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戊戌变法

张鸣
简介

第一章 晚清政治格局之嬗变
清季政治传统：补丁机制
旗下闲人政治及其没落
晚清政治变局：枝强干弱的走向
洋务运动的地方导向
第二章 晚清士林的政治走向
明清之际士的传统政治角色
西学的萌芽与书院的悄变
分化中的士林与各自的政治动向
甲午前多数士林的躁动与迷惘
第三章 梦醒时分的政治动作与趋向
甲午震动，大变端倪
学习日本，东学之渐
知变的趋势，求变的开始
大梦之后的多数士林：无歧困羊
第四章 变法的政治曲线
变法的政治动员
变法同路人：洋务派问题
启蒙与变政
再世尼山与说经野狐
第五章 维新的陷阱
失重的中央政治架构：大太后与小皇帝
难产的交班：归政及其他
帝党与后党的界限
维新政治与道德陷阱
旗下闲人政治的余威
第六章 变法政治的无形之障
资历问题
补丁传统与求全之念
权力的合法性依据
老百姓眼中的“康党”
第七章 多难的中枢维新
机会之光透过了裂缝
维新路线：学俄与学日
明定国是的风波
健言之臣，顾问之功
替代：四小军机
冗政的威力：棉花套阵
权杖下的政变
第八章 西方政治的戊戌变奏曲
进化论与张三世
“物竞天择”与开民智
绅权与民权
议员和议郎
西式的开会与中式的清谈
上书言事与民主议政
第九章 戊戌遗下的政治课题
精简的沉滞
改革的次序
改革的权力悖论——从民主到专制
铨选的难题：科举与八股
结语与余话

第一章 晚清政治格局之嬗变

尽管清末以来，排满的革命家们将满人政权痛诋至一无是处，但平心而论，满清还是蛮有特色的一代王朝，远的不比，至少比起相接的朱明，其政治实有凤鸭之别。究其由，并非清代制度比之明季有什么优处，而在于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两朝有很大的差别。清代之帝，不论贤与不肖，个个都有图治之心，说宵衣旰食固然是吹捧，但“君王从此不早朝”的事好像也没有。就更没有像明武宗那样自封“总兵”和明熹宗专事斧斤的胡闹帝王。更何况还出了两位放在何朝何代也堪称明君的康熙与乾隆，前后统治百多年。在人治政治模式的传统政治中，君主的明智与勤政显然比任何贤臣都更加有效。

虽然清朝政治颇有气象，但由于在制度上“清承明制”之故，几乎明代政治的明弊与隐疾，清代也都有，换言之，清代的政治格局与明代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无相权的皇权集权，以相互牵制为首要特征的中央政府机构，中央与地方外轻内重的布局，地方的简政与中央的繁政相搭配，缺乏效能的兵制等等大都大同而小异。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任何政治系统，只要能实现统治目标，就应该是合格的。自宋以降，在多数情形下中国封建统治者最关切的统治目标是对国家的控制，消解内部的叛离，至于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繁荣则是第二位乃至第三位的事。行政效率的低下与国家机器的腐败，往往能换取皇权的稳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看来的所谓政治系统的弊病，很可能是一种统治所必需的合理代价。只是，这种代价在政治体系运作过程中会逐渐累加，一直大到足以损伤整个系统。而晚清政治格局的嬗变，就是在这种代价累加到了一定程度，由于西方势力的介入的刺激而发生的。政治重心由内重外轻转为外重内轻，新兴的湘淮军制部分弥补了传统兵制的怠滞，从而使清代政治呈现出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虽不足以抗击西方的冲击，但已可延缓其寿命。

清季政治传统：补丁机制

中国进入明清，以史家的公论，是进入了衰落期，统治方面无论是制度还是经验手段都过分地致密而烦琐，政治目标体系中保守主义倾向加重，过分地强调政治稳定，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任何可能的动荡乃至波动。相较而言，清代比明代这方面的特征更明显。

清季统治者似乎比前朝更加讲究“祖制”，或许是清代祖先的文治武功，或许是少数民族统治的特有谨慎，总而言之，清朝统治者心目中的“祖制”有着近乎神圣的意味。日常事务，以循行祖制为常式，但凡一政策出台，合于祖制则理直气壮，不合则躲躲闪闪，有时明明是新举措，也偏要打着祖制的招牌。像晚清祺祥政变以后，西太后那拉氏与恭亲王奕联手，为了遮人耳目，混淆视听，故意给奕以实际上已经废置了一百多年的议政王称号，来陪衬她的“垂帘”，即让祖制上有的“议政王”掩着祖制上没有的“太后垂帘”。

但是，看重祖制的清代政治还远远谈不上像我们一般作为常识公认的那样是僵化的，它在适应情势变化方面，还是具有弹性的，而且在清代的多数时间里，能够应付统治的需要。清代政治在其运作过程中，衍生出一种“补丁机制”，即在原有的政治要素或政策不再能应付局面，或者为统治者所不喜时，用某种“补丁”政策和要素来修补之，并不去掉旧的。道光帝对此曾有段佳妙的议论，他说：“譬如人家有一所大房子，年深日久，不是东边倒塌，就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这种“补丁机制”运行起来有两种情况，通俗点说，就是一种补丁小，一种补丁大。不论补丁大小，要的就是补得“整齐”，面上光。

前一种情况的例子比较典型的是清代的财赋政策。清代中晚期，社会动荡加剧，军费开支陡增，囿于赋税不增的祖制，尽管军情火急绝没有人再敢在国家日常赋税上打主意，于是只好开捐，最后又加上厘金征收，尽管捐额与厘金比例越来越大，但比起国家常税，它还是一种小补丁。又如总理衙门的设立，尽管不仅弥补了原政府机构欠缺的外交职能，而且凡有洋务之处，无不插手，事实上侵犯了原有六部职权领域，但比起原来庞大的政府机构来，它承负的行政功能还是要少。

属于大补丁的情况相当多，像内阁之于议政处，军机处之于内阁，前者虽然没有撤销，但职能均为后者抽空，成为名副其实的“闲衙”。再有像以湘、淮军为首的勇营之于八旗与绿营，以及后来的新建陆军，递次相补，国家正规军的位置先是由勇营挤走了八旗绿营，而后新军又挤走了勇营，但直到清朝覆灭时，八旗与绿营仍在苟延残喘。又如官俸，清承明制，实行低俸禄制，正七品的知县，年俸四十五两，四品知府一百零五两，巡抚与总督，贵为封疆大吏，也不过一百五十五两和一百八十两（乾隆时米价，每两不过买一石米多一点）。明知这点官俸根本不够养家糊口，却不肯加增，开始默认官吏在耗羡上打主意，后来则添加高出俸禄百倍的养廉银。最典型的莫过于漕政，漕运在晚清由河运改为海运之后，河漕的一整套机构无事可做，但一直摆在那里，戊戌变法时好容易要撤了，没几天又恢复了。在这种情况下，补丁有时已经大过了它所补的东西。事实上是听任原有的东西自我萎缩，自生自灭。

清代政治这种自我调节的修补功能，虽然能满足政治变革的部分需要，也确有减少政治震荡的好处，甚至面对西方的冲击，也能作出相应（虽然很笨拙）的反应。但是，修补一旦成为一种政治惯性或者传统，就不可避免地使政治缺乏活力，为因循守旧提供堂而皇之的栖息地。当步入近代面临近代化和对付西方侵略这双重课题时，修补功能就愈发力不从心，机构的叠床架屋，政策的混乱重复，使得行政效率更加低下，随着西方侵略的深入和近代化任务的日重，这种修补政策实际上已经走上末路穷途。可惜的是长期的修补传统在人们心理上已经形成了因循迟滞，得过且过的惯性，和对彻底变革的本能排拒，以及以新补旧的操作定式。这样，人们在进行大规模变革的时候，其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就显得格外的厚重。李鸿章在晚年曾不无自嘲地称自己是个于事无大补的裱糊匠。不错，李鸿章给清王朝这座风雨飘摇的大厦裱上了淮军和北洋水师，裱上了洋务企业和几个半洋的学堂，可急风骤雨一来，依旧房倒屋坏，补丁毕竟只是补丁。

旗下闲人政治及其没落

清王朝是少数民族政权，满人是统治民族，自然拥有不言而喻的地位和特权。清末的反清志士们，将满人对汉人的民族压迫渲染得非常吓人，其实“纣之恶不至若是之甚焉”。满清入关之初，八旗铁骑横扫华夏之时，对汉人的杀戮、欺凌与压迫的确堪称是残酷的，“扬州十日”“嘉定之屠”这样的事件并不少见。再加上圈地的豪夺，“逃人法”的暴虐，说是令人发指也并不过分。但是经过清代盛时长达百余年有意为之的文化融合与政治上的掩饰，满汉矛盾已经渐趋缓和，满人虽有特权，但活动却被尽可能地限制了，也可以说是尽可能地与汉人生活隔离开了，所以一般老百姓对满人压迫的感觉并不那么直接，以清末刺杀五大臣而闻名的反清斗士吴樾，在自述中就承认他在接受革命宣传之前，对满汉之分毫无感觉。

当然，说满人压迫“不若是之甚”，并不是说这种压迫不存在，终清之世，满人的特权和满汉在政治、法律上的不平等始终存在。而且尽管汉人参政的份额不断加增，但至少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中国政治的重心在满不在汉。只是当初赋予满人特权、给予满人种种优待的清朝帝王所始料未及的是，他们的种种给予在历史发展中反而成了满人的一种甜蜜的桎梏，不仅使他们在生活上丧失自理自存的能力，而且在政治上日见其低能。

自从努尔哈赤将建州女真编为四旗，而后是八旗以来，满人逐渐赢得了旗人或旗下人的称谓（也包含少部分汉军和蒙军旗人）。八旗制度从其主导方向说，应该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但这种制度绝非只有军事上的意义，前辈清史专家郑天挺的看法是颇有道理的，他说：“八旗究竟是一种什么制度呢？有人认为八旗制度是军队制度，实际它并不是单纯的军事制度，有人说是户籍制度，其实它也不单纯是户籍制度。因为它还有应尽的其他义务和应享的其他权利。可以说这是在民族联盟残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阶梯统治，它是满人入关前的政治制度。”应该说，八旗制度也是旗人介入政治的一种媒介和渠道。由于八旗制度所特有的氏族残余性质的军事民主意味，旗下政治在满清未入关之前主要表现为旗下人较为普遍的议政与参政，在上层表现为八贝勒共议国政，连诸贝勒与汗（皇太极）相见之礼居然是他们“各至汗前，依次抱见”。在中下层则表现为各旗内部的相对自治和甲喇、牛录及披甲人对各自事务的发言权。这在游牧、半游牧的氏族军事民主制度中是常见的情况（八旗是由原来极民主的穆昆塔坦制度发展而成的）。

清朝皇帝接受汉化的诚意与速度是在他们之前的所有少数民族统治者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汉化速度最快的部分，莫过于政治制度，从皇太极开始，清朝皇帝制度汉化的最大敌人，就是八旗的议政制度与传统。不言而喻，这场较量皇权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顺治应该说不算是位很热心汉化的皇帝，但突然发病身死的他，身后却冒出来一个痛悔自家“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委任汉官”，“以致满臣无心任事”即后悔汉化太快的“遗诏”。显然，这是满人元老意志的体现。实际上是旗下政治传统对制度汉化的反弹。康熙时，辅政大臣鳌拜在小皇帝面前还敢“攘拳咆哮”，抗旨不遵，把这种现象说成是鳌拜有不臣之心其实是后来的诛心之论，说穿了不过是满人军事民主传统的孑遗而已。直到雍正继位，满人入关已历半个世纪，他还接二连三地采取措施削弱八旗旗主的地位，往八旗各派御史二员，“稽察八旗一应事务”，改八旗都统在“私家办事”为“俱于公所办事”。并将八旗都统的印信“固山额真”改为“固山昂邦”，把旗主的意思抹掉。这说明，直到这时，八旗各旗自治的遗风犹存。

当然，满清入关以后，旗下政治还是发生了较为根本性的变化。八旗原有意义上的“议政”传统在帝王加强中央集权措施的打击下的确逐渐消亡了，但旗人对国政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却没有也不可能消失，用康熙的话来说，“满洲乃国家根本”，醉心集权的清初诸帝，一方面伸出拳去打击旗下政治对皇权的干预，一方面却又要将自家的脊背靠在旗人身上，因此势必要给旗人更大的政治发言权。在晚清之前政治系统中的重要位置，一般由旗人占据，纵然满缺和汉缺对等，比汉人少得多的满人显然机会要多得多。在没有相权的情况下，皇帝实际上是集帝相角色于一身，既然又是国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脑，所以处理行政事务不但要有自己的班子（南书房和军机处），还要依靠有关人员的“议政”，遇有重大事项，不但要交各部议，而且还要征集督抚的意见。虽说这种“议政”与清初议政王大臣的议政有本质的不同，但至少也是一种参政，甚至说参与决策的形式。在这种议政中，旗人的分量无疑是最重的。

旗人对政治的影响力并不仅仅限于正式途径。私下议论、小道传播、暗中托请等非正式途径无疑也是旗人干政的又一法宝。这种七嘴八舌外加七姑八婆令人夹缠不清的舆论与托请的力量，从来都是不能令人小觑的。康熙曾斥责议政处说：“今闻会议之事，尚未具题，在外之人，即得闻知。此皆会议处不加缜密、不严行约束闲杂随从之人，以致听闻传说，将国家大事，预先泄露。”这种随意泄露机密，议论国事的现象，后来也免不了。乾嘉时，军机处的台阶上下，窗外廊边，常有人“借回事画稿为名，探听消息，折稿未达于宫廷，新闻早传于街市，广为谈说，信口批评”。自恃有特权的旗人就更肆行无忌，先是泄密，而后就是议论和托请、干请。如果“具题”之事不合祖制或者侵犯了旗人的利益，后续的活动也许就会更热闹些。

旗下政治在满清入关后并没有因统治者的汉化进程而融入汉人政治传统之中，由于旗人隔离与半隔离的生活状态，和他们所恃的政治特权，使他们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政治传统和习惯，清初会议政务，“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官”，后来隔离的情况虽有所改善，但即使与汉官交契融洽的满员，也仍旧有自己的旗下圈子，也必须遵循那个圈子的规矩和惯例。

满清入关之后，旗人生活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圈子呢？一想到这个问题，对清史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浮现出一幅手拎鸟笼，无事泡茶肆酒楼戏苑的“八旗子弟行乐图”。显然，这并不是八旗生活的全部，但却是很惹眼的一种象征。八旗兵曾是何等的耀眼，仅仅十几万人马，从山海关打到云南，无坚不摧，攻无不克，其骁勇善战，世所罕见。但是天下初定，满载饱掠的女子玉帛的八旗将士，在清廷厚饷饫粮的喂养下，居然汉化或者说腐化得比他们的主子还要快。八旗兵无师自通地将往日的骁勇用在了醇酒妇人上，用在琴棋书画上，几年之内，战斗力锐减，顺治七年（1650），当国者便不得不警告八旗说：“嗣后满洲官民不得沉湎嬉戏，耽娱丝竹。违者即拿送法司治罪。”但是没有用，八旗将士仍旧“怠于武事，以披甲为畏途”毫无起色。及到康熙朝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之时，八旗兵已大不济事，朝廷不得不依靠绿营充当主力，害得康熙老着脸皮自我解嘲道：“自古汉人逆乱，亦唯以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满洲兵从主战沦为“助战”，据说仍然观望不前，“诸将皆闭营垒拥诸妇女逸乐而已”。

当八旗勋旧抱怨顺治帝汉化太快时，顺治也在指责八旗人等的“习汉书，入汉俗”，顺治以后的一连串满清“圣主”“英主”及不圣不英之主无不以为八旗的腐化是由于汉化的缘故。将板子都打在汉文化的屁股上，当然并不全是冤枉，八旗子弟确大有人热衷于诗书经史、琴棋书画、清玩清供，也有人因效慕汉俗而邯郸学步，甚至连姓名也汉化掉了，比如将钮祜禄氏改为郎姓，再取上些漂亮的汉字意思的名字，什么甘露珠、嘉木灿之类。至于沉溺于八股制艺，头顶高头讲章者，更是车载斗量。因此而荒疏了骑射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只会张嘴说别人的满清皇帝，自己也挡不住汉文化的诱惑，汉化得比谁都厉害，康熙的经史功夫，雍正的书法都是令人刮目相看的，至于乾隆就更了不得，光炮制的诗词就成千累万，巡幸四海，到处舞文弄墨，至今各地的断碑残石，犹有遗文，自家拼命附庸风雅，偏要“奴才”们恪守旧俗，怎么可能呢？况且，旗人汉化也不是没有好处的，旗人吸收了处于较高形态的汉文化，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了自身的文化层次，有些人的文学造诣，居然达到了令汉族士大夫也叹为观止的地步，曹雪芹还可以说是汉军旗，自身有汉文化的基因，但是纳兰性德的词，太清的诗，足可独步一时，袁才子“近日满洲风雅，远胜汉人”之语，怕也是由衷之言。更何况，通过吸收汉文化，旗人也相应地提高了政治水平和行政能力，乃至权谋智术，为维持少数民族统治奠定了人才之基。同样是少数民族政权，元朝的蒙古人始终要靠翻译，而满人官吏却可直接“牧民”，满清长达二百八十余年的统治，不为无因。事实上，低层次文化的少数民族在置身高层次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时候，妄想抗拒高层次文化的诱惑是不可能的，即便强调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也必须以吸收和学习为前提。

客观地说，导致八旗腐化丧失战斗力乃至族群活力的最主要原因，其实是满清皇帝自己，是他们对旗人无限制迁就的豢养政策。八旗兵在未入关之前的皇太极时代，随着战争进程胜众负寡，抢掠日多，俘获日众，于是渐渐将名下的田地交予俘掠的奴隶耕种，自己则化为专事战争的“职业军人”。入关以后，掠俘陡然增加，再加上清初旗人的圈地，从而使得旗人不事生产有了更丰厚的物质基础。皇帝也就顺坡下驴，禁止和限制旗人从事生产或另谋他业，以优厚的饷粮豢养旗人。八旗前锋、亲军、护军、领催、工匠长每月饷银四两，工匠每月饷银三两，每年各支米四十八石；步兵领催每月领饷二两，步兵每月领饷一两半，每年各支米二十四石；炮手每月领饷二两，每年支米三十六石。七岁以上的旗丁都领全份，七岁以下的“养育兵”也领半份。旗人的女孩一落生还要给脂粉银。至于宗室就更是优待，无论黄带子还是红带子，到了十八岁没有爵位的，一律赏给四品顶带，妻子儿女也按品食俸。如此优厚而稳定的粮饷，再加上清初车载斗量的掠获，大量的圈地，使得八旗将士的生活水平一下子就翻升了几个台阶，即使是普通的兵丁也是如此。生活水平一旦上去了，就很难下来。他们不再屑于关外粗朴的衣食和风俗，他们讲穿、讲吃、讲玩、讲规矩，渐渐地旗人会吃会玩和礼数多，就连汉族缙绅世家也瞠乎其后，稳定的粮饷和朝廷的恩顾使得他们花起钱没有多少顾忌，当职和不当职的旗员，都没什么事可做，应尽的职守也尽量地玩忽；掠来的财货花光了，就卖地，圈来的地也卖差不多了，还照样赌博、逛戏园子、斗鸡、斗鹌鹑、斗蟋蟀。任凭生齿日增，任凭坐吃山空。从清朝的所谓“盛世”起，八旗生计问题就叫得满天响，其实，比起汉人的贫民来，八旗生计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八旗贫丁有的也确有饥寒之虞，但主要是他们败家子作风造成的，禄米刚下来，先去变钱花掉，待到无米下锅，再花几倍的钱买回（或赊回）。八旗子弟的这种生活方式，不管朝廷怎样三令五申，让他们节俭，也不管皇帝如何慈心大动，屡加赏赐，甚至为他们赎回典当出去的田地，他们还是依然故我，雍正有时一月之间开赏数次，每次三四十万两，但不到十天，旗人老爷的口袋又是空空如洗。

旗人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闲人”，旗下政治也就变成了“闲人政治”，正式和非正式的旗人政治渠道的政治操作，都要考虑“闲人”的利益。无论何种政治举措，都不能触犯或改变旗下闲人的生活状况和特权地位。清初旗人跑马圈地，实质上是战争这种特殊的非常时期的掠夺行为，作为战胜者的一方，在战争进行期间圈地虽然已属不当，但于情势上讲，在那个时代也还说得过去。但是一旦天下已定，作为统治者的一方，再允许有这种掠夺性的行为，显然极不利于社会秩序的重建，无疑等于自挖墙脚。清初诸帝当然也明白此理，屡下决心要结束圈地，但却屡屡下令再圈。可笑的是每次圈地都声称“以后无复再圈民地，庶满汉两便”，每次都食言自肥。虽然康熙中叶，圈地在康熙的“乾纲独断”下得以停止，但变相的圈地——带地投充，直到乾隆时仍有所闻。政策的反复与执行不力，背后无疑有八旗之下闲人政治的影响。有关“逃人法”的问题也是如此，由于掠来的大量汉人农奴不断从旗下庄园中逃亡，影响到旗人奢侈的“生计”，在清初几十年中，政府曾不遗余力地缉捕逃人，并立专项刑律“逃人法”和专门的缉捕机关，由于“逃人”是旗下的劳动力，他们不愿“财产”蒙受损失，所以“逃人法”是薄惩逃人，重治窝主，逃亡的农奴仅仅挨鞭子，而窝主要砍头，还要连坐四邻，殃及地方官。结果搅得海内嚣然，乃至激起民变，汉官每每抗疏诤谏，但皇帝就是不听，甚至公然“护短”要治言事者之罪：“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绝不轻恕。”凡事一涉及满人利益，纵然是不言而喻的秕政，明显地不利于满清王朝长远利益，旗下也会喋喋不休，迫使秉政者作出违心决策，或者尽量拖延对秕政的纠正。

到了晚清，旗下闲人积习积重难返，愈发加重了暮气和堕气，旗员的政治能力日见其萎，旗下闲人政治的内容也变得愈发无聊，对其他问题的关注都变得无可无不可，充其量发点牢骚，说些怪话，祺祥政变，西太后不合祖制的“太后垂帘”，也只引起一点小小的骚动，至于旗下死活看不上眼的“洋务”，同文馆的设立，选派八旗子弟就学，旗下虽一度哗然，但所做的也就是发出些“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的怪话。可是一旦涉及八旗的“铁杆庄稼”——朝廷豢养的粮与饷，事情就怎么都议不下去，让旗人自谋生计的议题总是胎死腹中，漕运改海也议了很长时间，直到太平天国时期河运中断，才勉强改成，但河漕机构却撤不了，无非是牵扯到旗丁的生计。八旗旗下闲人政治已然堕落到单纯的“铁杆庄稼”的维护剂的地步，只要不危及这根铁杆庄稼，纵然有一肚皮不满，都可以将就，诸事好商量。

清朝的豢养政策和旗下的闲人生活方式与闲人政治，互为因果，搅成一团，不改革旗人唯有死路一条，而自身又丧失了改革的能力和勇气，宁可苟且偷安，得过且过下去。一旦外部的压力迫使他们非改不可的时候，不起眼的旗下闲人政治居然会回光返照地发出巨大的能量，即使不足以毁掉改革本身，也会造成巨大的麻烦。

晚清政治变局：枝强干弱的走向

虽然中国封建时代中期以后，由于追求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需要，政治格局上的强干弱枝，内重外轻就成为普遍的现象。但明清对这种趋向的强化还是令人瞩目。其特点是，在机构设置上，中央繁复而地方粗简；在权力分配上，中央权重而地方权轻。清代的督抚虽已从派出官员向地方行政官员转化，但作为一省或数省的最高长官，其属员却寥寥无几，办事只好依靠自家聘请的幕僚。其余像三司、学政道、府、县（州）各级地方官员，虽有僚佐属员，但却均嫌粗简，真正办事，还要借助非正式行政系统的“师爷”体系。至于权力分配就更是不平衡，所有称得上算个事儿的地方事务，无论军政、财政、民政、刑政统统要由中央来裁决决断，县令以上的人事升迁调配，也均由中央定夺。再加上督、抚、布、按、学五大员职权交错，相互牵制，均有单独上奏之权，地方政府除了秉承皇帝的意旨办事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自主权。所以，有清一朝，地方官员以缺乏能臣闻名，即使贵为封疆大吏，也普遍缺乏开拓精神，绝大多数都是唯唯诺诺，但求无过的庸庸碌碌之辈，一事当前，不论缓急，先以请旨为上。“一切事宜必得圣明指示，方有裨益。”清代中前期虽也曾出现过一些近乎能臣的督抚，像汤斌、鄂尔泰、田文镜、陶澍等，但也只有陶澍一人算是有点开拓性，但所办的两件大事，漕粮海运与盐政的废引改票，办的时候重重阻碍不说，实际也都没办完。乾嘉时文名远播的洪亮吉在那篇因而得罪远成的奏折中说道：“在外督抚诸臣，其贤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营私，国计民生非所计也，就目前而已。官方吏治非所急也，保本任而已。若久远者，以为过忧，事兴事革，以为生事。”鲁迅先生曾论及乾隆，说乾隆自命为英主，所以手下不需要贤臣和能臣，只得意那些不好也不坏的中才。事实上，清代政治制度所强调的，正是乾隆老儿所想的。

清代中前期政治格局的另一个特点是满人权重而汉人权轻。中央机构中高级官员的满缺汉缺从表面上看似乎相当，但重要及要害的权力都掌握在满人手里。地方督抚也同样满多汉少，康熙三十年全国总督五名，全系旗籍，全国十八省巡抚，汉人八名，满人九名，另一名民族待考。嘉道间，由于满人总体素质下降较快，汉人督抚比例有所提高，大体上也是旗鼓相当。

清代中前期内重外轻政治格局的另一种体现是督抚任期很短，调动频繁，而且即使贵为封疆大吏，只要惹恼了皇帝，罢官撤职掉脑袋也就是弹指间的事。乾隆朝的“红员”陈宏谋任督抚达三十一年，却经历了十二个省，先后调动二十一次，平均约一年半一任。别的人命运也不比陈好多少，只有极个别皇帝特别赏识的，才能干得稍微长些。这种情况对于督抚任职当然不利，他们对任所“民风土俗不暇周悉，属吏尚未遍识，历官之日少，奔驰之日多”。糊涂的，连布政使和按察使是谁都弄不清。但是，督抚至少无从培育地方势力，使中央权力不致受到威胁。一言以蔽之，即无尾大不掉之虞。

嘉道时节，清朝已进入暮岁，国家机器已经老化得不堪敷用，在围剿五省白莲教起义中，属于地方武装的团练，开始崭露头角，而汉族的封疆大吏如陶澍与林则徐之辈，挟经世致用的学风，渐渐取得了炫人的事功，在朝臣中的分量开始加增，朝中的大事都不得不托付给他们（像漕运改海、盐政改革，河工以及后来的禁烟等等）。

当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大规模侵入中国的时候，已经统治中国近两百年的满清王朝，雪上加霜，既要面对那种古已有之王朝末世的内部离心与反叛，又要应付来自西方势力的挑战。在这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情景下，清王朝开始全然不顾多年的政治惯例和忌讳，哪怕是饮鸩止渴，他们也只好装作甘之如饴。

五代十国以后，封建王朝最忌讳的“兵为将有”的现象不仅出现了，而且还要依这类“私兵”为干城。倒霉的咸丰，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冲击下丢掉了大半个中国，在洋兵的进袭中，仓皇北顾，拱手让出了京城。八旗兵和绿营兵一溃千里，一败涂地，连招架之功都没有，据统计，仅仅从咸丰元年到咸丰六年这段时间里，八旗骁骑校等正六品以上武将死亡两百六十人，绝大多数是阵亡和因退缩而掉头（处分）的，其中副都统以上高级官员三十六人。而绿营就更惨，在这六年中，仅游击正三品以上将领死亡就达两百零四人，其中提镇大员有一百零一人，约占一半。在与英法联军的战斗中，作为满清王朝总预备队的蒙古骑兵也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清王朝可以依赖的现成武装力量，可以说已经瓦解了。占了京城的洋人倒可以用出卖主权“攘”出去，可咄咄逼人的太平军怎么办？遍地烽火的大小起义军怎么办？所以不难理解尽管朝廷也认为湘军的崛起“非国家之福”，尽管对胡、曾、李、左诸人有一百个不放心，尽管朝廷发生了政变，新人取代了旧人（肃顺之头可以砍，肃顺信任的曾胡诸臣却非得重用不可，只要当权者头脑还是清醒的），满清朝廷还是像挤牙膏似的将地方军政大权一点点放给了湘淮军诸将。

清朝原有的八旗与绿营，是“兵为国有”的兵制，后来作为补充的乡勇团练，随用随招，事毕遣散，虽说出了不少麻烦，但也难成气候。而湘淮军则是典型的“兵为将有”的兵制，从表面上看虽与明代的“戚家军”并无不同，但戚家军之于明是局部问题，而湘淮在晚清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事实上成了“国军”，支撑着晚清残局。湘淮军与“戚家军”最本质的不同在于它的近代色彩，它所装备的洋枪洋炮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是最多的，而且部分地引入“洋操”，部分地吸收了西洋军制的特点（以淮军为甚）。

武器与兵制上的近代气息和“兵为将有”的灵活性使得湘淮军不仅战胜了太平军和捻军，更重要的是令他们自己变成了“天之骄子”，虽赶不上五代十国时的骄兵悍将，却也每每因不听招呼令朝廷头疼不已。咸丰十年，江南大营溃散，太平军兵锋横扫江浙财赋之地，咸丰前后十余道严旨，催曾国藩“迅拨劲旅驰往救援”，但曾国藩推三阻四，就是不动一兵一卒。眼睁睁坐视江南“糜烂”。如果说天下大乱之时尚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来推搪的话，那天下已定之后，湘淮军的巨头们依然推三拿四，拥兵自重。同治四年十月，朝廷欲调李鸿章赴陕镇压回民起义，李鸿章居然提出身在陕甘不离江督之任（时署两江总督）的荒唐条件，拒不听调。

最令中央政府难受的是，湘淮军兴起之后，由于勇营兵制的缘故，中央欲想控制也无从下手，兵为将有，将去兵亡，“兵部惟知绿营兵数，其勇营练军各督抚自为之”，兵自募，饷自筹，械自购，每逢战事，“朝廷皆拱手而待之督抚”。

历代军阀的共同逻辑就是，有兵方有土，有土便有财，有财才能更好地养兵，形成不大不小的一个怪圈。当然，湘淮军这些“准军阀”们也不例外。到了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的时候，湘军将领和曾国藩幕中策士，就一批批地袍笏登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坐上封疆大吏的位置，曾国藩一路提携荐举，三年之内，便有三人任总督（两江、闽浙、两广），九人先后任七省巡抚（粤、陕、苏、赣、皖、浙、鄂）。在淮军与左系湘军后来居上的情形下，曾、左、李门生弟子，将佐幕僚任督抚者比比皆是，昔日的书生与土棍化为今日的红顶要员。更要命的是从此以后的督抚，大都拥有可供自家支配的兵权、财权及用人权。无论走到哪里上任，均以麾下精兵随之，到了任上，昔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现在是一任督抚一任臣，要害部门都得换上自己的人。

太平天国以后，清朝地方督抚权力膨胀得异常迅速，原来中央集权系统的中心型权力结构，在骄兵悍将的武力面前被破坏了。原来与督抚并无统属关系的布、按两司，实际上已经变成督抚的属下，只有听命之份，没有监察牵制之权。原来，督抚也有一定的人事权，文官道府以下，武官副将以下，督抚有一定比例的题奏权，但具体名单要由布政使提出，吏部批准。在实际上，即使像知县这样最基层的正印官，也大多由上边委派，可见其权力有限。然而，在同治以后，中央用人权被大大地侵夺了，司道以下官员的任免调补，几乎都由督抚说了算，不仅吏部无由置喙，皇帝也不好干涉。

地方势力的壮大，兵权是前提，财权才是根本，地方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财源，显然是无法与中央抗衡的，就像未断乳的婴儿一样，很容易被人置于死地。当初，如果清朝中央政府在湘军初起之时，能及时以充足饷源供应之而不是让它的统帅把持地方自筹军饷，那么待到大乱释平，地方势力的坐大恐怕不会那么容易。然而，那个时候的清廷，是不大能够有此远见的，即使有此见识，恐怕也无实行之人才。

清朝中前期，财政管理一如其他行政体系一般，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制，各省每年的赋税收入，除一部分省份需按规定额数协济他省和极少量地留存地方外，均得上缴户部。在多数情况下，地方“一丝一粒，无不陆续解送京师”，以致省府州县“无纤毫余剩可以动支”。即使是地方留存的库储，要想动用，非层层报批而后方可领支，即便遭逢紧急情况（如灾情与军情）也需如此。地方官只有可能为自家捞私房，但却无由为地方事务留取经费，因为事实上，地方政府无财权可言。这种体制是缺乏效率和灵活性的，但清朝政治体系的目标之一就是防止地方权力的过大，以威胁政权的稳定，所以也无可厚非。

然而太平军军兴以来，遍地烽火，地方官员守土有责，丢了城池要掉脑袋，在经制兵不中用的情况下，编练团练乡勇也要想法保住城池，于是各省纷纷截留上缴之款。仗打得乱七八糟，中央信息不灵，情况不明，自然也就不好控制，结果日常的解协款制度无法正常运行，火烧眉毛顾眼前，不得不把不定额的解款制度，改为定额的摊派。这样，地方就可以在交完定额之后设法弄些“余额”来供自己支配，等于在财政制度上开了一个口子，默许地方有自己的“财源”和自由支配的财权。

如果说赋税的上缴余额对于地方财政还算是杯水车薪的话，那么厘金制度的兴起则为地方枝繁叶茂注入了充分的养料。起于1853年秋，经钱江建议，由江北大营雷以诚实行的厘金制度，很快就变成了湘淮军的筹款法宝，在曾国藩等人未获方面之任时，湘军已经开始在军队经过之处设卡抽厘，待到湘淮系督抚遍天下之时，厘金收入已经成为中央无法过问，全由地方督抚自行掌握的一桩大收入。正因为如此，厘金收入逐年增加（地方有积极性）。据罗玉东先生估算，自咸丰三年至同治三年（1853—1864），全国厘金收入平均每年约一千万两。同治七年以降，年平均收入竟达一千五百万两，大大超过常关关税，成为仅次于地丁的第二项税收。

此外，地方还可以从纳捐中分肥。咸丰三年，由于军情孔急，款项短缺，原来由中央掌管的办捐事务部分下放，结果各地方广开渠道，简化手续，中央非但不能控制，捐款也被大口吞噬，呈现出中央出官衔，地方捞大钱的反常情景。捐局“遍行各省，侵蚀勒派，私行减折，诸弊并作”。甚至，个别势力大的督抚和地方官还可以举借外债，自借、自用、自还，构成地方临时性收入，如果一旦还不了的话，账最终还得要中央政府来背。本属于中央的海关与常关税收，像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巨头督抚也可设法控制、留用或索取，这项收入成为日后地方洋务事业的重要财源之一。

事实上，在晚清时节，地方政府以省为中心，已经变成半独立的完整的政权体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力越来越大。一些督抚不仅对地方事物，而且对中央事务也有较大的发言权，地方势力的触角事实上已经经过某些常设机构伸到了中央，不仅参与中央决策，而且也改变了中央的政治格局。对于曾、左、李这样的“中兴名臣”，朝廷大事大都得征询他们的意见，而督抚兼北洋、南洋大臣的惯例，又使得督抚可以理所当然地参与外交和中央洋务活动，李鸿章任直督兼北洋大臣先后二十余年，实际上成了中国的“外交大臣”。

一个值得注意的苗头是，随着各省督抚的势力膨胀，各地乡绅及绅商也开始加入这一地方势力扩张的合唱，由于湘淮军的崛起，连带着湘籍与淮籍的乡绅乃至土豪权势地位的上升是不言而喻的，而在沿海地区的绅商，通过对督抚的支持与对洋务事业的参与（如江苏、上海绅商就曾为李鸿章的洋务事业募集资金，提供人才，左宗棠也得到以胡光墉为代表的浙江绅商的大力协助），提高自身地位，也获得了利益，从而壮大了声势。地方绅商的加入，使得晚清督抚专权获得更为坚实的基础。

当然，晚清的中央执政者虽说算不上高明，但也绝不昏庸，叶赫那拉氏也堪称是位“狠角”，精明强干，心狠手黑，虽然书读得不多，但也深知枝强干弱乃朝廷的大病，几番痛下决心欲将分散的财权、兵权收归中央。晚清之季，废厘金的呼声不绝于耳，半出于商家的代言人，半出于朝廷。同治三年之后，清廷叠令各省裁减厘局，动作不可谓不大，但是各省阳奉阴违者有之，充耳不闻者亦有之，最后还是令中央政府苦心孤诣的釜底抽薪之计化为一纸空文。军队问题也是如此，不论朝廷如何梦想将军权收回中央，但兵为将有的现象却成为定制无法打破，湘淮军如此，北洋水师如此，练军如此，新建陆军（张之洞的自强军和胡燏棻、袁世凯的小站军）也如此。待到精明的西太后一死，不自量力的满清权贵破釜沉舟地这也要“收归国有”，那也要“收归国有”的时候，满清王朝也就寿终正寝了。

晚清政治格局枝强干弱的走向，不仅打破了内重外轻政治比重，而且也顺理成章地改变了满重汉轻的格局，满人的权力圈大踏步地退缩了，“满中无人”的现象，愈演愈烈，八旗子弟的蜕化已经到了无药可医的地步。由于地方事权日多，机会也多，所以人才不再把眼睛盯着中央，在京师里挤。地方督抚在延揽人才方面显然比笨拙的朝廷各部做得好，早在曾国藩时代，曾门幕下人才之盛，天下无出其右，到了袁世凯、张之洞时代，他们夹袋中的人物，是可以组织一个现成的政府。李鸿章以地方督抚的身份，长期左右朝廷的外交，无论从哪个方面说，中央政府无人、无能之诮是逃不脱的。

晚清政治格局虽然一直沿着枝强干弱的方向走，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既没有出现地方的割据反叛，也没有出现虽然名义不叛，但实际上中央根本无法插手的地方政权（如唐之藩镇），湘淮军这些军阀的雏形，成长的速度似乎非常慢。清政府之于曾、左、李显然没有像有些人担忧的那样，前门驱狼，后门迎虎，一如唐王朝依靠朱温和李克用剿平黄巢一般。究其缘由，仅仅以理学名臣的道德束缚恐怕不足以服人（有些精神因素可能不是道德问题，比如其中最忠心耿耿的左宗棠，一心要让“今亮”超过“古亮”，纵然主弱且，他也要像诸葛亮一般，捧着阿斗，鞠躬尽瘁，好像更像是一种虚荣心）。曾与李都遇到过劝其黄袍加身的人，虽然他们没有听人劝举旗造反，可是也并没有像岳钟琪那样将说项者绑送朝廷治罪。说一点儿不臣之心都没有恐怕说不通。

晚清政治格局虽然一变为内轻外重，但中央政府却能在势力削弱之中维持大体上的平衡，恐怕主要要归功于清廷的最高统治者西太后与恭亲王奕政治手腕的高明。他们适时地采用了利用矛盾，制造矛盾使诸地方派系相互冲突，时而抑彼消此，时而抑此消彼的控制权术，巧妙地使湘、淮及左氏湘系相互仇视，各不相上下，而朝廷稳握居中裁决之权，从而也保住了中央虽然有限，但却较为稳定的权威。

晚清政治呈现出十分奇怪的态势：一方面地方势力的崛起已使中央孱弱到了做不了什么大事，更无从应付西方势力入侵的挑战的程度，另一方面各地方势力却要靠向朝廷争宠以扩张自己。中央政府只把精力用在驾驭与控制上，而只靠地方的“自强”变革，来应付变局，而地方势力的种种扩张行为在彼此力量消长的明争暗斗中达到了某种平衡，地方自主的变革努力，在加强自身的同时，实际上也增强了中央的实力，或者说国家的实力。不言而喻，自湘淮军初显军事近代化之成效以后，清廷对付国内的叛乱的挑战能力显然增强了。

在晚清的所有重大政治活动中，中央政府明显地缺乏主动性，在应付西方挑战这一晚清最重大的课题面前，也只有地方的主动性，中央对地方的主动性既不否决（事实也无力否决），也不运用中央权力将之推广，只是一任地方所为，为其政治作近代化的补丁。在这种“应变模式”中，中央政府所考虑的更多是力量的均衡，地方各派系之间要均衡，中央与地方要均衡，进步与保守势力之间也要均衡，应变只好靠地方来推，允许你推，但又不让你推得太远。而地方在近代化的努力中也不免掺上很多一己的私利，一派的私利，但却每每充当变革的发动者。

总之，在晚清政治格局的嬗变中，地方势力已经强大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任一种稍为大一点的政治举措，没有地方的积极性都是一纸空文，而应付外来挑战的变革，也只能来自地方的推动甚至于只由地方去自办。中央政府只是握着势力平衡的杠杆，而将发动者的位置拱手相让。

洋务运动的地方导向

洋务运动是晚清的一件大事。声势虽然不是很大，但拖的时间却很长，太平天国失败后，下层绅士与百姓反了几十年的洋教，而“中兴名臣”与其他地方督抚们搞了几十年的洋务，两者都对后来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我们将要讨论的戊戌维新都有直接的关联。

洋务运动的说法多少有点贬义，大抵像当时的反对派和后来的研究者的口吻，而在发动者自己，则名之为“自强”。姑弗论它“强”的是中国，还是“大清”抑或他们自己。洋务运动客观上毕竟引进了资本主义因素，使中国迈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时下，曾国藩、李鸿章和奕都曾被冠以“中国现代化之父”的头衔，但平心而论，曾、李和奕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后者的“洋务”倒也没少干，但对洋务运动他不过是一个有限的赞同者，只是恰好他的位置比较特殊而已。虽然比起同时代的满族王公亲贵来，这位精明透顶的“鬼子六”是要开通得多。

洋务运动从近代化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分成四个递进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购洋械、办理洋务交涉。这一层次的认识与行为来源于洋人的直接刺激，胡林翼见洋人轮船风驰而过，晕倒在地。李鸿章慨叹“落地开花炸弹真神奇也”，所以最初的认识自然是：“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1曾、胡、李辈所闻所见，英法联军打到北京时留京议和的奕也是领教了的，因此此心略同。于是大家硬着头皮办交涉，觍着脸皮购洋械。

第二层次是请洋人训练军队（教练使用洋枪洋炮，列洋操）和兴办军火工业。这一层次是上一层次的顺延，买来了洋枪洋炮总得会用才行，因此只好靠洋人。在这一点上李鸿章走得急，从1862年起他的淮军就开始采用西械与洋操，连操练的口令也照搬洋文，“前进”（forwardmarch）变成可笑的音译“发威马齐”（老一辈的淮军将士大多数到死也没搞清为什么一喊“发威马齐”就非得向前迈步）。兴办西式军火工业曾国藩比较早，他的安庆军械所就是最早的尝试，左宗棠虽说不服气他这位同乡，但很快步其后尘，放开手脚办起了福州船政局。李鸿章虽说对自己造船有些犹豫，但江南制造总局的建立，也使他加入了自造军火的大合唱。这种出自不受制于人的自立思想的“豪举”，无疑是会得到具有相同文化渊源的奕、文祥诸人的共鸣的。

第三层次是所谓求富的方略，官办新式工商业和官督商办工商业。大概眼高手低的“中兴名臣”发现了他们的“大手笔”军火工业有点像空中楼阁，所费不赀且难以为继。于是想到求富，幻想着外国的大机器一搬到中国，生产的产品就能抵抗洋货的侵入，给自己的军火工业带来取之不尽的财源。看来还是李鸿章最谙此道，官办办不下去了他就官督商办，乃至官商合办，引进了一批当年在上海结识的买办与商人朋友，利用商人特有的经验与智慧，使他踏上求富之路。应该说，在商人权责较重的情况下，开平矿务局和轮船招商局一度办得还差强人意。可是，在这个层次上，中央与地方意见就不尽一致了。对于地方办的民用工业，总理衙门的态度无非是像对待地方督办的种种自创财源的举措一样，听之任之。对于官督商办实际上还有抵触。恰是由于中央政府的这种态度和从中央到地方的强大官僚积习，致使官督商办的尝试最终流产。

第四层次是提倡民族私营工商业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是洋务运动的应有之义，但事实上除了个别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有过某些想法外，并没有化为政府行为。至于中央政府就更是持否定态度。只是到了《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才匆匆忙忙地补了一下课。就是这匆忙的补课，也使民族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过去有个偏见，认为洋务运动是治标的改革，本身无法推动中国民族资本的形成，其实，即使不改变政治制度，仅仅靠洋务运动也是有可能使民族资本有一定发展的，在世界近代化进程中，政治经济二元化的现象比比皆是。洋务运动之所以成效不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没有走完它自己应走的路。

中央与地方政府对西学的态度，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实际上也分有几个层次。对于适当地学“西语”，中央和地方看来都有共识，北京有同文馆，上海有广方言馆，等于是外语学校。当道的满大人大概吃尽了半通不通的买办通事张禧之辈的苦头，所以才甘冒旗人的讥诮让八旗子弟学外语。同文馆实际上只是总理衙门外交事务的附属，只要满清答应了洋人要办这么一个衙门，就必须有这么一个附属机构，所以实际上也算不上什么改革之举。只有后来在同文馆中附设天文、算学馆，才算有点模样，可惜又在反对派的舆论压力下招不上来学生。至于对西技的学习，中央政府虽也同意，但显然兴趣没有地方大，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都是督抚们办的，奕等人虽然有心用洋枪洋炮重整京师八旗，但却连个专门针对旗人的近代军事学校也办不起来。曾国藩、容闳诸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张罗起来的幼童出国留学，出于以夷变夏的深深忧虑，中央政府事实上是很有保留的，否则就不会派那么一个专事捣乱的冬烘陈兰彬去牵制容闳。最后，果然因所谓“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由奕亲手结束这项留学事业。

至于像李鸿章等人提出的改革科举，专设考西技之一科的主张，中央政府是连听都不要听的。在上海由基督教教会和江南制造总局两个方面译出的西学书籍（大多为科学常识，声光化电及数学书，还有少部分的西方地理历史书），长期以来没多少人问津，中央政府的衮衮诸公对此兴趣远远不及在野的部分士人。李鸿章曾对教会那个大肆张罗译西书的李提摩太抱怨说：“掌权的大臣，绝不知道西国的情形，没人肯看《泰西新史揽要》（一本李提摩太译的介绍西方近代史的书，作者为马恳西。笔者注），我倒看过几次。京中大僚，都称西学为鬼子学，所以人不肯研究。”李说这话时为1895年，当时奕还活着，并主持总理衙门，话中的“掌权的大臣”无疑也包括他在内。当然，这样胡桃杏子一块数，对奕可能有点过分，但作为名声在外的洋务大臣，奕对西学的确知之不多，没有资料能证明他曾看过西学的书，他的《乐道堂文集》里也绝寻不出洋务的文章，他对西方的了解，多来自与赫德的接触与不多的使臣汇报，而且他从未出过国门半步，为李鸿章所看轻，也是没法子的事。很有见识的郭嵩焘也有同感，在他眼里，除李鸿章、丁日昌、沈葆桢诸人外，“其余在位诸公，竟无知者”。

总之，十九世纪最后三十余年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较有知识的恭亲王奕，还是较无知识的西太后叶赫那拉氏，在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关头，所见所识，所行所为，还只能算是精明的传统统治者，他们精于把握政治平衡，明了利害之所在，更清楚自身国家的局限，但却不懂如何使社会进步，政治更新。即使在内外交困的政治压力面前，他们的认识也没有多少的前进一步。他们重用洋务派，却也姑息顽固派，实际上有意制造一种牵制的平衡。洋务搞了三十多年，整个中央政府却依旧暮气沉沉，毫无新气可言，京师的保守空气比地方要浓得多，仅仅同文馆这样一个还算不上什么改革的小学堂，所激起的反对、抗议、讥诮之浪几欲把人吞掉。“京师口语藉藉，或黍占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云云。或作对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西湖京官居然出这样的损招：发出知单言“凡我同乡，如有报考同文馆者，薪水较优，此后可以不分印结，公事较繁，庆吊可以不相闻问”。以逐出“乡籍”相威胁，不让人报考。中国的大门已经被人撞开了近四十年，朝中居然还有见识如三家村学究的徐桐、刚毅这样的重臣。有些人在地方为官还有几分朝气，到京中花翎双眼，顶子变红，就日日“见客三班”“见客四班”地应酬与宴游了。

旧衙门因循守旧也就罢了，而总理衙门作为“新衙门”，也依然沉闷、因循守旧，充斥官僚气、文牍气、拖沓气，英国公使威妥玛曾在使华日记中对总理衙门办交涉有如下记述：

中国总理衙门其规矩与欧洲各国之外交部迥然不同，凡各国使臣至总理衙门，必具酒果，王大臣以次陪客同坐，一若以饮食为交涉之要务也者。又中国虽事权不归一，然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每使臣发一议论，则各人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之大臣又视旧在署之大臣，若王一发言，则各人轰然响应，亦莫非是言。若亲王不言，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一日余至署，诸人相顾无敢先发一语，余不复能耐，乃先发言曰：“今日天气甚好。”而诸人尚不敢言，唯沈君某者，似觉不可复默，乃首答曰：“今日天气果好。”于是王大臣莫不曰：“今日天气果好。”不啻如犬之吠影吠声云。

这位居心不良的“公使大人”言语虽然是刻薄了点，但却不能不承认清朝官场办事就是这副模样，总理衙门的低效率、衙门习气实在与其他机构差不多，并没有因办的外交和洋务有多少例外。张元济先生回忆说，就在戊戌变法前，有一天他到总理衙门事务厅（即收发处，时张元济为总理衙章京）去，发现公文堆里有封俄皇尼古拉第二给光绪帝的电报，居然“已经在事务厅里搁了二天”。如果不是他将它翻出来，还不知道要扔在那里睡多少时辰。

这样的洋务衙门，指望它来推动洋务运动显然是不可能的，说到顶天，也就是维持维持应付应付。其效率莫说跟西方国家的外交部没法比（威妥玛不知道总理衙门大臣多数人虽然身在办外交，内中还是理藩院和光禄寺的心态），就是连曾、左、李的幕僚班子也比不上。曾国藩幕僚每日早起议事，李鸿章当幕僚时就因为睡懒觉还挨过骂。也难怪连它分内的外交事务也常常被北洋和南洋大臣分了去。

“新衙门”尚且如此，其他的中央机构六部、各监寺就不用提了，在几十年的洋务运动中，它们一点变化也没有，对于洋务事业成全者少，碍事时多。

研究近代化的论者总喜欢将几乎同时起步的中日两国相比较，其实两国近代化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的洋务运动几乎始终是一种地方行为，而日本则不是。中国的近代化运动显然缺乏一个领导中枢，哪怕是个不好不称职的中枢。从头至尾，洋务运动事实上并没能在全国范围推开，多数内陆省份在这三十多年里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李鸿章在给郭嵩焘信中的抱怨显然是有道理的：“果真倾国考求西法，未必遂无转机，但考求者仅丁日昌、鸿章及执事（指郭嵩焘。笔者注），庸有济乎？”倡导运动的地方督抚由于派系畛域、利益的分割诸因素的缘故，使运动显得各自为政，头绪纷乱、支离破碎，一些还算差强人意的事业往往也在倾轧中作了牺牲品。虽然朝廷也希望通过洋务运动来增强自身的应变能力，但却也不无高兴地看到其中的倾轧与纷扰。有时，中央政府对各地洋务政策上的承允程度，也构成了政治平衡的一部分。西太后与奕最关心的还是政局的稳定与力量的均势，尽量减少日益增大的离心力对朝廷的威胁。

洋务运动自始至终的地方导向，一方面可以说是太平天国之后的中国情势所致，一大批“中兴名臣”所代表的地方势力，不仅在实力上可以与中央相抗衡，而且还是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政治最具有活力的因素。不论以后的人们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有什么样的评价，但他们毕竟是当时中国比较敏感地感觉到了西方压力，并意识到这种压力的真正意义的掌权者，虽然只是地方政权的掌权者。在当时，也只有属于他们的势力集团有能力、有主动性来迎接西方的挑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央政府有意放弃对运动的领导，无意也无勇气担承这既有违祖制，又遭顽固势力（主要是旗下政治）反对的改革。西太后与奕等人自己既无此能力与见识，也不将有能力的“中兴名臣”引入中枢（同光以来，有名的督抚少有人当中枢的，只有左宗棠由于抵制李鸿章特殊需要入值了短时期的一段军机，很快就待不下去了。张之洞也只是在清廷临近灭亡时才被召入京承担那回光返照的“新政”之责，结果事未兴身已死），生怕导致大权旁落或政局失衡。

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里，督抚专权与洋务运动交并前行，对中国近代化是喜或是悲，是好事还是坏事，一时还真难说得清。从微观上说，地方督抚可以非常自主地兴办洋务事业，也同样可以非常自主地封闭自守，甚至像戊戌前夕两广总督谭钟麟那样，连前几任兴办的鱼雷学堂这种朝廷也赞同的“洋务”，也断然裁撤，而且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洋务运动的地方导向也是这样一把双刃剑，而且随着中国近代化的深入，愈发显示出它的局限性，但是由于它与晚清地方主义滋长的情景交织在一起，又很难加以纠正，由中央倡导的近代化的任何举措，都可能被怀疑为剥夺地方权力回收中央的企图。事实上戊戌维新的发动者们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两难之局：推动中央变法，显然矫了洋务运动之弊，但却又有意无意地打击了地方长期变革的积极性。康、梁等人虽然痛恨督抚专权之政局，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得不眼睛向下，寻求“开明”督抚的助力（维新派一度大部分都麇集于两湖，属意张之洞和陈宝箴），也可以说，在地方主义弥漫，地方势力日益壮大的晚清，任何一种变革，最难处理的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清末新政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

第二章 晚清士林的政治走向

说到“士林”，必须对“士”有个界定才行。一般惯例“士”指“士绅”，指有功名的人，凡是曾获得过生员，俗称“秀才”以上“学衔”的人，均可称为士绅，宽泛一点的，还可以把通过非科举途径攫取功名并官职者包括进来。显然，在晚清的光景里，这种“异途”士绅的比例相当大。这是一种符合明清官方规定的界说。

另一种界说是“读书人”，近乎于我们日常所谓的“知识分子”。正如知识分子的概念混乱得一塌糊涂一样，读书人的概念也相当模糊。在晚清特定的情景中，一般使用读书人概念时往往既包括有功名的人，又包括未取得功名而有学问的人，明显地将通过纳捐和军功等途径上升为缙绅的“老粗”排除在外。

我基本倾向于后一种说法，但还希望将标尺再抬高三寸，将所有读书和曾经读过书，有相当文字能力的人统统算作“士”（有官衔但目不识丁者不算）。有功名的人不必说，非得熟读四书五经不可，八股文做得抑扬顿挫，朗朗上口，（某些边鄙之地，由于风气不开，读书人有限，应考时破题之后只做到“且夫”二字就进学的宝贝可能要除外），试帖诗四平八稳，格律分明。捐班虽说有点铜臭味，但有些人捐个监生之类的是为了进一步应考，就像《儒林外史》里的周进那样，应该说也有几点墨水。以军功起家之辈固然粗豪，但读过书的人也非凤毛麟角。至于芸芸敢到考场放个屁，而终身未获一衿的童生们，绝大多数应该是已经达到了开笔作文的程度，在那个时代，达到这个程度，就意味着四书至少能连蒙带唬地背下来，少说也在私塾挨了七八年手板。其中可能也会有极个别的把“郁郁乎文哉”念成“都都平丈我”的糊涂虫，但确有真才实学而为制度与考官所误的人也在在多有。

如此这般的“士”，构成了明清社会一个特殊的阶层，或者说所谓“士林”，他们承载着文化典籍和主流文化传统，也用得自文化的经验、知识乃至智慧左右政局，参与政事，大者出将入相，运筹庙堂，小者维持乡里，干预诉讼。虽然在庙堂之上与处山林之远的地位身份有千差万别，但在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中国的传统政治，离开了士则无从运行，而中国的士没有了政治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石。说“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政治抱负与理想当然亦无不可，但更多的人更看重的还是厕身政坛或跻身士林背后的利益、身份、地位和荣誉。中国的士之所以为士，与经济地位的高低关系不太大，与各自的道德水准也不相干，胡适先生说：“我们不能说东林代表士大夫，而魏忠贤门下的无数干儿子孙子就不代表士大夫了。”真是痛快淋漓！对政治的直接与间接的参与才是士的根本欲望所在，即使并不醉心功名而皓首穷经的“纯学者”，背后的动机也无非是光大“圣道”而致君尧舜。据说章太炎的弟子王仲荦曾评论章道：“老师本是学者，而谈起学术来昏昏欲睡。老师不擅政治，但一谈政治则眉飞色舞。”尽管士大夫们可能案头放着《老》《庄》《坛（经）》，口里嚷着“归去来”，不能忘情政治却是他们无药可医的“痼疾”。

晚清恰逢“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政治的变局关联最紧的就是士林群体的变局。面对西方的挑战，从整个亚洲而言，中国“士”的反应可以说是最敏锐的，可他们的传统包袱也是最重的（日本明治维新初期对西学的介绍，往往要借助中国的书）。尽管在甲午战争之前，士林多数尚在大国残梦里沉睡，但西学毕竟从敞开的大门中溜了进来，士林群体慢慢地、悄然地发生了一些虽然细微但却很关键的变化。一小群不同于中国传统士的读书人出现并站住了脚，没有被当成“二毛子”给撵走。在西器、西学的价值被承认的同时，士林赖以骄人的资本，传统文化的价值开始动摇，连最保守顽固的士大夫，也只好无可奈何地承认“忠信仁义”不能当“干戈于橹”。显然，由于士林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这些变化对中国社会与政治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化过程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直到戊戌维新的发生，最希望变的人出在士林，最不希望变的人也出在士林。对尽弃所据的恐惧与对民族国家的责任感形成了反向双轭，使中国士林的背负格外沉重。

明清有“敢到考场放个屁，也为祖宗争口气”之民谣。

明清之际士的传统政治角色

作为“知书达理”的读书人，士的政治运作具有自己的习惯和特色，“知书”意味他们运作手段带有浓厚的文化意味，“达礼”则象征着对传统礼制和封建伦理的自觉维护。所谓“士”的政治角色，就定位于此。

不言而喻，士是分为不同阶层和类型的，“正途”之科举，本身就意味着繁复多层的阶梯：童生、生员、举人、进士。生员又可分贡生、廪生、增生和附生，进士又分一甲、二甲、三甲。如果按官阶则有九品十八级，红顶、晶顶和蓝顶（清）之类。我们还可以将之分成在朝和在野的，或者高层、中层、低层的，以及富绅与寒士等等，甚至名士、俗士、学者等等也可以算是一种分法。

不论怎样分，不同类别和不同等级的士，其政治态度是有差别的，其政治动作与习惯也不相同。有的差别是由各自的位置和身份所决定的，比如在朝与在野的士，很自然政治操作与习惯就不可能一样（有人因为几乎每个朝代的官方都将正在入仕为官的人不视为四民之首的士，所以在谈论士绅的话题时往往只限于在野的士，显然，这种限定对于我的话题是不合适的，跟实际情况也相脱节，我们在讨论士绅的地方上功能作用时固然可以将正在为官者排除，但绝不能因为读书人做了官就失去了士的身份。入仕为官恰是几乎每个士都热切追求的事）。除了那些单纯想从权力中攫取利益的人们之外，入仕实际是接近传统士子儒家式政治抱负和理想的一种状态，而这种抱负和理想，也是士之所以为士的要素之一（当然实际政治中理想总是要打折扣的）。或多或少，为官做宦的人均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干预政事的进行。愈靠近权力中心（皇权）的人（倒不一定按官阶排列），这种机会就愈大。位尊权重者或者皇帝的亲信可以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较大乃至决定性的发言权，一省的督抚在有可能左右省级政事的同时，对中央或全局的政务也有一定的发言权（清代尤其如此，朝廷经常就某一政策事务征询督抚的意见）。同样，只要不是“闲曹”，掌权柄者都在其范围内干预政治活动的运行。是苛政还是宽政，是繁政还是简政，即使小如知县也能让指针向某个方向偏动。

明清之际，处于士的金字塔塔顶的是有过进士功名的人，三年一大比（加上恩科也至多平均两年多一次考试），每次取士不过二百余人，这种经过层层筛选下的仅存硕果，不言而喻地受到各方的瞩目，相对来说，进士圈子的自我认同感也较强，“科甲出身”的金字招牌，往往成为这个阶层同气相求的“通行证”。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进士出身的人往往凭借同年（同科同榜）、同乡和师生网络来运作，尽管皇帝三令五申不许士人结党结派，但进士阶层中的宗派团体活动却从来都在有形和无形中存在着。西方中国军阀史的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从未形成过类似西方军官团的精神，但中国明清之际的“进士团”（文官团）精神却仿佛有之。在张仲礼先生有关中国绅士的著名研究中，将进士集团视为“核心团体”。

在士的塔顶，还存在一个特殊的顶尖，即翰林小集团。翰林品级不高，但却是人人羡慕的“清要之职”，从理论上讲，只有会试中名列前茅的人才可以进翰林院（当然也有极少数殿在三甲如曾国藩者因礼部考试成绩极优而侥幸得入的）。一般来讲，翰林出身的人日后的仕途都比较顺利，而且他们往往是各省学政和乡试主考副主考的首要人选，这不仅强化了他们所负的学品与士望，而且使他们成为传统社会“士”角色最充分的体现者。至于通过考试与学官的职位建立师生网络，实际上是政治操作中的副产品。正因为这种“士林之望”的地位与身份，使得翰苑人物以道德学问自负的清高气比别的集团来得浓重，每每以挽回风气为己任，晚清批评时政的“清流党”，大都身属翰苑，或出身翰林，就是这个道理。

在野的士是士林最大的一群，不仅相当多的士无法进入仕途，而且不断有身在朝堂的人退下来。有的是暂时性的，因病或者丁忧，还有些是长期的，丢官的致仕的和因宦海险恶而辞官还乡的。

在野的士当然也分阶层，做过高官显宦还乡的和曾经入过翰苑的士无疑处于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的是中过进士的人，第三等级是举人和贡生（优贡、拔贡和恩贡），再往下就是生员，最后垫底无疑是人数最多有志科考的童生。不过，在野士人的等级，有时也与人品、声望与学问有关，公认的硕儒和学者或者人品声望俱优者，即使只是一介生员，也往往能获得较大范围的尊重并在地方政务上产生较大的影响，即使什么功名都没有，也是一样。像梁启超的父亲，一介白丁也能靠着能干与德望孚众，俨然成为当地乡绅的领袖人物。

在野士人政治活动的范围之大，是今天的人们所不可想象的，大如赈灾、地区防务、文化教育以及赋税的征收，小至修桥补路，排解纠纷，几乎无处不有士人的影子。明清两朝吃皇家俸禄的地方官额数少得惊人，一个县也就那么几个人，再加上频繁的轮换以及原籍回避制度，使他们的行政效率大打折扣，如果碰上个庸才，连正常政务也维持不下来，私人聘用的师爷们和书办衙役，虽然能帮忙办事，但为自家捞钱才是他们的目的，搞得不好就会出大纰漏，丢乌纱倒霉的，却是官员自己。所以，地方官几乎没有不依靠当地士绅就能行使职责的，“为政不得罪于巨室”是地方官共同的座右铭。所谓“巨室”，即为士人中有权有势又有财富的缙绅望族。张仲礼先生说：“官吏们所做的事，特别是县官，极为有限，绅士所干的事，往往取代了官府的政事。绅士的这些事或许可称为‘半官方’的，因为绅士代政府而行事，但又不是政府的代理人。绅士仍然是一个社会集团，在自愿的基础上行事。”严格地讲，士绅并不是“代政府而行事”，由士绅们做的那部分地方政务，事实上是明清政治架构中特意留给士绅的，地方官所代表的皇权和地方上的绅权以及各自的政务范围之间有某种平衡，谁越了界都是种麻烦。

由于在传统社会里，乡村的地位并不似后来这般的衰落，乡居的士人明显多于城居的同类，即使达官显宦致仕后也往往回乡养老。所以在野士人政治角色在乡村就显得格外鲜明，政治作用也格外突出。按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的说法，传统社会乡村中的权力结构事实上是双重架构，官府一层，乡绅一层。在我看来，这双重架构中，官府只是浮在上面的一层皮，没有士绅，那可真就是“天高皇帝远”了。

一位研究者将清代士绅在乡村的社会活动归纳为“地方学务”“地方公产”的管理和“地方公务”三大类。显然，还必须加上赈济、地方防务、宗族活动以及非教育性的文化活动等几项才勉强能概括（我所说的士的范围虽然比王先生的士绅要大，但社会活动大体相近）。问题是这些社会活动中有多少是政治性的呢？地方公务和防务无疑是当之无愧的政事，而学务、文化活动与赈济事实也与政治相关。士人在乡村起的是一种基层政权的作用，把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最大限度地搅在了一起。

教育和文化事务是士人最乐意做，也最合乎身份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士人的社会活动是从文化和教育向外辐射的。退休和离职的官员们，大都以担任书院的教席为荣，书院的维持，也往往有赖于士绅的捐助。各县官学校舍和贡院的修造，也由当地的士绅主持，从筹资到负责工程，而地方官只是发起而已。一般来说，当地士绅还负责资助和奖励应试的举子，大一点宗族，都设有专项的资金和田产来应付此事，总其事者，大都为士人。此外，文庙的香火，也由士绅来维持。一些有名望的士绅还热衷于修撰地方史志，以维持道德风化。至于遍布乡野的各种义学、村塾、家塾，就馆授徒，更是士人的专利，尤以那些寒儒为多。一般的穷秀才（还有一些举人）成为各式私学教师的主要来源，屡试不第的老童生，开馆授徒的更是不在少数。广东花县不算是穷乡僻壤，可洪秀全、冯云山等“白丁”也能以授徒为业。宣称“白衣致卿相”的科举台阶，也许是农村学子读书的动力，而乡野文风之系，还真有赖于这些乡村塾师。

维持地方治安与防务，是士人另一项大的重要政治活动。从来乡村地区的治安，主要不是由官军来维持的，中国传统社会又没有警察，防匪治盗主要由乡村中的头面人物即士绅来张罗，修筑圩寨，组织乡勇团丁。每逢社会矛盾尖锐，天下将乱和大乱之时，这些乡村治安组织就变成大大小小的团练，自发地抵抗农民起义军。

赈济活动是士人又一项社会“主业”。每逢发生灾荒时，一般会有官方和民办的两种赈济活动。官方赈济常常很不及时，赖有民办的赈济应急。就是官方的赈济，也需有士绅居中操办。赈济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措施，显然，主持这项事务的士人们是十分清楚这一点的。

此外，某些势力较大同时品质恶劣的士绅还能通过与地方官乃至与胥吏勾结，把持和变相把持赋税的征收，不是有意为自家减免，就是从中浮收渔利。同时乡绅还能借助于宗族系统，事实上侵夺了相当部分的司法权。谁都知道，宗族对犯错的族人可以自行处罚，小到鞭笞，大至沉潭（处死）。而官方则多半睁只眼闭只眼，听之任之。

比起在朝士人来，在野士人政治活动的习惯有所不同，对于有些合乎身份、比较光彩露脸的政治和社会事务，他们的活动是显性的和公开的，而某些显然包藏私利的活动他们则隐在台后。乡绅们实际控制了乡村，但乡村中半官方的乡约和里正他们是不屑担任的，甚至于宗族的族长他们也往往避而不就，但这些乡约、里正和族长，却无一不听命于那些声大势隆的乡绅。在传统社会里，士绅必须维护自己的道德形象，即使是恶人，也须以伪君子的面目出现才更合乎“身份”。

行动必须合乎身份是士人行为的最基本准则之一，如果作出了不合身份的举动，士人就意味着丢面子。贫穷的士人服饰上可以将就，但行为必须谨慎。清人笔记记载了一段故事很有意思：“一教书先生，居村数里，有小路逾沟而行，稍近数十步。先生平生必由正路过桥，不趋捷也。一日自市归，遇雨。行至沟旁，四顾无人，一跃而过。有童子匿桥下避雨，惊曰：是先生亦跳沟耶？先生饵以一钱，嘱勿言。童子归，其父诘其钱所从来。争传是先生跳沟，声名大损。”在今天看来，这位教书先生“声名大损”损得委实冤枉，但在那个时代，“先生”也只好委屈点了。在传统社会的士人中，只一小类人的行为举止可以在一定范围逾矩过格而不受舆论的谴责，这就是名士。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在十分讲究礼法的社会里，大家对“道学先生”的行为评判往往过于苛刻，而对于名士则又过分宽松。只要被冠以“名士”的头衔，就大可以恃酒狂放，不拘礼法，流连于秦楼楚馆，徜徉在酒家戏苑，甚至放浪形骸，肆言无忌。当然也有玩得太过火而身陷囹圄的，如明代的李贽。或者碰上个把用心险恶的地方官而丢了性命的，如金圣叹。一般来讲，名士还是安全的。徐谓杀过妻子，扬州八怪蔑视王侯，袁才子（袁枚）招了一群女弟子，都活得好好的。名士沉湎于琴棋书画、醇酒妇人，但绝非忘情于政治。名士每每游离于政治中心之外，并非他们不想出将入相，建功立业，或者缺乏从政的才能，对于他们中的多数来说，恰恰是政治抱负太大，从政热情太高，才情也过于旺盛，才在并不需要他们的才气、忠诚和见识的官僚体系中处处碰壁，对他们来说，政治的悲剧不仅仅是怀才不遇。名士洪亮吉一鸣惊人的上奏，针砭时弊，畅快淋漓，却落了个远戍新疆，比贾府上忠心耿耿的焦大那一嘴马粪还惨。龚自珍和王韬也是一腔救世之志和救世之识，却依旧只好在依红偎绿、浅斟低唱里打发时光。

顽固的道德取向是士人政治行为的又一基本准则。我们这么说不等于说凡士人都是讲道德的，任何社会群体都存有寡廉鲜耻之徒，士人中的无耻之辈并不比农、工、商中少些。但是戴过方头巾的士，在明清时节经过理学的强化教育，都是名副其实的儒士，儒家伦理和礼仪已经通过专门的学习和日常活动的习染，渗透到了他们的骨髓之中。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他们至少在公开场合要尽量使自己的言行合乎儒家道德礼仪，如果实在不符合，也要找出些堂而皇之的理由或借口。比如为官者父母身死需丁忧守制三年，如果有的权臣实在放不下手中的大印，就得设法让皇帝出面阻拦，借口“忠孝不能两全”而“夺情”。如果在非常时期，那么理学家要求于妇女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符咒就会在士人身上“显灵”，担心“失节”成为改朝换代时节每个士人的最大忧虑之一。胜负已判，天下已定，还好说，自然会有“一队齐夷下首阳”，就是天下混混沌沌的时候，最难将息，迎新还是恋旧让人两难。一旦“事二主”的帽子戴到头上，就像那时代再醮之妇一样让人难为情。明清鼎革之际，抵抗清军，为明死节者，后来受到清朝的表彰，而帮了满清大忙的洪承畴、钱谦益诸人，反被新主子列入“贰臣传”，有意让他们遗臭万年。真是巧妇难事两姑！

“节”这种政治上的道德要求是士人们所独有的，而其他的“三民”则没有这个荣耀。这从另一面也说明士人在政治活动领域道德气氛之浓重，他们在进行政治操作时，道德评价往往是首要考虑的问题。有时候，事情的成败利钝，政治运作的利害得失是一回事，而道德评价的好恶又是一回事，但是士人就更多地要考虑在两者之间的权衡和抉择。在道德准则与政治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只要与自己利害无直接相关，士人们更倾向于情绪化地把天平倒向前者。特别是道德评价的标准斤斤于儒家伦理原则时，常常会使政治局面闹得纷乱不堪，难免会有“空言误国”的危险。明代中晚期围绕所谓“移宫”“红丸”“梃击”三大案展开的廷争与党议，本质上均属对国家政事有害无益的“道德纷争”。

当然，儒学，尤其是西汉董仲舒以后融合了法、道、墨诸家学说的儒学，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政治倾向，经世致用的学风虽然时断时续，但一直是一部分士人的旗帜，不论政治领域道德氛围多么浓重，道德评价的大棒如何横飞，总有人会想出办法来躲过政治运作的道德陷阱，达成实际的政治目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凭借空疏的道德口号与理论，给其政治操作（或变革）戴上一顶保险的大帽，借古人之口行现实之实。在我们以后的议论中，还会提这种现象在近代的表现。

士人传统的政治角色，是中国进入近代以后，在急剧变动的政治格局中参与政治的最初身份，而恰恰是在他们艰难的角色变换中，中国走进了漫长而多难的近代化进程。

西学的萌芽与书院的悄变

如果宏观地鸟瞰中国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几十年的中国学界，不能不令人沮丧，士林的大多数不是沉湎于考据辞章之学，就是营营于八股制艺。留意一下士人的书斋，摆的不是“清供”“清玩”，就是“高头讲章”和“新科利器”。但是，如果小心地把镜头对准中国的某些通商口岸，比如上海和广州，就会发现那里的学界还是出现某些相当新奇的变化：西学从正门挤了进来，也从侧门溜了进来。

严格地说，西方近代科学（包括社会与人文学科）是从鸦片战争以后才传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于明末清初在中国士林掀起的一小股“西学热”，其内涵只能说是准近代的，作为其主体的天文学还是托勒密体系的，毫无“新”气可言。然而就是这种档次的西学也很快化为一现的昙花，像徐光启、李之藻这样深通西学的士大夫在“康乾盛世”不复存在，除了康熙帝留下了少许研究西学的笔记而外，到李善兰之前，中国士人没有一本有关西学的译著问世。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的进入中国，有正门和侧门之分。属于正门的，就是中国的洋务机构、企业和学校，从这个渠道介绍进来的西学，占了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段时间内译介西学主要部分。洋务学堂主要通过课堂讲授和讲义的印发来传授西学。从1861年以来，各地陆陆续续办了一些洋务学堂，比较有名的像北京的同文馆、福州的船政学堂、上海的广方言馆、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等等，到甲午之前，总计大大小小有三十余座。这些洋务学堂虽然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教“正学”（即国学），但毕竟传授了一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语言文字，甚至还有西方地理历史、法律以及粗浅的经济学知识。我们从同文馆的课程设置可略见一斑（学制八年）。

首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指洋文。笔者注）。

二年：讲解浅书，练习句法，翻译条子。

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

其他洋务学堂大同小异，不过由于专业不同有所偏重而已。课程中数理化分量很重（即中国所谓格致），机械制造、工程测量的比重也不少。正是由于洋务学堂的教育，中国引入阿拉伯数字，化学元素符号和近代的工程图。只是奇怪的是，各学堂对算学（数学），都格外重视，课程比重奇高，似乎超出了实际需要，这可能与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有关。

与此同时，洋务机构附设的翻译馆（所）则开始将西方自然科学以及少量的社会科学知识译介到国内。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翻译馆，和同文馆附设的印书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由中国当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主持，著名新学者徐寿、华蘅芳、徐建寅、李善兰、赵元益、贾步纬、刘彝程等均参与其中主持译事。人员最多时中外人士曾达四五十人，颇具规模。从1868年创办到1880年时，平均每年译书11种，售书逾万。其中主要是自然科学的书籍，最初翻译的代数书，以甲乙丙取代XYZ，以汉字“一二三四五”取代阿拉伯数字，列出算式，今天的数学家是不会看懂的，比如“四甲”即表示“4X2”。渐渐地才西化起来，变成今日我们所熟悉的全球通用式。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诸同人筚路蓝缕的开山之功，为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在中国安家落户奠定了基础。戊戌时期叱咤风云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牵强附会在社会、政治现象上的自然科学理论与名词，大多源于他们的译著。康有为曾经购买江南制造总局的译书三千余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制造总局的翻译馆也翻译了一些反映、介绍西方先进政治法律知识的书籍，最著名的是《佐治刍言》，该书是卢梭政治思想的阐发，以宣传自由、平等思想为宗旨，认为人人均有自主之权，国家应以人民为根本，国家政治应以满足人民心愿为出发点。此书自1885年翻译出版后，一再重版。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都仔细读过。显然，这本书对维新派思想的形成，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同文馆的印书处也翻译了近三十部西书，但由于他们译书主要供教学之用，因而在社会上影响不大。

西学通过的侧门是教会，主要是一部分新教教会。在甲午战争之前，教会也开办了一些学校，但层次大都很低，教学内容神学又占绝大比重，一点极粗浅的数理常识只能起到点缀作用。所以在这一时期，作为译介西学的中介“侧门”主要是一些新教差会办的书馆和报馆。英国传教士麦都思1843年在上海兴办的“墨海书馆”，堪称是中国版图上最早译介出版西学的文化机构。墨海书馆的工作得到了寄居上海的一些狂人和畸人的帮助，王韬和李善兰等人参与书馆译事。在江浙一带，墨海书馆的科学仪器和所译之西书在士林中颇有名气，可以说，继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之后，墨海书馆的工作再一次引发了士林中人对西学的兴趣。光大这个事业的是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等人办的广学会和《万国公报》。广学会的译介以神学和粗浅的自然科学常识为主，后者虽然比起江南制造总局译介的西学程度要浅，但却比较通俗易晓，因而有一定影响。比较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译了些西方史地与政事方面著述，比如李提摩太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介绍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近况，一出台就在洋务圈中引起巨大反响，到了戊戌时期，该书行销达百万册以上，显然对推动变法有积极的作用。此外，《万国公报》第三四○卷刊载的《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一文，在中国首次系统地介绍了西方三权分立、代议制度和选举制度，堪称当时介绍西方制度最有代表性的文章。

当然，这些新教传教士的工作，存在着与神学掺和的毛病，有时难免把西学搞得变了味，但他们的译介之功，毕竟是不能抹杀的。

西学的初步输入，在中国士子中出现了一小批精通西学的人物，徐寿、李善兰、王韬等等，再加上留过学的严复、马良、容闳、伍廷芳等，人数虽少，但毕竟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新人”。还涌现了一批像康有为和他的万木草堂众弟子这样半通不通的“西学通”。而且在沿海通商大埠，还有不少知晓只言片语的洋泾浜英语，了解一鳞半爪洋学知识的士人。徐珂的《清稗类钞》中，记载过一些考试时用阿拉伯数字掺入试卷，文章中出现卢梭字样的逸闻。这些只有几滴西学水的士人，也许只是出于好奇，但也说明在戊戌变法之前，西学毕竟在中国有了一点痕迹。

在西学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的书院也在悄然地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的书院与一般官方和私家的学校不同，它们实际上是某种学术研究院，具有不拘一格的自由讲学和讨论气氛。自清以来，汉化的统治者有心也有意将书院变成了预备科考的进修所，在他们的授意下，书院逐渐变成了半官方的，由地方官支持。肄业其中者，每月均有津贴（月饷），每月考试，内容与科考相衔接，无非是四书文与试帖诗，优者有奖银。这样一来，书院的读书与研习就染上了强烈的制艺气味，有的时候，书院士子们更热衷的并非“圣贤原典”，而是最近高中的试卷，即所谓“新科利器”，由此去研究揣摩考官的喜好与时下的流行风气，士子一旦中举，即为肄业。但是书院毕竟不同于官学，千余年自由讲学的传统，尽管被压制，还是剩有孑遗，书院民办的性质也未由官方插手而根本改变，这样，在急剧变化的情势面前，书院教育体系多少保持了一点弹性。

书院的变化是从鸦片战争前夕开始的，由于感受到了王朝末世的气息，一批士大夫再一次开始痛慨乾嘉朴学专事考据学风，更不屑于帖括制艺之术，开始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开此风气者，既有学者如包世臣、徐松、魏源、张穆、姚莹等人，也有名振一时的封疆大吏陶澍、阮元、贺长龄、林则徐等人，风气所及，既波及在朝的部分有志之士，也影响到书院的山长与士子。1824年，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在广州创设学海堂书院，这位编纂过《畴人传》（即自然科学学者传记）的名臣，将经世学风带进了书院，学海堂开始讲授经诂实学而不课八股。

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太平天国之后，脱离现实的考据学风进一步受到抨击，讲求实学进一步在相当一部分有志之士中流行，研究边疆史地，探求河工、漕运、农政等实务，留心天文算学和西方情势。风气所被，一些讲求实学的书院先后兴办，以三鼎甲入翰林，放过学政，当过考官，名副其实的儒臣张之洞在四川创立尊经书院（1875），在广州创立广雅书院（1887），在武昌创立两湖书院（1890）。一个比一个实学色彩浓，到了张之洞大办洋务的两湖时代，两湖书院的实学已经开始由传统的天文算学等向地理、测量化学、博物学、史略学这样的西学过渡，这个书院，培养出了诸如黄兴、杨锐、唐才常、傅慈祥这样的著名时代先锐。与此同时，国内其他的书院也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些变化。严修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天津问津书院就读，不仅实学，于西学也有问津：“公平日于代数、几何致力最深，至是乃益贯通。”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上任后发现他昔日的得意门生周锡恩掌教黄州经古书院，课士题目有“显微镜、千里镜、气球、蚊子船等课；时务有拿破仑汉武帝合论、合林考、唐律与西律比较、倡论中国宜改用金本位策”。结果受到张之洞的奖赏。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大致同一时期，一些通商大埠还衍生出了书院的变种——格致书院。上海最先兴办。厦门（1875）、宁波（1884）随后效行。格致书院在教学内容上，无异于西学学堂，但体制上却与中国传统的书院相同，由山长总其事，月课自修，有探讨有讲评。

上海的格致书院创建最早，持续时间最长（1873—1914），前后约四十余年。在上海格致书院的早期，书院不仅仅是所西学堂，还兼有编译馆和博物馆之用，发行《格致汇编》，向社会介绍西学知识，介绍西方最新科技成就。设专室陈列西方科学仪器和器物，并加以演示，不仅陈列有天文仪器、地球仪、电报机、铁器汽机、化学试管和照相机，而且还有西方的日用品，吸引各界人士前来参观。格致书院的兴办虽然传教士傅兰雅起了很大作用，但设计规划却是由徐寿、王韬操办。虽然在西学尚十分幼稚的情形下，以书院这种形式来传播西学并不一定合适（刚知西学ABC，何谈研究），但书院来去自由的形式，却给当时羞于以夷变夏的士人一个接触、了解西学的机会，至少他们可以借此机会走马观花式的扫视一下自己前所未闻的新鲜事，而这种机会在那个时代并不是很多的。

一边拼命科考，一边拼命钻研西学，还一边拼命上书皇帝的康有为以一介监生的身份在1891年办的万木草堂，比当时中国任何一处书院都富于书院的传统。草堂的教育形式是极端复古式的，自由讲授，自由讨论，着重自修，八股试帖在此没有一点立足之地，康有为甚至还领着弟子演习古礼，他们不仅要回到宋代四大书院的风格，而且刻意效法想象中孔子的杏坛。但是，在教学内容上，却是中西合璧，西学内容之丰富是当时中国任何一所洋务学堂所不能及的，从声光化电到西方史地政艺无所不包，可惜的是掌教席的只有康有为一人，从自然科学教到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结果是程度非常幼稚。

尽管万木草堂的西学不过是幼稚园的水平，但书院这种教研形式，的确很能开启心智，培养能力，结果数年之间就培养出了一批能干的改革人才。

西学在中国的萌芽和书院的悄然变化，标志着在西方的压力面前，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情形下，中国士林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东西。不仅在洋务学堂和教会学校读书的那些不被士人认可为“士”的新读书人中有人掌握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典籍中所没有的新知识，这种新知所物化的巨大力量，已经令这个古老的帝国感到了空前的震颤，而且那些正经八百士人中也有人开始认真地放下文化虚假的架子，力图从西学中汲取力量。西学开始化为一种新的文化资源，虽不足以安身立命，却可经世致用。

应该说，直到甲午战争为止，士林的这种变化是微小的，但是这一点点变化已足以表明，进入近代以后，不论士人们怎样迟钝和夜郎自大，士林已经不是全部意义上的传统士林了。

分化中的士林与各自的政治动向

在化学上，某些比较稳定的化学物质的分解需要一定的压力和触媒的作用。晚清士林的分化也同样需要一定的压力和介质的作用，这压力和介质均来自于西方，西方步步进逼的侵略就是压力，而西人、西器与西学的存在就是促使士林分化的催化剂。

近些年来，有些国外学者比较强调中国士大夫阶层在近代变化的内在线索，好像没有西方的压力和挑战，士大夫也会最终出现近代色彩的演变。但事实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中国士大夫在鸦片战争前是出现过一些变化的苗头，但这种变化是在中国文化体系内的循环，无非是经世致用或者朴学考据，汉学或者宋学，今文经学或者古文经学。没有很强烈的外部刺激和有系统别种文化的输入，这种循环是很难被打破的。

士林的分化是沿三条裂纹进行的，第一条裂纹是纯粹由西方的介入造成的。基督教借中国大门被列强的大炮轰开之际，十字架随着军旗，大模大样地踏入了中国的城乡。在这场几乎是立体的文化冲突中，教会学校也挑战性地渗入中国。直接向由士人垄断的教育领域发起挑战。据顾长声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中的统计，到1875年，教会学校总数达到约八百所，学生两万余，而到十九世纪末则在此基础上翻了一番。在十九世纪，不论是天主教、东正教还是新教各派，他们在中国所办的学校层次大都比较低，传教士教师对学生的信仰显然比对他们的教育程度更关心。据教会自己的调查，许多教会学校“缺少教学人员，设备极差，有的设办在租赁的中式房屋里，某校‘有地无屋’；另一所学校的全部设备只有‘地图若干幅，一块黑板，一个小风琴’……只有少数学校有阅览室，圣经学校图书室的藏书平均不超过五十册。”比较重视教育的新教差会所办的学校尚且如此，其他的教会学校可想而知。而且，进入教会学校读书的，大多数为教民世家、贫寒子弟或者处于社会边缘家庭的子弟，这些人即使有了读书的机会，也不被传统的士林所承认。但是，只要这种“异己”的教育存在而且继续膨胀，事情总有一天会产生变化。渐渐地，由于通商口岸与洋人打交道成为一种报酬丰厚的职业，而一些较好的教会学校重视外语教学的特点，吸引了一些身处通商口岸，较为开通的商人和富绅子弟，加上长期教会教育的积累，终有少数精英脱颖而出，出身天主教徐汇公学的马良、马建忠兄弟，出身英华书院的郑观应，出身香港圣保罗书院的伍廷芳以及颜永京（颜惠庆之父）、林森和更早的容闳等人，最终以自身无可替代的才智，得以跻身士林，进出上流社会，赢得了偏见不重的传统士人的尊敬。形成了士林中独特而且在日益扩大中的一小群人。

士林分化的第二条裂纹是从中国人自己应付西方挑战的行为中出现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陆续出现的洋务学堂，经过艰难而扭曲的一段过程，陆续培养出了一批西学人才。而最早的洋务留学计划，虽然中道流产，但也有少数人成才。当然，洋务学堂和出洋留学在那个时代同样是被人看不起，尤其是为传统士林所轻视的，因此，休说具有功名的士人羞于或不敢厕身其中，就是一般家境较为富裕的平民子弟也不愿报考。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曾国藩委托容闳组织第一批幼童出国时，第一批应招入选的三十个名额，竟无人响应，主要靠了上海买办徐润的现身说法，才从广东凑足了数，因此这三十人中有十三人来自于徐润的家乡广东香山。后来暴得大名的詹天佑也在其中，他能够应选是因为他的乡里一位做洋人生意的商人答应如果詹天佑出国，就把女儿许给他，这才打动了詹天佑的父母。但是洋务学堂和留学毕竟与教会学校不同，它们是清朝官方认可的学习西学的路径，而且入学者有着较为优裕的待遇，毕业后也有当官为宦的出息（虽说升迁较难），所以还是吸引了一些家境贫寒的下层士人厕身其中。据《王文韶日记》记载，同文馆成立之初，某个境况不好的正途京官也欲报考，最后被家人所阻。类似这样有心报考的正途士人还有不少，但最终迫于舆论不了了之。由此可见，官方的西学途径还是能有人问津的。

正因为如此，从这个途径出来的人才，远比同期的教会学校为盛，比如留美的詹天佑、黄开甲、梁敦彦，同文馆的蔡锡勇、张德彝，广方言馆的陆征祥，船政学堂的严复、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萨镇冰等人都是一时之选，成为中国日后近代事业的开拓者和柱石。尽管在当时人们可能还会对他们表示轻视，但毕竟不能不承认他们在士林中的一席之地。

士林分化意义最深远的一条裂纹是原来的一些名副其实的士大夫从阵营中的“叛逆”。这种“叛逆”于鸦片战争后不久，西学东渐之初就发生了。严格来讲，他们既非传统士林的叛逆，也没有违背所身属的文化价值体系，他们所掌握的西学还不足以使他们脱胎换骨成为西式的知识分子，说他们“叛逆”，只是说他们开辟了一条士人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路径，而这条路径最终会将中国传统的士人引向自己头衔的墓地，愿意抛弃这个头衔的人自然会获得新生，否则就会为它殉葬。

魏源、徐继畲、夏燮，也许还要加上“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林则徐，这些人在政治思想史的教科书里往往被称为“地主阶级的改革派”，是他们构成了这条裂纹最细微的开端，尽管他们的“西学”幼稚得可笑，对西方的认识也错误百出，但是，他们是最早把西方当成一个对立的体系而不是中国“天下”体系中蛮夷来考察研究的士大夫。

郭嵩焘、薛福成、冯桂芬、王韬等人构成士林分化最初裂纹的延伸。这些人是被我们的教科书称为洋务派理论家和早期改良派的，毫无疑问，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和对西学的掌握已非泛泛，他们开始真正了解西方之所以强大的缘由，不再满足于“师夷之长技”的战略，呼唤进一步的变革。当然，他们仍然是曲高和寡的一群。

以广州万木草堂康有为师徒为代表的一群士人构成士林分化的第三批。这批人包括后来的戊戌变法中有不俗表现的江标、黄遵宪、张元济以及我们前面曾提到的周锡恩等一干士大夫。这是开始认真学习西学的一代士人，虽然他们的西学程度比起洋务学堂和留学的佼佼者还差得很远，但是他们丰厚的中学素养却使得他们更容易产生将西学理论糅进中学的冲动，产生一种不伦不类的、中西糅杂的社会政治理论，并很热衷用这种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和观察中国社会。

有别于这三批人之外的还有一小群西学的爱好者，他们对士大夫津津乐道的事业功名不很热衷，对士大夫赖以自傲的传统学问，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都不感兴趣，他们是士林中的畴人，是传统的自然科学学者。当中西文化大规模地碰撞，他们适逢其时，自然而然地就对涌进门来的西方现代科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像李善兰、华衡芳、徐寿、徐建寅、张斯桂、赖长、曾昭吉等人，或精于数学，或长于制造，他们对西方现代科学的迷恋，更多的是出于自家的爱好而非改造社会的冲动。他们也会捐个官衔，也投身洋务官僚麾下做事，但他们更热心的是技术问题的解决，尽管政治会不断地来麻烦他们。

以上讲的这类人中，除了那些心有旁骛的“畴人”之外，几乎都怀有或强或弱的政治抱负。出身教会学校的少数精英，由于长期被排除在中国士林之外，也与中国正统文化相当隔膜，尽管他们也怀有一腔报国之志，比如马良拒绝法国领事的聘用，一心为祖国所用。容闳放弃在美优厚报酬的职位，毅然回国。但是不论他们怎样努力，在国人眼里还是半个外人，即使是接纳他们的洋务派官僚，也有意无意把他们当客卿，他们自身的政治抱负和身处的社会时代对他们的政治期待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凭他们自身之力显然无法打破这种无形的政治樊篱，所以，他们在中国的政治行为也就只好是顾问与咨询性的。

在洋务运动中产生出来西化的“士”的政治境遇也好不了多少，不过，至少在洋务派官僚眼里，他们还算是自己人，有事也比较放心交给他们去办，只是总把他们视为纯技术人员，只乐意让他们在技术问题上有发言权。即使像李鸿章这样比较开通的上司，对严复这样的不世英才，也只愿意将之放在军事教育的位置，而且使其“不预机要，奉职而已”。也就是说，只愿意让他把知识教给学生，当个高级的教书匠。明明船政学堂出身的刘步蟾、邓世昌、萨镇冰等留英海军人才足以承担起领导北洋海军的责任，但李鸿章非得将一个对海军一窍不通的淮军将领丁汝昌加在他们头上。这主要不是李鸿章对洋务学生的不放心，而是他不太愿意破坏他给洋务学生的政治定位。后来的张之洞虽然好了一点，总算给洋务学生蔡锡勇委了个铁政局总办，但却没有决策权，也没有用人权，“用款至百串即须请示而行”，蔡锡勇这个总办说到底“仍不过充洋务幕府之职”。

这样一来，这些洋务学生的政治心态就变得扭曲而怪异，一方面，在社会和洋务官僚体系的种种限制和暗示面前，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定位，他们也情愿做好人家要求他们的“本职”，但是由于他们投身的洋务事业总有种种的不如意，他们很难施展自己的所学和才能。另一方面，他们多数又不是那种天生热爱自然科学的人，一旦变成读书人，他们就会习惯沿着传统士人的路线去关心政治，“本职”工作的种种不如意，更加强化了他们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意向，很明显，他们的这种“出格”之举常常是要受到压制和冷遇。在传统士人看来，他们这种野路子出来的人是没有资格过问政治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面子，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资格”的原因，这些洋务学堂出身的人当了官之后还要再试科举，像严复那样，一次次地碰壁，乡试落地。也有人还真的一步步登了上去，中进士入翰林，结果却彻底地迷失了自己。

第三种士是名副其实的士大夫，没有人敢于否认他们士人的身份。有进士头衔的不必说了，没有的也在努力科考以取得这种头衔。康有为每每在广州和北京两地奔波，只是为能够参加一下顺天乡试，多一点中举的机会。无疑，他们中几乎没有人不鄙夷八股制艺，但却几乎没有人会放弃科举而甘以“白丁”自处。

这一拨人中的三代都希望借西学的他山之石来挽救世运，挽救中国，可是第一代人只能满足于呼吁，他们在他们的权限之内，并不敢将他们的设想付诸实现，因为如果他们真的做了，就会毫无疑问地被解职乃至丢脑袋。第二代与洋务运动难解难分的理论家们，在政治上提建议的机会显然比实践的机会多。

第三代人中的康有为师徒，是在政治上最为雄心勃勃的一群，他们最急迫地想用刚刚学到的西学来改造中国。这半是由于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势，半是由于康有为那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圣人风格”的影响。然而他们在政治操作上，却基本上是中国传统式的，结学社，上书，甚至连古代太学生议政这种形式也借用了，千余公车集会上书，我们不难看出东汉太学生喧嚷的身影，事实上，康、梁、谭诸人的脑海里也确实有张俭、李膺的影子（谭之绝笔诗：“望门投业穷张俭”）。甲午之后办的学会，从形式上看，也还是东林、复社、几社的某种意义上的复活。当然，在办报这一点上，还是表现了一些时代的特色。

洋务派官僚严格讲也可以说是士林分化的产物。洋务派官僚，尽管可能有少数人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按我在前面提出的标准，也够得上是士人。除了有些人格的差异之外，洋务派的大僚们在身份与角色上似乎与前面提到的林则徐和徐继畲并无不同，他们的价值观和知识结构都是中学赋予的，但在西方的压力面前，他们却清醒地承认了西学的价值。与林、徐二人的不同也许并不在于西学程度的高低，因为洋务派大僚有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通达之士，也有像刘坤一这样连修铁路都要反对的人。关键的区别是，他们是中国近代化的实际推动者和操作者。同样身为封疆大吏，林、徐二人没有这样的权力，而他们有。从这个意义上讲，洋务派官僚实际上是统治者，已经脱离了士的范围。但是，同样为统治者，有退休离任的地方实力派官僚，却少见退休的皇帝。既然洋务派官僚有进退的情况，有时候也要听命于皇权，像在朝的士人那样运作政事，所以，他们也还是士，也可以说，他们具有统治者（这是由于他们具有半独立的地位而言）和士的双重身份。在政治意向上，他们多数人希望引进西方文明因素来修补他们所习惯的统治大厦，当然也有少数明智者对进一步的改革不无期望，但是，由于情势所迫，最终大家所做的还只是修修补补而已。当然，在这修补的过程中，中间还是变了许多。

甲午前多数士林的躁动与迷惘

在当时中国的上百万读书人中，能谈得上分化的，只是涉及极少数人的事，多数的士人仍旧沉湎于旧日的生活之中，科举还是他们生活中最津津乐道的大事。多数士林的这种酣睡麻木状态，曾令我们的维新志士扼腕长叹，恨恨不已。但事实上，自从中国的大门被列强轰开之后，中国的土地已经不存在让人安然入睡的条件了，所以，即使说是在睡，已经睡不踏实了。事实上，在中国与列强交了这么多次手，侵略的战火波及大江南北的情况下，在外国商品遍及中国城乡，外国传教士的足迹深入僻地山乡的情势下，没有被扰动的世外桃源已经不存在了。洋兵、洋商、洋教再加上无孔不入的洋货，是几乎每个士人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无论如何，他们的生活也不再有昔日的安宁，虽然他们大多数人觉得还可以按旧日的生活步调过下去，无力也无心改变自身和日益恶化的环境，但内心却不可能依旧水波不兴，躁动与迷惘恰是这无奈的多数士林的心理写照。

西器的扰动

在我们的想象中，凡是心态比较顽固的士人，面对西方的器物，首先表现出来的情感应该是厌恶和反感才对，其实实情并非全然如此。虽然多数士人对中国没有的西方器物多半视之为“奇技淫巧”，但他们首先接触这些东西时却往往流露出压抑不住的好奇与欣赏。当年利玛窦仅仅用区区几具三棱镜和望远镜就把一群群的士人迷得如痴如狂，每到一地大家不仅争看围观，有权势者还要千方百计地索要。士人的好奇心原比其他人来得博大。

进入近代以后，西方的科学技术使得他们的器物更加“神奇”，面对这些闻所未闻的，显然具有“魔力”的西方近代文明的产物，士人的好奇心陡然间被激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留在天津没有逃走的士人，当被邀请爬上英法联军的战舰时，仔仔细细地饱了眼福，在他们日后的记述中，竟找不到一丝一毫的轻蔑，反而充满了对这些蒸汽机庞然大物的敬意。身处僻地的湖南士绅杨恩寿，初次乘海轮，因两位洋人邀他住了头等舱，竟然令他情不自禁地感慨万千：“玻璃之窗，紫檀之床，洋绒之毡，其余水晶盘，红毛镜，八音钟，器具之精，皆目所未睹者，噫，此天堂也！”

在甲午之前，一位在天津的外国商人想要修建一条从大沽—天津—北京的铁路，事先在天津修了一小段，请官吏和各界人士试乘参观，结果是盛况空前：“汽机连续走了三天，车内满载各阶层露齿而笑的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疾驰着，给他们无限的娱乐与喜悦。”并不是天津人才对洋东西情有独钟，上海洋人修吴淞铁路，“本地人对铁道极具好感，坐车的人挤塞车厢”。这些对蒸汽机车怀有极大兴趣的人们中，不用问就有各式各样的士人。中国文化的实用性工具理性，从来就不是农民所独有的。四体不勤的读书人，一样对物质文明的光辉具有感光能力，对于西方近代物质文明的体现的火车与轮船，他们在面对它们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会被其威力所慑服。

对西洋器物大摇其头，痛心疾首的士人也不是没有，不过显然没有人去否认其威力和效用，刚毅之辈看不起洋人，也只是说他们两腿僵直，而不是说洋枪洋炮不济事。那些痛恨和嫉视洋物的人，恐怕是想到了洋物背后的侵略，忧心中世纪的田园牧歌生活无法逆转地毁坏。像工业革命初期英国搞卢德运动砸机器的工人一样，这些士人的忧虑与反感无疑也有其道理，在当时中国的特定情景下，还有一定的正义性。但是，这种向后看的情绪，无论其表现如何激烈，都掩饰不住一种没落低迷的气息，那些愁肠百结的士大夫，或者取阿Q主义，对洋物视而不见，闭口不谈，最典型的如徐桐，再不就鼓动乡民拔电杆，砸机器，最后一直发展到义和团运动期间禁毁一切洋货。最为奇特的反对声音竟出自于一位出洋副使：“西洋专奉天主、耶稣，不知山川之神，每造铁路而阻于山，则以火药焚石而裂之，洞穿山腹如城阙，或数里或数十里，不以陵阜变迁，鬼神呵谴为虞。阻于江海，则凿于水底而熔巨铁其中，如磐石形以为铁桥基址，亦不信有龙王之宫、河伯之宅者。我中国名山大川，历古沿为祀典，明祀既久，神斯凭焉，尚骤加焚凿，恐惊耳骇目，群视为不祥，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潦灾易召。”居然抬出山神、龙王与河伯来挡驾，其见识与乡间老妇和巫婆神汉开始趋同。

西方的武力侵略与商品输入都显示了西方物力对中国的冲击，而后者更为持久而绵长。即使是最冥顽不灵的士人，也会从中直观地感觉到自家文明的劣势。多数士人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心思改变自身去适应时代的挑战，又不愿意承认一向赖以自豪的文化在物质层面上的失败。正像每次中西交战，士人炮制些荒诞无稽的中国大胜的神话，最终都令自家更为丢脸一样，他们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抵制往往会落得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损失。莫名的尴尬带来莫名的焦虑和躁动，然而，士人的磨难，还远远不止于此。在眼睁睁看着洋货一天天地肆虐，财富源源不断地被洋人“合法”地拿走，世风愈来愈被洋人的“奇技淫巧”搅得乱七八糟，人心愈发不古，他们居然还要面对直接而赤裸裸向他们世袭的文化领地挑战的西方传教士。

十字架风波

当年利玛窦打扮成儒士模样，并潜心钻研儒家经典，赢得了士大夫广泛的尊敬，甚至被誉为“西来孔子”。他绝不会想到，他的后来者居然与儒士发生了持久而激烈的对抗。

在全世界推行教务，是基督教世界既定而且坚持持久的战略，其天主教和新教各差会尤其卖力。在近代殖民化进程中，十字架追随军旗也罢，不追随军旗也罢，事实上都成为西方推行殖民化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在几乎所有半殖民地国家里，传教事业都是由“坚船利炮”保护下进行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是一种强制干预社会生活的硬性宗教。凡是信教的人们，都被组织在教堂周围，通过从生到死以及日常宗教活动的各种仪式，教会将信仰和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如果是改宗的人们（即半路信教的人），势必要或多或少地中断与以往生活习惯和过去的文化联系。这样，至少在最初，改宗的人们和导致改宗的教会，会与原来的环境发生文化扞格与冲突。

在中国，虽然说唐代就有基督教的分支景教的传入，但那只是昙花一现的事，到后来连痕迹都很少留下。中国基本上没有这种硬性宗教的大规模传播（除了少数民族的伊斯兰教而外）。在广大乡村社会，士绅理所当然地主宰着文化生活，儒家伦理与古老的民风民俗糅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以世俗为主，神道为辅的农村社会景观。传统道教和佛教僧侣与信徒之间是一种很松弛的功利关系，对社会生活的参与程度全凭信主的意愿，僧道的神职人员从来就不是乡村社会的中心人物，所谓有灵验的庙宇还好一点，多少有些香火之资，如果既没名气又不灵验，庙宇只好任其荒芜，有事时，再从别处请来僧道做法事（农村的庙宇一般不分宗教界限，是佛是道都没关系）。

在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大规模传入，对于中国城乡及城乡精神文化领袖的士绅来说，都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挑战。由于基督教开禁背后的侵略背景，双方一见面，就充满了火药味。在十九世纪的几十年中，从还堂（基督教教会借口开禁条约归还教产的条款，在中国曾经有过基督教的地方闹出了一系列纠纷）开始，双方敌意逐年加深。大小教案层出不穷，中国绅民的打教闹教风波愈闹愈盛，屡禁不止。参与打教的固然也有僧道，但教案较少宗教纷争的意味，事实上是政治之争和文化之争。民教冲突的双方，民方的领导人物主要是中下层的士人（到后来才有民间帮会的参与）。其中秀才童生之类的下层士人对教会表示出尤其强烈的敌意。

士人对教会的激烈反应首先是由于教会的到来侵犯了他们的世袭领地，世世代代士人的文化主导权受到了挑战。这一点教会是非常清楚的，一位传教士当时在信中讲道：“教堂的布道会使他们（指士人。笔者注）受辱，因为你这样做时就处在老师的地位上。发行宗教书籍或科学书籍也会使他们受辱，因为你这样做时也就认定中国并未保有全部真理和知识……提倡点什么吧，也会使他们感到侮辱，因为这是暗示中国并未达到文明的顶点，而你却站得比他们高”。下层士人反应激烈是因为这种“当老师”的权力是他们唯一的“特权”和人生凭借，而教会办的学校，最直接地威胁到了他们的根本利益，显然，这种威胁非同小可。

士人反教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教会凭借由战胜攫取的种种特权，和外国人身份本身具有的政治威力，极大地侵犯了士人在乡村社会所拥有的政治、法律权威。以往的社会纠纷，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的，士绅的仲裁与调解是具有权威性的。但是现在只要一涉及教民，教会往往借口中国法律制度的黑暗而插手干预，将一般的国内法律问题酿成不是外事的“外交纠纷”。无论是不是“教民恒胜，平民恒屈”，但是这种干预本身就极大地损害了士绅的权威以及他们更在乎的面子。如果诉讼双方恰好一者为教民，一者为士绅，在没有教民之前，这种官司99%士绅是要赢的，因为教民大多为一般老百姓，在最初甚至只有处于乡村社会边缘，贫弱无依的人物才肯入教。但是，有了教会撑腰这种情况就倒了过来，教民官司胜诉，士绅方面往往按乡村的习惯要被“罚席”做东。“若卑幼人教，尊长得罪议罚，则卑幼俨然座客，尊长傫若阶囚，怨毒结于人心，羞恶根于天性，此等举动，教士非惟不禁，反而纵之，欣欣以逞强自诩。”这个面子丢得就太大了，真可谓“怨毒结于人心”。常常有因为这种事而不惜破产与教会大动干戈的士绅。

士绅反教的最根本原因还是传统文化价值的动摇。士人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当一个农民你与他说世世代代的圣贤之书不中用的时候，他不会像士人那样的敏感和激动，因为这是士人生活和自信的凭据。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出现了三千年所未有之变局，传统文化的危机随之到来，咄咄逼人的西学，一次次在现实中印证着自己的优势，原来以为是无所不能的中学节节败退。而西方教会在中国城乡的活动，恰恰等于将中学的危机不加掩饰地显示于士人之前。分明感觉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危机，士人的表现才如此冲动甚至狂躁。在绵延几十年的打教风潮中，涌现出了雪片式的打教揭帖、传单和告白，这些作品绝大多数出自于乡村士人之手，其中有不少抑扬顿挫、合辙押韵的八股文，如果出打教的考题，这些文章的作者想必不会落第。这些反教揭帖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挽回世道人心，排斥异端邪说。维护自身文化价值和正统地位似乎是他们首要的任务。“黜异端以崇正学”是反教揭帖渗透于字里行间的精神。

士绅所倡导的儒学观念和乡民所执著的风俗习惯是以中华文化中的伦理精神（以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为依托的“家族精神”）为纽带而联系在一起的，唯其如此，士人对教会“废弃人伦”的攻击火力十分凶猛。在他们看来，教会“不敬祖先”（教会借口反对偶像崇拜而禁止教民祭祖），就是不要祖先，叛祖弃宗，也就等于不讲孝道，他们从教会的活动男女同堂，还有洗礼、终傅以及让中国人难以理解（且极易误解）的密室忏悔而判定教士、教民犯淫乱伦，等于公然蔑视士人视为金科玉律的儒家伦常准则。从教会活动与列强军事侵略及武力恫吓的密切关系，推定教会所作所为无不怀有不可告人的险恶目的，无非是想“谋朝篡位”，有份假托法国使臣告示的揭帖，借所谓法国使臣之口，明目张胆地说传教就是为了日后逼使清朝“择吉禅位”：

大法国使臣，照得天下原属公器，并非一朝之私业。兹以天下纷纷，英雄共兴义举，清朝薄德，已失落各省，我国奉天承运，分谴使臣，乘时图治，清朝再三讲和，请其先行传教，随后择吉禅位。我国王以仁义治天下，不肯受争夺之名，于是准其所请。是以王畿重地，已让我国使臣驻守，矧在外各省尚敢逆天行事，与我国争此土哉？

这种口吻活像扯旗造反的绿林好汉的“告示”，反面文章就是说教会洋鬼子是要造反，不唯不孝，而且不忠。

最后，鉴于教会不忠（有时他们忽略了洋教士其实是外国人），不孝，毁弃人伦，淫乱（万恶淫为首），从根本上背弃了传统的道德准则，所以教会自诩的“劝人为善”就是彻头彻尾的虚伪和欺骗，从而更加的不道德。

士人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尺度对西方教会进行的抨击与批判，在现实中不过是一种与虎谋皮的无效行为。两种文化体系，两套标准，想以一套来否定另一套，在入侵者一方已属难事，而在被入侵的一方就更是天方夜谭了。不过从反面来看，士人们通过与教会的打闹摩擦，通过这一篇篇挖空心思的反教檄文，也意识到了世界上还有存在于中国文化体系之外的某种东西，他们根本不把我们一向视为理所当然的金科玉律当回事，却可以大模大样、理直气壮地活着，不但活着，而且还以此骄人，甚至欺负人。在士人们义正词严的声讨背后，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准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观念已经极大地被动摇了。

更进一步，通过与外国教会的接触与打闹，士人们对西方的了解和关于西方的知识也开始增加（他们中的大多数显然无缘从输入的西学和中国人介绍西方的著作中增进对西方的了解）。

通过反教揭帖充斥谩骂和攻击的言辞，我们可以看出，炮制者至少零星地了解了一些基督教的情况，比如天主、耶稣、圣母等等，还知道教会活动有洗礼、终傅、婚礼和弥撒。分出英国、法国、美国、日国（西班牙），还知道英国是女主，美国各酋长分立（各州），少数在中法战争期间出现的揭帖还模模糊糊地点出了拿破仑的名字，并知道还有普法战争这么一回事。看起来，鸦片战争后几年中朝廷大僚把许多国家说成是英国人编出来哄中国人钱的想当然，至少在一部分乡村士人那里是不会再现了。

广大乡村中下层士人对于自身文化价值标准适应性的动摇和对西方了解的增加，尽管隐藏在层层谬误和偏见之中，事实上却构成了以后进一步了解西方，正视现实的最初的基础。也可以说，没有士人这种普遍的焦虑和躁动，日后维新党人的启蒙将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

第三章 梦醒时分的政治动作与趋向

甲午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刻度。教科书上讲，它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化的程度加深，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由商品输出深化为资本输出。但是，对于身临其境的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来说，甲午战争不啻是晴天霹雳。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以准确无误的语言告诉中国人，狼真的来了，中国真的要亡了。

中日甲午战争开战之前，世界上大多数人包括一些西方的国际问题专家都认为无论从综合国力的对比，还是从两国军队的实力来看，中国注定能赢得这场战争。结果，双方一交兵，中国却一败再败，从平壤失守到旅顺沦陷，从黄海海战到刘公岛丧师，中国军队连一场足以挽回面子的小仗也没有赢过。外国人评论说，李鸿章在马关谈判时，居然手上一点可资讨价还价的资本都没有，幸亏日本浪人向他开了一枪，总算有了点说话的本钱。

从前，中国人也接二连三地失败，被洋鬼子打得很痛，但那是来自从来不摸底细，开始连方位都搞不清的西洋人，虽说输了，但似乎还不算冤。但是这一次，我们却输给了一个一向为我们所看不起的岛夷倭寇，一个从来都为我们所熟悉，并总是向我们学习的近邻小国，而且输得很惨，惨到了连“大清”龙兴之地都要割让的地步。更加令人不安的是，甲午惨败使得西方人更加看不起中国人，刺激了他们想要瓜分中国的贪欲。

中国人这次丢了面子，而且丢得很狼狈。

中国人在感到羞愧的同时更加被一种巨大的恐慌所笼罩。恐慌不仅弥漫了整个士林，而且渐渐感染到了一般老百姓。到19世纪最后两年，这种恐慌达到了最大的限度，相伴而生的是对一切外国人的仇恨。

相当多的中国人没有被恐慌罩住，痛定思痛，他们开始思索为什么。答案似乎简单得令人质疑：学习西方或者否。学则强，不学少学则弱。

长期曲高和寡的先觉者陡然之间吃香走红；长期乏人问津的西学译著猛然变得洛阳纸贵，人们睁大眼睛，伸长脖子四处张望，恨不得一夜之间就变成西学通。在急于见功的人们中，学习日本迅速成为时尚，一是想知道日本何以会变得强大（学习日本学习西方的经验），二是想通过日本的中介学习西方（学西语之难，令大家不耐烦）。西学之渐同时，又有了东学（日本）之渐。挨打的人马上俯过身来向打人者求教，气固然未必咽得下，卧薪尝胆的志气还是有的。

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这样理性地看待现实，一些士人在激愤之余竟还是抱着把鬼子赶出去的幻想，以“礼失求诸野”之心，转而向文化下层寻求助力，指望下层民众和他们的神道与巫术可以遏制亡国的进程。

各种的求新，各种的守旧，各种的爱国，各种的绝望，各种的苟且，各种的抗争，五光十色，在亡国危机的激发下，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世纪末中国欲哭无泪，欲呼无声的图卷。

甲午震动，大变端倪

甲午战败所引起的社会震动之大，甚至在数十年之后仍能感觉得到。身临其境的中国士人，一时竟有“世运大变”，“河山易色”之慨。类似秋瑾女士的“铜驼之叹”，那时是士大夫很平常的感喟。《马关条约》创下了中国近代以来战败蒙耻的最高纪录：赔款最多，两万万两，割地最广（此前中俄之间的割地多为荒无人烟之地，故影响不大，此处系指影响及震动而言的）。中国人从前对日本的轻蔑与今日战败的屈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极大地刺激了从皇帝太后到贩夫走卒的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

最初的反应

中日甲午战争开战之初，中国人盲目乐观的很多，仗还没怎么打，已经传出了一连串“倭人大败”的“捷报”，或是“击杀倭寇两千”，或是“击沉倭舰无数”。在此之前，中法战争有冯子材谅山之捷，又有左宗棠收复新疆，扑灭有俄国背景的阿柏古叛乱的胜利，中国士人对自家的自信又有所回升。在战前，中国士人普遍对日本实力估计偏低，两位“日本通”张佩纶和邓承修把日本说得“外无战将，内无谋臣”，“官多缺员，兵多缺额”，而且“船舰半皆朽败”。简直一无是处，不堪一击。对一向不起眼的日本的挑衅，在很多人眼里这无疑是不自量力的狂愚。曾在日本当过领事的郑孝胥当时有一段议论很有代表性：

论时事者，多咎中国于越南、缅甸、琉球皆拱手以奉敌，是以致今日朝鲜之衅。余语之曰，此非中国之失计也。方同治初，赭寇甫平，捻匪未定，当是时，中国若大病之后，仅而能起，而遂竭天下之力从事于天山南北，八年而后克收。自常人观之，盖可谓不急之务矣。迄今二十余岁，海内粗息。而于越南、缅甸、琉球诸役，皆包羞忍耻，甘万国之讥笑而不轻发，以视新疆之役，独何劣耶？然则庙堂之谋，其豫见俄罗斯之必为吾害，斯其养力蓄虑以待北境之发难，昭昭然矣。故朝鲜之衅，夫人知其将启；而自日本启之，则日本之狂愚不可救也。

可惜，日本于此时狂则狂矣，愚却未必。舰船吨位占世界第三位的中国海军和前一段表现似乎还差强人意的中国湘淮军，居然是这样的不中用，以致中国士人大跌眼镜。

当战败的消息被证实之后，恰好齐集北京会试的举子原来的盲目乐观顿时化为一腔怨愤。较为清醒和有见识的康有为和他的学生们抓住机会，导演激愤的举子们上演了一出公车上书的大戏。先是由梁启超带头广东举人的联名上书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各省举子上书，害得都察院应接不暇，慌乱不堪。而后又趁热打铁，奔走联络，竟集十八省举人于明代著名忠臣杨继盛故居松筠庵，大开其会。康有为怀一腔悲愤，秉烛达旦，起草了一份呼吁全面改革的上皇帝万言书。群情激愤的各省举子多数人可能连上书看都没看就在上面签了名。这次“公车上书”，冲破了清朝不许士人干政的禁令，实为清朝前所未有之举，再往上推，也就是东汉太学生干过类似的事。如果没有朝野上下激愤欲狂的情绪，这种局面无疑是不会出现的。在康有为他们上书的同时，各地官吏也纷纷上书，反对议和，坚持抗战。刘坤一、张之洞也连发电奏，要求废约再战，张之洞甚至声称如果因迁都再战误了大局，请杀他的头“以谢天下”。当时在张之洞幕中的郑孝胥甚至给张出主意，让他花钱收买刺客刺杀主持和议之人，张居然“极首肯”（当然没动手）。甲午战时，李鸿章曾受褫夺黄马褂的处分，“其时京内文昌馆演水斗（《水漫金山》。笔者注），苏丑杨鸣玉去（饰）水族龟形丞相，传令：‘娘娘法旨：虾将鱼兵，往攻金山寺！’适有氅形大将穿黄褂，杨临机讽刺，令其奋勇当先，喝曰：‘如有退缩，定将黄马褂褫夺不贷！’于是堂坐听众皆大声叫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情绪。

没有参与战事的士人们如此激愤不平，而主持和议的李鸿章乃至统治中国的西太后心情也不会很好受。过去我们总喜欢将晚清一次次对外战争中的朝野上下分成主战主和的两派，就像民间戏曲里的忠奸斗争一样，实际情况显然不会这样简单。至少，李鸿章虽说签了《马关条约》，但他的心情肯定不好受，不然不会而后出使俄国，途经马关而坚决不肯上岸。西太后后来与刘坤一讲：“（在甲午时）我每闻军前失利，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在战事糜烂之际，直隶总督王文韶奉召进宫，据他的观察，光绪帝是“词气尚能镇定”，而西太后则“忧愤形于辞色”。如果把这种臣子委婉用语翻译一下，与“母子对哭”恐怕也差不了多少。后来论史者，有些人出于同情光绪，把西太后说得像陈叔宝、阿斗一样“全无心肝”，显然，这并非事实，也不合情理。西太后作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纵使人品再坏，也不太可能对亡国的危机毫无感觉。

与最高统治者这种新亭之泣相对应，社会上低迷凄凉的悲愤与失败情绪开始弥漫。岭南诗人黄节，悲愤地写下“草木犹春荣，世运何大异！东望春可怜，千里碧血渍”的诗句。后来武昌起义的名人蔡济民的父亲蔡香圃，当时在乡间做私塾的教书先生，马关签约之后，也有“伤心怕看澎湖月，妙手难回旅大春”的泣血之句。王文韶1895年4月16日日记仅寥寥数语：“马关来电，和议已有成说，明日画押，目前暂可无事，后此则不堪问矣，运会所迫，夫复何言！”半日之后，又记数语：“日本约款已于昨日如期互换，‘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其斯之谓欤！”忧虑、无望、抑郁之情，溢于言表。郑孝胥闻马关和约已被批准，“乃投笔而起曰：‘吾今为虏矣！”士人出身下海唱戏的汪笑依，干脆用他的演唱把一腔悲愤倾泻，他当时到大连演戏，触景生情，“其演哭祖庙，‘国破家亡，死了干净’之语，大连全市人人皆善述此两语，殆成为口头禅”。无论是长歌当哭，还是以诗泄愤，大家（尤其是士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亡国之神已经在叩门了。士人苟且偷生的梦终于做到了头。

痛定思痛

最初的痛楚过去之后，虽然很多人还没能从奸臣误国这一古老怪圈中走出来，但更多的人已经开始思索，他们终于意识到，中国从败给西人到败给东人，其根本原因绝非个别将帅的作战不力，或者是朝廷奸臣卖国所致。近代史上士人最大，也最关键的一次思想转折来到了。虽然很多人并没有真的转过来，但至少大多数人都感到中国非有点变化不可了。

唯一的一位活到解放后的戊戌老人（指参加变法而言）张元济老先生回忆说：“五十多年前（时为解放初。笔者注），因为朝鲜的事件，中国和日本开战，这就是甲午中日战争。结果我们被日本打败，大家从睡梦里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丙申年（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前后，我们一部分同官，常常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参加的共有数十人。当时并没有会的名称，只是每隔几天聚会谈谈而已。在一起聚会的人，我现在记得有文廷式、黄绍箕、陈炽、汪大燮、徐世昌、沈曾植、沈曾桐等，那时候康有为还不在北京。”这些京官不在陶然亭诗酒酬唱，而是议朝政，谈改革，当然他们一时半会儿还议不出什么名堂来，但这七嘴八舌本身也营造了一种求变的气氛。

其他的人似乎更热衷于探求究竟，他们把热情和精力投身到钻研西学上去。年少通经史，文极古藻，以“怪八股”著称的翰林蔡元培，甲午后“开始涉猎译自外国之书报刊物，并留意世界事物”，致力西学。后来以暴得大名的曾朴，年少科第，曾深得翁同龢的赏识。然而《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使他“觉悟到中国文化需要一次除旧布新的大改革，更看透了故步自封的不足以救国，而研究西洋文化为匡时救世的要图”。民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蒋方震，那时年纪还小，不过也算是读书人了。他童年的好朋友张宗祥回忆道：“甲午中日之战，深深刺激了我们两小的思想。但是我们当时连旅顺、大连和马关究在何处，尚有点认识不清，何况日本所以强大，中国所以衰弱的种种大道理，而书房中桌子上所摆的书是不会告诉我们这些道理的。我们急得没法，只好找报纸，查地图，相约各人知道一点，就互相告知。接着又是戊戌变法（指整个戊戌变法时期。笔者注）。我们这个时候已经能考书院，得到一点膏火之资了。恰好双山书院购进了四大橱经、史、子、集和时务、策论、算学、格政等书。我们听见了这一消息，真如穷人得着了宝藏，连忙请求老师每天早一两小时下学，到书院中看我们第一次争先要看的是《日本国志》和《普天忠愤录》之类，因为我们急于要获得关于甲午一役的知识。”

在这种对西学的渴求之中，原来鲜有问津的广学会的译著大行市利，李提摩太自然十分高兴：“本会刊书之始，未能显著效验。洎乎近岁（甲午年。笔者注），中国读书士子，多知会中书籍之善，平居偶语，恒盛称广学会不置，起征深闭固拒之心，日渐融化。”据广学会统计，他们1893年才售出价值八百余元的书，而1895年一下子翻升至两千余元，1896年再翻一翻有余，达到五千余元。1897年为一万两千余元，到戊戌变法的当口，则为一万八千余元。而且，广学会的书在这一阶段还被大量地盗版翻刻，仅四川一省，“翻板至十有九种”。显然，买书的并非对传教士感兴趣，他们让传教士发财，只是因为他们手里有译成汉语的西书。

值得注意的一个苗头是，洋务系统的某些人开始关注西洋人文和历史，不再把目光只局限在声光化电或者至多看点万国公法。招商局的上层职员一下子就买了一百多部由李提摩太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在令人难忘的1895年，张之洞主动捐银一千元，请广学会译一部西国通史，译出后，又资助三千元助其印刷。可见他想要看到这类书的急切心境。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学贯中西的通人也开始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严复以漂亮的桐城笔法，着手翻译《天演论》和《法意》等西学名著。中国人终于能看到了出自自己人之手的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社会学经典。

另一种痛定思痛的结果，是有些士人开始弃仕从商，由为国家求富的着眼点，投身近代工业。最著名的是两个状元办厂。一为南通的张謇，一为苏州的陆润庠。张謇很明确地把他的此举与甲午刺激联系起来：“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而以读书励行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年三四十以后，即愤中国之不振。四十年后，中东（即甲午战争。笔者注）事已，益愤而叹国人之无常识也，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谋新矣而不当，欲自为之而无力，反复推究，当自实业始。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而适违素守，又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志不丧。自计已决，义无反顾。”

学习日本，东学之渐

“东学之渐”的说法来自于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它十分恰当而有趣地概括了甲午过后中国出现的学习日本的热潮。

“以敌为师”这种做法实际上从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了。但十分明确地放下架子，大张旗鼓地形成一种学习的时尚，却是在甲午以后。在大失面子之后中国人也就不要面子了，顽强的实用理性再一次占了上风。

学习日本是战争再给中国人的一个礼物，当时在中国的外文报纸这样说道：“战争和赔款迫使中国人民相信他们之所以不如日本，是因为日本采用了新法，所以有今日的强盛。”清末民初文名大著的家包笑天，甲午时是苏州水乡的一位年少秀才，他晚年回忆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仍旧生动如昔：“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打起仗来，而中国却打败了，这便是中日甲午之战了。割去了台湾之后，还要求各口通商，苏州也开了日本租界。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们强，而我们比人弱？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的日本国呢？”这种“为什么”在当时大多数士人心中都有。不过答案也是很明确的，一时间过去十几年零零星星片片断断关于日本学习西方，“脱亚入欧”的种种事相逐渐明晰起来，以前被我们讥笑的一些事情，比如日本人不伦不类地学穿西服，吃牛排，现在都有了不寻常的意义。结论自然是：以敌为师。

不过，从极度的看不起到由衷的佩服，而且在刚刚被迫签订城下之盟的情况下，低下头去拜胜利者也是无理蛮横的侵略者为师，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这个时候也恰是日本人极其狂妄的时候。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先生说：“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中，日本赌以国运，诚惶诚恐地悉力以赴，结果大获胜利。从此，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为之一变，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都轻视中国，并侮辱中国人为‘清国奴’（Chankoyo）。”在那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的时代，国际上的道义是不被人看重的。这种对中国人的轻视，实际上是当时日本人的普遍情绪。在这种情形下向日本学习，所受的屈辱将是加倍的。

这时中国士人之所以要学习日本，首先是由于日本是一个颇具可比性的成功榜样。日本的战胜说明了它的强大，而它的强大则说明了它学习西方战略的成功。在那个时代，尽管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有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但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却不多，理所当然认为中日同文同种，历史文化背景相近，日本能成功，中国“循迹而作”，自然也会成功。很少有人注意到日本与中国不同的社会结构与某些大相径庭的文化传统。不过，在学习之初，有这种想法也是很自然的，只能随着学习的深入，才会逐步意识到两国的差异。

所以，在学习日本的热潮中，日本的经验最为中国人所看重，大家最关心也是最想知道的是日本“变政”的经过和内容。所以这段时间最先流行的是《日本国志》和《明治维新史》这样的东西。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言论是康有为的话，在他看来，中国要想由弱变强，最方便易行的办法，就是取法日本。日本就像中国维新的向导之卒，测水之竿，探险之队，尝药之神农，识途之老马。“彼与我同俗，则考其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地矣。”正因为如此，康有为详尽而不无篡改地编辑了叙述日本明治维新经过的《日本变政考》，逐条、逐事地向光绪介绍“日本经验”。这本书的主要参考书就是他和他的长女康同薇一同收集的原安之的《明治政史》、坪谷善四郎的《明治历史》、木村芥舟的《三十年史》等日本史学著作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学习日本的第二个目的，是想通过日本这个中介，更方便地学习西方，更实用地掌握西方。甲午后第二年，光绪在一份上谕中说：“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唯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诚以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刊有足本，何患不事半功倍。”这段时间，大量的日本翻译西方的著作被再次翻译成中文引进。不少士人还积极地学习东文（日语），力求直接阅读日文书籍，由于那个时代的日文汉字颇多，如果不追求所说，仅仅是阅读，很容易达到目的。当时黄遵宪、孙宝瑄还有孙治让等人都变成了“东文通”，孙治让还打算办一个“东文馆”，并托人“延一华友精通东文者为教习”。康有为自己虽然不学“东文”，却让他的长女康同薇学。并由她协助于1897年编成《日本书目志》。据统计，在1850—1889年间，从日文翻译著作占总翻译著作的15.1%，而1902—1904年则占到60.2%。而在中间阶段的1895—1898年，可以肯定只会比15.1%的比例高。这段时间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外国史书中，有不少是从日文转译的，有些还出自日本人的再编辑，像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冈千仞的《美利坚志》等等。康有为后来回忆说他之所以大力引进“东学”，是缘于他1879—1880年间的两游香港，那时他邂逅一乡人陈焕鸣，陈氏精通英文，才华出众，曾受聘任中国驻日公使馆英文翻译，后弃官隐居于香港。他在日期间，收罗了不少日本所翻译的西学书，这些书籍被应邀至陈家的康有为看到。于是，“吾（指康有为。笔者注）于君所见日本书目，乃惊日本之治学，而托买群书。自开译局后，请译日本书，派游学，因缘实自君来也”。在那个时代，康有为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早慧者，有这种“先见之明”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留学日本潮，也在这个时间开始涌浪，由于费用低，交通方便且文字相近，去日留学从一开始就有迅速上升之趋势，这一趋势虽然被政变和随后到来的庚子之变打断，但未几就达到高潮，1905—1906年间，留日学生攀升至万人。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引进外加游学的东学之渐中，大量的由日本转口的西学名词进入中国。湖南名绅也是劣绅叶德辉曾抱怨说：“自梁启超、徐勤、欧榘甲主持《时务报》《知新报》，而异学之诚词，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不错，令老学究们头痛不已的新学的名词概念，相当大一部分都来自日本的转口。诸如科学、经济、政治、国家、社会、阶级、主义、政党等等，有的名词引入还经过一番曲折，比如“经济”一词用来对应Economy，在《时务报》1896年第十四册的一篇文章《日本名士谈经济学》中已引进，但接下来却又极力回避，因为经济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表示的是“经国济世”，为怕引起误会，《时务报》一段时间内尽可能用资生、生计，平准、理财等词来代替，可惜都流行不起来，最终还是回到“经济”一词来，以它来对应Economy。

由于中西两种文化体系存在很大差异，近代文明与古代又有相当的不同，因此寻找汉语与西学名词的对应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严复在译约翰?密尔的《OntheLiberty》时，就曾苦于难觅与Liberty的对应汉语词汇。因为汉语语言体系在引入新词时，多在以往的词素中重新组合搭配，日本既然先一步做完了这种选择搭配，自然也就省了中国人的工夫。应该说，这是在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文化大启蒙中，“东学”对中国新学的很大的贡献。

不能否认，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的“东学之渐”，有着很明显的应急速成的强烈功利主义特色。学习日本，背后最强烈的动机就是卧薪尝胆，尽快掌握日本经验，事半功倍地富强起来，也好报仇雪耻。在当时，最流行也最令人听得舒服的西方历史故事是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割地赔款，然而法国上下一心，再次崛起的经历。康有为甚至想当然地认为，西洋各国致富强花了三百年，日本学西方致富强用了三十年，而中国“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又据台湾学者统计，“1905年至1906年，留日学生几及万人，单从数目上面看，的确值得夸耀，但是这近万的留日学生中，习速成者居60%，习普通者居30%，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5%~6%，入高等专门者居3%~4%，入大学者仅1%。”实际上，这种“学速成”的现象从东学之渐的开初就出现了。本身学日本就意味着想求“速成”，而进了日本又去读“速成科”，结果成了速成的速成。东学之渐这种“速成”特色，为中国日后的变革速成出了一大批“人才”，也为日后隐伏了无穷的麻烦，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学习日本的结果，离康有为“十年成霸图”的设想，相去甚远。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当年先进士人们是怎样钻研东学的，也许是件很有趣味的事情。孙宝瑄是名宦之子，也是位勤于记日记的新人物，一生最嗜读书，东学之渐，他也是倡导者之一。在他的日记中，无数次地记载了他读书的心得，有相当篇幅涉及“东学”。其中有几次是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历史的心得与讨论的，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样讨论的：

诣燕生庐，论日本变法事。燕生云：日本史载其创议变法之人，多出于贵族，其诸侯伯往往自愿献出土地归于皇家。夫变法之事，利于卑贱而有损于尊贵，乃皆不以是介意，是不可及也。且日本士气尤坚猛，凡侯伯诸国之臣民，无不各尊其君，亲其上，人心固结久矣。故一旦变法，遂能雄视亚东，而卒不解其人心何以能然，岂地运耶？余曰：是仍封建之利也。地小而君与民各相亲，所谓士食旧德，农服先畴，上下之情易以通矣。且日本自开辟一姓相传，森井所谓君臣分定而不可移。非若中国更兴迭灭，篡弑相仍，使人心屡涣散而不可结也。

此后，孙宝瑄还记载他们与日本人笔谈日本变法和社会情况，还得意地记载了别人对他的意见的赞同。审视这种读书、交流与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日本的维新史的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具体史实很了解，所以讨论起来还是相当深入的，虽然还是将日本的庄园制和幕府大名体制视同中国西周的“封建”，结论也是错的，把所谓“君臣之分”的“不可移”看得过重。但也确实注意到了日本与中国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应该说，其看法有相当见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也许就能注意到自己的国情，从而更好地借鉴日本的经验。

著名清史专家萧一山先生说：“东洋思想之输入，使中国之社会，发生极大变化，此虽间接灌输西洋文化，然实为日本式之西洋化。”从此以后，中国就开始了与日本及“日本式西洋化”难解难分的关系。

知变的趋势，求变的开始

戊戌维新期间，严复在给光绪的上书中说：“近岁以来，薄海嗷嗷，扼腕叩胸，知与不知，莫不争言变法，甚且谓中国若长此终古，不复改图，将土地有分裂之忧，臣民有奴虏之患，民情如是，天意可知矣。”此话多少有点为动“圣听”的渲染和夸张，但确实也道出了甲午之后中国政坛上的某种政治情景。说“知与不知，莫不争言变法”可能不太准确，但至少言变的声音要大大多于说不变的语论。无论立场的进步与落后，开明与保守，有甲午惨败的事实在眼前，不管怎样，谁也说不出现状不错的自我安慰。只要有心干政，就总会觉得中国是需改变点什么了。那些冬烘、顽愚的人们虽不乐意改变现状，但迫于亡国的压力，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求变呼声面前，也不便于直截了当地出面唱反调，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各式各样的求变呼声才是社会舆论（至少是士人舆论）的主基调。

皇帝的变化是最显眼的，在损师丧地，国运大衰的政治前景下，帝室神秘的面纱再也罩不住那高高在上而又焦虑无助的心灵。熟读书史的年轻皇帝，眼睁睁看着前代一个个亡国之君的下场似乎就要重演，一直生活在超级“女强人”阴影之下的懦弱皇帝，突然之间，爱新觉罗家族不甘无所作为的基因开始起作用，“乖孩子”有点不听话了，他要自己做点事情，以改变清朝，改变中国，也改变他自己。在光绪几次向西太后传递了不愿做亡国之君的信息后，也在看冯桂芬《校芬庐抗议》的西太后终于答应放权。得到口头授权的光绪帝一面如饥似渴地缠着懂西学的大臣问东问西，拼命地要求总理衙门将他所知道的可怜的西学、“东学”的书籍送进宫来。一面向臣下放出锐意变法的空气。“自日一战而后，中国割地赔款，蒙莫大之耻厚。光绪帝方如梦之初觉，慨然以发愤自强为己任。故中日战前与战后之光绪帝不啻判若二人也。”多次出过洋的张荫桓，屡受召见，张向有“晓然欧美富强之机”的名声，“每为皇上讲述，上喜闻之”。时任总理衙章京的张元济回忆说：“光绪喜欢看新书，常常写条子到总理衙门要书，这件事都由我经手办理。那时候黄遵宪做了一部日本国志，光绪指名要这部书看，也是由我取来送进去的。”

在《马关条约》换约当天，光绪首先在张之洞要求再战的奏折上发出了希望革故鼎新的信号，他沉痛地批道：“嗣后我君臣上下，唯其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毋生懈志，毋骛虚名，毋忽远图，毋沿积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内外诸臣有厚望焉。”接着，又部分地采纳胡燏棻、康有为等人的意见，发布施行修铁路、铸钞币、开矿产、立学堂等十四项新政的上谕，要求各省“悉心筹划，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之内，分晰复奏”。

光绪的变化显然非同小可，自道光以来，几代君主面对外部世界强大的压力，虽然没有一位自甘沉沦，但也没有一位能像光绪那样悉力钻究西学，讲求新法，光绪皇帝堪称是满清历代帝王中最懂西学的，而且还是自觉自愿地接受近代原则并按此原则生活的皇帝。张元济的回忆曾提到这样的一件事：“甲午战争后，中国承认朝鲜独立，我们放一个公使到朝鲜去，国书由总理衙起草。国书的稿子将大清国大皇帝高一格写，朝鲜国王低一格写，光绪用朱笔批在旁边，说我们已承认朝鲜独立，不应当低一格写，斥责总理衙门大臣思想腐败。”一次当翁同龢与光绪谈及外国人入觐礼仪时，光绪认为可以不按中国传统，其车马可允其入禁门。结果翁倒是有点踌躇，说是“不侍请而先予，恐非礼也”。梁启超、谭嗣同，还包括康有为都不是皇权主义者，谭嗣同甚至对皇权十分反感。但都被光绪的人格，严格说来是被光绪由旧转新的转变所感动，结果成为光绪坚定的拥戴者。

再看看满朝文武和地方督抚。这段时间，大臣们上书表达对时局看法的很多，程度不同地要求朝廷革弊更新。有像张之洞、胡燏棻、陈炽这样直接要求变法自强的，虽然内容上只是洋务运动的扩展。还有些只表示要某几个方面革新更张的，像荣禄之于兵备和武学考试，严修要求开经济特科，信恪请开矿务等等。连公认的顽固派徐桐，也有一折要求“兴利裁费”。对光绪那十四项新政的上谕，各省督抚的复奏虽然根据各省情况没有人同意全部铺开，但执根本反对意见人却也一个没有。其他的京官，像张元济、汪大燮、夏曾佑等人议政于陶然亭者有之，平居扼腕叹惜者亦有之。当康有为也变成京官之后，空气更为高涨，罗振玉回忆说，自康有为入都之后，“遂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

再看在野士绅。湖南的名绅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几乎是人人公认的顽固派，但此时对于在湖南兴办洋务，都是支持的，对于兴办轮船公司，还投股参加。王先谦称《时务报》“为目前不可不看之报”，特意购之发给岳麓书院诸生看。湖南办时务学堂并聘梁启超当总教司，长沙士绅大多举手赞成，王先谦尤其热情，“亦称美焉”。梁启超初至之时，学堂公宴，王先谦“并谓须特加热闹，议于曾忠襄祠，张宴唱戏，并请各绅以陪之”。浙江著名学者孙治让以公车上书“浙人无与者，窃以为吾乡之大厚”。并愿与“中土志士力持保种保教之念，即无所建树，亦冀以精神愿力鼓动以脱浪，以力挽气运”。关中大儒刘光，“以讲学之儒而治洋务”，改图求新，孜孜不倦。而像前面提到的张宗祥、蒋方震这样的千方百计求新知的下层士人，一时间不知凡几，变化比较快，态度也比较积极的大多为年轻人。

总而言之，在甲午刚过后的一段时间里，好像一阵惊雷闪过，不知所措的鸣蝉一齐失了声，顽固派的声音顿时稀少了。不是没有顽固派存在，也不是这些人不想发表他们的政见，而是他们一时不知说什么或者怎么说才好。正式的变法还没有开始，是不是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还得等等看看。更何况从掌握实权的“铁娘子”西王母（维新派这样称呼慈禧），到名震一时的地方大员都表示过中国需要改变，那么，即使心里再茫然失措，再不情愿和看不惯，也只好迫于情势而知趣地三缄其口了。

从另一个角度说，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执保守态度的士大夫虽然还相当多，但他们中的顽固派再也不能像当年倭仁辈一样，理直气壮地提出一大套反对变革的意见。他们既缺乏理论，更缺乏自信。他们的领军人物或者像刚毅那样，信口胡言，说出的话除他自己谁也不信；或者像徐桐那样取阿Q主义，避讳不见，避讳不谈。所以，他们也确实说不出什么来，反对革新，只好从权术与阴谋上措手。

梁启超曾对当时全国的保守派官僚作了这样的分析，他说这些人可以分为数种类：“其一懵然不知有所谓五洲者，告以外国国名，犹不相信，语以外患之危急，则曰此汉奸之危言耸听耳，此一种也。其二则亦知外患之可忧矣，然自顾已七八十之老翁矣，风烛残年，但求此一二年之无事，以后虽天翻地覆，而非吾身之所及见矣，此又一种也。其三以为即使吾及身而遇亡国之事，而小朝廷一日尚在，则吾之富贵一日尚在，今若改革之论一倡，则吾目前已失舞弊之凭借，且自顾老朽不能任新政，必见退黜，故出死力以争之，终不以他年之大害，易目前之小利，此又一种也。”这种分析除了有点刻薄和夸张外，应该说还是有道理的，反对维新的顽固派，已少有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立场全由利益走向而定（儒家理想主义精神，已转由倡新学者来继承），所以，顽固派虽多，但底气非常不足，因为连他们自己也清楚，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在牟一己之私。如果不是因特殊的政治情势而导致了西太后倒向顽固派，反对新政的人实际上连个像样的领军人物也推不出来。

大梦之后的多数士林：无歧困羊

经过甲午战争的刺激，梦醒的不仅是那些开明的士绅和那些头脑灵活，很快就能转向的士人，连那些头脑冬烘的三家村学究也同样是如梦方醒。当年在甲午之前组织和参与打教闹教的士绅们虽然困惑和焦虑，但是他们并不真的相信他们的天朝最终会灭亡，他们赖以自傲的文化会被连根挖掉。因为“天朝”的马车虽然摇摇晃晃，但还在按部就班地走，士人的生活虽然受到冲击和挑战，但也还能按照老步调走。科举还有魅力，子曰诗云也还有人要听。在他们眼里，洋人无非是“要码头”，“要通商”，一时半会儿不至于伤筋动骨，虽然传教像鸦片那样讨厌，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忍耐。

甲午战争彻底击碎了他们苟且的梦幻，瓜分中国的话题在西洋和东洋人的话题中流行，而中国人画的瓜分图也在中国人中流行。而且仿佛突然从天而降的严酷情势，一下子把他们逼到了无路可走的境地。说实在的，对多数昨天还在草拟打教揭帖的士人来说，让他们马上转过来从西学中讨生活，不啻是天方夜谭。在中国已经出现西学热和“东学之渐”的情形下，大多数读书人却因“习业已久，一旦置新法而立新功令，自有不适从之势”。

地处山西的举人刘大鹏，在1895年进京会式时，由于受到形势的压力和风潮的感染，因此托人买了些经世书籍来读，并对西学开始感兴趣。可是他所在的地区却因“废学校、裁科考之谣”，士子们“人心摇动，率皆惶惶”。显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能像梁启超那样“一旦故垒尽失”却能革故从新，毅然沉下心来从头开始。

应该说，这些“人心摇动，率皆惶惶”的士人，因甲午战争刺激起来的民族情绪并不比那些一心要变法的先进分子来得差。对于他们来说，既有战争与割地赔款带来的强烈刺激，又有在一连串反洋教斗争中直接的“委屈”与不平，甚至还有家产与家人的损失。在求新无力，守旧无因的困境中，民族主义的愤激情绪更易于导致他们怀恋旧日的“平静”。困境愈困，压力愈大，他们就更加怀旧。

不知不觉地，随着打教高潮的再次到来，在中下层士人和下层民众中，排外空气开始弥漫，在他们看来，一切祸患之由皆由洋人（包括东洋人）而起，洋人公使在京城骑在朝廷脖子上拉屎，而洋兵则是后盾，洋货与铁路轮船吞噬着中国人的财富，而最可恶的洋教则无异于潜伏各地的内线。中国要想得救，他们自己要想得救，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将洋人、洋教并洋物彻底驱逐出中国。

无疑，中下层士人的这种情绪，是与维新派士人当时的行为意向相反的。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把传教士视为“良师益友”，与李提摩太等人“相见恨晚”时，一些中下层士人再次掀起了全国性的打教高潮，以湖南士绅周汉为代表，一大批新的，语言更为刻毒的反教揭帖被炮制出来，并被迅速地传遍大江南北。双方很快在传教士问题上产生了冲突，维新派将反教的士绅与民众之举视为愚昧，有害无益。谭嗣同认为打教与闹教徒招外人压迫，所谓“从前土耳其之削弱，亦因闹教起事，俄人首兴问罪之师，英、法、德、奥又从而抑勒之，遂至今不能复振”。在他看来，乡绅与农民烧教堂、打洋人，“明知无益，而快于一逞”，实在得不偿失。皮锡瑞甚至说反洋教属于“杀彼以为快心，而不知适中彼计，若而人者非为中国出力，实为外国出力，而助彼以攻我；非为我君分忧，实召外国之兵，以贻我君之忧也”。显然，这种批评是令周汉和他的同志们受不了的。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双方，尤其是落后的中下层士绅这一方的敌意从无到有，而且愈见其深。1898年初，正当维新运动走向高潮的时候，以反教著名的周汉再次跳出来，以“大清臣子、周公孔子徒”的名义散发揭帖，非议新政。由于他反教的“前衍”和现下的举动，湖南巡抚陈宝箴将其逮捕（实际上是很客气的软禁），这一下犹如捅了马蜂窝，周汉家乡宁乡县千余参加县试的童生大闹县学，以示声援。到变法失败之前，康梁诸人已经在民间，尤其是在下层士人中有了类似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以后的李鸿章）这样的名声，被人视为卖国贼和二毛子。

按道理讲，落后中下层士人对维新的敌意与顽固派大臣的反对变革并不是一回事。这些人的动机，半出于对急速变化时势的无奈，半出于民族情绪的冲动。但是在那个特殊的情形下，他们对维新派的敌意却难解难分地与顽固派的种种倒行逆施搅在了一起，成为反对变法者广大的“群众基础”。说来也许会令我们某些好心人气愤，进步的往往缺乏“人缘”，而落后乃至反动的却不乏群众支持。历史总是喜欢与我们的历史观开玩笑。

其实，在洋务运动初起时，大多数士人也是站在反对变革的倭仁辈一边的。不过那时他们起哄挖苦，嬉笑怒骂的背后还有几分底气和自信，可是现在他们已经没有了这份自信，因此，他们要为他们的态度寻找精神和支撑。儒家经典看来是不中用了，他们喋喋的说教，坚定不移的纲常伦理，在洋人那里都等于零。眼光和见识的局限又使他们不能越过国界，结果有人就骂乱投医，把目光投向也属于传统文化体系的下层文化，幻想民间的神魔鬼道，巫婆神汉乃至武术气功能顶事。这一时期的打教揭帖中，以关羽、张飞、玉皇大帝和孙悟空名义发的告示、“神训”多了起来。义和团运动时“天兵天将”大下界的趋势已开始露出端倪，这些神仙下凡的目的只有一个，帮助中国人打教灭洋，回运挽劫。四川帮会出身的余栋臣，因武装打教，获得了相当多士人的称道，而且名声愈来愈大。一时间，一向为清政府严禁的，也为士人所不齿的帮会、民间教门、乡间巫师都变得面目可亲起来。甚至在光绪下诏要求士民上书之时，也有人在大谈奇门遁甲之功用，还有人自称“从师学道在洞中修炼多年，神通广大，今望气知太平之运将至，故奉师命下山立功，以继姜子牙、诸葛孔明而起者”。

可能是受了中下层士人这种动向的启发，顽固派大臣们也开始注意到下层社会及其文化。以往被深恶痛绝的秘密结社与宗教变得不那么面目可憎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元月，江苏徐州道阮祖棠在查探了山东苏北一带的大刀会活动情况之后，在向朝廷的奏报中居然说大刀会“豪侠尚气，除剿贼外并不滋生事端，杀贼亦无冤抑，专心仗义，与盗为仇”。山东巡抚张汝梅也说：“查北方民俗刚强，好勇斗狠是其故习。此项拳民所习各种技勇（此上说的拳民非指义和团，而是指习梅花拳、大小红拳的民间教门和习武人。笔者注），互有师承，以久捍卫乡间，缉治盗匪，颇著成效。”到了后来，刚毅、赵舒翘、徐桐等辈，听说义和团有法术能闭枪炮，简直如获至宝，推许无所不用其极。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士人思想的一种变化，不过是在一己文化体系内的变化。显然，这个变化是没有出路的。

第四章 变法的政治曲线

从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发动公车上书开始，中国政治开始进入变革的“非常时期”，在日常政治运行的同时，另一条改良运行线也开始启动。几种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从未有过的政治形式出现了，政论性的报纸以直接的政治动员主导了舆论，多少带有点政党性质的“会”在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渠道中活跃着。

也许，康梁等人并非当时中国懂得西学最多的人；也许，他们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也并不透彻；也许，他们对当时中国政坛的基本情况都缺乏应有的认识；也许，他们都算不上是富有经验和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但是，他们有热情，也有韧力，没有他们坚持不懈的活动、推动和鼓动，这场维新运动是无论如何搞不起来的。

问题是，他们是中国人，而中国政治的近代变革，面临的课题实在是太严峻。几千年的积淀又太沉重。国内连像样的资产阶级都还没有，却要搞资产阶级性质的变政，士大夫连像样的西学都不知道，却要搞西方的政治。一边启蒙，一边政治操作，启蒙话语过了点头，就转过来影响政治进程。微妙的政治交易，模糊的黑幕政治，难缠的政治惯例，还有搞不清的各种政治势力的分化重组，即使没有顽固派的反对，政治变革已经是步履维艰，一波三折。

变法的政治曲线，时而高扬，时而低回，这是因为曲线的坐标虽然是西方的，但运行的平面空间却是中国的。

变法的政治动员

依康、梁等人的原意，他们倒是想一下子进入政治中枢，然后大力推行中枢变法，一举成功。显然，这种如意算盘是不现实的。1895年这个多事之秋的会试，康有为总算高中第五名贡士，但随即又为李文田和徐桐在殿试中降至二甲第四十六名，随后的朝考仅列二等，结果失去了入翰林的机会，只在六部中位列最后的工部当了一名小小的主事。而梁启超则受他老师名声的殃及，成了康有为的替罪羊，干脆被守旧的徐桐所淘汰。当然，康梁他们并不是想按正常渠道中状元人翰林，一步步出将入相。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他们双双高中，等爬到相位也得胡子白。康有为实际上是幻想通过一次次的上书打动皇帝，重演秦孝公与商鞅、唐太宗与马周的佳话，一跃而受到重用。然而，在偏于保守，重视程序的清代，这是不现实的。

中式的变法之路走不通，只好学西方和日本，用康有为的话来说就是：“泰西之强也，在开民智也，开民智之故在报馆也。”不但西方而且“日本之强，盖在报馆”。梁启超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说他们“望变法于朝廷，其事颇难，然各国之革政，未有不从国民而起者，故欲倡之于下，以唤起国民之议论，振刷国民之精神，使厚蓄其力，以待他日之用”。当然，这种“唤起国民”的大道理不是没有包含在康梁等人办报馆、办学会的动机里，但他们当时最直接的目的，还是想借朝野的舆论来推动上层以权力变法，换言之，他们其实还是想通过这一途径以动“圣听”，实现中枢变法的初衷。康梁等人都不是那种可以自甘寂寞在启蒙位置上献身一世的“老实头”。从政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要事。

维新派最先创办的报纸是《万国公报》，这个名字不用说，显然是抄广学会的，而在形式上，又与一般民间为打探官场信息而办的《京报》相差无几。所以在内容上蹈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故技，除了每期的政论，主要是引入西学，介绍西方的“新政”。而印刷和发行均由《京报》上房代管，免费送给在京士大夫阅读。

由于这是中国士大夫首次办政论性的报纸，以西方报业的标准，《万国公报》只能算是幼稚的“练习簿”。主编梁启超、麦孟华也只编过书，没编过报，但这份干巴巴的本版小报，还是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最初，由于《万国公报》随《京报》发送，在京官员一时不知其所由来（报上并无主编主笔之名），居然有人揣测它来自总理衙门和外国使馆，及到知道了它的真正出处，康有为、梁启超的名声又涨了一节，由是吸引了不少原来与康梁并不相识的志同道合者，如夏曾佑、陈炽、张权等等。也正是赖于他们的支持，报纸才得以维持。

后来，大概万木草堂的才子们觉得学习期（学西方办报的时间）已满，强学会问世后，《万国公报》改为《中外纪闻》，成为强学会实际上的会刊，报纸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除了社论之外，又加上阁抄、译路透电，选译西报，摘录各省报及世界各国情况论介等五个栏目。在编辑之余，才子们还乘兴之所至画龙点睛地加上几笔，使得报纸显得更有活力。由于《中外纪闻》影响渐广，居然有人肯出钱来买，于是报纸就顺势由赠阅改为营业性的订售与发售。

通过这种“练习簿”，京中的官场得以吹进了一丝新鲜空气，通过做“练习”，梁启超等人迅速地变成了报界老手，此后就可以大展雄才了。因为，一个办报热潮已经到来了。

在旗人政治势力强大，政治空气保守的北京，维新派的会与报都难以生存，谈“新”色变的顽固派，总能找出些“老理”来挡驾。不过风气一开，就断非几个老朽和冬烘所能左右的。一批办得更漂亮，风格更犀利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其中上海的《时务报》，天津的《国闻报》，澳门的《知新报》以及后来长沙的《湘报》，堪称是这一时期报刊群中的佼佼者。

上海这个近代中国风气最开化的大都市，一批才华横溢、通晓西学的读书人的存在，和中西文化汇流交碰的小环境，使得在北京办报练老了笔锋的梁启超如鱼得水，在《时务报》的小天地中得以大展身手，时梁方二十出头，风华正茂，精力过人，才气也过人。《时务报》共出刊六十九期，每旬一期，绝大多数有梁启超的政论与时评。梁启超一支生花妙笔，呼吁变法，抨击现实，介绍西学，笔力磅礴，淋漓畅快，“笔端常带感情”，读之者无不为之倾倒，“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有人得《时务报》，“急读之下，狂舞万状，自始至终庄读万遍，谨为四百兆黄种额手曰：死灰复燃；谨为二百里清蒙气、动物、植物种种众生额手曰：太平可睹”。与梁同时为报章圣手的严复，待时间过去很久了，还称赞梁“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连梁启超直接师法的老师李提摩太对《时务报》的功业也表示震惊，称赞它的出现“从最初就是一个灿烂的胜利，震动了整个帝国”。

梁启超和《时务报》，影响了中国不止一代人，多少年后，《时务报》的合订本还在城乡流传，几代青年读书人，行文著述，莫不效梁任公之“时务体”。在戊戌变法时还是个不满五岁的孩子的毛泽东，在长大成人后，首先学的还是一手时务体，梁启超的影响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未能去掉。

《时务报》的辉煌，首先是梁启超的功劳，他的先知早慧，他对西学的领悟，他对社会观察的敏锐，他的笔力雄健，气势恢弘，而且用功之勤，效率之高也非常人所能比拟，他后来回忆这段办报生涯道：“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各报一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公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书报章，归其复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心。六月酷暑，洋烛皆变流质，独居一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

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时务报》的成功并不是康门弟子的独家功劳。上海的一群开明士人（他们中许多人西学水平比康梁还高），如黄遵宪、邹凌瀚、孙宝碹、章太炎等人都为《时务报》做出过很大贡献，就是经理汪康年也为报纸的经营发行乃至编辑作出过不可磨灭的成绩。有些论者把汪康年视为洋务派的代理人，把后来的汪梁之争说成是洋务派与维新派争夺舆论领导权的斗争。在我看来，显然失之简单化。汪梁之争，虽然背后有康有为和张之洞的背景，但骨子里无疑有启蒙宣传与具体政治操作之间的扦格的因素在内。关于这一点我以后还要谈。即使退一步说，就算汪康年是洋务派的代理人，他的功劳也照样不能被埋没。但是我们知道，汪康年的议论与我们公认的洋务派论调并不相同，他主张民权，主张开议会，主张君民共主，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维新派主张。他后来对张之洞、梁鼎芬的妥协，是出于主张之相同还是出于策略的考虑，显然是需要再斟酌的。《时务报》已经向世人表明：变法不再是康门弟子一家的事了。

《时务报》不仅在政治启蒙与宣传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功，而且也部分实现了康梁办报干政的初衷。《时务报》在风行海内的同时，也受到许多地方官吏的青睐。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山西巡抚胡聘之、湖南巡抚陈宝箴、浙江巡抚廖寿丰、安徽巡抚邓华熙、江苏学政龙湛霖、贵州学政严修、江西藩司翁曾桂等方面大吏都表示过对《时务报》的好感，甚至凭借手中的权力为下属拨款订购。结果，“两年以来，内而京曹，外而大吏，以及府县几于人人日手一编”。《时务报》所领导的舆论，至少在前期对推动整个变法起了良好的作用。

《时务报》的成功，使之成为这时期办报潮的圭臬，沿海沿江各大都会，愈出愈新的报刊，大都以《时务报》为榜样，模仿唯恐不肖，直到《大公报》时代，社论与时评还是报纸最有分量的部分，而不像西方新闻界那样，以新闻为主。有名望的报纸以社论时评作用于读者，导向社会舆论。这个头，就是《时务报》开的。

办学会是维新派政治动员的另一步骤。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办会与办报纠葛在一起，难解难分，但恪于清代禁止士大夫结社议政的禁令，办会远没有办报那样成功。但是作为康有为“合群”即集拢政治力量必不可少的手段，办学会也是维新变法很重要的一幕。

其实，与办报比较起来，康有为更重视办学会。办学会影影绰绰是比着西方的政党来的，但是，西方的政党是个什么样子，又是怎样进行政治运作的，谁也不清楚，严复这样的留洋学生可能知道一点，但他们对直接的变法却不愿从组织上参与。所以，一旦办起会来，大家（包括康梁）脑袋里闪烁的还是明季士大夫几社复社的影子。虽然清代士大夫诗酒酬唱，结会来往从来也没断过，甲午之后，一部分感时忧世的京官也常在陶然亭议政，但一旦真的公开打出“结党”的旗帜，士大夫还是心存顾忌，“君子不党”的古训，还在束缚着那部分即使是很开明的士人的灵魂。尽管如此，由于康有为视开学会为中枢干政的重要步骤，所以不能不坚持干下去，也正因为干政中枢的目的，康有为坚持将开学会的地点选在京师，在他看来，“在外省开会，则一地方官足以制之，非合士夫开之京师不可，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而举之于辇毂众著之地，尤可自白嫌疑”。其实，“自白嫌疑”不过是个幌子，“登高呼远”“四方响应”才是真正的着墨处。

经过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以及热心维新志士的奔走与努力，维新派的第一个学会强学会终于问世了。强学会成立之初，形势还是不错的，不仅陈炽、夏曾佑、文廷式、沈曾桐等人积极参加，位尊名高的翁同龢与孙家鼐也暗中相助（孙甚至将后孙公国安徽会馆的一部分拨给强学会作会所）。张之洞的儿子张权、亲信丁立钧等人也相当热心，地方督抚中的重心所在，张之洞、刘坤一和王文韶都以捐助的方式表了态。手握兵权的淮系诸将宋庆、聂士成和新建陆军的袁世凯都乐意捐金相助。虽然因甲午战争而大伤元气但潜势力仍旧很大的李鸿章，甚至主动提出“自愿捐银两千入会”。实际上，强学会出台伊始，就已经联络了国内较有力量的政治势力的半数。

既有顽固派借口“党禁”极力反对，又有强学会自己处置失当的因素，声势颇大的强学会中途夭折。但是中经上海强学会的暂短过渡，维新时期的办会潮也接踵涌到。据外国学者统计，从1895到1898年间，一共报道过七十六个学会，大约三分之二是由士大夫建立的，其中只有二十五个在内地。除了其中一个学会致力于提倡儒家的教义之外，三十多个学会或是按照新的实用精神研究传统的儒学，或是研究西方科学和翻译西方书籍；十五个提倡社会改革（如反对吸鸦片，反对缠足或提倡妇女教育）；二十三个试图唤起士大夫的爱国热情和政治觉悟。这些学会无疑多数是在康梁兴办强学会的榜样力量感召而出现的，但多数却非康门子弟所主导的，维新已经变成了一股潮流，几乎把所有有志爱国、改变中国命运的士人都卷了进来，当然，这些学会有的是一些以启蒙和研究学问为宗旨的，但多数却以政治活动为主要目的。所以，当国家形势越危急，学会活动就越是热闹。在1898年瓜分危机出现之际，各省学会潮臻于极盛，康有为为贯彻推动中枢变法的初旨，再次于北京发起保国会。保国会与强学会相比，人数显然多了不少，声势也较大，也终于打动了“圣听”，起到了直接推动戊戌新政的作用，但各方势力集团对它的支持却大不如前。而且，变法一开始，保国会就无形中散掉，康梁建设西式政党的尝试结果变成了急功近利的过渡工具。为了使这个工具更加有效（更具声势），他们甚至有拉人入伙的行为，保国会开会，开始只敢讲是讲学、是开茶会。最后不分青红皂白，将三次来会者都算作会员（结果还招致了个别人的抗议）。当然，这种“拉郎配”的现象在西方各国政党政治中并不乏见，康梁辈这么干，也可算是学习西方的一种副产品。

在办会潮中，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是，关注妇女缠足的“不缠足会”（或曰天足会）出现的既早且多，成为众会之中一枝独秀的“奇葩”。这个事业还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就由康有为开始了，未出茅庐的他做的第一件“维新之事”就是联合曾出过国的乡绅区谔良，在家乡组织不缠足会。并身体力行，不为他的女儿们缠足。在维新运动期间，不缠足运动单兵独进，发展奇快，很多省乃至县份都成立了“不缠足会”。《时务报》还为不缠足运动大声鼓与呼，上海由梁启超、谭嗣同、康广仁组织的不缠足会，面对当时大足妇女出嫁难的现实问题，还在章程里详尽周到地规定了“入会人员及其子女可以互相通婚；入会人员女子在九岁以上已无法放足者，报会登记后亦可与会中人婚娶”。

相当多的士大夫对女子不缠足运动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而且这种热忱还在深入。湖南新花县秀才曾继晖不顾别人笑骂，挨家挨户宣传不缠足的好处。长沙一些士绅免费印送《不缠足歌》，任人取阅。还有人甚至特设定做各种云头方式鞋的鞋铺。参加县考的童生有人竞在考具上贴上“不缠足会”的字条。有人分析了《时务报》上刊登的捐助不缠足会者的情况，她说：“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半年，这些捐助者官衔大多为大令以上，出身也以举人以上者居多；同年下半年，情况变了，八十六注捐银中，署正、教正、司马等低级官吏和茂才、国学生等普遍儒生比例，明显增大，而且出现了二十八位什么也不是的先生和一位女子、一位和尚。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898年6月9日）出版的《时务报》五十八册，仅一期中所载捐助者名单中，没有头衔而仅称‘先生’者就达四十名之多。”这个分析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支持不缠足运动的人愈来愈多，而且愈来愈深入到下层。据当时的外国教会统计，这几年间，参加不缠足会的人数达三十多万。表示声援和支持的人就更多。

当然，在那个时代，发起和组织不缠足运动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标准的男人。这场“妇女运动”基本上是些大男人的事情。这种情况，出现在妇女没有丝毫权利，也没有什么社会活动的机缘的中国清代末年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国难当头，百事待举的关头，一干大男人们纷纷对女人的脚大感兴趣，有时甚至比对其他政治大事还要热心。

虽然我们习惯地将缠足称为封建主义的恶习，但是这种恶习实际上与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并无直接关系。尽管孔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却也对郑国那个名声不太好的国君夫人南子，表示过相当的尊敬。而那个时代的儒家之徒，对一个为女子而死的尾生都是相当佩服的。只是到了封建社会的中后期，缠足现象才开始出现，而女人的脚普遍地遭殃则是更加晚近的事。

据专家研究，将女子的脚从小就束住不让发育的恶习，实在与中国男子（主要是士大夫）畸形的性心理有关，裹足之后，一来女人的臀部会变得格外的大，二来会使女人的小脚变成男人眼里的别一种“性器官”。在明清文人的浅酌低唱中，关于三寸金莲的描绘比比皆是，在秦楼楚馆，玩小脚几乎成为玩女人的代名词。士大夫将才华过多地用在女人身上，也过多地花在小脚上。中国女人用身体残损扭曲，满足了士人的变态性欲。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蓄辫和缠足风俗受到了西方人最猛烈的嘲笑和抨击，在两者之间，蓄辫事关清朝“国体”，受的抨击稍显含蓄，而缠足由于其不人道，所受的攻击尤其多。在康有为组织不缠足会之前，西方教会已经对此开展了持续的攻击和责难。面对西方人的嘲笑和抨击，中国士人明显地感到尴尬与难堪。尽管打教揭帖对教会几乎所有对中国文化的挑衅都予以回击，但却找不到一份揭帖提及缠足和教会对这种风俗的抨击。看起来，士人们是在有意回避这个难堪的事，传统文化的人道主义精神毕竟还在起作用，使他们不好意思公然为这种残忍行为张目。如果对西方怀有极大敌意的士人都如此，那么那些与西方有过接触并对西方心存敬慕的士人对此事的心态可想而知。

先进的士人的自尊心使他们不肯承认中国人是西方人所看不起的“土人”“野蛮人”，但又无法解释缠足这种陋习，或者说缠足使他们丢脸。因为这成了西方人证明中国人在人种和文化上低劣的一个证据。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先进士人会如此急切地发起不缠足运动，他们是急于抹掉这一中国人的耻辱。他们似乎有些夸张地将不缠足视为改善中国人人种的一个必要手段，从而，不缠足就与“保教”“保种”的大目标联系在了一起。

尽管，维新运动的主导者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主要是把办报与办会当作一种干政的手段，但是，他们以及一大批先进士人的不懈努力，还是借此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的思想启蒙，正是有了这场启蒙，中国政治的走向虽然经过短暂的倒向运行，毕竟还是能沿着近代化的方向前进了。

变法同路人：洋务派问题

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关系是一个学术界众说纷纭的问题。总的来说，板子打在洋务派屁股上的相当多，说他们投机者有之，说他们耍阴谋者有之，说他们两面三刀者亦有之。变法失败的罪责，至少有三分之一要算在他们身上。当然，洋务派挨板子也有其罪有应得的一面，但是，在我看来，洋务派从维新派的同路人变成敌对者，在维新派方面也是有过失的。

在维新期间，维新派，确切地说就是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能够联络的力量有谁呢？除了那些先进的但手中无权士人之外，恐怕只有洋务派了。

甲午之后，洋务派状况有很大变化。老牌洋务派李鸿章尚在，虽然经过甲午战争和签订《马关条约》而实力与名声大损，但潜力犹在，淮系的将领以及与淮系有关系的地方督抚还唯李的马首是瞻。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刘坤一和张之洞，风头正健，是后期洋务派的领军人物，实力雄厚，但张之洞与李鸿章积久不相能，矛盾颇大。吴大激等后湘系，实力虽微，但也不可小视，通过甲午战争，力量有一定的增长。

但是，不管洋务派各派之间态度如何，他们对变法的态度在开初都是相当积极的。诚然，我们可以说他们志在唱推行洋务运动的老调，并不是真心变法维新。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洋务运动也是一种变法，而且洋务运动事实上并没有在全国认真地全局性地铺开过，况且维新运动相当多的内容与洋务运动是一致的。于变法变政之前，先将洋务运动推一推显然是有好处的，也是有必要的。

下面我们先来具体谈谈洋务派对维新变法的态度。首先看看李鸿章。

李鸿章在晚清几十年中，一直是最有权势的洋务派重臣和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李鸿章和他的淮系，即使他的老师曾国藩尚在时，已经隐隐然驾乎湘系之上，待老湘系逐渐式微之后，淮系更是不可一世，李鸿章也成为身居地方而左右朝廷政局的人物。所谓同光中兴时期的重大政治，外交决策，几乎都摆不脱他的影响。清末有三大总督位置最为重要，湖广、两江和直隶，尤其是后两个，一个居清朝财赋之地，一个扼京畿咽喉，且兼着北洋与南洋大臣，位尊权重，非寻常可比，而李鸿章总是非此即彼，他把持要害几十年，位极人臣，门生故吏遍天下。在甲午之前，后起之秀张之洞挟清流之助与之斗法，却总是处于下风。这不仅因为他是所谓平发捻的大功臣，而且由于他的政治经验和手段与见识。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李鸿章应该算是洋务派官僚中西学水平最高的，长期而繁复的洋务实践，与洋人频繁的交往以及幕中大量西学人才的影响和出洋看世界的阅历，都使得他在当时的中国的官僚中见识非凡。虽然他的中学功底比不上科举之鼎甲、长期任学官的张之洞，但西学知识却非张能比。台湾王尔敏所编辑的《上海格致书院志略》中的《格致书院课考》里收录了李鸿章为书院士子考试所做的几道命题，其中一题为：“西学格致，始于希腊阿卢力士讬尔德（亚里士多德），至英人贝根（培根）出，尽变前说，其学始精。逮尔文（达尔文）、施本思（斯宾塞）二家之书行，其学益备，能详溯其源流欤？”这种考题，就是今天学西方科技史专业的人答起来也未必答得全。当然，这道题是出自李本人之手还是幕僚代庖还不太清楚，但至少李鸿章对此也非一无所知。他见李提摩太时，能随口讲出李提摩太新译的马恳西的《泰西新史揽要》，说明他很留意于此。

正因为李鸿章对西方及西学的了解，所以在洋务运动中，他的改革见识也并没有网于器物和技术层次，依他的本意，他原是想引进西学改革科举制度的，但却因为阻力太大，没有结果。

甲午战争是他人生道路上最大的一次挫失，战争不仅损失了他的看家本钱的大部：北洋水师和一部分淮军，而且因签订《马关条约》导致名声大损，举国上下，从贩夫走卒到王侯公卿都骂他是卖国贼。由此还丢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这一要害位置。但是，由于李鸿章多年的经营，即便有此次挫失，他的潜势力仍然大得很，尽管地方的张之洞、朝中的翁同龢与张荫桓等都在极力排挤他，但他于声名狼藉之际却仍然不倒，这并非只是由于西太后对他的信任，关键是他在朝中的分量，当时，无论中外都认为他是中国不可替代的人物。

李鸿章对维新派的政治行为是持支持态度的。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在1896年的一连串议变法的上奏中，是态度最积极，求变较全面的一位。他的《条陈自强大计折》，强烈要求清廷在练兵、理财、育才三件大事上接连变革，以求救时。尽管因甲午战争的缘故维新派对李颇多微词，而且康有为等人在联络公卿时也有意冷落李鸿章，但强学会一成立，李还是主动提出捐银两千，结果却被维新派断然拒绝，原因当然是所谓的名声和道德因素。初登政治舞台的维新派并非不知李鸿章非真的“卖国贼”，他签订《马关条约》也非心甘情愿，但为了维护自身的道德形象，却不惜将李的友善表示打入冷宫。无疑，这种拒绝在当时是很令人丢面子的“绝事”，事实上犯了中国传统政治运作上的大忌。

此后，许多论者都提到了李鸿章指使亲家杨崇伊弹劾强学会，还有所谓“若辈与我过不去，我归，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吗”的怀恨之语。不过，我以为，杨崇伊之举是否受李指使，没有证据能说明之，亲家之间，政治态度不可能全都一致。查杨系李鸿章儿子李经方的儿女亲家，曾因借贷不还被李鸿章查处过，双方早已谈不上交情。况且杨又与翁同稣为同乡和亲戚，双方来往也颇多。而翁又与李鸿章有夙怨，此人所共知之事。汪大燮传出的这句令李鸿章咬牙切齿的话，不太像他的风格，而且又没有第二条证据证明之。相反，还有其他一些证据表明，李鸿章对维新变法之举始终是关注而且同情的。张元济回忆说，在翁同稣被逐后，他去见李鸿章，李对此十分关切，连连叹气。政变发生后，张又去见李，对他说：“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你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他叹一口气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张元济因参与变法被革职后，李鸿章立即派人来慰问，并关照盛宣怀为其在上海找事做。而且，李鸿章还参与了营救徐致靖，使这位西太后“深恨之”的侍读学士保住了脑袋。孙宝碹的《日益斋日记》曾有这样一段记载，很能说明问题：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诣昌言报馆。枚叔、诰吾成在。问傅相作何语，傅相自云：奉懿旨捕康梁。且曰：如获此二人功劳甚大，过于平发捻矣，吾当晋爵。语毕大笑。傅相询余是否康党。余答曰：是康党。相曰：不畏捕否？曰：不畏。中堂擒康党，先执余可也。相曰：吾要能执汝，吾亦康党也。濒阶辞时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竞能之，吾深愧焉。故都人多目为康党。比召对，太后以弹章示之曰：有人谗尔为康党。合肥曰：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太后默然。

这里的傅相，就是李鸿章。

让我们再来看看张之洞。张之洞也是晚清的一位奇人，早岁科场得意，年方十五即为乡试解元，而后又成殿试探花。由词臣而学官，而疆吏，一生仕途顺利。这个人可谓聪明绝顶，机运绝佳，论考试名列前茅，做学政名高政著，列台谏号称直谏，为疆吏政声显赫。其实，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聪明机智，胆识过人。他曾经名列晚清“清流”之列，常常给前期的洋务派出难题，但是后来，待他做了疆吏，却依样画葫芦做起洋务，而且搞得比谁都火暴，因为不这样，他就成不了名臣。他曾以敢谏出名，却从不像其他直筒子的御史那样因犯颜直谏而丢官。1875年，四川东乡县知县孙定扬违例暴敛，引起乡民众怒，进城申辩，而孙定扬反诬乡民造反，提督不分青红皂白率兵进剿，烧屋毁寨，残杀无辜四百余人，酿成特大冤案。案发之后，朝野上下闹了好几年，因事牵西太后特别宠爱的吴棠，所以始终不得平反。其实，张之洞早在于四川为学政时就对此案真相有所了解，可是一直等到事情闹大了（连国外都知道了），才出面连上数折，有意绕开吴棠，将直接责任者孙定扬定罪，结果立竿见影，冤案按张之洞的建议得以昭雪，张之洞也由是声名大振。另一个使张之洞获得“直谏”名声的案件也透着他的冰雪聪明。事情发生在1880年，一次西太后命太监挑八盒食物送给她妹妹--醇亲王的福晋，出宫时因事先没有与护军打招呼，护军按规矩不放行，太监恃宠将食盒摔掉，回报西太后说护军无礼。西太后大怒，立即罢免护军统领，并将当值护军交刑部拿问，将置重典。这件事也闹得沸沸扬扬，大臣进谏，西太后一概不听。结果张之洞以为西太后的自身安全考虑出发的劝谏（违反禁军护卫制度，以后宫禁将无宁日），却使得西太后听得入耳，不仅护军得以保全了性命，太监也受到了一定的惩罚。此事过后，张之洞名声更大，从此为他日后的腾达铺下了基石。出道时间不长，官位不尊的他，在清流党中居然居于领袖地位。当时京师士人“呼李鸿藻（时为大学士，极品大员。笔者注）为青牛（清流谐音）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

实际上，张之洞两次直谏之所以奏效，关键在于他善于观察和判断进谏对象的心理与好恶，揣摸其脾味，而且洞明世事，知道问题的关键所在，在进谏的同时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所以，看似犯颜的直谏，其实没什么太大的风险（却有绝大的利益）。后来，他为疆吏、办洋务也是如此，工于心计，官做得很聪明，善于机变，虽然乐于为国家、为朝廷着想，但自己的算盘也打得很精。由于在清流党的一段经历，使得同样出身翰林的张之洞与李鸿章在处世方式、为政风格上大不相同，李鸿章往往会取韧的战术，关键时还会打“痞子腔”，在现实和声名之间，他更看重现实。而张之洞则更注重自己的声名，更在乎他与朝廷之间的“名节”。像签订《马关条约》这种事情，不论情势如何，张之洞大概是不会干的。

但是，张之洞却与李鸿章一样，对维新变法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由于李鸿章的失意和被维新派有意冷落，张之洞的表现就显得格外引人注意，与对李鸿章不一样，维新派对张之洞的关切投桃报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双方情投意密，关系十分融洽。

在康梁组织“公车上书”的同时，张之洞连上疏奏，要求拒和抵抗，与康梁的奔走遥相呼应。当康梁组织“强学会”的时候，张之洞的支持是最持久而且坚定的，不仅捐银最多（五千两），而且他的儿子张权也列名会中。康有为一度与张之洞过从甚密，在江宁一待就半个多月，“隔日一谈，每至夜深”。张之洞对康有为的政治活动大力襄助，利用署两江总督之便，为上海强学会的成立大开绿灯，《申报》刊发的上海强学会公启，署的竟是张之洞的名字，而张居然加以默认。后来，虽因《强学报》用孔子纪年问题双方生出龃龉，但关系并未破裂。

《时务报》创办以后，数月之中声名大振。返回湖广总督任所的张之洞旗帜鲜明地表示了他对《时务报》的支持。他下令湖北全省文武大小衙门，各官办学堂书院，按期订阅《时务报》，费用由善后局支付。他那有名的《鄂督张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是被《时务报》刊出，作为“广告”的：“查上海所设时务报馆，每旬出报一本，本部堂披阅之下，具见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见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所采外洋各报，皆系就本文译出，不比坊间各报，讹传臆造。且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始创第一种有益之报。”这种来自官方公文的评价，称誉之高，比之先进士大夫平昔的欢呼，也相差无几。

不光是出于对梁启超才气的赏识，更有对维新启蒙活动的赞同（当然是有条件的赞同），张之洞屈节致函梁启超，力邀他来鄂一游。函中居然称二十出头的梁启超为“卓老”。

当1897年1月梁启超路过武昌谒见张之洞时，张闻讯大喜，“令开中门及暖阁迎之，且问巡捕官日：可鸣炮否？巡捕以恐骇听闻对，乃已。”按清朝定制，总督衙署只有钦差大臣及敌体官（即品位相当的中央及地方官）来见总督才开中门并鸣炮，若六部侍郎级官员来，只开中门不放炮，其余自两司以下，统统由角门出入。张之洞这种破格接待，充分显示出他对维新派的重视。更令梁启超感动的是，梁来见时，正值张的侄儿娶亲，“贺客盈门”，而张之洞撇下一大群宾客，一头只顾与梁启超接谈，当天晚上设宴相待，宾主彻夜长谈，大有相见恨晚之势。张之洞特邀梁留鄂办事，想让他当两湖书院的山长。“以千二百金相待，其词甚殷勤”。

当然，梁启超这方面对张的盛情相待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他惶恐地对张之洞执弟子礼，真诚地认为张之洞堪称他在清朝大吏中的知音。他写信给张之洞说：“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此处的“吾师”指的就是张之洞)

洋务派新旧两派领军人物的态度如此，其他人可见一斑。总的来说，洋务派是当时中国掌权的统治者中比较开明的一群，虽然他们思想禁锢较多，立场也成问题，但比之顽固派和相当部分混日子的官僚来，他们更乐意看到中国出现变化，对改革也持较为宽容的态度。

就当时中国的政治情势而言，能否争取到洋务派对维新变法的支持是成败的关键所在。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由于太平天国之后地方势力的崛起，一些有势力的地方督抚已经足以左右全国政局，对全局性的国防、外交有时竟握有决定性的权力和影响力。没有地方督抚的积极性，中央政府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难以执行。当然，由于资历和功业、能力的差异，地方督抚相对的独立性有大有小，但是，恰恰是那些办洋务卓有成效的督抚独立性较强。退一步说，公开与中央政府对着干，恐怕谁也不敢，但找借口不执行或拖延中央政策那是谁都敢做的事。在戊戌之前，改革之事往往出于地方的主动，这种现象，实际上已有违封建末世的官场习惯，因为这不因循了，多少有些“创新”的味道。虽然说由于“中兴”而激活的那点独创精神随着岁月的侵蚀逐渐褪色了，但是洋务派的实力还在，自“中兴”以来地方督抚半独立的政治习惯也还维持着。他们可以像张之洞那样，兴学堂办工厂，也可以像谭钟麟一样将前任的洋务新政概行撤销。应该说，就行政局面而言，维新派所面临的情势是严峻的，当年曾、左、李竞相“自强”的形势早已消失，整个官场被末世的暮气所笼罩，曾、左已逝，次一级的洋务派大臣丁日昌、沈葆桢、刘铭传等非死即退，虽然真正冬烘顽固的人在地方督抚中并不太多，但应付差事，因循敷衍之辈却比比皆是。正因为如此，那些还有点改革精神的督抚就显得更为难得。争取了他们的支援，维新运动才有可能落到实处，有没有具有一定声势的地方声音，应该是运动成败的标志，假如维新运动在地方上已经形成了一定气候，那么西太后的态度很可能就不会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样子了。

显然，维新派诸将，主要是康有为本人对地方洋务派于维新运动的意义并不十分明了，从他们轻率地拒绝了李鸿章来看，他们并没有弄清楚政治操作与政治实力的关系，更不明白李鸿章在晚清政局中的分量。在处理与张之洞的关系上，前期过于乐观和热情，后来的梁、汪之争又有些意气用事之嫌，将观点和策略上的分歧过多地看成派别之争和控制与反控制之争。大约是由于中国士大夫大一统观念的持久与强固，也可能出于急于求成，使中国迅速摆脱灭亡边缘状态的心理，维新派尤其是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总是把目光更多地盯在中央政府身上，对于开明皇帝“乾纲独断”的希望太大，甚至还想借这次变法再一次重新收回散在地方的权力，重塑中央政府的权威。愿望虽然善良，目标也很正确，可惜就是无形中增加了本来就难度极大的变法的困难，从而使这场关系到20世纪中国命运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

毫无疑义，维新派与洋务派官僚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双方的政治见解有根本的不同。对于洋务派来说，清王朝的政治体系经过修补就可以生存下去，政治变革诚然需要，也只局限在“得人才”这种小的方面以及某些法律方面的调整（如对国际公法的适应）。对西方的学习应限制在技术文明方面，而中国的变法改革也应主要在技术与经济领域着眼。他们无论贤愚不肖，都对西方近代政治思潮与理论怀有不解和敌意。而维新派则是想借西方近代文明这种“他山之石”来改造中国传统的政治体系，他们不仅赞美西方民主政治，而且热衷于将代议政体引入中国，甚至连西方的一神教都想加以模仿，下大力气改造儒学成为一种新孔教，而康有为自然成为中国的马丁·路德。

但是，对于政治家来说，政治见解是一回事，而政治操作又是一回事，政治见解相同，不一定政治利益就一致，而政治利益一致的人又往往政治观点上有很大的歧见。而政治利益的异同，才是政治操作中联合与争取，打击与反对的真正出发点。

政治家在政治运作中，尤其在进行这种亘古未有的政治大变革中，辨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暂时的盟友，谁是可以依靠的对象，谁是直接的敌人，谁是间接的敌人和朋友，是首要的问题。在中国当时那个情况下，幻想在改革阵营里保持清一色的志同道合者是非常不现实而且十分有害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一向为中国维新派所津津乐道的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

日本明治维新在倒幕阶段，维新阵营里不仅有精通西学的知识分子，也有大量的下层武士，而具有武装实力的萨摩、长州藩藩主，也是倒幕的主力。即使是维新的核心力量，也分成“尊王攘夷”派和“开国派”，就连号称“明治维新之杰”的木户孝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三人，政见也不尽相同，西乡就是一个相当顽固的攘夷主义者。但是，这些面目各异，主张不同的人们在倒幕的前提下，暂时政治利益是相同的，所以就可以暂时搁置政治歧见而联合起来。日本现代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说：“武士、地主、商人们的改革势力，在攘夷这个反动口号之下开始有全国性的结合，而最保守的势力，却又在承认开国的进步和开明的外观之下设法维持自己，这真是进步与反动势力的奇妙结合与对立。”这种“奇妙”而又荒唐的联合，在当时却取得了巨大的实效，推翻了幕府统治，把日本引向了近代化。在倒幕阶段，由于眼前的共同敌人和共同政治目标，“攘夷”与“开国”本身见解上的歧义，已经不是第一义的问题，只是在倒幕之后，持两种观点的两派才冲突起来，由于维新的领导人高明的策略，原先的同盟军依次被击倒屈服，明治维新获得成功。事实上，在当时的东方实行具有向西方学习意味的改革，只有形成这种面目各异的混杂同盟才有可能成功，因为东方没有像西方那样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准备阶段和颇有力量的市民阶层的存在。

显然，十分看重日本经验，一心要效法明治维新的康有为等人不可能对这位邻居的成功之秘毫无所知，但是，我们却看不到他们对此有足够重视的记录，相反，在康有为进呈光绪“御览”的《日本变政考》中，他竟有意“篡改”历史，故意突出明治天皇的“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等于把明治维新的重心由“志士”转向了天皇。

这种“篡改”正面传递的信息是康有为希望光绪“乾纲独断”，实行君权变法。其背后则预示着康有为对自己力量的不自信和对光绪过高的期望。当然，这不能简单地将之归咎于康梁他们的软弱和无能，中国的变法也确实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也许中国戊戌维新的志士们策略水平要比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人要差一些，但中国的光绪皇帝的确要高出那个当年乳臭未干的明治天皇。光绪的确是个很不错的皇帝，开明，通达，聪明而且好学。身为皇帝，当有人弹劾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有种种非君倡民权和变服饰的言论时，居然为梁辩解，说：“此不过梁启超故作危言悚论以感动人心。安得据此罗织之耶！”这样通情达理的皇帝如果生在“二战”以后倒也不奇怪，但是在那个时代，而且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确实很难得。变法失败以后，康梁等人称誉光绪说：“虽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纪之政绩，尚不能及其一二也。”虽为溢美之词，却也反映出他们对光绪由衷的好感：清代入关之后前后九位皇帝，连末代皇帝溥仪都算上，光绪帝载湉的遭际最惨，人却很通达开明，因此近代以来，他得到的同情也最多。直到解放后，电影《清官秘史》还是为光绪饱掬同情之泪，从而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所以，康梁辈对光绪期望过高，感情过浓，也就不奇怪了。

可是，现实的政治生活，偏偏容不得那么多感情在内。一般老百姓可以喜欢谁就支持谁拥戴谁，而政治家却不能这样做。康梁们重视君权原也无可厚非，但因此而放松对洋务派的争取则不能说不是一个重大失误。他们任凭道德感的激荡，轻率地打发了李鸿章之后，原来淮系的官僚与军人自然也就疏远了他们。聂士成这位曾极力使自己军队“西化”的统兵大将，在强学会成立之初曾捐银相助，可到了后来却与康梁视同水火（政变后曾卖力地追捕梁启超）。待到康梁跟张之洞也闹翻之后，实际上已成孤家寡人。过去的论者往往批评康梁因阶级局限，不敢发动群众。现在看来，在维新运动中，人民群众是没有也不可能有多少分量的，不论怎么发动，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既不可能理解，又不可能参加这场运动，当时的启蒙，还仅仅在士人这一层次。决定运动成败的，就是当时一些大的政治派别的动向。维新派一方面与顽固派势同水火（而西太后为了某种需要又日益倒向顽固派），同时又与洋务派交恶分手，这种状况反馈回来，进一步使得洋务派态度消极，而这种消极又转过来更加激怒了维新派。罗振玉回忆说，因刘坤一“奉行新政独缓”，康君弟子韩某一日谓予曰：“顽固老臣，阻新法尚力，但不日即有旨斩刘坤一、李鸿章首，以后即令行如流水矣。”有旨杀刘坤一和李鸿章诚是虚传，但维新派此时普遍的急躁愤激情绪却是真实存在的，要杀一二顽固派老臣的说法也流行甚广，不过落在刘、李二人头上，的的确确属于维新派错用了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政治策略是如何的糊涂。

甲午之后，中国的政治格局错综复杂，能够影响政局的力量有这样几类，第一类是知晓西学，并锐意变法的士大夫，这部分人人数非常少。日本明治维新的詹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回忆说，他1862年在伦敦碰到一个中国人。“那个人说大家要努力吸取近代西洋文化，使东方富强起来，接着问日本有多少人能读洋书和传授别人，福泽说全国大约有五百人，并反问中国有多少人，那个中国人稍为想了一下，很惭愧地答说只有十一人。”经过几十年的岁月，中国懂西学的当然已经不止十一个，但是增加的幅度并不太大，总数也不过就是几千人。

第二类是一批甲午后梦醒的士人，他们经过康梁等人的启蒙和自身的努力，囫囵吞枣地吃进一些西学，对中国的危局与世界大势粗有所知。他们的人数较多，有数以万计，但绝大多数人地位较低。以上两部分人对变法无疑是拥护的，但是大多位卑职微，在政坛上的发言权不大，而且有相当部分依附于洋务派大僚。

第三类是粗知世界大势，对西学也有皮毛的了解（当然个别人也许很精通）的官僚们。尽管他们的思想框架还是由儒家伦理和儒家的经世之学构成，但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国需要变，但怎么变法他们心中也无数，无论怎样变他们都不希望触动现存的政治结构。这部分人又分成三种，一种是在朝的官僚，既有翁同龢、文廷式、志锐这些所谓的“帝党”，又包括孙家鼐、王文韶这类所谓的“后党”，他们对于变法虽有急缓的态度之别，但立场、观点都差不多；一种是以李鸿章为首的前期洋务派（不是说这一派里人人都是老资格，主要指淮系）；最后一种是以张之洞为首的后期洋务派。而洋务派的见识与学识（主要对新学而言）又要超过在朝的官僚。问题是他们之间矛盾颇大，李鸿章与张之洞之间，帝党与后党之间常有水火之势。

第四类是大部分因循守旧的官僚。他们就像梁启超分析的那样，虽然也知道中国目前的危机，也知道西方文化的咄咄逼人，但他们当官就是为了娇妻美食和黄白之物，既无传统的济世之志，又无现时的救国之心，只要旧有政治体系的惯性能使他们向前滑动，他们就不愿费心费力改变自己。

第五类是一少部分死守旧道德，头脑冬烘，不知变通，但具有儒家理想人格的官僚。李秉衡就是他们的代表。这些人如果不计较他们的立场，其实倒是蛮可爱的，他们是些真诚的守旧者。

第六类是标准的顽固派，他们的立场与第五类人相同，只是缺少一点儒家的理想，他们反对变法主要是从个人利益考虑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宁愿看到日后的亡国场面，也不愿意眼前因变革而失去权力，从而破坏了昔日的生活步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第三类人（主要是洋务派）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拉住了他们，就会使大多数因循无所作为的官僚群保持中立，使维新运动有较大的声势和较坚实的基础，反之，就会使大多数官僚跟着顽固派吠声吠影，造成满朝抱怨反对声充盈的局面，甚至会动摇一部分本来对变法很热心的但与洋务派关系密切的开明士人对变法的支持。

与日本明治维新强大而庞杂的同盟军相反，中国的维新队伍随着变法的深入七零八落，四处走散，而反对者的声势却越来越大，到了唯一有分量的同盟者翁同稣也被反对派驱逐时，本来应该成为同盟者的李鸿章落得只有叹气的份了，因为他知道，变法离失败已经不远了。

在变法失败前夕，维新派曾寄予很大希望的日本明治维新元老伊藤博文来到中国。变法失败后他发表评论道：“唯仆察彼所谓革新党者之所为，其策划未可谓尽得其当。窃料其事难成，果不出数月，其党立败，进锐速退，自然之理，然遽于有以数千年所继承之文物制度，以及土风民俗，一旦革故鼎新，此岂一朝一夕之所能哉？必俟有英迈逸群之帝者出，而以才识卓拔之士为之辅弼，然后能创立大英业也。”显然，在他眼里，中国的维新派和光绪帝还都谈不上才识卓拔和英迈逸群。当然，这也难免。

启蒙与变政

戊戌维新是学习西方的变革运动。众所周知，由于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隔膜，也由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巨大优势和中国人在接触和吸收西方文明过程中伴生的种种痛苦的遭际，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是充满荆棘和充满矛盾的一连串挣扎。他们的心境是矛盾的，既有好奇，又有疑惧。中国士兵对于洋枪洋炮，开始非常不习惯，甚至开枪时常常不瞄准被射物，而是转过脸去，所以在整个19世纪，中国士兵以射击不准确著称。中国农民乍一见到大工厂时，竟有人害怕被大烟囱吞掉，没人敢去工厂做工。士人也是一样，我前面已经讲过，第一批幼童出国时所遭的全国土人的冷遇。

尽管不断有早慧者明了世界大势，勇敢地接受和研究西学，士人的大多数也从打洋教的摩擦中被动地对西方有所了解，但直到甲午之前，向西方学习还是极少数人的事情。广大士人（且不说一般老百姓）对西方，对世界，对今后中国赖以进步的新学，还处于懵懂无知的状态。北京强学会成立时，遍北京找不到一幅世界地图，好不容易从上海搞到，“会中人视同拱璧”。因而，对于戊戌维新这样一种较高层次的近代化变革，思想文化启蒙的任务显得格外艰巨和繁难。由于中国人历史包袱太重，时间耽误得太多，启蒙的紧迫性到了甲午战后也相当突出。从仇视西方到学习西方的思想弯子需要转；在长期反洋教过程中积累的对西方文化的种种疑惑和误会需要解释；乐于学习的需要输入译介和点拨，不愿学习的需要启发说服；实行民主政治需要训练。梁启超说：“今日之中国，其大患总在民智不开。民智不开，人才不足，则人虽假我以权利，亦不能守也。士气似可用矣，地利似可恃矣，然使公理公法、政治之学不明，则虽有千百忠义之人，亦不能免于为奴也。”救中国依赖启蒙，而政治变革也需要启蒙，梁启超又说：“今日之策中国者，必日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就有十分之权。”

一身二任的困境

应该说，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对于“开民智”即启蒙是相当重视的，他们也确实为启蒙做了大量的工作，办报与兴学。变法失败以后，他们所有的政治运筹都灰飞烟灭，但启蒙的成果却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后中国的几代风云人物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康梁以及其他维新志士思想启蒙之惠。但是，问题是在当时，变法的政治操作者和变法的思想文化启蒙者都是同一群人，这样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两个难题：一是变法的政治操作与变法的思想文化启蒙哪个优先？二是启蒙宣传的口径与变法的政治策略会不会相冲突？

从理论上讲，思想启蒙和政治操作都是非常繁难的任务，而这两项任务本身是有冲突的，不应该其实也不能由一种人来同时承担。日本明治维新变法的操作和思想启蒙分别由两种人来干，他们具有像吉田松荫、福泽谕吉这样的启蒙思想家，也拥有像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允孝这样的政治家。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虽然也有专心做启蒙事业的人像严复、黄遵宪以及张元济、严修等等，但是他们这些人在启蒙上的知名度都远非日本当年的吉田与福泽所能比拟，或者是还没等到具有知名度，中国就已经到了非变法不可的地步，只有能够登高一呼，领袖群伦的人物才能吸引国人的注意力，一时间，思想大启蒙的担子，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出尽风头的康梁头上。但是，他们却并不甘心长期把自己定位在并不显赫的启蒙思想家上，他们更热衷的是在政治舞台上一试身手，为帝王之师，为治世能臣。他们更希望在变法成功后，利用官方的权力来推行“开民智”的工作。因此，他们将运作的重心都放在了政治操作上，从而，幸运而又不幸地成为一身二任的时代弄潮儿。

客观地讲，无论是康有为还是梁启超，都不是高明的政治家，戊戌变法的事情姑且不论，从这两人以后的政治实践看，二人所作所为的确没有多少值得称道之处，康有为居然没有看清张勋复辟的闹剧面目，一脚踏进，当了“复辟祸首”。梁启超民初热火朝天地搞政党政治，连当了袁世凯的工具都不知道，等到他们为袁世凯火中取栗赶走了国民党，才发现原来他们的舞台国会也连带被自家一手完结了。后来加入人才内阁，本想一展身手，却落得个骂名。最后还是乖乖回到他本来就应该去的教育家位置。梁启超曾说他的老师康有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家。”其实，这也是他自己的写照。

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种很尴尬的结果，不擅长的事热心去做，而擅长的事却又投入精力不多，事实上是两误。

言论的尺度

其实，在维新运动中最令康梁诸人难堪的，往往不是他们能力的局限和改革的阻力，而是他们一身二任这种境况两种角色之间冲突造成的问题。作为启蒙思想家，他们的言论尽可以激烈一些，出格一些，无论怎样危言耸听，煽动士民都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启蒙思想家的角色本身就是要求他们尽可能地打动人心，争取启迪群众与教育群众。角色要求他们无论情势如何都要发出声音来，必须犀利地抨击时弊，渲染时局的困境，民族的危机．鼓吹变革，对于新学不仅要介译引进，而且还要大力为之宣传与颂扬。就是由此而被捕入狱，也是这个角色内涵中的应有之义。启蒙思想家不是不需要考虑策略，但策略的考虑主要是为了保证他能够出声音，出不来声音，这种角色的生命也就完结了。严格地说，启蒙思想家的言论尺度的限度并不取决于统治体系所允许和容忍的范围，而主要取决于当时公众的接受程度和道德文化限度。为官方不容乃至嫉恨的启蒙思想家在世界各国屡见不鲜，被捕、放逐乃至杀戮都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但他们的声音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如果官方不允许思想家们尽可以利用租界、港、澳来发表思想，传播观念，地下的流通渠道无论是谁也控制不了的。当然，如果能利用合法讲坛合法渠道，还是要尽可能地利用，因为合法途径的传播面还是要比非法途径大得多。

但是，政治家或者说政坛上的操作者们就不同了。无论是传统政治还是近代政治，政治家都不能随便说话，更不能率兴而为随意表达自己的本意、真意。这样做，就意味着会葬送他的政治前程。在传统政治，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政治中，随意说话更是大忌中的大忌，犯忌不但可能丢了前程，还可能惹来杀身之祸。清代的三朝元老曹振镛的为官名言“多磕头少说话”，如果剔除明哲保身的内涵，倒也是为政的要诀。退一步说，就是我们不理会曹振镛的官诀，在传统官场的正人君子中，少说话多做事也是一种美德。说得多的人，即使他干得也不少，而且说得也都是有益有用的话，那他也可能会讨人嫌。中国传统政治氛围中最受欣赏的是那种不露声色运筹帷幄的智者形象。

当然，中国传统政治的操作者并非没有声音的哑人，他们也要在官场上说话（以公文邸报和其他形式，虽然不是演说和答记者问），但是他们的声音并非（至少不完全是）是他们的心里话，他们的声音永远是策略的奴隶。一个中国传统的政治家心里想的事情，甚至于他的理想，不到环境、时机允许的时候他是绝不会吐露半句的，他所说的往往是违心之言，或者说，是合乎当前政治需要的话。

严格地说，中国传统政治是黑幕政治，一般老百姓除法令文告之外听到的就是圣谕广训。进入近代以后，虽说外国人掺和了进来，但是中国政治的运作形式基本上还是老样子，只有极少数人，如奕訢、李鸿章才在极少的场合与外国记者谈过话，而且这种谈话也是发表在外文报纸上，中国人绝大多数都不可能知晓。政治依旧是黑幕重重，人们所能看到的，还只是邸报和京报上的官样文章。

康梁登上政治舞台后，情形大变。他们以改革者的锐气打破了传统政治习惯，一群人（尤其是梁启超）连篇累牍地在报上发表文章，以宣传家和启蒙者的姿态向国人公布他们的政治主张、政治设想，宣传从西方窃来的思想和观念。梁启超声名鹊起，“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但是，正当梁启超以他那支生花妙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鼓荡欧风美雨的时候，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日益明显地摆在了他们的面前，相当一些立场和态度居于改革和保守之间的人们，并不是将康梁当成启蒙思想家来看，而是把他们当成变法政治的操作者，他们习惯性地把梁启超所说的任何主张都当成他们变法实践中早晚要落实的事情。而一些顽固派又抓住维新派的种种“非君”“非父”之言，大肆鼓噪，弄得好像明天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就要降临了。显然，这种西化的前景对于长期生活在传统社会，耳濡目染圣贤之道的广大士人来说实在是有些骇人听闻。康门弟子在上海办《强学报》，在封面上赫然印着“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大字，并列于“光绪二十一年”之前，同时刊出《孔子纪年说》一文，公然主张采用孔子纪年。这种事情会让一般落后士人以为是“改正朔”，而满人见了更会受刺激，因为他们会敏感地以为这是对满清统治正统性的否定（事实上后来革命党人正是用“黄帝纪年”来表达这个意思）。结果连强学会中的“一二俗士闻之”，居然也“舌挢汗下色变，惧祸将及己，汲汲请除名，曰：是不奉今王之正朔也”。其他依违西端的士人的态度可想而知。其实，“孔子纪年”比起后来《时务报》《湘报》及时务学堂的种种言论与文章来，还只是小巫见大巫，后来“愈出愈新”的议论，兴民权、开议会、讲民主、排满、改服饰甚至改良人种等等，的确吓坏、吓退了不少人。梁启超后来回忆他在时务学堂掌教时的情形时说：“当时亦不知学堂当做何办法也，唯日令诸生作札记，而自批答之，所批日恒万数千言，亦与作报馆论文无异。当时学生四十人，日日读吾所出体裁怪特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此四十人者，十余年来，强半死于国事，今存五六人而已。此四十份报章，在学堂中固习焉不怪，未几放年假，诸生携归乡里，此报遂流布人间（这里的报就是梁作的批语。笔者注），于是全湘哗然，成目鄙人为得外教眩人之术，以一丸翻人心而转之，而诸生亦-皆以二毛子之嫌疑，见摈于社会。其后戊戌政变，其最有力之弹章，则摭当时所批札记之言，以为罪状，盖当时吾之所以与诸生语者，徒非醉心民权，抑且于种族之感，言之未尝有讳也。此种言论，在近数年来，诚数见不鲜，然当时之人闻之，安得有不掩耳，其以此相罪，亦无足怪也。”如果梁启超仅仅是个报人或者是教育家，发这样的议论，那些落后或中间状态的士人不过是将之看成王韬一流的名士或者怪人，虽然不值一屑，但还不至于“哗然”。而他们作为变法中坚，落后舆论对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了。而御史们的弹章交递，事实上也是把他们视为“新进之权贵”的。

民权的屁股

康梁与洋务派张之洞集团关于《时务报》之争，以往的论者总将之视为维新变法时期两种路线的斗争，是洋务派欲将变法纳入他们轨道的阴谋。甚至把梁（启超）汪（康年）之争说成是张之洞赶走梁启超控制《时务报》的一着棋。现在看来，这样说显然是有些过分，“纣之恶，不至若是之甚焉”，因为张之洞是名声不太好的洋务派，还镇压了自立军起义，就将戊戌政变前的张之洞与维新派的关系说得那么黑暗以致险恶，其实并不符合历史实情。

先说《时务报》的汪梁之争。据梁启超当时的说法，他与汪康年的矛盾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因为汪经营不善，“销报至万份，而犹不免亏空”。二是汪氏仲昆把持报馆，重大事务不相通报，“因为经理之人，同居董事之列，而去年一年，报馆新来之人六七，未尝一告，乃至曾敬贻定两年合同，必不许弟略知消息，且以此市恩于重伯，是弟在报馆为雇工人久矣”。三是汪康年对康有为颇有反感，“日日以排挤、侮弄、谣诼、控酷（苦）南海先生为事”。而“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显然，第二和第三项的不满，才是双方冲突的主要原因。这里头既包含了办报主旨之争，又包含了汪康年等人对康有为个人为人作风的不满（有这种不满的人绝不止汪氏兄弟，当时章太炎也是一个），还有士人中原易产生的地域冲突。罗振玉回忆说，《时务报》主撰述中有人“以私意忿争，致挥拳相向，杭人某伤粤人某，于是杭粤遂分党派，渐成水火”。后来，梁启超回忆这段龃龉时，又把账直接算到了张之洞身上。他说，当时“文襄（即张之洞。笔者注）以报中多言民权，干涉甚烈，其时鄙人之与文襄，殆如雇用者与资本家之关系，年少气盛，冲突愈积愈甚”。看来，由张之洞插手的办报方针上的不一致才是汪梁冲突的最主要原因。汪梁二人的私交并未因此而断掉，可以证明，二人不和主要是为了“公事”。梁在写信与汪吵架时也强调此点。“至我两人十年交情，天下共知。两人办事与交情截然分为二事。他日海上相见，杯酒言欢，毫无芥蒂，毫无嫌疑，想我兄亦必许之也”。

的确，《时务报》馆的汪梁之争，实际上是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与张之洞和一部分接近张的开明士人之间的争论。但是这种争论，确实谈不上什么路线之争。民权问题是争论的焦点。但张之洞对民权问题的态度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深恶痛绝。张之洞对《时务报》的干预主要通过梁鼎芬，而梁鼎芬给汪康年的信中，涉及“民权”的只有两封（这两封信频繁地被论者片断地征引），一封是梁鼎芬转述别人（钱念劬、钱恂）的话，说汪康年本人所作的有关民权文字不怎么样，因此劝他“千万不可动笔，实做经理二字”。第二封提到“周少璞御史要打民权一万板，民权屁股危矣哉！痛矣哉”！但在此言之前，梁鼎芬信中尚有“以文字真要小心。仆前救康长素，今救简竹居，他日幸勿有救两君之事也”这样的话。毫无疑问，梁鼎芬和他背后的张之洞对《时务报》大谈民权是有些不以为然。但是他们反对的态度还是相当委婉的，甚至委婉到了以保护、关心的姿态出之的地步。这并不是文人之间的客气与虚套，因为梁鼎芬给汪康年的信中也有直截了当的指责，比如当《时务报》刊出徐勤的《中国除害论》时，梁就径直指责汪：”徐文太悍直，诋南皮（即张之洞）何以听之？弟不能无咎也。弟自云不附康，何以至是！”所以，这种语气、说话方式（借他人之口等）上的委婉，说明了他们对民权说的态度也是委婉的。至少，他们不像那些弹章交递的御史一样将之视为大逆不道。其实，就张之洞、梁鼎芬对西方的了解和拥有的西学知识而言，他们不会不清楚民权说在西方政治、法律制度中的位置，也十分明白这是西方之所以强大，西方制度之所以优越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从他们丰富的政治经验出发，他们认为民权在现时的中国不宜提倡，更不能落实，也无法落实。他们委婉地劝汪康年与梁启超少谈民权，主要是将之视为政治操作者，从这个角色期待来看，他们的婉劝也是有道理的，宣传启蒙家可以宣扬“过高之理”，而实行家却不行。在弹章交递的情况下，在政坛立足都成难事，何谈变法？梁鼎芬之婉劝，不能说没有保护保全之意，就在梁鼎芬调侃民权之屁股之后，梁鼎芬又发信向汪康年与梁启超通报，说有人参劾《时务报》，此人姓甚名谁，何方人氏，并恨恨连声地说：“此事可惜，此人可恨！”并细心地告诉他们二人不要惊慌，而且要保密，免得于报纸的发行与捐款有所妨碍。[15]这种婆婆妈妈的苦心孤诣，如果说是阴谋的话，也阴谋得太婆娘气，好像不太符合张之洞这些人的身份。再说，如果他们真的要想挤掉梁启超，何不趁有人弹劾之际顺水推舟，然后以张之洞为靠山自起炉灶。这样岂不干净利落不留后遗？

当然，我们不否认，张之洞还有梁鼎芬等人对康梁的态度是有变化的，到戊戌年的时候，双方都有点冒火。但是在《时务报》正盛之时，双方关系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张之洞他们对《时务报》有批评和婉讽，更有大张旗鼓的赞美。大事张扬而且直露的赞美加上委婉的讽劝，这种态度分明出于一种朋友之义，而不像两种阵营、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说梁启超在办《时务报》时已经令张之洞很恼火，必欲将之赶走方称快，那么就难以理解，为什么梁启超到了湖南之后，同样是这一伙人继起办的《湘学报》仍旧受到张之洞的揄扬，并通饬湖北各道府州县“一体购阅”。

不错，张之洞他们后来是变得很厉害。工于心计，善于看风使舵的他，政变后居然为刷洗自己对昔日的盟友举起了屠刀，因而挣得了一个“士屠”的恶名，与袁世凯（民屠）、岑春煊（官屠）并列。梁鼎芬则在戊戌年就开始大骂维新派，政变后更是变本加厉，提到康梁，口不离“逆”字。同样当过张之洞幕僚的刘禺生回忆说，戊戌后梁鼎芬掌教两湖书院，“一日，梁（指梁鼎芬）驳康梁学说，谓为乱臣贼子。翌日，讲堂忽大书梁赠康有为诗曰：‘牛斗星文夜放光，砀山云气郁青苍。九流混混谁争派，万木森森一草堂。但有群伦尊北海，更无三顾起南阳。芰衣荷佩天君意，憔悴行吟太自伤。’末书此节蔷（梁之字）监督赠乱臣贼子诗也。”态度变化以后，的确是前后矛盾，判若两人，将之拢到一块儿也很可笑。但是，我们不能以后面的变化而追根溯源把前面的一切都看成是别有用心，从而将善意也说成是恶意。

《劝学篇》拆解

1898年春出笼的《劝学篇》，实际上是张之洞集团态度变化的过渡性产物，是张之洞以变法的参与者（他还想当主导者，清廷也一度调他北上主持中枢，后半途因翁同稣之嫉而止）的身份，发出的自己的“变法宣言”。显然，他有感于维新派，尤其是湖南时务学堂和《湘报》一干人“干名犯义”的种种议论，觉得有必要在自己与他们之间画一道界限，内中有相当篇幅虽然是针对维新派的劝告，但却不像他后来为了刷洗自己所说的，是由于什么“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这种后来加上的“目的宗旨”，与他《劝学篇》的本文具有相当距离。事实上，《劝学篇》出台后，西太后固然喜欢，光绪帝也很赏识，维新派也没有什么不满的表示，张之洞的“劝学篇序”，《湘学报》和《国闻报》都加以全文刊载。连赞同变法的英美传教士对此也很欣赏，丁韪良的《花甲回忆》还选录了《劝学篇》。一时间，各方叫好，“不胫而遍于海内”。“都人士求其书不得，则辗转传抄。上海用西法影摹上石，十日之间，凡之易版本”。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与王先谦、叶德辉一派的苏舆在《翼教丛编》中选录了《劝学篇》，但却没有听到死硬的顽固派对它的任何表态。

张之洞《劝学篇》站的位置是中间，取的姿势为骑墙，所谓：“……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各打五十板子，不偏不倚。但是，我们再看下去，似乎天平就倾斜了，骑墙的张之洞就从墙上下来了，一脚踏在了变法者的一边。就在《劝学篇》序言的结尾，他赫然写道：“《劝学篇》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改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这“五知”有四知都是立足于“新者”一边发出的呼吁，而最后一知，至少从字面看也没什么不好的。面对这“五知”四对一的比例，你怎么能说他是不偏不倚，甚至说他把攻击的重点放到维新派身上呢？

再看下去，我们还可以看到，张之洞在变法问题，已经大大突破了我们一向认定的洋务派的理论界限。在此之前，洋务派对改革的认识基本限于变器与变艺，即器物文明层次。虽然有些人对局部的制度变革表示过兴趣（如对科举制的改良），但并未越过雷池半步。而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则把变习（俗）与变法（法律制度）视为变器的前提。在他看来，“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这种认识，实际与维新派并无不合，至少，与维新派在百日维新期间所提出和部分实行的变法主张及措施并无实质区别。其中包括设制度局的主张在内，应该均属于“变法制”的范围之内。至于伦纪、圣道、心术种种，康有为自己也不主张变。台湾学者张秉铎说，张之洞与曾、左、李不同，认为“非仅枪炮机器之学宜学，诸凡西洋之典章制度亦宜学。而兴修铁路，振兴实业，畅通风气，更为刻不容缓之事”。应该说是有道理的。

也许令某些人感到不解的是，我们在张之洞《劝学篇》对传统“儒教”的论述中，竟能找到康有为、梁启超甚至谭嗣同某些观点的影子。虽然，他也说些“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这一类的门面话，但笔锋一转，他又发出了这样的议论：“近日英国洋文报讥中国不肯变法自强，以为专信孔教之弊，此大误也。彼所泽之四书五经，皆俗儒村师解释之理，固不知孔教为何事，无责焉耳。浅陋之讲章，腐败之时文，禅寂之性理，杂博之考据，浮诞之辞章，非孔门之学也。薄书文法，以吏为师，此韩非、李斯之学，暴秦之政，所从出也。俗吏用之，以避事为老成，以偷惰为息民，以不除弊为养元气，此老氏之学，历代末造之政所从出也，巧宦用之，非孔门之政也”。在这里，张之洞非但一笔扫倒了科举八股，而且连汉学（杂博之考据）、宋学（禅寂之性理）乃至桐城古文都一笔抹倒。而且，认为儒学受到韩非、李斯之学（苟学也）和老庄之学侵蚀改篡的观点，我们不难在康梁谭等人那里找到似曾相识的议论。

无可讳言，《劝学篇》对民权说花了相当多篇幅进行批驳。打了也许不止“一万板”。这里有不少是很背时且乏力的议论，如强调“三纲”为“圣道”，因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然而，话头一转，他又说道：“尝考西国之制，上下议院各有议事之权，而国君总统亦有散议院之权。若国君总统不以议院为然，则罢散之，更举议员再议。君主民主之国略同。西国君与臣民相去甚近，威仪简略，堂廉不远，好恶易通，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万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隐隐然，对议会制的赞美之意泄于意表之外。虽然给中国留了点面子，说中国君主其尊严（也就是威风不小）过于西国，但马上又说人家“万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明摆着暗示中国的九五之尊不过是摆样子吓唬人，到动真章时，威不立，令不行嘛！看来，张之洞对民权说的抨击还是留了一手，不然，怎么会对与民权相联系的议会这样有好感呢？

非但如此，《劝学篇》还在中西学原本相通的大题目下，一一将儒家经典，《诗》《书》《礼》《易》《论语》《孟子》等等摘出片言要义，说它们分别与西学、西政、西艺息息相通，也就是说，西方的格致、化学、机器、教育、报馆乃至红十字会都可以在中国传统典籍中寻出根据。也许会令我们某些教科书的编纂者吃惊的是，张之洞在此竟然特意关照了西方的议会制：“周礼，外朝询众庶。书，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从逆各有吉凶，是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义也。论语，众好必察，众恶必察，是国君可散议院之义也。”我们不要急于怪张老先生牵强附会，而是要体察此老一片良苦用心，既然议会制都能从《周礼》《尚书》《论语》里找到根据，那么谁反对它岂不等于非圣蔑教？这种拉大旗，作虎皮的理论实际上我们早在康有为梁启超那里领教过了。看起来，这几年湖北官家的银子没有白花，《时务报》和《湘学报》还是让此老真开了眼，也让我们在这位洋务派巨子这里看到了许多似曾相识的东西。后来徐桐指责《劝学篇》“尽康说”，不为无因也。

当然，我们还是能找到《劝学篇》对民权说出乎“诚意”的批驳，但是就是在这批驳中我们还是从中找到了与康梁诸人相似的议论。张之洞说：“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将立议院欤？中国土民至今安于固陋者尚多，环球之大势不知，国家之经制不晓，外国兴学，立政练兵制器之要不闻，即胶胶扰扰之人于一室，明者一，暗者百，游谈呓语，将焉用之？”这段话的意思无非说，由于民智不开，所以不能立议院，兴民权。这与梁启超之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的说法何其相似！而且，这样的说法就等于说议院现在不能开，而将来是有可能开的。所以张之洞在答“或日”之设问时又说：“此时纵欲开议院，其如无议员何？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正因为现在不是时候，所以“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这种说法，我们在早些时候的康有为的笔下也能找到：“学校未成，智识未开，遽兴议会者，取乱之道也。”康有为的弟子陈继俨还曾撰文专门论述过中国不能现在开议会的道理。他说原因有四条，其一是今日中国民心不齐，若开议院，“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取乱之道也”。其二是“民智未开，不可以议会”。其三“今中国之民，一无知之民也”，选出来的议员素质也强不到哪儿去，“小则便其私图，大则愤其公事，集事则不足，坏事则有余”。其四“以守旧之党，而谋开新政，是欲蒸沙而成饭”。

面对康门的成说，我们发现，原来张之洞打在民权屁股上的板子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康门老店。这样一些板子打下去，恐怕民权不会因此危矣哉，痛矣哉。

现在，我们已有理由说，张之洞这个“变法宣言”在本质上与维新派在变法实践中的具体主张并无实质的差别。尽管我们可以说一个是“最高纲领”，而另一个只是“最低纲领”。我们还应该看到，尽管维新派与洋务派的思想精义是不同的，但一向为洋务派奉为圭臬的“中体西用”，已经被张之洞在《劝学篇》里大大地改观了，他所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说法，实际上是把中学“虚化”而将西学“实”化。这样一来，在功利主义肆虐的维新变法中，完全可在精神上与维新派达到合拍的。

《劝学篇》的出台，是张之洞的成功，因为他成功地摘清了他与他曾经热切赞美过的维新派之《时务报》《湘学报》的干系，他用一堆堆冠冕堂皇的“圣教”“纲纪”“我朝深仁厚泽”的废话把自己与那些启蒙的“过激”言论划清了界限，又恰当地“剽窃”康梁的观点坚持他的变法本意（《清史稿》说政变后张之洞因《劝学篇》得免追究非事实，没有《劝学篇》西太后也未必会株连至这位有势力的疆臣头上）。而维新派就没有如此幸运，在变法的政治进程与启蒙的政治宣传齐头并进之时，维新派愈发陷在角色冲突的旋涡之中无法自拔，在越是需要盟友的时候，反倒有越多的有影响的士人被他们的宣传所吓走，他们接受不了世界马上就变成“西化”天地的事实，因此远远地避开了去，或者像王先谦、梁鼎芬那样，从赞同走向反对维新派的行列中去。

启蒙的困境

既然政治启蒙与实地操作之间的角色冲突会有这么大的麻烦，那么有没有可能设法避免这种尴尬呢？从理论上讲当然亦无不可，但在实际上却非常之难。虽然，还在万木草堂时期康有为和他的弟子就有改变中国之志，但变法的契机却是甲午惨败而突然提供的，说它“突然”，是指对一般士人和老百姓而言的，也是对整个中国而言的，中国没有准备，只好容忍当时来说“还算有备而来的康门弟子粗糙的启蒙和同样粗糙的变法操作”。事实上，其他的选择即使有，可能性也非常之小。

刚刚从长期的文化优越地位上跌落的中国人，特别容易产生急功近利的急躁情绪，他们急于扳回失去的分数，比分愈是悬殊，情绪就愈发不耐。中国人什么都想“毕其功于一役”，康梁想毕启蒙与改良于一役，孙黄想毕产业革命与社会革命于一役。然而，在近代化过程中，最艰难和最漫长而枯燥的事业就是启蒙。

启蒙，也可以说是近代教育，它有很多渠道和层次，人们可以通过学校、报刊、小说戏曲等等中介完成启蒙过程。近代性是它的最突出的特点，失去了这点，就不称其为启蒙。所以，它不是一般性的文化（识字）教育，但又与之有关系，也不是通常的社会化过程，也与之有关系。

中国人在前近代时代的教育状况据说并不像我们一般想象的那样惨。据戴维·约翰逊等人的研究，明清时代中国农村成年男子的识字率相当高，“就学者要占适龄男性儿童的1/3～1/2”。中国农村识文断字的人很多，因此印刷业也很发达，农村拥有相当多的书籍：善书和历法书（皇历）。相反，“在欧洲许多农村地区，直到铁路出现之前，一直没有见过印刷的东西。结论是，只有相当少的欧洲人的生活受到早期印刷业的影响，而乡村的广大农民以及固执地区方言的人口则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美国学者伊夫材·S·罗斯基的专门研究告诉我们，晚清中国农村的成年男子的识字率为30%～45%，妇女为2%～10%。又据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1928年著名的定县调查，40～44岁年龄组的识字率为22.2%，45～49岁年龄组为20.33%（这两个年龄组受教育的时间为晚清）。显然，外国学者的估计要偏高，他们所谓的识字率中的识字者，实际上包含许多半文盲。不过至少说明在清代，由于传统教育费用偏低和受教育机会相当多，即使贫苦之家的农民也会尽可能让家中的男孩去识两年的字。

然而，这么高的识字率并不意味着我们国家近代启蒙负担会由此变轻。因为，农民所受的教育除了一些农村常用字外，就是些粗浅的儒家伦理常识。既无科学常识，又无必要的世界历史地理知识，更缺乏近代民族国家意识。而由传统教育带来的落后的封建意识，反而会成为接受近代观念的障碍。不仅如此，那些聚拢科举阶梯底层的下层士人，尽管书读得多，能读能写，但于近代化所需的常识却和农民一样的无知，而且偏见更深，对近代知识排拒更甚。因此，中国启蒙的负担不是轻了，而是重了，在维新变法时期，就显得既重又急迫。

诚然，在维新变法时期对农民的启蒙还提不上议程，农民对变法的进程暂时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是，要在中国搞近代化，普通老百姓的启蒙则是必须的要务。整个民族的近代教育水平决定了这个民族的近代化程度。维新变法期间，一位居住在乡间颇为开明的且倾向于维新派的士大夫在日记中谈到了对农民启蒙的问题，他说：“现在以下乡开化为宜，论悯其愚，不忍不教，欲资其力，不得不教。且官场之因循，世家之骄奢，市侩之游滑，名士之贵重，无可与成事者。不用乡人，而谁用乎？欲用之，必教之。无事至乡，择乡民之秀者，与之约日：‘每日田事毕来听讲。’视为常理，日渐月摩，听者愈多，则服从者自众。复与之约日：‘汝有争论来，必为平之；不待劝解辄控官，有罚。’平心气以调和之，励节行以讽喻之，演论说以浚发之。如是，则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气象可观矣！然后思所以用之法。譬如，与以指南针、尺，授以测向簿记之法，令出村三十里试之。归视其簿记，授以钱数日文，而彼跃然矣！”显然，“下乡开化”并不这么容易，十年、二十年，也许三十年才能见成效。然而，对于这一点，不仅当时的维新派没有足够的认识，后来，一代代的先进知识分子都做得不够。梁启超在办时务学堂的时候，曾经希望他的学生回到乡下后广泛宣传他们之所学，大力鼓吹变法，结果却遭到了谤声四起，舆论大哗。他还设想过先开“绅智”再开“民智”的方案，通过学会，先每县择数名“品行端方、才识开敏之绅士”，集中培训，然后再通过这些“种子”带动其他人。后来，也许嫌开“绅智”还是奏效慢，于是又提出“开官智”的设想，通过每省一所的“课吏堂”（干部学校）直接把官吏开化了。然而，启蒙是来不得急功近利的。假使戊戌变法成了功，维新派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力推行启蒙，将这些方案都落实，恐怕没个几十年也难见成效，康有为五年十年成霸业的幻想，注定是要落空的。更何况，这些方案基本上都行不通，尽管有官方的襄助，在湖南试行就处处碰壁，也说明了启蒙的艰巨性。不经过几代人默默无闻地艰苦工作，不经过几次大的阵痛，中国人就不可能从巫术迷信、落后愚昧中解放出来。日本的近代化启蒙从明治之前就已开始，明治后借政权之力推行几十年，到了甲午战后他们还说刚刚走了第一步。《马关条约》两亿多两白银的赔款，大部分用在了基础教育之上。中国人口比日本多四倍，底子比日本薄很多，又加上长期半殖民化造成的普遍贫困，而新式教育的费用又大大超过旧教育，所以启蒙之难是多方面的，不仅是制度问题、文化问题，还有经济问题。

然而，启蒙的最大困境还在于它总是扮演一个工具的角色，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突击运行，急功近利的功利色彩是蒙在它身上难以去掉的标记。在每次历史重大变革之前，总会伴随一段快速的启蒙运作，然而时过境迁，大家也就忙于其他“要务”了。中国的确也有一些抱定教育救国宗旨的教育家，像维新时代的张元济，新政时代的严修以及后来的蔡元培、晏阳初、陶行知等等，但却真的缺乏启蒙思想家，也许能有资格担当此任的人都拥有了其他更伟大的头衔。

再世尼山与说经野狐

在传统社会里，政治和学术往往是混淆不清的，当朝的元老和书院的山长都忌讳人家说自己不学无文（死后谥号里加个“文”往往是最高的奖赏）。而政治的状况好坏也往往扯到学风或者学术上去。明之亡，有人怪罪说是由于心学之空疏；而清之衰，也有人将板子打到汉学考据的屁股上。无论汉学、宋学、今文、古文几乎都挨过这种似乎挨不上边的责骂。

反过来，明明素师经世之志，存心搞政治的人也非得在学术上弄出点名堂，以学术的砖头敲打政治之门。康有为在维新期间的两部“学术”著作《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就是以政治为目的的“学术砖头”，或者干脆夸张一点就如梁启超所说是学术飓风也未尝不可。这“两考”加上他万木草堂的政治预备期的种种设想，事实上构成了康有为自比马丁·路德，在中国搞近乎原教旨主义倾向的“儒教改革”的整体方案。

“儒教改革”与兴议会，倡民权一样，都是学习西方的产物，但后者表现的是民主倾向，而前者则是一种思想定一尊的思想专制主义。欧洲具有民主意味的人文主义和具有专制意味的宗教改革，都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确立。但是中国确实有中国的国情，这种他人的老路在中国的确很难走通。更何况欧洲倡行这两种思潮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而康有为他们却想一肩挑两副担子。而这两副担子恰恰是不能由一种人来承担的。这两种角色不仅仅扦格、冲突，而且根本就不能相融。

说经与政治动员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出台较早，主要内容是为很多人所熟悉的，以其大弟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述为准：“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总而言之，所谓古文经就是刘歆一手炮制出来的赝品，目的就是为了帮王莽篡汉建立新朝（王莽国号日新），为达此目的，刘歆在继承其父刘向校理群书的几个月中，不仅造出了一捆捆的古文经，而且将其他古书也添加有关记载，甚至连同朝代司马迁的《史记》也加以改窜（其实《史记》早有其他传本，断非某一人可以垄断），甚至刘歆还使人预先在地下埋好钟鼎彝器，以备后人发掘证明有古文经的存在。所以古文经就是“伪经”，古文经学就是“新学”，即王莽新朝之学。

稍后出的《孔子改制考》，实际是康门高弟的集体创制，由康有为总其成。全书以《新学伪经考》为立论前提。主要内容是：（一）春秋时节诸子百家并起创教救世，纷纷托古改制；欲按照自己的理想，假托古人创构一套社会理想蓝图。（二）孔子同样是托古改制，其著作就是《六经》，所以孔子非“述而不作”。《六经》假托先王，事实上均为孔子自道。“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三)、诸子百家论战互攻，由于儒教教义最完善，思精虑博，创制最完善，因而信从最众，从而“天下归往，大道统一”，孔子便成为无冕的却高出有冕帝王的“素王”和“万世教主”。

中国一向不乏离经叛道之徒，从古以来疑经证伪者也大有人在。但是像康有为这样的胆大妄为者的确少见（虽然《新学伪经考》不少观点从廖平而来，但廖做绝赶不上他的大胆），已经大大超出了“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范围。是说一出，立即惊世骇俗，说它是“思想界一大飓风”或者“火山大喷发”（两喻均出自梁启超）均无不可。当时学界、政界都有强烈的震撼。出头驳议者有之，御史弹章有之，官方出面查禁毁版亦有之（这反而加速了“两考”的流布）。

康有为作“两考”，实际上与他炮制的刘歆形象一样，不过是借学术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为政治服务”的学术考据。后来的学者，对它有肯定的（如钱玄同），更多否定的（如钱穆），梁启超作为弟子，给老师很留面子，说它们在学术上“大体皆精当，其可议处乃在小节目”。然而，这两部书如果离开了维新变法的政治大题目，在学术上的价值实在是很可疑的。《新学伪经考》前提就很难成立，将继承父志校理群书的刘歆说成是王莽篡汉的吹鼓手，理由很不充分，王莽篡汉，或迫于威势，或出于心服，附和他的文人何止千计，刘歆不是小角色，可也算不上是要角，只因为他参与整理皇家图书就把他打成“戈培尔”一流，实在不能令人信服。如果是这样，按理应该有王莽的授意才是，可是我们却找不到这样的授意。

退一步说，就算刘歆是这样的吹鼓手，但他怎么可能在几个月时间里赶制一堆古文经的竹简，同时还要篡改古书，再大造钟鼎彝器遍埋各地，刘歆是魔术师还是一般的人呢？

的确，古文经中的确有伪，古文《尚书》之伪已经成为定论，但是这些伪的始作俑者却不是刘歆。托名制假，是中国古文化史上的一种奇特现象，历朝历代都有人将自己精心构制或者粗制滥造的作品假托“前贤先圣”之名推出去，害得后世学者不断地要证伪，有些伪书写得实在太好，所以在证伪之后，又必须肯定其价值，伪书不等于坏书，几乎成为古文献学的原则。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让刘歆来负责。

至于《孔子改制考》说先秦诸子均为“托古改制”，更属牵强附会，老庄墨孙等一千人托古偶或为之，改制则无从谈起。至于孔子孟子也不脱强人所难之属。以康有为自己的形象、声音强加于古人身上，让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喊出“民主”的字眼。

变法期间最开通的封疆大吏陈宝箴说过：“逮康有为当海禁大开之时，见欧洲各国尊崇教皇，执持国政，以为外国强盛之效，实由于此，而中国自周秦以来，政教分途，虽以贤于尧舜生民以来未有之孔子，而道不行于当时，泽不被于后世，君相尊而师儒贱，威力盛而道教衰（道指儒家之道，教指儒教，而非宗教意义上的道教。笔者注）；是以国异政，家殊俗，士懦民愚，虽以赢政杨广之暴戾，可以无道行之，而孔子之教散漫无纪，以视欧洲教皇之权力，其徒所至，皆足以持其国权不可同语，是以愤懑郁积，援素王之号，执以元统天之说，推崇孔子以为教主，欲与天主耶稣比权量力，以开民智，行其政教。”替康有为开脱解释的陈宝箴其实只讲对了一半，康有为是在力图将儒教变成基督教那样的宗教，但是经过他这番脱胎换骨的改造，如果说孔教真的如康有为所愿变成宗教了的话，那么实际上的教主就是他康有为自己，用反对他的人的话来说，就是他自己想当圣人，而按他的弟子的说法就是他当上了中国的马丁·路德。

然而，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虽有原教旨主义的倾向，但是他是将原来秘藏于教廷、披上神秘面纱的《圣经》解放出来，使其变成人人都可以看到的经典，从而使信徒可以以心与上帝沟通，“因信称义”。而康有为恰恰相反，他是把《六经》神秘化，将可以通过考据训诂解读的儒家经典变成神秘的“微言大义”。而这种“微言大义”解释权，阐发权，如果康有为实际教主的地位一旦坐实，自然就非他莫属了。有人说“两考”动摇了人们对封建社会一向视为神圣的儒家经典的神圣性，从“疑经”导致“疑圣”，因而是一种思想解放。也许“两考”在客观上有过这种效果，但康有为自己则绝没有这个意思。他只是一心要使儒学宗教化、神圣化，在康门弟子嘴里，孔子被抬到了吓人的地步，甚至非要以孔子纪年不可。康有为虽属中国学习西方的代表之一，但同时又是今文经学的一代宗师，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对儒教的狂热。他托古改制并不仅仅由于时代的局限，也出于他自身信仰与价值观，三十岁就不求再进的康有为注定实现不了从旧式士大夫向新式知识分子的转化。

平心而论，康有为精心创制“两考”，的确为的是替维新变法造舆论或者说寻找理论根据。而后人也大都这么看，并且几乎一致公认“两考”起到了这种作用。然而，当我再次审视这段历史的时候，却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前面说过，“两考”的价值必须从政治意义上谈，也只有在政治启蒙方面才有正面价值，而对于变法的政治实践，它们的出台非但没有起到政治动员的作用，反而招致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与非议，无形中增大了变法的阻力。

来自于保守势力的反映自不必说，“两考”一出“朝野哗然”，“为一世所排，几构奇祸”。而几乎所有持中间立场的士人都对它们表示不满。广州广雅书院的山长朱一新首先站出来致函康有为表示强烈的异议。过去我们习惯以维新划线，将朱一新划为顽固派，现在看来，显然有划错之嫌。此人翰林出身，当过御史，曾犯颜直谏，弹劾过西太后的亲宠太监李莲英，与清流党有联系，但对于洋务式的变革并不反对，曾主张大力发展海军。在被张之洞聘为广雅山长后，坚持经世致用的学风，使广雅声名大振，吸引了众多有志学子。也正是朱一新出名的人品和并不顽固的学风，才使得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未刊之前就送他一阅。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一声不愉快的倒彩。“两考”刊出之后，类似的反对声雀起，张之洞就非常不满，他在1895年康有为来南京游说他支持兴办上海强学会时，就表示了对“孔子改制说”的异议，“频劝勿言此学”。后来还令梁鼎芬前去劝说，说是康有为只要放弃孔子改制理论，就会“供养”（即提供活动经费）强学会。康有为当然不肯为此放弃他当教主的理想，所以坚决拒绝了：“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接着曾经对变法活动表示过同情、提供过赞助的孙家鼐也上折非难《孔子改制考》，担心此书“必欲以衰周之事，行之今时，窃恐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

如果说这些人本来就对变法三心二意，对“两考”不满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我们公认的变法支持者翁同龢和陈宝箴的态度又如何呢？翁同稣在日记中写道：“……看康长素（祖治，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后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讥康有为此说为“野狐禅”，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赞同吧！而陈宝箴也曾上折，要求康有为将“两考”自行销毁，借以“正误息争”。

连与康有为同属一个阵营中的属今文经学派的皮锡瑞也说《新学伪经考》“武断太过”。衷心拥护康梁变法，并参与《时务报》撰稿的孙宝碹在读了《孔子改制考》之后，情不自禁，连续在日记中长篇大论地反驳之，甚至压抑不住情绪，说康“抑何悖谬至此”！在他看来，“长素（即康有为。笔者注）于世虽有功，而考古之武断，不能不驳正之”。

看来，除了康门弟子和康门私淑弟子谭嗣同的欢呼声外，康有为惊世骇俗的儒教改革之举受到了普遍的冷遇。康门弟子过热的称誉和其他人不以为然的反应，两者的反差说明了“两考”作为政治动员手段的失败。

受冷落的“教主”

更可悲的是，“两考”问世之后，从前关于康有为以圣人自命的种种传说似乎清晰起来了。陈千秋（康门第一号大弟子）在万木草堂被称为颜回或者超回，梁启超被称为子游，虽是实有其事，但很可能只是师生或师兄弟间的戏称，但这戏称加上万木草堂讲学有意对杏坛的模仿，多少也反映出康有为及弟子的某种心态。康有为的号长素，原本可能取自颜延年文“弱不好弄，长实素心”之意，但这时也被攻击者坐实为“长于素王”。对康有为并无成见的桂林秀峰书院的山长曹训这时居然说康有为：“名为尊孔，实为蔑孔，孔子向称素王，而康则自号长素，岂康之学问道德有大于孔子者？！”这种攻击也许是反对派的别有用心，但1897年康有为再游桂林时，居然自命不凡地给当地山岩、石洞命名，一曰“康岩”，一曰“素洞”。汪大燮说他听张元济说，康有为和弟子曾在广西刻过“俚言书多册分送，其中说话亦无甚奇！唯每说及己则称康子，而康字必大于余字数倍”。这种行为好像也有说不清的嫌疑。，

康有为是否自比孔子，自命为不世出的圣人？这一点恐怕当年人们并没有冤枉他。康有为的确有很多过人之处，热度高，干劲大，而坚韧不拔，有气势也有魄力，但自命不凡也是他难以克服的痼疾，在历史上时常让许多接触过他的人疑到他的心理可能会有某些毛病。康有为从小就被人冠以绰号“圣人为”，及长，“康圣人”的称号就一直到死都变成了他个人沾沾自喜，而别人则为讥讽的“终生头衔”。

然而，正是这一点引起了相当部分很开通的士人的不满，首先，这种情况触伤了中国士人一个久远的情结。在士人的心目中，孔子是至圣先师，而他们则是习孔子之道的儒者，是至圣之徒。虽然他们也恭敬地称历代帝王为“圣上”，但他们嘴上虽然不敢说，却一直认为此圣难比彼圣，只有孔子才是真正的圣人。在意识深处，他们可以容忍有人想当皇帝，却难以容忍有人想当圣人，想继承孔子当圣人。戊戌政变后章太炎与梁鼎芬同在张之洞幕中，一日梁鼎芬问章太炎：“‘闻康祖治欲作皇帝信否？’章答：‘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唯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章太炎的这种看法，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开通士人对康有为的观感。在孙宝瑄将驳《孔子改制考》的日记示给友人看时，友人固以为然，但却说：“然长素非立言之人，乃立功之人。自中日战后，能转移天下人心风俗者，赖有长素焉。何也？梁卓如以《时务报》震天下，使士夫议论一变，卓如之功；而亲为长素弟子，亦长素功也。八股废，能令天下人多读书，五百年积弊豁然祛除，而此诏降于长素召见之后，亦长素功也。”“立功之人，非立言之人”，这就是很多人对康有为的评价。而康有为自己不仅想立功，更在乎立言，而且还想立圣人之言，后来自撰《康子》，口吻都像先秦，可惜从来没有人当典籍视之。

其次，康有为以圣人自况的狂傲导致种种待人接物分寸失当，也是许多很开通的士人反感他的原因，在维新期间，很多人对梁启超倒是颇有好感，但就是接受不了康有为，汪康年其实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许多论点出自廖平，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康却对此讳莫如深，闭口不谈，圣人的架子端起来就放不下，后来廖平自己找上门来，不是声讨问罪，而是自托知己，可是这个橄榄枝康有为还是不接。如此缺乏风度。还真像是“说经家一野狐”。

康有为的确想象大胆，也有一定的见识，也堪称那个时代的饱学之士，但是他对西学毕竟是半桶水，因此学马丁·路德学不像。马丁·路德学了一半，又急急忙忙想去当伊藤博文，殊不知教主与贤相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既想当前者，后者就以免开尊口为宜。前者需要狂热、神秘、非理性，而后者恰恰相反。中国土人一向倾向于接受后者而排斥前者，虽说儒释道三教一直这样叫下来。儒教的确不像教，在先秦原儒那里就更没有宗教气息，它太冷静、太理性，在科学极不昌明的时代居然公然提出“敬鬼神而远之”的主张。这种传统也被历代儒者继承了下来，以致每当统治者沉湎于真正的宗教（或佛或道）时，总会有儒者站出来反对迷信唱反调，他们所本的就是儒学的理性精神。胡适回忆说他小时候不是由于受到科学滋养而摒弃迷信，而是看了《资治通鉴》所载的范缜《神灭论》而觉悟，从而从信菩萨的积习中超拔出来。这种能让他摆脱迷信的精神，就是儒学的理性。当然，宗教不等于迷信，但是没有迷信的因素，宗教也就不称其为宗教了。所以，康有为想将儒教改造成为真正宗教乃至国教的企图，注定是要失败的，君不见两汉自董仲舒以后还有大量的谶纬“大师”，处心积虑要把儒学变成儒教，结果还是徒劳。前车之鉴，康有为未必不知，但急于改变中国一盘散沙现状的愿望使他不能不试一试。在回答严复不同意康梁“保教”口号的信中，梁启超说保教或者说“改教”，只因为中国民智极塞。“民情极误，将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术，必择众人目光所最趋注者，举之以为目的，则可以合”。[15]这其实也是康有为的回答。

自误的“学术”

怀着创教之志而炮制的“学术著作”，自然难免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而有意肢解古书，对不利于自己的史料就忽略不见，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强古人就我之范围。有时武断得到了连平日最熟悉的典籍都视而不见的程度。孙宝瑄曾指出：“长素谓古无亲迎之礼（即《孔子改制考》中说的），自孔子始发之。然观《公羊》隐二年：纪履缩来逆女。传日：讥始不亲迎也。则明明古有亲迎之礼。若古无此礼，则云讥不亲迎足矣，何必日始？长素最信《公羊》，以为真经。若如长素之说，《公羊》亦伪造耶？”康有为作为今文经学派的一员，居然到了连今文圣典《公羊传》都疏忽无视的地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然而，康有为所面对的却是一个中国有史以来学风最严谨，考据最缜密的学界，百多年的乾嘉朴学虽然在近代受到理学复兴的冲击，但这一学风培育出来的学人却依旧残存着“无征不信”的传统。在凡有学问功底的士人眼里既然讲学问、讲考据就不能穿凿附会，没有根据地妄下断语。尽管今文经学派晚清死灰复燃，经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最后跃至康有为，但毕竟在整个学界讲起来还是势单力孤（庄、刘、龚是否能算是正宗的今文经学派还很难说），嫌恶《公羊》学者大有人在。张之洞就“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久”。而理学家可能很不以朴学为然，但对今文经学也无好感，朱一新就很讨厌刘逢禄与宋翔风。康有为不幸地以今文经学家之身治考据，而考据又穿凿附会活像“微言大义”，结果，汉学家不满，因为他糟蹋了考据，理学家不满，因他师宗今文经，今文经学家也不太满意，因为他有背弃家法之嫌。结果，除了那些已经早已被他中西合璧，气势恢弘“作狮子吼”式的教学慑服的弟子外，真正服膺他这“两考”的，除了刚刚入门而又仰慕他的名声的青年学子之外，恐怕没有多少人了。作为政治动员，“两考”虽如石破天惊，但效用却不大。这两个东西出台以后，同情他们事业的人反倒要以他们的功业来为他们开脱（孙宝瑄和他的朋友就是这样），这是推动维新事业呢，还是添乱？

兼有启蒙者与政治操作者两种身份，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角色冲突，然而康有为还有第三种身份，或者想有第三种身份，这就是“教主”。角色间自己的一场互不相容的混战，教主与贤相不融，而启蒙思想家激烈的民主姿态又为教主与贤相不融，结果真正需要进行的变法政治却受到了极大的干扰。连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都看出乃兄的毛病，他批评说康有为“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在他看来，他们这些人能做到启蒙（开民智）废八股已足矣，然后“则危崔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应该说，这位维新派的小老弟说的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第五章 维新的陷阱

就像在以往各章节一样，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复述百日维新的艰难过程，因为这种过程的描述已经太多了，想要大略了解可以看众多的教科书，想要详知端底可看几种专门史。而且我们也不想重复维新派和顽固派力量对比悬殊的老调，因为很少有政治变革中，变革的力量能占到优势。关键是谁顺应历史的潮流，谁代表进步的方向，没落的一方在开始总是力量强大的，过于强调这一点，就等于什么都没说。

我们在本章所要讨论的是百日维新自身所特有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变法的发生，也引向了它的夭折。

中国人比起东邻日本来，在近代的遭际真可谓是多灾多难，遭受西方的侵略要比日本早，失败的消息传到日本使它不吃大亏就能学乖。日本的变法，是在没有多少战争破坏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中国却只能在割地赔款，最终负债累累、国家残破的情况下开始，而土地与金钱（相当于清朝两年多的岁入）恰是便宜了日本，本该近代起步（原始积累）的资本变成了负值。从此以后，贫困和资金严重匮乏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瓶颈。

从国内政治来看，戊戌变法也是有点生不逢时，中国真正的铁腕人物慈禧太后恰在变法契机到来前后面临她在制度和舆论压力下不得不交班交权的局面。在皇权政治中，几乎再没有比这种事更令人难堪而且难以忍受的了。其次，经过太平天国之后几十年汉族官僚的势力上升，能力虽差但心气颇高的旗人开始出现反弹，至少在中央政府，他们加强了自己的声音。从政治上说，这种反弹是一种倒退，因为长期养尊处优的旗人确实拿不出太多的人才。但又是满清王朝特殊政治结构的一种必然结果。这种反弹从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一直断断续续拖到清王朝覆灭，甚至成为满清灭亡的一个原因。

这种两个特殊的情况极大地改变了变法前后中国政治的格局，也改变了中国政治的走向，当然，这是中国的不幸。

失重的中央政治架构：大太后与小皇帝

约占中国人口一半的女人，虽然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也不许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但是看来却不缺乏政治才能，在历史很少的机会里，往往有出人意料的表现。从舍身当第五纵队的美人西施，到幕后出谋划策的丑妇无盐，个个身手不凡。由于中国传统政治的特殊氛围，有施展机会的女人多限制在有可能生活在帝王将相这种权力重心周围。她们本来只是由于美色或者出身地位而成为这些有权男人的配偶，原本的意义只是生育工具和玩弄对象，但由于特殊的政治机缘，也由于传统政治伦理中不可逾越的孝道原则，往往会使她们脱颖而出，在政治舞台上一试身手，甚至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但是问题是，所有有机会一窥政柄的妇人并非都是具有政治才能之辈，有些有政治野心而缺乏政治才干，有些则缺乏必要的胸襟和道德感，所以有些女主的政治实绩并不太好，因而给了属于男性世界的政治伦理以口实，理直气壮地去排斥女性。其实，纵观中国历史，虽然宦官、外戚与女主擅权号称政治上三大祸患，但所谓女主之祸的为祸程度非但不能与前两者相比，而且比起那些男性的昏君暴君来，她们几乎个个都算是不错的统治者，也就是在她们之间有好坏贤愚之分。

不知是中国的幸运还是中国的不幸，在近代四十多年里竟然有了一位女主来统治。在叶赫氏被努尔哈赤征服后二百多年，一位姓叶赫那拉的官宦小姐被当秀女选征人官，她的入宫并非像某些野史稗闻说的那样，印证了叶赫氏遭屠戮后老族长的咒语：叶赫氏哪怕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报仇，而只是作一位清丽、乖巧的兰贵人给咸丰帝解闷消愁。

然而，年轻的咸丰帝接过的是一座疮痍满目的江山，他的屁股在龙椅上还没坐热，饥寒交迫的农民们就燃起了遍地烽火。不久，洋鬼子又趁火打劫，在广州重开战端，把两广总督叶名琛也掳到了加尔各答。焦头烂额，愁眉不展的年轻皇帝的绵绵愁怀，使善解人意的兰贵人有了用武之地，得宠的那拉氏很快怀上了咸丰唯一的龙种，小皇子一落地，兰贵人母借子贵，高升为懿妃，次年再进为懿贵妃。九泉之下的安徽徽宁池广太道的道台大人惠征终于可以合上眼了，他的宝贝女儿成了娘娘。这个时候的那拉氏干政是谈不上的，也许曾为咸丰出过点间接的主意，也有人说她曾帮助咸丰批过奏折，不管怎么说，乱世给了那拉氏最初的政治经验。若不是世道大乱使年轻的皇帝六神无主，惶惶不安，按清朝的规矩，那拉氏是连处理政务的一般消息也不会听到的。

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给了那拉氏一个清朝所有后官妇人都不可能得到的机会。被撵出北京“北狩”到承德的咸丰，羞愤交加，一病不起，六岁的小载淳被抱上了龙椅，肚子争气的懿贵妃被与正牌皇后钮祜禄氏并尊为皇太后，东西并立。六岁的小皇帝离不开妈，而他妈的政治野心却起来了，拇指大动的西太后外联恭亲王奕，下靠拥兵在外的胜保，干脆利落地收拾了“赞襄政务”的权臣肃顺等八大臣，在满族亲贵的拥戴下，一开清朝未有之先例，两官太后垂帘听政。由于钮祜禄氏一向是个合乎传统标准的贵妇人，脾气绝佳而野心极小，所以实际上所谓的“太后垂帘”就只是西太后一个人的事。

西太后是个什么样的人？由于她是实际上的末代统治者，又是传统伦理所忌讳的“女主”，所以不少野史笔记将她描写得非常不堪，既残暴又荒淫，而且思想顽固、迷信。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梁等人将一腔怨愤都发在这“老太婆”身上，污水一盆盆泼上去，西太后几乎成了集天下暴君恶妇于一身的变态狂。

晚清是乱世，而乱世是出人才的时代，晚清文臣武将，称得上是个人物的不少，可是这些满腹经纶并韬略的大男人居然都能安帖地听这位妇人的摆布，从这一点也足见此人不一般。八国联军入侵，西太后出逃，在犯了那样大的荒唐错误后，西方人原以为西太后不会再有威信，中央政府可能会垮台，然而，西太后逃到哪里，哪里就变成了中央，连倡导东南互保的南方督抚也拥护她。

西太后不能称之为一个好的统治者，在晚清特殊的时代，也的确很不称职。但是，她确实是一个高明的权术大师，一个很明智又很功利的政治家。无论什么时候，她都很清楚政局的利害所在，总能把握住全局的要害，顺利地把握各种势力间的平衡，无师自通很纯熟地玩弄一打一拉，联甲制乙，联乙制甲的手段。祺祥政变，她搞掉了肃顺，但却十分明智地重用肃顺提拔起来的湘军诸将，给予曾国藩以空前的统辖四省的权力，让他放手剿平太平天国。她不仅利用曾左、曾李之间的矛盾，时而扬彼抑此，时而扬此抑彼，还有意扶植清流党，安抚顽固死硬派，从总体上牵制洋务派。对恭亲王奕，开始全力依靠，待发现此人有骄纵迹象，就毫不手软地罢免了他一切职务，打掉其威风后再开复一部分职务，又推出醇亲王奕譞为副来牵制之。满朝文武，也许只有李鸿章可以与之打上痞子腔，暗中抗衡一下。

西太后的统治特点一是善于玩弄权术，二是极其实用，极其功利，只要能解决难题，尤其眼前的难题，她并不在乎什么主张、观点，甚至什么夷变夏，夏变夷，主意只要顶用她就会采纳。其三是权力欲极强，时时抓住权力不放，从她垂帘听政那一刻开始，她从来没让大权旁落过。应该说，她并不是一个昏庸的统治者，知道如何用人，也知道政局的利害。但是，她毕竟是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女人，她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是由戏曲来完成的。也许，别的贡献还谈不上，但对京剧的发展，西太后的确有不可磨灭的功劳，西太后极爱听戏，对当时的名角程长庚、谭鑫培、杨小楼、余三胜等人均优礼有加，赏赐不吝。传说中她对京剧演员作威作福的事是根本没有的，在京剧名角面前，她的确堪称和蔼可亲的老佛爷。京剧界对她自然也很捧场，结果是几乎所有剧目中的太后形象都是正面的。《法门寺》这出闹剧，那时却演得火暴，因为它不仅捧太后，连太后宠爱的太监也捧。曾任西太后身边“女官”的德龄，说西太后常常兴致勃勃地为她们讲戏曲故事，在演戏前不讲够不罢休，就是“在演戏的时候，太后还不肯安静，尽是絮絮不休地把戏剧上的各种习惯和轶事说给我们听”。可见其对戏剧兴趣之浓，所知之深。

也许由于这种戏曲教育的结果，西太后一方面是个爱憎与恩怨分明的人，小小的知府吴棠，只因在西太后扶父之柩归葬的危难之际误送了一笔馈赠，就使得日后吴棠官运亨通，越做越大，无论如何贪婪昏暴，谁参劾也不准本。庚子中，只因救驾有功，岑春煊与吴永也得到了谁也参不倒的信任。相反，对于她所谓的“负义”之人，则向来手狠心辣，珍妃已被打入冷宫，临逃亡前还不忘提出来推入井中，对骂过她的沈荩，一旦俘获，居然不顾清朝规矩当殿乱棍打死，结果引起国内外舆论大哗。

恩怨分明也许作为一个人来说算不上什么大缺点，但是作为统治者就未免有意气用事之嫌。加上她宠信太监，耽于享乐的种种富贵女人的积习，使得她缺乏儒家道德责任感的形象更加鲜明。如果说在她接手掌权之初还有所收敛的话，到了甲午战争前夕，她觉得天下已无大事，况年事已高，来日无多，于是就放手享乐。为修颐和园，她先后以各种名目挪用海军经费达一千余万两，从海军衙门的开办费、海军常年经费、海防捐到以海军名义借的外债，甚至舰船的修理费、工料费都加以挤占挪用。海军衙门大臣奕譞对海军事务不闻不问，却把全副心思用在修建颐和园上，以致北洋水师舰只失修，不唯兵舰无从更新，而且连舰炮也陈旧不堪。西太后死的时候，中国已是民穷财尽，但从孙殿英的挖掘看，她的陪葬之中，在清代诸帝后中堪居前列。

另一方面，她又明显地缺乏远见卓识，从未有对民族国家或者说对满清王朝的长远打算。以她功利主义的直觉，明明知道西方的强大和西方事物的优越，但在位四十多年期间，却从未接触过任何一种西学或介绍西学的书籍（她最早接触这方面的书还是在甲午之后）。明明清楚洋务派在热火朝天地搞洋务，但却从来没有现场考察过任何一种洋务事业，宁愿站在洋务派与顽固派中间的位置，以便施展搞平衡收牵制之利的本领。

就这样，那拉氏成了清朝独一无二的女人。在这个把汉人的礼数讲得比汉人还要过分的朝廷里，她是唯一的一个敢于站在前台对男人的世界发号施令的女人。也许有人会提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来，孝庄也算满洲巾帼中的一位强人，但是她的强是十分有限的，前有多尔衮的霸道，后有鳌拜的专权，这种局面怎么能跟那拉氏相比？议政王奕在那拉氏眼里比不上摄政王多尔衮的一个脚趾，而在肃顺之后，那拉氏的眼前再也没有出现过什么权臣。

叶赫那拉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女强人，政治强人。她从不让大权旁落，却善于听取意见，对大臣的进谏，即使是十分尖刻她也不至于让人家人头落地，心爱的太监安德海被山东巡抚砍了头，她能优容。李鸿章时不时地抗命不遵，她也能退让。在晚清地方势力膨胀的情势下，她善于妥协，知道什么时候不能让步，什么时候只能忍让。在晚清错综复杂的政局中，她始终能把握政局的平衡，成功地将膨胀的地方势力限制在许可范围之内，虽然没有让犯规逾矩的地方大员丢掉吃饭的家什，但也能保证督抚的升迁调任之权控制在手里。

据说当代南美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马尔克斯曾经说过，实际上女人的权力才是转动世界的权力。那拉氏获得权力，是因为她是女人，而她面临的权力困惑，也因为她是女人。尽管她处理政务决断刚果，驾驭群臣游刃有余，威权孚于海内，群臣莫不出于她的擢拔。但是在男性世界里，无论从社会法则还是按政治制度，她长久地把持权力都是不合法的，在制度上她唯一的凭借就是她是母后。母后按制度应该退居后台，远离权力中心，但制度却没有规定，如母后非要站在前台，儿子将怎么处理她。

对比起庞然大物的叶赫那拉氏，可怜的光绪帝载湉只能算一个政治侏儒，他这辈子能当上皇帝纯属偶然，按道理，无论同治早死还是晚丧，与同治帝平辈的他是无论如何也排不上的。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巧，同治十九岁就命归黄泉，身后无子，不论是死于天花还是野史所传的花柳病，总之他的突然死亡给权力中心留下了一个形式上的空白，也给实际把持朝政的西太后出了一个难题，国不可一日无君，必须找出个皇帝来，要保住自己的权力，嗣皇帝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皇族近支（不如此不足以服众）；二与同治平辈（不如此就无法再以母后身份临朝）；三年龄要足够地小（不如此不好垂帘）；四要与叶赫那拉氏有血亲关系。算来算去，黄带子里符合条件的只醇亲王之子载湉一个而已。于是那拉氏力排众议，几乎没有在乎初丧亲子的悲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四岁的小载湉抱入了皇宫。

那拉氏的小算盘无论在当时还在以后都让人看得很清楚，“醇王之子，年既幼稚，则己可以重执大权，且得其母为己之妹，则他日帝虽年长，亦可使之恭顺以从己之意也”。清末名士罗悖■也说：“盖醇亲王嫡福晋，孝钦后妹也，孝钦利幼君可专政。倘为穆宗（同治）立后，则己为太皇太后，虽尊两疏，故欲以内亲立德宗也”。算盘珠虽然拨好了，但这样一来自己的亲儿子就无嗣了，在宗法制度里，这是男人的大不幸，一般百姓尚且在意，何况同治身为九五之尊，然而，旨意来自他亲生母亲，谁又能奈其何呢？

四岁的小载湉被糊糊涂涂地抱到龙椅上，这是他的幸运，更是他的不幸。幸运的是本来没份的他当了皇帝，这在传统时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殊荣、地位和光辉。不幸的是他的个人生活与政治社会生活从此就隐在了一个女强人的阴影里，他不仅失去了童年的欢乐，而且失去了做一个正常人的权利，甚至连像以往帝王那样行使自己意志的权力也被剥夺干净。相距三十五年的岁数居然毫无作用，光绪还是死在了那拉氏前头，死后的光绪居然也与西太后一样，被人盗墓，衣服剥光拉出棺外。

与他那名义上的母后（光绪实际上是慈禧的外甥，但必须以皇太后为母）相反，光绪是个生性懦弱的人。虽然，作为人和作为皇帝，光绪的人品相当不错，也很想有所作为，有较强的道德责任感，但他的确不算是个坚强的汉子，也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奕譞就是个老实听话而且没有什么能力的人，他一生最了不起的功业就是带兵抓过毫无准备的肃顺，这位道光皇帝的第七子，从结婚开始，就受到西太后的控制，一生谨小慎微，对西太后亦步亦趋，小心侍奉，虽然换来了毕生的荣华尊宠，可也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当他得知自己的儿子被选为嗣皇帝时，居然“仓促间昏迷惘知所措，迨舁回家内，身战心摇，如痴如梦，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症，实属委顿成废”。显然，他当时想到不是作为皇帝“本生考”的荣耀，而是害怕从此被卷入宫廷斗争的旋涡，因为他深知他那位“大姨姐”的厉害，更深知在皇权周围的种种险风恶波。

光绪的生父，就是这样一位过于谨慎的人，而他的生母，虽是西太后的亲妹妹，却没有西太后的半分刚气，一生只是一位安分守己的贵太太。

出身于这样的家庭，又在刚记事时就被抱入深官，生长在慈禧身边，使他根本不可能培养出男儿的阳刚之气。虽然，看在亲姐妹的分上，也出于有意培育养子的初衷，西太后对小光绪还是不错的，慈禧曾说：“皇帝抱人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涤拭，昼夜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皇帝自在邸时，即胆怯畏闻声震，我皆亲护持之。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四书》《诗经》，我爱怜唯恐不至，尚安有他？”这些话应该说有些是真实的，“昼夜常卧”其左右可能是真，但“亲与涤拭”恐怕就未必，“日书方纸”教皇帝识字可能，“口授《四书》《诗经》”则未必，因为她自己就没学全过。西太后对光绪虽然不错，但女强人的爱总有点让人受不了，往往爱得专制，爱得霸道，连她亲儿子小时候都跟她不亲，爱往东太后那里跑。所以，这种朝夕相处的“爱”，照样从小给光绪的心灵上印上了“母后”威严可怖的烙印。光绪幼年害怕雷声，少年时代仍旧惧怕打雷，常常不顾君臣体面，拱到师傅翁同稣怀里寻求庇护。一方面，西太后作为人（她是一个心理很健康的人，绝非外间所传之变态狂），她希望将妹妹的孩子变为自己的孩子（因为她现在无子亦无孙），因此断然割断了小光绪与亲生父母的联系，虽同居一城之内，但醇王夫妇想见亲儿子一面有如登天（无疑，这对光绪孩提的心理发育会造成不良的影响）。西太后要按自己的意志塑造小皇帝，让他朝自己希望的方向去成长，这种塑造即使以“爱”的形式出现，也会让人感到难受，但小光绪却只有无条件接受的份。从小拢在身，及长又为他指定她的侄女，又一位叶赫那拉氏当皇后，根本不顾及光绪是否情愿。另一方面，从内心深处，她又不希望这孩子变成真正的皇帝，不愿意因此而丢掉已经握了很久的印把子。由于有这种矛盾的心态，西太后待小光绪既不可能像她自己所说的是一心呵护的慈母，也不像康梁亡命海外时所说的如凶暴酷虐的后娘。恩，诚然有加，威，也不会乏。尽管一入官西太后就“特地嘱咐那几个被指定着服侍光绪的大太监，要他们必须尽力设法教导小载湉，使他知道自己的尊严”。但这种“万岁爷”的尊严在他的“皇阿爸”面前却冰消雪化，都跑到爪哇国去了。就是不用人家教育，在耳濡目染中小光绪也很快就知道了“皇阿爸”深不可测的威严，这种印象会在悄然不觉之中牢牢盘踞在他的脑海里，使他根本就不可能去想反抗“皇阿爸”。

对光绪颇有好感的张元济在变法期间应召去见光绪，说光绪语气极温和，而面貌“殊欠刚健”。其实，光绪的性格更是“殊欠刚健”。虽然在甲午惨败，民族危机的强刺激下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表达了他自己的意愿向西太后要求主持变法，但是其时他已经“亲政”，按清朝的制度和规矩，这本是他职责范围分内之事，况且西太后当时为严峻的情势所迫，也并非不愿意变法（当然变到何种程度另当别论），只是不情愿放权。所以光绪的勇气还是要打折扣的。我不太相信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所记载的在百日维新之初光绪就通过醇亲王奕譞向西太后摊牌：“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而西太后居然会杀气腾腾地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这一来不符合当时的情势，光绪与慈禧远远未到关系破裂的程度；二来也不符合光绪的性格，如有如此刚性，他政变时不会呆若木鸡，一任西太后摆布，以致后来文学作品到此总愿有悖逻辑，非强加给他几句“以死抗争”的豪言壮语。其实，这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光绪一生最后一次出于本意的谕旨是这样的：“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在风声紧急几乎人人皆知将有“宫闱之变”的当头，光绪的密诏（给杨锐的）竟是如此软弱无力；而且言语絮乱，可见其内心的软弱与空虚。又据时人记载，光绪被囚于瀛台之后，“（瀛台）殿中之室均悬挂德宗（即光绪）御笔，以为纪念。然所有御笔，均托称臣全忠敬书。盖自戊戌政变，宫闱间常有责言，故德宗托名全忠，表明心迹，称臣不敢以帝自居也”。好个可怜的皇帝！

此外，光绪的政治经验也远远不如西太后，当然，这是一种没有办法的事情，长在深宫成于妇人之手的他，没有多少机会来磨炼自己。虽然1889年，光绪年满十八岁，在名义上西太后已经“归政”，但西太后指使礼亲王世铎等人炮制的《归政条目》却仍然以法规形式让光绪的“亲裁大政”名存实亡，所有奏折，甚至“呈递请安折，仍应于皇太后、皇上前各递一份”。用人，也仍需“请懿旨遵行”。归政仪式完后，西太后退居颐和园，但是她“身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没有最终决定权的光绪，面对的是一个烫手的烂红薯；一团乱麻式的朝政，日见困难的财政，却要面临修颐和园和准备西太后六十大寿。而更为现实而严峻的问题是已经大大落后于日本的海军建设。这些难题西太后一股脑都丢给了光绪，而她将最后决策权收在怀里，隔岸观火，利用光绪有心修好颐和园让西太后“颐养天年”从而真正放权的心理，把大修园林殿堂不恤民生的屎盆子让光绪来顶。光绪亲政之后，身陷于繁难的具体事务中，而且比未亲政之前还多了一项“劳役”，每隔几天必须至颐和园请安，风雨不误。实际上是去请示汇报。这样一来，尽管到变法时光绪已名义上亲政近十年，但阅历和经验却没有多少长进，西太后政治经验方面的优势依旧很大，也许，这正是西太后潜意识里所希望的，她就是要让光绪什么事也做不成，还焦头烂额，从而向朝臣显示，清朝离了她不行。

大太后小皇帝的政治架构是一种失重的二元结构，对于政治运行，这种结构显然是不利的。但是，这种局面却是维新变法活动所不得不面对的，不整合好这一不合理的结构，变法的政治运行就难以成功地启动。

难产的交班：归政及其他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政权的继承和交接是一个大难题，它困扰着几乎每一个朝代，造成无数的逼宫、夺嫡的骨肉相残的惨剧，而且，只要掌权的先一辈一息尚存，和平交接就几乎不可能。

儒家经典《周礼》为了维护宗法封建制度，规定了“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的继承制度。然而，东周以后，宗法封建制度就变得残破不全从而变形了。因此．这一制度很难再不走样地执行下去。嫡长子不再承负西周时代的大宗的意义，或者至少这种意义已经淡化。所以对他们的能力、德行诸方面的要求就突出起来，老国君的喜好也往往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在实际的皇位继承中，常常出现这样的局面，老皇帝在自己尚年富力强时，就预先选定太子，安排专人培养教育乃至专人辅佑（这种太子可能是嫡长子，也可能不是），往往老皇帝尚未现老相，而太子却已成年，有的甚至聚拢了一定势力。这样一来，储君与现君之间，虽然是儿子与老子的关系，也不免隐然出现权力之争。即使并无真正的冲突，双方也会十分敏感，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酿成骨肉相残的权力冲突。汉武帝与卫太子之间的悲剧，是老子处理掉了儿子，也有儿子逼宫弄死老子的，如齐桓公困死别官。

但是，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老皇帝出于各种原因，还没有死就提前把皇位让给儿子，自己去做太上皇。赵武灵王是出于一种理想主义，而唐高祖和唐明皇则是出于无奈。清代的乾隆居然是出于他的誓言，他发誓不超过他爷爷康熙的在位年限，因此退居太上皇。

至于老皇帝死得太早而嗣君年幼无法亲理政事的情况，在清朝之前有太后临朝的惯例，在清朝则由摄政王或辅政大臣来代行“君职”。如果是太后临朝，因为这是一种非制度化行为，没有什么归政不归政的问题，除非野心极大如武则天，可以干脆做了女皇，其余的早晚会将决定权交给儿子，而所谓的摄政王和辅政本身就不是君王，除非想篡位，否则也不存在赖住权柄不放的问题。

西太后与光绪之间，从表面上看有点像清以前的汉族政权的太后临朝，但实际又不是，因为汉族政权没有什么皇帝亲政不亲政的问题，但清朝却有幼君成年（十六岁）必须亲政的严格制度规定，这是满清的祖制。西太后面对长大成人的光绪，既像是临朝称制的汉家太后，又有点像当了太上皇但仍不肯放权的乾隆。此时的西太后，其心态其实与太后的身份并不相符，倒像是执政的老皇帝。亲裁政务三十几年，突然之间要交权，心有不甘其实很正常。

传统王朝每逢新老交替，总要大拆大换，改弦更张，俗称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老子信任的宠臣，往往是儿子的眼中钉，肉中刺，只要一朝大权在握总要有一班新人袍笏登场，一些新政出台。什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对于皇权来说那都是儿戏。如果前任已入黄泉，眼不见心不烦，倒也没事，只是倒霉了那些没有随老皇帝于地下的宠臣们。可是如果老的还在，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政策被“篡改”，自己政绩被人享用，自己信任的人七零八落，这口气又怎能咽得下？如果是后来人以实力逼宫夺的权，当然也只好容忍，但对方并没有实力，全由自己把权交出去，然后再任凭后来人在自己开出的田地上折腾，叫人怎么能心甘情愿呢？西太后从1889年光绪亲政大典之后，面临的就是最后的一种情况。

我们前面说过，西太后是一位政治野心极强，权力欲极旺盛的女人。秉政以来她的政治才能所带来的所谓“同光中兴”的政绩，水涨船高般地煽旺了她的权力欲。为了把持权力，甚至她的亲儿子她也不放手交权。同治死后，为了能继续垂帘，她不惜让她亲儿子绝嗣，偏要立一个与儿子平辈的人当皇帝，她好接着当太后。这件事很快就引起了朝野的议论纷纷。再加上同治皇后阿鲁特氏以“不得宠于慈禧皇太后，穆宗（同治）崩，慈禧皇太后训责备至。后本已恸极，誓以身殉，遂不复食，至是崩。距穆宗之崩未百日也”。一时间，居然沸沸扬扬，竟有御史借给同治后上谥号的名义，说三道四。到了给同治下葬的时候，前御史（时任吏部主事）吴可读居然“自清随赴襄礼。还次蓟州，宿废寺，自缢未绝，仰药死，于怀中得遗疏，则请为穆宗立嗣也”。以尸谏的方式表示抗议。

但是，事情涉及她能否继续掌权的“原则问题”，她半步都不让。她一面靠亲信大臣的弹压，一面靠宝廷、张之洞这些清流党的巧舌如簧，再退一步说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着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还是将物议压了下去。不过，通过这场风波，也让朝臣们再清楚不过地意识到了西太后揽权的欲望和决心。

但是尽管如此，“凡鸟偏从末世来”，西太后毕竟没有像武则天那样做女皇的魄力，她也不敢公然不让光绪亲政。太后临朝，虽然汉家朝廷习以为常，但清朝却从无先例，也就是说，在制度上，她的权力没有丝毫的合法性依据。所以，她一方面死死抓住权力不放，一方面又要不断放出空气，好像她自己也不愿意这么做。再三声称“垂帘听政之举，本属一时权宜”，“一俟嗣皇帝学有成，即行归政”。甲午战败后，一次与光绪同在养心殿召见翁同稣，居然假惺惺地表示：“热河时，肃顺似篡位，吾徇王大臣之请，一时糊涂，允其垂帘。”虽然一肚皮不情愿，她还是得让光绪“大婚”，亲自为之操办“亲政大典”，然后自己无限恋栈地离开紫禁城，住进了颐和园。

尽管只是交出了处理琐碎事务的权力，她还是可以照样在奏折上批“懿旨”，但离开紫禁城和臣工奏折上出现另一个人的批语还是令她十分不快。“一日荣禄侍西后看官内扎花，西后问此花我扎，你看好不好，荣谓后不独扎花好，西后即谓我亦只可扎花”。无限的惆怅和感慨，当着亲信荣禄随着这一声长叹，“我亦只可扎花”都发了出来。

对维新变法来说，最可悲的事是随着光绪亲政这几年的磕磕碰碰，光绪与他的“皇爸爸”之间已经开始出现裂痕（这种情况是必然，只要有二元体制，就必有不和与矛盾，除非有一人是木头），在西太后眼里，光绪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不听话，越来越碍眼。而且，在光绪周围由于政务的需要，也开始出现一批朝臣，这些人开始被称为“帝党”。显然，这种情况是西太后所不愿看到的，因为她从中依稀看到了一旦她全部失权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远景。更为令西太后难堪的是，几年归政，她满心让光绪出丑的计划并没有实现，大家都明白真正行使权力的实际上是她，因此，事情办得不好，大家嘴上不说，可心里都想着坏事的缘由必定是她的牵制和掣肘。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舆论将罪过一方面归于李鸿章，而另一方面就怪罪于她西太后，这倒是她始料未及的。甲午战争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奉召进京，她忍不住对刘发牢骚说：“我赏李鸿章内帑银二十万作军饷，言者遂谓我存银数百万，不思我存银何用？前代后妃多顾外家，我外家衣食粗足，谁不知之。”过了一会儿又说：“我本年生辰原饬内外诸臣不许上礼，尔何竟至过费。”当刘坤一劝她不要听信宦官的话时，“语未毕，太后谕曰：‘我不似汉太后，听信十常侍辈，尔可放心，但言官说我主和，抑制皇上不敢主战，史臣书之，何以对天下后世？”’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当时朝中舆论对西太后贪财好货，借寿聚敛，不恤国难，大开寿庆，以及信用宦官，抑制光绪种种倒行逆施已经很不满了。不仅有御史高燮曾、安维峻的上奏，还有大批官吏的腹诽，连刘坤一也在婉劝西太后不要宠信太监（实际上等于指责她），无怪乎西太后要大光其火，不等刘把话说完就打断滔滔自我辩解。当然，这些舆论有出自开明者一方，也有出自顽固派的一方，更有那些纯然看重传统义理之人。但不管怎么说，经过近六年的亲政摩擦，尤其是甲午战争中的政务纠纷，一方面舆论对西太后彻底交权的压力更大了，另一方面帝后也开始真正出现了矛盾的裂痕。在甲午战争期间，因军费短缺，光绪曾请西太后暂停颐和园工程；而西太后则将光绪的二妃（珍、瑾）降为贵人，还以颜色。这一切都为日后到来的变法政治，蒙上了不祥的阴影。

帝党与后党的界限

帝后党争是晚清的一个话题，也是后来治近代史的人每涉及中日甲午之战与戊戌维新必然要谈及的问题。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帝党云云，后党云云，甚至开列了名单，还点出谁是魁首，谁是中坚，谁是尾巴。

这样的说法，其实来自于晚清的文人闲谈。尽管雍正帝曾将欧阳修的《朋党论》加上按语与《圣谕广训》一道下发，而后的清代诸帝也三令五申严禁朝臣与士大夫结党结社。但是，士大夫在平时饭后茶余的闲谈中，特别喜欢用某某党这一说法来进行政治界限的划分。巴结鳌拜的自然叫鳌拜一党，巴结和珅的叫“和党”，靠近穆彰阿的叫“穆党”，晚清好发议论的言官与词官被称为“清流党”，然后就是“帝党”与“后党”。

士大夫在说什么什么党的时候，其“党”的含义明显带有几丝贬义，因为有“君子不党”的古训在，况且还有朝廷的明白禁令。一旦被认定为某某之党，一旦这人倒了台，还真有吃牵连的可能。所以，几乎没有人肯自称是属于什么党的。

清朝有没有朋党的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结党结社是士大夫政治生活中一个牢不可破的习惯，断不会因为皇帝的几纸禁令就安分守己，规规矩矩。正当一点的诗酒酬唱，清谈议政，不正当的就是结党营私，利用同年、同乡、同门等种种关系，形成一伙一伙的小圈子。而那些权倾朝野的重臣周围，也不可避免地麇集一些欲借大树好乘凉的人。由于有禁令在，“社”是不好再结了（少数的诗社除外），但“党”是一种“暗”头衔，还照结不误。

平时士大夫七嘴八舌，说谁和谁是一党，原是很随意的，没有什么严格的标准，双方走得比较近，或者有地缘、血缘、业缘种种关联，自然会被视为同党，有时政见相同相近，甚至有过一两次相同的意见也会被视为同党，有时也就是有相同的习惯和爱好，也可能被目为一党。我们所要讨论的“帝党”与“后党”也就是士大夫眼中的这种“党”，所不同的是原来的什么“穆党”之类是彻头彻尾的私党，而这回多少有点“公”的意思。

“帝党”与“后党”这名号的缘起是由于光绪的亲政。亲政之后的光绪，虽然没有实权，但总要处理政务，因此，必须有人襄助，原来的师傅是最容易拉来帮忙的人，通过师傅及其他的关系，渐渐走得近的也有些人了。真正让“帝党”“后党”这名目叫响叫开的是甲午战争，主要是战争后期，关于战与和的分歧，才使“帝党”“后党”真正叫响。

近代以来中国所有的对外战争，几乎都有关于战与和的纷争，然而这次意见分歧，背后却有了帝与后的意见倾向。由于坚持抵抗从来都是当之无愧的正义之举，而妥协求和又与西太后战争期间种种不光彩的事项（挪用海军经费、办理万寿庆典，宠信宦官等）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后党之称也就有了贬义。主持战事而战败，主持求和而割地赔款的李鸿章就被人们公认为后党领袖。清朝最有名的状元公张謇的儿子张孝若说：“那时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表面上虽大家还能保持相当的礼貌，可是实际上的朝局已分出帝后二党，各有水火不能相容的局势。太后本是一个很能干厉害的人，到了政权不能不交还光绪帝的时候，心里不愿意，很是勉强，存了一种试不好再来垂帘的想头。光绪帝人是好人，可惜没有多大才干，一到执到了政权，就非闲散时可比，好像鸟出了笼，鱼得了水，很想做出一点惊天动地的事来。其时外边政局的重心，完全集中于北洋大臣李鸿章，而帝唯师傅翁公之言听计从。翁、李隐然是两派的首领，后面是帝后的背景。”这种看法，在那些关心国事的士大夫中相当普遍。所谓的“帝、后党争”就这样浮出了水面。

士大夫借“党争”来指陈时事，讥讽朝政，当然是件无可厚非的事。但是，作为后来的历史研究者，再来审视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要有一种客观的眼光。至少，我们要能做到将这些士大夫的七嘴八舌挤一挤水分。不好直接把当时的议论和对人物的臧否作为真实的政治派系和政治格局划分的依据。

依我个人之见，所谓的“帝党”“后党”，实际上是界限非常不清晰、划分十分随意的概括。光绪由于亲政，身边是渐渐聚拢了一些人，这些人聚在皇帝身边后，和原来政坛上的纠纷派争自然也带了进来（如翁同龢就与李鸿章有夙怨），而在这次甲午战争中，原有的纷争演变成作战方略上的分歧。仗打败了，直接指挥的李鸿章成了众矢之的，翁同龢等人的声音自然就更响，而决策圈外面的人，有不少愤愤于败局，更羞见求和的屈辱，纷纷声援求战的一方，胆子大的，直接上书，胆子小的，就在背后议论纷纷。这两部分人（后一部分的代表人物）当时都被人称为“帝党”。其实，不仅所谓帝党的这两部分人之间没有什么横的联系，就是每部分内部也没有联络和沟通。

同样，人们将李鸿章和那些附和和议的人都称之为后党。

所以，所谓后党帝党，在当时而言，主要是根据甲午战争中的态度而言的，在此之前和之后，这种划分都不一定合适（而我们的历史研究者很多人也是这样划帝、后党的，所谓帝党主战，后党主和，进而认为帝党支持变法，而后党反对变法）。

先说所谓的帝党，李鸿藻是公认的帝党领袖，但此公又是清流党的领军人物，思想意识极为守旧，清流党恰是西太后用以牵制洋务派的一支奇兵，每在关键时刻，总是能帮她渡过难关，同治死后，吴可读的尸谏造成的舆论纷纷的难堪，就是由清流党那生花妙笔掩饰过去的。李鸿藻与西太后的关系，肯定要比与光绪的关系来得密切，李鸿藻之主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习惯（他从来在历次战争中都主战），并不一定是由于他支持光绪。而且，按我们某些历史学家的逻辑，是帝党战后必然支持变法维新，而李鸿藻却无一言的表示就死了( 1897)，就是天假以年，以他的思想意识，看来也很难倾向变法。

再说“后党”。刚毅、奕劻还有王文韶，都是公认的后党中坚，在变法期间都是著名的顽固派，但他们在甲午战争期间都是主战的。西太后亲信的礼亲王世铎，在甲午战争期间却未对战和置一词。

所以说，主战和主和，本身就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标准。中国的官僚士大夫就是有这种毛病，未参与战事之前，喊主战喊得很响，但真的身临前线，或者具体参与指挥战事，态度往往就会分化成两途，或者仍旧主战直至战死，或者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转向低调乞和。在未能将之推向战场之前，以他们的态度划线显然是不可靠的。在战前诸臣倾向于帝，还倾向于后，在战后，是否拥护变法，实际上与战争期间的态度没有多少必然的联系。

如果以是否附和西太后作为标准划线，那也很成问题，因为附和西太后的人实在太多了，就是翁同龢也不敢违拗这位女强人的意旨。而实际上大家公认的后党首领李鸿章，却在战败后死活不肯主持和议，最后还是西太后的三令五申，甚至威胁要将他两罪俱罚（战败和抗命），才勉强从命，显然，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当然知道此举会招致千古骂名。

所以，我们在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不能按当时舆论的逻辑来划分帝党后党，而且也不应该以很成形的政治派系视之，无论帝党还是后党，作为派系还只是雏形，帝党在尚未成气候的时候，翁同稣就被西太后无端撵回老家，从此，帝党如鸟兽散，没了帝党，后党也就没有意义了（作为实际上的中国统治者，她的亲信和信宠都不能算是她的“党”，这样划分是不符合中国传统政治的常规的）。帝党后党只是某种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存在过，并且界线十分含混的政治划分，过分强调其政治派别的意义，不是合理客观研究历史的需要。

如果我们很拘泥地看待帝党与后党，甚至开列名单，定量分析，解剖麻雀，并以定性的帝后党的头衔固定在某些历史人物的头上，进而以此作为分析政治格局演变的依据，那我们只会越分析越糊涂。

维新政治与道德陷阱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对女人的道德束缚明显要比男人多，对她们的道德要求也要高些，而相应地对女人的道德评判也相当严厉。尽管女人被明令正典地排斥于政治之外，但政治道德的批判却未能放过她们，“女祸误国”成为男人世界政治失败的一个惯常的解释与开脱。

当女人并没涉足政治，而只是作为男人的玩物时尚且有如此严厉的指责，可以想象，如果女人进入政治体系并开始发号施令之后，社会对她们的道德评判又将是如何呢？

我们前边说过，传统政治道德，一向以宦官、外戚及女主干政为非，为大逆不道。《尚书》言：“牝鸡无辰，牝鸡司辰，惟家之索。”而《周礼》则规定妇人不予外事。这种观念，千百年来，已经渗入人们的骨髓之中，上至王侯公卿，下至贩夫走卒，都坚定不移地认为天经地义是男主外，女主内。老百姓打破这一原则会被人笑话看不起，诗礼之家绅士之家如果有女人出外谋事则被视为丢脸，从此在人前抬不起头，实际上如果不加以处置，则会由此危及家庭的地位与身份。如果皇权被女人所觊觎甚至占据，那么等于对整个男人世界的侮辱与无视。

中国传统政治在统治手法上有类似女性的阴柔特点，但整个体系却显出强烈而外向的男性色彩。

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满清王朝．尽管曾很有自信地在汉族中推行剃发易服，既想用自己的风俗文化改造汉族文化，也曾努力坚持满语与骑射，以保持本民族的特色，但曾几何时就被优势的汉文化所吞没，在遵行儒家礼仪制度方面和在恪守理学原则方面，他们甚至比汉人政权还要严格，以便从潜意识深处刷洗自身胡夷的印迹。旗人的礼数大，成为晚清社会的一大景观。因此，在防范出现女主方面，有更为严格的制度保证。当嗣君尚幼，老皇帝即逝的情况下，宁愿冒被他姓旁人篡位的危险，也不许太后临朝称制，而是任命辅政大臣（或襄赞政务大臣）代行君权。

因此，太后临朝不仅要冒汉族政权里一般的道德谴责风险，还要冒犯满人心目中神圣的“祖制”。

按道理，在进行非常艰难的政治变革的非常时期，政治策略要求操作者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依次是力量的对比，手段选择的合理性，变法政治行进的最小阻力路线，最后才是道德因素。

然而，在中国任何政治行为都难逃“道德囚笼”的束缚，人们有意无意地会按社会道德所期望的路线行进。

我们前面提到过，强学会成立之初，当李鸿章表示要提供捐助时，被维新派以其名声不佳为由拒绝了，从而失去了很有分量的助力。其实，维新派并不像那些头脑顽固的士大夫那样，真的认为李鸿章就是卖国贼，但是他们还是迎合了社会道德的指向。显然，从策略的角度，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但是并没有因此而换来顽固大臣的喝彩。

对待西太后的问题上，维新派同样如此。对于把谁奉为变法领袖的问题，本来对于维新派来说是无所谓的，而且政治策略告诉他们理应抓住那个最有可能推行变法，并且最有力量的人。但是在康有为公车上书，开始变法实践时，他对于光绪与西太后两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偏向。否则，他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将一次次的上皇帝书变成上太后书或者通过各种形式表示对太后出来领导变法的殷切期待。而且，在变法过程中，在维新派阵营中的确有人提出过走太后路线的建议，但是没有被康有为采纳。那个因上书奏请皇帝出国游历而遭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压制，最终导致怀塔布等被免职的礼部主事王照，曾这样分析道：“自翁同龢黜后，大臣抗命者阴恃太后，然太后先年原喜变法，此时因不得干政，激而阴结顽固派诸老，实不过为权力之计耳。余为皇上计，仍以变法之名归诸太后，则皇上之志可伸，顽固党失其倚赖矣。”出于这种考虑，他曾向康有为建议说：“太后本是好名之人，若皇上极力尊奉，善则归亲，家庭间虽有小小嫌隙，何至不可感化。”但康有为对此根本不屑一顾。王照认为这是由于受到了张荫桓的影响，而张荫桓其人心术非常不正，不过是借变法而泄私愤，牟私利。据郑孝胥日记，郑也曾当着梁启超的面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时1897年），“请皇太后再行垂帘，而皇上游幸各国，则内可以消隙，外可以自强”，他还说，“诚得言官发此议，乃满洲之福也”。当时盛宣怀也在场，他倒是以为然，可梁启超却未表态。

变法走太后路线是否可行？因为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历史又不好假设，所以不好简单地说行或者不行。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以及她走过的路来看，西太后与徐桐、刚毅等人不一样，不能说她是一个顽固派，甚至顽固派首领。甲午战争之后，光绪令人进呈的各种“新书”如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等，西太后虽未全篇通读，也经人拆解后读过或听人讲过了。非但如此，光绪还命人将康有为陆续进呈的《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等书转呈“太后慈览”，而且康有为的门人陆乃翔、陆敦骙所编的《康南海先生传（上编）》也承认，康有为进呈之《日本变政考》“为西后取去”。以“取去”之速可见还是有“慈览”的积极性的。又据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记载说：“后（即西太后）尝告德宗，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这段话其实并不像费行简后来理解的“特门面语，非由衷出”，而确实有几分真实，当年她西太后同意曾国藩他们搞洋务运动也是实情，那场倭仁与奕訢的大争论，她毕竟是站在奕訢一边的。她的这段话实际上点出了两层含义：一是表明了她期望的变法主要是变器（即洋务运动期间的变法），当然也会部分的变制，不是连她最亲信的荣禄都上书要求开武备特科，改革武科举了吗？二是提出了变法的界限，即不能“更衣冠，易正朔”，意思就是不能动摇满清王朝的统治。事实上，她对《校邠庐抗议》的主张是能接受的，“亦称其剀切”，也绝非不能容忍光绪的变法。但是问题是这个变法居然与她的失权联系在一起，越是随着变法的深入，要求她放权的呼声就越高。当她看到康有为精心炮制的《日本变政考》一个劲地鼓吹皇帝的“乾纲独断”时，她这个“坤”字号的太后内心的滋味恐怕是不那么好受的，这时候顽固派整天在她耳边吹的康、梁种种“恶迹”也就比较能往耳朵里去了。

在戊戌年中枢维新正式拉开帷幕之后，康梁已经把希望全都寄托到了光绪头上，希望光绪能借皇帝之威，雷厉风行地推行变法，尽黜那些昏庸老朽的反对者，甚至要拿几个反对变法的“出头鸟”开刀，以杀一儆百。越到后来，他们的行为就越像是赌博，将成败全押在光绪一人身上。而且，西太后越是流露出对变法的不满，就越坚定了他们拥帝反后的决心。在政变发生前夕，康有为见来华游历的日本明治维新功臣伊藤博文时，伊藤问：“请问贵国数月来变法决图，而推行未效，何故？”康有为回答：“行改革事，必全体俱改革方可。若此事改，彼事不改，则劳而无效。又若枝叶改，本原不改，则尤劳而无效。此理我皇上知之甚明，极欲改革全体，且极欲从本原起，奈皇上全权不属，欲改革事，经费多少苦心，而有时此事能变，彼事不能变。夫变法非变本原则积弊难除，虽行新政，适多贪劣人开营私舞弊之路。且中外大官，共知皇上无全权，一切改革诏旨莫敢奉行，视为一纸空文，皇上无如之何，此推行所以未效耳。”从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康有为是将变法无法推行，疆吏推诿观望的原因都归咎于“皇上无全权”上边。但是，他们却不肯修正自己的策略，硬是要一条胡同走到黑，最后甚至不惜进行军事冒险，策动宫廷政变，宁可将变法的摊子全砸了，也不肯妥协改道。因为在康有为眼里，西太后与光绪两人简直就是黑暗与光明，落后与进步的化身：“皇上深知中外情形，本国危急，故决意改革。太后反之，不知中外情形，本国危急，故不欲改革。”到了政变发生，康梁亡命海外之后，他们对光绪的颂扬和对西太后的贬损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维新运动的余波变成了弘扬正义、痛斥邪恶的道德运动。

我们应该承认，只要身临其境，要在刚刚在甲午战争期间骄奢淫逸，不顾民族危亡，生民维艰的西太后与“宵旰焦劳”为国事的光绪之间作出选择，很难让人将砝码放在前者一边。况且那些饱受传统文化熏陶，从潜意识里就相信女主不祥或者为祸的士大夫来说就更加难上加难。虽然说维新派算是新派人物，受过西学的洗礼，但那时的他们毕竟不能超越身处的时代，他们也提倡女权，兴女学，开女智，但只是为了让女人更好地“相夫教子”，以便男人们更好地在社会上做事。况且口口声声高喊男女平权的康有为还左一个右一个地纳妾呢。

但是，历史对政治家的要求是清醒，道义上的同情是一回事，政治选择又是一回事。策略地选择运用诚然需要考虑道德因素，考虑人心的向背，但是更重要的因素是力量对比，是把握权力的杠杆，争取有实力的人站到自己一边，只要能对变法的事业有利，应该可以与魔鬼作交易，同曾经是敌人的人结成联盟。政坛上没有什么道德法庭，如果有，那也是政治清明以后的事情，当时的中国，变法成功才是大道理，为了这个大道理，感情上委屈，道义上的亏负都不算是一回事。

西太后当时正面临一个两难之境，放弃权力吧，她实在心有不甘；不放弃则面临舆论的压力，好名的她将不仅背负骂名，而且还要背负破坏祖制的罪责。不同意变法吧，中国还有朝廷都面临着危机；同意变法呢，变法愈深入，她的权力就愈有丢失的危险。变法如果成功，那么就意味着光绪威望的确立和她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尽管心境是很矛盾的，西太后的内心深处还是强烈地眷恋着她把持已久的最高权力，几十年的皇权代表者的生涯，已经把她从一个俏丽的后妃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政治人，离开了权力中心，离了批答奏折，处理朝政，纵横捭阖，玩弄权术，她简直就不知道应该怎样生活下去，她已经习惯了这种充斥阴谋、惊险和波澜的生活，并以此为乐趣。突然之间，这一切要结束了，她要变成一个无所事事闲来“扎花”的老妇人，显然，这是她所无法容忍的。显然，如果把国家的危亡和她个人的权力得失放在一块让她取舍，虽然她会犹豫，但她内心深处肯定会把后者作为必选的“熊掌”。

作为主宰中国命运四十余年的西太后，她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在维新变法期间的所作所为的的确确是应该受到历史谴责。事实上，她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没有人能够将之解脱。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维新志士所碰到的恰好就是这样一个人，历史没有给他们更好的机遇，碰上一个更识大体，更有道德责任感的太后，他们只能在那样的环境和那样的人中间进行选择。

当时对于西太后来说，关键的问题在于有没有一个制度的借口，或者一个“民意”（或官意）的托词，让她能够名正言顺地保住权力或者分享权力，不致因光绪的亲政而失落。至于变法与否，对于她来说是第二位的问题，谁能解决她的关键难题，充满功利细胞的她就会支持谁。而维新派恰恰采用了一条背道而驰的方案，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使西太后离权力越来越远。但是，西太后所渴望得到的借口与托词，却由顽固派给提供了。变法失败后，西太后起初并无意尽废新法。但是顽固派大臣却七嘴八舌，坚持要慨行复辟，刚毅说是有藤牌地营，则枪炮不足畏，能徒手相搏，洋人的腿又直又硬，伸屈不灵，则一击便倒，所以，武试还应照样试矢石。徐桐则说八股代圣贤立言，为祖宗成法，变了以后令正人君子寒心，改试策试，应试的尽为康梁这样的宵小。西太后听了以后当然也知道这是胡说，然而启秀因政变有功新人军机，他“极言非废新法，则训政为无名”。果然，此言打动了西太后，于是，中国就出现了一场变本加厉的大倒退。尽废新法，成了西太后训政的借口。以尽废新法来收揽那些因裁撤闲衙而失权失业者之心，那些因废八股而进退失据的士人之心，那些不愿自谋生计的旗人之心。因为需要废新复旧，所以训政又成了“出师有名”。

维新政治撞到了道德陷阱，显然缺乏政治经验的维新志士没有能走出陷阱，他们过多地依靠本能和良知去辅佐一位半是现实，半是理想中贤君，明知万难成功也不肯回头。在某种程度上，光绪填补了他们昔日“圣君贤相”中君的位置，他们有意无意地把光绪幻想成了一位合于他们口味的道德王（有道明君）。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他们相信只有有道明君所代表的道德力量，才能真正改变中国，使之由弱转强。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千百年的理想，而刚刚由士大夫脱胎的维新派，还不可能一下子摆脱这种理想。正是在与光绪共患难的日子里，他们无意识中使旧道德和旧观念都得到了加强，我们从梁启超变法失败后作的《戊戌政变记》中，竟可以找到这样的话：“中国之政，向来奉圣经为准衡，故六经即为中国之宪法也。书言牝鸡无辰，牝鸡司辰，惟家之索。礼言夫死从子，又妇人不与外事。春秋因文姜之淫，而不与庄公之念母。论语君薨听于冢宰，然则母后临朝尤为经义所不容，有明证矣。寻常幼帝之立，母后临朝尤为六经所不取，况今日实为篡逆乎？且我国向来所信奉，常引为政之准的者，六经之外，则朱子之书。朱子纲目，于北朝胡后之事，则大书胡太后弑其君，于唐武后之事，则大书帝在房州，皆与今日之事，若合符节者也。”号称进步的维新派，用来抨击西太后的竟然是连当年的理学家也未必能说得出口的陈腐观念，他们平常所津津乐道的西方理念哪儿去了呢？

当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苛责前人，没有经验并非他们的过错，历史过于匆忙地将他们推到了前台，反感他们的人视他们为“书院经生”，他们的朋友有的也觉得他们“非任事才”，但他们是勇敢的，坚忍的，只是缺一点老谋深算，缺一点政治韬略。

旗下闲人政治的余威

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特征之一，就是旗人（主要是满人）高比例地参政议政，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给旗人留出尽可能多的位置，以确保政权的满族特质。进关以后，变了形的八旗制度，尽管其主要功能军事作用大大退化，但其社会组织的功能并未全然消失，旗人的生活有和汉人融合的一面，也有形成自己小圈子，形成与汉人、与关外旗人都不相同的风习的一面。旗人出仕，可以作为全国政治中的个体发挥作用，而作为旗下的一员，他又与旗下闲员一起形成特殊的旗下政治。即使在晚清，旗下政治的声音也是统治者所必须顾忌的。

随着清朝全国统治的延长，旗人政治势力一直处在消退之中，高额的参政机会并不能保证旗人的政治素质，长期的优裕生活与豢养政策，使得旗人在锦衣饫食中退化，皇帝不得不依赖越来越多的汉族官僚处理政务，尤其是应付紧急要务。

晚清湘淮军的崛起为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救了驾，可也彻底改变了整个政治系统中满重汉轻的格局。在地方政治中，满员从此就成了点缀（大多数时间是无足轻重的点缀）。而中央政府的事也要地方的声音来掺和，因为在中央政府中，原有的满缺汉缺比例，依旧维持原状，各部从堂官到司务、笔帖式，满员均占一大半，据统计，中央内阁及各部，旗缺要占到八成以上。再加上大批几乎属于旗员的世袭领地的文案、翻译（满汉对译），满人官吏充斥京师，尽管多为尸位素餐之辈，然而通行的惯例依旧有效。“部事向皆满尚书当家，汉尚书伴食而已”。各部属员最关键的差事是掌印、主稿两职。主稿负责起草文件，掌印负责“佩司印之钥”，后者权重，前者责繁，所以一般主稿多为汉员，而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官制改革之前，“汉人终身无佩印钥者”。也就是说，让汉员办事而满员掌权。在满员日见低能的情况下，结果是加剧了各衙门的低效率和拖沓之风，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在洋务运动期间，中央政府的腐朽落后状况，实际上与满员日趋没落的趋势有关。

旗人的没落也与他们在大变动的时代不思进取，不思变革有关。从总体上讲，在晚清时节，满人士大夫中的保守气氛比较浓，中国第一所洋务学堂同文馆本来主要是为培养满人洋务人才而设，但满人之诗礼之家，隽秀之才绝不肯踏入门槛半步，入门的无非是穷极无赖之辈，所以同文馆出身的旗员，除张德彝还算差强人意之外，并无出类拔萃者。这大概是满人入关之后，接受汉化往往易于受传统文化比较陈腐的部分的影响，乾嘉汉学兴盛百年，戴（震）、惠（征）流习被泽士林，而满人无与者，而且无论是今文经学的复兴，还是经世学风的再起，满人学者都无突出的表现。但是出名的理学家，旗籍之中倒是有几个，像倭仁、徐桐。所以，当汉族士大夫可以凭借儒学特有的弹性跃起而求新知、讲新法时，满族士人则更趋向于抱残守缺，躲在封建义理的胡同里走不出来。

晚清的整个趋势，旗人政治是日益趋向没落，他们实际的干政、参政能力是在减弱。但是，一向以天之骄子自居的旗人自然不肯眼睁睁看着自家没落，或强或弱，他们总会作出些努力来挽回颓势。这种努力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占主流的是一种强出头的方式，即硬占住位置，强行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每一次有关战与和，洋务事业兴与废等等的廷议中蛮横顽强地表示自身不合时宜的意见，当这种努力总是碰壁之时，或者像徐桐（汉军旗人）那样，对所有新事物取阿Q主义，但绝不妥协，或者有意支持怂恿清流党发表意见（清流之中还有一个满人宝廷）。当然，清流党人的意见倒不一定完全合他们的口味，不过也只好将就了，另一个方面是传统的发愤自强，或着眼于经世致用，或以气节相当，学问有成，在洋务运动几十年中，除了奕和文祥等中枢大员之外，还涌现了一些比较能干或者有些学问的旗员，像松寿、荣庆、荣禄、裕禄、端方、福润等等。虽然比起同期的汉族官僚来他们还差着节气，但至少也有“中人之资质”。这种努力的一个极端就是弃旧图新，与汉族士人中的先进分子一样，讲求西学，像富寿、端方、端锦兄弟，还有支持康梁变法的内阁学士阔普通武等等，都堪称一时之选，只是人数太少，能量也很有限，比起同期的汉族优秀的西学人才，不论从学识还是从能力、魄力都差得很远，所以他们微弱的声音几乎被淹没在保守的旗人大潮里。

我们讨论的主题，变法维新运动的发生，正好赶在旗人的这种努力或日反弹显出成效的几年里，结果，双方撞车了。

首先，朝中的旗籍大员在思想意识上就与维新派格格不入，徐桐、刚毅、奕勖等人根本就不同意在中国实行任何变革，奕勖可能不会像徐、刚诸人那样固执，但他是毫无操守，唯利是图的人，谁强就靠谁，有奶便是娘。荣禄等人虽然要好一些，但对康梁的变法主张也是不同意的。据陈叔通说，康有为与梁启超等1895年进京会试，“徐桐为总裁，预戒粤省卷有才气者必为康祖诒，即勿取。适遇任公卷，以为即康有为，遂弃置。发榜前五名向例后填，填榜已竟，只剩五名未填，徐夸示弃置者必有康祖诒卷。翁同龢亦为总裁之一，笑语徐尚有五名安知无康祖诒？及填前五名，康果在其中，徐既怒且惭，归语门者，康如来谒，拒不纳”（清代科举，举子完卷，要有专人抄出并糊名，阅卷毕，录取排完名次再露姓名）。强学会成立之初，徐桐等旗籍重臣就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屡次授意言官弹劾。原来还有些变革精神的恭亲王奕訢，这时也暮气沉沉，对康有为挑三说四，横加指责，甚至在临死也不忘放维新派一箭。相形之下，汉族大臣的表现倒是还算友好，李鸿章、王文韶、孙家鼐都对维新派有很善意的表示，至少不像徐桐、刚毅之流一碰面就似有深仇大恨一般。

其次，撞车是由于利益冲突。在清季所有的大小改革（包括补丁式的改革）中，旗人的利益是碰不得的禁区，凡是旗人专有的政府机构、军事机构，只有扩充的份，没有减裁之事。政府机构中的满员，只能增不能减。八旗兵久已丧失了作为国防军的地位，毫无用处，但一兵一卒也裁不得，漕运早改海运，但河漕旗丁却不能裁，各衙的满语翻译，久已无用，当然也不能动。解决八旗生计，只有年复一年的补助赏赐，断不可让旗人自谋生计。凡此种种，只要一动，就是“动摇国本”，来自旗下政治的污水就会劈头浇来，谁出的主意谁倒霉。

然而这次变法，却一脚踢进了这个禁区，允许八旗自谋生计，虽然并没有砍掉他们的铁杆庄稼，但对他们来说这不啻是一个信号，一个将要丧失特权的信号。河漕衙门撤掉，旗丁失去所凭之城社。及詹事府、通政习、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闲散衙门之撤裁并转，由此导致失业者近及万人，其中半数以上为旗籍。再加上废除八股，多年苦读“圣贤之书”的八旗士人顷刻之间十年寒窗之萤雪功化为乌有。甚至连整治北京城街巷卫生之举措也得罪了旗人。原来北京外城街市道路修缮，沟渠疏浚，以管理沟渠河道大臣总辖之，而街道御史董其事，实际上也例属旗丁的“利益范围”，每年六十余万的修缮费，“均为旗丁分之，以补生计，并当道中饱”，只隔几年象征性地雇人开沟一次。“例在二三月，四月而毕，正举人会试之前后也，时人为之语曰：‘臭沟开，举子来，闱墨出，臭沟塞。’”结果是每年污秽满地，晴则飞尘蔽天，雨则淫潦没胫。戊戌新政，重整街道沟渠修缮体系，旗人的禁脔被触动，怨声载道。

这几项的任何一项改革都会引发来自旗人的一场风暴，何况几项加到一块儿，而且在同一时间发生，结果可想而知，旗籍“群众”几乎异口同声痛诋康梁，“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而诋诸比之洪水猛兽，必杀之而后快”。康有为曾对伊藤博文诉苦说，西太后在变法期间几乎被满人包围了，她所接见者，“唯所信用之满人，如庆亲王、荣禄、刚毅、怀塔布、立山、崇礼一流，皆绝少见识，并昧五大洲名，何知外国情形？彼常相谓改革，唯利汉人，满人不利。凡倡论改革者，皆阴谋叛逆之人，此种议论日入于太后耳。自数月来皇上一事改革，彼等必环跪而请太后日：‘如此，则我满人仕宦途绝，衣食路穷。’太后常惑其言。所以皇上意其改革，必几次泣谏太后，乃得渐行一事……而日来怀塔布等数十满人，相率跪太后前大哭，请禁皇上改革”。这些在太后处大哭大闹的旗人，无非是愤愤于利益的被侵害。他们绝没有想到在“大清”旗号下，居然会有人悍然触动他们二百多年视为禁脔的东西。

最后，旗人激烈地反对变法，是因为他们“收复失地”的反弹受到了变法的强烈遏制。由于变法的倡导者均为汉人，支持者也绝大多数为汉人，光绪也怀着“将老缪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的心思，新擢拔的“四小军机”又全系汉人，所以一心想要恢复昔日荣光的旗籍大臣，有理由相信如果不将变法压下去，不但他们的欲望难以实现，就是现有的地位也岌岌可危。显然，旗人的反击，由于得到了西太后的支持，获得了自太平天国以来最大的成功。政变前夕，翁同龢被逐出军机，告老还乡。而自太平天国以来一直为汉臣把持的督抚中分量最重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落人满人囊中（先是荣禄，后为裕禄）。到了政变之后，整个中枢喧喧嚷嚷的俱为旗员，汉臣则噤若寒蝉（连李鸿章也被挤到了广东）。

时人叶昌炽曾说，戊戌变法实际上是英俄之争，满汉之争，也是帝后之争。作为维新派的“顾问”，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曾在给香港友人的信中说：“论现在救中国的问题，我是尽我所能，但满人仍喜黑暗，阻挡光的照亮。”看来，维新运动中这种满汉之争的态势，不仅旁观者看得很清楚，连外国人都感觉到了。西太后甚至把旗人的这种激烈反抗作为她政变再行训政的口实。在政变当日，西太后曾面责光绪说：“汝之变法维新，本予所许，但不料汝昏昧糊涂，胆大妄为，一至于此。汝自五岁入官，继立为帝，抚养成人，以至归政，予何负于汝？而汝无福承受大业，听人拨弄，如木偶然，朝中亲贵重臣，无一爱戴汝者，皆请予训政，汉大臣中虽有一二阿顺汝者，予自有法治之（这里的朝中亲贵重臣，专指满人）。”西太后揽权与旗人“收复失地”的两股逆流融会在一起，显示出强劲的势头。

晚清汉族官僚势头的增长以及满人势头之衰，本质上是满族作为统治民族统治力衰竭的体现。一个文化较低的少数民族不仅仅是依靠武力能统治中国那么多年，应该说已经是个奇迹了，无论满清皇帝与“太后”怎样努力，也无法阻止旗人素质下滑的势头，不从制度上根本清除使旗人骄奢而且退化的因素，不砍掉那使旗人变得软弱无力、断不了“奶”的“铁杆庄稼”，旗人的新生就无从谈起。包括西太后在内的大多数旗人当时都不明白，旗人的权力是要靠实力才能保证的，因为它们当初就是靠满人的聪明才智和武略才艺才夺得的。在戊戌年的旗人“复辟”之后，他们反弹的势头虽在庚子之乱中被遏制了一下，但他们仍旧不死心，在潮流十分不利的情形下，仍旧欲以强力恢复旧观，因此就有了“皇族内阁”的出现，结果却成了自掘坟墓的最后一锹土，连立宪派都因而被驱到了他们的对立面。

第六章 变法政治的无形之障

任何政治变革，总要遇到些无形的阻力。不是来自人为的反对，甚至也不是谁有意阻挠，可变革就是走起来磕磕绊绊。这种阻力往往来自于看不见、摸不着的政治文化。

自文化热以来，文化成了神通广大、无所不包的通天教主的“马桶”，凡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把屎盆子扣到文化头上肯定没事，谁也不敢说不对。显然，我在此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把文化当成变法失败的替罪羊，更不是说由于文化的沉滞是变法难以逾越的阻碍，而在我看来，文化的因素只是导致变法失败的诸因素中的一个，而且占的份额并不大。

而且，我们还要申明，中国政治文化中拉住变革的那只无形的手，并非只来自于儒家文化。“五四”以来政治变革或革命的先锋们常常不约而同地将文化批判的火力对准孔家店，按说也情有可原，因为儒家文化早就变成了一锅杂烩，在政治文化领域尤其如此，而孔家店则成了这锅杂烩的招牌。但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骨架绝非儒家一家拼凑的，道家的阴柔风格、法家的统治权术、阴阳家的神秘气氛、墨家的实证精神，都体现在传统政治的制度、运行与技术诸方面。它们与儒家一道，使中国政治文化充斥道德气息，充斥权术和阴谋，也充满了智慧。

近代以来，中西碰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往往显得滞后与不合拍。这其中的确有它不适于近代工业文明的一面，但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的隔膜的因素。文化不见得与经济发展相合拍相对应，所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因素也能为补充西方政治文化起到作用（如考试的精神与制度）。但不管怎么说，在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中国向西方近代制度靠拢的努力中，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确实阻碍处多，顺畅时少，虽然不好用进步与落后的框架全然框之，但在当事人的眼中，其形象的确不佳。

讲究资历，排斥后进的政治心理；推诿拖沓，相互牵制的官习；权力合法性依据的模糊；政治与普通老百姓的隔膜（愚民政策与黑幕政治的恶果），以及维新派自家的求全心理，这一切，构成了变法政治的无形之障。

资历问题

在维新运动中，登上政治舞台不久即掀起轩然大波的康有为、梁启超常常被人比作中唐时代变法的“二王八司马”，其潜台词即为“小人轻进”。要知道，这些议论并非出自那些反对变法的顽固派，而是一般的官僚士大夫。对于他们来说，康梁等人的确缺乏足堪孚众的声望与资历。

袁世凯的确是个投机分子，但是在维新运动之初，他还算是一个希望变法（虽程度有限）的官僚（如果不是被卷入政变的旋涡，他也许不一定会变成无耻的告密者），至少他的意见能代表一部分人，一部分对变法并不反感的官僚的意见。在戊戌年年初，袁世凯曾上了这样一道奏折：“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光绪帝还真的答应了袁世凯的请求，下诏宣张之洞进京，结果刚走到上海，沙市发生教案，本来就不愿张进京的翁同稣就以此为借口阻止了张的进京。

甚至连十分同情变法的费行简，也对维新党人也有些不以为然，他说：“其党（指维新派）传嗣同犹天人，而予与稔交，知其博辨喜事，滥交寡识，初非任事才。杨锐、林旭皆温雅辞章之士，更鲜老谋。”明面上说是他们缺乏经验，不老谋深算，等于是说他们缺乏阅历。也就是说，即使在费行简这些人眼里，维新党人还是难以孚众望，压得住台面。

就是连十分赏识康梁的光绪帝，也很难超越这种资望的成见。他召见康有为后，只赏了康一个总理衙门上行走，只有六品的头衔，距康原来的期望相差太远，结果令维新党人大失所望，在召见的次日，梁启超写信给他的至友夏曾佑说：“西王母主持于上，它事不能有望也。总署行走，可笑之至，决意即行矣。”而后光绪又召见梁启超。按“清朝故事，举人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下亦不失为内阁中书”。当时梁办《时务报》声名赫赫，大家都以为这回必有大用。结果，只赏了个空头的六品顶戴，什么官衔也没有，比他老师还惨。其实，光绪不给康梁好一点的位置，高一点的官衔，只是由于他的权力有限（西太后规定一品以上大员任命须经过她，而将康梁提到四五品完全可由他自己做主，召见毕，尽管军机大臣提议为总理衙门上行走，但光绪完全可以在此基础拔上两级）。还是因为在光绪眼里，此二人主要是“建言”的材料，难以入中枢主持政务，所以召见完之后，许康有为专折奏事，实际上让他编书提供理论。而让梁启超主持译书局，提供西学材料。直到政变将作，还是让康有为南下督办官报；其次是由于两人资历不够，出身一般，骤升高位，恐引起顽固派的激烈反应。更不是像王照猜度的那样，梁启超未获大用是由于梁启超“一口广东官话，声如洪钟”，结果把“孝”说成“好”，把“高”说成了“古”，光绪不知其所云，所以没能捞到官当。其实梁启超对自己的口音早有自知之明，召见时事先带进许多他写的东西，两人相对，以任公之捷才，言语不通尽可以动笔笔谈，何至于“不快而罢”呢？

官场讲资历、声望是一个老问题，中国传统社会是很发达也很标准的农业社会，在这种社会，社会生产与生活创新的需要远逊于守成的需要，因而重视经验看重阅历。其政治生活也是如此，最大的需要是维持局面，因而对于资历、经验特别看重。在传统社会，政治经验又不尽是可以诉诸笔端，让人学而习成的，它要依赖人的感觉领悟，像庖丁解牛一般，经验的真谛不可说，但却切实有用。这种经验的取得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依靠一点一滴地积累，摸索，在这里，时间成了必不可少的参与者。所以，皇帝只要不好大喜功，动兵兴武，一般都喜欢用老成稳重之臣，而官场的人们也习惯于服从有资望人的指挥，所以有萧规曹随，所以有汲黯的“卧治”，所以有那么多的三朝、四朝元老，甚至像五代冯道这样凡事五姓的五朝元老的“长乐公”还被人们当成宝贝。

在人们的政治习惯中，说话必须依官阶大小，同官阶时依资历先后，而官阶的大小又往往与资历有关，一个人从中进士开始（以按正常年龄二十几岁中进士计算）人仕，要熬到公卿一般都得胡子白了，破格提拔的事不是没有，但在平常年景是很难一遇的，偶尔碰上一回就成了旷世奇典。年轻后进如果骤登高位，不唯招人嫉妒，而且也难孚众望。年轻人的发挥作用，往往是在有眼识的老人遮蔽下方能运作，如果只凭自己单打独斗，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中国政治不习惯、也不欣赏冒险犯难的闯劲和冲劲，除非在军情紧急、火烧眉毛之际，快节奏乃至高效率都不为赏识，反易导致整个官场的紧张与不安。大家所尊崇与钦佩的官僚形象，除了清正廉洁之外，就是按部就班，老谋深算，东晋谢安那种“谈笑静胡沙”镇定安闲的“宰相风范”，是为多少代士大夫所无限推崇的（许多大诗人，如李白、白居易等均有赞颂的诗篇）。这种风范是当然的“老人风范”，有“小儿辈破贼”作为铺垫。年轻人在一般情况下只能在作铺垫中找到自身的价值，如果离开了“老人”赏识重用（注意：用而已），很难有什么作为。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有些士大夫当他还年轻时往往富有朝气，勇于改革，但等熬到元老的时候，却锐气顿消，火气全无，发言权大了，所发的言却只是无关痛痒的话。北宋的富弼、韩琦等人在庆历新政时锐意改革，而到了王安石变法时就站到反面了。

当然，到了改朝换代的动荡时期，常态的政治惯例就不再起作用，这种时候年轻人就比较受欢迎了。提升选拔的常规也不再起作用。在历史上，每逢乱世，人才往往特别多，一部二十五史，在动乱时期着墨偏多，因为可书之事多，可写之人也多，并非乱世有人才，而是因为乱世人才容易脱颖而出（原有的规则被打破）。因此，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发展的制度建设往往肇于开国的时期。可惜一到了所谓守成阶段，创新精神就自然而然地被排斥，让位于安稳持重，萧规曹随了。

我们曾经讲过，清代是个比较讲究祖制的朝代，也就是说这个朝代的求稳倾向更重，保守空气更浓。官员从入仕到公卿，平均年限比任何朝代都长。即使熬到极品的位置，也未必能对政治演变起多少作用（大家不愿建言，朝廷也不甚喜建言，除非皇帝有意发问）。“旧制，京官循资至老髦，乃跻一二品，非兼领枢要，终岁不得面陈一言。”政治的运作主要依赖惯例和制度（各部有则例），对官员的考核主要看其操守，而参劾官员的“六法”，首要的三条就是“不谨”，即行止有亏；“罢软”，即庸怯无能；浮躁，即“轻稚妄比”。循规蹈矩，即使毫无建树，也会“无灾无害到公卿”，而有所创制就非常危险，稍一不慎就会被上司以“不谨”或“浮躁”的借口参劾，丢掉乌纱。所以清朝政治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熬资历的政治，没有资历的康有为，连皇帝想要召见他都会受到阻挠，因为清朝惯例非四品官以上皇帝才能召见。

资历问题，在变法的政治实践中主要是个号召力的问题，也是个信任度的问题，由于变法的主持人缺乏资历与声望，年轻的皇帝再加上年轻志士（康有为不过四十岁），使得一贯相信老成资深者的官场对他们心存的疑虑加重，其中既有新政是否有效（能否救中国，能否改善士大夫的状况，即对他们是否有利）的疑问，更有他们能否成事的疑惑。当时士大夫习惯将围在太后身边的大臣称为“老母班”，而将光绪周围的变法者们称为“孩儿班”，这称谓流露了一般人对年轻皇帝加年轻维新派的变法中枢的不信任感，所谓“嘴上无毛，做事不牢”。无疑，这种心理状况对变法事业的成败是有影响的。王晓秋先生在比较中国戊戌维新与日本明治维新的研究中指出，日本明治维新的骨干“大多参加过地方上的藩政改革，久经风浪锻炼，具有斗争经验与政治才干。如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人，都是一批富于谋略，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中国维新派的骨干却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大多饱读诗书，有才学热情，却往往缺乏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也就是说，缺乏资历也往往与缺乏政治经验相联系，因而从维新派这一方面也影响了变法的运作。他们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不知道如何争取同盟军，过于注重情感和道德等，都或多或少与他们缺乏经验有关。台湾有关戊戌变法的研究也许并不比大陆深入，但有些人的有些话却很有道理，张秉铎先生曾说：“康梁变法，多超越政治常轨。其本身位卑职小，又不足以号召，令人悦服，当不克灵活运转于朝野。加以政令太骤，所变过速，旧势力非难梗阻，其事不成，可想见也。”

补丁传统与求全之念

清季政治中的补丁传统曾作为清代比较有效的弹性机制，帮助王朝渡过了许多难关。在面临近代的挑战时，人们仍然习惯于以补丁的方式来渡过危机，洋务运动就采取了这样一种形式。由于这种补丁政策自身的局限，因而以引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洋务运动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东方这种外发型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从官办到官督商办再到商办的三阶梯，在洋务运动中仅进展到官督商办这一阶梯就停滞不前，甚至还有倒退的迹象，因为补丁政策并非意在作扶植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温床。

洋务运动这种不以政治变革为目的的改革运动，并非毫无效验，但推行者原本就是想引进一些西方的因素来补充中国社会经济体系的不足，因而很难培植起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因素。政治与经济的二元体制固然不很理想，但它也确实可以保证非近代的社会向近代过渡，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培植不起自己的资本主义经济，所以二元体制也难以出现。

当甲午战争再一次给中国带来变革的契机时，最为迫切的任务其实不是开议会，实行西方民主政治，甚至也不是考试制度的改革，废八股改策试，而主要应该完成洋务运动应该完成的任务，奖励资本主义工商业，首先确立保障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相应经济法律体系，在中国培植起本土的资本主义经济。

应该说，由康梁等人设计的百日维新的种种政策并没有抓住这个要害，有点像下毛毛雨，什么都涉及了，但突不出重点。是不是康梁等人对发展资本主义没有清醒的认识，依然想走洋务运动官办工业的老路呢？当然不是。早在1895年公车上书中康有为就明确指出：“机器厂可兴作业，小轮舟可便通达。今各省皆为厉禁，致吾技艺不能日新，制作不能日富，机器不能日精，用器兵器多窳败，徒使洋货流行，而禁吾民制造，是自蹙其国也。宫中作厂，率多偷减，敷衍欺饰，难望致精，则吾军械安有起色。德之克虏伯，英之黎姆斯，著于海内，为国大用，皆民厂也。宜纵民为之，并加保护。凡作机器厂者，出费领牌，听其创造。轮舟之利，与铁路同，官民商贾，交收其益，亦宜纵民行之。”非常明白不过地提倡民办工业、运输业，甚至矿业以及金融业（参见《公车上书》其他内容）。

但是，为什么百日维新的改革政策却变成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诸领域普遍润泽的毛毛雨了呢（百日维新真正吸引注目之处绝非它的经济政策）?我个人以为，这里也有康有为“毕其功于一役”的设想的因素，也有补丁传统的影响。

补丁传统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尽管甲午战争淮军与北洋水师的失利，洋务运动大为人所诟病，但在甲午后大臣们陆续提出的变革与整顿建议中，补丁的幽灵仍左右一切，几乎所有提倡经济改革的方案中，无论开矿、修铁路、设厂，还是办银行印钞票等，统统离不开官办的窠臼，而且断然没有像日本官办之后再处理作价给商民私办的后继方案，实际上仍沿袭洋务运动之故技。至于开办武备特科、经济特科的设想则是对科举制的补充，以洋操编练新军则是对原有军队体系的补充（断不敢取消原军制）。张之洞的思想实际上是最典型的，代表了大多数有意求变的士大夫的意思（不然《劝学篇》怎么会风行海内，一时洛阳纸贵呢）。他在百日维新前夕抛出的《劝学篇》，我在前面分析过，认为那是张之洞的变法纲领，同时认为尽管有了《劝学篇》，维新派与张之洞仍然可以结成联盟，因为《劝学篇》的许多内容其精神实质与维新派有相通之处。但是，《劝学篇》也有与维新派的根本歧义（有歧义不妨碍结盟），这就是补丁传统的幽灵，张之洞作为洋务官营工业的最有魄力的实践者，他并没有从以往失败的教训中醒悟过来，意识到官办工业（衙门式工业）的病根所在。在他看来，洋务事业过去之所以成效不显，原因有四点：其一“人顾其私，故只为身谋而无进境”。其二“爱惜经费，故左支右绌而不能精”；其三“朝无定论，故旋作旋辍而无成效”。其四“有器无人，未学工师而购机”。这四条的的确确都像他自己所说的，只是“人之病”“时之病”“浮言之病”“失序之病”，统统都是癣疥之疾。可是在他眼里，洋务运动只要解决了这些癣疥之疾，就可以“卓有实效”。所以他非但还在补丁传统里打转，而且还要在洋务这块大补丁上打上四块小补丁。

清朝补丁政策实行了二百多年，尤其是晚清之际大补特补的实践，使得很多人对此甘之如饴，觉得这是一种很稳健又有实效的办法，所引起的社会震动最小。补丁传统的魔力还在于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东西，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起作用。补丁是我们概括出来的说法，当时的人们并不自知有这么回事，可是不知不觉地会追随它。康有为虽然意识到了洋务运动的病根所在，但他也低估了清朝传统政治习惯的威力，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也受到了影响，这种影响和他那种事事都想改的思想（即他与伊藤博文所言：“行改革事，必全体俱改革方可。若此事改，彼事不改，则劳而无效”）碰到一块儿，产生了奇特的变异，于是，就出现了百日维新的改革毛毛雨。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百日维新一揽子变法措施。

其一，在军事改革方面，虽然改武科，效行西制整顿军队，但没有伤及陈旧无用的八旗绿营兵制的骨架，更没有涉及已经开始腐朽的湘淮军，所以只好算作补丁。

其二，在财政改革方面，虽然要仿行西方编制财政预算，还要整顿改革税制（缺乏具体方案），但既没有改革币制，也没有开办国家银行的打算，所以也只能是补丁。

其三，关于广开言路，准许臣民上书。这本是封建时代的“贤君”就可以做的事，以此作为开议会的替代，连补丁都算不上（开真正西方民主意义上的议院当时还不是时候，但兴绅权、倡绅言的机构总可以设想提出）。

其四，整顿吏治、裁撤闲衙。这也是封建时代政治清平时可以允许之事，所以是标准的旧式补丁。

其五，关于选拔新式人才。这方面措施只有要求，而无制度、措施保障，所以尽管三令五申，各地督抚不保举，也没什么办法。这一条也只好算作补丁，而且是没有多少效用的补丁。

这样算来，只有科举制度改八股为试策论，大兴西式学堂，与一系列不分主次的经济改革措施不是补丁（当然，有了这两条，就足以证明维新运动从广度和深度上是洋务运动所无法比拟的）。而康有为“勿去旧衙门而惟增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足矣”的建议，以及开变法局，制度局的方案，都是很明显地受了补丁传统的影响。

当然，我们对补丁传统不好一棍子打死，而且我在此也没有批判这种传统的意思。补丁政策在变法改革中并非全然失效，它在策略上还是有用的，补丁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妥协，改革中当然必须有妥协。但补丁只能限制在策略上，如果不加警觉地任其泛滥，就会因此而窒息改革创制的精神，更有碍向西方的学习与引进。

与补丁传统几乎同样有害的是改革者的求全之念。一方面，从洋务运动的教训中，维新派得出的结论是学习西方不能枝枝节节，变革必须全体皆变，在他们看来，西方的政治、经济、教育体系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学一而弃其他，则一也难成。梁启超有段话非常有名：

今之言变法者，其荦荦大端，必曰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斯固然矣，然将帅不由学校，能知兵乎？选兵不用医生，任意招募，半属流句，体之赢壮所不知，识字与否所不计，能用命乎？将俸极薄，兵饷极微，伤废无养其终身之文，死亡无邺其家之典，能洁己效死乎？图学不兴，厄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自造，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卒不习风波，一旦临敌，能有功乎？如是，则练兵如不练。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利乎？机器不备，化分不精，能无弃材乎？道路不通，从矿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能有利乎？如是，则开矿如不开。商务学堂不立，罕明贸易之理，能保富乎？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争利乎？道路梗塞，运费笨重，能广销乎？厘卡满地，抑勒逗留，胺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劝商乎？领事不报外国商务，国家不护侨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则通商如不通。其稍进者曰：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官制不改，学成而无所用，投闲置散，如前者出洋学生故事，奇才异能，能自安乎？既欲省、府、州、县皆设学校，然立学诸务，责在有司，今之守令，能奉行尽善乎？如是，则兴学如不兴。自余庶政，若铁路、若轮船、若银行、若邮政、若农务、若制造，莫不类是。盖事事皆有相因而至之端，而万事皆同出于一本源之地。不挈其领而握其枢，犹治丝而焚之，故百举则无一效也。

这就是对康有为“一变俱变”理论的阐述。这种以政治变革为纲，全面开花的变革理论，其根据有点类似于多米诺骨牌效应。自戊戌以后，这种理论一直都很有市场，其逻辑的顺延就是近代纯理论中的“全盘西化”论。而中国的近代化之旅，也就是从变器到变制再到变革思想文化，沿着唯心的路线前进，结果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依旧是没有多大效验。

诚然，这种理论并非没有道理，讲起来也很吸引人，有说服力。但是，绝大多数信奉这种理论的人却忘了一个前提：近代化变革不是外发行为，也不只是政府行为，它归根结底是要靠一个民族的自发力量，只要自发力量成长起来，依靠资本和市场的魔术棒，近代化所需要的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冒出来，不需要人们刻意地去安排。一个传统社会，在近代化之初固然需要有政治力量的促发，但善良愿望更多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将事事都安排妥帖。将西方的某种文化因素引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时，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种种扦格与冲突，让引入者觉得必须连锁性地将其他相关因素也引进来，甚至好像只有将原生地的文化环境也搬来方才适意。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事。

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近代化历程来看，追求全然的政治、制度与文化诸方面的配套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各国近代化的速度虽然有差别，但却总是在向前走的，并没有因为种种不配套而停滞不前。只要本民族内部的自发因素膨胀起来，引进的西方因素久而久之自然会在与环境的摩擦与互动中产生变异。引入的东西，也只有出现变异，才能在本土生根，近代化也有民族特性，原因就在这里。尽管这种种的变异会让人觉得好笑甚至难堪，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近代化总会要有阵痛。

康梁求全之念的毛病就在于他们没有跳出那种以官权安排变法的老套子，总想一步就将变法诸事安排妥帖，搞现在人所谓的系统变法，不致让陈旧的因素来妨害引进，妨害新法。造成事事新、面面新的局面。然而，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结果是导致变法没有主次，抓不住要害。就是没有政变，这种变法也会走弯路，我们只要看看庚子之后几乎是依样画葫芦的新法就不问可知了。

权力的合法性依据

任何一种政权以及政权的领导人都有一个权力的合法性依据的问题。它关系到权力运行的是否顺畅和民心民意的向背。尽管传统社会里政权都有武力的背景，但马上得天下的“强人们”却从不敢懈怠了为自己政权寻找合法性依据。

春秋五霸遥奉那毫无权威的周天子，为的是换来自家霸主身份的合法性。如果没有哪怕是空头天子的认可，只凭武力，阻力就会大得多。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目的就是使自家的权力披上汉天子的外衣。“禅让”、谶纬都成为改朝换代者取得合法性依据的借口。此外五行轮换、五德交替，以及天相以符人事（即皇权受命于天）的种种理论，都是为皇权寻找合法性依据的大本大源。

明清两朝的统治者都将尊孔作为获得或日加强合法性依据的手段，但他们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作为权力主要的合法性依据，而后者正好相反，必须强调胡夷入主中原的合法性（如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里强调周文王是东夷之人）等的妙论。

合法性依据也可以凭借长时间而且有效的统治获得，满清入关，由于推行剃发令，曾引起了激烈的反抗，怀有强烈民族情绪的士大夫也长期坚持反清活动，但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武力征服与怀柔政策交相施用，满清稳住了江山，渐渐地，一般老百姓开始习惯了异族统治，而士大夫也纷纷归顺新朝，从而满清也就获得了统治的合法地位。

一旦一个朝代确立了其合法性，那么这个朝代的合法性依据已经有了，但每一个统治者的合法性仍需讲求。一般来讲，按正常继承程序继承皇位的人，有血缘和上届皇帝的“遗诏”作为依据，大体不成问题。但如果争位者比较多，争夺激烈，也会出现疑问，如雍正的继位，种种谣传一直传到清亡仍未止息。他自己跳出来解释，反而越抹越黑。乾隆以后，由于密诏传位制度的实行，像他父亲继位那样的风波消失了，但三传之后，又出现了他们列祖列宗也难以预料的太后临朝问题。

我们在前面曾反复讲过，太后临朝称制在有清一朝没有制度上的依据，但是一方面是由于那拉氏身为小皇帝之母的特殊地位，一方面也是她具有的政治实力和手段，她还真的脱颖而出了。

不过，在她垂帘之初，她是巧妙地借用了皇室宗亲的地位和招牌，掩饰了她不合祖制的行为，咸丰的亲兄弟恭亲王奕不仅顶上了清朝废置已久的议政王的头衔，而且还兼任握有实权的首席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以他皇帝至亲的身份，直接出面秉政，多少冲淡了那拉氏的违制之举。

在西太后垂帘的最初十年，西太后的行为是十分谨慎的，摆出了一副励精图治的架势，还时常听大臣给她宣讲经史。而且恭亲王也的确拥有实权，实际上是他与西太后在共同掌权，西太后对恭王也相当在意，清朝几代皇帝为阻止八旗子弟的腐化，曾几次三番下令禁止旗人看戏（实际上从未真正禁住过），到晚清时节，禁令早弛。西太后本人是个戏迷，但在这个阶段，她就是不敢在宫中唱戏。她与恭亲王除掉了肃顺，但却仍然重用肃顺重用的汉族大臣，卒赖其力，得以剿平太平天国，迎来了所谓的“同治中兴”。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新的“王与马治天下”（东晋时人称王导与晋帝司马睿语）。因此，《清史稿》评论这一阶段的统治时说：“穆宗冲龄即阼，母后垂帘。同运中兴，十年之间，盗贼划平，中外义安。非夫宫府一体，将相协和，何以臻兹？”剔除其中的谀词，倒也说出几分实情。

可是，老天不作美，西太后垂帘垂到十四年的时候，同治帝一病不起，一下子她统治权的依据就要丧失了，这次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比咸丰死时还要严重，眼看她辛辛苦苦挣来的权力就有付诸东流的可能，据说，西太后曾说：咸丰死时她虽然悲痛（也有几分高兴，因为这给她提供了一个机会），却“以为犹有穆宗可倚，孰意穆宗至十九岁，遽又夭折，自此予之境遇大变，希望皆绝”。也就是说，西太后统治权的合法性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不过，这一次的危机也有对她有利的地方，这时的她，已经经过了十几年统治风雨的考验，不仅成熟老辣，而且有了“政绩”。在祺祥政变时她仅仅凭阴谋，而这时的她已经有人望了。她所缺的只是一个依据，于是她非常迅速地给自己找了一个依据--再给咸丰找一个继子，好让自己再当太后。

显然，这又是一次公然违犯祖制的行为，漫说同治并无亲兄弟，就是有，清朝也没有兄终弟及的传位传统，而且在其他朝代，这种方式也是招人诟病的（因为它易招致争位而使政局动荡）。所以，西太后的旨意一时受到了相当多的非议，拥立溥字辈（同治的下一辈）的呼声很高，据说恭亲王奕訢也有所参与。居然还有人不识趣地提出用“颁立铁券”的办法来确保同治帝嗣子的皇位（实际上就是借题对西太后不为同治立嗣的作法表示抗议）。同治皇后死后，一批朝臣又来借题发挥，纷纷上奏要求给同治后加谥，最后又有人（吴可读）来了个“尸谏”，把抗议浪潮推向高峰。这些反对声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动摇西太后统治权的合法性。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西太后总算凭着她的声望、势力与铁腕平息了反对的声音，暂时稳住了她的阵脚，但经此一番波折，她自己也十分清楚，在嗣子的前提下，她统治权的合法性大大成问题了，因此，她不得不再三宣称“垂帘听政之举，本属一时权宜”，“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

值得注意的是，向她权力合法性发出疑问的，以满员为多。同治新丧，在立嗣的西暖阁御前会议上，内务府大臣文锡即提出：“请择溥字辈之贤者而立。”光绪立后，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又上奏折，公然提出什么宋代宋太宗赵匡义传子不传侄的历史教训问题，明白地含沙射影。除了这种公开站出来的反抗之外，私下背后的议论肯定更多，恭亲王奕訢态度也不明朗，连一向老实听话的醇亲王奕譞，在听说让他儿子入继大统之后，以壮年之躯，居然昏迷倒地，一病不起，显然他心里明白这种不合祖制、有违传承惯例的做法暗含的危机，对骤然降临于他家门的无妄之福感到莫名惊恐，一时承受不起这个压力。

对于汉族大臣来说，太后称制临朝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虽然于经不合，但却有史有证。由于有西太后的“政绩”和积威，他们一般比较容易接受西太后统治这个事实，心中稍感不平的道德感又受到“母子”关系的孝道的抚慰。而吴可读的尸谏，虽说闹得沸沸扬扬，但此人此举并无别人指使，因而不能说有多大代表性，况且此人一向行为怪僻，常有俗称“冒傻气”的举止，人送外号“吴大嫖”，以嘲笑其一次青楼痴行，这说明这位前御史在汉员中声望不著。而那时颇有名气的清流党人，反而都很自觉地站在西太后一边，巧舌如簧，找出种种不是借口的借口，为之解围。所以，西太后在垂帘以及以后的把持国政方面，似乎并不太在乎汉臣的反应；而终其统治之期，她都十分在意满族大臣的态度，也在意自己的行为在旗下舆论中的反响。显然，这是因为满员还不习惯这种对祖制一而再，再而三的冒犯，在心理上更难以接受女人统治的缘故。

那么，为什么西太后不将统治支点移到汉族大臣这边，干脆不理睬那些想不开的满员呢？显然，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西太后自己就是满族的一员，而且已经跻身满族皇室，她不可能忘记她所赖以行使权力的政权的性质，否定了这个性质，她统治的最基本依据就没有了，因此，她无论如何也要确保满族大员，尤其是亲贵对她统治的支持。

正因为如此，她在光绪承统这个转折关头，在陆续整掉了公开表现异议的满族大臣之后（并非极端手段），又将态度暧昧的恭亲王奕从首席军机与总理衙门大臣等要职的宝座上撵了下来，说他“始尚小心匡弼，继而委蛇保荣。近年爵位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其实是说他于西太后想办之事“不肯实力奉行”。但是却接连将醇亲王奕譞和礼亲王世铎这两个满族宗室亲贵推出来，接替奕的遗缺，另外又将额勒和布，徐桐（汉军旗）等调整入军机，反而强化了中枢机构的满旗特色，以换取旗人的支持。

1889年，光绪年满十八岁，西太后不得不宣布归政，将一部分处理日常政务的权力交给了光绪。按法理，光绪的权力是制度赋予的，与西太后无涉；但是依情理，他的权力却是西太后让给他的，西太后此时虽年逾半百，精力却依然健旺，头脑清楚，并且十分有效有力地控制着政权，行使着权力，如果她是个男性，谁也不敢，也不可能指望她会交出权力（哪怕是部分的、名义上的权力），可是现在她必须交出来，必须把自己握热了的权力拿出来与别人分享。至少在她看来，光绪所拥有的权力是她赐予的。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光绪和他周围的人可能更多地想的是法理，而西太后和她的亲信则更在乎情理。双方在光绪的权力合法性上，从一开始就有了不同的立场。

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激发了光绪改弦更张、变法改革的欲望和心意，当他向西太后表示这种心意的时候，西太后再一次感到了尴尬。出于清王朝和爱新觉罗家族的利益，她不能不让光绪变法，但是如果答应光绪的变法请求，就意味着要进一步让出权力，甚至可能最终失去一切权力，光绪主持变法成功之时，就是“嗣皇帝”建立事功（政绩）之日，一旦有那么一天，西太后不仅制度上没有权力合法性的依据，而她最后的依恃之一，她的事功也将黯然失色，那么她也就只有退出历史舞台的一条路了。

面对这样尴尬的局面，即使老谋深算如西太后，一时也表现出相当的犹豫和狐疑不定，一方面，她同意变法，而且一度表现出对新学的关注，甚至表示过只要不易衣冠，改正朔，可以一任光绪所为的宽容姿态，而且，一度对光绪的权力也比较放开，光绪于是一口气发布了多道上谕，图强变法。在甲午战争期间很招光绪讨厌的孙毓汶、徐用仪先后被光绪赶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但是，另一方面，西太后并不明确表示废止《归政条目》，也不强调它的存在，在权力归属问题上含糊其辞。

但是，这种状态只存在了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难忍寂寞的西太后很快就结果了自己的游移不定，一日甚一日地表现出对权力的渴望。一批批因变法而感到失意和不满的旗员也乘机包围着她，使她渐渐处在了最得旗人之心的位置，而且她明白地意识到，只要她反对变法，旗人的绝大多数就会置祖制于九霄云外，狂热地支持她的复权。

尽管如此，她的矛盾心理依然存在，为了抓住权力而毁掉变法，毕竟要冒毁掉大清江山的风险，冒为万世唾骂的风险，她尽管是个女流之辈，恐怕也不会那么心安理得。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对政局的干预，主要是通过孝道的大帽子，让光绪不时地到颐和园请安，或者她入宫去看光绪，使光绪不得不将变法的情况向她汇报，不露痕迹地居于裁决者的地位。直到最后，百日维新已经开始，她才重新坚持《归政条目》上赋予她的权力，要求将奏折“慈览”，并重申京官侍郎以上、地方督抚的任命要向她“谢恩”，明确地拿走了高级官员的任用权。这个时候，帝后双方的矛盾已渐趋白热化，所以西太后才这样赤裸裸地跳出来。

可以说，在维新变法期间，西太后维持权力的最大依据就是以母子关系为基础的孝道，她的这个孝道里，明显包含着你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这种赐予心理，由于这种心理作怪，就形成这样一种怪圈，西太后认为光绪的权力是她赋予的，没有她，光绪什么都不是，因此，光绪就不应该不听她的话，可是如果事事都听她的话，那么也就等于没有把权力赋给光绪。出于种种原因，西太后自己全然没有走出这个怪圈的意思，光绪自然也没有这个勇气，向西太后指出这个貌似有理，实则荒唐的悖论。维新派在事情过后，痛定思痛时虽然指出了光绪权力并非出自西太后的道理，但在当时，他们也同样碍于这个让人难堪的孝道。康有为亡命之初，在给日本友人的信中说：“然我国之帝后，犹贵国之有公武也（即日本的天皇和幕府。笔者注）。帝后之隙已深，亦如贵国万无公武合体之理。然贵国公武异处，而我则帝后同居；贵国王室与幕府，犹有君臣之分，我朝皇上与西后，当牵母子之名。同居则行事甚难，假名则群臣易感，既猜忌甚至，故布置甚难。”实际上，当时的康有为在这孝道的大名目下，也难有作为。到了最后关头，孤注一掷想借军事冒险兵围颐和园，本是理所当然的反击之举，但事后却讳莫如深，不敢承认。

变法的授权到底出自于谁？按法理应该是制度，皇帝有理所当然的权力。但在当时，西太后却坚定地认为这种权力的合法性依据出自于她的授权，而光绪并不否认这一点，因为他多次去讨这种权力，维新派也不敢甘冒“离间”人家母子之“大不韪”来否认这种授予关系。西太后发动政变以后，也从不否认她曾允许光绪变法，而只是谴责他胡闹。这样，就无形之中形成了一种很不合理的逻辑：既然变法的权力是西太后授予的，那么她就有权收回。最为可悲的是，在政变发生的时候，民意民情基本上是倾向于西太后的。由于对变法的隔膜与反感，使他们忘记了光绪作为皇帝的合法权力，反而认为太后的决定才是合法合理，权力的合法性依据很扭曲地得到了民意的认证。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作为传统社会的当时的中国，权力合法性依据的标准是混乱的，因为权力的传递与传承的规则就是混乱的，合法性依据既有民意因素，又有制度因素，还有实力因素和伦理因素（直到现在，人们还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有权者的父亲或母亲可以支配有权者行使权力）。这个问题的解决，恐怕也有赖于社会的进化。

老百姓眼中的“康党”

“康党”是顽固派赐予维新派的蔑称，不过康门弟子却对此自承不讳，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吾侪亦居之不疑也”。在上个世纪之交的那些个年月，几乎所有怀有救国救民之志的知识分子，至少从思想感情上，都有过“康党”的身份。那是个“康党”独领风骚的年代，后来很风光的孙中山的革命党，在那时非但没人理睬，而其自身也没完全断了改良的幻想。

以往说到维新派，学术界总习惯于将之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视其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每逢提到戊戌维新，总要先行陈列一下中国当时那点拿不到台面上的民族资本，进而将维新变法的失败，归结于这个阶级的稚嫩和不成熟。其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人与中国当时寥若晨星的民族资本家，实在寻不出太多的关联。埋头创业的商人们的多数，对政治运动毫无兴趣，生怕被牵连致祸。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当时至多不过是一种半成品，还谈不上自己的要求和呼声。康有为和他万木草堂的弟子们，从本质上讲还是属于在中国许多历史时期都存在过的异端派士大夫，如王充、范缜、李贽、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等，但特殊的时代赋予了他们特殊的学识和见地，使他们的思想中有了生吞活剥、消化不良的西学成分。但是，如果没有甲午战败，没有甲午战争后瓜分中国狂潮激成的政治情势，万木草堂的师生们大概也与他们的先辈王韬、冯桂芬等人的命运相似，只好著书立说以终老，未必有机会在中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从某种意义上讲，“康党”是中国社会急于事功（改变中国命运）的普遍心理造就出来的一批特别热衷于急功近利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急于报仇雪耻的中国社会，烘托出一批一出山就宣称能在十年走完西方之百年、日本三十年才走完的自强之路的“狂人”。

作为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者，维新派的确“狂得其所”，一支支毛锥摧枯拉朽，涤污荡浊，振聋发聩。但是在那个时代，被时务体妙文所唤醒的只是那些有心救国且思想开化的士人，而老百姓的大多数却依旧被文化保守主义的迷雾罩住，他们虽然痛恨外国人的侵略，却只幻想回到过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绵延几十年打洋灭教中积累起来的仇恨，在变法运动的时候达到鼎沸，农民对西方的敌视，使他们连带着对一切向西方学习的行为表示不解和反感。在变法运动期间，农民对变法表现出了惊人的冷漠和并不惊人但也非常明显的敌意。

老百姓与维新派之间是相当隔膜的。长期以来，统治者一向执行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肉食者谋的政治也许最忌讳的就是让老百姓了解真相。所以，老百姓除了交粮纳赋之外，一般很少与政权打交道，打官司也是迫不得已的行为，无论是朝廷的党争，还是政策的变化，只要不在赋税上有所反映，老百姓总是漠不关心，同样，他们也不太清楚朝廷政争中的正义和不道德，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了解真相。老百姓对忠臣义士的同情心，一般只寄托在戏台上的人物身上。

一般老百姓实际上并不了解维新派的主张，更无从体察他们救国救世的良苦用心。也许是由于时间持续得不久，而且也没发生战事，更关键的是维新政治几乎与他们无涉，所以，在近代历次重大事件中，维新运动在农民中留下的印象最为淡薄。一位研究者写道：“查一下湖南地方志，就可感到边远地区和农村并没有受到维新运动的波及。如《嘉乐县志》对咸丰年间太平军的活动记录极为详尽，而戊戌年的记载却未提及维新运动一字；《安乡县志》记有该县戊戌年三件大事：‘南洲门设站’；‘夏五月十三大风雨，屋多倾颓’；‘匪贼寇焚衙署，毁民居，县绅集民兵御杀之’，均无一件与维新运动有关。”维新运动搞得最红火的湖南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实际利益（这也是难免的），所涉及的各方各面，大都一时与老百姓不相干，所以没有什么人会把维新变法当成“大事”。

在某些情况下，老百姓还对变法有些不满。北京的维新政策有些确实损害了老百姓的实际利益，如为整顿街道，下令禁止在前门大街设摊贸易，将所有摊贩赶至西河沿，甚至禁止店铺悬挂招幌，违者笞罚，使平日熙熙攘攘的大街为之一空。这些被驱赶的小商小贩和被妨害的店铺主人显然不会对变法说好话。改科举废八股之举，应该说是断了相当多的贫寒士人的入仕之路，改革对他们的损害显然要比乡绅子弟大得多，因为他们缺乏经济能力改弦易辙，获得西方式的教育（这种教育费用高，而且新式学堂多设在城里，更休谈留学）。改淫祠与寺庙为学校之举，在相当一部分农民眼里，几乎是与洋教和洋鬼子干的勾当相差无几。据时人记载，变法运动中“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由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等因。各处痞棍借以索诈僧尼胁迁他处，或没其产，或以轻价得之，僧尼尤被其患”。这种举措，既损害了农民的信仰感情，又威胁了僧尼的生活（大部分僧尼道人均属贫家子弟）。信仰上的迷信，是应该扫除，但这必须依靠农民的自愿自觉，强加于人，一般只会事与愿违。此外，湖南维新派将保甲局改为保卫局，是他们学习西方兴办警察制度的一种尝试，应该说这是一种进步的措施，保卫局成了官绅合办的警察机构，对城乡的治安大有裨益。但是，由于湖南著名的反教乡绅周汉的竭力煽动，湖南反教情绪非常浓，因而，保卫局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取缔老百姓的打教闹教运动，保护各个教堂。在维新派眼里，此举虽每年花费数千金，但比之打教导致的赔款还是要合适得多。但是在老百姓眼里，他们不啻成了洋鬼子的保镖。

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一些还能知道有维新变法这回事，晓得世上有个“康党”的老百姓眼里，康党的形象会变成“白脸”。正像维新派自命不凡地将一般老百姓说成“愚民”“群盲”一样，在老百姓眼里，康有为和一班要变法的人俱是“奸臣”与“汉奸二毛子”。政变发生后，与维新派走得很密的张荫桓也被捕入狱，由于英国公使的干涉，免死远戍新疆，在押解途中，路过直隶省城（保定），“两市观者万数，咸呼曰：‘看大奸臣。’或有甚其词者，日此老如此形容，富贵已极，犹不知足，尚妄思作皇帝耶？何如杀却，岂不省事？舆论纷纷，异口同声”。这里，人们是把张荫桓当做维新派来看的。所以说张荫桓也等于是说康梁。在那个时候，顽固派所造的谣言“康有为进红丸，谋弑皇上”，原属荒唐至极，可在城乡却不胫而走，康有为要当皇帝的无稽之谈也传得沸反盈天。山东的一个小小典史（属不入流的佐杂官，在清末，这种官如果候不上差，往往穷困潦倒，与一般贫民无异），居然十分自信地断言：“妙峰山四月十八冻死百余人，其兆甚凶。光绪皇帝前年信用康有为，无故地要变法，我们中国的铁桶江山，叫他闹坏了。”当被问及康有为是何等人时，该典史斩钉截铁地回答道：“谋篡位者也。”在政变发生后的年月里，山东城乡街谈巷议，“大抵不外‘天灭洋人’，‘李鸿章卖江山’，‘光绪爷奉教’，‘袁世凯造反’，‘康有为封大国圣人’之类”的无稽谣传。在八国联军入侵开始之后，甚至还有传言“康有为带六国兵来，现在僧装，住烟台店中”的（说到这里，需要加一点注脚，在义和团运动中，一些下层文人习惯将与中国对峙的西方诸国称为“六国”，其心理显然是把自己当成了战国时代的秦国，期待秦灭六国的奇迹再现，一般老百姓也跟着这么叫，待到中国真的战败，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民间又将六国改成八国，即现在约定俗成的“八国联军”，实际上两者均不对，实数应为十一国）。而当时的天津民谣有“八镇八远加一康，卖国奸贼李鸿章”之句。似把康有为与李鸿章相提并论，同斥为“卖国奸贼”。这种论调在北京的街谈巷议其实很普遍，在甲午战败后痛诋李鸿章之余再顺势加上康有为，在八国联军破城时，居然有人传言亲见是康有为带洋兵进来的。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义和团运动中赫赫有名的口号，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中找出变法期间顽固派有关光绪帝人教谣传的有关蛛丝马迹，嗅出在义和团运动中团民对变法运动的反感。据说，维新派的激进分子秦力山曾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只身至天津，求见掌拳大师兄，痛陈利害”，结果被指斥为“二毛子”。

维新派与一般民众之间误会之深，隔膜之深，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虽然从来变法都是讨人嫌的一项事业，挨骂是变法倡导者的本分，而且往往由于变法后的反动而下场很惨，但被人指斥为卖国贼，可能还是康梁等人拔得头筹。我们应该承认，双方的这种隔膜与误解，不只是维新派自己的悲哀。

在变法刚刚失败时，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在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中曾自怨自艾地诉苦说中国此次变法的“生不逢时”：“贵邦三十年前，外患未亟，其大忧仅在内讧，故专恃国内之力，而即可以底定。敝邦今日如以一羊处于群虎之间，情形之险，百倍贵国。”痛感变法碰到了列强瓜分殖民地的狂潮上，国际形势的险恶对变法的种种不利。其实，梁启超还忘了与险恶的国际形势有关的另一种变化，这就是由于长时间西方侵略和中国失败与屈辱造成的民众反侵略情绪高涨和夹杂着的非理性盲目排外情绪的过热。

对于一般老百姓，尤其是农民来说，虽然他们的民族与国家意识并不很鲜明，但外国侵略与中国的屈辱他们也是清楚的，他们本能地在战争中站在本国政府一边，“护官”与“保朝”，冯子材中法战争期间临战招兵，振臂一呼，二十营即足额，连远在贵州山区的农民，听说中法开战，碰见前来游历的“老外”就当成间谍来围打。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廷的官兵与日本人打了那么许久，不过毙伤日军于余，而台湾一地的民众武装就先后使日军付出了万余人的代价，包括一名皇室的大将。

但是，最令老百姓感觉痛楚与不平的，还是与西方教会的冲突。由于西方传教事业的武力背景，也由于它们强烈的文化征服意味，当然也由于农民与传教士之间深刻的文化隔膜，在传教士眼里，中国农民是不开化的土人，而在中国农民眼里，传教士则是无人伦的禽兽与挖眼剖肝无恶不作的恶魔。不要以为数以万计，不胫而走的打教讹言，诸如洋教毁弃神佛，不敬祖先、荒淫乱伦，挖眼炼银等传说仅仅是讹言而已。在当时，相当多的老百姓是信以为真的（当然也确有一些真的因素如不许祭祀祖先），他们参加打教，一方面是因为洋教确实触犯了他们的某些利益，另一方面则是真诚地想驱逐这些前所未闻的邪教妖魔，以求太平安宁。几乎每次打教闹教事件，参加者大多是理直气壮的（少数有意趁火打劫的匪徒除外），在他们看来，那些拐人孩童、淫人妇人，挖眼制药的邪教恶魔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惩治，官府应该支持他们。但是，事情的结果却大出他们的意料，几乎每次他们都被告知是他们错了，他们不仅要为此付出赔款，有时还要搭命，为首者只要被拿住，无一例外地要入狱或者杀头，有些教民还要求赔席赔情，让打教者受到公开的羞辱。

几十年来，没有什么人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打不赢官司，为什么他们传得沸沸扬扬的奇事其实并无其事，只是成见和误解的幻觉。更没有人向他们宣传迷信的害处，偏见的无益。再加上本来就掺和在其中教会真实的劣迹（民方有理的教案），一些民方有理的教案也同样以民方的败诉结束，使得他们的愤恨愈积愈多，到了甲午之战，瓜分危机的到来，原先积蓄已久的怒火顿时燃成民众的反抗之火。以武装起义形式表现出来的打洋灭教活动渐渐在中国大地蔓延，四川、浙江、湖南以及直隶与山东都掀起了普遍性的有组织的武装打教风潮，参加的农民认为教会就是潜伏在中国各地为瓜分中国工作的先遣队，反教活动已经从平日的民教纠纷上升到救国拯民的层面，被赋予了反帝爱国的意义。

然而，这时勃起的乡村民族主义，其非理性的盲目排外情绪很浓，心怀愤恨的乡民们没有能力和见识向前看，采取向西方学习而后自强的正确方针。他们打教灭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回到平静的过去。因此，在一般老百姓高涨的民族情绪里，一切外国的东西，包括几十年来开明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所有成果与痕迹，都具有不名誉乃至罪恶的意义，在山东反洋教的人们，对洋学同样地反感，打洋教与打洋学是混在一起的。本来并不讨厌轮船与火车的农民，因为这两样东西附带的外来侵略意义，也开始痛恨起它们来了，扒铁路、拆电杆成了相当普遍的行为。

本来，在前资本主义状态的国家，进行近代化变革时都无一例外地会受到来自民众方面的阻碍，甚至仇视，但是像中国甲午之后这种带有强烈仇恨的普遍敌意还是不多见的，这种普遍的敌意和充斥城乡的不安，已经使中国处于一场民众大风暴的前夜。在义和团运动过后，许多人都认为它是对戊戌维新变法的一种反动，甚至把西太后与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看成是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其实，他们都忽视了老百姓反帝反侵略和排外情绪的积聚，更忽视了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农村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境，普遍的贫困化。而后者才是一场大的民众运动爆发的基础。

现在，我们应该清楚了，维新变法正好赶上了一个多么难办的境遇。即使他们在政坛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他们也将面临如何扭转民众情绪的艰巨任务。一般老百姓不是有知识的士人，正在非理性的反侵略和排外情绪的浪尖上，却要接受学习西方，善待洋人（包括传教士）的政府政策，这个弯子转得太大了，也太难了。

应该说，维新派对西方和西方人特别是西方教会的态度是合适的。他们没有忘记他们的目的，却能以十分谦逊和十分开放的态度向西方学习，而且能忍辱负重，向刚刚野蛮侵略了自己的日本学习。他们对基督教一般持一种比较理性的客观态度，康、梁、谭诸人均把它与孔教、佛教并列，视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宗教现象，他们虽然对基督教的活动不无警觉，但均能冷静地分析它的长处和缺陷，如康有为认为：“耶教言灵魂界之事，其圆满不如佛，言人世间事，其精备不如孔子，然其所长者，在直捷，在专纯，单标一义，深切著明，日人类同胞也，日人类平等也，皆上原于真理，而下切于实用，于救众生最有效焉，佛氏所谓不二法门也。”他们对盲目打教闹教的否定和对教会的保护，也不失为冷静之举。

面对于中国士大夫有开化启蒙之功的英美新教的传教士，维新派与之关系非常密切，彼此都对对方大有好感，梁启超说李提摩太是维新运动的良师益友，在变法的危急关头还曾向其求救。传教士也对维新派印象不错，李提摩太甚至于幻想康有为可能会人教。

按道理说，维新派的举止都是无可厚非的，将所有传教士都冠之以“帝国主义分子”的头衔是否合适，并非我所要回答的问题。但是，不论这些传教士真实的居心何在，他们在戊戌维新中的表现总还是友善的，维新派争取他们的帮助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合理的，因为变法需要国际援助，而通过传教士争取这种援助确实是一种合适可行的途径。

问题是，维新派作出上述的种种举动，恰恰是农民所嫌恶的。当维新派把自己处于与农民思想感情所对立的地位时，显然忽视他们将要面对的困境，至少对这种困境估计不足。更为可虑的是，他们往往过多地看到了一般老百姓迷信、愚昧的一面，而忽视了在这愚昧背后所蕴涵的民族主义情绪，全然没有估计到这种情绪所蕴蓄的巨大能量，这是一种有可能毁掉任何变革的力量。

当然，在维新运动最初的年月，在策略的运用上一时还无须争取民众的力量，因为属于上层政治斗争的变法活动，民众的声音没有多少分量。而且在那短短的几年里，维新派还没有精力来搞民众启蒙，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他们应该清楚，民众的分量最终还是会在改革的进程中体现出来的。没有民众的觉悟，近代化毕竟还是无法实现。

一般老百姓对维新派的误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与维新派毕竟分属境遇悬殊的两个阶层，在文化上也分属不同的层次，只有士人（而且是家境不错的士人）才有可能接受西学的教育，形成较为理性的文化意识，而以农民为主体的老百姓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觉悟，他们对维新派的种种误解，在某种意义上还有爱国与反侵略的因素。

然而，维新派顽固的英雄史观却使得他们总是居高临下地看着老百姓，只看到了老百姓的愚昧，却没有对其中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行正确的引导，甚至连这种引导的意识都没有。如果说在变法的当口没有精力和时间的话，他们在以后的岁月里仍然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对义和团充满了仇视，认为团民就是后党和暴民（这一点他们远不如革命党人客观）。他们把老百姓的愚昧、落后和封闭视为绝对化的模式，眼里只有士人。其实，正如以往出身农家的士子往往要显露出比世家子弟更为优长的才干与见识一样，农民接受新事物、新道理未必就不如士大夫，至少要比那些头脑冬烘的道学先生要强些。

当然，我们在此责备维新派未免过于苛刻，在那个时候，让维新派充分地理解农民，充分重视开民智（不是绅智）的重要性，并不现实。农民思想意识的整体性改观，客观地面对西方文化的侵入，正确地意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那个时候还远远不到火候。这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自从戊戌以来，老百姓的麻木、落后、愚昧以及散漫的状态常常令思想家们心灰意懒，这也说明了这项工作的繁难。

幸好，值得欣慰的是，在变法失败后，愤激之下要“挑战四万万群盲”的梁启超，在庚子之后，终于开始艰难的民众启蒙工作，他的小说界革命的主张，与大量的俗语报、白话报一道，把一点一滴的国家、民族、世界及科学的常识灌输给民众。只可惜，这种尝试没有坚持很久。

老百姓看康党，似乎看错了，可是康党也部分地错了。

第七章 多难的中枢维新

戊戌维新又称百日维新和康梁变法。这两个称谓恰如其分地点出了这场运动的两大特点。一是时间短，虽然从甲午战争后就开始嚷变法，但真正开始变法不过是戊戌年那一百天的事。这样短的变法古今中外都少见（唐代的永贞新政号称短命，但也延续了近八个月），严格地说，只能算一次流产的政治改革。二是变法的倡导者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没有他们，也许就不会有这样一场变法，至少不会有这种样式的变法。虽然变法是甲午战争后几乎所有思想开通且有心救国的士人的共同心愿，但领头羊无疑就是康梁。参加过变法，后来成了中国出版业大王的张元济先生有诗曰：

南州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

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

这其实也是那个时代许许多多赞同变法者的共识。这些人里不论与康梁交情深浅、印象好恶，但几乎都认为他们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戊戌维新从表面上看是历史给中国的一次机会，然而这个机会却又来得太不是时候。尽管我们不得不对康梁表示遗憾，认为他们缺乏政治经验，不懂策略，甚至胸无韬略，因此不知道选择对象，拉拢同盟者，犯了许多不该犯的错误，因此早早地输掉了大家都希望他们赢下来的这局棋。但是，在那个时代，谁又更高明些呢？有经验富谋略者，如李鸿章，没有那个心胸；有见识的如严复，没有那个气魄。能够坚持不懈，反复上书呼吁，在下奔走联络的；能够办报启蒙、大声疾呼的；能够不怕挫折，不屈不挠的；能够振臂一呼，不怕罹祸的，也只能是康梁。也许，他们并不是那时最杰出的人才，也不是最通西学的学究，更不是合适于主持政治变革的政治家，但是，时代选择了他们，他们也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没有他们的不屈不挠，奔走呼号，这样深度和广度的变法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

但是，传统的称谓也表露了人们的某种偏见。维新运动能演变成中枢变法，光绪和他最信任的重臣翁同口的态度也是相当关键的。光绪虽然懦弱，但却不是没有主意的人，没有他的执意要求，变法也不可能出台。在变法的百日里，康梁只是出主意的人，而真正的主持人只能是光绪自己。在传统社会，人们虽然给予帝王最尊荣的冠冕，但每逢重大事件总是习惯于将他们撇开，坏事说是奸臣当道，好事自然也由别人顶戴。翁同口的作用也是相当大的，只可惜这位世家出身的“天子近臣”，书生气还是太浓，以致戏刚开锣就被人赶下了舞台。

后人看百日维新，就如彗星一现，虽然闪亮耀人，但却稍纵即逝。可是，当事者披榛开莽之难，却难为外人详知。

机会之光透过了裂缝

维新运动的中枢维新实际上是1898年1月24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拉开序幕的，这一天，康有为被召至总理衙门“问话”，实际上是康有为以一介小小七品主事和朝廷重臣的对话。从此以后，酝酿数年的朝廷变法开始按康有为等人的设计进行。

在此之前，在康梁一方是拼命想要打动皇帝，以实现借君权变法，再现俄彼得、日明治的旧梦。1895年得中进士后，任工部主事的康有为留在京师，并没有为他那点政务操过心，而是日日为策动变法而奔走，不仅自己一本一本地上书皇帝（清制，主事无直接上奏折之权，需交他人代递），而且毛遂自荐地代为他人拟奏折，特别把眼睛盯在御史身上，许多御史都曾烦劳他的代笔，像宋伯鲁、杨深秀、陈其璋、文悌等，甚至还谋划发动御史联合伏阙上书要求变法（因文悌的变卦而止）。广泛交结，挖空心思，通过各种渠道以干“圣听”。时人曾这样描绘康有为的广泛结交，说他“目光炯炯射人”，“见人长揖大笑，叩姓名毕，次询何郡邑、物产几何、里中长老豪杰，必再三研诘，取西洋铅笔，一一录其名，储夹袋中。是时天子方开特科，四方高视阔步之士，云集辇下，争结交康先生；有为亦倾心结纳，终日怀刺，汲汲奔走若狂”。

对康有为他们“奔走若狂”的努力，光绪当然不可能无动于衷。事实上，甲午之后，力图改弦更张的年轻皇帝对一切变革的呼声和建议都十分留意。康有为公车上书的名．声，不久就为光绪所知，而康有为的第三本上皇帝万言书也在1895年7月几经周折转到了光绪的手中。但如果说这个时候光绪就对康有为十分看重恐怕也未必，设想康有为一本上奏就能打动皇帝，从而垂青于他，好像更多的是康梁等人经过美化后的幻觉。清代的皇帝处世以矜持闻名，唐太宗与马周的奇遇，在清代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他们更期望的是依靠制度和惯例来运作。事实上，光绪在看到康有为上书后，虽然也很“嘉许”，但并无更进一步的表示，所谓的“嘉许”也没有传到康有为耳朵里，当然更没有康有为所幻想的一步登天的“奇遇”，甚至连些许的口头表示都没有。

不过，这时的光绪帝确实想要变法图强，所以颇想知道这位声名渐著的康有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在光绪读到康有为万言书不久，皇帝的头号近臣，人称“帝党”的领班翁同稣就去造访了康有为。不巧未遇，康有为得知后受宠若惊，马上回拜，两人谈了许久，据康有为自己讲，翁同龢对他十分推许：“与君虽新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实无权。”这话估计是有水分，翁同龢可能会称许康有为之才识，但未必喜其人，更不可能一见面就把“上实无权”这种私房话掏给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这对于在宦海泡了几十年的“翁相”来说，是太不可思议了。

不管怎么样，翁同稣从此与康有为相识了，而且，在以后的两年里，翁同龢对康梁等人办学会、办报纸的种种举动都给予了相当的关切和帮助。据康梁一边说法是翁同龢很主动，几乎对他们的所有行为都无条件赞同，可据翁的日记，则翁对维新派的联络都出于光绪之意。当然，这日记可能会有篡改，翁借此为自己开脱。不过就算翁后来改过了，但作为天子多年倚重的近臣，总不会将没影的事安在光绪头上，他怎么可能预料年纪轻轻的光绪会活不过西太后，因而不给自己和后人留一点后路？所以，最大的可能是他和光绪总的来说对康梁印象都不错，翁同稣联络康有为确有光绪自己的意向，他想通过他的师傅去摸康的底，看看这个人有多少见识和才学，可不可以倚为变法的顾问和干臣。显然，直到变法开始，光绪还是拿不准康梁是否可以倚为行政人才，更吃不准任用康梁后所引发的风险。

不管怎么说，光绪也表现出了足以令维新派感到兴奋和鼓舞的举动，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臣工切实检讨过去，改弦更张。1895年会试完毕，梁启超对友人说他“本欲于日初出都，惟日来此间颇有新政。上每言及国耻辄顿足流涕，常熟（指翁同稣。笔者注）亦言变法，故欲在此一观举措”。于是，康梁联络同志，办起了强学会，印出了《万国公报》。当这一切受挫以后，他们又把阵地移到了风气开通的上海，结果康梁的名头终于打响了，“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康有为及其弟子，最大限度地在全国士子中造成了变法的声势。国民党的元老吴稚晖当年还是翩翩一少年，去见康有为，“不觉惊异是天人”。

毫无疑问，通过翁同稣以及翁门弟子如沈植桐、陈炽等人的关系，光绪对康梁的一系列活动都是有所了解的，随着康梁的声名鹊起，光绪和翁同稣愈被其爱国的热忱与不凡的见识所打动，却也日益担心他们的思想与言论所引发的危险。主要是担心顽固派的激烈反对会最终导致西太后收回权力。当然，前者为“显欲”，后者是隐忧，翁同稣在政变初起时，曾致书密友，说：“弟之举康梁也，忠心无一毫不能告人处，足下所知，而世人所共见也。康梁有其经世之才，救国之方，此弟之所以冒万死而不辞，必欲其才能得所用而后已也。”光绪与翁同稣知道，在当时的中国，能拿出一整套变法方案，提供维新大思路的，也只有康梁。所以欲“得所用”的欲望日益强烈。但是，小小主事与九重宫阙里的皇帝，的确隔着的不止是一道紫禁城的城墙，虽然双方都有一面的欲望，但如果没有人荐举，光绪连提到他都要三思。

1897年接踵而至的瓜分危机在客观上促成了变法走康梁路线的实现。德国人一口吞掉了胶州湾，顺势将山东塞人了他们的囊中，而俄国也把爪子伸到旅顺，满清的龙兴之地眼看就要不保，接二连三，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都伸出了魔爪。一时间，西方舆论界在谈及中国时的主要话题就是“瓜分”，性急的殖民主义者已经在谋划建立瓜分中国后的新秩序了。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本来已经有点麻木的神经再一次受到强烈刺激，而早就为国家忧心忡忡的维新人士就更是难以自持，更多的“温和派”开始倾向变法（尽管大家心里没底）。康有为再次进京，进呈《上清帝第五书》，以激烈、犀利而又生动的言辞，向光绪，也向所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们展示了中国将面临瓜分豆剖的命运前景。其被人广泛传诵的警句：“蚁穴溃堤，衅不在大。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足以催人泪下。这本上书并没有被递到光绪手里，但却被广泛传抄，被报纸全文刊载，时人记载说：“康工部有为五次上书，为大僚所格，未达九重。原文传布，登沪报章，展阅一周，言有过于痛哭者。”

即使没有看到康有为那慷慨激昂的上书，光绪也知道他也真的可能“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危急的局势，终于使光绪痛下决心，不顾成例和皇帝的矜持，要求召见康有为了。然而，早已失却当年锐气和“鬼气”的恭亲王奕訢（恭王有外号称“鬼子六”），此时更担心的是朝廷的动荡，他深知他那心狠手辣的皇嫂并不是真心归政，一有借口就可能会卷土重来，半是出于对光绪的保护，半是老年的暮气，奕闻知光绪要见康有为，居然出来挡驾，他借口清朝陈例非四品官以上不能召见为由，搁浅了光绪的打算。当然，奕訢也为光绪准备了台阶：“皇上若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没有办法，恭亲王的面子是绝不能驳的，光绪只好命总理衙门大臣传见康有为问话，不过定了调子：要他们向康“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把球又踢给了奕，就让他来“传语”。就这样，中枢维新的大幕被拉开了。

总理大臣们召见康有为的日子，是正月初三，按中国北方的习惯，还是在大年头上，各衙门尚在放假。但是接到圣旨的总理大臣们除了两位亲王之外，都来到了总署的西花厅，他们分别是李鸿章、翁同稣、荣禄和刑部尚书廖寿恒和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两人也兼总理大臣）。这几人，翁与张支持变法，但怎么变心中无数，而廖则资历尚浅，不便多言（他其实也同情变法），李鸿章遭逢过维新派的闭门羹，实际上是隔岸观火，但也想知道康有为的打算。荣禄是西太后的亲信，在这几人中态度最为保守，而且这两年来听闻康梁的种种主张，不免大起反感，实际上对康很不以为然。

在对话中，荣禄是有意刁难，抬出“祖宗之法不能变”的滥调，妄图用“祖制”的大帽子压住康有为。也许由于地位的悬殊，荣禄没有把这小小的七品主事放在眼里，大帽子抬出来之后，没什么后续的理由跟上去，因此康有为三两句话就将他打发掉了，从此出声不得，只好听凭康有为滔滔不绝，听又听不下去，找个借口先走了。

李鸿章关心的是康有为政治改革的限度。看来，他对康有为成立制度局和新政局以替代现存政治机构的打算不太以为然。在他看来，“六部尽撤，则例尽废”显然过于激进。但是他已然抱定隔岸观火之旨，所以也不便与康有为多辩，问了一句也就默不作声了。

廖寿恒和翁同稣都是问康有为应该怎样变法的，前者笼统一些，而后者身为大司农（户部尚书），主掌天下财富，时常为财政拮据而头痛，重点询问财政问题，怎样才能搞到钱（这也说明康翁以往的交往尚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密切）。廖翁的问话给了康有为以施展口才的机会，改革思路夹带着种种办法措施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康有为从政治到经济再到军事，整整谈了三个多小时。这次召见真正地成了“传语”，堂堂几位清朝顶尖的重臣，完全成了康有为的听众和传声筒。

光终于透过坚冰的裂缝射了过来，虽然微弱，却也使当时的中国看到了希望。

维新路线：学俄与学日

总理衙门问话之后，光绪进一步摸到了康梁的底，既然举国上下，只有康梁能拿出完整的变法方案，提供改革思路，那么即便有种种风险，光绪与翁同龢也决意“举国以听”了。因为“煤山前事”（康有为上皇帝第五书语）再现的惨景，实在是每个帝王都难以承受的。

由于总署问话中，康有为提及他这几年编撰的《日本变政考》和《俄皇大彼得变政考》，所以光绪令康有为立即进呈。康有为自然不敢怠慢，发动学生昼夜兼程，重新校改书稿，于3月12日和4月10日先后进呈这两部书，及有关疏奏。康有为所梦寐以求的中枢维新终于在他的参与下开始了。康有为在编撰中掺入了大量自我意志的这两部书，堪称是戊戌维新运动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变法的思路基本上是由此引出的。

《日本变政考》是康有为用功最勤，耗时最久的一部著作，他从1886年就开始编撰，其弟子门生和长女康同薇都参与搜集资料的工作，整整历时十年，其书方成。然而，康有为最先送给光绪御览的，却是匆匆赶出来的《俄彼得变政考》。显然，这是具有鲜明意图的，康有为在此有意强调了君权变法，君主“乾纲独断”的色彩。为了达到最有效地强化这种色彩，康有为居然不惜甘冒“欺君之罪”，有意篡改日本明治历史，把一个本来只有名义上作用的日本天皇明治，捧成了明治维新精神与实际的双料领袖。

好像还怕光绪不明白，康有为干脆直截了当地把话说了出来，他告诉光绪，对于中国人来说，足资法效的变法实迹，只有俄日两国。因此必“择法俄、日以定国是”。此二国均是始遭削弱欺凌，继而变法自雄，而且都是借君权以推行变法。他说：“愿君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就是要光绪学俄彼得大帝“乾纲独断，专以新国新民为志，不为强邻所摄，不为守旧诸臣所移”的魄力和精神，而变法的具体步骤与操作方案，则应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准。照此依样画葫芦，其实就是要变法照他的规划进行。

在《俄彼得变政考》中，康有为为光绪展示了一幅俄国彼得大帝排除万难，不惜用武力和阴谋粉碎所有阻碍，并且化装易名出国学习考察的铁腕君主的形象。书中对彼得残酷镇压射击军的叛乱，粉碎旧贵族的反抗，甚至囚其姐（俄国原君主）、杀其子的种种表现极尽赞美之能事，并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所有彼得的政敌统统指为守旧派、顽固派。同时刻意突出了彼得一世改革的大刀阔斧与快捷迅速，几乎像有一根魔棒点化一样，俄国的一切都变了，从政治制度到社会习俗（断发易服--这是维新派特别欣赏的），从宗教体系到军队面貌，在一个没有文化遍地文盲的土地上，出现了大学和医院，使一个饱受强邻瑞典欺凌的老大帝国，成为打败欺凌者的复仇巨人。康有为在描绘彼得改革时，让人几乎觉得就是在说中国，说大清帝国，俄国彼得之前的种种一如清朝眼前的种种，而俄国旧贵族的种种不满与反抗，一如清朝顽固派尤其是宗室亲贵的种种对变法的不满。那么，不言而喻，所谓效“彼得心法”，就是要不但学习彼得乾纲独断，锐意变法，学习他的开放姿态和学习精神，还要学彼得的心狠手辣，大义灭亲。显然，这种俄国哥萨克式的变法风格虽为光绪所羡慕，却是不敢想也不敢学的。清朝历史不是没有过像彼得一世这样以霹雳手段除掉政敌的事例，远的有十四岁的少年康熙除鳌拜，近的有西太后去掉肃顺集团。涉及亲贵的也有，像摄政王多尔衮就死得不明不白。但光绪不行，他没有这个魄力，更没有这个可能，虽身为九五之尊，但一举一动都处在西太后那阴鸷目光的监视下，对于他的皇阿爸慢说动手术除掉，就是稍有违拗都不敢。

值得注意的是，俄彼得一世的改革，虽然具有向西方学习的意味，但建立的却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制度，他摧毁了原来俄国制度中的贵族民主体制（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一点贵族的反抗才如此激烈）。康有为编撰的《俄彼得变政考》很显然有意忽略了这一点，他看来也担心光绪如果真的学起彼得来，把民权和民主打入冷宫。这种善意的篡改非常强烈地显示出康有为左右变法走向的意愿。

既然学俄国人有困难，那么光绪只好把眼光集中到日本身上。甲午战争后不久，光绪听说黄遵宪作了一部《日本国志》，花了很大篇幅叙述明治维新，于是就迫不及待地通过总理衙门去找。因此，在康有为进呈《日本变政考》之前，光绪对明治维新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在甲午战争后，先进的士人圈子里，还流传着几本“东文”的明治维新史。这些出自日本人之手的东西光绪有没有可能看到，我们不太清楚，最大的可能是，即使看到了，由于叙述角度的不同和语言的障碍，光绪恐怕也不甚了了。所以，光绪十分看重康有为的这本专门为他编撰的明治史。在看到了《日本变政考》之后，光绪还意犹未尽，要求康有为进一步完善补充，因此康又将前书重新修订，使之语言更通俗晓畅，并附上了《日本变政表》，改名《日本变政记》，陆续呈上。光绪要得非常急切，康有为与门生昼夜兼程，编完一卷上呈一卷，方刚刚能满足光绪的胃口。康有为对此书也非常自负，在此书的跋中他不无得意地自称：“其他英德法俄变政之书，聊博采览，然切于中国之变法自强尽在此书。臣愚所考万国书，无及此书之备者。虽使管诸复生，为今日计无以易此。我皇上阅之采鉴而自强在此，若弃之而不采，亦更无自强之法矣。”

我们不要笑康有为这种自比管（仲）诸（葛亮）的良好自我感觉，在当时之世，还没有其他人能够拿出这样的变法方案来。

《日本变政考》以及后来完善的《日本变政记》，采用的是夹叙夹议的写作形式，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就已经有意作了合于己意的筛选和舍取，而且每记一事，紧接着就加上一段案语，尽情发挥自己的主张。“凡中国变法之曲折条理，无不借此书发之，兼赅详尽，网罗宏大”。

《日本变政考》除了强调君权变法，要求光绪效明治天皇“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推行变法之外，着重描绘了所谓天皇对“草茅微士”的破格超拔，和对他们的信任倚重“任贤勿贰”，以及对阻碍变法的守旧大臣的坚决罢斥、“去邪勿疑”。再明白不过地暗示光绪要破格提拔他和他那一群尚未入仕的弟子，以及尚位卑官微的维新同志们。总理衙门对话再次激起了康有为欲为伊藤博文的欲望，坐镇中枢指挥变法是他此时最大的抱负，为此，他不仅自己抓紧运动权要，频繁上书，甚至在规划变法路线时也忘不了暗中毛遂自荐，而且仍然安排早已无心对付八股的弟子们继续科考，以求得进而进入仕途，壮大维新阵容。吴稚晖曾抱怨说，他曾去看康有为，提出不赴八股考试，康有为举双手说好，可是后来梁启超等人仍然“还去入场”，因而很生气康“说话不大当话”。其实，这对于康门弟子来说，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传统士大夫的干政习惯使得他们除了人仕之外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路径。

经济改革是近代化的首要任务，康有为没有忽视这一点，他强调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尤其是强调大机器生产的新式工业（一般来讲，前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往往惊骇于工业革命的成果，热衷于大机器生产的威势），认为泰西大机器生产，可以吸收大量的就业人口，而中国眼下“士农商业俱穷，正宜大辟工业以养无限之穷民”（应该说，这种愿望固然不错，设想也很有气势，但实际上并不现实，落后国家发展工业必先从投资少见效快的轻工业人手，迷恋于大机器，重轻工业不分，这正是洋务派的毛病）。当然，康有为也没忘记商业，他赞美日本设立农商局以保护奖励商业的做法，也推许日本商人立商社考商务的做派。“观其所以保商人，兴商利，除商害，助商本，一切推行美意良法，无遗憾矣。”对于并无经济学专门知识的康有为来说，这种见识和这种规划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政治改革是康有为最关心的问题，因此他在这方面花了最多的笔墨。由于日本明治维新在政治改革方面建立的只是二元君主制，距代议政体相距尚远，所以康有为着重强调了日本的官制改革，他针对中国官场的种种弊病，强调学习日本官制改革提高效率的关键，一要裁并机构、淘汰冗员浮吏；二要健全负责制，改革以往以相互牵扯以利控制的官制风格；三要任人唯才，官吏要有专门知识；四要以西方行政体系的模式来改革行政区划，分设刑政与民政之官，改变以往中国地方官包揽一切的现状。由于出身官宦世家，康有为对中国官场弊病还是十分清楚的，因而针砭能道着痒处，开药方也对症。

法律制度的变革也是近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针对中国法律刑法、民法不分，没有宪法的现状，康有为提出要学习日本仿效泰西法律制度的办法，不仅要仿西式的法律，改革中国法律体系，而且要设立陪审员和律师制度。康有为的这个设想，后来在清廷实行“新政”之时，由法律专家沈家本实现了。

文化教育的改革，本是康梁这种文化人的专长。在这里，康有为尽可能地发挥了前阶段关于开民智的理论，借学习日本，大力提倡兴学校、废八股，尤其看重日本普及平民教育之举，以为非如此方足以提高全民的智力水平。他认为：“日本之骤强，由兴学之极盛。其道有学制、有书器、有译书、有游学、有学会，五者皆以智其民者也，五者缺一不可。”把教育改革提高到强国的战略高度。

此外，康有为还提倡社会改革，认为日本易服色、变正朔，讲究卫生，修整道路，建立近代城市制度的种种西式的改革也是值得效法的。他其实知道，日本易服色这一项，一向为士大夫所诟病，但是维新运动中，康梁他们有一种理论，认为衣服变革虽是小事，但由于它是贴身的东西，贴身的东西能变，则其他变革无所不能。因此他们不顾强大的反对声音，坚持认为这是改革的必需。殊不知，这一点也恰恰碰到了西太后的禁忌。

其实，更犯禁忌的事还在后边。康有为进呈的所有他编撰的书，光绪都另具一份呈送西太后，而且是由翁同稣来办理的。光绪和翁同龢都没有意识到，这些书恰恰碰着了西太后的心病。这些书提倡的君权变法里，都没有她的位置，非但没有位置，而且字里行间还隐然露出对她的威胁。试想，如果光绪学俄国彼得一世的做派，那么应该大义灭亲的对象将是谁呢？要说变法使谁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在中国首先就是她这个铁女人。因为变法将使她失去权力，她的地位就像俄国那些因改革而丧失叔力的贵族们，与彼得的姐姐索菲娅差不多了。这两部书的变法规划给她描绘了一幅十分可怕的图景。在这图景中，她将是不言而喻的牺牲品。

变法方案不仅没有给她提供一个保有权力（或分享）的依据，反而要把已有的剥夺干净，清除她在权力系统中的存在。这种方案其实也是她始料未及的，她想不到在她尚且控制大局的时候，有人竟敢如此胆大妄为，而最可气的是她一手拉扯大的光绪居然准备按这个方案进行变法，而且一向受她赏识提拔的翁同稣也嚷赞此事，还居然老着脸皮亲自将这种刺激她的书送上来。不问可知，西太后对这种行为是十分恼火的。从这个时候起，光绪与西太后的见面请安就充满了某种不安和危机。稚嫩的皇帝诚然也有所觉察，但老谋深算的西太后并未露声色，年轻的光绪自然也就不测其所以。西太后反击的暗中布置已经开始了。兴致勃勃的翁同稣也许还不知道，也许是西太后看出了变法中翁同稣恰好处于中枢圆转的位置，也许还是由于正是他送来了可恶的康有为的书（就像报噩信的乌鸦），一个针对他，也针对变法事业的阴谋已然在酝酿布置了。未几，两份弹章不早不晚地送了上来（虽说办得并不漂亮），翁同龢就此离开他陪侍多年的光绪。

明定国是的风波

总理衙门问话过后，中枢维新开始进入倒计时。不管怎么样，康有为进呈的两部书外加一连串奏折（包括代替别人拟的），总算是为光绪和翁同稣打了气，特别是光绪，爱新觉罗家族不甘沉沦的血液使他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亢奋期，他觉得无论如何也要拼上一下，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与其亡国而为轵道之降，煤山之续，既丧国厚身，贻谤千古，不如姑冒险变法，幸则犹可望收政权而保全国土，不幸亦可大开民智，而待之将来，中国或可存一线焉。”光绪当时是不是就真的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想的，于史无考，我们没法证实。光绪可能不会料想到西太后的政变（在他内心深处，仍认为在复兴清朝的问题上，西太后是与他有共识的），至少不会预料到变法会如此短命，而西太后的手段会如此决绝，以致将新政全废，变本加厉地反动。但他应该知道变法是有风险的。既然年轻的皇帝决定要冒险，那么他肯定要走到底，只要西太后不伸手阻止他，变法就会进行下去，这是一种行动时的思维定式，或者叫思维惯性。

恰在光绪痛下决心的时候，耄耋的恭亲王奕终于挡不住大自然规律的召唤，一命归西。奕这一死，对光绪是福是祸虽很难说，但至少在眼前，少了一个位尊权重又爱哕唆的人，光绪觉得可以放开一点手脚了（军机处资格最老的变成了翁同稣，依惯例，只要翁老先生点头，别人就不好意思说别的）。

1898年5月29日，御史杨深秀和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请光绪特降谕旨明定国是（这是抄日本的变法版）。当天，光绪就将奏折送到了颐和园，实际上是借“舆论”给西太后施加压力。老谋深算的西太后知道此时光绪如箭在弦上，已不能不发。虽有一肚皮不满意，她也知道这时如加拦阻，一则师出无名，二则时机未到，故而深藏不露，未置可否。6月9日，光绪来到颐和园向西太后请安，再次硬着头皮向他的皇阿爸陈说了诏定国是的必要，西太后表示同意。喜出望外的光绪旋即命翁同龢草拟明定国是的诏书，呈西太后审阅。第二天，迫不及待的光绪再次去颐和园请安，据翁同龢这天的日记：“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西太后这次居然是格外地宽容，不仅连连称是，而且明白宣示让他们“专讲西学”。无怪乎翁同龢会兴奋异常，连日忙碌，连生日都不过了。而光绪则于6月11日回官当天，一刻也没耽搁地就召集军机大臣，颁布《明定国是诏》。

《明定国是诏》是百日维新的号角，也是有清一朝关于近代化变革最有价值的文献，值得一抄。

谕内阁：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唯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摒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唯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特此通谕知之。

几百字的长诏，调子实在是很温和，西太后绝对没有什么理由来枪毙它。不是草拟者翁同龢的思想水准与张之洞辈差不多，就是光绪与翁同稣过于担心西太后的反对而以烟幕过关，但更可能的是两者兼而有之。

既然不便驳议，西太后也就顺水推舟，不去驳议了。不过这时的西太后，由于那两本书和康有为一系列奏折的刺激，顽固派大臣们的话已经很入耳了，她真的要出来给光绪下绊了。她明白，只要允许光绪变法，听任变法搞下去，她就只有回宫扎花的一条路了。为此，她不仅深恨康梁，而且恨上奏请定国是的杨深秀、徐致靖。

对光绪的种种活动了如指掌的西太后，非常清楚翁同龢此时在变法事业中的分量，她早就从别的顽固派大臣那里知道了翁在军机处的种种表现。据说，西太后曾于明定国是诏颁布之前召集庆亲王奕譞、刚毅和荣禄开会，刚毅等人哭求西太后出来干预。还有消息说荣禄曾通过李莲英进谗，说翁同稣“劝帝游历外洋，后闻大骇”。其实，就是没有这些人的进谗，西太后也未必会放过翁同稣，只要她不再想让变法搞下去，搞掉翁同稣就等于给变法釜底抽薪，同时也敲山震虎，给光绪和康梁一点颜色，一个警告，最好能让他们自动收摊。

所以正当光绪君臣兴高采烈，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西太后的网已然悄悄撒开了，首先落网的就是热心变法人中地位最高的翁同稣。翁同稣在他同时代人中是个仕途顺畅的幸运儿，其父翁心存，官至极品，为体仁阁大学士，是道光、咸丰两朝的重臣，其兄翁同书、翁同爵均官至督抚，而他自己科场得意，高中状元，尔后一路顺风升上去，贵为帝师、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一生没有做过外官，一度与西太后的关系也不错。那是在祺祥政变之后，西太后想学点历史，于是请翰林公们来讲，结果翁同稣不愧为状元，讲得头头是道，“指陈古今，讲明道理，侃侃谔谔，无所忌讳”。深得西宫太后欢心。此人是标准的世家子弟，只不过没有纨绔气，而于经史上用力不少，可是论到政治经验，比起西太后来，只能算个雏。翁同稣被开缺前，居然对西太后的阴谋一无所知，一星半点的火药味都没闻出来。这一天（6月15日，即明定国是诏颁后第四天）本是翁同龢的生日，官做到这个份上，每逢诞辰，同官下属，弟子门生以及亲朋好友总要来庆贺，开宴唱戏热闹几天都不为过。然而翁同稣却没有在家等着当寿星，一大早就入军机值房照常公干，但是，翁同稣所接到的第一个公务，却是将他开缺的朱谕。

1898年6月15日，光绪皇帝突然发布了三道上谕：一、命王文韶晋见，以荣禄暂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随后实授）；二、以后凡授二品以上的官员，均需“着折恭旨皇太后前谢恩”。第三道最为奇特：“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稣，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辞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翁同稣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有人参劾，理应查明究竟，然后查办或者开释，但偏偏不查就干脆开缺，还说是以示宽大保全。什么“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辞色”之类，大抵就是“莫须有”，明眼人一看便知端底。

显然，这三件上谕均非出自光绪本意，而是6月15日光绪去颐和园请安时，西太后事先拟好，强迫他发出的。这一闷棍来得太突然，刚刚进门时还像他师傅一样兴奋的光绪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一下子就晕头转向，不知所措，由于他毫无思想准备，以致连一句反抗的话也说不出来，就乖乖地就范了。而且连向他师傅事先通报一声都不敢。

借所谓弹章来处置她不喜欢的大臣，是西太后惯用的老伎俩，因此而落马的数以十计，也很凑巧，只要谁得罪了太后，很快就会有弹章飞到，一到这时，西太后就连查也不查，一纸上谕，就将之打发掉了。

当年涉及翁同稣的弹章只有两件，那是在康有为呈上《俄彼得变政考》和《日本变政考》之后发生的。一是安徽布政使于荫霖上折指责李鸿章、翁同稣和张荫桓在与德国交涉胶州湾事件中措置失当，“误国无状”（4月28日）。二是御史王鹏运的《大臣误国请予罢斥折》，说翁同稣与张荫桓“明谋纳赂”（5月29日）。这两份弹章，前者有点像好事者没事找事地对管事人的指责，可能没有什么背景，而后则明摆着是有意为之的“把柄式”攻击。晚清大僚可能没有几个人真的是清廉的，张荫桓的名声更是不好，捐班出身，还老有肥缺，连他自己也承认出使外国回来就给西太后、光绪以及“皮硝李”（李莲英）送礼。翁同稣久掌户部，是不是干净说不清楚，这种“纳赂”的事恐怕谁都多少有点，早不说晚不提，单单这个时候拿出来做文章，而且偏拉上个张荫桓（让人更易于相信），这位马台公的醉翁之意，不问可知。

西太后借“群众呼声”（众论不服与有人参劾）赶走了翁同稣，这一招打在光绪的要害上，也打在变法运动的要害上。据梁启超讲，光绪为此“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6月16日，翁同稣身着素服，到宫中与光绪告别，君臣相对，心中无限悲戚，纵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上回顾无言，臣亦黯然如梦”。第二天，翁同稣的弟子张謇奉旨到乾清宫引见，看见光绪帝“神采凋索”，而他自己也感到无限悲哀。旋即隐归江南，不问政事。康有为也自感“甚为灰冷”，原来进步士大夫常去游玩议政之地的陶然亭一带，笼罩着一片低迷戚惨之气：“城南士大夫人心惶惶。”

尽管如此，西太后妄图将变法就此吓退，以达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却未能达到。西太后眼里的光绪，已经有太多的懦弱怕事的印象，她忘记了光绪现在已经是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了，很难让他将一件眼看着已经做了一半的事搁下来，他虽然懦弱，但他毕竟是皇帝，有着皇帝的自尊，他不甘让人笑话他离了师傅就什么也做不成。所以，只要西太后不明确阻止他，他还是要走下去。现在看来，梁启超对他的描写显然有些过分，难过肯定免不了，但“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远不至于，因为就在翁师傅被逐的同一天，光绪还召见了康有为和张元济。其实，真正被吓坏了的倒有可能是梁启超自己。他在7月4日（五月十六日）写信给友人时，透露出很浓重的悲观情绪：

大率有上开新折者则无不应，盖上下之电力、热力皆以相摩而成也。常熟（指翁同稣。笔者注）去国，最为大关键，此间极知其故，然不能形诸笔墨，俟见时详之。南海不能大用，菊生（指张元济。笔者注）无下文。仆之久不察者，率由此而生也。仆已于前日举行察看之典，未知下文如何耳。初时极欲大办，今如此局面，无望矣。

梁启超才华横溢，思想进步，可惜就是胆力与韧力不如乃师。康有为此时虽然也预感到大事不妙，可是一向以“拗康”著称的他，怎么肯被人不战而胜，知不可为而强为，正是正统儒者的行事风范，而康有为恰是这种风格的儒者，他一生抱定一个目标就不肯轻易放弃，更何况此时尚未到绝望之境，连光绪都在硬挺着呢！所以，实际上西太后的这一“杀青”，倒反而刺激了维新派和光绪，使他们逆反式地加快了动作。西太后一击之下，明明击中了要害，但却意外地发现对方并没有倒下，因而自己也感到意外。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居然不知如何动作才好，只是到了维新策划军事冒险，才给了她一个比较好的借口，否则西太后的反动固然十拿九稳可以得手，但在舆论上则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她将怎样老着脸皮走出帘来训政呢？

健言之臣，顾问之功

西太后6月15日的三道上谕，一方面去掉了变法的中枢人物，使光绪与维新派的联系发生困难，一方面又通过抓牢人事权和控制京津间的军队，扼住了变法运动的咽喉。应该说，只要西太后加入了顽固派的阵营，维新变法是没有成功的可能的。这是一场实力过分悬殊的角逐，握有实权的大臣们很少有可能像陈宝箴一样，宁以国家为重，不顾自家前程站在毫无实权的光绪一边的。

但是，当时的现实是，维新派不愿意走太后路线，而且又不恰当地刺激了西太后敏感的神经，从而迅速地造成了帝后的分化对立，所以，维新变法只能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进行，变法的努力也只能把死马当活马医，勉力而为了。

在这种知其不可为而强为的奋争中，光绪和维新派都作出了杰出的表现，其可歌可泣，不亚于近代史上任何一场重大事件中的志士仁人。维新派和支持他们的士大夫，造成了一种荡气回肠的气势，而这种气势是那些没落但人数众多的顽固派无论如何也没有的。

当翁同稣起程离开北京时，“送者数百人，车马阗咽，有痛哭流涕者”。一位湖南士子含泪对翁同稣说：“吾为天下，非为公也。”这样悲壮而热烈的送别场面，等于告诉顽固派，维新的人们并没有被吓倒。

参加维新的人们中，坚信变法必能成功的乐天派并不多。很多人其实就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变法“幸则犹可望收政权而保国土，不幸亦可大开民智，而待之将来，中国或可存一线焉”。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在给密友的信中说：“伯兄（指康有为。笔者注）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故常谓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在他看来，变法能达到废八股开民智的目的，就已足矣。

就这样，参加维新的人们选择了一条艰难备尝的变法之路，不屈不挠地走下去了。

百日维新一开始，康有为曾通过徐致靖之手，保荐他和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参加新政。尤其希望光绪重用康有为，说他“其才略足以肩艰钜，其忠诚可以托重任，并世人才实罕其比。若皇上置诸左右以备顾问，与之讨论新政，议先后缓急之序，以立措施之准，必能有条不紊，切实可行，宏济时艰，易若反掌”。光绪旋即安排于6月16日召见康有为和张元济。翁同稣被斥后，光绪坚持原议，照样召见康、张二人，只是把地点选在了颐和园仁寿殿，西太后的鼻子底下，一来以示变法照旧进行，二来宣示自己对皇阿爸无异心和心地坦然。

关于召见康有为的时间，据康自己说是“逾十刻时”大约为两个半小时，而在康之后被召见的张元济则说只有“大约一刻钟光景”。事实上可信的应该是后者（当康进去时，张一直在外等候，时间长短，等候的人应该最敏感）。康有为在其自编的《年谱》里，明显地有所夸大和渲染，让人看起来好像光绪是个好学的小学生，不耻下问，而康有为则像个善教的好老师，循循善诱。不把时间说得长一点（因为光绪仅仅召见康有为一次），康有为这个“帝师”就没多大意思了（以后在海外也就排不起架子，缺乏号召力了）。

光绪与康有为谈了些什么，他们两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可能暗中监视的小太监也知，但光绪没说过，小太监也没留下份“监视报告”，而康有为却留下了一份详尽的“记录”。不过恰是由于这份载于《康南海自编年谱》的记录过于详细，才让人难以全然相信它。疑窦之一是时间不对，既然不可能是康有为说的两个半小时，那么在一刻钟左右的时间里，绝对不可能谈那么多内容。疑窦之二是情景不对，据张元济回忆，他与光绪见面时，恍惚看到窗外有人影（那个时代干特务的没有受过专门训练，技术尚不纯熟），明显处于监视之下，因此，两人并未谈什么变法的实质问题，更多的是谈张元济所办的通艺学堂的情况。张元济“叫起”（官内召见的代用词）尚且有人监视，大名鼎鼎的康有为那就更得有人盯着了。这一点，无论光绪还是康有为都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尽管双方都渴慕已久，但谈起话来却不能尽兴，更不能畅所欲言。

所以说，光绪与康有为的谈话，最大可能是关于变法的技术性问题（大政方针康在奏折和进呈的书中俱已详陈），比如当时最迫切的翁去后光绪与维新派的联络问题。这反映在康有为年谱上就是康有为要光绪：“惟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之召对，察其才否？皇上亲拔之，不吝爵尝，破格擢用。”一段话连用两个“擢”字，可见其急切（康有为当然首期光绪提拔自己，但光绪却别有主意）!关键就是倾向变法的人在军机处里要有位置。其次可能是关于下明诏和交部议的技术问题，因为皇帝上谕一般要由军机处来草拟（承受谕旨，回堂拟写），如果谕旨下到军机处，大臣就可以驳议（即与皇帝商量），如果不由军机处来拟旨，原则上也是可以的，因为军机处原是后添的中枢机构，不由军机处拟旨，下到军机处的就是“明诏”，大臣就只好照办了。只有类似的谈话内容，才符合当时的政治情势，也才与会面的时间相匹配。

《光绪朝东华录》对光绪召见康有为事有记载，与康有为自己所说的两相对照，可以扣掉康说的太多的水分。

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于仁寿殿，上深以廷臣守旧阻碍变法为忧。康有为面奏，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足矣。彼大臣向来本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其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怨谤自息。即皇上果有黜陟之全权，而待此辈之大臣亦祗当如日本待藩侯故事，设为华族，立五等之爵以处之，厚禄以养之，不必尽去也。上然其言。

这份记录也有以结果推测内容的问题，以见前与见后康之表现来看，他未必会建议“不加其官”而只许专折上奏便了事。但不管怎么说，当时的史载，总要可信度大些，因为康有为尚来不及在此大做文章。即使受康的影响，也不会太离谱。

不管怎么说，这次会面还是很重要的，它毕竟是清朝皇帝与维新派首领的第一次面晤，通过这次会晤，康梁真的成了变法的政治顾问，他们对变法进程有了更多的干预。然而这种干预和参与却是通过与康有为原来料想的并不相同的方式完成的。

光绪虽然长于深宫，但并不糊涂，这也许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特点，不论贤愚不肖，神志都很健全，他十分清楚康有为的心意，也认可了康有为的主意，从而更加认清了康有为的价值。他亲切的姿态和谦逊的态度使得康有为大受感动，可以说他以独特的帝王风范征服了这位一向自命不凡的康圣人，使他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忘怀于光绪（未见光绪之先，尽管也主张学日本，主张搞君主立宪，但却未必对君主有多么深厚的感情），执迷于保皇，成了他以后政治生涯的一大特点。但是，光绪却决计不把康有为超擢到身边来当顾问，承受这种被召见的旷古奇典的康有为，仅仅得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总理衙门上行走六品衔的小官，连梁启超都觉得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前面说过，康梁并非优秀的行政人才，这一点光绪帝通过几番摸底，想必是清楚的；而另一个重要因素促使光绪不提拔康有为，就是这几年他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名声，这种名声太大了，大到了树大招风的地步。总之，这个时候将康有为破格超拔上来，所引发的副作用恐怕大得会令光绪承受不了。

虽然光绪没有提拔康有为，却给了他以专折上奏的特权，有了这个特权，康有为就不用挖空心思代人操刀，而可以源源不断地将主意递上去，以供光绪裁决。从这一点上讲，他与光绪的关系比之未召见前密切了不少。康有为毕竟是维新志士，没有被提拔，虽稍有牢骚，但很快就振作起来，全力投身变法操作。由于光绪不久又引入了谭嗣同等四小军机，康有为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

在召见康有为之后约半个月，7月3日，梁启超由于徐致靖的推荐而被召见。按清朝的典章惯例，只有四品衔以上者方可被召见，由于恭亲王已逝，这一惯例已经被打破，所以康有为、张元济都见到了皇帝。梁启超以白衣举人身份被召见，虽然很少见，但却不在职官召见的惯例约束之内，皇帝有权可以这样做。所以，召见梁启超，从制度角度来看，远不如召见康有为来得重要。

关于这次召见，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只淡淡地提了一句：“上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看来，这次召见双方没有谈得很畅快，梁启超一口广东官话，把“孝”说成了“好”，把“高”说成了“古”，君臣问答，无法沟通，光绪这个世居北京的“外江佬”眼看一时弄不明白梁启超说了些什么，只好留下《变法通议》，叫梁下去歇歇了。《变法通议》是梁启超在办《时务报》时发表的十二篇论文的合集，篇篇精选，字字珠玑，其中的主要内容，其实光绪想必已有所了解（据张元济回忆召见时的情形，说“光绪帝对外边的事很熟悉”）。召见后，梁启超被赏以六品顶戴，让他去办理译书局事务。

梁启超显然对这次召见印象深刻而懊恼万分，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有谁不想在皇帝面前一展才华呢？从此以后，梁启超开始让夫人教他讲“官话”（幸好有光绪这一刺激，否则以后清华研究院四大教授之首的梁先生的课就不好上下去了），大概起因就是这次召见。而梁的同志们也认为梁没有按故事擢人翰林，是因他的口音而使光绪“不喜”。

其实，梁启超的懊恼与他的同志们的猜疑都是没必要的，光绪这个人虽然有毛病，但心胸却是很宽阔的，他断不会计较梁启超的口音，而吝惜官职。在召见之前，梁启超的所作所为和文名满天下的情形，他是知道得一清二楚。召见时就算梁能像他老师一般侃侃而谈，最后的结果可能也就是这样。梁的懊恼可以理解，就像什么都会结果老师提问时却口吃得答不上来的小学生一样，但他其实不知道这并没有影响光绪对他的基本看法。光绪的意思，是让梁启超继续在启蒙（包括引进思想）上多措意。当然，光绪的这个意思，并不十分合梁的初衷，与他的老师一样，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以在政坛上一展身手为最大心愿。在变法过程中，梁启超也起了参与谋划与规划的作用，据胡思敬记载，京师大学堂这个在《明定国是诏》里特意单列的“新政”，开办过程“百事草创，学校尤繁赜，礼部不敢主议，诿之总署（即总理衙门。笔者注），总署私属梁启超，启超乃采日本东京学校规则，草议八十余条上之”。与他的老师一样，树大招风，声名在外，所以只好干这种没有名分的实事。

替代：四小军机

随着变法的深入，光绪召见的微臣越来越多，8月间，严复、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等人先后都入京得到这份荣光。而新政的诏书大多由康梁奏折之意出之。但是由于变法愈来愈受到顽固派的抵制，西太后的偏袒一方的态度也日趋明显，一些原本不反对变法的中间温和派大臣也开始随风倒，附和顽固派为变法制造障碍。翁同稣之去，在军机处这个中枢机构上无人出头为变法做主，随着顽固派捣乱的加剧，翁去后留下的缺憾愈发明显。于是，9月5日，在变法的关键时刻，光绪毅然任命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四位年轻人为四品卿，入军机为军机章京，填补翁同稣去后的缺憾。

军机章京是军机处的中层办事人员，其作用因人而异，有时大有时小，能人在此位上，有时作用比一般军机大臣还大。军机章京分满汉两班，每班八人，日值两班，凡属军机处事务，莫不由章京具体负责办理，小到上传下达，大到草拟上谕。军机章京一向都被视为实权人物，人称“小军机”。

谭嗣同等人被任命为“小军机”，反映出光绪为坚持变法的良苦用心。这四个人都倾向变法，其中谭嗣同与林旭态度还相当激进。但是他们又都有一定的来头，不像康梁那样没有“根基”（康有为之叔祖康国器虽当过广西护理巡抚，但时间已久，且关系较疏，算不上是世家子弟），更不像康梁那样名声在外，招人忌恨。

谭嗣同系湖北巡抚谭继询的长公子，谭继询是个出了名的循规蹈矩之人，西太后对他很放心。林旭这位白衣秀士，翩翩佳公子，本是洋务派名臣沈葆桢的乘龙快婿，又曾为荣禄幕僚。这二人又都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没有真的入门受业），与康梁的思想十分合拍，系十分健锐的维新派斗士。尤其是谭嗣同，虽生于官宦之家，却绝无世家子弟气，生平好交结江湖义士，慷慨仗义，有古侠士之风。刘光第原是刑部主事，倾向变法，但态度比较温和，有调和新旧的意向，他与张之洞有些渊源，对张之洞相当推崇，不过在被选人军机后，表现得相当不错。杨锐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长期在张之幕下，张倚之若左右手，1889年入京以举人官内阁中书，与张之洞书信不绝，张有事托杨锐，而不托在京任职之子，可见关系之深。诚然，杨锐也同意变法，但态度上往往以张之洞的立场为转移，所以在变法中，他的态度最为缓和。

尽管光绪选择这四个人人值军机，充分考虑到了顽固派的承受力，实际上是一个略带妥协性的办事班子。但是，四小军机在进入军机处那天起，就引起了老派人马的强烈嫉视。

据梁启超讲，四小军机“拜命之日，皇上亲以黄匣缄一朱谕授四人，命竭力赞襄新政，无得瞻顾”。如此隆重之礼，说明了光绪对四小军机的重视，也发出了一个信号，顽固派军机大臣有被架空的危险。

按惯例，新上任的军机章京必先去军机大臣私邸挨门拜谒之后，方才到差，可是也许是由于不了解这一内情，或是觉得自己由特旨而授，身价不同，所以他们四人均未去拜，即到军机处供职（不了解情况的因素肯定会有，对像杨锐这样的人，肯定不会因这等礼仪上的小事而开罪大军机的）。这一举动，如火上浇油一般，使军机四卿一踏入军机处的门槛，就与原来班子中的大多数人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

军机处与一般中央机构不同，无衙可言，因为它成立时就是皇帝的一个秘书班子，因此在皇宫隆宗门内的一所平房里办公。军机章京分作满班和汉班，各据一端，而四小军机来了之后，发现满班和汉班内均无他们的位置，两边互相推诿，有意刁难。“诣汉案，辞日：‘我辈系办旧政者，请他往。’诣满案，辞曰：‘我辈满股，君何为掺杂？”’血气方刚的谭嗣同等人岂能受这个气，干脆以硬对硬，抬腿就要走，这一下，对方倒软了下来，军机大臣出面，在屋子中间为他们设下桌案，从此，他们就成了军机处的“中心”。从此以后，几乎所有有关新政的奏折都交给他们处理，由他们先拿出意见，在奏折上夹上写有处理建议的签条，然后由军机大臣转呈皇帝裁夺。守旧的军机大臣们，一时间几乎无事可做。为了垄断新政事宜，四小军机兼代满班与汉班业务，也分成两班当值，谭嗣同与刘光第一班，杨锐与林旭一班。“名为章京，实则宰相也。此后新政，皆四人行之。”

杨锐人值军机后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圣训煌煌，只增战悚，每日发下条陈，恭加签语，分别是否可行，进呈御览。事体已极繁重，而同列又甚不易处，刘（光第）与谭（嗣同）一班，兄与林（旭）一班，谭最党康有为，然在值当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杨锐在维新运动中是维新派的同路人，在新旧两党的尖锐斗争中，他站在“中间偏左”的温和派立场上，对康有为及其同志的政治观点乃至政治态度都持有异议。因此，他在军机是处处谨慎小心，对林旭的激进姿态每每不以为然（但他的立场基本上还是偏向维新派的，故而林旭还能忍受他的“强令”）。从他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四小军机处境之险恶，公务之繁剧，名副其实地是变法的工作班子。

在短短的十六天里，四小军机襄助光绪，颁布了一系列新政的诏令，处理了大量的臣民上书，像试办速成学堂，鼓励士民上书言事，“推广游学办法”，鼓励士民送子弟出国留学，重建海军，和一系列整顿财政税收、大力发展民族工商农业的法令，均由四小军机操办，特别应该指出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和推动，光绪毅然下诏准许八旗人丁“各习四民之业”自谋生计，在这个困扰清朝近两百年的毒瘤上开了刀。

在西太后即将发动政变前夕，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场景，湖南守旧派曾廉上书，深文罗织，请诛杀康梁，发出了血腥反扑的信号，在此关键时刻，正在当值的谭嗣同与刘光第，上书对曾折逐条批驳，并最后写上愿以全家百口性命相担保，康梁无罪有功。毫不手软地挺身挡住了顽固派的反扑。

应该说明的是，军机四卿并非康有为的传声筒，如梁启超所云“自此皇上有所询问于康，则命四卿转告，康有所陈奏，亦由四卿密陈”的情况固然是有的，但在一般情况下，军机四卿还是以独立意志在参与新政，即使如谭、林这样的康门私淑，也绝非事事请示，日日汇报。据梁启超讲，他们在一起时经常争论不休，经过争论达成一致，往往并不以梁的意见为准。

在百日维新期间，尽管黑云压顶，困难重重，维新阵营里还是聚拢了相当一批有志之士。翁同稣被革职还乡，前往送行者数百人，大多为同情变法的人士，不少并非是翁的亲故，而是“为天下”的维新志士。到了这个时候，变法运动已远远超出了康梁传统的小圈子，成为全国先进士人的共同事业。除了四小军机之外，变法运动还有几位斗士型的人物，与康梁一起，为变法运动出了大力。一位是御史杨深秀，这位山西大儒，是位北方有名的汉学宗师，曾受聘为山西会德堂书院山长。入仕后先后做过刑部主事、郎中，山东道监察御史。维新运动兴起时，他已年届半百，然求新之志却老而弥坚，作为言官，他利用自家独特的身份，每每为变法大声疾呼，力荐维新人士，并果敢地上书弹劾顽固派大臣，怀塔布、许应骥等礼部六堂官正是因为他的弹章丢了乌纱，湖南巡抚陈宝箴被顽固派弹劾，他为之抗疏答辩，冲锋陷阵，无所畏惧，几乎是哪里有“仗”打，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尤为难能的是，西太后发动政变以后，缇骑四出，曾参与新政之人，人人自危，大都不是远避他乡，就是忙于洗刷自己的时候，他居然站出来上疏追诘西太后训政之由，并援引古义，要求西太后撤帘归政，害得破帘而出的西太后大为尴尬，恼羞成怒，将其逮捕入狱。他是戊戌六君子中，年岁最长者。

另一位是徐致靖，这位侍读学士堪称维新运动中的勇健之士，他与两个身为翰林的儿子都与维新派过往甚密，维新运动几个关键的“坎”，均由他出面上书得过，荐康有为、黄遵宪，再荐梁启超，三荐四小军机，外加请光绪明诏定国是，在百日维新期间，被光绪擢升为礼部侍郎，与同期迁升的李端棻（梁启超妻兄），同主礼部，负责变法的教育改革事务。政变后，他与六君子一道被逮，由于他父亲与李鸿章有很深的交情（据说李鸿章中进士那年与徐父同棚考试，完卷未及誊好即患急症，后由徐父代为誊好呈上，结果是两人俱中，从此结为莫逆），李鸿章花了很大力气托荣禄为之疏通，说此人就爱唱唱昆曲，胸无大志。西太后看在荣、李之面，定了他个监斩侯（死缓），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来，方才脱牢狱之灾。

还有夏曾佑与严复，也算是维新运动的中坚人物，他们二人所起的作用，自梁启超以下，无人堪匹。严复这位出身农家的中国最早的一批洋务学生，被派到英国学海军，偏偏不安分地杂涉旁收，变成了中国最精通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代宗师。由他“达诣”的一批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名著，成为几代先进中国人用以改造中国的利器，一部《天演论》一出，对维新运动所起的作用，不亚于梁启超那支生花妙笔，喜爱时务体文章的青年，也喜欢将自己的名字改成“适之”“天择”“竞生”之类。严复与夏曾佑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论影响虽不及《时务报》，但议论之深度却过之。

夏曾佑曾被蔡元培誉为中国最有功底的学者，除了未完的一部《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之外，一生懒于述作。可他在戊戌变法时却是一位活跃的要角。梁启超曾这样描绘那时他与夏的交往：“我十九岁始认得穗卿（夏曾佑之号）--我的外江佬朋友里头，他算是第一个。初时不过草草一揖，了不相关，以后不晓得怎样便投契起来了。我当时说的纯是广东官话，他的杭州腔又是终身不肯改的，我们交换谈话很困难，但不久都互相了解了。他租一间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坊琉璃街新会邑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衡宇望咫尺，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但吵的结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大概总得到意见一致。”梁启超、谭嗣同与夏曾佑都在北京的时候，也就是维新变法的关键时刻，这些热血青年那个时候就这样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在天天吵、争，然后去做，不为名利，不顾性命。叶昌炽在当时是一个持中间立场的小京官，但他也承认，维新变法的这批人都是“才隽之士”。

这些人再加上黄遵宪、容闳、陈三立（陈宝箴之子）、皮锡瑞、孙治让、唐才常、章太炎、毕永年、冒广生、熊希龄、陈叔通、孙宝瑄、徐仁铸兄弟、沈曾植兄弟等一批在运动中披坚执锐，冲锋陷阵的志士，维新运动形成了自己的不大但颇有声势的阵容。除了孙中山等海外的革命者之外，他们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批具有革命意义的先进分子，因为近代化到了他们手里，才有了结束几千年封建专制的意义。以后的革命者与形形色色的救国论者，都堪称是他们嫡传的后代。

远远超出康梁范围的这些维新人士，他们中的多数论思想境界和学识水准并不亚于康梁，也属于同时代的早慧者，但恰是康梁先登上了峰巅，奔走呼号，将他们的心愿汇成一种颇有声势的运动，所以尽管参加者出力不少，贡献与牺牲也很大，但运动写上康梁的名字也不为过（不过，后来的康有为颇有贪功之嫌，他将这场运动中的牺牲者均视为自己的学生，好像运动就是他和他的弟子自家的事，这就过分了）。准确地说，戊戌维新是那个时代先进分子共有的果实。

冗政的威力：棉花套阵

冗官与冗政是传统官僚体系的一大特色，几乎每个朝代都难以免“俗”，可能有的会好一点，有的差一点，愈往后走，官僚体系愈完备，这个问题也就愈突出。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官僚体系的首要问题是维持稳定，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必须牺牲效率，所以冗官与冗政就不可避免了。

冗官不过是人浮于事，平白多出来的闲曹与浮吏，他们吃饭不管事，而且还捣乱，成事没有，败事有余。而冗政就比较复杂了，它既有与冗官相联系的机构重叠、政出多头种种制度结构上的症状，又是一种行政风格，它在行政运行上疲沓、沉闷、低效率，而且还外带一种奇特的行政手段：只要中央政府的某些政策对一些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利，相应的政府机构就会利用政策间的间隙、文牍文辞的转换等手段，使政策名存实亡。面对这样的冗政机制，你就会像掉入了棉花套一样，全然无处着力，也不知向何处出击。据说太平天国时期，某督抚受贿为手下一名屡战屡败的部下说情开罪，文案老夫子只将奏稿中的“屡战屡败”换个次序．变成“屡败屡战”，就化罪为功，安然无恙了。这种文牍功夫，就是冗政行政风格之一。

在戊戌新政的推行过程中，不喜新政的大臣，几乎是本能地利用冗政的滞力来阻击之，其中既有衙门习气的推诿与拖沓，又有巧用文牍的抵制，更有偷梁换柱搪塞陋习。

修改各衙门的则例，本是行政机构改革中非本质性的一项改革举措。清代是个偏重于依赖制度与成规惯例进行统治的朝代，各个衙门根据办事的需要，除了《会典》之外，还定有“则例”，即处理日常政务的条规与成例，多数以事例（即从前办过类似公务）的形式出现，办事时按例来套，参照前例执行便是。时间一长，事例繁多，规定细琐，有时往往前例与后例矛盾抵牾，实际上给书吏文案之流上下其手、营私舞弊大开方便之门（因负责的高级官员无从去熟悉则例）。各衙门某种程度上是胥吏当家。清人有这样描绘各衙办事的：

堂官至，则掌印、主稿率全司司官鱼贯而出，至堂檐下，书吏捧稿，每人而授之，使呈堂焉。受之者，莫知内容，亦毋庸知也。至堂上，则堂官整冠迎之，立而画行，司官雁行立，画毕，敬还司官，不敢久阅以烦司官也。有问，则掌印、主稿肃以对，对毕，率其曹出，有随班上堂数年，不得与堂官交一语者。

在乾隆时，曾经出现过书吏上下其手，蒙骗堂官，套出几十万两白银的大案。尽管如此，这种祖宗遗下的病窦百出的则例，还在指导着各部的运行。

修改各衙则例，是变法运动中学习日本改革行政体系的第一步，在百日维新之前，康有为以及各个维新之臣纷纷上书要求修改各衙则例，均如石沉大海，没有消息。百日维新开始后，梁启超说动仓场侍郎李端棻上书奏请修改则例，光绪不顾大臣阻挠，直接发布上谕，限各部在规定时间内修改各衙则例，办竣后奏报。接到上谕后，中央各机关一体采取搪塞拖延战术，开始除了理藩院在拖了个把月之后奏报已经派员办理之外，其余各衙就像没这回事一样，光绪帝不得已，再次严令督办，各衙门也只是敷衍了事，一直拖到政变发生，此事遂不了了之。

在裁撤闲散衙门和各机构冗员的问题上，新政也遭到牛皮糖式的抗阻。

按理说，精减机构本是传统政治体系内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并非专属于近代化改革，然而，封建时代的末世，行政机构百病丛生，老机构废而不撤，要办事就须添新机构，像补丁式的东补西补，弄得叠床架屋，臃肿不堪，只要想维持下去，非得再添新机构不可，久之，新又变老，于是再添新的，恶性循环，不知伊于胡底。进入近代以后，中央添了日见膨胀的总理衙门，而各省则不断地添加局、所，非此不足以应付局面。光绪与维新派对此深恶痛绝，几次下手意欲动刀，但是均无结果。百日维新期间，连岑春煊等温和派大臣也出面奏请裁撤闲衙冗吏（这是他的一贯主张，否则怎么会有“官屠”的绰号），光绪于是痛下决心，于8月30日，断然下令裁撤中央政府中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闲衙和地方政府中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督抚同城的巡抚，以及东河总督与各省粮道。同时，光绪还严令中央及各省裁撤各级政府中的冗员，将各种局、所裁并。

改革凡是涉及人事问题是最难缠的事。中央被撤各衙，闻说被裁，大家一哄而散，连桌椅都哄抢干净，而官员又被好心的大臣们别处安置，李鸿章就是特别热心于安置事业的人（当然，他有减消这种大规模裁撤引起的社会震动的意图，按道理这种裁撤应该慢慢来）。而至于各衙裁员的谕令，从中央到地方根本无人理会，每个负责的大员都不愿意干这种得罪人的事，“不为怨府”。大家一起拖下去，反正法不责众，光绪拿他们也没办法。

关于开制度局新政局的问题，最能显示出“冗政”的威力。

开制度局和新政局（尤其是前者）是康有为为戊戌新政设计的核心内容。，在《日本变政考》和此前此后的奏折中，康有为等人一直把开制度局作为原则性的建议提出并且反复强调之。

制度局和新政局是康有为糅合西方政治制度、日本明治维新经验和中国政治特色炮制出来的“怪胎”，其本意是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设制度局以立法，设新政局主持新政行政事，但后来发现制度局事实上兼有行政中心的功能，新政十二局实际上成了制度局的派出机构。所以问题的焦点就变成了开不开制度局。

由康有为设计的制度局，是围绕君权变法的前提而设立的变法咨询、议政与立法机构。其人员约二十名左右，全由皇帝亲手指派，每日在皇帝身边议事，既协助皇帝处理有关新政的一切要务，又逐步修订原有的法律、条令与章程。实际上，制度局就是一个新的“军机处”，所不同的是它比军机处权力更大，有立法功能，而且，因为行的是新政，是近代化性质的改革，所以必须由懂西学，知新政的人组成，而且在立法过程中逐步能向近代化政治制度方向过渡。

显然，制度局也是根据光绪皇帝的特点而设计出来的，如果光绪变成了守旧者，那么这个所谓进步性的制度变革就要化为皇帝集权的工具。应该说，如果皇帝具有开明、进步的意向，而且是强有力的，这种设计远比那些看起来很鼓舞人心的，一上来就开议会实现君主立宪的方案要切合实际，对变革有利。热衷于君主立宪乃至虚君共和的维新派将行动纲领定在“开明专制”上，说明他们对现实尚有一定程度的清醒估计。

也许正因为制度局从外观上看像是新的军机处，再加上十二个新政局，俨然有“全面夺权”之势。时人道：康有为“请立制度局于内廷，分设十二局，总理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邮政、铁路、矿务、游会、海、陆军等事，各省分道设民政局，妙选通才督办，如学校例。朝议哗然，谓此局一开，百官皆坐废矣”。制度局之设，的确引起原有官僚体系普遍的失权恐慌。虽然康有为的设想不错，不去旧衙只增新衙，让旧衙无事可办，旧官僚有钱有裕，何乐不为？其实，康有为还是太书生气了，殊不知传统社会有权才有一切，官员们的主要收入并不源于那点合法官俸，没有了权力，只有虚荣，自然不会有人去理，这么一来，一切荣华富贵，阿谀逢迎都会离我而去。所以即便是保留旧官僚的尊荣，只要把权力收去，那么还是会引起激烈的反抗。

由于制度局之设，不但刮光了军机处和六部九卿的权力，而且连总理衙门也被剥蚀殆尽，所以制度局之议，引发了普遍的恐慌，也招致了异常激烈的抵制。

在百日维新之前，康有为所上的关于开制度局的奏折，均如石沉大海。百日维新开始后，康有为不屈不挠，再度上奏重申前议。光绪将此折发交总理衙门“速议复奏”。总理衙门在拖了一段时间之后，居然复奏加以逐条驳议。十分倾向于康有为意见的光绪览奏“震怒”，旋将原奏掷还总署，令其复议。总理衙门众臣觉得很不好办，于是奏请军机处一同复议，以便分担责任。

眼见得硬抗抗不下去，诸军机就改换战略，以软招棉花工夫来对付。花了一个月工夫炮制了一个“变通办法”，采取偷梁换柱的方式，悄然换掉了康有为制度局的核心内容，代之以老一套的不痛不痒的“补丁”。

“变通办法”将康有为精选二十人设制度局的设计，改成为选翰詹科道（即翰苑与御史）十二人，轮日召见，以备顾问。这样一来，制度局也就休矣。军机大臣们抓住康有为有“以备顾问”一条，说你光绪不是要顾问吗？给你，从翰林院、都察院等衙门给你派上十二人来。每天找个人陪你解闷。这些人还隶属于各自的衙门，互不统属，两不相干，作为一个机构的制度局冰消雪化，覆巢之下无完卵，这个机构的议政、立法功能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就算这十二个人都是维新派的，他们单个地出现，也没有可能将现存的法律与规章修订，更谈不上制定新律了（谁都知道，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更何况从翰詹科道能不能选出那么多同意变法而又有能力的人来，还是个成问题的事。而且这些人由谁来选也很难说。

至于十二新政局的设计，则被狡猾的军机大臣们改成每部选派一位司员分别办理十二局事务，这些人无品级也无权力，而且并不通西学，新政无从谈，就算能办新政，各司员也隶属原部门，等于是把新政事宜分给原来的六部九卿外加总理衙门，跟没变之前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每部门多了一个无职无权专职司员而已。就这样，新政局就算胎死腹中。

巧妙的是，这样的复奏，明摆着是对康有为设计的阉割与篡改，但光绪帝却找不出适当的话来驳。因为它好像把制度局新政局要干的事都交“专人”去干了，硬性将它驳回去，显得皇帝专制，不合清朝传统，更不合光绪此时的身份，等于给了西太后申斥自己的把柄。

反过来，如果军机大臣和总理衙大臣们像总署第一次对待康有为的建议那样，全然驳斥，那么，就等于不给皇帝面子，那么皇帝就有理由不再理会军机处和总署，自行下谕设置制度局。

所以，军机大臣们这种太极功夫，是让光绪掉在了棉花套里，有劲无从使，出击也无从下手。最后，十分关键的制度局问题就这样胎死腹中，流产大吉。

其余所有的新政，像经济改革，财政改革，废八股，兴学校，无一不陷在冗政的陷阱里，左右为难，动弹不得。连刘坤一这样洋务派重臣，对经济改革也消极观望，推诿不办，他居然说什么“时事之变幻，议论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年老懵乱，不知其然”。对于新政的一道道上谕，他公然告诉下属，“可办办之，否则静候参处”。在《劝学篇》里高喊变法的张之洞，这时也非常消极，至少一只脚已经从改革的潮流中拔了出来。连洋务派都持这种态度，其他的人就更是纹丝不动，干脆就置之不理。时人所记，说“凡遇新政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至于像两广总督谭钟麟这样的顽固派老朽，竟然公开抗拒变法诏令，尽管光绪已明令废八股，但他在广州书院的考试中仍有意用八股试题。

梁启超将这种情况归之于光绪无权，无法杀一儆百。“上虽盛怒，数日严责，终不能去一人，或惩一者，以督抚皆西后所用，皇上无用舍之权，故督抚皆藐视之，而不奉维新之令也。”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许多督抚之所以持观望态度，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西太后的介入，看到了变法已经成了帝后之争，显然，他们不乐意冒身家性命之险而站到光绪一边。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本身就存在的冗政机制，在近代体制的国家中，类似中国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拖沓、推诿，以对策应付政策的局面是不会出现，至少不会如此严重，以致到了整个毁掉新政的程度。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冗政现象本是这次变法政治改革所要改革的东西，但是在实际上却是冗政击败了改革。其实，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革中，屡见不鲜，纵然光绪帝握有实权，这种现象也是改革之途上的大山，要想逾越之，还是相当难的。

冗政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超越制度的品性，即使相应的制度已经不存在了，但这种现象却还可能在肆虐，这已经成为一种特异的政治文化现象。在传统的政治体系中，这种现象也常常令最高统治者头痛，因此，每有整顿吏治之举，第一项是惩贪，第二项就是整顿玩忽和疲沓。相对来讲，贪污还好整顿一点，但玩忽与疲沓却像癌症一样无法医治，除非这种“官僚病”正好让微服私访的皇帝撞见，或者直接损害了帝王及某权贵的利益，才会稍稍受到抑制。实际上，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恰是那绝对的皇权。封建专制体制的发展趋势是，权力愈来愈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上，原先尚可起一定平衡作用的相权，到了明清，也被取消，原来对皇权有劝谏功能的台谏制度也变成了只监视臣下的都察院。可惜，皇帝一个人的能力有限，眼睛也只有两只，又不肯由别人代劳处理政务，所以只有依靠层层的官僚塔来维持局面，在绝对的皇权底下，人人都不敢负责也不能负责，所以推诿和疲沓就变成了必要的保护剂，它至少能减少因事件责任而导致的“龙颜大怒”所带来的伤害。搪塞、诿过，偷梁换柱的文牍的功夫，也是皇权底下官吏瞒上、自保、牟利的一种有效的手段。

在近代化的政治变革中，一下子就撞到冗政的软墙上，显然是一种不幸，但也绝非能单纯依靠君主权威的雷厉风行所能克服的。况且在晚清时节，就是西太后主持变法，也要对地方督抚让三分。

庞大而富有自组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是中国近代化政治改革的巨大障碍，不仅是制度，还有几千年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与习惯。相比较而言，日本的明治维新还是相当幸运的，他们维新前公武分家的二元政体，实际负责全国政务的幕府政府虽然有自己的班底，但与中国的中央政府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而且在维新的武力角逐中，失败的幕府势力因为政治与军事的失利而丢掉了自家的政府机构，而天皇周围本身又没有全国行政机构，这样，维新派就可以按自己的设想建立一个新型的政府班底，而并不用担心旧机构的反抗与阻碍。

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中国的近代化之途都是东方最难、最艰险的。

权杖下的政变

戊戌变法进入1898年的9月，新旧两党的对立已成水火之势，裁撤詹事府等六衙门和取消旗人特权，以及光绪在火头上摘掉了礼部六部堂的乌纱，这些举措在京城得罪了太多的人，成千上万丢了差事和被允许去自谋生计的旗人再加上成百上千同样“受伤害”的议员及家属亲友，有能量有地位的，就到西太后面前“环跪”与“哭诉”，其他的人则怨声载道。北京城里，就像到了“谣言世纪”，京城大街小巷，店铺、衙门和民居，一时间讹言满天飞，小道消息满街窜。一会儿说是翰林院也被裁撤，一会儿又传御史们位置也将不保。更可恶的是，还有传光绪购进大量西装，准备改服饰剪辫子，或者传光绪将入教，康有为进迷药，使光绪丧失了本性，甚至传维新派要尽诛满人等，荒诞不经却不胫而走。这些讹言与流传的情景，很有些像农村里的打教讹言的传播。传着传着火药味就出来了，京津两地，有关西太后对光绪不满的传说渐渐多了起来，西太后即将出面干预的传闻渐成满城风雨之势，传得最多的是西太后将借去天津阅秋操之际，下手废掉光绪。

应该说，传光绪的讹言不是真的，而关于西太后的传闻也非实。慈禧如欲搞掉光绪，按当时的情形，并不用那么费事，还得等到去天津借北洋三军之力发动“兵谏”，她在北京举手之劳就可以让光绪变成个废人。但是，沸沸扬扬的谣传却使得新旧两党对峙的空气分外紧张。

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在甲午战后的一段时间内，西太后对于变法以及交权的问题一度表现出相当的犹豫，虽然内心深处并不愿意放权，但却也不愿背千古骂名，甲午战争期间有言官说她主和并牵制光绪，使她很恼火，虽说处罚了这些胆大“妄言”之人，但毕竟使她有所忌惮。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虽然她并没有声言放弃干政的权力，可对朝政却相对来说放松了一点缰绳，臣工的奏折十天半月才能大略地看一次，几位很得力的大臣也被光绪罢了官。但是，维新派自瓜分危机以来紧锣密鼓的变法鼓噪中非常旗帜鲜明的“皇帝倾向”却再一次刺激了她的神经，她愈发意识到她根本无法容忍权力的丧失，愈是口头应允“吾不内制”，其内心的失落感就愈强，于是在担心光绪把事情办坏的借口下（这是对人的借口，也是对她自己的借口），再次伸出手来，频繁地干预和关注着“新政”。据林克光先生的研究，慈禧在1898年之前，查阅臣工奏折及光绪上谕不过三五日一次，或者十余日乃至二十余日一次（均由军机处根据慈禧的要求呈览），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查看的次数越来越多，“至百日维新期间则必须每日‘恭呈慈览”’。而且光绪还要经常去颐和园“汇报工作”，而她有时也还官亲自查看监视，根据林先生的考证，光绪在百日维新期间共去颐和园十二次，而慈禧还宫八次。几乎等于牢牢地把光绪拴在了她的裙边。

我们在前面说过，慈禧并不是不愿意变法，但她确实真的不愿意因变法而失去权力。康有为进呈的《俄彼得变政考》和《日本变政考》，说来说去都是皇帝如何如何，如果光绪照样学着干，她这位太后早晚要被晾成千鱼。以她的经验，没有一个班底，光绪的归政就永远是有名无实，所以，她一方面答允光绪变法，一方面又阻止康有为等人成为光绪的顾问，甚至在百日维新一开始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翁同稣赶回了老家。之后，又挫败了康有为开制度局（即为光绪准备自己的变法军机处）的图谋。光绪和维新派利用慈禧的政策缝隙，把谭嗣同等人塞进了军机处，慈禧原以为军机章京这样中低级的官吏成不了什么气候，但实际上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光绪自翁同稣去后的缺憾。显然，慈禧对此是相当恼火的（不然不会政变后不分青红皂白将四小军机全杀了）。政变前夕，当光绪与四小军机听了康有为的主意，想开懋勤殿作为制度局的替代，搞一个十人组成的皇帝议政、顾问班底，由于据说清朝前代有开懋勤殿的先例，故想借“祖制”来使之成功。维新派为此很花了一番心计，又是查阅三朝“圣训”，又是组织班底，由徐致靖和王照分别上奏举荐。当然名单里少不了大名鼎鼎的康梁。

西太后最不愿意的事就是让光绪拥有自己的班底，但是维新派几次三番地要凑成这样一个班底，皇帝权力的加强，就意味着她的权力的失落。对她这样一个极其功利的人来说，变法的措施怎样，她倒并不是很在乎，连废八股这样的举措她都很痛快地答应了，旗人们如丧考妣的哭诉，她也未必真的放在心上，她最关心的还是她的权力。任何对她权力的挑战，她都要坚决而不手软地回击过去（庚子年，为了一份向她权力挑战的假照会，她居然敢向全体列强“宣战”，可见其护权心之切）。光绪免掉怀塔布等六部堂的职，已经很令她不快，因为这些人毕竟是她所亲擢，否定了他们也就等于否定了她过去权力的轨迹。而在她最敏感最不情愿的问题上，光绪和维新派一而再，再而三地生事出戏，尤其不能让她容忍。所以当维新派关于谋开懋勤殿的消息（有奏折在）传到她那里时，据说她大怒不止，说：“小子以天下为玩弄，老妇无死所矣！”而光绪到颐和园请安时，慈禧果然脸色阴沉得吓人，结果光绪根本就没敢再提此事。从他以往与慈禧的交往经验来看，觉得他这位皇阿爸此怒非同小可，很可能要不再让他干下去了，如果他要坚持，“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于是在驻跸颐和园期间，就给了杨锐一份口气急迫，语意惶惶的密诏。

在另一方面，北京街谈巷议的政变之谣，也令维新派嗅出了火药味，深感手无寸铁之忧。于是，谭嗣同开始向他过去交结的江湖豪侠求助，与他同样任侠的毕永年到京，在京师开镖局的武林高手大刀王五也与他有联络。当然，维新派也明白，指望这些扛湖好汉毕竟难以济事。于是，他们又开始打当时中国最精锐的北洋诸军的主意，想为光绪拉一点武力后盾，康有为曾经想到过一度赞助过强学会的聂士成，于是做工作让与聂有交情的王照前去游说聂士成，然而王照根本不同意，认为这样做反会坏事。紧接着，他们的主意又打到了同样赞助过强学会的袁世凯身上，康有为连上奏折，请光绪法效日本明治维新，成立参谋本部，“选天下虎照之士，不贰心之臣于左右，上亲擐甲胄而统之”。同时，徐致靖上书保荐袁世凯，请予重用。光绪立即传电召见袁世凯，袁遂于9月14日抵京。心里发空的光绪当然也希望能有一支全式洋操并由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军队为其撑腰。所以袁进京当天光绪即破格将袁从正三品的按察使擢升为正二品的兵部侍郎，并于16日召见袁时，当面告诉他“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明白宣示他可以不再受荣禄节制，独当一面。

这时候，康有为已经明白地与同志密谋，“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之所以保举袁世凯，就是要让他当张柬之手下的武将李多祚。当闻之光绪破格提拔袁世凯的消息时，康有为与梁启超正在吃饭，康“乃拍案叫绝曰：‘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显然，并未将密谋详情告之光绪的康有为以为光绪已心领神会了。其实不然，光绪听信维新派提拔袁世凯之举，固然是在为自己抓兵权，但此时的他尚无此胆量敢想“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康有为实际上是谬托知己。其实，光绪非但没想过康有为的大胆密谋，而且还与赐密诏令杨锐等四小军机商量办法的同时，下密诏让康有为出京督办官报，密诏的内容让人感到很亲切：“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但实际上是暂时“放逐不用”的意思，因为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说了些安慰的话（当然，如形势允许，光绪是乐意用康的）。在这个时候让康有为火速出京，我看并非只是像大家公认的那样，是什么“保全”之意，好像光绪已全然料到了以后的种种事情。如果是保全的话，那么其他人（至少梁启超）是不是也需要保全呢？否则他日东山再起，只有一个康有为岂不势单力薄？而且，真要保全的话，应该让康出国，不然，就算在外地，也是有危险的。

我以为，让康有为出京，给他一个微不足道的差事，目的主要是给慈禧发一个妥协的信号，告诉慈禧我已经主动将你最讨厌的人“放逐不用”了，以缓和紧张的关系。由于空气太紧张，光绪感到了危险，所以希望康赶紧走，好尽快地缓和气氛。他以为从前赶走了翁师傅，慈禧还让他变法，这回他主动放走了康有为，慈禧也会因此而继续让他把变法之局维持下去。

但是，由于光绪为了保全康有为的体面，照顾到他一片忠君爱国的苦心，下的是密诏，本来设想康有为接诏后会很快从京城消失，自然这个妥协的信号就传到慈禧耳朵里了。没想到康有为正在忙于策划军事密谋，并没有马上走，所以这一信号等于失效，然而西太后此时已经失去了耐性，开懋勤殿与召见袁世凯这两件事过于强烈地刺激了她的敏感区，当年她搞祺祥政变也是联络了恰在北方的胜保军，方得以一举成功，她岂有不知军权的要紧？所以当袁世凯刚刚见过光绪，那边荣禄就借口什么英国军舰的调动让他回天津。

慈禧太后终于要下手了，当然，这时的她还没想到要“破帘而出”，赤裸裸地站在前台。她只是悄然地收回了光绪处理政务之权，据林亮光先生的考证，从9月18日起（正式训政是21日），光绪处理日常政务的决定权（大事之权一直没有）已然被收回。从18日到21日政变，光绪对奏折只能看看，任何奏折“均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与18日之前“均俟分别办理后，再行陆续恭呈慈览”形成鲜明对照，显系两番境界。

而前面讲到的光绪给杨锐的密诏，杨锐接诏后把它带到了家中，出于温和派的心肠，他自己拟了几条办法呈上，而没有马上将诏交给谭、林、刘三人，当谭嗣同、康有为等人看到密诏，光绪已然无权。这份密诏，显然起到了使康有为等人加速施展军事密谋的作用。9月17日深夜，趁袁世凯尚未回津之际，谭嗣同夜闯法华寺袁之寓所，孤注一掷将密谋和盘托出，劝袁率领他的七千新建陆军火速进京一面保卫皇帝，一面包围颐和园，而这边康有为已经布置毕永年人袁军中监视袁之行动，并让他在袁兵围颐和园时，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

不问可知，这是一种典型的纸上谈兵式的军事冒险。且不说维新派急来抱佛脚，与袁世凯交浅言深，极不妥当（毕永年的看法是对的，他认为袁系李鸿章系统的人，李鸿章不动，袁世凯当然不会动），就算袁世凯愿意干，他首先要面对北洋另外三支军队（聂士成、宋庆、董福祥）四五万人之众，其中装备最好，战斗力颇强的聂军，已经有所准备（袁军装备虽优，但从未经过战争）。而京城旗兵护军营、骁骑营、火器营、健锐营、神机营总计有五六万人，其中神机营、火器营也全系新式装备，再加上步兵统领手下的满汉各营，总计不下十几万人，这些兵马就算都是豆腐渣，也能挡住袁军使之抓不到慈禧。况且，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自成立以来，一仗未打，到底有多大战斗力尚属未知之数。所以，除非是精神病，任何一位头脑健全的统兵将领也不敢贸然轻举妄动，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后来大家都骂袁世凯，其实以当时情势而论，袁也确实没法动。袁世凯的真正可恶之处在于他后来的告密，没有这个告密，至少顽固派的反攻倒算不会如此之甚，甚至可能血腥的屠杀会代之以流放等较轻的刑罚也未可知。

其实，维新派中间许多人都不同意这种军事冒险，徐致靖之子徐仁镜就表示过异议，据毕永年讲，谭嗣同也不同意拉袁，并“与康争过数次”，但康有为执意要干，勇于任事的谭只好慨然自任，姑且一试。从这件事情看来，康有为的确既非政治战略家，又非策略家，进行这种毫无把握的无谓冒险，非但于事无补，而且于大局贻害无穷，实际是帮了顽固派的大忙。显然，事过之后，康有为他们也意识到了此举的失误，所以矢口否认。但是大错已铸成，后悔也晚了。

袁世凯将维新派的“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和盘托出给荣禄之后，本来还不好意思破帘而出的西太后，马上找到了借口，从而“训政”就变得理直气壮，本来很气短的她，突然之间很委屈了起来。光绪的处境一下子变得空前的恶劣（据说当时西太后曾决意马上废掉光绪，但狡猾的庆亲王奕勖却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跪其前婉求”，据说连跪了四小时，最后吓得屎拉了一裤裆，总算慈禧暂止了初衷），在他余下的十年的生命里，实际上过的是汉献帝也不如的囚徒生活，在残酷的虐待下，光绪本来就孱弱的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据邓之诚《骨董琐记》所载之光绪医案说“皇太后恶人说皇上肝郁，皇上恶人说自己肾亏”。而实际上光绪肝肾两亏，都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而所谓的“肝郁”，实际上就是长期囚禁所致，而且这是光绪致死的主因，慈禧全力讳此，证明在此之前已有人诊断如此，年轻的光绪居然硬是没活过老耄的慈禧。慈禧也很奇怪，好像一直在跟光绪赌气地活，把光绪“靠”死，然后就咽下了气，到死她也没把权力让出来。

更为惨痛的是，由袁告密（间接是因为军事冒险）导致的顽固派疯狂反扑，好容易聚拢起来的维新力量因而元气大伤，中国当时最优秀的人士非死即逃。死的一去不复返，而逃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脱离了本应生存在其中的母体，也很难对中国的进步有所贡献。而且，好容易造就的维新事业，不旋踵就被摧残殆尽，甚至连洋务事业都受影响。政变刚过，据当时报载：“近日以来，凡都中士大夫有谈及西学新法者，同僚之中均闻而却避。盖恐人指之为康党，以致罹于法网。故自同文馆以外，竟无人敢言声光化电之学，念爱皮西提（ABCD。笔者注）之音。”连荣禄倡导的武科举考试改革，也一复其旧，再试刀矛与举石担。油滑如盛宣怀也感到忍耐不下去了，居然跳出来上书庆亲王奕勖，说：“训政以来，百事皆归旧辙。而环海疑议纷腾，以为更新不求实际，复旧又似太激。”进一步，他又致函温和派的军机大臣王文韶，强调这种复辟会导致洋人的不满，从而使清廷的日子不好过：“但（外人）以维新冀望中国者，不能无疑于深宫一意守旧，从此无振兴之日。……久而久之，难免各国愈生玩视之心。”戊戌政变，将中国带入了自近代以来的最黑暗的时代，腐朽势力借西太后强烈的揽权之欲，一手扼杀了中国的进步，也扼杀了中国的机会。

这次西太后权杖下的政变，虽说轻而易举，似乎又理直气壮，但是破帘而出，重掌大权的她看起来并没有感到胜利的快畅。作为失败者的维新派，无论逃亡的康梁，关在狱中的徐致靖，还是开刀问斩的谭嗣同等六君子，其实比她更理直气壮，听任顽固派造谣说“康有为进红丸谋弑皇上”，也丝毫不能掩去维新派救国为民，乃至忠君爱国的光辉。作为胜利者的她，不仅没有像他们祖先雍正那样，敢于和反对者对质面审，甚至连最起码的审讯都不想也不愿做，匆匆而且草草地将六君子拉到菜市口一刀杀掉。第一个跳出来上奏恭请她“老佛爷”训政的杨崇伊，虽然慈禧给了他几句类似“你是于国家有功之人”[15]的好听话，但却不予重用，让这位跳梁小丑白白地上蹿下跳了一通。这些行为，表明了西太后内心的矛盾与惶惑，毕竟，把权公开地揽到了手里之后，心还是发虚，一来中国积弱危亡之势并未改变，她也知道，不变法前途无望，然而她此时却只能背道而驰。二来担心光绪与她的年龄差距，也许有一天光绪会因年龄的缘故不战而胜，那时，她的名声将大堪忧虑。三来，站到前台之后，权力无人与之分享，治国的责任也再无别人与之分担，严峻的现实，列强的威迫将统统落到她一个人脑袋上。她可能还没有意识到的烦恼是，因为这场政变，她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老派人物骂她是女主之祸，而新派人物诋之为顽固派乱政祸国。

第八章 西方政治的戊戌变奏曲

戊戌变法是以日本为摹本的，但学习日本的动议是甲午战争之后才提出来的。尽管康有为说他很早就注意到了日本进步的状况，惊叹于日本新学之出色。但在日本的强盛没有得到证实之前，即使早慧如康有为，也不见得会放下架子去向日本人学习。对于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以及所有与康有为同时开始接触西学、有志改革的中国先进士人来说，他们所学习和效法的主要对象是西方。尽管没有日本当年的声势，但中国也确有相当一批人实际是与日本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甚至个别的早慧者还走在了日本人的前头，像《海国图志》《瀛环志略》这样的书，在日本也是弥足珍贵的启蒙之书。

中国的洋务知识分子，不论是游学归来的容闳、詹天佑、严复、伍廷芳等人，还是本土的洋务学堂学生，他们受的新式教育都是西方的，而康有为他们这批“自学成才”的士人，所接触的也是西学，其中由日本“转口”的微乎其微。因此，当甲午之后，他们开始学习日本变法维新时，虽然在行动上力求与日本的维新志士看齐，但思想里装的还是西方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模式。所以他们的政治改革实际还是西化的方向，西方社会政治观念与要素，不时地出现在他们的设计方案与政治行为之中。我们在此之前也强调过，即使是学日本，也是学他们如何学习西方。

但是，耐人寻味的是，社会改造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西方政治与社会学说，而在甲午前的中国社会里，先进士人所能接触到的西学却大多为声光化电之类的自然科学知识与理论。反过来，中国的士人虽然大抵从西方物质文明中感悟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但他们真正热衷的却是西方社会、政治、法律、历史诸学科（少数秉质异常的“畴人”除外）。比如像严复，这位出身农家的下层士人，初学造船，继习海军，理应在工程学或海军教育上（实际上他从英国回国后一直就从事海军教育工作）有所作为才是，但事实上他的社会科学造诣远比他的老本行要深，这方面的见识也远远超出时代的所有人。

再看康有为，他最早了解西学是通过《瀛环志略》《海国图志》这些东西，可真正让他萌发向西方学习之念的却是他的几次上海与香港之行。在香港“览西人宫室之镶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而到了上海租界，“见彼族宫室桥梁道路之整，巡役狱囚之肃，舟车器艺之精，而我首善之区一切乃与相反”。

然而，尽管康有为几乎把江南制造总局编译所出的格致西书购回了近四分之一，还订阅了李提摩太、林乐知编的《万国公报》与格致书院的《格致汇编》，在万木草堂的教学中，也包教数学和格致，但是，我们实在不能恭维他的自然科学水平，康有为更实在谈不上在这方面有什么造诣。事实上，康有为从自然科学的知识甚至仪器里，悟到的其实是哲学、社会科学道理。1884年康有为费尽心机搞到一架不错的显微镜，一连许多天，他像着了魔一样抓到什么看什么，水中的蠕虫、地上的蚂蚁、身上的虱子，这些小东西在显微镜里都显得很大，结果，他从此悟出了“大小齐同之理”，由显微镜的观察一跃而到了哲学之境。同样，当他得知光速有每秒几十万公里时，从此得悟“久速齐同之理”。从物质的以太学说，得出“仁”的道理，进而用以太说去阐明人类社会的根本大道。

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无所不教，但特色还在于他以过去书院的方式来讲西学。康有为一个人既教外国地理、历史，又讲西洋语言文字、泰西哲学、政治学、群学（社会学），还要讲数学和格致学，古今中外可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如此“博学”的教师。也就是由于这一点，康有为以一介监生的身份，才镇住了已经中举的梁启超。梁启超不但不顾“老友不与小友”叙齿的老例，反而投到了康有为的门下。

不管怎么说，万木草堂毕竟是一个既能看到许多西学的书籍，又能得到“高人”的指点，还能自由讨论的地方。据梁启勋回忆，在万木草堂学习“要读很多西洋的书，如江南制造局关于声光化电等科学译述百数十种，皆所应读。容闳、严复诸留学先辈的译本及外国传教士如傅兰雅、李提摩太等的译本皆读”。

由于老师对社会、政治诸学科的偏爱，学生们自然就跟了上去，旧式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夙愿，与填充了一些幼稚的西方自然科学和更幼稚的社会科学知识的改造社会之志相接连，康有为聚拢了一群开明、进步而有志于救国救民的青年。也许恰恰因为有了这样的群体，康有为才能抢先一步，站在了登高一呼的位置，抓住了时代赋予的政治变革的契机，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应该说，他们最充分地利用了他们当时所能获得的西方近代政治、社会诸学说的资源，有从《佐治刍言》之类的介绍性西书上得来的浅显的知识，也有从西方历史书中撷取的零星片断。理论的幼稚，导致行为上的幼稚，这场以西化为目标的政治变革，呈现出历史上少见的奇特的新旧杂陈，中西糅合的景观。梁启超在戊戌维新过后几十年回首当年时曾说：“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皆沉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而在变法的当时，浙江大儒孙诒让在致《时务报》经理汪康年的信中就说：“闻贵馆通计阅报人数以敝里为最多。而敝里阅报之人，盖慨时事危迫而爱玩钦服者十之二三；而闻有科举变法之说，假此揣摩，为场屋怀挟之策者十之七八；其能潜研精讨，以究中西政治维新之故者，殆无一也。”不能“潜研精讨”，是因为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心情，投机取巧者如是，赤心报国者亦如是。

进化论与张三世

自从十九世纪达尔文创立进化论学说之后，不仅自然科学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跃进，其影响所及遍被西方世界各个领域，许多人习惯性地将本来只限于从低级生物向高级进化最后从猿到人的进化链顺延到人类社会，将自然选择，优胜劣汰，变异进化的原理也应用到人类社会，甚至高度文明的人类社会。这其实与许多文学家常常在批判人性恶的一面时，以狼与狼的关系来喻人类社会的尔虞我诈、你争我斗一样，是一种看似有理其实并不科学的逻辑。但在十九世纪那个国际社会殖民战争与帝国主义争夺剧烈，西方社会内部阶级矛盾尖锐的年代，衬着进化论的科学理论的背景，一时竞很有市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斯宾塞等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进化论并非严复《天演论》之译才传人中国的，在严复译作之前，进化论的点滴与片断已然出现在专以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的报章与格致杂志中。就像以太说很快引发康有为等人社会理论的变化一样，进化论的观点也使他们将之与传统的儒学理论《易经》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与《春秋公羊传》三统变化，三世递进的学说联系在一起，构筑了自己独特的社会政治发展理论。

康有为接受进化论是相当早的，虽然可能只是片断和零星的了解，而且在理解上还有相当的误差，但毕竟已经对他的思想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在1879年，康有为有一诗作《苏村卧病写怀》，内中有句“世界开新逢进化”。当然，我们还无法确定，这里说的“进化”是否即为进化论之“进化”。但是，在1886年的《康子内外篇》中，他在未完篇的《民功篇》中曾写道：“人为万物之灵，其生也必迟，俟百物俱繁，然后毓焉。地之始凝也，外质为石，石质生水，湿气相蒸而苔生焉，苔生百草，百草生百木，百木生百虫，百虫生百兽。”这段讲生物演进的话，虽然离达尔文进化论科学的论述还有相当距离，但这种生物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观点，是从中国古籍与达尔文之前的欧洲生物理论中找不出来的。而康有为对进化论叙述的误差，对于他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他本来就没有精密的科学头脑，而中国旧学的成见又深，理解有误并不奇怪。

后来，在万木草堂的讲课中，康有为开始提到进化论的一些片断的观点，如人由猿进化而来的说法等。显然，在闻知进化论观点之初，他还是将之视为一种新的自然科学理论来接受的。但是逐渐地，进化论思想给了他构筑社会改造理论的灵感，也成了他社会改造理论的灵魂。

无论今文经学派还是古文经学派，大家对于《周易》并无多少歧义，《周易》的“经”与“传”（十翼）两部分，都是当之无愧、为儒者共遵共习的儒家经典，而《周易》中的变易思想则是千百年来深入人心的。阴阳可以互通，老阳、少阴互易，而八八六十四卦也内含着无穷尽的变化之妙。在《周易》里，“变”成了一种近乎永恒的真谛。今文经学家独崇《公羊》，而《春秋公羊传》是讲究微言大义的，它认为孔子作《春秋》，其一词一句均含有无限的言外深意。它这种神秘主义气氛实际上与邹衍的阴阳五行说和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说都有难以言状的亲缘关系，而《公羊》所宣扬的“通三统”与“张三世”学说，就是明证。

所谓“通三统”就是说夏、商、周三朝各有其“统”，此“统”受命于天．统绪绝，则朝代亡。夏朝尚黑，因此是“黑统”，商朝尚白，因此为“白统”，周朝尚赤，因此是“赤统”。每朝代是什么“统”，就尚什么“服色”。三统交相更迭，凡新朝取代旧朝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同时，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法律法令也须有所变动，有所损益。（在邹衍的五行相替说里，将黑、白、赤三统又说成是水、土、火三德，相生相克，因而循环往复。董仲舒《春秋繁露》里也有近似的内容“五德配五行”。）

所谓“张三世”按《公羊》原文不过是说孔子作《春秋》，将鲁国十二世按年代距他的远近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此谓“三世”。后来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话》，进一步阐发了《公羊》三世之意，将“所见世”引申为“据乱世”，将“所闻世”引申为“升平世”，将“所传闻世”引申为“太平世”。“通三统”与“张三世”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由乱到治、再由治到乱，三世循环变化的社会发展理论。

但是，正如康有为改宗今文经学并非要严守今文经学派的“家法”，作为一个皓首穷经的经学家，他是“说经家一野狐”，所以他提倡“通三统”与“张三世”绝非《公羊》之原义，他大胆地跳出了今文经学的窠臼，引入进化论作为他“通三统”与“张三世”说的灵魂。这样他的“通三统”与“张三世”以及附带着的《周易》变通思想就不再含有“循环”的意思，而寓不断变化、不断进步之新意。还是他的大弟子梁启超深知其师，他说他的老师“喜言‘通三统’，‘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

今天，已经不好查证康有为的这种思想受了严复的多少影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影响肯定是有的。虽然严复“达诣”的《天演论》问世时，他摆出一副早就知道不足为奇的架势，对梁启超大言剌剌地说：“若等无诧为新理，西人治此学者，不知几何家几何年矣！”可是康有为所知道的那点进化论常识，与严复根本不能相比，仅靠那点桶底，他既倒不来多少给学生，更不好用它搭建理论。因为，只是在《天演论》初刊本或日手抄本（1896年）出台在先进士人中间广泛流传之后，康有为的“张三世”理论才具体地与人类社会政体演变联系起来，形成一种社会政治制度进化的梯阶理论。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详细阐明了这一理论，他侃侃而谈道：“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日多君为政之世，二日一君为政之世，三日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日酋长之世，二日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日君主之世，二日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日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这种社会进化阶段划分与政治制度的判别无疑是相当幼稚的，既分不清君主政体与前君主政体，说不清议会负责制与总统负责制之区别，更无从谈奴隶制、封建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制度演进。但是他将当时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张三世”的“太平之世”相提并论，明确把社会政治制度进化的目标定在西方近代政体上，这样“张三世”的社会进化理论才被赋予了近代化的意义，给维新变法开了一张合乎历史潮流的通行证，也即为合乎“天演”的通行证。

“物竞天择”与开民智

不管康有为如何自负，说他很早就知道了达尔文和进化论，甚至知道在进化论影响下西方学术界的动向，但是在中国，传播进化论，或者严格地说传播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将却当之无愧地当属严复。

1879年自英国留学回国的严复，沉在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的位置十几年，像其他留学生一样，饱受排挤与不得重用之苦，由于没有功名在士林中抬不起头来，他又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应乡试，以期挣个“孝廉”（举人）身份来慰藉他那不服输的心灵，可是偏偏又屡战屡败。相对于同时期的中国士人，他不仅是最通西学的人，而且还是对中国具有深刻认识的人。这样一位中国罕见的人才却不得不把精力和才华虚掷在年复一年的八股举业以及应付上司以及应酬同僚的无谓事务上，他内心的痛楚实际上比之其他的留学生更甚。

甲午之后，严复也是一个大声疾呼变法图强的人，他也给皇帝上过万言书，很早就与张元济一起开办了学西学的通艺学堂，还在天津《直报》撰稿为变法造声势，破疑难，提供理论武器。后来他又与夏曾佑等人主办天津《国闻报》，我们前边曾经讲过，《国闻报》的影响仅次于《时务报》，而议论之深刻还过之。《国闻报》堪称屹立于北方的维新变法的一面旗帜，一面有别“康党”的旗帜。

严复对中国贡献最大的是译介了一大批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经典，如《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法意》等。应该说，这些译著选择的眼力都相当不错，也大多为中国当时的必需。“严译”虽与后来的“林译”（林纾之译的小说）齐名，但社会效益却不能相提并论，就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推动作用而论，林译远不能望严译之项背。然而，严译中的重中之重，对中国思想界产生划时代影响的，还当数《天演论》。对于戊戌维新，现在人们多称道其价值在于思想文化的启蒙，如果从这个意义来讲，那么严复的贡献并不让于康梁，虽然他并没有登高一呼的天赋。

《天演论》译自英国学者、号称“达尔文之咬狗”的赫胥黎。这部书应该译为《演化与伦理》，但那个时候，严先生实际上不是在译，用他的话来说是“达诣”，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某些时髦学者的“编译”。

赫胥黎的原书，其主旨就是将进化论原理应用到人类社会，具有很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意味。他在原著中开宗明义就指出万物都离不开物竞天择的自然选择法则，没有求存之道，就会被自然淘汰，人类社会也不例外。人类可以征服自然，但稍有不慎，也会被自然所湮灭。人类社会中的优秀人种固然可以在竞争中取胜，但如心有松懈，也难免败亡之命运。赫胥黎举例说，英国人开垦澳洲，虽几经磨难与艰辛站住了脚，但如有松懈，也有被土人杀灭的危险。赫胥黎强调了人类（主要指白色人种）应采取伦理控制的方法，充分发扬个人的意志力，将群体的“智”“德”“体”的力量集中起来抗衡天然淘汰的自然法则，建立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使成功者既是适应选择的“最适者”，又是道德高尚的“至善者”。这就是他《演化与伦理》的主题。

赫胥黎这部书按理说是非常合严复的口味的，他就是要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阐述达尔文主义，介绍达尔文主义。但是，他在“达诣”过程中仍嫌赫胥黎说得不过瘾，不断地将斯宾塞的货色塞进来，极大地增加了原书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这也可以说是严复的一种介绍意向，早在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的《原强》一文，就是将达尔文与斯宾塞并列介绍的。他所喜欢，也认为中国此时最需要的就是带有社会学色彩的进化论，与带有达尔文主义色彩的社会学（群学）。

进化论传人中国，作用最为显著的是两层意思，一是变易进化思想，这一层意思由于中国传统思想中本来就有很浓的变易因素，所以很快就被康梁等人接了过去，演变成新型的“张三世”思想。二是自然选择思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层意思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所没有的，故而由西学程度较好的严复阐发，最初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人们“保教保种”自救自存意识，继而演成主宰了中国知识分子几十年之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保教保种的意思就是求民族自存之道，“教”与“种”分别代表了中华民族精神与实体的两个方面。而恰是在严复阐明了自然选择的原理之后，保教保种的呼声才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响应。严复在《原强》一文中说：“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遗种也，则必强忍魁桀趋趫捷巧慧，而与其一时之天时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他以无情冷酷的声音告诉人们，所谓物竞天择就是生存竞争中弱肉强食，愚身智役，只有适于天时地利于人事者，方能自存。这种声音，对于刚刚从迷梦中醒来，尚存一丝侥幸的中国士人来说，实如禅宗当头棒喝，茅塞为之顿开。

严复认为康有为喊得震天响的保教保种口号，实际上只是一个保种问题，种不保，教则无可保，也不必保。而保种的关键，就是提高国人的素质。他在《原强》中写道：“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日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日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反是而观，夫苟其民契需恂愁，各奋其私，则其群将涣。以将涣之群，而与鸷悍多智，爱国保种之民遇，小则虏厚，大则灭亡，此不必干戈用而杀伐行也。”而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最要紧的就是民智，至少在当时的中国，民智之开，最为要紧，不明世界大势，不晓最基本的科学道理，就是有好的政体也不能致富强。在严复看来，政治制度是要与民智相般配的。骤然冒进，使中国一跃而为民主政体，那么“吾恐其效将不止贫与弱而止也”。

严复的这种思想，在梁启超和夏曾佑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发扬，夏曾佑走其极端，变成了“民智决定论”，而梁启超也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分，也是将民智水平当成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盛的标准，也认为民智与政治水平要相适应，民智低下，给予民主也不会享受，让你独立也无法自治。也同样认为政体应与民智相般配。“故欲求一国自立，必使一国之人之智慧足可治一国之事，然后可。今日之中国，其大患总在民智不开。民智不开，人才不足，则人虽假我以权利，亦不能守也。士气似可用矣，地利似可恃矣，然使公理公法、政治之学不明，则虽有千百忠义之人，亦不能免于为奴也。”

沿着这种逻辑路线，自然会得出启蒙优先于政治改革的结论，显然，这是一种与康有为不同的改革路径。不过梁启超并没能坚持住他的主张，还是顺从了他的老师。

细究起来，颇耐人寻味的是，进化论严酷的自然选择与淘汰之理，与中国传统哲学中仁道、中道之理是全然不相谐的，甚至可以说根本不相容。中国传统伦理排斥竞争或者说掩饰竞争，更嫌恶赤裸裸地鼓吹弱肉强食。在政治上，王道总比霸道来得更光明正大。但是，士人们却十分容易而且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这种十分冷酷的理论，并将之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看起来，一是严酷的现实证实了自然淘汰法则的合理性；二是在中国人心灵深处，性恶论的阴影始终未能去掉。相信人性之恶，自然会理解弱肉强食（深恶荀学的维新派，骨子里还是脱不去荀学的影响）；三是在中国人的近代经历中，有道义的中国总是败在不讲道义的侵略者手里，反而要向蛮不讲理的列强赔款赔情，原因只是列强兵强马壮，船坚炮利，这一段历史恰好是物竞天择理论的最好注脚。基于这三种原因，中国人从坚信仁义可以为干戈于橹，走向自己的反面，相信弱肉强食才是真正的宇宙真谛。

另一个蹊跷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倡导者虽然并不都是殖民主义者，但这种理论却为殖民主义所喜欢，因为根据这种理论，殖民者的行为无论如何凶暴，都有其合理性。这是一种强者的理论，胜利者的理论，是使殖民者不受谴责，使殖民主义者不为自己的暴行感到内疚的理论。但是，作为受侵略、被宰割、受欺凌的弱者的一方，中国人却热衷于相信，而且宣扬这种为侵略者提供借口的理论，甚至以这个理论的某些关键词作为自己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呢？

显然，中国人热衷社会达尔文主义，绝无为侵略者张目的意思，他们只是看到了这个理论的另一面，即发扬主观能动性，奋发图强，在竞争中适应环境，变为适者生存中的“适者”的一面。而且，在潜意识里，几千年文化的优势地位，使得中国士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劣等民族”，是“弱者”，梁启超、严复等人在宣扬权利与智力相配理论的同时，好像有意回避那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得出的民智低下者理应受到“优等”民族侵略与奴役的结论。一层很薄的窗户纸，但就是没人愿意捅破。

给自己改名为“适”，字为“适之”的胡适，很注意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大概因为他自己就是进化论的虔信者。他在，日记中记载过一件趣事，他说他听同事马幼渔说，在维新运动期间，马考入叶衷澄所办的学堂，试题为《三国多游说之士论》，试卷请的江标来看，大概由于马的答卷比较出色，江批其卷时云：“可与谈天演。”卷子发下来，马幼渔不知“天演”为何物，遍问人，人无知者，查《佩文韵府》也照样糊涂。这个江标就是后来参与湖南新政的那个湖南学政，他实际上是康梁的战友，接触过《天演论》的人接受它实在是太快了。更令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康有为《两考》出世会有人弹劾，而戊戌政变之后，译出了《天演论》的严复却未因此而获罪。

绅权与民权

民权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为“人民的权利”，这种解释源于法国大革命，源于卢梭的理论，其实质为一种“集体”的凌驾于个体的人之上的权利。另一种即为作为人个体的权利，这是一种近代英美的概念，源于洛克、约翰·密尔，也源于美国《独立宣言》，它的本质是宣称每个人拥有与生俱来的天然权利，强调这种权利的神圣性（源于自然法的神圣性）。后者，实际上就是眼下十分时髦的“人权”。

这种在当时又可被称为民权的“人权”，是以社会的个体本位作为前提的，从这种前提出发，人权又引申出民主、自由和平等。

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康梁等人所热衷的民权到底属于哪一种呢？还是让我们来看他们是怎样说的。梁启超在《时务报》时期，谈民权谈得最多，他曾这样说过：

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权也者，兼事与利言之也。使以一人能任天下人所当为之事，则即以一人独享天下人所当得之利，君子不以为泰也。

从这里看，宛如约翰·密尔《自由论》的口气，所以说，康梁所谓的民权没多少法国气，而更多的是英美味。曾亲自研究过约翰·密尔的严复，当然更是这种论调，还在《时务报》未问世之前，他就在《直报》上发表文章《辟韩》宣称：“民之自繇，天之所界也（注：严复将约翰·密尔《自由论》译为《群己权界论》，文中今译自由者，均译为自繇）。”而民之自治之权，就来源于天赐的“自繇”。

进一步，由这种天赋“民权”，他们顺理成章地将之导向民主，导向议会政治，甚至导向公开对君主专制的否定。梁启超说：“地者积人而成，国者积权而立，故全权之国强，缺权之国殃，无权之国亡。何谓全权？国人各行其固有之权；何谓缺权？国人有权者，有不能有自主之权者；何谓无权？不知权之所在也。无权恶乎起？曰：始也，欲以一人而夺众人之权，然众权之繁之大，非一人智与力所能任也，既不能任，则其权将糜散堕落，而终不能以自有。”这是公开在报刊上发表的言论，尚且暗示君主权力的不合理，至于梁启超等人的私下议论，则更是“非圣非君”，他曾在时务学堂学生的笔记上批道：“臣也者，与君同办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国之义？”这样说来，君与臣就成了雇用关系，合则留，不合则散，“三纲”就等于一张废纸。这话可以与孔融人之于母，像瓶中装物的妙语相映成趣，启发梁启超思路的是西学，但他灵感的来源却还是传统。

在另一份的时务学堂学生笔记的批注中，梁启超还写过这样的文字：“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圣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后来，叶德辉、苏舆等人在此条旁加案语曰：“二十四朝之君主，谓之民贼，而独崇一孔子，是孔子之受历代褒崇为从贼矣。”叶德辉之流虽然无耻到说：“宁可以魏忠贤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豚之足贵，断不可以康有为乱时政，使四境闻鸡犬之不安。”但是他们看康梁有时还是看得很准，或者说嗅觉很灵，梁启超的确有很明显的“非圣非君”的思想倾向，抬孔子压君王，最后孔子也只能是摔在地上。

谭嗣同这位豪侠之士比他的同志来得更直截了当，他说：“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就像乡下乡社赛会，必须找一个人总领其事一样，如果不称职，就得换掉。又说：“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民之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末，更无相为死之理。”进而更借“学问冠绝地球”的法国人之口，出言日：“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以泄万民之恨。”

中国的文人，大概说的和做的总难达成一致。康有为后来的学生总是感到疑惑，不知为何老师推崇民主却要保皇，倡言男女平等却又要左一个右一个地纳妾。其实，梁启超与谭嗣同也未尝不如此，不过性质稍有不同。有英雄豪气的谭嗣同断不会作出不英雄的事来。谭嗣同和梁启超对君主一无好感，甚至还相当嫌恶，可到了变法实践中，他们可以说都对光绪很忠诚，尤其是谭嗣同，进京之后入值军机，杨锐说他最党康有为，然当值尚称安静，说明思想激进的他处理现实问题时很冷静，也很能替光绪着想。政变的危难之际，他首先想到的是纠合江湖侠士营救光绪，最后能逃而不逃，从容赴义，虽然本意并非“以死殉主”，而是要以他的血来唤醒世人，但在形式上却很像是“主危臣死’’古之忠臣义士（维新派后来也就是这样推崇他的，甚至还编造出他如何如何地“孝”，事先准备好与父的绝交信，以便洗清父嫌的故事）。

现实的策略考虑（还有感情因素）使他们不能不从理论口号的高处走下来，从现实出发设计他们的行动方案，对君主的态度如此，对民权的鼓吹也是如此。当他们发现他们面对的是受几千年愚民政策毒化，知识水平低下的一般老百姓时，当他们发现这些老百姓对他们救国为民的变法举动根本不理解甚至误解时，他们就不再迷恋于兴民权的种种“益处”了。至少维新派在湖南的社会改革运动在民众中的命运“教训”了梁启超他们，他们意识到了兴民权必须有个程序的问题，兴民权必须先开民智。首先要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其次还要灌输西方近代政治常识，否则不会选举不会开会，不知义务不明责任，民权根本就兴不起来。梁启超到了时务学堂当总教习后曾对陈宝箴讲：“今之策中国者，必日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也矣，然民权非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这种说法像他们热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往往会导致西方统治东方的殖民逻辑，但是那个时候的他们，看问题往往就像他们仅有的数学常识欧几里德几何学（这是最早引进中国的西学）一样，是平面直线运动，再加上根深蒂固的英雄史观作怪，很轻易地就借民智不开的大棒，打掉了一般老百姓的民主权利。

开民智是一项艰巨而漫长的工作，他们当时还没有能力想到后来胡适博士想出的“幼稚园民主”的办法，在现实变法政治的急切需要面前，他们很快就把工作从开民智转为“开绅智”，把口号从“兴民权”改为“兴绅权”。“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

士绅阶层是中国社会的文化精英，有知识、有能力，更重要的是有议政干政的传统。士为四民之首，绅为无冕之官，在中国社会，抓住了士绅，问题就解决大半，至少在太平年景是如此。但士绅们同样昧于世界大势，同样不知近代政治为何物，同样不会开会和选举。更有甚者，“士唯无耻，故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出穿窬之技，以作搭题，甘囚虏之容，以受收检。袌八股八韵，谓极宇宙之文；守高头讲章，谓穷天人之奥”。所以欲兴绅权，必开绅智。梁启超说：“凡用绅士者，以其于民之情形熟悉，可以通上下气而已。今其无学无智既与官等，而情伪尚不如官之周知，然则用之何为也？故欲用绅士，必先教绅士。”

开绅智、兴绅权，有两种途径。一是兴办学会，在当时的条件下，康梁等人认为组织学会，可以提高士绅的西学水平，使他们了解世界大势，更重要的是可以组织起士绅议政、参政，参加变法。梁启超曾专门著文，以类八股文的形式一笔一笔地将学会的目的、办法、内容、功能等排了出来：

胪陈学会利益，专折上闻，以定众心，

建立孔子庙堂，陈主会中，以著一尊；

贻书中外达官，令成捐输，以厚物力，

函召海内同志，成令入会，以博异才；

照会各国学会，常通音问，以广声气，

函告寓华西士，邀致入会，以收他山；

咨取官局群籍，概提全分，以备储藏，

尽购已翻西书，收庋会中，以便借读；

择购西文各书，分门别类，以资翻译，

广翻地球各报，布散行省，以新耳目；

精搜中外地图，悬张会堂，以备浏览，

大陈各种仪器，开博物院，以助试验；

编纂有用书籍，广印廉售，以启风气，

严定会友功课，各执专门，以励实学；

保选聪颖子弟，开立学堂，以育人才，

公派学成会友，游历中外，以资著述。

这样的学会，集学校、研究院、出版社、编译馆、博物院、图书馆以及实验室于一体，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康梁等人也确如此操作过，像编西学书目，购译西书，出报刊等，在北京办强学会时，由于全北京连一幅世界地图都找不到，没办法，只好派人从上海觅得一幅，全会上下，视若拱璧。但是，像梁启超描绘的那种学会，在维新运动期间．一个也没有出现过，显然，在启蒙时期，不具备这个条件。而且，即使办起了就像梁启超说的那样的学会，也还是像个以启蒙为主的“窗口”。在那个披榛辟莽的年代，即使才华横溢如梁任公，想象力也是有限的。

开绅智兴绅权的第二种途径是开办“短训班”，梁启超曾为湖南的新政出过这样的主意：

先由学会（指南学会。笔者注）绅董，各举所知品行端方、才识开敏之绅士，每州县各数人，成集省中入南学会。会中广集书籍、图器，定有讲期，定有功课，长官时时临莅以鼓励之；多延通人，为之会长，发明中国危亡之故，西方强盛之由，考政治之本原，讲办事之条理。或得有电报，奉有部文，非极秘密者，则交与会中，俾学习议事；一切新政，将举办者，悉交会中议其可办与否，次议其办法，次议其筹款之法，次议其用人之法。日日读书，日日治事，一年之后，会中人可任议员者过半矣。此等会友，亦一年后，除酌留为总会议员外，即可分别遣散，归为各州县分会之议员，复另选新班在总会学习。

这种短训班，有教学，有实践，如果认认真真地办起来，应该是有成效的。

实行民主，倡导民权的确应该与开启民智联系起来，行使民主权利也与使用者的知识水平有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知识的人就理所当然地应该被剥夺他应享的权利。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政体并非是等到全民的教育水平都很高了才建立的，而不发达国家也绝非只配专制政体的统治。政体与一个国家人民教育水平的般配并非是绝对的。对于中国来说，虽说近代知识尚欠缺，但农村中的识字人数在不发达国家是名列前茅的。农民们在农村办自己村社的事时，能够有良好的自治能力，稍加训练，就可以部分地适应民主政治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实践证实了这一点（实际上这种实践就包含了胡适幼稚园民主的内涵）。

当然，我们不好去苛责前人，在那个时代倡导民权的人，除了自身浓厚的英雄史观而外，在接受西方政治学的时候，也顺便受了老师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其实梁启超有一分之智便有一分之权的说法就来自于李提摩太。当年的帝国主义者，就是以这种理论借口，剥夺了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当然，这种理论也有真假难辨的“合理性”掺杂其间，即民主权利的充分行使，的确需要依赖全民的教育水平的提高，用这种合理性的东西掺进去，再经过几个巧妙的转换，殖民统治就合理合法了--要想独立吗？要想民主吗？你们等吧，等到你们都有了知识再说，就算你们等到了那一天，而我们宗主国的人还是比你教育水平高，所以殖民统治还是合理的。

开民智与政治改革多年来被人说成了像那个古老的命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样麻烦，是先开民智还是先搞政治改革，这对于前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个必须同步进行，而且也只能同步进行的程序，虽然步子可能有时此一方会大一点，有时彼方大点，但谁缺了谁都将是不可能的笑谈。

议员和议郎

西洋的议院，自王韬开始，一直是中国思想家所关注的热点。留学英国的严复，一有空闲，就爱钻到英国议院去旁听，而出使西方的外交官们，也常把观察议院开会当成一件趣事和要务。从中国人直观的感觉出发，他们敏感地发现这是中西政治中差别最大，也是差得最根本之处。也可以说，议院是中国近代思想家心中的一个无法消释的“结”，更是一个“神话”，一个可以呼风唤雨的神话。

当然，在王韬那个时候，他对议院的认识还相当浮浅，认为议院的作用就在于使统治者以通下情。“善为治者，贵在求民之隐，达民之情”，而英国政治，“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能而君否，亦不能行也”，故而“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所以“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而且，他非常自负地认为，议院政治实在是中国古已有之，而议院在泰西的存在，“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后来的何启、胡礼垣由于长期在西方受教育，并在香港从业，虽然对西方议会政治认识较清楚，但他们基本已游离于本土知识界，所以他们的认识，并不代表中国士人的认识水平。而郑观应的看法几与王韬相同，他说：“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

接力棒递到维新派的手上，他们毕竟是比前辈进步了，虽然没有出国实地考察，但是可看的政治学的书籍还是能找到几本，所以，他们对议院的认识比王韬他们深入了一步。在有名的《公车上书》中，康有为虽然也重弹了前辈设议院以通民情的老调，认为中国之大病“首在壅塞，气郁生疾，咽塞致死，欲进补剂，宜除噎疾，使血通脉畅，体气自强”，但议院的功能则是“俾轮班人值，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而议员的产生则是“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而且“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著为定例，宜示天下”。把议院的产生、换届以及议政、立法的功能都说了出来，而且除了“轮班人值”而外基本上符合西方议会当时的情况。看起来，“康圣人”的书是比王才子读得多一点。不过，“康圣人”的议院，却没有议院之名，只是让皇帝“开武英殿”，而议员也不叫议员，“因用汉制，名日议郎”，古色古香的。

他的高足梁启超，居然进一步论证了“议郎”这种古已有之货色的根据。他曾专门写过一篇《古议院考》，他居然考证出中国古代虽无议院之名，但却有议院之实。在他看来，议院的思想，实在可以从儒家经典中找到根据。比如《礼记》中“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孟子》里“国人皆日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日不可，然后察之；国人皆日可杀，然后杀之”之类，都讲的是议院的实质内容。又着重考证了他老师提到的“议郎”，他认为其实汉代的议员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谏大夫，二是博士，三是议郎。他提出证据说东汉王隆的《汉宫解诂》里讲“议郎不属署，不值事，国有大政、大狱、大礼，则与二千石博士会议”。而且汉朝官制，高级官员还有“议曹”的名目，也属于古之议员。甚至，他连清朝入关的“八王共议国政”的军事民主制的残余，也说成有议院之风。

很明显，梁启超这种考据是为政治服务的，很难做到科学和合理，目的就是为了给议院这种趸来货找点传统的依据。汉代的议郎不过是皇帝宫中中下级的属官，系一种低档次的顾问与咨询侍卫，有时也参加御前会议、宰辅会议和百官会议，他们在相权尚十分嚣张的汉代，实际上是作为皇帝的帮闲来出席会议的，在会上只能为皇帝帮腔起哄，作用与地位都非常低微。相对来说博士作为太常（九卿之一）的属官，位列清要，在上述会议上倒是乐于也敢于发言，因而参政议政的分量要大得多。但也谈不上是什么议员，因为即使在汉代，这三种会议并不常开，即使开，一般也是实际控制局面的帝或者相说了算，发言权还是以官阶的大小为准。漫说并不敢多说话的议郎，就是敢于直言的博士们，说了话有没有人听也很难说。

就像康有为炮制《孔子改制考》来“托古改制”一样，这种拾“西学中源”论之牙慧的行为，固然有其积极作用，可能会减少一些人对开议会的心理顾虑，也可以拿它去掩守旧派的嘴，当然掩得住掩不住另当别论。不过，在维新派已经下定决心在中国掀起一场政治变革的风暴之时，还这样遮遮掩掩地搞这种牵强附会的“托古改制”，实在是弊多利少。对于有百多年朴学传统的晚清学界，尽管理学复兴、今文经学再生，但乾嘉遗风犹在，梁启超搞的这套考据把戏，明眼人不用查书，一看便知是牵强穿凿之说，要蒙，也只能蒙那些一知半解，不晓唐宗宋祖为何许人物的三家村学究，而稍有功底的学人都会大摇其头，守旧者以为你在欺世售奸，维新者也会很不以为然。严复在读到梁启超这篇《古议院考》之后，写信给这位才子批评他凭空臆断，穿凿附会，在严复看来，把议院的民主制度说成是古已有之，其副作用就是削弱了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而君主专制制度才是中国长期落后的根源。

作为思想家，严复无疑要比梁启超深刻，他的质疑是正确的，政治改革不破不立，不让人们明了君主专制制度之弊，就无从确立新的民主制度。如果维新派也承认汉代有议院，那么就等于说汉代已是民主制度，反过来，守旧派就可以援引汉代的种种专制实迹而证实他们所维护的“祖宗之法”与“祖宗之制”的合理性，这样一来，康梁等人岂不等于自请入瓮？

经过严复这么一批，康梁等人也有所悟，从此以后，他们就直接提议院、议员而不大提“议郎”了。

自王韬、郑观应始，中国先进士人就对议院有一种近乎幻想似的迷恋。由于缺乏对议会政治的直观感受，更不晓得议会政治的具体运作，他们往往把议会理想化，想当然地将西方所有的成就都归之于议会政治。这种倾向到了康梁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康梁之后，这种议会神话仍旧传递了下去，无论是立宪派的请愿，还是革命派的革命，建立议会政治都是他们不渝的志向，也是他们改变中国的最大寄托）。梁启超曾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之情大呼：“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日：议院哉！议院哉！”议院之设，上可集众官之智慧，中可听取民众的呼声，下可借以发表对国政的意见。可以使全国上下通情，君臣欢洽，举国团结（合群），同心协力地建设国家，走向富强。事实上，梁启超已经把开议会作为治疗中国人一盘散沙毛病的一种药方。孙宝瑄在当时有过一种设想十分有趣，在康有为的《大同书》尚未面世之前，向人们展示了一种他关于议院的憧憬和理想。在他的理想社会里，议会居然成了社会的骨架：“吾思数千年后，地球诸国及省府县乡，道里广狭必悉同。乡立议院，家出一人人，议治一乡事。县立议院，乡出一人人，议治一县事。府立议院，县出一人人，议治一府事。省立议院，府出一人人，议治一省事。国立议院，省出一人人，议治一国事。合大地立一议院，国出一人人，议治万国事。当是时也，国无强弱，家无贫富，人无尊卑，无仁暴，无愚智，所谓远近大小若一，盖合符也。”显然，梁启超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西方议会开会时的情形，更不了解议会政治必须与政党政治相配套，而政党在议会中的活动恰恰是以竞争为主要特征的，议会开会就是在辩论或者说是在争吵，而其背后则是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联合、分化、重组，再加上游说与交易谈判，议会政治至少从外观上像个吵吵闹闹的“疯人院”。像中国维新派所想象的那种通过议会开会达到上下一致、全国一致的情景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就是对外宣战，也有人提出反对动议或者投反对票。议会的作用在于民主议政，在于集中多数意见最大限度考虑合理性地立法，更在于将政治过程公开，通过政党间的竞争达到监督和优化选择，也是为了与行政与司法部门分开，达成一种权力的制衡，在动态中保持政治系统的稳定，不至于因行政首脑个人的因素影响政治大局。这一切，当时的维新派中的多数是不可能了解并体会的。

议会毕竟只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内容，代议制的确是西方各国政治制度的共同点，但根据各国不同的国情，又有各自的特点，其功能与运作形式也不尽相同。议会政治不是能够单独存在的政治制度形式，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制度、机制与政治文化环境相配套，议会非但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会成为祸乱之源。说到底，制度并非神通广大的魔棒，只要挥舞起来，就会立即出现奇迹。当然，这个道理，中国人在辛亥革命之后才有人懂得了一些。对于梁启超来说，他是自组织进步党参加议会竞选而后又作为内阁成员面对大打出手、墨盒乱飞的开会场面之后，原来过于理想的议会图景才逐渐消失。

颇为令人奇怪的是，曾经把开议会作为政治改革中心内容，并且几乎把议会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的维新派，在百日维新开始后，居然十分轻易地放弃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议郎”又变成了制度局的“才隽之士”。制度局与议会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这一点连康有为自己也清楚。制度局更像是一个光绪的新军机处，而希望入选其中的康梁谭诸人则是没有头衔的军机大臣，是首辅更是宰相。

使他们一改初衷的最直接原因是皇帝的态度与变法改治的现实，为了能够迅速而尽量减少障碍地进入中枢，指导变法，牺牲一下理想当然也是可以的。康有为虽然从书上知道议会如何如何的好，但“纸上得来终觉浅”，进入政治现实之后，他还是更习惯采用原有的形式，利用传统的议政、辅政方式才更方便、快捷，因为传统士人出身的他，血管里流的都是这种出将入相、致君尧舜的血。

使他们暂时搁置议会的原因是出于对民智不开的忧虑。就在梁启超考证了一大通古议院之后，他的结论居然是当今的中国不宜开议院（古已有之，为何今日不可）。“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而在当时，并非所有的维新派都认为只有等到民智已开才能开议院的。谭嗣同和林旭在百日维新期间就曾主张开议院。而孙宝碹也认为：“苟开议院，则无论民智民愚，皆可不乱。何也？议院开而行公举，则贪虐之吏必尽去，而民之贫困者渐少，盗贼不起，乱何由作乎？”以政治清平的角度，认为即使民智不开，也要开议院。到底谁对呢？从现实策略来看，康有为可能更合理一点（但同样碰到了西太后的痛处），而从理论上讲，也许孙宝碹也不无道理。

西式的开会与中式的清谈

在近代西式民主政治中，开会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还真是一件必须要有人教的难事。孙中山先生写过《民权初步》，其中有些内容就是告诉人们如何开会。也许他是听说了国民党成立之初开大会，主持人宋教仁当场挨了女豪杰唐群英的耳光，差一点就把会给搅黄的故事。后来的鲁迅也曾写过文章教人们怎么开会，其中一条建议就是会不要开得太长，如果开长会就最好准备一些面包，以防人们因饥饿而心情烦躁云云。

就像中国人乍进入近代生活不会使用洋枪洋炮，好长时间兵丁们瞄准射击时眼睛不看着前方一样，就像中国人没见过工厂与机器，担心大烟筒会把自己吸进去而不敢进工厂一样，就像中国人乍见照相机以为它能将人的灵魂吸进去一样，中国人也不会开会，不懂开会的程序，更不知道遵循这种程序；不懂开会也要有规矩，更不知道要遵守这些规矩。中国官吏们以前也有过开会的经历，像御前会议什么的，但那与其说是会议，不如说是皇帝的挨个提问，一旦没有了天然的权威，传统的中国人似乎开不成会。

但是，中国土大夫却从来都是喜欢结社议事的。东汉的太学生们与外戚斗，与宦官斗，小会议政，大会声讨乃至行动，最终酿成党锢之祸。曹魏时的建安七子的诗酒酬唱，好朋友死了还一块儿到他坟上学驴叫。魏晋之际政治环境恶劣，竹林七贤不敢议政，还是凑到一块儿吃药，喝酒，行散，玩女人。明代的文人结社最盛，东林党、复社、几社，都是干政议政的好家伙。一群群志同道合或者说臭味相投的文人，凑到一块儿，或是诗酒女人，或是讥讪朝政，臧否人物。清代皇帝推崇欧阳修的《朋党论》，屡颁禁令限制文人结社，严禁处士横议。但据说还是没能禁得了。到了晚清，朝廷控制力锐减，不仅朋党出来了，士大夫的清谈也再次光复旧观。清流党人不论牛角牛腹还是牛尾与众多的牛毛，看来都免不了士大夫干政之嫌。而甲午之后，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更是把陶然亭当成了清议的据点。

士大夫清议是没什么规矩的，既无主题，又无目的，更无程序和规矩，大家凑到一块儿，七嘴八舌，你言我语，能从军机大臣的花翎扯到女人的小脚，还免不了要夹着茶点和酒菜佳肴乃至于鸦片，如果是明代的士大夫，那肯定少不了那些色艺俱佳的名妓的调和。

应该承认，这种士大夫的清议也是能议出些名堂来的，比如明代东林党人与阉党的斗法，许多主意肯定来自清议；晚清清流党人的许多好的弹章，也由清议而孕育。清议也有威慑力，东汉臧否人物的月旦评，就使官宦们很注意自己的言行。但是比较起近代政治的开会来，士大夫清议就显得太无目的性，无计划性，太随意，太没有约束力了。

维新运动是中国先进士人开始学习西方政治规则的一次实践，很显然，刚刚从士大夫脱胎而尚且有大半截身子还留在传统的维新派及同情、赞同变法的士大夫们，对西方政治的一切尚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而且他们似乎还不屑于请教如何开会这种琐屑小事，因此，即使身在维新派组织的各种学会的会场之中，还仍旧按老习惯行事。

在组织强学会时，毫无经验的维新派常常控制不住局面，开会议事不是成了康有为一人演讲的独角戏，就变成了大家吵吵嚷嚷，议而无决的“举座不欢”之局。而开会与“游宴”也分不太清，反而有酒有游的“会”倒开得好一点。开会时来看热闹的居多，虽有时“士夫云从”，但喧嚷异常，像是在逛庙会。最终不待顽固派参劾，会中已因意见参商而七零八落。而康有为由此得出教训竟是，“从来意见不合，是以害事”。

其实，作为一个团体，意见不合是应有之义，开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讨论和协商达成共识，达不成一致也可以求同存异，或者通过最后的表决以形成多数意见。如果是一唱百诺，那么这个会也大可不必再开了。康有为大概是习惯了万木草堂那种众星拱月，亲善友好的气氛，碰到了京城一个个谁也不服谁的京官们，难免有点掉转不开。

不管怎么说，通过强学会等学会的实践，维新派还是积累了组织团体的经验，也有了开会的经验，及到1898年再开保国会的时候，准备就比较充分了。预先制定了一些章程和规矩，其中对于如何开会就制定了“保国会讲例”：

一、会中人数既多，谈话难合，外国开会，皆有演说，由众公举，通中外博古今之才，立题宣讲，以便激发而免游谈。

二、公推通博之才，由大众公举或投阄密举。

三、投阄者席前各置纸笔墨及一碗，听客书自己姓名，及所举之人，汇齐置中间一案，一人开阄，一人宣读。

四、公举宣讲之人，当拟出数题宣讲。

五、拟题当关切保国、保教、保民、保种、切近有益之事，不得旁及。

六、凡宣讲者既为大众公推，可在中堂宣讲，以便听讲者，四面环听，讲毕仍就旁坐。

七、每会可公推数人转讲，每讲酌定钟数，以一时为度。

八、听讲者，东西北向三面环坐，其曾被单宣讲之人，讲毕，复听讲者，亦就听讲之位。

九、同会有欲问辩者，须待讲毕乃问，或条写出，唯有意法难，及琐碎无关大旨者，讲者可不答。

十、辩问可同时二人并问，不得过二人以外。

十一、凡问辩者，起立乃问，问毕乃坐，其望远者，就座前问亦可，讲者起立听候，问者复坐，乃坐，听者不起。

十二、讲毕随意同人谈论，及入茶室茶点，去留皆听自便。

十三、宣讲者于讲时供茶。

十四、讲时客复到者，随意就座，不必为礼，以省繁嚣，有事不待讲毕，而先行者亦听。

十五、讲时会中听者，不得谈论，致喧哗乱听。

十六、公推宣讲之人，以多者为先，次者留作第二次宣讲。

十七、讲时皆立书记人写所讲者，有答问者亦录之，汇登时务报，并将每会姓名，皆登《时务报》端，并译登外国报以告天下。

十八、散讲及讲前随意谈话者不录。

这份由康有为亲拟的“开会章程”，非常详细，以致让今天的我们看了感到哕唆而絮叨。而且除了演讲式的开会之外，其他诸如辩论、讨论、议事、表决等种种开会形式均未提及。在康有为原来的计划里，是打算将保国会办成一个准政党，可在操作中，他依旧按书院教育的框架来办，只指望有讲的有听的，还有提问。活像是万木草堂的北京版。

当然，毕竟与在广州办学时不大一样，因为在保国会里，他不可能再以老师的身份出现，而且他也知道只有把保国会办成一个会众的讲坛，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

也许是吸取了从前办会的经验教训，也许就此请教了他们的良师外国传教士。总之，这个“讲例”中出现了许多古代文人结社所没有的东西。反过来我们可以从这一条条烦琐而缜密的规定中，看出他们从前开会的种种毛病。

比如推举演讲人的程序，“讲例”规定得很详细，共有四条之多，而这种事在现代，写上一句就足够了。由此可见，在这以前，大家并不知道应该推举演讲人和怎样推选。

再如“讲例”规定演讲要切题，可见以前离题千里的事经常发生。还规定演讲人要限定时间，由此可见以前是没有时间概念的。

还有规定提问须讲完再问，同时提问最多不能超过两人，以及问及琐事和有意为难可以不答，可见从前提问常常随意进行，七嘴八舌，别有用心的人往往还有意刁难。

最有意思的是规定迟到的人请随意就座，不必为礼。从前出现这种情况，肯定大家相互作揖打千，忙乱不已，这个刚刚安顿好，又进来一个，再一通忙乱，而且中国人又喜欢迟到，如是这般，一次开会有几个迟到的，会就几乎给搅黄了。

最奇怪的是康有为将开会的演讲人推举、提问、答辩、会中纪律以及书记员记录都规定好了，可是就是忘记了主持人这一条，主持人谁来做？做什么？一点也没提起，是不是他以为他自己就是当然的主持人呢？可能。

即使康有为如此良苦用心，规定得一条条明明白白，可是保国会开起会来仍然士大夫积习不改，大家散散漫漫，与往昔清谈别无二致。一位同情变法的名为李宣龚的京官在致友人的信中说：“迨保国会发起，弟虽到过一两次，其实不过逐队观光，并不识有所谓政治思想。即如开会第一日，南海（康有为）演说俄罗斯问题，容纯甫、沈子培诸人均在场，而杨叔峤偏当众假寐。八月难作，叔峤且列康党，是一可笑之事。且是日听众，尔我漠不相属，论议未毕口口狼藉，此真郑稚所谓保国会如此，天下事可知矣。”这里需加一点说明，杨叔峤即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他的“假寐”大约是出于士大夫积习，并非有意让保国会出丑，或者蔑视维新派。容纯甫即为容闳，沈子培即是沈曾植，他与其弟均为变法的热心参加者。

从这些记叙上看，当年康有为他们真的是不容易，将这一群散漫惯了的士大夫组织到一起，召集他们开会，简直比放牧野马还难。开会时提问刁难还是小事，有的人开过几次会，书记员将之列名会中，可题名录一公布，人家就不干了，反而来问罪。说起来中国到戊戌年，大门已经让洋鬼子轰开了五十几年了，可是大多数在京城的士大夫对于西方政治还是一知半解，有的连一知半解都没有，维新派在这样的环境中闹变法，焉能不步履维艰？

与西方近代政治的常识需要学习一样，西方政治的操作同样需要实践。从本质上讲，没有通过训练的中国士兵不能使用洋枪洋炮，同样，没有经过训练的士人也不懂得怎样操作新式政治。今天我们看起来再“常识”不过的东西，在那个时候，却是很多有学问的人都做不好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开会这个问题上，那时许许多多学富五车的士大夫，其知识水平不抵我们今天小学校里一个主持过班会的少先队中队长。关于如何立题，制定程序，付诸表决，投票等事项，那些大人先生们都不懂。

戊戌变法真是名副其实的一场启蒙运动，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西方政治的操作上都是一场启蒙。可惜的是后一种意义的启蒙力度太小，以致所有经过运动由康党转向革命党的人们，仍然不太会开会，不得不由孙中山出面再来补课。其实，这种课还是要上下去的好。

上书言事与民主议政

在历史上各个朝代中，清朝是个偏于保守的朝代，臣民上书言事是受到限制的。四品官以下，不许直接上书皇帝，一般中下级官吏如有上书，须由高级官员转奏。嘉庆继位后，下诏求直言，但身为翰林院编修的洪亮吉上万言书仍需由别人转奏。如果是布衣的话，想上书只能通过都察院，而都察院有权视其内容是否适宜，决定是否转递。由于有这么多关卡和刁难，实际上很少有平头百姓的上书能上达“圣听”，显然，清朝皇帝也不想直接看到来自布衣的“奏折”，就连官员们的单独上奏也是皇帝赋予的一种特权。皇帝主要是依靠监察系统的耳目来了解下面的情况，还利用官制设置上的相互牵制，相互告密，防止被人欺瞒。

也可以说，作为清朝的皇帝，他们绝不想与老百姓直接打交道，只指望牢牢地坐在宝塔顶端，隐在深官里永远保持帝王的神秘性，这也算是一种统治特色。

清朝统治是最彻底的肉食者谋，只有做到了高官，才有发言权。清朝继承明制，制度上的兴废不多，而且总体实行的是简政政策，地方上赋税征收手续简单，各种政策大都依旧例进行，所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不仅不需要多少创造性，而且习惯于守旧因循，不喜多事。所以像龚自珍说的那样，“万马齐喑”虽然可哀，毕竟可以维持下去。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统治机器的腐朽，清朝统治是越来越缺乏活力，整个官僚体系暮气沉沉，因循玩忽竟然成为为官者必须遵循的原则。乾隆后期以来，统治已是千疮百孔，运转不灵，本来并不严重的白莲教起义，剿了几年，反而越剿事越多，八旗兵不中用，绿营兵也不中用，不得已只好招募乡勇，又要加以苛练，结果反而使乡勇变成了义军。嘉庆上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将白莲教起义平息下去，京畿之地又发生了林清起义，居然打到了皇宫，嘉庆在“罪己诏”中“笔随泪洒”地痛诉官吏因循玩忽之苦，但却不肯稍稍改一改“不开言路”的旧制。嘉庆死后，儿子道光虽说敢于执枪射落一爬皇宫宫墙的义军，但治国也不比老子高明多少，天下究竟怎么样，他也不甚了了，官员们欺下瞒上的功夫日见其长。鸦片泛滥到了官兵拿不动刀枪的程度，白银的外流已经造成银荒了，皇帝老儿才知道。梁启超说得很是真切：“故疾苦如山，积弊如海，九重万里，无由闻知，向来譬之如十七层浮屠，层层塞隔。”

进入晚清以后，由于地方督抚权力的膨胀，权力系统的适应性增强了，但下情不能上达，上下隔膜的宿疾却更加严重了。当十八岁“亲政”的光绪接手一部分日常政务时，由于他的年轻，也由于他实际上的无权，大臣对他的欺瞒和敷衍超过以往，他深深地体会到了不了解下情，受人愚弄和摆布的痛苦，二百多年制度的积淀，好像一下子都压在了他稚嫩的肩膀上。

当维新运动展开时，各种关于变法的建议中，光绪听了最有同感的建议有两类：一是关于废八股兴学校的；二是关于广开言路，鼓励臣民上书言事的。也正是这两条他坚持最力，下工夫也最大。

本来，光绪是意欲允许士民自由上书言事的，但为顽固派以祖制为由横阻，改为各京官、地方官由所属衙门代递，士民由都察院代递，代递的官吏失去了原来可以审查原件的权力，更无权借故扣压不递。代递者只起到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

显然，这种“上书格局”的改变，原来那百余名拥有专折上书特权的人们心里并不痛快，最主要的是特权被打破了，这种沿袭二百多年的特权不仅仅意味着权力，更意味着荣耀。社会心理学证明，某种特权享受面越窄，拥有这种特权的人对特权就越是珍视，越难以放弃。其次，由于普遍地可以上书，就为官僚们原来轻易地欺下瞒上，上下其手制造了障碍，他们见不得人的事情就有较多地被曝光的危险。总之，过去他们一手遮天的局面眼看着就要保不住了（至少在当时他们的眼里是这样）。最后，下属（一些不起眼的芝麻官儿）大模大样地上书言事，而且他们还必须得照样上呈，这对他们的尊严无疑是一种挑战，等于是一次次让他们打自己的耳光。

所以，原来那些拥有特权的大僚们绝大多数几乎是本能地抵制光绪的三令五申，1898年8月2日光绪明降谕旨令各衙门官员条陈由各部堂代递，士民上书由都察院代递，强调各衙门“毋得扬牵忌讳，稍有阻格”。但是臣民上书的并不多，各衙门部堂借口刁难，原来习惯了服从的属员当然也不敢违拗。

但是，不怕邪的人总还是有的，就在8月2日这天，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请光绪帝游历日本。主事只官阶七品，系典型的芝麻京官，但王照却系倾向变法而且十分勇敢的一位。他的建议，实际上是让光绪学彼得大帝的样子，出国开眼界，长见识。按道理，礼部部堂应该照转才是。可是，以礼部尚书许应骙、怀塔布为首的礼部六部堂居然借口条陈荒谬，不予代呈。他们说日本民风强悍，“今俄皇为太子时，至日曾被刺。乙未年李中堂至日本议和（指1 895年马关议和。笔者注）、又被枪击，是其明证。设皇上准行，万一乘舆有惊，谁执其咎云云”。原折“掷回”。但是王照并没有被吓退，他坚持说，上折“准与不准，出自圣裁，而既奉特诏，令臣工不避忌讳，剀切陈言，则奈何壅于上闻”。结果是六部堂勃然大怒，双方争执不下，王照索兴一不做二不休，具折参奏六部堂，再一次挑衅性地将参折交给六部堂代呈。显然，六部堂被推到了非常尴尬的境地，可是许、怀二人的老面皮一时还拉不下来，再次拒绝代递，王照马上宣称要通过都察院上奏，事到如此，六部堂没有办法，只好代递，但是还在代递的上奏里倒打王照一耙，说他“咆哮署堂，借端挟制”，并恶人先告状，说王照请皇上游历日本是想置皇上于险地，居心叵测，请严加惩治云云。

光绪此时正在为臣民上书不踊跃而感到烦恼，览奏不觉“龙颜大怒”，马上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部堂交部议处，就是让刑部查一查他们该给个什么罪名。同时，为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光绪又下令此后各衙门如有下属上书，一律原封递上，不许拆看，“倘有阻格，即以违旨惩处”。

那些同病相怜的大员们，怎么肯忍心严惩怀塔布等人，9月4日，徐桐等人遵旨复奏，称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犯了应奏而不奏之罪（等于不承认光绪关于臣民上书事的改革），降三级调用，想来个蒙混过关。

当然，如果在平时，这种事的确也算不上什么重罪，但这个时候，因变法屡屡受阻而怒火中烧的光绪，正愁没有办法出气，心里也早憋着要拿几位抗命的大臣开刀以杀一儆百，怀塔布与许应骙自己撞上门来，岂肯轻易放过。见到徐桐之奏，马上亲笔下朱谕，不经过军机处直接将礼部六部堂尽行革职，同时嘉奖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这次“龙颜大怒”，礼部六部堂纱帽尽落，是百日维新以来，光绪唯一的一次未经请示西太后就自行做主的重大决定。事实上，这次似乎过于严厉不分主次的严谴，不仅令西太后更加不快，也增加了一些人认为光绪年轻不稳重的印象。但是出于集思广益，了解民情的迫切需要，光绪如此做，又是无可厚非的。

不管怎么说，通过这次处理礼部六部堂，就像打了一支兴奋剂一样，马上，臣民，尤其那些地位低下的人们上书言事的骤然增加起来。不仅各衙门的京官纷纷上书，各地的官员和士人甚至稍通文墨的三教九流，都将上皇帝书递到了光绪手里。

据当时《国闻报》载，说是自打礼部六堂官丢了乌纱，“封奏每日多至数十件，外间传闻有所谓折中作行书者，有如写信式样者，有如州县署中所收状式者，有写皇上二字不知抬头者，有自署汉水渔人者，甚至有谓从师学道在洞中修炼多年，神通广大，今望气知太平之运将至，故奉师命下山立功，以继姜子牙、诸葛孔明而起者”。由于这些三教九流根本不懂奏折的格式与规矩，所以写成书信体的有之，写成状纸的也有之，碰到皇上、太后、天、朝廷这样的字眼也不晓得抬头另起一行。至于抬一格、抬两格之分和需要避讳的字，就更不晓得怎么回事和该怎么做了。

不过光绪对此表现出超乎清代所有帝王的大度和宽容，根本不在乎。康有为曾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各衙门每日折数十件，厚式盈寸，上鸡鸣而起，披览章奏，至于日昃不尽，体裁沓杂，上并不责问，至有野民渔人上书，纸用二尺长条，称及皇上亦不抬头，上亦一笑置之。”

据当时人回忆，士民上书转递的途径也并不只限于都察院，张元济说：“光绪也喜欢人上书言事，外间上书言事的人都是先送到总理衙门里来，再转递进去，当时外面送来的各种奏章，内容奇奇怪怪的都有。”

光绪对待这些奇奇怪怪的奏章还是相当认真的，他将每篇奏折都仔细看过，只要尚有可取之处，他居然能有披沙拣金的心肠，尽可能地加以利用。云南举人李效培上条陈，大谈奇门遁甲之事，荒诞不经，但因为其中有办巴矿、练民团等内容，光绪还是下令咨川滇督臣，酌情办理。

为了鼓励臣民上书，光绪对刺耳的反对意见也表现出少见的大度。湖南举人曾廉上书反对变法（利用变法予以的权力上书），指责光绪不敬祖宗，变祖宗成法。要求光绪斩康有为以谢天下。小军机谭嗣同欲加以毁谤新政之罪，但光绪却称：“朕方求言，乃以言罪人乎？”

不论光绪的心有多么的诚，度量有多么的大，但是，他与维新派对于上书言事这件事其实是各有怀抱。鼓励上书言事，这在古之贤君是应有之义。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格言。广开言路对于君主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一可以明察秋毫，不受欺蒙，做君主的，都对官僚系统中的欺下瞒上之风感到头痛，而更令他们感到担心的是权臣对自己的有意欺瞒，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是历代君王都深以为惧的。而广开言路就是打破欺瞒的有效手段之一。不过广开言路也会招致一定的危险，使意识形态的统制局面受到不同意见的挑战，而传统的专制统治愈往后发展，对意识形态一致性的要求就愈高，所以，帝王更乐意用间谍、特务这种手段来对付臣下的欺君之术（这也正是清朝不鼓励士民上书的缘由）。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才可能祭起这柄双刃宝剑。

广开言路的另一项好处是可以集思广益，所谓集中大家的智慧，御众人之智。明智的君主可以利用这纷纷扬扬的上书，为他提供好的意见，或者好的思路，至少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迪。当然，不管上来的意见有千条万条，最后的裁决权根本就不会被摇撼半分，能否采纳意见，采纳谁的意见，采纳多少完全取决于君主。

当光绪采纳维新派的建议一改乃祖遗风，力图广开言路时，头脑里的影像更多的是从谏如流的古代贤君。而维新派（至少其中一部分人）则肯定还有想借此走向西方式民主议政的心思。孙宝碹当时就与友人谈起许士民上书事，他认为扶民权需要有次序，“要在居上者之渐散其权而已。今之许士民上书言事，即散权之机，而议院之先声也”。

不言而喻，如果是第一种含义的广开言路，那么开与不开，开多大的缝隙全由皇帝一人做主，一旦皇帝心情不好，再贤明的君主也可能会以言罪人，言者无罪的境界不可能是制度化法律化的。而作为后一种含义的广开言路，势不可免地要包含“言论自由”的意思。臣民上书言事，不仅仅是提建议，更重要的是批评和监督，上书自由与新闻自由和议会（各级）中的民主议政是相联系的。在梁启超等人的意中，理想的境界当然不会仅满足于可以自由上书，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他们对西方那种言论自由的“民主”氛围还是不胜向往的，这有《时务报》《湘报》《知新报》的种种言论为证。

不是橘越淮北而变枳，而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维新派也只能做到这一步。即使是这样，已然令守旧大臣非常不快，他们顽强地抵制光绪这其实并不过分的诏令，激起了光绪与维新派的反弹，光绪一怒之下过重地处罚了礼部六部堂。如果放在一般情况下，君主口衔天宪，发起火来漫说摘掉臣子的乌纱，就是摘掉他们的脑袋，也没得什么话说。可是，光绪这个皇帝是有人管的，走错了半步也是不行的，何况这次出了“大格”，将该降三级的处分变成了革职。这件事使光绪遭逢了一次严厉的指斥，9月6日光绪前去颐和园请安时，据胡思敬记载，说慈禧面责光绪：“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1日，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从前从来不敢回嘴的光绪，居然也敢于坚持自己意见了，他不禁回答道：“祖宗而在今日，其法从不若是，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光绪这段话的意思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将之放在百日维新之前夕，显然不确，光绪不到忍无可忍，是不会跟西太后回嘴的。况且，我们可以从光绪交给杨锐的密诏：“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之类的语言中，得以印证胡思敬的记述）。”

这次摊牌，暂时光绪嘴上并没有输，但光绪已经就此嗅出了火药味，他心里明白变法快要“休矣”。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是，由士民上书所引起的种种变故，居然成为变法失败的一个信号。

第九章 戊戌遗下的政治课题

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以政治改革为主要特征的历史事件。这场政治改革，无疑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最大、意义最深远的变局，它标志着中国传统政治向近代政治的转化。

在持续了几十年的洋务运动中，属于近代意义的政治变革不能说没有，但就整个政治体系而言，确是微乎其微的。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被动地建立了近代性质的外交体系，并且由这个体系来兼管与洋人、洋务有关的事宜。这个体系的建立不仅在实质上只是不触动原有政治体系的“补丁”，而且在名称上还是显示出中国对原有天朝体系（天下狄夷观以及朝贡体制）的眷恋：明明是外交机构，非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不可，在称谓上以文化自大的虚矫，显示对西方人的“优势”。

正是处于对洋务运动“改制”乏力的反思，维新运动开始将制度变革视为改革的重中之重，全力推进政治制度的变革。这标志着中国的近代化运动，由外发转向内发，有了充分的主动性。由此，揭开了中国漫长的近代政治演变的序幕，虽然时间非常短暂，可所昭示的政治课题却具有久远的意义。

精简的沉滞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涉及机构精简者颇多，北宋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精简都是其重要内容。对于任何政权机构而言，精简问题的核心就是一个行政效率与政治稳定间的平衡。而政府机构精简的真正实行，有赖于经济的近代化、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有赖于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民主化。

效忠原则与权力平衡

但凡有点作为的君主，都很痛恨行政效率低下和办事拖沓、推诿与层层扯皮的官僚习气，常常会在整饬吏治的诏书中加以痛诋。但是奇怪的是，传统官制的设置与安排，却恰恰与提高效率的要求相反，首先考虑的是效忠原则和防止专权及叛离倾向的权力平衡，为了能够维持体系的稳定，宁愿牺牲效率。只有在少数的情况下，效率才会与效忠并列被重视，如战争年景或者像战国那种高度竞争的时期。而在传统社会的常态（即所谓太平年景），官制上的一职多官，多头负责，相互牵制的现象几乎可以说是普遍性的。秦与西汉为政尚简，但相权已由三公分享，东汉已明显地出现三公与尚书台的分立，中枢相权再度分散，以凸现皇权的分量。魏晋南北朝时期，中书省与门下省与尚书台三足鼎立，分掌中枢，原来的三公九卿成为虚衔，三省的地位较卑的长官及属曹，成为围绕皇权的决策与行政实施的官员，三者之间的相互牵制，使大权旁落成为更加困难的事。

隋唐制度，进一步完善了三省体制，具体分工的六部出现。但是原来作为与君权起平衡作用的相权继续被削弱，原来作为宰相的三省长官如不加“中书门下三品”衔，就不算宰相，而非三省长官，倒有可能行宰相之职，宰相之多寡，全由皇帝之意，多的时候可能有十余人，少的时候就一两人而已。

宋代将这种集权宰相制与中央政府的相互牵制机能发展到极致，政出多门，冗官冗吏成为一大痼疾。而且，鉴于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杯酒释兵权”之后，中央禁军分设枢密院与三衙来管理统辖，三衙有统兵之权但无调动之权，而调兵之权则由皇帝认可后由枢密院发出。枢密院长官有多人，而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兵司）职权也相互参差，各自内部也有牵制功能。

地方军制以文官为经略安抚使掌军，以武将总管、钤辖、都监等职实际管理军队，实行文武相互牵制。结果，终宋之世，大权旁落和地方割据之事是消失了。但行政机构臃肿、军队无战斗力，使得北宋以积弱积贫闻名后世，在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打击下，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最后连招架之功都丧失了。

明清两代官制设置上有意制造牵制效果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其总的指导思想就是不容许除皇帝之外另有一个哪怕只管处理日常事务的权力中心，中央与地方的政府机构对政府事务均没有决定权，职权的交叉与渗透使得政出多门，谁也负不了责，干不成事，一切均须取决于皇帝的裁决调配。为此自明代开始取消相权，代之以名不副实，实际上只起咨询参谋作用的内阁，而内阁又受制于太监当家的司礼监。由于内阁并无法定的“相权”，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所以六部与内阁之间又形成牵制。地方官制取消元代中书行省制度，代之以布政司、按察使司与都司三司并立的格局，三司职能交叉，上面又缺乏一个统一的协调机构，结果三司只有相互牵制而无相互协调，很快就暴露出事权不一，运转不灵，效率低下的弊端，又不得已派出临时、监督性的巡抚与总督去协调。

清承明制，相互牵制的机能甚至过之。开始决策机构以内阁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并列，后来设军机处，但内阁仍存。而军机处设在内宫，其作用类似明代的司礼监，不过主事者不是太监而已。六部分设满汉尚书各一，满汉侍郎各二，而侍郎并非尚书的副职，各自对皇帝负责，均有单独奏事权。地方上也一样，设总督、巡抚主管一省之政，但同时设布政司（藩司）、按察司（臬司）、提督、学政等军政省级官员，分管一方事务，各无统屑，他们的品级虽然低于督抚，但并非督抚之下属，各有独立的奏事权，直接对皇帝负责。兵制也类似之，总督巡抚与提督、总兵有统兵之权，但无调兵之权，调兵之令由兵部出，另外还有八旗兵分镇各地以监视绿营。

在这样一种体制下，政权的中心问题变成了能否保证一姓统治的稳固，所以要尽可能地利用体制结构来防止大权旁落和叛离倾向。即使有了制度上的保证还嫌不够，在选拔官吏的时候，首要考虑的是效忠原则，官吏的忠诚可靠成了必要和首选的条件，才能只是第二、三位的因素。明、清两代之所以坚持以八股取士，其核心就是八股以程式化的方式贯彻理学精神，不仅强调对君主的无条件忠诚，而且贯穿以“代圣贤立言”的揣摩风习，保障了取中之士，即进入仕途的后备官宦的听话、顺旨与可靠，根本没有胆气反叛朝廷。既然从一级级的科考中就学会了如何揣摩“圣意”，如何顺从听话，那么做了官以后也就只好当个“维持会”的太平官了。

而且，更为令人气闷的是，官职实际上成为皇帝对臣子忠诚与效劳的恩赏。任高官享厚禄者，多半不是由于其才华出众，而是由于任官多年没有差错熬来的，就是说尽管你什么本事没有，只要不生二心，也会熬到公卿之位。甚至于官员的贪污腐化，只要不搞得过分，皇帝有时也会容忍。能以腐化换取忠诚，在特定情形下也是合算的。秦将王翦出征楚国，屡次故意表现出贪财好色，这样才能令秦王放心，汉相萧何也有过类似的表现。他们这些人并非真的贪婪之辈，但他们知道只有表现出贪婪腐化，广置良田美宅以“自讦”才会使君主觉得此人无野心，也就是说只有如此胡来才会使君主相信他们的忠心。

由于在传统政治体系里官职不仅仅是办事的，也意味着社会地位和实际利益及荣耀，成为皇帝的一种恩赐。所以冗官浮吏现象的存在尽管损害行政效率，但皇帝不一定都有消灭它的积极性。有时为了安置人员，还有意保留一些闲衙与虚职，明代至成祖朱棣已将首都迁到了北京，可南京仍然保留一套没有用处的中央政府机构。清代也如此，入关之后，也在盛京保存了一个微型的六部体系。清朝不立太子，但作为东官属官机构的太子詹事府却依旧存在。乾隆说得好：“储贰未建，其官原可不设，第以翰林叙进之阶，姑留以备词臣迁转地耳。”为了安置人员，官僚体系往往毫无必要地增设新衙门，添加新官职。明代弘治年间，仅半年工夫，为新开设的衙门开铸印信、关印、铜牌已有八十余个，而且“似此增设，无岁无之”。新设的官员随便加上“抚民、督粮、兵备、水利、理刑、提学、管屯、管矿、劝农”等名目，实际上根本无事可做，新增衙门，添加冗员，皂隶与胥吏也得相应增加，明代参政一员例用皂隶十员，但实际多用至三四十个。光养闲人这一项，就使得官僚体系臃肿不堪，这些散衙冗员虽无事可办，但搅乱却有余，平白添加了行政的混乱与无序。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了，对于传统王朝来说，政治稳定是政治的首要目标，维持一姓世袭的传承，保持皇室的地位，是设置官位和官职首先必须满足的条件。而担任各种官职的人，也必须将稳固皇权视为首要任务，既不需要过分地勤政，追求政治效果，更不需要有什么创新意识。

尽管反复强化三纲五常的效忠意识，完善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伦理体系，统治者依然不敢轻易将未来交给受这种教育的士大夫，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权力制衡机制与其说是防止权力的失衡，以便监督，倒不如说是预先给图谋不轨者制造障碍，使权力的失控在制度上就成为不可能。除了在职务设置上的相互牵制而外，还有专门的监察机构以及特务机构（东西厂与锦衣卫）和特务手段（密折制度）加以防范。愈是到封建时代的晚期，皇权就愈尊，而对臣子的防范就愈严，行政效率也就愈不讲求。当然，效果也是十分明显的，有宋一代，从没有出现过地方割据的现象，明清两代，除了清初的三藩（这是在原有体系之外军事集团）之乱而外，内无叛臣而外无叛将。纵然像明代魏忠贤那样权倾朝野的人物，只要皇帝出面，搞掉他也就是吹灰之力。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官僚体系还是相当精干的，说是以清代为例，统治几亿人民和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只用了四万左右的官员，实在堪称世界上的奇迹。当然，说这话的大多为并不十分了解中国情况的外国人，他们不知道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的“猫腻”，不清楚除去正式官员之外，还存在着几倍于正式官员之外的吏，甚至还有算不上吏的“师爷”和地位较高的幕僚及地位下贱的皂隶。这些人不论地位高低，都是行政体系须臾不可或离的组成部分，缺了这批几倍乃至十几倍于正式官员的人，统治机器连一天也运转不起来。对于中世纪相对来说十分简单的行政任务而言，这样一支由正式官员加上吏胥，再加幕僚和师爷以及皂隶的行政队伍，应该说不能算“精干”。况且，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村，一向有乡村自治的传统，在野的士绅，实际承担了编外行政队伍的责任。

黑幕之政与无为之治

庞大臃肿低效能的官僚机器能够运转起来而且存活下去，有赖于两种伴生机制，一是黑幕之政，二是无为之治。前者显示了臃肿机体的运作奥秘，后者则作为一种前提保障了这一机体的生存。

黑幕之政是中国传统政治运作的特有机制，其特征就是政治运作过程从收集信息、谋划、决策到实施都不透明，而且有意强化其秘密性与神秘性，在运作过程中渗透着无穷无尽的阴谋。

政治的不透明首先是针对老百姓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虽然是老子的名言，但却为历代独尊儒术的统治者所遵行着。“天高皇帝远”，真正与老百姓打交道的是县级行政组织，所谓的“亲民之官”。一般来讲，县级政府组织的所有行政运作，从刑政、徭役征发、赋税征收到一般政务处理，老百姓是不清楚也无法搞清其奥秘的。县级长官（一般叫县令或者知县）一般有县尉、典史一类的佐杂官来帮忙，但真正对政务起作用的却是另两套班子，一套是胥吏系统的与中央六部对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胥吏，他们一般不随官员升迁调动，自有自己的传承体系，一县具体的事务，如钱粮征收，刑事勘察，凶犯缉拿等均由他们会同皂隶实施，他们熟悉当地的情况，各乡田地广狭，户口多寡他们都烂熟于心，是活的“鱼鳞册”，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运作规矩和方式，绝对地不传之秘，胥吏之间交任时，下任需花钱从上任手里买出来，或者干脆就是祖传世袭的，传子不传女。不光是钱粮征收，刑事案件的处理县令要依靠他们，就是官员的送往迎来的馈赠，年节打点上司的礼钱，都需靠这些人“点拨”和操办，否则干不了多久就会被上司参掉。

师爷是作县令的必须从自家荷包里掏钱雇用的“幕僚”（雇用费不会很多，因为只要将他们带到任上，他们自然会有办法装满自家的腰包），一般有专管往来文稿的文案师爷、主管刑名的刑名师爷和管钱粮征收的钱粮师爷。这些师爷，据说在明清两代多出在绍兴，因此又被称为“绍兴师爷”，师爷有自己的传承，有自己的一套秘不示人的处世规矩和办事秘诀，其中的三昧外人是不可能窥透的。他们文化程度较高，智慧程度和玩弄阴谋权术的功夫也高，几乎每个县令都要雇用他们，而且必须给予他们相当的尊敬和礼遇。师爷中除了文案专门在文牍上糊弄应付上司而外，其余的师爷必须与胥吏打交道，两者在斗智斗法中达成交易，再与当地士绅勾串，也达成某种交易，从而在几乎每件政务中上下其手，既要满足国家基本的钱粮的征收，徭役征发任务，也要让县令有所满足，还要使师爷与胥吏乃至皂隶都有所分润。其具体的操作过程，操作秘诀，不仅外人不知，就连身在其中的县令也不知其详，稍微书生气足一点的县令往往就会成为他们手中的玩物，不仅好处都让这些人占了去，而且自家还会落得个贪酷的声名而丢掉乌纱乃至脑袋。不过这种极端情形并不多见，如果碰到冬烘的县官大老爷，师爷与胥吏通常的做法是好处自己占大头，小头也会让给那冬烘，而且还会让他官当得说得过去--这就是他们的职业道德，留有余地，不赶尽杀绝、不竭泽而渔（不光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也存大量的胥吏，诸如供事、书办、经承等等，六部分管各事，但实际业务往往一切委之于胥吏，因此正式官员往往也受胥吏的欺蒙与玩弄）。

政治的不透明性的表现，第二层就在于重大决策和立法过程的不透明。这里连中下级官员也不叫参与。比如清制，中枢决策一般连六部尚书都不得而知，只有皇帝和军机处那几个人知道，所以地方督抚往往不惜花重金收买太监和军机处的中低级官员为之打探，以便事先有所准备，尤其是在重大人事调配时，揣测“圣意”是十分关键的。碰到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议政范嗣会扩大到六部、翰林院长官、詹事府长官和御史以及地方督抚，但中下级官员也只有知晓已成定局之事的权力，连上书言事之权也限于几百个高级官员身上。当然，涉及国家机密，决策秘密进行是可以理解的，但所有立法和决策都在黑幕中进行，就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一种特色了（官方的邸报都是官样文章），它使传统的权术学有无限的用武之地，阴谋和诡计始终伴随每一件法令的产生，每项人事的任免、每一件重大决策，君主在玩弄权术，臣子们也在玩弄权术。后来曾担任过袁世凯政治顾问的英国记者莫里循初到中国，最大的感慨就是发现官员们个个都像阴谋家。

黑幕之政在传统的分工不明确，职责不清，权力交叉，相互牵制的官僚体系中找到了它最合适的土壤。只有这种权、责、利都不清晰的官制才方便上下其手，从中牟利，才可以欺下瞒上，施展阴谋，很巧妙地对决策施加影响而皇帝又不容易识破其阴谋（决策秘密，圈子狭小的必然结果，因为无从听取各方的意见，即使有人看破了，由于权责不清，也不一定去多事）。越是机构臃肿，越是职责不分，政治的透明度就越低，这几乎成了一种规律（当然，小道消息加上谣言会满天飞），水不浑就无法摸鱼，政不乱则无从上下其手。办一件事经历的环节越多，能管得着的衙门越多，个中奥妙就越难为外人知晓，事情成功与否就越是取决于背后的黑幕交易，因此社会上居然出现了专门或半专门的经办这类事情的人员，一些熟门老吏和讼棍也就大有市场。

无为而治是老子为其小国寡民理想境界设计的配套为政方针。自西汉以来，虽然独尊儒术成为国策，但黄老的统治风格却从未真正消失过。其原因，半是由于汉武帝之后的儒家已经变成融合儒道法的杂烩，半是由于官僚政治本身的低效率与低效能，无法应付复杂烦琐的政事要求。

无为而治在传统政治中的表现主要是简化行政手续和简化行政名目，尤其是在涉及政权命脉的赋税征收方面，尽可能地使名目与手续简便起来。既方便老百姓，也适应运转不灵的统治机器的状况。明代的赋税、徭役改革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地，本质上都是简化手续减少名目，使钱粮征收简单化，而简化手续的最大受益者是政府，不仅钱粮数额增加了（由于减少环节手续而省掉的浮耗），而且无须提高政府机关的效能就可以满足统治需要。北宋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除了反对者的阻碍外，主要是自身改革措施手续太繁复，如青苗法春放（贷）秋收（贷），种种名堂老百姓不易明白，官僚体系也办不明白，结果往往将好事办成了坏事，上上下下搅动得乱七八糟。反过来，像一条鞭法这种改革就推行得非常顺利，因为它“官民两便”。当然，这种简政为黑幕之政造成了一点不便（环节一少，手续一简有人就不好上下其手），但是想从中渔利的人还是有办法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手续简化了，他们可以在浮收上打主意，或者干脆在确定税额时，就将自家的好处一并考虑进去。其实实行一条鞭法之后，老百姓只是方便了，不再受没完没了的搅扰，而负担并没有减轻。所以，这就更说明这种简政的改革主要是为运转不灵的官僚体系打算的（实际上，真正能让老百姓减轻负担的是一条鞭法实行前的“均徭法”，但实行起来却由于执行者的缘故，反而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而且平添了无尽的骚扰）。

建立在中世纪农业经济基础上的政府行为本来是很简单的，但传统的行政系统却仍旧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必须将之简而又简，形成干巴巴的几条几款，等于变成一种模板，执行者只需拿起套上便成，由此可见其政府效能之低。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传统政府始终对于工商业税收与管理缺乏统一而明确的政策与办法，不是放任自流，就是竭泽而渔。体现在王朝的总政策上就是重农抑商。工商业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巨大财富，但政府收入却并不因此而有多大的增加，以清代为例，中晚期之后商业不可谓不发达，但关税征收从政策到机构却非常不健全，海关与常关机构在政府中几乎没有什么位置，征收方式极为原始，税额没有一定，采用包干制，只交足一定数额，其余由税官私分，税额根本不反映商业的增长（只有包干制低效能的政府机构才能应付）。以致长期以来，尽管商业一天天地发展，但有关的税收却始终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很小的份额（不仅关税收入低，其他相关的商业法规、税种制定都是一片空白）。只是进入近代以后，引入了西方的税收管理体制和任由外国人把持税务，关税收入才逐年上升，占了财政收入的很大比重。

臃肿低效机构中无为之治的另一种表现是，过多地依赖惯例来处理政务，而不是依靠法规。比如清代六部政务处理，主要依靠则例，而非会典。则例基本由一条条事例组成，非常直观易解，办事人只需按图索骥，循例照办就完了，几乎不需要什么思索。所以实际上办事的人都是层次很低的胥吏，由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在维持部务。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中国传统官僚体系中的无为之治，实际上堪称是低效能政治，或者是懒人政治，它与黑幕政治一样，都是中国传统官僚体制的伴生物，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须臾不可分离。它们与官僚体制之间不是体与用的关系，不是说有形的官僚体系为体而黑幕政治与无为之治为用。不打碎整个官僚体系和击破相应的文化氛围，单纯想要提高效率、改善机能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

戊戌新政与精简风波

像每个欲有所作为的皇帝一样，光绪对于冗官与冗政都有说不出的厌恶。更加上亲身经历了甲午战争中官僚体系庸碌无能，统治机器的腐朽不堪，面对猖狂的日军，举国上下尸位素餐的百官群僚，面面相觑，百无一用，充耳欲聋的，除了大话、空话就是软话和孬话，在战争中信息不灵，指挥不灵，周转不灵以致事事不灵，光绪觉得满朝尽是老谬昏庸之辈，毫无用处，恨不得立时将此辈“尽行罢黜”才解气。

维新派处于在野后进的位置，对官僚体系的痛恨比之光绪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不是出于思想家的观察与思索，单就在野后进的身份，就足以令其对现存体系产生反感。我们从一篇篇发表在《时务报》《知新报》上的言辞犀利的抨击官僚体制的文章上，可以充分体会维新派对官僚体制刻骨铭心的嫌恶与痛恨，请试观一鳞：

官唯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理，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接见西官，栗栗变色，听言若闻雷，睹颜若谈虎，其下焉者，饱食无事，趋衙听鼓，旅进旅退，濡濡若驱群豕，曾不为怪。

从这种畅快淋漓的嬉笑怒骂中，我们不仅能从中读出维新派对官僚体系的反感，而且还可以发现事实上是暗含着以西方专业化的职官制度来取而代之的期待。

尽管光绪在甲午战败之后也读了一些新书，对西方近代政治也有所了解，但是在对待中国传统官僚体系的态度以及变革思路上，他与维新派是有距离的。

事实上，中国官僚体系臃肿、低效能的现状的根本改观，必须完成从中国官僚体系向西方政府职能体系和议会民主体制的转变才能实现。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政府机构分工思路的转变；一个是政府机构职能的改变。中国传统政府也是有分工的，有吏、礼、刑、户、兵、工六部还有其他监寺，但这个思路是不符合近代化的要求的，既没有分出内政与外交，也没有明确分出司法、民政，更没有邮政、铁路、警务等部门。政府职能中西也有根本的不同，比如，西方也有工业部，从名称上看好像类似于我们的工部，但我们的工部所负责土木工程、水利工程以及各种器物制作工程统统是政府行为，政府自身就是工程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工部负责其经费和组织实施，说白了就像朝廷的工程处和工匠头。而西方的工业部则是负责国家工业部门的法规制定、计划协调的，而工业部门不论国有还是私营的工业企业，其行为都不是政府行为。也可以说，西方的政府职能含有服务的意义，而中国传统政府的职能则是直接管理。只有实现这两种意义上的转变再加上配套的议会民主，中国传统政府臃肿、低效能状况才能改变。

显然，维新派对此是有所了解的，他们似乎清楚政府机构改革的路径和关键，所以，在百日维新中，他们并没有急于向光绪建议拿令人痛恨的官僚体系开刀，而是提出立新不动旧的妥协方案。

然而，光绪却是很性急，与他同样性急的还有一些倒不一定懂西学可却急于改变中国面貌的官员，岑春煊就是一个。岑春煊这位世家子弟，一向性急气盛，倒是有心办好事，可是眼里不能容人，为官一世，最好参劾下属，人送绰号“官屠”。在百日维新期间，身为广东藩司的他倒是表现出了相当的积极性，与两广总督谭钟麟闹得关系很紧张。他上书光绪，建议淘汰冗官，裁撤闲散衙门。光绪览奏后，正中下怀，马上下诏裁衙和汰冗，并要求各省切实执行，诏云：

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京外大小各官，旧制相沿，不无冗滥。近日臣工条奏，多以裁汰冗员为言。虽未必尽可准行，而参酌情形，实亦有亟当改革者。朕唯授事命官，不外综核名实。现当开创百变，事务繁多，度支岁入有常，岂能徒供无用之冗费，致碍当务之急需。如詹事府，本属闲曹，无事可办；其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事务甚简，半属有名无实，均着即行裁撤，归并内阁及礼兵刑等部办理。又外省如直隶、甘肃、四川，皆系以总督兼管巡抚事。唯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督抚同城，原未划一。现在东河在山东境内者，已隶山东巡抚管理，只河南河工，由河督专办。今昔情形，确有不同。所有湖北、广东、云南之巡抚，并东河总督，着一并裁撤。其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均着以总督兼管巡抚事。东河应办事宜，即着归并河南巡抚兼办。至各省漕运，皆由海道，河道已属无多，应征漕粮，亦多改折。淮盐所行省分，亦各分设督销。其各省不办运务之粮道，向无盐场仅管疏销之盐道，均着裁缺，归各藩司巡守道兼理。此外如各省同通佐贰等官，有但兼水利盐捕，并无地方之责者，均属闲冗，即着查明裁汰。除应裁之京外各官，本日已降旨，暨裁缺之巡抚、河督、京卿等员，听候另行录用外，其余京外尚有应裁各缺，及一切裁减归并各事宜，着大学士六部及各直省督抚，分别详议筹办。至各省设立办公局所，名目繁多，无非位置闲员，薪水杂支，虚糜不可胜计，着一律裁撤净尽。并将候补捐纳分发劳绩人员，严加甄别裁汰，限一月办竣复奏。

总的来看，此次裁撤之衙门和冗员，都有十分充分的理由，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些衙门都该裁撤，中央詹事府等六衙门早就无事可办，而督抚同城的巡抚也是摆样的官，其余像河漕、盐运等衙也大类如此，均属国家行政体系上多余的赘疣，是人人都明白的白养人的地方。至于中央各衙之冗员，地方同知、通判、佐杂之官，积久无事可做，也是名副其实的冗官废官。各省的办公局所，倒是应当区别对待，并非全是“位置闲员，薪水杂支”，洋务运动以来，地方上平添了不少“新式”政务，老衙门办不了，于是只好设置局所，时间一久，流弊难免，遂成督抚安置私人之所，但原来的功能并未完全消失。从另一角度说，这些局所也是督抚实力膨胀的一个标志，督抚原有简单的从属机构已不敷用，增加属员朝廷又无定制，只好广设局所，所以局所之设对于督抚的权力保障也是必要的。

总而言之，光绪下诏裁撤的衙门和冗官，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有百分之百的理由该被裁撤。但是在戊戌那个当口，却是百分之百地不应被开刀。

光绪要裁撤的衙门和淘汰的冗官，大多数已存在非止一日，甚至可以说是清朝二百余年积下来的老问题。从皇帝到一般官吏都知道这些衙门和职位就是以供养闲人的。历代皇帝并非不想裁撤，而是不能裁撤（同样的闲衙还有盛京的六部），留着它们对政治稳定有好处。恩养士大夫是历朝历代都很在意的一件事情，正式的官职没有了，就要添些闲衙和冗职来安置，衙门在传统政治体系中，不光是行政机关，有办事功能，还有养人的功能。不是闲衙的衙门，办事效率也不高，比较起来，闲衙也只能算是办事功能高度萎缩而已，五十步笑百步。况且无事可办也就意味着无权好弄，自然也就没有了外快好捞，所以对于闲衙和冗员，别的衙门官吏并没有多少怨气，这也是它们能够安然度过那么多年的原因之一。

显而易见，在没有用一套新的政府系统来逐步取代旧的官僚体系之前，仅仅靠精简手段整顿吏治，非但收不到提高效率削减经费的效果，而且还会造成不必要的社会政治动荡。当然如果皇帝是铁腕人物，动荡可能会小一点，也会在短时期内提高一点行政效率，但肯定只是昙花一现，过不多久就仍复其旧，减下去的闲衙冗吏还会以别的名目“复辟”。

从策略上讲，维新变法这种史无前例的政治变革，各种阻力本来就很大，由变革引发的社会动荡按理应该尽可能减少到最小才是理智的选择。但是百日维新中的这场精简举措，却引发了一场搅动朝野的大风波，整个一百零三天变法的各种措施，就数这件事引起的震动为最大，英国公使窦纳乐说此举“比在中国政界起个革命差不多”。此言不谬。被裁撤各官人人含怨，连带失业的人员仅在京城就达万余人，人人若丧家之犬，恨声盈城，连带着的效应是谣言满天飞，没有被裁撤的衙门的官员也人心惶惶，有的说要裁翰林，有的说要裁侍郎，一夕数惊。当时任鸿胪寺卿的荣庆，闻被裁撤，虽感意外，只是稍有不平，觉得自己刚得官就丢官，慨叹“无伸不屈，此一端也”。但对他的僚属却感到“情殊可悯”。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引起的震动没有这么大，因为旗人的“铁杆庄稼”并没有被砍倒；废八股也没有引起这么大的扰动，因为举子们还有时间，可以在“策论”上一碰运气，而被裁的官员，连带失业的胥吏、工役，马上面临的是失业，所以，由此而引发的瞬间震动是异乎寻常的，副作用也是无法估量的。

精简风波给了反对变法的顽固派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把水搅浑，将震动迅速扩大到整个官场，而他们自己则充当反裁撤的“好人”，以收买人心。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徐桐坚持不肯裁员，似乎很仗义地说：“先革去老夫，徐议未晚。”而户部尚书敬信也说：“予不为怨府。”，此后那一拨一拨的无根之谣，搅得人心惶惶，几乎在一夜之间，反对和怀疑变法的官员增加了不知几倍。精简诏令也使得本来持观望游移态度的地方督抚离心倾向加大，尽管光绪三令五申，但督抚们终变法之期，未裁一人，未撤一个局所，表现出最强烈的抵制意向。

精简风波实际上是以走老路的方式来办“新政”，而且在非常不合适的时机制造了官场的普遍恐慌，这对于整个新政有百害而无一利，行政效率不会因此而提高，经费也不会因此而节省（裁撤之令一下，各被裁衙门一哄而散，连桌椅都化为乌有，损失极大），更糟的是正当改革还需要利用官僚机器的时候，深深地得罪了它，使想依原行政渠道推行新政的企图受到重创，平白增添了改革的阻力，使变法形成了两层皮，一层是热热闹闹的变法诏令，一层是冷冷清清的推行之局。

改革的次序

戊戌维新从总体上看，主要是一场政治变革，不仅发动运动的维新派的先期意图是以洋务运动为前车之鉴，立意“变制”，而且，百日维新的种种措施也以政治变革为主。但是，无论是维新派还是光绪都没有打算将改革只局限在政治领域。这里，就有一个改革的次序问题。

维新派的改革思路前后是有变化的。在运动之初，他们在批评洋务派改革本末倒置时，集中强调了改革政治制度的重要性，无意中暗示了这样一种次序：要以政治改革为龙头，拉动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尽管他们在向皇帝上书时往往提出的是一揽子变法方案，但每次上书的重点所在却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这种思路的延伸，在百日维新前后，变制的努力变成了组织变法中枢之争，实际上是掌握政权之争。

但是，在运动过程中，显然是受了文化整体论的影响，维新派开始倾向于整体一揽子变法全面铺开。康有为对日本伊藤博文的谈话很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思路，所谓：“行改革事，必全体俱改革方可。若此事改，彼事不改，则劳而无效”。当然，在全面开花的同时，也需有重点和主次，即有“本原”和“枝叶”的分别。

除了康梁等维新派主流的改革思路而外，社会上还存在另外的思路。对变法表示支持，并不同程度地参加变法实践的士大夫们，其中有不少人始终将开民智、兴学校作为自己的首要事业。自甲午战败之后，他们即着手兴办新式教育，像张元济、孙治让等人即是如此。他们在变法中对政治的热情远没有办学的热情高，只是对废八股有很大的积极性。在他们看来，中国现状的改变，最要紧的是开民智、开士智，只要废掉了八股，将仕进的主渠道疏浚，以后的改革慢慢就会上轨道。所以对他们来说，改革的次序首要一步是兴新学，实行教育改革。

还有一种思路是先实行经济变革，即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主要是发展中国自己的工业。执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一批投身实业的士大夫，张謇就是他们的代表。在状元公张謇看来，救国拯世，书生当仁不让，而救世不在于空言，关键是切实的行动。“既念书生为世轻久矣，病在空言，在负气，故世轻书生，书生亦轻世。”书生要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就不能再恃清高，抱残守缺，视工商为可不为的贱业，须以佛入地狱的决心，投身“实业救国”的事业。而在工商之间，工业尤其为中国之必需。张謇承袭了先期投身实业的郑观应等人的观点，认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徙之利。”要振兴工业，走洋务运动的老路肯定是不行的，以衙门方式来经营近代工业，方凿圆枘，非失败不可，就是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只要沾上官字，也难免被扯到背离市场规律的“官营工业”轨道，不然就被侵吞盘剥，让你难以为继。官督商办最后变成了侵夺商人的借口。所以，张謇认为振兴近代工业，只有走“民办”这条路，：“听民自便，官为持护，则无论开矿也，兴垦也，机器制造也，凡与商务为表里，无一而不兴也。”也就是说，兴办民族T商业，不能让官府来经办，而官府只需“持护”即可，即制定相应的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法规，实行相应的税务保护和奖励工商业发展措施，而不是插手其间，横加干涉。

然而，作为士人，张謇的“实业救国”设想与他的一些好友“教育救国”路线并不抵触，他甚至认为兴办实业只是为教育救国提供物质基础，只有发展实业，才能兴办教育。他后来回忆道：

自前清甲午中国师徒败衄，乙未马关订约，国威丧削，有识蒙诟，乃知普及教育之不可已。普及有本，本在师范，乃知师范之设立不可以已。设师范之资，其数非细，他国师范，义由国家或地方建设而扶助之。当是时，科举未停，民智未启，国家有文告而已，不暇谋也。地方各保存固有公款之用而已，不肯顾也。推原理端，乃不得不营实业。然謇一介穷儒，空弩蹶张，于何取济？南通固有名产棉最旺之区也，会有议兴纺厂于通而谋及者，乃身任焉。

张謇也确实像他说的那样做的，他办起了大通纱厂，赚了钱之后就兴办了南通师范学校。南通师范与另一位实业家叶衷澄办的衷澄学堂等新式学堂由于有实业支持，办得十分红火，而孙治让等人的兴学，则左支右绌，十分艰难，一受制于顽固派官绅，二困于经费短缺。

哪一种改革次序更合理一些？这是一个现在不好评判，当时几乎没法判断的问题。把开民智放在改革的首位，从道理上讲没有什么不对，但此举如果没有政府有力且长期的支持，缺乏比较坚实的经济基础，似乎有难以为继的危险，所以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不能不相伴而行，如果没有后两者的伴行，那么教育救国就会变成以一桶水浇灌千顷沙漠的努力，很难改变国民素质低下的国情（我们在日后的历史中曾经看到过这样的努力，像陶行之、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乡村教育、平民教育事业都很感人，但对于中国几亿农民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政治改革往往会流于形式，而资本主义化的经济改革也会变味。中国辛亥以后的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也是这样，按道理政治改革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可是当时中国的状况，等到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恐怕是不可能的事，即使有这个可能，“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仁人志士也断不会坐等，他们断不会眼睁睁看着中国变成殖民地。所以，必须从政治变革人手，解开近代化进程的结，可是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政治变革每每是乏力的。看起来，政治变革、经济变革与教育变革谁应放在前面的问题，似乎像在一个环中旋转的三匹木马，说谁是第一都可以，但将谁放在第一又都有问题。

世上的事没有解不开的结，解结的办法就是到什么地方说什么话。经济改革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放在首位，事实上，如果没有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历经几十年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显然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中国在1895年还处于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时的状况，穷尽人们的想象力，也不会想到在中国进行“变制”的改革。可惜的是洋务运动只是使中国出现了大机器，但新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确立，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更是谈不上，至于相应的法律框架更是匪夷所思。所以维新运动必须补课，补上发展私人资本的这一课。

但是，中国当时不存在可以避开政治变革在政治势力夹缝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所以维新运动必须也从事政治变革，尽可能地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一些条件。能建立西式的民主政治当然很理想，可惜只能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其次，能如维新派所努力的那样，建立由维新派掌握的中枢政权也很好，如果还不行，也可以再退而求其次，维持一个能容忍资本主义发展的半新不旧的政府，只要它能对民族资本主义持一种表面上的“持护”，就可以使中国经济发生缓慢的变化。至于教育改革，理应与经济改革同步，只是在实施过程中，须稍缓半拍。

所以，合理的改革次序应该是首先注重的应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革和教育启蒙，对政治变革应视政况的许可程度，尽可能争取一个较好的结果。指望一举在中国变制成功，从而在一个西式化的政府领导下迅速走向近代化，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面貌，走向富强，理想虽然可观，其实很不现实。至于在政权尚未掌握的情况下就推出一揽子全面变法的规划，更是不现实的毛毛雨。虽然从理论上讲，改革应该系统全面，否则改此不改彼会发生扦格与滞碍，但在现实的改革实践中只能一点点地来，绝对不可能一下子把一切都改好，一新全新。可以说，全面改革的设想是一种改革的理想主义，将这种理想主义推行到变法的实践中，不仅不能保住甲午之后举国求变的好形势，将政治改革推进一步，为经济改革创造一个好的政治环境，反而导致大的反动，差一点倒退到洋务运动之前的中国政治状况中去。

改革的次序问题，背后隐藏着一个近代化变革的速度问题。当时中国危迫的政治情势，迫使着人们期望尽快地改革现状，走向富强，摆脱目前的屈辱，所以大家都想走捷径，幻想着通过政治改革，以强有力的政府力量来推动经济改革与教育改革，三五年就走完西方几百年，日本几十年才走完的路。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中国的现实是，改革性急不得，一性急，似快实慢，进一步可能要退两步甚至三步，冒进从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们这样说不是批评维新派政治改革不应该进行，而是说他们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白政治改革的目的，应该看清当时中国政治改革所能进行的限度。在十分清楚大太后小皇帝政治格局的情况下，贸然设计以光绪为核心的变法规划，幻想手中毫无实权的皇帝可以自立单干，为之设计出抛开太后的中枢机构，其不现实、不冷静已经达到了热昏的程度。对于历史文化包袱十分沉重的中国，改革只能一点点来，尤其在披榛辟莽以启山林的时候，急性病是万万要不得的。维新派当时即使不能走太后路线，也应清楚依赖光绪变法的限度，只要能达到政府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逐步建立相应的法律框架，在教育系统中废除八股，兴学校，逐步建立新的知识分子上升梯阶体系，维新运动已经算是小有成就了。想一步到位的变法，美固美矣，可在事实上却使中国向后退了几步。在康梁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中国全面变制的时代尚未到来，首要的任务仍是经济变革，如果康梁变法能围绕这个中心那就好了，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改革的权力悖论——从民主到专制

维新派的政治理想是什么？毫无疑问，是西方式的民主政体在中国大地上的再现。尽管甲午战争后他们把向日本和向俄国学习作为当前的现实任务，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并非是日本的二元君主制，而是英国的议会君主制，即所谓虚君共和。康有为的弟子说过：“先生为中国首倡民权之人，主行宪法，以维持于君民上下之间，故比较各国宪法之优劣，最醉心于英。”而他们心目中最为合理的政治制度，则是比君主立宪更进一步的民主共和制。因此，康梁诸人不仅在“张三世”的进化理论中将太平世与民主共和制相联系，而且还在所谓《实理公法》中，按几何原理推出人类公理，判定“人有自主之权”为天经地义，并断言：“地球各国官制之最精者，其人皆从公举而后用者。”由民众“共立者”，就是所谓的君。《时务报》《国闻报》《知新报》与《湘报》上种种慷慨激昂的伸张民权的议论，更是向世人表明了他们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推崇和向往。

在维新运动中，他们组织社团的活动，也充满了学习西方民主的意味，几乎个个都是民主的实践。康有为和北京一批赞同变法的京官组织强学会，按照民主程序选举提调（总理）、助理和书记员，办会有意地模仿西方议会，康有为甚至认为它就像“外国议院”。

保国会的民主气氛就更浓，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保国会的“讲例”，除了一些必要的规矩之外，参加者和演讲者都本着极其民主平等的精神与会，甚至连必要的权威都没有（没有主持人），演讲者由与会人公举，议程由会议商榷，连开会主题都由民主公决。再看保国会章程，全部三十条中民主原则一以贯之。其中第十二条：“会中公选总理若干人，值理若干人，常议员若干人，备议员若干人，以同会中人多推荐者为之。”总理若干与值理若干说明会务的主持是非集权制，而是集体负责制。常议员和备议员的设置，说明采用的是仿行的议会制，因此第十三、十四条又规定了“常议员公议会中事”，“总理以议员多寡决定事件推行”。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议会制中的多数决定原则和立法与行政分开的原则。另外像会中财务、账目管理，人会退会等都本着民主精神，绝无一丝一毫的个人专断在内。稍微大一点的款项动用，就需会众公议方可。财务还有查账制度，规定一经查出有营私舞弊行为，不但责任人须受罚，而且保荐人也要负连带责任。可以说，算上康梁在戊戌之后的政治组织，以及革命派的政党，保国会堪称是当年最富民主气息的政治团体之一。

但是一涉及到真的政权，进入真刀实枪的变法实施阶段，康梁谭等人居然很快就变成了皇权至上主义的拥护者。康有为在上呈的《日本变政考》中虽然还强调议院的重要性，指出：“日本变法以民选议院为大纲领，夫人主之为治，以为民耳，以民所乐举乐选者，使之议国政，治人民，其事至公，其理至顺。”但先期进呈的《俄彼得变政考》，已经把君权的“乾纲独断”，以无上的君权雷厉风行推行变法，果断地剪除敢于反抗自己意志的贵族这种“铁腕君主”风格凸显出来，民权的声音已经相当微弱了。

紧接着，康有为等人开始围绕皇权设计制度变革，制度局与开懋勤殿的设想，与其说是西式的制度变革，不如说是从亲太后的亲贵大臣手中夺权，不如说是再一次强化皇权的努力。民权之说此时已经偃旗息鼓，谭嗣同与林旭想再提开议院之事，也被康有为所阻止。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康有为本人对于依傍皇权，自上而下变法的渴望，自康有为1888年以荫监生身份第一次上书皇帝以来，他一直就幻想着能有那么一天，皇帝能听从他的意见，以君权发动变法，显然，这是当时的中国最为便捷的革新之路。鉴于洋务运动地方导向的局限，康有为不再把希望更多地放在开明的地方督抚身上，也不屑于像洋务运动那样搞一点一滴的改良，更不屑于像那些西化的前辈士人那样，满足于把才智提供给洋务派的官僚，甘于以幕僚终老。康有为等人一出山就是大手笔，无怪乎汪大燮说康“慑力胜人”。

其次是由于光绪皇帝出色的表现，大大地强化了维新派对依傍君权变法的幻想。以至于将明明不甚理智的光绪路线的变法，变成了维新派坚定不移、一条胡同走到黑的选择。从光绪忧国忧民，开明求变的种种表现，维新派似乎寻见了士大夫祖祖辈辈渴念已久的明君贤王，对于这样百年不遇的贤君，自然可以完全地信赖，无论怎样强化他的权力，都只对变法有利。

其三是因为变法过程中招致的各方激烈的抵抗，使维新派意识到目前整个官场乃至整个社会，对变法持反对态度的人远远多于支持变法的人，这种时候如果真的实行民主原则，他们就有可能淹没在多数的反对意见里。“以守旧之党，而谋开新政，是欲蒸沙而成饭。”康门弟子陈继俨的这句话，点出了他们的担忧。

其四，出于对中国国民素质的悲观估计，和民权生于民智理论的信念，维新派认为当时的中国尚不具备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就明确提出：“学校未成，智识未开，遽兴议会者，取乱之道也。”显然，在他们眼里，此时中国的老百姓，还只配接受明君贤相的统治。康门弟子说：“中国地大民众，变法甫萌，骤开议院，众盲同室，法且难变，故先生心在立宪，而行在专制，义在民权，而事在保皇，似相反而实相成，诚中国因时立宜之政体不得已者也。”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维新派出于策略的考虑，认为强化君权有利于推行变法。一则光绪是位坚持变法的开明君主，有施行人治的基础；二则专制政体在非常时期的效率往往要高于民主政体，借助于君权推行变法的确有比较有利的一面，君主口衔天宪，可以用过重的刑罚来惩戒那些阻碍变法的官员（如果皇帝真的有权的话），而不用顾虑法律和民意机关的约束。

正因为如此，追求民主的维新派在变法实践中的表现，甚至比光绪皇帝还要专制，湖南举人曾廉上书求诛康梁，批评光绪不要祖宗，谭嗣同要将之治罪，反为光绪所阻。因为维新派借强权推行变法之心太盛、太切。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君权还是光绪，都只不过是维新派实行政治变革的过渡性工具。

这种从追求民主到固执专制的转变，虽然从表面上看逻辑很清晰，但内中却含有很荒唐的悖论。当康有为十分热衷于说服皇帝推行变法时他似乎忘记了，他事实上是在试图让皇帝实行一场最终导致剥夺自己权力（至少是限制）的改革，而他们拥戴光绪的初衷也不过是借助光绪之手实现国家权力实质上从皇室移向议会和向议会负责的政府。这种思路在最初他们是能够说服自己的，可是一旦真正与光绪搅在一起实行变法，他们就很难保持内心的平衡，心安理得地把通情达理的光绪当成跳板或者工具，他们开始只是不忍心告诉光绪议会政治的真相，从他们嘴里，好像议会君主制中的君主反而更加有权了，后来就不再提议会了，制度局也没有任何限制君权的功能（而这种功能本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把希望只寄托在个人品质的基础上正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大忌，而戊戌维新，康有为的制度变革恰恰犯了这个大忌。

一些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美国学者曾指出：“在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我们看到立宪对君主专制独裁的制约不断在加强；而中华帝国晚期历史上与此相反的发展趋势所产生的环境因素却局限了中国人，甚至那些反对这种发展趋势的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们也对政府有所期待。”中国传统社会无所不在的政府权力令“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士人们感到厌烦，也使他们受了毒化，他们总难以克服对皇权主义政府权力的依恋与幻想。所以，在维新运动中事情就变成这样的不可思议，他举起一只手要打倒皇权专制，而另一只手却攀着皇权的马车，指望它将自己载到民主的彼岸。大约后来梁启超感到了其中的矛盾，所以他在自己唯一的一部小说《新中国诞生记》里，给光绪安了个总统的位置。

也许，这就是维新派解决自己心中难题的答案。

铨选的难题：科举与八股

科举改革是戊戌维新的重头戏之一，由读书人发起的这场变法运动，对一向被视为生命的科举与八股文，投去了过多的关注。因为人们习惯地将人才的得失看做国家兴亡的关键所在。开始于戊戌变法的科举改革，虽经波折，但终于在二十世纪初的清廷新政中完成。然而，它还是给日后的中国留下了一个未竟的铨选难题。

上升的阶梯与意识的统制

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总是十分注重从社会各阶层选拔人才来充实更替政府官员，一方面是广泛地吸收人才资源，一方面是消融反叛于萌芽，尽可能地化解心怀异志者的异心。同时也有借此贯彻官方意识形态的作用。中国传统政治体系特有的铨选系统，只有在中国这种身份不固定，“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社会里才能实行，而西欧中世纪那种层层封建、身份固定世袭的社会是不可能的。

中国传统政治的铨选制度经过一个漫长的演变，秦是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由于二世而亡，铨选未及健全，依靠原来战国年代从各国吸收的人才加上军功与纳粟而得爵者，以足敷用。两汉的铨选制度已相当完备，不仅具有选拔功能，而且初具意识统制的功效。两汉的铨选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察举和自上而下的征辟，被征举者被要求“知书”（秀才）“达礼”（孝廉）。

征举制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推举人不是地方官即为中央官，推举难免掺上个人私意，甚至成为培植个人势力的一种手段。鉴于这种弊病，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征举制改为九品中正制，即由专门的中正官来执行原来由各级官吏执行的察举推荐任务。结果，情况更糟，中正官很快就被高门豪族控制，造成了上品无寒门的畸态情势。

隋唐逐渐建立完善了考试制度，仕进的门类有进士科、明经科、明算科等等，以收揽各种人才。应该说，唐代通过科举吸收的人才之盛，堪称各代之首。唐太宗“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之慨，不为无因。

白宋代以降，科举制度日趋完善，不仅考试制度完备缜密，选拔除官制度也滴水不漏。也正是从宋代开始，科考开始与儒家经义有了最紧密的关系，而且是唯一的关系，想步入仕途的人，必须熟读儒家经典不可。

后来如过街老鼠般名声的八股文，就是在科举制度走向成熟之际，成为科举的一部分的。据考证，八股文之源出于北宋王安石变法。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全面变法，将科举考试原来沿用唐朝明经科帖经、墨义的做法，改为演绎经义为文。原来的帖经、墨义，只要考举子对儒家经典的背诵（将帖上的经文复述出来，默写出规定的一段经文）程度，而这一改，就改成了对经文的论说阐发。“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

此后，科考之文由于统治者的有意诱导，沿着增加“文采”和墨守经义的方向走下去，就变成八股文，人又称四书文或时文。

在明宪宗成化年间，八股文已经成型，这种文体采用排偶句式，文章有固定的格式，分“起”（破题）、“承”（承题）、“转”（起讲）、“合”（结束）四部分，每部分两支对偶的文字，因对称像两条腿，故称为“股”，二四得八，遂得八股之名。

八股的文体是程式化的，而精神内涵则以朱熹整理与注释的《四书》《五经》为准。所以内容也趋于固定化或者说僵化了，考生必须严格地按朱注的路子说话，而且是模仿圣贤（孔孟）的口吻说话，所谓“代圣贤立言”。考试出题全由四书五经中选取甚至截取现成的文句，所以考生要想中式，背诵背熟四书是前提条件（由五经出题者较少）。再加上考试时必须揣摩“圣人之意”，加以演绎，所以，对经文不仅要熟，而且还要有点体会，就是说你要有能根据试题的经文文句以及上下句环境说出一些意思来。这样，通过科举这个杠杆，统治者很巧妙而且有效地贯彻了意识统制的精神，程朱理学在这里成了封建王朝意识形态的钳制工具。

八股文程式固定，文句要求对偶，声调上平仄分明，还必须合辙押韵，破题不能直言犯到原题之字，但却必须讲出原题的意思，考试成了文字游戏。充斥了类似“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这样的废话、空话。有人戏笔“三十而立”为题的八股破题日：“两当十五之年，虽有椅子板凳不敢坐矣。”虽是恶作剧，但不能说不符合八股的要求。

明清以来，商家坊间刻印的中试八股选本就像今日高考、考研的复习资料一样，满天飞。清代官方也由方苞出面，编选了明清两朝诸大家时文四十一卷，定名《钦定四书文》，作为全国试子的八股文范本。结果，几乎所有应试举子都把这种中试时文作为案头首要，相对冷落了统治者所要他们必读的圣贤之书。据说曾出现过这样的笑话，清代有位中试举人徐景春，“至不知《公羊传》为何书，贻笑海内”。

但是，八股也有它的妙处，一来是批卷标准容易掌握，二来应试者没有一定的文字功夫与技巧作不好八股，所以考试也能考出一定“水平”来，也就是说，没有取中的人虽然未必没有才能，但取中的人也需有点才智才行。三来就是可以通过考试强化儒家伦理道德意识，便于推行统治意识。

但是，八股毕竟有那么些弊病，所以自从它出世以来，不断遭到士人的抨击，事实上，就是那些借此得以高中的士人，对八股也是一副不屑的面孔。明末的文人居然将明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八股，有首流传甚广的“士谣”就这么说：“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拜。”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认为八股取士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要祸害，秦始皇不过坑了四百个儒生，而八股坑害的儒生何止千百万。有清一朝，批评八股的呼声从未断过，乾隆时有人还特意编了打油诗：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计。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欷歔。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不仅如此，明清之际的小说像《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都对八股取士极尽讥讽挖苦之能事，反映了文人们相当普遍的对八股取士的反感情绪。

明清之际的帝王也偶尔会对科举和八股取士的功用心怀疑虑。明太祖朱元璋以马上得天下后，迫不及待地开科取士，连考三年，中举的人一律免于会试直接授官，可是他发现取中的文章之士办事能力不尽如人意。于是一转念下令停考，改为荐举，不想荐举弊病更多，被举之人相形之下还不如考的，而且还有结党营私的大弊病。两害相权取其轻，朱元璋终于想通了这个道理，于是科举又发展了下去。清朝康熙初年，也曾在反对八股取士的呼声中决定废止八股文，将乡、会试首场的试八股制艺改为考策论，但是也只实行了两科，比较起来，觉得还是考八股稳妥，于是又复其旧。

通过科举的独木桥进入仕途的读书人并不多，每年上千的举人与拔贡，三年才出几百个进士，能跻身这些人中间才算是有了出息，更多的人只有在攀升的阶梯下端挣扎的份。但是科举千百年来的确吸引了全国读书人的目光和精力，“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名不虚传。尽管科举考试制度也有很多弊病，但比较起来，不能说不是一种比较好的铨选制度，考试中舞弊行为也有，但总的来说，明清之际考试还算规矩，由于制度很缜密，皇帝又很重视，科场取士还算公平。它保证了皇朝源源不断地可以从中下层士人中汲取人才资源。虽然考试内容不甚合理，但想要入仕的读书人会适应它，就像《皇朝续文献通考》所云：“顾皇朝开国二三百年，挟时文以进者，亦每有魁垒鸿石落乎鼎钟，此特亭林（顾炎武）谓士之能得科目，非科目能得士也。”不论士得科目，还是科目得士，毕竟有了这种考试，贫寒的读书人得以跻身官僚阶层。也把全国的士人都吸引到这个艰难的攀升阶梯周围。更重要的是，以科考为中心，明清王朝建立了一套学校体系，从国子监、府学、州学、县学等官学，到社学、义学和乡塾等私学，全被科举导向纳入了墨记背诵四书五经以及揣摩演绎“圣贤之意”的轨道，连童子识字课本，《千字文》《幼学琼林》等也贯穿以四书五经的精神，如果一个人能由发蒙读到“开讲”与“开笔”，那么四书五经就成为他们听说读写的全部内容。只有少数真正的学者之家才会让子弟学点别的，而这些“书香门第”也须钻研时文，应付科考，否则照样为人瞧不起。

这就是为什么在不断的反对声中，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仍能固若金汤的缘故，这个制度的确能比较好地满足传统王朝的政治需要。

在近代化挑战中的科举困局

进入近代以后，在应付西方的挑战过程中，传统的政治体制表现出了相当的弹性，但是科举这一比较起来还算合理的制度却显得十分的沉滞与不合拍。遭到主要来自两方面的批评。首先洋务派的一些人对它不满。由于科举考试制度与学校体系紧密相接，所以当近代化需要引进新的教育体制，培养新式人才的时候，居然发现科举成了最大也最难以克服的障碍。一些洋务派大僚如李鸿章，虽然以裱糊匠自居，并无变制的野心，可也对科举大为不满。现实的事态是，凡是进新学堂的人，十有八九系科举道路上暂时不可能攀升之辈。一旦他们通过新学堂挣了出身和资本，多半要转过头来再扎进时文里，应考求科名。像严复这样留过学、官拜总办的人也要一次次地参加顺天乡试。同文馆出身的张德彝，直到外放使臣，官至红顶，还是以未经科举正途为耻。这种状况，极大地干扰了新教育的推行，使其在中国刚刚萌芽就处于无情的严寒之中。

另一方面的批评来自于传统士人经世致用流派的一翼，也加强了对八股取士的攻击，他们面对多变的世事，愈发意识到八股的空乏无用。道咸时学者孙鼎臣说：“现世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学，惟科举之文而已。道德性命之理，古今治乱之体，朝廷礼乐之制，兵刑、财赋、河渠、边塞之利病，皆以为无与于己，而漠不关其心。及夫授之以官，畀之以政，懵然于中而无以应，则拱手而听之胥吏之为。”李东沅干脆将科举这种形式也一笔抹掉，他认为科举制艺，使士人“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销磨于八股、五言之中，舍是不遑涉猎。泊登入官，而后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及兵刑、钱谷等事，非所素习，猝膺民社，措治无从。”

比较有意思的是，凡是少年科第，尤其是名次很高的士大夫，往往都不把八股当回事，因为他们怕人家说他们只晓得制艺括帖，没有学问，所以一旦金榜题名，八股就被弃之如敝屣，或去研经，或者习史，或者琢磨边疆史地，还有玩诗文辞赋的，但绝不会有人再看一眼八股文，自编年谱的时候，还非得加上一句什么向不喜八股制艺之学的话。相反，比较在乎八股的倒是那些屡试不第的秀才，有时，会做八股成了他们唯一的优长--足以夸耀于平头百姓的优长。

尽管有来自双方面的交叉火力，但科举改革还是推不动分毫，连开经济特科这种修补性改革都实行不了。1867年，御史张盛藻在奏折里说：“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科举牵扯到“道统”（孔孟之书，尧舜之道）问题，不仅仅是个选拔官吏的程序。科举的强烈导向作用，比任何国家的强制政策都更有效地贯彻封建道统。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是以科举考试制度为龙头的，教育的目的，不仅是断文识字，具有文字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接受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中国的教育很少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几乎所有的技艺性的教育都不在正式的教育系统中进行，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最后的归宿就是做官，进入仕途。而进入仕途最要紧的是具有正统的道德。

洋务运动必须培养新式的人才，这是近代化的必需，但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并没有像倭仁想象的那样，什么人才都有。除了极少数偏好算学的“畴人”外，其他的自然科学几乎没有人擅长，一向以拥有能工巧匠著称的中国，于近代工程机器学一无所知，不论工匠如何精巧，也难以制造出合乎要求的机器。曾国藩安庆制造所仿制出来的小轮船，虽然能走，但马力小、速度慢，而且不懂机械图纸，再造就难以为继了。其他如化学、电学就更是困难。所以，中国教育非添加新式成分不可。可是添加的新式成分显然与科举格格不入，两者根本衔接不上。学习声光化电和外语以及造船造枪炮技术，不论多么精通，都无法迈过哪怕仅仅是童子试县考这一小关，更休谈中举中进士了。反过来等到八股文练得精熟，不论考中考不中，都已错过学习自然基础学科的时机，纵令拼上全力，也难有大的造就。反过来，如果先学新学，再习八股，或者像严复那样屡试不第，或者侥幸得售，结果势必把原来学的东西丢个大半。最严峻的问题是，无论新教育有何种的优惠，只要朝廷中还保留着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并且赋予它法定的铨选正途地位，读书人就不会对新教育感兴趣，新式教育无论从生源到教育效果都要打折扣，即使培养出来的新式人才，还有可能被科举拉走。

但是，中国毕竟一天天地在走人近代，西方列强并不会因为科举制度的依然故我就放松对中国的侵略，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中国需要的新式人才只能愈来愈多，学新学的“异途”人才虽然在官场仍遭白眼，但用得着他们的地方越来越多。这当然使得由科举正途出身而观念守旧的人们愈发嫉视“新式”人才，同时也更加看重科举，看重八股。虽然在维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防御战中，他们不免节节败退，但直到戊戌年，他们还是咬住旧式科举在维护封建统治之“体”方面的功用，来反击要求改革科举的人们的攻击。当然，攻击科举的人们也非无懈可击，因为既然攻击科举的人们也承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科举考试是为了选拔官员，不是选取专业技术人员，所以“体”才是关键，需要专业技术，可以聘用这方面的技术人员，专业的技术人员，不一定就能当好行政官员。这种说法好像也不无道理。

其实，铨选制度与教育体系应是两回事，它们之间有较为紧密的联系，但并不应该相提并论。在现代社会里，教育赋有多种功能，其中主要的是普及国民的文化知识与科学技术知识与技能，也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各种层次的专业人才，其中也包含政务、行政、法律、财税等方面的人才，但并不意味着通过了这种专业教育的人就有资格去做官，从学校出来最多的人才不只是投身政界，而是面向整个社会，金融、法律、商界以及更广泛的工业各部门、各种企业（私营与国有的）才是最大的人才容纳所。我们应该看到，虽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一般行政官员随政党选举的成败而全进全退的现象，但很快西方国家就实行文官考试制度，把政务官和事务官分开，政务官随政党上下而进退，而事务官通过考试选拔，处于长期的稳定状态，从而保障了政治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

但是在传统的中国，由于社会分工还远未达到那样的程度，所以实际教育体系是与铨选制度绑在一起的。除了最下层那些根本没有条件继续读书的农民，上一两年私塾只是为了识几个字以便更好地谋生外（农村也确实存在与宣扬传统道德不一样的识字课本，主要以看图说话的形式，识一些农村常用字，如《对相四言》《六言杂字》之类），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至少也是为了知书达理，做个乡间儒生，以传播知识，弘扬儒家伦理为业。而整个社会的各种行业的专门知识教育，只是通过以师传徒这种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根本与学校无缘。

正是由于中国铨选制度与学校教育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搅在一起，所以历来厌恶八股的人“恶”屋及乌，连科举一起厌恶掉了。近代以来，批评八股的人大都同样嫌恶科举，一批思想家如郑观应、马建忠、薛福成、陈炽、胡礼垣等人，干脆把废科举与兴学校相联系，视为一个事物的正反面。就是李鸿章、张之洞这样当年科第顺利、出身翰苑的洋务派大臣对科举也无好感，对废除它虽不敢大声疾呼，但心里却是赞同的。

当接力棒传到康梁等人的手里时，他们对科举的态度并没有多少变化。一方面，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建立新的教育体系的重要性，因而为之大声鼓与呼。另一方面他们又将科举制度对新教育体制建立的障碍既看成是内容上的，也看成是形式上的，也就是说，从他们的内心愿望，是完全希望废除科举制度的，为此他们甚至鼓动当时的开明士人抵制考试。但在实践中却很明智地把火力集中在八股头上；同时，由于意识到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在维护封建道德方面的巨大功效，拥有意识决定论世界观的维新派，在改革实践中对废八股改科举直至废科举注入了过多的精力和热忱，对他们来说，八股的存亡，科举的兴废已经不是铨选制度本身和教育体系的改革范围之内的事了，它关系到全国士人的士气人心，关系到新的意识形态能否在全国贯彻下去的大问题。在那时的进步士人心目中，不论中国有多少西方化的成分（即资本主义因素有多少），“士心”的向背才是近代化成败利钝的关键。

科举考试制度这种选官的形式，本是中国传统政治学对世界官僚科层制度的一种贡献，可是在近代中国，却陷入了一种非常尴尬、难以自拔的境地。有的时候，人们甚至把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归咎于它，好像科举一废，中国马上就会人才辈出，赶上和超过一向欺负中国的列强。不用说，科举制度身上挨的板子多了些，也重了些。那个时代的进步思想家也难免犯直线式思维，形而上学分析问题的毛病，他们只看到了科举是新式学校体系建立的障碍，不知道这种障碍其实也可以变成动力。

废八股的前后

在戊戌变法的各个方面，除去抓印把子的政权变革（制度局之设），维新派最重视的就是科举变革。他们不仅将变科举视为培育人才的百年大计，还视科举改革为士人意识转换的枢纽。

在整个维新运动的宣传鼓动中，关于科举变革的呼吁占了相当份额，也很受一些有能力接受新学，同时较为开明的士人的欢迎，像孙治让、吴稚晖这样的人公然表示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在《时务报》风靡天下的岁月里，八股帖括几乎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不论新学旧学，但凡有点“学问”的人，都对之表示鄙夷。这种心境从前很多士大夫就有，只不过面对西方的挑战，又经过梁任公生花妙笔的渲染，大家厌恶八股的情绪更加强烈而且外露了而已。康有为等人对八股的痛恨感觉几乎跟当年明朝遗臣差不多，明朝的遗老将江山易色与崇祯吊死煤山都怨在八股身上，而康有为他们也将清朝在近代的积弱积贫，国势日衰、国土日削的局面归咎于八股。据康有为自编年谱反映，康有为接受光绪召见时，恨恨连声地对光绪说：“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应该说，康有为是真心实意地对科举、对八股有怨气，也确实相信，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要为中国的现状负一大半责任。

依康梁等人的原意，恨不能一下子将科举制度废掉，代之以新式的教育体系。梁启超曾经为中国的科举制度改革设计了上中下三策。其上策是：

远法三代，近采泰西，合科举于学校。自京师以迄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教而后用之。入小学者比诸生，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成比进士，选其优异者，出洋学习比庶吉士，其余归内外户刑工商务部任用，比部曹。庶吉士出洋三年，学成而归者，授职比编检。学生业有定课，考有定格，在学四年而大试之，以教习为试官，不限额，不糊名。凡自明以来，取士之具，取士之法，千年积弊，一旦廓清而辞辟之，则天下之士，靡然向风，八年之后，人才盈廷矣。

梁启超在这里用新式学校制度来替代科举制度，显然还不知区分学校体系与铨选体系，很明显地在走传统学而优则仕的老路，只是学的内容由旧学改为新学。由于当时中国无独立的市民阶层，也无像样的民族资本，所以梁启超一时还想不到学校毕业生除了让政府安置之外的其他途径。大概是担心上策变革幅度太大，社会一时难以接受，梁启超从锦囊里又掏出了中策：

若积习既久，未即遽除，取士之具，未能尽变，科举学校，未能遂合，则莫如用汉唐之法，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立明经一科，以畅达教诣，阐发大义，能以今日新政，证合古经者为及格；明算一科，以通中外算术，引申其理，神明其法者为及格；明字一科，以通中外语言文字，能互翻者为及格；明法一科，以能通中外刑律，斟酌适用者为及格；使绝域一科，以能通各国公法，各国条约章程，才辩开敏者为及格；通体一科，以能读皇朝三通、大清会典、大清通礼，谙习掌故者为及格；技艺一科，以能明格致制造之法，自著新书，制新器者为及格；学究一科，以能通教学童之法者为及格；明医一科，以能通全体学，识万国药方，知中西病名证治者为及格（全体学即人体解剖学，万国药方即拉丁文药方。笔者注）；兵法一科，以能谙操练法程，识天下险要，通船械制法者为及格。至其取士之法，或如康乾鸿博故事，特诏应试；或如近世算学举人，按省附考。而要之必予以出身，学以荣途，给以翰林、进士、举人之名，准以一体乡会朝殿之实。

梁启超的中策，科举不废，八股依旧，但是把几乎所有新学的内容掺进来，将八股一科挤到一个小角落去，任其自生自灭（其中明经一科，还指定非用今文经学派观点，或者说用《孔子改制考》的观点不可），一如唐代以诗取士的进士科挤扁明经、明算诸科一般。梁启超的下策的精神与中策一样，只不过是不分科而已：

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童子试非取录经古者，不得入学，而经古一场，必试以中外政治得失，时务要事，算法格致等先学。乡会试必三场并重，第一场试四书文、五经文试帖各一首；第二场试中外史学三首，专问历代五洲治乱存之故；第三场试天算地舆声光化电农矿商兵等专门，听人自择一门，分题试之，各三首。殿试一依汉策贤良故事，专问当世之务，策对者不拘格式，不论楷法，考试学差试差，亦试以时务艺学各一篇，破除成格，一如殿试。如是则向之攻八股哦八韵者，必将稍稍捐其故业，以从事于实学，而得才必盛于向日。

梁启超这上中下三策，要数下策最不实际，主持者无法操作，应试者也无从措手，应试举子既不能扔掉八股制艺，又要研习新学，而且必须文理兼通，即使学声光化学制造的人也必须精通时务政治，不然不是童子试就被刷掉，就是殿试落马（虽说清朝惯例殿试不淘汰，但不完卷者依然也要落第）。这种旧瓶里老酒不倾再装新酒的下策，虽然在梁启超看来还差强人意，但实际上却是货真价实的下策。类似梁启超下策的主意，康有为也曾提出过，在当时改革诸重大问题上，康梁基本上是一致的，梁所发的议论，由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全出于康有为，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上中下三策实际上也代表了维新派整体对科举改革的认识。

应该说，中国士大夫的意识导向代表了中国整个上层社会意识倾向。即使在八股制艺的选本满街都是的时候，真正的读书人对此也很不以为然。桐城派的祖师方苞曾奉皇帝之命编选过八股标准范本《钦定四书文》，他也说：“余自始应举即不喜为时文（即八股。笔者注），以授生徒强而为之，实自惜心力之失所注措也。每见诸生家专治时文者，辄少之，其脱籍于诸生而仍如此者尤心非焉。”前面引过的徐灵眙讽刺八股的“道情”，不仅袁才子袁枚引用过，连位列公卿的梁章钜也在自家书里照录不误。这说明他们都不把送给他们乌纱帽的八股当回事。就是皇帝老儿对八股文也不见得真的重视，康熙与乾隆一生做了不少诗文，可是就不见他们玩玩八股，乾隆钦定的《四库全书》，只选了少数的明朝八股文作为标本，其余的一概不收，可见乾隆自己也并不认为八股文算个什么东西。

由于有这种对八股名为尊崇，实际上鄙夷的社会心理氛围，废除八股在社会上层其实阻力并不大，不论看中新学还是固执于旧学的士大夫，都认为八股是无用的。光绪对维新派废八股的呼吁很有同感，他对中国士人尽为无用之学的现状非常不满。对于废八股实际上朝中大臣，也就是刚毅这种不学无术之辈才公然出头作梗，其他人算上十分顽固的徐桐也无异词，显然，他也感到不便出面阻拦，西太后也是相当痛快地同意了光绪废八股的举动。梁启超保留八股的下策，实有过虑之嫌。

就这样，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光绪即下诏谕令自下科开始乡试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废除八股文，一律改为试策论。接着又公布了科举改革后的具体实施办法，改革后的乡会试仍分三场：一场考历史及清代政治；二场考时务对策；三场考四书五经。三场考试的文体均不得用八股体，而且针对以往八股取士时考官偏重楷法，但求文字漂亮之弊，强调考官“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最后出台的科举改革举措，其实就是梁启超的下策的改进版。大概当时梁启超出这上中下三策时，没想到会这么容易就废掉了八股。

是不是因为有点学问的人都不屑八股，再加上西方挑战造成的巨大压力，废八股就十分容易了呢？显然不是这样，对废八股不满意不高兴的还是大有人在。这些人当然也并不是真的从理智上认为八股有用，对于他们来说，对八股的依恋多半是出于习惯，出于作惯了八股不玩弄技巧玩到繁复的地步就觉得不过瘾的习惯。张中行先生曾提到一位老秀才说：“现代文没有技巧，没有味儿，看着没劲。至于八股，那微妙之处，简直可意会不可言传。”许多八股文作多了的三家村学究，就是有这样的一笔瘾，也许正因为如此，进人民国以后，类似八股文文体的东西还仍旧在报章杂志上可以看到。八股文其实并不是一种容易掌握的文体，能把八股文做得四平八稳，让人什么错处和疵点都挑不出来，没有十几年的工夫和相当的才智是做不到的。如果有谁不相信的话，那么试着从当今文学家再加上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中随便拉出一个人来，命他去作八股文，那么百分之百人家是要交白卷的。好不容易得来的“本领”谁都会珍视，尽管这种“本事”没什么用处。其实清末就连遛鸟、养蛐蛐的本事都会有人敝帚自珍，何况是作八股？

不乐意废八股的士人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能力去求新学，有些冬烘先生一辈子习惯了八股，让他们离了八股，别式样的文章根本作不出来。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人还真不少见。在戊戌年初的会试期间，梁启超等人曾大肆活动，串联各省公车，再来一次“公车上书”要求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已经征得了百余人签名，上书也拟好了，可是这次却远远没有头次公车上书那样“得人心”，上万应试举人，反对者大有人在，大大超过了拥护者，一时间人情汹汹，梁启超等为首之人几乎遭以老拳，最后是不了了之。

不管因哪种原因不乐意废八股的人，反对的意见似乎都挺“正大”，总忘不了把圣人之道顶在头上，说是担心废八股会废掉中国人道德文章的根本，好像他们这么多年来并不是把八股当敲门砖似的。

也许正是出于考虑了这些人反对的理由，同时也对他们作一点安抚，暗示策论与八股的区别并不是太大，光绪在废八股的上谕中特意加了这样一段话：“此次特降谕旨，实因时文积弊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破拘墟之习。至于士子为学自当以四书六经为根柢，策论与制义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经史以达事务，总期体用兼备，人皆勉为通儒，毋得竞逞博辩，复蹈空言，致负朝廷破格求才之意。”

光绪的安抚起没起到作用，我们不太清楚，但无论是参与变法的个中人还是受到科举改革冲击的一般士人，大家都明白如果沿着改革之途走下去，废八股绝不是终点，总有一天，科举考试这个士人千年进仕上升的梯阶会被拆掉，代之以西式学校系统。庚子之后，实际上是戊戌变法再版的清廷新政，在依样画葫芦废八股改策论之后，终于废掉了科举。由于新政并没有走完自己的路，所以废科举是好是坏其实并不太好评价。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完成戊戌变法未竟之业的“新政”，并没有解决好新的铨选制度与新的教育制度衔接的问题，只是以学校体制简单地取代科举。

旧瓶与新酒

自从科举制度与八股文结缘之后，赢得了几百年的骂名。直到今天，绝大多数史学著作一提到科举制度还是按捺不住恨恨之声。对于继承戊戌变法之业的清廷新政之废科举，不仅当时的舆论大声叫好，就是现在也是颂声一片。在很多现代人眼里，八股与科举似乎是一回事，在骂八股的时候科举也就被否掉了。

然而，当百年过后，我们再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冷静而且仔细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当科举被直截了当地废掉之后，中国并没有出现新式人才辈出的局面，相反，倒是呈现出于近代化非常不利的制度断层，原先中国一般老百姓在旧教育体系中比较高的识字率优势在这断层中迅速丧失，以后长期出现了两种教育体系并存的局面，两者都半死不活。人口与劳动力的素质反而下降了。民国时期的人口识字率反而要低于清朝。

首先，我们应该把八股文与科举分开来看，八股只是科举考试的内容，而不是这个制度的全部。八股文的确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东西，凡是技巧繁复到了近乎高级文字游戏程度时，这种文体的精神也就死亡了。曾经作过八股文的鲁迅先生说过：“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甚么代圣贤立言，甚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是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鲁迅先生的话只说对一个方面，八股文对于考试来说，由于高度的程式化，的确是便于评判的。否则众多的秀才每年要考试，分出优良中差，那些训导、教谕老爷可是麻烦得很。但八股文最大的害处在于它可以使人成瘾入迷，作惯了八股常常会不由自主地陷溺其中，再作什么都有一股八股味。除了一些真有学问的读书人可以抵抗这种八股病外，余下的士人能自拔者鲜矣，君不见他们连骂洋鬼子、骂教会的文告都用八股体，全不计洋人是否能领略这俪四骈五的妙文。偏偏这种使人像吸鸦片一样成瘾的文体却又全无用处，除了应试之外，实在不好用它来干别的。这种带韵的准骈文，不好用来叙事，然而用作论证又太嫌花哨，虽俪四骈六，却无六朝文那种华丽排铺的美感，八股文明清两朝成筐成箱，汗牛充栋，可能留下来的除了个别人作纪念用的乃祖考试的墨迹而外，只有几篇游戏文字。虽然作八股确实可以磨炼一个人的文字工夫，但所得与所失相较，其失大大超过了得，名副其实地失大于得。更何况，我们还没算上八股对人思想的禁锢，“代圣贤立言”的事做多了，满脑子就剩下理学陈腐的教条，至少对于那头脑冬烘的三家村学究来说是如此。

诚然，在近代风云变幻之际，科考的八股也并非对时代毫无所感，毕竟，掌握八股评价尺度的是人，这些人不可能一点儿不受学风变化和各种思潮激荡的影响。蔡元培先生是在浙东学派治学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士人，深受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他的乡试八股，就已相当不规范，旁征博引，议论大发，可是主考官以治西北边疆史地学著称的李文田却很赏识。“在会试时，他的三篇八股文，突破一般陈词滥调，引经据典，渊博异常，受到房师王颂蔚的赏识，合三场试卷，‘盛为延誉，郑重推荐’。特别在他被取为进士，虽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后，蔡元培的‘怪八股’格调，风靡天下，被传录，被刊刻。”尽管蔡元培此后声名大振，在士人中，知道孙中山的少，而知道有个作“怪八股”的翰林蔡元培却不少。模仿这种“怪八股”的人比比皆是，但是，八股的弹性也达到了极限，在八股“代圣贤立言”的框框里，无论怎么挣扎，做到旁征博引，稍微言之有物已经到了头，再想立点新意，说点新事是不可能的了。因此，我们说科举制度八股文必须废除。

百日维新不废科举而废八股，以旧瓶装新酒本来是个很不错的做法，但是废八股的思路却是最终要废科举，而代之以新式学校系统，废八股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过渡。由比较合适的做法当便桥，过渡到并不太合适的归宿，这就是从百日维新到清廷新政的科举改革思路，虽然一直在强调儒家伦理的“统率”作用，但这实际是一种“全盘西化”的思路，即整个地摧毁中国原有的教育体系和铨选体系，移植西化的学校体系。

也许，很多人要责怪我的说法太过时，或者说太陈腐，居然在二十一世纪到来的前夕还为科举制度招魂。但是我想，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百年，我们已经完全有理由对当时发生的种种事情作一客观冷静的再估价。我们应该意识到，在历史的天平上，评价的刻度是合适而非“先进”。

先让我们分析一下梁启超关于科举改革建议的上策，事实上清廷新政就是按他的方案实施的。梁启超的方案是“合科举于学校”，人小学就是生员，人大学就是举人，大学毕业就是进士。在此之后，清廷新政更具体地参照西方学校制度建立了大、中、小学系统，人们将小学生比之生员，中学生比之为举人，大学生比之进士。

现在问题已经出来了，其一，这种合科举于学校的设想在中国教育体系改革之初是可以勉强行得通的，因为无论小学、中学和大学，能接受新式教育的人数很少，学校数目也少，大学就更少，所以大、中、小学生的比例大体上与过去进士、举人、生员的比例相当，但是随着教育的发展，学校在校人数日益增加，而中、小学又势必走向普及化，这样的话，那么“类生员”“类举人”就会俯拾皆是，自然也就失去了作为铨选制度替代物的意义了。

其二，新式教育办起来之后，学校不可能统统由国家来办，即使全由国家兴办，程度也不可能整齐（连大体整齐也办不到），各种各样的私立学校程度、水平肯定是杂驳不齐的，这样，选官的尺度如何掌握也就成了一个难题。

其三，以学校的考试来取代选官的专门考试，看似可行，实际上行不通。因为无论是普及教育的中小学，还是专门高等教育的大学和各种专门学校，它们的考试只是保障学生完成学业的手段，其目标是面向社会的，而非针对官场需要的。也就是说学校里五花八门的层层考试，并非专门为选官而设，也不可能专门为选官而设，显然由这些考试来把关，是不符合选官需要的。

最后的结论就是，铨选制度与学校是不能在近代环境中合而为一的，想以学校取代科举，看似想法很新，实际上却还是传统社会科举学校一体化的老思路。在传统社会里，当学校的教育目的只在于掌握一定文字能力和道德养成的时候，无疑是可以将学校纳入科举的范围（这一点恰恰是传统科举制度最大的弊病所在）。但是，在近代的教育体系中，这种情形就不能重演了，因为近代教育最后进入社会的成品，应该是具有专门技能的人，既有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更有自然科学的各门各业，而且社会愈进步，愈发展，专门化的趋向就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选官制度就不再好包容学校了。在清廷新政时期，清廷曾为归国留学生安设了许多诸如农科、工科、医科、甚至牙科进士、举士的头衔，事实证明这并不合适，弄得不伦不类，反倒成了笑柄。

以新式学校制度取代科举制度的最大的问题在于，此举使中国原先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基础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失去了应有的作用，这对于整个近代化进程有害无益。一些外国学者指出：在清代，中国“除人烟稀少和赤贫的地区之外，教育在所有地方都很发达，这个事实表明，清代中国相对来说具有一个现代学校体制结构的平衡基础。但是，当清末的革新派后来真去建立现代化教育体系之时，他们却另起炉灶，而不是在原有的教育基础上进行改造。如果说，中国本土教育在模仿西方的教育引进中国之后还坚持了五十年之久，那倒并不是因为新派教育家对它的关心，新派教育家跟它这五十年的存在没有什么关系”。[15]也许，这些外国学者可能对中国传统教育体系评价偏高，但无论如何，新旧教育体系的衔接的确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大问题。自从新政之后，中国新旧教育就成了两层皮，相互不相干（尽管没有了科举，农民还是更偏爱于旧式的私塾，居然使其在民国时期一直存活下来，有的还演变成具体的技艺教育），原来旧教育的基础，从硬件到软件都不在新教育体系中发挥作用，这实在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既然许许多多旧式的士大夫可以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接受新学，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在原有的教育基础上加以改造进行新教育呢？另起炉灶在近代化教育的转变时期，显然成本要大大高于旧瓶装新酒，而且在效果上也不见得就好。

其次，科举被废掉之后，一下子就将原来显而易见的士人上升阶梯撤掉了，而新的学校系统又不能取代这种阶梯，而这个阶梯是中国社会士人阶层社会向心力的维系点，没有了类似的阶梯，士人的心就散了，地位也随之下降，作为社会的精神领袖，他们地位的动摇对于整个社会的近代化有害无益。我们从后来的社会历史中可以看到，尽管大家都在骂科举，但是从老百姓到上层文化人，对于有过功名的人还是相当地尊重，谁家祖上有过有功名的祖先，一直是件值得夸耀的事，老百姓一方面将中学生比之秀才举人，但同时又认为中学生远不如秀才有分量。这种心理表明严格的铨选考试，确实有凝聚人心（至少是士心）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学校制度无法完全取代的。

其三，科举的骤然被废（虽有几年过渡，但还是相当仓促），使得原有获得功名的人身价跌落，而其他人又不再可能借科举获得社会地位，而新式教育由于条件所限，一下子还容纳不了如此多的读书人，况且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尤其是庚子之后的大赔款）造成的中国社会普遍的贫困化，许多人根本无力接受新式教育，大量贫寒士人的出路问题骤然紧张起来，他们不得不去投军以寻求出路，但是新军又容纳不了那么多人，于是社会矛盾就更加尖锐化了（投入新军的士人，其怨望之情也日益高涨）。土人变成了士兵，甚至欲为士兵而不可得，标志着整个社会的重心正在由文化阶层向武化阶层转向，政治上的军阀统治已经不远了。

中国传统的科举与学校制度合一的体制，与西方近代教育制度最大的不同，一是前者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实行意识统制，保证官方意识形态在知识界的统制地位。思想和学术自由精神在中国传统教育体系中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给社会提供人才，提高人口素质，而是推行一种道德观念，同时为行政系统选拔“德才”兼备，但并不具有专门技能和知识的人才，确保统治机体的不断更新血液。教育不折不扣地是政治的附庸，教育就是在为政治服务。

为了确保教育为政治服务这一属性，所以才将学校体系与科举紧紧绑在一起，所以中国的教育体系基本上将除文字传授与道德教育之外的专业技能教育排斥在外，连十分有用的算学在教育体系中也一直处于“妾身未明”的状态，这样，相对来说比较发达的社会教育体系，不仅对社会的进化，社会分工的进步没有什么帮助，反而有阻碍作用。中国的自然科学没有科学只有技术，而技术在学校中根本没有地位，只存在能工巧匠的口传心授中，这样自然科学技术自然很难发展起来。专门的经商、金融技能掌握在商家师德相承之中，系统化和科学化根本就谈不上，甚至连做官最基本的知识与本领，诸如钱粮、河工、漕运乃至公文诸技艺也掌握在幕僚师爷和胥吏手里，能干的官员必须以吏为师才会有所作为。中国的教育不符合近代化的要求，关键在于它与科举制度混一，将两者分开，才是教育改革和科举改革的正确思路。对于分开后的科举制度和学校体系，均可以适当地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进行最初的改革。可是，我们当年的改革家们恰恰采用的是老思路，仍然让两者合而为一，同时又让铨选制度实质上被取消，而学校体系的建立又亦步亦趋地学西方、学日本，另起炉灶。

科举改革与教育改革必须同步进行，首先的一步是要将两者分开，可惜当时的先进人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虽然也发现了西方教育体系与中国的不同，但是只把眼光局限在西方教育的专门化上，当他们发现西方“农有农士，工有工士，商有商士，兵有兵士”的时候，却认为只需将西方学校制度搬过来就行了。对于西方所无的科举制度，心中只把它视为累赘，甚至是视为近代化的阻碍，全不计中国的国情和士情。

现在我们应该看得比较清楚了，科举制度虽也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但正如传统中也有合理的成分一样，传统的制度也并非尽是“封建性的糟粕”，甚至可以说，科举制还是世界铨选制度中比较不错的一种，现在西方人已经承认，西方的文官制度事实上借鉴了中国的科举制，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科举考试这种形式并非传统的糟粕。其实，在清末民初的“通人”中，也有对科举说公道话的，像瞿兑之就说过：“明、清两朝士夙受科举制度之钤束牢笼，其害不可胜言。然白丁得一第，顿可昂首青云，社会阶级亦缘此铲除不少，以视六朝以门第埋没人才，终觉此胜于彼矣。”

科举与学校制度的改革可不可以实行旧瓶装新酒呢？我以为应该是可以的。科举制度自不必说，从它确立那天起，考试的内容就是不断在变化，最后变成八股，当然是它的不幸，但这并非科举考试制度本身的罪过，同时也说明了在同一种形式下，内容完全是可以改变的，形式和内容之间并不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从百日维新到新政初期的实践中，也说明了旧瓶装新酒是完全可行的。

至于教育制度，应该区别对待，在小学这一层次，旧瓶可以利用，因为只要在原有的文字教授基础上再加一些算术就可以了，至于教学方式的改革，那是可以慢慢过渡改善的。而中学、大学当然应该学习西方，但书院这种形式也不可简单废弃。因为毕竟那种学习研讨的学习氛围还是相当可取的。

铨选的难题是世界性的，直到今天，世界各国是否敢说已经解决了这一难题，恐怕也难说。对于当年中国刚刚了解了一些粗浅的西学知识的中国改革者来说，让他们在那种情景下能清晰地意识到今天我们所意识到的一切，显然是不现实的。只是从戊戌留下的铨选难题，到今天仍然需要我们来继续探讨和解答。

结语与余话

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维新运动最终以康梁亡命海外，六君子血溅菜市口而告终。都说中国传统社会里改革者没有好下场，但是这次结局出乎寻常的悲壮惨烈。深精佛学，早已戡破生死，一身侠肝义胆的谭嗣同，能逃而不逃，决心以一死来唤醒国人，同样有此心却性情懦弱的梁启超先是拒绝了日本公使的帮助，但是在最后一刻还是避人日本使馆最后逃亡。正在离京途中的康有为得英国人的相助出亡海外，说是要效申包胥秦庭之哭，但是他的换门求告终是石沉大海。

中国政治出人意料地向后倒退，所有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有名无实地苟延残喘之外，全部付诸东流，连荣禄倡导的武科举改革，也复其举石放箭的旧规。西太后为了自己无可遏制的权欲，身不由己地“荣升”顽固派首领。一时间，完全不可靠的“人心”，成为她破帘而出的唯一依据。在从戊戌到庚子这段时间里，为了废掉光绪这个虽然懦弱却令她十分不快的“政敌”，她与西方各国以及洋务派督抚们关系骤然变得紧张起来。事实上，她所面临的情况与处境比之“坐井观天”的光绪还要尴尬。不管她愿意还是不愿意，打掉了改革派，政治的车轮就不由自主地向后转，自己堵死了向西方学习的路，那么应付西方的外部压力就只剩下向民间寻求助力这一条路。那些百无一用、满口胡柴的顽固派一天天地跋扈起来，朝中沾点“新”味的官员人人自危，连李鸿章也不得不寻求外放以避祸（顽固派的弹章并没有放过中立的李鸿章和看风使舵的张之洞）。到了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不少与洋务派有点瓜葛的官员都受到牵连，非死即逃。封建顽固派的排外主义，与下层民众积蓄已久的反帝排外浪潮不期而然地碰到了一起，民间乡里的巫术、神道、武功等文化因素都成为顽固派的抗外资源，顽固派拿国家民族命运当儿戏，轻率而不负责任地利用了下层民众的反侵略情绪，极其不理智地操纵利用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在把义和团推向侵略者的炮口之后，又转过来出卖刚刚还誉为“义民”的义和团，抢先在洋兵来到之前，剿杀那些“扶清灭洋”的朴质农民，当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进人中国农村时，发现他们要追剿的“拳匪”的人头已经早就挂在村头树上了。

就这样，西太后犯了她执政四十余年中最大的错误，她不仅没有侥幸地把洋人赶出去，反而使中国背上了四亿两白银的重债，外国军队控制了京津一线，中国政府作为一个主权政府的象征已经剩不下什么了。就是她自己，庚子城破之日，仓皇出逃，风餐露宿，只能以高梁秸秆解饥疗渴，有清一朝帝后处境狼狈者，无过于此。

戊戌维新是中国的一个变法图强的机会，虽然在这个机会中还存在许许多多不利的因素，但中国人毕竟可以以此为契机，开始近代化的变革，把从洋务运动开始的近代化进程大大地推进一步，即使步子不能迈得大_点，也不至于倒退一大步。虽然很精明干练却缺乏政治远见的西太后也许并不很清楚，中国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倒退的，倒退只有死路一条。

但是，机会就是这样丧失了，虽然变法的操作者们犯了很多错误，西太后的倒向顽固派也有很多客观原因，但是，历史在这一时刻毕竟把她与顽固派同时钉在了耻辱柱上，变法的失败不管怎么说也是西太后与顽固派发动的政变所致。

经过戊戌的反动与庚子惨变之后，在外部的压力下，西太后终于再次拾起当年百日维新的余唾，开始了一轮新政。新政是清朝历史最大规模的一次制度变革，基本上是沿着当年康梁诸人设计的方案在运行。但是，时间虽然过了不到五年，变法的条件已经比当年恶劣到了不知凡几。

首先，经过这样一反一正的大折腾后，整个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度极大地降低了。西太后在从西安“回銮”时，沿途搜刮可能不至于上海报纸上哄传的那样过分，但舆论界却对此大加嘲讽，革命派与保皇派还有大量既不革命也不保皇，仅仅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都对西太后以及北京政府没什么好感，他们讨厌西太后是由于戊戌的旧账和庚子愚昧排外“致祸”的新嫌，他们已经不再相信由这位老太婆以及她的政府可以有能力来主持一场大规模的变法。

而一般老百姓对清政府的失望则是庚子年先是利用义和团（这是代表民众情绪很得人心的反侵略也盲目排外的武装团体），而后为了向列强乞和，又残酷镇压义和团，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中间连个过渡都没有。政府的无耻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道德上丢尽了脸面。

孙中山曾说庚子之前后民众对革命派的态度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庚子之前，老百姓大都目之为乱臣贼子，而庚子之后却对他们的事业深表同情，他非常不恰当地将这种变化归功于他们影响不大的一次起义，其实，庚子之后革命党人的市场之所以扩大，主要是因为政府的大失人心。一般老百姓已经开始相信，满清王朝气数已尽，各种末世之谣不胫而走，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已开始根本动摇。很明显，由一个民众根本不信任的政府主持的变法改革，其效用自然要大打折扣。

其次，新政所处的经济条件更加恶劣了。由于巨额（后来连西方各国的舆论都觉得过分）赔款的压力，中国政府的财政困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作为清末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关税和盐税收入，由于作为还款抵押，中国政府已无权支配。这样，清政府只有依靠增加苛捐杂税来解决财政困难。依赖已经相当腐朽的行政机器来筹款加捐，其中饱扰民，其腐败低效不问可知。偏巧有许多捐税的增加，是以新政的名义出台的，只能引导人们把怨恨归到新政头上。

财政的过分困难，自然会影响政府对各项改革的干预力度，尤其是经济改革，政府根本无力对某些必需的经济部门和产业进行财政补贴，反而是不适当的搜刮。

更重要的是，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本来就陷入贫困化境地的中国，就愈发在贫困化的陷阱里不能自拔，市场极度地萎缩，人民购买力降低到了不能再降的地步，这样，使得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一出世就面临着严重的“市场瓶颈”的束缚，举步维艰。而主权丧失几尽的政府又根本没有能力修改极不合理的关税条例，无法保护中国民族资本的成长，再加上政府的腐败与低效，遂使种种看似不错的经济政策翻成画饼。

这种种变法难以逾越的障碍与极其恶劣的客观环境，基本上可以说均为西太后的戊戌反动所赐。也许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戊戌政变将一群怀一腔报国之志的先进分子打入血泊之中，等于打掉了中国人向上的爱国主义理想和士气。严复记戊戌诗云：“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天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虽然严复自勉“莫遣寸心灰”，但寸心灰者毕竟不少。激进者投身革命党，颓唐者混迹烟花巷。真心实意想挽救“大清国”的所剩无几了。

这种局面造成了在清廷新政中缺乏了那种昂扬奋进的精神和热血报国的志士，而多的是投机钻营之徒。本来反对维新的人除了少数真诚的守旧派卫道士之外，大多不外是贪恋既得利益的无耻之徒。新政时期，他们又顺风转舵，跻身“通人”行列，照样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不说，还将这场变法搞得面目皆非。庚子之后，由于“惩办祸首”的结果，顽固派的气焰为之稍戢，但由于新政虽照抄康梁的方案，西太后却不肯使近代的“党锢”开禁，更不肯让光绪复出。活生生地把维新党人排斥在新政之外，这种死要面子的做法有时达到了令人费解的地步，新政时开经济特科，取中的头名梁士诒，只因为祖籍广东，姓名是”梁头康尾”（康有为字祖诒），便遭黜。所以，尽管这老太婆搔首弄姿，又是拍照又是学外语，表现出种种“求新”姿态，但并不能改变国人眼中她不佳的形象，也无从使清政府的信用提高几分。

新政刚刚开了个头，清政府却在革命党的炮声中寿终正寝，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出人意料地大获成功（连孙中山、黄兴都感到意外），并不意味着革命党人力量的强大，只能说是清政府毫无信用，丧失人心。

有人鉴于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统治之糟，认为新政如果能继续下去，中国的近代化也许状况会好得多，从而把责任怪罪到所谓“激进主义”的革命者头上，其实新政的夭折在当时是势所必然。历史只给了清政府自发改革的一次机会，这个机会被错过，又不肯拉下脸来承认错误，以补前愆，最后大局糜烂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清朝自家酿的苦果只有自家吞，至于连带着国家也晦气，也不是由哪些人的意愿所能左右的。

戊戌维新运动昙花一现似的失败了，它的失败留给后世的遗憾比近代历史上任何一个重大事件都要多。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代价最小的自上而下的变革，一度离中国人触手可及那样的近，可是转瞬之间，却变成一场人间悲剧。

历史已经翻过了一百年，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当年亲身经历过这场运动的人均已作古，只留下篇篇令人振奋也令人鼻酸的文字。我们今天再一次回顾这段历史，当然不是，也不应该追究当事人的历史责任。康梁等人没有把这场运动引向胜利，固然有他们自身的局限，但是当年他们的确是尽力了，今天的我们在回头看的时候比他们高明一点，本是理所应当之事，没有丝毫值得傲人之处。

历史在上个世纪末年给了中国一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只是刺激起了一部分中国人变法图强的急切之心，却没有给予中国相应的有利的客观环境。像雪崩一样压过来的外患，使得中国人在图强的挣扎中情感变形，对西方先进文化爱恨交织，上层的卫道士和下层的老百姓被外部侵略逼上墙角，往往易于生出极端性非理性的反弹。

而在国内政坛上，由于光绪的亲政和甲午战争的种种事端，帝后权力之争的漩涡已经浮上水面，一心想有所作为的光绪锐意变法，根本看不上满朝老朽昏庸的大臣，而西太后却在为祖制的障碍无法逾越，帘后操纵又发现台前的傀儡并不那么听话而苦恼。光绪想要变法倒未必是为了争权，但西太后却担心变法的结局是她只好退回后官去扎花。

清朝晚期持续不断的满汉之争于甲午之后又翻起新的浪潮。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得同治以来中兴名臣的神话像肥皂泡似的破灭，站在岸上观战的满臣倒有了评头评足的权利，登高一呼，鼓吹变法的新派人物恰好撞在旗人政治的厚墙上。

多少有些西学知识，了解一些外国情况与世界大势的洋务派巨头李鸿章，恰恰在甲午战争中因指挥失当和被迫去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声名狼藉，赢来了妇孺皆知的卖国奸贼的名声，从而为维新派联合洋务派之举凭空添加了心理上的障碍。

也许，一些富有经验和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可以化不利为有利，妥善地利用矛盾，争取助力，循序渐进，将变法引向成功，但是历史在那个时候只给了中国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严复这样的人物，我们没有办法去抱怨为什么后来那些雄才大略之人没有早一点出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事，回顾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做好自己应做之事，无使“后人复哀后人”而已。

康有为的一位弟子曾说过：“戊戌为康氏一生悲剧，亦为一生之喜剧。”很有意思的是，康有为在历史的大舞台上演完自己的悲喜剧之后，却在真的戏台上看到了由演员们扮演的自己。1922年的某一天，康有为在杭州忽见剧场上演《光绪皇帝痛史》，急购票人观。观后欷歔良久，赋诗两首：

老夫入座倚阑观，化身冠带正登坛。

喁喁万首成倾动，共指鲰生叹息看。

电灯楼阁闹梨园，笳鼓喧天万众繁。

谁识当年场上客，今宵在座痛无言。

看来，“在座痛无言”的他是清楚的，戊戌的往事对他自己可能既是悲剧，又是喜剧，但对于中国而言，却只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