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  名　乡村生活图景

作  者　【以色列】阿摩司·奥兹

译  者　钟志清

责任编辑　彭波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57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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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继承人

亲属

挖掘

迷失

等待

陌路

歌

彼时一个遥远的地方

注释

继承人

一

这个陌生人并不陌生。从第一眼起，如果说真是第一眼看见他的话，他外表中的某些东西就既令阿里耶·蔡尔尼克反感，又对他有吸引力：阿里耶·蔡尔尼克觉得他记住了那张脸、那近乎垂至膝盖的双臂，但记忆有些模糊，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个人把车正对门口停下。是辆蒙了层灰尘的米色轿车，后车窗上还贴着五颜六色的拼缀物：各式各样的声明、警告、标语和感叹号。他锁上车，使劲儿把每扇车门摇得哐当响，确保车门已关严。接着他轻轻地拍了一两下引擎罩，好像那车是你拴在门柱上的一匹老马，你深情地拍拍它，让它知道不会等太久。然后这个人推开门，阔步走向藤蔓繁茂的前廊。他步态蹒跚，几近痛苦，像是走在滚烫的沙子上。

阿里耶·蔡尔尼克坐在走廊角落的秋千吊椅里。他可以看到别人，别人却看不到他。阿里耶·蔡尔尼克从车子停下的那一刻起就观察着这位不速之客。但即使努力再三，他也想不起来何时何地见过这个陌生又似曾相识的人。是在国外旅行时吗？服兵役时？上班时？读大学时？要不然就是上小学时？来人脸上露出狡黠而快乐的神色，好像刚刚以牺牲别人为代价搞了个恶作剧，眼下正扬扬得意。在陌生人相貌的背后，或在其相貌之下，隐藏着令人既熟悉又困惑的面孔上那难以捉摸的特征：他是不是曾经伤害过你？或者相反，你是不是曾对他做过已经遗忘的错事？

犹如一场梦，梦的百分之九十已经消失，只剩一个尾巴依然可见。

阿里耶·蔡尔尼克决定不站起身迎接来客，而是在这里，在门前走廊的吊椅上等他。

陌生人遽然跃身，沿着通向走廊台阶门口的小道蜿蜒前行，两只小眼睛左顾右盼，好像是害怕很快被人发现，或是害怕从小道两旁的九重葛丛中会突然蹿出条恶狗袭击他。

他淡黄色的头发稀稀拉拉的，一脖子赘肉，两只水汪汪的眼睛转来转去，似乎在寻觅着什么，黑猩猩般的长臂下垂着，这一切令人产生隐隐的不安。

阿里耶·蔡尔尼克在匍匐的藤蔓的庇荫下，利用这隐蔽的有利地形，注意到来人块头很大，但显得软弱无力，像是大病初愈，似乎以前身强体壮，但最近内在的健康开始垮掉，皮肤逐渐萎缩。就连他那件邋里邋遢、两只口袋鼓鼓囊囊的米色夏季上衣也显得过于宽大，松松垮垮地垂在双肩上。

尽管已是夏末，小道干干爽爽，陌生人还是停下脚步在台阶前的脚垫上仔仔细细地蹭蹭双脚，然后依次检查两只鞋底。只有当他感到满意时，他才走上台阶，拍打纱门顶部。他彬彬有礼地拍了几下纱门，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最终环顾四周，看到主人正平静地坐在走廊一个角落里的吊椅上，在凉亭下乘凉，四周是一盆盆的鲜花和蕨类植物。

访客满脸堆笑，像是要鞠躬；他清清嗓子，发表宣言： [1]

“你这个地方真漂亮，蔡尔金先生！太棒了！有点以色列的小普罗旺斯的味道！比普罗旺斯还要好——托斯卡纳！这风景！这树丛！这藤蔓！特里宜兰简直是整个黎凡特国家中最棒的乡村。非常可爱！早上好，蔡尔金先生。抱歉，希望没有打扰到你。”

阿里耶·蔡尔尼克面无表情地回应着这些问候，指出他的名字是蔡尔尼克，不是蔡尔金，说不幸的是，他没有从上门推销的人手里买东西的习惯。

“非常正确！”对方大叫道，用袖子擦擦额头，“我们怎么知道那个人究竟是真诚的推销员还是骗子？甚至，天理不容，是一伙盗贼派来踩点儿的罪犯？可实际上，蔡尔尼克先生，我不是推销员。我是马夫茨尔！”

“什么？”

“马夫茨尔。沃尔夫·马夫茨尔。洛坦姆—普鲁杰宁律师事务所的。很高兴认识你，蔡尔尼克先生。我来找你，先生，是因为一件事。该怎么说呢，也许不用形容了，应该直接说。你介意我坐下来吗？这件事多少带点个人色彩。不是我的私事，天理不容——要是我自己的事，我怎么也不会这样不事先招呼一声就闯到你这里。尽管，实际上，我们确实努力了，我们当然努力了，我们努力好几次了，可电话号码簿上没有你的电话，我们写信也没有回音。于是我们决定不打招呼就来拜访，碰碰运气。非常抱歉，冒昧打扰了。一般情况下，我们确实不会这么做，闯入私人住宅，尤其是碰巧赶上他们住在整个国家最漂亮的地方。不管怎样，正如我们所说，这绝不是我们个人的事。不是，不是。绝对不是。实际上，恰恰相反：它是关于，我们怎样变通一个说法呢，是关于你的事，先生。你本人的事，不是我们的事。更准确地说，与你的家人有关。或者说总体上与你的家人有关。确切地说与你家里某个具体成员有关更好。你不反对我坐下来聊上几分钟吧？我尽力保证整件事占用你的时间不超过十分钟。不过，实际上，这完全取决于你，蔡尔金先生。”

“蔡尔尼克。”阿里耶说。

接着他说：“请坐。”

“不是坐这里，坐那边。”他加了一句。

因为这个肥大的男人，或者说以前肥大的男人，起初坐在了另一只吊椅上，刚好在主人身边，大腿挨着大腿。他身上散发出一股股浓重的气味，是正在消化的食物味儿、袜子味儿、爽身粉味儿和臭胳肢窝味儿。在这混杂的气味儿之上，还充斥着剃须水的刺鼻气味。阿里耶·蔡尔尼克突然想起了他的父亲：他也用刺鼻的剃须水的香气来掩盖身体的气味。

访客听到要挪地方，立即站起身，轻轻摇晃了一下。他那类人猿似的胳膊抓住双膝，道歉，把穿在过于肥大的裤子里的屁股放在指定的位置——圆桌对面的一条木凳上。那是一条做工粗糙的长凳，用大致刨平的木板做成，有些像火车卧铺。重要的是，阿里耶不能让生病的母亲看到这位访客，就连他的背影、他投在棚架上的影子，都不能让母亲看到，因此他让他坐在从屋里看不到的位置上。

至于他那油腔滑调、领唱人般的声音，她耳聋是听不见的。

二

三年前，阿里耶·蔡尔尼克的妻子娜阿玛到圣地亚哥探望她最好的朋友泰勒玛·格兰特，一去不返。她没有写信明说要离开他，而是拐弯抹角地暗示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半年后她写信说：我还是和泰勒玛住在一起。后来又写信说：没必要继续等我了。我和泰勒玛一起在一间新装修的工作室工作。在另一封信里她写道：我和泰勒玛相处得很好，我们志趣相投。还有一回她写道：我俩的精神导师建议我们不要放弃彼此。你不会有事的。你不会生气的，对吗？

他们已经成家的女儿希拉从波士顿写信来：爸爸，我建议不要给妈妈施加压力，这对你有好处。你要寻找自己的新生活。

因为他很久以前就和他们的大儿子艾勒达达断了联系，因为除了家人之外他没有任何亲近的人，所以去年他决定处理掉卡迈尔山上的一套房子，搬到特里宜兰的老屋，与母亲住在一起，靠他在海法的两套房子的租金为生，致力于自己的爱好。

就这样，他接受了女儿的建议，为自己找到了新生活。

阿里耶·蔡尔尼克年轻时在海军战斗队供职。他从小就不怕危险，不惧敌，不恐高。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开始惧怕空荡荡房子中的黑暗。因此他最终决定回到特里宜兰村边他出生、长大的那座老屋，和母亲居住在一起。他的母亲罗萨莉亚是一位年届九旬的老太太，耳聋，背驼得厉害，沉默寡言。多数时间，她让他掌管家务，没有任何要求和建议。偶尔，阿里耶·蔡尔尼克想到母亲可能会生病，或者年迈体弱，不能自理，需要人照顾，他会被迫喂她吃饭，给她洗澡，替她换洗尿布。他也许得雇个女护工，而后整个家中的宁静将被打破，他的生活将会暴露在外人眼前。有时，他甚至期待或近乎期待母亲将至的不支，这样他便能合情合理地将她转到一个合适的养老院，自己独占整座房子。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娶一位漂亮的新太太。或者他可以不找太太，而是接待一个又一个年轻女子。他甚至可以敲掉内墙，装修房子。他的新生活就要开始了。

但与此同时，母子二人继续在阴郁的老房子里过着平静寂寥的日子。保姆每天上午过来，带来他在购买清单上列出的物品。她收拾房间，打扫，做饭，伺候这对母子吃过午饭之后就默默地离开了。母亲每天多数时候坐在她的房间里看老书，而阿里耶·蔡尔尼克则在自己的房间里听广播，或者用轻木制作飞机模型。

三

突然，陌生人朝主人露出诡秘而心照不宣的微笑，那微笑就像使眼色，暗示他二人一起犯下了某种小小的过失，但似乎又怕他的示意会招致某种惩罚。

“对不起，”他友好地问，“我可以自己弄点水喝吗？”

因为想着主人会点头同意，他便拿起壶，把泡有一片柠檬加薄荷叶的冰水倒进桌上唯一的杯子里，那是阿里耶·蔡尔尼克自己用的杯子。客人把肉乎乎的嘴唇贴到杯子上，咕咚咕咚五六口就把水吞了下去。他又给自己倒了半杯水，大口喝光。

“对不起！”他抱歉地说，“你坐在漂亮的走廊里，一点意识不到今天有多热。今天确实很热！尽管天热，这地方依然十分迷人！特里宜兰确实是整个国家最漂亮的村庄！普罗旺斯！比普罗旺斯还要好——托斯卡纳！丛林！果园！百年农宅，红屋顶，参天的松柏！现在你觉得怎么样，先生？你是愿意接着聊这里的美，还是允许我直奔我们的小议事日程？”

“我听着呢。”阿里耶·蔡尔尼克说。

“蔡尔尼克一家，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是列昂·阿卡维亚·平斯克的后裔，属于村子的创建者。你们是最早一批定居者，对吧？九十年前？差不多有一百年了？”

“他叫阿基瓦·阿里耶，不叫列昂·阿卡维亚。”

“当然啦，”访客情绪高涨，“我们对你们的辉煌家族史满怀敬意。不仅仅是敬意，是钦佩！首先，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两个哥哥塞姆扬和波利斯·蔡尔尼克来自哈尔科夫 [2] 地区的一个小村庄，在人烟稀少的门纳什山区的荒野中央创建了新型的定居点。这里空空荡荡，只有灌木丛生的荒芜平原。在这块洼地上，连阿拉伯村庄都没有：阿拉伯村庄都坐落在山的另一侧。后来他们的小侄子来了。他叫列昂，或者，要是你坚持的话，叫阿基瓦·阿里耶。那时，至少在人们中间是这么传说的：先是塞姆扬，接着是波利斯回俄国去了，波利斯在俄国用斧子砍死了塞姆扬，只有你爷爷——不然就是你曾祖父？——列昂·阿卡维亚留了下来。不是阿卡维亚？是阿基瓦？对不起。那么就是阿基瓦了。长话短说，是这样：我们马夫茨尔家族也来自哈尔科夫地区！来自哈尔科夫森林！千真万确！马夫茨尔！你大概听说过我们吧？我们家族中出了个著名的领唱人，沙亚—莱夫·马夫茨尔。还有个格里高利·莫伊塞耶维奇·马夫茨尔，他是红军的一位高级军官，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被斯大林杀害。”

来人站起身，模仿行刑人的姿势，发出一阵机枪扫射的声音，露出尖利但不怎么白的门牙。他又微笑着坐回长凳上，像为成功表演了行刑而欣欣然。阿里耶·蔡尔尼克觉得此人可能在等着鼓掌，至少等着微笑，以换取他故作多情的咧嘴一笑。

然而，主人选择了并不报以微笑。他把用过的杯子和冰水壶推到一边，说：

“是吗？”

律师马夫茨尔右手扣住左手，快乐地挤压，仿佛他许久未曾满足自己了，而这个意想不到的邂逅使他充满了快乐。在滔滔不绝的语词下汩汩涌动着无穷无尽的欢乐，那里有一股自我满足的湾流。

“那好，我们就开始摊牌吧，正如常人所言。我今天冒昧叨扰，与你我二人的私事有关。没准儿也和你亲爱的长命百岁的母亲有关？我是说，与那位亲爱的老夫人有关？当然喽，只要你不是特别反对提出这个微妙的问题。”

阿里耶·蔡尔尼克说：

“是吗？”

访客站起身，脱掉他那件“米色外衣”。衣服的颜色就像脏兮兮的沙子，白衬衫的腋窝处露出两大块汗渍。他把外衣挂在椅背上，又坐了回去。

“抱歉。希望你不要介意，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了。你不介意我把领带也解下来吧？”有那么一刻，他看上去像个惶恐的小孩。他知道自己该受到训斥，也羞于告饶。这种表情瞬间便消失了。

一边是主人一言不发，一边是访客自行摘下领带。他那姿势令阿里耶·蔡尔尼克想起他的儿子艾勒达达。

“我们心里只要想着你的母亲，就无法实现财产的价值。”

“你说什么？”

“除非我们在一家绝妙的疗养院给她找个绝妙的去处。我正好有这样一家疗养院。也就是说，我合伙人的兄弟开的。我们只须征得她的同意。也许证明我们是她的法定监护人会更容易些？那样，我们无须征得她的同意。”

阿里耶·蔡尔尼克点了几下头，挠了挠右手手背。近来，有那么一两次他确实发现自己在考虑：一旦年老体衰的母亲在身体和精神方面不能自理，她该怎么办，他又怎么办。不知何时该做决定。有时，与母亲分别的可能令他内心充满忧伤与耻辱，有时他几乎又在期待母亲最终离去为他开辟种种可能。一次，他甚至让房地产代理人约西·沙宣为他评估了财产。这些受到压抑的希望使他充满了内疚和自我憎恨。奇怪的是，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似乎能够看穿他可耻的想法。因此，他让马夫茨尔先生回到起点，准确地解释他究竟代表谁。谁派他到这里来的？

沃尔夫·马夫茨尔咯咯一笑：

“不是马夫茨尔先生。叫我马夫茨尔就行。不然就叫我沃尔夫。亲戚之间没必要称呼先生。”

四

阿里耶·蔡尔尼克站起身。两人的胳膊都很长，几乎及膝，但蔡尔尼克比沃尔夫·马夫茨尔个子高，块头大。双肩宽大结实的他两步冲向访客，高耸在他面前说：

“那你想怎样。”

他说此话时用的不是问号。他边说边解开衬衣的第一颗纽扣，露出毛茸茸的灰白胸脯。

沃尔夫·马夫茨尔用带有抚慰性的口吻说：

“先生，我们干吗这么着急呢？我们需要从各个角度谨慎耐心地商量这件事，这样才不至于留下任何漏洞与缺口。我们必须避免在细节上出现任何差错。”

在阿里耶·蔡尔尼克看来，访客显得有些松垂绵软。皮肤对他来说似乎过于宽大。他的外衣一度松松垮垮地挂在双肩上，就像给稻草人披了件大衣。他的两眼水汪汪的，有些蒙眬。与此同时，他似有几分恐惧，像是惧怕一种突如其来的伤害。

“我们这件事？”

“我是说，老太太的问题。我是说，您的母亲。我们的财产依然挂在她名下，直至她临终之际——谁知道她想把谁写进遗嘱里呢——或者直到我们想法成为她指定的监护人。”

“我们？”

“这套房子可以拆掉，改成一座疗养院。一座健身农庄。我们可以在这里建造一个在整个国家无与伦比的地方：纯净的空气，静谧的田园，普罗旺斯或托斯卡纳般的乡村风光。中药治疗，按摩，冥想，精神指导，人们会为我们这里提供的服务出个好价儿。”

“抱歉，我们认识到底有多长时间了？”

“可是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不光是朋友，我的亲亲，是亲戚。甚至是合作伙伴。”

阿里耶·蔡尔尼克站起身，可能打算让他的访客也起身离开。但是后者依旧坐在那里，甚至伸手把一些柠檬薄荷水倒进了阿里耶·蔡尔尼克曾经用过、如今被他霸占的杯子里。他背靠椅子。现在，沃尔夫·马夫茨尔衬衣的腋窝处露出两块汗渍。他没穿外衣，没戴领带，就像个牲口贩子，来到小镇上，与农民们耐心而狡猾地洽谈生意。他坚信双方都将从这笔生意中获益。在他身上潜藏着某种邪恶的欢快，而他的主人对此一无所知。

阿里耶·蔡尔尼克骗他说：“我现在得进屋了。我还有事。抱歉。”

沃尔夫·马夫茨尔露出微笑。“我不着急。要是你不反对，我就坐在这里等你。或者我应该和你一起进去，让老太太熟悉熟悉我。毕竟，我得尽快赢得她的信任。”

“老太太不见客人。”阿里耶·蔡尔尼克说。

沃尔夫·马夫茨尔执意说道：“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客人。”他站起身，准备陪主人一起进去。“我们毕竟，怎么说呢，有些沾亲带故？甚至是合作伙伴？”

阿里耶·蔡尔尼克突然想起女儿希拉要他放弃她母亲的建议，不要强求她回来，尽量开始新的生活。的确，事实是当娜阿玛在大吵一架之后前去探访她最好的朋友泰勒玛·格兰特时，他没有尽力将娜阿玛追回。他把她所有的衣物打包寄往了泰勒玛在圣地亚哥的住址。当他的儿子艾勒达达和他断绝来往之后，他把艾勒达达所有的书，甚至他小时候的玩具打包寄给了他。他清除了所有可以唤起记忆的东西，就像战斗结束后打扫敌人的战场。几个月后，他打点了自己的所有物品，离开了在海法的公寓，搬到了特里宜兰，和母亲一起居住。他别无他求，只渴望得到某种全然的宁静：日复一日，自由自在。

有时，他走出家门，长时间地在村庄周围漫步。有时他会走得更远，去往群山环抱的小山谷，穿过一座座果园和黑黝黝的松林。还有的时候，他会在父亲多年前便已抛弃的农场废墟走上半个小时。那里依然有几座残破的建筑、鸡圈、瓦楞铁简易建筑、谷仓，以及曾经养肥小牛犊、如今废弃了的棚子。牲口棚变成了盛放他在海法卡迈尔山旧屋家具的贮藏室。以前的牲口棚里放着从海法运来的扶手椅、沙发、小地毯、餐具柜和桌子，上面布满了灰尘，缠绕着蜘蛛网。他和娜阿玛曾一起睡过的旧双人床依旧立在角落里，床垫上堆着沾满灰尘的被子。

阿里耶·蔡尔尼克说：

“抱歉。我很忙。”

沃尔夫·马夫茨尔说：

“当然。抱歉。我不打扰你，亲爱的伙计，一点也不打扰你。相反，从现在开始，我会一声不吭。”

就这样，他站起身跟随主人走进住宅。里面昏暗，阴冷，微微散发着汗臭与陈旧的气息。

阿里耶·蔡尔尼克坚定地说：

“请在门外等我。”

他是想说探访已经结束，访客该走了，纵然这有些无理。

五

可是访客从来就没想过要走。他紧跟着阿里耶·蔡尔尼克，飘然进门，穿过走廊，依次打开屋门，冷静地审视着厨房、书房以及阿里耶·蔡尔尼克投入业余爱好的工作室。工作室的屋顶上挂着轻木做的飞机模型。模型随着牵引力轻轻移动，似在准备投入一场残忍的空中战役。他令阿里耶·蔡尔尼克回想起自己从小就有的习惯：把每扇关闭的房门打开，看看门后潜伏着什么。

他们来到走廊一头。阿里耶·蔡尔尼克站在那里挡住了通向自己卧室的入口，那曾是他父亲的卧室。可沃尔夫·马夫茨尔并不打算侵入主人的卧室。他轻轻敲敲聋老太太的房门。因为没有回应，他于是轻轻把手放在把手上，轻轻打开房门，只见罗萨莉亚躺在宽大的双人床上，毯子拉至下巴，头发罩在发网里，双眼紧闭，瘦骨嶙峋，没有牙齿的下颚颤动着，似乎在嚼着什么。

“我们就像在做梦，”沃尔夫·马夫茨尔咯咯笑道，“你好，亲爱的夫人。我们如此想你，非常想来看你。你见到我们一定很高兴吧？”

说着，他弯腰亲吻了她两次，长时间地亲吻她的双颊，接着又亲吻她的额头。老太太睁开浑浊的双眼，从毯子下伸出一只骨瘦如柴的手，抚摸沃尔夫·马夫茨尔的头，咕哝了些什么，或是咕哝了别的什么，又用双手把他的头往自己这边拉。他回应着她，腰弯得更低。他脱下鞋子，亲吻她没牙的嘴，躺在她的身边，拉过毯子盖住二人。他加重语气说：“你好，我最亲爱的夫人。”

阿里耶·蔡尔尼克犹豫了片刻。透过敞开的窗子，他看向着破败不堪的农场棚屋，还有那棵落满灰尘的柏树。一根橘黄色的九重葛用火红的手指沿柏树攀缘而上。他绕过双人床，关上百叶窗和窗子，拉下窗帘，同时解开衬衣纽扣，接着解下腰带，脱掉鞋子，脱下衣服，上床躺在老母亲身边。三人就这样躺在那里，房主老太，她默不作声的儿子，还有陌生人。陌生人不住地抚摸她，亲吻她，温柔地咕哝着：“这里的一切都会好的，亲爱的女士。这里的一切都会变得美好。我们会照顾这里的一切。”

亲属

一

村庄笼罩在二月傍晚那提早降临的黑暗中。苍白街灯映照下的公交汽车站里，只有吉莉·斯提纳一人。村委会办公室门窗紧闭。附近房屋的百叶窗里传来电视机里播放的节目的声音。一只流浪猫轻轻抬起毛茸茸的脚掌走过垃圾箱。它竖起尾巴，肚子圆鼓鼓的，慢慢地穿过公路，消失在柏树影里。

特拉维夫开来的公共汽车每晚七点抵达特里宜兰。吉莉·斯提纳医生六点四十就来到了村委会办公室前。她在村里的医疗基金诊所做家庭医生。她在等她姐姐的儿子、她的外甥吉戴恩·盖特。外甥正在服兵役。他在装甲部队培训学校接受培训时发现自己的一颗肾有问题，需住院治疗。现在他已经出院，母亲送他到她乡下的妹妹这里休养几天。

斯提纳医生是个瘦削、干瘪、形销骨立的女子，一头灰色短发，相貌平平，戴着一副方形无框眼镜。她充满活力，但看上去比四十五岁的实际年龄要老。特里宜兰的人认为她是位出色的诊断医师，几乎从来没有误诊过，然而大家说她态度冷漠，生硬粗暴，对病人缺乏同情，只是个专注的听众。她从未结过婚，但她那个年龄段的人记得她年轻时曾恋上一位已婚男子，后者死于黎巴嫩战争。 [3]

她独自一人坐在公交汽车站的长凳上等她的外甥，时不时费劲儿看看手表。在暗淡的街灯下，她看不清表针，不知道还要等上多久公共汽车才能来。她希望车不要晚点，希望吉戴恩会在车上。吉戴恩是个心不在焉的小伙子，完全可能上错车。现在他大病初愈，定会比原来更加心不在焉。

与此同时，斯提纳医生猛吸着这个干冷冬日的晚间凉气。犬吠声声。村委会办公室的屋顶上悬着一轮即将盈满的圆月，为街道、柏树和树篱洒上一层骷髅光。光秃秃的树梢一片迷蒙。吉莉·斯提纳近年来注册了由达莉娅·列文在特里宜兰村文化厅开设的两门课，但在那些课上没有学到想学的东西。她并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许外甥的到访可以帮她找到某种情趣。二人会单独相处几天，坐在电热器旁。她会照顾他，就像他小时候她所做的那样。也许他们可以开始开展一场谈话，也许她可以帮这个小伙子恢复体力。这么多年来，她一直疼爱着他，视他为己出。她在冰箱里放满了好吃的，并在自己卧室的隔壁、一直为他准备的房间里铺好了床铺，还在床尾铺了一条毛毯。她在床头桌上放了一些报纸杂志，还放了三四本她喜欢并期望吉戴恩也喜欢的书。她还打开了热水器，为他准备好洗澡水。客厅里光线柔和，电暖器开着，桌上放着水果和干果果盘，这样吉戴恩一进门就会感受到家的温暖。

七点十分，从奠基者街方向传来公共汽车声。斯提纳医生起身站到了车站前。她精瘦结实，神情坚定，瘦削的肩膀上披了件黑毛衣，脖子上围了条黑色的毛围巾。先是从后车门走下来两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吉莉·斯提纳觉得她们有些面熟。她跟她们打招呼，她们则予以回应。阿里耶·蔡尔尼克从汽车前门慢慢走下来。他身穿一件对他来说有些显大的军事作战服，头上的帽子遮住了前额和眼睛。他向吉莉·斯提纳道过晚安，开玩笑地询问她是不是特意在等他。吉莉说她正在等在部队服役的外甥，可是阿里耶·蔡尔尼克在车上并没有看到任何军人。吉莉·斯提纳说她在等穿便装的军人。说话的工夫，又有三四个乘客下了车，但吉戴恩不在其中。汽车快要空了。吉莉问司机米尔金在特拉维夫上车的人中有没有一个又高又瘦还戴着眼镜的小伙子，他是正在休假的军人，相当英俊，但有点心不在焉，也许身体不太好。司机米尔金不记得有这么一位乘客，可他半开玩笑地说：

“别担心，斯提纳医生，今天晚上没到的人明天早上肯定会到；明天早上没到的，明天中午肯定会到。大家迟早都会到的。”

最后一位客人亚伯拉罕·列文下车时，吉莉·斯提纳问他大巴车上是否有个小伙子可能下错了车。亚伯拉罕说：

“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我没有注意。我在想心事。”

他犹豫了一下，又补充道：

“一路经过了很多站。很多人上上下下的。”

司机米尔金主动提出让斯提纳搭车回家。大巴每天夜里就停在米尔金家门外，早晨七点钟开往特拉维夫。吉莉谢了谢他，说想走回家：她喜欢冬天的空气，现在既然知道外甥没来，她就没理由急着往回赶了。

米尔金道过晚安，关上了车门。车子排出一股气流，他开车回家了。吉莉·斯提纳转念想道：吉戴恩很可能在大巴车后座上睡着了，没人留意；如果米尔金把大巴停在他家门前，关掉了车灯，锁上了车门，吉戴恩就会被困到第二天。于是她朝奠基者街掉转方向，精力充沛地在大巴车后面阔步前进，要抄近路穿过笼罩在黑暗中且洒上那苍白月亮银辉的纪念公园。

二

吉莉·斯提纳走了二三十步后，心生他念。实际上，她应该直接回家给司机米尔金打电话，让他出去查看是否有人在大巴车后座上睡着了。她还可以给姐姐打电话弄清楚吉戴恩是否真的出发来特里宜兰了，是不是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行程。但她转念一想，何必让姐姐担心呢？她一个人担心就够了。要是孩子真的提前下了车，他一定会想办法从某个小村子给她打电话。这是直接回家、不一路追到米尔金家的另一个原因。她可以告诉吉戴恩不管在哪里都坐出租车来，要是他钱不够，她当然会付费。她的脑海中已经浮现小伙子再过半个小时左右乘坐出租车来到她家的情形：他像平时一样腼腆地笑着，柔声柔气地道歉，说自己稀里糊涂。她会像吉戴恩小时候那样抓住他的手，安慰他，原谅他，把他带进家门，让他洗澡，吃她为二人准备的晚饭。晚饭有烤鱼和烤土豆。他洗完澡后，她会迅速地看一下他的诊断报告：她让吉戴恩把诊断报告带过来了。她只相信自己的诊断，有时甚至连自己也不相信。不完全相信。

尽管斯提纳医生已经打定主意直接回家，可她还是继续迈着坚定的步子走上了通往村文化厅的奠基者街，抄近路穿过纪念公园。潮湿的冬日空气给她的眼镜蒙上了一层雾气。她摘下眼镜，用围巾一角擦了擦，又将眼镜推回鼻梁上。不戴眼镜，她立刻显得不那么呆板干巴了，而是有些柔和，有些生气，就像一个小姑娘遭受了不公正的责骂。但是在纪念公园里，没人能看见她。我们只是通过无框方形眼镜里的寒光来了解斯提纳医生。

纪念公园伫立在那里，安详，静谧，空旷。草坪和一簇簇九重葛之外，是一片松林构成的浓密黝黑的板块。吉莉·斯提纳深深地吸了口气，加快了步伐。她的鞋子踩在石子路上，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好像踩到了某种短促尖叫的小动物。吉戴恩四五岁时，他的母亲带他到刚开始在特里宜兰做家庭医生的姨妈这里。他是一个昏昏欲睡、耽于梦幻的孩子，可以一连几个小时一个人玩游戏。他玩三四种简单的东西，一只杯子、一只烟灰缸、一副鞋带。有时他会身穿邋里邋遢的短衫坐在屋前台阶上，对着天空发呆，只有两片嘴唇翕动着，似乎在讲述故事。吉莉姨妈不喜欢让孩子沉浸在孤独中。她想方设法给他找玩伴，可邻居家的孩子都觉得他无趣，一刻钟后他又一个人待在那里了。他并不尝试着和他们交朋友，而是坐在长廊的秋千椅上发呆，不然就是把钉子排成一排。她给他买了一些游戏和玩具，可是孩子玩不了多久，就回到平日的消遣里去了：两只杯子，一只烟灰缸，一只花瓶，几枚回形针，还有汤匙。他按照某种只有他自己才懂的逻辑在毯子上排列这些东西，然后将其打乱，再重新组合。他的嘴唇一直动着，似乎在给自己讲故事，这些故事他从未和姨妈分享过。夜晚，他手里攥着一只褪色的小玩具袋鼠入睡。

有那么几次，为了让孩子不再孤单，她建议到村边田野散步，到维克多·爱兹拉的小店买些糖果，爬爬由三根水泥柱支撑的水塔。但是他只是耸耸肩，好像对她突然且莫名其妙的举动感到诧异。

还有一次，那时吉戴恩五六岁，他母亲带他来姨妈家小住。吉莉那几天休假。可是她接了一个急诊，要到村外给人看病。孩子坚持一个人留在家里，在毯子上玩牙刷、头刷和一些空火柴盒。她不让他一个人待在家里，坚持要他和她一起去，或者留在诊所让接待员吉拉照顾。可是他固执己见，要留在家里。他不怕一个人待着。他的袋鼠会照顾他。他保证不给生人开门。吉莉·斯提纳勃然大怒，不光是因为这个孩子固执地坚持一个人在毯子上玩游戏，还因为他一贯的奇怪举止，他懒散的样子，他的袋鼠，以及他与世界的脱节。她大声叫嚷：“你现在就跟我走。就这么定了。”“吉莉姨妈，我不。”孩子说，耐心而轻柔，像是奇怪她怎么领悟得这么慢。她伸出手，给了他一记重重的耳光。之后，令她自己吃惊的是，她继续用双手打他的头、他的肩膀、他的后背，气急败坏，就像在和仇敌打架，或是教训一头桀骜不驯的骡子。吉戴恩在这阵暴打中，一声不吭地蜷着身子，脑袋缩进肩膀，等候袭击结束。接着他睁大眼睛抬头看着她问：“你为什么恨我？”她惊愕不已，含泪拥抱他，亲吻他的脑袋，允许他独自和他的袋鼠待在家里，不到一个小时她就会回来，她请求他的原谅。孩子说没事儿，人有时候是会发火。可是他从此倍加沉默，一言不发，直到母亲两天后来接他。他和吉莉都没说他们争吵的事。走之前，他从毯子上捡起橡皮筋、书立、盐瓶、医用棉垫，一一放回原处。他把袋鼠放回抽屉。吉莉弯腰亲热地亲吻他的双颊；他闭紧双唇，礼貌地亲了亲她的肩膀。

三

她走得更快了，每迈一步都更加确信吉戴恩就是在后排座位上睡着了，如今被锁在了停在米尔金家前过夜的黑黝黝的大巴里。她想象着他在寒冷和突如其来的沉默中醒来，试图从大巴里出来，用力推闭紧的车门，使劲儿捶打后边的窗户。他也许像平时一样忘了带手机，就像她自己离家前去公交车站等他时忘了带手机一样。

霏霏细雨开始洒落，几乎让人察觉不到。轻风不再吹拂。她穿过一簇簇黑黝黝的松树，来到纪念公园橄榄街口的暗淡街灯下。在这里，一个翻倒的垃圾箱绊了她一下。吉莉·斯提纳小心翼翼地躲开垃圾箱，轻快地走上橄榄街。百叶窗紧闭的房屋笼罩在迷蒙的雾霭之中。一座座精心照管的庭院似乎在冬寒中沉睡，四周环绕着女贞、香桃木或金钟柏树篱。建在老屋废墟上的新豪华别墅分散各处，探出街头，为爬行植物所掩映，隐约可见。最近几年，城里的富人们到特里宜兰购买老式的单层住宅，将其夷为平地，在上面建起镶有飞檐搭着凉棚的大别墅。吉莉·斯提纳暗自思忖，很快特里宜兰就不再是村庄，而是变成有钱人的度假胜地了。她将来要把自己的房子留给外甥吉戴恩，已经立好了遗嘱。她现在能够清楚地看到吉戴恩了，他身上裹着温暖的外套，不安定地睡在停在米尔金家门前、上了锁的大巴后座上。

拐过犹太会堂广场时，微风吹来，她冻得瑟瑟发抖。细雨已经停了。一只空塑料袋在微风的吹拂下翻滚着，飞过她的肩膀，犹如苍白的幽灵。吉莉·斯提纳加快了脚步，从垂柳街走向墓园街。大巴司机米尔金的家就在街那头。拉海尔·弗朗科老师和她年迈的父亲佩萨赫·凯德姆住在他家对面。吉戴恩大约十二岁那年，有一次突然一个人出现在特里宜兰的姨妈家里。他和母亲吵了一架，决定离家出走。他考试没及格，母亲就把他锁在了家中。他从她的钱包里拿了些钱，从阳台逃出来，到了特里宜兰。他随身带了个小包，里面装着袜子、内裤和一两件干净的衬衣。他请求吉莉让他进屋。吉莉拥抱了他，给他弄了些午饭，把他小时候玩的那个破旧的袋鼠玩具拿给他，而后给他母亲打了电话，尽管姐妹俩关系不好。第二天，吉戴恩的母亲赶来接孩子，没跟妹妹说一句话。吉戴恩服服帖帖的，伤心地和吉莉道别，一声不吭地拖着脚步，一只手被紧紧握在盛怒的母亲的手心里。还有一次，大约是三年前，那时的吉戴恩约莫十七岁，他来姨妈这里小住，为的是在乡村的宁静与孤独中专心准备生物考试。她本想助他准备考试，可他们却像一对同谋者，没完没了地玩跳棋游戏，多数情况下是她赢。她从来不允许他战胜她。每次输了棋，他都懒洋洋地说：“我们再下一盘吧。”他们每天晚上并肩坐在沙发上，膝盖上盖着毯子，看电视里播放的影片，很晚才睡。早晨，吉莉·斯提纳到诊所上班，在厨房餐桌上给他放一些面包片、沙拉、奶酪和两只煮鸡蛋。回到家时，她发现他和衣睡在沙发上。他把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把他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午饭后，他没有准备考试，两人又一起下跳棋，一盘接一盘，几乎不说一句话。晚上，尽管开着电热器，他们还是盖着毯子并肩坐在沙发上看英国喜剧片，一起放声大笑。后来孩子回家了，尽管他几乎没有复习功课，但两天后还是通过了生物考试。吉莉·斯提纳给姐姐打电话，骗姐姐说帮他复习了功课，他准备得很充分，很用功。吉戴恩给姨妈寄了一本耶胡达·阿米亥的诗集，在扉页上感谢姨妈帮助自己准备生物考试。她回赠他一张从水塔顶俯瞰特里宜兰全景的彩图明信片。她感谢他赠书，说要是他愿意再来和她一起学习，比如说再有别的考试，不要羞于开口。他的房间永远为他留着。

四

司机米尔金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大屁股鳏夫。他已经换上了家居服，身穿一条宽大的运动裤和一件为某家公司做广告的T恤。斯提纳医生突然来敲他家的门，问他能否出来和她检查一下有没有一位乘客睡在他大巴的后排座位上，这让他十分吃惊。

米尔金是个块头大、行动笨拙的男子，乐呵呵的，待人亲切。他咧嘴笑着，露出参差不齐的大门牙，舌头有些凸出，耷拉到了下嘴唇。他猜想斯提纳医生的外甥一定是在沿路的某个车站下错了车，现在正搭车往特里宜兰赶呢。在他看来，斯提纳医生应该回家等候她的外甥。然而，他同意拿上手电筒跟她一起查看有没有乘客被困在了停在那里的大巴上。

“他肯定不在那里，斯提纳医生，但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去查查看。干吗不呢。”

“你不记得一个又高又瘦戴眼镜的年轻人，一个有点心不在焉但非常礼貌的年轻人吗？”

“我看见几个年轻小伙子上了车。我记得有个爱说爱笑的人，背着个大背包，还带着一把吉他。”

“他们都没有到特里宜兰来吗？都在中途下了车？”

“对不起，医生。我记不清了。也许你有什么灵丹妙药增强我的记忆力？我最近什么都忘。钥匙、人名、日期、钱包、文件。这样下去，我会把自己是谁也给忘了。”

他按动台阶下面的一个秘密按钮，打开大巴，费劲儿爬上车，检查每一排座位，手电筒来回晃动搅起舞动的阴影。吉莉·斯提纳跟着他上了车。他沿过道往前走，斯提纳差点撞到他宽大的后背。当来到后排座位时，他低声惊叫一声，弯腰捡起一只软绵绵的包裹，打开一看是件大衣。

“这也许是你客人的大衣？”

“我不确定。也许是吧。看着像。”

司机用手电筒照照大衣，又照了照医生的脸、她一头灰色的短发、她的方形眼镜、坚定的薄嘴唇，说年轻人可能已经上了车，但下错了站，把大衣忘在车上了。

吉莉双手抚摸着大衣，闻了闻，又让司机用手电筒照了照大衣。

“像是他的大衣。我这么认为，但不确定。”

“拿着，”司机慷慨说道，“拿到家里去。要是明天有另外一位乘客来找大衣，我毕竟知道你住在哪里。我可以开车送你回家吗，斯提纳医生？很快还会再下雨。”

吉莉对他表示感谢，说不需要，她走回家去，她已经在他休息时打扰他许久了。她走下车，司机跟在她的身后，用手电筒给她照路。她一边下车，一边穿上大衣，十分确定那就是吉戴恩的大衣。她从去年冬天就记住了那件大衣。一件毛茸茸的棕色短款大衣。她高高兴兴地穿上大衣，立刻感受到大衣上残存的小伙子的气息，不是他现在的气息，而是他小时候的，淡淡的杏仁香皂和粥糊糊的味。大衣摸上去柔软舒服，只是对她来说有些大。

她再次感谢米尔金。他再次提议开车送她回家。但她说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她转身离去。即将盈满的月亮再次钻出云层，给附近墓园的柏树梢披上一层苍白的银辉。村庄一片沉寂，只听见水塔那边传来奶牛的低吟，远方的狗报以回应，那长长的阴暗吠叫化作了长嚎。

五

但也许那不是吉戴恩的大衣？他很可能取消了行程，忘记告诉她了。也许他的病情加重，急急忙忙回了医院？她从姐姐那里得知，他在装甲部队培训学校受训期间，一颗肾被感染，在医院的肾病科住了十天院。她想去医院看他，可姐姐不让。长期以来，姐妹二人关系并不好。由于不知道外甥的病情，她十分焦急，因此在电话里让他把病历带来给她看。在做诊断时，她一概不信任别的医生。

也许他没有生病，而是上错了车，睡着了，等车开到了终点站某个陌生的小村庄时，才在黑暗中醒来，正不知该如何去往特里宜兰。她必须赶快回家。如果此时他正设法给她打电话，该怎么办？也许他已经设法来到这里，正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等她呢。他八岁时，有一次他母亲在寒假带他来到姨妈家。尽管姐妹长期不和，但姐姐还是会送他来和妹妹小住。第一天夜里，他做了个噩梦。他在黑暗中摸索着，推开姨妈的房门，爬到姨妈床上，睁大眼睛，身子因害怕而发抖：他的房间有个恶魔，恶魔咯咯笑着，冲他伸出十只长长的手臂，手上还戴着黑手套。她抚摸着他的脑袋，把他贴在自己单薄的胸前。可是孩子不接受安慰，继续发出阵发性的狂叫。于是吉莉·斯提纳决定消除造成他恐惧的因素，使劲儿把吓得呆若木鸡的孩子拽回他的卧室。孩子踢打着、挣扎着，但她并不灰心，紧紧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拉进房间。她打开电灯，告诉他，他害怕的只是一个上面挂了几件衬衣和一件毛衣的衣架。孩子不相信她，挣扎着脱身。他捶打她，她则抽了他两个嘴巴，一边一个，让他不要歇斯底里了。她立刻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把他抱在怀里，将他的脸颊贴在自己脸上，还让他带着那破旧的袋鼠和她一起睡。

第二天早晨，他似乎在想什么，可他没有提出回家。吉莉跟他说，他妈妈过两天就来接他了，夜里他可以和姨妈一起睡。吉戴恩对噩梦只字未提。当天夜里，他坚持在自己房间睡，但让她不要关他的房门，不要关掉过道里的灯。凌晨两点，他又爬到姨妈床上，浑身颤抖，躺在她的怀里。她躺在那里，再也睡不着，呼吸着她头天晚上为他洗头发时用的洗发水的淡淡气息。她知道，孩子和她之间已经建立起一种无法言说的、根深蒂固的永久联系，她爱这个孩子胜于她曾经爱过的世上任何生灵，胜于她会爱的任何人。

六

夜晚，除了聚集在垃圾箱周围的流浪猫，村外看不到一个生灵。电视播音员焦虑的声音从紧闭的百叶窗里传出。远处，有条狗汪汪直叫，似乎奉命扰乱村子的宁静。吉莉·斯提纳依旧裹在米尔金给她的那件大衣里，急急忙忙地走过犹太会堂广场，又沿着橄榄街前行，毫不迟疑地抄近路穿过纪念公园那片黑沉沉的松林。黑暗中，一只夜鸟冲她厉声啼叫，池塘里蛙声一片。此时她确信黑暗中吉戴恩正坐在她上了锁的前门台阶上等她。可那样的话，她现在穿着的大衣又怎么会落在米尔金的大巴上？也许她穿的终究是一个陌生人的大衣？她边想边加快了脚步。吉戴恩一定穿着他自己的大衣坐在那里，不知她出了什么事。走出小树林时，她吃惊地看到有个身影笔直地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动不动，衣服领子翘起。她犹豫片刻，突然壮起胆子决定上前探个究竟。只是一根掉落的树枝，斜卧在长椅上。

斯提纳医生回到家时已近九点。她打开门厅的灯，关上电热器，急急忙忙检查电话和手机里有没有留言。她把手机落在厨房的桌子上了。没有留言，不过也许有人曾经打过电话，什么也没说。吉莉拨打吉戴恩的电话，听到留言说电话无人接听。她因此决定放下自尊给特拉维夫的姐姐打电话，搞清楚吉戴恩是不是真的出了门、上了路，还是决定取消行程却没有告诉她。电话响个不停，但无人接听，只听见留言机自动说请在嘀声后留言。她犹豫了一下，决定不留言，因为她想不出该说什么：要是吉戴恩走丢了，那么他现在已经搭车或者坐出租车往这里赶，没必要让他的母亲担惊受怕。要是他决定留在家里，那他肯定会通知她的。也许他觉得，没有必要今天晚上就给她打电话，明天上午上班时再给她打电话吧。但也有可能是他的身体状况不佳，又住进了医院？也许又发烧了？出现了感染？她立刻决定不顾姐姐反对，明天下班后就去医院看他。她会到医护人员办公室，与科室领导谈话。她会要求亲自查看检查结果，得出自己的结论。

吉莉脱下大衣，借着厨房的灯光就近打量。大衣看上去很熟悉，但还是不能确定那就是吉戴恩的。颜色基本一样，但领子略有不同。她把大衣摊在桌子上，自己坐在一把椅子上（一共只有两把椅子），仔仔细细地检查。她为他们俩备好晚饭，烤鱼和烤土豆就放在烤箱里等待加热。她决定继续等待吉戴恩。与此同时，她把电热器开到小挡。电热器加热时电阻丝偶尔发出柔和的声响。她一动不动地坐了一刻钟，而后站起身走进吉戴恩的房间。床已经铺好，床尾铺了一条温暖的毛毯，床头桌上放着她为他精心挑选的报纸、杂志和书。吉莉打开小小的床头灯，把枕头弄得鼓鼓的。她立刻感到吉戴恩已经来过这里了，他睡了一晚，起床、收拾好床铺离开了，现在又剩下她一个人。就像他每次来访之后，她独自一人留在空荡荡的房子里。

她弯腰把毯子角塞进床垫，回厨房切了些面包，从冰箱里拿出黄油和奶酪，按下开水壶的按钮。水烧开后，她打开了放在餐桌上的小收音机。三个声音在争论持续不断的农业危机，粗暴地相互打断。她关上收音机看向窗外。房前的小径光线暗淡，悬在空旷街道上空的月亮正飘浮在一片片低矮的云层中。他有女朋友了，她突然想，正是这样，所以他忘了来，忘了告诉她，他终于有女朋友了，因此就没有理由再来看我了。这一想法让她内心充满近乎难以忍受的痛苦。仿佛她已经被完全掏空，只有枯萎的空壳依然作痛。实际上他并没有答应她一定要来，他只是说会尽量赶末班车，但要她不必在公交车站等他，因为他要是决定今晚来，就会自己找到她家，今晚要是不来，那么他近期会来，也许是下星期。

纵然如此，吉莉·斯提纳还是不能摆脱这些想法：吉戴恩迷路了，吉戴恩上错车了，不然就是下错车了，现在他也许独自一人被困在一个偏僻的场所，冻得瑟瑟发抖，蜷缩在铁栏杆后的铁长椅上，一边是关了门的售票厅，一边是上了锁的报摊。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来到她这里。她有责任在这一刻起身走进黑暗，寻找他，找到他，把他带回家。

大约十点，吉莉·斯提纳暗自思忖，吉戴恩今晚不会来了。她确实没什么可做的，只能把烤箱里的鱼和土豆加热，一个人吃，然后睡觉，明早七点之前起床到诊所照顾她那些烦躁不安的病人。她站起身，弯腰从烤箱里拿出鱼和土豆，扔进垃圾桶。接着她关掉电热器，坐在厨房的椅子上，摘下无框方形眼镜，哭了起来。但两三分钟后，她停止哭泣，把破旧的袋鼠埋进抽屉，从烘干机里拿出洗净的衣物。快半夜了。她把所有的衣物熨好，叠好，放好。半夜时分，她脱衣睡觉。特里宜兰开始下雨。雨整整下了一夜。

挖掘

一

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际，前国会议员佩萨赫·凯德姆和他女儿拉海尔住在梅纳什山特里宜兰村边。他是一位身材高大、脾气暴躁的驼背老人。由于驼背，他的脑袋被迫向前伸着，几乎跟身子形成了直角。他八十六岁了，皱纹纵横，青筋暴起，皮肤令人联想到橄榄树树皮。狂暴的性情使他貌似洋溢着坚定的理想与信念。他从早到晚趿拉着拖鞋在房子周围闲逛，身穿一件背心和一条土黄色的裤子，裤子过于肥大，只能用背带固定住。他始终戴一顶破旧的贝雷帽，帽子耷拉到前额，使他看上去就像退了休的坦克指挥官。他不住地咕哝：诅咒一只打不开的抽屉，咒骂把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弄混淆的新闻播音员，冲突然从海上刮来、吹散了他走廊桌上纸张的西风咆哮，朝自己嚷嚷，因为他弯腰捡纸站起身时撞到了桌角。

二十五年前，他所在的政党倒台、消失，他对此耿耿于怀，在批评反对派和政敌时毫不留情，所有这些人很久以前就已作古。年轻一代、电子产品和现代文学均令他作呕。报上只刊发淫秽下作之物。就连电视里播报天气预报的人在他眼里也像个妄自尊大、受女戏迷吹捧的男演员，一味胡说八道，不知所云。

他故意混淆或者忘记当今政治领袖的名字，就像整个世界把他遗忘了一样。然而，他什么都没有忘记。每个受到伤害时的微小细节，他都记忆犹新，并对两代半之前遭受的委屈愤愤不平。对手暴露出来的种种弱点、议会中每次具有机会主义特征的表决、委员会每个油嘴滑舌的谎言、四十五年前的同志（他倾向于把他们称作“错误同志”，有时管他那个时代的两位年轻部长叫“无望同志”和“无用同志”）带给他们的每个耻辱，他都铭记在心。

一天晚上，他和女儿拉海尔坐在走廊桌旁时，突然拿起满满一壶热茶，在空中挥动起来，怒吼道：

“他们，大家都有份儿，打造出一个多么美好的形象，本—古里安 [4] 突然背着他们去伦敦与雅博廷斯基 [5] 打情骂俏。”

女儿拉海尔说：

“佩萨赫，你要是不介意，就把茶壶放下吧。昨天你溅了我一身酸奶。一会儿你会把我们俩都给烫伤的。”

老人甚至对他的宝贝女儿怨声载道：不错，她每天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可是她不尊重他。每天早晨七点半她就把他从床上轰下来，为的是晾晒或者更换床单，因为他身上总是散发着烂乳酪的气味。她毫不犹豫地对他的体味儿说三道四。夏天她让他每天冲两次澡。每星期她给他洗两次头发，洗熨他的贝雷帽。她总是把他赶出厨房，因为他会翻抽屉，找她藏起来的巧克力；她每天只许他吃一到两块巧克力。她呵斥他，要他冲洗马桶，拉上裤子拉链。她每天三次摆放长长的一排药瓶，里面装着他必须吃的药丸和胶囊。这一切拉海尔做得一丝不苟，动作敏捷强硬，嘴唇噘起，好像她的工作便是对年迈的父亲进行再教育，改正他的坏习惯，使他最终戒掉自私与自恋的积习。

糟糕的是，早晨老人开始抱怨工人们夜里在房子下面挖掘，打扰他睡觉，好像他们白天挖不了似的，安分守己的人白天是不睡觉的。

“挖掘？谁在挖掘？”

“我还问你呢，拉海尔，是谁深更半夜在我们这儿乱挖？”

“没有人在这里乱挖，白天、晚上都没有。除非是在你的梦里。”

“他们在挖！在挖！午夜过后一两个小时，各种敲击和刮擦声就开始响起。你要是没听到，说明你睡实了。你总是像婴儿睡得那么沉。他们在地窖或地基下头挖什么呢？石油？金子？埋藏的珠宝？”

拉海尔更换了老人的安眠药，但无济于事。他继续抱怨从卧室的地板下边传来敲打声和挖掘声。

二

拉海尔·弗朗科是个寡妇。她相貌姣好，性情温和，时年四十五岁，在特里宜兰村的学校教文学课。她总是身穿优雅妩媚、色彩柔和、令人赏心悦目的宽摆女裙，配一条得体的丝巾，佩戴精致的耳环，偶尔戴一条银项链，即使在学校工作也穿高跟鞋。有些村民对她小姑娘般的体态和梳马尾辫的样子不以为然。（她那个年龄的女人！还当老师呢！一个寡妇！她打扮成那样给谁看呢？给兽医米基看吗？给她的小阿拉伯人看吗？她是要取悦谁呢？）

村庄古老而呆板，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树木繁茂，房顶上铺着红瓦，散落着一块块小农田，其中不少已经改成了商店，销售专酿小酒厂生产的葡萄酒、腌制的辣橄榄、农家奶酪、外国香料、珍稀水果或装饰品。以前的农庄建筑已经改建成艺术画廊，展示进口艺术品、非洲装饰玩具、印度家具。这些东西卖给城里来的游客。他们每周末都会开着轿车鱼贯而入，来淘那些富有创意、做工精良的物件。

拉海尔和老父亲住在村边一座孤零零的小房子里。偌大的院落毗邻当地墓园的柏树树篱。父女俩都是丧偶之人。前国会议员佩萨赫的夫人阿维吉莉多年前死于血液中毒。他们的长子艾里阿兹死于一起事故。（1949年他在红海里淹死，是第一个在红海溺水而亡的以色列人）。而拉海尔的丈夫丹尼·弗朗科在五十岁生日那天死于心脏病。

丹尼和拉海尔·弗朗科的小女儿伊法特嫁给了洛杉矶一位前程似锦的牙医。伊法特的姐姐奥丝娜特在布鲁塞尔经营钻石生意。两个女儿都跟母亲十分疏远，二人好像将父亲之死归咎于母亲。她们也都不喜欢外公，认为他骄纵、自私，脾气极坏。

有时，老人气愤之极会管拉海尔叫她母亲的名字：

“不，真的，阿维吉莉。真的让你有失身份。真丢人。”

也有很少的情况，比如生病时，他会把拉海尔和他自己的母亲辛妲弄混。辛妲是在里加 [6] 附近的一个小村庄被德国人杀害的。当拉海尔纠正他时，他会气呼呼地否认自己弄错了。

然而，拉海尔在父亲面前一次也没有错过。她恬淡地忍受他漫无边际预言性的谩骂与指责，但是每当他表现出马虎与自恋时，她会毫不留情地予以反击。要是他上完厕所忘记抬起坐垫，她会往他手里塞一块湿布，粗暴地让他回厕所做每个文明人该做的事。要是他把汤洒到裤子上，她会立即让他离开桌子，去房间把裤子换了。她不会由着他扣错衬衣扣子，或者把裤腿儿塞到袜子里走来走去。每当他在厕所里坐满四十五分钟忘了起来，或者忘了关门，她会数落他，直呼他的名字佩萨赫。她要是特别生气，就会叫他凯德姆同志。但有时，这种情况很少见，他的孤独与忧伤会让她内心深处瞬间涌起一阵痛楚，一种酷似慈母般的柔情。比如，如果他怯生生地出现在厨房门口，孩子般恳求再给他一块巧克力，她会答应他，甚至叫他爸爸。

“他们又在我们房子下面挖掘了。天快亮的时候，我听见了镐头和铁锹的声音。你没听到什么声音吗？”

“你也没有听到。你是在想象。”

“他们在我们家下头找什么呢，拉海尔？这些工人又是什么人呢？”

“也许他们在挖地铁通道。”

“开玩笑呢吧？但我没搞错，拉海尔。有人在房子下面挖掘。今天夜里我去把你叫醒，你也会听到。”

“佩萨赫，什么也听不到。没有人在这里挖地洞，也许只是因为你心里有鬼。”

三

房前贴着地砖的地面上放着把躺椅，老人每天懒散地躺在上面。要是感到焦躁不安，他就会起身像个恶灵般轻快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下到地窖里安放捕鼠器，与走廊的纱门较劲，即使纱门朝外开，也要气势汹汹地去拉，不然就是咒骂女儿的几只猫。猫一听到地上响起他的拖鞋声，就逃走了。他会从走廊走进旧农庄场院，脑袋前伸，几乎成了直角，整个人就像一把倒立的锄头，在弃置不用的孵化基地，在化肥贮藏室，在工具房里发狂地寻找某本小册子或书信，然后就忘了自己在找什么，双手拿起别人扔掉的一把锄头，开始在两座苗圃之间掘一条没用的通道，骂自己愚蠢，骂阿拉伯学生没把一堆堆枯叶清理干净。他扔掉锄头，从厨房门走进房里。在厨房里，他打开冰箱，仔细观看里面苍白的亮光，砰的一声使劲关上冰箱门，震得瓶子咔嗒作响。他一边狂暴地穿过走廊，一边自言自语，也许在谴责死去的偶像伊扎克·塔宾金 [7] 和梅厄·亚阿里 [8] ，往浴室里瞧瞧，咒骂社会主义国际，阔步走进他的卧室，接着因一股不可抗拒之力再次逛到厨房。他那戴着贝雷帽的脑袋犹如一只蓄势待发的公牛的头，在储藏柜和碗柜里寻找巧克力，呻吟。他砰地关上柜门，两撇八字白胡竖起，目不转睛地盯着厨房窗外，突然冲在树篱附近游荡的一只山羊或者山坡上一棵橄榄树挥挥拳头，接着再次敏捷惊人地从一个房间步入另一个房间，从一个柜子走向另一个柜子。他得在柜子里寻找一些重要文件，立即就找，刻不容缓。他的小眼睛滴溜溜四下观望，手指一个架子一个架子地寻找，始终对一位看不见的听众发表怨言，伴随着一长串的争论、反对、伤害与反驳。他决意今夜起床，带一只明亮的手电筒下到地窖把那些挖掘者抓住，不管他们是谁。

四

自从丹尼·弗朗科去世、奥丝娜特和伊法特相继离家出国后，父女二人没有了近亲，也没有了朋友。邻里之间不怎么抱团，相互之间没什么来往。佩萨赫·凯德姆那一代人要么已经过世，要么正在消失，但在这之前，他也没有朋友或者弟子。正是塔宾金本人逐渐将其驱逐出政党领导人的核心圈子。拉海尔学校的工作在学校就做完了。不管她在电话里预订什么，维克多·爱兹拉杂货店的年轻伙计都会给她送来，把它们搬进房里，放到厨房门边，只是陌生人很少越过墓园柏树篱旁那座魔屋的门槛。偶尔，村委会会来人让拉海尔修剪恣意生长、挡住道路的树篱，流动推销员会来推销价格不等的洗碗机或滚筒式烘干机。（老人勃然大怒：烘干机？！还电动的？！有什么用？太阳退休了吗？晾衣绳皈依宗教了吗？）有时，某位邻居，一位沉默寡言、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农民前来敲门，询问他们是否在院子里看到了他丢的狗。（狗？！在我们家院子里？！拉海尔的猫会把它给撕了！）

自从有个学生住进丹尼·弗朗科储藏工具和小鸡孵化器的小房子后，村民们有时会在树篱附近停下来，似在嗅闻空气，接着便急急忙忙赶路了。

有时文学老师拉海尔和她的父亲前国会议员会被邀请去某位老师家里参加酒会，庆祝学年结束，或者到村里某位老住户家里听客人演讲。拉海尔会满怀感激地接受邀请。她尽力前往，也许父亲也会参加一次呢。但往往是在聚会或集会就要开始前的几个小时，老人突发肺气肿，不然就是把假牙放错了地方。偶尔，拉海尔会独自去达莉娅和亚伯拉罕·列文家参加合唱晚会。达莉娅和亚伯拉罕夫妇是一对失独的教师，住在山坡上。

老人尤其讨厌村外来的三四位老师。这几位老师住在租的房子里，周末回城里的家。为了摆脱寂寞，他们当中不是这位就是那位会冷不防地来看拉海尔，借书或者还书，就某些教学或纪律问题向她请教，或者暗地里追求她。佩萨赫·凯德姆憎恶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他坚信他和女儿相依为命已经足矣。他们并不渴望陌生人不必要的来访，来访动机值得怀疑，只有魔鬼知道他们来访的真正目的。在他看来，现如今大家都为自己打算，更别说这些打算有些阴暗了。至少有某些人不做任何算计就相互喜欢或爱恋的时代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如今，他一遍又一遍地劝说女儿，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是别有用心的，只惦记着怎样从别人的餐桌上获取一些面包屑。充满幻灭的漫长人生使他懂得，人们来敲你的门，无非是为了获取利益、好处和帮助。如今一切都要算计，这种算计通常很不光彩。“我跟你说，阿维吉莉，我觉得他们都可以帮我们个忙，待在他们自己家里。他们把我们家当成什么了？城市广场？公共沙龙？学校教室？如此说来，你告诉我，我们为什么需要你那个阿拉伯孩子？”

拉海尔纠正他：

“我是拉海尔。不是阿维吉莉。”

老人立即哑口无言了。他为自己的错误感到羞愧，也许还为说过的一些话后悔。可是五分钟或十分钟后，他又说起了甜言蜜语，孩子似的使劲儿拉她的衣袖：

“拉海尔，我有点疼。”

“哪儿疼？”

“脖子疼。也许是头疼。肩膀疼。不，不是这儿疼，再往下点。这里。还有这里。对。拉海尔，你按得特别好。”

接着他又会腼腆地加一句：

“孩子，我确实爱你。真的。非常非常爱。”

又过了一会儿：

“对不起。我让你担心了。我们不会被夜晚的挖掘吓到。不管怎样，下次我会拿根铁棒下到地窖里。我不会叫醒你。我已经够麻烦你的了。甚至以前也有一些同志在背后叫我讨厌鬼。不过，关于你那个阿拉伯人，我想说——”

“佩萨赫，闭嘴！”

老人眨眨眼睛，按她说的闭上嘴巴，白胡须抖动着。两人就这样坐在走廊桌旁。晚风拂煦。她身穿牛仔裤和一件短袖上衣。他身穿用吊带固定住的宽大土黄色裤子。一个头戴破旧贝雷帽的驼背老头，有点鹰钩状的纤细鼻子，凹陷的嘴唇，但有一口洁白、年轻、完美的假牙。当他少有地露出微笑时，那牙齿就像时装模特的牙齿一样亮晶晶的。当他的胡须未因生气而竖起时，那胡须看上去洁白柔软，仿佛由棉花做成。可要是播音员惹恼了他，他瘦骨嶙峋的拳头会在桌上一锤，宣布说：

“笨蛋。那女人真是笨蛋！”

五

极偶然的情况下，学校同事、工友、本尼·阿弗尼或者兽医米基会来拜访拉海尔。老人如同蜂群炸窝一样勃然大怒，两片薄嘴唇绷得紧紧的，一副长老审讯人的架势。他迅速离开客厅，躲进他固定的观察哨所——半敞开的厨房门后。在这里，他止不住地叹息，坐在上了层油漆的小绿凳子上等待客人们消失。与此同时，他努力地听拉海尔和兽医说了些什么，用力伸出他那满是皱纹的脖子，犹如一只乌龟使劲儿去够一片生菜叶，把头摆到一个角度，以便他灵敏的耳朵离门缝更近一些。

“你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那种想法？”拉海尔问兽医。

“其实是你先开始的。”

拉海尔笑声轻脆，犹如叮当作响的玻璃酒杯。

“米基，正经点。不要玩文字游戏了。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你生气时的样子更好看。”

老人躲在暗处，诅咒二人患上口蹄病。

“你瞧这只小猫，米基，”拉海尔说，“它只有三个星期大，有时走路甚至迈不开脚，但它会设法走下台阶，最后竟像只小毛球一样滚下去，一副招人喜欢的模样，就像一个受难的小圣人，可是它已经学会藏到垫子后头，像丛林里的老虎一样盯着我看。它放平小小的身子，来回晃动，准备猛扑出去。接下来它真的扑出去了，可是算错了距离，倒在了地上。一年后，村里的母猫哪只也无法抗拒它的魅力。”

兽医声音生硬地说：“我要在那之前把它给阉割了。它也就不能迷住你了。”

老人在厨房门后咕哝着：“我也要把你给阉割了。”

拉海尔给兽医倒了一杯冷水，给他拿了些水果和饼干，而他仍旧以他随便的方式和她开着玩笑。接着她协助他逮住了需要打预防针的三四只猫。他把其中一只放进笼子里：他要把它带回自己的诊所，等送回来时，它会已经包扎好了伤口，并做了绝育手术，两天后一切就都正常了。这些得有个条件：拉海尔至少要跟他说句好听的。好听的比金钱对他来说更为重要。

“无赖！”老人在他的藏身之处嘟囔着，“披着兽医皮的狼。”

兽医米基有一辆标致牌小型卡车。老人坚持管那车叫斐济，就像斐济群岛的名字。米基把油乎乎的头发扎成了一根马尾，右耳戴了只耳环。这些均令前议员佩萨赫热血沸腾：“拉海尔，我已经警告你有一千遍了，就为了那个恶棍，再说我就——”

拉海尔一如既往打断了他的话：

“够了，佩萨赫。他毕竟是你那个党的成员。”

这些话惹得老人再次动怒：

“我那个党？我那个党多年前就完了，阿维吉莉！他们先是出卖了我那个党，而后又可耻地埋葬了我那个党！罪有应得！”

他接着发表了一通义正词严的长篇演说，攻击他死去的同志，他犯错误的同志，他带双引号的同志，“无望同志”和“无用同志”，那两个叛徒，他们之所以与他为敌，迫害他，是因为他为了原则坚持到底，而他们在高山上绿树下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原则。现在那些错误同志，还有整个政党，就剩下蛀虫和腐败了。老人最后借用了比阿里克 [9] 的一个说法，尽管他对比阿里克心存积怨：在他生命的尽头，比阿里克从一个愤怒的民族先知变成了某种外省绅士，接受了文化专员的位置，更糟糕的是在梅厄·迪赞高夫治下。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说说你那个讨厌的小无赖。那个肥胖的牛犊子。耳朵上戴耳环的牛犊子！那个牛皮大王！空话连篇！胡诌白扯！就连你的小阿拉伯人也比那个畜生文雅百倍。”

拉海尔说：“佩萨赫。”

老人沉默下来，但是心中对那个米基，对他的大屁股，还有他穿的那件印着英文“来吧，宝贝儿，让我们玩得开心”的T恤满怀厌恶。他为可怕的时代伤感，这个时代未能给人在情感、宽容与怜悯等方面留多少空间。

兽医米基每年到墓园旁边的人家来两三次，来看新出生的猫咪。他是喜欢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并使用绰号的那种人。“因此我对自己说，米基该控制自己了，否则就运作不了了。”一颗断了的门牙使他看上去像个危险的打斗者。他走路懒散但是轻快，如同猛兽。在他阴暗的灰眼睛里有时闪烁着压抑着的放荡火花。他说话时，偶尔会把手伸向身后，缓慢地移动一下卡在屁股沟里的裤子后裆。

兽医向拉海尔建议：

“我也要给住在你家狗窝里的阿拉伯学生打个疫苗吗？不用吗？”

尽管提了这个提议，他还是在学生干完活后，和他待了一会儿，甚至还赢了他一盘国际跳棋。

关于住在拉海尔·弗朗科家的阿拉伯男孩，村子里有种种流言。兽医米基希望利用与他下棋的机会，刺探出蛛丝马迹，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即使什么也发现不了，他也可以告诉村里人，阿拉伯人比拉海尔年轻二十或者二十五岁，无疑可以做她的儿子。他住在后花园的一间棚屋里，她给他配了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架——因此他是知识分子。兽医也可以向村里人说拉海尔和那个年轻人，怎么讲呢，并非彼此漠不关心。不，他没有看见他们拉手，或者诸如此类的事，可是他看到小伙子把她的衣服晾在屋后的洗衣绳上。甚至还晾她的内衣。

六

老人穿着一件背心和一条宽大的衬裤，叉开双腿站在卫生间。他又忘了锁门，又忘了在使用马桶之前抬起马桶坐垫。现在他正靠在洗脸池上，狂乱而使劲地搓洗着脸部、肩膀和脖子，像条湿漉漉的狗一样把水溅得到处都是。他在喷涌的水流下发出鼻息声和咯咯声，用力挤压他的左鼻孔，以便右鼻孔里的东西清到洗脸池里，接着他压住右鼻孔，清空左鼻孔。他清清嗓子，咳了四五下，直至把胸腔里的痰全部清空，吐到洗脸池的一侧。最后他用一条厚毛巾连续拍打身上的水珠，好像正在擦拭一口油煎锅。

擦干身子后，他穿上一件衬衣，扣错了扣子，戴上他破旧的黑色贝雷帽，犹豫着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他的脑袋向前伸着，几乎跟身体形成直角。他一声不吭地咬咬舌头。而后，他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走下地窖，寻找可泄露夜间挖掘隐情的蛛丝马迹，咒骂设法把夜晚行动痕迹全部抹去的工人。也许他们在更深的地方，在地窖的地板下，在地基里，在重土下挖掘。他从地窖走进厨房，又从厨房门出来走进院子，穿行在废弃的棚屋当中，气鼓鼓地阔步走到院子尽头。回来后，他发现拉海尔正坐在走廊桌旁埋头批改学生作业。他站在台阶上对她说：

“可另一方面，我非常讨厌我自己。你必须承认。你需要那个兽医做什么？一个讨厌鬼对你来说还不够吗？”

接着他又伤心地予以补充，提到拉海尔时使用了第三人称，仿佛她并不在场：

“我偶尔需要一小块巧克力，给我黑暗的生活带来一些甜蜜，可是她把巧克力给藏了起来，好像我是个贼。她什么也不懂。她以为我需要巧克力是因为我贪婪。错！我需要它，是因为我的身体本身不能再制造出甜蜜了。我的血液和组织里缺少糖分。她什么都不懂！她如此残酷。真是残酷！”

他走到卧室门口停下脚步，转身冲她嚷道：“这些猫只能带来疾病！跳蚤！细菌！”

七

阿拉伯学生是拉海尔丈夫丹尼·弗朗科一位老朋友的儿子。丹尼是在自己五十岁生日那天去世的。丹尼·弗朗科和阿迪勒父亲之间是什么性质的友谊？拉海尔不得而知。阿迪勒没说，也许他也不知道。

去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他出现在这里，自我介绍了一番，腼腆地询问是否可以在他们这里租间房子。换句话说，不是真正的租，也不是一间真正的房子，因为他付不起房租。两年前，顶呱呱的男人丹尼向阿迪勒的父亲提议，让他的儿子住到自家院子一间农房里，因为农场已不再运作，棚屋和外屋都空在那里。阿迪勒是来询问两年前的提议是否仍然有效。也就是说，眼下是否有间空棚屋给他住。作为回报，他愿意，比如说，给院子除草，或者帮忙做些家务。事情是这样的：他大学休学了一年，计划写一本书。是的。比较犹太村庄和阿拉伯村庄的生活，或者写学术著作，或者写长篇小说，他还没有确定，因此他需要——对他来说很合适——在特里宜兰村边住上一段日子。他小时候曾和父亲、姐妹到村里看望顶呱呱的丹尼。他记得这个村子，记得它所有的葡萄园和果园，还有梅纳什山区的风光。顶呱呱的丹尼邀请他们在这里住了整整一天，也许拉海尔还记得那次拜访？不记得了？她当然不记得，她当然没有特别的理由记住。可是他，阿迪勒，没有忘记，永远不会忘记。他一直希望有朝一日再回到特里宜兰村，回到坐落在墓园柏树旁的这座宅院。“这里是如此宁静。比我们村宁静多了。我们村已经开发得不再像个村庄了，而是一个小镇，到处是商店、加油站和满是灰尘的停车场。”特里宜兰如此漂亮，他做梦都想回来。它和平、静谧，还有某种他无法界定，但肯定可以在他要写的书中描绘出来的东西。他会描写犹太村庄和阿拉伯村庄的不同：“你们的村庄源自一个梦想，源自一个计划。我们的村庄不是来自什么，而是始终就在那里，但它们依然有某些相似之处。我们也有梦想。不，所有的比较总会有些错误。但问题是，我喜欢这里。这并没有错。我也可以腌黄瓜，做果酱。当然，如果这里需要这些东西的话。我还会粉刷房子，甚至修房顶。要是正像你们犹太人所说，你们碰巧想恢复旧日时光、想拥有几个蜂房的话，我还会养蜂。我不会吵闹，也不会制造混乱。在空闲的时间里，我会准备考试，开始写我的书。”

八

阿迪勒是个驼背男孩。他很腼腆，但爱说话，戴着一副对他来说有些过小的眼镜。那眼镜仿佛是他从某个孩子那里顺来的，不然就是他从自己的孩提时代保留下来的。眼镜由一根细绳固定，有可能模糊不清，于是他不住地用穿在破工装牛仔裤外的衬衣的衣角擦拭它。他的左半边脸有个酒窝， 给他平添了几分羞怯和孩子气。他只刮下巴和鬓角；脸部的其他地方光溜溜的，没长毛。他的鞋子对他来说有些大，过于粗糙，在灰尘覆盖的院子里留下了奇怪而吓人的脚印。他浇灌院子里的果树时，鞋子会在泥土上踩出水坑。他咬指甲，双手粗糙，通红通红的，好像是冻的。他相貌还算精致，只是下嘴唇有些厚。抽烟时，他使劲儿地抽吸烟卷，双颊塌陷，皮肤下的头颅轮廓似乎瞬间就暴露了出来。

阿迪勒戴着一顶梵高式草帽在院子里行走，露出惊异与渴望的神情。他的肩膀上总是有一层头皮屑。他抽烟时显得心不在焉：点燃一根香烟，双颊深陷，猛吸三四口，接着就在篱笆或窗台上把烟掐灭。他耳朵后总是别着一支备用烟。他抽烟很凶，但一直带有某种厌恶的神情，像是憎恨烟雾和烟草的味道，仿佛是别人在抽烟，把烟雾喷到了他的脸上。他和拉海尔的猫们也发展了某种特殊的关系：他总是用阿拉伯语和猫们展开令人尊敬的长谈，总是声音低沉，似乎在向它们讲述秘密。

前国会议员佩萨赫·凯德姆不喜欢这个学生。老人说：“他恨我们，却把他的恨隐藏在谄媚之下。他们都恨我们。他们岂能不恨我们呢？我要是处在他们的位置，也会恨我们。实际上，即使不在他们的位置，我也恨我们。相信我，拉海尔，你要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观察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只配得到憎恨和蔑视。也许还会得到一点同情。但是那同情不会来自阿拉伯人。阿拉伯人自己就需要世界上所有的同情。”

佩萨赫·凯德姆说：“只有魔鬼知道这个不是学生的学生来我们这里干吗。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学生？你在收留他之前看过他的证明吗？你读过他的文章吗？你对他进行过笔头或口头测试吗？谁敢说他不是夜复一夜地在房子下面挖掘的那个人呢？他在寻找什么，某种文件，或者古老的证据，证明这产业归他祖先所有？也许他来这里就是为了图谋提出某种回归权，以奥斯曼时期或十字军东征时期居住在这儿的某位祖父或曾祖父之名，强烈索求土地和房屋的所有权。首先，他作为不请自来的客人住到了这里。我们与他是房东与佃客的关系。他在地基下挖掘，直至墙壁开始摇晃。接着他会索要某种权利，分配财产，即祖先的权利。直至你和我，拉海尔，突然发现我们流落街头了。走廊里苍蝇又没完没了地飞，我屋子里也有苍蝇。阿维吉莉，是你那些猫招来的苍蝇。无论如何，你的猫霸占了整座房子。你的猫，你的兽医，还有你那野蛮的阿拉伯人。我们怎么办，拉海尔？我们是谁，请你告诉我好吗？不说？那好，那么我来告诉你，我亲爱的，我们是转瞬即逝的影子。这就是我们。转瞬即逝的影子，就像刚刚过去的昨天。”

拉海尔让他闭嘴。

可过了一会儿，她又心疼他，伸手从围裙兜里拿出两块裹在锡纸里的巧克力。“拿着，爸爸。拿着。吃吧。只是让我休息一下。”

九丹尼·弗朗科死于他的五十岁生日那天。他是个多愁善感的男人，很容易痛哭流涕。他在婚礼上哭泣，在村文化厅看电影时抽噎。他脖子上的皮肉打着褶耷拉下来，像火鸡脖子。他在发希伯来语字母“瑞什”这个喉音时软绵绵的，似乎带有法国口音，虽然他基本上不懂法语。他身材粗壮，肩宽背厚，但两条腿却十分瘦长，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两根棍子支着个衣柜。他习惯与跟他说话的人拥抱，即使对方是陌生人。他会拍拍人家的肩膀、胸脯、肋骨之间、脖颈背。他也拍打自己的大腿，或者朝你的肚子深情地打上一拳。

要是有人夸他的小牛长得肥壮，称赞他煎的鸡蛋饼或者从他房间里看到的美丽落日，他的眼睛就会立即湿润，充满了对赞美之词的感激。

谈论任何话题——无论是小牛肥育的未来、政府政策、女人的心，还是拖拉机的发动机——在滔滔不绝的话语之下，总会喷涌出汩汩不需任何借口或联系的喜悦。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在他一头栽倒在地、死于心脏病前的十分钟左右，他还站在篱笆旁边与约西·沙宣和阿里耶·蔡尔尼克聊天。他和拉海尔多数情况下处于一种停火状态。夫妻一起生活多年后，冲突、伤害和小别已经教会双方要小心举步，给打上标记的雷区留下宽广的回旋余地，这样的停火状态非常常见。从外部看，这样谨慎的日常生活近似于在漫长的壕堑战中，在相距数码、彼此对峙的军队之间形成的相互屈从，甚至给冷静的同志情谊留下了空间。

这是丹尼·弗朗科吃苹果的样子：把苹果在手里转一会儿，仔细观察，直至找到准确的下口处；接着他会再次盯着受伤的苹果，发动进攻，此次是在另外一个切入点。

他去世后，拉海尔不再经营农场。她关闭了鸡舍，卖掉了小牛，把孵化室变成了贮藏室。拉海尔继续浇灌丹尼·弗朗科在院子边种植的苹果树、杏树、两棵被灰尘覆盖的无花果树、两棵石榴树和一棵橄榄树。但是她不去修剪攀附在墙壁上的老匍匐植物，这些匍匐植物覆盖了屋顶，遮蔽了走廊。

废弃的牲口棚和外屋满是杂物与灰尘。拉海尔卖掉了斜坡下土地的租赁权，卖掉了废弃农场用水配额的租赁权。她也卖掉了她父母在科里亚特提翁的家，把她难以驾驭的父亲接进家门。在卖掉这些产业的过程中，她在一家生产药品与健康食品的小公司给自己购买了一套投资组合和不参与经营的合伙人身份。公司按月付她报酬。此外她还有在特里宜兰担任文学教师的收入。

十

丹尼死后，农场院子里杂草丛生。阿迪勒尽管身体羸弱，肩膀单薄，却承担起了除草任务。他还主动提议照管前面小径旁边的一小块菜田，修剪并浇灌难以控制的树篱，料理房前的夹竹桃、玫瑰和天竺葵，清扫地窖，包揽了大部分家务，擦洗地板，晾晒，熨烫衣服，清洗碗碟。他甚至重新启用了丹尼·弗朗科的小木工房：设法给电锯上了油，将其磨快，使其重新运作。拉海尔给他买了一把新夹钳，换掉旧的，还买了一些原木、钉子、螺丝和木匠用胶。他抽空给她做了几个架子和小凳子，逐渐更换了篱笆柱，甚至移开了破旧的大门，装上了新门，把门漆成了绿色。那是装有弹簧的轻型双门，两块铰链板在你身后来回晃动几次再轻轻自动合拢，不是啪的一声就关上。

在漫长的夏日夜晚，学生独自一人坐在以前的孵化场、而今他的棚屋的台阶上抽烟，膝头放着一本没有打开的书。书上放着个笔记本，他在上面写着什么。在棚屋里，拉海尔给他配了一个铁床架和一张旧床垫、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一只电热锅、一台小冰箱。阿迪勒在小冰箱里放了些蔬菜、奶酪、鸡蛋和牛奶。他在台阶上一直坐到十点或十点半。昏黄的灯光下，他的黑脑袋周围飘着一圈金色的锯末云。他那年轻小伙子的汗味与木匠用胶那令人眩晕的强烈气味混杂在了一起。

有时他会在日落后坐在那里，在暮霭中或月光下吹奏口琴。

见此情景，走廊里的老人嘟囔道：“他又在那里用他东方式的哭诉来倾诉衷肠呢。也许是某支思念我们土地的歌。他们永远也不会放弃的。”

他只会五六支曲子，但他总是乐此不疲地反复吹奏。有时他会停止吹奏，纹丝不动地坐在最高一层的台阶上，倚靠在棚屋的一侧，陷入沉思，或者打盹。大约十一点钟，他会起身走进房子。直到拉海尔和她父亲关掉床头灯睡觉，他床上方的灯才会熄灭。

“凌晨两点，挖掘之声再度响起，”老人说，“我出去看了看小阿拉伯人的灯光是否还亮着。看不到灯光。他可能关灯睡觉了，但也可能关灯去挖我们的地基了。”

阿迪勒自己做饭：黑面包夹西红柿片、橄榄、黄瓜、洋葱和青椒，再加几片咸奶酪或沙丁鱼，煮鸡蛋，用大蒜和西红柿酱烧西葫芦或茄子，还有他喜欢的饮料。饮料是他用一只烟熏火燎的锡皮壶酿制的：开水和蜂蜜，加上些鼠尾草叶、丁香或玫瑰花瓣调味儿。

拉海尔不只一次地从走廊观察他。只见他坐在平时坐的那级台阶上，背靠棚屋一侧，膝盖上放着笔记本，写写，停停，想想，再写几个字，再次停下，思考，再写下一两行，起身绕着院子慢慢踱步，把一个洒水器关上，喂猫，或者给鸽子撒下一捧蜀黍。他还在院边盖了个鸽房。最后他又坐回台阶上，一支接一支地吹奏那五六支曲子。他的口琴发出令人心碎、满蕴忧伤的悠长曲调。接着他用衬衣下摆仔细地擦口琴，把它塞进胸前的衣兜里，然后又低头去看笔记本。

拉海尔·弗朗科晚上也写东西。每周三四次，她会和老父亲面对面坐在走廊上铺着印花油布的桌子旁。而那个夏天，他们几乎每天如此。老人不停地说话，而拉海尔经常噘起嘴唇，写下他的回忆。

十一

“关于伊扎克·塔宾金，”佩萨赫·凯德姆说，“你最好什么也不要问我。”（她并没有问。）“塔宾金上了年纪之后，决定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哈西德派拉比 [10] ：他把胡子留长到膝盖，开始颁布拉比行为规范。但关于他，我一个字都不想说。无论好歹。他是个大狂人，相信我，也是教条主义者。一个冷酷、专横的人。甚至虐待他的老婆、孩子多年。可他与我何干呢？我对他没什么可说的。即使你打我一顿，你也不会从我这里听到关于塔宾金的半个不字。也听不到半个好字。请记下：佩萨赫·凯德姆对于他和塔宾金在1952年的大分裂选择保持沉默。你记下来了吗？一字也不差？然后加上：从伦理角度说，锡安工人运动 [11] 比青年劳动者 [12] 至少低两三个层次。不。请你把它删了。请你再写上：佩萨赫·凯德姆不再找任何理由介入锡安工人运动组织与青年劳动者组织的论争。一切都过去了，已经解决了。历史证明他们都错了，向所有既非狂热者也非教条主义者的人证明，在那场论争中他们究竟错得有多离谱，而我是多么的正确。我说这话带着应有的谦虚，完全客观：我是对的，他们都犯了错误。不，删去犯了错误。写上违法乱纪。他们气势汹汹、毫无根据地指控我，各种恶语相向，在违法乱纪之上又加上了邪恶。但是历史本身客观、现实的发展证明他们怎样错待了我。最厉害的违法乱纪之徒乃为‘无望先生’和‘无用先生’，塔宾金的爪牙。句号。时过境迁。我年轻时喜欢他们二位。在塔宾金先生成为拉比之前，我甚至也喜欢过他。他们也有些喜欢我。我们梦想着改进自己，梦想着改进整个世界。我们喜欢山丘和幽谷，甚至也有些喜欢荒野。我们说到哪儿了，拉海尔？我们怎么说到这了？在这之前我们说什么来着？”

“我想是塔宾金的胡子。”

她给他倒了一杯可口可乐。他最近变得特别爱喝可乐，用可乐代替了茶水和柠檬汁。只是他坚持管可乐叫作可口可口。无论女儿怎么说，他就是改不过来。他说锡安工人运动与青年劳动者两个组织的名称时，甚至说他自己的名字时，带有明显的意第绪语口音。他坚持把可乐放上一会儿，泡沫消失后，才把杯子举向干裂的嘴唇。

“你那个学生怎么样？”老人突然问，“你觉得呢？他是反犹主义者，对吧？”

“你为什么这么说？他怎么你了？”

“没怎么。他只是不怎么喜欢我们。就是这样。他干吗要喜欢我们呢？”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我自己也不怎么喜欢我们。没有任何理由。”

“佩萨赫，冷静点。阿迪勒住在这里给我们干活。就是这样。他用劳动换取在这里居住的权利。”

“错！”老人咆哮道，“他不是给我们干活，他是替我们干活！因此他夜里在房子下面挖掘，在地基或者地窖里挖掘。”

他接着又说开了。

“请把这话删了。什么都不要写。我说阿拉伯人的坏话，还有说塔宾金的坏话都不要写。在他人生的最后岁月，塔宾金完全老糊涂了。顺便说一句，”他补充道，“就连他的名字也是错的。傻子让塔宾金这个名字弄得神魂颠倒，塔——宾——金——三只无产阶级铁拳砸下去！就像夏——利亚——宾！就像布尔——加——宁元帅！但实际上，他原来的名字只是塔伊宾金德，伊奇拉·塔伊宾金德。听上去就像信鸽之子！但是那个小小的信鸽之子却想成为莫洛托夫！想成为斯大林！想成为希伯来语的列宁。不，我根本就不在乎他。我一个字都不说他，不管好歹。一个字也不说。阿维吉莉，记下来：佩萨赫·凯德姆对有关塔宾金的话题总是保持沉默。对牛弹琴。”

蠓虫、飞蛾、蚊子和盲蛛在走廊电灯周围活动。远处，从山丘、果园和葡萄园方向传来一只绝望的胡狼的嚎叫。对面阿迪勒的棚屋前亮着一盏昏黄的灯。阿迪勒慢慢地从台阶上站起身，伸伸懒腰，用一块布擦擦他的口琴，深深地吸了几口气，似乎正努力将整个夜空吸进他狭窄的胸膛。他走进屋子。蟋蟀、青蛙和洒水器唧唧呱呱作响，似乎在回应远方的胡狼，又与附近黑沉沉的河谷方向传来的胡狼合唱交织在一起。

拉海尔说：“很晚了。我们也许也该打住了。进屋吧？”

父亲说：“他在我们的房子下头挖洞呢，因为他不喜欢我们。他干吗要喜欢呢？为什么？为我们所有的恶行？为我们的残酷和狂妄？还为我们的伪善？”

“谁不喜欢我们？”

“他，那个非犹太人。”

“爸爸，够了。他有名字。请说他的名字。你在谈论他时，自己就像个反犹主义者。”

“最后的反犹主义者还没有出生呢。永远不会有终结。”

“上床睡觉吧，佩萨赫。”

“我也不喜欢他。一点也不喜欢。我不喜欢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一切，也不喜欢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我当然不喜欢他们要对我们做的事，也不喜欢他们看待我们的方式，那种饥饿的、嘲笑的方式。他看你时目光透着饥饿，看我时带着蔑视。”

“晚安。我睡觉去了。”

“我不喜欢他又怎么啦？不管怎样，谁都不喜欢谁。”

“晚安。睡前别忘吃药。”

“很久很久以前，人们之间或许多多少少有些爱。并非所有的人。不是很多人。不是永远这样。只是多多少少相互之间有点爱。可现在呢？这些日子？现在人心已死。都结束了。”

“有蚊子，爸爸。请把门关上吧。”

“为什么人心已死？也许你知道？不知道？”

十二

夜晚，两点或两点半，老人再次被敲击声、抓挠声和挖掘声惊醒。他从床上爬起来（他睡觉时总是穿着长内衣），去摸他特地准备的手电筒以及他在某个棚屋里找到的铁棍，就像个瞎眼乞丐，双脚在黑暗中摸索他的拖鞋。绝望地放弃这一切后，他赤着脚轻轻来到走廊，用一只颤抖的手抚摸墙壁和家具，脑袋以特有的直角向前伸着。最后他找到了地窖的门，往自己这边拉，但是地窖门要往里推才可以打开，而不是拉。铁棍从他的手中滑落，掉在他的脚上，又落到地上。那沉闷的金属铿锵声响虽然没有吵醒拉海尔，但确实压住了挖掘声。

老人打开手电筒开关，哼哼着弯腰捡起铁棍。他那弯曲的身体在走廊的墙壁上、地板上和厨房门上投下三四个扭曲的身影。

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胳膊下夹着铁棍，一只手拿着手电筒，另一只手用力拉地窖门，努力地去听，但是一切陷于沉寂，只有断断续续传来的蝉和青蛙的叫声。他重新考虑了一下，决定回到床上去，第二天夜里再试。

黎明之际，他再度醒来，坐在床上，但是他没有伸手去拿手电筒和铁棍，因为此时黑夜寂静无声。佩萨赫·凯德姆在床上坐了一会儿，凝神倾听那一片宁静。就连蝉也停止了叫声。只有轻风吹拂墓园边上的柏树梢发出的声音，微弱得他几乎无法听到。他蜷起身子再次睡着了。

十三

第二天早晨出门去学校之前，拉海尔走到屋外，从晾衣绳上取下老人的裤子。阿迪勒正在鸽房旁边等她。他戴着一副对他来说有些太小的眼镜和梵高式的草帽，脸颊上挂着腼腆的微笑，露出个酒窝。

“拉海尔，抱歉，就一小会儿。”

“早上好，阿迪勒。今天别忘了把路边那块变形的铺路石修好。会绊着人的。”

“好的，拉海尔。但我想问你夜里发生了什么事？”

“夜里？夜里怎么啦？”

“我想你也许知道。夜里有人在院子里干活吗？”

“干活？夜里？”

“你什么也没听到吗？夜里两点钟？响动？挖掘声？你一定睡得很沉。”

“什么响动？”

“地底下的响动，拉海尔。”

“你在做梦吧，阿迪勒？谁会深更半夜来你屋底下挖掘？”

“我不知道。我想你也许会知道。”

“你在做梦吧。记得今天把石板修好，在佩萨赫没被绊倒之前。”

“我在想，也许是你父亲夜里在院子里溜达？也许他睡不着觉？也许他起了床，拿把铁锹，开始挖掘？”

“别胡说八道，阿迪勒。没有人挖掘。你是在做梦。”

她拿着从晾衣绳上取下的衣服往屋里走。那个学生原地站了一会儿，望着她的背影。他摘下眼镜，用衬衣角擦了擦。接着他穿着笨重的大鞋走向柏树，来到拉海尔养的一只猫前，弯下腰身，用阿拉伯语满怀敬意地跟它说了几句话，好像现在二者肩负着某种新的、严肃的责任。

十四

学年已经接近尾声。夏天越来越热。正午时分，苍白的蓝光变成耀眼的白光，悬浮在屋子上方，压迫着花园、果园、炽热的马口铁棚屋以及关得严严实实的木质百叶窗。小山那边吹来干热的风。村民们白天待在屋里，只有黄昏时分才出门来到走廊或露台上。晚上潮湿闷热。拉海尔和她的父亲睡觉时敞着窗子和百叶窗。夜晚，远方的犬吠引得洼地那边的一群胡狼哀嚎。山那边传来隐隐约约的枪声。蝉和青蛙齐鸣，令夜晚的空气愈加沉闷与单调。午夜时分，阿迪勒出门关掉了洒水器。由于热得睡不着觉，他摸黑坐在台阶上抽了几口烟。

有时拉海尔对父亲，对房子和院子，对令人沮丧的村庄，对自己把生命耗费在无精打采的学生身上、耗费在没完没了提要求的父亲身上的生存方式充满愤怒，她失去了耐心。她还要在这里被困多久？有朝一日，她会起身离去，雇人照顾她的父亲，留下学生照顾院子和房子。她可以回到大学，最终完成论伊兹哈尔与卡哈娜—卡蒙创作中的阐释与启示瞬间的论文。她可以和老朋友恢复联系，到外地旅行，可以去看在布鲁塞尔的奥丝娜特、在美国的伊法特。她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整个改观。有时她会胡思乱想，想到老人可能沦为某些家庭悲剧（如摔跤、触电、煤气中毒）的受害者，就会惊魂不定。

每天晚上，拉海尔·弗朗科与前议员佩萨赫·凯德姆都会坐在走廊上，那里装有一台带延长线的电风扇。拉海尔忙着批改作业，而老人匆匆翻阅一些杂志和小册子，来来回回翻着纸页，嘟嘟囔囔，怨声载道，信誓旦旦，诅咒那些头脑发热的人和傻瓜笨蛋，不然就是满怀自我憎恨，称自己为残酷的暴君，打定主意要取得兽医米基的谅解：我为什么要嘲弄他？我上星期为什么要把他从家里赶出去？毕竟，他至少是凭良心工作。我自己也可以当一名兽医，而不是党棍，那样一来我就可以给世界带来一些好处。我有时也许可以设法减少一下周围的痛苦。

有时老人张着嘴打瞌睡，打呼噜，白胡须微微抖动，仿佛被赋予了秘密的生命。拉海尔批改完作业，会拿起一个棕色的笔记本记下她父亲讲述的主要帮派与B组之间的争斗，或者记下他描述的他在大分裂中所处的位置，他有多么正确，各种假先知是多么错误，要是两方面都听他的话，结果会有多么的不同。

他们没有讨论夜里的挖掘声。老人已打定主意抓住那个双手沾满鲜血的邪恶家伙，而拉海尔却对困扰父亲与阿迪勒的夜晚做出了进一步解释：前者是半个聋子，听到的只是自己脑子里的噪音；而后者是个紧张兮兮，甚至有点神经质的年轻人，拥有极度发达的想象力。拉海尔想，可能是后半夜从某个邻居家传来的隐隐约约的声音。或许他们在挤牛奶，挤奶器的声音与奶牛经过时人们开关铁门的声音混在一起，在这备受压抑的夏夜，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有人在挖掘。也许他们在睡觉时听到了房下陈旧的老排水管道发出的声音。

一天早晨，阿迪勒正在拉海尔卧室里熨衣服，老人突然朝他扑了过去，脑袋朝前形成一个直角，就像一头积蓄力量的公牛。他开始审问他：

“那你是个学生，对吗？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学生？”

阿迪勒回答：

“我是学艺术的学生。”

佩萨赫·凯德姆说：

“艺术，什么样的艺术？胡说八道的艺术？欺骗的艺术？黑暗的艺术？如果你真是一位学艺术的学生，不介意的话就告诉我：你在这里干什么，怎么不去上大学？”

“我休学了一段时间。我正打算写一本关于你们的书。”

“关于我们？”

“关于你们，也关于我们。做比较。”

“比较，什么类型的比较？通过比较说明我们是掠夺者，你们是被掠夺者？展示我们的丑恶嘴脸？”

“不完全是丑恶。也许比较不幸。”

“那你的嘴脸呢？不是也不幸吗？漂亮吗？不谴责吗？神圣而纯净的嘴脸？”

“我们也不幸。”

“那我们之间没什么区别喽？如果没有区别，那你坐在这里写什么比较呢？”

“有一些区别。”

“什么区别？”

阿迪勒熟练地把正在熨烫的罩衣叠好，小心地放在床上，又往熨衣板上放了另一件衣服，用瓶子往上面洒了些水，开始熨烫起来。

“我们的不幸一部分来源于我们的错，一部分来源于你们的错。但是你们的不幸源自你们的灵魂。”

“我们的灵魂？”

“或者源自你们的内心。很难说清楚。源自你们自己。来自内部。不幸。来自你们的内心深处。”

“请告诉我，阿迪勒同志，阿拉伯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吹口琴的？”

“我的一位朋友教我的。一个俄国的朋友。一个女孩子送给我的礼物。”

“你为什么总是吹忧伤的曲调？你在这里痛苦吗？”

“是这样：你无论什么时候吹口琴，从远处听，总是很忧伤。就像你，从远处看，也非常忧伤。”

“那从近处看呢？”

“从近处看，你就像一个愤怒的人。请原谅，我已经熨完了衣服，现在要去喂鸽子了。”

“阿迪勒先生。”

“什么事？”

“请告诉我，你为什么夜里在地窖下面挖掘？就是你，对吧？你想在那里找什么？”

“什么？夜里你也听到响动了？拉海尔怎么听不到呢？她没听到响动，认为没有这回事。她也不相信你吗？”

十五

拉海尔既不相信她父亲的夜间想象，也不相信阿迪勒的梦。他们听到的也许是某位邻居家的农场传来的挤牛奶的声音，或是部队夜晚在山坡的农田里进行调动。他们在想象中把这些声音转化成了挖掘声。然而，她决定某天夜里不睡觉等到黎明时分，用自己的耳朵倾听。

与此同时，学期将近尾声。高年级的学生忙于焦虑不安的复习考试。中年级的学生纪律愈加松散：学生上课迟到，有些还找各种借口缺席。就拉海尔而言，一些班级出勤率不佳，秩序混乱，她自己教最后几课时也颇为消沉。有那么几次，她让学生提前一刻钟下课，早早地把他们送去操场。有那么一两次，她应特殊要求，同意把授课改为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做自由讨论。

星期六，村子里的狭窄小巷到处是观光者的车辆。他们把车停在篱笆之间，挡住了进门的入口。一群群四处寻觅便宜货的人蜂拥走向自制奶酪的货摊，香料店和精品葡萄酒作坊，出售印度家具、缅甸和巴格达装饰品的场院，售卖东方小毛毯和地毯的小店以及艺术画廊。村里的一些农业活动逐渐被抛弃，然而有些农场仍然在续肥小牛，孵化小鸡，或在大棚里种植室内盆栽植物，山坡上依旧覆盖着葡萄藤和果树。

每当拉海尔轻盈地走在通向学校的路上或回家时，人们都看着她，为她置身于年迈的议员父亲与阿拉伯青年人之间的奇怪生活方式感到惊讶。其他农场也雇用工人——泰国人、罗马尼亚人、阿拉伯人和中国人，可是拉海尔·弗朗科的农场里什么也不种，任何装饰品或艺术品也不做。那么她为什么需要这个阿拉伯工人呢？还是个知识分子？是大学生？兽医米基和阿拉伯工人下国际跳棋，说他是某种学生？或者书虫？

有人说这，有人说那。兽医本人声称他亲眼看见阿拉伯男孩熨烫并叠好她的内衣，这个男孩不仅可以在院子里随意走动，实际上还可以在房间里走动，就像家庭成员。老人和他谈论劳工运动中的分裂；阿拉伯人和所有的猫崽聊天，翻修屋顶，每天晚上表演口琴独奏。

村民们深情地回忆起在五十岁生日时死于心脏病的丹尼·弗朗科。他体格粗壮，肩膀宽阔，但两条腿却像火柴棍。他是个心地善良的男人，对别人满怀深情，而且不会为此不好意思。在去世的那天早晨，他哭了，因为农场里的一头小牛犊快要死了，或者因为一只猫产下了两只夭折的猫崽。中午他的心脏不行了，仰面瘫倒在肥料库外。拉海尔在那里找到他时，他脸上露出吃惊的愤怒，好像他在部队上没来由地被赶出了某门课的课堂。刚开始，拉海尔没明白他为什么大中午躺在棚屋旁边的地上打盹儿。她冲他大喊：“丹尼，你怎么啦？快起来，别像个小孩子似的。”只有当她抓住他的双手想帮他起来时，她才意识到他双手冰凉。她弯下腰身，嘴对嘴帮他做人工呼吸；她甚至打他的嘴巴。随后她冲进屋里，给村卫生所打电话叫吉莉·斯提纳医生。她声音颤抖，两眼冒火，十分后悔没来由地打他嘴巴。

十六

那是个闷热潮湿的夜晚。花园里的树木笼罩在潮湿的雾气中，就连星星也似乎被淹没在了肮脏的棉絮里。拉海尔·弗朗科和她的老父亲坐在走廊上。她正在看一本描写特拉维夫某居住区居民的长篇小说。老人把他黑色的军事贝雷帽拉到了前额，宽大的土黄色裤子用背带固定住；他一边翻阅着《国土报》增刊，一边愤怒地夸夸其谈。“可怜的人，”他咕哝道，“他们确实运气不好，孤独直入骨髓。他们在母亲的子宫里就被抛弃了，没人可以容忍他们。大家形同陌路。就连天上的星星也彼此形同陌路。”

三十米开外，阿迪勒坐在棚屋的最高级台阶上，一边抽烟，一边平静地修理一把弹簧松弛的剪枝剪刀。两只小猫卧在走廊低矮的挡墙上，有点像在发情期。从朦胧的夜晚深处传来洒水器里的咕咕水声，还有蟋蟀刺耳的长鸣。一只夜鸟不时发出厉声的尖叫。在遥远的农家场院，犬声阵阵，声音有时化作令人心碎的哀嚎，偶尔呼应着山坡果园那边一只孤独的胡狼的悲鸣。拉海尔从书上抬起眼帘，与其说对父亲，不如说对自己说：

“我有时忽然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这里做什么。”

老人说：

“当然。我知道我是你的负担。”

“我不是说你，佩萨赫。我是说我自己的生活。你干吗立刻就把事情往自己身上揽呢？”

“那么请你去吧，去吧，”老人咯咯笑着，“去给你自己寻找新生活吧。我和小阿拉伯人待在这里照管花园和房子。直到房子坍塌。它在我们头顶上突然坍塌的时日已经不远了。”

“坍塌？直到什么坍塌？”

“房子。那些挖掘者正在下面挖通道呢。”

“没有人挖掘。我去给你买些耳塞，这样你夜里就不会醒了。”

阿迪勒放下剪枝剪刀，掐灭烟头，拿出口琴，吹了几个踟蹰的音符，好像无法决定要吹哪支曲子，或者是在模仿从果园方向传来的一只胡狼的绝望哀嚎。胡狼真的像是从黑暗中予以回应。一架飞机在村庄上空高高地飞翔，尾灯一闪一闪的。令人窒息的空气潮湿，闷热，稠密，几乎凝固了。

老人说：

“优美的旋律，令人心碎。让人想起人与人之间依然有些短暂情感的日子。如今吹奏那样的曲调就没有意义了，不合时宜了，因为再没有人关心这些了。一切都结束了。现在我们的心被阻隔，一切的感情都已死掉。除了带有个人兴趣的动机之外，无人归附他人。还剩下什么？也许只有这忧郁的曲调善意提醒我们经历了心灵毁灭。”

拉海尔倒了三杯柠檬汽水，叫阿迪勒过来和他们一起坐在走廊里。老人要可口可乐，但此次没有坚持。阿迪勒走过来。他那副小男孩眼镜挂在绕在脖子上的细绳上。他坐在一旁的低矮石墙上。拉海尔请他为他们吹奏。阿迪勒犹豫了一下，选了一首俄罗斯曲子，充满了渴望与忧伤。他在海法大学的朋友教会了他这些俄罗斯曲子。老人不再咕哝，将他动作迟缓的脖子伸成直角，像在尽量把他那只好耳朵靠近音乐吹来的地方。接着他叹了口气说：

“见鬼去吧。真遗憾。”

可是这次他没有解释遗憾什么。

十一点十分，拉海尔说觉得累了，问了问阿迪勒第二天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关于锯掉树枝或漆长凳的事。阿迪勒声音温柔地答应下来，问了她两个问题。拉海尔一一作答。老人叠他的报纸：两折，四折，八折，直至折成一个小方块。拉海尔站在那里收拾装水果和饼干的盘子，但留下了杯子和水瓶。她告诉父亲别睡得太晚，提醒阿迪勒离开时把灯关掉。接着她向二人道过晚安，跨过睡着的两只猫，走进房门。老人点了几次头，在她身后冲夜空而不是冲阿迪勒小声嘟囔：

“啊，对的。她需要改变。我们把她搞得筋疲力尽了。”

十七

拉海尔走进她的卧室，先是打开顶灯，然后打开床头灯。她在敞开的窗前站立片刻。夜晚的空气又热又闷。星星四周飘着一团团烟雾。蟋蟀扯着嗓子大叫。洒水器唰唰作响。她听到山上胡狼们的叫声，还有院子里狗的狂吠回应。她转身背对窗子，没有关窗，脱下衣裙，挠挠痒。脱光衣服后，她穿上短款的印花棉质睡衣。她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喝了几口。她上了厕所，回来时在床边站了一会儿。她可以听见老人在走廊上气冲冲地跟阿迪勒说话，阿迪勒则声音温柔，简短地回应。她无法听清他们在说什么。她不知道老人此次想从年轻人那里得到什么，也不知道年轻人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一只蚊子在她耳边嗡嗡叫。还有一只飞蛾在她的床头灯旁来回扑闪，撞到了灯泡上。她突然为自己伤心起来，为在无目的、无意义中悠悠而逝的岁月伤心。学年就要结束了，继之将是夏日，继之另一年将会开始，与正在结束的这一年毫无二致。又是批改作业，又是员工会议，又是兽医米基。

拉海尔打开电风扇，钻到被单下面。可她不觉得累，相反，她觉得非常清醒。她从床头桌上的瓶子里倒了一些水，喝了下去，不安地转身，把一只枕头夹在双腿中间，又翻了一个身。一声微弱、几乎听不到的摩擦声使她坐起身来。她拧亮旁边的床头灯。现在除了蟋蟀、青蛙、洒水器和远方的狗叫，她听不到任何声响。她把灯关了，掀开被单，平躺在床上。接着又有什么东西开始摩擦了，像是钉子刮擦地砖的声音。

拉海尔开灯下床。她检查了百叶窗，但百叶窗是开着的，固定得结结实实。她又检查了窗帘，以防声音是从那里传出来的，还检查了厕所门，但是没有风。连微风也没有。她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但是什么声音也听不到。可等她回到床上，盖上被单，关掉电灯，摩擦声即刻又响起。房间里有老鼠吗？难以想象，因为房间里群猫横行。此刻，她想象着有人用利器在她床下抓挠地板。她一动不动，屏住呼吸，仔细去听：现在抓挠声中穿插着微弱的敲击或拍打声。她再次拧亮床头灯，双膝、双手着地俯身往床下看：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灰尘球和纸屑。拉海尔没有回到床上，而是打开屋顶灯，警觉地站在房间中央。现在，即使开着灯，她也可以听见摩擦声和抓挠声。她认定有人，也许是阿迪勒，也许更像她家那个可怕的老人，正猫腰站在她的窗外，故意挠墙，轻轻地敲墙呢。二人的神志都不怎么正常。她从衣柜旁边的架子上拿起手电筒，准备到房子后面走上一遭。也许应该下到地窖里？

首先，她到外面走廊查看他们之中哪个没有坐在那里，就知道谁可疑了。可是走廊漆黑一片，老人的窗子也是黑的。阿迪勒的棚屋也黑着灯。拉海尔穿着拖鞋和睡衣，从走廊来到房子旁边，在支撑房子的柱子之间猫着腰，用手电筒照着脚下。手电筒子照亮了布满灰尘的蜘蛛网，惊动了一只昆虫，它急忙逃到黑暗深处。她挺直腰身站在那里，夜色深沉，四周岑寂。她家院子与墓园之间的一排排柏树纹丝不动。就连蟋蟀与狗也在片刻间陷于寂静。黑暗浓重而压抑，热气沉重地笼罩着一切。拉海尔·弗朗科独自站在暗淡星光下的黑暗中，颤抖不已。

迷失

一

昨天，我接到爱勒达德·鲁宾的遗孀芭提雅·鲁宾打来的电话。她没有客套，上来便询问是否在和房地产经纪人约西·沙宣说话。我回答说：“乐意为您效劳，女士。”她说：“我们谈谈吧。”

我对坐落在塔尔帕特（1929）大街的鲁宾家的住宅觊觎已久。住宅位于拓荒者花园之后，我们称其为“废墟”。那是一座老宅，建于一百多年前，村子落成后不久。两旁的其他一些老住宅，如维林斯基住宅和施姆艾利住宅，已被拆掉，几层高的别墅在原处拔地而起。这些别墅环绕在修葺完好的花园中，其中一个花园甚至还有景观池塘，配有人工瀑布、金鱼和喷泉。坐落其中的“废墟”犹如一排洁白牙齿上的一颗黑牙。那是一座布局凌乱的大宅子，有各种侧翼与延伸部分。房子由沙石建成，多数墙皮已经剥落。老宅离群索居，远离公路，背对着世界，为一个布满荆棘与锈色杂物的院落所环绕。院中央是一口封死的水井。水井上是一个已经腐蚀的手泵。百叶窗终日紧闭。大门与老宅之间的石板小径上，恣意生长着旋花、含羞草、绊根草。偶尔可见老宅旁晾衣绳上挂着几件罩衣和一些内衣，此乃唯一的生命迹象。

许多年来，我们特里宜兰拥有一位知名作家——爱勒达德·鲁宾。他是个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写大屠杀小说。他在特里宜兰度过了全部人生，只有50年代末期在巴黎学习过几年。他出生在塔尔帕特街上的这座老宅里，在这里写下他所有的作品，也是在这里，大概十年前他离开了人世，享年五十九岁。自他去世后，我一直希望把房子买下来，把它卖掉，任人拆毁并重造一所住宅。实际上，有那么一两次，我尝试阅读爱勒达德·鲁宾的作品，可是我不喜欢：他书中描写的一切是那么沉重与忧郁，情节进展缓慢，人物境况悲惨。多数情况下我只看报纸经济增刊、政治书与侦探小说。

两个女人住在废墟里。到现在为止，不管出什么价钱，她们都不肯卖掉房子。这两个女人是作家九十五岁的母亲罗萨，还有他的遗孀（一定有六十多岁了）。我试着给她们打过几次电话，接电话的总是遗孀芭提雅。我在谈话伊始，总是表达我对死去的作家及其作品的钦佩，全村值得为此骄傲。继之我暗示房产行业的不景气，说保留老宅已毫无意义。最后我礼貌地提出能否登门简要商量一下今后怎么办。每次电话会谈均以芭提雅感谢我对房子感兴趣，但眼下我还不是她们的经纪人，故没必要前去拜访作结。

直到昨天，她才主动打电话说我们该谈谈了。我立刻打定主意，不带任何买主去见她，而是自己把“废墟”买下，而后把它拆毁，卖地皮赚的钱会比买房的钱更多。我小时候进过一次老宅。我母亲是一位注册护士。她有一次出诊给作家爱勒达德·鲁宾打针时带上了我。我那时大概九岁或者十岁。我记得一间放有东方情调家具的宽敞的客厅，客厅有许多通向旁边房间的门，还有好像通往地窖的台阶。家具显得沉重而暗淡。书架沿两面墙壁从头排到脚。还有一面墙壁上用彩色图钉钉满了地图。桌上一只花瓶里放着一束蓟草。带有镀金钟摆的落地大座钟滴答作响。

作家坐在扶手椅里，膝上盖了一条格呢毛毯，一头灰色长发框住了他的大脑袋。我记得他一张宽大的红脸膛凹陷到两个肩膀当中，就像没有脖子。他长着两只大耳朵，浓密的眉毛变成了灰色，耳朵与鼻孔中也翘着灰毛。他的某些特征让我想到一头冬眠的熊。我母亲和他母亲使劲儿把他从扶手椅拉到沙发上。他丝毫不给她们省事，抱怨，咆哮，挣扎着脱身，可他体力不支，她们战胜了他。他母亲罗萨拉下他的裤子，露出他半边肿胀的臀部。我母亲弯腰在他白皙的屁股上打了一针。后来，作家和她开起了玩笑。我不记得他说了什么，但我记得玩笑并不是特别逗笑。接着他的夫人芭提雅走了进来。她是个身材瘦削、情绪化的女子，头发挽成一个小发髻。她给我母亲倒了杯茶，往我茶杯里倒了些甜滋滋的黑加仑果汁。我觉得那杯子似乎都有裂缝了。我和母亲在老宅的客厅里坐了大概有一刻钟，村里那时已经开始把那住宅称作“废墟”了。我记得老宅里有某种东西牵动着我的想象。也许是客厅里有五六扇门直接通向周围的房间。我们村的房屋不是这种造法。我只在阿拉伯村子里见过这种风格的建筑。据我所知，作家本人，即使他创作关于大屠杀题材的作品，并没有显示出一点阴郁甚或悲痛的情绪，而是流露出某种勉强的孩子般的快乐。他煞费苦心地以他那种懒洋洋的方式取悦我们，给我们讲述轶文趣事，玩弄辞藻，自娱自乐。但通过这唯一的会面，我记得他不是个迷人的男子，而是花大力气确保每件事情进展顺利的人。

二

晚上六点，我从书桌旁站起身，出门来到村边散步。在办公室工作了漫长的一天，我很疲倦，两只眼睛疼。这一天就在准备年度退税中打发了。我打算走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在海默维茨餐馆稍微吃点东西，而后回去工作，那天夜里需要把工作做完。我太累了，晚上的光线并不十分清晰，而是有些模糊，或者说多尘。那是特里宜兰一个炎热、潮湿的夏日。水井街尽头是一排柏树，柏树后是一座梨园。夕阳西下，落到柏树后面。在这个炎热的六月夏日将尽之际，太阳显得有些暗淡，与我们之间隔着一层灰色的面纱。我以不紧不慢的均匀速度漫步。如今我再次停住，心烦意乱地盯住一个前院。街上只有几个人急急忙忙地往家里赶。这时候，村里多数乡亲通常都待在家里，或者在后门廊，身穿背心和短裤，啜饮着冰镇柠檬水，面对花园，翻阅晚报。

不时有几个路人从我身边走过。亚伯拉罕·列文朝我点头致意。有一两个人停住脚步与我说话。在这个村子里我们所有人几乎都彼此熟识。有些人对我购买村里房产，将其出售给建造周末之家或度假别墅的外来人心存怨恨。很快，村将不复为村，而会变成某种夏日度假村。上了年纪的村民不喜欢这种变化。然而新来者把村子变富，将其从一个被遗忘的偏远所在变成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至少在周末是这样。每逢安息日（周六），小轿车便鱼贯开进村里，乘客前来参观精品酿酒厂、艺术画廊、销售远东家具的商店，以及奶酪、蜂蜜和橄榄货摊。

在炎热的黄昏时分，我来到奠基者街文化厅前的露天广场，双脚不由自主地走到大楼后面。那是一个阴暗空旷的场所，有一个没有意义的小花园，因为从来没有人光顾这个被遗忘的地方。我在这里站了几分钟，然而我不知道我在等谁，或是等什么。这里矗立着一座布满灰尘的小雕塑，四周长满黄草，还有一座花圃，里面种着饥渴的玫瑰，纪念一百年前在一次战斗中遇害的五六位奠基者。大楼后门有个布告栏，通知说三位音乐家将于下周末来与大家共度一个难忘的夜晚。在海报下面，还有一张宗教传教士贴的告示，宣称世界只是一个阴暗的前厅，我们必须在那里准备进入圣所。我盯了它好几分钟，深思后断定自己对圣所一无所知，但我十分喜欢前厅。

我正在看布告栏，一个女人——刚才她不在那里——出现在雕塑旁。在暮霭中，她的样子有些奇怪，甚至有些怪诞。她是从文化厅后面的入口走出来的，还是穿过旁边建筑间狭窄的通道来的？刚才我还是孤零零一个人在这里，突然间一个陌生女子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她不是本地人，身材苗条，挺拔，鹰钩鼻，短实的脖颈，头上戴着一顶缀满搭扣与饰针的怪诞的黄帽子。她像一个远足者，身穿土黄色的衣服，脚穿沉重的旅游鞋，一只肩膀上背着只红色帆布包，皮带上还系了个水瓶。她一只手上拿了根棍子，另一只胳膊上搭了件雨衣，这在六月显然不合时宜。她看起来就像从外国广告中走出来的自然漫步者。不是在这里，而是在某个凉爽的地方。我无法从她身上移开视线。

这个怪女人回过头来，用锐利、几近敌意的目光看着我。她傲慢地站在那里，像是全心全意鄙视我，或者她试图表示我没有任何希望，我们双方都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她目光犀利。我没有任何选择，只能转移视线，迅速离去，向奠基者街方向和村文化厅走去。大约走了十来步，我情不自禁停下脚步，向四周观望。她已经不在那里了。大地似乎张开巨口把她给吞噬了。但我无法平静，绕过村文化厅，继续朝奠基者街前行，坚定不移地感觉到有些东西出了错，感觉到我应该做些什么，做某些严肃而有用的事、某些该做但避免去做的事。

因此我走向“废墟”，要立即和遗孀芭提雅·鲁宾交谈，或者和老母亲罗萨·鲁宾交谈。毕竟，她们终于和我的办公室联系了，说要谈谈。

三

我边走边想拆毁“废墟”有点遗憾。毕竟，它是一百多年前奠基者们最初建造的房屋中的最后一座。作家爱勒达德·鲁宾的爷爷是一位家境殷实的农夫，名叫戈达利亚·鲁宾。他是特里宜兰最早的定居者之一。他亲手为自己建造了住宅，种植了一个果园，还有一个成功的葡萄园。他在村子里以吝啬小气、脾气暴躁著称。他的妻子玛尔塔年轻时是门纳赛地区出了名的美女。但是，“废墟”年久失修，摇摇欲坠，花钱重新修复或装修已没有意义。我还在思量从他母亲和遗孀手里将其买下，把地皮卖掉，盖一幢新的别墅。把一个带有纪念性意义的徽章镶嵌在新建筑物正面，说明这里曾是作家爱勒达德·鲁宾的故居，他正是在这里写下了反映大屠杀恐怖的作品。这是可以做的。当我还是个小孩时，我常想这些恐怖仍以某种方式在作家家里，在地窖里，或者某间后屋里继续着。

在公共汽车站旁的小广场，我遇见了特里宜兰村村长本尼·阿弗尼。他正和首席工程师，还有一位内坦亚来的铺路承包商站在那里，讨论把旧铺路石换掉。我看到他们在黄昏时分站在那里闲谈，颇为吃惊。本尼·阿弗尼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好吗，房地产代理人先生？”接着又说：“你显得有点着急，约西。”他又加了一句：“有空的话到我办公室来坐坐。也许星期五下午，你我二人需要谈谈。”

我想试探一下要谈什么，却无法从他那里得到任何暗示。“来吧，我们谈谈。我请你喝咖啡。”

这一交流令我倍加不安：该做什么，或者不该做什么成为我的负担，令我忧心忡忡；可究竟是什么事，我无法想象。因此我前去“废墟”。但我没有直接去那里，而是绕了个小弯儿，经由学校和学校旁边的松树道。我突然想到，那个在文化厅后的偏僻花园里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怪女人一直试图给我一些线索，或者某种生死攸关的重要线索，而我不肯关注。我究竟在怕什么？我为什么从她面前逃跑？可我真的逃脱了吗？毕竟，当我回头看时，她已不在那里了，仿佛消失在傍晚的暮色之中。一个消瘦挺拔的人，身穿怪里怪气的旅行装，一只手上拿着手杖，另一条胳膊上搭了件折叠起来的雨衣。仿佛不是六月时节。在我看来，她就像阿尔卑斯山上的一名远足者。也许是奥地利人。或者瑞士人？她试图对我说什么？我为什么要从她面前逃之夭夭？对于这些问题，我找不到答案。我也想象不出本尼·阿弗尼要和我说什么，他为什么不能在我们碰面时所在的公交车站旁的小广场坦率地提出问题，而是邀请我在一个如此奇怪的时间，星期五下午，去他的办公室拜访呢？

塔尔帕特街拐角的背阴长椅上放着一只用黑色细绳系着的牛皮纸小包。我停住脚步，弯下腰身，看上面写了什么。包裹上什么字也没有。我小心翼翼地把包裹拿起来，将其翻过来，但是牛皮纸光滑得很，没有任何标记。我犹豫了片刻，决定不把包裹打开，但是觉得应该让人知道我发现了它。我不知道该告诉谁。我双手抓住小包裹。它比看上去要重，比一包书要重，好像里面包的是石头或者金属。现在这个物件引起了我的怀疑。我将它轻轻地放回长椅上。我本该把发现这个可疑的包裹的事报告给警察，可我的手机放在办公桌上了，因为我只出去溜达一下，不想让公事打扰。

与此同时，最后一缕日光慢慢退去，只有落日的余晖仍旧在路的尽头闪烁，像是朝我点头示意，或者与之相反，警告我远离这里。街道上布满了更浓的阴影，高大的柏树以及住宅前院四周的篱笆均投下了阴影。阴影并非静止不动，而是来回摇晃，仿佛弯下腰身寻找某种丢失的东西。过了一会儿，街灯亮了；阴影没有退避，而是与拂动树梢的轻风交织在一起，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搅动它们，使它们交融。

我在“废墟”那破裂的铁门前停住脚步，在那里站了几分钟，吸着欧洲夹竹桃的芬芳，以及天竺葵的苦涩气味。房子里似乎空无一人，因为窗子或花园都没有灯光，只听得蓟草中蟋蟀唧唧，与之毗邻的花园里蛙声一片，街道那边远远传来持续的犬吠。我为什么不事先打电话预约就贸然来到这里？要是我现在敲门，天已经黑了，两个女人一定会大吃一惊。她们甚至连门也不会开。但也许她们都不在家——窗子里一片漆黑。因此我决定离开，改天再来。但是，我一边还在做决定，一边已打开大门。门不吉利地吱嘎作响。我穿过黑漆漆的前花园，敲了两下前门。

四

开门的是雅德娜，已故的爱勒达德·鲁宾的女儿，一个大约二十五岁的年轻女子。她母亲和祖母去了耶路撒冷。她从海法回来独自住上几天，写关于特里宜兰奠基者的课程论文。很早以前我就记住了雅德娜，因为在她大约十二岁那年，有一次她父亲让她到我办公室来要村规划书。她是个腼腆的金发女孩，身材犹如豆茎，脖子细长，精致的面庞似乎充满了好奇，仿佛所发生的一切均令她吃惊，赋予她羞怯的困惑。我试图与她小谈，谈谈她的父亲、他的书、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拜访者，可她只回答是和不是，只有一次她说：“我怎么会知道呢。”因此我们的交谈未曾开始就已经结束。我把她父亲索要的村规划书递给她，她谢过我之后就出门走了，留下一串羞怯与惊奇，像是发现我本人或我的办公室令人吃惊。在那以后，我在维克多·爱兹拉的杂货店、村委会办公室或在卫生所碰见过她几次。每次她都像老朋友似的冲我微笑，但话很少。她总是给我留下一种挫败感，好像我们之间有些尚未进行的谈话。六七年前，她应征服兵役。听说在那之后，她就到海法读书去了。

如今，在这座百叶窗紧闭的房子的入口，她就站在我面前，成了一位举止优雅、姿容纤巧的年轻女子，身穿朴素的棉布连衣裙，头发蓬松，像个小女生般穿着白袜子和拖鞋。我垂下眼帘，只看着她的拖鞋。我说：“你母亲给我打电话了，让我过来谈谈今后如何处理房子。”

雅德娜告诉我，她母亲和祖母到耶路撒冷去了，打算在那儿住上几天，她独自一人在家。她邀请我进屋，尽管和她谈论房子的未来没有什么用。我打定主意道完谢就离开，改天再来，可我的双脚却不由自主跟随她走进了房子。我走进童年记忆中的那座大房子。房子里天花板很高，有各式通往旁屋的房门，以及通向地窖的台阶。暗淡的金光透过镶嵌在靠近天花板的金属灯罩照亮了房间。两面墙排列着装满书的书架。东面墙上仍然挂着一张地中海大陆的大地图。地图有些发黄，边缘已经残破。房间里有种古旧和浓密的东西，某种未经通风的东西发出的淡淡气味，也许不是气味，而是金色灯光捕捉到了一些微尘，在侧面放有八把直背餐椅的黑色餐桌上边闪闪发光，形成一个斜柱。

雅德娜让我坐在一把紫色扶手椅里，问我想喝什么。

我说：“请不要麻烦。我不想打搅你。我就坐坐，休息一会儿。等你母亲和祖母在家时再来。”

雅德娜坚持要我喝点什么。“天这么热，你又是走过来的。”她说。她离开房间时，我看着她的两条长腿，她脚上穿着小姑娘的拖鞋和白袜。房子里一片沉寂，仿佛被永久卖掉并腾空。一只旧式挂钟在沙发上方滴答作响。门外一只狗在远处狂吠，但是没有一丝微风拂动房子四周的柏树树梢。东窗外可见一轮满月。月亮表面的黑块显得比平时颜色更深。

雅德娜回来后，我注意到她已经脱掉了拖鞋和袜子，现在光着脚。她端着一只黑色玻璃托盘，上面放着一只玻璃杯，一瓶冷水，一盘椰枣、李子和樱桃。瓶子上凝着一层冰珠。杯子上有一圈纤细蓝道。当她弯下腰身时，我瞥见了她的两座乳峰和乳沟。她的乳房小巧而坚实，有那么一刻我觉得那就像她侍奉我的果实。我喝了五六口水，用手指碰了碰水果，可是什么也没有拿。李子外面仍然有一层凝结物，也许是清洗时沾的水滴，看上去味道鲜美，令人垂涎。我告诉雅德娜我记得她的父亲，我从童年时代就记得这座房子，里面的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她说她父亲喜欢这座房子，他生于斯，长于斯，在这里写下了他的全部作品，但是她母亲想离开此地，住进城里。她感觉静得压抑。显然她祖母会被送进一家养老院，房子会被卖掉。她自己对卖掉房子既不支持，也不反对。那是她母亲的事。要是征求她的意见，她也许会说只要奶奶活着，就缓一缓。但另一方面，母亲的想法可以理解：她既然已经退休，不再担任学校的生物老师，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母亲一直独自和耳朵不好使的奶奶住在这里。

“你想看看房子吗？我带你转转？这里有许多房间。”雅德娜说，“这套房子造的没有任何韵律和理由，仿佛建筑师失去了理智，想在哪儿盖房间就在哪儿盖，想在哪儿造通道就在哪儿造。实际上他连建筑师都不是：我的曾祖父建造了房子的主体，每隔几年他就加一个新的侧翼，而后是我祖父，盖了更多的房间。”

我站起来，跟着她穿过一扇通往黑暗的房门，发现自己进入一条石砌通道，里面排列着山脉河流的旧照片。我两眼盯着她的那双赤脚。那双脚在石板上轻快地走动，就像她正在我面前跳舞。几扇门都通向这条通道，雅德娜说即使她在这座房子里长大，仍然觉得是在迷宫里，还有一些角落她从小就没有去过。她打开一扇门。我们走下五级台阶，来到一条弯弯曲曲、只亮着一个昏黄灯泡的黑通道。这里也有带玻璃门的柜子，里面装满了书。书与书中间点缀着收藏的化石和海贝。雅德娜说：“我父亲喜欢傍晚时分坐在这里。他非常喜欢没有窗子的封闭空间。”我说我也喜欢封闭的空间，那里即使仲夏时节也留着一丝冬意。雅德娜说：“那样的话，我带你来对地方了。”

五

一扇吱吱作响的房门从通道通向一个小房间。小房间里只放了一张破旧的沙发、棕色的扶手椅和一张棕色曲腿咖啡桌。墙上挂着一张特里宜兰的大幅灰色照片，显然是多年前在村中心的水塔顶上拍摄的。旁边可见一份装裱好的证书，但是光线太弱，我看不清是什么。雅德娜建议坐一坐，我没有拒绝。我坐在破旧的沙发上，雅德娜坐在我对面的扶手椅里。她跷起了二郎腿，往下拽她的裙子，但是裙子太短，遮不住双膝。她说，目前为止我们只不过看了整座房子的一小部分，还说左边的门通向客厅，我们就是从那里开始参观的，而右边的门通向厨房，我们可以从那里去往配餐室，或者去往通向几个卧室的走廊。另一侧还有几间卧室。有的卧室少说也有五十多年没住过人了。她的曾祖父有时会给从遥远的定居点前来参观果园和花园的访客提供膳宿。她的爷爷经常为访问讲演者和表演者提供膳宿。我看着她那刚好从裙下露出的浑圆膝盖。雅德娜也看着她的膝盖。我急忙转移视线，去看她的脸庞，只见她脸上露出一丝隐隐约约的微笑。

我问她为什么带我看房子。雅德娜惊奇地回答：“我想你不是要买房子吗？”我差点儿回答说我要买房子是为了将其拆掉，因此没必要长时间观看，但转念我管住了自己的舌头。我说：“这样的房子只住两个女人确实太大了。”雅德娜说她母亲和祖母住在房子的另一个部分，从后部可以看到花园，她在那里也有一个小房间，回来时睡在那里。“你现在就急着走吗？你累不累？还有许多房间呢。因为你在这里，我自己也要借机看一看。我一个人看害怕，但我俩一起就不害怕了，对吧？”

她问我是不是累了，说我俩一起看就不害怕的时候，声音里暗藏着某种蔑视，近乎嘲讽。我们从右边房门来到一间旧式大厨房。不同型号的平底锅挂在厨房的一面墙上。旧灶具和红砖烟囱占据了整个角落。厨房顶上悬挂着大蒜和一串串水果干。一张粗锛而成的黑桌子上横七竖八放着各种各样的用具、笔记本、调料罐、沙丁鱼罐头、布满灰尘的油瓶子、一把大刀、一些陈年干果，以及各种果酱和辛辣佐料。墙上挂着一张插图挂历，显然已经是多年前的了。

雅德娜说：“我父亲喜欢冬天时坐在这里，在温暖的炉灶旁边写东西。现在我母亲和祖母使用她们那一侧的小厨房。这个厨房实际上没有真正使用。”她问我饿不饿，要给我拿些甜点。我确实觉得有些饿，愿意吃点东西，想要一片抹上鳄梨酱的面包，上面撒点洋葱和盐，可是厨房看着那么荒凉，好奇心驱使我继续前进，进入房子深处，迷宫中心。“不，谢谢，也许下次吧，”我说，“现在我们或许应该继续走走看看这里还有什么。”

我又一次从她眼中看到某种讥讽，或是嘲弄，好像她洞察了我的内心深处，发现了我某种不光彩的东西。她说：“来吧，这边走。”我们走上一条狭窄的通道。它的左侧斜对着另一条弯弯曲曲的通道。雅德娜在那里打开一盏苍白的灯。我一头雾水，不确定自己能否找到回来的路。雅德娜似乎喜欢带领我一直往深处走，来到房子最深的地方。她的一双赤脚仍然在冰凉的石板上敏捷地活动，修长、纤细的身子翩翩起舞，像在飘动。在这条通道里堆着各种各样的宿营设备：折叠起来的帐篷、支杆、橡皮垫、绳子，以及一对烟熏火燎的煤油灯，好像有人一直准备出行，要到山中独处。厚厚的墙壁中间萦绕着潮湿与灰尘的气息。我八九岁时，父亲有一次把我关进了花园的工具棚里，一关就是一两个小时，因为我打碎了一支温度计。我依然记得冰冷与黑暗的手指抚摸着我，而我像胎儿一样蜷缩在工具棚的角落。

除我们进来时的那扇门，这条弯弯曲曲的通道还有三扇关闭的房门。雅德娜指着通往地窖的一扇门，问我是否愿意下去看看。

“你不害怕地窖吗？”

“不怕，”我说，“可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这次就不去地窖了。谢谢。”

我又立即转念说：“实际上要去，干吗不去呢？我也应该看看地窖。”

雅德娜拿起挂在通道墙上的一只手电筒，用一只赤脚把门打开。我跟在她身后。在幽冥中，透过跳动的阴影，我数了数有十四级台阶。地窖里潮湿，寒气逼人，雅德娜的电筒在黑漆漆的墙壁上投下道道浓重的阴影。雅德娜说：“这是我们的地窖。房子里所有摆不下的东西都保存在这里。我父亲有时会在今天这样的炎热天气下到这里，凉快一会儿。在干燥炎热的夜晚，我祖父会睡在这里，身边放着桶和包装箱。你呢？你没有幽闭恐惧症吧？你害怕黑暗吗？我不怕。相反，我从做小姑娘起，就给自己寻找封闭、黑暗的藏匿场所。要是你真的购买这套房子，要努力劝劝客户不要改变房屋结构。至少在我奶奶活着时不要动它。”

改变？！新主人可能不想改变住房，而是将其拆掉，原地建造一座现代别墅。（有什么东西阻止我说出自己正计划将其拆除。）

“要是有钱，”雅德娜说，“我就自己把它买下来，然后把它封起来。我当然不会来这里住。我要把它买下，封上，让它原样保存下去。这是我想做的。”

当眼睛适应黑暗时，我看到靠地窖的墙边放着架子，上面摆满了坛坛罐罐。罐子里装着腌制的小黄瓜、橄榄、果酱，以及各种各样的加工食品，还有一些我认不出来的食品。仿佛这座房子要经历长期围困，地上尽是一堆堆麻袋和箱子。我右边有三四只封起来的桶，可能盛的是酒，但我无从得知。在一个角落里码放着一摞摞的书，几乎迫近屋顶。按照雅德娜的说法，她的曾祖父戈达利亚·鲁宾在盖房子之前，就挖掘并建造了这个地窖。地窖是地基的一部分。早年，家里人就住在这里，直至上面的房子建好。而且，就像她先前告诉我的那样，房子并非一夕建成，而是造了许多年。每一代人都为它加上侧翼和延伸部分。也许正因如此，它似乎显得没有计划性。雅德娜说，在她看来，这种混乱正是房子的一大秘密魅力所在：你可以走失，你可以藏匿，你可以在绝望之际找到独处的安静角落。“你喜欢独处吗？”她问。

我颇为震惊，因为我无法想象人为何需要在这座布局零乱的偌大房子里找个安静的角落独处。房子里只住着两位老太太，有时候是两位老太太和一个光脚的女学生。然而，我在地窖里感觉不错。我在脑海里将它凉飕飕的黑暗与在村文化厅后灰尘弥漫的小花园里突然出现又立即消失的女旅行者的奇怪影像，村委会负责人本尼·阿弗尼的奇怪邀请，以及我在一条长凳上发现、本应告诉别人却又密而未宣的沉重包裹联系在了一起。

我问雅德娜，地窖是否有出口直通外面的花园。可她告诉我只有两个出口：我们进来时走的那条路，以及经由台阶直接通向起居室的路。“你要回去吗？”我说对，但立即就后悔了，我说实际上不是，我不要回去。雅德娜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一个包装箱上，而后她坐在我对面，轻轻拉平腿上的裙子。她说：“现在你我二人都不急着去什么地方，对吗？请告诉我，你一旦买下我家房子，究竟会做些什么。”

六

她放下手电筒，电光冲上直指屋顶。屋顶上出现一个光圈，光圈内外一片黑暗。雅德娜变成阴影中的剪影。她说：“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关上手电筒，在黑暗中溜走；我可以把你锁在地窖里，你将永远留在这里，吃橄榄和泡菜，喝葡萄酒，在墙壁间摸来摸去，直到电池全部耗尽。”我想回答实际上我在梦中经常看到自己被锁在地窖里，但我选择了一言不发。片刻沉默后，雅德娜问我要把房子卖给谁。谁会买这样一座破迷宫？

我说：“看吧。也许我谁也不卖，也许我将自己搬进来。我喜欢这座房子。也喜欢原住户。也许我可以将房子和原住户一并买下？”

雅德娜说：“我有时喜欢照着镜子慢慢地脱衣服，想象自己是一个观看自己脱衣的贪婪男人。那样的游戏让人激动。”手电筒的光跳动起来，好像是因为电池不足，但后来屋顶上的明亮光圈又重新出现。在沉默中，我想自己可以听见隐隐约约的流水声，水缓慢平静地在这个地窖之下更为幽深的地窖里流动。我五六岁时，父母带我去加利利旅行。我想我模糊地记得一座由布满苔藓的沉重石头建造的建筑物。也许那是一座古老的“废墟”。在那里你也可以听到远处传来水在黑暗中流动发出的悲叹。我站起身，问她是否想带我看房子的其他部分。她把电筒光照在我脸上，弄得我头晕目眩。她嘲弄地问我为什么这么急不可耐。

我说：“我不想占用你一晚上的时间。今晚我还要填完退税表。我把手机放在了办公桌上，也许艾缇正在找我呢。不管怎样，我会回来和你母亲或者和你祖母谈。但是，你说得对，我实际上并不着急。”

她不再用手电筒灯光刺我的眼睛，而是把它对着我们之间的地板。“我也不急，”她说，“我们有一晚上的时间。天还早呢。跟我讲讲你自己吧。不，实际上不用。需要知道的我已经知道了，不知道的我不必知道。小时候，我只要惹恼了爸爸，他就会把我锁在这个地窖里一两个小时。比如，我八九岁时，有一次站在他的书桌旁，我看到他把手稿删来删去，于是我拿起一支铅笔，在每页稿纸上都画了一只微笑的小猫，或者做鬼脸的猴子。我想让他高兴。可是父亲勃然大怒，把我锁进黑洞洞的地窖里，教训我，告诉我不许碰他的稿子，连看都不许看。我在这里待了上千年，他才让祖母把我放出去。确实，打那儿以后，我再也不碰、不看他的稿子了。我根本就没有读过他的书。他死后，祖母、母亲和我把他所有的笔记、卡片索引和小纸条统统送给了作家协会档案馆。我们不愿意去处理他的文学财产。祖母是因为不忍看大屠杀文学，那会让她噩梦连连；母亲是因为生父亲的气；我呢，没有特别的原因，我只是不喜欢他那类作品，无法忍受那种风格。上六年级时，有一次老师让我们学习他小说中的某个章节。那感觉，怎么形容呢，就像他把我禁锢在厚厚的冬被下面，令人窒息，只能闻见他的体味，看不到光，呼吸不到空气。从那儿以后，我再也不看，甚至不再尝试去看他写的任何东西。你呢？”

我告诉她，我曾经尝试阅读爱勒达德·鲁宾的长篇小说。他毕竟是本地人，是我们村的人，全村为他感到骄傲，但我没能看完。我看侦探小说、报纸农业增刊，有时也看政治方面的书或者政治领袖传记。

雅德娜说：“约西，你今天晚上能来太好了。”我犹豫着伸出胳膊，触摸她的肩膀。她没说什么。我拉住她的一只手，过了一会儿，又拉住了她的另一只手。于是我们面对面在地窖里两个包装箱上坐了几分钟。她的双手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未曾读过爱勒达德·鲁宾的作品这件事似乎成了我们中间的一种纽带。也许联结我们的不是这个，而是空旷的房子，散发着浓重气味的沉寂地窖。

过了一会儿，雅德娜站起身，我也站了起来。她抽回她的双手，用她的全部体温拥抱着我。我猛地把脸埋进她长长的棕发里，嗅着她的气味，柠檬味洗发水混杂着淡淡的肥皂气味。我吻了两下她的眼角。我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感觉到欲望与兄长般的柔情奇怪地交织在了一起。她说：“我们到厨房弄点东西吃。”可是她继续抱着我，像是她的身体无法听从嘴唇的使唤。我双手抚摸她的后背。她的双手紧紧抓住我的后背，我可以感觉到她的乳房贴在我的胸膛上，感受到兄长般的情感仍然强于欲望。我慢慢地抚摸她的头发，再次亲吻她的眼角，但是我避免触碰她的嘴唇，似乎惧怕某种不可复原的事物。她把头埋进我的脖子窝，皮肤的温暖传到我的皮肤上，引起静静的快感，那快感征服了欲望，克制着我的身体。她的拥抱也不是出于欲望，更像把我扶住，免我绊倒。

七

后来，我们在地窖的一个角落发现了她父亲的旧轮椅。轮椅上铺着破旧的坐垫，两只大轮子上分别装着一个橡皮箍。雅德娜让我坐在轮椅里，推着我穿过地窖，从台阶到一堆堆麻袋，从储存蔬菜的架子到堆砌起来的书籍。她一边推我，一边放声大笑，说：“现在我想对你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我也放声大笑，问她想要对我做什么。她说她想要我睡觉，在这个地窖里甜美地睡上一觉。“睡吧，”她说，“甜美地睡吧。”当她说出这些短促的词语时，声音里甜苦交加。接着她唱起一支古老的摇篮曲。那曲子我以前从没听过，是一支奇怪荒诞的曲子，说的是夜晚枪击，一位父亲被枪打中，一位母亲很快就该轮到去站岗了：特里约塞弗的粮仓在燃烧，贝特阿尔法上空浓烟绕，你闭上眼睛，不要哭闹，躺下睡觉觉。

这首歌从某种角度来说很适合我们所在的这座住宅，尤其适合地窖和雅德娜。她推着我走遍整个地窖，偶尔抚摸下我的脑袋、我的脸庞，还温柔地触碰我的嘴唇，直到我真的感到身体产生了愉快的倦意。我差点儿闭上双眼，但是某种危险的意识闯进瞌睡，阻止我入睡。我的下巴垂到胸前，我的思想漫无边际，想到了那个怪女人。她在村文化厅后面荒僻的纪念公园雕塑旁出现在我眼前，身穿阿尔卑斯远足者的服装，帽子上扣着搭扣和饰针。我记得当我转身走开时，她怎样用蔑视的目光盯着我，又怎样突然消失，像从未出现过。我做出了决定，不管花多少钱我都要买下这座住宅，尽管我已经喜欢上了它，但我还是会把它夷为平地。不知怎的，我确信住宅得被拆毁，纵然它实际上是最后一座由奠基者建造的住宅。不久以后，特里宜兰就再也没有第一批定居者时期建造的房屋了。打着赤脚的雅德娜亲吻了一下我的脑袋，把我留在轮椅上。她自己像舞蹈演员似的踮着脚，拿着手电筒走上台阶。她关上门，把轮椅上的我留在那里，陷入沉睡。我知道一切都会顺利，不用操之过急。

等待

一

特里宜兰，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先驱者村庄，被环抱在田野和果园之中。一座座葡萄园沿东边斜坡延伸开去。一排排杏树生长在临近的公路旁。红瓦屋顶沐浴在古树的浓郁葱翠中。许多居民仍然借助外国民工的帮助从事农耕，而这些工人居住在农家场院的棚屋里。但也有一些村民租赁土地，靠出租房屋、开艺术画廊或时装店为生，或到外面工作。村中心开了两家美食餐馆、一家酿酒厂和一家出售热带鱼的小商店。当地的一位企业家开始从事仿古家具加工。当然，周末村子里挤满了前来寻吃或购买便宜物品的游客。然而每逢周五，街道上便空空荡荡，村民们都躲在严严实实的百叶窗后休息。

特里宜兰村长本尼·阿弗尼是个高高瘦瘦的男子。他佝偻着肩膀，有些不修边幅。他习惯穿一件套头衫，过于宽大的套头衫令他显得有些笨手笨脚。他走路的样子坚决果敢，身体前倾，像是逆风而行。他的脸庞颇为耐看，眉毛高耸，嘴唇精致，褐色眼睛里流露出关注、好奇的表情，好像在说：“我喜欢你，想听你多讲讲你自己。”然而，他也知道如何在拒绝别人时令对方毫无察觉。

二月的某个周五下午一点钟，本尼·阿弗尼独自坐在办公室里回复当地居民的来信。村委会的其他工作人员已经回家，因为周五办公室十二点下班。本尼·阿弗尼习惯于周五下午多待一段时间，亲自回复他所收到的信件。他还有两三封信要回。回完信，他打算回家吃午饭，冲个澡，一觉睡到天擦黑。周五晚上，本尼·阿弗尼和妻子娜娃应邀到坐落在泵房岗巷尾的达莉娅和亚伯拉罕·列文家参加合唱晚会。

他在回复最后几封信时，听到有人怯生生地敲门。这是一间临时办公室，只放了一张写字台、两把椅子和一个文件柜，而村委会办公室正在翻修。他一边说进来，一边从信纸上抬起头来。一个名叫阿迪勒的阿拉伯小伙子走了进来。他是一个学生，或者说以前是学生，现给拉海尔·弗朗科打工，住在村边与墓园接壤的柏树林旁拉海尔家花园边的一间棚屋里。本尼认识他。他冲他热情地微笑，让他坐下。

阿迪勒这个身材瘦小的年轻人仍然站在离村长写字台两步远的地方。他恭敬地鞠了一躬，抱歉地说：

“真是打扰了。现在已经下班了。”

本尼·阿弗尼说：

“没关系。坐吧。”

阿迪勒犹豫了一下，坐在了椅子边上（身子没有碰椅背）。

“是这样的，你太太看见我往村中心方向走，让我把这个交给你。实际上是一封信。”

本尼·阿弗尼伸手接过纸条。

“你在哪里看见她的？”

“在纪念公园附近。”

“她往哪个方向走了？”

“哪儿也没去。她坐在长椅上呢。”

阿迪勒犹豫着站起身，询问本尼是否还有别的事。本尼·阿弗尼微笑着耸耸肩，说没什么事了。阿迪勒感谢过他之后，耷拉着肩膀走了。阿迪勒走后，本尼·阿弗尼打开折叠的纸条，这是从厨房记事本上撕下来的一张纸，上面是娜娃不慌不忙的圆体字迹，写着四 [13] 个字：

“别担心我。”

他觉得这几个字颇为蹊跷。娜娃每天在家里等他吃午饭。他一点钟回家，而她十二点钟从小学校下班。娜娃和本尼结婚十七年了，他们仍然相爱，但在日常交流中，他们多数情况下相敬如宾，夹带着某种克制的不耐烦。他把政治活动与村里的公务带回家里，对此她心存怨恨。她无法忍受他毫无偏见地对所有人滥施具有民主精神的亲切友善。而在他看来，他不喜欢她的艺术热情，不喜欢她用泥土制成模型又在一个特制的窑内烧制而成的小塑像。他憎恨烧制泥土的味道，而她身上有时就沾有这种味道。

本尼·阿弗尼拨打自家电话。电话铃响了八九声后，他才确定娜娃不在家。在他看来，午饭时间她不在家这件事令他感到奇怪。更为奇怪的是，她让阿迪勒捎便条给他，但闭口不谈她去了哪里，何时回来。在他看来，便条一事不合情理，她差遣的送信人也让人吃惊。可他并不担心。如果突然外出，娜娃和他会在客厅花瓶下给对方留个便条。

因此本尼·阿弗尼写完了最后两封信：一封给阿达·达瓦什谈邮局搬迁问题，另一封给村委会会计谈一位雇员的养老金权利。他把收文篮里的内容归了档，把信件放到发文篮里，检查了窗子和百叶窗，穿上他的绒面革中长大衣，给门上了两把锁。他计划路过纪念花园，去接也许还坐在长椅上的娜娃，和她一起回家吃午饭。然而他转身又返回了办公室，因为他觉得可能忘了关电脑，或者忘了关厕所灯。可是电脑关了，厕所的灯也灭了。因此本尼·阿弗尼再次给门上了两把锁，出门去寻找他的妻子。

二

娜娃没有坐在纪念公园旁边的长椅上。实际上，哪里都看不到她的身影。可是瘦骨嶙峋的学生阿迪勒正独自坐在那里，一本打开的书倒扣在他的膝盖上。他没有看书，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街道。麻雀在他头顶的树上叽叽喳喳。本尼·阿弗尼把一只手放在阿迪勒的肩膀上。

“娜娃刚才不是在这里吗？”他温和地问，似乎怕伤害阿拉伯男孩。阿迪勒回答说刚才在，可现在不在了。“我没看见她，”本尼·阿弗尼说，“我想你也许知道她往哪个方向走了。”

阿迪勒说：

“抱歉。非常抱歉。”

本尼·阿弗尼回答：

“没关系。不是你的错。”

他转身朝家里走去，途经犹太会堂街和以色列部落街。他走路时身子前倾，像在同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抗争。路上的人都会微笑着和他打招呼， 因为村长是个颇受欢迎的人。他也报以微笑，询问他们一向可好，有什么新情况。有时他会补上一句：人行道上的裂缝正在修补。很快他们都会回家吃午饭，睡周五的午觉，村里的街道将会空无一人。

前门没有上锁。厨房里传来收音机轻柔的声音。有人正在谈论铁路网的发展情况，以及铁路运输优于公路运输之处。本尼·阿弗尼在客厅花瓶下娜娃放便条的老地方寻找，但一无所获。然而他的午饭摆在厨房餐桌上，还用两只盘子扣在一起以便保温：四分之一只鸡，还有土豆泥、胡萝卜和豌豆。刀叉分别放在盘子两侧，刀下放着叠好的餐巾。本尼·阿弗尼把盘子放进微波炉里加热两分钟，因为尽管盖着盘子，饭菜也不怎么热了。与此同时，他从冰箱里拿了一罐啤酒倒在杯子里。他狼吞虎咽地消灭了午饭，几乎没有注意到吃的是什么，因为他在听收音机。收音机里正播着轻音乐，中间有长时间的停顿，插播商业广告。在某次停顿中，他似乎听到了门外花园小径上传来娜娃的脚步声。他从厨房窗口向外望去，但院子里空无一人。只看见在杂草和废弃物当中有一辆破卡车的车轴，还有两辆生锈的自行车。

吃过饭后，他把脏盘子放到洗涤槽里，想去冲个澡，顺手关掉了收音机。房子里一片沉寂。只听见墙上挂钟滴答。十二岁的双胞胎女儿尤芭尔和英芭尔参加学校组织的旅游，去了加利利。她们卧室的门关着。他从那里经过时打开卧室的房门向里窥探。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里面飘散着肥皂味儿和熨烫过的亚麻衣物的清新气味。他轻轻关上门，去了卫生间。脱掉衬衣和裤子后，他突然恢复了镇定，走向电话。他仍然不担心，但是搞不懂娜娃为什么会消失。她为什么没有像往常一样等他吃午饭？他给吉莉·斯提纳打电话，问她娜娃是否和她在一起。吉莉说：

“当然没有。怎么，她跟你说上我这里来了？”

本尼·阿弗尼说：

“实际上，她什么也没说。”

“杂货店两点关门，她也许顺便买东西去了。”

本尼·阿弗尼说：

“吉莉，谢谢。没事。她肯定很快就会回来。我不担心。”

尽管如此，他还是找到了维克多家杂货店的电话号码，拨打了电话。电话铃响了很长时间才有人来接。最终老利伯松带鼻音的男高音以某种圣餐仪式上的唱诵腔调讲了话：

“维克多杂货店，这是什洛莫·利伯松。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

本尼·阿弗尼问起娜娃。老利伯松伤心地回答：

“没有啊，阿弗尼同志。真遗憾，你亲爱的夫人今天没到这里来。我们没能荣幸地欢迎她迷人的陪伴。我想我们不可能有这个荣幸了，因为再过十分钟，我们就要打烊回家，准备欢迎安息日新娘。”

本尼·阿弗尼回到卫生间，脱掉内衣，调试水温，好好洗了个澡。擦拭身体时，他似乎听到了房门嘎吱嘎吱的声响，于是提高嗓门喊道：“娜娃？”但没有回应。他穿上干净的内裤和卡其裤，到厨房寻找线索，接着又来到客厅，检查放电视的角落，又去了卧室和封起来的走廊，那里也是娜娃的工作室。她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时光，用泥土塑像，有富有想象力的小动物，或者宽下巴、塌鼻子的拳击手。她在一间仓库的窑里将这些小玩意儿烘干。他去了棚屋，打开灯，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眨眨眼睛，但是看到的都是变形的雕塑和寒窑，四周环绕着在灰尘隔板中跳动的黑暗阴影。

本尼·阿弗尼不知是否应该躺下休息，不再等待娜娃。他进了厨房，把脏盘子放进洗碗机。他寻找着线索，看娜娃出去之前是否吃过饭。可是洗碗机差不多满满当当的，他无法辨认哪些盘子是娜娃吃午饭用的，哪些是原来就在那里的。

炉子上放着一锅煮熟的鸡块，但无法得知娜娃是吃过饭，给他留了一些鸡块，还是什么都没吃就出去了。本尼·阿弗尼坐在电话机旁，拨打芭提雅·鲁宾的电话，看看娜娃是否和她在一起。可是电话响了十下，又响了十五下，始终无人接听。本尼·阿弗尼嘟囔了一句“动真的啦”，就到卧室里躺了下来。娜娃的拖鞋放在床边。拖鞋小巧玲珑，色彩鲜艳，鞋跟已经有些磨损，看上去就像一对玩具船。他在床上平躺了十五或是二十分钟，盯着天花板。娜娃很容易生气。这些年，他明白了任何试图安慰她的努力都会让她更加生气，因此他宁愿什么也不说，让流逝的时间慢慢抚慰她。她控制着自己，但对此耿耿于怀。一次她的朋友吉莉·斯提纳医生建议在村委会艺术画廊办个小展览，展出娜娃的雕塑。本尼·阿弗尼微笑着承诺说考虑一下再给吉莉答复。最后，他认定在村委会艺术画廊办展览不合适：毕竟，娜娃只是一个业余艺术家；她可以在她工作的小学的走廊展出她的作品，免得招来闲言碎语，说她受到偏袒，诸如此类。娜娃什么话也没说，但是一连几个夜晚，她就站在卧室里熨烫衣服，直至凌晨三四点。她什么都熨，就连毛巾和床罩都熨。

约莫过了二十分钟，本尼·阿弗尼突然起身穿上衣服，去了地下室。他打开电灯，惊动了一大群虫子。本尼凝视着包装箱和衣箱，摸摸电钻，拍拍酒桶，酒桶发出空洞的声响。接着他关掉电灯，上楼来到厨房，犹豫片刻，也许是犹豫再三，把他那件绒面革中长大衣披在无型的套头衫外面，门也没锁就离开了家。他身体前倾，仿佛逆风而行，去寻找他的妻子。

三

每逢周五下午，村子的街道上便空无一人。大家都待在家里休息，准备晚上出去过安息日。天气潮湿，天空晦暗，云天低垂到房顶。空荡荡的街道上飘浮着一束束薄雾。道路两旁的房屋门户紧闭、无精打采。二月午间的风将一张旧报纸吹过空荡荡的街道。本尼弯腰捡起报纸，将它丢进一个垃圾箱。在先驱者花园附近，一条硕大的杂种狗走近他，跟在他身后，龇牙咧嘴地狂叫。本尼呵斥着狗，可是狗变得愤怒起来，像要朝他扑过来。本尼弯腰抓起一块石头，在空中挥动臂膀。狗退缩了，耷拉着尾巴，远远地跟在他身后。于是一人一狗相隔十来米，沿着空旷的大街往前走，左拐到了奠基者街。这里所有的百叶窗也都因人们午睡而关得严严实实。百叶窗多为旧式木质百叶窗，绿漆已经褪色，有些板条已经弯曲，或者掉落。

昔日曾被精心照管、而今已经废弃的场院里，到处可见废弃不用的鸽房，被改成仓库的羊圈，瓦楞铁谷仓附近是长满杂草、年久失修的卡车，或者是不再使用的狗窝。他家房前也有两棵巨大的老棕榈树。可是应娜娃要求，它们在四年前就被双双砍掉，因为卧室窗外风吹棕榈的窸窣声响让她夜不能寐，令她感到暴躁和忧伤。

有些院子里种着茉莉和文竹，有些院子里则杂草丛生，高大的松树在风中窃窃私语。本尼·阿弗尼像平时一样前倾着身子，沿先驱者街和以色列部落街行走，穿过纪念公园，在那条长椅旁停了一会儿。阿迪勒说过，娜娃让他给在临时办公室的本尼捎便条说“别担心我”时曾在那条长椅上坐过。

本尼停住脚步。那条狗也在离他十来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现在它既不狂叫，也不龇牙咧嘴了，而是以某种智慧、好奇的样子看着本尼·阿弗尼。他们二人在特拉维夫还是未婚学生时，娜娃就怀孕了。她那时正在接受教师培训，他正在学商科。他们立刻一致同意终止这不期而至的怀孕。娜娃约了利恩斯街一家私人诊所的医生。但在约定时间的两小时前，她改变了主意，头靠在他胸脯上哭了起来。然而他不肯放弃，请求她理智一些。别无选择，毕竟，整个手术不过像拔掉一颗智齿。

他在街对面的一家咖啡馆等她。他看了两份报纸，甚至连体育版增刊都看了。不到两个小时，娜娃出来了。她脸色苍白。他们乘出租车回到学生宿舍。六七个吵吵闹闹的男女学生在那里等着本尼·阿弗尼。他们如约来与本尼见面。娜娃躺在房间角落的床上，用被子把自己从头盖到脚，可是争吵声、叫嚷声、玩笑声，还有香烟味儿朝她袭来。她感到虚弱、恶心。她摸索着走过聚会的同伴，倚靠墙壁支撑自己，来到了卫生间。她头晕目眩，麻醉药效力已过，疼痛再度袭来。她在卫生间看到有人吐到了地板上和马桶座上，忍不住也吐了起来。她站在那里哭了很久，双手抵在墙上，头靠在手上，浑身发抖。直到吵吵嚷嚷的客人离开，本尼才找到了她。他搂住她的肩膀，轻轻把她扶到床上。两年后，他们结婚了，但是娜娃总是怀不上孕。医生们采取了各种治疗方法帮助他们。又过了五年，双胞胎姐妹尤芭尔和英芭尔出生了。娜娃和本尼从未谈过特拉维夫学生宿舍的那个下午，仿佛他们有默契，没必要谈起。娜娃在学校教书，闲暇之时用泥土雕塑怪兽和断了鼻梁骨的拳击手，在仓库的窑里烧制成型。本尼·阿弗尼当选为特里宜兰村村长。村民们几乎都喜欢他，因为他不摆架子，乐于倾听，不过，他也懂得怎样让别人在不知不觉中按照他的意愿行事。

四

在犹太会堂街的拐角，他停了一会儿，转身去看那条狗是否还跟着他。狗站在一座院门旁，尾巴夹在双腿中间，张着嘴，耐心而好奇地看着本尼。本尼轻轻地叫它过来。狗竖起耳朵，粉红色的舌头耷拉下来。它似乎对本尼很感兴趣，但情愿与他保持距离。村外看不到一个生灵，既没有猫，也没有鸟，只有本尼和杂种狗。浓云低垂，几乎触到了柏树梢。

水塔矗立在三个混凝土支架上，旁边有个防空洞。本尼·阿弗尼试了试防空洞的铁门，发现门没锁。他于是走下了十二级台阶。潮湿凝滞的气流触及皮肤。他摸到了电灯开关，然而没电。即便如此，他还是走进黑暗的空间，在隐约可辨的物体中摸索着往前走：一堆床垫或折叠床，还有破烂的橱柜。他深吸了一口沉闷的空气，摸索着穿过黑暗回到台阶上，经过电灯开关时又试了一下。还是没电。他关上铁门，回到空旷的大街上。

此时风已基本上停了，但是依旧雾霭沉沉。一座座老房子变得模糊不清。有些老房子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墙上的黄色灰泥已经剥落，留下脏兮兮光秃秃的补丁。院子里长着灰色的松树。柏树篱笆把一块块房产分割开来。间或可在杂草、荨麻、绊根草和旋花丛中看到一台生锈的除草机或者破碎的洗衣盆。

本尼·阿弗尼轻轻地吹着口哨，但杂种狗依旧与他保持着距离。犹太会堂建于20世纪初村庄创始之际，前面有个布告栏，上面钉着广告，包括当地影院放映的影片、酿酒厂产品，以及有本尼签名的村委会通知。本尼在布告栏前逗留了片刻，看这些通知，但由于某种原因这些通知在他看来冗长累赘、错误百出。他觉得他似乎瞥见大街拐角处有个佝偻的身影，但走到近前才发现只是薄雾中的灌木。犹太会堂顶上有一个金属九枝烛台，门上雕刻着狮子和大卫星。他攀上五级台阶，推了推大门。门没锁。里面几乎一片漆黑，空气冰冷，灰尘弥漫。约柜前垂挂着帘栊。长明灯暗淡的灯光映照出“我把上帝摆放在我面前”几个字。本尼·阿弗尼借着半明的灯光在会堂的长椅中徘徊，而后上楼来到女座。黑色封皮的祈祷书散落在长椅上。汗水味和旧书的气味冲他袭来。他伸手抚摸一条长椅的后背，有人好像在那儿落下了一条披肩或头巾。

本尼·阿弗尼从犹太会堂出来时，发现狗正在台阶下面等他。他跺着脚说：“嘘，滚开。”狗戴着有身份标签的护颈，往一侧歪了歪脑袋，张嘴喘着粗气，似乎在等待一个解释。但没有任何解释。本尼转过身，继续朝前走。他弓着背。那件走了样的套头衫从中长款绒面大衣里露了出来。他大步流星，身体像船头一样破浪前进。狗没有弃他而去，但依然保持着距离。

她能去哪里呢？也许她正拜访某个闺蜜，耽搁了回家的时间。也许由于某些紧急事务待在她工作的学校里出不来。也许她在诊所。几个星期前，她在一次吵架时说他的友善只是一副面具，面具的背后隐藏着冰冻的荒原。他没有回答，而是露出深情的微笑；她跟他发火时他总是这个样子。娜娃怒气冲冲地说：“你什么都不关心，不关心我，不关心女儿。”他继续深情地微笑，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可她使劲儿甩开他的手，转身离去，啪的一声关上了房门。一小时后，他把一杯蜂蜜薄荷茶给她端到工作室。他觉得她会感冒。她没有感冒，但接过茶杯，声音平静地说：

“谢谢。你真的不必如此。”

五

也许，当他冒着薄雾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行走时，她已经回到家了？他考虑回家，但是一想到空荡荡的房子，尤其是想到空荡荡的卧室床脚放着她那双如同两只玩具船似的彩色拖鞋，回家之念便被遏制。他决定继续往前走。他肩膀前倾，沿着藤蔓街和塔尔帕特街行走，来到娜娃教书的小学校。就在一个月前，他亲自和村委会的对手，甚至和教育部展开论战，成功获得资助，要建四间教室和一间宽敞的健身房。

周末，学校的铁门上了锁。学校建筑和操场四周围了一圈铁栏杆，栏杆上是铁丝网。本尼·阿弗尼绕着学校转了两圈，直到找到一个地方可以翻到操场上。他朝在路对面看着他的狗挥了挥手，然后抓住铁栏杆，纵身，把铁丝网推向一边，在这当中擦伤了自己。他连滚带爬进了操场，落地时扭伤了脚踝。他一瘸一拐地穿过操场，受伤的左手鲜血流淌。

从侧门进入教学楼，他发现自己来到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侧有几个教室敞开着房门。里面弥漫着汗水、食品和粉笔末味儿。地板上扔着碎纸片和橘子皮。本尼走进一间房门半开的教室，在教师桌上发现一个脏兮兮的黑板擦和一张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纸上乱涂着几行字。他审视着字迹：确实是女人的笔迹，但不是娜娃的。本尼·阿弗尼把如今沾了他血迹的字条放回书桌，转身看黑板，黑板上的字出自同一个女人之手：宁静的乡村生活与喧闹的城市生活之比较，请最晚在周三前完成。下面还写着：请回家仔细阅读下面三章，准备回答课后问题。墙上挂着西奥多·赫茨尔、国家总统和总理的照片，也挂着一些带有插图的海报，如热爱自然者保护野花。

桌椅横七竖八，好像学生们听到下课铃响后急着离开，把桌椅推到了一边。窗台花箱中的天竺葵凄楚可怜，未得到妥善照管。讲桌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张大幅以色列地图，位于玛拿西山中的特里宜兰村被用绿笔圈住。一件孤零零的毛衣挂在衣帽钩上。本尼·阿弗尼离开教室，一瘸一拐地在走廊里兜着圈子。受伤的手上滴落的鲜血表明他从那里经过。当来到第一条走廊尽头的卫生间时，他不由自主地进了女厕所。他发现女厕所的气味与男厕所不同。女厕所里有五个小隔间。本尼·阿弗尼检查了每个隔间的门后。他甚至察看了清洁柜。然后他往回走，来到一条走廊，又经过另一条走廊，最终来到教师休息室。他在这里停留片刻，用手摸了摸金属牌上的字迹：“教师休息室。学生未经允许不得进入。”有那么一刻，他觉得紧闭的门里正在举行某种会议。他怕打扰了众人，然而也渴望打断会议。可是休息室里空空如也，一片黑暗，闭紧的窗户上拉着窗帘。

房间两边分别放着两排书架，正中是一张大桌子，周围放着二十几把椅子。桌上乱七八糟地放着空的或半空的茶杯、咖啡杯，还有书、课程表、印制的文件和笔记本。窗户那边有个大柜子，每位老师都有一只抽屉。他找到了娜娃·阿弗尼的抽屉，把抽屉拉开，放在桌子上。里面放着一摞作业本、一盒粉笔、一小盒咽喉片，还有一个空空的太阳镜盒。他思忖片刻，把太阳镜盒放回原处。

本尼·阿弗尼注意到，一条放在椅背上的围巾看起来眼熟。可光线暗淡，他无法确认围巾是不是娜娃的。他捡起围巾，擦掉手上的血，把围巾折了起来，装到大衣口袋里。而后他离开休息室，一瘸一拐地走上一条几个房门都敞开的走廊，接着又走上另一条走廊。他边走边往教室里看，推了推卫生室的门，是锁着的。他扫了一眼门房办公室，最后从进门时没走过的一扇门出来，离开了教学楼。他一瘸一拐地穿过体育场，爬上栏杆，把铁丝网推向一边，而后跳到大街上，这一次撕破了上衣。

他站在那里等待了片刻，不知道自己究竟在等待什么，直到看到那条狗在对面离他十米远的人行道上热切地看着他。他想走到近前抚摸那条狗，可是狗站了起来，慢慢往前走，保持着原来的距离。

六

他跟在狗后面，一瘸一拐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走了约莫一刻钟。那只流血的手上包着从教师休息室里拿来的围巾。这条格子围巾也许是娜娃的，也许只是与她的某条围巾相像。灰蒙蒙的低矮天空与树梢纠缠在一起。一道道薄雾洒进院落。他感觉到有小雨滴落在脸上，可他不能确定，也并不在乎。他瞥了一眼矮墙，认为自己看到了一只鸟，但走近发现那不是一只鸟，而是一只空空的锡皮罐头盒。

他在两排高大的九重葛篱间的窄巷里穿行。最近他批准了重新修筑这条小巷，甚至某天早晨来检查工作。他从小巷走上犹太会堂街。狗在前面引路。这一次光线更加昏暗。他思忖着是否直接回家：她现在也许已经回家了，也许正躺下休息，不知他去了哪里，也许，谁知道呢，甚至有些为他担心呢。可是一想到那空荡荡的家，他便不寒而栗，继续一瘸一拐地跟着狗前行。狗一直往前走，没有朝后看。它的鼻子低垂着，好像在嗅路。很快，也许在夜幕降临之前，就会下起大雨，荡涤灰尘缭绕的树木，荡涤所有的房顶和人行道。他想到可能发生、现在似将不会发生的事，任思绪信马由缰。娜娃过去经常和两个女儿一起坐在后门廊，俯瞰柠檬树，轻声细语地和她们聊天。她们聊什么，他从来不得而知，也没兴趣知道。现在他想知道，可无从知晓。他觉得自己必须做出决定，尽管以前他每天都做许多决定，但这一次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实际上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此时，狗停住脚步，坐在他前面十米远的人行道上。他也在纪念公园前停了下来，坐在长椅上。妻子两三个小时之前显然就坐在那里让阿迪勒到临时办公室给他送便条的。因此他就坐在长椅中间，流血的手上包着围巾。细雨开始飘落，他扣上大衣衣扣，坐在那里等待他的妻子。

陌路

一

傍晚时分，鸟叫了两遍，其意味让人无从得知。微风拂煦，又渐渐止住。老人搬出椅子，坐在门道里，观看路人。不时有汽车开过，消失在公路拐弯处。一个女人缓缓走过。她拿着一只购物袋，从杂货店回家。一群孩子在街上吵吵嚷嚷，他们走过之后吵嚷声便消失了。一条狗在山坡后吠叫，另一条狗回应着它。天空变得灰蒙蒙的，只有透过西边成荫的柏树可看到落日的余晖。远处的山峦黑黝黝的。

考比·爱兹拉，一个郁郁寡欢的十七岁少年，站在一棵树干被刷成了白色的桉树后等待。他身材纤细，看上去有些虚弱，双腿瘦骨嶙峋，皮肤黝黑，脸上总流露出忧伤惊奇的神色，仿佛不久之前经历了一场令人不快的意外。他身穿一条沾满灰尘的牛仔裤，还有一件印有三巨人节传说字样的T恤。他不可救药地坠入了情网，困惑迷茫，因为他所爱的女人几乎比他大一倍，因为她已经有了一个情人，所以他怀疑对方对他只是礼貌的同情。他希望她能够猜出他真正的心思，但又怕一旦猜出，她就会拒绝他。今天晚上，如果她男朋友没开柴油罐车过来，他会主动提出陪她从上白班的邮局走到她上晚班的图书馆。也许这次他终于可以说点什么，让她了解他的情感。

邮政局女局长阿达·达瓦什也是特里宜兰村的图书管理员。她是个三十多岁的离婚女子，身材不高，快乐，丰满，面带微笑。她留着披肩发，垂到左肩的头发比垂到右肩的多一些。走路时一对硕大的木质耳环摆来摆去。一双褐色的眼睛让人感到温暖，其中一只有点眯眯眼，为她平添了几分魅力，好像她故意眯缝起眼睛，有些顽皮。她喜欢在邮局和图书馆的工作，尽职尽责，一丝不苟。她爱吃夏季水果，酷爱轻音乐。每天早晨七点半，她开始分拣邮件，把信件和包裹放到居民的信箱里。八点半她打开邮局门，开始营业。一点钟，她锁门回家吃饭休息，五点至七点又在邮局开门营业。七点她锁上邮局的门。每逢周一和周五，她会径直去往图书馆。就她一个人工作，处理信件、包裹、电报和挂号信，热情欢迎顾客前来购买邮票和航空邮简，支付账单或罚金，登记购买汽车或出售车子。大家都喜欢她随和的态度。如果柜台无人排队，他们会逗留片刻，和她聊天。

村子很小，来邮局的人不是很多。多数人只是来检查固定在外面墙上的邮箱里有无信件，便离开了。有时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都没人走进邮局。阿达·达瓦什坐在柜台旁分拣信件，填写表格，或者把邮包排列整齐。村里人说，有时会有一个两条浓密的眉毛聚在一起的四十多岁的男人前来看她。他不是村里人，高大魁梧，总是身穿蓝色工作服，脚穿工作靴。他把他的柴油罐车停在邮局对面，就坐在入口处的长椅上等她，把一串钥匙抛向空中，再单手接住，自娱自乐。每当他把油罐车停在邮局对面或她家门前时，村民们就说，阿达·达瓦什的男朋友又来度蜜月了。说此话并非出于恶意，而是几乎满含深情，因为阿达·达瓦什在村里颇受欢迎。四年前，她丈夫与她分手时，村里人多数都站在她这边，而不是他那边。

二

借着暮色，男孩在桉树下找到了一根木棍。他一边等待阿达·达瓦什干完邮局的工作，一边用木棍在地面画出男男女女的形状，画得有些变形，好像他在画画时心存厌恶。光线越来越暗，因此没人能看见这些人物画；实际上连他自己都几乎看不到。后来，他用拖鞋抹掉了这些人形，扬起一股烟尘。他设法找到合适的字眼以便在陪同阿达·达瓦什从邮局走向图书馆时与她交谈。以前有两个偶然的机会陪她，他热情洋溢地说起自己酷爱图书与音乐，然而没能传达出真情实感。也许这次他应该和她谈论孤独？可是她也许会形成一种印象，认为他是在说她离婚的事，会被冒犯，或者被伤害。上次她跟他说喜欢《圣经》，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读上一章。因此这一次或者从《圣经》里的爱情故事说起？谈谈大卫，谈谈大卫对扫罗女儿米甲的爱？或者谈谈《雅歌》？可他对《圣经》知之甚少。他害怕谈论自己知之甚少的主题会被阿达轻视。最好和她谈谈动物：他喜欢动物，与动物非常亲近。比如，他大概可以谈某种歌鸟的交配习性。也许他可以用歌鸟来暗示自己的情感。可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和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在一起会有什么希望？也许至多能唤起某种怜悯。怜悯之于爱，就像映照在水坑里的月亮之于月亮本身。

与此同时，光线愈加暗淡。有几位老人仍坐在家门前的椅子上打盹，或者两眼盯着前方，但多数老人都收起椅子，回家去了。街上空空荡荡。村周围山上的葡萄园里响起了胡狼的嚎叫。村里的狗狂叫着予以回应。远处传来一声枪响，划破了黑暗，随之而来的是蟋蟀响成一片的唧唧声。“再过几分钟，她就会出来，锁上邮局门，去图书馆。你会从阴影中现身，像前两次那样询问是否可以与她同行。”

上次她借给他的《达洛维夫人》，他还没有看完。可是他想再借一本，因为他计划整个周末都用来看书。“你没有朋友吗？不打算去玩吗？”没有，他肯定没有朋友，没有计划。他宁愿宅在家里看书，或者听音乐。他学校的朋友喜欢吵吵闹闹，喜欢闹嚷嚷的环境，而他喜欢安静。这一次他要这样跟她说。她会由此看出他的与众不同。“你为什么总是和别人不一样呢？”父亲总是问他，“你应该出去，做些运动。”母亲每天晚上走进他的房间，检查他是否还有干净的袜子可穿。一天晚上，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第二天父亲没收了钥匙。

他用木棍刮擦着刷了石灰的桉树树皮，接着摸摸下巴，看看两小时之前刮的脸是否依然说得过去。他的手指从下巴摸向脸颊和额头，把自己的手指想象成她的。快七点时，从特拉维夫来的大巴到了，停在了村委会办公室前。考比躲在桉树后，看到人们拎着大包小包走下大巴。他在人群中认出了斯提纳医生，也认出了他的老师拉海尔·弗朗科。她们谈论着拉海尔的老父亲，说他出门去买一份报纸，忘记了回家的路。她们说话的声音传到他耳朵里，但他听不懂她俩在说些什么，也不想知道。人群散去，声音也消失在远方。又可以听到蝉鸣了。

七点整，阿达·达瓦什从邮局出来。 她锁上门， 也锁了扣锁，检查是否锁牢，然后穿过空荡荡的大街。她身穿一件宽松的夏装和一条轻薄的大摆裙。考比·爱兹拉从藏身之地冒了出来，声音轻柔，像怕吓着她：

“又是我。考比。可以和你一起走走吗？”

“晚上好。你在这里站了多久了？”

考比想撒谎，但不知为什么竟然说了实话：

“我在这里等了你半个小时了。甚至还要长一些。”

“你为什么等我？”

“不为什么。”

“你可以直接去图书馆的。”

“当然。但我更愿意在这里等。”

“你是来还书的吗？”

“我还没看完呢。我来是想让你再借我一本书，周末看。我把两本都看完。”他就这样一边陪她走上奠基者大街，一边告诉她，他差不多是班里唯一读书的男生。其他男生都沉迷于电脑或运动。女生呢，对，有些女生读书。阿达·达瓦什一清二楚，但不想提起，免得让他难堪。他一直走在她身旁，滔滔不绝，似在担心哪怕停下一会儿，她都能发现他的秘密。她猜出了这个秘密，不知怎样才能不伤害他，而又不误导他。她不得不告诉自己，不要伸手抚摸他的头发。他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只在前面留了一缕额发，平添了几分孩子气。

“你没有什么朋友吗？”

“男生都很幼稚，像我这样的人对女生又没有吸引力。”

接着他突然加了一句：

“你也和别人不太一样。”

她在暗中笑了，抻抻有些歪斜的上衣领口。她走路时，那副大木耳环来回摆动，好像有自己的生命。考比继续说个不停。现在他在说社会缺乏信任，甚至蔑视真正有价值的人。他一边说，一边感到一种冲动，要去摸一摸走在身边的女人，不管是轻轻地抚摸还是短暂地触碰。他伸出手指，指尖几乎碰到了她的肩膀，但在最后一刻，他缩回手指，攥紧拳头，垂下了胳膊。阿达·达瓦什说：

“这家院子里有一条狗。有次它追我，咬了我的腿。我们赶紧过去。”

当阿达提到她的腿时，男孩的脸腾地红了。令他高兴的是天很黑，她注意不到。可是她确实注意到了什么，不是注意到他脸红了，而是注意到他突然陷入了沉默。她轻轻地碰了碰他的后背，问他《达洛维夫人》怎么样。考比开始激动地谈起此书，声音发颤，紧张，好像正在坦白自己的情感。他谈了很长时间的《达洛维夫人》，也谈了其他的书。他认为人生只有忠于某种主张或情感，一切均围绕这种主张或情感进行时，才有意义。阿达·达瓦什喜欢他精妙的用词，但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如此孤独、显然从未交过女友的原因。他们来到图书馆时，他还在滔滔不绝。图书馆位于文化厅后翼的一楼。他们从侧面入口走了进去。时间为七点半。阿达建议给二人冲杯咖啡。考比开始嘟囔：“不，谢谢，不需要，真的。”但是他随即改变了主意：“实际上，干吗不呢。谢谢你。”他还说也许可以帮上什么忙。

三

明亮的白色氖灯把图书馆照得通明。阿达打开空调。空调启动时发出轻柔的咯咯声响。图书馆里排列着漆成白色的金属书架，所占空间不大。书架之间开设了三条平行过道，虽然灯光也照到这里，但没那么明亮。在入口附近放着一张办公桌。办公桌上有电脑、电话、一摞小册子和期刊、两摞书，还有一台旧的收音机。

她走进一个过道（过道一头设有洗涤槽和通往厕所的出口），从他的视线中消失。她在那里把水壶灌满，通上电。等水烧开的同时，她打开电脑，让考比挨着她坐在办公桌后头。他垂下眼帘，看见她的柠檬色裙子没有盖住膝盖。看到她的膝盖，他的脸又红了。他双臂放到大腿上，转念一想，又交叉抱在胸前，最后把一双手放到了桌子上。她看着他。他觉得她左眼轻轻一瞥，似乎正在朝他使眼色，好像在说：“没那么糟糕，考比。你又脸红了。”

水开了。阿达·达瓦什冲了两杯黑咖啡，问都没问，就往咖啡里放了糖。她把一杯咖啡推向他。她看到他的T恤上写着三大巨人节，不知是哪种节日，三巨人又是谁。已经是七点四十分，没有人来图书馆。办公桌一头放着上星期收到的五六本新书。阿达给考比演示怎样把新购置的图书在电脑里编目，怎样给图书加盖图书馆的印章，怎样给图书加一层结实的塑料薄膜，怎样在书脊上贴书号标签。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助理馆员了，”她说，又加了一句，“告诉我，你家里人不盼着你回去吗？吃晚饭？也许他们已经为你担心了。”她眯缝着的左眼深情地眨动着。

“你也没吃晚饭呀。”

“可我总是等图书馆关门后才吃。我从冰箱里抓些吃的，边吃边看电视。”

“一会儿我再陪你从这儿走回家。你就不用一个人摸黑走路了。”

她朝他微笑，把自己温暖的手放到他手上。

“不需要，考比。我的住处离这里只有五分钟。”

她的手一碰到他，他便感到从脖颈到脊梁骨涌起一阵甜蜜的颤抖。但是，他从她的话里推断出她的男朋友，那个开柴油罐车的司机，一定在家里等她。即使现在不在，她也许期待着他夜里晚些时候会来，因此她不需要他陪她走回家。可不管怎么样，他会像条狗一样，跟着她走到她家的台阶。等她关上房门，他会留下来坐在台阶上。这一次他也会握着她的手道晚安。当她把手放在他手里时，他会轻轻地攥两下，这样她就明白了。这个世界在他眼里是如此糟糕、畸形、可鄙。一个柴油罐车司机竟然比他有优势，只是因为他年纪大。他想象中突然闪现出柴油罐车司机的样子：两道浓眉聚在中间，肥大的手指从前面插进她的衬衣。这幅幻象令他感到欲望和耻辱，夹杂着极度的愤怒，并想做些什么去伤害他。

阿达的眼角瞥见他，注意到了什么。她建议围着书架转转： 她可以给他看各式各样小宝贝，比如爱勒达德·鲁宾的书稿，稿纸边有他本人校订时的眉批笔迹。但他还没有回答，两个老太太就走了进来，其中一位矮墩墩的，身穿宽松的中长裤，头发染成了红色，另一位一头短短的灰发，眼睛突出，戴一副深度眼镜。她们是来还书的，想再借几本新书。她们两人聊着，也和阿达聊整个国家都在谈论的一部新出的以色列小说。考比逃进了一个过道。他在一个低矮的书架上发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他翻到书中间，站在那里看了一两页，不去听她们的谈话。但是女人们的声音传到他的耳际。他发现自己无意中听到一个人说：“我认为他在不断地重复自己。他一遍遍地写同一本书，变化甚微。”她的朋友说：“连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也都在重复自己。那又怎么啦？”阿达微笑着说：“有些主题和母题作家会一遍遍重复，因为它们显然是作家的生命之源。”

当阿达说到“生命之源”时，考比感到某种东西在挤压他的心。在那一刻，他很清楚她是要他无意中听到这个短语，她实际上是在和他说话，而不是在和老太太说话，她试图说明他们内心深处同源。他在想象中走近她，用胳膊搂住她的肩膀，把她的头靠在自己肩膀上，因为他比她高一头。他能够感受到，她的双乳贴着他的前胸，她的腹部贴着他的腹部，接下来那幅景象令人钻心地疼痛，无法忍受。

女人走后，他在原地待了一会儿，等身体平静下来。他用比平时略加深沉的声音对阿达说，他过一会儿就来。与此同时，她在电脑里输进两个女人还书与借书的信息。

阿达·达瓦什和考比并肩坐在办公桌旁，好像他也在图书馆工作。二人一声不吭，只有空调的嗡嗡声和氖灯的吱吱声打破沉寂。他们谈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时投河自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阿达说无法理解有人会在战争中间自杀。很难想象她没有一点参与意识，丝毫不想了解结果如何，谁能在那场可怕的战争中取胜，那会从某种方面影响世界上的所有人。她甚至都不想知道她自己的国家——英国——是会幸存下来，还是会被纳粹占领吗？

考比说：

“她感到绝望。”

阿达说：

“那正是我不能理解的。至少总有一件东西对你是珍贵的，你不想与之分离。哪怕是一只猫，或者一条狗。或者你喜欢的扶手椅。雨中花园的景色。或者窗外的落日。”

“你是一个快乐的人。绝望显然与你格格不入。”

“不，不是格格不入。但是绝望也不吸引我。”

一个二十多岁戴眼镜的姑娘走进图书馆。她屁股圆滚滚的，身穿花上衣、紧身牛仔裤。明亮的氖光灯刺得她眯起眼睛。她冲阿达微笑，也冲考比微笑，问考比是不是要做图书馆助理馆员。她希望找些有关1936—1939年事件即阿拉伯事件的资料。阿达带她到存放以色列历史和中东历史类图书的书架。二人抽出一本本书，查看目录。

考比走向厕所旁边的洗涤槽，清洗两只咖啡杯。办公桌上的时钟指向八点四十分。“又一个晚上即将逝去，你还没向她表露你的情感。这一次你不能让机会溜走。当你们二人再次单独相处时，你必须拉住她的手，直视她的眼睛，最终告诉她。可是你究竟告诉她什么？要是她哈哈大笑怎么办？或者相反，要是她惊慌着缩回手怎么办？也许她会对你说抱歉，把你的头贴在她的胸前，抚摸你的头发，把你当成孩子。”对他来说，怜悯比拒绝更为可怕。他很清楚，如果她对他表现出歉意，他会控制不住放声大哭。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眼泪。那样，一切就会结束，他会从她身边跑开冲向黑暗。

与此同时，即使咖啡杯子已干，他还是用洗涤槽旁挂钩上的抹布擦个不停，边擦边盯着一只不顾一切朝氖灯扑去的飞蛾。

四

戴眼镜的姑娘说声谢谢就离开了。她用一只塑料袋拎了五六本关于阿拉伯事件的书。阿达把办公桌上的图书卡片信息输入电脑。她向考比解释，其实每次只能借两本书，可是那姑娘十天后要提交论文。“马上就九点了，”阿达说，“我们就要锁门回家了。”听到回家两个字，考比的心开始在胸膛里猛跳，似乎这两个字里包含着某种秘密承诺。接下来他跷起二郎腿，因为他的身体又开始兴奋，威胁着要让他难堪。一个内在的声音对他说，来吧耻辱，来吧嘲笑，来吧遗憾。他不能放弃，他要告诉她。

“阿达，听我说。”

“什么事？”

“如果我向你要某种个人的东西，你会介意吗？”

“你说。”

“你爱过什么人，可他无法用爱来回报你吗？”

她立刻看出他要把话头引向哪里。她喜欢这个男孩，但有责任慎重对待他的感情。她在二者之间犹豫片刻。除此之外，她也感到自己有脱口说出同意的朦胧冲动。

“有，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是怎么做的？”

“女孩子都那么做。我吃不下饭，夜里哭，开始穿漂亮、吸引人的衣服，接着故意穿得没有光彩。直到一切过去。会过去的，考比，尽管暂时看来它会永远持续。”

“可是我——”

另一位读者走了进来。这一次是一位大约七十五岁的老太太，身体干枯轻快，身穿一件对她来说有些过于年轻的浅色夏裙，瘦骨嶙峋的褐色手臂上戴着银手镯，脖子上戴着两排琥珀珠子。她向阿达打招呼，好奇地问：

“这个有魅力的年轻人是谁呀？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阿达微笑着说：

“这是我的新助手。”

“我认识你，”老太太说着朝考比转过身去，“你是开杂货店的维克多·爱兹拉的儿子。你是志愿者吗？”

“是的，不是，实际上——”

阿达说：

“他是来给我帮忙的。他喜欢书。”

老太太还了一本外文小说，询问她是否可以借阅那本大家都在谈论的以色列作家的书。先前来的两个女人已经申请过了。阿达说已经有很多人在预约了，图书馆里只剩下两本。

“我把你放在预约者名单上好吗，莉萨？大概需要一两个月。”

“两个月？”老太太说，“那时他就又写完一本小说了。又一本小说，更新的小说。”

阿达劝她先对付着看一本从西班牙文翻译过来的小说，有很好的评价。老太太走了。

考比说：

“讨厌。还是个长舌妇。”

阿达没有搭腔。她翻看着老太太还的那本书。考比感受到一种突如其来、几乎难以忍受的急迫。这里又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但是再过十分钟，她会说关门的时间到了，也许机会就又失去了，也许就这一次机会了。他突然憎恨起炫目的白色氖灯，仿佛它是牙医的灯。他觉得灯光似乎在阻止他向她表白。

“咱们看看你是否真能做我的助手，”阿达说，“你可以记录一下莉萨刚借走的那本书。还有她刚还的这本。我来教你怎么操作。”

“可是她把我当成什么了？”他突然感到怒不可遏，“她觉得我就是一个小孩子。她让我玩一会儿她的电脑，然后让我去睡觉？她怎么这么蠢？她什么都不懂吗？一点也不懂？”他感到一种盲目的冲动，要去伤害她，咬伤她，粉碎她，拽下她那副大大的木质耳环，让她醒一醒，让她终于明白。

她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说：

“够了，考比。”

她用手触摸他的肩膀，令他眩晕，但也令他难过，因为他知道她只是设法安慰她。他转过身，双手抓住她耳环下的双颊，使劲儿把她的脸转过来。他不敢把嘴唇凑近她的嘴唇，就这样抱了她很长时间，双手捧住她的脸颊，两眼死死盯着她的嘴唇，那嘴唇既没有张开，也没有紧闭。在耀眼的氖灯光下，她脸上露出他未能识别的表情。看样子她没有受到伤害或者冒犯，他想，她是忧伤。他轻柔而坚定地抓住她的头，把嘴唇靠近她的嘴唇，整个身体在欲望和恐惧中颤抖。她没有抗拒他，也没有试图挣脱他的手，而是等待。最后她说：

“考比，我们该走了。”

他放开她的脸，眼睛还在看着她。他跳起来，用抖动的手指寻找电灯开关。氖灯立刻灭了，整个图书馆一片漆黑。“现在，”他对自己说，“如果你现在不跟她说，你会后悔一辈子。永远后悔。”他在欲望与情感的冲突中，感到一种要庇护她、保护她的朦胧冲动。它发自内心。

五

他展开双臂摸寻她，发现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办公桌后。他在黑暗中靠近她，不是脸对脸，而是用脸抵住她的身体一侧，臀部压住她的腰部，呈T字形。黑暗赋予他勇气，他亲吻了她的耳朵和鬓角，可是他不敢把她扳过来，用自己的嘴唇来搜寻她的嘴唇。她站在那里，臂膀和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既不反抗，也不配合。她思绪驰骋，想到那个胎死腹中的孩子，她在怀孕五个月出现并发症后将孩子生下。医生告诉她不会再有孩子了。在接下来情绪低落的几个月中，她为孩子的死责备丈夫，没有任何正当理由，也许只是因为在死胎事件发生之前的某个夜晚，他和她同过房。她不需要他，但任其行事，因为她从孩提时代起，就在意志坚强的人，尤其在意志坚强的男人面前表现顺从，这并非因为她生来就唯命是从，而是因为男人的坚强意志给她一种安全感、信任感、接受的感觉与屈从的愿望。现在她接受了一个男孩的侧面拥抱，既不鼓励他，也不阻止他。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两条胳膊耷拉着，脑袋也耷拉着。她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考比对此不知如何解释。

这是快乐的呻吟，就像他在电影中听到的那样，还是一种微弱的抗议？可是，一个富有想象、饱受性煎熬的十七岁青年带着强有力的欲望，在她的髋部摩擦。因为他比她高出整整一头，他把她的头拉到他的胸前，嘴唇温柔地在她的头发上游移，轻轻地触摸她的耳环，好像在分散她的注意力，要她别太关注他的腰部在对她做什么。羞耻感并没有抑制他的欲望，而是使之更加强烈：他知道他现在正在毁灭、践踏他和所爱之人的关系，将其扼杀。这种毁灭令他头脑眩晕。他用手去摸她的乳房，惊恐之中用胳膊搂住她的肩膀，他的腰部继续摩擦她的髋骨，直至脊梁骨和膝盖被快感吞没，颤抖不已。他得靠在她身上，免得摔倒。他感到腹部湿漉漉的，立刻移开，以免玷污她。他站在黑暗中喘着粗气，浑身颤抖，离她很近，但没有碰她。他的脸发烫，牙齿打战。阿达打破沉默，轻轻地说：

“我把灯打开。”

考比说：

“好的。”

可她并不忙着开灯，说：

“你可以去那边整理一下。”

“好的。”考比说。

他突然在黑暗中喃喃自语：

“对不起。”

他摸到她的手臂，抓在手里，用嘴唇轻触。他再次请求原谅，转身走向门口，从图书馆的沉沉黑暗中逃到夏夜那带有亮光的黑暗之中。半月在水塔上空升起，在屋顶、树梢和东边阴影迷离的山峦上洒下苍白迷蒙的光。

她打开炫目的氖灯，一只手拉平上衣，另一只手抚平头发。开始时她觉得他只是去了厕所，但是图书馆的门大敞着。她随后走了出来，站在门阶上，让浓烈的夜晚气息充盈她的肺腑，那气息闻起来隐约像干草、牛粪和某些她叫不上名字的芬芳花朵。“你为什么离去，”她自言自语，“你为什么走开，孩子，你为什么如此惊骇？”

她回到图书馆里，关上电脑、空调和氖光灯，而后锁上图书馆的门回家。路上陪伴她的是青蛙和蟋蟀的歌唱，还有吹来荆棘与泥土气息的轻风。也许那个男孩正躺在某棵大树下再次等候她，也许会提出陪她回家，也许这一次他会有勇气抓住她的手，或用胳膊搂住她的腰。她感受到他的气味，黑面包、肥皂和汗水的气味，陪伴着她。她知道他不会再回到她这里来了，今晚不会来，也许今后任何一个晚上都不会来了。她为他的孤独、他的懊悔以及他无意义的羞耻感到抱歉。然而，她让他神魂颠倒，这让她感受到某种内在的快乐和精神振奋，近乎骄傲。他向她索要甚少。要是他索要更多，她兴许也不会阻止。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她有些伤感，因为没有对他说出一些简单的话：“没关系，考比，别害怕，你没事的。现在一切都好了。”

柴油罐车没有在她家门外等候。她知道今夜她会寂寞。一进家门，两只饥饿的猫便在脚下迎接她，蹭她的腿。她冲它们大吼，呵斥它们，溺爱它们，给它们食物，把水放进它们的喝水碗里。接着，她去了洗手间，洗了脸、脖子，梳了梳头。她打开电视，节目播了一半，在讲北极冰冠融化以及北极生态系统的毁灭。她往一片面包上涂抹黄油，在上面铺一层奶油芝士，切一只西红柿，做了个煎蛋卷，然后又给自己倒了杯茶。接着她坐在扶手椅里观看关于北极生态系统毁灭的电视节目，啜饮香茶，几乎没有注意到她的脸颊流满了泪水。即使当她意识到自己在流泪，她也继续吃喝，两眼盯着电视，只是抹了几次脸颊。泪水没有止住，可她觉得舒服多了。她对自己说了本想对考比说的话：“没关系，别害怕，你没事的。现在一切都好了。”她站起身，脸上依然挂着泪水。她抱起一只猫，又坐下。差一刻十一点，她站起身，关上百叶窗，关了多数的灯。

六

考比·爱兹拉在村街上游荡，两次经过文化厅和家人用来谋生的杂货店。他走进纪念公园，坐在被雨露打湿的椅子上。他不知道她现在会怎样看他，她为什么没抽他两个巴掌。他突然挥手狠抽自己的脸，以致伤了牙齿。他耳朵里嗡嗡直响，左眼布满血丝。耻辱犹如某种令人作呕的黏稠物质充满了他的体内。

埃拉德和沙哈尔，两个和他年龄相仿的男孩，经过长椅，没有注意到他。他蜷缩在那里，脑袋埋在双膝之间。沙哈尔说：“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她撒谎，连一秒钟也不会相信她了。”埃拉德回答说：“我是说这样的撒谎情有可原。”他们继续往前走，鞋子嘎吱嘎吱踩在石子上。考比想，他今晚做的事永远不会被抹去。即使很多年过去，人生将他带到一个他无法想象的地方，即使到大城市去找妓女，像他经常想象的那样。任何事物都无法根除他今晚的耻辱。他本来可以和她在图书馆聊天，不去关灯。即使发狂关了灯，他本来也可以用黑暗做掩护来表达他的感情。大家都说词语是他的强项。他可以运用词语。他本来可以引用比阿里克或耶胡达·阿米亥爱情诗中的某些诗句。他本来可以坦白他本人也写诗。他本来可以背诵写给她的一首诗。此外，他想，她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责任，因为整个晚上她对他的行为就像一个老妇人对待孩子，或者老师对待一名小学生。她假装我没来由地在邮局对面等她，和她一起去图书馆。实际上她对情况了如指掌，只是装模作样，免得伤害我的感情。如果她不这样做就好了。如果她问一问我的感情就好了，尽管可能有些尴尬。如果我有胆量当面告诉她她这样的人没理由追随一个柴油罐车司机就好了。你和我情投意合，你深知这一点。我比你晚出生十五年，但我还是爱上了你，这一点无法改变。现在事情发生了，一切都毁了。永远毁了。事实上，我的所作所为什么也改变不了，因为结果从开始就已经注定。我们没有机会，你我都没有。没有一丝希望。也许（他认为）等我服完兵役后，我要考取驾照，去开柴油罐车。

他从长椅上站起身，走过纪念公园。拖鞋下的沙石小路嘎吱嘎吱响。一只夜鸟发出刺耳的叫声。远处村边一只狗不停地叫唤。他从午饭时分就什么也没吃。他感到又渴又饿，但一想到家，想到父母和姐妹们也许正黏在发出刺耳声响的电视机前，他就泄了气。真的，他回到家，谁也不会和他说什么，谁也不会问什么；他会从冰箱里抓些凉东西吃，一个人宅在自己的房间内。可是在他的房间里，废弃的鱼缸里漂着一条死鱼，那条鱼一星期前就死了，还有他的床垫脏兮兮的，他在那里做什么呢？最好待在外面，也许整夜都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游荡。也许最好回到那条长椅上，躺在上面，睡到天明，没有梦。

他突然产生了去她家的念头：要是柴油罐车停在外面，他就爬上去，往里面扔一根火柴，于是一切都会炸得四分五裂，永永远远。他在衣兜里寻找火柴，但是他知道他没有。接着他不由自主地来到由三根水泥支柱支撑的水塔前。他决定爬上水塔，这样会离正在东边山丘上移动的半月近些。铁梯的横档冰冷而潮湿；他迅速上去，很快发现自己来到了铁塔塔顶。这里有“独立战争” [14] 时期的一个老观察哨，还有破烂的沙袋和观察孔。他走进观察台，透过一个观察孔向外观望。那里有股陈腐的尿臊味儿。夜晚在他面前延伸，变得广袤、空旷。天空明亮，繁星闪烁，相互之间形同陌路，星星与他自己也形同陌路。黑暗深处传来间隔短暂的枪声。从这里听来那枪声十分沉闷。村民住房的窗户里仍然有灯光。偶尔他也可以从敞开的窗户看见电视机屏幕闪动的蓝光。两辆小车从脚下的藤蔓街驶过，车前灯把一排黑漆漆的柏树照亮。考比寻找着她家的窗户，因为无法确定，他选定一扇方向多多少少正确的窗户，决定那就是她家的。窗帘垂下，灯光昏黄。他知道，从现在起，他和她在大街上擦肩而过时，会形同陌路。他再也不敢跟她说一个字。她也许会躲避他。如果有朝一日他不得不去邮局办事，她会从护栏后面的柜台抬起头，声音平淡地说：

“好的，您有什么事？”

歌

一

房门敞开着。冰冷潮湿的冬日空气吹进门厅。我赶到时，已经来了约莫二十位或二十五位客人。他们当中有些人依然聚在过道里，相互帮忙脱掉大衣。迎面而来的是闹哄哄的说话声、燃烧的原木味儿、湿绒毛味儿，还有热乎乎的食品味儿。阿尔摩斯利诺，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戴着副系在细绳上的眼镜，正朝吉莉·斯提纳医生弯下腰，亲吻她的双颊。他一只手顺着她的腰身移动，说：

“你今天晚上真是光彩照人，吉莉。”

她回答说：“你可真会说话。”

普拉姆普·库尔曼两个肩膀一高一低。他拥抱了一下吉莉，接着拥抱了阿尔摩斯利诺和我。他说：“见到你们大家真好。你们瞧见外面的雨有多大了吗？”

我在衣架旁碰到了埃德娜和约珥·利拜科，一对年龄约五十五岁的牙医，经年生活在一起。他们长得很像，就像一对双胞胎：都是一头短短的灰发，脖子上布满皱纹，嘴唇噘起。埃德娜·利拜科说：

“今天下暴雨，有些人来不了了。我们自己也差点儿待在家里。”

她的丈夫约珥说：“待在家里干吗？冬天让你心情抑郁。”

那是特里宜兰村一个冬天的安息日夜晚。高大的柏树笼罩在薄雾中。客人们聚在达莉娅和亚伯拉罕·列文家，参加合唱晚会。他们家坐落在山坡上一个叫作泵房岗的小巷里。铺瓦的屋顶上有只烟囱。房子一共两层，还有个地窖。电灯把花园照得通亮。花园里长着几棵沉闷的果树：橄榄树和杏树。房前有一块草坪，毗邻草坪的是仙客来花圃。还有一座小假山，人工瀑布从假山汩汩流入一个装饰性的池塘。在池底灯光的映衬下，一些没精打采的金鱼成群结队地来回游动。大雨弄皱了水面。

我把大衣放在旁屋沙发上一大堆外衣上，走进客厅。每隔几个星期，就有三十来人到列文家相聚。这些人大多在五十岁以上。每对夫妇都会带来蛋奶火腿蛋糕，或者一份沙拉，或者一个热菜。他们坐在宽敞的客厅里。空中弥漫着希伯来文老歌和俄文歌曲那忧郁伤感的旋律。尤海·布鲁姆手风琴伴奏，三个中年女子坐在他身旁吹起竖笛。

房间里一片嘈杂。吉莉·斯提纳医生抬高嗓门宣布：

“请大家坐下，我们要开始了。”

可是客人们并不急于落座；他们忙着聊天，大笑，相互拍着肩膀。一脸胡子的大个子约西·沙宣把我安置在书架旁边的角落里。

“你好，近况如何？”

我说：“没什么新鲜的，你呢？”

“还是那样，”他回答，又补充说，“不算什么。”

“艾缇呢？”我问。

“在那儿呢，”他说，“她身体有点不好。是这样的，他们这个星期发现了一些讨厌的肿块。可她不愿意向任何人提起。除了……”他沉默下来。

“除了什么？”

可是他说：“没什么。不重要。你看到外面的雨下得有多大了吗？真是典型的冬日天气。”

女主人达莉娅在屋子里走了一圈，递给每位客人一个复印歌本。她的丈夫亚伯拉罕背对着房间，正往火炉里放木柴。许多年前，亚伯拉罕·列文在部队里是我的指挥官。他的夫人达莉娅和我一起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历史。亚伯拉罕是一个性格内向、寡言少语的人，而达莉娅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甚至在他俩相识之前，我就分别和他们是朋友。他们结婚后，我们继续保持着友谊。那是一种安静、稳定的友谊，不需要不断进行情感证明，也不仰仗我们多久见上一面。有时，一年或一年多也见不了一次面，然而他们仍然热情地接待我。但由于某种原因，我从未在他家过过夜。

大约二十年前，达莉娅和亚伯拉罕·列文有个独子亚尼夫。那孩子的性格有些孤僻。长到十几岁时，他变成总宅在自己房间里的少年。他小时候，我来串门，他总喜欢把脑袋贴在我的肚子上，还会藏到我的套头衫底下。有一次我给他买了只乌龟作为礼物。四年前，大概十六岁的他有天走进父母卧室，爬到他们床下，用父亲的手枪打中了自己的头部。他们找遍整个村子，找了一天半，却不曾意识到他就躺在他们的床下。达莉娅和亚伯拉罕甚至躺在床上睡觉，却不曾意识到儿子的尸体就在他们身下。第二天，清洁工来收拾房间时，发现他在那里，身体蜷缩，如同睡着一般。他没有留下一张字条。于是在朋友中间流传着几种说法。有人这么说，有人那么说。达莉娅和亚伯拉罕给唱歌的学生设立了一个小型奖学金，因为亚尼夫有时在村合唱队唱歌。

二

孩子去世一两年后，达莉娅·列文开始对远东灵修感兴趣。她曾主管村图书馆委员会，主动创办了一个冥想团体，活动地点为图书馆。每隔六个星期，她就在家里举办一场合唱晚会。我过去偶尔去参加这些晚会，因为他们认定我是个抱独身主义的单身汉。我有时会带去各种女孩，大家都会热情地欢迎。今天晚上，我是一个人来的，给主人带了一瓶梅鹿辄红葡萄酒，打算坐在我平时坐的地方，书架和浴缸之间。

达莉娅全身心地投入到她家举办的那些晚会：她负责组织、打电话、发邀请、迎接客人、安排客人就座、指导大家唱歌本上所列的歌曲，而歌本是她自己复印的。自从悲剧发生后，她疯狂地参加各种活动。除图书馆委员会、冥想团体和音乐晚会外，她还加盟各种委员会，上瑜伽课，参加学习日活动、会议、工作坊、会谈、讲座、课程和远足。

亚伯拉罕·列文则变得相当遁世。每天早晨六点半，他就发动车子，开车去航空研究中心上班。他在那里负责不同系统的开发。五点半或六点下班后，他直接回家。夏天，他换上男士汗衫和短裤，在花园里干个把小时的活，然后冲澡，独自吃点晚饭，喂猫和金鱼，安下心来边看书，边听音乐，等待他的妻子回家。一般情况下，他喜欢巴洛克音乐，但有时也听福莱或德彪西，或者带有内省色彩的爵士乐。

冬天，他到家时天色已黑。他会和衣躺在客厅沙发旁的毯子上听音乐，等去上课或赴约的达莉娅回家。十点钟，他总是回他自己的房间。悲剧发生后，他们不在原来的卧室一起住了，而是分别住在房子两头的房间里。没有人走进以前的卧室：那里的百叶窗永远关着。

无论冬夏，亚伯拉罕都要在星期六太阳快要落山之际去长途漫步。他从村南开始绕村而行，穿过田野和果园，再从村北进入村子。他轻快地步行经过由三根水泥柱支撑的水塔，走过整条奠基者大街，左转进入犹太会堂街，穿过先驱者公园和以色列部落大街，回到位于泵房岗的家中。如果碰到认识的人，他会点头打招呼，但不会停住脚步，甚至也不减速。有时，他甚至认不出谁从身边经过，继续直线行走，因为他陷入沉思之中，根本注意不到。

三

我坐在平时坐的鱼缸与书架之间的角落里，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环顾四周，但找不到喊我的人。我右边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头发梳了个小发髻。我并不认识她。对面就是窗子，只看到黑暗和雨水。左边玻璃鱼缸里，一群热带鱼正在游动。是谁喊我？也许是我自己的想象。与此同时，说话声逐渐停止，达莉娅·列文正在宣布今晚的安排。十点钟中场休息，届时供应自助晚餐。午夜十二点整供应酒水和奶酪。她还宣布了今后集体活动的日期。

我朝身边坐着的女人转过身去，小声自我介绍，问她是否演奏乐器。她小声说她叫达芙娜·卡茨，说她曾演奏竖琴，但很久以前就放弃了。她没多说什么。她个子高高的，人很瘦，戴着副眼镜，双手似乎又细又长。她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老式发髻。

与此同时，大家开始合唱安息日夜晚的歌：《再也看不到树梢的太阳》《安息日降临吉诺萨尔山谷》 《和平天使，和平与你同在》。我跟着唱了起来，身上涌起一股惬意的暖流，好像我一直在喝葡萄酒。我环顾房间，试图弄清楚刚才谁喊了我的名字，可是大家都在忙着唱歌。有的人声音尖厉，有的人声音浑厚，有的嘴角挂着圣洁无邪的微笑。女主人达莉娅·列文两只胳膊抱在胸前，就像在拥抱自己。尤海·布鲁姆开始用手风琴伴奏，另外三个女子吹竖笛与他合奏。其中一人发出了一个刺耳的音符，但她迅速纠正过来，找准了乐音。

唱完安息日歌曲后，轮到唱四五首关于加利利地区和加利利海的拓荒者之歌，接下来唱几首冬天和雨的歌，因为雨依然击打着窗棂，滚滚雷声偶尔震动窗玻璃，照明因暴雨之故时断时续。

亚伯拉罕·列文像平日一样坐在门口一张通往厨房的凳子上。他对自己的声音不自信，因此没有参加唱歌，而是坐在那里闭目聆听，好像他的任务就是挑出错误的音符。他时不时踮起脚尖走进厨房，检查一下准备在中场休息吃自助晚餐时上的、正在保温的汤和蛋奶火腿蛋糕。而后，他检查了火炉，又低头坐在他的凳子上，再次闭上眼睛。

四

之后达莉娅让我们大家安静下来。她宣布：“现在，阿尔摩斯利诺为我们表演独唱。”阿尔摩斯利诺，脖子上绕着根黑眼镜绳的大个子男人，站起身唱《笑吧，笑我所有的梦想吧》。他生就一副深沉、温暖的男低音。当他唱到“我从来不对人失去信赖时”，听起来就像他在痛苦地向我们诉说，诉说他发自内心的痛苦，通过歌词表达一些我们闻所未闻、令人心痛的新想法。

掌声过后，埃德娜和约珥·利拜科站了起来。这一对牙医夫妇看上去就像一对双胞胎，一头灰色的短发，嘴唇噘起，嘴角旁刻着一道道富有反讽意味的皱纹。他们唱了二重唱《夜晚啊，伸开你的翅膀》。歌唱时，他们的声音交错，就像一对舞蹈家相互依附。接着他们又唱了《用你的羽翼遮护我》。我反思如果我们的民族诗人比阿里克在这首歌中询问什么是爱情，我们是谁，那么我们不是诗人，岂能自吹知晓这一问题的答案？埃德娜和约珥·利拜科唱完后，向左右鞠躬。我们再次鼓了掌。

由于拉海尔·弗朗科和阿里耶·蔡尔尼克姗姗来迟，晚会暂停片刻。他们脱大衣时宣布，根据收音机广播，空军的飞机炸掉了敌军目标，安全返回基地。尤海·布鲁姆放下手风琴说：“终于啊。”吉莉·斯提纳愤然回应：“没什么可庆贺的，暴力与暴力互为因果，报复与报复相生。”约西·沙宣，那个身材高大、留着胡子的房地产代理人嘲弄地说：

“那么你的建议是什么，吉莉？我们什么也不做？把另外半边脸也送上去?”

阿尔摩斯利诺用他浑厚的男低音插嘴道：“一个正常的政府在这样的形势下应采取冷静而理性的行动，而我们的政府像平时一样，反应机械、肤浅……”

就在那时，我们的女主人达莉娅·列文接过话茬儿，建议用继续唱歌来代替政治争论，我们今晚就是为唱歌而来的。

阿里耶·蔡尔尼克现在已经脱掉了大衣。他没有找到椅子，于是坐在了利拜科夫妇脚下的地毯上。拉海尔·弗朗科发现门厅衣帽钩附近有只凳子，拉了过来，刚好坐在敞开的门外，这样不至于使聚会的人群膨胀，同时因为她老父亲一个人在家，她过一个小时就得离开去看他。关于炸弹袭击，我想谈点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挺矛盾的。可是太晚了，大家已不再争论，尤海·布鲁姆又拉起了他的手风琴。达莉娅·列文建议我们继续唱一些爱情歌曲。她边说边领唱《很久以前有两朵玫瑰，两朵玫瑰》。大家都跟着唱了起来。

在那一刻，我突然感到我得立刻去放大衣的房间，从一个衣兜里拿点什么东西。这件事似乎非常紧急，但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东西了。我也搞不清楚是谁又在喊我：坐在我旁边的瘦削女子仍然忙着唱歌，而亚伯拉罕坐在厨房门口的凳子上闭着眼睛，倚靠墙壁，没有加入歌唱者的行列。

我的思绪在被雨水荡涤的空荡荡的村庄街道、在风中摇曳的黑漆漆的柏树、小房子里熄灭了的灯火、湿透的田野，以及光秃秃的果园之间飘移。在那一刻我有种感觉，在某座黑暗的院落，正发生着与我相关的事，我应该参与。但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不得而知。

大家现在正在唱《如果你要我带你看灰蒙蒙的城市》。尤海·布鲁姆不再拉手风琴，让三个吹竖笛的人演奏。她们合奏没有发出不和谐的乐音。接着我们唱《你的挚爱，那最美的佳人去了哪里？》。我那么急迫地要在大衣兜里找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答案，于是我遏制住去另一个房间的冲动，和大家一起唱《石榴树吹送芬芳》以及《我的白喉恋人》。在唱下支歌前的空当，我歪过身子，轻轻问达芙娜·卡茨，就是坐在我身边的双手瘦骨嶙峋的女子，这些歌让她想起了什么。我的问题似乎令她震惊，她回答说：“没什么特别的。”接着她想了想又说：“这些歌让我想到了各种事情。”我又朝她歪过身子，正要说关于记忆的什么东西，可是吉莉·斯提纳严肃地瞪了我们一眼，似乎要阻止我们窃窃私语，因此我便不再说话，继续唱歌。达芙娜·卡茨拥有甜美的女低音。达莉娅·列文也是女低音。拉海尔·弗朗科是女高音。房间那头传来阿尔摩斯利诺低沉温暖的男低音。尤海·布鲁姆拉起手风琴，另三位竖笛演奏者为她伴奏，犹如植物攀援。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们围坐在一起，唱着从一切明朗澄澈的岁月就开始流传的老歌，很是惬意。

亚伯拉罕·列文疲倦地从凳子上站起身，把一块木柴放进火炉。火炉用令人愉快的轻柔火苗温暖着房间。接着，他坐回到凳子上，闭上眼睛，仿佛他又一次被赋予了任务，去发现唱歌跑调的人。外面也许雷声滚滚，也许空军飞机轰炸敌军目标后返回时在头顶上低飞，但是因为歌声、音乐声，我们在房间里几乎听不到它们的声音。

五

十点钟，达莉娅·列文宣布休息，吃自助晚餐。我们都站起来，开始朝厨房近旁的客厅角落方向挪动。吉莉·斯提纳和拉海尔·弗朗科帮助达莉娅从烤箱里取出馅饼和蛋奶火腿蛋糕，从炉子上取下汤锅。许多人拥到桌子旁边，自己取杯子和一次性纸盘。谈话和争论又开始了。有人说，委员会工人罢工是对的；还有人说工人罢工无可非议，结果很可能会使政府再次印制更多的钞票，我们会回到往昔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快乐时日。手风琴手尤海·布鲁姆说，把一切都归咎于政府是不对的，普通公民也有责任，他并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

阿尔摩斯利诺正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汤站在那里吃。热气给他系在黑绳上的眼镜蒙上了一层雾。他宣布说，报刊和电视总是描绘阴暗面。他说，总体画面不像媒体描绘得那么黑暗。他苦涩地补充道，你会认为我们这里的人都是盗贼，都腐败。

阿尔摩斯利诺的话似乎带有权威性，因为这些话是由他洪亮的男低音传达的。普拉姆普·库尔曼的盘子里装着土豆糕、烤土豆、一只肉丸，还有蔬菜。他一只手使盘子保持平衡，另一只手费劲儿地操纵刀叉。那一刻，吉莉·斯提纳给了他一杯红酒。“我手都不够用了。”他咯咯笑着。于是她踮起脚尖站在那里，把杯子端到他嘴边，这样他就可以喝酒了。

“你不觉得把一切都归咎于媒体有点太轻率了吗？”约西·沙宣对阿尔摩斯利诺说。

我说：“要全面地看问题。”可是一边肩膀比另一边高的库尔曼打断了我，直言不讳地谴责某位政府部长。

库尔曼说：“在任何正派的政府里，那种人都已经过时了。”

“等等，等等，”阿尔摩利斯诺说，“也许你应该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正派政府。”

吉莉·斯提纳说：“任何人都可认定我们的问题起于一个人，并结于一个人。如果是那样就好了。约西，你还没有吃蔬菜乳蛋饼呢，尝尝？”

房地产代理人约西·沙宣微笑着回答：

“我先把盘子里的东西处理掉，再看接下来吃什么。”

“你们都错了。”达芙娜·卡茨说，可是她要说的被众人的喧哗声吞没，因为大家都在说话，有些人提高了嗓门。我想，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他们孩提时代的影子。在有些人身上，你可以看到那孩子仍然活着；而另一些人身上则带着一个死孩子。

我离开了这群争论不休的人，端着盘子走过去和亚伯拉罕·列文说话。他正凭窗而立，掀起窗帘，凝视着窗外的雨水和风暴。我轻轻地碰碰他的肩膀。他转过身来，什么话也没说。他试图微笑，但只是颤动了下嘴唇。

我说：“亚伯拉罕，你为什么一个人站在这里？”

他思忖片刻说：

“我觉得和这么多人相处有点困难。大家一起说话，难以听见，难以听懂。”

我说：“外面真的是冬天啊。”

“是啊。”

我告诉他，我一个人来，是因为有两个女人都想和我一起来，我不愿意在她们当中进行选择。

“对的。”亚伯拉罕说。

“听着，”我说，“约西·沙宣悄悄告诉我他们在他夫人的身体里发现了某种肿块。难以处理的肿块。约西这样跟我讲的。”

亚伯拉罕点了几下头，像是对自己表示赞同，或像是我确认了他已经猜到的某种东西。

他说：“若有必要，我们会帮忙。”

我们从站在那里端着一次性盘子吃东西的人群中挤过去，穿越聊天和争论的噪音，来到露台。空气冰冷刺骨，外面下起了毛毛细雨。闪电在东面的山丘上隐约闪烁，但雷声并没有随之响起。广袤的沉寂笼罩着花园，笼罩着果树，笼罩着黑黝黝的松柏，笼罩着草坪，笼罩着花园篱笆墙外吸吮黑暗的茫茫田野和果园。脚下，鱼塘布满石头的底部光线惨淡。一只孤独的胡狼在黑暗深处哀嚎。几条愤怒的狗在村院里回应着。

亚伯拉罕说：

“你瞧。”

我一声不吭。我等他告诉我该看什么，他在说什么。可是亚伯拉罕沉默不语。最终我打破了沉默：

“亚伯拉罕，你还记得吗，1979年在部队时我们突袭戴尔恩纳沙夫，我肩膀中弹了，是你把我给转移了？”

亚伯拉罕想了一下说：“是的，我记得。”

我问他有时是否会想起那些日子。亚伯拉罕把手放在冷冰冰、湿漉漉的露台栏杆上，面朝黑暗背对着我说：

“你瞧，是这样的，有很长时间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只想孩子。我也许能够救他，可是我受某种理念的困扰，达莉娅盲目地追随我。我们进屋去吧。休息结束了。他们又开始唱歌了。”

六

晚会下半场，我们开始唱一些帕尔马赫时期拓荒者的歌，以及“独立战争”时期的歌曲，比如《内盖夫平原》《嘟嘟》和《友谊之歌》，之后我们唱了娜欧米·什玛的歌。达莉娅宣布，再过一个半小时，十二点整我们会再休息一下，上酒和奶酪。我坐在位于书架和鱼缸之间自己的座位上。达芙娜·卡茨又坐在了我旁边。她用双手，用十根手指捧着歌本，像是怕有人从她手中把歌本抢走。我歪过身子，小声问她住在哪里，歌唱晚会结束后是否有人开车送她回家，因为如果没有人送她的话，我很愿意这样做。达芙娜小声说，是吉莉·斯提纳带她来的，之后会把她送回家，非常感谢。

“这是你第一次来这里吗？”我问。

达芙娜小声说她是第一次来，但是从现在起她打算每次都来，六个星期来一次。

达莉娅·列文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我们不要交头接耳。我从达莉娅纤瘦的手指上拿过歌本，给她翻到正在唱的那一页。我们迅速地相视而笑，和大家一起唱《风儿吹拂的晚上》。我又一次想去堆放衣服的房间，从大衣兜里拿些东西，可是究竟拿什么我却不得而知。一方面我感到一种恐慌，好像正在忽略某种紧迫的责任，但另一方面我知道恐慌毫无根据。

达莉娅·列文朝手风琴手尤海·布鲁姆和其他三个吹竖笛为之伴奏的女子示意，可是他们不明白她的用意。她站起来，走向他们，弯腰解释了什么，然后穿过房间，跟阿尔摩斯利诺低声说了些什么。他耸耸肩，像是在拒绝。可她继续坚持与请求，他终于点了头。接着她提高声音，让大家都安静一下，宣布说现在我们来唱一首经典歌曲。我们先唱《世上的一切转瞬即逝》，接下来唱《抬眼望天空，问天上的星星，你的光为何没有照到我》。她让丈夫亚伯拉罕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要在大衣兜里察看什么？我可以摸到，我的钱包和证件就在裤兜里。驾车眼镜装在镜盒里，放在衬衣兜里。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然而，当唱完经典歌曲后，我站起身，轻声对坐在身边的达芙娜·卡茨说声抱歉，穿过围坐在那里的客人，出门来到走廊上。我的双脚不由自主地来到门厅，来到门口。出于某种原因，我把门打开一条缝，可是门外没有人，只有细雨霏霏。我回到走廊，走过客厅门和放食品的角落。现在大家正在唱纳坦·约纳坦 [15] 写的一些痛苦悲伤的歌，如《河岸有时在思念一条河》《歌声再度唱起，岁月再次哭泣》。

在走廊尽头，我拐向通往放大衣的小房间的过道。我在衣服堆里翻找了一阵，把其他人的衣服推向一边，找到了自己的大衣。我慢慢地、有条不紊地检查衣兜。一个兜里有一条折叠起来的羊毛围巾；另一个兜里有一些纸片、一包甜食和一只小手电筒。我因为不知道要找什么，继续在内兜里找，找到一些小纸片和一副装在盒子里的太阳镜。在冬天的夜晚我当然不需要太阳镜。那么我在寻找什么呢？我找不到答案，只有折磨人的愤怒，对自己，对被我推开的大衣堆。我尽自己所能重新堆好衣服，拿着袖珍手电离去。我想回到我在书架和鱼缸之间的座位上，挨着胳膊细瘦、形销骨立的达芙娜·卡茨坐下，但是什么东西阻止了我。也许是怕人家唱歌唱了一半，我中途进去，会招来令人尴尬的注目，也许是隐约感觉到我在这座房子里还有事情要做。但究竟是什么事情，我不得而知。我攥紧了手电筒。

现在他们在客厅里唱起伤感的歌：“我要是一只小鸟，一只小小小鸟，带着痛苦的灵魂，永远飘零。”三位竖笛手在演奏，尤海·布鲁姆没拉手风琴。一位竖笛手吹出了有点尖利的乐音，但立即纠正过来。我因为没位子可坐，就去了洗手间，尽管我并不需要。但洗手间里有人，我便上了楼，那里一定还有另一个洗手间。在楼梯顶上，歌声听起来比较微弱，似乎更为冰冷。这么说吧，即使尤海·布鲁姆的手风琴又开始拉起，但似乎有什么东西减弱了它的声音。除我之外，现在大家唱起了拉海尔的歌《远方的光，你为何欺骗我》。我站在楼梯顶上的一级台阶上一动不动，心醉神迷。

七

我在那里站了几分钟，无法确定到哪里去。在二楼的走廊尽头，一只灯泡发出暗淡的光，投下一些奇形怪状的阴影。走廊墙壁上挂着几幅画，可在半明半暗的灯光下，就像模模糊糊的灰色补丁。对着走廊有几扇门，但门都上了锁。我来回走了两趟，想要知道该推开哪扇门。但我无法决定，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完全忘了自己上楼的目的。我可以听到外面的风声。雨大了起来，敲打着窗棂。也许下了冰雹。我在二楼的走廊里站了一会儿，凝视着紧闭的房门，如同盗贼想知道保险箱藏在何处。

后来，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右手第三扇门。寒冷、痛苦和黑暗扑面而来。从空气气味判断，房间似乎很久未被打开了。我用手电筒往里照了照，看到家具的影子随着手电筒的晃动来回摇摆并融为一体。冷风与冰雹击打着紧闭的百叶窗。衣柜门上的一面大镜子朝我反射出暗淡的光亮，仿佛有人想让我眼花缭乱。房间里弥漫着陈腐的气味，是灰尘味儿，以及未曾更换的床上用品的味儿。显然，这里的门窗已经很久没有打开了。天花板的角落一定生出了蜘蛛网，尽管我看不到。我可以辨别出一些家具，一个带抽屉的小柜子，一把椅子，还有另一把椅子。我站在门口，感到一种冲动，要把门关上，从里面把门反锁，双脚却不由自主地走进门，来到房子中央。楼下的歌声现在逐渐减弱，就像温柔的絮语，在狂风的吼叫中，在击打卧室百叶窗的冰雹魔爪中消失。外面，花园一定笼罩在薄雾中，柏树在薄雾中影影绰绰。泵房岗上没有生灵。只有对冰雹和暴雨无动于衷的金鱼在池塘里游泳，池塘底部亮着一束电光。人工瀑布顺着假山缓缓流淌，在水面搅起涟漪。

窗下放着一张大床，床两边分别放着一个书架。地板上铺着一块地毯。我脱掉鞋袜。地毯很厚，毛茸茸的，我的一双赤脚有种柔软而奇怪的感觉。我把电筒光照在大床上，看到床上铺着床罩，上面扔着几只垫子。在那一刻我想象自己脚下的一楼中正在歌唱《你可听到我的声音，远方的人儿》，但是我不确定听到的是什么，也不确定我的眼睛借着手电筒颤抖的光亮可以看到什么。房间里正在进行着缓慢的运动，好像有个大块头的人在某个角落里昏昏欲睡，或者两手两腿爬行，或者在带抽屉的柜子和关闭的窗子之间一次次地跌倒。一定是手电筒的颤动引起了这种幻觉。但我也感到，在一片漆黑的背后，有什么东西正在缓慢地爬行。我不知道它来自何处，去往哪里。

我在这里干什么？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然而我知道从今晚一开始，或许从很久以前，我就想来到这间被弃的卧室。我蓦地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很抱歉我的呼吸穿透了弥漫整个房间的潮湿的沉寂，因为雨停了，风住了，楼下的歌者陡然停止了歌唱。也许那里终于到了上酒和奶酪的时间。我不想喝酒，也不想吃奶酪。我再没有理由背弃绝望。于是我在双人床床脚四肢着地，卷起床罩，试图借着手电筒苍白的光在床下黑暗的空间里摸索。

彼时一个遥远的地方

彻夜，毒气从绿色沼泽地飘来。甜丝丝的腐烂气味在我们的小屋中弥漫。这里的铁质器械一夜之间就会生锈。篱笆在潮湿霉菌的侵蚀下腐烂。霉菌腐蚀着墙壁。稻草还有干草因潮湿而变黑，好像遭受过火焚。一群群蚊子四处纷飞，我们的家里尽是苍蝇和爬虫。就连土壤也汩汩冒泡。木蛀虫、飞蛾和蠹虫咬坏了家具、木栅栏和房顶。孩子们整个夏天都会生病，长疖子、湿疹和坏疽。老人们死于气管萎缩。甚至连活人身上也散发着腐臭。这里的许多人都有身体缺陷，遭受甲状腺肿大、精神缺陷、四肢畸形、面部痉挛、流口水的痛苦，原因在于他们近亲生育：哥哥和妹妹、儿子和母亲、父亲和女儿交媾。

二十年前，抑或二十五年前，不发达地区办事处派我来到此处。我每天黄昏时分出门向沼泽喷洒消毒剂；我把奎宁、石炭酸、硫磺、皮肤软膏和抗寄生物药物分配给疑虑重重的本地人；我鼓励他们采取卫生而节制的生活方式，为他们分发漂白粉和杀虫剂。我依然坚守岗位，等待有人，也许是某个性格比我强悍的年轻人，来接替我。

与此同时，我担任药剂师、老师、文书、仲裁人、护士、档案保管员、中间人和斡旋者等。他们见到我仍脱帽，抱在胸前表示尊敬，鞠躬，脚擦地后退，露出狡黠、看不到牙齿的微笑，用第三人称来称呼我。我愈发博取他们的欢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他们没有价值的信仰予以通融，忽略他们厚颜无耻的怪相，容忍他们的体味儿和口臭，对蔓延整个村子的无道荒淫予以宽容。我得承认，我手上的权力已基本丧失。我的管理机构正走下坡路。我只有通过耍花招、甜言蜜语、必要时撒谎、含沙射影的威胁和小恩小惠来施加所剩不多的影响。我需要做的只是延长一点逗留的时间，直至接替我的人到来。然后我将永远离开这个地方，或者我可以找间空房子，给自己找个健壮的村姑，安居乐业。

二十五年前，或者更早之前，我还没来这里。地区总督有一次来访此处，身边跟着一大堆随员。他停留了一两个小时，命令将河水改道，以终结有害的沼泽。陪同总督前来的有官员、秘书、测量员、宗教界人士、一位法律顾问、一名歌星、一位官方历史学家、一两位知识分子、一位占星家以及十六个特工处的代表。总督口授命令：挖土、改道、使之干涸、翻土、清淤、投入、移开、改良，揭开新的一页。

但自那时起什么都没有发生。

有人说在那边，在河道的那边，在森林和山脉的那边，相继几任总督接替了他的位置：一任被罢免，一任被击败，还有一任失宠，第四任遭到了暗杀，第五任锒铛入狱，第六任变节，第七任逃之夭夭或者长眠不醒。这里的一切一如既往：老人和婴童继续死亡，年轻人早衰。如果我的谨慎统计值得信赖的话，村里人口日渐减少。根据我绘制并挂在床头的图表，到本世纪中叶，这里将一个人也不剩。只有昆虫和爬虫。

实际上，这里出生的孩子非常多，但是多数孩子在婴儿期就会夭折，几乎无人为之伤心。小伙子们逃向北方。姑娘们在淤泥里种植甜菜根和土豆。她们十二岁就开始怀孕生子，二十岁之前就变得惨不忍睹了。有时疯狂的欲望会将全村人卷入。大家借着湿木篝火的光亮度过一个荒淫之夜。他们犯下无耻的罪行：老人和孩子、女人和残疾人、人与兽。我无法传达细节，因为在这些夜晚，我躲在自己居住的义诊所里，睡觉时把装满子弹的手枪放在枕头下，以防他们打什么鬼主意。

可这样的夜晚并不常见。第二天，他们睡到中午时分，头昏脑涨，睡眼惺忪，再次顺从地嘎吱嘎吱地走回烂泥地里，直至夜幕降临。白天酷热难耐。傲慢无礼的跳蚤有硬币那么大，朝我们猛扑过来，咬人时发出令人作呕、具有穿透力的短促尖叫。他们在烂泥地里干的活似乎让人劳累至极。从湿软的淤泥里费力拔出的甜菜根和土豆近乎全部腐烂，但他们要么生吃，要么将其做成臭烘烘的流食。掘墓人的两个大儿子逃到山区，加入了走私团伙。他们的老婆、孩子搬进他弟弟的小屋，他是个只有十四岁的孩子。

至于掘墓人本人，他沉默寡言，身板结实，驼背，决定不能就这样在沉默中度日。但是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就在全然的沉默中流逝，如此经年。然后有一天，掘墓人也搬去和他的小儿子同住了。越来越多的孩子在那里出生，无人知道谁是逃亡在外的两兄弟的后代。两兄弟夜里有时会在村里待上一两个小时；无人知道谁是他们年轻兄弟的种，谁是掘墓人或他的老父亲的根。不管真相如何，多数婴儿出生数月就会死去。其他的男人夜间也会在那里出没，也有头脑简单的女人找落脚之处，或找男人，或找避难所，或找婴儿，或找吃的。三份紧急备忘录尚未得到现任总督的回复。备忘录一个比一个紧急，发送时间相隔甚短，对道德风气的堕落予以警示，要求总督立即干预。我就是这些备忘录义愤填膺的起草者。

年复一年在沉默中逝去。接替我的人仍然没有到来。偏袒妹夫的警察被罢免。据传原先的警察加入了山里的走私团伙。我依然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是我变得越来越疲沓。他们再也不用第三人称来称呼我，也不再脱帽向我致敬。消毒剂已经用完了。诊所里的药物逐渐被女人们洗劫一空。她们没给我任何东西作为交换。我的思维能力和欲望一起下降。我再也无法找到足够多的内在生命之光。会思考的芦苇变得空洞无物。或许只是在我看来它们变得暗淡无光，因此即使正午的日光也显得阴暗，排在义诊所外的女人队伍就像一排麻袋。随着光阴的流逝，我对她们腐烂的牙齿和口臭已经习以为常。因此我继续从早到晚和蔼地工作，日复一日，夏去冬来。我已很久意识不到昆虫的叮咬了。我睡得深沉而安静。我的寝具上长满了苔藓，湿气腐蚀了墙壁。有时，这个或那个农家女子会可怜我，给我喝一种显然是用土豆皮做成的胶状物质。我所有的书都发霉了。书封破裂，掉落下来。我什么都没有了，只能区分今日明日，区分春与秋，区分今年和明年。有时，我在夜里似乎听到远处传来某种原始管乐器的悲音：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音乐，也不知道是谁在演奏，不知它是来自森林还是来自山脉，还是来自我日渐灰白的头发下的头骨。因此我逐渐对周围的一切，甚至对自己都不加理睬。

只有一件事，是我今晨亲眼所见，此刻我只做书面报道，不发表任何意见。

今晨，太阳升起，把沼泽地的雾气化作稠密的黏雨。温暖的夏雨闻起来就像一个没有洗澡、浑身是汗的老头身上的气味。村民们开始走出棚屋，准备去土豆地里干活。突然，一个健康英俊的陌生男子出现在东边山顶上，在我们和冉冉升起的太阳之间。他开始挥动手臂，当场在潮湿的空气中勾勒出千姿百态的圆圈和螺旋。他踢腿，鞠躬，跳跃，没发出任何声响。“那个人是谁？”男村民们相互询问。“他在这里寻找什么？”“他不是这里的人，也不是邻村人，也不是山里人，”老人说，“他也许是从云中来的。”

女人们说：“我们必须提防他，必须当场抓住他，必须杀了他。”

在他们仍旧商议并争论时，昏黄的空中传来一阵急促的噪音：鸟鸣，犬吠，蜜蜂嗡嗡，奶牛哞哞，谩骂，硕大的昆虫吱吱，沼泽地里的青蛙加入进来，家禽也很快跟进，马具叮当作响，有咳嗽声、呻吟声和咒骂声。各种各样的声音。

“那个人。”掘墓人的小儿子说，但他突然缄默不语了。

“那个人，”客栈老板说，“要引诱女孩子。”

女孩子们尖叫着：“瞧他没穿衣服。瞧那玩意儿多大啊，瞧他在跳舞，他要飞了，瞧，像翅膀。瞧，他白到骨头里了。”

老掘墓人说：“说这些有什么用？太阳升起来了，那里的白人，或者我们想象中在那里的白人消失在泥沼后头了。说话没有用。又是炎热的一天。该去干活了。谁能干活，就让他去干，行动，闭上嘴巴。谁干不了活了，就让他去死吧。就这样。”

注释

继承人

[1] 希伯来语原版中对话均无引号，考虑中文阅读习惯，本书中对话均加了引号。——本书所有脚注均为译注。

[2] 乌克兰东北部一工业城市。

亲属

[3] 指1982年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

挖掘

[4] 本—古里安（1886—1973），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以色列第一任总理。

[5] 雅博廷斯基（1880—1940），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作家，诗人。

[6] 今拉脱维亚共和国首都。

[7] 伊扎克·塔宾金（1888—1971），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基布兹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以色列政治家。

[8] 梅厄·亚阿里（1897—1987）， 以色列政治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9] 比阿里克（1873—1934），第一位现代希伯来语民族诗人。

[10] 哈西德派指18世纪出现在东欧的正统派犹太教派的一个分支。在犹太教中，拉比指教授《托拉》（《摩西五经》）的人。

[11] 锡安工人运动，20世纪初期开始于俄国的犹太复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而后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巴勒斯坦等地发展蔓延。

[12] 1905到1930年活跃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等待

[13] 希伯来文原文为三个字，但因为中文表达需要，改为四个字。

陌路

[14] 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后爆发的第一次中东战争。

歌

[15] 纳坦·约纳坦（1923—2004），以色列诗人，因爱子死于战争，写了大量富有感伤色彩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