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激凌家族（读客文化出品。这部清凉甜美的小说迷倒整个荷兰！荷兰“迪欧普特文学奖”获奖作品。我已经决定好了，今后每个选择都忠于自己。）
Author: 恩斯特·凡德奎斯特
Date: 2018-05-30T16:00:00+00:00

目录

就这样，我的父亲爱上了一个83公斤的女子链球运动员

1881年，我的太爷爷开始做冰激凌生意

太爷爷为什么逃入了那个新世界

“精神世界里唯一的想法”

父亲头顶一袋洋葱唱国歌

骗子马可·波罗和甜筒的问世

从前的雪

在阿姆斯特丹的日子

跟索菲亚·罗兰的屁股一样

弟弟的婚礼和父亲那会唱歌的鸟儿

按摩浴缸和烫衣板

弟弟的精子

就那几秒又有什么关系呢？

弟弟在做格拉巴酒冰激凌，我在忙着帮他生小孩

绒毛般的呼吸

在威尼斯冰激凌店的厨房里

有开头，就有结尾

结 语

重要文献

就这样，我的父亲爱上了一个83公斤的女子链球运动员

在八十岁生日前夕，我的父亲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从一片虚无缥缈中油然而生，宛如一道闪电劈倒了一棵大树，力量无穷。母亲给我来电话时，开场白是：“你爸疯了。”

这段恋情产生于观看伦敦奥运会的现场直播，说得更具体些，是女子链球决赛。父亲托人在屋顶上装了一个卫星天线，这样一来家里的电视就可以收到一百多个频道。他整天坐在那台豪华平板电视前，用极快的速度不停地按遥控器。从日本的足球比赛到北极的自然风光片，从西班牙的小众电影到萨尔瓦多的灾难新闻，从塔吉克斯坦到斐济群岛。还有世界各地光彩照人的美女。胸部丰满的巴西主持人，穿着暴露的希腊模特。再就是那些嘴唇圆润发亮的女新闻播音员。一看到她们，观众的注意力就早已不在播送的新闻上了，更不用说播送新闻的语言了（是马其顿语还是斯洛文尼亚语来着？）。

每隔五到六秒钟，父亲就会转换频道。有时候，他也会停留在一个频道上，整夜关注墨西哥的选举或是介绍波利尼西亚绿宝石般的热带海水的纪录片。

父亲是在土耳其的某个体育频道“中的枪”。就在刚才，他那长满老茧的大拇指在遥控器上按了下去，一部埃及肥皂剧在五秒钟内展现了无数个夸张的女人面庞，可惜的是没能吸引父亲。于是他又开始按遥控器。那个按钮曾经是黑色的，后来变成了灰色，现在又成了白色，几乎透明。就在那一瞬间，他被一道闪电击中，心中的公主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白白的皮肤如奶油一般，珊瑚色的头发，手臂跟屠夫有得一拼。只见她走进赛场，提起链子，链球离开了地面，抬到了左肩旁。这时公主转起圈来，一圈，两圈，三圈，四圈，五圈，使出全身的力气把铁球丢了出去。链球宛如一颗冲破大气层的流星，划过了伦敦湛蓝的天空。只见一个黑乎乎的大坑出现在精心修剪过的草坪上。

父亲手上的遥控器掉在了地上，遥控器的后盖开了，一节电池在木地板上滚了起来。土耳其评论员激动地评论着刚才的一幕，然而父亲根本无心去听那些歌声般的话语。这时那个强壮的美女再次出现在屏幕上，那利索的回旋，瞬间就成了一把无比优雅的弓。

父亲好像也跟着一起转了一圈又一圈，越转越快，坐在沙发上心花怒放，晕头转向，就跟被那个四公斤的铁球砸到了脑袋一样。

女链球运动员名叫贝蒂·海德勒，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去年在德国哈勒的国际比赛中，以112厘米的优势刷新了纪录。那是五月里的一天，很温暖，没有风，人们都戴着墨镜，穿着短袖。贝蒂迈着轻盈的步子走向了赛场中的绿网，似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扔出了一个天文数字。铁球并没有砸出一个大坑，而是弹跳了几次，就跟小朋友们夏天丢进河里的小瓦片似的。在没有比赛的日子里她是个警察，深蓝色制服两边的肩章上各有四颗星星，红色的头发利索地盘了起来。这就是海德勒警官。

理论上贝蒂·海德勒在伦敦的成绩应该可以拿到铜牌，可是测量系统出了问题，所以成绩暂时出不来。足足等了四十分钟，才出了结果，这四十分钟对父亲来说简直就是一部爱情电影。他头脑发热地看着那个频繁出现在镜头里的红发链球运动员，急得都快哭了。贝蒂的竞争对手、浑圆的中国选手张文秀已经把五星红旗披在了宽大的肩膀上，在赛场上一边奔跑，一边跟观众打招呼。

“不，拿铜牌的怎么可能是那个1000公斤的中国人？”父亲大叫起来。

土耳其评论员没有父亲那么直白，不过他也认为不是张文秀而是贝蒂应该获得铜牌。除此以外，中国选手的体重是113公斤，比父亲的红发女神重30公斤。

“快把国旗收起来！”父亲说，“瞧你那臃肿、满身肥肉的样子！”这时贝蒂出现在屏幕上，父亲说，“别哭，我的小公主，可爱的小亲亲，可千万别伤心啊。”

父亲用的这些词句让我想起了从前。三十五年前，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满嘴冒着诗人作品里的那些形容词，叫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在父亲看来，我和整个家庭之间的距离就在那时播下了种子。他惯用的总结性话语是：“从那时起，情况就再也没有好转过。”一想到我用的那些形容词，父亲就受不了。比如，跟我调情的美丽女子，母亲不愿看见的乌云密布的建筑，父亲亲手做的酒红色的樱桃冰激凌。而现在，他却用我惯用的创作方法来形容他心爱的链球运动员。

广告时间到了，一个头发定型喷雾的广告出现在屏幕上，看样子那个新娘的发型怎么也能保持一个星期。

“贝蒂！快回来！”父亲冲着平板电视嚷嚷起来，喷雾在慢动作的特效下喷到了栗棕色的卷发上，新娘满脸微笑。父亲的大拇指自然而然地动了起来，那个长满茧子的苍老的大拇指，那个握了数年勺子把柄的大拇指。对了，那把大勺子是专门用来挖冰激凌的。

“啊，贝蒂。”父亲叹了口气，那语气好熟悉，就跟男人们念出那些几乎被遗忘的女演员的名字一样：贝蒂·凯乐特、贝蒂·休顿、贝蒂·格拉贝。

这时，父亲的贝蒂又出现在屏幕上。她坐在赛场的一张橘红色格子花呢板凳上，伤心地看着前方。评论员不停地叫喊，父亲感觉自己好像听到了运动员的名字，不过也可能是搞错了，毕竟是土耳其语。他明明知道卫星电视可以收到很多别的频道，而这些频道也在转播这项比赛，比如丹麦语、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可遥控器躺在地板上，父亲迟迟不愿意换台，因为他连一秒钟也不想错过。

那是眼泪吗？一颗银色的水珠从贝蒂左边的眼睛里流出来了？这场景宛如一场电影，父亲一定得对她说点什么，一定得安慰安慰她。母亲站在小房间的门前，就在那个房间里，电视机像一幅画似的挂在墙上。母亲刚才听到父亲在说话，便在厨房里嚷嚷起来：“爸爸，怎么了？”

我父亲名叫古斯配·巴提斯塔·塔拉米尼，而母亲已经叫了他一辈子“爸爸”。

“我爱你。”父亲说。

应该是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是四十年前母亲从父亲嘴巴里听到过这三个字。

“你说什么？”

“我爱你，我觉得你好美！”父亲回答道。

母亲不说话了，贝蒂·海德勒的眼睛里还噙着泪花。

“你的雀斑，你那强壮的臂膀，我好想亲吻你的肌肉。”

“你这是怎么了？是不舒服吗？”

后来母亲才明白，父亲是在跟电视屏幕说话，接着父亲又冲着房门说了一句：“你是我今生的爱，快给我走开！”

评审团的主席，一个袖子上绑着根粗带子的女人，终于走到贝蒂面前，跟她握了握手。慢慢地，宛如冰雪消融，一丝笑容出现在贝蒂的脸上。贝蒂和主席拥抱起来，不过当这一幕发生时，母亲已经回到了厨房，站在灶台前，在一个装满肉馅的孤零零的锅子里绞来绞去。明天是星期六，是吃千层面的日子，酒杯里会斟满红酒，整个下午宛如一块酒斑悄悄地蔓延开来。这是个众人周知的秘密，千层面，就跟提拉米苏一样，隔一夜味道才会更好。

电视里传来欢呼雀跃的声音，父亲大叫起来：“耶！她赢了！贝蒂拿了铜牌！耶！耶！”当他像个孩子似的又是跺脚，又是蹦跳的时候，母亲给我打来了电话。

在春天和夏天里，如果母亲给我打电话，准是有什么事。弟弟卢卡在店里忙活，我的脑海里便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以下画面：当我在电话里听到母亲的声音时，也就看到了卢卡在鹿特丹冰激凌店里工作的情形。

我也在忙，不过接个电话还是可以的。

“你在哪儿呢？”母亲问，她每次都以这句话开场。

“在爱尔兰的费尔莫伊。”

电话那边突然没了声音，我那74岁的母亲还得适应手机这种现代化科技。虽然她自己没有手机，但还是对无论对方在什么地方，时刻都能说上话的这个事实充满了惊奇。有时候她从地球的另一端打来电话，我半梦半醒地接通电话，说：“我在澳洲的布里斯班。”趁母亲适应的那几秒，我努力去看床头柜上手表发光的指针。我总是游走在世界各地，手机问世前，母亲很长时间都无法适应我不在身边的日子。

我有一个住的地方，不过感觉上怎么都不像个家。没有种植物，冰箱里也没有牛奶。没人来送报纸，也没有水果盘，不过窗帘和浴巾还是有的。以色列女诗人在短诗《今天我想要》中写道：“我想疲惫地坐在世界的边缘，不再行动。但我依旧一路向前，只为了不去引起他人的注意。我和无家可归的人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大？”我和我家人之间的距离是有原因的。有时候那段距离会变得很小，很短，几乎到了虚无的程度。有时候呢，测量器具也无法计量出来。

“爱尔兰天气怎么样？”

母亲对天气的关心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当年还在鹿特丹店里上班的时候，打开报纸第一件事就是看天气预报。到了超市里，也会偷听别人谈论雷雨寒流的对话。虽说现在退休了，住在离冰激凌店很远的地方，还是忍不住跟所有人问当地的天气。今天的天气，明天的，后天的，下个星期的。对她而言，地点不重要，最终总有可能影响到鹿特丹。母亲总觉得荷兰的天气跟大杂烩似的，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不过最常见的还是雨水、寒流和风暴。一只蝴蝶只是在巴西上空扇了几下翅膀，就可能引起冰激凌店外的一场冰雹。

“晴天，”我说，“这个夏天一直挺平静的，早晨时不时会有雾。”说完还补充了一句，“天上没有乌云。”

母亲没说话，不过我知道她笑了。对于我的选择，母亲的态度大大没有父亲的强硬。就跟她痴迷天气，父亲痴迷各种工具一样，我爱的是诗歌，而我的弟弟是唯一一个还在卖冰激凌的。

“你爸他疯了。”说完母亲便开始重复父亲的话，听到父亲要亲吻贝蒂的肌肉的那一段，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是不是老年痴呆了？”母亲说，“法斯驮·奥里佛就是得了这个病，还把内裤套在了头上。”法斯驮·奥里佛是荷兰莱顿城里威尼斯冰激凌店的老板，退休好几年了，把店交给了大儿子。

“奥里佛太太说法斯驮以为她是邻居太太，还一直捏她的屁股。”

看来我母亲对老年痴呆症的了解多过手机。

母亲突然不说话了，可能是在看厨房柜子上的照片。那是她的小孙子，一个星期前去了墨西哥。

“她的头发是红色的，”母亲接着说，“你爸的新欢留了一头红色的长发。”

我突然想到在爱尔兰街上看到的女人。那里的红发女人很多，她们的脸很容易红，由于皮肤薄，血色很容易就从皮肤里映出来。遇到生人，也会尽量避免目光的交流，国际诗歌节上那位年轻的礼仪小姐除外。她站在一个小小的柜台后面，我发现她的衬衫下面穿着一个粉红色的胸罩，皮肤上有银河似的雀斑。当我再次抬头，看着她的眼睛时，那双眼睛并没有回避，甚至连眨都没眨。她发现了我眼神的扫描路线，最后还是我避开了她的眼神，看向了柜台上的那张表格。

“我应该对他说些什么呢？”母亲问，“我经常见他一副忧郁的样子，也知道他不喜欢春天，不会好好享受生活，因为他觉得这一生就快过去了。我得经常替他准备好衣服，不然他每天都穿一样的。”

一生中，有些人会变得越来越美丽，经过岁月的洗礼，性格会变得柔和，就像一杯陈年的酒，经过了时间的酿造。一生中所学到的知识、积累下来的经验、经历过的大事虽然不能延长生命，却能赐予生命无限的光环。我的父亲并没有遗忘过去，只是一生的经历让他成了一个脾气古怪的人。

“他还在跟电视讲话，”母亲说，“你要听吗？要不要我走过去？”

“不用。”我说，可是她已经走出了厨房。

“明天一早我就打电话给医生，”母亲坚定地说，“这情况紧急，就算是星期六他也得来一趟。”

“理智说这是无知，”我开始引用德国诗人艾里克·弗里德著名的诗句，“爱情说该来的挡也挡不住。”

“你说什么呢？”

我的目光在宾馆房间里的艺术品上停留了一会儿，那是一幅水彩画，一大片草地在画面上蔓延开来。远处有一个小男孩，似乎越走越远。

“是一首诗，”我说，“题目叫《这是什么》，跟爱情有关。”

“简直乱来，”母亲说，“他竟然在跟电视机拥抱！”

在酒店的房间里，我有时也会试图和那个跟我打招呼的平板电视产生接触。“亲爱的卓凡尼·塔拉米尼先生，欢迎您入住阿斯科特酒店。”“塔拉米尼先生，欢迎您的到来！希望您在罗第森酒店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亲爱的塔拉米尼先生，欢迎来到皇冠假日酒店，能接待您是我们的荣幸！继续，请按OK。”

“说了你也不相信。”电话里又传来了母亲的声音。刚才有个小小的信号干扰，也许是广播信号和电视信号相互干扰，只听母亲继续说道，“还是让他继续抱怨他自己和你的生活吧。”

这时记忆又涌了上来，我看见弟弟站在店里，头戴白色的帽子，右手握着冰激凌勺，那是给顾客挖冰激凌的。时间已经挺晚了，不过天还没完全黑下来，黑色的鸟儿在空中滑翔。在空中更高的地方，一架飞机正飞向美国，机舱里亮着灯，不过从地面上是看不见的。几个年轻的女人走在街上，有的穿着短裙，有的穿着短裤。裤袋的衬子露了出来，卢卡的眼睛一直盯着她们的屁股。他的妻子躺在床上睡觉，姿势好像在游泳，一只手摆在脑袋旁边，一只手摆在身体侧面。店面外还剩下最后几个顾客。刚刚看完电影的年轻人还有兴致吃上一个草莓芒果味的甜筒，再就是入睡前还想喝杯奶昔的老人。

1881年，我的太爷爷开始做冰激凌生意

我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也叫古斯配·巴提斯塔·塔拉米尼，留着波浪式的卷发，大大的鼻子，深蓝色的眼睛。他离开人世完全是个意外，跟一头逃脱的奶牛有关。那头奶牛属于蒂罗尔格拉维奇种，足足900公斤，冲破了草场的篱笆，从农场陡峭的斜坡上跑了下去。让人惊奇的是，奶牛竟然爬到了一个小小的干草谷仓的屋顶上，而我的太爷爷正待在里面，沉浸在小睡之中。

那头银灰色的奶牛从木屋顶上掉下来，砸在了我那七十六岁的太爷爷身上。也许他并没有被一下子砸死，而是因为伤得太重才身亡的。当太爷爷没有出现在晚餐的餐桌上时，全家人便展开了搜索。找到他的时候，太阳早就下山了。奶牛仍然躺在他身上，舔着他的衣服。太爷爷的神情格外安详，像是在微笑。

当天晚上，农夫就把奶牛送上了屠宰场，据说两条前腿全摔断了。天越来越黑，狐狸从树林里溜了出来，猎犬在寒冷的大山间嚎叫。第二天早晨大伙儿都在谈论古斯配·巴提斯塔·塔拉米尼的死。尽管他死得很突然，人们还是觉得这样的死法跟太爷爷很配。太爷爷的一生都充满了出乎意料的转折，就连他的死也一样。也许这就是太爷爷面带微笑的原因吧。

躺在奶牛下面没人来救、生还机会越来越小的太爷爷当时在想些什么呢？明知即将离开人世的人到底会怎么想？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想的是那个漫长的下午，站在行刑队前，爸爸第一次给他买冰激凌的场景。同样的场景也涌入太爷爷的脑海。

那年夏天，太爷爷的邻居女孩玛利亚·格拉兹亚穿着裙子，却没遮住那越来越圆润的身体。对太爷爷来说，简直是个奇迹。

太爷爷和玛利亚是一起长大的，小时候一起去树林里找松果，手拉着手躺在洁净的天空下。玛利亚很喜欢太阳，而太阳也很喜欢她那蜂蜜色的皮肤。在心里，太爷爷把她叫作向日葵。当太阳像个行动迟缓的老年人慢慢从西边落下去，玛利亚的身体也慢慢跟着动了起来。她要尽情享受日光的照耀，阴霾可别想来打扰她。太爷爷总是一动不动，这样一来，玛利亚就成了一个躺在草地上的巨大时钟。

那是他们孩童时代的最后一个夏天。后来，太爷爷遇到玛利亚，连看都不敢看。在太阳的照耀下，她的胸部似乎越来越大。它们越长越圆，也越来越丰满，就像烤箱里快要出炉的面包一样。他曾偷偷幻想玛利亚乳头的颜色：有时候像她的嘴唇，是粉红色的；有时候像她的手掌，是白色的；还有些日子像榛果，是棕色的。下午，山里刮来微微的清风，只见两个点点从玛利亚的衬衫里凸显出来。蝉在鸣叫，金龟子在低飞，玛利亚和太爷爷躺在高高的草地里，一句话也不说，紧握着对方的手，看着纯洁的天空。似乎一切都没变，又似乎一切都不一样了。

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太爷爷走过那扇每天早晨都会去敲的门。他跟在父亲身后，父亲是个樵夫，喜欢吹口哨。如果旋律是熟悉的，他也就跟着父亲吹起来。九月底是去山里砍树的日子，二十米高的落叶松，笔直的树干。这活儿很累人，也并不很安全。人们永远无法预测一棵树会怎么倒下去。砍，劈，切，单调的声音回旋在长满大树的森林里。沉闷的巨响和大地的颤动，宛如一辆机车开过。有一年在另一个斜坡上，一棵大树倒在了一个樵夫身上，樵夫当场就没命了。

太爷爷扛着一把斧头，帮着剥树皮，跟父亲一起把树干锯成小段，每段五米。汗水和木屑黏在了一起，树脂黏了一身。那股味道很刺鼻，也很扎眼睛。太爷爷还从来没有这么累过。

圣诞节前夕，到处都铺着一层似乎永远不会消融的白雪，锯好的树干用雪橇拉下山去，拉到流入威尼斯的皮亚福大河，威尼斯距离大山有两百多公里。树干被绑成大木筏，推进了水里，总共有几百个，几天后便到达了威尼斯，深深地插入满是沙子的河底，每平方米总计八根柱子。太爷爷无法想象，这座建在水里的童话般的城市，拥有无数的桥梁、高大的教堂和宫殿。在特殊的夜晚里，银色的蜡烛托住星星闪闪的烛光，照亮了壁画，而壁画则讲述着不朽的故事。

不过冬天还远，残存的白雪只会出现在山顶上。一天早晨，父亲把他叫醒，比平时要早些。外面黑乎乎的，明亮的星星在夜空中闪烁。太爷爷听到村子里其他人说话的声音，那个最深沉的肯定是钉子工匠安东尼奥·泽达斯。他们谈话的声音很轻，高大的身影全都弯下腰去，围成了一个圈。太爷爷突然觉得自己成了某个阴谋的见证人。七个人一起坐马车出发，太爷爷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当马车驶出村子，大伙儿都冲太爷爷笑起来，露出了皎洁的牙齿。

所有人都不说话，听着马蹄声，直到太阳从大山后面升了起来，金色的红彤彤的太阳，是诗人荷马笔下的黎明。这下太爷爷终于看清了那一张张面孔。坐在他身边的是修补匠，对面是钥匙匠。一个个都强壮极了。

“看。”父亲说着，指向了一个斜坡，只见两只欧洲狍像一幅画一般，一动不动地站在冷杉之间，被马车声吓住了。这一刻可遇而不可求，接着马车便冲进了森林里。

安东尼奥·泽达斯掰了一块面包，钥匙匠把一大块肉干切成片，大伙儿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嘴巴都张得老大。马车的木板上摆放着铁镐和铁锹，跟着马儿的步伐一起摇摆起来。太爷爷还不知道大伙儿这是有什么打算。父亲只是把他叫醒，叫他一起出发。他也就从被子里爬了出来，飞快地穿好了衣服。

“前后算算应该得有十年，”有人说，“两队人马从两头同时开工，每队都有一千多人。”说话的是安里寇·赞格兰朵，头上的头发还没有他养的奶牛多。朋友们会时不时敲他的脑袋，发出的声音可清脆了。安里寇一出生就继承了许多土地，不过并没有因此而觉得高人一等。

“这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隧道，”安里寇说，“总共十五公里，穿过整个圣哥达地区。起先用的是压缩空气钻孔机，可是钻不透坚硬的石头，最后不得不选择炸药。”

爆破的结果很惊人，声响震天，就跟打仗似的。由于对炸药的需求太大，还在北边建了座炸药工厂，就在乌里湖附近。洞一挖就是几米深，爆破用的炸药就埋在洞里。有毒气体充斥了隧道，导致工人们眼睛和气管都发炎了。四十六个工人在爆破中丧了命，直到1880年2月28号才出现了一条通道。那紧握的双手，挖洞的铁锤和铁锹，还有第一个爬进通道的那个人，简直叫人不可置信，似乎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现在我们可以从山的一边穿到另一边去啦。”安里寇说。一百年前人们乘坐热气球成功地漫游于云朵之间。这个壮举就跟坐热气球一样，只不过不是从山顶上飞过去，而是从大山那无法穿破、又厚又重的肚子里穿过去。

太爷爷得忍住提问的欲望。安里寇坐过那辆火车吗？穿过隧道需要多少时间？隧道末端的光线是什么样的？其他人没什么举动，只有父亲朝他眨了眨眼。太爷爷暂时忘记了马蹄的韵律，瞪大眼睛想着圣哥达隧道。而他自己宛如一颗彗星，飞速穿过那个没有尽头的漆黑的空间。

村子里，玛利亚站在窗前，看着外面。她想逃离这座屋子，去草地里躺着，可是农民把草都割了。她的胸部有点疼，发现街上的男人都在看自己，目光似乎黏在了她身上。在家里，她经常托着胸部，一托就是几个小时。除了胸部，臀部也长大了，也疼得厉害。渐渐地，她变成了一个女人，需要一个男人，一个能“托住”自己的男人。

两匹黑色的马儿拉着马车开始登山，山路很长，很颠簸，太爷爷不知道这究竟是在哪里，不过从大伙儿的情绪来看离目的地应该不远了。安里寇卷起白色的袖子，其他人也跟着把袖子卷起来。大伙儿拿起工具、铁锹和铲子，一个个都坐得笔直。

马车在一段铁路旁边停了下来，一列火车停在轨道上，总共八节车厢，巨大的推拉门全都敞开着。太爷爷跳下马车，看了看四周，这是两座山岭之间，太阳没了踪影，肯定得等到下午才会出现在斜坡上。远处白雪皑皑，至少有半米厚。雪层下面隐藏着流水，一直流向山涧。大伙儿走进那冰冷的水里，水漫到了膝盖，直到刺得骨头生疼才停下，说是对血液循环有好处。

计划是把融化的积雪装进车厢里。太爷爷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所有人都拿起铁锹，铲了下去，白雪飞向了铁道，就跟农夫裹草堆似的。一大块一大块的雪都脏兮兮的，不过这不是什么问题。

太爷爷时不时撑在铁锹扶手上，看着同行的人。只见钉子工匠大汗淋漓，浑身都冒着热气。雾气从他的光膀子上升腾起来，健壮的肌肉闪闪发光，其他人也都被雾气包围着。太爷爷不敢动，生怕惊动眼前的场景：劳作的人用漆黑的双手在皑皑的白雪中忙碌，还有那越填越满的车厢。太爷爷担心只要自己一动，眼前的一切就会全部消失，宛如一个戛然而止的梦。

安里寇叫起太爷爷的名字来，问他是不是在想女孩子。其他人听了大笑起来，父亲也笑了。

两个小时后，休息的时间到了。三节车厢已经装满了，推拉门也已经拉上。大伙儿在一棵被砍倒的冷杉树干上休息，一个水袋传来传去。太爷爷不渴，他已经在雪地里挖了好几铲子，每次都捧起满满一手心雪，塞进嘴里。每一次他的手指都会因为寒冷而一连颤抖好几分钟。

太爷爷提问的声音很小，没人注意到他在说话。当他大声重复刚才说的“为什么大家都忙着把雪装进车厢里”时，大伙儿都瞪大眼睛看向他。太爷爷当时还很年轻，好奇心很强，也不仅仅局限于对普通事物的好奇。他怀疑在某些东西的背后，藏着他不认识的另一个世界，宛如隧道尽头的那道亮光。

“这是场大丰收，”父亲告诉他，“我们要把这里的雪带回去。”

提到“丰收”这个词，太爷爷首先想到的是土豆、红菜根、苹果，怎么也不会想到大山里的雪。太爷爷看着关上门的车厢，仍然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安里寇接着说：“我们要用这雪来做冰。”

“冰？”

“不是河里结的厚厚的、可以在上面走路或者滑冰的冰。”

“另一种冰？”

“对，不同口味的，比如草莓、香草，还有摩卡。”

安里寇还说：“城里的冰激凌店就有卖的，那味道闻起来比女人还香。”

貌似一道光从脑袋里直射出来，照亮了他的精神。

“我在奥地利维也纳吃过的冰激凌是用西班牙的橙子做的。”

“那不可能。”安东尼奥·泽达斯肯定地说，声音极其深沉。

安里寇不理会安东尼奥，继续说：“他们就在大街上卖，推着一辆小车，车里装着铜罐子。”

就像所有恋爱中的人一样，头脑发热，无法忘却对方的存在，安里寇描述的冰激凌对太爷爷就产生了这样的影响。数年后他仍然能把安里寇的话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

“小勺子一塞进嘴里，冰激凌就融化了。”

太爷爷试着想象，一勺草莓在舌尖融化，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这跨度也太大了，从硬邦邦脏兮兮的雪到无比美味的冰激凌。孩童时期，跟其他孩子一样，太爷爷曾经满怀期望地品尝夜里落下的雪花。味道跟水差不多，不过并没有水那么纯净，还有点金属的味道。跟所有孩子一样，太爷爷好失望。他曾经被路上和草地里那片平静的美好误导，还记得两岁那年，弟弟是怎样看着窗外，说“我要去雪地里摸摸”的场景。大雪好似一层皮毛，把全世界都遮盖住了，好抵挡冬季的严寒。

安里寇给大家介绍做冰激凌的程序，以及各个程序对应的方式，简直跟炼金术一样。用小锤子敲碎雪块装进一个小木桶里，撒上盐，好降低融点。一同放进木桶里的还有冰激凌机器的汽缸。做冰激凌的人要转动手轮，这样雪和盐便在冰冷的汽缸壁上旋转起来。转呀，转呀，转，最先出现在汽缸壁上的冰激凌很脆。就这样，一阵阵香味扑鼻而来，机器旋转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转呀转，只见冰的颜色越来越淡。有粉色的草莓冰激凌、灰绿色的开心果冰激凌，还有肉桂色的巧克力冰激凌。转呀转。

“直到冰激凌变得厚厚的，味道香香的。”

就跟爱情故事或者英雄传奇似的，讲故事的人可以把情节描述得非常详细，不过总也比不上亲身体验一把。

“来，”钉子工匠说，“我们得继续干活了。”

大伙儿一个接一个站了起来，只有太爷爷还坐在地上，感觉周围的世界跟着汽缸旋转了起来，就像一百多年后，他的后代跟着贝蒂·海德勒的链球旋转一样。他仍然坐在树干上，好像被对冰激凌的期待碾碎了一般。

父亲把他拎了起来，满怀鼓励地说：“快，继续干活，我来帮你。”一会儿，父亲便哼起一段小曲儿来。

太爷爷并不累，他还很年轻，很强壮，也许比不上传说中能把钱币敲弯的安东尼奥，不过也不差。他感觉自己被什么东西压倒了，被安里寇的故事和维也纳冰激凌小车上铜罐子里的甜味包围了。那画面不断升华，超越了雪地，飘过了大山。要是他当时已经尝过女人的味道，就可以把想象变得更具体。而现在他看见的是已知的事物，答案就在那些大山背后。

他不知道，其他人甚至安里寇也不知道的是，无形中他们已经成了世界采雪队的一分子。世界各地都在忙着收获冬天给人们带来的礼物。弗莱德里克·图多尔是波士顿一个著名律师的儿子，也是个少有的敢于尝试的人，建造了一座冰雪帝国。他才23岁就买了人生中的第一艘帆船，好把冰运到加勒比岛的马提尼克。冰块出自一个池塘，属于父亲的地产。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报纸上的评论认为他的计划极其可笑。虽然在三个星期的航行过程中，冰块融化了不少，可弗莱德里克·图多尔还是成功地将冰卖给了居住在马提尼克上的岛国居民。当时居民的表情和眼神里写满了惊奇与不真实。他们亲眼看着那些透明的冰块从船上卸下来，要知道船行驶了2400公里才到达了目的地。那一年是1806年。

融化的冰块价值几万美金，第二年也一样。弗莱德里克开船去哈瓦那，结果冰块化成了水，把船板浸湿了，导致弗莱德里克负债累累。回到波士顿后，便被关进了监狱。接下去的航行，一直到码头靠岸都有警察“陪伴”。船行驶在水面上，弗莱德里克给它起了个很大胆的名字：三叉戟。

图多尔试了很多隔离材料，比如干草、木屑、锯末，还有棕色的糠。不过最终的突破还是来自冰队的出现。在那之前人们徒手把冰块从新英格兰河里锯出来，而现在在马儿的帮助下，产率就高多了。那些棕色的、优雅的马儿被一队人拴住。其中一个人领队，一个人负责驾驭整个队伍，就这样，一个完美的正方形出现了，从水里慢慢地被拉上来。为此，人们还设计出特殊的工具。不仅在岸边，在异国的码头也纷纷出现了冰屋。冬季的那几个月，上千人因此有了活儿干，全都拿着锯子和斧头站在即将变成巨大的国际象棋棋盘的湖面上。

1833年，托斯卡纳船载着180吨冰从波士顿前往加尔各答，经过4个月，九月终于到达了孟加拉湾，驶入了神圣的恒河。船到岸的消息在民众间飞快地传播开来，很多人都以为是谣言。因为即便在阴处，气温也超过三十度了。然而当船到达加尔各答的码头时，还有整整100吨冰完好无缺，一块块透亮的冰块泛着蓝色的光。

从新英格兰到印度的远程运输就这么开始了。对图多尔冰工厂而言，在加尔各答搭建一座用白色石头砌成的、双层墙面的储冰室是一项很有价值的投资。那个被众人嘲笑、坐了两年牢、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突然变成了巨富，人们还给他起了个别名，叫“世界冰王”。他把船开到了巴西、澳大利亚和中国。

其他公司也纷纷上市，比如纽约尼克博克冰工厂和费城冰工厂。为了加快运输速度，还出现了铁路。蒸汽火车依靠火红的煤炭开遍全国，车里装着冰冷透明的冰块。

在挪威和英国之间出现了繁荣的冰块交易。男人们戴着黑色的帽子用钳子把巨大的冰块从宽阔的河面上捞起来。冰块通过长长的木质轨道滑进船舱，大船即将开向伦敦和其他的英国港口。卡洛卡提是一个在瑞士出生的意大利人，在首都开了好多小店。他的第一桶金是卖栗子和华夫饼赚来的，接着便打算改行卖冰激凌。一开始只是在街上推小车卖，很快便在繁忙的亨格福德市场落了脚。他卖的冰激凌一分一勺，后来小杯子取代了小勺子，就成了人们嘴里的“一分舔舔乐”。在那个年代，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冰激凌，是卡洛卡提把这个爽口的美味带给了大众，仿佛为人们打开了一扇梦想之门。

离家近一点的，在大山后面，比如萨尔费尔登、奥地利，也有采雪的人。他们把大块大块的雪装进火车里。如果有人碰巧坐进了热气球，在广阔无云的空中飘荡，兴许还能看见那些劳作的人。他们在世界上不同的地点忙忙碌碌，并不知晓彼此的存在，在雪地里一声不吭，期待着一顿热气腾腾的午餐。

太爷爷的那组人忙活了四个小时，车厢就装满了，太阳高高地挂在山岭之间。马儿吃了一口雪，大伙儿一个接一个上了马车，谁都没做声，看来是累坏了，靠着彼此的肩膀就睡着了，唯有太爷爷睁着眼。梦想之门打开了一条小缝，他不想别的，只想推门走进去。

太爷爷为什么逃入了那个新世界

邻居女孩变身一个女人，似乎只是一眨眼的时间，身体就变了样。女孩一下子成了美丽的女人，身材苗条、妖娆，这样看来玛利亚完全不用为这个全新的身体害臊。走在街上或者站在面包房里，玛利亚会主动去寻找男人的目光，很清楚嘴巴微微张开、嘴唇微微分离时能产生怎样的效应。也许这就是世界上最美的组合了，既高雅，又调皮。

太爷爷在门阶上看见玛利亚，就立刻瞥向别处。他有些害怕，光是那头披肩卷发发出的亮光就能扰乱他的心跳。两人没说话，可是太爷爷的右手很想念她的左手，那只他牵了一整个夏天的手。

我是在我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住的房子里长大的，房子就在村口，那时的村子和现在的差不多大。大多数房子的墙都很厚，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只是现在村子里的人少了，不仅仅是家里，就连街上也少了几丝生机。跟我同辈的人都搬走了，住进了大城市里。每年秋天，当卖冰激凌的季节过去时，弟弟都会跟妻子回到山里，他算是个特例了。维纳斯渐渐变成了一个老人村，一个越走越空的村子。

太爷爷年轻那会儿，梦想着冰激凌的时候，维纳斯村里住着许多农民和手工匠人。偶尔会有一两个人拿着箱子，去大洋彼岸寻找新的生活，不过真正的移民浪潮还没有到来。那时，人们住在出生地，死在出生地。家庭不断扩大，而不是不断缩小或者分立。卢卡和我都有自己的房间，就在那座房子里，曾经住了太爷爷一家八口人。太爷爷是家里最年长的儿子，他的奶奶是家里年纪最大的，七十多岁了。家里挤得满满的，充满了人和锅子的声音。

秋天来了，父亲叫来了儿子，说：“我给你找了个活儿，布鲁诺需要帮手。”

太爷爷两眼放起光来。布鲁诺是个木匠，每年都会去维也纳卖炒栗子。那一条条满是雄伟建筑的美丽的大街都弥漫着炒栗子的味道。这种强烈的香味是属于过往的冬天的味道。人们闻着香味纷纷前来，就跟无法抵挡报警器的响声一样，停下脚步，美美地品尝装在纸袋里的栗子，根本没人注意到发黑的指尖。然而，维也纳也是那个从铜罐子里卖冰激凌的城市。

那天下午，布鲁诺来到家里，看了看太爷爷的肩膀，他们得去搬一个大铁锅，好用来炒栗子。

“不错。”布鲁诺拍着太爷爷的背说，就跟在买一头奶牛似的。太爷爷发现母亲在看自己，一副骄傲的神情，不过什么也没说。她不想让太爷爷走，想让他在自己身边再多留一会儿。是她亲手把太爷爷带大的，每当太爷爷害怕的时候，母亲就会摸摸他的脑袋。母亲觉得自己的儿子很帅，特别帅，很想把这个想法告诉他，就跟从前每天在他耳边轻声说他有多完美一样。

跟大多数人一样，两人徒步出发。那时的距离比现在远，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需要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去维也纳要走上三个星期，锅子很沉，两人互相换着背。最开始的几天布鲁诺背着锅子，走了好远。他宛如一个巨人，力大无比。一路上在农家过夜，农民们的脸都红红的，牙齿都蛀了。有时候奶牛就睡在他们身边。日出前，用山里冰凉的水洗洗漱漱，就准备出发了。

一个星期后，太爷爷就觉得没那么吃力了，到了最后一个星期锅子好像变轻了，其实是肌肉结实了。一开始，太爷爷以为背着一口大铁锅一路走到维也纳是不可能的。可到了最后他像一头公牛似的扛着那口锅走进了那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

他们在人民公园的转角处卖栗子，离著名的兰曼咖啡不远，许多艺术家和政治家喜欢聚集到那里，弗洛伊德也常去那里喝咖啡。只用了一天，太爷爷就学会了炒栗子，不是很难，最重要的是不要把栗子炒焦了，也不要碰到铁锅烫着自己。第二天，布鲁诺拿出一个去年保留下来的炉子。就这样，整个街区充满了炒栗子的香味，住在附近和逛街的人被纷纷吸引过来。人们朝太爷爷走过去，手忙脚乱地等待着自己的那份栗子。这是一个神奇的瞬间，只见那棕色的壳儿开了口，甜甜的香味扑鼻而来，宛如一个藏着黄色琥珀的贝壳。只见人们吹着手上的栗子，一边吃，一边走远。

下雪了，大朵大朵的雪花落在了女孩子们的毛线帽上。小孩子们坐在雪橇上，爸爸妈妈们拉着雪橇往前走。去年冬天太爷爷跟玛利亚一起坐在雪橇上，从小山丘上滑了下去。两人从雪橇上摔了下去，一只脚深深地陷入了雪里，他的嘴巴在她那红彤彤的脸蛋上亲了一下。那时的他们还只是孩子，邻居男孩和邻居女孩。接着两人又飞快地奔向已经滑到山下的雪橇。

在维也纳的白色世界里，太爷爷想着玛利亚的肉体，一想就是几个小时。那时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就连雪花飘落的声音也震耳欲聋。

几天后寒流来袭，早晨天际出现一道白光，大风像刀子一般。人们都围坐在暖气旁，栗子卖光了，最后一份卖给了一个老人。

“谢谢。”老人的声音薄得如纸一般。

在维也纳的几天，太爷爷学会了几句德语。比如他住得很远，是走路来到维也纳的。“什么，一路走过来的？”人们诧异地看着他，就跟太爷爷能背着铁锅在水上行走似的。

“我们可以回家了，”布鲁诺说，“你母亲肯定很想念你。”

太爷爷点了点头，很期待回程，可是他还想去拜访一下一个星期前跟他聊过天的意大利人。那个人是做冰激凌的，住在维也纳。太爷爷可以在他那里买一个做冰激凌的机器。

“你知道怎么用吗？”太爷爷来到了店里，意大利人问。

太爷爷想着安里寇的话，转啊，转啊，转，还有那散发出来的凉气。

“最重要的是要有个好配方。”意大利人说。

“去哪里才能找到好配方呢？”

“最最好的当然是秘密啦，不过我可以送你一个。如果成功了，还可以再去尝试别的。”

意大利人说话的声音突然变低了，也许是无意的：“记住，一切都有可能，用冰几乎什么都做得出来。”那语气仿佛一个先知。

那个意大利人个子很矮，却很强壮，五十出头的样子，有个很长很凝重的名字：米西米连安诺，不过在维也纳人们都叫他马科斯。太爷爷走来的那条路，意大利人已经走过无数回了。春天出发，翻过一座座蓝天下的大山，到了秋天再回去。现在他在城里有了住处，就在自家的店楼上。

第一个去维也纳卖冰激凌的是安东尼奥·托密欧·巴雷特。他来自邹尔多村，离太爷爷住的村子不远。1865年安东尼奥获得了卖冰激凌的许可，可以正式在奥地利的首都做买卖了。后来安东尼奥前往德国莱普西，在那儿拥有二十四家冰激凌小车。再后来又去了布达佩斯，开了好多冰激凌店，六十个人推着小车在城市里穿梭。他们戴着帽子，系着皮质腰包，好用来放钱。是安东尼奥把维也纳的许可证卖给了米西米连安诺。

一路上太爷爷独自扛着冰激凌机器回到了村子里，布鲁诺根本不用帮忙。那是一个装着汽缸和小手轮的木桶。

回到村里，布鲁诺给太爷爷提供了一份工作，可是太爷爷不想锯木头。父亲摇了摇头，问：“那你想做什么？你是个男人，得干活。”

“我要做冰激凌。”太爷爷说。

“现在不是冬天吗？”

“春天就要来了。”

“我看你是疯了。”

奶奶也加入到对话中来：“这是家传的，你们的爷爷在新婚之夜也疯了。”

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聊起来，只有母亲没说话，弟弟妹妹们纷纷轻声议论。只见他们站在走廊里，充满了极大的好奇心，盯着木桶里锃亮的汽缸。年纪最小的那个弟弟非常小心地握着手轮，转了起来，然后便飞快地溜走了。

米西米连安诺送给他的配方是用来做樱桃奶油冰激凌的，可现在才二月，六月里樱桃才会成熟，最早也得到五月底。安里寇家的田里长着一棵樱桃树，每年夏天太爷爷都会偷偷爬到树上，享受那可口的甜味。

母亲每年都会从市场上来买来樱桃，做成果酱，把果酱罐子摆进地窖里。用果酱抹在厚厚的面包片上，好吃极了。

太爷爷跟母亲要了三罐，结果母亲给了他五罐，这已经是所有的储备了。

一大早太爷爷就背着个大篮子上了山，夏天里他也用这个大篮子把干草从陡峭的山坡上背下去。今天天气晴朗，挺暖和的，太爷爷走啊走，直到脚下出现吱吱嘎嘎的白雪才停下来。太爷爷站在安特劳山上，位于海拔两千米的高度，这是白云岩群山之王。北边更高的地方，有两座冰川，在太阳的照射下宛如一条项链。太爷爷放下篮子，开始挖雪。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挖雪声回荡在山间，感觉不像在收获，而是在偷盗，偷的是国王的白雪。

玛利亚看见太爷爷背着个装满白雪的大篮子从山上走下来，上次见到太爷爷已经是几个月前了。玛利亚发现太爷爷的肩膀变宽了，露在外面的小手膀子肌肉发达。太爷爷越走越近，这时她看到了那双深蓝色眼睛，有点怕羞，却又藏着几分神秘。这让她再次想起自己看不上别人、唯独爱太爷爷的原因。

太爷爷也看见了玛利亚，她是那么年轻，那么耀眼。这样的美能使人入眠，带人们进入一个欢乐的世界。那娇艳的上唇，棕色的眼睛，还有那衣服怎么都遮挡不住的好身材，简直完美至极。冬季的洁白还留在她的肌肤里，简直可以用神圣来形容眼前的这个画面。

太爷爷看了玛利亚一眼，那双眼睛好像在说：是不是醉了啊？然后便飞快地冲进屋里，感觉自己逃跑成功了，可心里很明白外面等待他的是什么。是能够战胜一切的美好。

太爷爷打碎几个鸡蛋，把蛋清和蛋黄分离开来，往蛋黄里加入在迪兹阿诺·德罗伦佐那里买的糖。迪兹阿诺是个商人，曾经去过阿根廷和美国，长着个歪鼻子，有个很现代的父亲。从热气球上观赏美景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往雪里加盐也是他的主意。

太爷爷把加了糖的蛋黄搅成了白色，也不十分肯定在忙什么，只是盲目地跟着米西米连安诺的配方做。把适量的牛奶小心地加入蛋液中，整体加热。操作过程并不容易，太爷爷想加快速度，想象中他已经开始转动机器的手轮，品尝自己做的冰激凌了。这将是太爷爷一生中的第一个冰激凌。

他打开妈妈的果酱罐子，把果酱倒进了锅子里，再把剩下的用勺子挖干净，还把勺子舔了个一干二净。味蕾跟着想象的车轮旋转起来，好像又回到了安里寇家的那棵大树上。

等锅子凉的时间，太爷爷一边把雪碾碎，加上盐。太爷爷和他的冰激凌机器一起待在地窖里，把通向楼上的门关上了。他不想被任何人打扰，不过也明白弟弟妹妹们正在楼上焦急地等待。

伟大的时刻终于要来临了。太爷爷把锅子里的混合物倒进了木桶里，握着手轮，转动起来，尽管速度不快，太爷爷却等不及去品尝最终的结果。配方里给出了水、糖和水果的比例，太爷爷希望母亲的果酱能够达到要求，不过米西米连安诺也说过要敢于尝试。

手轮越转越快，妹妹躺在楼上的木地板上，大叫道：“快，你们听。”大伙儿都趴到了地板上，把右耳贴在地上，听到哥哥在转动机器，这时一个个想象的车轮也跟着转动起来。

“他在做冰激凌。”一个妹妹说。

“冰激凌比白雪还凉，比糖果还甜。”

“咽下去的时候，全身都会发抖。”

过了一会儿，太爷爷亲眼看见汽缸边上出现了一层脆脆的冰。这跟他之前见过的任何景象都不同，宛如第一次看见女人的蛮腰一般，着实被震住了。桶里的冰颜色越来越浅，声音越来越大，太爷爷的心敲打着胸口，仿佛一个捶打着大门的拳头。

转啊，转啊，转。

太爷爷拿着从母亲那里借来的大木勺，大拇指紧紧地扣住勺子把柄。那时太爷爷的手上还没有老茧，不过已经为将来一段漫长的路埋下了种子。那长满老茧的大拇指将一代代传承下去。

冰激凌做好了，很结实，很厚，微微泛着粉色。太爷爷把木勺送到嘴边时，嘴巴早已张得老大。他闭上眼睛，尝了一口，宛如亲吻着一个女孩。味蕾再次来回晃动起来，仿佛一下子爬上了那棵樱桃树，下一秒又醉醺醺地摔了下来。那味道真是太美了，怎么吃也不会腻。就这样，太爷爷把半汽缸都吃空了。

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罪恶感，仿佛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似的。楼上传来了一阵响声，是不安的弟弟妹妹，大声叫着他的名字，用力地敲门，像等不及吃肉的野兽。太爷爷拿着冰冷的汽缸和木勺走了上去，让弟弟妹妹排成一队，全都闭上眼睛。太爷爷走过他们身边，看着那一张张面孔，好像全都羞红了脸似的，然后又睁开了眼睛。似乎有那么一瞬间，大伙儿全都离开了地面，飘到了空中。

“我还要！”年纪最小的那个弟弟嚷嚷道。

“我也要！”另一个弟弟也嚷嚷起来，“我也要！”

这时大伙儿全都嚷嚷起来。母亲从厨房里走出来，也想尝一口。她走到太爷爷面前，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太爷爷。太爷爷把装着樱桃奶油冰激凌的勺子送到母亲嘴边。母亲张开了双唇，太爷爷觉得它们美极了。这时一阵殷红出现在一个四十岁的女人脸上。

父亲放不下架子，不愿品尝。太爷爷说：“尝尝吧，就一小口。”

奶奶醒了过来，说：“如果他不要，就让我吃两口。”

“好吧好吧。”最终父亲还是放下架子，被那股香味征服了，没能抵挡住眼前的诱惑。只见父亲笑了起来，眼睛周围的皱纹清晰可见。

这时安里寇来到门前，原来是碰巧路过，听到了屋子里的欢笑声。汽缸里只剩最后一口冰激凌了。太爷爷拿着冰激凌走向安里寇，大地主安里寇立刻发现这个伐木人的儿子竟然变得那么成熟，那么强壮。木勺靠近安里寇的嘴唇，那双眼睛便自动闭了起来。还没来得及说出这冰激凌是多么美味，太爷爷就在那个光秃秃的脑袋上敲了一下，声音清脆动听。

春天来了，小草从冬眠中苏醒过来。村子一天一个样，少了几缕蜡黄。有的地方已经变成嫩绿色的了，还有的正在等待太阳的召唤，天气也越来越暖和。人们在河边锯木板，维修谷仓的屋顶。有时一夜过后，草是湿的，树叶是湿的，光朦朦胧胧的，仿佛一个迷雾的世界悄悄地降临了，大树间悬挂着几缕白云，大山里还在下雪。

一到蒲公英开放的季节，太爷爷就开始做深红色的覆盆子冰激凌和浅黄色的杏子冰激凌。在安里寇的建议下，太爷爷没有用牛奶和鸡蛋。他用妈妈做的果酱做实验，做出了无比美味的冰糕。村子里来尝冰激凌的人越来越多，太爷爷把冰激凌拿到树荫下让大家品尝。对村民们来说，这仿佛是个奇迹。有人闭着眼睛大喊起来：“就是不睁眼，我也能看到冰激凌的颜色！”

玛利亚穿上了性感的鞋子，敲响了太爷爷家的门。父亲打开门，那个曾经的女孩已经变成了如今的女人。玛利亚捧着四罐草莓酱，颜色比她的嘴唇要淡一些。父亲立马叫起太爷爷的名字来。

“我要吃冰激凌。”玛利亚抢在太爷爷前面说道。

太爷爷看了看她的眼睛，又看了看果酱。目光转移的过程中，还在她的胸部稍稍停留了一小会儿。这一切发生得是那么自然，美人不就是给别人看的嘛。太爷爷先是听到了自己咽口水的声音，之后才听到玛利亚说：“我可以帮你一起收集白雪。”

说完便笑了起来，牙齿白得无法形容。

太爷爷突然害怕起来，不敢再去看她的脖子、手和手腕。

玛利亚把四瓶果酱塞给太爷爷，就跟把一个宝宝塞进他怀里似的。

“谢谢。”太爷爷说，他当然明白除了这两个字，还应该说点别的。短暂的沉默后，太爷爷看着地面说：“那明天早上见，我去接你。”说完便立刻关上了门。

两人早早地上了安特劳山，海拔比较低的草地已经披上了一层黄色的蒲公英。小时候他们经常把蒲公英花的花茎折断，看着白白的汁液流出来，再把汁液抹到身上。玛利亚的护肤之路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有点黏。”玛利亚一边说，一边把白色的汁液往胳膊上抹。

“会不会有毒啊？”

“我喜欢。”

“你尝过？”

玛利亚摇了摇头，说：“我猜的，好凉爽啊。”说完也在太爷爷的胳膊上抹起来。

第二天太爷爷摘了十几朵花，把花茎里的汁液全都挤了出来，好让玛利亚把全身涂个遍。就这样，她的手脚，棕色的双腿、手腕和弯曲的手臂上全都涂满了汁液。

“你把我的脑袋给忘了。”玛利亚说。

太爷爷二话没说，立刻又摘了几朵，把汁液挤到了玛利亚的脸上和嘴边。

玛利亚伸出舌尖，飞快地舔了一口，说：“有点苦，你要不要也尝尝？”说完便傻傻地笑起来。

太爷爷摇了摇头。

“你不敢？”

太爷爷没做声，就在快起身时，突然大叫起来：“别！别！”

那时两人身材相似，玛利亚还占有地理优势，跳到了太爷爷身上，把他的手按进了草地里，叫他无法挣脱。她踩住太爷爷的手臂，从太爷爷的耳边飞快地拔起一朵蒲公英。太爷爷像一条鱼似的挣扎起来。玛利亚用膝盖卡住了太爷爷的脑袋。她骑在太爷爷身上，开心极了，一边大笑，一边把白色的汁液挤到太爷爷的嘴唇上。

这时两人一声不吭走在草地旁的小路上。太爷爷走在前面，玛利亚跟在后面，他们要去到很高很高的地方，比太爷爷第一次去的地方还要高。太爷爷时不时回头看看，也时不时停下脚步，等玛利亚赶上来。

“我们得去冰川那里。”太爷爷指着山顶上那圈冰冷的“项链”说。

玛利亚看见太爷爷背着的篮子皮背带旁边的衣服都湿了，她自己也流汗了，鼻子上渗出了小小的汗珠。不过两人还是一路往前走，并没有停下来休息。周围越来越安静，也越来越空旷。最先不见的是小鸟，然后就是大树，最后连歌颂清晨的叶蝉也不见了。薄薄的空气中剩下的只有玛利亚和太爷爷的呼吸声，两人把袖子都卷得老高。

有一瞬间，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或者说变的只是外表，不是本质。当太爷爷和玛利亚站在那永不消融的皑皑白雪中时，强烈的日光叫他们睁不开眼。这时两人找到了彼此的手，是那么自然，没有丝毫的害怕，只是纯纯如孩童般享受着阳光。

太爷爷放下篮子，在雪地里挖了个坑，捧了满满一手雪，送到玛利亚嘴边。她吸着冰里的水，嚼着冰块，那股冰凉直冲大脑。

“啊。”玛利亚突然揪着脸大叫起来。

太爷爷可以想象这种感觉，宛如一根细针穿过了头骨。

虽然很疼，玛利亚却说：“我还要。”

她很渴，很热，最好能趴到地上，在冰川里再挖两个洞。她好想把冰贴到肌肤上，脖子里，还有胸上。这想象让她眩晕，让他颤抖。

当太爷爷把雪装入篮子里时，玛利亚看见一股热气从他的胳膊下面钻了出来。太爷爷把大块大块的冰全都砍碎了，装进了玛利亚紧握的竹篮里。

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就跟那次两人躺在太阳底下一样。

两人选了一条比较远的路回村。跟电影里的人一样，太爷爷时而弯下双膝，一路滑下山。四肢跟灌了铅似的，冰块比面粉和咖啡都要重，看来重量已经达到了极限。跟面粉和咖啡豆比起来，冰块唯一的优势就是会融化。融化的冰水从篮子里滴下来，落在了干干的地面上，减轻了些许重量。终于到家了，收获好像变少了。玛利亚看着太爷爷把冰装进木桶里。

“够吗？”玛利亚问。

跟从前一样，她和太爷爷一起进了屋，假装要在那里过夜。这是他们自己编的一个游戏。太爷爷会脱去上衣，躺在床上。玛利亚趴在太爷爷身上，一头瀑布般的长发铺在太爷爷的胸前。太爷爷不可以求饶，不然就输了。

弟弟妹妹都在楼上，听着楼下传来的声音，特别是木头手轮转动的声音。

太爷爷匀速转起手轮来，一直盯着汽缸，仿佛自己也成了机器的一部分。

“我可以试试吗？”过了一会儿，玛利亚问。

太爷爷让到一旁，玛利亚手握把柄，转了起来。太爷爷感受到玛利亚的皮肤散发出来的暖意，听见她逐渐加快的呼吸声。转啊，转啊，转，玛利亚时不时会碰到太爷爷，不过旁人几乎看不出来。就这样，两人在同一时刻一起见证了奇迹的诞生。玛利亚亲眼看着红色的果酱慢慢变淡，汽缸里的混合物越来越轻，结构越来越饱满。太爷爷发现她的胸很柔软，比夏天里的阳光还柔软。

太爷爷的心怦怦直跳，担心被玛利亚发现，就算被听到也很难为情。要知道，动物是可以嗅到害怕的气味的。

“我真的非常非常好奇。”玛利亚说。

“再等一小会儿。”

太爷爷拿起大木勺，紧握把柄，大拇指有力地扣在上面。这时冰激凌变成了粉红色，时而出现几个深色的小冰块。

玛利亚尝了一口，冰激凌在她的舌尖融化，就在这时太爷爷内心的恐惧也跟着慢慢地融化了，不再那么坚硬强大。玛利亚闭上双眼，太爷爷看着她的双唇，那赤裸的臂膀，还有跟着呼吸一上一下的胸部。

“真是太好吃了，”玛利亚说，“我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呢。”

玛利亚觉察到太爷爷的眼神，不过并没有说什么。

他把勺子又举到玛利亚嘴边，这次玛利亚尝了一大口，闭上眼睛的时间也随之加长了，宛如沉迷于一个深沉的美梦中，玛利亚沉迷在了冰激凌的美味里。这是一个游戏，一个古老的游戏，然而对太爷爷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他并没有想到自己应该行动起来了。

一分钟过去了，玛利亚睁开了眼睛。太爷爷看见了那透过衬衫若隐若现的乳头，心里在想那乳头的颜色是不是跟眼前冰激凌的颜色一样。

两人把一汽缸的冰激凌全都吃光了。走上楼时，弟弟妹妹们全都欢呼起来，满足地盯着太爷爷和玛利亚，一个个都好想吃草莓味的冰激凌。玛利亚的嘴唇亮晶晶的，宛如一颗禁果。

夏天来了，天气又热又干，到处都是干草的香味。白天变得很长，天空湛蓝。到了晚上，四处洋溢着薰衣草和柠檬的香味。每天早晨太爷爷都会去安特劳山，采完冰全身都湿透了，接着再回到村子里。玛利亚在树林里摘果子，有发亮的黑莓，还有几乎成了黑色的树莓。太爷爷做出了靛青色的冰激凌，和玛利亚一同在路边做起买卖来。顾客们排成一队，每天都来品尝不同颜色不同口味的冰激凌。

太爷爷买来了杏子和桃子，村里的农民送来了李子和香梨，还有无花果。太爷爷像变魔法似的，把这些水果都变成了黄色、灰色和粉色的冰冻物体，让人一闻到香味，就想把它们统统吃光。有的小孩拿着奶奶给的零花钱，把冰激凌带回家给奶奶也尝尝。

“能跑多快就跑多快！”太爷爷总这么对孩子们说。

转啊，转啊，转。

玛利亚都晕了。那些日子，和太爷爷两个人一起站在厨房或者地下室里，四周洋溢着水果和糖的香气。手指黏乎乎的，甚至连呼吸都带着覆盆子的味道。

玛利亚等了一个星期，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至少她所期望的一直没有发生，不过倒是发生了一些别的事。

事后人们才明白太爷爷做出来的冰激凌的颜色为什么越来越奇怪，味道也越来越特别。人们都说：原来是这样，我们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呢？

一天下午，太爷爷在村子里卖浅橙色的冰糕，顾客们小心地尝了一口，都觉得那味道好极了。一位男顾客大声说：“我尝到番茄的味道了，我真的尝到番茄的味道了。”

太爷爷还用羊奶、接骨木花、薄荷和松针做出了冰激凌。松针是玛利亚从树林里摘回来的，太爷爷把它们丢进锅里，加水和糖一起煮。至于用量嘛，简直跟配药有得一比，糖放多了冰激凌就会变得太甜太软。

玛利亚尝了一口，仿佛一下子回到了那个度过了半个童年的树林里。小时候她在树林里找松果，搭小木屋，把树枝当宝剑和别人决斗。这一切她都在那口冰激凌里品尝出来了。对了，还有落在大树之间的那一道道阳光和双脚踩在满是树根的地面上发出的空洞的声音。

这就是玛利亚在太爷爷那充满谜团的眼睛里看到的景象。她早该知道太爷爷能让自己产生这样的感觉，那是一种身处两地的感觉。

第二天太爷爷用浓缩咖啡做出了冰激凌，除了咖啡，他还加了另一种原料，一块从特伦佐巧克力店里买来的瑞士巧克力。有人在品尝的过程中吃出了那股甘甜，可太爷爷就是不愿揭开其中的秘密。最棒的配方永远都是秘密，这是那个维也纳的商人告诉他的。

“是甘菊吗？”有人问。

太爷爷没说话。

“是肉桂吧？”

那一晚好多人迟迟无法入睡。

玛利亚尝了好多口，躺在床上感觉整个世界都旋转起来。她想到了太爷爷强壮的手臂，还有那虽然掰不弯钱币却非常善于剥杏子的双手。半夜里她拿着一根蜡烛走向屋外，走到太爷爷房间的窗户下面，轻声喊太爷爷的名字。见没什么动静，便开始往窗户上丢小石子。

太爷爷半梦半醒地伸出脑袋。

玛利亚说：“我有东西给你看。”

“现在？”

“对。”

等了这么久，她再也等不下去了。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太爷爷穿着睡衣走了出来，见玛利亚那气愤的目光，还没来得及问，就听玛利亚说：“我爱你。”

太爷爷没有回复，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对爱情，他还一无所知。

玛利亚又往前迈了一步，解开睡衣的扣子，太爷爷看见睡衣下面一丝不挂。虽说不敢看，还是看了过去。

玛利亚的胸在蜡烛光下亮闪闪的，比肚子上的皮肤还白，看一眼就叫人眩晕。最吸引太爷爷的还是那两个乳头，是琥珀色的，发着光，就跟炒熟的栗子似的。

这就是玛利亚想让太爷爷看的。

太爷爷几乎不敢相信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女人就是玛利亚。

他曾经砍倒大树，曾经背着一个大暖炉上山，可面对这样的美人，他却变得那么无力。

“跟我生个孩子吧。”玛利亚说。

太爷爷并没有脱下玛利亚的睡衣，没有去亲吻那诱人的双唇，也没有和玛利亚双双躺在星空下亲热，只是在她耳边轻声说了两个字：“谢谢。”

到了八月初，再过两天就是圣人劳伦图斯的纪念日，传说两千年前他被绑在滚烫的炉子上，活活烤死了。几道流星划过空中，英仙座的流星雨冲破了大气层。8月13号早晨将达到流星雨的高峰，每小时会有几千颗流星从天而降，应该是劳伦斯图的眼泪吧。这时，太爷爷已经出发了，他想去圣哥达隧道，穿梭于大山之间，却被流星雨扰乱了方向，来到了热那亚。在热那亚的码头太爷爷看到了壮观的凯瑟威廉二号邮轮。在这之前太爷爷还从来没闻到过海的味道，也从来没见过大船。

长140米的巨型邮轮北德劳埃德正准备前往纽约，集装箱被装上船，人们提着行李箱走上狭窄的舷梯。头等舱有180个位置，二等舱86个，统舱里可以容纳644个乘客。船体是白色的。

母亲坐在太爷爷的房间里等待，房间的窗户打开着。这之后的几天里，玛利亚一直在哭。那头深色的卷发犹如一道挽联，遮住了她的脸。她用一只手紧紧地抓着另一只，却没能赶走那份缺失。那感觉贯穿到全身，她好怕自己再也见不到太爷爷了。一开始的几天人们还在村里的大路上等待，猜太爷爷又在研究一种全新的、独特的、配方复杂的口味，如夜晚般的深蓝。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连个冰激凌的影子也没有，人们便也不再挂念，似乎太爷爷和冰激凌从来没有存在过，一切仿佛只是一场梦。

凯瑟威廉二号稳稳地离开了绿色的港湾，却还是出现了一道小小的波浪，开向了海里。船长没有点信号灯，船就开动起来。码头上立着高高的起重机，还有无数个拿着手绢和帽子前来送行的人。这么看船好像没什么动静，然而海水却开始沸腾起泡。船舱里的大炉子和滚烫的锅炉默不作声，大烟囱里飘出了滚滚的浓烟。眼前的场景，有离别，也有欢乐，还有对新生活的期望。站在船尾的人会发现海岸在渐渐消失，号角声再次响起。

十天后，夜幕降临之际，太爷爷一个人站在围栏后。大船全速前进，海浪汹涌，海水颜色深沉。他没有穿过大山，也没有看见隧道那头的亮光，而眼前的场景却跟皑皑的白雪一样夺目。陆地出现了，只见一个巨大的太阳悬挂在那片陆地的上方。

“精神世界里唯一的想法”

在我们家的走廊里挂着一个醒目的印第安头饰，上面粘着老鹰羽毛，老鹰是世界上最大最强壮的鸟。头饰是太爷爷从美国带回来的。到达克林顿城堡后，他和一群移民聚在一起，还参与建设一座摩天大楼。也许大楼还在，却没人给那座装了无数个窗户的大楼起个名字。在这之后他还跟一群意大利人一起去了北方铺铁路、砍木头，把木头一块块铺好。铁轨越修越长，最终消失在远方。然后呢，画面就越来越模糊。到了怀俄明，太爷爷开始放牛。那些牛一个个都长着大大的脑袋、坚实的犄角、棕色的粗糙的长毛。在我的印象里，太爷爷是在放牛的过程中遇到黑足印第安人的，那时他们在南达科他州定居了下来。神话般的酋长红云在拉勒米堡条约签订后便把自己的人带到了那里。头饰里的每一根羽毛都代表了与异族抗争的勇气，比如波尼人、克罗人，还有之后的殖民地统治者。白色的羽毛宛如雷电，然而那一次次失而复得的土地，最终还是落入了别人手中。

当太爷爷回到意大利北部的山里，遇到第一个人时，他说：“白色的面孔，您好。”这个场景被世人传了一代又一代。

我那跟太爷爷同名同姓的父亲经过印第安头饰，走向了地下室，地下室已经被重新翻修过了。父亲打开灯，灯光从水泥磨反射到钻柱上，经过无数个螺丝刀、钥匙、扳手、钳子和挂在墙壁上的钩子，照在凿子、刷子、砂光机和工作台上。这简直是一个藏宝室，是父亲一生的成果，又或者说是对他一生的报复。他卖了57年冰激凌，其实最想成为的还是发明家。

我的爷爷是个很古板的人，不相信他儿子的梦想和志向，但他需要父亲去冰激凌店里帮忙。父亲十五岁那年，就骑着一辆冰激凌小车穿梭于鹿特丹的大街小巷。“有时候冰激凌融化得比卖得还快，”过去每当我们抱怨工作辛苦时，他总这么说，“一天下来准是腰酸背痛。”

到了冬天父亲就去卡拉佐的工厂里干活，用大块的钢铁做出螺母和螺栓。他眯着眼睛，黑色的鞋子踩在满是扳手的地上。每年他都用挣来的钱买新的工具，从日常物件开始，倒也不算夸张。然而当他接手爷爷的冰激凌店，开始自己挣钱的时候，就买下了人生第一批用来钻、磨、碾、锯的机器，那些大声吼叫的“怪兽”都配有大大的工作台。不过他也会买可爱的活动扳手和手表工匠及雕刻家使用的微型工具。只要没有的，就会买下来，比如七英寸钉、螺帽、锁紧螺母、压铆螺母、右旋螺丝、左旋螺杆、双螺杆、无尾螺杆、盲螺栓。

有一次一个卡车司机出现在门口，是从贝鲁诺的钢铁工厂里被派过来的。过去的几年里他一直在寻找一种螺栓。父亲听他描述螺栓的样子就跟小孩子听神话故事一样。听完了，父亲就把他带进地下室，打开灯，藏宝室尽显光芒。卡车司机的瞳孔迅速地膨胀起来，看着眼前的情景，完全摸不着头脑，要知道那时候工具的数量也就是现在的一半而已。现在车库里也堆满了那些闪闪发光的工具。

一般来说父亲是不会把自己的收藏展示给别人看的，那是因为没人能够理解他的行为。大多数人会以为这是一种病，然而卡车司机却感慨起父亲的财富来。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卡车司机说。

这样的收藏，除了父亲的这个地下室，也许根本就不存在。

父亲在几个金属小盒子里翻了翻，几分钟后拿出了一个螺栓。

“没错，”一开始司机只说了这两个字，后来却热泪盈眶地说，“没错，真是不敢相信，居然叫我找到了，就是它，真的是它，这个螺栓……”

那一天成了卡车司机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也许对父亲来说也一样。

当母亲不让买新的钻孔或者打磨机器的时候，父亲就会把这个故事搬出来。

“没人理解我，就连我的老婆也一样。”

有一次母亲给父亲下了最后通牒，说：“爸爸，你要是买，我就不跟你过了。”

结果父亲还是买了，母亲也没有离开他。当时我和弟弟无法理解母亲的决定，我们还小，对婚姻知道的还很少，包括那些威胁、妥协和厮打。对于父亲的收藏，母亲再也没说什么，不过额头上的皱纹却越来越深，就跟被凿子凿出来似的。

父亲把现有的生活当作买工具的借口。他从来没有想成为一个卖冰激凌的人，也从来没想接手父亲的冰激凌店，不过这两件事都发生了。

“整整五十七年我都没好好过过夏天了。”退休后，父亲经常唠叨这句话，说完便打开一个装着水平仪的盒子或者一把收藏里缺憾的锯子。

大半个世纪都没有长长的、阳光灿烂的夏天，没有初夏，没有仲夏，没有闷热的夏天，也没有凉爽的夏天，没有甜甜的、忧愁的夏天，也没有海边的夏天。这是父亲的抱怨之歌，也是他用来说服自己和他人的口头禅。

我曾经无数次与他进行过毫无结果的讨论：“为什么你就不去做点别的事情呢？”

“这不可能。”

“一切都有可能。”

“不，从前跟现在不一样。”

“你就应该选择自己想走的路。”

“那条路已经给我铺好了，”父亲说，“就在我可以选择的时候，你却来到了这个世界。”

父亲总把他卖冰激凌卖到七十二岁的这个事实怪罪到我的头上来。

“你被那些诗歌圈的朋友游说后，我就不得不去叫卢卡来帮忙了。”

“我没被游说。”

“那就是被洗脑了。”

“那叫热情。”这句话听起来比我想表达的意思听起来戏剧化一些，不过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也找不到其他词了，于是接着说，“就跟你爱电锯一样，我爱的是诗歌。”

“你就是被洗脑了。”

父亲指的是世界诗歌节的工作人员，有当时的董事、董事的编辑，还有漂亮的女实习生。诗歌节的办公室就在冰激凌店对面。夏天下班后，那里的工作人员就会来店里吃个冰激凌。董事早上也会来，只要店门开着，店里没什么人，他就会来喝杯咖啡。董事名叫理查德·海曼，长着一双水汪汪的蓝眼睛，说话的声音很深沉。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本诗集，摆在桌上翻阅，时不时喝一口咖啡。

我已经不记得给他送咖啡的时候他看的是哪本诗集了，只知道那本书缺了封面，侧面是红色的。那印着金色字母的深红色，伸手去摸就能感觉到字母的凸起。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才能看出真正的美好，孩童时期是看不见的。这并不是说那时候美不存在，只是会被忽略而已。我回想着看到那酒红色诗集上发亮的字母的第一刻，就在那一刻，美这个概念进入了我的生活。

我经常看到顾客坐在外面的太阳伞下或者店里的小桌前阅读，一般都是在看报纸，也有女性读者拿着封面狂野的口袋小说。他们一边看，一边用极慢的速度吃香草、榛果或者巧克力味的冰激凌。

“您的冰激凌都化了。”有时候父亲会在柜台后面提醒他们。

只见一个女顾客抬起头，脸涨得通红，就像父亲看透了她的想法似的：那些荡漾于字里行间的火热的画面。

理查德·海曼看的那本书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那年我十五岁，在家乡的一所语法学校读中学，不过整个暑假都待在鹿特丹，啊，终于又见到父亲和母亲了。当我站在他身边时，他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完全沉浸在诗歌中。

这么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我仍在试图回想那些金色的字母。是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致乌拉尼娅》还是菲利普·拉金的《高窗》？是安娜·安和木托法的《最后的玫瑰》还是保尔·克兰的作品合集？我无法再去追问，他已经穿过河流，带走了一切的回忆。

“您好，要点什么吗？”我问。

他惊讶地抬起头，就说了一句话：“不好意思。”同时那双蓝色的眼睛试图往店里看，又接着说，“您是不是已经在这儿等好久了？”

还从来没有一个顾客称我为“您”呢。这个词跟他很配，不过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那时我发现他之所以这么迷人，他看起来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一个他深爱的诗人的时代。比如湖畔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瑟斯。当然还有雪莱、济慈和拜伦。

他又点了一杯意式浓缩咖啡。

第二天，另一本诗集出现在桌子上，我决定不去问他要点什么，就直接给了他一杯意式浓缩。让我惊讶的是，他停了下来，抬起头，对我说：“您真是太客气了。”接着眼神又消失在诗集里。

过了一个月我才敢问他读的是什么书。

“这个，”海曼回答道，“是一些现代的、叫人无法理解的诗歌，偶尔才会出现清晰可懂的句子。你要看的话，我还是给你推荐些别的吧。”

他邀请我跟他坐到一起，于是我便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刚坐稳，他就开始朗诵雪莱的自传诗歌《心之灵》。一开始用的是英语，后来转到荷兰语的译文：“我不是统治者，因为在统治者眼中，人们不可以同时拥有几个爱人，要懂得回避旁人的诱惑。”他一边朗诵，手一边跟着摆动，好像拥有一整个大厅的观众似的。店里的顾客纷纷投来目光。母亲正在给一个小女孩挖冰激凌，也转过头来。“心很小，只容得下一个爱人；灵魂也如此，只容得下一个想法。一生只有一个目标的人，便失去了永生的机会。”朗诵完后，海曼用那双水汪汪的、苍老的眼睛看着我。

仿佛有什么东西从那些诗句中冉冉升起，啊，是一阵香味。

我无数次地问自己，他为什么偏偏选了这首诗，为什么是《心之灵》中的这几句。同时又想，如果我要向人们展示诗歌的美好，应该选哪一首呢？该从哪里着手？有好多老师在向学生介绍人生的第一首诗歌时，就让学生望而却步。还有更糟糕的，有的学生会因此一生都憎恶诗歌。选择那么广，其实就只有一个可能。对每个人而言都有那么一首合适的诗，老师们就不该在教室里统一朗诵。

海曼问我觉得那首诗怎么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时的我还很年轻，都还没变声呢，又能说些什么呢？说我的生活会发生变化？说我会对几百个女人敞开心扉，她们都将成为我生命中的爱？还是那首诗已经起了作用？在我发觉之前，万物之门已经打开了一个小缝？不过有时候想想，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

海曼打破了沉寂，开始讲述雪莱的英年早逝，三十几岁的他就离开了人世。在名叫唐璜的帆船淹没后，雪莱也淹死在莱瑞希湾里。几天后，被冲到马沙和维亚雷焦之间的沙滩上。人们发现在他的水手裤袋里还装着一本约翰·济慈的诗集。那些诗歌连同他的躯体一同在沙滩上燃烧起来，那是个瘟疫和霍乱横行的时代，所有冲上岸的东西都要被大火吞噬。灰烬被埋葬在罗马庄严的英国墓地里。城墙边那片绿色的草地，微风轻轻地荡漾在树叶之间。三年前，他的小儿子威廉也埋葬在了那里。海曼说：“雪莱的心并没有被烧死，而是回到了他的妻子玛丽身边。”在玛丽1851年去世后，人们在她的写字台的一个抽屉里找到了那颗不死的心。看来心化作物，全都写进了《阿多耐丝》这首诗里。

再待一会儿，再跟我说一次话;

亲吻我，不要停下;

在我那无心的胸和燃烧的头脑里，

因为那个词，那个吻，所有的想法都将存活下来。

那颗没有烧死的心在他的儿子珀西·佛罗伦萨死后被一同埋在了伯恩茅斯，玛丽也葬在那里。那时，他的情人克莱尔·克莱尔蒙特已经去世了，根据她的遗愿，人们把她跟雪莱送的一条围巾葬在了一起。

在成为世界诗歌节的董事前，海曼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教英国语言和文化。此前，在斯坦福大学也待过一阵，校园里有好些低矮的建筑和高大的皇帝树，松鼠们经常噌的一声爬上树顶。那时海曼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小二十岁的女学生，女学生的爸爸是一位著名的律师。连州长也请他去立遗嘱，大学校长请他制定各种规定。尽管有着良好的名声和同事们的景仰，海曼还是没能保住自己的位置。这是他人生中唯一走错的一步，然而他自己并不这么看。每当想到加州，他的内心就会产生一种爱慕之情，想起那漫长温和的夜晚和永不知疲惫的太阳。她叫娜塔莉，有着一张美丽的面孔，脖子上戴着一根细细的项链。项链上挂着一个小蜜蜂，海曼已经记不清到底是她父亲还是第一个男朋友送的了。

然而，他从不会忘记，一个诗人比任何人都熟知诗歌，并且无法想象没有诗歌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胡说。”我父亲说，“没有诗歌照样可以活得很好，我这不是已经活了四十年了。”

海曼的意思是另外一种生活，一种并不那么美好的生活。他在说那些话时毫不犹豫，却丝毫没有贵族的架子，就像从前叫病人多吃橙子的医生，诗歌能够丰富人们的生活。在大学课堂上他也是这么讲的。站在讲台后面，双手跟着嘴里的辞藻不停地挥舞。

他能用五种语言来引用诗句，荷兰语、英语、法语、德语和拉丁语；不管是哪个诗人，他都能讲出一段趣事来。

“查理斯·波德莱尔把头发染成了绿色，还在派对上跟大伙儿说小孩子的脑子吃起来有核桃的味道。

“热拉尔·德·内瓦尔在皇家宫殿里养了一只系着蓝丝带的螃蟹，还常常带着这只螃蟹出去散步。

“当安娜·阿赫托娃被秘密警察监听后，就开始在卷烟纸上写诗。访客把诗记熟后，她就一把火烧了那些纸。

“没有人做的大蒜汤比约尼·范多恩的味道更浓了！汤里足足有四十瓣大蒜，喝了这汤，就能抵御抑郁症、消化不良、皮肤疹子、月经不调和眩晕。

“艾德文·安玲顿·罗宾森让家人把床抬到星空下，好在那里死去。”

我父亲十五岁时就骑着小车在街上卖冰激凌，而我却在听诗。海曼来到店里的那些日子，每天都给我上关于诗歌的课，从伊索到康纳里斯·巴斯提昂·范德拉格尔。就这样，我开始鸟瞰这个诗歌世界，越来越期望在那个充满了秋日的气息、平静的湖面、白色的花朵和广阔的海洋的世界里轻轻地着陆。

“好了，够了够了，”每天早晨父亲都会说，“是时候工作了。”

刚开始他还微笑着跟海曼打招呼。那时我们刚买了一台咖啡机，是意大利名牌，有着跟跑车一样的流线形。咖啡机是从米兰运过来的，吸引了不少住在鹿特丹的意大利人的目光，一个个都称赞咖啡机的外观，尤其是意式浓缩咖啡的香味。

“真是美味啊。”

“太完美了。”

有人甚至还闻出了咖啡中的玫瑰花香。相比意大利人，荷兰人就没那么积极了。第一个喝意式浓缩的荷兰客人惊讶地看着咖啡杯，问：“这是什么？”

“意式浓缩。”

“可是杯子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啊。”

“意式浓缩就是这么喝的。”

“我几乎都能看见杯底了。”

一个星期后咖啡机旁边多了一个小桶。要是有人抱怨咖啡的性价比，父亲就说：“您可以免费喝杯水。”

只有海曼跟意大利人一样喝意式浓缩。他享受其中，仿佛一首短小的诗，比如俳句。

父亲总是满怀热情地欢迎他，直到一个月后我在他的身边坐了下来。那些诗句宛如长鸣的警笛。奥德赛把自己绑在了船的桅杆上，父亲觉得最好能把我拴在冰激凌机器上。

“就凭诗歌是活不下去的。”父亲说，“你没看见他身边的那些诗人跟苍蝇似的围着他转吗？”

有时候海曼跟几个诗人一起坐在店外面吃冰激凌，每次都是他掏钱。

“看，那个男孩的鞋子用胶带粘着，”父亲轻声说，“看见没啊？”

或者：“要是海曼不在，我早就把他们当作流浪汉从店里赶走了。”

海曼从来不会看不起人。他的西装是手工定制的，几乎每天都打着领带，然而他却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百姓，就跟莎士比亚的父母一样。莎士比亚的父亲曾经是个鞋匠。海曼对于童年最深刻的记忆来自洋葱面包的香味。每个星期六家里就会吃洋葱面包，母亲总是吃最小的那块。他并不位于其他诗人之上，他景仰他们，至少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海曼看来，想要成为诗人，只有才华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些别的品质，然而具体是什么却很难用语言来描述。既和隐居、坚持，也和与事物之间的距离有关，是一种与占有之间的距离。一张桌子、几张纸就够了。就跟和尚一样，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有些诗人没能坚持下去，酗酒，吸毒，还有的选择了自杀。这样的人很多，海曼就认识两个。他们走的时候年龄比雪莱还小。

我从来没想成为一名诗人，因为我的血液里没有诗人的才华，那种万物皆会为之让路的圣境。早些年我也试过，曾经被叹息的灵魂和伟大的死者的语言感触，写了三首诗，其中一首是十四行诗，和皮特拉克的风格一致——《沃克吕兹的天鹅》。然而我的十四行诗比较抒情，成了威尼斯的天鹅。不过并不是拥有迷雾的早晨和看着平静湖面的狮子的湖城，而是有着如彩虹般色彩斑斓的香味四溢的冰激凌店。

尽管如此，每年至少有两次，我还是会以诗人的身份被邀请到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参加一些重要的诗歌节，有时我还会出现在海报上。我的名字曾经多次出现在各种小册子里，那时我便成了一个出生在意大利的著名荷兰诗人。我的作品一方面以宏观的人文视角而著称；另一方面，我擅于玩味死亡、体察死亡的细微感觉，并将这二者结合。

许多诗歌节的董事都是诗人，都很想在那个最有声望的世界诗歌节的舞台上“演出”，把这看作一种交易。几年前我曾因此跟一个以色列的诗人吵了起来。他给我打电话，说很想在鹿特丹朗诵他的诗歌，觉得登台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你说不行是什么意思？”他气愤地问。

“我从不约当董事的诗人。”

那个以色列诗人是莎尔国际诗歌节的董事，诗歌节的重点落在希伯来和阿拉伯文化之间的对话。世界各地著名的诗人都会去参加，是个对诗人而言非常重要的诗歌节。

“我也会请你来参加我组织的诗歌节的。”他说。

“我不愿意。”

“我让你上主场。”

“我不是诗人。”

“你不是写过几首诗吗？”

“那些我不想朗诵，就算拿枪指着我也不想。”

电话那头没了声音，一会儿，诗人接着说：“我参加过好多诗歌节，比如麦德林、柏林，还有斯特鲁加。”

也许麦德林、柏林和斯特鲁加诗歌节的董事们也曾经在特拉维夫朗诵过自己的作品，不过这句话我并没有说出来。

“等你不做董事了，我会再考虑。”

以色列诗人恼怒地挂了电话。最近，他又打来电话，兴奋地说：“我不做董事了，现在你可以邀请我了吧。”

我告诉他，如果我们欣赏他的作品，他自然会收到邀请的。

“这么说，如果我没有收到邀请，就证明我的作品不够优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诠释方式，不过对大多数诗人而言，这样的说法是不被接受的。

以色列诗人再次恼怒地挂上了电话。

自从我担任世界诗歌节的董事以来，就时常收到诗人们气急败坏的邮件，他们都感觉自己受了忽视。在诗歌节的现场我也被指责过。当然，诗人们的社会地位有时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你为什么想来参加世界诗歌节？”这是我经常问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诗人。”

“你为什么觉得世界诗歌节这么重要？”

“重要的不是诗歌节，而是我。”

我试图从自己的角色来解释，世界诗歌节之所以隆重，就是因为不是每个想上台的人都能如愿的。这种独立的地位叫我们非常自豪。我们没有赞助商，没有市长、大使馆和文学基金会的支持，也没有干涉节目单的领导。

海曼常把世界诗歌节跟亚历山大的灯塔做比较，说：“我们是一个启明的先例。”要是说这话的人是我，诗人们准会因为我的傲慢狠狠地揍我一顿，而海曼说什么都行，还能经常把众人逗乐。他对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模仿简直出神入化，一样的口音，天籁般的朗诵。倘若布罗茨基听到，应该也会大笑起来。许多国际国内诗人曾在海曼位于西海大坝的公寓里享用晚餐。公寓建于三十年代，属于新海牙派。地下室从前是仆人的房间。有时他会拿着一堆诗集，躲进地下室尽情阅读。一到夏天，就会坐进种满玫瑰和白色绣球花的公共花园里。

“你得做出选择，是把生命献给诗歌还是冰激凌。”他说这话时，我十八岁。那天我们坐在草坪上圆圆的铁桌前，桌子上摆着一瓶冰镇葡萄酒。

我的父亲是卖冰激凌的，父亲的父亲也一样，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白手起家。他们的大拇指都一样，长满了老茧，又结实又有力。我四岁那年，就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冰激凌，梨子味的。父亲眼里噙着泪说，骄傲地说：“你简直就是一个小型冰激凌机器。”我长大了，懂事了，开始剃胡须，谈恋爱，在他的眼里，我永远都是个卖冰激凌的。

我说：“我要打破家族传统。”

“这正是我担心的。”

海曼喝了一口酒，看着我，眼神里透着几丝年轻。他那剃得光滑的脸蛋，一骑车就变得通红。他的头发还留有一丝金色，跟娃娃菜的颜色差不多。他的手时而会穿过那头浅浅的金发。

就跟做出了什么重大决定似的，海曼突然说：“恭喜你。”说完便笑着举起酒杯。我们举杯庆祝，阳光透过金色的液体。

“幸运仿佛冒失鬼。”

“拒绝害怕的人。”

这是著名的罗马诗人的诗句。那天晚上我待在冰激凌店里，不敢宣布夏天过后要去阿姆斯特丹学英国语言文化的决定。我感觉自己是个叛徒，背叛了父亲、卢卡，还有直到午夜还拿着勺子的母亲。她挖冰激凌弯腰的样子就跟农民收割土豆似的。

在长满了玫瑰和绣球花的花园里，我感受到一种自由，从过去和传统中挣脱出来的自由。看起来我跟传统的牵连算是割断了，不过那只是表面现象而已。事实上那张网还是完整的，只是很薄很薄，几乎到了透明的程度。我永远无法彻底切断那种牵连，只不过那时的我还不知道罢了。就这样，我跟冰激凌店的距离越拉越大。我去大学里上课，搬到了阿姆斯特丹，还在托法尼冰激凌店打了一份工，然而家庭的那张网还是牵连着我的生活。

“去托法尼冰激凌店打工？”父亲大叫起来，“你疯了吗？”

“我需要钱。”

“他们来自巴尼迪鲁卡，是托斯卡纳人！”

大多数在荷兰卖冰激凌的意大利人来自维多或者维纳斯，至少是出自卡多雷山谷地区的，都看不起托斯卡纳人，觉得他们是一群只想靠卖冰激凌来发财的人，从前都以卖画为生。他们只会模仿，冰激凌的质量也不好，至少来自卡多雷开冰激凌店的意大利人都是这么想的。

“他们之所以让你在那里打工是为了盗取我们的配方，简直就是一群贼。”

“我不做，只卖冰激凌。”

“也卖面包吗？”父亲鄙视地问。

托法尼店里除了冰激凌，还有三明治。那家人在阿姆斯特丹还有另一家冰激凌店，在那里还可以买到薯条。在父亲眼里，再也没有比满是油烟味的冰激凌店更糟糕的了。

“他们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有一次父亲坐在饭桌上抱怨托法尼时问，“是打算卖从机器里直接出来的奶油冰激凌吗？”

看来我打工的对象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一群冰激凌界的野蛮人。

卢卡不再跟我说话。我在店里的时候，他就装作看不见我，要不就是躲在厨房里做冰激凌。他得工作，因为我不愿接手这家店。他要让我看到并且意识到这个事实。

只有母亲问我的学习，想知道托法尼家的冰激凌味道究竟怎么样。

“他们的水果味冰激凌不如我们家的，”我说，“不过松子味的叫人无法抗拒。”

大学里的学习跟我预想的完全一样，所有科目都是用英语讲授的。课堂上，老师们用跟海曼一样的热情谈论他们的专业。有时学生们被分成几个小组，一起研究文学作品。有基德的《西班牙悲剧》、马洛的《法斯图斯医生》，还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那一刻，我仿佛成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一个贵族，说话的语气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变得既狂野又崇高。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热爱这个专业的，一个月后有的学生就去了别的院系。

大多数时间我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读英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杰弗里·乔叟的作品，《坎特伯雷故事集》和《特洛伊罗斯和克里希达》。我选择了另一种生活，跟包围着僧人的宁静一样，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会遇到趴在厚厚的书上的年轻女子。一个女孩子坐在我对面，读莎士比亚的悲剧。仅用了几年的时间，莎士比亚就写出了世间最沉重、最伟大的作品《奥赛罗》《哈姆雷特》《李尔王》和《麦克白》。在海曼眼里，这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戏剧作品，深入灵魂，却没有《理查德三世》中繁杂的服饰和无数叫人迷惑的人名。在《麦克白》之后，莎士比亚还写了几部浪漫戏剧，不过那些便失去了原先作品中的深度。

那是一个金发女孩，小鼻子尖尖的，来自布拉邦德省一个名叫沃雾的小村子。第二天早晨醒来，一睁开眼睛她就说：“你睡觉的时候怎么动得这么厉害？”

“我梦见我们做的事了。”

她揉了揉眼睛，打了个哈欠，从某个角度看起来很纯洁，很年轻。也可能是因为她的小鼻子，和那微微上翘的鼻尖上的雀斑。在伸腰的那一刻，她就变成了一个小女孩。

她不许我出声，因为她的室友已经睡了，墙壁薄得跟硬纸板似的。昨晚我们在一家咖啡厅喝完酒，她就把我领回了家。一开始只喝了一杯，接着就是一瓶。我们原本是打算去吃点东西的，然而最终酒赶走了饥饿，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饥饿。

“你来骑车吧。”她说。

我在阿姆斯特丹还没有自行车，去哪儿都用走的。而现在我可以骑在一辆被刷成黄色的女士自行车上，后面还带着个女孩。她的腿悬在车子左边，汽车灯照在反光灯上，好亮。

我在一个书架下面失去了童贞，书架上摆着一本日记，日记两旁分别是叶芝和艾略特的作品。她用手捂住了我的嘴。十五岁那年，她就失去了童贞，那是个坏男孩。这些是我们早上肩靠着肩醒来时，她告诉我的。那个男孩比她年龄大多了，跟她最好的朋友也睡过。她曾经希望那会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一种只能赐予他人一次的感受。第二次就好多了，是另一个男孩，也住在沃雾，最终选择留在了村里。他有一辆超酷的德国尊达摩托车，头发总竖得老高。

我不敢告诉她这是我第一次做爱，整个上午我们都赖在床上，亲吻，又做了两次。那是九月的一个星期六，晴天。母亲在店里卖冰激凌，父亲给客人泡咖啡，弟弟把牛奶、糖、蛋黄和磨碎的杏仁倒进汽缸里。

星期天我坐火车回家，脑子里不断想着劳拉的小蛮腰。我亲吻了她，这是一种比自我还强大的欲望。

“你干吗呀？”

我不知道，也没有别的选择，我的心怦怦直跳，就跟有人紧握拳头用力敲门似的。

“好痒啊。”

我亲吻了她身体上最白的地方，直到她轻声细语却异常坚决地说：“我要你进来。”

卢卡看出来了，我敢肯定。当我走进店里时，他刚好拿着一盒几乎成了白色的菠萝冰激凌从厨房里走出来。我们四目相交，他那深色的眼睛仿佛两颗黑橄榄，他肯定知道。这种事有时候是可以看出来，甚至闻出来的。那是一种热气，透着某种现象。有时候我在去国际诗歌节的路上，太累了不想读诗，就会跟自己玩个小游戏：试图去猜谁做过爱。一大早的飞机上是观察的最好时机。那一张张清醒的脸，有的脸蛋微微泛红，还有的女士刚洗过头发。接着再去看那些小小的眼睛和眼睛下面的眼袋。闹钟把他们从熟睡中叫醒。有的人会故意把闹钟早开一小会儿，好在闹钟响了之后再赖一会儿。那些要去上海出差的男人，妻子粘着他们的身体，爬到他们身上。还有那些赶时间的空姐，和不愿放她们走的男朋友。男朋友把空姐的裙子撩起来，从后面进入头发还湿淋淋的空姐的体内。有一次，我在坐火车去机场的路上，看见一个穿着蓝制服的空姐正在擦衣服上的斑点。

我担心弟弟手中的冰激凌会摔到地上，然而他却跟没事儿人似的走向店里，母亲正在给一个上了年纪的女顾客挖冰激凌。弟弟把冰激凌放进透明的柜台里，转过身，走向了厨房。这一次他回避了我的目光。

母亲叫我去帮忙，我点了点头，穿上了围裙。看来今天应该会挺暖和的。

“你是有负罪感才来帮忙的吗？”父亲看见我，问。

“不，我是自愿的。”

“今天早上六点钟我们就开始做冰激凌了。”

我知道，从父亲睁不开的眼睛和眼睛下面的眼袋我就能看出来。我看到的只是眼睛和眼袋，没有别的，我也不想看到别的。我走到外面，站在一对坐在大太阳下的夫妻的桌子旁，女人说了两次要点的东西。现在已经是夏天的尾巴了，感觉跟春天似的。“心在跳，却不在这里。”这是诗人布罗姆在《春季里的第一天》中的诗句。我想着劳拉，想着那小鼻子上的雀斑和那个小蛮腰。

每次走进店里，都能透过厨房门上的小窗看见弟弟在厨房里忙活。右手握着的冰激凌勺就跟一个巨大的阳具似的。弟弟还没尝过禁果的滋味。

冰激凌店是他的未来，曾经也是我的未来，是一条铺好的路。本来我们会像托法尼的兄弟一样，接手父母的冰激凌店。后来两兄弟有了妻子，其中一个帮另一个开了一家自己的店。我父亲和他的弟弟也有着同样的经历。

天刚黑，我把围裙挂在了一张椅子上。最忙的时段已经过去了，今天生意不错。

“你要去哪儿？”父亲问。

“我跟别人约了一起吃饭。”

“我们一般不是九点才吃饭嘛。”

我们家吃饭的时间一直很晚。我和卢卡先吃，父母再接着吃。一家人就住在冰激凌店楼上。二楼是客厅还有我父母的卧室，我和卢卡住阁楼。

“我得走了。”我说。

“我得工作，”父亲说，“得帮你弟弟。”

父亲卖了一辈子冰激凌，一辈子别的什么都没做。以前没这个可能，又或者是他没那个胆子。不过十八岁的我还不敢把这些话大声说出来。

“去吧，”父亲说，“去找你的那些诗人朋友吧。”

几年后，我用同样的方式走出了一个女人家，去找我的情人。那个女人是我的第一个女朋友，是我唯一的固定伴侣。没错，那天晚上走出店里时，我充满了负罪感。走过冰激凌店红白条纹的遮阳帆布，准备去迎接夏末的夜晚。那细细的丝网牵连着我，总也割不断。我的胃牵连着冰激凌机器的震动，我的心牵连着厨房里的刀和草莓酱的殷红，我的脑袋里满是维纳斯的家，我的脚仍然能感受到树林和满地的胡萝卜。

海曼已经到了餐厅，每次见面，他都早早地就到了。走进餐厅，就会看见他坐在桌前或者吧台上看书读诗。不认识他的人，没准会以为他没有交流能力，然而事实刚好相反。若是谈话中大家突然安静下来，打破那尴尬的总是海曼。他能讲好多故事，还有诗人们的趣事，某个重要奖项的提名。又或者随便念出几行众人无法理解的诗句。

他注意到了我眼神中的颓废，说：“如果你是我的儿子，我就会把你拥入怀中。”

见我没反应，海曼问：“怎么了？”

我告诉他自己去店里帮忙的事，说：“我感觉自己背叛了他们，丢下了他们。”

我希望他会用几句诗来安慰我，比如一首我还没读过的古老的英国四行诗，诗里道尽我当时的感受。一首感情满满的抒情诗，诗里有月光、将死的大树和一颗空荡荡的心。

“嗨，”海曼说，“这样的感受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经历一次，我也一样，十八岁，独自一人闯世界。没什么，一切都会过去的。”

我无法想象海曼也曾有过我此时的感受。他全身都透露着一种不得侵蚀的气质。孩童时期的他一定很自由，很独立，人人都觉得这是个非常特别的孩子，还试图亲吻过蝴蝶。他从来没结过婚，不过这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不完整的人。他不需要被视为生命终点的婚姻。他有一座很大的公寓，墙上挂满了画作，有些是艺术家朋友送的；还有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随便进出的首映仪式和派对。女人崇拜他，世界诗歌节上最漂亮的实习生也为他倾倒。

“只有对诗人而言，悲伤才有意义。”海曼说，“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要活得幸福才好。”

他很幸福，我渴望接受他的引导，就像法鲁斯岛上的灯塔，几百年来都在为海员们照明前进的道路。直到现在，每当要做出艰难选择的时候，我仍然会想到海曼。他会怎么做呢？他会觉得这一切的付出值得吗？

“看菜单了没？”海曼问，“他们有扇贝刺身，吃过吗？”

我从来没吃过扇贝。

“其实就是一种牡蛎，”海曼说，“牡蛎吃过吗？”

“也没有。”

“那我们就先点牡蛎。你知道吗？学会如何吃牡蛎就跟学会看书一样重要。”

也许在外人看来，我们就是坐在那张摆着笔挺的纸巾的小木桌前的两父子，也许我的父亲不光嫉妒我，也嫉妒我跟海曼之间的关系。

我们谈论起我的学习来，有几个老师他也认识。

“保罗·德力森！”海曼说，“你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船长吗？他们家很有钱，经常请艺术家雕刻雄伟的雕塑，画出惊人的画作，然后再把它们全都捐献给博物馆。贵族的气息全都体现在了保罗的身上，他的弟弟在匈牙利开了间工厂，做软奶酪，什么味道都有，辣椒，西红柿，还有浓浓的香料味，都卖疯了，虽说味道真的不怎么样。”

我在想到底哪个兄弟更幸福，那一般人都看不见的生活的另一面到底是什么样的。

海曼喝了一口白葡萄酒，接着说：“保罗的妻子叫贝比·布罗姆，真是个好名字！我挺想知道他们还在不在一起。”

海曼时常给自己提问，要不就是指着人群中的一对男女，小声说：“他的老婆能说出不少诗人眼睛的颜色。”

我跟他聊最近读过的作品，聊那些他熟知的诗人，还有那个尖鼻子女孩。

“你恋爱了？”海曼问。

“我也不知道。”

“你还想再见到她吗？”

“当然了！”

他笑了，问：“那你给她念诗了吗？”

“还没来得及。”

服务员端来了第二道菜，是一小块鲻鱼，在汤里游泳。除此以外还有羊耳朵，一种用黄油、柠檬和龙蒿组成的调料。服务员在介绍这些菜的时候一点也不打顿，熟练极了。跟接下来上的菜一样，这些菜的味道好极了。这就是海曼的世界，闪闪发亮的蜡烛，精美的菜肴，一个随身带着的雪茄盒，还有饭店里插着各种鲜花的大花瓶。

吃完饭服务员帮我们穿好外套，说：“海曼先生，再见。”

“再见，马塞尔。”

我们站在路边，我很高兴，可能是因为刚刚下肚的葡萄酒。海曼是走过来的，我骑车。我好想拥抱他，看见那个服务员站在门口，望着我们。

那个拥抱等了好多年，突然就来不及了。一开始他只是声音沙哑，嗓子疼，一年半后才确诊，得了肌萎缩性侧索硬化，随之而来的还有抽筋和肌肉颤抖。海曼有时掐着小腿，脸上写满了疼痛。医生除了给他注射肌肉软化剂，别的什么也做不了。预计他最多能活三年，还不包括确诊的那段时间。

我依旧去他的公寓里看他，站在那扇面对着花园和大树的窗户前。他坐在轮椅上，叹息着那些已经无法说清的词句，就连下咽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一确诊，他就放下了手头的工作，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身边的人。海曼说：“这病治不好了，只会不断恶化。”也许这比死更让他无法接受。

海曼生命的寒冬来得就像一场暴风雪。肌肉不断萎缩，大脑传送出来的信号无法到达身体的各个部位。最先瘫痪的是腿，然后就是手臂，生活已经到了无法自理的阶段。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没有打领带的海曼。一个苏里南护士负责照顾他，兴许是她不知道该怎么打领带结，又或者是她不知道海曼有打领带的习惯。海曼说不了话，没办法告诉她。

他完全说不出话来了，那朗诵了无数首诗的深沉动听的声音就这么消失了。背诗不仅仅是他的才华，也跟原则有关，跟信念有关。孩子们在学校里背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海曼认为那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那些诗人，和他们笔下的诗句是海曼生活的基础。虽说那些诗他已经朗诵不出来了，却深深地烙在了他的脑海里。他的精神并没有被疾病侵袭。当他看着窗外时，诗人们便一个接一个地从他眼前经过。有湖畔诗人、济慈，还有狄金森，那些润滑的词句和好多别的名字：聂鲁达、米洛斯、里尔克。啊，里尔克的作品《先生：时间到了》是多么安抚人心啊！

一个没有诗歌的生命便缺失了几分美好。

我几乎每天都去看海曼，跟他谈我博士论文的进度。我大学毕业后，便去进一步研究那些从来不透露姓名、也不露面的诗人和作家。可是我写不下去了，也不明白自己究竟在找什么。我不再去大学，也已经有两个月没碰论文了。

海曼用那双水汪汪的眼睛看着我，那是一双苍老的眼睛，然而海曼永远不会成为那个老人。要是他能讲话，会说些什么呢？会给我什么样的建议呢？他肯定会提出非常英明的建议，要不就是能贯通一切的道理。会好的，时间会解决一切问题。我得笑看人生，时而点头，时而热泪盈眶，泪珠从眼眶里落下，最终慢慢地落进了嘴里。

来看海曼的人很多，大多是女人。她们带来鲜花，插进花瓶里，还为他梳头，帮他系上领带，搀他坐进轮椅，推着轮椅去公园或者码头走一圈，巨大的轮船停靠在码头，马达声轰轰作响。那些女人穿戴讲究，有的四十几岁，有的明显比海曼年轻，我不知道她们跟海曼到底是什么关系。我经常想问他，有时候在餐厅里，有时候在深夜的咖啡厅里：“你究竟有多少个女人？”不过他从来不谈论这个话题，所以我怀疑他是否愿意揭晓问题的答案。

他走后的几个月，我在街上看见一个在海曼无法动弹的日子里曾经帮他梳头的女人。她走向一群孩子，张开双手，手里捧着好些栗子，犹如闪亮的珠宝。孩子们总是挑最大的。除了孩子她也给成年人，比如在她眼里孤独的女人和跟她一样有着几分神秘感的男人。我注意到她的连袜裤是藏青色的。她是海曼的情人吗？海曼曾经追求过她吗？她留着一头灰色的卷发，脸庞的颜色较深，散发出一阵暖意和年轻的气息。我试图想象：在海曼家里，说得具体些，在他的卧室里。海曼坐直了身子，背后垫着一个枕头，正在为她念诗，这是那一天他念的最美的一首诗。

我想邀请她去喝杯咖啡，又觉得不大好。那是一种对潜规则的亵渎，被带走的东西就不应该再追问下去了。当她发现我在看她时，便把一颗栗子塞进了我的手里，我也欣然接受了。

海曼在世的最后几天是他生命中最糟糕的几天，他消瘦无比，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虽然他已经放弃了活下去的念头，还是要鼓足精神，时间一点点地将他瓦解。在那漫长、寂静的时间里，一切都在眼前掠过。他有着灿烂的不平凡的一生，充满了和诗人、女人、艺术和无尽的夜晚的邂逅。这一切造就了如今的他，宛如一瓶珍贵的美酒。可是酒瓶被打翻了，酒洒了一地。这样的结尾一点也不符合故事的发展，似乎是出自另一部作品里的一个章节。

我握住他的手，那只手很无力，也许已经失去了知觉。有的女人曾抚摸他的脑袋，手指穿过那一头银发。那位护士却从来没有流露出丝毫的爱慕之情。她负责给他洗澡，帮他换上干净的衣服。也许在最后的几天，他曾想着美国诗人艾德文·安玲顿·罗宾森。罗宾森曾让他的家人把床搬到室外去，好在璀璨的星空下死去。我把他揽在怀里，终于抱住了他，抱得很紧很紧。我想留住这一刻，同时也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两天后海曼脑梗塞，那一刻一切都过去了，完结了。他那璀璨的一生和痛苦的煎熬都结束了。她的姐姐继承了他的房子和财产，我之前从来没见过她。他在遗嘱里也提到了我的名字，把所有的藏书都留给了我。我租了一辆小货车，在一个飘着毛毛雨的星期一把那些最为宝贵的财富全都搬到了冰激凌店的阁楼上。

父亲和弟弟都来帮我搬箱子。

父亲说：“我帮忙只是因为下雨的关系。”

卢卡什么也没说，一次搬两个箱子上楼。我看到了卢卡的强壮，又或是诗歌轻如鸿毛。

几年后，我再次见到他。骑在自行车上的卢卡和我打了个照面，飞快地从我身边掠过，应该是去赴约。远远地，我就发现了相似之处，接着那身影越来越近。当我们靠近彼此时，卢卡便和海曼融为一体，两人都四十几岁，都有着红红的脸庞和灰金色的头发，都不知道有一天命运会跟他们开一个怎样的玩笑。

父亲头顶一袋洋葱唱国歌

“他在做子弹。”我排队站在都柏林机场的检票柜台前，母亲打来了电话。两个在费尔莫伊国际诗歌节上朗诵诗作的年轻的荷兰诗人站在我身后。

“子弹？什么子弹？”

“他已经忙了两天了，都不肯从地下室里出来。”

“医生来过了吗？”

“嗯。”接着母亲便大哭起来。我没有阻止她，往前挪了一步。检票柜台上面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新时刻，航班延误了一个小时，乘客们纷纷抱怨，还有人忍不住诅咒起来。要是我把一生中经历的晚点全都加起来，就能把查尔斯·布考斯基的诗读个遍，也许还能搞懂他的赌马战略。

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医生星期六来过了，在正式检查开始前母亲和他单独聊了一会儿。虽然不太敢，她还是对医生说：“我担心我老公得了老年痴呆症。”她告诉医生父亲对着电视说话，还拥抱呢。父亲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红发女人，想要亲吻她的肌肉那一段，母亲给省略掉了。不过医生很快就会得知这一切的。

“我才没病呢。”父亲说，“我感觉好着呢。”

父亲母亲和医生三个人坐在厨房的餐桌前，父亲穿着那件在地下室工作间里穿的蓝色的长外套，肩膀上还飘落着铁屑。千层面在烤箱里，一阵惬意的暖流蔓延到厨房的每一个角落。

“我爱上贝蒂了。”

母亲不好意思地盯着桌布。

“贝蒂是谁？”

“是我一生的爱。”

“您不是跟安尼塔结婚了吗？”

“那就换一换。”

父亲就这臭脾气，跟要发酵的酏似的，一阵恶臭和肮脏从气泡里钻了出来。

“他最近是不是很健忘呀？”医生问母亲，“会不会同一个问题问几遍？”

“嗨，”父亲说，“我可就坐在这儿呢。”说完还冲医生招了招手。

“最近他时常会找不到想说的那个词。”母亲说，“比如门垫。他说：‘那个放在走廊里，鞋子旁边的，那个东西，那破东西叫什么来着？’”

“是典型症状。”

“我没得老年痴呆症！”父亲大叫起来，“我恋爱了！”

“老年痴呆症的症状之一就是性格的改变。”不知道医生这是对谁说的，也许他自己也不肯定。

“他的变化可大了。”母亲肯定地说。

“大多数病人在初期都会否认自己出了问题。”

“我否认！”

“还有什么别的症状呢？家人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失忆。”

母亲突然想到了什么，说：“法斯图把内裤套在了脑袋上。”

“那是失用症，”医生说，“到那时，就算是一些天天做的事，病人也会不知所措。”

“我的内裤好好的穿在屁股上呢。”父亲说，“要是出门，我会袋上帽子。”

“老年痴呆症恶化的速度因人而异。”

“法斯图的病就恶化得很快。”

“还是要我把一袋土豆顶在脑袋上呢？”父亲问，“是不是那样你们就满意了呢？脑袋上顶个几公斤土豆就能换来你们的好心情了吗？”

医生没说话，看父亲的眼神越来越惊讶。母亲仍然盯着桌布。

“好！那我就把五公斤土豆放到脑袋上唱国歌。”说完，父亲便站起来，走进走廊，走向了储藏室。一扇门开了，又合上了。过了一会儿父亲顶着一袋洋葱走进了厨房。

“我就说嘛。”医生说。

母亲点了点头。

父亲唱完一整首国歌后，镇定且庄重地说：“安塔，家里没有土豆了，别忘了添进购物清单里。”

厨房里一片寂静，那种寂静和烤箱里千层面的香味我都记得。这不是想象，而是一种鲜活的记忆。孩童时代我和弟弟经常待在厨房里，盯着烤箱的小窗户看里面的千层面，比看电视有意思多了。

“那个贝蒂，”过了一会儿医生说，“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啊？住在附近吗？”

“她是德国的链球运动员。”

“真有意思啊。”

“她的手臂可强壮了。”

“我相信。”

“我好想亲吻她。”

“爸爸！”

“她在奥运会上拿了铜牌。一开始大家还以为张文秀会拿走铜牌呢，不过幸好老天有眼。”

“谁？”

“一个中国肉球。”

“我老公不喜欢中国人。”母亲说。

“中国人可多了。”

“爸爸！”

医生看了看母亲，又看向了父亲，说：“我想我还是先走吧。”

“您不给他看病了吗！”

医生把茶杯挪到一旁，时钟动了一下。母亲看了看烤箱，千层面放在里面，这样就不会冷掉了。

“您可以来检查检查我的耳朵，”父亲说，“还是要我把舌头伸出来？”说完，父亲还真把舌头伸出来了，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医生无奈，只好把包放在了桌子上，从包里拿出了一个袋子。

“一切正常。”检查了一会儿，医生说。

“我没得老年痴呆症。”

“没有。”

“也没有别的病？”

“没有。”

“我现在可以下楼了吗？”

“马上吃饭啦。”母亲说。

“您在地下室干吗呢？”

“给贝蒂做礼物。”

母亲摇着头说：“看来他的确是神志不清了。”

“我要做一个链球，”父亲自豪地说，“一个心形的链球。”

坐在检票柜台后面的女工作人员看着我的证件，问我是想坐靠窗还是靠过道的位子。我总会选择靠过道的位子，飞机里多出来的每一寸空间都能减轻乘客的痛苦。她微笑着把护照还给我。如果是小机场，检票的工作人员一般也会出现在登机口，不过通常情况下检票时的那一照面就成了最后一面。

过了安检口，那两个诗人就不见了，兴许是为家人买东西去了。这里的选择很多，在金属探测器和登机口之间有一个超级大商店，一不小心就会“上钩”，店里的一切摆设都在促使顾客们掏出钱包。巨大的广告牌告诉人们有了一块百年灵手表或者一部新手机生活会变得多么美好。穿着黑色紧身裙的女孩手里捧着一瓶香水，一路跟着顾客。有些机场的大屏幕上已经取消了登机口的信息，取而代之的是距离出发剩余的购物时间。

在人群和那些商品中，我捧着一本诗集，看起来也许有点奇怪，不过我一点也不觉得尴尬，机场是我的归属感最强烈的地方。我喜欢那些叫着乘客的名字、毫无感情的声音，喜欢显示着无数目的地的屏幕，喜欢来来往往的人流，时而拥挤，时而冷清。一眨眼的工夫，400名乘客便消失在波音747的入口处。一群刚下飞机的旅客看着四周，一路走向行李带。通常情况下很快就能看出哪些人很少坐飞机，哪些人已经累积了几万公里的旅程。对那些常旅行的人来说，到了机场就跟到了家一样。

一个伊朗人曾经住在巴黎的戴高乐机场，名叫梅兰·卡里米·纳瑟里。他没有护照，不能回到祖国去。法国的法庭认为他是合法进入机场的，不可以被遣送回国，然而也不可以出机场。十八年来，他就在一号航站楼再见巴黎咖啡厅旁边的红沙发上过夜。他在那儿睡觉，在那儿吃饭，在那儿看乘客给他留下的报纸。日子久了，他就成了那里的一个名人，年纪也越来越大。

在等待去阿姆斯特丹的飞机时，我时而幻想着这样一种生活：迷失在那些行李箱中，在这样的空间里，温度和湿度是永远不变的。想象一下，你乘坐的飞机不起飞了，或者你不可以登机……当人们问纳瑟里在机场干吗时，他的回答是：“我坐在这里，等待。”然而他从来不说具体在等什么，也许自己也不记得了吧。他头顶开始变秃，脑袋两旁散落着几根发丝，嘴里少了四颗牙。

要说问题，机场就只有一个，就是那里的书店很少卖诗集。即使有，也是出自大众图书馆、跟友谊或者四季有关的选集。你也许永远都猜不到这世界上总共有多少部选集存在：跟爵士，跟蓝调，跟大海和爱情有关。还有的则跟狗，跟鸟，跟悼念，还有花园有关。

这都不是我想读的诗，这样的作品人人皆知。我想要发现诗歌，最好是能解读没人知晓的神秘诗人。比如印第安部落的某个巫师，西伯利亚一个孤独的农民。只希望他们不会一无所知。他们的语言是那么粗犷，不受任何诗派的约束。

去年我受邀去北京参加一个颁奖仪式。总共七万首诗歌参与了那场国家级别的诗歌比赛，作者由工厂里的工人、厨师、商店里的售货员组成。国家号召所有人都参与到比赛中去。评委会希望借此机会造出一座金字塔，创作出一首包罗万象的诗。最终评委选出了前五名，没有所谓的第一，没有冠军。

我的找寻之旅仍在继续，从一个机场到另一个机场，从一个诗歌节到一场颁奖仪式，从大都市到戈壁滩的小村庄，一个有老鹰在头顶上盘旋的地方。

骗子马可·波罗和甜筒的问世

父亲一辈子都在梦想着那些不存在的事物。夏天在店里幻想能够改变整个世界的机器，就算不能改变整个世界，也要让生活变得更方便快捷。一到冬天，他就钻进地下室，在冲击钻和砂光机之间把脑袋里的想法一个个变成现实。他还真发明了一些东西：一个装在锁上的支架，有了它即使一片漆黑，也很容易找到锁眼；一个长长的鞋拔，这样穿鞋子的时候就不用弯腰了；一个可以伸缩的盛蛋器，除了可以用来吃鸡蛋，还可以拿来当杯子用。不过他丝毫不关心商店里是否已经在出售这些东西了。当他听说长柄鞋拔已经存在时，可把他气坏了。

“他们偷了我的发明。”

“谁？”

“中国人！”

在我们家，中国人时常会被怪罪，在鹿特丹的冰激凌店里也一样。母亲觉得这全都跟一个中国老人有关，夏天里的一天，老人来到了店里。那时我和弟弟还小，就算听到他们之间的对话，也都不记得了。至少我是一点也不记得那场发生在艳阳天里的争吵了。

中国老人指着店外面红白相间的广告牌，上面写着威尼斯冰激凌店，对父亲说：“您知道冰激凌是中国人的发明吗？”

“不知道。”

“1296年，马可·波罗从中国回欧洲时，把冰激凌的配方也一起带了过来。”

“这故事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这可是事实。”老人说，“所有的历史书里都是这么写的。看过的人都只会得到一个结论：是中国人发明了冰激凌。”

父亲大笑起来，说：“冰激凌是中国人的发明？这可是我这些年来听过的最搞笑的笑话了。”

“是真的，”老人说，“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二十多年，之后就把冰激凌介绍到了欧洲。”

“他介绍的是米饭，”父亲说，“不是冰激凌！”

“没错，就是冰激凌。”

父亲说：“是鸭肉米饭、鸡肉米饭，还有火鸡米饭。”

“是桃子味道的冰激凌、焦糖味的冰激凌，还有香草味的冰激凌。”

“这些我们店里都有。”

“这都要感谢马可·波罗，感谢中国人。”

“那么比萨也是中国人发明的吗？”父亲问。

“您什么意思？”

“您是不是觉得中国人还发明了玛格丽塔比萨？马可·波罗拿着一个正方形的盒子到了威尼斯？这么说他是个送比萨的？”

“您这是在笑话我呢。”

“是您在笑话我全家，笑话我们的传统。我今天早上六点钟就起来根据我爷爷的配方做冰激凌了，过去他还亲自去山里采雪呢。”

“马可·波罗比你爷爷早。”

“您还需要什么吗？”

“有覆盆子味道吗？”

“我们有真正的意大利覆盆子冰激凌。”

老人摇着头说：“这其实是中国的冰激凌。”

“要不要我把这句话贴到大门口去啊？”

“这就对了。”

“您知道什么才对吗？禁止中国人来到我们店里！”

“这可是歧视。”

父亲攥着拳头说：“是要甜筒还是杯子？”

“一个覆盆子味的甜筒，谢谢。”

父亲走进店里，把点单交给了母亲。母亲拿着勺子从巧克力和柠檬味之间的那个盒子里挖了一勺覆盆子味冰激凌。我把冰激凌的排序记得一清二楚，知道每种冰激凌的上下左右都摆着什么味道。后来弟弟把原有的顺序打乱了，加入了新的口味。

“您知道甜筒是美国人发明的吗？”当父亲把冰激凌送到桌前时，老人说。

“是哥伦布把甜筒带回欧洲的？”

“跟您还真没法说话！”

后来母亲告诉我们，父亲把甜筒扣在了那个老人的脑袋上。不过父亲坚持认为是那个老人推了他一把，紧接着就溜走了。于是父亲一边追，一边喊：“站住！您的中国覆盆子冰激凌和美国的甜筒！”说完便把甜筒丢了出去。甜筒飞到空中，翻了半个筋斗，落在了老人的脑袋上。

母亲拿着抹布走到街上，向老人道歉，叫父亲待在店里。父亲像头公牛似的站在柜台后面，气极了，碾碎了四个甜筒。那时候的甜筒和现在的比起来脆多了，父母一直用做华夫饼的机器和一个木制模具自己做甜筒。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股香味，也许是我童年里闻过的最香甜的味道了。在那些宁静的下雨天里，面糊在正方形的黑色铁板上滋滋作响。我合上铁板，过一会儿再由卢卡打开。等我们长大一些，父母还让我们自己用模具做甜筒。我们还小的时候，是父亲做的。他经常说：“瞧，这个甜筒做得真是太好了。”要不就是：“孩子们，这个我们可得保留下来，真是太漂亮了，吃了就可惜。”甜筒做好了，母亲就把铁板上剩下来的甜筒屑刮下来。我和弟弟张大嘴巴，争抢美味。

甜筒确实是在美国发明的，不过发明甜筒的人并不是美国人。1904年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世界博览会上，叙利亚的糕点师傅恩斯特·汉姆威摆摊卖一种甜甜的薄薄的波西饼。他隔壁是个冰激凌摊，有一天装冰激凌的盘子用光了，卖不了冰激凌了。那个极富创意的叙利亚人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把薄饼卷起来装冰激凌。顾客们都觉得这个主意棒极了。很快，汉姆威也给世界博览会上其他的冰激凌师傅做起甜筒。

十五年后，美国的冰激凌商人舒曼克尔在冰激凌制造商协会的大会上说：“甜筒的问世是冰激凌行业中不可忽略的一件‘小事’。”甜筒使整个冰激凌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之前，只有在商店或者糖果店里可以买到装在一个小杯子或者摆在盘子里的冰激凌。是甜筒把冰激凌带到了大街上，带到了十字路口和学校旁边的小摊上，带到了集会和广场上，还有动物园里。

在科尼岛上住着两兄弟，两人在海边开了一家冰激凌店。就在生意日渐消落时，两人雇佣了几个非常养眼的女孩，让她们手拿甜筒，在海边漫步。就这样，卖出去的冰激凌比最热的那一天都多。

两年后，在奥斯陆诗歌节上，当我告诉挪威的金发策划自己出生于一个冰激凌世家，做甜筒是童年里最温暖的记忆之一时，她的脸突然红了。

她小声说：“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我还从来没告诉过其他人呢。”我们坐在休息室的一张小桌子前，喝着红酒。周围坐满了闲聊的诗人。几个小时前，诗歌节就结束了，大厅空空的，只有这个专门为文字工作者开放的小酒吧里挤满了人。译者、诗人、志愿者还有诗歌节的组织方全都聚集到这里。这些夜晚非常美好，观众回家了，我们便尽情享受。

“小时候，”节目策划者说，“我每次吃冰激凌都会联想到性。”那双灰蓝色的眼睛盯着我，仿佛想吓我一跳。

“十四岁那年我就有了这样的想法。每次吃冰激凌，我就用舌尖去舔，一边舔一边转，用嘴唇呡下去，再慢慢把嘴唇舔干净。我脑袋里想的是：就应该是这样的，一定没错。”

我告诉她，在三十年代，家教严的女孩子是不会在大街上吃冰激凌的，而是回到家把冰激凌倒扣在一个盘子上，拿小勺子挖着吃的。

不过汉姆威究竟是不是甜筒的发明人还是个疑问，就跟比基尼一样。1946年，法国的汽车修理师傅路易斯·瑞安得发明了这套泳装，然而伊特鲁里亚的女人们在这之前就穿在了身上。在汉姆威之前，甜筒就曾经出现在历史里。1888年，《马歇尔太太的食谱》里就出现了玛格丽特·康纳斯的菜谱——装着冰激凌的甜筒。不过我不想父亲因此受到困扰，他确信是那个叙利亚的糕点师傅在圣路易斯帮了一个来自白云岩的意大利人。除了这个意大利人，根据当地记者以及业余历史学家达拉斯塔的记录，还有一个和太爷爷出生在同一个村子里的冰激凌商人也参与到了甜筒发明的过程中。

“所以呢，甜筒的发明还要多多感谢意大利人。”这是我父亲的观点。

还有就是，冰激凌绝对不是亚洲人的发明。在那个中国老人被赶走后，父亲让邻居家的男孩从图书馆借来了一大堆和马可·波罗相关的书。那天晚上，他读到《东方奇迹》的原稿丢失了的史实。最老的手稿是1400年的，那时马可·波罗已经死了75年。书里没有提及中国长城，没有写到用筷子吃饭，也没有描述喝茶的习俗，更别提什么冰激凌了。有些历史学家质疑这部旅行记录的真实性，有人怀疑马可·波罗是听了别人讲的故事，把耳闻都记录了下来。在这之后好多年，伦敦的中文学家弗兰西斯·伍德发表了极有争议的研究：《马可·波罗真的去过中国吗？》。那时我父亲就百分之百地肯定那个世界闻名的旅行家一步也没有踏入过中国。

“马可·波罗是个骗子！”半夜里，父亲突然大叫起来。

“快去睡觉。”母亲说。

父亲一直在等那个中国老人来店里，可他再也没来过。于是父亲便走向坐在店外面的另一个中国人，说：“冰激凌才不是你们发明的呢，我可是有历史证据的。”

“您说什么呢？我不明白。”中国人说。

“发明冰激凌的不是中国人，就跟长柄鞋拔子是一个道理！”

六十年代，许多荷兰的冰激凌店受到了意大利南部劳工的困扰。没事的时候，他们就成群结队地走进店里，一个人占一张桌子，大声地讲话。要不就是坐到一个刚刚点单的荷兰女孩子旁边。有些冰激凌店的玻璃上挂着大牌子，上面用意大利语写着：禁止意大利人入内。

父亲也想挂这么个牌子，写上：禁止中国人入内。不过被母亲阻止了。母亲说：“所有人，不管是年轻的年长的，富有的贫穷的，男人女人，都欢迎他们来店里吃冰激凌。”

一个世纪前，卡洛卡提在伦敦发明的“一分舔舔乐”也就是这个目的。

父亲最终还是妥协了，然而他一生对中国人的厌恶也就由此播下了种子。

数年后我在读一部中国经典诗歌选集时，发现了杨万里的一首诗，作诗时间在马可·波罗出生前100年。让我惊讶的是，诗人描写了一种奶制品：看起来冻得结结实实，烟雾缭绕，融化时宛如阳光照耀下的白雪。

我把这首诗念给父亲听，主要是想跟他开个玩笑。结果他只跟我说：“我不喜欢中国人，也不喜欢诗歌。”

从前的雪

六岁那年，父母把我送去了寄宿学校。这就是作为冰激凌商人的孩子的命运。当你还是个婴儿或者小孩子的时候，可以时常跟父母一起去冰激凌店里。可是等长大了，就要留在意大利，去上学了。不过呢，到了漫长的暑假（意大利的暑假有三个月）就可以跟父母去荷兰了。缺点是剩下的时间就得独自待在寄宿学校里，受修女的管教。她们很严格，很传统，教我们看书、阅读、计算。我是个很爱上学的孩子，常常趴在本子上，右手拿着一支笔，舌头从嘴巴里伸出来，卢卡经常模仿我的样子。两年后，卢卡也被送到同一所学校，却无法适应修女的管教，觉得她们太严格了。对了，她们还时常举起手来打我们。

“你不想爸爸妈妈吗？”卢卡每天都问我这个问题。

“有一点。”我试图坚强起来。

“我很想他们。”

“他们得工作。”我说，“冰激凌机器得不停地运转。”

“转啊，转啊，转。”卢卡说。正如父亲跟我们说的一样：我们得好好学习，冰激凌机器得不停地转动。

卢卡觉得阅读和写作很难，跟我不同的是他完全不能享受其中。他很讨厌看书，修女们一不留神，卢卡就会溜进寄宿学校长长的走廊里。只要被发现，就会遭到年纪最长的修女的一顿打。那个修女的下巴上长个一个疙瘩，疙瘩上还长出了三根毛。不过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据卢卡说，她身上很臭。

“你闻不到吗？”卢卡问我。

我摇了摇头。

“她只要举起手，长袍子就会跟着抬起来，那时一股奇怪的味道就会飘过来。”

也许是因为我经常看书的原因，书香对我而言就意味着寄宿学校的味道。那些潮湿的旧书的香味好闻极了。我把鼻子贴在纸上，一行一行往下看。也许是因为那些书的存在，我对父母的思念才远不如弟弟。

夜里卢卡经常爬到我的床上来，我们紧紧抓住彼此的手，就像一条永远不会断的铁链。我在他耳边轻声给他讲白天读的故事，直到他的呼吸变得平静、均匀。

中学时期我们寄宿在奶奶家。她有着深灰色的头发和因为关节炎而变得弯曲的手指，尽管如此，她依然健壮坚强。她的父亲在乌尔姆开了一家冰激凌店。战争时期店被英国人炸了，全家人都躲进了地窖里。“不要害怕，”父亲对女儿们说，“就跟打雷一样，一会儿就过去了。”母亲听了直摇头，好在女儿们都没有哭。他们什么都没有了，冰激凌机器、冰箱、小船形状的玻璃盘子，然而一家人都存活下来了，从一片废墟里爬了出去。

安玛莉亚奶奶用她那骨头分明、弯曲的手指切洋葱和西红柿，每天都给我们做意大利面吃。她把我们照顾得很好，不过有时候心也很硬，很少让我们给鹿特丹的冰激凌店打电话。我觉得自己应该照顾好卢卡。他做作业有困难的时候，我就会帮他。有时候我会帮他把算术做好，这样我们就能早点去外面玩了。走在街上，卢卡伸出手来，我们便牵着手去学校，奶奶很不喜欢我们牵着手到处跑。她的床头柜上摆着她老公的照片，他在从多比亚科去往科尔蒂·纳丹佩佐的路上遇到了车祸。那是一个冬天，就在即将转弯的地方，他试图去超车，坐在另一辆车里的是一名游客。朋友们给他做了一个十字架，钉在了路边，不过安玛莉亚却从来没去过那个殉难之地。就跟父亲经常跟女儿们说的那样，要走出困境，勇往直前。

暑假来临，我们打算前往鹿特丹，妈妈的姐姐会跟我们一起坐火车出发。细细算来，已经四个月没见到父母了。那可是一整个春天，小草渐渐发芽，蒲公英也开了，草地散发出黄色的光晕，太阳照在身上也越来越暖和。这一切发生得快极了，然而对我们来说那些天就跟冰冻的十二月一样，简直度日如年。面对即将到来的团聚，我们已经期盼一个月了。

我还记得母亲的眼泪和她那拥抱我们、不愿松开的双臂。

“能让我也抱抱吗？”每年父亲都会问这个问题，接着又说，“我也想抱一会儿。”

父亲把我俩拥入怀里，把他那扎人的面庞贴近我们稚嫩的小脸，不过我们一点也不介意。当我也开始长胡子的时候，事情才发生了变化。

我们在店里帮忙，享受那些漫长的白天。父亲和母亲通常在店堂里，我和卢卡在厨房里做冰激凌，试着去更新配方。

“你尝过芒果冰激凌了吗？”卢卡问，“糖太少了，口感也太硬。”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香草冰激凌吧，”我说，“口感应该可以再顺滑一点，香草的分布也不是很均匀。”

这是在我发掘诗歌之前。正如雪莱诗里写的那样，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只存活着一个想法：冰激凌。

“我们往这里面加些白巧克力，你觉得怎么样？”

“西瓜冰激凌加白巧克力？”

“没错，”弟弟说，“更新版的巧克力冰激凌，跟普通的巧克力冰激凌完全不一样。”

“可别让爸爸听见了。”

我们经常跟父亲建议做一些新口味的冰激凌，比如焦糖香蕉味、肉桂橙子味，还有咸甜味的花生冰激凌。

“我们的顾客不会喜欢的，”父亲一直这么说，“他们只想吃同一个味道的冰激凌。”

“试试可以吗？”

“以后再说吧，”父亲说，“等你们接手了这家店。”

我们发誓，等到自己有了发言权，就会做出各种各样最奇特的味道。

晚上我们待在阁楼里，躺在床上，开始憧憬那个美好的未来，简直就是一部和味道有关的科幻小说。

“蜂蜜冰激凌。”弟弟说。

“凝乳加松子。”

“椰子肉桂味。”

“胡萝卜坚果味。”

“到了四月，还可以做芦笋冰激凌！”

“黄瓜冰糕。”

“血冰糕。”

“就跟血肠一样吗？”

“对，只不过是把血灌进冰激凌里。”

后来，弟弟接手了冰激凌店，我却像只罐头里的虾似的满世界游走。弟弟按照我们那天夜里列举的味道，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冰激凌，店里的选择越来越多。父亲那守旧的态度并没能抵挡住冰激凌的诱惑，当一勺冰激凌举到他面前时，他就像一个好奇的孩子似的尝了一大口，然后闭着眼睛说：“真是太好吃了。”就跟人们当年尝太爷爷做的冰激凌一样，称赞过后又问：“这到底是什么味道？”

“发霉蓝奶酪加苹果和梨子。”弟弟说。

“真不敢相信。”

有一次，我和几个年轻诗人坐在店外面吃冰激凌，最后是我买的单。父亲看了，问：“怎么要你来给那群穷酸孩子买单呢？”

“他们都是诗人。”

父亲用鄙夷的眼神看着他们，说：“要是他们想看真正的艺术家，就应该来看看卢卡。”

以前，弟弟一直是我俩之间那个最擅长做冰激凌的。他能在15分钟内分离360个蛋清和蛋白，而我则需要40分钟。然而卢卡从来不说什么，我们之间没有所谓的竞争，而是一起做冰激凌，拥有同样的梦想，也同时被对父母的思念侵袭。很快，在鹿特丹的最后一天就来了。

九月初我们得回到村子里去，而冰激凌店会开到十月底。足足两个月，我们寄宿在奶奶家，闻她身上的味道，感受她的手穿过我们的发丝，学习她的坚强。到了冬天，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四个人围在厨房里的暖炉旁，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凳子上，手里拿着一把叉子在盘子里不停地搅动。

冰激凌商人的归来让整个村子都苏醒过来，就像春天到来，万物复苏一般。不同的是一切都发生得快极了。浅睡了八个月的村子突然打破了宁静，汽车马达轰轰、喇叭震天地开在路上，一扇扇窗户都打开了，一个个脑袋伸了出来，仿佛一场解放者的游行。

比萨店里又坐满了人，面包房里排着长队，人们谈论着各自的收益，还有那些开着新买的奔驰回来的人，一大早肉店老板就忙不过来了。走在街上的不仅仅有老人和小孩，到了晚上人们便来酒吧里打牌，几个小时后又摇摇晃晃地伴着空中熙熙攘攘的星星走回家。虽然喝醉了，还是很幸福，那些在乌特勒支、阿雷姆和马斯特里赫特忙活的日子现在终于得到了释放。星期天，同样的街道上出现了许多穿着整洁的人，教堂里座无虚席。接着又各自回到家里，桌上摆着香喷喷的炖肉。小杯红酒，窗外的山景，对别的人家的谈论，还有那泛着泡泡的、浓香四溢的、熟悉的咖啡香。

一阵风吹过整个山谷，从山潍拖一直吹到卡多雷。就跟过圣诞节似的，愉快又喧闹，只不过提前了两个月。大伙儿都不用上班，为此他们曾辛勤地工作，放弃了整个夏天。现在身体又恢复了平静，小毛小病也消失了，有的人开始忙着孕育下一代。大多数冰激凌商人的孩子都是在夏天出生的，我和卢卡都出生在七八月里。

当然冰激凌的比赛并没有就此中断。哪家的冰激凌味道最好？谁能用酸奶做出最完美的冰激凌？这些通常发生在荷兰，回到山里，仍然有人互相嚷嚷，说他们做的冰激凌味道更好更浓郁。有时嚷着嚷着就吵了起来，最著名的争吵发生在荷兰斯沃勒城里两家冰激凌店的主人之间。

“你的草莓冰激凌吃起来有覆盆子的味道。”其中的一个店主冲着街对面的竞争对手嚷嚷道。

“你的香蕉冰激凌有梨子的味道。”街对面嚷嚷回来。

“你的香草冰激凌和鼻涕没什么区别！”

“你的巧克力冰激凌就是一坨牛粪。”

接着最夸张的片段就出现了，任何人都没有料到，也不是所有人都明白。

“我家的杏子冰激凌有你老婆的味道！”

两人来到路中间，捏紧拳头，跟学校里的孩子打群架似的打了起来，直到被佐多·泽达斯拉开。佐多跟他的爷爷一样强壮，能把钱币敲弯。

第二天，冰激凌商人们在波斯塔酒吧里就昨天发生的事开起玩笑来。

“我家的梅子冰激凌跟格雷格丽的右眼一样蓝。”

“我家的樱桃冰激凌跟贝尔菲的血一样红。”

还有另一场争吵，没这么血腥，不过也吵得挺厉害的。在卡多雷地区的大多数村子里，比如维纳斯、飞多、批围、法尔乐、卡拉佐、自比阿诺，曾经有一个冰激凌商人说不是他的爷爷就是太爷爷发明了冰激凌。有的冰激凌商人加入到这场争论中，觉得这是消磨时间的好机会；然而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我和卢卡两人试图揭开谜底，去访问那些满脸皱纹的老人。那些老人的孩子在奥地利、匈牙利、德国和荷兰开了冰激凌店。

有时候我们进屋不到一分钟就又出来了，因为冰激凌商人是个聋哑人。还有一些老人我们根本就听不清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冰激凌这个词还能勉强听得清，其他的就成谜语了。

赞皮瑞先生曾经试图收买我们。

“我们听说是您的爷爷发明了冰激凌，您能证明这是真的吗？”我和卢卡第一次站在他们家门前时问。

“孩子们，快进来。”赞皮瑞先生说，“我们家有特别好吃的巧克力饼干。”

我们走进客厅，他把一盘饼干摆在我们面前，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我的爷爷最开始是在德累斯顿的市场上卖冰激凌的。”赞皮瑞先生说，“他卖的冰激凌都是手工做的，可是没人来买。人们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连听都没听说过。冰激凌开始化了，爷爷便免费让路人品尝，还大声叫卖起来：‘不要钱的冰激凌！’太奶奶想：他准是疯了，把东西免费送人。当人们品尝过冰激凌后，爷爷的生意就好多了。”

卢卡问：“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让我想想，”赞皮瑞先生说，“来来，再吃块饼干吧。”

几分钟后，他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那时候，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我父亲大冬天一路从荷兰骑车回到意大利，只是为了省点钱。当他回到村里时，母亲可气坏了，因为父亲把三条裤子都磨破了，它们加起来的钱跟一张火车票差不多。”

“赞皮瑞先生，”我说，“我弟弟刚才问您，您的爷爷是什么时候在德累斯顿卖冰激凌的。”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说，“在你们出生之前，也在我出生之前。”然后便指了指窗外的白云岩，接着说，“没人知道那些山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我看了看弟弟，他又从盘子里拿了一块饼干。

“你们知道我们住在金矿上吗？只可惜埋得太深，挖不到。”

“您能不要转移话题吗？”

“哦，对了，冰激凌。从前我们跟意大利小贩合作，”赞皮瑞先生接着说，“我支付他们来回的旅费，包他们吃住，每个月给的报酬是600里拉，外加10包香烟。”他想了一会儿，可能是在算账，又说，“如果你们聪明，就应该去挖个坑，没准还能挖出金矿来呢。”

卢卡虽然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却接着问：“您为什么觉得是您爷爷发明了冰激凌呢？”

“他在德累斯顿的市场上卖冰激凌，”赞皮瑞先生又开始了，“可是没人买，因为他们都不认识冰激凌，一个人都不认识！所以是他发明了冰激凌。”

弟弟摇了摇头。

我说：“邻村的玛立那罗先生说是他的爷爷发明了冰激凌。”

“玛立那罗已经九十多岁了，记性不好了。”

在拜访赞皮瑞先生的前一天我们去了玛立那罗先生家，他年纪大了，坐在我们对面的摇椅里睡着了，我们也没敢叫醒他。

“你要是问是不是他的家人发明了汉堡包，他也会说是。”赞皮瑞先生站起来，从橱里拿出一本相册，说：“这是我，那时我还很帅很年轻。”照片上还有一个男人，手里拿着一顶草帽。“你们看见那个火车站了吗？那是在苏围，就在科提那附近。如今这个火车站已经不存在了，就在滑冰场对面。”

“您有您爷爷的照片吗？”我问，可赞皮瑞先生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们要是问玛立那罗他有没有参加1956年奥运会的滑冰比赛，他肯定也说是。”

这时他突然想起什么，说：“冰激凌的发明比摄影的发明还早。”

“这么说，您无法证明是您的爷爷发明了冰激凌咯？”卢卡发现了事情的蹊跷。

“没人能证明，”赞皮瑞先生有些没好气地嚷嚷起来，“就跟没人能证明他们的奶奶发明了培根意大利面一样。”

他让我们看他的大拇指，跟我父亲那布满老茧的大拇指一样，弟弟的大拇指也会变成这样，我的就不会。不管我读多少首诗，翻多少页书，大拇指上都不会出现老茧，总是很光滑，在台灯下还会发光。

“这就是证据。”赞皮瑞先生说，“这沧桑的手指，那些故事，我父亲的三条裤子，还有德累斯顿的市场上免费的冰激凌，和以为爷爷疯了的奶奶。”

饼干都吃光了，赞皮瑞先生的故事还没讲完。

“你们最近还会再来吗？”他问。

我们和他告别，并承诺很快会再次拜访。不一会儿我们便手牵着手漫步走在满是冰激凌商人的山谷里。没错，我们依然手牵手，就算父母在村里也一样。有时人们会回头看看，因为他们觉得这很奇怪。

这是冬季里晴朗的一天，天空清澈，气温很低，大山的轮廓非常鲜明。还没下雪，再过九天第一片雪花才会落下来，很薄很薄，仿佛只有一片冰晶似的。雪花如鹅毛般飘落下来，怎么都落不到地面上。即使碰到地面，也不会融化，只会升华，仿佛被地面和草地吞没了似的。这是早晨的景象，到了中午，雪花宛如一群蚱蜢从空中落下来，大山已经看不见了。

这种景象自有它的神秘之处，对大山里的人来说又很平凡。他们早就知道要下雪了，有的能预感到，有的甚至闻到了雪的味道。大雪即将来临。就在第一片雪花落下来的前三天，所有的谈话都围绕着即将来临的大雪。有人说：很快就要下雪了，就在明天或者后天。大伙儿都同意。

接着就真的下雪了。

我和弟弟把雪橇从阁楼上拿了下去，从白色的小山坡上一路往下滑，地上的雪都是刚下的。我坐在雪橇前面，卢卡坐在后面，伸直双腿，我躺在卢卡的肚子上。我俩就这样坐在雪橇里，并且尽量不去踩刹车。六十年代批围村的恩里克和伊塔罗两兄弟是滑雪橇冠军。现在两人在荷兰乌特勒支开了一家冰激凌店。梦里我们也想成为冠军。

我们问父亲能不能用短铁棒做一个雪橇，这样雪橇的速度就会更快了。于是爸爸便消失在地下室里，几天后拿着一个雪橇出来了。我和弟弟可以完全坐进雪橇里，就像一个蚕茧，用力一推，我俩就先后跳了进去。

“快。”卢卡大叫一声，我便飞快地跳进雪橇里，躺在了他的肚子上。一开始经常会出错，不是我们躺在了对方的身上，就是打了对方的脑袋。雪钻进了我们的内裤，卢卡那红彤彤的面孔出现在我大笑的嘴巴旁边。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好，像两个专业雪橇选手似的从斜坡上滑下去。雪橇滑过坑坑洼洼的地面，飞过急转弯，离未来越来越近，然而我们的梦想却没有实现。

坐在桌前，父亲问我们冰激凌的发明者找得怎么样了。“你们也应该去跟瑟拉菲诺·达拉斯塔谈谈，”父亲说，“他知道是谁发明了甜筒，可能也知道是谁发明了冰激凌。”

我们不再相信自己能搞清楚冰激凌产生的历史，在对玛立那罗先生的第二次访问中，他一直都保持着清醒的状态，然而他讲的故事却没能使我们离事实更近一步。

“是不是很美啊？”他看着外面说。

“什么很美？”

“雪。”

我和卢卡没说话。雪一连下了好几天，是时候可以停一停了。

“我爷爷曾经在同样的雪地里走过，”玛立那罗先生说，“冬天，他在宝谷里练习如何烘焙糖，还在威尼斯学习如何避免冰激凌融化。为此需要的食盐是从西西里岛运过来的。”

听起来玛立那罗先生并不像个健忘的、突然会说是自己的家人发明了汉堡包的人。

“那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卢卡问，“您的爷爷是什么时候去威尼斯的？”

“也有可能是我爷爷的父亲，”玛立那罗先生说，“还可能是我太爷爷的父亲。”

卢卡扬起了左边的眉毛，而我却想给玛立那罗先生一个机会。

“我大概是在一百年前出生的，”玛立那罗先生说，“我的太爷爷应该是在那之前一百年。”

时间的跨度太大，什么也没留下来，没有照片，也没有其他证据，只有一个经数代人传下来的故事。

“都是因为厚厚的雪，”玛立那罗先生说，“一切都被覆盖起来，所有的痕迹全都消失了。”

尽管如此，还是有好多人看见他们的爷爷卷着袖子、拿着锄头站在大山里。他们之所以能看见这样的景象，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父亲踩着爷爷的脚步，做着同样的生意，而他们又踩着父亲的脚步。有人还能看到更遥远的从前，因为那片白雪跟他们生命中的白雪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个冰激凌商人应该也曾经站在那里。烟雾缭绕，一片白得刺眼的冰天雪地。

雪，在诗里就经常“下雪”，比秋天的落叶还频繁。其中有爱默生欢快的雪花；有泰德·休斯时而男性化，时而女性化的雪花；亨利·沃兹沃·朗费罗那宁静的、柔软的、缓慢飘落的雪花；普希金“着急”的雪花，当然还有法国诗人咏叹昔日的雪花。然而直到在亲临英国女诗人莫拉·杜利的演讲后，我才对雪另眼相看。跟玛立那罗先生的对话已经是三十年前了，我当然明白这是一个很大的跨度。当我读到《颠倒的世界》中“纷乱的白雪”时，便瞬间回到了从前。

一切都流走了，消失成

一片空洞，一个虚无的模式

是威尔逊·本特利尽其一生

努力去定义的一种苍白

雪花，每一朵都是唯一

我只是暂时忘记了威尔逊·本特利的名字，然而当我的视线触及到那些文字时，宛如燃烧的火柴头，故事一下子就被点燃了。

“我有东西给你们看。”玛立那罗先生说着，从摇椅里站了起来，走向书橱。我以为他会跟赞皮瑞先生一样，拿出一本相册来。然而并非如此，玛立那罗先生的那本书里保存了好多照片，当然并不是他年轻帅气地站在火车站里的照片。

“这本书里有2500张雪花的照片，”玛立那罗先生说，“都是威尔逊·艾伦·本特利拍的。”他告诉我们威尔逊来自杰里科，是佛蒙特的一个小地方。十岁左右威尔逊就迷上了雪花，并且尝试借助显微镜把它们都画出来。然而那些冰晶的结构太复杂，很难在蒸发之前就复制出来。一个带风箱的折叠相机倒是帮上了忙。威尔逊把相机固定在显微镜上，用一块天鹅绒布收集雪花。这过程还挺复杂的，即使在零度以下，雪花还是会在融化之前就蒸发不见。尽管如此，威尔逊还是在1885年1月15日那天拍下第一片雪花。接下去便一发不可收拾，一生中威尔逊拍下了5000多片雪花。

“每拍一张照片，他都会屏住呼吸。”玛立那罗先生说。

尽管技术有限，威尔逊的照片却很成功，之后的一百年里都没人做过这样的尝试。后来威尔逊又专注于测量雨滴的大小。

“威尔逊在暴风雪里足足走了六公里路，因此得了肺炎，去世了。”

我们看着相册，那无数张雪花的照片，和令人眩晕的冰晶。对威尔逊而言，每一张照片都是一部杰作。而我们翻阅着那本相册，宛如穿过洁白的街道，年轻，无所谓。

“他能看透白雪，”玛立那罗先生说，“看见那小小的美丽的奇迹，这是他给雪花起的名字。”

其实我们已经悄悄放弃了找到冰激凌发明者的希望。也许跟一个刚刚搬到村里来的女孩有关。可能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不过我们的冰激凌发明者找寻之旅的终结成了第一段恋爱的开端也不完全只是巧合。

我们是在雪地里看见她的，只见她仰着头，张大嘴巴。她准是发现我们盯着她看了，因为她对我们说：“你们俩牵着手，真好玩。”说完便离开了，消失在纷飞的雪花中。

卢卡听了，立刻把手抽了回去。

几天后，我们又遇到她，发现她的舌头很长，能轻而易举地碰到鼻子。

“你们不能吗？”她惊讶地问。我发现她的眼睛是灰绿色的。

卢卡试了试。我也试了试，结果都没成功。

“再试一次，”女孩说着，连问都没问就伸手去拉卢卡的鼻子，又说，“就快碰到了，还差一厘米。”

轮到我了，那冰凉的手指捏着我的鼻翼，我努力伸长舌头，她使劲往外拉，好疼。卢卡应该也觉得疼，不过什么都没说。

她摇了摇头，说：“你也就差那么一点。”

“我叫索菲亚。”女孩说。

我们也介绍了一下自己，家住在哪里。她来自南方，确切说是摩德纳，父母不是冰激凌商人。父亲是这个地区一家眼镜工厂新上任的董事。

“我能同时接住两片雪花。”

我们看着她那细细长长的粉粉的舌头仿佛在寒冷的空气中游动，去接住落在上面的一个个杰作，同时屏住了呼吸。

那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卢卡问：“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索菲亚的舌头，却说：“在想一个新雪橇。”

“我也是。”

索菲亚十三岁，比我小一岁，比卢卡大一岁。我们曾经约定，跟他同龄的人算是他的朋友，而跟我同龄的人就是我的朋友。可是索菲亚的年龄在我们之间，算是谁的朋友呢？

第二天早晨，我们按响了索菲亚家的门铃。是她妈妈开的门。跟她的女儿一样，长着一头金发，一张大嘴巴。腿很长很光滑，从睡裙下面伸了出来。还有她的臀部，走在街上的时候，紧紧地裹在裙子里。面对这样的情景，我们还太年轻，村里的男人们年龄就正合适。不过当他们第一次看见索菲亚的母亲时，也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简直是一种妄想，大冬天里出现了一个夏天装扮的女人。所有人都很好奇，像她这样的城市美女来这里做什么。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她女儿身上。索菲亚简直让我们神魂颠倒。

平时能说会道的卢卡现在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我得帮忙打破平静。

“我们家有一个雪橇，”我说，“你想和我们一起出去玩吗？”

“我想待在家里。”索菲亚说。

“好的。”

于是我们就待在家里，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你们可以把外套脱掉哦。”过了一会儿，索菲亚说。

她妈妈给我们泡了一杯茶，就去换衣服了，过了一会儿便穿着一件紫色的花裙子走进客厅。从裙子上的画来看应该是七月，太阳高高地挂在空中。索菲亚看见妈妈时，笑了。

在这期间我们什么也没说，只是时不时喝一口热茶。

最后索菲亚终于开口了，说：“谁想帮我梳头发？”

卢卡飞快地举起了手。

索菲亚把梳子递给他，卢卡便小心翼翼地梳起索菲亚那头金发来。金色的头发闪闪发光，宛如教堂里的雕像发出的光晕。我母亲的头发是黑色的，很有韧劲，闪着蓝色的光。从前我们经常给她梳头，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手法，怎么梳通打结的地方而不会使对方感到疼痛。尽管如此，我还是发现索菲亚的脸抽了几次，好像很疼的样子。不过也可能是装的，不愿让我们看到她非常享受的样子。从前给妈妈梳头发，我梳一半，卢卡梳另一半。可现在他梳好一半时并没有把梳子递给我。

“你还有练习吗？”索菲亚问我。

我没明白她的意思，这时她伸出舌头，用舌尖去舔鼻子。

我摇了摇头，问：“练习有用吗？”

“对我爸爸就有用。”她说，“现在他也能用舌头舔到鼻子了。”

我们还没见过她爸爸，他是一家大眼镜厂的董事，这是我们在家里厨房的餐桌上听到的。“厂里把他招过来好打败中国人，”我父亲是这么说的，“彻底扣杀他们。”

“啊。”索菲亚喊了一下，却面带笑容。

卢卡把梳子放在了桌上，索菲亚比之前更漂亮了。

“接下去我们干吗呢？”

我看着梳子，一小缕金发卡在上面，我得强迫自己不去把那些头发从梳子上理下来，塞进口袋。

卢卡没做声，于是我说：“我们出去吧。”

雪橇装不下我们三个人，于是我和卢卡只好轮流跟索菲亚坐进雪橇里，一路往下滑。我不知道当卢卡和索菲亚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卢卡会不会说话，会不会抓着她；当他们摔进雪地里，他的嘴和索菲亚的脸之间的确切距离是多少。我只知道当我和她一起滑下白色的斜坡，飞过坑坑洼洼的地面时，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雪橇急转弯时，她的头发飞进了我的嘴里，她用食指和大拇指把头发从我嘴里拉出去，眼睛从我的嘴唇扫视到我的眼睛，又从我的眼睛扫视到我的嘴唇。我还不知道一瞬间可以持续那么久。

那天晚上我俩躺在床上睡不着。

“你在想什么？”卢卡问。

事实是好像每一个跟索菲亚无关的想法都会瞬间蒸发成一个女孩的脸庞。“在想赞皮瑞先生，”我撒谎了，“想他的饼干。”

“我在想索菲亚。”

房间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想她的头发，我好想再给她梳头发。”

看来弟弟是决定对我交心了，就跟以前一样，我们把一切都拿来跟对方分享。他吐露了心声，而我的心还紧紧地闭着。

“你爱上她了。”我说。

“你没有吗？”从他的语气可以判断出他不相信这是真的。

“没有。”我说，不过自己也不相信，所以又添砖加瓦，就没打算给自己留退路，说，“你和她在一起吧。”

卢卡没说话，过了一会儿，说：“你得帮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这就意味着我每次都要跟他去索菲亚家。我跟他说过，我留在家里，他自己去，这样比较好，可是他不敢。

“那你得跟她说话。”我说。

“说什么呢？”

“我哪知道，”我说，“就说你梦见她了。”

卢卡不会讲情话。我们的太爷爷不会讲也就算了，因为他可以为爱逃跑。但每次卢卡见到索菲亚，就只说：“你好。”要回家了，就说：“再见。”或者：“改天见。”在这之间他安静极了，我得努力说服别人我俩不是无法交流的白痴。

索菲亚老给我们出难题，一天早晨她再次用舌头接雪花时，问：“你们俩跟雪花的味道一样吗？”

她仰着头，等待着答案。时而一片雪花旋转着落在了她的舌头上。

“嗯？”她盯着我俩，先是卢卡，接着又看向我，还朝我们迈了一步，又迈了一步。我明白我得说点什么。

“我是西兰花味的，”我说，“卢卡是草莓奶糖味的。”

“西兰花是我最喜欢吃的蔬菜。”索菲亚立刻说，“不过草莓奶糖我也很喜欢。”

最后那句话卢卡可能没听见，要不就是把第一句话当作了对我的赞赏。那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时，他很气愤。

“你应该说你是马尿味的。”

“有谁会是马尿味的呢？”

“那又有谁会是西兰花味的呢？”

我跟卢卡一样，对爱情知之甚少，不过却不害羞，也不害怕。也许索菲亚都看出来了，卢卡那害羞的爱，不过她也看到了别的，看到了我，尽全力吞噬内心的感受，把爱深深地藏进了心底。

我们俩都在玩荒唐的难以捉摸的爱情游戏，等待着第三方的出现。不过事情并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也从来没有出现过第三方。

躺在床上，我开始扮演法国诗人贝杰拉克的角色，轻轻地在卢卡耳边念着他可以对索菲亚说的话。

“告诉她你想知道她是什么味道的。”

“告诉她你想用舌头触碰她的鼻尖。”

“告诉她你想成为她舌尖上的那片雪花。”

卢卡没做声。

“告诉她你愿意为她梳一辈子头。”

“告诉她，没有她的爱，你就无法呼吸，就会死去。”

他还是什么也没说。

我也不知道如果他把这些话都说了，究竟会发生什么。人们说爱情是大脑里的一种化学反应，然而我却把它看作一种毫无逻辑的机制。太努力，会吓跑对方。什么都不做，对方反而想要跟你在一起，不过也存在会被对方忽视的可能。我们真正了解人们的内心世界吗？知道如何让它加速跳动，如何获得对方的心，又如何永远占有对方的心吗？

雪停了，索菲亚突然说：“我妈妈说你们俩都爱上我了。”

我们在她家里喝着热茶，虽然喝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的，卢卡还是呛着了。

“她说我必须做出选择。”她看了看卢卡，又看了看我。虽说我也不太自在，但还是把目光投向了索菲亚。卢卡却又是咳嗽又是打喷嚏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我急忙去拍他的背，拍了几下，卢卡就好多了。我们又静静地捧着杯子，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过了一会儿，每个人都喝了两杯茶，我说：“我没有爱上你。”

你们猜我弟弟说了什么？真是只笨鹅，那个不会说话的家伙竟然说：“我也没有。”

这时索菲亚也不甘示弱地说：“我也没有爱上你们俩。”

我就应该一下子把茶都喝了，穿上外套，让他们俩单独待着。就他们俩，在那个大大的客厅里。可是我怕索菲亚会追出来。即使没有追出来，卢卡也会把茶都喝光，跟着我溜出去。

于是我们仨仍然坐在客厅里，喝着索菲亚的妈妈泡的茶。我问：“我们出去玩吧？”

一片薄云笼罩着天空，阳光穿过了那片薄纱，雪停了。

索菲亚弯下腰，用两只手从地上捧了一堆雪，撒向了空中。白雪仿佛一片雾在我们身边散落开来。我们也学着她的样子捧起一堆雪，撒向空中。

不出意料的是索菲亚张开了嘴巴，试着用舌头去接散落的雪花，然而雪也落到了她的头发和领子里。很快我们就打起雪仗来，飞快地捏出雪球，一眨眼的工夫雪球就又成了一片“雪雾”。一开始卢卡只扔我，我也只扔卢卡，索菲亚扔我们俩。突然我和卢卡开始回击，索菲亚很快就成了个“雪人儿”。白雪落在了他的领子和脖子里，落在了肩膀上、手臂上、肚子上和还会继续长大的胸上。她全身都是雪，我丢完一个就立刻弯下腰铲雪，白雪不断地在索菲亚身上散落下来。

她开始向我们求饶，大叫道：“快住手！快住手！”

我继续丢，很想大声说：你必须做出选择，选出我们之间的一个。快选！

这时索菲亚倒在了地上，一个大雪球击中了她的脑袋，是我丢的。她毫不示弱，用那双小手捧了一大坨雪，用尽全身力气向我扔了过来。

这雪花既欢快又急促，既是男性的也是女性的；这是从前的雪，就跟玛立那罗先生的爷爷、我的爷爷和太爷爷踩过的白雪一样，仿佛一片从过去扩散到现在的云朵。这一刻我才发现没有两片雪花是一模一样的，就像莫拉·杜利在她的诗中写的一样。这一刻我透过白雪，终于看到了那个奇迹。

卢卡拿着一个雪球向我丢了过来，那是个结实的大雪球。那一击打得很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就像有人打了我一巴掌似的。一股寒意在我的额头上蔓延开来，接着又钻进了脖子里，流到了胸前。我觉得自己被出卖了，卢卡在为索菲亚打抱不平，在保护她。他又丢了一个雪球过来，这次雪球瞬间化成了一片雾，阻挡了我的视线。现在想起来，当时摸不着头脑的我真是好笑，那个毫无逻辑的机制开始运转了。卢卡做的不多不少，刚刚好。

我踉跄了几步，摔倒了，等待着我的是一场“雪灾”，四只手同时袭击。雪落在了我的眼睛里，嘴巴里，鼻子里。我迷惑极了，隔了好久也没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明白了卢卡为什么平白无故地向我丢雪球，因为他别无选择。对我弟弟而言，这是唯一的方式。没有言语，不谈温柔，那么狠狠的一击，我就倒下了。

数年后，我离开了冰激凌店。弟弟得到了索菲亚，索菲亚成了他的妻子。不过那时一切都无所谓了。当年，在那片雪地里，我躺在地上，最后几片雪花静静地、柔软地、慢慢地落在了我的身上。

在阿姆斯特丹的日子

毕业后我试着读博，不过更喜欢跟作家、记者和编辑们待在咖啡馆里。在浓烟之间，喝着小酒，聊着天，有人问我愿不愿意去一家出版社工作。其实这更像是一种邀请，不过在这样的夜晚即将过去时，邀请和提供之间的区别也就变得模糊起来。邀请我的人个头很小，手里拿着一个球形的酒杯，眼睛小得几乎都快看不见了，眯成了一条缝，好像见不了光似的。事实上，那双小眼睛很会笑，它们的主人名叫罗伯特·贝伦德森，一个除了热爱文学，也极其热爱生活的人，尤其是在几杯国王啤酒下肚后，对了，这是他最喜欢的啤酒。

“明天去我那里一趟吧，”他说，“我在找一个诗歌编辑。”

与其他晚上一样，那天晚上的对话跟书和作家有关。有人谈论起米歇尔的第一部诗集《没错！石头般的裸露》来，就在几天前这本诗集刚刚问世。

有人觉得他的诗太喧闹，简直就是一种吼叫，一个人突然大声嚷嚷起来：“诗里的感叹号太多，我都数不过来了。”

有的呢，则认为诗集很壮观，富有全新的语调。“我还从来没读过这样的作品，”一个给某家报纸写文章的人说，“很轻松，很清新，同时又很深刻。”

“我觉得那不算诗。”另一个人说。

这样的观点每个星期都会出现，也很少有人会去接下茬。有些人对诗歌的期待就跟对自来水的期待一样，清澈最重要。酒吧里的对话总是那么有趣，既能谈论对某个诗人或者某部诗集的不同的看法，还能跟大伙儿聚在一起喝酒。有时候讨论愈演愈烈，还有几次气大了都快吵起来了。每到那时酒保就出来了，说：“出去，都给我出去！到街上打架去。”

在大学里，我跟另外几个学生一起研究已经过世的作家，可以找到的文学评论不计其数。我们得说出自己的观点，却感觉受到了约束。现在我们站在滚滚的浓烟和尘嚣之间，几百米之外就住着写诗的人，可以说出别人还没有表达过的观点。

一个年轻的女子参与到对话中来，说：“我喜欢米歇尔诗里的好奇，那是一种不同一般的看待普通事物的方式。”

我感觉到一种冲动，想要说上两句。那确实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而语言和形式却不是最新的。

“从外部观察事物的视角，”我说，“火星派诗歌不是也有吗？已经是十年以前了。”那是七十年代末英国出现的一个流派，克雷特·雷恩和克里斯托·弗里德是这个流派的先锋。他们观察这个世界的角度仿佛一个来自火星的人，看着我们周遭的生活。在家里，一个抓鬼的仪器睡着了，只要拿起来，它就会打鼾。

“终于有个不是忧郁派的诗人下笔了，我倒是松了一口气。”

罗伯特点着头说：“再见啦，怀旧情结！”

这时大伙儿又点了一杯啤酒。

“为火星人干杯。”有人喊。

一年后米歇尔被提名布丁奖，却没有赢得最佳新作奖，奖项被别人揽入怀中，然而这并没有改变米歇尔作为诗人起航的梦想。他震动了文学界，至少文学界的一部分都被他的作品打动，那些诗作宛如一颗颗珍珠。对很多人而言，他的作品是一扇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年轻的诗人们试着用更多的好奇心去观察周围的世界，有人创新，有人吼叫，有人幻想。就在那个革新动荡的年代，我开始了编辑的职业生涯，所在的出版社拥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明天去我那里一趟吧。”走出咖啡馆，这样的承诺也就差不多烟消云散了。然而当我第二天爬上运河旁边一座庄严的楼房前的小台阶，走进去时，出版商热情接待了我。罗伯特的眼睛看起来更小了。下个星期我就可以开始上班。

到了店里，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我们坐在二楼的饭厅里，弟弟在楼下，为第一批的客人泡咖啡。“我有工作了，”我说，“下个星期就要在一家出版社担任诗歌编辑。”

“那你的博士论文呢？”母亲问。

这个问题在我的意料之中，可惜我没有答案。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把无名诗人的博士论文写下去，于是说：“我想工作，不想让这个机会不翼而飞。”

“他说他想工作。”父亲大声嚷嚷起来，“还说等不及了。要真是这样的话，现在是八月，快拿起勺子，卖冰激凌去，也好让我休息一会儿。”

说完，父亲便站起来，走向通向屋顶的门。屋顶上摆着一个躺椅，父亲那疲惫的身体在躺椅上伸展开来，躺椅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声音。后来，等父亲退休了，就经常抱怨这儿疼那儿痛。背、腿，还有手，哪儿都疼，小腹和牙齿也疼。他的一生都在跟那些疼痛做斗争，从来没有屈服，不是弯腰、去核、敲打、碾磨、挤压，就是在店里走进走出，根本没时间去想那些疼痛。

“他是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过了一会儿母亲说，“一直都无法接受。”

我下楼走进店里，弟弟在给一个留着刺猬头的小男孩点冰激凌。柜台前站着一小队人，都是带着孩子的父母。今天上午还挺热的。

我穿上围裙走到卢卡身边，说：“嗨，我来帮忙。”卢卡没有反应。

他点了点头，就在我半个小时前走进店里时，他也只是点了点头。

“我有工作了。”我一边往小杯子里盛香草草莓冰激凌，一边说。

卢卡没有对我说“祝贺你”，什么也没说，就跟看着一个火星人似的看着我。

那之后的好多年，卢卡尽其所能回避我。就跟他不跟索菲亚说话一样，现在跟我的交流也就只局限在几个字。只有在我一再强求下，他才会说：“我都听见了。”这就算是回答，有时候我真想拿起大勺子揍他一顿。

父亲还跟我保持着交流，他说的那些话里仍然荡漾着我有一天会重新回到冰激凌店的希望。我是迷路了，他的任务是帮我认清我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我选择了一个没有冰激凌店、没有家人的生活，在父亲眼里，我迟早都是要后悔的。

“你知道吗？”父亲说，“这是里诺加·埃塔诺的歌。”

已经是午夜了，店外面的椅子全都叠了起来，门也关了。爸爸打开了立体声音响，只有在生意好的日子他才会有这个心情。对冰激凌商人来说，生意好就意味着天气炎热，要更加辛勤地跟马儿似的工作。

我听过这首歌，名字叫《天空不是一直很蓝吗？》。歌很好听，凡是听到的人都会忍不住跟着唱起来。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经常跟着哼哼，虽然并不了解歌词的具体内容。

父亲先唱了起来：“谁住在茅屋里，谁为赚钱辛苦流汗，谁留恋爱情和名誉的梦。”卢卡接了上去：“谁抢走存款，谁记性不好，谁一天只吃一顿，谁喜欢射箭。”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一个局外人。那是一首反叛的歌曲，是里诺加·埃塔诺为每天辛苦劳作的老百姓写的。不是为我，一个信手得来工作的人。这样的人可以享受夏天，可以跟天使般的女孩亲热，可以一觉睡到下午。然而当埃塔诺的声音越来越高昂，歌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的时候，我也忍不住跟着唱了起来：“天空不是一直都很蓝吗，啊啊啊；天空不是一直都很蓝吗，啊啊啊。”

母亲听见我们大声唱歌，眼里噙满了泪水。里诺加·埃塔诺出生在克罗托内，是爱奥尼亚海岸边的一个小城市。后来搬去了罗马，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了一个民族英雄，却在三十岁那年因为一场车祸离开了人世。生活就是那么不公平，不过天空却总是蓝色的，而且还越来越蓝。

接下去的这部分也许是我父亲最喜欢的一段，他扯着嗓门昂首挺胸地唱了起来，似乎每一句后面都用了感叹号：

谁思念家乡，谁一个人住

谁挣钱不多，谁在玩火

谁住在卡拉布里亚，谁为爱而活

谁在战争里杀敌，谁高举旗帜

谁活到了八十岁，谁因工作而亡

父亲钱挣得不少，不住在卡拉布里亚，也没有参加过战争，却缓慢地、一点点地为工作而亡。对他而言这就是歌曲的核心，也是他的生命的核心。

歌唱完了，我们仨同时大口喘气，胸部一个节奏地一上一下，父亲说：“这才是诗歌。”

这一招简直一箭穿心。

过了一会儿，父亲又说：“里诺加·埃塔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

还有一句话父亲没有说出来：“最伟大的诗人不是雪莱，不是辛波丝卡，不是卡瓦菲，也不是阿特伍德。”这些诗人的名字父亲都不认识，他们用的词太复杂，叫人捉摸不透。

对父亲而言，里诺加·埃塔诺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打动了父亲的肺腑，触碰到父亲那无形的灵魂。那个来自克罗托纳的年轻人也觉得，相比歌手，自己更像个作家。当第一部唱片准备完毕，该进录音棚的时候，他准劝过制片人，让他们去找别人来唱。他觉得自己的声音不够完美，太粗糙，太粗犷了，而制片人不得不把他拽进录音棚。

我觉得一个人既可以是诗人，也可以是歌手。诗人，如阿喀琉斯笔下怨恨般的吟唱，如铃鼓人的歌曲一般萦绕耳边。我曾经多次邀请鲍勃·迪伦来参加世界诗歌节，不过他从来没有接受过邀请，也许是在等着诺贝尔文学奖吧。从前世界上有两种人，分别是犯人和看守。现在却成了希望他获得诺贝尔奖和只要想到他得奖就觉得可鄙的人。

那天晚上我在鹿特丹留宿，睡在阁楼上，弟弟就在旁边。他假装睡着了，不过听到那呼吸声，我就知道他还醒着。我等待着童年时他常提的那个问题，希望他会问我在想什么。

我在想他，又或者说是在想我们俩，还有我们之间的沉默。

“你在想索菲亚吗？”过了一会儿，我问。

他没有回答。

“我问你是不是在想索菲亚。”

去年冬天我没回村里，打算继续写博士论文。这是我第一次没有跟家人一起回意大利。前年冬天我和弟弟一起在树林里砍了一棵冷杉，一起过圣诞节，和索菲亚一起在波斯塔酒吧喝啤酒、葡萄酒。她坐在我们之间，我们仨一起打牌玩。打牌的好处就是不用交谈。赌注仿佛是个天文数字，足足一千万里拉，只见卢卡全神贯注，跟个专业玩牌人似的一言不发。

我看见他的右腿靠着索菲亚的左腿，过了一会儿索菲亚的右腿碰到了我的左腿。

他故意让她赢，不过只有非常熟悉他的人，比如他的哥哥才看得出来。平时我们在暖暖的厨房里玩牌，父亲和卢卡是狂热分子，两人都不能面对输牌的事实，有时会气恼地拍桌子，要不就是大叫：“你们作弊！互相通气！”这里的“你们”是指我和母亲。我们家分两派。

我终于受不了了，既受不了这沉默，也受不了卢卡的假输。

“你故意让她赢。”说着，就把牌放到了桌子上，“真没劲。”

弟弟什么也没说，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

索菲亚把我扣在桌上的牌翻了过来，说：“就这牌你怎么都赢不了，是输不起吧？”说这话时她眼睛眨都没眨一下。

看来在这个酒吧里也出现了两个派别，我成了他俩共同的敌人。不过也有几局卢卡被挤得没了退路，索菲亚鼓励我出牌来破坏卢卡的牌局，一副很享受的样子。雪球早已丢了过来，我也早已倒下，躺在原地。

“我们继续玩吧？”

“好。”卢卡说，真是个阴险的人。

牌重新洗好了，这局我赢了，有复仇的痛快感。

最后一局也结束了，我们打算再坐半个小时聊聊天。

“给我们讲讲阿姆斯特丹吧。”索菲亚说。在夜晚接近尾声时，她总会提这个问题。我给他们讲了挤满作家和浓烟滚滚的咖啡厅，讲了首映仪式后的派对，讲了新书介绍会，然而这些还没能满足她的好奇心。

“你没把发生的一切全都告诉我们，”索菲亚说，“你有隐瞒。”

“隐瞒什么？”

“女孩子，女人。”

卢卡什么也没说，索菲亚不可能知道他不理我的事实。只要我们三个在一起，他一直是这个样子。

“那我就给你们讲讲罗莎吧。”

索菲亚点了点头，说：“让我猜猜，她个子很高，留着金发。”

“不是的。”

“那么她个子很小，长着巨大的牙齿。”

“也不是。”

“她今年十五岁。”

“不是。”

“那五十岁。”

“差不多。”

卢卡没有被啤酒呛着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她四十二岁。”

“我妈妈四十四岁。”

“你妈妈很年轻。”我说。

我们在街上见过她，光彩四射，皮肤仍然很好。村里的女人在面包房里传她的闲话，说她跟瓦匠好了。夏天里她从草地里走出来，头发上还粘着干草。几分钟后那个强壮的、带着几分狂野的格里吉奥也跟着走了出来。

很快，故事便在村子里传开了，大伙儿都想知道下文。

我和卢卡都到了能够欣赏她的紧身裙的年龄，回过头，盯着她的背影。我想对卢卡说：索菲亚是你的，她妈妈是我的。可是卢卡早就走远了。

“我想知道关于你们的一切。”索菲亚说这话的时候，还是没眨眼睛。

一切，那就意味着我跟罗莎谈论过的诗集，还有那个时常出现在讨论中的问题：诗歌中的是与否。用马提纳斯·奈霍夫的话来说，就是：“到底是诗人该写出读者的感受还是读者该去感受诗人的作品？”索菲亚对这些不感兴趣，所以诗歌这一段可以忽略不讲。

“她长什么样子？都穿什么样的衣服呢？”

“经常穿裙子，她的胸是每个女人的梦想。”

索菲亚的胸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不是很大，也不很小，像一对梨子，一对漂亮的小梨子。

罗莎的胸不一样，有索菲亚的两倍大，却并不会因为不穿胸罩而瞬间变成软塌塌的布丁。它们很圆很挺，跟水果一样鲜嫩，得用双手捧住才好。

“你怎么知道的？”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不过可以看出来。”

她的乳头很坚硬，就跟种在胸上的两颗杏仁似的。可能是风把门吹开了，那是一场新书发布会，在我工作的出版社举行，富丽堂皇的大厅里铺着巨型大理石地砖，木头阶梯把人们引向楼上。一开始连二十个人都没有，后来人数几乎翻了三倍。

有时候跟某个人聊天，似乎什么都没发生。没有提示，也没有任何迹象，然而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一切。

我们谈论起带圆点的布料来。一个打着长辫子的女孩穿着一件布满圆点的裙子，就走在我们前面。

“我喜欢圆点。”我说，“男人也不例外，衬衫和袜子上的圆点很好看。”

“那你也喜欢痣吗？”罗莎问。

我的目光自然而然地看向她的脖子、手臂和胸部。说时迟那时快，我突然发现罗莎满身都是痣。

从诗歌到圆点布料，从痣到摆在一个空空的阁楼上等待着我们的一床被子。

她不让我自己脱衣服。

“等等，我来。”她解开了我的衬衫扣子。手指还是冰凉的，不过应该只有老夫老妻才会介意这个。我的手顺着她那透明的黑丝袜滑了下去，掐了掐她的屁股。

“慢慢来。”她轻声耳语。

这就是年龄的区别，整整二十年。然而从她的身体，从她那既柔软又紧致的皮肤根本就看不出来。我只想抚摸她的全身。

“你的手指真好看。”她说。还是第一次有人夸我的手指。

“你的胸好美。”而我却不可能是第一个对她说这话的人。

我拉下裙子的肩带，她还不肯让我解开胸罩。

“为什么这么急？”

“我想要你。”

她笑了，看了看我的勃起，早已把裤子撑了起来。

“你应该知道女人和女孩的区别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下一步到底是什么。面前站着一个女人，我只想脱下她的胸罩，然而“仪式”却迟迟没有拉开序幕。

“吻我。”她轻声说。

我亲吻她的皮肤，亲吻我看见的每一个痣。这是一条轨道，通向她的腋窝，延伸到睡裙里。她轻声呻吟起来。

“我想看看它们。”我说。

她拉着我的手，不紧不慢地带我来到床边。我倒在床垫上，这时才听到房间里的歌声。肯定是我们进门后，她打开了音乐。那个男人的声音很低沉，伴随着缓慢的低音，仿佛一个苍老的灵魂。我看了看四周，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在哪条运河旁边。

罗莎踢掉了高跟鞋，爬到我身上，手指找到了我的裤子的纽扣，用一只手把扣子一个一个解开了，我的阳具冲了出来。我试着坐起来，却又被推了回去。她的嘴巴变成了一个O形，嘴唇紧紧地扣住了我的短裤。

“我的天。”

我抓着她的手腕，坐了起来，我们的脸靠得很近。我看见她的脸蛋泛着红晕，还看见了鱼尾纹。

“怎么了？”她问。

“没什么。”

“肯定有什么，我都看出来了。”

“我觉得你太美了。”

她自己脱下了胸罩，真的好美！

那是我第一次用指尖触碰它们，仿佛是在亵渎。

她说了几句调情的话，声音很轻很轻。我都听见了，还是我听错了？我握紧她的胸，嘴唇在她的乳头上挪动起来。

她不再反抗，任由我的手到处摸。我脱下了她的丝袜，发现她的内裤已经湿透了，全都是她的味道。她狂热地亲吻我，手指紧紧地抓住了我的阳具。

“想到我嘴巴里去吗？”

她的动作很谨慎，一开始只是把龟头放进了嘴里。当我几乎完全进入她的嘴巴里，便把手放在了她的头上，上下动起来。

我让她加快速度。

这感觉太强烈了，我闭上了眼睛。

她觉察到了什么，于是突然停了下来，说：“等一下，现在还不能到高潮。”

接着又说：“操我。”

我一下子就滑进了她的体内，仿佛在水上飞速滑行的独木舟。她转过身背对着我，突然翘起屁股来，用手撑着床，看着后面。我看见眼睛周围那些细微的纹路，越用力，纹路就越深。她上下摆动着臀部，还有那女神般的下体。

“继续。”她说。

这最后一段我并没有告诉索菲亚和卢卡，不过我也记不清是讲到哪儿停了下来。我在想索菲亚能不能猜到故事的结局。卢卡的杯子已经空了，他看了看酒保，看起来酒保跟卢卡一样，很想回家。

“我真希望能离开这里。”我们走在十二月璀璨的星空下，索菲亚说。

索菲亚在她父亲的眼镜厂里做行政管理工作。日子过得很单调，每天都是同样的人和同样的工作，跟她那愉悦的性格完全不配。这个女孩依然会用舌头接雪花，舔鼻子。虽说长大了几岁，却还是很年轻，比她妈妈还漂亮。优雅，纯洁，那双眼睛好像什么都不怕。

“你为什么不愿意把烦恼说出来呢？”我问弟弟，他仍然在装睡。他没说话，不过我能猜到。他会越来越像父亲。从大拇指开始，接着就是身体的疼痛，背部刺疼，膝盖酸疼。走路的时候背会越来越弯，对待周边世界的态度也会越来越尖刻。在他们眼里，这个充满背叛的世界剥夺了他们永生的机会。到最后他也会开始恨那个曾经无比深爱的女人。

我在想索菲亚有没有问到我，有没有想念我。

“你亲吻她了吗？”

仍然没反应。

“嗯？”

弟弟翻了个身。

“晚安。”我数到二十，又说，“我说，晚安。”

“我听到了。”

在阿姆斯特丹，我时常帮助诗人修改他们的作品。我在出版社接待他们，在我的办公室里聊他们的作品。对大多数才华横溢的诗人来说，我只需点出一部写得不那么好的作品，仿佛一大堆宝石中的一颗次品珍珠。我们谈论字词、其中的含义、在作品里的重点位置，以及它们的发音。其他人是不会进行这样的对话的，我们仿佛透过显微镜观察语言。也有些诗我一连看了几个小时，也不知道诗里讲了什么。要是我把这样的诗拿来跟诗人们谈论，大多数时候总会出现一道亮光，穿透那片面纱。也有时候谜团会变得越来越大。

“我自己也搞不明白了。”一个女诗人说。

“什么意思？”

“我读不懂这首诗，或者说，只读懂了一部分。”

我看着她，只见她一脸严肃。

“这就跟一场梦似的。”过了一会儿，她说。

我还记得有一次跟海曼谈艾略特，他说：“有时候写了一首诗，可是到最后连我自己也读不懂了。”海曼觉得这样的说法棒极了，靠近了诗歌的核心。和散文不同的是，读诗歌需要耐心。诗人不会顾及到读者的理解力，有的诗看起来完全不是为读者创作的。海曼说过：“小说会跟人们对话，作家要讲的是一个故事，而诗人只跟自己说话。”当然了，也有诗歌会直接触及到人们的灵魂，一箭穿心，不过在完全读懂前，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诗歌没有条理，没有固定的配方，可能会吓唬到人，也可能感动、安慰到念诗的人，抑或重如泰山，抑或轻如鸿毛，可能性不计其数。无法读懂的诗也许是一部极其优秀的作品。

夏天里，打开推拉窗，凉爽的风伴着运河上的声音飘进了办公室。听，有女人在笑。只要走向窗户，便可以看见她们坐在一艘小船上，全都留着金色的长发，裸露着肩膀。河水折射出她们的美丽，只见她们自信满满地开走了。这是属于她们的时间，跟那些在烟雾浓浓的咖啡馆里叫人无法接近的女人不同的是，她们要不就是有了对象，要不就是注定要嫁给一个富有的律师或者成为一个贵族家庭的继承人。数年后你才会认识她们，那时她们四十多岁，还留着金发，然而那头金发跟先前的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渐渐地，额头上长出了长长的皱纹。老公年纪越来越大，孩子们也都出去上学了。她们中的有些人养了一条狗，通常是猎狐梗或者腊肠，每天都带着狗去阿姆斯特丹森林散步，而有的人想要的远远不止这些，这下总该为自己想想了。孩子带大了，老公也事业有成，于是开始出入各种演讲活动。她们穿着价格昂贵的鞋子，腿依旧那么美，还穿着闪光的尼龙丝袜，仿佛涂了一层蜡似的，有的还穿着紧身衣。也许她们从前就很想看书，或者曾经爱上过一本书，一部可以躲在房间里看一整天的小说。总而言之，她们热爱文学。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又或者没能毕业，然而她们认为并且相信热爱读书的人跟硕士毕业的人看起来一样有学问。

这些女人中有一个名叫琼·福克斯。她没了老公，也没穿紧身衣，属于富有的读书女人中的一员。她曾经的老公，一个有名的骨科医生，意外去世了。当我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她美得跟女神一般。她站在我面前，脸上的一根神经跳了一下，离现在就几个月的时间。苍老仿佛一个夜间的盗贼。

罗伯特·贝伦德森请她到家里吃饭，另外还有五个人受到了邀请。他的妻子负责做菜，一共四道，一大早就开始忙活了。平时她是一家非常有名望的海事律师事务所的合作伙伴，不过出版社里的作家她都熟得很。她帮着罗伯特打理出版社，如果罗伯特开口，她也会帮着看作家们的草稿。跟周围很多女人不同的是，她非常独立，人们都嫉妒她的聪慧和她穿衣的风格。

我是受邀人中唯一一个之前没有去过罗伯特家的，罗伯特把我作为诗歌教授介绍给大家，说：“他对诗歌的了解不逊于我。”

琼·福克斯是他在一场《仲夏夜之梦》的演出中遇到的。那天他的妻子病了，而琼是一个人。她很喜欢去剧院，却从来不打电话约别人。他们俩是在表演间歇时遇到的。她排队站在吧台前，罗伯特在她前面，却在她后面拿到了喝的。

“这就是生活。”罗伯特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琼用这句话做了回复。

“要是你也给我点杯酒，那该多好。”

“我从不给男人买酒喝。”

这只是个玩笑，然而玩笑背后却隐藏着些许真相。为了引开话题，琼说：“这话剧改得真好。”

罗伯特自豪地告诉她翻译和改编都是由他社里的一个诗人完成的。就这样，第二天她就踏着罗伯特办公室的阶梯上了楼。高跟鞋踩在地上的响声整座楼都听得一清二楚。

他们一起用午餐，罗伯特听她讲一生的经历。她的老公在一个餐厅里突然感觉不适，还以为是浓汤不新鲜，结果是因为他的心脏。只见他突然瘫了下去，死在了白色的桌布和穿着晚装的顾客之间。她永远也不会忘了那个停不下嘴的女人，说：“她一直拿着叉子往嘴里送吃的。我承认，那里的东西确实很棒。”

罗伯特笑了。琼穿着一件真丝衬衫，隐隐约约的，刚好看不透。她的鼻子很挺，跟罗马博尔盖特博物馆里维纳斯的鼻子很像。卡诺瓦的这座大理石雕像其实是拿破仑的妹妹宝林·波利娜。

罗马她已经去过好几次了，也看过那座雕像。

“我是第一个看出这个共同点的吗？”

她没有回答，至少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说：“问题是她给卡诺瓦做模特时有没有赤裸着身子。”

“你觉得呢？”

“她跟所有人都说雕塑家的工作室里很暖和。”

“这个说法可不单纯。”

“她是个淫乱的女人，卡诺瓦想让她跟女神雅典娜一般永存下来，然而波利娜却坚持要成为维纳斯，手里拿着一个金苹果。”

在雕塑的木础里有一个转轴，这样人们不管从哪个角度都可以欣赏这部作品，晚上还可以伴着珠光观赏。卡诺瓦给雕塑打了蜡，表面仿佛透着一层光。

“结果，波利娜还是后悔了，”琼说，“让她的老公把雕像弄走。他答应了她的要求，把雕像锁进了一个木箱子里。”

“可惜啊。”罗伯特就说了这三个字，然而思绪早就飘向了她那被烛光照亮的皮肤。

琼从来都没有欺骗过老公。在她身边就至少有四起出轨事件，四个女人都有了情人。她觉得这是不对的。结婚的人都作出了承诺，如果不能信守承诺或者根本就不相信，那就没必要结婚了。也许她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结婚的时候她的年龄已经不小了，在那之前已经经历了不少男人。然而这也并不能说明她不是个复杂的女人，凡事都有一定的标准。

她老公的西装还挂在卧室的衣橱里。衬衫都熨烫得笔直，按照颜色分别挂了起来。他曾经最浪漫的举动就是把一台法国音乐大师埃里克·萨蒂弹过的钢琴当作礼物送给了琼。

“你会什么乐器吗？”

罗伯特摇了摇头。小时候打过曲棍球，后来就把毕生的爱都献给了文学。

琼告诉罗伯特她自小就开始弹钢琴。钢琴老师来到家里，跟她妈妈说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有天赋的小孩。琼听到了老师的话并且牢牢地记住了，这是她童年里的黄金记忆。

“我本来应该去念音乐学院的，可是突然发生了一些事，就去了国外。”

她突然不说话了，觉得还没到跟罗伯特分享一切，分享她的生活的时候。就在那短暂的一瞬间，另一场回忆又涌了上来。她看见年轻的自己站在法国的海岸，弯着腰。一个无比美丽的少女拧着头发，一串银色的水珠落在暖洋洋的石头上，不过并没有发出嗞嗞声。

“总而言之，”琼说，“那架钢琴是我一生中收到的最美好的礼物。”

这样的天气很容易把外套忘在餐厅里，不过什么也没有发生，除了第二天两人又一起吃了午餐。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们频繁地一起午餐，罗伯特觉得是时候请她去家里吃一次饭了。他们三个人一起用晚餐，一开始还有些尴尬，后来罗伯特的妻子躺在床上，说：“她确实很漂亮。”

现在她作为好友坐在客厅的大餐桌前，看上去美极了，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的样子。餐桌上的对话跟诗人的作品有关，和神圣的工作与格调无关，创作也就只是用来维生的工作罢了。

“诗人约斯特·范·登凡多尔曾经是个卖袜子的商人，在瓦木大街上有一家店。”餐桌上的一个客人说，他是另一家出版社的编辑。

“戈特弗里德·贝恩曾经在停尸间里工作。”一个传记作家说。

“你写什么样的诗啊？”

“美丽又腐败的诗。”

“兰波做过军火交易。”跟编辑一起来的年轻女人说。

“那时候他已经不写诗了吧。”

“不写诗了？这我倒不清楚。”

“就在二十岁那年，”罗伯特说，“他把余生都用来旅行，去了欧洲、印度尼西亚，还有非洲。”

“创作可以说停就停吗？”传记作家问。

“博尔赫斯试过，”我说，“不过在休息了三十年后又开始创作，还发表了十部诗集。”

“那时候他已经瞎了。”

“贝多芬创作《第九交响曲》的时候已经聋了。”

“应该没全聋吧？”

“就是完全聋了，”琼说，“在首映仪式结束后，工作人员得把他转向观众席，这样他才能看见观众为他鼓掌的样子。”

谁都不知道博尔赫斯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还能看见周遭的世界。

“他活在了记忆里，”罗伯特说，“写了好多诗，叫人永远也读不厌。”

他的妻子突然想起了什么，说：“弗兰西斯·维隆是个小偷。”

“他是不是还杀过人？”

“没错，”我说，“不过后来被赦免了，因为偷盗坐进监狱的是他的情敌。”

“要是想发财，就千万别成为诗人。”

“在诗集《海盗》出版的第一天，拜伦就卖了一万册。”传记作家说。

“那可是两个世纪之前的事了。”

“获个诺贝尔奖也行，”编辑说，“那样的话一下子就成百万富翁了。”

“有多少个诗人获过诺贝尔奖呢？”

“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就是个诗人，苏利·普吕多姆。”

“还有很多呢，比如聂鲁达、切斯瓦夫·米沃什、约瑟夫·布罗茨基。”

“还有叶芝。”年轻的女士说。

“艾略特。”

“萨尔瓦多·卡西莫多。”我说。

“谁？”有人问。

“一个非常伟大的诗人。”

“只有意大利人这么说。”罗伯特笑了。

“他认为他的作品比莎士比亚的还优秀。”

“有译作吗？”传记作家问。

罗伯特想了一会儿，说：“不知道。”

“他妻子曾经说过诺贝尔奖是一段终结的开头。”我说。

“为什么呢？”琼问。

“一下子有了两千两百万里拉，”我说，“有钱了，卡西莫多却把奖金丢向了窗外，跟别的女人厮混去了。1959年他获得诺贝尔奖的那年也是他们俩离婚的那年。”

“我还从来没跟千万富翁谈过恋爱呢。”琼说，“哦，不对，有一次，那是很久以前了，那时我还很年轻，都不记得当时的货币单位是什么了，是德拉马克还是第纳尔来着？”

她的笑很具有感染力，讲的故事也很好听。有哪个女人会告诉别人曾经跟一个千万富翁同床共枕，而且连当时的货币单位都不记得了呢？

“他戴着一块瑞士手表，说是比十辆兰博基尼还贵，说得我都烦了。不过作为一个小女孩，对此我还是很诧异的。”

我们全都看着她，她却说：“这就是生活。”

聚餐即将结束，甜点盘子摆在桌上，用完的餐具都摆放在盘子里。咖啡来了，罗伯特手里拿着一瓶雅马邑白兰地。大伙儿不再围坐在桌前，开始寻找各自的聊天对象。年轻的女士跟罗伯特的妻子，琼跟我。

她去过意大利好多次，不过从来没去过北边：“哦，有一次，是柯蒂娜。”

“那里很适合滑雪。”我说。

“啊，我没去山里，我们住在那家在007电影里出现过的旅馆里。”

“《最高机密》。”

“没错，”她说，“不过拍那部电影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了，那时候我才二十岁出头。”

“我还见过007的扮演者罗杰·摩尔呢。”我说。事实是我看见了一个穿着蓝色滑雪衣的人，大伙儿都说他是英国演员罗杰·摩尔，卢卡说那是他的替身。我们坐大巴去柯蒂娜，主要是希望能遇到电影明星，却拿到了一个滑雪冠军的签名，也挺开心的。

“蜜拉蒙提，”琼说，“没错，就是这家旅馆。”

她经历了三段不同的生活：结婚前、结婚后和老公去世以后。在最后那段生活里，她只跟谈得来的人相处。有时会显得很怕羞，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你发现她害羞，就说明她不喜欢你，没兴趣跟你聊天。从前男人们为了引起她的注意互相争斗，不过大多数男人连一丝机会都没得到。

她总会问那些男人结婚了没，答案通常都是结了。

我几乎无法想象年轻时的她是什么样的，那时的她还没有结婚，男人们都还有机会，简直就是一个美神。看着她，跟她聊天，触摸她，都是一种享受。

“我在绅士运河边上租了一间公寓。”她说。这句话可能是一种邀请，也可能是想转移话题，她接着说：“要是能放得下那架钢琴，我就把它买下来了。”钢琴还留在哈勒姆的空房子里。她不想卖了那座房子，去世老公的衬衫都还挂在那里。房子里总为已不在世的他亮着一盏小灯。只要走上砂石小路，就能远远地看见隐约的灯光。

我问她有没有孩子。

她摇了摇头，说：“倒是想要过。”

突然对话变得尴尬起来，也许是她觉得我的问题太没礼貌，又或者是她不想谈论这个话题。我以为她有孩子，几个在国外留学又或是去南欧旅行、不用去想未来的儿子。

“你想要孩子吗？”她突然问。

“我才二十四岁。”我说。

“正是好年龄。”

“生孩子的好年龄？”

“不止生孩子。”

“我觉得家庭生活不适合我。”

“我以前也这么想过，”她盯着我的眼睛，说，“直到为时已晚。”

我避开她的眼神，看着那根跳动的神经，那仿佛是无比完美的脸庞上的一道裂缝。

“不过男人没有那方面的问题。”

我想到西门·福斯特代克，一生写了二十四本诗集，年纪大了还添了一儿一女，妻子比他小四十岁。

琼把椅子往后挪了挪，看来是准备回家了。我和她反方向，提出送她回绅士运河。

“不用，”她说，“真的不用。”

突然我们之间出现了些许尴尬的宁静，仿佛是我提出了什么无礼要求。其实不是这样的，只不过她是一个叫人难以告别的女人。

“拜拜。”琼说。

我们出版的大多数诗集总能卖掉个五百册，有时候会少一点，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销量也有很好的时候。从公司盈利的角度来看，诗集完全没意思，然而它们却代表着出版社的另一种价值，能决定出版社的名声。诗歌里蕴含着伟大，我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让社里的诗人得到各种奖项的提名。为此，我得和评委会成员搞好关系。寄诗集的时候，附上一封信也很有用。或者一起吃个午饭，在席间脸不红心跳不加速地念上一个诗人的作品。

“你这是在收买我吗？”一个女评委会成员问。

“我怎么敢？”

“我觉得你敢。”

“我经常跟同事们在餐厅里用午餐，这也是我的工作。”

“那我是你的同事吗？”

“我们在同一条船上。”我说，“不同的等级和利益是没错，然而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一样的。”

“什么目标？”

“我们都在为文学服务。”

“所以由你来买单？”

“买单的是出版社，”我说，“罗伯特·贝伦德森。”

我在信用卡小票上签了个字，把笔又放回白色的桌布。

“你也跟其他委员会的评委吃饭吗？”

这是在故意为难我，从她的上嘴唇我就能看出来。

“评委会主席还在我的名单上，”我说，“我要请他去一家贵一点的餐厅，你有什么建议吗？”

“精益求精吧，一星米其林餐厅。”

“不错。”

“我还需要一条裙子。”她说。

“去参加颁奖仪式？”

“没错，”她说，“还有一双高跟鞋。”

她再也无法抑制，笑了起来。

社交就跟调情一样，就是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而已。主旋律并不围绕着你，而是诗人和他的诗集，然而没人能保证成功。最终奖项还是颁给了另一个诗人，一个有名的诗人。这样的选择很保守，就跟多数大奖一样。

颁奖结束后那个跟我吃午饭的评委走了过来。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真丝裙子，露着后背。

“怎么样？”她问。

“这条裙子比那个获奖人美多了。”

为了吸引新诗人，我和社里的几个诗人一起创办了一本诗歌杂志，是月刊，也包括了翻译的诗歌。为此我又跟世界诗歌节有了联系。自从海曼去世，我就没再去过他们的办公楼，不过诗歌节我倒是每年都去。

新董事的年纪比海曼大一些，不过对诗歌的挚爱并没有丝毫的减少。他名叫维克多·拉尔森，穿着一双漂亮的皮鞋，由棕色和深绿两种颜色组成。写字台旁边的篮子里躺着一只哈巴狗。拉尔森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我，仿佛一双小女孩的眼睛。

维克多·拉尔森坐在一张木办公桌前，海曼曾经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写信。诗人的画像仍然挂在墙上，有克拉尔·詹尼斯、希姆斯·汉尼、赫尔曼·德·科尼克、玛格丽特·安德武、汉斯·马格纳斯·安泽思贝格、莎拉·科尔斯、托马斯·托兰斯特龙穆尔。局外人是认不出那一张张脸的。他们都曾经站在世界诗歌节的舞台上，当然远远不止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都曾登上过那个舞台。那一本本没有封面、装订成集的书放在柜子里，不同的年份就有不同的颜色。这些书仅供内部使用，总印量很少，不到十本。有时候还能在其中找到一两个“古董”。书里涵盖了世界诗歌节上朗诵过的所有诗作，既有原版，也有译文。印刷的纸张比较厚，版本也比较大，不过读起来感染力丝毫无减。

除了书还有无数的录音带，从1969年第一届诗歌节开始，所有的朗诵都被录了下来。海曼经常让我戴上耳机，说：“听，这是1973年的。”我听着磁带开始播放，发出沙沙的声音，接着就出现了诗人的声音，还有那些我听不懂的语言：中文、西班牙语、挪威语。不过对我而言，听着这样的韵律、音调，享受着这般宁静，仍然是一种享受。

那些画像、书籍，还有磁带共同组成了一个没有界限的美好的世界，纂写出诗歌的历史，涵盖了所有话题：战争、屠杀、水灾，也有夏天的声音，宝宝出生和雪佛兰报废的声音。

再次回到这里，感觉真好。出版界的一切都匆匆忙忙。书得一本接一本地出，还得不断发掘新作家，一不留神就会眼睁睁地错过一个才华横溢的新手。诗歌多少有些不同，不过还是有很多一边急匆匆地吃午饭一边打电话的编辑。罗伯特也一样，他买了一部外国作品，事先也没读过，结果竟然成了畅销书，就跟玩轮盘赌似的。

“你读过帕特里克·兰恩的作品吗？”谈完上届诗歌节，拉尔森问，“我觉得他应该对你们的杂志有所帮助。”

这个名字我是知道的，也许读过他的一两首诗，不过对具体的诗句就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他是加拿大诗人。”

这时哈巴狗大叫起来。

“哈迪，”拉尔森说，“安静了！”

哈巴狗又躺了回去，眼睛瞪着前方发呆。那双可爱的眼睛镶嵌在一脸的褶皱里。

“我曾经读过他写的一首非常优秀的诗作，”拉尔森说，“跟一个砍断自己的手的护林人有关。”他毫无思绪地摸了摸哈巴狗的脑袋，接着说，“你没读过吧？”

我摇了摇头。

“那是一场意外，一个同事把他送进了医院，在山路上开了五个小时车，砍断的手就放在他们之间的一个冰桶里。护士要登记他的姓名和出生日期，还跟他要写着家庭住址的证件。这时同事挽起了护林人的袖子，护士撇开了脑袋，不去看那些血管和肌腱。医生给他检查伤口，可是太迟了，手已经没用了，不能缝了。同事又把车开回去，在一座桥上停下来，从桶里拿出那只手。留着也没用，也不能给那个护林人的老婆。他也想过把它埋起来，可是天气太冷，又是夜里，明天还要上早班。于是就把手从桥上扔了下去，那只手瞬间接住了一把月光。”

维克多把一堆纸推到我面前，说：“拿去好好利用吧。那只飘落的手在夜空中似乎接住了月光，应该称得上非凡了。”

他笑了，拉尔森并没有海曼那种年轻的气质，然而对诗歌的信仰却不可动摇。没有诗歌的生命是有缺憾的。

我们谈论我指导的那些诗人，谈论罗伯特·贝伦德森。拉尔森认识罗伯特，上学的时候曾经一起给大学里的报纸写文章。谈完了，便跟我握了握手，把我送到办公室门前。跟海曼不同的是，他并没有邀请我去喝点东西或者去附近的餐厅里吃饭。也许还为时太早，我们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我答应把杂志的试刊寄给他。

站在世界诗歌节办公楼前面的台阶上，我看着对面的冰激凌店。现在是十一月，遮阳布卷了起来，店里比外面还黑。门上挂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三月再见！”是妈妈的手笔，还画了一个太阳。以前这都是我和卢卡的“工作”，他画一个小太阳，我也画一个小太阳，不用争也不用吵。

我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任由思绪飘荡。来吧，心里有一个反抗的声音在说，来吧！我不怕你们！就这样，思绪向我涌来，把我团团包围。那些想法和问题，记忆，还有画面。维纳斯已经下雪了吗？厨房里闻起来是什么味道呢？我看见父亲母亲跟卢卡坐在餐桌前，也看见了我的椅子。索菲亚在干什么呢？是在村子里闲逛，看着窗户后面透出来的暖暖的灯光吗？离三月还远，然而对冰激凌商人来说，三月永远都不远，一天比一天近。

晚上我坐在床上翻译帕特里克·兰恩的诗。桶里的冰化了，水也泼了出去。桶底的那只手宛如一只沉睡的深蓝色的蜘蛛。问题是：你把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弄丢了，现在该怎么办呢？

跟索菲亚·罗兰的屁股一样

第二年春天，索菲亚站在冰激凌店里，把那头长长的金发编成了粗粗的麻花辫，挂在背上，手里拿着挖冰激凌的大勺子，和我的母亲一起接待客人。父亲负责泡咖啡，店里店外地跑来跑去。卢卡待在厨房里，煮牛奶，做出厚厚的奶油冰激凌。四个人再次一同出现在鹿特丹。

是去年冬天，也许是前年，具体什么时候卢卡是不会告诉我的。他还是不理我。他终于赢得了索菲亚的芳心，索菲亚取代了我在店里的位子，不过对卢卡来说，我还是我。当我二月底迈进店里，我们四目相交时，他没能抑制住那丝微笑。走进店之前，我已经看见索菲亚了，几乎一眼就注意到了，那时我的手还没有触碰到门把手。透过母亲正在擦的玻璃，顺着那条蓝色的围裙，我看见索菲亚站在父亲身后，父亲正拿着一块抹布，把意式浓缩咖啡机擦得闪闪发光。她就在那里，这场景既不可预料，又那么自然。只见她拿着拖把，在我脸上亲了一口，算是跟我打招呼。

“哥哥，你好。”她微笑着说。

透过厨房门上的那块小玻璃，我看见了卢卡，他也笑了，不过是一种轻视的笑，仿佛一个拳击手看着对手躺在地上。

他们正在打扫卫生，这是冰激凌店开门前最后的准备。明天应该就要正常营业了。

“这几天一直没下雨，”母亲高兴地说，“今天下午还会出太阳，这周末气温会上升，刮的是西南风。”

我就知道，春天已经荡漾在空气中了。

父亲给我泡了一杯意式浓缩。“你尝尝，”他说，“我今天早上才打开咖啡机，咖啡豆也是刚刚磨的。”

我喝了一小口，尝了尝。温度有点低，所以咖啡有点酸，不过这是因为咖啡机还没有暖透。

“味道不错，”我说，“就是太少了，都能看见杯底。”

跟别的客人不同，我没有免费的水喝，却得到了父亲一个大大的拥抱。他的胡子挺扎脸，我的也一样。在刚刚开市的第一天是没有冤仇一说的。几个星期后，冰激凌机器全速旋转，咖啡机喘不过气，父亲的关节也吱吱嘎嘎响起来的时候，父亲就会开始咒骂我，同时眼前出现了一个场景：我坐在一张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本诗集。他呢，不停地跑进跑出，火辣辣的太阳挂在空中。

父亲把一张双层滤纸放进了咖啡机里，按下了按钮。两道焦糖色的液体落进了事先加热过的咖啡杯里。整个过程一共26秒，一秒不多，一秒不少。

对大多数冰激凌商人而言，咖啡只是顺带买的。早上或者下雨天可以吸引不少顾客。再说自己能喝上真正的意式浓缩，也挺好的。卖冰激凌是他们维生的方式。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热情，又或者超越了热情，有的冰激凌商人一聊起自己的行业就停不下来了，一聊就是整个冬天。在酒吧里谈论横式和纵式冰激凌机器，谈论理想的温度，谈论配方的比例，在外面谈不够，到了家里的饭桌上还要唠叨。有些冰激凌商人的老婆都快疯了。

一到冬天，父亲便消失在地下室里，那个堆满了螺丝刀和砂光机的宝库。父亲很少谈论冰激凌，不过要是有人谈起咖啡来，便会掺和到对话中去。别的冰激凌商人通常谈论的是咖啡的香气，称赞的是自家咖啡特别的味道，比如巧克力味、肉桂味、肉豆蔻味，还有雪松味。曾经有一个冰激凌商人说他们家的意式浓缩闻起来有童年时彩色铅笔的味道。

父亲一再强调的是26秒，觉得香味不重要，都是浮夸之谈。

“一杯好的意式浓缩就该是意式浓缩的味道。”父亲大声说出自己的观点，“就像酸奶冰激凌吃起来是酸奶的味道一样。”

他试着去说服其他冰激凌商人那经过多年试验后发掘出来的理想时间。

“为什么不是28秒？”一个来自福多的商人问，“又或者是24秒？”

“28秒太长了，”父亲严肃地说，“咖啡会很苦，烟熏味会太重。24秒的话咖啡会很酸、很淡，还没来得及提取咖啡豆的味道。”

“爸爸，那23秒呢？”

“23秒的话咖啡杯有可能会爆炸。”

“一杯咖啡26秒？”另一个冰激凌商人说，好像遇到了一个很难的算术题，“我可没有这么多时间。”

“那么着急干吗？”父亲说，“零下十五度冰激凌是不会化的。”

“等得太久，顾客就都走啦。”

“走就走呗。”

冰激凌商人们全都扬起眉毛看着父亲。

那也许是一种逃脱、一种抽身而退的方式。躲在咖啡机后面，那闪亮的外壳，轰轰的气门，还有压力计。26秒一杯，精准得如同原子弹爆炸的时间。

如一个退休回到意大利卡多雷地区维纳斯村的愤怒老人一般，父亲终将承认：“一开始我只是恨冰激凌，现在也开始恨那些买冰激凌的人了。”

这种抵抗情绪到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又是何时转变成一种极其罕见的厌世情绪，很难说得清楚。父亲本不想成为冰激凌商人，也从来没表达过对这个行业的热爱。计划是，等我们长大了，就要好好料理冰激凌店，父亲出现在厨房里的频率也就越来越低。当我去上大学，卢卡接手了冰激凌店时，父亲还是经常在店里帮忙，而我的弟弟成了那个对冰激凌负责的人。

咖啡机安静下来，咖啡泡好了。

“你一杯，你弟弟一杯。”父亲说。

我接过两杯咖啡，走进了厨房。

“啊，这么说你订婚了。”这是我对弟弟说的第一句话。

他什么也没说，连看也不看我一眼，盯着地砖，听着冰激凌机器旋转的声音。刮刀上上下下地摆动，嘶，嘶，嘶。一个优秀的冰激凌商人不用盯着汽缸，根据机器发出的声音就可以判断出冰激凌做好了没。“就跟婚姻一样。”一个来自泰迪村的老冰激凌商人曾经带着微微的醉意，在酒吧里说，“我了解冰激凌，冰激凌也了解我，会跟我说话。”其他的冰激凌商人也喝红了眼睛，一个个不停地点头。

我们俩什么也没说，同时喝完了咖啡。

也许没什么可说的，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扭转的。我是哥哥，本该接手冰激凌店，却选择离开了这家店。卢卡成了冰激凌店的继承人，得到了索菲亚，这一切都显得那么理所当然。需要索菲亚的是卢卡，不是我，也就没必要再为这争个面红耳赤了。

其他的话题嘛，也没什么好谈的，这一点兴许卢卡也明白。我们的生活已经变得截然不同。我看书，写诗，编辑。我约见别人，跟诗人们一起吃法国奶酪面包，去参加新书发布会。而卢卡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做冰激凌，卖冰激凌，把机器擦干净，晚上倒头就睡。冰激凌成了他的世界，而我的世界在冰激凌店收摊时才刚刚开始。

嘶，嘶，嘶。

卢卡关上了机器，拿着一把大勺子，大拇指紧紧地扣在金属勺柄上。弯下腰，接着又直起腰，左边的嘴角微微扬起。这不是微笑，而是因为期待变成了现实，冰激凌味道不错。

他做的是香草冰激凌。它们像水泥一般从大勺子上滑进了装冰激凌的盒子里。

卢卡发现我在看他做的冰激凌，就跟太爷爷的弟弟妹妹看着太爷爷做奶油冰激凌，跟每个人看冰激凌的眼神一样。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味的呢？有谁不爱吃冰激凌呢？看到冰激凌店，有谁会不高兴呢？那个把我们带回童年的甜筒，那个我们都曾拿着塑料小勺搅个不停的小纸杯。小勺搅啊搅，直到杯子里出现了另一种颜色和混合出来的新口味。谁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不爱冰激凌了呢？店外面竖着一个巨大的甜筒，上面有三个冰激凌球，分别是草莓味、香草味和巧克力味的。甜筒是用聚酯纤维做的，里面填满了泡沫。尽管如此，我还是看见许多小孩子从店门前经过时，忍不住上前舔一口。长大后他们也许会忘了这一幕，然而对冰激凌的渴望却从来不曾消失过。

卢卡拿着大盒子向我走来。冰激凌并没有跟着他的脚步一起颤动，既结实，又柔软。

“就跟电影里索菲亚·罗兰的屁股一样。”父亲尝过后，是这样说的。

卢卡举着勺子，送到我嘴边。我看着他那黑橄榄似的眼睛，他也看着我。我张开嘴，他把冰激凌送进了我的嘴巴里。口感无比细腻柔滑，如天鹅绒一般柔软。厚厚的奶油里凝结了几百万个极小的冰晶，形成了冰激凌的脊柱，不过只是整体的一部分。旋转过程中消失的气泡让冰激凌变轻，却没有变脆，一口下去，还有几分嚼劲。当冰激凌融化时，我的眼睛便自然而然地闭上了，整个人仿佛飘了起来。好像在亲吻一个女孩，身体变得好轻好轻。卢卡改良了配方，更加专业了。冰激凌的结构变得更加绵密，味道更加浓郁，香草也被均匀地分配在冰激凌里。我把冰激凌咽了下去，睁开了眼睛。卢卡一直盯着我，那轻视的笑不见了，嘴角微微上扬，嘴唇间出现了一条缝。他知道我在想什么。是我帮了他，因为店里的事我一概不管，因为我选择了离开，再也不会回来。就这样，他得到了村里最漂亮的女孩。他什么也没说，而他做的冰激凌却说明了一切。

那天下午我们五个人一起在二楼的餐桌上吃饭，母亲做了意大利面，面里有西红柿、大蒜、酸豆和凤尾鱼，桌上还摆着一瓶红酒。这一幕好似山里的某个星期六。

索菲亚换好衣服，从阁楼上下来了。我们全都看向她，瞧见了一大片长满水仙花的草地。她穿上了她妈妈的那条裙子，就跟卢卡穿父亲的工作服一样。我看着她那棕色的腿，心里想卢卡今天早上摸过了没。她拿着叉子在意大利面里转啊转，然后把面塞进嘴里，裙子安然无恙，面的汁水没有溅上去。

母亲没忍住，又谈论起天气来。她在广播里听到明天可能有十七度，两眼放光地说：“第一天就这么热了，还是第一次呢。”

父亲还记得有一年来到鹿特丹，气温还是零下十度，说：“灯柱子上还挂着冰凌，河上的冰厚得能滑冰。”

“那时候他们兄弟俩都出生了吗？”索菲亚问。

“卓凡尼出生了，”母亲说，“卢卡没有，还待在我肚子里呢。”

“我们俩都是在夏天出生的，”我说，“冰激凌商人只在冬天里做。”这后面一句话本是一个玩笑，却没什么好笑的。饭桌上突然安静下来，只剩下弟弟转叉子的声音。

他不做声，整个吃饭的过程中一个字也没说。我在想他会不会跟索菲亚说话，以前是因为不敢，现在呢？我还没听见他跟她说过什么呢。

大伙儿吃光了盘子里的面，又喝了一杯酒。爸爸说他在小店钉子篮的橱窗里看见了一把锤钻。小店离冰激凌店不远，就在同一条街上。

“真漂亮啊。”父亲说。

“你别买就行。”母亲开始警告父亲。

“我已经买了。”

我和索菲亚都笑了。

卢卡看了看四周，脑袋里早就想着冰激凌了。那副紧张的神情跟父亲的一模一样。从前父亲无法好好吃完一顿饭，至少在鹿特丹一直是这样的。总有事情要做，比如分离蛋黄和蛋清，把菠萝碾成泥，榨成汁。店里一共有两台冰激凌机器，却有22种冰激凌口味。做冰激凌的人是店里的核心，一个小错误就会影响到整个店的运作。最严重的就是其中一个口味卖完了。橱窗里摆着一个空空的盒子，来店里买冰激凌的小朋友又是哭又是叫。只要店开着，就别想休息，就一直得工作。冰激凌机器转啊，转啊，转。

“我可以再喝一杯酒吗？”索菲亚问。

“当然了。”说着，父亲把酒倒进了她的杯子里，酒瓶空了。父亲非常喜欢这个未来的媳妇。

“我老婆从来不喝第二杯。”父亲说。

“我们之间至少得有一个保持清醒啊。”

“我可从来没喝醉过。”父亲说。

“就算你喝醉了，也以为自己没醉。”

父亲突然想起了什么，说：“斯特凡·可乐迪有一次把自己的尿做成了冰激凌。”

“爸爸！”母亲嚷嚷起来，“大伙儿正吃饭呢。”

“不是都吃完了嘛。”

“索菲亚在呢，这样的故事不适合讲给小姑娘听。”

后来，索菲亚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所有冰激凌商人的名字都出现在那些故事里。这些故事我们也都听过。斯特凡住在批围村，一天夜里把尿撒在了冰激凌机器的汽缸里，就这样机器运转起来，把尿做成了坚硬的冰糕。斯特凡还把“冰糕”放进了冷冻室里，第二天早上跟往常一样开始工作。由于酒喝多了，脑袋里跟钉了钉子似的，把装着冰激凌的盒子都放进了橱窗里。一不留神，便把那个新口味放进了柠檬冰激凌的位子。过了一个半小时，妻子拿着勺子去挖柠檬冰激凌时，怎么都挖不下去。因为没加糖，冰在零下十八度的温度下变得跟石头一样坚硬。

“斯特凡！”妻子大叫起来，“快给我过来！”

斯特凡看着冰激凌，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这是什么？”妻子问。

“柠檬冰激凌啊。”

“怎么这么硬？”

“好奇怪啊。”当时斯特凡就说了这几个字。

他走到厨房里，尝了尝冰激凌，这下记忆才全都回来。

父亲说：“据说他觉得那味道不错，还尝了第二口！”

关于冰激凌商人和他们的冰激凌机器的故事讲也讲不完，其中最悲惨的要属来自法尔乐村的艾特勒·普拉飞萨尼了。他如绅士一般，总系着一条领带，在海牙开了一家冰激凌店。七月的一个早晨，开始做草莓味的冰激凌，跟许多冰激凌店一样，草莓味是店里最流行的味道。机器发出嘶嘶的响声，不过他不能根据机器的声音来判断冰激凌好了没，于是弯下腰，看向汽缸里，结果领带和机器的转轴缠绕在一起，普拉飞萨尼先生就这样吊死在那红彤彤的冰激凌上。

父亲并没有把这个故事讲给索菲亚听。

“我还小的时候，”索菲亚说，“尝过一次自己的尿，一点也不好吃。”

“没准冷的比热的好吃些。”父亲说。

说完自己也觉得好笑，我们也都跟着笑起来，只有卢卡站起来，说：“我去忙了。”

今天是星期六，下午如同一块水斑蔓延开来，而我们并不在山里。

这一季冰激凌会卖得很好，暖和的春天，炎热的夏天。我经常想到水银柱升到三十以上那些天里的冰激凌店。办公室的窗户开着，办公桌上放着一叠纸，旁边摆着一支铅笔。我卷着袖子读社里诗人的新作。读别人还没有看过的作品是一件很神奇的事，宛如走在还没有被踩踏的雪地里。那种寂静，那种独处，还有那些金子般的文字。有时候我会迷失在两行诗之间，大白天，思绪飘到了冰激凌店里。我在想索菲亚穿着哪条裙子；挖冰激凌的时候，有多少男人试图去看她穿的内衣。

夏天就快过去的时候，维克多·拉尔森约我去鹿特丹，有事要跟我当面说，电话里讲不合适。我们约在冰激凌店见面。下午四五点，阳光落在摆在店外面的椅子上。弟弟走进走出，在帮爸爸的忙，给我们点单的是父亲。

“我要杯装的香草味和覆盆子味。”

拉尔森点了一个甜筒，要了榛果、摩卡和肉桂三种味道。

“要奶油吗？”父亲问。拉尔森还没回答，父亲就走开了。拉尔森经常来店里，父亲知道他吃冰激凌要加奶油的习惯。我也记得有些顾客喜欢的口味。有一位男顾客，来店里买了十年冰激凌了，每次点的味道都一样：满满一大杯开心果味冰激凌，那个杯子足足能装下五个球。他的狗半躺在椅子下面，每次都有甜筒吃，几大口就吃完了。

从父亲走路的样子可以看出他的关节炎又犯了。今天他店里店外已经走了多少趟呢？这个季度已经走了多少趟呢？现在是生意最旺的季节，他得里里外外不停地走，就跟地狱里的西西弗斯似的。我敢肯定过一会儿他就要对我冷嘲热讽了。在最热的那几天，他曾经咒骂过我。而现在，一个炎热的傍晚，他看见我穿着T恤，到他店里来吃冰激凌，肯定认为我脑袋里哪根筋搭错了。他已经五十好几了，早上五点半就得起床，还得整天帮小儿子削苹果。他十五岁那年就开始工作，已经有四十年都没过过夏天了，他恨冰激凌。而我还让他跑进跑出，自己却坐在太阳下面聊天。

索菲亚在挖冰激凌，母亲站在她左边，也在招待一个顾客。在那个巨大的甜筒和灯柱旁边，有一条队伍正慢慢地往前蠕动。我试图去捕捉索菲亚的目光，可是每当我看她的时候，她都弯腰在挖冰激凌。拉尔森说他很喜欢我们最近出的几期杂志，非常赏识那几篇译作。

父亲打断了我们的对话，只见他手里拿着一个托盘，把装着香草味和覆盆子味冰激凌的小杯子放在我面前，又把甜筒递给拉尔森。他并没有立刻走开，停留的时间也不算很长，局外人，比如某个顾客，是不会有所察觉的，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动作缓慢的中年男人。拉尔森也没有觉察到，只有我知道又要开始了。那是一种冤仇，一种堆积已久的怨恨。

“天气真好啊，”父亲说，“我们店外面也有位子，不错吧，这样顾客就可以坐在外面晒太阳了。”

我点了点头，希望他就此打住，然而他还站在原地。

“你得赶紧吃，不然一会儿就化了。”这话是专门说给我听的。

拉尔森已经吃了一口，肉桂冰激凌加奶油。摆在面前的冰激凌，我连碰都不敢碰。

“卓凡尼，是要我喂你吗？”

也许那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恨买冰激凌的人了，没准那一刻也很恨我。

我决定开动，把扁平的塑料勺插进了香草冰激凌里。

“好吃吗？”父亲问。

我好期待吃到弟弟做的冰激凌，就像人们怀念童年里的某种味道一样。在阿姆斯特丹我去托法尼点过冰激凌，后来也去干巴和维罗纳冰激凌店里排过队，然而他们的香草冰激凌跟我弟弟卢卡做的真的没法比。

我的眼睛自然而然地闭上了，又很快睁开来。就跟初春那天弟弟在厨房里把勺子举在我面前一样，质地既结实又柔滑，奶味无比香醇。在冰激凌融化的那一瞬间，时间似乎停下了脚步。

“就跟电影里索菲亚·罗兰的屁股一样。”父亲说，这会儿也跟拉尔森说起话来，“卢卡就是个天才。”

“我弟弟。”我解释道。

“我的另一个儿子，”父亲说，“他做的香草味冰激凌跟索菲亚·罗兰的屁股一样结实，叫人无法抗拒。”

拉尔森看着父亲，似乎被惊到了，过了一会儿，说：“现在我终于知道您儿子对诗歌的热爱是从哪里来的了。”

我和父亲两个人都笑了，只不过他的脸涨得通红，差点没给噎着。还从来没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就跟那个说中国人发明了冰激凌的老人一样，这两个场景还真有得一拼。父亲举着一个甜筒扔向那个老人，只见他没命似的逃跑了。

维克多·拉尔森慢慢地吃着手里的甜筒。父亲转身走进了店里，脚步缓慢，一副很累很虚弱的样子，似乎有一座隐形的巨石挡在他面前。

“哈迪呢？”我看了看拉尔森手工制造的皮鞋，又往他的椅子下面瞧了瞧，没看见那只苦着脸的哈巴狗。

“在办公室，”拉尔森说，“负责看家。”

“你要是出差它怎么办呢？”

“我妻子会照顾它的。”

其实那不是他的妻子，他们并没有结婚，不过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维克多·拉尔森没有戴结婚戒指，曾经有过一个，每天晚上她都会拿下来放在牙刷旁边，这个习惯一共持续了二十二年。他有子女，还有一个孙子。在小女儿也搬出去后，两人就离婚了。搬家的箱子还没拆开，文件就签好了字。离婚后，他遇到了一个法国女人，在大使馆工作，名叫法乐丽。他们住在一起，却尊重彼此的空间，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不同的不是爱好，比如对作曲家、红酒和文学的偏好，而是他们的工作。她每天都要工作很长时间，而拉尔森经常出差，不过为此还从未有过摩擦。一到夏天，两人就变得形影不离，会花上一个月的时间开着帆船游地中海，晚上就睡在船舱里，紧紧地挨着彼此。

那个年龄最小的女儿跟我差不多大，在乌特勒支做公务员，为金融部的市议员工作。拉尔森说：“她一点也不喜欢诗歌。”

“我父亲也不喜欢，”我说，“弟弟就更不用说了。真不敢相信我们有同样的基因。”

“有一阵我经常问自己她到底是不是我的女儿，”拉尔森笑了，“可惜她的鼻子跟我的一模一样。”

他的鼻子不大，却很典型：鼻梁拱起，像个钩子似的。

“我曾经幻想过自己是被领养的，有一天亲身父母会来到门前。男的是巴西人，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是巴西诗人安德拉德。”

“那母亲呢？”

“南非女诗人安洁·可络合。”

“为什么是她？”

“你想，她坐在床尾，给你念诗。”我说，“那优美的语言，伴着魔幻般轻柔的声音：我多么想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我要为你写出诗句，跟你一样忧郁流畅。深夜里你睡着了，我要为你唱歌。”

拉尔森说：“这不是写给她爱人的吗？”

“这无所谓。”我说。

这时我终于看见了索菲亚的眼睛。她拿着勺子，挖好了冰激凌，正要放进另一只手里的小杯子。就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是一秒钟的时间，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我找你，”拉尔森说，“是要问你一件事，其实是我的一个提议。”他挺了挺背，坐直了，继续说，而我却没在意听，漏掉了最重要的几句话。

索菲亚笑了，我也笑了，这时拉尔森问：“这笑是说明你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吗？”

我并没有直接回答，他又说：“这是个非常不错的机会，当了编辑你就有机会去周游全世界了，比如萨格勒布、哈瓦那，还有魁北克。”

我还记得那张神奇的城市列表：斯特鲁加、伊斯坦布尔、米却肯。每当海曼被晒得黑黑的从世界另一头的某个诗歌节上回来，我总会全神贯注地听他讲那些城市。

“我在一家出版社上班，”我结结巴巴地说，“已经有工作了啊。”

“罗伯特会理解你的选择的，你得到这样的机会，他也会很高兴。”

我看着索菲亚，她还在看着我，嘴巴微微张开，嘴唇之间出现了一丝空隙。

“你想拥有这样的工作吗？”

“当然了，”我说，“我当然非常想成为世界上最棒的诗歌节编辑了。”

我想到了海曼，想到了亚历山大灯塔，他曾经把世界诗歌节比作灯塔。是他把我引领到了这个港口，现在是时候登陆了。

“这样看来我们得庆祝一下了。”拉尔森说，“这里有香槟吗？”

我摇了摇头，单子上最喜庆的就属贡多拉冰激凌杯了，小船似的杯子里装着水果、冰激凌和奶油。不过要是我点这个，弟弟一定会杀了我。他谁会说：你脑袋出毛病了吗？在这二十八度的天里，你不光坐在外面享受，还要点这么一大杯冰激凌！难道我还不够忙吗？

我试图去寻找卢卡的眼神，可是他一直回避我，看起来很累，不过作为一个夏天的冰激凌商人，也不奇怪。再过一个半月，等九月的尾巴跟十月都过去，他们就要回维纳斯了。到了那里，他就终于可以坐进沙发里休息休息，可以看电视，可以在午餐后睡个午觉，晚上从酒吧回家后就可以开始造小孩了。有一天，那个小型冰激凌机器的大拇指上也会长出老茧，就跟他的父亲、爷爷、太爷爷、太爷爷的父亲一样，一切都是那么顺其自然。有一天，塔拉米尼家族的这根嫩枝会接手冰激凌店，再生出一个孩子来，接着做冰激凌。

今年冬天我也会回意大利。十二月卢卡和索菲亚就要在新圣马可教堂结婚了。卢卡还没问我愿不愿意当他的证婚人，不过听母亲说他正有此意。

“我们去码头喝点东西吧。”拉尔森说。他坐在椅子上，跟父亲结账。一张纸票递了出去，几个硬币找了回来，谁也没说话，这种寂静跟冷嘲热讽一样让人难受。

拉尔森去办公室牵狗，我在楼下等他，看着街对面的冰激凌店。我们刚刚坐的椅子上坐着别的顾客，弟弟给他们点了单，露出了友好的微笑。小孩子们在店外面大笑着跑了一圈又一圈。起风了，遮阳布随风拍打起来，要下雷阵雨了。父亲把自己藏在了咖啡机后面。

办公楼的门开了，拉尔森走了出来，哈巴狗跟在后面。

“哈迪也想喝点东西。”拉尔森说。

我看见母亲在向我招手，那只手闲着，另一只手握着挖冰激凌的勺子。索菲亚也挥了挥手。我们之间隔着小孩子、他们的父亲母亲、游客、老人、恋人、寂寞的人、有钱人、穷人，他们在这个大热天里都想吃上一个冰激凌。

第二天早上，我又见到他们了。夜里下过雨，是一场夏天里常见的雷阵雨。路旁的台阶上还积着大片的水，不过柏油马路已经干了。我和一个前一天晚上刚认识的女人一起去了冰激凌店。她叫凯蒂，在市中心的一家传媒社工作，早上七点就把我叫醒，因为她每天基本上都这个点起床。

“瞧，我们的老顾客又来了。”父亲一边向我们走来，一边说。

这简直是自找麻烦，可是凯蒂坚持要去店里喝一杯卡布奇诺。我是在跟拉尔森喝香槟的咖啡馆里遇到她的。我和拉尔森几乎同时有了新的谈话对象，他和一个建筑师朋友，我和一个不相识的女人。女人裸露着背，看起来被晒伤了。手指按上去，还会出现一个白色的指印。

她跟我讲了很多她的事，接着便轮到我了。两个人刚刚认识，对彼此充满了好奇心。海曼曾经给我讲过，艾萨克·巴贝尔对美女的一切都感兴趣，甚至会提出看她们手提包之类的请求。“巴贝尔写过诗吗？”我惊讶地问。“没有，”海曼说，“但是爱过很多女人。”

凯蒂告诉我，她给一个整形医生做了将近一年的情人。而我告诉她，我出生在一个冰激凌世家。

“那是你弟弟吗？”她喝了一口卡布奇诺，问。我抬起头，看见卢卡站在店里，一只手里捧着一盒冰激凌，母亲伸手接过去。索菲亚可能在楼上，时间还早，天没那么热，第一个来买冰激凌的客人还没出现。

“你们俩像极了，”凯蒂说，“身型和动作都很像。”

“我比他高三厘米。”

“鼻子也很像。”

“除此以外，我们截然不同。”

“你比他黑一点，”凯蒂又说，“应该是太阳晒多了。”

“我弟弟整个夏天都在店里忙。”

“他的肌肉也比你发达些。”

卢卡走了出来，没看我，却看着凯蒂的腿。她穿着一条短裙，短裙下面穿着一条蓝色的蕾丝内裤，我只希望内裤没露出来。

“你们的耳朵一模一样。”凯蒂说。

“你是开我玩笑呢。”

“很小，很可爱。”

说完又喝了一口咖啡。

“我猜他的屁股跟你的也一样，不过除非他稍稍转身，不然我看不清楚。”

“要我叫他转身吗？”

她转向我，在我嘴上亲了一口，我尝到了卡布奇诺里牛奶的味道。“我看呀，他的睫毛没有你的那么漂亮、那么长。”凯蒂轻声耳语道。

索菲亚走了出来，站在柜台后面，跟卢卡一样看着凯蒂的腿。从她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出她看见了凯蒂内裤的颜色。这时我们四目交替，没有笑，没有点头，也没有挥手。

“那是谁？”凯蒂问。

“我弟弟的未婚妻，他们今年冬天就要结婚了。”

“真漂亮。”

索菲亚转过身去，仍然站在原地，背对着店门。

“她是意大利人吗？”

“是的，从摩德纳来的，十三岁那年来到了我们住的村子里。”

“还有呢？”

“还有什么？”

“你难道没爱上过她吗？”

“她可是我弟弟未来的妻子。”

“以前也没有吗？”

卢卡走进了店里，走向厨房。我突然感觉到一种冲动，那是对冰激凌机器的怀念。我也没办法，这感觉说来就来了，是一种想跟他一起站在厨房里的愿望。一起洗水果，碾坚果，把冰激凌机器的汽缸填满，一起听刮刀的声音。

凯蒂看着索菲亚，看着那条挂在肩膀之间的金色长辫子，说：“你知道那个整形医生的老婆是怎么发现我们的吗？”

“你们被抓了个现形？”

“不是的，那样也太惨了。”她摸了摸依旧红红的背，说，“她老婆能看出来，这是一天早晨吃早餐的时候她亲口对他说的。什么也没发生，她就是能看出来。”

“您还需要什么吗？”父亲站在我们身后，问。新的一天刚刚开始，他的腿还没开始疼。怨恨依旧存在，不过还没有那么尖锐。父亲接着问：“再来一杯咖啡？”

“我想吃冰激凌，”凯蒂说，“要不我们两个人分一杯？”

“两个人吃一杯？”父亲说，“要几种口味啊？”

“你来选吧。”凯蒂微笑着看着我。她的嘴巴很小，嘴唇薄薄的，很有弹性。

“您说吧。”父亲也面带微笑地看着我，很喜欢现在扮演的角色，怎么都不会厌倦。我不必和他一起演，因为我是一个顾客，坐在他们家店外面的遮阳伞下。

“三个味道。”我说。

“哪三个呢？”

看来已经没有退路了。“香草、芒果和树莓。”说完，我点了店里今天卖出去的第一份冰激凌。

弟弟的婚礼和父亲那会唱歌的鸟儿

举行婚礼的那天，维纳斯天气很好。一大早太阳从山间升起，染红了一片天。草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雪，落叶松的松针也被白雪覆盖住了，不过路上没有积雪。父亲在多比亚科的火车站等我，之前我在新德里，和拉尔森一起参加一个诗歌节，大多数时间都坐在大巴里。在新德里的不同舞台上，诗人们纷纷朗诵自己的作品，观众却少得可怜。拉尔森跟我解释，诗歌节的目的是让诗人们碰个面，一起诠释他们的作品。他说：“观众是次要的。”我的房间对面是唐诺特广场，夜里，一只老鼠试图通过空调寻找出去的通道，弄得我整夜没合眼。

父亲看上去气色很好，一副很放松很愉快的样子，一个典型的冬天里的冰激凌商人。

“一路还顺利吧？”车子驶出多比亚科时，父亲问。他是开着白色的路虎来接我的，一踩油门，马达便轰轰作响，父亲非常喜欢这个声音。因为要开山路，父亲特意买了这辆四轮驱动吉普车。远程的话，比如每年来回开鹿特丹，就用那辆绿色的奔驰，开起来几乎不出声。

“还好，就是远。”我说。我从新德里飞到了罗马，坐夜车去了维罗纳，接着继续前往博尔扎诺和福尔泰扎，感觉身体的一部分还在旅途中，还没到达维纳斯。

“给，”父亲说，“这是妈妈给你做的薄饼。”

我打开锡纸，吃了一口，吃到了火腿和奶酪。要是热的就更好了，不过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温度已经无所谓了，两三口的工夫饼就没了。

“卢卡很紧张。”父亲说，“我结婚的时候好像没这么恐怖嘛。连袖口的纽扣就得你母亲帮忙扣。”父亲笑了起来，一脚油门，又说，“他可能是怕索菲亚不答应！”

马达像一头熊似的吼叫着，我们在白色的冬景中飞驰。每到急转弯，我就紧紧抓住窗户上面的把手。有时候困得闭上了眼睛，结果一头撞在车门上，又给吓醒了。

到了柯蒂娜丹佩佐的主干道上，父亲又开始说话了：“不知道教堂里会不会坐满人。华伦迪诺和安娜结婚的时候，教堂里就坐满了人，整个村子都来参加他们的婚礼。”那是父亲哥哥的儿子的婚礼，其实父亲自己也挺紧张的。

“我想喝点东西，”快到维纳斯的时候，父亲说，“可是我跟你母亲保证过了，接了你就直接回家。她担心我们迟到。”经过一个酒吧时，父亲还是松开了油门。

“不行，爸爸，”我说，“我们不能迟到。”

“还有时间。”

“不行。”

“就喝一杯，”他说，“一杯金色的透明的啤酒。”

“爸爸！”

“跟他妈一个样。”父亲一边嘟囔，一边踩下了油门，“我那金色的小美人儿啊，就这么走了。”

每到冬天，父亲一早就要喝一杯啤酒，几乎所有的冰激凌商人都有这个习惯，只是大多数都控制不住尺度。退休后，鼻子就越来越红。冬天里没什么事好做，整条街宛如死了一般。

我们经过索菲亚父母家的那座大房子，每个屋子里都亮着灯。她的父亲坐在客厅里，我没看见他的妻子和女儿，可能待在屋子后面的浴室里。我想着索菲亚那头金色的长发，那头我从来没梳过的头发。

一股烟从我们家的烟囱里冒出来，那片灰色溶解在早晨冷冷的空气里。父亲把路虎停在了奔驰旁边，车库前还有一辆水泥转筒车。父亲骄傲地说：“是我刚买的。”

“你不是已经有一辆水泥转筒车吗？”

“跟这个可不一样，这个容量大，还是橙色的。”

他是不会用这个转筒做出水泥或者混凝土来了，至少这辈子不会。

母亲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还说天气这么好，她真是太高兴了，整个人容光焕发。

“快来，”她说，“快去洗洗，把衣服换了，我们去教堂接着聊。”

卢卡刚从浴室里出来，穿着一件崭新的西装，把头发全都梳到后面，亮得跟乌木似的。我们经过彼此身边，过道很窄，都得微微侧身，背贴着墙，肚子和鼻子之间几乎没剩下什么距离。我看见了他的眼袋，也许他也看见了我的。

“大日子啊。”我说。

“是啊。”

“你看起来真帅。”

“一会见。”

他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过道里。我是他的哥哥，是他婚礼的见证人。他只跟我说了三个字，一年中就只有这三个字，三个毫无意义的字，跟“啊”或“哦”没什么区别。

浴室里全是弟弟的味道，他身体的味道，他的卧室和鹿特丹的阁楼里也是这种味道。他每天早晨掀开被子，那股暖流便扩散开来，钻进我的鼻子。有时我会梦到这样的场景。

我洗了把脸，穿上那件我足足背了一万公里的西装。西装有些褶皱，裤子上的折痕更大。

我们四个人一起走向教堂，鞋跟敲打着砂石。母亲面带微笑，一会儿看看卢卡，一会儿又看看我，幸福极了，虽说婚礼还没正式开始。

圣马可教堂外面的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一个个都打扮得漂亮极了。男人们打着领带，有的还戴着帽子。他们的妻子闻起来香香的，裙子比平日里的短一些，看起来比实际年轻一些。冰激凌商人们互相握手，聊上几句，每个人嘴巴里都吐着白色的雾气。这时教堂的钟声响了，人们都走进了教堂里。

我坐在第一排，旁边是我的父母和索菲亚的母亲，她也是证婚人，穿着一件皮草披肩，不过并没有起到什么遮盖作用，她是教堂里唯一一个裸露着肩膀和手臂的。那条深蓝色的裙子刚好遮住膝盖。

管风琴师开始演奏，大伙儿几乎同时转过头，索菲亚挽着父亲走向前来。她穿着白色的婚纱，裙子很长，胸部闪闪发光，宛如珍珠。一头金发被编成了辫子，绕在头上，仿佛一个金色的皇冠。她迈过教堂光滑的地砖，那么美丽，那么自信，一路走来，眼睛一直看着前方。当她走向卢卡时，卢卡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教堂里坐满了人，还有人站在最后面。当两人互相承诺时，教堂里一下子安静下来。牧师穿着肩膀上镶着金线和紫色装饰的长袍，看着新娘新郎，叫他们站起来，握住彼此的手。接着便开始念那些延续了几个世纪的词句，卢卡和索菲亚得跟着他重复。

我是见证人，我看，我听，会永远记住这一幕，然而内心却有一种想离开这里的念头。我不想坐在这个教堂的这张木头椅子上，想回到印度，回到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飞机晚点了，旅客们在等待一架天蓝色的飞机。广播里开始用英语念乘客的名字，又有一群旅客到达了目的地。

好像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现在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掌声响起，母亲哭了，索菲亚的母亲用手帕去擦拭眼角的泪花。新人转过身，看着教堂里的宾客。卢卡看着父母，我看着索菲亚，冬日的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和那身圣洁的裙子上。现在我才发现索菲亚变了，从一个伸舌头接雪花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女人。她笑了，我也笑了，那一刻我仿佛抱住了她。

教堂外面孩子们捧着米粒，撒向新郎新娘。索菲亚低下头，闭上眼睛。卢卡转过身，看着索菲亚，两人在一片白雨中亲吻。我也捧着米粒泼撒起来，这时记忆又回到了打雪仗的那天。就在那一天，我倒下了。

卢卡和索菲亚坐进了从贝鲁诺那里租来的阿尔法·罗密欧，这辆车曾经把无数对新人送入了新婚生活。司机戴着一顶帽子，身上有香烟的味道，指甲泛黄，不过那辆老爷车上却没有一丝刮痕。我仍然站在教堂前，看着汽车开远，仿佛小岛上一个溺水的人看着远处的一艘轮船。

触摸无须靠得很近，即使遥远也无妨。这是印地诗人曼哥拉·达布来尔的声音，是我在新德里听到的，现在这声音跨越大海，来到了我的耳边。宛如长长的草叶蔓延开来，触到月光似的抚摸。

父亲母亲走向汽车，其他人跟在后面，就跟星期天一样，街上出现了一队人，大家都穿着最漂亮的衣服，走在狭窄的路沿上。

“下一个结婚的就是你啦。”有人说。一只有力的大手在我的肩膀上拍了拍，大拇指上长着厚厚的老茧。

来年春天，我们又见面了。我以为会看到一个大肚子，然而索菲亚还是那么苗条，站在柜台后面，一副很无聊的样子。

“嗨，哥哥。”她笑着跟我打了声招呼，“我很想亲你一下，可是我太矮了，从柜台后面够不着。”

“给我泡一杯意式浓缩，也能让我高兴起来。”

我走到一张小桌子前，坐了下来，听咖啡机的声音，数咖啡流到杯子里的时间。二十六秒，一秒不多，咖啡机如马达一般轰鸣着。

“都下了一整个上午的雨了，”索菲亚端着一个托盘，向我走来，说，“下午会暖和一点，不过还是会下雨。”

“欢迎来到荷兰。”

“这个星期一直是多云的天气，风也会越刮越厉害。”

我差点以为是母亲在说话。

索菲亚告诉我，店已经开了一个星期。这可是个不好的开头，卖的咖啡比冰激凌还多。

父亲和母亲去买东西了。卢卡在厨房里，我透过那扇小窗户看见了他，也许他也看见了我。

我又仔细看了看索菲亚的肚子，还是没发现什么异样，她的脸也一样，什么变化也没有。

从前碰上下雨天，我们就会做甜筒。后来甜筒被装在箱子里送到店里来，我们就有时间来数雨滴了。我是家里唯一一个读诗的，读海曼送的，或者是从隔壁书店里买来的诗集。那家书店的橱窗很高，一只黄色的猫高傲地在装满书的书橱前走来走去。书店的女主人是个金发美女，自己也写了几本书，不过从来都没出版过。她的店跟冰激凌店的情况刚好相反：每到阴冷的雨天生意就很好，大热天里就没人来光顾了。不过她想到了一个对策。一到夏天，她就会穿上薄薄的衬衫，衬衫的领子开得很低。给书包装的时候，有的人就会不停地盯着那里看。有一次她问一个顾客：“这两本也要包吗？”

钟响了五下，女主人开了一瓶葡萄酒，有时候会早一点。猫咪躺在玻璃橱窗里，阳光透过乌云，照在猫咪身上暖洋洋的。

回过头来看，冰激凌店对面是世界诗歌节的办公楼，不到十米的地方还开着一家书店，事情也不可能朝别的方向发展。这条街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磁场，我的父母和弟弟什么都感觉不到，每到下雨天就只会发呆，也算是个奇迹了。要是我把一本诗集放在冰柜上，是没人会拿起来读的。

索菲亚好像对诗歌也没什么感觉，有时候会问问我的工作，不过通常只想了解我去过的那些城市。咖啡厅，餐厅，还有人们晚上光顾的地方。有几次我一开始朗诵诗歌，索菲亚就立马去做别的事了，就好像我做的事是明文禁止的一样。她是我弟弟的妻子，当然明白冰激凌和诗歌是无法同时存在的，要不就是冰激凌，要不就是诗歌。警笛声响起，人们迷失了道路。

厨房的门开了，卢卡拿着两个勺子走出来，要我们尝冰激凌。

“番茄。”索菲亚说。

“罗勒。”我补充道。

“太好吃了。”

“味道很特别，不知道爸爸会怎么说。”

卢卡转过身，在厨房里消失了。

在那个多雨的春天发生了三件事，表面看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联系。父亲买了两只鸟，弟弟专心研究新的冰激凌口味，我把家搬到了鹿特丹。

之前，我一直住在阿姆斯特丹，一个星期去出版社上一天班。我对罗伯特承诺了两件事：第一，我还会参与诗歌杂志的出版；第二，我会尽可能地邀请社里的诗人去参加世界诗歌节。这些承诺发生在酒吧里。在他喝了第一口国王啤酒后，我把去世界诗歌节工作的消息告诉了他。那天晚上开了很多瓶啤酒。就跟拉尔森说的一样，罗伯特理解我的选择，也为我能拥有这样的工作而高兴。“这是个不错的机会，”他说，“我特别想知道你会发掘出哪些诗人。”

我们谈论了一些他参加过的诗歌节，他说：“比利时列日的诗歌节很亲密，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诗歌节了。诗人们就差没坐到彼此的大腿上了。而麦德林的是最棒的，一百多个诗人受邀前往现场，很多场地都参与到诗歌节中来。咖啡馆，休息室，大街上，大学里，整个城市里全都是诗歌的影子，你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开幕式那天晚上，上万个人连续七个小时在户外听诗人们朗诵。即使下雨，也仍然坐在原地，直到深夜。”

罗伯特的眼睛越眯越小，咖啡馆里没剩下几个人了。穿上外套后，他又对我说：“这工作真的很棒，对我们的诗人来说也一样，他们很快就会被邀请去鹿特丹了。”一边说一边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经拉尔森的允许，我把诗歌杂志设定成世界诗歌节的合作伙伴，每年都会出一本诗歌节特别期刊。诗人朗诵的作品、采访和论文都会收录进去。然而，成为编辑后的第一届诗歌节还未拉开帷幕，我每天都在忙着阅读、翻译、打电话和写信。有个学俄语的实习生来帮我，她的童年是在圣彼得堡度过的，在她眼里，世界上就没有比茨维塔耶娃更伟大的诗人了。

我根本没有反驳的机会。

小心地念想着一些事，一些隐形的事，被埋葬的宝藏，一步步，一朵罂粟花接着一朵罂粟花，就这样，我把花园里的花都摘光了。有一天，在夏天干燥的呼吸中，死亡会不知不觉地，摘下我的头颅。

她叫珊尼亚，金发，白皙的脸，火红的嘴唇。下班的时候，男朋友通常会来接她。他的手很黑，有时脸也被抹黑了。他在一家修车厂工作，他们俩就是在那里认识的。她的大众风扇的皮带吱吱吱地响个不停，看来得换了。见到他的那一刻，就立刻爱上了他。

“他也念诗吗？”她讲完那段相遇后，我问。

“不，当然不，他是个汽车修理员，喜欢长腿金发女郎。”

“你爱他？”

“是的，”她说，“你觉得这很奇怪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觉得这种组合很特别，不过并不想给她留下保守的印象。

珊尼亚给我讲她的大学老师，当老师自己还是个学生的时候，跟教授有过一段多年的恋情。现在呢，跟一个清洗玻璃的人结婚了，生了两个孩子，有了一个装修精美的家。她每天都去大学里教书，而他就开车去郊外，竖起高高的梯子。

“你认为他们幸福吗？”

“是的，我是这么想的，”说完又立刻纠正自己，“哦不，我肯定。”

我的父亲跟一个来自冰激凌家族的女人结了婚。母亲还年轻的时候，曾经发誓永远不去冰激凌店里工作，她想成为一名护士或者一个幼儿园老师，然而事与愿违，无法逃避命运的安排。卢卡爱上了一个来自摩德纳的女孩，一个董事的女儿，然而她却拿起了挖冰激凌的勺子，一切都发生得那么自然。

我在鹿特丹买了一间公寓，阁楼打通到天花板，从下到上足足六米多高。空间狭长，并不十分宽敞。厨房是客厅的一部分，床前立着一面屏风，这之外，一点拓展的空间都没有了。

公寓离世界诗歌节的办公楼就五分钟的走路时间，跟冰激凌店也一样近。我上班去的时候，店门还关着，不过几乎每次都能看见有个人站在昏暗中。有时候父亲会跟我招手，让我去喝杯咖啡。一天早晨，他拿着一个鸟笼让我看，笼子里有两只小鸟，是他从一个经常和几个朋友来店里吃冰激凌的苏里南顾客那里买来的。

“它们会唱歌，”父亲说，“至少那只雄鸟会唱歌。”

“那雌鸟呢？”

父亲耸了耸肩膀，说：“雄鸟得为她唱。”

我看着笼子里的鸟，它们一动不动，一副很害怕的样子。

“卖鸟的那个人是苏里南候鸟协会的主席，”父亲说，“还在公园里举行比赛呢。”

“什么比赛？”

“候鸟比赛，还会有什么比赛？”

“它们都会唱歌吗？”

“那不重要，一只能哼出普切尼的咏叹调的候鸟也没什么用，重要的是它们不停地叫，就算不好听也没关系。”父亲拿来了另一个鸟笼，把那只雌鸟放了进去，说，“得把它们分开来，这样雄鸟才会尽最大的努力。”然而那只雄鸟并没有叫起来，而是在笼子里上下扑腾，狠狠地啄食槽里的食吃。鸟食落在了地上。

我在想母亲是怎么看父亲的这个新爱好的。

“你也打算参加比赛吗？”

“不行啊，”父亲说，“我得工作，得帮你弟弟的忙。”

是时候回到对面去了。我注意到父亲的脸，注意到他的眼神。他已经拥有了全世界的工具去实现一项重要的发明，却要在冰激凌店里工作。他有一只候鸟，却不能去参加比赛。

“来，”他对那只雄鸟说，“给你的女朋友唱首歌，快唱。”

几天后我又听见他说同样的话，只不过声音提高了，语气变得不那么友好。母亲就站在他身后。

“它们不想唱。”母亲说。

“该死的，快给你的女朋友唱歌，唱歌！快唱啊！”

“你这么吼，它们会害怕的。”

他把雌鸟放进了另一个笼子里，现在两只鸟之间的距离差不多三米，然而那只雄鸟还是不张嘴，在笼子里飞来飞去。

“别再扑腾了，”父亲大声说，“你就不应该扑腾，该唱歌。要我做个示范吗？嗯？唧唧！就这么难吗？唧唧！”

“爸爸，让它们安静一会儿吧。”

“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吧！”父亲说，“我都快被你逼疯了。不让我做这个，不让我做那个，整天都盯着我。就让我清静清静吧，我要跟我的鸟儿们单独待一会儿。快走开！”

父亲还从来没这么跟母亲说过话。他们之间当然会有分歧，也会就事进行讨论，然而父亲从来没跟母亲大声吼过，总能编出一个笑话，虽然有时候并不那么好笑，也算尽力了。

看来这是一支序曲，是争吵的开头，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怨气。

“我要静一会儿！”父亲在店里大吼大叫。

弟弟的身影并没有出现在厨房门上的那扇小窗户后面。他在称糖，在分离蛋清和蛋黄，尝试各种新的食材，又是转，又是听，又是尝，不断地改进，工作的时间比父亲当年还长，一忙就是十八九个小时，一切都是为了研究出新的口味。有干酪做的冰激凌，有迷迭香和巧克力的，有酸奶和黑樱桃的，红白两色交融在一起。

索菲亚还没起床，这些天越起越晚。冰激凌店每天十点开门，有时候到十一点她才下楼，这是母亲告诉我的。“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关系，”母亲说，“如果太阳出来了，自然就好了。”

她头发的颜色变深了，仿佛失去了光泽的金色画框。这是因为夏天待在店里，冬天又回到意大利，春天里没去长满蒲公英的草地里奔跑，也就是说几乎没晒到太阳。

有一天那只雌鸟死了，躺在笼子里，嘴巴埋在雄鸟或者是它自己的粪便里。早晨父亲看到这场景，伤心极了，不想跟任何人说话。

“死了，”他嘟囔起来，“死了。”

我为他泡了一杯意式浓缩。他没喝，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手里那只失去生命的小雌鸟。

“死了，死了，死了。”

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命运。

“爸爸，我们可以再买一只鸟啊。”

父亲没有对母亲的提议做出任何回应。要知道这可是很特别的，母亲终于同意父亲去买他喜欢的东西了。

我们让父亲独自待着。下午我从世界诗歌节的办公楼里出去吃东西时，看见父亲兴奋地朝我招手，让我赶紧去店里。是那只雌鸟起死回生了吗？难道之前只是晕倒了？

“雄鸟终于唱歌了！”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它又是唱，又是叫，快听。”

我早就听见了，只要走进店里，就能听见。那只雄鸟叫起来就像店里养了一窝鸟似的，特别投入，特别有激情。仿佛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它的嗓子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现在又恢复了正常。

“它很兴奋，”父亲说，“因为它的女朋友死了。”

鸟不停地叫，母亲和索菲亚什么也没说，站在柜台后面，店里没有顾客，她们有的是时间来看雨发呆。

“看它多高兴啊，跟过节似的，真是太棒了！”

我看着那只雄鸟，根本不像那只沉默良久的小鸟。

“另外一只呢？”

“那只雌鸟？”父亲说，“别提了，都已经是过去式了。快听，它唱起歌来像个冠军似的。”

“你把它埋起了吗？”

“它一直不开口，原来是因为不幸福，因为害怕，没准还抑郁呢。”

父亲说这话的样子仿佛是实现了一项发明，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项发明。他的命运似乎又跟小鸟联系起来，而这次鸟还活着。

“快，快唱，你再也不用伤心了。”

母亲突然轻声哭起来，虽然没发出什么声音。她背对着我，我没看见眼泪，却注意到索菲亚把手搭在了母亲的肩膀上。

父亲并没有意识到母亲和索菲亚的沉默，只顾着听鸟叫。那只鸟叫起来声音刺耳，而且还叫个不停，间歇的时间很短。唯一的好处是过一会儿就适应了，道理跟时钟的滴答声一样。可是到店里来喝咖啡的客人都快被吵疯了。

“它这是高兴的，”父亲解释道，“它的女朋友死了。”

有的客人觉得好笑，而有的听了直摇头。

有人说：“你应该在笼子外面套个罩子。”

父亲的回答是：“它受的罪已经够多了。”

最后还是卢卡把鸟笼子提到了二楼的厨房里。店里的客人是听不到鸟叫了，母亲却得整天看着它，听它叫，他们的卧室就在厨房旁边。

每次我经过店外，进去跟她聊天，她就开始抱怨：“早上五点钟就开始叫了，它一叫，爸爸就立刻从床上跳起来，让它接着叫。然后还跑到楼下，作为奖赏挖了一勺糖又上来。”小孩子们很喜欢把那种糖撒在冰激凌上，把它们叫作“彩糖”。妈妈，加些彩糖可以吗？有时候这个问题一天要问三百遍。

“要是店里没什么事情可做，他就立马跑上楼去听鸟叫。”

我心里想，母亲是觉得父亲对那只小鸟的关注糟，还是这雨天更糟？从气象预报来看，未来几天并不会有什么明显改善，这应该是数年来开市开得最差的一年了。尽管如此，还是会有人不管天气好坏，都来买冰激凌吃。他们总说：“就算打着伞，也一样好吃。”又或者：“我们才不会因为这几滴雨影响了心情呢。”

这是鹿特丹人的个性，不过他们也一样期盼太阳的出现和漫长慵懒的白天。

索菲亚穿着一件玫红色的裙子，涂着玫红色的口红，辫子上的蝴蝶结也是玫红色的。她母亲是山里的美人，而她就是这个阴雨城市的美人。只见她对我微微笑了笑，不过却没有触及到我的内心。

卢卡在厨房里尝试新的口味，父亲在看鸟，我打算回公寓，拿一本诗集坐进刚买的二手沙发里。三个各忙各的。

几年后，我去参加马尔凯诗歌节，赤裸裸地躺在巴黎的一家旅馆里，看着玫红色的墙纸。洗完澡，盯着罂粟花的图案，这才发现房间里的一切都是玫红色的。从地毯到窗帘，从被子到床头柜，从桌子到电话，再到天花板。叫我惊讶的是，我看见自己的龟头也成了玫红色的。那天，在寂寞的巴黎，我想起了索菲亚的裙子，解开了在忧郁的春天里纠结成一团的线。

我明白弟弟为什么试着用橄榄油做冰激凌了，为什么把哈密瓜和薄荷混合到一起，为什么直到深夜还在研究配方，为什么索菲亚有时候晚上十点半就躺在床上，白天又整天盯着深深的水洼。小孩子们穿着靴子在水洼里蹦来蹦去。

夏天终于来了，来得非常彻底，一切属于夏天的迹象都出现了：淡蓝色的天空，潮湿的毯子，短裙，漫长的白天，眨眼的星星，雀斑，黄蜂，冰雹，还有晒伤的鼻子。夏天仿佛意识到自己的时间已经不长了，急匆匆地释放出一片生机。

卖冰激凌的人常说：“宁可春天，也不要夏天生意不好。”天晚了，也有人在酒吧里说：“最好在冬天，别在夏天里喝醉。”

天暖了，各种新口味也问世了。开店以来，柜台里冰激凌的顺序第一次被打乱，有的客人完全摸不着头脑。在巧克力冰激凌旁边不再是覆盆子味的冰糕，而是无花果杏仁冰激凌。过了一个星期，覆盆子冰糕又回到了原先的位子，而巧克力味却被咖啡豆蔻味取代了。

“你这是要把所有顾客都赶走啊。”父亲对卢卡说。

“只要尝上一口，客人们就又全都回来了。”

“可是他们不敢尝啊，我都卖了四十多年冰激凌了，很了解我的客人。他们不喜欢惊喜，只想吃草莓味、香草味、芒果味和巧克力味的冰激凌。还有一些‘怪人’喜欢吃肉桂或者巧克力薄荷味的，不过就从来不喜欢奇怪的口味和奇怪的组合，就更别提那些在字典里才能找到的食材了。”

“他们可以免费试吃。”

“那可不行，”父亲说，“你怎么能把冰激凌白白送人呢？”

“我不是白白送人，只是让客人尝那些还没吃过的口味。”

“就不能开这个先例。荷兰人是怎样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样的话，他们会立刻要求把所有味道都尝个遍。一勺这个，一勺那个，没完没了。就跟超市里一样，那里也可以免费品尝，结果又什么都不买。这可是我亲眼看见的，顾客们推着小车径直奔向一个正在炒菜的女工作人员，都想尝一口。结果呢？味道怎么样？好吃吗？嗯？可是一到结账的柜台就只有面包、一盒牛奶和一斤豇豆。”

“你自己尝过了吗？”弟弟问，把勺子送到父亲嘴边，“是无花果杏仁冰激凌。”

“你要是让所有人都免费吃冰激凌，是要破产的，我们玩不起。我用了这么多年苦心经营这个店，可不是为了转手交给你以后没几个月就眼睁睁地看着它破产。”

“张嘴。”

弟弟把勺子送进了父亲的嘴里，像是在喂不愿意吃饭的小孩。

突然，父亲笑了起来，说：“真是太棒了，这味道，真是太好吃了。”

美味的冰激凌的消息如离弦的箭一般传遍了整个城市，人们纷纷前来围观品尝，一口下去就再也停不下来了。店门口排着长队，报纸上登了新闻，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店里，甚至还有特地从国外来的，店里还从来没这么忙过。

我也得排队，店外面也没有空位子了，现在是暑假，又是艳阳天。母亲们牵着蹦蹦跳跳的小孩子，有个小孩说：“我想吃草莓冰激凌加彩糖。”在我前后，两个小男孩声调不一地说：“妈妈，我们想吃巧克力冰激凌加彩糖。”

母亲和索菲亚站在柜台后面挖冰激凌，把冰激凌放进小杯子和甜筒里。我偷偷看着她们，她们却看不到我，感觉像是在偷窥。母亲的速度比索菲亚的快一点，动作也流畅一些。这是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虽然有时候她的勺子在那些新口味上也会打顿。

“我想要彩糖。”一个小女孩对索菲亚说。

“你要什么味道的冰激凌呢？”

“彩糖。”

“不，她问的是味道，”小女孩的妈妈说，“你得告诉她想要吃什么味道的冰激凌。”

小女孩想了好一会儿，说：“我不记得了。”

我只看见了小女孩的背面，金色的辫子挂在肩膀上，辫子上还扎着蝴蝶结。那发亮的小嘴、金黄色的眉毛和深蓝色抑或灰绿色的眼睛我都没看到。

“是香草味的吗？”妈妈对女儿说。

“哦，对了，香草味加彩糖。”小女孩兴奋地叫起来。

索菲亚的左手并没有动弹，没有去拿甜筒，握着勺子的右手也没有去挖冰激凌。排队的顾客都没注意到眼前的这个场景，都在谈论冰激凌，待会儿要选哪几种味道。而我却看见母亲把手搭在了索菲亚的肩膀上。

“我要一杯菠萝西柚味和李子奶酪味的。”小女孩的妈妈说，“不知道些味道吃起来到底是什么样的。”

冰激凌店的消息甚至传到了维纳斯村里，德拉斯塔在当地的报纸《人民的朋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记者给卢卡打电话，问那些口味是不是他自己发明的。弟弟告诉记者自己连续花了几个小时来尝试各种味道的组合，不过也经常受到顾客的启发。就跟当年有人给太爷爷送水果一样，如今顾客们会跟做冰激凌的人要求新口味，比如樱桃巧克力味、香蕉椰子味，还有树莓香草味。

跟太爷爷一样，卢卡仍然在研究新的口味，每个星期，柜台里都会多出一个新口味。店里有个小白板，专门用来公布那些特别的味道。为了能装下更多冰激凌，店里有了第二个柜台。就这样，夏天过去了，店里店外都排着长长的队，人们光脚坐在外面，到了夜里仍然欢声笑语，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

我和拉尔森一起去参加欧洲各地的诗歌节，七月底，雨点嘶嘶地打在机场跑道的沥青上，我第一次前往麦德林诗歌节。开幕式安排在牛迪巴拉山半山坡的一个由岩石改造成的剧院里。我们乘坐大巴，穿过市中心，这是南美最大的城市之一，到处都是汽车、摩托车和小型货车。拉尔森告诉我，就在不久前，麦德林还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人们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报纸上登的新闻尽是政治谋杀，大街简直就是屠宰场。每天都会死人，大多数是年轻无名的，不过在那一摊摊血里也有黑社会头目和有地位的军官。拉尔森说：“这场诗歌节就是与邪恶的较量，是拉丁美洲的诗歌杂志《普罗米修斯》的编辑和诗人用生命换来的。他们要抵抗腐败，阻止暴力和光天化日下残酷的掠杀，结果成功了。曾经的南美的犯罪首都如今每年都会举办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诗歌节。”

我看着远处的群山，麦德林在一个坑里，位于坑底。整座城市被群山包围，众山之中有一座名叫牛迪巴拉。山路越来越陡峭，大巴都快提不了速了。我们穿过一片原始森林，两边都是长满深绿色叶子的大树。由于开着车窗，昆虫的鸣叫和鸟儿时而响亮的歌声便传进车里。

车里坐着来自意大利、索马里、墨西哥、加拿大以及挪威的诗人，开幕式的晚上总共会有七十个诗人上台朗诵。之前我早就听说，那上千名的观众，从岩石里雕刻出来的位置，触及天空的掌声。罗伯特说过：“你简直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车子在一大块草坪前停了下来，几年前，这也许还是个抛尸的地方。有的诗人怀疑我们是不是搞错了目的地，都说：怎么可能在这里？帕纳塞斯山，一个位于森林里叫人多少有些不舒服的地方。

我们一个个下了车，顺着一条陡峭的石阶往下走。年纪最大的几个诗人走起路来慢得像甲虫，年轻一点的跟在后面。队伍时而会停下来，有的诗人探头往下看，然而剧院并没有出现在眼前。在阶梯的尽头有一座小房子，绕过去之后，一座巨大的剧院便出现在眼前，一排排石阶错落有致，简直就是位于原始森林里的一座竞技场。有的人已经进了场，还有的正从侧面的大门涌入场内。

“从下面也可以进入剧院，”拉尔森说，“山脚下有个停车场，到了那里要沿着陡峭的阶梯往上爬。这是最棒的路线，剧院一下子就出现在人们眼前了。”仿佛罗马的某个广场，当人们穿过了无数的小街小巷后，一个巨大的广场就这么毫无征兆地出现了。

我继续往下走，来到了舞台上。舞台被罩了起来，可能有四十米宽，左右的架子上都挂着一排扩音器。聚光灯还没打开，不过已经对准了七十把白色的塑料椅子。冰激凌店里用的是同样的椅子。每天早晨父亲把它们拿出来，摆好，晚上再全都叠起来。总共有两个讲台，讲台上各有一个话筒。一个给诗人，一个给翻译。

第一排的位置是被预留好的，可是拉尔森想坐得高一点，坐进观众之间。其他诗歌节上也一样，拉尔森很少选择贴着“预约”纸条的椅子。世界诗歌节期间他总是站在看台的侧面，不过那是因为他太紧张了，坐不住。

剧院里的石头座位越来越满，开幕式定在七点钟，不过离开始还有半小时就已经座无虚席了。还有的男男女女爬到树上，坐在了树枝上，又或是找一块地理位置较高的空地，森林里也挤满了人。

那庞大的气势，数不清的观众，就跟举办音乐会似的。人们纷纷从城里赶来，工人、司机、市场上做小买卖的，还有全家出动的。大伙儿都带着吃的，夹着香肠的油炸馅饼，烤玉米棒，各种饮料，可乐，安吉拉啤酒，便宜的威士忌。天空中一丝云也没有，看来不会像罗伯特说的那样下雨了。那天虽然下雨，人们却没有离开，都戴上帽子，撑开雨伞，倾听诗歌。

所有诗人都坐进了舞台上白色的椅子里，我看见了拉斯·古斯塔弗森和布莱特·巴赫，还有一些从来没见过、也没有听说过的诗人。

跟音乐会一样，观众知道演出即将开始了，又是吹口哨，又是拍手，孩子们都站了起来，跟着大人一同闹腾。“就快开始了。”拉尔森说。仿佛卡多雷的雪，悬挂在空中，住在那里的人都能嗅到下雪的味道，所有人都知道：第一片雪花很快就要飘下来了。

灯还没亮，几个小时后，当天空变成深蓝色，灯才会亮。诗歌节的负责人走上前来，欢迎观众和诗人们的到来。他捏着拳头，不断地鼓舞人们的情绪，仿佛在呐喊口号。“这还不算什么，”拉尔森说，“待会儿他的演讲才叫精彩。”

每个诗人要朗诵十首诗，每念完一首，西班牙语的翻译就会紧随其上。诗人们一个接一个从白色的椅子里站起来，走向前，走到话筒前。一个晚上整整七百首诗，简直就是一场马拉松，诗人们用尽一切办法，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有的以诗歌的形式歌颂对麦德林的爱，有的对观众深深地鞠上一躬。一个来自刚果的诗人说：“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掌声如海浪一般从上面传到了下面。

到了凌晨一点我们还在听诗歌朗诵，诗歌节的负责人时不时上演一段革命式的宣讲。他冲着话筒大声说道：“诗歌可以将人类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观众在晴朗的天空下欢呼鼓掌。紧接着又有一个诗人站了起来，为上千上万个观众朗诵自己的作品。我忘了在灯光灰暗的图书馆里诗人的朗诵，忘了咖啡馆酒吧里通过扩音器进行的演说，忘了观众在每首诗朗诵后必须鼓掌的可怜的文学之夜，有时甚至在诗人朗诵的停顿之间也要鼓掌。我歪着脑袋，试图去感知坠落的星辰，诗句不停地涌入耳朵。站在帕纳塞斯山上欣赏诗歌就应该就是这种感受吧，至少期盼如此。

开幕式过后麦德林就完全被诗歌占领了。诗人们连续八天乘坐大巴穿梭于这个拥有上百万居民的城市里。观众们大批涌向剧院、露天讲台和大学校园里。我和拉尔森沉浸在这个诗歌城市中，一个星期后再次来到乐拉斯公园，在那儿喝了一杯冰镇安吉拉啤酒。

弟弟在鹿特丹研究出来的冰激凌的口味越来越奇怪：有鲱鱼味的、葡萄干味的、加了梨子和罗勒叶的茴香味的。有时候试验失败，做出来的味道和想象的不一样。一个意大利人问卢卡能不能做出生火腿味道的冰激凌，卢卡很快便行动起来，跟变魔法似的使用各种配料，倾听刮刀的声音。很快冰激凌就做好了，他尝了一口，好恶心，好难吃，看来火腿冰激凌是失败了，即使是最爱吃肉的人也不会喜欢的。

加了酒的冰激凌也很难做。卢卡用甜味酒阿斯蒂做出了冰激凌，还用气泡酒和红色的黑醋栗做实验，然而结果并不如意，做出来的冰激凌也就没有摆进橱窗里。尽管如此，卢卡并没有放弃，整天待在厨房里研究配方。

整整两年，两个短暂的冬天，两个漫长的冰激凌人的夏天。在这两年里，索菲亚的头发越来越没有光泽，父亲的那只鸟儿叫起来越来越刺耳。在这两年里，我从一个诗歌节飞到另一个诗歌节。每次回到公寓里，总感觉自己成了公寓里的某个陌生人。这两年里充满了诗歌和冰激凌，就在两年后，卢卡把我单独叫进厨房，竟然又跟我说话了。我发现厨房里多了一个存放干用料的新机器，冷藏也换了，还添了第三架冰激凌机，机身小小的。墙上的白瓷砖一尘不染，工作台干净得发亮。难道这也是新的？我们好多年都没说过话了，沉寂有了一种可靠感，虽然是那么尴尬，那么苦痛。

整整十二年，卢卡沉默了整整十二年。

“你得帮我，”他一边说，一边用那对深色的双眸看着我，“你得让索菲亚怀上孩子。”

按摩浴缸和烫衣板

酒店前台的工作人员一般都是女人，晚上值班的男人四十多岁。走廊很长，跟街道似的，两边的门一模一样。灯光昏暗，墙面暗淡，地毯吞没了高跟鞋、拉杆箱和深夜里的各种声音。有时候在走廊中还会突然出现一架自动擦鞋机。

连锁酒店一般都用门卡，而小型旅店的前台人员会把一把钥匙交给客人，门牌号也一同挂在钥匙上。卢布尔雅那的中心酒店的钥匙串是一个荧光小矮人，泰托沃的皇家酒店把一个沉沉的小球挂在钥匙上。“千万别把钥匙弄丢了。”这是前台人员交待我的唯一一句话。用门卡打不开房间门的几率比用钥匙大一些，总共有四种方式可以把门卡插入细缝里。可有的时候，即使四种方法全都试过一遍，门还是开不了，这时除了去找前台也就没有别的选择了。

两星、三星、四星和五星的房间里基本都有一把椅子，一张写字台，一盏灯，一台电视。还有一扇窗户，窗前挂着窗帘；一张床，两旁分别摆着一张床头柜。一般而言，左边柜子的抽屉里摆着一本《圣经》。在奥斯陆利卡酒店的抽屉里我还发现了一盒安全套。在麦德林安全套就摆在桌子上，旁边还有一盒香烟和止疼片。在布里斯班等待我的却是一个发亮的绿苹果，埃德蒙顿的桌子上则摆着一小盒薄荷糖。

写字台上放着一个文件夹，里面有宾馆信息，餐厅的点菜单，旅游向导或者是一张城市地图，两个信封和两张信纸。托盘上摆着一个烧水壶，电视上的欢迎字幕有时候是双语的，有时候也会出现三种语言，而布鲁塞尔大都市酒店的电视屏幕上竟然有九种语言。

衣橱里一般有一个保险柜，烫衣板要不是折叠型的，要不就靠着墙。大一点的柜子里还会挂着衣架。马斯特里赫特的范德法特酒店里只有一个塑料衣架，而乌特勒支的查理五世皇家宾馆里挂着二十四个，衣橱的最底层还有一条毯子。

浴室的洗脸池上摆着两个杯子。擦鞋子用的海绵和浴帽分装在小袋子里，吹风机在抽屉里。另外还有一块小肥皂、一瓶洗发水和一瓶沐浴露，有时候是二合一。除此以外，通常还能找到一个针线盒、火柴和印有酒店标志的圆珠笔。

至于颜色嘛，就各不相同了。一般而言，黄色、粉色和浅蓝色是最常见的。现代一点的房间的墙是白色的，就跟牙医诊所似的。墙上的画从来不会挂斜，十有八九是复制品，有时“出自”经典大师之手，更常见的是毕加索的作品或者米开朗琪罗的天使。吉姆·莫里森也很受青睐，我跟他大概有二十次在同一个酒店房间里度过了黑夜。他通常半裸着身子，色彩都是流行色，又或是银版画。在圣安德鲁斯的奥尔巴尼酒店的九号房间的墙上挂着三幅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出自一本和植被有关的书，是一副水飞蓟的黑白画。过了四天我才发现那三幅画没有任何区别，连画框也是一样的。

从前的修道院，也就是如今的根特修道院宾馆的餐厅里挂着一幅人体画，画上的人个个都长着茂盛的阴毛。

有的连锁酒店把房间装修得一模一样。虽说远隔两千公里，房间里的床没有任何区别，床旁边的灯、桌子和柜子也是一样的。墙面、天花板和地毯也没什么不同的。客人一觉醒来，不知道自己是身在柏林、多伦多还是圣保罗。不同的是窗外的景色。透过柏林高高的窗户看下去，映入眼帘的是博物馆岛，在多伦多看到的是加拿大国家电视塔，圣保罗则是一家家电商店，店里也卖二手沙发。然而波隆尼亚的全景酒店里，看不见任何窗外的景色。

德班海景酒店的每条走廊里都安排了一个安保人员，窗外是印度洋。科托努迪拉克酒店的窗外是大西洋。站在阳台上，就能看见鲸鱼露出海面的鳍。就是角落里的房间也要提前三个月预订。

都柏林韦斯特伯利酒店的十六号房间里有个桑拿。起床时一不小心膝盖就会撞到木头墙。厕所的门也只能打开一个小缝。奥德赛布里斯特酒店的所有房间都配备了按摩浴缸。装着酒店信息和餐厅菜单的文件夹里还有一个婚姻中介的册子。巴黎第一酒店402房间的床上方挂着一面镜子，黑色的绸缎窗帘闪闪发光。第比利斯万豪酒店的大厅里，门卫穿着蓝色的制服，负责帮客人提箱子，还时常在客人耳边轻声说晚上可以带小姐过来。特拉维夫电影酒店里有两个免费的色情频道。

总的来说，酒店房间的地上很少有铺地板的。

莱普西的温德姆特里普酒店的空调是坏的。博纳诺富特酒店126房间的烫衣板会让整个房间短路。房间里容易坏的东西有：灯、电视、热水壶、电视、闹钟和吹风机。不计其数的浴室里，莲蓬头都是坏的，贝尔格莱德巴尔干酒店13号房间里，马桶的座圈坏了，像是被人咬了一口。一般来说，打个电话去前台，问题就立刻解决了，不过这家酒店的策略是诬陷客人。工作人员告诉我早晨马桶的座圈还是完好的，在我入住后就坏了。也就是说那一口是我自己咬的。

乌兰巴托的沃夫酒店的顶是漏的。

我在海法的海湾俱乐部酒店的窗台上发现了指甲。

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酒店的清洁员即使看见“请勿打扰”的门牌，也会走进房间。特里艾斯特诺福帝国酒店有个别服务人员是来自斯洛维尼亚的美女，红色的蕾丝从站在走廊里的美女的裤子里露了出来，不过大多数还是穿着灰色围裙的彪悍女人，也肯定从来不戴加布里埃尔·丹在电影《萨瓦酒店》里一直梦想的白色小帽子。

鲜花或者摆在枕头上的小诗也很罕见。敦劳海尔皇家海事酒店612房间里挂着一个野猪的脑袋。

小型酒店濒临灭绝。

有些酒店很大，住得下所有的与会人员。早晨七点还没到就吵闹起来，走廊里好像开了个大市场一样。伦敦旅行酒店的墙跟纸板做的似的。要是有人在隔壁房间的被窝里放了个屁，没准还以为是自己放的呢。

柏林斯皮鲁博格酒店里，有人半夜来敲我的房门。

格罗宁根宫殿酒店的109房间里，床在一个柜子里。

经过训练的工作人员在客人入住五分钟后就会打来电话，问是否一切满意，要不要点些吃的喝的。

孟买那家酒店外面的支架还没拆，顶上的几层还得接着盖。我的头顶上又是震动声，又是敲打声，还时而传来一阵巨响。窗外是建筑工人丢建筑垃圾的地方。脏兮兮的流浪狗追赶着推土机，垃圾被分几次烧掉。厨房里还没装吸油烟机，酒店里到处是洋葱味。光秃秃的长走廊里有老鼠窜来窜去。房间角落的一根管子里溅出带锈的水滴，水滴落在了还没浇筑好的水泥地上。浴缸里满是灰尘和沙子。

电话摆在床边，每隔半个小时，前台就打来电话问：“先生，您住得还满意吗？”

弟弟的精子

弟弟见我不说话，便说：“努力了三四年，可就是不成功。”我们面对面站在厨房里，其中一个冰激凌机器正在运作。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脑子里全是问题，却一个都说不出来。毕竟我们已经很久没说过话了。

“就是怀不上，”卢卡说，“问题出在我身上。”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不断地尝试跟他交流，努力拆掉他亲手筑起的高墙。他却一再忽视我，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个陌生人似的。他无数次地转过身去，埋头做冰激凌，要不就是假装睡着。如今我已经放弃了希望，我们也都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相比兄弟，我们更像是陌生人，而他却在这个时候开口对我说话了。

“我的精子有问题，都不动。”他并没有指向下面，指向那个生孩子要用到的地方。眼睛一直盯着我，继续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去医院，医生说我们得有耐心，要不停地尝试。我们还年轻，还有的是时间，不过这正是我害怕的，我们这么年轻，却要不了孩子。”

就我自己而言，有几次差点让女孩子怀孕，每次都吓个半死。我并不是每次都用避孕套，有时候是没带，有时候是用光了。有一次，一个女孩在完事后服用了事后避孕药。就我知道的，至少有四个女孩的月经没准时来，我吓得满头大汗。有两次，我和女孩一起看测孕试纸的结果，感谢老天没让第二根横条出现。

大学里有个女孩曾经给我讲她的打胎经历，孩子的爸爸住在葡萄牙，她只知道他的名，叫埃德尔多，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另一个女孩也怀孕了，结果以流产告终，流产后总算松了口气。两个女孩都发誓再也不会冒险做了，一边讲，一边从钱包里拿出一个避孕套来。

我身边发生的“意外”举不胜举。我亲眼看见我的同龄人，其中有来自鹿特丹的朋友，有诗人，有从前的同学，都纷纷坐在了摇篮后面。天气暖和的时候，冰激凌店外面坐满了年轻的妈妈和可爱的宝宝。而我对孩子的期望还在沉睡中，还无法想象家庭生活的模样。

卢卡听了听冰激凌机器发出的声音，仍然站在原地，刮刀告诉他还有足够的时间继续讲他们的故事。“我们觉得时刻被人盯着，”他说，“冬天是最麻烦的季节，索菲亚的妈妈会不停地问‘怀上了吗？’，要不就是‘我要当外婆了吗？’，好像一结婚就要马上有孩子似的。九个月，就只有九个月的时间。父亲也问个不停，在餐桌上就问我们有没有亲热。我们能说什么呢？除了盯着面前的盘子还能做什么？我们羞愧极了，有时候就整天待在家里，父亲待在地下室里，母亲在厨房里，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个没有孩子的冬天就跟夏天的维纳斯一样死气沉沉。同时我们还得不断努力。索菲亚看准时间，我们便在黑暗中脱掉衣服，跟比赛似的，有时候她就只把睡裤拉下去。我听着床的响声，听着床垫嘎吱作响，还有地板发出的声音。什么都逃不过我的耳朵，甚至是教堂的钟响，可就是听不见索菲亚。她无比沉寂，完事后又把裤子拉了上去。”

卢卡毫无隐瞒地吐露心声，就跟童年一样。那时他爱上了索菲亚，要我帮着出主意。我给他轻声念那些诗句，还陪他去她们家。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我，而我一直耐心地听。

“要是我突然兴致来了，想亲热，她就说时候还没到。虽然并没有转过身背对着我，却用她的膝盖和坚硬的骨头抵着我的肚子。”

数年的沉默毫无意义。沉默是真空的，一把就捏了起来，直到完全消失。十二年，每一年都有一片雪花，在落地前就已经升华了。

“后来医生让我们去看专家门诊，治疗就正式开始了。简直糟糕透了，那些个候诊室都快把我逼疯了，里面尽坐着挺着大肚子的孕妇，我们俩也挤在中间。”卢卡停了下来，看看我还在不在听，我点了点头，让他继续讲，“索菲亚没问题，她的子宫和排卵都很正常。是我，问题出在我和我的精子身上。”

我从来没有对弟弟真正敞开过心扉，把一切都留在自己心里，除了在酒吧打牌的那次。不过那是因为索菲亚也在，我多半是在跟她讲自己的经历。卢卡只是坐在一旁，面前摆着一个空啤酒杯。

“我的精子跟死了一样，一动也不动，一点生机也没有，专家说怀上孩子的机会为零，除非出现奇迹。”

我不由得看向他的私处，就看了几秒，然而卢卡还是注意到了。

“我感觉自己就不是个男人，”卢卡说，“那些精子一点用也没有，我就是个废人。”

我不禁想到一个在阿姆斯特丹托法尼店里打工时听到的故事。跟大多数冰激凌界的故事一样，那是一个和冰激凌商人有关的趣事。我一直没敢在家里讲，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说故事发生在斯沃勒的一家冰激凌店里，又有人说是在布雷达。故事跟一个年轻的做冰激凌的人有关。他不是冰激凌店老板的儿子，而是一个来自卡多雷的帮手。长得很丑，脸上全是痘痘，女孩们都不喜欢他。他看见那些年轻漂亮的女孩穿着美丽的裙子坐在店外面吃冰激凌，宛如一群色彩斑斓的蝴蝶落在了店门口。

丑陋的男孩决定去厨房里报仇，一边想着女孩们赤裸的双腿、发光的嘴唇，一边在一个装着冰激凌原料的容器旁边手淫。外面阳光灿烂，没人注意到男孩的行踪，也没人愿意看他一眼。然而，那些城里最漂亮的女孩却舔着注满了他精子的冰激凌。

卢卡娶到了城里最漂亮的女孩，得到了她的芳心，然而他的精子却无法在她的体内发挥作用。

“我还记得我们离开专家门诊，走进电梯的情景。几个穿着白大褂、胸前的口袋里装着呼叫器的人站在电梯里，另外还有两三个人。我看见泪珠从索菲亚的脸上流了下来，好想伸手抱住她，就是没这个勇气。我怕她会推开我，怕她很生气，因为这全都是我的错。

“走出电梯时，太阳光好刺眼，回去的路上我们什么也没说。走到店里只要五分钟，感觉上却有五天那么久。我还记得我闯了红灯，索菲亚却停了下来，直到绿灯出现。就算闭上眼睛，我也能看到这个画面，一辈子也忘不了。我们站在路的两旁，汽车从我们之间呼啸而过，摩托车呼呼直响，一路向前。我看着索菲亚，看见了一个不幸的女人。

“到了店里，她穿上围裙，拿起勺子。我走向后面的厨房，全身心投入到冰激凌中。那天天气闷热，天上挂满了大朵大朵的蘑菇云，然而暴风雨却不见踪影。到了下午，店外面排着长队，一直排到了街对面。索菲亚的背、父亲和母亲的背都被汗水浸透了。我把冰激凌送到店里，又飞快地回到厨房。冰激凌机器不停地运作，直到深夜还在一个劲地转，结果第二天比第一天更热。那些天就跟蒸桑拿似的，不用想也知道索菲亚不可能在那些天里怀孕。

“等我好不容易上楼了，索菲亚已经在床上躺了好几个小时。我听着她的呼吸声，知道她还没睡着。我本来以为她想跟我聊聊，于是伸手去握她藏在毯子下面的手。‘别碰我。’她说，这是她那个星期对我说的唯一一句话。”

说到这儿，卢卡停了下来，我们之间出现了一丝沉寂，虽然只有三四秒，却足够孕育出一个想法。我们看着对方，并不是陌生人，也永远不会成为陌生人。我年纪大一些，他强壮一些，我皮肤黑一点，他个子矮一点，然而我们终究是兄弟。

“人工授精对我们而言毫无意义，也没有别的诊疗方法，就跟专家说的一样，我们只能期待奇迹出现。医院给了我们一本关于领养孩子的小册子，结果被索菲亚扔掉了，她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每当她看着我，那双眼睛就在说：你失败了。到后来我都不敢看她了。只有在一片漆黑中，我们才跟对方说话。我们俩躺在床上，做了一天冰激凌，我都累坏了，而她就让那些憋了一天的眼泪全都流出来。她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也不能接受。‘对你来说不一样。’她说。‘不，’我说，‘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可她又不说有什么不一样。也许她是对的，在我心中已经有一部分妥协了，也许是因为错在我，不孕的是我，不是她，所以我可以接受这一切。这就像一种机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不过千万别误解我，我也很想要个孩子。一个整天坐在我肩膀上的小伙子，一个可以一起踢足球的宝贝。要是个女孩的话就肯定很像索菲亚，一个漂亮的金发女孩。”

我闻到了开心果和微微的柠檬味。冰激凌的味道出来了，经过混合，气泡出现在冰晶和奶油之间。冰变得轻盈起来，体积也越来越大。原来是橙子，我终于闻出来了，是开心果和橙子冰激凌。

“就算一句话、收音机里的一首歌、一个不经意的观点，又或者是某个来店里买冰激凌的孩子都能让索菲亚伤心不已。你知道小孩子们点冰激凌的样子，个子刚好能看到柜台里的冰激凌，一看到这么多味道，都快晕了。可是通常只能挑两种味道，二十二种味道只能挑两种！对一个四岁的孩子来说可不容易。小脑袋努力想出所有的可能性，把想吃的味道混为一团。索菲亚拿着勺子，问他们想要哪种味道，却迟迟没有答案。时间在那一刻静止下来，索菲亚和小孩子看着彼此。

“我的负罪感越来越强烈，好像我们之间有东西被打破了似的，就跟你去阿姆斯特丹那会儿的感觉一样。那时你依然选择了诗歌，丢下了冰激凌店，也丢下了我。你以为我就没有梦想吗？你以为我就只配在店里忙吗？你想过你的选择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吗？嗯？大脑能做出的选择很有限，答案就只有一个：我得留在这里，我得让冰激凌店运转起来。”

这一刻、这些话、这些指责时常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当我到了另一个时区，躺在一个摆着一张椅子、一个书桌、一盏灯和一个电视机的房间里，睡不着觉的时候。天黑了，我的精神却无比清醒，不停地想。“嗯？”卢卡的问题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耳边，不管我身处何地，是在新不伦瑞克，在悉尼，还是在芝加哥。为什么我当时没能给出答案？是因为从来没有怀疑过卢卡想接手冰激凌店的事实吗？我从来没想过他可能还想做点别的，想走一条与为我们设计好的路不同的路。当年我十八岁，只想着自己。

嗯？

再说我也没有回答那些问题的时间。卢卡在问完问题后并没有就此终止，继续说了下去。我本可以打断他，不过我俩都明白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冰激凌就快做好了。冰激凌的质感很松，口感很饱满，刮刀发出的声音越来越长。我听不出冰激凌做好的具体时间，只能听个大概，冰激凌就快完成了。

“你走的那会儿，”卢卡说，“我就没有选择了，得接手这家店。我全身心投入生意中，履行自己的责任，同时也决定不再跟你说话，一个字也不说，不管你尝试多少次，也不管你坚持多久，我就是不说话。你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诗歌，去了南美、亚洲，而我却像头黄牛似的在这里忙碌。现在我跟你说话是因为这样下去行不通了，因为所有人都在沉默。索菲亚整天都在伤心，越来越孤僻。我几乎不敢去看父亲和母亲的眼神。他们不再追问，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此罢休。母亲整天默默地祷告，不管是在挖冰激凌的时候，找零钱的时候，还是在看雨的时候。”

我确实看见过母亲祷告，比平时要频繁得多。不过我以为她是在为父亲祈祷，希望他精神健康。

“有时候我会问自己，人怎么会为自己没有的东西伤心。可是当我看着索菲亚，看见她那不再发光的头发，红红的眼睛，便发现最后的一丝幸福也不见了。我伤心是因为她伤心，我无心生活是因为她无心生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冰激凌，卖冰激凌。”

闭上眼睛，我看见了无数个画面。索菲亚伸出舌头接雪花，索菲亚用冰凉的手指拉我的鼻子，接着还摇了摇头。索菲亚穿着她妈妈的裙子，簸箕里那缕金色的头发，婚礼上灿烂的微笑和落在那条发光的裙子上的冬日的阳光。

“你必须帮我。”卢卡说。

必须，就跟我欠他似的。

为了帮他，我曾经陪他去索菲亚家，他沉默的时候我就说话。为了帮他，我去了别处，再也没回来。现在我又得帮他了。

我那比我年轻、也比我强壮的弟弟，我得帮他。

“你跟索菲亚说过这事吗？”

“说了。”

“这是她的主意？”

“不是。”

这一刻他仿佛只会发音，丧失了说话能力，只会咿咿呀呀地发声。

“她怎么看？”

卢卡没说话，一定是觉得这主意糟糕透了，不过已经没时间沉默了，一上一下的刮刀声飘进了他的耳朵。跟其他冰激凌商人一样，冰激凌无时无刻都能跟他交流。告诉他自己既结实又绵柔，轻声耳语丰满的体型和一刻也等不了的焦急心情。

“她想要个宝宝，一个孩子，好把他拥在怀里。”我看见卢卡左边的眼睛泛着光，只见他立刻擦掉泪水，佯装坚强。小时候他经常在寄宿学校里哭，从那以后，在我的记忆里他就再也没掉过眼泪。冰激凌商人不会流泪，只会流汗。他们承受着一切，既没有夏天，也不能享受真正的生活。

他用那黑色的泪汪汪的双眸盯着我，我欠他的。他替我接手了这家店，现在轮到我顶替他的位子了。

也许是我的脑袋动了一下，也许是他看到了我的眼神。卢卡一惊，说：“你可千万别跟父母提这事，也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点了点头，不是很明白，至少在那一刻是恍惚的。对那个即将问世的孩子我必须保持沉默，那个属于我和索菲亚的孩子。

“好了，我得干活了，冰激凌做好了。”

就那几秒又有什么关系呢？

树与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最近几年每逢回到维纳斯，我都会注意到这个现象。父亲认为这是一派胡言，坐在白色路虎的方向盘后面，说：“树又不会走路，都长着根呢。”也许是莎士比亚读多了的原因，我看到那些从前没有种树的地方，如今却出现了细细的、柔韧的落叶松。“那儿，”我说，“快看那儿！”父亲看着我指的地方，摇了摇头，他不想看见任何新事物。

父亲来接我。当我走下火车时，看见他站在站台上，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

“你胖了。”父亲对我说。

“你瘸了。”我对父亲说。

我们互相拥抱，络腮胡子在那一瞬间互相摩擦。

父亲终于在口袋里找到了车钥匙，系上了安全带，发动了路虎，面带微笑地踩下了油门，马达仿佛一头大熊怒吼起来。这已经不是上次那辆路虎了，是最新版的，不过和之前的那辆四轮驱动发出的声音一模一样。

“看见那座房子了吗？”车子开过多比亚科的时候，父亲说，“以前住在那里的人赢了彩票的大奖，一百多万呢！一个星期后就被人发现死在了家里，心脏病突发。”

过了一会儿，车子经过了多比亚科的皇家酒店，那家匈牙利奥地利风格的酒店我还从来没进去过。里面总共有57个房间，侧面还有一个小教堂。父亲放慢了车速，说：“这家酒店的老板去年冬天自杀了。”

“你认识他吗？”

“所有人都认识他。”

“我是说个人交情上。”

“这和个人交情没关系。”

父亲一副气呼呼的样子，不过也可能是脸上褶皱的关系，那些再也抹不去的皱纹。看来他时常做出气恼的表情。

“你知道他为什么自杀吗？”

“他没有欠款，也没有别的问题，”父亲说，“比我还年轻十岁，家里的车库里停着一辆白色的跑车。”

我以为父亲会继续说下去，然而他再次唤醒了车前盖下面的那头熊。路上没什么车，我们一路开向柯蒂娜。

现在是九月底，有点凉，许多山顶上已经出现了积雪，不过滑雪还太早，散步又太迟了。迎面开来的车屈指可数，一辆奔驰，一辆丰田，一辆大众。遇到急转弯，我就紧紧抓住窗户上方的把手。

大约开了半个小时，拉法雷多巨石便出现在眼前。三座巨大岩石山中间的那座有2999米高，这些神奇的大山每年都会吸引上万个登山者前来接受挑战。白云岩地区找不到十分美丽的大山，然而站在山前的人，却无法挪开眼睛。卡多雷地区的冰激凌商人只是远远地看着那些巨石。从柯蒂娜到多比亚科的路上，可以从车里看见那些巨石，不过只有一点五秒的时间，就比闪光灯的时间长一点。大家都知道什么时候该向左看（从多比亚科出发），什么时候该向右看（从维纳斯、福多、批围、法乐、卡拉佐或是斯比阿诺出发）。我还记得父亲第一次指巨石给我看的场景。“快，卓凡尼，”父亲说，“快看右边！”可惜我太慢了，也不知道父亲要让我看什么。卢卡坐在车里睡着了。

前往巨石岩的最佳时机是每年仲夏。父亲和卢卡从来没有站在巨石面前过。他们仰着脖子，目光在三座巨石间不停地转换，最后停留在500米高的北侧山脉上。

到了福多，父亲把车停在路边。我以为他要去面包房买面包，然而他坐在车里没有下车。

“怎么了？”我问。

他没说话，只是看着柏油路沿发呆。

“奥斯法多·贝尔飞就是在这里晕倒的。”父亲说，“78岁，就这么倒在了大街上。”

我看着父亲，看着他下巴下面松松的皮肤，还有那双浑浊的眼睛。不久前父亲刚满八十岁，却没有庆祝生日。我从锡乌比给他打电话，两分钟后通话就结束了。他在看电视，看卫星电视能接收到的上千个电视台中的一个。也许在看北极风光片，也许是厄瓜多尔的火山爆发，又或者是贝蒂的一场钻石联盟杯赛，丢出去的铁球横扫过柏林抑或巴黎的天空。

“从前恩纳斯图·赞格兰朵就住在那里。”父亲一边说，一边指向山坡上的一座房子。

我等他继续往下说，可是并没有等到下文。贝尔飞、赞格兰朵，这些都是冰激凌商人的名字，都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历史，历史里包括了装着铜罐的小车、碎了的甜筒，包括爱情，还有以为自己老公疯了的老婆婆。父亲踩下油门，路虎开出了村子。

离维纳斯越近，父亲看到的阴影就越多。影子从路边残破的房子里飘出来，从漏风的、弯曲的木门里挤出来。百叶窗松了，窗框也烂了。鸟儿们在屋檐里筑了巢。

“塔姆利尼一家人以前就住在那里。”

还是就这么一句话，没有对那家人的介绍，就像在跟自己说话，测试自己的记忆似的。

“格雷霍利一家人住在那儿，不对，还是巴提思度兹呢？”

我不知道，那些名字我都不记得了，却记得百叶窗的颜色和种在阳台上花盆里的花儿，是红色的天竺葵。

他们都离开了，全家人再也不会回来了。现在在荷兰或者德国开了冰激凌店的冰激凌商人几乎一整年都待在那里。有些店冬天也开门，卖咖啡、面包和热汤。

“艾利欧·托斯卡尼住在那里，”当车子开进维纳斯的时候，父亲说，“皮特罗·索拉威亚住在那儿。”我朝那些房子望去，百叶窗开着，窗帘也拉开了，有人在家，行动非常缓慢。那些寡妇的年纪越来越大，动不动就在沙发上睡着了。他们的孩子在德温特、格罗宁根、汉堡，又或是曼海姆。白天家里的电话会突然响起来。

“帝托·德拉斯塔也走了。”

那个高个子、整天乐呵呵的帝托，是他教会了我滑雪，我和他的女儿是同班同学。

“他的冰激凌店很棒，”父亲说，“就是老婆难缠了点。”

我们经过帝托家门前，只见阳台上晾着衣服，有白色的内裤、袜子，还有抹布。维纳斯的女人比男人长寿，在整个卡多雷地区都一样。男人们劳碌了一辈子，把身子都累坏了。退休那会儿早已精疲力尽。

“法斯图·奥利弗没能熬过冬天，上个星期走了，坟上还摆着花呢。”

“你去参加葬礼了吗？”

“去了，我不会错过一场葬礼，这也是大伙儿的期望。人到了这个年纪也就没有理由不到场了，因为你整天没事做呀。”

路虎开进了一条陡峭的街道，我们家就在那条街上，车子飞快地往上开。

父亲笑了笑，说：“这简直就要变成一个消磨时间的爱好了，冰激凌商人就快灭绝了。”

与此相反的是，大树越长越茂盛，已经没人为了煮饭或是取暖去砍树了，一座座冰冷的空房子的墙上布满了裂缝。

母亲在厨房里，拥抱了我，我感觉到她的骨头，她瘦了。“太阳出来了，”松开彼此后，她说，“不过不太暖和。”就在她谈论贝鲁诺省和鹿特丹的天气预报时，父亲偷偷溜进了走廊，走向地下室，工具藏宝室就在那里。

“他还在雕刻爱心吗？”我问母亲。

“已经刻三个了。”

“他是打算把它们都寄出去吗？”

“不知道，只要别拿着它们晃来晃去就好。”

母亲拿起木勺，在炉子上的锅子里搅了搅。锅子里是用西红柿、培根、洋葱和西葫芦做的酱料，一会儿用来拌意大利面吃的。桌子已经铺好了。

我看着摆在橱里的照片，是我和卢卡的黑白照，是在批围的阿尔弗雷多照相馆里照的，离画家提香出生的地方不远。提香在批围生活了十二年，接着便去威尼斯跟卓凡尼·贝里尼学画画，专画神像。当时人们都觉得我们的脸肥嘟嘟的，两兄弟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二岁，发线清晰。为了拍照我们还特意去了理发店。我仍然记得相机的闪光灯和摄影师给我们的糖果，却不记得一路上我和卢卡有没有牵着彼此的手。这是唯一一张有着白色波浪边的照片，其他照片距离现在就没那么久远了，大多数都是彩色的。其中一张是一家人在鹿特丹的冰激凌店里。照片不太清晰，有些褪色了。得仔细看才能认出哪个是卢卡，哪个是我。

还有卢卡一家的照片。索菲亚抱着刚出生的儿子，一个额头上布满褶皱的宝宝。宝宝传承了爷爷和太爷爷的名字，也叫古斯配。那双深色的眼睛也跟爷爷和太爷爷一样，头发遗传了索菲亚，是金色的。但凡有人看见了，他们都会伸手去摸摸那头无比柔软的金发。人们很快便发现，他跟妈妈一样，舌头也很长。有一张照片上，母子俩同时用舌头去碰鼻尖，不过那张照片没有摆在橱里。古斯配头发的颜色明显越来越深。在最近的一张照片上，他十七岁，留着半长的、几乎成了黑色的头发。“这发型实在太糟糕了，”卢卡说，“和冰激凌商人的身份一点都不配。既危险，又不卫生。”

母亲尝了尝酱料，又加了一点盐。她仍然弓着背，几年没碰过挖冰激凌的勺子了，却还保持着当年挖冰激凌的姿势。

“去叫爸爸，”她说，“再过十分钟就可以吃饭了。”

“叫他上来需要这么长时间吗？”

“可能还不止十分钟呢，要他说，最好能整天待在下面。”

我经过印第安头饰，走向父亲的地下室。

他在碾磨，所以没听见我的脚步声。白金色的火花四溅，地上铺满了木屑和发光的铁屑。我不想吓着他，于是在最下面的那级阶梯上坐了下来，就这样看着那个曾经想成为发明家的冰激凌商人。八年前父亲退休了，离开了鹿特丹。“不然就该伤痕累累了。”他是这么跟母亲说的。五十七个夏天，也够了。

母亲不想退休，不过话说回来，她比父亲年轻七岁，不忍丢下卢卡，而卢卡也需要她的帮助。最开始的几年，每到二月，她还是会去鹿特丹，而父亲就一个人留在维纳斯。母亲一待就是八个月，从开店一直到关店。每天晚上七点整，母亲都会给父亲打电话，问他好不好。“越来越好。”是父亲的回答。

事实呢，灶台上摆满了用过的盘子和烧焦了的锅子。父亲不洗衣服，每个星期都会买回一打新袜子和新内裤。床单透出一股酸味，枕头也成了黄色的。他把机器拖到车库，每个星期都会去见指头黑黑的男人们，跟他们谈论打钻、锯片和打磨盘。剩下的时间不是在地下室里，就是在电视上千个频道里。

夏天，我回去看他，被家里肮脏的程度吓了一跳。

“你干吗？”当我把所有窗户都打开时，父亲吃惊地问。

“你闻不到那股臭味吗？”

“闻不到。”

“碗也不洗？”

“没时间。”

他一直待在地下室里碾磨，打钻，锯木头，削木片。

我把被子掀开，把被套和衣服都丢进洗衣机，又把所有的盘子、锅子、刀叉和杯子都冲洗一遍。接着便开始扫地、拖地，到处擦洗，最后把洗干净的衣服挂到了暖和的太阳下面。

“快把窗户打开，”父亲说，“这是什么味道啊？”

“是洗洁剂的味道，薰衣草香。”

“臭死了。”

我心里明白，如果打扫房子的是卢卡，他肯定会很满意。我仍然是那个什么都做不好的儿子，这顶帽子会永远扣在我的头上。至于我接替了拉尔森，成了世界诗歌节的董事，还有我去年担任了荷兰最重要的诗歌大奖评委会的主席，这些都无所谓。

我带他去位于法乐村的薄地科餐厅吃饭，每次去那里他都点同一款比萨——玛格丽塔配薄切生牛肉片和芝麻菜，外加一杯最爱的啤酒。啤酒杯很快就空了，父亲又跟女服务员点了一杯。打扫卫生的过程中我发现了无数个空啤酒罐，每个罐子上都有一个凹陷，好像遭到了某个无事可做的男孩的袭击一般。有一次我看见他举起手，冲一个罐子打过去，还一边嚷嚷：“嘿哈！”

“你不想妈妈吗？”我问。

“刚跟她通过电话。”

他切了一块比萨，我心里想：我是多么像他啊。我从来没有思念过一个女人，是受了他的遗传吗？早晨醒来时，就跟诗歌里写的一样，我的肚子总是空空的，从来没有出现过蝴蝶。

“你还爱她吗？”

“天呢，卓凡尼，我正吃饭呢。”

“以前你想过她吗？你们刚刚恋爱的时候。那时候妈妈得回乌尔姆去帮她的父母卖冰激凌，而你得留在鹿特丹。你还记得那个夏天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

“妈妈告诉我的。”

他吃了一口比萨，一小块牛肉挂在嘴巴外面，被他用手塞进了嘴里。

“你给她写信了吗？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父亲差点没被那片牛肉噎着。

“你就从来没想过她？”

“快让我好好吃这块比萨吧，你这是怎么了？”

我也不明白自己怎么这么直白，可能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地面对面坐在一家餐馆里，跟对方聊天。

“婚姻很复杂，”父亲说，“不过你是永远不会明白的。”这是一种嘲讽，就跟捅了我一刀似的，又仿佛是父亲嫉妒我人生中的那一部分，那些孤单的日子。好像他不仅仅要成为一名冰激凌商人，还得结婚，因为店里需要一个女人。

一直到晚餐结束前，我们都一直盯着餐厅主人挂在墙上的丑陋壁画。父亲没有点意式浓缩咖啡，又要了一杯啤酒。

“我明天下午出发。”我说。

父亲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儿，只是笑了笑，没有别的反应。

走到路虎旁边，父亲不肯罢休，硬是要开车。

“你喝多了。”

“警察都不怎么检查，”父亲说，“再说也不远。”

“我还想去一趟批围。”

“批围？去那儿做什么？”

“我想吃冰激凌。”

“我看你是疯了。”

“我就是想吃。”

“我还想再喝一杯啤酒呢。”

“那我们先去冰激凌店，再去酒吧。”

他像个气呼呼的孩子一样坐进了副驾驶座，一句话也不说，直到车子开进了批围，父亲突然说：“我在外面等你。”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就在停好车，我们走向冰激凌店的时候，他坚持要站在角落里等我，离冰激凌店的柜台大约二十米远的样子。

中心冰激凌店已经在批围开了十五年了，店老板原本在荷兰的帝尔堡市有一家冰激凌店，却不想一年八个月出门在外。一开始人们不适应这家开在卡多雷地区的冰激凌店。有人曾经在酒吧里说过：“这就跟在猪圈里开餐厅没什么区别。”结果呢，店老板赚的钱维持生活并没有问题，尽管这几年来越来越困难，因为村子里越来越安静。他们店里的冰糕味道很好，是用山里的新鲜水果做的，草莓是从1736米高的地方摘下来的。

我要了两个球，覆盆子味，拿在手里，朝父亲走去。

“快走开！”他嚷嚷道。

“我不能站在你旁边吗？”

“别靠近我。”

“我可是你儿子。”

“你拿着冰激凌呢，我不要你靠近我。”

“冰激凌又不会爆炸。”

父亲听了并没有笑。

我觉得他在装样子，便走了过去。没想到他飞快地往后退了几步。

“你就不想尝一尝？”

“除非我死了！”

“好吧，”我说，“那我就在这儿吃。”我坐到了一面矮墙上，把塑料小勺塞进了嘴里。那天晚上挺暖和的，有的人家开着窗，孩子们在小巷子里跑来跑去。冰激凌很甜很爽口。有人说覆盆子和草莓是由只穿着内裤的女人采摘下来的，而我却从来没在炎炎烈日下看见她们弯着腰劳作的样子。也许这就只是冰激凌界的一个故事，不过相信的人吃起来会更香甜。

最后一口冰激凌在我的舌头上融化了，我试图延长享受的时间。父亲背对着我和冰激凌店，盯着柏油马路，仿佛看着一道深渊。

我坐进车里，本想伸手搂住他，也不是特别夸张，就只是搂一会儿，抱一抱。父亲吓了一跳，差点没撞到车顶上。

“你干吗？”他大叫，“快把那黏乎乎的手指拿开！”

碾磨机器停止了转动，父亲用那长满老茧的大拇指抹去了爱心上的铁屑。

“马上吃饭了。”我尽量放低音量。

“还有几分钟呢，”父亲说，“看，多漂亮。”

我走了过去，看着那颗用铁做成的爱心。

“一定得四公斤重，差一点都不行。”父亲说，“这是最难的。结果还是有了十五克偏差，不过那无所谓。”

他把其他的爱心也拿给我看，它们各不相同。“这个是最大的，”父亲说这话时，仿佛成了一个雕塑家，“不过不是很厚。”

我拿起了另一颗爱心，比起先前那个短一点，厚一点。

“不错吧？”父亲说，“我要做出整整一个系列来，总共十个。”

父亲先前的愁绪消失了，阴影全都散去。在这个地下室里，他又成了那个曾经在卡拉佐的工作室里做螺母和螺栓的男孩。

“我还要做一个拴着铁链的，没准贝蒂能丢出个世界冠军来呢。”

我无法想象这个画面会变成真的。

“也许她还能破了自己的纪录呢。”

“我们上去吧？”

“那神奇的八十米！真是叫人不可思议的距离。”

我看着钻柱，从前觉得它们好大，现在就只比我高个几厘米。我和卢卡绝对不可以碰它们，只能打开冰激凌机器，往里面填配料。

“你看过她的照片吗？”父亲问。

我点了点头，曾经在网上搜索过她的照片。那是一个肌肉发达的红发女人，我完全无法理解父亲为什么就看上了她。当父亲拿起那颗最小的爱心，捧在手心里，对着它小声地甜言蜜语时，我的记忆突然回到了二十年前，两个画面交融在一起。

原来那只会唱歌的鸟儿变成了如今的链球运动员。

父亲、母亲和我，我们三个围坐在餐桌前，转动着叉子。过一会儿，盘子都空了，纸巾上沾满了番茄酱时，我们就得开口说话打破这沉寂。不过时机还未成熟，我们不停地嚼，往肚子里咽，还时不时喝两口红酒。我时而看着母亲的眼睛，长长的眉毛下灰色的双眸，还有脸上的皱纹。有一次我看见父母彼此对视。

是那张空椅子的原因，那是古斯配的椅子。两个月前，他开始周游世界，穿过墨西哥、危地马拉和伯利兹。只打过一次电话回来，告诉家里他安全抵达的消息。是卢卡接的电话，那是个星期六下午，天气很热，店里很忙，店外面坐满了人，顾客们一个接一个挤到柜台前。电话响了十次，卢卡才拿起了听筒。

“威尼斯冰激凌店，”卢卡说，“我是卢卡。”从声音就可以听出他心情不好。不过只要有人在大夏天给他打电话，他都是这副德行。

电话里发出沙沙声，仿佛在非常遥远的地方轻轻地嘀嗒起来。过了一会儿，古斯配的声音才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是我。”

那时墨西哥城还是早晨，阳光明媚，空气凉爽，不过天空里飘满了烟尘。我去过那个机场，是贝尼托·华雷斯国际机场，总共去过两次。第一次是去参加米却肯诗歌节，第二次是一场在科利马举行的新生代诗歌节。出租车停靠的地方有电话亭，我还记得一个穿着紧身裙的年轻女人打电话的情景。她举起一只胳膊，撑在电话亭上，戴着一副全黑的太阳镜。也许在机场巨大的候机厅里也有电话，也许古斯配是从那里拨通了鹿特丹的电话。这一切卢卡都不知道，也不记得听到的是汽车和公交车的声音，还是出发大厅里嘈杂的声音：上百种声音交杂，有小孩的吵闹声，也有推小车和急匆匆地拉行李箱的声音。

“我一手拿着冰激凌，一手拿着电话，”卢卡告诉我，“那天又是星期六，热得很，半个城的人都来排队买冰激凌了。”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口味的冰激凌？”

“这很重要吗？”

“对。”我什么都想知道。

“柠檬鼠尾草。”

这味道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试图去想象这两种食材的组合，柠檬清新的酸味和鼠尾草浓郁的香味，夏天里吃再好不过了。

“我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卢卡说，“信号很差。”

“你都对他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他都说什么了？”

“我都跟你讲过十遍了。他说他安全着陆了，准备去城里找一家青年旅馆。”

“接着你就什么也没说？”

“我也就没多说什么，”卢卡说，“我哪有时间打电话，他又不是不知道。他知道那时候鹿特丹是几点，那个时候店里会有多忙。”

“就那几秒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不知道吗？！还是忘记了？古斯配可没忘记，记性好得很呢。冰激凌在机器里转，整天都在转。要是转的时间太长，口感就会变得粗糙，就算失败，就算前功尽弃了。”

卢卡气的是古斯配选在大夏天出门旅行，偏偏在这个时候急着去看世界，而他的父亲每天要忙十七个小时。

“是谁先挂的电话？”

“不知道。”

“你肯定知道。”

“好了好了，是我。”

面吃光了，父亲拿纸巾擦了擦嘴，把杯子里最后一口红酒也装进了肚子里。我在想是母亲要开始谈论天气还是父亲在那之前就钻进了地下室。

“他买了一个新浴缸。”母亲说，“可以坐着洗澡。”

“旧的那个已经没用了。”

“只有你这么说。”

“你想看看吗？”父亲说，“总共有八个按摩挡。”

“什么？”

“还有一个可以拿下来的花洒和一个装在天花板的花洒。”

“我看那就是个巨大的塑料怪物。”母亲说。

“是浴缸，是丙烯酸树脂和安全玻璃做成的。”

“连个可以转动的龙头都没有。”

“都是电子操控的。”父亲自豪地说。

“要是按错了，就跟有人拿着一大桶水浇在你头上似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妈不敢坐着洗。”

“我才不需要坐呢，我腿脚好着呢。”

“卓凡尼，今晚你得试一试。坐在浴缸里，试一下按摩。”

“就跟被拿着水枪的孩子们四面袭击一样，”母亲说，“你知道那东西多少钱吗？”

“可比打桩机便宜。”

母亲用手拍打着脑门，说：“啊，打桩机，我一个字也不想听！”

“卓凡尼，那机器可棒了，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机器。只比浴缸大一点，九十厘米宽，两米高。”

屋里顿时又安静下来，不过他俩不费吹灰之力就赶走了那片沉寂。

“他都八十的人了，还想买什么打桩机，”母亲说，“这要不是老年痴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了。”

“工作的时候几乎感觉不到震动，主要是因为打桩用的管子是铁的。”

“这里又不用打桩！”

“我又不会真用来打桩，”父亲说，“只是摆着看看而已。”

“真是越老越疯了。”

“我想喝咖啡。”我说。

“我也要。”父亲说。

母亲站起来，走向橱柜，拿起过滤器，装上水。把杯子放在桌上后，便坐了下来，看了看外面。接着她的目光向我扫来，说：“浴室里有面镜子，不过总是起雾。”

怎么又回到了那个话题？

“那你得打开内置排风扇啊。”

“我想要原来那个浴室。”

仿佛他们俩都得了老年痴呆症似的。孙子在美国中部，已经两个月没跟家里联系了，两人却在谈论浴室和打桩机。

空空的杯子摆在面前，咖啡还在煮，当过滤器开始沸腾时，屋里的沉寂愈发明显。厨房里飘着咖啡香，香味钻进了我们的鼻子里。黑色的鼻毛从父亲的鼻孔里支了出来，以前他时而用指甲剪子来修鼻毛，如今即使我不说，理发师也会拿着迷你剃须刀把我的鼻毛修了。

就跟冰激凌商人能根据刮刀的声音听出冰激凌的制作进展一样，从诗作可以听出诗人有没有达到诗坛的巅峰，从过滤器沸腾的声音也可以听出咖啡有没有煮好。只听过滤器的盖子响起来。

有时我在离家很远的地方，记忆里那股温暖细腻、从闪亮的咖啡壶里飘出来的浓香便会突然钻进鼻孔里，那黑色的把手会变得很烫很烫。奇怪的是，这种记忆通常在那些巨大的现代机场里向我袭来。机场里开着空调，周围死气沉沉的。当我走在光滑的正方形地砖上时，维纳斯的厨房便出现在记忆里：地板和天花板，橱柜和桌子，椅子和吊灯，存放香料的架子和日历。

母亲拿起过滤器，给我们倒上咖啡。再没什么比这咖啡更让人熟悉的了，尽管一切都已经变了。

“嗯，”父亲的杯子空了，他说，“我再下去待一会儿。”

几天后，父亲送我回多比亚科，我准备坐火车去维罗纳，然后再前往贝加莫。晚上，飞机会把我带回鹿特丹海牙机场，午夜前我就到家了。

车子开过那些落魄的房子和越长越近的大树，我等待着父亲再次泛起的愁绪，和那些即将出现的阴影。然而他并没有念出那些人的名字，那些在他的记忆里仍然欢笑奔跑的冰激凌商人。只听他冲一个突然冲上路的司机大叫起来：“去你的！”过了一会儿又嘟囔道：“女人就是会带来不幸。”

一开始我担心这趟旅途会变得极其漫长，充满了嫉妒和冤仇，然而就在马达开始怒吼的那一刻，每开一段路，父亲就变得安静一些。当我们开出冰激凌商人的聚集地时，他说：“我们住在金子上，就是拿不到。”

“嗯，”我说，“大伙儿都这么说。”

我看着车窗外，看着那些倾斜的山坡，一个月后第一批来滑雪的人就会冲下山坡，即使没有下雪也一样。现代的造雪机器会营造出一片洁白的滑雪场。

“这是真的，”父亲说，“维纳斯是静脉的意思。”

“就只是个传说而已。”

“金子埋在地下很深的地方，挖上来费用太高。”

上学的时候，地理课老师介绍过白云岩地区，还有维纳斯地下的岩石，不同的岩层里镶嵌几百万年前由贝壳和海胆演变成的化石，不过从来没提过村子下面的那条金脉。

“有人试图把金子挖上来吗？”

父亲没有直接回答，过了一会儿，说：“我一辈子都住在金子上，”然后便大笑起来，大声说道，“真是太棒了，真是个天大的笑话！”

父亲不再大笑，对我说他的父亲和父亲的父亲也在金矿上住了一辈子。他们辛勤地劳作，把身子骨都累坏了。这些年踩着的土地下，深深地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一条纯金的矿脉。

我们都曾经走过那片土地，我和卢卡，在我们的童年里，在许多个冬天里，在和索菲亚一起玩闹的雪地里。

车子开过多比亚科时，中彩票的那个人的房子又出现在眼前。窗帘紧闭，花园里的晾衣架生满了锈。这时父亲放慢了车速，说：“还是让人不敢相信，中了一百万，就这么死了，可能钱还没打到账上就升天了。”

我突然想到德国抒情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不是在我和父亲站在无人的站台上，沉默地看着远方的铁轨时；不是在我到了拥挤的维罗纳，等待去米兰的火车时；不是在机场里，广播里不断呼叫着旅客姓名时。而是几个小时以后，在昏暗的天空里，离那块埋着金子的土地非常遥远的地方。

有的诗人沦陷到灵魂最黑暗的深渊里，再也没回来过；也有的诗人追求光明，追求真正的幸福。

飞机打破了黑夜的沉寂，遇到了气流，乘客坐在椅子里，来回晃动。坐在我旁边的女人拿着手提包，紧紧攥着包带子，就跟握着马辔似的。暴风雨就在远方，低低的云朵突然亮了起来。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在给一个伤心的朋友的一封信里写道：上天让仅有的那几个人能够徒手去接空中的闪电。

弟弟在做格拉巴酒冰激凌，我在忙着帮他生小孩

在卢卡提出让索菲亚怀孕的请求后，我得去马其顿参加斯特鲁加国际诗歌之夜。拉尔森并没有一起前往，和他的妻子在地中海的波浪之间扬帆起航，就在离雪莱淹死不远的地方，雪莱临死前，口袋里还揣着叶芝的诗歌。这次由珊尼亚陪我，这是她第一次去国外参加诗歌节。

斯特鲁加诗歌之夜的董事在斯克鲁里机场接到了我们，他穿着一件过紧的西装，纽扣没扣。他站在游客必经的阶梯下面，握手的时候很用力。“你们的诗歌节上已经死了多少个诗人了？”这是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

曾经有个尼日利亚诗人在城市里迷了路，三天后才现身。一个波兰诗人喝得烂醉，上不了台。一个智利诗人曾经缺席。不过还从来没有一个诗人死在鹿特丹。

他的司机负责开车，两人三言两语地告诉我们已经有两次带着棺材飞去俄罗斯了。有的诗人在环游奥赫里德湖结束后，下船时一下子没站稳。“俄罗斯诗人就是喜欢喝酒，”董事说，“不过游泳就不怎么样了。”珊尼亚听了这话，笑不起来。

诗歌之夜的节目编排可以用卓越来形容。每年都会有二十个俄罗斯诗人受邀前来，不过基本上都是同一群酒鬼，时而会有一两个新人。他们之所以受邀，是因为他们的朋友是诗歌节的赞助商，跟鹿特丹世界诗歌节的独立性相差甚远。不过也会有十个国际诗坛的巨匠前来与会，也算是弥补吧。负责编排节目的人叫乐立夫·法罗，在大学里教英语，已经为诗歌节效力好多年，简直就是一只被书包围的恐龙。有人说他的生活方式犹如隐者，然而在开幕式的晚上却携手美丽动人的妻子出现在文化中心灯光璀璨的台阶上。奥登、金斯伯格、恩岑思贝格、聂鲁达，还有休斯，都是他请来的。

那二十个俄罗斯诗人不会掺和到其他诗人中去，有自己单独的行动计划，仿佛一个独立团体，或是一辆迷失了方向的大篷车。一个个饱经风霜、不太干净的样子，而且总也喝不够。

第一天晚上珊尼亚就遇到了麻烦。她洗了个澡，穿着一件长裙子走了下来。除了脚踝和一部分小腿，其他的什么都看不见，不过两条腿却是赤裸裸的。俄罗斯人一下子就起了火，把她团团围住，争着引起她的注意。

大多数诗人是下午到达斯特鲁加的，在德林酒店的酒吧里互相打个照面，还有几个第二天早上才会到，也就是开幕式那天。董事跟前来与会的每个人握手致意，不过现在却被一群人围住，很可能是诗歌节的赞助商。一个个人高马大，雪茄一根接一根地抽。外面停着一排汽车，个别的还装了有色玻璃。

我去跟以色列诗人聂胡达·安米海聊天，他是诗歌节的荣誉诗人，即将获得金冠奖，那是一个诞生于1966年的奖项。斯特鲁加诗歌节的荣誉诗人会在诗歌公园里得到一块纪念碑，还可以在公园里种一棵树。聂胡达是跟妻子一块儿来的，这也是其他诗人没有的特权。只有荣誉诗人的伴侣的机票可以报销。

这个事事都想得周到的女人比她的老公高一头，不光给老公拿饮料，有时还会回答我向聂胡达提的问题。我已经适应了世界诗歌节，国际诗坛巨匠的妻子们把一切都献给了她们的老公。她们承担起一切，好让诗人们专心创作出神圣的作品。妻子们总走在前面，走向酒店的前台，走向自助餐厅，走向站在即将朗诵诗作的大厅里的主持人。

在斯特鲁加也一样，聂胡达的妻子突然走向电梯，明天还有很多安排，她对我说。接着诗人便无声地消失了，一会儿就被那闪亮的电梯门吞噬了。

“我跟他们说你是我的未婚夫。”珊尼亚说着，把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上半身贴了过来，那二十个醉醺醺的俄罗斯诗人嘴里吐出来的热气足以让我窒息。一双双无神的眼睛盯着我，我注意到他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高。

“我看他们都愿意为你献出生命。”

“你得保护我。”

“他们一共二十个人呢。”

“我男朋友就不会害怕。”

那个双手黑黑的男孩，那个汽车修理工。珊尼亚说过他会在酒吧里赶走粘在珊尼亚身边的男人们。有一次还从裤袋里掏出了一把扳手，用以威胁。可我的包里就只有一本诗集。

“你就不能对他们说你会跟最强壮的那个共度良宵吗？”

“我跟他们说我会跟你共度良宵。”

“他们会集体杀了我的。”

“不会的。”

“他们可是俄国人，”我说，“而且还喝醉了。”

“我看俄罗斯诗人一点都不暴力，我现在能想到的只有科贝林，不过他是个话剧作家。”

“他做了什么？”

“杀了他的情人。”

这丝毫无法安抚人心，吧台前的俄罗斯人一直盯着我们，如饿狼一般，看着珊尼亚的背影，和那条把臀部包得紧紧的裙子。

“相反的情形倒是经常发生，”珊尼亚说，“被谋杀的作家不计其数，就跟自杀的诗人一样。”接着把拿在手里的酒杯送到嘴边，继续说，“不过目前为止，因为跌进河里而躺进棺材被送回家的俄罗斯诗人倒是不多。”

大多数诗人都上楼，回酒店的房间。这样一来，董事要承担的后果也减少了一半。

“我们也走吧？”我问。

“哦，对了，我们还要一起共度良宵呢。”

电梯里只有我们俩，不过我们什么也没说，如大多数电梯里的沉默。跟往常一样，电梯里有一部电话，进门是一面镜子。维尔纽斯里诺酒店的电梯里有一个插着塑料百合的花瓶，北京建国宾馆内置的音箱里传出极其甜蜜的音乐来，柏林华美酒店闻起来则有苹果的味道。

就在电梯门即将打开时，珊尼亚看了看两旁。我们走进走廊，就跟大多数酒店的走廊一样，厚厚的地毯把所有声音都吸收掉了，珊尼亚高跟鞋的嗒嗒声也消失了，宛如一只优雅、行动敏捷的小鹿。从这一边房间的窗户看出去是奥赫里德湖。早晨白色的阳光洒在阳台上，水面上出现了涟漪。

“要不我们听听？”我说。

“听什么？”

“听深夜里的诗人。”

海曼经常这么做，有一次他向我坦白了这个“爱好”。所有人都去睡觉了，他就在鹿特丹希尔顿酒店长长的走廊里游荡，把耳朵贴在房间门上。他听见诗人们咳嗽、打呼噜，听见他们睡觉时翻身、说梦话。有的诗人大半夜还醒着，房间里有电视机的声音；又或者是跟家里打电话的声音。有个罗马尼亚女诗人抱怨起必须支付的账单和怎么都不愿意起床的孩子来。

我把耳朵贴在了一扇门上。

“怎么样？”珊尼亚问。

“什么也没听到。”

她走向下一个房间，也把耳朵贴在门上，笑着说：“里面有一头牛，要不就是一头大熊。”

我站在她身后，不用把耳朵贴在门上就能听到里面的声音，说：“天呢，这么大声。”

“会是谁呢？”

“可能是聂胡达。”

“要不就是他老婆。”

海曼对诗人们住的房间、不同的诗人发出的不同的声音，还有哪些诗人到了晚上会接待访客都了如指掌。

“晚安。”我们俩站在各自的房间门前，我说。

“晚安，我的未婚夫。”

只见她坏笑起来，跟一个手里持刀的女人的笑没什么两样。我没有反抗，也不想被拒绝。结果我们分开还不到一分钟就响起了敲门声，敲的并不是房间大门，而是另一扇，在房间的侧墙上。我转动门锁把门打开，发现站在门后的是珊尼亚。

“这是个秘密通道。”珊尼亚一边说，一边走进我的房间。

经常有人来敲我入住的房间的门，不过还从来没有人敲过那扇。我总认为一个对诗歌了如指掌的年轻金发女孩走进我房间的概率应该为零。

“迷你吧里有一瓶伏特加。”珊尼亚说。

我打开那个小小的正方形的冰箱，看见了几瓶饮料和半升伏特加。杯子在写字台上，旁边还有个烧水壶。

珊尼亚推开阳台的门，在一张塑料椅子上坐下来。脱掉高跟鞋，把脚搁在阳台的围栏上，长裙子滑向了膝盖。

我们小口喝着酒，看着漆黑的湖面。码头边的湖岸线还尚且可见，远处就成了漆黑的一片。这是八月里一个温和的夜晚，周围隐隐约约传来音乐声。

“真舒服。”珊尼亚说。

“嗯。”

她并没有刻意跟我聊什么，也许在她看来这是我的任务，又或者是觉得在忙碌的一天后，待在室外，光脚跷在围栏上，手里拿着一杯冰镇伏特加也够了。

“那些俄罗斯诗人到底对你哪里感兴趣？”过了一会儿，我问。

“就那些，”她说，“男人们喝了酒就想知道的东西。”

“他们就那么粗俗吗？”

“他们会先问我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就一个接一个地念出俄罗斯诗人的名字来愚弄我。有著名的诗人，比如普希金、莱蒙托夫、秋切夫，也有二十世纪的诗人。他们以为我是个年轻愚昧的小女孩，每念出一段诗句，我就必须说出对应的诗人。其中有布洛克和布宁的经典诗句，几乎每一本诗集里都有。我回敬了一首谢盖尔·叶赛宁的诗。谢盖尔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每天只有一个小时是清醒的，就那么短短的一个小时，还能创作出伟大的诗句来。最后一首诗是用他的鲜血写出来的，因为墨水用光了。”

“你念他的诗了吗？”

“我就知道他们猜不出来，只能继续喝酒，最后还是由我揭开了谜底。”她的一只腿在另一只上搓了搓，继续说道，“其中一个人问我已经跟多少个男人睡过觉了，其他人听了全都大笑起来。”

“你是怎么回答的？”

“他们随便喊出了一个数字，大多数人认为我还是处女。我说男人的多少跟帕斯·捷尔纳克一生发表的诗集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帕斯·捷尔纳克一生中写了多少诗集，应该不会很多。那个时代没有一个诗人会发表大量的诗集。

“八本，”珊尼亚说，“不过我并没有把具体数字告诉他们，就让他们想破脑袋好了。”

突然我们都沉默起来，我看着她洁白的脚踝，脚趾甲被涂成了紫色，跟裙子的颜色是一样的。她在我前面喝完了杯子里的酒，又给自己倒了一点。

“女人喝酒的时候都想知道些什么呢？”

“什么都想知道。”

喝了一大口后，她又问：“你呢，有多少个女人？”

“不知道。”我说。

“都已经到数不清的程度了吗？”

“不是，我只是没刻意去数而已，觉得这不重要。”

“普希金跟第113个爱人结了婚，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没这么多，差远了，我可才三十岁。”

“普希金结婚的时候也就三十岁。”

她看了看我的杯子，给我倒了点酒。

“我看呀，你就不想结婚，也不想要孩子。”她说。

“怎么听起来跟残废似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她说，“可我觉得那样会很……无聊。”就像她得从几个词中做出选择似的，比如孤单、浅薄，最终选出了那个最不尴尬的词。

我经常意识到这一点，只要人们发现一个人没有伴侣，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那个人没有生活，名字背后也并未藏着故事。

“不过我也无法想象你结婚生孩子的样子，”珊尼亚接着说，“你总是在出差，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躲到诗集后面去。”

我也无法想象，不过这一切还是会发生。并不是结婚，而是小孩，除非我跟卢卡一样——不育。

“这是究竟为什么呢？”

“什么为什么？”

“那些旅行，还有你对诗歌的爱。”

“肯定不是因为我的家庭，不过我的太爷爷曾经踏上船板，去了美国，参与建设了一座摩天大楼，还真敢去追梦。不过他读不读诗，我就不知道了。”

“普希金的太爷爷是沙皇彼得大帝的领养子，得到他仿佛是上天赐予的礼物，当时还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埃塞俄比亚小男孩。”

“这我还真不知道。”

“诗人们曾经为那位先父叙写普希金的热情。”

就好像是编出来的故事，一个神奇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宫殿和蜀锦衣服的时代，在马车和白马的时代，故事被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情节越来越庞大，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故事里有一个北非的穆斯林，一个沙皇，还有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

一个藏在名字背后的故事。

闭幕式结束两天后，大约两千名观众欣赏完了诗人们在德林湖的木桥上的朗诵，我得负责让索菲亚怀上孩子了。聂胡达已经在妻子的帮助下种了一棵树。“就跟俄罗斯的宇航员出发去太空前一样。”珊尼亚说。诗歌公园里还举行了一个庄严的活动，立下了纪念碑，大伙儿一起乘船前往斯特鲁加对岸的那个小岛。岛上有一座古老的修道院，还有一口一直嗡嗡作响的水井。诗人们弯下腰，去听井里的声音，仿佛卡斯塔利亚的源泉，试图从中获得灵感。尽管俄罗斯的诗人都喝了酒，好在没人提早上岸、脚下踩空的。所有人都安全地回到原地，搭飞机回家了。

珊尼亚的男朋友来机场接她，她问要不要送我一程。我还是决定坐火车回鹿特丹。那个双手黑乎乎的男孩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就跟所有男人看某个跟他们的老婆一起过了几天的人的眼神一样。另一天晚上，珊尼亚又来到了阳台上，拿着一瓶还没开的酒，告诉我自己曾经出过轨的事实。“难道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九本诗集吗？”我问。“还有人说十本呢。”她一脸坏笑地回答道。

坐在开往鹿特丹的火车里，我在读查尔斯·米西克的散文诗，是乐立夫法罗在斯特鲁加送给我的。查尔斯是在美国出生的塞尔维亚诗人，曾经获得过普利策奖，却被文学评论家唾骂。并不是所有人都欣赏散文形式的诗歌的，尽管好多大家也都选择过这样的文体，比如波德莱尔、劳特门特，还有兰波。

火车开到代尔夫特的时候，我念到了下面这一段：“我被吉卜赛人偷走了，父母把我偷了回来。接着吉卜寨人又把我偷走了，就这样来来回回持续了好些日子。”那个孩子一天喝“新”妈妈的奶，第二天又坐在长长的餐桌前，拿着银勺子吃早餐。“今天是春天里的第一天，一个父亲坐在浴缸里唱歌，另一个正用五彩斑斓的笔调画出一只栩栩如生的麻雀。”

诗很短，两段而已，就在火车停靠在鹿特丹中心站，我离开车厢时，才读懂了字里行间的潜台词。

我跟着人群走进城里，经过上千辆自行车和叮叮当当作响的电车。那时火车站的对面还有一座陈旧的桥，一个男孩合唱团正在桥上练习。从那里经过，时而还能听到那些穿着水手服的男孩子们高昂的歌声：上帝的羔羊，是那么无辜，却被宰杀在十字架上。

我熟知鹿特丹的每一条街和路上的每一块石头，然而整座城市却在不停地发展中。从南美旅行回来，人们会发现一座大楼就这么消失了。从前只要骑车经过那里，就总会抬头看一眼。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个个广场也变了模样，一道道铁轨消失在地底下。这是我第二次去斯特鲁加，和第一次隔了六年之久，却没有发现什么大的变化，也没有崛起的闪亮的大厦。整座城市给人一种亲切感，而在鹿特丹，唯一的亲切感来自打桩机的轰鸣声。

回到家，我发现厨房的桌子上摆着一叠信封，看来负责打扫屋子的人来过了，水池锃亮，灶台上空空的。每次一到酒店，我总会先去床上躺一会儿，连鞋都懒得脱。看着墙纸上的花纹，还有天花板挂灯上的苍蝇屎。这下到了自己家，我得竭力压制住那种诱惑。

晚上我走向冰激凌店，到了街角，又往回走起来。我看见店门外排着长长的队，改天去应该比较好。在飞机里我听说天气会转凉，还会下雨。看来坐飞机回家的旅客跟卖冰激凌的人一样痴迷天气。

那确实是这个夏天最后一个晴天。当我第二天晚上走向冰激凌店时，街上出现了一大摊一大摊的水洼。现在是十点钟，街上很安静。母亲一个人站在柜台后面，父亲在咖啡机旁，三个来自索马里的男人坐在店里。他们经常来店里喝咖啡，用母语谈论那些我们只能猜测的话题。卢卡在厨房里做冰激凌。

我跟父母打了个招呼，经过柜台，来到收银台后面，走进了那扇通往楼上的门，上次爬这个楼梯已经是好几个月前的事儿了。谁都没说话，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就跟他们知道我要来店里，也知道我要做的事情一样。几年后我问卢卡，才知道他早就把我要回来的消息告诉了父母。我因此责怪他，他却恼怒地说：“没错，我是告诉他们你要回来了！”接着又大声嚷嚷道：“没有，我当然没说你要跟索菲亚上床的事，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又不蠢！”他说我是来念诗的，希望索菲亚听了我念的诗，能好一点，高兴起来。母亲听了，什么也没说。父亲一边摇头一边说：“要是她从今天起一直卧床不起，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我以为楼上会一片漆黑，房间里会很闷，索菲亚会闭着眼睛躺在被子里，以为她什么都不会说。我想她应该没有洗澡，应该很累，甚至筋疲力尽。出现在眼前的应该会是一张悲伤的面孔，嘴唇干裂，眼圈浓重，头发像章鱼的鱼须一般散在枕头上。我刚走上最后一级台阶，索菲亚就打开门欢迎我的到来。我发现她把头发编起来了，脸上还红彤彤的。她穿着一条印着牡丹花的裙子，粉色、紫色和白色相互交映，美极了。

我们就这样站在门口，什么也没说。“哥哥，你好。”最后还是索菲亚先开的口，脸上带着一丝微笑。就跟她第一次站在店里卖冰激凌，我走进店里时的那个微笑一样，当时她手里还拿着拖把。一切是那么不可思议，却又那么自然。对，应该就是这样的，既不可思议，又无比自然。

我在她的脸上亲了一下。她抓起我的手，并没有把我带向那两张我和卢卡曾经睡过、如今拼在一起的床，而是来到了阁楼中间，站在了一块铺在小小的正方形天窗下面的地毯上。如果天空晴朗，我们便可以在星空下亲吻。这时我们的嘴唇在巨大的蓝色云朵下互相靠近，她闭上眼睛，轻轻地掐着我的手，身体靠了过来。我看着她那浓密的眉毛和略有斑点的皮肤，还有额头上的凹陷。

她的嘴唇慢慢地松开了，只听她轻声说道：“卓凡尼，把眼睛闭上。”

我闭上了眼睛，她开始用那柔软的手、有如小枕头般的手指摸我的脸。手指划过我的脸庞、我的嘴唇，她开始无声地吻我的耳朵。

她把我的右手放到了她的背上。“摸我。”她一边轻声说，一边又在我的嘴巴上亲吻起来。她的嘴唇微微张开，我想到了白雪，想到了无数片雪花，还有几百万个冰晶；也想到了弟弟卢卡，那时的他还是个小男孩，那时的我们都被那个把细细长长的粉粉的舌头从嘴里伸出来的女孩给迷住了。

她好香，应该是洗过澡了，不过不是专门为我洗的。头发是干的，我闻到了她的体香，那个我从来都不可以触碰、不可以看的身体。我只看过她的手臂和腿，似乎在发光，是光在皮肤上的游戏，还有那个V字领。

我曾经梦到过她的胸，也幻想过上百次。它们很完美，握在我手心里不大也不小。乳头跟小女孩的一样，很小，颜色很淡，几乎成了透明的。不过这一切我从来没有真正见到过。光射得不够远，游戏也总是终结，尽管她的腰弯得很低，尽管她总是笑容满面。

当我们走向床边时，我听见地板的嘎吱声，总感觉所有人都听得见：楼下的父母，厨房里的卢卡，还有坐在桌前的索马里人。大家都知道。这时我们来到床前，看来就要开始了。

索菲亚转过身，提起辫子，肩膀上出现了小小的凹陷。她站在原地，仿佛是在给艺术家当模特。我不知道她想要什么，想要我做什么。

“拉链。”她笑了起来。

就跟第一次似的，依旧不自信，依旧笨手笨脚。

我抓起冰凉的拉链，一直拉到最下面。她的背像牛奶一样白，裙子落在了地上。索菲亚从那群牡丹花里走了出来，侧身躺在了床上，一只手垫在头下面。

“来吧。”她说。

“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有一点。”

“只是一点吗？”

只见她的胸一上一下：“是的，有一点。”

她坐起来，解开我的衬衫，我的衣服和她的裙子一起丢在了地板上。她开始摸我的内裤，手指伸了进去，还在下面亲了一口。

“你才不是西兰菜味道的呢。”她说，“卢卡也不是草莓奶糖味的。”说完还大笑起来。

她怎么能这么轻松？这个年轻的女人曾经是那么悲伤和忧郁，有时一整天都不说话。来个买冰激凌的小男孩，也会热泪盈眶。难道是在黑暗中找到了一条回到过去的通道，又变成了那个能用舌尖碰到鼻子的神奇的小女孩？

她又开始抚摸我，我的手也划过她的肌肤，那丝绸般的小腿，那温暖的臀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温存？完事了不就行了吗？索菲亚躺在床上，我从后面进入，又快又用力，如公牛般猛撞。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亲吻着彼此，没有丝毫着急，就跟我们还很年轻、关系很纯洁似的。我解开了她的胸罩，那对胸本来应该更大一些，乳头的颜色也更深一些，不过它们很小，还是粉粉的。

轻松的气氛消失了，我们爱着对方，两个身体还没有完全熟悉，却充满了好奇，好奇每一个地方、每一毫肌肤。

她自己脱掉了内裤，下面的皮肤更白，阴毛卷卷的，我的手指自然而然地滑了下去。甘松花和蜗牛都没有这般细腻的肌肤，月光下的玻璃都没有这般光泽。这是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的诗句。

“用你的大拇指。”她轻声说道，“我要你的大拇指。”

我没有立刻明白她的意思，至少在她轻声耳语的那一刻。当她开始重复，宛如一个命令时，我便开始按她说的做，用光滑的大拇指触摸着她，没有冰激凌人的老茧，而是翻阅了无数页诗歌的大拇指，和卢卡的完全不同。

她开始呻吟、蠕动，仿佛一道闪电从身体里穿过。这时我才注意到她的皮肤是如此苍白、头发是那么黯淡。这才是我弟弟的妻子，不幸、缺乏日照，脸上的红原来是抹了胭脂。

“继续。”她说。

“不行啊。”

“他同意的。”

“可这是不对的。”

她把手指放在了我的嘴唇上，说：“他在做冰激凌，不会上来的。”

有一瞬间，我似乎看见了卢卡，站在贴着白瓷砖的厨房里。冰激凌机器在转，嘶嘶的声音回响在耳畔。第二天他会告诉我都做了哪些口味，而我却跟他的妻子上了床。所有人都在谈论，这是卢卡第一次做带酒精的冰激凌。是格拉巴酒，用橡木发酵而成，43度。应该没有比这难度更大的冰激凌了。

尽管外面下着雨，店门口还是排成了一条龙，都是斜对面酒吧里的常客，闻到了冰激凌的味道，纷纷赶来。就这样，格拉巴酒冰激凌卖了一个又一个。冰激凌的口感好极了，简直是个奇迹。酒精降低了冰点，酒精度越高，冰激凌结晶的速度就越快，吃到嘴里会有种泥泞感。不过卢卡还是成功了，堪称完美。兴许忙了一整夜，往冰激凌里足足倒了十瓶酒。第二天早晨我透过办公室的窗户看过去时，看见卢卡正靠在柜台上，好像度过了一个漫长劳累的黑夜。

相比之下，索菲亚满面红光，笑容灿烂地像只蝴蝶似的在店里飞来飞去。人们说有的女人很熟悉自己的身体，能感觉到新生命的孕育。索菲亚也感觉到了，幸福极了。

她亲了我一下，那清爽的口气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她的手经过我的大腿，滑向了我的腹股沟、睾丸，一把抓住我，一上一下动起来。

“你喜欢按摩油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索菲亚就从床头柜里拿出了一个小瓶子，往手心里滴了几滴，便开始给我按摩。右手缓慢地一上一下，把我紧紧地握在手里。

“舒服吗？”

舒服，太舒服了，可这是不对的。

“还有别的要求吗？”

她一边微笑，一边继续按摩，两只手一起，手指缠绕在一起。这是一种特殊的技巧，一种波浪式的运动。我感觉到一阵阵热浪，舒服极了。

“你还不能高潮。”说着，索菲亚便紧紧地掐了下去。

我睁开了眼睛，看到了床的围栏上脱落的油漆。这是卢卡的床，我们正躺在他的床上。小时候，父母不让我们出去玩，他就会很生气，一生气就会刮围栏上的油漆。

我怎么就没找家酒店呢？彼尔德公园酒店的总统套房既宽敞又明亮。几年前，我们把世界诗歌节邀请的诗人都安排到了那里。从窗户看出去，就是鹿特丹城，美极了。

她的手在我身上四处蔓延，她的整个身体，腿，嘴，还有头发。被子、枕头和她赤裸的双脚都叫我眩晕。到底是因为索菲亚，还是因为我想到了在做冰激凌的卢卡？冰激凌机器不停地转啊，转啊，转。

她抱着我，坐到了我身上，看着我，慢慢地动了起来。韵律节制，毫不着急。

“卓凡尼，”她说，“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你没说真话。”

我在想他们在维纳斯结婚的那天。

她停了下来。

“别停。”我说。

“你们都一样，什么都藏在心里。”

“什么？”

“你跟你弟弟，你们全家。”那神仙般的摆动停了下来，她还坐在我身上。

我曾经跟她妈妈上过床，在卢卡和索菲亚的婚礼结束后，是我引诱了她的母亲。她老公先回家了，她喝多了，我们没跟大伙儿告别就溜走了。是在街上站着完的事，就在面包房后面的小广场上。她披着一件皮毛披肩，深蓝色的裙子提到腰际，手撑着墙。没错，是索菲亚的妈妈。

我一下子把索菲亚推到床上，她背对着我，先是惊慌地朝后面看了看，当我的手指触及到她的背时，就又立刻放松起来。她简直毫无缺陷，白色的腰，丰满的臀。我进去了，动了起来，进进出出，越来越用力。我撑在床上，她在我的手指上咬了一口。

我不该去想弟弟，不该去想在机器里旋转的冰激凌，不该去想床的围栏上脱落的油漆，不该去想她妈妈。诗句一行接一行地在我脑袋里纵横交错，宛如从天而降的大雨灌入了我的精神世界，清洗了一切。

那天晚上，就像洛尔卡诗里写的那样，我坐在一匹自由自在的珍珠母马上，在一条完美的大路上奔跑起来。

绒毛般的呼吸

五月一个寒冷的早晨，我的儿子来到了人世。索菲亚和卢卡去医院的路上下着雨，两人又着急又紧张，一个装着宝宝衣服的小箱子放在后座上。夜里，街上很安静，红绿灯眨着眼睛。那几个小时里，卢卡一直站在索菲亚身后，紧紧握着她的手。在这之前，他还从来没体验过这般亲密感。在婚礼上没有，床上也没有。他摸着索菲亚的脑门，给她加油。当宫缩持续来袭时，天上的云朵散开了，飘向了北方。太阳照在河面上，天空透着浅蓝色，载满集装箱的大船开向了大海。古斯配·塔拉米尼，一副皱巴巴、湿答答的模样，降临在护士的手臂里，五斤重。他闭着眼睛，嘴唇光亮，头上几乎没什么头发。小鸟在茂盛的大树间唱起歌来。

当时我在巴塞罗那，夜里天气晴朗，早上很暖和，到处充满了生机。穿着西装的男人站在吧台前喝咖啡，宽阔的大道上汽车一辆接一辆，地铁里很闷。我晚上才收到从鹿特丹发来的消息，白天一直在听诗人和声音艺术家的表演。他们一起来到巴塞罗那国际诗歌节，用字词和声调做实验。一位法国诗人在沙丘发出的声音的伴奏下朗诵诗歌；另一个诗人发音不清，看来这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加泰罗尼亚酒店的前台小姐在递给我房门钥匙的同时，也递给了我一张折叠好的纸，上面写着鹿特丹冰激凌店的电话号码，看来索菲亚生了。是个小男孩，早在今年冰激凌店开门的第一天她就把这个消息悄悄告诉我了。

“过来一下，我有事情告诉你。”索菲亚说。

我站在柜台前，她站在柜台后，手里拿着挖冰激凌的勺子。

我们俩弯下腰，身体悬在今年的第一批冰激凌上面。只听她轻声说：“是个男孩。”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复、该说些什么。

“我们要有个儿子啦。”她又说。

我看着索菲亚，她的脸胖了一点，眉毛粗了一点。蓝色的围裙并没能遮挡住那个大肚子，还有就是她的胸也变大了。

“可别告诉别人哦，”她说，“爸爸妈妈都还不知道呢。”说完就又站直了身子。

“你高兴吗？”

“嗯，很高兴。”

只见她满面红光，好像刚听说这个消息，就跑来第一个告诉我似的。在她的身体里孕育着一个小男孩，一个有手有脚、有指甲有头发的、蜷缩着的小生命，而这个小生命就是我和我弟弟的儿子。

“我猜他在睡觉。”索菲亚说，声音仍然很低，“要是醒着，就能摸到他在动。”

几天后索菲亚让我摸她的肚子。当时我站在世界诗歌节的办公楼前，手里拿着钥匙，她从街对面跑了过来。还是早晨，店还没开门。索菲亚还没穿上围裙，看起来就跟什么也没穿似的。丰满的身体裹在衣服里，臀部、屁股、胸，还有那个大肚子，我都看得一清二楚。她抓起我的手，放在了那紧绷的T恤上。

“感觉到了吗？”

我没有立刻就感觉到。过了几秒钟，便清楚地感觉到手掌心微微动了一下。

索菲亚把手放到了我的手旁边，我感觉到了她手指的触碰，也许这就是为人父母的体验吧。我们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周围的一切都在运动。有云朵、树上的叶子、城西运河路上的电车、汽车、骑车的学生，还有屠夫们唰唰的挥刀声，把火腿切成了薄片。

卢卡走了出来，我把手抽了回去，很自然，仿佛条件反射。

“早上好啊，叔叔。”卢卡说。

没错，这是我的角色、我的职责。

“卓凡尼摸到他动了。”索菲亚说。

“应该是他的小手，”卢卡笑着说，“在梦里做冰激凌呢。”

我们几乎没什么交流的机会。秋天里我经常出差，紧接着冬天就来了，全家人都回到了维纳斯，而我待在鹿特丹。

索菲亚回到了店里，准备开工。

“是个男孩。”我对卢卡说。

“是啊，真是太棒了。”

“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吗？孩子还健康吗？”

“医生说长得不错。”

“那就好。”

“你怎么样？”

我没有直接回答，卢卡还从来没问过我的好坏。

“很忙。”我说。

卢卡没说话。

“要读好多东西。”我说。

“会在鹿特丹待上一阵子吗？”

“过两个星期去苏格兰。”

也许我们就不该见面，毕竟我睡过他的老婆。

“你会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卢卡问。

“这我还从来没想过。”

“那你觉得什么名字好听？”

“你这是给我出难题呢。”

“你总能想到一两个名字吧？”

我想了想。

“奥赛罗。”

“奥赛罗？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名字？肯定是个诗人。”

“不是的，是莎士比亚的一部作品，一场悲剧，不过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不想让索菲亚和卢卡的儿子跟一个杀死了老婆，之后又终结了自己的生命的人拉上关系。

“冰激凌机器的发明人就叫这个名字，”我说，“奥赛罗·卡塔布里格。”

卢卡点了点头。他跟冰激凌机器比跟人待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父亲当年买的是二手货，看来机器的寿命比冰激凌人的要长多了。

我觉得那名字好听极了，长短音节相互结合，很有韵律感，还蕴含着力量。叫这个名字的人，总有一天会研究出一项重要的发明。当奥赛罗·卡塔布里格在1927年申请专利后，他发明的冰激凌机器就传遍了全世界。奥赛罗·塔拉米尼，要是我父亲也叫这个名字，没准还就真研究出什么伟大的发明了呢。

“我们想叫他古斯配，”卢卡说，“跟爷爷的名字一样。”

“跟太爷爷的也一样。”

“没错。”

这是一个传统的名字，一个冰激凌人的名字。

我从酒店的房间拿着无绳电话拨通了冰激凌店的号码，母亲一接通电话就叫出了古斯配的名字，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接着还大声说：“是个男孩。”她不知道我已经知道孩子的性别了，事实上她什么都不知道。

我躺在床上，把电话贴在耳边。

“真可爱啊，”母亲说，“长得可漂亮了，头上还没长头发呢。”这是一种刚当上奶奶的愉悦。

父亲也接过电话，说：“卓凡尼，你在哪儿呢？快回来，这么漂亮的小家伙，你肯定从来没见过。”

“我后天一到鹿特丹，就马上过去。”

“就连睡觉的时候也在笑，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简直是个奇迹！”

电话里发出了沙沙声，还是店里的声音呢？我看着写字台上的烧水壶，看着夹着旅游信息的文件夹，看来现代艺术博物馆离酒店很近。

“你还在吗？”父亲问。

“在，索菲亚怎么样？”

“挺好的，她真是太棒了。对了，明天就可以回家了。”

“卢卡呢？”

“在厨房里做冰激凌呢。”

也许孩子刚生下来，卢卡就又回到了厨房里。

那时候店里还没有无绳电话，我说：“我晚点打给他，他要做好多冰激凌，肯定很忙。”

“是啊，春天里冰激凌机器还没停过这么长时间呢。”

第二天我没有工作，跟国际诗歌节的组织方打了个招呼，把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了门上。阳光透过窗帘的一条缝隙照了进来，灰尘在那道刺眼的光线里打转。我想到了索菲亚的手，其实不该去想她的手，该想的是那个睡在妈妈身边的小男孩。画面是那么平和，梦里出现了那天鹅绒般的子宫。今天索菲亚就可以回家了。她的双手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仿佛一部一再重播的电影。按摩油，缠绕的手指，波浪式的运动。卢卡也享受过这种快感吗？我试图把画面暂停下来，好看清那个从床头柜里拿出来的瓶子里还剩多少按摩油。真是太舒服了，九个月过去了，我还在想着当时的场景，还想要那双手。除了那双手，我别无所求，只是一种纯粹的欲望。

快十二点的时候，一把钥匙插进了锁里，门开了。是服务员，黑色的头发盘了起来，穿着一件白色的围裙。

“对不起，”她说，“对不起！”门又啪的一声关上了。

直到后来，思念才向我袭来，是在我见过小古斯配之后。一到火车站，我就立刻赶到店里。那是五月里无云的一天，太阳高挂在空中。到店里时，我都被汗水浸湿了。母亲站在柜台后面，索菲亚在楼上，卢卡在厨房里，父亲在咖啡机后面。

“她在休息，”母亲说，“一会儿就下来。”

我摇了摇头，打算上楼去，很想看看那个孩子。

“让她再睡会儿。”父亲说。我经过他身边，直接上了楼。我上楼去睡索菲亚的时候他们什么也没说，而现在看我的眼神就跟我是个罪犯似的。

飞行途中一个年轻的母亲和一个宝宝坐在我前面，是个三个月大的小女孩。妈妈抱着她在过道里转悠，好哄她入睡，而她就只顾着看周围的乘客，也包括我。

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了小宝宝，在巴塞罗那，在机场检票柜台的队伍里，在荷兰史基浦机场。我突然希望索菲亚会出现在到达大厅里，手里抱着古斯配，站在捧着玫瑰、拿着气球的人群中。在荷兰，还从来没人来机场接过我呢。

古斯配很小，衣服很大，侧躺着睡着了，手臂摆在身体两侧，小拳头捏得紧紧的。终于见到了，我想把他抱起来，紧紧地拥进怀里。

索菲亚睁开了眼睛，仿佛还没完全醒来，轻声说：“我不知道你今天会来。”只见她穿着内裤躺在床上，毯子丢在一旁。阁楼里很热，她也就没穿衣服，没盖被子。见到我倒也没被吓一跳。

“我想见他。”

她面带微笑看着古斯配。我们一起看着他，看着那扁扁的耳朵，那柔软的小脸蛋。

“好看吧？”

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没能阻挡住，便从眼睛里滚落下来。

“我猜他一会儿就醒了，”索菲亚说，“已经睡了两个小时了。”

看着他，仿佛看着一个奇迹。就是这个小男孩在春天里让冰激凌机器停止了转动。瞧那小小的手和粉粉的手臂。

我弯下腰仔细看他的脸，那对眉毛就跟用画笔画出来的一样。一只小手微微动了一下，拳头松开了，不过还没醒来。绒毛般的呼吸，正如怡达·赫尔哈德在诗里写的一般，轻轻地一上一下，几乎察觉不到。

索菲亚也侧身躺着，面对着宝宝，说：“我再休息一会儿。”

“要我出去吗？”

她摇了摇头。

“那我再待一会儿。”

她嗯了一声。

这时我才闻到怡达的那首小诗里的味道：蜂蜜的香味，新鲜的牛奶，一窝刚出生的小动物，睡得正香。

索菲亚的乳头变宽了，颜色也变深了，胸很大，看起来很强壮，很美丽。不仅是她，他们俩躺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无比美好的画面，是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牵连。赤裸的身体看上去很自然，保护着宝宝和她自己。

卢卡在楼下做冰激凌，很晚才会上楼来，到时候我就该走了。

索菲亚闭上了眼睛，好像睡着了，一条腿跷在另一条腿上。我小心翼翼地在古斯配的脑袋上亲了一下，使劲嗅了一口他的味道。是一种事实已成的味道，是出生，也是秘密。他没什么反应，和他的第一次接触就这么过去了。我见到了他，而他却没见到我，不过这已经足够了。

古斯配出生后不久，我便第一次前往特拉维夫，去参加莎尔国际诗歌节。我在鹿特丹待了一个星期左右，抱着古斯配，只见他满额头的褶皱，盯着我的脸看。他似乎还没弄明白，不明白我在微笑时露出的洁白的牙齿，不明白我那三天没刮的胡子。我把自己的鼻子贴在了他的小鼻子上。

卢卡白天晚上都待在厨房里，要准备三十种不同的冰激凌。下午就帮母亲卖冰激凌。他话不多，见了店里的常客，连声招呼都不打。那个星期我都没见他抱过古斯配。索菲亚每时每刻都跟宝宝待在一起。我要是从办公室里看见她坐在店外面，就会立刻下楼。很多时候古斯配都在睡觉，一只小手搭在妈妈胸前。

索菲亚告诉我，宝宝出生后体重总会下降一点，接着便一天接一天地长大。医护人员觉得古斯配长得很好。

我在鹿特丹的那七天里倒是没看出什么变化来，古斯配还是那么小，穿的衣服仍然那么大。也许头发的颜色变浅了一点，不过那么细微的变化很容易就从记忆的筛子里落下去。

卢卡的变化倒是很明显：眼睛变小了，眼袋一天比一天大。

“你儿子不让我好好睡觉。”一天下午他开玩笑似的对我说，可是谁都没有笑。

当我抱着古斯配的时候，也许小家伙已经看清了一切，所以额头上才出现了褶皱。两张非常相似的脸，一个把胡子剃得滑溜，一个面带微笑；一个微微皱眉，一个被太阳晒黑。

到了特拉维夫我才知道组织方给我安排了一个翻译。诗人们用母语朗诵，再被翻译成以色列语。我需要英语翻译，于是一个系着围巾的小个子男人整天跟着我。他在欧洲议会上班，对诗歌毫无兴趣。不管我坐在哪里，他都跟在我后面，嘴巴贴在我的耳边，把诗句同步翻译出来，还时不时给出一些评论：“妈的，怎么又是玫瑰！去他妈的玫瑰花，去他妈的玫瑰花。”看来他不怎么喜欢比喻的手法。

众多节目中，有一个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诗人互相翻译对方的作品，所有作品都跟冲突有关。在能够翻译之前，得了解对方看待斗争的态度。诗人们必须钻进对方的脑袋，而这必然会引起一番争论，翻译仿佛在我耳边做一场比赛的现场报道。虽说诗人们很少同意对方的观点，倒也把别人的故事听进去了。

回到鹿特丹，我便全身心投入到世界诗歌节的准备过程中，六月中旬诗歌节就要开幕了。我跟记者们见面，纠正英语翻译，和其他编辑商量节目安排，有时候到了晚上十点，还待在办公室里。那些天很忙，不过肯定没有冰激凌店里忙。卢卡吃力地搬装冰激凌的盒子，把甜筒和奶昔送到店外面的小男孩和小女孩手里。他一定腰酸背痛，从走路的样子就可以看出来，简直跟父亲一个样。

索菲亚的气色倒是越来越好，推着婴儿车漫步在新马斯河岸边。有时候坐在岸边的椅子上，一边看着大船开向腹地，一边给古斯配喂奶。只要她伸出食指在古斯配的嘴唇上摸两下，古斯配就会笑起来。

索菲亚很快就恢复了苗条的身材，穿上了裙子。看着她，真是一种享受。身体线条紧致，胸部丰满。有一次我在公园街遇见她，当时刚跟一个诗歌节的赞助商聊完。正直柳絮飘飘的季节，城里有些地方就跟下雪了似的，无数的柳絮飘在空中。

“卓凡尼！”

我转过身，看见索菲亚站在六月的雪花里，推着婴儿车向我走来，头发上粘着白色的绒毛。

古斯配醒了，躺在车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我俩的脸，好看极了。小手臂挥来挥去，发出了愉悦的声音。

看来还有一些东西留在了记忆的筛子上。我看见他的脸变胖，也变圆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出他的变化来，我发现他长大了。

“怎么样，爱上他了吗？”索菲亚问。

“嗯。”

我的确陷入了爱河，就像曾经爱上她一样。

古斯配的小腿蹬个没完，索菲亚在他的肚子上挠痒痒，只听他大声叫起来。

“夜里怎么样？”我问。

“他一动，卢卡就醒。”

“是经常哭吗？”

“也没有，饿了就会哭。”

索菲亚想了想，又说：“卢卡说古斯配一直踢他。”

“睡得这么闹腾吗？”

“他呀就是个调皮的小家伙，一般睡在我们中间，主要怕他半夜从床上掉下去。”

她看着飘落的柳絮，宛如从前的雪花。我想起了第一次在雪地里看见她的场景，那扬起的头、张大的嘴巴，不过一切都变了。

“这也能用舌头来接，”索菲亚说，“不过味道不怎么好，而且还有很多灰尘。”

我们一起走向店里，也没怎么说话，婴儿车里时而发出一点声音，就跟所有的年轻父母一样，我们一起看向古斯配。那双黑色的眼睛一直高兴地扫来扫去。

世界诗歌节开幕两天前，我在冰激凌店外面遇见了索菲亚。一大早凉凉的，不过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她穿着一条火红的裙子，宛如罂粟花。

“陪我喝杯咖啡吧？”

“我得去上班了。”

“就一杯意式浓缩。”

我答应了，在她对面坐了下来。

“还有很多准备工作吗？”她问。

“今天第一批诗人就要来了。”

我注意到她手臂上的鸡皮疙瘩。跟她妈妈在山里一样，穿衣服从来不去管天气。

“今天要去机场吗？”

“是的，早上一趟，晚上还得去一趟。”

父亲走了出来，伸手去抱孙子，还对我们说：“没这个可爱的小家伙，才不给你们免费的咖啡呢。”

“轻点，”索菲亚说，“刚喝完奶。”

古斯配在跟自己同名同姓的爷爷手里叫了起来。

“我们再捏鼻子玩，好不好啊？”父亲一边说，一边抱着古斯配自豪地走进了店里。作为爷爷的他比起冰激凌商人的身份来有意思多了。

我们看了一会儿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正赶去店里上班的女售货员的高跟鞋踩在地上，发出踢踢踏踏的声音。

“我的胸都烦死了，”索菲亚说，“一连几天都硬邦邦的，就跟每时每刻都要爆炸似的。”

我没忍住，看了过去，心里想：今后闭上眼睛，这幅画面会不会一直出现在眼前，永远不会消失呢？那躲在红裙子里装满奶汁的胸，我真希望这幅画面会从筛子里落下去，怕的是机会不大。

父亲拿着两杯意式浓缩走了过来，古斯配在奶奶怀里，两人一起看各种各样冰激凌的颜色。有浅绿色的开心果味、黄色的柠檬芒果味、红色的石榴红根菜味。卢卡在他们身边待了一会儿，在古斯配的小脑门上亲了一口，朝我们招了招手。

索菲亚也挥了挥手，说：“来坐一会儿吧。”

“就一会儿，”卢卡一边说，一边坐下了来，“一会儿还有好多事儿呢。”

古斯配站在卢卡腿上，手指塞在嘴里，口水从嘴巴里流了下来。

“要热了，”卢卡说，“不知道去你那儿的人有没有来买冰激凌的人多。”

他指的是诗歌节。以往平均每天会有五百人来到现场，天气一热就少多了。炎热的夏天是诗歌节的致命伤，然而冰激凌店外面就会排着几十人的长队，宛如一条缓慢蠕动的蟒蛇。具体来了多少客人，也没时间去数。

卢卡笑了，这场比赛赢的人是他，也许他早已赢了一切。十八岁那年我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做了一个选择，然而并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后果，而且还越来越严重。

古斯配不安地动来动去，吃不到手指就哭了起来。卢卡摸着他的脑袋，试图安抚，不过效果不大。

我看到了卢卡眼里的不知所措，一个年轻的没有经验的父亲。就在那一刻，我从卢卡腿上抱起了古斯配，拥进了怀里。

卢卡一脸怒火地看着我。

我抱着古斯配摇来摇去，在小屁股上轻轻拍打起来。突然哭声小了，他在我怀里渐渐平静下来，接着又开始不安地摇头，大声尖叫起来。

索菲亚从我手里接过古斯配，一边解开左边肩膀上的裙带，一边说：“我看他还没吃饱。”白色的胸露了出来，古斯配的嘴巴贴上去，一边吸，一边进入梦乡。

我和卢卡站起来，准备去工作。

那天晚上我再次前往机场接一个来自津巴布韦的诗人。是一个非洲诗歌节的编辑向我们推荐了他。编辑说那个诗人住在一个小村子里，是那里的牧师，同时也是村里煤矿厂的爆破专家。到了晚上就在火堆旁朗诵自己写的诗，跟他的生活一样，他的诗也很简单。我们收到的作品中，其中一首写的是一个男人，在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刻，选了一个十字路口蹲了下来，等待汽车丢失的轮毂罩，就这样等了一个又一个，直到集齐了五个，好拿回家当吃饭的盘子用。

诗人随身只带了一个小包，当我们来到机场的到达大厅时，一直瞅着四周。坐在汽车里，我试图跟他交谈，他用很初级的英语给我讲两天前在津巴布韦南部的小村子里开始的旅行，在这之前他还从来没出过国。

从前我们也接待过来自偏远地区的诗人，他们住在萨赫勒的土屋里，或者来自智利的农村，四处都是绵羊。也有的诗人选择了一种孤单的生活，远离文明，在大自然中创作，被五行包围，比如中国诗人寒山。寒山住在一座大山里，在岩石壁、石头和树上写诗。

有时候仿佛是我们用钳子把一个诗人从居住的环境里夹了出来。到了鹿特丹，他们得适应晚上的灯光和高楼外呼呼的风声。

我必须给来自津巴布韦的牧师兼爆破专家解释什么是消费券。在他住的村子里，有时人们得花一整天的时间才能找到水源。当他弄明白消费券的作用后，便走向吧台，看着那些酒瓶。他只是耳闻，还从来没尝过酒的滋味。

就跟第一次吃冰激凌似的，只是少了几分单纯。诗人把消费券全都喝光了，在开幕式即将开始时，他也醉得差不多了，节目进行的过程中便进入了梦乡，打呼声超越了格鲁吉亚诗人朗诵的声音。节目制作人得扶他登上舞台的阶梯。

开幕式的晚上，我们只让每个诗人念一首诗。有的观众觉得太少了，还有应邀来参加开幕式的嘉宾觉得我们把诗人从世界的一端请到另一端，只为了念一首诗，多少有些夸张。不过对这个喝醉了的爆破专家来说，对着话筒连续说出两个字都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他在诗歌节的第三天发掘了威士忌，开始不停地酗酒时，我便把他送进了酒店房间，开始实行软禁。

有时候就得严厉一些，要求也要讲得清清楚楚。在世界诗歌节工作的那些年，我大概见过1500名国际诗人，每年都有一些难缠的。不是要一个比其他人更好的房间，就是要求只跟诗歌节的董事用餐，还有拒绝跟节目制作组的女工作人员握手的。

在斯特鲁加，荣誉嘉宾每天晚上都跟诗歌节的董事在德林宾馆的餐厅里用餐，桌子也是事先预留好的。几年后，我在柏林艺术学院的休息室里听说，有两个诗人同时参加了在迪拜举行的一场诗歌节，却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方。一个诗人住的是酒店的总统套房，拿到了一万美金的酬劳。而另一个诗人入住的房间连窗户也没有，在一个几乎没什么观众的小厅里朗诵自己的作品。

世界诗歌节付给每个人的酬劳是一样的，也没人会得到什么优先照顾。理查德·海曼从一开始就立下了这个规矩，维克多·拉尔森将其继承了下去，有一天我也会一如既往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津巴布韦的诗人终于睡醒了，我去酒店里接他。他在房门前拥抱了我，并拒绝在休息室里为他准备好的一叠消费券，晚上和韩国诗人高银一起登台演出。那天晚上一切都顺利极了。外面很热，城里的咖啡馆外面坐满了人，冰激凌店外面排着长长的队。所有人都在聊天、点单。里面，剧院的小演出厅里，在凉爽的黑暗中，众人倾听诗人的朗诵。一半的坐席都满了，不光有固定的观众，那些热爱诗歌的人，还有在最后一刻买票进来的人。他们都很好奇城里随处可见的广告上印着的那几句诗后面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故事。

来自津巴布韦的诗人站在讲台后面，全神贯注地朗诵自己的作品，就跟创作时的态度一样。高银念诗的声音很轻，仿佛他的作品是用呼吸写成的。观众时而鼓掌，而有时候一首诗念完了，全场仍然一片安静，仿佛交响乐尾声结束后那几秒的沉寂，诗人站在台上一动不动。这样的画面叫人久久无法忘却。就跟贺拉斯诗里写的那样，纪念碑总比黄铜耐用。

这是诗歌节的第四天，夜里，它会悄悄过度到第五天。我们一小群人一起去白薇姿街上的中餐馆吃椒盐墨鱼，天已经微微发亮。坐在我旁边的女翻译的粉色指甲油有些脱落了。她告诉大家她的老公跟一个女诗人跑了，而且还是她把女诗人介绍给了老公。一个乌克兰诗人盯着眼前的筷子，最终还是决定用手吃。

诗歌节的那几天，日子过得特别快，根本就来不及细想。我们把工作人员分配到不同的演出厅，有时候不能亲自到场，因为跟某个诗人或者另一场诗歌节策划人的对话仍在进行中。总有人提出建议，推荐诗集和一些前途灿烂的诗人的名字。一晚上只能睡三四个小时，骑车回家的时候，天已经开始亮了。

当诗歌节拉上帷幕，场地的清理工作完成，入口处的大条幅降了下来，诗人们都坐进了飞机，古斯配又长大了十天。

十天后，我在冰激凌店里见到了他，正睡在收银台旁边的婴儿车里。索菲亚站在柜台后面，穿着围裙，手里拿着一把勺子。

我有点担心古斯配一下子长高，或者头上忽然长出了许多头发，好在他还是那么小，跟上次一样，脑袋上还是光秃秃的。

“还在睡吗？”索菲亚问。

他还在睡，小嘴巴微微张开，左手像只海星似的放在胸前。我试图去寻找他的变化。手指变粗了吗？眉毛上细细的绒毛消失了吗？脸上是不是长了个疙瘩？整整十天我都没见到他了，占据了这个小生命三分之一的时间。

“你看什么呢？”索菲亚来到我身边，问。

“什么都看，看他的小鼻子、小耳朵、睫毛，还有指关节上的纹路。”

“他的睫毛又长又漂亮。”

我看了过去，同时寻找起记忆中的画面来。

“是长大了吗？”

“当然啦。”

古斯配惊了一下，小手动了起来，睁开了眼睛，深色的眼珠露出来一小会儿，很快又不见了。可能是听到我们的声音了。

“抱着他，就能感觉到了。”过了一会儿，索菲亚小声说道。

我好想把他抱起来，去感受那些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却又怕把他弄醒了。

我弯下腰去闻他的味道。那味道一点也没变，还是跟蜂蜜一样香甜。在他身边醒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就那么看着他，闻着他的味道，而他却仍在梦乡里。卢卡没这个时间，早上五点半就起床了，有时候还会更早。

“你什么时候又开始在店里帮忙了？”我问索菲亚。

“上个礼拜三，那天天气很热。”

“他呢？”

“他能连续睡三个小时。”

“要是醒了呢？”

“我就把他抱进怀里，跟他说妈妈要工作。”

“这有用吗？”

“必须有用。”

“他不哭吗？”

“你妈妈不也是这么把你们带大的吗？”她又开始轻声耳语，然而所有的温柔都消失了，“这是一年里最忙的几天，我也不能什么忙都不帮啊。”

我忘了她也是店里的一员，属于另一个阵营。我之所以忘了是因为她那被太阳晒黑的皮肤，和那一头发亮的金发。是我搞错了，我是唯一一个局外人，也许就目前和将来的几年里，古斯配也跟我一样。我们可以过夏天，可以去外面享受阳光。在我家人眼里，我忙了十天，现在又空闲了。他们从来没去过世界诗歌节的现场，这些年里没听过一个诗人朗诵。不过这也不现实，现在是六月，大伙儿都在城里。

“你可以推着他去散步。”索菲亚说。

“我这就得回办公室了，”我说，“只是趁吃午饭的时间出来一下。”

这是事实，办公桌上还堆着大叠大叠的文件、需要回复的信，还有来自布列塔尼、土耳其和塔斯马尼亚诗歌节的邀请函。

索菲亚看着我，没有笑。

“到了周末我就有时间了，”我说，“到时候我可以带他去散步。”

这话听起来简直糟糕透了，我生了一个孩子，却只能在周末带他去散步。然而这只是理论，无数的事实早已缠绕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无法割断的纽带。

索菲亚回到了柜台后面，我不确定她是生气还是回去接着干活儿，她什么也没说。晚上我走出诗歌节的办公楼时，索菲亚叫起了我的名字。我急忙赶到店里，古斯配醒了。

她把小家伙从婴儿车里抱了出来，交给了我。

“怎么样？”她问，“是不是变沉了、长大了啊？”

古斯配惊讶地看着我，一节小舌头露在嘴巴外面，忽然笑了起来，就那么一刹那的工夫，也没发出什么声音。那是个椭圆形的微笑，粉粉的。我在想他有没有认出我来，还是在我的脸上看到了卢卡的脸。

“小宝宝出生的第一个月每个星期都会长150克，”索菲亚说，“是护士告诉我的。”

这么说和我上次抱他比起来，应该重了200克左右。这重量微乎其微，跟四个冰激凌球差不多。我试图去感觉，然而他那么轻，就像飘在我怀里似的。

“医生护士说过他很小吗？”

索菲亚摇了摇头，说：“卢卡小时候也很小，妈妈说他出生的时候也只有五斤重。”

我呢？我想问，我多重？母亲拿古斯配和卢卡比很正常，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索菲亚也这么做。

我把古斯配抱在怀里，把那张柔软的小脸贴在我的鼻子上，闭上了眼睛。我们站在店里，周围全是顾客。我知道父亲母亲都在看我，也许站在厨房里的卢卡也在看。他会怎么想？眼里的我到底是谁？是抱着他的儿子的叔叔，还是抱着自己的儿子的哥哥呢？

这时，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不是古斯配海星般的手，也不是索菲亚细腻的手，而是冰激凌人的手，是父亲。他用大拇指在我的衬衫上磨了磨，什么也没说，不过我能猜透他此刻的想法：卓凡尼，现在你总该知道自己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吧？这一切本该都是我的：冰激凌店，索菲亚，一个如天使般纯洁的儿子。后悔了吧？他的大拇指按进我的肌肉，进入了我的身体。

我看着小古斯配，他也看着我，又笑了起来，嘴唇微微颤抖，好像那张嘴巴不够大，装不下那一脸的微笑似的。

距离会自动出现，其实早已存在。我只要把他交给索菲亚，转身走过红白条遮阳布，走向和睦广场，顺着渡船港口的方向，去一家餐厅赴约，那里有一张木头餐桌和亚麻餐巾等着我。

索菲亚接过了古斯配，我还是得走，走之前又盯着古斯配看了一会儿。那小腿肉肉的、圆圆的，没有任何刮伤、疤痕，完整无缺。

诗歌节过去两个星期后，我要飞去阿根廷。拉尔森受到邀请，准备去参加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小型诗歌节。就在出发前三天突然病了，高烧不退，身上还起了好多小红点。应该是出水痘了，小时候一直没出过。拉尔森住进了医院，整个夏天都要耗在那里了。我带上行李箱，在飞机里看起节目安排来。拉丁美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诗人出席，其中几个是雷多逸夫般的大家，然而大多数都没什么名气，出了国界就没人认识他们了。

一个不爱说话的志愿者来机场接我，把我送到了宾馆。是城市假日酒店，217房间。房间的窗帘是灰色的，浴巾是灰色的，烧水壶也是灰色的，墙上没有任何艺术装饰，电视机上的欢迎字幕倒是有四种语言，分别是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和法语。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那块黄斑看了半个小时。

开幕式的晚上所有诗人和来宾前往一家古老的剧院用餐。舞台上摆着一张长长的桌子，我坐在诗歌节的董事和市长的亲信之间，市长本人在最后一刻宣布了自己不会到场的消息。席间只是吃喝，没有诗歌朗诵。至于诗歌，还有得是时间，在未来的几天里，十八位到场的诗人会在城市的不同角落朗诵作品，整个诗歌节会持续六天。

晚餐结束后，我和几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年轻诗人聊了起来。他们全都穿着短袖T恤，女诗人们穿着棉质裙子，一张张脸如苹果般清新。他们喝着白葡萄酒，用火柴点燃香烟，又毫无顾虑地把火柴丢到了地上，这是属于他们的时代。这群年轻诗人经常登台演出，在杂志上发表作品，享受繁忙的爱情生活。跟欧洲一样，诗歌与平静无关，在国家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充满了力量。诗人们谈论博尔赫斯的样子，就跟他还活着一样。费尔南德斯也受到尊崇。先人的诗句流淌在他的血液里，诗歌的韵律就是他们的心跳。果实的味道，水的味道，在梦中重新回来的脸庞，十一月里的第一朵牡丹花，还有那对指南针无尽的期待。

午夜时分，这群诗人前往一家离剧院不远的酒吧，去喝鸡尾酒。酒吧外面摆着两张高脚桌，没有椅子。他们的夜猫子朋友也一起来凑热闹。酒吧楼上是居民楼，屋子里还亮着灯，窗户也打开了，整个城市仿佛都醒着。

在我的对面一个年轻女人一只手撑着高脚桌，一只手拿着香烟。她很瘦，有着模特的身材，给我讲在来这里之前去参加的派对，就跟我们认识似的。过了一会儿，她才告诉我她叫艾菲拉，是个摄影师，祖上是意大利人。

“意大利哪里？”

她说：“北部，威尼斯旁边。”

她就只知道这么多，从来没去过意大利，也从未踏上过欧洲的土壤。

我告诉她自己出生于贝卢诺省，在威尼斯北边，意大利的第一批移民就来自那个地区。我说：“移民们去了北美和南美，希望在那里找到一个美好的未来。在那群人中也有丢下一切的冒险者，有的连老婆和孩子都不要了。”

艾菲拉敢肯定她的爷爷就是个冒险者，笑着说：“没准我们还是一家人呢。”

“我的太爷爷去了美国，不过并没有留在那里。”

“这么看来是半个冒险家。”

“也许吧，他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印第安头饰。”

“带了什么？”

“一个羽毛头饰，还戴在了头上，就跟自己是印第安人似的。”

艾菲拉没说话，以为我在跟她开玩笑。

“没人相信这个故事，”我说，“不过他曾经跟黑脚印第安人一起生活过，还多少继承了他们的生活方式，那个白色的羽毛头饰到现在还挂在我们家里。”

“听起来像是个神话。”

“我知道。”

“还有别的关于你太爷爷的消息吗？”

“很少，对了，他无法适应美国的生活。”

她又点了一根香烟，也递给我一根，我摇了摇头。

“你认识这些诗人吗？”我问。

“差不多，其中几个之前给他们拍过照。”

“你读他们的作品吗？”

她笑了，说：“他们总给我念诗。”

她的额头上有个小小的凹陷，就在发际线下面。除此以外那张脸堪称完美。漂亮的眉毛细如树叶的茎。

“他给我写过诗。”她指着一个晚餐后曾经与我交谈过的诗人说，“还有他，写过好多首。”

“你是缪斯女神吗？”

她吐出一口烟，烟飘到了我的面前。我并不需要刻意让自己失去意识，就已经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我想到了阿波罗尼·萨巴提亚，夏尔·波德莱尔、泰奥菲尔·戈蒂耶和古斯塔夫·福楼拜笔下的女神。他们写给她的信满是情欲，然而只有波德莱尔的情感是那么激烈，那么苦涩，达到了浪漫的最高境界。他给萨巴提亚写了七首诗，戈蒂耶写了四首，福楼拜把她作为原型创造出了一个小说人物。波德莱尔是唯一一个愿意与她同床共枕的，虽然只有一夜。之后他写道：您拥有美丽的灵魂，然而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女人的灵魂。

艾菲拉笑了，说：“我看呀，做女神一点意思也没有。”

她的父亲是个画家，城里的大小画廊里都挂着他的作品，雷科莱塔家的大厅里也有。然而家里乱作一团，水龙头是漏的，地板总是脏兮兮的。她的母亲是个很单纯的女人，愿意为爱人付出一切，赤裸着身体站在冰凉的地砖上给他当模特。她自己没什么梦想，艾菲拉的父亲是她的第一个恋人。那年她十六岁，在咖啡馆里认识了他；那时他穿着一件斑斑点点的衬衫，比她老二十岁。他曾经无数次地欺骗过她，然而她无法转身离开，那会是一种背叛。艾菲拉想要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独立，自由。就这样，她穿梭于追求她的男孩中，追求者不仅仅是诗人。她虽不是女神，却叫人无法忘怀。

“你多大？”

她二十二岁，身体犹如一碗圣水。

她没问我的年龄，也没问我的工作。也许是不感兴趣，有的女人只要看你一眼，就什么都了解了。

街对面酒吧里的音乐声越来越响，一个深色皮肤的女人在街上跳起舞来，撩人地摆着屁股。

我们俩都看向她，就跟没话说了似的。这时艾菲拉突然说：“你有老婆。”

“为什么？”

“是真的吗？”

“不，不是的。”

“我不相信，你的结婚戒指肯定摆在宾馆的床头柜上。”

“我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

她盯着我看，同时吸了一口气，几秒钟后吐出了一口烟。

“我有个儿子，”我说，“两个月大。”

这是我第一次把这个秘密告诉别人，感觉像是在忏悔，说出来舒服多了。

一开始艾菲拉什么也没说，也许是在等下面的故事。

“他叫什么名字？”她问。

“古斯配。”

“你想他吗？”

“想。”现在我可以这么回答，可以承认我很想他，就在这一片黑暗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向一个过了今晚也许就再也碰不到的女孩坦白。

跳舞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从酒吧里出来了，拿着杯子穿过马路，整个身体跟着有节奏的音乐摇摆起来。迈阿密酒吧，这个名字比威尼斯冰激凌店好听多了。如果太爷爷去的是阿根廷，也许我们就会开一家酒吧，客人们在门前翩翩起舞。可惜他去的是美国，过了几年又回到了意大利。

跟他一样，我也是半个冒险家。

回到鹿特丹，我送给古斯配一个毛绒玩具，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机场买的。那是一只灰色的海豚，跟桃子一样绵软。古斯配高兴地拿起海豚，小手掐了进去。就这样，海豚成了他的好朋友，去哪儿都带着，有时还会舔舔它的鼻子，经常抱着它就睡着了。

我每到一个国家，就会给古斯配买个礼物。有印度的石头小象、俄罗斯套娃、塞内加尔的锡制小汽车。卢卡觉得这样会惯坏他，还说我不用每次出差都给他带礼物。等古斯配长大一点了，我就从世界各地买回诗集送给他。卢卡看了不太高兴。每次我拿着一个薄薄的长方形包裹走进店里时，父亲就开始念叨：“这哪是送给小孩子的礼物啊，他得成为一名冰激凌商人，而不是诗人！”然而古斯配越读越感兴趣。

他长大了，当我拿着海豚站在他面前时，一下子就看出来了。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仿佛那些肉眼不可见的成长的点滴化成了眼前的触手可及。

“你长大了呢，”我说，“虽然你偷偷长大了，我还是看出来了哦。”

古斯配挥舞着小手，张开嘴笑了。

“见到你他可高兴了。”索菲亚说。

“见到他我也很高兴。”

过了一会儿古斯配睡着了，我开始研究他的脸，伸手去触摸那稚嫩的肌肤，在膝盖上发现了一处刮伤。这是古斯配的第一道伤痕，仿佛一根虚线，几天后就脱落了。

他的头发比先前浓密了一些，颜色变浅了，手臂和腿上的褶皱变深了。他每天都好奇地看着四周，又时而盯着某个地方，一看就是几分钟。衣服袖子也不用再卷起来了。很快就到了这一季的最后一天，午夜刚过，母亲就把一块硬纸板挂到了门上，上面写着：“明年三月再见！”

第二天早晨，冰激凌店就要开始大扫除了。清空冷柜，清扫冷藏室，收拾干净柜子。父亲把冰激凌机器拆开，检查一遍。柜台要洗一场肥皂浴，水、电、煤气全部停掉。接着遮阳布卷了起来，钥匙插进了锁眼，顺着轴转上三圈，全家人就要开车回意大利了。途经德国、奥地利，来到布伦纳，再经过多比亚科、柯蒂娜丹佩佐，开向卡多雷地区。跟其他冰激凌商人一样，到了村里的主干道，父亲就会按响汽车的喇叭，这时人们便会从窗户里探出脑袋，向开进村里的汽车招手。

这将会是古斯配人生中的第一个冬天，也是他第一次来到维纳斯。

在威尼斯冰激凌店的厨房里

古斯配的金发、牙齿，迈出的第一步，宛如记忆筛子上的金子。我还记得当我从伊斯坦布尔国际诗歌节回来时，古斯配说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词：“妈妈。”在这之前，他还念不出完整的词，只会支支吾吾。索菲亚可骄傲了，让古斯配不停地叫妈妈。

我试着教他用意大利语说叔叔—zio，可是z这个字母对他来说太难了，整天叫我io，在意大利语里是“我”的意思。只要我走进店里，古斯配就会兴奋地叫起来：“io！”索菲亚听了，每次都会笑，用十指指着古斯配的胸，一边说“io”，一边又指向我，说：“zio”。哎，太复杂了。

对于古斯配说的第一个词，卢卡什么也不记得了。到了夏天，古斯配一岁大了，也能走路了，就是还走不大稳。不是撞到椅子上，就是被自己的腿绊了一跤，摔在了地上。我们全都跟在他后面，好接住他。有的客人也时常站起来，保护这个跌跌撞撞的小家伙。

“他这是要逃跑，”坐在店外面的一个顾客时常说，“看，又来了。”

我听了这话，只觉得好笑，说：“他这就已经开始烦冰激凌店了。”

“不，不是的，”父亲说，“他这是在练习呢，明年就能端盘子了。”

这场景卢卡也记不起来了。要是问起来，他就说：“我在厨房里做冰激凌呢。”一说到古斯配，这就是他一贯的回答。只有一连几天下雨，冰激凌的销量下降，他才有时间去关注他的儿子。然而雨天里的冰激凌商人是不幸的。

“爸爸”是古斯配说出的第六或是第七个词。

“你连他吃的第一个冰激凌也不记得了吗？”

“是我亲手喂的，”卢卡说，“他觉得太冷了，大哭起来。”

我当时不在现场，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卢卡做了香草冰激凌，拿着冰激凌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古斯配坐在婴儿车里很无聊，可是索菲亚要工作没法陪他玩。那时候古斯配十个月大，有时睡上一个小时就够了。卢卡拿着一把勺子，送到了古斯配面前。

“这可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香草冰激凌，而且还是你老爸做的。”

古斯配张开了嘴，两只小牙齿露了出来，都长在下面一排。卢卡把勺子塞进了古斯配嘴里，小嘴巴闭上了。低温会麻痹味蕾，淡化一切味道。一秒钟后，才能尝到甜味，宛如一阵越滚越大的波浪。可是一秒钟对古斯配来说还是太久了。跟所有第一次吃冰激凌的人一样，古斯配闭上了眼睛，突然流下眼泪，大哭起来，就像有人弄疼了他似的，而那个人就是他的父亲。麻痹味蕾的香草冰激凌从嘴里喷溅出来。

“我也不爱吃，”这时父亲端着盘子从外面走了进来，说，“不过那些买冰激凌的人才是最可恶的，没耐心，又懒，还总爱大声嚷嚷。往椅子里一座，挠着大肚子，随便放屁，还要求冰激凌三秒钟内就上桌。”

“爸爸，”母亲大声说道，“你就不能不把那些消极的念头灌输给你孙子吗？”

“安妮塔，你就不能让我清静一会儿吗？”父亲把脸凑到古斯配面前，说，“你奶奶可不是个省事人儿，你还记得我给你买的那把十字螺丝刀吗？她死活就是不同意。”

古斯配没听见爷爷说的话，还在一个劲儿地哭。一直到下个季度，他才敢再去尝一口冰激凌。当冰激凌在嘴巴里融化后，古斯配享受着那重新回到味蕾的味道和那股席卷全身的香甜。“还要一口，”他大叫起来，“还要！”这些词毫不费力地就说了出来。

“那么漂亮的一个工具，”父亲还在嘟囔，“你奶奶呢？一把就抢了过去。”

一天早晨，父亲和古斯配去散步，推着婴儿车走进了钉子蓝店里。跟爷爷一样，古斯配瞪大双眼看着四周，两人在一个气锤前站了好久。

“这个，”小古斯配说，“这个，这个。”

“这个，”老古斯配说，“这个漂亮吧，嗯？”

最后父亲还是给古斯配买了一把螺丝刀，很小，就算一般螺丝刀够不着的地方也能用。母亲知道了，让父亲立刻把螺丝刀退回去。

“你知道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这有多危险吗？”母亲说，“哪是给小孩子的玩具？”

“没错，”父亲说，“不是玩具，是一把十字螺丝刀。”

“古斯配能拿它来做什么呢？”

“他觉得螺丝刀很漂亮。”

“他觉得什么都漂亮！你是不是还要去给他买辆赛车啊？”

“不，当然不了。”

“你现在就把螺丝刀退回去。”

“不。”

“退回去。”

“不。”

“那我去退。”

“好了，好了，我算是明白了。我们就是不可以好好享受生活，年轻的时候不可以，年纪大了也是一样。”

父亲跟古斯配回到钉子蓝店里，把十字螺丝刀退了回去，却又一鼓作气把气锤买了回来。“就那个。”父亲对售货员说。“就那个。”他的孙子也这么说。

父亲把气锤放进婴儿车里，推着小车回到了店里。古斯配坐在爷爷的肩膀上，笑开了花，根本没有意识到聚拢在威尼斯冰激凌店上方的乌云。

母亲拿着挖冰激凌的勺子真想朝父亲丢过去，可又怕砸到了孙子。

这种情形索菲亚再熟悉不过了，尽管有时无比荒唐。看来自己出马的时候到了，于是说：“在新里路上有一家卖木头玩具的店，店里也有特别漂亮的工具，我们今天下午去那里看看，好不好？”

索菲亚在说这些话时非常平静，语气很轻，没做任何手势，尽量保持中立。

父亲看着婴儿车里的气锤，似乎有那么一瞬间明白那是一个多么荒唐的决定。那一瞬间并没有持续很久，不过也足够了。那天下午古斯配拿着一个长方形的大盒子，里面装着一把木锯和一把木钻。爷爷在一边演示应该如何使用这些工具。

就这样，索菲亚保持着店里的和平、友好，把一家人凝聚在一起。

“你确定那是一把气锤吗？”卢卡问。

我们待在厨房里，只有一架冰激凌机器在运转。现在是晚上十一点，索菲亚已经睡觉去了，父亲和母亲在意大利，莎拉在挖冰激凌。莎拉也来自卡多雷地区，已经在店里帮了几年忙了。她之所以来店里帮忙，是因为母亲不想把父亲一个人丢在维纳斯，不过她自己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莎拉才二十出头，虽说长得不漂亮，却很值得信赖，整整一季都待在店里，晚上睡在阁楼上。卢卡和索菲亚搬到了一楼，住在从前父母的房间里。

“这都是母亲告诉我的。”我说。

“有时候我觉得你在编故事，要不就是扭转了故事情节，来填补空缺。”

“那是一个能把墙打穿的锤子，一台巨大的机器，根本不适合一个十个月大的孩子。她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我说的不是那把锤子。”卢卡说。

突然我们俩都不说话了，冰激凌机器发出的嗡嗡声充斥了整个厨房，刮刀无声飞快地旋转着，还得过好一会儿冰激凌才能出桶。

有时候我们坐在店外面，要是有客人来到柜台前，卢卡就得站起来。每个星期有两个晚上莎拉休息，卢卡就要负责卖冰激凌。不过大多数时间他还是坐在店外面。十月了，天已经没那么热了，这是整个冰激凌季度的最后一个月，晚上十点以后就没什么人来了。

我们一会儿聊天，一会儿沉默，看着对方，又转移视线。古斯配离开快三个月了，从打来的第一通电话后就没了音信。有时来了一个客人，我们俩都会松口气。这时卢卡就要走进店里，拿起一个小杯子或是一个甜筒，又或者为一个孤单的老人做一杯奶昔。

待在厨房里是不会受到外界打扰的，卢卡一个人躲在那些机器背后。每次冰激凌一做好，他就让我回家。他想一个人待着，而我就回家，第二天晚上又会来到店里。

我们开始聊天，聊自己知道的一切，试着把两个部分编制成一个整体：有我的记忆，也有卢卡的记忆。

“有时候我觉得你在刻意回避一些事情，”我说，“你说你记不起来了，其实是想逃避。”

“那你说我必须记得什么呢？看看你周围，看看那些瓷砖、柜子、冰激凌机器，还有端冰激凌和咖啡的盘子。”声音越说越高。看来卢卡生气了，就跟父亲一样，感觉生活背叛了自己。所有人都跟他们对着干，就连亲生哥哥也一样。“看看那些日光灯，装冰激凌的盒子。这些我都看着呢，每一天每一刻，怎么都不会忘记。”

卢卡已经有多久没享受过夏天了？他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呢？

“我不是在厨房里、店外面，就是在泡咖啡、挖冰激凌。”

父亲刚退休的那几年，卢卡一个人得做两个人的活儿。早晚做冰激凌，一天里剩下的时间就店里店外跑个不停。母亲和索菲亚站在柜台后面，坚持了五年，最终还是回到了山里，回到了父亲身边。那时候她都快七十岁了，头发成了无花果杏仁冰激凌的颜色。下一季度莎拉就来到了店里，不过还是总缺一个人手。直到古斯配满了十六岁，不用再去学校了。

“你觉得我比你更了解他，在我看来刚好相反。”

我还记得古斯配来店里帮忙的第一天。那是六月中旬，意大利的学校放假了。古斯配背着一个双肩包，头戴一副耳机，一个人坐火车来到了荷兰。那时的他已经是个大男孩了，正直青春期，衣服上有一股火车车厢里的味道。坐了一千多公里的火车，当天晚上还得在店里帮忙。

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一点兴致也没有，眉毛之间拱起一道悲伤的褶子。他在意大利的朋友全都闲着，享受着暖和的夜晚。天空蓝蓝的，很空旷，仿佛等待着他的漫长的白天。他得店里店外地跑来跑去，接客人的点单。这是他被剥夺的第一个夏天。

在这之前古斯配就经常在店里帮忙。小时候跟卢卡一起做过冰激凌，分离过蛋清和蛋黄，把水果磨成泥，把坚果碾碎，还发明出了一个新口味：杏子、桃子、芒果、李子外加一点橙汁，这就成了属于他自己的冰激凌。父子俩一起把冰激凌从机器里挖出来，大拇指扣着勺子柄，勺子几乎有两个古斯配那么高。后来他还擦过桌子，端盘子的样子仿佛握着卡车的方向盘。当他的个头冒出柜台，就开始跟妈妈一起挖冰激凌。一勺又一勺，还时不时吃一口彩糖。

只要兴致过去了，或者是想出去玩了，古斯配就可以离开冰激凌店。他总是飞奔到西单广场上，跟邻居男孩踢足球。奔跑的速度极快，还一边大喊着男孩们的名字，就跟要传球似的。有时候古斯配会带着十个小男孩来店里，一个个小脸通红、满头大汗。每个人都有甜筒吃，全都站在太阳下面舔着美味的冰激凌。对古斯配来说，那时候的夏天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夏天。

后来古斯配就得留在店里帮忙，不可以再出去了。只见他一脸苦涩，很不高兴的样子。卢卡似乎没注意到，仍然在故意回避。

这个星期我突然看见他坐在剧院的大厅里，一开始还想着是看错了，以为是个跟古斯配很像的男孩子罢了。两人都有着同样单纯的面庞、同样的深色的长头发。然而那就是他，他是家人中第一个来到世界诗歌节现场的。我试图去看他的眼睛，可他并没有看见我，而是一直盯着舞台，南非诗人格尔特·福洛克奈尔正在台上朗诵。格尔特个子很高，胳膊健壮，作品里充满了愁绪和个人情感，跟他在咖啡馆里弹唱的歌曲很像，仿佛一个用天鹅绒般柔软的声音吟唱的海员。格尔特看着观众，宛如看着一个多年未见的女人。

节目结束后古斯配就不见了，不在前厅，也不在吧台。我是多么想把他介绍给格尔特啊。那个带有诗作的气息、夹着旋风和桉树的香味、透着独木舟味道的诗人。我们本可以三个人一起喝杯啤酒，或者做点别的什么。

原来是古斯配跟卢卡吵架了，溜了出来。这不是古斯配告诉我的，而是卢卡。“他不想工作，”卢卡说，“说是已经忙了一整天了，有权利休息一个晚上。”

卢卡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的父亲在店里整整站了五十七年，他自己也有三十来年了，而古斯配才待了四天。“你得先忙八个月，才可以休息四个月。”卢卡对儿子说，“就这样，这就是冰激凌人的生活。”

“我不是冰激凌人。”

“当然是了，我们都是冰激凌人。”

“卓凡尼叔叔就不是。”

卢卡几乎就要气炸了，说：“卓凡尼叔叔就是个叛徒！”

“不是的。”

“就是，他把我们全都丢下了。”

“他只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东西。”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得有人去工作。”

他俩站在厨房里，门关着，可是大伙儿都听见了他们的对话。索菲亚和莎拉听见了，坐在店里拿着勺子吃水果奶油冰激凌的客人也听见了。

“卓凡尼叔叔在世界诗歌节上工作。”

“那不是工作，至少不是真正的工作。你知道为那个诗歌节买单的人是谁吗？并不是现场的观众，而是那些真正工作的人。他们缴的税就用来赞助诗歌节和付你叔叔的工资。我这是在为他工作呢。”

“你就是嫉妒。”

“不是。”

“就是。”

“你才十六岁，有些事还不明白。”卢卡说，“快给我闭上嘴，干活儿去。”就这样，父子俩的对话结束了。

古斯配紧紧皱着眉头，干活去了。到了八点钟就脱下了围裙，一句话也没说，穿过红白相间的遮阳布，走了出去。

“索菲亚叫他的名字，不过他没有回头。”

“我看见他了，”我说，“在我的诗歌节上，我看见他坐在大厅里。”

“什么？”

“他来听诗人朗诵。”

每当我们谈起那天晚上，卢卡总是很恼怒，这件事一直刺激着他。

“他这么做是想气我。”卢卡说。

“他这么做是因为好奇。”

“不是的，他就是为了伤害我。他知道我有多讨厌诗歌，不然他就去电影院或者公园了。”

我们不能认同彼此。卢卡没有看见古斯配听诗时的神情，那么专注，那么动情，没有半点报复的情绪。

“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喝啤酒了吗？”

“你问这个干吗？”

“我想知道。”

卢卡不知道古斯配看格尔特时的神情，我却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我们不停地为彼此填补故事里的空缺。

“应该是喝的。那时候他十六岁，冬天里我跟他去过波斯塔酒吧，回家的路上我们俩都醉醺醺的。对了，我记起来了。古斯配喝了两瓶啤酒就醉了，而我醉是因为见到了他，跟他一起坐在酒吧里喝酒，感觉太幸福了。那是他第一次跟我一起去酒吧。”

当一方讲出一段另一方不知情的故事，我们就仔细地聆听。比如说几天前卢卡在厨房里听我讲古斯配在西单广场上踢球的场景，我在那儿看见过他好几次。

“他是那群孩子中最棒的，”我自豪地说，“所有孩子都想跟他一队。”

“你看见他进球了吗？”

“我看见他欢呼了。孩子们都冲向他，跳到了他身上。拥抱他的样子仿佛在拥抱一个专业球员。”

“你在那儿干吗？”

卢卡的语气里带着气愤，这在我们的对话中经常发生。不过这次他似乎也听出来了，又立刻提了一个问题。

“你是特意去那里看他的吗？”

我点了点头。我刚从瑞典回来，和几个荷兰诗人一起去参加了哥特兰岛诗歌节。托马斯·特兰斯特姆坐在轮椅里，倾听诗人们的朗诵。我拿着行李箱，直接来到了店里，可是古斯配不在，去一个小广场上踢足球了。索菲亚指着西布拉克的方向，说：“在那后面呢。”我认识那个小广场，我和卢卡小时候也在那里踢过球。如今广场上画上了白线，有边线、进球线，还有中场。两边立着巨大的球门。

“他忙着踢球，只看了我一眼。进球后，便向我奔来，和我击掌庆祝。‘叔叔，你看见了吗？’他兴奋地大叫起来，‘是我用后跟进的球！你看见了吗？’然后就又奔向广场中，孩子们都跳到了他身上。每年他只有两个半月待在荷兰，却成了那些荷兰孩子中的一员。”

“我从来没见过他们踢足球，”卢卡说，“在店外面的椅子上倒是见过。古斯配跑进厨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的朋友都坐在外面，要请他们吃冰激凌，妈妈让他来问我。其实我心里不同意，不过也知道如果我答应，他会有多开心。那笑容，叫我做什么都愿意。”

那是我在维纳斯见到的灿烂的笑容。那年古斯配六岁，住在外婆家，我去那里看他。六岁前，跟当年的我和卢卡一样，古斯配每年都跟着父母去荷兰，到了上学的年龄就要留在意大利了。索菲亚非常舍不得，每天都非常想念儿子。卢卡并没有流露出什么感情，整天忙着做冰激凌，早早地起床，直到深夜才上楼睡觉。他的父母当年也没能把他带走，事实如此，这就是冰激凌人的生活。

索菲亚无法忍受古斯配被送去寄宿学校的事实，那里的修女当年还打过我们，到了晚上卢卡就钻到我的床上来。索菲亚的母亲愿意承担起照顾古斯配的责任，每天送他去学校，给他做饭、洗衣服。

我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是春天。四月里，天空湛蓝，洁白无瑕的白雪覆盖着山顶。我在威尼斯机场租了辆车，是一辆金属色自动挡的SUV。一下车，古斯配就冲到外面来。索菲亚的母亲站在门前，过了一会儿她的老公也出现了。古斯配跳进了我的怀里，手臂和背上的肌肉立刻因为小家伙的体重紧绷起来。

“叔叔！叔叔！”古斯配大叫起来。

我把他抱到空中，像个锦标似的举在面前，想：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在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他也是我的，索菲亚和卢卡两人都在冰激凌店里。

古斯配笑了，眼睛、眉毛，特别是嘴巴全都笑起来。他换牙换得晚，乳牙还在，一颗颗洁白无比。

在接下去的几年里，这个灿烂的笑容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跟汽车的金属色和远处雪地里的阳光一起，形成了一道光的回音。

“叔叔！”

这些都是闪亮的记忆。我们都住在金子上，却无法企及。

“我当然很想他啦。”另一天晚上，卢卡在厨房里说，“冰激凌人的心可不是冰做的，也有期盼拥抱的手臂，也想把一个小男孩高高举起，丢向空中再伸手接住。可是店里实在太忙了，一直有事情做，脑子也一直转个不停。不管是冰激凌在机器里转动的时候，把冰激凌从汽缸里挖出来的时候，还是把食材装进机器里的时候。”

卢卡突然不说话了，看着盘子，里面装满了菠萝，等待着削皮，磨泥，丢进糖水里一起煮，煮完了还得过滤，放凉。我不知道卢卡究竟在里面加了什么，也许只是一点柠檬汁或者几个打成气泡的蛋清，好增加绵密的口感，吃在嘴里仿佛含着一团云朵。不过也可能是别的配料，我看见灶台上放着生姜和一把薄荷，简直跟炼金术一样。

“站在这些日光灯下，我时常想着我们跟父母分离的日子。”卢卡说，“修女们读我们写的信。只要念到我们想念父母，就会非常生气。”

“会让我们把信重新写一遍。”

“我们得把学到的东西全都写下来，还得把盘子里的饭菜都吃光，每天都要祷告。冰激凌店里的每一天都很漫长，而在寄宿学校里的日子简直叫人看不到头。”

那是小草变绿、蒲公英盛开的日子。太阳照在身上暖暖的，冬季里苍白的皮肤也随之消失了。

古斯配住在外婆家，我去看他的时候，父亲、母亲、索菲亚、卢卡，所有人都在鹿特丹。我牵着古斯配的手，在村子里闲逛。我们一起去面包房、肉店，给索菲亚的母亲买一份报纸或者杂志。街上人很少，店里也没人排队，到了晚上村子里一片死寂。比萨店只在周末开门，波斯塔酒吧坐着一群发呆的老人，他们的妻子躺在一张寂寞的双人床上。晾衣绳是空的，百叶窗全都关了起来，阳台上的天竺葵是新栽的，这就是维纳斯的春天。

我去学校接古斯配，带他去树林里玩，一起找松果，搭小屋子。还把树枝当作锋利的宝剑互相打斗。趁农民不注意，我俩便在草地上打起滚来。

那些日子无比幸福，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可以坐在前面吗？”“可以让我来开吗？”“你能给我做个弓箭吗？”“你想跟我一起踢足球吗？”“你能不能让外婆今天晚上做松饼吃呢？”“我从这跟树枝上跳下去，你能接住我吗？”“你能抱着我转圈吗？”“再来一次嘛？”我们转啊，转啊，转，一起晕头转向地躺在草地上，看着旋转的天空。

等我们都平静下来，古斯配就又开始问问题了。

“你还能在维纳斯待多久？”

“还有四天，过了周末就要回鹿特丹了。”

“然后呢？”

“然后去圣地亚哥。”

“圣地亚哥在哪里？”

“智利。”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

“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上学。”

“我不想去学校，我要跟你在一起。”

古斯配爬到我身上，把脸凑了过来，和我的脸之间只剩下一厘米的距离。

我看着他那细细的眉毛、深色的眼睛、干净的额头，还有那缕掉在我脸上的金发。我仍然深深地爱着他。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一起去？”

“等你长大了，就能到处旅行了。”这是叔叔给侄子的答案。

古斯配哼哼起来，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

“我什么时候可以去鹿特丹？”古斯配问。

“六月，开始放暑假的时候。”

他没说话，而我却看见那干净的额头上拱起了一道褶皱。

“你最想谁？”我问。

“妈妈。”

“那爸爸呢？”

“也想。”

“我呢？”

“你不是在这儿嘛。”

“我不在，你跟外公外婆住在一起的时候呢？”

他想了想，说：“冬天我待在自己家里的时候就会想你。”

那是我现在暂住的地方，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厨房里的椅子，柜子里的盘子，地下室里的工具，整座房子都在等待着家人的归来。我已经离开这里好多年了，我的房间也被“占据”，成了古斯配的房间。

有一次我在他的再三要求下带他回了趟家。他把一辆玩具小汽车忘在了家里，要回家拿。

“你睡在我的床上。”我们来到他的房间里，他说。

“是你睡在我的床上才对。”我说，不过古斯配好像没听到，在一堆玩具里找他的汽车。

他没有发现我没换床单，就睡在他的被子里；也没有注意到房子里的沉寂和等待着他的父母和爷爷奶奶归来的家具，而是在走廊里高兴地玩起那辆红色的赛车来。

“叔叔，快看！这样往后一拉，车就冲到前面去了。”

赛车飞快地冲向了走廊的另一端，撞在了墙上。古斯配并没有追过去，而是转过身，走进了他的房间。

“我想换身衣服。”他说。

“为什么？”

“这身衣服不舒服。”

他打开衣橱，拿出了一条长裤子、一件开衫和一件T恤。一开始我并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换衣服，等衣服全都换好了，我也就明白了。他把索菲亚的母亲让他穿的衣服全都脱了下来。那些衣服很正式：带缝的西裤，雪白的衬衫。是星期天穿去教堂的衣服。

我见到古斯配的第一天就注意到了那身整洁的打扮，还以为是因为我的到来，索菲亚的母亲才特意让古斯配穿上了那身行头。跟从前一样，家里来客人，我和卢卡就得穿上紧身西裤。索菲亚的母亲每天都穿着亮闪闪的高跟鞋，古斯配一周七天都穿着星期天去教堂的衣服。

“这条裤子弄脏了也没关系。”古斯配说。

“那条就不能弄脏吗？”

“外婆不许。”

“我看呀她很爱你。”

“她每天早晨都会把我的头发梳成中分。”

我们希望传承给下一代的东西太多了，冰激凌，诗歌，工具。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点也不能丢，不然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弄丢了。

我把古斯配送回去的时候，索菲亚的母亲看着他，仿佛看着一只流浪狗。不过她看自己那成天坐在家里的老公的眼神也没多好。卡多雷地区很多眼镜工厂都停业了，还是没能竞争得过中国人。索菲亚父亲的工厂也关门了，在调职和提前退休之间，他选择了后者。现在夫妻俩面临着婚姻中一个困难的阶段，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索菲亚的母亲看起来依然光彩照人，而私人空间却变小了，脸上的表情也僵硬起来，有时候态度很冷淡，手里还经常拿着一杯酒。也许是因为古斯配她才没有选择回摩德纳，又或者是没有勇气重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我们四个人一起吃饭，吃的是奶酪玉米粥。索菲亚的父亲时不时看着外孙笑笑，然而古斯配并不在意。他很饿，更喜欢跟爷爷待在一起。一到冬天两人就钻进地下室，打开机器，听着嗡嗡的响声。母亲很不愿意看到这情景，不过也不能说什么。

等饭桌收拾干净，古斯配去睡觉了，索菲亚的母亲突然说：“他的眼神跟你的很像。”

我们又喝了一杯酒，她的老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得给她做伴。

“比起卢卡，他更像你。”说完便喝了一大口酒，脸僵硬得像块石头。

有两件，或者说三件事她是知道的：索菲亚结婚后很长时间才怀上了孩子。我曾经很喜欢她的女儿。小时候我和卢卡像苍蝇似的围着索菲亚转个不停，几乎每天都来串门。而开门的总是索菲亚的母亲，有一天还对索菲亚说我们哥俩得做出选择。

她知道我不是个“乖孩子”。

“是因为日照的关系吧，”我说，“我和古斯配经常在室外，卢卡总待在厨房里，见不着太阳。”

古斯配去追赶太阳了，那挂在美国空中幸福的太阳。他在冰激凌店里坚持了三个夏天，其中第二个夏天是最难熬的，必须待在厨房里做冰激凌。卢卡要让他学做各种口味的冰激凌，可是古斯配一点也不愿意。

“我必须在店里帮忙就已经够烦的了，”他对卢卡说，“现在你还把我关在厨房里。”

“冰激凌人就得学着做冰激凌。”

“我不想做冰激凌。”

“我不也是这么学过来的吗？”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我就非得做你做过的事呢？”

“因为这是传统，”卢卡说，“你的爷爷和太爷爷也是这么学过来的。冰激凌店是我们家祖上打造下来的，要从父亲传到儿子的手上。”

卢卡从来没说过他不是古斯配的父亲，很多次，真相已经到了嘴边，快要说出来的时候，又忍住了。他想把古斯配赶出家门，不让他在身边转悠；想拿着勺子，冲古斯配的脑袋打过去。就跟我看诗集时，父亲绝望的态度一样。

有时候古斯配去索菲亚那里寻找安慰，可是她每天都站在柜台后面忙着卖冰激凌，春天和夏天里能用来安慰的时间很少。有一次他按响了世界诗歌节办公室的门铃，我开门让他进来，和他一起坐在图书馆的大桌子前。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看着桌面发呆。

看着他，仿佛看到了我自己。也许卢卡看着古斯配的时候，也看到了我，那个叛徒，那个敌人。

“只有诗人才有权利悲伤。”这是海曼曾经对我说的，现在我对古斯配说，“我们这种凡夫俗子得高兴才对。”

他看着我，没有说话。我看见他的眼里噙着泪水，嘴唇在颤抖。无数行诗句盘旋在我的脑袋里，可以用来安慰的话很多，而我却选择了与海曼截然不同的方式。我把手放在古斯配的肩头，把他拉进怀里，紧紧地抱住了他。

“你从来都没跟他讲过那件事？”卢卡问。

“从来没有。”

“也没对别人说过？”

“没有。”除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个女孩。不过她不算，早已融化在过去，消失在时间里。

我从来都没为此挣扎过，也从来没打算告诉任何人。是我和索菲亚造出了古斯配，而他却是卢卡和索菲亚的儿子。我是他的叔叔，一个深爱他的叔叔，一个在春天里去意大利看他的叔叔，一个从世界各地给他带礼物的叔叔，一个时常非常想念他的叔叔。

“冬天是最难熬的。”我说。

“冬天是最美好的。”卢卡说。

对冰激凌人来说，冬天就相当于夏天。尽管白天短暂昏暗，尽管很冷，烟囱里冒出浓烟，卡多雷的冬天还是很温和，很隆重。到了山里，肩头的一块重担也就卸了下来。

“我跟他一起看雪花从空中落下来，”卢卡说，“还用舌头去接，看谁能一下子接住两片雪花。古斯配的舌头跟索菲亚的一样长，赢的总是他。”

我仿佛看见他们俩走在大雪里：卢卡和他的儿子紧握彼此的手，宛如一条怎么都不会断的链子。

“等他长大一点了，我就把阁楼上父亲给我们做的雪橇拿下来。和索菲亚一起，我们三个从小山丘上往下滑，结果在第一个转弯的地方就摔倒了。一开始古斯配大声哭起来，可是一看到我们在笑，也就大笑起来。我大声说：‘雪钻到我的脖子里啦！’索菲亚说：‘雪钻到我的胸罩里啦！’古斯配说：‘我的内裤里也有！’”

我想起了某个冬天，在三家不同的酒店里和吉姆·莫里森的作品一同入眠的场景。

“有时候他整天待在外面，跟朋友们一起打雪仗。到了吃饭的时候，得出去叫他才肯回来，还要留心别让雪球砸了脑门。有一次，父亲、母亲、索菲亚和我，全家人都站在门口等他，雪球跟子弹似的砸在了他的身上，直到他求饶我们才停了下来。他很生气，大哭起来，不过一听到奶奶做了炖牛肉，就立刻恢复了平静。我们五个人一起围坐在暖暖的厨房里，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个热气腾腾的盘子。”

有些晚上卢卡什么也不说，只想听我讲故事，或者是冰激凌机器发出的嗡嗡声。然而今天晚上，记忆自然而然地涌了上来，一段接一段，就像费南多·佩索阿在1914年3月8号那天走向写字台，拿出一叠纸，连续写了三十多首诗一样。

要把故事完整地讲出来是不可能的。我们并没有经历一切，也并不是时刻都在场。我们把自己知道的告诉彼此，尝试着解开一个谜。

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店外面，卢卡突然说：“有时候我觉得是你跟他说，‘去墨西哥吧，不用再回来了，你的生活可以由你自己来决定，去吧。’”

“你这是要把责任推卸给我吗？”

卢卡看了看周围，也许是希望这时候来个客人，可是并没有人走进店里。

“没错，有时候我的确把责任推卸给你，”卢卡说，“不过很多时候也责怪我自己。我怎么都无法忘记那次在厨房里差点对古斯配动手的情景。为他的头发我们不知道吵了多少次。长头发总是那么散着，我都跟他说过几百次了，叫他把头发扎起来，要不就去理发店里剪了。要知道，长头发散在旋转的冰激凌机器上，该有多危险。你还记得那个被绞死在机器里的人吧？当时是他的领带卡住了。一想到古斯配的头发可能被卡在机器里，我就吓个半死。而且也不卫生啊，头发会掉进冰激凌里。已经有人抱怨过香蕉冰激凌里的头发了，我敢肯定是古斯配的。那根头发很长，颜色很深，几乎是黑色的，是我亲眼看见的。

“索菲亚总说我不该对古斯配那么严厉，应该给他些空间，可是跟他一起站在厨房里的是我不是她。索菲亚相信古斯配只是需要点时间罢了，然后一切都会好的。可问题是冰激凌店里的时间少得可怜，没错，冬天里有得是时间，可是到了夏天，在那六平方米的厨房里，冰激凌机器转个不停，一筐筐水果都堆到天花板了，哪来的时间呢？我干脆去理发店给他约了个时间，就是转弯口的拉格曼发廊。每个从店里出来的客人都顶着一个漂亮的平头，简直可以直接去海军部队报名。以前我们都很想去那里理发，可是妈妈觉得太贵了。我告诉古斯配理发师在店里等他，结果他死活都不肯去。于是我说那我来帮他剪，我可早就受够了。头发越来越长，一直在眼睛前面晃来晃去的。我想找一把剪刀，可是厨房里哪来的剪刀呢？做冰激凌是用不到的。不过我还是继续找，实在是受够了，你知道他说什么？他问我为什么没再生一个儿子，一个愿意成为冰激凌人、留短发的儿子。听了这话，我的心好痛，气急了，看见灶台上放着一把刀，就是那种用来切哈密瓜的刀。于是拿起刀，紧紧捏着刀柄，心里想：我要割断那头长发。便朝他冲了过去。还没来得及把刀举起来，他就溜出了厨房。”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他告诉家人买了去墨西哥的机票前的一个星期。”

这时终于有人来买冰激凌了。

老实说，我也经常责怪自己。我是不是跟古斯配讲了太多关于我工作的事情？是不是我把他引向了那条本不属于他的路？我早就知道他要在冰激凌店里帮忙，有一天会接手卢卡的生意。卢卡就只有他一个儿子，古斯配没有一个能“接手”他的命运的弟弟。

我跟他讲过麦德林，讲过斯特鲁加，还有特拉维夫；讲过蒙古诗歌节的场地不仅仅在城市里，还遍布于各个村子和戈壁滩里用毡子和羊毛做成的圆圆的帐篷里；还有对了骆驼奶的伏特加和用颤抖的声音吟唱的诗人。夜晚侵袭了蒙古包，黑夜使阴影变得越加浓重，比冬季里所有的夜晚还要黑暗。

我跟古斯配讲了我在芝加哥时，访问了华丽一英里大街上的一座摩天大楼，诗歌基金会的总部就在那里，负责掌管露丝莉莉的捐款。

“露丝莉莉是谁？”

“是一个给《诗歌》杂志寄了一辈子诗作的女人。虽说那本文学杂志规模不大，却从来没有发表过她的作品。不过她每次都会收到编辑约瑟夫·派力司寄来的信。每拒绝一部作品，他都要亲手写一封信。87岁那年，露丝莉莉给杂志社捐了两亿美元。”

“你去芝加哥干吗？”

“我要给诗歌基金会的董事会做个演讲，董事会由芝加哥文化界的二十个名人组成，共同守着那两个亿的捐款。主席没有到场，飞去纽约了，通过一个小盒子来参加会议。那是一个正方形的扩音器，摆在会议厅正中间的桌子上，跟电影里的场景简直一模一样。他们对我的计划很感兴趣，可就是拿不出预算。”

古斯配还从我这里了解到在中国黄山由四个朋友举办的诗歌节，曾经那四个朋友一个星期中没有一天不是醉醺醺的，喝醉了就开始写诗。后来四个人都觉得这样的生活太过浪漫，而且也赚不了钱，于是七天就变成了三天，剩下的时间用来创业：有人开了一家出租车公司，有人开了宾馆，有人开了餐厅，最后一个开了一家剧院。那些创业赚的钱就用来邀请世界各地的诗人，前来参加他们举办的诗歌节。由于经济上的独立性，中国政府无法干预，也许根本就不知道这场诗歌节的存在。机票、翻译、旅行，甚至足部按摩的费用都是他们自己掏的腰包。网络上找不到任何跟诗歌节有关的信息，现场也没有观众。诗人们来到著名的花园里，站在一棵孤单的松树前，又或是黄山的悬崖峭壁上，朗诵作品。四个朋友面带幸福的微笑，倾听那些动人的诗句。

“那你住的酒店是什么样的呢？”

“是新安国旅。”房间里的写字台上有一包玫瑰味的餐巾纸，椅子刷成了青花瓷色，窗外是一座小桥流水的花园，花园里种着修剪平整的小树。每天早晨八点半一个女人便拿着笤帚在草地上扫起来。

麦德林诗歌节结束后，我就动身前往巴兰卡维梅哈，和四个诗人坐在一辆密闭的汽车里，司机的腿上摆着一把自动步枪，紧跟其后的汽车里也坐着两个持枪的人。我们正在去一家最大的炼油厂的路上。早上五点，工人们全都聚集到一片草地上。六百号人，一千两百只黑黑的手。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诗人们从兜里掏出几张纸，朗诵起来。

古斯配听了两眼放光，仿佛自己也成了工人中的一员。阳光照在他的身上，辞藻诗句涌入他的耳朵，搅乱了他的灵魂。

奥斯卡·王尔德曾经为科罗拉多州莱德维尔的煤矿工人们朗诵过，他并没有选择诗歌或是他一生中创作的唯一一部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而是穿着天鹅绒西装，朗诵了本韦努托·切利尼自传中的一段。本韦努托·切利尼是十六世纪意大利的艺术家，曾经羞辱过牧师和皇室，拜访过风尘女子，还杀过几个人。煤矿工人沉浸其中，接近尾声时大声呼喊王尔德明年一定得再来，接着给他们朗诵切利尼的自传。

古斯配也想接着往下听。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和卢卡之间的交流很少。要是我在店里，有时候他会坐到我身边，有时候会把我叫进厨房里。我问卢卡古斯配最近怎么样，在学校表现如何，有没有交女朋友。卢卡一边工作，或者一边喝咖啡，一边回答我的问题。有时候也会主动告诉我跟古斯配通过电话，古斯配让他向我问好。我们都在避免一些问题，一场真正的对话。跟之前那十二年比起来，这已经算好了，可是我们之间的话仍然不多。我们不愿听对方讲话，因为会产生一种嫉妒。比如古斯配在维纳斯度过的冬天，我和他一起去草地里散步的春天。那时候卢卡正在鹿特丹的厨房里，弯腰做冰激凌。

如今那些曾经沉默的故事把我们联系起来，我们仔细地去倾听每一个字词。然而有些事，卢卡仍然不愿知晓。

我给古斯配朗诵了雪莱的诗。十五岁那年，就是那首诗颠覆了我的世界。“心很小，只容得下一个爱人；灵魂也如此，只容得下一个想法。一生只有一个目标的人，便失去了永生的机会。”那年古斯配也是十五岁，还留着短发，瞪着眼睛呆呆地看着我。也许当年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时，我也是这种表情。后来他终于说话了，只说了一个词：“好美。”这一切卢卡一个字也不想听到。

他总是说：“别拿那些诗句来烦我。你就不能不提诗歌吗？”

对于古斯配喜欢的诗人我只字不提，他们的作品古斯配倒背如流。有一次羽勒池·德勒德尔坐在冰激凌店外面，古斯配请他在诗集上签名。德勒德尔写道：“致古斯配，咖啡很黑，冰激凌很特别。”

弗朗斯·菲戈尔有时也会经过店门口，却从来没有驻足停留。也许我父亲曾经把他从店里赶走过，因为他看起来像个流浪汉。从他每天都带在身边的那个塑料袋就可以认出他来，袋子里装的是他软磨硬泡要卖给书店的诗集。

我把中国诗人第一次来参加国际诗歌节的情景讲给古斯配听。那是七十年代，那时候人们还无法想象共产主义国家的作家是怎样的。虽然作品没有翻译，还是来了好多观众，所有人都意识到那一刻是多么特别，带着崇敬的心情倾听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三位诗人朗诵自己的作品。突然，弗朗斯·菲戈尔站了起来，冲着台上发音不清的一个中国诗人喊道：“响一点！我听不清！”

古斯配问我有没有菲戈尔的最后一本诗集，他对书前面的座右铭印象尤为深刻。那是布莱登·布莱登巴赫的诗句：诗歌的作用就是用力地操那些字词。

我没有跟卢卡提波利斯·来泽的名字。在我把《E上空的云朵》这本诗集拿给古斯配后，他就义无反顾地着了迷。来泽是一个俄罗斯男孩，总想跟喝醉的妓女一样放声高歌，作品里浸透了愁绪和绝望。他既是诗人，也是街头霸王。古斯配被那直接、通俗的语言打动，还有出现在诗里的醉汉和瘾君子。来泽的脸上有个巨大的疤痕，说是打架时留下的。事实上是小时候摔跤摔的。

他在世界诗歌节上的表现可谓丑陋，几乎每天都醉醺醺的，谁的话也不听。有限的英语水平让人几乎无法跟他交流，观众都失望极了。来泽摇摇晃晃地走向讲台，顺序错乱地朗诵起来，跟屏幕上英语及荷兰语的翻译完全不一致。

在这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在父母偏僻的房子里上吊自杀了。人们在他的写字台上发现了一张纸，上面写着：“我很爱你们，别废话了！你们的波利斯。”那年他26岁，跟莱蒙托夫一个年纪，然而后者是在一场群架中被枪打死的，死前还以为大伙儿打架是闹着玩的。

我不会给卢卡念波利斯在诗歌节的闭幕式上朗诵的那首动人的诗。那首诗是为他的儿子写的，开头是：

我从荷兰回来，会给你带乐高玩具，

我们一起来搭一座漂亮的城堡。

你能让时间和人们都回来，

爱情也一样——啊，是那么繁盛。

每次我读这首诗，眼睛都会停留在“我们一起生活，一起慵懒，直到雪花从空中落下”这一行上，会想到古斯配去追逐的太阳，那个冰激凌人几乎不见的太阳。

我跟卢卡讲拉法雷多巨石山。倘若从柯蒂娜开车去多比亚科，就可以看见那三座巨大的岩石，虽然只有一秒半的时间。

“你跟他去过拉法雷多巨石吗？”

我点了点头。在一个晴天里，我和古斯配徒步走到了那里。我的肩膀上背着一个书包，他的皮带上吊着一瓶水。

“什么时候的事？”

我想了想，算了一下，说：“他七岁那年。”

卢卡不说话了，也算了起来。想起了古斯配七岁那年的春天，想起了父亲母亲还在店里帮忙的日子，想起了那一季他做的各种味道的冰激凌。

“他喜欢那里吗？”卢卡问。要做到不嫉妒、继续提问，从而知晓更多的故事，对卢卡来说真的很难。

我记得我们离拉法雷多巨石越近，古斯配的脚步就越快。前往巨石的路很多，其中一条的起点是一个用柏油浇筑起来的停车场，从那里出发，只需要走十五分钟。我们俩很早就起床了，走了一个上午。古斯配右手握着一根在路上捡到的棍子，左手牵着我的手。我俩把毛衣都脱了。那是五月里的一天，很暖和，周围山顶上的积雪都不见了。

巨石山不会一下子就出现在人们眼前，远远地就能望见，然而每靠近一步，它们就越来越大、越来越雄伟。一路上古斯配一直叽叽喳喳，把暑假计划详细地讲给我听。当我们走在巨石之间狭窄的小路上时，就突然沉默起来，仿佛被面前的大山催眠了一样。他的父亲和爷爷都没有这么近距离地接触过这三座大山。

我们停下脚步，抬起头来，看着巨大的山顶和岩石锋利的线条，三座两亿七千年前石化的珊瑚礁从热带海洋里高耸起来。古斯配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大山，跟他一起站在那里真是太棒了。我看着大山，只字不语，听着他的呼吸声，用身体里所有的爱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叔叔！”古斯配突然大喊起来，“看！那儿有人。”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是北边陡峭的山脉。过了一会儿我才看见两个小点点，是登山者。

“你敢吗？”古斯配问。

“不敢。”

“我就敢。”

说完便拉着我的手，想要顺着石块往上爬，爬向大山的山脚处。

“他要爬巨石山。”我对卢卡说。

一开始卢卡没什么反应，后来便笑起来，那个固执的儿子拉着叔叔的手，仿佛出现在他的眼前。

我和卢卡都看见了古斯配，都用力地拉扯，又使劲摆脱，直到锁链崩断。

秋天到了，天黑得越来越早，再过几天冰激凌店就要关门了。街上的行人穿上了外套，树上的叶子黄了。只有在周末才有人来店里排队买冰激凌。今年秋天不算坏，几乎没怎么下雨。

“我们这么谈论他，就跟他死了似的。”卢卡说。

“他没有死。”

“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回答。

“我问你话呢。”卢卡说。

我本想保持沉默，就跟以前我问他，他什么也不说一样。然而卢卡并不罢休，不停地重复着问题。从他嘴里说出的话回荡在厨房里的瓷砖之间，也是同样的白瓷砖，见证了古斯配和卢卡无数次的争吵。

“因为我是他的父亲。”

这时厨房一下子沉默起来，冰激凌机器也仿佛安静下来。慢慢地声音又回来了，是刮刀的声音，冰激凌又开始轻声耳语。卢卡张开了嘴巴，我以为他会“爆炸”，不过他并没有生气。

“我就怕你会说这个。”他说，“不过我希望你是对的。”他睁着泪汪汪的眼睛看着我，继续说，“我不能没有他，索菲亚也一样。”

也许我可以没有他，也早就习惯了没有古斯配的日子。从他出生起，对我而言就一直是一个远处的小点点。只要我集中注意力，就能看见他。就和母亲跟我通电话时，我能看见卢卡在店里干活的场景是一个道理。这一切发生得很自然，跟记忆有关。

要是卢卡听见了，又会说我是在编故事，好填补空缺，填补一个很大很大的洞。

尽管如此，我还是看得见古斯配，看见他走在墨西哥、米却肯和科利马的大街上。又或者是在查卡华白色的沙滩上，只见鸟儿一头冲进海浪，叼着一条鱼又飞回了空中。小点点越来越远，是一个寻找永恒的夏天的冰激凌人。

会因为我是他的亲生父亲，就更了解他吗？还是我们俩对他的了解都不透彻，因为我们都只认识一部分的他？

“有时候我在想，在他出发前，我就已经把他弄丢了。”

同样的话我也可以说，我就从来没有拥有过他。

有时候我在想古斯配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看出了其中的猫腻，就跟索菲亚的母亲一样。

我和卢卡都是四十好几的男人，脸上出现了皱纹，头发稀疏，牙齿也开始退化了，然而比起二十年前，我们却越来越不像。卢卡越来越重，越长越圆，肩膀很宽很结实，他有的肌肉我却没有。而我很苗条，跟卢卡比起来简直是瘦弱。时间让我们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不同的不再仅仅是皮肤的颜色。卢卡走起路来，背是弓着的。

在离冰激凌店不远的西十字码头，开着一家贝纳利肉店。年长的摩洛哥屠夫已经退休了，他的儿子们接手了肉店，在这之前也一直在店里帮忙。然而，他的大儿子却成了作家，发表了几部小说，其中一部还成了畅销书。大儿子搬去了阿姆斯特丹，过上了忙碌、充满梦想的生活。他经常出席新书发布会，身边围满了在出版社工作的年轻女子，每天都睡得很晚才起床。有时候大儿子乘火车回鹿特丹，我偶尔也会看见他和一个弟弟坐在冰激凌店外面。卖肉的弟弟皮肤苍白，就跟厨房里的日光灯似的。头有点秃，瞧那身材就知道他力大无穷，也说明了卖肉的工作有多么沉重。他的哥哥呢，皮肤黝黑，戴着一顶嬉皮的意大利鸭舌帽，身材健硕，跟马拉松运动员有得一拼。两人一个很疲劳，另一个充满了能量和计划。一个如牛，另一个像骘。

有一次古斯配招待了兄弟俩，帮他们点了冰激凌，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玄妙。

他一边挖冰激凌，一边对索菲亚说：“看那两个人，跟爸爸和卓凡尼叔叔简直一个样，只是年轻一点、是摩洛哥人罢了。”

索菲亚听了笑了起来，古斯配继续说：“那个戴帽子的应该在跟你调情，瞧他那看你的眼神。”

“他很帅。”

“他弟弟呢？”

索菲亚没做声，没有立刻给出答案，想了一会儿，才说：“我看啊，另外一个很害羞。”

“你觉得我像他们之间的哪一个？”

“你跟他们不像。”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索菲亚放下了手中的活儿，问：“那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问，你觉得我更像卓凡尼叔叔还是更像爸爸？”

索菲亚紧紧握着勺子，不然勺子就会从手里滑落下去。“你像我。”她一边说，一边挤出微笑。

“大伙儿都觉得我更像卓凡尼叔叔。”

古斯配看着母亲，而她的眼睛却看着下面，盯着柜台里的冰激凌。

“你不觉得吗？”他问。

索菲亚看着他，说：“要是你从早忙到晚，整个夏天都辛勤劳动，把自己关在厨房里，就自然而然像你父亲了，这一点你完全不用操心。”说完，索菲亚继续给卖肉的弟弟和作家哥哥挖冰激凌。

索菲亚，我童年里的童话公主，那个出现在大雪里的女孩，那个把我迷倒的女孩。她和我的弟弟结了婚，却跟我有一个儿子。她维持着家里的和平，把家人凝聚在一起。现在，却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一切从八月中旬开始，就在古斯配出发后的一个星期。一开始索菲亚起床的时间越来越晚，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再到十二点以后，接着就整天待在床上。卢卡说这就跟怀不上孩子那会儿一样。历史再次上演，而这次却没人能接替她的工作。古斯配走了，卢卡已经要负担两个人的活儿，而莎拉取代的是母亲的位子。没办法，卢卡只好请了个学生在夏末和秋天的晚上来帮忙。有时候我看见那个男孩站在柜台后面，或是店里店外走进走出的样子，就跟一个迷路的孩子，被一个陌生人家收养了似的。而那个家已不再是个家了。

父亲在维纳斯的地下室里用铁块做爱心，母亲在厨房里研究天气预报，古斯配在美国的某个地方，卢卡在鹿特丹做冰激凌，我明天出发前往爱沙尼亚。

那个曾经把全家人凝聚在一起的女人躺在一片黑暗中。卧室的门一直关着，里面很热，空气无法流通，索菲亚把头埋在被子里，那头长发似乎再也不会发光。不管卢卡说什么，都无法把她从那个沉睡王国中拉出来。房间里很闷，要是卢卡拉开窗帘，打开窗户，索菲亚就会在被子里尖叫起来，仿佛沉睡中发出的叫喊，几乎听不清她究竟在喊什么，直到卢卡离开房间，才又安静下来。她不回答卢卡的问题，卢卡也不可以碰她，没办法安慰她。

我走过红白相间的遮阳布，走进了店里，走过柜台和收银台，走进通向楼梯的门，没人问我这是要做什么。莎拉站在柜台后面，无聊地看着外面。卢卡在厨房里，获得了他的允许，我才上楼的。他说：“你曾经创造过奇迹。”说完便继续干活儿。

当我上楼打算让索菲亚怀孕的时候，是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去的。当我去她那儿看我刚出生的儿子时，是飞奔上去的。这次我并不需要去三楼，可是爬楼的时间却变长了。我紧紧地抓住楼梯扶手，听着鞋子下面的台阶发出的嘎吱声。我问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还有哪些义务要去完成，为什么没有转身穿过遮阳布，自动消失。

来泽的诗句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你能让时间和人们都回来，然而我却怀疑奇迹会不会重演。索菲亚不会再穿着牡丹花的裙子，不会再为我打开门，脸上不会再有红晕，那头金发也不会再编成辫子。这次她会嘴唇干裂、眼袋浓重地躺在床上，脸上毫无神情，被悲伤折磨得精疲力尽。她在等古斯配，只有他的归来才能化解她的悲伤。

我穿过客厅走向卢卡和索菲亚的卧室。桌上还摆着晚饭时的盘子和杯子，苍蝇在剩菜上吃得很欢。灶台上摆得满满的，水池里还有煮煳了的锅子。看起来饭早就吃好了。卢卡不能没有索菲亚，而冰激凌店不能没有古斯配。也许几个季度问题不大，可以请人来帮忙。可自始至终还是得有个儿子来继承这一切。

古斯配出生的那天，冰激凌机器停止了转动。而现在，机器可能要永远停歇下来了。

我抓住门把手，还待在屋外。门后面什么声音也没有，没有被子稀里哗啦的声音，没有咳嗽声，也没有打呼声，索菲亚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听我的，不知道我的话能不能把她从麻痹中唤醒。我们都了解人们的内心吗？都知道该如何遗忘痛苦，再次燃起希望吗？

这时我按下门把手，打开了门，门吱嘎响了起来，一股热浪向我扑来。屋子里很黑很沉寂，走进屋里的那一刻我晕头转向，身边的一切都旋转起来。

有开头，就有结尾

度过了两个寒冷的冬天和一个充满蝉鸣、蓝天、圣约翰草、苜蓿和亚罗的夏天，古斯配又回来了。卡多雷的时间过得很慢，四季过去了又回来。大树被砍倒了，奶牛生出了小牛，男孩都变成了男人。玛利亚·格拉兹亚知道人们都在看她，只要有人在街上跟她说话，她就加快脚步。她把自己藏在卧室或者森林里，回到那些曾经和古斯配一起去过的地方。她要把那些地方一个个找回来，阳光透过树缝洒下来的地方，和古斯配一起捡松果的地方，两人一起摘蒲公英的草场，还有一起躺过的草地，玛利亚躺在地上，仿佛一个巨大的时钟。只有安特劳山没敢去。

古斯配已经走了一年了，没人明白他的选择，他的母亲坐在他的房间里等了好几天。房间的窗户打开着，好让古斯配爬进来。他是一大早在一片漆黑中出发的，连一张字条也没留下，也没跟弟弟妹妹说什么。玛利亚本可以解开谜底，却不敢告诉古斯配的母亲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那天晚上她向他诉说衷情，求他跟自己生个孩子。她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有时候负罪感来袭，也有些天简直不敢相信古斯配是因为她才离开的。她到底做错了什么？只是把自己的身体给他看，想要把那白白的胸和琥珀色的乳头交给他。

没人知道古斯配在哪里，消失的前几天全村的人都行动起来：钉子匠、锁匠、安里寇、他的父亲。父亲但凡出门在外，就总爱吹口哨，而现在却默默地在大自然里穿梭。人们在大山里走了好久，站在安特劳山的冰川上，都以为他在采雪的时候摔下山去了。

两个月过去了，秋天到了，当糖炒栗子的香味传遍维也纳的大街小巷，木匠把锅子支在人民公园的转角时，也没忘了找古斯配。有一次布鲁诺以为街对面的那个人是古斯配，可当他喊出古斯配的名字时，才知道认错了人。那个男孩跟古斯配一样，肩膀强壮结实，头发黝黑，却长着另一张脸，一张细腻无忧的脸。

尽管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玛利亚还是相信古斯配会回来。她敢肯定不管他走到哪里，都会想着她。她要等他回来，就这样，一个夏天过去了。农民把草捆了起来，水果都煮成了果酱，装进了瓶子里。冰雹如核桃般从空中落下来，村子的上空雷声轰轰。

“你还要等多久？”玛利亚的母亲问。

玛利亚没有说话，看着外面，看着那些乌云。

“你想一辈子都一个人过吗？”

玛利亚还是没有回答，只是额头上的皱纹更深了。两天前玛利亚的母亲看见女儿从树林里走出来。只见她抓着裙摆，看着捡回来的松果。

“玛利亚，”母亲说，“我问你话呢，你要一辈子都这么等下去吗？”

“不。”

“那你就得看看周围，不要总盯着地面。”说完便看着女儿，她比另外几个女儿都漂亮，是村里最美的女孩。看着玛利亚嘴角的悲伤，朦胧的眼神，作为母亲再也看不下去了，于是说：“他不会回来了，你必须忘了他，重新找个人，一个不会突然消失的男人，一个早晨起来后就去干活的男人。听见了吗？他不会回来了！”

玛利亚并没有听母亲的话，那些句子她全都听见了，却没有让它们进入内心深处。她知道有一天他会来敲门，就跟过去一样。她仿佛看见他回到了村子里，衣服很脏，鞋子都磨坏了，终于从远方回来了。这是一场梦，却清晰得如同现实一般。

她的心并不小，然而就跟雪莱诗里写的一样，只容得下一个爱人。那颗心无比强壮、坚决。

后来，夏天也过去了，她还在等。那年的秋天很温和，经常下雨。乌云聚拢在山间，雨一下就是五天。大街被冲洗干净，河里的水跟生了锈似的，成了棕色的。再后来，第二个冬天来临了，比第一个冬天还冷。气温降到了零下二十度，风刮在脸上就跟镰刀似的。不用出门的人都待在家里，围在火炉旁。为了能点火，大树被砍倒了，劈成了柴火，大伙儿在夏天里早就做好了准备。直到一月才开始下雪，不过很多人早就知道了，大雪就挂在空中，都能嗅到下雪的味道。只用了一个小时，草地就变成了白色的。到了晚上屋顶上积了厚厚的一层雪。

第二天早晨，小孩们走出家门，在雪地里奔跑起来，一个个小脸蛋红彤彤的。太阳带来了光明和温暖，天空湛蓝。人们把家门口的雪都铲掉了，在公牛的帮助下，街上的雪也清扫干净了，一团团白雾从公牛湿湿的鼻孔里飘出来。只有玛利亚没有出来，待在房间里，用被子蒙着脑袋，掩盖外面欢乐的笑声。

这个童年里如向日葵一般跟着太阳旋转、把蒲公英的汁水抹在手臂上的女孩；这个女孩在某个夏天突然变成了一个女人，只要微微张开小嘴，看着街上的男孩，他们就会屏住呼吸。而此刻，这个女孩却躺在床上，不愿起来。

村里的男人们都觉得可惜，可是没有一个人能把玛利亚从沉睡中唤醒。

一月过去了是二月，一转眼又到了三月，冰雪消融，只有冰川上还有些许积雪，宛如安特劳山的项链。古斯配远远地就看见了那闪闪发亮的冰川，终于快到家了。他的衣服很脏，鞋子也磨破了，转眼间离家都已经两年了，鼻子和额头都被晒黑了。

第一个看见他的人又惊又喜，高兴地都没听见他在说什么。水泥匠皮特罗扎特告诉大家，古斯配说的第一句话是：“白脸人，您好。”不过他也不是百分之百确定。

古斯配还没到村子，消息就已经传开了，传遍了村里的大街小巷。他的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全都走出屋子，来到了街上。古斯配出现在远处，小黑点越来越大。全家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上前把他拥入怀里。

玛利亚掀开被子，起床了。她听见人们那不可思议的欢乐的叫喊声，小孩子们都在叫他的名字。她的腿得重新适应身体的重量，眼睛要适应外面的亮光。见到古斯配时，感觉仍然在梦里。他变得好高好大，比离开的时候更高更结实了。在异国他曾经参与建设摩天大楼，还铺过铁路。

古斯配被母亲拉进家里，就在同一天晚上敲响了邻居女孩的家门。她看着他的眼睛，那双见过大西洋和无边无际的大平原的深蓝色的眼睛。古斯配并没有撇开目光，他不再害怕，一直看着玛利亚，欣赏着眼前这个美丽的女孩。尽管她的皮肤干燥，头发也失去了光泽，然而那种美却超越了一切。

古斯配的纸箱子里放着一个印第安头饰，一条口袋里装满红沙的牛仔裤，红沙是他在达科南部的草原上收集的。他曾经在烈日下摆放枕木，在怀俄明放牛，在纽约回头看过一个穿着丝绸裙子、喷着醉人香水的女人，然而他还是回来了。那根线没有断，网还是完整的，它们把他带回了玛利亚的身边。

春天到了，山顶上的积雪还没有融化，草地渐渐变绿，河边飘着锯木头的味道。古斯配和玛利亚来到安特劳山上，偷采“国王”的积雪。他们再一次一同经历一切，他看见她鼻尖的小汗珠，她看见他被汗浸湿的衣服。阳光刺眼，两人都闭上了眼睛，一股白雾从古斯配的胳膊下面飘了出来，竹篮里的白雪开始化了。

两人下了山，来到地下室里，古斯配开始转动冰激凌机器的轮子，转轮已经好久没开工了。两人做出了杏仁冰糕，一勺一勺地全都吃了下去。接下去的几天古斯配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味道，拿到街上去卖，来买冰激凌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大拇指上长出了老茧，她的皮肤成了蜂蜜的颜色，长长的头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古斯配不再害怕，说着爱情的话语，和玛利亚生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是我父亲的父亲，我的爷爷。就这样，冰激凌机器一直转了下去。

结 语

我要隆重感谢鹿特丹威尼斯冰激凌店的奥利弗一家，是他们抽时间给我详细讲述了家族历史，不管是一个冰激凌、一杯奶昔，还是一杯咖啡，都讲得有声有色。他们一家还在卡多雷的维纳斯村接待了我，在那里我认识了奥利弗一家的其他成员，还有给我提供了许多信息的冰激凌商人。

我要感谢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的董事巴斯·科瓦克曼，他曾多次给我详细地介绍他的工作和旅行。我还看到了他的酒店房间画册，他坦诚的态度让我感动。

我还要感谢多林·德福斯为我提供了安静舒适的创作环境，让我在那里完成了这部作品，喝了无数杯她为我泡的意式浓缩咖啡。

里诺加·埃塔诺《天空不是一直很蓝吗？》的译者为玛农·史密斯。

重要文献

《意大利冰激凌：荷兰的意大利冰激凌商人的辉煌历史》

弗兰克·博文克尔克，1984

《金色岁月的收获：冰和冰激凌的社会史》

伊丽莎白·大卫，1994

《一杯特别：冰激凌消费的世界史》

平·莱恩德尔斯，1999

《爱里奥·塔拉米尼：创业家和空想家》

哈利·奥特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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