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信息

书名：半生

作者：[英]V.S.奈保尔

译者：吴其尧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版次：2013年11月第一版

ISBN：978-7-5442-6518-8

一校、排版：Stuck；二校：兔小夕

本书纯属虚构。书中出现的地点、时间和情境并非实际情形的准确再现。

萨默塞特·毛姆来访

威利·詹德兰有一天问他父亲：“为什么我的中间名叫萨默塞特？学校里的男生刚发现了，他们嘲笑我。”

他父亲郁郁答道：“那是一位英国大作家的名字。我肯定你在家里见过他的书。”

“可我从来没读过。你那么崇拜他？”

“我不敢肯定。听我讲完，然后你自己决定。”

下面就是威利·詹德兰的父亲开始讲述的故事。故事讲了很久，随着威利慢慢长大而改变，内容一点点增加。等到威利离开印度去英国的时候，他知道的故事是这样的。

那位作家（威利·詹德兰的父亲说）来印度是为一部有关灵性的小说收集素材。那是三十年代。邦主的大学校长带他来找我。当时我正在为自己的某些行为做赎罪苦修，住在大寺庙的外院行乞。那是大庭广众之处，所以我选择它。邦主手下有官员与我为敌，不断地纠缠我，我觉得寺庙庭院人来人往，比我的办公室安全。迫害令我神经紧张，为了让自己平静，我发誓禁语。这多少为我赢得了当地人的尊重，甚至让我出了名。人们会跑来看我，有的会送我礼物。官方不得不尊重我的誓言，而我一看见校长带着那个白人小老头过来，就以为他们是想骗我开口。于是我变得非常固执。人们知道有好戏，就站在四周看我们会面。我知道他们支持我。我什么也没说。全是校长和作家在聊。他们聊我，边聊边看我，而我就坐在那里，对他们视而不见，好像我又聋又瞎。人们就看着我们三个。

开始就是这样。我没对那伟人说一个字。现在看来难以置信，但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的确从未听说过他。我所了解的英国文学是勃朗宁、雪莱之类的人物，我在大学那几年就学了那些，直到后来我为了响应圣雄的号召愚蠢地放弃英文教育，使自己偏离了生活的轨道，只能看着我的朋友和敌人飞黄腾达。但那是另一回事。以后我再告诉你。

继续说那位作家。你一定要相信我什么都没有对他说。但后来，大概过了一年半，作家出了一本游记，里面有两三页写到我。更多篇幅写的是寺庙、人群和他们的衣着，写他们送来的椰子、面粉、大米，写午后阳光照在古老的庭院石头上。大学校长告诉他的每一件事都写到了，还有一些别的。校长显然为了引起作家好感而对我的各种克制欲望的誓言说了许多好话。书里还有几行，也许是一整段，用他描写石头和阳光的笔调，描写我皮肤的沉静和光滑。

于是我出名了。不是在忌妒横行的印度，而是在国外。然后，当作家在战争期间出版了那部名著，外国评论家开始在我身上看出《刀锋》的精神来源时，忌妒变成了愤怒。

对我的迫害停止了。那位作家，身为反对王权的人士，出乎众人意料，在他第一本有关印度的书中，在那本游记中，赞美了邦主和他的土邦、他的官员，包括那位大学校长。每个人的态度由此改变。他们试图以作家看我的眼光来看我：出身高贵，在邦主的税务系统中身居高位，来自为统治者主持神圣仪式的一族，拒绝辉煌前程，靠乞求赤贫者的施舍过活。

我已很难走出这个角色。有一天邦主特意派遣一位宫廷秘书向我表达祝福。这让我极为忧虑。我曾盼望一段时日之后城里会出现其他宗教热点，让我借以脱身，开始自己的生活。可是，在一场重要的宗教庆典期间，邦主顶着午后的骄阳赤背前来，以悔罪者的身份亲手为我送上椰子和布匹，这些礼物由一个身穿制服的侍臣捧着——这小丑我再了解不过，我发现逃脱已无可能，因此只得安下心来，过起命运赐予我的奇怪生活。

我开始吸引国外来客。他们大多是作家的朋友。他们从英国跑来寻找作家发现的一切。他们带着作家的信。有时候是邦主近臣的信。有时候他们的信来自那些以前拜访过我的人。他们中有作家，访问过后几个月或是几个星期，会有关于访问的小文章出现在伦敦的杂志上。有了这些来客，我一遍遍重温我生活的这个新版本，渐渐自在地接受了它。有时候，我们聊起来过的那些人，我身边的人会得意地说：“我认识他。他是个很好的朋友。”或是类似的话。就这样过了五个月，从十一月到三月，也就是我们的冬季或者英国人所谓的“冷天”——他们以此区分印度的冬季和英国的冬季，我觉得自己成了公众人物，处在一个小小的海外交际与流言网络的边缘。

有时候，你犯了一个口误却不想纠正它，你会假装你说的正是你想的。然后，你往往就此发现那错误里有某种真实。比如说，你会发现减损（subtract）某人的好名声也能说成贬低（detract）那样的名声。顺着这条思路，我仔细审视了与英国大作家的那次会面所强加给我的奇怪生活，发现那其实正是我多年来梦想的生活方式：能够宣布放弃、躲避、逃离我那一团乱麻的生活。

我必须从头说起。我们祖上是祭司。我们依附于某处庙宇。我不知道那处庙宇建于何时，由哪位邦主建造，也不知道我们从何时起开始依附于它；我们不是了解那类知识的人。身为祭司的我们和我们的族人形成了一个社区。我想我们的家族曾一度富有兴旺，享受着我们服务的人的各种供养。但穆斯林征服了这片土地，我们都变成了穷人。我们服务的人已无力支持我们。英国人到来后情况变得更糟。律法是有，但人口在增加。庙宇周边我们的族人实在太多。这都是我祖父告诉我的。尽管坚守所有复杂的律条，但食物真的少得可怜。人们消瘦虚弱，动不动就生病。我们这个祭司家族的命运！我不喜欢听祖父讲那些故事，那些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故事。

我祖父瘦成了一把骨头，他决定离开寺庙，离开家族。他想到有王宫和名寺的大城市去。他想方设法筹备，一点一点省下米、面和油，一枚一枚存起铜板。他对谁也没提。那一天终于到了，他绝早起身，在夜色中往火车站走。路很远。他走了三天。同他一起的都是穷人。他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惨，但有人认出他是个食不果腹的年轻祭司，便舍给他食物，留他歇脚。最后他到达了火车站。他告诉我那时候他如何惊恐茫然，力量和勇气流失殆尽，说他一点没注意到身外的世界。下午火车来了。他只记得人潮和喧嚣，然后是黑夜。他以前从没坐过火车，但一路上他只看向自己的内心。

早晨他们来到大城市。他打听清楚去大寺庙的路，然后就留在那儿，在庭院里移动躲避日头。晚上，庙里祷告结束后分发圣食。他没有被遗漏。食物不多，但胜过他先前赖以度日的分量。他尽力装得像个朝圣者。没人问他，而他就这样度过了开头几天。可不久有人注意到了他。他受到盘问。他说了自己的来历。寺庙里的官员并没有赶他走。其中一位好心人还建议我祖父代人写信。那人给了他一些简单的用具，钢笔、笔尖、墨水和纸张，于是祖父就去和其他代人写信的人一起坐在王宫附近的庭院外的石板路上。

写信人大多写英文。他们给三教九流的人写诉状，帮忙填写形形色色的官方表格。我祖父不识英文。他懂印地语和他家乡那一带的方言。城里许多人是从闹饥荒的地方逃来的，想要给家里人捎信。于是我祖父有了事做，也没人忌妒他。人们被吸引到他那儿还因为他那身祭司衣服。没多久，他就过得比较体面了。晚上再也不用缩在院子里。他找到一间合适的屋子，并且接来了家眷。做着写信的工作，加上在寺庙里的好人缘，他认识的人越来越多，最终，他成了王宫里一名受人尊敬的办事员。

这类工作很保险。报酬不算高，但从来没人被解雇，而人家对你也是毕恭毕敬。我父亲很快适应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他学习英文，拿到了中学文凭，很快获得比他父亲更高的官职。他成了邦主的一名秘书。那样的秘书很多。他们身穿漂亮制服，在城里被奉若神明。我相信父亲希望我也走这条路，接着他的脚印往上爬。在父亲看来，他已经找回了祖父迫不得已放弃的祭司家族的安全感。

但叛逆的小妖精在我内心作祟。也许我听祖父讲了太多遍他的故事，他的逃离和对未知的恐惧，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他只看着内心而看不见周遭的一切。我祖父越老越愤怒。他说他家族里的人都是蠢货。他们看见灾难逼近却毫无作为。而他呢，他说，他挨到最后一刻才走，就因为这个，他到大城市之后只能缩在寺庙的庭院里，就像一头饿得半死的畜生。他竟然说这么重的话。他的愤怒感染了我。我开始觉得我们眼下在城里，在邦主和王宫脚下过的这种日子不会长久，现在的安全感都是假的。一想到这里我就吓得要命，因为不知道厄运降临时我该如何保护自己。

我觉得自己成熟到可以进入政治领域了。印度上上下下都是政治。但土邦却不见独立运动的踪影。那是非法的。我们听说了外面那些伟大的名字、伟大的事迹，但我们只是远远观望。

那时候我在读大学。按计划，我应该拿到文学学士学位，然后取得邦主的奖学金去学医或者学工程。然后我会娶大学校长的女儿。所有这些都定好了。我并不抗拒这些，但又觉得它们和我无关。我在大学里愈来愈感到空虚无聊。我听不懂文学课。我看不懂《卡斯特桥市长》。我不理解那些人物和故事，也不知道那本书的年代背景。莎士比亚还好，但我不明白雪莱、济慈、华兹华斯写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我读那些诗人的作品时想说：“这是一派谎言。没人有那种感觉。”教授叫我们抄他的笔记。他大声地念着，一页又一页，而我记得最清楚的一点就是，他念笔记的时候为了更简略，也为了让我们抄得一字不差，从来不说华兹华斯。他总是说W，华兹华斯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从来不说华兹华斯。W做了这个，W写了那个。

我心乱如麻，觉得我们全都生活在虚假的安全感中，觉得无所事事，憎恨学业，同时知道外面正天翻地覆。我崇拜独立运动的大人物。我责备自己无所作为，责备自己屈从于别人为我安排好的生活。一九三一或一九三二年的某个时候，听说圣雄号召大学生罢课，我决定响应。我做得更出格。我在前院生起一小堆火，把《卡斯特桥市长》、雪莱和济慈的作品及教授的笔记全扔进去，然后回家等着暴风雨落到我头上。

可风平浪静。好像没人对我父亲提起这事。没听说教务长发话。也许那堆火不够大。书很难烧，除非你先燃起一堆大火。也许大学前院太混乱太嘈杂，那儿的大街太喧闹，我在一个小角落里干的勾当根本算不得新鲜。

我更觉得自己没用。印度的其他地方出了伟人。如果能跟随他们，甚至只是看他们一眼，我会感到多么幸福。我愿意放弃一切，只要能接触到他们的伟大。而在这里，在王宫脚下，有的只是唯唯诺诺的生活。我夜复一夜思索着自己究竟该怎么做。我知道，圣雄也曾经历过这样的危机，就在一两年前，在他的隐修处。在宁静中，在一成不变的生活中，在众人的崇敬中，他痛苦地思索着该如何点燃这个国家。最后，他出人意料地想到组织不可思议的盐路长征，从自己的隐修处一直走到海边，去采盐。

就这么安安稳稳地待在家里，待在穿制服的侍臣父亲的房子里，仍旧（为了息事宁人）假装去上课，但忍受着我前面所说的那些煎熬，最终我有了一个好主意。我无比肯定那浮上我心头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一定要施行。那个决定就是我要牺牲自己。不是空洞的牺牲，瞬时的行动——跳桥、撞火车是无论哪个傻瓜都能做的——而是更为长久的牺牲，是圣雄会赞同的那种。他指出了种姓制度的诸种罪恶。没人说他错了，但很少有人为此做些什么。

我的决定再简单不过。我要背弃我们的祖先——祖父说的那些受外族压迫、挨饿受穷的愚蠢祭司，背弃父亲要我在邦主手下做大官的愚蠢愿望，背弃大学校长要我娶他女儿的愚蠢愿望。我决定背弃所有那些死路，把它们踩在脚底，我要做的是我能力所及的唯一高尚的事情——找一个身份最卑微的女人，娶她为妻。

事实上我已经有目标了。是大学里的一个女生。我不认识她。我没跟她说过话。我只是注意过她。她瘦小粗糙，看上去像是从某个部落来的，皮肤特别黑，使那两颗大门牙显得尤其白。她衣服的颜色有时很鲜亮，有时则很晦暗，仿佛是同肤色融合了。她多半属于低等种姓。邦主给所谓“低等阶层”提供一定数量的奖学金。人人都知道邦主虔诚，奖学金就是他的宗教善行之一。事实上，那就是我在课堂上看见她捧着书本时的第一个念头。许多人在看她。她谁也不看。这之后我常常见到她。她握笔的姿势奇怪、坚决而幼稚，她抄写教授的笔记，关于雪莱和W，当然还有勃朗宁、阿诺德，以及通篇都是独白的《哈姆莱特》的价值。

这最后一个词让我们非常头疼。教授念这个词时会有三四种发音，全看他当时的心情；当他考我们对笔记的理解时，我们不得不念出这个词，那情形，你真可以说是一个人一种发音。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文学就是这样一种困窘。由于某种原因，我以为那个女孩既然能拿到奖学金，就应该比我们大多数人都懂得多。可是有一天，教授向她提问——通常他难得注意她——我却发现她一窍不通。她几乎说不出《哈姆莱特》的情节。她只记得那些句子。她以为故事发生在印度。教授自然嘲笑了她，班上的人哈哈大笑，就好像他们知道的比她多很多似的。

之后我更注意那女孩了。她让我着迷，又让我厌恶。她的出身恐怕极其卑微。想到她的家庭、她的族人以及他们的职业，就让人受不了。那样的人去寺庙，不会被允许进入供奉神像的圣殿。主持仪式的祭司决不会碰他们一下。他会把圣灰扔给他们，就像扔吃的给狗一样。每当我细想那女孩的事，这一类的念头就会把我包围。那女孩能感受到别人的注视，但她从来不回看他们。她在努力坚持。只要一点点力气就能把她碾碎。我对她越来越着迷，竟生出一丝同情，希望能看看她眼里的世界。

就是这个女孩，我认为我应该去跟她告白，并且和她共度一生，完成我的牺牲。

学生们经常会去一家茶室或者说是餐厅。我们叫它宾馆。在大路旁边一条胡同里。很便宜。你跟服务生要香烟，他就会在桌上放一个打开的纸包，里面有五支烟，你抽几支就付几支的钱。就是在那里，有一天我看见那个拿奖学金的女孩独自坐在一张有环形花纹的小桌旁，穿着一身晦暗的衣服，头顶的天花板上垂着吊扇。我走过去，在她的桌子旁边坐下。她应该高兴才是，可她似乎吓坏了。然后我意识到尽管我大概知道她是谁，她却多半没看过我一眼。我在班上并不出众。

所以说，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小小警告。我注意到了，却并不在意。

我对她说：“我在英文课上见过你。”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合适。也许会让她认为教授提问《哈姆莱特》令她难堪的时候我在场。她没答话。精瘦的服务生满脸油光，身上是连穿了好几天的脏兮兮的白外套，他将滴着水的杯子搁在桌上，然后问我要什么。这稍稍缓解了我的尴尬。她却没有因此放松。她眼下的处境很古怪，老有人看她。她那黝黑的上唇在大白牙上缓缓滑动——就像蜗牛那样湿湿黏黏的。这时我才看出她扑了粉。脸颊和额头上绽开一片白色，令黑皮肤显得暗淡，而在粉的边缘油亮亮的黑皮肤又露了出来。我觉得恶心、羞耻，又有点感动。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不能说：“你住哪儿？你父亲做什么的？你有兄弟么？他们做什么的？”这类问题只会惹麻烦，况且说实话，我也不想知道答案。答案会把我带入深渊。我不愿意落到那一步。于是我就坐着，抿着咖啡，从服务生留在桌上的纸包里掏出一支细细的廉价香烟抽着，一言不发。我低头瞥见她黝黑的小脚上套着一双不值钱的拖鞋，我又一次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那么感动。

我没事就往茶室跑，每次看见那女孩在里面，我就坐到她的桌子旁边。我们不说话。有一天她在我后面进来。她没有走到我的桌子旁边。我很尴尬。我想着茶室里的其他人，谁都有一段平淡而稳妥的前程，有那么一阵子，说实话，我有点害怕了，我想是不是该放弃什么牺牲生活。我坐着没动。可是，一种挫败感，以及那女孩的冷漠态度惹恼了我，我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来。她似乎料到了，似乎微微向边上挪了挪，仿佛在给我腾地方。

那个学期就是这样。没有说过话，没有在茶室外见过面，却建立起一种特殊的联系。我们开始在茶室里遭遇别人的异样眼神，即使只有我一个人在，也会遭遇这种眼神。女孩神情窘迫。看得出她不知道如何对付这些审判的眼神。但是，那虽然令她无地自容，却给了我一种奇怪的满足。我将这审判——来自服务生、学生、地位低微的人的审判——当作我牺牲生涯所收获的第一枚甜蜜的果实。这只是最初的果实。我知道前面会有更大的战斗、更严酷的考验，以及更甜蜜的果实。

第一场战斗没过多久就来临了。一天，在茶室里，那女孩对我开口了。我已经习惯了我们两人之间的沉默——那仿佛是一种完美的交流方式——所以这样的进展在我看来却是退步，让我吃了一惊。而与惊讶相交织的是对她声音的失望。这时我意识到，在课堂上，甚至在教授提问她《哈姆莱特》那会儿，我听到的不过是她的嗫嚅。她的声音就这么直愣愣地从小方桌另一边传来，听起来不温柔、不羞涩，也丝毫没有甜美的意味，你也许会以为这么一个矮小、瘦弱、胆怯的人应该有那样一种声音。她的声音粗糙，沙哑，刺耳。我会把这种声音与她那一类人联系在一起。我以为她既然拿了奖学金，就会把那样的声音抛弃掉。

我一听见这声音就心生厌恶。我觉得自己在往下沉——这感觉不是第一次了。可是这种恐怖必然会与牺牲相伴，我已经决心牺牲，就不得不继续忍受下去。

我脑子里塞满了这些念头——她的莽撞，她的声音如此可恶（就好像是那对大白牙和扑了粉的黑皮肤发出的），我如此害怕——不得不让她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她说：“有人告诉我叔叔了。”

叔叔？我认为她没有权利把我拖入这类令人不快的深坑。这个叔叔是干什么的？他窝在哪儿的洞穴里？甚至“叔叔”这个词——别人常用来指某种珍贵的关系——听起来都是那么自以为是。

我说：“你这个叔叔是干什么的？”

“他是工会的。造反派

。”

她用了个英文词，这个词从她嘴里说出来特别古怪和刺耳。我们这个邦没有民族主义运动，邦主禁止，但的确有半民族主义的玩意，以“劳工”、“工人”之类的漂亮词儿代替平日里用的那些难听的词儿。我立刻明白她可能是什么人了。或许她和造反派有关系，而这或许就是她能从邦主那里领到奖学金的原因。她自以为是有实力、有影响的人物，属于新兴势力。

她说：“他说要发动游行对付你。种姓压迫。”

那对我再合适不过了。那会成为我抗拒旧的价值观念的公开声明。大家都会知道我遵从圣雄的理想，以及我的牺牲。

她说：“他说要发动游行，烧掉你家房子。全世界都看见你一连好几个星期在茶室里坐在我身边。你究竟想干什么？”

我是真的吓坏了。我知道那些造反派。我说：“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得把我藏起来，等风头过去。”

我说：“可那不是绑架么？”

“你只能这么办。”

她很镇静。我像是个溺水的人。

几个月之前，我还是个不起眼的混日子的大学生，有个做侍臣的父亲，住在他的三等公寓里，想着这个国家的伟人，渴望也成为伟人，但在琐细的生活中看不见任何途径能够接近那伟大的事业，所做的不过是听听电影歌曲，沉浸在歌曲激起的情绪中，然后又被可耻的恶习打回原形（对此我不想再多说什么，这种事情全世界都一样），总是感到被空虚的世界和奴性生活压迫着。而此时，我生活的一点一滴几乎都变了。我就像一个小孩，在雨过天晴之后看着小水洼里倒映出的天空，知道自己很安全，期望感受到恐惧，于是伸出脚去碰那水洼，刚一触及水面，水洼就变作洪水，将我冲得不知去向。这就是我在那几分钟里生出的感受。也是在那几分钟里我对周遭的世界有了这样的看法：它不再是一个平淡乏味的地方，走来走去、忙忙碌碌的都是普通人；这里暗流涌动，随时会把那些毫无防备的人冲走。她的特征全变了：那双黝黑的小脚、那对大门牙、那黑皮肤。

我得给她找个地方。那是她的主意。找旅馆或提供膳食的寄宿处绝对不行。我想了一遍我认识的人。必须排除家族的朋友和大学同窗。最后我觉得可以找城里那个雕刻匠试试。他的作坊早先同我祖上所依附的寺庙有联系。那地方我常去。我认识那位师傅。他身量不高，成天灰扑扑的，戴着眼镜。他看上去像瞎子，但那是因为他的眼镜片上总是沾满凿下的碎屑。那儿总有十来个工匠，瘦瘦小小，光着脊背，样子再普通不过，在院子里凿着刻着，锤子敲打凿子，凿子敲打石块，无时无刻不在制造二十多种不同的声音。要待在这样嘈杂的地方可不容易。但我认为那个女孩不会介意。

雕刻匠出身于中等种姓，不算低，但也绝对谈不上高，这正合我意。还有许多手工艺匠人携家带口地住在他的作坊里。

师傅正在研究一幅寺庙柱子的复杂图稿。一如既往，他见到我很高兴。我看了看他的图稿，他又拿出其他几份给我看，然后我慢慢将话题扯到那女孩身上，“低等阶层”，被家里赶了出来，受到威胁，急需找地方安身。我告诉自己说话的时候绝不能吞吞吐吐，要斩钉截铁。那师傅知道我祖上。他绝不会把我和这种女人联系在一起，我又暗示说我是替某位出身非常高贵的人物出面。谁都知道邦主同情低等阶层。那位师傅表现得好像深谙世情。

有一间屋子，就在放满各种画像雕像半身像的库房后面。这个戴着瞎子眼镜、灰头土脸的矮个子很有天赋。他不仅能做复杂精细的神像，还能为活着或死去的人塑像。他做了许多圣雄及其他民族运动伟人的塑像；他还为人家的父母、祖父母塑半身像（根据照片）。有时候这种半身像还会戴上真的眼镜。那地方满是幽灵，待上一会儿我就会觉得不安。后来听说每一尊神像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因此他们那可怕的神力不可能施展出来，把我们全都毁灭，我这才自在些。

我真希望能够把那女孩扔在那里，用不着再去，可我总是感觉到造反派和她叔叔的威胁。而且她在那儿待得越久，要打发她走就越难，我们也越像是已经住在了一起，虽然我碰都没碰过她一下。

我住在家里。我出门去学校，装作去上课，有时候会去雕刻匠的工场。我从来不久留。我不想让师傅看出端倪。

她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一天，在那个昏暗的屋子里，一切都覆盖着雕刻工场的尘埃，就好像那女孩脸上的粉，她看上去十分忧郁。

我问：“怎么了？”

她用那种可怕刺耳的声音答道：“我在想我的一生就这么改变了。”

我说：“那我的一生呢？”

她说：“要是我还在外面，现在该考试了。考试容易么？”

我说：“我罢课了。”

“那你怎么找工作？谁来供养你？你该去考试。”

“我没学习。我不可能现在立刻记住那些笔记。来不及了。”

“他们会让你及格的。你认识那些人。”

考试成绩公布后，我父亲说：“我真是不明白。我听说你对浪漫主义和《卡斯特桥市长》一无所知。他们不想让你及格。校长不得不去和他们谈话。”

我本该说：“我老早就把书全烧了。我响应圣雄的号召。我抵制英文教育。”但是我太胆怯。在这个关键时刻我退缩了。我只是说：“我在考场里觉得浑身的力气都跑了。”我真该为我的胆怯大哭一场。

父亲说：“你要是觉得学习哈代和威赛克斯什么的有困难，就该来找我。我还留着我那些笔记呢。”

他下班了，站在我们那套三等公寓狭小炎热的前厅里。他没戴包头巾，没穿制服，身上只有背心和一块腰布。尽管邦主的廷臣要戴包头巾、穿制服，尽管他们的外衣分日间和夜间两种，但他们从来不穿鞋，因此我父亲的脚底很黑，茧子足有半英寸厚。

他说：“这样的话，我看你该去地税部。”

于是我开始为邦主工作。地税部非常大。不管是谁，只要有一小片土地，都必须每年缴税。邦内各地都有官员负责测量土地，登记归属，征收税款，记录账目。我在中央办公室上班。那是一幢漂亮的白色大理石建筑，有一个高大的穹顶。楼里满是房间。我和二十个人一起待在一间又高又大的办公室里。桌子上、大架子上堆满文件，很像是火车站行李寄存处那种架子。文件收在纸板夹子里，系着细绳；有时会用布包成一捆一捆的。文件夹在架子顶层一搁就是好多年，被尘土和烟雾弄得肮脏不堪。天花板也被香烟熏得泛黄。这屋子，顶上是尼古丁熏出的蜡黄，而下面，门、桌子、地板，则是红褐色的。

我为自己悲哀。这种奴隶般的生活与我想象中的牺牲生活没有丝毫相像之处。可此时我却为此庆幸。我需要钱，尽管薪水少得可怜。我负债累累。我打着父亲的名号，凭借他在王宫里的职位，到处向放债人借钱，只为了供养那个住在雕刻匠的工场里的女孩。

她把那地方布置得很体面。那得花钱。还有厨房用具，以及她的衣服。所以我得承担一个已婚男人的所有花销，同时在我父亲的三等公寓里过苦行僧的日子。

那女孩从来不相信我根本没钱。她认为我们这种出身的人一定有秘密进项。外面反对我们的人就是这样宣传的。我只是一声不吭地扛着。每次我从放债人那儿借来一小笔钱交到她手里，她都不会惊讶。她用反讽的语气说（或许是讽刺，不知我们的教授会怎么说）：“你的表情很悲伤。但你们这个阶层的人，拿点东西出来的时候总是一脸悲伤。”有时候她的腔调就像她叔叔——出身低等阶层的造反派。

我满腔悲哀。她却为我的新工作喜不自禁。

她说：“我真是觉得这变化很不错，有固定收入了。”

我说：“我不知道这工作我能维持多久。”

她说：“我苦日子过够了。我不愿意再忍受下去。本来我会拿到文学学士学位。要不是你把我从学校里拐出来，我就去考试了。我家里人为了送我上大学吃了许多苦。”

我真要被气哭了。

倒不是因为她说的这些话，而是因为想到我如今不得不生活在牢狱中。每天我都会离开父亲的房子去上班。我觉得自己又成了小孩子。我小时候父母常常会对人提起我的一个笑话。他们有一天对我说：“今天我们要带你去学校。”这天放学后，他们问我：“你喜欢学校么？”我说：“喜欢。”第二天他们一大早叫醒我。我问怎么了，他们说：“你得去上学啊。”我哭起来，说：“可我昨天已经去过了呀。”现在我去地税部上班就是这感觉。想到我要在这样一个地方上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老死，我就心惊胆战。

一天，在办公室里，主管走过来跟我说：“你被调到稽核处了。”

稽核处的职责是核查收税官和测量员有没有腐败行为。收税官会向不识字的贫农收取土地税，却不给收据，贫农只得为他那三四亩地再次缴税，或者不得不行贿，好拿到收据。这种鬼把戏在穷人中间没完没了。收税官也不比农民富有多少。不缴税，受害者究竟是谁？我越看那些肮脏的纸片，就越是觉得自己站在作弊者那一边。于是我开始将那些可恶的小纸片销毁或是一扔了之。我暗中搞破坏，这让我很得意，因为我虽然没有大声宣布过什么，但就在这间办公室里我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非暴力反抗。

一天，主管对我说：“总督察要见你。”

我的勇气消失了。我想起那些债务，想起那些放债人，想起那个住在雕刻匠的工场里的女孩。

总督察坐在办公桌后面，四周都是文件，那些记录渎职行为的文件经过五六张办公桌的筛选，然后是另一轮筛选，最终到达这里，听候他的无情裁决。

他靠着椅背，微微摇晃，目光透过厚镜片落到我身上，终于开口道：“你对这里的工作满意么？”

我垂下脑袋。什么也没说。

他说：“从下星期开始你就是助理督察。”

真是大升职。我感觉是陷阱。我说：“我不明白，长官。我觉得我不够格。”

他说：“我们没有让你做督察。只不过是助理督察。”

那是我第一次升职。无论我工作表现多差，无论我怎样暗中搞破坏，他们还是继续升我的职。就像是逆向的非暴力反抗。

这让我担心。一天晚上我同父亲谈起此事。

他说：“校长想让他的女婿飞黄腾达。”

我说：“我做不了他的女婿。我已经结婚了。”

我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这么说。当然，那不完全是事实。但那是因为我开始考虑自己同住在雕刻匠那儿的女孩之间的关系。

我父亲气疯了。他的耐心和仁慈全没了。他的心碎了。过了很久他才缓过神来细细问我。

“谁家的女孩？”

我说了。他一言不发。我感觉他就要垮了。我想让他平静下来。于是我说了造反派的事，就是那女孩的叔叔。我是想让他知道那女孩是有背景的，并非无名小卒，这么说再愚蠢不过，也和我的牺牲理念完全相悖。这下更糟。他不愿意听见造反派这个词。他直挺挺地躺在前厅水泥地上铺着的旧竹垫上，然后叫来我妈。我能清清楚楚地看见他脚底又厚又硬的茧子，肮脏，龟裂，边缘有些微剥落。作为廷臣，他不能穿鞋子。但他买鞋子给我穿。

终于他说：“我们的脸面全让你丢尽了。接下来我们得面对校长的愤怒。你毁了他女儿的名声，人人都以为你是要娶她的。”

就这样，尽管这两个女人我哪个都没碰过，和哪个都没举行过仪式，我却已经毁了她们的名声。

早上，我父亲眼窝深陷。他没睡好。他说：“几百年了，我们秉持着我们的出身所要求的一切。就连穆斯林时代也不例外。就连闹饥荒的年代也不例外。现在你把我们的传统丢弃了。”

我说：“现在该去牺牲了。”

“牺牲，牺牲。什么意思？”

“我要遵从圣雄的号召。”

这话让父亲住了口，我接着说道：“我要牺牲我唯一必须牺牲的东西。”这话是我前一天夜里想到的。

父亲说：“校长很有势力，我敢肯定他会想办法在我们脚底下放火。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你嘴上说牺牲是很容易。你可以走。你还年轻。所有后果得由我和你妈妈承担。其实你走了更好。你在这儿不可能被允许和一个低等人在一起。你想过这些没有？”

我父亲说对了。到目前为止这事对我来说还是很容易的。我并没有真和那女人在一起。这念头一天比一天真切，也越来越让我恶心。因此我的情形很古怪。

几个星期过去了，日子和平常没两样。我住在父亲的公寓里，偶尔去雕刻匠那儿。我去地税部上班。父亲一直在担心校长，但什么也没发生。

一天，有人跑来对我说：“总督察要见你。”

总督察桌上堆着一摞文件夹。我认出了其中几个。他说：“要是我告诉你又有人推荐你升职，你会吃惊吗？”

“不会。会的。但我不够格。升职了我做不好。”

“我也这么觉得。我检查了你的部分工作。我有些糊涂了。有文件被销毁了，还有收据被扔了。”

我说：“我不知道。有人故意破坏。”

“我看我还是明说吧。我们在调查你的腐败问题。有上级官员揭发你。腐败，这很严重。你会坐牢的。监禁。这些文件足够给你定罪了。”

我去雕刻匠那儿找那女孩。除了她，这事我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说。

她说：“你帮那些作弊的人了？”她似乎很高兴。

“哦，是。我没想到他们会发现。那地方有那么多文件。他们编造个案件指控任何人都行。我告诉你，是校长和我过不去。他要我娶他女儿。”

女孩立刻明白了。我不用再多说。她把前后因果都联系起来了。

她说：“我会让我叔叔组织游行。”

叔叔，游行：一群低等阶层的人举着简陋的横幅，在王宫和秘书处外面喊我的名字。我说：“不行不行。千万不能游行。”

她坚持要。她火了。她说：“他很会吸引观众

。”她用了个英语词儿。

想到自己被造反派护着，真叫人受不了。而且我很清楚，在父亲遭受连番打击之后，这种情况若发生，会要了他的命。那个时候，我被那女孩和校长，被造反派和监禁的威胁夹在中间，你也许会说是前有魔鬼后有深渊，我开始想到逃跑。我开始想到去城里有名的古寺避难。就像我祖父。就在付出最大牺牲的那一刻，我仿佛出于本能选择了走老路。

我暗中做了些准备。并没有多少要准备的。最困难的无非是剃光脑袋。某天一大早，我离开父亲的房子，就像佛祖离开他父亲日夜笙歌的王宫，穿着合乎身份的衣服，赤着脚、光着脊背步行去寺庙。我父亲向来不穿鞋。我向来穿鞋，除了在特定的宗教场合，所以我脚底的皮肤很薄很软，不像父亲那样长满茧子。没过多久我的脚就痛起来，真不知道等太阳出来、寺庙庭院的石板地面变得滚烫的时候，脚会变成什么样子。

像祖父多年前一样，我白天在庭院里移动，躲避日头。晚上祷告结束后，我拿到了食物。待时机成熟，我便向庙里的祭司宣布我行乞者的身份，寻求庇护，同时让他们知晓我的出身。我没打算躲藏。寺庙庭院和大街上一样热闹。我想，看到我的人越多，知道我的牺牲行为的人就越多，我也就越安全。但我的事情并不出名，过了好一阵，大概有三四天，我进寺庙的事才传出去，还有那桩丑闻。

校长和地税部的官员刚想行动，造反派就发动了游行。大家都吓坏了。没人敢动我。就这样，我被卷入了低等阶层运动。这令我感到难堪和悲哀，对父亲以及我们的过去怀着深切的哀痛。

这种情形持续了两三个星期。我不知道该如何行动，也不知道这一切会如何收场。我不知道我这古怪的情形会持续多久。官方的律师在奔忙，而我知道要不是因为造反派，没有什么庇护之所能够保护我免遭审判。这时候我想到效仿圣雄在某个阶段的做法：发誓禁语。这么做很合我的个性，况且似乎也是最简单的对策。我发誓禁语的消息传出去了。那些老远来拜神的普通人现在也会过来向我致意。我一下子成了圣人，又因为造反派头目和他侄女的缘故，我成了政治人物。

我的事情尽人皆知，就快跟另一个邦的那个恶棍律师马哈万齐名了。那家伙出身低微，自以为是，将习俗体统全部抛在脑后，非要在祭司主持某个烦冗的宗教仪式期间步行穿过寺庙。这样的仪式，稍有差池，就得从头来过。遇到这种场合，最好是把吵吵嚷嚷的低等阶层挡在外面，整个寺庙的街道都不允许他们经过。

国内其他地方都在谈论甘地、尼赫鲁和英国人。而在这儿，在邦主的领土上，大家却绝口不提这些事情。他们是半个、四分之一个民族主义者，或者更少。他们的头等大事就是为种姓而战。他们为我和那个律师的事情闹了好一阵子非暴力反抗，替律师要求走过寺庙的权利，替我要求娶造反派侄女的权利，或是替她要求嫁给我的权利。

游行和一日罢工把我从校长和法庭手里，也从那女孩手里救了出来。然而，把我和那个律师相提并论，却让我有苦难言。我仅仅是想自我牺牲，却陷入眼下这种情形，我觉得很不公平。毕竟我只是想跟随我们这个国家的伟人。命运弄人，将我变成英雄，而崇拜我的那些人，只关注自己微不足道的种姓战争，却想把那些伟人推倒。

我就这样过了大约三个月，听任来庙里的人向我致敬，不理会他们的礼物，当然也从未开口。其实这样打发时间并不讨厌。正合我的脾气。而以我的处境，发誓禁语显然很有用。我不知道这一切会如何收场，不过没过多久我就不再为此担心。甚至当沉默将我压倒时，我竟开始有点享受这种无所依傍、随波逐流的感觉，与一切人、一切事物都断了瓜葛。有时会有十或十五分钟，或者更长，我会忘了自己的处境。而有时我会忘了自己在哪儿。

就在这时候，那位大作家和他的朋友来了，还有大学校长，我的人生再次改变。

校长还兼任土邦旅游宣传部长，有时候会陪同贵宾参观。他憎恶地瞪了我一眼——先前的所有焦虑再次浮上我的胸口——然后径直从我面前走过，但是作家的朋友哈克斯顿先生却向他打听了我的情况。校长不耐烦地、鄙夷地一挥手，说：“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哈克斯顿先生却固执地继续问为什么人们送我礼物。校长告诉他们我发誓禁语，已经有一百天没说话了。作家很感兴趣。校长看出来了，作为邦主旅游部的忠实仆人，他开始找他认为老作家和他的朋友会想听的话说，他那种人都会这一套。他用憎恨的眼神紧盯着我，嘴里却吹嘘起我的祭司家庭和祖先。他吹嘘我此前的事业，我本应拥有的辉煌前程。而我不知何故放弃了这一切，过起了苦修禁欲的生活，依赖朝圣者的施舍度日。

校长的溢美之词把我吓坏了。我以为他在计划某种龌龊的阴谋，他说话的时候，我转过脸去，装作听不懂他的语言。

校长咬牙切齿地说道：“他畏惧此生以及来世的大惩罚。他的畏惧没有错。”

作家问：“这是什么意思？”他口吃得厉害。

校长答道：“难道我们每天不是一边偿还过去的罪孽，一边积蓄将来的惩罚？这难道不是人人都得面对的陷阱？我只能这样解释我的厄运。”

我不理会他语气中的谴责意味，没有转回脸去看他。

第二天，作家和他朋友又来了，校长没有跟着。作家说：“我知道你发誓禁语。不过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你能否把答案写给我看？”我没有点头，也没有做任何手势表示赞同，可他还是叫他朋友拿出一本便笺簿，用铅笔写道：“你快乐么？”我认为这问题很重要，便接过便笺簿和铅笔，郑重其事地写道：“沉默使我感到格外自由。这就是快乐。”

还有几个类似的问题。说实在的，很容易，只要我认真对付。答案毫不费力就有了。我觉得这很有趣。我看得出作家很满意。他大声对他朋友说——就好像我不说话就也听不见似的：“我觉得这有点像亚历山大和婆罗门。你知道这故事么？”哈克斯顿先生气呼呼地说：“我不知道这故事。”那天早上他眼圈发红，脾气急躁。也许是天气太热的缘故。阳光强烈，寺庙庭院里被晒得发白的石头散发着热气。作家存心似的说道——这回一点也不口吃了：“没关系。”然后他转向我，我们又问答了一番。

会面结束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通过了一场考试。我知道这事儿会传扬出去，而且由于我得到了大作家的关注，校长和邦里的其他官员就没办法再加害于我。果然如此。事实上，作家在这里的时候，他们被迫开始以我为荣。就像可怜的校长一样，他们统统不得不为我吹嘘几句。

不久作家写了那本书。接着，其他外国人也来了。如我从前所说，这就是在伟大的独立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我会开始在海外某些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和精神领袖的圈子里获得某种类似名声的东西的原因——虽不响亮，但非常真实。

现在我不再逃避自己的角色。起先我认为我是作茧自缚。但很快我发现这个角色很适合我。我越来越心安理得。经历了一连串偶然，如在梦中一次又一次被抛进令人难以置信的境地，总是凭着一时冲动行动，只为了逃离我们这种生活的奴性，看不清将来，终于有一天，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走上了祖先的老路。这令我既震惊又敬畏。我感到有某种更高的力量伸出手来，给我指出了一条真实的路。

我父亲和校长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尽管校长曾因为官方的缘故对我大加赞誉一我已经声名狼藉，无可救药，是这个阶层的浪荡子，我走的路是对神圣道路的嘲弄。但我不管。他们以及他们的忧虑与我何干。

现在我应该让自己的生活恢复秩序。我不能老住在庙里。我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自立，摆正那女孩在我生活中的位置。我不能抛开她，就像我不能抛开我的角色。抛弃她无疑会加重我的恶名；何况造反派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我不可能对每个人说一声抱歉就轻轻松松回到过去。

这期间她一直住在雕刻匠那儿的小屋里，住在堆满神像和当地头面人物的白色大理石雕像的仓库后面。我们的关系已经传得满城风雨，现在是一天比一天确定，而我却一天比一天更加以她为耻。我父母和校长以及我们阶层的人有多么以我为耻，我就有多么以她为耻。这种羞耻感总是跟随着我，淡淡的痛苦总是萦绕在我心底，仿佛无法治愈的痼疾，吞噬着我的分分秒秒，我的每一次小小胜利（又被某一本书、某一家杂志提到，又有一位有身份的人物来访）。我开始在忧郁中寻求庇护——虽然这么说可能显得有些古怪。我花心思将它招来，迷失其中。忧郁成为我性格的重要部分，以至于我很长一段时间忘了它因何而起。

就这样，我最终自立门户了。有一件小事还不错。谁都以为我已经和那女孩结婚了，所以没有任何仪式。我觉得自己受不了那个。我的心无法承受那种亵渎。在内心深处，我暗暗发誓禁欲，婆罗门的誓愿。就像圣雄。不同的是，我失败了。我羞愧万分。眨眼间就遭到了报应。很快我就不得不承认那女孩怀孕了。她那肿胀的腹部，那本就丑陋的身体的变化折磨着我，我只愿我眼中看到的一切全不存在。

小威利出生了，我急着想知道他脸上有多少低等人的痕迹。那些看见我俯身打量婴儿的人会以为我是满怀骄傲。其实我把一切念头都埋在心底，而我的心在下沉。

很快，他开始长大，我会默默地看着他，觉得眼泪就要落下来了。我会想：“小威利，小威利，我对你干了些什么？为什么我要在你身上烙下这种污点？”然后我会想：“可那全是废话。他不是你，也不是你的。他的脸将这显示得再清楚不过。你没有在他身上烙下什么。你给他的任何东西都消失在更广泛的遗传里了。”不过，我始终对他抱着些许希望。比如，我看见我们阶层的某个人，就会想：“他长得很像威利。他就是小威利的翻版。”心里怀着这希望，我跑去看他，可一看到他我就知道，我不过是又一次骗了自己。

这一切只在我心里上演。它们融入了我的忧郁。我对谁都没有提起过。我不知道威利的母亲知道这些会怎么说。儿子出生后她令人恐惧地成熟了。她似乎忘记了我的职业性质。她变得热衷于家务事。她去学插花，老师是一位英国官员的太太——那时独立还没有到来，城里仍驻有英军——此外还跟一个信祆教的女人学习烹饪和家政。她尽力款待客人。我羞愧难当。我记得有一次很惨。她把餐桌布置成一种新花样。她在每位客人的侧碟里搁上一块毛巾。我认为那样不对。我从没在哪本书里读到过，也从没在哪部外国电影里看见过毛巾可以放上餐桌。她坚持那样。她说是“餐巾”什么的。如今她已经不再处于守势，很快她开始愚蠢地攻击我的祖上，因为他们不懂得现代家政。什么问题都没来得及解决，第一位客人就到了（他是法国人，正在写一本关于罗曼·罗兰的书，印度人都喜欢罗曼·罗兰，因为据说他崇拜圣雄），于是我只得退回我的忧郁中，忍受着餐桌上的毛巾熬过整个晚上。

这就是我的生活的真面目。从我说的这些，可以想象我所有的不幸，我对自己的厌恶。我发誓禁欲，那代表着我性格中最深刻的部分，威利的母亲却再一次怀孕了。这一回是个女孩，这一回完全没有办法自欺欺人。那女孩就是她母亲的翻版。真是上天的惩罚。我给她起名萨洛姬妮，是独立运动中一位女诗人的名字，我希望她拥有同样的天赋，因为爱国诗人萨洛姬妮尽管备受推崇，却也相当丑陋。

这就是威利·詹德兰的父亲讲述的故事。讲了差不多有十年。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内容加进来。威利·詹德兰是听着这故事长大的。

他父亲说：“很多年以前，我还没有开始讲这故事的时候，你曾经问我是否真的崇拜那位作家，你的名字就是从他那儿来的。我说我不敢肯定，我让你自己决定。现在你听完这些我不得不说的事情了，你怎么想？”

威利·詹德兰说：“我瞧不起你。”

“那是你妈说的。”

威利·詹德兰说：“你说的那些东西里面，有什么是给我的？你什么都没有给我。”

父亲说：“我的生活就是牺牲。我没有任何财富可以给你。我有的只是友谊。那是我的财富。”

“可怜的萨洛姬妮怎么办？”

“我老实对你说吧。我认为她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考验我们。对于她的相貌，不用我说什么，你都知道。她待在这国家是不会有好前程的。不过，外国人关于美和其他某些东西的观念同我们的不一样，我只能指望萨洛姬妮嫁给外国人。”

第一章

威利·詹德兰和妹妹萨洛姬妮上的是教会学校。一天，一位加拿大籍老师笑眯眯地问威利：“你父亲是做什么的？”这个问题他已经多次向其他男孩提过，他们都毫不犹豫地说出自己父亲所从事的各种卑贱职业。他们的不知羞耻令威利感到惊讶。而现在，这问题落到了威利头上，他竟发现自己不知道如何描述父亲的职业。他还发现自己感到羞耻。老师依旧笑眯眯的，等着他回答，最后威利·詹德兰恼火地答道：“我父亲是做什么的，你们全知道。”全班哄堂大笑。他们笑是因为他恼了，而不是因为他的回答。威利·詹德兰就是从那一天起开始鄙视他父亲的。

威利·詹德兰的母亲念过教会学校，所以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念教会学校。那种学校的孩子大多出身低等种姓，不被当地上等种姓的学校接纳，即便进去了，日子也不会好过。她自己最初进的就是一所上等种姓的学校。一所位于郊外的破败肮脏的房子，与邦主的宫殿和他的善意相距甚远。尽管破败，教师和校工还是容不下威利·詹德兰的母亲。校工甚至比老师还凶。他们说，他们宁可饿死也不愿意在一所接纳低等人的学校做事。他们说他们要罢工。最后他们不知怎的全都收起了自尊和罢工之类的话，那女孩被允许去那儿上学了。第一天就出事了。上午课间休息的时候，那女孩和同学一道跑到操场上，一个破衣烂衫、瘪着肚子的校工正在从一个大桶里舀水分给学生。他握着一把长柄竹勺，一有学生过来，他就把水倒进铜碗或铝碗里。威利·詹德兰的母亲天真地思量着她该要铜碗还是铝碗。可是当她来到那人跟前，却没有这样的选择等着她。那个破衣烂衫、瘪着肚子的人暴跳如雷，咆哮起来，就好像准备追打一条野狗。有些孩子表示抗议，那个分水的男人便装作在找什么东西，然后从地上捡起一只生锈的脏罐子，边缘被开罐起子撬得参差不齐，是澳大利亚伍德邓恩黄油的蓝色罐子。他把水倒进罐子给那女孩。于是威利·詹德兰的母亲懂了，在这外面的世界里，铝碗是给穆斯林、基督徒之类的人的，铜碗是给上等种姓的人的，而生锈的破罐子是给她的。她啐了那罐子一口。那个瘪着肚子的男人举起竹勺好像要打她，她一路跑出操场，生怕丢了小命，那男人还在那儿骂个不休。过了几个星期，她就去上教会学校了。她应该一开始就去那儿，但她家里和族里的人什么都不懂。他们不了解上层种姓、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宗教。他们不知道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与世隔绝，已经在懵懂无知中生活了几百年。

威利每次听到这个伍德邓恩黄油罐的故事，都会怒不可遏。他爱他母亲，很小的时候他就会用自己得到的钱买漂亮东西送给她或者布置房子：镶竹框的镜子、钉在墙上的竹制花瓶架、漂亮的印花布、铜花瓶、克什米尔彩绘纸盒、皱纹纸花。当他渐渐长大，他愈加了解教会学校及其在邦里的地位。也愈加了解学校里的孩子。他明白了念教会学校就仿佛被打上了烙印，他开始离母亲越来越远。他在学校里的功课越好——他比他的同学都强——离母亲就越远。

他开始向往去加拿大，他的老师就是从那儿来的。他甚至开始想着皈依他们的宗教，像他们那样去世界各地教书。有一天，老师要他写一篇描写假日的英语作文，他就假装自己是加拿大人，把父母叫作“爹地妈咪”。爹地妈咪有一天决定带着孩子们去海边。一大清早他们就上楼到孩子们的房间里把他们叫醒，孩子们穿上崭新的节日盛装，一家人开着车来到海滩上。海滩上到处是度假的游客，一家人吃着带来的节日甜点，傍晚时分晒得黑黝黝地开车回家，心满意足。所有这些外国生活的细节——楼房、孩子们的房间——都是从教会学校里人手相传的美国漫画书上学来的。这些细节融合了本地的习俗，比如节日盛装和节日糖果，有一段还写到爹地妈咪心满意足之余分了一些甜点给衣不蔽体的乞丐。这篇作文得了满分，十分里的十分，老师还请威利读给全班同学听。其他孩子，大多是穷人家的，根本不知道该写些什么，甚至不会编造，他们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他们羡慕地听着威利的故事。威利把本子拿给他母亲看，母亲既欣慰又骄傲。她对威利说：“拿给你父亲看。他是学文学的。”

威利并没有把本子直接送到父亲手上。他把它放在正对着静修处内院的游廊的桌子上。他父亲每天早上都在那桌前喝咖啡。

他读到了这篇作文。他感到羞耻。他想：“谎言，谎言。他从哪儿学到这么些谎言？”他又想：“但比雪莱、华兹华斯以及其他那些人还糟糕吗？他们不也都是在撒谎？”他又读了一遍那作文。他为自己的缺失而悲哀，心想：“小威利，我究竟对你做了些什么？”喝完咖啡，他听见今天的第一批祈求者已经在这所小小的庙宇的庭院里聚集。他想：“但我什么都没有对他做。他不是我。他是他母亲的儿子。所有这些妈咪爹地之类的玩意儿都是从她那儿学来的。她无法避免。她就是在那种环境中长大的。她向往的就是这些教会学校的东西。也许再重生个几百次她能进化得更好些。但她没有体面人那样的耐心。她就像如今那些低等种姓的人一样，想抢在别人前头。”

他没有对威利提起那篇作文，威利也没有问起。他比以前更鄙视父亲了。

大概一星期之后的一天早上，父亲正在静修处那边会客，威利·詹德兰又把作文本留在内院游廊的桌子上。他父亲在午饭时看到那本子，立刻激动起来。他的第一感觉是本子里又添了一篇气人的作文，又是“妈咪爹地”之类的玩意儿。他感觉这孩子，他妈妈的好宝贝，正在向他挑衅，全是下等种姓的狡诈手段，而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他自问：“圣雄会怎么做？”他认为圣雄遇到这类狡诈的挑衅，会采取他的那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他什么也不会做。于是他也什么都不做。他没有去碰那本子。他随它搁在那里，威利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看见了。

他在心里用英语说：“他不仅是个骗子，但是个懦夫。”这句子听上去不对劲，逻辑上不通。于是他再说了一次。“不仅他是个骗子，而且他还是个懦夫。”句子开头的倒装让他不舒服，那个“而且”听上去很怪，那个“还”也是。然后，在返回加拿大教会学校的路上，作文课上纠缠不清的语法问题占据了他的头脑。他思索着这个句子的其他形式，当他回到学校时，他发现自己已经忘记父亲和那件事了。

但是父亲并没有忘记威利。孩子在吃饭时的沉默和沾沾自喜令他心神不宁。他知道那本子里藏着某种阴险的东西，而到下午他很快就知道那是什么了。在和一位来客进行一场愚蠢的对话的时候，他中途离开，走到院子另一侧的游廊上。他打开本子，看见了这个星期的作文。题目叫“考费杜阿王和乞丐女”。

很久以前，这片土地上发生了大饥荒，到处都是不幸的人，一个乞丐女历尽艰辛来到考费杜阿王的宫殿前乞讨。她被带到国王面前。她蒙着脸，低垂着头，谈吐优雅谦卑，国王请求她露出脸庞。原来她美丽非凡。国王一见倾心，当众发誓要立她为王后。他恪守誓言。但王后的幸福并未持续多久。没有人当真视她为王后；人人都知道她是乞丐。她与家人断了联系。她的家人不时来到宫门外请求见面，但她却不能与他们相见。王族和宫廷里的人公开羞辱她。考费杜阿王似乎毫无察觉，而王后也羞于向他禀告。后来国王和王后生下一个儿子。从此羞辱变本加厉。王后的乞丐亲戚们也发下诅咒。那孩子渐渐长大，因母亲的缘故备受欺凌。他立誓报复所有人，并在成人之后实践了他的誓言：他杀了考费杜阿王。宫廷里的王族，宫门外的乞丐，人人都为此高兴。

故事就此结束。练习本的空白处满是老师用红笔打的表示赞许的钩。

威利·詹德兰的父亲想：“我们生出个妖怪。他是真的怨恨他母亲，还有他母亲家的人，而她却还不知道。可他母亲的叔叔是低等人中的造反派。我绝不能忘记这一点。这孩子会毁了我的后半生。我必须把他送得远远的。”

此后不久，有一天，他尽量用亲切的口吻（让他用亲切的口吻对这孩子说话可真是不容易）说：“威利，我们得好好考虑下你接受高等教育的事。你不能像我这样。”

威利说：“你为什么这么说？你明明对你的所作所为很满意。”

他父亲没有理会这话里的挑衅。他说：“我遵从了圣雄的号召。我在大学校园里烧了我的英语课本。”

威利·詹德兰的母亲说：“没多少人注意到。”

“你爱这么说就这么说吧。我烧了英语课本，没有拿到学位。我只不过是想说——如果允许我说——威利应该有个学位。”

威利说：“我要去加拿大。”

他父亲说：“我这一生就是个牺牲者。我没挣下什么家产。我能送你去贝拿勒斯，去孟买，去加尔各答，甚至去德里。可我没法送你去加拿大。”

“牧师会送我去的。”

“你母亲灌输给你的都是些下贱主意。牧师凭什么送你去加拿大？”

“他们会把我培养成传教士。”

“他们会把你变成一只小猴子，再送回到你母亲家的人和其他低等人那儿。你这傻瓜。”

威利·詹德兰说：“你这么以为？”便不愿再讨论下去。

几天后，练习本又摆在游廊的桌子上。威利·詹德兰的父亲没有迟疑。他翻过那些画满红钩的纸页，找到最近写的那篇作文。

是个故事。练习本里最长的一篇，仿佛是一挥而就。字很小，下笔又快又重，纸都给划得皱了起来。老师对每个句子都赞赏有加，有时干脆用红笔在空白处画一道竖线，在一整段或一整页上打一个钩。

这故事和威利写的其他故事或寓言一样，没有设定明确的地点或时间。故事开始于大饥荒的年代。连婆罗门也受到影响。一个饿得皮包骨的婆罗门决定离开族人，进入炎热多石的荒野，不失尊严地独自死去。当筋疲力尽的时候，他看见了悬崖上的一个低矮黑暗的岩洞，便决定去那里面等死。他尽量把身上清洗干净，最后一次静静躺下。他将枯瘦的头颅枕在一块岩石上。岩石上有什么东西刺痛了他的脖子和脑袋。他伸手到脑后去摸，一下，两下，这才发现他枕着的并不是岩石，而是一个落满尘土的口袋，硬邦邦的，有许多棱角凸起。他坐起来看，发现原来是一袋古老的珍宝。

就在这时，一个精灵出现了，对他说：“这些珍宝已经等你几百年了。它是你的，永远归你所有，只要你为我做件事。你接受吗？”婆罗门浑身颤抖着说道：“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精灵说：“你必须每年献给我一个活的小孩儿作为牺牲。只要你做到这一点，珍宝就永远属于你。如果你哪次没做到，珍宝就会消失，回到这里。这几百年来已经有许多人来过，他们最后都没有做到。”婆罗门不知如何回答。那精灵不耐烦地催促道：“将死的人，你接受吗？”婆罗门说：“我上哪儿去找小孩儿？”精灵说：“帮你的人可不该是我。只要你够坚决，你就能想到办法。你接受吗？”婆罗门答道：“我接受。”精灵于是说道：“睡吧，富有的人。当你醒来，你就会回到自己的寺庙，世界就在你脚下。不过可别忘了你的承诺。”

婆罗门醒来的时候，果然在自己的寺庙里，锦衣玉食，身体健壮。他发现自己比在那些贪婪的梦里还要富有。可是，他还来不及品咂这所有欢乐，那承诺就开始折磨他的头脑。那折磨挥之不去。它侵蚀着他的时时刻刻，分分秒秒。

一天，他看见一个部落从他寺庙的庭院前经过。他们黝黑矮小，因饥饿而瘦骨嶙峋，几乎衣不蔽体。饥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也使他们疏忽了古老的戒律。他们本不该走近寺庙，因为他们的影子、他们那种目光，甚至他们的声音都是肮脏的。婆罗门眼前一亮。他找到那部落的营地。他趁着夜色前往，用披巾蒙住脸庞。他找到头人，以宗教和慈悲之名提出购买部落里一个奄奄一息的孩子。他和那头人订下交易：把那孩子药倒并送进荒野里那个低矮的岩洞。如果不折不扣地完成，一个星期之后，头人就会在洞里发现一件古老的珍宝，足够他的族人们脱离苦境。

牺牲献了出去，珍宝果然出现了；年复一年，婆罗门和那部落的交易从未间断。

有一年，已经吃喝不愁、衣冠楚楚、头发油光可鉴的头人来到婆罗门的寺庙。婆罗门很生气。他说：“你是什么人？”头人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我也知道你是什么人。我知道你的勾当。我老早就知道了。第一天晚上我就认出你了，也猜出是怎么回事了。我要分走你一半财宝。”婆罗门说：“你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你和你的部落十五年来一直拿孩子做牺牲，就在一个岩洞里。那是你们部落的习俗。现在你发达了，变成城里人了，于是感到羞耻了，怕了。所以你跑来向我忏悔，求我理解。我理解你们，因为我知道那是你们部落的习俗，但我不能说我不恐惧，要是我愿意，我完全可以带人去那洞里，让大家看看那些孩子的尸骨。滚吧。你头发油亮，可你的影子已经玷污了这个神圣的地方。”那头人战战兢兢地往后退。他说：“宽恕我，宽恕我。”婆罗门说：“别忘了你的承诺。”

一年一度的献祭的日子到了。夜里，婆罗门朝那个尸骨累累的岩洞走去。他翻来覆去地斟酌着各种说辞，生怕那头人已经告发了他，有人正在那儿等着他。但没有人在等他。他并不惊讶。黑暗的岩洞里躺着两个被药倒的孩子。那头人还是做到了。婆罗门熟练地将孩子献给洞里的精灵。当他焚烧那两具幼小的尸体时，借着火把的光亮，他发现那是自己的孩子。

故事就此结束。威利的父亲一字不漏地读完，然后机械地翻回到文章开头，看见那故事的题目——他读的时候忘记了——正是“一生的牺牲”。

他想：“他的头脑已经得病。他恨我，也恨他母亲，现在恨起自己了。这就是教会学校给他的，什么妈咪爹地、迪克·特雷西，什么《美国正义会社》漫画杂志，还有受难周放的基督受难电影，以及平常放的鲍嘉、卡格尼、乔治·拉夫特等等。我没有办法理性地应对这种恨。我要用圣雄的方法来对付它。且由它去。和他有关的事，我发誓缄口。”

两三个星期之后，孩子的母亲跑来跟他说：“我希望你结束缄口。这让威利很不开心。”

“这孩子迷路了。我帮不了他。”

她说：“你必须帮他。没有第二个人能帮他。两天前我瞧见他坐在黑暗里。我打开灯看见他在哭。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我只是觉得这世上万事万物都那么悲哀。而这就是我们有的一切。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这是他从你那儿学来的。我尽量安慰他。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可以去加拿大。他说他不想去加拿大。他不想当传教士。他甚至不想再去上学了。”

“一定是学校里出了什么事。”

“我问过他了。他说他为了什么事去过校长办公室。那儿的桌子上有一本杂志。是一本传教士杂志。封面上有一幅彩图。一个戴着眼镜和腕表的牧师一只脚踩在一尊佛像上。他刚用斧头把那佛像砍倒，面带微笑地倚着斧头，像个伐木工。我上学的时候也见过这样的杂志和图画，并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威利见到那画之后，却为自己感到羞耻。他觉得这些年来牧师们都在愚弄他。他为自己曾经想过当传教士而感到羞耻。他原先想的其实只是去加拿大，好离开这里。他根本不知道传教士是干什么的，看到这幅画才明白。”

“如果他不想去教会学校就可以不去。”

“有其父必有其子。”

“上教会学校是你的主意。”

于是威利·詹德兰不去教会学校了。开始闲在家里。

有一天，他父亲看见他趴着睡着了，身边搁着一本学生版《威克菲尔德牧师传》，双脚交叉着，脚底红红的，颜色比其他部位的皮肤都要浅。儿子那么悲伤，却又那么有活力，使父亲感到深深的同情。他想：“我曾经把你当作我，为我对你做下的一切感到忧虑。可现在我知道你并不是我。我头脑里的东西你头脑里并没有。你是别人，是我不了解的人，我为你担心是因为我对你即将踏上的旅程一无所知。”

几天后，他把威利找来，对他说：“我没有什么财产，这你知道。但如果你希望的话，我就写信给几个我认识的英国人，看看他们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威利很开心，但脸上没有流露出来。

那位大作家，就是与威利同名的那位，这时候已经很老了。几个星期之后，他的回信从法国南部寄了过来。是一张小纸片，上面的字是用打字机打的，很专业，字扁扁的，行间距很大。

亲爱的詹德兰，收到您的信非常高兴。您的国家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收到印度友人的消息令人愉快。您诚挚的……

信里根本没有提到威利。看来老作家根本没有弄明白威利父亲的请求。是秘书写的。是他们插了一手。威利·詹德兰的父亲又失望又羞愧。他决定不告诉威利，可威利很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已经看见信封上的法国邮票了。

那位战时播音员没有回音，他曾经报道过印度独立、被瓜分以及圣雄被暗杀的经过，当时他非常友善。有一些人的回复直截了当，说他们什么也做不了。有一些回复又长又客气，但和老作家一样，没有理会他的请求。

威利的父亲尽力达观地对待这一切，可这并不容易。他对妻子说——虽然他向来把沮丧埋在心里——“这些人在这里的时候，我为他们做了那么多事。我留他们在静修处。把他们介绍给每一个人。”他妻子说：“他们也为你做了许多事。你的工作就是他们给的。你没办法否认。”他想：“我永远也不会再和她谈这些事了。我不该打破我的规矩。她根本不懂什么叫羞耻。她是个彻彻底底的低等人。我养活她，她却来羞辱我。”

他不知道该如何把这些坏消息告诉威利。现在他了解了这孩子的脆弱，也就不担心被他看轻了。可是他不愿意加重孩子的痛苦——这让他稍稍有些意外。他无法忘记那幅画面，一个胸怀大志的孩子饱受挫折之后趴在那儿，身边搁着一本破旧的学生版《威克菲尔德牧师传》，交叉着的那双脚和他母亲的一样黑。

不过他最终没有遭遇被所有人拒绝的羞辱。有一个蓝色信封从伦敦寄来，是上议院的一位大名人，曾在印度刚独立的时候拜访过他的静修处。他的声望和头衔使威利·詹德兰的父亲十分难忘。上议院蓝色信封上的字迹大而流畅，诉说着权力和炫耀，信的内容也和那字迹再吻合不过。那位大人物很高兴能向威利的父亲显示他的权力，在那个遥远的角落赢得感激和尊敬，他挥挥魔棒，抬抬小指（因为其他指头都在忙更重要的事情），便调动起一众小人物。那信中就有这些小人物忙碌出的一点儿成果：为威利·詹德兰在伦敦一所成人教育学院申请到了学籍和一份奖学金。

二十岁的威利·詹德兰，教会学校的肄业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只知道自己想摆脱熟悉的一切，在他熟悉的一切之外还有些什么，他几乎一无所知，除了在学校里看过几部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他就这样去伦敦了。

他坐船去的。旅途中的一切都令他感到惊恐——印度那么大，港口那么挤，码头上的船那么多，船上的人那么自信——他都不愿意开口了，起初纯粹是因为担忧，而后他发现沉默能带来力量，便以此为策略了。于是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后来——就像某些人在病愈之后会回忆起先前并不十分在意的事情——他发现这次漂洋过海的震撼旅行期间的每一个细节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知道伦敦是一个伟大的城市。他心目中的伟大城市该是壮丽炫目宛如仙境的地方，而当他抵达伦敦，行走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时，他感到失望。他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在地铁站捡来或买到的小册子和活页纸帮不了他；写那些东西的人以为上面提到的本地名胜尽人皆知，而威利对伦敦一无所知，除了它的名字。

这城市里只有两个地方他是知道的：白金汉宫和演讲角。白金汉宫让他感到失望。他认为老家的王宫更壮观，更像座宫殿，这使他隐隐觉得英格兰的那些国王和王后都是骗子，而这个国家也有点像个冒牌货。而当他来到演讲角，失望变成了某种类似羞耻的东西——为他的轻信。这个地方他曾在教会学校的常识课上听说过，还不止一次在期末考试的试卷里自以为是地写到过。他满以为会看见一大片激进、喧嚷的人群，就像他母亲的叔叔——低等阶层的造反派——发表演说时台下的盛况。不料他只看到稀稀落落几个人百无聊赖地围着五六个演说者，一旁总有公共汽车和轿车无动于衷地驶过。有些演说者的宗教观点非常个人化，威利想起了自己在家的时候，他觉得这些人的家人会很高兴能在下午把他们赶出来。

他离开那个令人沮丧的地方，沿着贝斯沃特路旁边的一条小街往前走。他什么也没有看见，满脑子都是在家时的绝望和现在的茫然。突然，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把他拉出了自己的世界。他看见一个拄着拐杖的人迎面走来，那是个鼎鼎大名的人物，正悠闲而庄重地独自走在午后散步的行人中间。威利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各种姿态在他脑海中浮现——去静修处只为盯着他父亲看的某些人的姿态——出现在眼前的这位大人物令他觉得自己也高贵起来。

此人身材颀长，皮肤黝黑，十分引人注目，正式的深灰色双排扣套装凸显了他的身材。鬈发梳向脑后，狭长的脸上高耸着鹰钩鼻。这人越走越近，身上的每一处细节都和威利以前见过的某张照片相符。此人正是克里希纳·梅农，尼赫鲁的好友，印度在国际论坛上的发言人。他边走边低头凝思。他抬起头，正看见威利，阴郁的脸上闪过一丝友好的坏笑。威利从未设想过这位大人物会同自己打招呼。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克里希纳·梅农已经擦肩而过，激动人心的瞬间已经过去。

大概一天之后，在学院狭小的公共休息室，他从报纸上得知，克里希纳·梅农赴纽约联合国总部途中经过伦敦，下榻克拉里奇酒店。威利查了地图和商户目录，发现克里希纳·梅农那天下午很可能是从酒店出来去海德公园，构思他即将发表的有关英法等国入侵埃及一事的演讲。

威利没听说过那次入侵。入侵显然是由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引发的，可威利连这事也不知道。他在中学地理课上学到过苏伊士运河；教会学校里放过一部电影也叫《苏伊士》。但在威利脑海中，无论是中学地理课还是电影《苏伊士》，都并不真切。两者都与此时此地毫不相干，也对他本人、他家人及他家乡毫无影响；运河也好，埃及也罢，威利对它们的历史一无所知。他听说过埃及领袖纳赛尔上校的大名，但那就跟听说过克里希纳·梅农的大名一样：他仅仅知道他们是伟人，但不知道他们的事迹。他在老家也看报，不过是用他自己的方式。他养成了习惯，将大事件一律撇开，遥远的战事和美国的选举对他来说毫无意义，连续数周，拖沓重复，最后往往随随便便就完结了，没有什么说服力，如同一本难看的书，一部难看的电影，不值得去留心和关注。因此，就像他在船上能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样，他在老家看了那么多年的报纸，却什么新闻也没有看进去。他知道那些响亮的名字，偶尔还会看看大字标题，但仅此而已。

直到在公园里见到克里希纳·梅农之后，他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对周遭世界如此无知。他说：“这种视而不见的习惯是父亲传给我的。”他开始阅读报上有关埃及危机的报道，但看不明白。他对事件的背景几乎毫不知情，而那些报道就像是连载小说，非得先知道之前的情节不可。于是，他开始在学院图书馆里找有关埃及的书来读，可读得很艰难。这就如同疾速移动的同时没有任何固定的标记指示位置和速度。似乎他读得愈多，无知的领域就随之愈加宽广。最后，他找来一本战时出版的廉价的世界史。可几乎看不懂。那书就像是地铁站那些介绍伦敦的小册子：假设读者已经了解了那些大事。威利觉得自己在无知中沉浮，在此之前对时代毫无概念。他记起母亲的叔叔曾经说过：低等阶层被长久隔离于社会之外，因此他们对印度，对其他宗教，甚至对奴役他们的上等阶层的宗教统统一无所知。他想：“这种无知是母亲传给我的。”

他父亲曾告诉他应该去拜访哪些人。威利不愿意去。那些人名对他几乎毫无意义，他希望在伦敦能摆脱父亲的影响，完全靠自己。但这不影响他在学院里拿那些名字来吹嘘。他有意无意地把它们挂在嘴边，试探别人的反应，以此权衡它们的分量。现在，他因无知而感到羞耻，并且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世界对他而言太过广大，于是他寄出两封信，一封给那位和他同名的大作家，另一封给他在报上见过的一位名记者。

记者的回信先到。

亲爱的詹德兰，我当然记得您的父亲。我最喜欢的绅士……

“绅士”（Babu）这个英语化的印度词他用错了，应该是Sadhu，意思是“苦行者”。但威利并不介意。信的语气很友好，还邀请威利去报社。于是，一个星期之后的某天中午刚过，威利去了舰队街。天气温暖明媚，可威利一向以为英格兰是整天下雨的，因此穿了件雨衣。雨衣很薄，是某种橡胶材质的，一穿上里面就捂出汗了；当威利来到那幢黑黢黢的报社大楼时，他外套的上部、两侧和领子都已经湿了。当他从身上剥下那件汗津津的雨衣时，看上去就像是淋过小雨似的。

他向一个穿制服的人报上名字，等了一会儿，那位记者下来了。他穿着深色套装，已经有些年纪了。两个人就站在大堂里谈了一会儿。他们没聊几句。没什么可聊的。记者问起“绅士”，威利并没有纠正他。等这个话题聊完后，两人都把目光移开，四下里望着。记者开始谈起他们的报纸，仿佛在为它辩护似的，威利明白他们并不喜欢印度独立，对印度也不友好，记者本人在访问印度之后就写过几篇强硬的文章。

记者说：“其实是比弗布鲁克。他没时间了解印度。他在某些方面很像丘吉尔。”

威利问：“谁是比弗布鲁克？”

记者压低声音。“他是我们老板。”他觉得很好笑，威利连这么大名鼎鼎的人物都不知道。

威利察觉到了，他想：“我很高兴我不知道。我很高兴我没印象。”

有人从威利身后的正门走进来。记者看向威利身侧，目光追随着那个人的身影。

他怀着敬畏说：“那是我们的主编。”

威利看见一个身穿深色套装的中年男人，脸红扑扑的，刚吃过午饭，正迈步走上大堂另一头的楼梯。

记者凝视着他那位主编，说：“他叫亚瑟·克里斯蒂安森。他们说他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主编。”接着，他又像自言自语似的说：“得付出许多代价才能到那个位置。”威利随着记者看那位大人物上楼梯。然后，记者把自己的情绪撇开，以开玩笑的口吻说：“我希望你不是来找工作的。”

威利没有笑。他说：“我在念书。我有奖学金。我不找工作。”

“你在哪儿念书？”

威利说了他们学院的名字。

记者没听说过。威利想：“他是想侮辱我。我们学院很大，可不是假货。”

记者又开玩笑道：“你有哮喘病吗？我这么问不过是因为我们老板有哮喘病，他对哮喘病人有特殊感情。如果你想找工作，那可是个有利条件。”

这次会面就这么结束了。威利为父亲感到羞耻，记者一定在文章中嘲弄他了；他也为自己感到羞耻，他原本打定主意不去理睬父亲的朋友，最后却没有做到。

几天后，那位与威利同名的大作家的回信也到了。信写在克拉里奇酒店的一张小信纸上，那天下午克里希纳·梅农就是从这家酒店出发，一边步行去公园一边构思有关苏伊士运河问题的联合国演讲。信是用打字机打的，双倍行距，留有宽阔的页边。

亲爱的詹德兰，收到您的信非常高兴。印度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收到印度友人的消息总是令人愉快。您诚挚的……

最后是老人用颤抖的手认真写下的签名，他似乎意识到了那签名是这封信的全部意义所在。

威利想：“我错怪我父亲了。我以前以为，他是婆罗门，所以世界对他来说是容易应付的，他只是因为游手好闲才沦为骗子。现在我开始明白，这世界对他来说曾是那么艰难。”

威利在学校里茫然度日。所学的东西和所吃的食物一样寡淡无味。这两者在他心目中难分彼此。他吃东西毫无乐趣可言，同样，他盲目地完成讲师和导师布置的作业，盲目地读书读文章，盲目地写论文。他觉得飘忽不定，看不清前途。对于事物的规模、历史事件的年代甚或地域依然没有概念。初见白金汉宫时，他认为英国的历代君主全是骗子，这个国家也是个冒牌货，现在他依然生活在这种过家家似的氛围中。

在学校里，他原先了解的一切都必须重新学习。他必须学会如何在公共场合进餐。他必须学会如何和人打招呼，以及如何避免十到十五分钟之后在公共场合再次和这些人打招呼。他必须学会随手关门。他必须学会如何委婉地提出要求。

这所学院是一所维多利亚风格的半慈善机构，仿效牛津剑桥而建。校方就是这样告诉学生的。因为仿效牛津剑桥，于是就有各种各样令师生为之骄傲却无法解释的“传统”。比如，对于在餐厅的着装和举止都有规定，对于有失检点的行为会古怪地以喝啤酒来惩罚。学生在正式场合必须穿黑袍。威利问起长袍的事，有一位讲师告诉他那是牛津剑桥的规矩，这种学究气十足的袍子源于古罗马人的长袍。因为一知半解，威利并没有心生敬畏，只是像当年在教会学校时那样，泡在学院图书馆里搜寻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类书籍。他读到，尽管那些古代塑像都身着长袍，但人们至今仍说不清楚古罗马人是如何将长袍穿上身的。学院的黑袍可能沿袭自一千年前的伊斯兰神学院，而伊斯兰神学院则沿袭自某一更早的先行者。而这就像是玩过家家。

某些陌生的事情正在发生。威利日渐熟悉学院的各种奇怪规矩，进进出出的教会风格的维多利亚建筑装出一副年代久远的样子，他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审视老家的那些规矩。他开始发现——起先这令他感到不安——那些旧规矩就像是玩过家家，是一种自我设定。第二个学期将要结束时，有一天，他清楚地看到，那些旧规矩已经不再束缚他了。

他母亲的造反派叔叔多年来到处煽风点火，为低等阶层争取自由。威利始终站在他们一边。现在，他发现他们竭力争取的自由在他这儿却是唾手可得。他遇到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在校内还是校外，都不知道他故乡的那些规矩，他开始意识到他能够随心所欲地塑造自己的形象。甚至可以说，他能够撰写属于自己的革命。丰富的可能性令人头晕目眩。他能够重塑自我，重塑他的过去和他的祖先，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

起先，他出于天真和孤独，曾在学院里吹嘘他的“家族”和那位大作家及著名的比弗布鲁克勋爵的记者之间的友谊，现在他则开始修改有关他自己的一些事情，但这种修改是以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进行的。他没有什么大企图。他在这里改一下，又在那里改一下。比如，报纸上总是充斥着有关工会的新闻，有一天威利突然想到他母亲的叔叔，那个低等阶层的造反派，有时候会在公众集会时戴一方红色领巾（那是在仿效他心目中的英雄，低等阶层革命家和无神论诗人巴拉迪达萨纳），他想到他就像是工会领袖，为工人争取权利的先锋，于是他便在上辅导课以及和人交谈时有意无意地提起这事，而他发现这果然能唬住人。

又有一次，他想到，他母亲既然念过教会学校，就可能是半个基督徒。于是他开始说她就是基督徒。然后，他去掉了教会学校以及赤脚的低等人这些可笑的成分（学院支持非洲南部的尼亚萨兰的某个基督教传教团，公共休息室里还有传教杂志），加入了他读到过的一些东西，说他母亲属于次大陆某个古老的基督教团体，这个团体的历史和基督教本身一样悠久。他让他父亲依然保持婆罗门的身份。他说他父亲的父亲是位“廷臣”。凭着这样的文字游戏，他开始重新塑造自己。这令他激动，并且开始给他一种力量感。

他的导师说：“你好像逐渐适应了。”

他这新近建立的自信开始吸引别人。珀西·卡托就是其中一个。珀西是个牙买加混血儿，肤色更接近棕色。威利和珀西都是异乡客，都拿奖学金，起先彼此提防，但现在他们相处得不错，并且开始交流祖上的故事。关于他的祖上，珀西说：“我想我奶奶甚至就是印度人。”而威利，躲在他的新外壳之下，只觉得一阵疼痛。他想那个女人或许就像他母亲，只是身处一个无比遥远的地方，在那儿她全然无法掌控这个世界。珀西将手放在自己的鬈发上，说：“其实黑人是隐性的。”威利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珀西编了一个故事来解释自己的相貌。他有牙买加血统，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牙买加人。他出生在巴拿马，在那里长大。他说：“我会是你在英格兰遇到的唯一一个不懂板球的黑人，或者说牙买加人、西印度群岛人。”

威利说：“你们是怎么去巴拿马的？”

“我父亲去巴拿马运河工作。”

“就像苏伊士运河？”新闻还在提这事。

“那是一战前的事了。”

威利像在教会学校时那样，去学院图书馆查了巴拿马运河的事。那儿的老旧的百科全书和年鉴里有它粗糙、模糊、修饰过的黑边照片：一战前的巨大工程，还没有水，成群结队的黑人劳工，面目不清，多半是牙买加人，站在没有水的船闸中。也许其中某一个就是珀西的父亲。

他在公共休息室里问珀西：“你父亲在巴拿马运河做什么？”

“他是文书。你知道那儿的人。他们不会读书写字。”

威利想：“他撒谎。这故事真蠢。他父亲去那儿是当劳工。说不定就在那些工人当中，拄着镐头，就跟其他人一样，顺从地看着摄影师。”

直到这时，威利才真正明白该如何看待一个似乎在这世上没有恰当的立足之地、可以是黑人也可以不是黑人的男人。当珀西是黑人的时候，他把威利当作朋友；当他不是黑人的时候，他和威利保持距离。如今，威利想象着珀西父亲的形象，仿佛一个稍息的士兵，双手拄着镐头站在巴拿马的骄阳下，他觉得自己对珀西的了解又多了一点。

此前威利向珀西谈到自己时非常谨慎，现在他和珀西相处更自在些了。他觉得自己比珀西高出一两个或更多层次，他也更愿意承认珀西懂得社交，也更了解伦敦和西方的生活方式。珀西很得意，他成了威利在这城市的向导。

珀西喜欢衣服。他总是穿套装系领带。他的衬衫领子总是洗得干干净净，浆得笔挺，鞋子总是擦得锃亮，鞋面鞋跟总是像新的一样，漂亮结实，没有磨损。珀西深谙面料、裁剪和手工，走在路上能准确辨别别人身上的这些东西。对他而言，好行头几乎可以说有道德价值；他敬重那些敬重衣服的人。

威利对衣服一无所知。他有五件白衬衫，因为学院洗衣房每周休息一天，所以其中一件得坚持两三天。他有一条领带，那是一条酒红色的图塔尔棉质领带，花了他六先令。每三个月他就买条新领带，把旧的那条扔了，那时它已经污渍斑斑，皱得没法系了。他有一件外套，浅绿色的，不怎么合身，穿上松松垮垮的，是他花了三英镑在斯特兰德大街的五十先令服装店特价时买的。他没觉得自己衣着邋遢，过了一段时间才注意到珀西特别讲究这些，还很喜欢谈论。他曾对珀西的这一爱好相当好奇。他以为只有女人才会对面料和颜色斤斤计较（他还暗暗地联想到他母亲那边的亲戚，他们都喜欢浓烈的颜色）。男人不该这样，不然就是无聊和娘娘腔。不过现在他想他能理解为什么珀西热衷衣着，而且更热衷鞋子。后来他又发现他关于娘娘腔的想法也是不对的。

一天珀西说：“这个星期六我女朋友要来。”周末学生宿舍允许女性进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威利，每到周末学校里尽是做爱的。”

威利满心激动和忌妒，尤其是因为珀西说起这事的口气直率而随便。他说：“我想见见你女朋友。”

珀西说：“你星期六过来喝一杯。”

威利几乎等不到星期六。

过了一会儿，他又问珀西：“你女朋友叫什么？”

珀西有点吃惊，说：“琼。”

威利觉得这名字散发着芬芳。后来，他尽量显得随意地说道：“琼是做什么的？”

“她在德本汉姆商店的香水柜台上班。”

香水柜台，德本汉姆商店：这些词听得威利微醺。珀西发觉了，想再加强一下伟大伦敦的魅力，于是又说：“德本汉姆是牛津街上的一家大商店。”

过了一会儿，威利又问：“你在哪儿遇到琼的？是在德本汉姆商店的香水柜台吗？”

“我是在夜总会里遇到她的。”

“夜总会！”

“喝酒的地方，我以前在那儿上班。”

威利大吃一惊，但他觉得应该掩饰一下。于是他说：“当然是这样。”

珀西说：“到这儿来之前我在那儿上班。是我一个朋友的地盘。你要是想去，我可以带你去。”

他们坐地铁到了大理石拱门。好几个月之前，威利正是在这个地方下了车去看演讲角，并巧遇克里希纳·梅农的。威利跟着珀西朝牛津街以北一家大饭店背后的一条僻静小街走去，他觉得这一带和他心目中的伦敦大不相同。一块再小不过的招牌标示出夜总会的所在，他们从一间大厅进去，来到一个黑暗封闭的小房间。柜台后面站着一个黑人，旁边有个浅色头发的女人坐在高脚凳上，一身浅色衣裙，苍白的脸上脂粉厚重。他们都和珀西打了招呼。威利心里一动，不是因为那女人美——她几乎毫无美丽可言，他越看越觉得她老——而是因为她粗糙，俗气，因为她下午就在这里，因为她为了来这里仔细打扮过，还因为某种强烈的邪念。珀西叫了两杯威士忌，尽管他和威利都不爱喝酒；他们坐下来，没有喝酒，珀西开始说话。

珀西说：“我以前在这里站柜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只能做得了这个。在伦敦这种地方，我这样的人必须抓住能得到的东西。有一天我想我也应该有一份。可我朋友一口拒绝。我觉得要想保住交情我就得走人了。我朋友是个危险人物。你会见到他的。我给你介绍。”

威利说：“是不是有一天琼从德本汉姆商店的香水柜台到这儿来了？”

“不远。走过来不费劲。”

威利虽然没见过琼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德本汉姆商店在哪儿，但还是反反复复地想象她是如何从德本汉姆商店走到夜总会的。

星期六，他在珀西的宿舍里见到她了。她很高大，穿了一条紧身裙，好显出臀部。小屋里满是她的香水味。威利想，她站在柜台背后能接触到德本汉姆商店的每一瓶香水，多么奢侈。威利从来没闻过那样的香水，混合了排泄物和汗液的气味，以及浓烈、刺鼻、来源不纯的复杂甜味。

他们一起坐在学院的小沙发上，他故意挨着她，越挨越紧，呼吸着她的香水味，打量着她修过的眉毛以及蜷起的腿，那双脱过毛却仍有些毛茸茸的腿。

珀西看出来了，却没说什么。威利当这是够朋友的行为。琼自己则温柔地顺着他，甚至当着珀西的面。威利从她脸上读出了那种温柔。当他不得不放琼和珀西去做他们要做的事的时候，他紧张起来。他觉得自己该去找个妓女。他对妓女一无所知，但他听说过皮卡迪利广场附近有几条街是做这行生意的。可最终他还是没能鼓起勇气。

星期一，他去了德本汉姆。香水柜台的那些女孩儿被他吓坏了，而他也被她们吓坏了，涂了脂粉，显得不太真实，戴着古怪的睫毛，拔光了眉毛，清理了脸上的汗毛，看上去好像商店里待售的鸡。不过他最后还是找到了琼。在这玻璃和人工光线闪烁的背景下——一个卓然非凡的伦敦，就像他初来乍到时在大街小巷所寻找的那个伦敦——她显得颀长而柔和，粗野而性感。一想到星期六那天她是如何令他心动，他就受不了。她的长睫毛在那漆黑的眉毛和珍珠色的眼睑下掀起。她同他打了个招呼，一点也不意外似的。他松了一口气，而且没等他说完一句话，他看出她已经明白了他的需要，对他温柔起来。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仍然不知道该如何表述这件事情，如何措辞。他只会说：“琼，你见到我高兴吗？”

她直截了当地答道：“当然，威利。”

“今天我们能见面吗？等你下班。”

“在哪儿见面？”

“夜总会。”

“珀西的那个老地方？你看你得先成为会员。”

下午他去了那个夜总会，看自己能否成为会员。毫无问题。奇怪的是，那里还是一个人也没有，除了那个黑人酒保和那个面色惨白、坐在高脚凳上的女人。那酒保（这么清闲的时候他干的可能就是珀西以前干的活，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让威利填一张表。然后威利付了五英镑（他每周的生活费是七英镑），酒保拿起钢笔先转了几个小圈——就像是举重运动员举起地板上的杠铃之前先比画几下——然后才在一张小小的会员卡上写下威利的名字。

约定的时间还没到，他已经盯着那条街看了许久。他不想先到，然后失望。他一边看，一边想象琼下班后如何在某个地方稍作准备，然后从德本汉姆出来往夜总会走。她来了，他在门口迎接她，一起走进去，进入昏暗的酒吧。酒保认识她，高脚凳上的女人也认识她。他买了饮料，很贵，两个人十五先令。在那间昏暗的屋子里，他一直闻着琼的香水味，挨着她，都没注意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

她说：“我们不能去学校。珀西会不高兴的，而且我只能周末过去。”停了一会儿她又说：“好吧。我们另找地方。我们得叫辆出租车。”

司机听她说完地址，扮了个鬼脸。汽车驶出迷人的大理石拱门和贝斯沃特大街，转向北，很快来到一片肮脏的街区：高大脏乱的房舍，没有栏杆，没有篱笆，垃圾桶就放在临街的窗户下。他们在一幢这样的房子前停下。五先令，包括小费。

走上一段没有扶手的楼梯，面前是一扇破旧的大门，许多地方能看出漆过好多次，进门是一个昏暗的大厅，积年污垢的味道扑鼻而来，墙上还装着煤气灯管。高处的墙纸几乎成了黑色的，地毯没了颜色，只有边缘还能看到零星原先的图案。大厅另一头的楼梯是老式的，很宽，但木扶手上积满污垢。楼梯平台上的窗子灰乎乎的，玻璃裂了，外头的地上尽是垃圾。

琼说：“这儿不是利兹饭店，可这儿的人不错。”

威利不那么相信。门大多关着。越往上走楼梯越窄，威利不时会见到半掩着的门后闪过老妇人愁眉不展、皱纹累累的蜡黄面孔。离大理石拱门那么近，却好像在另一座城市，就仿佛学校上空的是另一个太阳，德本汉姆商店香水柜台下的是另一个地球。

琼打开一扇门，房间很小，光秃秃的地板上铺着报纸，报纸上放了张床垫。一把椅子、一条毛巾、一个裸露的电灯泡，此外再没有其他什么了。琼慢条斯理地脱着衣服。威利觉得受不了。他几乎没有享受到。一切在转眼间结束了，为此他筹划了整整一个星期，花了那么多钱，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琼让他把头枕在她丰腴的手臂上，说：“我有个朋友说印度人是会这样。因为包办婚姻。他们没有感觉到自己必须费点心思。我爸爸说他爸爸曾告诉过他：‘要先满足女人，然后再想你自己。’我看没人告诉过你这些。”

威利想到他父亲，怀着从没有过的同情。

他说：“琼，让我再试一次。”

他又试了一次。这一回持续得久些，但琼一句话也没说。然后，就跟前一次一样，那一刻过去了。厕所在黑漆漆的走廊尽头。布满灰尘的蛛网覆盖着高处生锈的水箱，像块什么料子似的挂在头顶的小窗上。琼回来之后开始细心地穿衣服。威利没有看她。他们走下楼去，一言不发。一扇门开了，一个老妇人盯着他们看。一小时之前，威利或许会在意；现在不会了。在楼梯平台上，他们看见一个瘦小的黑人，脸庞隐藏在宽边牙买加帽下面。他下身穿的是佐特套装的裤子——脚踝收窄，腿部宽松一一料子非常薄，适合在温暖的地区穿。他久久地看着他们。他们走过凋敝的街道——万籁俱寂，黑黢黢的大窗户里装了松松垮垮的窗帘和简易百叶窗——回到商店的灯光和来往的人流中，又是伦敦了。这会儿没有出租车了。有一班公交车琼可以坐——她说要去大理石拱门，那儿有车去一个叫克里考伍德的地方。威利可以坐另一班公交车。回学校的路上，他想着琼正在往家里赶，那是一个他无法想象的地方，又想到珀西，他开始后悔。但没多久，他就把悔意踢开了。他发现自己到底还是得意的。这个下午他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大事。他已经变了。钱的事情，他之后才会担心。

再次见到珀西的时候，他问他：“琼家里人是什么样？”

“我不知道。我从没见过他们。我认为她不喜欢他们。”

后来他去学院图书馆，看到一本塘鹅平装版《性生理学》。他前后翻了翻，但还是因为书名太科学而搁下了。这本战时出版的平装小书装订得非常结实，金属书钉都已生锈，有时很难看清行首的几个字。他不得不掰住书缝，把书转向不同的角度。最后他找到了想看的东西。书里说男人平均能持续十到十五分钟。这可真糟糕。接下去一两行更糟。他读到某些“性爱强人”能轻轻松松持续半个小时。那轻浮的、幸灾乐祸似的语言仿佛重重一击。他没想到一本严肃的塘鹅版图书会这样措辞。他不愿相信刚才读到的那些话，也不愿再读下去。

他再次见到珀西的时候，就问他：“珀西，你怎么学会做爱的？”

珀西说：“你得慢慢来。我们都是慢慢来的。先找小女孩练习。别这么一脸惊讶，小威利。我敢肯定，你那个大家族里发生的事情，你不是件件都知道。威利，你的问题是太规矩。人家看向你，却看不见你。”

“你比我还规矩。总是穿着套装和漂亮衬衫。”

“我让女人紧张。她们怕我。威利，你就得这么办。做爱是桩野蛮的事情。你得野蛮才行。”

“琼怕你吗？”

“她怕得要死。你问她。”

威利觉得应该把发生的事情告诉珀西。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他突然想起一部老电影里的某个场景，差点脱口而出：“珀西，我和琼相爱了。”可他不喜欢这句话，这句话也不愿意从他嘴里出来。

大概又过了一个星期，他很庆幸自己没说出来。一个星期六晚上，热衷社交的珀西带他去诺丁山参加聚会。威利一个人也不认识，就黏着珀西。过了一会儿，琼进来了。又过了一会儿，珀西对威利说：“这聚会无聊透顶。我和琼要回学校做爱。”

威利看着琼，问：“真的吗？”

琼以她一贯的直截了当答道：“没错，威利。”

要是有谁问起，威利会说珀西是在教导他什么是英国式生活。其实，虽然不知道自己接近的是什么，但他的确是通过珀西融入了五十年代末伦敦独有的过渡性的波西米亚移民生活。这几乎未触及传统的苏活区波西米亚世界。这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世界。从加勒比地区——然后是非洲的白人殖民地，再下来是亚洲——来的移民刚到不久。他们还都是从异国来的陌生人；也有英国人——既有上层的也有下层的，喜欢社交冒险，时不时希望摆脱自己的祖国；还有些人和殖民地有关系，希望能在伦敦把殖民地的社会准则翻个个儿——这些英国人想寻找更时髦、更亲切的新移民。他们相聚在诺丁山这个中立地带，相聚在几个社会阶层混杂的广场上灯光昏暗的公寓内（离那天晚上威利和琼去的地方不远）；他们在一起欢快而活跃。不过这些移民大多没有正当工作或固定住所。他们中有些人的确濒临绝境，这使他们的快乐更加浓烈。

有一个男人把威利吓住了。此人瘦小英俊。是白人，或者说看着像白人。他说他从殖民地来，说话有口音。远望似乎无可挑剔，近看却差强人意。衬衫领子是脏的，外套破了，皮肤太油，牙齿又黑又烂，呼吸声粗重。第一回遇见威利，他就跟他说起自己的经历。他出身于一个不错的殖民地家庭，战前被父亲送来伦敦接受教育，为融入英国社会做准备。他有一位英国教师。一天，为了教他，那位教师问道：“如果你出去吃饭，选饭店的话，是选利兹还是伯克利？”这个殖民地来的年轻人答道：“利兹。”教师摇摇头说：“错。不过这错误很多人都会犯。伯克利的菜品更好。记住了。”战后他家里起了纷争，这种日子到头了。他根据这些经历写了一点东西，或者正在写，他想念几段给威利听。威利去了他的住处，就在不远的一栋出租屋里。他听了一章，描述的是看精神病医生的经过。精神病医生讲了些什么，没写几句，却写了许多窗外的景致，以及篱笆上的一只猫的滑稽动作。威利听着听着就觉得精神病医生的房间就像是他们待的这一间。最后，那位作家问威利有何高见，威利说：“我想知道更多病人的情况，还有医生的情况。”作家气坏了。他的黑眼睛一闪，露出一口被香烟熏黑的细小牙齿，对威利咆哮道：“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物，从哪儿来，自以为有什么天赋。可是有个非常有名的人曾说我开启了写作的新维度。”威利逃出屋子，那人还在暴跳如雷。可是再次见面的时候，那人却和和气气的。他说：“原谅我，老兄。全是因为那间屋子。我恨死它了。我觉得它就是个棺材。和我以前住惯了的完全不一样。我要搬家了。请原谅我。请过来帮我搬家。好让我知道你不怪罪我了。”威利于是去了那栋出租屋，敲了敲作家的房门。一个中年妇女从边门出来，说：“就是你吧。他昨天走的时候说会派人来拿他的行李。你把他的箱子拿走吧。不过你得替他付清房租。我给你看记录。欠了二十个星期的。一共是六十六英镑十五先令。”威利又逃走了。之后他再跟着珀西参加聚会的时候，会特意寻找那个留胡子的矮个男人。不久他又看到他了，那人小口地啜着酒杯里的白葡萄酒朝他走来，一张嘴喷出一股大蒜香肠味儿：“对不起，老兄。不过我们南非人常说你们印度人有钱，所以我想你或许愿意帮个忙。”

一天晚上来了一个男人，看上去和平常在聚会上见到的波西米亚人很不一样。他带来一瓶香槟，进门时交给了珀西。他大约五十多岁，身材矮小，一身灰色格子套装，讲究的程度和珀西不相上下，外套翻领是手工缝制的，衣料软软地贴在胳膊上。珀西把这个陌生人介绍给威利，撇下他们俩走了。

威利不爱喝酒，但现在他已经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场合了，于是说：“香槟。”

陌生人的声音异乎寻常地柔和，以一种不甚专业的口气说道：“是冰冻的。从利兹带来的。他们总是给我留一瓶。”

威利不知道那人是不是在开玩笑。但他的眼神冷漠平静，于是威利想，他没必要判断这话的真假。可怎么又是利兹！看来他们可真在乎这个。对威利来说——在他老家所谓宾馆等同于最廉价的茶室或餐厅——这真是属于伦敦的一种古怪的奢侈观念：不是饮料，不是服务，而是大饭店，似乎高人一等的价格就意味着高人一等的神宠。

陌生人不打算跟威利聊天，威利觉得自己应该主动点。

他问：“你在伦敦工作吗？”

陌生人说：“我就在这儿工作。我是个开发商。就开发这片。眼下这里是垃圾场。二十年后会大不相同。我愿意等待。这里全是些受保护的老房客，他们住在这样的大房子里根本不出一分钱，而这儿几乎就在伦敦市中心。他们的的确确想住到外面去。去绿树成荫的郊区，或是住漂亮的乡下小别墅。我帮他们实现。我把这儿的房产买下来，给房客另找住处。有些人愿意，有些人不愿意。然后我会破坏他们周围的地方。以前我还会让珀西把他的那些黑鬼找来。”他声音柔和，毫无恶意，纯粹是描述的口吻，威利信了。

威利说：“珀西吗？”

“伦敦老地主了。难道你不知道？他没跟你说过？”

那天晚上迟些时候，珀西对威利说：“看来那老家伙为难你了。”

“他说你是地主。”

“有许多事我不得不做，小威利。他们要找西印度群岛来的人到这儿开公交车。可是住宿有问题。大家都不肯把房子租给黑人。我没必要告诉你这些。所以有一两个岛国的政府就鼓励像我这样的人把房产买下来，再租给西印度人。一开始就是这么回事。别想得太夸张。我买的那些房子都住满了人，花了大概一千五百英镑。有一处花了一千七百五十英镑。以前我把空房租给小伙子。每个星期五晚上去收房租。再也没有比巴巴多斯小伙子更好的人了。他们很感激我。每到星期五晚上，你就看见他们一个个从伦敦公交公司下了班，洗得干干净净地跪在自己小房间的床边祷告。一边放着《圣经》，翻到《利未记》，一边放着租金记录簿，簿子合着，夹着纸条。看纸条就清楚了。那个老家伙听说过我，想收购我手上的全部房产。我不能拒绝他。这儿是他的地盘。他给我介绍了夜总会的工作。他答应给我一份。我去向他索要我那份的时候，他却说我讨人厌。我明白他的意思，就申请了学院的奖学金。但他仍旧想跟我做朋友，而跟他交朋友对我有好处。可是这事儿让我烦恼，威利。他要我再回头为他干活。这事儿让我烦恼。”

威利想：“好一座古怪的城市！那天我去看演讲角，遇到克里希纳·梅农一边走一边思考他有关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演讲，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就在离那儿很近的地方，一边有那么一家夜总会，有德本汉姆香水柜台，另一边则是珀西的老地盘和那个老头的地盘。”

正是在其中一次波西米亚聚会上，威利遇到一个胖乎乎的留胡子的年轻人。他自称在英国广播公司上班，负责剪辑或制作几档海外节目。他刚入这一行不久，虽然个性还算谦虚，但认为自己的工作很重要。他骨子里是个官僚，墨守成规，但为了向自己的工作表达敬意，他觉得在诺丁山这样的地方自己应尝试一点波西米亚风，并关照关照威利这样的人：将出人意料的人物提携出黑暗，引入无线电波的光辉之中。

他对威利说：“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对你越来越感兴趣。”

威利一直在卖力地讲述他的家族史。

制作人说：“我们这里的人不太了解你们那种基督教团体。如此古老，如此悠久，与印度其他地方如此隔绝——从你所说的这些来看。听众会觉得很有意思。你给我们写一篇广播稿好不好？很合适放在我们的一档英联邦节目中播出。五分钟。六百五十个单词。大概就是企鹅版图书一页半的篇幅。不涉及义理之争。用的话，五基尼。”

此前还从来没有人——除了发奖学金的人——给过威利钱。那制作人刚把这想法和角度告诉威利，那篇五分钟的广播稿就浮现在他脑海中。以家族故事的形式来讲述印度次大陆的信仰起源（有些东西他得查查百科全书）；与印度其他地区的隔绝感；对印度其他宗教的无知；英国占领时期家族作为社会改革的推动者、具有基督教良知的人、工人权利的捍卫者所做的工作（向公众演讲时戴红色领巾的造反派亲戚的故事一到两个）；作者在教会学校读书的经历，他所意识到的旧基督教团体与新基督徒、低等阶层、新皈依者、充满怨恨的受压迫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作者的艰辛经历，但这一经历最终使他从中受益，不仅理解并接受了新基督徒，更理解并接受了基督教之外的更宽广的印度世界，他的祖先游离其外的印度世界。

不到两个钟头，他就写完了。他仿佛回到了教会学校：知道别人指望他写些什么。一个星期后，威利收到了制作人寄来的录用函。英国广播公司的信纸窄小轻薄，制作人的签名非常小。他好像是个喜欢将自己隐藏在公司大名之下的人。三个星期后，威利被叫去录音。他搭地铁到霍尔本，再沿金斯街步行到布什大厦。走过长长的街道，望着布什大厦远远矗立在壮丽街景的尽头，威利头一次感受到伦敦的强大和富有。这种感觉，他刚到伦敦时曾寻找过却没有找到，然后，在他来往于学校和诺丁山之间时被遗忘了。

他喜欢录音棚里的工作场景，红灯和绿灯，隔音室里的制作人和录音总监。他的录音是一档杂志类节目的一部分。节目录在唱片上，他和其他参加录音的人必须坐等整个节目走两遍。制作人非常挑剔，对每个人都提出不少意见。威利仔细听着，把什么都记在心里。别去听你自己的声音；尽量关注你说的内容；从喉咙后面发声；不要让声音在句尾变轻。最后，制作人对威利说：“你有天赋。”

四个星期后，他受邀参观一位来自西非的青年艺术家的雕刻展。雕刻家个子矮小，穿戴着绣了花纹的肮脏的非洲帽子和长袍，威利到那儿时，展厅里只有他一个人。威利冒充记者，很紧张，可那个非洲人却侃侃而谈。他说他看着一块木头脑海中就会浮现他将用它雕刻的形象。他带着威利参观展览，厚重的非洲长袍拍打着他的大腿。他精确地告诉威利每一块木头花了他多少钱。威利根据这些写了一篇广播稿。

两个星期后，制作人派他去参加一个文学午餐会，嘉宾是一位美国女主持人兼随笔作家。她演讲的主题是如何安排晚餐会以及如何对付讨人厌的人。讨人厌的人必须和他的同类在一起，女主持说；火必须用火来对付。威利的稿子一挥而就。

他发现自己颇有几分受欢迎。一天下午录完音，他在南安普顿街的一家商行分期付款买了一台打字机。他贷了二十四英镑，签下一份长长的协议（和珀西那些西印度群岛来的有房租记录簿的房客一样），拿到一本小账册（硬封面，仿佛要长期使用似的），用来记录每周必须偿付的款项。

有了打字机，他写起来更加容易。他开始领会到广播节目的内容不能太满。他知道了五分钟节目需要多少素材——通常三到四个要点就够了——他不会浪费时间去寻找用不上的素材。他结识了不少制作人、录音总监和供稿人。有些供稿人是专职做这个的。他们住在郊外，搭火车进城，拎着大公文包，里面装满了为其他节目准备的小稿件及另外一些小稿件的提纲。他们都是大忙人，提前几个星期、几个月就开始筹划稿件，他们不喜欢干坐着等一期半个钟头的杂志类节目走上两遍。他们显得厌倦了别人的稿件，而威利也学会了显得厌倦了他们的稿件。

但是，他被罗杰迷住了。罗杰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律师。威利听他讲完了一段妙趣横生的故事，讲述他为政府的法律援助计划工作，帮助那些付不起律师费的穷人打官司的经历。罗杰要对付的穷人都是些怨天尤人、狡诈滑头的家伙，对法律无比热衷。故事的开头和结尾都讲到一个替人干活的胖老太太，她跑到罗杰的办公室，说：“你是穷人的律师吧？”第一次，罗杰很热心。第二次，他叹了口气说：“没错，我是。”

录音的时候以及录完音之后，威利都将自己的敬佩之情表现得很明显，于是罗杰带他去了英国广播公司俱乐部。坐下之后，罗杰说：“其实我不是会员。不过这儿很方便。”

罗杰问起威利的情况，威利告诉他自己在教育学院念书。

罗杰说：“这么说来你要当教师？”

威利说：“也不是。”这是真的。他从来没想过要去教书。一个词跃入他的脑海：“我在混时间。”

罗杰说：“我也一样。”

他们成了朋友。罗杰很高，经常穿一身深色的双排扣西装。他的礼貌、风度、言谈（轻而易举地转为一种古怪的正式语体，用完整而平衡的句子为威利制造出机智的效果），所有这些都是他的家庭、中学、大学、朋友和职业给予他的。但威利认为它们是罗杰独有的东西。

一天，他看见罗杰裤子上扣着背带。他很惊讶，便问罗杰。罗杰答道：“我没有腰，没有臀。不像你，威利。缺了背带，我的裤子就直接滑下去了。”

他们大概一星期见一次。有时候他们在法院吃饭，罗杰喜欢那里的布丁。有时候他们会去看戏。罗杰为一份地方报纸写一个每周一期的专栏，叫“伦敦书简”，他想写哪出戏，就能拿到那出戏的票。有时候他们去看一栋很小的房子的翻修工程，那房子很矮，正面平直，是罗杰买的，就在大理石拱门附近的一条陋巷里。罗杰说起为什么要买这房子时说：“我有一小笔资本。四千英镑不到。我想最好用它在伦敦置点产业。”罗杰强调自己没有多少财产，说那栋房子再小不过了，可威利还是很惊异，不仅是因为那四千英镑，还因为罗杰这么有胆识，因为他用的那些词：“资本”、“产业”。就像他那次沿着金斯街步行到布什大厦去录那一期关于印度基督徒的节目，当时他第一次体会到战前英国的富有和强大，由于同罗杰的友谊，他渐渐觉得自己正在窥探那一扇扇光秃秃的大门背后，他开始了解英国这个概念，对于教育学院的学生和诺丁山波西米亚移民世界中那些追求感观刺激的人来说，这个概念遥不可及。

一天，珀西·卡托用夸张的牙买加口音对他说：“怎么回事，小威利？好像外面有人勾住你了，叫你连老朋友珀西都忘了。”然后他又用正常的声音说：“琼老是问起你。”

威利想起她带他去的那间屋子。毫无疑问，她和珀西经常在那里幽会。他想起那间厕所，想起那个好奇地看着他们的黑人，刚从群岛上来，还戴着牙买加宽边帽，穿着离家时的热带佐特裤。现在他隔着一段距离回望这些。和罗杰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更像是一个秘密。

罗杰说：“我还是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你有家族生意吗？你是不是个有钱的大闲人？”

威利已经学会如何在遇到尴尬话题时板起面孔，绕开尴尬。他说：“我想写作。”他撒谎了。这念头是刚刚才冒出来的，因为罗杰让他尴尬，他不得不飞速思考，还因为从罗杰说过的许多话里可以看出他阅读面很广，也非常喜爱那些当代英国文学大师，比如奥威尔、沃、鲍威尔、康纳利。

罗杰看上去很失望。

威利说：“我拿几篇我写的东西给你看，好不好？”

他把自己在教会学校里写的几个故事打出来。一天晚上，他带着它们去了罗杰的办公室。他们走进一家酒吧，罗杰隔着桌子坐在威利对面，读完了那些故事。威利从没见过罗杰如此严肃。他想：“这就是律师。”他担心起来。现在他已经不怎么在乎那些故事了，毕竟是些旧玩意儿。他是不想失去罗杰的友谊。

最后，罗杰开口了：“我知道那位与你同名的大作家，也是你们家族的朋友，他说过故事应当有开头、中间和结尾。但实际上，如果你仔细想过，生活并不是这样。生活从来没有一个齐整的开头，也没有一个干净的结尾。生活永远在继续。你应该从中间开始，在中间结束，整个儿都该这样。这个关于婆罗门、财宝和孩童献祭的故事完全可以从部落头人去婆罗门隐居处见他写起。开始时他威胁恐吓，结束时他低声下气，而当他离开时，我们应当能看出他正在盘算一场骇人的谋杀。你读过海明威吗？你该读读他的早期作品。有一篇叫《杀手》。不过几页，几乎全是对话。晚上两个男人走进空荡荡的廉价咖啡馆，等一个老骗子。有人雇了他们杀他。就这些。好莱坞根据这个短篇拍了一部大片，但小说本身更好看。我知道这些故事都是你在学校里写的。而你自己很满意。作为律师，我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你不想写真实的事。我花了许多时间听狡诈的角色们如何交锋，这些故事让我感觉作者有秘密。他在隐瞒。”

威利很羞愧。他脸上发烧。他觉得眼泪涌了出来。他伸出手取回那些故事，同时站了起来。

罗杰说：“有些事情说清楚比较好。”

威利走出酒吧，心想：“我再也不见罗杰了。我不该把这些旧东西给他看。他说得没错。真是糟透了。”

威利为这段友谊感到痛心，他想起了琼和诺丁山的那个房间。他努力不去想这些，但几天后他还是去找她了。他搭地铁到邦德街。正是午饭时间。穿过马路去德本汉姆商店的时候，他看见琼和另一个女孩从对面走来。她没看见他。她低着头，正在喋喋不休。完全不像他记忆中那个性感、沉默、香喷喷的女孩。就连她的样貌也变了。见她这副模样，和别的女孩在一起，那么平庸，毫无性感可言，甚至脸上的皮肤都比以前松了，威利不想和她打招呼。他们几乎是擦肩而过。她没看见他。他听见她叽里咕噜地说个不停。他想：“她在克里考伍德就是这样。她和任何人相处久了都会变成这样。”

他觉得如释重负。而同时他也觉得被抛弃了。就像在老家的时候——现在想来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了——他开始憎恨教会学校，不再梦想着当传教士，当大人物，周游世界。

几天后，他去了趟书店，花两先令六便士买了一本企鹅版海明威早期小说集。他站在书店里读了《杀手》的前四页。他喜欢那种含混的背景和整体的神秘感，他觉得对话很有节奏。节奏感在后面几页不那么强了，神秘感也淡了；但威利开始觉得他应该按照罗杰的建议重写《一生的牺牲》。

就像他设想的那样，整个故事几乎全是对话。一切都包含在对话中。背景和人物都不作清楚交代。这就化解了许多难题。他只开了个头，故事就自然而然往下走。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它离威利很遥远，但却包含了更多他的情感。他把题目改成《牺牲》。

罗杰提到过电影《杀手》。威利没看过。他想知道电影是如何改编的。他随意尝试了一下。心里有了这个念头，几天之后他又想到或许可以改写好莱坞电影里的某些场景，甚至某些瞬间，就用《牺牲》的手法和《牺牲》的含混背景。他特别想到了卡格尼的警匪片和亨弗莱·鲍嘉主演的《夜困摩天岭》。他在教会学校里最早完成的作文中有一篇就像那样。他写了一个男人（没有交代国籍或所属团体）为了某个没有交代的原因在一个不明确的地方等待某人，一边等一边抽烟（多次写到香烟和火柴），同时留心汽车、房门的动静和脚步声。最后（这篇作文只有一页）那个人到了，等待的男人已是满腔怒火。就那么收场了，因为他写不出故事来。他想不出之前发生过什么，之后又会发生什么。而现在，有了卡格尼和鲍嘉出演的电影中的一些场景，就没那么困难了。

他很快就有了故事，一个星期写了六篇。他根据《夜困摩天岭》写出三篇，并且认为从中还可以衍生出三四篇。他将电影里的角色改头换面，放在不同的故事里，于是卡格尼和鲍嘉原先塑造的角色变成了两三个不同的人物。所有的故事共享同一个含混的背景，即《牺牲》的背景。而他写着写着，含混的背景渐渐清晰起来，开始出现一些标记：一座带穹顶和角楼的宫殿，嵌有一排排空洞窗户的三层秘书处办公楼，道路边沿刷成白色的似乎什么也不会发生的神秘军营，有庭院和商店的大学，在特定的日子里会有很多人盛装前往的两座古老庙宇，一个市场，屋舍等级鲜明的村落，一位不可信赖的圣人的隐居处，一位雕刻匠，以及城外气味浓重的制革厂及其与世隔绝的工人。令威利惊讶的是，这些他从未经历过的借来的故事，这些他从未见过的人物，比他在学校里小心翼翼、遮遮掩掩写下的寓言更容易让他感觉真实。他开始理解莎士比亚是如何写作的——这正是他们在学院里的论文题目——运用借来的背景和借来的情节，而从来不直接写他自身或周遭的故事。

六篇故事不过四十页。最初的冲动已经消失，他需要鼓励，他想到了罗杰。他写了一封信，罗杰立刻回复了，请他去下华都街的维克托之家餐厅吃午饭。威利提前到了那儿，罗杰也是。罗杰说：“你看见窗上的牌子了吗？Le patron mange içi．‘店主也在这里吃饭。’常有文学界的人来这儿。”罗杰压低声音说：“对面那个人就是V.S.普里切特。”威利没听说过这个名字。那个壮实的中年人慈眉善目，生就一张线条分明、喜感十足的面孔，带着几分心不在焉的幽默神态。罗杰说：“《新政治家》的重要评论就是他写的。”威利在学校图书馆见过这本杂志，也知道有些同学每个星期五早上都会抢这本杂志看。不过威利还没有想过要看这类杂志。对他来说，《新政治家》很神秘，充斥着他无法理解的英国事件和典故。

罗杰说：“我女朋友要来。她叫珀迪塔。她甚至可能成为我的未婚妻。”

威利感到这奇怪的措辞背后有蹊跷。她身材颀长，但不漂亮，不出众，姿态微微有些别扭。她的妆容和琼不同，她用了什么东西使苍白的肤色闪耀着光泽。她摘下白色条纹手套，啪地丢在餐厅的小桌上，那一连串动作显示的时髦派头使得威利开始重新审视她的脸庞。然后威利很快就明白了——根据珀迪塔的眼神和罗杰低下头又转开脸的表现——和他同桌的这两个人，彼此客客气气，对他也彬彬有礼，他们关系并不好，而他被请来吃午饭的原因是他们需要个缓冲区。

谈的主要是食物。也谈到威利。罗杰一如既往彬彬有礼，但有珀迪塔在一旁，他看上去了无生气，目光呆滞，脸色灰败，不再开朗，鼻梁上方显出一道垂直的皱纹。

他和威利一道走出维克托之家餐厅。罗杰说：“我厌倦她了。在她之后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我最终都会厌倦。女人的内心多么贫乏。这就是她们美貌背后的秘密。这是她们的重负。”

威利说：“她想怎么样？”

“她想要我办事。娶她、娶她、娶她。我一看她，就觉得耳边响起这两个字。”

威利说：“我写了点东西。我听取了你的建议。你想看看吗？”

“我们能冒这个险吗？”

“我希望你看看。”

那些故事装在他外套的胸袋里。他掏出来递给罗杰。三天后，罗杰寄来一封友好的信，等他们碰面的时候，罗杰说：“故事很独特。和海明威的完全不同。更像是克莱斯特的。单独一篇可能不会给人多深的印象，但好几篇放在一起就不同了。不祥的氛围整个儿营造出来了。我喜欢这样的背景。是印度又不是印度。你应该写下去。要是你能再写出一百页，我们就得考虑拿出去卖了。”

这时候，故事来得不那么快了，但还是会来，一星期一篇，一星期两篇。每当觉得材料枯竭，电影场景用完了，他就跑去看几部老电影或是外国片。他去汉普斯特德的人人剧院和牛津街的学园电影院。他一周之内在学园电影院看了三遍《高尔基的童年》。他哭了。他把银幕上看到的编织进自己的童年，又写了几个故事。

一天，罗杰说：“我的编辑最近要来伦敦。你知道我每周都给他写一篇通讯稿，介绍图书和戏剧。有时也写写文化名人的逸事。他每周付我十英镑。我猜他是来检查我的。他说想会会我的朋友。我答应为他举办一次伦敦知识分子的晚餐会，你一定要来，威利。这是我第一次在大理石拱门附近的房子里办聚会。我要把你当作文学新星推出去。普鲁斯特的作品里有一个喜欢社交的人物叫斯万。他有时候为了好玩，喜欢把不同的人聚到一起，用他的话来说，制造一捧社交‘花束’。我也想为我的编辑准备一份这样的礼物。到时候会有一个我在西非服兵役时结识的黑人过来。他父亲是西印度群岛人，参加‘回到非洲’运动，搬回西非住了。他叫马库斯，就是发起运动的那个骗子的名字。你会喜欢他的。他很有魅力，温文尔雅。他热衷于跨种族性爱，不知满足。我第一次在西非遇到他的时候，他聊的几乎全是性。我为了应付他，就说非洲女人很有吸引力。他回答说：‘要是你喜欢动物的话。’现在他正在接受外交培训，等他的国家独立了，他就去当外交官。对他来说，伦敦就是天堂。他有两个野心。第一是有一个看上去完全是白种人的孙儿。这个目标已经达成一半了。他和五个白种女人生了五个混血儿。他认为现在他必须时刻盯着他的孩子们，确保他们不会让他失望。他希望自己老了之后能和这个白种孙儿一起去国王路散步。人们会盯着他们看，而那孩子会大声问他：‘他们在看什么，爷爷？’他的第二个野心是成为第一个在顾资银行开账户的黑人。那可是王室银行。”

威利说：“他们没有给黑人开过账户吗？”

“我不知道。我看他自己也不知道。”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去银行问问呢？找他们要张表格。”

“他认为他们可能会以一种不那么突兀的方式阻止他。他们会说表格发完了。他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他要肯定他们会接纳他之后才去顾资银行开账户。这事他要做得极其随意，而且得确保他是第一个在那儿开账户的黑人。这事很复杂，我不敢说我理解了。但你可以找他谈谈这事。他很直率。这是他的魅力的一部分。另外还会来一位年轻诗人，和他妻子一起来。你和他们相处不会有问题。他们似乎对什么都不以为然，而且会一言不发，诗人会等着给任何和他聊天的人泼冷水。所以你不必找话和他聊。其实他挺出名的。我的编辑见到他会很高兴。我曾经一时糊涂，在某期‘伦敦书简’中替这位诗人的一部作品写了一段好话，他不知怎么知道了。我就这样同他搭上了。”

威利说：“我了解沉默寡言的人。我父亲时常发誓缄口。我打算会会这位诗人。”

“那不会让你感到愉快的。他那些诗复杂矫情，乏味俗套，你有时候会觉得他写成那样是你的错。我就是这么以为的。你要是高兴就去会会他，但你千万不要以为必须在晚餐前做这事。我邀请诗人夫妇仅仅是为了达到‘花束’的效果。来一点点枯死的蕨类以衬托整体。你应该特别留意的是两个男人，我在牛津认识的。这两人都出身普通的中产阶级，总是追逐有钱的女人。其他事也做，但这才是他们的事业。非常有钱的女人。在牛津的时候才刚刚起步，之后他们越爬越高，追求的女人越来越有钱。现在他们判断女人是否有钱的标准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当然，他们俩是死敌。都认为对方是骗子。看看他们如何行动大有教益。两人在牛津的时候差不多同时发现，追求有钱女人，第一次征服非常重要，会激起其他有钱女人的兴趣，不然她们不会注意到一个中产阶级投机分子，此外，这还会把她们引入猎人的彀中。很快，那就会变成有钱女人之间的竞争，谁都想证明自己比别人更有钱。

“理查德其貌不扬，整日醉醺醺的，说话粗声大气，而且越来越肥，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会让女人着迷的男人。他穿着脏兮兮的粗花呢外套和邋遢的维耶勒法兰绒衬衫。他知道自己的市场，他的粗俗有一些是装出来的，是诱饵的一部分。他把自己打扮成贝托尔特·布莱希特——那个滥交成性、臭不可闻的德国左派剧作家。但理查德只是个卧室里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把他带进卧室，然后就停在了卧室。受他引诱的女人都知道这个。和他在一起她们觉得安全。在牛津那会儿就这样，现在还是如此。不同的是在牛津那会儿，只和有钱女人睡觉让他粗俗的灵魂兴奋不已，而现在他是从她们身上大捞外快。当然他也犯过错。我能想象卧室里不止一次发生过冲突。我能想象一个半裸的女人哭哭啼啼地说：‘我还以为你信仰马克思主义。’我能想象理查德一边飞快地穿上裤子一边说：‘我还以为你很有钱。’理查德如今混出版业，很有钱，升得很快。作为出版商，马克思主义让他更有吸引力。他越是从女人手里捞钱，就越是有女人争先恐后地来给他送钱。

“彼得的风格截然不同。出身更逊色，乡村房产经纪人，在牛津的时候他开始培养自己的英国绅士派头。牛津到处是在各种语言学校学英语的年轻的外国女人。其中一些很有钱。彼得本能地忽略大学女生，选择向那些女人下手。她们会以为他货真价实，而他比她们更为迅速地学会了如何分辨良莠，打了几次漂亮的胜仗。他应邀去过两三个富有的欧洲家庭，开始结识欧洲大陆的有钱人。他精心修饰，开始留半军队风格的发型，耳朵以上的头发打理得很伏贴，并且学着修饰他尖瘦的下巴。有一天午饭后，我们在低年级的公共休息室里喝着不怎么样的咖啡，他问我：‘你说男人穿什么最性感？’我目瞪口呆。这可不是公共休息室里经常讨论的话题。但由此可见彼得已经离房产经纪有多远了，可见他正往哪条路上走。最后他说：‘穿一件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的白衬衫。’这是前一天晚上和他睡觉的法国女孩告诉他的。从此之后他就只穿白衬衫了。现在他穿非常昂贵的白衬衫，手工缝制，质地精良的双层或三层棉布，领子紧贴着颈部，恰到好处地从外套后领上方露出来。他喜欢以特定手法给衬衫上浆，好让领子仿佛上过一层蜡。他是学者，历史学家。他写过一本关于历史上的食物的小书——这个题目很重要，但其实只是本杂凑的文选——还常常谈论新书以及出版商预付的高额稿酬，但那只是为了炫耀。他的才智其实已经相当贫乏了——全消耗在女人身上了。为了满足她们，他养成了一种特殊的性品位。我只能这么表述。女人们一闲聊——威利，千万别忘了这个——有关彼得品位的传言就散布开了。如今这也是他的成功的一部分。他的学术兴趣总是能反映出他正在与什么样的女人交往。他已经是拉丁美洲专家了，现在他得了项大奖。一个哥伦比亚女人。哥伦比亚很穷，但她却和一笔荒唐的拉美财富有关，那些财富是四百年来印第安人的血肉铸造的。她将会和彼得一起来，理查德将忍受最最强烈的忌妒的折磨。他不会低头认输。他会有所行动，制造一些激烈的马克思主义的场景。我会做些安排，让你同那位女士聊一聊。那就是我们的社交花束。十个人的晚餐会。”

威利离开时在心里数着人数。他只数到九。他很好奇那第十个人会是谁。

过了几天，罗杰说：“我的编辑想住我家。我说房子很小，可他说他是在穷人家长大的，知道背贴背的房子是怎么回事。那房子只有一间半卧室。编辑是个大胖子，看来我得睡那半间了。要不就住宾馆。这可真奇怪。我办的晚餐会，我倒成了客人。”

到了那天，威利敲响小房子的门，等了一会儿。最后是珀迪塔开的门。威利一下子没认出她来。编辑已经来了。他很胖，戴着眼镜，衬衫快要绷裂了，威利觉得他是因为害羞，或是不愿意被人看见，才不想去住宾馆的。房子的大部分空间似乎都被他占据了，而这房子也的确是太小了，尽管设计师费了很多小心思。罗杰从地下室走上来，一脸受了压迫的表情，把威利介绍给编辑。

编辑坐着没动。他说他见过圣雄甘地，那是一九三一年，圣雄来英格兰参加圆桌会议。他没再提起别的有关圣雄的事（威利和他母亲以及他母亲的叔叔都瞧不起圣雄），也没提起圣雄的衣着和相貌；他只说见过他。后来马库斯——那个西印度群岛的西非人来了，他又用同样的口吻说他见过保罗·罗伯逊。

马库斯看上去自信、幽默，充满热情，他一开口，威利就被迷住了。威利说：“我听说你的计划了，你想要一个白皮肤的孙儿。”马库斯说：“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是重复一百五十年前在这儿司空见惯的事儿。十八世纪，英格兰有大约五十万黑人。他们全都消失了。消失在当地人之中。他们繁衍没了。黑人基因是隐性的。要是有更多的人知道这一点，种族情绪就会大大减弱。这种情绪很多时候并未深入皮下，可以这么说。我告诉你一个故事。我在非洲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法国女人，阿尔萨斯人。过了一阵子，她想让我去见她家里人。我们一起到了欧洲，到了她的家乡。她把我介绍给她的同学。她们都很保守，她担心她们会有什么想法。我在那儿待了两个星期，把她们全操过了。我甚至操了她们两三个人的妈妈。可我的朋友却还是担心。”

诗人来了，编辑向他致敬，然后他们夫妻俩就阴沉着脸坐在小房间的一个角落里。

那个哥伦比亚女人比威利想得要老。她大概四十八九岁，名叫塞拉芬娜，苗条，纤弱，面带愁云。头发很黑，应该染过，皮肤很白，粉一直扑到发际。当她终于走到威利身边坐下时，她问道：“你喜欢女人吗？”威利犹豫了一下，她又说：“并非所有男人都喜欢女人。我知道。我直到二十六岁还是处女。我丈夫喜欢男人。哥伦比亚到处是西班牙和印第安混血小男孩，一块钱就能买一个。”威利说：“你二十六岁那年发生什么事了？”她说：“我把我的往事告诉你，但不是在告解。显然发生了一些事。”当珀迪塔和罗杰开始分派食物的时候，她说：“我喜欢男人。我认为他们有一种宇宙的力量。”威利说：“你是说精力？”她不耐烦地说：“我是说宇宙的力量。”威利看向彼得。彼得为这次晚餐会好好打扮过。他穿着看上去很昂贵的白衬衫，浆得如同打了蜡一般的领子笔挺地竖在颈后；修剪成半军队风格的金灰相间的头发平伏在两侧，抹了点发蜡，纹丝不乱；但他的眼神却黯淡疲惫，还有些茫然。

罗杰一边递食物，一边说：“塞拉芬娜，你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好娈童的男人？”她答道：“我们是有钱的白人。”罗杰说：“这不能算原因。”她没理会，接着说：“我们家好几代都是有钱的白人。我们说古典西班牙语。我父亲就是这么一个英俊的白人男人。你们真应该见见他。我们在哥伦比亚很难找到合适的人结婚。”威利问：“哥伦比亚就没有其他白人吗？”塞拉芬娜说：“这个词在你们这儿很普通。在我们那儿却不是。我们在哥伦比亚是有钱的白人，说纯正的旧式西班牙语，比西班牙的西班牙人说的还要纯正。我们要找个丈夫很难。我们家的许多女孩都嫁给欧洲人了。我妹妹嫁给了阿根廷人。要从这么远的地方这么辛苦地找丈夫，难免会出错。”

出版商理查德在房间另一头嚷道：“我要说这就是个错误。离开哥伦比亚，住到偷来的印第安人的土地上。”

塞拉芬娜说：“我妹妹没有偷过任何土地。”

理查德说：“那片土地八十年前就被偷来给她预备下了。是罗卡将军和他手下那帮人干的。用铁路和雷明顿步枪对付印第安人的投石器。南美大草原就是这样赢来的，所有那些漂亮的农场也是。你妹妹不过是从老强盗那儿搬到新小偷那儿。我要说，感谢伊娃·庇隆，把这幢腐烂的大厦整个儿推倒。”

塞拉芬娜对威利说：“这个男人想挑起我的兴趣。这种事在哥伦比亚很常见。”

马库斯说：“我看很多人都不知道，十九世纪初始，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乌拉圭有许多黑人。他们消失在了当地人中间。他们繁衍没了。黑人是隐性的。没多少人知道这件事。”

理查德和马库斯隔着一屋子的人说话。马库斯说什么，理查德都借题发挥，语出惊人。塞拉芬娜对威利说：“他这种人，一旦和我单独相处就会设法勾引我。真无聊。他以为我是拉美人，容易上钩。”她不说话了。在整个过程中彼得都非常平静。威利无须继续倾听，于是闲闲地环顾房间，目光追随着珀迪塔和她那长长的上半身。他没觉得她有多美，但他记得她将条纹手套丢在维克托之家餐厅桌上的优雅姿态，同时又想起琼在诺丁山的那个房间里脱衣服的样子。珀迪塔察觉到他的目光，深深地回望着他。威利心中涌起难以名状的波纹。

罗杰和珀迪塔开始收拾盘子。马库斯热心地起身帮忙，身手麻利。咖啡和白兰地送了上来。

塞拉芬娜心不在焉地对威利说：“你忌妒吗？”她的思绪已经飘往威利不知道的地方。威利说：“还没有。我只是觉得有欲望。”她说：“听我说。我把彼得带回哥伦比亚，所有的女人都跑来围着他——这个下颌线条硬朗的英国绅士兼学者。一个月之后，他就忘记了我为他做的一切，和别人跑了。可他不了解这个国家，他犯了大错。他被那个女人耍了。她是混血儿，不名一文。一个星期之后他发现了，于是回到我身边，求我原谅。他跪在地板上，把脑袋搁在我腿上，哭得跟个小娃娃似的。我抚摸着他的头发说：‘你当她很有钱，当她是白人？’他说：‘是啊，是啊。’我原谅了他。但也许他应该受到惩罚。你认为呢？”

编辑在清喉咙，一次，两次。他在等着大家安静下来。塞拉芬娜从威利这边转开，也不再看理查德，她挺直身体，将目光投到编辑身上。他正坐在角落里，庞大沉重，身体从腰带上方溢出来，每一个衬衫扣子都绷着。

他说：“我猜在座的没有一位能够理解今晚的聚会对一个外省编辑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们每一位都给我带来远方世界的一线风景。我来自黑暗蛮荒的北方一个烟雾弥漫的老镇。如今没有多少人想了解我们。但在历史上我们也曾光彩过。我们的工厂的产品被运往世界各地，而我们的产品每到一地，就帮助当地向现代社会迈近一步。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处于世界的中心。可是现在世界已经倾斜，我只有在遇到像在座各位这样的人物时，才能对世界前进的方向有所了解。所以今晚这个场合充满了讽刺意味。你们各位都过着光辉的生活。我读过有关你们中的某些人的报道，而今晚的所见所闻更证实了我读到的一切。我衷心地感谢各位对我这个生活毫无光辉可言的人的善意。但我们这些生活在黑暗角落里的人也有自己的灵魂。我们有自己的雄心，有自己的梦想，而生活却对我们施以残忍的诡计。‘在这被人遗忘的地方也许长眠着曾孕育天国之火的心灵。’我不敢奢望与诗人格雷匹敌，但我已用自己的方式描述了一颗这样的心灵。而现在，在我们分别之前——也许永远不会重逢——希望各位能够允许我奉上拙作。”

编辑从外套内袋里掏出几张叠起的新闻纸，在他制造的一片静默中，谁也不看，郑重地把纸抖开。

他说：“这是报纸的校样。这份东西已经准备了很久。也许会有一两处变动，不恰当的措辞会被改正，但总体来说是预备付印了。我死的那周，它将在我的报纸上刊出。各位会以为那是我的讣告。有的会深深吸气，有的会叹息。但死亡会降临在每个人头上，所以最好早做准备。撰写这篇文字并非出于虚荣。各位都很了解我，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这篇文字是出于悲伤，以及对昔日种种可能性的追悔，现在我邀请各位聆听一个外省人黯然的一生。”他开始读道：

亨利·亚瑟·帕西法尔·萨默斯，在黑暗的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成为本报编辑（其死讯详见另页），一八九五年七月十七日出生于一个船舶装配工家庭……

一段接一段，一条校样接一条校样，每条上印着窄窄一栏文字，他的故事渐渐展开：小屋，穷巷，父亲的失业，家人的亡故，十四岁辍学，辗转于各种各样的办公室做小文员，战争，因健康原因被拒入伍；最后，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进入报社工作，在制作部当“校对助理”，其实是女人干的活儿，对着排字工大声读校样。念着念着，他的情绪激动起来。

诗人和他妻子冷眼旁观，面露鄙夷，似乎并不感到惊奇。彼得目光空洞。塞拉芬娜坐得笔挺，把侧脸对着理查德。马库斯心猿意马，一会儿想起这个，一会儿想起那个，不止一次提起不相干的话题，一听见自己的声音又立刻住口。可威利却听得入了迷。对他来说，编辑的故事闻所未闻。其中并没有多少抓得住的具体细节，然而他一边听一边努力想象编辑居住的小镇，进入编辑的生活。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想起了父亲；接着他开始思索自己。旁边的塞拉芬娜背过身去，僵硬地坐在那儿，不愿意说话，威利则身体前倾，聚精会神地听编辑读校样。

编辑注意到威利感兴趣，声音弱下去了。他开始哽咽起来。有一两次甚至是在啜泣。读到最后一段时，泪水从他脸颊上滑落，他看上去几乎要崩溃了。

……他最深刻的生活在他的心灵之中。但新闻工作的本质就是转瞬即逝，他没有留下任何纪念。爱情，那神圣的幻象，从没有碰触过他。不过他与英语痴缠终生。

他摘下雾气迷蒙的眼镜，左手捏着校样，湿润的眼睛盯着脚前面三四英尺的地方。一片死寂。

马库斯说：“写得真好。”

编辑一动不动，看着地板，任凭泪水滑落，屋里再次静默下来。聚会结束。人们相互道别时，都是轻声低语，仿佛是在病房里。诗人夫妇走了，就好像他们不曾来过。塞拉芬娜站起身，目光掠过理查德，视而不见，带着彼得走了。马库斯低声说：“我来帮你收拾，珀迪塔。”威利心中涌起浓重的忌妒，连他自己都吃了一惊。但他和马库斯都没有被邀请留下。

罗杰在小房子的门口同他们道别，脸上的愁云已散去。他压低声音，俏皮地说：“他只是说要会会我在伦敦的朋友。我可不知道他想要的原来是听众。”

第二天，威利根据这位编辑的经历写了一篇故事。背景是他写过的那个半真半假的印度小镇，编辑被换成在他写的其他一些故事中出现过的那位圣人。此前，圣人都只表现出外在的一面：懒散，阴险，靠不幸的人生活，蜘蛛一般等在静修处。而现在，圣人却出人意料地展示出他的不幸：被囚禁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中，渴望逃离静修处，向一个来自远方的将一去不返的过客讲述自己的故事。故事的氛围近似编辑讲述的那个故事。内容则近似他多年来从父亲口中听来的那个故事。

故事在威利笔下铺展开，令他自己都大吃一惊。它使他以全新的方式看待他的家庭、他的生活，又过了几天，他发现了许多可用于一种新类型的故事的素材。那些故事似乎在等着他；他很奇怪自己先前竟没有看见它们；他飞快地写了三四个星期。之后，写作将他引向困境，他无法面对的困境，于是他停了下来。

写作就这样终止了。再没有什么可写的了。来自电影的灵感一段时间之前就枯竭了。当灵感源源不断的时候，写作显得那么轻而易举，他甚至担心别人或许也在这么做：从《夜困摩天岭》、《白热》和《马克西姆·高尔基的童年》中获得故事内容或情节。现在，当灵感枯竭的时候，他奇怪自己是如何写出那些东西的。他一共写了二十六篇。大约有一百八十页，他感到失望，写了这么久，这么多灵感，这么多激情，最终只是这么寥寥几页。

可罗杰却以为这些足够出一本书了，他觉得内容很完整。他说：“后面几篇更内敛，但我喜欢。我喜欢这本书发展和铺陈的方式。它比你以为的更加神秘，更富有感情，威利。非常好。但请不要以为它会让你出名。”

罗杰开始把这本书寄给他认识的出版人。每过两三个星期，它就会被退回来。

罗杰说：“我就怕这样。短篇小说要出版很难，而且印度也算不上好主题。只有那些曾经在印度住过、工作过的人才会读有关印度的东西，而且他们不会对你写的印度感兴趣。男人想看约翰·马斯特斯的《宝云尼车站》和《军号和老虎》，而女人想看鲁茂·戈登的《黑水仙》。我不愿意把它寄给理查德，可是看起来他是唯一一条出路了。”

威利说：“为什么你不愿意寄给理查德？”

“他很浑蛋。他没法儿不浑蛋。他会找到办法让你失望。那就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向来如此。他做坏事几乎就是为了好玩。要是他做你的书，肯定会用他的教条主义思路展现它，利用它来表达某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那会让他的马克思主义名声更响亮，对书却毫无帮助。但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了。”

于是书到了理查德手里。他接受了。威利在学校收到一封用公司信纸写的信，请他约个时间过去他们那儿一趟。

理查德的公司位于布鲁斯伯里的一个黑色广场上。在威利眼中，那是一幢普通的伦敦建筑——正面直上直下，黑砖砌就。走上正门台阶，他发现原先看上去矮小的建筑似乎变得高大了。他站在正门前，看见这建筑真是宏伟精致。迈步进去，他看见黑色前墙后面高大明亮的房间一直远远地伸展到走廊尽头。

接待室里负责总机的那个女孩惊慌失措。机器里有个声音正在向她咆哮。威利听出来是理查德的声音。赤裸裸的威胁，把那细胳膊的女孩吓坏了。她大概以为自己在家里，而不是在公共场所，而那声音也许令她想起了父亲的恐吓和狂暴。威利想起了妹妹萨洛姬妮。那女孩过了一会儿才注意到威利，她花了几分钟才平静下来，开口和威利说话。

理查德的办公室在二楼，朝向广场。屋子很高很大，满墙都是书。

理查德领着威利走到高高的窗前，说：“这些房子一百五十年前曾经属于伦敦的富商。这片广场上的某栋房子很有可能就是《名利场》里奥斯本的房子。我们所在的这间屋子可能就是客厅。即便是现在，你看着窗外，仍然能够想象那时候的马车、男仆，以及其他。而今天，有一个场景已经难以想象，也已经被多数人遗忘，那就是萨克雷笔下的伦敦富商，坐在这样一间屋子里，要求他的儿子娶来自西印度圣基茨的黑种女继承人。我在这房子里工作了许多年，但并不曾想过这件事。是你的朋友马库斯提醒了我。那个想在顾资银行开户的人。他对我提起女继承人的时候，听上去就像是开玩笑，但我去查了查。那位女士的财产来自奴隶和甘蔗。那是西印度奴隶种植园的鼎盛时期。想想看。那时候，一位黑种女继承人在伦敦，她会有多抢手。当然，她可能嫁得很好，尽管萨克雷并没有告诉我们。而黑种基因是隐性的，隔了几代，她的孙子就可能是纯粹的英国上层人物了。我们需要一个西非裔的黑人移民来修正我们对于维多利亚经典的解读。”

他们从窗边走开，各自在大书桌两边坐下。理查德坐下来之后，看上去比威利记忆中的样子更加魁伟、笨重和粗鲁。

理查德说：“你也许有一天会让我们读到一部新的《呼啸山庄》。希斯克利夫有一半的印度血统，是从利物浦码头附近捡回来的。不过这些你都知道。”他扬起几页打印纸。“这是你那本书的合同。”

威利掏出钢笔。

理查德说：“你不看一看吗？”

威利糊涂了。他是想看看那份合同，但他觉得不该让理查德知道。想要当着理查德的面把合同从头到尾看一遍，几乎等于质疑理查德的信誉，那很不礼貌，威利做不出来。

理查德说：“这是我们的标准合同。国内销售你得百分之七点五，海外销售是百分之三点五。我们替你处理其他权利。当然，我们假定你希望这样。如果出售版权给美国人，你能获得百分之六十五。如果授权翻译，你将获得百分之六十，如果卖给电影公司，百分之五十，出平装书，百分之四十。现阶段你也许觉得这些权利都无关紧要。但你不应该放弃。难事儿由我们来替你摆平。我们本来就是做这些的。你什么也不用做，就等着收钱吧。”

合同一式两份。他在签第二份的时候，理查德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一个信封，放在他面前。

理查德说：“这是预付版税。五十英镑，都是五英镑的新钞票。你之前可曾一下子挣到过这么多钱？”

威利没有过。他写广播稿最多一次挣了十三基尼，那是为英国广播公司中小学节目写的十五分钟《雾都孤儿》导读。

他下楼来的时候，负责总机的那个女孩已经平静些了。但生活的不幸——困在折磨人的办公室和折磨人的家庭之间——依然写在脸上。威利更加无助和绝望地想起了远在家乡的妹妹萨洛姬妮。

罗杰想看看那份合同。威利很紧张。他觉得很难向罗杰解释自己为什么已经签好了。罗杰看合同的时候非常严肃，完全是律师的样子。最后，他稍稍犹豫了片刻，说：“我想最主要的事是让书出版。他怎么说那本书的？对于这些事情，他向来很聪明。”

威利说：“他根本没提那本书。就谈了几句马库斯和《名利场》。”

四五个星期之后，在理查德位于切尔西区的房子里有个聚会。威利提前到了。他没看见一个熟人，然后和一个矮矮胖胖的年轻人聊上了——此人戴着眼镜，头发凌乱，外套太小，毛衣很脏，外表很符合经典的波希米亚作家形象。他是个心理学家，写过一本书叫《你我心中的野兽》。客厅里就有几本，但没什么人注意。威利和他聊得很投入——两人都在利用对方躲避房间里的冷漠——竟没有看见罗杰走了进来。几乎就在看见罗杰的同时，他也看见了塞拉芬娜。她和理查德在一起，穿着一条花朵图案的粉色裙子，坐姿笔挺优雅，但不像在罗杰家的聚会上那样严肃。威利撇下心理学家，向她走去。她对他随和亲热，有一种和先前不同的神气，很有魅力。可她脑子里全是理查德。他们在谈——闪闪烁烁、断断续续——某个大胆的商业合作计划：先在阿根廷北部的胡胡伊省造纸，然后以比在欧美低廉的价格印平装书。现在可以用甘蔗渣来制造优质纸张。甘蔗渣是甘蔗榨糖后留下的残渣。塞拉芬娜在胡胡伊省拥有大片甘蔗地。甘蔗渣在那儿一文不值；它是废料，而甘蔗不用一年就能长成。

衣冠楚楚的男人和衣着讲究的女人，微笑着，轻描淡写、略带炫耀地围绕着这个关于甘蔗渣的话题转悠。

威利想：“理查德在那个大办公室里是真实的。那个女孩儿也是真实的。而在这所小房子里，在这个聚会上，理查德却是在做戏。每个人都在做戏。”

后来，罗杰和威利谈起这次聚会，谈起塞拉芬娜。

罗杰说：“理查德会从她身上捞个几十万。他就是有这个本事，能想出那些诱人的计划。令人称奇的是，如果真有人去做，理查德的很多计划的确能赚钱。可他自己没兴趣去做。他没耐心。他喜欢的事情是想出让人兴奋的点子，设圈套，以及捞钱。然后就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塞拉芬娜已经感受到刺激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她能不能把钱赚回来，都无所谓。她会获得想要的刺激。而她从没挣过钱。那些钱老早就在她口袋里了。她抱怨的时候，理查德就会这么对她说。如果她抱怨的话。”

威利说了一句他在学院里学来的话：“那儿还真有几个上等人。”

罗杰说：“他们全都写过书。这是出身高贵、有权有势的人物最大的弱点。他们并非真想写作，但他们想成为作家。他们想让自己的名字印在书脊上。除了其他本事，理查德还相当擅长出版那种虚荣书。人们付钱给这种出版家，为自己出书。理查德不做那样粗鄙的事。他非常谨慎，对这类书非常挑剔，所以几乎没人看得出来他在做这样的事。不知有多少有钱有地位的人感激他。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权势并不逊于内阁大臣。那些人来了走，走了来，理查德则纹丝不动。他在社会各个方面都有斩获。”

有好几个星期，威利经常出入罗杰在大理石拱门附近的房子，为正在准备的稿件听取意见，也聊一聊退稿信。珀迪塔常在那儿。威利对她的优雅越来越着迷，甚至有一段时间，在聊书和出版商的时候，他感到难以面对罗杰。他想向罗杰坦白，却没有勇气。现在书即将付梓，五十英镑也到手了，他觉得再拖下去就太无耻了。他想他应该去罗杰的事务所——这样比较郑重——对他说：“罗杰，我有件事要告诉你。我和珀迪塔相爱了。”

可他并没有去罗杰的事务所。因为那个周末诺丁山发生了种族暴乱。平时寂静的街道——涂有公寓门牌号的垃圾筒敞开着，窗口帘幕低垂，百叶窗紧闭，空洞洞的——挤满了兴奋的人群。原本那些房子里似乎只住着一些不思进取的年老的房客，这时候却冲出不计其数的年轻人，穿着爱德华时代的服装，在街上游荡，搜寻黑人。有一个叫凯尔索的西印度群岛人，不知道这儿发生的事情，过来访友，在拉蒂默路地铁站外面误撞进一群少年中，被杀了。

报纸上、广播里尽是暴乱的新闻。第一天，威利像往常一样去学院旁边的小咖啡馆喝上午的咖啡。他觉得好像人人都在看报纸。报纸上黑压压的全是照片和大字标题。他听见一个个子矮小的老工人——满脸年深日久的艰难困顿——像在自己家里一般随意地说道：“那些黑人早晚是个祸害。”这句话漫不经心，根本反映不出报纸上的内容，但威利立刻觉得受到了威胁，十分羞耻。他觉得大家都在看他。而且报纸上讲的就是他。从此之后他就待在学院里一步不出。这样的躲藏对他来说不是新鲜事。在老家时，每当发生严重的宗教和种姓冲突，他们就这么办。

暴乱第三天，他认识的一个广播制作人发来电报，请他打个电话过去。

制作人说：“威利。有件事我们不得不做。全世界的人都等着看我们是否会做这个故事，怎么做。威利，我们的想法是这样：你就穿着平日的衣服到拉德布罗克果园路或者圣安韦尔路或者拉蒂默路地铁站去。最好是拉蒂默路。那里是暴乱最严重的地方。你作为一个印度人去诺丁山看了看。你想去看看凯尔索看见的情况。所以你专找聚集的人群。你有点那种想找麻烦、找打的倾向。当然喽，只是有那么一点儿。就这些。看看会发现什么。就是平常五分钟的篇幅。”

“稿费多少？”

“五基尼。”

“你们平常就付这点。这次可不是服装表演或是艺术展。”

“我们有预算的，威利。你知道这个。”

威利说：“我有考试。我在复习。我没时间。”

罗杰寄来一封信。

亲爱的威利：大城市生活总是不乏疯狂的时刻。但其他东西没有改变。你要记得，我和珀迪塔永远支持你。

威利想：“他是个好人。也许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好人。我是出于某种敏锐的直觉，在他录完那期关于法律援助律师的广播之后，跟他接触的。幸好我没有到他的事务所去说珀迪塔的事。”

躲在学院里，威利最近见到珀西·卡托的次数比过去几个月都多。他们还是朋友，但因为志趣不同，已经疏远。现在威利对伦敦熟悉多了，不再需要珀西做向导。那些有珀西、琼和其他人——以及某些迷茫失衡、沉迷酒精的真正的波希米亚人——参加的在诺丁山简陋的公寓里举办的波希米亚聚会已经不再象征大都市，不再令人目眩。

珀西依然衣着考究。可他的脸变了，他失去了某种活力。

他说：“这起事件之后，老头子会丧失他的地产。现在报纸不会放过他。不过他正在努力把我拖下水。他干得出来。我如果背叛他决不会得到原谅。媒体一直在挖掘老头子在诺丁山的地产和开发计划，有人到处说我是他的黑人帮凶。每天，我在公共休息室打开报纸，都害怕会看见我的名字。学院可不会喜欢这个。把奖学金给一个诺丁山的黑人无赖。他们可能会叫我走人。可我不知道能去哪儿，威利。”

从印度来了封信。家乡的信封质地特殊。是用当地的再生纸做的，使人联想到造纸的垃圾。它们也许是在集市上，在造纸作坊的小黑屋子里做出来的，穷人家的男孩们坐在地板上，几个操作宽刃裁纸刀（挨着他们的脚趾头），几个负责刷胶水。威利很容易就能想象得出自己回去之后的情形，毫无希望。因为这个原因，一看见家乡来信他就感到沮丧，而这种沮丧会留在他心里，即便读完信之后忘记了原因。

这封信的笔迹是他父亲的。威利新近对他父亲生出某种同情，他想：“这可怜人一定是听说这里有暴乱，很担心。他以为这里的暴乱就跟老家的一样。”他念道：

亲爱的威利，希望这封信能顺利地寄到你手里。我平常不写信，因为没什么新鲜事，至少是没什么我认为值得写信给你的新鲜事。我写这封信，是要说萨洛姬妮的事。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反应。你知道来静修处的人哪里的都有。有一天来了个德国人。年纪不小了，瘸了一条腿。长话短说吧，他向萨洛姬妮求婚，如今已经娶了她了。你知道的，我向来认为萨洛姬妮的唯一希望是结一门跨国婚姻，但我必须说，这件事还是出乎我的意料。我肯定他在别的地方另有妻子，可或许要求太高没好处。他是个摄影师，他说大战末期他在柏林打仗，用机枪扫射俄国坦克，而他的朋友却把枪扔了，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害怕得直发抖。现在他拍革命题材的电影，就靠这个过活。这很不寻常，不过如今的世道，人人都有自己的一条路。

威利想：“这话倒是不错。”

当然，你会说我最没有资格这样讲。他们准备拍一部关于古巴的电影。就是那个产雪茄的地方。他们要去找一个姓格恩或者格威雅或者格瓦拉的人，然后再去别的地方。你母亲很高兴能把女儿脱手，但她假装不高兴，对此你肯定不会感到惊讶。我不知道这件事会如何了结，也不知道可怜的萨洛姬妮将来会怎样。好吧，这就是我要讲的事情。

威利想：“这是我来这里之后学到的东西：一切都偏离了正轨。世界应该停止，可它却在继续。”

1. [1] 引号中的两个句子原文依次为：He is not only a fraud,but a coward；Not only is he a fraud,but he is also a coward.

2. [2] 美国漫画家切斯特·古尔德（1900-1985）创作的同名连载漫画中的主角，是一名警探。

3. [3] 美国DC漫画公司最早出版的超级英雄漫画系列。

4. [4] 三人均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电影界的超级明星。

5. [5] 本名威廉·马克斯韦尔·艾特肯（1879-1964），英圉政治家、报业巨头，1917年受封第一代比弗布鲁克勋爵。

6. [6] 英国企鹅出版社非小说类丛书，创始于1937年，结束于1984年。

7. [7] 詹姆斯·卡格尼（1899-1986），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著名演员，擅长扮演强盗和罪犯。

8. [8]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1777-1811），德国剧作家、小说家。

9. [9] 伦敦西北部的旧自治市，现为卡姆登区的一部分，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聚集之地。

10. [10] 保罗·罗伯逊（1898-1976），美国黑人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

11. [11] 胡利奥·阿亨蒂诺·罗卡（1843-1914），曾出任阿根廷将军、两任阿根廷总统。

12. [12] 伊娃·庇隆（1919-1952），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的第二任妻子，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深受下层民众敬爱。

13. [13] 托马斯·格雷（1716-1771），英国诗人、作家，前面引用的诗句出自他的《写于乡村教堂墓地的挽歌》（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

14. [14] 约翰·马斯特斯（1914-1983），英国驻印度军官、小说家。

15. [15] 鲁茂·戈登（1907-1998），英国女作家，曾在印度生活多年。

第二次转变

有一天，威利突然意识到有好一段时间没在学院里见到珀西·卡托了。他到处打听了一番才知道，珀西没有告诉任何人就收拾好行李离开了学院。没人说得清珀西在哪儿，不过有种说法是他已经离开伦敦回巴拿马去了。这消息让威利感到失落，就仿佛——尤其是在诺丁山暴乱平息之后——他最初到达伦敦的那段日子就此消失了。珀西曾说过，他害怕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可是，虽说连着几个星期报上关于诺丁山地产诈骗案的报道连篇累牍，但记者们似乎并不知道珀西牵连其中，而威利以为珀西之所以决定离开伦敦，是因为他凭借向来的敏锐已预感到会有更加可怕的事情降临。威利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失去了庇护。他的伦敦生活失去了滋味，他又像一开始那样，不知该往何处去了。

妹妹萨洛姬妮从德国寄来一封信。威利都不想拆信封。他不无羞愧地想起，当年在家乡的静修处和教会学校里，一封贴着德国邮票或者其他外国邮票的信会让他多么兴奋。那枚邮票的图案会引得他开始想象那个国家，他会觉得那寄信人是多么幸福。

亲爱的威利，不知你是否想到过你让我们很担心。你从来不写信，我们都不知道你在做些什么。你读书的学院是否会给你一个学位？这个学位是否能让你找到一份工作？看看你前面，有父亲做榜样，你要是不谨慎些，很可能就会像他那样无所事事。这种事在每个家庭里都有可能发生。

威利想：“以前我老是替她担心。我觉得她没有机会，只要能让她快乐，我做什么都愿意。后来那个德国老头子来了，丑小鸭萨洛姬妮变了。她成了十足的已婚女人，就好像她从来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变得跟我母亲一模一样。我感觉我所有的担心和关爱都成了笑话。我不敢肯定我是否喜欢这样一个萨洛姬妮。”

我和沃尔夫预备去古巴以及别的地方。沃尔夫告诉我许多有关革命的理念。他就像我们母亲的叔叔，不过他当然有更多机会，也受过更好的教育，比我们家那位可怜的叔叔见过更多世面。我希望你能继承我们家这方面的传统，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你有许多事情可以做，而你现在在伦敦虚掷光阴于那些琐碎之事上，并且不知自己为何要做那些，这是多么自私。我和沃尔夫会在德国逗留几周。沃尔夫要在这里见一些电影界人士和政府官员。事情办完之后我会去伦敦待几天，看看你。

威利想：“别来，萨洛姬妮。请你别来。”

但她还是照计划来了，待了三四天，把他的日子翻了个个儿。她住在学院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是她离开德国前自己安排的——每天都到威利的学院宿舍烧一顿难吃的饭。她不用他帮忙。她买了些便宜的锅盘刀匙，找到几家蔬果店，每天带几样新鲜蔬菜来，在威利房间的一台小电炉上烹饪。她架好电炉，把锅放在电热圈上面的金属架子上。他们就着纸盘子吃完，她去走廊尽头的水槽旁洗锅。萨洛姬妮向来厨艺不佳，她在学院宿舍里做的饭菜很糟糕。气味在屋子里萦绕不去。威利担心违反学院规章，也担心别人看见他妹妹，这个不会打扮的黑种小厨子——纱丽外面罩着开襟毛衣，脚上穿着短袜。以她新近养成的武断作风，加上对什么事情都一知半解，用不了五分钟，她就会让威利苦心经营的有关他们家族背景的小故事穿帮。

她说：“拿到那个鼎鼎大名的学位或者文凭之后，你准备干什么？谋个小小的教职，然后余生都躲在这里？”

威利说：“我看你还不知道。我写了一本书。明年就会出版。”

“全是些废话。无论是这儿还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没人想要读你那本书。这根本就不用我来告诉你。记不记得你当年还想当传教士来着？”

“我只不过是说，我得在这儿等到书出版。”

“到那会儿你又会有其他东西要等，接下来，又是等别的什么。这就是爸爸的一生。”

萨洛姬妮走后好几天，威利房间里都是她做的饭菜的气味。晚上，威利还在他枕头上、头发上、胳膊上闻到那气味。

他想：“她说得没错，但我不喜欢她那么说。我不知道以后该做什么。我只是在打发日子。我不喜欢在家乡等着我的位置。两年半来我过得像个自由人。我没法儿回去过别种生活。我也不想娶个萨洛姬妮这样的女人，要是我回去就不得不娶。如果我回去，就得去打仗，像我母亲的叔叔那样。我不想打那些仗。那是浪费我宝贵的生命。有些人喜欢打那些仗。另一件事萨洛姬妮也说对了。要是我拿到教师证书，决定留在这儿教书，那就是一种逃避。况且在诺丁山那样的地方教书也不好。他们会派我去那种地方，而我走路时会一直怀着恐惧，生怕像凯尔索那样误撞进人群被杀。那甚至还不如回老家。如果留在这儿，我会一直想着要和朋友的女朋友做爱。我已经发现这件事很容易。可我知道这不对，而且总有一天会给我惹来麻烦。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在外面主动结交女孩。没人教过我。我不知道如何同陌生人调情，什么时候可以碰女孩或是握她的手、吻她。我父亲把他的经历告诉我，提到他的性无能的时候，我还嘲笑过他。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现在我却发现我和可怜的父亲没什么不同。每一个男人都该教自己儿子引诱女人的技巧。但我们的文化里没有引诱。我们的婚姻都是安排好的。从来没有性技巧。这儿有人跟我提到《爱经》。在家乡可没人说这个。那是高等种姓的书，但我估计我那可怜的父亲从来没有看过，虽然他是婆罗门。那种以既哲学又实际的态度来对待性的观念属于我们的过去，而那个世界已经被破坏殆尽。现在我们过得就像是洞穴里乱伦的小野兽。我们抚摸每一个女性亲属，又总是满怀羞耻。家里没人谈论性和引诱，但我现在发现那才是每一个男人都应该学习的基本技能。马库斯、珀西·卡托、理查德，他们好像都是这方面的高手。我问过珀西他是怎么学会这一手的，他说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用手指抚摸小女孩，强暴她们。我当时很吃惊，可现在不会了。”

一天早上，他打电话给珀迪塔。“珀迪塔，这个周末你到学院来好吗？”

“威利，这么做很愚蠢。对罗杰也不公平。”

“是不公平。可我需要你。上一次我表现不好。可我想告诉你，那是文化的问题。我想和你做爱，都快想疯了，可等到真做的时候，旧观念却占了上风，叫我既害羞又害怕，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坏了事。这一次我一定能做好。让我试试吧。”

“得了，威利。这些你以前就说过。”

她没有来。

他去找琼。有好几个月没见到她了。他想知道，诺丁山的那幢房子现在怎么样了，暴乱之后他们是否还有可能再去。可是琼已经不在德本汉姆商店的香水柜台了。而其他女孩妆化得太浓，很不友好。有一两个看见他甚至朝后退去：也许是因为他朝她们走去时步态坚决强硬。最后他终于从一个女孩那儿打听到琼的近况。琼结婚了，嫁给十二岁就认识的青梅竹马。那女孩还沉浸在这故事的浪漫情调之中，她的眼睛在假睫毛、睫毛膏和眉线之下闪烁着真诚的光芒。“他们不管去哪儿都一块儿，就像兄妹俩似的。不过他的行当有点古怪。殡葬，是家传生意。可琼说，如果你在那个环境中长大，感觉就不同了。有时候琼和他一起安排葬礼。他们结婚的时候用了一辆劳斯莱斯。是她家里租的，花了二十五英镑，很贵，可值得。那天一大早琼就看见那辆车了，驾驶座上是出租它的那个当地人，戴着顶鸭舌帽，身上标准司机打扮。她就问她老爸：‘你没租那辆车吧？’他说没有啊，那人可能只是开着它去参加老爷车大赛。当然喽，那车最后出现在了婚礼上。他们就跟兄妹俩似的。这年头，这种事已经难得一见了。”

那女孩越是滔滔不绝，威利便越能清晰地想象出克里考伍德的安稳生活，有家庭和朋友，有欢乐与激动，于是他愈加感到孤独、迷茫。如果他会喝酒，懂得那些喝酒的把戏，他也许会去酒吧。可他不会，他想的是去找个妓女。

那天夜里很晚的时候，他来到皮卡迪利广场。他在小街上逡巡，几乎不敢正眼看一看那些咄咄逼人、看上去很危险的街头女郎。他一直走到脚疼腿酸。快到半夜了，他走进一家灯火通明的咖啡馆。那儿全是妓女，举止粗鲁，一脸蠢相，毫无魅力可言，多数在喝茶、抽烟，有几个在吃软塌塌的白乳酪卷。她们的口音很难懂。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说：“我还剩五个。”她指安全套。她把它们从包里翻出来，数了数。威利出去继续溜达。街上更安静了。他在一条小街上看见一个女郎正和和气气地和一个男人说话。他很好奇，便朝他们走过去。那男人突然发起火来，喝道：“你以为你在干吗！”接着穿过马路跑了。他不是朝威利喊，是朝那女的。她从那男人身边跳开。她的头发、前额和眼睑上沾着一些亮闪闪的粉末。她对着那个冲她喊叫的光头男人的背影说道：“我认识他。我在空军妇女辅助队那会儿，他在皇家空军。”

后来，为了免于彻底失败，威利找了一个女人搭讪。他没认真看她的脸，只是跟着她走。他受不了那个小屋子，极其闷热，充斥着香水、尿液甚至更糟糕的气味。他没去看那女人。他们也没说话。他的注意力全在自己身上，如何脱衣服，如何保持能力。那女人只脱了一半。她用粗糙的声音对威利说：“你不用脱袜子。”奇怪的句子，以前经常听到，但从不像这次这么有实际意义。她说：“当心我的头发。”威利勃起了，却没有刺激和快乐的感觉，射不出来。他感到羞耻。他想起那本老旧的塘鹅版书上关于性的几句话，那几句话曾让他感到受辱。他想：“也许我已经变成性爱强人了。”这时候，那女人说：“像个英国人那么干。”几秒钟之后，她就把他推开了。他不想争论。他穿好衣服，回学院去了。他满心羞耻。

过了几天，他乘公共汽车经过维多利亚长途汽车终点站时，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个花了他半个星期生活费的妓女。她又矮又胖，其貌不扬，没了夜晚的浓妆和装出来的邪恶，显得毫不起眼，显然是为了捞点钱从乡下来伦敦做几个晚上，现在准备回家了。

威利想：“这种屈辱就在这儿等着我。我得学珀西。我得走。”

他不晓得能去哪儿。珀西比他强，尽管起点比他低：父亲从牙买加去巴拿马运河干活，是面目不清的黑人劳工中的一个。珀西可以去巴拿马，可以去牙买加，甚至可以去美国，只要他愿意。威利只能回印度，而他不愿意回去。他现在有的只是一个念头——类似于相信魔法——有一天会发生某件事，一道光芒会将他照亮，他会被一连串事件带到某个他应当去的地方。他要做的就是时刻准备着，认准时机。

与此同时，他等着书出版，等着拿文凭。他躲在学院里，啃着无聊的课本，想着他一切努力的真正回报将是解放，而不是学位。而当他努力忘记这世界时，这世界似乎也忘记了他。英国广播公司的制作人没再找他写稿，罗杰也没再给他写信，一连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来提醒他：他曾在伦敦过着活跃多彩的生活，他写的一本书即将出版。终于，理查德寄来了出版目录，但却令他感到沮丧。目录中间某页上有一段介绍了他的书。他被说成“来自次大陆的颠覆性声音”，提到了小说里不同寻常的印度乡村背景，但没有进一步提及作品本身的特质。目录条目语气谦虚，甚至有些冷淡，没有任何商业宣传，与其说是推荐这本书，不如说是宣扬理查德和他尽人皆知的公司宗旨。罗杰当初担忧的正是这一点。威利觉得他的书被玷污了，抛弃了，而且已经死了。不久，校样寄到。他核对修订，就像是参加胎死腹中的婴儿的葬礼。又过了四个月，六本新书到了他手里。

理查德和他的出版社没写给他一个字。罗杰也没有音讯：威利担心珀迪塔已经把他供出去了。他觉得自己正在这种死寂中下沉。他在学院图书馆里翻阅报纸和周刊，看以前从来不看的出版物。两个星期，他没见到任何与他的书有关的字句，之后才开始在这儿那儿的新书评介的最后读到有关他的段落。

……在约翰·马斯特热辣的英印大餐之后，人们原本期待一盘纯正的热咖喱，而得到的却是一份来源不明、难以归类的助消化菜，吃完后会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吃了各种东西，最后却仿佛错过了一餐……

……这些随意、难解的故事充满恐怖、不安和焦虑，出自某种尚未定型的世界观，极其混乱。它们显示出年轻人的迷惘，预示了新处境下的危机……

威利想：“让这本书去死吧。让它消失吧。别再对我提起它。我不会再写了。写这书不是我应当做的事。它是假的，编造的。幸好还没有哪个评论者看出它是怎么写出来的。”

有一天，他收到两封信。一封是罗杰写来的。

亲爱的威利，致以迟到的祝贺。书的情况我自然十分了解，我看到的书评并非全都不好。评论这本书并不容易。似乎每一个评论者都只触及了它的某一个方面。这很好。理查德本应该更加尽力，可他向来如此。诚如那位拉丁诗人所言，书自有其命运，我觉得你的书将以你此刻无法想象的方式留存世间。

威利的挫败情绪和他对珀迪塔的担心使他觉得这封信模棱两可。他觉得那些话冷淡疏远，他不应该理会它。

另一封信来自一个非洲女孩或年轻女人。她的名字像是葡萄牙语的，她在伦敦读某个课程。她说她读了《每日邮报》上的书评——威利记得，那篇书评写得很糟，但尽力描述了故事情节——就去找了那本书。

在学校里，我们被告知阅读很重要，但对于我这样背景的人来说，我猜你也一样，很难找到哪一本书能让我们在其中看到自己。我们读这本书或那本书，对自己说我们喜欢它，可是他们让我们读的那些书全都是为别人写的，而事实上我们总是在别人的房子里，我们走路得小心翼翼，有时候听见别人说什么，我们得捂住耳朵。我觉得我必须给你写信，因为读你的小说，我第一次发现有些片段和我自己生活中的片段那么相似，尽管背景和具体情形如此不同。想到这些年来有人有同我一样的想法和感受，我心里真是高兴。

她想见他。他立刻回信请她到学院来。可随后他又担心起来。也许她本人并没有她的信那么令人愉快。他对她那个葡属非洲国家几乎一无所知，不了解那里的种族、阶层和矛盾。她提到了她的出身背景，但没有就此再说什么。也许她属于某个混血族群，也许是另一种中间状态。这或许能解释她的热情，解释她为什么会这样解读他的书。威利想起他那个已经失去联络的朋友珀西·卡托：表面上穿戴讲究，爱开玩笑，心底却充满愤怒。但如果她来了，仔细追问他这本书的来历，他说不定会说漏嘴，而这个有葡萄牙语名字的女人或女孩就会发现，这些她从中看见自己非洲生活的某些方面的印度故事其实脱胎于好莱坞老电影和俄国人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三部曲。威利不想让那女人失望。他希望她继续仰慕他。这一连串想法使他想到了别的事，他开始为自己担心。担心那女人也许会发现他同他的书并不相配，会发现他没有魅力，或者没有风度。

可是，当他见到她，所有的担心都消失了，他被征服了。她表现得仿佛早就认识他，喜欢他。她很年轻，娇小瘦弱，还很漂亮。举止悠然自在。而最让威利心醉的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感到自己被身边的人完全接受。在老家的时候，支配他生活的是混合的遗传。那毁了一切。就连对母亲的爱，本应该是纯洁的，却充满了环境造成的痛苦。在英国，他逐渐接受了自己与别人不同这一观念。起先，感觉自己与众不同仿佛将他从家乡的残忍和规矩中解放了出来。但后来，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和琼，后来是和珀迪塔在一起时，有时候是在学院里遇到麻烦时——他又将这种不同当作武器，让自己显得更加愚蠢和粗陋。对于这个非洲女孩，他原本也准备用这个武器。可是没必要。可以说，没有什么可抗拒的，没有需要克服的疑虑，感受不到距离。

半个小时过去了，魔法仍没有消失，威利尽情享受着这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作为一个男人被接受，感觉自己很完美。也许是那本书让她对他毫不怀疑。又或者是安娜的非洲混血背景。威利不想去追究，安娜怎么对他，他就全力回报。这个女孩让他着迷，接下来几个星期，他渐渐迷恋起她的一切：她的声音，她的口音，她说某些英语词汇时的犹豫，她美丽的皮肤，她花钱时不容置疑的态度。他没见过其他女人像她那样花钱。珀迪塔翻找钱包的时候总显得有些困惑；大屁股的琼买东西时总是要拖到最后关头才肯用她的大手打开一个小钱包。安娜总是事先准备好钱。而与她这不容置疑的态度相对的则是她的娇怯瘦弱。这瘦弱使他想呵护她。和她做爱很容易，他很温柔，循着他的天性，丝毫没有像珀西·卡托建议的那样蛮横。以前跟别人在一起时非常困难的事，同她在一起却都是欢愉。

他们第一次接吻时——在学院宿舍里电炉对面的窄沙发上——她说：“你应该当心你的牙齿。它们损害了你的相貌。”他开玩笑说：“有一天晚上我梦见它们变得很重，都快掉下来了。”这是真的：他来英国之后就没有好好注意过牙齿，在诺丁山暴乱、珀西·卡托失踪，以及理查德那份可恶的出版目录随便打发了他的新书之后，更是全然不管它们了。他的牙齿污迹斑斑，现在几乎全黑了，他甚至开始从中找乐子。他努力跟她解释。她说：“看牙医去。”他去了福尔汉姆的一家澳大利亚牙医诊所，对牙医说：“我从来没看过牙医。我牙不痛。我没什么症状可说。我过来只是因为老是梦见牙齿就快掉下来了。”牙医说：“我们连这个都能治。包在全民医疗里。我来瞧瞧。”然后他告诉威利：“恐怕你的梦并没有什么寓意。你的牙齿真的要掉了。牙垢跟水泥一样。牙渍很严重——你一定是喝茶太多。下排牙齿都被糊成一堵墙了。我还没见识过这种情况。你的下巴还能动，真是奇迹。”他开始喜滋滋地处理牙垢，又是刮又是凿又是磨，终于忙完了，威利觉得嘴巴酸痛，牙齿摇摇晃晃，暴露在外，甚至对空气都过敏。他对安娜说：“我经常听学院里的人说起有关伦敦的澳大利亚牙医的笑话。但愿我们做得没错。”

他鼓励安娜说说她的国家。他努力想象那位于非洲东海岸的国度，那空旷苍茫的背景。不久，他从她讲述的故事中发现她以一种特别的眼光观察他人：不是非洲人，就是非非洲人。威利想：“莫非她只是把我当作一个非非洲人？”但他把这念头推到了一边。

她讲了一个同学的故事。“她一直想当修女。后来她终于进了这里的一所修道院，几个月前我去看过她。她们的生活像是在坐牢，她们以自己的方式接触外界。吃饭的时候，有人从报上挑些新闻读给她们听，她们听到最简单的笑话都会像中学女生那样咯咯咯地笑个不停。我都要哭了。那么美的女孩，那被虚掷的人生。我实在忍不住，就问她为什么要这样。我不该让她更加悲伤。她说：‘我还能怎么样？我们没有钱。没有男人会来把我带走。我不愿意在那个国家枯萎。’就好像她现在没有枯萎似的。”

威利说：“我理解你的同学。有一阵子我想当牧师。去传教。我想像祖父那样。他们过得比我周围的人好多了。除此之外好像没有其他出路。”然后他想到，安娜在她家乡的情形也许就跟自己在老家时一样。

另外一次，在那张小沙发上，安娜说：“我有一个故事，你可以用在下一本书里。要是你觉得能用的话。我母亲有个朋友叫路易莎。没人知道她亲生父母是谁。她被一个有钱的地主家收养，继承了部分产业。路易莎去了葡萄牙和欧洲。过了好多年挥霍的生活之后，她宣布说她找到一个好男人。她把他带回了非洲。他们在首府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宴会，那个好男人逢人就说他在欧洲有许多好朋友，都是大人物。后来，他跟路易莎去了丛林，住在路易莎的庄园里。大家都期待着那些大人物光临，他们的大房子开门迎客。可是一点动静没有。就只见路易莎和她的好男人越来越胖，重复着那次宴会上讲的故事。去看他们的人越来越少。又过了一阵子，那个男人开始和非洲女人睡觉，后来他连这个都应付不了，放弃了。路易莎这个养女和她的好男人，不管他们是幸福还是不幸，最后都死了，路易莎家族的财富消失了，再没人知道路易莎是谁，那个好男人又是谁。我母亲过去常讲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故事。一个上寄宿学校的女孩，打扮过时，郁郁寡欢。她和父亲、继母住在丛林里。后来女孩的生母再婚了，女孩就去跟生母住。女孩变了许多。她变得时髦，开心，光彩照人。可好日子没持续多久。继父对她产生了兴趣，太有兴趣了。一天晚上，他闯进女孩的卧室。大闹了一场，然后是离婚，大丑闻。”

威利知道，第二个故事里那个生活在她非洲老家可怕的、毁灭性的丛林里的郁郁寡欢的女孩就是安娜。他想这就是她这么瘦弱、这么神经质的原因。威利因此更喜欢她了。

萨洛姬妮从古巴寄来一封信，还附了一张照片。

这个人说他认识你。他是来自巴拿马的拉美人，姓卡托，因为他们家在英属殖民地待过很长时间。他说，以前大家爱给自己的奴隶起一个希腊或者罗马名字，当作玩笑，而他的祖先得到了卡托这个姓。他现在去南美为切工作了，那里有许多事情要做，也许有一天他会回到牙买加做点事。他的心在那里。你应该以他为榜样。

在那张四四方方、对焦模糊的黑白照片上，珀西垂着双腿坐在一道矮墙上，沐浴在清早或傍晚的斜阳里。他头戴条纹羊毛帽，身穿泛白的束腰外衣或是丛林衬衫，上面饰有凸起的同色刺绣。和以前一样讲究。他对着镜头微笑，在他那明亮的眼睛里，威利觉得看见了珀西的每一面：牙买加和巴拿马的珀西，诺丁山和波西米亚聚会上的珀西，以及教育学院的珀西。

你有什么计划？我们在这里很少听到英格兰的消息，只是偶然收到关于种族暴乱的只言片语。你的书出版了吗？你跟谁都没提。你也没有给我们寄一本来，我猜它只是昙花一现。既然你已经发泄过了，就该把那类虚荣心搁在一边，认真想想未来的事。

威利想：“她说得没错。我一直相信奇迹。我在这儿的日子就快结束了。我的奖学金也快用完了，可我还什么计划都没有。我在这儿度过的开心时光只是美梦一场。等时间一到，他们就会把我扔出学校，我的生活将彻底改变。我得找个去处。我得找个工作。到那时，伦敦就会完全不同了。安娜不会去诺丁山的那种房间。我就要失去她了。”

威利就这样担心了好几天，然后他想：“我真是笨。我一直在等待被引向该去的地方，等待一个信号。而信号已经在那儿了。我应该跟安娜到她的国家去。”

他们下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说：“安娜，我想跟你去非洲。”

“是度假吗？”

“是永远。”

她没说话。一星期之后，他说：“你还记得我提过去非洲的事吗？”她脸色一沉。他说：“你读过我的小说。你知道我没地方可去。我也不想失去你。”她看上去很困惑。他没再说下去。后来，她临走的时候说：“你要给我时间。我得想想。”下一次她到他房间来，他们坐在小沙发上，她说：“你觉得你会喜欢非洲吗？”

他说：“你看那儿有什么事情是我能做的？”

“就看你是不是喜欢丛林了。我们庄园需要一个男人。不过你得学那里的语言。”

他在学院的最后一星期收到萨洛姬妮从哥伦比亚寄来的一封信。

我很高兴你终于拿到了文凭，尽管我不知道在你要去的地方文凭有什么用。在非洲，尤其是那些葡属领地，必须做艰苦的工作，我觉得你做不了。你就像父亲，到死都抓着旧观念不放。至于其他方面，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威利。你信里有关那个女孩的那些话，我看不懂。外人去印度，尽管身在这个国家，也不能理解它，而我肯定非洲也是一样。请务必小心。你是在把自己放到陌生人的手心里。你以为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你并不完全知道。

威利想：“她对自己的跨国婚姻很满意，但却为我担心。”

然而，跟往常一样，尽管她言语轻率，还装大人腔，可还是让他不安，而且无法摆脱。当他收拾行李，一点一点退出学院宿舍，退出他的伦敦生活的中心的时候，这些话就在他耳边回荡。退出伦敦生活，现在是这么容易，他不知道如果他哪天不得不回来，该如何在这个城市重新立足。也许他还会走运，还会遇到曾经有过的一连串机会，但那些只会引导他走进一座他不了解的城市。

他们——他和安娜——从南安普顿出发。他心里想着不得不学的新语言。他不知道能否守住自己的母语。他不知道是否会忘记英语，他写作的语言。他让自己做小测验，一个做完立刻开始另一个。船航行在地中海上，其他乘客吃午饭、晚饭，玩甲板游戏，威利则在努力适应他在船上所意识到的现实：他几乎已经丧失了母语，正在丧失英语，他不再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语言，不再拥有表达的天分。他没有告诉安娜。每次开口他都是在测试自己，看看他还记得多少。他宁可待在房里，对付降在自己头上的愚蠢游戏。在他眼里，亚历山大港已然破败，苏伊士运河也一样。（他想起——仿佛是从另一段更为幸福的生活，从远离此刻两岸耀眼的红色沙漠的地方——克里希纳·梅农穿着深色双排扣西装，拄着拐杖从海德公园的花坛边走过，低头思索关于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联合国演讲。）

三年前去往英格兰时，他曾经过这段航线，只不过方向相反。那时候他几乎不知道看到的是什么。现在他对地理和历史有了更多了解，也大概知晓了埃及的古老。他希望能把眼前的风景和记忆连起来，但对于丧失语言的担心使他无法全神贯注。看见非洲海岸时，他仍然处于这种不能叫人满意的状态：位于广阔的荒野边缘的苏丹港、吉布提，接着是非洲角、蒙巴萨、达累斯萨拉姆，最终抵达安娜祖国的港口。一路上他一直表现得理智而清醒。无论是安娜还是其他人，都没有看出任何问题。但是威利却感觉体内另有一个自己，包裹在一个静默的空间里，在那儿他整个外在的生活都噤声了。

他希望自己以另一种方式抵达安娜的国家。那个城市很大很漂亮，远比他想象的要好，同他头脑中的非洲对不上号。它的壮丽叫他担忧。他觉得自己应付不了它。他在街上看到的那些陌生人懂得这地方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他想：“我不想留在这里。我要走。我就在这里住几天，然后找个法子离开。”在首府，在安娜的一个朋友家，在之后的缓慢旅程中，他一直怀着这个念头。他们乘小船北上，去安娜的庄园：逆着来时的方向往回走一小段，只是更靠近内陆，更靠近那些令人恐惧的大河河口和湿地，安静而空旷，泥和水在巨大的绿褐色旋涡中缓缓混为一体。正是这些河流阻断了通往北方的陆路。

最后，他们在一个小镇下了船。镇上多是低矮的混凝土建筑，呈现出灰色、赭色和斑驳的白色，街道笔直，和首府的一样，但没有巨大的广告牌，甚至没有关于当地生活的暗示。一条狭窄的柏油路从镇外的旷野穿过，伸向内陆。而非洲人，瘦小的当地人，总是行走在柏油路两侧的红土地上，仿佛走在荒野里，但对他们来说那并不是荒野。不远处，在一片片种植着玉米、木薯或其他作物的田地边，是非洲人的村落、窝棚和芦苇篱笆围成的院落，那些窝棚轮廓齐整，屋顶铺着细细的长草，不时反射阳光，仿佛仔细梳理过的长发。锥形的灰色巨岩，有些大如山丘，从地面突兀地耸起，茕茕孑立，自成地标。他们转入一条土路。灌木丛和汽车一样高，经过的村子比柏油路两边的村子居民要多。红色的土路非常干燥，但有几处积了多时的水坑，挡风玻璃上都溅上了黑泥点。他们离开这条路，开始爬一段通向庄园宅子的陡坡。路直的地方坑坑洼洼；转弯的地方被雨冲出沟壑，水兀自往下流。宅子就矗立在一片杂草丛生、年深日久的花园中间，掩映在一株枝杈交错的巨大的雨树的浓荫下。屋子三面环绕的游廊为九重葛所遮蔽。

屋里的空气闷热凝滞。从卧室的窗户望出去，透过铁丝网和昆虫尸体，望见芜杂的花园和高大的番木瓜树，望见大地越过腰果树丛和茅草屋顶退至锥形岩石，那些岩石在远方连成一带连绵低矮的灰蓝色山脉，威利想：“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想我找不到回去的路。我丝毫不想看惯这景色。我绝不要打开行李。我绝不要显得好像会留在这里。”

他一留十八年。

一天，他在庄园宅子的前门台阶上滑了一跤。这座宅子是安娜的白人外祖父——据说他一度每年都去一趟里斯本和巴黎——在一九一四年大战之后家里开始有钱的那几年建造的，前门台阶筑成半圆形，用的是进口的灰白色大理石。现在这些大理石有了裂缝，从裂缝里生出青苔，那天早晨下着雨，台阶上落了大树的花粉，十分湿滑。

威利在城里的军事医院醒来，周围尽是黑人伤兵，一个个面孔发亮，疲惫的眼睛布满血丝。安娜来看他的时候，他说：“我想离开你。”

安娜用那种曾经令他着迷，现在仍然很喜欢的声音说：“你摔得不轻。我几次三番叫那个新来的女仆清扫台阶。那些大理石总是那么滑。尤其是下过雨之后。在这种地方铺大理石台阶，真够蠢的。”

“我想离开你。”

“威利，你滑倒了。昏迷了好一阵子。大家把丛林里的战事说得太夸张了。你知道的。仗不会再打下去了。”

“我想的不是打仗。这世上到处都是让人摔跟头的东西。”

她说：“我以后再来。”

她再过来的时候，他说：“你认为如果有人看见我身上这么些擦伤和划伤，会以为我出了什么事？会以为我对自己做了什么？”

“你的精神正在恢复。”

“我已经陪伴你十八年了。”

“你是说你已经厌倦我了。”

“我是说我已经给了你十八年。我没法再给了。我没法再过你的日子了。我要过自己的日子。”

“那只是你的想法，威利。如果离开这儿，你要去哪儿？”

“我不知道。但我绝不能再待在这儿过你的日子了。”

她走后，他叫来黑白混血的护士长，用极慢的语速拼出英文单词，口述了一封给萨洛姬妮的信。这么多年，正是为了应对眼前这种情况，他一直记着萨洛姬妮的地址——哥伦比亚的、牙买加的、玻利维亚的、秘鲁的、阿根廷的、约旦的，以及其他五六个国家。然后，他以更加缓慢的语速——因为对德语单词没把握——向护士长口述了一个西柏林的地址。他交给她一张五英镑的旧钞票，是安娜以前给他的。那天晚些时候，护士长带着信和钞票去了一家印度人开的几乎被扫荡一空的商店，这是镇上仅有的几家商铺之一。葡萄牙人离开、游击队接管之后，这里就没有正常的邮政服务了。不过这个印度商人在东非海岸人脉广泛，能够把东西送上当地北去的帆船，带至达累斯萨拉姆和蒙巴萨。信件到了那里，就能贴上邮票寄出去了。

那封地址写得歪歪斜斜的信在非洲大陆手手相传，之后被盖上一个歪歪斜斜的戳，终于在某一天被送上一辆红色小邮车，到达了目的地夏洛滕堡。六个星期之后，威利也到了那里。积雪覆盖着人行道，中间是黄沙和盐铺成的小径，雪上散落着狗屎。萨洛姬妮住在一套宽敞阴暗的公寓里，上去得爬两段楼梯。沃尔夫不在。威利没见过他，也不想见他。萨洛姬妮只是说：“他在他另一个家里。”威利对这状况很满意，没再追问。

这公寓看上去已经多年乏人照料，让威利想起刚刚抛下的庄园大宅，心情沮丧。萨洛姬妮说：“从战前到现在这儿一直就没有装修过。”油漆陈旧灰暗，刷过多次，暗淡的颜色一层摞着一层，石膏和木头上的装饰花纹被糊住了，许多地方漆皮剥落，露出黑色的旧木头。安娜的房子里摆满家传的厚重家具，萨洛姬妮的大公寓却空荡荡的。只有很少几件最基本的家具，还都是二手货，而且似乎是随手选的。杯盘刀匙都很廉价。每一件东西都像临时拿来凑合的。萨洛姬妮在后面一间充斥着霉味的小厨房里做饭，威利吃得兴味索然。

她已经放弃了穿纱丽罩开衫着短袜的风格。现在她穿着牛仔裤和厚毛衣，行事比威利记忆中更加雷厉风行。威利想：“所有这些都埋藏在我留在家乡的那个女孩体内。要不是那个德国人把她带出来，所有这些都不会萌芽。如果没有他，她和她的灵魂是否就会那么腐烂下去直至化为虚无？”现在她很有魅力——在静修处的时候，这是无法想象的——而且，从她说的一些话里威利渐渐听出来，自他们上次见面以后，她有过许多情人。

到柏林没几天，他已经开始依赖妹妹。离开非洲后，他喜欢寒冷的地方，她就带他出去散步，尽管人行道很难走，尽管他仍然颤巍巍的。有时候他们去餐厅，会有泰米尔小男孩跑来兜售长枝玫瑰。他们面无笑容，身负使命，为千里之外的泰米尔战争筹款。他们的眼睛几乎不看威利兄妹俩。他们是另一代人，可威利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他想：“我在伦敦就是这个样子。我现在仍是这个样子。我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么孤独。”接着他又想：“可是我错了。我不像他们。我四十一了，人到中年。他们要比我小十五到二十岁，而且世道变了。他们已经宣告了自己是谁，并且愿意为此冒一切风险。我却总是躲避自己。没有冒过任何风险。而现在，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已经过去。”

傍晚，他们有时候会看见非洲人在亮着蓝光的电话亭里假装打电话，其实不过是想在里头多待会儿。萨洛姬妮说：“东德人把他们赶到东柏林，然后他们就到这儿来了。”威利想：“现在这儿有多少我们这种人啊！多少像我这样的人！这儿能容得下我们所有人吗？”

他问萨洛姬妮：“我的朋友珀西·卡托怎么样了？很久以前你写信提到过他。”

萨洛姬妮说：“他同切还有其他人相处得很好。后来他变得愤怒。他很小的时候离开巴拿马，对南美大陆保持着儿时的印象。回去后他开始以另一种眼光看那里。他开始痛恨西班牙人。你可以说，他就像波尔布特。”

威利说：“像波尔布特是什么意思？”

“他认为西班牙人用最野蛮的方式强奸、劫掠了南美大陆，如果不把西班牙人和准西班牙人杀光，那里就不会有希望，革命就是在浪费时间。这想法让人很难接受，但其实很有趣，总有一天解放运动将考虑到这一点。拉丁美洲让你心碎。但珀西不懂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也会忘记自己是在和西班牙人共事。他应该更讲求技巧。我想他不愿意过多地为自己辩解。他们和和气气地把他打发走了。他们背地里叫他‘黑矮子’。最后他回了牙买加。据说他在那里为革命工作，可后来我们发现他在北部海岸开了一家招徕游客的夜总会。”

威利说：“他以前不怎么喝酒，但他的心思一直在那种工作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威利曾听父亲讲述自己的经历，而如今，在柏林漫长的冬天，在咖啡馆、餐厅和空荡荡的公寓里，威利也开始向萨洛姬妮慢慢讲述他在非洲的经历。

在安娜庄园的第一天（威利说），你想它有多长就有多长。宅子里的一切，颜色、木头、家具、气味，对我来说都很新鲜。浴室里的一切也是如此：所有那些略带古董味道的器具，以及老式的烧水锅炉。房间是别人设计的，器具是别人安装的，白色的墙砖也是别人挑选的——有几块墙砖已经开裂，裂缝和胶泥上长了霉菌或者积了污垢，黑乎乎的，墙面也有些不平整。别人习惯了所有这些，当它们是这宅子里舒适的一部分。而在那个房间里，我尤其觉得自己是陌生人。

我设法挨过了这一天，无论是安娜还是其他人都没有猜到我内心的感受，自从离开英格兰，我就一直深感疑虑。到了夜里，发电机开始工作。它发出的电力时强时弱。宅子内外的灯泡时明时暗，灯光似乎与脉搏呼应，这一刻充满房间，下一刻就退到墙边。那天夜里我一直在等着灯光稳定下来。将近十点钟的时候，灯光变得非常微弱。几分钟后更加微弱，又过了一会儿，便彻底熄灭了。发电机的呜咽声越来越低，我注意到它的声响。耳朵里嗡嗡作响，接着仿佛是蟋蟀在夜色中鸣叫，然后是沉寂和黑暗携手降临。再后来，就只看见后院仆人房里油灯昏黄的光晕。

我感到离自己所熟知的一切分外遥远。在那幢白色混凝土宅子里，在所有那些古怪的葡萄牙殖民地旧家具和我没见过的老旧的浴室器具中间，我是一个陌生人。当我躺下睡觉的时候，我再次望见——比白天看到的时间更长久——那奇异的锥形巨岩，那笔直的柏油路，以及行走的非洲人。

我从安娜身上，从她的力量和她不容置疑的态度中汲取安慰。正如现在，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萨洛姬妮，正如现在我依赖你一样，那个时候，自从安娜同意我跟她一起回非洲，我就一直依赖她。我尤其相信她的运气。这部分是因为她把自己交给了我。我相信她有神明引导和保护，只要和她在一起，我就不会受到伤害。这也许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男人总是想依赖女人，虽然表面看来并非如此。而且，如果你不习惯依靠政府、法律、社会甚或历史，那么你当然只能相信运气或星象，不然你只有去死。我知道你继承了我们母亲的叔叔的激进基因，有不同的想法。我不想和你争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跟着一个并不熟悉的人前往非洲某个殖民国家，那地方我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它有种族和社会难题。我爱安娜，我相信她的运气。这两个念头交织在一起。我知道，萨洛姬妮，你对爱有自己的看法，所以我想解释一下。安娜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有了她，我才觉得自己是个男人。你懂我的意思，而我想这就是爱。所以，我爱安娜，因为她给了我这件了不起的礼物，我也同样相信她的运气。我会跟着她去任何地方。

刚到非洲的第一个或第二个星期，有一天早上，我在起居室里看见一个非洲小女仆。她很瘦，脸庞发亮，穿着薄薄的棉布裙子。她用过分亲热但又极讲究的口吻说：“这么说你就是安娜从伦敦带回的男人。”她将扫帚靠在高背软垫扶手椅上，在椅子上坐下，就像坐在宝座上似的，两条胳膊平放在破旧的包了软垫的扶手上，开始和我彬彬有礼地一问一答起来。她背书似的说道：“你旅途愉快吗？”又说：“你是不是已经看了看这个国家？你对这儿感觉如何？”他们的语言我已经学过一阵子，因此能够同样一本正经地和这小女仆谈话。安娜走了进来。她说：“我以为是谁呢。”小女仆放下庄重的派头，从椅子上爬下来，拿起扫帚。安娜说：“她爸爸就是木匠朱利奥，是个酒鬼。”

朱利奥我见过。他是个混血儿，长了一双笑眯眯的叫人难以信赖的眼睛，就住在仆人房里。他喝酒后的情状已经成了仆人们的笑柄，而我也逐渐学会了不那么害怕。他周末才喝酒，星期五、星期六或星期天的傍晚，他的非洲妻子经常会跑到主宅的花园里，独自一人惊慌失措，一步一步倒退着或是侧着身子走，非洲衣服从她肩膀上滑下来，眼睛时刻注意着仆人房里的醉汉。这情景会持续到天黑。然后发电机开启，震动声淹没了一切。时明时灭的灯光进一步改变了事物的面目。危机过去了。到了早晨，仆人房恢复平静，夜晚的激情荡然无存。

但那对朱利奥的女儿来说，可不是什么笑话。她用她那简洁、坦白的口气谈到他们家在后院两间屋子里的生活。她对我说：“我爸爸喝醉了就会打我妈妈。有时候还打我。有时候打得太厉害了，我没法睡觉，只好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直到累趴下。有时候我会走上一夜。”此后，每天夜里上床之前，我都会有一两秒钟想到后院的那个小女仆。又有一次，她对我说：“我们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我不知道她这是抱怨还是夸耀，或仅仅是如实描述她的非洲生活。刚开始的那些日子，我一直替朱利奥的女儿担心，我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她的情感在我看来是那么细致，我不知道她如何能够在她存身的荒野中生活下去，直到后来，当地人让我对非洲女孩有了不同的看法。

当然，那里不是荒野。看上去空旷蛮荒，但其实都被测量和分割过。驾驶一辆适用的汽车，在土路上开上约莫半个钟头，你就会看见一幢庄园大宅，多多少少和安娜的宅子相似。半旧不新的白色混凝土建筑，宽阔的游廊上九重葛低垂，宅子后面盖有小屋。

到那里不久，一个星期天，我们去安娜的一位邻居家吃午饭。场面很大。宅子前面的露天沙地上停着溅了泥浆的吉普、路虎和其他牌子的四轮驱动越野车。非洲仆人身穿白制服，扣子系到脖颈。喝过饮料之后，大家随意散开，有些坐在餐厅的大桌边，有些坐在游廊的小桌边，那里有多年的九重葛缠绕交错，挡住了日光。我不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会怎么看我。安娜没提过这件事，我也就学她的样子，绝口不提。这时我发现大家对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这竟然让我有些泄气。我本以为他们会觉得我与众不同，可是没有。实际上，有些庄园主似乎并不与人交谈；仿佛已经被孤独的生活夺去了这一能力。到了吃饭时间，他们就坐下来开始吃，夫妻俩肩并着肩，不再年轻，也不算老，都是人到中年，只是吃，不说话，也不看周围的人，自在得仿佛是在自己家里。快吃完的时候，有两三个女人叫来仆人吩咐了几句，片刻后，那几个仆人拿来一些纸袋，里面装着要带走的食物。这似乎是这地方的传统。就好像他们是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回家途中还要吃东西。

他们的种族各不相同，从看上去完全是白的到深棕色的都有。不少人的肤色和我父亲的相似，也许这就是他们表现得似乎愿意接纳我的原因之一。后来安娜说：“他们不知道该如何看你。”这个国家有印度人；我不是绝对的异类。有不少印度商人。他们经营廉价商店，从不和家族之外的人交往。有一个古老、庞大的果阿人群体，祖上是印度人，从葡萄牙旧殖民地来到这个非洲国家，在政府机构里做文员或是会计。他们的葡萄牙语带有一种特殊的口音。我不会被错认作果阿人。我的葡萄牙语很糟，还带着英语口音。所以大家不知道该把我归到哪一类，就随我去了。正如那个小女仆所说，我就是安娜从伦敦带回的男人。

后来安娜向我提起午餐会上的那些人：“他们都是二等葡萄牙人。官方这么看待他们，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之所以是二等，是因为大部分人有一位祖父或祖母是非洲人，就像我一样。”那时候，即便是二等葡萄牙人，地位也很高，而正如他们在午餐会上低头吃饭，他们在殖民地也是低头挣钱，能挣多少就挣多少。若干年后，这情形会发生变化，但在当时，那个中规中矩的殖民地世界对每个人来说都仿佛坚如磐石。而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在其中被完全接纳的世界。

那是我和安娜做爱最为热烈的一段日子。我爱她——在那个她外祖父和她母亲住过的能看见雨树受惊的枝条和纤柔的叶片的房间里——为了她带给我的幸运和解放，为了她让我摆脱恐惧，成为十足的男人。我向来爱她那一刻的严肃表情。她有一缕卷发，仿佛是从太阳穴中跃出的。它让我窥见她的非洲血统，让我更加爱她。有一天，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整整一个星期没想到失去语言和几乎失去表达能力的恐惧了。

庄园里种植棉花、腰果和剑麻。我对这些作物一无所知。不过安娜雇了一个经理和几个监工。他们的住处离大宅有十分钟路程，沿着窄窄的土路走到头，是几间挨着的相似的白色混凝土小平房，屋顶铺着瓦楞铁皮，环绕着小小的游廊。安娜曾说过，庄园里需要一个男人，而不说我也知道，我的唯一用处就在于加强安娜对于那些人的权威。我从没有努力做得更多，那些监工接受了我。我知道他们接受我就表示尊重安娜的权威。于是我们相安无事。我开始学习。这种我以前全无了解也丝毫没有设想过的生活方式让我感到愉快。

刚开始，那些监工让我担心。他们似乎过得不怎么好。他们都是混血儿，大多出生在这个国家，住在那排小小的混凝土房子里。监工和周围非洲人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的房子是混凝土的。非洲人普遍用茅草和枝条；混凝土代表着高贵。但是混凝土并非真正的屏障。监工们其实和非洲人住在一起。他们别无选择。我试着把自己放在他们的位置，作为混血儿，他们也许有更多要求。海边有个小镇。那儿的生活很不相同，但白天过去要一个多小时，天黑后更久。那里只适合短途旅行。在庄园工作就得在庄园生活，谁都知道不少监工的家人都是非洲人。不管他们在我们面前是怎样一副面孔，在混凝土房子里等待他们的却是非洲生活，这样的生活，我仅能猜想一二。

一天，我和一个监工开车去一片新棉花地，路上和他聊起他的生活。我们驾驶的是一辆路虎，那时已经离开土路，穿行在灌木丛中，躲避着泥泞的大水洼和倒下的树木的枯枝。我原以为会听到一些壮志未酬、命运不济的故事，以为会发现一些对有钱人、对外面世界的愤懑。可是没有。那监工觉得自己很幸福。他曾试过去葡萄牙生活，甚至试过去某个南非小镇生活，但他回来了。他用手腕击打着路虎的方向盘，说：“其他地方我都待不下去。”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事。你没法在葡萄牙做这事。”路虎和四轮驱动越野车对我来说还很新奇；驶离大路，穿过潮湿崎岖的灌木丛，仍能令我兴奋。但我觉得监工对这地方的生活更为赞赏；他的放弃并非像表面上那样，仅仅是因为性。当我再次看到监工们那些长了霉花的白色平房时，心里生起一股敬意。我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学习。不单是关于棉花、腰果和剑麻的知识，还有这里的人。

我熟悉了去城里的路。认识了沿途的锥形巨岩。每一座都有独特的形状，都是我的路标。有些突兀地拔地而起；有些底部有崩落的碎块；有些灰暗裸露，有些某一面生长着发黄的地衣；有些突出的部位风化成了碎片，长有植被，有时甚至长着一棵树。锥岩永远是新的。在庄园里待上一两个星期，再开车进城，永远像是冒险。那一个多钟头永远是新鲜的：殖民地商店，土气杂乱的橱窗，坐在店外等零活的非裔搬运工；铺了石板的街道，汽车、卡车和修车行；混杂的人群，守备部队里给这个地方带来些许奇异的欧洲气息的红脸膛的葡萄牙新兵。到目前为止守军人数还很少；军营也很小，普普通通，毫无气势，矮矮的白色或灰色的两层混凝土楼房，和城里的其他房子连成一片。有时会有新开张的咖啡馆可去，但咖啡馆在这儿开不久。新兵没有钱，而城里人宁可待在家里。

我们去的商店大多是葡萄牙人开的。有一两家是印度人开的。起先我害怕进去。我不愿意看见店员的表情，从而想起家乡和那些烦心事。可是没有，里面那家人丝毫没有将我当作同一种族的人。他们也接受了我在安娜祖国的新角色。似乎他们并不知道我曾经是别的什么人。他们也低着头，做着必须做的事。就这样，这地方又给了我——也给了那些监工——些许额外的自由，虽然是以不同的方式。

周末，我们有时候会去城外的海岸上，去小而简陋的葡萄牙周末餐厅，吃刚从海里捕上来的鱼和贝类，喝一点葡萄牙红酒或白酒。

我时常回想起到这儿的第一天所感受到的恐惧——那条路和那些行走的非洲人的画面一直挥之不去——我惊讶这片土地怎会如此驯服，如此毫无希望的景观怎会孕育出如此理性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好像从石头里榨出了鲜血。

六七十年前的情形恐怕大不相同，那时候安娜的外祖父刚来到这里，从政府手里接管了这一大片土地。当时，葡萄牙政府面对强大的英德两国及其大量移民，已经感觉到自己的羸弱，急于将其声称拥有的非洲殖民地控制在手中。这座小城当时只是一个简陋之至的小小的海滨聚居区，住着黑皮肤的阿拉伯人，百余年种族混血的产物。通往内陆的道路只是一条泥土小径。所有东西都靠每小时前行两英里的马车运送。我现在一个小时能走完的路程，当时要走上两天。庄园的宅子很简陋，和非洲人的窝棚没多大区别，只不过用的材料是木头、瓦楞铁皮、钉子和金属铰链，一应物品都是从首府用船运来，再装上马车。没有电灯，没有防蚊铁丝网，没有水，除了屋顶流下的雨水。住在这里就意味着忍受这片土地，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忍受着天气和疾病，完全依赖当地人。很难想象。没有谁会真的希望自己变成另一个人，因为没人能够想象自己丧失原本的心智，同样，后来的人也无法真正了解当年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我们只能依据我们所知道的来判断。安娜的外祖父，以及他认识的所有人，也只会知道他们那时所知道的。他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或许是满意的。

海岸一带的早期移民，从阿曼、从马斯喀特来的阿拉伯人，完全变成了非洲人。他们不再是阿拉伯人，当地人也只知道他们是穆斯林。安娜的外祖父，在这艰难的地方过着艰难的生活，谁也不认识，连自己都变成半个非洲人，有了一个非洲家庭。然而，沿海一带的非洲阿拉伯人的处境连续几代都没有什么变化，他们的日子也就一如既往，安娜外祖父的处境却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剧变。这是因为一九一四年在欧洲爆发的大战。安娜的外祖父发财了。更多移民涌入这个国家；首府繁华起来；通了电车，白人（以及果阿人）坐在前面，非洲人坐在后面，中间隔着一道帆布帘。那时候，安娜的外祖父希望恢复自己欧洲人的身份。他把两个有一半非洲血统的女儿送往欧洲接受教育；明确表示希望他们能嫁给葡萄牙人。他盖了庄园大宅，混凝土白色高墙和混凝土红色地面。屋前屋侧是大花园，屋后的大游廊连接起一串带游廊的客房。每一间客房都有宽敞的独立卫生间，安装了当时流行的器具。仆人房也很宽敞，在宅子最后面。他购买了精致的殖民地家具，至今我们仍在使用。我们睡在他的卧室里，我和安娜，睡在他那张高高的雕花床上。如果说，想要理解这个已变成半个非洲人的男人的心思很难，那么，想要安然接受他后来的心思则是难上加难，虽然后者本该更容易接近。在这幢房子里，我一直觉得自己是陌生人。我一直无法习惯它的堂皇；那家具始终显得怪异而丑陋。

由于我的背景每每在这种情形下刺激我，我无法忘记那些非洲人。安娜的外祖父，还有其他人，某些令人恐惧的小型外国传教机构里的牧师和修女，言行老派，落脚在这片空旷荒芜的土地上，所有这些人都认为非洲人应该屈服于他们的意志，适应新的生活。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进行的，也不敢打听。不过非洲人还是以某种方式保持着他们的本来面目，他们的许多传统和宗教，尽管他们的土地已被瓜分，种上了需要他们照看的作物。那些行走在柏油路两边的人不仅仅是庄园的劳工。他们的社会义务和我在家乡所知道的一样复杂。他们会一声招呼都不打，好几天不来庄园干活，走上老远去参加某个仪式或是去给谁送礼物。他们赶路的时候不会停下来喝水，就好像他们不需要喝水。在饮食方面，他们当时仍遵循古老的习惯。他们在早晨和夜里喝水，中间从来不喝。早上开工前，他们不吃任何东西；第一顿饭是在上午过了一半的时候，只吃蔬菜。他们吃自己那种食物，食材多为窝棚周边混种的作物。主食是干木薯。可以磨成粉，也可以直接吃。两三根木薯就能支撑一个人出门走上一整天。在最小的村庄里，你都能看见有人卖他们那一小块地里出产的干木薯，一次只卖一包或两包，换取之后几个星期的所需。

看着这两个迥异的世界比邻而存，感觉很奇怪。一边是大庄园和混凝土建筑，一边是非洲人的世界，看似无足轻重，但无处不在，如同海洋。就像我在故乡看到的情形，此刻思及，恍如隔世。

一个奇特的机缘将我带到了另一边。但当我对这里的故事更加了解之后，我常常想，如果安娜的外祖父在临终前得知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将会住进他的庄园，坐在他的漂亮椅子上，和他外孙女一起睡在他的雕花大床上，他一定不会高兴。对于自己的家族和姓氏的未来，他另有打算。他把两个有一半非洲血统的女儿送去葡萄牙念书，谁都知道他想让她们嫁给真正的葡萄牙人，消解掉他在那段艰难岁月里带给她们的非洲基因，那时他和这片土地极其亲密，同时离外面的世界越来越远。

两个女儿都很漂亮，又有钱。在葡萄牙找到丈夫，尤其是在大萧条时期，对她们来说并非难事。一个女儿留在了葡萄牙。另一个女儿，也就是安娜的母亲，则和她丈夫一道回到非洲，回到庄园里。午餐会，宴会，拜访。安娜的外祖父怎么炫耀这个女婿都觉得不够。他为这对夫妇腾出自己装修豪华的卧室，搬到主宅背后的客房，免得碍事；后来又更加识趣地搬到了再远些的监工房里。不久，安娜出生了。再后来，就在我如今每天醒来的这个房间里，安娜的父亲变得越来越奇怪。他无精打采。庄园里没有任何事需要他负责，没有任何事能激起他的兴趣，有段时间他甚至不出卧室，不下床。照混血监工和我们的邻居的说法——我到这儿不久就不可避免地听说了——这段婚姻，安娜父亲在葡萄牙时觉得很好，而到了非洲就觉得没那么好了，他的心里充满怨恨。

安娜知道人家是怎么说她父亲的。我们谈起这些事的时候，她说：“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但那只是真相的一部分。我想，他在葡萄牙的时候，以为这段婚姻除了能给他带来其他好处，我的意思是钱，还能帮助他以特权阶层的身份去往这个新的国家。但是他无法习惯丛林的生活。他本来就不是积极活跃的人，来到这里之后，更没有精神了。他做的事越少，躲在卧室里的时间越长，精神就越颓靡。他并不恨我，也不恨我妈妈和外公。他就是提不起精神。他讨厌人家叫他做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还记得他痛苦愤怒时扭曲的表情。他真的需要帮助。我小时候把他当病人，以为他的卧室就是病房。我的童年因此很不愉快。我小时候经常这样想我的父母：‘他们这些人根本不知道我也是人，我也需要帮助。我不是他们偶然造出来的玩具。’”

后来，安娜的父母分居了。她母亲住在他们家在首府的房子里，照顾在教会学校念书的安娜。有很多年，外人都不知道他们家出了问题。这是殖民时代常见的生活模式：妻子在首府或沿海城市照顾上学的子女，丈夫则在家管理庄园。由于长期分离，丈夫往往会开始和非洲女人同居，有了非洲家庭。但他们家的情况不同：安娜的母亲在首府有了情人，是一个混血儿，公务员，在海关职位很高，但仍然只是一个公务员。这事越传越广，变得尽人皆知。安娜的外祖父这时候已是风烛残年，觉得自己受到了嘲弄。他责备安娜的母亲嫁错了人，其他事也都做错了。他认为那全是因为她的非洲血统。他在临终前改了遗嘱，把原本预备留给安娜母亲的东西都给了安娜。

当时安娜在英国读语言学校。她说：“我想摆脱葡萄牙语。我认为那正是我外公如此狭隘的原因。他不了解这个世界的真面目。他能想到的就只有葡萄牙、葡属非洲、果阿和巴西。由于葡萄牙语，世界的其他部分都被从他的头脑中过滤掉了。而我也不想学南非英语，虽然这里的人都在学。我想学英国英语。”

她父亲失踪时，她仍在牛津读语言学校。某一天他离开庄园，一去不返。并且带走了庄园的一大笔财产。他钻了法律的空子，把安娜的一半地产都抵押了出去，包括首府的那套房子。安娜没办法偿还他借走的钱，所以抵押给银行的就都归了银行。监工和其他人二十多年来对她父亲的怀疑看来没错。就是在这个时候，安娜请母亲和她的情人来庄园住。她从语言学校毕业后也回到庄园，他们生活得很愉快，直到有一天晚上，那个情人试图爬上她的雕花大床。

她说：“不过我在伦敦的时候就把这件事告诉你了，只是借用了别人的名字。”

她依然爱她父亲。她说：“我觉得他一直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觉得他一直就有这样的计划。他的所作所为，恐怕计划了很久。他可能多次前往首府，多次和律师及银行的人会面。但他也的确有病。没有精神，没人帮他。他爱我。对这一点我从不怀疑。遇见你之前不久，我曾去葡萄牙看过他。那里是他的归宿。他先去了南非，但在那里过得很艰难。他不喜欢做什么事都要用外语。他也可以去巴西，但他不敢。于是他回到葡萄牙。他住在科英布拉一栋现代化大楼里的一套小公寓中。没有太值钱的东西。但他依然在靠着抵押来的钱度日。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他是挖到金子了。他一个人住。公寓里没有女人的痕迹。简简单单，空空荡荡，让我心疼。他满怀柔情，但表达的方式非常老套。有一次，他要我去卧室，拿他放在床边桌上的药，我过去打开抽屉，却看见一张柯达620快照，是我小时候的照片。我觉得自己就要哭了。但紧接着我就想：‘这是他计划好的。’我冷静下来，尽量不露声色地回到他身边。他有两间卧室，把其中一间叫作工作室。这让我不解，但后来发现他是在制作现代青铜雕塑，小小的半马、半鸟，或其他半个什么，一边是绿色，很粗糙，另一边则打磨得极其光亮。我真的喜欢他这些作品。他说每一件都要花上两三个月。他送给我一只小小的鹰。我把它放在包里，每天都要拿出来把玩，抚摸它光亮的半边和粗糙的另外半边。有两三个星期，我真的以为他是艺术家，这让我很骄傲。我想他之所以会做出那所有事情，都是因为他是艺术家。接下来我发现他的这种青铜雕塑到处都有。是纪念品。他在工作室里干的活儿也是他的懒惰的一部分。我为自己感到羞耻，竟然当他是艺术家，也没有继续追问。去问我本该问的问题。这事就发生在我遇见你之前不久。我想现在你能理解为什么你写的故事会感染我了吧。所有的欺骗、伪装，以及真实的不幸。让人难以置信。所以我写信给你。”

她之前从未如此清楚明白地说起那些故事，这使我担心，也许我泄露的有关自己的事情比我意识到的更多，也许她一直都知道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手头没有那本书；我曾想把一切都抛在脑后。安娜还留着她买的那本。但我不愿意去看，害怕会发现什么。

我几乎没有带去任何纸张。我留着两个笔记本，里面是我在家乡念教会学校时的作文和素描。还有罗杰用他那很有教养的字体写的几封信；出于某种原因，我不想扔掉它们。我还留着印度护照和两张五英镑钞票。那是我为逃跑准备的钱。安娜当我是个穷汉，而似乎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总有一天我将不得不离开。十英镑不够我走很远；但那是我离开伦敦时身上仅有的钱；在我内心的角落里藏着祖先遗传下来的谨慎，它促使我定下了这半个或四分之一个计划，我想这至少能让我迈出第一步。那十英镑和护照以及其他东西一起装在一个棕色的旧信封里，放在卧室一张沉重的书桌的底层抽屉里。

一天，我发现信封不见了。我问了宅子里的人；安娜也问了。但是谁都没有看见，或者说都没有什么可说的。丢失护照比任何事情都让我忧心。没有了护照，我不知道该如何向非洲、英国或印度的官员证明我的身份。安娜说我应该写信回国申请一份新护照，这没有错。她以为官僚机构都是恪守规章，公正无私，虽然动作缓慢，但至少在动。我知道我们的机关是怎么办事的——我的脑海中清清楚楚地浮现出那幅画面：浅绿色的墙壁上，在头、肩和臀部的高度横着发亮的污垢，做工粗糙的木质柜台和出纳间，沾着黑泥的地板，嚼着蒌叶的办事员穿着长裤或围着腰布，每个人额头上都准确无误地画着种姓标记（这是他们每天的首要工作），每张桌子上都横七竖八地堆着各种褪色程度不一的旧卷宗，粗劣的纸张正在开裂——我也知道，我将在遥远的非洲久久等待，不会有任何结果。没有护照，我就没有身份证明，不能对任何人提出要求。我将被遗弃。我将无法行动。我越想越感到不安。有几天，我都没法想其他事情。这事开始折磨我，就像之前沿非洲海岸旅行时对于失去语言能力的恐惧曾经折磨着我一样。

一天早上，安娜说：“我跟厨子谈过了。她觉得我们应该找巫师。离这儿二三十英里就有一位出名的巫师。所有的村子都知道他。我已经叫厨子去找他了。”

我说：“你觉得谁会想去偷一张护照和几封旧信件？”

安娜说：“我们现在不能把事情搞糟了。绝不能提任何人的名字。交给我。我们甚至不能去猜会是谁。我们得把这事留给巫师处理。他是一个非常认真和自重的人。”

第二天，她说：“巫师七天之内到。”

那天，木匠朱利奥在他的工作间里找到了那个棕色信封和罗杰的一封信。安娜叫来厨子说：“很好。但还有其他东西。还是得让巫师来。”每过去一天，都在不同的地方有新发现——罗杰的信，我的笔记本。但仍然不见护照和那两张五英镑钞票，而大家都知道巫师仍然会来。最后他并没有来。就在他说好要来的前一天，护照和钱在书桌的一个小抽屉里找到了。安娜让厨子送钱给巫师。他退回来了，因为他并没有来过。

安娜说：“这事你得记住。非洲人或许并不害怕你我，但他们害怕彼此。每个人都能去找巫师，也就是说，即使最卑微的人也有力量。就这点而言，他们比我们余下的人过得好。”

我拿回了护照。我又感到安全了。安娜和我好像达成了默契似的，都绝口不提此事。我们再也没有提过巫师。但我脚下的地面却动摇了。

我们的朋友——或者说，我们在周末会见到的那些人——的庄园大宅距离我们的宅子都不超过两小时车程。大半路程都是土路，而这些土路各有各的急弯及危险之处（其中几条蜿蜒穿过非洲村落），任何事情，若路上花的时间明显超过两小时，就很麻烦。热带地区的白昼有十二个小时，而丛林的规矩是赶路的人应该尽量在四点前到家，最晚不能过五点。开车来回四个小时，中间午餐三个小时，几乎刚好占去一个星期天；再久的话就是考验耐性了。所以我们见到的总是那些人。我认为他们是安娜的朋友；我从不把他们当作我的朋友。而也许他们只是安娜连同庄园一起继承来的。我想那些朋友会说，我们也是他们这样继承来的。我们都是附属于土地的赠品。

起先，我以为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令人兴奋。我喜欢那些大宅子和环绕着它们的宽敞游廊（覆着九重葛或其他藤蔓）。从凉爽幽暗的室内往外看，明亮的天光和花园分外美丽——尽管你走出去就会发现外面亮得刺眼，到处有蚊虫叮咬，花园的土壤多沙，并不精致，有些地方被烧没了，有些地方几乎要重新变回丛林。待在凉爽舒适的宅子里，会觉得这种气候是上天的恩惠，仿佛那些人的财富改变了自然，气候不再会带来疾病，惩罚人类，就如同在安娜外祖父及其他一些人的时代。

起先，我仅仅是希望融入这种生活，富有，安全，完全超出了我之前的想象。见到陌生人，我会浑身紧张。我不想看见任何人怀疑的眼神。我不想有人提出什么问题，让我当着安娜的面无法回答。但没人提这样的问题，人们有任何想法都只是留在自己心里。安娜在这些庄园主中很有威信。很快，我的神经放松下来。而大约一年之后，我开始理解——我自己的背景有助于我理解——我踏入的只是一个半黑半白的世界，我们的许多朋友在内心深处都把自己当作二等人。他们不是完全的葡萄牙人，成为完全的葡萄牙人是他们的志向所在。

待在这些半黑半白的朋友中间，就像待在那个海滨小城里。驱车前往小城总像是在冒险；但不过一个小时左右，一切就都变得乏味了。同样，星期天早上开车去某处庄园宅子吃午餐，起先会觉得新鲜，满怀期待，但在宅子里待上一个小时左右——身边都是些丧失了魅力的人，他们的故事也已听得滚瓜烂熟——就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们大家都很高兴能够吃吃喝喝这么长时间，直到下午三点，太阳还高高地挂在空中，我们可以坐上各自的四轮驱动越野车出发回家。

对于这些土地赠送的朋友和邻居，我们的了解甚为粗略。我们看到的他们，是他们选择展现给我们的样子；而每次见到的都是他们的同一面。他们就像是我们在学校里研读的某个戏剧作品中的人，每个人都是一个“角色”，每个角色都可归纳为几个点。

比如，科雷亚夫妇就以其贵族姓氏为荣。他们也极爱钱。永远在谈钱。他们总认为大难将至。他们并不确定是何种灾难，也不确定这灾难是单单降临本地，还是会波及全世界，但他们觉得它将令他们的安全荡然无存，无论在非洲还是在葡萄牙。所以他们在伦敦、纽约和瑞士都开了银行账户。他们的想法是，一旦灾难来临，他们至少在其中一个地方还有一包备用金。科雷亚夫妇对每个人都提过那些账户。有时候他们像是头脑简单，有时候又像是在吹嘘。而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让每个人都感染上他们的灾难论，在他们的丛林朋友中间引起一场小小的恐慌，好显得他们开账户的谨慎行动富有远见，走在所有人前面。

里卡多是个军人模样的魁梧男人，花白的头发剃成军队里那种平头。他爱跟我练英语；他有很重的南非口音。这个大个子很不幸。他女儿曾经很有希望当歌星。殖民地每个听过她唱歌的人都认为她有天赋，会在欧洲成名。里卡多并不富有，但他卖了部分地产，把女儿送往里斯本接受训练。可她却在那儿跟一个来自大陆另一边的葡属非洲殖民地安哥拉的黑人同居了。女孩的歌唱生涯就此终结，她和家庭的联系，她带给父亲的骄傲和希望，也画上了句号。里卡多把他收藏的女儿所有的录音带都销毁了。有人说他逼女儿太狠，她在遇到那个非洲人之前就已经放弃唱歌了。某个星期天的午餐会上，主人开始播放那女孩唱歌的录音带。这么做（我和安娜事先已经得到通知）并不是为了伤害里卡多，而是为了赞美他和他的女儿，帮助他摆脱痛苦。那位主人新近在家里找到那盒没有标签的录音带；那是他以前录下的，都已经忘记了。而此刻，在炎热的中午时分，望着室外的明亮日光，我们大家倾听着那女孩用意大利语，接着用德语演唱。我很感动（尽管不明白唱的是什么），这样的天赋和雄心曾经出现在这里的某个人身上。里卡多没有失态。他垂着头，流着泪，微笑里包含着旧时的骄傲，而他女儿的歌声从录音机里传出来，带着多年之前的希望。

诺伦尼亚夫妇是我们中间的贵族，纯正的葡萄牙人。他身量瘦小，据说出身高贵，但我不清楚其真实程度。她有畸形或残疾——我从没听说过具体的情形，也从没想过要问——她跟我们在一起时总是坐着轮椅，由她丈夫推着。他们进入我们这个半黑半白的世界，带着极其细微的屈尊俯就的意味。他们了解这个国家，他们了解自己的处境，也了解我们的处境。有时能够感觉到，他们之所以打破规矩，只是因为那位太太身有残疾，不得不迁就她些。但其实，他们之所以加入我们的行列，是因为诺伦尼亚太太的特殊天赋。她能“通灵”。她的贵族丈夫很为妻子的这一能耐骄傲。当他们出现在某处庄园的星期日午餐会上的时候，他推着她的轮椅，瘦脸上的怒气中明显夹杂着傲气。我没有听见任何人直接说起诺伦尼亚太太的这个神通，连安娜也没有。只能凭感觉，而这种事情非常微妙，开始的几次我甚至毫无察觉。要发现这天赋的使用，得先对它有所了解。比如，某人会说：“我想明年三月份去趟里斯本。”轮椅上的诺伦尼亚太太就会欠欠身，并不特别针对任何人，温柔地说：“时机不对。九月份会更好。”她不会细说，不会解释；而我们不会再听到三月份去里斯本的事。而要是——只是为了说明——要是我那会儿不知道这位太太的天赋，贸然说“但三月份里斯本很美啊”，诺伦尼亚先生湿漉漉的眼睛里就会流露出厌恶的神色，说道：“说时机不对自然是有原因的。”他妻子则会把头转开，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我感到，她的神通，连同她的残疾和她丈夫的出身，使她成为一个暴君。她说什么都行，她想怎么轻蔑、粗鲁都行；有三四条、五六条充足的理由，没人会质疑她。我能看见她不时痛苦地抽搐，但我还是忍不住会想，也许她和她丈夫一回到家，她就会从轮椅上下来，一点事都没有。她为人求神问卜都是私下进行的，而且要价不菲；那些半黑半白的人非常多疑，参加他们的聚会有助于招徕生意。

我和安娜也在扮演着我们的角色。而且，既然没有人能真正看清自己，我相信，如果知道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一定会惊讶，甚至感到受伤，科雷亚、里卡多和诺伦尼亚夫妇也是一样。

这种庄园生活模式或许始于二十年代的战后繁荣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确立。所以它相对而言还是新鲜的，也许并没有长过一个人的一生或者成年时期。现在它持续不了多久了。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是否都（不仅仅是夸张的科雷亚夫妇）觉察到了某种本可以不予理会的令人不安的讯息：有一天我们在非洲将不得不摊牌。尽管我并不认为有人已经猜到，混凝土的世界将被脆弱的茅草旧世界彻底推翻。

有时候，我们星期天会去海滨那家简陋的周末餐厅吃午餐。那儿供应简单烹饪的新鲜海产，后来它开始做得好些了。不那么简陋了。某个星期天我们去到那儿，发现地上在铺瓷砖，黄蓝相间的阿拉伯风格图案让人赞叹。铺砖的工人是一个高大的黑白混血儿，眼神清亮。因为某些原因——也许是没有按时完成工作——那个葡萄牙老板正在大声辱骂他。面对我们和其他客人，那老板总是彬彬有礼；但转过脸去，角色改变，他的性情也随之改变，开始继续大骂那个工人。每骂一声，那个眼神清亮的男人就把头垂得更低，仿佛挨了一记敲。他在冒汗，好像不仅是因为热。他继续干着手里的细致活儿，摊开薄薄一层快干灰浆，然后把每一块漂亮的葡萄牙瓷砖按正，轻轻敲打一番。汗珠从他浅棕色的额头上滚下来，他不时如挥泪一般将汗珠从眼角边抹去。他穿着短裤，身子蹲着，大腿上的肌肉将短裤绷得紧紧的。腿上、脸上粗硬的毛发打着小卷儿，脸上还有剃须刀留下的坑洼。对于老板的叫骂，他并不回嘴，尽管他一拳就能把老板打翻。他只是干活。

后来我和安娜谈起这件事。安娜说：“那个工人是私生子。母亲大概是非洲人。父亲多半是某个葡萄牙大地主。餐厅老板也许知道。葡萄牙有钱人会把他们的混血私生子送去学习某种手艺：电工、机械工、金工、木工、瓷砖工。不过这儿的大部分瓷砖工都是从葡萄牙北部来的。”

我没再对安娜说什么。但是，每当想起那个汗流浃背的大个子，想起他挨骂时那双清亮的眼睛，烙在脸上的出身的耻辱，我就会想：“谁来救救这个人？谁来替他报仇？”

后来，这种情绪里混入了其他东西。但那幅画面却久久挥之不去。我隐约感觉到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我在非洲的第三年，受到控制的本地报纸开始透露大陆另一边发生的大事，对此我已经有所准备。

事情太大，压制不住了。起先当局可能不打算声张，可后来又改弦易辙，开始渲染恐怖气氛。某个地区起了暴乱，乡间则发生了针对葡萄牙人的大屠杀。死了两百、三百，甚至四百人，是被大砍刀砍死的。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片与这里相似的土地（尽管我知道并非如此），与这里的人相似的非洲人，他们的窝棚和村落、木薯和玉米地散落在各个大庄园之间：那里有一片接一片平整的腰果和剑麻地，见不到树木的巨大牧场仿佛新开垦的荒野，大树被伐倒或焚毁，余下乌黑的躯干，以防滋生叮咬牛群的毒蝇。井井有条，合情合理；土地变得温和。但我第一天抵达时见到的图景——总有瘦小的非洲人行走在柏油路两边——却仿佛带着威胁意味的梦境，让我觉得脚下这片土地极为遥远。此刻想来，如同预兆。

可是我们周围的非洲人却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说。他们的态度毫无变化。这一天，第二天，下一个星期，下一个月，一切照旧。有许多银行账户的科雷亚说，这种平静中蕴含着不祥；一场危险的农民起义也已经开始在这里酝酿。但是，这一年剩下的时间依旧波澜不兴地度过了，而且似乎会这样持续下去。而我们所有的预防措施——在卧室里备下枪支和短棍，其实一旦发生大规模暴动，甚或只是小范围的暴动，这些东西毫无作用——似乎都是多余的。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学会了开枪。有人谨慎地告诉我们和我们的邻居，可以去城里的警察靶场接受射击训练。守军军营里没有这样的场地，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为开战做好准备。邻居们都跃跃欲试，我却并不特别想去靶场。我从没想过要碰枪。教会学校里没有军训这种东西，我担心自己会在大人物面前出洋相——超过了我对非洲人暴动的担心。然而，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次举枪瞄准，扣动扳机，我就着了迷。对我来说，那是与自我最私密、最强烈的交流，总是要在刹那间做出正确决断，回应头脑的运转。这出乎我的意料。我觉得，那些在暗室中对着一点烛火冥想的人能够体验到的宗教的欢喜，也比不过我举枪瞄准时与自己的思维和意识如此贴近所感受到的喜悦。事物的天平瞬间改变，我迷失在某种独属于我的宇宙之中。这真让人惊讶——身在非洲的靶场，心灵却以全新的角度遥想父亲和他的祖先，那些献身于宏伟寺庙的食不果腹的婆罗门。我买了一把枪，在安娜外祖父的院子里装了靶子，随时练习。邻居们开始对我另眼相看。

政府并不着急，但情况开始变化。守备部队在扩充。新建了营房，三层楼，发亮的白色混凝土。营地或军事区在扩大，裸露的沙地上建起简易混凝土房子。一块贴满各色军队标志的板子上说我们这里将成为一支新部队的总部。小城的生活变了样。

政府很专制。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感觉如此。我们觉得政府很遥远，远在首府，远在里斯本。在这里，它没有给我们多少压力。只有在收割剑麻的季节，我才会为它操心，因为我们要向监狱申请，而他们出于体恤，会派出囚犯（有适当监管）来帮忙收割剑麻。割剑麻很危险。村里的非洲人不肯做。剑麻有点像大号的芦荟或菠萝树，或是长满芒刺的巨型绿色玫瑰，四五英尺高，没有花瓣，只有厚实的叶片。叶片底部很厚，边缘长有锐利的锯齿，手伸错方向就糟了。要抓住它们很困难，而且危险，砍下来也不容易。叶片的黑色顶端尖利有毒。剑麻地里老鼠很多；它们喜欢阴凉，又爱吃叶肉。还有吃老鼠的毒蛇，把老鼠一点一点整个儿吞下去。你有时会看到半只老鼠，头或是尾巴，挂在蛇鼓鼓囊囊的大嘴外面，还在蠕动，简直吓死人。剑麻地很可怕，按照规定（但也许只是我们这儿的习惯），收割时必须有护士带着药和治疗蛇伤的血清守在一旁。工作这样危险，而剑麻叶片仅有百分之五能制成纤维；纤维又很便宜，用来制作绳、篮、凉鞋鞋底之类的日常物品。没有那些囚犯的话，剑麻很难收割。即使在当时，剑麻也已经开始被合成纤维取代。我丝毫不关心。

多年以来，没有人挑战过我们好脾气的专制政府，因而它变得特别懒惰。统治者极为安全，因此渐渐将统治的细节视为负担，或者说，看起来是这样；他将重要的政府活动外包或者出租给一些热心、忠诚、精力充沛的人。这些人都发了财；他们越有钱，就越忠心，越能把包给他们的工作做好。因此，这种政府原则确实蕴含着一种粗糙的效率及合理性。

在部队扩充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就有这种原则在背后运作。依然风平浪静。人们不再以为会有危险。战争财年复一年地到来。我们每个人都曾染指。我们感觉得到了回报，自以为高尚。每个人都在一次次清点自己的收获。后来大家发现，我们圈子里新近赚钱最多的是科雷亚，那个总是预言灾难、危言耸听、拥有许多银行账户的狡猾家伙。科雷亚联系上了首府的某位大人物，成了一大堆听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外国科技产品在我们这个城市、这个省，甚至这个国家的代理人（尽管他仍然在经营庄园）。起先科雷亚很喜欢吹嘘自己跟大人物如何亲密，此人是真正的葡萄牙人，显然和科雷亚的代理工作大有关系。而我们则以不无忌妒的嘲讽口吻议论两人不同一般的交情。是科雷亚去拜见大人物的吗？或是大人物出于某种特殊原因，通过某个中间人（也许是首府的某个商人）选中了科雷亚？不过其中原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科雷亚赢了。他将我们远远甩在了后头。

他聊起去首府的经历（乘飞机，而不是像我们大多数人那样，坐肮脏的旧轮船）；他聊起和大人物共进午餐和晚餐，有一次晚餐甚至是在大人物家里。但过了一阵子，科雷亚对大人物提得少了。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假装那些生意点子全是他自己的；我们也不得不跟着他一起装。不过，当他历数与他有往来的外国公司，以及他进口的那些军队或城里总有一天会用到的科技产品时，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对于现代世界的了解竟然如此可怜，同时也很惊讶，科雷亚——他真正懂得的只有经营庄园——竟能轻而易举地进入这一行。

他成了我们中间的显贵。当他发现大家的忌妒已经消退，朋友和邻居们不再对他的新身份吹毛求疵时，他反而谦虚起来。某个星期天，他对我说：“威利，我做的这些事你也能做。就看你有没有胆量。跟你说了吧。你在英国待过。你了解博姿商店。我们这儿需要他们的药品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他们没有代理人。你可以做他们的代理人。你写信过去。他们要推荐信，你就给他们。你的生意就开始了。他们会很乐意的。”我说：“可是他们送货过来，我该怎么处理呢？我该怎么开始卖？我把它们放哪儿呢？”他说：“这就是问题。要做生意，你得先像个生意人。你得换个思路。你写信给博姿那样的公司，不能以为他们会只想跟你做一年半载的生意。”听他的口气，我想他和他的老板曾经认真研究过博姿的生意，但没什么成果。

又一个星期天，他说他开始考虑为某位著名的直升飞机制造商做代理人。我们惊得说不出话来，因为我们知道他不是开玩笑，这也让我们明白了他现在有多厉害。他好像非常了解直升飞机。他说这念头是突然想到的——说得好像圣人顿悟——当时他正开车去海滨。一连好几个星期，他都在说直升飞机。然后，我们在受控制的报纸上读到——要不是认识科雷亚，我们恐怕根本不会注意那篇报道——这里正在购入一批直升飞机，但不是科雷亚说到的那个制造商。之后我们再没有听到过科雷亚提起直升飞机。

科雷亚就这么发了。直升飞机的事只是一个小挫折。但他们夫妇说到钱，嘴里还是原来那些没脑子的话。他们依然认为会大难临头。他们是走运了，但这让他们比以前更忧虑，他们说他们决定不把钱花在殖民地。他们在这里仅仅买了一幢海滨别墅，离我们常去的那家餐厅不远，就在目前正迅速发展的度假区。这么做是在“投资”。这是他们的新词汇之一。他们开了一家公司，叫作“加卡投资公司”。他们向我们派发名片，就好像我们是他们的乡下穷亲戚，名片上印着的时髦的公司名称是两人名字——加辛托和卡拉——的头几个字母的组合。为了这门新生意，他们到处奔波，现在他们不再只开银行账户。他们开始考虑取得世界各地的“文件”——这让我们更加觉得望尘莫及——旅行途中，就在火车上处理事情：澳大利亚的文件、加拿大的文件、美国的文件、阿根廷和巴西的文件。某个星期天，他们——或者说是卡拉——甚至提到要移居法国。他们刚去过那里，还买了一瓶法国名酒带到午餐会上。每个人都得了半杯，每个人都抿了抿，说这酒真好，但其实酸得很。卡拉说：“法国人懂得生活。在左岸有一套公寓，在普罗旺斯有一幢小房子——应该会很不错。我一直在跟加辛托说这事。”而我们这些不准备去法国的人则抿着酸酒，就跟喝毒药似的。

就这样过了好几年——科雷亚夫妇的成功似乎永无止境，只要军队还在，城市还在发展，只要首府的那位大人物还在位——然后，危机来了。我们是从科雷亚夫妇的举动看出来的。他们每天早晨都开车一个半小时去教堂望弥撒。三小时的来回车程，一小时的弥撒，天天如此，而谁知道他们在家里还做过多少祈祷和连祷：这样的行为是任谁也没法儿保密的。加辛托·科雷亚越来越苍白消瘦。后来，我们在受控制的报纸上读到，政府采购方面的违法行为被揭露出来了。一连好几个星期，报纸任由丑闻传播，然后，和加辛托·科雷亚有关系的那位纯葡萄牙血统的大人物在当地行政会议上发表讲话。大人物说，任何与公众利益有关的事务，政府都必须保持警觉，而他将既不畏惧也不偏袒，对采购事务中的违法行为追查到底。罪行将受到惩治；殖民地的每一个人都应坚信这点。

这就是好脾气政府的另一面。我们知道科雷亚夫妇惹下大麻烦了，各大城市的银行账户，各个国家的身份文件，统统救不了他们。在这里，黑暗就是黑暗。

可怜的卡拉说：“我从来不想要这样的生活。修女会告诉你们的。我曾想去做修女。”

这时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我们讨论了好几年——为什么科雷亚夫妇会被那位大人物选中。就是为了现在这种情形，大人物需要某个人被抛进黑暗。按照殖民地的规矩，毁掉一个像他这样的葡萄牙人有违阶层秩序，很不光彩。而把一个第二等级的人扔进黑暗则毫无问题，那些半黑半白的人有教养，受尊敬，努力，深谙金钱之道，出于种种原因愿意随时听候调遣。

科雷亚夫妇在这样的折磨中度过了三四个月。他们时时梦到成为代理人之前的简单生活，不停地责备自己。我们很同情他们，但不幸也让他们变得令人生厌。加辛托仿佛成了个废人，像对付敌人那样专注于他的疾病，几乎全然不顾其他事情。后来，突然之间，危机过去了。加辛托认识的那位在首府的大人物找到了某种方法挫败了挑起整个事件的对手。报纸上不再恶语相加，采购丑闻（其实它只在报纸上存在过）也就销声匿迹了。

但加辛托的焦虑并未随之结束。他明白了权势有多么不可靠。现在他知道自己不会一直有大人物保护，而且有人会出于各种理由重新提起这桩对他不利的案子。他为此备受折磨。在某种意义上，这很奇怪，多年来我们总是听到加辛托说大难将至（有时候甚至是以极大的热情），说会发生什么大事将殖民地生活连同他的世界一扫而光。一个人能如此坦然地接受这样的念头，还喜欢以此吓唬别人，就不应该因为首府有几个人图谋报复而忧心忡忡——反正总会一了百了。但加辛托所谓会将所有人、所有事物统统带走的大变故不过是一个哲学谎言。只要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它很含糊。事实上它是一个道德概念，一种自我赦免，使人生活在殖民地同时又得以置身其外。它很抽象。而令他担心的耻辱却并不抽象。那耻辱是真实的，细节毕现。它也是个人的。那耻辱只会降临到他一个人头上，而这美好世界中的其他人则会安然无恙。

一个星期天，轮到我们招待午餐，我们就去了那家铺着黄蓝瓷砖的海滨餐厅。饭后，科雷亚提议大家去看看他的海滨别墅，也就是他的投资。安娜和我，以及另外许多人都还没去看过，他说自己也有两年没去了。我们离开餐厅，开车上了狭窄的海边柏油路——沙滩上的一条黑色硬壳，然后转入坚实的沙路，穿过翠绿欲滴的沙地灌木和热带杏树，最后重新到达海边。我们看见一间非洲人的窝棚，光滑的茅草屋顶在阳光下闪着赤褐色的光辉。我们停了车。科雷亚喊道：“阿姨！阿姨！”一个身穿非洲衣裙的黑人老太太从笔直的芦苇篱笆后面走出来。科雷亚对我们说：“她儿子有一半葡萄牙血统，负责照看这房子。”他亲切地对那个非洲老太太大声说话，做得有点过头了，也许是故意做给我们看，扮演着他的双重角色：既能和非洲人友好相处，又是体恤下人的老板。老太太看上去很尴尬，不肯配合科雷亚的表演。科雷亚问起塞巴斯提欧。塞巴斯提欧不在家。科雷亚大声说着话，朝海滨别墅走去，我们跟在他后面。

我们看到的是半个废墟。窗子破了；在咸腥的潮湿空气里，每一处的钉子都锈了，锈水流下来弄脏了褪色的油漆和发白的木头。底楼的落地窗被从铰链上卸了下来。本该是起居室的地方，一条高舷渔船一半在室内，一半在室外，支在木架子上，仿佛是泊在干船坞。

那个非洲老太太远远地站在科雷亚身后。科雷亚一言不发，只是看着。他的脸皱起来，露出奇怪的表情。他已经出离愤怒，从眼前的景象中抽身远去。他被痛苦淹没了，显得那么无助。我想：“他疯了。怎么我以前没有看出来。”在修道院长大的卡拉似乎对我刚刚看到的已经习以为常。她走到他身边，就好像我们其他人都不在场似的，对他说话的口吻是我从未听见过的，就像是在对孩子说话。她说：“我们要把这该死的地方烧掉。我这就去找煤油，然后我们回来把这些鬼东西连同那条该死的船统统烧光。”他什么也没说，由着她拉着自己的胳膊，走过阿姨的窝棚，回到车上。

几个星期之后，当我们再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似乎精疲力竭，消瘦的双颊干瘪松弛。卡拉说：“我们要去欧洲住一阵子。”

诺伦尼亚太太在轮椅里欠欠身，细声细气地说：“时机不好。”卡拉说：“我们要去看看孩子。”科雷亚夫妇大概一年之前把两个十多岁的孩子送到葡萄牙念寄宿学校。诺伦尼亚太太说：“时机对他们还好。”接着，语调丝毫未变，问道：“那个男孩怎么了？为什么病得这么厉害？”卡拉不安起来。她说：“我不知道他病了。他信里没提。”

诺伦尼亚太太没理会。她说：“有一回我出远门，没选对时机。那时候战争结束没多久。还得过很长时间，我才会坐上这轮椅，也可以说坐上这宝座。我们到南非去，去德班。那地方很美，可就是时机不对。我们到那儿才一个星期，当地就爆发了动乱。放火烧商店，还有打劫。动乱是针对印度人的，可是有一天麻烦却找上了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对那里的街道不熟。我老远看到一位金发长裙的白人太太。她对我招手，我就跑了过去。她一句话不说，带我穿过各种各样的小巷子，来到一栋大房子里，我就在那儿一直待到街上太平下来。我把那天晚上的事情讲给我朋友听。他们说：‘那位太太长什么样？’我就告诉他们了。他们又问：‘那房子什么样？’我又描述了房子的样子。有个人说：‘可是那房子二十年前就被推倒了。你见到的那位太太的确曾经住在那里，可她在房子被推倒之前就死了啊。’”诺伦尼亚太太的故事其实是在吹嘘她自己的法力，讲完之后，她把头一歪，搁在肩膀上，就像一只落在枝头准备睡觉的小鸟。同往常一样，每次她预言或是讲故事，我们最后都说不清楚话题是怎么进展到那里的。大家只得一脸凝重地沉默了好一会儿。

不管时机对不对，科雷亚夫妇到底去了欧洲，看望孩子，然后处理其他事情。他们离开了好几个月。

我认识了他们庄园的经理。我经常在城里遇见他。他是个混血儿，瘦小结实，四十多岁，说话很斯文，但有时候有点过。比如说，讲到某个和他有过节的葡萄牙人或者开店的印度人，他会说：“任凭你如何施展想象力，也不会将他称为君子。”但是和我见面次数多了之后，他说话便开始随意起来。他满肚子鬼主意，同时非常轻信，让我觉得自己被拖入了一系列针对科雷亚夫妇的小阴谋。我们去新开的咖啡馆（永远有咖啡馆开张和歇业）。我们开始熟悉酒吧。我开始熟悉这个军事小城的新风情，我很喜欢。我喜欢和那些葡萄牙士兵待在一起。有时还会遇到某位军官，絮絮叨叨地大讲有关果阿人和印度人的往事。但七八年前果阿已被印度接管，新兵大多不知道。而士兵通常都很友善。丛林里迄今为止还没有战事。据说阿尔及利亚的沙漠地区有游击队训练营，然后约旦也有了；但后来发现这些传言纯属捕风捉影：原来是里斯本和科英布拉的一些学生在假期里扮游击队玩儿。我们的军事小城依然风平浪静，客客气气。仿佛是在欧洲，在度假。至于我，则感觉重返伦敦，不同的是，现在有钱了。我待在城里的时间越来越长。

科雷亚的经理叫阿尔瓦罗。有一天他对我说：“你想不想去看看她们究竟在做些什么？”那时我们在首府的一家咖啡馆里，喝完咖啡就准备开车回家，他抬抬下巴，示意我看午后艳阳下从窗外走过的一群衣着鲜亮的非洲女人。下午看到的通常是神情呆滞的乞儿，蓬头垢面，倚着墙壁、橱窗或柱子，嘴巴缓缓地一张一合，似乎什么也看不见。甚至你给他们钱，他们似乎也不知道；而不管你给多少钱，他们都永远不会走开；你只得学会不理他们。女人们则不同。她们打扮得很华丽。我猜她们是军妓，我对阿尔瓦罗说，我很想看看她们在做什么。他说：“那我明天晚上来找你。晚上比较好，周末就更好了。你得找个借口应付安娜夫人。”

阿尔瓦罗说得容易，我发现做起来很难。十年来我从没对安娜撒过谎；没有这种机会。起先在伦敦，看不到前途的时候，我编造了一些事情，主要是关于我的家庭背景。我不知道安娜相信多少，或者在乎与否。到非洲后不久，我不再维持这些谎言；它们在我们这个半黑半白的圈子里显得毫无意义。这些年来，安娜已经看清了我的真面目。这和她一直以来所认为的并没有很大不同。而她也从未提起我先前对她编造的那些瞎话来让我感到自卑。在非洲，我们非常亲密，那种亲密显得很自然。她给了我非洲生活，她是我的保护人，我没有其他依靠。所以我觉得很难找借口骗她。因为这个，第二天我心神不宁。我开始编故事。听着像谎言。我努力编得圆满，结果又变得太复杂。我想：“我说话越来越像下人了。”接着又想：“我要像在伦敦时那样了。”真到了开口的时候，安娜却几乎没在听我不得不说的话。她说：“我希望卡拉能有个庄园可回。”就这么简单。但我知道我已经打破了某种东西，结束了某种状态——几乎毫无缘由。

阿尔瓦罗准时得要命；说不定他早就等在庄园外面的黑地里了。我以为我们要去城里，但阿尔瓦罗没有让车子驶上大路。我们慢慢地行驶在小路上，一切对我而言再平常不过，即便在黑夜中。我觉得阿尔瓦罗是在消磨时间。我们驶过棉花地，驶过开阔的灌木林，驶过黑黢黢的腰果种植园。每隔几英里就有一座村庄，我们于是放慢速度。有的村庄里有夜市，四面敞开的矮棚里摆着小摊，点着防风灯，出售火柴、散装香烟和各种小罐头。几个从不考虑将来的男女或孩童那天发现自己身无分文，便坐在路边，用纸袋罩住一截蜡烛，旁边放着各自的一小堆木薯干、辣椒或蔬菜。仿佛他们在扮家家，在玩买卖游戏。我总有这种感觉。

阿尔瓦罗说：“帅吧，哈？”我对其中一些村庄非常熟悉。这些夜市我也见过好多次。我和阿尔瓦罗出来可不是为了看这些。他说：“你想看非洲人晚上都干些什么。我不是在带你看吗？你来这里十年了。我不知道你对这里了解多少。不出几个钟头，我们开过的这些路上就会挤满寻找刺激的人。今天晚上，就在你周围，将有二三十个聚会。你知道吗？他们来这儿可不是为了跳舞，我告诉你吧。”

路虎的头灯一闪，恰好罩住我们前面一个穿吊带裙的小女孩。她站在路边，灯光下脸庞亮晶晶的，看着我们驶过。阿尔瓦罗说：“你看那女孩有多大？”我真的没想过这一点。那女孩和许多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再见到我不会认出她来。阿尔瓦罗说：“我告诉你吧。那女孩十一岁左右。她刚来过第一次月经，这就是说她已经为性做好了准备。对于这类事情，非洲人很明智。不会像外国人那样胡来，同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那姑娘，在你眼里什么也不是，但她每天晚上都跟男人干。我说的这些事，你都知道吗？”我说：“你说的这些事，我都不知道。”他说：“你知道，我们也是这么看你的。希望你别介意。”十年来，我确实没有从这个角度看过这些村庄和走在路边的非洲人。我以为那是因为缺乏好奇心，是出于残存的种姓观念。而同时也因为我不属于这个国家，没有接受过它的性训练（尽管我已经有过观察），此前也没有阿尔瓦罗这样一位向导。

最初，我并不了解荒野生活的乐趣。我曾以为那些混血儿监工同非洲人生活在一起，屈尊俯就，不会有多快乐。现在我才发现，对于有些人来说，其实生活中刺激不断。阿尔瓦罗住在一栋肮脏的四居室混凝土房子里，那房子孤零零地矗立在科雷亚庄园一处没有树木遮挡的地方，看上去一点也不舒适，不配称为“家”，可阿尔瓦罗却带着他的非洲妻儿在那儿住得很开心，他还有若干情妇、小妾以及周围村庄里逢场作戏的女人。换成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阿尔瓦罗都过不上这样的日子。那天晚上，我一开始以为阿尔瓦罗只是在小路上转悠，消磨时间。其实不是。他是在向我展示珍宝藏在哪里。他说：“瞧瞧刚才那姑娘。要是你停下来问她路，她就会把那对小乳房挺到你面前，她知道自己在干吗。”我这才明白阿尔瓦罗已经兴奋起来了，想着那个小女孩或别的女孩把乳房挺到他面前。

最后我们终于上了大路。雨后的路面布满水洼。我们没法看到很远，不得不缓缓前行。我们不时会经过一座锥岩。经过之前和之后的一小会儿，会感觉它是高悬在夜空中，标示着到城里的距离又缩短了一些。城里很热闹，但并不喧嚷。四处散布着街灯，但并不是太亮。城中心这儿那儿，荧光灯将商店橱窗化作一个闪亮的盒子，不是为了展示那些堆放得杂乱无章的劣质货，而是为了吓走小偷。微弱的蓝光仿佛在嘲弄你的目力，并不能将街上的黑暗驱开多远。白天，这儿会有一些等着有人雇他搬东西的男人整个早上或下午叉着两条腿坐在商店台阶上。而此时，在这里晃荡的则是另一种人，他们在等着看能不能弄到什么从军营那边来的新货。阿尔瓦罗说：“最好别去招惹这些家伙。你罩不住他们的。”

就像之前在庄园周围的小路上绕来绕去，这会儿他是在城里僻静的小街上转悠，还不时从路虎上下来，跟他看见的某个行人低声聊上几句。他说他是在找一个跳舞的好地方。这种地方总是在换，他说。去那里比去酒吧好。酒吧有时候会很野蛮。在酒吧里，你要对付的不仅仅是女孩，你还得对付她的保护人，而她的保护人说不定就是在街上晃荡的那些人中的一个。酒吧里也没有房间。要是你找到一个女孩，你还得带她出去，进到城里房子之间的黑巷子里，或者去城郊非洲区——也就是所谓茅草区——找处房子，而你自始至终都得看那个保护人的脸色。对士兵来说，这没什么，对庄园经理来说，可就不妙了。要是和保护人闹出什么不愉快，消息就会立刻传到庄园里，工人们就会来找你麻烦。

最后，我们到了阿尔瓦罗一直在找的那个地方。我以为那是个有“房间”的地方。他说：“这就像是老人们说的，只要你问得够勤快，就能到罗马。”我们来到小城边缘，柏油路没了，继之以土路，被雨水冲刷得沟壑纵横。夜色黑沉沉的，只有零散的几点灯光，四周一片寂静，连路虎的关门声都显得刺耳。

我们面前是一幢类似仓库的房子。屋角高悬着一个带着金属罩的灯泡，灯光昏暗，飞蛾环绕（季节的缘故）。门前的空地上停了几辆车。我们发现有几个门卫模样的人（或仅仅是看客）坐在仓库地势较低的一侧的矮墙上。其中一个人告诉我们该往哪儿走，我们于是沿着仓库和矮墙之间的一条混凝土小巷走到另一栋类似仓库的房子前面。里面传出音乐声。一扇小门开了，一个手持警棍的男人放我们进去，我们两个都塞了点钱给他。入口的走道狭窄黑暗，我们转过一个U形弯，来到大厅。蓝色灯泡照亮了一方小舞池。两对男女正在跳舞——男的是葡萄牙人，女的是非洲人——舞池另一头，墙上黑黢黢的镜子或是瓷砖映出他们模糊的身影。房间里摆满了桌子，桌上点着矮矮的灯，但看不清楚究竟有多少桌子旁边坐着人。我们没有往里走，就坐在舞池边缘的一张桌子旁边。对面几个女孩转过头来，仿佛是前一天下午我们看到的那些衣着鲜亮、招摇过市的交际花。等我的眼睛适应了微弱的灯光，才看清舞池对面的女孩很多并非内陆来的村里姑娘，而是从沿海地区过来的，祖上是阿拉伯人。两名非洲侍者和一个瘦瘦的穿运动衫的葡萄牙人——我猜是老板——在桌子中间穿梭。那葡萄牙人走到我们跟前时，我发现他已经不年轻了，一双眼睛异常沉静，仿佛他与周遭的一切全然无关。

我希望自己也能如此超然。但我并没有学过这样生活，我满怀羞耻。那些女孩都是非洲人。只能是非洲人，我想。我不知道那两名侍者是否会有点难受。那些女孩那么小，那么蠢，我想她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么做是在滥用自己的肉体，抹黑自己的人生。我的想法带着故乡的种种不幸的印记。我想起母亲，想起可怜的父亲，他几乎不懂什么是性。我也想起了你，萨洛姬妮。我想象那些女孩也可能是你，于是我的心抽紧了。

阿尔瓦罗却无精打采。他一踏进这栋黑黢黢的仓库就蔫下来。乡野中的性才会让他兴奋，每个月都有一批鲜嫩嫩的天真女孩，刚来过第一次月经，向他挺起小小的乳房。而在这个改造过的仓库里，情形完全不同。我想军队进驻之前，并没有这样一个带“房间”的地方。它对阿尔瓦罗来说也是陌生的。我想，尽管以向导自居，但他其实也是初来乍到，有点紧张，需要我的支持。

啤酒下肚，羞耻感消失。我瞧着蓝色灯光下跳舞的人们，瞧着他们模糊的身影在与墙等高的黑镜子所构成的神秘空间里晃动。我从没见过非洲人跳舞。在我过的那种庄园生活中，没有这样的机会。那些女孩一开始舞蹈，就如同受到了神的点化。动作并不夸张，有时反而很小。女孩舞蹈的时候会将一切纳入舞姿中——她和舞伴的对话，侧过脸去对朋友说的一句话，一声欢笑。这不仅是欢愉，而仿佛是某种更深沉的灵魂在舞蹈中得到了释放。每个女孩身体里都锁着这样的灵魂，无论她是美是丑，有时能够感觉到它是某种更大的东西的一部分。当然，由于我的背景，我想到非洲人时常常从政治角度出发。而在这个仓库里，我开始意识到非洲人心灵中有某种东西是我们这些局外人所不得而知的，是超越政治的。

阿尔瓦罗自嘲地扮了个鬼脸——这没有躲过我的眼睛——开始和一个女孩跳舞。起先他动作滑稽，边跳边看着自己在镜子里的模样。但很快他就严肃起来，当他回到我们桌边的时候，分明换了一个人。他的眼睛陷下去了，里面盛满欲望。他对着啤酒杯皱眉头。然后，他佯装恼怒地说道，仿佛屋子里的人都要拉住他似的：“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件事，威利。可既然我们已经来了这个鬼地方，我就要干点小营生了。”他眉头紧皱，仿佛怒不可遏，带着舞伴向隐藏在屋子另一头的黑暗中的门口走去。

本来我可以就坐在那儿，喝着啤酒，等阿尔瓦罗出来。但眼神沉静的葡萄牙人懂得怎么做生意，三四分钟之后，一个女孩得到他的暗示，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在她花里胡哨的衣饰之下，是一具瘦小的身体。在她的妆容之下——高颧骨上的胭脂，眼皮上的青色眼影——是一张年轻的脸。我看着她的“阿拉伯”面孔，不怎么激动得起来，我想知道她身上有什么东西会让阿尔瓦罗激动。她站起来，让我跟她走，我就跟着她走了。我们走到黑暗角落里的那扇小门前。混凝土走道两侧有几个小隔间。隔墙并没有伸到天花板，每一个隔间的后墙上都挂着两盏光秃秃的灯泡。我觉得，我要是仔细听，也许能听见阿尔瓦罗的声音。由于是仓库改造的，隔间显得尤为粗陋。这地方可能随时会关掉，届时老板不会有什么损失。

脱下硬邦邦的衣服，那女孩真的非常瘦小。但她很结实，小时候一定干过许多体力活。安娜不是这样的，她很瘦弱。我抚摸着女孩的乳房，小小的，仅比她身体的其他部位稍稍柔软些。阿尔瓦罗会喜欢这样的乳房；可以想象硬硬的小乳头在廉价的乡下棉布裙里挺立的样子。但这个女孩的乳头却很大很松软：她已经生过孩子了，也许不止一个。我无法对她产生欲望。即使我有欲望，所有那些旧日鬼魂也会缠住我不放：家乡的鬼魂，十一二年前的伦敦的鬼魂，苏活区的丑陋妓女，诺丁山的破房子里地板上的床垫上琼的大屁股，所有的羞耻和无能。我想，这个被我压在军队丢弃的廉价床垫上的可怜女孩不会和我发生任何关系。

迄今为止，那女孩的眼神一直是茫然的。但接下来，当我就快不行的时候，那双眼睛里却流露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神情，其中包含了命令、挑衅和需要。她的身体紧绷起来，强健的手臂和双腿挤压着我。一瞬间——就像盯着瞄准器决定扣动扳机那一瞬间——我想到：“阿尔瓦罗活着就是为了这个。”我复苏了。

事后，我和阿尔瓦罗都无精打采。快到庄园的时候，阿尔瓦罗才重新变回原来生气勃勃、善解人意的样子。大门外半圆形台阶上为我留了一盏汽灯。安娜在她外祖父的雕花大床上酣睡。大约两个钟头前，我曾经想到她，不公平地贬低她。我得先冲个澡，才能在她身边躺下。浴室里的古董器具——葡萄牙制造的热水锅炉、灵巧的喷头、饰有雕花金属撑脚的碎纹洗脸盆——依然让我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它们让我想起每一个曾经在这张雕花大床上酣睡过的人：安娜的外祖父——他抛弃了为自己生儿育女的非洲女人；安娜的母亲——她被自己的丈夫和情人先后抛弃；以及安娜的父亲——他抛弃了所有人。那天晚上，我并不觉得自己严重地或无法挽回地背叛了安娜。说实话，发生的那些事情很空洞，我并没有感受到任何欲望或真正的满足。在我脑海中萦绕不去的是那一瞬间，那女孩以命令的眼神看着我，我感觉到她瘦小身躯的张力。我想不出来自己究竟为什么会去做这些事。但我潜意识里觉得，一定有什么原因。

正如人驾车走完一段漫长、紧张或危险的路程之后停下来睡觉，头脑中仍会感到道路飞驰，当我在安娜身边躺下时，那一瞬间的画面仍在我眼前闪现。没过一个星期，它将我再次召回城郊那个改装过的仓库，召回那幽蓝的灯光、舞池和小隔间中。这一次，我没有寻找任何应付安娜的借口。

我开始对性、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一种新的看法。仿佛对自我有了新的认识。性冲动是与生俱来的，但性技巧却并非如此，也没有什么培训学校。像我这样的人只能跌跌撞撞地尽力摸索，等待着领悟的契机。我三十三岁了。至今——离开伦敦之后，伦敦的那些不值一提——我所知道的就只有和安娜在一起后获得的那些。我们刚到非洲的时候，非常有激情。或者说，是我非常有激情。也许确是真正的兴奋，有过一些豁然开朗的性爱瞬间。但十年前的那种激情，很大一部分可能并非源于肉欲或真正的渴望，而是源于我孩子般的紧张和恐惧：害怕身处非洲，害怕陷入虚无。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过那种激情。即使是在还充满激情的时期，安娜也带着几分羞怯；当我对她们家族的历史有了更多了解之后，我理解了她的羞怯。所以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很般配的。我们依偎着彼此，感觉很舒适。我们变得很亲密，没有在对方以外寻找满足，事实上也不知道还可能存在别种满足。如果没有阿尔瓦罗，我大概会继续这样的生活，在性爱和肉欲方面，不会比我那穷困潦倒的父亲强多少。

没多久，那栋仓库就关掉了；然后出现了其他地方；再然后，又是另一个地方。混凝土城市很小，商人、公务员以及住在城里的其他人都不愿这类声色场所离他们的住宅和家人太近。因此那些蓝灯泡、那些和墙等高的幽暗镜子不得不从一个临时地点转移到另一个临时地点。建任何永久性场所都是不值得的，既然这行业赖以存在的驻军随时可能调走。

一天晚上，在一群涂脂抹粉、裙衫鲜亮的姑娘中，我看见了木匠朱利奥的女儿，就是我来这儿的第一天早晨遇到的那个女孩，当时她放下扫帚，坐到旧扶手椅上，想跟我来一场彬彬有礼的谈话。之后她还告诉我：她家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当她父亲酩酊大醉或对家里人大打出手的时候，她不得不在小屋里来回踱步，积攒睡意。后来我听说这孩子学了她父亲的样，也开始酗酒，还常常往外跑。我想，就像我有阿尔瓦罗带着，她也有朋友带她来这里。

我立刻决定假装没看见她，而她看起来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因此，当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就像彼此并不相识。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她。而她，当我们事后在庄园里遇到的时候，也一个字不提，甚至连一个暗示心照不宣的手势都没有。她既没有睁大眼睛，也没有抬一抬眉毛或歪一歪嘴角。后来再想起此事，我觉得正是在这一刻，我背叛了安娜，玷污了她，就在她自己的房子里。

科雷亚夫妇走了一年。之后，有消息流传开来，大家陆陆续续听说，加辛托死了。是在伦敦的一家酒店里，睡梦中死去的。阿尔瓦罗乱了阵脚。他不知道前途在哪里。他一直是跟加辛托打交道；他感觉卡拉不喜欢他。

大约一个月之后，卡拉再次出现，拜访她认识的人家，收取同情。她一遍又一遍诉说死亡是何等突然，他们刚从几家大商店购物回来，打开的包装凌乱地堆在床边，而那床竟成了可怜的加辛托的临终之床。她原想将遗体运回殖民地，但她对城里的小墓园“感觉不对”（受诺伦尼亚太太的影响）。因此她将遗体送到葡萄牙去了，送到加辛托的纯葡萄牙血统的祖父入葬的乡村小镇。这一番忙碌让她无暇悲伤。悲伤过后才来，尤其是当她在里斯本见到一些乞丐的时候。她说：“我就想：这些人活着完全没有意义，偏偏还活着。加辛托活着有那么多事要做，却偏偏死了。”这样的不公让她无法承受。她在大街上痛哭起来，让接近她的乞丐有些不安，其中几个甚至请求她的原谅。（后来安娜对我说：“以前我一直以为，加辛托相信，一个人只要足够有钱，就不会死。或者说，只要他自己变得很有钱，他就不会死。但我只当那是个玩笑。我并不认为真是那样。”）

卡拉说，加辛托一直很在意金钱带给人们的差异，所以他才工作得这么辛苦。他曾对两个在里斯本念书的孩子说，他们绝对不能搭乘公共汽车，必须坐出租车，绝对不能让人以为他们是殖民地来的无名小卒。就在他死前几天，他还对他们重申过这番话。卡拉反反复复讲述加辛托如何关心孩子，这个顾家的好男人如何如何好；她就这样抹着眼泪，从一家庄园哭诉到另一家庄园。

对阿尔瓦罗，她却很残酷。回来三个星期后，她把他解雇了，叫他带着非洲家人一个月之内搬出他们的混凝土房子，还竭力在别的庄园主面前抹黑他的为人，让他难以找到工作。她说，他生活放荡，有一大堆非洲情妇，靠他当经理的薪水根本养不起。加辛托甚至在差点成了首府的大人物的替罪羊的时候，就嘱咐过她要提防阿尔瓦罗。她说要查账，这浑蛋吓得浑身发抖。她没有加辛托的头脑，对账目也所知甚少，但没过多久，她就看清了加辛托让她留神的花招。伪造的发票（在阿尔瓦罗手里，机器老是损坏，包括那台可靠的德国剑麻轧碎机，那是最简单的老式机器，就像一台巨大的绞肉机），虚报的真发票，当然，还有不存在的工人。科雷亚夫妇在欧洲住得越久，阿尔瓦罗就越肆无忌惮。

卡拉说的这些事，我们都有所耳闻。阿尔瓦罗喜欢以一种愚蠢的、炫耀的口气暗示自己在揩庄园的油水。他对我提过，多半也对别人提过。他以为这样让他显得很有派头，几乎就像半个庄园主。阿尔瓦罗只了解庄园生活，住在庄园宅子里是他的理想。他的葡萄牙人祖父有一座庄园，他的混血儿父亲最早就是在那里当机械工，后来成了低等监工，在一排两居室的混凝土房子里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阿尔瓦罗很小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出人头地。他精通机械，熟谙养牛和种植，知道如何跟非洲人打交道。他爬上去了。他鲜亮起来了。他为科雷亚夫妇管理庄园，有了像样的混凝土住宅和一辆路虎，变得喜欢摆阔。我认识他之后（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声），他经常送我礼物，然后他会告诉我，他送我的那些东西其实是从科雷亚那里偷来的。

不过我还是替阿尔瓦罗难过，他很想被庄园主们接受（且不管他的非洲家人），如今却饱受诘难，名誉扫地。我不知道他一家人该怎么过下去。他们已经被要求搬走，很快就要离开那座混凝土房子；而他们一时半会儿恐怕找不到类似的住处。安娜说：“他可能趁此机会把家里人忘掉。”这件事我不愿意多想，但似乎是真的。阿尔瓦罗从没对我提起过他的家人，也从没提过孩子们的名字或性情。我仅仅在路上见过他们：非洲人模样，有点像乡下孩子，从混凝土房子的小游廊上向外张望，或从屋后茅草顶的厨房里跑出来。我觉得，阿尔瓦罗要是找到新工作，多半会搬出去，在新的地方和一个新的女人、一群新的情妇开始新的生活。他也许会把这样的结果当作上天的赐福，它会让他的生活恢复平静。

我有好几个星期没见过他了。我们已经很久没一起去仓库之类的地方冶游了。后来有一天，我们在通往城里的柏油路上碰到了，他看上去无精打采，脸上流露出被解雇的屈辱和担忧。但他的口气很是不屑。他说：“我真不知道那些混账家伙以为自己是谁，威利。统统都会烟消云散。他们将会去里斯本，去巴黎，去伦敦，口口声声谈论孩子的教育。他们这是在做美梦呢。”我觉得他是在模仿已故主人的末世论调。但他当真有消息。他说：“游击队在边境那边扎营了。那边的政府支持他们。这回是货真价实的游击队，可不是闹着玩儿。一旦他们决定行动，我看不出有什么能挡得住他们。”

几个星期来，城里的驻军一直在减少，有传言说，军队正调往北部和西部的丛林深处。但报纸上几乎绝口不提。阿尔瓦罗告诉我那些消息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报纸才宣布说军队成功“扫荡”了北部和西部，直捣边境。然后军队开始回城；一切恢复原样。各处欢场重新忙碌起来。但这时候我已经和阿尔瓦罗失去了联系。

我在欢场越来越找不到欢乐，部分是因为我担心再遇到朱利奥的女儿，而主要原因却是，那种性虽然曾以其直接和野蛮让我激动，但此时已变得机械。第一年，我还在脑子里记着去那里的次数；我会一遍又一遍地计算，将外出、午餐、拜访同那些温暖隔间里或幽暗或明亮的瞬间联系在一起，为自己的那一年做了一套特殊的日历。后来渐渐地，我去那里不是出于需要，而只是为了增加次数。再后来，甚至仅仅是为了测试自己的能力。有时候我不得不逼迫自己；我希望那瞬间不要再延长，希望它尽快结束。那些女孩总是心甘情愿，随时准备展示力量与柔韧的技巧——这在一开始曾带给我全新的感觉和全新的自我认识——以及对每个人、每件事都一视同仁的温柔。而现在这感觉已经耗尽、枯竭，让我下腹干瘪，我需要休息一两天才能复原。正是在这种疲惫的状态下，我开始重新和安娜做爱，希望找回最初那种自然的亲密。可是不行。昔日的亲密不是建立在做爱之上的，而现在，她并没有责备我长久以来的冷淡，仍然像我记忆中那样羞怯。我给她的欢乐少之又少，我自己则完全没有。阿尔瓦罗曾在城里的咖啡馆问我：“你想不想去看看她们究竟在做些什么？”现在我比那时候更加烦躁，更加不满足。那时候我还没有被带入一种充满肉欲的生活，不知道自己错失了什么。

卡拉宣布说，一旦找到新经理，她就搬去葡萄牙，不再回来了。这消息让我们圈子里的人都心情沉重，一连几个星期，我们都在努力劝她改变主意，这不是因为我们在替她着想，而是替我们自己着想——一如往常有人去世的时候。我们是在忌妒，在担心。卡拉要走了，科雷亚夫妇要消失了，这仿佛预示着我们这个特殊的世界行将崩溃。这触到了我们之前不愿虑及的新恐惧，也贬低了我们目前生活的意义。即便是从不忌妒任何人的安娜也愤愤地说：“卡拉说，她要走是因为她一个人在那栋宅子里住不下去，但我恰恰知道，她不过是在做加辛托叫她做的事。”

很快新经理就找到了。此人是卡拉某位修道院学校校友的丈夫，据说——出自卡拉之口，为了让大家同情这对夫妇——生活对他们很不公平。他们不会住在经理的房子里；阿尔瓦罗和他的家人把那几间房子（以及他们加盖的茅草窝棚）搞得一团糟。他们会住在庄园宅子里。安娜说：“卡拉说是为了照顾日子艰难的朋友，其实是为了让朋友帮她维护宅子。卡拉从欧洲回来，发现宅子已经开始坍塌了。我百分之百相信，过几年等房价一涨，卡拉就会把它卖掉。”

在那宅子里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周日午餐会。大家为卡拉送行，并见到了新经理。即便我不知道他的情况，也会注意到他。他身上有一种被压抑的暴力倾向，但似乎是个有自控力的人。他四十多岁，混血儿，葡萄牙血统多于非洲血统，身材魁梧，看上去很温和。他对每个人都彬彬有礼，甚至有些过于正式，急着想给人留个好印象，但态度和举止跟谁都不一样，同大家格格不入。他的眼神很疏远，似乎和他正在做的事有点距离。他的上唇唇尖突出，下唇饱满光滑；这是沉溺肉欲者的嘴。

诺伦尼亚太太在轮椅上欠欠身，头歪向一边，以她特有的口吻说：“时机不对。决定不当。有许多不好的事在葡萄牙等着你。你的孩子们会让你伤心欲绝。”要是在两年前，这种鬼神之说会让卡拉吓得跳起来，可现在她却毫不理会；诺伦尼亚太太又说了一遍，她还是不理会。我们其他人都领会了卡拉的意思。我们不介入；我们以为曾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都是卡拉和诺伦尼亚太太之间的私事。诺伦尼亚太太似乎也意识到自己把手伸得太长了。她把头缩进衣领，起初看上去似乎恼羞成怒，随时会一挥手，让她那总是臭着一张脸的身材瘦削、出身高贵的丈夫推着轮椅扬长而去，撇下这伙半黑半白的人。但她没有。在午餐会剩下的一个半小时里，诺伦尼亚太太都在找机会和大家聊天，对许多事情表达了中立或积极的看法，最后甚至对卡拉在葡萄牙的安排显示出了兴趣。她作为预言者的角色从此动摇——虽然她之后还在我们中间待了几年。她竟如此轻而易举地被挫了锐气。这也许是因为，随着半真半假的消息从战事纷扰的边境传来，诺伦尼亚夫妇所代表的种族与社会地位已经不再像先前那样重要了。

我们一离开午餐桌，我就和格蕾萨——新经理的妻子、卡拉的修道院学校校友——打了个照面。我首先注意到她那双浅色的眼睛：不安分的眼睛，它们让我再次想起她的丈夫。接着，我注意到——仅仅是一瞬间的想法——那双眼睛看着我时流露出的神情和别的任何女人都不一样。在那一瞬间，我十分确定，我在那双眼睛里不是安娜的丈夫，不是种族与众不同的人，而是一个在欢场的温暖隔间里流连忘返的男人。性以各种方式走近我们，改变我们；而我最后发现，我们会把各自的体验的性质写在脸上。这瞬间不过一秒钟。解读女人的眼神，这也许只是臆想，但对我来说却是个关于女人的新发现，为我的情欲教育增添了一笔。

两个星期之后，我再次遇到她。那是城里的一次爱国活动，以大广场上为某位将军举行的阅兵礼为开端。气氛很奇怪，隆重，盛大，但同时没有人当真。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这支花费重金集结于此的军队再也不愿在非洲作战，他们更关心家乡的状况。将军曾经制定大规模扫荡边境的战略，一度受到赞扬，而现在（听说为时已晚）却又有人说，更好的战略应该是将军队沿边境上的重要防御点作链状部署，每个点都布下重兵，可同其他防御部队在任何指定地点集结。不过在那个星期六上午，城里的驻军仍然一切正常。旗帜在招展，有人在演讲，乐队在演奏，队列在前进。所有人，孩子和老人，葡萄牙人、非洲人和半黑半白世界的人，商人、闲汉和乞儿，都在站着看热闹，军装、佩剑、仪仗，以及音乐、行进、嘹亮的口令和复杂的队形变化令他们无比激动。

城里那栋不大的总督宅邸因这个活动而开放，阅兵礼之后在那里举行了欢迎将军的仪式。总督宅邸是城里最古老的建筑，在整个殖民地的老建筑里也是数一数二的。有人说它有二百五十年的历史，但没人说得出确切年份。整栋房子用石头砌成，两层，方正朴素，外观看起来毫不起眼。也许曾经是总督的宅邸或行辕，但现在没有人住。它既是博物馆，也是历史遗迹，底层每周对公众开放一天。我去过两三次，从没在那里见过第二个人，那儿也没有多少东西可看。一艘已经褪色但还较新的划艇，据说像是达·迦马登陆时所驾驶的那艘。各式旧船锚，有些很小，高得出人意料的木船舵是用厚木板拼接而成的，显示出木匠运用粗重工具、绞车和旧绳子的技能。航海历史的遗迹，如同家里被遗忘的废旧物品，没有人想要扔掉，但也没有人能够辨认，能真正理解和尊重。

楼上则不同。以前我从没有上去过。那是一个幽暗的大房间。宽阔的地板条因为年深日久而显得黝黑润泽。厚重的墙壁上嵌着百叶窗，使海面与天空的光亮显得柔和了些。漆成黑色的天花板有些褪色，能够看见上面有一些斑驳破碎的装饰。房间里挂满历任总督的肖像，尺寸相同，笔法相同——简单的轮廓，平淡的色彩，各位总督的姓名都用仿古字体写在画像顶端——说明是某个政府文化部门不久之前统一筹划制作的。也许是因为筹划得周到，效果还不错，看上去挺气派。但房间里真正高贵的东西是家具。用料是黑檀木或别的什么黑色木头，精雕细刻，每块木头似乎都是先镂空再两面雕琢过的。这些家具不是供人坐的，而是供人看的，木头成了蕾丝，总督的家具是其权势的象征。据说这些家具和房子一样古老，据站在我身边的一位葡萄牙官员说，它们来自葡属的印度果阿。这些毫无意义的雕花就是在那里完成的。

没想到家乡竟然近在眼前。我努力让自己回到两百五十年前总督宅邸刚建好的年代，努力在那难以想象的时间轴上找到某个立足点。那时候，天空永远晴朗；除了下雨的时候，海面永远碧蓝透明，模样古怪的小舟缓缓靠近，抛锚停泊，随波摇荡；这个小城还没有多少居民，仅仅是海岸线上的一个落脚处，没有路通向内陆的锥形巨岩，当地人还没有受到外来影响——当然并非完全如此：纠纷时有发生，人们不得不去请巫师。我就这样想象着，然后非洲大陆不见了，印度和果阿浮现，我看见一幅残酷的画面：工匠的双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忙碌，为这里的总督雕刻华丽的长椅和座椅。这仿佛是一种回顾我们历史的全新视角。两百五十年：在伦敦的某些地方，这段时间尚能触及，并能不无浪漫地再现；在印度，在我们城里宏伟寺庙的阴影下，也可以；但在这里，在总督的宅邸里，历史是那么遥远，一切都那么遥远，这样的回顾显得可怕。

房间里大约有一百多个人。多数是葡萄牙人，我很怀疑他们中有谁会有我这些念头。非洲正在向他们关上大门，我认为他们不会质疑这一点，尽管有人在演讲，仪式还在进行。但他们都很自在，享受着这一刻，在这栋老房子里谈笑，仿佛事不关己，仿佛懂得如何与历史相处。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羡慕葡萄牙人。我希望我也能这样泰然地面对过去；但当然，我们的起点截然相反。

而我自始至终都在想格蕾萨——卡拉在修道院学校的校友，新经理的妻子。我在楼上待了一会儿，才看见她。我没有在广场的阅兵礼上见到她和她丈夫，也没有在这里找她。没有找她却见到了她，在我看来，这是一份很大的运气，是某种礼物。但我不愿强求什么。除了卡拉说的那些，我对她毫无所知，而且我极有可能误解了她的眼神。我想，为了安全起见，最好是看看我们会不会意外地走到一起。意外慢慢发生了。我们在一张果阿沙发椅和一幅葡萄牙总督肖像前遇到了，她一个人，我也一个人。从她的眼睛里，我再次看见了先前看见的一切。我欲火中烧。不是在伦敦时那种愚蠢、莽撞、隐秘的欲望，而是出于知识和经验、真正围绕着对方的欲望。与此同时，我仍然很腼腆。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她的眼神那么暧昧。

我说：“我想见你。”她说：“和我丈夫一起？”可怜的家伙就这样立刻被甩到一边。我说：“你知道这问题很傻。”她说：“你什么时候想见我？”我说：“明天，今天。随便哪一天。”她故意顺着我的话的字面意思说道：“今天这里有个午餐会。明天是我们的星期天午餐会。”我说：“我想星期一见你。你丈夫要去城里，和政府的人谈腰果和棉花的价钱。让他带你来我们家。顺路。我们简单吃点午饭，然后我开车送你回家。我们可以停在德国城堡。”她说：“以前在修道院念书的时候，我们偶尔会去那里郊游。非洲人说那里闹鬼，就是造城堡的德国人。”

星期一午餐后，我没有跟安娜讲任何借口。我找不出来，如果她不同意，我也准备好面对最坏的结果了。我只是说：“我送格蕾萨回去。”安娜对格蕾萨说：“我很高兴你们安顿下来了。”

德国城堡是一处荒废的庄园宅子。这些年来，我从庄园主圈子里的各种流言中得知，那是一个幽会的地方。而我能选的也只有那里。在平原上飞驰一个钟头，远远看去，锥形巨岩连成了一道低矮的蓝色山脉。平原上的沙土还算肥沃，放眼望去十分空旷，几处村落掩映在黄沙绿树之间。城堡坐落在一处山坡上，很远就能看见。那是一栋宏伟奢华的庄园宅邸，阔大高耸，房前的游廊两侧各有一座圆形混凝土塔楼。正是因为这两座塔楼，这房子才被称作城堡。在这片荒野上建造这种规模的宅子，当年的主人一定以为自己将长生不死，不然就是误读了历史，自以为给子孙留下了难以估量的财富。这里的人对任何事情都不会精确地记录日期；没有人说得清德国城堡是什么时候建造的。有人说是二十年代，建造者是一个德国移民，一九一四年大战结束后从当时的德属东非来到比较友好的葡萄牙殖民地。也有人说它建于三十年代末，有个德国人为逃避大萧条及之后的战争从国内跑了出来，希望在这里建一座自给自足的庄园。但死神降临，历史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行，在我来到这里之前很久——还是没有人说得准时间——城堡就已被废弃。

我驾驶着路虎，尽量往花园深处开去。这座前院大花园中原本遍布筑有混凝土围栏的花坛，如今荒芜破败，沙土地上散布着一簇簇顽强的杂草，其间点缀着几株长长的百日草，紫色的九重葛恣意蔓延。宽大光滑的混凝土台阶依然完好，通向游廊。两侧的塔楼上都有孔洞，似乎是为抵御外敌而建。高高的房门虚掩着，能看见里面幽暗宽敞的客厅。地板上落了一层沙砾，有些是风吹进来的，有些颗粒大的或许是鸟筑巢时落下的。房子里有一种奇怪的鱼腥味，我以为那是房子腐朽的气味。我带了一块军用橡胶垫。我把垫子铺在游廊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就躺了下来。

车子驶了这么久，我们都绷紧了。格蕾萨和我如鱼得水。对我来说，这一切是全新的。我以前所知道的——在伦敦时的偷偷摸摸，可怕的乡下妓女；这儿欢场里收钱的黑人女孩，她们让我满足了这么久，几乎有一年时间我都心存感激；以及可怜的安娜，在我心中，她依然是那个容易相信人的女孩，坐在我大学宿舍的沙发上，允许我吻她，如今依然那么温柔慷慨——都在接下来的半个钟头内烟消云散，我想，多可怕啊，我差一点到死都不知道（这极其可能）竟存在如此深切的满足，而我体内竟有另一个我。无论要付出何种代价，后果如何，这都是值得的。

我听见有人叫喊。起先我不敢肯定，后来我听出是一个男人在花园里大叫。我穿上衬衫，站在游廊的矮墙后面。是一个非洲人，永远在路边行走的非洲人，他站在花园另一头，好像不敢踏进这宅子。他一看见我就一边打手势一边高喊：“城堡里有眼镜蛇，有毒。”难怪我们一直闻到鱼腥味：原来是蛇的气味。

我们穿上汗湿的衣服，走下宽阔庄严的台阶，穿过破败的花园里的荒草，生怕会遇到在几英尺开外就能叫人失明的毒蛇。我们在路虎里穿戴整齐，默不作声地继续上路。过了一会儿，我对格蕾萨说：“我开车的时候一直在闻你在我身上留下的气味。”我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可这话听起来再自然不过。她说：“我也能闻到你的气味。”我喜欢她的回答。我把右手搁在她的大腿上，不再挪开，心里悲哀地想起——这次不再感到羞耻——我可怜的父母，他们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时刻。

之后，我的生活安排便都以和格蕾萨会面为中心，我不在乎有没有人看出来。我心里的某一部分为自己感到惊讶，惊讶我竟变成了这样一个人。我回想起大约二十五年前在家乡的静修处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时候我大概十岁。城里有个商人来找我父亲。这商人很有钱，常赞助宗教慈善事业，但人们都疏远他，因为据说他私生活荒淫无耻。我不明白那个词是什么意思，但它——加上母亲的叔叔所宣扬的革命思想——让我觉得这个人连同他的财富都是肮脏的。那商人一定是遇到了某种人生危机，作为一个虔诚的人，他来到我父亲那里寻求建议和安慰。一番致意和寒暄之后，商人说：“师父，我情况很糟。”说完便停住了。我父亲等着。商人又说：“师父，我就像是十车王。”十车王是个神圣的名字；他是古代憍萨罗国的王，英雄罗摩的父亲。商人微微一笑，为刚才那句话而高兴，因为自己的故事因此增添了些许虔诚的色彩，于是感到轻松了些。可我父亲却一点也不高兴。他严厉地问道：“你怎么像十车王了？”商人本该听出父亲的口气，可他仍旧面带微笑，答道：“也许我并不十分像十车王。他有三个妻子。而我有两个。而这，师父，就是我的麻烦的根源……”我父亲不让他再说下去。父亲说：“你竟敢自比神明？十车王是高贵的人。他的统治公正无私，天下无双。他晚年过的是牺牲生活。你怎敢把你以及你那龌龊的淫欲和这样一位人物相提并论？要不是我崇尚和平，我早已挥鞭子把你赶出门了。”这件事增加了我父亲的声望，而我们这些小孩子后来得知这个商人的无耻行径，也都像父亲一样震惊。有两个妻子、两个家庭是违背自然的。与两个人相约，有两份感情，那永远是错误的。这会让任何一个人蒙羞，这会让任何一个人站在流沙上。

那就是我十岁时对这种事情的看法。而如今，我每天不知羞耻地面对安娜，无论何时遇见路易斯，格蕾萨的丈夫，我都真诚地拿他当朋友，因为我对格蕾萨的爱心怀感激。

很快我就发现他是个酒鬼；初次见面时我觉得他在控制自己的暴力倾向，这个印象就跟他这种痛苦有关。格蕾萨告诉我说，他从早喝到晚，好像为了活下去得时刻补充能量。他每次都只喝一点点，其他人很难发现，迅速灌一两口朗姆酒或威士忌，从来不多喝；他从来不会显出醉态，也不会失控。其实，有旁人在场的时候，这样喝酒使他显得近乎节制。格蕾萨的婚姻生活完全被她丈夫的酗酒所主宰。他们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从一座庄园搬到另一座庄园，换了一份又一份工作。

她认为她嫁错人要怪修女。在修道院学校读到某个阶段，她们就开始劝她当修女。她们专找穷人家的女孩，格蕾萨家很穷。她母亲是个混血儿，没有产业；她父亲是二等葡萄牙人，在殖民地出生，是个小公务员。格蕾萨能进修道院念书全靠一笔宗教善款的资助，这时候她觉得修女们是在要求回报。她在她们面前很腼腆；她无论在家还是在学校都一直是个听话的孩子。她没有拒绝，她不想显得忘恩负义。她们一连好几个月努力说服她。她们赞美她。她们说：“格蕾萨，你不是普通人。你有非凡的品格。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来支持教会。”她们吓唬她，放假回家的时候，她比以前更加不开心了。

她家有一小块地，大概两英亩，种了些花草果树，养了些鸡和家畜。格蕾萨爱那些东西。那是她从小就看惯了的。她爱看母鸡耐心地孵蛋，黄绒球般的小鸡破壳而出，啾啾叫着，一整窝都能躲进咯咯啼叫的凶狠的母鸡的翅膀下，它们跟着母鸡到处跑，几个星期之内就会渐渐长大，各有各的羽色，各有各的脾性。她爱带着几只猫咪在田野里散步，看着它们因为快乐而非恐惧东奔西窜。一想到要把这些小生命——这些猫啊鸡啊——关起来，她就感到异常痛苦。如今想到要把它们统统丢下，把自己锁起来，她更是无法忍受。她害怕修女会暗地里去找她母亲，她母亲非常虔诚顺从，恐怕会把她交给她们。正是在这个时候，她决定嫁给邻居的儿子路易斯。她母亲看出了她的恐惧，便同意了。

他追求她已经有好一阵子，而且他很英俊。她十六岁，他二十一岁。他们门当户对。她和他在一起比和修道院的同学在一起自在，她的同学大多家境不错。他在当地一家经营轿车、卡车和农业机械的公司里当机械工，说是想要自己做老板。他已经开始酗酒，但当时还只是为了赶时髦，算是奋发向上的表现之一。

婚后，他们搬到首府。他认为留在当地没有前途，他不可能自立门户。当地的有钱人控制了一切，不允许穷人活下去。到首府之后，他们在路易斯的一个亲戚家住了一阵子。路易斯在铁路上找到一份机械工的活儿，然后分到一套和他职位相当的房子。小小的三居室，一排宿舍中的一套，建造时只考虑到要配合那一长排的形式，而没有考虑过气候。房子朝西，每天下午都跟烤箱似的，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才会凉下来。天天住在那里真是煎熬；每个人都绷紧了神经。格蕾萨的两个孩子都是那时候出生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不久，她的脑子出了点问题，有一天她发现自己走到了首府她不认识的某个地方。大约与此同时，路易斯因为酗酒被解雇。他们开始流浪。路易斯的机械手艺让他们可以维持下去，有时候还能过得不错。他能够让人产生好感。他接受了庄园的工作，很快就当上了经理。他就是这样，起步好，上手快。但无论哪一份工作，他最终都会丧失决心，头脑变得糊涂，然后就是危机，就是崩溃。

和路易斯在一起生活让她感到疲惫，同样让她感到疲惫的是，她从一开始就不得不为他说谎，替他掩盖酗酒的恶习。她变了一个人。一天下午，她带着孩子郊游回来，发现他在和一个非洲园丁喝自制的香蕉酒。那人是个老酒鬼。孩子们吓坏了。格蕾萨对他们说过喝酒有多可怕。这时候她不得不赶紧想出另外一番话来。她告诉他们：爸爸做得没错；时代不同了，如今在非洲，庄园经理和园丁一起喝点酒是社交的需要。后来她发现孩子们也开始说谎。他们是跟她学的。这就是她把他们送进寄宿学校的原因，尽管她自己在修道院过得很不开心。

多年以来，她一直梦想着回到她度过童年的乡下，家里的两英亩地里那些简单的东西，鸡群家畜，花草果树，曾在假期里给她带来许多快乐。现在她终于回来了，作为经理的妻子，住在一栋摆放着殖民地古董家具的庄园大宅里。但那气派是假的，生活仍然像从前一样不确定。仿佛过去的惶恐和压力一直伴随着她，仿佛她的一生在很久以前就已注定。

这些事是格蕾萨在几个月里陆陆续续告诉我的。她曾有过好几个情人。她并没有把他们归入人生的主线。他们都在主线之外，可以说，在她的记忆中，性和生活的其他部分似乎是分离的。我从她粗略的叙述中发现她在我之前还有其他人，通常是他们夫妇俩共同的朋友，有一个还是路易斯的雇主，和我一样从她的眼神里察觉到她的需求。所有这些情人都让我忌妒。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忌妒过谁。想到所有这些人都曾看出她的弱点，施展他们的攻势，我记起了珀西·卡托在伦敦时说过的一些话，同时第一次亲身领教了什么是性的狂野。

现在我和格蕾萨深深陷入了这狂野之中。没和她在一起时，脑海中会浮现她的性爱画面。在她的引导下——因为她更有经验——我们做爱的方式起先令我惊诧、担忧，最后则是喜悦。格蕾萨会说：“修女们可不会赞成这样。”或者会说：“我想，如果我明天去告解，我就得说：‘神父，我不稳重了。’”很难忘记她教授的一切，放弃她开启的新体验；不可能再回到以前那种简单的性爱了。一如既往，在这种时候，我又一次想起父亲的欲望是多么贫乏。

时光流逝。甚至在两年之后，我依然陷于这样的爱欲中无法自拔。而与此同时，我心里隐隐感到生活的空洞，开始崇敬宗教对于纵欲的禁绝。

一天，安娜问我：“大家都在说你和格蕾萨的事。你知道，对不对？”

我说：“是有这事。”

她说：“威利，你不能这样对我说话。”

我说：“我希望我们做爱时你在旁边。那样你就会懂了。”

“你不应该这样，威利。我以为你至少会有点分寸。”

我说：“我这样说是把你当朋友，安娜。我没有其他人可以谈。”

她说：“我看你是疯了。”

后来我想她说得也许没错。我那样说是出于性的疯狂。

第二天，她说：“你知道格蕾萨这人很简单，对吗？”

我不明白她指什么。她是说格蕾萨很穷，没有社会地位，还是说格蕾萨头脑简单？

她说：“她很简单。你懂我的意思。”

过了一会儿，她回来对我说：“我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你知道吗？”

“你从来没提起过。”

“我想带你去看看他。你要是愿意，我就去安排。我希望你对于我在这里不得不接受的事情——以及为什么我遇见你的时候会觉得你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有所了解。”

我非常同情她，也担心会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到惩罚，于是同意去看看她那个同父异母的兄弟。

他住在城郊的非洲城。

安娜说：“你一定要记住，他这人非常易怒。他不会对你大吼大叫来表达怒气。他会炫耀。他会设法让你知道，他根本不在乎你，他靠自己过得很好。”

军队到来之后，非洲城扩展了许多。现在那里看起来是一片相互连接的村落，原先的野草藤蔓已被瓦楞铁皮和混凝土所代替，远远望去，显得宽广低矮，平整得很不自然。最边上丛生的树木标示了过去的棚屋区的所在，当地人称其为“藤城”。安娜的兄弟就住在那里。车子很难开。狭窄的街巷弯来弯去，不时会看见一个头顶水罐的男孩。正是旱季，泥路上积了几英寸厚的红色尘土；那尘土在我们车后翻腾，随后如烟雾般将我们包围。污水从几处院落里流出，消失在尘土中，死水坑随处可见。一些院落围着瓦楞铁皮或藤条矮墙。到处有枝繁叶绿的高大的芒果树和细瘦的番木瓜树从尘土中探出头来，许多院落里还种着玉米、木薯和甘蔗，几乎就像在村子里一样。有些院落成了作坊，制作混凝土砖或家具，堆放旧轮胎或修理轿车和卡车。安娜的兄弟是个机械工，他家隔壁就是他的修理厂大院。院子里停满废旧轿车和小巴，看起来十分忙碌，有三四个工人，都穿着油腻腻的短裤和背心。地上被机油染得墨黑。

他的房子比非洲城里大多数房子都好。四周没有矮墙，紧挨着街巷。矮矮的混凝土建筑，用黄绿两色油漆细细漆过。门在侧面。一位老态龙钟的黑人——也许是仆人，也许是远房亲戚——把我们让了进去。院子两边的主屋前面修了一条宽阔的游廊。另外两边是几栋独立的房子，给仆人或客人住的，也可能是厨房。所有这些房子之间都有高出尘土六英寸的混凝土小径连接——尘土在雨后会变成泥浆。有人从厨房和仆人房里看我们。直到我们被仆人带到主屋外的游廊上，主人才终于出现。

他很黑，中等个头。他根本不看我或者安娜。他光着两只脚，穿着背心和一条极短极破的短裤。他同安娜说话的时候眼睛并不看着她，用的是一种混杂的当地方言，我听不太懂。安娜用同样的方言回答。他显得漫不经心，脚跟拖过混凝土地面，把我们领进客厅。一台收音机正高声唱着；它是客厅里最重要的家具之一。窗户紧闭，房间里光线昏暗，非常闷热。我想他是提过开空调，安娜则同样礼貌地回答说不用麻烦了。房间里塞满客厅按例应有的家具：一套软垫沙发椅（覆着闪亮的合成纤维），一张餐桌外加全套餐椅（没有磨光，看上去很粗糙，大概来自巷子里的某间家具作坊）。空间不够；所有东西都挤在一起。自始至终都是他在说话，向她展示他拥有的一切，只是眼睛并不看着她，而安娜自始至终都在称赞他。他请我们在软垫沙发椅上坐下。安娜说我们还是喜欢坐在外面，以回应他的客套。于是他关了收音机，带着我们回到宽阔的游廊上，那儿摆着日常的桌椅。

他喊了一声，一个矮小的白种女人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她长着一张圆脸，面无表情，已经不年轻了。他把她介绍给安娜，按我的理解，那是他太太。安娜对她很和气。那白种女人——她真是矮小，比她身后镶了镜子的雕花橱柜高不了多少——问我们要喝点什么。厨房里立刻传来大声说话的声音。男主人坐在矮扶手椅上。他用脚把一张凳子钩到近前，把双脚搁在上面，双膝分开，他的破短裤几乎滑到了大腿根。院子、厨房和仆人房里的人一直在盯着我们看，但他还是不看我和安娜。这时候我才发现，虽然他肤色很黑，眼睛却是浅色的。他慢慢摸着大腿内侧，好像在爱抚自己。安娜事先告诉过我他很无礼，不然我会觉得很难忍受。后来我才发现，除了妻子和雕花橱柜，游廊里还放着他的一样宝贝：就在他椅子旁边铺着油布的桌子上搁着一个绿色的大瓶子，瓶子里有一条活蛇。

蛇绿莹莹的。男主人戏弄它，它便暴怒起来，尽管被封在狭窄的瓶子里，却仍恶狠狠地张开大口，猛击瓶壁，瓶壁上已经沾满了它喷出的黏液。我对蛇的反应让那男人很高兴。他开始用葡萄牙语对我说话。他看了我一眼，这还是头一次。他说：“这是一条会喷毒液的眼镜蛇。它可以在十五英尺之外让你双目失明。它会瞄准闪亮的东西。比如你的手表、眼镜或是眼睛。要是你没有立刻用糖和水清洗，麻烦可就大了。”

回家的路上，我对安娜说：“真可怕。你事先告诉过我他会炫耀。那我倒不在乎。可那条蛇……我真想把那瓶子砸了。”

她说：“这就是我的亲人。时时刻刻都得想着有他这么个人。我不得不忍受。我希望你见见他。你也可以不去理他。”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我不想和她吵。她对她的兄弟一直非常周到，即便是情况恶劣的时候。昔日的爱情和尊重再次涌上我心头。昔日的爱情：它依然存在，在这样的时候甚至更加浓厚，但如今它属于另一种生活，或者说属于我生命中已经过去的那一部分。我已经不睡在她外祖父的雕花大床上；但我们依旧和睦地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常常一桌吃饭，也有许多话题可聊。她没有再责备我。有时候聊着聊着，她会突然停下来，说：“可我不应该这样对你说话。”但没过多久，我们又照旧聊起来。对于庄园里的人和事务，我依然信任她。

后来有消息说卡拉·科雷亚要出售庄园，我一点都不惊讶。安娜一直说卡拉早晚会这么做；尽管嘴里说是照顾老同学，但她让路易斯和格蕾萨住在庄园大宅里，只是为了在出售前维护好那宅子。买家是葡萄牙的一家大房产公司，卡拉卖了个最高价。庄园价格曾因北部和西部闹游击队而持续下跌，但新近又疯了一般上涨，因为里斯本的某位权贵放话说政府和游击队即将达成协议。

于是路易斯和格蕾萨不得不再次搬家。房产公司买下这栋庄园宅子是为了方便他们的董事在“巡察”时使用（这家公司显然认为殖民地的秩序和生活方式将在战争结束后继续）。但路易斯和格蕾萨并非一点好处没有。房产公司要路易斯留任经理。他们将在一块两英亩的土地上为他新建一栋房子，路易斯可以在若干年后以优惠的价格买下来。在新房子竣工之前，路易斯和格蕾萨还能继续住在庄园宅子里。这是卡拉和房产公司的交易条件之一。所以安娜说得有对有错。卡拉是小小利用了路易斯和格蕾萨为她的房产增值，但她并没有忘记老同学。格蕾萨非常高兴。她自从出嫁后就没有拥有过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是她多年以来的梦想：房子、花园、果树、动物。她原以为这梦想永远不可能实现，没想到却在兜了一大圈后成真了。

交易结束没多久，做事向来大手笔的房产公司就从首府派了一名建筑师来为格蕾萨造房子。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这么走运。建筑师！而且是葡萄牙人！他暂住在庄园宅子的一间客房里。他叫古维亚，不拘小节，一副大城市来的人的派头，衣着时髦，让我们这儿的每个人都显得很过时。他穿着非常紧身的牛仔裤，看起来有分量没力量；但我们没想要批评他。他三十多岁，庄园圈子里人人都想巴结他。他开始参加我们的周日午餐会。我们以为，既然他是葡萄牙人，又供职于那种购买老庄园、认为旧时代会继续的房产公司，他应该会说一些反对游击队的话。但恰恰相反，他津津有味地说什么腥风血雨即将来临，几乎跟当年加辛托·科雷亚的口气一模一样。我们于是认定他是一个假装黑人的白人。这种人我们刚刚开始在殖民地见到：花花公子模样，有钱，纯种葡萄牙人，就像古维亚这样，事实上，一旦麻烦当真临头，他们可以立刻逃走或保住自己。

过了一个多星期，有传言说古维亚和首府的一个非洲女人有染。和往常一样，每当有新人物出现，就会有人做调查，没过几天，我们开始听到一些有关那女人的事情。有一个说法是，她曾和古维亚一起去过葡萄牙，但不肯做任何家务，因为她不愿意被葡萄牙人当作仆人。还有一些说法是关于她在首府的仆人。其中一个说那些仆人总是跟她顶嘴，因为她是非洲人，他们瞧不起她。还有一个说，有人问她为什么对仆人那么苛刻，她回答说，她自己就是非洲人，知道该怎么对付非洲人。这些事听起来像是编造的，毫无新意，也没有人信以为真或从中得到安慰，但还是在传。接下来，首府的这个女人过来和古维亚同住了几天，他带她参加我们的午餐会。她看起来再平凡不过，面无表情，沉默寡言，总像是在揣摩别人，就是一个被送进城的村妇。没多久，我们发现她怀孕了，于是我们大家都变成了老鼠。后来有人说：“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吗？他是想讨好游击队。他以为找了个非洲女人，游击队来了就不会杀他。”

我们，我和格蕾萨，在正在建的房子里做爱。她说：“我们要把每一个房间都先用过。”我们真那么做了。我们带走了新刨的木头、木屑和未干的混凝土的气味。但其他人也会好奇地来看新房子。一天，我们听见有人说话，便从砌了一半的墙后面往外看，看见几个孩子，似懂非懂的样子，惊慌地盯着我们。格蕾萨说：“这下子我们没有秘密了。”

有一天我们遇到了古维亚。从他那双黑亮的眼睛里，我看出他已经猜到我们来这里的目的了。他用炫耀的口气解释了他想要如何建造格蕾萨的房子。然后他说：“但我想住德国城堡。房子都有自己的命运，德国城堡的命运就是：它将归我所有。我会将它整修得美轮美奂，一旦发生革命，我就搬到那里去。”我想起那城堡、那里的风景、那个德国人的故事，还有那些蛇。他接着说：“别害怕，威利。我只是在引用《日瓦戈医生》。”

一天傍晚，灯光还在乱跳，安娜跑进我房间。她很惊慌。她穿着短睡裙，更显得瘦弱。

她说：“威利，太可怕了，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我床上有大便。我刚才发现的。是朱利奥的女儿干的。快来帮我收拾床单。我们得把那些东西全烧了。”

我说：“去冲个澡。我来烧床单。”

我把那一大堆东西拿到花园里没长草木的地方，浇上汽油，点燃一根火柴，远远扔过去。火焰蹿起来，我看着那些东西慢慢燃尽。发电机在轰鸣，房子里的灯光忽明忽暗。

那个夜晚很糟糕。安娜走进我房间，刚冲过澡，全身湿漉漉的，不停地颤抖。我抱着她。她任由我抱着，我又一次想起在伦敦的大学宿舍里，她也是这样任由我亲吻。我还想起朱利奥的女儿，那个曾试图和我礼貌交谈、曾偷过我的护照和文件的小姑娘，那个曾和我在欢场相遇但互不相认的女孩。

安娜说：“我不知道那是她扔在床上的，还是蹲在床上干的。”

我说：“别想那些了。你只要明天早上赶她走就好了。”

她说：“我要你明天早上待在我身边。不用出面，待在近旁就好。我怕她动手。”

第二天早上，安娜恢复了镇定。朱利奥的女儿来了，安娜说：“那样做太可恶了。你一出生就在这里。你这个人太可恶。我本该让你父亲抽你一顿。但现在我只要你立刻走。给你半个钟头收拾。”

朱利奥的女儿用她在欢场里学到的粗鲁口吻说道：“可恶的人不是我。你知道谁才可恶。”

安娜说：“滚出去，不要回来了。给你半个钟头。”

朱利奥的女儿说：“我要不要回来由不得你。有一天我会回来的，比你想得要快。到那时候我可不会住用人房。”

我一直站在浴室虚掩的门后。我觉得朱利奥的女儿知道我在。我想——我整个晚上都在想：“安娜，我都对你做了些什么啊？”

那个星期的周日午餐会上，有一个从北部传教基地回来的传教士。他说：“这里的人，还有首府的人，都完全不了解丛林里的战事。这里的生活还和以前一样。可是北方整片整片的地区都已经在游击队的控制之下了。他们有学校和医院，他们在武装和训练农民。”古维亚开玩笑似的说：“那你以为我们什么时候会在闷热的夜里听见炮声？”传教士答道：“游击队可能已经在你们周围了。他们从不像你们说的那样攻打有人居住的地区。他们会派没有武装的人来。那些人看上去就跟普通非洲人一样。他们散布革命言论。他们让民众准备就绪。”我想起了来这儿的第一天看到的非洲人在路边行走的画面，又想起了后来看到的庄园和混凝土大宅被非洲人的海洋所包围的画面。古维亚说：“你是说现在我就有可能在路上被抓走？”传教士说：“很有可能。他们就在我们周围。”古维亚说，这回他的玩笑有些勉强了：“我看我应该趁着机场还没关闭赶紧离开这里。”

诺伦尼亚太太以她的预言腔调说道：“储存布。我们必须储存布。”有人问：“为什么？”卡拉·科雷亚之后，还没有人用这种口吻跟诺伦尼亚太太说过话。诺伦尼亚太太说：“现在我们就像沙漠中的以色列人。”有人说：“我从没听说过以色列人储存布。”可怜的诺伦尼亚太太的神秘信用消失殆尽，她发现自己的预言乱了套，便把头一缩，双眼紧闭，坐着轮椅退出了我们的生活。后来我们听说，游击队接管之后，她是第一批被遣送回葡萄牙的。

而在接管之前，格蕾萨的房子早已竣工。她和路易斯在新居办了一次聚会。他们没几样家具。但路易斯乘机大摆主人的派头，近乎亲密地俯身向宾客敬酒。两个星期后，他连同他的路虎一起失踪了。殖民地警方——当时他们还控制着局势——说他很可能被游击队绑架了。城里的官方和游击队没有任何联系，因此没有办法找到更多线索。格蕾萨伤心欲绝。她说：“他失望透顶。我没法告诉你，他搬进这房子之后有多失望。他本该高兴才对，可恰恰相反。”又过了几天，有几个牧人在离开土路很远的一个给牛饮水的池塘边发现了他和那辆路虎。车门大开，车里堆着酒瓶。他几乎赤身裸体，但还活着。他已经疯了，至少报信的人是这么说的。他只会重复听到的单词。“你是出去玩儿？”他说：“玩儿。”“你被游击队捉了？”他说：“游击队。”他们把他带回空荡荡的新房子。格蕾萨在等他。我回想起多年前在教会学校标准课本第三册里读到的一首诗：

他们带回她那阵亡的战士。

她没有昏厥，也没有痛哭。

她的侍女看着都说：

“她若不流泪就会死去。”

我们从此再也没有做过爱。

她在新房子里照顾他。那是她的新角色，做他的护士，像修女一般看护他。要不是在打仗，也许会有医生知道该怎么办。但医生之类的人每天都在离开这片殖民地，离开这个国家。庄园太偏僻，路上太危险。路易斯的大脑和肝脏已经被毁，他只能在空房子里慢慢枯萎。

殖民地生活中的大事，最后的仪式，在离她很远的地方进行。首府的殖民政府倒台了，如此而已。游击队接管了一切。葡萄牙人开始撤离。军队从城里调走了。军营空了；显得很不自然，毕竟种种活动和日常的军事仪式，就像宗教仪式一般，持续了整整十二年。接下来，在平静了几个星期之后，一小支游击队开进来，占据了军营的一部分——军营在战争期间扩张了许多倍。有人死了，但军队并不希望打这场非洲战争，城里的生活也始终如常。战争仿佛遥远的游戏；即使到了最后，依然很难让人相信这游戏会有任何严重的后果。似乎是军队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和游击队（他们采取非武装渗透的策略）暗中串通，以维持城里的和平。这样一来，等游击队接管时，城市会运转良好。

有一阵子，什么事都没有，就像刚洒过除草剂似的，让人以为没有任何变化，货物照样进商店，汽油照样进加油泵。但接下来，也是像洒过除草剂似的，突然之间，变化来了。某些商店空了，再也不见开张；店主消失，去了南非或葡萄牙。中央广场的一些房子没人住了。很快，门柱上、游廊里的灯泡碎了；又过了几天，好多年都毫发无损的窗玻璃莫名其妙就掉下来了；然后窗子被人从铰链上卸下来搬走了；随处可见椽子开始腐烂，铺了瓦片的屋顶开始塌陷。我们曾以为这个小城的市政服务很糟，现在我们感觉到至少先前还有。街上的下水道堵了，沙堆（顶上长出一簇簇野草，雨水冲刷出来的微型水道里，细沙形成波纹或辫状图案）从车道上一寸寸侵入堵塞的排水沟。花园里杂草丛生，荒芜破败得如同已被废弃三十年的德国城堡的前院；气候让一切都迅速变了样。乡下的柏油路布满了坑洼。有些庄园没了主人，非洲人起先还躲着安娜这样的人，但渐渐地也开始搬进了九重葛覆盖的宽阔游廊。

有几个月很艰难。在最后那段秩序尚存的日子里诺伦尼亚太太曾让我们存布，以应对危机。但我们存了汽油。庄园里有油泵。我们装满了好多五加仑的油桶，藏了起来。要是没有路虎，我们就寸步难行。我们不再用发电机。于是夜里变得很安静，我们发现油灯下的巨大暗影令人着迷。没过多久，东西开始损坏，仿佛回到了安娜外祖父的时代；安娜的外祖父曾经离土地很近，离天气、昆虫和疾病很近，离他的非洲邻人和劳工很近，只是在后来才从坚硬的土地中挤榨出舒适，就像从石头中挤榨出鲜血。

格蕾萨在她的房子里过得很好。在某种程度上，那就是她一直想过的生活：一栋房子、两英亩地、鸡和果树。比起安娜，她更愿意接受新政权。

她说：“他们要我们什么都拿出来分。那挺好。你看，修女还是对的。现在我们大家都穷了。我们得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分。他们没有错。我们必须和大家一样。我们得做事，得有用处。我会把自己的东西都给他们。不用他们向我要。我会把这房子给他们。”她的两个孩子已经跟她的许多亲戚一道去了葡萄牙。“他们让我生气。他们在葡萄牙得准备文件证明自己是谁。这有谁能做到？有谁能说清自己是谁？他们得准备文件证明自己是葡萄牙人。我在这里可用不着那样。我祖父就埋在这里。他年纪轻轻就死了。他和他的祖先们在一起。我每年都去坟上跟他说话。我跟他说家里的事。什么都告诉他。那样我感觉好些。当然，我不会跟别人说。他们以为我是去市场。”

我看着她那双痛苦的眼睛，心想：“我曾和一个精神错乱的女人做爱。我对她的那些感觉都是真的吗？”

我跟安娜谈起这些的时候，她说：“她什么也不肯给他们。即使那么悲伤，她仍然在骗自己。是他们从她手里拿走的。他们说也要把我的东西全部拿走。但我不会逃跑。外公给我的东西让我爸爸偷走了一半。我要留下来，保护剩下的一半。我绝不让别人蹲在我的房子里，睡在我的床上。”

新政府终于建立起一套行政体系。每件事所用的时间都是原先的三四倍，但我们学会了如何把事情办好。重新有了服务设施。最难的时期过去了。但就在这时候，又传出消息说会再次发生部族战争。反对葡萄牙的游击队是在丛林中起家的，同样，敌视胜利者的人现在也在丛林中开始发难。游击队有边境那边的黑人政府支持。新的叛军则有西部的白人政府支持，而他们更加危险。他们招募的新兵按规矩都要“开杀戒”。他们袭击城郊，杀人放火，散播恐惧。

我认为自己无法忍受第二场战争。我看得出安娜有理由留下。我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理由留下。一连几个星期，我都很困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我没有勇气告诉安娜。当时正值雨季。我有理由记得。庄园门前遮阴的大树落下的厚重花粉使那儿的半圆形大理石台阶十分湿滑。我滑了一跤，跌得很重。当我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城里破旧的军队医院里，受伤的部位很痛，而另一种疼痛则已经折磨了我好几个月，也许是好多年。

安娜来医院看我，我鼓起勇气告诉她我要离婚。

之后她再来的时候，我对她说：“我四十一岁了。我已经厌倦了过你的生活。”

“是你要这样的，威利。是你要求的。我得想一想。”

“我知道。你为我做了一切。你让我在这里过得很舒适。没有你，我在这里待不下去。在伦敦求你的时候，我很害怕。我没地方可去。学期一结束，他们就会把我赶出去，而我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可现在，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而我一事无成。”

“你是被将来的战争吓坏了。”

“就算我们去葡萄牙，就算他们让我去，那也仍然是你的生活。我已经躲藏太久了。”

安娜说：“也许这也不真是我的生活。”

一九九九年三月至二〇〇〇年八月

1. [16] 波尔布特（1928-1998），曾任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1976年至1979年间出任民主柬埔寨总理。

2. [17] 阿曼全称阿曼苏丹国，位于亚洲西南部的阿拉伯半岛东南部，马斯喀特为其首都。

3. [18] 葡萄牙中北部城市，历史文化名城。

4. [19] 英国一个超过一百五十年历史的美容与护肤品牌，以药房起家。

5. [20] 指巴黎塞纳河左岸，是作家、学者和艺术家聚集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