓慢过程。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天津条约》，明文规定中国与西方列强遣使互驻。1860年以后，西方列强便纷纷派遣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却一直未曾遣使出洋。因为清政府一直认为，外国使节驻京本就是对几千年“天朝”体制的破坏；而且，本来是“万邦来朝”，不需“天朝”对外遣使，如果“天朝”再派使臣驻外，便是承认了“条约体系”，自取其辱。

然而，随着中外交涉越来越多，负责处理涉外事务的总理衙门大臣真切地感到，在与外国交涉、谈判中，外国对中国情况非常熟悉，而中国对外国的情况几乎毫无所知，根本原因就在外国在中国驻有使节，而中国没有驻外使节。“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而且，随着《天津条约》规定的十年修约之期将至，清政府对列强是否会趁机“索要多端”担心不已，急欲事先遣使各国了解情况。但此时清政府根本没有具有基本外交常识和了解国际礼仪的官员，找不到能担此任者。更重要的是，清政府一直坚持外国驻华使节晋见中国皇帝时必须下跪行礼，而中国是“天朝上国”，中国使节觐见外国元首、皇帝绝不能行下跪礼，况且外国也不要求中国使节行下跪礼。不过，问题接着就来了，本就不愿对中国皇帝行跪礼的“化外之邦”就会更加理直气壮，因为中国使节不对外国元首行跪礼，外国使节同样也不必对中国皇帝行跪礼。

形势要求中国必须对外派使，但具有最高权威性的“礼”又使中国不能对外派使。正在这不派不行派也不行的两难之际，1867年11月，美国首任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五年任期届满卸任，来到总理衙门向恭亲王奕辞行。本来一桩例行公事的外交应酬，却非常意外地使这一难题迎刃而解。

蒲安臣1820年出生，1846年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在波士顿以律师为业，两年后进入政界，积极参与了当时轰轰烈烈的废奴运动。1855年，他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856年发表名为《马萨诸塞州的抗辩》的著名演说。这篇演说是美国解放黑奴运动的重要文献。在1860年总统大选中，他全力协助林肯竞选。林肯就任总统后，于1861年春任命蒲安臣为美国驻奥地利公使。但奥地利政府以蒲安臣曾经发表过支持当时在奥地利统治下的匈牙利革命的演说为名，宣布不欢迎其人。此时他已在赴奥途中，到达巴黎后才得此消息，一时进退两难。这时，恰逢中国允许列强派使驻京，林肯于是改派蒲安臣为驻华公使。1862年7月，蒲安臣作为清政府接纳的首批外国公使之一入驻北京。

蒲安臣驻华期间，美国的对华政策主要还是追随英、法等国从中渔利，与中国未有严重冲突。尤其是美国在1862年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使清政府更有好感。“合作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在中国的一切重大问题上，美国要与英法等国协商合作，赞助中国政府在维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条约口岸内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式干涉中国政府对于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辖，不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蒲安臣不仅与英、法等国“协商合作”，也与清政府“协商合作”，在中美一些具体问题处理上注意与清政府沟通，因此奕等人对他印象甚佳。所以，在欢送蒲安臣卸任的宴会上，听到他表示今后中国如与各国有“不平之事”，自己愿为中国出力、如同中国所派使节这番客套话时，奕等人却灵机一动，认为如真能请他为中国外交使臣，既可达到遣使出洋的实效，又能避免“天朝”往外遣使的体制问题和中外礼仪的纠葛，因为他毕竟是“洋人”不是“天朝”的臣民。

在取得蒲安臣的同意和赫德等人的支持之后，奕正式向朝廷上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奏折首先阐明了中国派使的重要性，然后赞扬蒲安臣“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从前英人李泰国所为，种种不合，蒲安臣曾经协助中国，悉力屏逐。造后回转西洋一次，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并且说明，由于中外礼仪不同，“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朝廷也认为这是一个既不失中国体统又解决实际问题的两全其美的办法，所以立即批复同意。外国使臣谨见中国皇帝不行跪拜之礼，清政府认为有损国体国格，而任命外国人为本国外交使团领导，清政府反不认为有损国体国格。如此愚顽，确令人啼笑皆非。

清廷决定委派蒲安臣作为中国政府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使团出访，但又担心英、法两国有疑虑，于是决定加派一名英国驻华使馆官员为“左协理”，一名在中国海关任职的法国人为“右协理”。同时，又派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二人同蒲安臣一同出使，亦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使团随行人员有三十多人，其中有一些是同文馆学习外语的学生，充任翻译。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外交使团就这样组成。

蒲安臣毕竟是外国人，所以清政府还是对其权限作了某些规定。总理衙门曾就限制蒲安臣权限向皇帝报告说：

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令其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令其不遂应允，必须知会臣衙门覆准，方能照行。在彼无可擅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见效，即令辞归。

使团出发前，又给蒲安臣八条训令，要求他前往各国，所办之事，所到之处，都应与中国使臣“和衷商酌”，大小事件都要“逐细告知”；遇到重大事情，必须与中国使臣一起“咨明中国总理衙门候议，再定准否”。同时还要求蒲安臣有培养、训练中国随行人员的责任，使其能“历练一切”。

不过，清政府最担心的仍是“礼仪”问题，所以对“礼仪”问题的指示最为详细。清政府要求中国使团不必见外国元首，“或偶而相遇，亦望贵大臣转达，彼此概免行礼。候将来彼此议定，再行照办”。每到一国，国书并不直接交给该国元首，而是“由该处执政大员代递”，并且要说明将来有约之国给中国皇帝的国书“亦照此而行，庶乎礼节不致参差”。“如有欲照泰西礼优待者，贵大臣不能固却”，但必须“向各国预为言明，此系泰西之礼，与中国体制不同，因中国无论何时，国体总不应改，不必援照办理，不得不预为声明”。

中国自命为“天下之中”的“天朝”，从无“国旗”之说。但外交使团出访则不能没有国旗，所以蒲安臣在出使期间设计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面国旗，即黄地蓝镶边，中绘一龙，长三尺，宽两尺。作为中国象征的黄龙旗飘扬在欧美各国，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之中。在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方向上，中国又跨近一步。

1868年2月25日，浦安臣使团从上海出发，横渡太平洋，于4月初抵旧金山。蒲安臣知道公众舆论对美国国会、政府的影响，所以在许多地方发表演讲，宣传中国的进步，并公开表示：“我希望中国的自治能够得到保持，我期望她的独立能够得到保证，我期望她能够得到平等的待遇，从而使她能够得到与所有国家同等的权利。”蒲安臣充满热情的演讲，在所到之处引起轰动，深深打动了听众。6月初，使团来到华盛顿，蒲安臣率中国使团来到白宫，他并未遵从总理衙门的训令，而以握手、鞠躬的西方礼仪谒见美国总统，呈递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份国书。以后在访问其他国家递交国书时，自然也是援以西方礼节。

在美期间，蒲安臣还不顾总理衙门的限令，在华盛顿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八条，史称《蒲安臣条约》。这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以主权国家身份而不是战败国身份签订的对等性条约。主要内容是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持不干涉政策，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两国互派使节，中国可派遣劳工往美国，保证彼此人民可在对方居住、传教和留学，并可归化为公民等。其中第七条规定，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时，美国“需照相待最惠国人民”对待，为几年后首批中国幼童赴美留学打下了法律基础。其他一些条款对赴美华工、侨民也起了某种保护作用。清政府长期视华侨为不忠不孝的叛逆，此条约则改变了清廷对海外华人华侨的态度。后来清政府就是以此条约为依据，对美国的“排华”采取抗争手段。1869年11月，美国公使与清廷交换批准书时，清政府虽为蒲安臣越权恼火，但因为此约毕竟是中国首个对等条约，且内容亦有利，于是批准此约。

1868年9月，蒲安臣使团来到英国，晋见了维多利亚女王，也递交了国书。对蒲安臣提出的“互惠政策”，英方原则上同意：不违背中国意愿与独立安全；中国当履行条约义务；英国只在侨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保留使用武力的可能。1869年1月初，使团到达巴黎。法皇拿破仑三世接见代表团，表明与英国的立场相同。在德国，德皇威廉一世多次约见使团人员。在德国使团还会见了铁血宰相俾斯麦，当时德国统一尚待稳定，更因面临欧洲种种问题无暇东顾，发表声明完全尊重中国意愿，彼此交往。在瑞典、丹麦、荷兰等国，因为没有“修约”和棘手的交涉任务，使团在这些国家有些类似于观光。

1890年2月2日，使团到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2月16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接见使团并接受国书。但沙皇避免谈及中俄疆界纠纷，反而大谈俄美关系，使代表清政府的蒲安臣大为尴尬，同时对俄国的对华政策深有疑虑。舟车劳顿加上冒寒犯冷，蒲安臣次日就病倒了，医生诊断为急性肺炎。在病中，他仍然关注俄国局势及中俄边境问题。据志刚记载，蒲安臣“病势日加，犹日阅新闻纸，以俄国之事为忧”。而中俄边境“毗连陆地将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既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词未当，又将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思，致病势有加无已”，终至不起，于2月23日在圣彼得堡病故。2月26日，在圣彼得堡的英国教堂内为蒲安臣举行了葬礼。随后，他的遗体被运回美国，在家乡安葬。志刚对蒲安臣的评价是：

查蒲使为人明白豪爽，办事公平，而心志未免过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碍，即抑郁愁闷而不可解；兼有水陆奔驰，不无劳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躯于异国。

蒲安臣病故后，使团由志刚主持，继续访问了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志刚认为：“礼从宜，使从俗，亦礼也。”所以，在觐见三国国君时，他也亲递国书，采纳国际通行的鞠躬、握手外交礼节。最后，使团在志刚的率领下于1870年10月回到北京。

蒲安臣使团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笼络各国”的外交使命，得到了美、英等国政府不借“修约”之机提更多要求、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承诺。所以，当蒲安臣逝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颁布上谕深表痛惜，“著加恩赏给一品衔，并赏银一万两”，“交该使家属抵领，以示优待之意”。

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的首位外交使臣是由美国人担任，但蒲安臣使团毕竟是作为中国政府出访欧美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毕竟蹒跚跨出了晚清官员走向世界、迈向国际社会的第一步，为以后中国近代外交使节制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为中国外交礼仪、机制的近代化奠定了第一块基石。随团出访的志刚的《初使泰西纪》、孙家谷的《使西述略》、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成为近代中国开始“走向世界”、认识世界最初的启蒙读物。饶有历史意味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重新“走向世界”的曙光初现之时，已被遗忘的这三本书在百年后被再次印行，影响甚大，又一次成为启蒙读物。蒲安臣当年绝想不到，自己为清廷“打工”，会有益于百余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倘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此大感自豪罢！不过他的“自豪”，不恰恰说明了中国历史的曲折与艰难么？

被打出来的“海军司令部”

“船坚炮利”，可说是近代国人对西方列强的最初印象。但清政府建造近代海军的过程却一波三折，极不顺利。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直接与英国侵略军交战的林则徐深刻感受到近代海军的威力，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最早提出了建立近代海军的构想。但当时朝野却仍昧于世界大势，还认为中国是位于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外国仍是远逊于中国的“蛮夷之邦”，“师夷造船”有失“天朝”体制，所以不仅安于现状，而且反对买船造船。林则徐提出购买、仿造近代军舰的想法和实践遭到朝野上下的激烈反对，道光帝甚至在林则徐建议造船的奏折上朱批道：“一片胡言！”

林则徐建立近代海军的方案被否定，有名无实、落后腐败、早就不堪一击的绿营水师仍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水军。虽然后来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运动中，湘军在江南多次与太平军进行水战，不得不建设水师，但仍然都是旧式水军。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侵略军从海上进攻，最后直入都城，使朝野深受震动，一些人开始认识到近代海军的厉害。19世纪60年代初，清廷开始考虑仿造或向西方购买军舰，这时距林则徐提出建立近代海军的建议已整整二十年矣！而就在这二十年间，西方的海军发生了飞跃性发展，蒸汽舰已逐步取代帆舰成为海军主要舰只。

1874年末，李鸿章曾上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使清廷开始较以往重视海军建设，开始北洋海军的初创。但与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和面临的险恶国际形势相比，清廷对海军的重视显然不够，所以十余年里，海军发展很不理想，除北洋海军外，其余南洋、福建、广东三支水师发展极其缓慢。更重要、现在看来也更难理解的是，全国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海军指挥机关，各支水师皆由当地督抚管辖，本就很难协同作战，而各督抚更将水师看做自己的私产，极难调遣。例如，福建属南洋管辖，南洋大臣名义上有对福建水师的节制权，但1879年5月两江总督兼南洋海防大臣沈葆桢曾奏请将南洋各省兵轮每两月调至吴淞口会操一次，以便彼此协调，遇到紧急情况才能更好互相支援作战，对此，福州将军、闽浙总督竟以种种理由推托。南洋海防大臣的号令都很难在自己所辖的福建水师中贯彻，全国海军的整体状况便可想而知。简单说，清廷仍是用管理传统水师方法管理近代海军，根本未意识到近代海军装备技术相当复杂，必须统一、系统管理，情形远非当年水师可比。何况，朝野许多人都认为建立一个中国传统所没有、只有“狄夷”才有的新机构，意味着“以夷变夏”，所以在当时要建立全国统一的海军指挥机构可谓难如登天。

十年后，1884年8月的中法马江战役，是中国近代海军组建以来对外第一仗，却以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惨告结束。此战的惨败，才使清廷开始重视海军建设，在1885年6月发布上谕，承认虽然也曾建立造船厂、建有海军，但“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是失败主要原因，表示“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并要沿海各督抚“各抒所见，确切筹议，迅速具奏”。这是十年前曾“切筹海防”后的再次“筹议”海防。

在所有奏折中，左宗棠和李鸿章的奏折最受朝廷重视。

一手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左宗棠对缺乏全国海军统一指挥机构的危害本就十分清楚，此次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更以惨烈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他立即上奏朝廷，提出要设立“海防全政大臣”或“海部大臣”，“凡一切有关海防之政，悉由该大臣统筹全局，奏明办理。畀以选将练兵、筹饷、造船、制炮之全权，特建衙署驻扎长江，南拱闽粤，北卫畿辅。该大臣或驻署办事，或周历巡阅，因时制宜，不为遥制，另择副臣，居则赞襄庶务，出则留守督工，权有专属，责无旁贷，庶成效可立睹矣。惟此大臣任大责重，必品望素著，深通西学，为中外倾服者，始可当之。”收到此折后，慈禧发布“懿旨”：“海防善后事宜，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会同李鸿章，妥议具奏，醇亲王奕着一并与议，所有左宗棠等条奏各折片，均着给与阅看。”

对没有统一的海军指挥机关的危害，李鸿章当然也十分清楚，早在1884年2月末，即中法马江海战半年前，他就曾向总理衙门建议设立“海部”统管全国海军。当时总理衙门想专设一海防衙门，沿海七省海军建设大事由一重臣统筹。但这个机构却不设在京师，而外设在烟台，说明其级别之低与实权之小，仅是一地方性大臣。针对此种提议，李鸿章专门给总理衙门写了“请设海部兼筹海军”函，认为此议不可取，中国海疆辽阔，从旅顺、大连到台湾、海南岛，仅以一仍是地方性大臣主管根本行不通。因为此事“非一人之才力精神所能贯注，而形格势禁”无法“长驾远驭”。他尤其提醒总理衙门，这样会使这位重臣的权力过大，削弱中央权力，“开外重内轻之渐”。他的意见是，这时应直接在京城设立作为中央机关的“海部”，而不是另建一带有地方色彩的“海防衙门”。他指出，西方各国“外部、海部并设衙门于都城，海部体制与他部相埒，一切兵权、饷权与用人之权，悉以畀之，不使他部得掣其肘。其海部大臣，无不兼赞枢密者。令由中出，事不旁挠”。

他知道海军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新兵种，建设地方性近代海军已遇强大阻力，如在“中枢”设立海部，一定会遇到顽固派更强大的反对，指其为“以夷变夏”。所以他特别强调不能因为海军是从外夷传来“而厚非之”，因为“中国议论多不屑步人后尘”，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楚材晋用”。他知道总理衙门用“海防”一词而不用“海部”一词也是迫不得已，本意是想“踵其实而避其名”，避开顽固派的反对。但他认为大可不必，应直接用“海部”，因“海防二字顾名思义，不过斤斤自守”，所以不足以张国威而灭敌人的威风，在外患如此严重之时，应该直接在首都设“海部”，才有可能救急。由于清廷对设“海防衙门”本不重视，再加李鸿章的反对，此事便不了了之。

当然，李鸿章要设立“海部”这一急迫的建议更未得到朝廷赞同。但半年后中国海军马江惨败，朝廷再次筹议海防，转机突现。李鸿章自然不会放过这一等了十年才来的机会，立即上了个长折，充分论述了建立全国性“海军衙门”的理由。在这个长折中，李鸿章并不就事论事，而是全面回顾了近十年来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艰难历程，提出了海军事业的发展蓝图。

他把这些年自己的想法与苦水一倾而出，字里行间隐现出对朝廷轻视海军事业的不满和对今后能得到朝廷支持的期盼。他分别谈了舰船、舰队、造船、军港、船坞、炮台、学校等几个方面的具体情况。李鸿章的介绍如此之细，确令人惊讶，同时令人不禁想起约二十年前他对枪炮弹药、蒸汽机的详细介绍。不能不承认，他是清王朝“近代化”的启蒙者。在写到创办培养海军人才的各类学校遇到的种种困难、因而成效有限时，他更是感慨良多，对朝廷的不满甚至溢于言表：“惟朝廷似不甚重其事，部臣复以寻常劳绩苛之，世家有志上进者皆不肯就学。”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微臣”很少敢在奏折中对朝廷表示不满，然而他之所以在此公开表示不满之情，因为他认为新式海军人才的培养是海军建设的重中之重，必须引起朝廷的足够重视。他知道，“科举制”是妨碍新式海军学校建设的重要原因，人们仍以走科举之路为“正途”，所以他提出必须给海军学校学生以“登进之阶，令学成者与正途并重”，并提出了“新文凭”与“旧文凭”之间如何“折换”、进而如何补职升官的具体方案。若真正办理海军事业，需要大量资金，所以李鸿章在奏折中还提出了筹集经费的种种办法。

最后，他明确提出建立一个统管全国的海军衙门：“西国设立水师，无不统以海部，即日本亦另设海军以总理之。”而中国分南、北两洋，且各省另有疆臣，调遣困难，意见也不统一，许多规章制度也不同，“任各省历任疆吏意为变易，操法号令参差不齐，南北洋大臣亦无统辖划一之权”。这种混乱状况，怎能打仗？怎能不立即设立一个全国性的指挥机关？还能恪守“六部”旧制以“从夷”之名反对新设海军衙门吗？

收到李鸿章的奏折，清廷认为所言甚有道理，便要他来京，与中枢各位大臣一同商议其事。9月30日，清廷谕令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王大臣会同李鸿章妥议海防事宜，醇亲王奕也一并与议。最后由总理衙门复奏，提出设立海部或海防衙门，由特派王大臣综理其事。考虑到可供海战之船不多，暂时先从北洋已有船只精练海军一支，等到以后再考虑其他舰队。由于各地督抚的复奏也大都主张统一海防，尽管具体措施有所不同，所以慈禧太后于10月12日发布懿旨，同意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为总理，庆郡王奕劻、李鸿章为会办，曾纪泽为帮办。海军衙门成立后，贯彻先精练北洋海军方针，所以北洋海军有较快发展；1888年10月，清廷批准李鸿章具体负责的《北洋海军章程》，标志着北洋海军正式成军。

然而，虽然成立了海军衙门统管全国的海军事务，但它的总理、会办、帮办却全是兼职，竟无一人在衙专职办事！由此可见，清廷对海军的重视程度仍然有限。其实，海军衙门早就应该成立，应有专人办理，但清政府却长期没有冲破旧的意识形态的识见与勇气，不承认现代海军必须全国统一管理是一种普适的规则，长期坚持管理传统水师的“特色”来管理现代海军，旧机构不敢撤、新机构不敢设，只有在经过巨大失败、被痛打一番后才被迫设立。从中亦可看出，无论大事小事，清政府很少事前主动变革、大多是事后被动应变，确已病入膏肓了。

天津教案的隐喻

政府是由各级官员组成的。1870年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之一，在天津教案的办理过程中，清政府的基层官员、高级官员、以慈禧为代表的朝廷，以及官场内的“洋务派”和“顽固派”都参与其间，不论他们彼此间有多少不同和矛盾，正是各方势力互相作用的“合力”，形成了天津教案的“政府处理”。“中兴名臣”曾国藩，因代表清政府对天津教案的处理而物议沸腾，一时间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他自己也大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感，不久便撒手人寰。这固然是他个人的无奈喟叹，其实也是清政府已丧失正确应对现实能力、进退失据、难逃覆亡命运的隐喻。天津教案无疑有多种研究角度，本文主要是从清政府的决策及危机处理层面来分析此案。

了解天津教案及清政府的应对措施，自然不能无视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传教活动所导致的与中国官方、民间的利益和文化冲突这一基本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士大夫、官绅及一般民众与洋教之间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锐，“反洋教”斗争一触即发。

在士大夫、官绅和一般民众眼中，洋教自然是异类，与之相关的各种传闻一直不断。其实，早在列强还未侵华的明末，就有传教士使用迷药拐人，将人杀死后折割人的肢体、器官用以和药的传说。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魏源的《海国图志》，也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人眼睛制药的内容。以后，这种传闻越来越多。例如，有教会医院把解剖后的死胎儿浸于酒精瓶中，被谣传为“剖孕妇之腹，取胎儿制长生不老之药”。教会为临死儿童施洗礼，被传为“剖小儿心肝以制药饵”。

1870年春夏，天津地区发生疫病，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事实上，婴儿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育婴堂收留了许多本已奄奄一息的婴孩。这时，谣言在天津迅速流传，说是天主堂的神父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等等。而天主堂坟地的死婴又被草草浅埋，婴儿尸体有不少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激奋，说这正是洋人迷拐儿童挖眼剖心的证据。各种谣言越来越多，越传越广，信之者越来越多，人们的愤怒越来越强烈。

在这种群情汹汹、情况已险如炸药桶一点即爆的情势下，本应息事宁人的清政府却火上浇油。迷拐贩卖儿童之事向来就有，恰在此时，政府抓获了两名拐童罪犯。天津知府张光藻从外地赶回天津当晚对二犯提审，第二天便将二人处决，据天津府的告示说，二人姓名为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属实，更重要的是这张告示强调：“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在处决犯人的告示中写入并无实据的“风闻”，其真实意思却是想强调“风闻”的“真实情”，客观效果也正是如此。政府文件中正式写明了民间传言中的“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而“受人嘱托”更是不言即明地指向教会。

由于官府正式肯定了原来的传言，有关传言就更多，信者也更多，民间捉拿之风陡盛。此时，天津百姓已经常三五成群聚集在教堂周围，愤怒地发表各种言论。就在这时，民众又拿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天津府严审，武某供称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药为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给。虽未经核实，但消息不胫而走，天津民众与士大夫确信其真，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教民与普通民众不仅口角相争，而且抛砖殴打。

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向来态度傲慢、不把中国民众和政府放在眼中的领事丰大业（Henri Victor Fontanier）乖戾暴躁地迅速带人闯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员崇厚、张光藻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气急败坏的丰大业在返途中遇到静海知县刘杰，在刘杰与之辩论时，丰大业开枪向刘杰射击，射死挡在前面的刘杰跟丁。丰大业的开枪杀人行为自然激起天津民变。愤怒的数百围观百姓当即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二十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天津地方政府之所以在一开始以官府告示向民众暗示教堂迷拐儿童、剜眼剖心制药，盖因朝中势力颇大的顽固派向来主张利用民意来抵制洋人。因在祺祥政变中立大功而深得慈禧信任的醇郡王奕，在1869年曾公开发表议论，主张：

设法激励乡绅，激励众民，贤者示以皇恩，愚者动以财货，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夷酋向王大臣拄告，则以查办为词以缓之，日久则以大吏不便尽治一省之民为词以绝之……若谓该酋以利诱民，使无斗志，亦可明告百姓，凡抢劫洋货，任其自分，官不过问。

他认为，这才是“收民心以固根本”之法。所以，这次愤怒的天津民众将焚烧教堂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怕事情闹大，派人将教堂前的浮桥拆毁以阻人前进，但以激烈反洋教著称的提督陈国瑞却派人重搭浮桥，并立马桥头为群众助威。

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派当然也反对洋教，但认为顽固派的办法是不识时务，不仅行不通，而且是在玩火，非常危险。他们一方面主张对教士教民不能过于迁就，一方面又“且恐民间积恐已深，万一以诛杀教民为名，势必至衔恨之人群起而应”，到那时就会惹出大事，招致列强武力干预，所以“尤可虑者，民心既已煽动，后患不可胜言”。

天津教案发生后，顽固派认为民众为保卫官员而杀洋人，说明“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其罪戾”，可以趁此机会，把京城的“夷馆”尽毁，将京城的“夷酋”尽戮。顽固派代表、内阁学士宋晋奏称育婴堂“有罈装幼孩眼睛”，连慈禧太后也深信此点，向曾国藩下谕道：“百姓毁堂，得人眼人心。”尽管顽固派对政府决策有相当影响，但他们毕竟不会也不敢与洋人交涉，与洋人谈判的重任，不能不落在洋务派官员身上。天津本属直隶，名重一时的直隶总督、洋务派重要官僚曾国藩，自然是处理教案的最佳人选。在顽固派的影响下，朝廷开始态度强硬，曾下令说，“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喝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并表示要在各地作军事准备。

曾国藩到天津后，经过一番认真勘察，确认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清政府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此时曾国藩及清政府面临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的民众根本不相信这一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并以出动兵舰相威胁。

对民众，曾国藩在《谕天津士民》文告中先赞扬“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又针对他们在没有“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情况下“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泄忿”告诫说：“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偾事而致乱。”对法国，曾国藩拒绝了处死天津提督陈国瑞及天津府、县官员张文藻、刘杰此三人以抵命的要求，认为如此处理“我朝廷命官”太丢国家、政府的脸面，并以养病为名将张、刘二人放回原籍躲避风头，陈国瑞因有奕保护而被送往京城。

这时，清廷已急于解决危机，政策有变，总理衙门一日一催，且反指曾国藩有包庇犯官之意。曾国藩忙又派人将张、刘二人找回，录下口供，押解刑部。最后，刑部判决将张、刘二人发遣黑龙江赎罪，仍未如法国要求将其处死，而“反教”最激烈的陈国瑞却“赖朝廷加恩保全，令仍回扬州治病”。对法方提出的缉拿凶手的要求，曾国藩知道难以拒绝，于是匆匆忙忙“缉拿”了二十名“凶手”判决死刑，以抵被打死的二十名洋人之命。其实，其中有些是已判决死刑的囚犯，有些则并无确证。对这种不讲证据的“一命抵一命”的作法，连他的门生李鸿章都不表认可，急忙去信劝阻。

在津案处理后期还未议结时，因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朝廷又将曾任两江总督多年的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最后议结津案。曾经不赞同曾国藩的李鸿章接手后，才感到自己原来的想法行不通，还真不能不“一守曾国藩旧章”。只是由于被打死的二十名洋人中有四人是俄国人，俄方此时只索高额经济赔偿并不要中国人“一命抵一命”，所以他将原判二十人死刑改为十六人死刑，其余如支付法、俄等国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四十九万两白银，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等完全照旧。

天津教案使曾国藩从“中兴名臣”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成为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协助曾处理津案的丁日昌也受到激烈攻击，被骂为“丁鬼奴”。而且，醇郡王奕等一群权要纷纷上奏，要求皇帝下旨讨伐洋教、惩处媚外官员。困局由洋务派官员解开，但顽固派却得到一种“道义上的力量”，使洋务派在舆论上反成为国家、王朝的罪人。这也是慈禧的策略，最后的决定是由她拍板的，而且她后来也急于议结，但又要保持自己“重民意”、“惜民气”的“清议”，所以要“解铃人”承担责任，成为她的替罪羊。丁日昌曾感叹为朝廷办事的困难：“局外之人”不知“局中人”的艰难，自然容易附和不着边际的高论，一旦事情失控，与列强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只会空谈的人不仅不承担祸责，“反得力持清议之名”。

朝廷这种两手策略相当危险。官员往往根据自己的观点、立场“各取所需”。对急需和平稳定环境才有自强机会甚至生存机会的清政府来说，维持局面的平稳至关重要。但有些官员却根据自己的观点、立场，想尽量“激励乡绅，激励众民”，而一旦民众情绪被动员起来，便很难控制。而且，一些顽固派官员更从自己的“集团私利”出发，屡屡以激发民众的“爱国激情”作为与洋务派争权夺利的手段。他们以此方法使自己占据“道德高地”，而置洋务派于“妥协”、“卖国”、万众唾骂的“道德劣势”，以达削弱对手权势、壮大自己实力的目的。质朴的民众确实很难想到，自己的满腔爱国热情有可能成为清政府内部政争中为人所用的工具。不过，顽固派的豪言壮语并不能真正治国，只能是不切实际的误国空谈。所以，此时主张焚教堂、掳洋货、杀洋商、沉洋船的醇郡王奕，若干年后成为军国大政主要决策者之一的醇亲王时，便不能不渐渐转而支持洋务派。

在天津教案中，如果政府官员一开始就澄清谣传，而不是纵容、默许甚至煽动由谣传引起的民众愤怒情绪，事态恐怕不至于发展到这种失控地步。在近代中国被侵略的大背景下，群众的愤怒无疑是正义的，然而越是正义，也越容易过激。正义在手而又有政府支持，群众情绪、行为将更趋极端。“极端”必然引起严重后果，清政府终将对外谈判、妥协，此时便要控制甚至镇压失控的民众。如此一来，民众则又把矛头对准清政府，认为它软弱、无能、投降，甚至指其卖国。虽然骂的是曾国藩等具体经办官员，但何尝又不是针对整个清政府的？如此一次又一次，清政府的威望必然一次次降低，这本是清政府应该而且能够避免的悲剧。而民众，似乎总是忘记清政府终归是要“议结”的，它首先牺牲的当然是民众，而对本应承担最大责任的那些煽风点火的官员，则是尽可能保护。这种悲剧，民众可真不应忘却！

晚清的两次“行政改革”

政治体制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制度，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发生根本性变化时，政治体制也要相应改革，不然就会制约、延缓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然而，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是统治者的“自我改革”，尤其涉及统治者的重大利益，所以阻力巨大、困难重重。面对这种局面，改革者的策略往往是先易后难，想以非根本性的行政体制改革代替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多少弥补明显已不合时宜的政治体制之弊。这种思路自有其合理之处，不过，晚清两次以裁撤无用政府机构与冗员、将功能相近部门合并成几大部门的“行政改革”，并冀以此代替“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结果却是你死我活的政坛恶斗，先是光绪被囚、康有为逃亡，后是袁世凯几被围殴、慈禧甚至想要跳湖，均以失败告终。这段“行政改革史”，实在是引人深思。

第一次行政改革是戊戌变法期间的“变官制”。正是行政改革的“变官制”，成为镇压维新的戊戌政变的直接导火索。

众所周知，维新派的兴起肇因于只要西方的坚船利炮、回避西方政治制度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因此，他们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国富民强之道。虽然他们对近代宪政民主的理解不尽准确，他们的主张也有种种矛盾含混之处，大体而言，在真正开始维新变法的百日维新之前，建立君主立宪制是其基本政治纲领。但就在他们鼓吹“开议院”、“兴民权”的同时，又对中国此时的国情民情能否立即实行宪政也不无怀疑，进而认为“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1898年初，翁同龢等五大臣代光绪帝问康有为“宜如何变法”，康答曰：“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梁启超也曾明确提出“变法必先变官制”这种行政改革优先、行政改革导入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

百日维新期间，维新进入实际操作，康有为等人的主张更加谨慎、现实，绝口不提君主立宪等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康有为在呈给光绪皇帝的《日本变政考》中明确提出现在开国会、立宪法为时过早，“中国风气未开，内外大小多未通达中外之故”，“民智未开，遽用民权，则举国聋瞽，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他甚至主张“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对于谭嗣同等少数“激进派”开议院的主张，康有为也“以旧党盈塞，力止之”。

在第一次被光绪皇帝召见时，康有为建议“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力主行政改革的“变官制”，而不是政治体制改革。其行政改革的主张也非常谨慎，甚至被批评为“保守”。其主要内容是“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强调要“存冗官以容旧人”。他后来上折，提出了分别“官”、“差”的具体措施。“官”即官位，高官虚位让老臣旧官去做，使老官僚仍稳坐官位，不减俸禄，以减少他们的反对。“差”即差使，地位虽不如官高，但经办具体实事，所以重要差使一定要委派“才能”、即维新派人士担任。他认为许多不合时宜、已经无用的旧部门虽应裁撤，但如果现在裁撤必将激化矛盾，“今行之非其时也”，“稍革一二”非但无裨于事，反而会因此坏事。

所以，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颁布的新政主要是经济、军事、文教方面的改革。在行政改革方面主要是启用了一些新人、新设了农工商总局，对行政改革起关键作用的“制度局”却因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根本未能成立。他们原计划“既立制度局总其纲，宜立十二局分其事”；这十二局是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专管游学与学会）、陆军局、海军局。

虽然不撤旧部，但旧部官僚当然明白自己的实权将因新部之设而大打折扣，旧军机大臣怒曰：“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表示宁可悖忤皇上圣旨，制度局也“必不可开”。一时“朝论大哗，谓此局一开，百官皆坐废矣”，京师甚至谣传康有为欲“尽废六部九卿衙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干脆以“不必更立名目，转滋纷扰”为理由，拒绝开制度局。这些“旧臣”得到紧握实权的慈禧太后的坚决支持，根本不把“日日催之，继之以怒”的光绪皇帝放在眼中。设立制度局的主张，终成一纸空文。最终，只成立了个农工商总局。

由于新设制度局遭到旧部群臣的坚决反对，而各项“新政”又需费孔急，朝廷财政一直困难，左支右绌，于是光绪皇帝只能不顾康有为不撤旧部的意见，谕令内阁，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六衙门，归并到内阁及礼、兵、刑各部办公。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以总督兼巡抚事。裁东河总督，所办事宜归河南巡抚兼。各省不办运务之粮道，向无盐场仅管疏销之盐道及佐贰之无地方责者，均着裁汰。此令一下，朝野震骇，以为此举“大背祖宗制度”，皆请慈禧太后保全，收回成命，甚至有老臣在慈禧面前伏地痛哭。所裁衙门奉旨后“群焉如鸟兽散”，如太仆寺的印信、文卷立刻无人过问，甚至门窗都被拆毁无存，犹如经历了一场浩劫，以此作为对裁撤的抵制、抗议。

简言之，百日维新的行政改革，主要就是启用了一些新人、设立了农工商总局、裁撤了部分闲散衙门这三项。然而，这些行政改革也使从京中的许多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侍，到地方上的一些督抚、将军大表反对，他们集结在慈禧太后周围，“不谋而同心，异喙而同辞”，使慈禧的政治力量空前强大。一些守旧大臣最终上书慈禧，请太后“训政”。在强大的旧官僚群体支持下，慈禧终于发动政变，对光绪痛斥道：“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表明了对“改官制”的愤怒之情，随后立即将百日维新期间“皇上所裁詹事府等衙门及各省冗员”悉数恢复，还恢复了被裁的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而将新成立的农工商总局废去。

所谓“维新”，在政治方面其实只是非常有限的行政改革，而且因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终以失败告终。

几年后，立宪与革命这两个运动风生水起，渐成大潮，迫使慈禧也不得不宣布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政”，并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而且，仅仅过了五天，即9月6日就颁布了改革官制上谕。显然，无论真假，慈禧这次也想走行政改革为先、政治体制改革在后这“先易后难”的“路线图”。

这次改官制的要角，是掌握北洋大权，同时在中央兼参预政务处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电大臣、会办练兵大臣等数项重职的袁世凯。自戊戌政变后，袁世凯深得慈禧信任，同时他以巨金贿买了实权在握的领衔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而他在北洋的新政又颇有政绩。此次朝廷谕令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十四位王公大臣共同制定改官制的方案，袁虽排名最后，但他因有奕劻支持，同时在负责官制改革机构“编制馆”的关键岗位安插自己的党羽，编制馆的所有文件起草和建议方案最后都要由他阅定。

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由袁主导的官制改革方案出台。由于是为立宪预备，所以对官制的改革较为全面。除合并了一些不太重要部门外，还将原来的内阁、军机处、吏部、礼部、都察院全都撤销，而新成立的机构则有资政院、行政裁判院、集贤院、大理院、审计院等，而最重要的，是成立新的、大权在握的“责任内阁”以取代军机处。袁世凯与奕劻议定，由奕劻出任未来的内阁总理大臣，他任副总理大臣，各部大臣由总理大臣推荐，内阁尤其是总理大臣、副总理大臣代替皇帝负责任，皇帝发布谕旨须经内阁副署，若未经内阁副署则不发生效力。这样，皇帝的用人和行政大权统归内阁手中。袁氏想掌中枢大权之野心，几不掩饰。

此案一出，官场风波顿起，众臣几乎群表反对。反对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是以军机大臣铁良、荣庆等为主角的满族亲贵。取消军机处，尽管他们可能另外任职，但权力毕竟要大大削弱。而且，袁有王公、贝勒、贝子等不实际干政，待上议院成立后让他们充当议员的设想，也使这些公、子们愤怒异常。在一次会议上，醇亲王载沣竟拔出手枪直抵袁世凯胸前大声说：“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经奕劻调解，方才作罢。由于传说内务府也要裁撤，所有太监都要裁去，有次袁世凯下朝时百余名太监将他团团围住大声谩骂，有的甚至挥拳要打，几成围殴之势。袁世凯招架不住，急忙大呼奕劻过来为其解围。经奕劻百般劝解，并保证绝不裁撤太监，这些太监才愤愤而去。

另一个主要的反对力量来自以瞿鸿禨、岑春煊、王文韶、赵炳麟等为要角的汉族大臣、御史。他们有的一直与袁争权，有的对袁结党营私愤怒已久，有的认为改官制是“用夷变夏”，有的则反而认为这次改制完全虚假。有人上折慈禧指出，袁世凯的“责任内阁”实际为少数一二总理大臣专权，也就是袁世凯专权，而外国君主立宪国的责任内阁之所以不能专权是因为有议院监督、限制，中国议院一时恐难成立，所谓“责任内阁”既不对皇上负责又不对议院负责，只是统揽了过去皇帝的权力。“立宪精神全在议院，今不筹召集议院，徒将君主大权移诸内阁，此何心哉！”还有人指出，袁之所以在没有成立议院时先成立使皇帝居于无权地位的“责任内阁”，主要考虑是一旦慈禧去世，光绪复出，也无法报戊戌之仇。光绪就曾当面对袁冷冷说道：“你的心事我全知道。”袁则不敢答话。

这样，从王公亲贵、大小太监到大臣御史，尽管观点不同，但几乎全都反对袁世凯的改官制，不是到慈禧处哭诉哄闹就是不断上折，天天鸡飞狗跳。向来滥施淫威、杀伐决断的慈禧此时居然也寝食难安，向人诉苦道：“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

袁世凯可能过高估计了慈禧对自己的信任，在慈禧召见时竟然面奏要求朝廷令守旧大臣退休，结果招致慈禧怒斥，并将参劾他与奕劻的弹章交二人同看。此时，袁才知道自己已成众矢之的，局势非常险恶，慌忙以检阅新军南北秋操为名请调出京，以避锋芒。

袁世凯离京后，慈禧命令其余厘定官制的大臣继续制定改革方案。11月6日，朝廷发布裁定中央官制上谕，少数旧部被裁并，但多数未动，只是改名，军机处仍旧保留而不设责任内阁。最重要的是，在实际所设十一部的十三个大臣、尚书中，满人占七席，汉人仅占五席，蒙古一席，以“满汉不分”的名义打破了“满汉各一”的旧例。虽然以前的“满汉各一”也是满人掌实权，但毕竟在形式上满汉平衡，汉族官员心理上更易接受。形式上的“满汉平衡”被打破，汉族官员的心理平衡也随之被打破。几年后，辛亥革命爆发，不少汉族督抚宣布独立，可能与此不无关系。

这次官制改革，各路权贵、官员你争我夺，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导致政坛严重分裂。而且，还使人对清廷是否真准备立宪大起疑心，甚至有立宪派直斥其为“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袭皮相而竟遗精神”，“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政界之难望，今可断绝”。远在日本东京的梁启超当时写信给康有为说，清廷宣布准备立宪时革命党力量即减弱，而官制改革一出，革命党势力便迅速扩张，也说明了这次行政改革的效果与清廷初衷正相反。事实无情地说明，这次行政改革完全失败。

晚清这两次本想以行政改革推动或导入“宪政”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的失败，适足促人“逆向思维”：原以为行政改革只是局部性变革，阻力肯定要小于全局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当更容易，其实未必。行政改革将使某些部门和部分官员受益，而另一些部门和部分官员受损，受损部门和官员的抵制、反抗必然十分强烈。甚至保持原待遇不变，也不足以抵消无权的损失，对官员来说，权力大过一切，要裁撤一些部门和一些官员自然难上加难、难以执行。争斗的激烈程度，可能并不小于政治体制改革。而实行宪政的政治体制根本性改革是对从上至下政府所有部门、所有官员权力的监督限制，由于大家都“待遇平等”、一同受“损”，官员们的不满和反抗反可能会相对小得多。在宪政框架下，最高掌权者的权力也同样要受限，其他官员当更无话可说。近代以来，清王朝一次又一次想以并无实效的行政改革代替政治体制改革，殊不知成本和代价其实更高；而最高的成本和代价，则是耽误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而导致自己垮台。

何以“激进”

不经过激烈变革尤其是剧烈革命必然造成的社会大动荡、大破坏而收取变革、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之实效，洵属社会进步之理想途径，无疑值得鼓吹和追求。但若以近代中国为例来指责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过激”、以此反对“激进主义”，则有违史实甚矣！“激进主义”的危害确易为许多“正义在手仇恨在胸”之士所忽略，所以提醒人们对其抱以应有的警惕当然大有意义，但想以如此简单、主观的历史解读来消解“激进主义”则不啻是南辕北辙，不仅无裨于事，甚或有害。因此，与其指责近代中国的“激进”，不如冷静客观地分析究竟是谁“激进”、这段历史何以“激进”，方能对症下药。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动力不断下移。今日认为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却被强大的保守势力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与今日“全盘西化”的指责一样严重），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巨大阻力。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在近代要生存就必不可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这类传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强烈反对，视其为“激进”。因此，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得一定权力的汉族地方官员，而不是满族中央朝廷，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动力。

当洋务的发展将体制变革作为历史的要求提出之后，不是重权在握的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员，而是“统治阶级”中的最下层，即功名不高的读书人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发动戊戌维新运动，变革的动力再次下移。当时的读书人虽是统治阶级中的低层，但仍是“体制内”的阶层，并不希望“革命”。有趣的是，戊戌变法现在总被指为“激进”，而清政府在短短几年后，即八国联军血洗北京之后，被动实行的“新政”、“立宪”，其变革范围已大大超过戊戌变法，现在却往往被推为改良的典范。如维新时期根本未敢提出废科举，只是提出改革考试内容，以策论取士取代八股取士，却遭到了强烈反对。但在几年后的“新政”中，清廷却不得不把几千年的科举制彻底废除。在政治改革方面，维新所做的也不过是减汰冗员、裁撤机构、设立制度局等“行政”方面的举措，并没有颁布关于定宪法或开议会的谕旨。当谭嗣同、林旭等进入为军机处后，想提出开议院的主张，康有为以旧党力量过大而制止。这些都说明了戊戌变法实际是非常温和的。然而，清政府却以十分极端、激进的手段来对待如此温和的变革，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等被迫流亡海外。究竟是维新派“激进”还是保守派“极端”，不是一清二楚吗？当清政府连“体制内”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们推向“体制外”时，社会变革的动力便又往下移，“体制外”的社会下层如留学生、会党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这样，一场社会革命便难以避免了。

辛亥革命这些年来几乎成为“激进”的代名词，但人们似乎忘记，被尊为“辛亥之父”的孙中山一开始并非想“干革命”，而是想方设法通过王韬上书李鸿章，想走“改良”路线。只是在“改良”被拒之后，他才立志“革命”。清政府的“新政”和“立宪”之所以被辛亥革命打断，主要在于它的“新政”完全是被动的，并且一拖再拖。

本来，在1898年戊戌维新时清政府尚有一定的变革主动权。但它却拒绝改革，丧失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只是在经历了两年后的庚子巨变这种大流血之后，它才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地开始“新政”。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西逃途中以光绪的名义颁下谕旨，表示愿意“变法”，当然仍强调“不易者三纲五常”。不过为时已晚，形势已经剧变，尤其是经历了庚子流血的巨变，它的统治合法性开始遭到普遍的怀疑。由一个合法性遭到严重质疑的政府来领导对社会各阶层利益进行调整和再分配的改革，的确有些勉为其难。更重要的是，在几年之后再做这些已远远不够，需要做更多的改革或妥协。但清政府对此似乎并无察觉，各项亟须的、能缓和各种尖锐矛盾的“新政”主要内容一拖再拖，迟迟不肯出台。此时，局限于行政方面的“新政”已无济于事，人们开始提出“立宪”的要求。到1904年，不少重臣都半公开主张“开国会”，提出应“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

1906年9月1日，清廷终于发布了仿行立宪的上谕，宣布进入预备立宪阶段。对此迟来的顺应民意之举，国内依然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学生、市民、绅商集会、游行、演讲表示庆贺，“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人们自发撰写的《欢迎立宪歌》表达了对朝廷的热爱尊崇和对必然带来暴力的革命的反对：“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光绪三十二年秋，欢声动地球。”“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纷纷革命颈流血，无非蛮动力；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

然而，清廷并不珍视此时对它来说极其珍贵的民情民意。在立宪原则上，清廷认为日本宪法强调“君主大权”，最合己意，也就是说，以日本为典范的意义主要在于皇权依然至高无上。所以清政府为“准备立宪”而成立的宪政编查馆着意研究并出版了一系列对日本宪法和行政制度进行解释的著作，并负责起草了1908年著名的《宪法大纲》，共二十三条。其中第一、二两条差不多是直接从1889年明治宪法的第一、三两条中翻译过来的：“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这二十三条中有十四条是关于“君上大权”的，对权力的垄断甚至超过了日本的明治宪法。

对此，激进的革命派和温和的立宪派都极表反对，认为其“偏重于命令权”，“专制之余风未泯”，“最足假以文饰其专制”，并警告清廷若要“出其狡猾阴险之手段，假钦定宪法之名，颁空文数十条以愚吾民”，必“动摇国本而伤君民之感情”。在实际预备立宪过程中，清廷总以条件不具备一再拖延，温和的立宪派终于也认识到“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开始号召“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从1907年起，立宪派就发起和平请愿，要求开国会，而地方士绅和商界首领对开国会的要求更甚。从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响，一浪高过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协，不愿让出点滴权力，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清政府确已不堪救药，对各种警示与劝告充耳不闻，一意孤行，仍要大权独揽，结果便是众叛亲离，真正“动摇国本”，最终垮台。

就在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年5月8日，清廷利令智昏地出台了一个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这个内阁由十三人组成，其中九名为满人，汉人只有四名，而在这九名满人中竟有七名为皇族成员，因此人们将此称为“皇族内阁”。这种“组阁”完全违背了皇族成员不能入阁当国务大臣的基本原则，实际向世人宣示清廷所谓“立宪”只是一个幌子、其实根本不愿放弃一丁点权力的真实面目。此举实无异于自掘坟墓，结果使作为其统治基础的士绅阶层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

清政府在政治上拒不变革，经济上的政策也摇摆不定，主要是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时紧时松，经常大幅度摇摆。就在1911年5月推出人心失尽的“皇族内阁”之时，它又倒行逆施地宣布要将原本股份制的民营铁路收归国有。为了保卫自己的产权，以绅商为主的几省股民自然要发起“保路运动”。四川保路风潮相对最为激烈，最后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然而，四川的保路运动的绅商首领一开始坚持的是毫不过激的“文明争路”，他们刊发光绪牌位和以前谕旨中“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两句话，令各家各户张贴，还要设案焚香。凡此种种，不可谓不文明、不温和、不理性、不克制、不合理、不合法。但是，清政府还是在9月初逮捕了领导保路的绅商首领，随后在成都开枪打死三十余名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这究竟是绅商“过激”，还是清政府“过激”？与一个月后的辛亥革命、清王朝的垮台又有何因果联系？史实彰彰，何须多言。

正是清政府的冥顽不化，政治上拒绝改革，经济上摇摆不定甚至倒行逆施，使从来温和谨慎的士绅商董都开始远离它、抛弃它进而反对它！昔日所谓“缙绅之家”比今日所谓“中产阶级”还要“多产”，因此更加接近、贴近、亲近统治者，更加祷盼和平稳定，更加温良恭俭让，他们尚且态度大变，又怎能指责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是“激进”呢？武昌起义时孙中山远在美国科罗拉多，事先并无预闻，第二天才从美国报纸上得知此事，亦从一侧面说明清王朝的轰然坍塌实因其统治基础已经根本动摇。换句话说，是清政府的颟顸与极端顽固，最后“造就”了辛亥革命的“激进”。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革；只到时机已逝、完全丧失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但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始终是被形势推着走。这样，它后来便不得不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直到完全破产。

“改革”是当事各方都以理性的态度妥协的结果，只要有一方坚持不妥协，就无法“改革”，社会矛盾必然以不是“坚决镇压”就是“激烈革命”一类的暴力方式解决。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其实并非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在社会矛盾中，统治者往往居于主导地位，革命往往是由统治者的种种“极端”触发、造成的。几乎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激进”思想，但在承平年代开明社会，形形色色的激进思想于民众之影响者几希，更掀不起能动荡社会的大风大浪，只能是屈居一隅的少数人的信念，不足为意。然而，一旦社会腐朽不堪，而统治者又拒绝改革以疏不满以缓危机，民众忍无可忍最后抱定与汝偕亡之心，则蛰伏已久的激进思想便如狂飙突起，成为席卷一切的巨浪大潮。此时此刻，惟最激进者最有吸引力，暴力肯定不断升级，愈演愈烈，最终火焱昆岗，玉石俱焚，然势已至此，奈何者谁？

因此，人们自然向往且总是称赞英国革命的平和。但在英国革命时期，正是由于统治者善于妥协，才使英国革命相对平和。纵观近代中国历史，清朝统治者根本没有英国统治者那种审时度势的能力、容纳各方的明智与气度，尤其没有那种不断妥协的精神。历史说明，近代中国的“激进”其实是清政府的“极端”逼迫出来的。所以，与其指责民众变革的“激进”，不如批评统治者顽固的“极端”；与其呼吁民众不要“激进变革”，不如吁请统治者不要“极端顽固”。恐怕，这才是化解“激进”的最有效途径。

清廷“制造”革命党

发动辛亥革命的革命党无疑是激进的，然而，开始只是人数极少、原本很难成气候的革命党，最后竟能一举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几千年帝制，确实出人意表。这种天翻地覆之变当然有许多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其中还有一点或许不那么深刻、但也不能不注意的原因，就是实际上是清政府“制造”了革命党。

1894年夏，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阐述自己改革观念被拒后，立即走上了激进的革命道路。1895年底他发动的广州起义尚未正式起事便被镇压，用他自己的话说，此时“风气未开，人心锢塞”，“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1900年底，他又发动了依然以失败告终的惠州起义。不过，五年之后，舆论开始有所变化，已“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此话很可能有夸大之处，但同情革命党的较以前多了不少，却是事实。因为在这五年中，清政府不是越来越开明、宽容，反而越来越愚昧、专制：血腥镇压了温和的维新变法，又为了慈禧的一己之利而以全民族的灾难为代价向“万国”宣战。这种倒行逆施，恐对革命党博得更多“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帮助不小。

众所周知，留日学生是革命党的主要力量。但留日学生开始对政治的兴趣有限，更不倾向革命。所以孙中山等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在日华侨而不是留日学生。但维新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议论国是，对留日学生触动很大，他们自此开始关心政治。这时，留日学生就成了革命党与立宪派争夺的对象。由于康、梁的地位名声与学识水平，学生中倾向康、梁者自然居多。为争夺青年学生，本不居优势的革命派于是主动挑起论战。1905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革命派即以此为阵地向立宪派猛烈进攻，而立宪派则主要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奋起反击，双方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激烈论战，持续了十五个月之久。论战涉及清王朝的性质、种族与民族问题、国民素质、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土地制度、革命会不会招致列强干涉引起中国崩溃等许多方面。但是，最紧迫、最核心、最重要甚至决定论战双方胜负的却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的问题。

简单说，革命派认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共和立宪。立宪派则认为，暴力只会导致血流漂杵，带来巨大的灾难，得不偿失。他们写道：“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葬耳。”他们相信，只要人民要求立宪，清政府“终必出于让步之一途”，可以实现代价最小的和平转型。

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有理”会被人认为“无理”。这一点，梁启超其实十分清楚，所以他在1906年给乃师康有为的信中承认：“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清廷刚宣布预备立宪时，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当人们认识到清廷的立宪有名无实时，革命派就“其势益张”。显然，革命派力量的“息”与“张”，与清廷所作所为大有干系。所以，论战不到半年，梁启超就通过种种关系，私下托人与革命党讲和、表示希望停止论战。1907年初，他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更是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端的是一语中的。

这场论战，以往说革命派“大获全胜”，肯定夸张。双方各有道理，实难分胜负。但经此论战，革命派的影响、声势空前壮大却是事实。主要原因，还在拒不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梁氏一直反对激进革命，反复论述暴力将带来灾难性后果，极力主张温和改革，却能正视不利于自己观点、主张的事实，确实难得。因此，此话格外值得所有“反对激进主义”者重视。

事实一再证明梁氏所言不虚。且看清廷1908年秋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君上大权”的十四条：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二、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三、钦定颁布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四、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解散之时，即令国民重行选举新议员，其被解散之旧议员，即与齐民无异；倘有抗违，量其情节以相当之法律处治。五、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六、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君上将遣全国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涉。七、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八、宣布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九、爵赏及恩赦之权。恩出自上，非臣下所得擅专。十、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自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行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法律为准，免涉分歧。十一、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法律为君上实行司法权之用，命令为君上实行行政权之用，两权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废法律。十二、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十三、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决定，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十四、皇室大典，应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议定，议院不得干预。

总体而言，基本是抄袭皇权至高无上的日本明治宪法。不过日本宪法规定，在议会闭会期间，君主所发布的紧急敕令可代替法律，但下次会期在议会提出时若得不到议会的承诺，则政府应公布敕令失效。而清政府的《钦定宪法大纲》则改为“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日本议会对君权本就不强的事后否决权在此变成了更弱的“协议”权。明治宪法规定：“天皇宣告戒严，戒严要件及效力，由法律规定之。”《钦定宪法大纲》则明确改为皇上有“宣布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对于“臣民权利义务”，明治宪法共列有十五条，而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却根本未将其作为正式宪法条文，仅将其作为“附录”，足见其对“臣民权利义务”还不如明治宪法那样重视。并且，又将其简化为九条，删去了明治宪法中臣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书信秘密不受侵犯”、“信教之自由”、“遵守相当之礼貌并遵照所定规程，得实行请愿”等条款。

在这种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的宪法框架下，再加清政府的“立宪”实际步骤一拖再拖，连以温和的士绅为主的立宪派都指其为“假立宪”、“伪立宪”，更不必说广大民众和“逢清必反”的革命派的反应了。现在，有不少论者极力想搞清楚清政府究竟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并有论者认为此时的清政府是“真立宪”。这种探索自有其意义，但对于研究清王朝为何灭亡、激进的革命党为何成功而言，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探索不是清政府此时的立宪究竟是“真情实意”还是“虚情假意”，而是它的行为给被统治者何种印象、何种感觉及他们最后的主观认识是“真”还是“假”。如果他们认定清政府是真立宪，则激进的革命党的活动空间将十分有限，更难成功；如果他们认定清政府是假立宪，温和变革的前提就全然而失，激进的革命党就能轻易得逞。

事实说明，清政府在巨大压力下的让步妥协非常有限；它的立宪无论是“理论原则”还是“具体实践”，都远未达到温和的立宪派的要求，更未能让社会各界相信其“真立宪”。当一个政权的统治基础都对其动机大表怀疑、毫不信任，对其所作所为大表反对时，这个政权就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恰为激进的革命准备了条件。此时，清政府就面临着这样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一场暴力革命，恐怕已难避免。还是旧话一句，如果真要反对、消解激进，重要的不是指责、批评革命党的激进，而是研究分析何以产生激进、激进何以能够成功。“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一直坚决“反激进”、“反革命”的梁启超，一语道破此中玄机。饮冰室主人一百年前言之谆谆，吾辈今日岂可听之藐藐！

今昔人物

他的“疑”来自北大，认为这是得自母校的恩惠。他承认，是在母校怀疑精神的笼罩下，摸索着走过来的，在母校的培育中生长，学会了怀疑。他毕生感念老北大推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使他一直保持清醒……他一家三代共有七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当然只有他是老北大，其他人都是新北大。“他总是说老北大比新北大好，因为老北大让人疑，新北大只让人信。”

——《“疑”重于“信”张中行》

李鸿章的最后时光

东山再起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协助光绪皇帝发动的戊戌变法，在慈禧太后的铁血镇压下灰飞烟灭，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远走海外，一批支持维新派的官员受到严惩。少为人知的是，晚清重臣李鸿章，虽然并非维新派，但其实对维新派的主张非常认同。虽然李鸿章在戊戌政治风云中能自保平安，但他的观点、态度悉为慈禧所知，戊戌政变后他自然不可能再获重用。不仅如此，他还受到变相惩罚。

黄河自古以来就水患不断，地处下游的山东更是深受其害，河道时常决口。1898年夏秋，山东黄河再次决口，数十县被淹，受难乡民无数，甚至浮尸蔽水。这时，慈禧出人意料地命令实龄已七十有五的李鸿章前往山东履勘山东河工。派李前往任此苦差，慈禧当有自己的考虑：一是自己通过政变重新训政，想以派如此重臣前往灾区，显示自己对灾情的重视、对灾民的关心，以收买民心，稳定局面；二是李鸿章毕竟同情维新派，且有多人上奏要求弹劾，借此变相惩罚李。

此时已是初冬，而当李鸿章到山东时将是隆冬季节，对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来说，确实难以忍受，所以李鸿章在万般无奈中，上折请求慈禧太后另选他人，但未被慈禧批准。11月30日，李鸿章一行离开北京，他特邀比利时工程师卢法尔（Armand Rouffart）随行。12月11日，他们到达济南。李鸿章接受卢法尔的建议，决定采取近代西方科学方法，首先测绘全河情形，研究沙从何处而生，水由何处而减，探寻根治办法。在有些地段，他还亲率卢法尔及一些官员一同勘测。1899年3月31日，李鸿章返京复命，距他出京正好四个月。在这四个月中，他不顾隆冬严寒，不辞劳苦，驰驱两千里，认真查看，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拿出了治本、治标两套办法，确比许多敷衍塞责、贪图享受甚至以河务谋私利的官员强不少。

不过，李鸿章关于治河的意见却未受到朝廷重视，许多具体建议都被朝廷和有关部门以种种理由推托、否决。李鸿章对此忧心忡忡，生怕水旱之灾会激起民变。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担心地说：“沧海横流之受，不得谓一隅为灾，不关全局也。”

从山东勘河回到北京后，李鸿章仍然未受重用，闲居了八个月后却突然时来运转，东山再起，重任封疆大吏，被任命为两广总督。从勘河到督粤，这种官运的大伏大起看似命运捉弄，其实是李鸿章一直耐心等待、不断窥测方向、最后果断行动的结果。

原来，虽然慈禧已发动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起来，但光绪皇帝活着对慈禧和守旧派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因此慈禧曾打算以“帝病重”之名谋害光绪。但此时的中国已是“半殖民地”社会，慈禧不能不先试探各国对此的态度。没想到各国纷表反对，甚至表示要派医生到宫中查看光绪皇帝究竟是否确实病重。而且，国内亦舆论哗然，尤其各地绅商纷纷发电，有时甚至数万人联名，要求慈禧归政，确保光绪平安。面对强大反对，慈禧只得打消谋害光绪的主意。但她又于心不甘，打算“废掉”光绪，另立新帝。但这废立之事仍需试探外国的态度，而慈禧等守旧派与洋人交恶，无从打探，于是与李鸿章私交不错的荣禄便走访李鸿章，请李打听外国人的态度。李鸿章认为自己东山再起、重获大权的机会终于来临，便不失时机回答说，这是内政，如果先询问外国人的态度有失国体，但如果派我到外地当总督，外国使节必来祝贺，这时可顺便探问外国态度而又不失国体。除了想重掌大权外，李鸿章提出外放当总督的另一个考虑是远离京城，以避开废立这一至为敏感甚至有关身家性命的宫廷权力之争。荣禄为李之说法所动，所以几天后李鸿章就被任命为两广总督。

李鸿章再获重用任两广总督的消息传来，外国使节果然纷纷前来祝贺。当李鸿章“无意之中”向他们谈起废光绪、立新皇帝的问题，这些使节则表示这是中国内政，他们“理无干涉”，但他们的国书都是给光绪皇帝的，如果另立新君是否继续承认则要请示本国，间接表示反对废立之意。荣禄、李鸿章担心废立会引起外国干涉和国内一些官员反对，因此他们也不太赞成此时废黜光绪。于是荣禄提出了不必过于着急，可先立“大阿哥”、慢慢再取得皇帝“大统”的建议，得到慈禧认可。

而任命李鸿章为两广总督，则是慈禧的老谋深算。对权谋术数，慈禧可能比李鸿章还要精通。李想外放当总督，慈禧则顺势让他当两广总督，因为广东紧邻香港，洋商众多，中外交涉日益繁杂，不懂洋务者很难在此为官，李鸿章当是最佳人选。更重要的是，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在海外华侨、华商中得到广泛支持，声势越来越大，而侨民、侨商大多数都是广东人，所以广东同情维新派的人很多，慈禧认为广东人心浮动、局面不稳，只有像李鸿章这样资望甚高的官员才镇得住。慈禧此举最厉害之处在于，她清楚知道李鸿章从思想、观点上赞成、同情维新，所以一定要李前去镇压维新派，将李置于不能不明确态度的风口浪尖上，这既是对李的考验，又可将李“拉下水”，强迫他也成为与自己一样的维新派的镇压者。

就在任命李鸿章为两广总督的第二天，慈禧便以光绪之名诏谕各省督抚严密缉拿康有为、梁启超：“康有为及其死党梁启超先已逋逃，稽诛海外，犹复肆为簧鼓，刊布流言，其意在蒙惑众听，离间宫廷。”“近闻该逆狼心未改，仍在沿海一带倏来倏往，著海疆各督抚懔遵前谕，悬赏购线，无论绅商士民，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者，定必加以破格之赏，务使逆徒明正典刑，以申国宪。”其中特别强调“沿海一带”、“海疆各督抚”，显然是说给李鸿章听的。

1900年1月7日，李鸿章春风得意、精神抖擞地离京南下，于1月16日到达广州，只隔了一天就接印视事。在政坛失势后仍审时度势、积极活动，最终竟以年近八十之高龄东山再起，重任封疆大吏，李鸿章的能忍能等与终生嗜权恋栈的性格显现无余。

风口浪尖

1900年元月，李鸿章在失意多年之后终于重获重用，当上了两广总督。他的东山再起，与慈禧太后要他前去镇压康、梁维新党人大有关系。而此时，义和团运动正迅速席卷华北大地，一场巨大的政治、社会动荡即将发生。这一切，都使他不能不在狂风巨浪之中身处风口浪尖。

在两广总督任上，李鸿章首先必须面对如何处理与维新派的关系。1月24日，清廷封时岁十五的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这是顽固派欲废黜光绪的一种试探。此谕一出，全国舆论沸腾，一片反对之声，康、梁加紧了在广东的活动，准备“武装勤王”。对康、梁，李鸿章一方面“奉职而行”，严禁其党羽在广东活动；另一方面又留有某种余地，不想与维新派彻底决裂。由于捉拿不到康、梁，慈禧怒而严令李鸿章将康、梁在广东的祖坟铲平，但李却以种种理由迟迟不动，因为他知道在中国传统中，只有对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之人才“铲祖坟”。所以他上奏说现在局面非常不稳定，“惟虑激则生变，铲平康坟，似宜稍缓”。但慈禧大怒，痛斥李鸿章“语殊失当，康逆罪大恶极，如真欲乘机起事，岂留一逆坟所能遏止。该署督身膺疆寄，惟当不动声色，力遏乱萌，傥或瞻顾彷徨，反张逆焰，惟李鸿章是问”。在慈禧的威逼下，李鸿章不得不铲平康、梁祖坟，但暗中仍与康、梁有间接来往，互通信件。

所以康、梁对李虽有种种不满，尤其梁启超甚至一度想派人暗杀李，但后来态度软化，改变了暗杀李的主张。总体上康、梁对李的态度与评价是“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然而，随着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李鸿章与革命党孙中山的关系则更复杂微妙，甚至具有戏剧性。

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后，社会动荡，朝政混乱，孙中山认为在华南起义时机到来。他在准备发动起义的同时又想与李鸿章合作，策动以李为首宣布两广独立。孙中山之所以会有争取李鸿章的想法，一方面因为他一直认为李是清廷大员中最为开明的，因此长期对他抱有某种期待；另一方面因为一直与兴中会关系密切的香港立法局议员何启提出他与港督卜力（Henry A. Blake）交往非同一般，可以借港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他们先与李鸿章的心腹幕僚刘学询联系，刘试探性地对李鸿章表示如李有意“罗致”孙中山，他可设法让孙前来。对此敏感话题，李未开腔，仅略点头。刘学询立即捎信给孙中山，说李因北方拳乱也有广东独立的想法，所以请孙中山前来效力。

得此信后，孙中山半信半疑，但最后还是决定前往一试，于1900年6月11日与助手杨衢云、郑士良及宫崎寅藏等三位日本友人从日本横滨出发，于6月17日到达香港海面。就在此时，孙中山又听说李鸿章仍在观望局势，且很可能诱捕自己，于是改派享有治外法权的宫崎寅藏等三位日本友人前往刘学询公馆会谈。会谈虽从晚10点多一直谈到次日凌晨3点，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当宫崎等人返回香港海面时，发现孙中山为防清政府搜捕，已乘船驶往越南西贡。在西贡，孙中山仍一面准备武装起义，一面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

这期间，清廷于6月15日命令李鸿章“迅速来京”，两广总督一职由广东巡抚兼署。接此命令后，李鸿章满腹狐疑。朝廷如此催他迅速进京，却未言何事，更未授新职；朝政为强硬的主战派把持，一些温和的主和派官员性命难保；他本人曾多次冒死电奏朝廷，反对慈禧和顽固派的“联拳灭洋”政策，为顽固派官员和义和团痛恨；得到慈禧支持的义和团明确提出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所谓“一龙”为光绪皇帝，“二虎”为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三百羊”为开明官绅；义和团还提出要将亡命海外的“乱党”、从事维新改良的康有为及梁启超等统统捉拿归案……李鸿章明白，在此种局面下自己贸然北上，不仅无法改变政局，而且凶多吉少，甚至可能有杀身之祸。所以他一方面表示“立刻遵旨北上”，另一方面却想方设法拖延徘徊，拒不北上。

6月21日，清廷对外宣战，但得到李鸿章坚决支持、以两江总督刘坤一及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核心的东南地区的“封疆大吏”们却拒绝执行清廷的向各国宣战谕旨，与列强达成了维持东南局面稳定的“东南互保”协议。“东南互保”由李鸿章的心腹盛宣怀一手导演，但盛认为“东南互保”毕竟只是地方性安定，此时最迫切的是改变朝廷政策，实现全局性安定，而只有李鸿章重新担任“总督之首”和直接参与全局外交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才有可能尽快从根本上改变“国策”。于是，盛宣怀为李鸿章“官复原职”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积极活动。随着战局的恶化，清廷内主和声音开始出现。7月8日，慈禧终于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虽未明言议和之事，但明显是态度有所变化的信号。虽然李鸿章在7月12日尚未得知自己的新职任命，但他觉察到朝政有开始向有利于主和派方向发展的可能，于是决定北上。7月16日，即启程北上前一天，李鸿章得知自己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但生性谨慎的他仍决定只北上半步，先到上海观望局势，再决定是否最后北上。

这时，李鸿章再次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正与八国联军交战的清廷不断催李迅速北上，以打开外交局面。确实，慈禧也不能不开始考虑后路，虽未明言，实有要李鸿章为议和做准备之意。直到7月初，一直对李抱有希望的孙中山又请人与港督卜力联系，希望他能力促自己与李鸿章合作，实现两广独立。卜力则从英国利益出发，对中国以后能否继续统一、稳定没有把握，仅希望华南能保持安定局面，因此通过英国驻广州领事劝李不要北上，留在广州以维持华南稳定。

7月17日，李鸿章乘招商局的轮船离开广州。开船之前，南海县令裴景福前来送行，李鸿章对他纵论时势，大发感慨。此时八国联军刚刚攻下天津，尚未向北京进发，裴景福问李鸿章万一以后京城被攻破，结果将如何。李鸿章回答说列强必会做以下三点：一是剿灭“拳匪”以示威，二是惩办首祸官员以发泄愤怒，三就是索要兵费赔款。裴氏接着问兵费赔款大约会是多少，李鸿章大为伤感，一边流泪一边回答：

兵费赔款之数目多寡，此时尚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作得到否？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

由广州海路北上要经过香港，港督卜力与孙中山对孙李合作实现两广独立仍未完全放弃，还想借此作最后努力。卜力起初甚至想将李强行扣留，由于英国政府的坚决反对作罢。李鸿章在香港上岸时，港府还是准备了盛大的仪仗队，并鸣礼炮十七响，以示尊重。而在此前一天，孙中山已乘船来到香港海面，不放弃与李会面的可能。港英当局通知孙中山，由于几年前应中国政府要求对他的驱逐令尚未期满，所以不准他上岸，但如果李鸿章同意两广独立，即允其上岸与李会谈。在船上，孙中山仍是两手准备，一面等待卜力与李鸿章的会谈结果，一面筹划惠州起义。

卜力给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的报告说，他与李鸿章见面后，再三对李鸿章决定离粤北上表示遗憾，甚至劝他说这个任命是由极端保守、首先提出进攻使馆的端王载漪签署的，暗含此令有顽固派官员诱李北上而加害之意。李鸿章则反驳说，此令并非端王签署，确是太后和皇上签署的。卜力一再强调他对广东、香港稳定的重要，力劝他不要轻易离粤北上，但为李鸿章婉言拒绝。相反，李鸿章不仅根本不提与孙中山的合作，反而强调香港总督应禁止颠覆分子以香港为基地，强调威胁香港和广东安定局面的主要因素是香港的“三合会”和其他危险人物，矛头明显指向孙中山。

随后的谈话表明，李鸿章此时更为关注的并非粤、港，而是国家未来面对的局面。他甚至试探性地问以后英国希望谁当皇帝。卜力回答说，如果英国使馆安全，英国主要关心的是恢复秩序、贸易和商业；如果光绪皇帝与以他之名所发诏书所做之事并无关系，英国将不反对光绪皇帝继续统治。此时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已被杀，义和团与清军正在攻打各国驻华使馆。李鸿章显然意识到，如果攻下各国使馆，对清王朝来说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所以他对卜力说，如果只有德国公使被杀，列强就无权决定由谁来当皇帝；但是，如果所有公使都被杀害，情况就不一样，列强这才可合法干预，决定谁当皇帝。同时他进一步问道，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列强将选择谁，并推测说列强可能会选一个汉族人当皇帝。卜力答道，列强“大概会征询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看怎样做最好”。李鸿章紧接着说不管太后有什么过错，她“无疑是中国最有能力的统治者”。然而，英国的殖民部却据此认为李鸿章本人“不是不乐意当皇帝”。这种推测究竟有多大的准确性着实可疑，很可能更多地反映了大英帝国希望李鸿章当皇帝的潜在愿望。

在会谈中，李鸿章还请求联军占领北京后一定要宽宏大量，不要采取报复措施。他告诫卜力说，报复只会激起中国人更普遍的仇外情绪。

总之，此番会谈表明李鸿章现在已毫无与孙中山合作、实现两广独立之意。但孙中山的助手、兴中会领导人之一陈少白仍不死心，还是登上了李鸿章的坐轮，企图让随李而行、也非常热衷此事的刘学询能再三劝说李鸿章改变主意，但刘无奈地对陈说，李鸿章“意甚坚决，无法劝阻”。孙李合作、两广独立的计划至此宣告结束。

李鸿章虽然官复原职好不得意，但对朝局仍不乐观，因此决定还是按以前计划先到上海，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他深知，此时此刻必须慎之再慎，走错一步将满盘皆输，很可能难保性命，所以7月21日到达上海后他便以健康为由，要慈禧赏假二十日。这时，慈禧太后明显乱了方寸，政策非常矛盾。她一方面急盼李鸿章前来与洋人打交道，有求和之意，另一方面仍重用极端主战的顽固派大臣，态度似乎更趋强硬。7月28日她将反对与列强盲目开战的大臣许景澄、袁昶处死，8月7日却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负责与各国外交部电商“停战”，8月11日又将反对开战的大臣徐用仪、立山、联元处死。五大臣被处死，中外震惊，李鸿章在上海得此消息不禁哀叹“成何世界”！很可能，他为自己没有贸然北上感到庆幸，此时更明确表示哪怕被朝廷“严谴”，也不能北行。他在给朝廷的密折中明言了对朝政、对自己有可能被义和团和政敌打杀的担忧：

每读诏书，则国是未定，认贼作子，则人心未安。而臣客寄江南，手无一兵一旅，即使奔命赴阙，道途险阻，徒为乱臣贼子作菹醢之资，是以小作盘桓。

所谓“菹醢”，是指被剁成肉酱。所以有同僚对他正式被任命为议和全权大臣表示祝贺时，他却十分淡然。他深知政治讲究的是实力而不是名分，如果朝廷政治格局不变，慈禧态度无根本性变化，自己其实只有全权之名而并无实权。此时，他不顾“龙颜”有可能“大怒”，多次递折要求慈禧彻底改变态度，一再向慈禧施压，要求一定要将外国驻华使节平安送出京城并且剿灭义和团，他还斗胆要朝廷下“罪己之诏”。当然，他丝毫没有反对慈禧之念，当有外国外交官对他透露各国公使有让慈禧归政光绪的打算时，他断然反对，并为慈禧开脱辩护：“太后训政两朝，削平大难，臣民爱戴，此次拳匪发难，只恐祸起腋肘，不得已徐图挽救。”

此时慈禧自顾不暇，所以李鸿章一直在上海“小作盘桓”，他在等待局面的根本性变化。8月15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仓皇出逃；8月20日朝廷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罪己诏”；9月7日朝廷发布剿灭义和团的谕旨，诬称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非痛加铲除不可”；9月8日朝廷电旨再次表示“罪在朕躬，悔何可及”，几乎是央求李鸿章“即日进京，会商各使，迅速开议”，甚至低三下四宣示李鸿章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乾转坤，匪异人任。勉为其难，所厚望焉”。朝廷竟然公开承认大清王朝此时的生死存亡全赖李某一人，想来也是万般无奈。此时，李鸿章才认为北上议和时机成熟，于9月15日离开上海北上，开始为挽救已经病入膏肓的清王朝作最后的努力。作为晚清重臣长达四十年之久的他，很难做出别的选择。他的命运，已很难与这个腐朽不堪的王朝分开。

总之，从1900年1月中旬李鸿章东山再起任两广总督，到9月中旬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八个月间，政坛风云剧变，充满惊涛骇浪。李鸿章身处政治的风口浪尖，种种无比尖锐的矛盾集于一身，稍有差池则大祸临头。在这短短几个月间，康有为、梁启超的祖坟为他所掘却仍能谅解他，孙中山为反清革命一再策反他，港督卜力想稳定粤、港局面竭力挽留他，慈禧要与列强和谈自保最终不能不完全依靠他。彼此不共戴天的各种政治力量在关键时刻竟都对他抱有某种期望，都如此看重他，而他也能周旋其间、应付裕如，足见其对政治、权谋的把握已是炉火纯青。

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

无论是出于策略考虑还是由知识结构决定，康有为是以“托古改制”这一中国历代改革者最常用的方式，登上近代中国的思想、政治舞台的。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以鬼斧神工之法颠覆了几千年来的孔子和儒学形象，再造了一个改革的孔子和儒学，为自己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合法性。

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的时候，正是康有为构建他的儒学时期，梁对乃师的再造儒学大为折服，随后就参与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等书的编写工作。维新运动开始之后，梁启超更是依老师康有为之说，积极主张奉孔子为“教主”、“圣人”，主张立儒学为国教，以此作为变法的最重要理论根据。在著名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他将“保教”与“保国”、“保种”并列为变法的目的。他的《西学书目表后序》则明确要求将孔子奉为教主，强调通过读经，“当知孔子之为教主”，大力宣扬“孔教之至善，六经之致用”，同时声明这并非因为自己信孔尊孔而“自袒其教之言也”。在给康有为的信中，他甚至认为此时创立、传播孔教比维新运动还要重要，坦承“弟子自思所学未足，大有入山数年”钻研孔教之志。因此，他对在民间设立孔庙、举行祭孔活动也非常支持，在1896年底曾给驻美公使伍廷芳写信，建议仿照西方宗教仪式，在美洲的海外华人中劝设孔庙，定期礼拜。

维新变法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他大量接触到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思想进入另一境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脑质”为之改变。他脱离了维新时期以托古改制宣扬改革的中国传统话语，而更多地以西学词汇、观念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而同样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此时仍坚持托古改制理念，并在海外更为积极地进行以孔教为国教的保教活动。对此，梁启超渐生歧意，终于在1902年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公开反对保教，反对立儒学为国教，与乃师大唱反调。开篇他即声明：

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

他承认，自己曾是保教大旗下之“一小卒徒也”，但现在之所以反对，首先是因为“教非人力所能保”。他认为各种宗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竞争发展。

其次，他认为儒学的本质并非宗教，而持保教论者现在处处模仿佛教、基督教，主张“设教会，立教堂，定礼拜之仪式，著信仰之规条”。姑且不论这种主张能否成功，即使能成功，也是对孔子的诬蔑，因为孔子并未像耶稣那样自称是上帝之子，也未如“佛之自称统属天龙”，“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他批评保教的根本失误在于根本不知宗教为何物，误解了宗教的概念，最后“则所保者必非孔教矣”。

第三，他承认主张保教者有抵制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抵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良苦用心，但他明确说道：“耶教之入中国也有两目的：一曰真传教者，二曰各国政府利用之以侵我权利者。中国人之入耶教也亦有两种类：一曰真信教者，二曰利用外国教士以抗官吏武断乡曲者。”但真传教、真信教者，对中国并无害处，而基督教之所长，“又安可诬也”。“吾中国汪汪若千顷之波”，不但有本土的道教，而且对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都能容纳，何必于基督教独不能容呢？“至各国政府与乡里莠民之利用此教以侵我主权，挠我政治，此又必非开孔子会、倡言保教之遂能抵抗也。”根本措施是要“使政事修明，国能自立”，“主权在我，谁能侵之！故彼之持保教抵制之说者，吾见其进退无据也”。

而后，他详细论述了政教分离、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等问题。他提醒说保教论者自以为高人一等，“而不知与近世文明法律之精神，适相刺谬也”。不知其师康有为读到此句时作何感想。梁氏还以欧洲历史上血流成河的几百年宗教战争说明政教不分的可怕结果，正是巨大的灾难，使欧洲各国开始政教分离，“画定政治与宗教之权限，使不相侵越也。政治属世间法，宗教属出世法。教会不能以其权侵政府，固无论矣，而政府亦不能滥用其权以干预国民之心魂也”。他特别强调“自由之理：凡一人之言论、行事、思想，不至有害于他人之自由权者，则政府不得干涉之。我欲信保教，其利害皆我自受之，无损于人者也，故他人与政府皆不得干预”。因此，社会才大大进步。如果将儒学立为国教，中国将“教争”立起，“而政争亦将随之而起。是为国民分裂之厉阶也，言保教者不可不深长思也”。他告诫说，“保教”的最大危害是“束缚国民思想”，因为“文明之所以进，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总因也”。他认为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但自汉武帝以后，儒学却成为束缚思想自由的绳索，使思想渐渐窒息。历代大儒的思想、演说其实“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如群妪得一果，跳掷以相攫，如群妪得一钱，诟骂以相夺，其情状抑何可怜哉！”他不禁叹道：“呜呼，居今日诸学日新、思潮横溢之时代，而犹以保教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

面对各种几乎是势不可挡的“新学”，当时的保教论者亦有人力论可以用现在的新学说、新理论重新解释孔子，对此，梁启超大不以为然，“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但这其实是“重诬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他认为孔子所见或有与今日新学理暗合之处，然若一定要将二者一一比附纳入，这种思维的实质还是因真理与孔子暗合才接受，“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而对那些不能与孔子暗合的学理，“则将明知为铁案不易之真理”，也不敢接受、遵从，结果是阻碍真理在国人中的传播。因此，他颇为激动地写道：

故吾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灿烂之世界，罗列中外古今之学术，坐于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弃之，斯宁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

然则以此术保教者，非诬则愚，要之决无益于国民可断言也！

如果去掉过于尖刻的“舞文贱儒”四字，此番评析，对百年后的“新儒家”也完全适用，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君不见，时下祭孔、拜孔、尊孔之风正盛，更不乏以和谐、环保、自由、民主、法制、公平、正义、人权、市场经济……一切现代价值来诠释、比附儒学，论证所有这些价值、观念儒学早就有之，想以此使儒学“返本开新”的“新儒”学者。若起梁氏于地下，面对此情此景，他依然会果决地做出“非诬则愚，要之决无益于国民”的断言罢。

最后，他再次强调：“保教妨思想自由，是本论之最大目的也。”承认“区区小子，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因为“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又知孔子之爱真理，先辈、故人之爱国家、爱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吾以是报孔子之恩我，吾以是报群教主之恩我，吾以是报我国民之恩我”。

为此，梁启超专门给老师康有为写信，反复陈说自己反对保教的理由，甚至批评老师在海外筹款建筑孔庙、祭孔祀天活动对本党并无益处，“徒为虚文浪费金钱而已”，还批评花二十万捐资在新加坡建一孔庙实在可惜，不如兴办学校和其他公益事业。读史观今，现在许多地方不是依然校舍破旧、各项公益事业落后，但政府却一直在花巨资造神建庙么？近日，更有政府要花三百亿元在孔孟家乡建“文化标志城”！我们是应赞叹梁氏的高瞻远瞩、百年前的批评竟然具有“当代性”，还是应为此种传统的特别深厚而遗憾？

《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不啻是梁启超的“谢本师”，文章一出，康、梁虽然私谊仍在，但学术、思想已明确分为两途。对梁氏来说，爱老师，但更要爱真理；爱孔子，但更要反对将思想定于一尊、反对任何限制人们思想自由的“国教”。

梁启超与哈耶克

梁启超是现代中国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从戊戌维新开始就是思想界的重镇，几乎所有重要思想的产生、引入、争论，无论是赞同还是坚决反对，他都不同程度卷入，不是领军人物起码也是主角。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潮异军突起，思想界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激烈论战。作为文化思想界的重量级人物，梁启超当然也是这场重要论争的主角之一。

对社会主义思潮，梁启超早就有所了解，也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介绍者之一。在1906年与革命党辩论时，他就对同盟会中某些人主张建设“社会国家”的主张提出质疑：

即行社会革命，建设社会的国家，则必以国家为一公司，且为独一无二之公司，此公司之性质，则取全国人民之衣食住，乃至所执职业，一切干涉之而负其责任。（《杂答某报》）

看官须知，此话写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十年之前，也就是说，在尚无任何实例可供参考借鉴之时，他仅凭只言片语就能看到在这种体制下所有权力都为国家所有、个人将无任何权利的巨大危险，确实深具洞见。当然，这只是他的“洞见”，与其他所有人一样，并没有对这个问题继续作深入的学理上的研究探索。

近四十年后，原籍奥地利、后加入英国国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哈氏从经济学、社会学和知识论等诸多方面探索这一问题。他论证说：“在一个经济生活受到彻底管制的国家中，甚至形式上承认个人权利或少数人的平等权利都会失去任何意义”；“由于在现代条件下，我们的每一件事几乎都要依赖别人来提供手段，因而经济计划几乎将涉及我们全部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我们的原始的需要到我们和家庭、朋友的关系，从我们工作的性质到我们闲暇的利用，很少有生活的哪一个方面，计划者不对之施加‘有意识的控制’”；“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垄断者时，我们将唯他之命是听。而指挥整个经济体系的当局将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垄断者，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6、91、92页）。当然，除了学理深厚外，哈氏比梁启超有利的一点是，此时毕竟已是二战末期，苏联的“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和纳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特点已充分显露。此后几十年，哈耶克穷毕生之精力致力于此，巨著不断，终成这一学派的领军人物。

无论怎样，梁启超的“洞见”虽然早于哈耶克几十年，但毕竟只是“思想的火花”而无深刻的学理支持，其思想、观点自易因时代、社会剧变而变。何况，20世纪上半叶是“革命的年代”，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革命更是风起云涌，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1919年漫游欧洲之后，梁启超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病和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在《欧游心影录节录》中敏感地提出：“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他认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影响自然是及于别国”。梁氏所言很快得到印证，20世纪的历史，证实包括中国在内的“别国”，确实深受十月革命影响。但是，梁启超同时认为，当下的中国要走社会主义是“搔不着痒处”。因为“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潮人，渐渐地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现象”。但“至于实行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欧洲为什么有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因为工业组织发达得偏畸，愈发达愈生毒害，社会主义家想种种方法来矫正他，说的都是对症下药。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他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他认为马克思提出的“生产机关”国有论在欧洲是“救时良药”，但在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如铁路国有“是欧美社会党最坚持的大问题”，但此时的中国早已实行了铁路国有但“结果如何”？他认为“在这种政治组织之下提倡集产，岂非杀羊豢虎？”所以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若提倡“生产机关”“归到国家”，他“头一个就反对”。

在20年代初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写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长文，支持张东荪与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论战，反对中国现在实行社会主义。他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社会当下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才刚刚产生，远未发达，无产阶级更谈不上发达。中国当下的主要问题是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外国的压迫，是劳动者很难在现代新式工业生产中找到工作，社会主义在当时的中国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吾认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者阶级”。“故中国之社会运动，当以多数人取得劳动者地位为第一义。”中国当前的任务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发展刚刚产生的资本主义。“欧美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在如何能够使更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他自注道：“此劳动者指新式工业组织之劳动者”，即无产阶级。他承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所随带之罪恶，自必相缘而生”，会有种种“可憎可恶之畸形发展”。但资本主义“从一方面观察，极可厌憎”，“从他方面观察，又极可欢迎”，对中国来说是“利大于弊”。现在，“资本阶级将兴于中国，其机运已经成熟，断非吾侪微力所能抗拒”。他写道：“以社会主义运动之立场而论，欲此主义之传播与实现，不能不以劳动阶级为运动之主体。劳动阶级不存在之国家，欲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而劳动阶级之发生，恒必与资本阶级相缘。故必有资本阶级，然后有劳动阶级，有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借……”但他又承认：“资本主义必非社会终极目的明矣，不过借以为过渡。”所谓过渡，当然是指向社会主义过渡。

这番话表明，此时他已未如自己1906年那样、未如后来的哈耶克那样，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而是承认所有国家、社会的最终目的仍是社会主义，只是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而已，只有先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才有开始社会主义运动的条件。最终，还是要过渡到他曾经不赞成的由国家掌控一切的社会主义。由此，也可看出当时中国思想界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者其实并不多见。或许，这也是当时的世界性潮流，所以哈耶克备受冷落几十年也就不难理解，而他能几十年坚持己见、不断探索，也委实不易。

不管梁、哈观点的变与不变，社会主义要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物质的基础之上，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梁启超实际提出了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能否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却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新引起理论界注意，并成为长期引起激烈争论的热点问题。现在，无论人们认为他的观点是对是错，是赞同还是反对，都不能不承认他提出的是一个紧扣中国社会实际的“真问题”。遗憾的是，在那个激烈动荡的时代，他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反对者在对他的观点作总体批判的时候，根本未重视这个问题内涵的深刻意义。或许，只有经过曲折探索、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才能重视、体会梁氏几十年前所论的深意所在。

莫把讽刺当赞扬
——李大钊曾赞扬辜鸿铭？

《博览群书》2006年第3期陈礼荣君《迟来的清算》一文在谈到辜鸿铭时写道：“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尝言：‘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吴宓亦称赞他道：‘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李大钊竟如此赞扬辜鸿铭？对李大钊思想、对新文化运动时东西文化激烈论战有所了解的读者，读到此恐都会不无疑虑。

一查书，果不其然，李大钊此言对辜并非赞扬，而是讽刺，因为紧接此句之后就是对辜氏观点的大段批评。

陈文所引之言出自李大钊著名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特性分别概括为“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排比列举了二者间几十项不同，如：“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以此来看二者在伦理道德方面：“东方之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而“更以观于政治，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政治，有世袭之天子，有忠顺之百姓，政治现象毫无生机，几于死体，依一人之意思，遏制众人之愿望，使之顺从。西方依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有数年更迭之元首之代议士，有随民意以为进退之内阁，政治现象刻刻流转，刻刻运行，随个人之意向与要求，聚集各个势力以为发展。”他明确写道：“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实无容讳言。”而中国文明要重生的唯一方法“即在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他呼吁青年“竭力铲除种族性之偏执，启发科学的精神，以索真理”。

这篇长文的后半部分，有两大段专门谈到辜鸿铭的观点。他说文章写完时，读到《东方》杂志登有《中西文明之评判》一文，而这篇文章又是译自日本杂志《东亚之光》，其开篇写道，有一位姓胡的中国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德国出版了两部德文著作，一本为《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辩护》，为战前出版；一本为《中国国民之精神与战争之血路》，为开战后出版。据介绍，这两本书弘扬中国、东方文明，在战后的欧洲深得好评，如台里乌司氏和普鲁克陀尔福女士对其都赞赏不已。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就读过辜鸿铭的《春秋大义》，感到这篇文章许多观点与辜鸿铭一样，即疑“胡氏”为“辜氏”之误，因为：“辜氏译音颇与胡近，其书既以英文出版于北京，复以德文出版于柏林。日人展转迻译致讹为胡某，国人不察亦以胡某受之。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一之为奇，宁复有偶，必为辜氏之讹无疑。”

李大钊紧接写道：

愚读欧人对于辜说之评判，不禁起数种感想：第一，国人对于现代西洋最有价值之学说恒扞格不相入，诋诽之惟恐不及。而我以最无价值之梦话，一入彼欧人之耳，彼皆以诚恳之意迎之。或则以促其自反，或则以坚其自信，虽见仁见智各不相同，要皆能虚心袒怀为他人之助。以视胶执己见夜郎自大之吾人，度量相越之远，有非可以道里计者。故吾人对于欧人之注意辜说，惟当引以自愧，切不可视为“惊动欧人之名论”以自荣。第二，西洋文明之是否偏于物质主义，宜否取东洋之理想主义以相调剂，此属别人问题。时至今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例如以不洁净之癖为中国人重精神不重物质之证，则吸食鸦片之癖，亦何不可数为相同之例，是非欲腐化世界而何）。断不许舍己芸人，但指摘西洋物质文明之疲穷，不自反东洋精神文明之颓废。第三，希望吾青年学者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同时将吾东洋文明之较与近世精神接近者介绍之于欧人，期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以尽对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贡献，勿令欧人认此陈腐固陋之谈为中国人之代表。第四，台里乌司氏谓“人虽有采用新税制新制服者，而无轻易采用新世界观者”。斯言诚不尽妄。但愚以为于吾东方静的世界观，若不加以最大之努力使之与动的世界观接近，则其采用种种动的新制度、新服器，必至怪象百出，不见其利只见其害。

恕我将此段全部抄录，以避断章取义之嫌。很明显，李大钊坚决反对辜鸿铭观点，认为是“最无价值之梦话”、“陈腐固陋之谈”。

这篇文章发表于1918年《言治》季刊第三册，但今日并不难见：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文集》（上）就收有此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影响甚大的《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也收有此文。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此文也是研究的重要文献。

然而，观点如此鲜明且并不难见的一篇文章，却被“误读”，殊使人憾。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这段文字有几百条，仅从我点开的近百条来看，都是：“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尝言：‘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文化巨擘吴宓亦赞曰……”有趣的是，这近百条竟都是李大钊“尝言”，而没有“曾说”、“曾写道”、“曾认为”、“曾说过”、“曾写过”……；都是“文化巨擘吴宓亦赞曰”，而没有“也称赞他”、“曾称赞他”、“曾赞扬他”……可以判定，这种“误读”都来自同一“出处”。

当然，李大钊对辜氏的批评究竟对不对大可以见仁见智，但这与本文无关。本文只想说明《迟来的清算》所引李大钊这段话对辜氏并非赞扬，而是讽刺，我们切莫把讽刺当赞扬。

“不采蘋花即自由”的意义

1953年岁末，陈寅恪先生拒绝了有关方面要他北上担任中国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的邀请，并写短诗《答北客》表明自己态度。“不采蘋花即自由”，为此诗的最后一句。此句典出柳宗元流放广西时所做《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末句，柳诗云：“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柳在“万死投荒”的流放中，本想采蘋花送经此地的故人曹某以表友情，然而，在谪居的险恶处境中，他不能不感叹连采花赠友的自由都没有。

在新旧交替之时的陈寅恪，将“欲采蘋花不自由”改为“不采蘋花即自由”，以为只要退为“不采蘋花”、甚至连“采蘋花”之“欲”都没有，便不难保持一个寻常读书人的独立、自由身份，最多，是与政治、时事所涉无多，“落后于时代”的“旧朝遗民”。不过以后的事实证明，他对此想得过于简单了，或者说，此时他对这一“新旧交替”之意义的认识和理解，还远远不够。

这次“新旧交替”与往常的任何一次都不一样，意义可谓非同小可。因为这并不仅仅是一次简简单单的政权更迭，而是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彻底的“革命”。按照当时的新式逻辑，一定的社会基础一定要有相应的“上层建筑”与之配套，一个“全新”的社会必须要有“全新”的上层建筑。所以就有了随之而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拔白旗，插红旗”、“批判白专道路”、“兴无灭资”等一系列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所有知识分子，因为当时所有读书人都是“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的运动。“文革”中，进一步认为连解放后十七年新学校培养出来也基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没完没了的改造运动最后一直发展到“要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不仅触及“灵魂”而且触及“皮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个严密的逻辑中，不承认任何学术乃至自然科学的独立性（当时的主导观点是“科学也有阶级性”），认为从金文甲古、词章考据到遗传学、相对论等等都具有政治性，是分为“无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教师、学者、作家、工程师、医生等各种独立的“专业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却又统统被重新定义为高于一般“群众”的“干部”，必然要受到比“群众”更为严格的要求和改造，在这种“全能主义”社会结构中，根本不许有“不采蘋花”的自由。这样，作为集旧学——即所谓“封”“资”——之大成的一代宗师陈寅恪，与决意要“破旧立新”的新时代之间，注定要有一场“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

有关陈先生的道德文章、学问人品和遭遇，学界可谓尽人皆知，无需笔者在此置喙。仅想指出的是，从陈寅恪在50年代初期提出的担任中科院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的“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两个条件开始，到“文革”中虽被抄家，但并未受皮肉之苦而病逝为止，相对而言，他的遭际其实还算幸运。以陈氏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思想言行，只被定为“中右”而未被打成“右派”，虽被“批斗”，但未受红卫兵和“专政组”的酷刑，实属万幸。这种万幸，是多种偶然因素造成的。如他晚年的双目失明和足不能行，是躲避政治的最佳理由；周恩来的有关讲话对他起了保护作用，胡乔木等一些中共高级“秀才”对他的造访也使人对他不敢轻举妄动；有“南天王”之称的陶铸的开明，在“文革”前顶住种种压力对他进行了最基本的保护和特别关照。这些，使寅恪先生经受的压力和苦难，比其他“普通知识分子”少得多。然而，尽管有这种种偶然因素，他还是长期被批判、被迫自我检查、交代思想。他被认为是“中山大学最大的一面白旗”，因“历史唯心主义”、“保留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受到猛烈批判。“文革”中，几次被抄家，大量文稿与家中物品被抄走；被勒令交代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一次次写“思想和体会”，甚至在病榻上仍不能免……事实是，“不采蘋花”也没有自由。

正是在这种即便“不采蘋花”也没有自由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何以会有“陈寅恪热”。局外人的确很难理解，像陈寅恪先生这种一生只做专论、可谓“教授中的教授”、纯象牙塔中人，如何会成为一种热门的公众人物。实际上，当一种“泛政治”无孔不入地侵入、渗透到一切领域时，一切学术都被政治化，都会成为“热点”。谁想得到，“红楼梦考证”这种原本与政治无涉的学术会有那样大的“政治意义”，以至于由此引发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样重要、严厉的政治运动！在这种背景下，坚持“考据”就是默默的反抗，放弃“考据”就是默默的顺从，二者都无法摆脱政治。学术就这样无可避免地被编织进政治的符码之中，这是“纯学术”“纯学者”的尴尬，更是学术和学者的不幸。当任何学术都成为政治的工具时，学术自然难以进步。

所以，为了学术的进步、知识的积累和文化的繁荣，必须承认“最低限度”的学术独立性，使学术在这个范围内能自由发展。更进一步说，也就是必须承认当代英国思想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关于“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概念的引入和阐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所谓“消极自由”针对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限度内，一个或一群人可以而且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角色，并不受他人的干涉阻碍。这一概念涉及的是人类最低限度基本自由的范围问题。与此相对的是“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的概念，这一概念针对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干涉，并有权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积极自由”关涉的是个人与社会体制间的相互关系。

要言之，正如柏林所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积极自由”的观念，即是对于“谁是主人”这个问题的回答；而“消极自由”的观念，则是对于“我是主人的范围有多大”这个问题的回答；两者并不一样。也就是说，“消极自由”更关注的是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积极自由”关注的主要是由谁统治的问题。柏林强调，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我们不但对社会的法律与行为应该积极要求发言权；而且应该有一个范围，如果必要，这个范围甚至应以人为之力划分出来，每个人都在这个范围内当自己的主人。这是一个“消极”的范围，但却十分重要。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个“消极范围”，不仅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都会枯萎，而且个人将丧失最基本的尊严。

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结构渐渐发生重要变化，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虽然几经波折，“不采蘋花”的“消极自由”毕竟从无到有、由少渐多。尽管人们现在对“积极自由”状况容或非常不满，然却不能否认“消极自由”产生与扩展的意义，毕竟这是更为根本、更为重要的“自由”。只有在“不采蘋花”之自由获得充分、坚实保障的基础上，才会有“欲采蘋花也自由”的可能。

“还我头来”陈虞孙

提起陈虞孙，知道的人可能不会很多，但提起《还我头来》这篇杂文，知道的人可能会多一些。在“文革”结束不久，改革开放之初那大地刚刚开始解冻、乍暖还寒的时候，陈虞孙先生在1979年3月的《文汇报》发表了《还我头来》。全文不足一千五百字，却犀利精辟非凡，社会反响自然热烈异常。

“还我头来”本是《三国演义》中关云长被杀后在玉泉山显圣的故事，家喻户晓，并无深意。不过，陈先生此时认为，关公喊的“还我头来”其实很有意思，可以大加发挥。他写道：“人各有头，或称脑袋。谁都知道，人不能没有头。”倘有外物袭来，人们都会本能地保护脑袋。“然而一个人长了脑袋究竟派什么用场，却未必尽人皆知。有一种人，虽有一个脑袋，说话做事，好像从来不用一用他的脑袋。”为何如此，颇费琢磨，所以脑袋究竟有何作用，“仍不失为一门学问”。

“人们对这门学问，确实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例如，封建王朝，曾经有不少人，真心为皇帝着实动脑筋，极其直谏，力竭声嘶，可是往往落得一个丢掉脑袋的下场。”“因此，那些要保乌纱帽的官儿，为了保脑袋——试问脑袋都不保了，还到哪儿去找戴乌纱帽的家伙呢？——便总结出了一个诀窍，叫做：‘多磕头，少说话。’可以想见，皇帝老是高高在上，往下一看，只见文武百官都趴在下面，脑袋埋在地下，屁股翘向天上，一片万岁之声，整齐划一，岂非江山一统，天下太平了么？”但是，封建王朝最终仍被推翻。不过，“人长着一个脑袋到底有什么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他“庆幸”自己在垂暮之年碰上了这个问题，“文革”中不是强调“不理解也要执行”么？“你们看，全国八亿个脑袋就只他一个脑袋行，你们七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脑袋都不行。你们不理解也要执行。你们干脆把脑袋上缴得了。谁不照办，索性把你的脑袋砍了。这就叫革命。可算是最最最最彻底的革命了。如此一转眼就十年。这是失去了脑袋的十年。要说实效呢，并不小。试看，万马齐喑，一片荒凉，如入无人之境。人而亡头，国将何有。万幸的是，在这存亡绝续之际，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这批丑类，拨乱反正，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也挽救了人们失去的脑袋。丰功伟绩非同小可。”不过，他并不盲目乐观，而是提醒人们，现在还有人“仍在过去昏天黑地的十年里，自愿把自己的脑袋层层上缴，自以为既可安身立命，又可延年益寿，久而久之，已经形成了他们的人生哲学和做官的诀窍了”。这种人不仅认为没有自己的脑袋无关宏旨，“甚至以为没有脑袋反而比有一个脑袋好。譬如，需要开个会商量些事情。会上总不免七嘴八舌，意见纷纭。这种人就难免觉得，事情就坏在每个人有一个脑袋。如果大家都把脑袋缴了，让一个人说了算，岂不省事。对这种人，如果提出‘还我头来’的口号，他不仅会不感兴趣，反会认为多事哩”。

或许因为读者反响热烈，十几天后，陈先生一鼓作气，又写了《“头头”与“本本”》一文，同样不足一千五百字。

这篇文章开头就说，由“还我头来”联想到“头头”，由“头头”又联想到“本本”。因为“古往今来，不少爬上‘头头’宝座的人，往往是靠‘本本’起家发迹的。”不过，这“本本”却不是一般的“本本”，而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天书”。天书有五大特点：一是必得之于天；二是一定只有个把人能得到，并非人人得而有之；三是一定只有那个得此天书的人，才能看得懂，即便凡人得到也看不到上面有什么字；四是书上说的，一定大到安邦定国，小到包医百病；五是“得此天书者一定是个天生圣人，是个天生的头头，谁不服他，就是违天，就要遭到雷劈火焚，万劫不复。”根本原因，就在于利用千百万善良百姓的迷信。“迷信具有两个特点：一曰信；二曰怕。”当然，现代的“本本”决不会完全采用过去天书的形式。“但是，天书的原理却不能违反。”“只有有朝一日善良的老百姓彻底地破除了迷信，什么七十二变化，也骗不了谁，吓不倒谁。那时候，那种想靠‘天书’招摇撞骗起家发迹的人便施展不出神通了。”所以，“怎样不受骗、不被骗、不被吓，还得彻底地破除迷信，真正发挥自己脑袋的用场。管你三皇五帝、三坟五典，都不在话下。不信神，不怕鬼。用自己的脑袋，独立思考，只服从经过千百万老百姓的革命实践检验的真理。”

两篇文章如此之短、如此之尖锐犀利酣畅淋漓，却放得开收得住，拿捏得恰如其分毫不逾矩，颇得鲁迅杂文精髓。方寸之间大显身手，固得益于学识，更得益于丰厚的人生历练。

陈先生1904年出生，是江苏江阴人，上世纪20年代就读于金陵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在厦门、天津、上海等地教书。在那个动荡的“大时代”，青年知识分子很容易左倾，陈先生由左倾而参加革命，于1938年参加共产党，可谓标准的“三八式”干部。他一直从事地下党的宣传和统战工作，1946年，进入《文汇报》任副总主笔，不久又参与地下党领导的《评论报》、《文萃》等杂志的工作。后又参与组建中共地下上海市委宣传委员会，不久就任中共地下上海市委文委书记。

1949年5月解放军攻克上海后，他担任上海市军管会文管会秘书长，以后，曾先后担任《解放日报》副社长、上海市文教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

1957年夏，最高领导人震怒之中发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的号令，《文汇报》自然成为反右的重点单位，领导层大改组，总编辑徐铸成被撤。“老革命”陈虞孙就在此时被任命为报社总编辑，任务当然是使《文汇报》回到“正确方向”。从此时到“文革”初被打倒，这十年间他一直是报社总编辑。这十年，路线、方针、政策曾发生过非常大的变化，报纸处于风口浪尖，因此“犯错误”者颇不乏人，但种种复杂情况，陈先生如履薄冰，终未出大事。对此，他的“部下”、老报人唐振常先生回忆说：“在《文汇报》工作数年，我有时佩服他，有时不以为然。”“当阶级斗争弛的时候，他办报真是游刃有余，得心应手，提出一套又一套的方案，把报纸办得生龙活虎一般。”“当阶级斗争张的时候，他表面上亦可不动声色，一样可以跟着‘左’的做法去贯彻在报纸上，也可以把报纸办得似乎很有声势，其实是杀气满纸。这就是我所谓不以为然之处。但我忽略了他作为报纸总编辑不能不跟之苦，不了解他内心深处的想法。在当时情况下，他自然不易表露真实的想法，更何况是对于在他领导下的干部？但偶然也冒出一句两句牢骚语，比如一次我和他去剧协开会，人问他看不看一个叫《沸腾的一九五八年》的戏。他气呼呼地脱口而出：‘不看。沸腾个屁！’问者吃惊。”

作为党报主编，当然不能不跟形势。但在关键时刻，他却自有定见。1965年11月，陈先生奉命在《文汇报》刊出了江青与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拉开十年“文革”大幕的文章。有此“良机”，陈先生本可与一些人一样，乘机而上，权倾一时。但他不为所动，并不积极表现主动靠拢，所以，在1966年夏即被“打倒”，关入“牛棚”，受了十年磨难。“文革”结束，陈氏复出，担任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长。

痛定思痛，陈先生痛感这场巨大灾难的最主要原因是人们失去了自主的思想，结果是“人而亡头”、“失去了脑袋的十年”。三十年前开始提倡的思想解放，就是要破除“现代迷信”，所以他才提醒人们要“真正发挥自己脑袋的用场”，疾呼“还我头来”。三十年后，可还记得他的呼声？

“疑”重于“信”张中行

张中行先生的文章，有如一饱览世事的布衣老头，坐在冬日的阳光下，不紧不慢地拉拉家长里短、说说世态人生，简净素朴，不着余墨。喜欢他的文章，还因为怀人忆事、谈艺论学基本不离红楼沙滩老北大，那里恰是我一直工作和曾经居住的地方；银闸胡同是他当年和“林道静”（杨沫）同居之处，虽然现在面目全非，但每当路过这条胡同，我仍会不禁想起他的“银闸人物”中那些个有趣的人物，甚至会对“余永泽”、“林道静”们的不同选择和命运生发一番感叹。

同在京城舞文弄墨，与先生的近距离接触却只有一次。1995年5月17日，葛剑雄兄由沪来京，因张中行先生对他在《读书》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曾赞赏有加，故《读书》编辑在东四北边的孔乙己酒家做东，宴请他与张中行先生，庞朴、王蒙诸先生作陪，在下也忝陪末座。后来，张先生在颇引争议的《有关史识的闲话》（《读书》，1995年第12期）中，还提到这次聚餐：“席上除绍兴花雕之外，还有几位常在《读书》上耍笔杆的。”葛、王均是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汪洋恣肆、一泻千里之人，他二人凑一起，正是“侃”逢对手，整场饭局的“谈锋”自然被这二位垄断，只听他们侃侃而谈、你来我往、妙语连珠，他人委实难以置喙。张先生本是“主宾”之一，话却不多，只是静静地认真倾听。文与人，都给人以散澹飘逸、平淡冲和、粹然儒者印象。不过，如果对他了解较深，便会知道，他的慈眉善目之下还有“决不宽恕”的怒目金刚那一面。凡事顺随平和的人生态度下，却决不轻信，坚守不少人都未能坚守的做人的底线。

张中行先生出生于1909年，去世于2006年，他人生的前七十年，是中国社会大厮杀、大动荡的七十年。在时代的狂风巨浪之中，个人只是扁舟一叶，能随波起伏不被惊涛骇浪吞没即是万幸。劫后余生，看到太多的死亡悲剧，张先生对生之不易的感受格外强烈，所以格外强调“小民要活”，“只要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他的要求实不过分，只是升斗小民能平平安安地“用小煤火炉做饭吃的生活”。但这种生活并不易得，1947年，他的家乡土改，再穷的村也要找出地主来，张家虽不富裕，但在村里尚属能吃饱之家，也成为土改对象。土改开始时，不断传来邻村打死人的消息，张家准备外逃避难，但此时村里被围，“对象”之家一个人也不许出。这时，张中行的妹妹不久前刚生下一个有残疾的女孩，家人狠狠心，把孩子按在水缸中淹死，全家人谎称埋孩子混出村。他说：“这虽牺牲了一条命，却救了全家的命。如果没出去真就活不成了——南院二婶未逃便被打死了。”（张者：《张中行：决不宽恕》，《文化自白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有此经历，在新时代，他一直小心翼翼兢兢业业，能不说的话就不说，能不表的态就不表，就是在“鸣放”时，无论怎么动员，他虽有自己观点，却就是不“鸣”不“放”。因此，幸免“右派”之厄运。他不是学术权威也不是领导，历次运动都是有惊无险。甚至“文革”中，他虽然也受“监督劳动”、“批斗”、“认罪”之罚，但毕竟不是“重点”，只是心惊胆战地看着朋友、同事、邻居被打被抄甚至自杀。而他“文革”中在“干校”三次被批斗经历，是当时许多“小民”的家常便饭，因此更具“典型性”。

到“干校”时，他已年过花甲。有次在水井打水不小心水桶落入井中，捞了半天也没捞上来。结果此事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开了他的批斗会。批斗会上，所有的发言和口号，都是证明水桶落井不用心捞，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应当认罪。

第二次，是一天晚上正要上床时，听到有人在外喊“看彗星”，他也与大家一起跑出去看彗星。以后的几个晚上，为了看彗星有何变化，他每天上床前都到院里看看彗星。没想到，连这都有人向领导汇报，认为动机可疑。领导又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又开了他的批斗会。会上发言全部集中一点：你看彗星是妄想变天。最后，还有一位“战友”发言“最为深入”：想变天还有更深的思想根源，就是思想陈腐，还相信天人感应。

第三次则是在劳动之余伏在桌上悄悄在纸片上抄写唐诗宋词，也被人汇报，又被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批斗。而且，这次“罪行”最为严重。因为当时只能读“红宝书”，而他有时间却不钻研“红宝书”！由于罪大，批斗也要大举，所以先来一番搜查，果然在他箱中搜出《唐诗三百首》和《白香词谱》的合订本。“接着就开批斗会，审问，带这样的书，并抄录，是想干什么？”批斗会自然是千篇一律、众口一词：竟敢轻视“红宝书”、可见无意改造自己、实为罪大恶极等等。而“处理只是这个合订本没收，未说判什么罪；还有优于俞平伯先生的，他偷看《水经注》要写检查，我则未奉命写检查”。他承认，每次批斗会他都是站在会场中间，立正、低头、认罪，而没有坐“喷气式”、挂黑牌，实属优待。（张中行：《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5－560页）

在这种严苛环境下，他认为对“小民”来说，“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我就说假话。我认为这对人品无甚损伤，因为说真话便死了。”不过，这种经历也使他强调人生只能“顺”、“随”之下，还有一个做人的底线：“我一生不在背后窥人隐私，打小报告或告密，以求用别人的血换得平安或往上爬，就是在干校为奴也决不破例。”（《流年碎影》，第554页）因此，在“文革”中杨沫单位的“专政组”来外调，对他进行种种威吓，要他按他们的要求“证明”杨是假革命、是叛徒时，张中行却顶住巨大压力，说杨当年是真革命的，自己是不革命的。后来，杨还写文章对此表示感谢，说他这次表现十分勇敢。言下仍有他当年钻故纸堆、没有随她走上革命道路是胆小之意。但她毕竟知道，这时不说假话之人少之又少，需要的勇气却也不下当年的革命，所以才格外感激。因此，他才有资格对那些借运动来整别人、损人利己、无情无义的人“决不宽恕”，性情中才会有一种令人意外的刚烈。

说到当年与杨沫的分手，张中行认为主要是两个人思想上有了距离，杨走“信”的路，他走“疑”的路，道不同，不相为谋。

他的“疑”来自北大，认为这是得自母校的恩惠。他承认，是在母校怀疑精神的笼罩下，摸索着走过来的，在母校的培育中生长，学会了怀疑。他毕生感念老北大推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使他一直保持清醒。“新的政局的变化带来排队的变化，因为许多人适应新潮，飞速前进，我原地踏步，自然不久就移到后面。这种形势，我自己也觉察到，无论是为声名还是为实利，都应该也急起直追。”但他做不到，因为“受北京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熏陶，多年来惯于胡思乱想甚至乱说乱道，一霎时改为‘车同轨，书同文字’，要求头脑里不再有自己的想法，信己之未能信，就感到如行蜀道之难”。（《流年碎影》，第329页）

所以，当北大约他撰文纪念建校九十周年时，他的文章题目就是“怀疑与信仰”。他认为，教育的成功就是教人“疑”，让人不信。因此，他非常推崇早年读过的罗素的《怀疑论集》，他一直记得书中说过，历史课本讲打败拿破仑时，英国的说功劳都是英国的，德国的说功劳都是德国的，而罗素主张课堂上让学生兼念两种。有人担心学生将不知所措，罗素说，能够教得学生不信，就成功了。对罗素此论，他大加赞赏，屡屡提及，认为“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教育是不成功的。许多年轻人没有判断力，过于轻信。”他说自己思想是罗素的怀疑主义与康德的理性主义的结合。他一家三代共有七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当然只有他是老北大，其他人都是新北大。“他总是说老北大比新北大好，因为老北大让人疑，新北大只让人信。”（陈洁：《女儿眼中的张中行》，《中华读书报》，2006年2月22日）

一身跨两代
——阅读陈乐民

这些年来，人们喜欢将近代以来才有的不同于传统读书人、士大夫的“新式知识分子”分代，遂有近代以来有多少代、1949年以来又有多少代之分。其实，分代并不始于今日，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就将“天翻天覆”的1949年以前的“新式知识分子”定义为“旧知识分子”，而将其后的定义为“我们自己培养的”“新知识分子”。如依此划分，1948年高中毕业、1953年大学毕业的陈乐民先生当属“旧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代，“新知识分子”的第一代。因此，在这“一身跨两代”的特殊一代人身上，无论是新旧矛盾、冲突还是新旧调适、传承，表现都非常“典型”。可以说他们是破旧立新的一代，也可说他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

所以，“阅读陈乐民”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阅读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思想，阅读时代的方方面面，阅读人们一直想厘清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在时代大潮中的纠葛缠绕。

一

1930年出生在北京的陈先生，从小接受的自然是已成平常的新式教育，不过，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中，都有分量不小的中国传统经典教育。他中学上的是教会学校，英语是重中之重，因此英语在那时已经“过关”，但教会学校又十分重视中国经典教育。这些，为他的“中学”、“西学”打下了深厚的功底。曾记否，当年批判教会学校时，其罪状之一是既进行“洋奴教育”又进行“封建教育”。然而，现在看来，正是这种教育使学生中、英文俱佳。面对时下的英语热，许多人为中文的前途担忧。但教会学校的经验证明，“英”、“汉”并非此消彼长的不两立关系。

从1948年教会学校高中毕业到1953年北京大学毕业，在这短短几年中，陈先生竟先后就读于高等铁路专科学校、燕京大学、中法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陈先生1950年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法文专业时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水木清华、荷塘月色、圆顶大礼堂、藏书甚富的图书馆和许多闻名遐迩的学术大师，都让他感受颇深。然而，马上风云骤起，从1951年秋就开始了“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宁静的清华园不再是我第一步走进时的世外桃源，而成了知识分子的‘炼狱’”。（陈乐民：《在中西之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著名的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兼任图书馆馆长，因被人反映图书馆竟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同一般宣传小册子放在一起而备受指责。老师必须在大会上“挖思想根子”、“自我剖析”，同时还要揭发批判别人，学生也都参加，从发言质问到上纲上线批判老师。他至今记得，冯友兰先生在文学院做“自我剖析”，讲到为何被蒋介石聘为“顾问”时，听众群情激奋，冯先生和台下的冯夫人都落了泪。而陈先生之所以一直向往清华、最后考入清华，就是因为清华有这样一批鸿儒硕学，听了几次冯先生还有其他几位教授的检讨，他觉得这是“作践”他们，很不合情理。所以，当他熟悉的法文老师、外文系主任吴达元检讨多次，但仍被不断质问不能过关时，陈先生感到很说不过去，竟不合时宜地起身说：“我认为吴先生的检讨已经够深刻了。”结果全场目光都对准了他，他赶忙坐下。

会后，系里一位负责学生思想工作的“大同学”专门找他谈话，批评他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提醒他根源在于家庭和旧社会的影响，今后要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对于当时正在“追求进步”的陈先生来说，这番话自然十分重要。然而，这位“大同学”自己在60年代却受到政治整肃，在“文革”中又遭种种残酷迫害。终在“文革”后赴美定居，在宗教研究中寻找精神、心灵的寄托，这也是一种“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吧。平心而论，与后来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相比，此时的“改造”堪称温和。然而，细细想想，后来的种种严酷并非一日之寒、突然如此，正是由此时“学生批判老师”而“学生斗老师”，再一点点发展到“文革”中的大规模的学生打老师。

与同时代人相比，陈先生是幸运的。当时中国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参加一些国际活动。“外事无小事”，因此“我们自己培养”的外语人才极端缺乏。1953年，由于院系调整而进北大未久的陈先生便以“北大毕业生”的身份进入涉外部门，在闭关锁国时代成为凤毛麟角、为人“艳羡”的长期驻外人员。他被分配到郭沫若为主席、廖承志为副主席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工作。所谓“和大”，是苏联操纵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国际性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相应组织，许多国家都成立了这种相应的“和平组织”，大多为各国共产党控制、领导。

在他们单位，许多中年以上的人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甚至是国民党驻外机构起义人员。所以刚参加工作，领导就对他们这些青年谈话：你们这些年轻人可能没有工作经验，业务上比不过那些旧社会过来的人，但你们是党所倚重的力量，将来有一天，你们要取代他们。所以你们要努力赶上去。你们是党的孩子，即使孩子还没长好，也许头上还长了疮，但那也是党的孩子！这番话让他深受感动，让他更有“天之骄子”自豪感的是，领导还将片纸只字都是秘密的文件柜钥匙交他掌管。因此他自信自己虽在业务上不如那些“旧知识分子”，“但在政治上，我绝对‘胜’过他们！”（《在中西之间》，第51页）所以他承认，这些都使自己在很长时间内“几乎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一切的一切都听从‘组织’的指令和安排，是很典型的党的‘驯服工具’”。（《在中西之间》，第98页）

在驻维也纳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四年及回国后的外事工作，其内容几乎完全相反。以前他一直是发自内心地遵从组织之命极力维护苏联，“例如毛泽东的‘一边倒’政策，在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前，我是当做信条来服从的。”（《在中西之间》，第71页）而后，当毛泽东、中共与苏共决裂开始“反修”时，他的工作就是在一切场合越来越激烈地“批判苏修”。总之，“文件上怎样说，就怎样接受，绝不问一个为什么。”（《在中西之间》，第71页）长驻国外，使他无意中躲过了“反右”风暴。“反右”期间他曾短暂回国，这时“鸣放”已经过去，而“批判”刚刚开始他就返回维也纳了。他回想说，如果早些时候回国，以他本性中的清高和对党的忠诚，很可能响应组织号召积极“鸣放”，结果很可能被打成“右派”；如果回国再晚些参加了后来的“批判”，以他对党的忠诚和感情，则又很可能成为“反右派”的“打手”和“积极分子”。有时，就这片刻之差便使人生既避免了“被打”的厄运又躲开了“打手”的污名，委实幸运。

1959年，他回到了离别四年的祖国，以前他只是从遥远的异国他乡的各种文件、学习材料中得知祖国“大跃进”的“红火”、“轰轰烈烈”。然而，这次当他到河南西部获嘉县某农村“锻炼”时，才大为吃惊地了解到农村“大跃进”的实情。开始他大吃一惊，农民的主粮竟是干瘪的小红薯，不久连红薯都没有了，只能吃一种糊糊，后来糊糊也日渐稀薄，变成了只有几粒“毛粮”的稀汤。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解散公共食堂曾经引进最高领导层的分歧，最终，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不得不解散食堂。那天，他与队干部一起到县里开会，“上面说了，‘公共食堂’是要‘万岁’的；麦收前的困难是‘暂时’的”，作为临时措施可以允许农民领回口粮自己开伙，但又一再叮嘱麦收后马上恢复食堂。“不料回到村里向农民一传达，个个毫无反应，呆呆的茫茫然。一个声音打破了沉寂：锅没有了，用啥开伙！原来各户的铁器早被‘一平二调’去‘大炼钢铁’了。”（陈乐民：《过眼小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页）

在随后的几年中，他的全部任务几乎都是参与“批判苏修”的斗争。然而，“文革”爆发，他也受到批判，“靠边站”了。因为“文革理论”认为，“文革”前的十七年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因此，他们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原本被称为“党的孩子”、“我们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肩负改造取代“旧知识分子”的这一代“新知识分子”，此时也成为要被改造取代的“旧知识分子”。陈先生坦承，在巨大的压力下，自己感到有必要“转变”态度，争取“主动”，于是“我很快表态‘紧跟小将’，向‘无产阶级造反派’学习，批判‘和大’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了自保，写了不少这类内容的大字报，并且严厉地批判自己的家庭出身、社会影响以及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用自己的手剥下了自己的个人尊严，表示自己已经同过去直接领导过我的领导人划清了界限。”（《在中西之间》，第99页）

这一代人曾经为作“新一代”，参与逼迫自己的师辈“用自己的手剥下自己的尊严”，没想到十几年后，就轮到比他们“更新的一代”用更严酷的方法来逼迫他们了。这是历史的轮回还是历史的报应？无论如何，这段沉痛的历史不能轻易忘记。

“文革”结束，几经努力，陈先生终于摆脱了让多数人羡慕的外交系统，来到当时更有学术氛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回到自己喜欢的学术研究领域。

二

陈先生初中起就在教会学校上学，精通英、法文，长期在涉外部门工作，甚至有过不短的“驻外”经历，近三十年又以欧洲研究为专业，想来应当非常的“洋派”。然而，他却又非常传统，喜爱、谙熟中国传统经典、诗词。直到现在，他仍拒绝电脑，坚持毛笔写作，比许多“弘扬传统”者更加坚持“传统”。学贯中西的知识背景与经常出洋的经历，使他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思考格外深刻，极富启发意义。

欧洲研究是陈先生后半生的本业，然而他认为研究欧洲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却离不开更广、更深、更为基础的历史和哲学。因此，陈先生对中外历史、哲学下力尤多，极富洞见。

常说中国最富于史学，但陈先生指出，中国史学的先天不足是历朝历代的“史”其实都是政治史，而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等都是空缺的。这是因为中国历史是在史官的“实录”框架中写出来的。在中国，“修史”是掌握在史官手中，自然多是帝王政治活动的记录。由于没有专门以治史为务的历史学家，所以在史学理论方面就难有独立发展，虽然强调史德、史才、史识，但都是在“史官文化”的樊篱中论史。因此，他对张岱的一段史论尤为赞赏。张岱曾尖刻地说道：“第见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原因就在于史官的乌纱碍了手脚。正如陈先生所说，而张岱之所以能秉笔而书，乃因其家藏甚丰，国变之后仍能隐迹山林，无官之累，张岱自己也说：“幸余不入仕版，既鲜恩仇，不顾世情，复无忌讳。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阙勿书。”而且，陈先生认为“机械唯物史观”是近几十年来“史学又添一新病”，这种病症是“每每先有一种判断在脑中，为确证这个判断而去寻找乃至裁量史料，终将以史料强合观点，实行的正是本末倒置之法”。（《过眼小辑》，第48页）

陈先生认为中国史学弊病虽深，但中国哲学却自有特点，不能用西方哲学体系衡量。中国哲学不讲究“体系”往往被人诟病，但他认为之所以无体系是因其“虚”，而这也许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或优点，“它可以给你依据不同的历史时期神思驰骋的天地”；其包容性涵盖了纵横两个方面，“纵的是不同的历史时期，横的是天地人生”。他强调，“在研究中西文化思想史时，需胸有中国哲学的主体，方能搔到痒处；再与西方哲学相对，方能有较深的体悟。”（陈乐民：《书巢漫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页）

由于胸有中国哲学、思想的主体，所以精通西方思想、文化史的陈先生对西方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尤其于当代中国意义的论述，入木三分，鞭辟入里。

长期的欧洲研究，使他对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卢梭、伏尔泰、费希特、马勒伯朗士及一些来华传教士都深有研究。他对17世纪法国哲学家、神学家马勒伯朗士在中国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深感遗憾，但他承认在西方哲学家中，最喜欢的还是莱布尼茨和康德。对莱氏，陈先生已经研究好几十年，还主编过莱氏中文著作选本。莱氏在中国之所以出名，盖因其力主并推进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国人大都认为他的思想深受中国思想影响，他的“二进制”更是受中国阴阳八卦的影响。然而，陈乐民先生令人信服地指出，莱布尼茨首次看到邵雍的“八卦图”，对中国哲学有所了解是在1701年，此时他已五十五岁了，“他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如数学上的‘二进位制’，物理学中的连续性运动规律，形而上学中的‘简单实体’、‘理由充足论’、‘先定谐和’等等都已提出，因此所受中国的影响是颇为有限的”；他与中国的“特殊关系”经过人为的“放大镜”变成了“特写镜头”，他的形象在中国便走了样（《过眼小辑》，第124－125页）。莱氏后来才知道《周易》“八卦图”，以自己的理解把阴爻训为“零”，把阳爻训为“一”，认为这与自己的“二进制”不谋而合。“但直到今天，中国仍有人以此来表明中国文化的高明，以满足一些民族的自尊心。这实在没有什么意思。”（《书巢漫笔》，第230页）

但康德对陈先生的影响更大：“康德几乎占据了我的整个80年代，我反复地读康德”，“康德影响了我尔后的治学道路，特别是在方法论上，我受到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所谓‘润物细无声’”（《在中西之间》，第160页）。尤其是康德“三大批判”外《永久和平论——一个哲学方案》、《何谓启蒙》、《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等“第四批判”，陈氏更是奉为至宝。康德，逐渐成了他研究欧洲的“圣人”。凭借对中国、欧洲历史的深刻了解和受康德的“普遍历史”、“世界公民”观念的启发，陈先生在研究中得出结论，“因东西之异而有古今之异，这是势所必然的。而中国既然也要走向现代，则‘洋为中用’和‘拿来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承认我国还落后于现代，那么，我们就还处于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时期。”（《过眼小辑》，第85页）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可能等中国自己自生地“补齐”了课再一起前进，“中国必须、而且只能从西方文明中‘移植’和‘嫁接’过来对自己有用的物质和精神的东西。”（《在中西之间》，第171页）他一再强调全球化不应也不可能只是经济的全球化，“例如民主制度、自由的思想、基本人权等普世性的价值观，也必是全球化的内容。”（《在中西之间》，第183页）当然，这是基本价值、制度的全球化，而非文化所有方面的全球化。“通读了中国和西方两种不同的文明史，就不能不承认，中国比起西方来，缺少的正是源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即“科学”与“民主”。所以今日之中国，“‘回归五四’，倡导科学与民主，仍是非常现实的任务。”（《在中西之间》，第172页）因此他语重心长地提醒人们：“前几年，某些号称‘新左派’的学者拾了外国‘后现代’的牙慧，说‘启蒙’是‘前现代’的东西，现在已不需要了！也许他们已经‘成熟’了，不过，看来仍有必要读读康德这篇短文：《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过眼小辑》，第399－400页）同时，他指出这类“文风”是“以方块字说洋文之‘翻译腔’”，“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深的道理，然而为了显示自己的不同凡响，便故意把话说得别别扭扭。吴宓所谓‘众人不解，矫揉造作’”。（《过眼小辑》，第113页）

至今坚持用毛笔写作的陈先生明确表示：“我对某些海外华人学者大概是抱有一些成见，尤其是喝着咖啡、满口洋文、享受着西方生活方式而口谈热爱中国儒家文化的人，常觉得他们有些矫情。而且偏偏是这些分明一点儿本土气息也没有的半洋人，特别喜欢教训中国人要尊孔、要弘扬中华的传统文化。”“他们站在天边说地上的事，还自以为高明。”他认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杜文没有什么新鲜的见解，不过写得很有技巧；其中唬人之一，就是借用他所熟悉的洋人的名字来讲‘新儒家’的经。”他指出，“新儒家”的重大逻辑矛盾之一是：“儒家东亚的现代化有‘儒’学因素，那么必是‘创新’或‘转化’了的‘儒’在起作用。然则，经过‘创新’、‘转化’的‘儒’又是个什么样子呢？若是‘西化’之‘儒’，则已不是原来的‘儒’了。”（《过眼小辑》，第144—145页）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是钱钟书先生的名句，陈先生多次引用。陈先生的思想、学问，也正是钱氏此言的印证。

不是故事

当真实的私人叙事完全消失的时候，“个人”实际便从“叙事者”成为“被叙事者”，由叙事的主体沦为物化的叙事对象。真实的、具体的历史将被消解，只留下一个貌似宏大，实却空洞无物、抽象而且残缺不全的“历史”。这将造成一种群体的历史健忘症，一个丧失了记忆的群体同个人一样，不仅可怜、可悲，甚至可怕。

——《真正属于自己的歌》

公园故事

举世皆知，中国园林可谓历史悠久美不胜收，但不是官家园林就是私家花园，从无“公园”；奇禽异兽向囿于皇家林苑或私人庭院，从无公共“动物园”。现在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公园、动物园，是百年前在近代西学东渐影响下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的。

公园首先于1868年出现在上海租界，由租界管理部门工部局用中外商人税款创办，中文译名为“公家花园”，几十年后留日学生增多，才从日本引进、最后确定名为“公园”。“公家花园”的出现，使国人对这类“公共空间”有初步认识。对中国人来说，“公家花园”毕竟是个新鲜事，所以时有在公园内攀折花木的事情发生。不料工部局却以此为借口，禁止华人入内。这种明显的种族歧视，自然引起华人的不满和愤怒，一些外国人也对此感到不平。《申报》发表了一些中外人士的文章，对此提出批评，如《请弛园禁》一文写道：“上海与香港事同一律，弛于彼而禁于此，抑独何欤？况该花园建之时，皆动用工部局所捐之银。是银也，固中西人所积日累月而敛聚者也，今乃禁华人而不令一游乎？窃愿工部局一再思之。”后来，一些著名华商一再请愿，联名致函工部局，要求废除这一不合理的规定，得到社会广泛支持。《申报》发表《论华商函致工部局请准华人得共游公家花园事》的评论文章指出：“本埠之有公家花园也，造之者西人，捐款则大半出自华人。西人于造成之后，名之曰公家花园，以见其大公无私之意。然名则为公家，而其实则仍系私家。”因为不准华人入内，则“此事似于公家两字显有矛盾。盖华人苟有执以问西人者，谓公家花园之创，与夫平时管理、修葺一切等费皆出自西人乎，抑出自华人乎？以工部局所捐之款计之，华人之捐多于西人者几何？则是此园而例以西法，华人断不至被阻”。迫于各种压力，租界工部局不得不在1886年5月废止此禁，对华人开放此“公家花园”。

在近代中国的激荡风云中，这件事可能说不上是大事，但意义却不能说小。首先，这毕竟是反对殖民者种族歧视斗争的一个胜利，对绅商市民民族意识的觉醒有着相当的积极作用。其次，“公共空间”观念强调“公共空间”为公共所有，不能被强权任意强占，任何人的进入之权都不能被随意剥夺，这种观念在中国向来薄弱，此事对国人公共意识的增强作用尤大。第三，只强调纳税义务，但不注重纳税人权利也是中国传统。这次中国绅商市民恰恰是“例以西法”，以“纳税人的权利”作为斗争的一个最有力武器并取得胜利，对纳税人权利意识的自觉所起的作用尤其不能低估。第四，这次“公家花园”之争说明公开讨论的重要，对国人一向淡漠的“公共权利”意识之增强不无作用。当然，各种有关民族意识、公共意识、纳税人权利意识的理论、宣传文章对这些意识的觉醒所起的作用也很重要，但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升斗小民”来说，诸如“公家花园”的准进与否这类具体小事或许更重要。因为他们不是通过抽象的理论说教被灌输，而是通过与自己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琐事”，通过生活实践，通过维护自身权利的具体斗争，不知不觉自然而然活生生地感受、体会、认识到这种种意识的。这样的觉醒，这样得到的知识，往往更感性、更鲜活、更亲切、更持久、更深入也更深刻。

大约在20世纪初，中国各地都开始兴办公园，在官权远远大于民权的传统中国，兴办公园还是得益于官方的提倡。1905年，清廷为预备立宪，派端方等五大臣到欧美诸国“考察政治”，他们到了欧美大小十余个国家，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所到之处，国无论大小，公园、动物园、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都非常普遍。对他们来说，这可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所以，他们回国后呈送的奏折中不仅有“政治”，而且还对欧洲诸国的这类公共设施赞不绝口，一一介绍，认为是“专为导民而设”，“良法美意，为中国所宜行”。对公园，他们盛赞“各国城市村镇亦皆无不有之”，“都人士女晨夜往游，其空气既可养生，其树艺亦可资研究”。所以他们详细介绍了所见欧美诸国的公共设施后叹曰：“中国以数千年文明旧域，迄今乃不若人，臣等心实羞之”，盼朝廷“敕下学部、警部，先就京师首善之区，次第筹办，为天下倡。妥定规画之方、管理之法。饬各省督抚量为兴办，亦先就省会繁盛处所，广开风气，则庶几民智日开，民生日遂，共优游于文囿艺林之下，而得化民成俗之方，其无形之治功，实非浅鲜”。

清廷采纳建议，从1906年起开始兴办包括公园在内的各种公共文化设施。其中北京动物园的前身“京师万牲园”于1907年7月正式接待游客，这是中国第一座公共动物园。

由于位高权重的端方等人提倡，各地官绅开始兴办公园。天津、保定、奉天、吉林、常州、南京都陆续办园，甚至偏于西南一隅的四川小城雅安，在1909年也准备在城南小山建一公园。不过，北京除万牲园外一直未建其他公园。对此，当时的舆论重镇《大公报》颇多微词，甚至早在1905年7月，端方等人提出修园建议之前，该报就提倡修园，敢于而且能够尖锐地指责清廷“年来建一离宫，修一衙署，动辄糜费数十万以至数百万金，宁独于区区公园之经费而靳之”，“不宜于此公益公利之公园视为缓图”。以后几年，该报一直关注公园等公共文化设施问题，1910年6月，曾连载美国传教士、北京万国改良会会长丁义华（Edward Waite Thwing）的长篇演讲《公共花园论》。丁在演讲中说道：“兄弟周游西方各国，凡是人民众多的城市地方，没有不立公共花园……按说中国现在正是改良的时候，北京又是一国的都城，原应当在一切维新变法的事情上，立个榜样，作个领袖，好倡着叫各行省也效法改良，现今像这样的京师帝王之家，竟没有一个公共花园，不能为各行省立个规模，岂不是一件恨事？”但直到清朝灭亡，京城依然没有公共花园。

清亡之后，皇家园林则为民国军政机关占用、所有。1914年6月，热心营造、古建筑的内务总长朱启钤呈文时为大总统的袁世凯，提出开放京城的名胜古迹、皇家宫殿庙宇为公共场所，供公众参观、游览。他具体提出“所有京畿名胜，如天坛、文庙、国子监、黄寺、雍和宫、北海、景山、颐和园、玉泉山、汤山、历代山陵”等都应对社会开放。袁世凯批复：“准予照办。除北海、景山、颐和园、玉泉山外，应由该部酌择一二处，先行开放。”此后，京城名胜陆续对公众开放，成为公共场所。颐和园在辛亥革命后属溥仪私产，1914年由逊清皇室售票开放，1924年由政府正式将其辟为公园。1925年，北海被辟为公园对外开放。1928年，景山也被辟为公园。

一百年来，包括公园在内的一些公共文化设施如动物园、图书馆、博物馆渐渐成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如端方等人昔日所说，公园“广开风气，则庶几民智日开，民生日遂，共优游于文囿艺林之下，而得化民成俗之方，其无形之治功，实非浅鲜”。其中最直接、最明显的是“严男女之大防”传统的某种改变。男女同时游园，使人产生“私订终身后花园”的联想，深违“严男女之大防”的传统，所以被一些人怒斥为大逆不道。为减小阻力，主事者不得不作出必要的妥协，因此初办时大多数公园都有男女只能分单双日分别游园的规定。但既然提供了公园这样一个“平台”，实际就无法阻止“男女同游”，所以有关规定不久就被冲破，成为一纸空文，社会也容忍、认可了男女同时游园。公园，对社会风气的开化，作用着实不小。广而言之，包括公园在内的“公共空间”在近代中国的扩展，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使我们的“公共”观念进一步加强。

但公园在我国的历史毕竟还短，“公共”与“政府”、“官方”远未界线分明，在“官本位”体制下，公园很容易又成为“官园”。

北海、景山这两个开放了近半个世纪的公园在“文革”中的1971年2月末突然关闭，重新收归“官园”，并且未作任何通告、启事。或许，在宗旨是“全面专政”的年代，掌权者认为这是“官产”而不是“公产”，可以任意处置，根本无需让民众知晓或听取民意。除北京市民外，大多数“全国人民”是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从几乎传达到每一个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才知道这两个公园被关闭的。“材料”的第四部分有一小节的标题是“毛主席刚逝世江青外出游说放毒，吃喝玩乐”，登有江青10月3日在景山公园游玩的相片。另一小节的标题是“在毛主席病重期间王洪文钓鱼、打鸟取乐”，据王原来的警卫员揭发说：“反党分子王洪文对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一点感情都没有，在毛主席重病期间，王洪文在中南海值班看护，根本不把毛主席的病情放在心上，不安心值班，他于1976年7月上旬就把钓鱼竿拿到毛主席住地开始钓鱼。8月20日左右，王洪文在值班时早晨5点钟就打电话，叫工作人员给北海公园联系，要去北海公园钓鱼，联系后，下午3点左右就去了，连钓了两次。”

在“文革”淫威下，人们对公园再成“皇家花园”敢怒不敢言，只能道路以目。“文革”结束后，北海、景山于1978年3月1日重新开放，再成公园。

1978年是激动人心的年代，几乎每天都有令人兴奋的“拨乱反正”的新政策出台、新变化发生。与许许多多重大事件相比，北海公园、景山公园重新开放的消息确乎微不足道，现在早被遗忘。1978年3月2日的《人民日报》报道：“3月1日，北京城里，风和日丽，春光明媚。刚刚修饰一新的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在欢庆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胜利召开的日子里，重新开放了。”而3月3日《北京日报》的报道则更有当时的“时代气息”，值得详录：“春回大地，阳光灿烂。重新开放的北海公园，游人如潮。”“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人民心连心，对北海公园重新开放极为关怀，多次做重要指示。成千上万的游人，热烈欢呼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的胜利召开。在摄影展览室中，各界游人仔细端详以华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幅照片，脸上流露出幸福的微笑；在《十月的螃蟹》照片前，笑声朗朗，表达出粉碎‘四人帮’后的由衷喜悦。”“数不清的工农兵群众、科技工作者、爱国人士、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兴高采烈地谈论着粉碎‘四人帮’后的大好形势。他们站在白塔的白玉石栏杆前，凭栏远眺，伟大的首都，气象万千，生气勃勃，满城春色，顿感心旷神怡，豪情满怀。有的青年男女不由地唱起《交城山》的歌曲：‘华主席为咱除‘四害’，锦绣前程放光辉。’”最后一段写道：“大自然的美与人们的欢乐交织在一起，广大群众由衷地感到生活在华主席身边的幸福。一个青年在意远亭上即景赋诗：山水多娇春常在，抓纲治国花盛开。满园春色庆胜利，古园新貌人民爱。”

北海、景山重新对社会开放，看似区区小事，然而当年却是经华国锋、汪东兴、邓小平及北京市长吴德等最高层领导多次做出重要指示、批示才得以实行。还园于民，确实是深得民众好评、大得民心之举，有《临江仙》一曲为证：“十年不见湖光好，重来恰是新晴。旧时杨柳笑相迎，经寒枝更健，破雪叶还青。”“歌喉久似冰泉涩，今如春鸟声声。我心应胜柳多情，满湖都是酒，不够醉春风。”（刘征：《临江仙·北海公园重新开放，园中散步》，《风花怒影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满湖都是酒，不够醉春风”，这确是当日人们的心境写照。

从1978年到现在，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这三十年，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当然也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三十年。这种变化，也反映在公园的命运中。

百年前兴办的京师万牲园，建在昔日荒凉的西郊，所以在1949年改名为“西郊公园”，1955年命名为“北京动物园”。近百年来，它已成为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当年的“西郊”早已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闹市。在这寸土寸金的闹市之中，占地八十七公顷的北京动物园自然为土地开发商所垂涎。其实，这些年来北京动物园已被蚕食，但有关方面并不满足，经过一番运作之后，北京市有关方面在2003年决定将动物园搬迁到距离市区三十五公里的大兴，并一直要求动物园对搬迁“保密”，甚至一些动物园的员工也是在媒体披露后，方才知道动物园可能迁走。

然而，就在动物园搬迁悄然酝酿、即将拍板的情况下，由民间环保群体自发组建而成的公益网站“绿网”在2004年春首先披露此事。网上激辩最终引起传媒注意、报道，进而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民间环保组织、法律人士、学者、普通市民、动物园职工、中小学生、人大代表、各种媒体纷纷就此事发表意见、评论，反对搬迁。人们批评有关方面擅自决定动物园搬迁并对公众保密的做法在程序上有很大问题，漠视了公众参与决策的权利。许多人提出，谁有权决定动物园的搬迁是一个法律问题；搬迁作为涉及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其决策权应在公众一致同意授权的人大，而非政府部门。即使属于政府权限，也属政府决策中的重大事项，应该经过人大审查、专家论证、行政听证等法定程序。政府有关部门却漠视纳税人的社会公共财产知情权，不经公共讨论，在严格保密状态下就做出了搬迁北京动物园的决定。这种作法，不能不使人质疑其动机：如果是为了公众利益，为何要对公众保密？背后是否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因此，公众有权知道如果搬迁这块土地由谁使用、作什么用，由此自会权衡利弊。只有在公众享有充分的知情权，经过充分的公共讨论后，才能决定是否搬迁。正是在这种公众压力下，北京市有关方面从善如流，起码暂时停止了北京动物园的搬迁。

从1971年“人不知、鬼不觉”地关闭北海、景山公园，再到今天北京动物园搬迁引起公众舆论强烈反应，并形成强大压力使有关部门开始与公众对话、情愿不情愿地改变原来决策，可以看到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变；“社会”开始重建，“公共领域”开始发生作用，意义不菲。

若再远溯，从1868年关于华人能否进入“公家花园”之争开始，公园在中国的命运、意义便不简单平凡，一再说明了“公共空间”的建立、维持并不容易。能否维护公园的公共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的高低，公民社会是否成熟、发达。所以，对公共空间的悉心维护与奋力拓展，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万岁”故事

在乍暖还寒的上世纪70年代末，那在全国上下早已响彻云霄、终在“文革”十年达到狂热顶点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虽正缓息，但余音未尽，“声”犹在耳，此时历史学家王春瑜先生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9期发表了《“万岁”考》一文，对“万岁”一词追根溯源。此文虽引经据典，却毫无所谓“方巾气”，所指紧扣现实，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这篇文章不长，却是功力、学识与才情皆俱的佳作，而作者的胆识和勇气则更令人钦佩。当然，不是过来人，恐怕很难想象当年发表这篇短文所冒风险之巨，大概也很难理解为何如此一篇短文，彼时竟能引起那样的“轰动效应”。

“万岁”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据王先生考证，在汉武帝之前，“万岁”字眼虽也常从帝王和臣民的口中出现，却不是帝王的专称。汉武帝巡幸嵩山和芝罘山时，制造了“山呼万岁”的神话，“万岁”始成帝王的专称。不过，皇帝“称万岁之制”及相应的“大不敬律”却不载历代律法条文，是用不成文法固定下来的。“而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不成文法比成文法厉害百倍”，偶有“大不敬者”，自是“严惩不贷”。百姓当然深晓此中利害，“甚至供上一块‘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的牌位，以表示自己对皇帝的所谓耿耿忠心，就是明证”。

一

及至辛亥军兴，共和肇建，“万岁倒地”。

1947年，著名作家张爱玲创作了电影剧本《太太万岁》，文华影业公司将其拍成电影上映。这部讲述小市民生活的喜剧，初映即大获成功，赢得了票房的肯定。小市民男男女女的庸俗生活，竟然也可冠以“万岁”，“万岁”已失去其神圣性。

不过，喊了两千年的“万岁”毕竟传统悠久，影响仍大，并不会轻易绝迹，所以数年后才又复燃。当然，形式并不完全一样。此即“新儒家”所谓“传统的现代性转换”欤？这种“转换”是如何发生的，又带来何种后果，在在均令人反复琢磨。

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李雪峰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1998年第4期回忆说，在1966年4月“第二次杭州会议”（亦称“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彭真受到点名批判。会后，由他与宋任穷将彭“押送”回京。不久，中共中央就正式通知由他接替彭真的工作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工作。在5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代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刚开始讲，听见有人在后面拿着什么材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尽管是他第一个喊“万岁”，但此时依然无济于事，终未能摆脱首批被打倒、惨遭十年残酷迫害的命运。

不知彭真这第一声“万岁”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喊出的，他很可能不会想到以后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这“第一声”为何能迅速传播开去，引起强烈共鸣，不仅持续数十年之久，而且“愈演愈烈”，达到全民必喊、甚至一天数次的程度，否则就是“忠不忠”的态度、立场问题，直接关系到身家性命；而且，如此重要之事却也是“不成文法”，且比许多成文法更加厉害……这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思考的问题。看来彭真后来深知此中利害，所以在遭到陷害的最后时刻，只能以历史上是他最先喊“万岁”来辩诬，表明自己的忠诚，证明自己的无辜。

“文革”初期即遭难的老共产党员邓拓，1966年5月17日夜以死解脱之前，在遗书中写道：

我对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邓拓全集》第五卷，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

1968年末，中央专案组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逼迫“文革”一开始就被批判、打倒的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交代所谓刘少奇勾结国民党CC派特务“阴谋消灭苏区、消灭红军的反革命勾当”。因为翦伯赞在1936年曾参与国、共两党“南京和谈工作”，而指导共产党方面和谈代表的，就是时任中共华北局书记的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之一，只要按“专案组”的要求“交代”，翦伯赞就能“立功”、获得“解放”。翦伯赞知道，“专案组”所要证明的完全不是事实，只是为打倒刘少奇罗织罪证。他当然忠于“伟大领袖”，但另一方面，他又具有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所应有的良知。这样，必然陷入“忠于领袖”与“忠于事实”的矛盾痛苦之中。最终，他与夫人一同服药，双双自尽而亡。人们在他的右上衣袋中，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实在交不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杜师傅是照顾翦先生生活的退休工人。在翦先生的左上衣袋中，发现了另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张传玺《翦伯赞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历史证明，彭真的这第一声“万岁”的意义实在非同小可，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内政治文化的某种变化抑或某种新型政治文化的产生。此后，“万岁”在不短的时间内曾是全党、全军乃至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个中原因，肯定非常复杂深刻。若对此作一番认真细致的考证爬梳，搞清来龙去脉，并从党史、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等方方面面对此加以研究，定会取得引人瞩目、意义深远的成果。

期盼着读到有关专家们的《新“万岁”考》或《“万岁”新考》。

二

对独具中国特色的“万岁文化”，一些外国人确实无法理解，因此险些闹出后果可能严重的“笑话”。

周恩来会见外宾时，中联部工作人员齐锡玉先生曾当过几次翻译。齐锡玉在《中共党史资料》第81期《为周总理作翻译的点滴回忆》一文中写道，1952年5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各国工会代表团参加五一节观礼，并列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齐锡玉负责接待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团，其中有位比尔·加德纳先生是煤矿工会代表。在大会闭幕那天，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接见全体代表和外国工会代表团。当中央领导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这时，毛泽东离开中央其他领导人向前走了一步，向人群挥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更加震耳欲聋。

这时，加德纳不解地向齐锡玉问道：“为什么只喊‘毛主席万岁’，不喊‘周恩来万岁’？”对此提问，齐锡玉心里暗自怪他“怎么会提出这样没有常识的问题”，但碍于领导指示，于是耐心向他解释说中国的制度不同于澳大利亚，总理不是第一把手，主席才是全国的领袖……不想加德纳却不客气地打断齐锡玉说：“这些我知道，我的经历你却不知道。”原来在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时，澳大利亚工会发动罢工声援中国，抗议澳大利亚政府卖生铁给日本，加德纳积极参加了这次罢工。他说，之所以参加罢工，是因为当时看了一部新闻片，里面有很多反映日本侵略军暴行、让人毛骨悚然的镜头。而这部新闻片的最后是周恩来答记者问，“周恩来的镜头很短，但是他的眼神和声音却充分表达了他的义愤和决心。从那时起，周恩来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象征！”

会见结束时，外宾分成三队同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握手告别。加德纳在同周恩来握手时用英语说：“向你致敬。”周恩来直接用英语回答：“谢谢你。”但谁也没想到，紧接着加德纳竟用英语喊出“周恩来万岁”的口号。周恩来立即摆手示意，不让齐锡玉翻译。

的确，加德纳很可能以为“万岁”只是向自己敬重的人表示一种美好的祝福、愿望，所以他不顾“常识”，一定要喊“周恩来万岁”，表达自己的心愿。他不知道“万岁”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代表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和权威意义，不知道错用“万岁”有可能引起何等严重的后果。

三

彭真的罪名之一是包庇长期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明史专家吴晗。其实，1965年秋发动的对吴晗的猛烈批判，其锋芒的真正所指可谓“意在彭公”。正是对吴晗的批判，揭开了历时十年的巨大灾难的序幕，因此，吴晗又先彭氏几个月成为这场大灾难的最先受害者。

与“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彭真不同，吴晗是学者从政。他的学术才华曾深受胡适的赏识，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留校任教，埋首故纸堆，过着典型的学者生活。上世纪40年代中期，时在西南联大的吴晗出于种种原因转向左倾，走上激烈革命之途，参加民盟，并任中委。此后他直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冒着危险在学者间奔走串联，鼓动、支持学运，不遗余力，颇有成效。1948年10月，他为躲避国民党的逮捕进入解放区。解放区的许多事物都使他感到新鲜、激动，但以前数十年所受的教育和经历使他对某些事情，如喊“万岁”之类却感到难以理解，很不习惯。可只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前此数十年的教育就迅速被当成“包袱”扔掉（其速度之快令人惊讶），他对这些事物就完全理解、适应、习惯，并对以前的不理解、不习惯深感愧疚。在一篇“自传”中，他对这一过程有较为细致的描述。

吴晗的这篇“自传”大约写于1956年，当时四十七岁的他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民盟中央常委兼北京市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学部委员、全国青联秘书长等多项职务，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这篇“自传”也写得非常自然、坦诚。谈到自己思想、感情的转变时他写道：

在蒋介石统治区生活的日子里，对蒋介石的以党治国、独裁专政、万岁百岁，极端厌恶，听了恶心。初到解放区，听到专政、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万岁，很不习惯，心里以为好是好，何必搞这套形式……其实是我当时还没有和解放了的人民感情完全在一起，还没有体会到解放了的人民的真实感情。一句话，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感情，而不是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感情。但是，这种错觉很快就纠正了。经过学习，我用自己眼见的亲身的感受，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不多日子以后，我从心坎里喊出毛主席万岁了，衷心拥护人民民主专政了……（《吴晗自传书信文集》，苏双碧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

他的转变无疑是真诚自然、发自内心的，以后确是一心一意，指向哪里，就走向哪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路跟着走，一边扔包袱”。一些年后，当他辗转听说毛主席在某次谈话中说要发扬“海瑞精神”，便积极主动发挥自己明史专家的专长，急忙赶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响应号召。他万万不会想到，这在几年后反成为他“反对毛主席”的“罪证”！

吴晗的这种激情、这种真诚，决非少数，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满怀激情与真诚高呼“万岁”的。季羡林先生回忆说，建国之初，“我一下子像是变了一个人，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觉得天特别蓝，草特别绿，花特别红，山特别青，全中国仿佛开遍了美丽的玫瑰花，中华民族前途光芒万丈，我自己仿佛又年轻了十岁，简直变成了一个大孩子。开会时，游行时，喊口号，呼‘万岁’，我的声音不低于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于任何人。”他对自己此前没有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夺取政权的斗争充满耻辱感，甚至是一种深深的负罪感。他自责为“摘桃派”，“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的羞耻……”（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下〉，《东方》2001年第2、3期合刊）而曾经“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则更是自豪、真诚地高呼“万岁”。参加了共产党夺取政权斗争的老共产党员李慎之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中写道，1949年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广场的西观礼台上参加了开国大典。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回想起夺权道路的艰难曲折、血雨腥风，他不禁百感交集，其兴奋激动之情难以用言语表达，大有“万感填胸艰一字”之叹。然而，当大学生们“涌向金水桥、向城楼上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我心中的上述感受达到了顶点。以前我曾长期不能理解‘毛主席万岁’这样的口号，但在此时似乎已理解了、接受了，而且自己也想跟着喊了”。

吴、季均毕业于美国人创办的清华大学，季先生还曾长期留学德国，李曾在教会学校燕京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学习，他们都曾如此彻底地转变观念、发自肺腑地喊“万岁”，遑论他人！

这种孩子般的透明、纯净，憧憬着一个同样透明、纯净的未来。然而，正因为所有人都如孩子般的透明、纯净，丧失了对“万岁”的权力警惕，未来才会是那样地不透明、不纯净。

四

十年浩劫，彭真备受迫害，终于在“文革”后平反复出，走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一重要岗位。

一位曾经在全国人大工作过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他曾多次参加彭真主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等会议，“彭真在每一次讲话的开场白都要郑重其事地翻开《宪法》，抑扬顿挫地宣读第57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那铿锵的声音，试图给与会者以法律至高无上的信念和信心，然后才开始他的各种切中时弊的宏论。”“每次开会，彭真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个单调的动作，犹如十年‘文革’期间，人们习惯在开会时先翻开《毛主席语录》读一段，然后再谈其他。”（《炎黄春秋》，2006年第11期）

在“文革”中受尽磨难的彭真1979年6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新成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年已七十有七的彭真夜以继日地致力于立法，三个多月就主持制定了1949年以来的第一部刑法，以及刑事诉讼法等七部重要法律，结束了一个“泱泱大国”成立三十年竟然没有刑法的历史。1980年，他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并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宪法修改工作。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宪法、国家机构、民事、刑事、诉讼程序、经济、涉外等方面的重要法律，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

所以，彭真曾对人感叹：“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六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九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正是这种刻骨铭心的痛苦经历，使他对法治格外重视，对宪法格外重视。他的亲身经验说明，当年“喊万岁”并未能使他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依然使他身陷囹圄；只有真正重视、遵守宪法，包括像他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在内的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才有可靠保障。从彭真强调自己“喊万岁”到每次讲话的“开场白”都认认真真“读宪法”，确是中国政治生活、政治观念、政治文化发生巨大变化的象征之一。

事实说明，当年加德纳的“没有常识”恰恰更符合当代文明的常识、常理；而我们习以为常的“万岁”，才真正违背了文明发展的常识、常理。正因为违背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常识、常理，才会发生“文革”那样巨大的浩劫。或许，悲剧在当年第一声“万岁”和从“不习惯”到“习惯”的真诚转变中便已悄悄铸就。当然，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社会的悲剧。因为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声音，而是具有极大代表性的确确实实曾经是千百万人的“心声”，是“时代的最强音”，但惟其如此，悲剧、冤狱便更难避免。因为一旦全社会自觉自愿地尊奉一人为“万岁”，“万岁”的权力便不受任何监督与制约。权力一旦摆脱监督与限制，必然造成巨大的灾难，绝无例外。

“声音”故事

“风声鹤唳”、“惊弓之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形容、比喻经过惊吓的人神经极度紧张，听到一点儿声音就胆战心惊、惊慌失措。成语总使人有难免夸张之感，其实成语是生活经验的总结、概括、凝练；生活中，确实有人闻“声”丧胆，甚至还有看似强大的政权竟闻“声”丧权的例子。

一

“白天没做亏心事，夜里不怕鬼敲门。”这是人所皆知的俗语，因为这本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常不过的道理。但是，这种常理、常识只适用于寻常年代，而不适用于非常时期。在那种“非常”的日子里，白天没做亏心事，晚上也怕敲门声，而且这种敲门声有时甚至能置人于死地。

从1956年起，斯大林及其时代的真实情况便被不断揭露。最近解密的大量苏联秘密档案，使人们有可能对这一现象有更深入、更细致的了解和研究。俄罗斯作家拉津斯基1996年出版的《斯大林》（中译本已由新华出版社1997年出版）一书，便是利用这批档案——其中包括斯大林个人档案、十月革命档案、苏共中央党务档案——写出的力作。利用最新解密档案，能使重大事件彻底曝光，使许多细节更加丰富。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的确令人惊心动魄，而一些易为人忽略的细节，如果细细体味，则更使人毛骨悚然。

在上世纪30年代苏联恐怖无比的“大清洗”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高楼，以死相抗。

一天晚上，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斯大林别墅的花园中夜宴闲谈时，为天上一个星座的名称小有争论。莫洛托夫说是猎户星座，卡冈诺维奇说是仙后星座。由于二人争执不下，在一旁笑听争论的斯大林认为此事容易，给天文馆打个电话就可搞清，便吩咐秘书给天文馆打个电话。谁知原天文馆馆长、那位天文学家已与其他几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起被“清洗”，而新上任的天文馆馆长并非天文学家，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对斯大林秘书的电话，这位新馆长当然不敢怠慢，急忙派车去找一位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学家。这位天文学家自许多同行好友被捕后一直惶惶不可终日，此时见辆汽车半夜突停在自家门口，门铃又按得很急，以为末日已到，在开门时突发心脏病死在门口。汽车只得急驰去找另一天文学家，而这位天文学家与新近被“清洗”的那些天文学家亦是好友，也因此惴惴不安。他家住楼上，在夜里2点半突被急促的门铃声惊醒，见一辆小汽车停在楼下，也以为自己的大限已到，这位年已六十的老人不愿再受凌辱，便纵身从窗口跃向夜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几经周折后，这位天文馆馆长终于在清晨5点打听清楚了星座的名称，急忙给斯大林的别墅挂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但值班人员回答说：“没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斯大林密闻》，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455—456页）

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上世纪60年代所写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也多次提到深夜电梯声、电铃声使人惊恐莫名的生活细节，从中，也能看出当时恐怖到了何种程度。他这样写道：“在我的熟人中间，没有一个人相信明天，许多人都准备了一只装着两套内衣的小皮箱”，随时准备一去不返。由于“大清洗”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所以人人自危，夜里神经高度紧张。1938年在爱伦堡住的楼房里，“每天夜里人们都倾听着电梯的声音”，所有人这时都紧张万分，生怕是秘密警察来自己家中，后来他们要求晚上关闭电梯，免得家家紧张。他自不例外：“在1938年3月间，我常惊恐不安地倾听电梯的声音。当时我想活下去，同别的许多人一样，我准备好了一个装着两套换洗衣服的小皮箱。”但“在1949年3月里，我没去想衣服，而且几乎是无所谓地等待着结局的到来”，“每夜都等候着铃声”。在二战时曾任驻美大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苏联著名外交家李维诺夫是爱伦堡的好友，据爱伦堡说从1937年起直到1952年病故前，“他经常把左轮手枪放在床边的小桌上——如果深夜听到铃响，他就不再等待以后的事了……”（爱伦堡：《人·岁月·生活》，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中册，第412页，下册，第307、441页）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有时，这种“声音效应”，会影响终生。

经过“反右”斗争后，著名艺术家、中央工艺美院的创办人庞薰琹先生几十年来听到搬桌椅板凳的声音，就会一阵阵心惊肉跳。2002年3月17日，庞先生的遗孀、北京京剧院剧作家袁韵宜女士对我详谈了庞先生的人生与艺术。她无意中谈起在“反右”中，身为中央工艺美院院长的庞先生未能幸免，对他的批斗会经常是在院长办公室隔壁的房间召开，每次批斗会前布置会场都要搬桌椅板凳。袁女士说，从那以后直到临终，庞先生听到搬桌椅板凳声就高度紧张，心跳加速。所以，家中已养成习惯，搬桌椅前总先给庞先生打个招呼，让他有所准备。

若与“文革”相比，“反右”已实属“文明”了。2004年2月29日和3月7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名人面对面”节目分上下两集播出了节目主持人许戈辉对著名演员陈佩斯的访谈。随着访谈越来越深入，陈佩斯谈起自己在“文革”中，父亲曾被关进“牛棚”，自己被“送”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务农，为了摆脱饿肚子的知青生涯，在1973年十九岁时回京报考文艺剧团，令人欷歔不已。从小就因文艺太险恶而不让他从事这一行的父亲，看到孩子在农村实在没有出路，终于同意他“子承父业”，让他学表演，学小品、声乐、朗诵……

主持人：我觉得你从小一定就是一个，说什么事，大家就嘻嘻哈哈乐得不行。

陈佩斯：没有没有。小的时候只能说领会得快，模仿得快。

主持人：可是那个时候，父亲没有打算让你子承父业？

陈佩斯：没有。因为这一行很凶险，凶多吉少，因此呢，他不愿意让我做这一行，所以根本就拒绝，从小不让我看电影。

主持人：真的？

陈佩斯：对，不让我看电影、看戏，不让。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就是那时候上山下乡没出路了，他就觉得让我干这行，让我学表演、学小品、学声乐唱歌，教我开嗓子、喊嗓子去，然后诗朗诵。

主持人：那时候你学得快吗？

陈佩斯：快，学得比较快。因为我要是学得不好的话，就得回去挨饿，所以没办法，真是生活所迫，完全是生活压力所致。就比别人刻苦点儿。

……

陈佩斯：文艺这个行当它的艰险它的险恶不是说大人告诉我的，我都能看得到，能听得到。我们家住在北影演员剧团，都是一排一排平房，前面是剧团、团部，后面就是我们家，都能听见里面。有一段时期里面都是谈论剧本，谈论艺术，非常热烈，争论不休。突然沉默了，传达文件，你听一个人在那儿传达文件，紧接着就是互相攻击，非常激烈，言词非常激烈，人们立刻就全都变了。然后大字报什么的出来，然后又平静一阵，平静完了以后又传达什么文件，就这样一波一浪这种运动，政治运动不断。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亲眼看见，我父亲被红卫兵、被革命群众殴打，坐喷气式，掰着手臂，用铁丝勒着，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各种各样的罪名，然后名字上打着叉，戴着高帽子，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我母亲也留了一件，就是全是脚印和我父亲渗出血的一件汗衫，那个我母亲保留了很长时间。我亲眼看见我父亲领百花奖，那种荣誉，没过几天，没过两年，人们就开始朝他脸上啐唾沫。这种功与过，荣誉与羞辱，真的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我最怕的就是半夜大卡车在我们下面一停，然后咣咣咣咣你就听见皮鞋上来了，前后窗户堵着，前头就开始抓人。所以我一直到了三十多岁，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害怕有别人在楼道里，或者住平房的时候，前头或者后面有人走路很重，我都害怕，立刻从梦中惊醒，心脏跳动，浑身出冷汗，过了几十年都有这个惊悸！

主持人：所以父亲后来……

陈佩斯：所以我父亲就一直不让我做这一行儿。但最后还是没逃脱，可是有一点好处，就是我对名利看得很淡。

“过了几十年都有这个惊悸！”经历过“文革”中红卫兵、专政组可以任意抄家、关押、打杀无辜者那种恐怖岁月的人们，对此种感觉当不会陌生罢。

二

在王朝、政权面前，个人总是渺小、软弱的，难免会有“风声鹤唳”之惊悸、“惊弓之鸟”之悚恐。然而，有时一个王朝、政权也会因“声音”而惊慌无比，甚至因此覆亡。

在《新五代史》的《伶官传》中，欧阳修记叙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因“声”而亡的故事。据说庄宗的父亲晋王临死时，把三枝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推立的，契丹与我约为兄弟，可是后来都背叛我去投靠了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交给你三枝箭，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志向。庄宗继位后，整顿纲纪、励精图治，国家迅速强盛，终于攻克燕、梁，并大破契丹。每次出征他都从宗庙中请出三箭放在锦囊中随行，得胜后又把三箭交还到晋王的灵座前，表示父仇已报，以慰在天之灵。“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然而，“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庄宗却迅速腐化，骄奢淫逸，纵情声色，并宠幸几名伶官乱政误国，“天下不胜其冤”。不消多久，朝政紊乱，人心思变，终致叛军突起。而身边最受他宠幸的伶官最后也发动兵变，将他射杀。

那天晚上“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无奈中庄宗只好割下头发对天发誓，抱头痛哭，眼泪沾湿衣襟。最后，庄宗身中乱箭而亡。欧阳修感叹道：

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祸患常积于忽微”，忽视“忽微”，则祸患难免，历史早已证明此点。可能没人想到，一千年后，东欧的罗马尼亚几乎完全重演了“一夫夜呼，乱者四应”的历史一幕。

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西部蒂米什瓦拉市，大批群众为了保护一名遭迫害的天主教神父，在他藏身的教堂外围起人墙，并与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此事成为导致罗马尼亚政局剧烈动荡的导火索。19日，首都布加勒斯特爆发了几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示威者再次与警察发生冲突。罗马尼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不得不在20日中断正在外国的访问，匆匆赶回国内。第二天，官方在布加勒斯特的共和国广场组织群众大会，齐奥塞斯库发表演讲，严厉谴责蒂米什瓦拉事件。当讲话停顿时，会场竟未像往常那样响起热烈的掌声；片刻沉寂之后，突然响起一个刺耳的嘘声。此声一起，会场顿时嘘声一片，然后响起“打倒齐奥塞斯库”的口号声。集会只得早早收场，但广场上的人却越来越多，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22日，军队倒戈，齐奥塞斯库夫妇见大势已去，便在这天中午乘直升机仓皇出逃，当晚却被捕。25日，经过数小时秘密审判后，他们在当天下午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名为罗马尼亚，实行三权分立、多党制政体。

齐氏习惯、陶醉于表面的“热烈掌声”久矣，而对经济困顿、政治专制腐败早就在人们内心造成的“嘘声一片”、这真实的“声音”却丝毫不查，最终导致这“一夫‘昼’呼，乱者四应”、权丧身亡的祸患。面对如此情景，不能不使人一次又一次想起欧阳修的“千年长叹”：“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有人因“声”而惊而亡，有国因“声”而惊而亡。种种“声音效应”折射出的荒诞与沉重，的确令人回味无穷。

麻雀故事

不是“过来人”可能很难想象，在上世纪50年代曾兴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消灭麻雀运动；即使是“过来人”，对这个运动的详情大多也不甚了了，更不知道其中一些人物的命运。这场运动，不仅麻雀遭劫，同时也是人的劫难。

1955年，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时，决定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1956年元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最高国务会议正式通过的《纲要草案》第27条规定，从1956年起，分别在五年、七年或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包括麻雀在内的“四害”。于是，消灭麻雀的运动正式兴起。1956年1月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富平县九万青少年两天内消灭七万多只麻雀”的新华社消息：“青年团陕西省委员会已经号召全省五百万青年和少年开展一个‘消灭麻雀运动月’，要求在1956年内把全省的麻雀全部消灭。”两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北京市最近一周内将基本消灭麻雀”的报道，报道中说，“火器营乡的麻雀就是在八天内被基本消灭了的。”

在这种形势下，许多科学家仍顶住巨大的压力，坦陈麻雀不是害虫，不应消灭。1956年秋，在青岛举行的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还专门召开了一次麻雀问题讨论会。虽然不少人因为消灭麻雀运动是最高领袖和中央的决策而不愿意发言，但仍有几位科学家公开提出不同意见。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副所长朱洗先生首先发言。他以历史为例，说明消灭麻雀的危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非常讨厌麻雀，在1744年下令悬赏消灭麻雀，一时间普鲁士的麻雀几乎绝迹。但不久就发生大规模虫害，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从外国运来麻雀。随后生物学家郑作新、薛德焴、张孟闻、辛树帜、丁汉波、张作人等都以自己的研究为坚实的基础，公开反对消灭麻雀。他们退一步说，要定麻雀为害鸟起码是证据不足，建议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要暂缓杀麻雀。（薛攀皋：《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炎黄春秋》，1998第12期）

但这些生物学家的反对意见并未起作用，消灭麻雀依然成为“国策”。1957年1月18日《北京日报》发表了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生物学家周建人题为“麻雀显然是害鸟”的文章，他断定“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他写道：“社会已经改变了，但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仍然会残留着。过去时代不少人把自己看做是自然界的顺民，不敢有改造自然的想头，当然也不敢把自己看做是自然界的主人。”“还有叫做均衡论的见解，也妨碍人们改造自然的决心”，“均衡论只强调了静止的一面，忽略了生物的历史是一个过程”，“均衡论叫人害怕自然界如失掉均衡会闹出乱子”。刚刚经历过严酷的“思想改造”的科学家们，当然明白“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均衡论”的大帽子意味着什么。而且，《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明确指出发表这篇文章就是针对朱洗等人的观点的。

1958年3月至5月，毛泽东在几次中央工作会议及八大二次会议上，都号召要消灭麻雀。在“大跃进”中，消灭麻雀的群众运动也在全国进入高潮。从3月起，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由地方主要领导担任总指挥的“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各地都在“总指挥部”的指挥下发动了灭雀大战役，各地报纸作了连篇累牍的报道，有时甚至是整版的宣传报道，许多报纸还发了消灭麻雀的社论。这些报道的标题几乎全是“军事性”的：“调兵遣将、准备武器、摩拳擦掌：灭雀大军待命总攻”、“全市金鼓齐鸣杀声震天迫使麻雀纷纷落地”、“灭雀大军战果辉煌”、“准备武器、出动侦骑：三军誓灭小东西大敌人”、“阵地密如网、岗哨密如林、小麻雀命在旦夕”……

4月19日、20日、21日，北京市发起了连续三天的灭雀大战役，《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多次作了详细报道。从4月22日《人民日报》对北京的报道，亦可看到全国情况：

这三天，首都全城沸腾，由三百多万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和居民组成的围剿大军连日向麻雀猛攻猛打。全市各个角落都布满了手持“武器”的战斗岗哨。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和五六岁的孩子手里也拿着各种响器敲打轰赶。

根据麻雀飞行和耐饿力很弱的特点，首都人民采取轰、毒、打、掏的综合战术，安排了作战的具体步骤和时间，每天清晨和下午4时到7时半，趁麻雀出窝觅食和回窝的时机，全市统一行动，集中轰赶。麻雀到处不能落脚，吃不着食喝不到水，累得晕头转向，疲惫而死。大批的麻雀被赶到“安静”的毒饵区和火枪歼灭区，都中毒、中弹死亡。傍晚以后，漏网的麻雀进了窝，由突击队进行掏窝、堵窝。

北京三天歼灭麻雀四十万只！4月24日的《人民日报》又刊登了题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歼灭战”的报道，描述更加详细，文章最后写道：“这是一桩豪迈伟大的行动。它再一次证明：在党的领导下，群众的力量无比强大，因此在短时期内，就创造出了这样动人的奇迹。”4月21日的《北京晚报》发表了郭沫若作的《咒麻雀》诗一首：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当时还是中学生、家住北大的杨炳章回忆道：“有天下午我放学回来，正在‘红湖’附近玩耍。北大学生则在打麻雀，所有的高处，山顶上、亭子顶上，都站着人。五彩缤纷的旗帜，锣鼓声和呐喊声，搞得非常热闹。据说北大占地辽阔，外面许多麻雀都跑北大后湖来了，于是得在后湖‘追穷寇’，其战略思想就是说麻雀总是要飞的，不要让它有任何落足之地，就会给它活活累死。”（杨炳章：《从北大到哈佛》，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舒芜先生此时在人民出版社刚被定案为右派第四类，留在机关监督使用，分派给他的任务是到机关大楼房顶坐着，有麻雀飞过便敲盆击碗，摇旗呐喊。后来停止打麻雀了，他“暗中还有些可惜，想来以后不会再有‘守空待雀’这样轻松的活儿了”（舒芜：《戴段钱王之妙》，《中国图书商报》，2000年9月19日）。

上海的《解放日报》4月26日发表了《全民动员围歼麻雀》的社论，号召说：“全市城乡各路的指战员们，一场伟大的战斗就要开始了，让我们立即动员起来，做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一切准备，万众一心，英勇、机智、沉着地为保护庄稼、消灭麻雀而战斗吧！”据4月28日《解放日报》报道，上海仅27日一天就“歼敌”二十五万。而12月13日、14日两天，上海再次发动“灭雀大战”。《解放日报》12月12日又发表了《给麻雀以歼灭性的打击》的社论，这两天共灭雀四十四万只。12月13日是全市第二次统一打麻雀开始的日子，从凌晨起，全市的大街小巷红旗招展，房顶上、庭院里、空地上、马路上和农村的田野上布满无数岗哨和假人，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此起彼伏地呐喊。一般由青壮年负责捕、毒、打，老人和小孩守住轰赶岗位，在公园、公墓、苗圃等处设了一百五十个火枪区。沙叶新当时正随华东师大中文系在郊区农村进行“教育革命”，那天他和同学“分别爬在公路两边的一些大树上，不停地敲着锣鼓、脸盆和一切能发出响声的东西，使疲于奔命、惊魂未定的麻雀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然后纷纷坠地身亡……”（沙叶新：《1958年的中国麻雀》，《文汇报》，1997年9月30日）

全国各地都大同小异，相当多的地方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济南市围剿麻雀总指挥部“特向全市人民发布战斗命令”：“各区指挥部暨全体指战员，必须整装待命，服从指挥，准时进入阵地，展开战斗”；“这次围歼麻雀的战役，是决定我市今年能否彻底歼灭的关键，为此要求我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和我全市人民，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猛打猛冲，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济南日报》，1958年5月9日）据不完全统计，从3月到11月上旬，八个月的时间中全国捕杀麻雀十九亿六千万只！为此，《人民日报》还专门发文热情讴歌。不过，“惩罚”自然之后，必然要受自然的“报复”。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树木发生严重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树的树叶几乎全被害虫吃光。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学家更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

然而，1959年7月10日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讲话上，毛泽东再次提到麻雀问题，“他不无情绪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面对庐山会议后强大的“反右倾”浪潮，朱洗、郑作新、冯德培、张香桐等几位科学家仍无所畏惧，继续为麻雀鸣冤翻案。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理论生物物理学家徐京华研究员十分天真地说：为麻雀翻案，比为曹操翻案重要得多。他不知道，此时史学界、文学界正闹得沸沸扬扬的为曹操翻案，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大有深意。

所幸的是，他们的强烈反对意见此时得到中科院领导的支持，院方十分有策略地决定以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以反映科学家不同意见的方式写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经胡乔木转报毛泽东，随《报告》还附送了一份《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资料》共三个部分：一、外国关于麻雀问题的几个历史事例；二、目前国外科学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并扼要介绍了朱洗、冯德培、张香桐和郑作新四位生物学家反对消灭麻雀的意见。毛泽东很快看到报告，这份附有大量科学依据和分析的报告终于打动了他，后来作为中央杭州会议文件之十八散发给与会者。毛泽东在1960年3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当然，并不能说打麻雀打错了。4月6日，谭震林在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对此十分委婉地说道：“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记载：“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市场供应紧张问题，中共中央除多次发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以支援最困难地区外，还采取了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5页）对此，朱正先生评论说：“那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每一粒粮食都是多么宝贵啊！谭震林作报告的时候，正好在中共中央这一指示说的这‘两个月’之中，正是粮食最紧张，库存都几乎挖空的时候，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的书记，他不会不了解情况。了解情况还要说‘粮食逐年增产了’，是为了给赦免麻雀寻找出一个站得住的‘说法’，有他的不得已吧。”（朱正：《赦免麻雀的“说法”》，《随笔》2000年第4期）

这种不能直接承认消灭麻雀决策错误、不能不采取这种“不得已”的“说法”堪称巧妙，也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使然。不管怎样，麻雀的劫难终于结束，值得称道。但是，在几年后开始的“文革”之中，却开始了人的劫难。这些科学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对最高指示等种种罪名，受到残酷迫害。郑作新的罪名是为麻雀评功摆好，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反对最高指示，因此长期被关入“牛棚”，经常挨批挨斗，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被彻底平反。朱洗先生虽在1962年已经病逝，但此时仍被扣上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普鲁士腓烈特大帝相提并论、公开反对毛主席的罪状，因此，竟令人发指地受到砸碑掘坟、曝其尸骨的“严惩”！

面对他们的悲剧，不能不使人想到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想到在这之后的人的悲剧命运……其中值得反省之处很多很多——为什么会做出这种明显违反科学的决策？为麻雀“平反”与政治基本无涉，但其道路为何仍如此曲折？这反映出决策、纠错机制的什么问题？这些科学家在“文革”中为何会受到如此迫害？是何种教育、思想灌输使那些原来的“普通人”，做出对死者鞭尸扬灰这种令人发指之事却还自以为非常“正义”？他们的悲剧，更使人想到，那些在艰苦条件下创造辉煌业绩、建立伟大功勋的科学家现在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荣誉和崇敬，而那些不顾个人安危防止灾难产生或扩大的科学家，其实也应得到同样的荣誉和崇敬，也应被后世永远纪念。当然，他们当年“犯颜直谏”并未想过个人名利，但历史不应将他们遗忘。更重要的是，那种为真理不畏强权的嶙嶙风骨，应该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基柱，成为我们民族的灵魂。

层层剥笋法

“文革”强调的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每个人都要“狠斗私字一闪念”，成天没完没了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斗私批修会”、“晚汇报”……企望能洞穿每个人的“灵魂深处”，这样才能真正把“专政”“落在实处”。不过，凡事过分，结果反会事与愿违。

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先生回忆，1968年底他在五七干校时，有一次开小组会，人人过关，要检查自己对毛主席的态度。当时最大的过错莫过于“反对毛主席”，能坦白交代这个错误意味着彻底“触及灵魂”，于是几个平时根本没有反对毛主席言行的发言者由于说不出缘由、根据和具体事实，只好含含糊糊地说了“这个错误”。而一位副总编辑为了表现“积极”，“他说他不是一般地反对毛主席，而是自觉地反对毛主席。果然与众不同，比前边的发言大进一步，彻底得不能再彻底”。大家听得目瞪口呆。他还回忆，最难的是每天晚上都要写出书面汇报材料，写明今天办了或遇到什么事情，有什么行动和想法，尤其是要写清有什么“私字一闪念”。把这两条写清楚已属不易，更难的是还必须找一条对口的毛主席语录，“看伟大领袖对这种事情的教导，要非常贴切，要对症下药”。由于他以前曾主管业务，经常的工作就是结合每天的新闻找“对口”的语录，因此对毛主席语录非常熟悉，现在又经常要写检查，所以尚不感到特别吃力。而“同室两位过去并不搞编辑业务的同志十分为难，有时从晚上9时憋到11时。看无别人，也发牢骚：‘老李，挑土、担粮我都不怕，就怕这个晚汇报。这是谁发明的？缺德。’每遇同室领导人出去开会，这两个同志就稍感轻松，我可以代找一些毛主席语录供他们参用。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有点用处了。”（李庄：《三上干校》，《在“五七干校”的日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作家崔道怡在五七干校时，有次到村中小杂货店买松花蛋，想略微改善生活，这时本村的一个老大娘走进店来，用自家当天收得的一个鸡蛋换取针线和盐。他不禁心中一动：“解放多年，农民还是如此穷困，连一个鸡蛋都舍不得吃，要用来换更紧缺的生活必需品！”然而，在讲如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讲用”时，他交代、批判了自己的“活思想”：我这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分子买松花蛋吃是追求享乐，正说明需要“改造”。他深知，“解放多年，农民还是如此穷困”的想法是千万不能讲出来的。“作为特定时期的大众普遍言行，‘讲用’活动曾经触及诸多人士真假虚实的隐秘心灵。在这方面，我的‘两重’人格又一次发挥了作用。我敢于说‘阳’的一面，我之所讲，是认真而真诚的。跟农民相比，我确实觉得应该自讨苦吃。而‘阴’的一面，不言而喻，藏在心里——在‘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的形势下，谁敢说句‘不好’而自讨苦吃呢？‘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便是以‘两重’人格在夹缝中求解脱的，现在还得以‘两重’人格在磨炼中超生。”（崔道怡：《在“咸宁”五七干校的日子》，《在“五七干校”的日子》）

不仅成人如此，中小学生等未成年人也要这样“讲用”。

1968年秋，此时“文革”正在高潮，“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接管“领导权”。我所在的中学自然也不例外，大家在军代表和工宣队员的领导下开始搞学校的斗、批、改。那时“文化课”已废除数年，我们整天除了“学毛著”、学工、学农、学军以外就是对从赫鲁晓夫、刘少奇到不少我们连名字还叫不出的老师进行“大批判”，当然还要结合学毛著“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除了几乎天天都有的“大批判”外，每个星期都要开一次“斗私批修会”，人人进行自我批判。

最初开“斗私批修会”时，大家的发言无非是检讨自己的迟到早退、劳动偷懒、学毛著没有带着问题学、男同学打架斗殴偷偷抽烟、女同学拉小圈子搞不团结讲吃讲穿之类。但有一次，我们排（当时完全军事化，年级称为连，班级称为排，小组称为班）的军代表听后极不满意，在严厉批评我们并没有“狠斗私字一闪念”后，按当时部队“斗私”的方式给我们作了“狠斗私心”的示范。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是这样示范的：“同学们，这个‘私’字总是藏在灵魂最深处，不用层层剥笋的方法根本就斗不出来，我给你们斗个样子看看。同学们，昨天下午我晚来了几分钟，耽误了大家几分钟时间。为什么我会迟到这几分钟呢，这里面有私心。当时我正在洗衣裳，知道时间到了，还是想再有几分钟就能把军服洗完晾出去。为什么非要先把军服晾出去呢，这里面又有私心，就是想一下午这件军服就晾干了，明天还可以穿。为什么非要仅着这一件衣服穿呢，这里面又有私心，就是想自己今年可能要复员回家，尽量仅着一件军服穿，到时候上交，带回家的那件衣服就尽量新一点。为什么想到复员回家了呢，这里面又有私心，我已经超期服役两年了，提干看来是没希望，心想那就不如早点回家，再加上母亲也想要我早点回去结婚成家。同学们，革命战士要时刻听从组织指挥，自己是走是留这是组织考虑的事，组织要走就走，要留就留，自己根本就不应该想这个问题，我却想了那么多。你们看，迟到几分钟看起来是小事，里面的私心可不小……”

后来，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必须绞尽脑汁一次次如法“层层剥笋”“狠斗私字一闪念”，不然就过不了关。但长期如此，毕竟会出现“没有素材”的困难，于是同学也发明了“互相交换”的办法，自己只要写一两次，就可与外班、外排、外连的同学“交换材料”，大家都省事不少。不过，毕竟经过这种“训练”，直到现在我写文章时，还会自觉不自觉地使用这种“层层剥笋法”。

可如实回答

1972年初，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与此前的“全封闭”相比，来华的外国记者、国际友人人数猛增。然而，外界要了解“文革”期间中国的真实情况，并不容易。当时美国著名电视制片人露西·杰文斯女士拍摄的一部以北京一家人日常生活为背景的纪录片《故宫》，在海外颇有影响，当年还获得了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从这部片子的拍摄过程，可看出外界是如何“了解”当时的中国的。

承担这次这个特殊“政治任务”的，是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刘志军一家。据刘先生回忆，由于是国务院办公厅交北京市“外办”具体经办，所以北京市“外办”经过几个月的仔细筛选后才选定他家。但外交部仍不放心，有关领导还亲自到他家实地查访，看了他爷爷、父母、兄弟姐妹，并向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作进一步了解才最后确定。刚开始拍摄，露西便面有困惑：“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裤都是黑蓝灰三色，男的都穿军绿球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三代人站在一起就像是部队一样。”正如作者所说，“也难怪，那个年代的人除了绿军装，几乎都是黑蓝灰色，即使女孩子有件鲜艳点的衣服，也必须穿在里面，因为露出来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但为了表现服装色彩的丰富，他的大妹妹只好向一位刚结完婚的新娘子借了件红衣裳，二妹妹则到邻居家借了件暗紫色格上衣。另外，当时经济凋敝，物资供应紧张，所有东西都要凭票限量供应。不过，“《故宫》中有一组镜头，要表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正在提高。当时正赶上中秋节，广安门菜市场突然摆上了各种新鲜蔬菜，应有尽有。那个年代，老百姓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凭证且限量，惟独那天肉菜全不限量，敞开供应，只要排队就能买上。我父亲的单位为了让我家在外宾面前表现出中国人的自豪，还特地补助他一百元钱，母亲攥着相当于自己三个月工资的钱，乐滋滋地挤在买菜的人群中……”（刘志军：《影片〈故宫〉引出的跨国情缘》，《纵横》，2002年第7期）

“文革”时生活的“多姿多彩”、商品的“琳琅满目”就这样被制造出来。平心而论，很难要求这些“他者”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因为那时正“狠抓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极强，有关方面制定了极为细致、严格的与“外宾”接触的有关规定，各单位、居委会都组织全体人员、居民学习、熟背这些规定，使外来者很难获悉真情。

当时我从农村回城探亲，也曾与其他知青一起被招到居委员开了半天会，学、背这些规定，经“考试”把一条条背得滚瓜烂熟后才能回家。其中一条规定，如外宾到某商场时，该商场所有商品可不凭券而敞开供应，为了显示“一片繁荣”，中国居民也可“购买”，但“买”后不得离开商店，要等到外宾走后再到柜台将货退还。当时报纸还表扬过某菜场一位卖肉的师傅“水平高”，一次顾客拿出肉票要买二两肉，这时恰有外宾在旁，这位卖肉师傅当即决定根本不要肉票就切了二斤递给顾客，让外宾看到了我们的生活水平之高。据传达说曾有人乘外宾在时买了好几双尼龙袜（当时买尼龙袜要“工业券”，买线袜要“线票”，买肥皂、火柴……全都要券要票，这些券、票发放量非常少）就想走，但在门口被有关人员拦住，后来袜子全退不说，还被通知到工作单位，受到处分。“规定”还对外国人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都提供了“标准答案”，如“文化革命”是“很有必要”，“五七干校”、“上山下乡”是“大有好处”或“很受锻炼”。有关工资、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很好”或“够用”，不能说出具体多少钱，据说是根据工资水平可以推算出国民生产总值，可以推算出工农业生产状况，可以推算出军工情况，可以推算出国防实力……因此，每人的工资多少事关国家机密，不得告诉外国人。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所有问题中只有“家里有几口人”的答案是“可如实回答”。当时就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说有外宾问一个老头儿家有几口人，这位老人生怕答错担不起责任，一时紧张，像在居委会“考试”一样慌忙回答：“可如实回答。”弄得外宾莫名其妙。

若仔细研究，从这一纸“规定”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夷夏之大防”、控制之严密、宣传的伎俩、经济的衰败……这一纸“规定”当时广为下发，但大家都是背完就扔。笔者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纸规定其实非常重要，因为这就是史料，是我们曾经这样生活过的证明，因为“无征不立”是历史学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和起码要求，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或者说，“历史”是由文献形成的。遗憾的是，我问过许多人，竟无一人将这一纸规定保留，当然我也没有保留。细细想想，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文献”，往往就是这样丧失的；进一步说，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日常生存状态，也就是这样丧失的。

另一方面，对于不少外宾、海外华人回国后对“文革”中的中国那种到处“莺歌燕舞”的热情报道，也就很可以理解了。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当时发表了有关的系列文章，在海内外影响极大。当现在有人劝他在文集中将这些文章重印时，他诚恳地表示“我却愿意把它忘掉”（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393页）。“把它忘掉”，虽只简单几个字，却饱含一个真诚的学人了解实情后的沉重反思与难言的心情。然而，如今国内却很有某些“学界新锐”为“学术创新”而将此类报道作为“文革”乃“真民主”、“经济还很繁荣”一类的论据呢！

早请示，晚汇报

在政治一定要侵入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文革”中，“早请示，晚汇报”是有段时间内每天都要实行的一种政治活动、仪式，即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或工作、学习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这一天的工作、学习，一天工作结束后或上床睡觉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晚汇报”最开始称为“晚请罪”，因为一天下来，工作、学习中肯定会有错误，耽误了革命工作，对不起伟大领袖，所以要“请罪”。但后来“上面”说“晚请罪”一词不太合适，带有宗教色彩，于是改称为“晚汇报”。

据当时的表扬报道，有的家庭自觉每天早、晚都全家一起“早请示，晚汇报”，但不论是否在家“请示”、“汇报”过，都必须参加单位、学校的集体“请示”、“汇报”。单位、学校的“请示”、“汇报”每天至少四次，即上午下午上下班、上学放学各一次，如在单位、学校食堂吃饭，每餐饭前都要有一次。但吃饭的时间总会有先有后，所以有些单位就变通规定可以自行按先后三三两两“请示”、“汇报”，整个吃饭时间，“请示”、“汇报”不绝，煞是好看。单位、学校的“请示”、“汇报”基本是以车间、商店、处、室、班级、排、班为单位，有重大事件、活动时则以厂、校、连、营等为单位。总之，平时是以“小单位”为单位，重要时刻是以“大单位”为单位。家庭妇女、社会青年等无业人员则要到居委会参加；体制虽不管这些人的饭碗，却要管这些人的政治，体制外的人也要被组织起来。用当时的话说，“专政”要落实到每一个角落，街道不能成为阶级敌人的防空洞。为了表示重视，有些单位还设置了专门的“忠字室”。

“汇报”、“请示”的基本程序是大家面对毛主席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由一人“领读领唱”（可能是单位的领导，也可能不是，仅因其声音洪亮、普通话标准，当然首先要“政治可靠”），先大声说道：“首先，让我们敬祝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此时所有人同声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同时大家将右手向右上方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然后，这位“领读”再大声说道：“敬祝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所有人此时同声高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众人右手亦同时向上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祝愿完了，就是唱颂歌，或《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唱完颂歌后，就是读毛主席语录，由“领读”大声说道：“让我们翻到《毛主席语录》第×页，第×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大家齐声朗读。至于读几段，并没有严格规定，往往是一到三段，所读内容尽可能结合当天工作或当前形势。

如果这位“领读”者不是单位领导，有时单位领导会根据当天工作事先告诉这位“领读”应读哪几段语录。如要开“批斗会”，就读“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如果要完成某项紧急任务，就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如果要整顿纪律，则少不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晚汇报”时，所读大都是与批评、自我批评有关的语录。读完语录，活动才告结束。

这是“请示”、“汇报”的基本程序、内容，各地、各单位往往会有增加。如很多地方、单位都增加了跳“忠字舞”一项。对此，葛剑雄先生的回忆十分生动。他在1968年冬得了急性阑尾炎，住院开刀后，只第一天早上经过说明情况被免去“早请示”，但因负责此事的工宣队认为这不是大手术，“早请示”、“晚汇报”是关系到对毛主席忠不忠的态度问题，所以开刀当晚还是被迫到“忠字室”作“晚汇报”。以后每天的“请示”、“汇报”自不能免，每次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后还要读大段毛主席语录、唱多首颂歌，差不多要二十多分钟。可怜刚动完手术的他每次只得尽量张大嘴以表示自己在念在唱，尽量压低声音以减轻腹部震动，同时将右手按在刀口上减轻疼痛。但跳“忠字舞”时就无法手捂刀口，而且跳来跳去身体必然震荡，刀口自然痛得厉害，幸得医生照顾，以刀口发炎、尚未愈合免去了跳“忠字舞”这一节。（葛剑雄：《病室忆旧》，《文汇报》，1997年11月2日）

开刀住院都不能不“请示”“汇报”，可见对此要求之严格。而《人民日报》五七干校则要求在“晚汇报”的仪式结束后，还要写一天总结，曾参与《人民日报》创办、彼时尚被批斗的李庄先生回忆说：“早晨比较好办，对着毛主席像，排起队来，念几条语录，不外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类，用以规范全天的行动。难的是‘晚汇报’。要写出书面材料，包括今天办了或遇到什么事情，当时有什么作为和想法（即林彪所说的‘一闪念’）。把这两条写清楚，已经不大容易。更难的是必须找一条对口的语录，看伟大领袖对这种事情的教导，要非常贴切，要对症下药。”（李庄：《三上干校》，《在“五七干校”的日子》，第126页）

在农村，同样要求要以生产队或自然村为基本单位来“早请示，晚汇报”。但以我在农村插队几年的经历来看，农民毕竟“落后”，实际上在大多数乡村很难长期执行，往往只是在有重大事件或工作组进村后，才会有象征性活动。

有时，还会强要外宾也来这套“请示”“汇报”。时任外交部阿尔巴尼亚语主要翻译的范承祚回忆，1968年初春，他奉命陪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到天津参观访问，在这种“表忠心”、“献忠心”的场合，纳塔奈利也举手挥动《毛主席语录》，但是天津市外办的军代表让大使像中国人一样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时，这位大使却不愿意。这位军代表便一再要范承祚“提醒”大使，但范氏认为不能强外宾所难，于是对军代表说：“人家对自己的领袖霍查都不行三鞠躬礼，为什么要对毛主席像三鞠躬呢？”军代表回答说：“霍查是一个国家的领袖，而毛主席是世界领袖。”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专门开会，要外交部“立即下指示，通知各地，以后不准让外宾搞‘四大件’”。所谓“四大件”，即唱《东方红》、读《毛主席语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向毛主席像三鞠躬。（范承祚：《风范长记 教诲长铭——回忆我给毛泽东、周恩来做翻译的岁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总第96期）

然而时间一久，“早请示，晚汇报”还是渐渐流于形式，祝愿声、语录声和歌声越来越小、越来越快，右手上挥也变成轻轻一抬。陈四益先生当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他回忆说：“我至今记得‘大师傅，惹不起’这句话，是因为不知道哪本书或哪篇文章里说，这是毛泽东在什么场合说过的，所以‘文革’之时复旦大学的‘小将’们将它发掘出来当作了‘最高指示’，每进食堂，都要念上一遍，然后‘三呼’万岁。那原因是因为餐前念语录、呼万岁已成程式，而这段‘指示’只有六个字，比其他长长的语录简洁得多。”（陈四益：《一个人与一句话》，《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6月9日）为了能尽快吃饭，居然能“发掘”出这样一条字数最少、其实不知真假的“语录”，如此“务实”而又不触犯“天条”，端的是“海派风格”最佳体现。

1971年“9·13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乘势批判“极左”，纠正了一些“左”的作法，源于部队的“早请示，晚汇报”终因“形式主义”渐停。但不久传达了“林彪的实质是极右”的“最高指示”，批判“极左”被紧急叫停，而一再强调要继续“批右”，强调要“反复辟”，一些短暂被停的“左”的作法又被称作不容否定的“新生事物”重新恢复。不过，“早请示，晚汇报”却没有恢复，或许因为在批判林彪罪行时有人指出：“永远健康”实际上就是“万寿无疆”；试想，一个人永远健康和万寿无疆有什么两样？不就是万寿无疆吗？所以“万寿无疆”是假，“永远健康”是真；这充分反映了林彪利用“早请示，晚汇报”妄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平起平坐、急于篡夺最高领导权的狼子野心！

不管怎样，免去了几年来一天数次的“请示”“汇报”，使“生活”的这短短时间终能摆脱政治无时无刻不在的管制缠绕，大家都有如释重负之感。

曾经这样“表演”

“文革”刚刚结束时候的相声《如此照相》曾轰动一时，姜昆由此声名鹊起。直到现在，人们谈起相声曾经有过的辉煌，还总是以此为例。不过，现在偶尔重播这段相声时，没有经历过“文革”荒诞时代的新一代虽也哈哈大笑，但总认为这只是一种艺术的夸张。的确，非亲历者很难相信，买东西时买卖双方都要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才能交易；有时，正如《如此照相》那样，甚至每说一句话对话双方都要背一段语录；而诸如问路、打电话等，彼此也往往要先背语录然后才能说话。

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此情此景”我当然记忆犹新。但生活的荒诞有时竟超出想象，我确实没想到，当时在外交场合居然也曾经这样。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杂志，在2003年第1期刊登了那时在外交部工作的李达南先生《我所知道的周恩来与十年浩劫中的外交》一文，回忆了那种后人可能哑然失笑、而亲历者可能会有不堪回首之感的怪状。

李达南先生回忆说：“1967年12月17日，周恩来在接见学生时说：毛主席语录不要乱用，不然就没有什么针对性了。那天我到钓鱼台（国宾馆）陪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吃饭，刚坐下，服务员就读‘一切魔鬼统统都会被消灭’那条语录，你这样做就等于骂他。巴基斯坦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这样做不对，牛头不对马嘴。吃饭时也读语录不恰当。每个民族都有民族自尊心，强加于人，适得其反。”服务员背的这条语录是毛泽东1964年11月发表的《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中最著名的一段，当时多数人都背得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统统都会被消灭。”这篇回忆文章没有说那位服务员是用中文背还是外语背，如果是用中文，是否译为外语，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听懂了没有，反应如何，等等。巴基斯坦是我国的友邦，也一直是美国的盟友，所以巴基斯坦后来才能成为中美“破冰之旅”的秘密渠道。周总理当场的尴尬，可想而知。否则，他不会在“文革”最激烈的1967年劝红卫兵“不要乱用”毛主席语录，在当时这可是要冒相当风险的。虽然贵为一国总理，却也只能如此委婉相劝，委实无奈。

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种状况并没有根本性改变。当时“红卫兵小将”在北京街头遇到外国人时往往强送毛主席像章和“红宝书”，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输出革命”的一部分，引起外宾反感。但在“左”的影响下，我国外交人员居然也如此“强送”，影响更坏，毕竟，红卫兵只是“群众组织”，而外交官则代表国家、政府。所以当1969年夏回国参加“文革”的驻外大使们陆续返回所驻国时，周恩来利用接见他们的时机，针对“文革”以来外事活动中对外滥送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等情况，特别向他们强调要善于做对外宣传工作，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一定要注意别国国情，要慎之又慎，等等。

当时，所有的报刊头版每天都要登一条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新华社出的内部刊物《参考资料》也不例外。1970年9月2日，周恩来对外交部等单位的领导成员说，《参考资料》是否有必要每天登一条毛主席语录？第一，看的人不多；第二，针对性很难办。后来经过外交部领导研究，并请示了毛泽东，才从9月5日起不登语录。今天看来不足挂齿的区区小事，当时连总理都不能决定，必须小心翼翼地请示主席才能最后拍板，足见兹事体大，非同一般。

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处理的国家大事何可胜数？文中所述从1967到1970年这三年间他严谨慎重地处理的这三件事情，相比而言可谓不足挂齿的小事。然而，唯其“细小”，则更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的氛围，反映了周总理当时的处境之艰难。现在，人们很难理解为何曾经如此。其实，在执意要“全面专政”的年代，几乎没有私人领域，官方政治话语就是要力图渗透、侵入、掌控从政治生活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日常生活也充满一种具有“神圣”色彩的表演性政治仪式。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德国思想家卡西尔对这类表演性政治仪式的功效和目的就作过入木三分的分析：“它们就像我们在原始社会里所看到的仪式一样固定、严厉和不可抗拒。每一个阶级、每一个性别、各个年龄，都没有自己的意志。不表演一种政治仪式，谁都不敢在大街上行走，谁都不能招呼自己的邻居或朋友。就与原始社会一样，忽略一个规定的仪式就意味着痛苦和死亡。甚至在年幼的孩子那里，这也不能仅仅看作是一种疏忽罪，它成了反对领袖和集权国家威严的一种罪行。”“这些新仪式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该仪式的不变的、统一的、单调的表演更能销蚀我们的全部活动力、判断力和批判的识别力，并攫走我们人的情感和个人责任感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人都必须参加这种表演，“他们表演着同样规定的仪式，开始用同样的方式感觉、思维和说话。他们的姿态是强烈而狂热的，但这只是一种做作的假的生活。事实上，他们是受外力所驱动的。他们的行动就像木偶剧里的挂线木偶，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剧的绳子，以及人的整个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绳子，都由政治领袖们在那里牵动。”（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7页）

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我们日常生活最明显的影响之一、最有意义的成果之一，就是政治渐渐从日常生活的领域退出，人们开始享有更多的生活的自主性。

轰动全国的“芦苇”

十几年来，艺术品拍卖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越来越火，各种作品在拍卖市场纷纷亮相，至今已不觉新鲜。不过，北京嘉信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7年春拍会上的油画《你追我赶》，还是引起了相当的关注，以至于《北京日报》在2007年6月12日专门发了一篇消息：“当年‘政治黑画’《你追我赶》惊现京城。”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大都能回想起当年此画引起的轩然大波。话说1964年10月，由文化部和中国美协举办的“全国高等美术学校1964年毕业生创作成绩展览会”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由国家举办的全国高等美术学校的学生艺术作品展。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1964届毕业生李泽浩，是唯一一位有两幅作品入选的作者。他的作品《你追我赶》和《垦区新兵》在此次展览中广获好评，于是当年全国发行量最大、颇具影响的《中国青年》杂志，于1964年第12期，即年底那一期在封底（彩页）选发了他的作品《你追我赶》。这幅油画以明净的天空和正在收割的金黄色的田野作为背景，把前景上一群“社会主义青年人”的矫健身姿衬托得更为鲜明。金色阳光的描绘，加强了整幅画面热烈、明快的气氛。前景上那一片在和风中起伏摇动的芦花，不仅在构图上起了掩映衬托的作用，而且和奔驰着的人群一起，构成了一个向前突进的态势。作者以素朴的油画写实技法，塑造了一批“朝气蓬勃、满怀希望的青年劳动者形象”。

此时正是“文革”前夕，几年前开始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育的“成果”开始显现。突然全国盛传此画“反动”，原来有“阶级斗争观念强”的读者给《中国青年》杂志打电话并来信，指责此画那些横七竖八的芦苇实际藏有“蒋介石万岁”的“反动标语”！传言越来越广，一时间议论纷纷，沸沸扬扬。人们的“政治敏感”越来越强，于是有人顺看有人倒看有人左看有人右看，甚至有人从背面对着阳光灯光看，越看“反动”越多：有人发现了“反共”、“以血还血”等“反标”；有人提出芦苇倒向画面左侧是“西风压倒东风”，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有人提出画面中心有五个人物，四个人挑着稻谷挡着裤子，只有一个人是显出裤子的全身，作者用意是说“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和赫鲁晓夫攻击我国一唱一和，是一个腔调；由于印刷品画面较小，有人误把稻田远处弯腰收割水稻的红衣女青年和远处大道上拉车的红马看成倒了的红旗，于是指责作者暗喻“三面红旗倒了两面”；作者的名字也是反动透顶，李是“离”，泽指“毛泽东”，浩是“好”，连起来就是“离开毛泽东好”，寓意背叛毛泽东思想。无数事实说明，在中国语境中，这种“过度诠释”并非与被诠释者无关的“纯学术”，而会使被诠释者大祸临头，所以，一定要慎之又慎。

由于事关重大，团中央曾协同公安部、美协党组认真调查，结果是此画并无政治问题。但此时中国美协已自身难保，因为毛泽东在1964年6月作出的著名“批示”中，已严厉批评这些文艺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所以美协党组的报告在认为此画无政治问题时，又在最后有所保留：“但是，我们在审阅《你追我赶》和李泽浩另一幅作品以后，也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这就是在《你追我赶》这件作品中，为什么要把一片芦花放在前面呢？而且在另一幅作品中，为什么也画了几棵芦苇呢？作者为什么老喜欢在画幅中把芦苇作点缀呢？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应该调查一下。”这“另一幅作品”即深受好评的另一件参展作品《垦区新兵》，这幅也是表现青年社会主义劳动创业者的油画发表在《中学生》1965年第1期插页上。虽有某种“疑虑”，但结论毕竟是此画无“政治问题”，《团内通讯》曾发表“中国青年杂志社关于1964年第12期封底画的情况报告”以平息传言。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你追我赶》是一幅歌颂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优秀作品；并宣布经组织调查，作者李泽浩是鲁迅美术学院绘画系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

尤其应该一提的是，在“宁左勿右”的大氛围下，《北京日报》却在1965年4月2日重新发表此画，同时发表署名“梅述”的专评，高度赞扬此画：“描绘了一幅丰收的图景，整幅画面洋溢着欢乐劳动的激情。在金色的田野上，一群青年人挑着刚刚收割的庄稼，送到场院里去，他们健步如飞，你追我赶，充满了高涨的劳动热情。这幅画表现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农业战线上，怀着豪情壮志、意气风发的青年一代，他们在党的培育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和力量……”此时的北京市委书记是彭真，邓拓则是分管文教的书记处书记。几个月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矛头直指北京市委。

此画引起的风波平息刚刚一年，“文革”骤起，“革命群众”重提此事。中宣部、北京市委、团中央领导人陆续被打倒，“包庇李泽浩”是他们的“罪状”之一。团中央院内贴出了“胡耀邦包庇反革命画家李泽浩绝没有好下场”的大字报，《中国青年》原主编纪云龙因发表此画被红卫兵毒打，李泽浩本人也被红卫兵通缉，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东躲西藏的日子。旧“画”重提，这种思维方式迅速传染开来，一时间各地“革命群众”都从香烟盒、包装纸、报纸杂志的装饰花纹、鞋底纹……中发现“反标”。李零回忆说：“那个年代，好端端一双塑料凉鞋，能从鞋底读出‘介石过海’。”（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自序，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那时，长春人夏季普遍穿新生塑料厂生产的新生牌塑料凉鞋，“在‘怀疑一切’的年代，不知被什么人发现鞋底的纹印是个‘毛’字，‘新生塑料厂’简直成了对伟大领袖充满仇视的反革命集团。”（姜东平：《回忆“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文史精华》，2004年第12期）因此而受迫害者，难以胜数。

1978年初“文革”已经结束，但《你追我赶》仍未获平反。此时复出并担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重提此事，认为当年批此画是“反动画”、把作者打成“反动画家”是极“左”思潮的典型表现，应予公开平反。《中国青年》在“文革”中被迫停刊，此时正在准备复刊，杂志社复出的主编纪云龙立即派人特约李泽浩到北京，专为杂志复刊创作反映毛泽东青年时代革命历程的油画《挥手从兹去》，发表在复刊后的第一期上，一时也为全国关注。历时十三年，《你追我赶》及作者终获平反。

在“文革”前夕，对学术和文学艺术作品的“大批判”已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激烈。但这些被批作品，都是“上面”点名、组织批判的。偏偏这幅《你追我赶》，是“革命群众”凭敏感的“政治嗅觉”主动“发现问题”的，“上面”不仅没有批判的指示，反曾采取种种措施平息事态。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此事之所以更值得重视，是因为它正是“文革”前夕经过几年阶级斗争训练的群众心理、思维方式的预演和展示，正因为养成了这种畸形心理，群众才可能一声令下就那样狂热地响应、投入“文革”，做出种种疯狂、过激的行为。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1895年出版的经典之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指出，“群体”最重要的心理特征是几乎像被催眠那样易于接受暗示，并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但是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乌合之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

“军”、“队”的命运

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描写的是煤矿小城克拉斯顿诺青年抵抗法西斯占领军、成员最后大都英勇牺牲的故事，成为上世纪50年代我国青少年的必读书。不知多少青年为书中英雄人物感动得热泪盈眶，说此书影响了我国一代青年毫不为过。然而，法捷耶夫和《青年近卫军》的曲折遭遇，却少有人知道。

没想到，现在看来正统得不能再正统、旋律“主”得不能再“主”的《青年近卫军》，也曾险遭灭顶之灾。出生于1901年的法捷耶夫十月革命前就接近布尔什维克并参加革命活动，1918年入党，1919至1921年在远东参加红军游击队。不久就开始了以俄国国内革命战争为题材的文艺创作，特别是小说《毁灭》，赢得高度赞誉。后来他担任苏联作协总书记、理事会主席，成为文艺界的高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听说了克拉斯顿诺一些青年自发组织起来打击德国占领军的故事，深为感动，便到当地采访，以之为题材创作了小说《青年近卫军》。小说歌颂了反抗侵略者的英勇行为，作者又是作协总书记、理事会主席，所以1945年出版后，大获好评。然而好景不长，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突然发文严厉批评小说，最严厉的谴责是：“小说忘记了一个最主要的东西，一个能说明共青团员生活、成长和工作特征的东西，这就是党、党组织的领导和教育的作用。”（闻一：《“青年近卫军”：未讲完的故事》，《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第12期）此文一发，舆论立即从一边倒的赞扬变为一边倒的批判，以前赞扬过他的作者又纷纷撰文批判。

原来，此书一出就有电影导演将小说拍成电影。没想到，却由此惹了大祸。因为斯大林看完电影后勃然大怒，这些青少年的行动都是自发的，“共青团组织哪里去了？党的领导哪里去了？”再一了解，电影是根据小说改编的，斯大林态度如此，报上必须立即安排严厉批判《青年近卫军》的文章。法捷耶夫得知事情原委，立即在《真理报》发表公开信，承认这些批评是公正、正确的，并答应修改小说。他根本不敢辩白，当时克拉斯顿诺的党的领导人许多已被杀害，领导机关已经转移他处，青年的反抗完全是自发的。

爱伦堡回忆，此事发生不久，他与法捷耶夫会面，法捷耶夫对他说：“没有修改正文，而是增写了几章——写几个老布尔什维克，写党的领导作用。他沉默片刻，又补充道：‘当然，即便我成功了，小说将已经不是原来那样……不过，也许我是太崇拜游击习气了……时代是艰难的，斯大林知道的比咱们多……’”（爱伦堡：《人·岁月·生活》下册，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493页）后来，他还是对原小说的二十五章作了彻底改写，并新加了七章，最主要的改动是出现了党的指导员和领导者，着力描写了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的领导作用，“青年近卫军”由此就从“自发组织”变成了在“党的领导下的组织”。“修订本”于1951年出版，法捷耶夫终于渡过险关。

无独有偶，五六十年代我国著名的红色经典《铁道游击队》的遭遇与《青年近卫军》几乎一样，但作者刘知侠却远没有法捷耶夫那样幸运，他的遭遇要悲惨得多。

刘知侠的经历与法捷耶夫十分相似，也是年轻时就参加革命的“老革命”、老共产党员。刘知侠十九岁投身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曾做过战地记者。抗日战争期间，听说了铁道游击队的事迹，就两次通过敌人封锁线去鲁南的枣庄和微山湖，到铁道游击队深入生活，为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收集了丰富的素材。1949年后，刘知侠曾任济南市文联主任、省文联副主席兼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主席、《山东文学》杂志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50年代初，他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家喻户晓，还被改编成连环画，1956年被拍成电影，也是影响了一代青少年的经典作品。

然而，“文革”伊始，《铁道游击队》却在1966年5月就成为首批被“无产阶级司令部”点名批判的电影之一。那个所有人都要反复学习、当时具有最高权威性的、著名的《关于电影问题的谈话》，对电影《铁道游击队》严厉批判道：“没写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写的是主席批判的游击主义。游击队不依靠群众，都是神兵，只有芳林嫂一个群众。有政委，看不到政治工作，不像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游击队，像一帮农民、小资产阶级队伍。没写党的领导，不像八路军领导的，单纯地搞惊险神奇动作，宣传个人英雄主义。影片插曲很不健康。”（祁晓萍编著：《香花毒草：红色年代的电影命运》，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电影是“大毒草”，小说自不例外，也开始受到严厉批判。此时形势已“间不容发”，未给刘知侠任何“修改”、“重写”的机会，他立即被“揪了出来”，关入“牛棚”。仅1966年7月22日、26日、28日和8月4日这四天的《大众日报》，就都在“彻底揭露和批判刘知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通栏标题下发表整版整版的“大批判”文章。

几个月后，“文革”公开打倒刘少奇，刘知侠罪加一等。因为《铁道游击队》第二十七章“掩护过路”，详尽描写了铁道游击队掩护胡服（刘少奇的化名）过陇海铁路，到延安开“七大”的历史事实。在“牛棚”的囚禁中，刘知侠遭到非人的磨难，在一个初春的深夜，他撕破床单，结成布绳，拴在窗口上，从三层楼上逃了出来，跑到市郊的“芳林嫂”的原型刘桂清家。“芳林嫂”冒着风险掩护了他四个多月，为他养好了伤。面对贴在门前的刘知侠通缉令和一次次搜索，她临危不惧，几次机智地将刘知侠转移到儿女们和朋友的住处，使他安全度过最危险的时刻，保住了生命（严民：《刘知侠与“芳林嫂”》，《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3月24日）。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被批斗、游街、劳改，身心受到空前摧残。

“四人帮”被粉碎后，刘知侠恢复正常生活，包括《铁道游击队》在内的一批“文革”前“红色经典”解冻。1977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准备再版《铁道游击队》，此时“文革”虽已结束，刘少奇还未获平反，所以出版社提出必须将原著第二十七章中关于刘少奇的有关段落完全删掉，迫于当时的形势，也为了能够再版，刘知侠只得忍痛答应；而且，这一版的扉页还印上一段黑体字的“毛主席语录”：“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以此语录反驳十年前“游击主义”的“罪状”，作为重出此书的“合法性”证明，也是当时的时代特色。不管怎样，这毕竟是拨乱反正时代的开始，意义不容低估。

顺便提一下，电影《铁道游击队》中政委李正的扮演者，也是电影《南征北战》中为人熟知的“高营长”扮演者，著名演员冯喆，于1969年被迫害致死，年仅四十八岁。一说他是在“牛棚”中不堪折磨悬梁自尽（金大漠：《冯喆，留下悬梁之谜》，《上影画报》，2001年第1期）。一说他是在“牛棚”被“专政者”打死后被伪造成悬梁自尽（刘澎：《冯喆之谜破解》，《大众电影》，2001年第2期）。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开始被批为“很不健康”，“格调低下”，后来逐步升级为“反动”：“革命人民”大唱“东方红，太阳升”，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但这首插曲第一句“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是“别有用心”将毛主席比为“快要落山”的“西边的太阳”，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罪加一等：“用低俗的歌曲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动之极”！词作者芦芒和作曲者吕其明虽然都是新四军时期的老战士、老革命，也都惨遭迫害。

不久前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新拍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有些“下一代”听说现在看来正统得不能再正统、旋律“主”得不能再“主”的《铁道游击队》，在“文革”中竟是被严厉批判的“禁片”时，那样优美动听、健康明朗、积极向上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竟然曾被批为“很不健康”甚至“反动”时，不禁大吃一惊、大惑不解。的确，未经历那个年代的人，很难想象那种专制、严苛的程度。连《铁道游击队》都是“大毒草”，那样的插曲都“很不健康”，“香花”、“健康”的标准之严格、荒诞则可想而知，也就只能“十年八部样板戏”了。

一部红色经典，几多欷歔故事。然而，“经典”背后的历史正被迅速遗忘。一些学者的“红色经典”研究只谈表面的“文本”意义，有意回避其后的“历史”。传媒人崔永元策划和制作的纪录节目《电影传奇》中有“微山湖上——铁道游击队”专集，本是讲影片“幕后”的故事、花絮，却也根本没有提到这部电影、小说后来的悲惨命运。一个不敢、不能正视自己过去、正视自己历史的群体或民族，将走向何方，不能不令人担忧。但愿，这只是杞人之忧。

避免体制性荒诞

“文革”后期的1975年，我离开插队几年的农村，来到空军航空兵某部队当兵。我当的是地勤兵，为特设分队的航空电器员，维修歼－6飞机的电器设备。地勤部队有个特点，就是干部多、老兵多，干部如机械师、无线电师、军械师、特设师，再加上正副“长”、“指导员”等，几乎要占三分之一。这些干部，有的已有近二十年的军龄；一些技术好的老兵，也有近十年的军龄。

这些老干部、老兵，见多识广，自然时时闲谈起在部队的种种经历。他们经常谈及的，是“文革”高潮时部队许多荒诞好笑的怪现状。据他们说，有一度我们部队曾规定列队不许喊“向右看齐”，只能喊“向左看齐”。检查飞机无线电频道时要两人在不同飞机检查联络，以前规定，检查好一个频道转到下一个时，彼此说“下一个”，此时规定只能说“前进”。当时给部队装备的还是比较落后的歼－5飞机，在发动机点火发动时，飞行员在座舱按下按钮时要喊“点火了”，机械员必须在飞机尾部看燃烧室点火是否成功，如果成功，就喊“成功了”，座舱里的人就可推油门继续发动，如果不成功，必须喊“不成功”，因为如果点火不成功而推油门，很可能会烧坏发动机。此时，规定开始点火时座舱端不能喊“点火了”，必须改喊“打倒刘少奇”，如果点火成功，机尾端的应答“打倒了”，如果不成功，则回答说“继续打倒刘少奇”。有一次，点火不成功，站在机尾的机械员是个新兵，一时紧张，竟连连喊道“打不倒刘少奇”、“打不倒刘少奇”。这虽是一个“政治事故”，但我们部队领导还颇开明，查明情况后并未给这位机械员任何处分，只是要他检查了事。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想象不到那个时代的荒谬和疯狂能到这种程度，或许以为这只是“个别”情况。其实，这并不是我所在部队的“特例”，而是当时的普遍现象。

当时“各自为政”，各种荒唐规定五花八门。李瑞环回忆说：“许多事情，今天看来非常的离奇、荒谬、可笑。有个人被打为反革命分子，理由是他擦屁股的报纸上有领导人的名字。当时做早操要喊口号，一些地方规定，听到向左转的口令要喊‘毛主席万岁’，听到向右转的口令要喊‘打倒刘少奇’，有人喊错了，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李瑞环：《学哲学、用哲学》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8页）一位国营大厂退休工会主席回忆“那个年代”自己当兵时的情况说：“我们部队还有更邪的呢，喊‘齐步——走’的时候，我们都得喊‘紧跟毛主席，永远向前进’！很有节奏的。还有一段时间，不能喊‘向右转’，因为‘右’就是不革命、反革命。如果非得向右转怎么办？那就喊‘向左——转’、‘向左——转’、‘向左——转’，转三次才能转到位置。”（郭晓慧：《对话：关于“老三篇”和“红宝书”》，《大学人文》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人民日报》著名记者金凤，甚至因反对这种荒诞而入狱五年！金凤的丈夫赵宝桐是抗美援朝时的飞行员、战斗英雄，此时是航空兵某部队领导，因此，她对这种荒诞将造成严重危害的认识更加清楚。她回忆说，自己1967年秋天到上海采访时，“驻上海的空四军宣传处长来看我，请我参加空四军召开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当时，这样的会很多，很难见报，我不想去。不料，那位处长出语惊人，说他们学习主席著作有新发展：‘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我问：‘什么意思？’回答是：‘我们要用主席语录指挥飞行（即指挥飞行和飞行员回答时，必须先讲一句语录）。’我听了大吃一惊。当时打电话，有人先念一句语录，如‘为人民服务’、‘斗私批修’等，然后再讲电话内容。这已经耽误时间，如果指挥飞行，指挥员和飞行员都先念语录，再说飞行术语，飞机飞行速度极快，指挥术语一句很短，如加上语录，飞行员反应不过来，非出飞行事故不可，弄不好机毁人亡。我内心非常反感这种‘极左’的做法，可又不能公开反对，只派了一名年轻记者去参加会议，也没写什么报道。”她知道“不能公开反对”，但作为内参记者，本可“参他一本”，不过她深知此中利害，也未敢“内参”。

然而，她终有忍不住的时候。“1968年1月，军委空军召开空军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议，请《人民日报》记者参加。说参加者每人将发一套精装毛选和一百个毛主席纪念章。我听了很生气。我知道当时有句话：‘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空军。’其实，空军一直‘很左’。他们动用大批国防器材铝甚至黄金、白银制作纪念章，有的纪念章比银元还大，有的人甚至把纪念章别在胸前的肉里……江青送几个芒果给空军，说是毛主席送的，有的政委头顶芒果，站在火车里几小时送到基层供起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金凤终于“忍不住”写了“内参”，“向中央反映空军学习主席著作庸俗化，竟要用语录指挥飞行，弄不好将发生重大事故；空军动用大量国防器材制作纪念章，不合勤俭建军原则；空军有骄、娇二气”。这个“内参”转到了当时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因此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金凤由于当年是在上海、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地下党员而被说成是中统特务。1968年，她被押解到北京卫戍区，关在单身牢房，与世隔绝，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直到1973年6月，关了五年后，在周恩来总理过问下才被释放，回到人民日报社，恢复工作。（金凤：《我在〈人民日报〉写内参的经历》，《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

军队的性质必然要求各种信号、号令高度简明、严格、科学、统一，不然会有灾难性后果。当军队的信号、号令都可如此“恶搞”时，社会被“恶搞”到什么程度便可想而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体制荒诞如此，亦非一日之功，而是一点点累积而成。1959年开始批判彭德怀主张正规化的“修正主义建军路线”，一再强调要“突出政治”。1965年底，开始批判罗瑞卿1964年搞的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军事冲击政治”，部队与地方先后传达了“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的“最高指示”。到了“文革”，“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成为最权威的口号、纲领。为了表示对“突出政治”不是阳奉阴违，各地各单位竞相“攀比”，“突出政治”的各种形式便不断翻新，层出不穷，稍有异议者即无好下场。金凤那时是《人民日报》当红记者，有这种特殊身份尚“不能公开反对”，只能写“内参”且还入狱数年，遑论他人！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为投上所好必有好处，哪怕表现过分，起码于己无害；万一不足，不仅于己无利，而且很可能有害。这种体制，不能不日趋荒诞而无人敢制止。一个体制若不能容许不同意见的表达，不能听取不同声音，必然会一意孤行到荒诞地步，只有造成灾难性后果才会迷途知返。这时，代价可就太大了。

“突出政治”变形记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与经济、政治、社会各层面都发生了既深且广的变化一样，观念层面也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而且，往往是一些观念变化在先，体制变化在后。若无观念变化，某些体制则很难改变。“突出政治”，就是最早、最重要的观念变化之一。

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传统，是其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成功夺取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故从来就强调、重视“突出政治”。不过，1962年后，随着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在如何突出政治、怎样才是突出政治、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究竟如何处理等方面，却渐趋极端，终致畸形。这种“畸变”源于部队，然后推向社会。

林、罗之争

早在1961年，国防部长、负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和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就因如何“学毛著”产生分歧。罗荣桓不同意林彪提出的学毛著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的提法，在审定战术条令时把条令中“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等词句删去。

1964年，在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推动下，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比武”活动。但林彪认为部队“大比武”与他在1960年提出的部队建设“四个第一”不一致。所谓“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因此，从1964年秋开始，就在各种场合批评“大比武”，认为“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冲击了政治”，强调要“突出政治”。1964年11月底，林彪在全军组织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了“突出政治”。他说：“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一定要突出政治。”12月29日，林彪又紧急召见总政治部领导人，批评说：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得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复比武以前的政治工作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他强调军事训练等“要给政治工作让路”，“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他要求1965年应当着重抓政治，突出政治。

1965年1月初，罗瑞卿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和由各兵种及各大军区领导人参加的扩大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林彪要罗瑞卿将他的有关指示修改后发出，经过整理后，林的有关讲话、指示作为正式文件下发全军贯彻执行。11月18日，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同时给毛泽东送去兰州军区《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的报告》。12月2日，毛泽东对林彪11月18日的信和所附兰州军区的报告作了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里所指的，就是罗瑞卿。一个多月后他又说：‘现在折衷主义思想实在不少。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就是折衷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统率经济。’”（《毛泽东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0页）

这时“文革”狂澜初起，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于11月10日发表。12月8日至16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内容就是批判罗瑞卿。罗的“罪状”之一是他对林的有关指示修改了七十八处。最主要的修改是三处，一是在“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后面加了一句：“当然，这里是指的必要的，也不能乱冲击一气。”二是在提出1965年任务时，加了“气可鼓，不可泄”。三是在军训时间上把林彪提出的“要切实控制军事训练的时间”改为“一定要给军事训练必要的时间，但是，又要切实加以控制”。在这种情势下，林彪在1966年2月进一步提出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的时间比例现在是三七开，可考虑改为四六开、对半开，甚至倒三七开。8月16日，中央军委根据林彪此议作出《关于改革部队军政教育时间比例的决定（草案）》，规定政治教育时间一律占部队工作时间的百分之五十；军事训练时间，全训部队为百分之四十，半训部队半生产部队为百分之二十，生产部队为百分之十。其他工作如果与政治教育发生矛盾，都要给政治教育让路。“政治可以冲击其他”，顺理成章地发展成“政治可以冲击一切”。

走向极端

在这种情况下，凡是不赞成“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不赞成部队政治教育时间要占部队工作时间百分之五十而军事训练时间只有百分之四十的人，都被扣上“单纯军事观点”、“反对政治挂帅”、“反对突出政治”等各种罪名。“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结果是干部不敢抓军事训练、战士不敢学军事技术，一些部队的军事训练时间甚至连百分之四十都未达到。在“全国学解放军”运动中，部队这一套“突出政治”的模式被迅速推行到全国各行各业，业务学习、研究和生产时间被大大压缩，得不到基本保证，而政治学习、政治教育和政治运动却绰绰有余，并随时可以冲击“业务”，挤占原本不多的业务和生产时间。最典型的表现是“停课闹革命”、“停产闹革命”。

“突出政治”在时间上占绝对优势的同时，还不断花样翻新，推出种种显其“突出”的新形式。当时的经典话语之一是：“形式主义要不得，但必要的形式还是需要的。”为了表示“突出政治”，各种“必要的形式”五花八门。一时间，全国各行各业工农商学兵，每天一早一晚必须面对“红宝像”，“早请示”、“晚汇报”，每天上学上班的头几十分钟必须是雷打不动的学毛著“天天读”，每天大量的时间不是政治学习、“讲用”，就是批判、“斗私批修”……不是过来人，很难想象“突出政治”能发展到如此荒诞地步。

两次较量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导“批极左”，去掉了一些“突出政治”的荒诞形式，1972年4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了根据周恩来意见撰写的《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一文，尤应一提。此文提出，“对业务工作中的客观规律认识越多，钻研技术越深就对人民的贡献越大，就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强调冲击社会主义生产和业务的“政治”决不是无产阶级政治，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提出了婉转却又明确的批评。钻研业务、搞好生产原本天经地义，在那个年代却不能不用这种政治话语论述，足见当年力图将荒诞已极的“突出政治”往正常方向稍稍回调之难。今人多会认为此文“卑之无甚高论”，难以理解、体会这篇“文革”时期最早、最深刻公开论述政治与业务、生产和经济关系的文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重要意义。

然而，随后又有“林彪的实质是极右”的“最高指示”。“批极左”不仅戛然而止，反而被批为“回潮”、“复旧”。略微注重、强调业务，再次被批为“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是“白专”、“业务挂帅”、“资产阶级路线”……1975年邓小平主导的整顿，主要内容也是力图摆正“政治”与“其他”的关系。《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三个文件是全面整顿的纲领性文件，都不同程度阐述了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的关系。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论述说：“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充分巩固的，决不能把革命统率下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要求科技部门一定要做到既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又有切实具体的业务领导。党政领导干部，应当朝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明确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则全面阐述说：“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辩证地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既要认识政治的统帅作用，又要认识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可是我们一些同志至今还是用形而上学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总是把政治和经济互相割裂开来，把革命和生产互相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这篇文章还以“导师语录”作为自己的辩护策略，引用列宁的“政治教育的结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又引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的“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然后论述说：“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到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文章还批判了长期以来把革命与生产对立起来的论点：“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气力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童话中的人才会相信。”

不过，这三个文件当时都还未定稿下发，在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作为“三株大毒草”、作为供批判的反面材料下发才公之于众。这次全面整顿最终被定为“翻‘文革’的案”而全盘否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还是政治与生产、业务关系的金科玉律。实质仍是“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人们依旧不敢抓生产，不敢抓业务，不敢抓技术，否则就是“破坏革命”。

“文革”中这两次较量，均以“务实派”失败告终。

拨乱反正

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实现四化”成为主导性话语，使长期处于政治高圧下的业务、生产开始赢得一定的话语权。例如，“文革”中对“学大寨”强调的是大寨“阶级斗争”这一面，此时则强调大寨的“生产斗争”这一面。

1977年8月初邓小平提议召开并主持的全国科教座谈会，是政治与业务关系拨乱反正的关键一步。会上，有科学家提出每周应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邓小平插话说，前边要加上“至少”两个字。邓小平提出：“要保证科研时间，使科研工作者能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研上去。会上提出一周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我加了‘至少’两个字，你们又加上‘必须’两个字。好！科学院文件下发时就加上这四个字。我看，有人一头钻到科研里面，应当允许。有人七天七夜搞科研，为什么不可以？”（《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这一点不仅写进了中共中央9月18日发出的《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也写进了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研究、搞生产和业务，本是常识，所谓“反正”，即回到正常状态。

邓小平这个讲话总共只讲了两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即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问题。他强调“对又红又专要有正确的理解，合理的要求”，“‘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这种是非关系、敌我关系的颠倒，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以往强调“政治”、强调“红”的主旨是“改造世界观”，而大量的“政治学习”是“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方式。但是，邓小平对“改造世界观”作出了重要的新阐释：“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我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这样，“科学技术人员应当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工作上去”就理所当然了。

他进一步说：“我们说至少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也就是说这是最低的限度，能有更多的时间更好。如果为了科学上和生产上的需要，有人连续奋战七天七晚，那正是他们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忘我精神的崇高表现，我们对于他们只能够学习、表扬和鼓励。无数的事实说明，只有把全副身心投入进去，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不畏劳苦，百折不回，才有可能攀登科学高峰。我们不能要求科学技术工作者，至少是绝大多数科学技术工作者，读很多政治理论书籍，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开很多与业务无关的会议。林彪、‘四人帮’动不动就用‘脱离政治’的罪名来打击科学技术人员，谁要是努力钻研业务，就会被扣上‘白专’帽子。白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怎么能把努力钻研业务和白扯到一起呢！即使是思想上作风上有这样那样毛病的科学技术人员，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不能称为白。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为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辛勤劳动，怎么是脱离政治呢？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分工的。各行各业的同志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的条件下，努力做好自己的岗位工作，这不但不是脱离政治，而且正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前几年，林彪、‘四人帮’搞得工人不能做工，农民不能种地，解放军不能练兵，学生不能学习，科学技术人员不能钻研业务，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多么重大的损失！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衡量一个科学研究机构党委的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准，也应当是看它能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个基本任务。只有很好地完成这个基本任务，才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真正尽了自己的责任。”（《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在以后的一系列讲话中，邓小平关于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都一以贯之，在1978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他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在同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明确认为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循此观点，学生认真学习，工人农民搞好生产钻研技术，科研人员多出研究成果，各级官员守法尽责，公检法部门严肃依法办事、禀公断案而不是徇私枉法，就是“突出政治”，就是“讲政治”。不过，三十年风雨历程表明，那种将政治与业务割裂、对立起来的观念依然大有影响，时时以种种名目、形式出现，今天回顾梳理“突出政治”的观念史，当不无现实意义。

“文革”三震与汶川之震

汶川地震，举世同悲。灾害无情人有情，如果将“文革”时期三次抗震救灾与这次汶川抗震救灾略作对比，不难看出政府执政观念、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与进步，因为面对突发性事件、灾难，往往最能反映一个社会、时代的特点。

“文革”时期的三次大地震，将那个时代的特点暴露无遗。

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发表，拉开了十年“文革”的序幕；到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震发生时，文教界的大批判已经十分激烈，杨尚昆、陆定一、罗瑞卿等一些高层领导人已被渐次打倒，序幕已近尾声，第一幕即将开始。

地震发生后第三天，3月1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关于邢台地区发生地震的消息。3月1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邢台发生地震的消息，标题是“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大力救灾”；据3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由中共中央委员、内务部长曾山率领的中央慰问团，10日分成五路到达地震中心地带，对灾区人民进行亲切慰问。以后，又陆续报道抗震救灾情况。但对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时间赶往灾区慰问视察，当时却并未公开报道。

当时的报道，已开始显示“文革”特点，强调“突出政治”、强调“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一定能战胜灾害，等等。3月14日《人民日报》一篇题为“天津上海支援邢台地震区”的报道，必须加上“以深厚的阶级感情关怀受灾人民”这个副标题。因为，当时特别强调阶级，反对、批判抽象、普遍的“人”，强调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不能提“爱心”，只能提“阶级情”。

但此时毕竟只是“文革”的序幕阶段，针对那种畸形的“突出政治”，周恩来批告赴邢台“救灾宣传”的解放军某部：“一个月救灾宣传工作，要同时帮群众搞生产，在春耕春播、追肥浇水间隙中进行宣传教育，决不要停止生产来参加学习，以致延误农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第28页］如果对当时的背景缺乏了解，则很难理解周恩来此“批告”之不易。此时中央已开始提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一定要保证政治学习的时间”，而且罗瑞卿被打倒的一大“罪状”就是在军队搞“大比武”、反对空头政治。周恩来仍“批告”前去专门做宣传工作的解放军要在生产的间隙进行宣传教育、“决不要停止生产来参加学习”，是有相当风险的。

虽然电台和报纸对邢台地震的报道时断时续，并很少上“头版”，但毕竟时有报道，还是起了相当的动员作用，一时全国支援邢台灾区蔚然成风，甚至有六十多名藏民星夜兼程，从遥远的西藏高原送来了两百四十匹良马！

1970年，“文革”仍处高潮，1月5日，云南通海发生七点八级大地震。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消息，标题为“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人民，当地军民信心百倍地进行抗灾斗争”。这则消息只是笼统地说“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七级地震”，没有地震发生具体地点，对灾情只字不提，而且将震级调低为“七级”。邢台地震时，新华社消息的标题主语是“党和政府”，此时的标题主语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标题的主语之变，也从一侧面反映“文革”的个人崇拜。以后，《人民日报》便再也没有登载有关通海地震的消息。因此，当时通海地震几乎不为全国人民所知。新华社这则消息，也是外国有关机构测得地震、作出报道或询问后，周恩来在外交部上报的有关材料上批示要由新华社发一简要消息，以便回答各方好意的询问后，才不得不发。在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关于派团前往灾区慰问、救灾的电报上，周恩来批示：“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舞士气，加强医疗（五十余人少了，四川可派出得力医疗队二百人，并带药、械），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第343页］此时已是“文革”高潮，他的批示也不能不首先说“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然后才是增派医疗人员的具体指示。

1月9日的《云南日报》的头版头条是《人民日报》并未刊登的中共中央慰问电，但通栏黑体大标题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切关怀我省灾区人民”，当时突出的不能不是“个人”。同版还刊登了新华社消息。以后断断续续有关于地震的报道，但版面位置并不重要、突出。突出的仍是诸如“清理阶级队伍”、“镇雄县各族人民家家有《毛泽东选集》”、“彻底批判反动影片《五朵金花》”，等等。而不多的救灾报道，也充满了这样的“话语”：“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还组织了许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帮助灾区群众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力量的源泉，胜利的保证。受灾地区广大群众从毛主席语录中汲取无穷无尽的力量，争取更大的胜利。”“千支援，万支援，送去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昆明部队广大指战员给受灾地区群众送去最强大的武器，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热情向群众宣传党中央的慰问电。”

2000年1月，云南通海县举行大地震三十周年祭集会，回顾那场惨痛的劫难，并在事隔三十年之后首次在正式场合披露了地震中的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通海地震这才广为人知。尤其应当感谢的是云南通海县作家杨家荣，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收集有关史料，采访许多当事人，记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使发生在西南一隅、不被人关注的这一段悲剧进入了“历史”，避免了被遗忘的命运。在《大劫难的回眸：通海七点八级大地震三十周年祭》（《边疆文学》，2000年第1期）一文中，杨家荣详述了当时的种种情景，许多举措确令后人难以置信。在灾民最缺乏食品、衣物和临时住房的时候，灾区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秘书组1月9日电话通知：不搞捐献活动，已捐献的物品全部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源源而来的是各种“精神食粮”：数十万册“红宝书”、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和十四万封慰问信，与邢台地震时全国各地捐钱捐物形成鲜明对照。时代、社会的荒诞于此可见一斑。

杨家荣曾采访多位指挥通海抗震救灾领导人，询问当时伤亡具体情况。一位原昆明军区领导人对他说：当时“关于死了多少人，是绝对不能问的，谁问谁犯错误，只能按照地震波及面积派兵抢险”。作为抗震救灾的核心指挥人员，他自己也不知道具体伤亡情况。事实上，直到“文革”结束后数年，1982年民政部委托云南省民政局调查统计此次地震死亡人数，才得到了一万五千六百二十一人死亡的准确数字。

通海大地震中，还规定新闻记者不准进入灾区，只允许科技工作者进行拍摄，对灾情只能拍物，不能随意拍人。这些规定，在以后的唐山大地震中被沿用。《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钢在唐山地震时还是军人，曾随部队参加过唐山的抗震救灾，他的回忆证实此点。他说，进入灾区时严禁带照相机，如果带了，不仅照相机会被没收，人也会被抓，“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由当时的记者拍的，是科学工作者在日后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类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我花了很大的工夫，找到了一幅起重机从废墟里把死者搬出来的模模糊糊的照片。不知道是谁秘密地拍下来的，在当时那是犯法的”。（钱钢：《唐山大地震》，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重要的工业城市唐山发生强烈地震，这时，正是“文革”“批邓”、批所谓“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从当时的主流媒体（其实那时只有“主流”，根本没有“非主流”媒体）报道、宣传中，便可了解当时的“执政观念”。为对那段历史的体味、感悟更加生动真切，恕我详引当时文章。

地震发生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通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道，其标题为“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这则权威报道全文的重点是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等等，对灾情只用“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这样轻描淡写的话一笔带过。长期以来，灾害的破坏程度、伤亡人数、影响范围等不仅讳莫如深，而且属于国家机密。且看随后几天《人民日报》的重要报道——

7月30日的头版头条竟是与抗震无关的《是毛主席的光辉指示照亮了共大前进道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斗争中成长》。

8月1日，也是第二版才有抗震，但却是《十二级台风刮不倒，七级地震震不垮——小靳庄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胜利前进！》，标题前半句的“十二级台风”，是指一年前的所谓“右倾翻案风”。报道说小靳庄人民“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搞好抗震救灾工作，大震，大干，促进大变化”！

8月5日，《深入批邓促生产 支援灾区多贡献——河北、辽宁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实际行动支援唐山、丰南地区的抗震救灾斗争》。

8月12日，《抗震救灾的现场也是批邓的战场：红九连和唐山郊区人民一起以批邓为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

8月15日，《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解放军某部“红一连”和灾区人民一起深入批邓》，文章说：“抗震救灾工作决不能只管粮和房，不管线和纲。”

8月27日，《抗震救灾现场的一次批邓会》，提出“抗震救灾任务重，工作多，还要不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地震震倒了房子，但不能震断我们思想上阶级斗争这根弦”。

8月28日，《深入批邓是战胜震灾的强大动力》。

9月7日，《抓批邓 促生产》，文章写道：“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摆正批邓、生产、抗震的关系。用批邓带动生产和抗震。”“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但是在同阶级敌人，特别是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中，而且是在同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现在，个别地区发生了地震，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

唐山地震造成的那么巨大的财产损失、尤其是二十多万人失去生命，在“那个年代”却只是“多少一点困难”！

1976年8月号《红旗》杂志发表的短评《人定胜天》写道：“严重的地震灾害确为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灾害及其所造成的困难和一切‘乱子’一样，具有二重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向对立面转化的。”此处用“乱子”一词颇有深意。原来，1956和1957年，国外发生了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国内也有一些集体性事件发生，毛泽东这期间的许多讲话、包括著名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多次将这些事件称为“乱子”，认为“乱子”不可怕，可以变坏事为好事。唐山地震三个多月前，群众抗议、反对“文革”的“天安门事件”被他们称为“乱子”，是“中国的匈牙利事件”，“邓小平是中国的纳吉”。此时再提“乱子”，一是强调“抗震不忘批邓”，二是强调“坏事变好事”。这篇短评结尾写道：“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当前正在深入进行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已经和正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前进。我们一定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继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团结起来，奋发图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向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

《学习与批判》是当时地位仅次于“两报一刊”的杂志，有“小《红旗》”之称，但比“两报一刊”要多一些“文化味”、“文史味”。这次也不例外，9月中旬出版的本年度第七期，发表了颇有“文史味”的《地转实为新地兆——读洪秀全的〈地震诏〉》一文。原来，就在太平军建都“天京”后的第二个月，江苏突然发生地震，“天京”震感明显，一时人心惶惶，且不久前发生过叛逃事件，为稳定军心民心，“天王”洪秀全颁布一道诏旨，内有“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军行速追诰放胆，京守严巡灭叛逃。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草（心）任逍遥”之句。由于太平天国避讳“心”字，此诏以“草”字代之。《学习与批判》此文声称，洪秀全的《地震诏》是旧世界的“声讨书”、新世界的“宣言书”，“庄严地宣布地震是摧毁旧世界，诞生新世界的征兆”，借洪秀全《地震诏》中“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一统江山图已到”这种“山崩地裂若等闲”的“伟大气魄”来隐喻“地震”/“文革”造就的是一个有天道合法性的新世界、新时代。

对自力更生的宣传也比比皆是。由于长期片面宣传自力更生，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可以战胜一切困难、可以创造任何人间奇迹”，所以当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时，中国却对世界说“不”，拒绝了国际社会提供的任何援助。7月28日，美国驻华联系处主任盖茨表示愿意提供中方所希望的任何援助；29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致电中国总理华国锋，表示准备援助灾区；英国外交大臣在下院宣布，愿意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7月30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外相建议，迅速调集大批救灾物资，外相指示驻华大使向中国政府转达一俟中国方面做好接受准备则立即发送……对国际社会这些人道主义救援，中国统统拒绝。7月30日，中国外交部正式谢绝日本政府愿意提供援助的表示，并告知日本驻华大使中国不接受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外国的任何援助，以此告知世界中国不接受任何国家的援助。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散发了《人民日报》社论《英雄的人民不可战胜》，以此方式委婉谢绝了瓦尔德海姆提出的由联合国提供援助的建议。

据前国防部长，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北京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成员的迟浩田将军回忆，有位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央慰问团到灾区，说：“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詹奕嘉：《唐山大地震后三十年：中国接受救灾外援的历程》，《世界知识》，2006年第14期）在接受钱钢采访时，迟浩田将军曾痛心疾首地感叹：“那是我们的失策啊！”“多少年后才知道是干了大蠢事！自然灾害是全人类的灾害，我们每年不也都向受灾国家提供那么多援助么！”（施昌学、钱钢：《开放：国际视野的大国胸襟》，《中国质量万里行》，2008年第6期）

一句话，当时抗震救灾的纲领是“以批邓促抗震”、“不能以抗震救灾压革命、压批邓”，要以抗震救灾来证明自力更生。这种观念，是执政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必然逻辑。在这种观念和逻辑中，生命被漠视；生命必须从属于“政治”、“政权”、“斗争”。

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在这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将“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到顶点的“文革”终于破产，执政者的执政理念发生了重要变化。1979年末，在唐山地震三周年后，死亡人数终于公布了。以后，每当重大灾情发生，救灾就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而且，在接受国际社会救灾援助方面，一些观念也渐渐发生变化。80年代初，改革开放使国门初启，开始被动接受国际援助，即不主动提出和要求国际救灾援助，只是有限接受援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对国际救援的认识也更深入。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中国红十字会终于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受援请求。此后，在发生重大灾情时接受国际社会的款、物援助已成惯例。

三十年的许多转变、变化，在这次汶川抗震救灾中更明显表现出来。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媒体、网络的报道之及时之充分，超过以往；以往最为敏感的死亡人数，这次也即时报道；电视、视频传出的那一幅幅或惨烈或动人的画面，更为直观地将真实情况展现在人们面前。从一开始，媒体就对各类救灾物资的发放进行监督，如5月22日《南方都市报》“救灾帐篷惊现成都市区”的报道，及时给人敲响防止腐败的警钟，深获民众好评。这一切，不仅没有像以前的执政理念所担心的那样，会引起人心浮动、社会不稳，甚至会动摇政权基础，反而前所未有地激起了人们对灾民的同情、对救援者的敬佩和感动、对执政者举措的高度赞扬，使人们更加积极地以各种方式参加救援活动。事实证明，以前几乎对所有信息都不公开、都采取保密措施，是对人民的不信任，对公民知情权的无视，更是对生命的不尊重。现在超过以往的信息公开，是对人民的信任，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这次地震，还允许我国台湾地区和一些外国的专业救援队入境救灾；5月19日，又宣布将接受部分外国医疗队来华协助救援。这些，更是1949年建国后的首次，意义确实重大。接受包括允许境外专业救援队、医疗队入境在内的国际救灾援助，不仅是国际社会人道主义的体现，更是国内抵御灾害、减轻损失的需要。这表明了政府重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借助一切力量减轻灾害对民众利益的损害，也表明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合作、融入国际社会的开放姿态。

这次大地震，大量非政府机构及组织（NGO）积极参与，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表明这三十年间民间社会的从无到有，由小渐大。在今后的社会活动中，民间社会将与国家良性互动，获得社会更大的尊重，得到政府理解，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事实说明，民间社会、NGO等能有效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是国家与个人间的中介和缓冲器、减震器，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那种对民间社会、NGO的防范甚至敌视态度，委实落后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

以前，只有领袖去世才设哀悼日，才降半旗，才汽笛、警报呜鸣。唐山地震时罹难者几十万人，没有哀悼日，没有降国旗。一个多月后，毛泽东病逝，从9月9日到18日为全国哀悼日，全国各地和驻外使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一律下半旗志哀，同时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这次汶川地震全国哀悼日的设立，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第一次为死亡的平民降半旗，汽笛、警报第一次为死亡的平民呜鸣，标志着对生命和普通人的尊重。

这次抗震救灾的几项“第一次”，是三十年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标志，更是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具体体现。将“文革”十年的三次抗震救灾与此次汶川抗震救灾略作比较，使人对历史发展的曲折、对时代与社会的巨大变化能有更加直观的感受。

通海地震与刘心武的“亏心事”

1970年春，“文革”仍在高潮。以前的“历史问题”是许多人惨遭迫害的原因，此时二十八岁的青年中学老师刘心武，当然没有“历史问题”，所以不必担心被当做“历史反革命”揪出来。不过，他却十分害怕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因为当时稍有不慎，说错一句话甚至没有说错话也会被人“上纲上线”，而日记、书信之类，更是“危险品”，许多人只因日记、书信中的一句话便成了“反革命”、“阶级敌人”。此时，他谨言慎行过日子，只求“不出事”。

那时他还是单身。一天，比他年长的同事夫妇请他到家里吃饭，在同事家的书架上，他发现有本“文革”前出版的一位埃及作家的小说《日子》。同事两口子老家是云南的回民，在“文革”初期“破四旧”时没等红卫兵上门抄家，主动处理了许多图书，可能由于家中前辈好几位都曾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过学，而《日子》描写的恰是爱资哈尔大学的生活，所以还是冒险将此书悄悄留下。他与同事夫妇是彼此“信得过”的朋友，就从他们家借回此书。那时候，只有“信得过”才能彼此借书。

回到宿舍，当他打开这本书时，突然从中掉出一张折叠得很薄的纸，未加考虑，便展读起来。原来是云南老家一位亲戚寄给同事两口子的一封家信，末尾注明的时间是那一年的春节。但是，“我读完不禁从床上惊跳下地，把信凑拢电灯正下方又读了一遍，心里马上乱了”，因为“那是一封报丧的信。告诉他们家乡那一片地方在1月5日深夜发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几乎都塌光了，压死了很多人。信中还一并列出了与我那位同事及爱人有关的一个名单”。名单很长，前面开列的是类似哥嫂侄甥叔姨舅那样的至亲，后面则是一些邻里同窗，最后说还有许多受伤者，“兹不详赘”。

“那晚，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捏着一封别人的信，呆立了很久，惊诧莫名。云南1月5日真的有那么大的地震发生吗？报纸上没那么报道过，广播里没那广播过。”如果真的发生了地震，“光与他们两位有关的亲友就死了那么多，那地区一共该死了多少人呢？”“在‘文革’时期，像我这样的普通中国人，被一种‘革命思维’所训练，那思维逻辑里，不要说人祸一定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就是天灾，也应该是资本主义国家首当其冲。我们这边即使偶有天灾，也终究是人定胜天，怎么会死掉那么多人？而且，报上没那么说、广播里没那么播，那事情就应该是没有。散布、传播报纸上广播里没有的消息，便一定是造谣。造谣不仅可耻，而且有罪。再说，革命者应该懂得：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应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算真的死了那么多人，这封信竟只是纯客观地报道死讯，写法也成问题。”

该怎样处理这封信，刘心武非常为难，以至于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很难理解一封信何至于此，把信还给人家，说明无意中看了私信，道个歉顺便问候安慰一番不就行了？但在那个非常年代，“正常”行为往往会铸成大错。他与这位同事彼此“信得过”，但在交谈中他们从未对刘提起过家乡的地震、亲人的死亡，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说出这些，“现反”无疑，他们和写信者都将被“专政”。现在，同事、朋友中交谈这类事太正常不过，但在那时就是“犯罪”。刘心武也知道，如果他把信还给同事，同事夫妇一定会紧张万分，因为这种内容的信已被别人知道，若再扩散，他们的结果一定不好。很可能，同事会为有他人知道这封信、自己是否应向“组织”上交这封信而左右为难，如果上交，自己可能没事，但肯定会连累写信的亲戚。

他们是否记得这封信夹在书里？刘心武也没有把握。随后的几天，他注意观察，同事的眼光并未和他对接，也未主动接近他。他主动凑到同事身边几次，甚至小声说：“那本《日子》挺有味道……”但同事完全不接这一茬儿，眼神木然，并无探询成分。他断定，同事完全不记得把信夹在书中了，但又想同事的妻子可能会想起此信，没准会向他问及。但过了一周，他们夫妻二人均未提过此信，于是，他决定不提此事，把信夹在书中不动声色到同事家里，径直把书插到书架。但临到行动时，又犹豫起来，因为搞不好会弄巧成拙，问题反而复杂化。思来想去，他最后把书还给他们，却把信悄悄烧掉了事。“这样他们就永远不会因为我看到了他们的私信而产生任何一种心理反应。我将永远守口如瓶，是的，我只看过《日子》，而没看到，也不晓得，那一年的1月5日在云南发生过那样可怕的地震。”（刘心武：《我是刘心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251页）

刘心武没有提到或者根本没有想到，其实他当时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把这封信上交“组织”，这样他就“为革命立了一功”。如果他特别天真、单纯，就会这样做，因为可以完全“相信组织”、“相信革命”，当时这样单纯天真的人确实很多。如果他非常自私、狡诈，也会这样做，因为自己会由此得某些好处，当时这样自私狡诈的人也委实不少。但不论是天真单纯还是自私狡诈，结果却都一样，收信人和写信者将大倒其霉。他未将此信上交而是悄悄烧掉，说明他既不那样天真单纯，也不那样自私狡诈。不过，只要想起曾经悄悄烧掉别人私信，他总还是感到自己做了“亏心事”。

其实，他大可不必为此感到内疚。在那个畸形年代，这确实是“最佳选择”，不然，那两口子将长期惶惶不可终日。刘心武和他的同事只是普普通通的中学老师，并无“异端”思想，更无“窥测方向、以求一逞”的“狼子野心”，他们与其他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样，只想平平安安地过“日子”。然而，在“全面专政”的年代，“政治”一定要侵入一切领域，就是要干预寻常百姓的寻常日子，让平民百姓都没法正常过日子。《日子》中的一封普通家信就让刘心武如此焦虑不安的日子，确是最荒诞、畸形、难过、可怕的“日子”。所以，刘心武祈盼：“真实情况不再被封锁为秘密，日子不要再让它特殊而应使其永处正常状态，而像我曾做过的那种亏心事，越离得久的后辈们，越必须经过多层诠释，才能费劲地懂得，那究竟是为了什么……”

真正属于自己的歌

在历史叙述中，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私人叙事”与以群体抽象为基础的“宏大叙事”，构成了一个紧张的对应关系。尽管从理论上说二者并不必然相反，但由于宏大叙事居于强势地位，经常（当然不是任何时候）具有一种强迫性，所以往往构成对私人叙事的侵犯、涂抹、覆盖或清除，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历史记忆或历史叙事，结果必然会造成历史记忆的缺失。

提起知青歌曲，多数人会想到《豪情壮志》、《兵团战士胸有朝阳》一类充满宏大叙事的歌曲。想当年，在一些宏大场合，与其类似的《广阔天地炼红心》、《大有作为》等等都是规定必唱的。但在私人场合，知青们却很少唱这类歌，因为它们并不出自知青的心灵，不是知青自己的歌。知青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歌，那种由心灵淌出、只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才能唱的歌。

当时，许多地方的知青都有自己的歌曲，不知道是谁谱曲，也不知道是谁填词，虽然根本无法公开发表、演唱，却以一种最古老、最原始的方式，即口口相传——然却心心相印——在广大知青中迅速传唱开去，如《从北京到延安》、《告别北京》、《我到山西当农民》、《我独自等待天明》、《重庆之歌》，等等。

那时，我正在河南农村插队，这里流传的一首情绪非常低沉的知青之歌唱道：“离别了家乡不知多少年，可爱的家乡啊……每天早上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去插秧……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可爱的家乡……盼了又盼，望了又望，四处都是一望无边的荒凉和凄惨。”还有一首据说在全国知青中流行很广：“你可知道吗？萧萧秋风又是一年秋，得过且过，对酒当歌，愁来愁再说。自己的青春，自己要爱惜，苦难时别人不能替。往日的欢乐，甜蜜的笑语，一去就没有归期。”不久，又传来了据说是在安徽插队的上海知青中传唱的歌曲：“亲爱的朋友，不要把泪水流，生活从来就是这样，不要难受。世上有苦水也有美酒，看你怎样去追求，只要你能昂起头，苦水也会变成美酒。不要愁，愁一愁就会白了头；不要忧，忧愁会使你更消瘦。眼睛要向前瞅，心中能行舟。”而把一些著名歌曲填上自己创作的新词，更是知青常用的手法，这类歌曲可说难计其数，有首“知青恋歌”就是以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一首歌为曲调的：“风暴不会永远不住，啊，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知青的笑脸……欢乐被压在冰山下，啊，知青的眼泪能冲平荒凉的原野……我们的友谊像白云一样深远，我们的心灵像透明的水晶，知青是被社会遗弃的尘沙，啊，任凭风暴把我们吹到地角天涯。”

不过，流传最广的还是原创的《南京知青之歌》：“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的修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用我们的双手绣红了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因其流传最广，尤其是苏联的“和平与进步”电台播出了这首歌曲，作为中国人民反对“文革”的证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注意。这样一首歌曲竟然惊动了包括张春桥在内的大人物，张亲批要作为“现行反革命”要案侦破。作者任毅在1970年2月19日夜以“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罪名被判死刑，后经过许世友将军的过问，才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但曾被陪绑上枪决死囚的法场“受教育”，后改判有期徒刑十年，算是捡回一条性命，到“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始获平反出狱（戴嘉枋：《乌托邦里的哀歌——“文革”期间知青歌曲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3期）。但也因此，此歌成为唯一一首能确定作者的知青歌曲。

其实，这首歌曲的内容与当时假、大、空的宏大叙事虽不和谐却并无尖锐对立，只是曲调悠扬抒情，在“绣红了地球赤遍宇宙”这类宏大叙事中更多地掺杂了些“妈妈”“艰难”“沉重”“异乡”等带有浓厚“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私人叙事而已。这种真实正常的感情的一点点流露，在当时都是决不容许的。原本是不足为意的一己之悲欢，却被扣上“破坏伟大战略部署”这类无比宏大的说辞；不过是胸无大志的“燕雀之心”，偏被安上有谋反之意的“鸿鹄之志”。

创作这些歌曲不仅无名无利，甚至要冒锒铛入狱的危险，传唱这些歌曲也不时要受批查。但是，这是一种纯粹发自内心、无法自已的声音，虽然多数歌曲的创作者将永远不为人知，多数歌曲将被遗忘淹没，但这却是更为真实、更动人心弦、实际更具普遍性、也更值得珍视和记忆的“叙事”。的确，在那艰苦岁月中，正是这些心灵之歌“伴我度过那个年代”，因此在内心深处对那些至今仍不知道姓名的作者们永存一分感激与崇敬，“今生今世我不忘怀”。

其社会意义，则如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戴嘉枋所说：“‘文革’时期——‘知青歌’，以其特有的哀歌悲吟，形成了对当时乌托邦式的‘到处莺歌燕舞’的主流音乐的反叛。它的出现和存在，既是对于‘文革’文化专制主义肆虐中音乐虚假反映现实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反抗，也是知识青年以自身的情感体验，对于生活现实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批判。”“从音乐社会学的角度来加以观照，也完全可以把‘知青歌”看做是当时病态社会音乐生活的一种自我调节和平衡，它通过其特定的微弱和浅俗的方式，将‘情感真实’这一音乐生命本应具备的特质进行了复归。由此，也为‘文革’以后中国音乐脱离不惜以‘高’、‘硬’、‘快’、‘响’粉饰现实，虚假、畸形、极端地为政治服务的发展路径，在社会音乐接受主体的层面上悄悄地做了心理准备。”（《乌托邦里的哀歌》）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更真实的私人叙事往往不被记述，在时间的过程中极易也确实正在一点点地被吞噬、被忘却，正在被当时的宏大叙事所覆盖。如果查阅当时的报刊或影像资料，人们看到的只是一段又一段、一幅又一幅、一场又一场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宏大叙事，并且正在被拷贝、复制、放大。而许多家庭经历过的悲欢离合，许多个人经历过的难以想象的痛苦，都将永远被此遮盖。而且，这些很可能成为唯一的历史叙事。

君不见，才不过短短二三十年，连一些以老三届为题材的饭店、文艺演出、畅销书及肥皂剧等各种商业形式，都无不充满当年宏大叙事的种种符号和象征，以此营造一种虚假的怀旧氛围。虽然其意在牟利，目的并不宏大，但实际上却进一步甚至更为彻底地从日常生活这种最私人的层面上用宏大叙事清除了私人叙事或个体的历史记忆，使当年的当事者不知不觉地也从这一精心设计的角度来进行历史回忆，使后来者只能拥有这唯一的一种历史文本。当真实的私人叙事完全消失的时候，“个人”实际便从“叙事者”成为“被叙事者”，由叙事的主体沦为物化的叙事对象。真实的、具体的历史将被消解，只留下一个貌似宏大，实则空洞无物、抽象而且残缺不全的“历史”。这将造成一种群体的历史健忘症，一个丧失了记忆的群体同个人一样，不仅可怜、可悲，甚至可怕。

私人叙事是对历史叙事和记忆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修复、矫正和保存，是努力记忆对迅速遗忘的顽强抗争。因此，鲁迅先生才告诫人们，在为许多人所不屑的稗官野史和私人笔记中，实际有着远比诸如“二十四史”等各种费帑无数、工程浩大的钦定“正史”更为真实的历史——至少，不能只读正史而不读野史。这便是以私人生活和个体经验为基础的私人叙事的价值所在。但与宏大叙事相比，私人叙事必居劣势，因此它的种种艰巨努力就更值得我们留意倾听、认真阅读、用心体会。

电子音乐小风波

对任何新事物都抱有似乎是本能的“警惕”甚至是敌意，确是中国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近代枪炮、机器、火车、轮船、电报……初入中国时，无一不被严责为“以夷变夏”、于国家不是有利而是大为有害的“奇技淫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一传统以新的面目更加“发扬光大”。不必说各种思想、学说，就是平民百姓日常的发型、服饰，也只有极少几种式样是被允许的“无产阶级发型、服饰”，其余都是“封、资、修”。对中国人闻所未闻的电子音乐，连听都不听就指责为是必须抵制、批判的“资产阶级没落、腐朽、颓废文化”。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知道“电子音乐”这个词是四十年前、小学还没毕业时在当时的“样板小说”《欧阳海之歌》中读到的。虽然已经四十年未读此书，但今天为写此文从图书馆借出这本早被人遗忘的小说时，我还是马上就翻到了这一段，足见印象之深。这一段说的是解放军战士欧阳海和他的战友要修一段铁路路基，但在垫路基以前，要把沟里、田里的稀泥松土挖走，然后才能铺上石头。偏偏挖泥的铁锹不够，欧阳海于是跳到水田里，用自己的双手在泥里刨起来。作者大发了一通感慨、议论：“今天，当有人妄想逼着我们跟他走，这双手没有合十作揖，而是深深地插到泥里边来，为了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它一把土、一捧水地劳动着！指甲缝里塞满了淤泥，手都泡肿了，他还在坚持着……论方式，当然落后一些，论思想，却是人类最崇高、最先进的。因为这是为坚持真理，为了革命而劳动。那些十指尖尖、听着电子音乐、跳摇摆舞的青年人，怎能和这一代风流人物相比！有人把安逸、享受当成幸福，为了活命，竟能够认敌为友，出卖无产阶级的利益……”（《欧阳海之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6年版，第211页）

由电子音乐最后能联系到“出卖无产阶级利益”，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标准对电子音乐、抽象派绘画等一概否定。就是在“文革”结束后，文艺政策大为宽松的环境下，一段时间内电子音乐仍是批判对象。当时的标准政治教科书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艾、李都是著名理论家，二人此时早已故去。这两本书都成书于“文革”之前，在讲道理方面比“文革”中那些几近谩骂的“政治读物”的水平确实高得多，但对电子音乐等的态度，依然保留时代特色。艾书写道：“反动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也常常采用一些新办法，玩弄一些新花样，如反动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法西斯化、新殖民主义，在哲学上的种种新流派，在艺术上的抽象派绘画、摇摆舞、电子音乐甚至‘无声音乐’，等等。这些‘新’东西都是腐朽的旧事物的新表现，它们生根于腐朽的资产阶级。”（《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5—126页）而李著的观点与艾著一样，也认为电子音乐和抽象派绘画等都是资产阶级腐朽性在文化上的反映。（《唯物辩证法大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54页）

“理论总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1978年毕竟是“解冻年代”，政治、文化生活毕竟较前大为宽松，而且，“盒式收录机”这种技术上的进步使流行音乐或长期以来更负面的说法“靡靡之音”，从邓丽君到电子音乐，终于摆脱控制迅速普及，专业音乐工作者与普通百姓终于听到了这颇有神秘色彩的电子音乐。影响更大的是外国电影，尤其是日本影片《追捕》，这部影片是“文革”后首批公映的“资本主义国家”影片之一，一时间万人空巷，而街头巷尾到处哼唱的《杜丘之歌》就是电子音乐。

这时，曾导演过电影《五更寒》、《英雄虎胆》、《哥俩好》的八一电影制片厂非常“正统”的著名导演严寄洲受到外国电影的启发，决心在新导的电影《猎字99号》中运用电子音乐。他听说国内只有上海才有一台电子琴，而且这台电子琴还是日本友人送的，于是马上找到曾经与他多次成功合作的上影乐团指挥陈传熙商量此事。这时，他才知道这部电子琴根本不在上影乐团。历尽周折，终于在上海音乐学院找到这台电子琴。但当时电子琴尚属禁忌，还未获得“意识形态合法性”，因此无人敢用，被扔在学校的仓库里。他立即把这台中国唯一的电子琴搬进了录音棚，开始了中国第一次电子音乐应用。“当录音还差一天就结束时，指挥陈传熙又找到了严寄洲，原来他想用交响乐再录一遍，这样如果万一电子音乐在审查时通不过，就可以替换电子音乐。但是严寄洲坚持不改，他说，就这样吧，交响乐也是外国的，有什么问题，是我一个人的……”（详见《严寄洲和他的电影》，《北京晚报》，2007年5月20日）

值得庆幸的是，此片顺利通过审查，严寄洲准备独自承担责任的最坏情况并未出现。《猎字99号》公映后，观众趋之若鹜，其中相当一些人是冲着片中的电子音乐去的。毕竟，这是中国的电子音乐。不过总有人看不惯，认为电子音乐违反了“本本”、“理论”，坚持认为这种创作不能表现人们的感情和思想，充满了噪音，的确是资本主义腐朽性的表现。一时间，对电子音乐的批评与支持两种观点在报刊上激烈争论起来。争论中，批评者终于稍退一步，承认用电子乐器演奏“合法”，但仍强调利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所谓的音乐创作”就是充满了噪音，是资本主义腐朽性的表现。支持者则强调即便是充满“噪音”的电子计算机音乐在特殊情景下也能产生特殊的艺术效果，不能斥之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当然，他们承认这种艺术形式可以容纳社会主义的内容，但如果利用电子音乐表现反动、颓废的内容，无疑是应该否定的。

不过，生性喜欢求新的艺术家们在这“初春”年代似乎已等不及争论谁是谁非的最后结果出来，在很短时间内几乎是一窝蜂地出现了一批运用电子音乐的电影——《苦恼人的笑》、《甜蜜的事业》、《黑三角》、《405谋杀案》等。不久，《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大纲》再版时在批判“资产阶级腐朽文化”一段即将电子音乐去掉。艾、李确实是理论水平高深、深受崇敬的理论家，他们主编的教科书仍尚且要与时俱进不断修改，遑论其他。教科书等各种“本本”，必然要被实践、生活不断修改；不是生活要削足适履地符合“理论”，而是“理论”要符合生活。如果一定要等到争论的结果出来，电子音乐真不知何时才能在中国“落户”。

附提一下，摇摆舞、抽象派艺术此时仍未从“教科书”的批判名单中去掉。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单位”（当时营业性舞厅尚未开放）举办舞会时，只许跳集体舞、交谊舞，而不准跳摇摆舞。后来在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和90年代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不是运动的运动”中，也仍是清除、批判的重点。反观今天，比“摇摆”还“摇摆”的摇滚早就充满荧屏；抽象派艺术和新、奇远远超过抽象派艺术的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大行其道，并得到政府“文化创意”的支持，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本本”、“理论”终于又一次姗姗来迟地符合或“俯就”了生活，是今是昨非还是昨是今非？是让人感叹变化的迅速还是变化的缓慢？感叹进步的巨大还是进步的艰难？或许，种种感喟兼而有之罢。

严寄洲冒险开启中国电子音乐之先河，确是有胆有识，值得敬佩。而在电子音乐还被严厉批判、远未获得“政治正确”的“许可证”时，此片居然能被审查通过，确实匪夷所思。审查该片的官员面临的压力、风险可能更大，也更要开明通达、有胆有识、无私无畏才敢通过此片，因此同样令人敬佩。遗憾的是，不知道这位或这几位审查官姓甚名谁，其实他或他们应与严寄洲一样为历史铭记。经历得越多，越感这种审查官的难能可贵。现在提倡的文化、科学、技术、制度的创新其实都离不开宽松的环境和氛围，没有宽松就没有创新，只有枯萎、僵化。但愿，我们的社会、民族能产生更多如此有见识、有担当、敢于冲破不合理禁忌、创造宽松环境的“严寄洲”和这样的审查官。

后现代批评与中国国情

“文革”期间我在农村插队当知青的时候，常有政治运动，每次“上面”都要派工作组进村“发动群众，开展运动”，因为当时农民连饭都吃不饱，根本不关心政治。

工作组一进村，“政治”便突出起来。群众被发动起来的标志之一，是每天不知道要喊多少次“毛主席万岁”。出工前收工后都要在毛主席像前念语录喊口号“献忠心”，每次开群众大会时“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更是响彻云霄。但来我们村的工作组却规定，地、富、反、坏等“四类分子”不能喊“毛主席万岁”，更不能喊“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那时我刚到农村，对此百般不解，便问工作组为何不让他们喊，工作组回答说革命群众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喊“万岁”肯定是发自内心的声音。但“四类分子”是专政对象，他们肯定梦想复辟失去的天堂，夺回被没收的财产，人还在，心不死，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毛主席一定心怀仇恨，别听他们喊出来的也是“万岁”的声音，但心里实际想的肯定是“万碎”，所以他们喊的一定是反动口号，当然不能让他们喊这种反动口号。

这种“诛心之论”在“文革”时期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甚至从1960到1966年一度无处不在的第三张“毛泽东标准像”中，也被一些“革命群众”“解读”出有“偏听偏信”的问题！

从1950年至今，新华社先后公开发表了四张毛泽东标准像。据加工、制作这四张标准像的陈石林先生回忆，从1950年10月到1959年10月之间，先后公开发表了两张毛泽东标准像，1959年9月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征得毛泽东同意决定为毛泽东拍摄、制作一张新的标准像。为了让标准像不过于呆板，新标准像是毛泽东的半侧面像，由于是半侧面，双耳自然无法同样突出。新标准像加工、制作后，经毛泽东亲自选定、批准，在国庆节那天，《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张新的标准像。直到1966年底，全国到处悬挂的都是这第三张标准像，当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也是以这张半侧面标准像为摹本绘制的。

但从1964年起，随着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和个人崇拜日渐浓重，“一些群众出于对毛泽东的热爱和崇敬，对第三张毛泽东标准像提出了意见，认为半侧面像只突出一只耳朵，且左眼珠偏上，似乎毛泽东在‘偏听偏信’。”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决定再为毛泽东拍摄制作一张正面双耳的标准像。新的标准像在1967年元旦正式公开发表，取代第三张标准像，一直使用至今，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就是按第四张标准像绘制的（陈石林：《我加工、制作毛泽东标准像的点滴回忆》，《党的文献》，2000年第3期）。所幸这第三张标准像是经毛泽东亲自选定，不然有关人员还真无法担当让伟大领袖“偏听偏信”的责任。

建筑讲风水是中国悠久的传统，但在大破“四旧”的“文革”中，当然要被严禁，不过，那时却又产生了更加严格的新“讲究”。现在的长沙火车站是于“文革”中新建的，设计时有关方面要求主楼顶上必须要有一把巨大的火炬，象征湖南是毛主席的家乡，中国革命的熊熊烈焰由此点燃。但设计时，火焰的朝向却成为想象不到的难题。当设计火焰微微向北、以表示“心向北京”时，有人提出这说明从香港刮来的南风太劲，当时香港还未回归，是我们与资本主义世界斗争的前沿阵地，“南风劲吹”，居心何在？于是，设计者欲将火焰改为南倾，显示“北风劲吹”，但立即有人反对，认为表现北风强烈有为“社会帝国主义”这只“北极熊”鼓吹之嫌。为了表示“东风压倒西风”，又决定火焰西斜，但有人说台湾在东边，这有“台湾压过我们”和“心向西方”之嫌。火焰东倾又被说成是“西风压倒东风”，那更是严重政治错误。万般无奈之中，最后的方案竟是红红的火焰直直向上。当时就有这样一个段子：据说一个外地人刚下火车，惊叹道：“早就听说湖南人爱吃辣椒，没想到爱到这种地步，连火车站上面都要竖一个辣椒！”

现在想来，可以把“万岁”诠释成“万碎”，从只露单耳的侧面像中可以解读出“偏听偏信”之意，从火焰朝向能分析出政治倾向、态度，不能不使人佩服解读者的“思想深刻”“目光如炬”。使人更加钦佩的是，这与几十年后的今天才开始流行的“后现代批评”竟有异曲同工之妙。

“后现代批评”产生于西方的学院之中，自有其思想、学理渊源，但其中也有某些教授是受中国“文革”这种诛心之论的启发，才写出了汗牛充栋的“理论巨著”，精心建构起“后现代”理论大厦，把“文革”那种粗鄙的“诛心之论”幻化成精致诱人的学术话语。“后现代”的一个重要理论原则就是“反本质主义”，认为作品本身根本没有一个客观的本质意义，以前的批评家竭力从作品来探讨作家、艺术家真正的创作本意、观念和作品的“真实意义”完全不对，因为根本不存在这种“作品意义”和“作者本意”的客观对应关系。他们把“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发展到极端，认为一个作品一经面世，它的作者就丧失了对它的阐释权，这种阐释权完全在受众——读者、听众和观众手中。用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话来说，就是作品一经问世，作者实际已经“死亡”。他的名篇《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声震一时，至今仍回响不绝。也就是说，虽然你喊出“wansui”这个声音，但你并无权解释、决定你的意思是“万岁”还是“万碎”；虽然你拍了一张人物侧面像，但你并无权解释、决定你的意图是为了使相片中的人物看起来更加生动，还是要表现其“偏听偏信”；当你设计火焰时，你无权决定火焰在风中的朝向是为了逼真传神还是“别有企图”。意义的决定权完全在受众，起码是某些有“话语权”的受众手中，你只能听任旁人“阐释”。

以高度抽象性和符号性为特征的现代艺术、现代建筑更为受众的自由阐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例如，在2000年举行的第九届全国美展上获金奖的《五角星》，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个五角星以黑色十字架和黑色背景衬托，由锈迹斑斑破碎残缺凹凸不平的旧金属片焊接而成，其中还夹杂着链条和打穿的空洞。对此，一种观点愤怒地认为：“黑色与红色何以相容？锈迹斑斑破碎残缺的旧薄铁皮拼凑之物与铮铮闪亮钢铁般坚实的共和国之星岂能同义？”“那鲜艳的五星红旗和庄严的国徽，该为这黑色、腐朽、残破的‘命相’所取代了？”这是对“红底金星”这一无产阶级最神圣的“政治性形象”的肆意亵渎！“红底金星，不仅是凝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想形象，也是令一切仇视‘红色政权’的敌对势力为之不安的鲜明的政治性符号。因此，任何将‘红底’篡改为‘黑色’，将‘金星’篡改成‘破碎残缺’之星的企图，都是中国人民的情感所不能容忍的。”（汉伟：《这是个什么样的〈五角星〉》，《中国文化报》，2000年7月1日）

而另一种观点与之针锋相对，认为这“是一个旧的带有斑痕的五角星的形象，以它来反映革命、反映革命历程的艰难和革命事业的坚强，来象征革命斗争所经历的那么多磨难，那么多创伤，裂开后又焊接，但它还是一个质地坚硬的完整的五角星”，因此“是壮烈的、悲壮的”。“五角星，大家都知道是代表了多少代人的理想的一种符号，具有象征性。这个五角星经过了多少磨难、奋斗、苦难与牺牲，怎么苦难，怎么牺牲，始终是一个完整的五角星。”“从这个角度去想，你可以想得很深刻，艺术技法上有让人琢磨的地方，在思想上给人一种深思，给人一种联想。”（詹建俊：《〈五角星〉是一个具有革命象征性的形象》，闻立鹏：《观念艺术加到绘画技法里》，《中国文化报》，2000年7月1日）

一个小小的“五角星”，批评家们得出的结论竟如此不同，比鲁迅先生所谓从《红楼梦》中道学家见淫、才子佳人看到缠绵悱恻、革命者从中发现反满革命的差别还要大得多。

近年上海一心要建造的世界第一高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风波屡起、一度难产便与这种“阐释的自由”不无关系。此楼由日本公司投资、设计，这个顶部有圆形“露光”的设计方案公布后，遭到一片斥责，为数不少的中国建筑师联名上书有关部门，强烈要求更改易令人联想到“两把军刀托起一面日本太阳旗”的造型设计，因为“这建筑到时候是要代表中国形象的，代表国家形象的东西如果让人觉得有隐晦的意味总是不好受的”。如果设计者料到如此，一开始若将这个圆形的“露光”阐释成不是“日出扶桑”的太阳，而是“东方红，太阳升”的太阳，两个细条状建筑面阐释成人们高张双臂向太阳致敬，岂不可避免这场风波？对于这些争论，有关领导曾私下就造型问题与日方交流过。由于方案已不可能大改，于是在最新的修改设计方案上，“露光”的圆洞下部出现了一座天桥，让人勿将此诠释成“太阳”。经过这样修改，此楼终于再度开工。（《似日本军刀 七年难产传言不断》，《法制晚报》，2004年11月12日）当然，人们仍可严厉责问：“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上横加一杠居心何在，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

从后现代观点看，对同一件作品的观点截然相反、阐释出的意义完全不同，非常正常，端看谁能想方设法理论翻新，“争取民心”，取得“话语霸权”。后现代把批评者的主观能动性、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对作品可以任意阐释，没有任何边界，不受任何限制，对作品的阐释实际成为阐释者的智力展示和学术游戏，往往令人耳目一新甚至瞠目结舌。确如美国康乃尔大学文学教授卡勒（Jonathan Culler）在《为“过度诠释”一辩》中所说：“正如大多数智识活动一样，诠释只有走向极端才有趣。四平八稳、不温不火的诠释表达的只是一种共识；尽管这种诠释在某些情况下也自有其价值，然而它却像白开水一样淡乎寡味。”（艾柯等著：《诠释与过度诠释》，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5页）但非常重要的是，这种阐释只有限定在“智识活动”的范围内才会“有趣”，即无论阐释者把作品阐释出什么“意义”，诠释如何“过度”，作品创造者的生存状况不因此受任何牵连影响、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是“后现代批评”的一个外在前提。

然而，在中国国情中，如果一个人口喊领袖“万岁”而被认定是“万碎”，结果简直不堪设想。如果一张领袖“标准像”被认定是在“偏听偏信”，有谁能承担如此重责？火焰的朝向被定性为用心险恶，确使人不寒而栗。如果一件艺术品最终被认定是对“无产阶级最神圣的‘政治性形象’的肆意亵渎”，对有关方方面面而言，后果将非常严重。九届全国美展的评委们（詹、闻都是评委）深知此中利害，所以一定要力辩这个五角星是“反映革命、反映革命历程的艰难和革命事业的坚强”，“象征革命斗争所经历的那么多磨难，那么多创伤”，因此“是壮烈的、悲壮的”。上海的有关领导也一定要在“露光”的圆洞中加一天桥，以免“授人以柄”……

凡此种种，不是“有趣”，而是“可怕”。若在“文革”那种极端的环境中，这种“诛心之论”很可能真正造成“作者的死亡”。所以在中国国情中，“后现代批评”衮衮诸公不应当只想到自己“极端”的“有趣”，不应当只想到展示自己的博学和深刻，而应当意识到手中如椽巨笔的分量之重，意识到自己的限度。批评，不能没有分寸；诠释，不能没有边界。

公共空间

矿难频发的关键在于工会的作用“不到位”，而工会的“不到位”则源于民间社会的不成熟、不发达，源于工会缺乏独立性。事实说明，社会组织的丰富，民间社会的成熟发达，是社会和谐最重要的基础。

——《矿难与工会》

最怕无社会

人们习惯将一个地方缺乏权威、秩序严重混乱称之为“无政府状态”，其实，造成这种秩序严重混乱的“无政府状态”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无政府”，而是在于“无社会”。如果市民社会健全发达，即便“无政府”也不会这样混乱，清末民初的中国便非常有力地说明了此点。

从辛亥革命到20年代的军阀混战，中国政治混乱不堪，“你方唱罢我登场”，各地的“城头”不断“变幻大王旗”。这种像走马灯一样令人应接不暇的权力更替不断产生“权力真空”，但当时的中国社会却相对稳定，而诸如抢劫之类，更多的是军纪不整的军阀部队、散兵游勇或败军在撤退逃跑之前所为，大规模市民哄抢虽然也有，但很少发生。在政治如此混乱的情况下之所以还能大致“保一方平安”，盖因当时中国的市民社会已有相当程度的发达。中国传统即有很强大的非政府的民间组织，如会馆、宗族祠堂、行会等。而且，政府对县以下的地方并不直接管理，而是由地方士绅阶层进行管理。虽然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大都不是开放的，主要是对“内部人”开放，具有地域性或血缘性，以“家长式”管理为主，具有“私”的性质而缺乏公共性，且仍受皇权管制，但毕竟为传统民间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的转变打下了基础。

从戊戌维新运动起，士大夫开始组织各种会社，开启了传统民间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的转型。清末新政时，各地更是涌起纷纷成立现代型商会的热潮，商会在全国迅速发展，不少商会甚至还有自己的武装。同时，许多地方绅商强烈要求地方自治，在这种压力下，清政府于1909年初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各地城、镇、乡必须设立自治公所，推行地方自治。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市民社会迅速发展。所以，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使统治中国二百余年的大清王朝轰然坍塌，在这种权力交替的巨变之中，中国社会却是相对安定，各地治安基本能够维持。

如武汉新军起义的当晚，汉口商务总会就与革命军议定了“各商家一律开市”、“所有台票、洋钱票仍照常通行”、“各段保安会派员巡街”、“各团体操员，任其领枪械巡街”等协议。商会领导人一再向军政府表示：“愿负责协助”安抚秩序，并随即“召集各行帮代表组织商团，协助军队，巡缉匪徒，保卫治安”。

上海商务总会在上海光复的当天就担起了维护市面和社会治安的责任，商团巡逻街道、接收车站等交通要道，守卫包括衙署和监狱在内的各重要部门。几天后，以绅商为主体的城自治公所就接管了地方行政事务，积极维持社会秩序。这些，都使“大上海”在剧变之中市面非常安定。

广州十大善堂会社、七十二行商及总商会等商人团体在武昌起义不久就联合开会，决定承认共和政府，维持地方治安。其他城市也都是大同小异，都是由士绅等各种“头面人物”出面维持秩序。

相反，在现代市民自治组织尚未建立的1860年秋，当英法联军火烧并抢劫圆明园时，一向是天子脚下顺民的附近村民竟然也趁火打劫，大肆掠抢，“奸民乘之，攘夺余物，至挽车以运之。上方珍秘，散无孑遗”。一位官员“闻夷人已退”便回园查看，“至大宫门，则闲人出入无禁，附近村民携取珍玩文绮，纷纷出入不定，路旁书籍字画，破碎抛弃者甚多，不忍寓目”。此时咸丰皇帝逃到热河，恭亲王奕尚受皇帝之命留守京城，“官家”只是暂时、局部失控，权力阙失程度远非几十年后清王朝覆灭可以相比。然而，在清亡以后的十几年中，军阀连年争战，国家政治一直极度混乱，但市民社会却一直发展，正是这种市民社会的存在，维持了长期战乱中“市面”的大体稳定。无论谁占领这块地盘、这座城市，民众照常做自己的营生，只是将“税”交给不同的占领者罢了。最大的区别，在于不同占领者的税轻税重、军纪的严明涣散之别。“社会”保证了政局动荡中居民日常生活基本正常，使文明社会不至于退回到赤裸裸用暴力你争我夺、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

历史事实证明，在这种“社会”与“国家”保持一定距离而不是重叠的结构中，不论“政治”如何风云变幻，社会依旧相对稳定。相反，在“社会”与“国家”高度重合的结构中，“政治”的任何风吹草动立即就会引发社会的动荡不安。简言之，就是“不怕‘无政府’，最怕‘无社会’”（若有一个民主、廉洁、高效的政府，当然最好不过）。所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确实至关重要。

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至为重要，甚至可以说当前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二者关系的重组。在传统的“一大二公”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了全能政府治理下的国家，国家与社会高度重合，社会自主领域几乎完全被国家呑没，国家垄断了几乎全部社会资源的配置权，从经济资源到个人的身份、地位等等。城市中的每个人必须隶属于一个国家的“单位”，离开“单位”便很难生存。农民则由“人民公社”制度牢牢地捆绑在土地上，完全没有离乡的自由，而且国家通过对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和一系列指令性计划对“公社”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进行严格的掌控。在这种体制下，个人的自由被压至最低，更不可能有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力量。当然，在“非常时期”，这种体制有极强的动员力量，有可能在短期内使经济迅速发展。但长期来看，缺乏个人自主的体制必然使经济发展缓慢、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二十多年前开始的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立使国家对社会资源控制开始减弱，公民自主性开始提升。国家逐渐退出直接经营活动，行政权力逐步从经济领域撤出，经济成分日益多样化，公民渐渐可以脱离“单位”，农民的流动性大大增强，生产者不必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才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个体对社会资源的直接占有越来越多。与之相应的是市民社会正在兴起，各种非政府组织（NGO）、中介机构、公民志愿性团体、各种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越来越多，既对政府退出的某些领域进行管理，又维护、代表各自成员的利益与政府或其他部门进行谈判。

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并不意味着二者的对立，而更可能是一种互补。社会成为公民和国家间的中介，在许多方面，国家通过社会对公民进行管理；同时，社会保护公民的利益不受国家的不正当侵犯，公民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社会这种渠道合法、平稳地表达，而不会也不必通过过激的方式表达。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这种“体制内”的沟通，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基础。可以说，中国二十余年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逐步开始了“社会重建”。

矿难与工会

近年矿难频频，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每次事故发生后，政府有关部门都非常重视，要求相关企业、行业普遍“整改”，严格进行安全大检查，甚至停产整顿、排查安全隐患。然而，时隔不久甚至政府指示的余音未消，一起起矿难仍接二连三发生。仅2004年最后两三个月，较大的矿难就有：10月21日河南太平煤矿瓦斯爆炸，一百四十八人遇难；11月20日河北沙河铁矿井下大火，六十八人遇难，伤五十一人；11月28日陕西铜川煤矿大爆炸，一百六十六人遇难；12月1日贵州六盘水盘县淤泥乡说么备煤矿瓦斯爆炸，十六人遇难；12月9日山西省阳泉市盂县南娄镇大贤三坑煤矿瓦斯爆炸，三十三人遇难；12月12日贵州思南县许家坝镇天池煤矿发生透水事故，三十六人遇难；12月19日四川省宜宾兴文县银方煤矿发生瓦斯中毒事故，十四人遇难；12月22日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一乡镇煤矿发生窒息事故，十三人遇难……

严酷的事实说明，矿难已非“偶然”，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因此引起了广泛关注，各方纷纷探讨导致悲剧的原因：如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和设备隐患未能及时发现和消除等人为因素，即人的不安全行为引发了事故，说明人的素质低下是不安全行为的根源。设备、技术落后自然也是矿难频发不能忽视的因素。政府有关部门为了“政绩”，甚至由于与煤矿有直接的利益关联，而对非法开采监管不力、执法不严，也确是重要原因。国营煤矿领导或私人矿主千方百计追求利益最大化而置矿工生命于不顾……这些当然都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维护矿工权益的组织——“工会”的缺席。

对这些矿难，许多媒体都作了详细报道，但均未提到工会的作用。其实，在大多数私营小矿中，根本就没有建立工会，在与矿主的关系中，“一盘散沙”的矿工自然处于弱势地位，根本无法就安全、待遇等问题与矿主谈判。而更引人深思的是，大型国有矿山企业都有工会组织，但在这些问题上同样未见其有“话语权”，从对大型国有企业陕西铜川的陈家山煤矿矿难的报道中就足见此点。

陈家山煤矿的安全生产条件在中国的煤矿中已属较高水平，采、掘机械化程度分别达到100％和75.5％。井下还安装了电子监测头，从地面的调度室就能直接了解到工作面的情况。据有关媒体报道，一些矿工对记者说：“11月23日，415工作面就着火了。我们不想下井，可领导说，如果你不下井，明天交一百块钱罚款给财务科；明天如果不交，后天你就不用来上班了，说开除就开除。”“着火的当天，（矿务）局里来人检查，他们还差几百米就到着火的415工作面，就没再往前走——他们也害怕，可还是逼着工人干活——是一边灭火一边干活。”另一位参与11月23日井下灭火的矿工说：“火一直没灭干净。我当时还跟我的老乡说，非出事不可，你要注意安全啊。这次事故是在我预料之中的。”井下每一百米左右就有一个瓦斯检测仪，瓦斯浓度一旦超标，检测仪就会报警并自动切断电源，但该矿“有时每个班报警七八次，为了不影响生产，领导就让用衣服把检测仪盖住，或者断电后强行关电继续生产。”

事实上，在事故发生一周前瓦斯检验员就发出了危险警报，从11月20日开始，他就发现井下的瓦斯含量超标，最高的时候达10％。而按煤矿安全生产规范规定，采风回风巷、采掘工作面回风巷风流中瓦斯浓度超过1％或二氧化碳浓度超过1.5％时，就必须停止工作，撤出人员。检验员的报告当天就报到了矿上。但矿长只关心“今天的产量多少”，始终未提及瓦斯超标之事。在第二天的安全生产学习会上，检验员将瓦斯超标的消息悄悄告诉了工友，大家都希望能停产整顿。但矿上一直没有下达停产整顿通知，终于酿成大祸。

在这个过程中，工会没有起任何作用，也根本没有人想到要向工会反映安全问题，足以说明工会在此实际形同虚设。这是陈家山煤矿的情况，但又远不止是该矿的情况，而是带有相当普遍性的现象。究其原因，在于工会在我国的地位其实一直不甚明了。

建国之初，老共产党员邓子恢在1950年夏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公营”企业中工会也应该以“代表工人的利益”、“保护工人群众日常自身利益”为基本任务，工会不能成为厂方的附属机关。邓子恢的观点在最高领导层引起了激烈争论，有观点认为国营企业中工人利益与厂方利益基本一致，故指责邓的观点是“机会主义的原则和理论”；而时任“全总”副主席、党组书记的李立三则在1951年秋对邓的观点表示支持。但这年底，邓、李的观点被指责为是从分配出发，不是从生产出发，代表落后工人，是“工团主义”、“经济主义”，受到严厉批判和处理。虽然在三十年后的1981年，他们被平反，但几十年形成的传统与思维定式使工会的地位、作用在实践中一直未能妥善解决。

尽管1992年通过的“工会法”明文规定：“工会发现企业行政方面违章指挥、强令工人冒险作业，或者生产过程中发现明显重大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有权提出解决的建议；当发现危及职工生命安全的情况时，有权向企业行政方面建议组织职工撤离危险现场，企业行政方面必须及时做出处理决定。”但不断发生的矿难说明这些条文并未得到执行。

有工会组织，也有相关的条文规定，但矿难的层出不穷说明工会实际上的“缺席”相当普遍。制定有关条文固然重要，但贯彻执行更为重要。有关条文之所以得不到贯彻、执行，根本原因在于现在的工会实际仍是企业的“附属机关”，在大企业中工会领导变成一种相应行政级别的职务安排，在这种结构下“工会章程”、“工会法”中规定的种种职能中维护职工权益的重要职能很容易被弱化。

看看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吨煤死亡率现在远远低于我国，这当然与其科技水平有关，但与其工会组织的作用更有关系。揆诸历史，这些国家在工业革命时期矿工状况可能更加悲惨。正是从19世纪中叶起，各种工人协会开始建立，经过长期合法争取，状况渐渐改善。

最早产生工业革命的英国，在这方面自然走在前面。19世纪30年代，劳动者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对付“老板”剥削迫害、才能确立平等原则的信念在工人中间开始传播。对19世纪最初几十年英国政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边沁的强调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功用原则”（utility），被引用到生产领域。既然政治体制是一个有机整体，就不能漠视居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权利问题。边沁的理论认为政府不应该无视巨大的贫富差别，应通过议会改革来实行相应的社会政策。但1832年英国的国会改革却将工人排除在选民之外，从而引发了一场工人阶级的国会改革运动，即著名的宪章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工人阶级开始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种“工会”或“工人协会”，作为一个整体与资方、政府谈判。宪章运动的最终目的虽然暂时没有达到，但也迫使国会做出某些让步，如颁行十小时工作制，对劳动者的权益开始有所考虑。从19世纪40年代起，法国、意大利、德国等都兴起了长达数十年的结社运动，迫使资方或政府不能完全不顾劳动者的基本要求。

事实说明，当时西欧诸国社会矛盾极其尖锐，一触即发，但由于各国先后对各阶级、阶层的利益作了理性调整，虽也经过种种震荡，最终还是在体制框架内使矛盾得到缓和，社会基本稳定。值得重视的是，工会的强大不仅没有“颠覆”这些国家，反而因其使社会矛盾得到缓解而使国家更加稳定、巩固。

现在，我国曾有学者认为如果工会真正强大将影响生产、影响效率，增大“交易成本”，并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论据。但这些矿难说明，工会的缺席短期可能会“增产”、“增效”，但却极易引发巨大灾难，最终使“交易成本”大大增加。推而广之，这其实也是现在经济发展迅猛，但社会矛盾却日益尖锐的重要原因。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开始迅速分化，利益分配间的矛盾更形突出，利益协调成为紧迫课题。不同阶层要在一个社会和谐相处，必须公正协调彼此利益。在利益调整过程中，代表各自利益的种种协会等NGO组织十分重要，而对相对于资本、政府而言居于弱势的群体来说，能真正代表其利益、维护其权益的如工会一类组织、机构更为重要。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如果一方力量过弱，利益分配必然严重失衡，这恰恰是社会冲突、动荡的根源。

建设和谐社会确是我们的理想，在和谐社会中，社会各阶层、各种社会力量通过“自组织”彼此监督、制衡，互相协商、协调。在这种社会机制中，社会的不平与弱势群体的疾苦可以得到缓解，利益冲突、社会矛盾可以在理性、法制的秩序下通过协商、谈判得到解决。如果没有这种机制，没有各种社会组织，一旦社会不平加剧，不是出现“群龙无首”的“群体性骚乱”，就是有人以“替天行道”者自居“聚众闹事”，并极易博得广泛同情，小则引起社会不安，大则激发社会动荡。

总之，矿难频发的关键在于工会的作用“不到位”，而工会的“不到位”则源于民间社会的不成熟、不发达，源于工会缺乏独立性。事实说明，社会组织的丰富，民间社会的成熟发达是社会和谐最重要的基础。

“社会”与“社会和谐”

2004年12月21日早晨，一场大火将全国十大综合批发市场之一的湖南常德桥南市场付之一炬。已有十二年历史的桥南市场建筑面积八万平方米，年成交额近百亿，每年上交税收五千八百多万元，是常德的财政支柱；桥南市场直接养活了十几万人，消化了大量当地农民工。对经济相对不发达的中部小城常德来说，这场大火可谓损失巨大，而且不仅直接的财产损失令人痛心，更使许多以此为生者顿时生计困难，潜藏着巨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由于此次火灾的前因后果颇具典型性，不妨作一略微详细的“个案研究”。

据报道，引发这场大火的是一家店铺一台小彩电的内部故障。火本不大，但简陋不堪的消防设施根本不起作用，结果大火竟烧了十四个小时后才被扑灭，足见其安全措施之薄弱。而且，桥南市场十二年来竟发生了六次大火，平均两年一次，还造成过人员伤亡，足见此次大火并非偶然。一个对当地如此重要的市场，为何安全措施却一直如此薄弱？这是我们应当深刻反思的。

桥南市场火情不断，最终付之一炬的直接原因是政府有关部门的“利字当头”。这座市场建成后，甚至来不及通过消防验收就投入使用，一开始就埋下隐患。由于生意极好，门面价格越来越贵，市场管委会为了多敛财实际采取了“多设摊位多收钱”的管理模式。于是大量违章建筑在市场内拔地而起，密密麻麻，楼与楼之间的过街天桥、消防通道、消防井全部被市场管委会租了出去。2001年的那次大火，引起大火的门面所在地原本是一个消防井，被管委会以六万元的价格卖给商户。由于这种“过度开发”，原有的功能区没有隔离开来，结果造成此次“火烧连营”一大片。再加上市场的消防通道不畅，消防车无法迅速进入火灾现场，只能在外围喷水，因此经过十四个小时之久才将大火扑灭。

“政府”不是抽象的，是通过其各级组织、机构对公共事务的具体服务、管理来体现的。桥南市场管委会原本是代表政府对市场进行管理和服务的，但事实却说明管委会（政府）明显失职。公民通过纳税“购买”服务、对公共秩序的维护，因此对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尽心尽责为公众服务、维护安全与秩序是政府的职责和义务。而具体到桥南市场管委会，除了纳税人与政府的一般关系外，管委会还收取市场商户价格不菲的管理费，对这座市场的服务与安全更要负全责。然而它不仅“只收钱不管事”，反而为收钱，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违反种种安全规定。因此，桥南市场管委会及相关一级政府应对这次火灾负全部责任，那些交了管理费的商户，完全应当向相应一级政府索赔，相关责任人应受该到法律的严肃处理。

然而，人们还应该进一步追问，既然这些商户出钱购买了管委会的服务，而桥南市场管委会为一己之利而置众多“雇主”安危于不顾并非一日，众商户早就对其服务态度、管理水平极为不满，为何不敢或无法制约其“反仆为主”呢？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力量太小，具体而言就是桥南市场的“社会”还没有形成，因此无力制止作为一级政府代表的管委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滥用职权。作为全国十大综合批发市场之一的桥南市场，据说有上万商户，它们虽然在“同一屋檐下”，密密麻麻一户紧挨一户，却是一个个分散、孤立的个体，没有“自组织”，即没有形成“社会”，在与大权在握的管委会的博弈中自然居于劣势。无数事实说明，分散的个人以及个体性企业、商户的团结，逐步发展、提升到形成具有有效性的组织时，便会形成一种对政府权力有监督制约作用的“社会权力”，而这种民间“自组织”正是政府与个体之间良性互动的中介。

这些商户各做各的买卖，相对而言是完全个体化的活动，不直接涉及公共权力。但既然在“同一屋檐”下，就会有共同利益。对共同利益的关心、发言、讨论、建设代表自己利益的民间组织，正如现在居住在同一个社区的居民，为了共同的利益要组成“业主委员会”，这许许多多基层的“自组织”形成一个个“小社会”，许许多多“小社会”犹如细胞，以此为基础形成更高、更大的“社会”。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才可以互相协调，各种矛盾与冲突可在理性、法制的范围内得到解决，社会才能和谐。这种关心共同利益的“自组织”形成了公共领域，而公共领域与公共权力直接接触，成为私人或私人性团体与公共权力相交的界面与互动的平台。它既可以整合和表达民间的要求，又能使公共权力接受来自民间的约束。当这类“个体性联合”成为合法的利益主体时，自然会以种种合法方式向政府权力运作，争取自己的权益，影响公共政策，如要求桥南市场管委会认真履行职责，不得违反安全规定将人行通道、消防通道、消防井出租等等，以“社会权力”构成对“政府权力”的制衡。

桥南市场大火再次提醒人们：没有“社会”，便很难有“社会和谐”。

交通拥堵与公共空间分配

在北京的“交通史”上，2003年8月4日应该是个划时代的日子。这一天，北京市交管局发布信息，北京市第二百万辆机动车拥有者产生，这一数据表明北京开始进入汽车时代或曰汽车社会。在这二百万辆机动车中，私家车达到一百二十万辆，而且全市机动车现在仍以每月三万辆的速度递增，其中仍以私家车为主。

进入汽车社会，北京早已拥挤不堪的交通更加不堪重负，从普通市民到一市之长现在都为“行路难”而头痛不已。然而许多发达国家、地区的大城市汽车拥有量指标比北京高五到十倍，但交通却远比北京顺畅，因为他们日常基本出行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仍是使用公共交通方式，而北京车主的日常基本出行几乎都是使用自己的汽车，公共交通出行率不到百分之三十。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汽车的拥有量，而在于私车的使用频率。汽车使用频率的高低由使用成本决定，而作为一种“社会性”很强的消费品，汽车的使用成本实际反映出一个社会公民意识的强弱、公民能否有效“维权”、公共空间的分配、政府的政策导向等诸多问题。

许多发达国家、地区因为私人汽车的使用成本尤其是进入市中心的使用成本昂贵，人们日常出行尤其是进市中心，主要选择公共交通，私车则在周末使用，即所谓“买用分离”。而私车使用成本中，很重要的方面是停车费极其昂贵，人们总是感叹“买得起车停不起车”。即便是收入颇丰的中产阶级，如果住在市中心则不敢轻易买车，如果住在其他地方则不敢轻易驾车进市中心，总是把车开到市中心边缘存好车后再换乘公交。如香港港岛的铜锣湾、湾仔、中环或九龙的尖沙咀一带，每小时的停车价格为二十五到三十三港元，居住在此的中产阶级收入不菲，却也买不起（实际是停不起）车。

一些城市明确规定以路外停车为主、占道停车为辅的原则，规定建筑物需要自行解决停车需求，不允许将自身的停车问题变为社会成本。即便如此，有些城市还采取种种措施限制汽车进入市中心。如新加坡利用电子扫描和智能卡技术，对进入市区的小汽车自动扣款。德国从2003年1月1日起对汽油增收“生态税”。古老的牛津城早在二十年前就实行“Park ＆ Ride”，即“停车（小汽车）乘坐（公共交通）”政策，为此政府专门在郊区修建了免费停车场。伦敦市中心面积约为二十一平方公里，其中包括著名的伦敦金融区，为进一步缓解交通压力，伦敦市政府从2003年2月中旬起，每天从7点到18点30分向驶入市中心的车辆收取五英镑“拥挤费”，残疾人、出租车、救护车及警车除外，为此还在“要道”安装了两百三十台监视器，以防漏缴。

这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少有乱停车现象，重要一点是一旦有人乱停车，附近居民就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立即举报，有关部门很快就会赶来严肃处理。

北京私人机动车的使用率之所以远远超过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盖因私车的使用成本太低，主要是进入市中心的成本太低。尤其令人奇怪的是，北京市中心的实际停车费用低于非中心区。例如，现在新建的小区大都不在市中心，设有停车位，有专门的物业管理，收取不低的停车费。相反，过去大量的居民楼都建在市中心，遍布全城的胡同也都在市中心，这些居民区本没有专门的车位，但由于无人管理结果反而可以随便停车。市中心的停车位本来是稀缺资源，却被无偿侵占。这样，市中心新建的收费不低的停车场、地下车库自然少有停车。现在，每天下班后，市中心的胡同和旧式居民楼间这寸土寸金的空地几乎成了免费停车场，门前空地、公共绿地、胡同两侧都是车主们见缝插“车”的好地方。人们原来的自由活动空间被减至最低，老人再不敢散步，孩子更无地方嬉戏玩耍。而且这些车辆堵塞了消防通道，实际成为居民生活的安全隐患。但车主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样停车是对他人权利的侵犯，而更有意思的是，无车者对此虽啧有烦言，却又都是反复叮嘱自己的孩子踢球玩耍时千万不要把别人的车碰坏了等等，根本没有意识到孩子有权在这里玩耍，是车主们侵犯了自己的权利。侵犯他人权利者无意识，不知道尊重他人的权利；被侵犯者也无意识，不知道维护自己的权利，充分反映出公民权利意识的淡漠。

当然，权利的维护要一套制度保障。由于有关部门对此实际缺乏管理，所以即便有心，也很少有居民投诉胡同、旧式居民楼的乱停车。不仅市中心胡同、旧式居民楼的乱停车无人管理，甚至繁华大街的乱停车也常常无人管理。每到上学和放学的时候，市中心的中小学附近立有禁止停车标志的街道却都停满汽车，这时还总能看到不少交通警察在费心费力地指挥疏导却成效甚微，真使人不知作何感。明明有禁停标志，交警在场却不管不问，不知是不敢管不想管还是根本就不知道应不应该管。其实，此时交警的首要任务应是行使“禁停”的职责。此时容许乱停车而去疏导交通无疑是舍本逐末，所以无论怎样努力，交通堵塞也难以疏导。除了个人乱停车外，一些单位如饭馆、酒店任意在自己门前的人行道或马路上占路为王，圈占“专用车位”，也少有人按有关规定对其干预、管理。公共空间软弱不堪，似乎可以随意侵占，可以被无偿“私有化”。当然，对停车进行规范后停车费将成为政府一笔不小的收入，因此这笔收入能否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经费的使用是否能得到民众的有效监督，车主缴费后应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同样不能忽视。

自行车现在仍是北京大多数市民的主要交通工具，但现在在马路空间的划分上，机动车道越来越宽，自行车车道越来越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马路的非机动车道上仍被有关部门划定不少机动车停车位。当这些车位停有车辆时，非机动车则不得不走机动车道，风险大增。这种“划定”或有无奈之处，但还是凸显出政府有关部门在公共空间的划分上对机动车的偏向。

政府有关部门对乱停车的疏于管理和道路划分上对机动车的偏向，实际反映出政府政策制定中偏重经济发展而对社会均衡发展注意不够的“汽车中心”考量，因为汽车是当前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但事实说明，如果仅仅“发展”汽车而无其他制度条件的制衡，会造成严重的动脉“栓堵”，反过来影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最终也会影响汽车工业的发展。推而广之，经济发展一定要有相应的社会、政治的制度配套建设。不然，经济最终也无法健康持续发展。

显然，汽车数量骤增导致的交通拥堵背后其实有着种种复杂的社会因素。公共空间的分配是政府考量、社会不同利益集团间互相博弈的结果。在现在“有车阶层”与“无车阶层”的博弈中，“无车阶层”无疑居于弱势因此更要有“主动维权”的自觉，更需要政府的支持。当社会公民意识觉醒，政府主持公道时，公共空间才能通过法治框架内的博弈得到合理划分。

从恒和的信用说起

突然刮起的“晋商热”使“票号”为人熟知，其实，大约产生于明代嘉靖年间以存取款及放贷为主要业务的“银号”（也称“钱庄”），要比票号的产生早得多。北京作为明清两朝的都城，长期是政治中心，商业也十分繁荣，因此银号业非常发达。

存取款及放贷这种金融业本质上是主客双方彼此的“信用”。惟其如此，金融业又给不讲信用的商家提供了“赚大钱”（其实叫“骗大钱”更准确）的机会。一些银号经不起巨大的利益诱惑，欺诈骗钱之事时有发生，为此，清政府对经营钱铺的商人原则上曾提出“五家互出保结”的要求，以防奸商“关铺潜逃”。当时的京城生活指南——主要为外省暂居京城的行旅客商而编纂的《都门纪略》就提醒说：

京师钱铺，时常关闭。客商换钱，无论钱铺在大街小巷，与门面大小、字号新旧，必须打听钱铺虚实。不然今晚换银，明日闭门逃走，所开钱帖，尽成废纸。

然而，在这种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金融业竞争中，恒和、恒利、恒源、恒裕这“四大恒”却是赫赫有名的几百年老店，被称为“都中钱肆巨擘”。这“四大恒”都在东四牌楼附近，据《旧京琐记》记载，银号首推恒和等四家，谓之“四大恒”，“居人行使银票以此为体面。”“官府来往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多依之。市民也以握有‘四恒票’为荣。时有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踩‘内联陞’、腰缠‘四大恒’之说。”“四大恒”开出的银票成了京城最受欢迎、最体面的“硬通货”。虽然近代银行业的兴起使传统的“银号”逐渐萎缩，但那种讲求信誉、以诚信为本的经营之道，还是令人钦佩。从近人齐如山《北平怀旧》中记载的一则史实，便可略窥一斑。

同治末年，四恒之一的恒和银号关了门歇业了，但他有许多银票在外边流通着，一时收不回来。彼时没有报纸，无处登广告，只有用梅红纸半张，印明该号已歇业，所有银票，请去兑现等字样，在大道及各城镇中贴出，俾人周知。然仍有许多票子，未能回来，但为信用必须候人来兑，等了一年多，还有许多未回，不得已在四牌楼西边路北，租了一间门面房，挂上了一个钱幌子，不做生意，专等候人来兑现。如此者等了二十年，光绪庚子才关门。

同治末年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光绪庚子是1900年，等了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直到义和团进京、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京城大乱、遇到这种“不可抗拒之外力”时才关门走人！笔者工作单位紧邻东四牌楼，现在每每路过这里，不免遐想那间为兑现租了二十多年的“门面房”究竟是在这里还是那里，现在，可还有如此守信用近“痴”的商家？丧失已久的诚信之魂，还招得回来吗？

如果招不回诚信之魂，在诚信严重匮乏情况下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确实困难重重。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信用经济。在市场经济早期，市场、交易范围狭小，大多是熟人之间的交易，交易手段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甚至是以货易货的即时完成，欺诈不易发生，因此信用的作用并不突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易范围不断扩大，从地方扩大到国家、世界，交易大多是在陌生人之间发生，“交”与“易”很难即时完成，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也只能是信用经济。如果大家都不讲诚信，不讲信用，收款不付货或收货不付款，交易链条立即断裂，市场随之崩溃。由此观之，当一个社会连熟人都要欺骗、以至于产生了“杀熟”这一“专有名词”时，足证诚信缺失已到何种程度。

大量事实说明，由于缺乏诚信给社会和经济生活造成了重大损失。不必说一些假冒伪劣产品使“中国制造”全球蒙垢、更使我们身受其害，不必说坑蒙拐骗使人疑心重重、防不胜防，合同得不到执行，债务人想方设法赖账……就是许多原本良好的措施，由于缺乏诚信而无法实行；勉强实行，结果往往更差。

例如，高考甚至研究生考试仅凭考分录取，确实容易录取“高分低能”的学生而忽视学生个性，于是制度设计者想以外国行之有效的“推荐制”来弥补高考的不足；但实践证明，由于诚信缺失，“推荐”实际都是“走后门”，既不公平也无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弊端不浅的“以分取人”就是最好的制度。

为了让高中生有一定的社会知识，近年规定应届高中毕业生必须有一定时间的“社会实践”，然而，大多数学校为了让学生争分夺秒地“学习”，根本不让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但最后都开出了实践证明；学生未出校门，即亲身感受到原以为神圣的“证明”其实可以公开作假。

廉租房或“经适房”政策是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解决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有效方法，近年也为我国采用；然而，在相当一部分城市，这种政策却被扭曲成为有门路的富人再次“套利”的工具；与其如此，不如无此政策。

面对越来越多的各种评估、检查，相当多被评、被查的单位彻底作假，对本单位不愿配合造假者的“经典语言”是“谁和单位过不去，单位就和谁过不去”；与其这样，不如干脆废除劳民伤财的各种评估、检查。类似事例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显然，由于没有诚信，许多良好的制度、政策无法实行，实际大大提高了社会和经济运行的成本。换句话说，诚信是不可缺少的社会资本之一种。这种社会资本雄厚，社会就能和谐运转；这种社会资本稀缺，社会就会运转失灵；如果根本没有这种社会资本，社会就将分崩离析。诚信不仅提高了社会发展的整体效率，更是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是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

建立“诚信社会”确有许多方面的工作要做，如民间社会的建立、发展，协会、行会的自律、监督，各种信息的透明，个人、集团对自己权益的维护，等等。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违约者、不诚信者受到重罚，使其不能不重然诺守信用。这种惩罚，要靠一系列的规则、法律和制度来保证实行；也就是说，诚信要靠制度和法规来养成。久而久之，诚信将习惯成自然，成为一种文化，成为国民素质的一个方面。所以在市场经济建设初期、民间社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重建诚信社会，手执惩戒处罚大权的政府之作用确实非比寻常。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政府首先要诚实守信，因为政府能否诚实守信对民众的影响最大；也只有成为被人信任的政府，它的惩戒、它的权威才能为人信服。

“帝国民主”的结局

1978年，中东石油大国伊朗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领导下进行的“白色革命”已整整十五个年头了。在这十五年中，由于石油价格的飞涨和国王的锐意革新进取，古老落后的伊朗正迅速脱离传统，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突飞猛进，取得了眩目于世的成就。经济繁荣昌盛，武备精良强大，似乎就要再现两千五百年前古波斯帝国的灿烂辉煌。但就在这年底，权柄赫赫的巴列维国王却极出世人意料地被身披黑色长袍、头裹黑色缠头的毛拉们掀起的“黑色风暴”——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的伊斯兰革命所推翻。力量如此悬殊的“两种革命”彼此交量，结果竟是弱胜强败，而且“在这十五年里，全国人民的愿望竟然完全翻了个个儿。这种颠倒是怎样发生的呢？”（费·胡韦达：《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其中必有引人深思的多种原因。

伊朗人为古波斯人的后裔，居鲁士大帝和大流士王在两千五百年前所建立的庞大帝国，为古波斯的全盛时期，我国汉史称安息。但随着帝国的倾覆，波斯先后被许多民族、国家征服。公元7世纪时，伊朗为高举伊斯兰教大旗的阿拉伯人所占领，伊斯兰教遂成伊朗“国教”。若细分起来，伊朗人皈依的是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教派。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教合一，《古兰经》不仅是宗教信仰和礼仪的规范，也是俗世社会必须遵从的行为准则。而诸如教育、司法等领域，更是必须由神职人员掌握。

在漫长的历史中，伊朗逐渐衰败。18世纪末，伊朗东北部的土库曼人恺加部落统一了伊朗，建立了恺加王朝。由于地处东西交通要冲，所以近代以来伊朗便成为一些欧洲大国的争夺对象，屡遭侵略。1801年俄国兼并格鲁吉亚，英国同伊朗三次战争导致伊朗割地赔款及承认阿富汗独立。此后法国、奥地利、美国等相继强迫伊朗订立了不平等条约。19世纪下半叶，英、俄攫取了在伊采矿、筑路、设立银行、训练军队等特权。1907年，英、俄两国签约划分了在伊的势力范围：北部属俄国，南部属英国，中部为缓冲区。伊朗虽然名义上仍是独立国家，但实际分别置于英、俄的影响甚至直接控制之下。往昔的辉煌与今日的耻辱形成鲜明对照，伊朗在追求复兴强国的路上必然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而强烈的民族主义又很容易导致笼统、盲目的排外思潮。

与中国类似，伊朗的一些志士仁人也是为了救亡而提出宪政主义的。他们认为学习西方限制国王权力的改革是国家强大、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根本之策。所以，伊朗的宪政主义与民族主义一开始就缠结在一起。进一步说，如果没有“救亡”就很难有“启蒙”，更没有“启蒙”的进展。但正因如此，“启蒙”又很容易被“救亡”压倒。1905至1911年，伊朗发生了“宪法革命”，穆罕默德·阿里·沙国王被迫召开议会，制定了伊朗第一部宪法。虽然有宪法，但并无人遵守，因此伊朗政治陷入混乱之中，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亦有类似之处。长期的政治混乱为军人或曰军阀夺权创造了条件。1921年，一位目不识丁但因军功显赫升至高位的哥萨克武夫礼萨·汗发动政变推翻了软弱的恺加王朝，自任陆军大臣，接管了政府权力，又于1923年取得首相职位。最后，他干脆在1925年以议会的名义废黜国王，自封为王，正式建立巴列维王朝。

礼萨王急欲使国家富强起来，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大规模土地改革、废除一些不平等条约等，因此获得广泛支持。伊朗邻国土耳其在凯末尔领导下进行的政教分离的现代化运动使礼萨王印象极为深刻，他决心效仿凯末尔，在伊朗也推行政教分离的现代化运动。他组建了现代的国家军队，创办一些用大机器生产的工厂，修筑铁路和公路，并从神职人员手中夺回教育和司法权，创建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学校体系，用俗世的科学知识取代神学教育，建立了以法国法制为蓝本的现代司法体系，以俗世的民法取代伊斯兰法，尤其不准教会干政。为了移风易俗，他提倡穿西装，并要妇女摘去遮盖了千百年的黑色面纱。这些自然遭到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对，王室同教会发生激烈冲突。为镇压教会，国王曾率兵前往什叶派领袖的居住地库姆，公然无视伊斯兰最基本的戒律，穿着马靴踏入神圣的清真寺，用手杖抽打一名德高望重的阿亚图拉。他终于用残酷的手段使教权屈服于王权，但实际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埋下了群众基础极广的教会与整个巴列维王朝彼此间数十年的仇恨种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云中，具有亲德倾向的礼萨王（他在30年代为强调波斯属雅立安人种而把波斯改名伊朗）在英国和苏联的压力下被迫于1941年退位，将王位交与自己年仅二十二岁的儿子巴列维。

从小留学欧洲的巴列维国王登基时以花花公子著称，毫无政治经验，自然形同傀儡。经过十几年的政坛磨炼和几次重大政治危机后，巴列维国王终于大权在握，于1963年开始了雄心勃勃的“白色革命”，想借此使伊朗在2000年成为“世界第五大工业强国”。这个一揽子的现代化／世俗化方案，一开始就遇到以威望极高的霍梅尼为领袖的什叶教派的激烈反对，以致双方于1963年初夏在德黑兰街头发生流血冲突。结果当然是以国家军队对教会力量的血腥镇压而告结束，阿亚图拉霍梅尼被迫流亡国外。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此举已摧毁了什叶教派抵抗运动，神职人员已经就范，曾任美国驻伊朗大使的沙利文写道：“国王自己也认为，从此可以放手推行他的现代化、西方化以及世俗化计划，不再会遇到什叶教派的严重抵抗了。”（沙利文：《出使伊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5页）此后，便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给伊朗带来巨大变化的“白色革命”。

巴列维国王在《白色革命》一书中对这一“革命”作了详细的说明。他声称：“导致这场革命的根本思想是：权利应归全民，而不得为少数人所垄断。”“我们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革命，一举结束一切社会对立和导致不公正、压迫及剥削的因素，消除一切妨碍前进、助长落后的反动势力，指出建设新社会行之有效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也要与伊朗人民的精神、道德、国家的自然气候、地理条件、民族特点、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相适应，并能尽快地使我们达到和赶上当代世界最先进社会前进步伐的目标。”当然，他意识到：“这些方案和计划有两个因素对我们来说是基本的和神圣的：一、依靠精神和宗教信仰——当然，就我们来讲，是伊斯兰教……二、是维护以至增加个人和社会的自由，使之能够得到空前的巩固和发展。”总之，“我们这场真正的革命，全部都遵循我指出的两个神圣的总原则，即：考虑精神和宗教的因素并维护个人与社会的自由，消灭一切剥削痕迹，消灭只对少数人有利而对大多数人不利的现象。”所以要“进行土地改革来消灭封建主义和地主及雇农的关系；劳资关系也要建立在新的、工人不再感到他们是被剥削者的基础上”，还要提高妇女地位、消灭文盲，等等。（巴列维：《白色革命》前言，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具体说来，就是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废除佃农制，把可耕地的四分之一分给三万多农户（但这严重侵犯了教产），在城市把一些工厂企业出售给合作社和个人，向发达国家大量派遣留学生，兴办大量现代学校，培养了大批现代知识分子，对妇女的各种规条得到进一步放松。不能否认，这些措施使伊朗经济、社会迅速发展。许多巨型现代化工厂魔术般地出现在原本荒凉的田野，德黑兰由一座肮脏破败的小城一变而为举世闻名的繁华大都，贫穷的伊朗突跃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几乎成为财富的代名词，仅1974年就给国外贷款上百亿美元，并在两年内购置了价值六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国力迅速增强……

然而，在这举世公认的成就之下却潜伏着深刻、巨大的社会危机。这点，不仅巴列维国王当年没有意识到，大多数“观察家”也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不少人在巨变之后对此进行的探索、总结和反思，却依然发人深省。

“白色革命”使伊朗经济飞速发展，1968—1978年国民经济平均年增长速度为16％—17％，国民生产总值由1960—1961年度的人均一百六十美元跃增为1977—1978年度的人均两千两百五十美元。特别是1973年，伊朗刚刚从西方石油财团手中收回采油权，恰逢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国家每年的石油收入从四十亿美元猛增至两百多亿美元，一下子从债务国突变为债权国。许多人都认为国内容纳不了如此巨大的资金，政府开始大肆花钱，不计成本、不顾发展平衡地大上项目，仅军费就从1970年的九亿美元猛增至1975年以后的每年一百亿美元。而许多巨大项目又因不配套而闲置起来，反造成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经济环境的高度紧张，进而引发高通胀。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是贫困，而是这种巨大的财富吞噬了巴列维王朝。

另外，经济的发展明显与社会发展脱节。尽管有现代化机器，却严重缺乏合格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更缺乏现代化的管理人员。由于发展的不协调，形成了种种瓶颈。沙利文写道：“缺乏充分准备就投入建设庞大的工业企业，肯定会形成瓶颈问题。这些瓶颈问题往往是在同官僚机构打交道时碰到的。按照古老的波斯传统，官府的关节只需用钱就能买通。鉴于这些计划规模宏大、投资巨万，稍有拖延就会造成严重损失，因此行贿的金额十分惊人。结果，贪污盛行，涉及政府最高层，而且事实上也涉及了王室成员。据我看来，强制推行工业化计划所带来的贪污之风，是对国王及其政权的一个重大威胁。”（《出使伊朗》，第46页）正是种种骇人听闻的贪污之风造成了整个社会道德的颓败，并逐渐促使人民对巴列维政权产生离心力。

人们认为，只有民主和法制才能有效反贪倡廉。但巴列维国王却不这样认为，因此政府始终无法制止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但面对愈演愈烈的腐败，他不得不于1976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想以此监督贪官污吏。这种自我监督的机制自然收效甚微。然而，他至死都认为“皇家调查委员会”是监督官员、反对腐败的最佳机制，在他流亡国外的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如此写道：“这是检查国家事务的现代化服务机构。在我看来，这种自我评价的办法比西方国家必须依靠‘忠诚的反对派’的办法更加可靠、更加公正。反对派的批评很少以客观情况为依据。可惜的是，同我们后来的许多条款一样，这一条也没有来得及取得成果。”“他们要求‘真正的议会民主’，实际上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宣传，结果将是对民主的歪曲与讽刺。这种民主常见于威信扫地的多党制。我所要的是增进我国实际利益的真正民主，但是，我的对手们对这个主张不感兴趣。”他仍然强调，“只有在君主立宪制的庇护下，伊朗各级生活才能广泛实行民主化。”“因此，为了实现真正的帝国民主，就需要有一个君主从上边进行统一。”他还将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认为伊朗此时仍要首先发展经济：“没有白色革命，民主在伊朗将只是一种幻想，建立在饥饿、无知及物质和精神堕落基础上的民主只是一种讽刺，最终将成为民主最险恶的敌人。”（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26、131、151、182页）

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巴列维的盟友，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巴列维政权的专制统治又多有严厉批评，要求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西方新闻界对他的批评更加强烈。面对种种批评，巴列维反驳说：“作为他们的同盟者，他们不顾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行不通，仍然希望我实现西方民主思想。”“新闻界，尤其是美国的新闻界，经常是带有伊朗应该是什么样的成见，而不管它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会是什么样。伊朗被突然从中世纪推到现代技术发达的世界，把这样一个国家与有着几百年民主传统和文明史的国家相比，就像拿苹果和橘子相比一样，它们简直无法比较。”“战后美国历史从来是要求其他国家，不论其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如何，都来效仿美国。”他坚持认为，“民主是一个历史进程，无论是从下层开始还是从上层开始，它都不能由法令强制实行。我自己的经验表明，从上层逐步学着实行，比下层的大动荡要有效得多。”而且，“我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和义务实现或者是恢复伟大的文明。这就是为什么伊朗不能不保持其世代流传的和带有普遍性的传统。”（《对历史的回答》，第19、20、21、183页）总之，他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他的批评是以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他格外强调在政治制度方面一定要保留伊朗“世代流传”的传统和特色。

在自己的政权已被推翻、希望能自我监督的“帝国民主”已被证明错误时，仍强调“自己的经验”正确有效，真乃莫大之讽刺。从上层逐步实行改革确实要比由下而上变革好得多，但前提是上层必须主动实行满足社会需要的变革。而问题经常在于统治者总是强调政治改革的条件不成熟，要“逐步”，结果却是总以此为理由拒绝或拖延改革，最后导致矛盾总爆发而错失“逐步”改革的机会。

不过，在伊斯兰革命中被伊斯兰法庭处决的前首相阿米巴·胡韦达的弟弟、曾任伊朗驻联合国大使的费雷敦·胡韦达事后对此则有清醒的认识，他反思说，没有进行民主的政治改革是腐败不止的原因，恰恰也是政治反对派得以发展的原因：“在国家发展的那个阶段，国王的基本错误并不在于加快经济发展，而在于对政治自由的疏忽。到1970—1972年，物质条件改善需要与民主齐头并进。这里，国王犯了严重的判断错误，放过了一些机会。”这样，清真寺就成为反对派的政治活动中心，“在一个不能够在议会发泄不满情绪的社会里，相对来说不可亵渎的圣地，自然就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中心。”（《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第5、53页）

“白色革命”曾经激发、造就了一批现代知识分子，胡韦达写道：“伊朗看起来沿着合理的方向前进，以至于许多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纷纷参加了国王的现代化运动。我的一群朋友认为，真正的经济发展，必定会带来民主。因此，要做的事情是支持国王的改革，并且为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化提供动力。”（《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第47页）但巴列维国王长期坚持所谓“帝国民主”，使知识界逐渐产生了强烈的离心和对立倾向。而巴列维则坚认知识界疏离的原因在于，“面对这么多新奇的事物，我们有些学生没有准备。他们思想还不够成熟，不知怎样对待显然是很舒适的新生活。”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所经历的困难”，“同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经常提出过分的要求。（《对历史的回答》，第115、116页）

经济的发展虽使人民生活有了总体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却造成了惊人的两极分化。“对于一小撮富于冒险精神的买卖人来说，‘白色革命’就好比一个聚宝盆，简直堆满黄金似的。”结果“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而且人数还在成倍增加”，一夜之间由一贫如洗暴富为百万、千万富翁的“奇迹”并不乏例（维利埃：《巴列维传》，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59页）。“在围墙后面，一边是纸醉金迷，一边是民穷财尽，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在豪华的别墅里，这个国家的名门望族，用夸大自己、无视他人、歪曲事实的哈哈镜，装饰着他们富丽的厅堂。”（努斯鲍默：《霍梅尼》，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一般百姓对政府不满，当后来国家财政出现危机，政府为降低通货膨胀而对新富阶层进行诸如加强税收、制止投机等限制，要求他们略微“牺牲”少许利益时，他们居然也加入到反对巴列维的行列中去了。

注重工业，忽视农业，造成了农村发展的停滞，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寻找谋生之路。沙利文写道：“他们来自保守的农村，并受过严格的伊斯兰传统教育。他们来到西方化的现代城市，对违背他们基本是非观念的事物看不惯。他们的收入虽然比他们有生以来所能期望的还要高得多，但各种开支也使他们非常不满。他们眼巴巴地望着为进行投机买卖建起来待价而沽的高楼大厦空着没人住，而自己在德黑兰南部的贫民区，十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他们看到政府官员和中产阶级乘坐有专职司机驾驶的奔驰牌轿车在城里来来往往，自己却因公共交通工具严重不足而不得不拼命挤车。他们的失望和不满是大量的，而能使他们感到宽慰的事情又实在太少了。他们当中许多人吸毒成瘾，许多人盲目地以流氓行为来发泄心中的怨恨。”（《出使伊朗》，第47页）

另外，巴列维与教会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教会在霍梅尼领导下一直坚决反对世俗化、西方化和现代化，与巴列维势不两立。巴列维曾通过人威胁霍梅尼说：“别让我穿上我父亲的靴子。”霍梅尼则愤怒地回应：“对你来说，你父亲的靴子还大了好几号呢！”教会认为“白色革命”不仅侵犯了教产，而且败坏了道德。德黑兰街头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电影院、酒吧间、赌场、豪华酒店和日益泛滥的色情业，是道德严格的伊斯兰教无论如何无法容忍的。使教会认为国王犯下死罪的是，他把两千五百年前居鲁士建立帝国看作比此后一千年先知穆罕默德被迫从麦加流亡一事还要重要，实则用居鲁士反对穆罕默德。他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和仪式将自己列为居鲁士的合法继承人，并在1977年修改历法，日历从居鲁士缔造波斯帝国时算起。此举引起举国愤怒，是他垮台的因素之一。在一年后的满街抗议声中，国王不得不收回成命，恢复伊斯兰历法。

霍梅尼虽长期流亡国外，但在国内影响极大，始终坚信真主、真理、正义、道德在自己一边，以“简朴、自由和公正的生活”为号召，坚持进行反对国王的原教旨主义革命。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为要净化信仰、纯洁道德、在人世间建立完美理想社会的原教旨主义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社会愈是窳败不堪，原教旨主义的吸引力就愈大。对完美社会的追求，是深植于人类的天性之中的。

这样，巴列维就不得不面对要求扩大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和要求恢复传统的宗教人士两方面的反对。曾经支持“白色革命”、现在进一步要求扩大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民众认为巴列维此时过于保守、过于强调伊朗传统和特色、拒绝政治改革而反对他；力量强大、一直反对“白色革命”的宗教界人士和另一部分民众却认为他的经济、社会政策完全违背了传统、违反了教义而反对他。当面临这两种力量从相反方向的共同反对时，“白色革命”就岌岌可危了。

“白色革命”引起的种种社会矛盾一直未获解决，问题越积越多，危机越来越深。胡韦达记述说：“伊朗1977年的情景，就像一群饿鼠吞噬一块肥肉一样。”1978年秋，对国王的反对终于公开爆发，并且范围迅速扩大。反对者来自社会各界：“工人，知识分子，市场商人，戴或不戴面纱的妇女，缠着黑色、绿色和白色头巾的教士，孩子，青少年，穿西服的富人和衣衫褴褛的穷人。”（《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第105、145页）“对人民的疏远和苛求、工艺技术进步和政治僵化之间的明显矛盾，是不幸的主要根源。它们最终败坏了国王的所有工作，尽管这些工作的本意无疑是好的”。（《霍梅尼》，第69页）1979年1月中旬，巴列维国王终被推翻，逃往国外，“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霍梅尼的基本原则是国家决不能凌驾于宗教之上，任何违反伊斯兰教的法律实际上都是违法的。而因争取民主自由而坚决加入反对巴列维行列的“穿西服”的知识分子，此时方深有所悟，其中一些人后来亦不得不逃往国外。

当然，也有人事先看出了某些征兆，法国作家维利埃在1976年出版的对巴列维充满赞誉之辞的《巴列维传》一书的最后坦率写道：“伊朗孩子们要学会读和写的三个词，就是：Koda，Shah，Mihane（真主、国王、国家），说不定到了某一天，其中的第二个词儿甚至就可能给消灭掉了。”（《巴列维传》，第362页）不过，他也只说对了一半：他是根据“通则”认为经济的发展将促进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生，而没有料到伊朗的“特例”，最终促发的却是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革命。

“白色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巴列维始终反对民主宪政，始终认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西方的“地域性”制度，而不是一种现代经济制度所要求的普适的制度和价值，因此认为别人对他的种种批评只是他人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别人明明是为他好，他却认为是害他。他没有认识到，不同国家的宪政确会因历史、文化传统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和特点，但对权力的制衡、限制这种精神却是相通的。他只想要现代经济制度，却不想要现代政治制度。伊朗人民生活水平确因“白色革命”大大提高，巴列维便据此认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能一直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他没有意识到，当温饱得到保障后，人们对贪污腐败、社会不公便格外不能容忍。事实说明，只有权力互相制衡、限制的民主宪政才是防止、反对腐败的有效措施和根本制度，而由皇家掌握大权自我监督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根本无法制止腐败；“帝国民主”其实并无民主，已成笑谈。可惜，直到临死他都未能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

“白色革命”的失败也凸现出了改革不彻底的困境。不彻底的改革必然弊病丛生，在经过了改革初期的繁荣阶段因而普遍支持改革后，人们对种种弊端的感受必将越来越强烈。因此，是以继续改革来克服种种弊病，还是以此质疑、否定改革而回到旧体制，这是身处改革/社会转型中的人们不能不面对、不能不认真思考的。

西南联大传奇的生成与接续

陈寅恪在课堂上用他的江西口音讲隋唐和魏晋南北朝史，既不看书也不看讲义，张口就引各种古书中的原话，果真是博闻强记，确有“信口开河”、不用任何教学大纲的本钱；钱穆与雷海宗好像在打擂，同时开讲作为全校公共必修课的“中国通史”，各有自己一套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学生可在二者中任意挑选；陈受颐的西洋史讲了一年连古埃及都没讲完；向达的印度史两个学期其实只讲了中印关系史；一个年纪稍大的学生总在金岳霖的逻辑课上与他抬杠辩论；钱锺书聪敏博学过人，讲课时有些地方并不讲明而是故弄玄虚，只有很聪明的学生才能体会明白，反应迟缓者往往莫名其妙；陈福田的西洋小说史只从17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笛福开始讲起，而且此公课堂上还时时关心现实、分析战局，教学章法全无；明清史大家郑天挺的课却讲得非常系统，一二三四ABCD政府组织经济体制……这是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回忆自己当年在西南联大求学时的情景。

西南联大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个传奇。在那“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艰苦岁月，在物质匮乏、条件简陋异常的情况下，一群流亡他乡的师生，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学术成果，双双成就斐然，确实有如传奇。传奇是如何生成的？其中秘密何在？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在某种程度——很可能是最重要的方面——给了我们答案。

据他回忆，“联大教师讲课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而且还没有播音员抑扬顿挫有味道，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教师如此，学生又如何呢？“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由于生计所迫，许多学生都要打工、兼职，一些人还到外地工作，到考试的时候才回来，甚至有人不见了也无人过问。而许多物理系、化学系的学生之所以也选修郑天挺先生的明史，只因他的课最容易通过，凡选修者考试至少七八十分，为“凑学分”也。

这种自由散漫，使人想起传说中的雅典学园。而这也是西南联大成为传奇的秘密所在。

余生也晚，是1978年秋在拨乱反正之后考入大学的。记得刚入大学历史系时，就听说了这样一个经典段子：整个中国古代史的课上下来，中国不断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因为有的老师信服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说”，有的信服以李亚农、唐兰等为代表的“春秋封建说”，有的信服以郭沫若、杨宽、吴大琨等为代表的“战国封建说”，有的信服以白寿彝、金景芳等为代表的“秦统一封建说”，有的信服以侯外庐为代表的“西汉封建说”，有的信服以周谷城为代表的“东汉封建说”，有的信服以尚钺、何兹全等为代表的“魏晋封建说”……虽说这只是个有些夸张的段子，但起码我在大学上课时，包括选修课在内，古代中国确实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了好几次！而且，这些观点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范、翦、吕、郭、侯、尚等都是公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家甚至奠基人，你能说他们只有哪一位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而其他人则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

在随后的课程中，我们知道从古代史到近代史几乎所有重大的问题，如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都有非常不同的学术观点，争论不休，热闹非凡。而且，多数老师在考试时并不强求学生一定要赞同自己的观点，只要能论述清楚、自圆其说就行。史学如此，中文、哲学、经济、法律无不如此。

学派林立，老师完全讲自己的学术观点，这正是大学的精神魅力之所在，是大学教育与高中教育最重要、最本质的区别所在。而大学生正是在这种“知识不确定”的学习、获取过程中，感受到知识探索的乐趣，改变自己的思维习惯，培养自己独立分析、判断、研究的能力，激发出自己的创造力。但经过多年应试教育训练，不少大学新生往往一时不能适应这种变化，摆脱不了从小学到高中培养的学习习惯，还把大学当作高中，总想死记硬背“标准答案”，面对林林总总琳琅满目的学术观点、派别反而一片茫然。所以，不少大学老师都感叹大一新生其实还是“高四”，相当多的大学生实际是从大二才真正开始大学的学习生活。

然而，这种精神的魅力、探寻知识的乐趣、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现在却有中断之险，因为教育部准备在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实行全国“统考”，除外语、政治外，对以前由各校自己命题的专业基础课，由教育部制定考试大纲并由教育部统一命题。在2007年硕士研究生考试中，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心理学专业基础综合、历史学基础率先作为这种“统考”的试点。一旦试点成功，即将“全面开花”。统一试题，统一标准答案，考研将蜕变为高考。现在，连对大学本科招生“统考”的批评早已不绝于耳，而且教育部也早已允许各地自主出题（虽然还没有达到不少人提出的由一些高校自主出题的要求，但在中国现实情况下，笔者亦认为目前“高招”由高校自主出题的条件尚不成熟），教育部在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中却反其道而行之，要将各校自主出题改为统考，不能不使人深感遗憾，不能不使人深深忧虑。

因为考试具有强大的导向作用，一旦“统考”，就将有统一的标准答案，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很难在标准化考试中表现出来，大学生的学习将围着“统考”转，将如高考一样死记硬背，大四将变成“高七”，大学生的创造性将就此被扼杀。

由于研究生考试政治、外语一直实行统考，所以火热异常的考研辅导班主要以这两科为主，形成规模庞大的“考研经济”。如果专业课也实行统考，各科“考研经济”将同样火爆，现在一些在名牌大学历史系任教的老师已有人接到考研辅导班的邀请，许以高价。而一旦利益格局形成，再要改变就更加困难。

走笔至此，自然又想起西南联大。著名的生化学家邹承鲁院士毕业于西南联大，一次接受记者访问，记者问他：“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就是两个字：“自由。”著名历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先生当年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在《上学记》中深有感触地写道：“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如果造就的是“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最终“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提高民族创造力”将更无从谈起。

大学的学术标准与自主性

在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建设和发展中，大学具有重要地位。受过高等教育者所占人口比例，大学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排名、所发论文引用率的高低……均被视为一国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而大学水平、质量的高低，无疑与大学的体制，即体制是否能保障大学的学术标准、水平和办学的自主性，密切相关。

哈佛大学是举世公认的名校。1969年，哈佛大学名教授基辛格要出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仍想保留受人尊崇的哈佛教职，哈佛大学却对他说“不”。在官职与教职中，他只能选择其一，而不能兼得。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位置炙手可热，大学却不愿他兼职并可对他说不，显示出大学的自主性和纯洁性。与那种“官本位”国家许多名牌大学竞相以种种办法“礼聘”高官到大学兼职，并引以为荣，形成鲜明对照。

其实，以学术为唯一标准并坚持大学的自主性，也曾是我们一些大学的传统

五四运动中，北大一些学生被北洋政府逮捕，北大校长蔡元培公开表示：“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并多方奔走，挺身营救被捕学生。营救成功后，他便辞去校长之职，并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抗议政府对他治校的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

1936年和1948年前后，国民党政府曾数次到清华大学捉拿反政府的学生，校长梅贻琦事先得到人员名单后立即通知学生躲避，使很多学生免于遭到逮捕。40年代，国民党为加强党化教育，加紧对大学的控制，强调课程、教材的统一。针对这一情况，梅贻琦主政的西南联大教务处拟定《教务处会议呈常委会文》（这份决议由梅贻琦转呈教育部）指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唯此以往，则大学直等于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以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不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这篇文章虽然不出自梅贻琦之手，却表明了他坚持学术自由的决心，即使顶头上司教育部违背这一原则，他也毫不留情地抗争到底。

1946年8月，吴晗回到了清华，受聘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此时他的左派言行已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8月16日，教育部接到有关当局指令，因此立即密电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要他“密切注意”吴晗，说“共党分子吴晗前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自六月初旬来沪后，其活动颇为积极，在学界活动尤烈，常至各大学校及左派之群众集会作公开讲演吸收青年。兹悉该吴将于八月初旬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所以要清华不再聘吴晗为教授。但是，梅贻琦对教育部的指令置之不理，仍以学术标准为唯一标准而不管吴晗的政治观点是左是右，坚持聘吴为教授，教育部也奈何不得。

哈佛是私立大学，“不买政府的账”还说得过去，而北大、清华是国立大学，主要由政府拨款、出资，蔡、梅竟也不同意政府干预，依现在的观念颇有些“匪夷所思”：学校是政府办的，政府当然有权要怎样就怎样。然而，在蔡、梅和当时的社会观念中，大学是公共机构，政府有责任出资办学，但具体怎样办学，则应由专门人才主管，政府不得随意干预。当然，除了观念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结构存在着一个相对强大的民间社会，有民办大学、教会大学的竞争，有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这些都是大学能保持相对自主的因素。

当教育资源完全由国家掌握、没有民办大学的竞争，大学实际成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下属行政单位时，大学很难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和办学自主性。现在，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以前一般是局级，近年少数大学校长升为副部级），自然首先是对行政的上级负责。曾任北大校长助理的张维迎在《大学的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一书中深有体会地说：“一个政府主管部门的处长，可以随时召集大学的校长去开会，可以训令大学校长，大学校长没有一点办法，因为你的经费来源都是由他拨的，得罪不起。”据他所说，北大在1999年曾把社会科学部和科研部合并成一个部门，但有关部门就不高兴，“你把社会科学部合并了，如果其他大学都效法，那我以后干什么？所以你合并社会科学部，我就不给你科研经费，北大后来被迫又把它分开。”以北大的地位之尊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学校。因此，才会有各校（甚至最著名的大学）竞相聘请高级官员到学校任教、兼职之怪现象，因为所请官员级别越高，学校能得到的各种优惠资源越多（包括声望也是一种资源）；也因此才会有各高校竞相给各级官员滥发滥卖文凭，不但不以之为耻，反以之为荣。

教育史早已证明，大学水平、质量的高低，是否富于创造性，关键就在于制度能否保证大学以学术为最重要标准，保证大学的办学自主性。

尽管言“汉”，未可称“国”

在声势空前的传统文化热中，消逝已几百年的汉服也被从历史的箱箧中重新翻捡出来，为五彩缤纷的服装之苑增添了一个小小的“亮点”。“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此事本来无可厚非，甚至因此使我们的着装又多了一个“选项”、令我们的服饰更加丰富多元而值得称许。然而，某些汉服爱好者、提倡者表达出来的那种天朝上国、华夏中心的价值观念却不能不令人深思；而有人进一步要求将汉服定为“国服”，则期期以为不可。

衣服本来的功能只是遮身蔽体、保暖防寒，但在历史中又演化出了政治、审美的功能。在传统社会，服饰的政治功能被突出、强化，成为统治者治民的重要部分。对“民生”来说，穿衣戴帽是最平常但也最重要之事，所以传统文化要从“发生学”的意义将其神圣化，衣帽鞋袜的创始者都是黄帝等圣人。《易经》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管子》说“衣服，所以表贵贱也”，《白虎通义》提出，圣人之所以要“制衣服”，除了“蔽形”以外，主要是为了“表德劝善，别尊卑也”。历代王朝都有“车服制”、“章服品第”一类对着装等级制度的严格规定，早在周代即产生了比较完整的衣冠制度，自天子至大夫、士卿，服饰各有区别定制。至魏晋时期，王公贵族虽然“服无定色”，但仍有八品以下不得着罗、纨、绮等高级丝绢织物的规定。唐代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开放的时代，但从唐高祖李渊起就正式颁布衣服之令，对皇帝、皇后、群臣百官、命妇、士庶等各级各等人士的衣着、服饰、配饰诸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总之，中国古代服饰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所谓华夏衣冠之治中，衣冠服饰是尊卑贵贱等级序列的标志，不同等级享用不同的款式、质地、颜色、纹样，任何人都不得僭越。今天人们所推崇的“汉服”，实际只是传统社会中少数上等人的服饰，广大“引车卖浆者流”，决不能像孔乙己那样穿长衫，只能如阿Q那样着短装。

服饰对内的政治功能是等级制，对外的政治功能则是作为天朝上国、华夏中心的象征。《左传》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故后人将“汉服”视为文明的标志，以“衣冠文物之邦”自诩，以“衣冠上国”自居。西晋末，晋元帝渡江，中原士族相随南逃，史称“衣冠南渡”。与“衣冠”相对的是“被发左衽”，是非汉族即非“华夏”的夷狄的符号，野蛮的象征。《汉书·匈奴传》说道：“《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是以圣王禽兽畜之”，“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威，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及其国”。“被发左衽”与“人面兽心”并列，对“非衣冠”的歧视何其深也。

以“夷狄”入主中原的清王朝以血腥手段强迫汉人易服来表示对其“臣服”，服装成为表示对一个王朝忠诚或反叛的问题，“穿，还是不穿”成为“生，还是死”的大问题。清王朝同时又秉承华夏“衣冠之治”的传统，制定了种种有关穿靴、戴帽、着装、佩饰的烦琐规定，维持等级森严的统治。服装政治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仍大为盛行，服装成为“革命”与“不革命”的重要标志，在“文革”中几乎只有工作服、蓝中山装和绿军装成为被允许的“革命服装”。改革开放是思想观点大解放，也是服装大解放，人们重有穿衣戴帽的自由。但在80年代初，喇叭裤、牛仔裤仍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而遭禁，终经开明者以敦煌飞天壁画论证喇叭裤是中国“民族服装”而不是“西方没落腐朽”的外来品，牛仔裤本是“美国劳动人民的服装”而不是“资产阶级奇装异服”而最后开禁。此后，服装的政治化倾向迅速淡出。

然而，现在一些汉服的提倡者却再度将服装政治化，提出“华夏复兴，衣冠先行”，“恢复华夏服饰，重建衣冠上国”，“是我们不断在寻找的民族归属感和文明标志的符号”，“汉服只是一个载体，悠远的华夏文化才是我们真正要复兴的”，“重建民族自尊、寻回民族自豪、复兴华夏文化、重塑中华文明，就是我们参与汉服运动的初衷”。并且，主张将汉服定为“国服”，“国服是一个国家的外在象征和代表，就像我们的黑头发、黄皮肤一样，是我们民族的标志。国服的确立，也意味着民族自信和自尊的确立。”

于是，服装问题重新上升到“爱国”、“民族复兴”的道德、政治高度，在这种话语的隐喻中，不着汉服者自然居于“不爱国”、不参与“民族复兴”的道德、政治劣势。而且，主张将汉服立为“国服”者似乎忘记了中国还有其他五十多个民族，虽然人数少得多，但其权利与汉族不应当是完全平等的吗？

千百年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们才逐渐摆脱了“服饰政治化”观念，服饰成为个性表达、选择的最好形式之一。今天，重倡汉服不应是对个性的否定。宽衣博带、长裾雅步的汉服与西装、中山装、牛仔裤、中国其他民族服饰等各色服装纷然杂陈、供人平等选择，洵为社会多元、进步的标志之一。

漂亮的脸蛋与大米

“文革”时期，“漂亮的脸蛋能出大米吗”是一句民间流行语。此话出自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影片中一个媒人给一个小伙子介绍对象，由于姑娘长相太丑，小伙子百般不乐意，媒人劝解说：“脸蛋漂亮有什么用？漂亮的脸蛋能出大米吗？”那时中国电影翻来覆去只有大家早就看烦了的那几部，而且剧中人都是高、大、全，说的全是官话、套话，根本没有这种生活化语言，所以中国大众趋之若鹜的朝鲜电影中的这句话就成为流行语，直到现在，可能还是我们这一代人记忆中的“经典对白”。

其实，“漂亮的脸蛋”还真能“出大米”。

当时，我曾在一家工厂的成品车间当车工。那年代，谈美是罪恶，但有次全厂开职工大会，我们班组的组长愤愤不平地小声说：“他妈的，坐机关的这些女的一个比一个漂亮，厂领导把美女都弄到机关了，我们车间就没几个漂亮的。”听到这话，旁边翻砂车间的一位师傅回答说：“你老兄知足吧，我们翻砂车间的女的还不如你们成品的呢！”

仔细观察，果然如此。女工们的平均相貎水平以厂机关里大量“以工代干”者最佳，然后以实验、检验、工具、成品、电镀等公认的车间、工种的好坏依次递减，翻砂最脏最苦最累，是公认的最差车间、最差工种，女工的平均相貌水平也最低。与熟人相谈，其他工厂也无不如此。那时的工作全都是组织分配，个人没有选择的自由，显然，人的相貌在工作分配中起了重要作用。在以爱美为“恶”、为“不洁”、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那个年代，“漂亮”还是能带来相当“收益”，还真能“出大米”。在现如今唯美是尚的年代，“漂亮”的“收益”一定更高，所出“大米”一定更多。

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相貌与收益间的关系早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注意和研究。香港林行止先生在《美丽贴水 丑陋罚款》一文中介绍，根据美国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美女与俊男在社会中占尽便宜，到处受欢迎，物质与精神收获俱丰，这种不美不俊者无法得到的“优待”，经济学家称之为“美丽贴水”（beauty premium）。有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在1994年12月号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丽和劳工市场”的论文，此文以在美国和加拿大进行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将女性分为漂亮、平庸、丑陋三档，他们发现如果以大量相貌平庸者的收入为标准，那么“女性既有‘美丽贴水’，亦有‘丑陋罚款’（ugliness penalty）”。美女的收入通常较平庸者高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而丑女的收入通常要比平庸者少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根据这二位经济学家的计算，外貌美丑带来的不同收入，与三年学历相若，换句话说，如果薪金以学历计分，丑陋与美丽的差距为六年。值得注意的是，在外貌与薪酬上，是没有性别歧视的——男性劳工市场里俊男与丑男的薪金差距与女性市场不相伯仲。”

“好看”的女性和男性，何以薪酬从优？大体而言，他们认为“这是因为漂亮、英俊的外貌令人眼前一亮，其‘同工’精神大振，这便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效益’；好眉好貌的男女，十分‘养眼’，对顾客有一定吸引力，因此亦称‘顾客钟意型’。雇主‘甘词厚币’聘用他（她）们，目的无非利用其外表产生的‘外部效益’取悦顾客，使他们宾至如归，去而复返，再度光顾。”在直接与顾客打交道的行业，靓女和帅男入职薪金较高以至有较大幅度的加薪和较快的升迁机会，可说是由市场无形之手引导的，是“顾客歧视”即顾客喜美恶丑的必然结果。对貌丑者的歧视，与你我等所有消费者全都有关，这还真应引起我们重视。

但是，必须凭外貌吸引顾客的行业情况如此，在不必与顾客直接打交道的更多行业情况也是如此，相貌俊美者在收入、提职方面也大有优势，原因何在？林先生的解释是：“但端好的男女，即使居于幕后，亦具经济效益。因为漂亮、英俊的人自尊心较强，工作起来信心十足，生产力因而较高；准此，他（她）们的‘美丽贴水’便物有所值！”相貌姣好者“自尊心较强，工作起来信心十足，生产力因而较高”？！在这种分析框架中，“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心理因素完全不存在，美女俊男得到“优待”不是他们的雇主、领导、上级对“美”的偏爱，而是因为他们能力较强能创造更多的效益这种纯经济因素所致。将“爱美”的心理因素排除在外，便只能用漂亮英俊者“自尊心较强，工作起来信心十足，生产力因而较高”这种明显不合事实（“自尊心较强，工作起来信心十足”与相貌实在是没有关系）的结论来做解释。摒除“心理”，仅存“效益”，真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典型的“经济学家思维”。

实际上，对俊美者的偏爱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在与个人利益无关的许多领域全都存在。

英国一所大学的最新研究显示，长相俊美的被告较易获得陪审团的同情，不易被定罪或者易获轻判。研究人员对九十六位自愿担任法庭陪审团成员的人，出示了一份内容相同的虚拟抢劫案报告，然后对其中一半陪审员出示长相俊美的嫌犯照片，另一半的陪审员看到的则是长相丑陋的嫌犯照片。然后研究人员询问陪审员，被告是否应该被判有罪。研究人员发现，尽管没有额外的证据，面容俊美的被告较多被判无罪或较轻的刑责。负责进行这项研究的一位心理学家指出，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外表的吸引力对陪审员判决时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长相优劣会影响陪审员的判断。被告有罪无罪轻判重判与这些陪审团成员并无利益关系，在这个试验中，相貌所起的作用完全是爱美的心理所致。

似乎是为了印证英国这所大学的最新研究，据2007年3月27日的《法制晚报》报道，北京一位十九岁的女模特因诈骗巨款被判十年徒刑，在宣布完判决书后，主审法官接着对她作了一番口头教育：“你长得这么漂亮，本不该走上这条道路。希望你认真反省自己的错误，争取早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虽然徒刑并未轻判，但一句“你长得这么漂亮，本不该走上这条路”还是引人深思。其实，无论什么人，长得漂亮或丑陋，都“本不该走上这条路”；“该”还是“不该”“走上这条路”，与相貌有何干系？二者之有何逻辑关联？主审法官无意中的这句“不合逻辑”之语，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潜意识”，而且是一种深厚的社会心理和思维方式的反映。

现在舆论对大学生找工作面试时花“巨资”美容多有批评，其实，这是社会普遍以貎取人的必然后果。因此，起码不直接与顾客打交道的行业在招聘面试时，在提职、加薪时，“主考官”和“领导者”应尽量克服对美的“偏爱”，尽量减少“美丽贴水”和“产米量”，因为，这也是社会公平的一部分呢。

《越狱》背后

近来，令人惊心动魄的美国电视连续剧《越狱》通过网络在中国流行，甚至产生了一批“越迷”。该片的大致情节是，天赋极高的建筑师Michael的哥哥被控杀人入狱，被判死刑；Michael坚信哥哥清白无辜，于是自己设计“犯罪”入狱，与老兄关进同一座监狱，力图弄清真相，营救哥哥。通过艰难曲折的调查，事情真相逐渐清楚，原来哥哥确实是被人诬陷，而这背后是一个惊天大案，这出惊天大案的“导演”竟是“总统”、“副总统”！Michael以对兄长强烈的爱、顽强的意志、出奇的沉着冷静和过人的智力排除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障碍，终于与哥哥一同成功越狱。

该剧依剧情的需要，对“总统”、“副总统”和作为国家机器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制度、狱政等都任意“编排”，此中人一个比一个黑、一个比一个坏。实际上，Michael是与这样一个庞大、充满邪恶的国家机器作对。以一人之力挑战整个罪恶的国家机器，这几乎是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正是这种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挑战，才使这部电视剧剧情紧张异常，充满悬念，时时扣人心弦。喜欢拿“国家”编排、说事儿，是欧美影视作品的传统，信手拈来就有《总统轶事》、《国家利益》、《国家敌人》乃至最近的《华氏9·11》……由于国家拥有任何个人都无法匹敌的强大力量，所以这类“个人”与“国家”对抗的作品不是格外精彩就是入木三分。

然而，在这种剧情需要背后，却有其悠久的政治文化传统作支撑、作基础。政治制度、国家机器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必然要以一种“人性论”为其基础。在欧美政治传统中，其政治制度或曰宪政的理念是建立在“人性恶”这种假设的前提之上的。由于“人性恶”，所有人都想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一旦对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失去有效控制，他就可能滥用权力。但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又不能没有政府。

在欧洲启蒙时代，霍布斯认为人类在原初状态，处于“人对人像狼一样的战争状态”，为了避免这种状态，人们将强大的国家权力作为保障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有效选择，于是产生了“国家”，他称之为“利维坦”，一个保护人但也可能危害人的巨兽。洛克认为，国家是人们订立契约的产物，国家作为政治实体是人们让渡自己全部或部分的权利组成的，国家权力正是来源于人们转让的自然权利，即公共权力的真正源头只能是人们转让的自然权利。当政府违背契约、破坏公意、损害人民公共利益时，特别是当人们的自由、财产被暴力剥夺时，人民就有权取消原来的契约，重新订立新的契约，组建新的政府。休谟则明确说道：“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说过：“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而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弗逊也直截了当地指出：“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的。我们用制约性的宪法约束受托于权力的人们，这不是出自信赖，而是来自猜疑。”“政府是必要的恶，要用宪法之链束缚，以免受其祸害。”他们认为，通过宪法规范、限制政府的权力，通过一系列制度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和制衡，将使社会为这“必要的恶”付出的代价最小。

几百年来，在“人性恶”基础上建立的国家（政府）是“必要的恶”的观点在这些国家早已走出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的书本，进入大众文化领域，成为大众的“潜意识”。这些作品在追求情节引人入胜的同时，于不知不觉中提醒大众警惕政府权力的滥用、膨胀，提醒人们意识到一旦政府“作恶”将为害巨大、超过任何个人或团体，提醒人们政府权力在多大程度上为公共服务或为少数私人服务，实际取决于权力受制约的程度。

不同的国家、民族，在各自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人性论”和政治哲学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人性论”设定是“性善论”，希望并相信执掌权力的人是道德高尚的人，能通过内在的道德培养，形成完美的人格去净化权力，并负有从道德上“教化”黎民百姓的责任。因此，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并不侧重对国家（政府）权力的限制、制约和监督。在这种传统中，政府是“父母官”，官员是“青天大老爷”；纵有贪官污吏，但“皇帝”终归是可以依靠、依赖因此必须服从的“圣明天子”。千百年来，这种观念也早已走出我们古圣先贤的书本，通过戏曲、说书、小说等进入大众文化，亦于不知不觉中成为大众的“潜意识”。

当然，不同的传统各有其历史渊源，或不必“强求一律”。然若仅从政府廉洁这个角度来看，偏爱在各种作品中任意“编排”政府的国家，其政府的廉洁度却大都较高，法治大都较为严明。这二者之间，怕有某种联系吧。

语言冲突与社会鸿沟

有次看电视，正好看到辽宁队教练、中国篮坛备受尊敬的老帅蒋兴权在山东客场的赛后记者会上大光其火，厉声训斥一位记者。辽宁队此番客场挑战山东不是以十一分优势取胜么？取胜还如此怒气冲冲，定有忍无可忍之因。原来，当地一家媒体竟将他称为“骨灰级教练”！在记者会上他当然要与这位记者、这家报社“理论理论”：“今天我看了报纸，他们居然说我是‘骨灰级教练’！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我从来没有听说这种说法，恐怕世界上都没有‘骨灰级教练’一说。这位小伙子，你们在报纸上这么公开说话，可是折我的寿啊！”那位年轻记者连连解释道：“不是那个意思，我们那么说是尊敬您。”“什么？有这么尊敬的吗？骨灰啊，那是死人才有的。咱在这里把话挑明了，谁比谁先死还不一定呢！你们说我是德高望重，但也不能说我是骨灰级吧？”

看到这里，我也大吃一惊：“骨灰级”分明是最恶毒的咒骂，怎么是对人尊敬呢？怎能这样骂人，更何况被骂的是一向德高望重的蒋先生，这位年轻记者太不像话，报社主编也太不负责。不料一旁的儿子却也吃惊地说：嗨，原来他不知道，“骨灰级”是网络中对人的最高评价！就是形容一个人对某一派、某一事业最最忠诚，无论成败，就是变成骨灰也不背叛。

事后一查，原来“骨灰级”已是“E世代”常用词，大略等同于“我们”习用的“至死不渝”、“以身殉职”、“殉道者”、“最高级”等等，表示对一项事业的无比忠诚、永不反悔、永不背叛……一系列顶级赞扬。好莱坞著名演员尼克尔森是湖人队有名的超级球迷，一家报纸在报道时即说：“湖人的骨灰级球迷、影帝尼克尔森曾说，NBA的经理和教练们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演员。”无奈“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我辈人确难将“骨灰级”与崇高的赞美联系起来。虽然网络语言现在还是年轻人的“专利”，然而随着他们进入社会，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这种令“非网民”无法理解的“网语”将堂而皇之、越来越多地进入主流媒体。

同一个社会内将相当程度地存在“两种”语言，在很多时候，彼此说话正应了“鸡同鸭讲”这句俗话，不是听不明白就是误解，甚至引起激烈冲突，对社会和谐而言决非幸事，这次“骨灰级”事件，即是明证。蒋兴权教练与年轻的媒体记者间的误解、冲突，更多地是表明代际间差异和冲突；代际间的隔阂摩擦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或许还不是太大，如果同代人出现这种“鸡同鸭讲”的局面，后果就格外值得忧虑。

现在城市中有孩子上学的家庭大都有电脑；家里没电脑的，可到处处都有的网吧接触电脑；无钱经常光顾网吧的，中小学现在都有条件不等的电教室。一句话，生活在城市的孩子，从小就有条件摆弄电脑，已然进入“数字时代”。

不过，农村的孩子，尤其是贫困、偏远地区的孩子则远没有这样幸运。多数家庭没有电脑，更谈不上上网；相当多的学校连校舍都破烂不堪，当然更没有电脑。一句话，农村的孩子整体而言还无条件接触电脑，被挡在“数字时代”的大门之外。

大学的新生入学时，城市、农村开始“共处”，这种“数字时代”门里门外的反差便格外强烈。大学自然已经进入“数字时代”，从新生一入学就对学生进行“数字化”管理。许多学校的管理措施如注册登记、办借书证、办IC饭卡、到图书馆查阅书目等等，现在都是电子化操作。对来自城市的学生来说，这些都是电脑操作的ABC，根本不成问题。而相当多的农村学生则怯生生面有难色，在电脑面前手足无措，所以不少学校都指派高年级学生或青年老师在旁指点他们办理各种手续。在艰苦条件下能考上大学的农村学生在当地个个都可说是“天之骄子”，然而一入大学之门首先就受此当头一棒，感到一种“无声胜有声”的歧视，多数人的自尊心难免会受到严重挫伤，确令人同情。

如果说这只是来自生活中的感性认识，不足为凭的话，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发布的《2003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资源数量调查报告》则以权威数字支持了这种感性认识。这份报告显示，我国互联网络的发展很不平衡，华东、华北、华南三地区的网站数量就占全国总量的近90％。而网站数量排在前四位的省市依次是北京、广东、浙江和上海，这四个省市的网站数量竟占全国网站总数的56.8％，域名数量占全国域名总数的50.6％！差距之大，令人瞠目。

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或曰“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的流通渠道是否畅通，对信息占有的多少，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快慢和某一阶层社会地位的高低。在这触目惊心的“数字鸿沟”背后，是城乡的巨大差别，是社会结构“城乡二元化”的必然结果。在信息社会，这种城乡分裂的结构已然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事实说明，如果没有体制性变革削除这种由来已久的人为鸿沟，新技术带来的很可能是城市的片面发展反而加深这道鸿沟，强化阶层区隔，因为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则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阶层区分久而久之会形成不同的“文化”，而这种文化不同又会反过来强化阶层区分。如猎狐向为英国贵族喜爱，轻裘肥马，在随从和成群的猎狗簇拥下追猎狐狸，几百年来一直是贵族引以为豪的休闲运动。而平民百姓则没有骏马和成群的猎狗，只能以猎兔为乐。于是“猎狐”“猎兔”渐成为区分贵族和平民的文化符号。纵有“猎兔者”偶然进入“猎狐者”之列，也因谈不出一套套的“猎狐经”而如水与油虽共处一瓶而层次分明，无法交融。现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玩“超级玛丽”“魂斗罗”的城市小子已经长大成人，一路下来玩的是“红警”“英雄无敌”“星际大战”“新石器时代”“传奇”“魔力”等电子游戏网络游戏，这些“数字时代”的游戏已然成为他们重要的“文化”，是平日闲话的重要内容，说起话来不是“骨灰级”就是“PK”。《长春日报》曾经报道，长春市一个十一岁小学生交给老师的一篇日记这样写道：“昨晚，我的GG带着他的恐龙GF到我家来吃饭。在饭桌上，GG的GF一个劲儿地对我妈妈PMP。”不懂网语的教师看得一头雾水，但同学都知道这段话的意思是：“昨晚，我的哥哥带着他长得非常难看的女朋友到我家来吃饭。在饭桌上，哥哥的女朋友一个劲地对我妈拍马屁。”读了翻译，我也只得借用“网语”一句：“偶”真要“晕倒”，真“7456”！

而对电子游戏、网络语言不大熟悉的偏远地区的农村青年，不仅与城里的“E世代”趣味格格不入，开始时听他们说话可能都如听天书。据说蚂蚁就是凭“气味”来分辨是否“同窝”、区分“我们”与“他们”的。语言是现实的反映，但又并不像镜子那样仅仅被动反映现实，而是会“能动”地或改变或强化甚至固化现实。我们在使用语言的同时，其实我们也不知不觉地被语言使用。如果语言无法沟通，思想将更难以交流，社会阶级、阶层将呈现“刚性”断裂，难以和谐相处。

“和平大战”与“和平崛起”

几年前，郎平执教美国女排的消息刚刚传来，国内议论纷纷，一些人担心的是美国队是否会在郎平的指导下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女排的拦路虎，有些比较尖锐的看法甚至将此事提升到爱国或不爱国的高度。果不其然，本届奥运会上中美女排的“和平大战”，美国女排以3∶2战胜中国女排。率美国女排与中国鏖战并最后取而胜之的，竟是当年中国女排的英雄郎平，不少人难以接受，对郎平的种种指责甚至咒骂再起。

郎平接受美方邀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过去十年中，她的工作环境远离了自己一直生活在美国的女儿，现大女儿慢慢长大、正处十二岁这个敏感年龄段，作为母亲她当然希望能够给女儿以更多的关爱。现在有一个难得的事业和生活能够兼顾的工作机会摆在面前，她当然不愿放弃。然而对她的如此选择，不少网民尖锐地质问：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天平上，你究竟倾向哪一边？怎么能把个人的“儿女情长”置于国家利益、荣誉之上呢？并且不乏更加激烈的谴责甚至谩骂。这种情绪，与一个正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的大国应有的国民心态颇不协调。

但是，若用“历史的眼光”与早些年类似情况对比打量，便不难发现从《人民日报》到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的观点、态度，发生了饶有深意、值得赞赏的根本性变化。1996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对此种现象曾愤怒地写道：“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见利忘义，把爱国丢得远远的。这种人可以忘掉自己是中国人，忘记自己掌握的这点本事全是祖国培养出来的。有的人在国内名声已经不小，待遇也不算低，可是还要和外国比。跑出去，干什么？或者当教练，把祖国培养出来的本事全交出去，或者代表给他（她）钱的一方，同自己过去的战友、祖国的亲人对垒拼命。这种场面，甭管是输是赢，凡有爱国良知者，心里总不是滋味。”（宗立人：《中国女排重新崛起的启示》，《人民日报》，1996年9月20日）

而2005年关于郎平赴美执教，《人民日报》文章则以记者采访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徐利的方式表明自己的观点：“如何理解爱国主义——针对有些人将郎平是否接受美国排协邀请视为爱国不爱国的标志，徐利说，郎平接受还是不接受美国排协的邀请，都是一种职业行为。中国排协理解一些人在这件事情上的感情。美国排协和郎平本人的选择，都会是理智的，不是出于感情。不能说郎平执教美国队就是不爱中国了。郎平如果在做出决定时有所顾虑，可能正是基于国人的上述看法。当今的竞技体育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和广泛交流，中国的乒乓球、体操等优势项目有不少教练员在帮助别人提高水平，女曲、水上等落后项目则请来美国、韩国等国家的高水平教练，难道能说他们都不爱自己的国家吗？”（汪大昭：《如果郎平执教美国女排》，《人民日报》，2005年2月2日）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在对郎平的采访中最后通达地表示：“其实不管您在意大利俱乐部执教，还是将来执教美国女排，也许您取得的成绩在我们这些排球迷或者体育迷看来都属于中国女排的成绩之一，在这点上也给您减压和放松。祝您一路顺风，郎指导。”

这次中国女排被美国女排打败，对郎平的指责甚至咒骂其实比几年前她决定赴美时还要少一些。大众的心态、观念的变化，和主流媒体观点的转变明显有相当关系。试想，如果主流媒体观点依旧，做出“见利忘义，把爱国丢得远远的”，“忘掉自己是中国人，忘记自己掌握的这点本事全是祖国培养出来的”，“在国内名声已经不小，待遇也不算低”，可是还要跑出去“或者当教练，把祖国培养出来的本事全交出去，或者代表给他（她）钱的一方，同自己过去的战友、祖国的亲人对垒拼命”的严责，并动情地表白“凡有爱国良知者，心里总不是滋味”，无疑会为已占主导地位的激愤之情火上浇油，使其向更极端、更非理性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女排战胜中国，将更加群情汹汹。这也说明，在如何理解体育，甚至民族精神能否健康、理性、宽和、成熟的成长发育过程中，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的作用和影响的确重大。

其实，指责郎平者应该冷静想一想，中国女子曲棍球队这几年的突飞猛进，来自韩国的教练金昶佰功不可没。金昶佰曾是韩国女子曲棍球队教练，带领韩国队夺得过亚运会冠军、世界冠军等多项桂冠，为韩国队走向辉煌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出于种种原因，他来到中国执教中国女曲。由于工作兢兢业业，训练认真科学，要求严格，所以在短期内改变了中国女子曲棍球的落后状况。在2002年第十四届韩国釜山亚运会前，他立誓要带领中国女曲夺得第一个亚洲冠军。他十分清楚，在中国队夺冠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最主要的对手就是韩国队，所以他的整个准备工作都是围绕如何战胜韩国队展开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釜山亚运会上，中国女曲一波三折，两次打败韩国队，夺得冠军。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女曲又以大比分淘汰韩国队。率他国球队打败自己祖国的球队夺冠，金昶佰作何感想自然为众人关注。在兴奋之余，他也有些难过：“我是中国队的教练，看到这一夺冠时刻，我非常高兴，但是由我带领中国队将韩国队打败，我的心里又非常难过，毕竟我是韩国人。”当然，他知道：“金牌只有一个，即使中国队赢了，我只能对家乡人说声对不起。”“在中国，我是一名老外，一个韩国人在国外努力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的故事就是这么简单。韩国球迷至今对我很支持，我想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吧。”出人意料的是，韩国民众、韩国舆论，对此也深表理解，不仅没有骂他是“韩奸”“卖国”，反而认为他“首先是中国队的教练”，“只是做了一个教练该做的而已”，“冠军就应该是他的目标。他应该这样做，他做得好”。不少韩国人甚至还为他的新成就感到骄傲、高兴。

韩国向以民族主义情绪强烈著称，金昶佰竟以打败韩国队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韩国民众对此竟也如此大度，说明韩国对外“开放”已久，虽然感情上不可能没有矛盾、难过和痛苦，但人们已能较为理智地将爱国情感和职业道德区分开来。而我国国内从媒体到普通民众对金昶佰也是一片赞扬，认为这是敬业精神的体现，是重在参与的体育精神的体现。现在，为何不能以同样的态度、标准对待和要求郎平呢？

现在，在中国的外国教练还少吗？中国男篮、女篮、击剑……不都是外国教练吗？中国游泳在这次奥运会上取得优秀成绩，也与队员到游泳强国澳大利亚接受高水平教练指导训练大有关系。游泳是澳大利亚奥运夺金的主要项目，把游泳“秘籍”传授给中国运动员，岂不断了自家夺金之路？再说远一些，在不久前结束的欧洲杯上，前荷兰国家队主教练希丁克不也是率俄罗斯队大胜自己祖国的球队吗？

体育人才的全球化再次说明，全球化不仅是资本、商品的跨国流动，更是人才的跨国流动。资本总是流向最适宜自己增值的地方，人才也总是寻找最适合自己生活、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虽然民族国家现在仍是国际最基本、最重要的“单位”，但与从前相比，民族国家的因素的重要性却已相对降低。人才和资本的流动实际就是使用人才、资本的环境和体制间的竞争，如果体制不合，人才和资本就会“用脚投票”，用“退出”来表示对体制缺陷的不满。

有研究表明，资本和人才跨地区流动，对现代制度的演化有着重要作用。“影响欧洲社会史的基本因素是欧洲地理上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又有利于形成许多具有独立统治者的小国家。这些统治者不仅通过战争相互争夺，而且还越来越通过吸引生产资本和有技能、有知识的人才的跨政区竞争而相互争夺。”善待企业的政区如佛罗伦萨、尼德兰、英格兰等，则因统治者服从规则得到了经济增长的报偿，“而专制国家，统治更大、更封闭地域的专断君主国——如西班牙、俄罗斯和奥地利——则开始在经济发上落后。”（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66、467页）

以前国家、统治者的这种“神圣性”使人们不能不认同、臣服，当经过现代思想启蒙、对这种“神圣性”进行了“解魅”后，人们对国家和统治者的认同程度大大低于过去。因此，若不进行制度变革，国家只能“闭关”，以封闭的制度锁住人才和资本。一旦“开放”，则只能靠制度的优越来吸引人才和资本。一些人为的力量，最后也不得不屈从于这种制度竞争的压力。

例如，华人虽然是马来西亚的少数民族，但该国经济命脉的很大一部分却掌握在华人手中，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马来西亚政府在一些年前就制定了种种照顾、优惠马来人而对华商带有歧视性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的后果是华人资本大量、迅速从马来西亚流出，结果使该国经济严重受损，马来人的利益最终也受到严重损害。在这种情况下，马来西亚政府近年不得不逐渐修改这种政策以稳住、吸引华商、华人资本。

事实说明，开放往往为改革提供压力和动力，所谓“开放”不仅仅是允许外资、外面人才的进入，很重要的另一点是允许“里面”的资金、人才也有“退出权”，可以较为自由地退出、外流。开放的力度越大，“退出”的自由度也越大，要变革的压力也越大，即人们所说“以开放促改革”。其实，国内支持和反对加入全球化者都看到了此中玄机，也因此才支持或反对加入全球化。

改革、开放并列，说明二者确有内在联系。“从自由和繁荣的立场来看，易于退出的结果是在世界各地出现了经济制度和其他制度上的大量改良。”（《制度经济学》，第473页）揆诸中国现状，在外资大量涌入的情况下，同时又有大量国内私人资本想方设法“外流”。这是因为外资在中国不仅增值更快，而且其“产权”有稳定的制度保障，但国内私人资本产权的制度保障则相对薄弱（当然，相当一部分是因来路不明、不合法而要外逃）。所以，对产权的制度性保障，确实重要。而且，为了发展经济，就要吸引资本和人才，而吸引资本和人才一定要有相应的经济和政治规则、制度保证。这样，由于对经济发展与否这种物质性成败的反馈，开启了制度的创新和学习过程。正是在这种制度演变中，欧洲的政治体制也从封建专制政体逐步向君主立宪制和选举民主制转变，欧洲各国的政府逐渐丧失了控制臣民私人事务的权力，一些政府开始把自己重塑为以支持经济发展为目的的组织，因此现代制度才可能发展起来。

历史表明，政府间的“争胜”，是发展、巩固、保护这些制度的重要条件。“现在，较小的成本差异都会促使了解不同国家间条件差异的私人主体去从事‘套利’活动。结果，对国家政策和制度的反馈更加直截了当，政区间的差异也难以持久。对（越来越多的）交易成本产生影响的各种制度现在都服从于国家间的制度竞争。”（《制度经济学》，第472页）总之，不论是否高兴，只要实行开放政策就只能任其去留，而要想留住、吸引资本和人才，就要改革那些不利于资本增值，不利于人才成长、发挥其才能的体制。在开放、动态的环境下，这种对资本和人才的体制竞争，是体制不断改革、演化的主要内在动力。

话说回来，这次“和平大战”引起的争议确是一件小事，但对其反映出的社会情绪及其变化略作冷静分析仍不无意义。因为当没有突发性重大事件发生时，一个民族的精神是否成熟的标志往往通过一些细小的敏感问题表现出来。关于“和平大战”的激烈争论，便是这种精神标志鲜明、生动的反映。而民族的精神风貌，则是关乎一个民族的兴衰甚至地区与世界和平的大事。中国正在迅速崛起已是举世公认、无人质疑的事实，但对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世人则还有程度不等的疑虑。因为一个新兴力量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国际格局的改变，揆诸世界历史，这种改变确实往往伴随剧烈的冲突和战争，古往今来，举不胜举。远的不说，仅19世纪60年代末西方的德国、东方的日本开始崛起后，就引起了将近一个世纪、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剧烈冲突。

原来综合国力落后国家的崛起当然有各种主、客观条件，就精神层面而言，民族主义思潮无疑是主要动力。而伴随这些新崛起国家而来的种种冲突自然也有复杂的主、客观条件，就精神因素而言，民族主义无疑也是重要因素。在后一过程中，原本因“救亡”而产生的民族主义随着综合国力迅速增强而极度膨胀，跨越甚至丧失了理性，发展成一种偏执、狭隘、激烈、极端的情绪。这种情绪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煽动性，极难控制，成为引发冲突的催化剂。因此，能否和平崛起的精神标志是随着综合国力的强大，民族的精神世界是否理性、开放、宽容、平和，即精神是否成熟。一个国力强大而精神不成熟的民族犹如一个身体已经发育成熟，肌肉发达、身强体壮的青年，但精神状态仍停留在孩童状态，极易闯下大祸。

在全球化时代，一个走向世界不久的民族精神的健康、成熟发育，无疑是个长期过程，无法一蹴而就，只能通过对日常生活中诸如此类小事的分析引导，日积月累地渐渐培养。或许，这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的一个重要意义。奥运是机遇，更是挑战。惟愿2008年北京奥运在展示我们的综合国力的同时，更以健康、开放的民族风貌向世人证明中国确能和平崛起。

刘翔退赛与体育话语的转变

2008年北京奥运会已经圆满结束，中华民族的“百年之梦”终于达成。此次奥运，金牌第一、以往薄弱项目的突破、组织工作出色、安保措施到位……值得一书之事委实举不胜举，但我以为，最重要的可能还是我们的体育话语开始发生深刻转变。

历史上许多大趋势，往往由一些偶然事件引发。我们体育话语的重要转变，则是由此次刘翔退赛引起的。被形容为肩负十三亿人期望的刘翔因伤在起跑线突然退出比赛，举国震惊。有相当的惋惜、理解、同情，但更多的却是批评、指责、嘲讽甚至谩骂。不过，引人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媒体的体育话语突然一变，从“夺金”、“为国争光”的宣传，甚至对运动员某种近于自残的“刻苦”训练的赞扬，转而劝告人们要以平常心看待体育比赛，尊重伤病运动员退赛的权利。

题为“刘翔退赛掴醒那些无知者，人性面前金牌实在太渺小”的评论写道：“或许我们已经对那些为了奥运金牌动辄十多年不回家，或是打着封闭以损耗自己职业生涯为代价冲击奥运金牌的事情习以为常，但在国外媒体看来，这是缺少人性的做法。尽管被我们无限上纲上线无限抬高，但奥运终究只是一种竞技，一项比赛。”“我们赋予了奥运金牌太多的概念和含义，但这些概念和含义却都是畸形的。”刘翔退赛“是概念上的超越：人是最宝贵的，如果没有人，也就无所谓金牌，无所谓奥林匹克。问题不在刘翔，而是在一些人的脑子里”。人民网一篇题为“十三亿人的期望不该由刘翔一人扛”的评论认为，那些责备刘翔的人“透着很不奥林匹克、很不人性的褊狭心态”，劝大家“放弃这种残忍而畸形的思维方式吧！”因为“奥林匹克的终极目标，是人类追求健康、阳光的生活方式。”刘翔的退赛“是运动员应有的尊严，也是奥林匹克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适度’”。中新社在题为“刘翔之伤”的报道中这样评述人们的心态：“国民在情绪化的语言和行动中释放着极度复杂的情感。内心经受着‘金牌渴望’的原始冲动与理性、人性光辉相互斗争的煎熬。”央视著名体育评论员刘建宏在他的博文《理解刘翔》中写道：“体育说到底是人类的一项有趣的活动，它的本质是要我们快乐。谁都没有权利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对别人的一种摧残或者不近情理的苛责之上。这与国家荣誉无关，也与个人道德无关。它只关系到一个人的健康、他的生活和他的未来。”类似评论，举不胜举。

这种观点入情入理，确实透露出人性的光辉，本人早就认为应当如此，当然拍手称快，完全同意。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还应该进一步追问，媒体现在批评的那些“残忍而畸形的思维方式”、“很不人性的褊狭心态”、“‘金牌渴望’的原始冲动”等等是怎样进入“一些人的脑子里”的？大量的“无知者”是谁造成的？又是怎样造成的？

细细想想，这不正是几十年来我们教育灌输的结果吗？其中，媒体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从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乒乓球队到80年代的中国女排，再到奥运会和各种国际比赛，媒体以最煽情的方式把体育成绩与“爱国”、“振兴中华”紧紧联系起来。历史地看，60年代刚刚度过饿殍盈野的三年困难时期，80年代“十年浩劫”刚刚结束，中国乒乓球队和中国女排的胜利，确实起到经历巨大挫败后重振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但随着中国国力增强、社会平稳迅速发展，这种话语应该逐渐淡化，然而直到这次刘翔退赛前，这种话语转变仍未发生。因此，一位央视记者才会对一位获得铜牌的射击运动员这样问道：“你奋斗了二十多年，参加了四届奥运会，而只获得了一枚铜牌，你觉得你有愧祖国吗？”写到这里，真想知道认为“体育说到底是人类的一项有趣的活动，它的本质是要我们快乐”，“这与国家荣誉无关，也与个人道德无关”的刘建宏，对自己这位同事充满了“‘金牌渴望’的原始冲动”的提问作何感想。

刘翔退赛，使媒体的“体育话语”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惟愿这确是观念、主导思想的变化，而不是为了平息大众情绪、针对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重庆时报》有篇题为“刘翔退赛是一次梳理国民心态的契机”的评论，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对“国家心态”，即国家的体育话语作一次梳理。“国民心态”，往往是由“国家心态”塑造、形成的。

如果国家的体育话语真正发生变化，承认体育只是一种“人类追求健康、阳光的生活方式”，只是“人类的一项有趣的活动”，承认“人性面前金牌实在太渺小”，去掉曾经有其合理性的赋予体育、金牌的神圣性，那么为夺金牌而实行的举国体制就失去合理性，必须改革。有人提出，北京奥运应是中国体育体制的分水岭，之后追求极少部分人竞技水平的举国体制将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全民健身。对此，我举双手赞成。在教育经费、医保、养老金等基本生存所需尚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为体育金牌而耗资亿万的体制，的确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后记

长久以来，人们总说中国文化是“历史的”。然而，现在的中国文化却很难再说是“历史的”了。因为“昨天”刚刚过去，就被迅速遗忘；不用多久，有关“昨天”的记忆可能就会成为忘得干干净净的“白茫茫一片大地”。或许邓拓先生早就看到此点，所以在四十好几年前竟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呼吁要“专治‘健忘症’”。

然而，人们往往会有“我们缘何需要集体记忆”的疑问。其实，集体与个人一样，当丧失了集体记忆时，就会“错乱”。因此过去的痛苦与欣悦、辉煌与衰败、光荣与罪过都应该铭刻在集体记忆中，只有记住历史，才能面对未来。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写道，在俄国面临的大变动中，俄罗斯人民了解历史的热情空前高涨，因为人们认为俄国在20世纪几次影响人类命运的巨变，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与俄国历史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在俄国的启蒙思想传统中，文学一直起着特殊的作用，而现在，历史则取而代之，“在文学止步的地方，由历史学家撰写的随笔和论文展开了接力赛。”或许，有人会强调应当忘记过去，面向未来。但正如一位波兰历史学家所说：“关注未来不能被视同愿意忘却。决不应该认为忘却是通向社会和平的通行证。记忆是国内和平的组成部分。”因为有记忆，个人和集体才会对自己的过错、罪孽忏悔，才可能不重蹈覆辙；而且受害者才有可能原谅、宽恕迫害者。忘记过去，并不能带来和谐。而健忘的集体，总会不断地重复错误、罪孽，难以自拔；人类社会也将陷入“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悲剧循环之中。

保持真切的集体记忆并不容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有人伦品目焉”。由此可见，在中国的主流观念中，历史一直有着崇高甚至近于神圣的位置。“春秋笔法”也是中国文人在政治高压下指陈时弊的惯常手法，因此历代统治者对历史的写法也就极其敏感，要垄断历史的话语权。历朝历代，都要花官帑无数，修出“定于一尊”的“历史”，即人为地规范集体应记住什么、忘却什么。

这种“定于一尊”的历史，必然形成巨大的集体记忆空白，为伪造、涂抹历史提供了可能。事实说明，历史能如此轻易地被忘却、被涂抹，主流话语对人们遗忘什么、记忆什么的掌控力之强，着实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迟早，人们将为这种“健忘症”付出代价。

“健忘”形成的一个重要“学理”原因是“唯文本”阅读。当研究一个历史人物、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一个历史运动时，人们往往将某个历史人物的公开言论、自我表白，有关事件的宣言、主张、纲领等“文本”信以为真。殊不知，公开的“文本”与真实的“历史”，往往相距甚远，有时甚至完全相反。而且，每个社会、每个时代或多或少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禁忌”；对一些事件、人物在一定时空内的书写往往“只能这样”、“只能那样”。而学者往往也会有自己的“偏爱”或“偏恶”，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无论是人物、事件还是思想体系，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或者“隐恶扬善”或者“隐善扬恶”；对某种思想往往根据“文本”便阐发、叠加、附会了越来越纷繁、丰富、精巧、华美、恢宏的意义。这一切，都使“文本”留下了更加巨大的空白。然而，后来者往往容易唯文本是信，对“定于一尊”的“记忆规范”和书写者的主观好恶形成的这种空白，缺乏应有的认识。

我也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历史研究并“结合”自己曾经下乡、当兵、当工人的生活经历，才逐渐认识此点。有一番阅历后，对自己青春年少时读过的某一本书、某一段文字，当年深感艰涩难懂，现在顿感原来简明易懂；当年认为无关紧要，现在才知原来至关重要。而这种要警惕“空白”、“空乏”的观点，前人早有深刻论述，自己也早就读过，只是当年未能理解、体会罢了

大学时代，我对“当代外国哲学”深感兴趣，自然要读到当代法国结构主义大师、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阿尔都塞。当时，他的著作并未翻译过来，只有一些介绍、评析文章，在这些文章中，第一次知道了他的“症候阅读法”。“症候阅读法”是他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在阅读中把所读文章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这种阅读方法不相信看得见的东西，即书本上的白纸黑字都是不值得相信的“表面文章”，而真实的东西往往是“不可见的”，往往表现为“匮乏”和“缺席”，必须在作者的文本的“症候”入手，从字里行间读出空白、犹豫与沉默。对此高论，当时我“费尽心机”仍感一头雾水，也就似懂非懂，不了了之了。

如果说“当代外国哲学”是我的课外兴趣，那“中国古代思想史”就是不得不学的专业课了。当读到明末清初学风丕变，以黄宗羲为宗祖的浙东学派坚决主张“言性命者必究于史”，钱大昕强调以读史来救治当时学风之弊，对长期的经、史两分强烈不满，章学诚进而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盈天地间，凡涉著述之林，皆是史学”、“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等等论述时，我并未理解其中大有深意，反不无轻慢地以为饾饤琐屑。

或许，只有岁月才能使人理解深刻。这些年，我对“唯文本是信”的荒诞与危险感觉越来越强烈，认为越来越严重的“唯文本”阅读，是当前值得重视、应当警惕的学风之一。这种“纯文本”阐释舍去历史，通篇都是最新潮最时髦的“学术话语”，以此歪曲历史使之符合“理论”。而“趋新若鹜”的青年学子，格外容易被其震住、唬住、迷住，不知不觉便戴着这种有色眼镜看待历史与现实。因此我经常不厌其烦、不惮重复地写文章提出要透过“文本”，要看到“文本”之后的历史实在，指出“纯文本阐释”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历史研究，就是要能够发现“空白”，然后“填空”。这时，三十年前读过、当时并未理解、几乎已被忘记的“症候阅读法”突然浮现脑际。阿尔都塞早就这样写道：“要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要看见那些‘失察的东西’，要在充斥着的话语中辨认出缺乏的东西，在充满文字的文本中发现空白的地方，我们需要某种完全不同于直接注视的方式，这是一种新的、有信息的注视，是由视域的转变而对正在起作用的视野的思考产生出来的。”道理简单而深刻。同时，同样几乎被我忘记的浙东学派也重新浮现出来，真正体会到他们对“不切人事”、“离事而言理”这种貎似饾饤的“学术批评”和对“史”的强调，其实饱含着劫后余生者历经一个王朝覆灭的椎心泣血之痛！

历史必然有大量“空白”，因此有填不完的“空”，但“知其不可而为之”，尽量不让历史“留白”、尽可能为历史“填空”，是历史学家，不，应是所有人的责任。为历史“填空”并非智力游戏，明了历史的进退曲直，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当下的是非正误。历史是对过去的记忆，米兰·昆德拉曾说对过去记忆的丧失，将使“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这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原因所在。

借用董桥先生在《一袭真切的民族记忆》中的比喻，千千万万个人点点滴滴记忆的“寻寻觅觅补补缀缀”，图的是缝补成中国人的“公共记忆”，“尽管只是百衲衣上的半截袖子、一幅下摆”，毕竟渗出了岁月流逝中“民族的体温和体味”。只有更多的人，无论是在历史大潮中曾经引领潮流、力挽狂澜的“精英”，还是任大浪裹挟、只能随波升沉起伏的“庸众”，都写下自己的“昨天”，参与“历史记忆”的形成，打破“定于一尊”历史话语的垄断，我们才能“最后补成一袭金镂玉衣那么真切的民族记忆”。

“昨天”如果连飞鸿雪泥都不曾留下就白白逝去，终归令人遗憾，人们确应以自己的心血文字与遗忘抗争。

遇见理想国

官 网：http://www.ilixiangguo.com/

微 博：http://weibo.com/bbtbook

天猫店：https://lixiangguo.tmall.com

理想国公众号

好文 影像 活动
共读 共赏 共享

理想国服务号

兑图书　换周边
看视频　享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