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放一把火 / 何帆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086–5192–7

I.①先…II.①何…III.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IV.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3634号

先放一把火

著者：何帆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先放一把火

何帆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序

读《春秋》

日本人为什么要买洛克菲勒中心

债务如野火

永远长不大的巴西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帮要混

先放一把火

全球变暖论是一种反动的意识形态吗

怀特先生家里的苏联地毯

我为钟狂

我的团

跳来跳去的狐狸

黄金有毒

比比谁更经折腾

从奴隶到将军

75岁当上教授的学霸

癸巳读书漫记

打游戏的教育意义

文字秒杀术

人有病

LTCM之殇

轻信不疑

亲密爱人

追忆1931年英镑贬值

怎么写开头

当华盛顿关掉了华尔街

修修补补的大脑

非我族类

假如中国的大学生听了《公正》课

容忍失败

拉斯蒂涅的艰难选择

他们的山河在哭泣

黄金镣铐

南海鼎沸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当过官和没有当过官的经济学家

给不愿意读经济学的学生开的经济学书目

幽明之间

欧元的错误和经济学家的错误

写给无比焦虑的父母们

凯恩斯在1919

异夫的世界

人们所不了解的地缘政治风险

一场从未发生过的辩论

人类是怎么学会阅读的

甘甜的资本主义

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

并非全知，并非全能，也不仁慈，但不可缺

男人的游戏女人懒得玩

有没有可能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

敢不敢相信别人

君主与真主

在凯恩斯的左边、马克思的右边

为什么民主制度遏制不了贫富分化

如何击败“闪电战”

《联邦党人文集》背后的统计学幽灵

迷雾漫漫增长路

哪儿来的这么多浑球

智库的战略

写给2014年的一封信

乔布斯们的巢穴

1973年的“9·11”

男女搭配，炒股不累

金融制裁是一种信用透支

论在不按牌理出牌的牌局里如何出牌

东风破 西风烈

我们都是大数据时代的海狸

血色丝绸之路

我们祖先的大脚趾

国王的人马

序

从2013年9月开始，我在FT中文网开始了书评专栏的写作。专栏的名字叫《一知半解》。专栏的简短介绍是：“读书是每日必做的功课，写作是终生以求的技艺，但深知努力的结果，仅仅是得到了一知半解。”一年过去了，我每周都写一篇书评，风雨无阻，算是一个比较勤奋的写作者，也是一个自律守时的撰稿人。这个专栏到底能坚持多久，我心里也没底。恰好有许洋和李楠的邀请，干脆就把这一年的专栏文章结集出版，如果能够坚持下去，就算是年度总结；如果没有办法继续写，也是对这一年读书写作生活的小小纪念。

我读书兴趣很广泛，这些专栏文章看似五花八门，其实大部分文章都是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对经济学的反思。主流经济学建立在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这一假设并非完美，但有助于构造出一套清晰的逻辑推理。这是科学研究所必需的，无可厚非。但是，主流经济学有其局限性。在很多方面，主流经济学和物理学中的牛顿力学很相似，它们都是建立在很简单的假设、很清晰的推理之上，都能够对常识的谬误进行犀利的批评，都能广泛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真理再往前走半步就是谬误。如果我们并不仅仅把理性人假设当作一种假设，而把它视为一个事实、一种信仰，那么，这样的经济学不仅不会开阔我们的思路，反而会束缚我们的思想。我近几年读了不少关于脑神经科学、进化论、社会学、复杂科学方面的著作，就是想跳出经济学的窠臼，希望能以更高远的视角去看，一门社会科学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第二个主题是向历史学习。对历史的热爱，或许存在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又或许，对历史的偏好与年龄的增长正相关。我对历史的兴趣，一则是想了解现代经济体系的由来，尤其是从19世纪以来，我们所经历过的经济历史。人真的是一种很容易忘事的物种，我们的大部分感受都来自这一代人的亲身体会。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代人，或者说30年的时间只是一个很短的片段。不要说回到亘古时代，就是在半个世纪、一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事情，已经只剩下朦朦胧胧的记忆了。二则是想了解我们的文化和其他文化的来源。我对地缘政治越来越感兴趣，但我理解中的地缘政治，并非地理因素对人类历史能够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而是历史、地理这些“慢变量”对一个小小的人类共同体的逐渐塑造。我游历过的世界越广阔，接触其他社会越深入，就越是能够感受到文化间的微妙差异。就像了解一个人，就必须要了解他或她的家庭背景、童年经历一样，了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要回到他们的历史、传统中去。地理不过是历史的舞台而已，人在很大程度上无法选择自己的居住地，千百年来，生于斯，长于斯，歌于斯，哭于斯，这种“印记”，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是难以抹去的。尽管我对国学素无敬意，但我知道，自己血脉中流淌的东西是数千年来沉淀下来的，我是属于这片土地的。

除了这两个主题之外，我偶尔还会谈论一下如何写作、如何教育孩子，这都是写给自己的，卑之无甚高论，聊备一格而已。

除个别注明之外，此书收录的文章都来自FT中文网，而且是按照我的写作顺序编排的。其实我想不明白，这些文章在网上都能找到，再印成一本书有什么意义。我自己是个非常传统的读者，总是喜欢能够一册在手，而且要拿一支笔，才觉得是在读书。在海外访学期间，不敢疯狂买书，怕到时候运不回来，读的多是kindle、kobo，其实觉得很不过瘾。据说纸质书已经快要绝种了，那还再出书干吗？

在网络上写作，写得快，但常常没有时间精雕细琢。网上发表还有一个好处，是能够看到读者的反馈。有很多读者指出了我文章中的错误，纸质书出版的时候，给了我一个更正并向这些读者致谢的机会。我在每篇文章的前面补写了一小段话，算是对各位读者的一点儿回应，也算是纸质版对电子版的一点儿“价值增加”（value added）。

作者不可能让所有的读者都满意。我不是写给所有的读者看的。在我写作的时候，心目中只有三个读者。第一个读者是我的老师，一位学识渊博、严谨细心、正直高尚的学者。我写作的时候，常常会想到他威严的面庞，他让我不敢信口胡言，而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我而言，写作不是为了“铁肩担道义”，不过是为了说服自我而已，但是，文章寸心事，得失千古知。落笔成文，不可不慎。第二个读者是我的学生，对经济学和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但懵懵懂懂，不知何去何从。对我的文章，他或她会细细品读，希望能够找到一点儿帮助。从登堂到入室，从仰视到平视，我希望他或她在成长的某个阶段，能够受到来自我的一点儿积极的影响，多少年后，还会想起读过我的某一篇文章。第三个读者是一位朋友。他或她并非是学经济学的，不在我们的圈子里。他可能是个理工男，但偶尔也会看看阿西莫夫、《三体》，更多的时候看的是《生活大爆炸》，或是打打星际争霸；或许是个文艺女，最喜欢的或许是张爱玲，也许是村上春树。他或她对经济学并不感兴趣，甚至有些讨厌。但偶然的缘分，让他或她读到了我的文字，有那么一点儿惊讶，也有那么一点儿赞赏，还有那么一点儿不服气，但至少，我让他或她感到，这是一个真诚、有趣的作者。然后，让我们彼此会心一笑，相忘于江湖之间。

只要有这三个读者，我就会坚持写下去。

2014年9月15日于堪村

读《春秋》

2013年9月23日，我在FT中文网的专栏正式开张。第一篇文章写得很刻意，故意想写得像随笔。可惜读者不领情。有个读者留言说：“中学生水平的文章。”还有一篇留言是：“作者的文章算是FT中文网最烂的文章。希望别烂下去。”以这样的评价开始专栏的写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激动人心。

我一直想写点儿自己想写的东西，所以两年前答应了《信睿》的许洋和李楠的约稿。给《信睿》写东西的好处是，他们根本不管我写什么，不会让我评论G20（20国集团）峰会、最近一个月的宏观数据，或是谈谈安倍经济学是不是有阴谋。随便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给他们写了两年，成功地把他们的读者写得越来越少。

说实话，每次拿到《信睿》，我也不会认真地读。我只看两篇文章。一是我自己的，我得看看有没有删改和错别字。虽然我知道不会，但还是忍不住，就像锁了门、下了楼，还不放心，回去再拉拉门把手。另一篇是敬泽的《小春秋》专栏。原因是他的专栏紧挨着我的，而且，他比我写得好。

碰巧李敬泽和我都喜欢春秋时代。李敬泽觉得那是中国的儿童时代，顽皮可爱。比如，郑国的子公食指大动，恰好国君煮了一锅甲鱼汤，故意不给他喝，于是他干脆把指头伸进汤里，尝尝鲜。李敬泽读到这里，边摇头边啧啧称奇：不给喝汤就不喝呗，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劲？君不见，到了明朝，皇上动不动就把大臣拖出去打屁股，大臣也只有满脸的幸福，哪里还敢想在皇上的汤锅里涮指头！

中国的历史，在春秋之前语焉不详，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到秦汉之后，又越来越沉闷，唯独春秋这段时间，动荡归动荡，但大体还讲个理。中国文明的基因基本可追溯到这里。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寒武纪大爆发”。儒、道、墨、法、阴阳，都已经招摇过市，只有释家到得晚，没赶上这场风云际会。

读历史是为了知道自己原来不知道的东西，这样回头看你天天熟悉的东西，就会觉得有些不那么熟悉，这叫反思。所以读历史最怕的是一上手就按你自己熟悉的思路去解读、去穿越、去戏说，到时候你就回不来了，你永远无法体察历史中“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风景。有个学音乐的人讲过，他一次在大街上无意听到一首口水歌：“我听过你的歌，我的大哥哥。”他先是很震惊：怎么会有这么无聊的东西？但更让人恼火的是，他发现这首口水歌的旋律过耳难忘，像鼻涕一样黏，怎么从自己的脑海中甩，都甩不掉。

读春秋时代，还是要选《春秋左氏传》，正儿八经地读。《春秋》是鲁国史官写的，但写得太简略，没有注释根本看不懂。《左传》《公羊传》《穀梁传》都是解释《春秋》的。《左传》可信度最强，《公羊传》和《穀梁传》过去是口口相传，到汉之后才写成文字。传说孔子批改《春秋》，不可信。传说左丘明著《左传》，也不可信。但不管怎么说，《左传》写得很规矩，文字平实古朴，可圈可点。

中国的文字之美，在韵文中能更好地体现出来。要说起无韵的文字，恐怕也就是《左传》《史记》几本史书写得有感染力，那些个什么唐宋八大家，恕我眼拙，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精妙之处，垃圾居多。到了中国书店，一书架一书架都是垃圾，整整齐齐地排着。垃圾多了，排出来也是很壮观的。《史记》文笔恣肆，《左传》更加收敛，很多段落，都可反复吟咏。

但中国的史书写得实在乱，很难理出头绪，所以读《春秋左氏传》，还得配合些现代史学家的著作，比如吕思勉的《先秦史》、童书业的《春秋史》，都惠我良多。读史书，最好再配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最有名。过去我在地摊上淘到过一本，一直用了很久。现在，我把全套都买过来了，新崭崭、雄赳赳，立在书架里，爽。

日本人为什么要买洛克菲勒中心

刚开始写专栏的时候还是有点心怯。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是我最喜欢的财经作家之一，他的书我基本上都看过，但最经典的《说谎者的扑克牌》（Liar's Poker），或是较新的《回旋镖》都不太好评论。《回旋镖》（Boomerang: Travels in the New Third World）是2011年出版，更新的《闪电小子》（Flash Boys）是2014年出版的。FT中文网主编张力奋建议我每篇文章写1500字。写长容易写短难，踌躇数日，决定先写一篇关于刘易斯不太为人所知的一本小书《太平洋断裂》（Pacific Rif）的书评。

日元升值之后，日本到美国大量投资，买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洛克菲勒中心等，这些故事大家都知道。但日本当时为什么要买美国的资产呢？著名的财经作家迈克尔·刘易斯在他的一本小书《太平洋断裂》（Pacific Rif）中写出了一些有趣的内幕。

是为了海外扩张吗？日本的房地产公司不像其制造业企业（比如索尼），必须寻找海外市场，其主要客户都在日本国内。而且，1986年之前，日本人从来没有买过大的美国地产。1986年,三井斥资6.1亿美元，买下埃克森大厦（Exxon Building）。之后，三井声称，要将25%的资产配置在日本之外。当时，三井的总资产为3.1万亿日元，约合250亿美元，其海外资产大约占10%，也就是说，还需要增加海外投资30亿美元资产。但三井的海外投资一直是亏损的，明知亏损，为什么还要坚持投资海外？美国人说，这简直就是神风特功队一样的自杀行为。

是因为日元升值？那也不对啊。日本人一定也有预期，日元会不断升值，因此该做的是长期投资，为什么一定要在短期内着急忙慌地把钱都花掉？

在日本的企业里，股东没有什么发言权，管理层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三菱买下洛克菲勒中心之后，其股价跌了60%。但是，人们听不到股东的怨言，只听到竞争对手的嘲笑。

那三菱、三井的房地产企业为什么要到美国买洛克菲勒中心呢？

迈克尔·刘易斯的解释是：随着日本的房价上涨，房地产企业越来越依靠黑社会，最后出现了一种新的职业：地上げ屋（jiageya）[1]，即土地鲨鱼。这毁掉了日本房地产企业的声誉。从一流高校毕业的大学生越来越不愿意到房地产业就业，所以日本的房地产企业就到海外投资，以这种方式雇用海归。其实，招进来的海归人才待在国外，天天无所事事。日本房地产海外投资，是为了在国内竞争，一是拉拢人才，二是树立形象。

亏损并不可怕，因为大家都亏损。但如果落在别人的后面，那就太没面子了。三井买下埃克森大厦之后，其竞争对手住友和三菱都觉得颜面无光。住友很快就买下了第五大道666号。三菱想到购买洛克菲勒中心，压倒三井。三菱和三井为了购买洛克菲勒中心，展开了殊死拼搏。三菱雇用了一家得克萨斯公司评估洛克菲勒中心的价值。三井雇用了高盛（Goldman），两天之后，三菱就雇用了第一波士顿。三井用伟凯律师事务所（White & Case）做法律顾问，很快三菱就雇用杜威律师事务所（Dewey Ballantine）。三井雇用亚瑟·扬（Arthur Young）做会计顾问，三菱就雇用了恩斯特·惠尼事务所（Ernst & Whinney，系当时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但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恩斯特·惠尼事务所刚刚被亚瑟·扬兼并（即现在的安永：Ernst & Young）。三井带了五台复印机，三菱带了十台。在全球市场上，三菱和三井继续着后院的战争。

为了显示志在必得的决心，三菱开价8.46亿美元，购买洛克菲勒51%的股份。三井心里的开价只有4亿美元。这是商业史上差价最大的报价。

刘易斯的书中有一首打油诗，可博一粲。

日本人见人就说：“请。”

他最懂得礼节。

他爬进邻居的花园，

微笑着说：“请您谅解。”

他鞠了一躬，带着友善的笑，

让他饥饿的家人都进来脱鞋。

他又鞠了一躬：

“太对不起了，您的花园现在归我们了。”

不用说，这肯定是一个美帝国主义者写的诗。

[1] 地上げ屋：指与住户或土地所有人以黑社会方式交涉，迫使他们搬家或让出土地的人或公司。——编者注

债务如野火

我的书评从这篇开始，逐渐写得中规中矩。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郭庾信（James Kwak）还写过一本《13个银行家》（13 Bankers: The Wall Street Takeover and the Next Financial Meltdown），也非常有趣。关于美国两党政治出现的“极化”现象，还可以推荐托马斯·E. 曼恩（Thomas E. Mann）和诺曼·奥恩斯坦（Norman J. Ornstein）的《比看起来更要糟糕》（It's Even Worse Than It Looks: How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System Collided With the New Politics of Extremism）。迈克尔·刘易斯的《回旋镖》也谈到了美国债务问题。

1812年，美国干了一件很愤很青的事情：它决定和英国开战。美国对英国宣战的原因是：英国人老在海上骚扰美国船只。当时，美国海军只有17艘舰船，英国皇家海军的船有上千艘。美国的财政预算已经紧缩了十几年，到了要打仗的时候，国会还强烈反对征税，结果，美国连给士兵发军饷的钱都拿不出来。可以想象，这仗该怎么打。

1814年8月，英国军舰从切萨皮克湾驶入，如入无人之境，一路杀到华盛顿。8月24日，英军占领白宫，吃掉了本来是要供奉总统的晚餐，然后一把火烧了白宫、国会山和财政部。值得庆幸的是，英国人自己的麻烦事还忙不过来，拿破仑才是他们的心腹大患。他们根本无心和美国纠缠，于是草草地和美国握手言和。

战争的背后是财政。美国之所以输掉这场战争，是因为其愚蠢的政策导致一打仗就必然陷入深重的财政危机，而这场财政危机，又是美国政治分裂、政治斗争的结果。建国伊始，主张重组国家债务、整顿财政纪律的汉密尔顿，就和主张小政府、反对征税的杰斐逊、麦迪逊等人分道扬镳。杰斐逊和麦迪逊联手创办了民主共和党（民主党的前身），反对汉密尔顿的联邦党。

西蒙·约翰逊和郭庾信在其合著的《火烧白宫》（White House Burning）一书中讲了这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在他们看来，如今美国高度两极化的政治体系继承的还是1812年的老路子。现在政治家们想做的事情还是：提高开支，但不增税。正是因为政治体系机制失效，才会听任美国这个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一步步陷入财政危机的泥潭。

西蒙·约翰逊和郭庾信看不出在现有的政治生态下，美国如何才能缓解长期的财政压力。共和党内部原本信奉财政纪律的中间派，逐渐让位于强烈反对征税的强硬派。这些强硬派之所以能够控制共和党乃至国会山的议程，是因为其核心圈子极其活跃，能够有效地奖励忠诚、打击异己。这些反对政府的保守主义观点在公众中也很有影响。很多公众认为美国之所以存在财政压力，是因为政府规模太大。但正如经济学家布鲁斯·巴特利特（Bruce Bartlett）所指出的，拥有最低税收和最小政府的国家往往非常贫穷，因为他们的政府不能提供知识产权、法律、交通基础设施等基本的公共产品。

事实上，美国的财政压力之所以越来越大，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政府的过度扩张，而是因为金融危机和人口老龄化。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先是要救助出了问题的金融机构，不让它们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张一张地倒掉，接着是要刺激经济增长，结果导致美国出现了和平年代规模空前的财政赤字，2009年和2010年的财政赤字均超过了一万亿美元。对美国未来债务影响更大的是人口老龄化。当年，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一度出现财政盈余，但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人口红利”。二战之后美国迎来了一轮生育高峰，即所谓的“婴儿潮”。20世纪90年代，婴儿潮一代正处于收入和储蓄的峰顶，无形中拉动了美国经济。但2012年之后，婴儿潮一代将陆续进入退休年龄，加之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必然导致养老、医疗支出越来越多。

怎么办？要不，征税？美国连取消原来的税收减免都很难做得到，更不用说征税了。那么，减少政府支出？美国财政支出中一半以上用于社保、养老、医疗等“法定支出”，这被民众视为自己的“应得权利”（entitlement），你敢夺走大家的奶酪？只有不到一半的支出是“自主性支出”，包括国防、科研、教育、基础设施等。美国的国防已经不太情愿地收缩了，政治学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已经把美国称为“穷酸的超级大国”（the frugal superpower），但霸主总得当吧，该花的钱怎么能不花呢？那就压缩科研、教育支出？这些支出本来占的比例就不高，而且对未来的长期增长至关重要，如果砍掉这些支出，就好比剁掉自己的手指头，剁完了站在磅秤上约一约，体重几乎没有下降，但你已经自残了。

短期内看，那些债务上限、自动减支、政府关门的争吵，都不过是了无新意的政治闹剧。我们连台词都快背下来了。但一次次吵闹、一次次失望、一次次攻讦，最终很可能是无可修复的破裂。

永远长不大的巴西

2013年到巴西开会，是我第三次到巴西了。巴西给我的感觉永远都是很新奇的。旅途归来，我写了这篇书评，介绍茨威格多年前写巴西的一本书。坦率地说，这不是一本了解巴西的最佳读物，就像罗素的《中国问题》并没有把中国说透一样。《巴西：未来之国》是一本才子书，一个郁郁寡欢、心事重重的才子感叹欧洲的没落，因此才在巴西的身上寄托自己的理想。我文中写道：“巴西的建国和独立，没有经过什么血与火的洗礼，轻盈得如同一片飘然降落的羽毛。”这当然是有些夸张了，巴西也不是没有过战争、奴隶制、剥削，不过看跟哪里比了。

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被称为金砖国家（BRIC），是所谓新兴市场的代表。这是时任高盛全球经济研究主管的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的杰作。把这四个国家凑在一起，组建一个青春偶像四人团，真是需要巨大的想象力和对历史的无知无畏。这四个国家完全不在一个成长阶段：中国是老树发新枝；俄罗斯像是一个巨人喝下了缩小药水；印度原本被视为惰性元素，结果突然发生了化学反应；只有巴西才是一个真正的新兴市场。但是，巴西在过去一百多年一直都在青春期，一直都是新兴市场，永远长不大。

1941年，旅居巴西的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写了一本热情洋溢的书，题目叫“巴西：未来之国”。茨威格像赞美自己的情人一样赞美巴西，他写道：“如若有幸看到巴西无尽的繁茂，哪怕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也将获得持续一生的美丽。”

1941年，多难的欧洲再度风雨如晦、山河破碎。茨威格目睹欧洲文明的沉沦，已是肝肠寸断。巴西却像是一个世外桃源。茨威格认为，在欧洲盛行的是邪恶的种族主义，但在巴西，异族通婚却是整合民族文化的有效途径。巴西几乎从来没有打过仗。巴西的建国和独立，没有经过什么血与火的洗礼，轻盈得如同一片飘然降落的羽毛。

巴西长期以来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葡萄牙王室一开始也不怎么重视巴西，到后来才发现，巴西这颗明珠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葡萄牙。19世纪初，国力已经衰落的葡萄牙发现自己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法国和英国正在打仗，拿破仑给葡萄牙王室发出了最后通牒：到底站到哪边？赶紧给个答案。如果选择法国，那英国马上会报复，强大的英国海军会把葡萄牙的海路封锁得死死的。如果选择英国，拿破仑的铁骑会一路杀过来，里斯本一定会陷落。最后，葡萄牙国王若昂六世选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出路：三十六计，走为上。逃跑吧。

这一幕历史真是壮观。葡萄牙王室、所有的贵族、政府高官、教士和将军们，带着金银细软，匆匆登船起航，向着巴西方向驶去。葡萄牙？不要了。若昂六世在巴西过得“乐不思葡”。拿破仑兵败之后，若昂六世很不情愿地回到葡萄牙，但临走的时候把自己的王位继承人佩德罗王子留在了巴西。佩德罗王子干脆不回葡萄牙了。1822年，他宣告巴西独立，自称巴西皇帝。1831年，佩德罗一世把皇位禅让给五岁的孩子佩德罗二世，因为佩德罗二世是在巴西出生的，可能更容易被巴西人接纳。佩德罗二世是一位少有的明君，他天性好学，更像是一个被束缚在王位上的学者。他用了一生的努力，终于在巴西废除了奴隶制。但就在里约热内卢全城欢庆的时候，年迈的佩德罗二世却在米兰的酒店里忍受病痛的折磨。当他疗养结束，计划回国的时候，巴西民族主义者群起反对。年老的国王早已厌倦国事，他没有一丝抵抗的欲望，高贵而冷静地交出了帝国的桂冠。

巴西的经济发展像一部连续剧。欧洲的殖民者刚到巴西时，在这里找不到任何有剥削价值的东西，他们带回来的不过是几只华丽的鹦鹉。正因为如此，巴西最初才能幸免于欧洲人的蹂躏。17世纪，巴西经济的主角是甘蔗。甘蔗是从佛得角移植过来的，这东西到了巴西，插在地里，没有人管，都能长得又粗又壮。榨汁也不需要什么工具和技巧，就用黑奴，像驴子拉磨一样，就能把最后一滴甘蔗汁榨出来。可是，从甜菜中提取糖分的方法出现之后，巴西的蔗糖业很快就衰落了。18世纪，巴西发现了金矿。德国经济学家桑巴特甚至说，如果没有巴西的黄金对欧洲经济命脉的强烈刺激，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就不会迅猛发展。淘金热吸引着大批人口深入巴西内地。当时，美国领土才被开发出六分之一，巴西已经勘探了每一块土地。可是，淘金热来得快，去得也快，历史上一度繁荣的黄金城，很快衰败为“黑金镇”。19世纪，巴西经济的主角是咖啡和橡胶。咖啡不能用机器种植，只有在咖啡业，奴隶的价值才会高于机器。在橡胶园里劳作的工人，生存状况甚至比奴隶更为恶劣。可是，由于供给过剩，咖啡价格一落千丈。橡胶本是巴西的原住民植物，一个英国青年贿赂海关官员，把7万克种子带回英国，橡胶很快被移植到马来半岛，巴西从此失去了垄断地位。20世纪，到了工业化的时代，巴西有世界上最丰富优质的铁矿，但它缺少煤炭。它有广袤的森林，却要进口纸张；棉花原产自巴西，但棉织品却要从英国购买。在巴西的历史上，每一次的经济繁荣都如雾如电，“事如春梦了无痕”，到头来不过是梦遗中的快乐。

巴西永远也长不大，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真正懂得巴西。巴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是我们所不能想象、不能承受之轻。她的美令我们目眩神迷，但她的心却不属于我们。歌德写过：“我爱你，但与你何干？”1942年初，茨威格完成了自传《昨天的世界》，他觉得自己已经做完了该做的事。1942年2月22日，茨威格和他的爱人一起，在里约热内卢近郊的小镇里双双服毒自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帮要混

我在20世纪90年代刚刚开始学习经济学的时候，曾经深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几乎就是我的经济学启蒙读物。1998年出国之前，我觉得经济学就是芝加哥经济学，没有其他的版本。所幸我去的是哈佛大学。到了哈佛我才感到河伯望海的心情：原来最低工资也是可以研究的，原来最新的领域是有限理性，原来还有人在读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学习经济学需要不断地超越，而且时刻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当然，我还是要向芝加哥学派的大师们遥致敬意，毕竟，是他们让我，也让千千万万个学生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始终令人怀念。

我要是站在肯尼斯·阿罗（Kenneth Joseph Arrow）的面前，可能会紧张得说不出话：这可是20世纪最具有原创力的经济学大师啊！但是，我要是走进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的办公室，可能会很快放松下来，甚至还敢鼓足勇气和教授开个玩笑。我读着他的自传《Memoirs of an Unregulated Economist》（中译本《乔治·施蒂格勒回忆录：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仿佛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

施蒂格勒爱热闹。他说，好的大学应该在大城市里，因为这里人多，各色人才都有，有一种多语言、多文化、兼容并包的氛围。偏僻的大学只会形成一个书呆子的小圈子。他还说，经济学研究最好是多跟别人合作，和别人合作十篇论文的影响力，一定比自己单独写五篇更大。

施蒂格勒出生在美国西雅图附近的一个小镇，父母都是刚到美国的移民。施蒂格勒从小喜欢读书，但也没有看出什么天才的迹象。他本科上的是华盛顿州立大学，学了不少工商管理的功课，然后到西北大学读了个硕士，基本上还是商科为主。他爸爸是个小房地产商，所以施蒂格勒学了不少“房地产开发”的课程。到申请读博士的时候，他阴差阳错地到了芝加哥大学。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给他的录取通知书上生硬地写道：“你必须在6月10日之前开一个25美元的账户。”哈佛大学给他的通知书是系秘书写的，只有芝加哥大学的回复是系主任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亲笔信。

施蒂格勒天性散漫，在研究生阶段没怎么花时间苦攻数学和统计学，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经济思想史的。这么混下去，他很可能只是个二流学校里被边缘化的老师。施蒂格勒的经济学“手艺”，更多的是“在干中学”。他后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当时恰好是二战期间，像经济学家这样的闲杂人员也被调动起来，研究各种战时问题。他研究过飞机对各种口径火炮的承受能力、驱逐舰的鱼雷发射、曼哈顿岛如果遭到轰炸如何疏散等问题。二战之后，他参加了国民经济研究局，在那里慢慢摸索出如何使用数据和计量模型。

1958年，施蒂格勒重返芝加哥大学，在这里他才算找到了组织。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一直人才济济，但特色并不鲜明。奈特（Frank Hyneman Knight）和维纳（Jacob Viner）可能自由主义色彩更重，但保罗·道格拉斯（Paul Howard Douglas）主张政府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奥斯卡·兰格（Oskar Ryszard Lange）更是一个铁杆社会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弗里德曼是百年不遇的天才，他专业研究之精深自不待言，更为“稀缺”的是，要论公共辩论，几乎找不到和他旗鼓相当的对手。弗里德曼的思维如闪电一般迅捷，又善于激怒对手。弗里德曼说的也不是每次都对，但他的对手常常要回家好好想几天，才能琢磨出他思路中的逻辑错误。弗里德曼的大舅子艾伦·迪莱克特（Aaron Director）是芝加哥大学法律系的传奇人物，据说他不写论文不出书，甚至不上课，就是喜欢跟人辩论，但圈内的人公认他最牛。科斯（Ronald Harry Coase）后来也到了芝加哥。施蒂格勒讲过“科斯定理”的故事。科斯写了一篇文章，不同意庇古（Arthur Cecil Pigou）提出的解决外部不经济的办法。大家都觉得像科斯这样的大家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于是，他们相约在艾伦·迪莱克特家里讨论这个问题。一开始，所有的人都反对科斯。中途，弗里德曼突然说：“我们错了，科斯才对。”他开始掉转枪口攻击其他同事。最后，所有的人都被科斯以及弗里德曼说服。

对一个研究学问的人来说，这真是一种玄妙的感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彼此坦诚相见、心无旁骛，对学术抱着一种纯粹的、近乎浪漫的精神追求。不用考虑评职称、考核、填表、打分，每天神游在自己的思想世界里，那该是一种多么美好的生活。

听起来这是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学术市场，其实不然。学术界也有卡特尔和辛迪加。赵传的歌里唱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帮要混，为了那一点点神圣的荒谬气氛。”1947年，为了捍卫自己的保守主义思想，来自世界各地的36个与会者来到瑞士沃韦的朝圣山旅馆。这次会议是美国中西部一个保守主义组织沃尔克基金会为了赞助哈耶克提供的资助。哈耶克告诉大家：“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理想，莫过于自由。”会议不仅讨论学术问题，而且到最后一天，哈耶克还建议大家共同提出一系列必须捍卫的基本原则。大会最后成立了朝圣山学会，定期在各地开会。

到这个地步，学问的趣味就渐渐淡了。学术的趣味在于，始终要对一切看似确定的东西保持适度的怀疑，在于争执和分歧，在于即使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也会对你惺惺惜惺惺。施蒂格勒提到，芝加哥大学曾向很多人提出加盟的邀请：保罗·萨缪尔森（Paul Anthony Samuelson）、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戴尔·乔根森（Dale W. Jorgenson），但他们都拒绝了，或许，他们害怕来了之后要宣誓入会。这对于喜欢热闹的施蒂格勒来说，真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先放一把火

本书的书名就取自这篇文章。另一个备选的题目是“幽明之间”。我更喜欢《幽明之间》，但为出版社考虑，要是起这样的名字的话，或许就只能卖出去500册了。“先放一把火”这个例子不断被更多的人提及，我起到了一点点儿推波助澜的作用。

1988年6月，在美国黄石公园的南部边界，闪电引发了一场森林火灾。

在黄石公园，每年夏季，闪电都会引发上百次规模不等的森林火灾。大部分情况下，火势的蔓延最多不超过一公顷，就会慢慢地熄灭。起初，这场火灾看起来也不例外。过了一周的时间，下了一场小雨，尽管还有几处火源在闷闷地燃烧，但火灾好像很快就要结束了。不知道是因为天气异常干燥，还是大风刮个不停，到7月中旬，大火再度燃起，而且愈演愈烈。仿佛有一场接力赛，一个地方的火灾突然引发另一个地方的火灾，终于酿成一片火海。7月14日，一处火灾烧掉了4700公顷森林，另一处火灾烧掉了2900公顷森林，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到了7月底，多处火源引起的大火烧到了一起。1988年8月20日是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天，超过6.1万公顷的园区被烧毁。火势彻底失控。浓浓的黑烟高达10英里，在黑烟的下面，疯狂的野火向四面八方蔓延。

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时间里，超过一万名消防队员和军人投身到灭火工作中，他们面对熊熊烈火却束手无策。大火一口气烧掉了32.13万公顷森林，直到秋季的第一场雪降临，火势才最终退去。在黄石公园的历史上，之前最大一次森林火灾是在1886年，但那次大火的受灾面积只有2.5万公顷。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从1890年起，美国森林管理局就对森林火灾采取了“零容忍”的政策。黄石公园管理局有业务精良的消防队，还会从空中派飞机监控火情。一有火灾，消防队员马上就会过去灭火。由于他们的努力，火灾的发生率已经大大减少。难道这一切做得还不够？

1998年，康奈尔大学的三位地理学家布鲁斯·马拉默德（Bruce Malamud）、格列布·莫雷因（Gleb Morein）和唐纳德·特科特（Donald Turcotte）试图找出爆发森林火灾的原因。他们设计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并在电脑上做模拟。

首先，他们假设树木会随机地生长。于是，他们让电脑在一张地图上随机地撒下树木。一棵树占一个小方格。假设树木的数量按照一个固定的速率增长。其次，他们假设火灾会随机地发生。于是，他们又让电脑在森林地图上随机地撒下火柴。如果火柴落在没有树木的空地上，就会自动熄灭。如果火柴恰好落在有树木的小方格里，这棵树就会着火。如果这棵树着火，那么紧邻着它的小方格里的树也会随之被点燃。他们做了一次又一次模拟，结果发现，火灾爆发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呈现出指数规律：小的火灾爆发的概率远远大于大的火灾。这正符合历史记录：美国每年都会发生很多起小规模的森林火灾，但像1988年黄石公园大火那样的灾难性事件，一百年也不会有一次。

这三位学者又做了一个试验：如果改变掉落火柴的速度，会对火灾有何影响呢？他们先让火柴掉落的速度较快，结果发现火灾爆发的次数明显增加，但很少会出现大的火灾。他们再让火柴掉落的速度放慢，结果发现火灾爆发的次数明显减少，但一旦爆发火灾，很容易出现那种势不可挡、毁灭一切的火灾。这三位地理学家把他们的发现称作“黄石公园效应”。尽管这看起来像是电脑上的一个小游戏，却揭示了黄石公园大火背后的秘密。

正是因为黄石公园管理局采取的“零容忍”政策，才导致树木数量的增长速度加快。结果是森林老化的速度也加快。死掉的树木在森林中横七竖八地躺着，到处是灌木、树枝和落叶，都是易燃物质。这使得黄石公园的森林处于一种极其不稳定的状态：一旦爆发火灾，很快就会蔓延到整个区域。

风险无处不在，就看我们如何应对风险。为了避免出现毁灭性的灾难事件，我们必须学会容忍小的风险。风险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正如大火是森林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如果你到森林中散步，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林中旷地，没有大的树木，只有灌木和小树，隐约还能看到焦黑的残株和树桩。这些林中旷地就是曾经发生过火灾的地方。大火烧去了苍翠高大的树木，但给森林留下了一个隔离带，有效地防止森林大火的蔓延。

痛定思痛，黄石公园管理局改变了过去的做法。如今，公园的防火政策是禁止一切人为因素造成的火灾，但如果是自然发生的火灾，只要火势没有失控，没有威胁到人类和建筑，他们就会听任这些火苗自生自灭。甚至，公园的工作人员会故意把一部分存在火灾隐患的死亡树木烧掉，人为地烧出一些隔离带。

防范森林火灾的最好办法，就是主动地先放一把火。

作者注

文中提到的研究可参见：B. Malamud, G. Morein and D. Turcotte,“Forest Fires: An Example of Self-Organized Critical Behaviour”, Sciences281 (1998): 1840-1842.本文的介绍转引自《Ubiquity: Why Catastrophes happen》一书。此书作者布坎南（Mark Buchanan）是一位物理学家，也是《自然》（Nature）杂志的编辑。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历史物理学”的概念，认为诸如地震、森林火灾、金融危机、战争等灾难性的事件，都遵循着一种类似的规律。小的风险和大的风险从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但随着风险因素的积累，当一个系统越过了某个关键点，就会进入不稳定状态，随时可能会爆发灾难性事件。

全球变暖论是一种反动的意识形态吗

写这篇书评是因为在布拉格见到了作者本人，而且布拉格的美丽风光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写完有点儿后悔，其实我并不同意瓦茨拉夫·克劳斯（Václav Klaus）的很多观点。姑且留存此文，克劳斯只是一家之言，供大家参考吧。

上周在布拉格开会的时候，我见到了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克劳斯今年已经72岁了，步履略显蹒跚，面部微微浮肿。就像秋天的落叶，水分脱去之后，叶脉反而更加清晰，克劳斯到了老年，更是毫不掩饰他桀骜不驯的派头：捷克加入欧盟已经十年了，克劳斯在发言的时候仍然不忘对欧盟冷嘲热讽。

这就是克劳斯，世界政坛上的一朵奇葩。你要是觉得这种言论有些不合时宜，那读了克劳斯的《环保的暴力》，你会吃惊得合不拢嘴。克劳斯在这本书中尖锐地指出，全球气候变暖论是一种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

克劳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或许会感到他就是那个勇敢地站在巨人歌利亚面前的小个子大卫。巨人如果不是低头仔细去找，根本觉察不到他的敌人就在眼前。为了吸引对手的注意，最好的办法就是蹦起来、大声地嘲笑对手。克劳斯在攻击对手的时候，极尽刻薄之能事。他提到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那部有名的纪录片《不能忽视的真相》时说，把这部片子叫作纪录片，是对纪录片的侮辱。他把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斯特恩主持的《斯特恩报告》称为“戈尔预订的报告”。他甚至还暗示，绿党政治最早曾起源于纳粹党内。

克劳斯对全球气候变暖论的反驳观点主要是：

一、全球气候的变化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很可能是大自然本身，而非人类的行为。我们能够控制太阳黑子的出现频率吗？

二、从罗马俱乐部在20世纪70年代推出《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一书开始，环保主义者的很多预测后来都被证明是错误的。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低估了技术进步的影响。

三、斯特恩报告中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贴现率”。经济学家在计算未来收益的时候，一般都要把它贴现为现值，因为活在当下比活在百年之后更珍贵。但斯特恩报告里的贴现率几乎为零。如果把报告中的贴现率换成经济学家一般假设的4%左右，斯特恩报告中很多灾难性的场景就不复存在了。

四、环保主义者没有考虑到机会成本。如果把化石燃料换成太阳能和风能，当然很好，但克劳斯指出，如果用风力发电站取代捷克境内的泰梅林核电站，需要兴建5000座风力发电站。如果让它们排成队，可以一直从泰梅林排到布鲁塞尔。尽管风能和太阳能取之不尽，但土地依然是稀缺的。

克劳斯并非气候学家，他的很多观点都是引用其他科学家的研究。比如他非常欣赏朱利安·西蒙（Julian L. Simon）在《终极资源》（The Ultimate Resource）一书中对《增长的极限》的反驳。书中也反复引用比约恩·隆伯格（Bjorn Lomborg）的《环保主义怀疑论者》（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几位大牌经济学家似乎也站在克劳斯这一边。他提到了诺贝尔奖得主谢林（Thomas Crombie Schelling）在1995年发表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和收益》，也说起格罗斯曼（Sanford J. Grossman）和克鲁格曼（Paul Robin Krugman）发现的环境倒U形曲线，即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环境先是恶化，随后恶化程度下降。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令人费解，比如，他不反对做些身边的小事，比如随手关灯、少开空调，但对那些大的政策极其反感。他觉得最好的对策就是啥都不做，相信看不见的手。如此决绝的自由放任，相信没有多少人敢照单全收。

克劳斯之所以如此痛恨气候变暖论，不是由于研究结果的分歧，而是源自意识形态的分野。作为一个曾经在极权的苏联阵营政权中生活过的知识分子，他对一切反对言论自由和行为自由的事情都极其敏感。英国环境部长曾声称，正如不许恐怖分子在媒体露面一样，也应禁止全球气候变暖怀疑者发表言论。没有比这更能激发反极权老兵克劳斯的愤怒的了。他认为，到如今，对自由民主市场经济构成最大威胁的已经不是曾经的极权统治，而是这种野心勃勃、自大狂妄和肆无忌惮的环保主义政治运动意识形态。它已经从一种科学蜕变为宗教。环保主义者企图改造人的思想、控制人的行为、改造社会结构，并增加政府干预。克劳斯还控诉，发达国家和环保主义者垄断了对环境科学的研究，如果结论按照他们的标准是政治正确的，那就支持，如果不符合他们的胃口，那就打击。克劳斯嘲讽地说，隆伯格因为反对气候变暖论而遭到丹麦科学诚信委员会的指控，伽利略时代的宗教审判所又回来了。

克劳斯说的这些，很难让人全信。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出发，立论难免会有偏激之处。但是，他对任何一种形式的专制制度的敏感程度令我感慨，仿佛他有着异于常人的感官系统。专制并不完全都是冷酷和残暴的，专制也可能是温情脉脉、热情澎湃、振奋人心的，这种专制更能够征服人心。

当别人都“普大喜奔”的时候，克劳斯孤独的身影显得格外挺拔。

作者注

瓦茨拉夫·克劳斯，《环保的暴力》，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中译本。克劳斯毕业于布拉格经济大学，长期在大学任教，后曾任捷克财政部长。1993年1月1日，捷联邦正式分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独立国家，克劳斯担任独立后的捷克共和国首任总理。2003年，当选为捷克共和国总统，2008年成功连任。克劳斯总统曾出版过20多本有关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书籍，《环保的暴力》是最有名的一本。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据说在他任教的布拉格经济大学经济系，学生可按照市场原则互相交易学分。

怀特先生家里的苏联地毯

写到这篇小文的时候，我才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文风，而且胆子慢慢大了，突破了力奋主编规定的1500字。以我的体会，每篇3000字左右，大约才够略有曲折地写一个小的故事。本文初稿中写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不信任怀特，所以没有任命他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好几位读者马上指出，这是一处硬伤，罗斯福在1945年4月就已经去世了。已更正。

1945年的一天，家住华盛顿特区的木匠亨利·怀特莫名其妙地收到了一箱上等的鱼子酱。一周之后，他又收到一箱伏特加。又过了一段时间，他收到苏联大使馆的来信，邀请他参加聚会。木匠怀特先生一头雾水，不知道该去还是不该去。这时候，他家里的电话响了，电话来自美国财政部。一个叫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的官员告诉他，这些礼物寄错地址了。财政官员怀特先生倨傲地跟木匠怀特先生说：“你可以留下一半礼物，请把另一半给我送回来。”木匠怀特先生惶恐不安地说：“我一定都给您送回去。”

放下电话，木匠怀特越想越不服气：什么人性？送错的礼物还要收回去！我就是把礼物全给他送回去，他一定还会以为我留了一半。干脆，我就只给他一半。

这位财政部官员哈里·怀特，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始人之一。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主要归功于美国和英国，英国的谈判代表是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爵士，美国的谈判代表就是这位怀特先生。

这位怀特先生可能还是一位苏联间谍。

1938年，怀特一家搬进了华盛顿特区郊区的一套八间屋的房子。怀特先生的客厅里，铺着一块制作精美的布哈拉地毯[2]，按现在的价格，至少值3000美元。一个拜访他的朋友无意中说起，这块地毯很像苏联地毯。下一次他再到怀特先生家里的时候，发现那块地毯已经被撤掉了。

这块地毯正是苏联军事情报组织格勒乌（GRU）送给怀特的礼物。给怀特先生和格勒乌牵线的中间人就是后来在美国国会做证，指控罗斯福总统的外交顾问希斯是共产党员的钱伯斯。钱伯斯曾任《时代》杂志编辑，参加过美国共产党，拉拢了很多美国政府官员。格勒乌的贝科夫上校（Boris Bykov）订购了四条布哈拉地毯，送给四位美国贵客，怀特就是其中之一。贝科夫上校本来想送钱给他们，钱伯斯说：“万万使不得，这些人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你要是给他们钱，他们就会不干了。”贝科夫上校觉得很不可思议，但还是相信了钱伯斯的话，改送地毯，以表达“苏联人民对他们的诚挚谢意”。

二战之后，怀特已经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盯上，但罗斯福总统不信任胡佛。不过，罗斯福总统和在他之后继任的杜鲁门总统也不能不对怀特有所提防。本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任总裁非怀特莫属，但杜鲁门突然提出，美国人不当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了，请欧洲人来当吧。这才便宜了国际货币基金的首任总裁——比利时人卡米尔·葛特（Camille Gutt）。1947年，怀特第一次受到指控，并到“非美活动委员会”听证会上为自己辩护。所幸的是，大部分委员相信他的“忠诚”，怀特顺利过关。不幸的是，三天之后，他就病逝了。

怀特到底是不是苏联间谍呢？

指控他的人说，怀特当然是苏联间谍。他从1935年就开始和钱伯斯有联系，此后经常把美国财政部的文件带给钱伯斯，钱伯斯拍照之后再送给苏联。怀特还每周或每两周写一份报告，向苏联汇报国际经济形势。据说，怀特对苏联最大的贡献还不是在国际金融体系谈判中照顾苏联，苏联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一点儿也不感兴趣，怀特对苏联的最大帮助是促成了日本袭击珍珠港。

1941年11月20日，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向美国国务卿赫尔提交了一份想要缓和两国关系的妥协方案，这让苏联大为不安。苏联一直担心日本会向苏联发动攻击，使得苏联被迫在东西两线作战。苏联一直处心积虑地想怂恿美国对日宣战，怎么说服美国政府呢？苏联间谍组织瞄准了在财政部官运亨通的怀特，他们制定了一个“白雪行动”（Operation Snow），“白雪”影射的就是“怀特”（White）。

1941年5月，格勒乌的一位上校弗拉基米尔·卡波夫（Vladimir Karpov）要求和怀特见面。在一家餐馆里，卡波夫用不太流利的英语跟怀特讲了苏联方面的意见，请求他一定要说服美国政府，遏制日本在亚洲的军事扩张。怀特先生缓慢地用英语把苏联的要求重复了一遍，确认自己没有领会错，慷慨地付了两个人的账，然后离开了餐厅。

怀特这时候已经是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身边的红人，也是美国国务卿赫尔召集的一个讨论东亚国际形势的小组的核心成员。他在1941年11月17日就已经拿出了一份铿锵有力的报告，提出美国对日本的要求：第一，日本要从中国和印度支那半岛撤军；第二，日本要从太平洋撤军；第三，日本不得承认重庆以外的其他政权（指汪精卫政权）。赫尔后来给日本人的答复，基本上就是按照怀特的这几点写的。野村大使收到赫尔的回复，倒吸了一口冷气，他知道，日本和美国之间的战争已经是不可避免了。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美军基地。

也有人为怀特辩护，他们说，怀特并没有泄露什么了不起的机密文件给苏联。格勒乌曾经抱怨，说怀特是他们的美国线人中最没有利用价值的。就连钱伯斯也说，怀特总是迫不及待地想提供帮助，但他提供的情报意义实在不大。怀特曾经很认真地跟钱伯斯说，他帮助苏联设计了一份货币改革方案。钱伯斯和贝科夫上校对货币政策一窍不通，他们对怀特的方案毫无兴趣。莫斯科听到有个美国财政部的高官帮他们设计货币政策，倒是起了好奇心。钱伯斯和贝科夫赶紧把怀特的方案递交上去，最后还是石沉大海，没有回信。这份方案一点儿也不对苏联政府的胃口。钱伯斯说，就连他也时常搞不明白，怀特为什么会这么积极。

其实，怀特很早就有自己的远大抱负。他深信，要想维护战后的长治久安，美国必须和苏联形成紧密的联盟。怀特去世很久之后，人们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份发黄的草稿，那是怀特写的一篇论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文章。怀特写道：美国、苏联、英国，或许还有中国，要形成军事联盟，携起手来，才能维护世界和平。但是，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是形成这种联盟的最大障碍。怀特为苏联体制辩护。他说，人们往往高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差异。美国也有公有制，很多价格也受到政府的管制，苏联也有很多私营企业，而且，这两种经济体制最终一定会趋同。怀特写道：“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而且它成功了。”

当年，和怀特一样有亲苏情结的美国人并不少。有很多美国官员都同情苏联，他们向苏联提供情报，不是为了卖国，反而是为了爱国和良心。他们相信只有和强大的苏联结盟才能战胜法西斯，赢得长久的和平；他们相信，苏联人民在二战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理应得到美国的支持。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后来倒戈成了麦卡锡时代的反共明星的伊丽莎白·本特利说，这是“一群被误导的理想主义者”。

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这就是那种“忍不住的关怀”。

作者注

关于怀特的故事，参见本·斯泰尔（Benn Steil）的《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The Battle of Bretton Woods）中文版，由华章图书出版。本·斯泰尔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金融和经济政策。《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一书围绕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讲述了国际货币体系谈判中的内幕故事。大的舞台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明争暗斗，一个是崛起的世界领袖，一个是衰败的日暮帝国。在地缘政治角逐的背景下，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角色登场，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另一位是美国财政部高官怀特，复杂的性格、奇特的命运，金钱与权力、阴谋与理想，处处是惊心动魄的情节。

[2] 布哈拉是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城市，盛产古董地毯。——编者注

我为钟狂

写这篇文章的最主要目的是跟经济学家较真。诺斯的航海钟案例是我上学的时候就读到过的，但一直将信将疑。以我的体会，创新是由人性的深渊里的神秘力量推动的：好奇、冲动、冒险，以及运气。专利制度或许可以使得创新的火焰更旺一些，但肯定不是导致创新的最主要因素。有读者推荐了根据达娃·索贝尔（Dava Sobel）的传记作品改编的电视剧《经度》。导演是查理斯·斯特里奇（Charles Sturridge），主要演员包括乔纳森·考尔（Jonathan Coy）、克里斯托弗·霍德索尔（Christopher Hodsol）、杰瑞米·艾恩斯（Jeremy Irons）等。

经济学家相信产权保护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为了说明这一观点，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讲的是航海钟的发明。著名经济学家诺斯（Douglass Cecil North）在其名著《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中提到，18世纪的时候，为了找到测量经度的方法，欧洲各国君主纷纷悬赏重金，据说这就是专利制度的起源。一位叫约翰·哈里森的发明家，最后找到了一种用航海钟精确测量经度的办法，赢得了英国国王的奖金。诺斯用这个例子告诉我们：

付给数学家报酬和提供奖金是刺激努力出成果的人为办法，而一项专为包括新思想、发明和创新在内的知识所有权而制定的法律则可以提供更为经常的刺激。没有这种所有权，便没有人会为社会利益而拿私人财产冒险。

似乎很有道理，但至少航海钟的故事不是诺斯所说的这样。美国科普作家达娃·索贝尔的《经度：一个孤独天才解决他所处时代最大难题的真实故事》（Longitude : The True Story of a Lone Genius Who Solved the Greatest Scientific Problem of His Tim）介绍了约翰·哈里森发明航海钟的故事。哈里森的确因英国国王的奖金而心动，但恰恰是这笔奖金，让他的后半生充满了挫败和痛苦，为了领到这笔奖金，他郁郁寡欢、一事无成，最后是在国王的特别恩准下，才拿到了早就属于他的那笔钱。他造出第一台航海钟的时候刚刚40岁出头，领到奖金的时候已经是80岁的垂暮老年。

航海家们很早就知道如何测量纬度。一个熟练的水手可以根据白昼的长短、太阳或北极星的位置相当精确地测算出他所处的纬度。但经度的测量要复杂得多。船在航行，时间也在变化，你必须同时获得出发地和所在地的准确时间，才能计算出两地之间相隔的经度。由于没法测量经度，船只经常会迷失方向。1714年，英国出台了经度法案，国会承诺为解决这一难题的人提供一笔两万英镑的奖金，并专门成立了经度局，负责奖金的发放。

约翰·哈里森1693年出生于英国约克郡的一个普通农家，他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从小跟父亲学做木工，但酷爱读书，自学了机械原理。1713年，不到20岁的木匠哈里森造出了自己的第一台摆钟。之后，他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钟表匠。据哈里森自己回忆，大约是在1727年，他开始思考如何制造出能经得住海上颠簸的时钟。四年之后，他已经有了初步的想法，于是，哈里森动身到伦敦去拜会经度局的官员。

哈里森到了伦敦之后才发现，根本就找不到经度局。原来经度局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自成立以来，评奖委员会从来没有开过会。哈里森只知道一个评委，那就是赫赫有名的皇家天文馆馆长哈雷。哈雷对机械并不精通，但他很有涵养地倾听了这个乡下小木匠的创意，然后建议他去找伦敦著名的钟表大师乔治·格雷厄姆。格雷厄姆一开始很粗暴，但他毕竟是识货的，听了哈里森的想法之后，格雷厄姆态度立马转变，他甚至借了一笔款子给哈里森，而且跟哈里森说，不用着急还。

哈里森受到鼓舞，花了五年的时间制造出第一台航海钟。他把自己的钟起名为H-1。1737年，经度局的官员召开了成立23年来的首次聚会，讨论哈里森的航海钟。大家对他的发明都啧啧称奇，一切进展顺利。

但就从这时起，故事的发展偏离了“诺斯定理”。哈里森本来可以要求经度局的官员安排一次对H-1的测试，然后顺理成章地拿走奖金。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哈里森是评审会上唯一对H-1提出批评意见的人。他认为H-1并非尽善尽美，希望经度局给他更多的时间，做出改进。经度局给了他一笔500英镑的种子基金，让他继续制造航海钟。1741年，哈里森制造出了第二台航海钟：H-2。尽管没有出海测试，但经度局的官员相信，这台航海钟一定可以将经度的测量精确到国会提出的最小误差范围内。但哈里森近乎执拗地认为，这也不是他梦想中的航海钟。

于是，他杜门谢客，潜心研制第三台航海钟H-3。H-3花费了他将近20年的时间。H-1和H-2看起来还稍显青涩，但H-3已经美得摄人魂魄，它结构紧凑、雍容匀称。然而，哈里森还不满足，他想要再次超越自己。他向经度局提出，自己终于想出了制造出一个既走时准确又小巧玲珑的航海钟的办法。1759年，哈里森完成了H-4。H-4和它的前辈们完全不一样，它仅仅比怀表大一些，重量只有3磅。H-4装在一个银表盒里，高雅的白色表盘上雕刻着精致的花纹。最惊艳的是，在表盘里面，哈里森用精心雕琢的钻石和红宝石来做推杆。怎么才把钻石镶在小小的航海钟里？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在钟表行业，H-4就是那美丽而神秘的蒙娜丽莎。

到了高潮的时候，情节急转直下，故事的发展，连哈里森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竞争对手来了。这个竞争对手，不是嫉妒他的同行，也不是低效率的官僚，而是高傲的科学家。

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们一直认为，解决经度问题的关键是利用月亮。简单地讲，如果能够测量出在不同的地方月亮和恒星之间的位置变化，然后又知道月亮的运动规律，就可以根据测量的结果，查阅相关的天文手册，推算出经度。这种方法非常繁复，要想确定月亮的运行规律，至少需要连续观察18年的数据。但是，正是由于其繁复，才彰显出科学的贵胄气质。利用月亮来测量经度，需要高超的数学技巧、精湛的天文学知识，以及丰富的航海经验，这才是科学的傲人之处。哈里森提供的解决办法算什么？不过是一个装在盒子里嘀嗒作响的小东西。怎么能够让高贵的科学，输给卑贱的匠人？那岂不是让科学家的脸都丢尽了！

于是，一批科学家开始费尽心机地阻挠航海钟获奖。其中最有名的“反面角色”就是内维尔·马斯基林牧师。马斯基林毕业于剑桥大学，曾经担任过神职，因此被人称为牧师。他一直对测量月球很感兴趣。1761年，出现了一种稀奇的天文现象：“金星凌日”。马斯基林带领一个探险队到了以后将流放拿破仑的圣赫拿岛，借口是观察“金星凌日”，实际是要看看能否用月球表测量出经度。结果让他欣喜若狂，看来科学家也能测量出经度。

就在这一年，科学家和钟表匠的竞赛白热化了。哈里森的儿子威廉带着H-4登上了一艘将要横跨大西洋的军舰。海上的颠簸让可怜的威廉晕船晕得厉害，他紧紧地抱着H-4，用毯子保护自己心爱的表。到航行结束的时候，威廉发了高烧。值得庆幸的是，H-4果然不负众望，它在海上航行了81天，仅慢了5秒钟。

看来，经度局该要兑现自己的承诺，给哈里森颁发奖金了。但是，我们低估了科学家们的卑劣心理。经度局里的科学家们就是不肯承认钟表匠的胜利，他们的理由是，哈里森没有把制造H-4的原理讲清楚。1764年，经度局不情愿地给了哈里森一半奖金，但要求他把航海钟全部上缴，并监制出两台复制品。

在经度局这些科学家大人的逼迫下，哈里森被迫把自己的设计图纸交给了当时已经成为英国皇家天文台台长的马斯基林，但他转手就把这些设计图交给印刷厂印刷成册，公开出售。1766年，马斯基林手持“逮捕令”，到哈里森家里，说那四块航海钟都要被充公。你可以设想哈里森心中的悲苦。这四块钟伴随了他30多年，已经像自己的亲生骨肉。每天的朝夕相守中，哈里森仿佛能够听到它们的窃窃私语。如今，他却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宝贝被“仇人”夺走。哈里森无法抑制排山倒海而来的屈辱，他只能孤单地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就在这时，门外传来“咣”的一声响——他的H-1被工人失手摔在了地上。

马斯基林搬走这些航海钟的官方理由是要对它们进行进一步的测试，但这些航海钟到了他的手里，却被当作厮役一样，百般欺凌、刻意冷落。哈里森多次要求经度局把他的航海钟还回来，但经度局只给了他一本马斯基林指令印刷的小册子：《哈里森先生的计时器的原理与插图》。1770年，哈里森按照经度局的要求，完成了H-4的第一个复制品：H-5。H-5和H-4一样，构造复杂精巧，其外饰却朴实无华。制造航海钟再也无法为哈里森带来快乐，勉强制造出H-5之后，他知道自己在风烛残年中已经无法再造出航海钟了。他只想最后要个说法。

1772年，哈里森的儿子威廉觐见国王乔治三世。他一五一十地向国王讲述了父亲的故事。国王一边听一边自言自语：“这些人受虐了。”他跟威廉说：“我会为你们讨回公道的。”在国王的授意下，哈里森向国会提出了请求。按照国王面授的机宜，他不再起诉经度局，他只是向国会的各位绅士们诉说自己一生的辛劳。他已经老了，累了，他只想恳求各位议员的同情。

哈里森领到了8750英镑。但这不是经度局的钱，这是国会出于善意奖励他的。

1737年，全世界只有一个航海钟，1815年，全世界已经有将近5000个。航海钟成了船长们的心爱之物，他们纷纷自费购买航海钟。1831年，英国皇家海军“小猎犬号”起航的时候，船上携带了22个时钟，其中6个是船长自己买的，5个是船长租的。

哈里森的航海钟帮助英国征服了海洋，确立了海洋大国的地位。多年之后，这一切仿佛发生得如此自然。经济学家拿着一张航海图，自信地告诉我们这段航行的路线。但是，在航海图上，你永远也看不到历史的惊涛骇浪。

作者注

达娃·索贝尔的《经度：一个孤独天才解决他所处时代最大难题的真实故事》，中译本由肖明波翻译，世纪文景出版集团出品。此书在国际上屡次荣获图书大奖。著名作家索尔·贝娄、卡尔维诺均对此书非常推崇。此书的中文翻译也精益求精，译者对很多细节问题刨根问底，多次写信询问作者本人和国外专家，颇得约翰·哈里森之真传。这年头，这么认真的译者越来越少见了。

我的团

这是我在2013年年底，已经准备要到澳大利亚访学一年，临行前写的一篇小文，是写给我的战友们的。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之后，从来没有离开大家这么久，心中有很多留恋和感慨。

你的手机通信簿里可能存了上千个电话号码，但真正和你联系紧密的往往只有20~150个朋友。人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群居动物：朋友太少，你会觉得寂寞无聊；朋友太多，你会觉得疲于奔命。这20~150人，是你的圈子、你的部落。150这个数字来自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的研究，后来因畅销书《引爆点》的宣传被广为引用。

最理想的状态，人应该和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我们应该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你很难选择自己的同学、同事、邻居。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各种不同道德水平、不同智力水平的人混杂在一起，自然会出现或是积极或是消极的互动。

有三位管理学家，戴夫·洛根（Dave Logan）、约翰·金（John King）和哈里·费–弗里格特（Halee Fischer-Wright）合写了一本书，叫作“部落领导力”（Tribal Leadership）。这是一本励志的书。和所有励志的书一样，这本书有时候会浅显得有些轻薄。不过，你不妨把它当作几位敏锐的观察者对人类社会的生态观察笔记。

《部落领导力》一书提到，在每一个团队中会有一种主流文化。这种主流文化决定了一个团队能够达到的境界。如何才能识别一个团队到底在哪个层次？你可以观察：一、他们说什么话？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么样的？

先从处于最低级的团队（Stage 1）说起。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太容易接触到Stage 1的团队。不妨回想下你看过的黑帮片，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出于恐惧、贪婪、野心，也出于在寒冷的冬夜找到一点儿火焰取暖的人性本能，也会聚成一个部落。《部落领导力》的作者们说，如果这个部落的人们把他们的处世哲学印在T恤衫上，那么他们会印上：“生活烂透了”（Life sucks）。他们对一切都愤世嫉俗，并带有强烈的反社会情绪，甚至暴力倾向。还记得电影《冲撞》里的那个黑人混混安东尼吗？他认为所有的人都在歧视黑人，所以理所当然地应该报复社会，结果，他抢劫了一位同样是黑人的好莱坞导演。

我们对Stage 2的团队可不陌生。Stage 2的团队成员会在他们的T恤衫上印上：“我的生活烂透了”（My life sucks）。这个团队的成员不像Stage 1团队的成员那样有强烈的反社会冲动，他们看到别人的生活不错（比如，老板的生活不错），但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沮丧。他们的人生态度是消极的，能偷懒就偷懒，能混事就混事。当你在机场登机柜台，看到自己的队排得长长的，旁边的柜台明明有几个工作人员，但他们宁肯在一起说说笑笑，也不想另开一个柜台——他们就是Stage 2的团队成员。在Stage 2的团队里，你很难发现员工有主动性和积极性。如果你想推动改革或创新，Stage 2团队成员的本能反应是：这肯定是没法成功的，我们见得多了，认命吧。他们用来掩饰自己无能的最好办法就是装得老于世故。在Stage 2团队里，你会看到一个颐指气使的领导，和一帮唯唯诺诺、心怀鬼胎的属下。

到了Stage 3，你开始看到成功的曙光。一个典型的Stage 3成员的口号是“我很棒”（I am great），但话外音是“但你不行”（But you are not）。你在Stage 3的团队中会看到很多朝气蓬勃的人，他们努力工作、热爱学习，有什么新东西都第一个尝试。他们中的有些人可以登上事业的巅峰，比如成为诺贝尔奖得主，或是世界冠军，但他们总是很难和别人合作。你要问他：“你为什么会成功？”他会说：“那是因为我比别人更努力、更能干啊。”你要是再问他：“那你为什么没有更成功啊？”他会说：“那是因为我身边的人都是白痴啊。”Stage 3团队中的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只会把别人视为竞争对手。我们在学术界、新闻界、体育界，会看到很多Stage 3的成员，他们自我感觉良好，但内心深处充满了焦虑。那是因为，在如今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工作已经不是一个孤胆英雄就能够担当的，必须很多人齐心协力，但Stage 3团队里的这些明星已经黔驴技穷了。

只有到了Stage 4的团队，你才能够感受到真正的团队精神。Stage 4团队里的成员们相信的是“我们很棒”（We are great）。在Stage 4的团队里，人们会更开心、更友好，相互之间更愿意坦诚合作。不管是团队里面的哪一位成员学到了新的东西，他们都会非常乐意和同伴们分享。在Stage 4的团队里，人们会很容易忘记上下级的科层制度，也会很容易忘记组织的边界，整个团队里所有的人都像朋友一样亲近。在一个Stage 4的团队里，接受新的成员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先让他或她融入这个团队里，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再让同伴们为他或她评价，如果有十个同伴都喜欢这个新人，那么他或她就一定能在这个团队里干得很好。

你可能觉得Stage 4已经非常完美了。不是的，还有比这个更高的境界。更高的境界是Stage 5。Stage 4的团队成员会为自己的团队找到一个竞争对手。这个竞争的标杆设得越高，越容易激发团队成员的斗志。但这毕竟是“美则美矣，了则未了”。《部落领导力》的作者曾经问一家研发型的医药企业：“你们的竞争对手是谁？”他们本来以为会听到的答案是医药行业的龙头老大，但这个企业的管理层和研发人员听到这个问题都直挠头，他们想了半天，说：“我们的竞争对手是谁？应该是癌症吧，我们想要攻克癌症。传染病吗？我们现在还顾不上。”Stage 4的成员彼此合作，但他们还憋着劲想超过其他的团队。到Stage 5，人们已经不关心竞争对手，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他们的口号是“我们在改变历史”（We are making the history）。

我很庆幸，自己能在一个俨然有Stage 4气度的团队里。我们的研究团队里，年轻人扎堆成才，相互鼓励。但是，一个团队的层次并非只能上升，不能下降。比如说，如果美国金融危机之前你在雷曼兄弟任职，你很可能是在Stage 3，甚至Stage 4。但雷曼兄弟破产，很多员工失业，一下子掉进生活的低谷，他们可能就此一蹶不振，直接掉到Stage 2，甚至Stage 1。

带好一个团队，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毁掉一个团队，最多半年而已。能够引导一个团队的灵魂不断上升的是心中的信念。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最感激的有两位老师，教给了我两个最重要的道理。一个是余永定老师。他用自己的人生，让我明白，不管这个世界是否肮脏，不管这个社会有无堕落，你都应该，也有能力坚守自己的道德准则，不降志辱身。另一个是张宇燕老师。他教会了我，学问一事，无关名利，做学问只是为了追求学问的趣味。你没有必要为生计过多地忧劳，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明白了这两个道理，我忽然感到人生豁然开朗，内心如释重负。或许，我们改变不了整个社会，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改变自己，并影响身边的同伴。

战斗终于结束，薄雾逐渐散开，山坡上一堆一簇，是疲惫不堪的士兵们。他们的军装已经破旧，面容憔悴，但歌声和笑声不断，激昂而豪迈。

他们就是我的兄弟——我的团。

作者注

《部落领导力》这本书的三位作者创办了一个致力于提升公司文化的咨询公司：CultureSync。此书不仅写了如何鉴定一个团队到底在哪个层次，而且希望能教会团队的领导者，如何激励团队成员的忠诚和创新精神。一些小技巧还是很有意思的，比如，一个成功的部落领导者往往会同时和两三个人一起聚餐，在见面的时候把这些人的信仰、优点都讲出来，把原本不认识的这几个人立刻“互联”上。

跳来跳去的狐狸

菲利普·泰特罗克（Philip Tetlock）的观点是很多书里喜欢引用的：专家的预测其实在很多时候都不靠谱。不过，这个观点的流行可能会导致大家陷入另一个极端，即盲目地相信自己的直觉。泰特罗克其实说的是，作为一个整体，当每一个成员都独立决策的时候，集体的智慧高于专家的智慧。无论是专家还是群众，无论是刺猬型的专家还是狐狸型的专家，都应该对自己可能存在的认识误区有足够的警醒。知道自己的无知是真正的智慧。

1988年11月16日，爱沙尼亚议会宣布脱离苏联独立。爱沙尼亚的面积只有4.5万平方公里，还没有美国的缅因州大。苏联的国土面积有2240万平方公里，爱沙尼亚只占苏联的千分之二。一只小小的螳螂竟然敢在坦克面前示威。奇怪的是，坦克居然停了下来。更令人奇怪的是，坦克随之突然散架。不到三年，不可一世的苏联几乎在一瞬间土崩瓦解。1991年12月25日19点38分，印着镰刀锤子的苏联国旗在沉沉夜色中，最后一次在克里姆林宫前降下。

苏联解体堪称20世纪最大的政治事件，但几乎没有一个社会科学家，哪怕是瞎蒙，预言过会发生这一幕。1987年，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出版了他的名著《大国的兴衰》。当时，他谈到了苏联内部存在的各种问题，但最让他担心的却是美国的衰落。苏联解体，让全世界的国际政治学者集体失语。

当时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心理政治学家菲利普·泰特罗克却丝毫不觉得奇怪。他从1987年就开始研究学者们关于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预测，比如，海湾战争会不会爆发、日本房地产泡沫会不会崩溃、魁北克是否会脱离加拿大等。2005年，他把自己研究了十几年的心得写成了一本书：《专家的政治判断》。泰特罗克的结论非常清楚：从总体上看，专家的预测明显地比群众的预测差。泰特罗克发现，当政治学家说一件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时候，平均而言，这件事情发生的概率有15%；当政治学家说一件事情绝对会发生的时候，平均而言，这件事情不发生的概率有25%。当然，如果是一对一，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专家会比门外汉更有发言权，但一群专家和一群普通公众相比，专家一点儿优势都没有。假设群众数量很多，他们的判断和预测又都是独立做出来的，那么群众反而会比专家更聪明。

矮子里面也能挑将军。泰特罗克发现，尽管专家们都很笨，但笨的程度有所不同，有的人会笨得少一些，有的人会笨得多一些。他把专家分为两个类型，一种叫“刺猬型”学者，一种叫“狐狸型”学者。什么叫狐狸型学者和刺猬型的学者？这个典故出自古希腊诗人阿齐罗库斯（Archilochus）。他说：“狐狸知道很多小事情，刺猬知道一件大事情。”后来，英国哲学家伯林（Isaiah Berlin）在一篇谈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文章中，借用这个比喻，把很多作家按照他的理解分成了刺猬和狐狸。

刺猬们相信，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有一个亘古不变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影响着整个社会。只要你发现了这个规律，历史的迷雾就顿时消散。弗洛伊德肯定是一只大刺猬。在他看来，什么都是潜意识、性冲动。在我的经济学同行中，也有一大批是刺猬，他们坚信市场总是比政府聪明，不管什么事情出了问题，比如春运买不到票、火车脱了轨，甚至汶川有地震，他们都会告诉你：你看，我说的吧，这就是因为政府干预。说实在话，刺猬有刺猬的优势。刺猬更容易成为学术大师或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有“深刻的片面性”。但正如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所说的，一旦你接受了某种关于世界运行方式的理论并坚定不移地信仰它，你就很难发现世界的本来面目了。

狐狸们则天性多疑，对什么都不会全信。他们经常变化，喜欢向别的学者和别的学科学习，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看法。如果看到的实际情况和原本相信的理论不一样，他们更愿意怀疑理论错了。他们不敢相信一个基本规律能左右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一定是充满了反例、异常、错误和混乱的。你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总是会给你模棱两可的答案。这一点尤其惹人讨厌。

在电视上、网络上影响力更大的往往是刺猬。这跟电视和网络的需求有关，也跟专家的性格有关。电视和网络要吸引眼球，需要那种斩钉截铁地说出惊世骇俗的观点的专家。越与众不同，越容易引起轰动。刺猬们往往更大胆、更激烈，说话底气更足。在电视和网络上，狐狸们却显得很无趣。亮出你的观点，旗帜鲜明一点，好不好？但狐狸们说话含混，躲躲闪闪，观点听起来前后矛盾，真是一点儿自信心都没有。

为什么看来底气不足的狐狸们，做预测的时候可能比底气十足的刺猬们表现更佳呢？你得承认，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是最大的智慧。人们总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过度自信。谦虚、低调一点儿总是没错的，修正自己过去的观点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凯恩斯曾经有一句名言：“当实际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我的想法也会随之改变，但是先生，你是怎么做的呢？”

狐狸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们能传播思想的种子。我们可能会以为科学研究像叠罗汉一样，后来的学者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科学研究的实际进展要混乱得多。有很多错误的研究大行其道，也有很多有真知灼见的观点却湮灭无闻。2005年，一个医学研究者约翰·约安尼季斯（John Ioannidis）发表了一篇很有争议的论文《为什么大部分发表的研究报告都是错的》。他声称，医学杂志发表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在现实中都是错的。后来，贝尔实验室证实了约安尼季斯的判断，他们试着在实验室里重复医学杂志论文中的实验，结果发现，有三分之二的实验都无法得到论文里的结论。还有更离谱的。1994年，《糖尿病护理》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叫《测定糖耐量的总面积和其他代谢曲线的数学模型》。注意，这篇论文想要讨论的是如何测量曲线下的面积。想起来了吧，这就是你大学时学的微积分。这篇论文“重新发明”了17世纪牛顿和莱布尼茨的成果。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不仅堂而皇之地发表了，还被引用了上百次。

但那些正确的思想却不会马上流传起来。物理学家普朗克曾经说过：“一个新的科学真理的发扬光大不是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们信服，让他们看到真理的光明，而是等到那些反对者最终死去，等到熟悉真理的新一代成长起来。”普朗克说得也不对，年轻学者跟老年学者比，并没有显出更快地接受新生事物的倾向，他们甚至更容易被权威和传统俘虏。于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些知识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1999年，阿尔伯特-莱兹洛·巴拉贝西和他的合作者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讲的是一个叫作“偏好依附”的模型，他们证明了在关系网（比如在社交网络上）中，人脉广的人所拥有的人脉会越来越广。巴拉贝西和他的合作者用漂亮的数学模型证明了这一点。可惜的是，他们并非是第一个发现这一现象的。20世纪70年代，一个叫德里克·普赖斯的科学计量学之父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普赖斯也不是最早的首创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管理学家赫伯特·西蒙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了这个想法。难怪一个叫史蒂芬·斯蒂格勒（Stephen Stigler）的统计学家提出了“斯蒂格勒命名定理”：“没有一项科学定理是以其发现者的名字命名的。”“斯蒂格勒命名定理”也不例外，最早说过这句话的是科学史学家罗伯特·默顿。

学者们也生活在人际网络中。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马克·葛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提出了强纽带和弱纽带的概念。通过强纽带和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人是我们的父母、配偶、最亲密的朋友等。通过弱纽带和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你在中学和大学里其实没有说过几句话的同学、生意场上的客户、网络上互粉的网友等。强纽带和弱纽带各有其功能。葛兰诺维特发现，弱纽带能够跨越不同的群体，形成更广泛的网络。有时候，办起事情来，弱纽带反而好使。他调查了求职者和介绍人之间的关系，发现大部分都不是强纽带，而是弱纽带。这就是弱纽带的力量。但葛兰诺维特认为，弱纽带有助于维系社会关系，却无法传播思想。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知识的山洞里。在一个领域内众所周知的事实或解决方案，对另一个学科可能是闻所未闻的。人类已经积累起来的公共知识，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隐藏起来。只有当这些知识被全面认识和利用之后，新的理论才能创建。但这不是靠一个学科内部的学者大量阅读文献就能实现的，促进创新的最好办法就是有很多狐狸，从一个领域跳到另外一个领域，腿上沾着各种花花草草的种子，把它们传播到各地。再假设土壤和气温适宜，这些种子就可能在新的地方生根发芽。

刺猬或是狐狸，你是哪种类型呢？

我是一只狐狸，一只跳来跳去的小狐狸。不断地变化，是我的人生哲学。

作者注

Philip Tetlock, 2005,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 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中译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狐狸与刺猬：专家的政治判断”。关于知识是如何被遗忘和隐藏的，可参考阿贝斯曼的《失实：为什么我们知道的一切，有一半可能都将是错的》。书中提出了知识的“半衰期”，作者的测算是，物理学知识的半衰期是13.07年，经济学知识的半衰期是9.38年，数学知识的半衰期是9.17年，宗教知识的半衰期是8.76年。这说明我在研究生阶段学的经济学早已过时了。但很奇怪的是，宗教知识的半衰期怎么会比经济学还短呢？

黄金有毒

伯恩斯坦（Peter L. Bernstein）的《黄金的力量》写得不怎么样，有点儿杂乱。我只摘选了其中谈到黄金与西班牙经济兴衰的一个故事，介绍点儿经济史的背景知识。黄金这个话题，很容易犯想当然或走火入魔的错误。有一次我在网络上说了点儿关于金本位的事情，马上就有个网友指责我：“一看你就是没有读过《货币战争》，像你这种没有知识的人，没办法跟你讲道理。”呵呵。

塞维利亚坐落在西班牙南部，瓜达基维尔河从这里流向大西洋。这里的港口是16世纪西班牙和美洲贸易的最重要的枢纽。清晨的迷雾尚未散去，港口上就有熙熙攘攘的人们在焦急地等待。终于，船队的身影出现了。一艘、两艘、三艘……有时候，船队会有上百艘船，在战舰的护卫下凯旋。岸上一片欢呼。人们各自忙碌起来。工人们忙着把货物搬运下来，水手和官员们一丝不苟地查验货物。船上运来的最重要的货物是来自美洲的金银。这些金银被装进箱子，箱子上了三把锁。负责验货的官员互相监督，三个人每人各拿一把钥匙。有些金银就地铸成了硬币，但更多的金块被运回皇宫，好让皇帝看看他朝思暮想的宝贝。

16世纪，大量金银流入西班牙。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520年之后，黄金开始流入西班牙。1590年，流入西班牙的黄金达到顶峰，之后又持续了30多年的时间，年复一年，黄金如潮水般涌入，直到1620年之后，黄金的流入才开始减少。到16世纪末，欧洲的黄金存量比1492年时增加了五倍。1530年，秘鲁发现了特大银矿，过了20多年，白银也开始大量流入西班牙。

西班牙走了好运，天上掉下了馅饼。不，天上持续不断地下了一百多年的馅饼雨。当时，西班牙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庞大的帝国，看起来，借助源源不断的金银流入，它一定能成就千秋万代的霸业。但恰恰是黄金的流入，加速了西班牙的衰落。那些黄金来了又去，就像手中握紧的沙子，不知不觉又漏掉了。

按照最简单的推理，金银的流入会导致货币供给量的增加，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产品，将会导致通货膨胀。的确，在16世纪，欧洲出现了持续的价格上涨，史称“价格革命”。14世纪黑死病暴发之后，欧洲的价格水平一直下跌，到1470年左右，开始出现价格上涨。15世纪80年代，英国和法国爆发了通货膨胀，15世纪90年代，通货膨胀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现身，到16世纪初，整个东欧都被通货膨胀传染了。这是一场新的瘟疫，但是它和黑死病不一样，它持续了上百年的时间才退去。这是历史上最顽固的通货膨胀。初级产品和食品的价格上涨速度尤快。1480年到1650年，木材和谷物的价格涨了5~7倍，制造品价格只涨了3倍。在170多年的时间内，价格上涨了700%，如果折合成年率，每年价格的上涨速度只有1.2%，这看起来并不高，但工资的上涨速度只有物价上涨速度的一半。当时的财税制度又极其不合理，主要是由穷人交税，所以在通货膨胀时期，穷人的命运更惨。

当然，现实的粗脚往往穿不进理论的水晶鞋。如果这种货币主义的推论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金银流入欧洲是在16世纪20年代之后，但在15世纪7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价格上涨呢？为什么1620年之后金银流入已经减少，但整个17世纪，欧洲的价格还依然上涨呢？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合写《美国货币史》的施瓦茨也不得不承认，价格革命和货币主义的基本理论是“矛盾”的。

如果我们不奢望理论对历史进行宏大的重构，而只是把理论当作一个见微知著的显微镜，或许能够看得更清楚。1525年，统治西班牙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和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为了争夺对意大利的统治权，在意大利东北部的帕维亚进行了一次决战。弗朗索瓦一世热爱艺术，风流倜傥，他曾经把意大利著名的雕塑家切利尼（Cellini）从罗马的监牢中救出来，还说过一句名言：“宫廷无美女，犹如一年无春天，犹如春天无玫瑰。”但他显然对打仗不在行，结果自己当了查理五世的俘虏，被关在马德里的黑牢中，在牢笼中犹自写诗作曲。查理五世后来同意释放弗朗索瓦，但要扣押他的两个幼子做人质。四年之后，法国才把两位皇子赎回，一共花了200万金币（gold crowns）。这么多黄金流入西班牙，看似西班牙成了赢家。但，西班牙的价格随之激增，而法国对西班牙的出口迅速增长。最终，这些赎金又回到了法兰西。

也许，我们根本不必费心去想象复杂的理论，不妨用常识来揣测一下。如果一个人突然中了彩票的头奖，赢了一大笔钱，他会干什么呢？他很可能会认为，这些钱足够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于是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要不了几年，他就会倾家荡产、穷困潦倒。

西班牙不过是无数个这样的例子中的一个而已。16世纪之前，从西班牙开出的船只装满了出口的货物，有各种农产品和制造品，但16世纪之后，西班牙人开始热衷消费，渐渐忘记了生产。农夫放下了锄头、工匠放下了铁砧，都到市场上购物去了。当时的西班牙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佩德罗·德瓦伦西亚（Pedro de Valencia）不由得感叹：“如此多的金银和货币，对共和国和市民将是致命的毒药。人们以为金钱让他们能够长久地安乐，但其实只有耕地、牧场和鱼池才能赐予我们营养。”

西班牙王室更是被突如其来的巨额财富冲昏了头脑。1516年，统治西班牙的斐迪南二世去世，他的外孙查理成为西班牙的国王，号称卡洛斯一世。查理当时统治的领土包括西班牙、西西里、撒丁，还包括西班牙在非洲的广袤殖民地。但是，国王大人的野心是永远不会餍足的，他想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个就不能靠继承了，得靠教皇指派的一批选帝侯们（electors）投票。恰好当时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也有同样的野心。一场贿选大战日益白炽化。法国国王的背后有热那亚银行家的支持，查理则有大名鼎鼎的奥格斯堡福格尔家族撑腰。1519年，查理赢得了皇位，但他为此花费了85万弗罗林（florin）。之后，为了争夺意大利的领地，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打了27年的战争。他还让自己的孩子腓力二世发动征服荷兰和比利时等低地国家的战争。1527年，查理五世派兵包围罗马，由于主帅意外身亡，西班牙军队在暴乱中洗劫了罗马，抢走了教皇。1588年，西班牙派出所谓的无敌舰队，试图一举歼灭英国海军，结果天不遂人愿，西班牙舰队反遭惨败。在东欧，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几度兵临维也纳城下。地上的事情查理五世要管，天堂的事情他也要插手。查理五世是狂热的天主教徒，他激烈地反对宗教改革运动，企图建立一个“世界天主教帝国”。

穷兵黩武的结果是债台高筑。1572年，西班牙花在荷兰战争上的军费高达1440万弗罗林，但1572年和1573年两年，西班牙只有720万弗罗林进项。当时打仗用的还不是纪律严明的常备军，而是如狼似虎的雇佣军。到1576年6月，腓力二世已经欠兵饷1750万弗罗林，部队不断出现哗变和逃兵。1596年、1607年、1627年和1647年，西班牙多次出现财政危机。西班牙王室走投无路，只得赖账。查理五世强迫债主，把自己借的短债转为长债，而且尽可能减少金币的成色，防止黄金外流。

被坑得最惨的要属富格尔家族。查理五世的祖父老马克西米安也是靠富格尔家族的支持，才像一匹黑马一样胜出，戴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富格尔家族发现，没有比贷款给国王更挣钱的生意了，当时商人们彼此借贷的利率为7%到8%，而给国王的利息超过15%。富格尔家族还和教皇有着不为人知的紧密联系。美因茨的大主教急需一笔巨款修教堂，于是他怂恿教皇发放赎罪券：只要你向教堂缴纳一笔钱，就可以摆脱炼狱的折磨。富格尔家族则承揽了德国地区大部分赎罪券的包销工作。正是由于这种无耻的行径，才激起马丁·路德发动了宗教改革运动。查理五世退位之后，继任的腓力二世很快就宣布西班牙王国破产。紧接着，法兰西也宣布破产。紧接着，西班牙再次宣布破产。富格尔家族这才发现遇到了真正的流氓，他们借给欧洲王室的巨额贷款，瞬间化为一张废纸，盛极一时的富格尔家族彻底走向灭亡。

当年，哥伦布历尽千辛万苦，在美洲看到了梦寐以求的黄金。他在狂喜之中高声大叫：“啊！多么美丽的黄金啊！谁拥有黄金，谁的灵魂就能上天堂。”黄金妩媚、黄金冷艳、黄金夺魂、黄金有毒。

作者注

本文取材自伯恩斯坦的《黄金的力量》（Peter L. Bernstein, 2000, The Power of Gold: The History of an Obsession, John Wiley & Sons.），该书已有中译本，但我未读过。此书作者伯恩斯坦最有名的书是《与天为敌》，乃金融界人士必读书之一。此书围绕黄金的历史，从古代埃及、巴比伦，讲到金本位制度，也讲了纸币的诞生、商业的演化等故事。但总体来看，此书逻辑较为混乱，缺乏明确的线索。讲到中国古代货币制度，似乎存在较多的误读。

比比谁更经折腾

本文介绍的是《恢复力》这本书，书中很多观点在研究系统科学的人看来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书中举的具体案例有一些我自己是存疑的，比如关于金融系统的诊断、对智能电网的介绍等，但总体思路我是赞成的。有次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到我们研究所访问，就要跟我们讨论“恢复力”的问题。《黑天鹅》一书的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的新作《反脆弱》，观点与此书接近，但口气比这本书更大。

2003年8月14日，美国俄亥俄州的北部，酷暑高温。人们百无聊赖地躲在家里，纷纷打开空调和电扇。烈日无云，一片死寂。一条输电线被晒得软软的，慢慢垂了下来，恰好搭在一棵没有修剪的树上。只见火星四溅，电线短路了。不到两个小时，整个俄亥俄州所有的输电线都停止工作了。紧接着，在短短八分钟之内，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在内，有5500万户居民家里突然断电。这是北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断电事故。

北美电网被全美工程院评为“20世纪人类杰出的工程奇迹”。为整个北美大陆输送电力的网络甚至比互联网的规模更大，程度更加复杂。不管是电网、互联网，还是金融体系，几乎所有的复杂系统都可能会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当突如其来的风险到来之后，还能不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互联网能够让我们在一个广阔无垠的平台上互相沟通、合作，但也为各种恶意攻击，包括垃圾邮件及蠕虫等电脑病毒提供了便利。2008年，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突然让人们认识到，我们原本以为精密巧妙的金融体系，在遇到大的冲击之后，其实并没有任何复原机制。其实，我们早就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了。2006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曾经组织了一个专家组，研究在联邦储备电信系统内部的银行间支付行为。联邦储备电信系统是美国金融体系的支柱，每天处理的银行间支付达50万笔，日均金额达到2.4万亿美元（这还仅仅是2001年的旧数据）。这个研究小组发现，居于整个金融网络最核心的是其中的66家银行，它们之间的资金流动占每天交易额的75%。最令人震撼的是，其中最大的25家银行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只要有一家银行倒闭，其他银行都会倒闭。金融危机的问题不是“大而不倒”，而是联系太过紧密：当危机出现的时候，根本就无法将出了问题的银行从整个金融体系中隔离。

安德鲁·佐利（Andrew Zolli）是全球创新网络PopTech的负责人，安·玛丽·希利（Ann Marie Healy）是一位记者，他们合写的《恢复力》（Resilience: Why Things Bounce Back）一书中说，风险无处不在，人生总有挫折。关键在于，当一个人、一家企业、一个社会、一个生态系统在遇到外部的冲击的时候，是会突然崩溃，还是百折不挠？是会分崩离析，还是东山再起？他们介绍了“恢复力”（resilience）的概念。所谓的“恢复力”，就是系统、企业和个人在剧烈变动的环境中维持其核心功能和完整性的能力。

一个系统必须在效率和稳健之间做出艰难的权衡。追求完美的做法很可能是在找死。比如，过去的管理模式追求完美的效率。日本企业曾经提出所谓的“零仓储管理”（Just in time），恨不得仓库里一个零部件都没有，所有的原材料、零部件都在轮船、火车、汽车上。不容许重复建设，不容许有闲杂人员。当泰国的洪水暴发之后，日本的供应商受到很大冲击，就是因为存货跟不上来。想象一下，如果你开着车，突然在一条偏僻的道路上抛了锚，而且又没有备胎，你该怎么办。一个组织、一个社会中应该容许存在一些看来没有效率的部门和人员，说不定在危机到来时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在瑞士就存在着一种看似累赘的另类的货币系统，叫作WIR。WIR是德语“Wirtschafstring”的缩写，意思是“圈子”。WIR最早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当时世界经济一片愁云惨淡，银行和企业纷纷破产。有16个商人被银行告知，他们在银行中没有信用额度了。银行自己都没有钱了，哪里还能贷款给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这16个商人决定自己创设一套货币系统。从本质上讲，这其实就是一个互助系统。加入WIR的商家互相支持，彼此之间的债务可以用瑞士法郎偿付，实在没有钱，也可以请求网络中的其他成员，用物物交换的方式代为偿付。在其鼎盛时期，WIR网络覆盖了瑞士四分之一的公司。研究WIR的经济学家詹姆斯·斯托德特发现，即使是在大萧条结束之后，WIR也没有绝迹。当瑞士出现经济衰退的时候，WIR这种非正式货币的交易量就会增加，从而缓冲失业率增加、消费疲软对经济的负面冲击。他甚至认为，瑞士传奇般稳定而坚韧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WIR。

如果我们没有互联互通，就不会有系统性的风险。在古代的游猎社会，人口数量很少，部落之间又没有接触，根本就不存在传染病。如果你不用电灯，只用蜡烛，也不用担心什么断电问题。但我们退不回去了。要想联系在一起，又要防止出现系统性的危机，就要采取“安全岛”的策略。

拿《三国演义》中的一个故事打比方。赤壁大战期间，曹操用铁链把战船连在一起，士兵们就可以在船上如履平地。这原本也没有错，错就错在设计链条的时候，没有在铁链上留下一个特殊的环节，一旦出现火灾，可以用斧头一下子砍断这个环节。这样，即使一条船着火，也不至于导致全军覆灭。

美国遭到“9·11”恐怖袭击之后，担心恐怖分子的下一个袭击目标会是电网，所以委派一位科学家马苏德·阿明，领衔研究如何建造能自我监控、自我协调、自我修复的电网。阿明是位伊朗移民，他被誉为“智能电网之父”。阿明团队提出了智能电网的三个基本原则。第一项原则是电网要能够实时监控，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于是，在电网的各个层次，安装了各种无数细小的传感器。第二项原则是预判。阿明说，智能电网的理想状态是具有“自我感知”的能力。不是像过去的电网监管，只能根据已经发生的事情做出反应，好比只能看着后视镜开车。智能电网应该像一个国际象棋大师，能够预测出几步之后的棋路。第三项原则是去耦合。一旦系统出现问题，整个系统会将自己分割成若干不相连的组成部分，就像一个个孤岛。这给我们的启发是，一个具有恢复力的系统，往往都是外表复杂、核心简单。

未来的电网，很可能是由很多模块简单、能互相联通的微型电网组成的。美国军方就对微型电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阿富汗战场上，每进行24次能源供应运输，就会有一名士兵死亡。如果每个前哨部队都能有自己的微型电网，不再需要能源补给，那该多好啊！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驻军在尝试一种叫“能量顶棚”的装置，即用一块可拆卸太阳能电池板的油布，覆盖在标准的军用帐篷上，用太阳能为驻军供电。美国在阿富汗的部队开始更多地使用生物燃料，他们鼓励当地农民不要再给塔利班种植鸦片，而是给美军种植能够提供生物燃料的经济作物。

一个具有恢复力的组织，能够很容易地“化整为零”和“化零为整”。这不是一个正规军作战的时代，而是一个小分队作战的时代。这让我想起在《大决战》电影中的一幕。在辽沈战役的战场上，刘亚楼气急败坏地跑过来找林彪，说部队的建制出了问题，军官们都找不到自己的部队了，班找不到排，人找不到班。林彪悠悠地说：“这我不管，只要找到廖耀湘就行。”在整个战场上，团自为战、连自为战、班自为战，看似全乱了套，结果有一个营，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端掉了廖耀湘的司令部。

很多看似完美的系统，往往一触即溃。有的系统经常会出点儿小毛病，但皮实得很，用北方的土话讲就是“抗造”，经得起折腾。人的一生也是如此，不断会有各种烦恼和麻烦，会有各种挫折和磨难，但我们总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更好。我们要比比，看谁更经得起折腾。

作者注

安德鲁·佐利和安·玛丽·希利合著的《恢复力》已经由中信出版社翻译出版。书中举了生态系统、金融系统、反恐战争等案例，提示我们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书中还谈到，人在一生中亦需要锻炼自己的恢复力。在纳粹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孤儿，有的终身难以平复心灵创伤，有的很快能从阴影中走出来，建立幸福的家庭。即使一个系统崩溃了，也仍然有苏生的希望。沟通型的领导，往往是一个组织具有恢复力、能够成功抵御外部风险的关键。

从奴隶到将军

约翰·基根（John Keegan）的这本书我读了很多遍。以前还写过一篇《向后转！向前走！》，介绍日本为什么在17世纪突然放弃枪炮，也是从基根这本书里最早读到的故事。本来还想再写几篇，比如基根还讲到地理和战争（这个世界上很多地方是无法打仗的），游击战和人民战争（极其残忍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作战双方都是采用游击战打法），一直未能动笔。写完此文，我忽然发现，很多朋友对历史，尤其是军事史研究很深入，真是高手在民间啊。我是票友，学艺不精，多言多失，赶紧闪人。有读者提到《可兰经》应为《古兰经》，这应该是翻译的问题，旧译《可兰经》，今多译为《古兰经》，已更正。

从喀尔巴阡山脉往东，直到中国的内地平原，北至北冰洋，南到喜马拉雅山脉，这一大块浩瀚无垠的空旷地区，被通称为大草原。帕米尔高原以东和以西的干旱牧场，是大草原的心脏地带。一个个游牧民族在这里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偶尔，他们也会像撕破夜幕的闪电一样，突然照亮历史。

这些过着游牧生活的骑马民族不同于农耕民族。农夫舍不得宰杀自己饲养的家畜，猎人仅善于追踪猎物，只有牧民精于屠宰牲畜。对付乌合之众更是牧民的拿手好戏，他们懂得如何将成群的牲畜驱散、包抄、堵截、合围，如何孤立畜群领袖，如何恐吓和威胁大群牲畜。长年的游牧生活锻炼了他们对艰苦环境的适应能力。骑马民族来去如风，速战速决，冷酷无情，他们是令人心惊胆寒的侵略者。

阿拉伯人并不是骑马民族，但他们成了骑马民族的主要雇用者。他们建立了一种奇特的奴隶兵制度，史称“马穆鲁克”（Mameluke）。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国家都雇用奴隶士兵。剽悍的马穆鲁克们在穆斯林国家可以积军功升迁，成为高级将领。从13世纪中期到16世纪初，马穆鲁克们甚至在埃及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执掌着哈里发的废黜大权。

最早，阿拉伯人的对外扩张主要依靠自己拼杀。伊斯兰教的创始者穆罕默德规定一切穆斯林皆为兄弟，但只有在整个“战争之域”被并入了“服从之域”之后，伊斯兰教的天命才算完成。阿拉伯人在早期的征战中，依靠的是对沙漠地形的熟悉和耐久负重的骆驼。他们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人面前，一旦出师不利，就急速地遁入茫茫沙漠。阿拉伯骑兵从不觉得撤退是可耻的，他们能战就战，不能战就逃，等到时机有利，随时会转回头投入战斗。

但是，阿拉伯人的对外扩张速度太快了，很快就遇到兵员不足的问题。老兵们关心的是战利品的分配，不愿意再浴血奋战。虔诚的穆斯林坚持不得对同胞作战，没有人想要从军。大约在公元9世纪，阿拔斯（Abbasid）王朝的哈里发阿穆塔西姆（al-Mu’tasim）就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奴隶部队。据说他麾下曾有7万多名奴隶士兵。

大部分马穆鲁克来自阿拉伯世界与中亚大草原接壤的边界地区，尤其是里海和阿富汗山脉之间的地方。这一地带的突厥人从小就长在马上。据传奇故事讲，突厥妇女能够在马背上怀孕产子。马穆鲁克大多在童年和少年就被卖为奴隶，然后在修道院一样的营房里面接受与世隔绝的训练。马穆鲁克必须接受的教育包括《古兰经》、伊斯兰法规和阿拉伯文字，同时也要苦练骑术和剑术。经过长期刻苦的训练，马穆鲁克学到的不仅仅是作战的本领，而且是一套完整的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

马穆鲁克是一种成功的制度创新。一方面，这些奴隶士兵不会受到家族、部落的影响，他们从小受到的训练就是只效忠于哈里发。哈里发对马穆鲁克有着生杀予夺的完全控制。另一方面，当时的奴隶制度并不像后来欧洲人在美洲实行的奴隶制度，相对而言还是较为仁慈的。马穆鲁克如果作战勇敢，可以在军中得到提拔，可以结婚生子。但是，马穆鲁克是不能继承的。马穆鲁克的儿子无法成为马穆鲁克。只有从新的奴隶儿童中才能培养出合格的马穆鲁克。这保证了不断有新鲜的血液注入。

正是由于有了马穆鲁克制度，所以在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候，伊斯兰世界才没有遭到灭顶之灾。1258年，蒙古大军从波斯渡过底格里斯河，杀进巴格达，勒死了哈里发阿尔穆扎辛。随后，阿拉伯人在亚洲最后的重镇大马士革陷落。能够拯救伊斯兰世界的唯一力量是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1260年，从埃及出发的一支马穆鲁克大军，前往叙利亚和蒙古军队决战。恰好在几个月之前，蒙古大汗蒙哥在中国死于钓鱼城下，忽必烈和阿不里哥为争夺王位发动内战。蒙古统帅旭烈兀匆忙赶去支持他的哥哥忽必烈，只留下部将乞忒不花的两万人马镇守大马士革。

决战的地点在艾因贾鲁（Ain Jalut）附近的一个山谷。乞忒不花根本就没有把马穆鲁克骑兵放在眼里，结果轻易地就中了计，被马穆鲁克骑兵三面包围。尽管身处逆境，蒙古骑兵仍然奋不顾身地向前冲锋，眼看就要冲破马穆鲁克的阵营。就在这时，统帅马穆鲁克的埃及苏丹忽都思大叫一声：“啊，伊斯兰！”跃马冲进蒙古军中，挥舞大马士革弯刀，砍死了十几名蒙古兵。马穆鲁克骑兵士气大振，最后打败蒙古军队。这是蒙古军队第一次受到重挫。

这场战役不仅拯救了伊斯兰世界，也巩固了马穆鲁克在埃及的统治。在之后的将近三百年里，马穆鲁克将军们控制了实权，哈里发不过是他们的傀儡。但到了16世纪，马穆鲁克开始感受到新的挑战。火药革命到来了。葡萄牙炮艇时常骚扰马穆鲁克控制的红海地区。陆地上，奥斯曼土耳其人时常逼近埃及边境。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中，已经出现了大批的毛瑟枪手。

马穆鲁克苏丹并非没有察觉，他们急急忙忙地铸造火炮，招募炮兵和毛瑟枪手。但马穆鲁克仍然以骑术训练为主，新招募的炮兵和毛瑟枪手大多来自非洲黑人和北非的马格里布人。

从骑兵过渡到步兵的过程远非一帆风顺。强大的阻力来自世世代代的骑士阶层。在骑士和武士们看来，火枪是一种卑劣的武器。欧洲有的骑士曾把俘虏的弩手全部处死。日本武士阶层很早就学会了使用火枪，但最后出于尊严，主动放弃了枪炮，还是坚持使用军刀。马穆鲁克骑兵在和奥斯曼的步兵交锋的时候，屡屡失手。马穆鲁克首领库尔巴伊悲愤地喊道：“战死沙场的骑士就在我们中间。我们一个人就能打败你们整个军队……你随身带着的那个发明，是欧洲的基督徒在自己没有能力与穆斯林军队较量的时候才发明出来的。这发明就是毛瑟枪。即使一个女人要打响它也会阻挡住那么多男人……愿汝遭殃！汝怎敢以火器射击穆斯林！”

为什么欧洲与伊斯兰世界和日本相比，更容易地接受了枪炮？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欧洲的骑士阶层无论从数量和实力而言，都比不上伊斯兰世界的马穆鲁克和日本的武士阶层。如果马穆鲁克接受新式火器，那就意味着要他们放弃自己的特权地位。1497年，一位年幼的苏丹萨达特·穆罕默德组建了一支黑奴毛瑟枪团，后来还赏赐给一名得宠的黑奴一位色卡利亚女郎，而当时大部分马穆鲁克都是色卡利亚人，这让马穆鲁克们受到了极大的侮辱。王家马穆鲁克佩上钢刀，和大约500名黑奴爆发了一场械斗。黑奴试图跑到炮台上，向马穆鲁克开火，没想到马穆鲁克的身手更加矫健，他们冲上去杀死了50多名黑奴，其他的黑奴也四散溃逃。

1515年和1516年，马穆鲁克和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打了两场仗，结果均是惨败，埃及从此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但怀旧和复古的势力始终没有消失。1798年，当拿破仑入侵埃及的时候，马穆鲁克再次上演了一次悲壮而愚蠢的表演，他们策马向前，以血肉之躯，迎接法军的枪炮子弹。就连拿破仑都对他们的勇气深为折服，他收编了一队马穆鲁克，做他的个人随从。幸存下来的马穆鲁克仍然骑在马背上藐视现代世界。直到1811年，无情的穆罕默德·阿里在开罗把剩下的马穆鲁克尽数屠戮殆尽。

如果没有马穆鲁克制度，阿拉伯征服世界的速度肯定不会这么快。但也正是因为有了马穆鲁克制度，才使得哈里发的大权旁落，实际控制权落在一群奴隶的手里。如果马穆鲁克没有这么成功，伊斯兰世界很可能会完全陷落，被蒙古铁骑践踏。但正是因为马穆鲁克的胜利如此辉煌，他们才无法顺利地向火器时代转型。

再强大的敌人你都可以战胜。唯一战胜不了的，是你自己的命运。

作者注

本文取材于约翰·基根的《世界史图书馆》（John Keegan，1993, A History of Warfare, Vintage.），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基根是伦敦《每日电讯报》的防务总编，曾在英国桑霍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等多所高校执教。这是我读过的最有宏大视角和人文关怀的战争著作。基根认为，战争深受地理、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有多少种战争，就有多少种战争方式。西方式的战争理论，无法完全解释“非文明”的战争。他研究的是战争，但对人类的悲悯令我深为感动。书中曾经谈到，从负伤的士兵身体里面取出来最多的是其同队战友被炸碎的骨头和牙齿。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谢尔曼将军将亚特兰大付之一炬。但他晚年的时候说：“我厌倦战争。它的荣耀都是空谈……战争是地狱。”

75岁当上教授的学霸

本华·曼德博（Benoit Mandelbrot）是我很喜欢的学者之一，早年读《混沌》一书就记住了他的名字。这篇书评发表之后，有个曾经在耶鲁大学读博士的朋友说，曼德博的课没有几个人听得懂，甚至曾经因学生太少取消了。作为一个学渣，我一直觉得这种让人听不懂的学问才是真学问，但有的学问是装神弄鬼，故意让我们不懂，那是最可鄙薄的学问。有读者指出，原文中“Mandelbrot”拼写有误，已更正。

在一所顶尖的高校里当上终身教授，这可能是每一个学者最大的心愿。1999年，曼德博被耶鲁大学聘为教授。这一年，他已经是75岁高龄。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人生大事啊！但一切都很平静。耶鲁的校长打了个电话，系里的秘书打印了一份电脑上做成的聘书，教工食堂为曼德博教授打开了一瓶香槟。如此而已。

听多了那些20多岁就在哈佛、麻省理工拿到终身教授的神童故事，你可能觉得这个75岁的耶鲁教授实在算不得什么。但曼德博是一位绝世的高手，真正的学霸。当年他也是一个神童。“二战”刚刚结束，他报考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以几乎满分的成绩考了第一名。他是博弈论的创始人冯·诺依曼的最后一位博士后。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聘请他在日内瓦组建跨学科研究中心。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劳代尔的学生们相信历史学的未来是量化历史，邀请曼德博和他们一起研究历史学。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的时候，遇到了年轻的乔姆斯基，乔姆斯基想和他共同开创语言学的新天地。他在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教过书。2013年，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芝加哥大学教授法马，当年还是一个研究生，他对曼德博佩服得五体投地。

曼德博的光芒并没有被他的这些形形色色的合作者遮盖。他自己最终成了一代宗师，被誉为分形几何学之父。如果你翻过几本关于复杂科学的科普读物，一定会记得那些奇瑰、华丽，颇有几分巴洛克风格的图形：海岸线、岛屿、云朵、神秘的图案。这就是曼德博开创的分形几何学。他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从如何测量海岸线的长度，到云彩的形状；从银河系的密度，到金融价格的异动；从电话通话中的噪声，到绘画和作曲的规律。“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曼德博眼中看到的常人完全不一样。在他看来，云彩没有形状、山峰也不是椎体、光线不按直线运动、海岸线的变化暗藏玄机。正是由于他的研究，我们才突然醒悟，原来看似繁杂的现象背后，居然有如此简单、优雅的规律。他的研究已经改变了数学、物理学，甚至我们对艺术的理解。

这样一位学霸，居然到75岁的时候才混到教授，主要原因是他的学术生涯实在是太与众不同。他既不像醉心于纯理论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也不像只关注手头问题的工程师。他是一个不守戒律、浪迹天涯的独行侠。

曼德博1924年出生在华沙的一个犹太家庭，早年生活颠沛流离，11岁随父母移民法国。他童年经历了大萧条，少年时代遭逢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读完本科，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拿了航空学硕士，然后在巴黎大学获得数学博士。毕业之后，他曾经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工作，后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1955年迁居瑞士日内瓦。1957年，他回到法国，在里尔大学任教。就在生活和事业都进入正轨的时候，他突然离开了法国，到位于纽约州约克镇的IBM公司托马斯·J. 沃森中心工作。他在这里工作了35年，直到IBM关闭了沃森中心的基础理论研究。1987年，曼德博已经63岁，才到耶鲁大学做兼职教授（adjunct professor）。

当他谈到为什么会选择这条少有人走的路时，曼德博说，这可能和他动荡的人生经历有关，也和他当年的教育背景有关。当曼德博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为了躲避纳粹，他藏身在法国中部的山区，在那里自学数学。用的教材都是过时的，看的书又杂，但就在这种看似漫无目的的学习中，他逐渐发现了自己的天赋。他迷恋上了用几何图形说话。考数学的时候，他的长项不是演算，而是盯着题目，琢磨能否悟出方程背后的几何含义，能否直接找到简洁的规律。

说起自己的研究方向，曼德博觉得自己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测度各种看似粗糙、繁复的事物。他在选择研究题目的时候，只遵循内心的召唤。他从小时候就下定决心，要找到自己的“开普勒时刻”。

所谓的“开普勒时刻”，说的是科学史上的一个著名故事。公元2世纪的时候，托勒密就提出了“地心说”。他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假设宇宙是以地球为中心的，所有的天体以均匀的速度按照圆形的轨道运动。可是，能够观测到的天文数据却和这一模型的预测不一样。为了让自己的模型更加严密，托勒密设想了非常复杂的“本轮”“均轮”。每个行星都绕着“本轮”运转，每个“本轮”又沿着“均轮”绕着地球转动。

这个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完全错误的，但随着不断修改，却变得相当复杂，甚至可以说是精密。事实上，哥白尼的“日心说”远远不如托勒密的“地心说”深奥、巧妙。1609年，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发表了《新天文学》，提出了一种彻底颠覆托勒密的宇宙模型。开普勒是怎么做的？很简单，他把天体运行的轨道改成了椭圆形。

曼德博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开普勒时刻”。为了这个目标，他始终拒绝被主流学术界收编，甘心做一个游民。就像梭罗在《瓦尔登湖》里写的：“如果一个人跟不上他的伙伴，那也许是因为他听到的是生命的另一种鼓点，遵循的是生活的另一种节拍。”但是，这种独来独往的学术生涯经历并非都是浪漫，更多的是无尽的烦恼和别人的误解。要想过一种特立独行的生活，你必须在内心中有强大的自我。

就连曼德博这样洒脱达观的学者，也有不能释怀的时候。他始终耿耿于怀的是经济学对他的忽视。曼德博认为，他对金融学和数学的贡献最大，对物理学的贡献次之，对艺术有一点点儿贡献。但物理学给他的尊重最多，经济学根本就不买他的账。

曼德博开始对经济学感兴趣，是因为他在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霍撒克（Houthakker）的黑板上看到一张图。这是一幅关于棉花价格波动的图。纽约棉花交易所积累了上百年的价格信息。对经济学家来说，这本来应该是一个金矿，但霍撒克和他的学生一筹莫展。棉花价格的波动太过剧烈，根本无法用传统的金融理论解释。曼德博从霍撒克那里拿走了所有的数据，自己又搜集了每天、每周、每月、每年的棉花价格数据。他在196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传统的金融学模型存在着巨大的缺陷。

传统的金融学模型是一个贫困潦倒的法国数学教师巴夏里埃（Louis Bachelier）最早提出的。1900年，巴夏里埃提交了一篇题为“投机理论”的博士论文。在巴夏里埃看来，股票价格的波动很像随机游走的布朗运动。如果巴夏里埃是对的，那么剧烈的价格波动就不应该频繁地出现，偶然的价格大起大落完全可以被视为异常点忽略掉。巴夏里埃的模型假设价格的波动在统计上是独立的，在分布上服从正态分布。

曼德博一眼看出，如果你把时间坐标隐去，每天的价格波动趋势和每年的价格波动趋势看起来非常相似。这就是分形几何学所说的自相似性。曼德博指出，金融的本质就是分形。巴夏里埃弄错了。第一，价格的波动是相互影响的。如果仔细去看，你会发现，价格的波动似乎有“记忆”。如果有一天出现了大的波动，很可能第二天还会波动。这种记忆是复杂的、长期的，只能用分形几何学来刻画。第二，价格波动也不遵循正态分布。出现剧烈价格波动的频率远远高于传统理论的预测。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主任舒尔茨看到曼德博的论文，就请他过去讲课。其实，舒尔茨只看过曼德博的这一篇论文，他根本就不知道曼德博还研究过那么多其他的内容。当时，芝加哥大学有个很活跃的研究生叫法马。1964年，法马提交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就叫“关于曼德博稳定帕累托假说（Stable Paretian Hypothesis）的检验”。法马认为，曼德博的理论假设价格波动在统计上是独立的。曼德博不得不跟他解释，自己从来没有假设价格波动是相互独立的。法马试图证明的，其实是巴夏里埃论文里的思想，那在统计学上叫“鞅假说”（Martingale hypothesis）。法马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但他所做的修改只是把“鞍假说”换成了“有效市场假说”。

曼德博一有机会就宣传自己的观点，但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觉得他的观点和方法极其怪异，难以接受。曼德博的论文发表了45年之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了。事实证明，曼德博是对的。金融危机爆发了5年之后，法马因为提出“有效市场假说”的“杰出贡献”，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曼德博到头来也没有想明白，为什么经济学家这么固执，就是不接受自己的观点。这就是曼德博和经济学家之间的差异。对曼德博来说，几何学的最初含义就是“测量”。他关心的是，如何才能更好地用数学刻画和再现现实；但经济学家关心的是，如何使用自己工具箱里的工具。经济学家习惯在路灯下寻找自己的车钥匙，因为只有路灯下才有亮光，哪怕他的钥匙其实是落在车库了，经济学家也不会想到去车库里找。

有一天，曼德博的一位好友，也是一所著名高校的院长，在走廊里遇到了他，突然拉着他说：“你做得非常好，但你走的是一条孤独而艰难的道路。你总是从一个领域跳到另一个领域，过着不可预知的生活，从没学会停下来，享受你已经取得的成就。滚石头不长青苔。你知道他们背后怎么说你吗？大家都说你彻底疯了。但我知道你绝非疯狂。你一定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对一个思考问题的人来说，最严重的精神疾病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你从未有过这种烦恼。你从不会因环境的改变而改造自己。你只是一直朝前走。你是我们中间最有智慧的人。”

这位朋友说完这段话，意味深长地看了曼德博一眼，走了。剩下曼德博一个人，陷入了困惑：“他到底是在夸奖我呢，还是想安慰我？”

作者注

本文取材于曼德博的《分形主义者》（Benoit B. Mandelbrot, The Fractalist: Memoir of a Scientific Maverick）。在书中，曼德博讲述了他起伏动荡的一生，加深了我们对他非凡思想的演进过程的了解。曼德博把自己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懵懂初醒的少年阶段、动荡求学的成长阶段和学术自觉的成熟阶段。终其一生，曼德博一直游荡在主流的科研界之外，总是喜欢研究别人觉得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他创立的分形几何学，将数学分析之精美与现实事物的粗犷结合起来，揭示了在粗糙、动荡和混沌的表面之下的隐藏规律。这本自传讲述了曼德博的一生，也介绍了他对科学、数学和艺术的贡献。

癸巳读书漫记

这是2014年年初写的一个读书总结。读书、写作，都是很个人的事情，絮絮叨叨地说这些无聊的事情，感谢大家的耐心和宽容。至于读书计划完成的情况，不得不承认，二十四史还是没有读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里的中文书太少、太旧，找不到合适的版本。倒是读了不少严复和林纾的作品，是读书计划里没有的。

在即将结束的过去这一年里，我的生活依然繁杂而劳累：开会、出差、各种各样的杂事。读书的时间被切割成了无数碎片：在机场里读书、在飞机上读书、在火车上读书，在宾馆里辗转难眠，索性披衣读书。算来竟没有一本书是坐在书桌前，正襟危坐地读完的。生活越是忙碌空洞，读书的愿望反而越发强烈，仿佛溺水的人拼命抱着一棵大树。我生怕这湍急的生活把自己淹没。读书是一扇窗户，让我暂时避开工作的雾霾，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

近两年经济学的书读得少了，但有好书自然不能错过。今年我读过的最好的财经书籍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阿兰·布兰德（Alan Blinder）的《当音乐停止后》（After the Music Stopped）。布兰德不仅是当今最有名的货币经济学家之一，而且曾经担任美联储的副主席。此书回顾了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条分缕析，不蔓不枝。最精彩的是他对危机之后美联储采取的一系列政策的点评。布兰德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他觉得各种救市的政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成功的。最让他痛心疾首的是当初美国政府没有救助雷曼兄弟，结果酿成大祸。关于这场金融危机，还值得推荐的财经图书包括尼尔·欧文（Neil Irwin）的《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s）。此书主要讲述了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故事。

今年我还读了威廉·格雷德的《美联储》，英文名原为Secret of the Temple（神殿的秘密）。此书主要讲的是保罗·沃尔克当美联储主席时候的故事，但对了解美国货币政策、美国的金融市场非常有帮助，堪称经典。罗伯特·席勒的《新金融秩序》亦值得推荐。这位无所不知的金融大师在书中已经开始谈论大数据和电子货币了！

债务问题仍然是悬在美国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关于美国的债务问题，西蒙·约翰逊和郭庾信的《火烧白宫》可作为启蒙读物。还有两本颇为流行的书是马克·布莱斯（Mark Blyth）的《节俭》（Austerity），以及著名财经作家马克尔·刘易斯的《回旋镖》（Boomerang）。债务纷争的深层次根源是美国政治中的两极对立。关于这一问题，推荐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诺曼·奥恩斯坦（Norman Ornstein）的《比看起来的更糟糕》（It’s Even Worse Than It Looks）。

财经类的图书暂时介绍到这里。今年我读得比较多的是和不确定性、风险有关的各类图书。这些图书很难归类，有些讨论的是金融市场，有些讨论的是大数据，也有些讨论的是物理学。安德鲁·佐利和安·玛丽·希利的《恢复力》中说，能否保持“恢复力”，即在遭受打击之后恢复到常态，比是否有效率更重要。《黑天鹅》一书的作者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出了一本新书《反脆弱》，他更加野心勃勃，说能否在逆境下成长，比恢复力更重要。纳特·西尔弗（Nate Silver）的《信号与噪声》是我极为推崇的一本书。书中说，信息增长的速度一定比真理增长的速度快，因此，一个自然的推论就是，在海量的信息之中，噪声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另一本写得非常精彩的书是提姆·哈福德（Tim Harford）的《适应：为什么成功总是从失败而来》（Adapt: Why success always starts with failure）。书中说，成功是偶然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但这并非坏事，没有个体的失败，就不会有整体的成功。换言之，“试错法”几乎是成功的唯一秘诀。同样写创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的《大繁荣》就不免令人有些失望。费尔普斯认为，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是创新的主要源泉，注重团结和保护的“新社团主义”会导致创新的衰落。这样一种简单的推理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能让人同时惦记和忘记现实世界的是历史书。我给自己订了一个通读二十四史的计划。从《史记》到《三国志》，读得还算顺畅。从《晋书》开始，就越来越气闷了。一方面是因为这段历史野蛮而混乱，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史书写得糟糕透顶。好不容易读到《隋书》，我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继续读下去的勇气。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从《明史》开始，从后往前倒着读。或许是因为对这段历史相对熟悉的原因，从《明史》中我又开始体会到读史的乐趣了。希望能够坚持下去，到读《新唐书》的时候，让我读的中国历史合龙。我的西洋史阅读始终是断断续续的，今年读的最厚的一本是皮尔斯·布伦登（Piers Brendon）的《大英帝国的衰落》（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正在读的一本书是布伦丹·西姆斯（Brendan Simms）的《欧洲争霸史》（Europe: the Struggle for Superemacy from 1453 to the Present）。

我的另一个读书计划就是把当年没有看完的世界名著都读一遍。今年重点读的是俄罗斯文学，尤其是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战争与和平》还是二十多年前读的，读完已经毫无印象了。如今再读一遍，突然感到极为震撼。海明威等一批后生小子也写战争，他们从托尔斯泰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对托尔斯泰把拿破仑写得那么卑下不堪深感困惑。尽管学者们一直在非议托尔斯泰，说他写的和史实不符，但我觉得，托尔斯泰真正看到了历史的宿命。遗憾的是，我还是看不懂陀思妥耶夫斯基。要不，几年之后再试试吧。

英国的布克奖声称要选出最好看的小说。我之前读过几本布克奖得奖作品，确实很有意思，比如《少年Pi的奇幻漂流》《白老虎》《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今年忽发奇想，想把布克奖得奖作品都读一遍。屈指算来，今年读的有：拜厄特的《占有》、阿特伍德的《盲刺客》、凯利的《奥斯卡与露辛达》、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奥克瑞的《饥饿之路》、法雷尔（J. G. Farrell）的《围困克里斯赫纳普》（The Siege of Krishnapur），以及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的《提堂》（Bring Up the Bodies）。最喜欢的是《占有》，略感失望的是《长日留痕》和《饥饿之路》。据说最好看的还在后面，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还有阿兰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的《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还静静地躺在我的Kindle里。

今年没有预先计划、超额完成的阅读是读了几本哲学书。先是读了福柯的《自我和他人的治理》（The 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这是他1982~1983年在法兰西学院的讲课记录。这本书忽然勾起我对福柯的兴趣。很久之前读过他的《知识考古学》《疯癫与文明》，当时没有读懂，此后一直敬而远之。这次顺手又把《规训与惩罚》《临床医学的诞生》《性经验史》一口气读完了。本想再乘胜追击，读读我一直没有碰的几位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哈贝马斯，但《存在与时间》读了几十页就读不下去了。

甲午年，我们希望能够多发现一些有思想性的经济学著作，再有系统地读读认知科学和复杂科学，历史继续从《明史》往前读，小说计划换成法国文学。甲午年，我要给孩子辅导中学功课，他是理科的坯子，打算把物理学、化学和计算机科学先读一遍，给他备课。

打游戏的教育意义

这篇文章不应该出现在这本书里。和所有的父母一样，我对教育孩子这件事情很焦虑，也写了一些跟青春期成长、孩子的教育有关的文章，但和其他文章的主题相差较大，后来写的几篇育儿心得就没有再给FT中文网。我的心目中，FT中文网还是要多谈点儿天下大事，像教育孩子这种婆婆妈妈的事情，还是另外找机会探讨吧。或许等我写得多了，可以专门结集出版。

夜色已深，一个约莫十七八岁的男孩子还坐在电脑的前面，他正在打游戏。刚领到的任务是击杀火龙，拿到20颗龙卵。他盯着电脑，一手点键盘上的快捷键，一手操纵鼠标，熟练地一刀一刀砍过去，杀死一只火龙，再接着找下一只。门忽然开了，妈妈走了进来，她摸摸孩子的头，把一碗阳春面摆在桌子上，说：“休息一会儿，趁热把这碗面吃了吧。”孩子“嗯”了一声，视线没有离开屏幕。妈妈生怕打扰孩子，悄悄地退出房间，把门轻轻地关上。她心里想，唉，现在的孩子真是辛苦啊，都这么晚了还不能休息。她在门口停留了一会儿，好像觉得不太放心，又轻轻地推开了门。

果然，不出妈妈的意料，她刚刚出去，孩子就悄悄地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本《伊利亚特》，把这本硬皮的书摊开放在膝盖上，低头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妈妈目睹此境，不由怒从中生，她劈头夺走孩子的书，大声地训斥孩子：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许你在游戏时间看书，你怎么就是不听？读这些个劳什子有什么用！你这么喜欢看历史、古文，就算你把三坟五典都背下来，你能懂得日新月异的网络语言吗？你只会读书、读书，怎么跟同学们交往？人家说什么你都插不上话！你的公会最近有什么活动？打了几回副本？开了几次荒？你们公会的排名已经越来越靠后了，你就一点儿都不着急？天天死盯着书本，那里面既没有图像，也没有声音，更没有办法锻炼你的手眼协调能力，我看你是要把自己读傻了！”

看着孩子沮丧地低头不语，妈妈的心软了：“我也不是完全不让你读书。这样吧，咱们定个规矩，你要是完成了每天的游戏任务，到周末的时候，我准许你一天读两个小时。”

这当然只是我杜撰出来的荒诞一幕，但是，换一个透镜，或许我们所熟知的观念会折射出不同的光线。大部分家长对孩子上网、玩手机和打游戏都深恶痛绝。我们觉得，凡是游戏，都不属于学习；凡是不属于学习的东西，对孩子的成长都是有害的。

真的是这样的吗？

每一代人，都有其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经验。有一些对上一代人行之有效的经验，可能到了下一代就会失效。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了，以至于你很难讲到底孩子应该向父母学习，还是父母应该向孩子学习。我们的孩子和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可能是网络时代的第一代“原住民”，而我们都只是网络时代的“移民”。

网络一代的相互沟通靠的是手机短信、微信、网上聊天。打电话？好是好，但他们不想让父母偷听。写信？太过时了吧。就连电子邮件，他们都觉得落伍了。网络一代获取信息靠的是在网上浏览。他们更相信“部落成员”之间的分享，互相间各种“晒”，根本不会对“权威”“砖家”有所敬畏。网络一代热爱交流和合作，但他们只在“移民”们看不到的地方交流和合作。对于“移民”来说，网上购物无非图个方便，而“原住民”已经学会了在网上交易试卷和考题。网络一代喜欢学习和创造，但他们只对那些“酷”的东西感兴趣。如果你真的对什么东西感兴趣，网络能够提供各种学习的工具和资料，你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到极限。

学习是人类的天性。游戏从来都是一种最重要的学习方式。动物幼崽的相互嬉戏，其实就是在操练如何捕猎和逃避天敌。孩子们在一起玩过家家，也是在为自己进入社会做准备。游戏和学习之间并没无泾渭分明的界限。打游戏也是一种学习。

研究者们意见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电子游戏有助于提高人的手眼协调能力。对于外科大夫、海军陆战队这些职业来说，手眼协调能力是最重要的技能之一。你要是问问外科大夫玩打飞机游戏的记录，肯定会让你深为折服，而他会告诉你，打游戏和开刀需要的都是眼疾手快。无他，手熟而已。

一些情节复杂的电子游戏、网络游戏之所以吸引孩子，并不是因为里面的枪击、格斗场面。玩游戏的人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杀手”（killer），喜欢的就是打打杀杀、暴力场面。他们是电子游戏的最早拥趸，但新一代的游戏玩家并非都是这样。第二类是“冒险家”（explorer），他们喜欢的是游戏带来的新奇感，可以到处看看，体验现实中体验不到的感觉。第三类是“社交家”（socialiser），他们喜欢的是和其他的玩家互动。公会的会长大多是这种类型。第四种，可能也是最多的一种，是“自我实现者”（achiever），他们在游戏里寻找的是那种成长和自我实现的感觉。

为什么游戏更能让玩家体会到成长的快乐？或许，这和游戏的设计有关。大多数角色扮演游戏、有剧情的网络游戏或多或少地会受到著名神话学家坎贝尔的影响。坎贝尔发现，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文化的神话故事，都有个普遍存在的原型。按照他的说法，这个原型就是英雄人物的成长。首先，英雄人物生活在一个没有危险但很单调乏味的熟悉环境里（想象一下游戏里的新手村），然后，一个偶然性的事件触发了剧情的变化，英雄走出新手村，而且无法回头（想象一下《魔戒》里弗罗多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乡），接着，英雄要经历种种磨难。他需要自己的导师，也需要一群小伙伴，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激发他的潜能的强大对手。他会先经历一系列小的挑战，这是“试炼之路”，最终他到了“洞穴的深处”，而且经受巨大的“磨难”，克服了这些挑战之后，他会得到“宝物”（比如一把屠龙刀，或是能戴上国王的王冠）。到了剧终的时候，英雄会返回故乡，但他已经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新人，他从自己的经历中终于悟道了。这一套路之所以百看不厌，肯定是因为它契合了人们人格成长的内在规律，它能够引起孩子们的共鸣。也正因为如此，有时候，通俗文艺对一个人的成长往往起到极其深远的影响。如果我们在课堂中能够学到的做人之道越是贫乏，小说、电影、游戏这些课堂外的教育就越是有震撼力。我承认，金庸小说教给我的东西，远远比中学老师教给我的东西更重要、更有意义。

对于那些喜欢社交的玩家来说，网络游戏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大型的网络游戏中都有公会，大的公会能有几百人。组织一个公会和管理一个企业能有什么不同？你需要吸引一批志同道合者，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有着不同的个性，你怎么能够让他们团结起来？你怎么让每个人都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培养默契的团队精神？难怪，《哈佛商业评论》上曾有一篇文章讲道：“看一个人是否能够管理好一个互联网企业，最好的标志不是看他有没有MBA文凭，而是有没有创建一个70级的公会。”孩子们，以后你们写简历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把自己游戏里公会的成就写上!

电子游戏是一个非常新的行业，一切都在变化之中。这个行业无论从技术上，还是文化上，都可能引领未来的潮流。新闻出版业已经没落，电影、音乐行业日渐故步自封，但游戏业发展迅猛、蒸蒸日上。这是个鼓励创新的行业。一方面，传统的技艺在这里能够焕发新春，它需要大量的计算机、数学、绘画、雕塑等各行各业的人才；另一方面，它对创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从简单的规则中演化出无穷的复杂性？游戏的规则必须一学就会，但结局要高度依赖与玩家的互动，一千个玩家要有一千种不同的玩法和结果。如何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整个世界？看看《阿凡达》《星际迷航》，你就能感受到，现在的娱乐业要求的创新不是灵光一现，以机智取巧，而是要有深厚的底蕴、恢宏的气势。

当然，不是说只要让孩子天天打游戏，就能够帮助他们顺利地成长和成才。但是，值得反思的是，如果孩子们个个都喜欢游戏，不喜欢学习，那么是孩子们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学校教育出了问题？如果谷歌搜索引擎比老师们更了解孩子的爱好和梦想，是互联网的错误，还是老师们的耻辱？

有一个传教士，想要在年轻人中传播福音。他问自己，年轻人现在都在干什么呢？当然，他们都在打游戏。什么游戏最流行呢？据说，是《魔兽世界》。于是，他就注册了一个魔兽世界的账号。魔兽世界里又分联盟和部落两个阵营。这个传教士发现，选择部落的玩家，往往更加愤怒、阴郁，在他看来，也是最需要拯救的迷途羔羊。于是，他选择了亡灵牧师。别的玩家天天出去打怪、练级、PVP，他一个人静静地待在亡灵的主城，看到匆匆路过的玩家，就跟人套近乎，结果，他在游戏里发展了上千名教徒。

这时候，我们的教育者在哪儿呢？

作者注

本文受益于以下三本书：一是汤姆·查特菲尔德的《为何游戏将主宰21世纪》（Tom Chatfield, Fun Inc.: Why gaming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二是马克·普伦斯基的《妈妈，别打扰我——我在学习》（Marc Prensky, Don’t Bother Me Mom——I’m learning!），三是史蒂文·约翰逊的《坏事变好事》（Steven Johnson, Everything Bad is Good for You. ）。查特菲尔德（Chatfield）的书对游戏行业的发展历史有较好的介绍，他感兴趣的主要是那些大型网络游戏。普伦斯基的书更简单，甚至粗疏，但他介绍了教育界、美国军方在利用游戏进行教育、培训方面的一些尝试。约翰逊涉及面更广，诸种流行文化他都关注，立论亦更雄辩。

文字秒杀术

在《一知半解》的栏目介绍中，我写道：“读书是每日必做的功课，写作是终生以求的技艺。”我确实是把写作当作一门手艺来追求的。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我经常会读一些讲怎么写作的书，就连怎么写剧本、怎么写惊悚小说，甚至怎么写八股文，我都找来读过，因为总会有一些对自己有启发的东西。《文字秒杀术》，一言以蔽之，介绍的是如何写标语口号。这也是一种文体，不过常人很难写得出来而已。编辑建议把文中的英文都翻译出来，但要提醒读者，广告和诗歌一样，其实是不能翻译的，译文无法体现出原文中层层包裹的微妙含义。

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人们的耐心像鞋底一样越磨越薄。遥控器在观众的手里，鼠标在网民的手里，只要他们觉得没意思，秒秒钟就会换到别的节目、别的网页。如果我还没有什么猛料好爆，你们马上就会跳到我隔壁的徐达内专栏。

你可能听说过有的公司为了鼓励开短会、少说话，已经从坐着开会改为站着开会。你可能也听说过商界很盛行的“电梯谈话”：如果只有陪着客户坐电梯的机会，你能否利用在电梯里的时间，把自己的项目推销出去？但这些都不够短，必须更短。你听说过“过山车对话”吗？假如你坐在游乐园的过山车上俯冲而下，你的心上人坐在迎面而来的另一辆过山车上，像子弹一样向空中弹出，你能否利用两辆过山车擦肩而过的一瞬间，大声喊出一句话，打动她的心，让她嫁给你？

茶杯里没有风暴。140字的微博体也写不出《荷马史诗》。这种惜墨如金的写作，一定会放弃一波三折的情节、患得患失的情感、层层剥笋的论证、枪来剑往的辩论。这个真的没有，他们也不追求。微写作，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体，一种完全不同的说话、倾听和思考的方式。

我有一阵子老是去电视台做嘉宾。导演是这么教我的：在电视上讲话，不要说什么因为、所以的，没有人关心你的逻辑。你要先亮出自己的观点，越是斩钉截铁、耸人听闻越好。然后讲个故事、说个数字、打个比方，最好说个笑话。观众哈哈一笑，物我两忘。齐活儿。

这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宣传。政治上的标语口号和商业上的广告，可谓这一领域的代表。好的标语口号一听就懂，过耳不忘。比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是只有左派才知道宣传，右派做得也很好。哈耶克最有名的一本书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这个书名起得真好，很多人根本就没有读过这本书，但都知道。广告亦然。电视里到处都是“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就收脑白金”“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我疑心这些广告的设计者一定是假设观众都是白痴。你猜怎么着，他们很可能是对的。我们只要坐在电视机面前，立马退化成了白痴。

你想练就这种一剑封喉的文字秒杀术吗？

出招一定要快。要学会用词凝练、不蔓不枝。像写电报一样，字斟句酌；像剃刀刮胡子一样，干净利落。新闻界在斟酌标题的时候有个KISS法则：Keep it Simple and Stupid（简单而愚蠢）。所谓stupid，其实就是要带点儿噱头，能吸引眼球。

出招一定要奇。要学会陈言务去，自出机杼。我很喜欢的一个广告语是一家教育机构的，他们的广告词是：Feeding Curiosity Daily（每天，满足你的好奇心）。你如果在广告里直接用“教育”，这广告就算做瞎了。记得我儿子上小学的时候，我给他买了一本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结果他扫了一眼书名就扔了。我说：“这本书很好看的呀。”他白了我一眼：“得了吧，老爸，你不看看书名。《爱的教育》，教育啊，老爸，哪个孩子想看关于教育的书！”我再跟他说，那本书本来叫《一本小学生的日记》，后来改叫《爱的教育》的，他说什么也不相信我了。再看看人家这个广告语。教育是干什么的，不就是满足好奇心（feeding curiosity）吗？好奇心（curiosity）是多么酷的东西，满足（feeding）的感觉多么好，这才是如饥似渴的学习啊！

剑招不能使老，要留有余地。要想在文字表达上以最小成本得到最大收益，就得善于引导和启发。不是要把所有的信息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好的表达是开启一段探险的旅途，走到终点，读者才能发现你想要表达的真实含义。让他们去猜，让他们着急，让他们自己走完这段路。一个好的办法是像点穴一样精准地点到读者的情感，然后让他们的情感去引导他们的理性。用感官的体会去引诱他们，比如M&M巧克力的广告词：“只溶于口，不溶于手。”用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去打动他们，比如家电企业美泰克的广告词：“Our repairmen are the loneliest guy in town”（我们的修理人员是城里最寂寞的人）。细节不必真实，但求打动人心：没有人会在感动之余去查他们的岗的。比如伊卡璐洗发的广告词：“Does She or Doesn’t She? ”（她做过？她没做？——只有她的美发师知道），怎不叫人会心一笑？

学会使用隐喻。隐喻把我们难以掌握的大的概念，转化为易于理解的感受。“生活就是一盒巧克力”，这么说连阿甘都能听得懂。在我们的日常语言和思维模式中，隐喻无处不在。有些学者甚至认为，隐喻是在进化过程中“内植”在我们的头脑中的。比如，相对于空间的概念而言，时间的概念更难以把握，于是，东西方文化中都能很容易地发现用空间运动喻指时间的例子。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胡佛1932年的总统竞选口号是：“We are turning the corner”（我们在转向）。尽管他没有赢，但这个广告确实紧扣了时代脉搏。尼桑汽车的广告词是：“Life is a journey, enjoy the ride”（生命是一次旅行，享受这一旅程）。

学会听音辨曲。看似无意义的声音，也是有含义的。不信？你体会一下Taketa和naluma这两个杜撰出来的词。你觉得哪个词是尖锐的，哪个词是浑圆的？Chanel，Avon,以及Black & Decker, Ridgid, 你觉得哪个更女性化，哪个更男性化？好的广告，要多向诗歌学习，要有节奏和韵律。听起来简单，其实不然。艾森豪威尔的总统竞选口号是“I like Ike”（我喜欢艾克——艾克是艾森豪威尔的小名）。朗朗上口，莫逆于心。再听一个美国一家医疗机构的广告词：“Patient Focused, Customer Centered, Caregiver Inspired”（病人导向，客户至上，照顾周到）。听起来也很顺耳，你记得住吗？好的诗歌，如行云流水，浑然天成，而那些差的标语和广告，就像砖头砌起来的，笨重而僵硬。

学会声东击西。巧妙地运用双关语，常能起到奇效，在不动声色中深藏风雷雨电。先举一个很毒舌的。2008年奥巴马竞选总统的口号是：“Change”（改变）。美国的《洋葱》（Onion）杂志别有用心地用了这么个标题：“Black Guy asks nation for change”。奥巴马所说的Change是改变。他相信美国需要新的变革。《洋葱》杂志说的change暗指给乞丐的零钱。美国的乞丐讨钱的时候总是说：“spare change”，就是说，把剩下的零钱给我吧。这个双关语机智是机智，但总让人觉得有点儿不舒服。《洋葱》杂志的那点儿小肚鸡肠实在上不了台面。

真正的经典是这样的：1978年，上奇广告公司（Saatchi & Saatchi）帮撒切尔夫人制作了一个广告——灰暗的天空下，密密麻麻、曲曲折折地站着一长队等待领取救济金的失业者。这幅画的广告词是：“Labour isn’t working”。当时，执政的是英国工党（the Labour Party）。这幅广告表面上说的是工人们都没有工作，其实想说的是，工党的那一套是不行的。这个广告曾经被评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广告。

作者注

本文取材于克里斯托弗·约翰逊的《文字秒杀术》（Christopher Johnson，Microstyle: The Art of Writing Little）。克里斯托弗·约翰逊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做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客户起名字、设计广告。他在书中还讲了很多如何给企业起名字、如何感染别人的经验。比如，他说，感染别人的常用套路有：用明星的情绪感染粉丝；适度地打破禁忌，让人感到刺激；教人要对自己好一些；教人要做真正的自我；教你逃离乏味的日常生活去冒险；寻找人间的温情和真情；把你要卖的东西和人们珍惜的东西绑定起来，等等。

人有病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实是我有病了。该交稿了，头还昏昏沉沉的，只得把自己原来的读书心得整理整理，匆忙交差。我关注传染病问题，是从“非典”（SARS）开始的，陆陆续续读了一些东西。跨界的好处是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当然，我还是票友，学艺不精，不敢妄言。

起初，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传染病。后来，来的人多了，也就渐渐有了疾病，一传十，十传百，到最后，所有的人都有病了。

当人类还是猿猴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曾经栖息在树上。从考古挖掘发现的猿人牙齿来看，我们的祖先是杂食动物，能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他们与鸟兽同伍，消费着各种各样的食物，也接触了五花八门的寄生物。这些寄生物会慢慢消耗他们的体力和耐力，但很少出现大规模的传染病。后来，大约在400万年前，气候的变化迫使猿人从森林来到草原，他们在摸索中学会了使用木制和石制的武器，语言沟通的能力也飞速发展，成了最早的猎人。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发现，这些狩猎部落的人们寿命尽管不长，和后来的农民相比，身体却更健康。和农民相比，游牧部落每天劳作的时间更短，食物种类更丰富，营养结构更加合理。

原始狩猎部落的打猎技术进步速度太快了，很快，他们就把能猎杀的大型猎物捕杀殆尽。在生存的压力之下，生活在欧亚地区的原始人最早学会了农耕技术。他们从逐水草而居的游民变成了定居的农民。和狩猎生活相比，农民的生活更加恶劣、艰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得的仅是果腹而已。也正是从进入农耕生活开始，传染病出现了。当人们在村庄定居下来之后，经年累月地使用同一水源，粪便在人们的定居点周围不断积累，人们与病菌的接触概率大大提高。在相对温暖的地方出现了灌溉农业，众多的寄生物在温暖、浅缓的水田中更容易生存，血吸虫病、疟疾等趁机肆虐。人们又学会了驯养家畜家禽，结果，动物的疾病传染给了人类。比如，麻疹可能与牛痘或犬瘟热有关，天花来源于牛痘，流感则是猪传染给人类的。很多传染病的出现，需要人口达到足够的规模，细菌和病毒才能在足够大的群体内找到易感染的宿主。麻疹需要至少7000名易感染者，因此只能在人口规模超过50万的城市中暴发。

于是，在城市和农村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人类宿主和病原体之间存在着互相排斥又要互相适应的关系。如果病原体很快杀死其宿主，自己也难以生存。人类感染了疾病之后，会逐渐产生抗体，抑制病原体的破坏力。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折腾，最后双方会筋疲力尽，磨合出一种相安无事的共存模式。

如果人类一直生活在老死不相往来的小部落里，也不会有大规模的传染病，传染病会慢慢变成司空见惯的常见病。到公元纪年的时候，人类社会大体出现了四个文明圈，每个文明圈都有自己独特的疾病。这四个文明圈分别是中国、印度、中东和地中海。这四个文明圈在地理上相互隔离，尽管经常会有交流和往来，不时也会把一家的疾病带给另外一家，但经过不断的调适，到公元9世纪左右已经发展成相对稳定的模式。该得的病大家都得过了，大规模的瘟疫之火渐渐熄灭。

但人是闲不住的，战争、贸易，是最好的传播疾病的渠道。不同人群间的第一次接触，往往会像两列火车迎面相撞。在一个地方司空见惯的风土病，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成了令人心惊胆战的瘟疫。

13世纪之后，突然从中亚大草原杀出一支蒙古铁骑，把鼠疫带到了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欧洲已经有600多年没有遇到过鼠疫了，这是一场天外飞来的横祸。1348~1349年，在短短的两年时间之内，黑死病几乎传遍欧洲，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欧洲人口死于这场猝然降临的灾难。从14世纪到17世纪，黑死病肆虐欧洲长达300多年。黑死病改变了欧洲的历史。瘟疫过后，十室九空，很多土地空闲出来，农奴趁机挣脱了封建地主的束缚，成为自由劳动者。土地和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化：地租下降、实际工资提高。在农民和地主的博弈中，地主的讨价还价能力逐渐受到削弱，这才给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机会。

和欧洲人相比，美洲原住民的命运更悲惨。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枪炮、病菌和钢铁》一书中说，正是病菌而非枪炮帮助欧洲人征服了美洲。由于缺乏畜养家畜的经历，美洲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许多由动物带给人类的病原体，对这些疾病完全没有抵抗能力。欧洲人给美洲带来的是一连串的瘟疫：1518~1526年天花流行，1530~1531年暴发麻疹，1546年斑疹伤寒，1558~1559年流感。据估计，95%的美洲原住民死于白人带来的疾病。如果说瘟疫毁灭了玛雅文明，可以说一点儿也不过分。欧洲人正是在天花的帮助下，开始了在美洲的殖民统治，强迫劳工开发矿山、在大种植园种甘蔗和棉花。如果没有传染病导致的大量人口快速下降和相关的社会崩溃，欧洲人征服美洲的进程将会缓慢得多。相反，欧洲人对亚洲和非洲没有大的疾病抵抗上优势，因此欧洲对他们只能采取贸易的关系，比如东印度公司以及非洲的奴隶贸易，而且他们必须依靠与当地统治者的合作。

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甚至比革命、战争和暴动都来得猛烈。战争的胜负，有时候并非在战场上。修昔底德就经讲过，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关键时刻，雅典暴发了瘟疫，夺走了雅典陆军大约四分之一的兵力。从中国历史也能看得出来，在社会危机时期，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变乱的导因。比如中国历史上瘟疫集中暴发的两个时期，即东汉末年和明末清初，均为战乱和社会动荡的时期。传染病也影响到宗教，在大规模的瘟疫过后，原来的社会组织和思想信仰都会出现动摇，新的宗教乘虚而入。

基督教最早在罗马帝国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是拜瘟疫之赐。瘟疫过后，目睹亲人和朋友染病死去，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追问：我们之所以活着是为了什么？生命有什么意义？在瘟疫暴发的时候，基督徒不顾自身安危地照顾病人，甚至在为死者准备一场体面的葬礼的时候，毫不保留地拿出自己的一切物品。由于基督徒之间的相互关心和照顾，基督徒在瘟疫中的生存率最高，这无形中提高了基督徒的威信，那些受到基督徒照顾生存下来的异教徒更容易加入基督教，因为他们原来的亲人已经死去，原有的社会网络对他们的束缚减弱。14世纪，黑死病卷土重来，在欧洲引起了成群的自我鞭笞者、反犹太运动，以及对教会权威的怀疑。这为后来马丁·路德的新教运动培养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在传染病面前，人仍然只是一根脆弱的苇秆。正如威廉姆·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在《瘟疫与人》中警告的：“才智、知识和组织都无法改变人们在面对寄生性生物入侵时的脆弱无助，自从人类出现，传染性疾病便随之出现，什么时候人类还存在，传染病就存在。传染病过去是而且以后也一定会是影响人类历史的一个最基础的决定因素。”

作者注

本文主要取材于威廉·H. 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中译本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麦克尼尔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其他著作还有《西方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West）、《权力的追求》（The Pursuit of Power）等。我还记得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非典”到来的时候，北京城几乎变成了一座空城。麦克尼尔的这本书对后来的学者影响甚大。戴蒙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几乎可以称为是对麦克尼尔的致敬之作。著名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森（Dora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的《国家的兴衰》也谈到传染病对经济增长和制度演进的影响。

LTCM之殇

我心目中，FT中文网应该主要是刊登关于宏观、金融领域的报道和文章的。此文是我读LTCM（长期资本管理）传记的读后感。原书比我写得更生动，我只是看热闹，希望投资界的朋友能看出门道，并指点我一二。

一家叫作LTCM（长期资本管理）的对冲基金，只用四年时间就震撼了华尔街。到第五年，它突然要破产。就在快要溺死的时候，LTCM几乎把整个华尔街都拖下了水。

LTCM的灵魂人物是梅里韦瑟（John Meriwether）。他是芝加哥大学的MBA，后来加盟所罗门兄弟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是债券市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债券市场上的交易单调而乏味：汇率是固定的，利率受到管制，金价一成不变。但20世纪60年代之后，债券市场逐渐变得更加刺激。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突然爆发的中东石油危机打破了过去墨守的陈规，各国纷纷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各种新型的债券和交易工具层出不穷，刚刚问世的计算机很快被应用到债券投资中。

债券市场的一个新时代到来了。梅里韦瑟就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他相信数学模型能够揭示债券市场的秘密，决定债券价格的大多数因素是可以量化分析的。债券的期限、付款时间、未来的利率走势等决定了债券间的相对价格。债券的违约风险也更容易用模型分析，毕竟，大体判断，美国政府的违约概率会比通用电气公司更低，而通用电气很可能会比一家IT企业的违约概率更低。传统的债券交易员靠的是经验和直觉，梅里韦瑟更相信数学天才的头脑和计算机里的模型。

1977年，他在所罗门公司组建了套利部（Arbitrage Group），这就是后来LTCM的原型。1983年，他询问哈佛商学院的助理教授罗森弗德（Eric Rosenfeld），有没有数学好的学生可以推荐。罗森弗德正好在学校里混得不爽，他直接毛遂自荐了。之后，梅里韦瑟将几位数学天才纳入麾下：伊朗裔的维克托·哈格尼（Victor Haghani）、麻省理工金融经济学博士霍金斯（Gregory Hawkins）、麻省理工博士克拉斯科（William Krasker）。梅里韦瑟招到的最聪明也是最古怪的一位天才是劳伦斯·希利布兰德（Lawrence Hilibrand），他多余的聪明无处发泄，干脆在麻省理工拿了两个学位。

在所罗门公司内部，梅里韦瑟和他的这批数学小子是一批与别人格格不入的怪胎，他们讲的话别人都听不懂，他们的思路跟别人都不一样。一帮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对公司里的资深交易员毫不尊重、出言不逊。他们发狂一样地工作，个个嗜赌上瘾，什么都赌：赛马、运动比赛、政治选举。当他们既不交易，也不赌博的时候，就玩一种叫“说谎者的扑克牌”游戏，看对手能不能猜出自己手中的底牌。“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所罗门兄弟公司能够容忍他们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们太能赚钱了。

如果不是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梅里韦瑟可能会一直留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直到有一天执掌大权。但是，1992年，一位34岁的交易员莫泽尔（Paul Mozer）在美国国债交易中有欺诈行为。作为他的主管上司，梅里韦瑟被迫引咎辞职。尽管后来事情逐渐平息，但梅里韦瑟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升迁之路彻底被堵死了。这一年，他已经45岁了。怎么办？思来想去，梅里韦瑟终于决定，干脆把队伍拉出来，自己成立一个对冲基金，自己创业。这就是LTCM的由来。

决定自立门户之后，梅里韦瑟意气风发，捋起袖子要大干一场。他的旧部一个个跳槽出来，追随他到了LTCM，昔日的明星团队东山再起。他邀请了两位泰斗级的金融学大师加盟。一位是哈佛大学的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他是罗森弗德的老师，曾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当个顾问，对梅里韦瑟团队的小子们一向青睐有加。他是LTCM的精神导师。另一位是斯科尔斯（Scholes），他是期权定价模型（Black-Scholes公式）的提出者之一。斯科尔斯曾经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干过，和别的学者不一样，他从小就有企业家才能，喜欢投资，喜欢钻营，他是逃税漏税的专家。最令人赞叹的是，梅里韦瑟最后居然把莫林斯（David W. Mullins）请出了山。莫林斯是美联储的副主席，排起英雄座次，仅在格林斯潘之下。莫林斯是默顿的学生，也在哈佛任教过，是罗森弗德的朋友。莫林斯的加盟，不仅有助于扩大LTCM在海内外的影响，而且无形中还帮助洗掉了梅里韦瑟的污点：当年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交易员丑闻事件，正是莫林斯负责调查的。

一开始不顺利。梅里韦瑟的胃口太大，他想融资25亿美元，一般的对冲基金规模也就是一两千万美元。他的要价太高，他要求每年分投资利润的25%，收2%的资产管理费，而按照惯例，别的对冲基金只分20%的利润，只收1%的资产管理费。LTCM还要求他的投资者必须锁定三年。梅里韦瑟团队的人态度都很倨傲，他们演示的数学模型让很多投资者一头雾水。LTCM对自己的投资策略三缄其口、讳莫如深，有的投资者抱怨：“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造原子弹的。”就连LTCM的名字，也很不吸引人，平铺直叙、单调枯燥，怎么起了这么个乏味的名字！

但过去的战绩摆在那里。所罗门兄弟公司披露的财务报表显示，梅里韦瑟团队对公司盈利的贡献最大，在过去五年，他们每年能赚5000万美元以上。海外的机构被说服了：香港土地与开发署、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台湾银行、曼谷银行、科威特国有养老基金，都开始掏出钱来。日本和欧洲的金融机构紧随其后。就连意大利央行，都向LTCM投资了1000万美元。社会名流们纷纷解囊：好莱坞巨头、耐克的CEO、麦肯锡的合伙人都投资了。这批以大学教授为主的团队阵容，到了大学里更容易受到追捧：圣约翰大学、耶斯希瓦大学（Yeshiva University）、匹兹堡大学等都开始投资。1994年2月底，LTCM开张。他们融资了12.5亿美元，尽管没有达到梅里韦瑟最初的宏伟目标，但这已经是史无前例了。

1994年，LTCM的收益率达到28%。1995年，他们的收益率高达59%。1996年，他们的收益率是57%。1996年，LTCM一共赚了21亿美元，这家对冲基金总共只有一百多名雇员，但是麦当劳在全世界卖那么多汉堡包，也没有他们赚得多。LTCM赚的钱超过了美林，也超过了迪士尼、施乐、美国运通、耐克等明星企业。1997年，尽管爆发了东亚金融危机，LTCM的收益率仍然达到了25%。LTCM成立四年来，每年的回报率平均超过40%。而且，更令人惊叹的是，他们几乎从无亏损，没有波动，这也意味着没有风险。著名的金融学家夏普疑惑不解地问斯科尔斯：“你们的风险在哪里？”斯科尔斯也直挠头：“没有人看到风险去哪里了。”

LTCM到底怎么赚得这么多钱？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并非创造模型。翻开任何一本主流的金融学期刊，都能找到LTCM使用的那些模型。LTCM的长项是如何运用这些模型。其实，LTCM的投资理念是非常简单的，简单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无论是默顿，还是斯科尔斯，包括201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法马，所有这些金融学大师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市场是有效的。如果价格出现了错误，市场一定会把它纠正过来。跟着市场走，就能赚大把大把的钱。这就是LTCM的哲学。

举个例子讲，LTCM曾经发现，美国国债市场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美国政府经常会发行30年国债。这些国债发行了半年之后，人们会把它们窖藏起来，于是，29.5年的国债流动性就不足，如果你要卖29.5年的国债，就不得不多打点儿折扣。但LTCM发现，这个折扣也太大了。1993年2月发的30年国债收益率为7.36%，与此同时，1992年8月发行的30年国债的收益率只有7.24%，差了12个基点。这真是蠢人干的蠢事。难道当30年国债发出去半年之后，美国政府不还钱的概率就会提高？LTCM决定赌一把。

问题在于，这个价差太窄了。就算LTCM猜对了，这两个债券的价差确实缩小了，比如说，缩小了2个基点，那意味着每1000美元的美国国债，只能让LTCM赚10美元，收益率也就是1%。这哪里叫投资？只能叫捡硬币。

怎么办？好办，往上加杠杆。也就是说，通过向别人借钱，把自己的赌局做大。LTCM买到了债券，就把这些债券借给华尔街的机构，同时从华尔街拿到现金。拿到这些现金，LTCM再找别的机构借入债券。LTCM的现金交易从账面上看是完全平衡的：做多和做空的资金一样，付出的抵押品和收到的抵押品一样。LTCM的投资规模那么大，其中自己的钱却非常少，简直是空手套白狼。

1995年，LTCM的收益率最高，达到了59%。但是，这是因为他们在拿别人的钱在玩。如果考虑总资产的收益率，LTCM这一年的业绩也就是2.45%。这可能还是个高估的数字，因为大量的衍生品交易没有被计算进来，再考虑到衍生品交易，估计LTCM的投资收益率也就是1%~2%。

还有，风险都到哪里去了？

风险被LTCM的数学模型掩盖起来了。按照默顿他们的模型，市场的价格波动是一种随机游走，服从标准的正态分布。换言之，异常的事件很难出现，因为一旦出现异常波动，市场很快就会加以纠正，重新回到均衡状态。LTCM的数学小子们不是不害怕风险，他们只是相信风险是可以精确计算出来的。按照他们的计算，LTCM每天亏损的最高额不会超过3500万美元。按照他们的模型，像东亚金融危机这样的事情，每100亿年都不会爆发一次。

遗憾的是，金融危机真的爆发了，而且余波荡漾，不久就传播到了俄罗斯、巴西等国家。LTCM原本是只做债券，尤其是美国的债券。随着规模的扩大，他们急迫地需要找到新的投资机会，于是，LTCM开始涉足股票投资、兼并与重组投资，同时也大量地在新兴市场投资。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别的投资者都纷纷往外逃，LTCM却奋不顾身地冲了进去，他们觉得这是一个百年不遇的绝好的买入机会，因为市场很快就会从惊恐中回过神，价差一定会缩小。

但LTCM这次大错特错了。市场的惊魂始终未能平静，人人都想卖出有风险的资产，有风险的资产和无风险资产之间的价差越拉越大。LTCM这才发现，自己在每个市场上都有太多的投资，而一夜之间，他们在所有的市场上都在赔钱。到了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LTCM的数学天才们是多么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模型，他们始终觉得自己是对的，而市场越错越离谱，于是，他们决定再多一点儿耐心，让市场能终有一天幡然醒悟。

该有多么大的风浪，才能让LTCM自己醒悟过来呢？

1998年8月，俄罗斯违约了。进入1998年之后，来自俄罗斯的消息越来越糟糕。外资大量流出、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几乎干涸、石油价格暴跌了33%。莫斯科股票市场8个月内跌了75%，短期利率飙升至200%。就在人心惶惶的时候，俄罗斯杜马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改革方案，然后，杜马放假了，包括叶利钦总统在内，所有的高官都去度假了。8月17日，俄罗斯突然发表声明，他们不会考虑偿还外国债务，卢布马上就会贬值。更叫人佩服的是，俄罗斯还宣布，就连原来借的折合135亿美元的内债，他们也没有还钱的意思了。这真叫金融市场大开眼界！

LTCM的模型能预测出俄罗斯的这种结局吗？LTCM的模型能预测出一旦出现危机，几乎所有的市场都可能同时崩盘吗？面对金融市场上旗靡辙乱的溃败，LTCM才发现，自己每天都在大出血一样地赔钱。他们的模型不是预测，每天的亏损不会超过3500万美元吗？就在8月的一个星期五，LTCM就亏损了5.53亿美元，相当于其资本金的15%。

这时候，LTCM才慌了神。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每过一天，就离死亡线更近一尺。梅里韦瑟找到了巴菲特、索罗斯，也找过雷曼兄弟、美林、UBS，但没有人肯出手相助。别的金融机构自身都难保，哪里还顾得上拉兄弟一把？到了需要借钱的时候，你才能知道，华尔街是一个多么冷酷的地方。

短短150天，LTCM的资产净值就下降了90%，仅余5亿美元。从来没有人这么迅速地赔过这么多钱。无奈之下，梅里韦瑟只得向美联储求助。1998年9月23日，美联储破天荒地召集了各大金融机构的头目，共同救助LTCM。到纽约美联储的办公室开会的大佬们太多，房间里的皮椅子都不够坐了，这些显赫的大人物只好坐在折叠椅上。救助LTCM，其实也是在救助他们自己。有55家银行向LTCM贷款，LTCM的总资产有1000亿美元，但其交易额高达1万亿美元！如果LTCM破产，房间里的金融机构也难逃干系。

事实证明，天才们不是不会犯错误，但是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只擅长犯致命的错误。

作者注

本文取材于罗杰·洛温斯坦的《当天才失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兴衰》（Roger Lowenstein, When Genius Failed: The Rise and Fall of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此书讲述了LTCM的成立、最初的辉煌、由盛到衰的过程，以及最终美联储的救助。写一本关于LTCM的书难度非常大，一是LTCM极其低调，从不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投资策略；二是他们的投资非常多样，涉及各种复杂的金融产品。洛温斯坦做了大量的采访，对LTCM的投资策略介绍得非常深入、生动，对LTCM团队成员的性格、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刻画得栩栩如生。他还写过一本关于巴菲特的畅销书。

轻信不疑

这篇文章登出来之后，编辑转给我一个学生的来信，说我文中关于“类型一错误”和“类型二错误”的表述恰好说反了。这是作者的例子，不是我的论证，我又核实了一下原文，并未引用错误，但显然我表述得不够清晰。按照统计学的术语，我在此文例子中的零假设是草丛中没有毒蛇猛兽。一般在没有确证之前，零假设会假定两个变量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知修改之后是否会减少一些误解？此文原稿中还有一处硬伤，即讲到草丛中是否会有响尾蛇。非洲是没有响尾蛇的。小时候读过一本科学童话《小狒狒历险记》，作者和我犯了同样的错误，写到小狒狒遇到了响尾蛇。我怎么把这茬事给忘了？

想象一下，假如你还是一个在非洲的大草原上终日游荡的原始人。这一天，你一个人走过一片高可齐腰的草丛。突然，草丛深处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你一下子警觉起来：是什么？会不会是一条致命的黑曼巴毒蛇？会不会是一只潜伏的狮子？就在这时，一股冷风袭来，更是让你皮肤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仿佛一下子预感到了什么，你不再犹豫，掉头就跑——跑得还真快。

其实，草丛里只是一只兔子。

这让你觉得非常懊悔：到手的一顿美餐没有了。用统计学的术语来说，你犯的是第一类型错误（Type 1 error）。你犯了轻信的错误：草丛中本来没有毒蛇猛兽，但是你觉得会有。

再细想一下，你其实也不必懊恼。万一草丛中真的是毒蛇或猛兽呢？如果你没有赶紧跑掉，而是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前走，说不定你会犯另一个错误：响尾蛇会狠狠地咬你一口，狮子会把你当成它的早餐吃掉。用统计学的术语来说，这叫作第二类型错误（Type 2 error），也就是说，你犯了不信的错误：草丛中本来是有毒蛇猛兽的，但你就是不肯相信。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哪种错误的代价更大。轻信的代价是失去了一顿美味的早餐，不信的代价是变成了狮子的早餐。

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来进化的结果是，我们本能地倾向于轻信。这也难怪，我们都是那些轻信的原始人的后代。那些不信的原始人呢？对不起，他们都被吃掉了。

生存的本能，迫使我们去努力寻找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果找不到这种联系，我们就会觉得坐卧不安。当我们能够把看似错落杂乱的珠子用一条线串起来之后，我们才会感到如释重负。但我们找到的是真理还是假象呢？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安。此心安处，便是真理。

自从启蒙时代，我们就慢慢地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个体，我们懂得学习，能够思辨。我们为什么会相信那些我们相信的东西呢？那是因为我们认真地思考，千锤百炼，去伪存真，经过缜密的论证得出了结论。其实，恰恰相反，由于我们本能地喜欢轻信，容易犯第一类型的错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先相信，再论证。

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罗森汉（David Rosenhan）有一篇经典文章：《论在疯狂的世界里保持冷静》（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罗森汉教授和他的朋友们假装自己有幻听，到精神病院里求诊。除了声称自己听到了异乎寻常的声音，这些人的言谈举止都非常正常。他们分别去了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的五个州的十几家精神病院。结果是他们都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马上被关了进去。一旦医生相信这些人是精神病，他们的所有举止在医生的眼里都变成了变态行为。这些假的精神病人在医院里做笔记，写下他们的所见所闻。负责治疗的医生见了，跟实习医生说：“看看，看看，这就是典型的强迫症。”有趣的是，反而是那些真正的精神病人，马上感觉到这些人是假的，他们偷偷地凑过去问：“你是记者吗？来自政府的卧底？你是研究人员？”这不明摆的吗？哪里有精神病人会认认真真地坐在那里记笔记！

罗森汉教授的研究结果当然让精神病医生们很不爽。罗森汉教授说：“OK，好吧，我们再试一次。在接下来三个月，我会再送一批人到你们医院，这里面有真有假，看看你们能否甄别出来。”结果呢？在送过去的139名病人中，有40多名被认为是假的。事实的真相是，他们全都是货真价实的精神病人。

这就是相信的力量。人只愿意相信自己已经相信的东西。

你或许会认为，一个人容易迷信和盲信，是因为他或她不懂科学。这也不完全正确。科学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科学知识，一个部分是科学方法。懂得科学知识的多少，和一个人迷信不迷信，几乎毫无关系。你在化学领域可能是个百事通，但这毫不妨碍你会沉湎于占星术。能够让我们更加理智的是科学方法，即要重视证据，尤其是反例，要反复地做可重复的实验，要知道一切知识都有它适用的范围，一切定理都有其推导的前提假设，一切理论最终都是要被证伪的。但即使接受了严格的科学研究方法训练，你仍然要时刻警惕那颗经过万年修炼、善于迷信和盲信的蠢动的心。跟我们想象的恰恰相反，聪明人不是不会迷信，聪明人迷信起来更固执。因为他们聪明，所以更能为自己的信仰找到证据和理由，为自己的信仰辩护起来会更加振振有词，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举个比较显而易见的例子吧。人们总是喜欢相信阴谋论。这个世界上当然有阴谋，但阴谋和阴谋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情。以美国遭受的“9·11”恐怖袭击为例，这是本·拉登策划的一个阴谋。但在阴谋论者看来，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9·11”是小布什和一小撮美国权贵阶层为了建立统治世界的新秩序密谋策划的。本·拉登什么的，不过是个幌子。这么奇怪的理论，推销起来却异乎寻常地容易。很多人马上会相信：“哦，原来如此。我早就觉得哪里不对头！”

为什么阴谋论这么容易深入人心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是因为人们总是觉得世界上的事物是相互联系的，而且凡事必有其因，尤其是大的历史性事件，必然会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如果你告诉人们，历史中充满了偶然性，没有什么必然的规律，稍微拐个弯，历史很可能就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会让大多数人感到非常难以接受。人们受不了认知上的不确定性，还是阴谋论听起来更有说服力。一般来说，越是当突发性的危机事件出现的时候，人们就越容易相信阴谋论；当一个人对自己的命运越是感到把握不定的时候，他或她就越容易相信有一股强大的外部力量左右着这个世界。

你可能松了一口气，因为你恰恰是一个藐视阴谋论的人。你相信科学，从不谈论怪力乱神；你崇尚自由，相信人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命运；你反对各种强权，相信人们能够相互合作，自发地形成有序的社会；你性格开放，喜欢尝试新的事物，对所谓的异端总是持非常宽容的态度。你觉得自己才是理性的化身。其实，你为什么会有这种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自己选择的结果。你的基因、家庭、师友、同事，你的种族、文化传统、个人的生活经历，在潜移默化中决定了你可能持何种世界观。

相信光到底是一种波，还是一种粒子？是一种“信仰”，而相信到底是政府干预好，还是自由放任好？是另一种“信仰”。人们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观念，并非完全是靠理性的论证得到的，相反，人们经常是先有了“信仰”，再去寻找支持“信仰”的证据。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人们为了更加坚定自己的观念，往往会和志同道合的人混在一起，而且只接受自己阵营的媒体的宣传。这是因为，如果发现这个世界和自己的观念并不一致，会让人感到无比痛苦，多少人想自杀的心都有了。但如果你真的诚实，你应该承认，人们做不到完全理性，就连你自己的思想，也是被很多无形的因素预先设定的。你并不是那个自我想象中特立独行的孤胆英雄，你跟无数个别人一样，正在偏见和无知的泥沼中挣扎。

始则轻信，渐至相信，继而坚信，终至迷信，这就是我们的认知模式。了解到这一点，并没有什么需要羞耻的，更不必由羞成怒。人非完人，我们并不是绝对正确的理性人。所有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能够让我们感到谦卑的学问，一定都是好学问。

作者注

本文取材于迈克尔·舍默的《有信仰的大脑：从鬼神到政治和阴谋——我们如何构建信仰，并将之巩固为真理》（Michael Shermer, The Believing Brain: From Ghosts to Gods to Politics and Conspiracies - How We Construct Beliefs and Reinforce Them as Truths）。

舍默是一个心理学家，更是一个有名的科普作家。他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杂志上有自己的专栏，创办了《怀疑者》（Skeptic）杂志，并经常参加电视节目。在这本书中，舍默谈到人们为什么会相信鬼魂、UFO、上帝，也谈到人们为什么会相信濒死体验、阴谋论，人们为什么会在政治问题上出现尖锐的对立。他的立场是，人们觉得信念是自己想出来的，其实是受到多种因素，包括基因、进化、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合力形成的。我们的认知模式中存在着千疮百孔的漏洞，但没有办法，我们还是会坚定地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

亲密爱人

我之前也是不读凯恩斯的，觉得他的评论文章辞藻过于华丽，那几本经济学专著又佶屈聱牙，晦涩难懂。但年长之后，慢慢能够体会凯恩斯的思想。套用伯林的话，凯恩斯是一个典型的“狐狸”，你必须自己变成“狐狸”，才能领会凯恩斯的真实想法。莉迪娅的故事也非常精彩。布鲁姆斯伯利（Bloomsbury）圈子里的才女弗吉尼亚·伍尔夫写过一本小书：《阿弗小传》。阿弗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女诗人勃朗宁夫人的一条小狗。这本书从阿弗的视角，描写了诗人的生活。或许有一天，我会写一本小说，从莉迪娅的角度去描写凯恩斯和他的时代。原文中说凯恩斯写了《合约的经济后果》，系笔误。将凯恩斯此书译作“和约的经济后果”，似乎更合作者本意。

1921年12月26日，凯恩斯先生收到一位俄罗斯舞女的来信。信很短，只有一句话：

“亲爱的凯恩斯先生：如蒙赏光，请于明天下午五点半到寒舍喝下午茶如何？”

这位舞女叫莉迪娅。在这之前，凯恩斯只看过她的几场演出，两人一起吃过一次午饭而已。但年盛气傲的凯恩斯先生突然陷入了从未有过的苦恼，他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莉迪娅。他跟一位朋友说，莉迪娅“在每个方面都是完美的”。刚刚和莉迪娅喝完下午茶，凯恩斯就拉着朋友，紧张地诉说：“我该如何是好？我已深感恐惧。”那位朋友说：“千万不要娶她，不管她有多么迷人。她会很快退出舞台，变成一个花钱如流水的太太。最好只把她当作情妇。”

无论怎么来看，凯恩斯先生这场迟到的恋爱都好像要注定变成一个美丽的错误。凯恩斯出生在知识贵族之家，从伊顿公学到剑桥大学，一路接受的是上流阶层的教育。当时，凯恩斯38岁，但早已因写出《和约的经济后果》成为蜚声海外的著名公知了。而且，凯恩斯和他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是一个同性恋。除了几次短暂而不成功的恋爱，凯恩斯对女人几乎毫无经验，更何况是像莉迪娅这样的女人。

莉迪娅比凯恩斯小八岁。她出生于俄罗斯的一个清贫家庭，从小就开始学习芭蕾舞，在圣彼得堡的帝国芭蕾学校接受了严格的训练。但她是个独立而不安分的女孩，孤身一人离开祖国，到伦敦跳舞。之后的生活更加漂泊，她去过美国，到过巴黎，一度还想去西班牙或意大利闯荡。她曾经和天才的芭蕾舞演员尼金斯基（Nijinsky）同台演出，毕加索为她画过好几幅画像，《彼得·潘》的作者、苏格兰作家巴利（J. M. Barrie）为她写过剧本。她有过好几个情人，其中包括著名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当凯恩斯最初见到莉迪娅的时候，莉迪娅还是“罗敷自有夫”，她已经跟剧团的一位年轻经理结婚了。

爱情是盲目的，凯恩斯先生的理性似乎被燃烧的激情烧成了灰烬。凯恩斯迅速地掉进了情网，和莉迪娅见面不到两周，凯恩斯就成了她的情人；不到七周，凯恩斯就让莉迪娅搬到了自己住的房子旁边，离他的住所只隔了三个门牌号。

凯恩斯住在伦敦的郊区布鲁姆斯伯利。布鲁姆斯伯利不仅仅是一个地名，而且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精英小群体的象征。从1905年到二战期间，一批年轻的剑桥大学毕业生聚居在这里，他们中有文学家、艺术家，也有像凯恩斯这样的学者。写《到灯塔去》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她的画家姐姐瓦内萨·贝尔（Vanessa Bell）、写《印度之行》和《看不见风景的房间》的福斯特（E. M. Forster）、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y）都是布鲁姆斯伯利的成员。布鲁姆斯伯利成员之间的关系亲密得超过了一般的朋友，他们之间有着很自由而散漫的爱情关系。这个小圈子的成员个个自视甚高、桀骜不驯，号称“无限的才华、无限的傲慢、无限的激情”。当凯恩斯把一个和他们完全不一样的陌生女子带进来之后，布鲁姆斯伯利成员打心底不能接受这个外来的物种。

凯恩斯的好友斯特拉奇说，莉迪娅是个“半傻子”（half-witted）。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嘲笑她，说Woolworth（一家大型商场）是莉迪娅的“精神家园”。布鲁姆斯伯利的女才子们更是掩饰不住自己的敌意，弗吉尼亚·伍尔夫恶毒地写道：

“莉迪娅的灵魂是一只松鼠。她坐在那里，用前爪不停地两边擦鼻子。可怜的小东西，掉进了布鲁姆斯伯利的陷阱里。她在这里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只有用心默诵莎士比亚了。看到她坐下来读《李尔王》，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没有一个布鲁姆斯伯利成员觉得凯恩斯和莉迪娅的爱情能天长地久。他们觉得凯恩斯娶莉迪娅，就是对组织的背叛。但1925年，等莉迪娅解除了婚约之后，两个人真的结婚了。在这之后的二十多年婚姻生活里，凯恩斯和莉迪娅相亲相爱，生活得非常幸福、满足。

凯恩斯在莉迪娅的身上，发现了一种常人难以察觉的光芒。他喜欢莉迪娅的天真烂漫、生机勃勃、聪明睿智。莉迪娅在公共场合也喜欢吸引众人的注意，有时候会故意高声说话，但凯恩斯饶有兴致地看着他的爱人，觉得这一切非常有趣。莉迪娅的英语说得都不利索，但凯恩斯说，她的魅力之一就是“能用最会意而到位的方式使用英语单词”（the most knowing and judicious use of English words）。伍尔夫等布鲁姆斯伯利成员刻意追求的就是那种无拘无束的波希米亚风格，但莉迪娅才是天生的真正的波希米亚风格。难怪布鲁姆斯伯利成员如此痛恨莉迪娅。

凯恩斯和父母的关系很好，每周都会去看看父母。莉迪娅和凯恩斯的父母关系处得非常好。凯恩斯内心里是渴望别人的赞扬的，他的文章在报纸上一发表，莉迪娅就找来津津有味地阅读，她对凯恩斯说：“读你的东西让我感到自己更加高大。”她甚至把凯恩斯的《货币论》和《通论》都读了，她对《通论》的评价是：“像巴赫一样优美。”尽管布鲁姆斯伯利成员对莉迪娅刻薄挖苦，甚至曾经让莉迪娅绝望到了要离开凯恩斯的地步，但她知道凯恩斯离不开他的朋友们，她从来没有对凯恩斯说过抱怨布鲁姆斯伯利成员的话。凯恩斯的同性恋倾向非常严重，他一生都对年轻的漂亮男孩充满渴慕，但和莉迪娅结婚之后，他没有做出过出轨的事情，为的是守住这份珍贵的感情。他们的性爱生活也充满了情趣。在两个人的通信中，莉迪娅会悄悄地说起凯恩斯“细长而敏感的手指”、“狡猾的嘴唇”、两人在床上的“波动”。凯恩斯和莉迪娅，两个看似完全不一样的人，找到了他们之间的默契。凯恩斯有一次问莉迪娅：“亲爱的，你在想什么呀？”莉迪娅说：“我什么也没想。”凯恩斯哈哈笑起来：“我要是也能这样就好了。”

1937年，凯恩斯得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莉迪娅成了他的专职护士，一直照顾着凯恩斯的健康。但目睹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满目疮痍，凯恩斯心急如焚，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珍惜的西方文明从此灰飞烟灭。过度劳累的工作损害了他的健康，1946年的复活节那一天，凯恩斯不幸去世。莉迪娅的心都碎了，她说：“现在我没有了他，只剩下孤孤单单一个人。光芒都已消失。我悲伤，我哭泣。”

凯恩斯去世之后，莉迪娅过上了隐居的生活。她拒绝见记者，不写回忆录，不谈凯恩斯，也不关心芭蕾舞。她只在乡下莳花弄草，头上顶着篮子去买菜，几乎一丝不挂地在院子里晒太阳。有一次，一群访客执意要来见她。莉迪娅看了看一屋子的人，开始用俄语自说自话。有人提醒她，来的没有一个人懂俄语。莉迪娅漠然地看着窗外，轻声说：“我懂。”

作者注

本文取材于朱迪丝·麦克雷尔的《布鲁姆斯伯利的芭蕾舞女：莉迪娅，帝国舞者及凯恩斯夫人》（Judith Mackrell, Bloomsbury Ballerina: Lydia Lopokova, Imperial Dancer and Mrs John Maynard Keynes）。麦克雷尔是位艺术评论家，她发现在尼金斯基、斯特拉文斯基等文化名人的传记中，都有莉迪娅的身影，但她总是被边缘化，像一个谜。凯恩斯和莉迪娅的书信集可参见凯恩斯的外甥女波莉·希尔（Polly Hill）和侄子理查德·凯恩斯（Richard Keynes）合编的《莉迪娅和梅纳德》（Lydia and Maynard: Letters Between Lydia Lopokova and John Maynard Keynes）。

追忆1931年英镑贬值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岁月，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那是个动荡的岁月，也是个“试错”的年代，各个国家基本上把能够犯的错误都犯了。历史无法为未来提供正确的答案，但它能告诉我们，怎样才能不犯同样的错误。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念兹在兹的就是要恢复金本位制。这不仅是为了维护汇率稳定，促进贸易和金融的发展，而且是为了找回大英帝国昔日的荣光。

早在1918年，一个由坎利夫（Cunliffe）爵士牵头的委员会就已经建议，要尽早恢复金本位制。无奈一场恶战之后，百废待兴，直到1925年，英国才正式回归金本位制。在确定英镑和黄金之比价的时候，英国政府几乎想都没想，就把黄金的平价定在战前的水平。

一开始看似风平浪静。到1924年，英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制造业的产出超过了1920年的水平。尽管棉花、造船和钢铁等传统行业仍在苦苦挣扎，但化学、汽车、电器产品等新兴行业的扩张速度很快。1925年到1929年，英国的GDP年均实际增长速度超过2%，算是交出了一份还算及格的考卷。1925年到1929年间，英国的国际收支总体是经常账户顺差、资本账户逆差。如果说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可能要算资本账户中的“借短贷长”现象。英国的金融机构大量在海外长期贷款，但主要靠短期资本的流入融资，这意味着，英国存在着“期限错配”的问题。

遗憾的是，自从回归金本位制之后，国际金融市场上一直暗潮涌动。英镑不断经历着冲击和挑战：先是心脏出现杂音，然后是心律不齐，最终，到了1931年，突然出现了心肌梗死，英镑不得不大幅度贬值、退出金本位制。

1926年刚刚开局的时候，英国面临的问题是资本流入。当时，英国的利率相对较高。同时，法国几乎处在财政破产的边缘，法国政府不得不求助于美国摩根集团，法郎急剧贬值、大量资金外逃。但到了1927年，英国就不得不转身面对资本外流的压力。1926年5月，英国爆发了大罢工，来自煤炭、钢铁、铁路、建筑等行业的600万工人参加了罢工。这次大罢工对英国的制造业带来巨大的冲击，也影响到投资者对伦敦城的信心。

就在这时候，法国还要趁机捣乱。法国的局势在1926年下半年渐趋平静。到了1927年，法兰西银行忽然决定，要把其持有的其他国家的货币卖掉，增加黄金储备。对于法国来说，这不过是吸取过去的教训。毕竟，在1923~1926年法郎贬值的过程中，法国的黄金储备哗哗地外流，想来还觉害怕。1927年5月，法兰西银行行长莫罗（Moreau）要求英格兰银行每周兑换价值300万英镑的黄金，这可是在英格兰银行的背后横插一刀。5月27日，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匆匆赶到巴黎访问。他威胁说，如果法国一意孤行，英格兰银行将不得不考虑退出金本位制。莫罗没想到这位邻居的家底这么经不起折腾，他只想要黄金，并不想看到英国破产。他想了想，决定转而向美国要黄金。他又想了想，总觉得还是保险一点儿好，于是，法兰西银行开始积极实施外汇储备的多元化。

到了1928年，美国股市大涨，英国再度遇到挑战。华尔街像一个黑洞，把能吸走的钱都吸走了，德国、法国实业界不得不到英国借钱。英格兰银行自己心里清楚，英国哪里有那么多的钱？1929年2月，诺曼又跑到美国，试图劝说美联储提高贴现率，给疯狂的股市降降温，却无功而返。眼看着自己的资金不断地流走，诺曼最后咬咬牙，把利率提高了1%。如果早半年动手，或许0.5%的利率上调就能遏制资本外流，但到了现在，哪怕一次上调1%，效果也不明显。1929年10月29日，美国股市突然崩盘，史称“黑色星期二”。这倒是给英格兰银行留了些喘息的余地。

可惜，这只是风暴到来之前的平静。本来，这给英国提供了主动采取行动的绝好时机，但正如历史上很多次危机到来之前一样，英国政府选择了在惊慌失措中傻傻地什么也不做。

公允地讲，当时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各路经济学家纷纷给政府支着儿。1930年，政府召集了麦克米伦委员会（MacMillan），听取各方关于金融与产业形势的意见。凯恩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的报告就曾经他润色。但凯恩斯那时的观点也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坚决反对英镑贬值。在麦克米伦委员会做证的各位专家里，只有财政部的霍特里（Hawtrey）和剑桥大学的罗韦（J. W. F. Rowe）支持英镑贬值。

一般认为，凯恩斯是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的首倡者。在和自由放任学派的争论中，凯恩斯最终占了上风。他赢得了辩论，但又觉得这种胜利的感觉了无欢娱。凯恩斯内心钟爱的当然是大英帝国自由、开明的文化传统，他早年曾经批评那种通过提高关税来增加就业的观点，说这是“最粗陋可鄙的保护主义的谬见”。但是，凯恩斯是一个知道变通的经济学家，他深知昔日的盛世已经一去不返，英国眼下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的失业问题。只有解决了失业问题，才能保住大英帝国的经济命脉。为了解决失业问题，凯恩斯把能够想出来的招儿都列出来了：对进口征税、奖励出口、减税、降息、增加公共支出、对私人投资提供补贴、禁止国外贷款。但他仍然不愿意放弃金本位制。凯恩斯的想法是，如果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时候保持岿然不动，说不定还能巩固英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呢。

经济学家议论纷纷，政治家们莫衷一是。1929年6月，工党上台。大家都知道英国经济已经病入膏肓，但到底如何治病，各方始终没有共识。保守派主张提高关税，自由党要求增加公共支出、由政府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有不少工党议员支持自由党的建议，但各位部长大人却只关注金融市场上的动荡，不愿再另生事端。

就这样，英国错过了主动调整的最佳时机。欧洲的银行界忽然土崩瓦解。1931年5月，奥地利最大的商业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Credit-Anstalt）宣布破产。英国在这家银行至少有500万英镑的存款。7月13日，德国最大的银行之一达姆施塔特银行（Darmstadter）倒闭，大约7000万英镑的英国贷款被冻结。7月15日，英镑对美元和法郎急剧贬值。从7月13日到8月1日，在短短两周半时间里，英格兰银行已经失去了价值3300万英镑的黄金、价值2100万英镑的外汇。

按道理来说，英格兰银行本应迅速提高利率，但是，不管是出于政治压力，还是由于寄希望于欧洲大陆的情况能缓解的一厢情愿，英格兰银行始终都不愿意提高利率。直到7月23日，英格兰银行才把贴现率提高1%。但这时候已经晚了，加息如同石沉海底，到7月30日，英格兰银行不得不把贴现率又提高了1%。

英格兰银行都在干什么呢？它在做它最喜欢也最擅长的事情：直接干预外汇市场。英格兰银行不得不在欧洲、美国等多个市场上，同时干预现期和远期汇率。这不仅是件脏活，还是个累活，但奇怪的是，英格兰银行却始终乐此不疲。为了稳定英镑汇率，英格兰银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到8月底，英格兰银行砸进去了从法兰西银行和美联储借的5000万英镑，还把压箱底的1500万英镑黄金储备都投了进去。就连市场也看不懂英格兰银行的招数。这是因为，当国外的贷款没有到账时，英国国会突然撒手不管，不再救市，这更进一步动摇了大家对英镑的信心。

政治家们也终于感到大事不妙了。议会新成立了经济委员会。8月12日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能否通过财政紧缩保卫英镑。8月22日，大家已经着慌了：西江之水，救不了涸辙之鲋。人人都在小声议论贬值的可能性。

晚了，一切都晚了。8月24日，英格兰银行一天就卖掉了价值1200万英镑的外汇，创下单日最高历史纪录。9月10日之后，保护英镑的最后决斗开始了。9月18日和19日，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再次大量流失。9月20日，一个星期天，英国正式宣布退出金本位制。

单就经济效果而言，一方面，英镑贬值可以刺激英国的出口，改善国际收支失衡。但由于其他国家如梦初醒，纷纷对英国实行报复性的关税壁垒和货币贬值，从净效应来看，贬值的意义并不大。重要的是，英国退出金本位制之后，仿佛换了一个人，原本是个畏首畏尾、不敢越雷池半步的谦谦君子，突然发现，狂野的生活原来这么爽，于是，干什么的胆子都有了。提高进口关税、实施资本管制、英镑一贬再贬，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工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

但是，英镑贬值之后，持有英镑的其他国家的央行遭受了严重的资本损失。由于英国带了头，整个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出现了贸易战、货币战。更为重要的是，1931年英镑贬值之后，金本位再也没有重新建立。1931年英镑贬值，是金本位制的绝唱。

作者注

本文取材于凯恩克罗斯和艾肯格林的《英镑的衰落：1931年、1949年和1967年货币贬值》（Alec Cairncross and Barry Eichengreen,Sterling in Decline: The Devaluations of 1931, 1949 and 1967）。此书收录了艾肯格林对1931年英镑贬值的研究，以及凯恩克罗斯对1949年和1967年英镑贬值的研究，并对三次贬值做了对比分析。

怎么写开头

写财经书评累了，也可以稍微调剂一下。此文是谈怎么写开头的，也想谈谈对待写作的态度。写作成功的标志之一就是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但一旦形成自己的风格，就容易陷进去出不来。这始终是个很纠结的事情。

以色列著名作家阿摩司·奥兹在《故事开始了》一书中说，开始讲一个故事，就像是在餐馆里跟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调情。他提到了契诃夫的小说《带狗的女人》。故事里的男主人公古罗夫想跟一位刚到当地的女人搭讪。他正在公园里吃饭，那个女人带着一条狮子狗坐在旁边的一桌。他亲切地招呼那条小狗，但小狗凑近之后又摇着手指吓唬它。直到那个女人脸一红：“它不咬人。”古罗夫趁机请求她，允许他给那条狗一根骨头。于是，两个人就搭上了话。

故事就是这样开头的。奥兹说，几乎每个故事的开头都是一根骨头，用这根骨头去逗引小狗，再通过小狗接近那个女人。

这个比喻真是新奇而又香艳。但每个写作者都知道，想要找到一个好的开头，真要绞尽脑汁，一点儿浪漫的感觉都没有。

奥兹拿十篇小说的开头为例，讲述了他的“开头观”。他说，开头就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合同”。像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里著名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一看就知道，作者要一本正经地讲人生的大道理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叙述冗长而烦琐，似乎摆明了就是要告诉你，此处票价很贵，而且决不讨价还价，如果你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最好不要打算进场。

尽管奥兹谈的是开头，但他实际上关注的是整个故事的结构。在他举的例子中，有很多都是要读完整个故事，再回头去读开头，才会恍然大悟的。比如契诃夫的《罗特希尔德的小提琴》，从一开始就让你摸不着头脑。故事的主人公不是罗特希尔德，那个小提琴一开始也不是他的，而是另外一个绰号叫“青铜”的老犹太人的。这个老犹太人看起来粗俗猥琐，没心没肺，他是开棺材铺的，天天算计别人怎么还不死掉。他不愿意接受小孩子棺材的订单，因为小棺材利薄。到最后，我们才知道，“青铜”原本有个不幸夭折的小女孩，他硬起一副铁石心肠，为的是不再撕开心灵的伤口。“青铜”去世之后，把小提琴赠给了年轻人罗特希尔德。罗特希尔德用这把小提琴，拉出了哀伤得不可言喻的旋律。

奥兹最后说，他的这本书其实是让读者领会，如何慢慢品味文学作品。他回忆自己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一位护士给班上的男生讲生理卫生课。那个护士在黑板上画出了生殖系统的示意图，描述了各个器官，讲解了精子和卵子，而且把性病是什么都讲得一清二楚。奥茨说，她把一切都告诉我们了，唯独没有告诉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美妙的乐趣。糟糕的文学评论家也是一样，他们把一切知识和细节都告诉我们了：主题、技巧、结构、隐喻、社会背景等，唯独没有告诉我们，阅读过程中那美妙的乐趣。

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说，作者已经死了。他的意思是说，作者并不独占对文本的解释，一旦被写了出来，文本便是独立的，读者也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参与和体会。奥兹也说，阅读就是一种游戏，有时是捉迷藏，有时是玩扑克牌，有时是恶作剧。有时候是捉弄人的求爱，承诺了却不兑现，有时候兑现的是从未承诺的东西。有时候，作者会在“合同”里留下小字的附属细则，如果不仔细看就会上当受骗。有时候，如果你过分地陷入这些小字的细则，又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这也正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写作和阅读。我自己最喜欢的风格是蒙田的《随笔集》。蒙田的随笔，有时候会突然离题万里，绕着绕着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写《赛亚岛的风俗》，快写完了才出现赛亚岛。《论西塞罗》，根本就没有谈西塞罗。《论有其父必有其子》，其实说的是作者对医学的不信任。可是蒙田并非率尔操觚，他是一个对风格有着自觉追求的作家。他追求的就是这种“意之所至，笔之所至”的风格，是“无定形和不规则的话语”。蒙田在和我们签的合同里说得很清楚：“我知道我在叙述的时候缺乏次序，但是今后在这部作品中叙述这些故事时也不见得会遵守。”他追求的恰是这种看似散漫的空灵。就像林语堂说的，有时候和同伴回家的时候，会故意不走大路，有意炫耀一下自己对地形的熟悉，悄悄地走小路，赶在同伴的前面到家，看看他们惊异的神色，心中小小地得意一下。

我一开始写这个专栏的时候，就是想写得很散漫，可惜恶评如潮。于是，我只好换了写作的风格。这种风格有时候被称作“华尔街日报体”，就是从一件小事讲起，渐渐切入宏大的主题。用历史的细节、新奇的故事，来做骨头，引逗小狗和小狗的主人。这种写法效果很好，但其实并不难。

好莱坞的著名编剧克里斯托弗·沃格勒（Christopher Volger）写过一本《作家之路》。他几乎把看家底的秘诀都告诉大家了。很多好莱坞大片的故事情节，都遵循着一个套路，这个套路的理论指导是神话学家坎贝尔的《千神一面》。坎贝尔发现，世界各地的远古神话都有一个类似的模式，就是英雄成长的故事。英雄先在一个自己熟悉的日常生活世界里，但突然遇到一件突发性的事件，一步跨出了自己的家园，被迫走上冒险的历程。他要有一个导师、一群小伙伴，还得有一个强大的敌人。冒险结束之后，英雄会回到他原来的世界，但他已经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千神一面，万变不离其宗。有经验的编剧甚至能告诉你，大概写到第几页，反面人物就要出现了。故事的高潮，最好是放在五分之四的地方。

有了套路，写作就不是什么难事。但那种自由散漫的气质也慢慢地被消磨掉了。这样写出来的文章，犹如一个修饰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花园，美丽是很美丽，但总是觉得少了些什么。

有个日本僧人是园艺高手。有一天，他的徒儿打扫花园，把刚刚飘落的叶子扫得干干净净。结果这位僧人非常生气，他又把落叶都倒在小径上，而且要倒得像刚刚被风吹落的那样。你可能会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凭你再怎么能工巧匠，也不如一夜秋风、绿肥红瘦，这是在折腾什么呢？

你算是说对了。不做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要不是心里有那么点儿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的追忆，谁会干这种事情！

作者注

本文提到的几本书是：阿摩司·奥兹的《故事开始了》。他举例讲到的小说除了契诃夫、卡夫卡、果戈理、马尔克斯、卡佛这些世界知名的作家，还有他格外钟情的一些犹太作家。蒙田的《随笔集》。蒙田的文风格外让中国读者不适应，于是出现了很多选本，按照他的主题，把他的文章重新编排整理。克里斯多夫·佛格勒的《作家之路：从英雄旅程学习说一个好故事》，类似的书还有布莱克·斯奈德的《救猫咪：电影编剧宝典》、威廉·M. 麦克斯的《你的剧本逊毙了》。关于华尔街日报体，可以参见威廉·E. 布隆代尔的《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

当华盛顿关掉了华尔街

此文的结尾写得有点儿突兀。有朋友说，没有看出美国政府怎么用超越平凡的标准要求自己。我在文章中表扬的不是美国政府，而是麦卡杜（McAdoo）身上体现出来的远见和果断。政策决策者大多都是风险回避型的、有事应付型的，难得见到一个敢想敢做的人。

1914年6月28日，当裴迪南大公夫妇遇刺的消息传到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时候，股市好像还没有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7月23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提出最后通牒，华尔街感觉势头有点不妙。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正式宣战，华尔街这才如梦初醒，股市应声下跌。当日，纽约股市下跌3.5%。国际局势越来越紧张，报纸上已经传来德国和俄国调集部队的消息，华尔街彻底慌了神。7月30日，纽约股市下跌6%，这是自1907年3月14日美国股灾以来最大的单日下跌幅度。

7月30日傍晚，一群华尔街巨头在摩根银行聚会。老J. P. 摩根已经在1913年去世，现在掌舵的是J. P. 摩根二世。尽管这帮金融家已经惊慌失措，但还是故作镇静，经过商议，大家觉得没有必要关闭纽约证券交易所。7月31日早上，就在开市之前半个小时，摩根二世接到一个电话。他越听神色越凝重。放下电话，摩根二世赶紧召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会成员们开会。离开市不到15分钟的时候，董事会决定，关闭纽约证券交易所。这一关就是四个多月，直到12月12日才重新开门。这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多年之后，摩根二世才透露，这个电话是美国财政部长威廉·吉布斯·麦卡杜（William G. McAdoo）打过来的。麦卡杜明确指示摩根二世，马上关掉纽约证券交易所。

为什么华盛顿要把华尔街关掉呢？

麦卡杜并不关心股价下跌，但他关心是谁在卖出美国的股票。眼看着一场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欧洲各国亟须用钱，欧洲的投资者也纷纷逃向“安全资产”的避风港。欧洲投资者开始抛售手中持有的美国股票，换回黄金。当时，纽约股市上最重要的行业是铁路。欧洲投资者持有大约40亿美元的铁路股票，如果他们卖掉其中的25%，就可以把美国国民银行体系总共持有的1亿美元黄金全部搬走。7月下旬的最后一周，美国流向欧洲的黄金就已经超过了2500万美元。麦卡杜知道，美国的金融体系已经是命悬一线，所以他果断下令，关掉“电闸”。

其实，为了防止黄金外流，美国还有一招，那就是退出金本位制。就像艺人出轨一样，这当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是，一般来说，是可以得到大家谅解的。但是，麦卡杜有更大的野心。他不仅要避免金融危机，而且，他想要借这次机会，让美国能够超越英国，掌握国际金融霸权。

可是，美国当时还是一个孤悬海外的债务国。美国还没有完全走出1907年金融危机的阴影。美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几乎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金融危机。美国连一个中央银行都没有，凭什么跟英国竞争？

麦卡杜也深知美国的软肋。他要求关闭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赢得时间，好让美联储尽快成立。美国在1836年之后就没有中央银行了，正因为如此，在将近7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金融市场像得了疟疾一样不停地打摆子。1873年来了一次金融危机，1884年又是一次，1893年再来一次，1907年来得更加猛烈。1907年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要不是老摩根拔刀相助，美国恐怕到1914年都恢复不了元气。总是要等到牛羊丢失了，才想起关门。1913年12月13日，美国国会终于批准了《联邦储备法》，但组建美联储还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要做。

按照《联邦储备法》，麦卡杜作为美国财政部长，是美联储主席的当然人选（是的，他是美联储的第一任主席、沃尔克和格林斯潘的前辈。美国到了20世纪30年代，为了避免美联储受到过多的政治干预，才不再让财政部插手央行事务）。但还得再有六个董事，才能把班子搭好。1914年6月15日，威尔逊总统提名五位候选人：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阿道夫·米勒（Adolph Miller），来自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银行家哈丁（W. P. G. Harding），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哈姆林（Charles Hamlin），威尔逊的好朋友、国际收割机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mpany）的总裁琼斯（Edward Jones），以及库恩–洛布公司（Kuhn, Loeb）的合伙人保罗·沃伯格（Paul M. Warburg）。前三位候选人很快得到了国会的同意，到后两位候选人却卡壳了。农民们强烈反对琼斯，因为他的公司在卖农用机械的时候总是把价格定得出奇的贵。沃伯格先生则是讨厌国会议员愚蠢而又傲慢的做派，他拒绝到国会做证，觉得那是一种侮辱。国会也不喜欢沃伯格。一位议员毫不掩饰地说：“他是个犹太人、德国佬、银行家和外星人。”（He is a Jew, a German, a banker and an alien）好事多磨，经过麦卡杜多方斡旋，沃伯格先生终于让步了。威尔逊还提出了一个新的人选——德拉诺（Frederic A. Delano）。1914年10月10日，由七位成员组成的美联储第一任董事会正式宣誓就职。在合影上，麦卡杜坐在前排正中的椅子上，左臂戴着个黑色的袖箍。他的岳母——威尔逊总统的太太在四天前刚刚去世。

麦卡杜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仅仅把纽约证券交易所关掉并没有解决问题。关掉股市固然制止了黄金外流，但也造成了国内的资金紧张。很多银行凄凄惶惶，生怕再像1907年那样，遇到挤兑风潮。麦卡杜心中自有主张。1907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悲惨局面震撼了美国政界。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紧急货币法”，即《奥德利奇–瑞兰法案》（Aldrich-Vreeland Act），这项法案规定，在紧急状态下，美国财政部可以印刷钞票，帮助银行体系渡过难关。当这个法案通过的时候，金融危机已经渐渐风停雨歇，所以美国财政部印好的应急货币还整整齐齐地放在仓库里，这次正好被麦卡杜派上了用场。

但是，这个武器用起来还是不够趁手。按照最初的法案，像美国当时最大的国家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还有大通银行等这些大银行都无法接受财政部的救助。于是，麦卡杜紧锣密鼓地游说国会，希望能够修改《奥德利奇–瑞兰法案》。其实，还不等国会批准，麦卡杜已经把印好的应急货币装上了车子，整装待发。8月3日，国会批准了《奥德利奇–瑞兰法案》的修改。8月4日，麦卡杜就用大型邮车，浩浩荡荡地把这些应急货币运到华尔街。这一宏大的场面吸引了很多路人围观，而这正是麦卡杜想要的效果。他用这种方式告诉人们，不必有任何恐慌，财政部的4600万美元已经运到了华尔街，美国绝对不会重蹈1907年的覆辙。

麦卡杜的奇招生效了，美国金融市场很快恢复了平静。但是，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为了维持金本位制的信誉，美国必须偿还欠欧洲投资者的债务。美国到1914年底之前应偿还的欧洲债务总计5亿美元，但美国就算耗尽所有的黄金储备都远远不够还钱。麦卡杜马上召集各大金融机构，共同建立了“黄金池”，美国财政部则公开声明会支持“黄金池”。这一做法安抚了市场，使得美元汇率很快止跌反弹。但麦卡杜知道，要想彻底偿还欧洲的债务，必须靠扩大美国对欧洲的出口。怎么办？往欧洲卖粮食和棉花。8月14日，他召集了一批商人，告诉他们：“要多多准备船只，把我们的粮食和棉花运到欧洲市场。”为了鼓励美国的出口，很快又成立了战争风险保险局（Bureau of War Risk Insurance）。战争风险保险局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支持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

到1914年底，美国已经逐渐渡过了难关。银行不再申请应急货币。美元开始走强，黄金外流也停止了。从1915年开始，一些微妙的变化开始出现。

起初，美国是个债务国，很快，美国成了国际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贷款人。在1915年之前，外国政府和企业也曾在华尔街融资，但他们只想跟美国人借钱，不想要美国的货币。1915年之后，美元取代英镑，成了大家都追捧的“安全资产”，到美国借钱的越来越多，而且，他们开始在借钱时使用美元。先是中国、阿根廷、智利。1915年10月，英国和法国向美国借了5亿美元，摩根集团帮英法两国发行的是面值从100美元到1000美元不等的美元债券。这次美元债券的发行，大大提振了纽约金融市场的士气。从1915年1月1日到1917年4月5日美国对德宣战，外国投资者在纽约共发行了总值为5.16亿美元的美元债券。美国超过英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贷款者。在国际贸易中，人们也越来越喜欢使用美元。当时，美国和英国都实行金本位制，但显然，美元对黄金更为忠诚。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金融霸主，经过了很长的时间，这个接力棒直到二战之后才正式交到美国手中，但美国和英国的金融较量，在1915年就已经见了分晓。

这一切，都是因为麦卡杜的果敢和坚毅。麦卡杜并非金融专家，他早年做律师，后来开始承销铁路股票。为了更好地推销铁路股票，他日夜研究美国的铁路体系和各个铁路公司，几乎成了一个会走路的美国铁路百科全书。后来，他自己投资铁路。第一次投资失败了，几乎让他倾家荡产。但他仍然矢志不渝，最后成了休斯敦–曼哈顿铁路公司的总裁。在他的提议下，修建了从曼哈顿到新泽西的第一条客运铁路，在当时轰动一时。也正是因为这条铁路，才让他有幸认识了时任新泽西州长的威尔逊。1913年，麦卡杜当上了威尔逊总统的财政部长。他更成功的是把威尔逊的女儿——小他25岁的埃莉诺（Eleannor）追到了手。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真正的领导力就是越在危机关口，越要用超越平凡的标准要求自己。

作者注

本文取材于西尔伯的《当华盛顿关闭华尔街》（William L. Silber, When Washington Shut Down Wall Street）。西尔伯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曾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和纽约储备银行做过顾问。他最近的一本书是关于保罗·沃尔克的传记。《当华盛顿关闭华尔街》写得非常生动，除了写麦卡杜是如何处理1914年危机的，书中还介绍了美国1907年金融危机的教训，以及英国如何在捍卫金本位制和放弃金本位制的选择之间痛苦地挣扎。

修修补补的大脑

有读者说，此文最后的结论过于牵强，生物的进化和文化的演进不能简单地类比。这个批评是对的，此文写得太草率，我只是想提醒大家注意，生物进化中这种奇特现象值得我们深思。道金斯的《盲眼钟表匠》（The Blind Watchmaker）写得也很生动。如何理解制度的演进？这个题目太大了，容我以后有机会慢慢地把自己的一些感想说一说。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科普作家。他的《自私的基因》已经是家喻户晓，因为很多人根本没有读过这本书，所以就想当然地以为他在鼓吹人是自私的。道金斯的真实观点是，我们不过是基因的“俘虏”，你以为是自己的自由意志，但不过是在执行基因的命令。道金斯写了那么多的书，都没有《自私的基因》畅销。我读书有个毛病，发现一个好的作者，我就会顺着次序，把能找到的此人的书全读一遍。

这天，我读到了道金斯的《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进化的证据》。这本书跟他过去的几本书，比如《祖先的故事》等一样，还是在宣传进化论。道金斯的书在西方卖得那么好，其实跟宗教人士一直反对进化论有很大干系。道金斯不是闲来写本科普著作，他像一个斗士一样，激烈地抨击人们的愚昧。“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要不然我真想象不出来，他哪来的这么大的精力，一本接着一本写下去。

在《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一书第十一章，道金斯谈到了进化中的缺陷。看到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人们会感叹大自然的神力，仿佛一切都在物竞天择中达到了完美的境界。道金斯告诉我们，其实不然，很多进化是有重大缺陷的。

理由很简单，我们是从更低级的物种进化而来的，不可避免地带有原来的“痕迹”。你吃惊的时候汗毛竖立，是因为你的祖先曾经身披长毛，冷天毛发竖起，热天毛发低伏。你长个阑尾，是因为你的祖先要吃大量的粗纤维的食物。到现在我们已经和祖先的生活环境截然不同了，但原来的“痕迹”还在，而且似乎成了“缺陷”。

从工程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很多器官设计糟糕透顶。比如眼睛。我们眼睛中的感光细胞不是朝前，而是朝后的，装反了。连接感光细胞和大脑的“电线”，不得不从视网膜上的一个孔洞穿过，这个“洞”就成了“盲点”，因为在这一“点”上没有感光细胞。我们的喉咙里有“喉返神经”，本来应该直接从大脑通向喉部，但其中有一条要绕个大弯路，往下一直走到胸部，再掉头回到脖子。这其实也是历史的“遗迹”，可能跟我们还是鱼的时候有关系，但进化到哺乳动物之后，这个设计缺陷依然没有改过来。人类的脖子不算长，还算不得是最麻烦的，但长颈鹿那么长的脖子，“喉返神经”且得绕一大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长颈鹿成了哑巴。再说输精管，不就是从睾丸往阴茎输送精子的管道？但为什么要往上绕过输尿管，再朝下走呢？因为最早的时候，睾丸在腹腔里面，之后才渐渐下沉，到了现在的位置。

道金斯打了个比方，这就好比要让飞机工程师这么工作：先做一个螺旋桨发动机，然后再改进它，不能全拆掉重新设计，一次只能更换一个零件，所有的零件都不能废弃不用，渐渐地把螺旋桨发动机改造为喷气式发动机，每个部件的功能还得比以前更先进。这不是活活折腾人吗？生物学家有个专门的术语，管这个叫“铸补”（tinkering）。但这就是进化的本质。“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你只能改良，不能推倒重来。

我由此想到制度的演进。把制度的演进类比为生物的进化未必妥当，但道金斯的故事对我们颇有启发。制度的进化有路径依赖性，过去的传统、制度即使已经落伍，但无法完全推倒重来。即使你觉得汉语不够精准，但你能把它换成英语或德语？即使你觉得儒家的学说有些沉闷，但你能找块橡皮把它擦个干干净净？我们过去不是没有尝试过。无数次的变革、革命，到头来，是五千年来不断的修修补补。

非我族类

不同“部落”之间的傲慢和偏见，是我们人性中最难以被察觉的。一个社会为了团结起来，必须有“部落”精神，但那些崇高、理想的信念，和那些卑劣、丑恶的观念，有时候可能是伴生的。

1954年，戈尔丁出版了一本寓言式的小说《蝇王》。故事说的是一群孩子因为飞机失事，被困在一个孤岛上。一开始，这群孩子还能够团结在一起，并努力建立起纪律和秩序。但是，很快，孩子们就分成了两派。一派孩子代表理性和文明，另外一派代表野性与原始。拉尔夫是一个海军军官的儿子，成了理性派的代表。杰克是唱诗班的大孩子，充满了野兽本性，他把打猎时得到的野猪头插在尖木桩上，逼着其他孩子，像野蛮人一样把脸涂得花花绿绿，跳舞狂欢。在戈尔丁的小说里，野蛮派的孩子逐渐占了上风，两派孩子最终陷入了互相杀戮，整个小岛陷入了恐怖和火海。

戈尔丁因为这篇小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蝇王》其实写得非常糟糕。作家本来应该善于观察生活，但戈尔丁在书中写到上岛之后，大孩子和大孩子待在一起，小孩子和小孩子待在一起。任何一个有孩子的人都会知道，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小孩子是不喜欢和更小的孩子玩的，即使大孩子会欺负他们，他们也要千方百计地和大孩子一起玩。

不过，戈尔丁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人的本性究竟是互相友爱的，还是互相仇恨的？

同样是在1954年，俄克拉荷马州大学的几位社会学家做过一个社会试验。他们精心挑选了22个孩子，这些孩子要尽可能一样：他们都是11岁，都来自新教家庭，都是男孩，学习成绩在班上都是中等；没有戴眼镜的孩子，没有胖得引人注目的孩子，孩子们都没有不良嗜好；这些孩子来自不同的学校，之前互不熟悉。研究者将孩子分成两组，每组11个孩子。一组叫响尾蛇（Rattlers），一组叫飞鹰（Eagles）。

孩子们并不知道自己是试验的对象，他们以为要参加一个为期三周的夏令营。响尾蛇队和飞鹰队分别坐着不同的车来到罗伯斯山洞（Robbers Cave）国家公园的童子军宿营地。头一周，他们各自活动。到第二周，研究者才告诉他们，还有另一组男孩。这才是试验的真正目的。研究者们想看看，当两组男孩互相接触之后会发生什么变化。

果然不出所料，两队男孩看到对方，都本能地产生了敌意。两队男孩也一起打棒球、拔河、玩寻宝游戏，但很快就出现了冲突。当响尾蛇队看到飞鹰队踢球的时候，就想赶他们走。棒球比赛获胜之后，响尾蛇队把自己的旗帜插在球场上，愤怒的飞鹰队员把旗帜撕碎、烧掉。飞鹰队赢了拔河比赛，响尾蛇队认为这是一种耻辱，他们夜袭飞鹰队的营地，把床掀翻，撕碎蚊帐，抢了一条蓝色的牛仔裤，当他们的新旗帜。飞鹰队的报复是，第二天白天袭击响尾蛇队的营地。要不是研究者干预，局势就会失控，因为孩子们已经带着棍子和球棒倾巢出动了。在研究者劝说之下，他们各自归队，但回去之后，两队都在自己的营地外边挖了壕沟。

怎么让孩子们和解？研究者告诉男孩，可能又出现了新的敌人，因为营地的水管被人破坏了。他们需要把供水系统修好，得齐心协力，把卡车推上山坡。让这群男孩彼此仇视的原因，是因为在“我们”之外，出现了“他们”。让这群男孩再度合作的原因，是因为出现了更厉害的“他们”，所以，所有的男孩都成了“我们”。

说到底，人类是一种群居动物。和所有的群居动物一样，在团体内部，我们会有很多利他主义行为，但在小团体之间，则存在着激烈甚至残酷的竞争。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乔舒亚·格林（Joshua Greene）在《道德部落》（Moral Tribes）一书中说，经过长期的进化，我们在策略上能够找到一些促进团队内部合作的方法，甚至潜移默化，成了不言而喻的道德规范。比如，我们会有同情心，懂得关心同伴。我们知道感恩和宽恕。我们培养起了荣誉感和羞耻心。我们会畏惧社会舆论，甚至自处的时候会听到良心的召唤。但是，我们还没有办法解决“部落”之间的敌意和冲突。

最简单地看，不同的团体，犹如不同的个体一样，会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可能出现利益的冲突，团体和个体一样，也会有自私的行为。但“部落”之间的冲突有更深层的原因。除了自私，我们还会互疑。

我们对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看法可能会不同。心理学家多夫·科恩（Dov Cohen）和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的一个研究发现，来自美国南方的人们更容易被激怒。这可能是因为南方素以放牧为生，时刻会遇到盗贼，且法律保护不力，因此牛仔们必须表现得强硬。历史学家大卫·哈克特（David Hackett）说，美国的南方人“强烈地支持美国的每一次对外战争，不管是为了什么，不管是跟谁开战”。1798年他们帮英国打法国，1812年他们帮法国打英国。他们支持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支持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杜鲁门和约翰逊总统的强硬反苏政策在美国南部受到更多的拥护。

尼斯贝特的学生彭凯平和几位同事则研究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他们问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受验者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小镇上有很多种族，而且不同种族之间的矛盾很深。有一天突然出现了一起凶杀案，可能是某个种族的激进分子干的。你是地方的治安官。你遇到一个两难选择：一种选择是尽快找到一个替罪羊，告诉大家这事是他干的，这样就能平息众怒；另一种选择是彻底清查，一定要找到真凶，把他绳之以法，但这样会拖延时间，有可能出现全城的暴乱。你如何选择？”大部分西方背景的受验者会选第二个方案，而大部分东方背景的受验者会选第一种方案，尤其是如果找一个极端分子当替罪羊，不管他是不是真凶，东方人都觉得更容易接受。彭凯平的试验说明，东方人更注重和谐的观念，西方人则是骨子里的个人主义者。

说到这里，你可能认为团体之间最大的冲突是种族之间的冲突，或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其实并非如此。在长期进化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很少能见到其他种族的人，他们见得最多的是来自山那边的和他们长得差不多的人。人们最大的敌人，很可能是熟悉的陌生人，即从同一个大的团体里面分裂出来的另一个小团体。什叶派最大的敌人是逊尼派。红卫兵最大的敌人是另一支红卫兵。

所以，即使排除掉宗教、文化和种族的影响，我们仍然会是一个部落主义者。人们的认知模式存在着系统性的偏差，我们会高估群体内部的一致性，同时高估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群体内部的成员会互相模仿，但他们会刻意寻找和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同的“部落”之间的习俗、语言之所以会千差万别，就是为了和其他“部落”分开。这就是为什么沈阳人会觉得铁岭人讲话很搞笑，而苏州人会觉得杭州人说话真难听。

格林（Greene）借鉴了卡尼曼（Kahneman）的《思考，快与慢》一书中的比喻。他认为，我们的道德系统也有两套，一套好比照相机上的自动模式，反应很快，出乎本能；而另一套则好比是手动模式，反应很慢，但可以精雕细琢。他建议，当我们遇到团体内部的合作问题时，大可放心地使用自动模式，因为长期的进化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促进合作的道德“本能”。但当我们发现要处理的是和其他群体的关系时，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因为你很可能会陷入部落偏见。

人类并非生而自私，但我们生来都是仇外的。即使时时警醒，我们也有可能会发现，自己离悬崖已经只有一线的距离，更何况如果我们毫不克制、信马由缰呢？

作者注

本文主要取材于乔舒亚·格林的《道德部落》（Joshua Greene, Moral Tribes: Emotion, Reason, and the Gap Between Us and Them）。格林借鉴了大量心理学、社会学的试验，讨论传统上是哲学家讨论的道德问题。他的分析清晰简明，但结论注定会很有争议。他试图找出化解“部落”分歧的办法，而他的主张其实就是一种经过改良的功利主义。你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如果是康德或罗尔斯，会如何对这种观点嗤之以鼻。此外，推荐科学专栏作家大卫·贝雷比（David Berreby）的获奖著作《我们和他们：认同的科学》（Us and Them: The Science of Identity）。贝雷比的书写得没有格林的这本书晓畅，过于散乱零碎，但也有很多精彩的思想火花。

假如中国的大学生听了《公正》课

这篇文章读的人较多，褒贬不一，可见道德真的是个富有争议的话题。对教育者而言，桑德尔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启迪，不是教会了我们什么，而是教会了我们如何自己去思考和反驳。没有经过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假如，仅仅是假如，中国的大学生入校之后听到的第一堂课不是《思想品德教育》，而是桑德尔教授在哈佛大学开设的《公正》课，他们会有何感受呢？

桑德尔教授关心的问题是，在一个社会中，我们如何对公正做出道德评判。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一是关系到每个公民的道德自省，即你觉得怎样做才是合乎道德的；二是关系到每个公民对社会分配的看法，即你觉得在一个社会中应该怎样分配财富、权力、机会等。

当这些孩子听到桑德尔教授讲的第一部分，即从福利最大化的角度考量公正的思路，他们会觉得越听越有道理，甚至会感到一种豁然开朗的顿悟，一种思想革命的刺激。所谓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其实就是英国哲学家边沁提倡的功利主义。边沁认为，道德的最高准则就是使幸福最大化，让快乐更多一点儿、痛苦更少一点儿。如果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一点，那么我们在考虑道德规范和社会政策的时候就能找到一种通用的标准，犹如我们在市场交易中找到了一种通用的货币。一切问题都可以被归结为：如何才能促成最大多数人的福利的最大化？这一主张简明、果断，对于这些来自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缺失传统文化、到处都是物欲横流的年轻人来说，这不是最显而易见的道理吗？更何况，边沁那种睥睨一切的傲慢态度，一定会让年轻人感到很酷。边沁认为，我们不敢坚持功利主义，要么是因为愚蠢，要么是因为我们怯懦，不敢正视事实。

当他们听到桑德尔教授讲到经济自由主义者们的观点时，他们可能会觉得更加兴奋。政府凭什么要管教我们？作为一群刚刚走出家门的孩子，你完全能够想象出他们对家长式作风的厌恶。他们就像一群刚刚从白区进入解放区的进步青年，忍不住想高歌一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在他们看来，自己能够进入大学，足以证明自己是更努力、更有天赋、更成功的，所以那种要把富人的钱拿走救济穷人的想法，会在潜意识里遭到他们本能的反对。哈耶克说，任何企图带来更大的经济平等的尝试都注定具有压迫性，并且对一个自由的社会是有害的。对啊，说得太对了！他们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

但是，桑德尔教授会进一步地说，对道德哲学思考得最深入的是康德，而不是原来聚集在纽约格林尼治村的那些要求性自由、吸毒自由的“垮掉的一代”。最坚定地捍卫人权的是康德，但是在他看来，人的权利之所以不可侵犯，乃是因为我们是理性的存在，人本身就是目的，绝对不可能被视为工具。这就是康德强烈反对功利主义的原因。

学生们听到这里开始困惑了，不是因为康德的思想晦涩难懂，而是当你真正听懂之后，你会感到浑身不自在。康德说，如果你仅仅是追求表面的自由，比如经济交易的自由、生活方式的自由，那其实只是对欲望的服从，你不过是欲望的奴隶。人能够得到尊重，是因为我们是意志自由的存在，能够自由地行动和选择。什么是意志自由？那就是当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完全出于自律而非他律：你只是为了这件事本身，而非任何其他的东西。

听懂了吗，孩子们？如果你爱一个人，爱他或她让你觉得内心愉悦，那不是真正的爱情，因为你是为了得到自己的愉悦才去爱他或她的。什么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就是爱这个人不会给你带来任何愉悦，甚至让你觉得厌恶、痛苦，但你就是为爱而爱，这才是真正的爱情。这是什么逻辑啊？也只有康德这种终生未娶的变态男才能想得出来。

康德告诉我们，只有当我们的意志是被自律所决定、受我自己给定的法则所支配的时候，我们才是自由的。这是何等的境界啊！追求自由犹如登山，或许，当我们登上山顶，发现除了光秃秃的山头、冰冷的空气，什么都没有，我们已经到了云雾之上，极目远望，也没有怡人的风光。你唯一可以引以为豪的就是，我终于登上了山顶。

在康德看来，这是我们能够得到社会道德原则的唯一途径。只有当我们都能够运用纯粹实践理性的时候，我们才能超越于个人的各种特殊利益，并形成一种共同的结论，这种共同的结论，将是整个人类社会所共同遵守的道德法则。它将是指环王。“一枚戒指统领众戒，尽归罗网。一枚戒指禁锢众戒，昏暗无光。”康德哲学中体现出来的凛然王气，不能不让仍然充满了理想主义的青年学子们深深感到震撼。

但是，我们如何才能对自己的理性如此自信？我们如何才能断定我们的道德高于其他人？要知道，世界多少恶，都是假借正义之名而行。

桑德尔教授对这些学生的提问笑而不语，他让大家再耐心一些。接着，他开始讲亚里士多德。

如果说康德的思想让学生们将信将疑，那么，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会让学生们感到根本就不能接受。亚里士多德还为奴隶制辩护！亚里士多德不仅反对寡头制，他也反对民主制！亚里士多德说，人生来就是政治动物，但他的意思是，每个人都必须参加集体生活，只有在集体生活中，我们才能变得更有道德、成为一个好的公民。我们刚从集体生活中逃出来，拜托，不要让我们再回去了！

亚里士多德说，如果不参加政治活动，你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好人呢？道德是一种实践。你读曲谱就能学会作曲吗？你看一段教你打网球的视频就能学会打网球吗？道德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如果一定要说它是什么，那么它就是一种中庸之道。道德是一种潜默的知识（tacit knowledge），它的秘诀在于：对适当的人，在适当的时候，出于适当的动机，做出适当的事情。一切都在于如何把握这种分寸感。你不经过长期的实践，如何才能掌握这一诀窍，成为一个有德行之人呢？

桑德尔教授接着告诉我们，亚里士多德其实点中了功利主义和康德的自由权利说的命门。无论是边沁还是康德，都将我们视为自由的、独立的自我，但是人天生就是一种群居动物，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一定是属于各种共同体的，你所在的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身份和情感，而你也不可避免地对这个共同体有团结和忠诚的义务。

很多学生可能已经听得坐立不安，因为这本来不是他们想要听到的。桑德尔教授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为什么要赡养父母？父母爱护孩子，还可以从个人自由的角度解释：我选择把孩子生下来，当然就要把他们养大。但是，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是的，父母有养育之恩。但是，如果你的父母对你并没有那么关心，到他们年老体衰的时候，无情地抛弃他们，是一种道德的行为吗？

桑德尔引用了另外一位哲学家麦金泰尔的话。麦金泰尔在《追寻美德》中写道：“我们永远也不可能仅仅通过个人来寻求善和运用各种德行。”寻找道德的旅行不是个人的探险，而是一个团队的集体活动。功利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都试图否认或回避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和分歧。无论是遵循边沁或是康德的思路，你都无法直面为什么人们天生地会认同忠诚和团结、为什么会有集体荣誉感、为什么会有爱国主义。

承认你并非是由你个人的选择和意志所决定的，而是受到历史、传统、家庭、社会的影响，并非什么令人羞愧的事情。这只会让你有更多的谦卑和敬畏。承认不同的文化、宗教、地区和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同和分歧，很可能会迫使我们不得不面对很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东西：比如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之间对战争历史责任的分歧，比如香港街头一个内地幼童撒了一泡尿，居然引起这么大的纷争。但是，如果我们成熟起来，并想要有所担当，就必须冷静而理智地面对和思考这些问题。

桑德尔教授的《公正》课，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讲的：“与回避的政治相比，道德参与的政治不仅仅是一种更加激动人心的理想，它也为一个公正社会提供了一种更有希望的基础。”

假如，仅仅是假如，这些孩子听完了桑德尔教授的《公正》课，收拾书包，走出教室。此时，天色已晚，余霞成绮，又是难得的晴朗天气。他们在暮色之中，站在校园里，凉风拂面，恍惚之间，已经不知身在何处。

容忍失败

此文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不过不是我料想中的。因为我提到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所以很多读者立刻回到了到底是政府干预还是自由放任的争论。本文的主要观点和这个“永恒的话题”无关。

1982年，两位美国管理学家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和罗伯特·沃特曼（Robert Waterman），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的书：《追求卓越》。为了揭开管理艺术的秘密，作者深入数百家企业，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们精挑细选，找出了43家“卓越”的企业，并试图找出这些企业的成功秘诀。他们说，卓越企业的共性是遵循了八项原则：崇尚行动；贴近顾客；自主创新；以人助产；价值驱动；不离本行；精兵简政；宽严并济。

信不信由你，这本书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本销量超过百万的商业管理书籍，三年之内，卖出了600万册。汤姆·彼得斯也从一名麦肯锡的普通员工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管理大师：从自由贸易到客户服务，从健康到政治，不管是什么题目，他都能侃侃而谈。

两年之后，《商业周刊》发表了一篇封面文章。这篇文章跟踪了《追求卓越》一书中的43家“卓越企业”，结果发现其中有14家已经遇到了严重的财务问题。是因为《追求卓越》一书纯属胡编乱造呢，还是因为它就是运气太背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位经济史学家莱斯利·汉纳（Leslie Hannah）试图跟踪近100年来世界上那些成功企业的身影。他以1912年为时光旅行的起点，想看看到1995年的时候，原来的那些大型企业会变成什么样子。

还不到100年的时候，世事已如沧海桑田。1912年世界上最大的企业是美国钢铁，现在它连世界100强都进不了，产量还不到宝钢或鞍钢的一半。1912年的前十强里面，到1995年仍然能够跻身前十的只有三个：埃克森（1912年时它叫Jersey Standard）、通用和壳牌。1912年的世界前100强企业，有10%在十年之内就被淘汰出局，到1995年，有一半以上已经杳无踪影。

面对现实吧：失败是常态，成功只是特例。汽车行业刚刚兴起的时候，美国有2000多家汽车企业，如今，仍然生存的还不到1%。当年，网络泡沫造就了多少明星企业，然而，这些明星很快就成了流星。每年，美国至少有10%的企业破产。如果你觉得商场上的竞争真是太残酷了，那么，想想大自然界的竞争吧：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物种，有99.9%都已经绝种了。

神奇的地方恰在于此。大自然仍然生生不息，市场经济仍然繁荣昌盛。事实上，恰恰是因为个体的失败，才导致了整体的生存和发展。

不妨琢磨一下生物的进化过程。一开始，出现了基因的突变。基因的突变并非人为设计好的，很多突变都是纯粹的偶然性。大部分突变对物种的生存而言不是有利的，而是有害的。但大自然有一套选择机制，会筛选出对物种有利的基因突变，并加以复制和推广。这就是进化的奥秘：改变、选择和复制。这是一种典型的“试错法”（trial and error）。

市场经济的奥秘也恰在于此。和计划体制相比，市场经济并不是会少犯错误，相反，它可能会犯更多的错误，但再怎么犯错误，一般情况下，市场经济也不会带来计划体制下的灾难性后果。金融危机当然是很大的错误了，但是，和计划体制下的大饥荒相比呢？

彼得·帕金斯基（Peter Palchinsky）是俄国的一位工程师。他曾经在欧洲各地如饥似渴地学习先进的工程技术和管理经验。回国之后，他先是给沙皇当顾问，后来又给苏联政府当顾问。帕金斯基孤傲耿直，从来不会说谎。他在欧洲旅行的时候有过一次外遇，在给妻子的家书中，他毫不隐瞒地讲了自己的出轨。他甚至想给苏共中央上书，讲科学和技术比共产主义更重要。

帕金斯基曾被指派为苏联“一五计划”中最重要的两个项目的顾问。一个是列宁坝，另一个是磁山城（Магнитогóрск）。列宁坝在乌克兰境内的第聂伯河上，斯大林想把它建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帕金斯基实地观测之后，认为当地的水流太缓，又处在一个冲积平原上，如果要建，水库会变得大而无当。他建议不要建大水库，先利用当地丰富的煤矿建火电站，同时建一些小的水电站。磁山城坐落在苏联的腹地，当时的设计是要建成一个比全英国的钢铁产量更大的钢铁厂。帕金斯基对磁山城的选址也提出了异议。磁山城距离莫斯科将近2000公里，这里根本无法靠钢厂本身形成一个有机的城市。

帕金斯基的建议都被斯大林置之不理。列宁坝建成了。果然如帕金斯基预料中的那样，整个项目的投资不断超过预算。最后的水库浩大无比。如果在这么大一块地方种草，把干草拿到电厂做燃料，能够发的电都比水电站多。1987年，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到磁山城访问，他看到的是一座悲惨的城市：到处都是酗酒、所有的生活用品都短缺、环境严重污染、居民的健康状况极其糟糕。

在苏联的体制下，帕金斯基的下场不难猜测。1928年春天的一个料峭夜晚，秘密警察逮捕了帕金斯基。一年之后，消息才传出来：他已经被处死。

值得庆幸的是，帕金斯基已经总结出了三条原则：第一，要多做新的尝试；第二，当做新的尝试时，悠着点儿做，小规模地做，要确保你输得起；第三，如果失败了，就从中吸取教训，如果成功则复制。对照一下，你就能看出，帕金斯基的三个原则和进化的“改变——选择——复制”策略是如此地相似。

这一策略看似简单，却难以被人们采纳。斯大林之所以拒绝帕金斯基的建议，或许是因为他要的只是“样板”，根本就没有考虑经济上的成本收益和工人的福利。抛开这一因素不论，我们的认知模式也常常阻碍“试错法”的推广。

第一，我们不愿意承认失败。“试错法”要求我们敞开怀抱，接纳失败。但是，承认失败谈何容易。得到一万元和失去一万元，在我们心目中的分量是否一样？不是，我们会觉得得到固然快乐，但失去拥有的东西，才真正叫我们割舍不下。经济学告诉我们，你已经付出的都是“沉淀成本”，但你的感情告诉你，那是你的“心血”。

第二，我们不愿意改变。“试错法”要求我们随时调整方向，不断改变自我。但是，我们的内心追求的是坚持不懈、前后一致。撒切尔夫人说：“你们要想转弯尽管转，女士可不会跟你们转。”（You turn if you want to. The lady's not for turning）托尼·布莱尔很自豪地说，他没有装倒车装置。哗——激动的人群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但是，如果一辆汽车没有倒车装置，你敢买吗？

在一个复杂而动荡的世界里，改变，才是我们应该信仰的哲学。

作者注

本文取材于蒂姆·哈福德的《适应：为什么成功总是以失败开始》（Tim Harford, Adapt: Why Success Always Starts with Failure）。哈福德更有名的一本书是《卧底经济学家》。FT中文网上也有他的专栏《卧底经济学家》。他曾经在世界银行工作过，在牛津大学教过书，现在专职写专栏和畅销书了。此书内容相当庞杂，作者举了很多商业、军事、科研上的失败案例，讲到了组织和个人如何才能更好地从失败中学习。文笔非常生动，推荐大家读一读。

拉斯蒂涅的艰难选择

本文是我写的关于皮凯蒂（Piketty）《21世纪资本论》的评论之一。后来，我在澎湃新闻上又发表了九篇评论皮凯蒂的文章，并应中信出版社邀请，写了一本《21世纪资本论》的导读本，已于2014年底出版，敬请各位关注并指正。

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里，拉斯蒂涅是一个野心勃勃但不通世务的外省大学生。他一心想出人头地，想当一个法官。心狠手辣的伏脱冷跟他说，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大学毕业最多到一个小地方当代理检察，一个月1000法郎薪水。到30岁薪水会涨到1200法郎。混得好，有靠山，到40岁可以竞争首席检察官。但是全法国只有20个首席检察官的空缺，候补的有两万人。或者，拉斯蒂涅也可以选择当律师，但这条路更辛苦。伏脱冷说：“你数数看，50岁左右每年挣5万法郎以上的律师，全巴黎有没有五个？”伏脱冷开导拉斯蒂涅：“雄才大略是少有的，遍地风行的是腐化堕落。”“在这个人堆里，不像炮弹一般轰进去，就得像瘟疫一般钻进去。”他建议拉斯蒂涅去追求一位贵族小姐，而他则去派人谋杀这位贵族小姐的哥哥，这样拉斯蒂涅就可以到手100万法郎的陪嫁，而他索要20万法郎作为报酬。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其新作《21世纪资本论》中，用这个故事来描述19世纪欧美国家的不平等状况。19世纪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贫富极度分化的时期。19世纪末，法国收入最高的10%人口拥有45%~50%的国民收入。到20世纪20年代，当法国进入所谓的“美丽时代”（Belle Époque）时，收入不平等程度也达到高峰。尽管各国的情况略有差异，但总体来看，19世纪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影响。收入分配是当时的一流经济学家关注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一石激起千层浪。皮凯蒂在21世纪初重提收入不平等，引起了一场新的思想风暴。

并非所有的不平等都是不好的。勤劳的人当然应该比懒惰的人收获更多，聪明的人也应该比愚蠢的人得到更高的回报，这是对勤奋和天赋的奖赏和鼓励。但有些不平等并非如此。安然和雷曼兄弟的高管应不应该拿那么多的钱？官二代和富二代有没有资格世袭巨额的财富？如果一个社会里，贫富分化的趋势不断自我强化，到最后1%的人拿走99%的财富，留下99%的人无立锥之地，这个社会是否还值得人们珍惜和呵护？

19世纪后半期，是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史称“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当时，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获利滚滚，社会财富涌流，上流阶层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可是，直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工人的工资一直处于冻结状态，甚至比18世纪的工资水平还低。19世纪70年代之后，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化趋势有所收敛，但并未出现大的转折。狂飙突进的经济全球化，为什么会倒退到贸易保护主义，继而出现各国的军备竞赛，最终走向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呢？

皮凯蒂认为，导致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主要原因是资本的收益会高于经济增长率。从长时段来看，如果没有出现“赶超”，比如二战之后欧洲和日本赶超美国，冷战之后中国赶超欧美，那么经济增长率的“常态”是处于比较稳定的低增长状态。从长时段来看，尽管会出现较大的波动，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资本的收益率也是比较稳定的。除了在个别时期，资本的收益率会低于经济增长率，在绝大多数时候，资本的收益率是高于经济增长率的。在21世纪，资本的收益率会持续不断地高于经济增长率。根据皮凯蒂的预测，受到人口规模减小、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不太可能高于1.5%，但资本的收益率则会在4%~5%之间。如果你拥有的是资本，那么，你会一直跑得比别人快。如果你想靠劳动致富，对不起，你会被别人远远地甩在后边。结果是：21世纪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将再度恶化。

皮凯蒂回顾了过去200多年的数据，描绘出的不平等的历史图景大致是这样的：在整个19世纪，收入分配不公的趋势是逐渐拉大的。从一战结束，到二战之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收入分配有了很大的改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平等的程度再度恶化。如果继续现在的趋势，21世纪将会和19世纪一样：巨大的贫富落差、尖锐的社会矛盾、红旗到处飘扬，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战争。

可是，从一战结束到20世纪中期，不是曾经出现过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幅度下降的现象吗？为什么未来就不会再有奇迹发生呢？皮凯蒂认为，这一时期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大幅度下降，是因为受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首先，战争直接带来的损失。尤其在欧洲战场上，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损失相当于一年的国民收入，德国的损失相当于一年半的国民收入。但这并非最重要的原因。其次，战争带来的政治、社会影响。这方面主要包括：海外资产大幅缩水（由于外国政府革命之后拒绝偿还债务，比如苏联；也由于海外殖民地出现的民族解放运动）；战争导致储蓄率急剧下降（富人财富受到冲击，不得不变卖资产度日）。按照皮凯蒂的估计，这两方面的原因能够解释这一时期收入不平等下降的2/3到3/4。第三，二战之后的政策变化，二战之后，无论是房产还是股票，价格都处于很低的水平。房产的价格下跌是因为各国普遍实行了房租控制政策，股票价格下跌是因为二战之后国有化风行一时，而且对资本流动、证券交易都有严格的管制。按照皮凯蒂的估计，这方面的原因能够解释这一时期收入不平等下降的1/4到1/3。这一段历史只是一个特例，很难进行复制。

如果皮凯蒂说的是对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对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现象坐视不管。其一，市场经济并没有自发纠正收入不平等的机制。固然，教育会提高人民的技能程度，增加劳动生产率，并进而提高工资水平。但教育纠正收入不平等的力量是非常微弱的。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原本读完高中就能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现在至少要读完大学，才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更有甚者，如果教育体制不合理，不仅不会增加社会的流动性，反而会成为固化特权利益的工具：富人的孩子更容易上好的学校，贫富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拉大。其二，收入不平等会引起社会心态的变化，并影响到人们的积极性。合理的收入不平等是一种奖勤罚懒的激励机制，而不合理的收入不平等会让努力上进的人们心灰意冷。说到深处，这是一个令人不敢直视的矛盾：财产自由和民主政治并非完全一致。我们究竟更想要什么？皮凯蒂认为，为了维护民主政治的稳定，必须采取行动，遏制财富过度地集中到少数富人手里，这是避免出现社会动荡的最佳方案。

作为一个研究税收的经济学家，皮凯蒂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征收累进税。当然，就连他自己都承认，这不过是一个“乌托邦”的方案。事实上，收入不平等的根源在不同的社会各有差异。发达国家遇到的主要问题可能是财富将在一代一代之间慢慢积累，而政治上的分化使得政府无法拿出有效的改革方案。发展中国家遇到的主要问题则可能更复杂。在第一局比赛中，市场竞争的规则本身就不合理，权贵已经拿走了更多的增长果实。到第二局比赛的时候，政府又漠然无视，没有在再分配的过程中调节贫富不均，为整个社会提供安全和保障。

但共同的一点是，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程度都在加剧。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人们的忍耐程度或许会更高，他们对未来会寄予更乐观的期望。随着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增长的潮水退去，人们对不平等现状的抱怨会越来越多。借用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2011年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上的一篇文章，我们已经进入“全球愤怒”（global indignation）的时代。

不要再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面，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发生，听任年轻的拉斯蒂涅们自己做出痛苦的选择。如果他们真的做出了选择，我们就该后悔了。

他们的山河在哭泣

对其他文明的研究，尤其是对相对落后的文明的研究，很容易陷入两个极端：要么，是居高临下地略带点儿种族主义的偏见；要么，是试图美化原住民文化，宣传“高贵的野蛮人”的略带点儿浪漫主义的偏见。难在找到一个平衡点，而找到平衡点的比较好的办法是寻找一种独特视角。

在玻利维亚的贝尼省，高山上的积雪融化之后，汇成一条条溪流。这里是亚马孙河流域的上游，在漫漫无涯的沼泽和枯黄辽阔的荒原之中，生长着一片片茂盛的森林。这里就是西里奥诺人的家乡。

1940~1942年，一位名叫艾伦·R. 霍姆伯格（Allan R. Holmberg）的博士生来到西里奥诺人的部落。1950年，霍姆伯格出版了《长弓的游牧民族》一书，介绍他眼中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印第安人部落的生活。霍姆伯格说，西里奥诺人是“世界上文化最落后的民族之一”。他们经常忍饥挨饿，衣不遮体。没有艺术，没有宗教，识数不过三，也不会生火。按霍姆伯格的说法，他们是“人类在自然原始状态”的“典型”。

霍姆伯格的研究被视为经典之作。传统的历史学教科书都是这么讲的，在欧洲人到达美洲大陆之前，当地只有零零星星的原住民，过着落后而悲惨的原始社会生活。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霍姆伯格并非一位有种族偏见的学者。他在玻利维亚做田野调查的时候，跟着西里奥诺人一起挨饿，甚至因感染疾病，几乎双目失明。后来，他成为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并一直热心地支持安第斯地区的扶贫工作。他对西里奥诺人的观察，是细致而认真的。他不过记录下自己亲眼看到的一切。哪里错了呢？

假如你看到从纳粹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难民，看到他们骨瘦如柴、衣衫褴褛，你会不会因此得出结论：欧洲人也是生活在贫穷而落后的“自然状态”？霍姆伯格看到的，正是一群在经历了一场大浩劫之后幸存下来的少数美洲原住民难民。

他们原来的生活不是这样的。著名记者查尔斯·曼恩（Charles Mann）在《1491》中，引用了很多最新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美洲曾经有过的原住民比我们想象中的多得多，他们的文明程度也比我们想象中的高得多。

当然，关于美洲原住民的研究仍然存在着很多争论，曼恩在书中也介绍了不同观点之间的激烈交锋，但他的基本结论是极具说服力的。1492年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原本是美洲原住民们世世代代生长的乐土。这场史无前例的不同文明间的“撞车”，摧毁了整个美洲大陆原有的文明。

为什么欧洲文明会这么轻易地消灭了美洲文明？按照欧洲人的说法，那是因为印第安人实在太落后，落后得不堪一击。1532年，西班牙冒险家皮萨罗带领着168个亡命之徒和62匹马，来见印加帝国的皇帝。西班牙随军牧师把一本皱皱巴巴的《圣经》交给印加皇帝，印加皇帝不屑地把它扔到一边。西班牙人以印加皇帝亵渎上帝的名义，发起了冲锋。几千名护卫的印加士兵都是仪仗队的，根本没有想到西班牙人会突然杀过来。他们仓皇而逃，互相践踏而死。皇帝身边的扈从绝望地坚守自己的岗位，即使双手被西班牙人砍掉，他们仍然用肩膀扛着轿子。西班牙人迈过印加士兵的尸体，俘虏了印加皇帝。为了赎回自己的皇帝，印加人付出了整整一屋子的黄金，但西班牙人依然背信弃义地绞死了他们的皇帝。

难道这个故事不是告诉我们，落后就会挨打吗？

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相信，欧洲人打败印第安人的制胜法宝，不是先进的武器，而是他们带来的病菌。在长期的农牧生活中，动物的疾病会传染给人类。但如果经过漫长的演化，人们会逐渐形成抗体，原本致命的传染病就退化成了地方病。禽流感会变成人流感，牛瘟会变成麻疹，马痘则成了天花。猪会传播炭疽病、布鲁氏菌病、钩端螺旋体病、旋毛虫病和肺结核等。但是，美洲原住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牲畜。他们只驯化了狗、火鸡、羊驼、美洲家鸭和豚鼠等几种动物。而且，美洲原住民的体质过于同质化。据估计，在每十个美洲原住民中，有九个都是O型血。这使得美洲原住民对新的传染病几乎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历史学家估计，大约有90%，甚至95%的美洲原住民死于欧洲人带来的瘟疫。

那么，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美洲到底有多少原住民呢？据估计，当时的美洲原住民大约有9000万到1.12亿人。在美洲大陆上，原本处处都是巍峨的宫殿、繁华的城市、熙攘的人群，瘟疫过后，美洲大陆变得千村薜荔、万户萧疏。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毁灭。

看看吧，欧洲人都干了些什么。

他们摧毁的印加帝国，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其疆域超过中国明代的疆域，超过伊凡大帝时期的俄罗斯帝国，超过了非洲的大津巴布韦，超过了奥斯曼帝国。印加帝国有着四通八达的交通、恢宏的建筑、灿烂的文化，这一切都已随风而去，化为灰烬。

美洲大陆是一片到处都有冤魂的土地。这是他们的山河。他们的山河在哭泣。

美洲原住民创造了至今仍令我们赞叹的独特文明。庞大的印加帝国，居然没有货币，甚至没有集市。你能够想象他们是如何维护社会的繁荣吗？美洲原住民培育了玉米、土豆、西红柿、辣椒、棉花、木薯、咖啡、香蕉、橡胶等多种农作物。你能够想象出我们的世界如果没有这些农作物，会是什么样子吗？美洲原住民比古代巴比伦人更早发明轮子，但是他们只把轮子作为玩具。是因为他们愚蠢吗？不是，因为他们有更妙的招数。他们不善于机械，但善于纺织。他们的盔甲是用棉线精心制成，不仅护身，而且轻便。他们精通数学和天文历法。他们说的语言比欧洲的语言更加丰富多彩。他们能够建立以渔业为基础的独特社会。我们都以为亚马孙热带雨林自古以来是人迹罕至的，但是，有些考古学家相信，亚马孙森林有五分之一左右是生活在那里的美洲原住民人工培植的。至今，考古学家们还经常可以坐在飞机上，就能看到地面上有美洲原住民们留下的沟渠纵横、阡陌交通的遗址。在更隐蔽的森林深处，很可能还隐藏着印第安人留下的辉煌宫殿。

这并不是一个先进战胜落后的故事。当欧洲人最早接触印第安人时，他们甚至会感到自惭形秽。早期的欧洲殖民者在寒冷的新英格兰地区几乎被冻死、饿死，但当地的印第安人则器宇轩昂、高大挺拔。连欧洲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印第安人个个俊美标致。欧洲人当时的火枪射程尚不如印第安人的弓箭。在印第安人看来，这批奇怪的外来者真是邋遢：他们吐痰的时候会吐到一块布里，然后把这么脏的东西装进自己的口袋！

曼恩问过很多个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如果是你，在当时的情况下，你会选择做一个印第安人，还是一个欧洲人？大部分学者都不喜欢这种提问的方式，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当一个印第安人。为什么不呢？当时印第安人吃得好、穿得好，北美的印第安人天生崇尚自由和平等，在他们的社会里，没有贫富分化、没有奴役和压迫，所有的人都会得到部落的妥帖保护。电影《与狼共舞》中，南北战争中的英雄邓巴中尉主动加入了印第安苏族，最后连英语都不愿意说了。在欧洲人刚刚和印第安人接触的时候，这样的故事并非少见。

站在历史的火车站上，你会发现，从这里开出的每一辆列车都没有行车时刻表，连终点站是哪里也不知道。有些列车开到了它想都没有想过会到的地方。有些列车总也开不到它原本想要去的地方，另一些列车，则驶向了遥远而永恒的天国。

作者注

本文取材于查尔斯·曼恩在2005年出版的《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作者还有一本姊妹作：《1493：发现“哥伦布发现”之后的新世界》。《1491》的中译本已经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对美洲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还可以参考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细菌和钢铁》以及艾尔弗雷德·W. 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这几本书均已有中译本。

黄金镣铐

我一直在阅读关于金本位制的研究，希望能够有机会把这段历史讲述一遍。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此书似乎还没有中译本。出版社都喜欢跟风，翻译出版新书，但一些过去出版的书历久弥新，建议有心的出版家沙里淘金，好好挑选。原文写道：“一次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规范的用法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已改正。

邻居家的孩子总是更完美。历史上的金本位制，看起来就像邻居家的孩子一样完美。看看人家：政府无法随便印钱，自然也就不能随随便便地干预经济活动。一切都靠“看不见的手”，行云流水，指挥倜傥，完美无缺。

著名经济史学家艾肯格林说，金本位制其实是一个镣铐（gold fetter，最早是凯恩斯的话），它束缚住了政府的手脚，使得政府犯了一系列的错误，正是这些错误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退出金本位制，才能挣脱镣铐，重获自由，实现经济复苏。或许，一个更恰当的比喻是，金本位制像是一件湿衣服，你本以为穿着衣服会保暖，但湿衣服让你更容易着凉。脱去湿衣服本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不脱呢？还是因为内心的犹豫和恐慌：你从来没有当着这么多的人光过膀子。

金本位制确实有其辉煌的时候。从1880年到1914年，列国豪强都实行金本位制，而且金本位制运转良好。但艾肯格林指出，这是由于风云际会，一系列特殊的政治经济及国际因素的巧合。在金本位制下，外部平衡的经济目标压倒了内部平衡的经济目标。为了维持金本位制，一国往往被迫承受忽冷忽热的经济波动。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19世纪的失业问题并非不严重，但没有人关心。为什么？当时根本就没有失业这个概念，人们把失业者称作“穷汉”“流浪汉”，还没有人认识到，他们之所以找不到工作，不是因为个人或懒或笨，而是因为宏观经济出现了低谷。即使有人对大批失业者感到同情，他们也不会想到，政府可以通过货币或财政政策熨平经济波动。当时所谓的民主，基本上是贵族和上流阶层的民主，穷人对政治没有影响力，而金本位制下，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当然是符合大资本家的利益的。

与此同时，不得不赞美的是，在19世纪末期，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相当成功。一方面，各国之间配合默契。当市场处于相对平稳的时候，各国央行唯英格兰银行马首是瞻。比如，如果英格兰银行降息，大家都跟着降息。英格兰银行的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对表”的标准时间。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国际金本位制并非完全由英国主导，而是相当的多元化。当市场出现危机的时候，英国不是最终贷款人，它反而会向法国、德国寻求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和市场之间亦是心心相印，没有和政府捣乱的投机资本。市场预期政府一定会捍卫金本位制，所以会提前守住阵地。国际资本流动和政府的政策意图相辅相成，珠联璧合。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政治、经济格局都出现了巨变。民主的力量抬头了。一战期间，各国政府为了安抚工人，就已经改弦更张，支持工人建立工会。工人参加的政党势力大涨。对国内经济稳定的关注成为政治热门话题。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和一战之前大相径庭。无休止的关于战争赔款的争执，为所有的国际经济协调都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且，各国的政策主张也各执一词。法国经历了长期的高通货，仍然心有余悸。法国认为，大萧条的原因是各国没有信守金本位制，滥发货币；英国则始终感受到高利率之苦，英国认为，大萧条的原因是金本位制的束缚，央行没有及时地增发货币救市。胡佛总统的观点接近于法国，而罗斯福总统的观点则偏向英国。如果医生们连诊断结果都不一样，该怎么开药方呢？一战之后，各国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实现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但一次又一次地以失败告终：1920年布鲁塞尔会议、1922年日内瓦会议、1933年伦敦经济会议。

1928年，美联储提高了利率。这本是一个温和的政策调整，却激起了一圈一圈更大的波澜。一战之后，美国成了最大的顺差国，其他国家都仰仗美国的资金支持。英国需要美国的资金支持重返金本位制。满目疮痍的法国和德国需要美国的资金战后重建。东欧国家需要美国的资金支持抑制恶性通货膨胀。拉美国家需要美国的资金支持渡过初级产品价格下跌之后的难关。突然，美国爆发了股灾，美国的资金断流了，其他国家只好收缩货币和财政，这使得它们的经济形势更加恶劣。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各国相继退出金本位制。银行危机此起彼伏。世界经济陷入长久的衰退。

能不能不退出金本位制呢？当然可以，但这就需要各国齐心协力。如果一国单独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遇到最糟糕的结果：资本会外流，央行被迫提高利率，保卫金本位制。但大家同时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就会避免这一结局。遗憾的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经济政策根本无法达到协调，于是，大家都陷入了“囚徒困境”。

当各国退出金本位制之后，纷纷舒了一口气。退出金本位制意味着本币贬值，而贬值促进了经济增长。但这不是著名的“以邻为壑”的“货币战”吗？其实并非如此。设想，如果所有的国家都同时退出金本位制，而且退出之后都采取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则需求会增加，而且增加的需求是国内需求，货币扩张之后，即使名义汇率贬值，但实际汇率变化不大，不会对出口有太大的影响。从实际情况来看，退出金本位制之后，没有紧跟着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出口迅猛增加，但增长和就业复苏很慢。退出金本位制之后紧跟着采取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则增长和就业复苏更快，出口增长并不强劲。

那为什么20世纪30年代会有“货币战”的恶名呢？这是因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反应。当有些国家退出金本位制，货币贬值之后，那些没有退出金本位制的国家，会被迫提高关税、收紧配额，保护自己。“货币战”其实说的是“贸易战”。

不同的国家之所以会采取不同的反应，又跟其国内政治密不可分。有些国家在一战之后采取的是比例选举（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政治制度，试图让每一个利益集团都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管利益集团多小，他们也能组建自己的政党，慷慨激昂地发表自己的声音。“春山磔磔鸣春禽，此间不可无我音。”而有的国家采取的是多数选举（majority representation）制度，在一个选区，最后能够脱颖而出的只有一个票数最多的政党。乍看起来，这种民主制度是把民众表达自己意见的渠道中途断流——确实也是如此——但和比例选举制度相比，这一制度更有利于政府做出统一的决策，尤其是事关征税的决策。

德国、奥地利、法国等国家实行的是比例选举制度，大大小小的政党争执不下，谁也不肯让步，政府无法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减少由于战争带来的财政赤字，于是只能偷偷地让央行开动印刷机印钱，结果是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恶性通货膨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当恶性通货膨胀出现之后，这些国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变得对通货膨胀极度恐惧。事实上，当1929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各国受到的是通货紧缩的困扰，但央行还在害怕货币扩张会带来通货膨胀。相比之下，英国和美国一是由于政治格局的变化相对不大，多数选举制度运转平稳；二是因为并非一战战场，战争带来的物质损失相对较少，所以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英国和美国政府也担心通货膨胀，只是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神经质，所以才能更务实地调整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金本位制就是金融童话中那个永远和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公主，那个会给每一个好孩子（指的是我们自己）带来礼物的圣诞老人。其实，它影射的是我们对这个平庸现实的不满。最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事实的真相却是：这个真的没有。

作者注

本文取材于巴里·艾肯格林的《金脚镣：黄金标准和大萧条，1919—1939》（Barry Eichengreen, Golden Fetters: 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919-1939）。艾肯格林最著名的金融史著作，如《资本全球化》（Globalizing Capital），以及《嚣张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都已经有中译本了。他最新的著作是关于大萧条的，讨论了大萧条的起因、影响，以及各国的不同对策。估计2015年会问世。

南海鼎沸

写作此文的时候，恰逢南海形势紧张。编辑将题目改得更吸引人：“中越之间会爆发战争吗”。出书就不需要这么刺激了，重新改回原来的题目。原文讲中日在黄海对峙，已经被读者指出是错误的，中日之间的主要争端是在东海。已更正。另推荐吉原恒淑（Toshi Yoshihara）和詹姆斯·霍姆斯（James R. Holmes）的《红星照耀太平洋》（Red Star Over the Pacifi：China’s Rise and the Challenges to U.S. Maritime Strategy）。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100年前，一个塞尔维亚的热血青年在萨拉热窝街头刺杀奥匈帝国王储夫妇，引发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浩劫。这是因为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已经燃烧到了沸点：大英帝国日薄西山，但仍然幻想着往日的荣光。美国的力量蒸蒸日上，却还只是一个信奉孤立主义的青春期国家。一直梦想在欧洲大陆称霸的法国屡试屡败。德国作为一个后进者，不甘心被圈在中欧的狭小生存空间。俄罗斯本能地要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拼命地扩张。朝秦暮楚、连横合纵的结盟令人眼花缭乱。电报、机关枪等新技术的出现，让外交官和军事专家们目眩神迷。野心和贪婪、误判和偏执，一个错误的决策连着另一个错误的决策，终于酿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

100年后，国际形势再度动荡不宁。美国已经从权力的巅峰滑落，但仍是世界上最大的霸权国家。美国的盟友们却日益老态龙钟。新兴国家一批一批地崛起，却发现聚义堂上没有它们的交椅。国际政治的板块更猛烈地相互冲撞，更加野蛮的新生力量急迫地想要填补看似转瞬即逝的权力真空。乌克兰局势震动了整个欧洲，中东和非洲的政坛发生着剧烈的化学反应。东亚地区剑拔弩张，南海快要沸腾了。

在东亚地区，会像100年前那样，爆发新的战争吗？

和100年前的欧洲不同的是，如今，在东亚地区，较量的焦点不在陆地，而在海上。按照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的说法，海洋是一种“阻止的力量”（stopping power）。即使是航速最快的战舰，航速也不过35节（约合每小时65公里）。从海上登陆，占领别国的领土，更是困难。因此，海军的思路和陆军不一样。陆军强调攻城略地，海军则仅关注航道的畅通、基地的保障。美国私人战略咨询机构战略预测（Stratfor）的首席地缘政治分析师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在其新作《亚洲大熔炉》（Asia’s Cauldron）中认为，东亚各国之所以更关注海洋，恰恰是因为在这一地区，陆地边界的纠纷已大体尘埃落定。

以中国而言，自古以来，中国防守的重点是北部，中原地区时刻要警惕北方的游牧民族策马南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尤其是和苏联交恶之后，国防的重点也一直是加强东北和西北的防守。最近20年，内陆边界出现了少有的稳定局面，才使得中国能够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海上。

从渤海、黄海、东海到南海，中国的海洋战略重点也出现了转移。东北亚地区的热点是朝鲜半岛，黄海是中日韩等国兵家必争之地，东海有中日领土争端，且事关台湾海峡局势。但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东北亚地区虽仍有巨大的隐患，大体格局已定，只要稳住阵脚，局势会对中国越来越有利。越过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这一条“第一岛链”，就是浩瀚无垠、渺无人烟的太平洋，非中国必争之地。

但南海则不然。南海之于中国，犹如加勒比海之于美国，犹如地中海之于欧洲。如果加勒比海始终受制于英国、法国或西班牙，如果地中海仍然受制于阿拉伯帝国或北非，美国能够是如今的美国，欧洲能够是如今的欧洲吗？从南海向西，是印度洋。21世纪，印度洋将成为所有的海洋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这里连接着中国和非洲、中东、南亚、中亚和欧洲，即将成为人口第一的印度虎视眈眈，这里又是穆斯林的贸易世界。打通印度洋，中国才能有自由呼吸的空间，而南海则是通向印度洋的前站。

卡普兰以地缘政治学者的冷静眼光来看中国的崛起。他认为，中国一定会谋求在南海站稳脚跟，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过去几百年的大国政治历史规律都得重写。但是，他也指出，中国并非要在东亚称霸。中国是一个陆地国家，不会像当年的海国日本一样，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冲动。而且，从美国的加勒比海战略来看，中国的南海战略也不会像外界想象中的那样激进。的确，美国在1823年就提出了“门罗主义”，声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但是，这丝毫没有妨碍美国海军和大英帝国的皇家海军一起在加勒比海巡航，共同打击奴隶贸易。门罗主义不是要把欧洲赶出美洲，而是想“冻结现状”（to freeze the status quo）。1898年在古巴爆发了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后来，美国在菲律宾再次打败西班牙，而这也不过是为了向欧洲展示实力，说明美国有能力打仗，而且有能力打胜仗。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国务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说：“我们被诬陷为想要抢夺主权，但其实我们想要的只是保护的权利。”

当然，历史无法简单地类比。美国当年在加勒比海并没有遇到强劲的对手。加勒比海对美国当然重要，但在世界地图上不过是一个偏僻的水域，欧洲列强并未把加勒比海视为战略要害。散落在加勒比海之上的，大多是一些很小的岛国，根本无法和美国抗衡。

南海却已经成为全球的焦点。美国声称要“重返亚太”，虽然它一直就没有离开。美国海军和空军力量的50%部署在东亚，就是为了遏制中国。但中国正在奋起直追。中国现在有大约60多艘潜水艇，过不了多久就会超过美国的潜艇数量。到2020年，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舰规模很可能会超过美国的舰队。

这种力量的转移带来了很多焦虑。东亚地区正在展开一轮新的军备竞赛。跟2000年比，马来西亚的军费开支增加了一倍。2006年，韩国决定在2015年之前将其军费开支扩大一倍。就连新加坡这样的弹丸小国，也已经跻身世界军火十大进口国之列。这使得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更加令人担忧。

与一般的印象不同的是，东南亚国家并没有形成一致反华的立场，因为并非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和中国有海域之争。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差异极大。缅甸和老挝仍然埋没在贫困的灰尘中，黯然无光。柬埔寨一派欣欣向荣，但其根基太薄。泰国的局势如果继续恶化，势必会成为一个第三世界民主制度失败的典型案例。菲律宾始终没有被东亚经济的活力所感染，它更像一个毫无生机的拉丁美洲国家。新加坡如同一颗璀璨的宝石，闪耀着夺目的光彩，但它只是一个小规模的城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几乎又是一个崛起的印度。但是，这两个国家地广人杂，国内政治盘根错节，民族国家建设尚未竣工，这将极大地消耗它们参与国际事务的力量。

相对而言，最有可能和中国发生冲突的是越南。越南始终对中国心存芥蒂。汉朝的时候，越南曾被划入中国的版图。到唐朝晚期，中原战乱，到了五代十国的时候，中国已经陷入分裂。越南趁机挣脱了中国的统治。作为一个和中国接壤的中等规模国家，越南挣扎在极度的自傲和自卑之中。自傲在于，他们曾经打赢了美国；自卑在于，越南和中国相比，也就是中国的一个省面积大小。越南政府极其需要渲染中国的威胁，以凝聚民族精神，稳固国内政治。中国和越南之间，有着很长的友好历史，也有不少次兵戎相见。1979年，两国之间曾经有过一仗。如果不勒住历史的缰绳，两个曾经交战过的国家，往往需要不止一次战争，直到筋疲力尽，才能达到最终的和解。

如果中越之间出现了冲突，会演变为一场全面战争吗？可能性很小。中越之争，主要是在海上。两国的陆地边界已经基本划清。海上的冲突，规模可大可小，回旋余地较大，完全取决于双方的谋略和智慧。如果中越之间出现了冲突，美国会出兵干预吗？可能性几乎为零。尽管越南和美国已经暗通款曲，形成了事实上的盟友关系，但越南并不像日本那样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美国身上。这不是因为越南和美国之间曾经有过一场残酷的战争，越战中有300万越南人丧生，美国在越南的土地上投下了1500万吨弹药（超过二战期间欧洲和亚洲战场上投放的弹药总量），而是因为越南曾经上过当。1979年中越交战的时候，苏联就没有援助越南。如果中越交战，美国凭什么会冒着得罪中国的风险，去帮助曾经把自己打得灰头土脸的越南？

历史不会重演，但总押着同样的韵脚。一战百年纪念的钟声即将敲响，或许也会在亚洲激起回响。愈有大事，愈须沉静。南海，南海，令多少人难眠，令多少人魂牵。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她终将是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亚洲。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在FT中文网发表的时候，题目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人”。这个改过的题目更符合语法，不过不是原来的典故。这是首革命老歌的题目。“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歌词的中文读起来是有点儿别扭，不过革命人是不受世俗拘束的。后来见到赵汀阳老师，我问他书评写得怎么样。他出于礼貌，高兴地跟我说，写得挺好，写得挺好。

两位思想家之间的对话，最后出了一本书。出版社让我这个经济学者写个书评。亏他们想得出来。我该怎么评论呢？

这好比我在自家的阳台上喝茶，忽然看到院子里有一对情侣在聊天，有时窃窃私语，有时慷慨激昂。我好奇地看着他们，努力地偷听他们到底在说啥。然后，你们来了，问我他们到底都说了什么。我离得那么远，怎么能够听到他们的悄悄话？怎么能够看清他们眉目之间细微的传情？

什么，还是有人想知道？啧啧，经济增长放缓之后，闲人也变得多了。

那好吧。如是我闻。

事情是这样的：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到法国开会，遇到了法国的老一辈思想家德布雷。赵汀阳的发言让德布雷很感兴趣，他主动地找上来说：“要不我们一起写本书吧。”我估计赵汀阳有点儿受什么若什么的。德布雷啊，你想，当年的老革命啊，曾经跟着格瓦拉一起打游击，后来摇身一变，成了著名的思想家。德布雷建议：“要不我们谈谈革命吧。”

一回来，赵汀阳就开始给德布雷写信。赵汀阳是个深居简出的学者，不过他可能自己都没有觉察出来，他的思想已经引起国际关注了。记得当年老外到了北京，吃完烤鸭都要去看看辜鸿铭，现在他们都想去看看赵汀阳。赵汀阳是为数不多的深思苦虑的中国学者，现在悄无声息的，以后真搞不好会让他琢磨点儿什么东西出来。

赵汀阳先说：“革命嘛，我的感觉很矛盾。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革命的时候慷慨激昂，到头来不过是一地鸡毛。毛主席说‘大乱之后必有大治’，大乱是有了，大治呢？”赵汀阳说到这里，话锋一转，他兜售起自己的“天下主义”：“这是小弟我近来琢磨出来的一套拳法，前辈您给看看，练得怎么样啊？”

让赵汀阳郁闷的是，德布雷根本没有接招。大师说：“革命啊，是的，我知道的，都是这样。”革命叫revolution，这个词原来是指转了一圈回到了原地（这个我也是刚知道。陪着孩子在国外读书，给他辅导功课的时候才学会，360º角叫revolution）。接着，他很傲慢地说：“你那个‘天下主义’靠谱吗？啥叫革命？革命得有革命的理论啊，得有知识分子出山啊！想当年，兄弟我在南美丛林里打游击的时候，游击队的革命理论就是我给提出来的。那时候，好啊，走遍天下都是朋友，只要说是革命家，到哪里都管饭。”

这叫赵汀阳怎么接茬呢？他吃亏就吃亏在晚生了那么几年，没赶上串联。他悻悻地说：“您当年要是到了北京，毛主席肯定会拉着您留下来一起干革命。不过，嘿嘿，到了1972年，他就该想见尼克松了。”

赵汀阳耐心地又把自己那套“天下主义”的拳脚演习了一遍。他说：“我们老祖宗在3000年前的周朝，建立了一个普遍主义的天下体系，一个开放网络式的世界体系。每个诸侯国高度自治，人民可以自由流动，有本事可以到别的国家当总理或元帅。可惜秦始皇把这套东西给废了，改成了中央集权、官僚制度。原来那个东西多好啊，比康德的世界和平方案还好。”

德布雷听罢，摇摇头说“兄弟，咱们练的路数不一样。你太理想主义。你搞那个‘世界大都会’，怎么施行？谁当老大，谁听谁的？搞世界议会？G20？不靠谱。”赵汀阳最怕人家问他怎么施行的问题，他连所长都没有当过，你让他找出来一套政治方案，他去哪里找啊？他小声嘀咕：想想还不行啊？全球化、西方的普世价值，压得中国喘不过气。但是，在中国文化看来，什么是对的，不是看个体理性，不是靠从“我”直接推出“人人”，你得看你和别人的关系，赵汀阳称之为“关系理性”。他说，尊重这种相互关系才能保证对多元文化和语言的普遍尊重。他给德布雷讲了个小故事。他说：“12世纪的时候，有一队犹太人到了河南开封，犹太人到哪里都受到歧视，唯独在开封，被中国文化给同化了，考进士的考进士，当军官的当军官。这个故事我太喜欢了，就是发生在我们老家的事儿。”

赵汀阳问德布雷：“您是研究媒介学的。看看现在的大众媒体吧，简直乱透了。知识碎片化，舆论口水化，‘心灵无处停留而消散在语言碎片之中’。”德布雷闻听这番诉苦，拍拍赵汀阳的肩膀说：“兄弟，我劝你还是少操些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虚伪、乌托邦和谎言是为了给齿轮上润滑油而成为必需的。’戴高乐说，有的真理把人往下拉，有的谎言把人往上拉。戴高乐就深谙此道，他其实没怎么打过纳粹，但却把自己装扮成民族英雄的角色，把法国弄得举国振奋。”赵汀阳心中暗想：“这还用你来提醒我？毛主席的标语口号不比戴高乐那些乏味的演说更激动人心？但是，什么是真理，咱们还得辩辩吧？任何一个生活游戏都不应该允许作弊啊。”

德布雷说：“还真不是那回事。真理是辩不明的。看看人家好莱坞怎么拍《逃离德黑兰》吧。什么时候，伊朗人才有能力和才华来跟我们讲美国的历史？中国有没有能力向全球来讲它自己的历史？”

能吗？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个可能还真没戏。赵汀阳说：“我们知识分子现在都是少数派，现在的世道都难说是民主（Democracy），而是公议政治（Publicracy）[3]，谁名气大谁说了算。”德布雷说：“不仅是公议政治，而且是庸人政治（Mediocracy），谁是平庸之辈，谁能抱住大众媒体的大腿，谁说了算。反正要做个公共人物（publicist）就必须抹去思想的精工细活而去制造噪声，屈从当日的主题，用简单化的词汇来表达，用假装叛逆来作秀，去讨好传播载体的主子们。”

看到前辈有些来气，赵汀阳想缓和一下气氛。他夸奖德布雷：“看来，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您看您，到现在了，还是斗志昂扬、革命成了一种生活和思想态度，一种令人羡慕的方法论。您看看我们这里，别提了。除了雾霾，北京还弥漫着一种悲观主义的情绪。北京最典型的三句话就是：没戏，没劲，没辙。”

德布雷低头不语，在心中默识：“没戏，没劲，没辙。”讲得多好啊，记住了。

其实，我在阳台上旁观，早已看出来了，说到哲学的时候，德布雷真的不如赵汀阳。赵汀阳说到两千年前历史学家司马迁被问起历史不写什么的时候，他的回答是：“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这或许也是赵汀阳内心的期许。

但德布雷的人生金句真多，比如这一句：“在寻找正义时我们会遇到同志，在寻找真理时会遇到朋友。”

后来呢？后来呢？

后来，我看到他们互相拥抱，“兄弟般地握手”，然后就散了。

[3] Publicracy是赵汀阳构造的词，指公共系统和公共意见的统治。——编者注

当过官和没有当过官的经济学家

我知道此文一定会引起误解，所以给了FT中文网，又撤稿了，最后发表在一个纸质媒体：《彭博商业周刊》，不过还是逃不了在网络上传播的命运。一位经济学前辈开会的时候，一把抓住我问：“你说，我算哪一类经济学家？”我之所以老是写调侃同行的文字，是因为我相信经济学家有容人之风，有自我解嘲的智慧。原稿中日本邮政公社雇员人数有笔误，经微信群里的朋友指正，已更改。

有时候，我们能够发现，当过官和没有当过官的经济学家在风格上会有很大的差异。凯恩斯当过官，哈耶克没有当过官；加尔布雷斯当过官，米尔顿·弗里德曼没有当过官；曼瑟·奥尔森当过官，詹姆斯·布坎南没有当过官。据说，每到美国政府换届的时候，哈佛的经济学教授会走一半，都去华盛顿了，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很多教授一辈子都没有去过伟大祖国的首都。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当过官和没有当过官的经济学家并没有高下之分。往往越是智力超群，越是性格离群，有的学者就是甘坐冷板凳，他们的学问也可能会做得更好。大部分当过官的经济学家都不是职业政客，他们只是票友而已，最后还是会回到自己的书斋。当官之于学问，犹如插队之于人生。下过乡、插过队，肯定对你的人生观会有影响，但总不能说，一个人不到梁家河插过队，就不算长大成人吧。我的意思是，有一种对经济学的理解，是把这门学问称作“世俗的哲学”（worldly philosophy），不仅强调如何认识这个世界，还关心如何改造这个世界，如果本着这样的态度去做经济学，就应该对政策决策和执行的实际过程有更多的理解。

以我个人的观察，在中国，一个经济学家的水平往往和他对政府批评的激烈程度成反比。

再一次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说不能批评政府。不批评政府，怎么才能显出学者的风和骨呢？再说了，至少就大部分经济问题而言，批评政府的政治风险很小。可见批评政府是一件低成本、高收益的事情，因此可算是经济学家的“理性选择”。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是仅仅为了批评政府而批评政府，而是想真正提出一些真知灼见，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看法，那么，在批评政府之前，最好保持学者应有的谨慎和谦卑。

经济学的套路很简单，无非是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问题在于，我们知道政府的约束条件吗？有的经济学家急于提出自己的最优方案，但是，他很可能没有考虑到政府面临的约束条件。某一项政策建议，听起来很不错，但实施起来，有预算吗？合法合规吗？谁去干？有足够的人力吗？会和另外的政策目标冲突吗？你看到的可能只有一个约束条件，现实世界中或许有十个约束条件。此外，政府的目标函数和学者的目标函数也不尽相同。学者考虑的是收益最大化，即如何尽可能获得最大的社会收益，但政府往往首先要考虑成本最小化，即什么政策是最容易执行，能够立竿见影的。在教科书里，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是一回事，实质上就是个对偶问题，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它们可能相差万里。你拿到的考题和政府的考题是不一样的，怎么一起对答案呢？

竹中平藏是一位当过官的经济学家。小泉纯一郎组阁之后，邀请在庆应义塾大学任教的竹中平藏担任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2002年9月，小泉罢免了金融大臣柳泽伯夫，改用竹中平藏接替，他同时继续留任经济财政担当大臣一职。竹中成为小泉内阁名副其实的“财经金融总管”。2004年9月，在小泉内阁的第三次内阁改组中，竹中继续被任命为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同时卸去了金融担当大臣一职，就任邮政民营化担当大臣，帮助小泉啃下邮政民营化这个改革的“硬骨头”。《读懂改革逻辑》，就是竹中平藏对自己这段宦海生涯的体会。

读者可能首先会发现，竹中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讲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竹中在讲解日本的经济政策、改革思路的时候，基本上用的是凯恩斯主义的框架。但是，所谓的凯恩斯主义框架，并不是说强调政府要如何干预市场，而是说，当决策者在思考如何管理宏观经济的时候，他们关注的是主要宏观变量之间的关系。政府花一元钱，国民收入会增加多少？这是个简单的财政乘数概念，简单到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在学习经济学的时候就知道这一概念，但在现实中如何测量乘数的大小、如何解释乘数的差异和变化，令无数政府精英白了少年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什么关系？如果政府的财政支出增加，会对利率、对货币乘数带来何种影响？从长期来看，国债利率相较名义GDP增长率孰高孰低？大学生们在准备考试之前复习的这些问题，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们同样在苦苦思考。在现实决策中，花拳绣腿不管用，管用的还是基本概念、最基础的分析框架。决策之难，难在经济体系是一般均衡的，处处连通，一变俱变；难就难在经济体系是瞬息万变的，朝秦暮楚，难持一端。

即使是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未必能成为一个及格的决策者。决策中需要的知识，常常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竹中平藏反复讲道：“战略在细节。”比如，他说，在处理日本的金融体系不良债权的时候，遇到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即如何对银行的资产进行严格的评估。准确的评估涉及对贴现率的确定，竹中专门制定了一个计算贴现率的指导大纲，还郑重地将它写入了金融厅的检查指导手册。他甚至认为，这是“金融再生计划”成功的秘诀。从理论上来讲，“金融再生计划”无非是保证那些理所当然的事情被严格地执行，但人们出于大意或贪婪，恰恰会忽视那些理所当然的事情。竹中特别提到，和他一起制订“金融再生计划”的，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政府官员，而是熟悉业界内幕的企业家和金融家。他还暗自庆幸，这些技术性的细节，既没有被媒体报道，也没有在国会上遭到质询，就这么暗度陈仓地顺利通过了。谈到邮政民营化，他说，从经济学的大道理来说，把一个低效臃肿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实现民营化有多少种途径，哪一种途径才是众望所归。他说，在这方面，具有行政学知识的法律专家比经济学家更管用。

有时候，改革可以靠技术专家在幕后静悄悄地推动，但有时候，改革必须是在万众瞩目之下发起冲锋。日本的邮政民营化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它不仅是个经济改革，更是一个政治手术。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就进入了“失去的十年”，经济改革举步维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阻挠。邮政公社是日本最大的国有企业，拥有26万名正式员工和12万兼职人员，不仅有邮政业务，还有银行和人寿保险，邮政已经变成了“衰退产业”，银行和人寿保险沉淀了巨额资金，但管理奇差。小泉选择“邮政民营化”，就是想向既得利益宣战。这一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竹中不仅担任邮政民营化担当大臣，还在小泉的要求下参加议员竞选——多一票是一票啊。为了推行邮政民营化，小泉甚至解散了众议院。内阁成员中农林水产大臣岛村宜伸反对解散众议院，小泉当即罢免了他，自己兼任农林水产大臣。

这本书的日文版原名叫“战斗经济学”。官场就是战场。竹中写道，自己的一点体会就是，时刻做好辞职的准备。他说，自己在小泉内阁任职的五年半中，一直做好了随时辞职的准备。如果每天想着要慢慢获得上司的认可、一步步升职的话，只会徒增自己的苦恼。但是如果时刻做好辞职的准备，就什么都可以做成了。

我在江湖上的一个朋友也思考过这个人生问题，他读到金庸的《鹿鼎记》时豁然开朗。《鹿鼎记》里，康熙让韦小宝把天地会灭了，天地会让韦小宝把康熙除掉，两难处境，不可调和，怎么办？韦小宝想到了唯一的破解之道：“老子不干了。”

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两难选择，其实是有第三条道路的。大不了，老子不干了。

作者注

《读懂改革的逻辑：竹中平藏的实践经济学》一书由蓝狮子工作室策划，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给不愿意读经济学的学生开的经济学书目

此文系《南方周末》约稿，要求给刚刚入学的大学新生开一个书目，好让他们暑假里读。

有人说，经济学是“帝国主义”，在社会科学里面，只有经济学能够睥睨群雄；有人说，经济学是“沉闷的科学”，学了经济学只会让你更加庸俗无聊。学习经济学跟能不能赚钱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据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墙上曾经贴过一张纸：“学习经济学没有办法保证你不失业，但是，当你有一天站在领取失业救济金的队伍里的时候，你学的经济学能够让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在那里。”像你这样有才华、有个性的孩子，我猜你肯定不愿读经济学。但是，我还是愿意为你推荐几本经济学的书目。据说，有人问最伟大的女性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你为什么要学经济学？”罗宾逊夫人说：“我学经济学是为了不上经济学家的当。”她丈夫是一位经济学家。所以，即使是为了不上经济学家的当，读几本经济学的书也是值得的。

我假设你暑假每周可以读一本书，两个月八本。军训的时候闲得无聊，可以再多读几本。所以，我给你推荐15本书。

他们说的都是错的。经济学是一门有争议的科学，但绝对不是“沉闷的科学”。为了激发你的兴趣，我建议你先读史蒂芬·列维特和史蒂芬·都伯纳的《魔鬼经济学》。里面讨论了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黑手党分子为什么还跟他妈妈住在一起，你父母给你起的名字对你有哪些影响。是的，这是一本经济学的书，读完这本书，你就会明白，经济学跟动物学、气象学不一样，它不是一个研究的领域，而是一种研究的方法，一种独特的视角，就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一样。要是你觉得这本书很对你的胃口，再推荐你读读蒂姆·哈福德的《卧底经济学》。

还有更酷的。你听说过博弈论吧。没有？那你听说过一部《美丽心灵》的电影吧。没有？回头去看看吧，它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电影里的主角就是博弈论的创始人之一——天才数学家纳什。后来他疯了。推荐你读阿维纳什·迪克西特和巴里·奈尔伯夫的《策略思维》。这是一本介绍博弈论的最有趣的书。读完你就知道啥叫“囚徒困境”了，说不定对你打扑克牌还有帮助呢。

你听人说，学习经济学要用到好多好多艰深的数学。为什么要用那么多数学呢？你在动物园看见过孔雀吧。孔雀开屏，是为了显示自己更有雄性气概；经济学家用更多的数学，是为了显示自己智商更高。但经济学确实需要和数字打交道。极端一点儿讲，一切经济学规律都是统计规律。经济学家个个都是玩弄数字的高手。推荐伊恩·艾瑞斯的《超级数字天才》。读这本书，对你理解大数据也是有帮助的。毕竟，可能会骗你的不仅仅只是经济学家。

以上几本书是热身运动。接下来，我强烈推荐丹尼尔·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卡尼曼是一位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不过，他是个心理学家。这本书很厚，你要有思想准备，但它一定会让你豁然开朗。《魔鬼经济学》让你感到经济学的机智，但这本书会告诉你，什么是经济学的智慧。它颠覆了传统经济学里的理性假设，带你深入思维的丛林，去感受那里的幽明互现。它如同天文学里的哥白尼革命、物理学里的爱因斯坦革命。它提醒你，保持谦卑是认识自我的最好办法。

大部分对经济学感兴趣的学生，其实都是因为对经济增长感兴趣。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强大？一个社会如何才能繁荣？我推荐你读威廉·伊斯特利的《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作者曾经在世界银行工作过，是一位专门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在这本书里，他回顾了经济学家提出的各种促进经济增长的锦囊妙计：增加投资！提高储蓄！提高教育水平！靠出口！让富国支援穷国！伊斯特利的结论是：统统没用。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里谈了他的看法。他说，为什么穷人穷？不是因为穷人没有财富，而是因为他们的财富无法变成资本。所谓的资本，就是能够用来交易的财富。为什么穷人的财富无法顺利地交易？因为缺乏相关的权利保障，法律没有给他们应有的权利。说到底，是制度。印度裔经济学家森在《饥荒与权利》中也说，很多饥荒并非天灾，而是人祸，因为穷人没有得到足够的权利保障。再推荐一本让很多经济学家感到很不自在的书：韩国裔经济学家张夏准写的《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他从经济史的角度指出，今天的发达国家告诫发展中国家不要干的那些“错误政策”，当年他们自己在发展初期都干过。如今，他们爬到楼上了，却要把发展中国家上楼的梯子踢开。

你已经开始打哈欠了。你对这些不感兴趣，你对金钱感兴趣。金融不是最热门的专业吗？能不能推荐几本关于金融的书？呵呵，关于金融的最好的书，是关于金融危机的。推荐你读安德鲁·罗斯·索尔金的《大而不倒》。这本书就是写2008年雷曼兄弟为什么会倒台，又是如何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的。这本书也很厚，不过你完全可以当成小说来读，情节惊险曲折。实在不想读书，可以下载一部同名电影来看。类似的，推荐你读读金融危机时期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保尔森写的回忆录《峭壁边缘》。如果你还想对金融有更透彻的了解，推荐你读拉古拉迈·拉詹和路易吉·津加莱斯写的《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这本书告诉你，金融是怎样一回事，金融如何对经济发展，包括对穷人有利，但为什么大家都会痛恨金融。作者说，根源在于，大金融家害怕竞争，所以煽动民众起来反对金融创新。这么一说，让你觉得好像明白了什么，你好像在别的什么地方读过，这都是华尔街惹的祸，都是美元霸权的阴谋。我推荐你读一读巴里·艾肯格林的《嚣张的特权》，里面讲了美元是如何成长为世界货币的，也谈了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看法。货币的确和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不是阴谋论讲的那一套。如果你想对这个问题有个更广阔的视野，建议你读尼尔·弗格森的《金钱崛起》，或是看看BBC拍的同名纪录片。

你可能会问，既然提到了穷国富国，为什么没有讲穷人富人呢？哦，我差点儿忘了。经济学家不谈收入分配已经很长时间了，大家觉得随着经济的增长，贫富差距会慢慢消失的。河水会把大船小船一起托起来。偏偏出来了一个年轻的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写了一本《21世纪资本论》，说从长期来看，贫富差距的问题从来就没有得到解决，19世纪贫富差距悬殊，20世纪略有改善，但21世纪只怕会比19世纪更加严重。21世纪，那可是你们的世纪啊。这本书也很厚，不过你都已经读到这里了，也不在乎再多读一本吧。这本书现在非常火，即使你不读也可以带一本在身边，据说，夹着这本书在大街上走，可以勾引到进步青年。

1943年，萨特写了一本很厚很晦涩的哲学书：《存在与虚无》。奇怪的是，这本书卖得很好。更奇怪的是，买这本书的大多是家庭妇女。后来一问，才知道当时正是“二战”期间，家里的秤都送去造枪弹了。没有秤了怎么办？有人无意中发现，《存在与虚无》这本书恰好重一磅，于是大受家庭妇女们欢迎。我给你推荐的书也很厚，可以读，读累了可以当枕头，读完了可以砸那些胆敢在你面前装腔的经济系学生，这分量，准能把他们砸晕。

幽明之间

写这篇文章，发点儿思古之幽情。网络时代，大家恨不得见面就掏出心窝，不语出惊人誓不罢休，但我喜欢的还是那种若有若无、欲说还休的“古代文风”。艾略特说，诗歌不是放纵感情，而是控制感情。

美国历史学家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无限惆怅地说，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批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但他们是最后一批知识分子了。知识界渐渐凋敝，随后登场的，不过是一些受过学院训练的庸庸碌碌之辈。

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如果我们指的是在公共场合经常抛头露面的知识分子，那么，就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供给已经严重过剩。雅各比所谈论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快要灭绝的物种。他心目中的公共知识分子是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屈瑞林、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社会学家怀特·米尔斯等等。从远处眺望，公共知识分子指的是那些用优雅而清新的笔调，关注广阔而深邃的问题，为有教养的大众写作的人。到身边厮磨，我们会发现，公共知识分子还恪守着苏格拉底的教导，时刻审视着世俗成规，总是充满了好奇，并努力在黯淡的现实生活中找到精神的烛光。

你想要动身去找他们吗？他们思考着时代的问题，渴望与大众交流，但他们一定不是广场上那个嗓门最大的。你在游行的队伍中也找不到他们，他们只是思想者，从来都不是行动者。在他们看来，鲁莽的行动不过是逃避艰难思考的借口。他们从不会现身在稠人广众之中，只在灯火阑珊处，等着我们蓦然回首。

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突然出现了一批活跃的“纽约知识分子”，莱昂内尔·屈瑞林就是他们中最有影响的一位。屈瑞林出生在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性格温和，谦卑内向。他早年同情马克思主义，曾经加入美国共产党，后来出于对美国共产党和斯大林主义的不满而退出。他是哥伦比亚大学聘请的第一位犹太裔教师。1932年，哥伦比亚大学请他做讲师，1936年，哥大决定解聘他。平日里看似懦弱、讲话轻声细语的屈瑞林反而突然自信起来，他告诉学校，他们将要解聘的人本可以有朝一日为哥伦比亚大学增添特殊的荣耀，哥伦比亚大学不可能轻易地找到另一位如此优秀的人才了。哥伦比亚大学居然被说服了，屈瑞林继续留在学校教书，并在1939年出版了博士论文《马修·阿诺德》，从此一炮走红。屈瑞林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来自他为《党派评论》等杂志撰写的大量评论文章，后来以“自由的想象”“超越文化”“诚与真”等题目结集出版。

或许是出于谦虚敏感的天性，屈瑞林的文字尽管明白晓畅，却总是闪烁其词。他会在文章的开头告诉你一种观点，当你觉得自己快要被说服的时候，他又会突然转而为一种相反的观点辩护：他为你表演了一套让人眼花缭乱的左右互搏，然后飘然远去，留下你一个人，心情久久不能平息。

屈瑞林最有影响的评论集应算《自由的想象》。什么是自由？什么是自由主义？他想批评谁？他自己的立场是左还是右？他究竟想说什么？朋友和敌人们都争执不休。在美国的政治语境中，自由主义类似于中国的左翼进步思想，保守主义则更像中国的右翼自由派。有人说，屈瑞林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改良派。毕竟，他自己也说过，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不是为了摧毁它，而是为了拯救它。但也有人说，屈瑞林在骨子里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之所以要给左翼的《党派评论》写稿子，其实是想掩盖他的真实动机。

屈瑞林含笑不语——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

屈瑞林是一个犹太人，但他反而会刻意淡化自己的犹太身份。屈瑞林这个姓氏就非常“非犹太化”。屈瑞林只有在纽约这个城市才会生活得如鱼得水，但他的精神世界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他和朋友保持疏离，向对手表示敬意。他的文字温文尔雅、婉转迂回、自我克制，从不会有斩钉截铁的断言、含沙射影的攻击和声色俱厉的批判。他以自己的风格告诉我们，要敢于在对立的思想面前保持宽容和灵活，发现人类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复杂和多样。

在《自由的想象》中，屈瑞林认为自由主义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想象力。他们越来越相信一种简单刻板的信条，在本应关注具体问题的地方采取了普遍抽象的立场。自由主义变成了一个有洁癖的家庭主妇，她几乎有一种强迫症，要求所有的事物都要按照她的秩序整理得干干净净。他们只在自己的理想中寻找真理，从不喜欢出现和自己的理想不同的东西。可以想象得出来，他们会看到处处不顺心，于是，他们就把所有和他们的理想不一样的东西视为畸异甚至邪恶。为什么他们会对自己如此自信呢？因为自由主义钟情于一种对立原则，即，他们认为，在两种对立的原理中必然有一方是错误的：既然我们相信的理念是正确的，那么和我们的理念不同的一定都是错误的。

为什么屈瑞林就不能再旗帜鲜明一些呢？为什么他不大声疾呼呢？因为屈瑞林知道，最高的智慧就是回避你的敌人。这倒不是因为怯懦或胆小，而是因为，你必须格外谨慎地选择自己的对手。选择了什么水平的对手，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你自己的水平。看起来，辩论的双方剑拔弩张，其实，他们是一对翩翩的舞伴。他们相生相克，在同一个生态系统中共存。屈瑞林之所以推崇19世纪英国诗人和评论家马修·阿诺德，就是因为阿诺德试图用古希腊文化提升英国人的思想境界，而屈瑞林则希望借用欧洲文化提升美国人的思想境界。他有意识地让自己生活在别处。在探索真理的时候，他总是表现得谨慎而犹豫，试探性地迈出一小步，忽而又转移到侧翼，随时准备撤回，但他总是向着自己的目标，眼光锐利，动作优雅，正是这一点，证明了他的实力，保全了他的成功。

他对英国小说家E. M. 福斯特推崇备至。他说，福斯特“代表了这样一群有思想的人，他们从不会认为自己能超越人性，而且在身处逆境的时候，也从不会低于人性”。他喜欢美国早期的文学家霍桑，因为霍桑似乎总是在描写阴影，但他对人性幽暗之处的探索，使得其对道德的认识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他激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自称“反英雄”，并吹嘘：“和你们这些绅士相比，我拥有更多的人生。”他这样讲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芬历险记》，马克·吐温小说中的男孩其实都有着强烈的道德感知力，但他们在和成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变成了“熟练而深沉的说谎者”，但是，他们从来不对自己撒谎。他对英国科学家C. P. 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非常反感，因为斯诺的大意是，尽管科学家也有不足和粗陋，但总的来说代表了正确的方向，文人们则错得离谱了。屈瑞林则坚信，只有文学才能提供丰富多彩、带有倾向性和竞争性的细节，才能抵制科学主义带来的抽象思维。他对金赛的《人类性行为报告》深恶痛绝，因为人与人最亲密、微妙的关系在金塞的研究报告中都被粗暴地忽略了。

历史是一个伟大的情节大师，处处都有反常，处处都有逆转（twist），叫人焦虑，也叫人兴奋，细想则一切尽在情理之中，因为，人性只在幽明之间。

作者注

Lionel Trilling，1950，The Liberal Imagination, Viking; Lionel Trilling, 1939,Matthew Arnold, Norton.译名沿用赵一凡，参见：《屈瑞林与纽约文人的时代》，载于《读书》，1987年8月。此文亦借鉴了严志军的《莱昂内尔·特里林》，2013年译林出版社。

欧元的错误和经济学家的错误

这个题目又出问题了。准确地说，应该叫：欧元的错误和像我这样的经济学者的错误。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对欧元悲观。我原来对欧元也不悲观，因为国内大多数学者对欧元都不悲观。后来开始悲观的原因是听了太多欧美经济学大牛的论调，他们很多就是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而且是学术界和政策决策界的两栖人物，知道的信息肯定比我多。他们都那么悲观，我就跟着悲观了。在写作本文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可能跟错了。但到2015年初的时局是：希腊再度出现动荡，据说欧洲央行已经在准备希腊退出的预案了。到底是欧元的错误，还是欧洲经济学家的错误？这是一个问题。

对欧洲联合的质疑从来就没有停息。1991年冷战结束，就有人宣称欧盟该解甲归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新经济和全球化如火如荼，在新潮人物看来，欧洲还固守区域主义，真是食古不化。1998年，施罗德当上了德国总理，科尔退出政治舞台，有人怀疑，像施罗德这样在二战之后才出生的年青一代，跟老一代相比（科尔的兄弟死于二战），对欧洲的黑暗历史一点儿都没有记忆，他们还会对欧洲的联合一往情深吗？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爆发，更是让欧洲的怀疑者欢呼雀跃，看起来，欧洲快要解体了。

这些质疑并非没有道理，但每一次关于欧洲解体的预言都落空了。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中国的奇迹是无法解释的：中国就像一个从来不听讲、从来不做家庭作业的孩子，考试的时候却总是考第一。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欧洲的赓续也是无法理解的：欧洲就像一个运气很背但性格倔强的孩子，每次考试都考得很糟糕，总是徘徊在及格线上，但这么跌跌撞撞地一路走下来，居然没有留级、没有退学。公允地讲，欧洲也是个奇迹。

远的不说，单讲欧元。欧元从诞生之时就是个怪胎。欧元的倡议是20世纪80年代末，由当时的欧洲委员会主席德洛尔提出来的。恰好，有个古怪的加拿大经济学家蒙代尔曾经思考过一个异想天开的问题：如果不考虑政治因素，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一种货币的最优区域应该有多大？很多经济学家在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欧洲是否应该采用同一种货币。不用说也能猜得出来，大部分经济学家说不行，少数经济学家说能行。那些说能行的经济学家，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欧洲符合“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们的理由是，即使条件不成熟，但货币统一之后，欧洲的经济融合会加快，最终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条件。这好比是说，孩子们本来达不到“三好学生”的标准，老师为了鼓励他们，每个人都给发小奖状，得了奖状之后，或许他们就有自信心，马上努力学习，最后就真成了“三好生”。

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欧盟成立了，欧元的诞生亦在计划之中。各国政府一致同意，最迟于1999年1月18日在欧洲共同体内部发行统一货币。第一批欧元区国家应该包括哪些呢？在德国看来，应该主要是德国和德国的小伙伴们，最多再加上一个法国。但南欧国家不干，大家都在聚义堂上，兄弟一场，凭什么不让我们参加？结果，第一批公布的成员国名单就有11个，后来臭名昭著的PIIGS五国进来了四个：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2001年，希腊也补票上车了。

原本以为加入欧元区需要一场选拔赛，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通过残酷的淘汰，才能进入欧元俱乐部。结果，欧元区不过是个健身房，你可以先入会，再考虑锻炼还是不锻炼。淘汰机制？哪一条写着呢？我们怎么没看到？

1999年1月1日，欧元开始发行，先是在金融交易中使用，2002年欧元的纸币和硬币正式流通。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创举。奇怪的是，欧元诞生的时候场面非常冷清，无人喝彩。没有人到场祝贺，没有激动的眼泪、温柔的拥抱、热情的亲吻。欧元好像一个无人认领的孤儿。从1992年到2002年，十年过去了，欧洲的政客们一茬换了一茬。当年对欧元鼎力支持的是德国总理科尔、法国总统密特朗、意大利总理安德雷奥蒂和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他们都是铁杆的欧洲联合派。到21世纪初，欧洲的领导人是德国总理施罗德、法国总统希拉克、法国总理若斯潘和西班牙首相阿斯纳尔。他们对欧元都没有浓厚的兴趣。对他们而言，欧元就像是前妻带来的孩子，不欢迎吧，说不过去，但那种发自内心的爱，又实在是装不出来。

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曾经说，央行的雄心就是要让货币变得乏味。货币乏味的时候，恰恰意味着一切运转良好，一旦人人都开始关注货币，那肯定是因为出事了。问世之后的第一个十年，欧元始终是比较乏味的。但到2009年，突然爆发了欧债危机。

欧债危机的起源是刚刚上台的希腊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宣布上届政府隐瞒了财政亏空的实情，市场由此开始恐慌。其实，希腊不过是一个弹丸小国，但由于欧洲各国争执不下，错失了救助的良机，危机开始蔓延到爱尔兰和葡萄牙，随后又传染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先是政府债务出了问题，接着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银行业随之出现坏账。如今，好不容易金融市场渐趋稳定，但欧洲的裂痕在扩大：民众不信任政府，不信任其他国家的民众，更不信任经济学家。

历史并没有结束，欧洲能否走出危机的阴影，尚有艰巨的工作要完成。但经济学家的预测为什么总是出错呢？检查一下答题的过程，我们没有发现自己哪里有错啊。欧元的货币统一了，财政却各自为政，如果出现冲突，假如金融市场停止购买政府债券，欧洲中央银行该怎么办？救还是不救？欧债危机之后，南欧国家确实陷入了绝境。意大利和西班牙可能块头大，经得起折腾，但像希腊这样的国家，怎么才能从债务的泥沼中走出来呢？要想还债，总得有经济增长吧。但希腊怎么才能刺激经济增长呢？它已经没有自己的货币了，自然不能让货币贬值；它也没有自己的货币政策，一切都要听法兰克福的指挥；那么，用财政政策？它已经欠了一屁股债，怎么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呢？要不，结构性改革？这将意味着工人失业、工资降低，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哪个政治家敢这么干？不啻政治上的自杀。和很多经济学家一样，我当时也信心十足地预言，希腊迟早要退出欧元区。

欧元的设计的确有巨大的缺陷；欧债危机中，欧洲的领导人从未表现出过人的胆识；直到如今，欧洲也没有完全修复体制设计上的漏洞。错在欧元，不在经济学家啊，但为什么现实和我们的预测不一样呢？

经济学家所受的训练强调的是“最优化”。这是一种机械工程师的思路。图纸上的设计必须精益求精，各个组件的功能配合必须严丝合缝，产品在出厂之前就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对错误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但现实世界中的政策决策并非如此。事后来看，经济学家最大的失误就是低估了欧洲政治家们对欧元解体的恐惧。拯救欧元的不是欧洲政治家们的雄才大略，相反，是他们的胆小怯懦。欧洲联合的理念是从20世纪初期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诞生的，惨痛的战争经历促使欧洲人抛弃前嫌，改弦更张。没有一个欧洲的领导人敢于承担让欧元解体的历史责任。在欧洲人看来，欧元的解体，就意味着欧洲联合寿终正寝。在这之后会发生什么，潘多拉的盒子里是什么恶魔，谁也不敢去想，不敢去试。

因此，政策决策的模式或许并非“最优化”。最重要的不是找到成功的最优路径，而是不要犯致命的错误。保命要紧。

在确保不犯致命错误的前提下，政策决策的第二个原则是出现了问题就随时纠正。这是一种让机械工程师抓狂的思路。为什么不事先发现问题，做好预案准备呢？这不明明就是不作为的懒汉哲学吗？但如果你是一个电脑程序员，你会觉得这一模式再正常不过了。形势千变万化，风险层出不穷，你能够做的，就是随时发现漏洞，给原来的程序打补丁。这一思路其实更符合自然规律和我们的认知模式。你可以把物种的进化视为一种“试错”的过程，先小心地试探一下，不行就赶紧调整。你也可以把人们的认知过程概括为“贝叶斯公式”：事先有个主观的先验概率，根据搜集到的信息，你可以不断地对原来的判断进行修正。说起中国的改革过程和“摸着石头过河”，经常会有人嘲笑，这就是“蒙混过关”（muddling through）。或许，历史的本质就是蒙混过关。

不要犯致命的错误，随时修正错误，这两条原则是政策决策的必须（must），如果能够更好一些，那就还要有第三条原则，即允许创新。欧洲出现了债务危机，那么，能不能试试共同债券呢？欧洲的银行出了问题，那么，可不可以建立银行联盟呢？这第三条原则是附加题（plus），却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欧洲联合的设计师——法国政治家莫奈深谙个中真味。他曾说，欧洲“在危机中融合，将是应付危机的各种解决方案的总和”。

作者注

本文是对法国经济学家让·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i-Ferry）的新书《欧元危机和后果》（The Euro Crisis and Its Aftermath）的书评。此书的中译本即将由湖南出版社出版。让·皮萨尼–费里现任法国总理经济顾问。2013年之前，他是欧洲著名智库勃鲁盖尔（Bruegel）的主任。在他的领导下，只有二十多人（其中研究人员不到十个）的勃鲁盖尔居然超过了赫赫有名的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一举登上国际经济政策类智库排名全球第一。勃鲁盖尔广泛参与了欧洲债务问题的讨论，由让·皮萨尼–费里来介绍欧洲债务危机，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写给无比焦虑的父母们

这篇文章也不应该出现在本书中。在微信上读到一位朋友看到孩子马上要上学，心里非常焦虑，引起了我的共鸣，所以写了此文。我承认，不能学太上之忘情，我就是一个无比焦虑的父亲。文中引用的研究，有一处是人们经常误读的，即“心理学家在过去数十年的大量研究表明，人与人智力或性格上的差异，至少有一半左右是由基因决定的。”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智力或性格的差异，而非一个人的智力和性格本身。

我们这一代做父母的，个个都无比焦虑。夏天到了，更容易着急上火。孩子该上幼儿园的，找不到幼儿园。“幼升小”“小升初”的规则变来变去，越变越怪异。中考之后，孩子就进入了上学期间最黑暗的一段时光，他们开始准备高考，家长也要陪着提心吊胆。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中国的大学又怎么样呢？北大、清华、复旦，这算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了吧，碰巧我都去过，要问这些学校究竟怎么样？嘿嘿，这么说吧，他们的楼都盖得很壮。

我这篇文章不是要批判中国的教育制度，我是要写给和我一样的父母们。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焦虑呢？一个原因，我们相信了很多流行的谬误，自己把自己搞得太紧张、太累。

流行的观点认为，好孩子是教育出来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的孩子不如别人家的孩子，那肯定是你们当父母的过错，谁让你们不重视教育，不懂得正确的教育方法呢？从另一个角度去领会，这种观点还意味着，只要你用心去教，你的孩子一定能成为你想让他或她成为的那个样子。你想让孩子上哈佛？赶紧买本《哈佛女孩》，你想让你的孩子成科学家？赶紧把他们送到奥数班。快，快，要不就来不及了，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一个人的成长是由什么决定的？简单地讲，一是先天的遗传，二是后天的环境，缺一不可。但是，流行的观点似乎认为，后天的环境是唯一重要的。教育的意义因此被无限夸大。这一观点隐含的假设是，孩子出生之后，就是一张白板，一张白纸，“好画最美的图画”。著名心理学家平克（Steven Pinker）在《白板》（The Blank Slate）一书中说，因为生物学，尤其是进化论曾经被像希特勒这样的一帮狂人们滥用，如今，谈论基因的作用成了一个禁忌，似乎这样就是要鼓吹“命定论”或“种族主义”。认为后天的环境因素是唯一重要的，这明明是一种极端的观点，却被当作中庸的主流，认为先天的遗传因素也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明明是一种中庸的观点，却被当作极端的异见。

可是，你自己是知道的。难道你没有在一旁看着孩子玩耍，心中不禁惊叹：他或她多么像我啊，一颦一笑，举手投足，仿佛都能让你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孩子受了委屈，或是傻傻地不知所措，你的心中一阵怜惜，因为你知道，如果换成是年少的你，你会和他或她一模一样。基因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生物学家道金斯曾经写过一本极有争议的书《自私的基因》。道金斯写了那么多的书，甚至专门写过一本跟上帝较劲的书，但到头来还是这一本影响最大，但误解也最多。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他要鼓吹“性恶论”，不，他不是说人生来是自私的，他是想告诉我们，我们的很多行为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是在服从基因的指令。基因是主人，我们是仆人。

心理学家在过去数十年的大量研究表明，人与人智力或性格上的差异，至少有一半左右是由基因决定的。如果一对双胞胎，刚出生就被分开，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他们的性格还会非常相似。即使是同在一个屋檐下，亲生孩子和养子之间的差异，几乎和大街上随便抓到的两个人之间的差异一样大。

不过，不是还有50%的环境因素吗？至少有一半的机会，我们能够把握孩子的命运。流行的教育理论告诉我们，有大量的“科学研究”表明，好家长造就好孩子。且慢，第一，这些研究的确是发现了家长行为和孩子表现之间的相关性，但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我们怎么能够证明这背后的确有因果关系呢？即便是有因果性，会不会反而是好孩子造就好家长呢？嘴甜的孩子自然得到父母的更多疼爱，不听话的孩子自然会让家长更烦躁着急。孩子的性格不同，家长的反应各异。谁是因，谁是果？第二，这些研究其实仅仅证明了，家长的行为和孩子在家里的表现之间的相关性，家长真的知道孩子在外边究竟怎么样吗？难道这样的例子还少：家里的小霸王，到了学校里反而是个受气包；家里的闷葫芦，到了同学那里却神采飞扬。

环境确实很重要，可惜最重要的不是家庭环境。一位特立独行的心理学家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写过一本书《养成假说》（The Nurture Assumption）。她在这本书中指出，在决定孩子性格的外部环境中，同龄人的社会环境比父母提供的家庭环境重要得多。孩子们知道，听家长的话是没有用的，他们早晚要出来混，混得好不好，不在于家长满意不满意，而在于同龄人接受不接受。一到自己的世界中，孩子们就会自动地找到自己的角色：有人是领导者，有人是追随者，有人是社交明星，有人是宅男宅女。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孩子们仿佛是预装了两套操作系统，他们会自动地在两套操作系统之间切换。家长管得严，在家自然听父母的话，但一到了学校，那言行举止就得遵守孩子间的社会规范了。那是孩子们自己的世界，作为家长，你再上心，再有能耐，也钻不进去，帮不了孩子。你所能够做到的，无非是为孩子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让他或她能够找到和自己差不多的孩子，不会感到紧张，不会受到歧视。“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什么是适宜的环境？只有孩子自己知道。在一个人人都是“牛孩儿”的环境里，你的孩子如果不够聪明上进，他会处处遭白眼。在一个全部都是乡下孩子的环境里，如果只有你的孩子是城里来的，他同样会被人嘲笑。

哈里斯认为，如果把如今流行的育儿理论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就能看出它们有多么荒诞。在传统社会中，家长对孩子的最大职责是把他们养大，吃饱穿暖，但怎么教育他们，那不是父母的责任。非洲部落有一句谚语：“培养孩子需要一个村庄。”孩子们和孩子们玩耍，孩子们到别人家串门，这些社交的经验，对他们的成长才是最重要的。贾杰德·戴蒙德在他的新书《昨日之前的世界》（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中也说，现代社会在哪些地方需要向传统社会学习。如果说在公共卫生、防范传染病等方面需要现代社会更加先进，那么在教育孩子方面，现代社会可能比传统社会还要更加蒙昧。

于是，我们就成了最焦虑的父母。教育孩子本来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如今则变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父母几乎要把除了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都花在孩子身上，付出了无数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结果，却看不到一点儿成就。美国记者塞尼尔（Jennifer Senior）在一本新书中感叹，教育孩子成了一件“有乐无趣”（All joy and no fun）的差事。

那我们该怎么办？难道我们应该对孩子撒手不管吗？当然不是。孩子是你家庭中的一员，他们理当得到你的爱。但是，你爱你的丈夫或妻子的时候，你爱你的父母的时候，可曾想过要“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如果不能“教育”他们、“改造”他们，难道你就会不再爱他们？内心深处，你难道真的想按照自己的一厢情愿，而非孩子的本来性情，来“改造”自己的孩子？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都去支持“基因工程”，以后就像订午餐一样，预订出自己心目中的“完美孩子”，岂非最好？

孩子是上寄宿学校还是走读学校？母亲是专门在家带孩子还是出去工作？孩子是一岁的时候学会说话还是一岁十个月学会说话？到上小学之前会背乘法口诀表还是不会背乘法口诀表？孩子考试考了一回第一，或是考试考了一次不及格……这一切的一切，都不重要。焦虑的父母只能让孩子感到更加紧张。孩子的成长需要时间，你的生活也需要时间。

试试看，能不能把你一颗焦虑的心轻轻地放下，去体会那种只用眼光欣赏，不去动手改造，只提供鼓励和支持，不强加压迫和重负的父母之爱。你没有必要费心跟别人证明自己是一个好的父母，没有人比你更知道，你是爱他们的。血脉中绵绵不断静静流淌的就是你对他们的爱，即使别人看不到，即使孩子没感觉。孩子是在父母家里暂住的客人，总有一天，他们会离开我们。趁着他们还在身边，让我们珍惜在一起的日子。你会在睡前给小宝贝讲一个童话故事，那只是因为你想要体会这种互相依偎的美妙时光，跟他或她的大脑发育，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作者注

本文提到的书包括：史蒂芬·平克的《白板》（Steven Pinker, The Blank Slate）、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朱迪斯·里奇·哈里斯的《养成假说》（ Judith Rich Harris, The Nurture Assumption）、贾杰德·戴蒙德的《昨日之前的世界》（Jared Diamond, 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珍妮弗·塞尼尔的《有乐无趣》（Jennifer Senior, All Joy and No Fun）。《自私的基因》《自由的进化》《昨日之前的世界》已经有中译本。

凯恩斯在1919

2014年我埋首故纸堆中，试图去理解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动荡时期的历史。2014年恰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关于一战的新书出了不少。正如我在此文中所说的，像凯恩斯这样的学者并不是历史的主角，他们都是“旁观者”。

1919年1月，凯恩斯跟随英国代表团来到巴黎，参加和平会谈。一到巴黎，凯恩斯就忙上了。每天，他匆匆钻进汽车，从一个会场赶往另一个会场，晚上回来，还得加班加点准备材料、写报告、“搓”会议文本。

1919年，巴黎是世界的首都、历史的轴心。凯恩斯躬逢盛会，他不甘心只做一个旁观者，他希望能够改变历史。然而，身处1919年的巴黎，容易让人产出一种幻觉，觉得自己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其实，不要说是整出戏，就是在德国战后赔款这一幕中，凯恩斯也不过是个跑龙套的。

英国财政部并非唯一参与战后赔款谈判的部门。各种游说集团聚集在白厅门外，要求德国必须偿还战争的全部损失。大英帝国的自治领，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纽芬兰和印度，和英国一起参加了战争。有意思的是，自治领比英国更加憎恶德国，要求一定要严惩德国的代表人物——澳大利亚总理休斯（William Morris Hughes）。劳合·乔治反复权衡之后，决定让休斯、英格兰银行前任行长坎利夫（Cunliffe）和一位律师萨姆纳勋爵（Lord Sumner）代表英国参加巴黎和谈中的谈判委员会。英国财政部以及凯恩斯，被晾在一边。

政治家关心的是计算政治上的锱铢得失，外交官们争论的是礼节上的烦琐细节，经济学家的优势就是能跳出政治束缚和繁文缛节，着眼于全局和未来设计政策方案。凯恩斯敏锐地意识到，德国赔款问题其实是和盟国相互间的债务紧密联系的。英国和法国之所以紧盯着德国的赔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必须偿还欠美国的钱。如果美国能够将英国和法国的债务减免，那么德国的赔款问题就迎刃而解。

凯恩斯从1918年11月就开始思考这一问题。1919年3月28日，他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如果在一战期间发生的所有债务，以及战争赔款，都必须一分钱不少地严格支付，将毒化甚至毁灭资本主义体系。

当然，把所有的战争债务都一笔勾销是不可能的。凯恩斯的建议是，协约国可以让德国发行战争赔款债券。凯恩斯建议，让德国和其他的战败国发行总额为13.45亿英镑的债券，头五年不付利息，但要确保债券的安全性。德国和其他同盟国应共同为所发行的债券提供担保，协约国也提供部分担保。所有发行的债券中，10亿英镑用于偿还战争赔款，其余则留作战败国的战后重建。这一债券应被视为贷款的最优评级的抵押品。

凯恩斯试图一石多鸟。德国和其他战败国会被巨额的战争赔款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通过发行债券偿还赔款，能够让它们稍微松一口气，而且能得到资金养活自己的人民。欧洲各国在战后资金奇缺，连买进口品的钱都没有，更谈不上支持出口部门发展的资金。有了战争债券作为贷款的抵押品，欧洲的银行信贷很快就能恢复，经济亦会迅速复苏。美国需要找到一个巨大的出口市场，如果欧洲能够尽快恢复元气，对美国的出口也是一个长期利好消息。

这一方案到底能否成功，要看美国的态度。劳合·乔治把凯恩斯的方案转交给美国人。美国的回复很快就回来了。托马斯·拉蒙特——J. P. 摩根的合伙人、美国代表团里的金融专家，对凯恩斯的方案不屑一顾，他说这一方案“从概念上讲是站不住脚的，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是不可行的”。威尔逊总统给财政部长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的信里，说出了他真正的担心：“我意识到这些尝试是为了把我们跟一个摇摇欲坠的欧洲捆在一起。现在就指望你来帮我挫败他们的计划了。”其实，根本不需要总统先生的提醒，美国财政部根本就没有打算和欧洲合作。欧洲的问题是他们自己的，美国越是帮他们，他们就越依赖美国，干吗要帮欧洲的忙？

凯恩斯的“伟大方案”无疾而终，他这才感到自己根本无法改变历史的洪流：要么随波逐流，要么急流勇退。

1919年5月，凯恩斯终于看到了《巴黎和约》的草稿，他大吃一惊。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凯恩斯说，和约草稿中关于战争赔款的条款是“不可行的”，“在几乎每一个方面都极其不明智”。凯恩斯搬出了代表团下榻的酒店，在巴黎郊区找了处公寓躲了进去。他患上了神经衰弱，整夜整夜难以入眠。凯恩斯告诉朋友，自己去意已定，他已经向财政部递交了辞呈。

1919年6月8日，凯恩斯回到伦敦。从8月起，凯恩斯躲在他的好友格兰特在东萨塞克斯郡查尔斯顿的一间农舍里。每天早上吃完早饭，凯恩斯就伏在书桌前写作，一直写到中午。下午，他会读读报纸，拿着铲子和园艺剪，在花园里精心地除草。下午茶后，他又坐下来，给亲朋好友们写信。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凯恩斯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和平的经济后果》。

凯恩斯在布鲁姆斯伯利圈子里的朋友斯特雷奇写过一本《维多利亚名人传》。斯特雷奇在序言中写道，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是没有办法写的，因为我们知道得太多了。无知是历史学家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无知使事实变得简单明了。聪明的作家，会在选择叙述角度的时候采用一种迂回的策略，突袭包抄，或是忽然间向幽暗的地方射去一线微光。凯恩斯受到斯特雷奇的影响，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有一段关于威尔逊、克里蒙梭和劳合·乔治这三个巴黎和谈主角的生动描写。

凯恩斯写克里蒙梭：“一位年迈的老人，平时总是把精力留给最重要的场合……常常闭着眼睛，面无表情地靠在椅背上，戴着灰色的手套，双手搭在前面。”克里蒙梭的最大心愿就是“毁灭整整一代德国人”。

凯恩斯写威尔逊总统：“一个又聋又哑的堂吉诃德。”威尔逊仅仅有理想，一点儿也不是狡猾的欧洲政客的对手。他反应速度太慢，理解能力奇差，而且冥顽不化。凯恩斯说，威尔逊在和克里蒙梭、劳合·乔治的较量中最终落了下风——“他被拖进了他们的谈判氛围，按照他们的计划谈判，讨论他们的数据，被牵到了他们的道路上。”

凯恩斯在初稿里尖刻地评价劳合·乔治：“这塞壬女妖，这山羊脚的诗人，这半人的访客，从凯尔特女巫横行的古老魔法森林穿越到我们的时代。”在他母亲的劝说下，他很不情愿地把这段辞藻华丽的抨击删掉了。但他还是毫不留情地批评劳合·乔治，说他油滑多变，成了议会政治和公众舆论的人质。

凯恩斯无比心痛地说：“欧洲的未来生活不是他们所关心的，怎么样才能让欧洲人有谋生之道不是他们所焦虑的，他们关注的问题，不管是出于好意还是歹意，是国界线的划分、各个民族的自利、大国间的平衡、帝国的继续扩张、如何在未来削弱强大而危险的敌人，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报仇、如何把无法肩负的金融负担从战胜国那里转嫁给战败国。”当他们需要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时候，却忙着在地图上画国界线；当他们需要把沉重的债务一笔勾销的时候，却讨论各自欠的钱怎么还；当他们需要一起战后重建的时候，却在讨论如何惩罚德国。

如果把巴黎和会比作一场战争，那么打得最英勇的是法国，输得最惨的是威尔逊总统，而英国占到的便宜最多。法国人坚持要求德国赔偿所有的战争费用，而且还要把德国四分五裂，切成碎片。威尔逊总统刚到法国的时候，被人们视为欧洲乃至全人类的救星，他提出的“十四点原则”被英国和法国当作一个笑话。克里蒙梭抱怨，上帝也不过只有“十诫”，威尔逊居然搞出来“十四点”。劳合·乔治说，威尔逊以为自己是个传教士，到欧洲来解救异教徒了。克里蒙梭和劳合·乔治之间也有矛盾，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联手愚弄威尔逊总统。他们明白，只要威胁不加入威尔逊心爱的“国联”，美国就会让步。威尔逊一步步地后退，但仍然梦想着，只要国联成立，就能扳回一局。

威尔逊怎么也没有想到，当他回到美国，试图说服国会签署国际联盟条约时，遇到了极为激烈的反抗。威尔逊并没有坐下来和反对者谈判，而是马上到全国各地发表巡回演讲，谴责反对者，呼吁大家支持他。他明知道《巴黎和约》漏洞百出，但仍然要把它称为“蒙了神恩的伟业”。但是，他的努力适得其反。正如美国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说的，威尔逊“不编造些侮辱性的短语来描绘他的反对者，就解释不了什么是国联”。

威尔逊忍着病痛，乘坐总统专列离开华盛顿，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地演讲，跟成千上万名群众握手。他在科罗拉多州就已经晕倒。到达堪萨斯州之后，他大脑血管破裂，患上了严重的脑溢血。他左边身体完全瘫痪，左眼失明，也听不清别人的讲话。等回到华盛顿的时候，威尔逊已经不能动弹了。参议院轻而易举地否决了国际联盟条约。威尔逊辛辛苦苦建立了国际联盟，美国根本就没有参加。

劳合·乔治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善于把各种政治力量玩弄于股掌之间。1919年4月，他在巴黎接到一封电报，370名议员联名上书，要求他回国报告《巴黎和约》的内容。劳合·乔治立刻赶回伦敦，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说：“你们不能相信那些邪恶的疯子，要相信全世界的政治家。”议会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等他回到巴黎，劳合·乔治得意地对下属说：“我完全征服了议会，尽管巴黎和谈的内容我什么也没有跟他们讲。”

如果只赔偿战争带来的物质损失，那么法国肯定在赔款分配中所占的比例更高。英国主张，要把对平民带来的损失也算进去，比如对战争寡妇和孤儿的赔偿，这样一来，在德国赔偿的分配中，英国所占的比例就从20%提高到了28%。劳合·乔治提议，暂时不要在和约中规定德国赔款的具体金额。他知道，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再高的金额一样会受到公众的声讨。但公共舆论毫无定形，转瞬即逝，过不了多久，人们就会把德国赔款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劳合·乔治是对的，英国人没过多久就不再关注《巴黎和约》了，他们转而去追捧一位九岁女孩写的错别字百出的幽默小说《年轻客人》（The Young Visiter）。

遗憾的是，德国人没有忘记，于是，恰如凯恩斯所预言的，不到30年，欧洲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巴尔干地区的人民至今还没有忘记，1991年和1999年的巴尔干战争、伊拉克战争、库尔德人要求自治、希腊和土耳其的矛盾、阿拉伯和以色列的矛盾，全部都是从《巴黎和约》的瓶子中释放出来的魔鬼。

克里蒙梭曾说：“我不敢说会持续多少年，或许会持续几个世纪，刚刚开始的危机还会继续。是的，和约将会带给我们重负、烦恼、不幸和困难，而且将持续多年。”很不幸，被他说中了。

异夫的世界

通过逐步摸索，我发现，写这种比较纯粹的科普读物最不容易引起争议，又能启发人们思考。这进一步坚定了我写科普读物的信心。

大学是养怪人的地方。异夫（George Kingsley Zipf, Zipf的发音是/zif/）就是一个怪人，他1902年出生于美国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到他是第三代移民。1924年，异夫在哈佛大学毕业，然后到德国留学。1929年，他拿到了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开始在哈佛教授德语。后来，他被聘为哈佛大学德语系主任，同时担任“校聘讲师”（University Lecturer），这意味着他想讲什么课就可以讲什么课。他除了讲授德语，还钻研汉语、人口学，但真正让异夫教授留名青史的是，他发现了一个奇特的规律：异夫规律（Zipf’s law）。

20世纪40年代，威斯康星大学的学者花了14个月的时间，把乔伊斯的名著《尤利西斯》从头到尾打印在硬纸板上，然后把每一个词都裁下来，相同的词粘在同一张大纸上。经过这一番折腾，他们找出了乔伊斯使用的每个词汇出现的频率。这个发现引起了异夫的注意，他一眼看出，这里面暗藏玄机。

词汇

排序

次数

I

10

2653

say

100

265

bag

1000

26

orangefiery

10,000

2

在《尤利西斯》中，“I”出现的频率排名第10，在全书中共出现了2653次。“say”出现的频率排名第100，在全书中共出现了265次。“bag”出现的频率排名第1000，在全书中共出现了26次。排名第10,000的是个生僻的词：“orangefiery”，这个词仅出现了两次。

异夫发现，某个词汇出现的序号和该词出现的次数的乘积几乎是一个常数。第10名出现的次数是第100名的10倍，第1000名的100倍，第10,000名的1000倍。以此类推，第2名出现的次数大约是第1名出现次数的1/2，第3名出现的次数大约是第1名出现次数的1/3……后来，人们发现，在英语中使用次数最多的词是“the”，第2名是“of”，第3名是“and”。“the”出现的频率为7%，“of”出现的频率恰好为3.5%。“异夫规律”不仅仅适用于英文，其他语言，包括中文在内，都符合这一规律。

异夫教授还在其他的地方发现了这一规律。城市人口同样符合“异夫规律”。根据1940年美国人口调查，人口最多的城市是纽约，当时有1200万人，排名第10的是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Cleveland），人口为120万，排名100的是俄亥俄州的汉密尔顿（Hamilton），人口为11万。同样，一个城市的大小排序和其人口数量的乘积几乎是个常数。“异夫规律”如今已经成了地理经济学的秘密武器，它雄辩地指出，城市的扩大能够带来“规模经济”。美国桑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的物理学家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发现，如果城市的规模扩大一倍，创新的数量、人均工资水平都将提高15%，当然，艾滋病发病率、犯罪率同样也会提高。不同的国家，比如美国和日本的城市化走过的道路相差极大，但殊途同归，最后的结果都是这样。克鲁格曼在《地理与贸易》一书中就曾感叹，在社会科学中能够被称为“规律”的寥寥无几，勉强能称得上“规律”的，和现实世界结合得也很不好，唯独这个“异夫规律”，居然和现实世界几乎结合得天衣无缝。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规律呢？按照异夫的解释，这是因为“最小努力法则”（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人生来是懒惰的，能省事就省事。我们频繁地使用有限的几个词汇，是因为这样不用太动脑筋。我们都愿意住在大城市，是因为大城市里生活舒适。异夫的这一观点只是他自己的臆想，他并没有给出严密的数学证明。从直觉来说，他的说法站不住脚。乔伊斯可不是一个懒惰的作家，他是有意地炫耀自己的才华。具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才会到大城市，懒人很可能会选择生活在小城市里。

“异夫规律”的背后，揭示的是一种人类社会的内在秩序。早在异夫之前，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就曾经指出，一个社会中，个人的财富排序和其拥有的财富数量之乘积几乎是一个常数。第2名富翁的财富大约为第1名的1/2，第3名富翁的财富大约为第1名的1/3，以此类推。这意味着，富有的人极其富有且为数极少，贫穷的人一无所有且人数众多。1906年，帕累托写道：在意大利，20%的人口拥有80%的土地。这启发了一位做管理咨询的专家理查德·科克（Richard Koch），他在1997年出版了一本畅销书《80/20法则》，将帕累托的思想几乎推广到极致：80%的工作是由20%的人完成的（你我都在这20%之内）；80%的利润来自20%的客户；80%的抱怨也来自20%的客户；80%的电视观众只看20%的电视节目；80%的艳遇来自20%的“把妹达人”等等。

有意思的是，“异夫规律”和“80/20法则”不仅仅出现在人类社会中，在自然界里也时常可见踪影。帕累托发现，他花园里80%的豆子来自20%的豆荚。“异夫规律”和“80/20法则”说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即一个变量和另一个变量的幂成反比，这被称为“幂定律”（power laws）。幂定律无处不在：小的地震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但我们几乎感觉不到；大的地震发生的次数很少，但带来的破坏力巨大。小的森林火灾时有发生，但大多数时候会自生自灭；大的森林火灾发生的次数很少，但一旦失控，有可能将整个森林烧掉。

这一切无法仅仅用“最小努力法则”来解释。这一切很可能无法用经济学家所熟悉的“动机决定行为”的理性选择套路来解释。统计学的“正态分布”在这里彻底失灵。“正态分布”预言的是一个趋向中庸的社会：天才很少，傻瓜也很少，出现最多的是你我这样的凡人。“异夫规律”则预言的是一个趋向极端的世界，少数压倒多数，少数统治多数。

如何解释“异夫规律”和“幂定律”？有的学者看到了其中的“随机游走”，有的学者强调在演进过程中的积累，有的学者认为这代表了自然的常态，有的学者预言这意味着最后会出现革命。我们至今还无法找到一个统一的理论解释这种现象的内在动因，但是，就思想的探索而言，“异夫规律”告诉我们，在我们熟悉的经济学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很多平行宇宙。

作者注

本文参考了亚历克斯·贝罗斯的《亚历克斯的镜中世界：生命如何反应数字，数字如何反应生命》（Alex Bellos, Alex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How Life Reflects Numbers and Numbers Reflect Li），这是一本关于数学的科普读物；以及M. E. J. Newman (2005), “Power laws, Pareto distributions and Zipf's law”, Contemporary Physics, Sep./Oct. 2005, Vol. 46 Issue 5, p323-351. http://arxiv.org/PS cache/cond-mat/_pdf/0412/0412004v3.pdf.

异夫的主要著作包括1941年出版的《国家统一与不统一》（National Unity and Disunity），以及1949年出版的《人类行为及最小努力法则》（Human Behavior and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亦可参阅理查德·科克的《80/20法则》（Richard Koch, The 80/20 principle: The Secret of Achieving More With Less, Nicholas Brealey Publishing），国内有多种中译本。

人们所不了解的地缘政治风险

此文发表于《彭博商业周刊》，系由马航事件扯出的一点儿评论。

2014年7月17日晚，一架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航班号为MH17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飞机在乌克兰上空被导弹击毁。据当地的目击者讲，空中先是一颗火球爆炸，然后是浓浓的黑烟，飞机残骸和人们的尸体从空中纷纷坠落。

同样是7月17日，以色列出动地面部队对加沙地区发动新一轮进攻。以色列军队的坦克猛烈轰击当地居民的房屋，人们胆战心惊地困在屋子里，祈祷炮击结束，好赶紧逃命。屋外不知何处，或许就是邻居家的房子，传来了爆炸声、尖叫声和哭声。天刚蒙蒙亮，就有数千居民仓皇逃离家园，有人开车，有人坐在汽车的盖子上，还有人光着脚穿着睡衣在路上狂奔。

消息传来，全球股市应声下跌。标准普尔500指数创下半年来的最大单日下跌幅度。但第二天，美国股市又出现急剧反弹。都说股市是“晴雨表”，那么，股市的这一表现，是否意味着马航、加沙事件不过是国际政治的一段小小插曲？

历史是长记忆，人类是短记忆。在短期内，人们会高估突发性事件的风险，从长期看，人们会低估地缘政治的潜在风险。马航、加沙事件尘埃未定，伊拉克极端组织ISIS还在继续攻城拔寨，恐怖分子又开始袭击叙利亚的多个机场，这一切都预示着，全球地缘政治的风险已经显著提高。

人们希望得到事实的真相。如果历史上的同类事件能够给我们一点儿启示，那么，马航事件的最后结局极有可能是：没有真相。人们希望冲突的双方能够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但他们之所以会有冲突，并非彼此之间不了解，恰恰相反，他们太了解对手了。

俄罗斯不可能让西方国家逼到自己的家门口。从历史上看，俄罗斯曾经多次遭遇来自西方的入侵，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在南线就是从乌克兰进攻苏联的。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会战，假如苏军失利，很可能整个苏联就会覆灭，历史将被改写。是的，现在没有哪个国家会有进攻俄罗斯的计划，但是，当年希特勒也许诺过和平，结果如何呢？在俄罗斯的眼中，乌克兰就是一个缓冲地带，西方国家想在乌克兰扶植一个亲西方的政府，就是在直接向俄罗斯挑衅。俄罗斯想要的是安全。在他看来，这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

乌克兰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在历史上长期受到俄罗斯的压迫，如今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国家，就迫不及待地想挣脱俄罗斯的牢笼。在乌克兰人看来，俄罗斯想把乌克兰变成一个缓冲国，就意味着乌克兰要永远生活在俄罗斯的阴影之下。乌克兰想要的是自主，在她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

悲剧的是，乌克兰在地理上、历史上、文化上都分成了势均力敌的两个部分。西部的乌克兰人认为自己的命运是加入欧盟大家庭，东部的俄罗斯族则坚信乌克兰和俄罗斯血脉相连。在西部的乌克兰人看来，亲俄派是一群反政府的暴徒；在亲俄派看来，西部的乌克兰人是西方的走狗，一副伪善的嘴脸：“你自己天天说要自决权，那么为什么我要自决权的时候你不给我？”

若是要争出个是非，这世间岂有是非？每一方都有自己的要求，这种情感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切肤感受，这些要求都关系到他们的生存、安全、尊严和命运，局外人如何能理解他们的想法？一定要分出正义和邪恶，反而会加剧本来已有的裂痕。冲突源于恐惧，恐惧带来愤怒。待怒火烧尽，留下的将是焦土一片。

偏有人还要火上浇油。局中人已是肝胆俱裂，局外人非要横插一杠。美国要什么，美国要的是在全世界所有的事务中都有最终的发言权。就在马航被击落之前的几个小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刚刚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马航事件之后，美国更是认定了俄罗斯，或至少是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武装力量是幕后的真凶。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已经降到了冷战之后的最低点。马航事件之后，美俄关系很可能还会进一步恶化。希拉里·克林顿已经声称，必须采取行动，让普京知道，“他已经走得太远，而我们不会袖手旁观”。美国还会继续对欧洲施加压力，迫使欧洲决定到底站在哪一边。欧洲如同风箱里的耗子，左右为难。欧洲之所以犹豫不决，不仅仅是因为需要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也不仅仅是因为欧洲国家，比如奥地利、德国和法国，和俄罗斯有大量的金融往来，如果发动对俄罗斯的制裁，自己的金融体系也会遭受重创，最重要的是，欧洲至今还对战争心有余悸。

明明地缘政治的风险程度显著上升了，但人们不仅没有更加警悚，反而更加放肆。局中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局外人却血脉贲张、意气风发。为什么？因为人们严重低估了地缘政治冲突的后果。

大部分国际政治学者都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打起来的。之所以在100年前会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双方的将领们有一个致命的误判。当时，机关枪刚刚问世，将领们误认为机关枪是一种进攻型的武器，加之铁路使得部队的机动性大大提高，绝大部分将领认为，这将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圣诞节之前就能结束战斗。结果，这场战争整整打了四年。如果他们好好研究一下美国南北战争、日俄战争的经验，就会知道，机关枪其实是一种防守型武器。只要挖一条战壕，加上铁丝网，同时把战壕前面清理出一片开阔地带，就根本不用担心敌人的进攻，就像一个德国机枪手回忆的那样：“敌人几百人几百人地往前冲，我们根本就不用瞄准，直接照着人群扫射就行。”

人们之所以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能爆发，是因为有了核武器。核武器是一种防守型武器。拥有核武器的意义不在于进攻别人，而在于保护自己。只要能够具备二次进攻的能力，哪怕在死亡之前你能用最后一分力气按下发射按钮，就能让敌人和你同归于尽。

是的，核战争爆发的概率微乎其微。但是，其他类型的战争呢？在“9·11”事件中，恐怖分子大约花了100万美元，就完成了袭击美国的计划。为了防止类似的袭击再次发生，美国在警局、机场安检和其他系统花费的代价大约是每小时100万美元。进攻的成本越来越小，敌人越来越隐蔽，和平年代可能如一场春梦，悄然逝去，我们在将来会遇到更多的暴力和冲突。

不知何故，总是会有人欢呼这种暴力和冲突。历史何其相似。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在一战之前，欧洲经历了少有的长期和平，结果大家反而对和平感到厌恶。“就某种意义来说，战争给当时的人带来一种解放和释然的感觉……战争意味着肤浅妄动的资产阶级社会即将终止，令人生厌的19世纪渐进主义即将终止，宁静与和平的秩序即将终止……就像在大礼堂等待了很久之后，一出伟大而令人兴奋的历史剧终于开幕。在这出戏里，观众便是演员。战争意味着决定。”当时，不管是在维也纳、柏林，还是在伦敦，当宣战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兴奋的民众在大街上高歌起舞。有个在维也纳街头流浪的画家说：“我要从一颗怒放的心中感谢上帝。感谢他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让我有幸能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他叫阿道夫·希特勒。

一场从未发生过的辩论

把计划体制的起源归因于方显廷这样的一介书生是没有道理的。我并非是说方显廷发明了计划体制，不过是找个机会显扬一下这位湮灭已久的学者。伊斯特利（Easterly）此书写得不如他的《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尤其是提到中国的地方，有很多观点不敢苟同。

方显廷是一位被忘记了的重要经济学家。1903年，方显廷出生于宁波，幼时丧父，靠母亲一手拉扯长大。由于家境贫寒，他中学没有上完就被迫辍学，到上海厚生纱厂做学徒。他的老板穆藕初慧眼识英才，资助方显廷读完中学，又出钱送他到美国读书。方显廷先是在纽约大学读本科。读书期间，因为生活拮据，方显廷不得不到处打工，甚至靠教美国大妈们打麻将挣点儿外快。

1924年，方显廷遇到了他的人生导师何廉。何廉当时正在耶鲁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受到何廉的影响，方显廷也到了耶鲁。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方显廷继续追随何廉，回到南开大学任教。在南开，人人知道：“何不离方，方不离何。”

1936年，方显廷发表了一篇题为“统制经济与中国”的论文。他认为，统制经济由来已久，而且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取代“放任经济”。他力主在中国实行“统制经济”。1936年之后，何廉应邀在国民政府任职，担任了经济部常务次长、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等职务。方显廷也跟着到中央设计局负责调查研究工作。他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国工业发展的三年规划，再次提出，中国应该学习的典范是德国和苏联。解放战争期间，方显廷一家穷窘不堪，他为了养活家人，曾同时兼任九份工作。1947年底，方显廷受聘参加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去国离乡，辗转于曼谷、新加坡等地。

方显廷是一位为人正直的学者，从来不会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他之所以主张“统制经济”，是因为他发自内心地认为这是救国的唯一出路。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其实就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孙中山说，亚当·斯密曾主张自由竞争，但工业化大生产已经使斯密的主张变得过时了。“是时而犹守自由竞争之训者，是无异以跛足而与自行车竞走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的五年计划，在很多方面能看出从孙中山到方显廷这一批学者的影响。1955年，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注意到方显廷在1953年写的一份报告，他对方显廷的研究大为欣赏，因为他相信，方显廷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说明了“政府总是要不可避免地起到领导的作用”。缪尔达尔当然会认同方显廷的观点，他思想进步，热衷于改造社会，是公认的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1968年，缪尔达尔出版了三卷本的《亚洲的戏剧》，探讨如何才能帮助南亚等落后地区的穷人。

1974年，缪尔达尔和哈耶克同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本来是想讨好左、右两个阵营，没想到反而把两位宗师都得罪了。缪尔达尔很快就说，他后悔自己接受了诺贝尔奖。他说这一奖项分明是“政治奖”：“将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授予我们，一位持自由的或激进的政治观点，另一位却持保守的甚至反动的政治观点。这是为了在政治上以示公正而做的一种平衡。”哈耶克则在获奖致辞里说，经济学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作为一种职业，我们把事情搞糟了。”

两位大师谁都不屑于和对方辩论，这是经济思想史上最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情。到如今，我们仍然无法澄清发展理念中的错误，而且大部分讨论仍是无的放矢。很多学者热衷于辩论到底应该“政府干预”，还是“自由放任”？这是经济学里最无聊的话题之一。最极端的“政府派”也承认，在某些条件下存在着“政府失败”。最极端的“市场派”也承认，在某些条件下存在着“市场失败”（这一点说实在我不太肯定）。他们辩论的中心思想，就是当一大盘炒饭端上来之后，到底是应该叫“蛋炒饭”，还是应该叫“饭炒蛋”？

“市场派”认为，哈耶克是主张“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的。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哈耶克从来也没有说政府什么都不需要干。就在《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哈耶克清清楚楚地说：“毫无疑问，政府需要向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最低限度的食物供给、住所和衣物，保障他们能够身体健康，具有工作的能力。”哈耶克反对的是政府自作主张，破坏了个人自由，以及可能建立在个人自由之上的合作秩序。可以设想，哈耶克一定会强烈地反对“华盛顿共识”，他绝对不会相信政府手里有一套经济发展的标准答案，不管这个答案是计划经济还是自由放任。和流行的观点不同，亚当·斯密、哈耶克都不相信人应该自私自利，他们反复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说的不是自利导致共赢，而是说互利导致共赢。拉罗什福科说：“大多数虔信者让我们对虔诚感到厌恶。”一些自称是哈耶克的信徒，其实是爱因·兰德的拥趸。好比一些自称喜欢泰戈尔的文学爱好者，其实最喜欢读的是汪国真。

哈耶克反复提到，要对人们对理性和知识的夸大保持足够的警惕。知识是本土的、区域的、默识的，合作的秩序是自发形成的。知识分子要认识到知识的局限，保持谦卑，否则反而可能成为文明的破坏者。“文明不需人设计，文明是在千百万人的自由努力中形成发展的。”哈耶克在《似乎有知识》这篇获奖致辞中说，如果政策决策者不想弄巧成拙，就不要惦记着像工匠打造器皿那样去铸造产品，而是要像一个耐心、细心的园丁，提供适宜的环境，让花草自己生长。

邓小平就是一个很好的园丁。很多人把邓小平说成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这种说法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的改革是没有设计的，至少在改革的初期是没有设计的。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小平同志说得最多的话是：“这件事情要做，但我不知道怎么做，你们去做，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不要怕犯错误，犯了错误有我呢，但如果成功了，我负责推广。”这就是充分尊重基层的创新，尽管我们事先不知道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比如邓小平说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乡镇企业是一种驴不像驴、马不像马的东西，原教旨式的“政府派”和“市场派”都不会喜欢它。乡镇企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有制，但它也不是产权界定明晰的私人企业，它们的管理水平很“乡土”，技术水平也不高，但是，乡镇企业的出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搞活了市场经济。千秋功过，如何评价？

目睹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我们经常会想，该怎么去帮助他们呢？这是一种我们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傲慢和自负。在大多数情况下，解决问题的答案不在专家那里，穷人自己知道该怎么办。

曾经担任《时代》周刊国际部主编的年轻记者雷默在《不可思议的年代》中讲过一个故事。在南非，有很多艾滋病患者。有个在南非的英国医生叫莫尔，他开始尝试让病人用非专利药接受鸡尾酒疗法。顾名思义，鸡尾酒疗法需要不同的药品搭配，因此病人需要了解病理学、生理学的知识，但南非的艾滋病患者有很多都是失业工人、农村的文盲，他们怎么可能掌握这些高深的知识呢？奇迹却发生了。这些病人自己组织了学习小组，互相传授经验，而且相互鼓励，最终，有很多病人居然痊愈了。

过了不久，莫尔医生接到电话，他的这些病人又得了另外一种传染病：肺结核。肺结核是一种常见的传染病，有一套标准的治疗方法，南非政府每年花费巨资，制订了防治肺结核的计划。这个计划精细到什么程度？当病人该吃药的时候，就会有护士端着水杯，数出该吃几片药，监督病人把药吃下去。如果说治疗艾滋病的难度相当于解微积分，那治疗肺结核的难度就相当于解小学的应用题，为什么这些病人考微积分能考满分，答小学试卷却不及格呢？

关键就在于这两种治疗方案的理念不同。在治疗艾滋病的方案中，病人的自主性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医生所做的无非是鼓励病人自立、互助。但在治疗肺结核的方案中，病人根本就没有得到尊重。为什么会有护士监督着你吃药呢？为什么医生从来不告诉你，你吃的是什么药？可能会有什么副作用呢？因为他们觉得，你无法理解，也不需要理解，而且他们相信，你的健康只能靠他们这样的“专家”。结果，很多病人不愿意配合治疗肺结核的方案，一个疗程还没有结束，他们就偷偷跑掉了。他们体内的病毒产生了抗体，于是，他们又得了更厉害的肺结核，治疗起来更加痛苦，他们又一次忍受不了，没等疗程结束就跑掉了。最后，他们体内的病毒变成了超级病毒，彻底无药可治。

多年以前，我听过一个至今也没有得到证实的笑话。有个证监会的退休领导到单位串门，看到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同志们还在加班。领导慈祥地问：“小伙子们，你们还在加班啊？”小伙子们看到老领导，都很激动，还有点儿小得意，等着领导接下来的表扬。没有想到，老领导微微一笑：“别加班了。你们不知道吗？你们越忙，中国的股市越乱。”

我知道这个故事很可能不是真的，但我很希望有这么一个睿智而幽默的老领导。有一天，这位老领导闲来无事，去参加一场经济学家的研讨会。经济学家们仍然在争个不休。听到最后，老领导把手背在后面，笑眯眯地说：“你们还在争啊？不要再争了，你们不知道吗？你们越争，中国经济越乱。”

作者注

本书受到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的新书《专家的暴政》（Tyranny of Experts）的影响。但他书中关于中国的很多观点我并不同意。伊斯特利是纽约大学的教授、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他还有两本很有影响力的书：《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以及《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雷默的书《不可思议的年代》有中译本，译者就是我。

人类是怎么学会阅读的

我参加了几个关于读书的微信群，跟着大家学到了不少东西。难得在今日还有一群人手不释卷。群里一位治心理学的朋友提到了这本书，有朋友问到底好看不好看。恰好我刚刚读过，就顺手写了一篇书评。

2500年前，读书是一种很反潮流的事情。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讲了一个古代埃及的神话故事。发明文字的鸟首人身大神修思（Theuth）得意地跟埃及国王萨姆斯（Thamus）讲，读书将使埃及人更加聪明，让他们博闻强识。萨姆斯国王说：“多才多艺的修思啊，你可能恰恰弄反了。读书使人们依赖写下来的东西，不再去努力记忆，只能依赖外在符号的提醒。他们借助文字的帮助，看似能够无师自通地知道很多事情，实际上仍然一无所知。他们的心是装满了，但装的不是智慧，而是智慧的赝品。”

如今，阅读传统日渐式微，面对汹汹而来的娱乐时代和网络世界，我们努力地想让孩子们知道，阅读是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人类的大脑，如果不是为了用来读书和学习，还能有什么更好的用途呢？

其实，人类的大脑最初真的不是用来阅读的。法国神经科学家迪昂（Stanislas Dehaene）在《脑的阅读：破解人类阅读之谜》一书中认为，文字的出现不到5000年，而人类的进化则有200多万年。从进化的过程来看，人类还没有充足的时间形成专门用来阅读的“工具”。我们之所以能够阅读，乃是借用了已经存在的部分神经回路，他将这一理论称为“神经元再利用”（neuronal recycling）假说。

尽管猿猴不会读书，但猴脑和人脑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猿猴的神经元已经能够对看到的物体进行抽象。一只狮子，走过来，走过去，转身、倒退、起立、卧倒，在猴子看来，仍然是同样的一只狮子。在猴子的大脑中，已经存在一些专门用于识别物体形状的神经元，你也可以将之视为猴脑中的“字母表”。复杂的物体可以借助其轮廓结构加以简化。猴子看到“T”“Y”或“O”这些表示物体轮廓的字母也会有反应，或许，这就是字母的最初起源？从文字的演变来看，最早出现的是象形文字，随后出现了拼音文字。拼音大大简化了文字的复杂程度，就像中文这种不使用拼音的文字，也在不断地简化。目前，大约只有2%的汉字还保存有可识别的象形文字特征。

观察各种不同的文字，尽管从外表来看千差万别，但内在的规律却非常一致。所有的文字都是白纸黑字，这是为了给视网膜提供高度集中的最优刺激源，使得大脑能够专注地处理读书看到的视觉信息。所有的文字都是由最小的单位组合而成。英文中由字母到音节，由音节到单词和句子，而汉字亦有不同的偏旁部首，每一个偏旁部首又可以拆成不同的笔画。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人们都倾向于选择在周围环境中经常出现的形状，来表示他们的文字。这说明，尽管人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人脑具有高度的可塑性，但仍然无法完全克服先天的限制，只有能够适应大脑结构的知识才能更好地被吸收。

传统的观念认为，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对信息的吸收和加工仿佛工厂里的流水线。你把每一个字读进去，理解它的含义，然后再理解下一个字的含义，最后到总装车间，把这些不同的字词的含义整合起来，弄明白全文的意思。事实上，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大脑的运作机制更加忙碌而混乱，因此也更激动人心。

当你读书的时候，你并没有把每一个字都读进去。我们的视觉系统天生存在着缺陷，只有眼睛中央的一块被称为中央凹的区域才能看清小小的铅字。因为需要用中央凹去看文字，在阅读的时候，我们的目光是不断跳跃的，这被称为“眼跳”（saccade）。我们认为看到的一页书中的文字都是清晰的，其实你只是挑着看了其中的一部分。你真正读到的单词可能只有全文的20%，但这20%的信息足以欺骗你，让你认为自己完全理解了《史记》或《圣经》的含义。

然后，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把文字转化为读音，如果一种语言的拼读难度更大，对阅读的障碍也就更大。这也是为什么意大利的孩子小学低年级就能读书，英国的孩子得再晚一些，而中国的孩子有很多要到小学高年级甚至初中才能自如地读书。在提取读音的同时，我们也在提取词义，这是两条不同的加工通道，而阅读正是依赖于这两条通道之间的密切合作。

事实上，阅读依赖于平行的甚至存在重复建设的多条通道，这些通道都通向一个万魔殿。想象一下，有上万个小妖围坐在一个巨大的殿堂里，当一个字出现在视网膜的大屏幕上的时候，所有的小妖都紧张地盯着它看。当“scream”出现的时候，负责对“scream”编码的小妖激动地大叫：“这是我的词！”坐在他旁边，负责“cream”的小妖也站起来叫：“这是我的词！”等仔细一看，才发现这不是他自己的词，于是，他悻悻地坐了下来，周围一片哄笑。这意味着，所有的小妖都在同时工作，所有的小妖都有单一的分工，所有的小妖都要互相竞争，同时也要彼此合作，在这样一种嘈杂而紧张的氛围中，一个个文字符号被解码、被理解，呈现出不同的含义。

如果说猿猴也具有和人类相似的学习符号的能力，为什么只有人类才学会了阅读呢？有两种解释：一是只有人类具有“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即只有人类具有理解他人心理的能力。这种能力随着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逐渐发展，最终达到了质变。另一种解释是人类的“全脑工作站”假说，即人脑中出现了大量的负责输入信息的树突，突触之间的联结也越来越多，甚至具有了四通八达的长距离脑区之间的联结，最终，人脑出现了一种新的功能，即能够把不同脑区之间的联结进行汇集、筛选、重组及综合。直言之，我们只是更善于综合而已。

有得必有失。如果“神经元再利用”假说是正确的，阅读占用了原本用作其他用途的神经回路，那么，也许会使我们丧失从祖先那里代代相传的其他认知能力。换言之，我们的文盲祖先所具有的部分视觉技巧，到了我们这里已经失传了。比如，人类学家感到最惊奇的是，居住在亚马孙、新几内亚或非洲的原住民，看到断裂的树枝、模糊的动物脚印，就能够知道动物是否在附近、离去的方向等。再比如，由于我们习惯了白纸黑字，对色彩、声音等其他感觉之间的联系可能会逐渐钝化。年幼的孩子会敏感地察觉尖锐的声音和细尖事物之间的联系，很多孩子在小的时候会看到数字是有色彩的。等到他们上了学校，学会了读书，这些神奇的本领就逐渐消失了。

大脑并不完美，阅读亦非万能。吾也生有涯，而知也无涯，学习有各种不同的方式。读书这件事，也就那么一回事，真的不用把它太当回事。

作者注

斯坦尼斯·德阿纳（Stanislas Dahaene），《大脑中的阅读》（Reading in the Brain），2009年版，企鹅出版社作者是法兰西学院教授，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院长。对数学认知、阅读、意识等进行了脑神经科学的解读，曾获脑科学奖。此书已有中译本。

甘甜的资本主义

再推荐一本书，彭慕兰（Knneth Pomeranz）的《贸易创造的世界》。彭慕兰在书中谈了很多经济史上的轶闻，其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容易上瘾的商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除了蔗糖，还有烟草、咖啡、酒，甚至毒品，可供解闷。

莎士比亚的《爱的徒劳》是一部轻松明快的喜剧。那瓦国的国王和三位贵族发誓，三年不近女色，清心寡欲，认真学习。法国公主带着三位侍女来访，但无法进王宫觐见，只好在宫外搭帐篷。国王和三位贵族去拜见公主陛下，没想到一下子坠入情网。

这部描写青年男女恋爱的剧本经常会写到年轻人之间机智的调情。国王的亲信俾隆大人跟公主说：“玉手纤纤的姑娘，让我跟你谈一句甜甜的话儿。”公主马上回敬道：“蜂蜜、牛乳、蔗糖，我已经说了三句了。”俾隆说：“你既然这样俏皮，我也要回答你三句，百花露、麦芽汁、葡萄酒。好得很，我们都掷了个三点。现在有六种甜啦。”

甜是一种人们难以抗拒的滋味。或许，这是我们摘食水果的祖先留下的遗传，又或许，这是我们在襁褓中吮吸母亲乳汁时留下的潜层记忆。阿拉斯加北部的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天生患有蔗糖不耐受症，但他们仍然喜欢甜食。

但是，甜和糖是两种不同的事物。我们所说的糖，大多是指从甘蔗中榨出来的蔗糖。这曾经是人们消费的糖的主要来源（从甜菜中榨取糖是相对晚的事情，到19世纪才开始大规模生产）。甘蔗最早是在新几内亚人工种植，印度人很早就懂得如何加工蔗糖。据季羡林先生考证，中国在先秦就已开始用“tang”这个音表示干而甜的食品，用甘蔗造糖大约始于三国期间。但是，中国甘蔗制糖的技术不如印度。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专门派遣使者到印度去学习制糖技术。后来，中国人学会了制造颜色接近纯白的砂糖，“色味愈西域远甚”，是当时世界上品质最好的糖。

蔗糖传播到欧洲，主要是在12世纪之后。在这之前，欧洲人熟悉的是蜂蜜。他们隐隐约约地听说过蔗糖。罗马帝国时期，一位从印度回国的将军告诉大家，印度有一种芦苇，不需要蜜蜂，就能直接产出蜂蜜。把蔗糖生产传入欧洲的是阿拉伯人。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占领了西班牙，并开始种植甘蔗，生产蔗糖。欧洲人自己学会生产蔗糖，是在十字军东征之后。十字军打到中东，把阿拉伯人的甘蔗园也据为己有。欧洲的蔗糖生产长期集中在地中海地区，但产量始终不高。这主要是因为在这段时期，欧洲厄运不断，反复遭受传染病的肆虐，劳动力的供给跟不上。一直以来，蔗糖都是只有贵族才能享用的奢侈品。当时，蔗糖和胡椒、肉豆蔻、生姜、番红花一样，被称为香料，只能在食物中稍微加一点儿。蔗糖的另外一种用途是作为药品，糖浆几乎被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1793年，哥伦布第二次远航，将甘蔗从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带到美洲新大陆。甘蔗很快成为新大陆的主要农作物，大量使用奴隶的种植园在美洲盛行。尽管种植园制度受到阿拉伯人的影响，但其实是一种扭曲而早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从外表来看，甘蔗种植园并不像工厂。种植甘蔗是一件累活儿，但蔗糖的提炼没有多少技术含量，无非是把糖分从液体变成固体。甘蔗是一种亚热带作物，成熟周期短。甘蔗一旦成熟，就必须马上砍伐。砍伐下来的甘蔗，必须马上加工，否则就会腐烂。从每年的年初到5月末，甘蔗的砍伐、蒸煮和熬炼都是同时进行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力密集行业。美洲新大陆的蔗糖业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乃是因为大量使用奴隶。庄园的工作条件极其恶劣。砍甘蔗的时候，工头就拿着皮鞭站在奴隶们的后面，不停地大声呵斥。甘蔗砍下来，就送到蒸煮间不分昼夜地熬制。工人们站在热气腾腾的蒸锅边，用沉重的长柄勺子一遍又一遍地撇去甘蔗渣，直到蒸煮的液体变得清澈。长时间的劳累，加上蒸煮间里闷热无比，工人很容易昏昏欲睡，一不小心，手臂就会被卷进磨盘。为了防止整个人被卷进磨盘，蒸煮间里备有一把锋利的斧头，用来砍断工人的手臂。

和农民的田间劳作不一样的是，奴隶们没有自己的土地，也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需求生产，也不是自己选择种植什么、如何种植。他们被编成不同的班组，轮流上班。田野就是工厂的车间。他们靠出卖劳动力糊口，就像工厂的工人一样挣工资。他们的日常用品都得从商店买，消费品无一例外都是别人生产的。

尽管西班牙人最早把甘蔗引入美洲，但葡萄牙人很快就超过了西班牙人。16世纪，巴西几乎垄断了蔗糖对欧洲的出口。为什么西班牙人反而落后了呢？因为他们着急要抢黄金，金矿上的奴隶都不够用，更何况甘蔗种植园呢。英国在抢夺海外殖民地的竞赛中来得很晚，拿到的不是资源最富庶的热带地区，而是相对寒冷的温带地区，也正因为如此，英国的殖民者反而没有淘金的非分之想，老老实实地经营大种植园。

17世纪和18世纪，一个完美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出现了。欧洲把工业品送到非洲，从非洲运上奴隶，出口到美洲，再把美洲的土特产，主要是甘蔗，也包括烟草、咖啡、可可等，运回欧洲。这段时期在经济史上被称为“商业革命”或重商主义时期，18世纪晚期的工业化才被真正视为工业革命，但资本主义的基因，在美洲的奴隶种植园中已经能够找到。

蔗糖不仅仅改变了生产方式，还改变了消费方式。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中就说道，挥霍无度和追求奢侈的风气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放纵始于性的开放，宫廷中国王贵族们的情妇就是高级妓女，她们引导了社会时尚。对蔗糖的消费，就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案例。

英国在工业革命中独执牛耳，而英国人对蔗糖的狂热，也是出了名的。16世纪，一位德国旅行家被伊丽莎白女王召见。他说：“女王极其庄严，鹅蛋形的面庞虽然有了皱纹，但仍显得祥和美丽。她眼睛小而乌黑，鼻子有点儿钩，嘴唇薄，牙齿已经发黑了，这是由于英国人大量地食用糖而造成的一项缺陷。”17世纪，西班牙一个外交使团发现，招待英国“好奇、粗鲁而美丽”的女士们，最好的办法是摆出各种糖果、蜜饯和甜肉。只要放了糖，她们都爱吃。

英国上流社会的筵席上，曾经风靡过极其奢华的糖雕。有一道糖雕是打猎被击中的小鹿。如果把小鹿肚子上的箭镞拔出来，就会流出红葡萄酒。有一道甜点的金色馅饼里面是栩栩如生的青蛙和小鸟。茶和咖啡，最早都是不放糖的，到了英国，不加糖就无法享用。一开始，茶加糖加点心，是上流社会的社交创意，后来，所有人都养成了喝茶和放糖的习惯。18世纪的英国社会改革家汉韦曾经为此大为光火，他说，这是技工和劳动阶级向贵族效颦，英国的整个社会都发出堕落的味道。看看吧，世风日下，都到了什么地步：修路的工人、运煤的工人、制干草的工人，在休闲的时候一人端一杯茶；乞丐都不忘喝茶；连面包都没有的人，也会去喝茶。如果是喝一杯冷啤酒，至少还能给穷人一点儿饱的感觉；一杯加糖的茶，只能产生温暖的幻觉。

为什么英国人嗜糖如命？一种解释是英伦天气寒冷，需要驱寒；一种解释是英国人过去习惯喝自酿的淡啤酒，而淡啤酒里有隐隐的甜味。其实，最靠谱的解释是，英国的烹调水平实在是太糟糕，英国人根本没有培养出细致入微的味觉。法国和英国几乎同时接触到蔗糖，中国制造蔗糖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法国人和中国人都没有像英国人一样对糖狂热地热爱。法国菜和中国菜取料广泛、做工讲究，这两道名菜系都用糖，但法国人和中国人知道如何不动声色、委婉细腻地表达他们对甜的喜爱，他们不会像英国人那样，宴席上最后一道菜会毫不掩饰地端上来一大盘甜点。喝茶讲究的中国人看到英国人往茶里放糖，也会忍不住皱眉。这种做法和中国富人们用雪碧兑威士忌一样，都是土豪们狂放不羁的创意。

12世纪左右，蔗糖传入英国。17世纪50年代之后，蔗糖在英国开始普及。到19世纪的时候，蔗糖已经进入每一个普普通通的英国工人阶级家庭。1700~1800年，英国的蔗糖消费量增长了四倍。到1900年，蔗糖在英国人的日常饮食中提供了近1/5的热量。茶和糖，这两种英国都不生产的物品，这两种不得不从地球上遥远的两端进口的物品，成了英国普通百姓的日常饮食。英国人对蔗糖已经到了如此上瘾的程度，以至于当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当回忆战争期间什么事情最难以忍受的时候，很多英国人会说，食品供给短缺，没有糖。

糖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它不过是能够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易于消化的方式，为人们提供卡路里而已，除此之外，糖不提供任何营养。资本主义的性质和糖是一样的。

作者注

本文取材于西敏司（Sidney Wilfred Mintz）的著作：《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商务印书馆中译本。西敏司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是史都华（Julian Steward）和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学生，也是二战之后美国最活跃的人类学家之一。另可参阅季羡林先生的《糖史》，收录于《季羡林文集》第九、十两卷。

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

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这句话我重复了很多次了。这是在观察人世，尤其是观察人们在互联网上辩论的时候的一点儿感触。“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我所信奉的那些道德律，似乎在今天已经荡然无存了。所以我很早就把微博关了，所以我只写书评，只转述别人的观点，所以我从不跟人辩论。本文最后说，要“停止无端的指责和刻意的丑化，给予鼓励，给予耐心的等待”。但是，我们还要等待多久呢？是啊，我们还要等待多久呢？我也不知道。

人非圣贤，孰能无错。是啊，这话不错。不过，犯错误的都是他们。错不在我。

美国入侵伊拉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美国声称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后掘地三尺也找不到证据。美国声称萨达姆和基地组织有联系，基地组织在一旁窃笑。在美国人的想象中，伊拉克人民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但美国士兵遇到的是垃圾炸弹和人体炸弹。即使朝野上下都要求小布什总统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他仍然坚持：“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我当时做出的决策是正确的。”如果逼问得再紧一些，他会说：“一定是有人出错了，他们给了我错误的情报。”

撒谎是一回事，自我辩解是另一回事。人们不仅会编造各种谎言欺骗同类，还会编造各种借口欺骗自己。心理学家认为，导致我们努力地为自我辩护的心理机制是认知失调：当事实和我们的信念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宁可相信自己的信念。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这种自我辩护机制维系着我们的自信、自尊和社会认同。

半个世纪以前，一位年轻的社会心理学家潜入某个极端宗教组织的内部。这一宗教组织声称，当年12月21日就是世界末日。12月20日晚上，忠诚的信徒们会被一架从天而降的飞碟接走，整个世界随之将被毁灭。很多人相信了这一预言，有的信徒把工作、家庭、财产都放弃了，就等着世界末日的到来。到了12月20日午夜，什么都没有发生。风在树梢，月在中天，连飞碟的影子都看不到。到了凌晨2点，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谎言彻底破产了，怎么收场？凌晨4点45分，这个极端宗教组织的领导人，一位叫科琪的女士，向信徒们发表了讲话。她说，正是因为她和她的信徒们的虔诚，感动了上帝，世界因此被救赎了。信徒们会相信这一番扯淡的话吗？他们信了。在这之前，他们认为只要自己相信科琪的教义就够了；在这之后，他们开始拉着街上的行人，告诉大家，是他们拯救了世界，要求别人也参加这个宗教组织。

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在《哈佛幸福课》里举过一个例子。在影片《卡萨布兰卡》的结尾，伊尔莎（英格丽·褒曼饰演）在丈夫和情人之间难以取舍，柔肠寸断。她最后选择和丈夫离开卡萨布兰卡。她的情人里克（汉弗莱·鲍嘉饰演）悲伤地说：“这种遗憾或许不在今天，不在明天，但你会在余生中感受到它。”会是这样吗？不会的。褒曼做出哪一种选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管她做出哪种选择，她都会用自己的余生，为自己做出的这种选择进行辩护，同时会寻找理由，为自己没有做出另一种选择感到庆幸。

这是一种正常的自我防卫。我们总不能一辈子活在自我纠结之中。尤其是，我们为自己的选择付出的代价越大，就越难以从中自拔。政治家们深谙这种微妙的人性。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电视节目主持人克里斯·马修斯（Chris Matthews）在《硬球：政治是这样玩的》一书中说，很多政治家明白，与其给别人恩惠，不如让别人给自己恩惠，越是别人索取，别人越会对你忠诚。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实际上非常管用。假如你为一个政治家投了票，捐了钱，要是他失败了，那证明你是个傻蛋。要是他成功了，那证明你有远见。所以你会拼命地认同你挑选的那个政治家。我们心目中都有自己喜欢的公众人物，歌星、影星、作家、企业家等，要是他或她出了问题，犯了错误，你会比他或她自己都更难以接受这一事实。为什么韩寒受到攻击的时候，粉丝们会跳出来为他辩护？其实他们不是为韩寒辩护，他们是在为自己的选择、自己的信念辩护。人的荒诞之处，在于终其一生，都在努力证明自己是不荒诞的。

如果你打算买一辆车，你是咨询已经买了车的朋友，还是没有买车的朋友呢？买了车的朋友很可能会卖力地向你证明，他买的车是最划算的。那个没有买车，和你一样犹豫不定的朋友，才有可能提供更客观的评价。同样是入党，如果是随便填个表、组织上找你谈个话，就能成为党员，或者是必须变卖家产、和旧家庭划清界限、把你的一生都奉献给党，哪一种会让你更忠诚？

为什么我们难以克服自我辩护呢？当我们的内心迟疑不定的时候，会借助于内省，但这种内省往往难以察觉我们认知上的盲点。这和信息不对称有关。你对自己的信息了解更多。你为什么会这样做而非那样做呢？你可以找出各种不同的证据，为自己不同的选择辩护，证明你所做的都是合宜的。为什么你会迟到呢？因为今天交通管制了，因为早上孩子不肯起床，因为闹钟的电池没电了，没有到点响铃。但是，如果别人迟到了，你会怎么想呢？你并不知道他们的切身处境，所以，你会想，一定是因为这家伙太懒了，朽木不可雕也。解释自己的行为时，我们强调情境；解释别人的行为时，我们强调本质。推而广之，我们对自己身边的人更加熟悉，而对其他的社会群体（别的部落、别的阶层、别的种族等）相对陌生，因此，我们容易缩小自己部落内部的成员的差异，同时夸大不同的部落之间的差异。

我们的记忆会进一步强化自我辩护。记忆不是留声机或胶带，能够如实地把曾经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我们的记忆会不断篡改事实。还记得奥威尔在《1984》里讲的“真理部”吧。真理部就是谎言部，真理部对历史的描述会不断地根据现在的立场随意修改。社会心理学家安东尼·格林沃德说，自我易于被“极权主义自我”所控制，“极权主义自我”会无情地毁灭那些自我不愿意接受的信息，永远站在胜利者的角度重新书写历史。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拔高自己，贬低对手。大部分人的记忆都有自我夸大的成分。我们记得的做爱次数往往比实际的要多，我们记得的自己做的善事往往比实际的要少，我们记得的自己的孩子学会说话、走路的时间往往比实际的要早，我们记得的自己犯过的错误几乎被清零。当我们做过的事情和自我形象有冲突的时候，记忆和自尊就会被同时召唤过来问话。尼采说过：“‘我确实那样做过。’我的记忆说。‘我不可能那样做。’我的自尊犹豫不定地说。最终，我的记忆屈服了。”

我们不仅会改写记忆，还会无中生有地创造记忆。有一段时期，精神分析法非常流行，心理治疗师喜欢诱导病人，回忆自己小时候有没有受过性侵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不断的诱导之下，很多病人都能“记忆”起自己小的时候是如何受到迫害的，被老师迫害，被亲友迫害，甚至被父母迫害。无数冤案由此而生。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迎合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想法：错不在我。我的失败、我的错误，都可以归结为别人，归结为我的父母，归结为我那可怜的悲惨童年。一旦人形成了偏见，再想纠正这种偏见是非常困难的。著名的大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曾经说过：“去教育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就像用光线去照射瞳孔——它会自动缩小。”

自我辩护带来的危害是惊人的。早在1932年，耶鲁大学一位法学教授埃德温·鲍查得就写过一本《冤案：65起真实的误判》。有的谋杀案，过了几年，被害人突然又现身了，活得好好的。DNA测试在司法中运用之后，也挽救了很多无辜的囚犯。家庭生活中的自我辩护可能变成婚姻的杀手。一开始是各说各的理，但当自我辩护不断地强化，到了夫妻之间互相蔑视的地步，就距离婚姻的破裂不远了。最为有害的是自我辩护会加剧人们之间的仇恨，并种下冲突和仇恨的种子。有的企业会开设所谓的“心理治疗室”，在里面放上画着老板头像的沙袋和拳击手套，好让工人们发泄对老板的不满。这种做法的理论支持是，如果给工人们发泄的机会，他们就会忘记对老板的不满。恰恰相反，人们总是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动机和理由，他们越是发泄对老板的不满，越是要说服自己，这样做是正当、合理的。他们的怨气不会轻松地撒掉，而是会不断地自我强化。民族之间的仇恨也一样，这种仇恨很难化解。受害者会寻找机会报复，这种报复又会让以前的加害者减少自己的罪恶感，并低估自己以前罪行的伤害程度，这种拒不认错的态度反过来又会刺激受害者觉醒，由此陷入无休止的恶性循环。从这一角度来看，南非的种族和解是一个极其少见的特例。尽管南非并没有变成天堂，但至少避免了一场流血战争。要想结束战争，必须和自己的敌人和解。

怎样避免自我辩护给我们带来的不必要的伤害呢？从自身来说，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犯错误的不都是他们，很可能是我们自己。《圣经》上讲：“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本呢？”孔子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从整个社会来说，我们需要警惕各种求全责备的戾气，允许别人犯错，到达成功的捷径就是不断“试错”。停止无端的指责和刻意的丑化，给予鼓励，给予耐心的等待，最终，我们在历史上犯下的错误，终究会被承认的。

作者注

本文取材于卡罗尔·塔夫里斯（Carol Tavris）和艾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的《错不在我》。英文书名为：Mistakes We Made (but not by me)。中信出版社有中译本。塔夫里斯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教授，在社会心理学、女权主义等领域著述很多。阿伦森是美国最著名的心理学家之一，他提出过Jigsaw教学法，强调以团队学习打破学生之间的竞争和隔膜。

并非全知，并非全能，也不仁慈，但不可缺

这句话是迪克希特（A. Dixit）说的，我和我的同事们在翻译《经济政策》一书的时候，读到作者们也引用了迪克希特的这句话。有感于人们天天争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各执一端，面红耳赤，借迪克希特这句话，稍做点儿经济学普及。

凯恩斯曾经说过：“要是经济学家能像牙医那样，做个既谦虚又有能力的人，那就太好了。”可惜，很多经济学家并没有这样的自知之明。

不要只是批评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曾经担任过尼克松和福特两位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说：“经济学家虽然并不十分了解经济，但政治家和其他人则知道的更少。”可惜，很多政策决策者也没有这样的自知之明。

不要只是批评经济学家和政策决策者。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英国女王问了一个很天真的问题。她问经济学家：“你们怎么没有能够预测出金融危机呢？”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经常遇到的最尴尬的问题就是：“你知道股票什么时候涨吗？你知道房价什么时候会跌？”我要是能知道，还做什么经济学家！有一次看到一则消息，意大利一个城市的议会打算惩罚地质学家，因为他们没有预测出地震。这让我由衷地表示同情。经济体系、地质系统、生态系统都是复杂体系，而复杂体系从本质上讲是无法预测的。可惜，很多围观的群众并没有这样的基本概念。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暴露出极大的缺陷，遗憾的是，大部分经济学家选择了沉默，或许是在无比的困惑中集体失语。不过，经济学还是有希望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出现了凯恩斯革命。20世纪70年代之后出现了滞胀，凯恩斯主义失灵了，于是，又出现了理性预期革命。如今，我们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学能否再度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如果宏观经济学出现一次新的革命，一定是对多变的现实世界有了更为透彻的理解，对经济政策的失误有了更为深刻的反思。因此，从关注现实、关注政策入手，或许是宏观经济学者另辟蹊径的机会。一个值得忧虑的现象是，宏观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变得越来越脱离现实。我遇到过一位研究宏观经济学的老师，讲起宏观经济学头头是道，但问他关于中国经济的任何事情，他都会说：“抱歉，我不了解，我只是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在大学本科生的经济学教材中，还能看到对政策问题的讨论，而到了研究生阶段，几乎很少提到现实世界中的政策。这正是为什么我想要向大家推荐四位法国经济学家合著的《经济政策》这本书的原因。

这本书的四位作者分别是阿涅丝·贝纳西-凯雷（Agnès BénassyQuéré）、伯努瓦·克雷（Benoît Coeuré）、皮埃尔·雅凯（Pierre Jacquet）和让·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i-Ferry）。贝纳西-凯雷是一位女性经济学家，曾任法国智库法国国际信息及展望研究所（CEPII）的所长，亦为巴黎第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货币体系和欧洲宏观经济。伯努瓦·克雷曾在巴黎综合理工大学任教，后在法国财政部任职，现任欧洲中央银行的执行董事。皮埃尔·雅凯现任全球发展网络（GDN）的主席，曾任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副所长、法国发展署的首席经济学家。让·皮萨尼-费里曾任欧洲智库勃鲁盖尔（Bruegel）的主任，在他的领导下，勃鲁盖尔跃居全球经济政策类智库排名全球第一，他现在是法国总理的经济顾问。

这四位学者都有着丰富的政策研究经验，他们合著的这本书，为学习宏观经济学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帮助，可以帮助学生们跨越理论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了解到理论的力量和不足、现实的鲜活和复杂。

对范围更广的读者而言，此书的意义在于提供一种实事求是、心平气和的态度，去把握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借用著名经济学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的话说，传统教科书上的政府，是全知、全能、仁慈的政府，但政府其实并非全知、并非全能，也不仁慈。

全知，是指政府知道一切经济主体的所有信息。在这样的假设下，政府干预一定是有效的。比如，有很多人会刻录盗版的光盘，这会侵犯到创作者的利益。但是，也有很多人刻录光盘只不过是为了在开车的时候自己听听音乐。如果政府能够准确地知道是谁在盗版，比如说，可能是15~25岁之间的年轻人居多，那么，政府就可以专门针对这批年轻人征税，这就会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可惜的是，政府无法准确地知道所有的信息。这不仅仅是因为统计数据不准确、统计方法不先进，而且是因为很多信息是在特定的情景下产生的，难以觉察，且又瞬息即变。这就是哈耶克强烈地反对计划体制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全能，是指政府可以如其所愿地实现政策目标。在这样的假设下，政府干预也一定是有效的。问题在于，政府追求的政策并非单一。想要GDP增长率，就可能会破坏青山绿水；想要减少收入不平等，就有可能会影响经济效率。政府不得不在多个互相冲突的目标之间做出选择。而且，政府的政策工具也是有限的。经济学中的“丁伯根法则”说，如果政府有n个政策目标，至少要有n个政策工具。如果政策工具的数量少于政策目标，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顾此失彼的局面。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发现，政府的政策工具变得越来越少。传统的货币政策已经面目全非，单靠加息、降息，再也指挥不动经济活动，更何况各国都面临结构调整，只用传统的宏观政策工具，如何实现结构改革的宏大抱负？

仁慈，是指政府没有私心，唯一关心的是如何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在这样的假设下，政府干预也一定是有效的。问题在于，政治有不同的体制，政府有不同的部门，官员有自己的私利。并非说官员一定都会有腐败的问题，即使官员们个个廉洁守法、夙夜在公，他们的行为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偏差。部门有部门的利益，铁道部会觉得修高铁比什么都重要，教育部肯定觉得教育是百年大计，国家体育总局会觉得奥运会拿金牌、为国争光最重要，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会觉得，要是纵容大家用GDP、VCD、Wi-Fi这些外来语，简直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亵渎。腐败的危害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但官僚主义、本位主义这些毛病，大家可能最后都见怪不怪了。

不过，话又说过来，市场同样并非全知、并非全能，也不仁慈。

信息不对称告诉我们，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每一个消费者都会知道，买家没有卖家精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无处不在。所谓“逆向选择”，是次货会冒充正品。如果一个二手车商人向你热心地推销一辆汽车，你该不该相信他呢？如果你是二手车商人，你会不会想方设法把问题最多、最不好脱手的车子先推销出去呢？所谓“道德风险”，是指事先的承诺到了事后就不再兑现。上这个当的人太多了。怎么结婚之后和结婚之前，人就变了个样呢？实习阶段的表现和正式上班之后的变现，怎么会相差这么大呢？

市场也不是全能的。有很多市场是空缺的。比如，一个人在读大学阶段，并没有收入，却需要交学费，按说，大学生可以在这个时候贷款，毕业之后拿自己的收入偿还，大学生哪里有什么抵押和担保？他们如何才能贷到款？小企业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全球气候异常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我们这一代人总得对子孙后代有个交代吧。但哪里可以有一个市场机制，可以让我们的后代和我们这一代进行交易？企业污染环境，带来的负外部性，也是一个经济学里“市场失灵”的典型案例。

市场更不是仁慈的。市场不负责温情和关怀，市场经济从来就没有一颗仁爱的心灵。哪怕一人独占全球的财富，其他人都无立锥之地，也不是市场经济操心的事情。市场经济既不善良，也不邪恶，它只是冷冰冰的计算，它只知道追求效率，它甚至不会考虑到，这种短视而极端的行为是否会葬送它自己。它就像亚马孙的热带雨林，或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你只能去适应它，却无法改变它。

我们必须学会接纳并非全知、并非全能也不仁慈的市场，同时还要认识到，政府也是一样：并非全知、并非全能，也不仁慈。

在经济学的争论中，必须小心谨慎，细心体察不同的辩论者说的是不是同一件事情。曾经在世界银行工作过的经济学家拉维·坎伯（Ravi Kanbur）曾经以全球化这一问题讨论过，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分歧究竟在哪里。他说，支持者强调的是总量，反对者则关注分配。支持者认为全球化对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有好处的，反对者则认为受损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关心。支持者强调的是中期，他们看到的是在5~10年的时间内，全球化能够带来的好处；反对者则担心短期内的调整成本，他们也更关心长期内的历史巨变。支持者相信市场竞争能解决一切问题，而反对者则更强调市场竞争的不足之处。

认识到这些分歧，有助于形成意见的共识，到最后，我们会意识到：所有的经济学问题，其实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it depends”（看情况）。

作者注

本文推荐的书是阿涅丝·贝纳西-凯雷、伯努瓦·克雷、皮埃尔·雅凯和让·皮萨尼-费里的《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Economic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牛津大学出版社。中译本由徐建炜、徐奇渊、杨盼盼三位年轻学者翻译，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男人的游戏女人懒得玩

所谓“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此文就是前者，观点活泼新颖，但细想未必令人信服。男女之别，大哉斯问，除了鲍迈斯特所说的生物学、心理学因素，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均有影响，恐非能定于一尊。从某种意义上讲，鲍迈斯特的观点风格类似于经济学中的芝加哥学派，都是犀利独特，但恐失之偏颇。有些学问，浅学怡情，深钻伤身。有读者指出原作者歪曲了诺拉·文森特（Norah Vincent）的观点，我不做过多评论。思想有风险，读书须谨慎。

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话刚说出口就后悔了。那还是他当哈佛大学校长的时候。在一次公开场合的讲话中，萨默斯说，女性在数理领域建树较少，可能是由于男女之间的先天性差异。这种涉嫌性别歧视的言论，在美国是最大的忌讳。萨默斯后来反复解释，多次道歉，仍然难平众怒。最后，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他不得不辞去校长职务。

其实，很多人误读了萨默斯的话。萨默斯并非是说男人比女人更聪明。如果以男性和女性智商的中位数而论，其实男女差别不大。萨默斯是想说，在高智商活动中，男人比女人更积极、活跃。如果按照他的逻辑推论，这意味着在低智商活动中，男人的比例比女人也更高。换言之，男性的方差要比女性的方差更大。

姑且不讨论萨默斯的假说是否属实，为什么他的言论会遇到如此激烈的反对呢？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男女平等的思潮声势浩大。这种观念当然在政治上非常正确，但也会无形中妨碍人们去思考，为什么男女之间会有差异？

按照女权主义的看法，很简单，这是因为世界是男人主导的，男人想方设法压制女人，女人是这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不可否认，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着性别歧视的现象，很多男人也确实散发出大男子主义的难闻气味，不过，女权主义者也容易走极端。不是所有的差异都可以归结为男人对女人的歧视。有的女权主义者坚决要求公共卫生间里取消男人的小便池，因为男人站着尿尿，是对女人显示其优越感，她们要求男女平等，男人也必须坐着尿尿。这真是莫大的冤枉。男人站着尿尿，只是因为站着尿尿更方便，不信，你试试就知道了。

从天赋来讲，即使男人和女人有差异，也很可能相差不大。居里夫人并不逊于居里。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也不亚于她的经济学家丈夫罗宾逊先生。2014年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的获得者之一，就是一位年轻的伊朗裔女性数学家——斯坦福大学数学教授玛利亚姆·米尔扎哈尼（Maryam Mirzakhani）。但是，男女之间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异是不可否认的，男人来自金星，女人来自火星。这种差异会对她（他）们扮演的社会角色有何影响呢？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鲍迈斯特（Roy F. Baumeister）在《部落动物：关于男人、女人和两性文化的心理学》一书中说，男人和女人的社会角色差异，或许是在分工的时候发挥各自优势的结果。从每个人的个体角度来说，你很难完全做出自主的选择。鲍迈斯特讲的是在社会演化的过程中，自发地出现的分工和秩序。

猜一猜在原始人的部落中，男女的比例会是多少？答案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在原始部落中，男女比例大约是1∶2。人是一种群居动物，观察一下野马、狼群、黑猩猩部落，你就能有所理解。在黑猩猩部落中，占据领导者地位的是最强壮的雄性黑猩猩，部落里的雌性黑猩猩都是它的配偶。其他年轻或体弱的雄性黑猩猩都被排斥在外，为了发泄多余的精力，它们只能互相打架。打着打着，年青一代的黑猩猩慢慢积累战斗经验，其中的最强壮者就会寻找机会，挑战原来的首领的地位。要是它成功了，那么，它就能占有整个部落的雌性黑猩猩。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男人的宣战对象并非女人。战争不是在男人和女人之间，而是在男人和男人之间。男人之间的残酷竞争，导致了男人的地位相差悬殊。胜利者是男性，失败者也是男性。你看到各国的政要、世界500强的CEO，大多以男性为主，但如果你到监狱里看看，或是到丐帮看看，那里也是男性为主的世界。男性和女性都希望将自己的基因遗传下去，但男人的策略是胜则王侯败则寇，女人的策略则要简单很多。女人总是要生育的，她们关心的是如何能够得到更强壮者的精子，以及生育了孩子之后如何将其抚养长大。

这好比是两种不同的投资策略。男性是激进型的投资者，买的是股票、期货，以小博大，可能暴富，也可能输掉老本。女性是稳健型的投资者，买的是债券、基金，收益不高，但图的是省心、安全。换言之，在文明的发展中，男人往往承担创新者的角色，你看到的成功的科学家、企业家中男性比例偏高，但你没有看到他们是踩着多少失败者的尸骨爬上来的。女人则更多地承担着守成者的角色，要是都像男人那样瞎折腾，这个世界早就乱套了。家庭需要稳定、孩子需要关爱、人类需要彼此的理解和交流，这些需要维护亲密关系的事情，是女人的长项。鲍迈斯特说，在大的社会团体中男人更容易占据上风，因为他们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为自己挣得一席之地。在大的社会团体中，每一个成员的地位都是微不足道的，随时可能会被无情地淘汰。但在小的社会团体里，那就是女人的天下了。小团体中的亲密关系是牢不可破的。谁能够替代母亲的角色？换言之，男人天生就是不被尊重的，除非你能赢得别人的尊重，而女人天生就是应该得到尊重的，除非你自己放弃了尊严。

你可以讲，这是一种冷酷的功利主义。在这种社会分工中，很难讲谁更占有优势。19世纪初期，英国议会对煤矿安全的一次调查震惊了整个社会。调查发现，矿工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职业。但危险的职业也需要人来做啊，怎么办？最后出台的《煤矿法令》规定，儿童不能当矿工，女人不能当矿工，让男人们来干。也就是说，如果不得不牺牲的话，男人是可以被牺牲掉的。很简单，一个部落，如果只有少数男人，但保存了多数女人，这个部落仍然可以繁荣，但如果保留了大部分男人，牺牲了大部分女人，这个部落早就被淘汰了。基于功利主义的计算，一个社会下意识地会选择尽可能保存女人、牺牲男人的生存策略。

当然，这不是说男人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女人占尽上风。这只是说，男人和女人的游戏规则是不同的。都要在社会上混，男人拼的是单科的成绩，要么你比别人有钱、要么你比别人有权、要么你比别人聪明，最不济，你比别人跑得快、跳得高，都可以赢得社会对你的认同。男人中偏科的比例很高。许多所谓的成功男性，其实都是“asshole”（浑蛋）。女人则不同，女人参加的是十项全能竞赛，比的是谁的总分最高，而且每一项比赛都不能挂。你经济学模型做得好，那又怎么了，孩子就会更爱你？老公就会更疼你？你全心全意为家里忙里忙外，但事业上没有办法混到中等偏上，大家一样鄙视你。家务劳动是不计入GDP统计的。

鲍迈斯特无非是想说，虽然看似男人在这个社会中出风头的机会更多，但这也不是什么值得羡慕的事情。诺拉·文森特（Norah Vincent）既是一位女权主义者，也是一位女同性恋者。她把自己乔装成一个男人，在几个不同的社会领域以男人的身份体验生活。文森特坦言，她做这项社会调查的初衷是想找到男性压迫女性的证据，向世人揭露男人的剥削行径。等到她“变成了”一个男人，才发现当一个男人要付出多么高昂的代价。当她恢复了女儿真身之后，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原来当女人挺好。同理，男人们也千万不要因为自己在社会地位上稍占上风就沾沾自喜。为什么看起来女人在男人活跃的领域里出人头地的例子很少呢？不是因为女人不行，而是人家不乐意跟你们竞争。非不行也，乃不为也。男人的游戏，女人懒得搭理。

鲍迈斯特说着说着话就多了。比如，他说，一夫多妻制其实是对女性有利。与其嫁给社会底层的男性，不如嫁给最有社会资源的成功男性，哪怕不是正室。就算你不愿意给别人当小，由于一夫多妻制淘汰下来，女少男多，所以女性的选择机会也会更多。又比如，他说，很多去读博士的女性，其实都不愿意最后承担科研工作，因为科研的竞争也是非常残酷的，那你为什么还要去读博，不是占用宝贵的教育资源吗？

这种大逆不道的话都敢说，幸亏他不是校长，不然，嘿嘿。

作者注

本文取材于罗伊·鲍迈斯特的《部落动物：关于男人、女人和两性文化的心理学》，中译本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作者只做转述，不代表本人赞成他观点中的荒谬之处。

有没有可能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

加德纳此书史料丰富，我只是写了一个侧面，谈了点儿自己的浅薄见解。建议对国际经济政策感兴趣的读者，认真研究下这段历史，对中国或能有不少启发。加德纳在书中不只写了货币、金融方面的合作，还有贸易方面的合作。国际经济合作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各个领域画地为牢，推动货币金融合作的是一批人，推动贸易投资合作的是另一批人，彼此不通声气，这是有问题的。

2014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70周年。1944年7月，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的华盛顿山酒店签署“布雷顿森林协议”，通过了《联合国货币金融协议最后决议书》，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现在是世界银行的一部分），确立了二战之后的国际货币体系。1947年，美国等23个国家在日内瓦签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二战之后的国际贸易体系也初步建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世界经济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号称“黄金时代”。这其中除了战后重建、技术进步等因素之外，多边货币金融体系与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保驾护航作用功不可没。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达到了巅峰。《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成了全球畅销书，书中充满了对世界经济未来的乐观预言。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进入了“大衰退”，全球化出现了低潮和逆潮。巩固多边货币与金融体系、多边自由贸易体系，是确保经济全球化能够顺利发展的重要任务，但层出不穷的贸易保护主义、各国之间的相互指责、包括G20在内的多边经济谈判平台不孚众望，已经让很多观察家感到失望。我们有没有条件和能力，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缔造者那样，重塑多边经济体系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教授理查德·加德纳在《英镑美元外交：当代国际经济秩序的起源与展望》中，回顾了美国和英国从二战期间就已经开始的关于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设计与谈判。一个是新兴的霸权国家，雄心勃勃但缺乏经验；一个是衰老的霸权国家，工于算计但暮气沉沉。它们之间的合作并非事事如意，但经过反复的磋商、讨价还价，最终达成的美英两国间的共识，为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为什么当时美国和英国能够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呢？

首先，历史是重要的。建立多边经济体系的迫切性已经被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动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浩劫昭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休战之后的善后工作一样混乱无序。欧洲各国忙于互相报复、抢夺地盘，希望能够尽可能把战争的成本、战后重建的成本转嫁给别人。欧洲群龙无首，美国则奉行孤立主义。在短暂的经济复苏之后，突然爆发了席卷世界的大危机，各国挣扎着要从危机的深渊中爬上岸，甚至不惜踩着别人的肩膀往外爬。整个20世纪30年代，“贸易战”“货币战”愈演愈烈，最终，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决策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考虑最多的不是理论，而是历史的教训。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混乱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美国和英国，在二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设计战后的经济秩序。美国对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谈中的惨败也记忆犹新。威尔逊怀着传教士一般的理想精神到了巴黎，试图给这个世界带来希望，却无情地被英、法各国玩弄于股掌之上，回国之后，又遭到国会的强烈反对，最后忧愤交加，突然病发，半身不遂。这让美国人痛切地感到，国际秩序的重建不是靠布道，而要靠规划。

其次，政治均势有助于达成合作。美国和英国看似近亲，其实彼此间充满了猜疑。美国很反感英国在大英帝国的势力范围内搞的“特惠制”，认为这违反了“非歧视”原则。英国则怀疑美国要在英国焦头烂额的时候趁火打劫，进一步削弱英国的实力。美国的货币谈判首席代表是财政部的怀特。后来发现，怀特一直同情苏联，经常给克格勃提供情报。怀特并非是要叛国，他之所以亲苏，是因为他瞧不起英国，觉得只有和苏联结盟才能壮大美国的力量。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磕磕绊绊，但总的来说，美国和英国还是能够找到很多共同语言。两国之间都有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都热衷于通过建立国际机构维持国际经济秩序。英国知道自己大势已去，日后需要仰仗美国，所以在谈判的时候能够尽可能地让步和隐忍。苏联阵营的建立，以及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也是两国能够放下嫌隙，共同合作的重要原因。

第三，美国和英国之间实现了一个“大交换”。二战期间，美国和英国的合作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美国在战争期间向英联邦国家提供了约300亿美元的租借物资，其中270亿美元提供给了英国。丘吉尔把《租借法案》誉为“历史上最圣洁的法案”。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国内政治中，一直存在着对《租借法案》的抨击，大多数美国民众也要求英国在战后偿还租借援助。英国一边享受着美国的援助，一边拼命地增加自己的外汇储备，还希望美国在战后慷慨地帮助它渡过难关。哪里知道，美国在1945年8月突然宣布终止《租借法案》。这给美英关系带来了极大的裂痕，也给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谈判蒙上了阴影。从1945年秋天开始，美英两国就战后过渡期的安排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凯恩斯带领着英国代表团到美国寻求战后援助，他小心翼翼地跟美国公众讲：“我们从著名的《租借法案》中已经获得了太多的慷慨援助和关心，不会对这一法案的彻底取消提出任何抱怨。”这种诚恳的态度赢得了美国的好感，但他们仍然不会向英国提供无息贷款。经过艰难的谈判，美国同意向英国提供利息为2%的贷款。英国要求贷款60亿美元，但美国只同意给30~4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长文森只同意贷款35亿美元，而国务院认为可以贷款40亿美元。两份报告递交给杜鲁门总统，他左看右看，最后决定取个平均数，贷款给英国37.5亿美元。围绕着这个贷款协议，美英之间几乎到了谈判崩溃的边缘。有位英国议员说，这是“以一包香烟的价格把大英帝国卖掉了”。美国人则抗议：为什么给英国的贷款利率比给退伍军人的房贷利率都低？1946年早春，苏联威胁伊朗，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急转直下，才让美国人改变了对英贷款的态度，这笔贷款被视为“反对苏俄帝国主义的一笔投资”。1946年7月，杜鲁门签署了批准对英贷款的法案，这才使得美英关系渡过了一个难关。

最后，战后的美英谈判较好地处理了专家和大众之间的平衡。美国政治学家普特南（Robert Putnam）提出，国际谈判其实是一场双边博弈（twolevel game）。谈判者坐在两张谈判桌上，前面的桌子上，对手是其他国家的谈判者，后面一张桌子上，对手是国内政治的其他参与者。加德纳在本书中详细描述了在谈判的每一个阶段，美英两国的国内舆论反应，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舆论的反应往往更片面和偏激，也很容易受到利益、意识形态左右，更是没有定形，可能在瞬间180度转变的。美英之间的谈判，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谈判小圈子”的形成。丘吉尔和罗斯福都表现出政治家们少有的远见和胆略，凯恩斯和怀特这对谈判对手之间尽管唇枪舌剑，但总体来说还是一个类型的人。怀特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就是一位凯恩斯主义者了。这些谈判者知道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尽可能为本国争取更大的好处，但他们也共同分享了务实的态度，以及维护全球经济自由秩序的理想精神。

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我们很难对未来的多边经济谈判抱有太大的幻想。人类是容易健忘的，全球金融危机刚刚过去不久，各国之间就已经忘记了危机时的同舟共济，而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教训又离现在太遥远。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在重复“贸易战”“货币战”的错误。美国和新兴国家之间的政治力量并不对称。要想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必须让新兴国家有更多的发言权，但美国所面对的是一群从经济发展水平到政治文化传统都与自己相差很大的国家，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就像法国作家马尔罗说的那样，天生缺乏“帝国素质”。若想更好地促进美国和新兴国家之间的合作，有必要以前瞻、创新的思路构想出新的“大交换”。但怎么“交换”，很少有人认真地深思。在当前民意如潮、民情鼎沸的时候，如何从国内的政治利益、民族主义中超脱出来，而非陷入其中，更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

唯一聊可欣慰的是，历史是有先例的。但是，历史只是留给有心人的。

作者注

本文推荐的书是理查德·加德纳的《英镑美元外交：当代国际经济秩序的起源与展望》，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由符荆捷、王琛翻译，这两位译者均参与过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是具有丰富谈判经验的外交官。

敢不敢相信别人

能够信任别人，是人生中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和我们习知的很多信条一样，相信别人这一教诲也有其局限性。这也是一种“规则对权变”的辩论。“权变”似乎成了一种类似机会主义的贬义词，但知道在什么时候适用什么规则，是最高的智慧。

有一则苏联的政治笑话：一位音乐家刚刚结束演奏会，坐上火车赶往下一个城市。他在火车上闲来无事，掏出乐谱，自己反复揣摩。克格勃马上就盯上了他，并把他逮捕了。克格勃审讯他：“你是哪里的间谍？那个密码本上写的都是啥？”音乐家为自己申辩：“我根本就不是什么间谍，那个乐谱是柴可夫斯基写的。”克格勃意味深长地看了音乐家一眼，转身走出了审讯室。过了十分钟，他又回来了：“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招吧，柴可夫斯基都已经招了。”

这就是经济学里说的“囚徒困境”。假设两个小偷被警察抓住了，警察分开审讯这两个犯罪嫌疑人。他们如果都不招，警察拿不到确凿的证据，可能拘留几天只能放人。如果两个人都招，量罪判刑，他们得坐两年牢。但如果一个小偷招供了，坦白从宽，可能会把他释放。剩下那个嘴硬的，抗拒从严，关他十年。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囚徒困境”的均衡解是两个人都招供，这并不是对小偷而言的“最优”结局，但由于不敢相信同伴，两个小偷都选择了背叛。

“囚徒困境”讲的是信任别人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是很难的。相信别人的确不容易，但现实世界比“囚徒困境”的预言乐观很多。没有合作，我们的社会都难以维系。那么，合作是如何产生的？

一位政治学家阿克塞尔罗德（Axelord）曾经做过一个很有名的实验。他邀请各个领域的学者，提出不同的“策略”，有的策略更善良，更愿意跟别人合作；有的策略更险恶，喜欢欺骗和利用别人。然后，他把这些策略都编成程序，在计算机上进行模拟，以便观察从长期来看，哪种策略会占上风。最后胜出的策略是“以直报直”。这个策略很简单：第一，一开始要相信别人，跟别人合作；第二，别人跟你合作，你就跟别人合作，别人欺骗了你，你马上选择不跟他合作；第三，如果欺骗者回心转意，打算跟你合作，你就跟他合作。

合作的起源是很艰难的。在一开始，喜欢欺骗和利用别人的“邪恶”策略肯定会占上风，好人会吃亏。但哪怕执行“以直报直”策略的人很少，他们也能抱团取暖。在这个小群体中，合作的收益很高，足以让他们能够生存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合作的团体。阿克塞尔罗德发现，哪怕是在很恶劣的环境下，合作也会逐渐出现。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敌对的双方躲在各自的战壕里对峙，谁也无法发动进攻。慢慢地，交战双方的士兵居然找到了默契。一开始是吃饭的时候停火，救护队来了停火，后来到了节假日停火，最后到了每天只在固定的时间射击对方墙壁上的黑点，显示一下自己有威慑的实力而已。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搞活经济，市场秩序异常混乱，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第一代企业家中退伍军人所占的比例很高。在军营受到的严格纪律训练，以及从部队中接受的荣誉感，使得这部分退伍军人成了少数坚守诚信的企业家。研究贸易的经济学家还发现，当商品交易的风险很高（比如珠宝、古董交易）的时候，国际贸易往往更密集地出现在同一个族群内部（比如犹太人、印度人、华人等），因为相同的文化、熟悉的环境会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

这些研究表明，信任并非是亘古不变的道德准则，而是一种因地而异的生存策略。这正是心理学家大卫·德斯迪诺（David DeSteno）在《信任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Trust）一书中反复讲到的（有意思的是，中译本的书名被改为《信任的假象》，难道是因为中国人更不信任别人？）。德斯迪诺认为，信任当然是一件好事，而且，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人类本能地会有同情之心，这使得我们更倾向于相信陌生人。但这不代表我们就要无条件地相信别人。如果你的策略是无条件信任别人，就等于明摆着邀请别人来占你的便宜。在不信任的沙漠里，彼此信任的人们形成了一个绿洲。但在人人信任的世界里，骗子会找到自己的天堂。假设别人都合作，唯独有一个人作弊，那么他的收益将会非常高。就像王朔小说里一个小痞子角色说的：“我还指望你们都去堵机枪眼，只剩下我一个人过幸福生活呢。”

信任之所以难，是因为我们无法判断自己是否应该相信别人。有一种传统的观点是看一个人的人品如何，如果他人品好，那么我们就可以信任他；如果他人品不好，那么我们就不信任他。这种观点假设道德是一种不受环境影响的牢固不变的东西，但人们的道德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的影响。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小实验，让一群学生从一个教学楼到另一个教学楼送信，途中他们会遇到一个乞丐，向他们求助。同样背景的学生，一个实验组的送信任务没有时间限制，他们就会更多地停下脚步；而另一个实验组的送信任务时间要求更为迫切，这些学生就会匆匆忙忙，根本不去过问乞丐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是否值得自己花点儿工夫去帮助。心理学里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观察：当人们单独遇到坏人坏事的时候，正义感相对会更强，但围观的人越多，人们反而越不愿意挺身而出。

社会地位的改变，也会影响到人们对信任和合作的态度。很多文艺作品里描写到穷人间的合作，而富人则大多为富不仁。这真不是穷人对富人的嫉妒和仇视。在很多时候，有权有势的人会更不信任别人，更不愿意跟别人合作。在洛杉矶的街头，一些学生在观察哪些牌子的车子更愿意停下来给行人让路，结果发现开豪华轿车的人最横冲直闯。每一个在北京开过车的人都会真心认同这一观察结果。在另一些实验中，哪怕是临时被指派为小组的头领，都会让参加实验的人忽然变得更加自负，撒谎的时候更加面不改色心不跳。德斯迪诺的解释是，穷人由于生存条件恶劣、拥有的资源有限，不得不更多地跟别人合作；但有权有势的人占有的资源更多，能够在更大程度上自己做主，所以他们跟别人合作的动机也就更低。会不会还有另外一种因果关系呢？鲁迅的小说《故乡》里，豆腐西施说：“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是有钱。”姑且称之为“豆腐西施假说”，留待有兴趣的研究者深入探讨吧。

德斯迪诺认为，我们过去对信任的研究，有很多从根本上都是错误的。比如，人们热衷于对测谎器的研究，还有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可以从“微表情”判断别人是否在说谎。但如果信任不是完全由人品决定的，而是由瞬息万变的环境决定的；信任不是完全由理智决定的，而是受到我们无从知晓，也不能完全避免的潜意识影响，单靠一组面部表情或肢体动作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就像伯乐的儿子拿着《相马经》按图索骥一样。根据一个人过去的守信记录，同样难以准确判断他在未来是否会守信。时移势异，我们的行为会有很大的变化。

不要说信任别人很难，能否信任我们自己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你又制订了减肥计划，恭喜了。但今天的你能够信任一个月之后的你吗？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分成两个部分。在第一个部分，一群正在减肥的人和一群不想减肥的人在同一个房间里，桌子上摆了各种各样的零食。一般而言，正在减肥的人表现出了较强的自制力，不去动桌子上的零食。接下来是第二个部分。实验者告诉这些受验者，他们要帮助一家冰激凌公司判断三种新口味的受欢迎程度，有三筒冰激凌，请品尝之后告诉实验者，哪一种是你最喜欢的。你没有必要把冰激凌都吃掉才能判断出来自己更喜欢哪一种口味，抿一小口足矣。结果呢？在第一个部分表现出更强自制力的人，在第二个部分吃掉的冰激凌最多！纽约前州长埃洛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在作为地区检察官的时候曾经因打击卖淫活动而出名，可是，当他掌权之后，却成了皇家俱乐部三陪服务的常客。哪一个他更真实？除非万不得已，千万不要随便考验人性，因为人性这个东西，真的是经不起考验的。

回到阿克塞尔罗德的“以直报直”策略，这个策略中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如何判断“噪声”？在同盟国和协约国的壕沟战中，双方的士兵慢慢形成了不开枪的默契。如果突然有一天响起了枪声，是对方撕毁了“协议”，还是不小心擦枪走火了？有两个数学家对阿克塞尔罗德的研究进行了改进，结果发现，更好的策略是“略带宽容的以直报直”，即允许别人出于无意，偶尔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这些研究有什么启示？第一，你要懂得信任、学会合作。一个人如果考虑的长远利益更多，他会更有自制力，更容易坚持道德准则；相反，如果总是想着投机取巧，就会朝三暮四，与节操成为陌路。但这样做之前，你要考虑清楚了：你不可能讨好所有的人，也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第二，不要轻易地用人品去判断别人是否值得合作。要问的问题不是“他值得信任吗”，而是“在什么情况下，他有可能会选择合作”。不要轻易地去评判别人的道德水平，而是要学会体察人性中的幽明互现之处。“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这在现在仍然适用。第三，没有一条万能公式帮助我们识别别人是否值得信任。你要用自己的理智，也要用自己的直觉，但你的理智和直觉都可能会犯错误，而且会互相打架。人从本质上说是群居动物，我们的天性中包含着信任和合作的基因，如果你实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不妨更多地相信自己的直觉，只是不要盲信。

作者注

阿克塞尔罗德的书是《合作的进化》，最早的中译本把书名改为《竞争中的制胜之道》，亏出版社想得出来。德斯迪诺的书《信任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Trust），中译本的书名是《信任的假象》，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君主与真主

FT中文网的另一位作者，研究中东的记者周轶君发来邮件，指出我原文结尾处“2009年阿拉伯之春也过去五年了”有误。2009年发生在伊朗的是“绿色革命”，阿拉伯之春2010年底始于突尼斯。尽管两次革命有类似之处，但伊朗不是阿拉伯国家，从未列入后者。何况，“阿拉伯之春”特点之一就是仅限于阿拉伯国家（与文字有关），而没有扩大到伊斯兰世界。这就叫贻笑大方，遵照专家意见，已经改正。

1971年，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决定在两座历史古迹举行盛大庆典，纪念君主制在伊朗绵绵不断地延续了2500年。在号称“波斯之都”的波斯波利斯，多达数千人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装扮成古代波斯士兵，一排排走过去。另一处古迹帕萨尔加德被誉为“波斯花园”，这里有古代波斯国王居鲁士的陵墓。在各国元首和代表的簇拥中，巴列维国王在居鲁士陵墓前发表演说，他说：“安息吧，居鲁士，因为我们已经醒来。”到处是鲜花和美酒。各国来宾聚集在3个带空调的巨大帐篷和59个小一点儿的帐篷里，他们喝掉了进口的25000瓶葡萄酒。全世界的观众都能通过电视转播目睹这一空前盛况。

巴列维国王的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静，他激动了好几年。1976年，他觉得意犹未尽，还更换了传统的历法。过去，穆斯林们以穆罕默德出走麦加为元年，如今，巴列维国王要求以居鲁士大帝登基为元年。按照西历，这一年是1976年；按照回教历，这一年是1355年，依稀还停滞在中世纪；按照巴列维的新历，这一年是2535年，仿佛已经进入了十分科幻的未来世界。

在巴列维国王看来，如此宏大的庆典，也不过是对他的丰功伟绩的低调、委婉的表彰。他相信，在他的领导之下，伊朗即将实现伟大的复兴。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伊朗的年均GDP增长率高达7%，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伊朗的年均GDP增长率超过8%。1963年，伊朗人均国民收入不过200美元，到70年代中期，已经达到2000美元以上。你可能会说，这不过是因为石油。的确如此，但巴列维国王认为，如果不是自己在OPEC号令群雄，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石油收入？过去，石油收入大部分流入西方公司的钱包。1953年，伊朗首相摩萨台试图将英伊石油公司（后称英国石油公司，简称BP）收归国有，结果引起英国的不满。英国军情六处编剧、美国中央情报局主演，共同策划了一场政变，摩萨台被迫下台。摩萨台没有做到的，巴列维国王做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OPEC大幅提高石油价格。1963年，伊朗的石油收入为5.5亿美元，1970~1971年已经增加到12亿美元，1973~1974年是50亿美元，1975年为200亿美元。

或许，你会说，这些钱都被巴列维国王拿来买西方的军火了。巴列维国王的确对先进武器格外痴情，有个笑话说，别的男人是看《花花公子》会兴奋，巴列维国王读介绍新式武器的小册子就能达到高潮。伊朗订购的“奇伏坦”（Chieftain）坦克，比英国军队自己拥有的数量都多。伊朗还购买了当时最先进的英国“长剑”（Rapier）地空导弹系统、美国F14战斗机等武器，巴列维国王甚至想在军事力量上和苏联抗衡。但是，用于国内投资的钱更多。一开始是修铁路、公路、大坝，之后是投资于教育和医疗卫生。伊朗经济欣欣向荣，从1963年到1976年，非石油部门的年均产出增长率为8.6%，高于8%的年均GDP增长率。煤炭、钢铁、机械工业的产量大幅度提高，一批中产阶级崛起。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巴列维国王提出了“白色革命”的口号，实施土地改革、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森林国有化、给予妇女投票权、让工人分享利润、派大批年轻人到农村教农民读书识字。在巴列维国王看来，用经济增长带动现代化，这就是伊朗国富民强的唯一道路。

当时，伊朗是中东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在OPEC各成员国中，伊朗的石油产量一度比沙特阿拉伯还多，独执牛耳、一言九鼎。伊拉克和伊朗在南部有边界争议，巴列维国王就支持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迫使伊拉克不得不让步。就连美国和英国也不敢小觑伊朗的影响。伊朗已经从昔日的奴仆，成了今日的盟友，美国将伊朗誉为“中东的反苏堡垒”。

遗憾的是，伊朗民众并不这么看。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了各种瓶颈。港口和铁路、公路是修好了，但进口的货物还在港口堆积如山，无法运到内地，因为没有足够的卡车。大批的卡车进口到伊朗，但卡车司机又出现了短缺。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很快，但人口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无形中稀释了每个人能够分享到的成果。改革措施带来了赢家和输家。土地改革并未让农民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善，每个农民分到的土地太少，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贸易自由化导致大量廉价农产品进口，很多农民无法在农村生存，大批涌入城市，成为新的城市贫民。更为要命的是，如果一个政权过分依赖于高速经济增长来赢得民众的政治支持，那么一旦经济陷入停滞，人们的失望会更大。1976年，伊朗出现经济过热，通货膨胀高企，食品价格和房租尤其涨得凶猛。1977年，政府实施了紧缩政策，结果又导致失业率急剧提高。

经济发展有过热和衰退，犹如天气有阴有晴，最关键的问题不是经济，而是政治。巴列维国王对西方的一切都很热衷，唯独对民主制度嗤之以鼻。伊朗是有议会，但议会成了摆设。原来有两个政党，这两个政党争先恐后地巴结国王，被讽刺为一个是“Yes党”，一个是“Yes，Sir党”。1975年，连原本只是装装样子的两党制也被取消了，伊朗成为复兴党领导下的一党专制国家。出版的图书数量急剧萎缩，秘密警察甚至到书店里查封国王自己过去的书《我对国家的职责》，因为书里的政治自由化言论已经不合时宜了。作家们被迫在电视里认罪。原本应该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时代，却变成了焦虑、困惑、失望和仇恨。

1977年，巴列维国王到华盛顿拜访卡特总统，两个人一起走到白宫门前的草坪上，一群伊朗和美国的青年人，高举着霍梅尼的头像向他们抗议。美国驻伊朗大使苏利文（William Sullivan）和巴列维国王的第三任王后法拉赫走在一起，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明白：为什么一群激进的青年人会选择一个古板、保守的宗教人士作为他们的领袖？

为什么会是霍梅尼？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巴列维国王疯狂反共的结果。他一直认为，共产党是伊朗的最大威胁，对左翼进步力量严酷镇压，使得政治异见者纷纷躲进宗教的庇护。自从16世纪的萨菲王朝把什叶派定为伊朗国教之后，很多伊朗人是以伊斯兰教作为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抱有深厚的感情，但这种感情是来自对真主的敬畏，而非对君主的服从。

霍梅尼最早在伊朗宗教界享有虔诚学者的声誉，但并非主要的领导者。1961年，两位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先后去世，霍梅尼才脱颖而出。他开始在公开场合批评政府，并多次被捕。1964年，霍梅尼被驱逐出境。他先到了土耳其，后来长期停留在伊拉克，最后去了科威特、巴黎。

流亡人士就像断线的风筝，慢慢会淡出人们的视野。1977年10月，一个突发性事件让伊朗民众再次想起了霍梅尼的名字。霍梅尼的儿子穆斯塔法（Mustafa）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教士，他随父亲流亡伊拉克，但在这年10月的一个晚上，两个不明身份的伊朗人来找他，第二天，人们发现穆斯塔法已经暴卒。人们怀疑，是巴列维国王的秘密警察暗杀了穆斯塔法。尽管霍梅尼本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相当冷静、克制，但伊朗国内出现了很多抗议活动，要求政府惩罚凶手、允许霍梅尼回国。

1978年1月，当局做了一件极其愚蠢的事情，点燃了革命的引信。受政府主使，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抹黑霍梅尼的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黑色和红色的帝国主义》，这篇造谣污蔑的文章声称，霍梅尼实际上是个共产党员，想和英国人串通起来颠覆巴列维国王。这篇文章还说，霍梅尼是个外国人（他的祖父出生于印度），他还是个诗人（霍梅尼的确写诗，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把霍梅尼影射为一个浪荡子）。最离谱的是，这篇文章还说，霍梅尼可能是同性恋。

伊朗的宗教界被彻底激怒了。1978年1月8日和9日，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警察先朝天空开枪，当人群继续向前冲的时候，他们向人群射击，打死了数名示威者。抗议活动渐渐如潮水一般，一浪高似一浪。抗议活动以一种奇特的40天的韵律慢慢积累能量，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过去40天之后，就会有一轮规模更大的抗议活动。8月6日，斋月开始了，人们在这个月会有更强烈的宗教感情，他们聚集在清真寺里，激烈地讨论政治问题。8月19日，阿巴丹的一家电影院着火，安全门从外面被人反锁，370人被活活烧死。事后发现，这场悲剧是一个极端宗教组织所为，但在当时，人们群情激愤，纷纷指责国王的秘密警察就是凶手。示威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壮观，从几千人到上万人，然后到了20万人、50万人、上百万人，参加示威游行逐渐成了人们每天的最主要活动。在沸腾的人海之中，示威者找到了安全感，也感到历史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

巴列维国王曾经坐着直升机飞过示威人群，他感到什么地方不对了，但他就是想不明白，到底哪里不对了。他问英国驻伊朗大使帕森斯（Antony Parsons），为什么他为人民做了这么多，人民却起来反对他。帕森斯说，想想伊朗历史上的革命，1892年纳斯雷丁国王、1906年穆扎法尔丁国王，都是被毛拉、商人、知识分子一起拉下马的。巴列维国王马上打断他的话：“不要把我和他们相比，我为伊朗做的事情，超过了两千年来任何一个国王所做的。”

从11月起，工人开始罢工。如果只有学生上街游行，巴列维国王并不会太担心，但工人罢工，尤其是石油工人罢工，直接动摇了伊朗经济。石油产量迅速跌至正常时期的20%左右。伊朗已经陷入瘫痪。11月5日，巴列维国王发表电视讲话，他承认，人们的“革命”是有道理的，国王会很快解决腐败问题、推行民主政治。但是，这一切都太晚了。人们再也不愿意听国王的任何许诺，他们的唯一要求是国王下台。到了1979年1月，整个国家已经失控，在很多城市，人们自发地维持社会秩序，就连德黑兰，警察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政府派出部队镇压示威游行，但有的士兵会把枪口掉转，对准自己的长官。如果示威者发现人群中有混进来的秘密警察，愤怒的人群会把他们打死。1月16日，巴列维国王坐飞机离开了伊朗，声称要到国外养病。2月1日，霍梅尼从巴黎飞回德黑兰。

革命者总以为革命成功是自己奋斗的结果，其实，在很多时候，革命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对手的失误。一个政府要失败到什么程度，才会让人们不再相信它说的所有的话？一个政府要无能到什么程度，才能让绝大多数人相信参加革命是一件相对安全的事情，才能让革命的星星之火经久不息地不灭？革命失败才是更为正常的结果，因为革命一旦取得初步的成功，就容易自我分裂、自我毁灭。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来自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都团结在霍梅尼的身边。这就像从云到雨，水汽需要凝结，而霍梅尼就成了1979年革命的凝结核。当时，有两支最为强大的革命力量，一是要求建立伊斯兰国的宗教力量，二是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自由派力量，伊斯兰革命成功之后，第一支力量很快就吞噬了第二支力量。

即使在革命的火焰最为璀璨的时候，也不可能是全民参与。1979年，革命主要发生在城市，而伊朗的大部分人口是在农村。即使是在城市，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更为关心的是每天的生计，而非宗教的热忱或政治的理想。还有一些人，或出于智慧，或出于世故，对革命的狂热不以为然。一位老年妇女站在参加游行的学生面前，跟他们说：“国王和他的家族确实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但他们已经被喂饱了，而且他们确实会给人们发钱，那些毛拉的口袋却是又大又深，等到他们把自己的口袋装满，什么都不会剩下来给我们。”一个学生参加完游行回到家里，他的邻居——一位妇女面带嘲讽地说：“你知道革命成功后我们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吗？到了冬天，我们连暖气都不会有，你就等着用你的左脚暖和自己的右脚吧。”

一百多年过去了，伊朗仍然沉湎于革命的轮回之中。1906~1911年的立宪革命已经过去100年了，1979年，伊斯兰革命已经过去30多年了，2009年的“绿色革命”也过去五年了。多少人仍然痴心不改？多少人已经心灰意冷？又有多少人不敢回首往事？历史往往是这样的：我们得到的，和我们想要的并不一样。

作者注

本文取材于迈克尔·艾斯的《伊朗革命：伊斯兰共和国的历史》，企鹅出版社2013年出版（Michael Axworthy, Revolutionary Iran: A History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Penguin Books），艾斯曾在英国外交部工作，现为埃克塞特大学的波斯与伊朗研究中心主任。

在凯恩斯的左边、马克思的右边

俱往矣。正如此书译者后记中提到的，在20世纪30、40年代，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拉斯基。拉斯基的著作出一本，中国就翻译一本。早在1931年，中国就有研究其政治思想的专著出版，当时拉斯基尚不到40岁。那时候，人们只知道拉斯基，不知道哈耶克，正如今人只知道哈耶克，不知道拉斯基一样。“彼黍离离，彼稷之苗。”或许，思想并非是线性进步的，而是和历史一样，不断地在轮回中迷失自我。

拉斯基已经被人们遗忘了。想当年，他的风头比凯恩斯、哈耶克更健。历史学家马克斯·贝洛夫把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称为“拉斯基时代”，他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旗手，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论”的左派。他精力旺盛、野心勃勃，和英国、美国的高层领导人过往甚密，自称是“自20年代开始，在历次危机中引导着英国政治家们迈出颤抖的每一步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拉斯基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的一个犹太家庭。拉斯基家族是当地的名门世家，但拉斯基从小就桀骜不驯，一心想要超越自己的家庭和阶级。终其一生，拉斯基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背叛者。他厌恶犹太商人的世俗、不完美的生活，始终在追求“更为理性、公正的世界”，他向工人们发表演说的时候，总是会为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而道歉。

16岁的时候，拉斯基在伯明翰一家医院做阑尾手术，他听了一堂关于优生学的课，讲课的是推崇费边学说的保健女教师弗丽达·克里。不知道为什么，思想开放的漂亮姑娘和病弱早熟的男孩之间擦出了火花。拉斯基自称18岁，其实他只有16岁，弗丽达比拉斯基大八岁，但他们深深地相爱了。两年之后，拉斯基刚刚过了18岁生日，就和弗丽达私奔了。他们跑到苏格兰，在格拉斯哥市政厅的“一群醉汉中间”结了婚。拉斯基的家人气坏了，他的一个叔叔突然闯进新婚夫妇的住处，把他们押解回家。拉斯基的妈妈不由分说把弗丽达的婚戒除了下来，年轻的新郎被迫交出支票簿，然后被关进小阁楼。最后，已经被牛津录取的拉斯基不得不和父母妥协，答应在取得学位之前不和弗丽达同居。

1914年，拉斯基在牛津新学院获得一级荣誉学位，和妻子重聚。由于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支援，他在伦敦的《每日先驱报》谋得一份记者的职位。赏识他的牛津新学院院长推荐他到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任教。拉斯基夫妇漂洋过海，到了蒙特利尔。不久，他们的女儿出生了，但孩子体弱多病，为了赚钱给孩子治病，拉斯基拼命给各种各样的杂志撰稿，逐渐崭露头角。1916年，他结识了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经法兰克福特介绍，拉斯基在1916年到哈佛执教。在哈佛的经历扩展了拉斯基的视野。当时，正是美国的进步运动时代，拉斯基和一些思想进步的法学家声气相投，如当时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赫赫有名的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916年起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路易斯·布兰代斯、在1939年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法兰克福特。拉斯基还参与了《新共和》杂志的编辑工作，这份杂志是进步思想的旗舰，会聚了各方精英。美国是个大国，而且在思想传统中推崇经验论、地方自治、公民参与，这让来自英国的拉斯基备感新奇，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多元主义”思想。在拉斯基看来，最重要的不是国家的权威，而是公民的参与。这一思想为工会提高政治影响力开辟了通道。在拉斯基看来，工会、学校、商会等政治团体，都应该尽可能地通过广泛的政治参与发挥作用。

1920年，拉斯基回到英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是一个思想交锋的时代，民众的政治意识不断觉醒，但政府仍然想回到一战之前的统治格局。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交织，一切好像都在风雨飘摇之中。黑夜越来越暗，拉斯基这颗新星的光芒越来越耀眼。

拉斯基的观点变得越来越左倾。在他看来，财富的极度不平等已经动摇了人们对政治的信心，宗教的权威也逐渐式微，只有理性的力量才能拯救人类。他说：“我们必须设法说服我们的领袖，让他们相信我们的平等就是他们的自由。”他主张对财产权进行限制。卢梭曾经说过：“财富不应强大到可以让一个人购买他的邻居的程度，也不应该匮乏到一个人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地步。”拉斯基秉承了同样的思想，他拒绝把财产权视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财产权应该是“某人履行一项对社会有益的职责之后得到的回报”。他主张将民主代议制引入市场经济活动的调节，比如，提高工会的地位，将私有企业国有化，增加社会福利保障等等。

拉斯基的演讲极具魔力，他能够让工人听众热血沸腾，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他的主张。当时，墨索里尼正在崛起，很多英国政治家对墨索里尼很有好感。丘吉尔在自己的家里张贴着墨索里尼的照片。拉斯基在一次演讲中把丘吉尔称为“冒牌的墨索里尼”。有意思的是，拉斯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丘吉尔。丘吉尔和拉斯基的父亲交情很深，当年，丘吉尔竞选曼彻斯特议员的时候，经常到拉斯基家里做客。当丘吉尔对着镜子练习演讲的时候，小拉斯基正在旁边入迷地看着。

意识形态的分歧让拉斯基和丘吉尔最终分道扬镳。二战期间，拉斯基曾经写信给丘吉尔。拉斯基跟丘吉尔说，如果想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团结大众，最好的办法就是承诺在战后推行社会主义计划。在拉斯基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了一次绝好的历史机遇，站在工党旗帜后面的无产阶级就要崛起了。他把二战当作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战场。拉斯基说：“成功会带来一个勇敢的新世界，失败则会导致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老奸巨猾的丘吉尔才不会上拉斯基的当。他说，在战争期间最重要的事情是打赢仗，战争结束之后，才有时间考虑到底是实行社会主义，还是自由企业制度。他还不动声色地威胁拉斯基：“在战争期间破坏民族团结是一件憾事”。意思是：要想反对我？你自己看着办吧。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英国又到了大选之日。丘吉尔先声夺人，他在6月发表了一篇咄咄逼人的演讲，声称工党的社会主义计划将会导致一个“盖世太保”政府的产生，因为“如果没有政治警察，社会主义制度就无法建立”。丘吉尔的反击使得保守党的民意支持率略有上升，但是，他还是低估了自己的对手。在英国军队进驻柏林的第二天，英国大选投票开始了。丘吉尔自认为胜券在握，他说：“我有一个强烈的预感，你们将会以一个压倒性的多数选我上台。”事实是，工党在大选中把保守党打得一败涂地。工党比保守党联盟多出200个席位。在新一届议会中，有393个工党议员，其中67个是拉斯基以前的学生。上台之后，工党政府顺利地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创立了国民医疗保健制度，通过了《城乡规划法案》，接管了英格兰银行，对铁路、煤炭企业实行了有限的国有化。

就在工党大获全胜之后，工党路线的引路人拉斯基却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他被保守派恶意中伤，同时也失去了工党同事的支持。1946年，他向法院上诉，控告媒体大亨毕福布鲁克（Max Beaverbrook）诽谤他煽动革命，结果却以败诉收场。最让拉斯基伤心的是，陪审团里并非都是他的敌人，还有他的工党同志。尽管拉斯基总是慷慨激昂，但他内心里是一个沉静、温和、克制的人，他为之奋斗的不仅仅是捍卫弱势群体和工人阶层的利益，他的另一个奋斗目标是捍卫民主政治制度，反对来自左、右两翼的极端意识形态。“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拉斯基觉得自己一生的梦想即将破灭。他的学生们发现，敬爱的教授从热情洋溢变得越来越愤世嫉俗。

拉斯基仍然努力地工作，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他原本就有慢性支气管炎，后来又染上了肺病。1950年3月28日，经历了几年疾病折磨的拉斯基与世长辞。拉斯基的去世，给左派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英国从来不缺斗士，但没有人能够像拉斯基这样，集教授、辩论家和政治家于一身，能够同时对精英和大众有如此巨大影响。拉斯基去世之后，左派很快就出现了分裂，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和教条的社会主义者互相攻讦，严重削弱了工党，导致工党在1951年竞选失败。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拉斯基之所以被人们遗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对市场经济机制几乎毫不了解。他的兴趣只在批判，他的兴奋点只在政治。英国国有化的实践并不成功，这才导致经济自由主义者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但经济自由主义者的盲点恰恰是政治。哈耶克在政治问题上几乎是个白痴。他不顾撒切尔夫人的反对，坚持对智利皮诺切特政府的支持，他还访问过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甚至私下里说可以为种族歧视辩护。他曾经向撒切尔夫人建议，废除国民医疗保健制度，撒切尔夫人告诉迂阔的教授，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自杀行为。

全球经济又陷入了持久的低迷，贫富不均越来越严重，民众的不满在积聚，犹如地热在翻腾。如果拉斯基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一定还会非常激愤，但是，回顾人类历史在20世纪走过的种种弯路、遇到的种种挫折、知识分子犯下的形形色色的傲慢和偏见，如今，我们应该如何选择，才能不辜负这个时代？

作者注

本文取材于肯尼思·R. 胡佛(Kenneth R. Hoover)的《凯恩斯、拉斯基、哈耶克：改变世界的三个经济学家》，启蒙编译所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英文书名为：Economics as Ideology: Keynes, Laski, Hayek, and the Creation of Contemporary Politics。

为什么民主制度遏制不了贫富分化

我在几个微信群里讲过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总是会有很多争议。在北京大学黄益平教授的群里讨论的时候，黄教授提了个问题：皮凯蒂担心平等的民主政治和不平等的财富分配之间有矛盾，但民主为什么不能遏制贫富分化呢？我马上想到自己读过的另一本书——斯蒂格利茨教授的《不平等的代价》。这本书和皮凯蒂那本书的风格迥然不同。皮凯蒂的书中都是图表，斯蒂格利茨教授的书里连一张图表都没有。斯蒂格利茨教授提出了很多敏锐的问题，但我还是没有完全被说服，还得继续读书，以后再跟大家汇报。

收入分配是一个很容易让人激动的话题。支持一方的观点，或是反对一方的观点，都可能会掺杂着强烈的情感因素。就拿今年最火的一本书——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来说，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说它好的人给它打五颗星，说它不好的人恨不得倒扣它几颗星。

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真相往往是在两个极端中间的地带。平心而论，皮凯蒂并不是一个激进的革命家；他没有雄心想打碎旧世界，迎来新天地；他的观点是很独特，但并不离谱；他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不是为了要迎合哪种政治立场。同样，平心而论，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光环都加在皮凯蒂一个人身上，研究收入不平等的杰出学者还有很多；皮凯蒂也未必真的找到了颠扑不破的资本主义基本规律，他的理论基础漏洞百出，有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政策建议也很天真；收入分配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但皮凯蒂说来说去，只是他知道的那一点点儿事情。说到底，他只是一个比较轴、比较另类、比较欧洲的青年学者而已。

我们姑且不论皮凯蒂说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他的一个担心值得我们关注。皮凯蒂不是说所有的收入不平等都不好。如果你的收入都是自己努力挣来的，那么，适度的收入差距反而能提供正向的激励机制，这对经济增长当然是件好事。即使你的收入来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但是，如果你能够让别人相信，你就是应该拿这么多钱，那么，就算是极度的收入差距，也不一定会对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的冲击。想象一下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如果生在下等阶层，你只能听天由命，根本不会有改变命运的奢望。皮凯蒂真正担心的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如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最后该怎么收场。民主政治要求一人一票，纽约街头的流浪汉和巴菲特一样，都是一张选票，但经济现实是贫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带来了一个严峻的两难选择：你是要经济自由呢，还是要民主制度呢？一个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最终会不得不放弃民主制度，但皮凯蒂认为，民主制度比经济自由更重要，所以他选择节制资本。

可是，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既然是民主制度，99%的平民大众，人数远远超过了顶级的1%超级富豪，按道理讲，民主制度要听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当人人厌恶贫富差距的时候，自然会通过一系列收入再分配政策，遏制收入不平等扩大的趋势。但为什么民主制度没有遏制收入不平等趋势呢？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出了一本新书《不平等的代价》，说的就是财富如何破坏了民主政治。说实话，我真心希望斯蒂格利茨教授写这本书的时候能再认真一些，这是一本让人有很高期望，但又很容易失望的书。斯蒂格利茨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些重大问题，但在论述的细节上过分粗糙。

同样是论述不平等，皮凯蒂的观点是，市场经济会自发地带来贫富分化，因为从长期看，资本的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大资本的收益率高于小资本的收益率，人赚钱很难，钱赚钱很容易，所以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赶不上资本收入，尤其是大资本的收入。斯蒂格利茨则说，之所以会有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因为市场经济受到了财富的操纵。财富阶层通过影响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把好好的市场变成了“寻租”的乐园。借用著名金融学家拉古拉迈·拉詹和路易吉·津加莱斯的话说，“pro-business”（亲企业）不一定是“pro-market”（亲市场），有实权的大资本反而会要求政府干预，以便限制竞争对手，巩固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呼吁，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

斯蒂格利茨进一步指出，财富不仅仅会影响经济政策，还会直接影响政治决策。这包括几个方面：第一，穷人的政治热情不高，对投票和其他各种政治参与都不热衷。这很容易理解。在政治学的文献中，有人不投票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人们为什么会投票？如果是“理性”地计算投票的成本和收益，投票的成本肯定大于收益，你那一张票对历史的潮流不会有任何影响。人们之所以会去投票，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儿信仰和情怀。穷人不投票，部分原因是他们投不了票。美国的穷人中很多是没有公民权的。有公民权的穷人，也在为生计发愁，而非为政治操心。革命从来都只是革命家自己的娱乐。

第二，富人的政治捐款远高于穷人。尤其是在最近20年，政治捐款成了富人的新时尚。在美国，收入最高的0.01%人口占总收入的5%，但其政治捐款则占捐款总数的40%。财富500强的CEO和董事长中，每五个人就有四个有政治捐款。有四位政治学家——斯坦福大学的亚当·博尼卡（Adam Bonica）、普林斯顿大学的诺兰·麦卡蒂（Nolan McCarty）、佐治亚大学的基思·普尔（Keith Poole）和纽约大学的霍华德·罗森塔尔（Howard Rosenthal）在2013年夏季的《经济学视野》（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综述文章对此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他们发现，收入不平等和富人的捐款比例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但有意思的是，收入最高的阶层在捐款的时候是对左右两派都捐，这样才能和两边都保持联系。小一些的政治捐款却会投向那些自己心仪的更极端的政治力量。

第三，美国的政治在走向极化。这主要体现在共和党更加右倾。越是新晋的共和党议员，政治倾向越是朝右。民主党的政治倾向则变化不大。饶是如此，民主党对纠正贫富差距的政策也不感兴趣。民主党之所以在总统选举中战胜了共和党，主要是因为小布什的外交政策不得民心。民主党的“左倾”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他们更愿意谈论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在种族、性别等问题上显得更加“进步”。美国的政治选举制度中的一些设计，如多数制（majoritarian，即获得最多数票的政党或候选人“赢家全得”，能够独占一个选区的席位），也引起很多诟病。

斯蒂格利茨进一步说，财富还有可能影响到意识形态。我们总是觉得自己的观念都是深思熟虑得来的，都是客观公正的，但行为经济学告诉我们，人类的认知模式中存在着很多缺陷，人们容易轻信、盲从，也容易固执己见。这当然是非常冷静和中肯的提醒，但接下来，斯蒂格利茨教授开始批评他的对手——那些“右派”。他说，“右派”对大众是“说教”（propaganda）、是“洗脑”（brainwashing）。他说，“1984”已经降临。意思是说人们生活在奥威尔描写的那种思想控制之中。何以见得呢？斯蒂格利茨教授只是告诉我们，“右派”精心挑选了一些美丽的词汇装饰他们的思想，大的财富控制了大众媒体，群众都很无知，没有识破权贵资本主义的伪装。

其实，斯蒂格利茨教授自己也承认，意识形态的历史犹如生态环境的演进，是缓慢、复杂而自发的。当然，生态系统并非总是运转良好的，如果失去了内在的相生相克，一个生态系统可能会出现失衡，甚至走向崩溃。同理，一个思想体系如果失去了自我批评的能力，很可能预示着这个思想体系正在走向没落。如今，经济自由主义仍然在美国占据主流，政治家不关心收入不平等，首先是因为选民不关心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喜欢看热闹的人，我是希望能够多听听暂居劣势的左派们的奇谈怪论，吸收他们的思想，这样才能左右互博，立于不败之地。我希望斯蒂格利茨教授能够更详细、客观地帮我们分析，为什么经济学的生态系统出现了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告诉我们，谁是香花，谁是毒草。

在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年代，时时刻刻保持怀疑精神是有必要的。罗素说过：“我是不会为我的信仰献身的，因为我信仰的很可能是错的。”不仅要怀疑别人，而且要怀疑自己，怀疑自己曾经相信和正在相信的东西。王安石慷慨高歌：“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苏东坡浅吟低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吾从子瞻。

作者注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Joseph Stiglitz，The Price of Inequality, W. W. Norton & Company）2012年版。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献综述，参见：Adam Bonica, Nolan McCarty, Keith Poole and Howard Rosenthal, “Why Hasn’t Democracy Slowed Rising Inequalit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ume 27-3, p103-127。作者感谢在黄益平教授微信群中与各位群友的讨论，尤其是感谢席天扬博士的指点。

如何击败“闪电战”

保罗·肯尼迪教一门战略课，从历史中探索各种战略的成败经验。我也很想教这样一门课。他在《大国的兴衰》中讲的是宏观的战略，主要是从领导者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那本书中的很多预测被证明是错的，可见讲战略并不容易。这本《胜利的工程师》说的是当领导者把战略的大方向确定之后，如何执行，如何实现战略目标。或者可以说，这本书是讲战术的。从他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案例来看，战术更不好谈，涉及方方面面。胜利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通过协作和创新，顺势而为，但又出其不意，才能功成事遂。

同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和德国学到的却是不一样的教训。第一次世界大战旷日持久，尤其在西线战场，交战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来来回回拉锯。一次次地发动冲锋，往往只能把战线推进数米。

在法国看来，防守才是最好的进攻。如果想要防范德国的进攻，就要在法德边界构筑一个坚强的防守工事。从1929年开始，在法国陆军部长马其诺的指挥下，法国开始建造绵延约400公里、纵深6~8公里的“马其诺防线”。这条防线直到1940年5月德国绕路入侵法国，还在修缮和扩建。

在德国看来，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当然，德国军方的意见并不统一，很多将军认同老毛奇的看法。老毛奇指挥了1871年的普法战争，他事后却说，以后再想在工业化的西欧地区长驱直入可能不行了——人口越来越稠密，城市和运河星罗棋布，部队行军会遇到重重阻碍。但年青一代的德国军官，如古德里安、曼施坦因和隆美尔等，却敏锐地察觉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进攻型武器已经亮相，打破了防守一方的优势。他们酝酿了“闪电战”的战术。

1939年9月1日，德国对波兰不宣而战，这是纳粹“闪电战”的第一个成功范例。德国空军占领了制空权，波兰的飞机还来不及起飞就被炸掉了，装甲兵部队急速推进，驱散了毫无准备的波兰步兵，无情地将手持马刀和长矛的波兰骑兵压为齑粉。不到一周时间，战场上胜负已定，伏尔曼上校对希特勒说：“剩下的不过是打一只兔子。”德国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彻底占领了波兰。

德国入侵法国，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法国的地面部队比德国更强大。法国有65个师，德国只有52个师。法国的坦克也比德国多得多。但法国的空军严重落伍，德国轻易地取得了制空权。德国根本没有去碰马其诺防线，他们出其不意，绕道比法边界崎岖的阿登尼斯山地。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一马当先，他们的行军速度之快，连希特勒都没有想到。希特勒一直担心德国的坦克部队挺进得太快了。如果不是希特勒横加干预，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很可能会封锁英吉利海峡，那样，英法部队就无法从敦刻尔克撤退。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不到十个月，德国就已经横扫欧洲大陆，整个世界被闹得天翻地覆。从1939年到1942年，德国几乎始终在战场上占据优势。难道“闪电战”是不可战胜的吗？

“闪电战”第一次遇到挫败，是在东线的苏联战场上。

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苏联军队几乎毫无准备，一下子被打得落花流水。德军一举占领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以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到1941年底，德军已经直逼莫斯科城下。从1942年7月开始，苏联和德国的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展开血战。斯大林格勒城中犹如人间地狱，刚刚赶赴城中的红军战士，平均存活时间不到24个小时，军官也只有约3天的平均存活时间。几乎在每一间房间里都进行过战斗。德国士兵说：“即使我们占领了厨房，也仍然需要在客厅进行战斗。”1942年11月，苏联红军发动第一次反攻。1943年1月，红军发动第二轮反攻。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德军在此次战役中损失了东线南翼大约四分之一的兵力。尽管德军在1943年又发动了几次反攻，但到1944年，德军大势已去，苏军步步西进，战场上的局势基本扭转。

怎样击败“闪电战”？

首先，不能低估实力的对比。从兵力对比上看，德国军队经过严格的训练，但一旦被消灭，就是整建制被消灭，战斗力不复存在。苏联红军则是靠人海战术。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红军征兵数量高达3000万，其中约有1000万阵亡，伤员更是不计其数。苏联红军靠的是在战斗中成长，老兵带新兵，源源不断地补充战斗力。德军孤军深入，物资供给难以跟上，而苏联到1942年就恢复了物资生产能力。从全局来看，1942年轴心国的生产能力和同盟国不相上下，1943年同盟国就超过了轴心国，到1944年同盟国就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这场战争拼的是血肉和钢铁的消耗。但是，兵力和军火数量的多寡从来就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尤其是要想战胜“闪电战”，靠的更不是数量。

第二，不能低估战略的重要性。跟德国相比，苏联的一个战略优势就是不用两头作战，可以一心一意地集中兵力。起初，苏联还担心日本可能会北上，得知日本南下东南亚的作战计划之后，苏联就开始把自己在远东的部队拉回欧洲战场。对那些趴在莫斯科城外战壕里的已经又冷又累的德国士兵来说，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在漫天大雪之中，突然看到身披白袍，从蒙古前线赶回来的红军精锐之师。与此同时，德国却不得不同时在多条战线作战：欧洲、海上、北非，即使是在东线，战线也长达1800公里，往往顾此失彼。

当然，也不能高估战略的重要性。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疑心很重、出尔反尔的领导人。进攻莫斯科失利之后，希特勒变得更加神经质。如果不是他连出馊招，德国军队战绩会更好。到底德国应该再次进攻莫斯科好呢，还是南下占领高加索地区的油田好呢？至今仍然是一个争执不下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德国不该同时在几条战线上展开进攻，既要拿下斯大林格勒，又要进军巴库油田。如果不是斯大林对苏联红军的清洗，苏联也不会在战争初期遭受如此惨痛的损失。但他在战争期间，逐渐意识到，自己有一批能干的将领，这才将权力更多地下放。事实证明，战略的重要意义在于，不要犯致命的错误就行。

第三是地理。人们常常提到，苏联的战略是用空间换取时间，由于腹地纵深，所以有缓冲的机会。这一点当然是不容置疑的，但也无法强调得过头。试想，如果莫斯科被打下来，德国占领了苏联的欧洲地区，即使苏联还剩下广袤的西伯利亚，但元气大伤，是不是会有灭国之灾，就真的很难说了。拯救苏联的最重要的地理因素不是地形，而是气候。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941年恰好赶上了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之后最冷的一个冬天，而德国士兵还穿着夏季的制服。秋天阴雨绵绵，地上一片泥泞。冬天冰冷刺骨，油箱结冰，飞机、坦克都没法开动，机枪也因冰冻无法开火。春天到来之后，表层的泥土化冻，但底层的泥土仍然冻结，加上下雨，又是泥泞。这使得德军的机动能力大大受阻。本来，深入敌后是可以以战养战的，但苏联采取了“坚壁清野”的做法：他们烧毁谷仓和桥梁，毁坏水井，或在水井中投毒，把牛羊、工厂都运走，让敌人得不到任何东西。著名历史学家基根的《战争史》里，专门写过地理对战争的制约：有的地方，任你再雄兵百万，打不了仗就是打不了。

最后一点，可能也是人们最容易忽略的一点，是组织的自我进化能力。很多历史学家热衷于寻找“转折点”，但这一问题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下棋下到最后，都有可能一着不慎，全盘皆输。有的电视编剧喜欢寻找决定战争胜负的“秘密武器”，比如破译了对方电码的情报人员，比如新式武器。一些研究二战的学者会提到苏联的T-34坦克。这一坦克号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性能最好的坦克，就连古德里安都承认，当T-34坦克投入战场之后，德军的装甲兵优势就没有了。其实，T-34早期的缺陷很多，比如没有无线电联络设备，坦克之间联络还依靠旗语。T-34还漏雨，一下雨就要担心仪表盘会不会被淋坏。苏联不是不知道T-34有这些缺陷，但战事紧张，怎么能停下生产先改进呢？他们只能一边生产一边改进。最终，当T-34经过改进，真正发挥威力的时候，是在1944年年中之后，那时二战欧洲战场的局势已经明朗。

“闪电战”本身靠的就是协同作战。空军要先发制人，炸掉对方的飞机、兵工厂和交通通信设施；工程兵要赶到装甲部队的前面搭建浮桥；步兵要负责保护坦克，清除地雷，提防反坦克部队；这其中靠的是官兵之间、不同的兵种之间、武器和士兵之间、前线和后勤之间的协调。胜败乃兵家常事，最初的胜利并不能保证最终的胜利，最初的失败，甚至是惨败也不预示着最终的失败，关键在于一边打仗，一边调整，不断地自我进化。

苏联红军之所以能够挫败“闪电战”，是因为他们慢慢地摸索出如何阻击纳粹坦克、瓦解敌人主力武装并不断提高自己的机动能力。

与其说是T-34压制了德军的坦克，不如说是地雷和反坦克部队。地雷是一种残忍的武器，也是一种廉价、高效的武器。地雷可以大批量生产、易于运输、可以巧妙地隐藏起来。地雷不需要炸毁整个坦克，比如，只要把坦克的履带炸掉就足矣。苏军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埋下了数万颗地雷，雷区很快就被夏季的麦田遮盖。苏联红军的雷区有16~25英里宽，每英里大约有2400颗反坦克地雷、2700颗反步兵地雷。密密麻麻的雷区，极为有效地阻遏了德军的闪电攻势。苏联的反坦克部队也表现出众。步兵可以使用略显简陋的反坦克步枪（如PTRD-41）。反坦克步枪当然不能摧毁整个坦克，但攻击卡车的轮胎、坦克的履带，甚至击穿轻型坦克的护甲，还是绰绰有余的。新组建的反坦克炮团则会使用ZiS-3加农炮，不仅可以打坦克，而且能破坏铁丝网、敌人的火力点。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卡车、吉普的大量使用，反坦克部队的机动性大大提高，甚至超过了坦克部队：他们会提前赶到装甲兵的前面，早早地埋伏好。

战争被称为“制度的检察官”（great auditor of institutions）。能否从错误中不断学习，鼓励创新和协作，调动官兵的积极性，突破以后的制度樊篱，是胜败的关键。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研制出来一系列先进武器，如零式战斗机、赤城号（Akagi）航空母舰、大和号战列舰等，但在20世纪40年代，他们的创新能力却突然消失了。纳粹直到最后还在孜孜不倦地研制新式武器，比如V-1和V-2火箭、喷气式飞机和通气管潜艇，但这时德国已经失去了制空权和制海权，这些先进武器也只好束之高阁。

市场亦如战场。企业的成功，不是靠什么“秘密武器”，而是靠“创新文化”。什么是创新？说来并不神秘。世人公认的商业奇才乔布斯，并不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发明家，他的很多“创新”，不过是对原有设计的模仿和改进。他的天分在于，把科技、市场和人性紧密地结合，把整个系统不断地优化。套用网络用语来讲，他是个“系统调整者”（tweaker），因为乔布斯知道，创新的要义只在恰到好处。

作者注

本文取材于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胜利工程师》（Engineers of Victory: The Problem Solvers Who Turned The Tid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保罗·肯尼迪还写过一本畅销书，叫《大国的兴衰》。那本书谈的是大战略，这本书则讲的是战术。保罗·肯尼迪谈到盟军在二战中期遇到的五个技术性难题：如何击败德国的潜艇，保障海上供应线？如何用空军的轰炸破坏德国的生产能力？如何阻止德国的“闪电战”？如何让大规模部队在敌人占领的海岸强行登陆？如何在太平洋一串小岛上克服地理距离的障碍，快速实现“跳岛”计划？他强调的不是自上而下的战略部署，而是部队中层将领、工程师们在战争中不断摸索，找出的解决办法。

《联邦党人文集》背后的统计学幽灵

我可以证明一下，当年我学概率论的时候，学的就是频率主义。贝叶斯法则引起我的注意，是读研究生期间听张维迎老师讲博弈论的时候。当然，频率主义和贝叶斯法则是可以合流的，没有那么多值得争吵的。麦格雷尼这本书里的案例很多，我选了《联邦党人文集》的案例，是为了鼓励更多的文青关注统计学和数学。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一切社会规律都是统计规律。

1787年9月，美国的宪法草案被分发到各州进行讨论。一批反对派以“反联邦主义者”为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对该草案提出批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着急了，他找到曾任外交国务秘书（即后来的国务卿）的约翰·杰伊，以及纽约市国会议员麦迪逊，一同以普布利乌斯（Publius）的笔名发表文章，向公众解释为什么美国需要一部宪法。他们走笔如飞，通常在一周之内就会发表3~4篇新的评论。1788年，他们所写的85篇文章结集出版，这就是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

《联邦党人文集》出版的时候，汉密尔顿坚持匿名发表，于是，这些文章到底出自谁人之手，成了一桩公案。1810年，汉密尔顿接受了一个政敌的决斗挑战，但他出于基督徒的宗教信仰，决意不向对方开枪。在决斗之前数日，汉密尔顿自知时日不多，他列出了一份《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名单。1818年，麦迪逊又提出了另一份作者名单。这两份名单并不一致。在85篇文章中，有73篇文章的作者身份较为明确，其余12篇存在争议。

1955年，哈佛大学统计学教授弗雷德里克·莫斯特勒（Fredrick Mosteller）找到芝加哥大学的年轻统计学家大卫·华兰士（David Wallance），忽悠他跟自己一起做研究。他跟华兰士说：“这个夏天，你能不能到新英格兰跟我一起做一个小小的课题呢？”莫斯特勒想用统计学的方法，鉴定出《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身份。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小小的课题。汉密尔顿和麦迪逊都是写文章的高手，他们的文风非常接近。从已经确定作者身份的那部分文本来看，汉密尔顿写了94,000字，麦迪逊写了114,000字。汉密尔顿每个句子的平均长度是34.55字，而麦迪逊是34.59字。就写作风格而论，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简直就是一对双胞胎。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写这些文章，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而莫斯特勒和华兰士甄别出作者的身份，花了十多年的时间。

他们是在没有电脑的时代处理“大数据”。这一工程耗时耗力，将近100个哈佛大学的学生帮助他们处理数据。学生们用最原始的方式，用打字机把《联邦党人文集》的文本打出来，然后把每个单词剪下来，按照字母表的数序，把这些单词分门别类地汇集在一起。有个学生干得累了，伸了个懒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这一口气用力太猛，一下子把刚刚归置好的单词条吹得如柳絮纷飞。一屋子学生瞬间石化，估计很多人连灭了他的心都有了。

莫斯特勒和华兰士这是要在干草垛里找绣花针。他们必须首先剔除掉用不上的词汇。比如，《联邦党人文集》里经常谈到“战争”“立法权”“行政权”等，但这些词汇是因主题而现，并不反映不同作者的写作风格。只有像“in”“an”“of”“upon”这些介词、连词等才能显示出作者风格的微妙差异。慢慢地，他们看到了隧道洞口的一线亮光。一位历史学家好心地告诉他们，有一篇1916年的论文提到，汉密尔顿总是用“while”，而麦迪逊则总是用“whilst”。仅仅有这一个线索是不够的。“while”和“whilst”在这12篇作者身份待定的文章里出现的次数不够多。况且，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有时候会合写一篇文章，也保不齐他们会互相改文章，要是汉密尔顿把麦迪逊的“whilst”都改成了“while”呢？

当学生们把每个单词的小纸条归类、粘好之后，他们发现，汉密尔顿的文章里平均每一页纸会出现两次“upon”，而麦迪逊几乎一次也不用。汉密尔顿更喜欢用“enough”，麦迪逊则很少用。其他一些有用的词汇包括“there”“on”等。1964年，莫斯特勒和华兰士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结论是，这12篇文章的作者很可能都是麦迪逊。他们最拿不准的是第55篇，麦迪逊是作者的赢率为240：1。

这个研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最受震撼的不是宪法研究者，而是统计学家。莫斯特勒和华兰士的研究，把统计学界的一个幽灵从瓶子中释放了出来。这个幽灵就是贝叶斯法则。

贝叶斯法则是18世纪的一位数学家贝叶斯最早提出来的，他本来是想证明上帝作为第一因是存在的。他的想法是这样的：贝叶斯背对一张桌子坐着，一位助手往桌子上扔球。因为背对着桌子，贝叶斯不知道球最初落在何处。他接着让助手再扔一个球，并报告这个球落在第一个球的左边还是右边，如果第二个球落在第一个球的左边，那么就意味着第一个球更可能落在靠近桌子右侧的位置。如果助手继续不停地扔球，每次都报告扔出的球落在第一个球的左边还是右边，那么，贝叶斯就能越来越准确地推断出最初的球落在哪里。他认为，这样不断地尝试，最终我们就能追溯到世界上所有事物的最初起因。

贝叶斯自己并没有把这个思想实验太当真，可能他连自己都没有说服，说完就把这件事情给忘了。1774年，法国数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独立地再次发现了贝叶斯法则。拉普拉斯关心的问题更为世俗：当存在着大量数据，但数据又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错误和遗漏的时候，我们如何才能从中找到真实的规律？拉普拉斯研究了男孩和女孩的生育比例。有人观察到，似乎男孩的出生数量比女孩更高。这一假说到底成立不成立呢？拉普拉斯不断地搜集新增的出生记录，并用之推断原有的概率是否准确。每一个新的记录都减少了不确定性的范围。拉普拉斯给出了我们现在所用的贝叶斯法则的表达。严格地讲，贝叶斯法则至少要被称为“贝叶斯-拉普拉斯法则”，但拉普拉斯自己随后也放弃了这一思路。他发现，如果数据量足够大，可以通过直接研究这些样本，推断总体的规律。用统计学的术语讲，拉普拉斯本人从一个“贝叶斯主义者”变成了“频率主义者。”

频率主义者把贝叶斯法则视为洪水猛兽。频率主义者觉得贝叶斯学派最大的问题是让算命者进了科学的神殿。在频率主义者看来，科学是关于客观事实的研究，我们只有反复观察一个可复制的现象，直到积累了足够多的数据，才能从中推断出有意义的规律。频率主义者坚持认为，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将来也永远不会发生。极端地讲，从频率主义的角度说，飞机不会相撞：直到它们相撞的时候它们才撞上了。

频率主义者义正词严，但现实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频率主义者的主张南辕北辙。比如，频率主义者可能会告诉大夫，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症状是呼吸困难，但大夫想要知道的是，如果我看到一个患者呼吸困难，那么他可能患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概率是多少？哮喘病人也可能会气喘吁吁啊。这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抛弃力求完美的频率主义者，接受从无知中逐渐发现近似性规律的贝叶斯法则。

贝叶斯法则假设我们最初有一个先验概率，你可以先从直觉甚至瞎猜出发，然后，你观察到新的信息，从而得到了后验概率，这时候，你就可以用后验概率来修正最早的先验概率，通过不断的“试错”，逐渐形成新的、更为准确的认识。贝叶斯法则允许你无知，允许你犯错，甚至鼓励你犯错。只要你能够把每一次犯的错误都改正，你就能更快地接近真理。和“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的清教徒式的频率主义者相比，贝叶斯主义者简直就是一群混乱、喧闹的嬉皮士。

250年前，贝叶斯法则诞生了。之后，它被遗忘了50年，又被放置了150年。长期以来，统计学家对贝叶斯法则讳莫如深，仿佛“文革”期间人们不愿意提起自己的海外亲友。然而，地火始终在燃烧。就算是拉普拉斯本人都放弃了这一思想，法国和俄国的炮兵仍然在使用贝叶斯法则，计算炮弹如何才能打得更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兰·图灵发展了贝叶斯法则，破解了德国海军的密码。英国地球物理学家哈罗德·杰弗里斯用它推测出地核是液态的，也许是熔化的铁，或者混合了少量镍。法国著名数学家庞加莱在审判犹太军官德雷福斯的时候出庭做证（著名作家左拉写了《我控诉》，指责法庭有种族歧视的倾向），他援引了贝叶斯法则证明德雷福斯是无辜的。

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一股股贝叶斯学派的反叛军揭竿而起。莫斯特勒和华兰士的研究是这一法则提出200年之后，成功地应用于大型数据的典范。丹尼斯·林德利（Dennis Lindley）和吉米·萨维奇（Jimmie Savage）为贝叶斯法则找到了更严格的数学基础。杰尔姆·科恩菲尔德（Jerome Cornfield）运用贝叶斯法则，研究了吸烟可能会导致肺癌。他的这一研究遭到了频率主义者的强烈抨击。频率主义者的旗手——著名统计学家费希尔（Fisher）不仅不承认这一结论，甚至争辩说，有可能是癌症导致了抽烟！在哈佛大学商学院，罗伯特·施赖弗（Robert Schlaifer）和霍华德·瑞发（Howard Raiffa）教MBA学生，如何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运用贝叶斯法则决策。他们的努力最终开花结果了，经济学家比统计学家更为熟悉贝叶斯法则。就连曾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都承认，经济决策离不开贝叶斯法则——他有没有真的用贝叶斯法则，那是另外一回事。或许，如果他真的用了，金融危机也就不会爆发了。当鲍尔森要到美国财政部担任部长的时候，他的前任鲁宾告诫他：“华盛顿是个概率论的世界。“鲍尔森马上就明白，他暗示的是贝叶斯法则。

到了最近30年，贝叶斯法则的幽灵才终于重见天日。过去，贝叶斯学派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计算起来非常麻烦，随着电脑的发展，尤其是当数学家们发现了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方法（简称MCMC）之后，贝叶斯学派突然鸟枪换炮，大放异彩。一场轰轰烈烈的“贝叶斯革命”发生了：生命科学家用它研究基因是如何被控制的；教育学家突然意识到，学生的学习过程其实就是贝叶斯法则的运用；基金经理用贝叶斯法则找到投资策略；谷歌用贝叶斯法则改进搜索功能，帮助用户过滤垃圾邮件；无人驾驶汽车接收车顶传感器收集到的路况和交通数据，运用贝叶斯法则更新从地图上获得的信息。人工智能、机器翻译中大量用到贝叶斯法则。贝叶斯法则成了时尚。

在大数据时代，浩如烟海的信息并没有让我们变得更加睿智，相反，随着信息的增加，噪声也越来越多，我们还是和过去一样不知所措，我们仍然像置身于雾霾之中一样看不清前途。贝叶斯法则告诉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无知，小心翼翼地试探前方的道路，随时准备修正，甚至放弃自己曾经相信的东西：当这个世界改变的时候，我们的观点也要随之改变。

作者注

本文取材于莎伦·伯奇·麦格雷尼（Sharon Bertsch McGrayne）的《这个理论不会死》，耶鲁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The TheoryThat Would Not Die: How Bayes' Rule Cracked the Enigma Code, Hunted Down Russian Submarines, and Emerged Triumphant from Two Centuries of Controversy，2011，Yale University Press）。

迷雾漫漫增长路

这篇文章的写作可多说几句。我坐了一天的飞机，从北京去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开会。飞机上写了一半，到宾馆后写了后半段，赶在北京时间周日晚上9点交稿了，离最后的截稿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这还不是最紧张的一次。我有一次接到一个约稿，编辑说本来约了另一位学者写，但他到最后一刻突然有事写不了，请我救场。我问什么时候交稿。编辑说：“这样吧，现在是晚上7点，我们9点截稿，你8点半给我如何？”——哈！你敢约，我就敢写。我文不加点、倚马而就，8点就把稿子给他了。最刺激的一次约稿。

往前追溯数代，我们几乎都是穷人的后代。我的爸爸是个农村娃，拼命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不再当个农民。我的奶奶一辈子没有上过学。穷人的现在，就是我们的过去。这是我们应该去关心穷人的道义所在。但是，怎样才能让哪些在贫困线之下挣扎的穷苦大众改变命运？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经济增长不可能给我们带来人生的幸福和心灵的安宁，经济增长不可能保证我们有一个清洁的环境，经济增长不会自发地纠正收入不平等。但是，经济增长确实可以立竿见影地减少贫困。从各个国家的经验来看，最强劲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最快速的贫困削减。相反，一旦经济陷入衰退，首先遭殃的是穷人。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的很多工薪阶层，一夜之间又掉到了贫困线之下。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很多原来的中产阶级被甩进了贫穷的深渊。当人均GDP增加之后，饥饿、死亡率、贫困率都会下降，而在较低的人均GDP水平，不仅贫困人数庞大，而且意味着较高的婴儿死亡率、孩子们忍饥挨饿且没有上学的机会、妇女受到歧视和压迫。

怎样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大哉斯问。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卢卡斯说的，经济增长这个问题是如此令人着迷，如果经济学家一开始想这个问题，就没工夫再去想其他问题了。遗憾的是，一代代经济学家上下求索，却仍然没有找到实现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艰难的探索，留下的是一串失败的教训。这些失败并非完全没有价值，正是这些失败的教训，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经济增长机制的理解。

最初，经济学家们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投资缺口。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多马模型的基础上的。多马模型号称是关于经济增长的第一个理论模型，但这一模型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多马假设生产能力和资本存量保持固定的比例。之所以这样假设，是因为多马在1946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仍然有很多人失业，多马认为这将是一个常态，工人将追逐机器，所以只要集中考虑资本存量就行。如果我们假设产出和资本存量保持固定的比例关系，那么，产出的变化和资本存量的变化也会保持固定的比例。进一步，我们会推出来，GDP的增长率和投资率（投资占GDP的比率）将保持固定比例。如果我们心目中有一个合意的GDP增长率目标，就能求出与之对应的合意的投资率。投资来自于储蓄，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不够高，这就存在“投资缺口”。

为什么发达国家会想到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借助外资弥补“投资缺口”呢？这是由于冷战的背景。有一位经济史学家罗斯托认为，苏联等计划体制国家能够通过“强制储蓄”，更快地提高其投资率，实现快速经济增长，这是计划体制的“特定优势”。如果西方不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就会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他的这一观点引起了一位野心勃勃的参议员的注意，他叫约翰·肯尼迪。肯尼迪成功地敦促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

大规模对外援助的结果如何呢？几乎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依靠对外援助实现了经济增长。影响投资决策的是投资的回报率。如果投资的回报率高，人们自然会乐于投资，但对外援助无法提高投资的回报率，所以当这些受援国拿到更多的钱之后，它们只是把这些钱轻易地挥霍掉了。

痛定思痛，经济学家们又提出，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为了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要劝说它们对教育和科研进行投资。20世纪60年代之后，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教育爆炸”。1960年，只有28%的国家实行了100%的小学普及教育，如今，一半以上的国家都完成了这一目标。1960年，29%的国家根本就没有大学生，现在，没有大学生的发展中国家寥寥无几。教育爆炸推动了经济腾飞吗？没有。1960~1987年间，赞比亚的人力资本增长速度高于韩国，但其经济增长率比韩国低7%。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国民受教育年限并不逊色于西欧和北美，但其人均GDP远低于后者。比如，美国的中学入学率为97%，乌克兰为92%，但美国的人均GDP相当于乌克兰的9倍。科学技术也不会自动地带来经济繁荣，因为科技必须和市场结合。记得罗斯福总统曾经说过，当领导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自己在前面跑，回头一看，没有一个人跟上来。技术过于超前，市场没有跟上，那么这样的创新就只能是先烈，不可能是先驱。

还有经济学家主张节制生育，他们认为人口太多是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联合国也跟着起哄，他们购买大量的避孕套，免费发放给发展中国家。在萨尔瓦多和埃及，人们收到的避孕套太多，根本用不了，当地的人们别出心裁，把这些避孕套当气球吹起来，装点足球场。

避孕套的价格大约为33美分一只。要不要孩子是人生的大事，难道夫妇们会因为33美分而改变自己的决策？与其说人口出生率的高低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如说是结果。当经济发展程度更高之后，人口出生率自然就会下降。在农业社会，甚至到工业社会初期，孩子都是“投资品”。五岁的孩子就可以去打猪草，十几岁的孩子就可以去当学徒，给家里赚钱。到了现在，孩子成了“消费品”，不，孩子成了“奢侈品”。没有哪个父母会出于获得回报的目的去养孩子，现在养孩子的唯一动力就是图个乐，以苦为乐。父母怎么可能还会生那么多孩子呢？

人口多，真的就是经济增长的负担吗？如果经济体系出了问题，没有办法把每个劳动者的潜能发挥出来，当然会引起粮食紧张、就业紧张等问题，但如果经济体系运转顺畅，人口数量增长就意味着劳动人口增长，自然会增加经济活力。人口密度增加之后，还会扩大市场的规模，导致分工进一步细化，同时刺激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都是利好消息。人口到底是累赘，还是财富？不是人口本身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

在探索经济增长动力的过程中，经济学家们还发现，政府有时候可能会是阻碍经济增长的原因。政府的失误可能是出于无心，比如有的发展中国家急于加速经济增长，不惜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放水，最终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有的发展中国家盲目举债，尤其是借了大规模外债，最终导致债务危机；有的发展中国家一度信奉自力更生的政策，闭关锁国，拒绝和国际市场来往，失去了通过国际贸易的渠道学习到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的机会。

也有一些是政府有意犯错。官员并非圣贤，在错误的激励机制下，他们会追求自己的利益，而非公众的利益。腐败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很猖獗，简单地说，腐败相当于对企业的经营额外增加了一道税收，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深远。在一个腐败的体制下，规则极其不明晰，企业家不敢进行长期投资。如果寻租比创新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企业家会把他们的才能都用于和官员搞好关系，称兄道弟，而非调查市场、研发新产品。

如果我们并没有找到实现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而且经济增长还经常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阻挠和限制，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会有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功案例呢？

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增长有其偶然性的因素，有运气的成分在内。一个小小的创新，可能会突然开始扩散，终于形成燎原之势。

1980年之前，孟加拉国几乎没有服装业，全国的服装工人加起来不到40人。这一年，一位孟加拉国的企业家努尔·卡迪尔创办了一家服装公司。卡迪尔曾经做过官员，他交游甚广，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他找到了一个合作伙伴——韩国的大宇公司。大宇也正想找到一个海外的生产基地，绕开美国和欧洲对韩国衬衣出口的配额限制，双方一拍即合。

1979年，卡迪尔送了130名员工到大宇接受培训。孟加拉国的工人学得很快。1981年，卡迪尔的公司就终止了和大宇公司的合作，他们现在能自己干了。1980年，卡迪尔的公司生产了4万件衬衫，到1987年，产量就达到了230万件。

故事还没有结束，在卡迪尔送去培训的130名员工中，有115名后来离开了卡迪尔的公司，自己当了老板。他们不仅生产衬衫，还开始生产裤子、背心和袜子。不到10年，孟加拉国的成衣出口额达到了20亿美元。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经济增长的奇妙之处就在于这种出人意料的偶然性。凡是为政者自认为能够通过设计、规划、指导推动经济增长的时候，十有八九是会以失败告终的。要想促进经济增长，首先是要有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鼓励人们去创新。即使在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中，创新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为政者只能耐心地等待、细心地观察。创新和生活中的美一样：生活中不是缺乏美，而是缺乏对美的观察。最终，一旦发现有好的创新，政府就可以担当起推广者的角色，好让这些成功的尝试能够迅速地溢出，触发创新的链式反应。“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经济增长之所以如此稀缺，归根到底是缺乏不挡道、不盲动、能够发扬群众路线的政府。

作者注

本文取材于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的《在迷雾中求索》(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 Economists’ Adventures and Misadventures in the Tropics），2012年MIT Press版。伊斯特利曾在世界银行工作多年，对世界银行的援助政策颇多批评，曾经写过一本《白人的负担》。他现在纽约大学执教。

哪儿来的这么多浑球

这是我的生活心理学科普文章。原书作者的情绪比较偏激，打击面较大，是我不能认同的。这篇文章在朋友圈中反响不一。有人认为不疯魔，不成功，那些成功的浑球有资格犯浑。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不是没有道理，总要有人离经叛道，才能有革命成功的机会。但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有多少人愿意自己的上司、爱人或同事是浑球？

麦克阿瑟以狂妄著称，他从来不听上司的指挥，甚至连总统也不放在眼里。别人都到码头迎接罗斯福总统，他故意磨磨蹭蹭地在家泡热水澡。在日本，他是天皇之上的天皇。朝鲜战争期间，他连脚都没有踏上朝鲜半岛，却固执地否定了前方的重要情报，坚信中国根本没有胆量出兵。杜鲁门总统实在忍受不了，终于把他免职了。杜鲁门说：“我解雇他是因为他不尊重总统的权威，而不是因为他是个傻瓜，他当然是了，不过这并不违反‘将军的法则’（the law for generals）。”如果让杜鲁门只用一个词形容麦克阿瑟，他很可能会脱口而出：这个“浑球”（asshole）。

贝卢斯科尼也是个浑球。意大利的政坛千疮百孔，又遭到欧洲债务危机的肆虐。当这个国家最需要信心的时候，意大利出了个最不靠谱的总理。酒席狂欢、地下娼妓，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更令人咋舌的是，他居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贝卢斯科尼自称是“兼职总理”，他的主业是寻欢作乐。

身居高位的人中有浑球，浪得虚名的人中浑球更多。很多艺术家、作家、歌星、影星、球星都是臭名昭著的浑球。这个世界好像只是为他们而存在，其他的人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膜拜他们。我们的身边也有浑球。开会的时候有浑球，办公室里有浑球，马路上开车能遇到浑球，出门旅行能见到浑球。

哪儿来的这么多浑球？

浑球和你我不一样，像你我这样的人，都是合作主义者。我们相信人人平等，我们相信对待别人要平等，也期待着别人能平等地对待我们。浑球则相信他是与众不同的，他跟我们都不一样，他有权利不遵守规则，至于我们的利益是否受到了侵犯，他浑然不知，知道了也毫不在意。

浑球不等于傻逼。我们有时候觉得别人是浑球，但很可能是误解了他们。有的人初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对潜在的社会规则并不了解，比如他们不知道，当地的风俗是哪怕让学龄前孩子的膀胱被尿憋坏，也不能在大街上撒尿，你要是气不过，可以叫他们傻逼，但他们真的不是浑球。希特勒肯定是一个浑球，但把他叫作浑球，是对浑球的侮辱。希特勒对人类犯下的滔天大罪，理当受到更严重的谴责。很多时候，浑球对我们带来的损害，如果只是从物质方面来看，似乎并不是很严重。我们都在排队，他非要插队不可。我们在火车上都很安静，只有他旁若无人地大声打电话。我好不容易周末想睡个好觉，他们在我的楼下放很大声的录音机，跳广场舞。

细想，这些都是小事，但为什么当我们遇到浑球的时候，会如此生气呢？我们在意的不单纯是他们侵犯到了我们的利益，而是有更深层的东西令我们不安和不快。令我们不安的是，浑球的出现，破坏了合作的秩序。合作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人天生就是群居动物，我们希望与人相处得融洽，但是，当浑球出现之后，游戏规则就变得混乱。如果我们还是按照自己一贯的与人为善、与世无争的原则，浑球会占我们的便宜；如果我们挺身而出，据理力争，浑球会撒泼耍无赖，你没有办法跟他们讲理。一个团队中哪怕只有一个浑球，也会像一颗老鼠屎，坏掉一锅粥。怎么对待这个浑球？团队中就会有不同的意见。一派主张息事宁人，另一派主张除恶必尽，这两派之间就会有龃龉，原来和谐的团队出现了罅隙。

令我们不快的是，我们没有办法让浑球明白人人平等的道理。我们想让浑球知道，我们和他都是平等的。这对我们很重要，这是我们的信念，也是我们的自尊、自信之所在。浑球无情地碾压了我们的自尊和自信，还叫我们有苦难言，就像吃到一只苍蝇一样难受。

那我们该怎么办？你可以忍让，也可以反抗，但是你得明白，这两种做法都是有代价的。为什么忍让？因为你计算了自己的机会成本，觉得自己犯不着和这种浑球纠缠不休，但是，这种做法很可能会让浑球得寸进尺。如果这个浑球不是你在街上遇到的，而是自己单位里的，那你越是忍让，以后的日子就越是难过。为什么反抗？因为你看不惯、气不过。浑球也不是治不了，有人能治浑球，好比空手道黑带选手能轻轻松松地赤手夺白刃，因为他们会出其不意。问题在于，这种本领不是天生的，也无法念个口诀就学会，你只能通过不断地练习、不断地失败，才能掌握诀窍。可是，你真的决定要把时间花在这里，练成“反浑球”黑带高手？

最佳的策略很可能是混合策略。该容忍的时候容忍，该反抗的时候反抗。什么时候反抗？你得学会“选择自己的战场”，也就是说，当你胜券在握、从容不迫的时候，才出手一击。你不能每次见到浑球都奋起反抗，天底下的浑球太多了，我们斗不过来。在反抗浑球的时候，你也不必往死里还击，沉默、冷眼、一句抗议，都是反抗。

说到底，这种反抗不是为了击败浑球，更不是为了改变浑球。这种反抗是为了平息你自己的怒火，让你的内心恢复平静，让自尊和自信回到你的心中。这是最重要的。始终记着浑球是不可能被改变的，你可能会感到轻松很多。斯多葛派哲学家埃皮克提图（Epictetus）曾经说过，如果事物是你所不能控制的，那么就要训练自己不要让它们控制你。他说：“如果有人激怒了你，那是你自己的反应让你愤怒。”王阳明也讲过舜和舜的父亲瞽叟的故事。瞽叟当然是个浑球，居然要谋害自己的孩子。舜知道自己改变不了瞽叟，他还是按照自己的孝道行事。瞽叟让舜去挖井，舜就挖了个可以藏身的“匿空”。当瞽叟把土倒进井里，要活埋舜的时候，舜就从这条侧道全身而退。舜的策略是：我坚持我的原则，并不抱改变浑球的希望，但我要时刻做好保护自己的准备，要让浑球知道，我是有备而来，不是随便就能欺负的。

话又说回来，这年头，为什么浑球会越来越多呢？

浑球和色盲、耳聋不一样，并非来自遗传的特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的熏陶、文化的影响。有些文化能够制造出更多的浑球。网络上有人感慨，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意思就是说，“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泯灭了很多人的道德天性，人变得越来越像狼，而且以越来越像狼为荣。特权意识也会带来浑球。在中国，人们普遍缺乏对规则的尊重。一种社会潜意识就是，如果我牛，我就可以不遵守规则，最后，这种潜意识发展为：为了证明我牛，我就是要不遵守规则。规则是给loser（失败者）们制定的，要是我和别人一样遵守规则，那多没面子啊。

资本主义也会带来浑球。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合作，为了合作，我们必须学会妥协。合作主义者知道，每个人的权利和利益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得学会推己及人，顾全大局。但市场经济的另一个教义是鼓励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自古以来，没有哪一种道德哲学会像资本主义时代的道德哲学一样，大张旗鼓地鼓励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按照资本主义时代的道德哲学，我们追求自利不是因为自利本身，而是因为人人追求自利，就会保护个人的自由、焕发个人的创造力、阻止暴君和暴政。只要合作的秩序能够不断扩展，这种观点大体上还是说得过去的，但物极必反，如果追求自利的结果是强调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应有的entitlement（权利），我们只需要增加自己的entitlement，根本不需要顾及他人的利益，这种道德哲学就会制造出更多的浑球，最终导致合作的崩溃。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最黑暗的时候，财政部长鲍尔森把华尔街的大银行家们召集起来，告诉他们可以得到1250亿美元的贷款，让他们赶紧把自己的窟窿补上，尽快恢复市场信心。美林的CEO约翰·塞恩（John Thain）发话了：“你怎么保证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薪酬制度？”就算在浑球的世界中，这样的浑球也称得上是一朵奇葩了。

也有明白事理的。巴菲特曾经说过：“我的幸运来自于我生活在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之中，尽管这一体系能够很好地为我们的国家提供服务，但有时候也会带来扭曲的结果。我所在的这个市场经济，会给那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拯救别人生命的战士奖励一块勋章，给那些杰出的教师奖励一张父母写的感谢贺卡，但给那些发现股票错误定价的人奖励亿万美元。”

我们当然不能说，浑球资本主义是导致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但是，当一个社会里的浑球越来越多，越来越得意扬扬的时候，这个社会，如果不爆发经济危机，也一定会出现其他的问题，甚至更严重的问题。

作者注

本文取材于艾伦·詹姆斯（Aaron James）的《浑球：一个理论》（Assholes: A Theory, Anchor Books），2012年版作者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Irvine）哲学教授，还写过《公平做法：社会契约的全球经济》（Fairness in Practice: A Social Contract for a Global Economy）。作者花了两章，指名道姓地讲各路名流的浑球表现，我可没有这样的胆量。其余章节可以作为道德哲学的日常生活版来读。管理者要想了解应付浑球的操作经验，可以参阅罗伯特·萨顿（Robert Sutton）的《论浑人》（The No Asshole Rule: Building a Civilized Workplace and Surviving One That Isn’t, Warner Business Books,2007），印象里应该有中译版。

智库的战略

可喜的是，中国终于意识到智库的重要性了。可忧的是，很多智库并不知道该怎么发展。有人按做媒体的思路做智库，有人按会议公司的思路做智库。有的智库是咨询公司，有的智库是知识分子俱乐部。没有几个智库是按照需求考虑定位的。最初阶段的泡沫恐怕是在所难免的，且让我们慢慢等待大浪淘沙。做政策研究是跑马拉松，拼的是坚持和耐力。

2001年，马歇尔·波顿（Marshall Bouton）担任了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的主席。这是一家研究对外政策的智库，却不在首都华盛顿。波顿任职的时候，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已经逐渐被边缘化。他们有一个传统项目——每两年一次的关于全球政策的民意调查，但关注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波顿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打一场翻身仗。他不想撤退，而是想要出击。他要让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不再成为一个地区性的智库，而是全国性的智库。这就需要大胆而缜密的规划。波顿的策略是选择那些既和地区利益有关，又有全国影响力的研究题目。比如食品政策，因为芝加哥是美国中部的粮仓；又比如穆斯林移民政策，在芝加哥所处的美国中西部地区，穆斯林移民的比例急剧攀升。重新定位之后，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很快就如枯木逢春，在五年之内，他们的经费从480万美元提高到了730万美元，会员增加了49%，参加他们年会的嘉宾人数增长了50%。

智库也需要战略。对于一个智库而言，首要的任务是确定自己的定位。你要么找到一个别人没有发现的领域，要么找到一个别人没有发现的角度。正如蓝海战略的提出者金伟灿（W. Chan Kim）和勒妮·莫博涅（Renée Mauborgne）所说的那样，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开竞争。智库和企业一样，也要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Niche）。各种智库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兰德研究所依靠军方的雄厚支持，可以潜心于深入的技术性研究。传统基金会明确地自我标榜为一家“保守主义”的智库，引来了无数铁杆支持者。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简称MPI）坚持“把一壶水烧开”，只专注于和移民有关的政策研究。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不满足于只做美国的智库，他们要在全球建立自己的影响力，担当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互相沟通的桥梁。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更是特立独行，他们做的是民意调查，只摆事实，不讲道理，他们自称是“事实库”（fact tank）。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鲍尔森卸职之后，自己搞了个研究对外投资的智库，他的志向是建“Do tank”（行动库）。

智库被称为“思想的掮客”，主要的宗旨是影响决策。做研究的人很多，但大部分是在高校里。高校的研究是为了把科学前沿进一步向前推进，智库的研究是跟在后面捡麦穗的。做智库研究，不需要太高的智商，但需要多面手。要会做研究，知道怎么用理论和数据得出可信的分析，还要能把复杂的思想用简明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既要讲得领导听得懂，也能讲得普通百姓听得懂。不仅要弄明白是啥，还要弄明白该怎么办，有什么高招。不仅要把“一方面”“另一方面”都摆出来，还要敢于在不同的情景中做出判断：禽流感会不会大规模暴发？欧洲债务危机会不会传导到中国？油价会涨还是会跌？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有不少学者能做高深的学问，就是写不了政策报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知识的诅咒”：他知道得太多了，不知道该突出哪些要点、忽略哪些细节。官员用的语言和学者用的语言不是一个体系，有经验的政策研究者得学会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中跳进跳出。

对于智库来说，想要影响政策决策，大体是在议题的提出、寻找不同的政策方案、推动提案的通过这三个阶段。研究型的智库大多会集中关注第一个阶段。比如在朝鲜战争的时候，兰德智库只告诉美国政府，中国会出兵朝鲜，至于怎么决策，那是政府自己的事情。大多数智库还会服务到第二个阶段，即要拿出不同的政策方案，供决策者选择。有个别和政府关系格外紧密的智库会热衷于在第三个阶段发挥作用。比如在小布什总统期间，当美国成立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简称DHS）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新部门该干啥。传统基金会马上行动起来，写报告、开研讨会、四处游说，对国土安全部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仅仅是亦步亦趋地跟在政府屁股后面的智库是不可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的。很多长期问题，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准备，更不可能给智库布置具体的研究任务。一流的智库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前瞻性的问题，事先准备好政策建议，早早地赶到前面，搬个小板凳，在政府要路过的地方等着。布鲁金斯基金会说，他们的学者大概会用60%的时间做长期的战略研究，40%的时间做应急课题。这样做还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谁也不知道未来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所以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研究一定会有失败的可能。这是一种“对智力的风险投资”。有活力的智库，都会对失败的研究抱有更多的宽容。

智库不仅要面向政府，还要影响公众。智库和高校不一样，并不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为考核标准，它们鼓励自己的研究人员在报纸上当撰稿人、上电视、参加各种公共论坛，发出自己的声音。布鲁金斯基金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等智库都鼓励自己的学者写书，不是那种晦涩难懂的学术专著，而是能用平实的语言把一项政策的来龙去脉讲得头头是道的通俗读物。在互联网时代，智库们也学会了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推广自己的观点。和传统媒体相比，社交媒体的成本更低、传播面更广，而且能够形成互动。当然，互联网也会极大地降低每个人发表意见的门槛，这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能够把自己的观点和网民的吐槽区分开的，最终是靠智库的信誉，这种信誉归根到底来自于扎扎实实的研究。

一般来说，智库的规模都不大。当然也有非常大的，比如布鲁金斯基金会每年的预算大约在8000万美元以上。有的智库规模小得令人吃惊。地处布鲁塞尔的勃鲁盖尔（Bruegel），这两年异军突出，超过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跃居全球经济政策类智库第一名。勃鲁盖尔的研究人员不过10人，其中还有兼职的。大多数规模较小的智库，都得学会灵活地运用访问学者、客座研究员等机制，把自己建成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智库的竞争力不在于单独一个、两个一流的学者，而是一个充满战斗力的团队。小而精干的智库之所以有竞争力，还因为他们像培养科研骨干一样培养行政和后勤人员，有一套标准化、流程化的工作方案，有各种各样的科研管理创新。这些科研人员背后的无名英雄，很多都是藏龙卧虎。勃鲁盖尔的媒体联系负责人原来曾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战地记者。

比做研究更令人头疼的事情是筹资。智库的资金来源，一是靠基金会的支持，二是靠大大小小的捐款，当然也有课题经费和公司、个人的馈赠。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智库更容易收取捐款，比如传统基金会、卡托研究所主要依靠捐款。他们的捐款人数众多，就跟收党费一样。相对保持政治中立的智库则主要靠基金会和课题的支持。为什么筹资难？不是难在要钱，而是难在说服更多的人，你的事业也是他们的事业，你要做的事情也是他们想做的事情。募捐不是仅仅筹集资金，而是汇集志同道合的力量。一个优秀的智库，一定是有灵魂、有感召力的。离开了这种灵魂，智库也就没有了生气。

所以说，智库的战略不是学得来的，智库的战略镌刻在它的DNA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体现着它的战略。

作者注

本文取材于安德鲁·西李（Andrew Selee）的《智库应该做什么？》（What Should Think Tanks Do? A Strategic Guide to Policy Impac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作者是威尔逊中心墨西哥研究所的高级顾问。这本书主要采访的是美国的智库，较少涉及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智库。中国的智库建设和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异，本文的介绍仅供参考和批评。

写给2014年的一封信

这篇文章本来是应第一财经的邀请，要给他们的年度金融价值榜写序言。我写完就不知道应该不应该给他们了，好好一个年终约稿，本应写得喜庆、励志，却被我写得如此不伦不类。我的特点就是总能把各种题材都写得不合时宜。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这主要应感谢一位年轻记者写的“导读”，她逐字逐句分析了我的这篇文章中“隐藏”着哪些信息。她很有才华，但把才华放在了不该放的地方。需要解读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而非我的这种纯属个人感想的小文。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因为人皆有恻隐之心，别人的不幸会让我们感到不安和羞愧，意识到自己日常生活的肤浅和孟浪，感悟到人生的脆弱和无助。我们应该记住那些不幸的人，即使我们唯一能做的不过是默默地祝福和祈祷。我们不仅仅在为他们祈祷，也在为自己祈祷，为自己忏悔。一位MH370乘客的亲属给我发来电子邮件，问我可曾因此事受到骚扰。我由衷地感谢他的关心。

亲爱的2014：

我是MH370。不要问我是从哪里给你写信的。有些事情如果需要知道，人们早晚会知道的。你也不用担心我是来谴责你的。是的，你已经把我忘了，这我知道。“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你并没有比别人做得更好，但也没有比别人做得更差。“尘归尘、土归土”，我们的命运均是如此。

我没有早一点儿给你写信，是因为我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悲伤之中。事情过去这么久了，慢慢地，我已经可以玩味这场悲剧中的黑色幽默了。飞行出事故的概率大约是二十万分之一，出现多人死亡的空难事故的概率只有三百万分之一。我是一架波音777。在波音777二十多年的飞行历史上，只出现过9次事故，涉及的死亡人数不过3人。马航在40多年的历史里只出过两次重大事故，一次是劫机。2013年，马航刚获得世界旅游奖的亚洲最佳航空公司奖项。出事的那一天，我是从吉隆坡起飞，那是一个尽管有点儿浮夸，但再怎么浮夸也仍然被大家视为二流角色的国家的首都。我要飞往北京，那是一个尽管迅速强大起来，但总是低调得唯恐不够低调的国家的首都。再怎么说，“中大奖”的也不应该是我啊。

我最近变得有点儿像哲学家，因为总是在思考灾难这件事。灾难是个哲学问题。它复杂、痛苦而且无解，特别适合喜欢自虐的哲学家。我是个生活流的哲学家，我从我的生活体验思考灾难问题。

飞机失事，往往都是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我还记得第一次起飞的感觉：兴奋、紧张、害怕，觉得有点儿失控。后来，每一次起飞，对我来说都是一个神圣的仪式，总会有那么点儿小激动。降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每一次降落的时候，我已经是风尘仆仆、疲惫不堪。从高贵而洁净的天空回到嘈杂而混乱的地面，心中不免有些莫名的失落。我喜欢在空中平稳飞行的感觉，尽管我知道，油箱里的油总会用完的，飞得再高、飞得再远，总得要着陆。

你现在就是在降落的过程中。我这么说你一定会不服气，因为你一路走来，有惊无险，逢凶之处，总能化吉。全球经济增长是下降了，但还算是平稳。世界油价突然下跌，但也没有触发连锁反应。我的一个兄弟MH17，也是一架波音777，好端端地在乌克兰上空飞着，竟然被打了下来。我本来以为这下糟糕了，可能会引发一场不大也不小的冲突，结果又是不了了之。看来，今年唯一倒霉的是我们马航。

当然，我是有一点儿危言耸听，就算是我自己，也不是在降落过程出事的，我是被欺骗、被劫持、被杀害的。具体的故事我不愿意讲，我的痛苦是属于我的，你们的好奇不足以理解我的悲伤。你们和我不一样，你们仍然是踌躇满志的。

是的，我是被怨气和戾气所害，你并不是凶手，你甚至连凶手是谁都找不着，但是，这股怨气和戾气，难道就和你们的傲慢和偏见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我看到那个繁花似锦、人人快乐的镀金时代已经结束了，或许，那个时代原本就是人们的一种幻觉。我看到了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熊熊黑烟，我看到了世界各地股票交易所的人们在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惊恐万状。我看到你的仪表盘上，油箱的指示已经快接近红线。我能听得到你久未修理的发动机发出沙哑的噪声。我预感到你航线前方即将出现空气湍流。

但是，没有人把前面的风险当成是值得担忧的事情。我看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家仍然自以为能够号令天下，其实它连自己国内的骚乱都束手无策。我看到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笼罩在一片雾霾之中，失去了曾经夺人心魄的经济增长，我不知道它该怎么应付层出不穷的问题。我看到有的国家变得越是衰弱，就越是强硬。我也看到有的国家越是停滞，就越是破罐破摔。我看到曾经得到的人们不愿意失去，哪怕他们曾经得到的都是特权。我看到没有得到的人们开始愤怒，尽管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去争取、争取什么样的权利。我看到人们都很忙，假装在忙正经的事情。我看到他们有眼睛，却看不到别人；有耳朵，却听不到别人；有心灵，却无法理解别人。

在经济繁荣的时候，人们变得更加乐观自信，而在经济低迷的时候，人们变得更加悲观和自私。历史已经在降落了，尽管人们尚未察觉。但我察觉到了，因为我就是一个受害者。想想我真是够窝囊的。有人在街上吵架，那不是我。有人在街上打架，那也不是我。有人在街上掏出了手枪，我只是一个路过的，子弹打偏了，恰恰打中了我。

我已经走了。街上愤怒的人们还在。冰山上已经有裂纹，断层线的地质活动比过去更加活跃，气候日益异常。从一个高歌凯进的繁荣时期，到一个长久低迷的萧条时代，发生变化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很多事情、很多意想不到的风险会等着你们。我祝你们的运气比我更好。

抱歉占用你这么多的时间。我知道你很忙，人们都要为你送行，各种庆典排都排不开。但我的话又能讲给谁听？讲给2015年听？他只会比你更志得意满。好歹，你在觥筹交错的盛宴之余，或许会有一丝曲终人散的惆怅。毕竟，你很快也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匆匆草就，巾短意长。告别的时候到了，送你一首歌德的诗，不长。

“一切的峰顶

沉静

一切的树尖

全不见

丝儿风影

小鸟们在林间无声。等待吧：

俄顷

你也要安静。”

MH370

乔布斯们的巢穴

我想来想去，觉得应该跟踪一下创新创业这个话题。创新创业会改变很多人的命运，但未必像他们想象中的那样。投身创新创业的人们和别人很不一样，他们更像在恋爱中的人们，充满激情，容易冲动，相信直觉，失去理智。从宏大叙事的视角来看，创新创业或能激发这个古老国度的活力，但一个组织能否创新，最大的坎在于原来的科层制是否会从中作梗。要不要打卡上班？要不要多填一张表？要不要凡事汇报？要不要天天开会？要不要在一年前就把预算做好？当我们把心思都花在琢磨这些问题上的时候，我们和万众创新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

那时候，乔布斯还是一个脾气古怪、衣着邋遢的怪咖。他跟老板提出，晚上要睡在办公室里。公司里本来是不允许员工过夜的，但他非要不可。他的好基友——斯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也跟着起哄，也要睡在办公室里。沃兹尼亚克也是个怪咖。他跟人说话的时候不看别人的眼睛，低头自语，像是在跟自己的脚指头讲话，你根本听不清他嘟嘟囔囔说啥。

老板同意了。乔布斯搬来一个日式蒲团，塞在办公桌底下，晚上就拉出来睡觉。办公室里没有办法洗澡和淋浴，怎么办？对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从不洗澡。

每个企业都想做创新型企业，一个创新型的企业需要不拘一格地招纳各种人才，包括怪才。尽管有才的人往往都比较怪，但怪的人可不都是人才。去哪里找到下一个乔布斯呢？

首先要做的是把应聘者的简历都烧掉。你从简历里看不出一个人的梦想和野心。成绩优秀、名校毕业，只能说明他们善于考试，没法证明他们有过人的才华和创新的潜能。创新者的标签是热情，你必须去找那些有热情的人。什么热情都可以，哪怕是打电脑游戏。斯蒂芬·吉列（Stephen Gillett）做过星巴克、百思买集团（Bestbuy）和赛门铁克（Symantec）的高管，他从不讳言自己的管理才能是靠打《魔兽世界》磨炼出来的。

你必须去找那些热情到净出疯狂点子的人。没有疯狂，哪里会有创新？创新者历来都被世人当作疯子。1895年，英国皇家学会的主席开尔文爵士说：“任何比空气比重更大的飞行机器都是不可能的。”1903年，密歇根储蓄银行的行长跟亨利·福特的律师说：“别买福特汽车的股票，因为骑马是永恒的，汽车不过是个新奇的潮流，马上就要被人遗忘。”

这么说有点儿玄。直白地讲，你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行为，了解他或她是否更有创造力。喜欢创新的人们大多热爱读书，知识面广，兴趣广泛，有幽默感，而且，他们都对办公室政治不感兴趣。跟他们谈话，把他们放在集体活动中去观察他们的行为，去看他们的微博和微信，看他们和什么人交朋友，这都是简历所不能告诉你的。

很多时候，你不用去千山万水之外寻找乔布斯们，他们自己会找上门。当你做了一场热情洋溢的演讲之后，那些和你有着同样梦想的人们会两眼放光地围过来。当他们看到你的办公室、你的公司主页，就能大致判断，这是不是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大部分创新者在他们自己的环境里备受压制，他们会穿过重重封锁线，自己一路投奔延安。

好。你找到了一批朝气蓬勃、异想天开的乔布斯们。接下来干什么呢？

你必须创造一个巢穴，让乔布斯们在里面，像产卵一样不断地出新点子。创新不是天才人物的灵光一现，而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团队天天混在一起，每天都有点新的想法，互相交流、互相补充，日积月累，凝聚出来的。

当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组织的时候，最容易发生的故事就是垂直的科层制无情地碾压了创新的梦想。要想保持创新的活力，一个组织必须打破科层制，尽可能地创造出人人平等的气氛。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有很多人不愿意冒险，习惯于蹈规循矩，凡事总爱否定，凡事总爱推脱。让这些人参加创新者的讨论，让激情感染他们。如果感染不了，那就限制他们的负面影响。你可以反对新的项目，但必须把反对的理由写下来。这样，就会避免人们不假思索地枪毙一切新的点子。

高效率的人往往缺乏创新精神。过分地追求效率，就会变得把一切工作都标准化、程式化。这对于常规的工作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要想做出重大创新，追求完美和高效率反而会是一种障碍。成功会让人们有一种不停地复制成功的冲动，最后，伟大会退化为平庸。在日常的工作中，也要想尽种种办法打破常规。在办公室里放上巨大的黑板，摆满粉笔，让人们把想到的点子随时随手写下来。带他们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圈起来，再给他们一箱啤酒，让他们无处可去，只能喝酒吹牛，谁知道聊着聊着就能蹦出来什么思想火花呢？

人们不愿意创新，往往是因为害怕失败。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组织，必须容忍失败，甚至鼓励失败。失败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只有经历了失败，才能积累足够的经验。苹果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推出的Lisa电脑，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但苹果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后来又都用到了Mac电脑产品上。索尼的第一个产品是煮饭锅，但这个煮饭锅把米粒点燃了。你听说过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的维珍航空，但你知道还有维珍可乐、维珍伏特加吗？成功的案例举目皆是，失败的案例却难寻踪迹，因为它们都消失了。能够有失败的案例可供借鉴，是多么难得啊。当然，不是所有的失败都是值得欢迎的，有时候，我们会犯致命的错误。怎么办？一个好的办法是先给自己确定一个止损点，锁定损失、放飞梦想。当我们要做出一个新的尝试时，可能会成功，也可能会失败。我们能够承受的损失是多少？这个损失能够被量化出来之后，我们就会减少内心的忐忑不安。

当然，越是创新，越是有风险，大道多歧，怎么办？学杨朱，过逵路而泣之？总有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不确定性是我们永恒的朋友。当你实在举棋不定的时候，不妨扔骰子决定。这听起来是笑话，其实别有深意。我们总会主观地给每一个选择赋予权重，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偏好自己更熟悉、更愿意干的事情，而对没有尝试过、不太有把握的事情避之唯恐不及。而当你让骰子来决策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给未来的每一种选择赋予了相同的权重。让每一种选择都平等地展现在你的面前，平静而坦然地接受未来的各种可能性。

说起掷骰子，韦小宝是一个模范。他骰子不离手，所以你看他的每一次决策都绝不拖泥带水、优柔寡断。韦爵爷的人生，比我们每个人都活得通透。

作者注

本文取材于诺兰·布什内尔（Nolan Bushnell）和吉恩·斯通（Gene Stone）的《寻找下一个乔布斯》（Finding the Next Steve Jobs: How to Find, Keep and Nurture Creative Talent, 2013, Business Plus）。诺兰·布什内尔是一位著名的科技先锋和企业家。他被称为“电子游戏之父”，创办过Atari（雅达利）、Catalyst Technologies、Etak、uWink等新技术公司。乔布斯曾是雅达利的雇员。

1973年的“9·11”

如我所预期的那样，这篇小文撩拨了有些读者的神经。有读者说，你怎么不介绍作者讲到中国的那部分内容呢？呵呵，我是不会上这个当的。为什么不介绍？因为我觉得那一部分她写得不对。不得不补充几点。第一，我并不完全反对芝加哥学派，只是提醒大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强行去推广经济自由，焉知不会是另一种致命的自负？其次，经济自由主义者有缺陷，并不代表计划体制可行。这不是非A即B的选择。最后，现实中运行的制度可能是混搭的、妥协的、不断调整的。在很多学者看来，这种体制逻辑混乱，而且只是次优，但这很可能是在特定环境中最适宜的制度安排。

有一天，偶然读到另一个微信号转载我的这篇文章，标题被改为：《休克疗法经济学家和政治独裁者的爱是深沉的》，对于这样的标题，我只能膜拜了。

1973年9月11日，坦克开上了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大街，一边朝前冲一边开炮，战斗机呼啸而过，轰炸政府大楼。智利总统阿连德和他的支持者们被围困在总统府里。楼里只有36名总统的支持者，叛军向总统府发射了24枚导弹。阿连德自杀身亡。政变的发动者是皮诺切特将军。有着160多年民主历史的智利一夜之间变成了独裁国家。

根据已经解密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资料，美国在背地里支持了这场血腥的军事政变。美国将政治上左翼的阿连德视为眼中钉。当阿连德竞选获胜之后，尼克松总统就跟CIA的头子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说，得想办法让智利经济“惨叫”。美国最担心的是阿连德会将智利的外国企业国有化。美国当时的对外投资约有20%流向拉美国家。美国的跨国公司，比如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担心自己在智利的投资会被收归国有，迫不及待地要求政府出面干预，扳倒阿连德。

正当皮诺切特的坦克炮轰总统府的时候，几个年轻的智利经济学家聚集在一家右翼报纸的印刷厂里，催促着工人赶紧印刷军政府的经济计划书。9月12日中午，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经济计划书已经摆在了军事司令部的办公桌上。

这些年轻的智利经济学家被称为“芝加哥小子”，因为他们都是在芝加哥大学接受的经济学训练。他们之所以能够到芝加哥大学，是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赞助。1953年，美国驻智利国际合作办公室的主任帕特森（Albion Patterson）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一起访问智利，他们对当时以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为首的拉美经济学家深感厌恶。在这两个美国人看来，拉美经济学家都是“粉红色”的，他们离社会主义思想太近了。两人商量，何不设立一个项目，专门由芝加哥大学来训练一批年轻的思想正确、作风过硬的智利经济学家？这个建议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但当福特基金会找到智利最好的大学智利大学的时候，被校长冷冷地拒之门外。智利大学的校长说：“如果没有办法自己决定派学生到哪一所美国大学接受教育，我们宁可不接受这一恩惠。”无奈之下，福特基金会找到了另一所名气稍差但更加保守的大学，即智利天主教大学。智利天主教大学当时连经济系都没有。听到这么好的条件，他们立马就和福特基金会达成了协议。

从1956年起，一批批智利留学生源源不断地到芝加哥大学深造。每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都会有40~50名来自拉美的留学生，占其研究生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在哈佛或麻省理工，拉美留学生一般只有四五人而已。智利经济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人们在教室里、饭桌上热烈地讨论左翼经济学家的政策到底错在哪里。

当这批学生学成归国之后，他们中有一批人回到智利天主教大学任教。1963年，智利天主教大学经济系的13名教师中，12名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他们被称为“芝加哥小子”。芝加哥大学希望这批学生回到智利，能够称霸学术界，进而影响决策的方向，但“芝加哥小子”们回国之后，一直被边缘化，没有人在意他们的奇谈怪论。

直到皮诺切特的部队在大街小巷搜捕左翼人士的时候，“芝加哥小子”们才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他们的老师——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后来说，皮诺切特一开始是自己蛮干，到收拾不了局面的时候才求助于“芝加哥小子”。这是撒谎。皮诺切特上台之前，“芝加哥小子”们就已经参与了密谋。他们为皮诺切特制定的经济计划书就是证据。这份计划书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越写越长，最后被称为El Ladrillo，意思是像砖头一样厚的书。“芝加哥小子”们提出的建议和他们的老师弗里德曼的主张如出一辙：私有化、放松管制、削减公共支出。

乍看起来，政治独裁和经济自由似乎是一对奇怪的组合，事实上，它们的实质是一样的，它们都信奉“休克疗法”。

美国军方曾经将“震骇”（shock and awe）战术定义为，通过制造超过人们想象的恐惧和破坏打击对手。皮诺切特正是这样做的。他刚上台几天，就逮捕了上万人。一卡车一卡车的人被押送到圣地亚哥的两个足球场，士兵带着蒙住自己面目的告密分子，一个一个地指认谁是“颠覆分子”。士兵们把被指认出来的人拖到更衣室审讯拷打，很多人被就地枪决。

这种明目张胆的屠杀激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抗议，于是，皮诺切特和他的人变得更加“谨慎”。人们不再是被处决，他们只是“失踪”了。士兵和警察依然肆无忌惮地逮捕人，从家里抓人，在大街上抓人，坐在公共汽车上的妇女被揪住头发拖下车，一对在教堂举行婚礼的年轻夫妇，在亲友的众目睽睽之下被带走。他们被带走之后，就被关押、枪决，尸体被扔在荒凉的乱坟岗上，或是用直升机运到海上，抛进海里。为了防止尸体浮起来，秘密警察会先用刀把尸体的肚子剖开。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被皮诺切特拷打或杀害，据估计，至少有10万人被捕，上万人被害。

皮诺切特说，这些人都是极端的恐怖分子，他这么做是为了防止智利被赤化。事实上，被害的大部分人都是普通的工人、农民、企业家和学者。他们之所以被害，不是因为他们手中有凶器，而是因为心中有信仰。著名的民谣歌手维克多·哈拉（Victor Jara）就是其中一员。凶手们先把他的双手剁下，这样他就不能再弹吉他了，然后，他们朝他射出了44发子弹。智利大学经济系有很多师生不同意“芝加哥小子”们的主张。一天，在经济系的大门口，六位学生被当众枪杀，为的就是要“震骇”。奥兰多·勒特里尔（Orlando Letelier）原来是阿连德总统的驻美大使，后来被皮诺切特关进了牢房，发配到苦役集中营。1976年，他终于被解救出来，到了美国华盛顿，在一家进步主义的智库做研究。他写了一篇抨击皮诺切特和“芝加哥小子”的檄文。一个月之后，当他开车上班，穿过雍容华贵的使馆区的时候，一颗遥控炸弹爆炸了，汽车被炸得飞上了天，勒特里尔的双腿也飞上了天。他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死去了。

政治上的“震骇”为经济上的“休克疗法”铺平了道路。皮诺切特听从了“芝加哥小子”们的建议：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放松管制，尤其是对金融投机的管制；降低进口关税；削减10%的政府开支——当然，军事支出大幅度提高了。

经济奇迹出现了吗？

阿连德总统执政期间，智利经济并非没有问题，通货膨胀率曾达到150%。皮诺切特执政之后，通货膨胀率继续攀升，到了1974年达到375%，这是当时世界各国最高的通货膨胀率。这是怎么一回事？1975年，弗里德曼和他的同事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飞到圣地亚哥，受到了摇滚明星一般的热烈欢迎。皮诺切特犹豫地问大师：“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大师斩钉截铁地说：“你唯一做错的地方是改得不够快，不够彻底！”

1975年，“芝加哥小子”们将公共支出进一步削减27%，到1980年，智利的公共支出已经降至只有阿连德总统时代的一半。被砍掉的主要是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医疗保险和公共养老金都被私有化。弗里德曼的休克疗法实行的头一年，智利的国民经济总值下降了15%，失业率从阿连德时代的3%飙升至20%。

可是，举世闻名的“智利经济奇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皮诺切特一共在位17年，多次变换政策方向。最重要的一次是在1982年，当时，智利经济仍然处于高通胀、高失业的困境，而且，由于放松金融管制，智利积累了巨额外债。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皮诺切特用了当年阿连德的招数，他将很多银行、企业收归国有！智利经济之所以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没有崩溃，是因为皮诺切特留了一手，尽管他将很多企业都私有化了，但留下了智利的国有铜业公司Codelco。这一家公司就贡献了智利出口收入的85%。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智利经济逐渐稳定，并出现了快速增长。但“芝加哥小子”留下的后遗症还在。这是一种极其不平等的增长。1988年，智利4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外国产品潮水般涌来，大批国内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低收入家庭受到物价腾跃的冲击更大。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原来是弗里德曼的学生，他在芝加哥大学老是听人讲智利的左翼政策多么多么失败，最后他感到很好奇，一定要跑到智利亲眼看看。当他到了智利之后，马上喜欢上了这个国家，留下来在智利大学教书。弗兰克目睹“芝加哥小子”给智利经济带来的痛苦，写了一封致弗里德曼和哈伯格的公开信，里面就写道：“在阿连德时代，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用其17%的收入就足够支付食物和交通费，但在皮诺切特时代，普通工薪阶层用其收入的74%，只够购买面包一项支出。家里买不起牛奶，孩子们饿着肚子到学校，学校里也没有牛奶，因为这项公共福利被砍掉了，很多孩子晕倒在学校，还有很多孩子索性退学了。”

弗里德曼从来也没有承认智利的“休克疗法”存在缺陷，也从来没有为自己和皮诺切特的合作表示过自责。他至死坚信“休克疗法”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2005年，就在他去世前一年，卡特里娜飓风侵袭了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成了重灾区，90%的建筑物遭到破坏，数十万人流离失所。新奥尔良成了人间地狱，到处充斥着抢劫、强奸、纵火等罪恶。留在市中心的除了遍地死尸，还有缺粮缺水、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

弗里德曼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他说：“这当然是一场悲剧，但又是一次机会。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休克疗法’的绝佳机会，彻底地改革当地的教育体制，废除公立学校，实行教育券制度，一切交给私人企业家！

作者注

本文取材于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的《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The Shock Doctrine, Penguin Books, 2008.）中文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男女搭配，炒股不累

写书评是件累活儿，有时候得调剂调剂。这篇文章讲的是美国炒股俱乐部的轶闻趣事，给牛市里的男男女女助助兴，祝大家风中抓猪、岸边捡鱼，都能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美国第一家炒股俱乐部是在1898年建立的。到20世纪90年代，炒股俱乐部在美国突然成为时尚热潮。

20世纪90年代，美国股市的繁荣当然是炒股俱乐部兴起的一个重要背景。大牛市刺激了更多的人投身股市。20世纪初，股票投资仅是少数顶级富豪的爱好，只有不到1%的美国家庭有股票投资。到了1952年，拥有股票投资的美国家庭也不过只有4%。1990年，21%的美国成年人有股票投资，到了1999年，这一比例已经攀升至53%。很多媒体惊呼，一个新型的“股东资本主义”已经出现。

11%的美国成年人是各种各样的炒股俱乐部的成员。这意味着美国的炒股俱乐部拥有2000多万名成员。在美国投资者合作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vestors Corporation，简称NAIC）注册的炒股俱乐部共有接近50万成员，他们共同持有价值1250亿美元的股票。

炒股俱乐部在美国的兴起还有管制方面的原因。如果是在日本，要想几个人把钱凑在一起，共同买卖股票，得先花将近1000万美元，买一个共同基金的牌照。美国宽松的管制环境鼓励了人们加入炒股俱乐部。股市繁荣恰好和婴儿潮一代（即二战之后的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一代人）即将进入退休年龄同时出现，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担心自己的养老金没有着落，投资股票是为了能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多一份保障。互联网的兴起，以及一些新兴的股票经纪公司的大力宣传，使得股票分析技术深入大众，很多过去从不涉及股票投资的人开始进入股市。比如，妇女成为新开户的股民中的一支生力军，少数民族人口在股民中的比例也逐渐提高。

这些炒股俱乐部从性质上来讲，更像小型合伙制企业，而不像读书俱乐部、钓鱼俱乐部等社交团体。炒股俱乐部的成员每月或每周定期聚会，每个成员都要做演讲，介绍自己中意的股票，分析其财务状况，讨论其市场前景。然后，俱乐部成员会对每一只推荐股票举手表决，往往是在绝大多数成员都同意的情况下，才会决定投资。俱乐部成员的钱都汇集一处，共同投资，风险共担。

这些炒股俱乐部的业绩如何呢？诚实的投资者们都知道，想跑赢大盘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往往是费尽心机，还不如紧跟股指，或者干脆掷骰子随机决策。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研究所（Max-PlanckGesellschaft）的布鲁克·哈林顿（Brooke Harrington）调查了1245家NAIC（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vestors Corporation，国家投资公司协会）炒股俱乐部，结果发现96%的俱乐部都没有跑赢大盘（跟标准普尔500指数比较）。

布鲁克·哈林顿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炒股俱乐部五花八门，比如说，有的俱乐部全都是男性成员，有的全都是女性成员，还有的是男女搭配。平均而言，男女搭配的炒股俱乐部收益率比单一性别的炒股俱乐部要高2%。这看起来并不起眼，但日久天长，差距就能看出来了。假设有两家炒股俱乐部，各有15个成员，每个成员每月投入50美元，俱乐部A的年收益率是10%，俱乐部B的年收益率是12%。10年之后，俱乐部B的资产组合就会比俱乐部A高出15000美元，再过5年，差距就会扩大到50000美元。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业绩。

为什么男女搭配的俱乐部会有这种潜在的“多样化优势”呢？

男女之间的选股思路大有不同。男人选股更重技术分析，他们会花更多时间读公司的财务报表、看K线图；女人选股，更多地重视个人的感觉和体验。女性炒股俱乐部选的股票中，消费类公司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炒股俱乐部。如果问她们，为什么要选这些股票？她们就会告诉你，因为她都去那个商场买东西，因为她去买东西的时候每次都排长队、总是找不到停车位。著名投资人彼得·林奇说，不要上专业投资者的当，在你的消费中就能发现大牛股。当你逛商场的时候，你其实是在调研Zara这样的优秀公司。女人们把林奇的话全都记在小本子上，因为这个小伙儿说得太对了。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人们都是理性人，人们会在充分地占有各种信息之后通盘考虑，寻找最优策略。在现实生活中，一旦选择的范围超越了人们熟知的领域，人们就会感到无所适从。想象一下，如果你到超市，只有5种果酱可供选择，或是有50种、500种不同的果酱，琳琅满目，供你挑选，哪一种情形下，你的选择可能会更合理呢？股票市场上的选择机会比果酱的选择机会更是不知道多了多少倍，信息越多越迷茫。当信息量超过了人们知识领地的疆界之后，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收缩战线，退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组织内部成员越是多元化，他们的信息来源也就更加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信息来源可以避免在决策中出现盲点。

一个组织内部有潜在的信息多元化优势，并不意味着在决策中就一定能发挥出这种优势。当面质疑别人，对人对己都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如果一个组织的成员什么时候都是一团和气，就会失去互相纠错的机会，但如果天天当堂对质、唇枪舌剑，又会伤害组织内部的团结。这就像走钢丝那样，需要保持微妙的平衡、必要的张力。

布鲁克·哈林顿发现，炒股俱乐部在选择成员的时候，大致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以社交性为主要目的，成员之间的同质性更强，比如都是退休的教师、都是同一个读书俱乐部的成员等，是一种“社交伙伴”的关系；另一种则是以工具性为主要目的，大家聚在一起就是为了赚钱，是一种“生意伙伴”的关系。这两种炒股俱乐部的风格会相差较大。比如“社交关系”俱乐部大多是在酒吧里、成员的家里聚会，大家把酒言欢，有时候会先打一场高尔夫球“活跃活跃气氛”，他们讨论股票投资的时间大概只有聚会时间的一半。“生意伙伴”俱乐部的讨论大多是在办公室里，有的俱乐部刻意去找那种没有装饰、空空荡荡的办公室，省得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分心。“社交伙伴”俱乐部在最终投票的时候，全票通过的比例非常高。“生意伙伴”俱乐部在最终投票的时候，投反对票的比例明显高于“社交伙伴”俱乐部。相比之下，“生意伙伴”俱乐部更容易容忍异见。

为什么男女搭配的俱乐部比单一性别的俱乐部更容易实现“多样化优势”呢？

首先，单一性别的俱乐部在选择成员的时候更容易基于“社交伙伴”的准则。男女搭配的俱乐部在选择成员的时候，毕竟隔着性别这张纸，来得更加矜持，成员之间能够更好地保持适度的距离。其次，男女之间的差别是一目了然、众所周知的，这种差别形成了一种“共识”，所以当出现观点差异的时候，大家会更容易互相体谅，不会把观点的差别归因为对个人的冒犯。

在一个大的社会组织，比如一个国家里，如果社会成员的异质性太大，比如他们之间贫富悬殊、教育程度悬殊、年龄结构差别鲜明，或是来自不同的宗教、种族、文化，会对合作带来不利的影响，甚至会带来更多的冲突和动荡。但在一个小的社会组织，比如一个炒股俱乐部，成员的异质性大一些，反而能够更好地发挥“多样性优势”。“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如果是一个皮匠、一个木匠、一个教书匠，可能还会胜过“三个臭皮匠”。这就是群众的智慧，这就是群众路线的威力。

作者注

本文取材于布鲁克·哈林顿（Brooke Harrington）的《POP金融：投资俱乐部与新人民投资主义》（POP Finance：Investment Clubs and the New Investor Popu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金融制裁是一种信用透支

有时候会遇到写应景文章的要求，但我几乎从没有接过别人的命题作文。本文是一个例外。这是曾任《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徐以升约我给他写的一篇书评。他出完这本书就下海了，这让我感到很惋惜，有什么事情比读书写字更值得坚持呢？何况在我看来，以升的研究还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境界就提前退出了。他的这本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题目，但写出来极像我经常要读的那些课题报告。

美国像一个在阁楼里翻箱倒柜的孩子，忽然发现了一个新奇的玩意儿：金融制裁。这个东西很快成了美国的新宠。

其实，金融制裁由来已久。1941年7月，当日本出兵东南亚之后，美国就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冻结了中国在美国的一切资产。当时，在冷战的背景下，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如苏联、越南、古巴、朝鲜等，也都受到过美国的金融制裁。20世纪60年代，为了抗议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美国停止了对南非的所有贷款和投资，并禁止美国银行接受南非政府的存款。美国甚至曾对友邦实施过金融制裁。1956年，在英国和法国的支持下，以色列发动对埃及的空中打击，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了。美国对埃及的纳赛尔总统心有不满，但也不愿意看到英国和法国在中东独占花魁，于是，美国在联合国会议上公开反对英国和法国，要求交战各方立即停火和撤军。英国对美国的建议置若罔闻，于是，美国开始抛售英镑，导致英镑大幅贬值，英国的外汇储备锐减，国内物价飙升。

尽管美国过去经常使用金融制裁，但手段不免单一，无非是冻结对方的资产或是中止向对方提供商业贷款、发展援助等。“9·11”恐怖袭击之后，金融制裁突然受到格外的关注。恐怖主义是美国遇到的新型敌人。和主权国家不同，恐怖分子居无定所，美国无法发动常规战争。由于恐怖组织不是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实施贸易制裁等传统政策。恐怖分子能够如此猖獗，是因为恐怖主义已经成了一种巨大的商业。恐怖分子借助贩毒、走私、抢劫，有时通过慈善组织、移民汇款等形式，甚至通过投资办厂、金融投机等手段，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形成了一个隐蔽而复杂的地下网络。本·拉登控制着伊斯兰银行、众多的进出口贸易公司、农产品公司等。在“9·11”事件发生的前一天，美利坚航空公司在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股票期权交易额度达到平时的5倍，这一定是有人知道恐怖分子的行动计划，通过股票期权从美利坚航空公司的股价暴跌中牟取暴利。日本的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旗下有电脑公司，哈马斯曾经投资美国房地产市场。

“9·11”之后，美国逐渐收紧了对恐怖组织的金融制裁，并开始将金融制裁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通过加强《反洗钱法》的实施力度，美国在银行系统中掘地三尺，一定要找到潜伏的恐怖分子账户，千方百计地追踪、堵截恐怖组织的资金往来。2001年出台的《爱国者法案》规定，未能严格实施《反洗钱法》国家的政府或金融机构，将被限制或禁止其进入美国金融系统。美国还积极拉拢其他国家，在G7、G20等国际平台上，反洗钱都成了一个重要的议题。瑞士的银行业一向以为客户保密为最高宗旨，但在美国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向美国提交所需账户信息。

自此之后，美国的金融制裁花样翻新，成了其独门暗器。比如，在美国和俄罗斯的较量之中，俄罗斯有石油和天然气，但美国有一轮一轮的金融制裁：先是将普京总统圈子里的核心成员、党政要员列入制裁名单，上了黑名单的人在美资产都被冻结，美国人或在美国境内的人和机构都不能和受制裁者进行金融交易。随之，俄罗斯的国家石油公司和天然气公司也被列为制裁对象，最终，俄罗斯的国有银行和开发银行也被当作主要的打击目标，层层加码，不断施压。

美国对伊朗的金融制裁也极具特色，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制裁。除了传统的冻结资金，美国采取了“封闭伊朗国际贸易结算通道”的狠招，制裁的对象不仅仅是伊朗政府、银行或企业，谁敢和伊朗有经济交往，都会受到牵连。凡是和伊朗央行结算石油进口费用，或是和伊朗央行、伊朗金融机构进行大宗金融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都会被禁止在美国新开设代理账户或汇通账户，原来的账户也可能遭到封杀。当前，国际贸易的美元支付和结算主要通过“环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SWIFT）和“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SWIFT被誉为是“全球银行业的神经中枢”，与全球210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密切的业务往来，每天提供跨行交易、金融信息交换服务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高达1万多家，涉及金额高达6万亿美元。

2012年3月，在美国的要求下，SWIFT史无前例地取消了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伊朗金融机构的会员资格。

创意无止境。美国的一些鹰派人士还提出，可以对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外国企业进行封杀，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比如，以美国原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杜奇为主席的一个委员会提出，中国政府把美国资本市场作为融资地，并获得资金发展军事和商业；另外中国通过挂牌公司窃取美国技术。2000年，美国国会提出了一份《中国不扩散法案》（China Non-Proliferation Act）。在这部法案中，有允许总统禁止中国公司在美国发行债券和股票的条款。尽管这一法案很快遭到否决，但其流毒犹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就因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要求其公布在苏丹商业运作的详细信息，无奈地放弃在美国募集资金。

金融制裁这一招之所以这么好使，是因为美国拥有金融霸权。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后，美国成了当之无愧的金融霸主。尽管很多其他国家的货币也都能自由兑换，但美元几乎是唯一的国际货币。冷战之后，世界经济出现了新一轮的全球化，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美元成为连接各国经济的纽带。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追踪和监控海量数据变得更加容易，美国在互联网领域也是一马当先。和军事行动相比，金融制裁兵不血刃。和贸易制裁相比，金融制裁的实施成本更低，轻敲键盘，就能搞定敌人。大国之大，在于其市场的优势，美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市场，而且拥有全球最广最深的金融市场，离开了美国这个浩瀚的金融海洋，不管是蓝鲸还是白鲨，庞大的金融机构都无法行动自如。可以设想，今后一段时期，美国会像上了瘾一样，频繁地使用金融制裁的武器。

当美国这样做的时候，它是在透支其信用。金融制裁有着强烈的单边主义色彩，它没有国际公约的限制，完全听由美国的一己之见。金融制裁的本质是通过连坐，制造严刑峻法的恐怖效果，扩大惩罚的范围，强迫本不相干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为其效力。这种横蛮的做法定会激起反弹。美元的霸主地位看似固若金汤，实则岌岌可危。美国的金融制裁将会制造出更多的离心力。美元是有一道护城河，但这条护城河并非不可逾越。在国际金融领域中，重大的变革常常出乎人们的意料。冷战时期，正是由于美国的金融制裁，才导致东欧国家不愿意把美元存在美国，而是存在欧洲的银行，由此孕育出了离岸美元市场——美元并不都听美国的话。正是由于对美元霸权的担心，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创造了欧元。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超越主权国家的货币，美元并非没有竞争对手。正是由于对美国金融制裁的担忧，很多国家开始尝试以欧元，甚至新兴市场的货币进行贸易结算，减少对美元的依赖程度是一种巨大的动力，这种动力会带来更多的金融创新——活人不会被尿憋死。

金融制裁是用得很爽、很过瘾，不过，该收手的时候还是收手吧。

作者注

本文是对徐以升、马鑫合著的《金融制裁：美国全球不对称特权》一书的书评，即将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徐以升曾是一个非常热爱学习和研究的财经记者，此书选题独到、资料丰富，且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

论在不按牌理出牌的牌局里如何出牌

学生问我，谁是陆一？令我突然感到世事沧桑。他们已经不知道有一份报纸叫《世界经济导报》，当然更记不得曾经有过一场关于中国是否会被开除球籍的讨论。陆一老师和我还有另一段缘分，他曾经策划出版了巴曙松、赵晓、钟伟和我四个人的丛书，“京城四剑客”是他帮我们起的绰号。他写的一系列当代金融历史弥足珍贵：人还都在，事已成空。这就是历史的重要性：谁若健忘，必然狂妄。

1995年2月23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理尉文渊在办公室里迎来了证监会期货部的两位领导。宾主都是满面春风。过去，国债期货到底归财政部管，还是归证监会管，一直纠缠不清。国务院最后决定，归证监会期货部管理。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在中国推出国债期货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尉文渊建议：“要不要到交易大厅转转，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

为什么不呢？尉文渊领着两位兴致盎然的领导，来到了一楼的交易大厅。交易大厅原本是上海滩有名的舞厅，现在摆满了电脑交易台，高挂着电子行情显示屏，穿着红马甲的交易员人头攒动。尉文渊如数家珍地向两位领导汇报国债期货的发展，但他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交易大厅里一片骚动。当他走过一个交易席位的时候，扫了一眼屏幕，看到的是国债期货327合约的价格瞬间跳水，成交量突然暴涨。尉文渊的第一反应是：难道电脑出了故障？

事情也就这么凑巧，就在离收盘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突然出现了一波雪崩一样的行情。在万国证券的巨单砸压下，国债期货327合约的价格如同从断崖上纵身坠落。4:30，收市的时间到了，交易员们还傻傻地呆坐着，一个个目瞪口呆。

这就是著名的327国债期货风波。327是国债期货的代号，它对应的是1992年发行的三年期国库券，到1995年6月就要兑付。当时，围绕着财政部是否会对1992年发行的国库券贴息，市场上存在意见分歧。看空的一方以万国证券为主力，认为既然通货膨胀的压力已经减弱，财政部不会再给国库券贴息。看多的一方则以中经开（即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为盟主，坚定地进场做多。双方在1995年2月进入对峙，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已经到了高手比拼内力的时候，谁也退不下来了。2月22日，市场风传财政部已经决定对1992年发行的国库券贴息和保值贴补。23日，多方士气高涨，一路追击，空方负隅顽抗，已是走投无路。在23日快要收盘的时候，万国证券突然发动了疯狂的、自杀式的反扑。万国证券在收盘前8分钟砸下了2070万手327合约空单，成交1044万手，把327合约的价格从151.30元瞬间打到147.90元。

上海证券交易所很快做出决定，由于空方恶意违规，既没有足够的保证金，也远远超过了持仓额度的限制，因此最后7分47秒的交易无效，由交易各方协议平仓。这一事件的恶劣影响远不止此，它像划过夜空的一道闪电，照亮了中国期货市场的狰狞面目，并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疤痕。祸不单行，327国债期货风波发生两天之后，就爆发了巴林银行倒闭事件。一个年仅28岁的毛头小伙，投机日经指数期货合约失利，导致已有200多年历史的巴林银行破产。327国债期货风波很快就被称为“中国的巴林银行事件”。两个多月之后，319国债期货再次酿出风波。这一连串事件导致证监会在5月17日做出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决定。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产品就这样夭折了。

20年过去了，当人们回忆起这段往事，仍然不由自主地要探寻，到底谁有理，谁没有理？这像一部《罗生门》，各说各的理，又像陈世骧先生评金庸的《天龙八部》：“有情皆孽，无人不冤。”

万国证券肯定觉得自己是悲情英雄。他们觉得自己的对手中经开是财政部下属的一家企业，自然有内幕情报，这太不公平了。中经开到底知不知道内幕消息，可能永远都是一个谜。但是否只有知道内幕消息才能准确判断市场行情呢？恐怕亦非如此。从中经开的策略来看，大部分时间做多，但也有做空的时候，而且中经开偏爱做多，自有其秉承的逻辑，他们觉得在国债市场还不完备的条件下，做空的风险太大，不如做多更保险。

与其抱怨神一样的对手，不如抱怨猪一样，不，狼一样的队友。空方阵营中的另一支劲旅是辽国发。辽国发是东北的一家不起眼的证券公司，但不管是在股票、期货还是债券，都能发现辽国发的身影，其手段之狠毒、风格之剽悍，令人侧目。一开始，辽国发和万国证券一起联手，到了最后的关头，却突然反戈一击，转空为多，生生地把万国证券一家晾在那里。万国证券看似是327事件的主角，但了解中国证券市场内幕的人都知道，辽国发才是无处不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流窜犯。

2月23日上午，万国证券的总裁管金生曾经拜访过尉文渊，试图说服上海证券交易所暂停327合约的交易，被尉文渊拒绝。管金生一言不发地走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办公室，回到自己的作战指挥部，手下个个群情激奋。有人主张平仓，但更多的人则愤愤不平：“要以武装的革命对抗武装的反革命。只要资金充裕，我们就拿钱把他们砸死。至于是不是违规，那是交易所自己的事情，我们只管把生米做成熟饭。”

事后冷静下来，万国证券的交易员也承认，这种过激的行为实在愚蠢，而上海证券交易所其实是在帮万国证券解围。就算2月23日万国证券扳回一局，中经开稍作喘息，一定还会反击。万国证券有1044万手是在147.90元的价位成交的，马上就要到了合约交割的时候，现券的兑付价是160元，怎么办？你147.90元卖出去，再花160元买回来？到头来不是一样巨亏！

为什么万国证券会出此昏着儿呢？2月上旬，万国证券就已经发现自己在327合约的空仓太多，有巨大的风险，但屡次观望和拖延，始终舍不得壮士断腕。到了最后一刻，万国证券已经不是在冷静地判断局势，而是要出心头的一口恶气。

这本来就不是一个按牌理出牌的牌局。规则并不明晰，到处都有漏洞，一切都是新生事物，机会是留给敢作弊的人的。当你坐在这张牌桌上的时候，就应该知道这一点。承认这是一场赌博，那就要愿赌服输。可是，当时的各位枭雄，赚钱的时候不吭声，赔钱的时候却大喊大叫，到处告状，甚至把状子告到国务院、党中央。骂娘是可以理解的，拍桌子也是可以容忍的，但当你一脚把桌子踢翻，这个游戏就没有办法再玩下去了。

这或许是因为那一代人身上还保留着“文革”的造反精神，也或许是因为钱赚得太快，渐渐让人忘乎所以，更或许，是因为局中人都忘记了天外有天、局外有局。正如博尔赫斯的一首诗里写的：“棋子们并不知道其实是棋手/伸舒手臂主宰着自己的命运/棋子们并不知道严苛的规则/在约束着自己的意志和退进。”

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什么急于要推国债期货呢？因为它感受最真切的是其他交易所的竞争。武汉证券交易中心比上海的胆子更大，他们搞了一个代保管单制度，只要有证券公司给你开一张保管单，证明你有国库券存放在他们那里，哪怕没有国债现券，你仍然可以在武汉交易中心进行国债现券的买卖。由于管理不严，出现了大量的虚开保管单现象。北京商品交易所1993年刚成立，就推出了国债期货，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后面紧追不放。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没有注意到，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为了遏制通货膨胀，政府采取了对银行存款、国库券贴息和保值贴补的做法，这给国债期货的价格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游戏规则已经变了。万国证券在判断通货膨胀形势和财政部是否会贴息的时候，也犯了主观臆断的错误。管金生认为，财政部会精打细算，不会白白地多给几十亿元的利息，但对财政部来说，怎么完成年度的国库券发行任务，才是最重要的，至于1992年的国库券是否贴息，财政部根本就没有时间细想。

棋手的背后还有棋手，那个最终的棋手意志坚定、力大无穷，但视力不佳，也难免会毛手毛脚地碰倒东西。金融市场极其脆弱，还偏偏放在桌子的边缘。当那个最终的棋手起身倒水的时候，原本就没有放稳的花瓶一下子掉在地上，摔成了片片碎瓷。

由于327国债期货风波，尉文渊被免去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理职务。被称为“证券教父”的管金生黯然辞职，1995年5月在海南被捕。1997年被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17年徒刑。万国证券被其竞争对手申银证券合并，阚治东任总裁。1997年，阚治东因操纵陆家嘴等股票价格被免职。他提出，免职可以，但希望能够留在公司里做一名普通的员工，但没有被批准。中经开尽管在327合约的交易中站对了队，但得到的利润还不到一个亿。后来，中经开尽管在信托业整顿时侥幸过关，但还是在银广夏事发之后走向覆灭。辽国发到处诈骗，327事件之后东窗事发，掌门人高岭三兄弟畏罪潜逃。

烟花易冷，成败转空。一切都是追风。

作者注

本文取材于陆一的《中国赌金者：327事件始末》，即将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陆一近年来致力于研究中国证券市场历史，还著有《闲不住的手》《陆一良心说股事》等。

东风破 西风烈

这篇书评写得不好。我自己知道。3000字左右的书评，难以驾驭宏大主题。关于东西方之争的问题，有一车一车的文献，读都读不过来。这种题目，还是留待我退休之后再详加探究吧。

19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吉卜林曾经写过一首《东西方民谣》，诗中写道：“啊，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它们永不交会，直到地球和天空都站在上帝的审判席上。”

这两句诗被人们广泛引用，表达东方和西方之间存在的隔阂甚至潜在的冲突，尽管就气势而论，它远远没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霸气侧漏。东方和西方之争，再写100本书，也仍然是畅销书的绝好题材。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的新书《西方将主宰多久》，又引起一场轰动。

莫里斯最与众不同的观点是：在过去的15个千年中，有14个千年西方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只有在公元550年到1775年之间，东方更为发达，随后，西方再度复兴，超越了东方。如今，东方仍然处于赶超阶段。

你赞同不赞同他的观点，取决于你赞同不赞同他对西方和东方的定义。他把西方定义为所有从欧亚大陆核心地带最西端演化而来的社会。所以，两河流域是西方，埃及是西方，阿拉伯世界是西方，当然欧美、澳大利亚也是西方。此外，也取决于你是否认同他关于社会发展指数的测量。他用能量获取（人均每天获得的千卡数量）、社会组织（最大聚居区的人口规模）、战争能力（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分的）、信息技术（从文盲到文化人的人口分布）这四个指标刻画西方和东方的社会发展程度。

如此宏大的命题，细节之处难免会有疏漏和错误。著名学者戴蒙德在《崩溃》一书中写道，如果有更多的考古学家上电视，或许能够救地球于危难，因为考古学家更容易识别人们在历史中犯过的错误。莫里斯就是一位考古学家，从5万年的历史长焦镜头里看到的世界，和我们所熟悉的会有什么不同？

如果追溯到20万年前，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一家人，我们有一个共有的女性始祖，生活在非洲，被考古学家们称为“非洲夏娃”。大约6万年前，人们走出非洲，逐渐迁移到世界各地，风流云散，失去了联系。

大约到了公元前17000年，覆盖北美、欧洲和亚洲的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公元前14000年之后，全球气候变暖。公元前12700年左右，气候变暖加速。全球变暖最大的受益者是生活在“幸运纬度带”的人们，即欧亚大陆上北纬20度到35度之间的地区，以及南美洲大陆上北纬15度到20度之间的地区。按照戴蒙德的观点，地球上约有20万种植物，其中只有几千种是可以食用的，而只有几百种是可以人工种植的。在65种最大、最有营养的种子中，有32种生长在亚洲东南部和地中海盆地的野外，亚洲东部有6种，非洲中部有5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有4种，北美洲有4种，澳大利亚和南美有2种，欧洲西部只有1种。西南亚可供驯化的种子不仅品种多，而且更容易。野生小麦和大麦只需要一个基因突变就能被驯化，将类蜀黍变成玉米却需要几十个基因突变。正是因为运气好，原始农业才在西南亚最早出现，并逐渐扩散到欧亚大陆。可供驯化的动物物种更少，而且也集中在欧亚大陆。公元前9600年左右，地球再度变暖，大约在这一时期，山羊、牛和猪等动物被人们驯化。

最早的国家也开始出现。公元前3800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气候变得更加凉爽，降水减少，人们不得不聚集在一起，发展灌溉农业，形成了城市或城邦的雏形。但最早的国家是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尼罗河流域出现的，当时的埃及古国曾经拥有大约100万臣民。东方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2000年也经历了类似西方在公元前4000—公元前3500年经历的转变。

从某种意义上讲，东西方的文明发展是并驾齐驱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把公元前800—公元前200年称为“轴心时代”，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等。但从器物的层次来看，西方仍然领先一步。这主要是因为地理上的差异：西方文明逐渐向地中海扩展，而东方没有哪一个地方像地中海一样，能够提供便捷、廉价的交通运输，所以西方文明很快就自成一体，形成了密切的交流和分工。

东西方之间并非没有交流，但第一次交流几乎是致命的。根据中国史书记载，公元161—公元162年间，西北边境的一支军队正和游牧民族作战，突然出现神秘的瘟疫，大约三分之一的士兵丧命。第一次接触首先带来的是疾病：一个社会习以为常的常见病，很可能是另一个社会闻所未闻的致命瘟疫。第一次东西方交流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城市萎缩、贸易衰减、税收下降、土地荒废。祸不单行，地球又进入了寒冷期，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随后都走进了“黑暗时代”。

东方和西方衰落的原因有相似之处，都是由于蛮族的入侵。公元350年，匈奴人横跨哈萨克斯坦，向西迁移，导致欧洲东部的哥特人西迁。哥特人迁入罗马只是一个序曲，罗马皇帝本希望借助哥特人对抗其他日耳曼人，结果却是招惹了更多的蛮族，他们从四面八方进入罗马，烧杀劫掠。雷海宗先生在《中国的兵》一书中也说，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是靠贵族、农民当兵，到后来开始借助外族，“以夷制夷”，结果是“五胡乱华”，中原士庶被迫逃亡，衣冠南渡。

但南渡或许恰是东方崛起的一个原因。当大量人口迁移到江南之后，人口密度大幅度提高，技术交流和创新也更加频繁。中原地区时常受到北部游牧民族的肆虐，到了江南之后，有长江为天堑，有战船为“秘密武器”，攻守之势出现逆转，华夏一族强盛之后，可以再度一统江山，遂有隋唐时期的盛世，北方游牧民族强大之后，华夏一族也仍然可以退守江南，南宋偏安一隅，但仍然可以“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这段时期，西方的运气却一直很糟。黑死病一而再、再而三地袭击欧洲，尤其是在14世纪，夺去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几乎将欧洲变成一片废墟。

大约在1773年，也即在乾隆时期，西方再度超过东方。这不是旦夕之功，而是长期渐变的结果，而且存在着各种偶然因素。这段历史被史学家们称为“李约瑟之谜”，因为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曾经很不解：中国古代为人类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出现？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有一百个研究者，就有一百种对“李约瑟之谜”的解答。莫里斯在书中介绍的“加州学派”的研究，即加州大学的王国斌、彭慕兰，社会学家王丰等人的研究，或能给这个争论不休的命题贡献一些新的观察角度。

为什么东方会落后，或是为什么西方会领先？这个问题永远不可能有圆满的答案，因为问题本身就是模糊的。回到吉卜林的那首诗。正如很多流传甚广的引言都只引了一半，把剩下的一半“贪污”了，吉卜林的原诗的后面两句也常被忽视：

“没有东方和西方之分，也没有边界、种类和生命，两个巨人面对面站在一起，尽管他们来自地球的两极！”

作者注

本文是关于伊恩·莫里斯的《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落后，西方为什么崛起》的书评。中译本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我们都是大数据时代的海狸

我关心创新创业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些人真是酷毙了。我自己所在的学科充满了清规戒律，搞得我只好到别人的雪地上撒个野。

1973年，亚历克斯·彭特兰（Alex Pentland）还只是个大三学生，他到美国国家宇航局环境研究所实习，做一名电脑程序员。分给他的一项任务是开发一个利用人造卫星，从外太空数清加拿大海狸数量的软件。人造卫星离地球太远，海狸的个头太小，难以精确测度。彭特兰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主意：海狸会建造水坝，通过水坝的数量，可以推测海狸的数量。重要的不是去数每一个海狸，而是观察海狸们的生活方式。

在之后的四十多年里，彭特兰一直沿着同样的思路思考问题，只不过他关心的不再是海狸的数量，而是人类社会的秩序。彭特兰的学术道路充满了戏剧性。他完成了海狸软件项目之后，对大学生活感到非常沮丧，中途辍学，去当卡车司机了。后来，他又想回到校园，本来报考的是密歇根大学，但他的女朋友去了波士顿，于是，彭特兰就改为申请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他懒得再写一份新的申请书，直接复印了给密歇根大学的申请书。结果，麻省理工学院录取了他。

彭特兰和麻省理工学院里别的科学怪人不同，他一直对心理学感兴趣，想利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分析人类的社会行为。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彭特兰曾经到斯坦福大学做过一段研究，1986年又回到麻省理工学院，逐步建立自己的团队和实验室。如今，他是麻省理工学院人类动力学实验室的主任，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科技人才，还孵化了至少30家高科技公司。

传统的经济学模型认为每个人都是“理性人”，会独立地做出自己的决策。彭特兰的研究则指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信息交流和传播，这种信息的交流与传播会影响到人们的社会行为。传统的经济学模型依据简单的前提假设进行逻辑推理，而彭特兰的研究则依靠大数据。他们有一个庞大的家庭数据库，实时观测30多个行为指标，每6分钟就更新一次数据。他们还有一个大学宿舍的实时监测系统，这些大学生刚入学，彭特兰就送给他们每人一部智能手机，这部智能手机中的软件会监测学生们的通话、社交活动等信息，连续记录了500,000个小时。

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假设不同，彭特兰发现，人们在做出决策的时候总是会模仿他人的行为。这是有道理的，模仿别人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如果你买了一台新电脑，比如你过去用的是IBM的小黑本，但现在想换一台MacBook Air, 但操作系统跟过去用的不一样，你会怎么办？你是照着操作手册一条一条边读边摸索，还是请教一个用过Mac OS X的朋友呢？

你身边的人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你的行为。比较经典的案例就是体重的变化。如果你身边有熟人体重增加了，你很可能也会慢慢变胖。不过，有趣的是，如果你身边有人成功减肥，却不会对你有太大的影响。而且，只要是熟人，就会影响你的行为，倒不一定非得是跟你亲密的好朋友不可。你的政治观点也会受到熟人的影响。一般来讲，政治观点相似的人更愿意厮混在一起，而你和这群人待的时间越久，彼此互相打气，潜移默化中，你的观点会比以前更加偏激。

这就是信息交流中的“双刃剑”。一方面，“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但另一方面，如果是抱团取暖，就容易党同伐异，虽起于意见之歧，实成于意气之激。彭特兰曾经观察过一个投资者群体的行为。投资者们互相交流心得，比较各自的交易策略，慢慢地，成功投资者的身后会聚拢一批追随者。一开始，这些成功投资者和他们的追随者的收益率会不断提高，但聚拢来的人太多了，就会出现“羊群效应”，原本能够脱颖而出的交易策略也就失效了，大家的收益率反而比不跟风的时候更低。

乔布斯曾经说过，创新就是把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有创新力的人们知道怎样把自己的经验融会贯通，并尽可能地整合其他人的经验。我们要是想变得更有创新力，就必须注意：第一，社会学习是重要的。能模仿别人的经验就尽量模仿别人的经验，同时也要从别人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这比自己在黑暗中摸索，把所有的错误再犯一遍要更划算。第二，多样性是重要的。如果所有的人都说你错，你可能还会有一线机会是对的；如果所有的人都说你对，那么你很可能离犯大错不远了。尽可能地让你的社交网络广泛，尽可能地让你的团队成员有差异性，最正常的状态应该是一半人说你对，一半人说你错。第三，逆势操作是重要的。站在潮流之外的人很可能看得最清楚。他们可能会选择和潮流相反的方向。他们有可能是极其高明的智者，也可能是脑子坏掉的疯子。你怎么能够判断他们的选择是否正确呢？尽可能地多接触背景不同但各有各的智慧的高人，如果你发现在他们中间，有一个相当大的子集已经形成了逆势操作的共识，那这个判断很可能会是对的。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一路走过，留下很多信息“面包屑”，这些信息“面包屑”暴露了我们的行为，甚至是我们的心理活动和潜意识。当掌握了海量信息之后，我们有可能让一个团队或是社会变得更有效率和活力。大数据尤其在三个方面能够大显身手：一是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比如在网络上发动大家寻找“人肉搜索”贪官，在台风、地震之后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救灾。二是调节社会网络（tuning the social network）。当一个组织的内部变得“同质性”太强的时候，就要及时补充新的成员，增加多样性；当一个群体内部的信息交流变得过于频繁、密集之后（比如，人们对传播谣言的兴趣超过了深入交流），适当地控制信息交流的速度，或许有助于让人们更关注真实的重大问题。三是影响社会契约（leveraging social engagement）。人们生来就是群居动物，当我们彼此合作的时候，比如一起跳舞、一起划船，人的身体内就会释放出更多的内啡肽，让我们更加愉悦和兴奋。但人们也会在合作中遇到“囚徒悖论”“共地悲剧”这样的困境，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各为己利，互相忌惮。如果能够改变激励机制，让人们从团队成员的成功得到奖励，而非单纯从自己的成功中得到奖励，就会激发人们的合作动力。在科里·帕特森（Kerry Patterson)的《影响者：改变任何事物的力量》一书中就讲过一个故事，一个企业雇用了很多刑满释放人员，而且成功地改造了这些人从监狱和帮派中沿袭下来的“丛林法则”，诀窍之一就是把他们分成一个个小组，奖励和惩罚都不针对个人，而是针对小组。

我们都是大数据时代的海狸。我们不仅能被观察者观测，被分析师研究，我们也能利用大数据，改变自己所在的团队，甚至社会。我们会建造自己的水坝。规则已经不一样了。你如何行动，取决于你如何认识未来的规则：在大数据时代，合作比竞争更重要，交流比交易更重要，灵活的同伴关系比冰冷的阶级斗争更重要。

作者注

本文取材于亚历克斯·彭特兰（Alex Pentland）的《社会物理学：好思想如何传播——来自一门新科学的教益》（Social Physics: HowGood Ideas Spread——The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 Scribe），2014年版。彭特兰还被誉为“可穿戴设备之父”，但当别人问他佩戴了哪些可穿戴设备的时候，他说：“我可不戴什么可穿戴设备，我不喜欢它们，因为它们不够有创造性。”

血色丝绸之路

这是我的一篇历史读书笔记，主要介绍了读《草原帝国》和其他几本书的感想。丝绸之路并非只是贸易交流，它的背后有征服和屠杀、传教与圣战。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互相碰撞之后，会发生什么化学反应，是我们无法事先预测的。另据有些文献，14世纪气候的异常变化可能是导致蒙古游牧部落衰落的原因之一。不知真伪，存疑备考。

尼古拉·波罗和他的弟弟马弗·波罗是长驻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商人。他们在1260年离开君士坦丁堡，途经南俄罗斯草原上的钦察汗国、中东的花剌子模、伊犁河谷、吐鲁番和敦煌，最终到达北京。波罗兄弟于1266年离开北京，回到罗马。1271年，他们再度出发，这次，尼古拉的儿子马可·波罗也跟着他们一起旅行。波罗一家取道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克苏丹国，路过波斯的蒙古汗国，到达霍尔木兹海峡。他们本打算乘船去中国，但当时的南部中国尚在南宋王朝的统治下，不属于蒙古人。于是，他们转而北上，经呼罗珊进入中亚，过喀什，沿着塔里木河南缘的古道而行，经过敦煌，于1275年到达忽必烈的夏驻地，即今天的北京。马可·波罗在忽必烈的邀请下做了个小官，在中国各处游历，他到过福建，也去过云南。1291年，他和家人乘船返回欧洲，经过马六甲海峡，在霍尔木兹登陆，于1295年回到威尼斯家中。

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夸张和舛误之处较多，甚至有人怀疑他根本就没有到过中国。但从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载可以看出，蒙古帝国时期出现了空前的商业繁荣。商人们把成吉思汗视为保护神，他确定的法规（即札撒）被誉为“成吉思汗和平碑”。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东起高丽，西至欧洲，南到波斯和东南亚，北至西伯利亚，已经连成一片。阿布哈齐在《蒙古人与鞑靼人的历史》中写道：“一个头顶金盘的商人，从日出走到日落，都不会受到任何人的一小点儿暴力。”贯穿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把北京、敦煌、中亚、中东和欧洲联系起来，从泉州出发的“香料之路”连接了江南地区、东南亚、印度和中东。沙漠上驼铃清脆，港口里千帆待发。千秋伟业，何其盛哉。

但是，商路如此之畅通，是蒙古军队拼杀的结果。蒙古部队以残酷无情著称。他们的先头部队是骑射手，藏在弓箭手后面的是配备大刀长矛的重骑兵。在整个作战过程中，蒙古人还会利用他们凶恶的长相、鬼嚎般的尖叫和身上散发出来的难闻气味给敌人带来恐惧感。成吉思汗攻破花剌子模国的撒马尔罕城后，将全城居民驱逐出城，屠杀殆尽。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奉命进攻呼罗珊的莫夫城。攻下城池之后，拖雷坐在一把金椅上，指挥蒙古士兵把男人、女人和小孩分开，然后统统杀掉，首级堆成三座金字塔。蒙古士兵甚至连猫和狗都要杀光。蒙古人还会把俘虏押到前线，充当炮灰。这些俘虏可能在攻城的时候就被杀死，但即使他们帮助蒙古人攻下了城池，事后一样会被屠杀。蒙古军队经常采用的一个伎俩就是屠城之后就匆匆离开，躲在各个角落里的人们以为大军已撤，就从藏身地出来了，哪里想到蒙古军队并没有走远，他们会突然折回，再屠杀一次。

据《世界征服者史》的作者志费尼记载，成吉思汗曾经对被占领的臣民发表演讲，自称是“上帝之鞭”。被屠杀者都是因为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自取其咎。蒙古人原本是不信教的，他们崇拜的是山神和流水。后来，他们四处征战，也逐渐接触到了各种不同的宗教。自古以来，丝绸之路、香料之路就不仅仅是贸易的通道，还是宗教传播的秘径。蒙古人的杀伐，使得宗教的交流和冲突更加激烈。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在波斯建立了蒙古汗国，他对基督教更有好感，但对穆斯林大肆屠杀。他率军攻破了报达（即今巴格达），灭了阿拔斯哈里发。城中的清真寺被焚毁，阿拔斯王朝的陵墓被破坏，哈里发被缝在一个口袋中，然后放马踩死。旭烈兀甚至想和欧洲的十字军一起合并，占领耶路撒冷。旭烈兀的做法引起他的堂兄——钦察汗国别儿哥的强烈不满，因为别儿哥偏爱伊斯兰教。别儿哥强烈谴责旭烈兀对报达的屠城，并已经派兵南下，想和旭烈兀刀兵相见。

早期，蒙古人对不同的宗教大致一视同仁。成吉思汗的身边有道教高人丘处机和李志常，也有西藏的喇嘛、穆斯林的毛拉、聂思托里安教（即景教，是天主教的一支）教士。据说，成吉思汗曾让各个宗教的代表一起辩论，看看谁说得更有道理。按照蒙古的习俗，他们边辩论边喝酒，不多久，每个人都喝高了，再也想不起自己该说些什么。后来，当蒙古帝国四分五裂，蒙古人又被赶回塞外草原之后，他们开始沉湎于喇嘛教。这种源于吐蕃的佛教让蒙古人变得更加偏执和虚无。一个曾经征服了世界的民族，却陷入了超越灵魂的谵妄。

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说，蒙古人之所以到处烧杀，与其说是他们生性残忍，不如说是出于困惑。蒙古人之所以成为令人望风而逃的敌人，是因为他们天天在草原上围猎、放牧，知道如何侦察猎物的动向，如何让猎物产生莫名的恐惧，如何高效率地杀戮。但是他们不习惯定居生活，对农业和城市都很陌生，除了他们的草原家乡之外的任何事情都不懂。他们的屠城是根据札撒上处理敌人的规定，而非单纯为了掠夺财物。在他们看来，札撒是一部事关荣誉的法典。他们彼此团结、将士齐心、纪律严明，敬重忠于首领的人，厌恶背叛者。成吉思汗成功地将恐怖变成了一种政体，使屠杀成为一种蓄意的有条理的制度。

成吉思汗曾说：“男人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和战胜敌人，将其根绝，夺取其所有的一切，迫使其妻子痛苦，纳其美貌之妻妾。”但转念想到他的后代们将抛弃艰苦的草原生活，向往安逸的定居生活，不由得悔恨地说：“我们的后裔将军会穿戴织金衣，吃鲜美肥食，骑乘骏马，拥抱美貌的妻子。但他们不说：‘这都是由我们的父兄得来的。’他们将忘掉我们和这个伟大的日子！”

成吉思汗的预言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先驱们的雄才大略无法保障家业千秋万代，机关算尽，难测风云。蒙古帝国自建立之日起，就不断地出现内讧和叛乱。来自草原的令人生畏的征服者在两三代人之后，就退化成骄奢淫逸的王公贵族，他们软弱无能、畏畏缩缩、优柔寡断。蒙古人尽管曾雄踞天下，但仍然没有脱离氏族的本性，王族成员公开争斗，互相残杀。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千古悠悠，黄鹤已去。

作者注

本文取材于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此书原版出版于1939年，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时参考了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及杉木正明的《辽、西夏、金、元：疾驰的草原征服者》（中译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等。

我们祖先的大脚趾

这是我的一篇关于讲人类进化的科普小文。进化论领域里有很多妙趣横生的普及读物，一直令我着迷。读读这些进化论的科普读物，不仅仅是让我们知道人类是如何从猿到人的，这些知识会改变我们对人性、历史的看法。这是真正的大历史。从这样的视角俯瞰人类，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怀？我时常会好奇，那些研究天体物理学的科学家，会不会对这个世界有我们常人无法企及的顿悟？

大约600万年前，地球开始变冷。东非原本是郁郁葱葱的丛林，慢慢退化成了沙漠。大部分猿类都向西撤退，躲进剩余的丛林，唯有一支猿类似乎陷入了困境：他们走进了东非大裂谷东侧的干旱平原。这一支猿类就是我们人类的祖先。

大约500万年前，生活在莽原上的猿类逐渐学会了挺直身形。人类的进化在这里和其他物种分道扬镳。把人猿和大猩猩、黑猩猩区分开的第一个奇异特征，是我们祖先的大脚趾。大猩猩和黑猩猩的大脚趾和其他脚趾离得很远，好像晚宴上一个落落寡欢的宾客。人猿的大脚趾却慢慢地和其他脚趾靠拢，长得虎头虎脑。这种圆瘤一样的大脚趾，能够支撑主人40%的体重。大猩猩和黑猩猩偶尔也能直立行走，但它们走起来摇摇晃晃，人类却可以矫健地奔跑。其他灵长类动物或许能够毫不费力地在林间摆荡，却不能像体操运动员或舞蹈家那样做出各种优雅、灵巧的跳跃、旋转等动作。

那些喜欢跑步的人是对的。跑步，尤其是长跑，是人类的长项。猎豹比我们跑得快，骏马能以高速疾驰更久，但没有动物能持续不断地比我们跑得更远。人类天生就是长跑能手。墨西哥北部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在猎鹿的时候，会连续追捕好几天，跟在鹿的后面跑，最后生生地把鹿累垮倒地，有时蹄子都磨损得一点儿不剩。

当人猿直立行走之后，脊柱从挺直变为弯曲的S形。骨盆和臀部的关节结构也出现了变化。大猩猩和黑猩猩的骨盆好像鞋拔，垂直上下，人猿的骨盆则慢慢摊开，变得更短。这又带来一个更大的变化：人类的生育和其他物种差异越来越大。由于人猿的骨盆结构重新调整了，所以产道变得更曲折狭窄。在进化的过程中，人类的脑容量逐渐扩大，头部越来越大。当婴儿出生的时候，必须在产道中转身，从面朝前转为面朝侧面，以便挤过缩窄的产道。这极大地增加了生产的难度，难怪人类在分娩的时候需要得到其他人的助产，才能帮孩子降临人世。

如果人类的孩子等到完全发育成熟才出生，就像大猩猩或黑猩猩的宝宝一样，那么，人类的怀孕期就不再是9个月，而是21个月。这意味着我们都早产了整整一年。观察年幼的黑猩猩和成年的黑猩猩，我们人类跟年幼的黑猩猩更像。解剖学家路易斯·博尔克（Louis Bolk）称之为“幼态延续理论”：我们是能够长到性成熟的灵长类胎儿。多数哺乳动物在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生存能力。小羚羊生下没几分钟就能起身跟随群体奔跑。人类的孩子在离开子宫之后，还要经历漫长的成长和发育，但有弊必有利，我们也成了地球上最具有学习能力的生物。

当我们的祖先学会直立行走之后，他们的颈部就开始慢慢伸直、拉长。头部逐渐定位于双肩和躯干中央的正上方，舌头和喉头沉降到喉咙更深的位置，最后，我们还发展出了一种造型古怪的新式腔室：咽。没有咽，我们就无法说话，但咽喉的构造是一个极其糟糕的设计。其他灵长类动物都是两条通道：一条气管从鼻子直接通往肺脏，另一条管道从口腔连通胃部。两条管道各走各的路，井水不犯河水。唯独人类的这两条管道在咽喉处交会，共用一条通道。这就带来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从嘴巴进入的食物和水，在从气管的孔口上方经过的时候，很可能会掉下去，掉进肺里。呛噎是第六大意外死亡的原因，发生这种情况，往往是在人们边吃边说话的时候。

在咽喉进化出来之前，人猿就已经有了彼此交流的方式。面部表情、手势都是必不可少的。人猿之间也会彼此意会，心有灵犀。生物学家在研究猕猴的时候发现，当猴子捡起一颗花生放进嘴里的时候，连接猴子脑部的感测器显示，猕猴脑中的F5区神经元会放电，当研究人员拿起一颗花生放进嘴里的时候，猴子脑中的F5区神经元同样也会放电。这似乎说明，猴子“心中有眼”，看到研究人员做一件事，自己在脑海中也会想象出做同样的事情。一对原始人父子坐在火堆旁边，父亲拿起燧石敲打岩块，制作一把手斧，儿子在旁边默默地看，许多信息在他们的心灵之间往返传递，他们其实已经在“交谈”。

研究黑猩猩的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曾经观察到，两只黑猩猩久别重逢，高兴得又叫又抱，手舞足蹈，然后，它们依偎在一起，互相梳理毛发，凝神动手抓虱子。据说，英文中的“chat”（闲聊）一词，就来源于猴子互相捉虱子后用牙齿咬死吐掉的声音。一旦我们学会了发音吐字，就开始迫不及待地与同伴交谈。这是因为人类是群居动物，我们天生就有与人沟通的强烈欲望。牛津大学进化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相信，正是为了处理在群体中的复杂人际关系，我们的语言功能才有了飞跃。邓巴的研究发现，当一群人都是男人的时候，他们的话相对较少，但有女人参与讨论之后，男人的话就多起来。团体里比较年轻的男子，花在谈论自己的时间可达整体谈话时间的三分之二。这是一种语言上的“秀肌肉”。人类学会语言之后，用得最多的是吹牛和撒谎。

如果说语言的起源神秘莫测，那么笑和哭就更不好理解了。发笑没有什么明显、实用的目的。我们之所以发笑，大部分时候不是因为听到了好笑的话，至少不是王尔德式的笑话。我们在聆听的时候，会更加严肃，但一开口说话，就不由自主地自说自笑。这或许意味着，笑的主要功能是迎合其他伙伴，营造宽松和谐的人际关系。别的动物会哀鸣、嚎叫，但没有一种动物会哭泣流泪。我们的泪水本来是为了滋润眼睛，这种润滑剂产量很少。我们在悲伤的时候大滴大滴地掉眼泪，真是暴殄天物。一种解释是，正是因为眼泪是珍稀的，所以才能显示出我们是真的伤心了。好比你必须花昂贵的价格，买一颗大大的钻石，才能表示你的爱是真心的。越是浪费，越是有用。

人类的进化犹如一个神秘花园中的交叉小径，从一个分叉拐到另一个分叉。我们仿佛置身在迷宫之中，有时候看似迷了路，拐个弯却又柳暗花明。很多进化乍一看是失败的，或至少是笨拙的，但事后再看，这些似乎出自蹩脚工程师之手的进化，却无意之中触发了复杂的连锁反应。这正是进化的奇妙之处，历史是不需要总设计师的，造物之巧，犹如精妙无比的钟表，但制造出这只钟表的，是一个“盲眼的钟表匠”。

作者注

本文取材于奇普·沃尔特的《重返人类演化现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原书名是Chip Walter, Thumbs, Toes, Tears and Other Traits that Make Us Human。

国王的人马

这是我在乙未年春节前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春节之后到各地开会、调研，准备赴美访问，专栏文章暂停了一段时间。恰好可以这篇文章为本书的最后一篇，把我的读书笔记暂做一个小结。有读者抱怨，这叫什么文章，有一半内容都是摘自原书。这种文章的体例叫读书笔记。写这种文章的人叫读书人。写这种文章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别人管我叫专家。我走的是一条自我放逐的路。走过大地，不留痕迹。

塞缪尔·多伊是利比里亚部队里的一名下级军官，刚从上士提拔为军士长。1980年4月12日，他带着16名士官翻过总统官邸的围墙，想找总统问问，为什么没有给他们发工资。冲进总统的卧室之后，多伊有了一个更好的想法。他用刺刀捅死了总统威廉·托尔伯特，把他的内脏丢去喂狗，然后宣布自己是利比里亚的新总统，随后还给自己颁授了五星上将军衔。他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成功发动政变的军衔最低的人物。

为了巩固自己的位置，多伊需要自己的人马。他逮捕了13名内阁部长，把他们拉到海边，赤身裸体地绑在一排木桩上示众，最后在欢呼的群众面前公开处决。在极短的时间内，多伊将政府和军队的重要职位都安插上他的族人，并把部队士兵的月薪从85美元提高到250美元。利比里亚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政府财政入不敷出，连公务员的工资都经常发不出来，但多伊自己聚敛了将近3亿美元的财富。

什么样的人马是国王最需要的？第一是忠诚，第二是忠诚，第三还是忠诚。天底下会凭空掉下忠诚吗？所谓忠诚，不过是随从审时度势，跟老大之间达成的微妙的默契。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鲁斯·梅斯奎塔和他的合作者认为，对于统治者而言，建立一个稳固的执政联盟至关重要。怎么建立这样的执政联盟？这是真正的难题。

执政联盟的人数不能太多。统治者需要给追随自己的人提供足够多的好处，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听自己的话。如果执政联盟中的人数太多，需要用来收买人心的成本会太高。执政联盟的人数也不能太少。如果太少，尤其是如果这些少数的支持者是不可替代的，那么他们又可能成为潜在的竞争对手，令在位者寝食难安。最佳的结果是，在执政联盟内部的人数很少，但在门外等着入场的候选者很多，随时可以替补，这将使执政联盟内部的成员感到竞争的压力，天天想的都是如何紧跟，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

这种权衡导致执政联盟时常处于一种失衡状态。在位者会不断调整执政联盟的成员，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帮助执政者上台的那批人，有很多最后都会遭到清洗。希特勒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初期非常倚重准军事组织“冲锋队”（又称“褐衫军”），但他后来无情地杀害了数百名昔日的支持者，成立了另一支准军事组织，即党卫军。有时候，统治者会有意地鼓励额外的竞争者，分化对手阵营。比如，坦桑尼亚的议会和总统职位长期被坦桑尼亚革命党把持。坦桑尼亚革命党一直暗中支持小党参加选举，并为少数民族、妇女等群体指定席位，这样做就是为了避免真正的对手势力坐大。同时，统治者心里明白，与其拥有一批能干的潜在对手，不如找到很多忠心耿耿的庸才。一个始终有效的策略是，选择那些无法登上权力顶峰的人作为自己的亲密战友。比如，萨达姆·侯赛因挑选了一名基督徒塔里克·阿齐兹作为第二号人物，因为他知道，在一个伊斯兰国家里，阿齐兹是不可能成为统治者的。

哪怕是独裁政权，也并非一点儿不关心社会大众的福利，它们有时候也会提供各种公共产品，比如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但是，在提供公共教育的时候，独裁政权更偏好提供初等教育，而非高等教育。要是工人和农民接受了一些基础教育，其劳动生产率会随之提高，并贡献更多的产出，但不必把他们教得都有独立思考能力，时不时质疑政府的权威。数学和科学，在任何一个政权下都会得到支持，但是不是要教授社会科学，怎么教授社会科学，就得好好思量一番了。古巴拥有全世界范围内也数得上的良好的医疗体系，这是因为古巴缺乏自然资源，严重依赖农业，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的甘蔗种植业，一支健康而且受过适度教育的劳动力大军是维持政权生存必不可少的。

独裁政权更关心把资源用于少数人组成的执政联盟，而非惠及广大民众。难道独裁者不担心群众的不满，不担心人们起来造反吗？与通常的见解恰恰相反，贫困、贫富不均和自然灾害反而有助于巩固独裁体制。心满意足的特权阶层不会起来造反，处在社会最底层的穷人也没有心情起来造反，他们更关心如何填饱肚子。研究独裁政权的学者发现，在这些国家，警察的工资普遍偏低。这是一个看起来令人费解的现象。越是独裁的政权，越是需要警察镇压反政府的示威，打击反政府活动，但为什么不给警察涨工资呢？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这些国家，警察中的腐败现象比比皆是。独裁者甚至有意纵容警察腐败，这将让他们加倍效忠于政权：首先，他们会感谢政权给了他们敛财的机会；其次，他们明白，如果有不忠诚的表现，将很可能失去特权并被检控。同理，沉重的税负给普通大众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这反而使得加入执政联盟变得更有吸引力。没有加入的人想方设法要挤进去，已经加入的人天天担心会被踢出去，所有人都会对领导人更加忠诚。当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独裁者往往会夸大灾害的程度，借机巩固自己控制政治经济体系的权力。2008年，一场超强飓风横扫缅甸南部，风暴摧毁了整片整片村镇。缅甸军政府没有去救助难民，而是把人们从避难所驱赶出来，要求他们回到自己的已经荡然无存的村子“努力工作”。军队夺走了从境外运来的救援物资，告诉灾民，他们可以吃青蛙。据估计，约有50万人死于这场灾难，所幸的是，这些死人是不会抗议的。

一般情况下，大众的不满并不会直接导致政权的覆灭。毕竟，大众总是会不满的。当他们贫穷的时候，他们抱怨自己没有钱；当他们富裕之后，他们会抱怨别人的钱比他们的更多。导致政权覆灭的直接原因是执政联盟出了问题。研究苏联解体的学者大卫·科兹在《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中说，导致苏联一夜之间土崩瓦解的原因是，苏联内部占据统治地位的党国精英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表示不满，主动放弃了对原有体制的支持。2010年底出现的“阿拉伯之春”，也是因为突尼斯、埃及等国的独裁者们已经衰老，原有体制的支持者对未来前景看不清楚，有意地采取了观望态度。当示威者走上街头之后，军方作壁上观，并没有出兵镇压。

这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尽管独裁国家民生凋敝、腐败猖獗，却很可能处在一个势能较低的政治均衡，很难轻易打破僵局。从维持权力的角度来看，比较独裁政权和民主政权，可以发现，独裁者刚上台的时候，被推翻的概率更高，但一旦控制了局面，会比民主政权的领导人坐得更稳定、长久。

多伊上台不到十年，就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曾是多伊好友的原新闻部副部长泰勒起兵反叛，很快控制了一大半城镇。平民成群结队地加入叛军。多伊想偷偷出走几内亚避难，但其车队遭到泰勒的部下约翰逊将军的袭击，多伊双腿中弹，被约翰逊活捉。约翰逊残酷地拷问多伊，一个一个地砍掉他的手指头，割下他的耳朵并生吞下去。多伊最后被折磨致死。在临死之前，多伊肯定在想，要是再狠一些，说不定就能把反对他的人早早干掉，那该有多好啊。

作者注

本书取材于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和阿拉斯泰尔·史密斯的《独裁者手册》，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并非仅仅分析落后国家的政治体制，作者说，即使在所谓的民主国家，也一样存在为巩固执政联盟操纵选举等问题。类似国际奥委会、国际足联这样的机构，华尔街的大企业，都有各种各样的“内部政治”和腐败现象。两位作者对政治运作的观察细致入微，别具一格，满满的都是负能量。比如，他们认为，根据158个国家首都的市区到机场的驾驶距离和直线距离之比，可以发现，执政联盟规模越小的国家，机场高速的道路越笔直。好事的读者可自己拿谷歌地图算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