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弗伦奇探长

Inspector French's Greatest Case

(英)F.W.克劳夫兹　著

范英杰　王莉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伟大的弗伦奇探长／（英）克劳夫兹著；范英杰，王莉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80225-738-2

Ⅰ.伟…　Ⅱ.⑴克…⑵范…⑶王…　Ⅲ.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Ⅳ.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1803号

Inspector French's Greatest Case

By Freeman Wills Crofts

伟大的弗伦奇探长

（英）F.W.克劳夫兹　著；范英杰　王莉　译

责任编辑：褚　盟

统筹编辑：褚　盟

责任印制：韦　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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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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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910×1230　1/32

印　　张：6.25

字　　数：150千字

版　　次：2009年10月第一版　200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5-738-2

定　　价：20.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最平实的，最伟大的

伟大的作家

弗里曼·威尔斯·克劳夫兹，侦探文学史上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名字。他很平凡，因为他不像阿加莎·克里斯蒂或埃勒里·奎因那样“如雷贯耳”；他很伟大，因为他的作品揭开了欧美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序幕——而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只不过是这个时代中的某个演员。福尔摩斯对华生医生的评价是：“华生，也许你本身并不能发光，但你却是光的传导者。”与华生不同，克劳夫兹绝对不仅仅是个传导者。

一八九七年，克劳夫兹出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他的父亲是一位英国陆军军医，一生漂泊，最终客死他乡；母亲改嫁到北爱尔兰，克劳夫兹便在北爱度过了童年。他自幼聪颖，理科成绩优异，十七岁时便在一家铁道公司当见习技师，随后很快成为正式的铁道工程师。当时正值工业革命完成、英国经济高速发展，能在象征着科技与进步的铁路部门做工程师，克劳夫兹的能力可见一斑。

一九一二年，克劳夫兹结婚，但一直没有孩子。一九一九年，他生了一场大病，在病床上休养了很久。疗养期间，克劳夫兹用铅笔试着在笔记本上写侦探小说。他后来回忆，当时“完全是为了消磨时间”，根本没有希望通过写侦探小说得到什么——这从他卧病在床、使用铅笔和笔记本便不难看出。

病愈之后，克劳夫兹重读了自己的作品，觉得“还不算很糟”。当时正值柯南·道尔爵士的福尔摩斯风靡全球，克劳夫兹受此鼓舞，将这部“病榻之作”投给了出版社。出乎意料的是，作品得到一致好评，于一九二○年出版，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长篇侦探小说——《桶子》。小说一上市便受到读者热捧，销量节节攀升。巧合的是，“侦探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处女作《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也在一九二○年出版。这两部小说共同揭开了欧美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序幕，克劳夫兹因此成为了侦探文学史上青史留名的伟大人物。

有趣的是，相比于起步艰难、处女作销量“岌岌可危”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克劳夫兹和他的《桶子》可谓大获成功。著名侦探小说作家雷蒙德·钱德勒说：“克劳夫兹的《桶子》令人们忽略了《斯泰尔斯庄园奇案》这样简单无趣的侦探小说。”这样的评价固然有雷蒙德·钱德勒一贯轻视心理派侦探小说的原因，但从中也可看出克劳夫兹深厚的创作功底。

自《桶子》问世之后，克劳夫兹每年都至少有一部侦探小说出版。他先后创作了《邦森案件》、《木材厂的秘密》、《十二点半从克罗伊登起飞》等作品，并逐步塑造出了“弗伦奇探长”这一成功的侦探形象。

克劳夫兹在一九二三年成为主任技师，但在一九二九年辞职，专门从事侦探小说的创作。一九三九年他被选为英国艺术研究院院士，一九四九年开始《圣经》中《福音书》的翻译工作。一九五七年，克劳夫兹逝世，享年七十八岁。他一生留下了五部长篇小说和两部短篇小说集，均为侦探文学史上的不朽作品。

平实的作品

侦探小说是一个流派众多的类型文学。评论者的角度不同，采用的分类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归根结底，侦探小说可以很简单明了地分为两类：写实派和心理派。

心理派要先于写实派诞生，最早起源于侦探小说的创始者埃德加·爱伦·坡。这一流派选择的故事背景大多远离现实，要么是完全哥特化的虚拟氛围（例如爱伦·坡的作品），要么是现实场景基础上的理想化空间（例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解谜过程更是充满了理想主义——侦探的逻辑演绎和心理分析占据主导地位，一切客观证据都要服务于侦探的主观判断和推理。这一流派被英国文学大师、塑造了布朗神父的G.K.切斯特顿正式确立，阿加莎·克里斯蒂、约翰·迪克森·卡尔等都是这一流派的骨干力量。

写实派起源于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故事，在短篇黄金时代由奥斯汀·弗里曼创造的“科学神探”桑戴克发扬光大，最终被长篇黄金时代的弗里曼·威尔斯·克劳夫兹正式确立。正如我们在福尔摩斯故事中看到的那样，写实派侦探小说的背景大多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案情也比较“容易理解”；侦探的推理往往要依循客观证据，在证据的基础上展开一切逻辑推演。因此，我们会看到福尔摩斯手持放大镜四处奔波——这样的场景在“女王”笔下的侦探波洛身上几乎见不到。

不可否认，心理派侦探小说因为其特有的优势——案件离奇、侦探更具魅力、游戏色彩更加浓厚、结局给人带来的心理落差更大等等——在黄金时代里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就。但也正因于此，创作难度更大的写实派侦探小说就显得弥足珍贵，而像克劳夫兹创作的如此优秀的写实派侦探小说也就成为珍品中的珍品。

克劳夫兹的作品均为写实派作品，文风平实，注重客观证据，逻辑推导严谨易懂，阅读起来颇有一种难得的充实感。克劳夫兹最善于破解“不在场证明”——这跟他自幼在铁路工作、经常和时刻表打交道不无关系。他笔下的弗伦奇探长经常奔波于英国各地，为的就是寻找哪怕一秒钟的破绽，以此彻底揭穿罪犯精心布设的诡计。写实派侦探小说很少涉及不可能犯罪题材，因为风格的限制很可能会使作品画虎不成反类犬——既没有借鉴到心理派的鲜明特色，又丢失了写实派固有的优势。克劳夫兹却很好地将写实推理和不可能犯罪题材结合起来，创作了诸多经典作品，这不能不说是其天赋和写作功力的最好体现。

而在所有此类作品中，最能体现克劳夫兹创作特点、水准最高的，无疑是这部《伟大的弗伦奇探长》。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包括若干篇弗伦奇探长系列故事和非系列故事。这些故事均为破解不在场证明题材，故事精妙，诡计出色，线索明晰，解答高明，堪称典型的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代表作品。其中《包裹》一篇为克劳夫兹和伦敦警方共同创作，警方通过现实中的手段来破解克劳夫兹提出的虚拟问题，这在侦探小说创作领域和现实的侦破领域都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可见克劳夫兹的作品在当时的影响，也从侧面证明了他的作品拥有多么鲜明的“写实性”。

褚盟

目录

题名页

版权页

高速卧铺列车上的惨案

彭伯顿先生受人之托

平交道口

东风

包裹

普里奥尔瑞别墅风流案

登陆卡

风衣

格鲁兹的杰作

延伸阅读：西方侦探小说模式的传承与确定

高速卧铺列车上的惨案

英格兰的人应该还记得一九○九年秋天发生在西北高速列车上的惨案，当时这列车正从普雷斯顿开往卡莱尔。这起案子因为笼罩着浓重的神秘色彩而名噪一时。

最近，一个特别的机会让我得以了解这一惨剧的真相，遵从当事人的愿望，我将令真相大白于天下。一九○九年距今已经很久了，我首先对这件事做个回顾。

那是十一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四，晚上十点三十分，卧铺列车像往常一样离开尤斯顿车站开往爱丁堡、格拉斯哥以及更北方的城市。这是一辆重型列车，很受商人的欢迎，他们喜欢在伦敦结束白天的工作，在旅途中睡觉，抵达北方目的地后还能从容不迫地洗个澡，并在第二天上班前吃个早饭。出事的那天晚上没有什么异常，两个火车头牵引着八节卧车，两节头等车厢，两节三等车厢，两节货车。它们当中一半开往格拉斯哥，剩下的去爱丁堡。

因为下文故事的需要，有必要说明这列火车尾部的结构。火车尾部是去格拉斯哥的货车，车厢很长，有八个大轮子，是列矮而敦实的载重列车，警卫琼斯负责把守这节车厢。紧挨着货车的是一节三等车厢，之前是一节头等车厢，再接着是一节卧车，都标明开往同一城市。这些车厢都坐得很满，尤其是那个三等车厢。整列火车有走廊贯穿，因此列车员在整个旅程中可以、也确实往返穿梭了几次。

我们主要关心的是那节头等车厢，它被夹在前面的卧车和后面的三等车厢之间，货车就跟在这节三等车厢后面。这节头等车厢两端各有一个洗手间，并有六个小包厢。挨着三等车厢的最后两个包厢是吸烟车厢，之前是三个无烟车厢，紧挨着卧车的第一个包厢是女士专座。贯穿头等和三等车厢的走廊在列车行进方向的左手边。也就是说，那些小包厢与迎面而来的火车在相邻的一边。（图一）

列车离开尤斯顿站时，夜色漆黑，天空阴云密布，月亮也没了踪影。正如后来人们回忆的那样，干燥的天气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虽然傍晚的时候看上去要下雨，但整晚滴雨未落。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的时候，大雨才倾盆而下。

侦探后来指出，在他们看来，再没哪个天气比那天更不利了。坚硬的地面上很难采集到夜里留下的脚印，即使留下了也都被后来的雨水冲刷掉了。

列车按时行进，依次经停拉格比、克鲁和普雷斯顿站。离开普雷斯顿后，警卫琼斯抽空要到前面与爱丁堡的收票员说句话。他离开后面的货车，沿着走廊经过与三等车厢的连接处。

在走廊的尽头，连接头等车厢的通道旁坐着一对夫妇。妻子怀里抱着一个哇哇大哭的小孩，她正努力让孩子安静下来。琼斯礼貌地问他们需不需要帮助，丈夫说他们的孩子病了，因为怕打扰其他乘客就出了包厢。

图一　火车结构以及头等车厢结构

琼斯同情地看着他们，打开车厢间通道两头的两扇门，来到头等车厢。这些门都装了弹簧锁，门关上时锁得很牢固。

头等车厢的走廊空无一人。琼斯经过时，他注意到除了女士包厢外，每个包厢的帘子都放了下来。女士包厢里灯火通明，三位女士中两位在读书。

继续往前走，他发现头等车厢和卧车之间通道的两扇门也被锁上了。他打开门，走进通道，随手又把门锁上。在卧车的乘务员包厢，就在刚打开的那扇门里，两个列车乘务员正在聊天。一个在包厢里，另一个站在走廊里。站在走廊的那个往边上挪了挪，让琼斯过去。琼斯站在那儿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

与收票员谈完事后，琼斯又返回货车车厢。这次，他看到了和刚才同样的情景——两个乘务员在卧车车厢的尾部，带孩子的夫妇在三等车厢的前端，头等车厢的走廊依然空荡荡的，而且车厢两端的门都是紧锁的。这些随意记下的细节日后都成了至关重要的证据，随着悲剧的展开，故事的神秘感也越来越浓……

当列车行进在威斯特摩兰高地郊外的沼泽地区时，突然开始刹车，这里离卡莱尔还有一小时行程。刹车的力度由轻到重。当时琼斯正在货车车厢尾部检查包裹运货单。他开始以为是临时停车信号，但这个地点太不寻常了。于是他起身沿车厢走到窗边，拉下左手边的窗帘往外看。

火车正好停在铁轨交会处。借着头等和三等车厢走廊上微弱的亮光能看到不远处的路基。就像我前面介绍的那样，那天夜里漆黑一片，除了这一点亮光之外看不见任何东西。铁路这一段正好向右转弯。琼斯觉得另一侧会看得更清楚，于是来到对面窗前沿着前行方向看去。

看不到信号灯，也看不到任何显示火车停车原因的迹象。但当琼斯的目光回到火车内部时，他发现头等车厢好像出了点儿问题。几个人斜靠在车厢尾部的窗边，努力地将身子探出去并向外挥手。他们的动作很夸张，好像情况严重而紧迫，要吸引人们注意。琼斯立刻穿过三等车厢来到现场，他看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奇怪场面。

走廊还是空的，但最后一个包厢的帘子——也就是他最先看到的那个——被拉起来了。透过玻璃琼斯看到这个包厢里有四个男人。其中面对面坐着的两个都将身子探出了窗外。另外两个在摸索走廊门的插销，好像在试着开门。琼斯抓住外面的把手，刚要帮忙把门打开，突然发现他们手指着隔壁的包厢，于是他来到第二个包厢门前。

这个包厢的帘子也已经被拉起来了，但门还关着。透过玻璃，琼斯发现面前一幕惨剧正在上演。

一位女士正在拼命地拽着通往走廊的门把手。她脸色苍白，眼睛里充满惶恐，透着极度的恐惧和惊骇。她拼命拽门的同时还不停地向身后望，好像有可怕的鬼魅藏在身后的影子里。琼斯跑过去开门时，也朝女士身后看去，这一眼让他瞬间屏住了呼吸。

在包厢的另一头，朝着火车头方向的角落里蜷缩着一个女人。她软软地躺在那里，头很不自然地向后仰在垫子上，一只手无力地垂在座椅边上。她看上去三十多岁，身穿棕红色皮外套，头戴丝绒帽。警卫几乎来不及瞟一眼这些细节，目光就聚焦在她的额头上。她左边眉毛上方有一个可怕的小洞，血从那里汩汩地流到外套上，最后在座位上汇成一片。显然，她已经死了。

但这不是全部。她对面的座位上躺着一个男人，琼斯判断他也已经死了。他应该是一直坐在角落的座位上，之后向前扑倒，前胸靠在那个女人的膝盖上，头垂向地面。他的身体不自然地扭曲着，歪歪扭扭像一堆不成形的东西裹在一件灰色起绒的粗呢大衣里。琼斯注意到他头下方有液体一闪一闪地落下，一片模糊恶心的污血很快就在下方的地板上汇聚起来。

琼斯猛烈地用身体撞门，但门纹丝不动。它顽固地立在那里，开了一英寸宽缝隙的门后仿佛有某种诡秘的东西在起作用，囚禁着那个用力叫门的女人和她可怕的同伴。

在她和琼斯努力开门的时候，火车停了下来。琼斯立刻想到可以从外面的门进入这个包厢。

他冲着那个被吓得近乎疯狂的女人大喊了几句，让她安静下来。然后他转身来到最后一个包厢，想穿过那里到铁路上，再从外面的门回到有尸体的包厢。

但他再次遇到了困难，因为那两个男人没能把门打开。他抓住门把手帮忙时，发现厢内两个人已经打开了外面的门，正要下到铁路上。

一个念头在琼斯脑海里闪了一下：这个时候对面会有一列火车过来。为了防止意外，他沿着走廊到了卧车车厢，从那里打开一扇门跳到铁轨上。他叫一个乘务员跟着他，让另外一个守在原地，不要让任何人通过。见到那两个从包厢跳下来的男人后，提醒他们要小心对面的火车。然后四人一起打开了惨剧发生的那个包厢外面的门。

他们首先关心的是把那个没有受伤的女士带出去，这样就必须先完成一个艰巨的任务。门被尸体挡住了，这个包厢小得最多只能再进去一个人。琼斯打发列车乘务员到火车上找个医生，然后爬上火车。他在告诫那位女士闭上眼睛，然后把那个男人的尸体靠在角落的座位上。

那是一张看上去很硬朗的面庞，胡须刮得很干净，但整个面部依然很粗糙，鼻子和下巴都很大。右耳正下方有一个子弹穿过的孔。因为挨近头部的缘故，血如泉涌。依琼斯判断，这个男人已经死了。来不及考虑更多，琼斯先后抬起了两具尸体的脚，把他们都放在座位上。这样除了地面上那些污浊的血水外，门口算清理干净了。他用手绢盖住女尸的脸，把地毯的一头卷起来掩住了那些恶心的污迹。

“现在，夫人，请出来吧。”他边说边让女士背对着座位上那些恶心的东西，帮她打开门。门外的人扶她下到地面上。

这时乘务员已经在三等车厢找到了一名医生，经过简单的检查，他断定这两个人已经死了。包厢的帘子被放了下来，通往列车外部的门随即锁上了。琼斯叫那两个跳下车的旅客回到座位上，列车继续前进。

这时消防人员开始沿着火车检查，并通知火车司机还不能彻底解除刹车。后来发现头等车厢的紧急制动盘转动了，这说明这节车厢里曾经有人拉过火车的通信链⑴。这样一来就使空气进入了火车管道，正是这些空气逐渐导致火车停车，并阻止刹车完全解除。进一步的调查显示，链子松动的部分在最后一个吸烟包厢里，说明警报一定是这里的四个男人拉响的。制动盘被回归原位，乘客们也都回到座位坐好。经过十五分钟的延迟后，火车重新启动。

到达卡莱尔之前，琼斯记下了头等和三等车厢里每一位乘客的姓名和地址，以及他们的车票号码。这些车厢，连同货车一起被彻底搜查了一遍，确认没有人藏在座位下面、盥洗室里、行李后面或其他任何地方。

一个卧车车厢的乘务员从离开普雷斯顿到检查结束都守在这节车厢后面的走廊里，他肯定除了琼斯没有任何人经过那里。因此似乎没有必要记录卧车旅客的姓名，但他们的车票号码还是被记了下来。

到达卡莱尔以后，这桩案子被移交警署。头等车厢被撤到一边，门上了锁并贴上了封条。原本在这里的乘客被留下录口供，然后警署展开了更加细致详尽的调查。通过这次调查，更多的真相显露出来。

警署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检查火车停车的周边地区，希望能在沿线发现陌生人的痕迹。他们猜测凶手作案后，在火车停车时下了车，然后穿过乡村，从小路逃掉了。

因此天一亮，一列专列载着侦探们来到了出事地点，他们对铁路以及两边很大一片区域进行了长时间彻底的搜查，但没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没有找到陌生人可能落下的任何东西，也没看到一个脚印或任何印迹。我们前面介绍过天气对调查很不利。前段时间的干旱使地面变得坚硬，因此几乎不可能找到清晰的痕迹，就算留下点儿什么也被清晨的大雨冲刷得无影无踪了。

调查受阻后，调查人员把注意力转向附近的车站。距惨案发生地步行可至的车站只有两个，没看到过陌生人。事实上，自从出事的高速列车开过后，没有火车——无论是客车还是货车——在附近的任何一处停留过。也就是说，如果凶手离开了高速列车，那他不可能从铁路逃走。

调查人员接着把注意力转向了乡村公路和相邻的城镇，试图从那里发现线索——如果真有线索的话。但他们的努力又是徒劳。如果有凶手，如果他在火车停车时逃走了的话，那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其他方向的调查也没有什么进展。

死者身份已查明，是霍雷肖·卢埃林夫妇，来自哈利法克斯市布罗德路的戈登别墅。卢埃林先生是约克郡一家大型钢铁公司的合伙人，三十五岁左右，经常出入上流社会，有正当而丰厚的收入。他非常友善，虽然有时脾气有点儿暴躁。从所掌握的情况看，他没有任何仇人。公司出示了他的商务访问计划，周四在伦敦，周五在卡莱尔。出事的这次旅行正好在他的计划之中。

他的妻子是一个商人的女儿，二十七岁左右，是个漂亮的女人。他们结婚才一个多月，而且一周前刚度蜜月归来。还不清楚卢埃林夫人为什么要陪丈夫共赴这趟死亡之旅，但据了解她也没有任何仇人，因此作案动机不得而知。

取出的子弹证明这两桩谋杀用的是同一件武器——把设计时尚的小口径左轮手枪。但世界上有成千上万这种左轮手枪，这一线索毫无价值。

和卢埃林夫妇同一包厢的那位女士——布莱尔·布斯小姐——说她是在尤斯顿上的车，坐在靠走廊的座位上。开车前几分钟卢埃林夫妇来到包厢，坐在面对面的两个角落里。除了刚刚离开尤斯顿时收票员来看过一眼外，整个行程中没有人进过包厢。他们三个人都没离开过，通往走廊的门也从未打开过。

卢埃林先生对他年轻的妻子非常关心，火车启动后他们还谈了一会儿话。在征得布莱尔·布斯小姐的同意后，卢埃林先生拉下了帘子，遮住了灯光，安静地迎接夜晚的来临。布莱尔·布斯小姐不时地打着盹，但每次醒来时都没发现什么异常，直到被巨大的爆炸声突然惊醒。

她跳了起来，就在这时，什么东西从她膝盖附近的某处一闪，接着她听到了第二声巨响。她惊呆了，浑身颤抖着扯掉盖在灯上的遮板，发现通往走廊的门被打开了一英寸，一缕烟从那里飘进来。她闻到一股浓浓的火药味，转身时正好看到卢埃林先生重重地从妻子的膝盖边倒下。然后她看到了他妻子额头上的洞，知道他们都被枪击中了。

万分恐惧中，她拉起了走廊门上那个掩住了门把手的帘子，想冲出去求助，但根本打不开门。而且当她意识到自己正跟两具死尸关在一起时，恐惧有增无减。绝望中她拽了通信链，但火车看上去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她继续与那扇门斗争，直到在她看来“几小时之后”警卫琼斯才出现。

她说帘子拉起来的时候走廊是空的，直到琼斯到来之前都没看到一个人。

最后一个包厢里的四个男人是一起的，他们要从伦敦到格拉斯哥去。刚开车时他们打了会儿牌，大约午夜的时候也拉下帘子挡住灯光，安静地入睡了。除了收票员之外，整个旅途中没人进入过这个包厢，但在离开普雷斯顿后门被打开过。因为被停车惊醒了，其中一个人吃了点儿水果，曾去洗手间洗了一下弄脏的手。打开门后，走廊里没有人，也没有任何异常现象。

过了一会儿，四个人都被这两声枪响吓着了。开始他们以为是大雾信号，但很快意识到自己离火车头很远，不可能听到信号。他们接着像布莱尔·布斯小姐一样，也打开灯，拉起帘子，努力想冲出包厢看个究竟。同样，他们发现门打不开，也同样，他们在走廊里没看到一个人影。他们确信一定发生了严重事故，于是拽了火车的通信链，同时放下了外面的窗户，用力挥手希望能引起注意。通信链松松的，很容易就垂了下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布莱尔·布斯小姐说她拉过链子，但人们却发现松的这头在最后一节包厢里。显然是布斯小姐先把它拉了下来，四个男人又拉了一次，这就使链子松驰的部分从一个包厢传到另一个包厢。

火车停车的时候，出事包厢前面的两个包厢都是空的。最后的无烟包厢里坐着两位绅士，女士包厢里坐着三位女士。所有这些人都听见了枪响，但因为火车的噪声太大，枪声显得很弱，所以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也没有人试图去搞清楚发生了什么。绅士们从离开普雷斯顿到紧急停车之前都没离开过包厢或拉过帘子，他们对这件事无法提供任何帮助。

最后一个包厢里是位母亲带着两个女儿，她们在普雷斯顿上车。因为要在卡莱尔下车，所以没睡觉，也没有放下帘子，灯也亮着。其中两人在看书，另外一个坐在靠走廊的座位上，这个人肯定这段时间除了警卫没有任何人经过走廊。

她描述了警卫的活动——首先，朝火车头方向；其次，回到货车；第三次，在火车停下之前朝火车头方向奔跑——这与其他证据高度一致，非常可信。火车突然停车以及警卫的慌乱引起了她们的关注，三位女士立刻跑到走廊里，并在那里一直待到火车再次开动。三个人都确认期间没有人经过。

检查那扇神秘的门时发现，一小段为谋杀准备的木头楔子被敲进地板，门因此变得纹丝不动。很显然，这场谋杀是有预谋的，所有细节都经过精心谋划。对包厢的进一步搜查也没找到任何线索。

比较售出的和旅客手中的票时发现了一个问题——有一张票没对上。一张从尤斯顿到格拉斯哥的票没有收回来。这个买票人或者根本没上车，或者已经在中间某站下车了。无论如何，没有人要求退票。

收票员曾经在火车驶离伦敦的时候查过票，虽然说得不太确定，但他记得有两个人曾坐在紧挨出事包厢的无烟车厢里。其中一位拿着一张去格拉斯哥的车票，另外一位拿着一张去中间一个车站的车票。他既想不起到底是哪个车站，也描述不出任何一个人的样子，当然，假如那里确实坐过两个人的话。

收票员的回忆后来被证实了，警方成功地追查到了其中的一位旅客——在克鲁下车的希尔医生。他提供了一些与那张丢失的去格拉斯哥的车票有关的情况。他在尤斯顿上车的时候，已经有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男子在包厢里了。这人金黄头发，蓝眼睛，蓄着浓密的小胡子，穿着一件裁剪得体的深色衣服。他没有行李，只带了风衣和一本平装小说。两个人聊了一会儿。当这个陌生人得知医生住在克鲁时，他说自己也在那儿下车，并请医生推荐一个旅馆。然后这个人解释说他已经买好了票，本来打算去格拉斯哥，但后来决定中途下车，第二天到切斯特去看望一个朋友。他还问医生如果明天晚上继续坐车，车票能否再用；如果不能，他去哪儿能退票等。

火车到达克鲁时，这两个人都下了车。医生指给他去克鲁联合王国酒店的方向，但这位陌生人谢绝了，说他想去看一下行李。希尔医生离开站台时看到他向货车车厢走了过去。

随后侦探们对克鲁车站当时值班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没人记得在货车车厢看到过这样一个人，也没收到对行李的询问。但是，因为直到惨剧发生后很多天才发现这些情况，所以很难得到确切的答复。

克鲁和切斯特的所有旅馆都搜遍了，没发现这样一个人待过，更别提找到他的什么线索了。

这就是卢埃林夫妇被杀案延期的听证会中出示的主要事实。人们确信这起神秘案件很快就要水落石出了。但一天天过去，仍然没有新的线索出现，公众的兴趣逐渐转移到其他方面了。

关于这个案子的讨论一度风起云涌。一些人说这是一起自杀案，认为卢埃林先生先杀了妻子，然后自杀；还有一些人说他们两个都死在卢埃林太太枪下。但这些观点很快就被证明是错误的。

一些人马上反驳说，不仅手枪不见了，尸体上也没有变黑的火药。在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情况下，这样的伤口不可能是自己造成的，显然是他杀。

为了反驳这种观点，一些人继而指出布莱尔·布斯小姐就是凶手，但这一推断迅速被否定了。首先是缺乏作案动机——她出名的好人品和被证实的口供都与这一推断相悖。那把丢失的左轮手枪也对她有利。既然枪不在包厢里，也没藏在她身上，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被她从窗户扔了出去，但是尸体的位置阻止了她到窗边去。而且她的衣服上没有一点儿污迹，所以很难相信她能挪得动污秽的尸体，单从体力上来讲也不可能。

最终证明她清白的证据是那扇被楔住的走廊门。显而易见她不可能从外面把门楔上，然后再进去。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谁楔上了门，谁就是开枪的人。门被打开了一英寸的小缝就是证据，因为很明显凶手是要通过那道缝射击。

尸检结果最后显示，如果卢埃林夫妇就坐在布莱尔·布斯小姐说的地方，子弹也是从她说的地方射出的话，那么子弹应该是从门缝的方向射入死者身体的。

但是布莱尔·布斯小姐的诋毁者不愿意认输。他们声称那些反驳的观点中，只有“门上的楔子”这一条有些说服力。他们继而抛出了一个更富想象力的猜测。他们说布莱尔·布斯小姐在列车到达普雷斯顿之前就离开了包厢，把门关上，然后从外面把门楔上。到车站之后，她穿过其他包厢，通过外面的门回到自己的包厢。

作为对这种观点的回应，人们指出，那个吃水果的绅士在普雷斯顿停车的时候还打开过包厢门，如果布莱尔·布斯小姐那会儿就待在楔上了的包厢里的话，她就不能再去楔上另一个包厢的门，而且卢埃林夫妇也会觉得楔门这件事很不可思议。因此很明显布莱尔·布斯小姐是无辜的，是其他的人楔上了这两道门，防止他在走廊里的活动被那些听到枪声的人打扰。

不得不承认的是，类似的辩论也曾针对最后包厢的四个男人，不过那个“门上的楔子”同样证明了他们的清白。

在这些观点遭到挫败后，人们放弃了努力。公众和每天的新闻里都没有就此事发表进一步的看法。随着沉默时间的拉长，即使对办案的人来说，这个案子也越来越难了。

每一个在现场的人都被新伦敦警署放在显微镜下审视过，但每个人又都被排除了嫌疑，最后几乎可以证明这根本不是谋杀案。警署署长和负责案子的警长的谈话对这起名噪一时的神秘案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总结。

“是的，这是一个棘手的案子，”署长说，“我承认你的结论听上去很合理。但是让我们把它再从头梳理一遍，肯定有什么地方被我们忽略了。”

“肯定的，先生。但是我已经回顾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自己都麻木了，每次都得到同样的结果。”

“我们试着再来一遍。来，现在开始。火车车厢里有一个凶手，我们确信有个凶手，对吗？”

“当然，先生。不在现场的左轮手枪，没有变黑的火药和门上的楔子都证明了这一点。”

“是这样。凶手在搜查的时候或者还在车厢，或者之前就离开了。我们依次来推导这两种可能。首先，关于搜查，你认为搜查得彻底吗？”

“绝对彻底，先生。我跟警卫和乘务员一起进入车厢。没有人能够逃过我们的眼睛。”

“很好。那么我们先来看那些在车厢里的人。共有六个包厢。第一个有四个男人，第二个里面是布莱尔·布斯小姐。你觉得他们都没有嫌疑？”

“的确，先生。楔上的门把他们排除在外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第三和第四个包厢是空的，第五个里面有两位绅士。他们没有嫌疑？”

“是的，先生。您知道他们的身份。戈登·麦克林先生是位很有名的工程师，赛拉斯·亨普希尔先生是阿伯丁大学教授。他们两个根本不可能是凶手。”

“但你也知道，警长，这样一起案子里所有人都有嫌疑。”

“我承认，先生，所以我对他们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结果证实了我的看法。”

“我也做了相应的调查，我认为你是对的。那就剩最后一个女士包厢了。那三位女士怎么样？”

“一样。她们也没什么嫌疑。母亲很老了，胆子又小，不会撒谎。我觉得她的女儿也一样。我做了同样的调查，没发现一点儿值得怀疑的迹象。”

“走廊和洗手间都是空的吗？”

“是的，先生。”

“那就是说，停车时在车厢里的人都明确被排除嫌疑了？”

“是的。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人确实都不可能是凶手。”

“那么凶手当时一定已经离开车厢了？”

“他肯定离开了，这正是我们遇到困难的地方。”

“好的，继续往下想。这样我们的问题就来了——他是怎样离开车厢的呢？”

“是的，先生。我从来没碰到过这么棘手的问题。”

署长陷入了沉思，顺手拿起一支烟点着了。他继续说道：“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他没有通过车顶、地板或火车其他部分逃走。他肯定是走了一条最正常的路——门。这样的话，车厢两头各有一扇门，六个包厢两侧都各有一扇门。所以他是通过这十四扇门当中的一扇逃跑的。你同意这个观点吗，警长？”

“当然，先生。”

“很好。先说两头的门。通道的门是锁上的吗？”

“是的，先生，车厢两端的门都是锁上的。但我觉得这没什么用，一把普通的车厢钥匙就能把它打开。凶手手里可能就有一把。”

“是。现在把我们的理由再重新回顾一遍，确定他没有逃到卧车车厢。”

“在火车停车之前，女士包厢里的宾特利小姐一直看着走廊，那两个卧车车厢乘务员都在车厢的尾部。火车停车以后，三位女士都在走廊里，一个乘务员守在卧车车厢的通道里。这些人都发誓从火车离开普雷斯顿到搜查车厢前这段时间内，除警卫之外没人经过。”

“这些乘务员怎么样？他们可靠吗？”

“威尔科克斯有十七年的工龄，杰弗里斯六年，他们为人口碑很好。当然，他们两个人也理所应当地受到怀疑。我进行了常规的调查，但没发现任何疑点，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看上去凶手确实没有逃向卧车车厢。”

“这一点我可以肯定。您看，先生，我们对女士和乘务员分别提取了证词。这两拨人不可能联合起来骗我们。即使一方有可能，也不可能两方一起说谎。”

“是的，这听起来很合理。那么，另外一头……三等车厢那边怎么样呢？”

“在这头，”警长回答，“是史密斯夫妇和他们生病的孩子。他们在靠近通道的走廊里，如果有人经过他们一定会知道。我为那个孩子做了检查，他真的病了。这对父母都是性情温和的人，也没什么值得怀疑的。所以他们说除了警卫之外没人经过时，我相信了。当然，我并没有就此罢休。我检查了三等车厢里的每一个人，证实了两件事情：第一，搜查的时候，三等车厢里所有人都是从普雷斯顿上车的；第二，从普雷斯顿发车到紧急停车之间，除史密斯夫妇外没有人离开过包厢。这就证明在惨剧发生后确实没有人从头等厢逃往三等车厢。”

“警卫本身如何呢？”

“这个警卫人品也很好，他没有嫌疑，因为包括史密斯夫妇在内的好几个乘客看到他在刹车之后跑过三等车厢。”

“那么很明显，凶手一定是穿过了剩下那十二扇门中的一个。先从包厢这块说起。第一、第二、第五和第六包厢都被占着，他不可能从那些包厢穿过。那就剩下第三和第四包厢外侧的门了。他有可能从这两扇门中的一扇逃走吗？”

警长摇了摇头。

“不可能，先生，”他回答说，“同样不可能。您可以回忆一下，从凶案发生后的几秒钟直到停车，最后一个包厢里四个人中的两个一直在向火车外面看。想要打开门站到火车外的脚踏板⑴上而不被他们看到是不可能的。警卫琼斯也往货车厢外面看了，没看到任何人。停车后，刚才往外看的那两个人和其他人一起跳到了地上，他们都证明这些门从来没被打开过。”

“嗯，”署长沉思了一下，“听起来是这样。那就剩走廊一侧的门了。警卫到现场相对较早，凶手肯定在火车还高速行驶的时候就逃了出去。当警卫在走廊里对付门上那个楔子的时候，他可能攀在车厢外侧。火车一停，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对面包厢那一侧。这样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跳车逃走了。你认为这个推测怎么样，警长？”

“我们对车厢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搜查，先生。首先提出异议的是，第一个和第二个包厢的帘子升得太快了，凶手不可能顺利逃脱，但我发现也不完全是这样。在布莱尔·布斯小姐和那四位先生拉起帘子前，至少有十五秒钟的时间，这使凶手很容易拉下窗户，打开门跳出去，然后关上窗户和门，蹲在别人看不到的外侧脚踏板上。我估计警卫往货车车厢外面看时应该已经过去三十秒钟了。根据时间推断，他应该可以像您设想的那样逃走，但是另一件事又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当火车渐渐停下来，警卫跑着穿过三等车厢时，史密斯先生——就是那个生病孩子的父亲——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要跟着警卫到头等厢去。但还没到门口，门就被关上了，门上的弹簧锁也马上锁上了。史密斯先生只好拉下走廊尽头的窗户往外看，他肯定头等厢的脚踏板上没有人。为了证实史密斯先生的话，在一个同样漆黑的夜里，我们开着同样一列车，用同样的方式点着灯驶过路线上同样的区域。我们发现，如果一个人蹲在脚踏板上的话，从窗户能看得很清楚，看上去就是光亮区域里的一团黑影。所以我觉得应该相信他的说法。”

“是，这听起来很合理。当然，警卫自己的证词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向货车外面看时也没有看到任何人。”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发现在货车车厢也能看见蹲在那儿的人，原因相同——铁轨两边的路基是亮的。”

“那就是说警卫穿过三等车厢时凶手不可能已经出去了？”

“是的，因为在警卫到之前走廊的帘子已经被升起来了。”

署长眉头紧锁。

“真是莫名其妙。”他沉思着。一段时间，两人都沉默不语，然后他接着说道：“凶手有没有可能在开过枪后，立即藏到一个洗手间里，然后停车时趁乱神不知鬼不觉地从走廊门溜了出去，下到铁路线上逃跑了？”

“不可能，先生，我们也做了这样的调查。如果他藏进了一个洗手间，那么他就出不来了。如果他向三等车厢方向逃跑，史密斯先生会看到他，而且头等车厢的走廊从警卫过去到搜查之前都处在被监视状态下。我们已经证实，女士包厢里的乘客在警卫经过她们包厢后马上就到了走廊里，而且最后一个吸烟车厢里四位男士中的两位一直都在透过他们的门往外看，一直到那几位女士出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

署长吸着烟陷入沉思，又是一段时间的沉默。

“你说过验尸官有些意见？”最后他说。

“是的，先生。他假设凶手开枪后立刻跑出了走廊一侧的一扇门——有可能是最后一扇——从那里爬到车厢外某个从窗户看不到的地方，等车停下时跳了下去。他设想了车顶、缓冲器⑴或者下面的台阶。乍看上去这好像有可能，我试着做了一些试验，但没什么用。车顶是肯定不可能的，因为它的弯度非常大，没有平坦的天窗，而且门上方也没有把手。缓冲器同样不可能，从最后一扇门把手到车厢外的缓冲器之间有七英尺二英寸的距离。也就是说，人不可能从一头跳到另一头，他走过脚踏板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抓。下面的台阶也是不可能的。首先，它是分开的，每个门下面只有一个短的台阶，不像脚踏板是一块连续的整板，没有扶手的话没人能走过下面的台阶到达缓冲器。最后，无法想象什么人明知只要碰到月台就会被扫下火车还硬要爬到那儿去。”

“那就是说，警长，你觉得凶手作案的时候在车厢，搜查的时候不在，可又不是停车的时候跑掉的？我觉得这不可能。”

“我知道，先生。非常抱歉，但这正是我从一开始就面临的困难。”

署长拍了拍下属的肩膀。

“没关系，”他和蔼地说，“真的没事。你再试试，重新想想，我也再想想。明天你再来找我。”

这番谈话确实恰当地为这个案子作了总结，再也没有任何人带来任何灵感。随着时间的流逝，没有新的线索出现，人们的兴趣也逐渐开始减弱。最后，它在新伦敦警署年报中一长串破不了的案子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现在，我，一个毫无名气的医生，因为前面提到的机会了解到这桩神秘命案的谜底。案件本身和我没有联系，刚刚描述的细节都是从当时的官方报告中看到的。作为对我提供信息的补偿，我有幸看到了那些报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四周前的一个晚上，我在劳累了一天后非常疲惫地回到家里，刚刚点着一支烟，就接到一个紧急命令，要求赶到我行医地区附近村子的一家大旅馆里。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在路口跟一辆汽车相撞，伤势很严重。我扫了他一眼就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事实上，他的生命大概就只剩下几个小时了。他很冷静地询问自己的情况。我按照行业惯例回答了他，并且询问他要不要找什么人来。他直视着我说道：“医生，我想讲一件事。如果我告诉了你，你能在我活着的时候替我保密，死后再通知当局和公众吗？”

“噢，当然可以，”我回答说，“但我是不是应该为你请个朋友或牧师来？”

“不，”他说，“我没有朋友，也不需要牧师。你看上去像个可靠的人，我宁愿告诉你。”

我鞠了一躬，把他放得尽量舒服些。然后，他就开始讲了，用一种缓慢的近乎耳语的声音。

“我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得简要一点。你记得几年前有个霍雷肖·卢埃林夫妇被杀的案子吗？当时他们乘坐的是一列开往西北方向的火车，案发地距卡莱尔南部约五十英里。”

我依稀记得这个案子。

“‘高速卧铺列车上的惨案’，报纸上这样说的，是吗？”我问。

“就是它，”他回答道，“他们从来没有破解这个谜团，也没抓到凶手。但是凶手现在就要为此得到报应了。我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他说话时的冷静和深思熟虑让我有点儿毛骨悚然。但想到他一边与死亡做斗争一边招供，不管我感觉如何，我的职责就是不失时机地倾听并记录下来。我坐了下来，用尽量轻柔的语气说道：“我会认真记下来你说的每一句话，然后在你希望的时间通知警方。”

他本来不安的眼神变得欣慰。

“谢谢你。我会尽快。我叫休伯特·布莱克，住在霍夫市韦斯特伯里花园二十四号。十年零两个月前我住在布拉德福德，在那里我结识了天底下最迷人的好姑娘——格拉迪丝·温特沃思小姐。我很穷，她很有钱。我对追求她一点儿没有信心，但是她鼓励了我，直到我勇往直前地向她求婚。她答应嫁给我，但要我答应她一个条件：我们的婚约需要保密一段时间。我是那么为她着迷，她提出的任何条件我都可以答应。所以我什么也没说，我高兴得都有些不理智了。

“在此之前我见到过卢埃林，那时他非常友善，而且看上去好像很喜欢和我做朋友。一天我们一起遇到了格拉迪丝，我还向她介绍了卢埃林。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也开始追求格拉迪丝了。

“我们订婚后的一个星期，哈利法克斯有一个大型舞会。我本来会在那儿碰到格拉迪丝。但在最后一刻我收到母亲病重的电报，必须要回去。回来之后我就收到格拉迪斯的一张言辞冷淡的小纸条，说她很抱歉，但我们的婚约是个错误，我必须知道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我问了几个人，知道了事情的原委。给我点儿喝的吧，医生，我快不行了。”

我倒了点白兰地，端到他嘴边。

“现在好些了，”他气喘吁吁，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我发现卢埃林早就对格拉迪丝动心了。他知道我和她很要好，所以才来跟我套近乎。我真傻，如他所愿地介绍他们认识，同时也给了他见格拉迪丝的机会。他趁我上班的时候去找格拉迪丝。格拉迪丝知道他在追求自己，但不确定他是不是认真的。然后我求婚了，因为不确定更大的鱼会不会上钩，她觉得应该先抓住我。卢埃林很富有，你知道。她一直等到那个舞会才钓上了他，而我却走上了不归路。很有意思，是吧？”

我没有回答。这个人继续说：“是的，那件事之后我简直疯了。我失去了理智，去找卢埃林，但他竟当面嘲笑我。我恨不得把他的脑袋敲掉，但管家正好从旁边经过，所以我没办法冲上去杀了他。我没必要、也无法描述我所经历过的痛苦。但我真的疯了，我活着只是为了复仇。很快我就得手了。我一直跟着他们，直到找到机会杀死他们。我在那列火车上打中了他们。我先向格拉迪丝开了枪，当卢埃林被惊醒跳起来的时候，我又打中了他。”

这个男人停了一下。

“告诉我细节。”我说。过了一段时间他又继续说，声音更虚弱了。

“我制订了在火车上除掉他们的计划，整个蜜月我都跟在他们后面，但一直没找到机会。直到那一次，那个环境太适合行动了。在尤斯顿我跟在他们后面，听到他买了去卡莱尔的票，于是我买了到格拉斯哥的票。我坐进了挨着他们的包厢，里面有一个特别爱说话的男人，我还得编造一通谎话好让他认为我要在克鲁下车。我确实下车了，但又上来了，并且坐在同样的包厢里，把帘子放了下来。没人知道我在那儿。我一直等着，直到火车到了高地顶部，我觉得在人烟稀少的乡下逃走更容易些。然后，时机到了，我用木楔将包厢门固定住，把他们都打死了。之后我逃离了火车，避开铁轨，穿过田野，直到上了一条公路。我整个白天都躲了起来，晚上天色黑了以后才继续赶路。第二天晚上我到了卡莱尔。在那儿我可以公开地坐火车。我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怀疑。”

他停住了，非常疲惫的样子，好像可怕的死亡离他又近了一步。

“告诉我，”我说，“只一句话。你是怎么从火车上逃走的？”

他微弱地笑了笑。

“再给我点儿喝的，”他低声说。当我给他喝了第二杯白兰地之后，他虚弱地继续说了下去，有时停顿很长时间，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我事先就在外面做好了准备。如果我能在火车行驶中而警报还没响起的时候跑到外面的缓冲器上，我就安全了。没有人能从窗户看到我。而火车一停——我知道它很快就会停的——我就可以跳下车逃之夭夭了。问题就是怎么从走廊到缓冲器上。我是这样做的：

“我带了大约十六英尺长的很细的棕色丝带，以及同样长度的绳子。在克鲁站下车后，我走到车厢外的角落里假装点烟。在没有任何人看见的情况下，我把丝带的一端穿进缓冲器上方凸出来的把手里。然后我装作闲逛来到最近的一个门，随手放开了丝带，但却把两端都攥在手里。我假装拽了拽门，好像很难打开的样子，但实际上我把丝带穿进门外的把手，并把两头系在了一起。如果你当时跟着我就会明白，这样我就有了一条连接角落处和最近一扇门把手的丝带环。它跟车厢的颜色一样，几乎看不出来。然后我又回到了座位上。

“行动的时间到了，我先楔上了那两个车厢的门，然后打开了外面的窗户，抓住环形丝带的一端，把绳子的一端系在上面。我拉动丝带的一边，使绳子穿过角落里凸出来的把手重新回到窗口。丝的材质使它可以很容易滑动而不会在把手上留下痕迹。然后我把绳子的一端穿过门把手，拉紧后再把两端系在一起。这样我就有了一条从门延伸到缓冲器的绳环。

“我打开门，关上窗，把门用带来的一个小木块顶住。这样即便有风吹过，木块也可以防止它被关上。

“然后我开枪了。一看到他们两个都被击中，我就马上跑了出来。我踢掉木块，关上门，然后依靠绳环作扶手沿着脚踏板走到了缓冲器上。我切断了丝带和绳子，并把它们拽进口袋，这就抹去了所有痕迹。

“火车停下后我闪身跳到地面上。人们都从另一侧下的车，我一直沿着车厢爬，直到爬出他们的视线，然后攀上铁轨边的路基逃走了。”

这个人显然用尽了全身力气来讲述这个故事，因为当他终于说完的时候，他的眼睛闭上了。有几分钟，他陷入昏迷状态，很快就死掉了。

与警察交谈之后，我开始实现他的第二个愿望，也就是上面所讲述的这个故事。

⑴　老式火车中贯通每个车厢、位于车厢上方的链子，紧急情况时车厢内乘客可拉动链子使火车制动。
⑴　老式火车外侧贯穿整个车身、用以让乘客上下火车的钢板。
⑴　缓冲器用来缓和列车在运行中由于机车牵引力的变化或在启动、制动及调车作业时车厢之间相互碰撞而引起的纵向冲击和振动。

彭伯顿先生受人之托

上午八点二十五分，考特尼·彭伯顿先生在巴黎北方火车站登上载运船客去布伦的特快列车。他把行李和毛毯放到预约好的座位上，然后又下到月台上，想找点儿可看的东西打发旅途时光。

从报摊上转回来，彭伯顿先生的目光与站在附近的一位青年女子的目光相遇。她正疑惑地看着他，好像要说点儿什么。她的脸似曾相识，而彭伯顿先生从不拒绝年轻迷人的淑女，于是他决定上前致意。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把帽子摘下来，女人就收回了自己的目光，转过身优雅地跳下月台。

彭伯顿先生凝望着她。她身材娇小，肤色黝黑，面庞甜美，楚楚动人。他觉得，要是她的表情再愉快一点儿，或许她的脸上会出现酒窝，但现在她看上去焦虑而悲伤。虽然她的穿着并不张扬，甚至有些暗淡，但从非常妥贴的小小帽顶直到纤细的高跟鞋尖，都堪称一道靓丽的风景，可以摄住每一个男人的眼睛。

“这些法国女孩可真会打扮啊！”当她离开彭伯顿先生的视线之后，他这样想着，慢慢地走上台阶回到自己的包厢。

彭伯顿先生是个单身汉，身体健壮，个头不高，事业有成。他原来是金融城⑴里的一个职员，由于特殊才能很快就在公司受到提拔，而且凭借为人理财的丰富经验，他得到一个稳固的职位和五位数的收入。

虽然早就不必为温饱而奋斗，但他并没有脱离日常工作。实际上他刚参加完一月两次的法国金融联盟会议。每月的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他都和联盟的同事在一起。接下来的星期三早晨，他从北方火车站回英格兰。

火车启动之后，有好一阵那个年轻的法国女孩的面庞还浮现在彭伯顿先生的脑海里。他琢磨着曾在哪儿见过她，但是很快就把注意力转到了报纸上，直到一段时间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才又唤醒了他的回忆。

午饭后他沿着走廊往回走，又一次看到那个女孩。她的脸看上去还是似曾相识，而她也依旧用疑惑和犹豫的目光看着他。这次她说话了，用他从未听过的、他觉得最使人神魂颠倒的声音开口了。

“对不起，先生，我冒昧地打扰您。我碰到了很大的麻烦，但是当我看到彭伯顿先生时，我暗想，也许他能帮助我。您能帮我一个大忙吗？”

“您认识我，小姐？”彭伯顿先生惊讶地转过头来，高兴地期待着一段爱情的冒险。

“是的，先生，虽然……唉……您不认识我。我是希尔·布鲁克夫人的侍女，在她家见过您很多次。”

现在他想起她是谁了。希尔·布鲁克夫人是一个富有的邻居，她住在汉普斯特德一所最好的老宅里。他记得有几次去拜访时，在她的家里看见过这个女孩。

“我当然记得你，”虽然爱情冒险的希望破灭了，他仍然微笑着说，“你有麻烦，是吗？我对此很遗憾。跟我说说吧。”

“先生，您真是太好了。前两周我陪夫人住在巴黎，但昨晚她离开去艾克斯了。她吩咐我今天回伦敦去鲍沃特夫人那里。先生一定知道鲍沃特夫人吧，夫人的女儿？”

彭伯顿先生想起了希尔·布鲁克夫人那个自负而且相当专横的女儿，她住在亨顿附近。

“当然，我知道，”他回答说，“我跟她很熟。”

“昨晚夫人离开之前，”这个年轻女子继续说，“她给我一个包裹让我带到伦敦去。‘这儿，丹尼斯，’她说，‘这是一份礼物，给我外孙女的。’那是鲍沃特夫人的小女儿，先生知道吗？‘这是一条小项链，我想让她在生日晚会上戴。’生日晚会，先生，就是今天晚上。”

彭伯顿先生也见过那个小孩——赫尔迈厄尼·鲍沃特。他想，外祖母的这个举动多有代表性啊。希尔·布鲁克夫人极其宠爱这个小女孩，彭伯顿先生觉得这条小项链表达了外祖母对外孙女的爱，它带给这个老夫人的喜悦甚至要超过带给外孙女本身的。

“是吗？”当这个女孩稍作停顿时，他鼓励地说。

“就在今天早上我离开宾馆之前，”她接着说，“我接到一个电报。”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片纸。“是我未婚夫的姐姐发来的，正如先生看到的那样，”她深色的眼里满是泪水，“她说我未婚夫遇到了非常严重的意外。他的生命也许有危险。”

彭伯顿先生拿着那张纸条。它是昨晚从布伦发出的，当天清晨在巴黎收到。它是用法文写的。

“吉恩车祸重伤，速归。”

他瞟了一眼那个女孩。她虽然极力保持镇静，但的确已心烦意乱。他看到一滴眼泪从她眼里流出，慢慢地滑下脸颊。她很快把它擦掉了。

“我很遗憾，”他说，他的声音里不仅仅是慈爱关切。她的确极其漂亮。“那么，然后呢？”

“毫无疑问，先生已经明白我的困难了，为了这事我想要留在布伦，但是这个包裹又要求我去英格兰。如果夫人在这儿的话她会允许的——我知道。但她不在这儿，我没法问她。要是小姐失望的话，夫人该多伤心啊！”她突然停下来，耸耸肩，一副非常失望的样子。

“那么你希望我帮你带过去吗？”彭伯顿先生温和地提议。

姑娘的脸焕发出神采，眼睛也光芒闪烁。“哦，先生要能帮我那就太好了！”她感激地笑着，“这对先生来说是轻而易举的。我从布伦给帕克打电话，让他今天晚上六点钟到先生家去取这个礼物。那正好来得及。先生，六点钟您方便吗？”

彭伯顿先生认识帕克——希尔·布鲁克夫人年老且很受尊敬的司机。他认为自己应该帮助这个女孩。就像她说的，这不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实际上这可能会让希尔·布鲁克夫人高兴，就像他知道的，她为她的仆人着想，非常周到。

“我很乐意效劳，”他说，爱慕地凝视着对方深黑色的、水汪汪的眼睛，“我很高兴能够帮助你，希望你未婚夫的状况比你想象的要好。”

她的眼睛明亮闪烁。“噢，先生！您这么好！噢，我要如何感谢您呢？”

她边说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包裹，它封在一个信封里。彭伯顿先生认出封面上是希尔·布鲁克夫人的笔迹：“赫尔迈厄尼·鲍沃特，来自爱你的外祖母。”他把它小心地放人里层上衣的胸前口袋，又放开胆量同她尽可能亲密地长谈了一番，然后在那个女孩不绝的道谢声中回到了自己的包厢。

彭伯顿先生就是通常被称作“野心家”的那种人。金钱曾是他的第一大目标。他用各种手段挣钱，而那些手段他自己现在都不愿想起。现在他认为自己已经远离了财务上的困窘。金钱不再是他的头号目标，社会地位取而代之。从这个角度，他看重自己与希尔·布鲁克夫人以及她女儿的交情。要是凭借孩子礼物这件事，他能有比以前更亲密的拜访机会，那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

在十一月昏寒的夜晚降临时，彭伯顿先生回到了位于汉普斯特德的家中。他立即把那个小包裹锁到保险柜里。快到六点时，他坐在书房里，忙着处理一摞积压的信件。工作了几分钟，他突然听到一辆汽车经过窗外，接着是远处传来的铃声。

“帕克，提前到了一小会儿。”他想。重重的脚步声响起，然后书房门被敲响了。但是当他答应着来开门时，门被猛地撞开了，让他大吃一惊。

“弗伦奇探长。”男管家说。一个身材相当矮小、蓝色眼睛、表情友善的男人走进来，后面跟着两名随从。一位显然是便衣警察，另一位瘦高个、穿一身蓝色休闲西装。

“是考特尼·彭伯顿先生吗？”弗伦奇彬彬有礼地问，“很抱歉打扰您，我想问几句话可以吗？”

“当然可以，探长。你不找个座位吗？”

三人相继落座。弗伦奇继续说：“伦敦警署派我来调查一个包裹。据说今天在布伦船客火车上，您从希尔·布鲁克夫人的侍女那里拿到了它。”

彭伯顿先生突然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难受。“是的，”他不安地说，“它有什么问题吗？”

“请允许我问一下，先生，这个包裹还在你这儿吗？”

“当然在，但是你的问题吓着我了。我希望没出什么事吧？”

弗伦奇看上去放心了。“如果包裹还在就没什么大问题了，”他说，“你把它打开过吗？”

“当然没有。它是封着的，而且写着给希尔·布鲁克夫人的小外孙女。仆人说帕克今晚六点钟来拿它。”

“帕克？”

“希尔·布鲁克夫人的司机。”

弗伦奇眼睛亮了一下。“这是我们需要的线索，”他带着满意的口吻说，并扫了一眼他的随从。他们谄媚地点点头。“我得承认，先生，我们不明白你是如何卷进这件事里来的。”

“我不明白……”

彭伯顿先生正要开始说，另一个人打断了他。“你当然不明白，先生，但过一会儿我会解释。如果你把你所知道的关于这件事的一切都告诉我，我会很高兴。”

彭伯顿先生叙述了他的经历，那三个人聚精会神地听着。

他介绍完，弗伦奇评价道：“非常清楚，现在我告诉你一些你不知道的事。你拿的不是希尔·布鲁克夫人送给她外孙女的礼物。它是更有价值的东西。你没想过吧，先生，丹尼斯·马彻特给你的那个小包裹至少价值一万两千英镑。”

彭伯顿先生惊呆了。“我的天哪！”他大声叫道，“一万两千英镑！你究竟在说什么啊？”

“我告诉你，先生。希尔·布鲁克夫人有一条精美的翡翠项链，你听说过吗？”

说到那个项链，彭伯顿先生的心颤抖了。“听说过吗？”他大声说道，“每个人都听说过它。是的，我不止一次见过它。”

“我得说，嗯，先生，还有一些事你不知道。那个项链被偷了。”

彭伯顿先生惊骇至极。“天哪！被偷了！”他沮丧地附和着，“不会是被那个女孩偷了吧？我真不敢相信。她看上去是那么——那么的单纯。”

探长的蓝眼睛闪了一下。“这一点我完全相信。”他冷淡地说，“但她是个小偷，虽然看上去那么单纯。这串项链是昨晚在巴黎从希尔·布鲁克夫人下榻的宾馆偷走的。这个女孩，丹尼斯·马彻特，已经被认出是一名来自芝加哥的知名的国际神偷，她给她的女主人下了药，然后带着项链跑了，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我们跟踪她到北方火车站，她在布伦下火车时被逮捕了。搜查后发现她已经设法把项链转移了，一位路过的火车乘务员恰好看到她在二等包厢里把一个小包裹递给你。关于你的情况被发到了警署。我们在维多利亚火车站没找到你，后来发现你乘坐的出租车，所以就跟踪你到了这儿。”

彭伯顿先生惊骇万分，“你吓着我了，”他大叫，“我在火车上遇上了多么不幸的事啊！”

“这正是我不满意的一点，”弗伦奇宣告说，“所有关于她未婚夫的电报的事显然都是有预谋的。而在我看来好像他们早就知道了你要到那儿，所以才计划利用你。你告诉过任何人你要到那儿去吗？”

“没有，但这条路我每月要走两趟——每月的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三。”

“这就对了。他们知道你的行程，觉得你可以做一个很好的邮递员。我们应该待在这里等那个司机来，然后抓住他。同时，你得让我们看看那个项链，以便确认它完好无损。”

金融家点点头，穿过房间走到保险柜前。突然，他想起一个几乎被遗忘的问题。

“看这儿，”他把那个包裹拿出来，放到弗伦奇面前的桌上，大声说，“这地址是希尔·布鲁克夫人的笔迹。你们怎么解释这件事？”

弗伦奇从兜里掏出一只放大镜，检查包裹上精巧的字体。

“我没见过希尔·布鲁克夫人的笔迹，先生，”他最后说，“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这不是真迹。任何人都能看出来这是伪造的。你自己看看。那些笔画没有真迹那种顺畅的曲线，它们有很多细小的颤顿，是照着真迹慢慢描出来的。”

彭伯顿先生很快就相信了这一点。带着厌恶的情绪，他看着探长把信封拆开，取出一串精美绝伦的翡翠项链。

“非常好，就是它，”弗伦奇用满意的口吻说，开始费力地数那条项链上的小珠子，“应该是七十二颗。没错。很好，我想没问题，霍布斯先生——”他把项链交给那位瘦高个的年轻人。

“邦德大街德弗罗公司的霍布斯先生，这串项链的供应商。”他向彭伯顿先生介绍说。

霍布斯花了一些时间，一言不发地检查这串光彩夺目的珠子。事实上，他检查的时间长得连弗伦奇都不耐烦了。

“好了，有问题吗？它不应该那么难鉴定吧？”

年轻人又仔细研究了更长一段时间，然后重新把它放回桌子上。“不太容易鉴定，”他慢慢地说，“因为我以前从未见过它。这不是希尔·布鲁克夫人的项链。”

弗伦奇一下跳起来，嘴里骂了一句。彭伯顿先生顿时僵在那里。

“不是那条项链？”弗伦奇叫道，“天哪，伙计，你确定吗？”

身材颀长的年轻人谨慎地点点头。“我非常肯定，而且它根本就不是一条翡翠项链。它只是个玻璃的，价值大约五先令。”

弗伦奇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赝品！”他嘀咕着，重重地坐回椅子上，目不转睛地瞪着那个闪闪发光的玩意。屋里沉默了一阵，随后，弗伦奇咬牙切齿地说：“那帮人比我们预想的聪明多了。好吧，先生，我必须给警署打个电话。不介意我用一下你的电话吧？”

他接通了电话，然后回到桌子前，拿起信封，漫不经心地看了看那个封口。他微微地皱了下眉头，把它拿到离光近一点儿的地方，开始用他的放大镜仔细检查那个封口。最后他怀疑地扫了一眼彭伯顿先生。

“先生，你说你没有打开过这个包裹？”他问道，语气明显没有刚才温和。

“当然没有。”

“那现在的事实是这个包裹被很小心地打开过，然后又被封上了，这个你怎么解释呢？”

“天哪，警官，我怎么知道！我只能告诉你，从我拿到它之后就从来没有打开过。”

“看这个封口，彭伯顿先生。是从下面拆开，又重新粘上了，位置没有完全对上。”

彭伯顿先生又一次感到生了一场大病似的难受。

“这说明了一个令人不快的因素，”弗伦奇继续严肃地说，“这个包裹被人打开过。据我们所知，它只经过丹尼斯·马彻特和你的手。我们分析，如果马彻特把它包好，然后伪造了这件事情来欺骗你，那她有什么必要再把它打开呢？如果她想往里面放一条假项链，那她最初的时候放好就行了。事情很清楚。”

彭伯顿先生又生气又沮丧。“我已经把所有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他反驳道，“我想你不会指控我偷了这个项链吧？”

“我没指控你任何事，但事实就是这样的，因此你得想办法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你看到了吧，一大堆证据都对你不利。”

“确实，警官，这真是一个完美的诽谤，”彭伯顿先生愤怒地叫道，“你正在得出一些令人恶心的结论，而不需要一丁点儿真正的证据。我建议你小心一点儿，我的朋友们很有权势……”

弗伦奇举手示意暂停。“现在，先生，那样做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为自己你也应该来协助我才对。我建议你跟我们到警署去一趟，向警长直接陈述你的证词。我确信，先生，那得费点儿手续。”

彭怕顿先生越来越不舒服了。他现在认识到自己在这桩事件中扮演了不明不白的角色。丹尼斯的美貌吸引了他这条肥胖而殷勤的红鲱鱼，充当了转移人们视线的假线索。他悔恨地回想着自己曾赞美过那个女孩的漂亮、纯真、迷人的眼睛和真实的眼泪，他暗自诅咒。“啊！”他厌恶地想，“她们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可以相信。”彭伯顿先生帮助落难美女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经常为此感到懊悔。他转向弗伦奇。

“我去警署对这件事能有什么帮助呢？”他愤怒地说，“我能告诉警长的，一点儿也不会比我已经告诉你的更多，我……”

他被电话铃声打断了，这是一阵冗长刺耳的铃声。他拿起听筒。“我是彭伯顿，”他说，然后就把听筒递给弗伦奇，“警署。”

弗伦奇听着，说了一会儿，然后又听。之后他的态度变了。他放下听筒，转向金融家。

“彭伯顿先生，”他用抱歉的语气说，“我有义务诚恳地告诉您我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警署告诉我刚刚从巴黎得到了消息，项链找到了。它在巴黎一个男人手里，显然他是个同伙。那个女孩，马彻特，在到达火车站之前就设法将它转移出去了，她只是利用你来制造一条假线索。因此我不用再做什么了，只能向您表达我最真诚的歉意。如果可以，我会说我非常高兴这件事与您有关的部分到此结束了。”

彭伯顿先生如释重负，语气不由傲慢起来。

“哎呀，警官，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起先我还以为你会给我没完没了地找麻烦呢。”

“我只是做了我职责范围内的事，先生，”弗伦奇回答，“很高兴您现在不会再受骚扰了。不过，很抱歉，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我必须请您给出一个签字的书面声明，写清关于您与丹尼斯·马彻特见面的情况。请您理解，这对于法国警方给她定罪非常必要。”

“好的，警官，”彭伯顿先生回答，并再次展现出了过人的幽默，“但是你并不希望我把它们全都写下来，对吧？”

“我会把它们写下来，先生，只要您帮忙签个字，只占用您一两分钟。”

事实上他们花了二十分钟，但是彭伯顿先生没有吝惜这点儿时间。最后，警官写完了，他在上面签了字。

“我想，先生，你也许愿意保留这个假项链当做纪念吧？”弗伦奇说，“要是没找到窃贼，我们就得收回，但现在抓到了，我们就不需要它了。但请您允许我把包装纸带走。它能帮助我们定罪。”

彭伯顿先生心想，这条项链也许会成为支撑故事的好物证。他看着霍布斯用柔软的内包装布把项链卷起来，然后接过来重新锁进了保险柜里。

弗伦奇站起来。“您的电话号码，先生，劳驾，我们或许需要给您打电话。”

晚饭后，彭伯顿先生打电话给希尔·布鲁克夫人的女儿——鲍沃特夫人，祝贺她找到了项链。

“哦，”鲍沃特夫人叫道，“真是太好了！我还不知道这事。妈妈打电话告诉我项链丢了，但那时候他们还没找到它。你是怎么知道的？”

“消息刚刚传到伦敦警署，”彭伯顿先生解释，“所以你还来不及听说。至于我与这件事的关系，说来话长了。如果明天你在家的话，我想下午过去同你讲。”

“好吧。”鲍沃特夫人发出邀请，然后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彭伯顿先生早早离开办公室，驱车来到亨顿。鲍沃特夫人愉快地欢迎他，但看得出来她有心事。

“昨晚真是奇怪，你告诉我项链找到了，”她开门见山，“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伦敦警署的警官为此事到我家调查的时候，警署里来电话了。”彭伯顿先生回答，“警官把消息转告给了我。”

“但那不是真的。”鲍沃特夫人说。

“不是真的？”彭伯顿先生重复，“什么不是真的？我不明白。”

“他们没有找到项链。我在等妈妈那里的消息，一直没等到，我就打电话给她。警署肯定弄错了。”

彭伯顿先生惊讶不已。“我想他们肯定是弄错了，”他缓慢地重复着，“我并不是多么信任他们，但我也没料到他们会把一件事弄成这个样子。”

“不，”她说，“这事很奇怪，你不觉得吗？”

“请您让我用一下电话，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他们，看他们怎么说。”

很快，他接通了警署。

“弗伦奇警官在吗？”他问，“告诉他考特尼·彭伯顿先生找他。”

短暂的等候之后，一个声音传了过来。“我是弗伦奇。”

“我说，警官，”彭伯顿先生接着说，“你们的人把项链的事弄错了。鲍沃特夫人告诉我她今天从巴黎得到的消息是，那条项链还没找到。”

“什么项链？先生，”回答出乎意料，“我不懂您在说什么。”

“什么？伙计，就是昨天晚上你在我那里跟我一起讨论的那个项链。还能是别的什么呢？”

“误会了，先生。你可能没找对人。昨天整个晚上我都在办公室。”

彭伯顿先生的心似乎突然停跳了一下。

“但是，我的天哪，警官，你给了我名片。‘侦探约瑟夫·弗伦奇，刑事调查部’，警署里还有另外一个侦探弗伦奇吗？”

“没有，先生，这里有问题。你能告诉我事情的经过吗？”

彭伯顿先生简要讲了讲。从声音判断，侦探好像对这事很重视。

“我想，先生，”那个声音继续说，“我应该为这事见见你。你从哪儿打来的电话？”

彭伯顿先生告诉了他。

“那我马上过去。我想，先生，恐怕你受骗了。”

彭伯顿先生的心沉了一下，他把这项最新进展告诉女主人，再加上他与丹尼斯会面的情况——不过这部分他做了精心删减。很快，侦探弗伦奇到了。

虽然此时彭伯顿先生已有所准备，但侦探的出现还是让他有些吃惊。这不是昨晚来见他的那个人！

“现在，先生，”新来的访客严肃地说，“如果您能将整件事情告诉我，我会非常高兴。”

彭伯顿先生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再次讲述他的历险。他说完后，弗伦奇点点头。

“正如我料到的，先生。你被戏弄了。你把那条项链带来了吗？”

“在这儿。我把它带来给鲍沃特夫人看，但是我们讨论这个案子时太专注了，就忘记了这事。”

彭伯顿先生从他的口袋里掏出那个小包裹。“真是一件精美至极的作品。”他一边打开纸包一边说，“除了专家，没人能看出来它不是真的，看——”他把它取出来。

突然，彭伯顿先生停住了，死死地盯着项链。慢慢地，他的眼睛会转了，脸上充满了疑惑惊愕的表情。有一段时间，他几乎都说不出话来，然后发出嘶哑的喊声。“我的天哪！不一样了！”

“啊，”弗伦奇感兴趣地说，“能说一下跟什么不一样了吗？”

“跟我带着过海峡的那个明显不同：一个简陋的东西。那个精致极了！”

弗伦奇看上去很高兴。他说：“我想问题差不多解决了，先生，告诉我，你注意到了吗，那个假冒我名字的人在太阳穴挨着头发的地方有一道伤疤？”

彭伯顿先生惊奇地看着警官。“怎么了？是的，警官，他有。你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侦探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微笑。“因为我知道他是谁，其他人我也知道。他们是波士顿帮，一半欧洲和美国的警察都在找他们。这次他们没给我们留下破绽。对不起，我要给警署打个电话。”

“但是他也给警署打电话了。”彭伯顿固执地说。

弗伦奇又笑了。“一个老伎俩，彭伯顿先生。任何人都能拿起听筒但不让叉簧弹起来。然后就算你说到脸色发青都没人听得见。”

弗伦奇接着解释。这帮人由那个女孩和四个男人组成，靠诡诈的偷窃为生。

“我们必须从希尔·布鲁克夫人那里查出一些细节，但除此之外事情已经非常清楚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警署已经从巴黎得到盗窃案的消息。这条项链非常有名，关于它有十分详尽的描述。警方认为他们将把伦敦作为最好的销赃地。事实上我们已经在留心了。”

彭伯顿先生听着这番平静的解释，狂怒和沮丧在他头脑中激荡。他的确被戏弄了——被戏弄了两次！那些给他解释他是如何被戏弄的人，在那个时候又戏弄了他。“丹尼斯·马彻特”，“弗伦奇探长”，“霍布斯先生”，冒牌警察——彭伯顿先生想起他们简直要背过气去。

“看在上帝份上，解释一下这件事吧。”他结结巴巴地说。

“这事非常清楚，正如我说的，”弗伦奇回答说，“我的话也许有待今后订正，我估计那个冒名顶替的人告诉你的很多话都是真的。那个女孩，可能靠伪造的推荐信得到了这份工作，那天晚上偷走了项链。希尔·布鲁克夫人有睡前喝热牛奶的习惯，丹尼斯就往里面下了药。希尔·布鲁克夫人睡得如此之沉，因此丹尼斯能够进她的房间，从她的枕头下取走钥匙，拿走项链，并放回钥匙。她的一个同伙从布伦给她发了那封电报，她拿着电报在八点二十五分之前离开。

“但她面临一个难题。她知道项链的丢失和她的逃走一大早就会被发现。如果那样的话，将项链带到英格兰的过程将被监视，而她就会在某个港口被逮捕。因此她必须处理掉那个会连累她的包裹。对于帮内其他同伙而言这也是同样危险的，所以不能把项链交给他们。你，彭伯顿先生，对她就像一件来自上帝的礼物。她知道你一月两次的行程，决定利用它。她用她受伤未婚夫的悲伤故事来接近你，并设法让你同意传递项链。在布伦她轻易地消失了，到现在也没有一点儿消息。

“但是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方式引来了第二个问题。项链给了你，怎么从你那儿拿回来呢？我想你一定承认他们的解决办法很妙。伦敦警署来的一个假警察是个老掉牙的把戏了，但它非常有效。被他们称做霍布斯的那个男人手法极高；他原来是纽约一个手段高明的小偷，也是一个魔术大师——他学魔术是为了有助于偷窃。他干了什么非常清楚。他用这个假的替换掉那个真的项链，也许是你在证词上签字的时候。你说他把它卷进纸里还给你了？”

“是的，”彭伯顿先生说，“就在我眼前。我看见那条翡翠项链被卷了起来。我发誓它就是我从法国带回来的那条。”

“还有，先生，我的替身用暗示你可能被指控有罪的办法，降低了你对事情的评判能力，也就是用其他的东西占领你的大脑。这是一个狡猾的障眼法！然后这个团伙留在外面的成员打了个电话，就像从警署打来的一样，这给了他们撤走的借口。好，我们只能期待有好结果了。”

但是希尔·布鲁克夫人很不幸，弗伦奇的希望破灭了。无论丹尼斯还是她的同伙，都没有再出现过。市场上确实出现了一些上好的小翡翠珠子，但无法证明它们与项链之间有任何联系。

⑴　City of London，大伦敦市的一个区，俗称金融城。

平交道口

看到那个火车平交道口时，邓斯坦·思韦特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就是在这里，今晚，他将杀死他的敌人约翰·邓恩。

这地方正合他意。一个急弯，周围还有冷杉树林遮挡，让人看不见也听不到开过来的火车。车速很快，只有四到五秒可供反应，一点点疏忽迟疑都是致命的。在这儿发生一起意外将不会引起任何怀疑。

这个道口是私人的，没有值勤的信号员，也没有值班室。最近的房子是思韦特自己的，即使从那儿看，视线也会被树林挡住。与铁道相交的那条小路一直延伸到思韦特房子后面的乡间，在铁道对面与主路相会。这个道口很少使用。因为有危险，这里没有车开过，门也是锁上的。这扇便门主要是给抄近路去附近火车站的步行者使用，但这样的人并不多，在思韦特设定的那一刻更不会有人经过。

在他的计划中，作案并不困难，几乎不可能被人发现。这个计划很安全，万无一失。只需要一点儿谨慎，以及讨厌的几分钟，他又将成为一个自由人。

到现在有五年了，约翰·邓恩一直在折磨他。他忍受了五年，因为别无选择。甚至连他的健康也受到了威胁——他依赖安眠药来得到一个晚上的安宁。现在他可以卸下负担了。今晚过后他将获得自由。

麻烦是思韦特自找的，但这并没有让此事变得更容易忍受一些。思韦特是个野心家，而且一直以来都是个成功的野心家。作为一个孤儿，他很小就自己照顾自己。凭借一次幸运的机会，他得到一个大钢铁企业办公室里的职位。他在那里工作只有一个目标。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在三十五岁时他被任命为会计师。如果不是他那次如同自杀性狂躁症的行为，他的未来是很有保障的。

转折出现在五年前，那时他担任那位年长而随和的前任的助手。当时思韦特正要“攀一门高亲”——一切正如这愚蠢的说法所形容的，美丽的洛兰小姐不仅是当地上流社会的一员，而且据说非常富有。她的朋友们都难以想象为什么她愿意嫁给一个生活在思韦特那个阶层的男人。有的说这是浪漫的真爱，其他人则嘲讽她一定是相信自己遇上了一个将来会成功的人。对思韦特而言，这无论如何是一门绝好的亲事，但他发现这亲事也很昂贵。事实上，各项准备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储备更多的钱，要么失去希尔达·洛兰。突然机会出现了，思韦特被冲昏了头脑。某位上司的一点失误被他很快抓住并加以利用，在大意的上司眼皮底下，他以娴熟的手法在账目上动了点儿小手脚，公司的一千英镑就进了他的口袋。不用说思韦特也想在婚后把这钱还回去，但在他有时间干这事之前，公司的损失被发现了。同时，怀疑某一位职员的理由也出现了。尽管没有确切的证据指控这个倒霉的人，他还是悄悄被开除了。

对此思韦特处之泰然。他已经逃脱了——几乎。除了他的继任上司，约翰·邓恩，没人知道，也没人怀疑。邓恩在账本中仔细搜寻，直到发现证据。

但邓恩并没有以一名诚实的职员应有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发现。相反，他私下找到思韦特，于是一百英镑到手了。

那一百英镑，以及知晓这个秘密的威力让邓恩在头一年里很知足。接下来是第二次会面。思韦特不得不加码。思韦特夫人的确带来了嫁妆，邓恩带着二百五十英镑回家了。

五年来这事愈演愈烈。邓恩的胃口越来越大，没有任何罢手的迹象。思韦特现在要采取一种方式来解决，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刚开始，思韦特试图以一种大多数人都会想到的办法来解脱。“我想，邓恩，你不明白你和我在同一条船上吗？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但你保持沉默。你也是同谋。如果你把我送进监狱，你也会跟着进去。”

但邓恩只是阴险地一笑。“哦，思韦特先生，你不能拿我怎么样。你不能。”如同昨夜发生的一样，思韦特还记得此人眼中混合的嘲讽与狡诈。“我只是在我报告的当天才发现的，明白吗？我先是怀疑，但我没办法证实。我会告诉他们我查了老账本，这是我头一次发现证据。没有同谋，思韦特先生。只是一位可怜的职员为了公司的利益履行他讨人嫌的职责。”

思韦特在咒骂之后还是付钱了。现在事实是在结婚四年后，他不再能够维持收支平衡。他的妻子的确带来了嫁妆，但不像传说中那么多。另外，她认为出钱是丈夫的责任。她需要一幢昂贵的房子，一辆昂贵的车，高价的佣人们，娱乐，晚餐，在城里看戏。思韦特有自己的办法，但在邓恩不断敲骨吸髓的情况下，他做不到。如果没有邓恩碍事，他刚好能维持生活。

“昨天我去了彭保罗，看看天狼星轿车，”几天前的一个晚上他妻子说，“这车不错，邓斯坦。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买。如果像你说的那样手头紧，我们可以分期付款。”

“我不想开这个头，”思韦特答道，“分期付款，你根本搞不清楚什么东西是你的，或者钱付到哪步了。”

“也许你不想要，”他妻子尖刻地回复，“但是我呢？为什么我要坐一辆寒酸的早就过时的老奥斯汀出门，而我所有的朋友都有辛格斯、戴姆勒和林肯？看看迈拉·特纳的新劳斯莱斯吧。我告诉你，我在乎，而且我不会再忍受了。”

“我都知道，希尔达，”思韦特软弱地说，“我知道这是你应该有的，而且应该尽快得到，但是我们必须等等。相信我，现在我没有钱。”

她的脸上浮现出冷酷固执的表情，这是他熟知和害怕的。这样的争论太多了。“我不想打探你的秘密，”她以一种强硬的口气说，“即使你另有资产我也不会问的。不过我要告诉你，如果你不订那辆车，我订。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只考虑你的好恶，而不是我的。我想你至少能付首期款吧？”

思韦特叹气。他缄口不言是因为他知道妻子有她的道理。并不是因为缺钱或没有能力买高档车才让他忠诚的伴侣变得多疑、陌生，才让幸福的家庭生活化为噩梦，而是因为她对他缺乏信任。因为她知道，每年都有几百镑的花销他不愿记在账上。希尔达·思韦特不是傻瓜，以前他试图瞒着她，结果却让她疑心更重。但他相信如果不是钱的麻烦，他们一定会重现往日的亲密关系。但只要约翰·邓恩存在，他就永远不能如愿。

上帝啊，他多么憎恨这个男人！关于平交道口的想法又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这不是个新主意。几周前他想过那里可能发生的可怕的种种细节。当医生给他开安眠药时，他的计划有了雏形。起初他曾想给那人服下致命的剂量，后来觉得这样太莽撞，还有更高明的办法。只要有那个平交道口，服用平常剂量的药已经足够了。

思韦特绞尽脑汁构思完整的计划。有种感觉让他感到自己被强于自身的力量推向恐惧。如同爱伦·坡小说里的人物一样，他似乎看到房间的四壁向他挤压过来。

就在次日清晨，当思韦特还在犹豫时，邓恩自己结束了这种状况。两人在思韦特的房间谈公事。“抱歉打扰你，思韦特先生，”公司的事谈妥之后，邓恩用嘶哑的嗓音开口了，“但是我又遇到麻烦了，因为我儿子。这次更糟糕，得要五百镑，不然过不了关。我想，思韦特先生，你愿意帮帮我吧？”

出于一种他自己才知道的原因，邓恩的要求总是以帮助一个虚构出来的儿子为名。当思韦特第一次指出这个假设的毛病时，他愉快地接受了，但他后来的要求仍然傲慢嘲讽地用同样的术语表达。

“你那该死的儿子！”思韦特低声回答。虽然这间房很大，他也必须小心不让别人听到。“你要什么不能直说吗？”

“就像你喜欢的那样直接，思韦特先生。”他故作友善地表示赞同，“只是五百英镑。一位绅士给另一位绅士，这不算多。”

思韦特有股冲动想掐住这个东西，慢慢地让他的生命在这个可恶的躯体里窒息。

“五百镑？你怎么不要月亮呢？因为你更容易得到后者而不是前者。”

邓恩搓着手。“哦，别这样，思韦特先生。”他抱怨着，“别这样，先生。这么讲不好。对你这样的绅士，五百镑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你肯定不会拒绝这样的小请求吧？”

“你别想从我这儿拿到钱，”思韦特坚定地说，“我会告诉你原因。我没有钱。一小笔钱我还能应付，但不是五百镑。你永远别想拿到。”

邓恩邪恶地笑着。他真的很享受这种情况。

“五百镑，思韦特先生，”他嘀咕着，“你不会骗一个可怜的人说你没钱吧？”

思韦特坚定地看着他。“你别做梦了，”他说，“过去五年我已经给了你快三千镑了，我受够了。别把人逼得太过分。”

邓恩脸上出现了无辜受伤的表情。“太过分？思韦特先生，我不会麻烦你的，一点儿也不会。如果我不确定你能轻松地做到，我是不会向你提这件小事的。先生，你伤害了我的感情。”

“我能做到，是吗？既然你知道这么多，告诉我怎么做。”

邓恩不怀好意地一笑。“我本不应该说的，思韦特先生，但你问我就是另一回事了。既然你问我，先生，那么把买天狼星轿车的事推后如何？奥斯汀还是辆不错的车。对很多人来说一辆五年的奥斯汀已是梦寐以求了。”

思韦特咒骂道：“见鬼，你怎么知道的？”

“没什么，”邓恩平静地回答，“人人都知道思韦特夫人试驾了新车，原因不难猜。”

就在此刻思韦特最终下定决心实施计划。他装作思考的样子，不耐烦地在椅子里侧着身子。

“好，”他说，“我们别在这儿谈这事。我将尽力而为。明天晚上来吧，我们再商量。”第二天晚上思韦特夫人要去城里。“另外，”他又说，“把马克斯韦尔公司的报价带上。给你这一趟找个借口没坏处。”

到目前为止情况不错。思韦特发现邓恩一点儿没起疑心。当然，他也没有理由怀疑。为了同样的目的他已不是头一次去思韦特家了。

第二天晚上思韦特简单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他在钱包里放了一些钞票，总共五十英镑；确认自己当天收到的银行存折在自己的保险柜里；接下来他给他的股票经纪人写了封信，把复写本放进文件夹里，把原件烧掉；然后把威士忌倒进玻璃盛酒器，只倒了两中杯的量，然后把一剂安眠药粉放了一半进去；他准备了一个虹吸管，一瓶未启封的威士忌，清水和酒杯；书房门外走廊上挂着他的外套，他在右边的外口袋里放了一把锤子，在左边口袋里放了一把电筒；最后他把钟和表都拨快了十分钟；之后便坐下来等着。

最大限度地小心是必要的，不能因疏忽招致怀疑，所有计划一定要经得起警察的调查。思韦特清楚，在办公室，大家都知道邓恩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自己。在邓恩这事上，有很多地方是任何人都无法忍受的，但都被大家忽略了。思韦特有个很好的借口。他能证明自己从未离开过家。

现在不需要再准备什么了，思韦特发现他几乎不能忍受渐渐袭来的恐慌的重压。像大多数人一样，他读过关于杀人犯的故事，惊讶于他们所犯的导致失败的错误。现在，这次犯罪还仅仅存在于他的想象中，他理解了那些错误。在这种情绪的压力之下一个人是无法思考的。他似乎看到邓恩远远地站着，活得好好的，脑子里一点儿关于死亡的意识都没有。他仿佛看到自己的胳膊举起来，听到锤子砸在头骨上的恐怖声音，看着身体松垮下去失去知觉。邓恩的尸体！全都死了，除了眼睛。在思韦特的想象中，那双眼睛好像还活着，责备地盯着他，他去哪儿都跟着他。他发抖了。天哪！如果他干了这事，还会有片刻的安宁吗？

思韦特拿出他的小酒瓶，倒了一杯烈酒，一口喝干。很快，事物又恢复了原貌。他必须让他的神经跟着他一起行动。生怕不能解决问题，他也不能害怕。一点儿勇气，讨厌的十分钟，然后就是安全，从现在的困境中解脱，家庭幸福，未来有保障！半小时后，门铃响了，邓恩出现，思韦特已恢复常态。

因为佣人在，他很有礼貌地欢迎客人。“我想是马克斯韦尔公司报价的事吧？我们马上就办。”当门关上后，他接着说，“取出来吧，邓恩，我来签字。预算只做一半是没用的。你来是要办哪些事的，我们就办吧。”

他们开始工作，就像在思韦特的办公室里一样。十五分钟后，公事办完了，邓恩把文件放回他的包里。思韦特向后靠在他的椅子上。

“现在谈别的事，”他缓缓地说。邓恩的眼睛放着贪婪的光。“还有，”思韦特站起来，就像是忘了什么事，“来点儿喝的？就算我们要谈不愉快的事，也没必要吵架。”

怀疑和欲望在这个男人躲闪的目光中交战。“今晚我喝什么都行。”他声音发颤。

“别疑神疑鬼，”思韦特粗鲁地说，“你怕什么呢？以为我要给你下毒？在这儿？”他把桌上的玻璃盛酒器和酒杯推过去，“给我们俩倒上同样的分量。”他把吸管扔过去。“自己加苏打水，一点儿都别超过你的酒量。”

欲望占了上风，如同思韦特预料的那样。思韦特先喝了自己那杯。邓恩的怀疑被这个明显的姿态驱散了，他放松下来。药的剂量很小，每人都只有正常一剂的四分之一，但已经够用了。对于思韦特，因为以前他服过很多，这个量的效果不值一提；对邓恩则能起到催眠作用。思韦特并不想让他睡过去；他只想让邓恩糊涂一些，放松警惕。

带着冷酷的满足，思韦特注意到他的第一击得手了。现在他只需要注意，别让那人的脑子里对他产生一丝怀疑。他身子向前倾，变得神神秘秘。

“现在看这儿，邓恩，”他用一种老于世故的口气说，“你提到的五百英镑的事我满足不了，很简单，我没这么多钱，就是这么回事。我已经告诉你了。我着急见你也就是同你讲这一点。这些怎么样？”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卷钱扔到桌上，然后从文件夹里取出给股票经纪人写的信的复写本。邓恩抓过钞票，他爱不释手地仔细地数着钱，似乎在享受触摸钞票的感觉。

“五十？”他干笑着，“你总是爱开小玩笑。”

“看看这封信。”思韦特不耐烦地说。邓恩非常专心地读了，然后他专心地喝完了他的威士忌，以同样的方式开口。

“卖掉二百五十镑的股票？今晚你真能开玩笑，思韦特先生。”

“总共三百英镑，邓恩！有据可查的三百镑！是那卷钞票的六倍！想想吧，老兄！我还没说……”思韦特接着说，“这只能是最后一次了。别不满足了，邓恩，你这几年都拿走三千镑了，该知足了。”

邓恩缓缓地露出邪恶的笑容。

“五——百镑，思韦特先生，”他反复说，“我儿子，我跟你提过的……”

思韦特猛地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步。“别再胡搅蛮缠了，老兄，难道我没跟你说我做不到吗？该死的，你不相信我吗？看这儿——”他取出钥匙，走到房间角落里内置的保险柜前，开锁，打开沉重的门，取出他的银行存折，戏剧性地扔到桌上。“你自己看吧，今天下午才寄来的。”

邓恩又干笑几声。“账本？思韦特先生，你让我吃惊。像你这样精通账目的人不该指望我会相信一个账本吧？”

思韦特感到一丝轻松。这个傻瓜让他的任务变得容易了。他没有理会邓恩的嘲笑。

“好，我已经给了你一个提议。”他说，“现在拿五十镑，然后只要我的股票经纪人一兑现，又有二百五十镑。要或者不要由你。但是我要郑重地提醒你，如果你不要这些，你就什么都得不到。我已经到极限了，我要结束这一切。”

“我能问问你要怎么办吗？”

“可以。我会让你去报告你知道的事。已经过去五年了，从那时以来我为公司干得很好。我为他们节约的不止一千镑。我准备卖掉这幢房子，将那笔钱连本带利还掉。我将自食其果，在目前情况下，也没什么大不了。我将到国外去，用一个新名字，开始新生活。”

“你妻子呢，先生？”

思韦特来回踱步。“该死的，这与你无关，”他气冲冲地说。稍后他平静了一点儿，说：“我妻子将先出国，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当我出国的时候她将用新的名字在外面等我，你不会知道具体地方的。她将等我两至三年，不会更长。这就是即将发生的。你可以拿走三百镑，今后我会每年给你三百镑；或者你可以做别的事。”

邓恩坐在那儿瞪着他，一副呆呆的样子。药已经发挥作用了。思韦特有一瞬间担心给他喝得太多了。

“好吧，”思韦特尖刻地说。他瞥了一眼时钟，时间快到了。“怎么样，你接受还是不接受？”

“五百镑，”邓恩粗着嗓门坚持说，“我想要五百镑，一个便士也不能少。”

“行啊，”思韦特马上回答，“这就解决了。现在你可以走了，去做最坏的事。对你我已经尽力了。”

邓恩迷茫地瞪着他，然后就斜着眼说：“没理由害怕啊，你没有，思韦特先生，”他醉醺醺地嘀咕着，“你不是——你不是这样的傻子。来吧，给我吧——”他慢慢地伸出颤抖的手，“五百镑。”

思韦特带着真正的焦虑瞟着他。“感觉不舒服吗？再来口威士忌？”不等答复思韦特就打开一瓶新的威士忌，并倒出一杯。邓恩小口喝下去，看上去好点儿了。

“怪了，思韦特先生，”他说，“有一会儿我的确感觉有点儿晕，可能是消化不良吧，我想。”

“我估计是的。好，如果你想坐这一趟火车的话现在该出发了。明天再好好想想这事吧，然后告诉我你的决定。无论如何带上这五十镑吧。”

邓恩很不情愿，但他不能抵挡钱的诱惑，慢慢地把钞票放入口袋。然后，他看看表，又看看时钟。

他说：“你的钟快了，快了十分钟。”

“快了，是吗？”思韦特答道，“我想不会吧。”他看看自己的表。“不，你的肯定慢了。看这儿。”

邓恩看上去有点儿呆。他站起来，有点儿摇晃。思韦特暗自庆幸，这正是他希望的状态。

“这样吧，”他说，“你还不是很清醒。我送你去车站吧。等我穿外套。”

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思韦特冷静而敏捷，掌控着自己和整个局势。他穿上外套，摸摸口袋里的锤子。

“来吧，”他说，“我们从这边走，让我搀着你的胳膊。”

书房外有通道，从大厅通往花园的门。现在这扇门被思韦特打开了，他们走过去，门又在身后轻轻地关上了。过一会儿，思韦特就会悄无声息地回来，把时钟和表调好，故意很响地走到大门旁，向某人礼貌地道晚安，关上门。然后他立即就会打铃，借口工作晚了要咖啡。当仆人进来时，他会提醒他看时间，告诉他什么时间把咖啡送来。这样做会显示：第一，他思韦特没有离开家；第二，他的被害者是及时去乘火车的。这两点明确了，他的清白就不成问题了。

那晚天气很好，只是很黑。当他们离开房子时，一辆运货的火车叮叮当当慢慢驶过。思韦特几乎要欢呼雀跃了。老天爷帮忙！在这个时间会有很多货车通过，他正要依赖其中一列来掩盖自己的罪行。先是锤子朝头部一击——隔着帽子就不会流血；然后只需把尸体放到平交道口的铁轨上，火车会做余下的事。还有几分钟令人焦躁的等待，然后就是——平安！

两人手搀着手，慢慢走着。

现在他们走进了树林的阴影中。思韦特熟悉这里的每一处。他带了电筒以防万一。一阵风吹来，微弱而寒冷。松树林发出阴郁的“呜呜”声。不远处一只狗在叫。灌木丛中有点儿动静，可能是只兔子，或是猫。当思韦特带着毫不知情的目标向他可怕的目的地进发时，他的心开始狂跳。他们穿过了通往便门的小径，到了便门那儿。二十码以外就是道口。

思韦特仿佛失了神——真正的思韦特在一段距离之外观察着一个有他的外形的机器人。他的大脑麻木了。这个机器人做了些什么事——一些肮脏的事，他带着超然的兴趣看着机器人的表演。他们在便门旁停了下来。除了呜咽的风声和路上一辆汽车的轰鸣，万籁俱寂。思韦特抓住了锤子。他的时刻终于来了。

他猛吸了一口气，一个念头突然闯进脑海。这念头如同给了他致命的一击。他不能这么做！他犯了个错误。他露出了马脚。至少在那晚邓恩像被一群手持火焰剑的天使护卫一样安全。

他的钥匙！他把它忘在了保险柜里。没有钥匙他便不能回到家里。他只能按门铃。如果他曾经外出，没人会相信他没有去过平交道口。那儿离房子太近了。思韦特后怕地想着，当初他惊叹谋杀者犯下的错误时，自己多有万无一失的优越感啊。

解脱的感觉袭卷全身，其强度几乎让他感到了疼痛。如果他没想起又如何？一分钟后他就变成杀人犯，绞索就要套上他的脖子，没什么能救他。

这个突变让他身心俱疲。在那一刻他再也无法忍受了。他含糊地说了晚安和一路平安，转身踉跄走上回家的路。

他花了十分钟来回踱步，直到感觉自己恢复常态。然后，他按响门铃。

“谢谢你，简，”他机械地对开门的佣人说。他仍觉得如在梦中。“我去道口送邓恩先生，忘了带钥匙。”

解脱感只是一瞬。现在，他惊讶地发觉另一种解脱感在他心里滋长。他不是杀人犯！现在他开始审视犯罪真正的机率。他感到他的幻想变成了事实。如果他做了他企图做的，他就再也摆脱不了邓恩的眼睛。和平、安全、幸福、保障……他再也不能体会其中之一了。他将把当前的困难变为痛苦十倍的劳役。

带着轻松感恩的心情，思韦特上床休息了。第二天早晨，他带着轻松感恩的心情醒来。他差点儿被卷进一个可怕之至的噩梦。他准备向经理彻底坦白，接受处罚，然后重获平安。

但是在早餐时他改变了主意。简瞪大眼冲进房里。

“先生，你听到这个消息了吗？”她叫道，“送牛奶的刚告诉我。昨晚邓恩先生死了——就在道口上被撞了！养路工今早发现的，撞得可惨了！”

思韦特的脸慢慢变得惨白。昨晚他同这姑娘说了什么？她已经在好奇地看他了。她在想什么？

他用了超人的力量才振作起来。“拯救我的灵魂吧！”他从桌旁站起来，用一种受到震惊的口气喊着，“邓恩死了！老天爷呀，简，太可怕了！我要去看看。”

他去了。尸体已被挪到养路工的小屋，警察在现场。思韦特赶到时警官向他敬礼。

“这真是悲伤的事，思韦特先生。”警官地说，“你认识这位老绅士，是吧，先生？”

“认识他？”思韦特答道，“当然我认识他。他和我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昨晚他和我在一起谈点儿公事。一定是他和我分开以后发生了意外。可怕！我太吃惊了。”

“一定是，”警官表示了同情，“但是，上帝，事故总是有的，先生。”

“我知道，警官，但是我很难受，我感觉自己对此有些责任。他喝得太多了。我给他喝的是很普通的量，但他显然不适应。当然，这只是稍微影响了他。我仍然觉得应该谨慎一点儿把他安全地送到车站。”

警官的表情变了。“噢，你和他一起出来了，是吧？你把他送到车站了吗？”

“没有，冷空气让他看上去完全恢复了。我们走到道口之前我就回去了。”

这是警官正常的表情，还是他已经——

当天，警方来调查了。他们到思韦特的办公室找他；大概也见了佣人。思韦特讲了实话。他只走到便门，然后就回家了。他们做了记录就离开了。

第二天，警察又来了……

在法庭上，辩护方强调事实，思韦特承认自己走到便门；他没有试图在佣人或警察面前掩盖这一事实。但辩护律师无法解释在玻璃盛酒器和死者胃里残留的安眠药，以及书房的时钟从晚餐时间起快了十分钟，等简注意到时又被拨回了。在邓恩住处一个密封的信封里发现了一页精心书写的账目目录，其重要性也无法掩盖。还有，某一时刻，思韦特的银行账户里有一笔钱消失了，几天后同样数目的钱又出现在邓恩账户上。最后辩护方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以下两点事实：第一，根据某个引擎上的黑色印迹，惨剧发生在思韦特回家前七分钟；第二，厨房的锤子上带有思韦特的指纹，那晚锤子放在他穿的旧外套的口袋里。

最终，在一个阴郁的早晨，思韦特告诉牧师所有真相，然后他显示了应有的勇气。

东　风

约瑟夫·弗伦奇探长一生中侦办过形形色色的案子。其中，一些颇具戏剧化场景，一些暴露了邪恶的人性，有些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因为精彩的逻辑分析而令人印象深刻。科尼什·里维埃拉有限公司特快列车一案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类。这件案子发生在上午十点三十分。在这个案件中弗伦奇不是一个以抽象推理成功解决难题的分析者，而是实实在在地参与到破案过程当中，并以高超的组织能力调遣了英国警察部队。

那时快到五月底了，弗伦奇在南伦敦为一件复杂的伪造案已经工作了好几个星期。他对城市感到厌倦，并渴望离开。因此当他需要去普林斯顿探访一个服刑的老囚犯时，他很高兴。相对于兰贝斯单调肮脏的街道，呼吸一下达特穆尔的空气是个愉快的替换。

他怀着快乐的期待驱车前往帕丁顿火车站，并很快出现在火车上。在到达监狱之前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快列车一启动，他就取出文件开始工作。有好几个小时他都在阅读、做笔记，之后释然地舒口气，把文件放回包里，将注意力转向窗外的风景。

火车刚过埃克塞特，沿着河开向埃克斯茅斯。头一天夜里下过雨，现在天空晴朗，阳光灿烂。雨水将万物清洗一新，如同春天来临。当他们看到大海时，海面平静湛蓝，与道利什、廷茅斯的红色悬崖和山峰形成鲜明的对比。

火车在廷河口转弯，驶向纽敦阿伯特。弗伦奇觉得从这儿到普利茅斯的乡间景色相对乏味，就转向他塞在包里的一本小说。刚读了几分钟，他听到一声哨响，刹车片开始摩擦车轮。

时刻表上没有显示要在这一带停车，火车是从伦敦直达普利茅斯的。“是修理铁道或是被别的火车堵住了？”弗伦奇想。因为以前去南部怀特尼斯附近工作过，他认为自己算个铁路专家。

带着一丝不快，他打算继续读书。忽然，他听到微弱的爆炸声，接着另一声，又一声。车速减下来了。他们停在一个小站，他看到的地名是绿桥。

他猜这是三声远方有雾的信号。这是紧急危险信号，弗伦奇放下车窗向外看。他对着月台一侧，一看到月台上的场景他就跳了起来。

一场劫持正在上演。在车尾方向大约隔了四个车厢的位置，一扇门被打开了，对面站着一个男人，高大健壮，穿着灰色的衣服，戴着白色面罩，举起的手中拿着一支手枪。因为他用枪威胁着，所以外面一个乘客都看不到。保安下车了，站在他的面包车前，双手举过头顶。

当弗伦奇走到月台上时，两个男子从开着门的车厢里走出来。一个中等身材，穿戴着浅黄褐色外套和帽子，也戴着面罩，挥舞着一支手枪；另外一个和他一样高，没有武器和面罩，虽然隔着一段距离，弗伦奇也能感觉到他在行动中流露出的急迫。这三个人，两个拿着武器，另一个迫不及待。他们飞快地跑出车站，汽车加速的声音立刻从路上传来。

弗伦奇冲向出口，但他跑到时车已经消失了。于是他又跑回那几个人走下来的车厢，那里已经围满了激动的乘客。弗伦奇挤上前去。

车厢里躺着两个穿监狱守卫制服的人。一个已经死了，额头中枪；另一个蜷缩在角落，看上去似乎失去了知觉，但没有明显的伤痕。

“我是伦敦警署的警官，”弗伦奇喊着，“现在我来负责。”他指着几个围观的乘客，“这几位绅士，请你们赶快到车上找一位医生来。其余的人，关上车厢的门，不要让任何人进来，除非是来抢救角落上那位男士的人。保安，哪里有电话？”

弗伦奇一看到守卫的制服，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虽然这不是他主管的业务，但他知道有一个囚犯要乘火车转到达特穆尔去。这是一个叫杰瑞米·桑兹的男人，弗伦奇对他很有兴趣，因为这人是他的俘虏之一。桑兹所犯的罪行是从奥姆斯比·基茨夫人距埃普瑟姆一英里远的达顿庄园乡间宅邸偷走了她的珠宝。他靠伪造的推荐信得到了男仆的职位。这给了他机会。据推测桑兹仅仅是一个犯罪团伙中的一员，在被捕前他已设法把赃物转给同伙，但这两项猜想都未能证实。不管怎样，他盗走的价值一万七千多镑的珠宝至今一件都没找到。

弗伦奇令人鼓舞的出现促使乘客都行动起来。一位医生很快被找到。当他照料那位守卫时，弗伦奇、保安和一些乘客跑到车站楼。这个车站只比一个小站大一点儿，有一间普通的候车室和一个小售票间。售票间被锁上了。弗伦奇敲着门，喊道：“有人在吗？”

里面传来一声低沉的呻吟作为回答。弗伦奇和保安用身体使劲撞门，但门很结实，抵抗住了他们的努力。

“椅子！”弗伦奇一指。

在月台上有一把沉重的木椅。大家很快举起它，把它作为撞锤，用它的一端来回撞门。伴着木头断裂的声音，门锁守不住了，门被撞开了。

在这间小办公室里有一把单人椅，椅子上坐着一个穿搬运工制服的人。他被绳子绑在椅子上，一块布严严实实地堵着他的嘴。人们只花了几秒钟就把他释放出来。除了压抑已久的狂怒让他有中风的风险以外，这个人看上去别无大碍。

“一个大个子、戴面罩的男人进来，”他气得语无伦次地说，“我还没采取任何行动，就发现自己被一把枪指着。接着，第二个人又进来了，我就被捆起来了。”

“车站附近还有别的人吗？”弗伦奇急切地问。

“有，有一个信号员。他们肯定也把他捆上了，否则他们不可能让火车停下来。”

信号亭在月台的另一端，位置比较靠后，这一小群人很快就跑过去。正如搬运工所言，信号员坐在一个凳子上，被捆起来堵上嘴，但没受伤。

他说，他在亭里坐着时，看到两个男人在月台另一端踱步，好像在测量什么，然后就不见了。几分钟后，他们忽然冲上信号亭的台阶，用枪指着他。他什么也没来得及做，就被绑住堵上了嘴。之前信号员已经放下了安全信号，但他们马上把信号改设为危险。他们等到发给特快列车的信号传到后，切断了闭塞线路和电话线。当火车出现并开始减速，他们放下进站信号，把预告信号和出站信号设为危险。这是正确的铁路操作程序，说明他们不是外行。

结果就是火车停在月台旁。他们放下停车信号后飞快地跑下月台，当火车进站时他们装作背对铁道看时刻表。他们显然知道囚犯在哪儿，因为他们就等在那人的车厢外，而且毫不迟疑地打开车门。

弗伦奇听他大略讲述了事情的原委，要求他写下来，但并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由于事情进展的速度很快，再加上那伙人戴着面罩，铁路工人头脑中只留下这一伙人的模糊印象。

他跑回火车里，举手示意大家安静，询问是否有人注意到那些人有什么可辨认的特征。开始没有人回答，然后一位坐在出事地点邻近车厢的女士站了出来。

她坐在窗边，有充足的时间观察那个在月台上放哨的大个子男人。她当然无法看到他的脸，但她能描述他的衣服。除了一点之外其他都平常——在他精致的黑皮鞋头上有三个小泥点，组成了一个小等边三角形。

这是弗伦奇得到的唯一线索，它非常令人满意。如果那个大个子男人没有注意到这些泥点并把它们抹掉，那么它们将让他完蛋。

弗伦奇又转向铁路工人，焦急地询问最近的电话在哪里。信号亭内的电话线已被切断，搬运工建议他去找农场主顾德伯迪，他就住在路前方三百码处。

三分钟后，弗伦奇在敲农场主的门，又过了两分钟，他与埃克斯特警察部门的负责人通上电话。他非常迅速地查问着，到此时案发不过十分钟。逃犯们最多跑了七到八英里，如果行动迅速，警方能在他们逃脱前在附近布置好搜捕圈。但弗伦奇要求不要抓捕他们，只是跟踪。

他非常清楚地描述了那三个人。关于那个囚犯，杰里米·桑兹，他能提供完整的信息。他曾多次研究他写的供词，能想起所有细节。对于其他的人，他知道他们的身高和体形，还有无比珍贵的一点，就是那三个泥点。

信息传到了埃克塞特、普利茅斯、奥克汉普顿和其他中心以及伦敦警署。守卫的尸体已得到处置，弗伦奇打电话给最近的一个村庄，找到一辆车，一路开到纽敦阿伯特。在那里他刚好赶上一趟去埃克塞特的火车。四十分钟后，他到达当地的警察总部，负责人汉布鲁克是他的老朋友，热情地接待他。

“我们按你的要求做了，探长。”他接着说，“能用的人都用上了，从这儿到克雷迪顿、奥克汉普顿、塔维斯托克和普利茅斯的一大圈内，所有道路都封锁了，而且埃克斯茅斯渡轮和这一地区所有的码头都被监控了。这个圈子半径大约有十到十二英里，那伙人要三十到四十分钟才能到达。运气好的话我们会抓到他们。但，弗伦奇，你确定不要逮捕他们吗？如果你现在放走他们，也许就不容易再抓到了。”

“我知道，警官，但我认为值得冒险。你认为他们策划这次逃亡是为了什么？”

汉布鲁克闭上眼。“赃物？”他说。

弗伦奇点了点头。“就是为这个。他们从不会仅仅为救同伙而杀人。桑兹把东西藏起来了，其他人逃走了。现在他们想要他把东西交出来。”

“你想让他找到那些东西？”

“他是唯一能找到的人。”

“这是个主意，”警官带着一点儿疑惑承认，“但我不知道。如果这是我的案子，我想我会选择抓在手里的这只鸟。”

弗伦奇的回答被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打断。汉布鲁克拿起听筒，一秒钟后递给弗伦奇。

“卡宁汉警官从伦敦环城路附近的埃克塞特报告。我想我们认出了那个大个子男人和囚犯桑兹。他们开着一辆车号是AZQ9999的戴姆勒车向伦敦方向前进。如果我们没搞错的话，他们已经换了衣服。大个子男人穿戴着深色的外套和帽子，当我们叫他出来时看到他左脚尖上的三个泥点。司机符合桑兹的特征，虽然他的脸变黑了，并穿着司机的制服。大个子男人自称是奥立弗·霍克先生，钻石商人，住在汉普斯特德的布拉布菲尔德路，哈顿花园和圣奥斯特尔斯第767B号。他们马上就停车了，而且非常有礼貌。他们说来自普利茅斯的伯灵顿饭店，准备回家。我们放他们走了，埃默生警官骑摩托跟着他们。他们的轮胎都是新的登路普牌。”

弗伦奇非常高兴。“如果他们彬彬有礼回答问题，就说明他们已找好托辞了，而且觉得托辞很可靠。”他搓着手，“一名钻石商人！世界上最好的销赃者。”

汉布鲁克表示同意。弗伦奇继续说：“我可以用任何东西同你打赌，霍克会像他说的那样回家。如果这样，我们在那儿会抓到他和桑兹。能提前打个电话吗，警官？如果他去城里，我们将取消跟踪。”

当汉布鲁克打电话时，弗伦奇在研究一张时刻表。“五点四十二分有一班特快，”他说，“如果这是去伦敦的，我就坐这趟。我承认我愿意在汉普斯特德等他们到达。请让普利茅斯的人查查那家饭店，行吗，警官？”

伯灵顿报告霍克先生和他的司机在此前两晚都住在那儿，当天中午离开前往伦敦。他们是带着午饭走的，说路上在车里吃。

“这个托辞已经冒出来了。”弗伦奇宣布，“他们为什么在普利茅斯和埃克斯特之间花了这么长时间？因为他们要停下来吃午餐。为什么他们没有在任何饭店出现？因为他们在车上带了午餐。正是这样！现在该看伦敦警署的了，伙计们好好干吧！”

弗伦奇向总部汇报了发生的一切，询问是否有一个霍克先生；他是否住在他说的那个地址；如果是，这位绅士长得什么样。很快回复就来了，显示车里的人报的是真名。

弗伦奇站起来。“要是动作快，我能正好赶上那趟车，”他说，“好吧，警官，很高兴见到你。如果你的人过来追什么坏蛋，我也会把他监控住的。我想他们这一伙里应该还有一个人，运气好的话我们也会抓住他。”

弗伦奇坐在上行的特快列车中思考这件案子时，他觉得肯定还有一个同谋。在绿桥的那两人知道囚犯在哪个车厢。他们不可能从自己的下意识中推算出这个信息。一定有人报信给他们，这是唯一可能获取信息的途径。有人在帕丁顿火车站看着犯人和押送人员上车。弗伦奇想，他可以追查那天上午十点半以后从帕丁顿火车站打出的长途电话或发出的电报。

在火车停靠的第一站，汤顿，弗伦奇用暗语向伦敦警署和埃克塞特警局负责人发报，让前者查找是否有上述信息发出，让后者查证霍克是否打电话给什么地方来接收信息。他觉得到目前为止，为这个案子该做的都做了，于是他走到餐车，开始享用这耽误已久的一餐。

九点钟，弗伦奇在帕丁顿车站走下站台，十五分钟后他到了伦敦警署。他的同事坦纳警官在那儿等着他。

“我在办你这个案子。”坦纳说，“你的朋友们正小心翼翼地驾车过来。他们经过了查德、沙夫茨伯里、索尔兹伯里、安多弗和贝辛斯托克。他们在贝辛斯托克吃过饭，半个小时前离开了。十点到十一点之间他们会到达汉普斯特德。”

“关于霍克的生意查到了什么吗？”

“很小的个人业务，看上去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从霍克住的房子来判断，他一定很有钱。我去了他的办公室，职员毫不犹豫地说霍克先生去普利茅斯办事了，今天回来，明天上班。”

“我想这部分应该是对的。”

坦纳接着急切地说：“现在逮捕他怎样，弗伦奇？如果他和桑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抓住他，他不可能作任何辩解。一旦我们让他们分开，就会发现这个案子很难找到证据。”

“赃物怎么办？”弗伦奇回答，“不，我们应该冒这个险。还有一点你忽略了。如你所知，我们相信这伙人一共有四个。现在我们想一网打尽。如果我们今晚逮捕了霍克和桑兹，就会漏掉那两个。不，我们就盯着他们，试试我们的运气吧。另外，关于帕丁顿发出的信息你们找到什么线索没有？”

“是，我们找到了一些东西，在这儿。”坦纳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小纸片。弗伦奇急切地读着：“要求引用《出埃及记》⑴第六章第四节。”

“这是十点四十分从帕丁顿火车站电报所发出的。”坦纳接着说，“发给普利茅斯邮局转交安德顿。十一点四十五一个代表霍克的男人打电话查询过这份电报。这能给你什么启发吗？”

弗伦奇高兴地点点头。“我想它会的！”他激动地说，“你看见了，是吧？从引擎开始第六节车厢的第四个隔间。这就是那个男人在站台上要测量的。如果普利茅斯邮局的人能证明霍克查过电报，那事情就简单了。”

“我应该说相当确定。”坦纳焦急地瞥了一眼时钟，“目前你的朋友们应该已经过了布莱克沃特，那儿距贝辛斯托克只有十五英里，而他们在四十分钟前就离开贝辛斯托克了。”他拿起电话接通了布莱克沃特。“没有动静。”他立即说，“我不喜欢这个，弗伦奇。他们换了方向吗？”

弗伦奇已经在研究一幅大比例的公路地图。

“从北面到南面，雷丁和法纳姆是两个最明显的地方，但它们中间还有无数条路。坦纳，给这个地区都打一遍电话。”

坦纳尽可能快地做完这事，然后他们就静下来等着。随着时间流逝，弗伦奇越来越控制不住焦躁的情绪。是他太高估自己了吗？如果是，这对他来说就是相当严重的一次事故。他对自己说，他们不可能逃掉的。

电话铃再一次响起。“终于到布莱克沃特了。”坦纳松了口气，然后，他的表情变了。“噢，是吗？真棒，警官！太妙了！我会等着他的报告。”他挂断了电话。

“布莱克沃特报告，因为他们总不出现，他们派人骑着一辆摩托车去找，结果发现他们的车停在贝辛斯托克一条支路边上。他在监视他们，会随时向我们报告情况。”

“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弗伦奇问道。

坦纳摇摇头，他们再一次坐下来等着。无止境的等待伴着神秘感在增长。在一个小时内，警官两次从一个友善的住户家中打电话过来，说他们还坐在停着的车里。但是，十二点半打来的第三次电话显示，他们的停滞结束了。

“我在法纳姆，”警官报告着，“十二点左右他们启动了车开到这儿，然后向着吉尔福德的方向去了。我已经要求吉尔福德的人盯着，而且随时给你们打电话。”

“吉尔福德！”弗伦奇焦躁地说，“见鬼！他们上那儿干什么？”他瞟了一眼坦纳。他的脸上也印着同样的焦虑。

电话铃又响了。“发现他们了，”坦纳报告，“四分钟前他们经过吉尔福德朝莱瑟黑德方向去了，吉尔福德的人已经给莱瑟黑德打电话了。”

突然，弗伦奇惊跳起来。莱瑟黑德！莱瑟黑德距埃普瑟姆很近，大约有三四英里。他兴奋之极，猜想自己能否猜出他们的目的地。

一转眼他就打定了主意。他愿意在这个想法上下任何赌注。他很快地对坦纳说着这个想法。

坦纳以同样的速度回复。他肯定地说：“你马上可以出发，车辆在等着去汉普斯特德。我会等在这儿以满足你的需求。”

一会儿工夫，弗伦奇就跑过走廊来到院子里。卡特警官和一些便衣及两辆警车在那里等着。

“赶快，伙计们，”弗伦奇大喊，“上车。能开多快就开多快，去埃普瑟姆。”十秒钟后车已经驶上滨河路，过了威斯敏斯特桥转向南边。

弗伦奇曾多次开快车，但很少像这次这么快。街上的车流量很小，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个条件。不给任何东西让路，直接开到车流的最前面，逼得其他驾车员紧急刹车，向最近的警察投诉。有两次危险就在眼前，但他们都靠熟练的技术躲过去了。他们在街上狂驶，把一群的愤怒的司机扔在身后。

他们很快出了城，仍然在加速。路的边缘在车前灯光下变成了颤抖的曲线，轮胎在沥青路面上咆哮。计速器上的指针升了又升，在一段下坡直路上一度达到每小时六十五英里。他们的喇叭很少有安静的时候，在转弯的时候弗伦奇不止一次庆幸那段路并不很滑。

他们很快到了警察局。一位警官在人行道上等着他们。

他飞快地说：“你们要找的车七分钟前刚过去，朝着巴勒希思方向。”

这条消息几乎确认了弗伦奇的猜想。沿着巴勒希思路向前，达顿庄园就在一英里开外。

“好，”他带着解脱的感觉叫道，“司机，跟着它。”

他们的轮胎再一次在平坦的路上咆哮。一英里的路数秒钟的工夫就到了。

“稳住，”弗伦奇急忙说，“在那个拐角前停下来。”

拐角旁边是一条直路，庄园前后的行车道在此交会。车一停，弗伦奇就跳下来向前跑，同伴们跟在身后。他们经过拐角来到直路上。前面看不到车灯光。

沿着草坪的边缘，他们静悄悄地前进。很快，他们到了前面的人口。

弗伦奇让电筒垂直向下，以免暴露自己的位置。他迅速检查了一下行车道。它是砾石路面的，最近的雨水让它变软了。他可以断定刚才没有车从这儿经过。他轻轻招呼同伴，然后继续沿着路快速向前走。

弗伦奇调查那件盗窃案时，对这里的每一英寸土地都很熟悉。路前方一百码以外的后行车道是他的下一个目标。

他用电筒照亮行车道入口处的路面，满意地叫了一声。在这里有新鲜的轮胎印迹——崭新的登路普牌轮胎印。埃克斯特的警官观察得太准确了！

他们加倍小心，沿着行车道疾走，保持着安静和速度。没有月亮，但星星透出一些光亮。一阵风刚吹过，现在停息下来，万籁俱寂。忽然，弗伦奇感到他听到一点儿声音。一个手势传下去，大家马上静止不动。

是的，前面很近的地方有人在动，而且在低声说话。弗伦奇蹑手蹑脚悄悄往前走。

“……在埃克斯特把我们拦住了，”他听到有个男人在低声说，“但他们没有怀疑什么，我们顺利过关了。你是怎么办的，坦纳？”

“我把车放在纽顿阿伯特，乘火车来的，”另一个声音回答，“六点五十五我到了帕丁顿，接到你从贝辛斯托克打来的电话，接上古尔德然后到这儿来了。霍克，怎么回事啊？”

“宝贝。桑兹把它藏在这儿了。我想我们应该都在场以防——”

讲话的人一定是走开了，因为弗伦奇没听到这句话的后一半。他藏到树篱后，能看到四个人在他前面像影子一样移动。他们是从一块空地走进行车道的，显然已经把车藏好了。他们转而走向宅子，弗伦奇和同伴尾随其后。

如果只是说弗伦奇很高兴，那就没有完全表达出他现在的意识状态。起初他只希望找到赃物来弥补桑兹的逃逸。现在他的想法和行动被充分肯定了。只需要多一点儿耐心和细致，那些人和珠宝就都是他的了！这样可不止是一个胜利。那些看上去要让他失败的人最后会让他大获全胜！

两队人都静悄悄地走在行车道上，中间隔着一百多英尺。弗伦奇想，他的猎物们肯定不会走近院子，因为那里有狗和司机在睡觉。不，他们转向别处了。他们离开行车道，穿过一个通向宅子一侧的小门，走在一片有花圃和喷泉的草地上。这里是空旷处，弗伦奇和他的小分队必须退后以免被发现。他们找到一些灌木丛作为掩体，然后又靠近了他们。

弗伦奇疑心渐长。一开始那些人好像要策划袭击宅子。他们的确朝着墙走去。突然，弗伦奇看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他们的正前方是一个凉廊。他对此很熟悉。这个地方挺大，大约五十英尺长，二十英尺宽，顶部和两边与宅子相连，但两端是敞开的。有条通道连着大厅和大会客室的法式窗户，一条短石阶连着庭院。石阶在西南方宽端开口的中央，窄端开口朝东南方。两端都有石栏杆，每隔几英尺就有一个基座托着巨大的石花盆，里面种着棉毛荚莱。

弗伦奇的心跳加速了。结果如何，都取决于这些人。他不知自己是否会目击到人室盗窃。那些法国式的窗户可能是他们下手的地方，但他知道那里装有防盗警报器，他不认为他们能成功。那么，当霍克一伙要撤退时，弗伦奇和他的同伴们正等着呢。

那四人悄悄地从石阶上潜入凉廊，消失在里面。之后，弗伦奇一行贴到石阶两边的墙上。地板大约有四英尺高，在草地上方，观察的人可以从石栏杆的缝隙中往里看。与弗伦奇估计的不同，猎物们并没有靠近法式窗户。他们像影子一样移向东北角，在那里凉廊的窄端与宅子的墙相连。弗伦奇轻轻绕过角落，在窄端外潜行，走到那伙人聚集地的正对面。那伙人打开电筒照着地板，昏暗的光向四周扩散。

“都安静。”那个被称为霍克的人轻声说，“现在，桑兹——”

一片影子朝着弗伦奇的方向延伸过来，他缩在地板的位置以下。“就在这个花盆里，”他听见一个伦敦东区口音在耳语，“这是房子以外我能找到的最近的地方。因为有东风吹过，没人会坐在这个角落。”

弗伦奇缓缓地抬起头。伴着他激动的颤抖，他看着那人把手放到花盆边上摸索。那人突然“咦”了一声，夺过霍克的电筒照向花盆。最后，他把谨慎抛到九霄云外，疯狂地找寻着。其他人紧贴在周围。

“哎，”霍克的声音高度紧张，“在哪儿呢？”

桑兹发出可怕的压抑的喊声，像是因为愤怒而失控了。他咒骂着。“它不在那儿！”他大叫着，“没了！有人拿走了！”

“安静点儿你这傻瓜！”霍克发出嘘声。他从桑兹手中抢过电筒，瞪着花盆。“你这骗子！”他接着说，他的声音仍然很低，但如同利刃，“你并没有翻过，那些土好几个月都没动过，它们都长青苔了。你们两个看看。”

那两人看了，低声咒骂。

“现在，”霍克接着说，声音如同发怒的蛇一样狠毒地滋滋作响，“十秒钟之内你告诉我们东西在哪儿，不然就捅死你。你以为不给我们该得的那份，你从监狱里出来就可以独吞了，现在你又想编故事来骗我们！我早就怀疑了，所以才让他们来。”他举起手，握着一把锋利的长刀。“你逃不掉的，桑兹，我们会杀了你。现在说吧，它究竟在哪儿？我数十下。你们两个抓住他。”

弗伦奇在考虑自己是不是该出手了。他相信霍克是来真的，他不能眼看着谋杀发生。然后，他意识到霍克或许因为希望听到实话而耽搁一阵子。他自己也和其他人一样急于听桑兹说什么，他也等着，他的心紧张得怦怦直跳。

“一！”霍克停顿一下，接着缓缓地说，“二！三！你们堵上他的嘴。”弗伦奇看到这伙人围得更紧了。霍克举起刀，刀尖顶在小个子男人的胸口。忽然，这个囚犯拼命挣扎。霍克收回了刀。

“我们可不是说着玩的，”他用金属般的声音耳语着，“如果我们得不到自己那份，就用这刀捅死你！我已经数了三下。”他又停顿了一下。“四！”

另一个声音加进来。“用刀对付他，老板，”说话的是一个以前没吭声的人。

“不，不，不！”桑兹含混不清地喊叫着，“我已经对你讲实话了，我发誓我讲了。我把它藏在那儿。”他以诸神的名义起誓，“就算你杀了我，我也没法对你讲别的。”

“再抓住他。”霍克冷酷地说，又一次举起刀。

弗伦奇感觉自己不能再袖手旁观了。他相信桑兹。他听出了真话的声调，还有桑兹声音中绝望的恐惧。弗伦奇认为这个人确实把东西藏在这个花盆中，但别的什么人找到了它，没有声张。也许是园丁，或是某个仆人……他开始贴着墙移向石阶。

他已经让手下的人准备好发动袭击，他们能冲上石阶给那些人一个措手不及。这时，上面传来桑兹恐惧的叫喊，伴着霍克凶残的声音。“完了！你们这些笨蛋！为什么不照我说的把他的嘴堵上？我们现在要撤了，带上他！”

再也不能等待了，那三个人拖着桑兹在凉廊里狂奔。他们跑得太莽撞了，直到石阶边才看到等候的警官。然后是刺耳的喊声。“警察！”霍克叫着，夹着狂怒的咒骂，“放下桑兹，快逃，跳过栏杆！”他快步转回去，拼命在口袋里摸索。弗伦奇迅速打开电筒冲向前，其他人跟在身后。当霍克掏出枪时，弗伦奇已经冲到他跟前了。

现在凉廊变成了一场噩梦，混杂着肉搏、呻吟、咒骂、撞击声和几声枪响。电筒都被撞到地上熄灭了，没人能看见自己在做什么。每个人都扭住自己身边能摸到的人，但不知道自己抓住的是谁。三个警察扭打在一起，过了好几分钟他们才意识到。弗伦奇的脚碰到一个电筒，他设法拾起来。有了光亮，结局就来得快了。这里有八个警察对付三个罪犯——桑兹太过害怕，不知道在混战中应该帮哪一边。

弗伦奇喘着气说：“把他们带到车上去，卡特。”

很快，那四人被铐上带走了，弗伦奇留在后面安抚庄园里受惊的人们。

第二天早晨弗伦奇走到搏斗现场观察，还带着卡特警官。他站在凉廊中间，向四周看。

“你看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了吗？”他问道。当警官没能给出他想要的答复，弗伦奇接着说：“桑兹说埋东西的角落对着东风。你记得他说过，他选这儿是因为没人坐在这里。但我发现这儿的植物长得比那些南面的更好更健壮。这让你想起什么了吗？啊，是的，对吧？让我们来看看吧。”

他走到长得最差的植物前——它看起来像被风吹得枯萎了。他用一把小刀开始在花盆里挖掘。

“啊，”他用极其满意的声调说，“我们找到了什么？我想这就是桑兹的小宝藏！”

这是一次幸运的推理。所有的珠宝都在一个包裹里。问过首席园丁才知道，原来就在上星期，他把花盆的位置换了，让那些长得最不好的灌木远离东风。

在审判时，只有霍克和坦纳被证明犯有谋杀罪，发电报的人不必为发生在绿桥的事负责。前两位被处决，其余的也有很多年不能再过他们以前神出鬼没的日子。为了感谢弗伦奇的工作，奥姆斯比·基茨夫人向警察慈善机构捐赠了五百英镑。因此，弗伦奇觉得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⑴　《圣经》中的一部分。

包　裹

第一部分　克劳夫兹的案件

大约二十年前，梅瑟塞尔温和布兰特公司邀请六位侦探小说作家“在纸上完成一次谋杀，要让他们在实施过程中达到想象中的完美”。我是那六位幸运的作家之一，《包裹》就是我的努力。那次所有的作品都发表在《六人对抗伦敦警署》一书中。

我们没那么容易逃脱。梅瑟塞尔温和布兰特公司不怀好意地安排刑事调查部的前负责人科尼什从警方的角度来处理这些罪行。经梅瑟塞尔温和布兰特公司以及前负责人的允许，我才能复述他关于《包裹》的评论。我非常感谢这个特许。

F.W.克劳夫兹

1

斯图尔特·哈斯勒坐在书房的书桌旁，面色严峻阴郁。他用空洞的眼神望着窗外。他刚做了一个可怕的决定。他要杀了他的敌人——亨利·布兰特。

因为布兰特，三年多了，他一直在忍受越来越重的折磨。现在他不能再承受了。他已经到了自己的极限。他所珍视的一切，那些让生命变得美好的一切，都受到了威胁。只要布兰特活着，他就不可能体会平和与安全。布兰特一定要死。

三年前的一个下午，当哈斯勒从家里的行车道驶上大路时，不幸降临了。在他下车准备关上身后的门时，一位老人出现在他面前。老人的长脸和间距很近的双眼让他觉得熟悉，激起了他的一串回忆。他不由自主地盯着老人看。老人也在看他——从傲慢的斜视慢慢变为惊讶直视。这就是哈斯勒平静生活的终结。现在他要把它夺回来。布兰特不能再打扰他了。

那是个老故事，布兰特从中获得了控制权，那是哈斯勒认为已经结束并埋葬在过去的意外事件。那是在三十五年前，那时哈斯勒是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而布兰特也才三十一岁。

三十五年前，哈斯勒的名字是约翰·马修斯，他是苏格兰国家银行爱丁堡总部的一名初级职员。亨利·布兰特也在同一部门，但在一个更高的职位。马修斯是个好青年，他的上级对他评价不错。布兰特是非常不同的类型——富有魅力的举止下全是自私和放荡。

由于一连串的坏运气，布兰特的经济状况因为赌博而陷入低潮。实际上崩溃已经写在他的脸上。他决定铤而走险。在银行里，他成天和钱打交道。他觉得只有得到一名初级职员的帮助，他才能想办法把大笔资金转入自己囊中。他决定打着友谊的旗号利用马修斯。能被年长于自己的人注意让马修斯感到荣幸，他热情地回应。他不知道布兰特只是需要一个上当的人。

布兰特已准确估量出这个年轻人的性情。他不认为马修斯会被道德顾虑所束缚，但他担心马修斯会因为害怕而拒绝提供帮助。布兰特没有冒险。他决定在播种前备好土壤。他很技巧地介绍马修斯与他赌场上的朋友认识，花言巧语拉他参赌。以后的事情就简单了。几个星期后，马修斯的处境也同布兰特一样绝望。

心理较量的一刻来临了。布兰特托出他的计划——是有概率被抓住，但那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要是没有这个计划，破产是必然的。马修斯会选择什么呢？

结局是可以预料的。马修斯参与了，尝试了，失败了，并当场被抓。

在调查时马修斯说了实话，但他没有料到布兰特的恶毒和狡诈。布兰特准备了证据，证明只有马修斯一人犯下罪行。他原想在制造证据前攫取并藏匿他的那一份钱，但事情的发展迫使他罢手。为了拯救自己，他必须放弃利润并马上提出指控。

在证据前面马修斯被判有罪，入狱十八个月。官方的怀疑没有落在布兰特身上，但大家私下相信他搅进了这件事里。夹在因此所受的冷遇和债务之间，布兰特在爱丁堡待不下去了。他辞职了，接着消失了。

马修斯被放出来之后改名为哈斯勒，他立即乘船前往澳大利亚。旅途很艰难，但这对他是种磨炼。到达悉尼的时候，他已成长为男子汉。

哈斯勒过了几年冒险的生活，以勇敢的态度面对命运的起起落落。他用借来的钱开了一家小水果店。事实证明水果店经营很成功。他很快还清借款，把所有利润都投入运营。一家接一家的分店开张了，后来他成了连锁店的老板，所有的店都经营得很好。他头一次放松下来，也有了资本进入墨尔本的上流社会。在那里他遇到了他的妻子吉娜——她从英格兰来度假。两个月后他们结婚了。吉娜不喜欢澳大利亚，很快哈斯勒就应她的要求结束生意，同她回到英格兰，那时他已相当富有。吉娜想住得离伦敦近一些，于是哈斯勒在奥克斯肖特附近一处可爱僻静的地方买了一幢房子。

他们两人都前所未有地享受着生活。哈斯勒谦逊并讨人喜欢，很快就在邻居中广受欢迎。吉娜在城里交了很多朋友，重新回到她澳大利亚之行以前的圈子。夫妻俩相处融洽，经常在家里开轻松愉快的小型周末派对。一切都非常友善、快乐、安定。哈斯勒从未想过有任何事能改变这种快乐。

直到布兰特出现。

遇见布兰特给了哈斯勒可怕的冲击。他马上意识到他的安全感，他的幸福，他妻子的安全感和幸福，所有他珍视的，都将由这个长相邪恶的老头控制。一旦传出关于他过往的一点儿流言，他在这个迷人的英格兰乡间的生活就毁了。他已经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价，但这没有一点儿用。如果知道自己遇到一个曾经坐过牢的人，他周围那些正直的人们会觉得被玷污了。他和吉娜都会颜面无存。生活将变得无法忍受。

就算离开奥克斯肖特到其他地区，甚至到其他国家都解决不了问题。在远途旅行的日子里，他们的身份不可能长时间隐瞒。不，布兰特把他们都抓在掌心。只要他愿意，他就能毁了他们。

布兰特同样很清楚这一事实。在那次灾难性的会面中，他意识到哈斯勒走出的精美小楼很可能会变成自己的产业。哈斯勒从布兰特脸上看到渐渐增长的贪婪。惊奇，怀疑，确信，狂喜……追踪他脑子里的想法是很容易的。这些想法很快变成了语言。布兰特说：“这就像我在一把年纪的时候回到了家。”一个邪恶的眼神暗示今后他不可能不找更多的麻烦。哈斯勒知道他的老朋友可以预见他自己今后的生活会很舒适。

哈斯勒行动迅速。“上来，”他指着车说道，“我们不能老站在路上。我会把你送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在路上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布兰特有点儿犹豫。他更愿意进屋去，但哈斯勒坚决的态度很有效，他上了车。万幸没人看见这次会面。

预料中的事发生了。在路上布兰特提出了他的要求。他们是老朋友，但哈斯勒青云直上，而布兰特破落不堪。看在过去的份上哈斯勒不能眼看着老朋友到他现在要去的地方——河边的椅子或是四便士的小客栈。布兰特要的不多，他并不企图依赖朋友。一幢乡间小屋，一星期有几先令买吃的——这就是他的全部要求。

虽然布兰特已经完全潦倒了而且看上去年老体弱，但他在谈话时还是足够谨慎。他那些啰唆的要求具有强制力，却只字不提自己具备这个力量。他只是遮遮掩掩，目光中闪现着恶毒。他宣称：“我讨厌谈不愉快的事，我们是好朋友，你和我。我们不要提任何令人不快的事。”

事实上哈斯勒对此人的适可而止感到惊讶，但接下去的谈话使他意识到一幢乡间小屋以及一星期有几先令买吃的只是个比喻，并非对布兰特需求的准确描述。但此人要的只是一笔他可以忽略不计的费用。哈斯勒答应他会负责。

“但是听我说，布兰特，”他接着说，“这是一项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的协议。只要你做你该做的，同时我就会做我这部分，否则就一拍两散。我承认你掌握的信息对我而言很有价值，我愿意为此付钱。我会给你一幢小房子，还有现金，这样你可以过得很舒服，但有一个条件——你要守住我的秘密。这不仅仅是不说出来，而且意味着你不能做任何事让别人发现这个秘密。你绝不能再到奥克斯肖特附近来。如果你想见我就打电话，用别的名字。你现在用什么名字？”

“贾米森。我猜布兰特已经死在爱丁堡了。”

哈斯勒点头。“马修斯也是，现在我是哈斯勒。不能再提马修斯了，明白？”

布兰特看上去是被好运气撞晕了，赌咒发誓他会遵守承诺。哈斯勒觉得他是认真的，但仍然反复叮嘱。

“我承认，布兰特，只要你愿意你就能伤害我。你散布你的故事，我就没法在这个地方待了。我必须离开。但我不愿意这样，所以只要你管住自己的嘴，我就付你钱。如果你讲了，你会看到后果是什么。我会离开这儿到国外没人认识我的地方定居下来，我的钱跟着我走，我还会过得很舒服。不过，给你的钱就中断了。你伤害我只是一点点，但你会毁了你自己。”

最后，哈斯勒给了布兰特一笔钱，在雷克曼斯沃斯附近乡间一个僻静的地方买了一幢小房子。他估算了一下让他生活得足够舒适要花多少钱，包括每天有一个女人上门给他做家务。为此哈斯勒增加了百分之十的费用。付了首期款，他承诺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付同样数量的钱。布兰特表示自己相当满意，发誓只要他能一直收到钱，就不会接近和骚扰哈斯勒。

当这些都安排好了，哈斯勒冷静地想，这是坏事，但还没有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2

哈斯勒和布兰特“和睦”相处了将近一年。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哈斯勒就把十张一英镑的钞票塞入一个廉价信封——那是每次专门为此事买的——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在一点半准时把信封放进一个事先指定的电话亭。那个时候布兰特总是在等电话。一人把信封藏在红色的电话号码本里，另一人及时找到。

但是，那一年还没结束，哈斯勒的担忧就变成了现实。布兰特提出了新要求。一天晚上他打电话来，用一种异常有教养的声音询问他们可以在何处见面。哈斯勒选定了北方大道上一处地方，然后开车去那里接布兰特。

布兰特在解释他的愿望时表现出一种嘲讽式的殷勤。他的态度表明他有把握得到他要求的。他觉得日子越来越沉闷，所以不太舒服。因为不再需要面对工作，他手里的时间变得越来越沉重。他想要一些钱来娱乐。不多——哈斯勒无须惊慌。只要一点点就能让他满意。布兰特的全部要求只是一周能去看两三次电影，偶尔坐公共汽车去旅行，在“绿山羊”酒吧里付自己的酒账或请请客。

对哈斯勒来说这额外的数目不值一提，但这事的本质困扰着他。他从未被勒索过，但他读过的所有相关的故事都强调对方的索求会不可避免地增长。那些在起初不起眼的请求，最后会膨胀为不可忍受的负担。

在每小时十英里的慢速行驶过程中，哈斯勒考虑他是否应该立即反抗。但是，他马上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三点。第一点，他不可能真正地反抗。他只能虚张声势。如果让布兰特意识到自己在欺骗他——而他一定会的——那么自己就完了。他只能让步。这样他的状况会比现在更糟糕，因为他的弱点已经清楚地暴露了。

第二点，布兰特的要求还算克制。在这一点上布兰特不得不认为自己是幸运的。

第三点，这个建议其实对自己是有利的。布兰特时间安排得越满，他的危险性就越低。他心满意足的时候会比无聊时少惹些麻烦。

哈斯勒决定，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再为了一件小事去争斗，那自己就成了傻瓜。但是如果他准备做出让步，就必须做得有尊严，不能让布兰特觉得他可以对自己“收放自如”。哈斯勒继续降低车速，转过脸对着这个老头。

“对钱我不会在乎，”他高高兴兴地说，“我不觉得你的要求无理，我也不介意这样的小数目。但是我试着站在你的角度来看。我要是有你那么多的时间，就会去钓鱼。你觉得这怎么样？如果你喜欢，我来负责装备。”

布兰特很感激，虽然他总带着难看的嘲讽眼神。他认为自己很幸运，与老朋友的关系如此令人满意。他不是、也不会成为钓鱼的人。如果他能得到他要求的两三样东西，就很满足了。

从这时开始，一个月十英镑变成了十四英镑。这个约定履行得很好，一直延续了六个月。之后，布兰特打电话要求再见面。

这个电话标志着哈斯勒真正麻烦的开始。要求的数目仍然很小：额外的一小笔二十英镑用于乘车去康沃旅行。哈斯勒给了，但用半开玩笑的口气说自己的钱不是白来的，布兰特一定别忘了他只能帮老朋友到一定程度。但布兰特反问，对一个像哈斯勒一样有钱的人而言二十英镑算得了什么呢？然后他讲了一大堆话，说为了保持现有的地位，一年付几百英镑给老朋友也是值得的。

四个月后要求又来了：从一个月十四英镑涨到二十英镑。这次的要求以一种最后通牒的形式提出来，并且也没花工夫找什么理由。布兰特只是说他发现这么少的钱不够用了。

哈斯勒感到是时候反抗了。他这么做了，结果是他预料中的，他在下意识中已经看到了结果。布兰特首次摊牌了。他对哈斯勒的抗议不予理会，他宣称自己的要求太温和了。这个秘密所值的数目比他索要的要多得多。他奇怪哈斯勒会这么不讲道理。他应该一年索要几千英镑，而不是像乞丐那样每个月乞讨二十英镑。

哈斯勒越来越强地感受到束缚，并不是钱让他感到困扰。那些数目还远远达不到让他感到忧虑的程度，但他对未来的担心在增长。布兰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人，他可能再活二十年。如果他的要求一直增长——就像哈斯勒所确信的那样——事情会怎么收场呢？

对自己所掌控的筹码的认识让布兰特陶醉。他的要求增长得很快，更少顾及哈斯勒的感受。更糟糕的是，这个老头不再像起初哈斯勒所要求的那样小心谨慎地使他们的会面保持隐秘。这一点还没有带来危害，但令人惊惶。

布兰特的第一个过分的要求——是用不太礼貌的语气提出来的——要一个价值五十几尼的收音留声机及一大堆唱片。同以往一样，钱的数额没有给哈斯勒多少麻烦，虽然他不能再说自己感觉不到钱的消耗。他开始考虑事情不能再这样无休止地继续下去。早晚这人会索求某些他提供不了的东西，到那时会发生什么呢？

在一次无效的抗争之后，哈靳勒交出了买留声机的钱，他为此鄙视自己。从那一刻起，布兰特的需求以几何级数增长。哈斯勒给得越多，布兰特就要得越多。哈斯勒损失了收入里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并且开始考虑是该削减自己的开支还是动用资本。前者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因为妻子会马上开始怀疑有什么地方不对；后者他可以实施一段时间而不被别人觉察，但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但是，尽管哈斯勒很担心，但他并没有真正严肃地考虑这件事。只要布兰特的要求控制在现在这个限度之内，他就能予以满足并且维持下去。任何有可能的小幅削减开支都可以说是他的股票下跌所致。

但是现在，就在这个星期，一个新的打击终于降临，这是迄今为止最重的打击。它让哈斯勒感到绝望。

布兰特又一次打电话要求见他。哈拉斯猜想这意味着新的勒索，但因为害怕这老头会跑到奥克斯肖特来，所以他答应在北方大道见面。他开车去接上布兰特。

见面后，哈斯勒立即惊恐地发现这人喝醉了。布兰特虽然不是完全不省人事，但他迟钝而伤感，说话粗声粗气。

这是个可怕的混乱局面。他的安全由一个邪恶自私的老头掌握就已经够糟了，而由一个醉鬼掌握则要更糟糕一千倍。布兰特是那种当他醉得迷糊到一定程度时就多嘴起来的人。即使他本意是好的，他的行为也不再靠得住。

哈斯勒第一次真正感觉到应该反抗了。他的家，他的妻子，他的朋友，还有良好的生活环境，全都处在危险之中。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他过去的生活方式似乎显得更加美好。安全！这才是最重要的。他的安全丧失了，为了夺回来，有什么不能付出呢？

不仅仅是他，连同他的妻子都将注定要经历这可怕的痛苦和不幸。吉娜比他更关注社会声誉。她将更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耻辱。他从未告诉她自己曾经坐过牢。她将感觉受到了欺骗。他们俩不仅将被逐出美好的生活环境，而且美满的伴侣关系也将消失。哈斯勒想得越多，毁灭的威胁便呈现得越完整。

而所有这些都由于一个恶毒老头的存在：一个可恶的敲诈者，一个对于他自己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用处的人，一个对他构成麻烦和障碍的人。“这不公平！”哈斯勒伤心地想。两个健康的相对年轻的人的幸福，不应由一个老醉鬼控制。

于是，长时间藏在哈斯勒脑海深处的想法浮现了出来。让自己和吉娜受苦是不对的。保护吉娜不受伤害是他的责任。是的，她不必，也不会受到伤害——如果布兰特死了。

当这个可怕的主意第一次跳进他的脑海时，哈斯勒惊恐地把它赶了出去。谋杀！不，不要那样！做任何事都行，不要那样！但这个想法回来了。每次赶走它，它都会回来。如果布兰特死了……

这会成为一起骇人听闻的严重事件，但如果这一切结束了……哈斯勒难以想象会有怎样的解脱感。又安全了！逃离所有的烦扰！

但这会付出代价吗？

哈斯勒与这个可怕的想法较量着，但从一开始他便输了，尽管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打定主意。布兰特老了，无论如何他都必须尽快死。他衰弱了，他的生命对他自己已没有快乐可言。他需要一个没有痛苦的结局；而这对哈斯勒来说，则是安全！

哈斯勒也告诉自己，这个解决方式也许根本不会带来安全。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当他想到许多试图以这种方式来获取安全的人的下场时，他出了一身冷汗。

官方身份的高大男子突然出现；自己被他们带走；地方法官；数星期的等待，审讯。然后——他想象着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禁不住发抖。这在许多人身上都曾经发生过的，凭什么自己就能逃脱？

能否逃脱取决于谋杀所用的方法。从那一刻起他的思想被一个问题填满——需要找到一个完美的计划。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得到解脱而无须害怕糟糕的结局呢？谋杀可以不付出代价吗？

他想这是可能的，只要能找到方法。

无论斯图尔特·哈斯勒做什么，他都能做得井井有条，而且极富效率。在考虑任何新问题时，他首先会在头脑中描绘出他希望达到的明确目标，以避免在枝节问题上浪费精力；然后他会确保掌握各种可能的情况以及影响结果的各种因素的准确信息。只有在做好这些准备之后，他才开始考虑行动计划。而且，在他终于到达这个阶段时，他仍会密切关注每一个细节。他从不轻易通过一个计划，直到他认为这个计划已经最大限度的尽善尽美。最后，就像一个将军在计划一场战役，他逐一考虑所有可能出错的事情，想好如何采取正确行动应对每一次危机。

对于他生命中迫在眉睫的最可怕的难题——谋杀亨利·布兰特，他采取了同样的方法。首先，他问自己希望得到什么？

这是个容易的问题。他想要两样：第一，他要布兰特死。他想要布兰特的嘴以彻底有效的方式闭上；第二，他不想让人怀疑他自己同谋杀之间有任何关联。

第二点就不那么简单了——什么特定情况和因素会影响这事的结果？

首先是关于他一直以来同布兰特的接触。要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在多大程度上，老练的侦探会把自己同布兰特的受害联系在一起？

但哈斯勒转念一想，又感到一阵窃喜。他比自己预想的还要谨慎，什么把柄也没留下。他总是坚持和那个老头进行秘密会谈。打电话时，布兰特从来不报名字，接通了就挂断，除非他听出了哈斯勒的声音。并且，他总是用街上的电话亭，这样他的身份就不可能被查出来。哈斯勒从来不让别人看到他与这个老头讲话——确认附近没有其他人，他才把车停在北方大道的一段开阔处，让布兰特坐进来，坐在关好门的车里。他，哈斯勒，不可能被认出来，即使有人认识他。行驶过程中，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不可能被认出来。就算有人从过路的车里看到了他们，他们俩也不可能都被认出来，原因很简单，没人同时认识他们俩。

哈斯勒坚持他们互相之间不能写信，他们唯一的接触是在每月付钱的时候。哈斯勒相信无论如何这样的会面都不会被人发现。首先从钞票上发现不了什么。它们全是面值一英镑的，不可能被追查到；并且，哈斯勒从不会一次从银行里取出十镑、十四镑或二十镑，而是分成多次取出；他也清楚地知道布兰特不会把它们存入银行，而是放在家里用于当前的开支；最后，使用维多利亚车站电话亭里的电话簿这事本身也是秘密的——不仅因为电话亭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而且，要是有其他打电话的人出现，他们俩都不会走进去，他们从不以别人能看见的任何方式交流。

对哈斯勒而言，由于他以前同布兰特的接触很小心，他看上去绝对安全。但是，布兰特做过什么引起别人对哈斯勒注意的事吗？

哈斯勒认为他不会。即使布兰特在不经意的时候提到一位有钱的朋友，他也不会提到哈斯勒的名字。布兰特非常清楚地知道暴露这个秘密会断了他自己的现金来源，如同杀了一只下金蛋的鹅。布兰特也没有能泄露他身份的照片或文件。

哈斯勒从不出现在布兰特的生活中。布兰特买了房子，请人日常照料。除了提供一些建议以及通过维多利亚的电话亭传递钞票之外，哈斯勒同布兰特没有任何联系。

到目前为止所有事都是有利的，只是有一点还让哈斯勒苦苦思索。布兰特有没有在什么地方写下关于事实的声明，用来防备自己的暗算呢？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有这样一份文件存在，实施他的计划简直就像签署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哈斯勒认真思考了这一点，最后得出结论——他不需要担心这样的意外。布兰特不会把自己的丑恶秘密写下来，因为这样会像伤害哈斯勒一样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伤害自己。除了失去哈斯勒的现金以外，他还要承受法律的制裁。

而且更有说服力的是，布兰特写声明的唯一动机就是防范哈斯勒的暗算。但这种防范不起作用，除非哈斯勒知道它的存在。布兰特从未提过这样一份文件。这种沉默是决定性的证据，证明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存在。

回顾所有的情况，哈斯勒确信，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没有一件有可能把他和布兰特联系起来。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但未来呢？是否能想出一种谋杀的方式让他看上去依旧和布兰特毫无关联？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哈斯勒想得越多，这件事看上去就越不可能。谋杀布兰特就必须与他产生联系。必须要亲自见到这个人。哈斯勒开始想象，当布兰特下一次提出要求时，到北方大道接上他，然后把他载到一个偏僻的地点，实施可怕的计划，再把尸体藏起来。但这样会非常危险——有可能被人看见；可能遗失什么东西留下线索；汽车可能被看到；轮胎印可能被发现。实际上，整件事都充满风险。而且如果他被问到那个时候自己在哪里，他能说什么呢？他找不到任何借口，这将是致命的。

布兰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吗？再想想也许会带给他需要的灵感。

哈斯勒从未见过那幢用他的钱买下的房子，但布兰特给他看过一张照片，也给他描述过。这是一幢有三个房间的小平房，布兰特用做厨房、起居室和卧室。它有电灯和自来水，但没有燃气。它坐落在一片田地里，靠着一条小路，带一个小花园，周围林木环绕。它非常隐蔽，距主路有上百码。在那儿发生任何事情，邻居和路过的人都不会知道，甚至连开枪都有很高的概率不被听到。

哈斯勒想在夜里去那里。他可以把车停在小道上，敲门，当布兰特开门时打中他的头，然后开车回奥克斯肖特。哈斯勒可以把谋杀安排得很好，但他不可能秘密地从家里离开。吉娜醒来会发现他不在，开车出去的声音也可能被听到。不，这办法看上去不可行。

他的思路回到布兰特身上。这个老头每天都是怎么过的呢？这方面他的信息不够多。他从布兰特的寥寥数语中构筑的画面是不完整的，但他想自己可以填补这些空白。

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是帕罗特夫人上门做日常家务。她准备早餐，当布兰特出来时早餐已备好。上午她打扫房间，准备布兰特中午和晚上的饭，到时他热热就可以吃，还要清洗他头一天用过的餐具。她会在中午前离开。布兰特抽烟，读报，听无线电，去“绿山羊”酒吧，在花园侍弄花草，或者在心情好的时候乘公共汽车去旅行。他吃过晚饭，然后上床，读读书直到睡着。

布兰特说自己不喜欢社交。“绿山羊”给了他所需的全部友谊。他很少或根本没有向邻居表示过好客。

哈斯勒觉得，实现他可怕目标的唯一方法是在傍晚或夜间出动，将车停在一段距离以外，走到那幢房子，这样他可以以足够安全的方式来进行谋杀。但哈斯勒想不出如何可以悄无声息地从奥克斯肖特出来。他想得越多，这一点看上去越不可能。

这个问题哈斯勒考虑了很长时间，考虑到了布兰特生活中的一切情况。没有办法秘密地把他除掉吗？他一个办法也想不出。

一天早晨，一个主意突然跳进他的脑海。

哈斯勒的心开始加速跳动。他呆呆地坐着，专心思考。是，他相信有这种方法。诚然，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它才管用，但这种特定条件是具备的。

他走向书桌拿起一本朋友借给他的书。这是一本流行的关于如何应用科技来侦破案件的报告，讲述如何使用指纹、用显微技术查看灰尘、紫外线照相、化学分析和犯罪心理学等。他急切地翻着书。他记得书中的一个细节，但必须再一次加以证实。他找到了那一段。

是的，他是对的。他想到的方法是罪犯常用的。它已经被检验了很多次，非常有效。当然，他不会用完全相同的方式来使用。他将进行修改，而正是这个修改让这个计划绝对安全。

安全，凭借这个计划他会像根本没有采取行动一样安全。他永远不可能被怀疑。即使被怀疑了，即使布兰特留下了一个声明，他也是安全的。就算警察相信他有罪，他也是安全的。在任何情况下，他们永远不可能证明他做了什么。

如果说布兰特的命运在这之前还不确定，那从此刻开始，一切已经确定。

3

对斯图尔特·哈斯勒而言，如何安全地杀掉亨利·布兰特变成了一个客观问题，如同他在澳大利亚经营连锁商店时处理的那些事务。一旦谋杀带来的震动和恐慌消失，他就一定会以惯有的条理、周到加以处理。他开始考虑计划的细节，列出他需要做的一系列事情。总的来说包括三项：必须买或取得某些材料；必须制作一件设备；必须保证布兰特不会做任何干扰计划的事。

这个计划最冒险的部分是要买两种化学品。一种容易得到，另一种可能比较困难。

哈斯勒决定以采购那些东西作为计划的开始，因为如果他在这点上失败了，就不需要再向前走了。

他设计了两套伪装。以往他总是穿着斜纹软呢西装，戴软毡卷边帽。他在金融城一家大商店买了一套黑西装和一顶廉价的圆顶硬礼帽，在一家二手服装店买了一件黄褐色的旧风衣和一顶帽子。他不戴眼镜，却在一家卖戏装的商店买了两副眼镜，都是平光的，一副是深色镜框，另一副是浅色镜框。他用一块软橡胶填充物剪出两副形状不同的垫子，用于伪装面颊。他把所有这些东西——还有一把刷子和梳子——装入行李箱，放到自己的车里。

在这之后一个合适的日子，他开车到城里，到他的俱乐部用餐，还要买些东西。这两件事他都做了——与熟人午餐，在需要时他们可以证明他在那儿；买了一些东西，这些可以给妻子看，事后他也是这么做的。实际上，哈斯勒做了更多。

在车里，他换上旧风衣，扣子一直扣到脖子。他取出梳子，用一种以前从未用过的方式把头发从前额向后面梳，然后戴上帽子和浅色框眼镜，在脸颊上贴上一副橡胶垫。这样准备之后，他就出发了。

之前，哈斯勒注意到有两三家大药店分别在帕丁顿和利物浦街附近。他选了一家靠帕丁顿近的，把车停在邻近的街上。如同他希望的那样，那里挤满了顾客。

“我想要一点儿氯酸钾，麻烦你，”他说，“用来调我的含漱剂。”

“氯酸钾，好的，”店员答道，“大概要多少？”

哈斯勒比划了一个三英寸长、二英寸宽、二英寸高的包裹的大小。“我不知道，”他承认，“我想大概是这个尺寸。”

店员点点头，称好了白色的粉末，包成一个包裹，把这个小包裹递给哈斯勒，找了钱，用程式化的态度说了声“午安”，然后就转头接待下一位顾客了。哈斯勒静静地走出去，他最重要的一步计划实现了。

第一步是轻松的。但接下来，他目前正要尝试的，是他整个计划中最困难最危险的部分。

来到帕丁顿，哈斯勒带着行李箱走进车站的卫生间。在那里，他换上了黑西装和圆顶硬礼帽。他重新梳了头，带上深色框眼镜，换了脸颊上的垫子。然后，当工作人员背对着他时，哈斯勒溜了出去。他又上了车，开到利物浦街。之后，他再次把车停到不远的地方，走进另一家药店。

“我想要治烧伤的苦味酸，麻烦你。要粉状的，如果有的话。我喜欢自己调药膏。”

店员查看货架。“我们有溶液和喷雾的，但恐怕粉状的已经卖完了。”

这正是哈斯勒担心的。“那么给我喷雾的，”他回答，“这个也可以。”

他买了一瓶自己不想要的喷雾，放在车里，又把车开到另一个地方，再到第二家店试试。他准备一家店接一家店地找下去。幸运的是，在第二家店他就买到了自己想要的。并没有什么手续或者有人感到反常，他便得到一小瓶很棒的黄色粉末。因为担心分量不足，他又在另一家店买了第二瓶。

在换回正常的装扮之前，哈斯勒又买了六次东西。一次仍然是在一家药店。他买了一打小试管，大约长三英寸，直径四分之一英寸，还有一打配套的橡皮塞子。第二次是在一个修车场，他得到一小瓶硫酸，来“加满我的电池”。第三次是几张棕色的纸，第四次是一卷细绳，都是在小文具店买的。第五次是钢笔和一瓶廉价的墨水。每样都是在不同的店里买的。

当哈斯勒回到家，把买来的东西锁进保险柜后，他的呼吸更加顺畅了。他最大的困难已经被克服。他已经取得制作设备所需的每样东西。

氯酸钾和苦味酸混和在一起是惰性且无害的，但如果这个混和物与硫酸接触，就会变成一种强烈的爆炸物。他相信他已经拥有的化学物质足够把自己家的一半炸成碎片。而且，他是秘密得到它们的。他很满意自己买东西没有引起别人特别的注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被追查到。

下一步是制作设备。哈斯勒有点像个木匠和金工匠——在他的工作室里有全套工具。

他戴着胶皮手套，用一些八分之三英寸厚的胶合板做了一个浅盒子，外侧尺寸大约与一本普通的小说相仿。在盒子的边上，他在一头装上合页，另一头装上挂钩和纽扣。他很谨慎，没有使用刨子和凿子，因为他知道用这些工具留下的切口会被辨认出来。

在装盒盖之前，他先在里面装上了他做好的机械装置：一个约三英寸长的钢杠杆，一端弯成半圆，像凿子一样锐利，另一端装在一个枢纽上，这样凸出的一端可从靠近盖子的位置滑到底部附近；一个很硬的弹簧缠绕着枢纽，把杠杆压到靠近盒底的位置，在底部没有枢纽那端的下面，有一块橡木作为砧木。这样布置意味着，如果杠杆被抬起到接近盒盖的位置并放手的话，在弹簧的作用下，杠杆的尖端必然朝下打向砧木。

为了固定住杠杆，哈斯勒在盒子两边钻了洞。这样，如果杠杆被抬起来，一枚穿过洞的钉子就能把它固定住。在盖子的内侧，他钉了一个小角铁。这样，当盖子关上时，它正好向下挡住抬起来的杠杆，防止它向前倒。（见图二）

现在哈斯勒要做一个实验。首先，他抬起杠杆，塞入钉子，把杠杆固定住。在一个试管里装上水，塞上塞子，把它固定在箱子里的砧木上。然后，他关上盖子，拔出钉子。受弹簧驱动，杠杆向前滑动，直到盖子上的角铁拦住它。

之后，哈斯勒揭开盖子，这样，杠杆从角铁里释放出来，它弹向前倒在砧木上，把试管击成碎片，水溅了出来。哈斯勒很高兴。他反复实验了好几次，没有一次揭开盖子后试管不被击碎的。

哈斯勒把化学剂放进去，用钉子把杠杆固定好。他把一些硫酸放入试管，把它牢牢固定在砧木上。第二步，他把白色的氯化钾与黄色的苦味酸混在一起装进去，还放了一些旧螺帽作为发射弹。薄薄的木隔断防止粉末洒出来，也防止杠杆掉下去。

图　二

现在，哈斯勒万分小心地关上盖子，很快挂上钩子，拔出钉子。然后，他取出一张棕色的纸把盒子包起来，最后用一段细绳捆好。

还有一步行动，这一步他考虑得很细。他必须在包裹上写地址。但如果这包裹落到了警察手中，一定不能让笔迹把自己暴露。

几天前哈斯勒收到一盒猎枪子弹，盒子的标签上用大写字母写着地址。他保留着这个标签，现在用钢笔和廉价墨水模仿那些字母。他慢慢写着：

塞缪尔·贾米森先生

古斯菲尔德

亨尼克路

雷克曼斯沃斯

伦敦

最后，哈斯勒称好包裹的重量，贴上足量的邮票。

他把包裹锁进保险柜里，开始销毁所有关于这事的一切痕迹。余下的胶合板，猎枪子弹标签，棕色纸，一卷弹簧和胶皮手套，他全都烧了，并且把灰扔掉；试管，装化学剂的瓶子，钢笔，墨水和剩下的螺帽也都扔进了最近的河里。他非常小心地检查，不让任何与这事有关的东西留下。

再没有东西能证明哈斯勒与这事有关联了！即使这颗炸弹没有成功爆炸，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供追查，因为在它上面任何地方都没有指纹！到目前为止，他绝对安全了！

他计划的第三部分只剩下确保布兰特打开这个盒子。这个他已经安排好了。在他们最近一次会面时，他把话题引到布兰特房里的家具上，他知道布兰特很想要一个钟。

“噢，”哈斯勒说，“我有个钟不想要了。这只钟又小又薄，只比一个立式表大一点，做得很漂亮。我下次见你的时候会带来。或者我把它寄给你，因为我要离开家几个星期。”

如同他预测的那样，布兰特的贪婪蒙蔽了自己，没有注意到哈斯勒偏离了以往对使用邮件的禁忌。哈斯勒描述了他要寄的包裹是什么样的。因此，他毫不怀疑布兰特将立即打开它。

然后，他打开了它！一场爆炸！迅速无痛的死亡！包裹将彻底毁掉，也许房子也会全部毁掉。爆炸很容易引起一场火灾。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事，都不会关联到他哈斯勒。

他又去城里午餐，并在去俱乐部的路上把包裹放进一家邮电局的大信箱。它将在晚上送到——届时，只有布兰特一人在家里。

那个晚上，哈斯勒将获得自由。

4

斯图尔特·哈斯勒以为，一旦他寄出了炸弹，自己对亨利·布兰特的关注就结束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正是从那一刻起——从行动结束时——他真正的焦虑才刚开始。

当他在俱乐部吃午餐时，事情还不是那么糟糕。还要过几个小时才有可能有事发生，而且朋友们的谈话帮助他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件事置之脑后。但是，当下午慢慢过去，邮件送达雷克曼斯沃斯的时间临近，他发现自己不再能控制焦虑的情绪。

回家的路上，他意识到自己激动的状态不可能不引起妻子的注意。他看得很清楚，这将会是个灾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妻子怀疑自己脑子里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有段时间，哈斯勒只是试图强迫自己忘掉自己干过什么。在某种程度上他成功了，但尽管他倾尽全力，也不能使自己的举止恢复正常。

他太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个渴望渐渐增长，直到变成真实的痛苦。他一次又一次地设想着可能的场景。邮递员敲门，布兰特开门，聊一两句关于天气的话，布兰特回到起居室，解开包装纸，打开盖子……接下来是什么？布兰特死了吗？盒子和纸都烧掉了吗？房子烧掉了吗？有什么人发现这事了吗？哈斯勒的手在颤抖，变得越来越不安。他一生中头一次理解了驱使谋杀犯回到犯罪现场的强烈欲望。

他想着他怎样才能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惊吓出一身冷汗——这样的想法竟然会跑到自己脑子里。他不可能知道，最重要的是，绝不能去尝试知道。他可以读他常看的报纸，但也仅限于此。如果那些报纸没提这件事，他将不得不继续装作不知情。

但管他的！哈斯勒告诉自己，必须知道一切，必须知道自己是否安全。直到目前，他从未怀疑爆炸会立即要了布兰特的命。但现在恐慌抓住了他。他开始想象那人在医院里，恢复中，而且知道是谁寄出包裹。

哈斯勒停下车。他直冒汗，还在发抖。这样可不行。他实施了一个完美的计划，一定不能因缺乏自控而把它搞砸。他发现这些念头是正常的，因为这件事对他来说太大了。他无法掩藏住内心难以承受的焦虑。

哈斯勒忽然看到了出路。他还在城里，他在最近的杂货店停下车，买了一包食盐。有了这个，他想自己能避免引起任何怀疑。

到了家，他把车停好，走进自己的房间。在那儿，他用食盐为自己做催吐剂。然后他躺在床上，把盐水放在旁边。

他知道吉娜下午出去了，她的车不在家中意味着她还没回来。他躺在床上等着。他听到车声，就马上喝下盐水，洗净杯子放回去，再重新躺下。吉娜上楼后只过了一小会儿，他就剧烈地呕吐起来。

吉娜对此很担心，因为这样的意外很罕见。

“没关系，”他安慰她，“一定是午餐时吃了什么不合适的东西。整个下午都感觉不舒服。但我会好起来的。”

她想送他去看医生，但哈斯勒拒绝了。于是吉娜让他躺在床上，不要下楼吃晚饭。他表面抗议，但暗自窃喜。生病减轻了他的紧张，他真的感觉恢复正常了。他确信自己的举止不会让人怀疑。

第二天，哈斯勒发现，克制着不冲下行车道从报童那里抢过报纸是极端困难的，但是他设法控制住了自己。他一直等到他正常的看报时间才打开报纸。然后他强迫自己对重要新闻发表些惯常的评论，再慢慢从中间页翻过去。

他翻页的时候提心吊胆。如果他的计划有任何地方出错，布兰特逃脱了，这里就不会有一段报道；如果计划完全成功，这事只被当做事故，这里也许不会有报道；如果是部分的胜利就肯定会有一个声明——布兰特死了，但被怀疑是谋杀。

在一个靠前的页面他看到很短的一段报道。标题是《致命爆炸》。报道写着：“昨晚由于房子里发生爆炸，住在雷克曼斯沃斯亨尼克路的塞缪尔·贾米森先生身亡。这起事故被一位过路人发现，他进屋看到贾米森躺在被炸毁的起居室里。爆炸的原因尚不明朗。”

现在，哈斯勒想掩饰他的解脱感几乎与先前他想掩盖自己的焦虑一样困难。未知的原因！这比他希望的任何结果都要好。

一整天哈斯勒都在狂喜和恐惧之间摇摆。为了稳定神经，他做了一次远足。但他依旧很小心，当晚报送到时就回来了。仅有的新消息是调查在那天下午进行。

经过又一个晚上的焦虑和次日早上又一段时间的紧张，哈斯勒再次翻开了报纸。这次他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了自己想找的。他的眼睛几乎立刻就抓到了不详的标题。带着心往下沉的感觉，他急切地读着这个很详细的报道。上面写着：

雷克曼斯沃斯命案惊人的进展

关于前日晚问死于爆炸的塞缪尔·贾米森一案，在昨天下午也有惊人进展。据悉可能为谋杀。

目击者詹姆斯·理查森说大约六点他走到死者的住所附近，听到爆炸声，看到一扇窗户被炸飞。他爬进屋去，发现死者躺在地板上。房间被炸毁，有黄色粉末的痕迹。目击者打电话报警。

为死者工作的马莎·帕罗特夫人证实死者年纪在六十到七十岁之间，住在这里大约有三年了。他习惯独居，看上去没有亲戚。她肯定这座房子里没有任何东西会导致爆炸。

托马斯·肯特，邮递员，声称在晚上爆炸之前，他交给死者一个棕色纸包的小包裹。包裹上面用印刷体写着地址，有一个伦敦的邮戳。他特别注意到这个包裹，因为贾米森先生的地址写得太小了。

侦探奥尔索普说警方认为爆炸物就在包裹里，显示有谋杀的可能。听证会将延期，因为警方要进行调查。

用了极大的努力，哈斯勒才恢复常态。吉娜正谈到下一个周末的聚会，他强迫自己同妻子讨论周末招待客人的事。早餐后，他在书房陷入沉思，分析情况。

后来发生的一切比最初看上去的更令人满意。不管怎样，虽然令警察有这样的观点是不幸的，但哈斯勒事先也预料到了。这样的爆炸不会被认作意外，除非房子里有这样的爆炸物，但布兰特家没有。并且，该死的苦味酸留下了黄色的印迹。哈斯勒知道，那些污迹可以被分析出来。事实证明爆炸物是被寄到房子里的，包裹是最明显的证据。不管怎样，在计划里已经包含了警察会怀疑这个部分。

这对哈斯勒来说不算什么。怀疑包裹是一回事，找到寄件人又是另一回事。警察不能通过任何东西发现贾米森就是从爱丁堡消失的布兰特，这样就算他们知道哈斯勒是马修斯——这极不可能——也不会有任何进展。另外，就算发生了奇迹，警察的确怀疑上他，他们也不能证明什么。他们不能把他与买化学剂、制作炸弹和寄包裹联系起来。

这固然是可怕的焦虑时刻，但他是安全的。哈斯勒向自己一再重复这句话。他安全了！他安全了！不管警察试图做什么，他安全了。

第二部分　暴露的凶手——刑事调查部的调查

在很多未解的谋杀之谜中，警察们所面临的真正困难并不是找到罪犯或最大的嫌疑犯，而是能够说服陪审团相信这个人有罪。

F.W.克劳夫兹先生向赫特福德郡警署讲完这个案子之后，他们似乎无从下手，找不到任何证据可以指明凶手的身份。

第一眼看来，我恭喜克劳夫兹先生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个对普通人来说简直就是“完美谋杀”的案子。实际上，尽管负责的警察会发现这个案子很棘手，我还是相信他们最终会破案的。

开始他们会调查一些已知的事实，这会指出一条清晰的调查路线。

凶手懂一些化学知识。凶手有很明确的动机，这不是抢劫，只能用被害人和凶手之间的关系来解释。所以凶手一定认识死者，或许两人在某些方面有些关联。

包裹是在伦敦寄出的。尽管调查报告中没提到，但邮递员很可能注意到了上面的邮编地址，或许从盒子残存的碎片上也可以看出来。

这些证据看上去很不起眼，但很快会有新的事实来填补空白。

如果我是负责这个案子的侦探，我会首先检查尸体，看是否有疤痕或其他明显的痕迹。接着我会仔细地检查死者的衣物。很可能在初始阶段我找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但在他的口袋或房子的某个地方——当然这些都会被彻底搜查——我应该可以找到他上个月的收入情况。

应该至少是二十镑，而且是仅仅几天前才拿到的。哈斯勒说他之所以寄包裹是因为他要离开几个星期。每月碰头的条件意味着案子一定是发生在刚刚给过钱之后，否则贾米森会马上索要这个月的钱。

我会发现大笔的面值是一镑的纸币，可能有十五镑，至少不少于十镑。通过调查我应该能了解到贾米森没有银行账户，没有工作，买任何东西都付现金，但从没使用过面值高于一镑的纸币。我会进一步了解到他在雷克曼斯沃斯居住的后期比开始时有钱，而且最近刚买了一台昂贵的收音留声机和一大堆唱片，也是用一镑的纸币买的。

当我努力寻找他的收入来源时，我会发现自己碰壁了。但这个神秘来源本身就能说明一些东西——贾米森和他的钱有问题。

一个主要的信息来源自然是帕罗特夫人。她会告诉我她知道的一切以及大量她自己的猜测。她的猜测可能是错的，但如果贾米森有过访客或亲戚朋友的话，她的话就能帮我大忙了。当然，我不可能在这儿找到任何关于哈斯勒的信息，因为他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但我会发现贾米森神秘的身份，这最终会把我引向哈斯勒。

不管怎么说，我应该能发现贾米森每月第一个星期一会去城里，而且在经过几次调查后，我甚至会了解到他去过维多利亚火车站。我会倾向于把他的伦敦之行与收入来源联系起来。

敲诈的可能性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但我也不会排除其他形式的犯罪。无论如何，知道贾米森是否有案底都是必要的，我会取他的指纹送到警察局。

哈斯勒认为警察无法确认贾米森就是爱丁堡银行的职员布兰特，因为他从未落到过警察手里。但布兰特第二次见到哈斯勒的时候，他已经穷困潦倒。而且，在爱丁堡时他就是个无赖，尽管没被逮捕过。难道这三十五年间他走正道了？不太可能。几乎可以肯定他犯过法，被抓住过并受过处罚。

在贾米森的房子里我会仔细搜查，看能否找到信件、日记或笔记本——任何有助于了解贾米森过去的东西。即使我什么也找不到，即使帕罗特夫人什么也没说，以贾米森的个性，也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他的指纹在警察局已有案底。尽管他告诉过哈斯勒自己离开爱丁堡时改了名字，但他可能已经作为布兰特被指控过。

如果这样的话，爱丁堡警察调查到马修斯就是早晚的事了，这就暗示了凶手一个可能的杀人动机。

我会继续追踪马修斯，并发现这是个很费劲的差事。但是不是没有人知道马修斯已经改名叫哈斯勒并去了澳大利亚呢？在他遇到布兰特之前，没人认出他是马修斯吗？

即使没有运气帮忙，至少最后我可能会了解到马修斯在澳大利亚作为哈斯勒的奋斗史以及后来荣归英格兰。

但很明显有个捷径，也就是我上面说的运气。

迄今为止，我一直假定搜查房子的时候没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也忽略了贾米森会跟一些亲戚或朋友接触的可能性。我们现在断定他除了哈斯勒以外没和任何人有过接触，只有哈斯勒知道贾米森和布兰特实际上是同一个人。即便如此，贾米森还是在和一个人打交道，那就是哈斯勒本人。在日记本或一个纸片上，我会发现哈斯勒的地址，或者是他的电话号码。

贾米森总是通过电话和哈斯勒联系见面的事一两次后，他可能就记住这个号码了，但第一次用的时候他自然会把它写在某个地方。尽管哈斯勒迫切地要销毁一切可能把他和贾米森联系在一起的证据，但后者在与哈斯勒打交道时却并不这样想。

在谋划杀人的时候，哈斯勒想知道贾米森是否把他的秘密写在了纸上。他后来否定了这种想法，因为这种东西可能会被第三方发现，这样对贾米森本身也不利。当贾米森还活着的时候，一个电话号码不会暴露什么，但他死了以后这就非同小可了。

这是哈斯勒忽视的关键所在。

而且，他没有考虑过另一种可能性。他给了贾米森买收音留声机的钱以后，这个老家伙的要求提高了，哈斯勒不得已又出了一大笔钱。我们还不清楚贾米森每月的花费是否提高了，是不是更经常地提出大笔钱的要求。除了知道他酒喝得更多了以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贾米森的生活方式发生过变化，也没听说过他还买过其他大件的东西。

综合以上所有的情况，贾米森很可能在攒钱。毕竟，虽然哈斯勒比他年轻，但也年纪不小了。他可能会病死，可能会死于意外。他死了的话贾米森就只能完全靠自己了。

敲诈人不会把存款放在屋子里，他知道这样太危险了。他也没有当地银行账户——哈斯勒猜测他没有银行账户也是对的——因为银行面对新顾客通常需要保荐人。但他很可能会在保险柜里租一个小箱位，不仅可以放存款，还可以存任何其他文件以应对不测。

贾米森不用记录与哈斯勒之间任何的交易，但他完全可以从爱丁堡报社拿一份马修斯审判消息的复印件放在保险箱里，以备将来哈斯勒不听话时拿来威胁他。

假设搜查房子时我在一件旧西装里发现一个写着电话号码的纸片，即使上面没写名字，我也很快就能查清这是谁的电话，并按惯例去找哈斯勒面谈，并问他是否认识贾米森。

哈斯勒在见到敲诈人以后一直处于近乎无法忍受的压力之中，而他在杀人时基本上处于崩溃的边缘。现在他觉得自己安全了，刚刚克服了这种恐慌，就突然面对警察，并认识到他和贾米森已经在某些方面被建立了联系——他不知道警察到底发现了什么，很可能会以为调查已经比实际进行得更深入——他的反应几乎肯定会引起怀疑，他会恼羞成怒，还可能大喊大叫。

他会否认认识贾米森；询问他的家人和仆人时得到的会是同样的答案。

假设我觉得这个线索很重要，并亲自去了奥克斯肖特，我会注意到哈斯勒的恼怒。我自然会相信他的话，但我会告诉他我迫切地希望知道贾米森到底是谁——我有理由怀疑这不是他的真名。“哈斯勒先生会跟我一起去认尸吗？”

可以想象，这会让凶手崩溃，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不管怎么说，我们的谈话结束时，哈斯勒会再次惊慌失措，我会知道他隐瞒了什么。

如果除了电话号码，我还找到一把保险箱钥匙，以及与之相应的一个放着钱和马修斯审讯资料的保险箱的话，我就会猜出哈斯勒和贾米森之间的关系，并推断出谋杀动机。

那么下次和哈斯勒谈话时，我会问一些很有趣的问题。回答很可能是谎话，但没关系。他毫无疑问已经被怀疑了，我会安排一些警察来监视他的行动。如果他企图离开这个国家的话就会被拘留，我也就可以确信他就是凶手。

同时，我会让专家检验能找到的放炸药的盒子和包装的任何碎片。不管多小，它们都能说明一些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能逃过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科学家的眼睛。

尽管哈斯勒已经采取了很多预防措施，我们还是可以在他和这起案子之间建立某些联系，尽管我知道“他会尽力确保销毁所有作案工具”。查灵·克罗斯箱子案中的鲁宾逊也试图抹掉办公室里博纳提夫人被害的一切痕迹，但最终在他的废纸箱里找到的一个血点和发卡把他送上了绞架。

是不是通过这些假设我把侦探的工作想得太简单了？即使我所说的“运气”一个也没出现，一旦贾米森被确认就是布兰特以后，最普通的警察也会把他和马修斯联系起来调查。用的时间会长些，但最终还是会破案的。

如果贾米森是个惯犯，除了马修斯以外可能还有其他人希望他死。所有嫌疑人会被挨个儿调查，一个一个地排除。随着一个个嫌疑人被排除，离抓住真凶就又进了一步。

我提到了很多不定的偶然事件，来说明哈斯勒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进行了一场完美谋杀——实际上他差得还很远。贾米森的生活中有太多的未知因素，案子注定会被破解。

也许，哈斯勒决定杀掉贾米森不是因为他的敲诈，而是因为他是个醉鬼。“布兰特这种人，当他醉得迷糊到一定程度时就多嘴起来。即使他本意是好的，他的行动也不再靠得住。”

所以这个人被杀掉了，以防止他在酒精作用下说出哈斯勒的秘密。但哈斯勒怎么知道他还没泄漏过他的秘密？之前他醉过几次？在见过哈斯勒之后到被杀之前他又醉过几次？

很可能贾米森已经放出过话，甚至提到过名字什么的。当时可能没人注意，觉得是酒后的疯话。但他被杀了以后，这些话就会有新的意义，有人会记起并重复这些话的。

哈斯勒买东西时做了一些伪装，实际上这可能反而让店员记住这次交易。伪装是最显眼的，尤其是那些不太熟练的人做的。他只改变了外表的一些细节，并不影响他的身高、身材和年龄。

所以，虽然店主的证据本身不会把嫌疑指向哈斯勒，但这些证据也不会为他摆脱嫌疑。相反，这会在整个事件链条中又增加一环线索。

我知道哈斯勒的过去，也能证明敲诈和因此产生的犯罪动机，但我还是没办法向陪审团证明是这个人制作并邮寄了那个致命的包裹。

即使这样我还是能抓住他。我会带着调查过程中他提供的证词去找他，找出不同时期证词当中的漏洞。无疑我能找出他讲的一些细节跟在其他地方查证的结果不一样。我会让他解释。

我认为这样能够找出真相。长期的压力会达到顶点，这会让他崩溃认罪。不用威胁，因为绳子早已套在他的脖子上，他甚至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收紧它。

但假设他没承认，我还是可以逮捕他，因为他被逮捕的消息会带来新的信息。

我一开始就知道的一个事实是“凶手懂些化学”。至今为止我没发现哈斯勒有这方面的知识。但他被逮捕以后，他的朋友，在一种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会来找我们说：“案发的一两周前我借给哈斯勒这本书。你看，书里讲了制作炸弹的方法，就是这个炸弹杀死了贾米森。”

链条中又多了一个环节。

接着，某个人可能看见哈斯勒邮寄过这个包裹。他之所以记得这件事是因为后来看报纸时知道是这样一个包裹杀死了贾米森。

这个案子就这样结了，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我觉得审判结果不会有太多疑问。

普里奥尔瑞别墅风流案

在弗伦奇探长的职业生涯中，仅有三个案子是从警署以外的渠道找上他的。而这三次例外中，索尔特欧弗市普里奥尔瑞别墅风流案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最有意思的。

案子发生在弗伦奇一年当中最棒的时光——他的夏休期间。在德文郡的索尔特欧弗市，他找到了人间天堂。这里有阳光下的悠闲，有电影院和很好的小说图书馆，可以游泳、散步和外出郊游。而且，弗伦奇很快就跟当地的警长混熟了，这个人有条船，几次带着他出海打鱼，让弗伦奇充分领略了其中的乐趣和神秘。

整整三周，弗伦奇想忘掉罪犯和犯罪、调查和报告、疑点和证据，完全沉溺于黄金假期带来的自由当中。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某一天早上。

那天早上，悲剧又一次进入他的视线。他的女房东一见他就惊恐万分地给他讲了前晚发生的一起自杀事件。死者是当地的一个富豪，名叫查尔斯·古德里夫，住在普里奥尔瑞别墅，那是所离海边稍远的漂亮房子。弗伦奇见过他，瘦高个儿，有点儿驼背，似乎是有什么慢性病。他也见过古德里夫太太，那是个很漂亮很有活力的女人，走起路来摇曳生姿。查尔斯爵士在书房里饮弹自杀，仆人和古德里夫太太听到枪声后冲进书房时发现他已经死了。

实际上，弗伦奇根本不感兴趣，善良的女房东对他的冷漠很惊讶。他解释说自己一年有四十九周都不得不面对这种事情，而现在是休假时期。房东满面狐疑地表示能理解他的态度。

但弗伦奇还是无法摆脱这件事。午饭后黑德利警长过来向他道歉，因为自杀的案子他傍晚没法带他出海了。“我想你听说了吧？”尽管弗伦奇一再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他还是坚持讲了事件的细节。对他来说，这显然是个大事。查尔斯爵士是个有钱人，一个很棒的牧师，也是社区里的知名人物，他的死引起了广泛关注。

“知道动机了？”弗伦奇问道。他觉得必须回应一下警长。

“嗯，没有，弗伦奇先生，”黑德利答道，接着他压低声音神秘地说，“有人议论他太太和一个叫佩蒂格鲁的有钱的地产商关系暖昧，这个人的住所离这儿大概有一英里远，但古德里夫自杀和这件事有没有关系我就不知道了。”

“我觉得应该没有，”弗伦奇答道，“自杀对我来说有点儿极端，如今很少有丈夫会因为妻子不忠而自杀。”

“他很传统，这对他来说是家族的耻辱。”警长解释道。他在这个话题上又发挥了一会儿，对捕鱼的事再次道歉后说自己必须去工作了。

看着他宽宽的背影，弗伦奇暗自庆幸终于可以摆脱这件事了。在索尔特欧弗这个小地方，他能想象一位知名人物的自杀必将轰动一时。但对他来说这很讨厌。他只有三周的假期，在这期间他要让身体和大脑充分沐浴在清新纯净的大海、空气和阳光中。

他再一次失望了。第二天早上，这一惨剧再次进入他的视线，这次是因为一个出乎意料的访客。

当时弗伦奇正坐在房东小屋前晒着太阳。一辆车开了过来，开车的人自我介绍说是古德里夫太太的司机，并问他是否就是弗伦奇探长。“太太问您好，”他接着说道，“您能跟她说几句话吗？她会非常感激的，她在车里。”

弗伦奇走了过去，这次他看清楚了，古德里夫太太非常漂亮。他觉得她应该是个缄默冷淡的人，但现在她一反常态，非常激动。她探出身来急切地说道：“我听说您在休假，探长。我觉得必须来找您。”

弗伦奇举起帽子。“您好，夫人。我能为您做点儿什么？”

“我知道您休假的时候不该用公务烦扰您，”她回答道，双手紧张地搓着，“但我没法控制自己，我必须抓住眼前的机会。”

弗伦奇第一次对这一悲剧产生了兴趣。她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声音也很迷人。可能的话他肯定会帮她。

“我的处境非常糟糕，”她的声音颤抖起来，“太可怕了，您听说了吧？我丈夫的事……”

“我听说了，夫人，但不太清楚细节。”

“您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

弗伦奇摇了摇头。

“关于我的很难听的话。”她犹豫了一下，接着断然说道，“他们说是因为我的过错他才自杀的。他们说……佩蒂格鲁先生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太多……我丈夫因此情绪低落而自杀。但我发誓这里面没一句真话！”

弗伦奇礼貌地回应了几句，接着问道：“但，夫人，您希望我做什么呢？”

“我想让您，”她认真地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找出他自杀的真正原因。我保证不是他们议论的那样。”她说话时一直带着明显的犹豫，但现在开始变得顺畅起来。“佩蒂格鲁和我是朋友，仅此而已。我丈夫知道我们是朋友，也从没反对过我们交往。我丈夫和我一直很相爱，他自杀肯定有其他动机。您能帮我调查一下吗？我可以付给您合适的费用。”

弗伦奇摇了摇头。“非常抱歉，夫人，事情并不像您想象的那样。我得听从上面的命令，我只是警察局的一个职员而已。当地警方已经介入这个案子，他们会尽职尽责的。找黑德利警长吧，他会帮你的。”

她做了个绝望的动作。“我已经找过他，但我看得出来他不相信我。您在这儿正好是个机会。我原本希望您能做点儿什么……”

弗伦奇很客气，但也很坚决。不久，她带着满脸的失望离开了。他很为她难过，如果这件事可以选择的话，他会帮忙的。

他当然没有选择，没有命令他不能接案。同时，弗伦奇也想知道黑德利是如何看待古德里夫太太的请求。

很快他就知道了。二十分钟后警长出现了，他刚从普里奥尔瑞出来，要回家吃午饭。看到弗伦奇时他停了下来。弗伦奇讲了自己与古德里夫太太的对话。

“她来找过我，”黑德利回答道，“她觉得肯定有我们猜测之外的其他原因。”

弗伦奇看得出来他似乎有点儿不太满意。“没发现会是其他原因的任何证据？”

“我没找到，确实是这样。没找到任何这样的证据。”他犹豫了一下，接着说道，“弗伦奇，既然你在这儿，一起去看看怎么样？非官方的，你放心。警员和我刚才还在书房说这事儿，如果是谋杀的话，我们会正式邀请你加入，可以吗，先生？”

弗伦奇想了想他的假期，接着想到警长的船和目前的处境——黑德利没法带他玩了。这个人看上去迫切希望他能去。非官方的，当然，他可以去。弗伦奇答应了。

一小时之后，两个人已走在普里奥尔瑞的车道上。地面保养得很好，处处都显示着主人的富有。从露台可以俯瞰大海，露台下面的草坪平整得像台球桌。房子大小适中，但装饰奢华，有两个楼梯，每个卧室都配有洗澡间。两个人进了书房。

“这儿，”黑德利随手锁了门，“就是事发地。当然，尸体已被运到楼上。”

弗伦奇环顾四周，房间并不大，相对较宽的墙面上有一扇向外凸出的法式大窗，通到房子边上的草坪上。书房向外凸出的部分放着一个面朝窗户的书桌和一把转椅。剩下的家具很常见，但也很考究。这是个让人放松的房间，充溢着平和的气息，与刚刚发生的惨剧格格不入。

“死者当时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黑德利警长讲道，“他的身体前倾，头部栽倒在桌上；右臂下垂，手中握着一把手枪；右边太阳穴中弹，桌上有血。除此以外房间和他本人都没什么不正常的。一枪致命。”

弗伦奇可以想象这一画面——桌上头部碰到的地方还留着一个丑陋的血印。

“枪去哪儿了？”他问道。

警长打开了桌子的一个抽屉。“在这儿。”他答道，并从里面拿出了一把小手枪。

这是一把很漂亮的小武器，弗伦奇好奇地检查了一下。上面镀着银，雕花精美。口径很小，枪体很轻。六个弹膛中五个上了子弹，第六个空着。

“很漂亮的枪啊，他从哪儿弄到的？”弗伦奇问道。

黑德利打开了另一个抽屉，拿出了一个摩洛哥皮制的小匣子。

“有几年了吧，他没有持枪证，一直放在这个匣子里。你看，这个匣子可以放两支枪，但目前只找到一支。我认为应该有一对。”

“看上去是这样，你问过第二支枪的事吗？”

“没人见过，除了古德里夫太太以外没人知道这支枪的存在。她也从来没见过匣子里有第二支。”

弗伦奇点了点头。“找到子弹了？”

“嗯，医生已经把子弹取出来了。”

“我猜一定和枪相吻合，是吧？”

“吻合，子弹型号很特殊，专用于小手枪。”

“我看得出来。嗯，那是死者的位置吧。从家里人那儿得到什么信息了吗？”

“在这幢别墅里住着的有查尔斯爵士和古德里夫太太，一个叫约翰的管家和两个仆人——珍妮和彼得斯；还有个司机，但他住在村里，当时已经回家。据他们回忆，枪声是在大约刚过十点半时响起的。珍妮和管家在厨房，离得很近，他们马上跑进大厅敲书房的门。管家想打开门，但门反锁着。彼得斯夫人已经上床睡觉了。古德里夫太太也上床了，珍妮跑过去找她时，在楼梯上碰到她正穿着睡衣往下跑，枪响的时候古德里夫太太已经在床上了。她也试着打开书房的门，并大喊丈夫的名字，但没有回应。接着她叫大家打开法式大窗，所有人跑出大厅来到窗前。窗户关着，但没锁，他们爬了进去。死者就躺在我说的这个地方。他们自然非常难过，但似乎很镇定，打开门来到大厅打电话给布朗医生和警察局。医生和我同时到的，但他也没办法。我调查到这些情况，已经约好验尸官明天早上举行听证会。”

“死者生前见的最后一个人是谁？”

“他的一个侄子，叫肖尔托·古德里夫，大约三十岁。他住在住宅区的一所小房子里，有两个仆人，是查尔斯爵士的秘书。我觉得应该是个闲职。肖尔托经常在普里奥尔瑞吃饭，事发那天晚上也是。晚饭后查尔斯爵士、古德里夫太太和肖尔托先生三人坐在这儿。大约十点，古德里夫太太有点儿头疼，就上床了。半小时后就听到了枪响。”

“我见过肖尔托先生，他说他在古德里夫太太上楼几分钟后就离开了。那天晚上很暖和，他没带大衣和帽子。那时差不多是十点十五分，他很确定，因为到家时他看了一下表，刚十点二十。”

“死者当时情绪怎样？”

“他有点儿消沉，但和平时没什么不同。他有些阴郁，这影响了他的情绪。但有证据表明，肖尔托先生离开后他情绪很好。”

“很有意思，什么证据？”

“他当时在写一封信，在句子中间停了下来。信是关于去伦敦访问的事儿。他停下来可能是有拜访者打断了他。”

弗伦奇很高兴。他觉得警长做得不错，已经调查得很彻底，也查到了所有事实。

“那么你的推断是什么？”弗伦奇问道。

黑德利不自然地动了动。“没那么简单，弗伦奇先生。”他把头歪向一边，半闭了眼睛，“你怎么看他有访客这件事？”

“嗯，怎么啦？”

“我是这样看的，先生。”他神秘地说，“我正在调查跟你说过的那些流言蜚语，有人跟我说古德里夫太太的事是真的。她和佩蒂格鲁先生走得太近，已经不理智了。会不会是佩蒂格鲁过来和死者说了这件事？从窗外他能看到死者是一个人。”

“那么接着……”

“哦，查尔斯爵士得知妻子已经不爱他了，很难过，这可能让他突发冲动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案发时佩蒂格鲁可能在旁边，后来没说什么就溜走了，或者他可能在这之前就离开了。”

“你有没有怀疑是佩蒂格鲁谋杀了查尔斯爵士？”

“不可能的，先生。您知道，不可能把死人的手合在枪上，而且如果自己拿着枪的话，这支枪也不可能打中死者，因为他不可能不反抗。而现场没有反抗的痕迹。”

“关于佩蒂格鲁的推断你没有证据吧？”

“纯粹的猜测，”黑德利承认，“我只私下跟你说说，可能完全是错的。”

弗伦奇点了点头。这个警长干得确实不错，但急于下结论总是危险的。他想了一会儿，慢条斯理地说：“嗯，警长，很不错，但你知道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做什么吗？”

黑德利对这个问题显得有点儿茫然。

“告诉你吧，我会调查很多东西。我会到处找指纹，看能不能找到死者的指纹。我会看枪、枪匣子、钥匙、门把手和能想到的任何地方，看还能找到什么东西。我会查一下子弹和枪上的划痕。如果可能的话，我还会调查佩蒂格鲁是否到过这儿。无论你觉得会不会有结果都该做这些事的，这都是该走的程序，这能让我们了解发生了什么事。”

黑德利看上去很困惑。很显然，他在怀疑弗伦奇是不是在拖他后腿。在听证会前要做的事太多了，做这些调查有必要吗？弗伦奇又好奇地四处看了一下，当他觉得离开应该不会伤害警长的感情后，就马上出来了。

同样，弗伦奇无法完全摆脱这件事。那天下午，当他在石南草覆盖的悬崖上散步的时候，这件事又重回他的脑海。

噢，好吧，这不是他的案子，他没必要担心。同时，黑德利是个好人，他一定不会犯任何错误。弗伦奇决定第二天早上到普里奥尔瑞，在听证会之前跟他再说几句话。

没想到，黑德利自己来了。第二天早上，当弗伦奇和妻子吃早饭时，一向稳重的黑德利警长一阵风似的跑了过来。跑进房子时，他的眼珠子兴奋得差点掉出来，声音也十分激动。

“弗伦奇先生，”他叫道，根本没注意到弗伦奇夫人的存在，“子弹上摩擦的痕迹和枪管里的不一样，它们根本就不吻合！子弹绝对不是从那支枪里打出来的！”

“啊，”弗伦奇说，兴趣十足地抬头望着他，“我有种直觉，它们可能不吻合的。这就是我让你用显微镜检查一下的原因。”

“但是……”警长拉了一把最近的椅子坐下，无助地看着他。“我不明白，”他吸了一口气，“这个人手里的枪有一个空的弹膛，他的头部中弹。没有其他的枪和子弹。我没看出来……”

弗伦奇轻声地笑了笑。“到这儿来，”他说道，“把椅子拉到桌子边上来吧，喝杯咖啡，抽支烟。这会让你冷静下来，你就能开始思考了。”

“但听证会安排在十一点啊。”

“上帝会保佑我们的。现在才九点，还有大把时间。亲爱的，给他拿个杯子。”

警长语无伦次地表示了一下不满，就顺从地照做了。被咖啡和烟草熏陶之后，他情绪稳定下来。弗伦奇开始分析。

“昨天你提到查尔斯爵士死前有个拜访者的事，还给出一个很好的推断来支持这个猜测。这个推断太好了，我就把它当做证据了。很显然死者在写信时并没想自杀，只有这段时间出现的一个访客才会给他的情绪带来巨大转变。”

警长点了点头。

“现在，”弗伦奇接着说道，“如果这个访客没让死者情绪激动而自杀，而是谋杀了他的话，那么查尔斯相对稳定的情绪，他对伦敦之旅的兴趣，他在信的中间停下的问题马上就迎刃而解了。”

“是的，先生。但他手里的枪如何解释呢？”

“是的，这很难解释。但是——”弗伦奇变得很激动，“如果有两把枪呢？”

警长说道：“两把？但没有两把啊——”

“曾经有，匣子就可以证明，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们都是放在匣子里的。假定你的访客来了，并像你所说的那样因为女人的事吵架。这时来访人说：‘看这儿，查尔斯爵士，我们用老办法来解决问题吧，一劳永逸。你说过你有一对手枪，拿出来，我们用它来解决问题。’查尔斯爵士同意了，并拿出了手枪。每人拿了一支，但在两人摆好姿势之前访客就开枪打中了查尔斯爵士。他马上拿着另外一支枪在仆人到来之前逃掉了，会不会是这样，黑德利？”

这一分析显然给警长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低声嘟哝了几句，承认这完全有可能。

“这跟你昨天说的一样，也只是猜测，”弗伦奇总结了一下，“但这给了你一个新的起点。无论如何，你眼前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必须推迟听证会，如果你听我的话，不要把推迟原因说出去。”

“我会跟验尸官讲的，先生。你一起过去吗？”

“哦，我以什么身份去呢？”弗伦奇反问了一句，“你忘了我在休假吗？”

那天下午，当黑德利出现在去普里奥尔瑞的路上时，弗伦奇又在屋前晒太阳。像以往一样，黑德利停下来，两个人聊了几句。

“中止听证会是小菜一碟，”他说道，“那个验尸官是个老手了，说警察对死亡动机不是很满意，要推迟两周，没人怀疑。”他犹豫了一下，站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道：“我想，弗伦奇先生，你能不能再去那儿看看，非官方的？不瞒你说，我对这个新的进展有点儿不知所措。警员已经查过了，但他回去后没说什么。”

弗伦奇考虑了一下，虽然是假期，但这事已经占据了他的大脑，不解决是不会罢休的。他幽默地耸了耸肩。“为了能过上安静的生活。”他说了一句，两个人开始往那边走。

“我猜你们没找到指纹吧？”弗伦奇说道。

黑德利有点儿不安地笑了笑。“没有，先生。所有东西上都只有我的指纹，但我已经拿到很多其他的证据。首先，我发现佩蒂格鲁有一个不在现场的证据，他有木雕的爱好，案子发生时他正在自己的工作室里雕刻。”

“你怎么知道的？”

“他的仆人证实了他的话。总共有三个人，管家和厨师是一对夫妇，再加上另一个仆人。他把书房边上的一个房间做成工作室了，那儿有个通往书房的铃铛。大约十点钟时铃铛响过，他要了点儿威士忌，管家给拿过去的。当时他正在雕刻东西，正用锥子和凿子加工一块木头。他一直干到十一点，回去的时候他的仆人看到他上床了。”

“这能证明他十点和十一点的时候在家中，但你怎么知道这之间发生了什么啊？”

“三个人都听得到他的声音，他一直在敲打东西。他们很确定就是敲打声，而不是其他噪声，敲木锤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声音。他们以前经常听到，很了解。所以我的第一个想法是错的，不关佩蒂格鲁的事。”

“这让你无所适从了？”

“不，我找到更好的东西了。”警长带着点儿激动的胜利感，“我发现肖尔托·古德里夫先生是查尔斯爵士的继承人，他已经羽翼丰满，要结婚了。”

弗伦奇用锐利的眼光看着他。“噢，你确定，是吧？这个老头有多少钱？”

“整整十万啊，他们是这样说的。”

“十万？这显然是犯罪动机啊。肖尔托没有不在场证明吧？”

“就是我告诉你的，到家时十点二十，但没人证明。他没办法证实。”

“你觉得他是不是杀了人又没找不在场证明呢？”

“是的，先生，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假证人还不如没有，我想他知道这一点。我觉得他是指望这起案子被当做自杀。他差点儿得逞，要不是你，我们都以为是自杀。同样，我也没有指证他的证据。”

“哦，”弗伦奇说，“我觉得你有可能拿到证据。我们假定凶手用第二支枪杀了查尔斯爵士，之后马上从窗户逃走了。现在这把枪会让他很尴尬。他不敢带在身边，会第一时间把它销毁。他会怎么做？”

警长摇了摇头。

“我认为，”弗伦奇接着说道，“他会第一时间把枪藏在不远的地方。不管怎样，我们搜一下吧。”

黑德利非常渴望做点儿什么——不管是什么。

看上去凶手似乎不可能有时间把枪藏在书房里，他们看了一眼一些明显的地方以后就从窗户来到外面。几步下去是一条小路，从前面的车道下来，经过窗户，绕过房子到了后面的一个入口。他们从这条路和周围的地方开始搜查。

后门附近的大块木料上放了一个桶，外面被植物遮着，用来从雨水管接水。桶应该是个临时藏匿的好地方。

“喂！”弗伦奇还没走到桶前便说道，“这个怎么折了？”

他指着植物根部一个垂下来枯萎的小枝。他弯下腰来，手穿过植物碰到桶的下部，摸到木料后面。

“啊，”他低声说，“这并不很脏嘛。嘘，不要说话。”

黑德利从弗伦奇肩膀看过去，看到他手里正握着一把手枪，这跟查尔斯爵士手里握的那把是一对。

但弗伦奇并未把枪拿出来，而是把它放回原地，把植物扶正，并小心地擦掉了他们的脚印。

“回到书房去，”他接着说道，“我认为我们会在那儿找到它。”

警长的眼睛又一次瞪圆了。“你认为？”他磕磕巴巴地说，“我不知道你怎么……”

“不，警长，”弗伦奇打断了他，“至今为止你干得不错，自己想吧。你现在已经具备找到真相的所有条件。”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道，“但告诉你还没想到的吧，你知道怎样能找到谋杀的证据吗？”

很显然这已经超出黑德利的能力范围，他摇了摇头。

他的表情让弗伦奇忍不住笑了起来。“那么，”他说，“我告诉你，你现在一定很烦那些记者吧？”

“我每天都想找个炸药筒来轰他们。”警长真切地说。

“嗯，他们会以德报怨的。他们会把凶手交到你手上的。现在好好听着，去告诉他们，警察已经摸清了案情，但还未证实——注意，是还未证实——死者并非自杀，而是被谋杀了。他不是被手中的枪打中的，而是被另一把一模一样的手枪所杀；警方相信这把枪一定藏在离案发地不远的地方，第二天将进行大搜索。告诉他们，如果警方找到枪的话就会证实猜测，并找到能够一举抓住真凶的线索。要让他们觉得你非常迫切想要找到枪，万分希望它还存在，明白这个主意了？”

黑德利有些沉重的脸上慢慢绽开微笑。“我终于明白了，先生。打死我也想不到。我会在所有早报上刊登这个消息，没必要再多说。肖尔托应该也不会怀疑的。我猜我们晚上应该在这里埋伏吧？”

“是，叫两个人过来守着，我们俩明天再过来。”

早报上的消息显示了黑德利和新闻记者的通力合作。消息先讲警方承认已有线索，但始终对线索的细节保密。然而，虽然保密，报纸的特讯员还是知道了真相。接着讲到了枪，显然是很隐晦地提到，但实际上又是最有说服力的方式。看到这条消息时，弗伦奇笑了，他相信他的计划成功了。

警方发现很有必要在普里奥尔瑞进行一整天的搜查，整个过程中他们都没有去管那个桶。等他们离开后，弗伦奇、黑德利以及另外两个人留下了，藏在灌木丛一个合适的位置里。接下来是漫漫长夜，他们静下心来耐心等待。

漫长等待还是很辛苦的。八点，九点，十点，十一点过去了，还没任何动静。房子里的灯灭了。天气变凉，风也更刺骨。这天晚上没有月亮，但空气很清爽，星星闪着淡淡的光。除了海浪拍击岸边的隐隐的声音，周围非常安静。弗伦奇藏在灌木丛后，一门心思地想要抽烟。暗暗的，他在后悔自己的愚蠢，为别人的案子在这里受这种罪！但他也知道，不来的话自己肯定不会安心的。

村里的钟敲了十二下，接着，似乎是漫无止尽的等待。一点。弗伦奇开始犯困了。该死，他怎么没带个热水瓶装点儿咖啡提神啊？记忆中他守过很多次夜，但从没忘记带过咖啡。嗯，这是个很有用的窍门。

嘘！什么东西？

一个影子从房子的后面靠过来。在暗淡背景的衬托下，影子像团浓烟似的飘过来，挪到桶边上弯下腰去。一会儿，影子直立起来准备离开。

最后一个动作就是信号。弗伦奇静静地快速靠了过去。人影停了下来，仿佛在犹豫什么。接着他看到弗伦奇，发出一声窒息的尖叫后，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跑去……他跑到了黑德利警长的怀里。黑德利警长的大块头像山一样挡住了他。弗伦奇凑近，看到一支枪正指着警长的头。他把枪打飞，火光闪过，枪响了，接着是一个女人的喘息声和绝望的哭泣。他们抓到了古德里夫太太。

第二天上午，警长坐在弗伦奇屋里的时候，带着很强的逼供的架势。“先生，你事先知道吗？”

“不知道，”弗伦奇回答道，把烟递了过去，“但我怀疑。你应该也怀疑过。我来告诉你吧，警长。”他往前坐了坐，掰起手指开始列举他的理由。

“我们都看见了，查尔斯爵士并不是被手中的枪打死的，这证明还有另外一把一模一样的枪存在。很难相信只有一把放在匣子里，为什么不是两把呢？两把自然应该放在一起。所以古德里夫太太说只有一把时，问题就出现了，她为什么这样说？

“很显然，查尔斯爵士是被第二把枪杀死的。如果这样的话，那凶手一定会否认第二把枪的存在。古德里夫太太是凶手吗？

“当我让你检查子弹的划痕的时候就只想到这些。结果证明是谋杀，我又想到古德里夫太太。当然，我已经发现她有足够的动机来犯罪。如果她爱佩蒂格鲁，那就是了。查尔斯爵士的宗教信仰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离婚。但如果查尔斯爵士死了的话，她就没有任何障碍了。”

“我知道这点，先生。”

“你当然知道，但你并没调查下去啊。很好，这就是动机。很巧，我可以说我相信古德里夫太太具备杀人的特质。她来找我时看上去很难过，但即使那样一个时刻，她也只关心她自己，而不是她丈夫。她并不为他的死感到难过。

“我假设她是凶手，想看看能得出什么结论，很快我就明白她是怎样做的了。她在肖尔托离开后下楼来到书房，耍了点儿小花招让丈夫拿起了枪，可能是说她在大厅桌子上发现一把，问是不是他的。在这之前她应该已经开过一枪。他拿起来的同时，她用另外一把打穿了他的太阳穴。接着跑到门口锁上门，从窗户匆忙逃回到后门，把枪扔在早就找好的地方。当然，她没法把枪放回匣子里，那样就没时间擦拭干净了。从后门进屋后，她跑上了后面的楼梯，套上睡袍，从前面的楼梯跑了下来。我觉得以上的猜测都是有可能的，当然，我不确信这些是不是真的。”

警长看上去佩服之至。

“为验证我的猜测，我在她必经的路线上寻找另一把枪。当我们发现的时候，没外人经过，我觉得我猜对了，但我们还没有证据。接着我想出了找到证据的办法。如果发现第二把枪的话，她知道枪的位置会暴露她，所以必须把枪转移。这个举动也就决定了她的命运。”

“我真傻，弗伦奇先生。但还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如果她有罪的话，她为什么冒险让你来查这个案子？”

“她肯定觉得这会转移我们对她可能的怀疑，而且认为自己的计划万无一失。另外，你不是在书房说过，如果是谋杀就要叫我过来的话吗？”

“是的，我们讨论过。”

“那就是了。我猜她在偷听，也听到你说的一些话。她觉得你在怀疑什么，会要我加入，所以她决定先下手为强，以转移自己的嫌疑。什么？……没关系，警长，这是你的案子，我没出现过。”

因为在现场被抓获，所以不会有任何辩护。在尘埃落定之前，倒霉的古德里夫太太招供了，她的供词证实了弗伦奇的推断。

登陆卡

1

“下午有事吗？”星期六下午一点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柯尔的一个同事问他。正值一月初，天气潮湿阴冷。

柯尔耸了耸肩。“我得去利物浦大街找我的侄女和侄子，带他们去看电影。嗯，运气不好，”他答道，“我并不喜欢他们。”

“好人会有好报的。”同事安慰了他一下，往西走了。柯尔微笑着，像往常一样继续向班克地铁站走去。

马斯特曼·柯尔是英国最大、实力最雄厚的保险公司之一——伦敦与格力姆斯比公司总部的一名会计。他能力很强，收入也很不错，再加上独身一人，应该不缺钱花。但因为他生活奢侈，几年来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

等同事离开后，柯尔脸上的表情变了。微笑像被从脸上抹去了一样，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由衷的焦虑，这一刻他显得又老又憔悴。他努力振奋了一下精神，重新换上以往那种做作的开心表情。

他并没有去找他侄子和侄女的意思，原因是这两个人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他没去班克站，而是往南走去了坎农街，从那儿坐地铁区域线去了维多利亚。在沛乐咖啡厅，他匆匆忙忙吃了午餐。他已经在库克站买了一个头等舱往返票去巴黎，但现在又拿出另一张去巴黎的单程票。接着，他在行李处取了前晚存在那里的箱子，在一号站台隔离栅栏那儿找了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停了下来。下午两点的快车很快就要到了。

过了一会，他看见了要找的人——一个结实幽默的家伙，身上披着件厚厚的大衣。经过栅栏时，这个人没注意到柯尔。过了几秒钟，柯尔也走过栅栏。他看着目标走进头等车厢后，隔了一小会儿，也跟了进去。除了这个人，整个车厢都是空的。柯尔没看他，自顾自把行李举到架子上。

“喂，柯尔。”这个人突然叫起来，“很巧啊，你也去法国？”

柯尔还是很善于表演的，他清楚地表现了他的情感，先是惊讶和慌乱，很快变成尴尬的喜悦。

“你好，卢卡斯，”他有点儿气喘吁吁地回答道，“真巧，不过也还正常，我记得你说过你今天下午要去法国。我也去，巴黎的公司有点儿事。”

“哦，真不错，有人聊天了。”

“是，我也很高兴，”柯尔应道，实际上他比表现出来的还要高兴。卢卡斯的出现是他实施计划的一个重要条件。

是的，他要穿过海峡去巴黎，但并不是因为工作上的事。实际上正相反，柯尔是个逍遥法外的窃贼，他刚刚盗窃了公司两万英镑。这次出行是他计划的高潮部分，如果成功的话，他觉得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计划很周密。一年多以前，他偶然发现公司财务系统中的一个漏洞。利用这一点，他从公司“借”了点儿钱度过了暂时的难关——一周后工资来了他就可以还上。他也确实还上了，而且没人怀疑过什么。不久以后的公司年度财务审计也没发现任何问题。

柯尔陷入诱惑的旋涡，能不能干点儿更大的事呢？如果他拿三十镑平安无事的话，为什么不拿三万？他也许没法躲过审计，但到下次审计还有一年时间。这一年干什么不行呢？

有一段时间他抵制住了这种诱惑，但紧接着他又因为缺钱而不得不再“借”钱。他没多拿，仅够他度过暂时的难关。但这次他没用下月的工资还债，而是又一次……很快他发现自己无可救药了。

诱惑让他变本加厉，他为偷窃做了一个计划，不仅要应付眼前的困境，还要保证他下半辈子能过上相对奢侈的生活。借会计的职务之便，他篡改周表。这在下次审计前应该能够应付过去，而到那时他应该已经发财，一走了之了。

柯尔在诱惑面前屈服了，他做了周密筹划，迄今一切进展顺利。

他的计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拿到钱并兑换成支票，这样就可以不露痕迹地带走，这也是最难的一步；第二，提供所有钱已被花掉、无法挽回的证据。这看上去应该像是一个疏忽。他故意把一个笔记本扔在书架的后面，上面写满了在重要比赛里输掉的赛马的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写着一个很大的数字；第三，在追捕他的风声——如果有的话——平息之前，要为自己安排一个藏匿之地。

为了第三步的实施，他简单地做了伪装：鞋里加了内跟，让自己看上去高了一英寸；内衣里填了东西，让自己看上去更结实；戴了黑框平光眼镜；改变一贯稳重笔直的步态，弓着身子晃着肩膀走路；换掉整洁的办公正装，改穿脏兮兮的运动服；最后还在两颊塞了橡皮来改变脸的形状。他穿着平常的衣服去了几次朴茨茅斯，在厕所里换上伪装，接着去了戈斯波特，在小镇郊区一个偏僻的地方租了几间房子。他谎称自己是个小说家，需要个安静的地方工作，开始偶尔会在周末或晚上过来，一月份会来常住。

他感到满意，因为没有任何人怀疑过他的藏身之处。事实上住在吉尔福德的同事沃克曾不止一次在火车上见过他，但他说自己要去见住在赖德的已婚的姐姐——这个人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

迄今为止一切顺利，巴黎之行是他计划的最后一步。如果成功的话，他就可以安享下半生了。

他之所以选这天下午是因为：一，审计临近了；二，他必须找到同去巴黎的熟人，这对他的计划来说很重要，而邻居卢卡斯曾说过要在今天下午去巴黎。实际上星期六对他来说非常合适，但必要的话，他也会称病在其他日子行动。

卢卡斯很健谈，到多佛之前两人大部分时间都在聊天。一路上柯尔一直表现得像有什么心事似的。他故意显得心不在焉，有点儿“怪怪的”。在这种情况下这很容易，他只要让自己真实的忧虑和恐惧流露出来就可以了。

在多佛他们一起通过了护照检查，登上了阿什福德号。薄雾此时已转为暴雨，一股强劲的风吹过海峡。在火车上已经看到海上波涛汹涌，现在从码头之间看过去，灰色的海浪向北咆哮而去。这次旅程不会太愉快，但这对柯尔来说是件好事，他从不晕船，而且正如他所期待的，甲板上不会有人。

在主甲板的船舱里占了座后，两人直接到了法国护照检查站。我们知道，船一离开岸，护照检查就开始了。护照将被盖章，还回来时还会带一张登陆卡，没有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能登上法国的口岸。

对柯尔来说，这个过程是第一个危险点。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已经拿到了登陆卡。所以当他们快到队伍前面时，他突然跑开，嘴里喊着“噢，是米特福德，我得跟他说两句话”。他匆匆地跑出了卢卡斯的视野，溜进了一个没人的私人船舱，看着卢卡斯通过了检查。等卢卡斯走了，柯尔回到队伍里，拿到登陆卡。

他急急忙忙地跟上卢卡斯，解释说“刚碰到一个几年没见的朋友，他坐二等舱去巴黎，我们在巴黎会面。上帝保佑，我们能准时到。”

柯尔很幸运，这时，阿什福德号突然摇晃了一下，卢卡斯的书从膝盖掉到地上。等他把书捡起来后，早就忘了米特福德和登陆卡这件事。

卢卡斯和柯尔一样，都不晕船。船的左右晃动并没给他带来太多麻烦。他们一直聊到检票员来检票。柯尔把他在库克买的第一张往返票递了过去，他在火车上用的就是这张。这是个小本，检票员撕下了一张，把小本和一张登陆卡还给了柯尔。前面拿到了一张登陆卡——乘客必须有两张登陆卡才能上岸，分别代表护照正常和旅费已付。

柯尔的计划马上进行到下一步。他嘟哝了一句抱歉的话就跑到通道上。在洗手间里，他换上部分伪装，之前一直放在他两面穿的大衣口袋里。接着他去了二等舱，当检票员来检票的时候，他把在维多利亚买的二等舱票递了过去，也是一个小本，检票员撕了一张，把本子和另一张登陆卡还给了他。接着在厕所里他又换回了原来的装束，回来找到卢卡斯。

离岸越远，海浪越大，阿什福德号也随之飘摇。海浪撞击船桨时发出砰砰的响声，每次都让船抖动，像在半空中轻柔的摇摆。海风咆哮着吹过甲板，吹到两个人坐的地方，灰色的海浪在舷窗前上下翻腾，一会儿遮住半个天空，一会儿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人在心底暗暗懊恼不该上这条船。

他们东拉西扯地聊了半个多小时，快到法国时，柯尔暗想，实施最伟大计划的时刻已经来临。为迎接这一时刻的到来，他要显得越来越烦躁不安。他几次表现得心不在焉，然后又重新回过神来。突然他站了起来，把行李、围巾、书和雨伞留给卢卡斯，小声地说他不太舒服，要到甲板上透透气。

卢卡斯已没什么兴趣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他微微点了点头算是回答。柯尔摇摇晃晃地来到楼梯，急急忙忙地走了上去。

他并不是真的不舒服，一离开卢卡斯的视线，他又开始继续执行计划。在洗手间换了伪装后，他回到二等舱。这时候船已经到了加来港，当乘客朝码头涌过去的时候，他一直游离在人群之外。

上岸后，柯尔挤在最拥挤的人流中，他把在二等舱领到的护照和登陆卡交了上去，兜里留下了头等舱的登陆卡。接着他上了去巴黎的火车，坐在离火车头最近的二等车厢。到巴黎后，他搭了最早的一班火车离开了北方车站。

柯尔在一家小旅馆待了一夜，第二天买了新的车票经迪耶普和纽黑文回到英格兰。到纽黑文后，他换乘汽车去了布莱顿。在那儿，他换上伪装，在车站行李处取了几天前存在那儿的一个箱子，天黑之前回到了戈斯波特的房子。

他在那儿住下来开始写东西。他带了格兰特·艾伦的一本旧书——《致命的骚动》，每天抄写很多页，以便向女房东证明他是个作家。他只是天黑后出门，从不跟任何人说话。

但很快，他觉得如果再不和人交流的话，他会发疯的。他开始在晚上去附近的一个公共场所——那是个工人聚集的地方，和这些人在一起他觉得很安全。他的计划很快就大功告成了。他会装病，并趁机留起胡子。有了这些新的特征，他将搬到更远的一个新住所安享下半生。

2

卢卡斯一见到柯尔，就很肯定他有很重的心事。卢卡斯不是很喜欢他，但在高尔夫俱乐部他们是很好的搭档。卢卡斯邀请过柯尔到家里玩。柯尔很有趣，卢卡斯夫人和孩子都很喜欢他。后来卢卡斯又邀请了他几次，但两个人从来没有很亲近过。

柯尔到甲板上五分钟后，阿什福德号就进了加来海港。一进港，阿什福德号就一改螺旋式的摆动，变为更加稳重、高雅的行进方式。卢卡斯为顺利到岸而感谢上帝。他拿好东西，有点儿遗憾错过了下午茶。

柯尔的东西都放在他旁边的座位上，卢卡斯希望柯尔能赶紧回来，那样他就可以到甲板上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了。但他再也没有看到柯尔的影子。

船靠近码头泊在岸边。船板放了下来，乘客开始向岸边涌去，柯尔还是没出现。

“该死！”卢卡斯想道，“现在我得看着他的行李，如果不快点儿的话，我连火车上的角落座位都占不到了。”

当然，他也可以不管柯尔的事，但卢卡斯还是很善良的。如果柯尔身体不舒服或有麻烦的话，他不想置之不理。最后他妥协了，叫了一个乘务员，给他讲了一下情况，让他照看一下行李，自己上岸坐上了火车。

火车晚点，这很常见。快发车的时候那个乘务员上了火车，一看到他卢卡斯就招手让他到走廊来。

“先生，您跟我说的那个绅士失踪了，”他说，“他没回来，我们觉得他也没上岸，肯定要做调查，能否请您回来向事务长作个说明。您可以坐半小时以后的火车。”

卢卡斯大吃一惊。“上帝！”他叫道，“失踪了！我肯定要过去。帮我拿一下东西吧。”

“很抱歉又把您叫回来，先生，”当卢卡斯来到船舱后，事务长说道，“但这个人看上去不妙，您是他的朋友吗？”

“是个熟人，”卢卡斯回答道，“他住的离我不远。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正在调查，希望您能告诉我关于他的一切东西。”

“当然。”卢卡斯介绍了柯尔的名字和地址，柯尔的职业，他目前单身一人以及其他的细节。

“您跟他一起旅行？”

“是，我们在维多利亚站偶然碰上了。”

“他看上去很正常？”

“哦，不，”卢卡斯承认道，“他很不安，有点儿心不在焉，我记得很清楚。他心里肯定有事。”

事务长点了点头。“我担心情况很糟，您觉得——”他有点儿踌躇，接着问道，“您觉得他有可能自杀吗？”

“不，”卢卡斯回答道，“不管怎么说都不会的，我不信。为什么会有这种结论？你们怎么知道他没上岸？”

“我告诉您吧，先生。我们从乘客当中收了一百七十五张票，发了一百七十五张登陆卡，但在出口处只找到一百七十四张登陆卡。拿第一百七十五张卡的那个乘客没上岸，那他应该在船上。但船上没有，所以……您觉得呢，先生？”

卢卡斯大吃一惊，也很困惑。什么事能让柯尔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自杀意味着无法忍受的状况。太可怕了！卢卡斯非常难过地去了巴黎。

同时，就像这种糟糕的情形下通常发生的一样，事务长依次通知了船长、南方代理署和警察局。警方在伦敦做了一些调查，包括柯尔的房子，伦敦与格力姆斯比公司的经理以及能找到的他的朋友。

但直到星期一下午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午饭后不久，一个激动的审计员找到保险公司经理马西森先生。他对此很难过，但毫无疑问公司存在非常严重的盗用公款问题。账本已经被人用高超的技术篡改过，只有会计才可能做得到。

公司的私人侦探和警察配合，开始认真调查这个案子。他们的报告称，钱已经被柯尔盗走用来赌马，因为知道无法逃脱即将开始的审计，他负罪自杀了。柯尔没有值钱的资产，现在除了将这笔钱作为损失一笔勾销以外，已无法挽回。

3

马西森对报告很不满意。他了解柯尔，觉得他的做法和性格不符。当然，他没有怀疑过他的会计会是个贼，但他知道柯尔很自私。他非常理性，不会去赌博；他非常自私，不会自杀。

但证据似乎又是确凿的。船上的工作人员对乘客的检查很彻底——他们自己也要防备欺诈行为。毋庸置疑，在加来上岸的人比在多佛离岸的要少一个，这只能有一种解释。

然而，两万镑就是两万镑。马西森反复地想了这件事半个多小时，接着乘出租车到了伦敦警署。

“我承认，”他对助理警务处长莫蒂默·埃利森爵士说道，“柯尔死亡的证据很充分，但我觉得自杀不像他的性格。我非常想找个合适的人来进一步调查这件事。我认识的当地警察都很好，但他们没法跟你们比。必要的话，公司可以支付调查的费用。”

“不是钱的问题，”莫蒂默爵士答道，“问题在于你得说服我们，让我们认为这件事值得调查。”这正是马西森提出要求前担心的。

“哦，”马西森说道，“是这样——”他接着又尽其所能地讲了一下疑点。最后，莫蒂默爵士妥协了。

“我们会派个人去了解一下你提的这些疑点。如果他认为有问题的话，我们会展开调查的。”

这一决定让弗伦奇探长来到了伦敦与格里姆斯比公司的办公室。同审计员和公司官员的谈话让他了解了柯尔在公司里的职位以及欺诈的具体方式，同时他发现马西森对这个人性格的评价和很多同事的看法相同。弗伦奇回来后报告说有调查的必要，他马上就收到了继续调查的命令。

开始时弗伦奇进行了一些例行公事般的程序。拿到办公室里能找到的所有细节之后，他向柯尔的同事询问了柯尔的业余爱好，但得到的信息很少，虽然沃克讲到他有时会在滑铁卢和朴茨茅斯之间的火车上看到柯尔。

离开办公室前，弗伦奇采集了柯尔保险箱和私人抽屉里能找到的所有指纹。接着他去了男洗手间，在桌子上也找到一些可能是柯尔的指纹。

除了那个赌马的小本，弗伦奇没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仔细地查了一下，得到一些结果。他发现所有的马都在指定的日子进行了比赛，也都像记录的那样赢了或输了。这个小本记的东西应该都是真的，但从另一方面说它又没有太大的说服力。他试着要找到实际的交易情况，但失败了。他并没期望能找到所有的交易记录，但在通知了所有的赌马场之后却一个记录也没找到就有点儿问题了。并没任何证据，但弗伦奇开始隐约地怀疑柯尔还活着，现在他确信这是个疑点了。

“看来这家伙把我们都耍了，”后来在跟卡特警长一起去多佛的路上，弗伦奇说道，他们要去调查阿什福德号的员工。“我觉得他吞了这笔钱，但我还是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

卡特乐观地回答：“或许您到船上就找到答案了。”

事务长向弗伦奇解释了检查乘客的方法。任何人上船的时候可以有一张或一打的票，但在检票时每人必须交上一张登陆卡。

那次旅行中共发出一百七十五张登陆卡，通道上回收了一百七十四张，肯定有个人在船上没上岸。他能提供的只有这些。

弗伦奇想了一下，问护照和登陆卡的一致性是否也检查过。

事务长耸了耸肩。“哦，现在，”他回答道，左眼皮好像跳了一下，“嗯，我没法评价法国人的做法。但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查了那次旅程的情况。一旦有旅客失踪的话，他们都会一步一步地检查。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共发了一百七十四张护照登陆卡。”

“我不是那个意思，”弗伦奇解释道，“知道出了多少张登陆卡吗？”

“我觉得应该也是一百七十四张，”检票员说，虽然明显带着怀疑的意味，“但你最好去问问法国人。他们告诉我共有一千张登陆卡，箱子里还剩了八百二十六张，这说明他们发了一百七十四张。柯尔显然知道自己不会登陆，所以他没让人检查护照。”

弗伦奇不太肯定，但他记得卢卡斯说过检查护照时没见过柯尔。这也证明不了什么。

回伦敦的路上，弗伦奇一直在苦苦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柯尔搞失踪的话，他是怎么做到的？更根本的问题是，他是不是在搞失踪？有办法能查出来吗？

突然，弗伦奇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柯尔会不会买了两张票？如果他把两张都换了登陆卡，会不会用其中一张登陆而销毁了另外一张？

弗伦奇觉得这应该可以解释这个案子，但果真如此，还是仅仅只是猜测？

整晚他都在反复考虑这件事。怎么才能知道柯尔是不是耍了这样一个花招？这个计划有没有根本性的错误？能不能通过验证发现？他一次又一次地琢磨每个细节，但每次总感觉计划是滴水不漏的。

“你有什么想法，卡特？”弗伦奇抱怨道，“或者说在这个案子里我有什么用？”

第二天，他和卡特再次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突然脑子里灵光一闪。他发现了计划中一个根本性的失误，柯尔疏忽了。而且更妙的是，很容易发现柯尔是否意识到或已经补救过这个失误。

“保佑我们吧！”弗伦奇喊道，“我们真是一对可爱的大傻瓜！我们想要的证据一直都在那儿等我们去发现，我们居然没想到。快来，我们去滑铁卢车站看看。”

弗伦奇和一个审计部的高级官员讲了他的来意，接着问道：“你们有那次旅程的票务记录吗？”

“有的，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官员回答道，“因为每张票的利润都要在铁路、船和法国北方火车公司三方间分配。回收的票要转到这儿或巴黎，并和销售情况作比较。”

“那您能告诉我买票的人是从伦敦上车的还是从多佛上车的吗？”

这费了一点儿事，但他们很快发现没人在多佛上车。

“那么有多少人从伦敦到多佛呢？”弗伦奇努力地压制着声音中透出的渴望。

又花了一点儿时间，有答案了，一百七十四！

弗伦奇满意地拍了一下大腿，一百七十四，不是多佛的一百七十五名乘客。一百七十四个在加来登陆——没人在船上跳海自杀！柯尔没死，两万镑没被输掉的概率是百分之九十九。柯尔犯了一个大错，他忘了在火车上也要玩同样的花招。或者可能他试过，但发现是不可能的。收票人沿着车厢走，顺次检查每个人的票，没人能绕过他出示第二张票。

弗伦奇喜出望外，这证明他的推断是对的。柯尔肯定还活着，现在找到他只是程序问题。

很明显，这个人在案子被遗忘之前会一直潜伏在某个地方，这个藏身之地一定是事先准备好的，因为一个特征相似的人被报告失踪的话，突然出现是非常危险的。前期的准备工作应该包括选一个离伦敦足够近的地方，这样他就可以在不耽误工作的情况下过去看看。

关于柯尔最近行踪的说法中，弗伦奇仅仅听住在吉尔福德的沃克说过在朴茨茅斯线见过柯尔。有一次沃克曾和柯尔一起在滑铁卢车站坐过五点五十分的火车。这趟车仅在哈文特、弗拉顿和朴茨茅斯停留。

弗伦奇求助这些地方的警察局，详细调查了火车、轮船和公共汽车的员工；去了一些宾馆和招待所，并盘查了最近的租房情况。很快，弗伦奇有了收获，他终于听到关于一名小说家的事。

那天晚上，弗伦奇跟着这个所谓的小说家到了公牛与山羊酒吧，同店主打过招呼后检查了他的杯子。当他发现上面的指纹跟在柯尔办公室找到的完全一致后，弗伦奇无比兴奋。

当柯尔离开酒吧时，弗伦奇和两个警察在等着他。他惊讶万分，以至于一声不发便束手就擒了。随后的搜查发现了他的行李箱里存有大部分失窃的钱。

“他的计划还是相当周全的，”弗伦奇后来说道，“如果他在船上和火车里都交了第二张票的话，就没人会怀疑他的自杀。如果伦敦与格力姆斯比公司的盗贼被认定已死的话，那就没人会怀疑戈斯波特的小说家了。百密总有一疏，只要你找得到。”

风　衣

蜷在路边的灌木丛后，史迪芬·霍拉宾的心怦怦乱跳。这条路经过他入住的私人旅店。他就要实施平生最可怕的一次行动，谋杀他的老板——查尔斯·佩林。

他所在拍卖行的三个人中，佩林的年纪最大，一个叫文纳的人次之，而他是最年轻的。两个同事的做法让他处处感到自己是个年轻的外人，为此他痛恨这两个人。但如果不是自己准备把他们变成“死”对头的话，这两个人无疑会慢慢带他入门的。实际上，霍拉宾从公司偷了一大笔钱，而马上就要进行的审计一定会曝光这件事。他知道这两个人会毫不犹豫地起诉他。

他无法面对牢狱之灾，这意味着会失去一切。几经踌躇，他选择了一个极端的解决方法，他要杀死佩林，并把文纳牵涉其中，让法律来处置文纳。这两个人不在的话，他就可以掩盖罪行并过上幸福的日子——至少他是这样想的。

他要在伯克郡一个热闹的小镇郊外实施自己的计划。他所在的灌木丛边上的小路很幽静。它从一条主路上分岔出来，绵延数百码，经过他住的旅店和五六所小房子，最后消失在田野里。小路旁边有一条通到镇上的铁路线，另两所房子在铁路线的另一边。小路分岔出一个水平十字路口供行人通过铁路，往前走就是那两所房子。佩林住在其中一幢房子里。霍拉宾的计划是在十字路口制造一起事故杀死他。另外一幢房子里住着两个老姐妹，她们晚上不出来，所以计划被打断或被发现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文纳和霍拉宾住在一家宾馆。文纳住在一个考究的房间里，可以俯瞰蜿蜒的山谷和远处的群山；而霍拉宾的房间却很小，而且视野也很有限。他们两个都是单身汉，佩林已婚并有两个孩子。

几个星期前，霍拉宾还为他可怕的计划犹豫不决时，他有了一个意外发现。一天晚上，他穿过铁路寻找一只被他用气枪打伤的兔子，不经意来到佩林家花园旁边。花园与铁路被一排树隔开，但他正好站在树丛的一道缝隙处。他并没有特别注意看什么，但不经意往花园里的一瞥却让他停下来，像山猫一样注视着眼前的一幕。在隐蔽的花园里站着佩林夫人和文纳两个人，他们抱在一起。霍拉宾记得佩林正在伦敦出差。

霍拉宾认识到这一发现将对他的计划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计划本身不错，但致命弱点在于文纳没有杀人动机。现在这个问题不存在了，这一动机足够解释任何犯罪。对文纳的一点点怀疑都会让警察很快发现这个重要因素。

现在，霍拉宾需要的是机会，今晚他终于等到了。佩林在镇上主持他所在政党的一次委员会议。霍拉宾确信文纳作为委员一定会参加。他们会像以往一样一起走回来，文纳回宾馆，佩林一个人继续走回家。这正是霍拉宾苦苦等待的。

他已为行动做了周密的准备。首先，他找机会从门房钥匙盒子里拿到了文纳的钥匙印，并复制了一把。这样，在文纳外出时，霍拉宾便溜到他房间里检查了他的风衣。这是件名牌，去伦敦的时候霍拉宾买了一件一模一样的。他用同样的字体在上面标上文纳的名字，把扣子松了松，把衣服揉了揉，弄得跟另一件一样脏，直到这两件衣服看上去完全一样。在行动的当天晚上，霍拉宾看到文纳下楼吃饭，便又一次溜进他的房间，把两件衣服换了，并把文纳口袋里的手套和一两张纸也转到另一件的衣服里。于是，文纳就穿着这件“复制”的衣服出去了。

会议快结束时，霍拉宾穿上橡胶靴子和文纳的衣服，偷偷地从一个侧门溜出旅店。在公共停车场，他从文纳的车里拿了一个很重的扳手放进衣袋，随后来到一个电话亭用假声打电话到旅店找文纳。当被告知文纳不在时，他留言请文纳在十点钟时拨三八四七找菲利浦斯先生。这个电话是镇上一家宾馆的号码，菲利浦斯是与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一个客户的名字。接着，霍拉宾就在草丛后边藏了起来。

当晚天气阴冷，一轮弦月当空发出惨淡的光。早前下过大雨，但现在已变为薄雾。一阵寒风从树丛中呼啸而过。霍拉宾在发抖，但不是因为寒冷。等待让他不安，他感到自己的自制力在一点一点地消失。最后，这种恐惧让他开始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完成这个计划。很快，两个他期待的身影映入眼帘，一想到即将采取的行动，他的神经绷紧了。

当两人走近时，他往草丛里又缩了缩。脚步声渐渐远去，他能听到他们的谈话声。他们在讨论会议的事，并在宾馆前停了一会儿。

“进来喝一杯？”他听到文纳说。但佩林没同意，他的小女儿病了，得尽快回去。

“改天吧。”他回答道，于是两人分开了。文纳回了旅店，佩林接着往回走。贴着草地，霍拉宾静静地跟着佩林。在空旷的路上他刚好能看到佩林的身影，但即使佩林四下环顾，也不可能看到藏在灌木丛里的霍拉宾。

佩林到了通往铁路的台阶。霍拉宾等他穿过铁路后便跑到台阶边，动作很大地扒着台阶并大喊：“佩林，佩林！”佩林转过身来往回走，两个人在铁轨处停住了。

“噢，佩林！”霍拉宾激动地叫道，“坏消息，刚听说办公室起火了！文纳正要开车过去！”

佩林嘴里嘟哝着向小路走去，这让霍拉宾有机会绕到他身后，用扳手猛击他的后脑。佩林像石头一样重重地倒了下去。霍拉宾打的是帽子以下的部分，血从佩林的头上涌出，流到扳手和文纳的风衣上。

霍拉宾的精力现在完全集中在行动上，开始时的恐惧消失了。他冷静地把尸体的头部放在铁轨上，这样伤口就能够被火车碾过。有两列火车经过此地，一列五分钟后开入小镇，另一列十分钟后驶出。之前他算计着至少能赶上第二列，要是这两个人回来太晚的话，他就不得不推迟自己的计划了。

他小心地让风衣又沾上了些铁轨上的土和沙砾路上的沙子。这些东西和衣服上的血迹会决定文纳的命运。他瞟了一眼手表，差十分十点，他必须在整点前赶回房间。

当霍拉宾到达主路时，第一列火车呼啸而过，他必须加快速度了。四分钟后他到了旅店，把扳手上的痕迹擦掉，放回文纳的车里。在花园喷泉一个装饰性的盆子里，他把胶鞋洗干净，然后又偷偷从侧门回到房间，把胶鞋放在火边烘干。他很快回到文纳房间对面的一个储藏室，偷听着文纳的声音。

他刚到那儿两分钟，就听到大厅的钟敲了十下。文纳立即出去了，无疑是去打电话。文纳刚一离开，霍拉宾就走进他的房间把风衣换了，并把兜里的东西放回到文纳的口袋里。两分钟后，他回到自己房间。

下一步他必须处理掉这件复制的风衣。他曾在抽屉里偷藏了一块砖头。现在他迅速用绳子把风衣包在砖头上，打开门听了听，当确认没人经过时，他赤着脚拎着衣服走过走廊，爬上后面楼梯来到屋顶阁楼储水房的储水箱边。在最后彻底处理风衣之前，他把这儿作为临时的藏匿地。

他运气很好，在没人看见的情况下回到房间。当他清洗完毕，便又能够自由地呼吸了。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个不在犯罪现场的证人。

他觉得这只能是暗示性的，过分设计的话反而会引起怀疑。之前他倒空了钢笔水瓶，现在他拿着空瓶子到门房要求加满。“一直在写东西，”他解释说，“瓶子空了。”这能证明他十点多的时候在房间里，而且他的解释也和他整晚没经过大厅的事实一致。

他回顾了一下整个计划，感到很满意。文纳几乎肯定被看到了和佩林一起离开会议，也毫无疑问会被看做是佩林生前最后见到的人。没人看到他们分开，文纳的风衣沾满佩林的血、铁轨的土和沙砾地上的沙子。另一方面，霍拉宾自己的衣服和鞋子是干的，也没任何证据证明他离开过房间。

作案动机也同样令人信服。佩林是个天主教徒，他应该不会离婚，文纳与佩林夫人私通也正好吻合犯罪动机。没人知道霍拉宾的动机，文纳如果被捕的话，将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账面上的事。霍拉宾是安全的，不仅不会成为怀疑对象，所做的事也不会被人发现。

大约一小时后，文纳来敲霍拉宾的门。“佩林夫人刚打电话，”他说道，“她有点儿担心佩林，他还没回去。他女儿病了，佩林夫人希望他能马上回家。”

霍拉宾努力装出有点儿不耐烦的样子，问道：“他不是去开会了吗？”

“是啊，他当然去了。我们像往常一样一起走回来，我回旅店的时候他继续往前走了。”

“他可能去其他某个地方了，他会出现的。”

“这不像他的风格。佩林夫人让我四处找找，你愿意一起去吗？我们去找找他。”

“当然可以，如果她觉得有必要的话。”霍拉宾很高兴。现在他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知道事情的进展了。

“在兜里放个手电吧，”文纳接着说，“我拿下衣服，我们一起走。”

他们走过那条路，爬上台阶到了铁路。霍拉宾故意落后了一点，文纳发现尸体会更好些。片刻之后，传来一声惊叫。

“这是什么？”霍拉宾问道，接着也惊讶地叫起来。

文纳拿着电筒在尸体上晃着。“啊，就是佩林！”他叫道，“一定是开过来的火车撞到他了。真不敢相信！他很小心火车的！”

霍拉宾刚想回答，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如果文纳弯腰检查尸体的话，他会说衣服上的血迹和土是这会儿沾上的。

“别碰他！”他急忙说，“看伤口他肯定已经死了，警察到之前一定不要移动他。去告诉佩林夫人并叫警察吧。我在这儿等着。”

文纳犹豫了一下。“这差事让我来做……”他抱怨道，“但我相信你是对的。不会再有火车经过了吧？”

“没，没了。今晚没有了。”

对霍拉宾来说，在寒冷和黑暗中的等待似乎是无尽头的。事情不像他想象得那么顺利。现在他得证明文纳发现尸体时很惊讶——如果他不这样说的话，文纳就会怀疑他并告诉警察。接着他又觉得这样也许还好，说对文纳有利的话也会免除自己的嫌疑。

文纳终于回来了，并带来了警察局的哈伯德督察和瑞纳警长。这两个人霍拉宾都认识。他们蹲下检查了一会儿，接着督察站了起来。

“从尸体的位置来看，很明显是被驶入的火车撞到了。应该是九点五十分经过的那列。当然，我们会查一下它是否准时。现在，文纳先生，你说你是在旅店门口和死者分开的，那是几点？”

“九点半，督察，前后不超过三四分钟吧。”

“那他在火车经过以前已经到了这个路口。实际上他应该在火车到之前已经穿过去了。他被什么耽误了呢？”

“我也在纳闷，”文纳回答道，“他可能去了其他几幢房子。”

督察考虑了一下。“瑞纳，到那边的房子去问问，”他对警长说，“我们在这儿等医生和救护车。”

哈伯德督察又检查了一次尸体。他的脸拉长了，过了一会儿他转向文纳。“验尸官需要照片。文纳先生，能否请你回去叫个照相师马上过来。”文纳离开后，他转向霍拉宾。“请务必小心，霍拉宾先生，不要遗漏任何一点。”

他边说边从兜里拿出一支粉笔，开始描画尸体撞上车厢的位置。霍拉宾心情复杂地望着。这个人在怀疑什么是很明显的，这是件好事。霍拉宾把尸体摆成被谋杀的样子，但他有没有留下其他痕迹？如果有的话，现在已经无法挽回了，因为担架和医生已经到了。

“医生，先不要移动他。”哈伯德督察说，接着他解释了照相的事。

惠特利医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照相师来之前一直保持沉默。闪光灯闪过后尸体被抬走。哈伯德转向霍拉宾。“感谢您的帮助，霍拉宾先生。我的报告需要您做一个正式的口供，明天应该来得及。医生，如果您干完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开车回去。”

霍拉宾有种解脱的感觉，他回到了旅店。一小时后文纳也回来了。“佩林夫人让我去灵顿接她姐姐过来，”他解释道，“这事让她很受惊吓，两个人可以做伴。”

他们聊了几分钟，文纳离开了。霍拉宾感到相当满意，他觉得一切顺利，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储水箱里的风衣了。现在他还没法处理它，但可以明后天用包裹包起来带到伦敦，然后在晚上从某个桥上丢进泰晤士河。

第二天，哈伯德督察来到霍拉宾的办公室做了口供。霍拉宾解释说他整晚都在写一份报告，在文纳来之前对此事一无所知。哈伯德看上去很满意，很礼貌地感谢了他之后便离开了。一切顺利。

第二天晚上，当旅店安静下来以后，霍拉宾采取了销毁危险证据的第一步措施。他爬上阁楼到储水箱里找风衣，打算第二天把它带到伦敦。他捋起袖子把胳膊伸进水里。嗯，一切正常——衣服还在里面。他把衣服举了起来。

突然，他感到有人来了。转过身，他看到督察哈伯德正在注视着他。他的心脏像是突然停止了跳动，风衣也掉到地上。他慢慢地站了起来。模糊中他看到哈伯德走了过来，门口又出现另一个警察。整个屋子黑了下来，他陷入一片空虚之中。

“是，我轻而易举就抓到霍拉宾了，”哈伯德后来跟他在火车上偶遇的老上司弗伦奇说，“从一开始这就像是一起谋杀。首先，死者应该在火车来之前已经穿过路口了，而且死者身上也没有站立时被火车缓冲杆撞到的伤口。死者身上的衣服也没有沾上铁路上的沙土，如果他是被甩出去的话衣服上应该有的。死者后脑已被轧掉，我觉得他一定是被放在铁轨上的。虽然无法确定，但肯定是值得怀疑的。”

“我觉得也是。”弗伦奇表示同意。

“我采取了显而易见的下一步措施，如果是谋杀的话，凶手会是谁呢？最初我觉得是文纳，我看见了他风衣上的血迹，进一步的检查发现上面还有可能是从铁轨上沾到的铁锈和沙子。当我告诉他时，他非常震惊，并表示无法解释。接着我问他是不是发现尸体时弯腰看了。尽管他肯定知道这可以解释他衣服上的东西，但他仍坚持说没有。看来在下结论前我必须改变怀疑对象了。

“我知道霍拉宾住在同一间旅店，他们都是死者的同事。可能是生意上惹的祸，如果是这样的话，霍拉宾也值得怀疑。我注意到他和文纳块头差不多，都能穿上那件风衣。

“从时间上看我觉得自己犯了个错误。霍拉宾可能穿过那件风衣——假定文纳说的是真话，案发时风衣是挂在他的房间里的。接着我想起文纳说过他在十点时曾被叫走打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电话。我不由问自己这是为什么。

“很明显这是要把文纳从房间支走。为什么？突然我想到了风衣被调包的可能性。他自己的风衣可能在吃饭时被换了，为了能把风衣换回去，一个假的电话是必需的。除此以外那个电话还能是为什么呢。下一个问题就是：除了霍拉宾谁还会这么干？

“霍拉宾在办公室的时候我到处搜那件衣服。在我们的监视下，他很难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把衣服带出旅店，所以我就把注意力集中在那幢房子上。很快我在储水箱里发现了衣服。于是，我有了个好主意，如果让凶手自己显形的话岂不更妙，所以我尾随霍拉宾并在关键时刻出现在储水房。”

“你们两人都有收获嘛，”弗伦奇听完故事后评价道，“对你而言是胜利，对他则是失败。”

格鲁兹的杰作

佣金代理尼古拉斯·拉姆利先生把钢笔放到办公桌上，起身舒了口气，瞥了一眼手表。他很满意在一天的辛苦工作之后还能赶上回家的火车，为此他必须马上离开办公室。

不过事与愿违。他刚从办公桌旁起身，一个小男仆就进来把一张名片放在他面前。纽约百老汇霍尔大厦一○五号的西拉斯·S.斯奈思先生想见他。

拉姆利抑制着失望的叹息说了声“请他进来吧”。

斯奈思先生是一位瘦高个儿的男士，三十五岁左右，轮廓分明，一双异常敏锐的蓝眼睛扫视着拉姆利和这个房间，好像不放过任何细节。他衣着考究，穿着美式剪裁的深色服装，但一只硕大的红宝石戒指和一对钻石袖扣似乎更多地显示了他的财富而非品位。拉姆利先生伸手让座，斯奈思先生拎着一只超大型的公文箱，小心地把它放到椅子旁边的地板上。

“是尼古拉斯·拉姆利先生吧？”他开口说话，语速缓慢，带一点美式口音，“很高兴见到你，先生。”

他伸出手来，拉姆利同他握手，低声表示欢迎。

对方坐了下来。

“你为其他人工作，我猜，做一些奇怪的工作以收取佣金？”他说。

拉姆利承认了他的说法。

“因此，我希望你能为我做一项工作。这工作花时间不长，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不难，如果你能办到，佣金还算可观。”

“是什么样的工作呢，斯奈思先生？”

“我要花一两分钟时间来解释。但首先，你要明白这工作是保密的。”

“当然，我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保密的。”

拉姆利的声音里有一丝冷淡，对方察觉到了。

“那好，不用着急谈，先来支雪茄？”

他从马夹口袋里取出两支，递过去一支，两人都点上烟。

“是这么回事，”斯奈思接着说，“我做木材生意，做得不错，在第五大道有房产，诸如此类。现在我有比以前更多的空闲时间，也许你不信，我最大爱好的是绘画。我独自在欧洲参观了许多画廊，这是我非常美好的经历，我自己收集的收藏品价值相当可观。

“去年秋天在法国普瓦捷，我为一幅油画倾倒，它完全超越了我以前见过的任何作品，当我离开那座小城时也带走了它。我为它花了整整一万五千美元，但它物有所值。它是格鲁兹的作品，是小型的，不超过一英尺十英寸，只是一幅少女的头像，但它是一个奇迹。卖画给我的人说，这画有一对儿，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寻找另一幅。现在，真见鬼，我可算找到了！”

斯奈思先生停下来，吸了一口之前一直像烟斗一样叼在嘴角的雪茄。

“这次我来拜访阿瑟·温特沃斯勋爵，他住在达勒姆的温特沃斯庄园。那真是个令人神往的地方！我同他有数英亩树林的生意往来。他在北纽克州有地产。当时，他需要去别的房间取一份他领地的地图，在等他回来的时候我通过观赏他的书房来消磨时间。无聊的好奇心，也许你会这么说。我几乎昏昏欲睡，如果不是看到在我坐过的地方后面的墙上，正挂着我要找的那幅画！我猜它也许只是摹本，就急忙走过去仔细端详，在勋爵回来前把它全面检查了一遍。我认为它是真迹，但不敢完全确定。

“在勋爵回来前我用口袋里的柯达相机照了几张相片。之后我们谈成了木材生意。尽管他是英国没落贵族的一员，如一缕干草一样死气沉沉，但他毕竟还有勋爵的头衔，也许你会发现他是个不好对付的人。

“我只字未提那幅画，但一直不停地思考如何知道它的真伪。回到伦敦后我找到了我所知道的这个行业最好的专家，波莫街的弗兰克·L.米歇尔。如果连弗兰克·L.米歇尔都不知道的画就不值一提。他答应为我去看看那幅画。

“他第二天就去了。等他看到勋爵和朋友们出发去练枪法，他才走进庄园，给了男管家一点好处，进到书房，看到那幅画，断定它是真迹。但他不只做到这点，他做得更好。此类真迹的收藏者都为世人所知，他回去后查阅了记录，发现现任勋爵的父亲在五十年前购买此画时它被认定为真迹，也按真迹的价值来出售。

“这就是事情的来由。很可能现在画的主人知道这点，但也不确定。米歇尔说那个油画值三千英镑，就是一万五千美元。现在，拉姆利先生，我要那幅画，而且我希望你能帮我得到它。”

这个美国人靠到椅背上，充满期待地看着拉姆利，后者被访客故事勾起来的兴趣，突然减退。

“恐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缓缓地回答，“十有八九勋爵阁下不愿卖。”

“我猜他会的，如果按我开的条件。注意这中间的关联。”斯奈思先生伸出手指比划着。“这儿有一位勋爵，经济上有困难，我知道这点。他竭尽所能来维持生活。三千英镑也许不算多，但他决不会舍得放过这个机会。你说他不会卖，我会同意，但为什么？因为他是个骄傲的人，他不愿让他的书房墙上留下空白，让他自己，他的朋友和佣人们知道他干了什么。但这一点上我有办法。”

斯奈思先生拿起公文箱，小心地打开，取出一件用纸包裹的东西，放在拉姆利先生的办公桌上。他用细长的手指紧张地打开包装纸，在佣金代理惊讶的注视下展示了一幅带着沉重精美镀金画框的小油画。

这是一幅很有魅力的少女头像，明亮，优雅，秀丽。她很美，有蓝色的眼睛，洁白细腻的肌肤，浓密的红金色头发。但吸引观者的并非她的美丽，而是她面庞之上闪耀的神采。她热切地仰望远方，唇边有一抹微笑，如同看到了天堂或爱情。拉姆利看得入迷。

“杰作啊！”斯奈思先生赞叹着，“这还只是摹本，这幅画在世界上广受推崇，摹本很多。这个摹本相当出色，”他瞟了一眼拉姆利，“我很难看出它是仿作，我也怀疑你或者温特沃斯勋爵能看出来。”

拉姆利感到一丝不安，虽然他不能说清楚原因。但这位访客行为方式上一些隐约的令人不舒服的地方触动了他的敏感神经。

“现在，我想这么办，”这位美国人接着说，“你去见勋爵阁下，给他看这幅画。直接告诉他这是摹本，但这是件非常好的摹本，世界上只有少数人能看出它同原作的差异。他可以自己比较。告诉他你的客户出价两千英镑来交换他的画。”

“你为什么不直接同他谈这笔交易呢？”

“有两个原因。第一，在这笔木材生意之后，他再也不喜欢我了。他一直彬彬有礼，但我能感觉到他很愿意看到我离开。第二，我明天要到巴黎谈生意，下星期五我回美国路过伦敦时才有时间到这儿来。”

拉姆利没有回答，斯奈思接着急切地说：“他会这么做的，他需要钱。你要明白这对他意味着什么，没人会知道这件事，新的画和过去的看上去一样，如果真的有人质疑，大家也会以为五十年前他父亲买画时就弄错了。他的面子会保住的。如果两千镑还不能让他动心，你可以出到三千。我必须得到它，我不介意一百还是两百，这样还是那样。要是办成了，我付给你两百英镑外加办事所需的开销，如果你觉得够的话。”

“够？”拉姆利叫道，“已经很多了！”

“那就好。这样的话你就算同意做这件事了？现在来谈谈信用的事。我到这儿来之前打听过你，我所了解的情况让我很满意。但是目前你对我一无所知，也许你会觉得付一些钱会比做自我介绍更可靠。我要付你两千英镑现金作为信用保证。如果交易要花更多的钱，请你先垫上。我可以用画作为保证，在我付你余款之前，你可以一直把画留着。这样行吗？”

拉姆利飞快地思考着。这笔生意看上去简单直接，而且目前来看，还算公平。至少他这一部分是公平的。他可以对阿瑟勋爵开诚布公，他也会尽力做成这单生意。他不会失败的。

“这很公平，斯奈思先生，我将尽我所能。”

“好，点点这些吧。”

访客从口袋里拿出一卷钞票，分出一叠递给他的新代理人。是二十张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面值一百英镑的钞票。

“没错。”拉姆利说着开了一张收据。

“还有两件事，”斯奈思先生继续说，“首先，我不想让你同温特沃斯勋爵提我的名字。我刚才说过，那笔木材生意让我们不太愉快，所以在一开始就不能惹他生气。你就说是个有钱的美国人想要就行了。第二，注意我今后三天的行程。我今晚过海去法国，将在英格兰旅馆住到星期五早上。星期五我再过海回来，六点到这儿取画，七点去尤斯顿搭火车再转轮船回美国。明白吗？”

“我明白，”拉姆利回答，“我有两天时间来做事。请把箱子留给我来装画。”

美国人离开后，拉姆利还坐在书桌边，他的思绪被这桩不寻常的委托生意给搅乱了。他经常替人买画，但这单生意有一点奇怪。换画的主意对他而言是个新鲜经历。但这主意的确不错，如果阿瑟勋爵真的有经济上的困难，很可能他会同意这个建议。但是除了这个新奇的因素，这事看上去足够公平合理。但拉姆利先生并不满意。他是——起码自认为是——判断他人性格的行家，他的所有本能都在提醒他要小心这个斯奈思。他感到这点促使他保持警惕，曾读到的骗局故事在他记忆中重现。

但他已经接受了这项任务，现在他是聪明还是愚笨已经不重要了。他必须做下去。他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当晚十一点，他走出国王十字火车站，向北方走去。但他思绪纷乱，难以入眠。是因为晚餐吃多了的缘故吗？拉姆利先生有点消化不良，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内心总有一种沮丧和不祥之感。

突然一个念头跳入他的脑海。那些钞票，斯奈思那么轻松就递过来的钞票，是假钞吗？他激动地从口袋里取出钱来检查。不，它们看上去完全正常，但他决定还要再确认一下。第二天一早，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家银行验钞。同时斯奈思行为一个可能的含义闪现在他面前。当这个念头沉入他惊骇的脑海，尼古拉斯·拉姆利开始体验到诱惑。

他原来以为美国人给他两百英镑佣金让他完成交易。但他现在认为他当时想错了。甚至不会有交易了。这件事很清楚。他被付了两千二百或三千二百英镑，或他愿意要的不管多少数额的钱，而不是两百英镑——来偷这幅画。

而且，仁慈的上帝啊，这事多么容易！他只需要带着箱子找借口进入书房，安排一点事，例如接电话，让勋爵阁下离开房间。二十秒钟就能办完事。他将换下画，完成这个任务，从容地离开，三千二百英镑！也许是四千英镑！

四千英镑！如果高明地投资，四千英镑意味着近两百五十英镑的年收入。拉姆利先生不是个有钱的人，一笔两百五十英镑的额外收入意味着长期穿着简朴与生活安逸之间的区别。

“噢，上帝啊！”他呻吟着，抹去了额头的冷汗。

斯奈思先生也许不会说什么。也许他还要会心地一笑，他将付钱、取画然后离开。

整晚他的思想都在斗争中。第二天一早他在旅馆吃过早餐，带着阴暗僵硬的脸色出去找一家银行。在那儿他的一个担忧打消了。那些钞票都是真的。

一个小时后，他走下出租车，站在温特沃斯庄园的门口。

他要求拜见勋爵阁下，有人带他到一个小起居室里等候。过了一会儿阿瑟勋爵来了，他是个瘦削的老人，有点驼背，脸的皱纹仿佛是出于思虑和苦难。

他看上去像个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生命对他是延续的负担。但他并没有受苦的迹象，他请拉姆利先生坐下的姿态不仅极为礼貌，而且非常和善。

“我是个佣金代理，您从我的名片上可以看到，阿瑟勋爵，”拉姆利开始说，“我受一位美国富商的委托，向您提一个建议，我非常相信您将不会反对。请允许我说几句解释我自己的立场，如果我的客户能够达成心愿，他将向我付一笔不菲的酬金，不少于两百英镑。因此，您会理解，”拉姆利微微一笑，“我是多么希望您至少能好好考虑一下这个提议。”

阿瑟勋爵似乎很喜欢客人的坦率。

“我会这么做的，”他愉快地回答，“你的客户想要什么？”

拉姆利打开箱子，取出了斯奈思先生的画作为回答。

“天啊！”当包装纸被展开时，阿瑟勋爵叫道，“我的格鲁兹！你怎么拿到的？”带着一些怀疑，他目光锐利地看着客人。

拉姆利努力抑制他的害怕。

“这不是您的，阿瑟勋爵。这只是一件摹本。但我想听听您对它的看法。”

老绅士弯腰仔细查看这幅画。

“如果不是你保证，我会发誓这是我的那幅，”他最后说道，“怎么回事？连画框都一模一样。把它拿到书房来比比看吧。”

拉姆利裹好包装纸，把画装回箱子，跟着主人来到一间陈设精美、通风良好的大房间，它正对着入口前的内院。阿瑟勋爵关上门，示意客人看壁炉上方的墙面。

虽然知道将要看到什么，拉姆利还是难掩惊讶，在那里，挂着的画简直就是斯奈思交给他的那幅。

“把你的放在旁边。”阿瑟勋爵指示。

拉姆利照做了，把他的画放到墙上这幅画的旁边。两人都默默观看。这两幅看上去完全一样，甚至仔细地检查画框都不能发现不同之处。

“我几乎不敢相信，”阿瑟勋爵在漫长的检查之后说，然后他指着壁炉前的扶手椅，“请坐，告诉我这事的来龙去脉。”

拉姆利把他的摹本放进箱子，坐下来。“我的客户，”他解释道，“是一个执着的收藏家。他最近买了一幅画，同您的是一对儿。他也非常想得到这一幅的原作。他想知道您是否有可能允许他，用这幅摹本加上您提出的任何数额的钱——他建议是两千英镑，或者您认为合适的金额——来交换您这幅原作。”

阿瑟勋爵直瞪着对方。

“的确，”他惊叹道，“这是桩很特殊的交易。”他坐着想了一小会儿，然后，横瞟了画一眼，问道：“如果我说三千英镑呢？”

“如果您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数字，我有授权来支付。”

勋爵阁下做了个手势来表达他的迷惑。

“太奇特了！”他重复道，“那么你的客户如何知道我这幅是真迹呢？”

“那个，很遗憾，我不能向勋爵阁下解释，因为他没有告诉我这个秘密。但我可以说他对这一点是相当确信的。”

“那他比我还确信。我可以告诉你我一直认为这幅画——我指我自己的这幅——是摹本。即使它是真迹，我也不认为它能值你说的价钱。我承认，我了解的美术知识很有限，但一千镑是它在外面的价格。”

“那么，阿瑟勋爵，”拉姆利笑着插话，“你能允许我用一千英镑来交换它吗？”

“我没这么说。说得婉转些，我的意思是我希望这项很特别的提议能有一个解释。一个人来找我，提议用外面真迹价格两倍的钱来交换我的摹本，从表面上看这事很反常，是吧？”

“但是，阿瑟勋爵，您必须记住在这样的例子中，画的内在价值可能不代表它的理论价格。这可能有附加的情感价值。它可能是一件传家宝。您也许不愿意将原作之外的任何作品挂在墙上。我的客户考虑到了这些。”

“很对。”阿瑟勋爵承认。“那么，”他冷冷地接着说，“鉴于你提到的那些理由，如果我接受你用两千英镑来交换我的摹本，你满意吗？”

“太满意了，我非常感谢。”

“你说你带钱来了？”

拉姆利把二十张一百英镑的钞票放在桌上作为回答。“我希望你不要介意，这件事实在太反常了，我有权利问问，我怎么知道这些钱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它们是不是偷来的？”

“阿瑟勋爵，您当然有权问了。我建议您派人带这些钱去您的银行，等您知道结果后再处理这件事。”

阿瑟勋爵没有回答，只是走到他的桌边，写了一份声明。

“签了这个，你就可以把画拿走。”他说。

声明上写着：

兹证明今日温特沃斯庄园的阿瑟·温特沃斯勋爵收到用于交换迄今挂在他书房墙上的格鲁兹作品“一位少女”的摹本的，由下面签名者提供的同一作品的摹本，另加两千英镑，以英格兰银行发行的号码从A61753E至A61772E的一百英镑现钞支付。

“我不希望用假的东西来换你客户的钱，”阿瑟勋爵接着说，“因此在一个月内，如果他弄清楚他买了一幅摹本，我将退还他两千英镑和他的画，换回我的画。如果他的确愿意这样交换，我有什么理由不接受呢。但是你一定要代我提醒他，我想他是错了，而且责任由他一人承担。不管怎样，我可以说你已经挣到这笔佣金了吗？”

拉姆利表达了他的感谢和满意，签署了画的收据，要了一张钱的收据，交换了画，把他换来的画包好放进箱子里，满心欢喜地离开了。他感觉自己成功地完成了代理任务，并且保持了他的荣誉，这两者都让他高兴。

当他下午坐在特快列车上吸烟的时候，他漫不经心地想着究竟是斯奈思还是阿瑟勋爵对这幅画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无论如何，这同他拉姆利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他已经完成了被委托的业务，他将向斯奈思详细报告发生的一切，收取佣金，而且目前他关心的是，这件事将会结束。

接下来一项只有在书里才会出现的巧合发生了，但是，事实上巧合在现实中出现的更多。在格兰瑟姆，多布斯，一名皇家艺术院会员，进入了拉姆利一人独处的包厢。拉姆利常同他一起打高尔夫球，两人关系不错。

他们闲聊了一会儿。拉姆利忽然觉得让多布斯评论一下这幅格鲁兹的画应该很有意思。于是他打开箱子，取出画。

“你看怎么样？”他问，把画递过去。

“不好说啊，”对方回答。“看上去像一幅很不错的摹本。”

“摹本？”

“是的，摹本。这是一幅著名的画。除非……”这位皇家艺术院会员笑道，“除非你刚从巴黎冒险行窃归来，真迹应该还在卢浮宫。”

拉姆利惊讶地猛吸一口气。

“我想，多布斯，”他急切地说，“你对这有把握吧？”

“我当然有把握。对美术有点知识的人都知道。我记得它在墙上挂着的具体位置。我曾经观摩过它很多次。你不会认为这幅是真迹吧？”

“我对此一无所知，但托我买画的人认为是。”

“嗯，多少钱，如果可以问的话？”

“两千英镑。”

这位会员瞪大了眼。

“老天爷，伙计！”他叫道，“你没开玩笑吧？这幅画的原作也许就值一千二百英镑。这幅，”他拍拍膝盖上的画，“在外面最多值四十英镑。”

拉姆利顿时感到如坠迷雾之中。

“对这事我了解的并不比你多，”他迟缓地回答，“我受委托专门买这幅画。我被告知可以付两千或三千英镑，或卖主要的任何价钱，只要得到它。”

“我猜这是个秘密交易吧？”

“对，是的，我想是的；但我可以说这是一个美国富商要的，这并不泄露秘密。”

多布斯轻蔑地摇了摇头。

“原来如此。”他短促地笑了一声。然后他们就转到别的话题上了。

尽管拉姆利认为自己对错误没有责任，他的潜意识中对整件事还是有不安的感觉。那天晚上他的一个发现加深了这种不安。

他困惑于斯奈思这样一个游遍欧洲画廊的人，会不知道真迹在卢浮宫。他又想起这不仅限于那个美国人。斯奈思也没有相信自己的判断，他咨询了他所知道的伦敦最权威的美术专家，波莫街的米歇尔。拉姆利并不熟悉米歇尔这个名字，但无论如何他一定是个权威，而且，问题在于，米歇尔竟也不知道这是个摹本。

他在想米歇尔是出于什么立场这么说。等他到了办公室，把箱子锁进保险柜，就找出电话簿，看看能否找到一点线索。他真找到了，但不是他期待的那种。在波莫街根本没人叫这个名字。

拉姆利吹了下口哨。他从有点不安变为完全焦躁了。这件事看上去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

他锁上办公室。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急迫，连自己都有些吃惊。他去了附近一家大旅馆，那里经常住着有钱的美国人。在这儿他可以借到纽约的电话簿。他找斯奈思的名字。在第五大道以及其它地方都没有出现西拉斯·S.斯奈思。他又找百老汇的霍尔大厦。这个名字也没有出现。

“上当了！”拉姆利一边擦额头的汗一边低声自语，“整件事是个阴谋。斯奈思不存在。米歇尔不存在。那个人讲的故事是假的。但上帝啊，这个把戏是怎么回事？”

他坐在旅馆的阅读室，陷入沉思。渐渐地，一些小事，当时下意识注意到，后来又被忘记的小事，回到他的记忆中，构成清晰的意念图画。虽然在见面时他几乎没有觉察，但斯奈思让他觉得困惑的原因，并非他的故事，而是他这个人。拉姆利现在认为他的语言和他的举止是不相称的。一方面，他说话做事的方式太像美国人了，例如，他像廉价小说或电影的对白里一样讲着美式英语，另一方面他的英式英语又讲得同拉姆利一样好。这位佣金代理想得越多就越怀疑斯奈思隐藏了他的真实身份——事实上，他可能根本不是美国人。

在他翻来覆去想这件事的时候，一个想法忽然冒出来。会不会斯奈思企图从卢浮宫偷窃原作？他的确提到要去巴黎一趟。会不会他计划毁掉阿瑟勋爵的画，然后发誓他从卢浮宫偷来的珍宝是从勋爵那里买的？如果是这样，他可以用无可置疑的交易证明来支持他的说法。是的，拉姆利得出结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果这样，同样可能的是他拉姆利在一桩犯罪中成了帮凶。他应该如何判断这件事？怎样才能弄明白？

他决定去伦敦警署讲讲他的故事，然后按警察建议的来做，这事的责任就能从他的肩上卸下了。

他看了一眼手表。现在刚到十点。他离开旅馆驱车沿河岸前往伦敦警署。

“我想见值班的侦探。”他要求道。

他被带到一间小屋，那里有一位举止从容、外形干练的高个男士接待他。

“我经历了一件奇特的事，侦探先生。”拉姆利开始说，“我一点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有问题，但情形让人怀疑，所以我觉得应该让你们知道，这样你们可以来判断。”

“非常好，先生。也许你可以讲讲细节。”

拉姆利先生开始陈述他的奇遇。侦探礼貌而冷静地倾听着，直到听到阿瑟勋爵的名字。一丝突然的兴趣闪过他的眼中，他变得全神贯注。但他并没有插话，让拉姆利先生用自己的方式讲完了他的故事。

当对方停止讲话，他说：“你讲得很清楚，先生，我应该赞赏你向我们报告这一明智行为。我想你将会发现你做得很对。请等一会儿。”

他离开房间，几分钟后同另一位抱着大卷文件的官员一起回来。

“这位是尼布洛克侦探，”他说，“虽然我在听完之前不能肯定，但我想他对你的讲述会比我更有兴趣。能麻烦你再对他讲一遍吗？”

拉姆利又讲了一次他的经历。如果说第一位侦探对故事表示了兴趣，尼布洛克则几乎不掩盖他在职业镇静外衣下真正的兴奋。他也像他的同事一样表示赞赏，然后查阅那卷文件。他从中取出几张照片递给拉姆利。

他对拉姆利说：“请看看吧，先生。”

拉姆利先生接过卡片。这些是一些很普通的男人和女人的照片。他带着一点惊讶翻看这些照片。然后他的惊讶变成了震惊，在第四张照片上，是西拉斯·S.斯奈思先生的全身像。

“以前见过他？”尼布洛克问，微微笑着，搓着手。

“拉姆利先生，我想这笔生意你干得比你知道的还要好。”很快，尼布洛克变得严肃，接着说，“现在让我们展开计划，这件事一定不能办砸了。”

两名侦探低声交谈了一会儿。然后尼布洛克转过身来。

“拉姆利先生，你说现在画存在你的保险柜里？我猜它现在的状态同你从阿瑟勋爵墙上把它取下来时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我们必须马上拿到它。你能现在带我们去你办公室取画吗？你可以留着出租车送你回家。”

三位男士离开警署，招了一辆车到拉姆利先生的办公地点。拉姆利把两位同伴带到自己的房间，放下百叶窗，取出箱子。侦探们花了一些时间检查画。

尼布洛克仔细地重新装好画，然后说：“我们想借这幅画和箱子，明天五点我们会回来。这扇门通向哪里？”

“一间档案室。”

“太好了。你可以让我们隐蔽在那间房里，这样要是你和斯奈思的会面不顺利，我们可以帮助你。我想今天就到这儿吧。”

拉姆利先生请求得到更多的解释，但尼布洛克拒绝了，理由是佣金代理表现出对内情的茫然无知更能让斯奈思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如果，”侦探加上一句，“他不知何故在预订时间之前到达，你要告诉他你把画寄存在银行的保险柜里，但六点前画会送到你手上。如果我们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来了，我们就装成银行职员。但要是那样我们就只能在你办公室外的走廊上等着了。”

第二天晚上，拉姆利先生再次坐在他的房间里，一过五点，两位侦探就带着一名穿制服的警官进来了。

大家简短地互相问候了一下，尼布洛克说：“画在这儿，没动过，只是给它换了个画框。很不幸我不小心把它掉在地上，画框的角摔开了，镀金面也坏了。你看看吧。”

侦探打开棕色纸包，取出旧画框，如同他说的那样，一角摔开了。

“如果斯奈思先生发现画框换了，”他接着说，“你就告诉他是个意外，是你干的。你要为自己的疏忽道歉，还要说你把旧画框留下来给他检验。其他的就交给我们吧。现在让我们到档案室去，因为你的客人到的时候只能有你一个人在这儿。”

三位警官走进小里间，房门没有完全关死。拉姆利先生坐在办公桌旁写字，相当紧张不安。他不知道接下来的见面将会是何种情形，他对警官们没有让他知道更多的秘密有些不满。他觉得如果他明白要面对什么事，他会应对得更好。

时间过得太慢，慢得让拉姆利先生不止一次把手表放到耳边，确认它是否还在走。六点还是到了，几分钟后斯奈思的名字被通报进来。

“唉，你们的铁路真拥挤啊，”他轻快地走进房间，打着招呼，“我刚从巴黎到达这里，晚了四十分钟。”他坐下，解开厚外套，声音里带着几分焦急，“这笔交易做得如何？拿到了吗？”

“拿到了，斯奈思先生，我很高兴这事没费太大劲。但是有件事让人失望。阿瑟勋爵说这幅画不是真的，它只是摹本。”

斯奈思眼神锐利地看着他。

“但你已经拿到它了吧？在这儿？”他问道，虽然尽力掩饰，他的嗓音中还是带着渴望。

“是的，在我的保险柜里。但当他说这是一幅摹本时，我怀疑……”

“没问题。我只是认为他并不知道。你不用再担心了。你需要做的只是把画给我，收下你的佣金，这笔交易就做成了。你付了他多少？”

“两千英镑，但他说，如果你在一个月内发现这幅画的确是摹本并将其交还，他将退款。”

“他这么说？他考虑得太周到了。不管怎样，把东西拿出来吧。”

拉姆利先生起身，打开保险柜，拿出箱子，当着客人的面放到办公桌上。带着抑制不住的迫切，斯奈思取出画，撕开了包装纸，他的手激动得发颤。心满意足地盯着画看了一阵子，他的脸色忽然变了。

“这不是它！”他高声叫道。他的目光在拉姆利脸上扫荡，从疑虑很快变成恐吓。“以上帝的名义起誓，如果你敢跟我玩花招，我会让你恨不得没生到这世上来！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知道有其他访客存在，拉姆利先生采取了一种更居高临下的姿态，否则他不可能这样。

“是吗，斯奈思先生，”他用冷静的语气回答，“你在大发雷霆。我不习惯用这样的方式交谈。在你道歉之后我将继续我们的谈话，之前不行。”

有几分钟时间斯奈思看上去想动武了。接着他好像有了个主意，他努力控制住自己，继续说话。

“别见怪，别见怪。”他急躁地喊着，“你很能保持自己的尊严。但是你必须给我解释。这不是阿瑟勋爵的画。”

“这就是阿瑟勋爵的画。”拉姆利先生坚决地说。

“但这个画框不对。”

“这不是原来的画框，我知道，如果你刚才更文明一点，我会向你表示万分抱歉。事实上我把画掉到了地上——非常粗心，我承认——它摔裂了……”

斯奈思以一种吓人的专注盯着拉姆利先生看，然后情绪又失控了，他爆发了：“该死的，伙计，你能直说吗？现在画框在哪儿？”

“在这儿。我刚才说了，我把画掉到地上，画框的角摔裂了。我重装了画框，旧的框也送回来了。”

斯奈思先生无力地靠到椅背上，擦着额头的汗。

他抱怨着：“你干嘛不早说呢？旧画框我也要。”

拉姆利转身走向保险柜。

“在那儿，”他用一种粗暴的口气对斯奈思说，“我希望你能满意，这就是你要的那个。”

斯奈思拿着画框仔细检查。然后他翻过来看背面。他沉静了一会儿，忽然把画框砸到办公桌上，口齿不清地跳脚大骂，他的脸愤怒失望到发紫。

“你这个贼！”他高声咒骂，“要是在十秒钟内你不把东西交出来我马上送你下地狱！”拉姆利先生在惊骇中看到一把自动手枪的枪口正对着自己。

这时他被打断了。一个沉着的声音插了进来。“别这样，威廉·詹金斯，别这样。我想这次我们是抓住你了。放下枪，当你被打败时要像一个男人那样投降。”

斯奈思如遭雷击，转身看到两名侦探用左轮手枪对着他。他吃惊地张大了嘴。他一开始似乎想搏斗，但慢慢地，他的手指松开了，手枪掉到办公桌上。

“手铐，休斯，”尼布洛克说，“然后我们就能把手中的玩具放在一边，好好聊聊了。”

斯奈思看上去完全呆住了，警官把他的手枪没收，并给他戴上手铐，他没有反抗。

当他看上去没有危害了，尼布洛克转向拉姆利。

“我很抱歉，先生，”他礼貌地说，“让你经受这些，但是在证明他是要框而非画之前我们必须让他自己表现。谢谢你，先生，他表现得很充分。”他又转向犯人。“我必须警告你，詹金斯，你所说的一切都将作为证据。但同时，如果你想发表什么声明，我会记录。”

犯人显然被这一突发事件惊呆了，他没有回答。

尼布洛克接着说：“这样的话，我们最好走吧。拉姆利先生，请允许我带走画和框，以后我会给你打电话，回答你不明白的任何问题。”

两天后，受尼布洛克侦探之邀，拉姆利先生来到伦敦警署。在那儿他见到了两位侦探和他们的上司，以及阿瑟勋爵。当拉姆利先生走进房间时，勋爵站起来，走上前伸出手。

“这就是我非常感谢的人，”他热情地说，“请允许我，亲爱的先生，对你的行为表示衷心的感谢。”

勋爵阁下笑着握了握拉姆利先生的手。

“但是，”拉姆利先生带着一点尴尬说，“我向您保证，阿瑟勋爵，我还不知道我究竟做了什么呢？”

“你很快就会全知道了。告诉他，侦探。你知道的细节比我多。”

“拉姆利先生，”尼布洛克开始说，他身体前倾，用食指敲着书桌，“你的朋友，多布斯先生，估计这幅画值四十英镑；斯奈思——或者说詹金斯——告诉你它至少值两千英镑。”侦探的声音变得很吸引人，“他们都错了。这幅画的真实价值至少是四万五千英镑！”

拉姆利先生猛吸一口气。

“你愿意看看是什么赋予了它这个价值吗？”尼布洛克接着说，显然很享受他制造的这种氛围。他打开办公桌的抽屉，取出一个小盒子，往桌上倒出一串闪着银光的东西。

“珍珠！一串项链！”拉姆利先生进出一句话。

尼布洛克说：“一串项链，对，不止这些，这是温特沃斯夫人著名的珍珠项链，价值四万五千英镑，六个月前被盗了。”

“我想起来了，”拉姆利不由自主地喊起来，“我从泰晤士报上读到过。那么，怎么……”他期待着自己问题的答案。

“我告诉你，先生。大约九到十个月前，阿瑟勋爵雇了一个男仆，一个叫威廉·詹金斯的人。他表现得很能干，看上去很令人敬佩和信任。但他就是你的西拉斯·S.斯奈思。

“他来了之后大约三个月，温特沃斯庄园有个盛大舞会，勋爵夫人想戴那串珍珠项链出席。在晚上七点左右，勋爵从保险柜里取出项链交给夫人。由于晚餐比较仓促，她在晚餐时没有戴项链。她把项链放在梳妆台的抽屉里。当她八点半左右去为舞会妆扮时才发现它丢了。

“警报立即就响起来了，一名值班的私家侦探开始行动，打电话通知了警察，庄园里响起了铃声。除非有担保，没人能够被允许离开。这时客人陆续到来，事件被遮掩起来，舞会继续举行。

“在接下来的搜查问询中，詹金斯是首先被怀疑的，因为他是新来的。接着发现他在七点至八点期间消失了五分钟，这段时间他有可能去温特沃斯勋爵夫人的房间。但同时他不可能离开庄园或在外面有同伙接应。这样，鉴于没有一颗珍珠流入市场，我们得出结论，贼把它们藏在庄园里的某个地方。但最仔细的搜查也没能找到它们。

“这样你明白了吧，先生，”尼布洛克继续说，倾向拉姆利先生，“当我得知某个听起来像詹金斯的人出了一大笔钱想买温特沃斯庄园书房里一幅不值钱的画，我产生了兴趣，当你从庄园仆人的照片中选出了詹金斯时我的兴趣更浓了。我的同事和我从你那儿拿到了画，我们发现画框背面有一个凹槽，填上了油灰，里面正嵌着那条项链。我们取出珍珠，修好画框，再用这个框来测试，确认他是要找这个。我可以说詹金斯已经招供了。

“原来他是夫人的女仆露西尔的朋友，她经常同他提到这条项链。他决定试试，相信他能够在不同的地方分开卖这些珍珠。他同管家交朋友，取得他的支持，然后得到了工作。他知道他不可能直接带着赃物逃掉，于是四处寻找藏匿地，最终选择了这幅画的框。在下手的几周前他就准备好了这个藏匿地。

“舞会当晚露西尔告诉他夫人将要戴这条项链。他追问出放项链的地方，当大家都在晚餐时，他溜进夫人的房间偷了项链，然后跑到书房，把它藏到准备好的地方。

“搜查的时候他还在，但三个月后就辞职离开了。他必须想办法拿到那幅画。他自己不能去庄园，因为有可能被发现。我想真的很难找到比他用的更好的方法了。”

随后拉姆利先生愉快地成为了他交给阿瑟勋爵的两千英镑的接受者，外加一张一千英镑奖金的支票，勋爵认为在所有相关的人中，佣金代理最有权得到这笔钱。

⑴　关于侦探小说黄金时代及其代表作家和作品，在新星出版社二○○九年出版的黄金时代经典侦探小说《红屋之谜》的“延伸阅读”中会有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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