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自由

如何独处

自由

友好的邻居

错误已经铸成

第一章.温顺

第二章.最要好的朋友

第三章.自由市场促进竞争

二○○四

山顶剥离开采

女人的世界

好人的愤怒

够了

坏消息

华盛顿恶魔

错误已经铸成（结局）

第四章.六年

坎特桥小区湖

献给苏珊·戈洛姆和乔纳森·加拉西

一块儿去吧，

你们这辈命运的骄儿；让大家

分享你们的欢喜吧！我，一只垂老的孤鸽，

将去拣一株枯枝栖息，哀悼着

我那永不回来的伴侣，

直至死去。

——《冬天的故事》（莎士比亚戏剧，此处摘自第五幕第三场，朱生豪译。）

友好的邻居

有关沃尔特· 伯格伦德的新闻并未引起当地媒体的关注，他和帕蒂早在两年前就搬去了华盛顿，对圣保罗而言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不过，拉姆齐山地区的这些上流都市人对自己城市的忠诚度还没有高到不读《纽约时报》的地步。据《时报》一篇相当不友好的长文报道称，沃尔特在首都将他的职业生涯搞得一塌糊涂。他的老邻居不怎么能把报道中的用词（“傲慢”、“专横”、“缺乏道德原则”）和他们记忆中的沃尔特对上号：那个慷慨、害羞、总是微笑着的明尼苏达矿务及制造业公司的员工，踩着他那辆用作交通工具的单车在二月的风雪中穿过萨米特大街；奇怪的是，比绿色和平组织还要绿上三分、原本也来自小地方的沃尔特，怎么可能因为和煤炭公司合谋、亏待乡下人而惹上麻烦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伯格伦德一家人一直有些不那么对头的地方。

圣保罗的老市中心在三十年前的萧条时期衰败了以后，沃尔特· 伯格伦德和妻子帕蒂是第一对在巴瑞耶街买房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是拉姆齐山地区最早一批的年轻住户。夫妇俩没花什么钱就买下了他们的维多利亚式大宅，之后的十年里，两人为翻修这栋老房累得几乎搭上小命。刚开始的时候，有那么个百折不挠的家伙先是一把火烧了他们的车库，后来又在车库重修前两次闯入他们的汽车。午夜过后，晒得黝黑的摩托车手们从天而降，在小巷对过的空地上一边喝着施利茨啤酒，一边烤大香肠，还不时发动引擎，直到穿着运动衣的帕蒂出来喊道：“嘿，你们几位，知道现在几点了吗？”没有人害怕帕蒂，但在高中和大学时期，她曾是出色的运动员，至今还保持着运动员那股无所畏惧的劲头。打从第一天来到巴瑞耶街，她就无奈地成为了引人注目的人物：大高个儿，马尾辫，年轻得令人吃惊，推着辆婴儿车走过被拆空的汽车、破碎的啤酒瓶和布满呕吐物的积雪，仿佛她整日的生活都装在了婴儿车上挂着的那几个网眼袋里。你可以看到，在刚刚过去的那整整一上午，她都在围着孩子转；下午，她收听公共电台，阅读《银腭菜谱》，清洗孩子的尿布，给墙面刮腻子、上乳胶漆；晚上为孩子读《晚安月亮》，然后喝上一杯仙粉黛葡萄酒。她业已深陷其中的这种生活，在街道上的其他居民身上才刚刚开始。

最早的时候，就是你还可以开着一辆沃尔沃240 而不觉得难为情的时候，拉姆齐山居民的共同功课是重新学习父母那辈逃至郊区以避开的一些日常生活技能，比如说，如何敦促当地警察真正做好他们的本职工作；如何对付目的性极强的摩托车偷车贼；什么时候去叫醒自家草坪长椅或秋千上的酒鬼；怎样诱导野猫去别家孩子的砂盒里拉屎；怎么判断一家公立学校已经烂到了完全不值得费劲去改良的地步。还有一些更具时代气息的问题，诸如：那些尿布怎么样？值得费那个事吗？真的还能订到送上门的瓶装牛奶吗？从政治角度来看童子军真的没问题吗？不吃麦片不行吗？哪里回收旧电池？当有色人种的穷女人指责你正在破坏她的街区时，该如何应对？老牌艾菲斯塔瓷餐具的釉彩含铅量过高，可能引发中毒，这是真的吗？厨房里的滤水器究竟需要精细到什么程度？有时当你按下超速行驶开关，你的沃尔沃240 会不会没有反应？乞丐上门乞讨，该给他食物还是什么都不给？全职工作的妈妈有可能培养出无比自信、快乐、聪明的孩子吗？可以在头天晚上磨好第二天才用的咖啡豆吗？还是一定要在早上即磨即饮？圣保罗到底有没有人请到过令人满意的屋顶工？技艺高超的沃尔沃修车师傅呢？你的240 有驻车制动拉线方面的毛病吗？仪表盘上那个贴着标签的谜一般的开关令人满意地咔嗒作响，却又似乎和什么都没有联系：那玩意儿究竟是什么东西？

对所有这些问题，帕蒂· 伯格伦德都能够提供可资参考的答案，她就像一只殷勤友好的蜜蜂，快活地传播着社会文化的知识花粉。她是拉姆齐山为数不多的几个全职妈妈之一，出了名的不喜欢说自己的好话，也出了名的不喜欢说别人的坏话。她说迟早有一天她会被家里的某扇窗“斩首”，因为那些提拉窗的吊链是她自己更换的。她的孩子们吃了她没煮熟的猪肉“很可能”会死于旋毛虫病。她觉得自己对脱漆剂的气味“上瘾”，很可能跟她“不再”读书有些关系。她坦言自己已被“禁止”为沃尔特的花施肥，因为“上一次”她搞砸了。有些人不喜欢她这种自我贬损的谦逊劲儿——他们从中体会出某种类似屈尊俯就的味道，就好像帕蒂故意夸大自己细小的过失，其实是过于明显地想照顾那些不那么能干的主妇的情绪。但大多数人还是觉得，她的谦虚发自内心，或至少也可以说是有趣的；而且，不论如何，你很难拒绝自己的孩子们那么喜欢的帕蒂阿姨，她不单记得孩子们的生日，还记得你的生日，会拿着小礼物来到你家后门：一碟曲奇饼干、一张生日卡片，抑或一束插在从二手商店买来的小花瓶里的铃兰，还告诉你不必麻烦把花瓶还给她。

大家知道帕蒂是在东部长大的，纽约市郊区的某个地方，她是明尼苏达大学第一批获得全额篮球奖学金的女大学生之一。沃尔特家里的办公室墙上有块小匾，见证了帕蒂在大学二年级时入选全美篮球赛第二阵容。帕蒂有这样一个奇怪之处：作为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人，她却似乎和自己的娘家人没有任何来往。一年四季都不见她离开圣保罗半步，好像也从没见到东部有什么人，包括她的父母，来这里探访她。如果你直截了当地问她关于她父母的事，她会告诉你，那两个人为很多人做了很多好事：爸爸在怀特普莱恩斯开了一间律师事务所，妈妈是搞政治的，没错，纽约州众议院的一名女议员。接着，她会断然地点点头：“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这么个情况。”仿佛相关的话已经全部说完了。

想让帕蒂同意说某个邻居的行为“恶劣”，你简直可以为此设计个游戏出来。当有人告诉帕蒂，塞思和梅里· 保尔森两口子准备为他们的双胞胎开个盛大的万圣节派对，邀请了街区所有的孩子参加，唯独没有请康妮· 莫纳汉，帕蒂只会说这真是太“奇怪”了。下次她在街上碰到保尔森夫妇，他们解释说一整个夏天，他们都在劝说康妮的妈妈卡罗尔，让她不要把烟头从她的卧室窗口弹进双胞胎的小游泳池。“这真是太奇怪了，”帕蒂一边附和着，一边摇头，“可是，你们知道，这并不是康妮的错。”然而，保尔森夫妇对“奇怪”这个评价并不满意，他们想听到的是“她太不合群了”，或者“这简直是消极攻击”，甚或“卡罗尔太不像话了”。他们需要帕蒂在这些恶言恶语里选出一个，和他们一起斥责卡罗尔，但帕蒂怎么都过不了“奇怪”这道坎，而保尔森夫妇也就依然拒绝邀请康妮参加派对。帕蒂对康妮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对待非常恼火，她在塞思和梅里举办派对的那个下午，带上自己的孩子、康妮，以及另外一个他们学校里的朋友去了南瓜农场，陪孩子们坐在装有干草的大车上游玩。但她对保尔森夫妇最差的公开评价也不过是，他们对一个七岁女孩的刻薄劲儿真是太奇怪了。

卡罗尔· 莫纳汉是巴瑞耶街唯一一位和帕蒂待的时间差不多的妈妈住户。她原本是亨内平县某位高官的秘书，被那人搞大了肚子之后，他将她从自己的辖区移到拉姆齐山居住，隶属于某种你可以称之为“人事安排互助”的计划。到了七十年代末期，双子城已经没有多少辖区认为，将你私生子的妈妈安排在你的治下工作是一个好政府的官员应有的举措。于是，卡罗尔成了圣保罗执照管理局那些心不在焉、时常休假的职员之一，与之对应，圣保罗某位和她一样有来头的女士也在河对岸找到了工作。巴瑞耶街上这栋租来的房子位于伯格伦德夫妇家隔壁，想必也是安置计划的一部分；否则，很难理解卡罗尔为什么会同意住在当时几乎还无异于贫民窟的拉姆齐山。夏天，每周一次，会有一个眼神空洞的年轻人穿着公园管理处的连身衣，在黄昏时分驾着一辆没有标志的四轮驱动车过来，开动割草机为她修剪草坪；冬天，还是这个年轻人，来为她清扫走道上的积雪。

等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卡罗尔家是整个街区唯一没有中产阶级化的人家。她抽百乐门牌香烟，漂染头发，把指甲弄得俗艳吓人，成天给女儿吃现成的方便食品，每逢周四都很晚才回家（“这是该妈妈出门的晚上。”她解释说，就好像每个妈妈都有这样的待遇），用伯格伦德夫妇给她的钥匙悄悄打开他们家的大门，然后从沙发上抱起帕蒂用毯子裹着的正在熟睡的康妮。每当卡罗尔去工作、购物，或者享受她的星期四之夜时，帕蒂一直慷慨主动地为她照顾康妮，而卡罗尔也已经离不开帕蒂这个常常为她免费看护女儿的保姆。帕蒂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卡罗尔是如何回报她这一片好心的：她对帕蒂的女儿杰西卡不理不睬，却又对她的儿子乔伊太过亲热（“和咱们的小师奶杀手再亲上一个怎么样？”）。邻里间的派对上，卡罗尔穿着薄兮兮的上衣，脚踩酒吧女招待风格的高跟鞋，紧贴沃尔特站着，称赞他高超的房屋修缮技艺，无论沃尔特说了什么，卡罗尔都尖声笑个不停。但是，这么多年来，帕蒂对卡罗尔最差的评价也不过是单亲妈妈的日子不好过：如果卡罗尔有时候对她态度怪异，那也可能不过是为了保护她自己的自尊心不受伤害。

塞思· 保尔森谈论帕蒂的次数稍稍超过了他老婆可以接受的频率，在塞思看来，伯格伦德夫妇是那种负疚感极强的自由主义者，他们需要不断地去原谅所有人，这样才不会为自己的好运气感到内疚，他们缺乏足够的勇气去坦然享受自己的优越。塞思的理论有这样一个不合理之处：伯格伦德夫妇的处境并没有多么优越，他们唯一为人所知的资产不过是那栋房子，那还是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一点一点改建出来的。另一个不合理之处，正如他的妻子梅里指出的那样，帕蒂并没有多么进步的思想，也绝对不是个女权主义者（成天待在家里，守着她的生日日历，烘焙那些活见鬼的生日甜点），而且似乎对政治十分反感：如果向她提起某次选举或者某位候选人，你会看到她努力强撑却终于无法维持那个平日里快快乐乐的自己，看到她变得烦躁不安，频繁点头，“是的，是的”个没完。梅里比帕蒂大十岁，看上去也不折不扣地老上十岁，早些年曾经是麦迪逊民主社会学生联盟的狂热分子，如今却狂热地迷恋着博若莱新酿葡萄酒。有一次在晚餐派对上，塞思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提起帕蒂，梅里的脸红得像新酿葡萄酒，她宣称在帕蒂的种种友好行为背后，不存在什么更高的觉悟，也谈不上什么团结意识，更谈不上政治意义，既不具备可替换的结构，也和真正的社群主义毫不沾边，不过是旧时家庭主妇拿手的那一套伎俩，而且，老实说，在梅里看来，如果抓破那温柔和善的表面，你或许会惊讶地发现一个冷酷、自私、好胜的帕蒂，发现她其实是个里根分子；很明显，帕蒂真正在意的不过是她的孩子和房子——邻居、穷人、祖国、父母，甚至她的丈夫，都算不了什么。

毫无疑问，帕蒂十分疼爱她的儿子，尽管女儿杰西卡更能给父母长脸。小姑娘酷爱读书，关心野生动物，长笛吹得颇显天赋，足球场上的表现可称英勇，做起小保姆来也是大受欢迎，既没有漂亮到会损害她的道德的程度，却也足以赢得梅里· 保尔森的称赞，然而乔伊才是那个帕蒂聊起来就没完没了的孩子。她以那种欢快、信任、自我贬低的口气，喋喋不休地告诉大家，乔伊是如何不听从她和沃尔特的管教，细节充分，没有丝毫省略。虽然大多数故事都披着抱怨的外衣，但是没有人怀疑她对儿子的宠爱。她就像一个抱怨自己帅气而混账的男友的女人。仿佛可以被他伤害是一件令她骄傲的事，仿佛她希望这个世界对她的主要了解，甚至可以说唯一了解，就是她对这种伤害抱有多么开明的态度。

“他可真是个小浑蛋。”她这样告诉其他妈妈，当时正值冬季，长夜漫漫，打发孩子们睡觉的过程无异于一场战争，乔伊坚持说他有权利像帕蒂和沃尔特一样晚睡。

“他大闹吗？哭吗？”其他妈妈问道。

“你开什么玩笑？”帕蒂说，“我倒希望他哭闹，小孩子哭闹再正常不过，而且哭一阵也就不哭了。”

“那他做了什么？”妈妈们问道。

“他从根本上质疑我们的权威。我们叫他关灯，他却坚持说，只要我们还没有关掉我们的灯，他也就用不着非得去睡觉，因为他和我们没有任何区别。而且，我向上帝发誓，准得就像时钟一样，每隔十五分钟——我发誓他肯定躺在那里盯着他的闹钟，每隔十五分钟就大喊：‘还没睡着！我还醒着呢！’带着轻蔑或者嘲讽的口气，感觉真是奇怪。我求沃尔特不要上当，可他不听我的，又是午夜十二点一刻，沃尔特站在乔伊黑漆漆的房间里，两人又开始讨论大人和小孩的区别，争执家庭应该是民主的，还是应该采用仁慈的独裁统治，直到最后还是我受不了了，你们知道的，躺在床上，抱怨着：‘别吵了，别吵了。’”

梅里· 保尔森并不觉得帕蒂的故事多么有趣。深夜，她一边将晚餐派对上用过的餐具放入洗碗机，一边向塞思评论说，乔伊不懂大人和小孩的区别，这其实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他的妈妈似乎就搞不大清楚自已到底是成年人还是孩子。她问塞思是否注意到了，在帕蒂的故事里，总是由沃尔特来管教孩子，就好像帕蒂只是个不需要负责任的旁观者，作为妈妈的任务不过就是要表现得可爱。

“我好奇她是不是真的爱沃尔特，”塞思边打开最后一瓶酒，边乐观而又若有所思地说道，“我是说，性方面。”

“潜台词总是‘我儿子可不是一般的孩子’，”梅里说，“她总是在抱怨乔伊难以集中注意力。”

“可是，说句公道话，”塞思说，“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乔伊太顽固，总是不听沃尔特的管教。”

“她说的关于乔伊的每句话都是某种间接的自我吹嘘。”

“难道你就从不吹嘘吗？”塞思挑逗道。

“有时候会吧，”梅里说，“不过至少我还有那么一丝丝的自知之明，知道别人会怎么看待那些话。而且我的自我价值感也没有紧紧地和我们的孩子有多么了不起联系在一起。”

“你是个完美妈妈。”塞思调侃道。

“那倒不是，帕蒂才是完美妈妈，”梅里说着，塞思给她杯里添了点儿酒，“我只能算是‘非常好’罢了。”

帕蒂抱怨说，乔伊太过于得天独厚。这小子满头金发，长得也漂亮，还似乎天生就知道学校每次考试的答案，就好像那些选择题的答案顺序，那些“A”、“B”、“C”、“D”的组合都已经写在了他的DNA 里面。他能轻松自在地和比自己年长五倍的邻居们相处。当学校或者童子军组织要求他挨家挨户地售卖糖果或彩票时，他坦言这些不过是“骗钱的把戏”。当其他男孩子拿出帕蒂和沃尔特不肯买给他的玩具或者游戏机在他面前显摆的时候，他脸上会挂出一副“我才瞧不上”的微笑，相当地令人恼火。为了抹掉他脸上的笑意，朋友们一定要和他分享他们的玩意儿，结果就是虽然乔伊的父母不支持他打视频游戏，他却成了顶呱呱的游戏高手；他对都市音乐也有着广博的了解，尽管他的父母费尽心思地让未满十三岁的他远离那种音乐。据帕蒂说，有一次在晚餐桌上，乔伊最多也就是十一二岁的时候，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他管沃尔特叫“小子”。

“哦哈哈，沃尔特可真是受不了这个。”她对其他妈妈说。

“现在十来岁的孩子间说话就是这样，”妈妈们说道，“可能是说唱歌词的影响。”

“乔伊也是这么说的，”帕蒂告诉大家，“他说那不过是个词而已，甚至算不上什么坏词。当然了，沃尔特可不这么认为。我坐在一旁，心里想着：‘沃尔—特，沃尔—特，千万别较真，和乔伊争论可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可是，他偏不，他一定要试着去解释，比如说，就算‘小子’不是个坏词，你还是不可以管成年男人叫小子，尤其不可以这样称呼黑人，但是，你们都知道，乔伊的全部问题就在于他不认为大人和孩子之间有什么区别，所以争执的结果就是沃尔特宣布乔伊没有甜点吃，而乔伊就说他才不想吃什么甜点，事实上他根本就不怎么喜欢甜食。我坐在一旁，心里想着：‘沃尔—特，沃尔—特，千万别较真。’可沃尔特就是无法自已——他一定要举出例子来证明乔伊其实很喜欢吃甜食，但是乔伊可不会承认他的那些证据。当然了，他完全是在睁眼说瞎话，他声明说他有时候吃两份甜点只不过因为那样做符合习俗，绝不是因为他喜欢吃。唉，可怜的沃尔特，他可受不了别人对他撒谎，‘好啊，如果你不喜欢吃，那么一个月没有甜点怎么样？’我想着：‘哦，沃尔—特，沃尔—特，这可不好收场啦。’因为乔伊的回答是：‘我可以一年不吃甜食，一辈子不吃甜食，除去在别人家里做客不能失礼的时候。’而奇怪的是，这样的威胁居然也十分可信——这孩子太倔强了，很有可能当真这么去做。我只好打圆场：‘好啦，伙计们，暂停。甜食可是很重要的一类食物，咱们可别在这上面闹情绪。’这马上就削弱了沃尔特的威信，要知道，整场争论围绕的就是他的权威，我就这样毁掉了他所作的一切努力。”

另外一个极其喜欢乔伊的人是莫纳汉家的小姑娘康妮。这个严肃而沉默的小人儿有个令人不安的习惯：要是你盯着她看，她会眼睛一眨不眨地回盯你，就好像你和她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她每天下午都待在帕蒂的厨房里，努力将做饼干的面团揉成完美的球状，小姑娘非常卖力，黄油都化成了液体，面团也黑糊糊地发亮。康妮揉一块面球的时间，帕蒂能揉出十一块来，等到饼干出炉，帕蒂总是不忘先征得小姑娘的同意，再去品尝那块“真正出色的”饼干（更小、更扁、更硬的那块）。杰西卡比康妮大一岁，她似乎并不介意将厨房让给这个邻居家的女孩，自己则埋头读书，或者摆弄她那些用来栽培植物的玻璃容器。康妮对杰西卡这样全面发展的女孩构不成任何威胁。她缺乏全面性——只有深度，没有广度。涂颜色时，她总是忘乎所以地用一支签字笔使劲填涂一或两个区域，却让其他地方都空着，尽管帕蒂在一旁不停地鼓励她试试其他颜色，她也毫不理会。

当地的每位妈妈，似乎单单除了帕蒂，很早就注意到了康妮对乔伊的痴迷，这或许是因为帕蒂的眼里也只有乔伊吧。有时，帕蒂在林伍德公园组织孩子们进行体育运动，康妮独自一人坐在草地上，将三叶草编成不准备送给任何人的指环，消磨时间，直到轮到乔伊击球或者抱着橄榄球跑过场地时，她才暂时地对比赛大感兴趣。她就好像是乔伊想象中的朋友，只不过凑巧大家都看得见。乔伊是个早熟而自制的男孩，他很少觉得有必要当着朋友们的面让康妮难堪。而对于康妮来说，只要意识到男孩们要去做男孩才能做的事，她就会识趣地退后一步，自动消失，既不指责也不哀求。反正总还有明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康妮也总还可以去找帕蒂。帕蒂要么正跪在自家的菜地里，要么站在梯子上，穿着溅满油漆的羊毛衫，为她的维多利亚式大宅做着永无止境的粉刷保养工作。如果康妮不能待在乔伊身边，那她至少可以在他不在家的时候，替他陪伴他的妈妈。“家庭作业做得怎么样了？”帕蒂在梯子上问道，“要我帮忙吗？”

“我妈妈回家后会帮我的。”“她回来一定很累，而且也会很晚。你可以现在就做完作业，给她个惊喜。你想这么做吗？”“不，我等她回来。”

没有人知道康妮和乔伊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上床的。塞思· 保尔森喜欢嚷嚷说是在乔伊十一岁、康妮十二岁的时候，其实他没有任何证据，只不过是想让大家感到不安。沃尔特曾帮乔伊在家里空地的一棵老海棠树上搭了间树屋，塞思的猜测围绕的就是这间小屋提供的私隐空间。等到乔伊上完八年级，当邻里间的父母故作随意地向儿子打听同学的性行为时，乔伊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他们的回答中。不久，在那年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很可能杰西卡也有所察觉——突然之间，她也不说为什么，就公然蔑视起康妮和自己的弟弟来。不过，直到那年冬天乔伊和康妮开始合伙做生意之前，从来没有人看到过他们单独待在一起。

据帕蒂说，在和沃尔特无休无止的争论中乔伊学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因为父母手里有钱，所以孩子才不得不服从父母。这点成了证明乔伊不同寻常的另一个事例：每当其他妈妈抱怨起孩子索要零花钱时那股子理所当然的派头，帕蒂总会笑着模仿乔伊被迫向沃尔特要钱时的懊丧模样。有些邻居请乔伊做过零活，无论是铲雪还是清扫落叶，乔伊都卖力得令人吃惊，但是帕蒂说，背地里乔伊痛恨自己的低工资，他觉得为某个大人铲车道上的雪会将他置于一种烦人的关系中。童子军手册里提出的所有那些可笑的赚钱点子——挨家挨户征订杂志，学习魔术后卖门票进行表演，掌握动物标本剥制术，然后为邻居炮制可能赢得大奖的鼓眼鱼——不是透露出一股卑微气（“我是统治阶级的标本剥制员”），不然就更糟糕，简直像在搞慈善。所以，为了摆脱沃尔特的控制，乔伊不可避免地被吸引着走上了创业之路。

康妮就读的圣凯瑟琳学院是一所不大的天主教学校，她的学费由某人代付，也可能是卡罗尔本人在支付。学院要求女孩们统一穿校服，除了一枚戒指（“款式简单，全金属”）、一只手表（“款式简单，不镶珠宝”）、两只耳环（“款式简单，全金属，大小不得超过半英寸”），禁止佩戴任何其他首饰。乔伊在圣保罗中央高中读书，某次学校里一个广受欢迎的九年级女生和家人去纽约旅行，带回来一只廉价手表，黄色的表带看上去似乎可以咀嚼，运河街的小商贩用热烫法将小小的糖果粉塑料字母嵌在表带上，内容是女孩自己挑选的珍珠果酱乐队的一句歌词：别叫我女儿。这只表在午餐时间大获同学好评。后来乔伊在他的大学入学申请中描述说，他立刻主动去调查这种手表的批发来源，以及一台热烫机的价格。他用自己攒下的四百美元买了设备，给康妮做了一条样品表带（上面写着“准备好了”），让她戴着在圣凯瑟琳学院四处招摇；随后，乔伊雇康妮做了他的快递员，以每只三十美元的价格将这种个性化的手表卖给了康妮学校里整整四分之一的学生。修女们发现势头不对，立刻修改了着装标准，禁止学生们戴这种嵌字母的表带。当然了，帕蒂告诉其他妈妈，乔伊对此感到愤愤不平。

“这没什么好生气的，”沃尔特对他说，“你原本就在利用一条人为的贸易限制来赚钱。当规则有利于你的时候，我看你并没有抱怨它们嘛。”

“我投了资，承担了风险。”

“你那是在钻空子，而人家发现后堵上了这个空子。难道你就没有思想准备吗？”

“那你为什么没有提醒我？”

“我提醒过你。”

“你只说我有可能赔钱。”

“没错，可你压根儿就没有赔钱。只不过挣的没你希望的那么多而已。”

“可那些钱本来也该是我的。”

“乔伊，挣钱并不是一种权利。你卖的是那些女孩们并不真的需要的垃圾货，她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可能买不起。这就是为什么康妮的学校要制定着装标准——为了对所有的学生都公平。”

“是，对所有人公平，除了我。”

从帕蒂转述这场对话时的口气和她描述乔伊孩子气的愤愤不平时脸上的笑容，梅里判断帕蒂还丝毫未察觉出自己的儿子和康妮在搞什么鬼。为了确认这点，梅里小心地刺探了一番。帕蒂知道康妮因为卷入这个乱子而得到了什么好处吗？她为乔伊工作是按件抽取佣金吗？

“哦，当然了，我们告诉他一定要把挣到的钱分一半给康妮，”帕蒂说，“不过就算我们不说，他也会这么做的。他一向都很护着康妮，虽然他比康妮年龄小。”

“他就像是康妮的弟弟……”“不，事实上，”帕蒂开玩笑说，“他对康妮可比那亲热多了。你可以问问杰西卡，做乔伊的姐姐是个什么感觉。”“哈，没错，哈哈。”梅里说。那天晚些时候，梅里告诉塞思：”

“还真怪了，她真的一点都没察觉。“咱们这样可不对，”塞思说，“不能把其他父母的无知当笑料。小心风水轮流转，知道吗？”“哦，真抱歉，可这实在太好笑，太有趣了。你可得为我们俩保持住谦逊本色，好留住咱们的好运气。”

“我为她难过。”

“哦，原谅我，可我觉得这事简直太好笑了。”

沃尔特的母亲住在大急流城，冬天快结束的时候，她因肺栓塞晕倒在她工作的那家女装店里。住在巴瑞耶街的邻居们都见过伯格伦德老太太，每逢圣诞节、孩子们的生日、她的生日，她都会来儿子家。在她过生日时，帕蒂总会带她去当地的女按摩师那里，也总会在她身边堆满她喜爱的零食：甘草糖、澳洲坚果、白巧克力。梅里管老太太叫“比安卡小姐”，这个称呼不含什么恶意，出自玛杰利· 夏普写的儿童读物，是书中戴眼镜的老鼠女管家的名字。她的脸皱巴巴的，看得出曾经美丽过；下巴和双手不时地抖动着，有一只手因小时候患关节炎而严重萎缩了。老太太早已筋疲力竭，身体早就彻底地垮掉了，沃尔特痛苦地说，这都是为他的酒鬼老爸操劳一生、打理家里开在希宾市附近的路边汽车旅馆的结果；在做寡妇的这些年里，她坚持要独立生活，看上去优雅依旧，所以她一直开着她的旧车，一辆雪佛兰骑士，去女装店上班。得知老太太病倒了，帕蒂和沃尔特赶去北方，留下乔伊在家，由他那傲慢的姐姐来监管。乔伊全然无视杰西卡的存在，在卧室和康妮共享他们的少年性爱狂欢，直到老太太突然去世并举办葬礼的时候才停止。之后不久，帕蒂就变成了一个全然不同的邻居，一个刻薄得多的邻居。

“哦，康妮啊，是的，”她现在的口气是这样的，“多么可爱的小姑娘，一点儿也不多嘴，乖乖巧巧，还有个那么优秀的妈妈。你知道吗？我听说卡罗尔最近交了个男子气十足的新男友，好像只有她一半年龄那么大，卡罗尔做了这么多事来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乐趣，要是她们现在搬走是不是太糟糕啦？哇，还有康妮，我肯定会想念她的。哈哈，多安静、多可爱、多知道感恩的小姑娘。”

帕蒂看上去一团糟，脸色阴沉，显然是没睡好，也没什么胃口。过了很久，帕蒂才恢复了她这个年龄的女人该有的模样，不过，梅里· 保尔森算是终于等到了她期待的结果。

“她肯定是知道了。”梅里对塞思说。

“偷走了她的小宝贝——罪不可恕呀。”塞思说。

“偷走，一点儿不错，”梅里说，“可怜的乔伊，天真无邪、无可指责的乔伊，被邻居家那个聪明的小能人偷走了。”

“得了，康妮可是比乔伊大一岁半的。”

“单从日历上看是这样。”

“你怎么说都可以，”塞思说，“不过帕蒂对老太太真是不错，她肯定很难过。”

“哦，我知道，我知道，塞思，我知道。现在我可以真正地为她感到伤心了。”

有几位和伯格伦德家关系更亲密些的邻居传言，比安卡小姐把她靠近大急流城的一处小湖边的小鼠屋留给了沃尔特，完全没有他两个兄弟的份。据说帕蒂和沃尔特对于如何处理这所房子意见不一：沃尔特想把它卖掉，和两个兄弟分享所得房款，而帕蒂则认为他应该尊重母亲的遗愿，把它当作对他这个好儿子的奖励。沃尔特的弟弟是名职业军人，住在莫哈韦那边的空军基地；哥哥则在成年后发扬光大了他们老爸酗酒的毛病，在经济上盘剥自己的母亲，除了要钱之外完全不理会老太太。沃尔特和帕蒂总是在夏天带着两个孩子去奶奶那里住上一两个星期，他们常常会邀请邻居家中杰西卡的一两位朋友一起去，据这些孩子们说，那所房子坐落在一片树林里，朴实简单，虫子也不多。帕蒂当时似乎也有些酗酒，她早上出来从步行道上捡起蓝色包装的《纽约时报》和绿色包装的《明星论坛报》时，那脸色看上去完全是霞多丽葡萄酒喝多了的模样。或许是为了讨帕蒂欢心，沃尔特最终同意把房子留下来作为一处度假屋。六月，学校刚一放暑假，帕蒂就带着乔伊去那里帮她清空抽屉、打扫卫生、重新粉刷。杰西卡则和爸爸留在家里，在一个诗歌强化班上课。

那年夏天，好几位邻居带着他们的儿子去拜访了那所湖边小屋，不过保尔森夫妇不在此列。那些人发现帕蒂的精神好了很多。其中一个爸爸私下里要塞思想象一下皮肤晒成了红褐色、光着脚、穿着黑色连体泳衣和没系腰带的牛仔裤的帕蒂，这样子很对塞思的胃口。而在公开场合，大家都谈论乔伊是个多么体贴周到的阳光男孩，母子俩看上去过得多么快乐。他们俩让所有访客都加入玩一种叫作“联盟”的复杂的室内游戏。帕蒂睡得很晚，她守在婆婆留下的电视机前，用她对正在热播的六七十年代的情景喜剧的丰富了解逗乔伊开心。乔伊发现他们的小湖在当地地图上没有标识——确实，它只是个比较大的池塘，附近仅有两所房子——就将其命名为无名湖。帕蒂说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语气温柔，含情脉脉：“我们的小无名湖。”当从无名湖回来的爸爸中有人告诉塞思，乔伊清理排水沟，修剪灌木丛，刮掉房子上的旧油漆，每天都工作很长时间时，塞思想知道，帕蒂是不是给儿子开出了高工资，是不是这也是交易的一部分。但没人能说得上。

至于康妮，保尔森夫妇无论从哪一扇朝向康妮家的窗户望出去，几乎都会看到她在等待。她真是个非常耐心的小姑娘，新陈代谢的速度堪比冬天里的一条鱼。她晚上去W. A. 弗罗斯特餐厅打零工，但工作日的所有下午，她都坐在自家门廊上看着冰激凌卡车从门前开过去，邻居家的孩子们在一旁玩耍；周末，她坐在屋后的草坪椅上，卡罗尔的新男友布莱克正和他那些未加入工会的做建筑的哥儿们一起闹哄哄地大肆砍伐树木，为扩建房屋做准备，她偶尔会瞥上两眼，但大多数时候她只是在等待。

“我说，康妮，最近你生活中有什么有趣的事吗？”塞思在路边问道。

“你是说除了布莱克之外？”

“对，除了布莱克之外。”

康妮稍稍考虑了一下，然后摇摇头，“没什么有趣的。”

“你觉得闷吗？”

“不怎么觉得。”

“去看电影？读书？”

康妮直勾勾地盯着塞思，依旧是那副我和你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神气。“我看了《蝙蝠侠》。”

“那乔伊呢？你们俩不是一直挺亲密的嘛，我敢说你在想念他。”

“他会回来的。”她说。

一旦烟头纠纷得到解决——塞思和梅里承认他们或许夸大了整个夏天扔进浅水池里的烟头数目，可能是有点反应过度——他们就发现卡罗尔· 莫纳汉知道不少关于当地民主政务的内情，而梅里正越来越多地参涉其中。卡罗尔用一种事实如此的语气讲述着各种令人毛发倒竖的故事：肮脏的政治机器，隐蔽的行贿渠道，非法操纵的投标，可渗透的防火墙，有趣的数学题；梅里听到这一切后的恐惧让卡罗尔颇感愉快。梅里打算向市政腐败开战，而卡罗尔则成了梅里眼中的一个活标本。卡罗尔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她似乎从不改变——年复一年，也不知道是为了谁，每逢周四晚上她总是打扮得花枝招展，以此维持着父权传统在市政中的活力。

然而有一天，她真的变了。而在那之前，周遭情形已然有那么一点儿不同了。市长诺姆· 科尔曼（诺姆·科尔曼（1949- ），美国律师、政治家，1994年至2002年任圣保罗市市长，曾经是民主党人，1996年成为共和党人。）摇身一变成了共和党人，而一位前职业摔跤手（此处指杰西· 文图拉（1951- ），美国政治家、演员、作家，1999年至2003年任明尼苏达州州长。）正在向地方长官的宅邸进发。卡罗尔得以蜕变的催化剂是她的新男友布莱克，一个蓄着山羊胡的年轻的挖土机操作工。她是在执照管理局与他邂逅的。为了他，她来了个惊天大变形：花哨复杂的发型和三陪女郎风格的裙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舒适合身的裤子和简单利落的短鬈发，妆容也清爽了许多。这是一个谁都未曾见过的卡罗尔，是个真正开心的卡罗尔，她轻松快活地从布莱克的F-250 小卡车上跳下来，放任流行摇滚乐在街道上轰鸣，然后用力关上乘客座边上的车门。很快，布莱克就开始在卡罗尔家过夜，身穿维京人队运动衫，脚蹬不系带的工装靴，手里攥着啤酒易拉罐，拖着脚走来走去。又没过多久，布莱克就将电锯伸向了卡罗尔家后院的每一棵树，开着租来的挖土机大动土木。他那辆卡车的保险杠上写着这样的字眼：我是白人，我参加选举。

保尔森夫妇最近才结束了他们一再拖延的房屋整修工程，因此不好去抱怨卡罗尔家的嘈杂和混乱，而住在另一边的沃尔特不是因为太过友好就是太过忙碌，也没有出声。然而，等到帕蒂和乔伊在乡下待了两个多月，最终在八月末回到家的时候，她却丝毫没有掩饰对邻居改建房屋的强烈不满。她大睁着眼睛在街上走来走去，挨家挨户地说起了卡罗尔的坏话：“打搅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谁能告诉我出什么事了吗？有人没跟我招呼一声就向树木宣战了吗？那个开卡车的保罗·班扬（美国民间传说中的伐木巨人。）是什么人？究竟怎么回事？她难道不想续租了吗？如果你只是个租户的话，你有权砍伐那些树木吗？你怎么能把并不属于你的房子的后墙拆掉呢？她是不是在我们大家伙儿不知道的情况下买下了那栋房子？她怎么能这样做？她就连换个灯泡都要打电话找我们家沃尔特！‘沃尔特，不好意思，在晚餐时间打搅你了，我刚才摁下电灯开关，可灯不亮。你能不能立刻过来一下？来了之后，亲爱的，能不能顺便帮我报一下税？明天就到期了，可我的指甲还没干。’你说，这样的一个人怎么申请得到分期付款？她不是有‘维多利亚的秘密’牌的内衣账单要付吗？她这样也能交到男朋友？她不是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个肥佬情人吗？难道不该有人给这肥佬透露点消息吗？”

保尔森家在帕蒂的可拜访邻居名单中居于末位，但直到来到他们家，帕蒂才真正得到了一些答案。梅里告诉她，卡罗尔事实上已不再是租户了。本市的房屋主管部门在经济不景气的年头接手了数百栋房子，卡罗尔家就在其列，现在这批房子正在被以大甩卖的价格出售。

“我怎么不知道这回事？”帕蒂说。

“你从来没问过我们，”梅里说，忍不住又加了一句，“你似乎从来就对政府不怎么感兴趣。”

“你说她买得很便宜？”

“非常便宜。认识正确的人可是很管用的。”

“你对这个怎么看？”

“无论从财政角度还是从哲学角度，我都认为这糟透了，”梅里说，“这就是我和吉姆· 席贝尔（吉姆· 席贝尔（1947- ），美国民主党籍政治家，1990 年至1994 年任圣保罗市市长。）一起工作的原因之一。”

“你知道，我向来很喜欢这个社区，”帕蒂说，“我喜欢住在这里，甚至刚搬来的时候也是如此。可现在，突然一切看上去都那么肮脏，那么丑陋。”

“别泄气，要多点儿参与精神。”梅里文绉绉地来了这么一句。

“我可不想成为此时此刻的沃尔特。”帕蒂刚一离开，塞思就如此说道。

“老实说，我很高兴听到你这句明白话。”

“是我多心了，还是你也听出了帕蒂言下对自己婚姻的不满？我是说，帮卡罗尔报税？你听说过这回事吗？我觉得这有趣极了。我可从没听说过。现在可好，他连窗外的绿树美景都没能保护好。”

“整件事完全就是倒退了的里根主义，”梅里说，“她以为她可以活在自己的小泡泡里，自成一体，活在她那小小的玩具屋里。”

接下来的九个月中，随着一个又一个周末过去，加建的房子在卡罗尔家后院的泥坑里拔地而起。房子像一间巨大的追求实用的舢板棚，大片的乙烯基墙上嵌着三扇朴素简陋的窗户。卡罗尔和布莱克将其称为“大房间”（指一种在单一空间内集合了起居室、游戏室、书房等多项功能的房间。），这在拉姆齐山地区可还是个新鲜概念。烟头风波之后，保尔森夫妇修起了高高的栅栏，还种了一排装饰性云杉，如今树已长大，足够将卡罗尔家的新景观挡在他们的视线之外。只有从伯格伦德家看过去，才可以毫无遮拦地看到那间帕蒂称之为“飞机库”的房子。没多久，邻居们就开始避免和抱怨起“飞机库”就没完没了的帕蒂聊天，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他们在街上挥挥手，喊一句好啊，但注意着不要慢下脚步，以免被帕蒂缠住。有工作的妈妈一致认为帕蒂变成这样是因为闲得没事干。过去，她很会和孩子们相处，教他们作运动、做家务，可现在整个街区都是十来岁的大孩子。不管怎么努力填充日常生活，她总是看得到或听得到邻居家的改建工程。每过几小时，她就会从家里冒出来，在后院来来回回地踱步，像一只巢穴被搅扰的动物一样盯着那个大房间看；有时，她会在傍晚过去敲响大房间的临时夹板门。

“嘿，布莱克，进展怎么样？”

“一切顺利。”

“听上去确实是！我说，斯基尔电锯在晚上八点半听起来实在是太吵了，你觉得今天就干到这里怎么样？”

“我觉得不怎么样。”

“好吧，那么，如果我要求你停工呢？”

“不好说。不如你让我干完我的活吧？”

“那我会觉得很糟糕，你这边的噪音烦死我们了。”

“是吗？那可真是不妙。”

帕蒂的笑声突兀、响亮，有些像马的嘶鸣：“哈—哈—哈，不妙？”

“没错，很抱歉吵到你们了。不过卡罗尔说你们改建房子的时候，吵了她整整五年。”“哈—哈—哈，我可不记得她抱怨过。”“那时你在做你不得不做的事，而现在我在做我不得不做的事。”“可你这活干得一点儿都不漂亮，真遗憾，简直可以说是丑陋。可

怕加丑陋。这都是大实话，毫不隐讳的大实话。当然这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你的电锯太吵了。”

“你现在脚踩的可是私家土地，请你马上离开。”

“好的，那我猜我要给警察局打电话了。”

“没问题，尽管打。”

你会看到帕蒂在小径上踱来踱去，气愤却又无计可施，浑身发抖。她的确再三打电话向警察局投诉过邻居家的噪音，有那么几次警察也确实来了，并和布莱克进行了交涉，但他们很快就厌烦了她的投诉，变得不理不睬，直到第二年的二月，有人将布莱克那辆F-250 四个簇新的雪地防滑轮胎一个不落地全部划破，布莱克和卡罗尔建议警官们去问问他们那个不断打电话投诉的邻居。这下子帕蒂又开始从街头走到街尾，敲响邻居们的门，大吐苦水：“最大的嫌疑犯，是吧？隔壁那个有两个十来岁孩子的妈妈。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犯罪分子，对吧？我就是个疯子！他开着这条街上最大最难看的车，保险杠上的那句话让几乎每个非白人至上主义者都看不顺眼，但是，哦，上帝，真让人猜不透，除了我还会有谁想要划破他的轮胎呢？”梅里· 保尔森确信帕蒂事实上就是那个划破轮胎的人。“我看不出，”塞思说，“我的意思是，她确实在受罪，可她不是个会撒谎的人。”

“她可能确实不会撒谎，可我也没听到她说不是她干的。她最好正在某个地方接受像样的心理治疗。她显然需要那个。当然，心理治疗再加上一份全职工作。”

“我的问题是，沃尔特在干吗呢？”

“沃尔特在累死累活地挣钱养家，这样帕蒂就可以成天待在家里，做她的疯狂主妇。他是杰西卡的好爸爸，是乔伊的某种现实原则（弗洛伊德认为，在潜意识里，某些受享乐原则刺激而产生的欲念常遭到另一个相反的力量的监察，后者即被他称为“现实原则”。）。我看他手头要做的事已经够多了。”

除了爱老婆，沃尔特还有一点最为显著的性格特质：是个大好人。他善于倾听，似乎觉得其他所有人都比他本人更有趣，更值得关注。他的肤色白得离谱，下巴窄小，留着天使般可爱的小鬈发，永远戴着同一副圆形的金属框眼镜。他起初在明尼苏达矿务及制造业公司的理事会做律师，但没能玩转，被挪到公司的推广和慈善部门；为人友善是这种部门需要的品质，但他在公司内的升迁道路也就此走到了尽头。在巴瑞耶街，他总会送出很不错的免费演出票，比如民谣歌手格思里或室内管弦乐队的演出。他告诉邻居们他和当地名人见面的经历，有广播大使盖瑞森· 凯勒、棒球明星柯比· 帕克特，还有一次，他见到了摇滚明星普林斯。最近，他干脆离开了明尼苏达矿务及制造业公司，去自然保护协会做了业务发展专员，这让大家吃了一惊。除了保尔森夫妇，没人料想得到沃尔特对以前那家公司怀有如此强烈的不满，但他对自然保护的热情向来不亚于对文化的热情，表面上看，他生活中唯一的变化就是周末不怎么待在家里了。

这或许就是他没有像大家所指望的那样去调停帕蒂和卡罗尔· 莫纳汉之间的战争的原因之一。如果你直接问他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他会紧张地咯咯笑着，回答说：“关于这件事，我算是个中立的旁观者。” 乔伊高二那年的春天和夏天，他就一直这样中立地旁观着；到了秋天，杰西卡去东部上大学，乔伊竟也从家里搬走，和卡罗尔、布莱克及康妮住在了一起。

乔伊这次的叛逆行为着实令人震惊，这无异于在帕蒂心口捅了一刀，她在拉姆齐山的生活由此开始走向终点。整个七月和八月，乔伊在蒙大拿高原地带的一处牧场打工，牧场主是沃尔特所在的自然保护协会的一位大捐赠人。等乔伊回来的时候，他的肩膀变得又宽又结实，还长高了两英寸。平日里沃尔特并不怎么喜欢吹嘘，但在八月的一次野餐上，他却向保尔森夫妇夸耀，说那位捐赠人打电话告诉他，乔伊在把牛摔倒和给羊洗药浴时表现出的勇敢和不知疲倦如何地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就在这次野餐上，帕蒂已然眼神空洞，痛苦不堪。六月，就在乔伊去蒙大拿之前，帕蒂又带儿子去了无名湖帮她收拾房子。唯一一位曾在那里见过他们的邻居描述了那个可怕的下午：帕蒂和乔伊一次又一次地伤害对方，丝毫不加掩饰，乔伊嘲弄地模仿帕蒂的言谈举止，最后更是当面骂她“愚蠢”，听到这话，帕蒂痛苦地大声说：“哈—哈—哈，愚蠢！老天，乔伊！你成熟的方式还真是一如既往地让我吃惊！当着外人的面说自己的妈妈愚蠢！这做法还真是招人喜欢！多么高大、剽悍、独立的男人呀！”

夏天结束的时候，布莱克的那个大房间已经基本上完工了，他正在按布莱克式风格往里面添加配置：PlayStation 、桌上足球、冷藏啤酒桶、大屏幕电视、桌上冰球台、维京风格的彩色玻璃大吊灯和自动躺椅。邻居们猜想着帕蒂在晚餐桌上会如何对这些便利设施进行嘲讽，而乔伊会说她愚蠢、不公平，沃尔特则会愤怒地要求乔伊向妈妈道歉。不过乔伊叛逃去隔壁家那晚的情形可不需要邻居们动用他们的想象力，因为卡罗尔· 莫纳汉很乐意向大家描述，她说的时候声音很大，不无心满意足的味道，任何一位不忠于伯格伦德夫妇、愿意听她说的邻居都可以听个清楚明白。

“乔伊冷静极了，真是冷静，”卡罗尔说，“我向上帝起誓，你把黄油放进他嘴里都不会融化。我和康妮一起去他家支持他，也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完全赞成这个安排，因为，你们知道啦，沃尔特向来体贴人，我怕他担心乔伊搬来我家会成为我的累赘。乔伊向来都有担当，他只是希望能和家人达成一致，把所有问题都挑开来说。他解释了他和康妮是怎么和我讨论这个安排的，因为知道沃尔特会担心日常开销，我就告诉他，日用品什么的完全不成问题。我和布莱克现在是一家人了，我们愿意多负担一个人。而且乔伊很勤快，洗碗、倒垃圾什么的，他都做得很好，是个整洁的孩子。我跟沃尔特说，过去他和帕蒂那么照顾康妮，留她在家里吃饭什么的，我想为此表达我的谢意，因为在我生活一团糟的时候，他们待我真的很慷慨，除了感激之外，我别无他想。乔伊是那么的负责任，那么的冷静。他解释说，因为帕蒂甚至不肯让康妮进她家的门，如果他要想和康妮相处的话，真是别无选择。我插话说，我完全支持他们两人交往，要是世界上所有年轻人都像他们这样有责任感，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我还告诉他们，让两个孩子待在我家益处良多，又安全又可靠，而不会到处去偷偷摸摸，惹上麻烦。我那么感激乔伊，他在我家永远都会受到欢迎。我就这样告诉他们。我知道帕蒂不喜欢我，她总是瞧不起我，也从来不把康妮放在眼里。我都知道的。我知道帕蒂那两把刷子，我晓得她会发上一阵子疯，小脸扭曲着：‘你以为他爱你女儿？你以为他爱上她了？’声音又细又尖。就好像乔伊这样的男孩子不可能爱上康妮，就因为我不是个大学生什么的，或者因为我的房子没有他们家的大，要不就是因为我不是从纽约来的，再不然，就是因为我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干着每周四十个小时的全职工作，不像她那样待在家里。帕蒂对我丝毫不尊重，你简直无法想象。不过沃尔特不一样，我想我可以和他谈。他可真是个甜心，脸涨得通红，我想是他觉得尴尬的缘故，他说：‘卡罗尔，你和康妮先回去，让我们单独和乔伊谈谈。’回去就回去，没问题，我又不是去闹事的。我可不是个喜欢惹麻烦的人。可是乔伊不干了。他说他并不是在请求他们的同意，只是告诉他们一声他的打算，没什么好谈的。就是在这个时候，沃尔特失控了。完全地失控了。泪珠从他脸上滚落下来，那么的伤心，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毕竟，乔伊是他最小的孩子。是帕蒂对康妮如此不讲理，如此无情，才逼得乔伊再也无法和他们一起生活，不是沃尔特的错。但他却开始声嘶力竭地吼叫：‘你才十六岁，在读完高中前哪儿也别想去！’乔伊只是微微地对着他笑，你根本无法在他嘴里融化黄油。他说他离家又不违法，而且他只不过是搬去隔壁。有理有据。我真希望我在十六岁的时候有乔伊百分之一那么聪明，那么酷。我是说，他真是个了不起的孩子。可我又有些替沃尔特感到难过，因为他开始嚷嚷，什么他不会替乔伊出大学学费啦，明年夏天别想再去蒙大拿啦，他说他唯一要求的不过是乔伊能回来吃晚饭，睡在自己家的床上，做家庭的一分子。而乔伊是这样说的：‘我仍然是这个家的一员。’顺便说一下，乔伊从未否认这点。可沃尔特在厨房里跺着脚走来走去，有那么一阵儿，我真以为他会动手揍乔伊。但他只是完全失控了，他嚷嚷着：‘滚出去，滚，我受够了，滚。’然后就离开了，你能听到他在楼上乔伊的房间里拉开抽屉之类的声音，帕蒂跑上楼，两人开始朝对方大吼，我和康妮拥住乔伊，因为他是这个家里唯一一个讲道理的人，我们为他感到难过。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完全确信让乔伊搬来我家绝对没错。沃尔特咚咚咚地下了楼，我们听到帕蒂像个疯子一样尖叫着——她也完全失控了，沃尔特又开始朝乔伊吼叫：‘看看你对自己的妈妈做了些什么？’又是为了帕蒂，看到了吧，她总是要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乔伊只是站在那里，摇着头，因为一切都已经再清楚不过了。他怎么会愿意住在一个这样的家里呢？”

儿子的不同寻常最终让帕蒂自食恶果，这无疑合了有些邻居的意，但是，巴瑞耶街上也从来没人真正喜欢过卡罗尔· 莫纳汉，大伙儿也普遍对布莱克缺乏好感，觉得康妮神经兮兮的，而且也没有人真正信任过乔伊。随着他的叛逆行为在拉姆齐山地区传播开来，多数人都十分同情沃尔特，并担忧帕蒂的心理健康，也为自己的孩子是如此正常而宽慰感恩——他们高高兴兴地接受父母的慷慨援助，理直气壮地请求父母帮忙做功课或申请大学，放学后老老实实地打电话报告行踪，有时也和父母聊聊自己每天的磕磕碰碰，就连因性、大麻和酒精而发生的口角也完全不出父母的预料。从伯格伦德家释放出来的痛苦是与众不同的。但愿沃尔特还不知道卡罗尔早已喋喋不休地描述了他那晚“失控”的情形，可怜的他别别扭扭地告诉邻居，作为父母他和帕蒂已被“炒了鱿鱼”，他们正尽最大努力做到释然。“他有时过来做功课，”沃尔特说，“但目前他似乎更喜欢在卡罗尔家过夜。我们倒要看看这能持续多久。”

“帕蒂受得了乔伊搬走吗？”塞思问道。

“不怎么受得了。”

“最近哪天和帕蒂来我家吃晚饭吧。”

“好主意，”沃尔特说，“不过我想帕蒂要去我妈妈的老房子住一阵儿。你知道，她一直在整修那所房子。”

“我很担心她。”塞思声音哽塞。

“我也是，我也有点儿担心她。不过我曾见过她带伤打球。大三那年，她整个膝盖都破了，可她还是坚持着又打了两局。”

“可那之后她不是就接受了外科手术，嗯，从此结束了职业球员的生涯吗？”

“我想说的是帕蒂的坚强，塞思。她忍着疼痛继续打球。”

“没错。”

沃尔特和帕蒂始终也没能去保尔森夫妇家吃晚饭。那年冬天的大部分时间，以及次年春天，帕蒂都躲在无名湖，没怎么在巴瑞耶街露面。就算她的车停在了车道上，比如圣诞节期间，她也会避开邻里间的聚会。一度，她的烘烤食品和殷勤参与是这些聚会上备受欢迎的固定节目。当时杰西卡从大学放假回来，据她的朋友们说，杰西卡和弟弟“大吵一架”，结果就是乔伊在自己以前的卧室住了一个多星期，让他那位难对付的姐姐过了个她想要的真正假期。有时，邻居会看到几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前来拜访帕蒂，从她们的发型和斯巴鲁汽车保险杠上的贴纸来看，应该是她过去的篮球队队友。有关帕蒂酗酒的传言又出现了，不过这多半只是猜测，因为，尽管她向来友好，可在拉姆齐山，她连一个真正亲密的朋友也没交到。

到了新年，乔伊又回了卡罗尔和布莱克的家。大家推测，那栋房子里最能吸引他的地方莫过于他和康妮共享的那张床。乔伊的朋友们都知道他抗拒手淫的程度堪称奇怪，且极其坚决，哪怕只是提起这个字眼，他脸上都会立刻浮现出傲气十足的微笑；他声称他要度过一个从不需要手淫的人生，这是他的理想。一些更具洞察力的邻居，包括保尔森夫妇，怀疑乔伊同时也十分享受作为那栋房子里最聪明的人的感觉。他成了大房间里的王子，任何他接纳为朋友的人都可以享用里面的种种娱乐设施（这使得大房间里那个不受监管的啤酒桶成了整个社区家庭晚餐桌上争执的焦点）。他和卡罗尔相处的方式令人不安地接近于调情。他喜欢布莱克喜欢的所有事物，尤其是他的电动工具和卡车，哄得布莱克开开心心。而他就是用那辆卡车学会了驾驶。同学们热情支持阿尔· 戈尔（即艾伯特· 戈尔（1948- ），1993 年至2001 年任美国副总统，200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2007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和参议员韦尔斯通的时候，他令人气恼地微笑着，仿佛自由主义和自慰一样是一种弱点。这似乎说明他甚至接受了布莱克的部分政治主张。这年夏天，他在建筑工地打工，而没有再去蒙大拿。

公平也好，不公平也罢，大家都感觉沃尔特——他的友善——或多或少该为这个局面负责。他没有揪着乔伊的头发把他拖回自己家，让他学得规矩点儿，也没有捡块石头在帕蒂脑门上敲上一记，让她清醒清醒，而是成天在自然保护协会忙活，不见踪影。他以相当快的速度升任协会州分部执行官，任由家里一晚又一晚地空无一人：花坛荒芜，树篱无人修剪，窗户无人清洗，城市里脏污的积雪覆盖了仍竖在前院的那个歪斜的、写着戈尔-利伯曼（即乔· 利伯曼（1942- ），美国政治家，2000年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的标牌。就连保尔森夫妇都对伯格伦德一家人失去了兴趣，因为梅里正在参加市议员竞选。帕蒂在无名湖度过了整个夏天，乔伊入读弗吉尼亚大学，而关于其经济来源，拉姆齐山无人知晓。在儿子离家去上大学一个月后，也就是那出国家大悲剧发生后两个星期，帕蒂从无名湖回来了，之后没多久，伯格伦德家门前便竖起了“出售”的标牌，想当初，帕蒂和沃尔特可是将他们生命中的一半时间都倾注在了这座维多利亚式大宅上。沃尔特在华盛顿有了新工作，已经开始在那里上班。虽然房价很快就将反弹到史无前例的高度，但此刻的当地房市却依旧在后九一一的低谷中徘徊。房子是帕蒂经手卖出的，价格令人失望。买主是一对严肃的黑人夫妇，都是专家，有一对三岁大的双胞胎。二月，伯格伦德夫妇最后一次挨家挨户礼貌地向大家正式告别：沃尔特问候了每户人家的孩子，给每个孩子送上了他最美好的祝福；帕蒂没怎么说话，但再一次看上去年轻得令人吃惊，就像那个在这个社区还不能称之为社区的时候推着婴儿车走过街道的大姑娘。

“真是奇迹，”塞思· 保尔森后来对梅里说，“这两口子居然还在一起。”

梅里摇摇头：“我觉得他们还没弄明白要怎么活着。”

错误已经铸成

帕蒂· 伯格伦德自传       作者：帕蒂· 伯格伦德（依心理医生建议所写）

第一章.温顺

要不是帕蒂是个无神论者，她应该会感谢仁慈的主，感谢他赐予她校际体育联赛，因为这些从根本上挽救了她的生命，给了她实现自我的机会。她尤其要感谢北查帕阔初中的桑德拉· 莫舍、霍勒斯· 格里利高中的伊莱恩· 卡佛和简· 内格尔、葛底斯堡女子篮球营的厄尼和罗斯· 塞尔瓦托，以及明尼苏达大学的艾琳· 特雷德韦尔。正是这些了不起的教练教会了帕蒂什么是纪律、耐心、专注，什么是团队协作和体育精神的理想境界，这些品质弥补了她那近乎病态的好胜心和可怜的自卑感。

帕蒂在纽约州韦斯特切斯特县长大，是家里四个孩子中的老大，而另外三个孩子更符合其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和每位家人相比，帕蒂都要高大许多，也普通许多，反应更是明显地迟钝一些。当然，她并不真的是个笨蛋，只是相对迟钝一些。她身高五英尺九英寸半，几乎和弟弟一般高，比两个妹妹则高出了一大截。有时她希望自己索性再长高些，到六英尺，反正她已经和这个家格格不入了；而且，如果能更清楚地看到篮筐，在运球时低位背打，在防守时更加灵活地转动，那么她拼抢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恶狠狠了，这样大学毕业后也会过得开心一些——也许不会，但想象一下也挺有意思的。等打到大学校际比赛的时候，她通常都是场上较矮的球员之一，好笑的是，这让她联想起自己在家里的位置，从而有助于她肾上腺素的分泌保持在巅峰状态。

帕蒂记得她妈妈来看过她打球，就那一次。当时她正在参加普通学生运动夏令营，妹妹们则在杰出学生艺术夏令营，两支夏令营属同一综合组。一天，就在一场垒球比赛进行到后几局时，妈妈和两个妹妹出现了。当时帕蒂正沮丧地站在左外野，而内野的几个女孩球技不佳，连连失误，她等着有谁能把球远击到她所在的区域。她慢慢地一点点向内野迫近，最终抓住了制胜的机会。一垒和二垒上都有跑垒员。击球手打出一记反弹球，球朝着那个笨手笨脚的游击手飞过去。帕蒂跑到她前面，抢先接到球，跑上去触杀了前位跑垒员，然后又去追剩下那个。那是个可爱的女孩，大概是靠一次防守失误上了一垒。帕蒂径直朝她逼去，女孩尖叫一声，撒腿便朝外野跑，离开跑垒道，自动出局。可帕蒂还是一路追下去，直到触杀了她为止。那女孩瘫倒在地，扯着嗓子尖叫，好像帕蒂用手套那轻轻的一触，给她带去了剧烈的疼痛。

帕蒂心里明白，作为运动员这算不得什么光辉时刻。因为家人的观看，一种不知名的情绪控制了她。坐在家用旅行车中，妈妈用比平时更加颤抖的声音问她，是不是一定要如此……好斗。就算需要——好吧，需要这么好斗，那么多少给自己的队友留些机会难道会让帕蒂不开心吗？帕蒂回答说在左外野，她压根儿连球的边都摸不着。妈妈说：“你要打球我没意见，但你得从中学会与人合作，学会团体互动才行。”帕蒂说：“那就送我去真正的运动营，这样我就不会是场上唯一一个知道怎么打球的球员。我无法跟接不住球的人合作！”妈妈说：“我不确定该不该鼓励你这么好胜，这么爱竞争。我猜我算不得一个体育爱好者，但我看不出，单纯为打败对手而打败对手能有什么乐趣？互相配合、一起努力不是更有意思些吗？”

帕蒂的妈妈是个职业民主党人。现在，也就是自述人撰写本文时，她甚至做了州议会女众议员，成了尊敬的乔伊斯· 爱默生阁下，并以喜爱自然美景、关心穷人孩子、推广艺术活动而为人所知。对乔伊斯而言，天堂就是在一片开阔的户外，穷孩子们在政府的资助下聚在一起，从事艺术活动。结婚前，她是乔伊斯· 马科维茨，一九三四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但显然打从懂事以来，她就不怎么喜欢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自述人有时怀疑，她妈妈总是用颤巍巍的声音说话，原因之一就是她一辈子都在挣扎着想改掉自己的布鲁克林口音。）乔伊斯拿到奖学金去缅因州读了人文学科，在那里碰到了帕蒂的爸爸，一个彻头彻尾的非犹太人，后来则在曼哈顿上东区的万灵一神论普救说教堂嫁给了他。在自述人看来，乔伊斯在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心理准备之前，就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尽管自述人本人或许不应该在这点上责怪她。一九六○年杰克· 肯尼迪（即约翰· 肯尼迪（1917-1963），1961 年至1963 年任美国总统。）获得民主党提名，乔伊斯总算找到一个高尚而振奋人心的借口，从家里脱身出来，不再无休止地生养孩子。随后又来了民权运动、越战和鲍比· 肯尼迪（即罗伯特· 肯尼迪（1925-1968），约翰· 肯尼迪的弟弟，1968 年民主党无可争议的总统候选人。），她于是有了更多不在家的好理由：那个家里挤着四个小孩外加一个住在地下室的巴巴多斯保姆，算得上是拥挤不堪。一九六八年，作为过世的鲍比忠实追随者的代表之一，乔伊斯第一次参加了国民大会。她先是成为县民主党的财务主管，后升任主席，一九七二年和一九八○年两次为泰迪（即爱德华· 肯尼迪（1932-2009），约翰· 肯尼迪和罗伯特· 肯尼迪的弟弟，民主党籍政治家。）组织竞选活动。每年夏天，家里的每扇门都从早到晚地敞开着，成群的志愿者们扛着一箱箱竞选用品出出入入。帕蒂可以连续六小时练习运球和上篮，其间无人注意，更无人打扰。

帕蒂的爸爸雷· 爱默生是名律师兼业余滑稽演员，保留剧目包括以放屁为主题的各种笑话，以及对孩子老师、邻居和朋友们的刻薄模仿。他尤其喜欢跟帕蒂玩这样一个恶作剧：保姆尤拉莉娅刚一离开，他就模仿她的巴巴多斯口音说：“甭玩游戏了，甭闹了……”他的声音越来越大，直到帕蒂红着脸从餐桌边跑开，弟弟妹妹们则兴奋得尖叫起来。帕蒂的教练兼导师桑德拉· 莫舍也是他常用来取乐的对象，他喜欢叫她桑——卓。他经常问帕蒂，最近有男人来找桑——卓教练吗？嘻嘻，嘿嘿，或者有女人来找她吗？而弟弟妹妹们则在一旁齐声附和：“桑——卓，桑——卓！”另一个折磨帕蒂的有趣法子是，把家里的宠物狗埃尔莫藏起来，然后骗帕蒂说她去练习篮球的时候，埃尔莫被安乐死了。再不然，就是拿帕蒂很多年前犯过的几个常识性小错误来逗她，比如问帕蒂奥地利的袋鼠们怎么样了？最近有没有看过当代著名作家路易莎· 梅· 奥尔科特（路易莎· 梅· 奥尔科特（1832-1888），美国作家，代表作为《小妇人》。）的新作啊？或者问她是不是仍然认为真菌是动物王国的一分子？“那天我看到帕蒂的真菌追着一辆卡车跑来着，”她爸爸总会这样说，“看呀，看看我，帕蒂的真菌就是这样子追卡车的。”

大多数晚上，帕蒂的爸爸吃完饭后还会再次离开家，去和他那些贫穷的当事人会面，为他们打官司他通常只能收取很少费用或者干脆免费。他在怀特普莱恩斯法院对面的那条街上有个事务所，免费服务的客户包括波多黎各人、海地人、异装癖者以及智力或身体有残疾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惹的麻烦是如此之大，以至帕蒂的爸爸都不在背后拿他们取乐了，但他还是尽可能地从这些人的麻烦中发现乐趣。上十年级时，为了完成一份学校作业，帕蒂旁听过两次有她爸爸出庭的审判。其中一件案子是这样的：一个失业的扬克斯人在波多黎各国庆日喝得大醉，跑去找他的小舅子，想捅他一刀，结果小舅子没找着，反而在酒吧里捅了一个陌生人。不光是帕蒂的爸爸，就连法官大人，甚至公诉人似乎都对被告的不幸和愚蠢感到乐不可支。他们时不时地暗暗交换着眼色，仿佛苦难、缺陷、牢狱之灾都不过是社会底层人士的杂耍表演，为的是活跃他们原本无聊沉闷的日子。

坐火车回家的路上，帕蒂问她爸爸站在哪一边。

“哈，问得好，”他说，“你得明白，我的当事人在说谎，受害者也在说谎，而那个酒吧的老板还是在说谎。他们都谎话连篇。当然，我的当事人有权获得充分的辩护，但你也不能置公正于不顾吧。有时，公诉人、法官和我得通力合作，这与公诉人和受害者合作、我和被告合作其实是一回事。你听说过咱们庭审中的抗辩制吧？”

“听说过。”

“那好。有时候公诉人、法官，还有我，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我们会尽力找出事实真相，避免误判。不过，这个你可不能写进你的作业里去。”

“我还以为找出事实真相是大陪审团和陪审团的职责。”

“没错，这个你可以写进你的作业。由你所在的社会阶层的人组成陪审团来决定审判的命运，这点很重要。”

“但你的大多数当事人都是无辜的，对吗？”

“这么说吧，有人想狠狠地惩罚他们，可他们当中没几个人该受那么重的刑罚。”

“但也有很多人是完全无辜的，对吗？妈妈说他们言语不通，有时警察抓人太过草率，人们又对他们持有偏见，而他们在生活中也缺少机会。”

“这些都完全没错，可是，帕蒂宝贝，你妈妈有时太天真了。”

如果被嘲笑的对象是她妈妈，帕蒂就不怎么介意了。“我的意思是，你也看到那些人了，”他对她说，“我的老天爷。朗姆酒让人疯狂。（原文为西班牙语。）”

关于雷的家族，需要了解这样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它有很多钱。祖传的大庄园坐落在新泽西州西北方的群山之间，雷的父母住在一幢漂亮的现代主义风格的石宅里，据说是弗兰克· 劳埃德· 赖特（弗兰克· 劳埃德· 赖特（1867-1959），二十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在世界上享有盛誉。）设计的，里面挂满了法国印象派大师们不那么出名的作品。每年夏天，整个爱默生家族都要聚在庄园的湖边举办假日野餐，多数时候帕蒂都不怎么喜欢这些活动。她的爷爷奥古斯特喜欢把他这个长孙女拦腰抱起，让她坐在自己结实的大腿上，天知道他从中获得了什么样的小小乐趣；但显然，他并不怎么尊重帕蒂的身体。同时，从七年级开始，帕蒂还不得不和雷在祖传庄园里的网球场上配合打双打，对手是雷事务所里的次级合伙人和他老婆。身穿暴露网球服的帕蒂常常被这个合伙人盯得不好意思，他的这种目光骚扰让她很困惑。

和儿子雷一样，奥古斯特也做过公益性的法律善事，他曾为三次战争中备受瞩目的有良知的反对派及逃服兵役者辩护，这为他赢得了声誉，他也因此拥有了在私下里尽情做个怪人的权利。他有大把的空闲时间，这期间他在自己的地产上种植葡萄，然后放在一间外屋发酵。他的“酿酒厂”被叫作母鹿后臀，是家里的一大笑话。假日野餐时，奥古斯特趿着人字拖，穿一条松松垮垮的泳裤，手中紧握着他那只草草贴上标签的酒瓶，跌跌撞撞地走来走去，给客人的空杯里添满酒，而他们其实才刚把酒悄悄倒在草地上或灌木丛中。“觉得怎么样？”他问道，“是好酒吗？你喜欢吗？”有点像个沉迷于酿酒的心情迫切的男孩，又有点像个施虐者，正准备平等地去惩罚每一个受害人。奥古斯特引欧洲的习俗为证，认为可以给孩子们酒喝。每逢年轻的妈妈们因剥玉米或者比赛装饰沙拉而分心，奥古斯特就给他的“母鹿后臀”兑上水，逼着小孩们（最小的才三岁）喝下去。必要时，他会轻轻握住他们的下巴，将兑了水的酒灌进他们嘴里，并确保酒被吞咽下肚。“知道这是什么吗？”他说，“这是酒。”如果一个孩子的举止开始变得古怪，他会说：“你现在的感受就叫作醉酒。你喝多啦。你醉喽。”那是种带着一丝厌恶却不乏真诚——迫于要显得友善——的语气。帕蒂往往是孩子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她满怀恐惧，静静地观察这一幕幕，等着弟妹或堂弟妹们拉响警报：“爷爷把小孩子灌醉了！”妈妈们跑过来，边责怪奥古斯特，边把孩子抱走。爸爸们则在一旁龌龊地窃笑着，嘲笑奥古斯特对母鹿臀部的痴迷。帕蒂悄悄跳入湖中，漂浮在湖水最温暖的表层，这样就听不到家人们的声音了。

事情是这样的：每次野餐，石宅的厨房中总会有一两瓶从奥古斯特的地下多层酒窖中拿出来的极好的、有年头的波尔多葡萄酒。这全靠帕蒂她爸爸坚持，不知花了多少工夫甜言蜜语地哄劝奥古斯特，才让他同意拿出这点儿好酒来。每次总是雷先给出信号，含蓄地对他的兄弟以及他带来的男性宾客们点点头，之后他们就跟着他，一起从野餐上消失了。几分钟后，男人们回来了，杯中的酒色泽诱人，满得快要溢出来。雷也会拿出一只法国酒瓶，将里面还剩的那么一英寸左右的红酒分给他们的妻子和那些不怎么受欢迎的客人。之后，无论再怎么恳求，奥古斯特都不会再从酒窖里拿出一瓶好酒，取而代之的则是更多的“母鹿后臀”。

而每年的圣诞节也是一样：祖父母开着他们的新款梅赛德斯（每隔一两年，奥古斯特就会以旧换新），从新泽西来到雷和乔伊斯那幢拥挤的平房前，到达时间要比乔伊斯央求他们不要早于的时间点提前一小时，并向大家分发不成体统的圣诞礼物。出了名的一例是有一年，乔伊斯收到了两块已经用了很长时间的洗碗抹布。而雷收到的通常是些从邦诺书店减价书架上买来的厚重的艺术书，有时上面$3.99 的价签都还没撕掉。孩子们收到的则是亚洲制造的塑料小破烂：旅行用小闹钟，不过是坏的；装零钱的小钱包，上面印有新泽西某保险公司的名字；工艺粗糙得吓人的中国人物小玩偶；各式各样的鸡尾酒调酒棒。而与此同时，在奥古斯特的母校，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正在拔地而起。帕蒂的弟弟妹妹们对祖父如此吝啬气愤不已，转而向父母狮子大开口。他们开出长长的、非常详细的礼物清单，每年圣诞前夜，乔伊斯都不得不熬夜到凌晨三点，包装从中选择性采购的礼品。而帕蒂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她决定除了体育，什么都不去在意。

帕蒂的爷爷曾经是一名真正的运动员，是大学里的田径明星和橄榄球边锋，帕蒂的大个子和迅捷的反应能力很可能就来源于他。雷也玩过橄榄球，不过是在缅因州一所几乎连一个球队都派不上场的学校。他的强项是网球，而那是唯一一项帕蒂憎恶的运动，尽管她打得很好。帕蒂认为网球明星比约· 博格其实是个软坯子。除了很少数的几个例外（比如乔· 纳马斯），她整体上对男运动员们都没什么好感。容易让她一见钟情的是学校里那些受欢迎的男孩，他们或者年龄比她大太多，又或者过于英俊，完全是些不现实的约会对象。不过，帕蒂是个非常温顺的女孩，几乎不管谁来约她，她都愿意去。她觉得那些害羞或不受欢迎的男孩们日子不好过，所以只要在她能接受的范围内，她都对他们抱有同情之心。不知为什么，这些男孩当中很多都是摔跤手。照帕蒂的经验来看，摔跤手们是些勇敢、沉默、古怪但有礼貌的男孩，他们总是皱着眉，也不害怕女运动员。其中一个男孩后来偷偷告诉帕蒂，他和他的朋友们在上中学的时候管她叫作母猴。

而说到真实的性体验，帕蒂的第一次是在一个派对上被强奸。当时她十七岁，对方是一所寄宿学校的高年级学生，名叫伊桑· 波斯特。除了高尔夫之外，伊桑什么运动都不做，但他身高六英尺，体重比帕蒂重五十磅，并且以身体向她证明了，当与男性抗衡时，女性的肌肉力量令人沮丧。在帕蒂看来，他的所作所为并不应该被定义为灰色区域的强奸。开始，她反抗得很激烈，即使不够激烈，或持续的时间不够长，那也是因为她喝醉了——那是她平生第一次醉酒。她原本觉得那么的自由！那个美丽而温暖的五月的夜晚，在金· 麦克拉斯基家巨大的游泳池里，帕蒂很可能给了伊桑· 波斯特错误的印象。其实即便在清醒的时候，她也太过温顺。而那时游泳池里的她一定是因为温顺而显得轻浮了。总之，要责怪自己的地方有很多。当时，帕蒂对罗曼史的概念就好比盖里甘的岛（美国六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情景喜剧《盖里甘的岛》中的荒岛。）： “要多原始有多原始”，大概还处于白雪公主和南茜· 朱尔（美国著名侦探系列丛书《南茜· 朱尔》的主人公，一名十六岁的少女侦探。）之间。毫无疑问，伊桑那种傲慢的神态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吸引了她。他很像女孩们当时喜欢看的一本封面上有帆船的小说中的爱人形象。强奸完帕蒂后，他说他很抱歉“做得”那么粗暴，他并不想那样，他说为此他感到抱歉。

直到第二天一大早，菠萝椰汁鸡尾酒的酒劲过去了，在和小妹妹同住的那间卧室里——这样她的大妹妹就可以独占一间房，好在里面尽情发挥她的创造力，想怎么凌乱就怎么凌乱，因为帕蒂就是这么温顺的一个人——直到那时她才感觉到愤怒：伊桑完全没把她当回事，他可以就那么强奸她，然后还送她回家。但她并不是如此微不足道。撇开其他事不提，她，一名高二学生，已然是霍勒斯· 格里利高中单赛季助攻手纪录的保持者。而这个纪录她明年肯定还能打破！她还是全州——包括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在内——甲级篮球球员。然而，一个她几乎不认识、只会打高尔夫的男孩竟认为可以随意强奸她。

为了不吵醒小妹妹，她起身去淋浴间，哭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她人生中最痛苦的一小时。即便到了今天，每当她想起全世界受压迫的人们，想起种种不公之事的受害者，想起他们必定会有的感受时，她都会记起那个小时。以前自己没在意过的不公平待遇一一浮上心头：比如说，她这个家里的老大居然要和妹妹分享房间，而不能住进保姆尤拉莉娅之前在地下室住过的房间，因为里面堆满了那些没用的竞选小册子；还有，她妈妈对大妹妹的戏剧演出是那么着迷，却从不去看她打比赛。她是如此的气愤，几乎想找个人聊一聊。但她不敢告诉自己的教练或队友，怕他们知道她喝酒。

尽管帕蒂竭尽全力想把这件事埋藏于心，但它终究还是浮出了水面。内格尔教练起了疑心，第二天比赛结束后，她偷偷在更衣室观察帕蒂，随后把她叫去办公室坐下，追问她身上的淤伤是怎么回事，以及她为什么闷闷不乐。帕蒂当即很不争气地和盘托出，一边抽泣不止。内格尔教练建议带她去医院看看并且报警，这让她无比震惊。帕蒂刚刚还四次上场，三次上垒，跑垒得了两分，还有好几次出色的防守表现。很明显，她并没有受到什么大不了的伤害。而且，她父母和伊桑的父母是政治伙伴，所以报警是不可能的。她大着胆希望，只要为自己打断训练低声下气地道个歉，再加上教练的同情和仁慈，就可以了结此事。但是，哦，她错得太离谱了。

内格尔教练往帕蒂家打了个电话，联系到帕蒂的妈妈。一如既往，她妈妈正上气不接下气地急着赶去开会；她既没有时间和女儿的教练好好聊聊，却又不好意思承认这点。教练对着体育部米黄色的电话话筒说出了这几句不可能被忽视的话：“你女儿刚刚告诉我，她昨晚被一个叫伊桑· 波斯特的男孩强奸了。”然后教练停了一会儿，接着说：“不，她刚刚告诉我……对……就是昨晚……是，她被强奸了。”随后把话筒递给帕蒂。

“帕蒂？”她妈妈说，“你还——好吗？”

“我没事。”

“内格尔女士说你昨晚出了点儿事？”

“这点儿事就是我被强奸了。”

“哦，天哪，天哪，我的老天，昨晚？”

“对。”

“今早我在家，你怎么什么也没说？”

“我不知道。”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和我聊聊呢？”

“也许那时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吧。”

“可你一转头就告诉了内格尔女士。” “我没告诉她，”帕蒂说，“她只不过比你更善于观察罢了。”

“今早我根本就没怎么看到你。”

“我不是在指责你，只是说说而已。”

“你是说，你可能已经被……可能已经被……”

“强奸了。”

“我无法相信，”她妈妈说，“我马上过去接你。”

“内格尔教练想让我去医院。”

“你哪儿不舒服吗？”

“我已经说过了，我没事。”

“那就待着别动，你们俩什么都别做，等我去了再说。”

帕蒂挂断电话，告诉教练她妈妈要过来。

“我们要把那个男孩关进监狱，关很长，很长时间。”

“不，不，不，”帕蒂说，“不，我们不能。”

“帕蒂。”

“那是不可能发生的。”

“只要你想，就有可能发生。”

“不，是真的，那不可能。我爸妈和波斯特夫妇是政治伙伴。”

“听我说，”教练道，“这个和其他任何事都没有关系。你明白吗？”

帕蒂相当确定，教练这次没搞清状况。波斯特博士是位心脏病专家，他老婆娘家非常非常有钱。像泰迪· 肯尼迪、埃德· 马斯基（埃德· 马斯基（1914-1996），美国政治家，1968 年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1972 年总统候选人。）和沃尔特· 蒙代尔（沃尔特· 蒙代尔（1928-），1977 年至1981 年任美国副总统。）这样的政界名流缺少资金时，波斯特博士家就是他们要去拜访的地方之一。这些年来，帕蒂常常听父母大谈波斯特博士家的“后院”。显然，那个“后院”的大小和中央公园差不多，但更漂亮。如果说帕蒂哪个学艺术、接连跳级的全A 生妹妹给波斯特家带去麻烦，那还说得过去，但很难想象家里这个粗粗笨笨、成绩拿B 的运动员能在波斯特家的盔甲上戳出个小洞来。

“我以后绝不会再碰酒了，”她说，“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对你来说也许是解决了，”教练说，“但对其他人却不然。看看你的胳膊，看看他都对你做了些什么。如果你不制止他，他会对别的女孩做出同样的事情来。”“不过是些淤伤和抓痕。”

教练就此大作演说：你得为了你的队友们站出来，就这次的情形而言，是为了伊桑可能碰到的所有年轻女性。她的结论就是帕蒂应该为了团队凶狠一次，提出控诉，并让教练通知伊桑所在的新罕布什尔预科学校。这样他就会被开除，且无法拿到毕业证书。而如果帕蒂不这么做，她就会令全队感到失望。

帕蒂又一次哭了：她几乎宁愿死也不想让全队对她感到失望。前一阵儿还是冬天的时候，帕蒂忍着感冒坚持打了大半个半场篮球赛，直到昏倒在球场的边线上，不得已去打吊针。可现在的问题是昨晚她并没有和自己的队友在一起。和她一起去参加派对的是她的曲棍球伙伴阿曼达，麦克拉斯基家的派对上准备了好几大桶菠萝椰汁鸡尾酒，阿曼达一个劲儿地劝诱帕蒂尝一尝，否则她就不肯罢休。朗姆酒让人疯狂。（原文为西班牙语。）麦克拉斯基家的大泳池中的其他女孩都不是运动员。其实单单是在那个地方露面，帕蒂就已经背叛了她真正的团队。现在她为此受到了惩罚。伊桑没有去侵犯那些放纵的女孩，他选择了帕蒂，因为她不属于那个地方，她连喝酒都不会。

她向教练允诺会好好想想她的建议。

在体育馆看到她妈妈是件令人震惊的事，显然她妈妈对自己置身此地也有同感。她穿着平日常穿的那双中跟鞋，像民间故事里身处可怕丛林的金发姑娘一样，茫然地左右打量着裸露在外的金属体育器械、脏兮兮的地板和网眼袋里一堆堆的垒球。帕蒂迎上前，投入妈妈的怀抱。乔伊斯的个头要比女儿小很多，帕蒂觉得自己有点儿像座落地大摆钟，妈妈正费力地抬起并搬动它。她挣脱出来，带着乔伊斯来到教练那间用玻璃围起来的小办公室里，这样她们就可以交谈了。

“你好，我是简· 内格尔。”教练说。

“对，我们——见过面。”乔伊斯说。

“哦，你说得没错，我们确实见过一次面。”教练说。

乔伊斯不仅在谈吐上下过功夫，她还有着极其得体的姿势和面具般讨人喜欢的微笑，那微笑几乎适用于从公到私的所有场合。她从不提高嗓门说话，即使在盛怒之下也不会（生气时，她的声音不过是比平时显得更加紧巴巴、颤巍巍了），因此，就算处于折磨人的争论当中，她也可以展示她的招牌微笑。

“不对，我们见过不止一面，”她说，“见过好几次的。”

“是吗？”

“我相当确定。”

“我只记得见过您一次。”教练说。

“我去外面等你。”帕蒂说着，关上了身后的门。

家长和教练的这次会面并没有持续多久。乔伊斯很快踩着噔噔作响的皮鞋走了出来，“我们走。”走廊上，内格尔教练站在乔伊斯身后，意味深长地看了帕蒂一眼。这一眼是在提醒她：不要忘记我说过的团队精神。乔伊斯的车停在停车场的访客区，是那个四分之一圆中的最后一辆。她把钥匙插进点火器，但没有转。帕蒂问现在要做什么。“你爸爸在他的办公室，”乔伊斯说，“我们直接过去。”

她依旧没有转动车钥匙。

“我对这事感到抱歉。”帕蒂说。

“我就不明白，”她妈妈发作了，“像你这样一名出色的运动员，伊桑怎么能……我的意思是，无论哪个男孩，怎么就能……”

“伊桑，强奸我的人是伊桑。”

“无论哪个男孩——或者伊桑，”她接着说，“你说绝对是伊桑，就算是，他怎么能……？”她用手掩住嘴巴，“哦，真希望是其他什么人，谁都行，波斯特博士和他太太是多好的朋友啊，他们做了多少好事啊。我不怎么了解伊桑，但是……”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那怎么会发生这样一件事！”

“我们干脆回家吧。”

“不行，你必须告诉我。我是你妈妈。”

听到自己这样说，乔伊斯有些尴尬。似乎她也意识到这情形有多怪异：她得提醒帕蒂她的妈妈是谁。而帕蒂却感到高兴，她终于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如果乔伊斯是她妈妈，那她怎么没来看纽约州联赛的第一轮比赛？帕蒂可是以三十二分的成绩打破了霍勒斯· 格里利高中女生参加联赛以来的得分纪录，不知为什么其他选手的妈妈都腾出时间来看了比赛。

她把自己的手腕伸出来给乔伊斯看。

“这就是事实的真相，”她说，“我的意思是，部分真相。”

乔伊斯看了一眼那些淤伤，战栗了，随后她扭过头去，像是要尊重帕蒂的隐私。“这太可怕了，”她说，“你说得对，这太过分了。”“内格尔教练说我应该去急诊室，然后报警，并通知伊桑的班主任。”“是，我知道你的教练想怎么做。她似乎认为把伊桑阉掉或许才是个合适的惩罚。但我想知道你想怎么做？”

“我不知道我想怎么做。”

“如果你现在想报警，”乔伊斯说，“那我们就去警察局。如果那就是你想要的，你只要告诉我就行。”“我猜我们应该先告诉爸爸。”

于是她们沿着索米尔公园大道向前驶去。乔伊斯经常开车送帕蒂的弟弟妹妹们去学画画、学吉他、练芭蕾、学日语、上辩论班、学戏剧表演、练钢琴、练击剑，以及参加模拟法庭，但帕蒂却很少坐乔伊斯的车。大多数工作日她都搭运动员巴士，很晚才回家。而如果有比赛，就会有队友的妈妈或者爸爸捎她一程。如果她和朋友们被困在哪里了，她也知道不要去打搅父母，而是直接拨打韦斯特切斯特出租车呼叫台的号码，拿出她妈妈总是让她随身带的一张二十美元的纸币。除了坐出租车之外，她从来没想过用那二十块钱去做其他什么事，也从没想过在比赛结束后去哪里逛逛，而不是直接回家。十点或十一点钟到家之后，她把晚餐上的锡箔纸剥掉，然后去地下室边吃边洗球衣，同时看看日间比赛的回放。她常常就在那里睡着了。

“提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乔伊斯边开车边说，“如果伊桑正式向你道歉，你觉得足够吗？”

“他已经道过歉了。”

“为——”

“为他的粗暴。”

“那你怎么说的？”

“我什么也没说。我说我想回家。”

“可他确实为自己的粗暴道歉了。”

“那不是真正的道歉。”

“好的，就听你的。”

“我只想让他知道，我是真实存在的。”

“都听你的——宝贝。”

乔伊斯说“宝贝”时，就像是用某种她正在学的外语说出的第一个词。试探也好，惩罚也罢，帕蒂说：“也许，我想，如果他真的有诚意地道了歉，那也许就可以了。”她仔细观察着妈妈，（在帕蒂看来）后者正努力克制自己的兴奋。

“我认为这几乎是个完美的解决办法，”乔伊斯说，“但除非你是真的觉得这么做就可以了。”“不可以。”帕蒂说。“你说什么？”“我说这么做是不够的。”“我以为你刚刚说的是这样就可以了。”

帕蒂再次非常悲伤地哭了起来。

“对不起，”乔伊斯说，“难道我理解错了？”

“他强奸了我，就好像那根本没什么大不了。我很可能还不是他强奸的第一个。”“帕蒂，这点你并不清楚。”“我想去医院。”“看，我们马上就到爸爸的办公室了。除非你真的受了伤，否则我们还是先……”

“可我已经知道爸爸会说什么。我也知道他希望我怎么做。”

“他只想做对你最有利的事。有时他可能很难表达自己，但他爱你胜过一切。”

乔伊斯几乎再没有哪一句话能让帕蒂如此热切地渴望去相信。她全心全意地希望，希望这句话是真的。如果她爸爸不是私底下深爱着她，那么他逗她，拿她开玩笑的方式岂不是只能用残忍来解释？但帕蒂如今十七岁了，而且她实际上并不笨。她知道一个人可以爱某人胜过一切，但当他忙着干别的事情时，他就不怎么爱那个人了。

她爸爸办公室的内室是从已去世的高级合伙人手上接过来的，里面有一股樟脑球的味道。他并没有更换地毯，也没有重新做窗帘。究竟樟脑球的味道从何而来还真是个谜。

“这个烂透了的小浑蛋！”听女儿和太太讲完伊桑的罪行，雷的反应是这样。

“不幸的是，他其实没那么小。”乔伊斯干巴巴地笑着说。

“他就是个坏透了的小流氓，”雷说，“他是颗坏种子！”

“那我们现在要去医院吗？”帕蒂问道，“或者去警察局？”

她爸爸让乔伊斯打电话给斯伯斯坦医生，问问他有没有时间看个急诊。他是帕蒂以前的儿科医生，从罗斯福时代就加入了民主党阵营。乔伊斯打电话的时候，雷问帕蒂她明不明白什么是强奸。

她瞪着他。

“我只是确认一下，”他说，“你知道强奸的法律定义吧。”

“他违反我的意愿和我发生了性关系。”

“你确实说过不要吗？”

“‘不’，‘不要’，‘住手’。我说得明明白白。我使劲抓他，想把他

从我身上推开。”“那么他真是个卑鄙的浑蛋。”帕蒂从没听过她爸爸这么说话，她喜欢他这样，但只是模模糊糊地，因为这听上去太不像雷了。“斯伯斯坦医生说他五点钟可以在办公室见我们，”乔伊斯报告说，“他多喜欢帕蒂啊，我想如果需要的话，他甚至会取消他的晚餐约会。”

“没错，”帕蒂说，“我在他那一万两千名病人中肯定排第一。”随后她给爸爸讲了后来的事，而她爸爸向她解释了为什么内格尔教练是错误的，帕蒂又为什么不能去报警。

“切斯特· 波斯特可不是个好对付的人，”雷说道，“不过他在县里倒是做了不少好事。因为，呃，因为他的地位，像这样的控诉会引起极大的社会关注。所有人都会知道原告是谁。所有人。现在，波斯特一家会因此遭受什么不利影响不是你应该考虑的。但确定无疑的是，如果案件曝光，预审、审判以及公众的关注会让你比现在更感到被侵犯。就算伊桑认了罪，就算暂缓量刑，就算发布言论禁止令，都始终会有一份法院记录。”

乔伊斯说：“但这些都该由帕蒂来决定，而不是——”

“乔伊斯，”雷抬起一只手打断了她，“波斯特家请得起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位律师。一旦控诉曝光，对被告所能造成的最大损害也就到头了。他可不会积极推动审判进展。事实上，在答辩或审判之前，你的名誉被糟蹋得越厉害，事态就越是对他有利。”

帕蒂低下了头，她问爸爸，他认为她该怎么做。

“我现在就给切斯特打电话，”他说，“你去斯伯斯坦医生那里检查身体，确认你没事。”“还要请他做证人。”帕蒂说。“是的，如果需要，他可以作证。不过，不会有什么审判的，帕蒂。”“那么伊桑就这样逃脱处罚？然后下个周末再对其他女生做同样的事？”

雷举起了两只手，“我，哎呀，我来和波斯特先生聊聊。他可能会接受延迟起诉，类似于以观后效的察看，也相当于悬在伊桑头顶的一把剑。”

“那根本不算什么。”“事实上，帕蒂宝贝，那已经相当不错啦。至少那可以向你保证，伊桑不会再去侵犯其他女生。这还得要他认罪才行。”

确实，想象伊桑穿着橘黄色连衣裤坐在监牢里，而他对她造成的伤害大多不过存在于她自己的头脑中，帕蒂也认为这未免荒唐。她做过训练呼吸冲刺，那种难受劲儿和被强奸相差无几。也许在打完一场激烈的篮球赛后她要比现在更感到筋疲力尽。此外，作为一名运动员，你其实早已习惯别人将手放在你身上——按摩抽搐成一团的肌肉，打贴身防守，拼抢待争球，给脚踝缠上护带，纠正姿势，伸展腿后腱，等等等等。

但尽管如此，不公的感觉还是如此的实实在在，甚至于，从某种意义上说，比她那疼痛的、臭烘烘、汗淋淋的身体还要真实。她的委屈有形状，有重量，有温度，有质地，还有着恶俗的品位。在斯伯斯坦医生的办公室，帕蒂像个优秀运动员那样接受了检查。穿好衣服后，医生问她以前是否有过性经历。

“没有。”

“我也这么认为。那避孕是怎么回事？是对方做的吗？”

她点点头。“那时我试图逃开，看到他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避孕套。”

“对。”

斯伯斯坦医生将所有这些以及别的都记在了她的病例上。随即他摘掉眼镜说：“你会拥有美好的人生，帕蒂。性是美妙的，你一辈子都会享受它。不过今天可不怎么美好，是吗？”

回到家，弟弟在后院，像是正在用一些大小不一的螺丝刀玩杂耍。一个妹妹在读未删节版的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另一个靠优诺酸奶和小胡萝卜维持生命的妹妹则在浴室里，又在改换头发的颜色。身处这群聪明的怪人当中，帕蒂真正的家是地下室摆放电视的那个角落里一把有泡沫软垫、发了霉的嵌入式长椅。保姆尤拉莉娅已经离开很多年了，长椅上还是隐隐有一股她擦的头油的味道。帕蒂拿了一盒黄油山核桃冰激凌，回到那把长椅上，当妈妈打电话问她要不要上来吃晚饭时，她回答说不吃了。

当爸爸喝完他的马提尼、吃过晚餐后来到地下室时，《玛丽· 泰勒· 摩尔秀》刚刚开始，他提议和帕蒂开车出去兜兜风。那个时候，帕蒂对明尼苏达州的全部了解就是玛丽· 泰勒· 摩尔。

“我可以看完电视剧再去吗？”

“帕蒂。”

看心爱的电视剧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帕蒂觉得自己很可怜，她关掉了电视机。爸爸把车开到那所高中，在停车场一盏明亮的路灯下停下来。他们摇下窗玻璃，春天草地好闻的气味飘了进来，不久前，她就是在这样一片草地上被强奸的。

“那么……”她说。

“伊桑否认了，”她爸爸说，“他说那不过是闹着玩，是你情我愿的。”

自述人会这样描述车里那个女孩的眼泪：就像一场无声无息开始下起的小雨，却令人吃惊地很快就淋湿了一切。她问爸爸有没有直接和伊桑通话。

“没有，只是和他爸爸，两次，”他说，“如果我说谈话进行得很顺利，那就是在骗人了。”

“显然波斯特先生不相信我。”

“这个嘛，帕蒂，伊桑是他的儿子。他可不像我们一样了解你。”

“你相信我吗？”

“我相信。”

“妈妈呢？”

“她当然相信。”

“那我该怎么办？”

她爸爸转向她，像律师转向自己的当事人，像一个成年人对着另一个成年人。“忘了它，”他说，“忘记它，向前走。”

“什么？”

“抛开它，向前走。学会更加小心地保护自己。”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帕蒂，派对上的人都是波斯特家的朋友。他们会说他们看到你喝多了，是你挑逗的伊桑。他们会说你们当时在一间小屋背后，那里距游泳池不到三十英尺，而他们却没听到任何异常的声响。”

“当时真的很吵，舞曲声，还有大家吵吵嚷嚷的说话声。”

“他们还会说稍后他们看到你们离开，上了他的车。世人眼中的他是一个即将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的埃克赛特男孩。他使用了避孕套，说明他很负责任；事后他离开派对开车送你回家，说明他够绅士。”

无声无息的小雨此刻正在打湿帕蒂那件T 恤衫的衣领。

“你并没有真的站在我这边，对吗？”

“我当然是向着你的。”

“你不断地说‘当然’、‘当然’。”

“听我说，检察官会问你当时为什么不喊叫。”

“我觉得不好意思！那些人又不是我的朋友！”

“可你明不明白，法官或陪审团是很难理解这一点的？你当时需要做的就是大声求救，然后你就安全了。”帕蒂记不起自己为什么没有喊叫。事后看来，她不得不承认，她温顺得令人吃惊。

“但是我反抗了。”

“没错，可你是名顶尖的学生运动员。游击手被抓伤或打青是很常见的事，不是吗？胳膊上？大腿上？”

“你有没有告诉波斯特先生我是个处女？我是说，本来是？”

“我认为那不关他的事。”

“或许你应该再打个电话，把这点告诉他。”

“你看，”她爸爸说，“宝贝，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极不公平，我也为你感到难过。但有时候，最好的做法就是接受教训，确保自己不会再次陷入同样的境地。告诉自己，‘我犯错了，算我倒霉’，然后就随它去。随它，嗯，随它去。”

他把点火器转了半圈，仪表盘上的灯亮了。他的手还抓着车钥匙。

“但他犯罪了。”帕蒂说。

“没错，但最好还是，呃。生活不总是公平的，帕蒂宝贝。波斯特先生说他认为伊桑可能愿意为自己的行为不够绅士而道歉，但是，你想要那样吗？”

“不。” “我也这么认为。”

“内格尔教练说我应该去报警。”

“内格尔教练管好她的盘球练习就可以了。”

“垒球，”帕蒂说，“现在是垒球赛季。”

“除非你想在被人公开地羞辱中度过高中的最后一年。”

“篮球赛季在冬天，而垒球在春天，天气暖和些的时候。”

“我在问你：你真想那样度过高中的最后一年吗？”

“卡佛教练是篮球，”帕蒂说，“内格尔教练是垒球。你明白了吗？”

她爸爸发动了引擎。

在高中的最后一年，帕蒂没有被公开羞辱，相反，她不再仅仅是个有体育天赋的学生，而是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运动员。她几乎以体育馆为家了。新罗谢尔的前锋用胳膊肘挤开队友斯蒂芬妮时，帕蒂用肩膀顶了她的后背，为此受到停赛三场的处罚。她依旧打破了自己上一年创下的每一项学校纪录，同时还几乎打破了进球纪录。她不仅能从外围准确投篮，也越来越喜欢带球突破到篮下。她不再理睬肉体的痛苦了。

那年春天，当地的国会议员在任职多年后退了下来，领导层选择让帕蒂的妈妈去竞选他的位置。波斯特夫妇主动提出在他们家奢华的绿色后院里和乔伊斯共同举办一个筹款会。在接受这个提议之前，乔伊斯来问过帕蒂的意思。她说她不会做任何令帕蒂感到不舒服的事。不过那时，帕蒂已经不在乎乔伊斯做什么事了，她也是这么跟她说的。当候选者一家人站在一起拍摄那张必不可少的家庭照时，没有人为主动缺席的帕蒂感伤。她那一脸苦相可帮不到乔伊斯的事业。

第二章.最要好的朋友

由于无法回忆起自己在大学头三年里的意识状态，自述人怀疑当时的她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意识状态。她自我感觉是清醒的，但事实上她一定是在梦游，否则，举例来说，很难理解她怎么会跟一个有心理疾病的女孩成了最要好的朋友，而且，这女孩根本就是她的一名跟踪者。

尽管自述人不愿承认，但是，部分责任或许就得算在十大体育竞技联盟及其为参与其中的大学生——特别是男生，不过，即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女生也不例外——创造的那个虚假的世界头上。七月，帕蒂来到明尼苏达大学参加运动员夏令营，接着则是专为运动员优先安排的新生适应校园活动。之后，她住进运动员宿舍，交往的全都是运动员朋友。她只坐在全是运动员的桌子旁吃饭，派对上也只和队友们围在一起跳舞，选修课程时，她小心避开那些没有足够多的其他运动员选修的课程，以免无法和运动员坐在一起上课，或是（时间容许的话）自习。运动员不一定非得这么生活，但明尼苏达大学的大多数运动员都是这么过的，而帕蒂又比他们大部分人都更加拥护这样一个纯运动员的世界，因为她能够这样做！因为她终于逃离了韦斯特切斯特！“你应该去你想去的任何一所学校。”乔伊斯对帕蒂说。她的意思其实是：在范德比尔特大学和西北大学（女儿入读这样的学校于我更有面子）都录取了你的情形下，选择明尼苏达这样一个平庸的州立大学实在是怪异之举，令人反感。“这完全是你的个人选择，无论你怎么决定，我们都会支持你。”乔伊斯说。她的意思其实是：要是你作出愚蠢的决定，毁掉了你自己的人生，以后可不要来责怪我和你爸爸。乔伊斯对明尼苏达大学毫不掩饰的厌恶以及明尼苏达远离纽约这个事实是帕蒂选择这所学校的主要原因。回首当年，自述人看到年轻的自己是那些可怜的青少年中的一员，她满怀着对父母的不满和愤怒，一心想要加入某个异教组织，在那里，她可以成为更善良、更友好、更大度、更顺从的人，而这些是她在家中再也无法做到的。篮球便是她选择的这样一个组织。

第一个将她从篮球阵营中引诱出来的非运动员朋友就是那个有心理疾病的女孩伊丽莎，后来，她成为对帕蒂而言相当重要的人。当然，起初帕蒂并不知道她有心理疾病。伊丽莎不多不少恰是半个美人：她脑袋的上半部分长得极其漂亮，但随着你的视线下移，她变得越来越丑。她有着浓密的褐色鬈发，美丽的大眼睛，然后是堪称可爱的小塌鼻子，但是等到了嘴巴周围，她的脸就像早产儿一样变小了一号，看起来令人不安，再往下，她几乎没有下巴。她总是穿着宽松的灯芯绒裤子，裤腰滑到臀部，上身是她从二手店男装部买来的紧身短袖衬衫，只扣中间一颗纽扣，脚上是红色的凯兹帆布鞋，再披上一件宽大的鳄梨绿羊皮外套。她整个人闻上去像个烟灰缸，但除非在室外，否则她尽量不在帕蒂身旁抽烟。不无讽刺意味的是，伊丽莎和帕蒂那两个爱好艺术的妹妹有很多共同之处，当时的帕蒂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今天的自述人则看得清清楚楚。她有一把黑色的电吉他，一个价格不菲的小扩音器，但是有那么几次，当帕蒂试图说服她弹奏一曲的时候，伊丽莎大发脾气——她几乎从未这样过（至少不会这样立刻发作）。她说帕蒂让她感到有压力，难为情，所以她总是在仅仅弹了几个音符之后，就无法继续。她命令帕蒂不要摆出一副专心倾听的样子，但就算帕蒂转过身去，假装在翻阅杂志，情形也依然无法好转。伊丽莎发誓说只要帕蒂一离开房间，她就能完美地演绎她的歌曲。“但是现在？算了吧。”

“对不起，”帕蒂说，“真抱歉给你这么大压力。”

“你没在听的时候，这首歌我弹得好极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相信你能弹好。”

“我弹得好是事实，你信不信都没关系。”

“可是我确实相信你！”

“我是说，”伊丽莎说，“你信不信都不重要，因为你不在的时候，这首歌我弹得漂亮极了，我有这个能力，这是客观事实。”

“要不试试其他歌？”帕蒂请求道。

但是伊丽莎已经将电吉他的插头拔了下来。“别说了，好吗？我不需要你的安慰。”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帕蒂说。

她和伊丽莎初次见面是在地球科学导论课上。选修这门课的学生非常多，它或许是一名运动员和一位诗人有可能碰面的唯一课程。帕蒂和另外十名一年级女运动员一起选修了这门课，这群女孩子的个头多数比帕蒂还要高，都穿着金地鼠队的红褐色队服，或是简单的灰色运动衫，每个人的头发都不同程度地湿乎乎的。这群女运动员里不乏聪明的女孩，其中就包括自述人的终生好友凯茜· 施密特，她后来成了一名公设辩护律师，曾连续两晚出现在全国播出的电视节目《危险！》当中。然而，温度过高的教室、千篇一律的运动服和湿头发、身边同样疲惫的其他运动员的身体总是给帕蒂一种枯燥的感觉。一种低落的感觉。

伊丽莎喜欢坐在这群运动员后面的那排，正好是帕蒂背后的那个座位。不过她也喜欢向下出溜着、低低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只露出满头浓密的褐色鬈发。一次开始上课前，她从后面凑近帕蒂的耳朵，说出了她们之间的第一句话：“你是最棒的。”

帕蒂转过身想看看谁在说话，却只看见很多头发：“抱歉？”

“我昨晚看你打球了，”那堆头发说，“你打得真好，还这么漂亮。”

“哇，非常感谢。”

“他们应该多让你上场。”

“有趣，哈哈，我也这么认为。”

“你得要求他们让你多上场，好吗？”

“当然好，可是队里有很多出色的球员，这个我可说了不算。”

“也对，但你是最棒的。”那堆头发说。

“多谢夸奖！”帕蒂欢快地回应道，结束了对话。当时，她相信这种直截了当的赞誉之言之所以会让她那么的不自在，是因为自己是个无私的、讲求团队精神的人。而今天，自述人意识到，赞美就好比某种饮料，她下意识里明智地禁止自己哪怕是尝上一小口，因为她明白她对它们的渴求是无穷无尽的。

那堂课结束后，她夹在运动员同伴当中，特意没回头去看那头鬈发的主人。一个真实的球迷在地球科学导论课上恰好坐在自己背后，她将之归为古怪的巧合。这所大学里有五万名学生，但当中或许只有不足五百人（不包括前队员及现役队员的朋友和家人）认为，观看女子体育比赛是一种可行的消遣法。如果你是伊丽莎，并且想要坐在金地鼠队场边那条长凳的背后（这样一来，帕蒂从场上下来时，就一定会看到埋头阅读笔记的你和你的一头鬈发），你所需要做的不过是在比赛开始前十五分钟到场。然后，当终场哨声响过，队员们照例俯身相互击掌之后，在更衣室门口截住帕蒂，将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页纸递给她，并对她说：“你像我之前跟你说的那样要求多上场了吗？”要做到这一切都再简单不过了。

帕蒂还不知道这个女孩的名字，但显然，对方知道她的，因为那张纸上写满了帕蒂二字，几乎有一百遍，用的是四散裂开的卡通体字母，并以铅笔勾勒轮廓，看上去就好像体育馆里回荡的呼喊声，仿佛一群疯狂的球迷正在齐声呼喊她的名字。这和现实情况完全不搭边，因为通常，体育馆百分之九十的座位都是空的，更何况帕蒂不过是名一年级新生，每场比赛平均上场时间不超过十分钟，换句话说，帕蒂可不是个什么家喻户晓的名字。整张纸上除去这些用铅笔描出的呼喊，就是一幅小小的速写，画的是一名正在带球的女运动员。帕蒂看得出这名运动员就是自己，因为她身上佩戴着她的号码，而且在一张写满帕蒂这个名字的纸上，还能是其他什么人的画像吗？正如伊丽莎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那样（帕蒂很快就了解到这点），这幅速写的一半技巧精湛，另一半则笨拙而不像样。运动员急转身时身体俯向地面、猛烈倾斜的样子画得生动出色，但脸和头却像急救手册里毫无特色的女人头像。

看着这张纸，帕蒂预先体验到了一种下坠感，就是几个月后，和伊丽莎一起吃了含有大麻的巧克力蛋糕后体验到的那种感觉。一种大错特错、令人恐惧的东西，但她却难以抗拒。

“谢谢你的画。”她说。

“他们为什么不多给你些上场时间呢？”伊丽莎说，“下半场你几乎一直坐在那里。”

“一旦我们队大大领先了……”

“你表现这么好，他们居然让你坐冷板凳？我真搞不懂。”伊丽莎显得非常焦虑，鬈发像狂风中的柳枝一样翻飞着。

“道恩、凯茜和肖娜上场的时间比较长，”帕蒂说，“她们很好地保住了我们的领先地位。”

“可你比她们强多了！”

“我得去冲澡了。再次谢谢你的画。”

“今年或许还不行，不过，最晚到明年，每个人都会想要认识你，”伊丽莎说，“你会引起大家的关注。你应该开始学习如何保护自己。”

她这番话实在太过离谱，帕蒂不得不停下脚步，纠正她：“过多的关注可从来不是困扰女子篮球的问题。”

“那么男人呢？你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他们伤害吗？”

“什么意思？”

“我是说，面对男人的时候，你脑筋清醒吗？”

“现在除了体育运动之外，我没时间理会其他事。”

“你似乎还没意识到你多有魅力，以及这一点有多危险。”

“我只知道我是个出色的运动员。”

“你还没有被人占了便宜，这可以说是个奇迹。”

“这个嘛，我不喝酒，这点很有用。”

“你为什么不喝酒？”伊丽莎立刻追问道。

“因为训练期间不能喝酒。一口都不能喝。”

“一年到头你每一天都在训练吗？”

“哦，还因为我在高中时有过一次不愉快的醉酒经历。”

“什么经历？有人强奸了你？”

帕蒂的脸发烫，同一时间呈现出五种不同的表情。“哇。”她说。

“是吗？是这么回事吗？”

“我得去冲澡了。”

“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情形！”伊丽莎兴奋地叫道，“你还完全不认识我呢，我们总共不过交谈了两分钟，你就已经告诉我你被强奸过。你完全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帕蒂太过吃惊，也太过羞愧，没能一眼看穿伊丽莎这套逻辑的荒谬之处。

“我能够保护自己，”她说，“我做得好着呢。”

“好吧，无所谓，”伊丽莎耸耸肩，“那是你的安全，又不是我的。”

灯一排接一排地熄掉了，体育馆里回荡着开关沉闷而空洞的声响。

“你打球吗？”帕蒂问，试图弥补之前的不友好。

伊丽莎低头看了看自己。她的盆骨处又宽又扁，脚很小，还有些内八字。“我看上去像个能打球的人吗？”

“我不知道，羽毛球？”

“我讨厌体育课，”伊丽莎笑着说，“我讨厌所有的体育项目。”

帕蒂也笑了，成功地转移了话题让她松了口气，尽管这会儿她有些迷惑。

“我连‘像个女孩那样把球抛出去’，或者‘像个女孩那样跑’都做不到，”伊丽莎说，“我拒绝跑或者抛球，就这么回事。如果球落在我手里，我就抱着球等着，直到某个人过来把球拿走。大家指望我跑，比如说，要上一垒的时候，我会先在原地站上个一秒钟，然后或许走着过去吧。”

“老天。”帕蒂说。

“是啊，因为这个我差点没拿到高中毕业证，”伊丽莎说，“我能毕业全靠我父母认识学校的心理医生。最后我是因为每天踩单车才拿到了体育学分。”

帕蒂疑惑地点着头：“可是你喜欢篮球，对吗？”

“对，我喜欢篮球，”伊丽莎说，“篮球相当吸引人。”

“那么，你痛恨的并不是体育运动本身，听上去你真正痛恨的应该是学校的体育课。”

“你说得对，就是这么回事。”

“好吧，管它呢。”

“是啊，管它呢，咱们俩要交个朋友吗？”

帕蒂笑了。“如果我说可以，不就正好验证了你刚才说我对还不怎么认识的陌生人不加防范的话吗？”

“听上去像是在拒绝我了。”

“咱们走着看好吗？”

“好。这主意听上去够小心，我喜欢。”

“看，你看，”帕蒂已经再次笑了起来，“我可没你想的那么不小心！”

自述人毫不怀疑，如果当日帕蒂的神智能更清醒些，且能稍稍用心关注一下周遭的世界，那么她就不会在大学篮球场上表现得那么出色。体育运动上的成功意味着参与者几乎总是脑袋空空。想要处于有利地位，由此看出伊丽莎的真实面目（即她的心理不怎么正常），那样只会搞砸她的比赛。你可不会因为对身边的每件小事都仔细思量一番而成为进球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八的罚球手。

结果证明，伊丽莎不喜欢帕蒂的其他那些朋友，她甚至就没试过要和她们交朋友。她笼统地把她们称为“你的同性恋朋友”或者“那伙女同性恋”，尽管她们当中有一半是异性恋者。帕蒂很快就发觉自己生活在两个毫无交集的世界当中：一边是纯运动员世界，在这里，她度过了绝大部分时光，在这里，她宁愿错过心理学期中考试，也要赶去商店为扭了脚踝或因流感而卧床不起的队友配备一个爱心包裹；而另一边则是黑暗狭小的伊丽莎世界，一个她不必费力去做个好人的世界。两个世界唯一的接触点是威廉姆斯竞技场，当帕蒂在场上成功地转守为攻，随后轻松上篮或不看人传球时，如果此时伊丽莎正在场边观看，帕蒂会额外收获一份小小的骄傲和快乐。不过就连这个接触点也未能持久，因为随着与帕蒂共度的时间越来越多，伊丽莎也就越来越不记得她曾经多么为篮球着迷。

帕蒂向来有很多朋友，却从未有过格外亲密的。练球结束后看到伊丽莎等在体育馆外，这让她由衷地感到高兴，她知道那将是一个增长见识的夜晚。伊丽莎会带她去看有字幕的电影，让她仔细聆听帕蒂· 史密斯的唱片（“真高兴，你和我最喜欢的歌手同名。”她说，完全忽略了两个名字的拼写并不一致，（帕蒂· 史密斯的原文为Patti Smith，而自述人帕蒂的原文为Patty。）而且帕蒂证件上的名字其实是帕特里夏。乔伊斯为女儿取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名字，帕蒂却觉得难为情说不出口），还将自己收藏的丹妮斯· 莱维托芙和弗兰克· 奥哈拉的诗集借给她。当篮球队以八胜十一负的成绩在第一轮比赛中被淘汰出局之后（尽管帕蒂得了十四分，还有无数次的助攻），伊丽莎也教她真真正正地喜欢上了保罗马森夏布利酒。

伊丽莎如何度过她剩余的空闲时间，这或多或少是个谜。她的生活中似乎有那么几个“男人”（也就是男学生），有时她会提起她听过的音乐会，但当帕蒂对这些音乐会表示好奇的时候，伊丽莎却说帕蒂必须先听完自己为她制作的所有混录磁带；而帕蒂不怎么能消化那些磁带。她确实喜欢帕蒂· 史密斯，这位歌手似乎理解她在被强奸后那个早上在浴室中的感受，但是，比如说，地下丝绒乐队的歌则让她感到孤独。有一次，她向伊丽莎坦承她最喜欢的乐队是老鹰乐队，伊丽莎说：“这没什么不对的，老鹰乐队很棒。”但是你在伊丽莎的宿舍里绝对看不到一张老鹰乐队的唱片。

伊丽莎的父母是双子城鼎鼎有名的心理咨询师，住在富人成堆的威札塔，她还有个哥哥，是巴德学院三年级的学生，被她说成是个怪人。当帕蒂问“哪方面怪？”时，伊丽莎回答说：“哪方面都怪。”伊丽莎在当地换了三所学校才拼拼凑凑地完成了她的高中教育，之后入读明尼苏达大学，因为如果她不再上学，父母就拒绝给她钱花。她和帕蒂都是B 等生，不过这两个B 的来历并不一样：帕蒂是每门功课都拿B，而伊丽莎的英语成绩是A+，其他科目则一律是D。除了篮球，伊丽莎为人所知的兴趣就只有诗歌和寻欢作乐。

伊丽莎决心要让帕蒂试试大麻，但帕蒂极其注意保护她的肺，这也是大麻巧克力蛋糕那件事发生的缘由。她们开着伊丽莎的大众甲壳虫，来到她在威札塔的家，房子里摆满了非洲雕像，而她父母都出去参加一个周末会议去了。她们原本打算照着茱莉亚· 查尔德的菜谱准备一顿像样的晚餐，但两人都喝多了酒，没能做成，最终用饼干和乳酪对付了一顿，还做了巧克力蛋糕，吞下了数量必然相当可观的大麻。在之后昏昏沉沉的十六个小时里，帕蒂的部分自我在想着：“我绝不会再碰大麻。”她觉得自己已经彻底破坏了训练，再也无法回到正常的训练状态，那真是一种非常孤独绝望的感觉。同时她有些害怕伊丽莎——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对伊丽莎有种古怪的迷恋，因此，一动不动地坐着、克制自己就变得无比重要起来，免得发现自己是个双性恋者。伊丽莎不断问她感觉如何，她则不断地回答：“我没事，谢谢你。”这样的对话每次都让她们自己觉得很好笑。听着“地下丝绒”的歌，帕蒂对这个乐队的理解深刻了许多，这是一个非常色情的乐队组合，他们的靡靡之音正好表达出她此刻身处威札塔、在一堆非洲面具包围下的感受，这种契合让她觉得舒服。清醒些时，她欣慰地意识到即使在最恍惚的时候，她也设法控制住了自己，而伊丽莎也没有触摸她：和同性恋沾边的事永远都不可能发生在她身上。

帕蒂对伊丽莎的父母感到好奇，想留下来见见他们，但伊丽莎坚持认为这是个糟透了的主意。“他们是彼此的终生爱人，”她说，“无论做什么事，他们都在一起。他们在同一间套房中设有情侣办公室，共同撰写所有的论著，还一起在会议上发言。由于必须为病人保密，他们从不在家里谈论工作。他们甚至有一辆双座自行车。”

“所以？”

“所以他们是一对怪物，你不会喜欢他们的，然后你也不会再喜欢我。”

“我父母也不怎么样。”帕蒂说。

“相信我，这和你家的情形不一样。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开着甲壳虫回城的路上，当明尼苏达并不温暖的春日阳光被抛在身后，她们有了第一次类似于吵架的经历。

“夏天你必须留在这里，”伊丽莎说，“你不能离开。”

“这可不怎么现实，”帕蒂说，“我爸爸等着我去他的事务所打工，而且七月份我还要去葛底斯堡。”“为什么不能留在这里，然后直接去葛底斯堡集训呢？我们可以自己找工作，你还能每天去体育馆。”

“我必须回家。”

“但是为什么？你讨厌那个家。”

“如果留在这里，我会每晚都喝酒的。”

“不，你不会。我们可以定下严格的规矩。你想要什么规矩我们就定什么规矩。”

“秋天我就回来了。”

“那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住吗？”“不行，我已经答应住进凯茜的宿舍了。”

“你可以告诉她计划变了。”

“我不能那么做。”

“这太疯狂了！我几乎没机会和你见面！”

“我见你的时间比见任何人的时间都要多。我喜欢和你见面。”

“那么今年夏天你为什么不肯留在这里呢？你不相信我吗？”

“我为什么会不相信你？”

“我不知道。我只是搞不懂，为什么你宁愿为你爸打工。他没有照

顾好你，没能好好地保护你，而我会。他没有最大限度地为你着想，可我会这样做。”

的确，一想到回家，帕蒂就觉得情绪低落，但是，为了大麻巧克力蛋糕而惩罚自己似乎也是必须的。她爸爸也一直在试图调和与她的关系：他寄来手写的书信（“我们想念网球场上的你”），让帕蒂开奶奶的旧车，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母亲已经不该再开车了。离家一年后，帕蒂开始感到后悔，后悔自己对父亲太过冷淡。或许她做错了？所以，那个夏天她回了家，结果发现一切都没有改变，她并没有做错什么。她每晚看电视到午夜，早上七点起床，出去跑上五英里，然后一整天都泡在法律资料当中，将里面的人名用彩色笔标出来，同时也盼着当天的邮件——通常都会包含一封伊丽莎用打字机打出的长长的来信，告诉帕蒂她有多想念她，还讲了很多有关那位“好色的”剧院老板的故事（她在他那家专门放映经典老电影的剧院卖票）。她要求帕蒂马上回信，帕蒂也尽力这么做：在她爸爸那间一股子樟脑球味道的办公室里，用电动打字机和老式的印有抬头的信纸回信。

伊丽莎在一封来信中写道：我认为我们应该为对方立些规矩，以便更好地保护对方、提升自己。帕蒂对此心存疑虑，但仍然在回信中为她的朋友立了三条规定：晚餐前不许抽烟；每天锻炼身体，发展体育能力；上所有的课，做所有的作业（而不仅仅是英语课和英语作业）。伊丽莎为她立的三条规定则迥然不同：只在周六晚上喝酒，且一定要在伊丽莎在场的情况下；只有在伊丽莎的陪伴下才可以参加有男有女的派对；告诉伊丽莎所有事情。毫无疑问，她本该为三条这样的规定感到困扰，但当时她的判断力出了点问题，非但没有觉得不安，反而为拥有这样一位亲密的朋友而激动。抛开其他不说，拥有伊丽莎这个朋友为帕蒂提供了对付她大妹妹的盔甲和弹药。

“我说，在明—尼—叟—达过得怎么样啊？”一场典型的姐妹对话开始了，“你吃了不少玉米吧？你看到那头名叫宝贝的蓝牛（明尼苏达州的标志性雕塑。）了吗？你去过布雷纳德吗？”

你或许认为，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运动员，又比妹妹大三岁半（尽管在学校只比她高两级），帕蒂应该一早就有法子应对妹妹这些不合身份的愚蠢挑衅。然而，帕蒂心底天生就有一些毫不设防的柔软部位——妹妹不念姐妹之情的言谈举止每一次都让她感到震惊。而做妹妹的也确实有创意，总能想出出人意料的新点子，搞得帕蒂哑口无言。

“你为什么总是用这种古里古怪的口气和我说话？”这就是帕蒂目前最拿手的一招防守。

“我不过是问问你在老好明—尼—叟—达过得怎么样。”

“你咯咯笑，你故意的。就像母鸡在咯咯叫。”

妹妹眼睛一闪一闪地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那可是万湖之州（明尼苏达州的别称。）哦！”

“请你走开。”

“你在那儿交上男朋友了吗？”

“没有。”

“女朋友？”

“没有。不过我确实交了个了不起的好朋友。”

“你是说不断给你写信的这位吗？她是个运动员？”

“不。她是个诗人。”

“哇，”妹妹似乎有点感兴趣了，“她叫什么名字？”

“伊丽莎。”

“伊丽莎· 杜利特尔。她可真是给你写了不少信。你确定她不是你的女朋友吗？”

“她喜欢写作，明白吗？她是个十分有趣的作者。”

“有人听到从更衣室传来的低语，就是这样。不敢把爱说出口的真菌。”

“你真恶心，”帕蒂说，“她有三个男朋友，酷着呢。”

“布雷纳德，明—尼—叟—达，”这就是妹妹的回答，“你一定要从布雷纳德给我寄张蓝牛宝贝的明信片。”她用夸张的颤声唱着“我要在早上结婚”，离开了。

接下来的秋天，回到学校后，帕蒂遇到了那个名叫卡特的男孩，他算是——没有其他更合适的说法了，她的第一任男朋友。现在看来，当她遵守伊丽莎的第三条规定，告诉她在体育馆认识的一个拳击队二年级男生邀她吃晚饭，这之后她立刻就和卡特相遇了，自述人确信这一切绝非巧合。伊丽莎要求在他们约会前先见拳击手一面，但是就连帕蒂的温顺也有个限度。“他看上去是个相当不错的家伙。”她说。

“对不起，可是说到看男人，你还在实习期，”伊丽莎说，“你还认为强奸你的那个家伙也是个好人呢。”

“事实上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个好人，只不过他对我感兴趣，这让我有些激动。”“是啊，现在又来了一个对你感兴趣的人。”“没错，可这次我没喝醉。”

最终两人达成和解：帕蒂吃完晚饭后立刻去伊丽莎校外的住所（她父母为她打暑期工而奖励她的），如果到了十点钟她还不来报到，伊丽莎就出来找她。在一顿平淡无奇的晚餐后，帕蒂于九点半左右来到伊丽莎校外的住所，发现她正和那个名叫卡特的男孩待在顶楼的房间里。他们分别坐在沙发的两头，两人穿着袜子的脚在沙发中间的垫子上脚底对脚底地互抵着，以一种也许是也许不是兄妹间的亲昵方式互相推搡。伊丽莎的立体音响中正放着退化乐队的新专辑。

帕蒂在门口犹豫：“或许我该让你们俩单独待着？”“哦，老天，不用，不用，不用，我们欢迎你加入，”伊丽莎嚷道，“我和卡特之间的故事早过去了，是不是？”“过去很长时间了。”卡特正经八百地说，帕蒂后来回想起，他的语气间还带有轻微的恼怒。他把脚放回地板上。

“已经是死火山了。”伊丽莎边说边跳起来，为两人作介绍。帕蒂之前从未见过她这个朋友和男孩在一起，她好像变了一个人：脸红扑扑的，说起话来磕磕巴巴，还不时不无做作地咯咯笑着，这让帕蒂吃惊不小。伊丽莎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帕蒂是来就自己的晚餐约会接受询问的。话题始终围绕着卡特转，他是伊丽莎就读过的一所高中里的朋友，现在暂时从大学休学，在一家书店上班，同时参加一些演出。卡特有着极其笔直、引人注目的深色头发（事实是，染发剂染出来的），睫毛长长的漂亮眼睛（事实是，睫毛膏画出来的），除去牙齿长得乱七八糟、又小又尖之外（事实是，父母因离婚闹得不可开交，使他错过了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基本都享有的牙科矫正术），他的外表没什么明显的缺陷。不过，他似乎并没有为他的牙齿感到难为情，帕蒂立刻就喜欢上了他这一点。当伊丽莎将一大杯酒递到她面前时，她正准备尽力给卡特留个好印象，来证明她配做伊丽莎的朋友。

“我不喝，谢谢。”帕蒂说。

“可今天是周六晚上。”伊丽莎说。

帕蒂本想指出，规定里并没有要求她周六晚上一定要喝酒，但是，因为卡特的在场，她得以客观地看出伊丽莎的那些规定是多么古怪——她必须向伊丽莎汇报她和摔跤手的约会是多么古怪。所以她改变主意，喝下了那杯酒，然后又来了大大的一杯，全身热乎起来，感觉好极了。自述人明白，阅读别人如何喝酒的段落是件无趣的事，但有时，这和整个故事息息相关。午夜前后，卡特起身告辞时提出送帕蒂回宿舍。在宿舍楼门口，他问帕蒂可不可以来个晚安吻（“这没问题，”她特意想了一下，“他是伊丽莎的朋友”），亲热了一会儿之后，站在十月冰冷的空气中，他问第二天能不能再与帕蒂见面，她想着：“哇，这家伙动作真快。”

公平来说，那年冬天是她一生中体育表现最为出色的一季。她没有健康问题，而特雷德韦尔教练在不要在场上太过谦让，而是要更像个挑头的这一点上给她上了严厉的一课之后，每场比赛都安排她打后卫。一场接着一场，帕蒂惊讶地发现，块头比她大的对手动作突然变慢了，她只要伸手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把球从她们手上抢过来，她跳投的进球率也大涨。她越来越多地遭到对方的双人夹击，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形下，她依旧感到她和篮筐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亲密联系，她总是能准确无误地知道它的位置，也总是确信自己是它在场上最喜欢的球员，最善于将球喂入它那圆圆的口中。即使在赛场之外，她也处于这种状态，就好像她的眉毛后面感到某种专注的压力，一种警觉的昏沉感或者说全神贯注的麻木感，贯穿于她的一切活动。整个冬天，她睡得好极了，似乎从未真正地醒来过。就算她的头被别人的胳膊肘打到，或是在终场哨响后被高兴的队友团团围住时，她也几乎没有任何清醒的感觉。

她和卡特的交往也处于这种状态。卡特对体育运动丝毫不感兴趣，在赛事最为紧张的时期，帕蒂每周总共只有几个小时可以陪他，有时只够两人在他的住处做爱，然后就得跑回学校，而他对此表现得毫不在意。就某些方面来讲，即使是现在，自述人都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关系。但是，如果她容许自己现实地猜测一下，在她将卡特视为男友的六个月里，他同时还在和其他多少个女孩上床，自述人就会承认，这段关系其实没那么完美。那六个月是帕蒂一生中两段毫无争议的快乐时光中的第一段，所有的事都进行得很顺利。她喜欢卡特没有戴过牙箍的牙齿、不掺水分的谦逊、熟练的爱抚和对她的耐心。他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卡特确实有！无论是温柔而令人尴尬地指点她性爱技巧，还是坦承他自己毫无职业规划（“或许我最有资格做的工作就是当个沉默的勒索者”），他的声音总是那么柔和，那么含混不清，那么不把自己当回事——可怜的卡特，一团糟的卡特，自认为不配成为人类的一员。

帕蒂一直认为卡特是个好人，非常好的人，直到四月那个周六的夜晚。她原本和特雷德韦尔教练一起乘飞机去了芝加哥，参加全美篮球赛午宴及颁奖典礼（帕蒂被选为第二阵容后卫），但她提前赶回，想出现在卡特的生日派对上给他个惊喜。站在街上，帕蒂就能看到他公寓里的灯亮着，但她摁了四次门铃，才最终在对讲机里听到回应，还是伊丽莎的声音。

“帕蒂？你不是在芝加哥吗？”

“我提前回来了。开门让我进去。”

对讲机里传来一阵噼啪声，之后是长长的寂静，以至于帕蒂又摁了两次门铃。最终，穿着凯兹帆布鞋、披着羊皮外套的伊丽莎跑下楼来，走到门外：“嗨，嗨，真无法相信你在这里！”

“为什么不开门让我上去？”帕蒂说。

“我不知道，我想我该下来见你，上面乱着呢，我想我该下来，这样咱们可以聊聊。”伊丽莎的眼睛亮闪闪的，双手剧烈地晃动着，“上面一堆毒品，我们为什么不干脆去其他地方呢？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我是说，嗨，你怎么样？芝加哥好玩吗？午宴顺利吗？”

帕蒂皱着眉：“你是说我不能上去见见我的男朋友？”

“哦，不是，但是，不是，但是——男朋友？这可是个严肃的说法，你不觉得吗？我以为他只不过是卡特罢了。我是说，我知道你喜欢他，但……”

“上面还有谁？”

“哦，你知道的，其他人。”

“谁？”

“你不认识。嘿，咱们去别处吧，好吗？”

“但是，比如说有谁？”

“他以为你明天才回来，你们俩明天要一起吃晚餐，对吧？”

“我提前飞回来见他。”

“哦，我的老天爷，你不会是爱上他了吧？我们真是需要好好谈谈，谈谈你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我以为你们俩不过是玩玩而已，我是说，你从来没用‘男朋友’这样的字眼称呼过他，你要当他是男朋友的话，我应该一早就知道，对吧？要是你不告诉我每一件事，我无法保护你。你好像没有遵守我的规定，不是吗？”

“你也没有遵守我的规定。”帕蒂说。

“因为，我向上帝发誓，这和你想的不是一回事。我是你的朋友。但是那里还有其他人，那可绝对不是你的朋友。”“是个女孩？”“听着，我立刻让她走人。我们甩掉她，然后咱们三个可以好好玩玩。”伊丽莎咯咯笑着，“他为庆祝生日搞到了一些非常，非常，非常够劲的可卡因。”

“等等，你是说只有你们三个人？这就是他说的生日派对？”

“这次的可卡因真是够劲，太棒了，你一定得试试。你的赛季已经结束了，对吧？我们让她走人，然后你可以上来，咱们三个一起玩。或者，我们也可以去我那里，只有你和我，你只要等我一分钟，我上去拿点可卡因，然后我们去我那里。你一定得试试，如果不试，你就没法明白。”

“让卡特和别的女孩待着，然后我和你去试试烈性毒品。这计划听上去真不错。”

“哦，老天，对不起，不是你想的那样。他说他要搞个派对，可之后他搞到了那些可卡因，所以就稍稍改变了原先的计划。如果只有他们两个人，那女孩就不愿意过来，因此他才找我来。”

“你可以离开的。”帕蒂说。“我们已经在玩了，如果你试一试，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没有离开。我向你发誓，可卡因是我待在这里的唯一原因。”

那个夜晚原本应该以帕蒂和伊丽莎友谊的冷却或终止而结束，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帕蒂发誓不再和卡特见面，并为没有更多地告诉伊丽莎自己对卡特的感觉而道歉；伊丽莎则为没有更细心地关注帕蒂而道歉，并保证会更好地遵守她立的那些规定，同时不再吸食烈性毒品。现在自述人才清醒地意识到，三人性爱加上床头柜上堆得小山一般的白花花的可卡因就是卡特心中犒劳自己的最佳生日礼物。然而当时，由于懊悔和担心，伊丽莎信誓旦旦地撒了谎。第二天一大早，在帕蒂能有个一小时的清醒时间来仔细想一遍事情之前，在她察觉出自己想象中最好的朋友和自己想象中的男朋友搞了点儿不明不白的勾当之前，气喘吁吁的伊丽莎就出现在帕蒂的宿舍门口，穿着她心目中的慢跑运动服（林· 罗文奇T 恤衫，及膝的拳击短裤，黑色短袜，凯兹帆布鞋），向帕蒂汇报说她刚刚绕着四分之一英里的跑道跑了三圈，并坚持要帕蒂教她做些健美操。她异常激动地计划着两人每天晚上都一起上自习，热烈地表达着她对帕蒂的喜爱和对可能失去她的恐惧；帕蒂在痛苦地睁大眼睛看清了卡特的真实面目之后重新上路，而对伊丽莎的真实面目却闭上了双眼。

直到帕蒂答应夏天留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她住在一起，伊丽莎的全场紧逼盯人才告一段落。与此同时，伊丽莎又变得越来越少露面，对锻炼也失去了兴趣。那个炎热的夏天，帕蒂独自一人在迪基城一间满是蟑螂的转租公寓里度过了大部分时光，自怨自艾，信心低落。她无法理解，如果伊丽莎常常要到凌晨两点才回来，甚至有时压根儿就不回来，她为什么要那么固执地坚持和自己一起住呢？没错，伊丽莎确实一直建议帕蒂试试新的毒品，或者去看看演出，或者再找个新床伴，但帕蒂暂时对性爱倒了胃口，也永远不想再沾毒品和香烟。此外，她在体育系打零工挣到的钱勉强够付房租，她又不想效法伊丽莎开口向父母讨要零花钱，所以她越来越感到沮丧，越来越感到孤独。

“我们为什么是朋友？”终于，一天晚上，当伊丽莎又在为外出盛装打扮时，帕蒂忍不住问道。

“因为你又聪明又漂亮，”伊丽莎说，“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人。”

“我是个运动员。乏味得透顶。”

“不！你是帕蒂· 爱默生，我们住在一起，这妙极了。”

这些都是伊丽莎的原话，自述人记得清清楚楚。

“可是我们什么都不做。”帕蒂说。

“你想做什么？”

“我打算回父母家住一段时间。”

“什么？你开什么玩笑？你不喜欢他们！你得留在这里陪我。”

“但是你几乎每晚都不在家。”

“好吧，那咱们开始多花点时间一起活动。”

“可是你知道我不想参加你那些活动。”

“那咱们去看场电影吧。现在就去。你想看哪部？《天堂之日》怎么样？”

就这样，伊丽莎新一轮的全场紧逼盯人又开始了，不过只持续到帕蒂度过那个夏天的沮丧期，到她确信帕蒂不会逃走为止。正是在这第三次的友谊蜜月期，在她们一起看联映电影、喝汽酒、反复听金发女郎乐队唱片的时光里，帕蒂开始听她提起音乐人理查德· 卡茨。“哦，我的老天，”伊丽莎说，“我觉得我恋爱了，我想我或许得开始做个好女孩了。他的家伙太大了，那感觉就像被一个中子星碾过。或者说像被一只巨大的橡皮擦擦得干干净净。”

这只巨大的橡皮擦刚从麦卡莱斯特学院毕业，正从事房屋拆除工作，还组了一支名叫创伤的朋克乐队，伊丽莎相信这个乐队一定会大红大紫。唯一让她对理查德的完美有所怀疑的是他的交友之道。“他和一个叫沃尔特的书呆子住在一起，一个跟屁虫，”她说，“就是那种刻板的狂热追随者，真怪，我搞不懂。起初我以为他是卡茨的经纪人什么的，可他实在没有酷到可以搞那个的地步。每当早上我从卡茨的房间里出来，就会看到沃尔特坐在餐桌旁，正对着他自己做的一大份水果沙拉读《纽约时报》。他问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最近有没有看过什么好演出，你知道，他指的是戏剧之类的。这两人真是个古怪的组合。你一定得见见卡茨，这样你才会明白那究竟有多怪异。”

自述人最终发觉，很少有别的什么事比沃尔特和理查德之间那份珍贵的友谊更让她觉得痛苦。表面上看，他们两个甚至比帕蒂和伊丽莎这对组合还要古怪。麦卡莱斯特学院宿舍管理处不知哪位天才将当时还是大一新生的两个人安排在了同一间宿舍：一个是来自明尼苏达的乡下小子，有责任心到了令人心碎的地步；另一个则是来自纽约扬克斯的富有街头智慧的吉他手，只关心自己，容易上瘾，谈不上可靠。他们俩都是靠助学金上的大学，这应该就是宿舍管理处人员所能确认的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沃尔特肤色白皙，身材细长，个头比帕蒂高，但比起理查德就矮了一大截；理查德身高六英尺四英寸，肩膀厚实，肤色方面，沃尔特有多亮白，他就有多暗沉。理查德看起来特别像利比亚的独裁者穆阿迈尔· 卡扎菲。（这些年来，不光帕蒂，许多人都曾注意到并提起过这点。）他有着和卡扎菲一样的黑色头发，一样晒得黝黑、长满麻子的面颊，脸上也一样挂着一副志满意得的铁腕人物视察部队和火箭发射器时的那种笑容，（帕蒂直到大学毕业几年后才看到卡扎菲的照片，尽管一眼就看出了理查德和卡扎菲的相像，并认为利比亚有着世界上最可爱的首脑，但即便那时，她也丝毫没有非分之想。（原注））此外，他看上去要比他的朋友年长十五岁左右。而沃尔特则像个好管闲事的“学生干部”，就是有时会出现在高中球队里的那种没什么体育才能、给教练打下手的学生，比赛时穿着夹克衫，打着领结，拿着写字夹板站在球场边上。运动员一般都能忍受这种学生干部，因为他们始终对比赛全神贯注，而这似乎也是沃尔特和理查德成为好友的原因之一。因为虽然理查德在很多方面都不招人喜欢、不可信赖，但他极其看重自己的音乐创作，而沃尔特恰好具备所必需的鉴赏才能，可以胜任理查德的歌迷。后来，随着了解的深入，帕蒂发现他们从本质上来讲或许并没有那么的截然不同——两人都在努力做个好人，尽管采用的方式完全不同。

八月一个闷热的周日早晨，跑步归来的帕蒂见到了橡皮擦。他穿着黑色T 恤衫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高大的身躯衬得那沙发格外窄小——正在读一本封面上有个大大的V字的平装本小说，伊丽莎则正在她们那间糟得没法说的浴室里淋浴。帕蒂倒了一杯冰茶，浑身汗湿地站在那里喝着，直到这时理查德才开口对帕蒂说第一句话：“你算怎么回事？”

“你说什么？”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住这里。”她说。

“没错，我知道。”理查德仔细打量着她，目光一寸一寸地移动着。帕蒂感到，随着他视线飞落，自己被他看过的那部分就好像给钉进了背后的那堵墙，所以，等他从头到脚看完了一遍之后，她完全变成了二维平面的存在，贴在背后的墙上。“你看过那本剪贴簿吗？”他问。

“呃，剪贴簿？”

“我拿给你看，”他说，“你会感兴趣的。”

他进了伊丽莎的房间，出来后递给帕蒂一个三孔活页夹，然后坐下继续读小说，仿佛就此忘记了她的存在。活页夹是老式的那种，有浅蓝色的布封皮，上面用印刷体写着帕蒂二字。就帕蒂数得出的，里面包括《明尼苏达日报》体育版刊发过的她的每一张照片，她寄给伊丽莎的每一张明信片，她们挤进照相亭连拍的每一条嵌拼照片，以及两人吃过大麻巧克力蛋糕处于迷幻状态时拍摄的所有快照。这本剪贴簿看上去有些怪异，有点让帕蒂透不过气来，但它更多的是让她为伊丽莎感到悲哀——为自己曾经质疑过伊丽莎究竟有多么在乎她而感到悲哀和抱歉。

“她是个古怪的小姑娘。”理查德在沙发那边说道。

“你在哪里找到这个的？”帕蒂问，“你在别人家过夜的时候，总是乱翻人家的东西吗？”

他笑了：“我控诉（原文为法语，典出法国作家左拉1898 年发表的著名檄文《我控诉》。）！”

“你到底乱翻了吗？”

“冷静点，它就放在床后面。像警察说的，就在眼前。”

伊丽莎淋浴的声音停止了。

“把这个放回去，”帕蒂说道，“请你放回去。”

“我以为你会感兴趣。”理查德说着，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请你把它放回去，哪里拿的就放回哪里。”

“我有个感觉，你可没有一本这样的剪贴簿。”

“现在就放回去，求你了。”

“相当古怪的小姑娘，”理查德说着，从帕蒂手上接过剪贴簿，“所以我才会问你是怎么回事。”

伊丽莎在异性面前的做作表现很快就使她的朋友反感：她时不时地傻笑，甩动她的长发，说起话来也没完没了。她取悦理查德的那股迫切劲与那本怪异的剪贴簿及其显露出的那种情感上的极度贫乏，在帕蒂的脑海中混杂在一起，使她第一次为有伊丽莎这样的朋友而感到多少有些难堪。这可真是件怪事，既然理查德似乎并没有因为和伊丽莎上床而感到难为情，帕蒂又有什么必要去在意他怎么看待她们的友谊呢？

再次见到理查德差不多就是帕蒂在那个蟑螂窝住的最后一天。他又坐在沙发上，双臂抱在胸前，穿着靴子的右脚重重地在地上打着拍子，一脸苦相地听伊丽莎弹奏吉他。站在一旁的伊丽莎弹奏的方式和之前帕蒂听过的没什么两样：断断续续，毫无把握。“流畅起来，”他说，“用脚打拍子。”然而，因专注而额头冒汗的伊丽莎刚一察觉到帕蒂在房间里，立刻就停止了弹奏。

“有她在场我没法弹。”

“你当然可以。”理查德说。

“她确实不行，”帕蒂说，“我让她紧张。”

“有意思，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帕蒂说。

“她太支持我了，”伊丽莎说，“我能感觉到她一心希望我弹好。”

“你真是个坏姑娘，”理查德对帕蒂说，“你得想着她弹不好才对。”

“好的，”帕蒂说，“我希望你弹不好。这个你能做到吗？你在这方面似乎很擅长。”伊丽莎吃惊地看着她，帕蒂自己也感到意外。“抱歉，我要回我的房间了。”她说。“别急着走，咱们先听听看她能弹多糟。”理查德说。但是伊丽莎已经开始解吉他带，拔插头。

“你需要跟着节拍器练习，”理查德告诉她，“你有节拍器吗？”

“这是个糟透了的主意。”伊丽莎说。

“你怎么不弹点什么？”帕蒂对理查德说。

“以后吧。”他说。

但是帕蒂想起了上回他拿出剪贴簿时自己的尴尬。“一首歌，”她说，“一组和弦。就弹一组和弦，伊丽莎说你弹得棒极了。”

他摇摇头。“有空来看我们的演出吧。”

“帕蒂不看演出，”伊丽莎说，“她不喜欢那里的烟味。”

“我是个运动员。”帕蒂说。

“没错，我们已经看到了，”理查德说着，意味深长地看了帕蒂一眼，“篮球明星。你打什么位置？前锋？后卫？我不知道对女孩来说，什么样才算得上是高个子？”

“我不算高。”

“可你已经相当高了。”

“那倒是。”

“我们正准备出去。”伊丽莎边说边站起身来。

“你看上去是个打篮球的好材料。”帕蒂对理查德说。

“要想弄断手指，打篮球倒是个好法子。”

“你错了，”她说，“几乎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

这话说得既无趣又无益于话题进展。帕蒂立刻就意识到，其实对于她打篮球这点，理查德压根儿就不在乎。

“或许我会去看看你的演出，”她说，“下一场是什么时候？”

“你不能去，那里对你来说太呛了。”伊丽莎不高兴地说。

“这个不成问题。”帕蒂说。

“真的吗？这可真是新闻。”

“记得带耳塞。”理查德说。

听到他们离开，帕蒂在她的房间里哭了起来，莫名的悲伤压倒了她，以至她根本无力探寻自己哭泣的缘由。三十六个小时之后，再次见到伊丽莎，她为自己之前的放肆道歉，但此时的伊丽莎情绪好极了，她告诉帕蒂不必介意，她正想卖掉她的吉他，还说很乐意带帕蒂去看理查德的演出。

他的下场演出是在九月一个非周末的夜晚，在一家叫“长角牛”的通风不良的俱乐部，“创伤”为朋克乐队“嗡嗡鸡”作开场表演。和伊丽莎一起来到俱乐部时，帕蒂看到的第一个人是卡特。他正和一名穿着镶满亮片的超短裙的金发美女站在一起。“哦，该死。”伊丽莎说。帕蒂勇敢地向卡特挥了挥手，他露出一嘴烂牙笑了笑，拖着亮片女郎从容地朝她们这边走过来，一副殷勤友好的模样。伊丽莎低下头，拉着帕蒂穿过一堆喷云吐雾的朋克男，来到舞台边上。在这里，她们看到一个金发男孩，没等伊丽莎打招呼，帕蒂就猜出他是理查德的那个舍友。“嗨，沃尔特，你好。”伊丽莎的声音很大，语调平淡。

沃尔特并没有对这声招呼报以中西部人典型的友好微笑，而是冷淡地点了点头。帕蒂还不认识他，所以不知道这样的冷淡回应对他而言是多么的不寻常。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帕蒂，”伊丽莎告诉他，“我要去后台转转，能不能让她在这里和你站一会儿？”

“我想他们就快要出来表演了。”沃尔特说。

“我就过去一会儿，”伊丽莎说，“替我看着点她，好吗？”

“我们为什么不一起去后台呢？”沃尔特说。

“不行，你得在这里为我占住这位置，”伊丽莎告诉帕蒂，“我马上回来。”

沃尔特一脸不快地看着伊丽莎从人群中钻过去，不见了踪影。他看上去远没有伊丽莎让帕蒂想象的那么书呆子气——一件V 领套头衫，一头过分卷曲、乱糟糟、略带红色的金发，看上去就是他该是的样子，换言之，就像一名一年级的法律系学生——不过，在那群奇装异服、发型花样百出的朋克们的衬托下，沃尔特确实显得格格不入。帕蒂也突然对自己的着装敏感起来，而直到一分钟之前，她还很喜欢自己的打扮，沃尔特的普通装束让她松了口气。

“谢谢你陪我在这里站着。”她说。

“我看咱们得在这里站上好一阵儿了。”沃尔特说。

“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你就是那位篮球明星。”

“没错。”

“理查德跟我提起过你。”他转向她，“你也常吸毒吗？”

“不，老天！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你的朋友常常吸毒。”

帕蒂不知道该怎么调整自己的面部表情。“她不在我身边吸。”

“她去后台就是为了干这个。”

“哦。”

“抱歉，我知道她是你的朋友。”

“没关系，让我知道这点也不错。”

“她的资金来源似乎非常充沛。”

“对，她父母给她的。”

“没错，那些父母。”

沃尔特似乎因伊丽莎的离去而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于是帕蒂也不再说话。她又一次感觉到自己那近乎病态的好胜心。尽管她甚至还没怎么意识到自己对理查德感兴趣，可一想到伊丽莎不仅运用她自身，用她那半张漂亮的面孔，她可能还在用父母给的零花钱来帮她吸引和接近理查德，光是想到这些，帕蒂就觉得太不公平。关于人生，帕蒂是多么迟钝！比其他人落后了多少步！舞台上的一切看上去是多么丑陋！光秃秃的绳子、冷冰冰的铬合金鼓面、实用主义的麦克风、绑架者常用的宽幅胶带，以及大炮一般的聚光灯：一切看上去都那么赤裸裸。

“你常看演出吗？”沃尔特问道。

“不，从没看过，这是第一次。”

“你带耳塞了吗？”

“没有，用得着吗？”

“理查德的音乐非常吵，你可以用我的。它们几乎是新的。”

他从衬衣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对发白的海绵橡胶耳塞。帕蒂低头看了看，尽力友好地笑着。“不用了，谢谢你。”她说。

“我很注重个人卫生的，”他急切地说，“不存在任何健康隐患。”

“可这样你自己就没耳塞用了。”

“那我把它们撕成两半。你需要有点东西来护住耳朵。”

帕蒂看着他仔细地将耳塞撕成两半。“要不我拿在手里吧，看一会儿用不用得到。”她说。

他们在原地站了十五分钟。伊丽莎终于摇摇晃晃地回来了，看上去容光焕发，就在这时，俱乐部的大灯暗了下去，人群向舞台挤过来。帕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扔掉手中的耳塞。大家在台下挤成一团，其实根本没那个必要。一个穿皮衣的胖子撞向帕蒂的后背，逼得帕蒂朝舞台方向倒了过去。伊丽莎已经满怀期待地开始晃动头发、蹦蹦跳跳，结果还是沃尔特推开了那个胖子，帕蒂才直起身来。

跑上台的创伤乐队成员包括理查德、终生与他合作的贝司手赫雷拉，以及两个骨瘦如柴、看上去才刚高中毕业的男孩。此时的理查德比后来更像个艺人，后来，当他明白自己似乎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巨星之后，反巨星就成了他更好的出路。他在台上又蹦又跳，还不时地握住吉他琴颈，东倒西歪地来上半圈脚尖立地旋转，诸如此类。他告诉观众，他的乐队将演奏他们所知道的每一首歌，这将用时二十五分钟。然后他和乐队就彻底疯狂了，炮制出大量令人不安的噪音，帕蒂完全听不出当中有任何节拍。这种音乐就像烫口的食物，根本尝不出味道。但缺乏节奏和旋律的事实并没能阻止台下成堆的朋克男像跳弹簧床一样蹦跳着，互相撞击着肩膀，不放过任何一个女人的脚踝。帕蒂努力往外挤，结果和沃尔特、伊丽莎分散了。那噪音简直令人难以忍受。理查德和另外两名“创伤”成员对着麦克风吼叫着：我痛恨阳光！我痛恨阳光！而喜欢阳光的帕蒂则使出她篮球健将的本领，想迅速逃离。她高高地举起胳膊肘，冲进人群，钻出来时却发现面对面站着的是卡特和他那个亮晶晶的女伴，于是她继续往外走，直到出了俱乐部，站在了人行道上。九月的空气温暖而清新，头顶的明尼苏达天空居然还残存着一些暮光。

她在长角牛俱乐部门口转悠着，嗡嗡鸡乐队的歌迷这会儿才陆续到场。她等着看伊丽莎会不会出来找她，但是，来找她的人是沃尔特，不是伊丽莎。

“我没事，”她对他说，“看来这种音乐不是我的那杯茶。”

“我送你回去好吗？”

“不用，你该回去继续看演出。你可以告诉伊丽莎我自己回去了，这样她就不会担心我。”

“她看上去可不像担心你的样子。让我送你回去吧。”

帕蒂说不用了，而沃尔特坚持要送，她坚持说不用，他坚持说一定要。接着，她意识到他没有车，是打算陪她坐公交车回去。再一次，她坚持说不必了，而他坚持说一定要。很久之后，他告诉她，当他们一起站在公交车站的时候，他就已经喜欢上她了，然而当时，帕蒂的脑海中却没有唱起同样的歌。她只是为丢下伊丽莎感到内疚，后悔扔掉了耳塞，结果没能留下来多看看理查德的演出。

“我感觉自己就像没能通过什么考验似的。”她说。

“你究竟喜不喜欢这种音乐？”

“我喜欢‘金发女郎’，也喜欢帕蒂· 史密斯。但我猜，我基本上不喜欢这种音乐。”

“那可以问问你为什么要来吗？”

“哦，是理查德邀请我来的。”

沃尔特点点头，似乎这对他有着某种私人的意义。

“理查德是个好人吗？”帕蒂问道。

“是个大好人！”沃尔特说，“我是说，得看情况。你知道，他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抛下他走了，后来成了个宗教狂。他爸爸是个邮政工人，也是个酒鬼，理查德读高中的时候，他得了肺癌，直到去世，理查德都一直照顾着他。理查德是个非常忠诚的人，不过对女人可能不是那样。事实上，他对女人可不怎么好，如果你想问的是这个。”

帕蒂凭直觉早已看出了这点，听到沃尔特这么说，不知为什么，她并未感到失望。

“你呢？”沃尔特问道。

“我什么？”

“你是个好人吗？你看上去像个好人，可是……”

“可是什么？”

“我讨厌你那个朋友！”他突然大声说，“我觉得她不是什么好人。事实上，我认为她是个相当糟糕的人。爱撒谎，而且很刻薄。”

“可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帕蒂生气地说，“她待我可一点儿也不糟糕。或许你们对彼此的第一印象都不怎么好吧。”

“她总是带你出来，然后撇下你站在那里，自己跑去跟别人吸食可卡因吗？”

“不，事实上，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

沃尔特没说话，只是沉浸在他的不满当中。公交车连个影儿都看不到。

“有时候她是那么喜欢我，这让我感觉非常，非常好，”过了一会儿，帕蒂说，“其实很多时候她又不是那么喜欢我，可当她……”

“我无法想象你难以找到喜欢你的人。”沃尔特说。

帕蒂摇摇头。“我这人有些不对头。我喜欢我的其他所有朋友，可我觉得我和她们之间总是隔着一堵墙。就好像她们全部是同一种人，而我是另一种：更好胜、更自私，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够好的那种。和她们在一起，我总会觉得我在假装，可和伊丽莎在一起时，我就完全不必伪饰，我只要做我自己就好，也仍然是个比她好的人。我是说，我不傻。我看得出她是个一团糟的人。可部分的我喜欢和她在一起。你和理查德在一起时有过这样的感觉吗？”

“没有，”沃尔特说，“多数时候，他其实是个很不好相处的人。只不过在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他身上的某些东西，那会儿我们还都是大一新生。他一门心思扑在自己的音乐上，但同时他的求知欲也很强。我欣赏这点。”

“那是因为你或许是个真正的好人，”帕蒂说，“你因为他是他而喜欢他，而不是因为他使你有怎样的感觉。这或许就是你我的不同。”

“可你看上去也是个真正的好人！”沃尔特说。

帕蒂心里明白，他对她的这一印象是不准确的。接下来她犯下的错误，那个终生大错，就是变成了沃尔特眼中的这个她，尽管她知道那样做不对。他看起来是那么确信她是个好人，以至最终她自己也相信了。

相识的第一晚，等他们终于回到学校，帕蒂这才发觉，整整一个小时她都在谈论自己，完全没有注意到沃尔特只是问问题，却没有回答什么问题。可这会儿再想着对他报以同样的友好和兴趣，只会让人觉得疲惫，因为她并没有被他吸引。

“我可以给你打电话吗？”他在宿舍楼门口问道。

她解释说，接下来的几个月，因为训练的缘故，她没什么时间参加社交活动。“不过你今天送我回来，真是太体贴了，”她说，“非常感谢。”

“你喜欢戏剧吗？我有几个每次都一起看戏剧的朋友。所以你不必把这当成约会什么的。”

“我只是太忙了。”

“这城市是个看戏剧的好地方，”他坚持说，“我打赌你会喜欢的。”

哦，沃尔特：他是否知道，在之后帕蒂渐渐了解他的那几个月里，他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是理查德· 卡茨的朋友？他是否注意到，每次见到他，帕蒂都想方设法，不知不觉地将话题引向理查德？他又是否怀疑过，相识的第一晚，当帕蒂答应他可以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心里想的其实是理查德？

上了楼，帕蒂在房门上看到一条伊丽莎的电话留言。她坐在宿舍里，眼睛被头发和衣服上的烟味熏得泪汪汪的，直到伊丽莎在俱乐部的嘈杂声中再次打通走廊上的电话，指责她悄悄溜走，差点没把自己吓死。

“溜走的那个人是你。”帕蒂说。

“我不过是去和理查德打个招呼。”

“你去了快半个小时。”

“沃尔特怎么回事？”伊丽莎说，“他和你一起走的吗？”

“他送我回来的。”

“呃，真恶心。他告诉你他有多讨厌我了吗？我想他其实是忌妒。我觉得他对理查德有意思，没准是同性恋的那种意思。”

帕蒂看看走廊两边，确保没有人会听到：“卡特生日那天的毒品是你给他的吧？”

“什么？我听不到。”

“卡特生日那天你和他吸的那些东西，其实是你带过去的，对吗？”

“我听不到你说什么。”

“卡特生日那天的可卡因。是你带给他的吗？”

“当然不是！老天！你就是为了这个走掉的吗？为了这个生我的气？是沃尔特告诉你的吗？”

帕蒂的下巴颤抖着，挂上了电话，然后去冲了一个小时的澡。

伊丽莎又展开了新一轮的紧逼盯人，不过这次并没有全心全意，因为她同时也在缠着理查德。当沃尔特像他说过的那样打来电话，帕蒂发觉自己很愿意见他，既因为他是理查德的好友，也因为背叛伊丽莎让她觉得刺激。沃尔特很明智地不再提起伊丽莎，但帕蒂一向清楚他对她朋友的看法；她正直的那部分自我享受这些外出，享受去做些有文化气息的事，而不是喝着汽酒翻来覆去地听那些同样的唱片。那年秋天，她和沃尔特看了两出戏剧和一场电影。赛季刚一开始，她又看见沃尔特独自坐在看台上，脸红扑扑地观赏着球赛，每逢她看过来，他都会挥挥手。他喜欢在比赛后第二天打来电话，极力夸奖她在场上的表现，还会细致入微地分析那场比赛的战术，而伊丽莎对此从不感兴趣，甚至懒得去装。如果帕蒂没接到他的电话而他留下口信，回电话时，帕蒂会感到一种额外的刺激，盼着或许可以和理查德说上两句，然而，遗憾的是，沃尔特不在宿舍的时候，理查德似乎也从来不在。

她用去大段大段的时间来回答沃尔特的问题，在当中的小小间隙里，她也设法了解到他来自明尼苏达的希宾市，为了解决掉部分法学院的学费，他兼职做初级木工，与做辅助工的理查德给同一个包工头干活。他每天早上四点钟就得起床学习，晚上九点左右便开始打哈欠，而时间同样不够用的帕蒂在与他外出时，对这点很是欣赏。如沃尔特之前所说，和他们一起活动的还有他高中和大学时的三个女同学，三个聪明、想象力丰富的女孩；如果伊丽莎见到她们，一定会对她们的体重问题和宽背带裙奉上刻薄的评语。这三个女孩对沃尔特满怀敬意，帕蒂就是从她们那里开始了解到沃尔特有多么的正直善良。

据她们说，沃尔特是在一家名叫松语的汽车旅馆接待处后面的狭小天地里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个酒鬼，哥哥经常揍他，弟弟也对大哥嘲弄沃尔特的法子有样学样，身有残疾的母亲精力不济，兼任旅馆女领班和夜间值班经理的她总是应付不过来，所以，夏天旺季的时候，沃尔特常常一整个下午都在打扫旅馆房间；晚上，父亲和他那些美国海外退伍军人协会的伙计们喝酒，母亲睡觉，他则为很晚到来的客人办理入住登记。而所有这些不过是他常规工作之外的附加部分。他在家中的正职是帮助父亲维护旅馆的硬件设施，从照管停车场到疏通排水沟再到修理锅炉，什么都干。父亲离不开他的帮助，而沃尔特年复一年地付出，为的就是能赢得父亲的赞许。不过，他的朋友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沃尔特过于敏感和知性，而且对打猎、卡车、啤酒什么的又不够热衷（他的两个兄弟则沉迷于此）。而尽管终年在家里干着一份相当于全职义工的工作，沃尔特仍设法在学校的戏剧和音乐剧中成功地担任主演，赢得无数童年好友的终生敬慕，并从母亲那里学习做饭和基本的缝纫技能，发展自己对大自然的兴趣（热带鱼；蚁穴；如何急救失去大鸟照顾的雏鸟；如何制作干花标本），还在毕业典礼上代表全体学生发表告别演说。他拿到了某所常春藤名校的奖学金，最终却选择了希宾附近的麦卡莱斯特学院，这样周末就可以搭巴士回家，帮母亲维持那个每况愈下的汽车旅馆（父亲如今身患肺气肿，已经指望不上了）。沃尔特梦想成为一名电影导演，或者哪怕是演员，但他还是选择在大学修读法律，正如他自己所说：“家里总得有人有份真正的收入吧。”

帕蒂并没有被沃尔特吸引，然而，在他们原本可以算是约会的见面中看到其他女孩子出现，她竟会有竞争的压力和隐隐的被冒犯的感觉，这不能不说有些反常。而当她注意到是她自己而非她们使沃尔特眼睛放亮，并止不住地脸红，她又颇感满足。她的确喜欢成为焦点，帕蒂的确如此。而且几乎是在所有的情形下。十二月他们在格思里剧院看最后一场戏剧演出时，沃尔特刚好在开演前一刻赶到，浑身是雪的他给其他女孩准备了平装书作为圣诞礼物，送给帕蒂的却是一大株一品红。他抱着这盆花搭公车、走过泥泞的街道，剧院衣帽间还差点拒绝为他暂时存放。所有人，甚至帕蒂自己都明白，送有趣的书籍给其他女孩却送她一株植物，这可绝对不含任何不敬之意。沃尔特没有将满腔热情倾注在那些善良且爱慕他的朋友当中某个苗条的女孩身上，却选中了煞费苦心寻找新借口以便在不经意间提起理查德· 卡茨的帕蒂，这实在令人费解和担忧，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也着实令帕蒂感到受用。演出结束后，沃尔特又一路搭公车、走过泥泞的街道，为她将一品红送到宿舍。她在房间里打开系在花上的卡片，上面写着：给帕蒂，爱意无限。崇拜她的球迷。

理查德恰好就在这前后甩了伊丽莎。显然，他甩起女伴来毫不留情。伊丽莎带着这个消息打来电话时情绪失控，哭诉说正是那个“基佬”让理查德对她反目，指责理查德一点机会都不给她，叫帕蒂一定要想办法帮她和理查德见上一面：他拒绝和她说话，连公寓门都不肯开……

“我要准备期末考试。”帕蒂冷淡地说。

“你可以去他们那里，我和你一起去，”伊丽莎说，“我只需要见他一面，说几句话。”

“说什么？”

“他一定得给我个机会！他应该听我解释。”

“沃尔特不是同性恋，”帕蒂说，“那只是你自己凭空臆想出来的。”

“哦，我的上帝，他也让你不喜欢我了！”

“不，”帕蒂说，“不是这么回事。”

“我现在就过去，我们可以一起制定计划。”

“我明早有历史期末考试。我得去自习。”

帕蒂这时才知道，因为对理查德如此着迷，伊丽莎早在六周前就开始不去上课了。他这样对她，她却为他放弃了一切，现在他把她晾在一边，她却还要瞒着父母，不让他们发现她每科都不及格。她要马上来帕蒂宿舍，叫帕蒂一定要留在宿舍等她，这样她们可以一起想个办法。

“我真的累了，”帕蒂说，“我要去自习，然后睡觉。”

“难以置信！他让你们两个人都开始讨厌我！这世界上我最喜欢的两个人！”

帕蒂设法挂断电话后立刻去了图书馆，并一直待到闭馆。她料定伊丽莎会等在宿舍门口，抽着烟，然后缠得她半个晚上没法睡觉。她害怕为友谊支付这样的代价，但又做好了接受这一切的心理准备。因此，当回到宿舍却不见伊丽莎踪影时，她有种奇怪的失落感。她几乎想给她打个电话，但如释重负的感觉和疲惫的身体战胜了她的负疚感。

三天过去了，伊丽莎音信全无。回家去过圣诞假的前一晚，帕蒂终于拨通了她的电话，想确认她一切正常，可电话响了又响，却无人接听。她乘飞机回了韦斯特切斯特，内疚和担忧笼罩在她的心头；她试着用家里厨房的电话联系她，每次都未果，于是愈加感到不安。圣诞节前夜，她居然给明尼苏达希宾市的松语汽车旅馆打去了电话。

“接到你的电话，”沃尔特说，“这可真是一件最棒的圣诞礼物！”

“哦，谢谢你。我其实是想问问伊丽莎的消息。她好像消失了一样。”

“当你行大运吧，”沃尔特说，“我和理查德后来不得不拔掉我们的电话插头。”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两天前。”

“哦，这就好，这样我就放心了。”

帕蒂继续和沃尔特聊着，回答他的一连串问题，描述家里的情形：弟弟妹妹索要圣诞礼物时的贪婪胃口；每年家人惯例的嘲笑，笑话她直到多大才不再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她爸爸和大妹妹关于性和排泄物的怪异而机敏的对话；大妹妹“抱怨”耶鲁大学一年级的课程一点儿都没有挑战性；她妈妈二十年前就放弃了庆祝光明节和其他犹太节日，现在却开始怀疑那个决定是否正确。“你怎么样？”半小时后帕蒂问沃尔特。

“挺好，”他说，“我在和妈妈一起烤点心，理查德在和我爸爸下跳棋。”

“听上去很不错。我希望我也在那里。” “我也希望你在这里。我们可以穿着雪鞋出去玩。”

“是啊，那多棒。”

那确实不错，帕蒂已经无法分辨沃尔特是因为沾了理查德的光才变得有吸引力，还是或许他本身就是个有魅力的人——因为他总是能给自己待的地方带去温暖的家的感觉。

圣诞夜，帕蒂在地下室的分机上接到了伊丽莎那通可怕的电话，当时她正在独自观看NBA 比赛。她还没来得及说对不起，伊丽莎就抢先为自己的杳无音信道了歉，说她一直在忙着看病。“医生说我得了白血病。”她说。

“不!”“元旦过后我就要开始接受治疗。除了你，就只有我父母知道这件事，你不许告诉其他人。尤其不能告诉理查德。你能发誓吗？”

帕蒂心头那内疚和担忧的云层此刻冷却凝结，变成了一阵情感的暴风雨。她哭个不停，反复问伊丽莎确定吗，医生确诊了吗。伊丽莎解释说随着秋天一点点过去，她觉得越来越无精打采，但她担心如果证实自己确实得了腺热，理查德就会甩了她，所以她一直不想告诉任何人。可后来她实在觉得难受，就去了医院，两天前医生作出诊断：白血病。

“是恶性的吗？”

“白血病都是恶性的。”

“但你得的是可以好转的那种？”

“治疗取得好效果的可能性很大，”伊丽莎说，“一周后我会知道更多情况。”

“我会提前回去。我可以和你一起住。”

然而，奇怪的是，伊丽莎不再想和帕蒂一起住了。

关于圣诞老人那件事：自述人并不赞同父母对孩子撒谎，当然，到底有多不赞同也要视情况而定。有为了瞒住惊喜派对的主角而说的谎话，有为了闹着玩而说的谎话，还有就是为了让相信的人看上去像个大傻瓜而说的谎话。有一年圣诞，家人又拿她相信圣诞老人的时间长得多么离谱（甚至等到两个妹妹都不相信了，她还没有醒悟）来取笑她，已经十多岁的帕蒂十分难过，躲在房间里不肯下楼吃圣诞晚餐。爸爸进来哄她，这一次他没有笑，而是严肃地告诉她，家人之所以护着她的幻想，是因为她的天真无邪是美丽的，他们为此而格外爱她。这话听上去既让她觉得舒服，却也是明显的一派胡言，因为家里的每个人都以取笑她为乐。帕蒂认为父母有责任教会孩子，在看到事实真相时，如何认出事实真相。

那个冬天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帕蒂可以说成了伊丽莎的弗洛伦斯· 南丁格尔——顶风冒雪为她送汤；打扫她的厨房和浴室；比赛前一晚本该早点睡觉休息的，却陪着她熬夜看电视，有时还会用手臂环抱着这位消瘦的朋友入梦；嘴巴变得像抹了蜜一样甜（“你是我亲爱的天使”“看到你的脸庞就像在天堂里一样”等等，等等），同时，她始终不回沃尔特的电话，也不解释她为什么不再有时间和他见面——总之，帕蒂丝毫没有注意到任何警示信号。不会的，伊丽莎说，这种特殊的化疗不会使病人掉头发。不，治疗不可能安排在帕蒂有时间去诊所接她回来的时候。不，她不想放弃她的公寓，搬去和父母同住；没错，他们常常来看她，只不过凑巧帕蒂从没碰到而已。以及，癌症病人给自己注射止吐剂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所以帕蒂才会在她床头柜底下的地板上看到皮下注射器的针头。

最大的警示信号或许就是她，帕蒂，避开沃尔特的方式。一月份她在两场比赛中见到他，简单说了几句话，但那之后他错过了好几场比赛。后来，沃尔特多次通过电话留言，她却一次都没有回复，她意识到这是因为她不好意思向他承认自己多么经常地和伊丽莎在一起。但是，照顾身患癌症的好友有什么好难为情的呢？同样：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如果她对了解真相有着哪怕一点点的兴趣，那么听听同学们关于圣诞老人的冷嘲热讽又能有多难呢？她扔掉了那一大株一品红，尽管它还没有枯萎。

二月底的一个雪天，黄昏时分，沃尔特终于逮到了帕蒂。那天与金地鼠队对阵的是本赛季排名最靠前的强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熊队。当时帕蒂正对全世界都冷眼相向，这得归功于早上她和当天过生日的妈妈打的那通电话。帕蒂本已决心不去多说自己的事，以免再次发现乔伊斯根本不听她说话，对她们篮球队劲敌的排名也压根儿不感兴趣，但她甚至没有机会来运用这种自制，因为外百老汇正在重排《婚礼的成员》，帕蒂的大妹妹在耶鲁教授的大加鼓励下，参加了主角的竞逐，最终被选为候补演员，这显然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妹妹或许将因此从耶鲁大学休学，住回家中，开始全力在戏剧方面发展，乔伊斯对此欣喜万分，喋喋不休，哪还顾得上帕蒂。

在威尔逊图书馆那个冷清清的砖墙拐角处瞥到沃尔特时，帕蒂立刻转身走开，但他追了过来。他那顶大大的皮帽子上已经积了一层雪，脸红得就像导航灯。尽管他试着微笑，努力表现得友好，但当问起帕蒂有没有收到他的电话留言时，声音还是有些颤抖。

“我只是太忙了，”帕蒂说，“很抱歉，我没有给你回电话。”

“是我说错什么话了吗？还是我怎么冒犯了你？”

他感到受伤和愤怒，而她讨厌这一切。

“不，不，完全没有。”

“要不是担心会不断打搅你，我原本会打更多的电话。”

“我只是真的，真的太忙了。”她小声说着，雪纷纷落下。

“替你接电话的那人听上去已经非常讨厌我了，因为我不断留下同样的口信。”

“哦，她的房间正好在电话旁边，所以。你会理解的。她有很多口信要转告。”

“我不明白，”沃尔特说，几乎要哭了，“你希望我不要再打搅你吗？

是这样吗？”她讨厌这样的情形，讨厌这样。“我确实只是太忙了，”她说，“事实上，今晚就有一场重要的比赛，所以。”“不对，”沃尔特说，“你心里有事，怎么了？你看上去很不开心！”

她不想提起和妈妈的对话，因为她正试图将大脑调整到比赛状态，此时最好不要去多想那些烦心事。但是沃尔特如此迫切地坚持要得到她的解释——似乎都不只是为了他的感情，几乎是在为了公平而坚持——她觉得自己必须说点什么。

“是这样，”她说，“你得发誓绝不告诉理查德，”就在这样说的同时，帕蒂意识到自己其实从未真正理解这条禁令，“伊丽莎得了白血病。非常严重。”

令她吃惊的是，沃尔特笑了。“这不太可能。”

“可这是真的，”她说，“无论你觉得可不可能。”

“好吧。那她还在吸食海洛因吗？”

他比她大两岁，这个她之前没怎么注意过的事实突然凸显出来。

“她得了白血病，”帕蒂说，“海洛因的事我不知道。”

“就连理查德都知道不能碰那东西。相信我，这很能说明问题。”

“我完全不知道。”

沃尔特点点头，笑了。“那你可真是个可爱的人。”

“我的确不知道，”帕蒂说，“现在我要去吃饭了，并为晚上的比赛做好准备。”

“今晚我不能去看你打球了，”在她转身准备离开时他说，“我想去，可今晚有哈里· 布莱克门的演讲。我必须去听。”

她恼火地转过身。“没问题。”

“他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罗伊诉韦德案就是他写的判决书。”

“我知道，”她说，“我妈妈差点没为他立个神龛，天天烧香。你不用告诉我哈里· 布莱克门是什么人。”

“哦，不好意思。”

雪花在两人之间打着旋。

“好吧，我不会再打搅你了，”沃尔特说，“我为伊丽莎感到难过，希望她没事。”

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自述人谁都不怪，不怪伊丽莎，不怪乔伊斯，也不怪沃尔特，只怪她自己。像所有运动员一样，帕蒂也多次遭遇过投篮屡屡不中的阶段，也一样有过大失水准的比赛表现，但即使在最不如意的晚上，她也总能从更广一些的视野中找到安慰，比如球队、体育精神，或体育的重要性；队友们鼓励的喊叫声，半场休息时她们那驱走霉运的善意嘲弄，球触筐后反弹和黄油手的主题变奏曲，还有那些她自己曾无数次喊过的口号，所有这一切都给她带去真正的安慰。她一向需要篮球，因为篮球总能够拯救她，在她的人生中，她唯一确信自己拥有的东西就是篮球，这个忠实的伙伴，陪着少女时代的她度过了无数夏日。每次投篮得分后俯身击掌，每次罚球全中后和队友搂成一团，每位队友下场时举手击掌，不停喊叫着“肖娜好样的！”“就该这么打，凯茜！”“空心球入篮，呜—呼！呜—呼！”，这一切就像人们在教堂中不断重复的那些活动，在非教徒眼里显得平淡乏味，甚或有些假惺惺，但却成了她的第二天性，意义重大，是她得以不假思索就打出好球的得力助手。她从来不会为这些行为感到难为情，就像她明白在场上跑来跑去必然会大汗淋漓一样。当然，女子体育并不总是一团和气，一派轻松。拥抱背后是有增无减的竞争压力、相互间的道德评判和极度的不耐烦：肖娜指责帕蒂第一传总是传给凯茜，而不怎么传给她；而当反应迟钝的替补中锋阿比· 史密斯又一次运出跳球，然后丢了球时，帕蒂也会大为光火；玛丽· 简· 罗拉贝克始终对凯茜心怀不满，因为尽管她们是一同从圣保罗中央中学出来的两个球星，但凯茜在二年级时却没有邀请她和自己、帕蒂、肖娜同住；当有前途的新晋队员或者潜在的竞争对手在压力下表现失常，每个先发球员都会不无罪恶感地暗暗松上一口气，等等，等等，等等。但是，竞技运动依赖的就是参与者的全身心投入和相互信任，在初中，或者最迟在高中，一旦你全盘接受了这种精神，那么当你来到体育馆换好衣服，你就什么都不必多想，因为你知道问题的答案，这答案就是球队，任何琐碎的个人烦恼都会被抛在一边。

和沃尔特碰面之后，心情烦乱的帕蒂很可能没有好好吃晚饭。从踏入威廉姆斯竞技场的那一刻开始，她就肯定自己有些不对劲。熊队成员都是些大块头，球风粗野，先发队员中有三名身高均在六英尺或以上，而特雷德韦尔教练的战术是这样：在攻防转换中消耗对方，然后在熊队防守成型之前，让队里个头较小的球员，尤其是帕蒂，迅速突破得分；防守上，她们要打得比平时更有攻击性，尽早使熊队的两个主要得分手犯规。金地鼠队赢球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赢了，就可以在全国非官方排名中跻身前二十，这个成绩将会是帕蒂役内球队取得的最好成绩。所以，在这样一个晚上失去她的信念，这实在是糟糕之极。

帕蒂的内心深处有种奇怪的无力感。她像平时一样做了伸展运动，但她的肌肉有些不听使唤。队友们大声的鼓励让她心烦意乱，胸口紧绷，她觉得不好意思也那样大声喊回去。她虽然成功地把所有与伊丽莎有关的事情都屏蔽在了思绪之外，却无法不去想自己的运动生涯再过上一个半赛季就将永远地画上句号，而大妹妹却可以继续向前，做一辈子名演员，由此看出，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在篮球运动上是多么的不靠谱，而多年以来她又是多么无忧无虑地始终忽视妈妈对这个后果的一再暗示。毫无疑问，所有这些绝不是她在大赛中该有的念头。

“做你自己就好，好好打，”特雷德韦尔教练对她说，“谁是我们的领帅？”

“我是我们的领帅。”

“大声说。”

“我是我们的领帅。”

“大声说！”

“我是我们的领帅！”

如果你有过参与团体性运动的经验，你就会知道，在这样喊过话后，帕蒂立刻会感到自己更加强大，注意力更加集中，也更想去带头打好这场比赛。这套小把戏起作用的方式还真是有趣——通过简单的几个字传递信心。做热身运动时，她感觉很好，和熊队队员握手，感觉对方在打量她，知道她们已经听说她是金地鼠队的主力得分手和进攻组织者时，她依旧感觉很好；为了取胜，她将自己往日的威名像盔甲一样披戴上身。然而，一旦进入正式比赛，信心就开始迅速流失，而再想从场外获得新的信心补给则是不可能的。帕蒂确实有一次顺利的快攻上篮得分，但那之后，对她而言，那晚就结束了。从第二分钟开始，喉头的硬块就告诉她，她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惨败。熊队的对手比她高两英寸、重三十磅，弹跳高度更是高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但她的问题并不仅仅出在硬件条件上，这些甚至连主要原因都算不上。真正的问题在于，她失去了求胜的决心。面对熊队队员的体格优势，她心中并没有燃起竞争的烈火，也没有像教练指示的那样不顾一切地去拼抢，相反，她被这样的不公击败了：她开始可怜她自己。熊队采用了全场紧逼盯人战术，结果发现效果好极了。肖娜抢到篮板后将球传给了帕蒂，但因为被堵在角落，她放弃了投篮。她再次拿到球，球却出界了。她再次拿到球，佯攻时直接将球传给了对方球员，仿佛送上一份小小的礼物。教练要求暂停，告诉她站位时站得再靠前些；但熊队队员就在那里等着她。她长传失误，球飞进了观众席。为了逼走喉头的硬块，同时试着调动起疯狂的劲头，她因冲撞而犯了规。她跳投时缺乏弹力，两次在三秒区内丢球，教练把她叫出来，说了几句。

“我的女孩哪去了？我的主攻手怎么不见了？”

“今晚我没状态。”

“你当然有，但你需要启动它，它就在你体内，把它找出来。”

“好的。”

“大声说。把它释放出来。”

帕蒂摇摇头。“我不想把它释放出来。”

教练俯下身，凝视着她的脸，而帕蒂下了好大决心才逼迫自己迎向教练的眼睛。

“谁是我们的领帅？”

“我是。”

“大声说。”

“我做不到。”

“你希望我把你换下来吗？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不！”

“那就给我出去好好打。我们需要你。无论你心里有什么事，我们可以比赛后再聊，好吗？”

“好的。”

这新一轮的输血在帕蒂体内甚至还未循环一周就直接流失了。为了队友，她继续留在场上，但她又成了过去那个谦让的帕蒂，她跟着比赛走，而不是去主导比赛，更愿意传球而非投篮。之后，她连年头更久的毛病都复发了：在球场外围进行远距离跳投，换作别晚，当中或许会进上几球，但那晚不行。想在篮球场上有所隐藏是多么困难！帕蒂在防守上屡屡失利，而每一次的失败似乎都使下一次的失败变得更加有可能。虽然在后来的人生中，当她和严重的抑郁症交上了朋友，那晚的感觉于她已是家常便饭，但在那个二月的夜晚，这还是个可怕的全新体验：感觉球赛在身边旋转，完全不在她的掌控之内；直觉告诉她，每一次的得球和失球，双脚在地面上的每一声重响，试图对抗专注而投入的熊队队员的每一个瞬间，半场休息时每一位队友在她肩头的友好拍打，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在说明她的失败、她未来的虚无和抗争的无效。

下半场过半时，金地鼠队落后二十五分，教练最终还是把帕蒂撤了下来。被换下场之后，她立刻活过来一点点。她又能叫出声了，她鼓舞着队友，像个迫切的新手那样和她们击掌，沉醉于这种身份的降低（从比赛主角沦为拉拉队队员），对于心怀怜悯的队友过于小心的安慰所带来的耻辱，她全心拥抱。她觉得在自己一败涂地之后，就应该像这样被轻视、被羞辱。沉浸在如此的失败当中，是她全天里感觉最好的时候。

后来，在更衣室，她关闭耳朵忍受了教练冗长的说教，然后坐在长椅上哭泣了半个小时。队友们体贴地没有来安慰她，由得她这般发泄一场。

穿上风雪大衣，戴好金地鼠队的针织帽，帕蒂去了诺斯罗普纪念礼堂，希望布莱克门的演讲或许还没有结束。但礼堂的灯已经灭了，门锁着。她想先回宿舍，给沃尔特打个电话，但随即意识到自己眼下真正想做的就是中断训练，大醉一场。她沿着积雪的街道来到伊丽莎的公寓，在这里，她又意识到她心里真正想做的其实是冲着自己的朋友大声嚷嚷，骂她一顿。

伊丽莎不想让她上去，她在对讲机里说时间已经很晚了，她也累了。

“不行，你一定得让我上去，”帕蒂说，“没什么好商量的。”

伊丽莎开门让她进去，然后就躺倒在沙发上。她穿着睡衣，听着某种节奏感强劲的爵士乐。空气里弥漫着令人昏昏欲睡的倦怠和陈旧的烟味。帕蒂靠近沙发站着，没有脱大衣，融化的雪水沿着她的运动鞋往下流。她看着伊丽莎是怎样慢慢地呼吸着，然后又花了多长时间才把想要开口说话的念头付诸行动——她脸上的肌肉先是不由自主地抽动，随后渐渐得到控制，最终喃喃问出一句：“比赛怎么样？”

帕蒂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很显然伊丽莎已经忘记她的存在了。

在这种情况下，再来对着伊丽莎嚷嚷似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帕蒂将她的公寓彻底搜查了一遍。与毒品相关的东西立刻现身了，就在靠近沙发一头的地板上——伊丽莎只在上面盖了一个抱枕。在她的桌子上，一堆诗歌期刊和音乐杂志的底下，是那个蓝色的三孔活页夹。就帕蒂判断，自从去年夏天以来，活页夹里没有增添任何新的内容。她翻查着伊丽莎的文件和账单，想看看有没有和医院有关的东西，但什么也没有找到。爵士乐循环播放着。帕蒂关掉唱片机，在茶几上坐了下来，剪贴簿和毒品就放在她面前的地板上。“醒醒。”她说。

伊丽莎将眼睛闭得更紧了。

帕蒂推推她的腿。“醒醒。”

“我需要抽支烟。化疗搞得我昏沉沉的。”

帕蒂抱着她的肩膀将她拉了起来。

“嗨，”伊丽莎说，脸上带着一丝朦胧的微笑，“见到你真高兴。”

“我再也不想做你的朋友了，”帕蒂说，“再也不想和你见面了。”

“为什么？”

“就是不想。”

伊丽莎闭上眼，摇摇头。“你得帮帮我，”她说，“为了止痛，我一直在吸毒。都是因为癌症。我本想告诉你，可实在不好意思说。”她朝一边歪过去，又躺倒了。

“你没得癌症，”帕蒂说，“那只是你编造的一个谎言，因为你对我有些疯狂的想法。”

“不，我有白血病，我的确有白血病。”

“我过来亲口告诉你这些，算是礼貌吧，但现在我要走了。”

“不，你得留下，我有毒瘾，你得帮帮我。”

“我帮不了你。你必须回你父母身边去。”

长长的沉默。“给我支烟。”伊丽莎说。

“我讨厌你的香烟。”

“我还以为你了解父母这档子事，”伊丽莎说，“了解我们都不是他们心目中想要的那种孩子。”

“关于你我什么都不了解。”

又一阵沉默。然后伊丽莎说：“你知道如果你离开会发生什么事，对吧？我会自杀。”

“哦，这可真是个留下来和你做朋友的好理由，”帕蒂说，“对我们两个而言，听上去都好玩极了。”

“我只是说，我有可能这么做，你是我所拥有的唯一一件真实而美好的东西。”

“我不是一件东西。”帕蒂郑重地说。

“你见过人注射毒品吗？我已经相当熟练了。”

帕蒂捡起注射器和毒品，放进自己的大衣口袋。“你父母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不要打给他们。”

“我一定要打，没的商量。”

“你会和我待在一起吗？你会来看我吗？”

“会，”帕蒂说谎了，“告诉我他们的号码。”

“他们常常问起你，他们认为你对我的生活有正面的影响。你会和我待在一起吗？”

“会，”帕蒂再次说谎，“他们的号码是多少？”

伊丽莎的父母赶到时午夜已过，他们看上去严肃而阴郁，就是那种很久没被这种事烦扰、正在大口喘气的人突然被打断时脸上的那种表情。帕蒂很高兴终于见到了他们，但显然对方并无同感。那位父亲留着络腮胡，有一双深陷的黑眼睛，母亲则身材瘦小，穿着高跟皮靴，两人在一起时散发出浓烈的性的味道，让帕蒂联想起法国电影和伊丽莎关于他们是彼此的终生爱人的评价。他们将自己心理不怎么正常的女儿抛给她这样一个毫不知情的第三方，她并不介意为此听到几句道歉的话；又或者几句感激的话，为她过去两年接手照顾了他们的女儿；再不然，几句客套话也行，了解一下最近这次危机花的都是谁的钱。然而，这个小小家庭刚在客厅里碰了面，一出心理诊断的古怪好戏就很快开演了，当中似乎完全没有帕蒂的戏份。

“都用了哪些毒品？”父亲问道。

“嗯，海洛因。”伊丽莎说。

“海洛因，香烟，酒。还有什么？还有其他的吗？”

“偶尔一点可卡因。现在不怎么用了。”

“还有其他的吗？”

“没了，就这些。”

“你的朋友呢？她也吸毒吗？”

“不，她是个篮球明星，”伊丽莎说，“我告诉过你的。她根本就不碰毒品，她是个了不起的人。她棒极了。”

“她知道你在吸毒吗？”

“不知道，我告诉她我得了癌症。她什么都不知道。”

“你说自己得了癌症，这有多长时间了？”

“从圣诞节开始的。”

“而她相信了你。你精心编造了一个谎言，而她相信了。”

伊丽莎咯咯地笑着。

“是的，我相信了她。”帕蒂说。

这位父亲甚至没往帕蒂这边看上一眼。“这是什么？”他说，拿着那个蓝色的活页夹。

“那是我的‘帕蒂笔记’。”伊丽莎说。

“看上去像是某种带有强迫性的剪贴簿。”父亲对母亲说。

“那么，她说她要离开你，”母亲说，“然后你说你要自杀？”

“差不多吧。”伊丽莎承认道。

“相当明显的强迫症。”父亲翻看着活页夹，评论道。

“你真的有自杀倾向吗？”母亲问，“还是为了威胁你的朋友，让她不要离开你？”

“多半是威胁。”伊丽莎说。

“多半？”

“好吧，我并没有真的想自杀。”

“而你知道，我们现在只能把它当真了，”母亲说，“我们没有选择。”

“那个，我想我要回去了，”帕蒂说，“我早上还有课。”

“你假装自己得了什么癌症？”父亲问道，“在身体的哪个部位？”

“我说我得了白血病。”

“那么是在血液中。一种虚构的血癌。”

帕蒂将毒品和相关的那些东西放在了一把扶手椅的垫子上。“这些就放这里了，”她说，“我真的得走了。”

父母二人看看她，又看看对方，然后点点头。

伊丽莎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你？明天可以吗？”

“不行，”帕蒂说，“我看不行。”

“等等！”伊丽莎跑过来，抓住帕蒂的手，“我把所有事都搞砸了，但我会好起来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再见面了，好吗？”

“好，可以。”帕蒂继续说着谎，伊丽莎的父母走过来，将女儿从她身边拉走。

外面，天空已经放晴，气温几乎降至零度。帕蒂大口大口地将新鲜空气深深地吸入肺里。她自由了！她自由了！哦，她多么希望可以现在回去再次和熊队较量。就算现在是凌晨一点，就算腹中空空，她也感到自己志在必得。她沿着伊丽莎公寓外的街道全力奔跑，为她的自由欣喜不已，第一次，她耳中听到了教练三小时前说过的话，听到她说这仅仅是一场比赛，每个人都有发挥失常的时候，到了明天她就又会是她自己了。她感到自己准备好了，准备好比以往更用心地投入到体能和技巧训练当中，准备好与沃尔特一同去看更多的戏剧演出，准备好告诉妈妈：“妹妹被选中的消息真是太棒了！”准备好从所有方面去做个更好的人。她在满心欢喜中如此盲目地奔跑，没有留神人行道上黑色的冰块，直到她的左腿滑出人行道，绊在右腿后面，直到她的膝盖被扯开了一个大口子，人躺倒在地上。

关于接下来的六个星期没有太多可说的。她接受了两次手术，第二次是为了处理第一次造成的感染，之后她就成了一名熟练的拐杖使用者。她妈妈在她第一次手术时搭飞机赶来，由于她对待医护人员的态度就好像他们都是些智力可疑的中西部乡巴佬，帕蒂不得不一再替她道歉，此外，只要乔伊斯不在病房，她还得表现得格外友好。而当事实证明，乔伊斯对医生的不信任或许是正确的，帕蒂大为失望，但直到第二次手术的前一天，她才把要再动手术的消息告诉她。她让乔伊斯安心留在纽约，不用再飞过来，她身边有一大堆的朋友可以照顾她。

沃尔特· 伯格伦德从他母亲那里学会了如何悉心照顾生病的女人，他利用帕蒂长时间的行动不便，重新插入了她的生活。帕蒂做完第一次手术的那天，沃尔特抱着一盆四英尺高的小叶南洋杉出现在病房，说她可能更喜欢盆栽植物而不是活不了几天的鲜花。之后，除去周末回希宾帮父母干活，他几乎每天都挤出时间来看望帕蒂，并很快以他的友善赢得了她的运动员朋友们的喜欢。当中那些相貌平庸的姑娘对沃尔特听她们说话时的专注度大为欣赏，说还没有哪个男孩像他这样不计较她们的长相。凯茜· 施密特，帕蒂最聪明的朋友，声称沃尔特的才智足够让他进最高法院。女运动员世界里来了这样一个人人都觉得可以自然放松地与之相处的男孩，这实在是件新鲜事，在学习间隙，大家一起在休息室里鬼混，仿佛他也是女孩中的一员。所有人都看得出他疯狂地爱着帕蒂，所有人，除了凯茜，都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

凯茜，如之前提到的，比其他人更为敏锐。“你并没有真正爱上他，是吧？”她说。

“可以说是，”帕蒂说，“但也可以说不是。”

“那，你们俩还没有……”

“没有，我们什么都没做过。我可能不该告诉他我被强奸过。我说了之后，他变得怪兮兮的。变得格外……温柔……体贴，还有难过。现在他好像在等着我的一份书面许可，或者说等着我采取主动。可我现在拄着拐，有心无力呀。感觉就像我身边跟着一条非常友好、训练有素的小狗。”

“这可不怎么好。”凯茜说。

“是啊，确实不好。但我也没法赶他走，因为他对我好得不得了，我也的确喜欢和他聊天。”

“你有点儿喜欢他。”

“没错。或许比有点儿还要更多些。但……”

“但是你没有为他疯狂。”

“完全正确。”

沃尔特对一切都感兴趣。他仔细阅读报纸和《时代》周刊上的每一个字，等到四月，帕蒂可以半自由活动了，他又开始邀请她一起去听演讲，看艺术电影和纪录片，这些原本是她做梦都不会想到要去做的事。不论是因为他的爱，还是因为受伤为她创造出了大把的空闲时间，总之，这还是第一次有人透过她的运动员外壳看到了她的内在光芒。尽管她觉得除了体育，自己对几乎所有知识领域的了解都比不上沃尔特，但她还是感激他让她知道，她其实是个有自己的想法的人，而且她的想法可以和他的不一致。（这点和伊丽莎形成鲜明对比。如果你问伊丽莎美国的现任总统是谁，她会笑一笑，说这个她可不知道，然后就将另一张唱片放入她的立体音响。）沃尔特的脑袋里装满了各种严肃而独特的见解——他痛恨教皇和天主教会，却赞同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希望这可以促使美国更好地节约能源；他推崇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认为美国也应该采取类似措施；与三里岛核事故相比，他更关心汽油的低价格和开发高速轨道交通系统的必要性，说后者将会使客车绝迹，等等等等——而帕蒂则喜欢大力赞同他反对的事情。她尤其喜欢就女性的屈从地位和他争论。学期快要结束时的一个下午，两人在学生活动大楼一边喝咖啡，一边就帕蒂的原始艺术课教授进行了一番难忘的对话。帕蒂用赞许的口气向沃尔特描述了该教授的讲课内容，对她认为他个性中欠缺的部分给予了巧妙的暗示。

“呸，”沃尔特说，“听上去又是一个满口谈性的中年教授。”

“哦，他讲的都是些和生育有关的雕塑，”帕蒂说，“如果我们能找到的五万年前的雕刻品都是和性有关的，这可不是他的错。而且他长着一把白胡须，单这一点就足以让我可怜他了。我是说，你想想看，他站在讲台上，试图大谈特谈‘今天的年轻女性’和性的话题，你知道啦，我们‘瘦巴巴的大腿’什么的，他知道他让我们不舒服，也知道自己长着白胡须，上了年纪，而我们都还，你知道的，很年轻。但他还是忍不住要说那些话。我觉得那真是不容易。自己忍不住让自己出丑。”

“可那些话多冒犯人！”

“而且，”帕蒂说，“我想他可能确实喜欢粗壮的大腿。我看多半就是这么回事：他喜欢石器时代的审美。你知道啦，就是肥胖。他如此醉心远古艺术，真让人感动，还有些令人心碎呢。”

“但你难道不觉得被冒犯吗，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

“我可没有真的觉得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

“难以置信！”沃尔特说，脸都涨红了，“你不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吗？”

“这个嘛，我对政治不太感兴趣。”

“但是，你之所以能来明尼苏达大学，就是因为你拿了运动员奖学金，换作五年前，这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你能来这里就是因为有女权主义的联邦法律。你能在这里就是因为有《教育修正案第九条》。”

“但第九条说的不过是基本的公平而已，”帕蒂说，“如果有一半学生是女性，那么她们就应该得到一半的体育拨款。”

“这就是女权主义！”

“不，这是基本的公平。因为，比如说，安· 梅耶斯，你听说过她吗？她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熊队的明星球员，刚刚和NBA 签了约。这太荒唐了。她只有五英尺六英寸高，还是个女孩。她永远没机会上场的。与女人相比，男人天生就是更出色的运动员，且将永远如此。这也是为什么看男子篮球的观众要比看女子篮球的多上一百倍——在体育上男人能做的事远远超过女人。想否认这点是愚蠢的。”

“可是如果你想当医生，而他们不让你进医学院，因为他们更愿意录取男学生呢？”

“那当然也不公平，不过我没想当医生。”

“那你想做什么呢？”

因为她妈妈一直不懈地鼓励女儿们要有了不起的事业，也因为在帕蒂看来，她妈妈不是个合格的家长，或许正是这种欠缺，使帕蒂想做个家庭主妇，做个出色的妈妈。“我想住在一栋漂亮的老房子里，生两个孩子，”帕蒂说，“我想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妈妈。”

“你也想同时有自己的事业吗？”

“抚养孩子就是我的事业。”

他皱皱眉，又点点头。

“你看到了，”她说，“我不是个有趣的人。我不像你其他朋友那么有趣。”

“你大大地错了，”他说，“你是个非常有趣的人。”

“哦，你这么说，真是太好心了，可我觉得这不怎么讲得通。”“我认为是你太小看自己了。”“恐怕你对我的看法不够客观，”帕蒂说，“我打赌你连一件能证明

我有趣的事都举不出来。” “好吧，首先，你有体育才能。”沃尔特说。

“运球、运球，的确有趣。”

“还有你思考问题的方式，”他说，“你觉得那个讨厌的教授让你感动，让你心碎。”

“但你不同意我这个看法！”

“你谈论你家人的方式，你讲述关于他们的故事的方式。还有你远离他们，在这里开创属于自己的生活。所有这些都非常有趣。”

帕蒂之前从未和如此明显地爱着她的男人相处过。当然，他们当时真正谈论的其实是沃尔特将手放在帕蒂身上的欲望。随着和他一起共度的时间越来越多，她越来越意识到，尽管她不够好——而且也许正是因为她不够好，因为她有着近乎病态的好胜心并且容易被不健康的事物吸引——她确实是个相当有趣的人。而沃尔特在热切地坚持着这点的同时，也无疑使他自己在帕蒂眼中变得有趣了起来。

“如果你这么认同女权主义，”她说，“那为什么你最要好的朋友是理查德呢？他对女性不是不怎么尊重吗？”沃尔特脸色一沉。“的确如此，如果我有姐妹，我一定不会让她和理查德碰面。”

“为什么？”帕蒂问道，“因为他不会善待她？他对女人不好吗？”

“他并非有意那样做。他喜欢女人。只不过他很快就会厌烦。”

“因为我们女人是可以互相替换的？因为我们只不过是物品而已？”

“他没有这么政治化，”沃尔特说，“他赞同男女平等。但对他来讲，那更像是一种瘾，或者说是他的种种瘾之一。你知道，他父亲是个大酒鬼，而理查德不喝酒。但其实这和在狂欢之后将酒柜中的酒全部倒入下水道是一回事。这就是他对待他觉得厌倦了的女孩的方式。”

“听上去很可怕。”

“是的，我尤其不喜欢他这一点。”

“可你依然和他做朋友，尽管你是个女权主义者。”

“你不能仅仅因为朋友不够完美，就不忠于他们。”

“那当然，可你得努力帮他们改善。你得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

“你就是这么对待伊丽莎的吗？”

“好吧，你说得有理。”

两人再次说上话时，沃尔特终于用电影加晚餐的约会模式邀请了她。结果电影还是免费的（这就是沃尔特的典型作风），是一部名叫《雅典恶魔》的希腊语黑白片。他们坐在艺术系的电影院里，周围都是空座位，等着影片开始时，帕蒂聊起了她的暑假计划。她打算和凯茜一起住在凯茜父母在郊区的房子里，继续她的物理治疗，并为下赛季复出作准备。出乎意料的是，在空荡荡的电影院，沃尔特突然问她愿不愿意住理查德的房间，因为他正要搬去纽约。

“理查德要搬走了？”

“是的，”沃尔特说，“纽约是一切有意思的音乐的诞生地，他和赫雷拉想重组他们的乐队，试着在纽约发展。而我的房子还有三个月的租期。”

“哇，”帕蒂小心地调整着她的表情，“我可以住他的房间。”

“如果你住进去，那就不再是他的房间了，”沃尔特说，“那将是你的房间。那里离体育馆很近，我想这总比你从伊迪纳搭车要方便得多。”

“那么你是在邀请我和你同住喽？”

沃尔特脸红了，避开了她的眼睛。“显然你会有你自己的房间。不过，当然了，如果你想一起吃晚饭或者一起玩，那就再好不过了。我想你可以信任我，我会尊重你的私人空间，但当你想要有人陪伴的时候，我也会在那里。”

帕蒂盯着他的脸，努力想理解他的意图。她感到：（一）被冒犯；（二）听到理查德要搬走了，很难过。她几乎要建议沃尔特最好先吻她，如果他想要邀请她和他同住的话。但是，被冒犯的感觉如此强烈，以至那一刻她不怎么想被亲吻。就在这时，电影院的灯暗了下去。

自述人记得，《雅典恶魔》讲的是一名戴着牛角框眼镜的温和的雅典会计，一天早上在上班的路上看到自己的照片出现在报纸头版，文章标题为“雅典恶魔在逃”。街上的雅典人立刻开始对他指指点点，追赶他，就在他快要被逮捕的节骨眼上，一伙恐怖分子，也可能是罪犯，救了他，他们误以为他就是他们的恶魔头领。这伙人有个大胆的计划，像是去炸掉帕特农神庙之类的，主人公一再解释说他只是个温和的会计，不是什么恶魔，可这伙人如此迫切地需要他的帮助，而城中的其他人又如此狂热地想要把他杀死，最终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他摘掉眼镜，摇身变成他们无所畏惧的领袖——雅典恶魔！他说：“好吧，伙计们，咱们要这么干。”

看着电影，帕蒂在那个会计身上看到沃尔特的影子，想象着他也像剧中人那样摘掉眼镜。后来，当他们在韦肖餐厅吃晚饭时，沃尔特将这部电影理解为一则寓言，认为它暗喻了战后希腊的共产主义事业，他向帕蒂解释说，美国需要在东南欧找到北约伙伴，所以长期支持那里的政治压迫。那个会计，他说，其实只是个普通人，可以代表任何一个最终接受自己的使命、加入到反对右翼压迫的激烈斗争中的人。

帕蒂在喝酒。“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说法，”她说，“在我看来，电影讲的是主人公之前从未真正活过，因为他过于负责任，过于怯懦，对自身的潜能一无所知。直到他被误解成雅典恶魔。虽然在那之后，他只活了几天，但死亡于他已经无所谓了，因为他终于发现了他的潜能，用他的人生真正做了一些事。”

这番话似乎令沃尔特吃惊不小。“可是，像他那样死去没有任何意义，”他说，“他一无所成。”

“那他为什么还要那样做？”

“因为他觉得，他和救了他的那伙人是一个集体。他意识到他对他们负有责任。他们是一群不得势的人，他们需要他，而他选择忠于他们。他是为他的忠诚而死的。”

“老天，”帕蒂惊叹道，“你可真是个正直得出奇的人。”

“我可没这么觉得，”沃尔特说，“有时我觉得自己是这地球上最傻愣的人。我倒希望我可以骗人，可以像理查德那样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做个艺术家什么的。这并不是因为我正直才做不到。我不过是不具备那样的素质。”

“那个会计也认为他没有那个素质。可他让自己大吃一惊！”

“你说得没错，可那不是一部写实影片。报纸上的照片并不仅仅是看上去像他，那就是他。如果他向当局投案自首，最终他可以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他错就错在一开始选择逃跑。这就是我认为它是个寓言的缘故。这样的故事不真实。”

和沃尔特一起喝酒，帕蒂感觉怪怪的，因为他滴酒不沾，而她还沉浸在不顾一切的恶魔情绪里，很快就喝了不少。“摘掉你的眼镜。”她说。

“不行，”他说，“那样我就看不到你了。”

“没关系。我而已，帕蒂而已。摘掉它。”

“可我喜欢见到你！我喜欢看着你！”

他们的目光相遇了。

“所以你才想让我和你住一起？”帕蒂说。

他脸红了。“是的。”

“哦，那么，或许我们应该先去看看你的公寓，这样我才好作出决定。”“今晚？”“没错。”“你不累吗？”“不，我不累。”“你的膝盖感觉怎样？”

“我的膝盖感觉很好，谢谢。”

唯一这一次，帕蒂心中只想着沃尔特。如果你问她，那个温柔宜人的五月夜晚，当她拄着拐杖走过第四大街，是否曾隐隐期望着在那栋公寓里撞到理查德，她会说没有。她只想马上做爱，如果沃尔特有哪怕一丝丝的觉悟，他会在听到公寓另一头传出电视的嘈杂声的那一瞬立刻转身就走，把她带去其他地方，任何地方，她的宿舍，哪里都行。但沃尔特相信真爱，在他的爱还没有得到正式响应之前，他显然连碰一碰帕蒂都不敢。他径直领着她走了进去，只见理查德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光脚丫搭在茶几上，怀里抱着一把吉他，身旁放着一本活页笔记夹。他正在看一部战争片，同时喝着一大罐百事可乐，还不时朝一只二十八盎司的番茄罐里吐烟草渣。除此之外，整个房间看上去清爽整洁。

“我以为你去看演出了。”沃尔特说。

“演出糟透了。”理查德说。

“你记得帕蒂，对吧？”

帕蒂拄着拐杖，腼腆地往前挪了挪。“你好，理查德。”

“个头不算高的帕蒂。”理查德说。

“没错。”

“不过你已经相当高了，很高兴看到沃尔特终于把你给骗来了。我都开始担心这永远都不会发生了呢。”“帕蒂在考虑今年夏天住在这里。”沃尔特说。“是吗？”理查德抬了抬眉毛。

他比她记忆中的更瘦一些，也更年轻，更性感。帕蒂突然就想否认自己正考虑和沃尔特一起住在这里，否认那天晚上她想要和沃尔特上床。多么可怕的变化！然而，她就站在那里，这点她无法否认。“我想找个离体育馆近的地方住。”她说。

“当然。我明白。”

“她想看看你的房间。”沃尔特说。

“房间里现在有点乱。”

“看你说的，就好像你的房间还整洁过似的。”沃尔特开心地笑着说。

“有相对来说不那么乱的时候。”理查德说着，用一只脚趾关掉了电视，“你的小朋友伊丽莎怎么样了？”

“她已经不是我的朋友了。”

“我告诉过你的。”沃尔特说。

“我想听她亲口说。伊丽莎是个一塌糊涂的小妞，不是吗？一开始还没那么明显，可是，老天，后来就越来越明显了。”

“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帕蒂说。

“只有沃尔特一开始就看到了真相。关于伊丽莎的真相。这倒是个不错的歌名。”

“她第一眼就讨厌我，这是我的优势，”沃尔特说，“我可以更客观地看待她。”

理查德合上笔记夹，往罐子里吐了一口褐色的唾液。“我进去了，你们俩好单独待着。”

“你在写什么歌？”帕蒂问。

“老一套，都是些没法听的垃圾。我想为那个小妞，玛格丽特· 撒切尔，写点什么，她是新上任的英国首相还是什么？”

“小妞可不是个适合玛格丽特· 撒切尔的称呼，”沃尔特说，“叫她贵妇还差不多。”

“你对‘小妞’这个词怎么看？”理查德问帕蒂。

“哦，我不是个挑剔的人。”

“沃尔特说我不应该用它，说那是个贬低女性的词，不过，依我的经验，小妞们自己似乎并不介意。”

“用那个词让你听起来像个六十年代的人。”帕蒂说。

“我看是让他像个尼安德特人。”沃尔特说。“据说尼安德特人都长着非常大的头盖骨。”理查德说。

“牛的头盖骨也很大，”沃尔特说，“其他反刍动物也是。”

理查德笑了。

“我以为现在只有打棒球的还会咀嚼烟草，”帕蒂说，“什么感觉？”

“你要愿意，可以试试，如果你这会儿想呕吐的话，”理查德说着站起身来，“我走了，你们俩单独待着吧。”

“等等，我想试试。”帕蒂说。

“这真的不是个好主意。”理查德说。

“不，我真的想试一试。”

之前和沃尔特在一起时的那种心情已经无可挽回地被破坏了，现在她很好奇自己有没有法子让理查德留下来。从她和沃尔特相识的那晚起，她就一直试图告诉他，她并不是一个足够好的人，现在她终于找到机会向他展示这一点了。当然，对于沃尔特，这同时也是一次摘掉眼镜、像恶魔一样赶走对手的机会。但是，沃尔特，一如往常，一心只想满足帕蒂的心愿。

“让她试试。”他说。

她感激地对他笑笑。“谢谢你，沃尔特。”

烟草是薄荷味的，烧得她牙龈火辣辣的。沃尔特给她拿来一只咖啡杯吐烟渣，她像个实验对象一样坐在沙发上，等着尼古丁在体内起作用，并享受着被关注的感觉。但沃尔特同时也在关注理查德。随着她的心跳开始加速，伊丽莎关于沃尔特可能对他朋友有意思的观点在她脑海中一闪而过；她记起了伊丽莎的忌妒。

“理查德对玛格丽特· 撒切尔非常感兴趣，”沃尔特说，“他认为撒切尔代表着资本主义的无节制，而这种无度将无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我猜他正在写一首情歌。”

“你真了解我，”理查德说，“为留着那种发型的女士奉上情歌。”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爆发的可能性的看法不一致。”沃尔特向帕蒂解释道。

“嗯。”她说，吐了一口唾沫。

“沃尔特认为自由主义国家能够进行自我修正，”理查德说，“他认为美国的中产阶级会自觉自愿地接受加诸他们的个人自由之上的越来越多的限制。”

“我有很多关于写歌的好点子，可不知道为什么，理查德一直不肯听我的。”

“燃油效率之歌。公共交通之歌。全民医疗保健之歌。婴儿税之歌。”

“就摇滚歌曲而言，这可以说是一块处女地。”沃尔特说。

“两个孩子刚好，四个孩子糟糕。”

“两个孩子刚好——没有孩子更妙。”

“我都可以看到人群走上大街了。”

“只不过，你得先成为超级巨星，”沃尔特说，“然后大家就会听你的了。”

“我会记着按你说的去做，”理查德转向帕蒂，“你怎么样？”

“呃！”帕蒂把烟草渣吐进咖啡杯，“现在我明白你说呕吐是什么意思了。”“可别吐在沙发上。”“你还好吗？”沃尔特说。

房间在漂移晃动。“我无法相信你喜欢这个。”帕蒂对理查德说。

“可我确实喜欢。”

“你还好吗？”沃尔特再次问道。

“我没事，就是得一动不动地坐着。”

其实她恶心得要死。但也没什么其他办法，只能坐在沙发上，听沃尔特和理查德比赛似的侃着政治和音乐。沃尔特热情洋溢地把创伤乐队的七英寸单曲唱片拿给她看，还迫使理查德把唱片的两面都播放了一遍。第一首歌是《我痛恨阳光》，去年秋天帕蒂在俱乐部听过的。现在在她听来，那就像是吸入过多尼古丁的声音版。即便音量很低（不用说，沃尔特极其体贴他的邻居们），那歌声仍然让她觉得病态而可怕。听着理查德严肃的男中音，她能感觉到他在看她，她于是知道她并没有误会之前几次碰面时，他看自己的眼神。

十一点左右，沃尔特开始控制不住地打哈欠。

“很抱歉，”他说，“我现在得送你回去了。”

“我可以自己走回去，我的拐杖可以用来自卫。”

“不行，”他说，“我开理查德的车送你回去。”

“不用了，你需要去睡觉，可怜的人。或许理查德可以开车送我回去，你能送我回去吗？”她问道。

沃尔特闭上眼，难受地叹着气，仿佛已被推过了极限。

“没问题，”理查德说，“我送你回去。”

“她得先看看你的房间。”沃尔特说，眼睛依旧闭着。

“自己随便看，”理查德说，“眼见为实。”

“不，我想有人领着。”帕蒂边说边直率地看了他一眼。

房间的墙壁和天花板都被涂成了黑色，受沃尔特的影响，朋克式的凌乱在起居室有所收敛，而在这里就报复似的全部释放了出来。到处都是密纹唱片和唱片封套，好几个装着烟草渣的罐子，又一把吉他，塞得满满当当的书架，随处乱放的袜子和内衣，乱作一团的黑色床单。想到伊丽莎就是在这张床上被橡皮擦有力地擦过，她觉得蛮有趣，不知为何她并没有感到不高兴。

“别致而令人愉快的颜色！”帕蒂说。

沃尔特又打了个哈欠。“显然，我会重新粉刷的。”

“除非帕蒂喜欢黑色。”理查德站在门口说。

“我从没想过用黑色，”帕蒂说，“黑色有点意思。”

“非常适合休息的颜色，我觉得。”理查德说。

“那么你真要搬去纽约了？”她说。“是的。”

“很兴奋吧。什么时候走？”

“两周后。”

“哦，两周后我也要去纽约。我爸妈的二十五周年结婚纪念。像是安排了一些可怕的纪念活动。”

“你是从纽约来的？”

“韦斯特切斯特县。”

“我也是。不过，可能是韦斯特切斯特的不同区域。”

“哦，我家在郊区。”

“显然和扬克斯不是一回事。”

“我在火车上见到过很多次扬克斯人。”

“我说什么来着。”

“那你是准备自己开车去纽约吗？”帕蒂说。

“怎么，”理查德说，“你想搭便车？”

“嗯，或许吧！你愿意捎我一程吗？”

他摇摇头。“我得想想。”

可怜的沃尔特眼睛都睁不开了，他确确实实没有看到两人商量的情形。罪恶感和对罪恶感的困惑让帕蒂喘不过气来，她拄着拐杖，迅速朝门口走去，然后隔着一段距离，为晚上的约会向沃尔特大声道了句谢谢。

“很抱歉，我把自己搞得这么累，”沃尔特说，“你确定我没法开车送你回去吗？”“我去送她，”理查德说，“你去睡吧。”

沃尔特看上去无疑很痛苦，不过或许只是因为疲倦。来到街上，空气宜人，帕蒂和理查德一路默默地走着，直到来到那辆生锈的英帕拉前。帕蒂自己上车坐下，当她把拐杖递给理查德时，他似乎很小心地避免触碰到她的身体。

“我还以为你会有一辆小货车，”他在她身边坐下后，她说，“我以为所有乐队都有一辆小货车。”

“赫雷拉开着小货车。这个是我的私人交通工具。”

“意思是说，我要坐这辆车去纽约？”

“是，听着，”他将车钥匙插进点火器，“你要么继续钓鱼，要么立刻剪断鱼线，明白我的意思吗？否则，对沃尔特不公平。”

她透过挡风玻璃直视着前方。“哪里不公平？”

“给他希望。引诱他往前走。”

“这就是你认为我在做的事？”

“他是个不寻常的人。他非常，非常认真。你得小心对待他。”

“这个我知道，”她说，“不用你来告诉我。”

“那么，你来他的公寓做什么？在我看来……”

“什么？在你看来做什么？”

“照我看，我似乎破坏了什么事。可是后来，当我试图走开……”

“老天，你可真是个浑蛋。”

理查德点点头，好像完全不在意她怎么看他，再不然，就是他已经厌倦了听愚蠢的女人对他说些愚蠢的话。“当我试图走开时，”他说，“你似乎不愿意让我走，这都没问题，这是你的选择。我只是想确定，

你知道自己或多或少是在折磨沃尔特吧？”

“我真的不想和你谈这个。”

“好吧。我们不说这个。但你和他经常见面，对吧？基本上每天都见，对吧？持续很多个星期了。”

“我们是朋友，当然会经常一起玩。”

“没问题。那么你了解希宾那里的情形吗？”

“当然，他要帮他妈妈照管汽车旅馆。”

理查德令人不快地笑了。“你就知道这个？”

“还有，他爸爸身体不好，哥哥和弟弟也不怎么帮家里的忙。”

“他就告诉了你这些。就只说了这么多。”

“他爸有肺气肿，他妈有残疾。”

“他每周在工地干二十五个小时的活儿，还是法学院的全A 生。然后，他还每天都有时间去陪你。他有这么多空闲时间，对于你这可真是不错。不过，你是个漂亮妞儿，那是你应得的，对吗？而且，你还受了重伤。这个，再加上长得不错，这样你就有权利连问都不问他的情况了。”

这样不公的指责让帕蒂怒火中烧。“你知道，”她声音有些颤抖地说，“沃尔特说，对女人而言你是个浑蛋！他说过这个。”

理查德对此似乎毫不关心。“我正试着参考你和小伊丽莎如此亲密的关系来理解这件事，”他说，“现在，我觉得明白点了。第一次见到你，我还很纳闷。那时你看上去像个不错的郊区女孩。”

“就是说我也是个浑蛋。你是这个意思吗？我是个浑蛋，你也是个浑蛋。”

“没问题，随便你怎么说。我不怎么样，你也不怎么样，无所谓。我只要求你不要在沃尔特跟前耍浑蛋。”

“我没有！”

“我只是在告诉你我看到的事实。”

“那么，你看错了。我确实喜欢沃尔特。我真的在意他。”

“可是，你显然不知道他爸爸就快死于肝病了，他哥哥因驾车伤人进了监狱，弟弟把他在部队领的薪水全花在了他那辆古董车克尔维特上。还有，在你们俩做朋友、一起消遣的这段时间里，沃尔特平均每天只能睡大约四个小时的觉，而这样你就可以和他一起回公寓，然后和我调情。”

帕蒂沉默了。

“我确实不了解这一切，”过了一会儿，她说，“不知道所有这些信息。但是，如果你觉得女人和你调情是个问题，那你就不应该和他做朋友。”

“哈，原来是我的错。明白了。”

“不好意思，但或多或少是这么回事。”

“我的话说完了，”理查德说，“你需要自己想想清楚。”

“我知道，我需要好好想想，”帕蒂说，“可你仍然是个浑蛋。”

“我可以捎你去纽约，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两个浑蛋一起上路，会很有意思。但是，如果这真是你想要的，那么，你得帮我个忙，不要再欺骗沃尔特了。”“好的。现在请送我回宿舍吧。”

或许是尼古丁的作用，帕蒂一整夜都没合眼，脑海里反复重播着晚上发生的一切。她试着像理查德要求的那样，把思路理理清楚。但她脑中好像上演着一出奇怪的心理歌舞伎（日本传统戏剧。），因为即便在她翻来覆去地想着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的人生最终会是什么样的时候，她内心也始终有着这样一个强烈的念头：她想和理查德一起开车去纽约，而且，她打算就这么去做。悲哀的是，事实上他们先前在车内的谈话既令她感到无比兴奋，也让她松了一口气——兴奋是因为理查德本身就让人兴奋，松了一口气则是因为，过去几个月里，她一直试图装成另一个人，另一个不真实或不完全真实的她，而今晚她终于感觉到她又是那个毫不伪饰的自己了，她说的都是她真正想说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她知道她会想出办法和他一起上路。此刻她只需要克服对沃尔特的愧疚，并忘掉她自己的悲哀——她终究不是自己和沃尔特都期望她是的那种人。他没有急着和她上床，这多么正确！他又是多么聪明，对她内心的不确定心知肚明！想到他对她的理解是如此正确而明智，而她却将令他失望，帕蒂就更加觉得悲哀和内疚，于是她又跳回到无法抉择的状态。

之后差不多有一个星期，她没有了沃尔特的消息。她怀疑是他听从了理查德的建议，在和她保持距离。理查德很可能给他上了一课，告诫他女人水性杨花，他需要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心灵。在她的想象中，理查德这样做算得上是良友之为，但对沃尔特来说，却意味着幻想的破灭。她禁不住总是想起公交车上那抱着一大株一品红的沃尔特，想起他那红得就像一品红的脸颊。她想起那些晚上，他在她宿舍的休息室里被苏珊妮· 斯托尔斯缠住，耐心听她那些关于她的节食计划、通货膨胀后生活的艰难、宿舍暖气烧得过热的乏味唠叨以及她对学校行政人员和教授的种种不满。全宿舍的人都讨厌苏珊妮，她把所有头发都向着贴近一侧耳朵的地方梳过去。在沃尔特应付她的同时，帕蒂、凯茜和其他朋友正在一起看《梦幻岛》，不时大笑着。表面上，帕蒂是因为膝盖受伤，不便站起来过去解救沃尔特，但其实是因为她担心苏珊妮会加入到她们这边来，让其他所有人都因她的无聊唠叨而头痛。尽管沃尔特私下里也很会和帕蒂打趣苏珊妮的种种缺点，也尽管他无疑清楚地知道自己有多少功课要赶，早上要起得多早，他还是让自己一晚又一晚地被苏珊妮缠住，因为苏珊妮喜欢他，而他同情她。

总而言之，帕蒂无法让自己剪断鱼线。他们一直没有联系，直到沃尔特从希宾打来电话，为他的消失道歉，告诉她他爸爸陷入了昏迷。

“哦，沃尔特，我想你！”她大声说，尽管这很可能恰好就是理查德要求她不要说的话。

“我也想你！”

她想起应该仔细问问他爸爸的病情，尽管只有在她想继续和他发展的情形下，这么做才有意义。沃尔特说到肝衰竭、肺水肿和悲观的预后。

“真替你难过，”她说，“不过，关于那间房……”

“哦，你不必现在就作决定。”

“没错，可你需要答案。要是你可以租给其他人……”

“我更愿意租给你！”

“哦，当然，我或许会想租，可下周我得回家，我打算搭理查德的便车回去，因为他正好也是那个时间去纽约。”

如果她在担心沃尔特或许没弄明白内中的含义，那么他突然的沉默告诉她，她的担心是多余的。

“你不是已经买好机票了吗？”他终于开口了。

“我的票是可以退款的那种。”她撒谎了。

“这样，那好啊，”他说，“不过，你知道的，理查德不怎么可靠。”

“我知道，我知道，”她说，“你说得没错。但我只是想着可以省点钱用来租房。（又一个谎言。机票是她父母出钱买的。）不管怎么样，六月的房租我来出。”“如果你不打算住，那么做可说不过去。”

“可是，我很可能会住，我说的是这个。只不过我还不确定而已。”

“好吧。”

“我真的想住，只是还不确定。所以如果有其他人想租，你或许应该租给他们。不过，我一定负责六月的房租。”

又一阵沉默后，沃尔特沮丧地说他得挂电话了。

打完这通艰难的电话，她大受鼓舞，于是又打给理查德，告诉他她已经做了必要的剪断鱼线的工作，让他放心。而理查德告诉她，他的出发日期还不太确定，并且路过芝加哥时，他想稍作停留，去看几场演出。

“只要保证下周六我能到纽约就行。”帕蒂说。“对了，周年纪念派对。在哪里举行？”

“莫鸿客山庄，不过我只需要到达韦斯特切斯特就可以了。”

“我会看着办的。”

和一个认为你，甚或全体女性，都不过是一群讨厌鬼的人一起驾车在公路上旅行，可不会是一件有趣的事，但帕蒂要在亲身经历之后才会明白这点。第一桩头疼事就是出发日期，为了她，他们不得不提前动身。然后，小货车出了点机械状况，赫雷拉被迫落后一步。但理查德计划在芝加哥投奔的人恰恰是赫雷拉的朋友，而帕蒂原本又压根儿不在安排之内，因此这部分注定会出问题。帕蒂也不善于计算英里数，所以，当理查德晚了三小时去接她，下午过去一大半后他们才从明尼阿波利斯出发时，她完全不了解他们要多晚才能到达芝加哥，也没有意识到在I-94 州际高速公路上争分夺秒是多么重要。动身晚了又不是她的错，她可不认为这些要求有什么过分：在奥克莱尔附近，她要停车去洗手间，接着一小时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她又提出吃点东西。这是她的公路旅行，她准备好好享受它！可是车后座上堆满了理查德不敢任其离开视线的各种设备，而他本人靠嚼烟草（脚下放着个大罐子供他吐烟渣）就解决了自己的基本需要。帕蒂无论做什么，都因为腿脚不便而慢吞吞的，他虽然没有出声指责她，但也没有告诉她不必着急，慢慢来。经过威斯康辛州的整个过程中，尽管在面对她完全合理的生理需求时，他态度简慢，只勉强按压着心头的怒火，但随着每一分钟过去，她几乎都能感觉到来自他的“性”趣的压力，而这也不怎么有助于改善车内的气氛。倒不是说她没有强烈地被他吸引，而是因为，她需要一点点时间和呼吸的空间。但即便将她当时的年轻和缺乏经验纳入考虑，现在告诉别人说，为了得到这点时间和空间，她的办法居然是反常地将话题引向沃尔特，自述人也还是深觉难堪。

起初，理查德并不想谈论沃尔特，但一旦将他的话匣打开，她便听到了沃尔特大学时期的很多故事。他组织过的那些几乎没什么人去参加的专题讨论会——关于人口过剩，关于总统选举团改革。他在校广播电台开创并主持了四年的“新浪潮”音乐节目。他发起的要求麦卡莱斯特学院给宿舍换上通风更好的窗户的请愿运动。他为校报写的那些关于，比如说，他在餐具传输带上经手清洁的食物托盘的评论文章：他怎样计算出单单一个晚上浪费的食物就可以喂饱多少个圣保罗的家庭；他怎样提醒他的同学们，得有人专门去清理他们涂得到处都是的一团团花生酱；而同学们总是在冷麦片上浇过多的牛奶，然后将一碗碗满当当、脏兮兮的牛奶剩在托盘上，他又是怎样上升到哲学高度来和这样的坏习惯作斗争——难道他们以为牛奶和水一样是免费且不限量的东西吗？难道我们的环境不需要为生产牛奶付出代价吗？在讲述这一切的时候，理查德的语气里满是对沃尔特的保护，就像两个星期前与帕蒂对话时一样，那是一种奇怪而温柔的语气，仿佛在替沃尔特惋惜，仿佛在为沃尔特对抗残酷现实时加诸自身的痛苦而不值。

“他有过女朋友吗？”帕蒂问道。

“他总是选错人，”理查德说，“他喜欢那些不可能和他发展的女孩。那些已经有男朋友的，或那些附庸风雅、和他不在同一个活动圈子里的女孩。大四整一年，他为一个三年级女生神魂颠倒。他把周五晚上的广播时间让给她，自己换在周二下午。我知道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来不及阻止他。他替她重写论文，带她去看演出。眼瞅着她怎么利用他真是可怕。她总是挑不合适的时间来我们宿舍。”

“多好笑，”帕蒂说，“可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丝毫不理会我的警告，顽固得要死。你或许猜不到，可他总是追漂亮女孩，脸蛋要好，身材要辣。他在这方面野心勃勃。这可没能为他在大学带来愉快时光。”

“那个不断出现在你们宿舍的女孩，你喜欢她吗？”

“我不喜欢她对沃尔特的所作所为。”

“那算是你生活的主题之一，不是吗？”

“她的品位糟透了，却占去了周五晚的广播时间。到了一定程度，只有一个方法能让沃尔特明白过来。明白他在追求一个什么样的妞儿。”

“哦，所以你其实是在帮他的忙喽，我明白了。”

“人人都是道德家。”

“不，我说真的，我能明白你为什么不尊重我们。如果年复一年你看到的都是些想让你背叛自己好友的女孩。可以想象那是种奇怪的处境。”

“我尊重你。”理查德说。

“哈—哈—哈！”

“你有头脑。如果今年夏天你想待在纽约，我不介意和你交往。”

“听上去不怎么行得通。”

“我只是说，如果那样的话也不错。”

她有大约三小时可以沉浸在这种幻想里——凝视着接连不断向芝加哥方向急速流动的汽车的尾灯，想着做理查德的马子会是什么感觉，想着一个他尊重的女人有没有可能成功地改变他，想象着她自己再也没有回明尼苏达大学，并在脑海里勾画着他们或许会找来一起住的公寓的样子，品味着在她那瞧不起人的大妹妹面前亮出理查德时的情景，幻想着家人看到她变得多么酷时大吃一惊的表情，憧憬着夜晚她的橡皮擦之旅——直到他们抵达芝加哥南部，回到了现实当中。此刻已是凌晨两点，而且理查德找不到赫雷拉的朋友们的住所。铁路站场和一条黑糊糊、阴魂不散的河流不断挡住他们的去路。街上空空荡荡，只有开出租车的吉卜赛人和在书上才会读到的那种可怕的年轻黑人在游荡。

“有张地图就好了。”帕蒂说。

“那条街有编号，不应该这么难找的。”

赫雷拉那几个朋友是搞艺术的。理查德在一位出租车司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他们那栋看上去似乎没人住的房子。门铃晃悠悠地挂在两根电线上，居然还能响。有人将遮挡一扇前窗的画布挪开，然后气呼呼地走下楼来。

“不好意思，老兄，”理查德说，“没办法，路上耽搁了，我们只需要凑合个几晚。”

这位艺术家穿着松垮垮的廉价内裤。“我们才刚开始装修那间屋子，”他说，“里面现在还潮得很。赫雷拉不是说你们周末才过来吗？”

“他昨天没给你打电话？”

“打了。我告诉他那间客房还乱得一塌糊涂。”

“没关系。我们很感激。我有些设备需要拿进去。”

帕蒂没法帮忙拿东西，只能守在车旁，看着理查德慢慢把车里清空。给他们住的那间房里充斥着一股浓浓的石膏板泥浆的味儿，但当时帕蒂还太年轻，分辨不出那是什么味道，也觉不出这股味道能带给人舒服的家的感觉。沾满泥浆的梯子上夹着一个亮晃晃的铝盘，是房间里唯一的光源。

“老天，”理查德说，“他们是怎么干的活？一群猩猩干的吗？”

一堆布满灰尘和泥浆的塑料遮布底下有张光秃秃、锈迹斑斑的双人床垫。“我估计这可赶不上你通常享受的喜来登酒店规格。”理查德说。“有床单吗？”帕蒂怯怯地问道。

他去主房里一顿乱抄，拿过来一床阿富汗毛毯、一张印度床罩和一个平绒枕头。“你睡这儿，”他说，“外面有张长沙发，我可以睡那里。”

她疑惑地看看他。

“很晚了，”他说，“你需要休息。”

“你确定吗？这里有足够的空间。长沙发对你来说恐怕不够长吧。”

她筋疲力尽，但是她想要他，而且也带着必要的用具。她有种冲动，想立刻去做那件事，让它在她还来不及想太多和改变主意之前就无可挽回地发生。很多年之后，差不多在她的人生过了一半的时候，她才明白那晚的理查德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绅士，并为之大感惊讶。而当时，在那间潮乎乎的正在装修的屋子里，她只能想到或许是她之前误解了他的意思，再不然，就是她这个没法帮忙搬东西的无用鬼兼讨厌鬼让他倒了胃口。

“外面有个算得上是洗手间的地方，”他说，“也许你的运气比我好，找得到电灯开关。”

她渴望地看着他，他却立刻故意移开了目光。由于由此而生的意外和恼火，以及旅途的劳累、时间的紧迫，再加上房间条件的恶劣——帕蒂关掉灯，和衣躺在床垫上哭了很长时间，她小心留意着不被听见，直到失望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才六点，强烈的阳光就把她照醒了，接下来是一小时又一小时的等待，等着公寓里有人开始活动，而这让她变得更加情绪暴躁，于是她那天真就成了一个讨厌鬼。那是帕蒂一生当中最不温顺的一天。赫雷拉的朋友们言行粗鲁，而因为跟不上他们在文化方面的旁征博引，帕蒂觉得自己只有一英寸那么高。他们给了她三次短暂的机会来证明自己，之后就完全当她透明，再往后，他们和理查德一起离开了公寓，她这才松了口气。不久，理查德独自带着一盒甜甜圈回来了，作为给她的早餐。

“我打算今天把那间房收拾好，”理查德说，“他们干的活差劲得让我恶心。你想不想搭把手，比如用砂纸把墙壁抛光？”

“我想我们可以去湖边走走什么的。我是说，这里太热了。或者去家博物馆？”

他严肃地打量着她。“你想去博物馆？”

“我只是想出去转转，在芝加哥好好玩玩。”

“晚上我们可以出去玩。你知道杂志乐队吗？他们今晚有演出。”

“我什么都不知道，难道这点现在还不够明显吗？”

“你心情不好。你想离开这里。”

“我什么都不想做。”

“如果我们把房间收拾齐整，今晚你可以睡得舒服些。”

“我不在乎。我就是不想用砂纸把墙壁抛光。”

厨房那边脏得让人恶心，怕是从来没有人打扫过，闻上去一股精神病的味道。帕蒂坐在理查德昨晚睡觉的那张长沙发上，试着读一本海明威的小说。她随身带了几本书，想要给他留个好印象。可是，热气、臭味、疲倦、喉头的硬块以及理查德正在播放的杂志乐队的唱片，所有这些让她根本集中不了注意力。当热到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她走进理查德正在给墙抹灰泥的那个房间，告诉他她要出去走走。

他没穿上衣，汗水顺着胸膛往下流，胸毛平平地贴在身上。“这个街区可不怎么适合散步。”他说。

“那么，或许你可以和我一起去。”

“再给我一小时。”

“算了，不必了，”她说，“我自己去就行。我们有这里的钥匙吗？”

“你真想一个人拄着拐杖出去？”

“是的，除非你愿意和我一道。”

“我刚说了，过一小时，我就陪你去。”

“可我不想等一小时。”

“这样的话，”理查德说，“钥匙在厨房桌上。”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刻薄？”

他闭上眼，似乎在从一默数到十。他有多么不喜欢女人、不喜欢她们说的话，这一点昭然若揭。

“你干吗不去冲个凉，”他说，“等我干完手头的活。”

“你知道，昨天，有那么一阵儿，你似乎是喜欢我的。”

“我确实喜欢你。只是我有活要干。”

“好吧，”她说，“干活。”

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街上甚至比公寓里还要热。她撑着拐杖相当快地往前晃去，竭力控制着眼中的泪水，竭力表现得好像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晃到河边时，她发现这条河比夜晚看上去温和了许多，不过就是长满了水草且受了污染而已，并没有多么邪恶，也不会吞噬一切。河对面是墨西哥人聚居的街道，街道上饰花结彩，想必是为了庆祝即将到来或者刚刚过去的墨西哥节日，但也有可能只是一种永久不变的装饰。她找到一家有空调的墨西哥快餐店，坐下来喝了一瓶可乐，沉浸在她少女气的悲伤情绪里；店里虽有人盯着她看，但没人过来骚扰她。她的身体热切地渴望着理查德，而她的其余部分却早已看出，和理查德一起上路是个错误的选择：她想从他那儿、从芝加哥这个城市得到的所有东西，一直以来都不过是存在于她脑海里的狂妄的幻想。在周遭的嘈杂声中，高中西班牙语课上那几个熟悉的句子不断在她耳边浮现：“对不起”、“天气很热”和“夫人想要点什么？”。（引号内原文为西班牙语。）她鼓足勇气，点了三个墨西哥玉米卷吞下肚，看着窗外数不清的公交车来来去去，每辆车后都拖带着一股被阳光照得微微发亮的灰尘。时间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流逝着，今天，在空耗了无数个下午之后，自述人已经有了丰富的相关经验，可以清楚地辨识出这种感觉：抑郁（时间似乎没有尽头，却又令人伤感地飞逝；每一秒都满满当当，每个小时却又空无一物），直到最后，下班时间到了，一伙年轻工人走进快餐店，对她大为关注，同时谈论着她的拐杖（原文为西班牙语。），她才不得不离开。

等她顺着原路返回，太阳已像个橘黄色的圆球挂在东西向街道的尽头。此刻，当她允许自己明白过来，她才发觉她的真实意图其实是在外面待很长时间，好让理查德为她担心，不过看来她这个小算盘完全没能打响。公寓里空无一人。她那间房的墙壁已经基本搞定，地板仔细地扫过了，床也已经为她铺好，干净整洁，有真正的床单和枕头。印度风情的床罩上放着一张理查德留给她的便条，用小小的大写字母写着一个俱乐部的地址和怎么乘坐高架铁路去那里的路线说明。最后一句是：警告：我必须带着我们的房东一起去。

在决定去还是不去之前，帕蒂想躺下来稍微睡一会儿，结果一直到很多个小时之后，她才被赫雷拉夜归的朋友们吵醒，一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随后，她单腿跳着来到主房里，从他们当中最不友好的那位——前一晚穿着内裤下来开门的那位——那儿得知，理查德和一些别的人走了，让他们转告她今晚不必等他——他会及时赶回，送她去纽约。

“现在几点了？”

“一点吧。”

“凌晨？”

赫雷拉的这位朋友不怀好意地瞥了她一眼。“不是凌晨，是发生了日全食。”

“理查德呢？”

“他和碰到的两个女孩一起走了。没说去哪里。”

正如之前说过的，帕蒂不善于估算车程。本来，要想及时赶到韦斯特切斯特，和家人一起动身去莫鸿客山庄，她和理查德必须在那天早上五点就从芝加哥出发。可她大大地睡过头了，醒来后发现天空阴沉，风雨将至：一个不同的城市，一个不同的季节。理查德还是不见踪影。她吃了几口昨天剩下的甜甜圈，翻了几页海明威，到十一点，就连她也看出来他们怎么都不可能按时赶到目的地了。

帕蒂硬着头皮给父母打了个电话，对方付费。

“芝加哥！”乔伊斯说，“我无法相信。你附近有机场吗？你能尽快赶上航班吗？我们还以为这会儿你已经到了。你爸爸想早点出发，周末的交通状况可不太好。”

“我搞砸了，”帕蒂说，“很抱歉。”

“那么，你能明天一早赶到那里吗？宴会明晚才开始。”

“我会尽全力的。”帕蒂说。

此时，乔伊斯已在州议会任职三年。如果接下来她没有向帕蒂一一列举所有即将聚集在莫鸿客向一桩婚姻致以崇高敬意的亲朋好友的名单，没有大加渲染她的三个弟弟妹妹是多么热切地期盼着这个周末，而当祝福声从四面八方涌来，又让她（乔伊斯）感到多么的荣幸，那么或许帕蒂会拼尽全力赶到莫鸿客。然而，事实是，听着妈妈的滔滔不绝，一种奇怪的平静和确定降临在帕蒂身上。芝加哥飘起了小雨；充作窗帘的画布被风吹起，密歇根湖的味道和混凝土被雨水打湿后好闻的味道飘了进来。当一贯的怨恨消失，帕蒂用一种全新的冷静眼光审视自己，她意识到即使她缺席父母的周年纪念，也不会给任何人造成伤害。事已至此。她看到自己几乎就要自由了，迈出这最后一步让她感觉糟透了，不过并不是不好的糟糕，如果这个说法不会让人觉得自相矛盾的话。

理查德打来电话时，她正靠窗坐着，闻着雨水的味道，看着一间废弃已久的工厂屋顶上的杂草和灌木被风吹得弯了下去。

“真是抱歉，”他说，“我一小时内赶回去。”

“你不必着急，”她说，“反正已经太迟了。”

“可派对明晚才开始。”

“不，理查德，明晚是晚宴。我应该今天就到那里的。今天下午五点。”

“糟糕。你在开玩笑吗？”

“你真的不记得了吗？”

“我脑子这会儿有点乱，我没怎么睡够。”

“好了，无所谓。你完全不必着急。我想我现在要回家了。”

她的确回家了。她将她的行李箱从楼梯上推下去，接着是她的拐杖，然后在霍尔斯特德街拦了一辆吉卜赛人开的出租车，之后先坐一辆灰狗巴士到明尼阿波利斯，然后转另外一辆到希宾。吉恩· 伯格伦德此刻正躺在一家信义会医院里奄奄一息。午夜已过，希宾市中心的街道上空空荡荡，气温华氏四十度左右，大雨倾盆。沃尔特的面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红。巴士站外，在他父亲那辆一股臭烟味的油老虎汽车里，帕蒂双臂环住他的脖子，大着胆试了试他的接吻技术，满意地发现他是个接吻好手。

第三章.自由市场促进竞争

在提到帕蒂的父母的时候，自述人希望，抱怨甚至公然指责的口气流露于字里行间，但在此，她要为至少一件事衷心地感谢乔伊斯和雷，感谢他们从未像鼓励妹妹们那样，鼓励她发展艺术方面的创造力。乔伊斯和雷对帕蒂的忽视，不论在她稍年轻时曾让她多么受伤，到了今天，每当想起四十出头的妹妹们独自住在纽约，由于过于古怪且（或）过于自以为是，始终无法维持一段长久的恋情，在努力成就她们那被灌输是自己命中注定的艺术事业的同时，仍在靠父母的津贴度日，那忽视就越来越像是一种祝福。事实证明，到最后，被父母认为是迟钝和无趣的孩子，要好过被认为独具天分和不同凡响。因此，当帕蒂居然也能表现出那么一丝丝创造力的时候，她感到的是愉快的惊喜，而不是因为不能更加有创造力而难堪。

年轻的沃尔特有这样一个令人满意的特点，那就是他极其希望帕蒂赢。伊丽莎也曾一度为她召集起一小股逆反力量，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而沃尔特则全力支持她敌视任何让她难过的人（她的父母、弟弟妹妹）。因为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他总是表现出理智的诚实态度，所以，当他也批评她的家人，加入她那些原本令人质疑的与家人竞争的计划时，他代表了极高的可信度。他或许无法满足她对男人的全部期望，但作为疯狂的支持者，他却是无人可以企及的；而在那个时候，帕蒂对这份支持的需要甚至超过了对浪漫爱情的需要。

到了今天，很容易就能看出，当年本应有人好好地劝告帕蒂，让她先用几年的时间去经营一份事业，为后运动员时期的自己确立一个坚实的身份，同时和其他类型的男人多多交往，等她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更加成熟之后，再去考虑成为妈妈。但是，尽管无法继续参加校际篮球比赛，她的脑子里却仍然有一个计时器，仍然处于为比赛而活的状态，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继续获胜。而获胜的方式——打败妹妹们和妈妈的最佳机会——就是嫁给明尼苏达最好的男人，住在一栋比家里任何人所拥有的都更大、更好、更趣味盎然的房子里，生一堆孩子，做所有乔伊斯这个妈妈没能做好的事情。虽然沃尔特是个众所周知的女权主义者，还是人口零增长组织每年更新个人资料的学生级别的成员，他却毫无保留地支持了帕蒂生儿育女的家庭大计，因为她确实满足了他对女人的全部期望。

帕蒂大学毕业三星期后，也差不多正好是她搭长途汽车去希宾满一年的时间，她和沃尔特结婚了。当时她决定就在亨内平县法院把自己嫁出去，而不是回韦斯特切斯特，由她父母来主办一场像样的婚礼，对此皱起眉头的是沃尔特的妈妈多萝西。她用她那温和的、试探性的，但同时也是相当固执的方式，表达了她的担忧。她轻声说，将爱默生家包括在婚礼之内是不是更好一些呢？她知道帕蒂和家人的关系不怎么亲密，但是，就算这样，她以后难道就不会后悔在一个如此重大的时刻将她的家人排除在外？帕蒂试着向多萝西描述韦斯特切斯特的婚礼将会是个什么样：两百多位来宾，全是乔伊斯和雷的挚交好友以及为乔伊斯的竞选掏过大把钱的赞助人；乔伊斯会迫使帕蒂选她的大妹妹做伴娘，然后让另外一个妹妹在婚礼上表演现代舞；雷在畅饮香槟之后会拿女同性恋开涮，完全不顾忌帕蒂篮球队里的朋友们可能会听到。多萝西的眼睛有一点点湿润，或许是同情帕蒂，或许是为帕蒂谈起家人时的冷淡和尖刻感到悲哀。可不可以，她柔声坚持道，举办一个小小的只有家人参加的婚礼仪式，一切都完全顺着帕蒂的心意去办的仪式？

帕蒂拒绝婚礼的最大理由莫过于，如果举办婚礼，理查德肯定会是沃尔特的伴郎。在此，她的想法有一部分是显而易见的，而另一部分则和担心理查德见到她的大妹妹后他们之间可能会发生的事有关。（自述人现在终于有勇气说出这个妹妹的名字了：阿比盖尔。）伊丽莎曾经拥有过理查德，这已经够糟糕了；要是再看到他和阿比盖尔勾搭上，哪怕只是一个晚上，都可能会要了帕蒂的小命。当然，她不会向多萝西提起这些。她只是说，她可能不是个非常讲究仪式的人。

作为一种让步，她在他们结婚前的那个春天带着沃尔特去见了她的家人。承认以下事实让自述人感到非常痛苦：她有一点点不好意思让家人见到他，而且，更糟糕的是，这或许是她不想举办婚礼的另外一个原因。她爱他（的确，的确爱他），但他身上的那些在私下里、二人世界中对她而言意义丰富的品质，在别人挑剔的眼光下很有可能就不那么明显了，她确定她的妹妹们，尤其是阿比盖尔，一定会用这样的眼光瞄准他。他紧张的咯咯笑声，他太容易泛红的脸，他的极度友好：在全面地了解了这个男人之后，这些在帕蒂眼中都是弥足珍贵之处，甚至可以说，是令她骄傲的。但是，她不那么好的那部分自我，每次和家人打交道就会带出来的那部分自我，总要忍不住因他不是个身高六英尺四英寸的酷哥而感到遗憾。

值得称赞的是，乔伊斯和雷表现得非常得体，或许这和他们终于知道了帕蒂不是同性恋而在暗地里大松了一口气不无关系（说暗地里，是因为乔伊斯，举例来讲，已经吃力地做好了接受同性恋女儿的准备）。听说沃尔特之前从未来过纽约，他们立刻成了这座城市的推广大使，催促帕蒂带他去看博物馆的各种展览，而这些展览是身在奥尔巴尼的乔伊斯抽不出时间去看的，等到了晚上，他们又请他在《纽约时报》推荐的一些餐厅里吃饭，当中包括开在苏荷区的一家，那时的苏荷区还是个神秘而令人兴奋的地方。帕蒂原本担心她的父母会取笑沃尔特，现在却开始担心沃尔特可能会看不出她为什么无法容忍他们，转而站在她父母那一边：他或许会开始怀疑，真正的问题出在帕蒂身上，因而不会再盲目地相信她是个好人——在两人好了不到一年之后，帕蒂已经变得极为依赖他的这种信任了。

谢天谢地，阿比盖尔这个执意将好几次晚餐变成了尴尬的五人组活动的高级餐厅迷，正处于她最讨人厌的时期。她无法想象大家聚在一起却不是为了听她说话，于是她不知疲倦地聊着纽约的戏剧界（她将之定义为一个不公平的世界，因为自从得到那个候补演员的名额之后，她再也没能取得其他任何进展）；聊着那个她称之为“卑鄙的滑头”的耶鲁教授以及她和教授就艺术的创造性所持有的难以调和的不同见解；聊着她那个名叫塔米的朋友，说她自筹资金排演了《海达· 高布乐》，并在其中风光地担任了主角；聊着宿醉、租金管理以及令人不安的性丑闻，而为自己倒了一杯又一杯酒的雷则不愿放过当中的任何淫乱细节。最后一顿晚饭也定在苏荷区，吃到一半的时候，帕蒂终于再也无法忍受阿比盖尔抢走原本属于沃尔特的关注（他一直礼貌地听着阿比盖尔的每一句话），直截了当地叫妹妹闭嘴，好让其他人有机会说话。大家静悄悄地摆弄着餐具，尴尬地沉默了好一阵儿。然后，帕蒂夸张地做出从井里打水的动作，要沃尔特说说他自己。事后看来，这是个错误的引导，因为沃尔特尽管对公共政策非常热心，但对真正的政客是个什么样子却一无所知，他居然相信一名女州议员会有兴趣听听他的看法。

他问乔伊斯是否了解罗马俱乐部。乔伊斯承认说她不了解。沃尔特解释说，罗马俱乐部（两年前，他曾邀请该组织的一名成员在麦卡莱斯特学院作过演讲）致力于研究如何对增长加以限制。主流经济理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市场论，沃尔特说，都想当然地认为经济增长始终是一件好事。百分之一或二的GDP 增速只被认为是马马虎虎，而人口增速则恨不能也达到百分之一，但是，他说，如果你将这些增速放在一百年的时间段里，得出的数字会是极为可怕的：届时世界人口将达到一百八十亿，能源消耗将十倍于今天。如果再往后推一百年，而增长率保持不变的话，那么，得出的数字简直不堪入眼。所以，罗马俱乐部正在探索一些更为理性和人道的方式来限制增长，而不是放任地球被毁，所有人不是饿死，就是互相残杀。

“罗马俱乐部，”阿比盖尔说，“是不是和意大利花花公子俱乐部差不多？”

“不，”沃尔特平静地说，“那是一个由一群想要挑战人们对增长的过分关注的人构成的组织。我是说，人人都痴迷于增长，可是你想想看，对一个成熟的机体来说，增长其实就是一种癌症，对吧？要是你的嘴巴里有某种增长，或者你的结肠里有某种增长，那都是坏消息，不是吗？所以，在欧洲和西半球，有一小股知识分子和慈善家正在努力打破大众的狭隘看法，努力在最高层次上影响政府决策。”

“罗马的小兔子。”阿比盖尔说。

“干他的弗吉尼亚（此处是对“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县”发音的戏谑，“诺福克”用古怪的读音读出来后，听起来像一句脏话。）！”雷用古怪的意大利口音接了一句。

乔伊斯大声地清了清嗓子。在家里（原文为法语。），如果雷因为喝多了酒而开始胡言乱语，满嘴脏话，她只需退回到她那个私密的乔伊斯幻想世界里，但在未来女婿面前，除了感到尴尬之外，她别无选择。“沃尔特正在谈论一个有趣的观点，”她说，“我并不是很了解这个观点，和这个……俱乐部。但是，这无疑是看待世界局势的一个非常大胆的角度。”

沃尔特没有看到帕蒂做出的割脖子的小手势，继续说了下去：“我们需要像罗马俱乐部这样的组织，就是因为必须有人在常规的政治进程之外，理性地探讨和看待增长。显然你很清楚这一点，乔伊斯。如果你想在选举中胜出，你甚至连放慢增长都不敢提，更不必说去否定增长了。这种看法完全是政治毒药。”

“确实如此。”乔伊斯干笑着说。

“但总得有人来关注这个问题，来影响决策层，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将毁掉这个星球。我们会被我们自己的无限繁殖活活呛死。”

“说起呛，爸爸，”阿比盖尔说，“那是你的私人酒瓶吗？还是我们也可以分上一点儿？”

“咱们再叫一瓶。”雷说。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再叫了。”乔伊斯说。

雷抬起手制止乔伊斯。“乔伊斯，冷静……冷静些。我们没问题。”

帕蒂坐在那里僵笑，在餐厅恰到好处的柔和光线下打量着其他餐桌旁那些迷人而富有的就餐者。当然了，在这个世界上，待在哪里也没有待在纽约好，这就是她的家人挟以自满的根基所在，也是他们可以去嘲笑其他一切事物的平台。纽约就好比一位成熟老练的成年人，像某种担保一样，赋予他们像孩子那样待人接物的权利。坐在苏荷区那家餐厅里的帕蒂面对的是一股她根本不可能与之匹敌的力量。她的家人已经占据了纽约，而且永远都不会让步。对帕蒂来说，再也不来这里—干脆忘记这个世界上有这种就餐场面的存在—是她唯一的选择。

“你不喝酒？”雷对沃尔特说。

“我相信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喝。”沃尔特说。

“这是一瓶上等的阿玛罗内，也许你愿意来点。”

“不，谢谢。”

“你确定？”雷拿着酒瓶向沃尔特晃了晃。

“没错，他确定！”帕蒂喊道，“他已经连续四个晚上说过他不喝酒了！没听到吗？雷？不是所有人都想喝得大醉，然后变得讨厌和粗鲁。有些人确实喜欢聊些成年人该关心的话题，而不是用两个小时去讲黄色笑话。”

雷咧着嘴笑了笑，仿佛她是在逗他笑。乔伊斯打开她只有上半装玻璃的眼镜，开始研究甜点餐牌。沃尔特脸红了，而阿比盖尔，脖子像抽筋似的一拧，皱起眉头，说：“‘雷’？‘雷’？我们现在管他叫‘雷’吗？”

第二天早上，乔伊斯颤声对帕蒂说：“沃尔特相当的——我不知道保守或其他什么词是不是恰当的说法，我猜确切地说不是保守，尽管，从民主进程，从权力来自于人民，繁荣为全民所有这些角度来看，他还不是那么独断，但是，从某种角度来看，他几乎比我料想的还要保守。”

雷，两个月后，在帕蒂的毕业典礼上，带着一脸抑制不住的窃笑，告诉帕蒂：“沃尔特说起那些增长什么的玩意儿时，脸那真叫一个红，我的老天，我以为他要中风了。”

而阿比盖尔，六个月之后，在帕蒂和沃尔特唯一一次愚蠢到回韦斯特切斯特过感恩节时对帕蒂说：“罗马俱乐部怎么样啦？你们俩入会了吗？拿到密码没？坐上皮椅了吗？”

在拉瓜迪亚机场，帕蒂哭着告诉沃尔特：“我恨我的家人！”

沃尔特勇敢地回应道：“我们会建立我们自己的家！”

可怜的沃尔特。他先是认为自己有义务让父母有经济保障，于是将他的演员和导演梦搁置一旁；之后，他爸爸刚刚用自己的死解放了他，他又和帕蒂结成一队，将自己拯救地球的雄心大志搁置一旁，跑去为明尼苏达矿务及制造业公司工作——这样一来，帕蒂就可以拥有她那栋漂亮的老房子，留在家中照顾孩子了。这一切几乎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就发生了。他为所有让帕蒂感到激动的计划而激动，全力翻修老房子，全力帮助帕蒂对抗家人。直到多年以后，直到帕蒂开始令他失望，他才变得更为谅解爱默生家的其他人，坚持认为她是他们当中最幸运的那个，是唯一一个从遇难的爱默生号船上逃脱的人，是活下来讲述故事的那个人。他说阿比盖尔被困在一个极度荒凉的岛上（曼哈顿！）到处寻觅感情的食粮，她垄断对话的行为不过是为了努力喂饱自己的空虚，应该得到原谅。他说帕蒂应该怜悯她的弟弟妹妹——因为他们是如此的饥渴——而不是为他们没有逃脱的力量和运气而指责他们。不过，这些都是很久之后的事了。在婚后的头几年里，他对帕蒂是如此着迷，所以她不可能出任何错。那些日子多美好呀。

沃尔特本人的竞争对手并不是他的家人。到她遇见他的时候，他已经赢了那场比赛。在伯格伦德家的牌桌上，或许除了英俊的外表和对女人游刃有余（这张牌在他哥哥手上，他目前和年轻的第三任妻子生活在一起，后者正在努力工作养着他）之外，他拿到了几乎所有的王牌。沃尔特不仅知道罗马俱乐部，阅读艰深的严肃小说，欣赏伊戈尔· 斯特拉文斯基（伊戈尔· 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美籍俄罗斯裔作曲家。），还会熔焊铜管接头，做细木工，从叫声猜出鸟儿的名字，并照顾生病的女人。作为家庭竞赛中的大赢家，他有余力时常回头去帮助其他人。

“我猜你现在不得不去看看我长大的地方了。”当帕蒂中断与理查德的公路之旅后，沃尔特在希宾的巴士站外对她说。他们坐在他父亲那辆维多利亚皇冠车中，两人灼热而激动的呼吸给车窗玻璃蒙上了一层雾。

“我想看看你的房间，”帕蒂说，“我想看看和你有关的一切。我觉得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听到这番话，他不得不再次长时间地亲吻她，随后才又回到焦虑的状态。“话虽如此，”他说，“我还是不好意思带你回家。”

“别不好意思。你该去看看我家，简直就是怪胎展览。”

“也许吧，不过，我家可没那么有趣。这只会是你肮脏的铁矿带之旅。”

“那咱们走吧。我想去看看。我想和你睡在一起。”

“听上去棒极了，”沃尔特说，“不过，我估计我妈妈可能会有点接受不了。”“那我想睡在靠近你的地方。然后，我想和你一起吃早餐。”“这个倒是不难安排。”

事实上，松语汽车旅馆的景象让帕蒂冷静下来了，她开始怀疑起这趟希宾之行；投奔沃尔特时抱有的那种自足的心态被动摇了，毕竟，她在他的好朋友那里感受到的性吸引力要更强烈些。从外面看，汽车旅馆并没有那么糟糕，停车场上的车辆数目也不至让人沮丧，但是接待处后面的住宿区则确实和韦斯特切斯特相差甚远。它们让她看出了她之前不曾注意到的那个世界的优越性，她这个郊区富家女的优越性；一阵出乎意料的思乡之情向她袭来。地板上铺着海绵地垫，明显地向屋后的那条小河倾斜着。在起居兼就餐区，有个毂盖大小的锯齿状陶瓷烟灰缸，近旁放着一张长沙发，吉恩· 伯格伦德平日就坐在上面，阅读钓鱼和打猎杂志，收看旅馆天线（第二天早上她才发现，天线草草地架在化粪池后面一株被斩首的松树上）能够从双子城和德卢斯的各个电视台接收到的随便什么电视节目。沃尔特和弟弟共享的那间狭小卧室位于向下倾斜的走道尽头，因靠近小河而终年潮湿。地板中央，沃尔特小时候为划出他的私人空间而贴的那道宽幅胶带留下了黏黏的印迹。他童年时代用过的东西还摆在墙边：童子军手册和奖状，全套的简写版总统传记，几册零落不全的《世界图书百科全书》，小动物的骨架，一个空鱼缸，邮票、硬币收藏，以及一个接线伸出窗外的精密温度计或气压计。卧室那扇变形的门上挂着一个自制的黄色标牌：禁止吸烟（原文为No Smoking。），字是用红蜡笔写的，其中的N和S写得颤颤巍巍，个头却很高，显示出作者的愤怒。

“我的第一次反叛行为。”沃尔特说。

“那时你多大？”帕蒂问。

“不记得了。十岁吧。我弟弟曾患有严重的哮喘。”

外面暴雨如注。多萝西在她的房间睡觉，沃尔特和帕蒂都还处于欲望的兴奋之中。他带她去看了他爸爸之前经营的那间“休息室”，以及挂在墙上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鼓眼鱼标本，还有那张他帮爸爸做的桦木吧台。直到最近，到他不得不住院前为止，吉恩每天下午还都站在这个吧台后面抽烟、喝酒，等着他的朋友们下班，来光顾他的生意。

“这就是我，”沃尔特说，“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我喜欢你是在这里长大的。”

“我不确定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不过我接受了。”

“我喜欢，因为我是如此地仰慕你。”

“这是件好事。我猜。”他走到前台，看着一堆钥匙说，“你觉得二十一号房听起来怎么样？”

“是一间条件特别好的房吗？”

“和其他所有的房间都差不多。”

“我二十一岁。所以，完美极了。”

二十一号房里处处可见褪色磨损的物品表面，原本一早就该重新油漆或更换的，却被经年累月地用力擦洗。河流的潮气依旧明显，不过还可以忍受。床很低，标准尺寸，不是皇后床。

“如果不喜欢，你不必非得留下来，”沃尔特说着，将帕蒂的背包放在了地上，“明早我可以送你回汽车站。”

“不！这里很好。我又不是来度假的。我是来看你，帮你忙的。”

“好吧。我只是担心我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

“哦，那么，不要再担心了。”

“可我还是很担心。”

她让他在一张床上躺下，试着用自己的身体来让他安心。然而，很快，他的担忧就又爆发了。他坐起身，问她为什么要和理查德一起回纽约。这是一个她允许自己希望他不会问起的问题。

“我不知道，”她说，“我猜我想看看公路旅行是怎么回事。”

“嗯。”

“有些事我一定要去看看。我只能这样解释。有些事我一定要去弄弄清楚。而现在我弄清楚了，所以我来了这里。”

“你弄清楚了什么？”

“我弄清楚了我想待在哪里，和谁在一起。”

“哦，速度还真快。”

“那是个愚蠢的错误，”她说，“他总是用那样一种方式看人，我相信这你是知道的。一个人需要花点时间去弄清楚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请你不要因为这个责怪我。”

“我只是对你弄清楚的速度感到惊讶。”

她有种想哭的冲动，也终于哭了起来，而接下来的那段时间，沃尔特展现出他最擅长安慰人的那部分自我。

“他对我不好，”她含着眼泪说，“你刚好是他的反面。而我现在是如此，如此，如此地需要这个反面。你能对我好一些吗？”

“当然可以。”他边说边摸着她的头。

“我发誓，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这一字不差是她的原话，自述人满怀歉意地回忆着。

而下面的这一幕也同样让自述人记忆犹新：沃尔特猛地抓住她的肩膀，将她推倒在床上，然后向她逼过来，重重地压在了她的两腿之间，脸上是一副令帕蒂感到全然陌生的表情。那是一种愤怒的表情，愤怒控制了他。就好像幕布突然分开，露出某种美好而男子气的东西。

“这不关你的事，”他说，“你明白吗？我爱你的一切。你的每一寸。每一寸。从我看到你的第一眼开始。你明白吗？”

“明白，”她说，“我是说，谢谢你。我多少感觉到了，不过还是很高兴听到你说出来。”

然而，他还没有说完。

“你知道我有个……有个……”他搜寻着词语，“有个问题。和理查德。我和他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不信任他。我爱他，但我不信任他。”

“哦，老天，”帕蒂说，“你绝对应该信任他。他显然也非常关心你。他令人不可思议地保护着你。”

“并不总是这样。”

“可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是这样的。你知道他有多佩服你吗？”

沃尔特头向下，生气地盯着她：“那你为什么要和他一起去纽约？他又为什么和你一起待在芝加哥？这他妈的是怎么一回事？我无法理解！”

听到沃尔特说粗话，看到他似乎因他自己的愤怒而感到震惊，帕蒂又一次哭了起来。“老天，不要这样，老天，不要这样，老天，不要这样，”她说，“我在这里，不是吗？我为了你才来了这里！我们在芝加哥没发生任何事。真的，什么都没发生。”

她将他拉近，用力抓着他的屁股。但沃尔特并没有去碰她的乳房或是把她的牛仔裤脱掉，就像理查德肯定会做的那样，相反，他站起身来，开始在二十一号房里走来走去。

“我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他说，“因为，你知道的，我不傻。我有眼睛，有耳朵，我不傻。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听到他说关于理查德他并不傻，帕蒂松了一口气；但她觉得她已经想不出办法来安慰他了。她只好就那么躺在床上，听着雨水打在屋顶的声音，意识到如果她没有上理查德的车，眼前的这一幕就不会发生；意识到她活该受此惩罚。不过，她还是忍不住去想象，事情或许可以以更好的方式发展。这一切是如此准确地预示了他们后来度过的很多个深夜的场景——沃尔特美好的愤怒被白白浪费了，而她在一旁哭泣，他惩罚她，然后又为他的惩罚道歉，说他们俩都累了，时间也很晚了，确实如此：太晚了，天都快要亮了。

“我要去洗个澡。”最终她开口道。

他坐在另一张床上，双手捂着脸。“很抱歉，”他说，“这一切真的不关你的事。”

“呃，其实，你知道吗，我不喜欢听你不停地这样说。”

“对不起。信不信由你，但我是为了表示好意。”

“此刻，我也不想听你说‘对不起’。”

他问她洗澡时需不需要帮忙，脸依旧埋在手心里。

“不用了。”她说，尽管要在保持她上了夹板、缠着绷带的膝盖露出水面的情况下洗澡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半小时之后，当她穿着睡衣从浴室出来时，发现沃尔特似乎一动未动。她站在他面前，俯视着他金色的鬈发和窄窄的肩膀。“听我说，沃尔特，”她说，“如果你希望我离开，我可以明早就走。可现在我要睡一会儿。你也该去睡了。”

他点点头。

“很抱歉我和理查德一起去了芝加哥。这是我的主意，不是他的。你该怪的人是我，不是他。可现在呢？你让我觉得自己很差劲。”

他又点了点头，站起身来。

“晚安吻？”她说。

他吻了她，这个可比吵架感觉好多了，如此之好，他们很快就钻进被子里，熄了灯。晨光从窗帘周围透了进来——北方的五月，天亮得很早。

“我对性基本上一无所知。”沃尔特坦白说。

“哦，这个嘛，”她说，“其实并不是很复杂。”

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就这样开始了。尤其对沃尔特，那真是一段让他头晕目眩的时光。他得到了他想要的女孩，原本可以跟理查德走、最终却选择了他的女孩，接着，三天后，在那家信义会医院，他和父亲之间的长期对抗也终因父亲的去世而画上了句号。（死亡是一位父亲所能遭受的最大失败。）那天早上，帕蒂跟着沃尔特和多萝西一起去了医院，被他们的眼泪感染，她自己也忍不住哭了起来，然后，在他们近乎沉默地开车返回汽车旅馆的路上，她觉得她已经是伯格伦德家的一员了。

多萝西回房间躺下后，在旅馆的停车场上，帕蒂看着沃尔特做了一件奇怪的事。他从停车场的一头疾冲到另一头，边跑边跳，转弯前弹跳起来，接着又跑。那是个晴朗明媚的早晨，大风从北方持续地刮过来，河岸边的松树真的在飒飒低语。疾冲了几个来回之后，沃尔特又单脚上下跳了几次，然后转身背对帕蒂，开始沿着七十三号公路向前跑，一直跑到转弯的地方，接着就不见了人影，一小时后才回来。

第二天下午，在二十一号房，光天化日，窗户开着，褪色的窗帘随风飘动，他们笑着，哭着，做着爱，那是一种沉甸甸、天真无邪的快乐，每每回首，自述人不由黯然心碎。他们哭一会儿，做一会儿爱，然后心满意足地贴着对方汗湿的身体躺在那里，聆听松树的叹息。帕蒂感觉她好像服用了某种药效永远不会消退的厉害毒品，或者好像在做一个生动无比的梦，一个不会醒来的梦，然而，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她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切不是毒品，也不是梦，而是她真实的人生，一种没有过去、只有当下的人生，一种不同于她想象中的任何一种爱情的爱情。全都是因为二十一号房！她怎么能想象到这样一间二十一号房呢？这是一个如此干净、老式的可爱房间，沃尔特又是一个如此干净、老式的可爱男人。而她正值二十一岁，在从加拿大吹来的清新的、生机勃勃的北风中，她能感受到她的二十一岁。她小小地体会到永恒的滋味。

超过四百人参加了沃尔特父亲的葬礼。虽然不怎么认识吉恩，这个数字也还是让帕蒂为他感到骄傲。（如果你想有个盛大的葬礼，死得早不无小补。）吉恩生前是个殷勤好客的家伙，喜欢钓鱼、打猎，喜欢和朋友们一起消磨时间——他们大多都是退伍老兵。但不幸的是，他是个酒鬼，没受过什么教育，娶了一个将全部的希望和梦想以及最好的爱都寄托在自己的二儿子而非他身上的老婆。沃尔特永远都不会原谅吉恩让多萝西在汽车旅馆那么辛苦地工作，不过，在自述人看来，尽管多萝西令人难以置信地和善，但她也毫无疑问属于那种殉道者的类型。葬礼之后的招待会上，在一间信义会宴会厅，帕蒂像上速成班一样认识了沃尔特的所有家人和亲戚，那就如同一个大伙儿吃着环状面包、决心去发现任何事物光明面的节日。多萝西尚在人世的五个兄弟姐妹都来了，还有沃尔特刚被放出监狱的哥哥、他风骚标致的（第一任）老婆和两个孩子，以及他们穿着军装、沉默寡言的弟弟。唯一缺席的一位重要人士，其实，是理查德。

沃尔特当然给理查德打了电话，尽管颇费周折，因为要先打去明尼阿波利斯，找到理查德那个从来都行踪不定的贝司手赫雷拉。理查德刚刚到达新泽西的霍博肯。在电话上表达了哀悼之后，他说自己把钱花光了，很抱歉没法去参加葬礼。沃尔特向他保证说这完全没有关系，然而，接连好几年，他都一直为此抱怨理查德，说他没有努力想想办法——这么说并不完全公平，因为沃尔特早就在暗中恼火他的老友，甚至不想在葬礼上看见他。不过，帕蒂可不会糊涂到去做那个挑明这点的人。

一年后，他们去纽约旅行时，帕蒂建议沃尔特去找找理查德，和他待上一个下午，但沃尔特说，最近几个月他给理查德打过两次电话，而理查德却从没有主动联系过他。帕蒂说：“可他是你最好的朋友。”沃尔特则说：“不，你才是我最好的朋友。”帕蒂又说：“好吧，那么他是你最好的男性朋友，你应该去找找他。”但沃尔特坚持说从来都是这样——他觉得总是他在追着理查德跑；他们之间有一种类似边缘战术的东西，一种比谁会先眨眼，先表现出需要的比赛——他已经受够了这一套。他说理查德不是第一次玩消失这个把戏。如果他还想继续做朋友，沃尔特说，那么这一次或许该轮到他主动打个电话了。帕蒂怀疑，理查德可能还在因芝加哥小插曲而感到不安，努力不来打搅沃尔特的幸福家庭，因此，或许应该由沃尔特去找理查德，让他知道他仍然是受欢迎的，不过，她再次明智地没有去催促沃尔特。

当初伊丽莎认为沃尔特和理查德之间有某种类似同性恋的感情，而今天自述人看到的则是兄弟之情。等沃尔特过了被哥哥骑在头上打、自己又骑在弟弟头上打的年龄，他在家里就找不到像样的竞争对手了。他需要另外找一个兄弟去爱、去恨、去与之竞争。在自述人看来，始终困扰着沃尔特的问题是，理查德是弟弟还是哥哥，是失意者还是大英雄，是应该被爱护的潦倒朋友还是危险的竞争对手。

沃尔特声称他对理查德和对帕蒂一样，也是一见钟情。那发生在他来到麦卡莱斯特学院的第一晚，他父亲开车送他到那里后就匆匆赶回了希宾，因为加拿大俱乐部的伙伴们从休息室打来了电话。开学前，沃尔特曾用宿舍管理处提供的地址，给理查德写过一封友好的信，但理查德没有回复。宿舍里的其中一张床上放着一个吉他箱、一个纸板盒和一个行李袋。直到晚饭后，在宿舍楼的新生集会上，沃尔特才见到了这堆少得不能再少的行李的主人。后来他多次向帕蒂描述过那个瞬间：一个男孩独自站在角落里，而他无法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那是个个头很高、脸上有粉刺、爆炸头、穿着伊基· 波普T 恤衫的家伙，看上去和其他所有新生没有半点相似之处。舍监正在长篇大论地发表讲话，不时开开玩笑，可理查德却板着脸，甚至连礼貌地微笑一下都不肯。虽然，当别人努力想要表现得风趣的时候，沃尔特都会非常愿意捧场，会大声笑着以回报他们的努力，但他立刻就意识到，自己想和那个个头高高的、不笑的家伙交朋友。他希望他就是他的室友，而他确实是。

神奇的是，理查德也喜欢他。起初是因为沃尔特凑巧来自鲍勃· 迪伦成长的地方。散会后，他们回到宿舍，理查德不断问他关于希宾的问题：那里的景色怎样，沃尔特认不认识齐默曼（鲍勃·迪伦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家的什么人。沃尔特解释说他家的汽车旅馆开在市外，离市区有好几英里，但就是汽车旅馆本身也让理查德感兴趣，同样令他印象深刻的事实还有，沃尔特是名拿全额奖学金的学生，却有个酒鬼老爸。理查德说他爸爸五星期前因肺癌去世了，所以他才没有给沃尔特回信。他说鲍勃· 迪伦是个浑蛋，那种纯粹得美好的浑蛋，那种能够让年轻的音乐人也想去做个浑蛋的浑蛋，所以他一直想象着希宾是个满是浑蛋的地方。然而，脸上的绒毛还未褪去、坐在那间宿舍里如饥似渴地听着新室友说话并尽力想给他留个好印象的沃尔特，其实就是这个理论的一个鲜活反例。

他们认识的第一个晚上，理查德就对学校的女孩评头论足了一番，这让沃尔特终生难忘。他说很扫兴，麦卡莱斯特学院的超重妞儿还真是不少。他说他一下午都在附近的街上转悠，想弄清那些城里的妞儿都在些什么地方鬼混。他说向他微笑和打招呼的人多得令他吃惊。甚至那些漂亮妞儿也向他微笑、打招呼。在希宾也是这样吗？他说在他爸爸的葬礼上，他认识了一个非常火辣的堂妹，可惜她只有十三岁，目前正在写信告诉他她在自慰方面的探险经历。虽说沃尔特在体贴关心女人方面从不需要什么外界刺激，自述人还是忍不住会想，在兄弟之间，伴随竞争而来的往往是两极分化，她怀疑，理查德对勾搭女人的痴迷或许给了沃尔特一个额外的不在这上面和他竞争的动机。

重要事实：理查德和他的妈妈没有任何联系。她甚至没去参加他爸爸的葬礼。理查德曾亲口告诉帕蒂（很多年之后），那个妈妈是个心神不定的人，最终成了一名狂热的宗教信徒，不过那是在她把那个让十九岁的她怀孕的男人的生活变得像是在地狱里一般之后的事了。理查德的爸爸原本是个萨克斯乐手，是住在格林威治村的波希米亚族。妈妈则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家庭出身的高个儿叛逆女孩，缺乏自我控制力。两人吵吵闹闹共同生活的四年中，她酗酒并多次出轨，之后，她将儿子丢给卡茨先生独自抚养（先是在格林威治村，后来在扬克斯），自己跑去加利福尼亚，找到了主耶稣，并且又生了四个孩子。卡茨先生放弃了音乐，但是，哎，没有放弃喝酒。死之前他在为邮局工作，没有再婚，可以肯定地说，在酒精彻底毁掉他的健康之前的那几年里，他交往的各种各样的年轻女友基本没有为理查德提供他所需要的稳定的母爱。其中一位在消失之前打劫了他们的公寓；另外一位在照顾理查德的时候，让他失去了童贞。那件事发生后不久，卡茨先生送理查德去了他妈妈那里，想让他和她住上一个夏天，但他只待了不到一个星期。他到达加利福尼亚的第一天，那家人就全都围在他身边，手牵着手为他的安全抵达感谢上帝，而后来发生的事显然是越来越古怪。

只是礼节性地去去教堂的沃尔特的父母，为这个高个儿孤儿敞开了自家的大门。多萝西尤其喜欢理查德——或许，其实是对他抱有一点点多萝西式的腼腆好感——她劝说他在希宾度过他的各种节假日。其实理查德并不怎么需要劝说，因为他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他表现出对猎枪的兴趣，并且总体而论，他不是吉恩担心沃尔特会结交的那种装腔作势的轻狂人，因而他讨得了吉恩的欢心；他帮手做家务，给多萝西也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正如之前所说，理查德有着强烈的（尽管时有时无）做个好人的愿望，对待他心目中的好人，比如多萝西，他非常有礼貌。当他就她做的普普通通的砂锅炖菜发问——她在哪里找到的菜谱，从何处学会的均衡饮食——的时候，沃尔特认为他不过是在假装，而且颇有些屈尊俯就的意味，因为理查德亲自去杂货店，亲自下厨炖菜的几率为零，还因为只要多萝西一走出房间，理查德就会恢复到平日的冷酷模样。不过，沃尔特和他之间存在着一种竞争关系，尽管和城里的小妞们搭讪不是沃尔特的强项，但认真专注地倾听女人讲话则毫无疑问是他的专长，他全力守卫着自己的领地。因此，自述人认为，在理查德是否真的尊敬好人这点上，与沃尔特相比，她的看法要更可靠一些。

理查德身上一个无可争议的优点是他对完善自我的孜孜追求，他不断努力去填补缺乏父母教育带来的不足。他靠着玩乐器和读按自己独特口味挑选的书熬过了童年，而沃尔特吸引他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前者在求知和工作上所展示出的态度和准则。理查德在某些领域的阅读相当深入（法国存在主义、拉美文学），但他缺乏方法和体系，因此对沃尔特在知识方面的广泛关注抱有真诚的敬畏之心。虽然出于尊重，他从来不像他对待好人那样彬彬有礼地对待沃尔特，但他喜欢听他聊他的观点，也喜欢催促他解释他那些独特的政治见解。

自述人怀疑，对理查德而言，和来自北部小镇的朴实小子交朋友，这也给他提供了某种反常的竞争优势。这是一种将他和那些家庭背景比他优越的时髦学生区分开来的方法。理查德鄙视学校里的那些时髦人物（包括女生，当然如果有机会和她们上床的话，他不会拒绝），鄙视程度和这些时髦学生瞧不上沃尔特这类人的程度相当。那部关于鲍勃· 迪伦的纪录片《莫回首》，不论对沃尔特还是理查德都可谓是一块试金石，为了看当中出名的那幕——迪伦在伦敦一个专为潮人举办的派对上抢了歌手多诺文的风头，让他蒙羞，为的仅仅是体验一下做个浑蛋的快感——帕蒂最终租来影碟，在孩子们还很小的某个夜晚，和沃尔特一起观看。尽管沃尔特为多诺文感到难受——而且，进一步地，他还为自己没有自我期待更像迪伦，而不那么像多诺文感到难受——帕蒂却觉得这一幕非常刺激。迪伦那令人屏息的赤裸裸的好胜心！她的感受是：面对现实吧，胜利如此芬芳。这一幕也帮助她理解了为什么理查德喜欢和不玩音乐的沃尔特泡在一起，而不是和那些时髦学生。

知识方面，沃尔特无疑是大哥哥，而理查德则是他的追随者。不过，对理查德而言，无论是做个聪明人，还是做个好人，都不过是竞争之外的余兴节目。当沃尔特说他不信任他的朋友时，心里想的正是这点。他始终怀疑理查德对他有所隐藏；怀疑他有着阴暗的一面——总是在夜里怀着不可告人的动机出门；怀疑他愿意跟自己做朋友的前提是彼此都明白理查德才是优胜者。每次有女孩插进来，理查德就显得格外靠不住，而沃尔特憎恨这些女孩，哪怕她们只是暂时地比他更具吸引力。理查德本人却从不这样认为，因为他厌倦女孩的速度是如此之快，最终的结果总是把她们踢到一边去；而他总是会回到沃尔特身边，他从不使他厌倦。但是，在沃尔特看来，他的朋友花费这么多精力去追求他连喜欢都谈不上的人，也算得上是一种不忠。而每次当理查德回头的时候，他总是等在那里，这让沃尔特觉得自己懦弱而渺小。他怀疑他爱理查德超过理查德爱他，他为维系友谊付出的努力也多过理查德，这样的想法不时折磨着他。

他们友谊的第一次重大危机是在大四时爆发的，当时，沃尔特正在为那个名叫若美的恶毒的三年级女生神魂颠倒，而要到两年之后，帕蒂才会认识他们。据理查德描述（如他对帕蒂说的那样），故事情节简单明了：他那个在性方面幼稚无知（原文为法语。）的好友被一个并不喜欢他的卑鄙女生利用，而理查德最终揽事上身，向他揭露了她的卑鄙。在理查德看来，那个女孩根本不值得他们俩去争，她不过是一只应该被一巴掌拍死的蚊子。但是沃尔特的看法完全不同。他对理查德大为恼火，连续几个星期拒绝和他说话。他们当时住在那种大四学生专享的有两个房间的双人宿舍里，每天晚上，理查德在经过沃尔特的房间回自己房间时，都会停住脚步，开始自说自话，这样的情景在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眼中很可能会相当有趣。

理查德：“还是不和我说话。真了不起。你准备坚持多久？”

沃尔特：不出声。

理查德：“如果你不希望我坐下来看着你读书，那就开开口。”

沃尔特：不出声。

理查德：“书很有趣？不过你好像没在翻页哦。”

沃尔特：不出声。

理查德：“你知道你像什么吗？像个女孩！女孩才来这套。沃尔特，这太荒唐了。我可是有些生气了。”

沃尔特：不出声。

理查德：“如果你在等我道歉，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不会道歉的。你心里不好受，我也觉得难过，但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沃尔特：不出声。

理查德：“你是我至今还留在这里的唯一原因，你明白这点，不是吗？如果四年前你问我，我从大学毕业的几率有多高，我会告诉你很小，小到基本上就不可能。”

沃尔特：不出声。

理查德：“说真的，我有些失望了。”

沃尔特：不出声。

理查德：“好吧，去你的。做你的女孩吧。我不在乎。”

沃尔特：不出声。

理查德：“我说，如果我吸毒，而你把我的毒品扔掉，我会生你的气，但我也会理解你那是在帮我。”

沃尔特：不出声。

理查德：“我承认这个类比不是很恰当，因为，这么说吧，事实上我用了你的毒品，而不仅仅是把它们扔掉。可是，如果说你倾向于直接扼杀毒瘾，那我不过是找了点儿乐子，你知道，浪费优质毒品是可耻的……”

沃尔特：不出声。

理查德：“好吧，这是个愚蠢的类比。”

沃尔特：不出声。

理查德：“那是个有趣的类比，你应该笑的。”

沃尔特：不出声。

无论如何，上述情形是自述人根据双方后来的证词想象出来的。沃尔特一直沉默着，直到复活节假期，他独自一人回到希宾，多萝西想法子套出了他没有带理查德回来的原因。“你必须按人本来的样子去接受他们，”多萝西说，“理查德是个不错的朋友，你应该忠于他。”（多萝西非常重视忠诚——这赋予她那不怎么愉快的生活某种意义——帕蒂经常听沃尔特引用她的这句告诫；他似乎将之看得几近圣经般重要。）他指出，理查德抢走了他喜欢的女孩，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度的不忠，而多萝西，或许也中了卡茨的咒语，说她不相信理查德这么做是成心要伤害他。“生活中能有几个朋友是件好事，”她说，“如果你想要有朋友，就必须记住，没有谁是完美的。”

在女孩问题上令人烦恼的事情还有：喜欢理查德的女孩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他的狂热歌迷，（在从芝加哥去希宾的长途车上，帕蒂无意中想到，或许理查德拒绝她的原因是她不喜欢他的音乐，而他对此很恼火。但关于这点她无能为力。（原注））而作为理查德资格最老也最痴迷的歌迷，沃尔特总是和她们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原本女孩们或许会友好地对待男友的好朋友，或至少也会容忍他，但她们却发现有必要对沃尔特冷若冰霜，因为认真的歌迷总是需要感到自己和偶像之间有着独一无二的联系；她们满怀妒意地守卫着这些为她们的独特感提供依据的联系，不论它们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或者完全出自她们的想象。可以理解的是，女孩们认为，与理查德之间，不可能存在比发生性关系、交换实实在在的体液更为紧密的联系方式。尽管，让理查德发现安东· 冯· 韦伯恩（安东· 冯· 韦伯恩（1883-1945），奥地利作曲家，新维也纳乐派代表人物。）和本杰明· 布里顿（本杰明· 布里顿（1913-1976），英国作曲家。）的人是沃尔特，帮助理查德搭建政治观框架、写出最为愤怒的一批早期歌曲的人是沃尔特，理查德真正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爱着的人也是沃尔特，但在她们眼里，沃尔特不过是个烦人的、不相干的小人物。总是被性感女孩冷落已经够糟的了，而更糟的是，沃尔特怀疑——在他和帕蒂互不保留任何秘密的那些年里，他坦白告诉过她——他和那些女孩从本质上讲没什么两样：他，也不过是理查德身上的某种寄生虫，试图通过与理查德的独特联系而变得更酷，自我感觉更加良好。最糟的是，他怀疑理查德知道这点，正是这让他变得格外孤僻，格外心存戒备。

说到伊丽莎，情形则尤为不快，她不仅仅满足于无视沃尔特，还想尽办法让他难受。沃尔特想不通，理查德怎么能不停地和一个如此恶毒地对待他最要好的朋友的人上床。此时的沃尔特已经足够成熟，他没有再次采取沉默战术，可他不再为理查德做饭了，而还一如既往地去观看理查德的演出，也主要是为了表达对伊丽莎的不满，后来，也为了试着让理查德感到惭愧，从而不再使用伊丽莎不断为他提供的可卡因。当然了，理查德是不会为任何事感到惭愧的。那时不会，永远都不会。

可惜的是，无从得知他们关于帕蒂都聊过些什么，不过，自述人得意地认为，内容和他们关于若美和伊丽莎的谈话绝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理查德可能催促沃尔特要更加主动，而沃尔特则会用一些诸如帕蒂曾经被强奸过，或者她现在还在用拐杖之类的废话回应他，不过，很少有比猜测他人关于你的谈话内容更困难的事了。理查德私下里对帕蒂是什么感觉，她最终渐渐明了，自述人将会讲到那里，不过会很慢。就目前而言，知道以下信息就足够了：理查德移居纽约，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沃尔特忙于构建自己和帕蒂的生活，看上去甚至不怎么想念他。

事实是，理查德变得更像理查德，而沃尔特则变得更像沃尔特。理查德定居泽西城，认为自己终于可以安全地体验一番社交饮酒了，接着，在经过一段他后来描述为“相当肆无忌惮的”时期后，他又认为，不，终究还不是那么安全。和沃尔特住在一起的时候，他避开了毁掉他爸爸的酒精，只有在别人请客时才使用可卡因，一步一个脚印地在音乐创作的道路上前进。而当他开始独自生活，有那么一阵子，他的状态一塌糊涂。他和赫雷拉用了三年时间才重组起创伤乐队，还得和堕落的金发美女莫利· 特里曼分享主唱的地位，一家小得不能再小的唱片公司为他们制作发行了第一张密纹唱片《来自矿井下的问候》。乐队巡演路过明尼阿波利斯的时候，沃尔特去第七大道俱乐部看了他们的演出，但在晚上十点半就抱着六张密纹唱片回了家，回到帕蒂和当时还是婴儿的杰西卡的身边。白天，理查德有一份挺适合他的工作：曼哈顿下城有些上层人士喜欢和艺人、音乐人来往，觉得这样很酷，因此，他们并不介意理查德这位屋顶平台师傅下午两点才开工，然后干不了几个小时就收工，导致原本五天就可以干完的活要拖上三个星期。乐队的第二张唱片《如果你还未曾注意》引起的关注不比第一张更多，但第三张《反动的辉煌》是由一家不那么小的唱片公司发行的，在年底的好几个十佳排行榜上获得了一席之地。这一次，巡演路过明尼阿波利斯时，理查德提前打了电话，还在帕蒂和沃尔特夫妇家待了一个下午，同行的还有那个也许是也许不是他女朋友的莫利，她很有礼貌，但因为觉得无聊，基本上没怎么说话。

对沃尔特而言，那个下午——就自述人所能记起的少得令她吃惊的片段来看——格外美好。帕蒂一边要忙着照顾孩子们，一边还要努力不让莫利只说单音节词，而沃尔特则得以向理查德炫耀他那栋老房子的所有装修细节，以及他和帕蒂生育的美丽而有活力的后代，得以看着理查德和莫利享用他们这一路上最棒的一顿饭，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得以从理查德那里获取大量关于另类音乐的信息。沃尔特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充分利用这些信息，买来理查德提到的每位艺人的唱片，在整修大宅的时候播放它们，让那些自以为音乐品位时髦的男邻居和同事们对他刮目相看，并自我感觉拥有了两个世界的精华。那天的沃尔特对他们之间的竞争状况感到十分满意。理查德穷困潦倒，锐气大减，而且也过于消瘦；他的女人古怪而且不开心。现在沃尔特成了毫无疑问的大哥，和他取得的成就相比，理查德的成功只能算是增添口味的辛辣料和提升时髦度的小装饰，他可以放松心情去享受这种感觉了。

在那个时候，要想将沃尔特打回原形，让他再次体验到大学里每当他觉得自己输给那个他因为太爱而不忍心去痛揍一顿的兄弟时那种备受折磨的感觉，恐怕只能是发生一些荒诞而病态的事情。家里的情况必须急转直下。沃尔特必须与乔伊发生激烈冲突，无法理解儿子，也无法赢得他的尊重，发现他们的父子关系复制了自己与吉恩的关系，而理查德的事业必须在后来突然大有起色，而帕蒂必须疯狂地爱上理查德。这一切发生的几率有多高呢？

唉，不是完全不可能。

人们总是认为没必要对性作出太多说明，但是如果不为之献上下面一段令人不舒服的描述，自述人会有不够尽职的嫌疑。令人遗憾的是，帕蒂很快就觉得性爱有些乏味和无聊——总是老一套——多数情况下，她是为了满足沃尔特才做的。而且，是的，毫无疑问，也不可能做得很好。似乎总有另外一些事是她在那种时候更愿意做的。通常，她可能更愿意睡觉。或者，从孩子们的房间里传来一阵使人分神或稍稍令人担心的动静也好。再不然，她会在心中默算，等到她终于可以再次打开电视机的时候，那场精彩的西海岸大学篮球联赛还剩多少分钟。不过，甚至连园艺、打扫、购物这样的日常琐事都似乎要比做爱更有意思、更迫切，而且，一旦你有了类似的念头，比如你需要尽快放松，尽快做完，这样你就可以下楼，将小塑料盒里那些等得不耐烦的、正在枯萎的凤仙花移进花坛，那么你们的这次性爱就算彻底完蛋了。她试过走捷径，试过抢先用嘴巴满足沃尔特，试过告诉他她困了，他继续享受就好不必管她。但是可怜的沃尔特就是要更关心她的满足，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将自己的满足置于她的满足的前提下，这让她左右为难，似乎永远也想不出一个得体的说法来解释她的这一窘境，因为如果你想解释清楚，就必须告诉他她不像他渴求她那样渴求他：激情性爱是她为了交换他们共同生活中其他所有美好的事所放弃的东西之一（好吧，主要的一样）。事实证明，向一个你爱的男人坦白这一切是相当困难的。沃尔特用尽他所能想到的一切方法来取悦她，唯一没有想到的却恰恰可能就是有效的那个，即别再去想怎样取悦她，只要在某个晚上，让她弯腰趴在厨房料理台上，从身后进入她。但是，会这么做的那个沃尔特就不是沃尔特了。他就是他，他希望原本的他就是帕蒂想要的那个他。他希望快感是对等的！所以，吸吮他的坏处就是他总是要转头为她口交，搞得她非常痒痒。最终，在经过几年的抗拒之后，她终于成功地让他彻底停止了尝试。帕蒂觉得很内疚，但同时也为他使她觉得自己这么不中用而感到愤怒和恼火。理查德和莫利来拜访的那个下午，他们的疲惫在帕蒂看来，似乎是两个整夜做爱的人的疲惫，而这很能证明帕蒂那时的心理状态：她的性生活已经一潭死水，她全身心都沉浸在做杰西卡和乔伊的妈妈的角色当中，甚至没有去忌妒他们。对她而言，性似乎成了没什么其他事可做的年轻人的一种消遣。无疑，无论是理查德还是莫利也都没有因性爱而显得情绪高涨。

之后，创伤乐队起程前往他们的下一站麦迪逊，接着便继续发行那些名称颇具讽刺意味的唱片，这些唱片得到了某个类型的乐评人和世界上大约五千名歌迷的喜爱，此外，他们还举办小型的现场演出，观众通常是些邋邋遢遢、受过良好教育、不再像以前那么年轻的白人——与此同时，帕蒂和沃尔特继续过着他们那大多时候都极为有趣的平常日子，当中，每周三十分钟的性爱压力不过是一种慢性但无关痛痒的不适，就像佛罗里达州的潮湿一样。自述人承认，这种小小的不适与帕蒂那些年里在做母亲方面犯下的大错或许不无关联。当初伊丽莎的父母因为太过痴迷于对方而忽视了伊丽莎，今天，人们很有可能会说帕蒂在乔伊身上犯了反方向的错误。但是，这份讲述涉及到那么多其他的、非父母方面的过失，如果同时还老想着她在乔伊身上所犯的错误，这样的痛苦实在让人无法承受；自述人害怕这会使她躺倒在地板上，永远站不起来。

最先发生的事情是沃尔特和理查德又成了好朋友。沃尔特认识很多人，但他回家后最希望在电话答录机中听到的是理查德的声音，听他说出类似这样的话：“嗨，这里是泽西城。不知你能否让我不那么担心科威特的局势。回电话给我。”理查德打来电话的频率，以及他现在和沃尔特说话时坦诚得多的方式——说他再没能结识其他像沃尔特和帕蒂这样的人，说他们夫妇是他和一个充满理性和希望的世界之间的救生索——令沃尔特终于相信，理查德是真的喜欢他，需要他，而不仅仅是被动地屈尊做了他的朋友。（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沃尔特才总是满怀感激地引用他妈妈关于忠诚的教诲。）每逢创伤乐队巡演路过明尼阿波利斯，理查德总会抽出时间来家里坐坐，通常是独自一人。他尤其喜欢杰西卡，认为她是照着她奶奶的模子打造出来的真正的好人。他不停地问她关于她喜欢的作者的问题，问她在当地施舍站做义工的情形。尽管帕蒂可能想有个和她更为相像的女儿，这样，她丰富的犯错经历就能成为可供安慰的资源，但大多时候，她还是为有这样一个如此明了世界运作之道的女儿感到非常骄傲。她喜欢透过理查德欣赏的目光来看女儿，之后，当他和沃尔特一起外出时，帕蒂觉得他们一起上车的一幕带给她一种安全感：一个是她嫁的了不起的那位，另一个是她没嫁的性感的那位。理查德对沃尔特的爱意使她对沃尔特的感觉也变得更好了；他会将魅力传给任何被这种魅力碰触过的东西。

一个明显的阴影是，沃尔特不太赞同理查德和莫利· 特里曼的关系。莫利虽有一把好嗓音，却是个性情消沉的人，甚或有躁郁症倾向。她常常独自待在下东区的公寓里，晚上做自由文字编辑的工作，白天则大睡特睡。每次理查德想过去，莫利总是伸手欢迎，而理查德声称她并不觉得做他的兼职情人有什么不妥，但是沃尔特始终怀疑他们的感情是建立在种种误解上的。这些年来，帕蒂从沃尔特口中套出了理查德私下里对他说的各种各样令人不安的话，包括“有时候我觉得，我在地球上的使命就是要尽我所能把我的阴茎放入尽可能多的阴道里”和“余生都和同一个女人做爱，对我来说，简直像死掉一样可怕”。沃尔特怀疑，莫利暗地里相信理查德总有一天会超越这个阶段，变得成熟起来，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怀疑是正确的。莫利比理查德大两岁，当她突然决定要赶在来不及之前生个孩子的时候，理查德不得不向她说明了为什么这件事永远都不可能发生。两人的关系急转直下，理查德索性甩了她，而她则退出了乐队。

莫利的母亲恰巧是《纽约时报》的一名资深美编，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创伤乐队在专辑销量刚刚过了四位数、观看现场演出的人数没能突破三位数的情况下，却几次得到《时报》的大力推荐（“始终坚持原创，久违的声音”“不惧冷遇，创伤乐队倔强坚持”），此外，乐队自《如果你还未曾注意》之后的所有专辑都得到了简短乐评。无论是不是巧合，《快乐得发狂》——莫利退出乐队后的第一张，事实证明也是最后一张唱片——不仅未能引起《时报》的任何关注，就连那些免费的城市周报也对其不屑一顾，而它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创伤乐队的有力支持者。乐队再次经过双子城的时候，理查德和帕蒂、沃尔特一起吃了一顿提早的晚餐，餐桌上他这样总结道：他一直在赊账购买媒体的关注，却始终未能兑现承诺，而媒体终于认识到，和创伤乐队攀交情对它们的文化品质和街头信誉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帮助，于是便没理由继续赊账给他了。

那天晚上，帕蒂带着耳塞和沃尔特一起去看了演出。“生病的切尔西”，四个姓名谐音、年龄与杰西卡相仿的当地女孩的组合，为“创伤”作了开场表演，帕蒂发觉自己在试着猜测，理查德会在后台和她们当中的哪一个打情骂俏。她并没有忌妒这些女孩，只是为理查德感到悲哀。无论她还是沃尔特，都终于开始相信，尽管理查德是个出色的音乐人和作词者，他却从未能真正享受生活：他的那种自我贬损，坦白承认的对帕蒂和沃尔特的羡慕和忌妒，都并不真是在开玩笑。“生病的切尔西”表演结束后，她们那些十八九岁的朋友们逐渐离开了酒吧，只剩下大约三十个创伤乐队的骨灰级粉丝——清一色的白人，男性，邋遢，甚至没有过去那么年轻了——听着理查德面无表情的自嘲（“我们要感谢大家来到这间“400 酒吧”，而没有去另外那间更热闹一些的“400 酒吧”……“我们自己似乎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之后，乐队用一种欢闹的方式演绎了新专辑的主打歌曲：

高大威猛的SUV里伸出小小的脑袋！

我的朋友，手握方向盘的你们看上去快乐得发狂！

“电路城”（北美地区最大的电子消费产品零售商之一，2009 年破产倒闭。）里有一百个凯茜·李（凯茜· 李和下文的里吉斯· 菲尔宾都是美国脱口秀主持人，二人还兼有歌手、作词人等多重身份。）在微笑！

满墙都是里吉斯·菲尔宾！我要告诉你我开始感到

快乐得发狂！快乐得发狂！

接下来是一首没完没了、更加令人反感的歌曲，《天使冰王（美国最大的乳果雪糕品牌。）》，主要由让人联想到剃刀刀片和碎玻璃的吉他噪音构成，在它们的伴奏下，理查德朗诵着诗歌：

他们可以收买你

他们可以屠杀你

名字平庸而可爱的酸奶

那只猫昨天吐了

高科技舞曲奶油，米黄色

应声虫创作的美食

他们可以欺侮你

他们可以埋葬你

被践踏被灌输之愚昧的年轻人

向低等的野蛮人学习消费主义

这不可能是这个国家的精华

这不可能是这个国家的精华

最后是一首慢速的乡村歌曲，《酒吧黑暗的那一面》，这首歌让帕蒂的眼睛湿润了，她为理查德感到伤心：

有一扇没有标记的门，哪里也到不了

在酒吧黑暗的那一面

我所曾希冀过的

不过是和你一起迷失在宇宙

报道我们死亡的声音

在真空里追赶我们

我们在公用电话间转错了弯

就再也没有出现

乐队的演出水准很高——理查德和赫雷拉已经合作了差不多有二十年——但是不难想象，再好的乐队也无法战胜听众寥寥所带来的荒凉感。一首安可曲《我痛恨阳光》之后，理查德没有从舞台一侧下场，而是将吉他放在吉他架上，点了支烟，直接跳下舞台。

“你们一直待到演出结束，真是太好了。”他对伯格伦德夫妇说，“我知道你们早上起得很早。”

“演出太棒了！你们真了不起！”帕蒂说。

“说真的，我觉得这是你迄今为止最好的一张唱片，”沃尔特说，“这批歌相当出色。你又往前跨了一大步。”

“是吧。”理查德漫不经心地扫视着酒吧后方，想看看少女四人组当中还有没有哪个留在酒吧晃悠。当然了，肯定有一个。不是那个帕蒂愿意押上她的钱的漂亮贝司手，而是那个个头高挑、脾气不好、满脸不满之色的鼓手，不过，帕蒂想了想之后，立刻就明白这当然更合情理。“有人在等着和我说话，”理查德说，“你们可能想直接回家了，不过如果想找个地方再坐坐，我们可以一起去。”

“不用了，你去吧。”沃尔特说。

“理查德，听你演奏真是太棒了。”帕蒂说。她友好地将一只手放在他的胳膊上，然后看着他朝那个脾气不好的鼓手走去。

开着家里的沃尔沃回拉姆齐山的路上，沃尔特对《快乐得发狂》赞不绝口，批评美国大众的品位不像话，成百万人出动去看大卫· 马修斯乐队的表演，却连理查德· 卡茨的存在都不知道。

“对不起，”帕蒂说，“再和我说说戴夫· 马休斯乐队有什么问题？”

“基本上就没有可取之处，除了技巧还算娴熟吧。”沃尔特说。

“好吧。”

“尤其是他们那些平庸乏味的歌词，‘一定要自由，如此自由，哦，哦，哦。没有自由我活不下去，哦，哦’。几乎所有歌都是这些话。”

帕蒂笑了。“你觉得理查德会想法和那个女孩上床吗？”

“我确信他会试试的，”沃尔特说，“而且，很有可能，会得手。”

“我可觉得她们不怎么样。那些女孩。”

“是，确实不怎么样。如果理查德要和她们上床，那并不代表他要为她们的才华投上一票。”

回到家，帕蒂去看了看孩子们，然后换上一件无袖上衣加小小的棉短裤，在床上采取了主动。虽然很不寻常，可谢天谢地，这也没有多么闻所未闻，不至于引发评论，招来审视；要沃尔特配合她也无需找什么理由。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不过是深夜里一个小小的惊喜，然而回首往事，自述人发现那几乎是他们共同生活的最高点。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终点：记忆中，那是她最后一次感到婚姻让她踏实而安心。她和沃尔特在“400 酒吧”里的亲密无间，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和理查德相处时的轻松自在，和沃尔特之间朋友般的温暖感觉，拥有理查德这样一位亲密老友的单纯快乐，最后，还有这对他们两人而言都很难得的享受——她突然热切地渴望感受沃尔特在她体内：他们的婚姻是幸福的。似乎也没有什么因素会阻止这种幸福继续，甚至，或许还会越来越幸福。

几个星期之后，多萝西倒在了大急流城的那家女装店里。而帕蒂，就像乔伊斯会做的那样，向沃尔特表达了她对多萝西即将接受的医院治疗的担忧，当多萝西进入多种器官衰竭状态，并最终去世的时候，她的担忧也就得到了惨痛的证实。沃尔特一方面感到无比悲痛，不仅仅是因为失去母亲，还因为她一生的坎坷不平，另一方面又或多或少松了一口气，多萝西的去世对他来说也算是一种解脱和释放：结束了他对母亲的责任，割断了他和明尼苏达的主要联系。帕蒂对自己悲痛之深感到惊讶。和沃尔特一样，多萝西一直相信帕蒂最好的一面，想到像多萝西这样大度宽厚的人，都未能逃脱孤独死去这个人人最终都要面对的命运，帕蒂感到非常难过。始终相信人间之美好的多萝西也不得不一个人穿过死亡这扇痛苦的大门：这刺痛了帕蒂的心。

当然了，她也在可怜她自己，正如人们在目睹他人独自逝去时，总难免要哀伤自怜一样。安排葬礼事宜时，她的精神状态很差，而与此同时，她发现邻居家那个年龄比乔伊大的女孩，康妮· 莫纳汉，一直在引诱乔伊和她上床，自述人希望，她当时的那种脆弱无助可以部分解释她对这件事的差劲处理。她犯下了一连串的错误，如若细说，这篇本来就已经很长的自传会更加冗长。自述人还在为她对乔伊犯下的错误感到无地自容，因此无法开始理性地讲述相关故事。当你发现自己半夜三点出现在邻居家的后巷，手握美工刀划破了邻居皮卡车的轮胎，你可以用精神失常来为自己作法律辩护。但是这样的辩护合乎道德吗？

辩方：帕蒂从一开始就试着警告过沃尔特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告诉过他她有些不对劲。

控方：沃尔特行事谨慎。是帕蒂追去希宾，扑进了他的怀抱。

辩方：可她那是在试着做个好人，试着好好生活！而且之后她放弃了其他一切，努力去做一个好妈妈和好主妇。

控方：她的动机是错误的。她在和自己的妈妈、妹妹们竞争。她的孩子们是她指责她们的一种方式。

辩方：她爱她的孩子们！

控方：她对杰西卡的爱是适度得体的，对乔伊的爱却过了头。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却不肯停止，因为她在生沃尔特的气，为他不是她真正想要的男人而生气，还因为她性格不好，本是个明星和斗士的她，却被困在家庭主妇的生活中，她认为她应该为此得到补偿。

辩方：可是爱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乔伊的一切都带给她那么多快乐，这可不是她的错。控方：这就是她的错。你不能无节制地享用曲奇饼干和冰激凌，然后说你体重高达三百磅不是你自己造成的。辩方：可她不知道这点！她以为她在做对的事：给她的孩子们足够的关注和爱，这些是她自己的父母没能够给她的。控方：她肯定知道。因为沃尔特告诉过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过她。辩方：可是沃尔特是不可信任的。她认为她必须给乔伊撑腰，扮演好警察的角色，因为沃尔特是坏警察。控方：问题不在沃尔特和乔伊之间，而在帕蒂和沃尔特之间，她知道的。

辩方：她爱沃尔特！

控方：证据显示她不爱沃尔特。

辩方：好吧，这样说的话，沃尔特也不爱她。他爱的不是真实的她。他爱的是他误解了的她。控方：如果真是这样，那事情倒是好办了。遗憾的是，他娶帕蒂不是因为尽管她是她，而是因为她就是她。好人并不一定总是爱上好人。

辩方：说她不爱他是不公平的！

控方：如果她不能清醒地做人，那么她爱不爱他都没有什么关系。

沃尔特知道帕蒂划破了他们那个讨厌邻居的那辆讨厌卡车的轮胎。他们从未谈论过这件事，但他是知道的。就是因为他们从不提这事，所以她知道他知道。那个邻居布莱克，正在他那个讨厌的女友，康妮· 莫纳汉那个讨厌的妈妈的房子后面，进行讨厌的扩建。那个冬天，帕蒂每晚都要喝上一瓶酒，甚或更多，然后半夜时分从大汗淋漓中醒来，满心焦虑和愤怒，下楼在一层踱来踱去，心怦怦地跳个不停。布莱克脸上有种愚蠢的自以为是的神气，在当时睡眠不足的帕蒂眼中，那和让克林顿在莫妮卡· 莱温斯基事件上撒谎的那个特别检察官脸上的那种愚蠢的自以为是，和最近因此事而弹劾克林顿的那些议员们脸上的那种愚蠢的自以为是，如出一辙。比尔· 克林顿是极少数不让帕蒂觉得假道学的政治人物之一——他没有假装成清白先生——她是愿意立刻和克林顿上床的几百万美国女人中的一个。在她想为亲爱的总统所做的一切反击行为中，划破讨厌的布莱克的轮胎是最微不足道的一桩。说这些并非为她自己开脱，只是想说明她当时的心理状况。

更为直接地刺激她的是，那年冬天，乔伊竟假装自己崇拜布莱克。以乔伊的聪明程度，他不可能真心去崇拜布莱克，但他正处在青春反叛期，就是要去喜欢帕蒂最最憎恶的人和事，目的是要摆脱她。她由于过分溺爱乔伊而犯下了无数错误，或许活该如此，不过，她当时可不这样认为。当时，她觉得自己像是被赶牛鞭在脸上狠狠地抽了一道。有那么几次，乔伊故意激怒她，失去控制的她反唇相讥，意识到自己竟可以对乔伊说出那样可怕的刻薄话，她便开始尽最大努力将痛苦和愤怒发泄在较为安全的第三方身上，比如布莱克和沃尔特。

她认为她不算是酒鬼。她不是酒鬼。她只不过是开始变得像她那个有时候用酩酊大醉来逃避他的家庭的老爸。以前，她喜欢在孩子们上床后喝上一两杯红酒，沃尔特曾经非常支持她这个习惯。他说他是在恶心的酒味里熏大的，已经学会了不去在意，而且他也学会了喜欢她带着酒气的呼吸，因为他喜欢她的呼吸，因为她的呼吸来自她体内的深处，而他爱她体内的深处。这些是他过去常会对她说的话——是她无法作出同样回应、却深深陶醉其中的话。但是，一旦一两杯变成了六杯甚至八杯，一切就不一样了。沃尔特需要她在晚上保持清醒，这样她就可以听他细数他认为乔伊道德品质上存在的所有不足之处，而帕蒂则需要保持不清醒，这样她就不必聆听。这不是酗酒，这是自我防卫。

以下——以下是沃尔特一个严重的个人障碍：他无法接受乔伊不像他。如果乔伊在女孩面前腼腆羞怯，如果乔伊喜欢扮演孩子的角色，如果乔伊无法克制地老实，如果乔伊喜欢站在失意者的一边，如果乔伊爱护自然，如果乔伊对金钱无动于衷，那么他会和沃尔特相处得极为融洽。可是，乔伊从婴儿时期起，就更像是按理查德· 卡茨的模子造出来的——无需努力就很酷，极其自信，想要的东西就一定要搞到手，对道德教化无动于衷，在女孩面前从容不迫——沃尔特把他因儿子而生的沮丧和失望通通搬给帕蒂，摆在她脚边，就好像这一切都是她的错。十五年里他一直在乞求她，要她支持他管教乔伊，帮他在家中实行视频游戏和那些过分贬低女性的电视节目及歌曲的禁令，但是帕蒂忍不住地喜欢乔伊原本的样子。她欣赏他躲避禁令的种种鬼点子，常常被逗得哈哈大笑。在她眼中，他是个相当棒的男孩。学校里的全A 生，在同学中受欢迎，做事勤力，还有着出众的创业精神。或许，如果她是个单亲妈妈，她会多关心一点儿管教儿子的问题。但既然有沃尔特去肩负管教之责，她便允许自己认为她和儿子之间有着一种美妙亲密的友谊。她纵容他对他不喜欢的老师恶语相加，不加过滤地告诉他邻里间的色情八卦，她坐在他的床上，双臂搂着膝盖，为了逗他高兴什么都不放过，甚至连沃尔特都不在违禁话题之列。当她让乔伊为沃尔特的种种古怪之处发笑——他的滴酒不沾，他坚持在大雪天骑自行车上班，他无法从无聊的人那里脱身，他对猫的憎恶，他反对使用纸巾，他对艰深戏剧的热衷——她并不觉得自己是在背叛他，因为她学会了爱他身上的一切古怪之处，或至少觉得这些相当有趣，她希望乔伊也用她看待沃尔特的眼光来看待沃尔特。或许她在此处将自己的想法合理化了，因为，如果实话实说的话，她真正希望的其实是自己能够使乔伊高兴。

她无法想象他怎么可能忠于并深爱着那个邻居女孩。她觉得康妮· 莫纳汉这个鬼祟的小竞争对手，成功地用某种龌龊的小手段暂时控制了乔伊。她过于迟钝，未能看出康妮这个威胁的严重性。她低估了乔伊对康妮的感情，认为她可以索性把康妮晾在一边，轻松地开着她那个蹩脚妈妈和她妈妈那个傻蛋男友的玩笑，认为乔伊也会很快和她一起取笑他们，就在她这样想并这样做的那几个月里，她一手毁掉了自己十五年来为做个好妈妈而付出的全部努力。她彻底搞砸了，确实是，之后，她就又变得相当失控。她和沃尔特大吵特吵，他责怪她让乔伊变得不服管教，而她无法为自己作出恰当的辩护，因为她不能说出心中那个病态的指责，那就是沃尔特毁掉了她和儿子的友谊。就因为和她睡在同一张床上，因为是她的丈夫，因为占有着作为成年人的她，沃尔特便得以使乔伊相信帕蒂是敌对阵营的一员。她因这一切而痛恨沃尔特，痛恨她的婚姻，而乔伊则搬去和莫纳汉一家人同住，让所有人都在痛苦的泪水中为他们的错误付出了代价。

尽管这些只微微触及了表层，却也已经超出了自述人本打算就那些年所作的陈述。现在，她要勇敢地继续写下去了。

家里只剩她一个人时有这样一个小小的好处：她可以听她想听的任何音乐，尤其是乔伊一听到就会痛苦而厌恶地大叫起来的乡村音乐，而有着学院电台品位的沃尔特只能容忍不多的几个经典歌手：佩茜· 克莱恩，汉克· 威廉姆斯，洛伊· 欧宾森，约翰尼· 卡什。帕蒂喜欢所有这几位歌手，但她也同样酷爱加斯· 布鲁克斯和“南方小鸡”。早上沃尔特刚出门去上班，帕蒂就放大音响音量，大到让她无法思考，然后把自己浸泡在那些和她的心情相似到可以安慰她又不同到多少可以娱乐她的悲伤和心碎里。帕蒂是那种相当重视歌词和故事的人——很久以前，沃尔特就不再试着让她对利盖蒂（即利盖蒂· 捷尔吉· 山多尔（1923-2006），奥地利籍匈牙利人，当代古典音乐先锋派作曲家。）和优拉糖果乐队（优拉糖果乐队，美国一支秉承独立和实验精神的另类摇滚乐队。）的音乐感兴趣了——永远也听不厌负心的男人、坚强的女人和人类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些主题。

就在同一时期，理查德正在组建他的新乐队“胡桃的惊喜”，一支另类乡村风格的乐队，其他三个年轻成员的年龄加在一起也不比理查德大出很多。他原本或许会继续搞他的创伤乐队，继续向虚空中发出更多的唱片，如果不是因为一场古怪的事故，一场只可能发生在赫雷拉身上的事故，降临在他这位老朋友兼贝司手身上的话。赫雷拉是个不修边幅、毫无条理的人，如果和他作比较，理查德都可以被看作是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男人。因为觉得泽西城过于中产（！）且不够压抑，赫雷拉搬去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在那里的一个贫民窟住了下来。一天，他去哈特福德参加一个支持拉尔夫· 纳德（拉尔夫· 纳德（1934- ），美国政治家、作家、律师，1996 年和2000 年绿党总统候选人。）和其他绿党候选人的集会，还搞了一场他称为“多普勒脓液”的演出。他们租来一辆章鱼造型的嘉年华礼车，他和七个朋友分别站在章鱼的八条触须上，打开便携式扩音器，弹奏着挽歌，礼车晃来晃去，他们的声音也随之扭曲变形，听上去非常有趣。赫雷拉的女友后来告诉理查德，那次演出相当“出色”，而且在参加集会的“一百多人”当中“引起了巨大轰动”，但是后来，赫雷拉收拾东西的时候，他的小货车开始顺着一个小山坡向下滑，赫雷拉追过去，从车窗伸进手去抓住方向盘，结果将车朝一堵砖墙转了过去，把他夹在当中。无论如何，他还是咳着血收拾好东西，开车回到了布里奇波特，在女友把他送进医院之前，他差点因为脾破裂、五根肋骨断裂、锁骨骨折、肺穿孔而没了小命。这场事故以及《快乐得发狂》带来的失望，就好像是宇宙向理查德发出的一个信号，而又由于不搞音乐就活不了，他便和一个擅长演奏夏威夷吉他的年轻歌迷组建了一个新乐队，“胡桃的惊喜”就这样诞生了。

理查德的个人生活也没有比伯格伦德夫妇好多少。他在创伤乐队的最后一次巡演上赔掉了好几千美金，之后又“借出”几千美金给没有保险的赫雷拉作医疗费。他的后方阵地，正如他在电话上向沃尔特描述的，正全线崩溃。过去差不多二十年里，理查德能够按照他的方式工作和生活，全靠他在泽西城的那套位于一楼的公寓。公寓很大，租金却非常便宜，简直可以说是象征性的。理查德是个不耐烦丢弃杂物的人，而他的公寓也大到允许他这样做。沃尔特出差去纽约时，参观过理查德的公寓，回来后告诉帕蒂，他门外的大厅里堆满了废弃的音响器材、旧床垫和他那辆皮卡车的零配件，后院里则满是他修建屋顶平台所用的工具和剩下的材料。最妙的是，他公寓下面有一间地下室，创伤乐队正好可以在里面排练（并录音），而不会过分干扰其他租户。理查德一直注意保持友好的邻里关系，但和莫利分手后，他犯下大错，过了界，和邻居中的一个女人好上了。

当时，似乎没有人认为这是个错误，只除了沃尔特，他向来觉得只有他才能一眼看出他老友在处理女人问题上所出的岔子。当理查德在电话上说，是时候将过去那些幼稚的看法抛在脑后，和一位成熟的女人发展一段真正的感情了，沃尔特的脑中响起了警报声。这个女人是厄瓜多尔人，名叫埃莉· 波萨达，三十八九岁，有两个孩子，孩子们的父亲是个豪华轿车司机，有一次车在普拉斯基高架桥上抛锚，他被捅了一刀，遇害了。（帕蒂注意到，虽然理查德和很多非常年轻的女孩上过床，但他真正交往时间比较长的都是和他同龄的女人，或者还要比他大一些。）埃莉在一家保险公司上班，住在理查德对面，中间隔着个大厅。差不多有一年时间，他向沃尔特报告的都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她的孩子们多么出乎意料地喜欢他，而他又多么喜欢他们，回家后见到埃莉是件多么愉快的事，他对她之外的女人如何地没有了兴趣，自从和沃尔特不在一起住后，他还从未能吃得这么好、感觉这么健康过，而且（这条真的让沃尔特脑中警铃大作）保险公司的工作原来相当有趣。沃尔特告诉帕蒂，在这表面快乐的一年当中，他在理查德的语调里听出某种明显的心不在焉的东西，要么是大道理，要么虚无缥缈，所以，当理查德的本性终于追了上来的时候，他并未觉得意外。他和“胡桃的惊喜”开始创作的音乐原来要比保险业务有趣得多，年轻拍档交际圈里的那些骨感小妞毕竟不是那么的让他不感兴趣，而和他约定好不再和其他人发生性关系的埃莉原来是个说一不二的女人。没过多久，他晚上就不敢回家了，因为埃莉在等着伏击他。再往后，埃莉联合其他租户，投诉他过分占用大家的公共空间，他那个迄今为止没有露过面的房东发来口气严厉的挂号信，于是，仲冬时节，理查德发现自己无家可归，四十四岁，有一堆刷爆了的信用卡，和一张为存放他那些破烂开出的每月三百美金的储物费账单。

沃尔特当大哥的最好时机到来了。他给理查德出了个主意，说他可以不用付房租，独自居住，全身心投入歌曲创作，在理清思路的同时好好挣点钱。沃尔特从多萝西那里继承了一所可爱的小房子，位于大急流城附近的一个小湖边。他一直计划着把房子里里外外好好整修一番。而他从明尼苏达矿务及制造业公司辞职之后，加入了自然保护协会，已不再指望自己可以抽出时间来亲自做这些事了。他提议让理查德住进那所房子，先开始装修厨房，然后等到积雪融化，在屋后修建一个面向小湖的大平台。理查德将可以拿到三十美金的时薪，外加免费用电和取暖，还可以按他自己的时间安排来干活。理查德（正如他后来极其坦诚地告诉帕蒂的那样）早已逐渐把伯格伦德夫妇看作他生活中最类似于家人的存在，身处困境的他只用了一天时间考虑就接受了这个提议。对于沃尔特，他的接受进一步甜蜜地证实了他确实爱他。对于帕蒂，哦，这个时机有些危险。

理查德开着他那辆超载的老丰田皮卡车北上途中，在圣保罗停留了一夜。他到达时是下午三点，帕蒂的一瓶酒已经喝掉了不少，且没有尽到女主人之礼。沃尔特做饭，帕蒂则替他们三人喝酒。就好像他和她一直都在等着见到他们的老友，这样就可以把他们关于乔伊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吃晚餐，而是在邻居家和那个右翼蠢货玩桌上曲棍球的互相矛盾的版本都一股脑儿地倒出来了。不知所措的理查德时不时要出去抽支烟，缓口气，准备好迎接下一轮伯格伦德式焦虑的轰炸。

“会没事的，”他说，又一次从外面回来，“你们俩是好父母。只不过，你们知道的，当一个孩子个性比较强的时候，他总会为表达他的个性闹出不少事来。把一切导入正轨需要花点儿时间。”

“老天，”帕蒂说，“你在哪里变得这么睿智的？”

“理查德是少有的那些还在真正读书、真正思考问题的怪人之一。”沃尔特说。

“没错，不像我，我知道。”她转向理查德，“过上那么一阵子就要说一次，我没把他推荐的每本书都看上一遍。有时候我决定干脆——不去理会。我相信这就是他的言下之意。我那不够格的知识水准。”

理查德严厉地看了她一眼。“你应该少喝几杯。”他说。

他也可以干脆当胸给她来上一拳。沃尔特的反对会进一步促使她多喝几杯，而理查德则让她意识到她的不成熟，把自己的不招人喜欢暴露在日光之下。“帕蒂很痛苦。”沃尔特轻声说，似乎在警告理查德，无论多么无法解释，他依旧保持着对帕蒂的忠诚。“要叫我说，你想喝多少就喝多少，”理查德说，“但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们希望孩子回家，家里井然有序或许会有所帮助。”“我甚至都不确定，这会儿我还想不想要他回来，”沃尔特说，“不用再去理会他对我的不尊敬，我还有些享受这个状况呢。”

“那么，咱们看看，”帕蒂说，“乔伊得到了个性，沃尔特得到了解脱，可是，帕蒂呢？她得到了什么？酒，我猜，对吧？帕蒂得到的就是可以喝上几杯。”

“哇，”理查德说，“有些自怜的意思？”

“看在上帝的分上。”沃尔特说。

透过理查德的眼睛看帕蒂正在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可怕的。中间隔着一千二百英里的时候，微笑地聊着理查德的爱情风波，他永远不会结束的青春期，他要将孩子气的那套抛在脑后的决心和这份决心的付诸东流，同时感觉到，在这里，在拉姆齐山的他们正过着一种更为成熟的生活，这一切都再简单不过。可是，现在她和他一起坐在厨房里——他的个头向来让她觉得透不过气来，他那张酷似卡扎菲的面孔经过岁月的磨砺变得更加深邃，他的满头黑发正在变成漂亮的灰白色——他立刻衬托出她不过是个沉浸在自我里的小孩，她将自己关在这栋漂亮的大宅里，因此得以拒绝成长。当初她从家人的幼稚世界里逃出来，现在她自己却也成了和他们一样孩子气的人。她没有工作，两个孩子反倒比她更像成年人，她甚至没有什么性生活。让理查德看到这样一个帕蒂，她羞愧不已。这些年来，她始终珍藏着关于他们短暂的公路之旅的记忆，把它牢牢地锁在心灵深处的某个地方，让它随着岁月像酒一样发酵，这样一来，以某种象征性的方式，他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就可以和他们两人一起存活下去，慢慢变老。在密封的瓶子里，这份可能性的品质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着，但并没有变坏，仍然具备可饮用的潜力，它就好像是某种安慰：潇洒不羁的理查德· 卡茨曾邀请她一起搬去纽约，而她拒绝了。可是现在她才意识到，事情根本不是这样发展的。她四十二岁了，正喝得鼻头发红。

她小心地站起身，努力不要东摇西晃，然后将剩下的半瓶酒倒进水槽，把空杯子放进洗碗池。她说她要上楼去躺一会儿，他们两个自己吃饭就好。

“帕蒂。”沃尔特说。“我没事，真的没事。我只是喝多了。过一会儿我可能就下来了，抱歉，理查德。见到你很高兴。我只是状态不太好。”

她喜欢他们的湖边小屋，也曾连着几个星期独自住在那里，但是理查德住在那里装修的那个春天，她一次都没去过。沃尔特抽出时间，利用几次长周末过去帮他一起干活，可帕蒂实在不好意思去。她留在家中，休养生息：接受理查德让她少喝酒的建议，开始跑步和好好吃饭，将体重增加到刚好可以填平她脸上正在出现的最显憔悴的皱纹，开始全面关注她在自己的梦幻王国里一度忽略的外表。以前，她抗拒任何形式的外观改变，原因之一是那个可恶的邻居卡罗尔在她那个可恶的小男友上场后就曾演过这么一出。任何卡罗尔做过的事在帕蒂看来都令人憎恶，但她终究还是将自己降到了她的高度，像她一样来了个大变身。她剪掉马尾辫，换了个和她年龄相配的发型，染了颜色。同时她也花时间更多地和篮球队的老朋友们见面，而她们的回报则是告诉她，她看上去精神不少。

理查德原本计划在五月底返回东岸，可是，理查德就是理查德，都已经到了六月中旬，当帕蒂过去准备在乡下住上几周时，他还在修建那个大平台。起初沃尔特也在，自然保护协会的一个大捐助人在他位于萨斯喀彻温的一处豪华“营地”举办了一场钓鱼之旅，参加者个个都是VIP 、摇钱树，沃尔特在赶去那里的途中在小屋待了四天。为了弥补冬天见面时的恶劣表现，湖边小屋里的帕蒂堪称殷勤女主人的典范，理查德和沃尔特在后院钉钉子、锯木头，她为他们做好吃的饭菜。她骄傲地时刻保持着清醒的状态。晚上，乔伊不在身边，她对电视节目也没了兴趣。她坐在多萝西那把心爱的扶手椅上，读沃尔特推荐了很长时间的《战争与和平》，两个男人则在一边下象棋。万幸的是，沃尔特棋艺比理查德高，通常都会获胜，但理查德非常顽强，不断要求再来一局，帕蒂知道这样高度紧张的脑力活动对沃尔特来说并不轻松，他耗尽心神以求胜利，搞得自己像上了发条一样，过后要用上好几个小时才能入睡。

“又是中局阻断这一手，”理查德说，“你总是用这招，我讨厌这个。”

“我擅长中局狙击。”沃尔特承认道，呼吸急促，语气里是按捺不住的胜利喜悦。“这让我抓狂。”

“这个嘛，因为我这手总是很有效。”沃尔特说。

“那是因为我的棋艺缺乏足够的训练，不能让你付出相应的代价。”

“和你下棋很好玩，我永远不知道你下一步会怎么走。”

“是啊，可输棋的人总是我。”

白天明亮而漫长，夜晚凉意沁人。帕蒂喜欢北方的初夏，它让她想起和沃尔特最初在希宾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清爽的空气，湿润的地面，以及松树好闻的味道，那是她人生的清晨。她觉得她从来没有比二十一岁更年轻过。不知为何，她在韦斯特切斯特度过的童年，尽管在时间上更加靠前，却好像发生在她人生中更晚、走下坡路的时候。这屋里有一股淡淡的好闻的霉味，让人想起多萝西。屋外是乔伊和帕蒂决定命名为无名湖的小湖，刚刚雪融冰消，水中落了一层树皮和松针，黑黝黝的，天气好的时候，湖面上映出明亮的云彩的倒影。夏天时，附近唯一的另一所房子被树木遮挡了起来，那是姓伦德纳的一家人周末和八月份的度假屋。伯格伦德家的房子和小湖之间隔着一片小草坡，坡上长着几棵高大的桦树。当阳光或微风驱走了草坡上的蚊子，帕蒂会拿本书在草地上躺好几个小时，彻底远离尘嚣，除去头顶偶尔有飞机飞过，或者更少见的，有汽车从没有铺柏油的县公路上驶过。

沃尔特起程去萨斯喀彻温的前一天，帕蒂的心开始狂跳不已。她的心唯一在做的一件事就是：狂跳。第二天早上，她先开车送沃尔特去大急流城的小型机场，然后回到小屋，心依旧跳个不停，以至在做薄饼面糊的时候，一个鸡蛋从她手里滑了出去。她将双手撑在厨台上，深深呼吸了好几下，然后才跪下清理地面。厨房装修的收尾工作是留给沃尔特以后弄的，不过把新铺的地板间的缝隙用泥浆填平则是理查德可以胜任但还没有着手去做的工作。从好的一面看，他告诉他们，他自学会了弹奏班卓琴。

虽然距日出已经过去了四个小时，当理查德穿着牛仔裤和那件表明他支持副司令马科斯（副司令马科斯（1957-），墨西哥游击队员、作家，恰帕斯州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和解放恰帕斯的宣传衫出现时，时间仍然很早。

“荞麦薄饼？”帕蒂轻快地说。

“听上去不错。”

“如果不够，我可以再给你煎几个鸡蛋。”

“我喜欢好吃的薄饼。”

“煎几片培根也一点都不费事。”

“我不会拒绝培根。”

“好的！那就是荞麦薄饼加培根。”

如果理查德的心也在狂跳，那么他丝毫也没有表现出来。她站在一边，看着他一连吃下两叠薄饼，他拿叉子的手势优雅得体，而她凑巧知道，这还是沃尔特在大一时教会他的。

“你今天准备干什么？”他带着低到中等的兴趣问她。

“老天，我还没想过这个。什么都不干吧！我在度假。我想上午都没什么事，然后给你做点午餐。”

他点点头，继续吃早餐，帕蒂突然发觉自己是个习惯沉湎于和现实毫无瓜葛的幻想中的人。她进了洗手间，坐在马桶盖上，心还是狂跳不已，直到她听见理查德开门出去，开始摆弄木材。听着别人早晨工作的第一轮声响，让人有种危险的悲伤感受；就像静止经受着被打破的痛苦。工作开始的第一分钟会让你想到接下来的分分钟钟，一天当中包含的每一分钟，而像这样把每分钟都看成独立的存在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事。只有等到后来的分分钟钟都加入进来，和这赤裸、孤独的第一分钟混合在一起，这一天作为一天才算是安然地开始流动了。帕蒂一直坐在洗手间里，等着她的一天开始。

她拿着《战争与和平》来到门外的小草坡上，隐约还抱有那个古老的念头：用她对书的兴趣来吸引理查德，可是她的阅读受阻于一段军事描写，她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同一页。一只叫声悦耳的小鸟习惯了她的存在，开始在她头顶的树上鸣唱起来，不知道是美洲画眉还是绿鹃，虽然沃尔特告诉过她很多遍这种鸟的名字。它的歌声就像一个不变的念头，一个在它那个小脑袋瓜里回旋往复、不肯离去的念头。

她的感受：仿佛在她意识的黑暗面的掩护下，一支冷酷无情、组织良好的反动军已经集结起来，她绝对不能让她的良知在这支队伍附近露面，哪怕一秒钟都不行。她对沃尔特的爱和忠诚，她想做个好人的愿望，她对两个男人之间从未间断的竞争关系的明了，她对理查德人品的冷静评估，以及和配偶最要好的朋友上床这件事本身的卑劣：所有这些占据着道德制高点的因素正等着去消灭那支反动军。所以她不得不把她的理性部队调派到其他地方去。她甚至无法允许自己考虑着装——在上午过去了一半，她为理查德送去咖啡和曲奇饼干之前，她迅速转移了换上一件格外诱人的无袖上装的念头——她不得不立刻将这样的想法抛在一边，因为哪怕是最细微平常的示好都可能引来探照灯，而那强光照射下的一幕会过于可耻、可悲、令人作呕。就算理查德不觉得恶心，她自己也会觉得。而如果他注意到并向她挑明她的不是，就像他指出她不该过量饮酒一样，那就将是灾难，耻辱，最糟糕的事情。

然而，她的脉搏知道——正在用它的加速跳动告诉她——她或许不会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在她的身体走上下坡路之前。她的脉搏记录着她心底那激动的思量：位于萨斯喀彻温的钓鱼营地只有双翼飞机、无线电和卫星电话才能与之取得联系，在接下来的五天里，除非有什么紧急情况，沃尔特不会打电话给她。

她将理查德的午餐留在餐桌上，开车去了附近的小镇芬城。她看得出，她是多么地有可能出车祸。她失神地想着她被撞死了，沃尔特对着她残缺的遗体哭个不停，而理查德则在一边坚强地劝慰他，说她几乎冲过了芬城唯一的一处停车标志；然而她隐约听到了她的刹车声。

一切不过是她的幻想，一切不过是她的幻想！唯一让她感到欣慰的是，她如此不露痕迹地隐藏了她内心的波澜。在刚刚过去的四天里，她或许有那么一点点走神和紧张，但和二月那次相比，她的举止无疑得体了很多。如果她正在设法隐藏她的黑暗部队，那么可以合理地推断，理查德心中或许也有类似的黑暗部队，而他也同样成功地隐藏了它们。但，这只是她的一丝丝希望而已；是一个失去理智的女人、一个沉浸在幻想中的女人推断事情的方式。

站在芬城消费合作社选择不多的国内啤酒货架前——米勒、库尔斯、百威——她试图作出决定。将一组六罐装拿在手里，她仿佛可以透过那些铝罐提前猜出，如果她把它们灌下去会是什么感觉。理查德告诉过她，她应该少喝一点儿；醉醺醺的她在他眼里是丑陋的。她将六罐装放回货架，强迫自己去店里不那么诱人的地方逛逛，可是，当你觉得想吐的时候，你很难去计划晚餐吃什么。她像一只唱着重复小调的鸟儿，又回到了啤酒货架前。不同的啤酒罐有着不同的装饰，里面却都是同样寡淡无味的低档货。她突然想到她可以开车去大急流城，买点真正的酒。突然想到她可以开车回去，干脆什么都不买。可是那样的话，她去了哪里呢？她站在货架前犹豫着，感到一阵疲倦：她预感到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任何事都不足以让她解脱或高兴起来，不足以证明此时此刻的这种心怦怦跳的难受劲儿是值得的。换句话说，她明白了成为一个内心深处不快乐的人意味着什么。然而，今天的自述人还是忌妒、同情当日站在芬城消费合作社里天真地相信自己已经跌至谷底的那个较为年轻的帕蒂：相信无论以何种方式，这场危机都将会在未来五天内得到解决。

收银台旁一个胖乎乎的十来岁的女孩开始注意到一动不动的她。帕蒂疯疯傻傻地对她笑了笑，然后去拿了一只塑料袋包装的鸡、五个丑陋的土豆和一把蔫搭搭的韭葱。她认定，唯一比清醒着感受她的焦虑还要糟糕的，就是喝个大醉，然后仍然要继续感受这种焦虑。

“我准备给咱们烤只鸡。”回来后，她对理查德说。

他的头发、眉毛和汗湿了的宽阔额头上满是星星点点的锯末渣。“你真好。”他说。“平台现在看上去真不错，”她说，“有了了不起的改进。你觉得还需要多长时间？”

“两天吧，或许。”

“你知道，如果你急着回纽约，我和沃尔特可以自己干完剩下的活。我知道按原计划，你现在已经回到那里了。”

“看到一件活完工让人开心，”他说，“用不了几天了。除非你是想单独待在这里？”

“我想单独待在这里？”

“我是说，干活很吵。”

“哦，没关系，我喜欢干建筑活的声响，有种让人安心的感觉。”

“除非那是来自邻居家的。”

“这个嘛，我讨厌那家人，所以不一样。”

“好吧。”

“那我要去准备烤鸡了。”

她的语气肯定泄露了什么，因为理查德微微皱起眉头，“你没事吧？”

“没有，没有，没事，”她说，“我喜欢待在这里。我喜欢。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地方。虽然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如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可是我喜欢早晨在这里起床。喜欢闻这里的空气。”

“我是说，你对我留在这里有没有问题？”

“哦，当然没有。老天，完全没有。没有！我是说，你知道沃尔特多么爱你。我觉得我们和你已经是这么多年的老朋友，可我几乎没有和你好好聊过天。这是个不错的机会。可你也不用觉得你一定得留下来，如果你想回纽约。我习惯了独自待在这里。没问题。”

她似乎用了很长的时间才说完这番话。接下来，两人都稍稍沉默了一会儿。

“我只是想听明白你究竟在说什么，”理查德说，“你究竟想不想让我继续留在这里。”

“老天，”她说，“我一直在告诉你，不是吗？难道我不是刚刚告诉你了吗？”

她看得出他对她的耐心，对一个女人的耐心，已经到了尽头。他转了转眼睛，捡起一截两英寸厚四英寸宽的木头。“我准备收工了，然后去游一会儿泳。”

“现在下水会很冷的。”

“每一天，水都在变得不那么冷。”

帕蒂回到屋子里，心头突然涌起一股对沃尔特的忌妒：他可以告诉理查德他爱他，而且除了也得到对方的爱之外，他不会从中期待任何糟糕的、会使他的生活失去平衡的东西。男人们可以多么轻松地做到这点！相比之下，她觉得自己像一只干坐着的大肚子蜘蛛，年复一年编织着她那张干枯的蛛网，等待着。她突然明白了多年前大学里那些女孩的感受，她们憎恨沃尔特可以在理查德的世界里自由出入，对他始终在场的烦人劲儿感到恼火。她，有那么一小会儿，像伊丽莎那样看待着沃尔特。

我可能一定要那么做，我也许一定得那么做，我或许非那么做不可，她一边清洗那只鸡，一边对自己说着，然后又安慰自己她不过是说说而已。她听到湖水那边扑通一声，看着理查德从树荫下游出来，下午的阳光依旧照得水面金灿灿的。如果他真的痛恨阳光，像他在那首老歌里宣称的那样，六月的明尼苏达北部会是个难挨的地方。白天是如此漫长，而等到一天终于结束时，你会惊讶地发现太阳的燃料供给并没有减少，而是继续燃烧着，燃烧。她没有去游泳，却忍不住伸手探向两腿之间，试了试那里的水，并为之感到震惊。我是活着的吗？我拥有一具身体吗？

她切出来的土豆奇形怪状，像是一道道几何智力难题。

理查德淋浴之后，穿着一件没有图案、在很多年前肯定是大红色的T 恤衫走进厨房。他的头发暂时变得服帖了，且像年轻时那样又黑又亮。

“今年冬天你变样了。”他对帕蒂说。

“没有。”

“什么叫‘没有’？你的发型变了，看上去好极了。”

“其实没什么大的不同，只变了一点点。”

“而且——你可能稍微重了几磅？”

“没有。好吧，一点点。”

“这样更适合你，和瘦的时候比，这会儿你更好看。”

“你是不是在委婉地告诉我，我发胖了？”

他闭上眼，面部歪扭，似乎在努力维持他的耐心。然后他睁开眼说：“你这么怪声怪气的究竟是怎么回事？”

“什么？”

“你希望我走吗？是为这个吗？今天你一直怪怪的，还有些假，我觉得我留在这儿让你感到不舒服。”

烤鸡闻上去和她过去吃过的那些一样。她洗了洗手，擦干，在一个还未完工的橱柜后部搜寻着，找出一瓶做菜用的雪利酒，酒瓶上满是因装修落上的灰尘。“好吧，想听真话？在你身边我有点紧张。”

“不用紧张。”

“我控制不了。”

“你没理由紧张。”

这是她不想听到的。“我要喝一杯。”她说。

“你误会我了，我不在意你喝多少。”

她点点头。“好的，知道这点是件好事。”

“这几天你一直想喝酒来着？老天爷，喝吧。”

“正在喝。”

“你知道吗？你是个奇怪的人。我这是在夸你。”

“那我就当夸奖来听了。”

“沃尔特非常，非常幸运。”

“呵，这个嘛，这就是不幸之所在了，不是吗？我不确定他是否还是这样认为的。”

“哦，他是。相信我，他是这样认为的。”

她摇摇头。“我想说的是，我觉得他不喜欢我奇怪的那些部分。他是可以喜欢奇怪但好的那部分没错，但对奇怪却不好的那部分就不怎么中意了，而这些日子，他感受到的大多都是后一种。而你似乎并不介意我奇怪但不好的那部分，可你却不是我嫁的那个人，我想说这有点儿讽刺。”

“你不会想嫁给我的。”

“是啊，我确信那会很糟糕。我听说你的那些故事了。”

“很遗憾听你这么说，不过倒是没觉得意外。”

“沃尔特把什么都告诉我。”

“那当然。”

外头，湖面上一只鸭子不知为什么东西嘎嘎叫着。湖另一头的芦苇丛中，绿头鸭筑起了它们的巢。“沃尔特告诉过你我划破了布莱克的轮胎吗？”帕蒂问。

理查德抬了抬眉毛，然后她向他讲了那个故事。

“那可真是糟糕。”等她讲完，他敬佩地说。

“我知道，确实糟糕，不是吗？”

“沃尔特知道吗？”

“嗯，问得好。”

“照我看，你并没有把什么都告诉他。”

“哦，老天，理查德，我什么都不告诉他。”

“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告诉他。你或许会发现，他知道的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她深吸一口气，问沃尔特都知道她哪些秘密。

“他知道你不快乐。”理查德说。

“我觉得这不需要多敏锐的眼光就可以看出来。还有什么？”

“他知道你因为乔伊搬走而责怪他。”

“哦，这个，”帕蒂说，“这个或多或少是我告诉他的。这条不算。”

“好吧，不如你来告诉我，除了划破邻居的车轮胎，你还有什么事是沃尔特不知道的？”

帕蒂思考着这个问题，看到的却只有她那空虚的生活、空荡的家，以及孩子们长大后她那失去了意义的存在。雪利酒让她伤心。“我把饭菜摆上桌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为我唱首歌呢？可以吗？”

“我不知道，”理查德说，“感觉有点怪。”

“为什么？”

“不知道，就是有点怪。”

“你是个歌手。平常就是做这个的。你唱歌。”

“我似乎从来都不觉得你格外喜欢我的歌。”

“唱《酒吧黑暗的那一面》。我喜欢那首歌。”

他叹口气，低下头，双手抱在胸前，仿佛睡着了。

“怎么了？”她说。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明天我还是走吧。”

“好的。”

“剩下不到两天的活。平台现在已经可以使用了。”

“好的。”她起身把酒杯放进洗碗池，“不过，我能问问为什么吗？我是说，有你在这里挺好的。”

“如果我离开会更好。”

“好吧。随你便。我看再有十分钟鸡就烤好了，你摆餐具吧。”

他坐着没动。

“那首歌是莫利写的，”过了一会儿，他说，“其实我没权利录制那首歌。我这样做相当卑鄙。是故意的、算计好的卑鄙行为。”

“可那首歌悲伤动人，你该怎么做呢？不用它吗？”

“从根本上说，是的。原本就该那么做。”

“我为你们俩可惜。你们在一起很长时间。”

“是这样，但也不是。”

“没错，我明白，可仍然有些可惜。”

帕蒂摆好餐具，拌好沙拉，把鸡切开，理查德坐在一旁想着什么。她本以为自己不会有什么胃口，可尝了一口之后，她立刻记起从昨晚开始她还什么都没有吃过，而今天早晨她五点钟就起身了。理查德也默默地吃着。在某个时刻，他们的沉默开始变得意味深长、令人激动，但再过了一会儿，又开始变得死气沉沉、令人沮丧。她清理餐桌，放好剩菜，洗净碗碟，看到理查德去了那个装着纱门的小门廊抽烟。太阳终于落山了，可天色依旧明亮。是的，她想着，如果他离开会更好。更好，更好，更好。

她来到门廊。“我想现在上床去了，看会儿书。”她说。

理查德点点头。“听上去不错。明早见。”

“黄昏很漫长，”她说，“天就是不想暗下去。”

“这里是个好地方。你们俩真是非常大方。”

“哦，那全是沃尔特的主意。我其实并没想到你可以来这里住。”

“他信任你，”理查德说，“如果你也信任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哦，这个，也许会，也许不会。”

“你不想和他一起生活了吗？”

这问题问得好。

“我不想失去他，”她说，“如果这是你想问的。我没有花时间去考虑离开他。我多少是在数着日子等乔伊回来，等他终于厌倦了莫纳汉那家人。他还有整整一年才能从高中毕业。”

“不明白你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依旧全心全意守护着我的家庭。”

“好。这是个幸福的家。”

“没错，那明早见。”

“帕蒂，”他在暂时被用作烟灰缸的多萝西的一只丹麦圣诞纪念碗里熄掉香烟，“我不会去做那个毁掉自己最要好的朋友的婚姻的人。”

“不！上帝！当然不会！”她失望得几乎哭出来，“我是说，真的，理查德，对不起，可是我说什么了？我说我要回房间了，我说明早见，我就说了这些！我说我在意我的家庭。这就是我说的。”

他非常不耐烦地看了看她，一脸怀疑。

“我是说真的！”

“好的，当然，”他说，“我没想要假定什么事。我只想弄明白这里为什么这么紧张。你或许记得我们以前有过一次类似的谈话。”

“我当然记得，是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说出来更好。”

“没问题。我很感激。你真是个好朋友。明天你不必因为我而觉得不得不离开，这里没什么可担心的。没必要逃走。”

“谢谢。可我还是走吧。”

“没问题。”

她进了屋，躺在多萝西的床上，理查德本来一直睡在这里，她和沃尔特来了之后，才把他赶走。清爽的空气不再像在漫长白昼时那样躲藏着，而是从各个角落涌了出来，但蓝色的暮光还是固执地透入每一扇窗户。那是梦之光，非理性之光，它不肯退去。为了弱化它们，她打开台灯。她的反动军暴露了！一切都完了！她穿着法兰绒睡衣躺在床上，回想着过去几个小时里她说过的每一句话，而几乎每一句都使她震惊。洗手间传来理查德往马桶里小便的响亮声响，然后是冲水的声音，水在水管里流动时好听的声音，水泵上水时短暂而略显低沉的声音。完全是为了逃避她自己，她拿起《战争与和平》，读了很长时间。

娜塔莎· 罗斯托夫显然注定和那个傻乎乎的好人彼埃尔是一对，却爱上了他那个酷酷的好友安德烈王子。帕蒂没料到会这样。自述人想知道，如果那晚她没有读到这几页，事情会不会有不同的发展。她一点点读着，感到彼埃尔失去娜塔莎的过程就像慢镜头下的一场灾难。事情或许不会有任何不同的发展，但这几页文字之应景贴切，对她的影响几乎像下了迷幻药一般。她一直读过了午夜，甚至连军事描写也让她着迷，等到她关掉台灯，发现暮光终于消失了，她松了口气。

在睡梦中，在那之后某个依旧黑暗的时刻，她下了床，走进大厅，然后去了理查德的卧室，爬上了他的床。房间里很冷，她紧紧地贴着他。

“帕蒂。”他说。

可她是睡着的，她摇了摇头，拒绝醒来，此时的她不容躲避，睡梦中的她无比坚定。她伸展身体贴在理查德身上，尽力扩大他们的接触范围，大到感觉足以完全盖住他，同时，她把脸深深埋在他的头边。

“帕蒂。”

“嗯。”

“如果你是睡着的，你得醒过来了。”

“不，我睡着了……我在睡觉。不要叫醒我。”

他的阴茎正挣扎着要从内裤里探出头来。她用小腹摩擦着它。

“不好意思，”他说着，在她身下不安地蠕动，“你必须醒过来。”

“不，不要叫醒我。上我。”

“哦，老天，”他试着摆脱她，可她像阿米巴虫一样缠着他。他抓住她的手腕，把她从自己身上拉开一点，“没有意识的人，信不信由你，可我有我的界线。”

“嗯，”她说，解开睡衣的纽扣，“我们俩都睡着了。我们都在做一场美梦。”

“是啊，可是到了早晨，人们会醒过来，会记起他们做过的梦。”

“可是如果梦只是梦……我在做梦。我要继续睡了，你也继续睡。你睡着了，我们俩都睡着了……然后我就走了。”

她可以说出这些话，且不光是说出，过后还能清楚地记得，这确实给她睡眠状态的真实性打了一个问号。然而自述人坚持认为，在她背叛沃尔特的那一刻，在感到他的朋友滑入她体内的那一刻，她不是醒着的。或许是因为她效仿那只传说中的鸵鸟，死死地闭着双眼，或许是因为过后她没有任何关于快感的记忆，只有对他们已经做了那件事的抽象感知。不过，如果她进行一个思维实验，想象在那件事发生的过程中有电话响起，那么她在想象中被震惊的那个状态就是清醒状态，因此，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出，在没有电话铃响的情况下，她所处的就是睡眠状态。

等事情发生之后，她才有些警觉地醒了过来，开始让自己思考，并立刻让自己退回到自己的床上去。她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窗户里透入了晨光。她听到理查德起床，在洗手间小便。她努力分辨着他之后的动静——是在往他的卡车里装东西还是继续干活。听上去他继续干活了！当她终于鼓足勇气从她的避身所出来时，她看到他正跪在屋后，把一堆剩下的木料分类放好。有太阳，不过，只是藏在薄薄的云层后面的一个模糊圆盘。湖面涌动着一层层的水波，要变天了。没有了耀眼的阳光和斑驳的阴影，树林看上去稀疏了一些，空旷了一些。

“嗨，早上好。”帕蒂说。

“早上好。”理查德说，没有抬头看她。

“吃过早饭了吗？吃点早饭怎么样？我给你做几个鸡蛋？”

“我喝过咖啡了，谢谢。”

“我去给你做几个鸡蛋。”

他站起身，将手放在屁股上，打量着那些木材，仍旧不看她。“我把这些整理一下，这样沃尔特就知道我们还剩下些什么。”

“好的。”

“我需要两个小时来收拾东西，你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

“好的，需要我帮忙吗？”

他摇摇头。

“你确定不吃早饭？”

对此他没有任何回应。

她眼前浮现出某种类似于PPT姓名列表的东西，按姓名主人的美德以降序排列，打头的当然是沃尔特，紧跟着的是杰西卡，再往下是乔伊和理查德，然后，一直到最低处，孤独的最后一名，是她自己那个丑陋的名字，这张列表生动清晰到让人觉得奇怪。

她端着咖啡回了她的房间，坐在那里听理查德收拾东西：钉子收入盒里的叮当声，拖动工具箱的隆隆声。接近中午的时候，她大着胆子走上前去，问他可不可以至少留下来吃点午饭再走。他同意了，尽管同意的方式并不友好。她吓得连想哭的感觉都不敢有，径直去煮了几只鸡蛋，做了鸡蛋沙拉。她最多容许自己有意识地抱有的计划，或者说希望，或者说幻想，就是理查德会忘掉那天要离开的打算，这样晚上她便可以再次梦游，第二天一切又都会很愉快，大家什么都不说破，然后，她继续梦游，然后又是一个愉快的白天，再然后，理查德会把他的东西装上卡车，返回纽约，而她则会在她人生暮年的时候，回忆起她在无名湖畔做过的那几个美妙而真实的梦，并且肯定地疑惑着是不是真的发生过什么。现在，这个旧计划（或者说希望，或者说幻想）成了碎片。所以，她的新计划要求她尽全力忘记昨夜，假装什么也不曾发生。

可以肯定的是，她的新计划中并不包括这样一项：吃了一半的午饭还留在桌上，然后她发现自己的牛仔裤被扔在了多萝西往日住的那间卧室的地板上，她泳衣的裆部被粗暴地扯向一旁，向着卧室那面贴着墙纸的天真墙壁，他的撞击带着她去到极乐之地，而此刻，光天化日，一个人能有多清醒，就有多清醒。墙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可是后来那个位置却始终清晰可见。那是一处小小的坐标，它所标注的那个世界已经被历史永久地记录和改变。在她和沃尔特后来单独来这儿度过的那些周末，它，那个位置，成了房间里与他们共存的安静的第三者。对她而言，无论如何，这似乎是她一生中第一次真正地做爱。大开眼界，可以这么说。而她也从此就完蛋了，尽管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她才领悟到这点。

“好的，所以，”她坐在地板上，将头靠在她的屁股刚才所在的位置，说，“所以，这很有趣。”

理查德已经穿好裤子，正盲目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如果你不介意，我要直接在你的房间里抽烟了。”

“我想，在目前这个情形下，可以允许有一次例外。”

天彻底阴了下来，冷风从纱窗和纱门吹入。所有的鸟叫声都停止了，小湖似乎与世隔绝。大自然正等待着这股寒气过去。

“你里面干吗要穿件泳衣？”理查德说，点上了烟。

帕蒂笑了。“我本来想等你走了之后去游一会儿。”

“水很冷。”

“哦，不会游很长时间的，显然。”

“只是对肉体的小小惩罚。”

“完全正确。”

冷风中混杂着理查德的骆驼牌香烟的味道，就像喜悦中掺杂着懊悔。帕蒂没来由地再次笑了起来，随后找到句有趣的话说。

“你或许棋下得很糟，”她说，“但在另一个游戏上，你无疑是个赢家。”

“闭上你的嘴。”理查德说。

她无法分辨他的语气，但她害怕那是愤怒，所以她强忍住不再发笑。

理查德坐在茶几上，非常专注地抽着烟。“我们绝对不可以再这么做。”他说。

帕蒂又偷偷地笑了；她忍不住。“或者，我们可以再做几次，然后永远不再做。”

“好啊，可那样会把我们引向何方呢？”

“可以想象，痒痒的地方被好好地挠过了，之后也就是那么回事了。”“照我的经验，事情可不是这样发展的。”“那么，我猜我只能听从你的经验了，不是吗？我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有这样一个选择，”理查德说，“要么我们现在就停止，要么你离开沃尔特。而因为你不会接受后者，所以我们现在就停止吧。”

“也可以有第三种可能，我们不必停止，只要我不告诉他就行。”

“我不想那样生活，你想吗？”

“没错，这个世界上他最爱三个人，当中就包括我和你。”

“还有一个是杰西卡。”

“在我今后的人生中，她会一直恨我，会完全站在她爸爸那边。他会永远得到女儿的支持，”帕蒂说，“这倒是一种安慰。”

“那不是沃尔特想要的，我也不打算这样对他。”

想到杰西卡，帕蒂又笑了。杰西卡是个非常正直、极其认真、奋力表现得成熟的年轻人，她对帕蒂和乔伊——她糊里糊涂的妈妈和冷酷无情的弟弟——的不满，往往会因为过于极端而显得很是滑稽。帕蒂非常喜欢她的女儿，事实上，如果为此失去女儿对她的好评，她真的会垮掉。不过，她还是忍不住被杰西卡的咒骂和谴责逗乐。这就是她们两个相处的部分模式；而杰西卡太过沉浸于她的严肃，所以并不为之困扰。

“嘿，”她对理查德说，“你觉得你会不会是个同性恋？”

“你现在才来问我这个？”

“我不知道。某些男人有时候不得不干上一百万个女人，为的就是要证明什么或否定什么。而在我听来，你似乎更关心沃尔特的幸福，而不是我的。”

“这点你相信我，我可没兴趣和沃尔特接吻。”

“是，我知道。我知道。可我说的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我想说，我知道你很快就会厌倦我。到我四十五岁的时候，你看到我的裸体，你会想，嗯……我还想要这个女人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但你永远不会厌倦沃尔特，因为你并没有想要亲吻他。你可以永远都和他很亲密。”

“这是D.H. 劳伦斯。”理查德不耐烦地说。

“又一个我需要去阅读的作者。”

“或者你不需要。”

她用手擦擦疲倦的眼睛和磨破了的嘴唇。总体来说，她对事情这样发展感到很高兴。

“你真的很会使用工具。”她说着，又是一阵窃笑。

理查德又开始踱来踱去。“试着严肃点，好吗？好好试试。”

“现在是我们俩的时间，理查德。这就是我要说的。我们有这么几天，要么利用，要么不用。无论选择哪个，时间都会很快过去。”

“我犯了一个错误，”他说，“我没有考虑清楚。昨天一早我就应该离开。”

“如果你真走了，部分的我也会感到高兴。老实说，那部分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我喜欢见到你，”他说，“喜欢在你左右。想到沃尔特和你在一起，我就觉得很开心——你就是这样的人。我以为多待几天没关系，可这是个错误。”

“欢迎来到帕蒂的世界。错误的世界。”

“我没想到你会梦游。”

她笑了。“那可是相当了不起的一笔，不是吗？”

“老天，别开玩笑了，好吗？我要生气了。”

“是啊，可有意思的是，这甚至已经不重要了。现在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呢？你生我的气，然后离开。”

他看着她，随后他也笑了，房间里充满了阳光（比喻手法）。在她的眼中，他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男人。

“我确实喜欢你，”他说，“相当喜欢。向来都喜欢。”

“我也一样。”

“我希望你过得幸福。你明白吗？我觉得你是一个真正能配得上沃尔特的人。”

“所以这就是你在芝加哥那晚一走了之的原因。”

“我们俩一起在纽约是行不通的。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结局。”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我就是这样说的。”

帕蒂点点头。“所以，那晚你确实想和我睡来着。”

“是啊，相当地想。但不光是想和你上床。还想跟你聊天，听你说话。这就是区别。”

“哦，那知道这个或许是件好事。二十年后，我终于可以把那份疑惑从我的单子上划掉了。”

理查德又点了一支烟，他们在那里坐了一会儿，中间隔着多萝西的一张廉价发旧的东方小地毯。风拂过树林，那是秋天的声音，在明尼苏达北部，秋天从来不曾走远。

“所以，这个局面可能有些难办，不是吗？”最后，帕蒂说。

“是的。”

“或许比我意识到的还要难办。”

“是的。”

“如果我没有梦游，很可能会好办得多。”

“是的。”

她开始为沃尔特哭泣。这些年来，他们几乎没怎么分开过，她从未有机会像现在这样想念和感激他。帕蒂内心开始遭受一种可怕的混乱，直到今天，自述人仍然受到这种混乱的折磨。在无名湖畔，在呆滞的阴天光线下，她已然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她面前的难题。她爱上了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和她一样在意和爱护沃尔特的男人；其他任何人或许都有可能让她离开他。更糟糕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对理查德也负有一定责任，她知道沃尔特在他的生活中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她明白在他的心中，对沃尔特的忠诚是除去音乐之外不多的几样可以救赎他灵魂的东西之一，而她，在睡梦中，却自私地践踏和毁坏了这一切。她利用了理查德，在他混乱和软弱的时候，在尽管如此，他却依然非常努力地维持着他生活中的某种道德秩序的时候。所以，她也是在为理查德哭泣，但更多的是为沃尔特，也为她那不幸的、做错事的自我。

“能哭出来是好事，”理查德说，“虽然我自己从来没试过。”

“一旦你养成习惯，这会是个无底洞。”帕蒂吸着鼻子说。穿着泳衣的她突然觉得很冷，很不舒服。她移上前，用双臂环住理查德那温暖、宽阔的肩膀，和他一起躺倒在那块东方小地毯上，那个漫长而快乐的阴天下午就这样流逝着。

三次，总共。一次，两次，三次。一次在睡梦中，一次极为狂野，然后是完整的一次。三次：可怜的小数目。今天，自述人四十五岁了，她花了相当一部分时间数了一遍又一遍，可加来加去总是超不过三次。

除此之外没什么好多说的了，其余发生的大多数事，都不过是构成了进一步的错误。第一个是她和理查德还一起躺在地毯上的时候共同犯下的。他们一起决定——同意——他应该离开。在他们感到疼痛、筋疲力尽的时候，他们很快就决定，他应该马上离开，在他们陷得更深之前离开，然后，他们两个都要仔细想想这个局面，并作出清醒的抉择，而如果他们最终决定不在一起，那么现在他停留的时间越长，他们只会越痛苦。

作出这个决定之后，帕蒂坐起身，惊讶地看到树木和平台都已经湿透了。这场雨如此细密，以至她没有听到雨滴落在屋顶的声音；这场雨又是如此轻柔，以至也没有在檐槽里汇成水流。她穿上理查德那件褪色的红T 恤衫，问她可不可以留下它。

“你为什么要我的T 恤衫？”

“有你的味道。”

“多数情形下，这可算不得什么值得加分的事。”

“我只是想拥有一件属于你的东西。”

“好吧，希望这是唯一的一件。”

“我四十二岁了，”她说，“要想怀孕的话，得花上两万美金。这可不是在打击你。”

“我对我的零进球纪录非常骄傲。别想破了它，好吗？”

“那我呢？”她说，“我需要担心我把什么病带进了这个家吗？”

“我打过所有的预防针，如果你想问的是这个。通常来说我都非常小心。”“我打赌你对所有姑娘都是这么说的。”

诸如此类。所有的对话都非常友好和亲切，就是在这样的轻松氛围中，她对他说，现在他可没有借口不为她唱首歌了，在离开之前。他打开行李，取出班卓琴，开始弹奏，她在一旁做三明治，并用锡纸把它们包起来。

“或许你应该在这里过夜，明天一大早出发。”她大声对他说。

他笑了笑，仿佛这不值得他作出回答。

“真的，”她说，“下雨，而且天快黑了。”

“不可能，”他说，“对不起。你再也不会得到我的信任。这可是你往后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状况。”

“哈—哈—哈，”她说，“你为什么不唱点什么？我想听到你的歌声。”

为了对她好一些，他唱起了《阴凉的小树林》。这些年来，他违背当初对自己的期许，成了一个技巧娴熟、音调细腻的流行歌手。他的胸膛如此宽阔，真的可以吹倒你家的房子。

“好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唱完后，帕蒂说，“这确实不会让我觉得好过些。”

可一旦你让搞音乐的动起来了，他们就不愿意再停下。理查德给吉他调好音，又唱了三首乡村歌曲，后来“胡桃的惊喜”把它们收录在了《无名湖》这张专辑中。虽然当时，有些地方还仅仅是些没有含义的音节，后来才被替换成出色很多倍的歌词，可帕蒂还是被他的演唱深深打动，在一种她熟悉并深爱的乡村音乐的情绪中激动不已，第三首歌唱到一半，她终于忍不住喊了出来：“不要唱了！好了！够了！

不要唱了！够了！好了！”但他不肯停止。他沉浸在自己的音乐里，让帕蒂感到如此孤独和落寞，她哭了起来，起先断断续续，最后变得歇斯底里，他终于不得不停了下来——虽然他还是毫无疑问地为自己被打断而大为恼火！——并试着去安抚她，可惜没有成功。

“这是给你的三明治，”她说，把它们扔进他的怀里，“门就在那边。我们说好了你要离开，所以你得走了。好吗？现在！我是说真的！现在。很抱歉我让你唱歌，又是我的错，可咱们要试着从错误中学到东西，好吗？”

他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来，像是要宣布什么，可他的肩膀塌了下去，任凭那句没能说出口的郑重宣言化作一声叹息。

“你说得对，”他烦躁地说，“我不需要这么做。”

“我们作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你不这样认为吗？”

“或许是吧，是的。”

“那你走吧。”

于是他走了。

于是她变成了一个更好的读者。起初是一种绝望的逃避，后来则是为了寻求帮助。等到沃尔特从萨斯喀彻温回来的时候，她已经在三天马拉松式的阅读中匆匆吞下了《战争与和平》的剩余部分。娜塔莎和安德烈订了婚，后来却被邪恶的阿纳托尔引诱，安德烈绝望地离开了，后又在战场上受了重伤，娜塔莎悉心地看护安德烈，安德烈在伤亡之前原谅了她，而成为战俘的好人老彼埃尔在做了战俘后经历了一些成长，并深入思考了不少问题，此刻，他走上前来，将自己作为安慰奖送给了娜塔莎；然后便是很多孩子的出生。帕蒂觉得她在这三天里度过了高度浓缩的一生，当她自己的彼埃尔从荒野归来——虽然他不断地涂上一层层高强度的防晒霜，却仍然被晒伤了——她已经准备好试着再次去爱他。她去德卢斯机场接他，询问他和爱护大自然的百万富翁们度过的这几天的种种情况，显然富翁们向他敞开了他们的钱包。

“做得真漂亮。”回家后，沃尔特看到那个几乎完工的大平台说，“他在这里待了四个月，却连最后八小时的活都不肯干完。”

“我想他厌烦了那片树林，”帕蒂说，“我告诉他，他应该回纽约去。他在这里写了一些很棒的歌。他准备好回去了。”

沃尔特皱起了眉头。“他给你唱歌了？”

“三首。”她说，转过身去。

“很好听？”

“非常好听。”她朝湖边走去，沃尔特跟在她的身后。要想和他保持距离并不困难。只有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才是那种每次小别重逢后都会拥抱在一起吻个不停的夫妻。

“你们俩相处得还好吗？”沃尔特问道。

“有点不自在。他走了我很高兴。他在这里的那个晚上，我不得不喝下一大杯雪利酒。”

“不算糟，只喝了一杯。”

她和自己达成的协议中包括这样一条：不对沃尔特说谎，就是很小的谎话也不说；不说任何不能被理解为事实的话。

“我读了不少书，”她说，“我觉得《战争与和平》是我看过的最好的小说。”

“我忌妒你。”沃尔特说。

“啊？”

“可以第一次读这本小说。可以整天整天地读。”

“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我觉得它有些改变了我。”

“事实上，你看上去确实有些小变化。”

“我希望不是不好的变化。”

“不是。只是不一样了。”

那晚在床上，脱掉睡衣后，她放心地发现她并没有因为她做过的那件事而想要排斥他，相反，她更想要他了。和沃尔特做爱，这没问题。没有什么不对的。

“我们应该多做这个。”她说。

“随时奉陪。真的是随时。”

在帕蒂的内疚和主动示爱的推动下，那年夏天他们度过了有些像是第二次蜜月的一段时间。她努力做个好妻子，努力取悦她那个非常好的丈夫，但是总观她的努力取得的成功，一定还得算上那些理查德离开几天后他们开始互通的电子邮件，以及她不知怎么就给了他的这个许可：几个星期后，他将坐上飞往明尼阿波利斯的飞机，然后他们俩会一起去无名湖，而那时沃尔特将在边界水域主持另外一场VIP 活动。她立刻删除了写有理查德航班信息的那封邮件，就像删除其他所有邮件一样，当然，她已经记住了航班号和到达时间。

她提前一个星期独自去了湖边，然后整个人完全陷入了精神错乱的状态。具体如下：每晚都喝酒喝到站立不稳，午夜在恐慌、后悔和犹豫不决中惊醒，然后睡掉整个早晨，接着在一种不真实的平静状态下看小说，心悬在半空，之后跳起来在电话附近徘徊上一个小时或者更久，试图决定要不要打电话告诉理查德不要过来，最后却只能再开上一瓶酒，好暂时将整件事抛在脑后。

时间缓慢地向着约定的日子推移。最后这晚，她喝到吐，然后在起居室睡着了，天还没亮又猛地惊醒。胳膊和手都抖得止不住，她不得不在厨房还没有完全铺好的地砖上躺了好一会儿，直到她能拨出理查德的号码。

她接通了他的语音信箱。他已经在离他先前的公寓几个街区的地方另外找到了一处小一些的公寓。她所能想象到的这个新地方的景象，就是他和沃尔特以前同住时那间黑色卧室的扩大版，那间他搬走后她住了进去的卧室。她又拨了一次，还是语音信箱。她拨通第三次的时候，理查德接了电话。

“不要过来，”她说，“我不能这么做。”

他没说话，但她听得到他的呼吸。

“对不起。”她说。

“你为什么不过上两小时再给我打个电话呢，看看早晨的时候你会怎么想。”

“我一直恶心，一直在吐。”

“我为你感到难受。”

“请你不要过来。我保证，我不会再来烦你。我想我只是要把它推到极限，这样我就会看清楚我做不到。”

“有道理。”

“这是正确的做法，不是吗？”

“或许吧。是的。或许是吧。”

“我不能这样对他。”

“那好吧。我不过去。”

“不是我不想让你过来。我只是在要求你不要过来。”

“我会做你想让我做的事。”

“不，老天，听我说。我是在要求你做我不想让你做的事。”

有可能，泽西城的他听到这话正在翻眼睛。但是她知道他想见她，他已经做好了搭乘早上某班飞机的准备。只有说上两个小时的电话，翻来倒去地讨论那个不可解决的矛盾，直到两人都觉得恶心、筋疲力尽，觉得厌恶自己、厌恶对方，直到两人见面这件事彻底变得倒胃口，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完全同意他不应该过来。

当两人最终挂掉电话后，在构成帕蒂痛苦的种种因素当中，尤其让她难受的是她浪费了理查德的爱。她知道他极其不能忍受女人胡扯，却听她啰唆了整整两个小时，这大约比他原本可以忍受的要多出一百一十九分钟，帕蒂在感激的同时也为这样的浪费难受，浪费。浪费了他的爱。

这又使得她——几乎没有犹豫——在二十分钟后再次拨通了他的电话，让他再次忍受比第一通时间要短、但内容却更为讨厌的第二通电话。这就像是一场小小的预演，后来她在华盛顿也对沃尔特做了同样的事，而且更加过分：她越是要耗尽他的耐心，他就变得越耐心，而他越是显示出更多耐心，她就变得越不肯放走他。幸运的是，不像沃尔特，理查德对她的耐心距离无限度还是很遥远的。最后他索性挂掉了电话。一小时后，估计就是他原本要出门去纽瓦克机场赶飞机的时间，她再次打了过去，他没有接。

虽然她几乎一整夜没有合眼，虽然她吐掉了头一天吃下的不多的食物，可她立刻觉得精神了，清醒了，有活力了。她打扫屋子，读了沃尔特推荐的约瑟夫· 康拉德的半本小说，而且没有再去买酒。当沃尔特从边界水域回来的时候，她准备了美味的晚餐，还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这很少见，她表现出的浓厚爱意让他稍稍有些不知所措。

当时，帕蒂应该去找份工作，或者重返校园，或者去做志愿者。可是，似乎总有什么横在路上。有乔伊，他可能会软下心肠，搬回家度过他高中的最后一年；有她在醉酒和抑郁的这一年里忽略了的家宅和花园；有她珍视的可以随时去无名湖的自由——只要她想，可以一次住上好几个星期；有更广意义上的自由，虽然她已经意识到这样的自由正在毁掉她，但她依然不愿放弃；有在费城上大学的杰西卡，沃尔特没时间去参加她学校组织的周末家长会，而当帕蒂表现出去参加的兴趣时，他很是高兴，因为他有时会担心母女二人不够亲密；再然后，还有周末家长会之前的那些星期，和理查德互通电子邮件的那些星期，想象着他们将在费城某家酒店的房间里一起度过自由自在的一天一夜的那些星期；最后，还有周末家长会后持续了数月的严重抑郁。

她在一个周四搭飞机去了费城，为的是，正如她小心地告诉沃尔特的，像个真正的游客那样独自逛上一天。然而当她坐上开往市中心的出租车后，悔意出乎意料地刺痛了她：她后悔没有像她告诉沃尔特的那样去做，没有像个成熟独立的女人那样到处走走，没有建立起一种独立的生活，没有做一个理性而好奇的游客，而是成了追逐爱情的疯女人。

听上去可能有些令人难以置信，自从二十一号房那次之后，她还没有独自一人住过酒店，索菲特酒店豪华现代的房间让她印象深刻。在等待理查德到来的同时，她仔细地查看着房间里的各种设施，约定的时间到了，然后又过了，她再次查看那些设施。她试着看电视，但看不下去。等到电话终于响起的时候，她的脑袋已经乱成了一团糨糊。

“出了点事。”理查德说。

“好的，好。出了点事。好。”她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的费城，“什么事？某人的裙子？”

“你真会说话。”理查德说。

“哦，你只需要给我一点点时间，”她说，“我就可以把书里的所有陈词滥调说给你听。我们还没有发展到忌妒这个阶段呢。此时此刻就好比，忌妒的第一分钟。”

“没有人。”

“没有人？一直没有人？老天，就连我都没有你这么清白，我这个已婚的人。”

“我不是说一直都没有人，我是说现在没有。”

她把头抵在窗玻璃上。“对不起，”她说，“这一切只让我觉得自己太老，太丑，太愚蠢，太忌妒。我无法忍受听到自己说出这些话。”

“他今早给我打电话了。”理查德说。

“谁？”

“沃尔特。我应该就让电话一直响着的，可是我接了。他说他起了个大早送你去机场，说他在想你。他说你们这段时间过得很好。‘是好些年来最幸福的时光。’我相信他说的。”

帕蒂没有说话。

“他说你去看杰西卡，杰西卡私底下非常高兴，虽然她担心，你可能会说些奇怪的话让她难堪，担心你会不喜欢她的新男友。但你肯为杰西卡做这些，沃尔特从各方面说都极其高兴。”

帕蒂在窗户旁不安地走动着，挣扎着听下去。

“他说为去年冬天告诉过我的一些话感到后悔。说他不希望我对你有什么不好的看法。说去年冬天你们的关系很糟糕，因为乔伊的事，可是现在好多了。‘是好些年来最幸福的时光。’我相当确定这就是他的原话。”

因为哽咽和抽泣混合在了一起，帕蒂发出一声又好笑又痛楚的打嗝声。

“那是什么？”理查德说。

“没什么，不好意思。”

“所以，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我决定不去费城了。”

“好的，我理解。当然。”

“好的，那么。”

“可是你为什么就不能干脆过来呢。我是说，既然我已经来了。然后，我可以再回到我那无比幸福的生活中去，而你可以回你的泽西城。”

“我只是告诉你他说了什么。”

“我那无比，无比幸福的生活。”

哦，自怜的诱惑！对她而言是如此甜蜜，如此难以抗拒，而在他眼中却是那般丑陋。她能够准确地听出自己走过头的那一刻。如果她当时保持了冷静，或许还可以连哄带骗地把他引到费城来。谁知道呢？她或许从此就不再回家。可是，她用她的自怜搞砸了一切。她听得出来，他变得越来越冷淡，越来越遥远，这又让她更加自怜，如此往复，如此循环，直到她最终不得不挂掉电话，彻底投入另一种甜蜜的怀抱。

她的自怜从何而来？这过度的自怜？几乎无论按什么标准来衡量，她的生活都是非常舒适的。她可以用她每一天的每一刻去探索更像样、更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但在她所有的选择中，在她全然的自由中，她所找到的似乎只是更多的痛苦。自述人几乎要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她因为过得如此自由而可怜她自己。

在费城的那个晚上，还有这样一个悲伤的小插曲：她下楼来到酒店的酒吧，想带个男人回去。但她很快发现，这个世界是由两种人组成的，知道如何自在地独坐在酒吧椅上的，和不知道的。此外，那些男人看上去都过于愚蠢，很长时间以来的第一次，她回想起醉酒后被强奸是什么感觉。她上楼回到她的摩登房间，去享受自怜的下一次发作。

第二天早上，她坐通勤列车来到杰西卡的学校，在感情如此脆弱的状态下，她不大可能做个举止得体的妈妈。十九年来，尽管她尽力为杰西卡做了所有她自己的妈妈没有为她做的事——从未缺席她的任何一场比赛，总是给予她赞扬和肯定，了解她社交生活的方方面面，每次当她经历小的伤害或失望时，都是她坚定的支持者，在她申请大学时也全力投入其中——但正如先前提到过的，她们之间缺乏一种真正的亲密。部分原因在于杰西卡自给自足的个性，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帕蒂过于偏爱乔伊。让她母爱泛滥的是儿子乔伊，不是杰西卡。但是因为她自己的过错，通向乔伊的那扇门现在已经关闭了，还上了锁，当她来到美丽的贵格会校园时，她在意的并不是周末家长会，她只是想和女儿一起度过一点儿属于母女俩的亲密时光。

不幸的是，杰西卡的新男友威廉没能领会这个暗示。威廉长着一头金发，是个个性温和的足球运动员，来自加利福尼亚，他的父母没有来参加这次活动。他跟着帕蒂和杰西卡一起去吃了午餐，下午一起去听了杰西卡的艺术史课，又一起回了杰西卡的宿舍，然后，帕蒂特意提出要带杰西卡进城去吃晚餐的时候，杰西卡回答说她已经在学校附近的一家餐厅订好了三个人的晚餐座位。在餐厅，杰西卡催促威廉说一说他在高中就建立起的那个慈善组织——一个极有价值的项目，通过它，马拉维的穷女孩们可以在旧金山足球俱乐部的资助下接受教育，帕蒂别无选择，只能一面强打精神听着，一面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喝到第四杯，她决定有必要让威廉知道她过去也是校际球类比赛中的风光人物。因为杰西卡不肯主动说出妈妈曾经是全美篮球赛第二阵容的后卫，她不得不亲自提供这一信息。又因为这些话听上去像是在自夸，她觉得她必须再讲讲她那个疯狂球迷的故事以转移注意力，这又引出了伊丽莎的吸毒问题和白血病谎言，以及她自己膝盖受伤的前因后果。她说得很大声，而且，自以为很有趣，可是威廉非但没有笑，还不断紧张地瞥向杰西卡，后者双臂抱在胸前坐着，看上去满脸的不高兴。

“那么，你想说明些什么呢？”她最后说道。

“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帕蒂说，“就是想告诉你们，我上大学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形。我没有意识到你们不感兴趣。”

“我觉得很有趣。”威廉说，真是个好孩子。

“我觉得有趣的是，”杰西卡说，“我之前从来没听你说起过这些事。”

“我从来没和你提起过伊丽莎？”

“没有。你肯定是和乔伊说过。”

“我确定我说过的。”

“没有，妈妈。对不起，你没说过。”

“好吧，随便吧。现在我不是正在说嘛，不过我可能已经说得够多的了。”

“没错！”

帕蒂知道她表现得很差劲，但她控制不了自己。看着杰西卡和威廉彼此温柔相待，她想起了十九岁时的她，想起了她那平庸的大学教育，想起了她和卡特、伊丽莎之间的病态关系。她为她的人生感到遗憾，她可怜自己。第二天，当她再次来到学校，她的抑郁心情陡然加重，她强打精神参观了豪华气派的校园，在校长官邸前的草坪上用了午餐，熬过了下午那场有很多家长参加的讨论会（“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表达自我个性”）。每个人看上去都容光焕发，比她更能适应这个环境：所有的学生看上去都兴高采烈，好像有能力做好所有事情，当中肯定包括轻松自在地坐在酒吧椅上；所有其他的家长看上去都那么地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那么激动地做着孩子的朋友；而学院本身似乎也为它的财富和无私的使命而骄傲不已。帕蒂过去一直是个好妈妈，她成功地引导女儿过上了比她自己更幸福、更容易的生活；然而，单单从其他家庭的身体语言来看，很明显，作为母亲的她在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失败了。当别的妈妈和女儿并肩走在石板小路上，笑着，互相比较着手机，杰西卡和帕蒂却一前一后走在草地上，中间隔着一到两步的距离。那个周末，女儿分配给帕蒂的唯一一项任务就是欣赏她那漂亮得不得了的大学校园。帕蒂尽全力想演好这个角色，但最终，当她的抑郁突然发作，她便从零落分散在主草坪上的青蛙椅中选了一把坐了下来，并恳求杰西卡和她一起去城里吃晚餐，不要威廉。幸运的是，威廉那天下午有比赛。

杰西卡站在与椅子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戒备地看着她。“晚上我和威廉要去自习，”她说，“换作平时，昨天和今天我都在学习。”

“很抱歉我打搅了你的学习。”抑郁的帕蒂认真地说。

“没事，没关系，”杰西卡说，“我是真心想让你来这里。我想让你看看我度过四年大学生活的地方。只是我的功课相当紧张。”

“是的，当然。这太好了。你能应付得来真是太好了。我真为你感到骄傲，真的，杰西卡。我很佩服你。”

“哦，谢谢。”

“只是——要不我们俩去我酒店的房间怎么样？那里很好玩的。我们可以享受客房用餐服务，可以看电影，还可以从酒柜里拿东西喝。我是说，你可以从酒柜里拿东西喝，我今晚不打算再喝酒了。只要我们俩能一起待一个晚上，就我和你。然后这个秋天余下的所有时间你都可以用来学习。”

她低头盯着地面，等待杰西卡的审判。她痛苦地意识到她刚刚的

提议对母女两人而言都是个新体验。

“我觉得我还是去自习吧，”杰西卡说，“我已经和威廉约好了。”

“哦，求你了，杰西。一个晚上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可对我却很重要。”

杰西卡没有回答，帕蒂勉强抬起头来。她的女儿正努力克制着情绪盯着主教学楼那边看，帕蒂先前就注意到了，那里的一面外墙上有一块石刻，刻着来自一九二○届的智慧警言：善用汝之自由。

“求你了？”

“不，”杰西卡说，没有看她，“不！我不想这么做。”

“很抱歉我昨晚喝多了，说了那些蠢话。我希望你能让我补偿你。”

“我不是在惩罚你，”杰西卡说，“只不过，你显然并不喜欢我的学校，显然也并不喜欢我的男朋友……”

“不，他不错，他很好，我喜欢他。只是我过来是为了看你，不是他。”

“妈妈，我一直让你的日子很好过。你知道有多好过吗？我不碰毒品，不做任何乔伊做的那些破事，不让你难堪，不大吵大闹，我从来没有做过这其中的任何一样……”

“我知道！而且我为此由衷地感谢你。”

“那好吧，但是如果我有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朋友，而且不喜欢因为你突然来了，就重新安排一切，那么请你也不要抱怨。我自己照顾好自己，你从中得到了所有的好处，那么你至少可以不要让我为此感到内疚。”

“可是，杰西，我们不过是在说一个晚上的安排。这么把它当回事实在有些好笑。”“那就不要把它当回事。”

在帕蒂看来，杰西卡的自我控制和对她的冷酷是她应受的惩罚，十九岁时她也曾这般不留情面和冷酷地对待她的母亲。她的自我感觉是如此糟糕，真的，甚至认为几乎任何惩罚都是她应得的，都是恰如其分的。她暂时忍住了泪水——她觉得如果她哭，或是生着闷气奔向车站，都可能会给她带来某种情感优势，可任何这样的优势都是她不配享有的——调动起她的自控力，跟杰西卡和她的室友一起在学校食堂吃了一顿时间较早的晚餐。她让自己表现得像个成年人，尽管她觉得杰西卡才是她们两个当中真正成熟的那个。

回到圣保罗后，她跳入她的心理健康矿井，继续探索着，理查德没有再发来电子邮件。自述人希望她可以汇报说帕蒂也没有给他发出任何电子邮件，但是，到了现在，大家想必已经看清，她犯错的能力、制造极大痛苦的能力、自我侮辱的能力是无限的。沃尔特把莫利· 特里曼在她下东区的公寓中服食安眠药自杀的消息告诉她之后，她写了唯一一封她觉得发出去没有问题的电子邮件。在那封电子邮件中，帕蒂展现了她最好的一面，她希望那会成为理查德对她的记忆。

《无名湖》专辑发布之后，刮起了一阵理查德· 卡茨“旋风”，理查德在那个冬天和次年春天的行踪与动态得到了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人物》、《晕眩》和《娱乐周刊》。公开支持“胡桃的惊喜”的知名人士中包括迈克尔· 斯蒂普（迈克尔· 斯蒂普（1960-），美国另类流行摇滚乐队“快转眼球”的主唱。）和杰夫· 特威迪（杰夫· 特威迪（1967-），美国另类乡村摇滚乐队“照办”的主唱。），二人坦言，长期以来他们一直默默听着创伤乐队的作品。理查德那群邋遢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男歌迷或许已不再年轻，但他们当中的好几位现在都已成为颇具影响力的资深美编。

当你心爱的那支默默无闻的乐队突然进入了所有人的播放列表，你所感受到的愤慨到了沃尔特这里要乘上一千倍。当然了，新专辑是以多萝西的小湖命名的，而且当中的很多歌曲都是在那所房子里创作的，这些都让沃尔特感到骄傲。此外，理查德对歌词的处理也非常小心，这样，每首歌中原本指代帕蒂的“你”就可以被误认为死去的莫利；接受访谈时，他也引导采访者们采用了相同的角度，因为他知道沃尔特会阅读并保存有关他老友的每一篇报道。但是，理查德的光辉时刻带给沃尔特的，更多的是失望和伤害。他说他理解理查德现在为什么不怎么打电话给他了，理解理查德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事实上他并不真的理解。他们的友谊正朝着他向来害怕的方向发展。其实即便在最为落魄的时候，理查德也从未真正倒下过。理查德一直有一个秘密的音乐创作进程表，一个其中并不包括沃尔特的进程表，而他也一直都在直接向歌迷证明自己，且眼睛一直盯着大奖。有几个小音乐记者非常勤奋，打来电话约沃尔特作访问，他的名字于是出现在了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多数是网上，而在沃尔特读到的理查德本人的那些访谈中，他仅仅作为“一个非常要好的大学朋友”被提到，没有一家重要媒体点出他的名字。这些年来，沃尔特一直从道义、知识甚至经济上支持着理查德，他不会介意为此得到稍稍多一点的认可，不过真正让沃尔特受伤的是，他似乎对理查德无足轻重，而相比之下，理查德对他却意义非凡。帕蒂当然不可能站出来，向他证明理查德其实有多么在意他。而当理查德终于抽出时间和他联系时，沃尔特受伤的感情让两人的对话变得苦涩，而这又使得理查德不再那么愿意打电话来了。

于是，沃尔特变得争强好胜。他曾经被诱使着相信自己才是两人中的大哥，但现在理查德再次纠正了这一想法。理查德或许私下里棋下得不怎么样，也无法和女人保持长期的感情关系，且算不得一个好公民，但他却因为他的坚持不懈、他的目标明确和他那些出色的新歌获得了公众的喜爱和敬仰。这使沃尔特突然开始痛恨他的大宅、他的庭院、他倾注了如此多时间和精力的小小的明尼苏达股；他把自己的成就贬得几乎分文不值，令帕蒂感到震惊。《无名湖》发布后没几个星期，他就飞去休斯敦和亿万富翁维思· 黑文第一次见面，之后过了一个月，他便开始在华盛顿上班。帕蒂清楚地知道——如果沃尔特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话——他决意转战华盛顿，创办蔚蓝山基金，成为一个更具野心的国际玩家，所有这些的动力都源于竞争。十二月的一个周五晚上，“胡桃的惊喜”在欧菲姆大剧院和照办乐队一起演出时，沃尔特甚至未能及时飞回圣保罗去观看。

帕蒂也错过了那次演出。她受不了这张新专辑——受不了专辑中第二首歌用的过去时——

曾经没有人能与你相比

在我的心中。没有人

现在没有人和我住在一起。我也没有爱着

任何人。曾经你就是那个人

那个谁都比不上的人

曾经你就是那个人

身体为我而设的那个人

曾经没有人能与你相比

于是她尽全力去跟上理查德的脚步，想把他也变成过去时。沃尔特的新一轮干劲当中有某种令人激动的成分，某种接近雅典恶魔的东西，所以她成功地使自己抱有了这样一个希望，那就是他们或许可以在华盛顿开始全新的生活。她依旧喜欢无名湖畔的那所房子，却已经受够了巴瑞耶街上的那栋大宅，因为它没能留住乔伊。当明尼苏达的风吹过正在变黄的树木，她在秋日一个明媚的周六去乔治城待了一个下午，然后她对自己说，好吧，我可以做到。（她是否也注意到了这里离刚刚录取乔伊的弗吉尼亚大学很近？她的地理知识或许并不像她一向认为的那么差劲？）不可思议的是，直到她正式到达华盛顿——直到她带着两个行李箱坐在出租车里经过洛克克里克公园时——她才记起她向来有多么痛恨政治和政治家。她走进二十九号街的那幢房子，然后立刻意识到，她又犯了一个错误。

二○○四

山顶剥离开采

当理查德·卡茨不可避免地要重返录音室和他那几位年轻、迫切的乐队伙伴开始制作“胡桃的惊喜”第二张专辑的时候——他用尽了一切拖延和逃避的手段，先是在美国每一个愿意接受他们的城市巡演，然后推进到更为遥远的外国，当他打算将塞浦路斯加在他们的土耳其之旅后面时，他的乐队伙伴们造反了，随后，在安卡拉某家酒店的房间里，在接过鼓手蒂姆太过粗暴地抛向他的一本萨曼莎· 鲍威尔（萨曼莎· 鲍威尔（1970- ），美国学者、作家、政府官员，2003 年凭借著作《来自地狱的问题》获普利策奖，下文即指这本书。）关于世界种族灭绝的精彩论述的平装书时，他折断了左手的食指，随后，他独自躲到纽约艾迪伦达克山区的一个录音棚为一部丹麦艺术片制作配乐，这个项目闷到他发狂，他在普拉茨堡找到一个可卡因卖家，将丹麦政府艺术基金会的五千欧元双手奉上，随后，他招呼都没打一声就开始了他在纽约和佛罗里达的一段极为奢靡的生活，直到在迈阿密因酒后驾驶和持有毒品被捕，随后，他进了塔拉哈西的古布泽诊所，经历了六周的戒毒治疗和对康复福音的恶意抗拒，其间诊所爆发过一次水痘疫情，他因为不够小心也中了招，等从带状疱疹中复原，他又在戴德县公园做了二百五十个小时无忧无虑的社区服务工作，随后，他就拒绝接听电话和查看电邮，在他的公寓中闷头读书，借口说要用这段时间来恢复他对女人和毒品的抵抗力，而这两样对他那几个年轻的乐队伙伴而言，似乎都是可以在不过分痴迷的情况下享用的东西，直到所有这一切发生之后——他给蒂姆寄了一张明信片，让他转告其他人，说他已经彻底破产，准备全职去给人修建屋顶平台；而乐队的其他成员则开始为等了他那么长时间而感到愚蠢。

并不是说这有多么重要，但卡茨确实破产了。在乐队最火的那一年和前一半的巡演期间，收支差不多刚好平衡；每逢出现结余的危险，他就会提升乐队的酒店标准，并请全酒吧的歌迷和陌生人喝酒。尽管《无名湖》和消费者新爆发的对创伤乐队老专辑的兴趣为他挣到了比过去二十年的总收入还要多的钱，但为了重新安置他那个放错了地方的自我，他成功地挥霍掉了当中的每一毫。降临在创伤乐队这位多年主唱身上的最具创伤性的事件有：（一）得到格莱美音乐大奖提名；（二）听到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播放他的音乐；（三）十二月的销售数字显示，《无名湖》成了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几十万听众放在修剪得很有品位的圣诞树下的完美圣诞小礼物。获得格莱美提名这一项尤其让他感到一种失去方向的尴尬。

卡茨在通俗社会生物学方面有过广泛的阅读，对抑郁这一人格特质和它在人类基因池中貌似反常的持续存在，他的理解是，抑郁是一种对无休止的痛苦和艰难的成功适应。悲观主义，无用和缺少权利的感觉，无法从快乐中获得满足的无助，关于世界整体糟糕透顶的痛苦认识：无论是对卡茨父亲这边被执拗的反犹太分子从一个犹太小镇驱赶到另一个犹太小镇的犹太祖先而言，还是对他母亲这边在夏季短暂、土地贫瘠的北欧辛苦地靠耕种黑麦和大麦为生的盎格鲁-撒克逊家族而言，总是感到苦闷和作最坏的预测一直是他们应付恶劣生存环境的正常方式。毕竟，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以像坏消息那样去满足一个抑郁者。这显然不是一种理想的生存方式，但它有它的进化优势。无论多么的令人绝望，逆境中的抑郁者仍设法将他们的基因传递了下来，而那些善于自我改良的人则皈依了基督教，或是移居到了阳光较为充裕的地方。逆境之于卡茨，好比浑水之于鲤鱼。他和创伤乐队的最好时光恰好与两届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重叠，而克林顿政府（至少在莱温斯基事件之前）对他来说可谓某种考验。现在到了小布什政府，所有政府当中最差劲的一届，若不是因为他意外成功，他原本可以重新开始创作音乐。他在地面上扑腾着，像离开水的鲤鱼，他的精神之鳃徒劳地从一片认同和丰裕的空气中用力吸取黑暗食粮。他立刻觉得从青春期开始，他还没有这么自由过，而有史以来，他也从未比现在更接近自杀。在二○○三年的最后几天里，他又回去做修建平台的工作了。

一开始，他的运气不错。头两位客户是一对年轻人，搞私募股权投资，喜欢听红辣椒乐队的音乐，分不出谁是理查德· 卡茨，谁是路德维希· 凡· 贝多芬。他得以相对平静地在他们的屋顶上锯木头、钉钉子。到了二月份，他接到第三单活，开始不幸地为自以为认识他的人工作。那栋房子位于教堂街和百老汇大街之间的怀特街，客户是个富有的艺术类书籍独立出版人，收藏有创伤乐队的全部乙烯基唱片专辑；这么多年，理查德并不记得在霍博肯的麦克斯韦酒吧那稀稀落落的人群中见过他的面孔，他似乎为此感到受伤。

“那么多张脸，”卡茨说，“我记不住。”

“莫利从舞台上掉下来的那晚，我们后来一起去喝了酒。她那条沾了血的餐巾还在我这儿。你想不起来？”

“一片空白。对不起。”

“好吧，随便吧，很高兴看到你获得了一些你应得的认可。”

“咱们最好别说这个了，”卡茨说，“还是来说说你的屋顶吧。”

“基本上，我希望你发挥你的创造力，然后开账单给我就行了，” 客户说，“我想拥有一个理查德· 卡茨修建的平台。我无法想象你会长期干这个。听说你在做生意的时候，我简直无法相信我的耳朵。”

“可是平台大概要多大，你喜欢什么类型的材料，这些信息还是很有用的。”

“什么样都行。只要有创意。甚至什么样都无所谓。”

“可你最好还是耐心些，假装有所谓比较好，”卡茨说，“因为如果你真的无所谓的话，我不确定我……”

“把整个屋顶都盖住，好吗？做个大大的。”客户似乎有点生他的气了，“露西想在上面开派对，这也是我们买这栋房子的原因之一。”

这位客户有个儿子，名叫扎克利，史岱文森高中的高三学生，正处于摸索阶段的时髦人，显然也颇能弹几手吉他。卡茨工作的第一天，他从学校回来后上到屋顶，隔着一段安全的距离——仿佛卡茨是一头拴着链子的狮子，问了他一连串意在展示他自己对古董吉他的了解的问题，而在卡茨看来，那是一种尤为令人厌烦的恋物情结。他如实说了他的想法，那孩子恼火地离开了。

第二天，卡茨往楼顶搬木材和釜山牌木板的时候，扎克利的妈妈露西在三楼平台处截住了他，不请自来地提供了她的看法：“创伤”一向是那种装模作样、散播焦虑情绪的男孩气的乐队，从来都不曾吸引她。然后她等在那里，嘴巴微张着，眼里满是俏皮的挑衅意味，想看看她的亮相——她戏剧性的出现——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她似乎对自己这种挑衅方式的原创性相当自负，这个类型的女人都是这副德性，卡茨之前已经领教过一百次同样的挑衅，几乎连一个字都不差，于是这就将他置于一种因无法装出被冒犯的样子而感到不好意思的可笑境地：他可怜露西那勇敢的小小自我，在一个开始变老的女人内心那片由不安全感汇成的汪洋大海上颠沛流离。他怀疑就算他愿意勉力一试，他和她也不可能有任何发展，可是他知道如果他甚至不肯象征性地装出一副被冒犯的样子，她的骄傲会受到伤害。

“我知道，”他说，把釜山牌木板靠在墙边，“所以说，制作出一张女人们也能够欣赏的完全成人感觉的专辑，对我而言可谓一大突破。”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无名湖》？”露西说。

“你怎么知道我在乎你喜不喜欢《无名湖》？”卡茨无畏地反驳道。整个早晨他一直在爬上爬下，可真正让他精疲力尽的是他不得不表演他自己。

“我是喜欢它，”她说，“不过它或许稍稍有些被夸过头了。”

“我特别同意你的说法。”卡茨说。

她恼火地离开了。

八九十年代，作为一名建筑承包人，卡茨的最佳卖点就是他在创作不受欢迎但值得得到经济援助的音乐，为了避免削弱这点，他几乎一直被要求不要表现得那么专业。他那时候的衣食父母是些住在三角地的艺人和电影人，他们为他提供食物，有时还有毒品，如果他在中午之前就出现在工作现场，如果他不去和那些没可能得手的女人们搭讪几句，如果他在没有超出预算的情况下按时完工，那么他们就会质疑他对音乐创作的投入程度。可现在，三角地已全部被金融界吞并，而穿着紧身短背心和比基尼小短裤的露西，整个上午都流连在她的DUX 豪华大床上，盘腿坐着读《纽约时报》或者打电话，每次卡茨经过她都透过天窗向他挥挥手，她那几乎未被遮住的阴毛和她那相当有看头的大腿时刻可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卡茨摇身一变成为职业精神和新教徒美德的忠实拥护者：每天九点准时开工，天黑后还要干好几个小时，为的是提前一两天干完那单活，尽早从那鬼地方脱身。

从佛罗里达回来后，卡茨对女人和音乐都失去了兴致。这种厌倦对他来说还是个新鲜事，而他也足够理智地认识到，这和他的精神状态密切相关，和现实则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正如女性身体本质上的同一性并不排斥无穷无尽的多样性，而他也没有理由对流行音乐的组成元件——大、小重力和弦，四二拍和四四拍，A-B-A-B-C ——的同一性感到绝望。每天当中的每一个小时，在纽约州的某个地方，某位精力充沛的年轻人都有可能正在创作一首听上去清新得堪比创世清晨的歌曲，至少，在听头几遍或头二三十遍的时候是这样。自从拿到佛罗里达假释局的假释令并和公园管理处那位胸部很大的监管人玛尔塔· 莫利纳道别之后，他就一直没能再打开他的音响或碰一碰他的乐器或想象让任何其他女人上他的床——再也没有。几乎每天，他都会听到从某人的地下练习室，甚至（有这样的可能）香蕉共和国（香蕉共和国和下文的Gap 均为美国时尚品牌名称。）或者Gap 专卖店的某扇临街大门后面传出吸引人的新声响，几乎每天，他都会在曼哈顿下城的街道上看到将要改变某人生活的年轻女人，不过，他已经不再相信那个人可能会是他。

接着，一个寒冷的周四中午，清一色灰蒙蒙的天空中飘起了小雪，市中心地平线上的消极空间看上去不那么消极了，沃尔沃斯大厦和它那些童话般的塔楼也变得模糊不清，小雪在风力作用下斜斜地飘落进哈德逊河，以及远处黑沉沉的大西洋中，也把四楼的卡茨和地面上的人流车流隔了开来。小雪落地即融，街上湿漉漉的，在湿润的空气里，交通嘈杂声中的高音部分变得更加尖锐，也更加悦耳，他的耳鸣声也几乎消失了。当他把釜山木板切割成合适的小块，嵌入三座烟囱之间错综复杂的空间时，他感觉自己被裹在了两样东西里面：天上飘落的小雪和他正在干的体力活。时间不知不觉就从中午到了傍晚，他一次也没有想起要抽支烟，而因为目前他就是用每次抽烟之间的间隔来将他的一天分成适合吞咽下肚的一个个小块，所以他觉得，在吃完午餐三明治后还没有过上十五分钟，那个不受欢迎的扎克利就突然冒了出来。

他穿着一件带帽上衣和那种卡茨最初在伦敦街头看到过的低腰紧腿裤。“你觉得‘图西族的野餐’怎么样？”他说，“你喜欢他们吗？”“没听说过。”卡茨说。

“不可能！我没法相信。”

“可事实如此。”卡茨说。

“那‘公然犯罪’呢？他们不是很棒吗？他们那首三十七分钟的歌？”

“还没有这份荣幸。”

“嘿，”不屈不挠的扎克利说，“你觉得六十年代晚期被收录在《粉红色的枕头》里的那些迷幻风格的休斯敦乐队怎么样？他们的有些声音让我想起你早期的作品。”

“我需要你脚底下的那块材料。”卡茨说。

“我觉得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或许有些影响力，尤其是白沙瓦· 瑞克肖。”

“抬一下你的左脚。”

“嘿，我能再问你个问题吗？”

“现在这把电锯要开始工作了。”

“只问一个问题。”

“好吧。”

“这是你音乐创作进程的一部分吗？重拾你过去的日间工作？”

“我还没怎么想过。”

“是这样的，因为我学校里的朋友们在问这个问题。我告诉他们，我认为这是你音乐创作进程的一部分。比如，你或许是在重新体验做体力劳动者的感觉，好为你的下一张专辑搜集素材。”

“帮我个忙，”卡茨说，“告诉你的朋友们，如果他们的父母需要修建屋顶平台，让他们打电话给我。只要在十四号街以下和百老汇大街以西，我都可以接受。”

“说真的，那是不是你做这个工作的原因？”

“电锯的声音很吵。”

“好吧，可是能再问一个问题吗？我发誓这是最后一个。我能为你作个访问吗？”

卡茨开动了电锯。

“行吗？”扎克利说，“我们班有个女孩非常喜欢《无名湖》。如果我能为你录一小段采访录音，发到网上，她或许会愿意和我说几句话。”

卡茨放下电锯，严肃地打量着扎克利。“你是个吉他手，可你的意思是说你没法让女孩对你感兴趣？”

“这个嘛，唯独这个不行。她的音乐口味比较主流。这场仗一直都不怎么好打。”

“而她就是你一定要追到手的那个，没有她你就没法活的那个。”

“差不多。”

“她上高三，”还没来得及阻止自己，卡茨已经条件反射式地暗自打算了一番，“中间没有跳过级什么的？”

“就我所知，没有。”

“她叫什么？”

“凯特琳。”

“明天放学后带她过来。”

“可她不会相信你在这里，所以我才想做个访谈，以证明你就在我家。这样她就会想要过来和你见面了。”

差两天，卡茨的禁欲生活就满整八个星期了。在前面的七个星期里，弃绝性爱就好比是戒掉毒品和酒精的自然补充——一种美德支撑起另一种美德。不到五个小时之前，透过天窗瞥到扎克利那位有展览欲的妈妈，他的感觉还是毫无兴趣，甚至微微有些恶心。可现在，突然之间，他的直觉清楚地告诉他，他的禁欲纪录要停留在八周差一天了：他将任由小心翼翼的凯特琳将他捕获，从现在开始，他将想象着她可能拥有的一百万个有着微妙区别的面孔和身体，以此来消磨到明晚之前无数个清醒的瞬间，随后运用他的魅力并尽情享受这番练习的成果——所有这一切，不知是否值得，都是为了打击扎克利，并让一个有着“主流”品位的十八岁歌迷的幻想破灭。他看到原来之前他不过是把对不道德行为的不感冒变成了一种美德。

“这样吧，”他说，“你来安排，想好你要问的问题，两个小时后我下去。可是明天我需要看到结果。我需要看到这不是你在瞎扯。”

“太棒了。”扎克利说。

“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对吧？我已经不再接受访问了。如果我为你破例，我们要看到成果才行。”

“我发誓她会想过来看看的。她肯定要来见见你。”

“好的，那么好好去想想我要帮你一个多大的忙吧。我七点左右下去。”

天已经黑了。小雪变成了时有时无的阵雪，荷兰隧道每晚的交通噩梦开始了。本市的地铁除去两条线之外，其他所有线路和不可或缺的PATH 列车（连接纽约市曼哈顿区与新泽西州纽瓦克、哈里森、霍博肯和泽西城之间的高速列车。）都汇集在卡茨现在所处位置方圆三百码之内。这里，这个街区，仍然是全世界最拥挤混乱的地方。这里有泛光灯照射下的世贸中心遗址，有美联储的金库，有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市政厅，有纽约坟场，有摩根士丹利、美国运通和威瑞森电信那座没有窗户的庞然建筑，还有港口对面遥遥而立、披着绿色氧化铜外衣的自由女神像。保持这座城市正常运转的矮胖的女官员和瘦而结实的男官员们，打着颜色鲜艳的小雨伞挤满了钱伯斯街，正在往位于皇后区或布鲁克林区的家中赶。有那么一瞬间，在打开工作照明灯之前，卡茨几乎有些高兴了，几乎又对自己熟悉起来；但是等到两小时后，收拾工具的时候，他对自己已然憎恨凯特琳的所有方面就了然于胸了，这是一个多么奇怪而残忍的宇宙，竟会让他因为恨一个妞而想要去干她；他知道这个小插曲和之前很多次类似事件的命运一样，会相当糟糕地收场，到时，他积累起来的干净时间也会被白白浪费。为这样的浪费，他更加恨凯特琳。

不过，打击扎克利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孩子有他自己的练习室，那是一处用蛋壳色泡沫围起来的立体空间，里面散放的吉他比卡茨三十年来拥有过的全部还要多。在扎克利家中进进出出时，卡茨无意中听到过他弹吉他，单从技巧的角度看，他已然是个风格花巧的独奏者，无论过去或将来，卡茨都不能与之媲美。可是这样的独奏者在美国高中男生里至少还可以找出上万名。所以有什么用呢？他没有去研究昆虫学或是对金融衍生物大感兴趣，以此挫败他爸爸对摇滚乐的间接野心，相反，他忠实地模仿着吉米· 亨德里克斯（吉米· 亨德里克斯（1942-1970），美国艺人，音乐史上伟大的电子吉他演奏家。）。这当中不无欠缺想象力的地方。

卡茨走进那间练习室时，那孩子、他的苹果手提电脑以及一份打印好的问题正一起等着他。突然进入温暖的室内，他开始流鼻涕，那双冻僵了的手也烧疼起来。扎克利示意他坐在一把折叠椅上。“我在想，”他说，“你能不能弹首歌来作为访问的开场，然后等我们结束的时候，再弹上一曲。”

“不，我不会那么做。”卡茨说。

“就一首。要是你肯的话，那简直酷毙了。”

“问你的问题吧，好吗？这已经够丢人了。”

问：那么，理查德· 卡茨，自从《无名湖》发行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年时间，距离“胡桃的惊喜”得到格莱美音乐大奖提名也过去了整整两年。你能不能简单说说你的生活都有些什么变化？

答：这问题我没法回答。你得问我更像样的问题才行。

问：好的，或许你可以简单说说你为什么要重新开始干体力劳动者的工作。你觉得你的音乐创作遭遇瓶颈了吗？

答：真得换个提问角度才行。

问：好的。你对MP3 革命怎么看？

答：啊，革命，哇。再次听到“革命”这个词还真是不错。现在一首歌的价钱刚好够买一包口香糖，持续的时间也刚好和口香糖被嚼到没味的时间一样长，然后你就得再花上一美元，这一切真是不错。那个时代，你们知道的，那个我们自以为摇滚乐是从众心理和消费主义的死对头而非其选定的侍女的时代，那个不知什么时候，也许就是昨天已经完结的时代，真是让我厌烦。我认为，我们终于能够看到鲍勃· 迪伦和伊基· 波普（伊基· 波普（1947- ），美国音乐人、歌手、演员，被认为是朋克音乐教父。）实质上是怎么一回事——那就是，冬青口味口香糖的制造者。我想这对摇滚乐界的诚信度，对全国人民都是好事一桩。

问：也就是说你认为摇滚乐已经失去了它的颠覆优势？

答：我是说它从来就不具备颠覆优势。它自始至终就是冬青口味的口香糖，我们只不过自得其乐地把它看成另外一回事罢了。

问：你对迪伦开始使用电吉他怎么看？

答：如果你想聊陈年往事，那我们干脆追溯到法国革命好了。记得，我忘了他的名字了，那个写了《马赛曲》的家伙，叫让· 雅克什么的，记不记得当他的这首歌在一七九二年开始广为传唱的时候，农民突然起来反抗并推翻了贵族统治？确实存在过这样一首改变了世界的歌。当时的农民缺的就是一种精神。他们已经拥有了其他一切要素：饱受屈辱的被奴役状态，极端的贫困，还不完的债务，还有可怕的工作环境。可是如果没有这首歌，伙计，这些因素通通加在一起也无济于事。无裤党（原指法国大革命初期衣衫褴褛、装备低劣的革命军志愿兵，后泛指大革命中的极端民主派。）精神才是真正改变世界的那个东西。

问：那么，理查德· 卡茨的下一步要怎么走呢？

答：我将参与到共和党的政务中去。

问：哈哈。

答：我是说真的。得到格莱美提名是一份如此意想不到的殊荣，在今年这个关键的选举年里，我觉得我有责任充分地利用这一点。我有幸可以参与到流行音乐主流圈中去，为大家生产音乐口香糖，帮着让十四岁的孩子们相信，苹果产品的外观和感觉体现了苹果电脑公司致力于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决心。因为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听上去很酷，对不对？而苹果电脑公司肯定对这个更美好的世界非常上心，因为iPod 看上去不知道要比其他MP3 播放器酷上多少倍，这也是它们会贵上那么多倍，还和其他公司的软件不能兼容的原因，因为——这个，事实上，这里的原因有些不那么清楚，即为什么，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这些最酷的产品一定要为那个更美好的世界里的一小部分人带去最为惊人的收益呢。这时，你或许不得不后退一步，把目光放远了看，你会发现，一定要拥有自己的iPod ，正是这个想法本身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了。这就是我发现共和党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他们让个体自己决定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可以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个自由的党派，不是吗？因此我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些不容异己的基督教道德家们对这个党派有着如此之大的影响力。那些人都是反对自由选择的，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反对金钱崇拜和物质崇拜。可我觉得，iPod 才是共和党政治的真实面孔，我支持音乐界为此挺身而出，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活跃，并骄傲地站起来，大声告诉世界：从事音乐口香糖生产的我们和社会公正无关，和提供准确、可以被客观验证的信息无关，和劳动是否有意义无关，和一整套具备一致性的国家理想无关，和智慧无关。我们只关心选择我们想听的，忽略其他一切。我们只关心去嘲笑那些胆敢不想像我们一样酷的人。我们只关心每隔五分钟就给自己送上那么一会儿无需思考但感觉良好的待遇。我们只关心大力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拿到我们该拿的每一分钱。我们只关心怎样说服十岁的孩子花上二十五美元买一个苹果电脑属下的子公司只需三十九美分就可以生产出来的酷酷的硅胶iPod 小外盒。

问：可是，说真的，去年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上有一股非常浓厚的反战情绪。被提名者当中有很多人开口表明了他们的态度。你认为成功的音乐人是否有责任为大家做出榜样呢？

答：我我我，买买买，狂欢狂欢狂欢。坐在你小小的世界里，闭上眼睛摇滚吧。我一直在说的就是我们已经是完美的共和党行为的榜样了。

问：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去年的颁奖礼上安排了审查员，以确保没有人说出反战言论呢？你在说雪儿· 克罗也是个共和党吗？

答：我希望如此。她人看上去不错，我可不想认为她是个民主党。

问：她发表了不少反战言论。

答：你以为乔治· 布什真的痛恨同性恋吗？你以为私下里他会真的在意堕胎这件事吗？你以为迪克· 切尼（即理查德· 布鲁斯· 切尼（1941- ），在两届小布什政府中担任美国副总统。）真的相信是萨达姆· 侯赛因策划了九一一事件吗？雪儿· 克罗是个口香糖制造者，而我是以一个长期的口香糖制造者的身份来说这句话的。在意雪儿· 克罗对伊战看法的人就是会因为博诺· 沃克斯（博诺· 沃克斯（1950- ），原名保罗· 休森，爱尔兰老牌摇滚乐队U2 的主唱，曾多次与苹果公司进行商业合作。）的叫卖而购买贵得离谱的MP3 播放器的人。

问：可是一个社会中也应该有领导者的位置，对吗？公司化的美国在格莱美颁奖礼上试图压制的不就是这样的领导者吗？反战运动中潜在的领导者的声音？

答：你希望口香糖制造业的首席执行官成为反蛀牙运动的领导者？采用同样的宣传手段去销售口香糖并告诉全世界口香糖对你的牙齿无益？我知道我刚才开了博诺的玩笑，可他一个人要比剩下的整个音乐界合在一起还要诚实。如果你靠卖口香糖赚了大钱，不妨试着再向前迈一步，卖卖贵得离谱的iPod ，赚更多的钱，然后用你的钱和地位购买进入白宫的许可证，再试着为非洲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比如：像个男子汉那样，说老实话，承认你也想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承认你相信统治阶级，而且你愿意做任何事去巩固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问：你的意思是你支持占领伊拉克？

答：我的意思是，如果占领伊拉克是那种像我这样的人会去支持的事情，那么它压根就不会发生。

问：咱们再回来聊聊理查德· 卡茨这个人。

答：不了，关掉你的小机器吧。我想我们做完了。

“太棒了，”扎克利边点击鼠标边说，“简直完美。我立刻把这个发到网上，然后把链接发给凯特琳。”

“你有她的电子邮箱地址？”

“没有，可我知道谁有。”

“那么明天放学后，我就会看到你们俩了。”

卡茨沿着教堂街向PATH 列车站走去，心头被一种熟悉的访后懊恼笼罩着。他倒不是担心说了冒犯的话；冒犯人正是他要做的事。他担心的是访谈中的他听上去会让人觉得可怜——很明显，江郎才尽的音乐天才现在只剩下诋毁比他强的人这一手了。他极其不喜欢他刚刚在访谈中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可不幸的是，他就是那种人。而这一点，当然了，就是他所知道的对抑郁的最简单定义：极其地不喜欢自己。

回到泽西城，他在一家每周帮他对付三四顿晚餐的皮塔三明治连锁店稍作停留，买了一大袋臭烘烘的最差等级的肉和皮塔饼，然后爬楼梯回到他的公寓。过去两年半里，他几乎没怎么在这栋公寓里住过，以至它似乎对他产生了敌意，都不愿意再做他的住所了。稍稍来点可卡因就可以改变这点——就可以将公寓丢失的友好之光找回来——不过只能维持几个小时，或者最多几天，再往后，一切只会变得更糟。公寓里唯一一处他还有一点喜欢的地方是厨房，里面刺目的荧光灯刚好配合他的情绪。他在他那张古旧的珐琅面桌子旁坐下来，开始通过阅读他新发现的作家托马斯· 伯恩哈德（托马斯·伯恩哈德（1931-1989），奥地利著名小说家、戏剧家，代表作为《历代大师》。），来帮助他忘掉晚餐的味道。

他身后，一张堆满了脏碗碟的柜台上，他的座机响了，来电显示是沃尔特· 伯格伦德。

“沃尔特，我的老友，”卡茨说，“你为什么要现在来打扰我呢？”

他不由自主地想要接起电话，因为他最近发现他在想念沃尔特，但他又及时记起，这很可能是帕蒂用他们家的座机打来的。他从自己和莫利· 特里曼的相处中学到了一个教训，那就是不要试着去救助一个落水的女人，除非你自己已经做好被淹死的准备，所以他就站在码头上看着，看着帕蒂挣扎、呼救。无论她现在有着什么样的感受，他都不想知道。他带着《无名湖》满世界地去巡演，从中得到的最大好处——到了最后，他终于可以在演出的同时一直想着他那一长串的心事，比如审视乐队的财务状况，仔细考虑如何搞到新的毒品，或沉浸在对最近一次访问的懊恼之中，却不至于乱掉节奏或漏唱歌词——就是他得以清空了那些歌词的含义，得以把他的歌曲和他创作它们时的悲伤心情（为莫利，为帕蒂）永久地分割开来。他已经走了这么远，远到他相信自己的旅程已经累垮了悲伤本身。但是，当电话响起，他还是绝不可能去碰它。

不过，他查听了他的语音信箱。

理查德？我是沃尔特——伯格伦德。不知道你在不在，或许你根本就不在国内，可是我在想，明天能不能和你见个面。我要去纽约出差，而且有个小小的提议要跟你谈。很抱歉这么迟才通知你。我多半只是想问个好。帕蒂也问你好。希望你一切顺利！删除本条留言，请按三。

卡茨已经有两年没接到沃尔特的电话了。随着这份沉默的延续，他开始认为帕蒂，因为一时的愚蠢或难过，已经向她的丈夫坦白了无名湖畔发生过的一切。沃尔特，这个女权主义的信徒，抱着他那无比令人恼火的双重标准，肯定会很快原谅帕蒂，而让卡茨独自一人为那次背叛背负指责。关于沃尔特有这样一件令人好笑的事：事态的发展往往会使卡茨，这个原本谁都不怕的人，在沃尔特面前感到渺小和胆怯。通过抛下帕蒂、牺牲自我的快乐、为保护帕蒂的婚姻而残忍地让她失望，他暂时达到了沃尔特的境界，可如此费心努力，他所得到的却只是对老友的忌妒，忌妒他无需纠结就可以占有他的妻子。他试图骗自己，他不再联系伯格伦德夫妇是在帮他们的忙，可事实上，他主要还是因为不想听到他们的婚姻还很幸福和牢固的消息。

卡茨说不清为什么沃尔特对他而言很重要。无疑，当中的部分原因在于沃尔特意外得到的一个特权：在卡茨的个性轮廓最终定型之前，在他还可以被影响的时候，他们之间就已经建立起一种情感。在他对普通人的世界关上大门、决心与那些不适应这个社会及主动脱离这个社会的人共命运之前，沃尔特就已经溜进了他的生活。倒不是说沃尔特有多么普通。他一度天真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极其敏锐，刻苦而博学。然后，还有帕蒂带来的混乱，尽管她向来努力使自己认为她是个普通人，但其实她比沃尔特还要特别。然后，更为混乱的是，卡茨被帕蒂吸引的程度并不比沃尔特被她吸引的程度弱，而他被沃尔特吸引的程度又或许要强过帕蒂被沃尔特吸引的程度。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局面。再没有人能在久别重逢时像沃尔特那样让他的下腹部涌起一股暖流。与他从期待已久的第一下吸嗅中得来的勃起一样，这种腹股沟发热的感觉和通常意义上的性欲无关，和同性恋也无关，但是，当中必定有着某种深刻的化学反应。某种坚持要被称为爱的东西。曾经，卡茨喜欢看着伯格伦德家增添人口，喜欢了解他们，喜欢知道他们就在那里，在中西部，且生活得很好，而他可以在心情不怎么样的时候去顺道拜访他们。可之后，他却任由自己和一个擅长在狭窄的机会小路上急速穿插的前篮球运动员单独在度假屋过了一夜，就此毁掉了一切。一夜之间，他的避难所倒塌了，那个原本弥漫着家庭温暖的世界变成了帕蒂阴部那个灼热、饥渴的小世界，那个他仍然无法相信自己曾如此粗暴地短暂造访过的小世界。

帕蒂也问你好。

“哼，去他妈的。”卡茨说，吃着他的皮塔三明治。但是，一旦他的胃由饥饿变为因对下肚的东西不满而感到不适，他立刻就回复了沃尔特的电话。很幸运，接电话的就是沃尔特。

“最近怎么样？”卡茨说。

“你怎么样？”沃尔特反问道，语气非常友好，“你似乎去了不少地方。”

“是啊，我都快变成插电的演出机器了。令人陶醉的时光。”

“翩然起舞。”

“没错，在戴德县的牢房里。”

“嗯，我看到报道了。你怎么会跑到佛罗里达去呢？”

“为了一个我误以为是个人物的南美小妞。”

“我还以为那都是名气惹的祸呢，”沃尔特说，“‘名气让人把所有事都做过头’，我记得我们以前讨论过这个。”

“哦，那幸运的是，我已经不需要再处理这方面的问题了。我已经下车了。”

“什么意思？”

“我又开始给人修平台了。”

“平台？你在开玩笑吧？这太离谱了！你应该在那里破坏酒店房间，录制你那些最不讨人喜欢、让大家都去见鬼的歌曲才对。”

“这个提议没什么劲，老兄。我在做唯一一件我认为值得去做的工作。”

“可这是多大的浪费！”

“小心你的话。你可能会让我不高兴。”

“说真的，理查德，你是个了不起的天才。你不能因为大家凑巧喜欢你的一张专辑就收手不做了。”

“‘了不起的天才’，这像是在说某个玩三连棋的高手，我们这会儿聊的可是流行音乐。”

“哇，哇，哇，”沃尔特说，“我可真没料到会听到这个消息。我以为你就要完成另一张专辑了，同时在为下一次巡演作准备。要是我知道你在修平台，我会早点打电话给你。我就是不想打搅你。”

“你永远不需要担心这个。”

“可是，我一直没有你的消息。我以为你忙着呢。”

“是我的错，”卡茨说，“你们过得怎么样？一切都好吗？”

“还行吧。你知道我们搬到华盛顿了，对吧？”

卡茨闭上眼，调动起他的神经细胞来找出能确认这点的相关记忆。“是的，”他说，“我想我知道这个。”

“哦，事实上，后来事情变得有些复杂了。其实这就是我打电话的原因。我有个提议给你。明天下午你有时间吗？下午晚些时候？”

“下午恐怕不行，上午怎么样？”

沃尔特解释说他中午要和小罗伯特· 肯尼迪（小罗伯特· 肯尼迪（1954- ），罗伯特· 肯尼迪的第三子，热心并崇尚环保事业。）见面，而晚上要赶回华盛顿，周六一早则要飞往得克萨斯。“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聊聊，”沃尔特说，“不过我的助手真的很想见见你。她就是以后要和你一起工作的人，所以我还是不要提前告诉你什么为好，免得抢了她的风头。”

“你的助手？”卡茨说。

“拉丽莎。她非常年轻，非常优秀。其实，她就住在我们楼上。我想你会非常喜欢她的。”

沃尔特声音中的明快和兴奋，以及他说到“其实”这个字眼时流露出的一丝丝愧疚或者激动，并未能逃脱卡茨的注意。

“拉丽莎，”他说，“这是个什么名字？”

“印度人的名字。这是孟加拉语。她是在密苏里长大的。她真的很漂亮。”

“明白了。那么她给我的提议是关于什么的呢？”

“拯救地球。”

“明白了。”

卡茨怀疑沃尔特在故意把这个拉丽莎当诱饵，在他眼前晃来晃去，被沃尔特认为这么容易被操控，他有些恼火。不过，他知道沃尔特不是那种会随便说女人非常漂亮的人，所以他还是被操控了，他的好奇心太盛。

“我看能不能调整一下我明天下午的安排吧。”他说。

“太好了。”沃尔特说。

该来的总会来，而不该来的永远都不会来。照卡茨的经验，让女人等等通常都没什么大不了。他打电话到怀特街告诉扎克利，和凯特琳的见面不得不延后了。

第二天下午，三点十五，仅仅迟到了十五分钟的卡茨走进漫步者酒吧，看到沃尔特和那个印度小妞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还没走到那张桌子跟前，他就已经知道自己和这个印度小妞之间没有任何机会。女人的身体语言里有十八个词代表了可得手和顺从的意思，而拉丽莎此刻正一次性地在沃尔特身上使用当中的十二个。她活脱脱是“洗耳恭听”这个成语的写照。当沃尔特起身拥抱卡茨的时候，女孩的眼睛依旧盯着沃尔特；宇宙还真是起了一个奇异的变化。卡茨还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个启动了性感模式的沃尔特，一个让漂亮女孩目不转睛的沃尔特。人届中年的他块头稍稍大了一些，肩膀比以前宽了，胸部也比以前厚实了，穿着一套帅气的深色西服。“理查德，拉丽莎。”他为两人介绍道。

“很高兴见到你。”拉丽莎说，轻轻地握了握他的手，没有接着说自己如何如何荣幸，如何如何激动，也没有说她是多么忠实的歌迷。

卡茨一屁股坐进椅子里，感觉自己像个当胸挨了一拳的傻瓜，他痛苦地意识到，和他一向对自己说的那些谎言相反，事实并不是：虽然他们是老友，他却还是想要沃尔特的女人，而是：恰恰因为他们是老友，所以他才想要沃尔特的女人。两年来，他一直很讨厌歌迷们的公开示好，可现在他却突然为没有从拉丽莎那里收到任何这样的示好而感到失望，就因为她看着沃尔特的方式。她肤色偏深，是圆润和苗条这两种特质的混合体：眼睛圆圆的，脸圆圆的，胸部圆圆的；脖子和胳膊却很修长。毫无疑问的B+，如果她愿意再使把劲给自己加分，可以到达A-。卡茨用手捋捋头发，拂掉一些釜山板材的碎屑。而他的老朋友兼老对手，正因为再次见到他而沉浸在一种纯粹的喜悦当中。

“最近怎么样？”他说。

“哦，发生了很多事，”沃尔特说，“从何说起呢？”

“顺便说句，不错的西服。你看上去很精神。”

“是吗？你喜欢它？”沃尔特低头看看自己，“拉丽莎让我买的。”

“我不断告诉他，他的衣服糟透了，”女孩说，“他十年里没买过一套新西服！”

她微微带一点次大陆口音，掷地有声，不拖泥带水，听上去就好像她拥有沃尔特似的。要不是她的身体语言表达出强烈的讨好他的愿望，卡茨会以为她已经得到他了。

“你看上去也不错。”沃尔特说。

“谢谢你撒谎。”

“不，我没说谎，确实不错，有几分基斯· 理查兹（基斯· 理查兹（1962- ），滚石乐队的主音吉他手。）的影子。”

“哦，现在咱们在说老实话了。基斯· 理查兹看上去像一匹戴着外婆帽的狼。就他那个头巾？”

沃尔特问拉丽莎的看法：“你觉得理查德看上去像个老奶奶吗？”

“不像（原文为No。）”里面的O 音被发得圆润简洁。

“你们现在住在华盛顿。”卡茨说。

“是，情况有点儿奇怪。”沃尔特说，“我现在为一个名叫维恩·黑文的人工作，他的公司总部在休斯敦，是一个石油加天然气大佬。他的岳父是个守旧派的共和党人，为尼克松、福特及里根政府都效过力，给女儿留下了一栋位于乔治城的宅邸，但他们几乎用不到它。维恩创办基金的时候，将相关办公室安排在了一层，并且以低于市价的价格把二楼和三楼卖给了我和帕蒂。另外顶楼还有个给佣人住的小公寓，拉丽莎目前就住在那里。”

“我现在拥有全华盛顿第三方便的上下班交通，”拉丽莎说，“沃尔特就更方便了，比总统还省事。我们共用一间厨房。”

“听上去挺惬意。”卡茨说，意味深长地看了沃尔特一眼，后者却似乎丝毫没有觉察，“你说的是什么基金？”

“我想我们上次通话的时候，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有阵子我用了不少毒品，你得把每件事都和我说上至少两遍才行。”

“是蔚蓝山基金，”拉丽莎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对话途径。都是沃尔特的主意。”

“其实，是维恩的主意，至少一开始是。”

“但是，真正有创意的想法全都出自沃尔特。”拉丽莎向卡茨保证道。

一名女侍（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卡茨早就认识她，她已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为他们点好咖啡，沃尔特开始讲述蔚蓝山基金的故事。维恩· 黑文，他说，是个非常不一般的人。他和他的太太琪琪是狂热的鸟类爱好者，而且碰巧也是乔治和劳拉· 布什及迪克和琳恩· 切尼的私交好友。通过投资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油、气井，维恩累积起了九位数的财富。他现在上了年纪，和琪琪又没有孩子，所以他决定将他全部财富的一大半都用来保护一种鸟，蔚蓝莺。这种鸟，沃尔特说，不仅是一种美丽的生物，还是北美洲数量减少最快的一种鸣禽。

“这就是我们的招牌鸟。”拉丽莎说，从她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小册子。封面上那只鸟在卡茨看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淡蓝色羽毛，个头很小，傻乎乎的。“这也就是只鸟而已。”他说。“别着急，”拉丽莎说，“不全是鸟的事。比这可要重大得多。你得等等，听听沃尔特的远见。”

远见！卡茨开始认为，沃尔特安排这次会面的真实目的，不过是想向老朋友展示，他被一个二十五岁的美女仰慕这一事实。

蔚蓝莺，沃尔特说，只在成熟的温带阔叶林中繁殖，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中部是其重要的栖息地，西弗吉尼亚州南部有数量不小的鸟群分布。而维恩· 黑文，凭借其与不可再生能源产业界的紧密联系，瞅到了和煤炭公司合作、共同为蔚蓝莺及其他受威胁的阔叶林鸟类创建一个广阔的永久性私人自然保护区的机会。煤炭公司有理由担心蔚蓝莺很快就会被列入《濒危物种法案》，而这很可能会威胁他们砍伐森林和炸掉山顶的自由。维恩相信，只要能让这些煤炭公司继续采煤，就可以成功游说他们保护蔚蓝莺，以保证这种鸟不被列入濒危鸟类的名单，同时，煤炭公司还可以积累一些他们非常需要的正面报道。沃尔特就是这样得到基金执行官这份工作的。他在明尼苏达为自然保护协会效力期间，和采矿业界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而且他对和煤炭公司积极合作抱有极为开放的态度。

“在约见沃尔特之前，黑文先生已经见了六位候选人，”拉丽莎说，“当中有人在面试才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就当面起身走了。他们的思想过于保守，而且害怕遭到批评！除了沃尔特，没人看得出一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将能获得怎样广阔的前景。”

这样的称赞让沃尔特做起了鬼脸，但显然他很高兴。“那些人已有的工作都比我的好。因此他们要失去的东西也就更多。”

“可是什么样的环保主义者才更在意保住自己的工作而非土地呢？”

“这个嘛，不幸的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他们有家庭，有责任。”

“可是你也一样啊！”

“承认吧，老兄，你就是太优秀了。”卡茨说道，语气并不友好。他仍然盼望着，当他们起身离开时，他会看到拉丽莎长着一个大屁股，或者两条粗壮的大腿。

为了保护蔚蓝莺，沃尔特说，蔚蓝山基金的目标是在西弗吉尼亚的怀俄明县营造一处占地一百平方英里、不通道路的林地，工作人员把这个计划戏称为“黑文一百”。围绕着这一百平方英里的将是一个更大的“卫生防护带”，容许打猎和驾车游玩。为了能负担起这么大一块地的地面权和矿业权，基金不得不先容许煤炭公司在其几乎三分之一的土地上通过山顶剥离的方式进行采掘。就是这个可怕的前景吓走了其他应聘者。从生态角度看，目前通行的山顶剥离开采方式是极不可取的：炸掉脊顶岩石以使下面的煤层露出，这会使周围的山谷被碎石填满，而有着丰富生物资源的溪流将会消失无踪。但是，沃尔特相信，操作得当的后续复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对环境的破坏，其效果将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而且，被彻底开采过的土地有这样一个优势，那就是没人会想要把它再次扒开。

卡茨记起来了，痛痛快快地就某个现实问题进行一番讨论是他想念沃尔特的原因之一。“可是，难道我们不希望就把煤留在地下吗？”他说，“我以为我们不喜欢煤。”

“这个我们下次再详聊。”沃尔特说。

“关于矿物燃料和核能、风能的关系，沃尔特有一些非常独到的看法。”拉丽莎说。

“只说一点就够了，那就是我们对煤炭采取了现实态度。”沃尔特说。

更令人激动的，他继续说道，则是基金投放到南美的大量资金，蔚蓝莺和其他很多北美鸣禽一样，都是在那里过冬的。安第斯山林区正在以灾难性的速度消失，过去两年里，沃尔特每个月都去哥伦比亚，大块大块地购买土地，并和当地支持生态旅游的非政府组织协同合作，帮助农民把他们烧柴的火炉换成太阳能或电力取暖装置。在南半球，一美元还是能做不少事的，泛美蔚蓝莺公园的南美部分已经准备就绪。

“黑文先生原本没计划在南美开展任何工作，”拉丽莎说，“在沃尔特向他指出之前，他完全忽略了这一部分。”

“抛开其他不提，”沃尔特说，“我认为创建一个跨越两大洲的公园将会具备某种教育意义。可以让大家真正意识到，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我们还希望最终能沿着蔚蓝莺的迁徙路线，在得克萨斯和墨西哥创建一些较小的保护区。”

“不错，”卡茨没精打采地说，“是个好主意。”

“确实是个好主意。”拉丽莎说，凝视着沃尔特。

“问题是，”沃尔特说，“土地消失的速度是如此之快，根本不能指望政府来做自然保护工作。政府的问题在于它们是由多数人选举产生的，而这些人完全不关心什么生物多样性。但亿万富翁却很有可能会在意这点。保证这个星球不被彻底毁掉和他们是利害攸关的，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必定是那些有足够的钱来享受这个星球的人。维思· 黑文会在他位于得克萨斯的林场推进自然保护工作，就是因为他喜欢捕猎大的鸟，观赏小巧的鸟。个人利益，没错，可这完全是件双赢的好事。要想保留动物的栖息地，把它们从发展的洪流中抢救出来，撬动一些亿万富翁可比教育美国选民要容易得多，因为后者对他们的有线电视、Xbox 和宽带已经满意得不得了了。”

“而且反正你也不希望三亿美国人都跑到你的原始林地上逛悠。”卡茨说。

“没错。那样的话就算不上什么原始林地了。”

“所以基本上说，你是在告诉我，你已经投靠黑暗势力了。”

沃尔特笑了。“没错。”

“你需要见见黑文先生，”拉丽莎对卡茨说，“他是位很有趣的人物。”

“乔治和迪克的好朋友，这似乎已经把我需要知道的全部信息都告诉我了。”

“不，理查德，不是这样的，”她说，“这并没有向你说明全部信息。”

她说“不（原文为no。）”时发出的那个迷人的O 音让卡茨想要继续反驳她。“那个家伙爱打猎，”他说，“他或许还和迪克一起打猎，是吗？”

“事实上，他有时候确实会和迪克一起打猎，”沃尔特说，“可是黑文家的人会吃掉他们猎到的动物，还会在自己的土地上为野生动物留出生存空间。打猎不是问题。布什夫妇也不是。每次到华盛顿，维恩都会去白宫观看长角牛橄榄球队的比赛，中场休息时，他就给劳拉做工作。他已经让她开始对夏威夷的海鸟感兴趣了。我认为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一些相关的举措。他和布什夫妇的关系本身并不是问题所在。”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卡茨说。

沃尔特和拉丽莎不安地对视了一眼。

“哦，很多方面，”沃尔特说，“资金就是其中之一。考虑到我们在南美投放的资金数额，如果能在西弗吉尼亚找到一些公共投资的话会很有帮助。还有就是，看来山顶剥离开采真是块烫手山芋。当地的民间组织已经将煤炭工业完全恶魔化，尤其是对MTR 。”

“MTR 就是山顶剥离开采。”拉丽莎说。

“《纽约时报》在伊拉克问题上彻底放过了布什-切尼政府，却不断发表关于MTR 之种种害处的社论文章，”沃尔特说，“只要牵涉到炸平山脊，牵涉到把那些贫穷的住户从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迁走，州或联邦政府也好，私人也罢，没有一个人愿意碰这种项目。他们不想听什么森林复植，不想听什么可持续的环保工作岗位。怀俄明县的人口非常，非常稀疏——我们的计划直接影响到的家庭总数还不足两百户。可是，整件事却被放大成邪恶大公司和无助普通人之间的较量。”

“他们是如此的愚蠢和不讲道理，”拉丽莎说，“甚至都不肯听沃尔特说话。他真的有关于复植的好消息，可当我们走进房间的时候，人们全堵住了耳朵。”

“有一份叫《阿巴拉契亚地区森林再造倡议书》的东西，”沃尔特说，“你究竟对这些细节感不感兴趣？”

“我对看着你们俩谈论这些细节感兴趣。”卡茨说。

“好吧，简单来说，MTR 会有这样的恶名，原因就在于大多数地面权所有者不坚持要求正确复植。煤炭公司在行使它的矿业权挖开山脉之前，不得不发行一种直到土地复原才可得到偿还的债券。问题是，地面权所有者总是对那些贫瘠单一、容易下沉的草场感到满足，总是希望会有某个开发商出现，在那些草场上修建豪华的公寓大厦——尽管它们地处偏远。而事实是，如果复植做得好，你完全可以得到一片非常茂密且物种丰富的森林。铺上四英尺而非通常的十八英寸厚的表层土和风化砂岩。注意不要把表层土压得过实。然后，在恰当的季节种上比例搭配恰当的速生树种和慢生树种。我们有证据显示，这样的森林或许比被它们替换掉的再生林要更为适合蔚蓝莺鸟群。所以，我们的计划不仅仅关乎保护蔚蓝莺，它还是一种对如何把事情做对的示范，但主流环保组织不想谈论如何把事情做对，因为如果把事情做对就会使煤炭公司看上去没那么坏，而MTR 也会在政策上变得更加可行。所以现在，我们找不到任何外来的资金援助，公共舆论也完全站在我们的对立面。”

“可是，如果独家做下去的话，”拉丽莎说，“我们要么就只能建设一个小太多的公园，小得不足以成为蔚蓝莺的栖息地，要么就要对煤炭公司作出过多妥协。”

“那样的话，可就真有些邪恶了。”沃尔特说。

“所以我们不能太多地去过问黑文先生的资金情况。”

“听上去你们手头的麻烦可真是不少，”卡茨说，“我要是一个亿万富翁，马上就掏出我的支票簿。”

“可是还有更糟的事。”拉丽莎说，眼里闪着一种奇怪的光。

“你听烦了吗？”沃尔特说。

“一点儿也不，”卡茨道，“老实说，我对这样的智力刺激还有些如饥似渴呢。”

“好吧，问题是，很不幸，维恩事实上还有其他动机。”

“有钱人就像小婴儿，”拉丽莎说，“像他妈的小婴儿。”

“再说一遍。”卡茨说。

“说什么？”

“他妈的。我喜欢你的发音方式。”

她脸红了；卡茨先生终于和她接上话了。

“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她高兴地为他说着，“我过去在自然保护协会工作，每次我们开年会，那些有钱人愿意出两万美金买一桌菜肴的前提就是，在晚宴结束时必须要拿到他们的礼品袋才行。那些礼品袋里装的都是些其他人捐献的毫无用处的垃圾货，可是如果他们拿不到礼品袋，第二年他们就不会捐那两万美金。”

“你要向我保证，”沃尔特对卡茨说，“你不会把我将要告诉你的事告诉其他任何人。”

“好的，我保证。”

关于蔚蓝山基金的构想，沃尔特说，是在二○○一年春天形成的，当时维恩· 黑文正在华盛顿参与副总统那个臭名昭著的能源顾问小组，迪克· 切尼目前还在违反《信息自由法案》，用纳税人的美金来保护这个小组的参与者名单不被披露。某天晚上，顾问了整整一天之后，大家在啜饮鸡尾酒的时候，维恩和纳尔多内能源及布拉斯科的总裁聊了起来，并就蔚蓝莺保护区这件事探了探他们的口气。一旦让他们相信他不是在说着玩——他确实打算拯救一种不适合被猎捕的鸟——三人立刻就一些原则问题达成了共识：维恩将采购一大片土地，这块地的中心部位可以接受山顶剥离开采，但之后必须得到复原并永远成为荒野林地。沃尔特在接受基金执行官这个职务的时候就已经了解了上述协议。但他不曾了解的是——直到最近才发现——就在二○○一年的那同一个星期里，副总统私底下向维恩· 黑文提起，总统打算在相关政策和税法方面作出一定调整，使阿巴拉契亚山区的天然气开发从经济角度变得可行。于是维恩着手买入了大批土地的矿业权，不仅仅是在怀俄明县，还包括西弗吉尼亚州的其他好几处要么不含煤、要么已经被开采过了的土地。如果维恩无法声称他是在为蔚蓝山基金的潜在保护区作万全准备，沃尔特说，这样大手笔地买入似乎无价值的矿业权原本会招来怀疑。

“长话短说，”拉丽莎说，“他在利用我们为他打掩护。”

“当然了，也要记住，”沃尔特说，“维恩确实喜欢鸟，也确实在为保护蔚蓝莺做一些好事。”

“只不过他同时还想要他的小礼品袋。”拉丽莎说。

“事实上，他这个礼品袋并不小，”沃尔特说，“多数内情还未曝光，所以你可能还没有听说，可是西弗吉尼亚就要开始被大挖特挖了。我们原本以为已经被永久保护起来的几十万英亩土地，现在，就在我们坐在这里的同时，正在遭受破坏。就分割土地和破坏自然而言，这和煤炭工业做过的所有事一样恶劣。如果你拥有矿业权，你就可以采用他妈的任何手段来行使你的权利，哪怕是在公共的土地上。到处都是新修的道路，成千上万的钻头，机器没日没夜地轰鸣，通宵亮着大灯。”

“而与此同时，你老板手头的矿业权突然就大大地升值了。”卡茨说。

“完全正确。”

“那么，他现在正在把假装为你买的土地卖掉吗？”

“一部分，是的。”

“难以置信。”

“当然，他仍然在花大量的钱。他也将采取措施，在他仍拥有矿业权的地方减轻开采造成的影响。可是他又不得不卖掉很多矿业权，来支付我们原本希望，如果公众舆论得以向我们这边倾斜的话，不需要去支付的巨额费用。重点是，他从来都没有打算要给基金投入我原以为的那么大数额的资金。”

“换句话说，你被玩了。”

“我被玩了，有那么一点儿。我们仍然可以得到蔚蓝莺公园，但我确实被玩了。请千万不要向任何人提起关于此事的任何信息。”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卡茨说，“我是说，除了证明我刚说过的，只要是布什的朋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意味着我和沃尔特成了流氓雇员了。”拉丽莎说，眼里闪着她特有的那种奇怪的光。

“不是流氓，”沃尔特立刻纠正道，“不要说流氓。我们不是流氓。”

“不，事实上，我们相当流氓。”

“我也喜欢你说‘流氓’的方式。”卡茨对她说。

“我们仍然很喜欢维恩，”沃尔特说，“维恩是那种独一无二的人。只不过我们觉得，既然他没有完全对我们说实话，那我们也不需要完全对他说实话。”

“我们有地图和图表要给你看。”拉丽莎说，在她的公文包里搜寻着。

漫步者酒吧里的人多了起来，货车司机和来自街角那家警察分局的警察坐满了餐桌，把吧台也围了起来。窗外，在二月下午持久的暮冬光线下，周五的交通堵塞了街道。此刻，在一个平行的宇宙里，非现实的模糊世界中，卡茨正置身于怀特街那座大楼的房顶上，心怀鬼胎地和诱人的凯特琳调着情。现在看来，似乎不值得为她费那个事了。尽管是个不那么关注自然的人，可卡茨还是忍不住忌妒沃尔特有胆量挑战布什的私交好友，并试图在他们的游戏里打败他们。这和制造音乐口香糖或为无聊人修建平台相比，似乎要更有趣。

“当初我会接受这个工作，”沃尔特说，“是因为我晚上睡不着。我无法忍受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克林顿在环保方面毫无建树。完全是他妈的负成就。克林顿就想让所有人都跟着弗利特伍德· 麦克乐队一起狂欢。‘不要停止为明天着想’？狗屎！不为明天着想恰恰就是他在环保方面所做的事。而戈尔是只软脚蟹，不敢高举他的环保绿旗，好心肠到不敢在佛罗里达玩手段。本来只要我还待在圣保罗，我就觉得还能凑合过，可是自然保护协会的工作要求我开着车满世界不停地跑，每次经过市区的时候，我的脸就像被泼了酸液一样难受。不光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还有无计划的城市扩建、扩建、再扩建。最糟糕的是低密度开发。到处都是SUV ，到处都是雪地车，到处都是水上摩托艇，到处都是全地形车，到处都是占地两英亩的大草坪。那些绿油油、品种单一、被灌满化学农药的活见鬼的大草坪。”

“这是一些地图。”拉丽莎说。

“对，这些显示了土地的分割状况，”沃尔特说着，递给卡茨两张过塑的地图，“这张是一九○○年未受干扰的栖息地分布图，这张是二○○○年的。”

“经济大发展就是会有这样的副作用。”卡茨说。

“可是发展的方式是如此愚昧，”沃尔特说，“如果土地没有遭受如此严重的分割，我们或许还可以为其他物种留出足够的生存空间。”

“确实是个美好的假想。”卡茨说。事后他才意识到，他的老友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这种拿着过塑文件到处跑的人。但他仍感到惊讶，过去的两年里沃尔特竟然会变成一个如此愤怒的怪人。

“这就是让我彻夜难眠的事情，”沃尔特说，“这样的分割。因为到处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就好比互联网，或者有线电视网——从来没有任何中心，也没有什么共识，只有无穷无尽的小小嘈杂声。我们从未坐下来进行任何形式的持续对话，只有廉价的垃圾信息和无益的盲目发展。所有真实的、可靠的、诚实的东西都正在消失。无论是从知识还是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只是像台球一样随意反弹跳跃，对恰巧出现的那个最新刺激作出反应。”

“互联网上有些相当不错的黄片，”卡茨说，“至少有人是这么告诉我的。”

“我在明尼苏达没能取得什么系统性的成绩。我们仅仅聚集起一小片一小片的自然美景。有近六百种鸟类在北美繁殖，当中或许有三分之一正因土地分割而受到生存威胁。维恩的构想是，如果有两百个非常富有的人士，每人挑选一种鸟，并努力阻止它们的栖息地被分割，那么我们或许能够拯救所有的鸟类。”

“蔚蓝莺是一种非常挑剔的小鸟。”拉丽莎说。

“它们在成熟的落叶林的树顶繁殖，”沃尔特说，“然后，一旦小鸟会飞了，一家子出于安全考虑就会搬到大树下面的灌木丛里生活。可是原始森林都已被砍伐，成了木材或者木炭，再生林不仅无法提供合适的树下灌木丛，而且还被道路、农场、供拍卖的地块和煤矿场分割得支离破碎，这就使蔚蓝莺很容易受到猫、浣熊和乌鸦的攻击。”

“所以，在你还没来得及认识它的时候，就已经没有蔚蓝莺了。”拉丽莎说。

“听上去确实有些惨，”卡茨说，“但那不过是一种鸟罢了。”

“每个物种都拥有不可被剥夺的持续存在的权利。”沃尔特说。

“是，当然。我只是在试着弄明白这一切由何而生。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你可没有这么关心鸟类。那时候，就我的回忆，你更关注人口过剩和限制增长。”

沃尔特和拉丽莎再次交换了几下眼神。

“人口过剩就是我们想请你帮忙一起去努力解决的问题。”拉丽莎说。

卡茨笑了。“这方面我已经作出我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了。”

沃尔特翻查着一些过塑的图表。“我开始往后推想，”他说，“因为我还是睡不着。你记得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四因说吗？动力因、形式因、目的因？那么，在自己的巢穴里遭到乌鸦和流浪猫的捕食是蔚蓝莺数量减少的动力因，而栖息地被分割是其形式因。可是目的因是什么呢？这个目的因就是我们面临的几乎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那就是这地球上的人太他妈的多了。我们在南美的时候，这点显得尤为清晰。没错，人均消耗量是在增长。没错，中国人是在非法地耗尽他们的资源。但真正的问题是人口压力。每家平均有六个孩子和每家平均有一个半孩子之间区别甚大。人们不顾一切想要喂饱那拥有无穷智慧的教皇让他们生育的孩子，于是他们大肆破坏环境。”

“你应该和我们一起去南美看看，”拉丽莎说，“开车沿着那些小路行驶，到处都是破烂引擎排出的可怕废气和过于便宜的汽油，山坡都光秃秃的，每家都有八到十个孩子，真是看得人心里难受。你以后有机会应该和我们一起去看看，看看你会不会喜欢在那里的所见所闻。而这很快就会发展成你身边的一个威胁。”

狂想家，卡茨想着。性感的小狂想家。

沃尔特递给他一张过塑的柱状图。“单单在美国，”他说，“在未来的四十年当中，人口就会有百分之五十的增长。想想远郊区已经有多么拥挤，想想现在的交通状况和城市扩建，想想环境恶化和对外国石油的依赖。然后，假如，再加上百分之五十的人口。这还仅仅是美国，理论上讲，美国是能够供养更多人口的。然后再想想全球的碳排放量，非洲的种族灭绝和饥荒，阿拉伯世界无路可走的下层激进阶级，海洋渔业的过度捕捞，以色列人的非法定居，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的一亿穷人：如果人口能少一些，那么世界上几乎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或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然而，”他又递给卡茨一张图表，“到二○五○年，地球上会再增加三十亿人口。换句话说，当你我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筹款箱里放入硬币的时候，我们的人口却要增加等同于目前世界总人口的数目。在保护自然和维持某种像样的生活质量方面，我们现在可能做的为数不多的努力必然会完全被人口的增长抵消，因为，尽管人们可以改变消费习惯——这需要时间和努力，但终究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人口持续增长，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将于事无补。然而没有人公开讨论这个问题。这就像房间里的大象，它正在毁灭我们。”

“这些听上去就熟悉多了，”卡茨说，“我想起了我们以前一些相当长的讨论。”

“上大学的时候，我确实非常关注人口过剩问题。可是现在，你知道，我自己也进行了一些繁殖。”

理查德抬抬眉毛。把繁殖这个词用在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身上，这是个有趣的说法。

“文化领域在八九十年代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沃尔特说，“以我个人的情况来看，我想我就是这个变化中的一部分。七十年代，人口过剩毫无疑问是大众谈论的话题之一，你知道，我们有保罗· 埃尔利希（保罗· 埃尔利希（1932- ），美国生物学家，斯坦福大学生物学系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以《人口炸弹》一书闻名。），有罗马俱乐部，还有人口零增长。然后，突然间一切都不见了。这个话题变得说不出口。部分原因在于绿色革命，你知道的，饥荒依旧存在，可是没那么严重了。接着，人口控制在政治上变得声名狼藉，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英迪拉· 甘地推行的强制绝育以及美国的人口零增长政策都被扣上了本土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帽子。自由主义者们害怕了，不再开口。甚至连塞拉俱乐部（美国环保组织。）也害怕了。保守派，当然了，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在乎这个，因为他们的整个意识形态就是只关注自私的短期利益和上帝的计划什么的。结果，人口问题就成了这么一种癌症，你知道，它正在你体内生长，可你决定不去正视它。”

“那这个和你的蔚蓝莺有什么关系呢？”卡茨说。

“息息相关。”拉丽莎说。

“如我所说，”沃尔特说，“基金的使命是保证蔚蓝莺不会灭绝，我们决定对此作出我们自己的解读。我们不断把问题往回推，往回推。终于，我们得出结论，在二○○四年，我们的目的因，或者说不动的推动者，就在于谈论遏制人口增长这件事现在变得完全不受欢迎和不够酷了。”

“于是我问沃尔特，”拉丽莎说，“谁是你认识的最酷的人？”

卡茨笑了，连连摇头。“哦，不，不，不敢当。”

“听我说，理查德，”沃尔特说，“保守派赢了。他们把民主党变成了一个中右的党派。在每一场职业棒球大联盟的比赛上，他们都让全国高唱‘上帝保佑美利坚’，格外强调上帝。他们在他妈的每条战线上都打了胜仗，可尤其重要的是在文化上，且尤其是在生育文化上。一九七○年，关心地球的未来和不要小孩的主张是很受欢迎的，可现在，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大家都同意生很多宝宝是件美好的事。越多越美好。凯特· 温斯莱特怀孕了，好啊！好啊！衣阿华的某个傻瓜生了八胞胎，好啊！好啊！只要人们说他们购买SUV 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宝贝小婴儿，所有关于SUV 之愚蠢性的讨论就立马死火。”

“死婴儿可不怎么好看，”卡茨说，“我是说，想必你们不是在提倡杀婴吧。”

“当然不是，”沃尔特说，“我们只是希望，以后说到生小孩，人们会更多地感觉到尴尬。比如说像抽烟，像肥胖，都是让人觉得尴尬的事。比如说如果不是为了婴儿的安全，那么开一辆凯雷德就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比如说，住在一栋建于两英亩的地基上、面积达四千平方英尺的大房子里，也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

“‘如果你一定要这么做，那就去做吧’，”拉丽莎说，“‘不过别再指望得到祝福’。这就是我们需要传播的信息。”

卡茨盯着她那双激动的眼睛。“你不想要小孩？”

“不要。”她说，丝毫没有躲闪。

“你多大，二十五？”

“二十七。”

“五年后你的看法或许就不一样了。大概三十岁左右，烤箱的定时器就会响起。至少就我和女人交往的经验来看，是这么回事。”

“我不会。”她说，为了强调这点，原本就非常圆的眼睛睁得更圆了。

“孩子是美好的，”沃尔特说，“他们向来是生命的意义。你恋爱，生育，然后你的孩子长大，恋爱，生育。这一直是人生的意义之所在。为了孕育。为了更多的生命。可现在的问题是，从个人层面来看，更多的生命依旧是美好而有意义的，但如果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更多的生命不过意味着更多的死亡。而且还不是什么像样的死亡。在未来的几百年里，我们会看到世界上一半物种灭绝。我们将面对自白垩纪与三叠纪以来最为严重的物种大灭绝。首先，世界生态系统将遭到彻底破坏，然后是大面积的饥荒、疾病和战争。在个人层面上仍然算是‘正常’的行为到了全球层面上就变得可憎和空前。”

“就像卡茨的问题。”拉丽莎好像这么说了一句。

“我（原文为法语。）？”

“我是说猫咪，”她说，“C-A-T-S 。（卡茨的原文为Katz ，与cat （猫）的复数cats 读音相似。）人人都爱他们的小猫咪，让它们在户外自由玩耍。不过是一只猫而已，能杀死多少只鸟呢？可是，美国每年有十亿只鸣禽死在家猫和流浪猫的爪下。这是北美鸣禽数目急速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可是没人在乎这个，因为他们爱那只属于他们个人的小猫咪。”

“没人愿意考虑这个，”沃尔特说，“人人都只想着过他们自己的正常生活。”

“我们希望你能帮助我们，让公众开始考虑这些问题，”拉丽莎说，“考虑人口过剩。我们没有财力去推进海外国家的计划生育和妇女教育。我们只是个以保护鸟类为主题的环保组织。那么我们可以用什么来作杠杆撬动整个问题呢？怎样做才能使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投放在人口控制上的资金增长五倍呢？”

卡茨看着沃尔特笑了。“你没告诉过她我们早就讨论过这个了吗？没告诉过她关于你过去想让我写的那些歌的事？”

“没有，”沃尔特说，“但你记得你过去说的话吗？你说因为你没有名气，没人会在意你的歌。”

“我们一直在谷歌上搜索你，”拉丽莎说，“有相当多的知名音乐人表示他们欣赏你和创伤乐队。”

“亲爱的，创伤乐队已经不存在了。‘胡桃的惊喜’也不存在了。”

“我的提议是这样，”沃尔特说，“无论你修建平台可以挣多少钱，我们都会付你那个数目的好几倍，你愿意为我们工作多长时间我们就付多长时间。我们打算搞个夏季音乐暨政治节，也许就设在西弗吉尼亚，届时会请很多非常酷的明星来参加，以提升大众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度。所有活动都将完全以年轻人为目标。”

“我们已经作好准备，面向全国及加拿大和拉美的大学征招暑期实习生，”拉丽莎说，“沃尔特权限内的可支配资金够我们雇二十到三十个实习生。但是首先我们得把这次实习变成一件非常酷的事。就像是那些非常酷的孩子会在这个夏天去做的那件事。”

“维恩不怎么过问我权限范围内的资金，”沃尔特说，“只要我们在文件中放上蔚蓝莺的标志，我就可以做我想做的任何事。”

“但得抓紧时间，”拉丽莎说，“大学生已经在考虑怎样度过这个暑假了。我们需要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和他们取得联系。”

“最低限度，我们需要使用你的名字和你的形象。”沃尔特说，“如果你能为我们录制一些视频，那就更好了。如果你能为我们写几首歌，再好不过。如果你能给杰夫· 特威迪、本· 吉巴德（本· 吉巴德（1976- ），美国独立乐队“美女破车”的主唱。）和杰克· 怀特（杰克· 怀特（1975-），美国车库摇滚乐队“白色条纹”的主唱。）打几个电话，为我们找些人在音乐节上做义演，或者提供商业赞助，那就最好了。”

“如果我们能告诉感兴趣的实习生，他们会直接和你一起工作，那也超赞。”拉丽莎说。

“哪怕只是答应和他们有一些最简单的接触，那也很棒。”沃尔特说。

“比如在海报上写‘今夏和摇滚乐传奇人物理查德· 卡茨齐聚华盛顿’之类的。”拉丽莎说。“我们需要把这次活动搞得很酷，需要让它得到病毒式传播。”沃尔特说。

在忍受两人轮番轰炸的同时，卡茨感到悲哀而漠然。沃尔特和女孩就这个世界被糟蹋到了什么程度进行了过于详尽的思考，似乎已在这样的心理压力下全线崩溃。他们被一种观念牢牢攫住，然后彼此劝说直至对方信服。他们自己吹了一个大泡泡，之后就被它带着一起脱离了现实。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一个人口总数为二的世界里安家落户。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说。

“说‘好的’！”拉丽莎说，眼睛闪闪发亮。

“我要去休斯敦出几天差，”沃尔特说，“不过我会发一些链接给你，然后周二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聊聊。”

“或者你也可以现在就说‘好的’。”拉丽莎说。

他们满怀希望的期待就像一个亮得刺目的灯泡。卡茨避开它，说：“我会考虑的。”

站在漫步者酒吧外的人行道上和女孩道别时，卡茨发现，她的下半身毫无问题，不过现在这点似乎已经不重要了，他反而越发为沃尔特感到悲哀。女孩要去布鲁克林看望一位大学好友。而因为卡茨也可以在佩恩车站很方便地搭乘PATH 列车，他便陪沃尔特一起朝运河街走去。在他们的前方，于渐浓的暮色中，可以看到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岛屿上那些亮着灯的温暖窗口。

“老天，我喜欢纽约，”沃尔特说，“华盛顿有些很不对劲的地方。”

“这里也有很多不对劲的地方。”卡茨说，侧身闪躲着迎面而来、速度飞快的妈妈和婴儿车。

“可至少这是个实实在在的地方。华盛顿完全是抽象的。除了

接近权力，别无其他。我是说，我明白住在宋飞（即杰瑞· 宋飞（1954-），美国喜剧演员，代表作品为《宋飞正传》。）、汤姆· 乌尔夫（汤姆· 乌尔夫（1931-），美国畅销书作家、记者。）或者迈克· 布隆伯格（即迈克尔· 布隆伯格（1942-），美国商人、政治家、慈善家，2002 年起任纽约市市长。）的隔壁会是件有意思的事，可是和这些人做邻居并不是你来纽约的意义所在。而在华盛顿人们真的会谈论他们的家距离约翰· 克里（约翰· 克里（1943-），美国民主党籍政治家，2004 年曾与小布什竞选总统一职。）家有多少英尺。整个社区是如此无聊，唯一能让人们兴奋起来的事就是和权力做近邻。那完全是一种痴迷于权力的文化。当人们告诉你，在某个会议上他们坐在了保罗· 沃尔福威茨（保罗· 沃尔福威茨（1943-），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军事政策的决策人物之一。）的身边，或者被邀请与格罗弗· 诺奎斯特（格罗弗· 诺奎斯特（1956-），美国共和党保守派，美国人民税制改革组织主席。）共进早餐的时候，他们会得到那种类似高潮般的战栗。人人都为全天候服务着迷，努力想和权贵搭上关系。就连黑人的情形都不对劲。生活在华盛顿的穷苦黑人要比生活在这个国家其他地方的黑人更容易感到挫败。你甚至都不会被认为可怕，人们根本就想不起你来。”

“我得提醒你，坏头壳乐队和伊恩· 麦凯（伊恩· 麦凯（1962-），美国歌手、作词人、吉他手。）就是从华盛顿出来的。”

“是啊，那是某种诡异的历史事故。”

“可年轻的时候我们确实很喜欢他们。”

“老天，我喜欢纽约地铁！”沃尔特边说边跟着卡茨下到散发着一股尿味的郊区方向的站台上。“人类就应该这样生活！高密度！高效率！”他对着那些疲倦的地铁乘客善意地微笑着。

卡茨突然想问问帕蒂的情况，可他没有勇气说出她的名字。“那个妞儿是单身，还是怎么着？”他说。

“谁，拉丽莎？不，她从大学开始就一直在和同一个男孩交往。”

“他也和你们住在一起？”

“不，他在纳什维尔。他曾在巴尔的摩的医学院学习，现在正在实习。”

“可是她留在了华盛顿。”

“她对这个项目非常投入，”沃尔特说，“而且，老实说，我觉得这个男友正在淡出。他是个非常守旧的印度人。拉丽莎没和他一起去纳什维尔，他发了很大很大的脾气。”

“那你是怎么建议她的？”

“我让她去捍卫自己的权利。如果那男孩真想在一起，他完全可以在华盛顿找实习医院。我告诉她，她不必为男人的事业牺牲一切。我和她之间有着某种类似于父女的感情。她的父母非常保守。我想她喜欢为一个信任她的人，一个不仅仅把她看作某人未来的妻子的人工作。”

“不过我们要说明一点，”卡茨说，“你知道她是爱着你的？”

沃尔特脸红了。“我不知道。或许有那么一点儿吧。但我认为那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崇拜。更像父女间的情感。”

“是，继续做梦吧，兄弟。你指望我相信，你从未幻想过她的头在你的膝间上下动时，那双眼睛亮闪闪地看着你？”

“上帝，当然没有。我努力不去想象那样的事。尤其是和下属之间。”

“可或许你并不总是能忍住不去这样想。”

沃尔特扫视周围，看站台上有没有人在听他们说话，然后压低声音说：“撇开其他一切不说，我认为客观来看，女人跪着有种降低身份的意味。”

“你为什么不找个时间试试，然后让她来作这个评判呢？”

“这个嘛，理查德，因为，”沃尔特说，脸仍旧红着，同时也不怎么愉快地笑着，“我恰好知道女人和男人的大脑构造是不一样的。”

“那男女平等算怎么回事？我好像记得你可是这方面的忠实信徒。”

“我只是在想，如果你自己有个女儿，你或许会怀着稍稍多一些的同情来看待女性。”

“你说出了我不想有个女儿的最佳理由。”

“可是，如果你真有个女儿，你或许会让自己认识到那个其实并不是那么难被认识到的事实，那就是，年轻女性会将她们对某人的欲望、崇拜和爱混为一谈，而不明白……”

“不明白什么？”

“不明白对男人来说，她们只是个物品。男人或许只是想着，你知道，想着他的，你知道，”沃尔特的声音低到像耳语一般，“他的老二被某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吸吮。那可能就是他的唯一兴趣。”

“抱歉，听不明白，”卡茨说，“被崇拜有什么不好？这完全说不通。”

“我真的不想和你谈论这个。”

一列第八大道快车进站了，他们挤了上去。几乎立刻，在站在对面车门边的一个大学生年龄的孩子眼中，卡茨看到了那种别人认出他时的光芒。他低下头，转过身去，可那个孩子大胆地碰了碰他的肩膀。“很抱歉，”他说，“你是那个音乐人，对吗？你是理查德· 卡茨。”

“或许没有我这么抱歉。”卡茨说。

“我不会打搅你的，我只是想说，我真的很喜欢你的音乐。”

“好的，谢谢了。”卡茨说，眼睛看着地面。

“尤其是你早期的作品，我才刚刚开始听。《反动的辉煌》？哦，老天，太他妈有才了。它就在我的iPod 里，就在这儿，让我找给你看。”

“不用了，我相信你。”

“哦，是，不，当然了。当然。抱歉打搅你了。我真的是你的超级歌迷。”

“没关系。”

沃尔特看着这一幕，脸上混杂着惊叹、骄傲、爱、愤怒和被视而不见的失落，这个表情的历史颇为悠久，可以追溯到大学里沃尔特竟然自虐到和卡茨一起去参加那些派对的时候，这当中没有一种情绪能够引起卡茨的共鸣，大学时不会，现在就更不会。

“做你的感觉肯定很奇怪。”沃尔特说着，他们在第三十四街下了地铁。

“我没有做其他人的体验可以拿来比较。”

“不过，那感觉肯定不错。我不相信你在某种程度上不喜欢它。”

卡茨认真地想着这个问题。“它更像是这样一种东西：如果失去它我会觉得不爽，但我也并不喜欢它本身。”

“我觉得我会喜欢它。”沃尔特说。

“我也觉得你会。”

卡茨无法赋予沃尔特名气，但他陪着他一直走到美铁候车告示牌跟前，上面显示沃尔特打算乘坐的南行的阿西乐特快晚点了四十五分钟。

“我非常信任火车，”沃尔特说，“而每次我都要付出代价。”

“我和你一起等。”卡茨说。

“不用了，不用。”

“没事，我请你喝杯可乐吧。或者，华盛顿终于把你变成个喝酒的人了？”

“没有，还是滴酒不沾。”

在卡茨看来，火车晚点就预示着帕蒂这个话题注定要被提起。然而，当他在车站的酒吧里，在阿兰妮斯· 莫里塞特刺耳的歌声中提起这个话题时，沃尔特的眼神变得冷酷而遥远。他吸了口气似乎要开口说话，但又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你们俩肯定有点不自在，”卡茨继续道，“那女孩住在楼上，而你们的办公室就在楼下。”

“我不知道该和你说什么，理查德，我真是不知道该和你说什么。”

“你们俩处得还好吗？帕蒂在做什么有意思的事吗？”

“她在乔治城的一家健身房工作。这算不算有意思的事？”沃尔特阴郁地摇着头，“我已经和一个情绪抑郁的人一起生活很长时间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不开心，不知道她为什么似乎无法从中脱身。有那么一阵儿，在我们搬去华盛顿前后，她似乎好一些了。她在圣保罗有个心理医生，在医生的建议下，她开始写些什么东西，类似自传或者日记之类的，她对此非常保密，只字不提。只要她在写那个，一切就还过得去。但过去的两年里差不多通通都很糟糕。原本的计划是我们一到华盛顿，她就开始找工作，开始经营某种第二事业，可是以她的年龄，又没有什么市场需要的技能，工作就不太好找。她非常聪明，也非常骄傲，受不了被拒绝，也受不了做入门阶段的工作。她试过当志愿者，在华盛顿的各所学校里做课余体育辅导，可也不怎么顺利。最终我只好让她试试抗抑郁的药品，我认为如果她能坚持服药，情况或许会有所好转。但她不喜欢药物作用在她身上的那种感觉，而且在服药期间，她真是变得相当让人受不了。那些药让她变得像个兴奋剂上瘾者，在他们为她调整好不同药品的搭配比例之前，她就放弃了。所以，到了去年秋天，我或多或少地逼迫她出去工作。不是为了我——我的工资已经够高了，杰西卡现在也毕业了，而乔伊也不再需要我抚养。问题是，她的空闲时间太多，我看得出，这正在毁了她。她选择的工作就是在健身房做前台接待。我是说，那是家相当上档次的健身房——基金董事会的一名成员就去那里锻炼，另外还至少有一位我的主要捐助人。然后她，我的妻子，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之一，就在那里为他们扫描会员卡，跟他们说‘锻炼得开心’。她本人对健身也相当上瘾，每天至少锻炼一个小时，那是最低标准——她看上去好极了。然后她十一点带着外卖回来，如果我没有出差，我们就一起吃，然后她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和我的助手上床。和你刚才说的差不多，不过没那么形象。没那么直接。”

“抱歉，我没想到。”

“你怎么会想到呢？谁能想到呢？每次我都告诉她同样的答案，告诉她我爱的人是她，我想要的人也是她。然后我们就转换话题。比如，过去的两个星期里——我想她就是要逼我发疯——她一直说要去做隆胸手术。这让我想哭，理查德。我是说，她没有任何问题，外表上完全没有问题。她那样想简直不可理喻。但她说她很快就会死去，她想在死之前感受一下有点胸部是什么滋味，这样或许会很有趣。她说这或许会帮她找到存钱的理由，因为，既然……”沃尔特摇着头。

“既然什么？”

“没什么。她原本在用她的工资做另外一件事，一件我认为非常糟糕的事。”

“她病了吗？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吗？”

“没有。不是身体方面的。我想，她所谓的很快就会死去指的是四十年后。就是我们都会很快死去这样的意思。”

“很抱歉，老兄。我没主意了。”

在卡茨的黑色李维斯牛仔裤里，一盏导航灯，一台被更为先进的文明埋藏了的、冬眠了很长时间的发射机，正在苏醒。他原本应该感到内疚，可他却开始硬了起来。哦，阴茎那超人的洞察力：它可以在一瞬间看到未来，然后让大脑奋起直追，找到那条从封闭的现在到宿命的结局间的必经之道。从沃尔特刚才向他描述的帕蒂那看似随意的人生漫步里，卡茨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她故意在一片麦田里踩出一个个符号，这些符号组成一条条信息，站在地面上的沃尔特无法辨识，而站在高处的卡茨却看得无比分明。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他和帕蒂的人生轨迹几乎相似到怪异的地步：先是短暂的有创造力的阶段，然后是最终演变成失望和混乱的重大变化，然后是毒品（药物）和绝望，再然后是接受一份愚蠢的工作。卡茨一度以为，他的现状可以被简单地解释为：他的成功毁了他，可他同时也意识到，作为一名歌曲作者，他状态最差的年月恰好和他远离伯格伦德夫妇的年月完全吻合。没错，在过去的两年里他是没怎么想帕蒂，但现在，在他的裤子里，他可以感觉到，那主要是因为他自以为他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了。

“帕蒂和那个女孩关系怎么样？”

“她们不交谈。”沃尔特说。

“所以不是朋友喽。”

“不，我的意思是，她们就只是不和对方说话。两人都知道对方通常什么时间会用厨房。她们用尽一切办法彼此避开。”

“谁先开始这么做的？”

“我不想谈论这个。”

“好的。”

车站酒吧的音响里正在播放《那就是我喜欢你的地方》。在卡茨看来，这首歌和周遭的一切堪称绝配——百威淡啤霓虹广告牌，仿制的铅玻璃灯罩，耐用的聚氨酯破烂家具上满是乘客留下的陈年污垢。他暂时还不担心会在这种地方听到他自己的歌，但他知道那是早晚的事。

“帕蒂断言她不喜欢任何不到三十岁的人，”沃尔特说，“她对整整一代人抱有偏见。而且，你知道帕蒂，她固执起来相当好笑。不过这次，她变得很是恶毒，完全失去了控制。”

“不过你倒似乎挺喜欢年轻一代的。”卡茨说。

“只要存在一个反例，就可以推翻一条普遍规律。而我至少可以举出两个反例来：杰西卡和拉丽莎。”

“但不包括乔伊？”

“如果有两个，”沃尔特说，仿佛没有听到儿子的名字，“那么就一定还有很多。这就是我想在今年夏天做的那件事的前提。相信年轻人仍然有头脑，有社会良知，然后给他们机会去解决一些问题。”

“你知道，我们俩非常不同，我和你，”卡茨说，“我不谈什么远见，不理什么信念，对孩子们也没什么耐心。你记得我是这个样子，对吧？”

“我记得你常常误解你自己。我认为你相信的东西要比你愿意承认的多得多。你的那些忠实歌迷会始终追随你，就是因为你的纯粹。”

“纯粹是一种中性品质。鬣狗也有它的纯粹性。他们是纯种的鬣狗。”

“那么，怎样？我不该打电话给你吗？”沃尔特的声音有些颤抖，“部分的我不想来打搅你，可拉丽莎说服了我。”

“不，我很高兴你打来电话。我们太久没联系了。”

“我以为，我之前觉得，你已经对我们失去兴趣了。我是说，我知道我不酷。我以为你不想和我们做朋友了。”

“对不起，老兄，我只是太忙了。”

然而沃尔特伤感起来，几乎掉下眼泪。“就好像我会让你丢脸似的。这个我能理解，可是我心里还是不舒服。我本来以为我们是朋友。”

“我说过对不起了。”卡茨说。他原本是想帮沃尔特的忙，现在却要为此向他道歉，两次，这样的不公或者说讽刺，连同沃尔特的感伤，都让他恼火。要知道，他向来是绝对不道歉的。

“我不知道我当时在期待些什么，”沃尔特说，“或许只是几句感激的话，为我和帕蒂对你的帮助。为你在我妈妈的房子里写了所有那些歌。为我们是你最忠实的老朋友。我不会揪住这点不放，可我想说清楚，想让你知道我一直以来的感受，这样我就不必再有这样的感受了。”

卡茨血液中涌动着的愤怒和他的老二之前作出的那些预测融为一体。现在我要帮你另外一个忙，老朋友，他想着。我们要把没结束的事结束，而你和那个女孩会因此感谢我。

“说清楚好啊。”他说。

女人的世界

在圣保罗长大的乔伊·伯格伦德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的人生注定是幸运的。想想明星中卫们是如何得意扬扬地谈论禁区过人投篮，谈论着全速带球切入，突破慢动作防守——仿佛整场比赛不过是菜鸟级别的电子游戏，一眼即可看穿，瞬间便可掌控——你就会知道在他人生的前十八年里，方方面面都给他怎样的感受。世界对他敞开了大门，而他也善于从中获取。他作为一名大一新生来到夏洛茨维尔，以无可挑剔的穿着和发型亮相，并发现学校为他安排的来自诺瓦（这是当地人对弗吉尼亚州临近华盛顿的郊区的称呼）的室友也堪称完美。刚开始的两个半星期，大学看上去似乎是他一向熟悉的那个世界的延伸，一切只是变得更加美好了。他对此是如此的深信不疑——把什么都看得理所当然——因而，在九月十一日的早晨，他把室友乔纳森留下来监视燃烧中的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自己则急急忙忙地赶去上他的经济学201 课。直到他来到大礼堂，看到里面空无一人，他才明白真的出大事了。

之后的若干个星期，若干个月，不管他怎么努力回忆，他都无法记起在穿过空空荡荡的校园时，他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如此地没有头脑，这可完全不像他。接着，在化学楼的台阶上，他所体验到的那种深深的懊悔，成了他个人极端憎恨恐怖袭击的种子。后来，随着麻烦越积越多，他开始觉得，自己的好运气，童年经历教会他视之为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的好运气，仿佛遭到更高等级的、荒谬得不真实的坏运气的打击，正在败下阵去。他一直等，等着这种荒谬和欺诈被揭露，等着世界重新步入正轨，这样他就可以体验他所期望的那种大学生活了。最后，当等待化为泡影，一股愤怒攫住了他，而这愤怒所针对的特定目标却拒绝现身。事后看来，这一切的源头似乎可以说是本· 拉登，但又不完全是。这个源头是某种更深层的东西，某种和政治无关的东西，某种在结构上就满怀恶意的东西，就像人行道上的凸起，在你无忧无虑走着的时候突然绊倒你，让你脸朝下摔在地上。

九一一事件的那段日子过后，在乔伊眼中，一切都突然变得蠢不可及。举行毫无实际意义的“守夜祈祷”是愚蠢的，人们一遍又一遍地观看同一段灾难镜头是愚蠢的，Chi Phi 兄弟会（旨在促进宗教、道德、教育、政治等方面交流的美国大学生组织，创立于1824 年，Chi和Phi分别为希腊字母表中的第22和第21个字母。）的男生们在他们的会所外挂出“支持”的横幅是愚蠢的，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橄榄球比赛被取消是愚蠢的，那么多学生离开“阵地”回去和家人待在一起是愚蠢的（弗吉尼亚大学的所有人都将“校园”称为“阵地”也是愚蠢的）。乔伊宿舍楼里的四个自由派男生和二十个保守派男生展开了无休止的愚蠢争论，仿佛真会有人在意一帮十八岁的孩子对中东地区的看法似的。在袭击中失去了亲人或者家庭朋友的学生受到了愚蠢的过分关注，仿佛世界上不断发生的其他类型的可怕死亡都没有死在九一一中凄惨。当一大车上流社会的男人一脸肃穆地出发前往纽约，去支援世贸废墟现场的工人们时，人们愚蠢地鼓着掌，仿佛纽约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做这件事。而乔伊只是希望能尽快地重返正常生活。那感觉就像他不小心把随身听撞到了墙上，将里面他正听得开心的唱片从他所熟悉的播放轨道撞进了他无法辨识也毫不喜欢却又不能使之停止运转的轨道。没过多久，他就变得如此的孤独离群，如此渴盼他熟悉的事物，结果，他犯了个相当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允许康妮· 莫纳汉坐灰狗巴士来夏洛茨维尔看望他——为了让她对他们无可避免的分手有所准备，他可是已经下了一整个夏天的工夫，而这一番努力就因为这个错误而完全地泡了汤。

整个夏天，他都在绞尽脑汁地要让康妮相信，他们有必要保持至少九个月不见面，以考验对彼此的感情。这样做的目的是培养独立的自我，然后看看这两个独立的自我是否仍然相配，但是，对乔伊而言，这算不得什么“考验”，就好比没有人会把高中的化学“实验”看成是研究一样。最终康妮会留在明尼苏达，而他则会在商界谋得发展，并且结识更特别、更时尚、家世背景更好的女孩。至少，在九一一之前，他是这么想的。

他小心地将康妮的来访安排在乔纳森回家过犹太假的时候。她在乔伊的床上度过了整个周末，其间她的小行李包就放在她身旁的地板上，每用过一样东西他就立刻将其放回包里，像是要尽力减少她来过的痕迹。在乔伊为准备周一早晨的某节课而努力攻读柏拉图的时候，康妮在一旁仔细地翻看着他的大一同学影集，遇到表情古怪或姓名可笑的就哈哈大笑。贝利· 博兹沃思，克兰普顿· 奥特，泰勒· 塔特尔。据乔伊的可靠统计，他们在四十个小时里做爱八次，同时还不断用她带来的大麻水培芽麻醉着他们自己。等到该送康妮去汽车站的时候，他往她的MP3 播放器里装了一堆新歌，好帮她熬过返回明尼苏达的二十个小时的车程。令人难过的是他觉得他对康妮负有责任，知道无论如何他都要和她分手，可他又想不出要怎么个分法。

在汽车站，他提起了她的教育问题，她原本答应过会继续求学，但不知为何，她就是执拗地不肯着手去做，也不愿为此作出解释。

“从一月份开始你就要去上课了，”他对她说，“先去因弗山社区学院，然后，或许可以在明年转入明尼苏达大学。”

“好的。”她说。

“你真的很聪明，”他说，“你不能一直做个女侍应。”

“好的。”她转移目光，寂寞地看着她即将乘坐的那辆车旁排起的队伍，“我会为了你去上学的。”

“不是为我。是为你自己。就像你之前答应过我的那样。”

她摇摇头。“你只是想让我忘记你。”

“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乔伊说道，尽管她这句话一针见血。

“我会去上学，”她说，“但这不会让我忘记你。任何事都不会让我忘记你。”

“好吧，”他说，“不过我们还是需要弄清楚我们是谁。我们都需要成长。”

“我已经知道我是谁了。”

“可或许你弄错了。或许你仍需要……”

“不，”她说，“我没弄错。我唯一想要的就是和你在一起。你就是我人生的全部需要。你是这世上最好的人。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而我会在你的身边支持你。你将拥有很多家公司，而我会为你工作。或者你可以竞选总统，那么我就为你的竞选阵营服务。我会去做其他人都不愿意做的事。如果你需要有人为你犯法，我会为你去犯。如果你想要孩子，我会为你养育他们。”

乔伊意识到，他需要调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回应这一番令他相当警惕的告白，但不幸的是，他仍然或多或少处于麻醉状态。

“我想让你做的事，”他说，“就是去接受大学教育。比如说，”他不明智地加了一句，“如果你以后要为我工作，你需要知道很多不同的东西。”

“这就是我说我会为了你去上学的原因，”康妮说，“难道你刚才没在听我说话吗？”

他开始明白他在圣保罗时没有明白的一件事——事物的价格并不总是第一眼扫过去就清清楚楚：他为高中的享受背上的利息在不断膨胀，这笔债或许仍然在前方等着他。

“我们最好站到队伍里去，”他说，“如果你想有个好座位。”

“好的。”

“还有，”他说，“我想我们应该至少一星期不通电话。我们需要回到更有纪律的状态。”

“好的。”她答应着，顺从地向汽车走去。乔伊提着她的小行李包跟在后面。至少，他不必担心她会在人前做出什么事来让他难堪。她从不做危害他的事，从不坚持要手牵手地走在人行道上，从不黏在他身上，从不撅着嘴闹别扭，从不指责他。她将她的热情通通留给了两人独处的时候，她是这方面的专家。车门打开时，她热辣辣地看了他一眼，然后把她的行李包递给司机，上了车。既没有见鬼地隔着车窗挥手告别，也没有扮出吻别的表情。她戴上耳机，窝进座位里，不见了人影。

接下来的几周，也都没有发生任何见鬼的事。康妮顺从地克制了自己，没有给他打电话。而随着那股全民高烧开始退热，蓝岭山脉上也秋意渐浓，乔伊在干草色的阳光、温暖草地散发出的浓郁味道和悄然变黄的树叶中陶醉流连，见证了弗吉尼亚大学骑士队在橄榄球比赛中的惨败，去健身房锻炼，并因喝啤酒而增重了很多磅。社交方面，他被同宿舍楼里来自富豪家庭的孩子们吸引，那些人认为应该在伊斯兰世界实施地毯式轰炸，直到那里的人学乖为止。乔伊本人虽不是右翼分子，但他可以自在地和这些人相处。痛斥阿富汗并不是有错位感的他确切想要的，但相当接近，足以提供些许安慰。

只有当一伙人喝了足够多的啤酒，话题被转到性上面来的时候，他才会感到孤立无援。他和康妮的感情太过强烈和奇怪——太过真诚；太过与爱纠缠不清——不适合被用作吹嘘的本钱。他瞧不上但又忌妒他的那些朋友，他们一起逞能，公开宣称自己想对学校影集中最上等的漂亮女孩做些什么，或者——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们原本可以在偏僻的角落对学院及预科学校里各种各样的醉酒女孩做些什么，而他们却浪费了这样的机会。这帮朋友的渴望仍然主要集中于口交，显然，只有乔伊认为那和加强版的手淫没什么太大区别，不过是午餐时间停车场上的一种消遣游戏。

尽管自慰本身是一种降低身份的浪费行为，但他正在学着去重视它的作用，因为他试图戒掉康妮。他最喜欢的释放场所是科学图书馆的残疾人洗手间，他在存阅处打工，时薪七美元六十五美分，工作期间他可以看课本和《华尔街日报》，只需偶尔为科学书呆子们找找书。对乔伊而言，得到这份存阅处的工读工作又一次证明了他的人生注定是幸运的。令他惊讶的是，图书馆居然还有珍贵和抢手到必须被分架保管，且不能离开图书馆大楼的印刷物。用不了几年，它们肯定都会被数字化。这些不许外借的文献当中，有很多是用过去流行的外语写成的，还配有华丽的彩页插图；十九世纪的德国人尤其是人类知识勤劳的编目员。用一本有百年历史的德国性解剖图集作自慰的辅助品，这甚至能赋予自慰一点点尊严。他知道他迟早要和康妮通电话，但每当天彻底黑下来，当他用残疾人洗手间里的扳手式水龙头把他的配子和前列腺液冲下下水道之后，他都决定冒险再多等一天，直到最后，就在他意识到他或许拖延得太久了的同一天，入夜时分，他在存阅处接到康妮妈妈的来电。

“卡罗尔，”他友好地说，“你好。”

“你好，乔伊。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

“不，其实，我不知道。”

“好吧，原因就是你要让我们家的小朋友心碎了。”

胃里一阵翻腾，他躲到僻静的书架旁边。“我本打算今晚给她打电话的。”他对卡罗尔说。

“今晚。真的吗。你本打算今晚给她打电话。”

“是的。”

“我为什么不相信你呢？”

“我不知道。”

“不过，她已经去睡了，所以你没打电话也好。她没吃晚饭就去睡了。七点就上床了。”

“哦，那还好我没打电话。”

“乔伊，这一点也不好笑。她非常抑郁。你让她患上抑郁症了，你不能再这么胡闹下去。你明白吗？我的女儿不是某只你可以拴在停车计时器旁边然后忘得一干二净的小狗。”

“或许你该为她买些抗抑郁的药。”

“她不是你可以留在摇起车窗的后座上的宠物，”卡罗尔说道，对自己的比喻很是满意，“我们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乔伊。这阵子你完全不把我们当回事，我认为我们应该得到比这好一些的对待，这个秋天对所有人来说都很可怕，而你却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你知道，我要上课，还要做其他事。”

“忙到连五分钟的电话都顾不上打。在沉默了三个半星期之后。”

“我真的打算今晚打给她。”

“先别说康妮了，”卡罗尔说，“暂时撇开她吧。你和我像一家人一样一起住了近两年。我从没想过我会对你说接下来的这番话，但我确实开始能够想象，你让你妈妈受了些什么样的罪。真的。直到今年秋天，我才明白你有多冷酷无情。”

乔伊对着天花板压抑地笑了笑。他和卡罗尔之间的交流向来有些不那么对劲的地方。住在他宿舍楼里的那些预科男生和正在拉他入兄弟会的男生习惯把卡罗尔这个类型的女人称为“我愿意上的妈妈”（MILF 是个首字母简略词，在乔伊看来，这个词听上去挺蠢的，因为它省略了代表“to ”的T）（MILF，Mom I’d Like Fuck，正确说法应为Mom I’d like to fuck，意思是我愿意上的妈妈。）。尽管通常他都睡得很沉，但住在莫纳汉家的时候，偶尔也有几晚，他会带着奇怪而不祥的预感在康妮的床上醒来：比如，他成了不知不觉地上了姐姐的床的可怕侵犯者，成了用布莱克的钉枪意外将钉子射入布莱克额头的罪犯，或者，最为奇怪的一例，他成了五大湖区一家造船厂高耸的起重机，他用水平吊臂把笨重的集装箱从母船的甲板上吊起来，然后轻轻地放在较小、较浅的驳船上。这些幻觉往往出现在他和卡罗尔进行不得体的互动之后：透过她和布莱克的卧室那扇没完全关好的房门瞥见她的光屁股；晚餐桌上布莱克打了个嗝后，她同谋似的向乔伊使眼色；她长篇而露骨地向他解释为什么要让康妮定时服用避孕药（穿插着她年少无知时的生动故事）。康妮生性无法对乔伊生气，就由她的妈妈来表达她的不满。卡罗尔就是康妮的唠叨器官，是她说话直爽的辩护者。在布莱克和他的兄弟们出去玩的周末晚上，乔伊有时会觉得，他事实上是三人行里被夹在当中的那个人，卡罗尔的嘴巴不停地说着那些康妮不会去说的事情，然后康妮默默地和乔伊做着那些卡罗尔不能去做的事情，而乔伊则会在半夜惊醒，感觉自己陷入了某个不对劲的圈套。我愿意上的妈妈。

“那么我该做些什么呢？”

“这个嘛，首先，我希望你做个更负责任的男朋友。”

“我不是她的男朋友。我们处于中断期。”

“什么叫中断期？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们正在尝试分开。”

“康妮可不是这样告诉我的。康妮说你希望她回学校，那样她就可以学习管理技能，将来在你拼搏创业的时候做你的助手。”

“听我说，卡罗尔，”乔伊说，“说那些话的时候，我并不清醒。我错误地说了不应该说的话，因为康妮买来的大麻太够劲了，我那会儿还处在迷糊状态。”

“你以为我不知道她吸大麻？你以为我和布莱克都没长鼻子？你现在告诉我的事没有一件是我不知道的。你这样打康妮的小报告只会让你像个卑鄙的男朋友。”

“我的重点是，我说错话了。而我也一直没能有机会去纠正，因为我们说好这阵子不通电话。”

“那是谁的责任呢？你知道你就像是康妮的一尊神。真的就像是一尊神，乔伊。你让她屏住呼吸，她就会一直坚持到自己昏过去。你让她坐在角落里，她就会一直坐在那里，直到自己饿得倒下去。”

“这个嘛，那这又是谁的错呢？”乔伊说。

“你的错。”

“不，卡罗尔，这是你的错。你是她的家长。她住在你的房子里。我当时不过是跟着过去。”

“是的，而现在你要扔下责任去走你自己的路了。在和她几乎像夫妻一样共同生活之后。在成为我们家的一分子之后。”

“哇，哇，卡罗尔。我是一名大一学生。你明白吗？我是说，甚至连进行这样的对话就已经够古怪了。”

“在比现在的你大一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明白这样的古怪情形了。我生了个女孩，不得不自己想办法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

“那么你的成绩如何呢？”

“不坏，事实上。我本来不准备告诉你这个消息的，因为还太早，不过既然你问了，我和布莱克将要有个小宝宝了。我们的小家庭要多一口人了。”乔伊愣了愣神才反应过来，卡罗尔是在告诉他她怀孕了。“听我说，”他说，“我还在工作。我是说，恭喜你了。只是这会儿我正忙着。”

“忙。好。”

“我发誓明天下午会打电话给她。”

“不行，对不起，”卡罗尔说，“那不够。你需要立刻回来，陪她一段时间。”

“这不可能。”

“那么，感恩节的时候回来住一周。我们一家人可以好好聚一聚，我们四个。这会给她点儿盼头，而你可以亲眼看看她有多抑郁。”

乔伊早就计划和室友乔纳森在华盛顿过感恩节，后者的姐姐，杜克大学的三年级学生，要么是照片的效果好得出奇，要么就是个一定要见上一面的人。她的名字叫詹娜，在乔伊的脑子里，这把她和布什家的那对双胞胎，和布什这个名字意味着的狂欢派对及松散的道德观联系在了一起。

“我没钱买机票。”他说。

“你可以像康妮一样坐长途车，还是说长途车配不上乔伊· 伯格伦德？”

“我也还有其他计划。”

“那么，你最好改改你的计划，”卡罗尔说，“你交往了四年的女友现在严重抑郁。一哭就是好几个小时，还不吃饭。为了不让她被炒掉，我不得不跟弗罗斯特餐厅的老板求情，因为她记不住客人点的菜，时常弄混，还从来不笑。就算她在上班的时候吸大麻，我都不会感到意外。回到家，她直接上床，然后就一直待在那里。该去上下午班的时候，因为她不肯接电话，我不得不在午餐时间大老远地开车回家，看着她起床，穿好衣服。然后我开车送她去弗罗斯特餐厅，看着她走进去。我试图让布莱克替我去做这件事，可她不再愿意和他说话，也不肯按他说的去做。有时候，我会想她是要故意搞垮我和布莱克的关系，以发泄她内心的愤恨，因为你离开了。我让她去看医生，她说她不需要。我问她她想证明什么，她的人生计划又是什么，她说她的计划就是和你在一起。那是她唯一的计划。所以，无论你有怎样的感恩节小计划，你都最好改变它。”

“我说了我明天会打电话给她。”

“你真以为你可以把我的女儿当性玩具玩了四年，然后在你觉得合适的时候一走了之？你真是这么想的吗？你开始和她发生关系的时候，她还是个孩子。”

乔伊想起了那个重要的日子，在他的老树屋里，康妮摩擦着她那条剪短了的短裤的裆部，然后拉着他那双小一些的手，向他示范去摸她的什么部位：他是多么禁不住诱惑呀。“那时我也是个孩子，当然。”他说。

“亲爱的，你从来都不是个孩子，”卡罗尔说，“你一向都这么冷静，这么沉着。别以为你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不认识你。你甚至从来都不哭！这可真是闻所未闻。甚至脚趾踢到了什么东西你都不会哭。你的小脸会皱起来，可你就是不出声。”

“不，我哭过。我确定地记得我哭过。”

“你利用了她，利用了我，利用了布莱克。现在你以为你可以不睬我们，扭头就走？你以为这就是世界的运作方式？你以为我们所有人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你的个人享受？”

“我会试着劝她看医生，吃药。但是，卡罗尔，你知道，我们正在进行的这种谈话实在荒诞。这不是什么有益的谈话。”

“那么，你最好习惯它，因为我明天还要和你说这事，还有后天，后天的后天，直到我听到你答应回来过感恩节为止。”

“我不会回去过感恩节的。”

“好吧，那么，你最好习惯接到我的电话。”

图书馆闭馆后，他走进凉飕飕的夜晚，然后在宿舍外面的一条长椅上坐了下来，摸着他的手机，想着可以打给谁。在圣保罗，他已经明白地告诉他所有的朋友，他和康妮的事不在可谈论的话题范围之内，而在弗吉尼亚，他一直把这当成秘密来保守。他宿舍楼里的几乎所有人，如果不是每个小时，那也是天天和父母通电话。尽管这使他对父母意外地抱有了某种感激之情——他们一向都表现得够酷，够尊重他的意愿，不过只要住在他们隔壁，他就体会不到这点——但也触发了某种类似恐慌的感受。九一一之后，有一阵他接到不少家人的电话，可谈话内容多数与个人无关，他的妈妈好笑地唠叨着她如何无法停止观看CNN 的节目，尽管她确信看这么多的CNN 节目正在给她带去伤害，他的爸爸抓住机会发泄着他压抑了很久的对有组织宗教的敌意，而杰西卡炫耀着她对非西方文化的了解，解释着它们和美国的帝国主义发生矛盾的合理性。在乔伊沮丧时可能会打去电话的对象名单上，杰西卡排在最末尾。或许，如果他在朝鲜被捕，而且愿意忍受一番严厉的教训，而杰西卡是他所认识的人当中唯一一个还在人世的：或许，要等到那个时候吧。

仿佛是为了向自己证明卡罗尔对他的看法是错误的，黑暗中的乔伊在长椅上稍稍哭了一会儿。为处境悲惨的康妮而哭，为把她丢给卡罗尔而哭——为没有成为那个能解救她的人而哭。然后，他擦干眼泪，拨通了妈妈的电话，如果此刻卡罗尔站在窗户附近仔细听，她会听到乔伊家里的电话铃声。

“约瑟夫· 伯格伦德，”他的妈妈说，“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名字。”

“嗨，妈妈。”

立刻没有了声音。

“抱歉这段时间我没有打电话。”他说。

“哦，好吧，”她说，“其实除去炭疽热的威胁、一个非常离谱的房产经纪人正试着卖掉我们的房子、你爸爸在家和华盛顿之间飞来飞去之外，家里也没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在着陆之前，他们让每个坐飞机进入华盛顿的人都要在原位待上一个小时吗？这似乎是条有些荒谬的规定。我是说，他们想什么呢？恐怖分子会因为安全带指示灯是亮的就取消他们的邪恶计划吗？你爸爸说，飞机还没开始降落，空姐们就开始提醒大家请立刻使用洗手间，不然就来不及了。可然后，她们开始发放整罐整罐的饮料。”

她听上去像个唠唠叨叨的老女人，而不是那个当他允许自己想她的时候，他依然会想象成的活力十足的人。他不得不紧闭上眼睛，以免再次哭起来。过去三年里他对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终止在他更年轻的时候他们之间进行的那种极其私人的谈话：为了让她闭嘴，为了训练她控制她自己，为了让她不再用她那满溢的爱和毫无保留的自我来烦他。现在，他的训练完成了，她顺从地只和他说些不相干的闲话，可他又觉得失去她了，想要回到从前。

“我能问问你过得怎么样吗？”她说。

“我过得很好。”

“在前蓄奴州的日子不错？”

“非常好。美好的天气。”

“对，这就是在明尼苏达长大的好处。无论你后来去哪儿，天气都只会更好。”

“嗯。”

“你交了很多新朋友吗？认识了很多人？”

“嗯。”

“那么，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乔伊，你肯打电话回来，真好。我是说，我知道你不是非打不可，所以你打这个电话，真好。在家这边你可是有几个忠实粉丝呢。”

一群大一男生从宿舍楼里涌了出来，来到草地上，啤酒放大了他们的声音。“乔伊——伊，乔伊——伊。”他们亲热地喊道。他酷酷地对他们点点头，以示回应。

“听上去你在那边也有些粉丝啊。”他的妈妈说。

“嗯。”

“我受欢迎的孩子。”

“嗯。”

当那群男生向下一处喝酒的地方进发时，母子之间又是一阵沉默。眼睁睁看着他们走了，乔伊感到一阵身处劣势的痛苦。他秋季学期的生活费是提前预算好的，他差不多已经把下个月的钱都用掉了。他不想做那个穷孩子，在别人都喝六瓶啤酒的时候，他只能喝一瓶，但他也不想看上去像个吃白食的。他希望他是重要的、大方的；而这需要资金。

“爸爸喜欢他的新工作吗？”他吃力地问道。

“我觉得他还算喜欢吧。这份新工作有点要让他失去理智了。你知道的，突然之间，有人给他很多钱，让他去修理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出了毛病的地方。过去，他还可以抱怨没有人去做这些事。可现在，他不得不亲自试着去整治这些问题了，当然，那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我们只会一起下地狱。他会半夜三点给我发电子邮件。我看他没怎么好好睡觉。”

“那你怎么样？你好吗？”

“哦，这个，谢谢你的问候，可你并不是真的想知道。”

“我当然想知道。”

“不，相信我，你不想。别担心，我不是在说气话。不是在指责你。你有你的生活，而我有我的。这很好，很好，很好。”

“不，可是，比如说，你每天都做些什么呢？”

“事实上，这么说吧，”他的妈妈说道，“这会是个有些令人难堪的问题。就像问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妻为什么没有孩子，或者问没有结婚的人为什么没有结婚。问某些特定类型的问题，某些在你看来或许全然无害的问题时，你一定要小心。”

“嗯。”

“我现在处于某种过渡阶段，”她说，“在知道自己就快要搬家的时候，我很难作出什么重大的人生改变。不过，我开始实施了一项小小的创意写作计划，作为一种个人消遣。我还得让家里看上去总是像简易旅馆一样整洁，以防房产中介带着潜在的客户来看房。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把杂志摆成漂亮的扇形。”

此刻，对乔伊而言，失去妈妈的感觉又让位给了厌烦，因为，无论她怎样否认，她似乎就是忍不住要指责他。这些妈妈和她们的指责，没完没了。他打电话给她，想得到一点点支持，可他知道的下一件事却是，他没能给她提供足够的支持。

“那么钱方面怎么样？”她问道，像是感觉到了他的厌烦，“你的钱够用吗？”

“有些紧张。”他承认道。

“我就知道！”

“一旦我成了这里的居民，学费会降低很多。就是这第一年很困难。”

“你想要我寄些钱给你吗？”

他在黑暗中笑了。不管怎么说，他喜欢她；他控制不住。“我以为爸爸说过，家里不会给我钱了。”

“爸爸不必知道每一件小事。”

“好吧，可如果我从你那里拿钱，学校不会把我看成本州居民的。”

“学校也不必知道每一件事。我可以给你寄一张现金支票，如果这样对你有帮助。”

“呃，然后呢？”

“没有然后。我保证。没有附加条件。我是说，你已经向爸爸证明了你自己。没必要仅仅为了继续证明而背上可怕的高利贷。”

“让我考虑一下。”

“我干脆把支票夹在信里寄给你。然后你自己决定，要不要去兑现它。到时你不必征求我的意见。”

他又笑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知道，乔伊，信不信由你，我希望你过上你想过的生活。我在茶几上把杂志摆成扇形，或者做其他类似的事的时候，会有些闲心来问我自己一些问题。比如，要是你告诉我和你爸爸，在今后的人生当中，你再也不想和我们见面，我是否仍会希望你幸福呢？”

“这是个奇怪的假设问题。我绝对不会说那样的话。”

“你这么说我很高兴，不过这不是重点，我想说的是，我们都以为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父母理应不计回报地把最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孩子。爱就应该是这样，对吗？但事实上，如果你仔细想一想，这样的观念其实有些奇怪。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的本性是怎样的。自私，不知足，目光短浅，以自我为中心。为什么成为父母，仅仅是成为父母，就会赋予每个尝试成为父母的人更好的人格呢？显然不会。我告诉过你一些关于我父母的事，比如……”

“你没说过多少。”乔伊说。

“好吧，或许以后我会多告诉你一些，如果你友好地来问我的话。不过，我想说的是，我仔细地思考了这个关于爱、关于你的问题。我已经决定……”

“妈妈，你介意我们换个话题吗？”

“我已经决定……”

“或者，其实，要不换个时间再聊？下周什么的？睡觉前我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

一阵受伤后的沉默降临在圣保罗。

“对不起，”他说，“只不过真的很晚了，而且我累了，而且我还有事情要做。”

“我只是在解释，”他的妈妈用低了很多的声音说，“我为什么要寄支票给你。”

“好的，谢谢你。你真好。我想。”

她用更细小、更受伤的声音感谢他打来电话，挂断了。

乔伊扫视着草坪四周，想找一处灌木丛或者建筑物的缝隙，以避开过路人好好地哭一场。没看到合适的地方，他就跑进宿舍楼，装作要呕吐一样，没头没脑地拐进他撞到的第一个洗手间，把自己锁在一个小隔间里，满怀对他妈妈的恨意哭了起来。有人在淋浴，一股除臭皂和霉菌的味道。小隔间锈迹斑斑的门上，有一幅用记号笔画的大大的带着笑脸的勃起图案，像超人一样高耸着，喷射出点点液体。图案下面写着：得手最好趁早，否则拿筹等候。

就性质而言，他妈妈的指责可不像卡罗尔· 莫纳汉的指责那么简单。和她的女儿不同，卡罗尔不怎么聪明。康妮有着一种讽刺的、紧凑的智慧，她的洞察力和敏感度就像她那小而坚实的阴蒂，只有在关着的房门背后才会让乔伊见识。过去，在她和卡罗尔、布莱克、乔伊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她的眼睛总是看着下面，仿佛迷失在她那些古怪的念头里，但之后，当她和乔伊回到卧室独处时，她总是能够再现晚餐桌旁卡罗尔和布莱克言谈举止中的每一个可悲细节。有一次，她问乔伊是否注意到布莱克说过的每句话几乎都是关于其他人如何的愚蠢，而他，布莱克，是如何的优秀却总被人占便宜。依布莱克看，第五频道的早间天气预报是愚蠢的，保尔森夫妇把他们的回收桶放在了一个愚蠢的地方，他卡车里的安全带蜂鸣器六十秒后不自动停止鸣叫是愚蠢的，萨米特大街上开车上下班的人遵守限速行驶是愚蠢的，萨米特大街和列克星敦大桥之间的交通灯的定时方式是愚蠢的，他的老板是愚蠢的，城市建筑法则是愚蠢的。乔伊笑了起来，而康妮则不依不饶地回忆着，继续举出例子：新电视遥控器的设计是愚蠢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重新安排的黄金时段节目表是愚蠢的，全国棒球联盟不采用指定打击手的规则是愚蠢的，维京人队放过布拉德· 约翰逊和杰夫· 乔治（布拉德· 约翰逊和杰夫· 乔治都曾是美国橄榄球球员，都为维京人队效过力。）是愚蠢的，总统竞选第二轮辩论的主持人不向阿尔· 戈尔施压以揭露他这个大骗子的真实面目是愚蠢的，明尼苏达让它勤劳工作的市民为墨西哥非法移民和骗取福利金的人支付免费的顶级医疗保障是愚蠢的，

免费的顶级医疗保障……

“还有，你知道吗？”康妮最后问道。

“知道什么？”乔伊说。

“你从不这样说话。你确实比其他人聪明，所以你从不需要说他们愚蠢。”

乔伊不怎么舒服地接受了她的称赞。首先，从她对他和布莱克这样直接的比较中，他闻到了浓浓的竞争味道——他不安地感觉到，他成了某种复杂的母女斗争中的一项抵押或说奖品。尽管在搬去和莫纳汉一家人住的时候，他确实停止了很多评判，但之前，他也曾指出过形形色色的事物的愚蠢性，尤其是他的妈妈，在他看来，她就是无休无止、无比烦人的愚蠢的源泉。而现在康妮似乎是在暗示，人们会抱怨其他事物的愚蠢，原因恰恰在于他们自己是愚蠢的。

事实上，他妈妈在愚蠢方面犯下的唯一一桩罪过就是她对待乔伊的方式。的确，在其他一些事上她也相当愚蠢，比如，她百般嘲笑图帕克（图帕克（1971-1996），美国说唱歌手、演员、诗人。），而乔伊认为图帕克最出色的那些作品毫无疑问是天才水准的，再比如，她对电视剧《奉子成婚》满怀敌意，但其实它能把愚蠢表现得如此精确和极致，恰恰说明它是相当聪明的。事实上，如果乔伊没有那么痴迷地追看《奉子成婚》，她也就绝不会攻击它；而如果乔伊没有那么崇拜图帕克，她也永远不会自贬身份地去模仿他，滑稽到让人难堪。她愚蠢的根本原因其实在于，她希望乔伊永远做她的小男朋友：继续认为他的妈妈比了不起的电视剧、比名副其实的说唱明星更有趣，更让他着迷。这就是她的愚蠢那个病态的核心：她在竞争。

最终他走投无路，只好清楚地让她明白，他不再想做她的小男朋友了。这甚至都不是出于他有意的计划，而更像是他对他那假道学的姐姐长期厌恶造成的附带结果。当他的父母去大急流城陪伴病倒的奶奶时，他邀请一群朋友来到家里，喝占边威士忌喝到大醉——他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方法来激怒和震惊他的姐姐了——然后，第二天晚上，背靠着他的卧室和杰西卡的卧室共用的那堵墙，他格外吵闹地和康妮做爱，激得杰西卡把她那烦人的美人与塞巴斯蒂安乐队的歌放大到夜总会里的音乐那么响，之后，过了午夜，她用她那正直到发白的指节猛敲乔伊上了锁的房门——

“该死的，乔伊！你马上停止！马上，听到了吗？”

“嘿，哇，我这是在帮你的忙呢。”

“什么？”

“难道你还没有受够不去告发我吗？我在帮你忙！我在给你机会！”

“我现在就告发你。我这就给爸爸打电话。”

“打吧！难道你没有听到我刚说的话吗？我说过了，我在帮你忙。”

“你个浑蛋。自以为是的小浑蛋。我现在就给爸爸打电话……”一丝不挂的康妮，嘴唇和乳头一样鲜红，屏住呼吸坐在一旁，用混杂着害怕、惊奇、兴奋、忠诚、高兴的表情看着乔伊，这让他确信——之前没有任何事，之后也没有任何事能让他如此确信，对康妮来说，什么规则，什么得体，什么道德法则，都及不上成为他选定的女孩和共犯的千分之一那么重要。

他没想到他奶奶会在那个星期过世——她还没有那么老。她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那里放肆胡言，这真是大错特错。之后甚至没有人来对他吼叫，可见他错到了什么地步。在希宾市奶奶的葬礼上，他的父母索性完全不理他，把他排除在外。他独自一人被他的内疚感折磨着，家人们则一起沉浸在悲痛当中，而他本应和他们一起感受这份悲痛。多萝西是他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当中唯一出现在他生活中的人，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她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让他触摸她那只残疾的手，让他明白那依然是一只人的手，没什么可怕的。之后，在多萝西来访的时候，无论父母让他帮奶奶做什么事，他都从没有拒绝过。她是一个，或许是唯一一个他用百分之百的善意去对待的人。可现在，她突然间就去世了。

葬礼后是几个星期的解脱，几个星期受欢迎的冷淡，可渐渐地，他妈妈又追着他不放了。她用他对康妮这件事的坦率作借口，竟也反过来不合身份地与他坦率相见。她试图把他打造成她的知心人，事实证明，这个角色甚至要比做她的小男朋友还糟糕。这一招阴险且难以抗拒。它是从一个秘密开始的：一天下午，他妈妈坐在他的床上，突然向他讲起，在大学的时候，她如何被一个有毒瘾的病态撒谎者跟踪，但她还是喜欢这个女孩，而他的爸爸则相反。“我一定得告诉什么人，” 她说，“而我又不想告诉你爸爸。昨天我去市中心拿我的新驾照，发现她就排在我的前面。自从那晚伤了膝盖，我就再没有见过她。有二十年了吧？她胖了很多，但那绝对是她。再次见到她，我是如此的害怕。我发觉我感到内疚。”

“为什么害怕？”他问，发现自己就像是托尼· 索普拉诺（美剧《黑道家族》中的男主角。）的心理医生，“为什么内疚？”

“我不知道。在她转身看到我之前，我就跑了出来。我还是得回去拿我的驾照。但是我很怕她会转身看到我。我害怕将要发生的事。因为，你知道，我绝对不是同性恋。你一定要相信这点。如果我是，我自己会知道的——我的老朋友中有一半是同性恋。而我绝对不是。”

“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他说道，紧张地假笑着。

“可昨天，看到她，我发觉我爱着她。这是一种我永远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应对的感情。现在的她有着那种服食锂剂之后的肥胖样子……”

“什么是锂剂？”

“治疗躁郁症的一种药。情绪两极性异常。”

“呃。”

“我完全抛弃了她，因为你爸爸非常痛恨她。她受着折磨，可我再也没有给她打过电话。她寄来的信我连拆都不拆就扔掉了。”

“可她对你说谎。她是个可怕的人。”

“我知道，我知道。可我仍然觉得内疚。”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又告诉了他很多其他秘密。像含有砒霜的蜜糖一般的秘密。有一阵子，他真的觉得，有这样一个愿意和他分享秘密的潇洒妈妈，他很幸运。作为回报，他也把同学们各种各样的堕落行为和小过犯告诉她，试图向她显示他们这代人要比七十年代的年轻人更加疲懒和堕落。然后有一天，在聊到强奸的时候，似乎非常自然地，她告诉乔伊，她十多岁的时候曾在派对上被人强奸过，并嘱咐他对杰西卡守口如瓶，因为杰西卡不像他这么理解她——没有人像他这么理解她。那次谈话之后的好几个夜晚，他躺在床上睡不着，他痛恨那个强奸了他妈妈的浑蛋，世界的不公让他愤愤不平，他为之前他说过的关于她的每一句坏话、抱有的每一个负面看法感到内疚，而获准进入成年人的秘密世界又让他自感优越和重要。然后，某天早晨醒来后，他开始痛恨她，以至和她待在同一间屋子都会让他起鸡皮疙瘩，让他胃部翻搅。就像发生了某种化学反应。仿佛有砒霜从他的器官和骨髓中渗出来。

今晚和妈妈通电话的时候，让他感到沮丧的就是她听上去一点儿也不愚蠢。其实，这，正是她的指责的实质。她似乎不怎么善于过好她的人生，但那并不是因为她愚蠢。从某种意义上几乎可以说正是因为她不愚蠢。她对自己抱有一种滑稽而悲观的看法，并且似乎为自己是这样的人而真诚地感到抱歉。然而，所有的这一切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她对他的一种指责。就好像她在说着一种高雅但快要灭绝的原始语言，现在轮到年轻一代（也就是乔伊）来永远地保存它，或是为它的消亡负责。又比如说，就好像她是他爸爸保护的一种濒危鸟类，在树丛中唱着过时的歌，孤独地期盼着能有个志趣相投者路过，听到她的歌声。一边是她，另一边是她之外的剩余世界，而她选择了对他倾诉，这便是她指责他的方式，指责他把忠诚给予了剩余的世界。然而谁又能为他选择了世界而挑他的错呢？他有他自己的人生，他在努力过好他的人生！问题是，在他小一些的时候，在他软弱的时候，他让她看到了，他确实理解她的语言，确实认出了她的歌声，现在她似乎忍不住想要提醒他，他的这些能力依旧存在于他体内，只要他愿意再次使用它们。

在宿舍楼洗手间里淋浴的人洗完了，正在擦干身体。走廊的门打开又关上，打开又关上；一阵牙膏的薄荷味从水槽那边飘了过来，飘入了乔伊的小隔间。在他哭泣的时候，他勃起了。现在他把它从平角内裤和卡其裤里拿出来，拼命握住不放。如果狠狠挤压它的根部，他可以让它的头部变大，变得可怕，继而因为充血几乎变成黑色的。他如此地喜欢看着它，如此享受它那冒犯的美带给他的安全和独立感，他不愿结束，不愿松手。当然了，一天中的每一分钟都硬着走来走去，人们会称之为变态。布莱克就属于此类。乔伊不想像布莱克，可他更不想成为他妈妈的知心人。他的手指默默地抽动着，眼睛盯着他的硬物，射进没盖盖子的马桶，然后立刻冲了水。

他上楼回到他那间靠近角落的宿舍，看到乔纳森一边读约翰· 斯图尔特· 密尔，一边还在看世界职棒大赛某场比赛的第九局。“真是怪事，”乔纳森说，“我真的同情起洋基队来了。”

乔伊从不独自看棒球比赛，但他愿意和其他人一起看。他在乔纳森的床上坐了下来，看着兰迪· 约翰逊朝着眼神颓败的洋基队队员投出一记快球。“他们还能扳回来的。”他说。

“不可能了，”乔纳森说，“我感到遗憾，可是从什么时候起只打了四季的新球队就能参加世界职棒大赛了呢？我还在试着接受亚利桑那当真有支球队呢。”

“很高兴，你终于看到理性之光了。”

“别误会我。看到洋基队输球仍然是件最美妙的事，最好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最好乔治·波沙达那个笨蛋漏接。但今年你有些希望他们无论如何都能赢。这是我们都必须为纽约做出的爱国牺牲。”

“我希望他们每年都能赢。”乔伊说，尽管他对此并不是很当真。

“是吗，那又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你不是应该支持明尼苏达双城队吗？”

“可能多半是因为我父母痛恨洋基队。我爸爸喜欢双城队，因为他们的收入很低。而说到球员收入，洋基队自然就成了他的敌人。我妈妈则排斥任何与纽约搭边的事。”

乔纳森饶有兴趣地看了他一眼。迄今为止，关于父母乔伊说得非常少，刚刚够不让人觉得他故作神秘。“她为什么痛恨纽约？”

“我不知道。我猜因为那是她的老家吧。”

电视上，德瑞克· 基特二垒出局，比赛结束了。

“真是复杂纠结的感情啊。”乔纳森边说边关掉电视。

“你知道吗，我甚至不怎么认识我的外公和外婆。”乔伊说，“我妈妈对他们的态度真是古怪。我的整个童年，他们只来看过我们一次，待了大概四十八个小时。在那四十八个小时当中，我妈妈出奇地神经质，举止很不自然。我们在纽约度假的时候，也去看望过他们一次，那次也不怎么好。我总是在生日过去三个星期之后才收到他们寄来的生日卡，我妈妈会因为迟到这么久而痛骂他们，可其实这不能算是他们的错。我是说，他们为什么会记住一个他们从来没机会见到的人的生日呢？”

乔纳森若有所思地皱起眉头。“他们住在纽约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郊区某处吧。我的外婆是个政治家，在州立法会或类似的什么机构。她是个友好、优雅的犹太女士，而我妈妈显然受不了和她待在同一间房子里。”

“哇，再说一遍？”乔纳森从床上坐了起来，“你妈妈是犹太人？”

“我猜理论上讲，算是吧。”

“伙计，你是个犹太人！我完全没有听说过！”

“只是四分之一的犹太人，”乔伊说，“已经掺了很多水了。”

“你现在就可以移民去以色列，不必回答任何问题。”

“我的终生梦想实现了。”

“我只是说说而已。你可以佩戴沙漠之鹰，或者驾驶那些战斗机，还可以和土生土长的以色列女人约会。”

为了直观地表达他的意思，乔纳森打开他的手提电脑，进入一个专门展示以色列美女照片的网站，那些古铜色皮肤的女神，赤裸的D 罩杯胸脯上横搭着高质量的子弹带。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也没多喜欢，”乔纳森说，或许不是他百分之百的真心话，“我只是想说，如果你喜欢这种。”

“还有，非法定居以及巴勒斯坦人不享有任何权利难道不成问题吗？”

“是，当然有问题！问题就在于它是一个有着亲西方的民主政府的小岛，却被围困在穆斯林狂热分子和敌对的独裁者当中。”

“是的，可这只能说明把这个小岛放在那样的环境中是不明智的，”乔伊说，“如果犹太人没有跑去中东地区，如果我们不必一直支持他们，或许阿拉伯国家就不会那么仇视我们。”

“伙计，你了解大屠杀吗？”

“我知道。可为什么他们不来纽约呢？我们会接纳他们的。他们可以在这里修建他们的犹太教会堂，等等，而我们可以和阿拉伯世界保持某种正常的关系。”

“可是大屠杀发生在欧洲，而欧洲大家本来都以为是文明的。如果你们总人口的一半都死于种族灭绝，你就不会再相信任何国家的保护，除了你们自己。”

乔伊尴尬地意识到，他所说的更多的是他父母的观点，不是他自己的，而因此，他将输掉一场他原本也没想去赢的争论。“没错，”他还是坚持道，“可是，为什么这个一定要成为我们的问题呢？”

“因为支持民主政权和自由市场经济是我们的责任，无论它们分布在什么地方，”乔纳森说，“沙特阿拉伯的问题就在于此——愤怒而没有经济前景的人太多了。本· 拉登就是凭这点才在那里招募到士兵的。关于巴勒斯坦人，我和你的看法完全一致。那简直就是一个他妈的培育恐怖分子的大本营。所以我们才试图把自由带给所有阿拉伯国家。可是你不能从出卖那个地区唯一的一个运转中的民主政权开始做起。”

乔伊欣赏乔纳森，不仅仅因为他的酷劲儿，还因为他自信不必为了保持这股酷劲儿而去装傻。他似乎成功地证明了做个聪明人也可以够酷，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嘿，”为了转换话题，乔伊说，“你仍然邀请我去你家过感恩节吗？”

“邀请？现在你被双倍邀请了。我们家不是那种讨厌犹太人的犹太家庭。我的父母非常，非常喜欢犹太人。他们会为你铺上红地毯的。”

第二天下午，乔伊独自待在宿舍里，因还没有去打那个他承诺会打给康妮让她去看医生的电话而心情沉重。他不知不觉打开了乔纳森的电脑，在里面搜索他姐姐詹娜的照片。他认为如果他直接去看那些乔纳森反正已给他看过的家庭照，那么他的行为就算不得窥探。乔纳森对他的犹太血统所表现出的激动似乎让他相信，他的姐姐詹娜也会同样热情地欢迎他。他把她最勾人的两张照片复制到自己的硬盘里，并改掉文件扩展名，以使除了他之外的任何人都无法找到它们，这样一来，在给康妮打那通令人生畏的电话之前，他就可以想着某个可替换康妮的具体人选。

到目前为止，学校女生的情况并不令人满意。和康妮不同，他在弗吉尼亚大学见到的那些真正有吸引力的女孩似乎都被喷上了一层特氟龙，总是怀疑他的动机。即便是那些最漂亮的女孩，也化过浓的妆，穿过于正式的衣服，连观看骑士队比赛都要盛装打扮，就好像那是肯塔基赛马会一样。没错，某些二流水准的女孩在派对上喝醉酒之后也会让他明白，他是个有机会和她们亲热一番的男孩。但是，无论如何，因为他是个胆小鬼或因为他讨厌在音乐声中嚷嚷着说话也好，因为他自视过高或因为他无法对喝醉酒的女孩变得多么愚蠢和讨厌视而不见也罢，他很快就对这些派对和这样的艳遇抱有偏见，认定自己更愿意和男孩们一起消磨时间。

他拿着手机坐了很长时间，差不多有半个小时，窗外的天越来越阴沉，似乎快要下雨。他等了太久，且处于如此不情愿的麻木状态当中，当他的拇指，以它自己的意志，摁下代表康妮号码的那个快捷键，铃声推动他采取行动的时候，感觉几乎就像是禅箭一般。

“嗨！”话筒里她欢快的声音与平日无异，他意识到他一直在想念这个声音，“你在哪里？”

“在宿舍。”

“你那里天气怎么样？”

“我说不好。有点阴。”

“老天，今早这里下雪了。已经是冬天了。”

“是的，听我说，”他说，“你好吗？”

“我？”她似乎对这个问题感到惊讶，“我很好。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你，不过我正在习惯这样的想念。”

“抱歉这么长时间没有给你打电话。”

“没关系。我喜欢和你说话，不过我也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更有纪律。我正在填写因弗山社区学院的申请表，还报名参加十二月的SAT 考试，像你建议的那样。”

“我建议你参加这个考试了吗？”

“如果我想在秋季进入真正的大学，像你说的那样，那我就需要参加这个考试。我买了本备考书。打算每天花三个小时来学习。”“所以说，你真的没事。”“没事！你怎么样？”

乔伊吃力地想把卡罗尔对康妮的描述和后者现在听上去是多么清

醒而镇定协调起来。“我昨晚和你妈妈通电话了。”他说。

“我知道。她告诉我了。”

“她说她怀孕了？”

“是啊，家有喜事。我想可能是对双胞胎。”

“真的？为什么？”

“我不知道。只是我的感觉。从某种角度来说，那将会是极其可怕的。”

“我们的整个对话其实相当怪异。”

“我说过她了，”康妮说，“她不会再给你打电话了。如果她打了，告诉我，我会让这件事停止。”

“她说你非常抑郁。”乔伊脱口而出。

电话那端突然沉默了，一种康妮才能制造出的黑洞式的沉默。

“她说你整天睡觉，不好好吃饭，”乔伊说，“听上去她很担心你。”

又一阵沉默之后，她说：“我稍稍抑郁了一阵子。可这不关卡罗尔的事。现在我好多了。”

“可是，你或许需要吃点儿抗抑郁的药什么的？”

“不需要，我好多了。”

“好的，那太好了。”乔伊说，尽管他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其实一点儿也不好——她病态的软弱和依赖原本或许还能提供给他一条可行的逃脱路线。

“那么你在和其他女孩上床吗？”康妮说，“我以为这或许是你不打电话的原因。”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如果你有，我也不介意。上个月我就想告诉你这个。你是个男人，你有需要。我没指望你像个僧侣一样生活。那只是性，谁会在乎呢？”

“嗯，你也一样。”他感激地说，在这里觉察到另一条可能的逃脱路线。

“可那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康妮说，“没有人像你那样看我。男人们的眼里完全没有我。”

“我一点儿也不相信。”

“真的，这是事实。有时在餐厅我试着友好些，甚至轻佻些。可是就好像没人看得见我一样。反正我也不在乎。我只想要你。我猜他们感觉到了这点。”

“我也想要你。”他发觉自己开始小声说话，违反了他为自己设定的某种安全准则。

“我知道，”她说，“可是男人们不一样，这就是我想说的。你应该觉得你是自由的。”

“其实这阵子我经常自慰。”

“我也是。连续几个小时。有些日子，那是我唯一想做的事。这或许就是卡罗尔觉得我抑郁的原因。”

“可或许你真的很抑郁？”

“没有，我只是喜欢一次次地高潮。我想着你，然后高潮。我继续想着你，然后又一次高潮。就是这么回事。”

很快对话发展成了电话性爱。自从过了最开始那段偷偷摸摸、各自在卧室里对着电话细声低语的日子，他们就再没有这样做过了。而过了这么久之后，电话性爱变得有趣了很多，因为他们现在知道如何和对方说话了。同时，那感觉就像是他们之前从没有做过爱一样——这是个巨大的变化。

“我希望我可以把它从你的手指上舔掉。”他们结束之后，康妮说。

“我在替你舔。”乔伊说。

“感觉真好。替我舔吧。味道好吗？”

“好。”

“我发誓我的嘴巴能尝到它的味道。”

“我也能尝到你的味道。”

“哦，宝贝。”

这立刻导致了又一轮的电话性爱，更加紧张的一轮，因为乔纳森快要下课了，他或许很快就会回来。

“我的宝贝，”康妮说，“哦，我的宝贝。我的宝贝，我的宝贝，我的宝贝。”

再次高潮的时候，乔伊相信他和康妮正一起待在巴瑞耶街她的卧室里，他弓起的脊背和她弓起的脊背，他小小的胸脯和她小小的胸脯。他们躺着，同步对着话筒喘气。昨晚，他告诉卡罗尔，是她，而非他，应该对现在的这个康妮负责，他错了。此刻他能在体内感觉到，他们是如何将彼此塑造成了今天的样子。

“你妈妈希望我回去和你们一起过感恩节。”过了一会儿，他说。

“你不必这么做，”她说，“说好的，我们要试着分开九个月。”

“没错，可是卡罗尔为这个抱怨了半天。”

“那是她做事的方式。她就是个八婆。不过我已经说过她了，不会再有这样的事。”

“所以我回不回去你都无所谓？”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感恩节和我想要的毫无关系。”

他原本希望——内中原因自相矛盾、相互对立——康妮会和卡罗尔站在一起，催促他回去过节。一方面，他渴望见到她、和她做爱，另一方面，他又急于挑她的错，那样他就可以有所抵抗，有分开的理由。而她现在的做法，她的冷静和清晰，把他在最近几个星期里已经解开一半的钩又重新扣上了。扣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实。

“我或许应该挂电话了，”他说，“乔纳森快回来了。”

“好的。”康妮说，放他走人。

他们的对话和他的期待是如此大相径庭，以至于他甚至记不起他原本期待什么。他从床上起来——就像从现实世界的一个虫洞里探出头来，心怦怦地跳着，视野也改变了——然后在图帕克和娜塔莉· 波特曼的共同注视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向来很喜欢康妮。向来。那么，为什么此刻，为什么在所有不恰当时机当中的此刻，他仿佛第一次，会被真的喜欢她这样一股巨大的暗潮攫住？在和她睡了好几年之后，在对她心怀温柔和关切了好几年之后，他怎么可能直到现在才被卷入如此沉重的爱情浪潮？才感到和她有着如此可怕的重大联系？为什么是现在？

这不可能，不可能，他知道这不可能。他在他的电脑前坐下来，准备看乔纳森的姐姐的照片，试着重新建立起一些秩序。幸运的是，他还没来得及把文件扩展名改回JPG ，乔纳森就回来了，他这才没被当场抓住。

“我的兄弟，我的犹太兄弟，”他说，像中弹的伤员一样倒在他的床上，“干什么呢？”

“没什么。”乔伊说，匆忙关闭了图片窗口。

“哇，老天，房间里有股氯的味道？你去游泳了，还是怎么了？”

就在那一刻，乔伊几乎想把一切，把他和康妮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整个故事都告诉他的室友。但是，他刚刚去过的那个梦之国，那个水乳交融的地下世界，在乔纳森这个男室友出现之后，正迅速地隐退而去。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笑着说。“开扇窗，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是说，我的确喜欢你，可我还没准备好喜欢到这个程度。”

乔伊认真对待了乔纳森的抱怨，他确实打开了窗户。第二天他又打给了康妮，两天后又打。他悄悄地将他反对频繁通话的理智论证搁置一旁，满怀感激地用电话性爱代替了科学图书馆里的孤独自慰，在现在的他看来，那样的自慰是可耻的失常行为，不堪回首。他成功地说服了自己，只要他们避开那些日常话题，只是说性，那么钻严格禁止过多联系的原则中的这个空子并无大碍。然而，随着他们继续钻这个空子，十月变成十一月，白天越来越短，他逐渐意识到，听到康妮终于一一说出他们之前做过的事和她想象中他们以后会做的事，这让他们的联系变得愈来愈深刻和真实。这样的深化有些奇怪，因为他们所做的不过是帮助对方手淫。但事后想来，他觉得，在圣保罗的时候，康妮的沉默似乎形成了某种保护性的障碍，使得他们的关系具备了政治家们所说的可抵赖性。而现在，性被她用语言——用她可以大声说出口的话——完整地表达出来，这让她，作为一个人，在他眼中变得更加真实了。他们两个再也不能假装他们只是不假思索地默默按着自己的意愿行事的年轻动物。语言使一切变得不再那么安全，语言没有限度，语言构成了它们自己的世界。一天下午，如康妮所描述的那样，她的阴蒂兴奋起来，变到八英寸那么长，像一支突出的柔软铅笔，她用它轻轻地分开他阴茎的唇，让自己一直进入到那个通道的最底端。另外一天，在她的鼓励下，乔伊向她描述了，当她的粪便从肛门滑落到他张开的嘴巴里时，它们那光滑温暖的干净感觉，而且，因为这些只是话语而已，它们的味道就像上好的黑巧克力。只要她在他的耳边说着话，鼓励他，他便对什么都不感到羞耻。每周他都要返回这个虫洞三或四次甚至五次，消失在他们两人创造出的这个世界里，然后再度出现，关上窗户，去餐厅或者下楼来到宿舍休息室，轻松扮演着大学生活要求他扮演的那种肤浅而和蔼的大学生角色。

就像康妮说过的，这不过是性而已。在乔伊和乔纳森驱车前往诺瓦过感恩节的路上，他一直想着康妮给他的许可——他可以和其他人上床。他们坐在乔纳森的路虎车里，这辆车是他收到的一件高中毕业礼物，现在一般停在校外，公然反抗着学校不许一年级新生拥有汽车的规定。在乔伊来自电影和书本的印象里，大学生们在感恩节期间放松的时候，可能会很快发生很多故事。整个秋天，他都留意着没有向乔纳森提出任何关于他姐姐詹娜的问题，在他看来，过早地让乔纳森起疑心，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然而一旦他在路虎车里提起了詹娜，他发现他之前的小心都白费了。乔纳森一副心照不宣的表情，说道：“她有个非常严肃的男朋友。”

“必然的。”

“哦，不对，抱歉，我说错了。我应该说，关于这个男朋友，她非常严肃，那小子事实上很好笑，是个一级浑蛋。我就不问你为什么问起我姐姐了，那样会侮辱我的智商。”

“我只是礼节性地问问。”乔伊说。

“哈—哈，有意思的是，等她终于离家去上大学的时候，我才发现哪些人是我真正的朋友，哪些人则完全是奔着她来我家玩的。结果是，他们占到了差不多一半的比例。”

“我也有过同样的问题，不过不是因为我的姐姐，”想到杰西卡，乔伊笑了，“对我来说，那是桌上足球、冷藏啤酒桶和气垫曲棍球。”在公路旅行的自由气氛中，他继续说了下去，向乔纳森吐露了他高中最后两年的生活状况。乔纳森认真地听着，不过似乎只对故事的一部分感兴趣，即他和他的女朋友同居的那部分。

“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呢？”他问道。

“在圣保罗。她仍旧待在家里。”

“了不起，”乔纳森说，深感震惊，“可是，等等。犹太赎罪日那天，凯西看到进了我们宿舍的那个女孩——那不是她，对吗？”

“其实，那就是她，”乔伊说，“我们已经分手了，可我们稍稍开了一点小小的倒车。”

“你这个他妈的小骗子！你告诉我那不过是你的一次艳遇。”

“我没那么说。我只是说我不想谈论那件事。”

“你误导我，让我相信那是一次艳遇。我无法相信，你竟然特意挑我不在宿舍的时候让她过来。”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开倒车了。现在我们又分手了。”

“来真格的吗？你不和她通电话？”

“只是极偶尔的。她非常抑郁。”

“原来你是这样一个狡猾的小骗子，令我难忘。”

“我不是骗子。”乔伊说。

“骗子都这么说。你电脑里有她的照片吗？”

“没有。”乔伊撒谎了。

“乔伊，神秘的种马，”乔纳森说，“乔伊，逃避的男人。该死的，我现在更明白你是个怎样的人了。”

“好吧，可我仍然是犹太人，所以你仍然得喜欢我。”

“我没说我不喜欢你了。我只是说更明白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我才不管你有没有女朋友——我不会告诉詹娜的。我只是提醒你，你手里没有打开她心门的钥匙。”

“什么样的钥匙？”

“一份高盛投资公司的工作。她那个男友就有这样一份工作。他公开的理想是，三十岁时拥有一亿美金的身家。”

“他也会来你父母家吗？”

“不会，他在新加坡。他去年才毕业，他们就已经把他派去他妈的新加坡了，为了某个十亿美元的紧急项目什么的。她将在家里孤单地想念他，老兄。”

乔纳森的爸爸是一家智囊机构的发起人和声名显赫的主席，这家机构致力于提倡单方面运用美国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让世界变得更加自由和安全——尤其是对美国和以色列而言。十月和十一月，几乎每个星期，乔纳森都会给乔伊看一篇《纽约时报》或者《华尔街日报》上的观点文章，他爸爸在文中详述激进的伊斯兰教国家的危险性。他们还会在《新闻时间》和《福克斯新闻》中看到他。他拥有一口极白的牙齿，每次开始说话前都会秀一秀。他看上去老得几乎可以做乔纳森的爷爷了。除了乔纳森和詹娜，他还有三个年龄比他们大得多的孩子，以及两任前妻。

他的第三次婚姻组成的这个家位于弗吉尼亚州的麦克莱恩，房子坐落在树林深处，属于那种乔伊一旦发了财就想拥有的梦幻住所。房子里面铺着纹理细密的橡木地板，似乎有数不完的房间面向长满大树的峡谷，啄木鸟在几乎已经光秃秃的树林中不时俯冲。尽管乔伊是在一栋他自认为堆满了书籍且很有品位的大房子里长大的，但乔纳森家中精装书的数量和来自多种文化、显然质量一流的装饰品仍然让他吃惊，这些装饰品是乔纳森的爸爸在国外担任要职期间收集的。就像乔纳森对乔伊高中时的历险故事大感惊讶一样，看到他这个乱糟糟、不那么讲究礼仪的室友居然来自如此豪华的上流社会家庭，乔伊现在也大吃一惊。唯一让人感觉不协调的是摆在各个角落里的俗气的装饰性犹太文物。看到乔伊一脸坏笑地注视着一个格外庞大的镀银大烛台，乔纳森向他保证说，它的历史极为悠久，是罕见而珍贵的文物。

乔纳森的妈妈塔玛拉显然曾经是个大美女，现在也魅力依旧。她带着乔伊参观了将由他独享的豪华卧室和洗手间。“乔纳森告诉我，你是犹太人。”她说。

“是的，显然我是。”乔伊说。

“可是不信犹太教？”

“其实直到一个月前，我甚至不知道犹太教是什么。”

塔玛拉摇摇头。“我无法理解，”她说，“我知道这很普遍，可我永远也无法理解。”

“但是我也没成为基督徒什么的，”乔伊为自己开脱道，“这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好吧，非常欢迎你来我们家。我想你或许会发觉，了解一点点你的文化传统是件有趣的事。你会发现，我和霍华德并不是特别保守。我们只是认为，了解并始终铭记我们的传统是很重要的。”

“他们会立刻把你改造成型的。”乔纳森说。

“别担心，只是非常柔和的改造。”塔玛拉说，面带性感妈妈的微笑。

“没问题，”乔伊说，“我已经准备好接受任何改造了。”

一旦可以走开了，两个男孩立刻来到那间地下娱乐室，里面的设施甚至使布莱克和卡罗尔那个大房间中的设施都相形见绌。红木撞球台那铺着蓝色毛毡的宽阔台面上几乎可以打网球。乔纳森向乔伊介绍了一种名叫牛仔池的游戏，这个游戏要求在一张不设自动收球中心的游戏桌上进行，复杂、没完没了，且令人泄气。就在乔伊打算提议转去玩他非常擅长的桌上曲棍球的时候，姐姐詹娜下楼来了。她以两岁的年龄优势带给她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口气，稍稍招呼了一下乔伊，就开始和弟弟讨论家里的事。

突然，乔伊第一次明白了，人们说的“令人屏息的美”是什么样。詹娜有着那种扰乱人心的美，那种使她周围的一切都隐退不见的美，甚至连爱慕者的基本器官功能都会暂时失灵。她的体形、肤色、骨架让其他“美女”身上曾经令乔伊垂涎欲滴的特征，都变成了对美的粗糙仿制；甚至之前的那些照片也没能充分展现她的美。她泛红的金发浓密顺滑，身着一件过大的杜克大学运动衫和一条法兰绒睡裤。这非但丝毫未掩盖她的完美身材，反而证明了完美身材完全可以战胜宽大松垮的衣服。乔伊在娱乐室中看到的其他每一样东西，都只因不是她而值得注目——通通都是二流货色。然而，当他偷偷看向她的时候，他的脑袋就乱成一团，连视线都变得模糊。这样的情形出人意料地令人疲倦。他似乎没法把自己的面部表情调整得不那么虚假，不那么不好意思。他痛苦地意识到，他正傻乎乎地对着地板发笑，而她和那个居然对她的美毫不敬畏的弟弟则在一旁聊着她的周五纽约购物计划。

“你不能把那辆敞篷车留给我们，”乔纳森说，“我和乔伊坐在里面，看上去会像是一对终身伴侣。”

詹娜唯一一个明显的不足便是她的声音，紧巴巴的，小女孩气。“是，说得对，”她说，“一对牛仔裤半挂在屁股上的终身伴侣。”

“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开敞篷车去纽约，”乔纳森说，“你以前这样做过的。”

“因为妈妈不许我开。尤其是在节假日的周末。路虎车安全一些。星期天我会把车开回来。”

“开什么玩笑？路虎最容易翻车了，一点儿也不安全。”

“好吧，那你去和妈妈说。告诉她你这个大一学生的车不安全，容易翻，所以我不能开它去纽约。”

“嘿，”乔纳森对乔伊说，“想去纽约过周末吗？”

“想！”乔伊说。

“你们就开敞篷车吧，”詹娜说，“就三天，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的。”“不，这好极了，”乔纳森说，“我们可以一起坐路虎去纽约购物。

你可以帮我挑几条符合你要求的裤子。”“要听听这个计划不可行的原因吗？”詹娜说，“首先，你们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为什么我们不能和你一起住在尼克的公寓里呢？难道他不是在新加坡吗？”“尼克不会愿意让一群大一男生在他的公寓里跑来跑去。而且，他周六晚上可能就回来了。”“两个男生算不上一群。就我和我这个非常整洁的明尼苏达室友。”“我确实很整洁。”乔伊向她保证道。“当然了。”她毫无兴趣地应了一声，还是那种居高临下的口气。

尽管如此，乔伊的存在似乎还是干扰了她的抗拒——她不能像对自己弟弟那样断然拒绝一个陌生人。“我是真的不在乎，”她说，“我得问问尼克。可是如果他说不行，你们就不能来。”

詹娜刚上楼，乔纳森就伸出一只手和乔伊击掌。“纽约，纽约，”他说，“如果尼克最终还是一如既往地那么浑蛋，我敢说我们可以去凯西家暂住。他们家就在上东区的某个地方。”詹娜的美让乔伊回不过神来。他转悠到她刚刚站过的地方，闻到淡淡的广藿香味。仅仅因为他是乔纳森的室友，他就可以在她近旁度

过一整个周末，感觉像是某种奇迹。“你也迷上她了，我明白，”乔纳森说，伤心地摇着头，“这就是我小小人生里不断发生的故事。”乔伊感到他的脸红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你这么丑呢？”“哈，你知道他们的高龄父母理论。生我的时候我爸爸已经五十一岁了。过了基因衰老关键性的两年。不是每个男孩都像你这么漂亮。”

“我没意识到你有这样的感受。”

“什么感受？我只在女孩身上寻找美，那才是美应该存在的地方。”

“去你的，有钱孩子。”

“漂亮男孩，漂亮男孩。”

“去死吧。咱们来玩桌上曲棍球，看我怎么收拾你。”

“只要你想做的事就只是这个。”

尽管塔玛拉有言在先，但幸运的是，乔伊在麦克莱恩停留期间几乎没有遭遇什么宗教教育，或任何形式的家长式谈心。乔纳森家的地下室有个家庭影院，里面有可以向后调整的靠椅和一个八英尺银幕，他和乔纳森在那里安营扎寨，一边观看色情电视台，一边质疑对方异性恋取向的真实性，一熬就到凌晨四点。感恩节那天他们醒来的时候，乔纳森家的众多亲戚正陆续到来。乔纳森被迫去招呼他们，乔伊便不由自主地像氦分子一样在美丽的房间里漂浮，致力于调整视准线，对准詹娜可能会经过，或者，更好，会驻足的地方。詹娜的男友意外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即将到来的纽约之旅就像银行里的存款：他将至少拥有两次长途汽车旅行的机会给詹娜留个好印象。至于现在，他只想让他的眼睛适应詹娜的美，让看她这件事不要再显得那么困难。她穿着一件端庄的高领衫以示友好。或许她非常善于化妆，也或许她压根就没有化妆。他注意到她很有礼貌：耐心地应付着似乎有很多话要和她说的秃头伯伯们和拉过皮的阿姨们。

晚宴开始前，他溜回他的卧室去给圣保罗打电话。以他现在的状态，他绝对没法打给康妮；奇怪的是，整个秋天，他都不曾为他们的下流对话感到羞耻，而现在，羞耻心却慢慢爬上他的心头。然而，他却不能不给父母打电话，但愿仅仅是因为那些他一直在兑现的妈妈寄来的支票。

圣保罗的家中，他爸爸接起电话后没和他说上两分钟就把电话给了他妈妈，乔伊认为这是一种背叛。他其实相当尊敬他的爸爸——因为他坚持不喜欢乔伊；因为他严守他的原则——如果不是爸爸对妈妈千依百顺，他或许会更加尊敬他。乔伊原本需要一些男子气概的支持，可他爸爸却不断地把他推给他妈妈，然后就撒手不管了。

“嗨，好啊。”她语气里的热度让他畏缩。他立刻决定要对她严厉些，可是，像过去的很多次一样，她用她的幽默和连串的笑声让他忘了自己的决心。在他还没有意识到之前，他就已经把麦克莱恩这边的情形通通告诉了她，不过没有提詹娜。

“一屋子犹太人！”她说，“对你来说多有趣！”

“你就是犹太人，”他说，“所以我也成了犹太人。杰西卡也是。如果她以后有了孩子，那么她的孩子也是。”

“不是这样的，你被灌了什么迷药吗？”他妈妈说道。在东部生活了三个月后，乔伊已经能听出他妈妈稍稍有些明尼苏达口音。“你知道，”她说，“说起宗教，我认为只有你自己说你信仰什么，那你才信仰什么。没有人可以替你拿主意。”

“可是你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件事上，我和我的父母罕见地看法一致。宗教是愚蠢的。不过表面上我妹妹现在不同意我这个看法，这意味着我们在所有事上都绝对意见相左的记录至今仍完好无损。”

“哪个妹妹？”

“你姨妈阿比盖尔。她显然对卡巴拉教非常入迷，正在重新发掘她的犹太根，也不知那有什么好。你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这个的吗？因为我们收到一封她发来的连锁信，准确地说是一封电子邮件，关于卡巴拉教的。我认为这样的做法非常不好，于是我给她回了电邮，请她以后不要再给我发任何连锁信，然后她回复了我的邮件，详述了她的探索旅程。”

“我甚至连卡巴拉教是什么都不知道。”乔伊说。

“哦，如果你什么时候愿意联系她，我相信她一定会很高兴向你介绍卡巴拉教的。非常重要和神秘——我记得麦当娜也信这个，这就几乎把你需要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了。”

“麦当娜是犹太人？”

“对呀，乔伊，所以她才叫那个名字。”妈妈笑话他说。

“好吧，随便，”他说，“反正我在试着了解。我不想直接去拒绝一样我还不了解的东西。”

“没错。谁知道呢？它或许会对你有用。”

“有可能。”乔伊冷淡地说。

长长的餐桌旁，他和詹娜坐在同一边，这让他无法看到她，也便让他得以专心地和一位秃头伯伯交谈，后者想当然地认为他是犹太人，向他大谈自己最近在以色列的度假兼商务旅行。他说着一些对乔伊而言全然陌生的东西：哭墙和它的隧道，大卫塔，马察达，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而乔伊假装对它们有所了解且印象深刻。他妈妈延迟发作的怨恨，乔纳森家的堂皇，对詹娜的着迷，以及某种陌生的对知识发自内心的好奇心，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乔伊渴望更像个真正的犹太人——渴望体验这种归属感。

乔纳森和詹娜的爸爸坐在餐桌的那一头，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外交事务，以至渐渐地，其他人的谈话都停止了。和电视上相比，现实中的他脖子上的火鸡纹要更加明显，而他那满口白牙的笑容之所以会那么令人瞩目，原来是得益于他那皱缩了的小脑袋的衬托。如此皱巴巴的一个人竟然是美貌惊人的詹娜的父亲，在乔伊看来，这和他的显赫是分不开的。他说到正在阿拉伯世界里流传的“新的血祭诽谤”，说到有关九一一那天双子塔里没有犹太人的谎言，说到在全国危急的时刻，用出于善意的半真半假的言论来对抗一些罪恶谎言的需要。提起柏拉图时，就好像他本人曾在雅典，在柏拉图面前得到过他的启蒙。提起总统的内阁成员时，他直呼他们的名字，解释着“我们”是如何“引导着”总统，利用这个绝无仅有的历史时机来解决一个棘手的地缘政治僵局，并从根本上扩大自由的范围。在正常时期，他说，美国公众舆论的主体在外交上奉行孤立主义，对外界一无所知，但是恐怖袭击给了“我们”一个黄金时机，自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一个时机，“哲学家”（具体指的是哪位哲学家，乔伊并不清楚，或者之前提到过，而他错过了）可以趁此介入，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去实现已经被他的哲学证明是正确和必需的那一使命。“我们必须学会更大胆地传播事实，”当一位伯伯就伊拉克核能力问题略微挑战了下他的看法时，他笑着对他说，“我们的现代传媒是些显示在墙上的非常模糊不清的影子，而哲学家必须准备好去操控这些影子，让它们为更大意义上的真实服务。”

在乔伊想要引起詹娜关注的冲动和他脱口而出的话语之间，只有短短一秒钟自由落体般的恐惧。“可你怎么知道什么是真实呢？”他大声说。

所有的脑袋都转向了他，他的心开始猛跳。

“你说得对，”詹娜的爸爸说，又一次笑了笑，“我们从来都无法确定。但当我们发现，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基于那些最出众的头脑数十年仔细的实证研究而得出的理解，与全世界人类自由的归纳原则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就很好地说明了我们的思路至少没有偏离正轨。”

乔伊热切地点着头，以表明他完全且由衷地认同。而令他惊讶的是，他竟不由自主地坚持说了下去：“但是，一旦我们开始在伊拉克问题上撒谎，那么我们就不比那些说九一一袭击中没有犹太人丧生的阿拉伯人强多少。”

詹娜的爸爸丝毫没有生气，他说：“你是个非常聪明的年轻人，不是吗？”

乔伊无法判断，这是不是一句讽刺。

“乔纳森说你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老人温和地继续说着，“所以我猜你已经有过被那些没有你聪明的人激怒的体验。一些真相的逻辑在你看来是不证自明的，而他们不仅不能，而且也不愿理解这些真相。他们似乎都不在意他们自己的逻辑是错误的。难道你从来没有像这样被激怒过吗？”

“但那是因为他们是自由的，”乔伊说，“这难道不就是自由的意义吗？你有权利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我是说，我承认，这有时候确实气得人屁眼疼。”

听到这句话，餐桌边的人轻声笑了。

“完全正确，”詹娜的爸爸说，“自由就是气得人屁眼疼。正因如此，我们才要努力抓住今年秋天被置于我们面前的这个机会。让全国信奉自由的人放弃他们的错误逻辑，开始接受更好的逻辑，无论需要采用什么手段都在所不惜。”

因为无法忍受哪怕再多一秒的众目睽睽，乔伊更加热切地点着头。“你说得对，”他说，“我明白了，你说得对。”

詹娜的爸爸继续剖白着事实，发表着坚定的意见，乔伊几乎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在众人面前大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詹娜在场，他兴奋得身体微微颤抖。他丢失了一整个秋天的感觉，那种竞技者的感觉，又慢慢回来了。乔纳森从餐桌边起身的时候，他也晃悠悠地站起来，跟着他来到厨房。他们把喝剩下的酒倒在一起，装满两个十六盎司的平底杯。

“老兄，”乔伊说，“你不能像这样把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掺到一起。”

“傻瓜，这可是玫瑰红葡萄酒，”乔纳森说，“你什么时候成品酒大师了？”

他们端着满满的酒杯来到地下室，然后边喝酒边打桌上曲棍球。乔伊之前的兴奋劲还没有过去，几乎还没有感觉到酒的效力，这是件幸运的事，因为乔纳森的爸爸这时下楼来，加入了他们。“玩一会儿牛仔池怎么样？”他说，搓着双手，“我估计乔纳森已经教会你了，这是我们家最喜欢玩的游戏。”

“是的，我玩得差劲极了。”乔伊说。

“牛仔池是桌球游戏中的皇后，它融合了所有台球和落袋台球游戏的最佳特质。”老人边说边把1 号、3 号、5 号球放到指定位置。乔纳森似乎有些为他爸爸的到来感到难为情，这让乔伊觉得很有趣，因为他本以为只有他的父母才能真的让人难为情。“我们家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有一条附加的特殊规则，今晚我愿意遵守这条规则。乔纳森？你怎么说？这条规则的目的是防止技巧非常娴熟的玩家把球停在5 号球的背后累积得分。你们俩可以这么做，如果你们已经掌握了使母球直旋的技巧，而我每次击5 号球入袋的时候，就不得不先打一个别的球，或者先击其他球入袋。”

乔纳森翻翻眼睛。“嗯，听起来不错，爸爸。”

“那我们开始玩吧？”（原文为“shall we shag?”shag 在俚语中有“性交”之意。）他的爸爸说道，用巧克粉擦着球杆。

乔伊和乔纳森对视一眼，轰然大笑。老人甚至都没有注意到。

乔伊打得很差劲，这让他感到痛苦，当老人指点了他几招而他却打得更差劲了的时候，酒的效力开始变得明显。与此同时，乔纳森竞争得很激烈，竭尽全力的他脸上是乔伊从未见过的非常严肃的表情。在他一次时间较长的击球过程中，他爸爸把乔伊叫到一旁，问起他的暑期计划。

“暑假还远着呢。”乔伊说。

“其实也没多远。你最感兴趣的领域有哪些？”

“呃，我首先需要挣钱，还不能离开弗吉尼亚州。我在供自己上大学。”

“乔纳森也是这么告诉我的。这是个了不起的志向。如果我说得太多了，请原谅我，我太太对我说，虽然你不是在信仰犹太教的环境中长大的，但你开始对自己的传统感兴趣了。我不知道这和你一心想要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有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如果有，我想祝贺你，你很会为自己考虑，并且有勇气这样做。在适当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回头去引领你的家人进行他们自己的探索。”

“我对犹太教一无所知，对此我确实感到遗憾。”

老人像她妻子之前那样失望地摇了摇头。“我们有这个世界上最杰出、最悠久的传统，”他说，“我想对今天的年轻人而言，它应该有着一种独特的吸引力，因为它的核心就是个人选择。没人告诉一个犹太人他一定要相信什么。一切决定都得你自己做。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程序和功能。”

“是的，有意思。”乔伊说。

“你还有什么计划？现如今，所有人似乎都对经商感兴趣，你也是这样吗？”

“是的，毫无疑问。我打算主修经济学。”

“这很好。想挣钱没什么不对的。我并非白手起家，但不自谦地说，我把继承来的资产经营得相当出色。我很感激我的曾祖父，他身无分文地来到这里，来到辛辛那提。这个国家给了他机会，使他享有了充分发挥他能力的自由。因此，我才选择以这种方式度过我的人生——向自由致敬，为保证下个世纪的美国依旧受到庇佑而努力。想挣钱没有错，没一点儿错。但是，你一定要有比这更多的人生目标。你一定要选择你的立场，然后为之战斗。”

“当然。”乔伊说。

“明年夏天，如果你有兴趣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我们的机构里或许会有些待遇不错的暑期工作。自从九一一袭击以来，我们的筹款一直在激增。很高兴看到这种情况。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考虑申请。”

“好的！”乔伊说。他觉得自己听上去像是苏格拉底的年轻对话者中的一个——他们所说的话，一页接着一页，都不过是“是的，毫无疑问”和“毋庸置疑，一定是这样”的变体。“听上去不错，”他说，“我一定申请。”

乔纳森击母球时旋转过度，意外失误，从而丢掉了他在这轮当中积累的所有得分。“操!”他喊道，然后又加了一句，“操！”他用球杆猛撞球台边缘；随之而来的是片刻的尴尬。

“当你积累起很高的得分时，一定要格外小心。”他爸爸说。“我知道，爸爸，我知道。刚才我很小心。只不过你们的谈话让我有些分神了。”“乔伊，轮到你了？”

看到朋友溃败让他禁不住想笑，这是怎么回事？他有种奇妙的解放感，因为他不必和他自己的爸爸进行这样的互动。他能感觉到他的好运气正随着每个瞬间的逝去返回他的身边。为了乔纳森，他当即选择击球失误，他对此感到高兴。

但是乔纳森还是生他的气了。在他爸爸赢完两局，上楼去了之后，他开始用一种不那么好笑的语气称呼乔伊是基佬，最后他还说，他觉得和詹娜一起去纽约不是个好主意。

“为什么不好？”大受打击的乔伊问道。

“我不知道。就是不想去了。”

“会很好玩的。我们可以去世贸遗址，看看那里现在是什么样。”

“那个区域被封锁了，你什么也看不到。”

“我还想去看看他们录制《今日秀》的地方。”

“有什么好看的。一扇窗户而已。”

“别这样，那是纽约。我们一定得去看看。”

“那么，你和詹娜一起去好了。这才是你想要的，不是吗？和我姐姐去曼哈顿，然后明年夏天为我爸爸工作。我妈妈非常喜欢骑马。或许你也想和她一起去骑马。”

每当乔伊的好运气似乎是以损害他人为代价的时候，好运气坏的一面便体现了出来。他自己从未体会过忌妒的滋味，所以对其他人表露出的这种情感感到很不耐烦。上高中时，不止一次，因为他的朋友受不了他还有其他那么多朋友，他不得不中止了和他们的友谊。他的感受是：见鬼，成熟些吧。然而，他和乔纳森之间的友谊是不能中止的，至少在本学年剩余的时间里不行，此外，虽然乔伊对他发脾气感到恼火，但他本人也确实可以理解做儿子的痛苦。

“那么，好吧，”他说，“我们留在这里。你可以带我参观华盛顿。你想做这个吗？”乔纳森耸耸肩。“说真的，我们就在华盛顿玩吧。”

乔纳森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你让他喜欢上你了，老兄。你那些关于高尚谎言的鬼话？你迷住他了，然后突然间，你一脸吃屎的鬼笑。你这个娘娘腔的小马屁精。”

“是，我也没看到你说一句话。”乔伊说。

“我已经挨过这个阶段了。”

“好吧，那为什么我也得过这个阶段呢？”

“因为你还没有过，你还没有挣到不说话的权利。你还他妈的什么都没有挣到。”

“开路虎的小子说这话。”

“我说，我不想聊这个了。我要去看会儿书。”

“好的。”

“我会和你去纽约。我甚至不在乎你会不会和我姐姐上床。你们俩或许正好是一对。”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会明白的。”

“咱们还是做回朋友吧，好吗？我不是非去纽约不可。”

“不，我们要去，”乔纳森说，“可悲的是，我真不想开那辆敞篷车。”

上楼回到他那间一股火鸡味的卧室，乔伊发现床头柜上放着一堆书——埃利· 威塞尔（埃利·威塞尔（1928-），犹太大屠杀文学作家，198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查伊姆· 波托克（查伊姆· 波托克（1929-2002），美籍犹太作家、拉比。）、《出埃及记》、《犹太史》——还有乔纳森爸爸写的一张便条：一些或许可以激发你兴趣的书。喜欢看的就留下，不喜欢的就丢去一边，请随意。霍华德。翻看着这些书，乔伊既感到自己兴趣寥寥，又衷心敬佩那些感兴趣的人，于是他再一次生起他妈妈的气来。在他看来，她对宗教的不敬进一步体现了她那一套我我我的哲学：她那好胜的哥白尼式的愿望，即成为其他一切皆绕其转动的太阳。睡觉前，乔伊拨打411 查号电话，找到了曼哈顿阿比盖尔· 爱默生的号码。

第二天一早，乔纳森还在睡觉时，他给阿比盖尔打了个电话，自我介绍说是她姐姐的儿子，说他即将去纽约。作为回应，他的姨妈古怪地咯咯笑着，问他会不会做管道工的工作。

“什么？”

“东西可以下去，但是不肯老实地待在下面，”阿比盖尔说，“这有点像喝多了白兰地的我。”她接着让乔伊了解了格林威治村的低海拔和陈旧的下水道、她公寓管理员的度假计划，以及住带院子的一层公寓的好处和坏处，还告诉他感恩节那天，半夜归来的她“高兴地”发现邻居们还没有完全分解的粪便漂浮在她的浴缸里，还被冲到了厨房水槽的边沿。“一切都非非，非常可爱，”她说，“这个没有公寓管理员的长周末有个完美的开端。”

“呃，这样，我还想或许我们可以见个面什么的。”乔伊说。他已经在重新考虑这个计划了，然而此时，他的姨妈却变得应答自如了，仿佛先前的长篇独白是她需要从身上冲掉的一样东西。

“你知道，”她说，“我看到过你和你姐姐的照片。非——常漂亮的照片，非——常美丽的大房子。我想我或许都能在街上认出你。”

“哦，哈。”

“不幸的是，我的公寓目前却不怎么漂亮。还有一点点味道！但是如果你愿意在我最喜欢的咖啡馆和我见面，让格林威治村最快活的咖啡馆侍应为你服务——他也是我最要好的男性朋友——我会非——常高兴和你见面。我可以把所有你妈妈不想让你知道的关于我们的事情都告诉你。”

这听上去不错，于是他们约好了见面时间。

一起去纽约的还有詹娜的高中好友贝萨妮，后者的外貌只有在和前者作比较时，才会显得普通。两个女孩坐在汽车后座上，乔伊既看不到詹娜，又因为音响中一直播着痞子阿姆哼哼唧唧的歌声，乔纳森还不时跟唱几句，他也听不清她和贝萨妮在聊些什么。詹娜不时指摘两句她弟弟的开车技术，这是前座和后座之间的唯一交流。仿佛乔纳森昨晚对乔伊的敌意如今被转化成了对道路的愤怒，他以八十迈的时速紧随其他车之后，同时小声抱怨着车开得没他这么猛的驾驶者；整体来看，他似乎在享受做个浑蛋的快感。“谢谢你没有杀死我们。”詹娜说，他们的SUV 在市中心一处贵得出奇的停车场歇下来，音乐也终于停止了。

他很快发现，原来这次旅行具备了失败旅行的全部要素。詹娜的男友尼克和另外两名在华尔街工作的实习生——他们这个周末也不在——合租了第五十四街上一栋杂乱无章的破烂公寓。乔伊想出去逛逛，看看纽约，他更想不要让詹娜觉得他是个喜欢听阿姆的小毛头，但是起居室里配置了一台等离子大电视和最新款的Xbox ，乔纳森执意拉着乔伊立刻开始玩游戏。“回头见，孩子们。”詹娜一边说，一边和贝萨妮一起外出去和她们的其他朋友碰头。三小时后，乔伊建议趁天色还早出去走走，乔纳森叫他不要这么娘娘腔。

“你什么毛病？”乔伊说。

“我没毛病，抱歉，你什么毛病？如果你想做女孩子喜欢做的事，你刚才就该跟詹娜走。”

做女孩喜欢做的事在乔伊听来其实很有吸引力。他喜欢女孩，他想念女孩的陪伴，想念她们谈论事物的方式；他想念康妮。“是你说你想去购物的。”

“怎么，你觉得我的裤子臀部那里看上去不够贴身吗？”

“出去吃点晚餐也不错吧？”

“好的，找个有情调的地方，就我和你。”

“纽约比萨？那不是全世界最好的比萨吗？”

“不，纽黑文的才是。”

“好吧，那去熟食店，纽约熟食店，我饿死了。”

“去冰箱里看看。”

“你去他妈的冰箱里看看。我要出去了。”

“行，好的。你去吧。”

“我回来的时候你会在这里吗？这样我才能进来？”

“我在，亲爱的。”

乔伊的喉头堵着硬块，就要像女孩一样掉下眼泪，他出门走进夜色中。突然，他意识到自己比同龄人成熟很多。混在夜晚来第五大道购物的人流中，他边走边考虑着如何把他成熟的一面展示给詹娜。他在一个街头小贩那里买了两个波兰香肠，挤入洛克菲勒中心更加拥挤的人群，看着那些溜冰的人，欣赏着庞大的还未亮灯的圣诞树，以及泛光灯下全国广播公司大楼那令人振奋的高度。是的，他喜欢做女孩做的事，那又怎样？这不会把他变成一个胆小鬼。只会让他觉得格外孤独。看着溜冰的人，想念着圣保罗的家，他给康妮打了电话。康妮正在弗罗斯特餐厅上晚班，没时间和他长聊，他告诉她他想念她，描述了此时他身处的环境，说他多希望能和她分享他的所见所闻。

“我爱你，宝贝。”她说。

“我也爱你。”

第二天早上，他获得了和詹娜相处的机会。显然，她起得很早，等到同样早起的乔伊穿着弗吉尼亚大学T 恤衫和佩斯利平角短裤晃悠到厨房时，她已经外出买回了早餐。发现她正坐在厨房料理台旁看书，乔伊觉得自己几乎赤身裸体。

“我买了些百吉饼，给你和我那个不配吃的弟弟。”她说。

“谢谢。”他说，想着是回房穿上裤子，还是继续炫耀他的本钱。由于随后她没有对他表现出任何兴趣，他决定冒险先不穿了。可是之后，在等烘烤百吉饼的时候，他偷看了几眼她的长发、她的肩膀，以及她裸露在外的交叉着的双腿，他开始勃起了。他正准备逃回起居室，她抬头说：“我说，这本书，真是乏味之极。”

他躲到一把椅子背后。“写什么的？”

“我本以为它是写奴隶制的。现在，我甚至不确定它写些什么。”她把书中密密麻麻的两页给乔伊看了看，“你知道真正好笑的事是什么吗？这是我第二次读这本书了。杜克大学教务网站上差不多一半的教学大纲都将它列为指定读物，而我还没能弄清故事的来龙去脉。你知道，就是还没搞懂那些人物身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

“去年我按学校的要求读了《所罗门之歌》，”乔伊说，“我觉得它非常精彩，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一本小说。”

她脸上现出复杂的表情，既有对乔伊的冷淡，也有对她手中那本书的恼火。他在詹娜的对面坐下，咬了一口百吉饼。嚼了一会儿，又嚼了一会儿，才终于意识到吞咽将成问题。不过，他倒不必着急，因为詹娜仍在费力阅读。

“你觉得你弟弟是怎么回事？”等他设法咽下去几口后，他说。

“你指什么？”

“他有点浑。有点儿不成熟。你不觉得吗？”

“别来问我。他是你的朋友。”

她继续盯着她的书，不屑一顾的冷淡劲和弗吉尼亚大学那些一流女孩没什么两样。唯一的区别是，她甚至比那些女孩更能吸引乔伊，而且他现在离她很近，都能闻到她洗发液的味道。桌子下面，他的平角短裤里，那升半旗的勃起正像美洲虎车头上的装饰物一样指向她。

“那你今天打算做什么？”

她合起书，仿佛让自己接受了他持续不断的在场。“购物，”她说，“今晚在布鲁克林有个派对。你呢？”

“显然无事可做，因为你弟弟不愿离开这栋公寓。下午四点我要和我姨妈见个面，就这个。”

“我想对于男孩，”詹娜说，“处理与家人间的关系要更困难一些。我爸爸很杰出，我对此无所谓，他是个名人这点对我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想乔纳森始终觉得他必须证明什么。”

“就靠看十小时的电视？”

她皱起眉头，直视着乔伊，或许这是她第一次正眼看他。“你究竟喜不喜欢我弟弟？”

“不好说。从周四晚上开始，他就一直怪怪的。看昨天他开车那架

势？我以为你或许知道些内情。”

“在我看来，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希望人们喜欢他是因为他就是他，而不是，你知道，因为我们的爸爸是谁。”

“没错，”乔伊说，灵机一动又加了一句，“或者因为他的姐姐是谁。”

她脸红了！稍微红了一点点。她摇摇头。“我可不是什么大人物。”

“哈，哈，哈。”他说，脸也红了。

“好吧，我肯定比不上我爸。我没什么大主意，也没什么远大理想。坦白说，我其实是那种自私的小女人。在康涅狄格有一百英亩地、几匹马、一名全职马夫，或许再有一架私家飞机，那么对我来说就一切妥当了。”

乔伊注意到，他只不过暗示了一次她的美，她就愿意和他多说几句，愿意开始聊她自己了。而房门一旦打开，哪怕只是一毫米，一旦他溜进了那道门缝，他就知道接下来要去做什么了。如何去聆听，如何去理解。不是假装在聆听，或者假装理解。乔伊来到了女人的世界。没过多久，在冬日暗淡光线照射下的厨房里，当他听从詹娜的指导，往百吉饼里夹入熏鲑鱼、洋葱和刺山柑酱的时候，他就觉得和詹娜说话并不比和康妮、他妈妈或他奶奶或康妮的妈妈说话更让他不自在。詹娜的美依旧炫目，但是他的勃起却完全消失了。乔伊跟她稍稍说了说他的家庭情况，作为回报，她也承认说她的家人不怎么喜欢她的男朋友。

“这相当疯狂，”她说，“我想乔纳森跟着我来纽约，以及他不肯离开公寓，都和这个有关系。他觉得他在以某种方式干扰我和尼克。就好像如果他挡住路，并且在附近徘徊，就能中止我们的关系。”

“他们为什么不喜欢尼克？”

“这个嘛，首先，他是天主教徒。其次，他是长曲棍球校队队员。他非常聪明，但不是他们喜欢的那种聪明。”詹娜笑了，“有一次我和他说起我爸爸的智囊机构，结果下次他们兄弟会开派对的时候，就在啤酒桶上贴了个标签，写着：智囊机构（智囊桶）。我觉得这好玩极了。可是你明白我家人会有怎样的反应。”

“你经常喝醉酒吗？”

“不，我的酒量和一只跳蚤的差不多。工作后，尼克也戒酒了。他现在每周也就喝一杯杰克丹尼威士忌加可乐。他一心想着成功。他是他们家第一个读四年制大学的大学生，和我们家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在我们家，如果你只有一个博士学位，那么你就是个后进生。”

“他对你好吗？”

她看向别处，脸上有种说不清的表情。“和他在一起，我觉得格外安全。比如说，如果九一一那天我们在双子塔里，哪怕是在比较高的楼层，我相信他也有办法带我逃出去。他一定能让我们俩活下来，我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坎特· 菲茨杰拉德投资公司有很多这样的男人，”乔伊说，“非常强硬的商人。而他们都没能逃出来。”

“那么，他们不像尼克。”她说。

看到她就这样关闭了她的思绪，乔伊想知道他要使自己变得多么强硬，挣到多少钱，才能有资格去角逐像詹娜这样的女孩。平角短裤里他的老二再次起了骚动，似要宣布它已经准备好了迎接这个挑战。但是他身上较为柔软的部位，他的心，他的大脑，却陷在了实现这一庞大目标的无望当中。

“我想今天我或许会去华尔街看看。”他说。

“周六所有公司都不上班。”

“我只是想看看那里什么样，因为最终我或许要去那里工作。”

“我无意冒犯，”詹娜说，又打开了她的书，“可是就华尔街的工作而言，你似乎太过好人了。”

四个星期后，乔伊回到曼哈顿，为他的姨妈阿比盖尔看房子。整个秋天，他都在为去哪里过圣诞节而烦恼，圣保罗的两个家庭互相竞争，导致他哪个也不想去，而三个星期的假期又太长，不适合去大学刚认识的新朋友家中过。他原本隐约计划着回圣保罗，住在高中某个较好的朋友家里，这样他就可以分别去看望他的父母和莫纳汉一家。但是，感恩节周末和阿比盖尔见面时，他得知后者圣诞期间要去阿维尼翁参加国际哑剧研讨会，正发愁谁可以住在她位于查理街的公寓里，照顾她那两只进食要求相当复杂的猫：大虎和小猪。

如果从单方面看，和姨妈的见面相当有趣。阿比盖尔虽然比他妈妈年龄小，但是除去她那年轻女孩般的暴露性感着装之外，她看上去要比他妈妈老很多。她一身的烟味，吃巧克力慕斯蛋糕的样子令人心碎：一点点地把蛋糕送入口中，细细品尝，仿佛这就是那一天当中所能发生在她身上的最美好的一件事。她极偶然地问上乔伊几个问题，然后没等他回答，就自己替他回答了。多数时候，她都在发表独白，配有讽刺的评论和别扭的感慨，这独白就像一列乔伊获准登上并搭乘一段时间的火车，他得自己设置上下文，猜测许多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觉得她啰嗦起来就像是他妈妈的一个悲哀的卡通版，是对他妈妈的警示：如果她不提防，或许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显然，对阿比盖尔而言，仅仅是乔伊的存在这一事实，就是对她人生的一种指责，她必须为此作出长篇解释。她说传统的“婚姻-孩子-房子”这样的生活方式不适合她，而商业化了的、肤浅的传统戏剧世界也不适合她：公开选角其实已被卑鄙地垄断，选角导演只想着起用本年的模特，至于何为表演的原创性，他们连最模糊的概念都没有。单口喜剧世界也不适合她，在她意识到那里只欢迎愚蠢的色情幽默之前，她浪费了非——常多的时间企图打入那个世界，为此她精心准备了很多关于郊区孩子童年真相的素材。她把蒂娜· 费（蒂娜· 费（1970-），美国喜剧明星、编剧。）和莎拉· 斯尔弗曼（莎拉· 斯尔弗曼（1970-），美国喜剧明星、作家、歌手。）贬得一文不值，然后对好几位男性“艺术家”的天赋赞不绝口，乔伊猜，他们肯定是些哑剧演员或者小丑，她声称，她幸运地和他们有着越来越多的联系，尽管仍主要是通过各种研讨会。她滔滔不绝地说着，乔伊发觉自己佩服她在成功无望的情形下仍要坚持下去的决心——至于他自己，则成功于他仍是可望亦可即的。她是如此的古怪和自我，乔伊甚至都不需要觉得内疚，而可以直接去可怜她。他意识到，作为他自己以及她姐姐的好运气的代表，他能为他姨妈做的最厚道的事就是任由她向他解释她的生活，并承诺一旦有机会就去看她的演出。而阿比盖尔用主动请他帮忙看房子的提议回报了他的这一番好意。

在纽约的头几天，和朋友凯西一家接一家地逛商店的那几天，仿佛是他整晚做的那些都市梦的极其逼真的延续。人文气息从各个方向扑面而来。安第斯山乐手们在联合广场上吹吹打打；消防站外的一处九一一纪念圣坛前，严肃的消防队员向聚集的人群点着头；凯西在布鲁明戴尔百货店门口叫了一辆出租车，两位穿皮草的女士勇敢地抢先一步上了车；在迷你裙下面穿着牛仔裤的十足性感的女中学生们双腿大叉，懒散地坐在地铁上；梳着满头小辫的黑人小孩身着宽大的连帽雪衣；配备先进的国民警卫队在大中央车站巡逻；华人老太太贩卖甚至还没有正式公映的DVD 影碟；六号线地铁站里，拉伤肌肉或肌腱的霹雳舞者坐在地上，痛苦地摇晃着身体；乔伊给了一个逼人注意的萨克斯乐手五美元让他开始演奏，尽管凯西警告他，他被骗了：这每一幕都像一首他立刻就熟记的诗。

凯西的父母住在一栋有直达电梯的公寓里，乔伊决定，如果将来他在纽约有所成就，他的家也必须有这样一部电梯。圣诞前夜和圣诞夜，他都是在凯西家吃的晚餐，也因此圆了他之前对父母撒的关于他会在哪里过节的那些谎。然而，这天早上，凯西和他的家人要出发去开始一次滑雪旅行，而乔伊知道，不管怎么说，自己受欢迎的程度都在减弱。当他回到阿比盖尔那栋陈旧难闻、凌乱不堪的公寓，发现小猪和大虎为了对他成天不在家的行为进行惩罚性抗议，吐得到处都是的时候，他突然明白过来，他打算独自度过整整两个星期的计划既不合理又十分愚蠢。

他给他妈妈打电话，承认说他的计划部分“落空了”，“相反”，他正在替她的妹妹看房子，这一举动立刻把一切变得更加糟糕了。“在阿比盖尔的公寓？”她说，“就你一个人？在她甚至没和我打一声招呼的情况下？在纽约？就你一个人？”

“嗯。”乔伊说。

“抱歉，”她说，“你一定得告诉她，这是不可接受的。告诉她，她必须立刻给我打电话。就今晚。马上。立刻。没得商量。”

“已经来不及了。她人在法国。不过，我很好。这个街区非常安全。”

但他妈妈没有听他说话，她正在和他爸爸说着什么，内容乔伊不清楚，不过听上去有些歇斯底里。然后，他爸爸的声音出现在电话那端。

“乔伊？听我说，你在吗？”

“我还能去哪儿？”

“听我说。如果你想不到回来和你妈妈在这栋对她而言意义重大的房子，这栋你再也没有机会踏入的房子里待上几天，我不在乎。这是你自己作出的错误决定，你可以在你自己空闲的时候去后悔。你留在房间里的那些东西，我们原本希望你回来自己处理，而现在，我们会干脆把它们都送给好意慈善商店，或者让收垃圾的通通拖走。这是你的损失，不是我们的。但是，独自待在一个你还太过年轻所以不适合独自待着的城市，一个不断被恐怖分子袭击的城市，还不是一两个晚上，而是几个星期，这只会让你妈妈一直紧张不安。”

“爸爸，这个街区绝对安全。这是格林威治村。”

“好吧，你已经毁了你妈妈的假期。现在你还要毁掉她在这栋房子里的最后一点儿日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我还不断地对你抱有期望，你妈妈那么爱你，甚至超过了你所能理解的程度，但是你正在自私地对待她，自私到残忍的地步。”

“那么，为什么她不来亲口告诉我呢？”乔伊说，“为什么要由你来说？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如果你有一丁点儿的想象力，你都会知道，我说的是真的。”

“可是如果她自己从来没这么说过，那就不是真的！如果你看我不顺眼，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看我哪里不顺眼？为什么总要说她的问题呢？”

“因为，老实说，我没有她那么担心你，”他爸爸说，“我认为你并没有你自以为的那么聪明，并不了解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危险，但是我也真心认为，你相当聪明，知道该怎么照顾自己。如果今后你真惹上麻烦了，我希望你先来告诉我们。此外，你已经作出了你的人生选择，对此我已无能为力。”

“嗯，谢谢。”乔伊用不全是嘲讽的语气说道。

“不用谢我。我并不认同你的所作所为。我只是承认，你十八岁了，有自由去做你想做的事。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孩子不能发自内心地对他妈妈好一些，这让我失望。”

“为什么你不去问问她我为什么做不到？”乔伊愤怒地反驳道，“她知道我为什么做不到！她他妈的知道，爸爸。既然你这么关心她的幸福，以及别的一切，为什么你不去问问她，而是来烦我呢？”

“不要和我这么说话。”

“好吧，那么你也不要和我这么说话。”

“好的，我不说了。”

让这个话题告一段落，他爸爸似乎很高兴，乔伊也很高兴。他享受冷静下来的感觉，享受掌控自己生活的感觉，然而，当他发觉他的体内还有另外一样东西，一个蓄满愤怒的水库，盛着他对家人的复杂感受，可以在瞬间爆发并控制他，这又让他觉得不安。他对他爸爸说的那些愤怒的话，感觉像是预先形成的，仿佛他体内无时无刻不存在着一个愤愤不平的第二自我，通常隐形，但显然有全然的知觉，随时准备着释放它自己，顷刻之间就让他不由自主地说出一些话来。他感到疑惑，他真实的自我究竟是哪一个；这使他非常不安。

“如果你改变主意了，”当他们就很有限的圣诞话题把能聊的都聊了之后，他爸爸说，“我非常愿意为你买张机票，你可以回来住几天。这对你妈妈意义非凡。对我也是。我本人也希望你能回来。”

“谢谢，”乔伊说，“但是，你知道的，我不能回去。我要照顾猫。”

“你可以把它们送去寄养，你姨妈不会知道的。我也愿意出这个钱。”

“好的，或许我会回去。多半不会，但或许吧。”

“好的，那么，圣诞快乐，”他爸爸说，“妈妈也祝你圣诞快乐。”

乔伊听到他妈妈在一旁喊出这句话。究竟为什么，她不能接过电话，直接对他说呢？看起来她是心虚了。可再一次承认她很内疚又有什么意义呢。

阿比盖尔的公寓并不小，但里面的每一平方英尺都被放上了东西。两只猫像她的全权大使一样在公寓里巡逻，猫毛掉得到处都是。卧室的壁柜里乱糟糟地塞满了裤子和套衫，垒起的堆都和挂着的外套和裙装混在了一起，她的各个抽屉也都满得打不开。她的CD 分两排斜立在架子上，填满了每一个空隙，都是些没法听的民谣女歌手和迷幻的新世纪音乐。就连她的书也完全是阿比盖尔风格的，涉及心流、创造性想象、克服自我怀疑之类的主题。还有各式各样的装饰品，不光是犹太文物，还有东方的焚香炉和象头小雕像。唯一储备不怎么充足的是食物。在厨房里走来走去的时候，乔伊才意识到，如果不想一天三顿都吃比萨，他就得去食品杂货店采购，自己做饭吃。阿比盖尔的食品储备包括米糕、四十七种不同形状的巧克力和可可，以及那种可以让他饱上十分钟，然后重新饿得难受的方便拉面。

他想着巴瑞耶街上宽敞的大房子，想着他妈妈出色的厨艺，想着放弃抵抗，接受他爸爸的机票，但是他已拿定主意，不再给他那个隐形自我更多释放的机会，为了不继续想着圣保罗，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去阿比盖尔的铜床上手淫，然后，当猫在卧室门外指责般地喵喵叫时再次手淫，然后，由于仍然不满足，而他自己的电脑在这里上不了网，他启动姨妈的电脑，找出色情网站，继续手淫。不难想到，他偶然打开的每一个免费网站都链接到另一个更色情更刺激的网站。终于，这样一个更带劲儿的网站开始不断地跳出窗口，像是魔法师学徒的噩梦；情况变得如此失控，他不得不关掉电脑。然后，他不耐烦地等待电脑重启，手中握着被过度刺激了的、黏糊糊、开始变软的老二，却发现电脑被陌生软件控制，系统硬盘驱动器超载，键盘毫无反应。他让姨妈的电脑中了毒这不要紧。要紧的是，此时此刻，他无法得到这个世界上他唯一想要的东西，那就是再看到一张高潮中的美女面孔，这样他就可以迎来他的第五次高潮，然后试着睡一会儿。他闭上眼睛，摩擦着他的阴茎，吃力地想要唤回足够多的记忆画面来帮助完事，然而，猫的喵喵声太让人分神。他来到厨房，打开一瓶他希望不会贵到他替换不起的白兰地。

第二天早上，宿醉的他很晚醒来时闻到了一股味道，他希望那不过是猫屎，但当他鼓起勇气走进那狭窄、热得要命的洗手间，却发现原来是新鲜粪便。他给管理员希门尼斯先生打了电话，两小时后，后者推着一筐管道疏通工具来到公寓。

“这幢老楼有很多问题。”希门尼斯先生边说边无奈地摇着头。他叫乔伊一定要记得把浴缸排水处的塞子放下去，并在不使用水槽时牢牢地把它们塞住。事实上，这些指示连同复杂的喂猫说明都写在了阿比盖尔留下的单子上，可是，前一天因为急着逃离这个地方，赶去凯西家，乔伊忘了遵循这些指示。

“很多，很多问题。”希门尼斯先生说着，用马桶搋子把西村的污物推回下水道。

管理员刚一离开，乔伊就再次直面未来两个星期的可怕情景：独自一人，喝过多的白兰地，再加上自慰，他立刻给康妮打了电话，告诉她如果她愿意过来陪他，他会为她付汽车票钱。康妮立刻答应了，不过拒绝了他付钱的提议；他的假期得救了。

他请来极客修理姨妈的电脑，并帮他改装他的电脑，然后花六十五美元从迪安德鲁卡店买回预加工的食品。当他来到港务局长途车站，在康妮那班车的出站口接到她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他最高兴见到她的一次。上个月，他在脑海中将她和无与伦比的詹娜相比，因而忘记了她本身——苗条、节俭、热切——有多么美好。她穿着一件他从未见过的蓝色厚呢短大衣，径直走到他面前，把脸贴在他的脸上，睁得大大的眼睛注视着他的眼睛，仿佛要把自己挤进一面镜子里。他体内所有的器官都经历着某种激烈的融化过程。他将得到大约四十次做爱机会，但还不止于此。就好像汽车站和所有那些从他们身边走过的低收入旅行者们都配备了亮度和色彩控制系统，而仅仅因为他所熟识的这个女孩的出现，周遭的亮度和色彩就顿时变得黯淡起来。当他领着她走过不到三十分钟前还生动绚丽的通道和大厅时，一切看上去都那么的遥远而模糊。

接下来的几小时里，康妮披露了好几件令他有些警惕的事情。第一次发生在他们坐地铁回查理街的途中，他问她怎么跟餐厅请到了这么长时间的假——有没有找到人顶班。

“没有，我干脆辞职了。”她说。

“你辞职了？难道现在不是一年当中最不应该辞职的时候吗？”

她耸耸肩。“你需要我来这里。我告诉过你，你需要做的就是给我打电话。”

这番话引起了他的警惕，地铁车厢的亮度和色彩也得以复原。感觉就像他的脑袋从大麻营造的幻想世界中被震回了当下的清醒状态：他可以看到其他搭乘地铁的人都在过着他们的生活，追求着他们的目标，他也需要这样去做。而不是被卷入某种他无力控制的东西。

在他们比较疯狂的一次电话性爱中，她的阴道口大大地张开着，大到可以盖住他的整张脸，而他的舌头变得如此的长，以至舌尖可以伸到她深不可测的阴道底端，想起这个片段，在去港务局车站前，乔伊非常仔细地刮了胡子。现在他们两个真真实实地在一起了，这些幻想却显出了它们的荒诞性，令人不堪回忆。回到公寓，乔伊并没有像那次在弗吉尼亚大学过周末一样直接带康妮上床，而是打开电视，查看一场他毫不关心的大学橄榄球赛的得分情况。然后，查收电子邮件，看看在过去的三个小时里他的朋友们有没有发邮件给他，似乎也成了一件非常迫切的事。他打开电脑，康妮和两只猫坐在沙发上，耐心地等待着。

“顺便告诉你一声，”她说，“你妈妈问你好。”

“什么？”

“你妈妈问你好。我走的时候，她在外面铲雪。她看到我拿着行李，问我要去哪里。”

“你就告诉她了？”康妮的惊讶是单纯的。“难道我不该说吗？她让我好好玩，还说问你好。”

“讽刺的口气？”

“我不知道。现在回头想想，也许吧。她肯和我说话，当时我只顾着高兴了。我知道她恨我。但是之后我想，或许她终于开始习惯我的存在了。”

“我怀疑。”

“如果我说错话了，我很抱歉。你知道的，如果我知道什么话不该说，那我就绝对不会说。你知道的，对吗？”

乔伊从电脑前站起身，努力控制他的怒意。“没事，”他说，“这不是你的错。或者说，只有一小部分是你的错。”

“宝贝，你为我感到羞耻吗？”

“没有。”

“你为我们在电话上说过的那些话感到羞耻吗？所以你才会这样？”

“没有。”

“其实我有一点儿。有些话相当病态。我不确定我还需要那么做。”

“是你先开始说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你不能把所有事都怪在我头上。你只能为其中的一半来怪我。”

仿佛是为了承认她的话正确，他跑到她坐着的地方，跪在她脚边，低下头，把双手放在她的腿上。像这样紧贴着她的牛仔裤，她最好的紧身牛仔裤，他想起当她在灰狗巴士上度过漫长旅途时，自己却在看二流的大学橄榄球赛，和朋友们在电话上聊天。他感到苦恼，他正跌入平凡世界里某个意料之外的缝隙，无法抬头去看她的脸。她把手放在他的头上，当他慢慢前移，把脸贴在她那被牛仔布包着的拉链上时，她没有抵抗。“没事，”她说，摸着他的头发，“会没事的，宝贝。一切都会好的。”

他怀着感激的心情剥下她的牛仔裤，将他闭着的双眼贴在她的内裤上，然后，他拉下她的内裤，这样他就可以把嘴唇和光滑的下巴埋入她扎人的阴毛。他注意到，她为他修剪过了。他能够感觉到一只猫爬上了他的脚，在寻找关注。猫咪，猫咪。（原文为Pussy，既指小猫，也指女性的阴部。）

“我真想在这里待上三个小时。”他说，吸着她的味道。

“你整晚都可以待在那里，”她说，“我没有其他计划。”

可是此时，他的电话响了起来。他拿出电话关掉，看到是圣保罗家中的号码，对妈妈的怒意让他想把手中的电话砸掉。他分开康妮的双腿，用舌头袭击她，深入，再深入，试着用她来填满他。

第三次，也是最让他警惕的一次，发生在那晚迟些时候，某次性爱后的间歇时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露过面的邻居在楼上脚步沉重地走动；两只猫在卧室门外不高兴地喵喵叫着。康妮正在跟他说SAT 考试的事，而他已经忘了她要参加这个考试。她说她意外发现，真正的考试题比参考书上的练习题容易得多。她觉得她可以申请距离夏洛茨维尔几小时车程以内的学校，包括莫顿学院——该校为了生源地的多元化希望招收来自中西部的学生，她认为她能够被录取。

这在乔伊看来大错特错。“我还以为你要去上明尼苏达大学。”他说。

“我仍然有可能去，”她说，“但后来我开始考虑，如果和你近一些会好得多，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周末见面。我是说，假设一切顺利且我们仍然想见面的话。你不觉得这样很好吗？”

乔伊把他的腿从他们交缠的腿中抽出来，想要理清思路。“当然也可能不错，”他说，“可是，私立大学非常昂贵。”

这倒不假，康妮说。可莫顿学院提供奖学金，而且她和卡罗尔谈过她的教育基金了，后者承认，基金里还有很多钱。

“像是多少钱？”乔伊说。

“像是很多钱。七万五美金的样子。如果我申请到奖学金，这些钱或许够用三年。然后，还有我自己存下来的一万两千美金，而且我还可以做暑期工。”

“真不错。”乔伊强迫自己附和道。

“我本想等到我满二十一岁，那时我就可以取现金。但是之后我想了想你说的话，我认为关于接受更好的教育，你说得很对。”

“可是，如果你去明尼苏达大学，”乔伊说，“你不仅能够接受教育，还可以在毕业时拿到那些钱。”

楼上传来电视机的声音，重重的脚步声继续响着。

“听上去你不想让我去离你近的地方。”康妮中立地说，没有责怪，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不，不，”他说，“绝对没有这回事。这或许会是个不错的主意。我只是从实际角度来考虑问题。”

“我已经受不了待在那个家了。而且，卡罗尔会有她的孩子们，情形会变得更糟。我不能再待在那里了。”

乔伊体会到一股对康妮父亲莫名的恨意，他并不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那个男人已经去世好些年了，康妮从未和他有过任何联系，甚至都不怎么提及他的存在，但是，对于乔伊，这却使得他更像是一个男性对手。他是最先出现在康妮生命中的那个男人。他抛弃了自己的女儿，用一栋低租金的房子打发了卡罗尔，但他的钱却不断地流入这个家庭，供康妮去接受天主教学校教育。他是她生活中与乔伊毫无关联的存在，本来乔伊应该为她除了他之外还有其他资源可以依靠——他不必为她负全部责任——而感到高兴，可他还是倾向于从道德角度去批判这个父亲，在他看来，后者正是康妮身上所有不良品质、她对规则和习俗的古怪漠视、对狂热爱情无边无际的容纳能力，以及那让人无法抗拒的强烈感情的源头。而现在，除去所有这一切，乔伊还为他使康妮有着远远比他好的经济情况而痛恨他。她对金钱的在意程度甚至及不上他的百分之一，这只会让一切变得更糟。

“对我做些没做过的事。”她在他耳边说。

“楼上的电视真烦人。”

“做我们说过的那个，宝贝。我们可以一起听着同样的音乐。我想感受你进入我的后面。”

他忘记了楼上的电视，当他做着她要求的事情，涌上头部的血液淹没了电视的声音。当新门槛被跨过，阻力被成功克服，那种独特的满足感被记录在案之后，他起身去阿比盖尔的洗手间清洗自己，然后喂了猫，在起居室里转悠，觉得无论多么无力，多么为时已晚，都需要建立起某种距离。他激活处于休眠状态的电脑，发现只有一封新邮件，来自一个陌生的duke.edu 地址，主题栏写着“在纽约？”直到他打开它并开始阅读，他才彻底明白它来自詹娜。是由詹娜那些金贵的指头一个字一个字输入电脑的。

你好，伯格伦德先生。乔纳森告诉我你在纽约，我也在。谁知道这里有多少橄榄球赛可以看，年轻的银行家们又在这些比赛上赌了多少钱？我不知道，变蝇人说。你或许像你那些金发的新教徒祖先们一样，还在做和圣诞有关的事，可是尼克说，如果你有关于华尔街的问题，你可以过来，他愿意作出解答。我建议你现在就行动，趁他这大方的心情（还有假日！）还在持续。显然，在一年当中的这个时候，就连高盛都闭门了，谁知道呢。你的朋友，詹娜

他读了五遍，直到这封邮件没了味道。在他看来，它是如此干净清新，正如同他自己是如此肮脏和双眼通红。詹娜要么就是格外体贴，要么——如果她这样做是在为她和尼克的紧张关系雪上加霜——就是格外小气。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都可以看到，他成功地给她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大麻烟从卧室里飘了出来，后面跟着像猫咪一样一丝不挂、轻手轻脚的康妮。乔伊关掉电脑，从她递到他面前的大麻烟卷上吸了一口，然后又吸了一口，然后又一口，又一口，又一口，又一口，又一口。

好人的愤怒

三月一个阴沉沉的下午，在冰冷、油污的毛毛雨中，沃尔特和他的助手拉丽莎行驶在从查尔斯顿去往西弗吉尼亚南部群山的路上。虽然拉丽莎是个速度飞快、不无鲁莽的驾驶者，但沃尔特还是逐渐变得更情愿做她紧张的乘客，而不是自己开车了。他怕愤怒会耗尽他的精力——他似乎无法逃避那种感觉，那就是在路上所有的驾驶者当中，只有他开车的速度不快不慢，只有他在太过谨慎地遵守和太过危险地罔顾交通规则之间保持了恰到好处的平衡。在过去两年里，他在西弗吉尼亚的公路上度过了不少愤怒的时光，他紧跟那些慢手慢脚的笨蛋驾驶者们行驶，然后又故意放慢速度去惩罚那些粗鲁地紧跟他行驶的人；他死死地霸住州际公路的内侧车道，不让那些想从他右边超车的王八蛋开到他前面去，然后，如果有个傻瓜或正在打手机的人或假惺惺地严格遵守限速的人占着内侧车道，他自己却会从右边超上前去；他近乎病态地描绘那些转弯时不肯打灯的人的嘴脸，分析他们的心理（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年轻男人，觉得使用转弯信号灯显然有损他们的男子气概，而他们那不怎么充足的男子气概其实已经在他们驾驶的那些过于庞大的皮卡和SUV 上有所体现了）；他极其憎恨那些胡乱变道的运煤货车司机，他们几乎每周都在西弗吉尼亚造成一起致命的交通事故，同时他无力地责怪着那些腐败的州立法者不肯把运煤货车的最高载重量降低到十一万磅以下，尽管有充足的证据显示它们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当他前面的驾驶者在绿灯时踩刹车，然后加速冲过黄灯，让他困在红灯前时，他嘟囔着“难以置信！难以置信！”，而当他在十字路口等上整整一分钟，其间视野所及的若干英里之内都无其他车辆半点踪影的时候，他的愤怒近乎沸腾；当前面的驾驶者不肯在红灯时合法地右转，阻住了他的去路，而他，因为拉丽莎在场，只能痛苦地按捺住破口大骂的冲动：“怎么回事？不知道红灯可以右转吗？这个世界不是你一个人的！其他人还有事要做呢！学学开车吧！真是的！”所以，还是由着肾上腺素飙升的拉丽莎猛踩油门，超过那些吃力地爬着坡的货车吧，总好过他自己开，被堵在它们后面动弹不得，让自己的脑动脉承受压力。这样，他就可以看着车窗外阿巴拉契亚山那些灰蒙蒙、细得像火柴棍一样的树木和那些被开采破坏了的山脊，把他的愤怒用到更值得愤怒的问题上去。

他们开着租来的车在I-64州际公路（由参议员伯德经手的一项极为昂贵的联邦拨款工程）上爬着那段十五英里的斜坡，拉丽莎无忧无虑，情绪高涨。“我完全准备好要庆祝一番了，”她说，“今晚你会带我去庆祝吗？”

“我们看看贝克利有没有像样的餐厅吧，”沃尔特说，“不过我担心多半没有。”

“让咱们喝他个大醉！我们可以去镇上最好的餐厅，喝几杯马丁尼。”

“没问题。我会给你买一大杯马丁尼。如果你想喝，多来几杯也不成问题。”

“不行，你也得喝，”她说，“就这一次。破例一次，为了庆祝。”

“我觉得以我这个年龄，马丁尼可能真会要了我的命。”

“那就喝一杯淡啤。我要喝三杯马丁尼，然后你可以把我抱回房间。”

沃尔特不喜欢拉丽莎说这样的话。她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只是个年轻活泼的女人——只是，事实上，这些日子以来他生命中最亮的那道光——她没有意识到雇主和雇员之间的身体接触不该被拿来开玩笑。

“三杯马丁尼肯定会在明早赋予‘头痛球’（起重机上用于拉紧起重索的铁球。）这个词新的意义。”他说道，蹩脚地暗示拉丽莎明早他们要驱车前往怀俄明县见证一场拆迁。

“你最后一次喝酒是什么时候？”拉丽莎问。

“从未。我一生从未喝过酒。”

“连高中时也没有？”

“从未。”

“沃尔特，这太不可思议了！你一定要试试！有时候喝上几杯好玩极了。一杯啤酒不会把你变成酒鬼的。”

“我倒不是担心这个。”他说，同时思考着这是不是真话。他的父亲和哥哥是他青少年时期的灾难，他们都是酒鬼；而他那正迅速成长为他中年时期灾难的妻子，也有变成酒鬼的倾向。他向来是从站在他们的对立面这个角度来理解自己的极端节制的——起初，是为了尽可能地和爸爸、哥哥不一样，后来，则是为了要始终如一地对帕蒂好，因为后者在喝多了的时候，就可能会对他不好。这是他和帕蒂慢慢学会的一种相处之道：他总是清醒，而她有时喝醉，两人都从不建议对方作出改变。

“那么你担心什么呢？”拉丽莎问。

“我想我不愿意去改变一个已经顺利运转了四十七年的习惯。如果没有出问题，那为什么要修理它呢？”

“因为好玩！”拉丽莎猛打租来的车的方向盘，超过一辆正在泥水中磨叽的车，溅起一片水花，“我要给你点一杯啤酒，让你至少喝上一小口来庆祝。”

此时已临近春分，查尔斯顿南部的北方硬木林却依旧是阴郁的灰、黑色。再过上一两周，南来的温暖气流就会抵达，给树林带来一片绿色，之后再过上一个月，那些能从热带迁徙过来的足够顽强的鸣禽就会让它们的歌声响彻树林。可是在沃尔特看来，灰色的冬天似乎才是北方树林具有地域特色的本来面目。夏天不过是每年光顾的意外好时光而已。

那天早些时候，在查尔斯顿，他和拉丽莎以及他们当地的律师一起，正式向蔚蓝山基金的矿业合作伙伴，纳唐能源与布拉斯科，交付了他们所需的文件，有了这些文件，他们就可以着手炸掉福斯特洼地，开始在未来的蔚蓝莺保护区那一万四千英亩土地上进行山顶剥离开采。纳唐能源与布拉斯科的代表随后签署了基金律师们在过去两年里准备出来的成堆的文件，这意味着相关煤炭公司正式承诺遵守一系列的复植协议和权利转让协议，这两样合起来，就可以保证那些经过开采的土地永远地成为“荒野”。基金董事会主席维恩· 黑文以远程会议的形式“见证”了签约，稍后他直接打电话到沃尔特的手机，向他表示祝贺。可是，沃尔特却没有丝毫庆祝的心情。他终于成功地摧毁了多个郁郁葱葱的绿色山顶，断送了若干英里清澈见底、物种丰富的三、四、五级溪流。而为了成就这一切，维恩· 黑文还不得不把该州别处价值两千万美金的矿业权低价卖给了那些已经准备好去蹂躏那片土地的天然气开采者，之后又将所得款项移交给沃尔特不喜欢的各路相关人马。这一切到底都是为了什么？就为了给一种濒危鸟类在西弗吉尼亚道路地图集上留出一片用一张邮票就可以盖住的“栖息地”。

沃尔特觉得，心中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愤怒和失望的自己，就像那一片灰蒙蒙的北方树林。而出生在温暖南亚的拉丽莎，就是那个给他的灵魂带来某种短暂夏日的阳光般灿烂的人。他们现在已经在西弗吉尼亚“取得胜利”，因此他觉得今晚唯一值得庆祝的事就是他们可以着手推进关于人口过剩的活动了。可是他没有忘记他的助手是个年轻人，他不愿去破坏她的兴致。

“好的，”他说，“我会喝上一杯啤酒，仅此一次。为了向你致敬。”

“不对，沃尔特，是向你致敬。这一切都是你的功劳。”

他摇摇头，明白就这点而言，她大错特错了。没有她的温暖、魅力和勇气，与纳唐能源和布拉斯科的整个合作计划都可能化为泡影。没错，大的理念是他提出的，可他拥有的似乎也只有大的理念了。现在，从其他任何方面看，拉丽莎都是驾驶者。她在为早上的签约仪式而穿的条纹正装外面套了一件尼龙连帽外套，帽子里满是她乌油油的头发。她的手握住方向盘上的两点和十点位置，手腕上光秃秃的，银手链滑入了外套的袖子里。数量众多是沃尔特所憎恶的现代文明的特质，尤其当它体现在汽车文化中的时候，但是年轻女驾驶者的自信，以及她们在过去一百年里得到的自由，并不在此之列。男女平等，正如拉丽莎那用力踩在油门上的小小的脚所传达出的，让他为自己生活在二十一世纪而感到高兴。

他必须为基金解决的最令人头疼的问题是安置那两百多户在蔚蓝莺公园规划边界内的小块土地上拥有房屋或者拖车的居民，他们当中大多数都非常贫困。部分家庭中的男人还在煤矿业工作，要么是井下工人，要么是司机，但多数男人都处于失业状态，整天拿着猎枪开着车打发时间，他们用全地形车把在深山中打到的猎物带回家，补充家庭伙食。在基金引起媒体关注之前，沃尔特迅速行动，买通了尽可能多的家庭；他给一些位于山腰的土地开出的是低至每英亩二百五十美金的价格。可是，当他争取当地环保社团支持的行动取得了反效果之后，一个名叫乔丝琳· 佐恩的积极到令人恐怖的环保分子开始发起反对蔚蓝山基金的活动，当时还有一百多户人家坚守住处，其中多数分布在通往福斯特洼地的九英里河山谷中。

除去福斯特洼地的搬迁问题，可以说，维恩· 黑文已经为核心保护区找到了理想的六万五千英亩土地。这块地百分之九十八的地面权集中在三家公司手中，当中的两家是不愿露面、经济观念理性的控股公司，第三家则由一个姓福斯特的家族全权拥有，这个家族一百多年前就离开了西弗吉尼亚，如今正在沿海的安逸生活中逐渐衰亡。这三家公司都是为从经认证的森林中谋利而经营着这片土地，没有理由不接受基金开出的合理的市场价格。“黑文一百”的中心地带附近还有一大片大体上呈沙漏状的储量相当丰富的煤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开采过这一万四千英亩土地，因为就算是在西弗吉尼亚，怀俄明县也属于极为偏远的多山地区。沿着九英里河有一条运煤货车无法通行、路况很差的小路，蜿蜒通向山中；山谷最高处，靠近那片沙漏状煤层的顶端，就是福斯特洼地，也是科伊尔· 马西斯的家族和朋友们聚居的地方。

过去几年里，纳唐能源和布拉斯科都分别和马西斯打过交道，也都败下阵来，他们费力劳神，赢得的却是马西斯永恒不变的敌意。事实上，在和煤炭公司的最初几轮谈判中，维恩· 黑文向煤炭公司抛出的主要诱饵就是帮他们摆脱科伊尔· 马西斯这个难题。“这就是协同合作的神奇之处，”黑文对沃尔特说，“我们是新加入的选手，马西斯没理由对我们抱有敌意。我能让纳唐能源在复植问题上让这么大步，就是因为我答应他们，马西斯这个难题由我来摆平。我的优势就在于我不是纳唐能源，而我发现这个就躺在路边的小小好意就值两百万。”

真是这样就好了！

科伊尔· 马西斯是西弗吉尼亚边远地区纯否定精神的代表。他始终如一地不喜欢任何人。做马西斯敌人的敌人仅仅意味着你是他的另外一个敌人。对大煤炭公司、美国矿工联合会、环保人士，以及所有的政府部门、黑人、爱管闲事的北方佬，他通通施以同等的憎恨之情。他的人生哲学是：离我远点儿，不然就他妈的等着后悔吧。六代粗暴的马西斯家族成员都已被埋葬在九英里河畔那座陡峭的山上，而这座山是煤炭公司进驻后首批要炸掉的目标之一。（沃尔特接受基金会的这份工作时，没有人提醒过他，在西弗吉尼亚迁墓将会是个难题，但他肯定很快就了解到了这点。）

沃尔特自己对马西斯的这种无定向愤怒其实也略知一二，因此他本来也还是有可能让马西斯改变主意，假如后者没有让他如此清晰地想起他父亲的话。他的内心有着一股顽固的、自毁性的怨恨。在他们无数封友好信件都得不到任何回应之后，七月一个炎热晴朗的上午，沃尔特和拉丽莎开车驶过那条灰尘弥漫的山路，带着沃尔特事先准备好的一系列颇具吸引力的条件，不请自来地出现在九英里河山谷。他愿意付给马西斯的家族和邻居们高达每英亩一千二百美金的价钱，并在保护区南部边缘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洼地拨给他们免费土地，且提供搬家安置费用，还承诺采用全国最先进的技术来移动马西斯家族的坟墓，并负责重新埋葬。但是科伊尔· 马西斯就连听一听细节的耐心都没有。他说：“不行，没门。”还说他死后也要埋在家族的坟墓里，没人能阻止他这样做。突然之间，沃尔特回到了十六岁，心中的愤怒令他眩晕。这愤怒不仅仅是针对马西斯，为他的粗鲁和缺乏理性，而且，矛盾的是，这其中还包括了对维恩· 黑文的愤怒，因为后者将他置于马西斯的对立面，而他在某种程度上认同并且钦佩此人在经济上表现出的这种不理性。“抱歉，”他说，当时他正站在一条车辙纵横的小路上，烈日当头，他大汗淋漓，旁边是马西斯故意不肯邀请他们进去的堆满废品垃圾的院子，“可是，这是愚蠢的做法。”

拉丽莎站在他的身旁，拿着公文包，那里面装满了他们原本幻想着马西斯或许真的会签署的文件，她突然清了清嗓子，表达了对这个不恰当用词的遗憾。

马西斯是个消瘦而英俊得出奇的男人，快六十岁了。他对着他们周围的绿色高地愉快地笑了笑，高地上一片昆虫的嗡嗡声。他的一只狗，一只毛茸茸的杂种狗，开始低吠，一脸凶相。“愚蠢！”马西斯说，“先生，这个词用得真有意思。你几乎让我高兴起来了。可不是每天都有人说我愚蠢。你知道，这里的人不会那么没头脑。”

“我是说，我相信您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沃尔特说，“我刚才指的是……”

“我估计我的聪明够我数到十，”马西斯说，“你怎么样？先生，你看上去受过一些教育，你知道怎么数到十吗？”

“我，其实，知道怎么数到一千二，”沃尔特说，“还知道怎么让一千二再乘上四百八，然后在这个数目上再加上二十万。如果您愿意花上一分钟来听一听……”

“我的问题是，”马西斯说，“你会不会从十倒着往前数？这样，我替你开个头。十，九……”

“听着，我非常抱歉我使用了‘愚蠢’这个词，这户外的太阳有些毒，我的意思不是……”

“八，七……”

“或许我们应该换个时间再来拜访，”拉丽莎说，“我们可以给您留些资料，您有空的时候可以看看。”

“哦，那就是说你们认为我识字，是吗？”马西斯笑眯眯地看着他们，他的三只狗都开始低吠了，“我相信我数到六了。也许是五？我这个愚蠢的老家伙，数到几都记不得了。”

“我说，”沃尔特说，“我真诚地向您道歉，如果我——”

“四，三，二！”

三只显然很聪明的狗朝他们逼了过来，耳朵低垂着。

“我们会再来的。”沃尔特边说边和拉丽莎匆忙地往后退去。

“你们要敢再来，我就开枪打扁你们的车！”马西斯在他们身后快活地喊着。

他们沿着那条破碎的小路下山，驶向州际公路，一路上，沃尔特大声诅咒着自己的愚蠢，诅咒着他没能克制住的愤怒，而通常会说一堆称赞和安慰的话的拉丽莎，这会儿正心事重重地坐在乘客座上，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做。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得不到马西斯的合作，他们为“黑文一百”所做的其他一切工作都是枉然。当车开到满是灰尘的山谷底时，拉丽莎作出了她的判断：“他需要被当成个大人物那样对待。”

“他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反社会分子。”沃尔特说。

“话虽如此，”她说道——在说这个她喜欢用的短语时，她的发音有种迷人的印度风味，那是一种讲求实际的轻快语调，沃尔特怎么听都听不厌——“我们还是需要满足他的自大心理，他需要被看作家族的救星，而不是背叛者。”

“是啊，不幸的是，我们唯一要求他做的就是当一个背叛者。”

“或许我可以回去和女人们聊聊。”

“那是个他妈的父权家族，”沃尔特说，“你难道没注意到吗？”

“不，沃尔特，那些女人也很强势。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和她们聊聊呢？”

“这是个噩梦，噩梦！”

“话虽如此，”拉丽莎又一次说道，“我还是不知道我是否应该留下来，试着和人们聊聊。”

“他已经拒绝我们的条件了。没有留丝毫余地。”

“那么我们需要给出更好的条件。你得去和黑文先生谈谈，拟定更好的条件。回华盛顿和他谈。你不和我一起回山上去也好，我一个人看上去或许没那么有威胁性。”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我不怕狗。他会让狗来追你，但不会这样对我，我认为。”

“这完全没希望。”

“也许没有，也许有。”拉丽莎说。

她这样一个体态轻盈、面容姣好的黑皮肤女人独自回到那个之前已威胁过要伤害她的穷白人聚居的地方，撇开她所表现出的十足勇气不谈，沃尔特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被这样一个事实深深打动：是她，这个生长于都市的电气工程师的女儿，而不是他，这个来自小镇的愤怒酒鬼的儿子，在福斯特洼地成就了那个奇迹。不光是因为沃尔特欠缺亲和力，而是他已经形成了和他那个边远的家乡相对立的个性。马西斯那种穷白人不讲道理并怨恨一切的态度戳到了沃尔特的痛处，使他因愤怒而变得盲目。然而，拉丽莎丝毫没有和马西斯这样的人打交道的经验，因此可以抱着开放、同情的心态返回山上。她像开车一样和那些骄傲的山区穷人周旋，仿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害她这样一个愉快而好心的人；骄傲的山区穷人将他们不肯给予愤怒的沃尔特的尊重给了她。她的成功让沃尔特感到惭愧，觉得自己不配得到她的仰慕，因此他愈发感激她。同时，这也让他对年轻一代和他们为世界做好事的能力抱有了更多的热情。而且——尽管他有意否认这点——也让他爱她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明智的范围。

基于拉丽莎返回福斯特洼地收集到的信息，沃尔特和维恩· 黑文重新为那里的住户拟定了极其昂贵的新搬迁条件。拉丽莎说，仅仅给他们更多现金是行不通的。为了让马西斯保持颜面，必须将他塑造成领着族人迁往一片新乐土的摩西。遗憾的是，就沃尔特判断，福斯特洼地的居民们除去打猎、修理引擎、种菜、采集草药和兑现福利支票之外就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技能。尽管如此，维恩· 黑文还是在他那广阔的商界朋友圈里殷勤询问，随后带给沃尔特这样一个有趣的可能性：生产军用防护服。

在二○○一年夏天飞往休斯敦和维恩见面之前，沃尔特对好得克萨斯人这个概念并不熟悉，毕竟全国新闻上播放的总是坏得克萨斯人的消息。黑文在丘陵地拥有一个大牧场，在科珀斯克里斯蒂南部还有一个更大的牧场，两个牧场都很有爱心地为猎鸟提供栖息地。黑文是得克萨斯式的自然保护者，一方面他会高高兴兴地击落天上飞着的桂红鸭，但同时他也会花上好几个小时，通过闭路间谍相机专注地观察他牧场巢箱中仓鸮幼鸟的发育情况，甚至还会专家般地热情赞美黑腰滨鹬冬羽的排列模式。黑文个子不高，性格粗鲁，脑袋像颗子弹，沃尔特从和他第一次见面的第一分钟就喜欢上了他。“将一亿美金专款拨给一种雀科鸟，”沃尔特说，“有趣的分配方式。”

黑文把他那子弹形的脑袋偏向一旁。“你对这个有意见？”

“那倒没有。但是因为这种鸟还没有被联邦列入濒危鸟类，我很好奇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的想法就是，这是我的一亿美金，我想把它用在什么地方就用在什么地方。”

“有道理。”

“我们对蔚蓝莺作的最准确的调查显示，过去四十年里蔚蓝莺的数目以每年百分之三的速度减少。就因为它还没有跨过联邦濒危物种的门槛，你才仍然能将那条线径直往零的方向画下去。这就是它的命运：零。”

“没错，但是……”

“但是还有其他距离灭绝更近的物种。我知道这点。我祈求上帝还有其他人在为它们操心。我常常问自己，如果割断我的喉咙可以保证拯救一个物种，那么我会割断它吗？我们都知道，一条人命比一只鸟的命更有价值。但是我这条可怜的小命值一个物种吗？”

“谢天谢地，还没有人被要求作出这样的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讲，你说得没错，”黑文说，“然而，如果看得远一些，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作出这样的选择。二月份，总统就职典礼刚结束，我就接到全国奥杜邦学会（美国非营利性民间环保组织。）主席的电话。最该死的是，这个男人名叫马丁· 杰伊（原文为Martin Jay，martin 在英语中有“毛脚燕”之意，jay 有“松鸦”之意。）。还有比这更适合那份工作的名字吗？马丁· 杰伊想知道我能不能安排他在白宫和卡尔· 罗夫（卡尔· 罗夫（1950-），小布什政府的高级顾问和副参谋长，被称为“布什的大脑”。）见个面。他说他只需要一个小时就可以说服卡尔· 罗夫，把自然保护定为政府优先关注的事项会为新政府带来政治上的成功。于是我对他说，我想我可以安排你和罗夫聊上一个小时，但是你必须先为我做这样一件事。你得找一家有声誉的独立民意测验组织，作个民意调查，看看将环境保护作为政府优先考虑事项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左右选民。如果你能给卡尔· 罗夫带去一些具有说服力的数据，他肯定会洗耳恭听你的建议。马丁· 杰伊高兴得不得了，不停地说着谢谢你，谢谢你，太好了，以为自己已经大功告成。而我又对他说，不过还有这样一件小事：在你作民意调查并将结果拿给罗夫看之前，你或许应该先对这个结果作好心理准备。这是六个月前的事了。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关于环境保护在政治上面对的窘境，我和你的看法完全一致。”沃尔特说。

“只要有机会，我和琪琪就会在劳拉身上做一点工作，”黑文说，“或许这个方向还更可能取得一些成绩。”

“那太好了，简直不可思议。”

“也别高兴得太早。我有时觉得，与其说布什娶的人是劳拉，还不如说他和罗夫更像两口子呢，想必你也不是第一次听人这样说。”

“可为什么要选择蔚蓝莺呢？”

“我喜欢这种鸟。这是一种美丽的小型鸟。都没有我拇指的第一截关节重，每年都飞到南美再飞回来。这是件美妙的事。一个人，一个物种。难道这还不够吗？如果我们能再召集六百二十个人，那么在北美繁殖的所有鸟类都会被照顾到。而如果你够好运，分配到知更鸟，那你连一分钱都不用花就可以保护好它。可是，我喜欢挑战。阿巴拉契亚煤田是个天大的挑战。如果你要为我经营这件事，就必须接受这一点。你得用开放的心态去看待山顶剥离开采。”

维恩· 黑文经营着一家名叫派力肯油业的公司，已经在天然气、石油业界滚打了四十年，几乎和得克萨斯州每一位值得结识的人都搭上了关系，从肯·莱（肯· 莱（1942-2006），原北美地区头号天然气和电力批发销售商安然有限公司的总裁。）到拉斯提· 罗斯（拉斯提· 罗斯（1941-），美国得克萨斯州著名商人，大型投资公司总裁。），从安· 理查兹（安· 理查兹（1933-2006），美国女政治家，1991 年至1995 年任得克萨斯州州长。）到汤姆· 平切利神父——那位里奥格兰德峡谷中的“观鸟神父”。他和LBI 的人关系尤其铁，LBI 是一家油田服务巨头，和它主要的竞争对手哈里伯顿一样，在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期间已发展成为主要的国防承包商之一。黑文正是求助于LBI 来解决科伊尔· 马西斯这个难题的。LBI 和哈里伯顿不同，哈里伯顿的前CEO 正在掌管这个国家，而LBI 仍在想办法打通和新政府的关系，因此他们格外愿意帮乔治和劳拉的私交好友一个忙。

随着自制炸弹开始在伊拉克遍地开花，美国部队很快就发现他们急需高品质的防护服，而LBI 的一家子公司阿尔第，最近就拿到了一单生产这样的防护服的大合同。西弗吉尼亚不仅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和宽松的法律环境，还出人意料地成为布什-切尼政府二○○○年取得险胜的关键州——自尼克松一九七二年取得压例性大胜以来，西弗吉尼亚这还是第一次站在了共和党这边，在维恩· 黑文的活动圈子里，这些都被看作是极有利的因素。阿尔第公司正在惠特曼赶建一家防护服工厂，黑文赶在工厂招聘工作开始之前就和阿尔第达成协议，为福斯特洼地的居民们留出一百二十个固定工作岗位，而交换条件也非常优厚，可以说阿尔第实际上是获得了免费的劳动力。通过拉丽莎传话，黑文向科伊尔· 马西斯承诺，为他及其他福斯特洼地的住户提供免费的高品质住宅和职业培训，并一次性支付给阿尔第公司一大笔款项，足够为所有这些员工在未来二十年中购买医疗保险和参加退休计划。至于这个饭碗的牢固程度，听听布什政府诸位成员的演说就会知道，美国未来的好几代人都将在中东地区为保卫祖国而战。反恐战争一眼望不到尽头，因此，对防护服的需求也是没有尽头的。

沃尔特本人对布什-切尼政府在伊拉克的作为评价不高，对国防承包商的道德清白度就更是不屑一顾，因此对于和LBI 联手，为西弗吉尼亚与他作对的左翼环保人士提供更多攻击自己的依据，他深感不安。但是，拉丽莎非常乐观。“太完美了，”她对沃尔特说，“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只会成为科学进行森林复植的典范，还会成为富有同情心的搬迁典范，成为为因保护濒危物种而失去家园的人提供再就业培训的典范。”

“当然了，那些一早就卖掉土地的人运气就不太好了。”沃尔特说。

“如果他们还在贫困中挣扎，我们也可以给他们提供工作。”

“那就不知道要再花上几千万了。”

“而且这项工作也是一种爱国的表现，这也很完美！”拉丽莎说，“在战争时期，人们愿意为自己的国家尽一份力。”

“我看那些人可不怎么会因为想要报效祖国而夜不能寐。”

“不，沃尔特，你错了。鲁安妮· 科菲有两个儿子在伊拉克。她痛恨政府不多做些事去保护他们。我和她聊起过这个。她痛恨政府，但她更痛恨恐怖分子。这很完美。”

于是，十二月，维恩· 黑文乘他的私人飞机来到查尔斯顿，亲自陪拉丽莎重返福斯特洼地，而沃尔特则留在贝克利的一家汽车旅馆里，在愤怒和耻辱中备受煎熬。当拉丽莎告诉他，科伊尔· 马西斯还是在反反复复地骂着她的上司是个多么愚蠢、自负而又缩手缩脚的浑蛋，他并没有感到意外。她完全地扮演了白脸的角色；而颇具亲和力的维恩· 黑文（他和乔治· W. 布什的友谊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显然也在福斯特洼地受到了合理的接待。这次会面在当地那所规模很小的小学进行，当从九英里河山谷外赶来的一小队抗议示威的人在疯子乔丝琳· 佐恩的带领下，举着“不要相信这家基金”的标语牌在小学外游行时，洼地的八十户人家通通签了协议，当场接受了八十张大大的开在基金华盛顿账户下的保付支票。

现在，九十天后，福斯特洼地即将成为基金名下的一个鬼魂，明早六点就要被炸毁。沃尔特看不到任何要去参加第一个早上爆破作业的理由，倒是看到了好几个不去的理由，但是拉丽莎却异常兴奋，因为蔚蓝莺公园中的最后一个钉子马上就要被拔掉。他在雇用她的时候，用一百平方英里无人迹污染的土地这样的图景诱惑她，而她对此也非常买账。她是将这个想法推进到实现边缘的大功臣，他无法不满足她想去福斯特洼地看看的心愿。而又因为他无法给予她他的爱，他想在这样的小事上尽力弥补她。他宠爱她，曾经，他常常想去这样宠爱杰西卡，但为了做个好家长，他大多时候都克制住了自己。

拉丽莎开着租来的车到达贝克利时，雨下得更大了，她身子前倾，满怀期待。

“明天那条路会很不好走。”沃尔特说，他看着车窗外的雨，不快地注意到他的语气中有种不再年轻的人的苦涩。

“我们四点就起身，可以慢慢开。”拉丽莎说。

“哈，那可是破天荒的事。我什么时候见你开过慢车？”

“我太激动了，沃尔特！”

“我根本就不应该在这里，”他闷闷地说，“我应该在明天早上召开记者招待会。”

“辛西娅说，在新闻圈，星期一是个更好的时间。”拉丽莎说，她指的是基金的新闻发布人，到目前为止，后者的工作主要在于避开和媒体的接触。

“我不知道我更害怕哪个，”沃尔特说，“是没人愿意来，还是房间里坐满了记者。”

“哦，我们当然希望坐满了。如果你作出合理的解释，这肯定是条令人惊叹的新闻。”

“我只知道我害怕。”和拉丽莎一起住旅馆或许已经成为他们的工作关系中最困难的一部分。在华盛顿时，虽然她就住在楼上，但至少那是不同的楼层，而且画面里通常都有帕蒂存在。而在贝克利的天天旅馆，仅隔着十五英尺，他们将一样的房卡插入一样的房门，然后各自走进房间，室内那一样可怕的单调乏味似乎只有一场热烈的偷情才可以消除。沃尔特忍不住去想待在同样房间里的拉丽莎是多么孤单。他那低人一等的感觉中包含有直截了当的忌妒——忌妒她的年轻，忌妒她那天真的理想主义，忌妒和他自己这水深火热的处境相比，她的处境是多么简单——在他看来，她的房间尽管表面上和他的一模一样，却似乎是那个充实的房间，那个还可以拥有美好渴望的房间，而他的房间则是那个空虚的、装满了毫无生气的禁忌的房间。为了房间里能有点声响，他打开CNN ，看了看关于伊拉克大屠杀的最新报道，一边脱掉衣服，准备洗一个孤单的淋浴。

头天早晨，在他动身去机场前，帕蒂出现在他们的卧室门口。“我尽可能说得明白些吧，”她说，“你得到我的许可了。”

“什么许可？”

“你知道什么许可。我是说，你可以做那件事。”

他几乎要相信她是说真的，如果她说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不是那么疲惫，双手也没有那样可怜巴巴地拧在一起。“无论你在说什么，”他说，“我不要你的许可。”

她看着他，先是恳求地，之后是绝望地，然后走了。半小时后，出去的路上，沃尔特敲了敲小房间的门，这是帕蒂写东西和发电子邮件的地方，最近，也越来越频繁地成了她睡觉的地方。“亲爱的，”他在门口说，“周四晚上见。”她没有回应，他再次敲门，然后走了进去。她坐在折叠沙发上，一只手紧攥着另一只手的手指，脸通红，烂醉，满是泪痕。他在她的脚边蹲下，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比她身体的其他部位老得更快，皮肤很薄，摸上去全是骨头。“我爱你，”他说，“你明白吗？”

她迅速地点点头，咬着嘴唇，感激却并不相信。“好的，”她轻轻地尖声说道，“你得走了。”

下楼到基金办公室的途中，他心里想着：我还要让这个女人在我心口捅几千次？

可怜的帕蒂，好胜而迷失了方向的帕蒂，在华盛顿没有做着任何与勇敢或值得钦佩沾边的事情的帕蒂，忍不住会注意到他对拉丽莎的赞赏。爱上拉丽莎是一件他甚至不容许自己去想，更不要说采取什么行动的事情，原因就在于帕蒂。并不仅仅是因为他遵守婚姻法的字面条文，也因为他不忍让帕蒂知道，他对另外一个女人的评价高过对她的评价。拉丽莎比帕蒂好。这是事实。但沃尔特觉得他宁愿死，也不能向帕蒂承认这个明显的事实，因为，无论他或许会多么地爱拉丽莎，也无论他和帕蒂的婚姻生活已变得多么无法持续，他仍然以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爱着帕蒂，更广泛，更抽象，但也更实在，这和一生的责任有关，和做一个好人有关。如果他炒掉拉丽莎，字面义或象征义，又或二者兼有，她会哭上几个月，然后继续她的生活，和其他人一起做很多好事。拉丽莎还年轻，而且幸运地拥有一个清晰的大脑。可是帕蒂，虽然她经常冷酷地对待他，最近越来越多地回避他的爱抚，但她却仍然需要他的重视。他知道这点，因为否则，她为什么没有离开他呢？他非常，非常清楚地知道这点。帕蒂的心中有一处空虚，而尽他所能，用爱填满它就是他今生的命运。她内心闪烁着的那一点点希望之光，只有他才能守护。所以，尽管他的处境已经变得难以忍受，而且每一天都在变得更加难以忍受，但除了坚守，他别无选择。

从旅馆淋浴间出来，他刻意没有去打量镜子里那个白白的、不像样的中年人的身体。他查看了他的黑莓手机，看到理查德· 卡茨发来一封信。

嗨，老友，我这里的工作结束了。我们现在在华盛顿碰头还是怎么样？我是住酒店还是睡你家的沙发？我需要一些这样的额外津贴，这可是我应得的。

问你的美女们好。理查德

沃尔特反复看着这封邮件，心里有种来源不明的不安。这或许只是输入错误，因为理查德向来粗心大意，可是，这也有可能是两周前他们在曼哈顿那次会面的后遗症。虽然沃尔特当时非常高兴再次见到他的老友，可是事后，理查德在酒吧一再要求拉丽莎重复他妈的这个词的情景，他后来对她口交兴趣的暗示，以及他自己在佩恩车站的酒吧里竟说起了帕蒂的坏话的行径——他原本从不允许自己在任何人面前做这样的事，这一幕幕都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四十七岁了，却还在大学舍友面前贬低自己的妻子，吐露那最好不要吐露的私房话：多么可悲。虽然理查德看上去也很高兴见到他，但沃尔特还是无法摆脱过往那个熟悉的感觉，那就是理查德试图把他的卡茨式世界观强加于他，并由此，打败他。分手前，理查德答应把他的名字和肖像借给反人口过剩运动，沃尔特喜出望外，立刻打电话告诉了拉丽莎。然而，也就只有她能够满心热忱地品味这个好消息。沃尔特在登上去往华盛顿的快车后，一直在思考他是否做了对的事。

理查德为什么在他的邮件里提起拉丽莎和帕蒂两个人的美？为什么要问她们好，却不问他好？只是另一次粗心疏忽吗？沃尔特不以为然。

顺着天天旅馆所在的那条路走下去有家牛排馆，里里外外的摆设都是塑料的，不过倒是配有一个摆得满满的酒柜。沃尔特和拉丽莎都不吃牛肉，所以去牛排馆就餐多少有些可笑，但旅馆职员没有其他更好的地方可推荐。坐在隔间里的塑料椅子上，沃尔特用他的啤酒杯杯沿碰了碰拉丽莎的马丁尼，她一饮而尽。他示意女侍应再来一杯，然后开始痛苦地研究菜单。想到牛群排放的大量甲烷对环境的巨大威胁，养猪场、养鸡场产生的一池一池的粪水，海洋渔业灾难性的过度捕捞，人工养殖虾和三文鱼带来的生态噩梦，奶牛场对抗生素的滥用，以及农产品全球化运输造成的能源浪费，通常，他只有点土豆、豆子和淡水养殖的罗非鱼才不会觉得良心上过不去。

“去他妈的，”他说，合上菜单，“我点肉眼排。”

“好极了，完美的庆祝，”她说，脸已经红了，“我要儿童菜单上那个美味的烤奶酪三明治。”

啤酒有些意思。有些出乎意料的酸，不好喝，如果生面团可以喝，应该就是这个味道。不过喝了三四口，沃尔特脑袋里那些很少被留意到的血管就开始令人不安地跳动起来。

“理查德发来封电子邮件，”他说，“他愿意过来和我们一起研究策略。我让他周末过来。”

“哈！我没说错吧？你还觉得连费事问问他都不值得呢。”

“是的，没错，你是对的。”

拉丽莎在他的表情里看出了什么。“难道你不高兴吗？”

“不，当然高兴，”他说，“理论上。只是我对某些事有点儿……信不过。我猜从根本上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愿意这么做。”

“因为我们太有说服力了！”

“是吧，也许吧。不然就是因为你太漂亮了。”

这句话让她看上去既高兴又困惑。“他是你非常要好的朋友，对吗？”

“曾经是，但后来他出名了。现在在他身上我只能看到那些我无法信任的部分。”

“你不信任他什么？”

沃尔特摇摇头，不想说。

“你不信任他和我一起工作吗？”

“不，那太傻了，不是吗？我是说，你做什么我有什么好在意的呢？你是个成年人，你能照顾好自己。”

拉丽莎看着他笑了，脸上只剩下高兴，一点儿也不困惑了。

“我觉得他非常有趣，也非常有魅力，”她说，“但主要还是觉得他可怜。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似乎是那种把所有时间都花费在保持某种姿态上面的人，因为他们的内在是脆弱的。他根本就不能和你这样的男人相提并论。我们聊天的时候，我只看到他有多敬佩你，以及他有多不想把这一点表露得过多。难道你看不出吗？”

这番话带给沃尔特的快乐都到了让他觉得危险的程度。他想要相信，但又无法确信，因为他知道理查德一定会以他自己的方式达到目的。

“说真的，沃尔特，那种男人非常初级。他所拥有的不过是尊严、自制和姿态。他只拥有一点点东西，而你拥有其他一切。”

“可他拥有的东西才是这个世界想要的，”沃尔特说，“你读过奈克斯数据库里关于他的那些文章，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个世界欣赏的不是思想和激情，而是纯粹和酷。这就是我不信任他的原因。他已经设置好游戏规则，所以他总是会赢。私下里，他或许会佩服我们正在做的事，但他永远不会公开承认这点，因为他要保持他的姿态，因为那才是我们这个世界想要的，而他对此心知肚明。”

“是这样没错，可正因为如此，他和我们合作才会是件大好事。我不希望你酷，我不喜欢酷的人。我喜欢你这样的男人。但是理查德可以帮我们传递理念。”

女侍应过来为他们点菜，终止了沃尔特听拉丽莎说她为什么喜欢他的快乐，他松了口气。但是，等她喝下第二杯马丁尼，危险反而更近了一步。

“我能问你个私人问题吗？”

“呃，可以。”

“问题是：你觉得我应该去做输卵管结扎手术吗？”

她的声音很大，足以让其他桌的客人听到，沃尔特条件反射式地将手指竖在嘴前。和一个不同种族的女孩坐在西弗吉尼亚的两类乡下人——超重的和皮包骨的——中间，他已经觉得自己够显眼、够都市的了。

“那样似乎更合逻辑，”她压低了声音说，“因为我知道我不想要小孩。”

“这个，”沃尔特说，“我不……我不……”他想说的是，因为拉丽莎很少见到她那位交往了好几年的男友杰拉姆，怀孕似乎不是什么迫切需要担心的问题，而且，就算她意外怀孕了，她也总还是可以去做堕胎手术。可是，讨论助手的输卵管似乎是个相当不得体的行为。她微笑着看着他，带着一种微醉的腼腆，仿佛在征求他的许可，又或者是在担心他会不赞同。“我猜从根本上讲，”他说，“理查德的看法是对的，如果你还记得他说了什么。他说人们对这种事的看法会变。或许为自己保留选择的余地才是最明智的做法。”

“可是如果我知道今天的我才是对的，而将来的那个我是我不信任的呢？”

“这个，等到了将来，你就不再是过去的你了，你会成为那个新的你。而你那个新的自我或许想要不同的东西。”

“那就让那个未来的我见鬼去吧，”拉丽莎说，俯身向前，“如果她想要生孩子，那么我已经对她不屑一顾了。”

沃尔特迫使自己不去注意周围的就餐者。“为什么要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呢？你几乎都没机会和杰拉姆见面。”

“因为杰拉姆想要孩子，这就是原因。他不相信我真的不想要孩子。我需要让他看到我的决心，这样他就不会再来烦我了。我不想做他的女朋友了。”

“我真的不确定我们是否应该讨论这类事。”

“好吧，那我还能和谁说呢？你是唯一了解我的人。”

“哦，老天，拉丽莎。”因为啤酒的缘故，沃尔特的脑袋晕乎乎的，“我很抱歉。很抱歉。我觉得我好像引你去了一个我从来没想要引你去的地方。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我觉得我好像误导了你。”

这番话听上去完全不对头。他想说的其实是某个具体的、狭义的东西，关于世界人口过剩这个问题的，可他的说法使这番话听上去像是在说他们俩。似乎是在排除一个他还没有准备好要去排除的大大的可能性，尽管他知道这个可能性事实上并不存在。

“这些是我自己的想法，不是你的，”拉丽莎说，“你又没把它们塞进我的脑袋。我只是在征求你的意见。”

“哦，那我的意见就是不要那么做。”

“好的，那么我要再来一杯了。还是你建议我不要再喝了？”

“我确实建议你不要再喝了。”

“还是请帮我再要一杯吧。”

沃尔特的面前有个正在裂开的深渊，随时可以跳进去的深渊。这样一种东西如此快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深感震惊。唯一的另外一次——哦，不，不，不，是唯一的一次——他爱上一个女人，他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才采取行动，而即便如此，最终还是帕蒂主动的地方多。可现在，这种事似乎可以在几分钟内被搞定。只要再说几句大胆的话，再喝一大口啤酒，那就只有上帝知道……

“我的意思仅仅是，”他说，“我或许使你对人口过剩这个问题过于着迷了，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用我自己那愚蠢的愤怒，用我自己的那些问题。仅此而已，别无他意。”

她点点头。小小的泪珠挂在睫毛上。

“我对你有种父亲般的感觉。”他含混地说。

“我懂。”

可是父亲般这个说法也不对，它排除了那种他永远都不会允许自己去拥有的爱，但现在就承认这点未免太过痛苦。

“当然，”他说，“我的年龄还不够做你的父亲，或者说还不怎么够，再者，不管怎样，你有你自己的父亲。我刚才那样说，是因为你要求我给你些父亲般的建议。作为你的上司，一个年长你许多的人，我对你有着某种……关怀。‘父亲般’指的就是这个方面。而不是指禁忌什么的。”

就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它听上去都像是一派胡言。他所有的问题就是他妈的禁忌。拉丽莎似乎知道这点，她抬起她那可爱的眼睛，直视着他。“你不必非得爱我，沃尔特。我爱着你就够了。好吗？你不能阻止我爱你。”

深渊裂得更宽了，令人晕眩。

“我当然爱你！”他说，“我是说——某种意义上。某种非常确定的意义上。我确实爱你。很爱。非常爱，事实上。好吗？我只是看不出我们能有什么发展。我是说，如果我们还要继续共事，我们绝不能像现在这样说话。这已经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糟糕了。”

“是，我知道。”她垂下眼睛，“而且你有妻子。”

“对，一点儿不错！一点儿不错！所以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是的。”

“我帮你点酒吧。”

爱已告白过了，灾难避免了，他起身找到他们的女侍应，点了第三杯加了很多苦艾酒的马丁尼。在他一生中不断来来去去的脸红，这一次来了却不肯离去。他的脸发烫，跌跌撞撞地进了洗手间，想要小便。感觉很急但又尿不出来。他站在小便池前，深呼吸了几次，就在他终于要尿出来的时候，洗手间的门开了，进来一个人。沃尔特边听着这个人洗手、烘干，边红着脸站在那里，等待他的膀胱克服羞涩。就在他又一次快要成功的时候，他注意到洗手池边的那个男人是故意在那里磨蹭的。他放弃小便，浪费水冲了冲不需要冲的小便池，拉上了裤子拉链。

“老兄，你应该去医院看看，看看你这尿不出的毛病。”洗手池旁的男人慢吞吞地说，像个施虐狂。白人，三十来岁，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完全符合沃尔特心中那些不愿使用转弯信号灯的司机的形象。在沃尔特匆忙洗手和烘干手的时候，他站得离沃尔特很近。

“喜欢黑肉，是吗？”

“什么？”

“我是说我看到你和那个黑女孩了。”

“她是亚裔，”沃尔特说，绕过他，“请让让……”

“糖块儿很像样，但酒水快一腿儿。（此为美国诗人奥格登· 纳什（1902-1971）一首有名的四行诗。）是不是这么回事，老兄？”

他的声音里暗含如此强烈的憎恶，沃尔特害怕和他起冲突，没答话就逃到了门外。他已经有三十五年没挥拳头揍人也没被人揍过了，他怀疑和十二岁时相比，四十七岁再挨上一拳的滋味恐怕要糟糕得多。当他回到隔间坐下，面对他的生菜沙拉时，他全身都因未能释放的怒意而颤抖，脑袋也因不公的感觉而眩晕。

“你的啤酒怎么样？”拉丽莎问道。

“有些意思。”他说，将剩下的酒一饮而尽。他觉得他的头仿佛要和他的脖子分开，像派对上的气球那样飞到天花板上去。

“很抱歉，如果我说了不该说的话。”

“你不必担心这个，”他说，“我……”也爱你。我非常爱你。“我处境艰难，亲爱的，”他说，“我是说，不是‘亲爱的’。不是‘亲爱的’。拉丽莎。亲爱的。我处境艰难。”

“或许你该再喝一杯。”她会意地笑着说。

“你知道，问题是，我也爱我的妻子。”

“当然。”她说。但她丝毫没有帮他走出艰难处境的意思。她像只猫咪一样弓起脊背，俯前趴在桌上，露出十个白色的指甲，一双美丽而年轻的手放在他的沙拉盘的两边，邀请他去摸摸它们。“我喝得太多了！”她说道，狡猾地对他笑着。

他扫视餐厅，想看看他的洗手间恶魔是否正目睹这一幕。那家伙似乎不在视线之内，而其他人也没有过分地盯着他们。拉丽莎把脸贴在塑料桌面上，仿佛那是最柔软的枕头，他低头看着她，想起了理查德的预言。跪着的女人，头上下动着，微笑着看向他。哦，理查德· 卡茨对这个世界清晰而廉价的看法。一股憎恨驱走了他脑袋里的嗡嗡声，稳住了他。占这样一个女孩的便宜是理查德才会去做的事，他不会。

“坐直喽。”他严厉地说。

“马上。”她呢喃着，扭动着她伸出的手指。

“不，现在就坐直。我们是基金的公众形象，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

“我看你或许不得不送我回去了，沃尔特。”

“我们得先让你吃点东西。”

“嗯。”她说，闭着眼睛笑着。

沃尔特起身找到他们的女侍应，让她把他们的主菜打包。等他回到隔间，拉丽莎仍趴在桌上，胳膊肘旁边放着喝了一半的马丁尼。他叫醒她，然后紧紧抓住她的上臂，带她出了餐厅，并帮她在乘客座上坐好。回去拿打包的食物时，他在玻璃围着的前厅遇到了他的洗手间恶魔。

“他妈的喜欢黑妞的家伙，”那个男人说，“真他妈的不像话。你他妈的在这里干什么？”

沃尔特试图绕过他，可他挡住去路。“我问你话呢。”他说。

“我没兴趣。”沃尔特说，试着从他身旁挤过去，结果重重地撞到了玻璃墙上，把前厅的框架震得摇晃了起来。就在此时，在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前，里面的那道门开了，厉害的老板娘问这里出了什么事。

“这人在烦我。”沃尔特说，喘着粗气。

“他妈的变态。”

“你们有麻烦去其他地方解决，不要在我这里闹。”老板娘说。

“我哪都不去，这个变态才是该走的人。”

“那回你自己的桌子坐下，不要在我面前说粗话。”

“没法吃，他让我恶心到胃里。”

沃尔特留下他们两个解决这场是非，自己进了店里，随后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体格魁梧的年轻金发女人两道极其痛恨的目光的十字准线上，后者显然是那位折磨者的女伴，此刻正独自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餐桌旁。在等待他的外带食物时，他疑惑着，为什么在所有夜晚当中，他和拉丽莎偏偏在今晚招致这般厌恶。他们时不时会被人盯着看几眼，大多是在比较小的镇子上，可是从来没有碰到过今晚这样的事。事实上，他在查尔斯顿看到过不少肤色不同的情侣，而且，在这个州众多的毛病当中，种族歧视这一点总体而言并不特别突出，这些都让他喜出望外。在西弗吉尼亚的多数地区，白人占的比例都极高，以至种族问题并不构成首要问题。于是他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他自己的罪恶感，他那从他们的隔间里散发出来的肮脏的罪恶感，引来了那对年轻情侣的注意。他们并不恨拉丽莎，他们恨的人是他。而他罪有应得。当食物终于被送出来时，他的手抖得非常厉害，几乎没法在信用卡单据上签名。

回到天天旅馆，他抱着拉丽莎穿过雨帘，到了她房门口才放下她。他毫不怀疑她其实能自己走，但他想满足她之前说的想被抱回房间的愿望。把她像个孩子一样抱在怀里其实帮了他的忙，让他想起他的责任。当她在床上坐下，歪身躺倒，他便给她盖上床罩，就像他一度为杰西卡和乔伊做的那样。

“我回我的房间吃晚餐，”他说，轻轻地把她额头上的头发拨开，“你的晚餐就给你留在这儿。”

“不，不要走，”她说，“留在这儿，看会儿电视。等我的酒劲儿过去了，我们可以一起吃。”

他也满足了她这个愿望，将有线电视调到美国公共电视台，看了《新闻时间》的结尾部分——关于约翰· 克里服兵役记录的讨论，这个完全无关紧要的话题让他烦躁不堪，简直看不下去。他几乎再也受不了观看任何类型的新闻节目了。一切都进展得太快，太快了。他同情克里阵营，他们只剩下不到七个月的时间去扭转全国态势，揭露这三年以来的高科技谎言和操控。

一直以来，他自己也顶着巨大的压力——维恩· 黑文和纳唐能源、布拉斯科签署的最初协议的终止日期是六月三十号，之后就要重新协商，因此，沃尔特必须在此之前促成基金和这两大公司签订合约。为了赶在最后期限之前和科伊尔· 马西斯达成协议，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和LBI 的防护服协议，尽管它代价过高、令人厌恶。如今，在情况可能出现变化之前，煤炭公司正急着在九英里河山谷下手，把他们的挖土机开进大山，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自由地这样做，则要归功于沃尔特在西弗吉尼亚取得的不多的几项成就之一：抄捷径拿到了山顶剥离开采许可证，并成功说服阿巴拉契亚环境法中心不将九英里河一带纳入慢吞吞的诉讼程序。协议已经板上钉钉，现在，沃尔特无论如何都需要忘记西弗吉尼亚，开始认真推进反人口过剩运动——他需要赶在这个国家思想最为自由的大学生们敲定他们的暑期计划，都去为克里阵营工作之前，筹备并实施他的实习生计划。

自从他于两个半星期前和理查德在曼哈顿见面以来，世界人口已经增加了七百万。净增的这七百万人口——相当于纽约市的总人口——将砍伐森林，污染河流，把草地变成公路，往太平洋里扔塑料垃圾，烧汽油、煤炭，让其他物种灭绝，并遵循他妈的教皇的指示，炮制出十二个人的家庭。在沃尔特看来，这世界上不存在比天主教会更大的邪恶势力，再没有哪个组织能够更有力地促成对人类以及被赋予人类的这个美好星球的绝望，当然了，这些日子以来，布什和本· 拉登各自推行的如连体双胞胎一般的宗教激进主义已经紧随其后，排名第二了。只要看到教堂，看到“真男人爱耶稣”的标志，看到哪辆车上贴有基督教鱼形图案，沃尔特就会满腔怒火。而在西弗吉尼亚这样的地方，这就意味着只要他在大白天出门，他就会不停地生气，这无疑又给他的路怒火上烧油。还不仅仅是宗教，不仅仅是他的美国同胞们似乎觉得只有他们才配享有的那些庞然大物，也不仅仅是一家家的沃尔玛、一桶桶的玉米糖浆和一辆辆怪物般的高底盘卡车；而是一种感觉——在这个国家，再没有人会花上哪怕五秒钟去想一想，每个月都向这世界有限的空间里再塞一千三百万大型灵长类动物，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同胞们的麻木和无忧无虑让他怒火中烧。

帕蒂最近曾建议他，为克制他的愤怒，每次开车的时候可以打开收音机，用听节目来转移注意力，可是对沃尔特而言，每一家电台都在传播同样的信息，那就是，全美国除了他之外没有人关注地球正在被毁灭这回事。福音电台、乡村电台、林堡电台，当然了，都在为地球的毁灭大声叫好，经典摇滚电台、新闻广播网电台，则完全是无事忙，而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在沃尔特看来，就更加糟糕。《大山舞台》和《草原之家》：在地球大难临头时依旧歌舞升平！最糟的是《早间播报》和《面面俱到》。该电台的新闻栏目以前相当自由开明，现在却成了中右翼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又一个传声筒，将国民经济增长出现的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减速都定义为“坏消息”，成心将每天早晚那些宝贵的广播时间——那些原本可以用来提升公众对人口过剩和大量物种灭绝的警觉度的时间——都浪费在严肃而愚蠢的文学小说评论或者“胡桃的惊喜”那样的乐队制作的古怪音乐上面。

还有电视：电视和收音机一样，只不过还要糟上十倍。世界就要化为乌有，全国人民却亦步亦趋地跟踪着《美国偶像》每一次伪装的变化，在沃尔特看来，无论前方有什么样的灾难在等待，都完全是这个国家应遭的报应。

当然，他知道他的这些感受不对头——如果仅仅是因为，差不多有二十年，在圣保罗的他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就好了。他知道，愤怒和抑郁是近亲，知道如此偏执地沉迷于各种末世预言是心理不健康的表现，也知道就他的情况而言，这样的沉迷源于妻子带给他的挫败感和儿子带给他的失望。而假如，他是独自一人面对这样的愤怒，他很有可能承受不来。

但是，拉丽莎一直陪伴着他。她认同他的远见，分担他的紧迫感。在和她的第一次会面中，她就向他说起十四岁那年和父母返回西孟加拉邦的家庭旅行。加尔各答的人口密度，人们生活中的苦难和污秽不仅让她感到悲哀和恐怖，还让她厌恶——她正好处于敏感、激愤的年龄。回到美国后，在这种厌恶感的推动下，她成了素食主义者，并开始关注环保研究，等上了大学，发展中国家的妇女问题又成为她关注的一大焦点。尽管大学毕业后她凑巧在自然保护协会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是她的心思——和年轻时的沃尔特一样——一直都放在人口和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上。

拉丽莎当然也有全然不同的另一面：容易被强壮、传统的男人吸引。她的男友杰拉姆就是个体形笨重、有些丑陋，但是骄傲且目标清晰的人，一个正在实习的心脏外科医生。沃尔特见过不止一个像拉丽莎这样有吸引力的年轻女人，将她们的魅力寄放在杰拉姆这个类型的男人身上，以此避开去哪里都会被挑逗的问题。然而六年以来，杰拉姆不断升级的愚蠢举动似乎终于让她摆脱了这种吸引。她今晚问沃尔特的那个问题，关于绝育手术的问题，唯一真正让他意外的是她竟然还觉得有必要问别人。

为什么她要问他？为什么？

他关掉电视，在拉丽莎的房间里来回踱步，仔细思考这个问题。答案立刻浮现出来：她是在问他是否可能想和她生个孩子。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她是在提醒他，就算他想，她或许也不愿意。

而病态的是——如果他对自己诚实的话——他确实想和她生个孩子。并不是说他不那么喜欢杰西卡，事实上，在某种更为抽象的层面，他也爱着乔伊。但是，感觉上他们的母亲却突然变得离他非常遥远。帕蒂当初或许就不是非常愿意嫁给他，他还是从理查德那里第一次听说她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一个夏日傍晚，在明尼阿波利斯，理查德说起他的床伴和一个篮球明星住在一起，说她改变了他对大学女运动员的偏见。帕蒂差点就追随理查德而去，而正是得益于她没有去——相反，她接受了沃尔特的爱——这一令人满意的事实，他们才拥有了共同的生活，拥有了婚姻、大宅和孩子。他们一直是对好夫妻，却也是对怪夫妻；而这些日子以来，他们越来越像是一对配错了对的夫妻。拉丽莎是真正和他志趣相投的人，是全心全意爱慕着他的灵魂伴侣。如果他们俩有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会像他。

他继续在她的房间里踱来踱去，焦躁不安。想到酒和红脖子乡巴佬，他脚下的步幅越来越大。他现在竟在想着和自己的助手生孩子！而且居然没有假装不在这样想！这完全是在过去一个小时里发生的新鲜事。他知道这点，因为当他建议她不要做输卵管结扎手术时，他真的没有想到他自己。

“沃尔特。”床上的拉丽莎说。

“我在这儿，你觉得怎么样？”他说着急忙走到她身边。

“我本来以为我会吐，可现在我又觉得不会吐了。”

“那就好！”

她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他，温柔地笑着说：“谢谢你留在这里陪我。”

“哦，不用谢。”

“喝了啤酒感觉怎么样？”

“我都说不上来。”

她的唇就在那里，她的嘴就在那里，而他的心似乎快要跳出胸腔。吻她！吻她！吻她！它这样告诉他。

就在这时，他的黑莓手机响了。铃声是蔚蓝莺的鸣唱。

“接吧。”拉丽莎说。

“呃……”

“没关系，接吧。我躺在这里很好。”

是杰西卡打来的。不是什么要紧电话，他们每天都通话。可是光在手机屏幕上看到她的名字就足以把沃尔特从悬崖边拉回来了。他在另外一张床上坐下，接了电话。

“你听上去像是在走路，”杰西卡说，“你急着赶去什么地方吗？”

“不，”他说，“事实上，我在庆祝。”

“你听上去像是在骑脚踏车，气喘吁吁的。”

他的胳膊连将手机举到耳边的力气都没有。他侧躺着，向女儿诉说早上发生的事和他的种种疑虑和担忧，女儿则尽力安慰着他。他已然相当喜欢每天通电话这样的沟通节奏。杰西卡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他允许问候他情况而不是抢先用一大堆关于她的生活的问题来转移话题的人；她以这种方式照顾着他；她是继承了他的责任感的那个孩子。尽管她的理想还是要成为一名作家，而且目前在曼哈顿做着一份工资很低的编辑助理的工作，但她天生是个环保主义者，还希望未来的写作以环境问题为焦点。沃尔特告诉她，理查德周末要来华盛顿，问她是否仍打算参加他们的讨论，贡献出她那宝贵的年轻人的看法。她说她肯定参加。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他问。

“呃，”她说，“我去上班的时候，我的那些室友可不会神奇地自动变成更好的室友。我把衣服堆在门边，这样烟就不会飘进我的房间了。”

“你不能让她们在室内抽烟。你得把这点告诉她们。”

“是，可我是少数派，这就是问题所在。其实她们俩才刚开始抽，还有可能意识到抽烟是多么不明智，然后戒掉。可在那之前，我真是得屏住呼吸。”

“工作怎么样？”

“老样子。西蒙更讨厌了。他简直是个皮脂生产厂。只要他在你桌边待过，你就得把所有东西都擦上一遍。今天他在艾米丽桌边磨叽了快一个小时，想让她和他一起去看尼克斯队的比赛。高级编辑总是能拿到各种免费票，包括体育比赛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猜尼克斯这会儿肯定正在为他们的那些好位置坐不满人而着急。艾米丽那样子就好像在说：‘我还能再找出几百种方式来说我不去呢？’后来我终于忍不住走过去，问候起西蒙的太太。你知道的——太太？在提尼克有三个孩子？忘记了吗？不要再往艾米丽的衬衣里看了，好吗？”

沃尔特闭上眼，想找点话来回应女儿。

“爸爸，你在听吗？”

“我在，在。这个，呃，西蒙，多大年纪了？”

“我不知道。说不准。或许比艾米丽大两倍不到吧。我们猜测他是不是在染发。有时候他头发的颜色好像会变，每周看上去似乎都有点不一样，不过那也可能是身体油脂分泌的问题。幸好我不是他的直接下属。”

沃尔特突然担心他会哭出来。

“爸爸，你在吗？”

“在，在。”

“你不说话的时候，你的手机变得好像没人在听一样。”

“嗯，我在听，”他说，“你周末回来，那太好了。我想我们安排理查德住客房吧。我们周六开个长会，周日再开个短会。试着敲定一个具体计划。拉丽莎已经有一些好主意了。”

“那还用说。”杰西卡说。

“那太好了。咱们明天再聊。”

“好的，我爱你，爸爸。”

“我也爱你，宝贝。”

他任由手机从手里滑落，躺着哭了一会儿，无声地，晃动了那张劣质的床。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知道该怎样活着。他在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个新事物都推着他往一个他确信正确无误的方向前进，可是接着，下一个新事物又突然出现，把他推到相反的方向上去，而他觉得，这个方向也是对的。没有一个统一的声音：在他看来，他就像是弹球游戏里那只单纯对撞击作出反应的弹珠，唯一的目标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抛下他的婚姻跟拉丽莎走，这个念头原本是那么的不可抗拒，直到他在杰西卡的那个中年同事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他也不过是又一个认为自己有权利享有更多，更多，更多东西的喜欢超前消费的美国白人男性：在耗尽本国的女人资源之后，爱上一个新鲜的亚裔女人，在此，他看到的是爱情领域的帝国主义。还有他和基金共同规划了两年半的这个项目，他原本对他的论据的合理性和使命的正确性都确信无疑，可是今早在查尔斯顿，他却只是感觉到，除去犯下可怕的错误，他什么也没能成就。同样地，还有反人口过剩运动：难道还有比投身于这项在这个时代最为危急的挑战更好的生活方式吗？可是，当他想到他的拉丽莎要接受绝育手术，这项挑战似乎就变得无中生有，没有意义。该怎样活着呢？

他正在擦干眼泪，找回他的自控力，这时，拉丽莎起身走了过来，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头。她的身上有一股甜甜的马丁尼的味道。“我的老板，”她轻声说，抚摸着他的肩膀，“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板。你是如此了不起的一个人。我们明天一早起身，一切都会顺利的。”

他点点头，抽抽鼻子，稍稍喘息着说：“请你不要去做绝育手术。”

“好的，”她说，抚摸着他，“我不会今晚就去做的。”

“什么事都不用急着作决定。慢慢来。”

“好的，慢慢来，慢慢来。一切都会慢慢来的。”

此刻，如果她吻他，他会回吻她，可她只是不断抚摸他的肩膀，直到最后，他终于找回一部分职业的自我。拉丽莎看上去有些惆怅，但并没有特别失望。她像个困了的孩子似的打着哈欠，伸着懒腰。沃尔特留下她和她的三明治，拿着自己的牛排回了隔壁房间。满怀罪恶感的他野蛮地直接用手拿起牛排，用牙齿撕咬，然后吞食，吃得下巴上油乎乎的。他再次想起了杰西卡那个油腻、掠夺成性的同事西蒙。

这个联想，连同房间的冷清和简陋都让他清醒，他洗了把脸，花了两个小时处理电子邮件，而与此同时，拉丽莎睡在她那未被掠夺的房间里，梦着——什么呢？他想不出。但他确实感觉到，通过走到离悬崖边那么近，然后又那么吃力地退回来，他们给自己打了一剂预防针，从此他们再也不会离悬崖边那么近了。这对现在的他未尝不是件好事。这是他熟悉的生活方式：有纪律，克己。想到还要过多久他们才会再次一起出差，他感到安慰。

他的新闻发布人辛西娅用电邮发来新闻发布会及将于明天中午——等炸毁福斯特洼地的行动一开始——公布的初步声明的终稿。另外，基金在哥伦比亚的负责人爱德华多· 索凯尔也发来一条简短、口气不怎么愉快的信息，确认他愿意错过自己大女儿周日的成人礼，飞来华盛顿。沃尔特需要索凯尔于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坐在他身边，以此强调蔚蓝莺保护公园的泛美性质，突出基金在南美取得的成绩。

为保护自然而进行的大宗土地交易，在最终敲定前秘而不宣并非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可是，这宗交易牵涉到在一万四千英亩林地上进行山顶剥离开采这样一个爆炸性的新闻，这就很少见了。倒回到二○○二年年底，当沃尔特不过是向当地环保社团暗示，基金可能会允许在蔚蓝莺保护区进行山顶剥离开采，乔丝琳· 佐恩就通知了西弗吉尼亚每一位反煤炭公司的记者。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负面报道，而沃尔特也意识到，他根本承受不起将所有的事实都披露给公众。钟表滴答滴答地响；没有时间去慢慢教育大众，改变他们的看法。最好还是将他与纳唐能源、布拉斯科的协议保密，最好让拉丽莎说服科伊尔· 马西斯和他的邻居们签署保密协议，然后等着生米煮成熟饭。可现在一切都完了，重型机械正在开进大山。沃尔特知道，他必须在消息流传开之前站出来，用他的阐释将其扭转为一个以科学复植为基础、以富有同情心的搬迁为特点的“成功案例”。然而，他越是思考这个问题，就越是确定媒体一定会为山顶剥离开采而大肆批评他。之后的好几个星期他都将被困在灭火行动中。可与此同时，他的反人口过剩运动也迫在眉睫了，而这才是他目前唯一关心的事情。

他又看了一遍新闻发布会的终稿，随后深感不安地最后查看了一次他的电子邮件列表，发现一封来自caperville@nytimes.com 的新邮件。

你好，伯格伦德先生。

我是丹·卡佩维尔，我正在写一篇关于阿巴拉契亚土地保护的报道。我知道蔚蓝山基金最近就西弗吉尼亚怀俄明县一大片林地的保护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我希望能在您方便的时候尽早和您谈谈这件事……

怎么搞的？《纽约时报》怎么就已经知道了今早签署协议这件事呢？在当前的情形下，沃尔特完全没法仔细思量这封邮件，他立刻写好回邮，都没来得及重新考虑就发了出去。

亲爱的卡佩维尔先生，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我非常愿意和您聊聊基金处于筹备中的各种令人激动的事。凑巧的是，下周一早晨，我们将在华盛顿举办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一项重大而激动人心的环境保护新方案，希望届时您能来参加。考虑到贵报的重要地位，我也可以在周日晚上提前发给您一份我们的新闻发布稿。如果周一早晨您能提早和我面谈，我或许也能够安排。

期待与您的合作——

沃尔特·E.伯格伦德

执行官，蔚蓝山基金

他给两封邮件附上评语“怎么搞的？”，转发给辛西娅和拉丽莎，然后焦虑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心里想着此时此刻要是再有一杯啤酒就好了。（在四十七年里他就喝了一杯啤酒，可他已然觉得自己像上了瘾一样。）现在，正确的做法或许是叫醒拉丽莎，开车赶回查尔斯顿，赶搭明早的第一趟航班飞回华盛顿，将新闻发布会提前到周五举行，在流言四起前完成正式发布。但是，这个世界，这个制造疯狂、速度飞快的世界，好像正密谋夺走他现在真正想要的仅有的两样东西。他已经失去了亲吻拉丽莎的机会，而在对付西弗吉尼亚这摊子麻烦事之前，他至少想在周末和拉丽莎、杰西卡、理查德一起为他们的反人口过剩运动制定计划。

十点半，他还在房间里兜圈子，觉得自己被剥夺了一切，他焦虑，他可怜他自己，终于，他忍不住给家里的帕蒂打了个电话。他认为他的忠诚应该得到称赞，又或许他只是想将愤怒发泄到他爱的人身上。

“哦，是你，”帕蒂说，“我没想到你会给家里打电话。一切顺利吗？”

“一切都糟透了。”

“那是！当你想说‘是’的时候，很难去不停地说‘不’，不是吗？”

“哦，老天，别闹了，”他说，“求你了，看在上帝的分上，今晚不要说这事了。”

“抱歉。我是想尽量体谅你。”

“帕蒂，我手头真的有个工作上的难题。不只是个人情感上的小烦恼，信不信由你。我工作上遇到了一个大麻烦，我需要一点点安慰。参加今天早晨签约仪式的人当中，有人向媒体漏了口风，我必须出面澄清，可我甚至都不确定我是不是想出面澄清，因为我已经觉得我好像把所有的事情都搞砸了。好像我所努力成就的就是把一万四千英亩林地推向被炸成月球表面那样的命运，现在，我必须将真相公布于众，而我甚至都已经不再关心这个项目了。”

“是的，哦，其实，”帕蒂说，“月球表面这事听上去确实有些可怕。”

“谢谢你！谢谢你的安慰！”

“今天早晨我刚在《时报》上看到一篇相关报道。”

“今天？”

“对，事实上他们还提到你的蔚蓝莺了，还有山顶剥离开采会对这种鸟造成多么大的危害。”

“难以置信！今天？”

“是的，今天。”

“靠！肯定有人看到了这篇报道，然后打电话给那个记者，透漏了我们签约的消息。半小时前，那个记者刚刚联系过我。”

“这样啊，无论如何，”帕蒂说，“我相信你的判断，可是山顶剥离开采听上去确实相当可怕。”

他抓住额头，感觉又快要哭出来了。他无法相信连自己的妻子也会说出这样的话，在这样的时刻，在所有日子里的今天。“你什么时候成了《时报》的忠实读者了？”他说。

“我只是在说，那个听上去不太好。大家对它的恶劣程度甚至完全没有异议。”

“你当初还笑话你妈，说她相信她在《时报》上读到的每一篇报道。”

“哈—哈—哈！现在我变成我妈妈了？因为我不喜欢山顶剥离开采，我突然就成乔伊斯了？”

“我只是在说，关于这件事还有其他理解角度。”

“你认为我们应该烧更多的煤。让煤炭开采变得更容易。尽管全球正在变暖。”

他的手滑落到眼睛上，将眼珠摁到发疼。“你想让我给你解释缘由？我该这么做吗？”

“如果你想的话。”

“帕蒂，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大灾难。正在走向全面的崩溃。”

“这个，老实说，你怎么想我不知道，但在我听来，这倒像是某种解脱。”

“我不是在说我们！”

“哈—哈—哈！我还真是没听明白。我真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世界人口总数和能耗量必须在某个时间大幅下降。

其实即便现在，我们也都已经大大远离了可持续发展。而一旦大崩溃开始，我们的生态系统将会有一点点恢复的机会，但前提是，有那么一点儿自然幸存下来。所以，重要的问题是，在大崩溃开始前地球会被毁到什么程度。我们是彻底用尽一切资源，砍倒每棵树，让每个海洋都空无一物，然后开始大崩溃？还是保留一些未被毁掉的根据地？”

“无论是哪种情况，到那个时候，我和你都早已经死了。”帕蒂说。

“可是，在死之前，我要努力创造一个这样的根据地。一个救难所。一件可以帮助几个生态系统渡过难关的事情。这就是整个计划。”

“就好像，”她坚持道，“会有一场世界性的瘟疫，长长的名单上都是等着达菲或环丙沙星救命的人，而你会让我们成为名单上的最后两个人。‘哦，对不起，二位，真该死，药刚刚用完了。’而我们会表现得友好、有礼貌、和颜悦色，然后就死掉。”

“全球变暖是个巨大的威胁，”沃尔特说道，不肯吞下帕蒂的诱饵，“但它还是不及放射性废物的危害大。事实上，物种适应环境的速度要比我们过去认为的快得多。如果气候变化分布在一百年当中，脆弱的生态系统依旧有一线生机。但如果反应堆爆炸，所有东西都会毁于一旦，而且在未来五千年内都没有恢复的可能。”

“所以煤炭就是好，让我们烧更多的煤吧。耶！”

“帕蒂，这很复杂。如果把替换能源考虑在内，局面就变得复杂起来了。核灾难不过是一夜之间的事。而生态系统从一夜之间的灾难中复原的几率为零。所有人都在说风能，可风能也不是那么美妙。乔丝琳· 佐恩那个傻瓜有份宣传册，里面给出了两种选择——唯一可能的两种选择。图A 是山顶剥离开采后的荒漠景观，图B 则展示了原始的山地风貌，山顶有十架风车。这样的图问题何在？问题就是这里只有十架风车。而你需要的却是一万架。西弗吉尼亚的所有山顶都需要架满涡轮机。想象一下，一只候鸟试着飞过一片涡轮机海洋。如果整个州都这么做，你认为这里还会是旅游胜地吗？而且，想要和煤炭抗衡，这些风车必须永远转下去。从现在起的一百年里，你一直都得看着这些丑得要命、碍人眼的东西，它们将把剩下的野生动物灭得精光。而经过山顶剥离开采的地方就不一样了，一百年后，虽然或许算不上完美，但如果复植做得好，那里也将长出有益生态的成熟森林。”

“你知道这些，而报纸不知道。”帕蒂说。

“没错。”

“而你又不可能出错。”

“就煤炭与风能或核能的对抗而言，是的，我不可能出错。”

“那么，或许如果你向媒体解释这一切，就像你刚才跟我说的这样，大家会相信你，而你也不会有任何麻烦。”

“你相信我吗？”

“我还不知道所有的事实。”

“可是我知道，而且我正在告诉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为什么就不能安慰安慰我呢？”“我还以为那是那小狐狸脸的工作呢。自从她接手以来，我好像已经不会安慰你了。不管怎么说，她做得比我好多了。”

在对话转去更加不妙的方向之前，沃尔特结束了这通电话。他关掉所有的灯，借着从窗户透入的停车场的光亮，准备上床睡觉。此刻，只有黑暗可以使他摆脱这被剥皮般的痛苦。他拉上遮光帘，可是窗底还是透进光亮，于是他将另一张床上的铺盖通通扯了下来，用枕头、被单尽可能地堵住光亮。他戴上眼罩，还在头上放了一个枕头，可是即便这样，无论他怎么调整眼罩，他紧闭的眼睑还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零星光子的撞击，还是一种不够完美的黑暗。

他和妻子彼此相爱，却又不断带给对方痛苦。他在生活中做的所有其他事情，甚至包括对拉丽莎的渴望，加在一起也不过是为了从这个境况中暂时逃开。他和帕蒂无法共同生活，却也无法想象离开对方生活。每次当他觉得他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分手边缘，又都会发现其实他们还可以走很远。

去年夏天在华盛顿，一个雷暴雨的夜晚，他准备建一个网上银行账户，将这一项从他那份长得令人灰心的私人待办清单上划掉——这个计划已经搁置好几年了。自从搬来华盛顿，帕蒂越来越不愿意打理家务，甚至连购买日用品都不再是她的事了，但她确实还在支付着各种账单，结算他们的家庭支票簿。沃尔特之前从未仔细查看过支票簿的条目，直到他和银行软件纠缠了四十五分钟，那些数字出现在他的电脑屏幕上。当他看到每月五百美金这种奇怪的提款模式，他的第一反应是某个来自尼日利亚或者莫斯科的黑客一直在偷他的钱。但是帕蒂肯定会注意到这个吧？

他上楼来到她的小房间时，她正高兴地和她旧日的篮球伙伴聊着天——她仍然愿意将她的笑声和风趣倾注到她生活中沃尔特之外的人身上——他让她明白，除非她挂断电话，否则他不准备离开。

“那是现金，”当他把打印出的进出明细给她看时，她说，“我给我自己写了些现金支票。”

“每月五百？在每个月的月末？”

“我都是在那时候取现金的。”

“不对，你每两个星期取两百。我知道你怎么取钱。而且这里还有保付支票的手续费。五月十五号？”

“是的。”

“听上去像是保付支票，不是现金。”

在海军气象天文台的那个方向，也就是迪克· 切尼的住所方向，雷电正划过与波托马克河的河水一个颜色的夜空。帕蒂坐在她那张小小的沙发上，双臂不服气地抱在胸前。“好吧，”她说，“你抓到我了！乔伊需要预付他暑期的全部房租。等他挣到钱后，他会还回来的，只不过他当时手头没钱。”

乔伊已经连续两个暑假在华盛顿打工但又不住在家里了。他拒绝家人的帮助和款待已经够让沃尔特不高兴了，但更让人恼火的还是他暑期工雇主的身份：一个新成立的小腐败公司——由维恩· 黑文在LBI 的朋友提供经济支持（尽管当时，这点对沃尔特而言并没有多少涵义）——争取到了一份未经竞标的合同，将在刚刚被解放的伊拉克私有化其面包烘焙业。几个星期前，七月四日国庆那天，乔伊回来参加一次野餐，直到那时才向家人透露了他的暑期计划，沃尔特和他当时就为这个吵得不可开交。沃尔特大发雷霆，帕蒂跑去躲在她的小房间里，而乔伊则挂上他那共和党人式的假笑。华尔街式的假笑。就好像他在迁就他那愚蠢、老土的爸爸和他那些过时的原则；就好像他才是两人中更老成的那个。

“也就是说，家里给他留着间好好的卧室，”沃尔特说，“可他就是看不上。住家里不够成年人，住家里不够酷。也许他还得坐公交车去上班！和那些小人一起工作！”

“他必须住在弗吉尼亚，沃尔特。而且他会还回来的，好吗？我知道如果我问你你会怎么说，所以我没和你商量就直接那么做了。如果你不希望我自己作决定，就应该没收支票簿。拿走我的银行卡。每次我要用钱了，我会去找你，跟你要的。”

“每个月！你每个月都在给他钱！给我们的独立先生！”

“我是在借他钱。好吗？他的朋友们几乎都有花不完的零用钱。他非常节俭，可如果他想跟那些人交朋友，想进入那个世界……”

“了不起的兄弟会，精英汇聚的世界……”

“他有自己的计划。他有计划，他想让你为他感到骄傲……”

“大新闻！”

“那只是买衣服和参加社交活动的钱，”帕蒂说，“学费他自己挣，自己负担食宿费，如果你能有那么一次，原谅他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和你一模一样，你或许会看出你们俩有多么相像。你在他这个年龄的时候，也在用同样的方法供自己上学。”

“没错，只不过我的三条灯芯绒裤子就够我穿四年，我每星期也没有平均五个晚上都在外面喝酒，我也绝没有从我妈妈手上拿过一分钱。”

“哦，但是现在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沃尔特。或许，只是或许，他比你更了解，一个人该怎么做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出人头地。”

“为国防承包商工作，每晚和兄弟会的那帮共和党小子喝得大醉，就真的是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吗？就这么一个选择？”

“你不知道现在的孩子有多害怕，压力有多大。所以他们喜欢狂欢，那又怎么样呢？”

老房子的空调完全敌不过室外袭来的热潮。雷声开始变得接连不断、此起彼伏；窗外那棵观赏梨树的树枝猛烈摇摆，仿佛有人在树上攀爬。沃尔特身上没有直接贴着衣服的部位汗流不止。

“突然听到你为年轻人说话，有趣，”他说，“通常你都是那么……”

“我是在为你的儿子说话，”她说，“如果你还没有留意到，他不是那种不长脑子、踩着人字拖的年轻人。他有意思得多，比那些……”

“我无法相信你一直在给他喝酒的钱！你知道这像什么吗？就像公司福利。所有那些打着自由市场旗号的公司，却吃着联邦政府的奶。‘我们需要缩减政府部门，我们不想要任何法规，我们不想缴任何税，但是，嗯，顺便说一下……’”

“这不是什么吃奶，沃尔特。”帕蒂憎恶地说。

“我是在打比方。”

“那你还真是善用比喻。”

“当然，我小心挑选的。所有的那些公司都假装成熟，假装信仰自由市场，可事实上它们不过是些在其他人挨饿的时候吞食联邦预算的大婴儿。拨给鱼类和野生生物部的预算年年递减，每年都下调百分之五。你去它们在各地的办事处看看，现在那都是些鬼影办事处了。没有工作人员，没有买地的资金，没有……”

“哦，多宝贝的鱼。多宝贝的野生生物啊。”

“我在乎它们。你无法理解这点吗？你无法尊重这点吗？如果是这样，你为什么还要和我一起生活？为什么不干脆离开呢?”

“因为离开不是办法。老天，你以为我没有想过这么做吗？带着我出色的技能和工作经验，以及我这具了不起的中年女人的身体重返公开市场？其实我认为你正在为蔚蓝莺做的事非常棒……”

“狗屁。”

“好吧，的确，那不是我的菜，但……”

“你的菜是什么？你什么菜都没有。你整天坐在那儿，什么都不做，不做，不做，不做，这简直让我发疯。如果你出去找个真正的工作，挣一份真正的工资，或者为其他人做点事，而不是闷在你的房间里自哀自怜，你或许不会觉得自己那么没用，这就是我想说的。”

“好的，可是，亲爱的，没人愿意每年给我十八万美金，请我去拯救蔚蓝莺。如果能找得到的话，那会是份很像样的工作。可是我找不到。你想让我去星巴克做星冰乐吗？你以为每天在星巴克干八个小时会让我觉得我还有些价值？”

“有可能！如果你愿意去试试！可你从来不去做，你一辈子都这样！”

“喔，终于说真话了！我们终于不兜圈子了！”

“其实我就不该答应你留在家里。那是个错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父母从来不劝你出去工作，可是……”

“我工作过！见你的鬼去吧，沃尔特。”她上前踢他，但意外地没能踢中他的膝盖，“我为我爸爸工作过整整一个夏天。还有后来在大学，你知道我能工作。我在那里干了整整两年。就是怀孕八个月的时候，我还在那里上班。”

“你在那里和特雷德韦尔教练瞎混、喝咖啡、看比赛录像。那不是工作，帕蒂。那是爱你的人给你的人情。你先是为你爸爸工作，然后为你在A.D. 的朋友工作。”

“那么过去二十年里每天在家的十六个小时呢？没有任何工资？这个也不算吗？还是这也是个‘人情’？带大你的孩子？为你的房子操劳？”

“那都是你想要的东西。”

“你不想要？”

“为了你。我是为了你才想要它们的。”

“哦，狗屁，狗屁，狗屁。你也是为了你自己才想要它们的。你一直在和理查德竞争，你知道的。你这会儿忘了这一点，不过是因为现在结果不怎么理想。你不再是个赢家了。”

“这和竞争没一点儿关系。”

“说谎！你和我一样好胜，只不过你不肯说实话。这就是你不肯放过我的原因。这就是我非得去找份宝贝工作的原因。因为我让你成了失败者。”

“这话简直没法听。完全是黑白颠倒。”

“好吧，随便你，爱听不听。可我仍然是和你一伙的。而且，信不信由你，我仍然希望你胜出。我帮乔伊也是因为，他和我们是一伙的，同样我也会帮你。我明天就出去，为了你，我会去……”

“不是为了我。”

“就是，就是为了你！你还没弄明白吗？我已经没有我了。我什么都不相信。我对一切都没有信心。这个团队就是我的一切。所以我会为了你去找份工作，然后你就不要再来烦我，让我把我挣到的钱都给乔伊，无论多少。你再也不会这样成天看到我——再也不必这么厌烦我了。”

“我没有厌烦你。”

“哦，那我就搞不懂了。”

“如果不想，你不是非得去找份工作。”

“不，我一定要去！说得很清楚了，不是吗？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你什么都不用去做。只要再做我的帕蒂就好。只要回到我的身边。”

于是她哭了，大哭，然后他们开始做爱。吵架为他们开启了性爱之门，这几乎已经成为这种事还会发生的唯一方式。屋外暴雨如注，闪电照亮夜空，他试图用自尊和欲望填满她，试着向她传递，他是多么需要她成为那个他可以将他的关爱注入其中的人。这招从来都不怎么奏效，不过，当他们做完，有那么一阵子，他们躺在一起，在长久婚姻带来的那种宁静的庄严中彼此相拥，在共同分担的悲伤和对彼此造成的一切伤害的原谅中忘记了自己，睡了。

第二天一早，帕蒂就出门去找工作。不到两小时她就回来了，连蹦带跳地来到沃尔特的办公室，在大楼这间有很多扇窗户的“温室”里，宣布健身共和国俱乐部已聘请她做前台接待员。

“我不知道这个好不好。”沃尔特说。

“什么？为什么不好？”帕蒂说，“那是乔治城唯一不让我觉得难堪和恶心的地方。而他们恰巧有空缺！这是相当好运气的事。”

“凭你的才干，做前台接待似乎不怎么得体。”

“谁会觉得不得体?”

“那些可能见到你的人。”

“哪些人？”

“我不知道。那些我可能去找赞助的人，或寻求法律支持或帮助的人。”

“哦，我的上帝。你在听自己说话吗？听到你刚刚说了些什么吗？”

“听我说，我在努力与你坦诚相见。不要为我的诚实而惩罚我。”

“沃尔特，我是在为你这番话的具体所指而惩罚你，不是为你的诚实。我发誓！‘不得体’。哇。”

“我是说，健身房里的这样一份初级工作对你而言太屈才了。”

“不，你是想说我太老了。如果杰西卡去那里做暑期工，你不会有任何问题。”

“事实上，如果她一整个夏天就光做这个，我会感到失望。”

“哦，老天爷，那我真是说不过你了。‘任何工作都比没工作强，哦，不对，对不起，等等，你真正想去做而且有资格做的那份工作比没有工作也好不到哪里去。’”

“好的，没问题，接受那份工作吧，我不介意。”

“谢谢你的不介意。”

“我只是想说你贱卖了自己。”

“这个嘛，或许这份工作只是暂时的，”帕蒂说，“或许我会拿到我的房地产经纪人资格证，像这里每个找不到工作的妻子一样，卖那些木地板都已经弯曲了的脏兮兮的小破房子，一栋卖它个两百万美金。‘一九六二年，就在这个洗手间里，休伯特· 汉弗莱（休伯特· 汉弗莱（1911-1978），1965 年至1969 年任美国副总统，1968 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排便运动，为纪念这个历史性的事件，这栋房子已被列入国家注册局的登记簿，这也是屋主要价高出市价几十万美金的原因所在。厨房的窗户后面还有株杜鹃，虽然很小，但相当漂亮。’我可以开始穿粉色和绿色的衣服，以及巴宝莉雨衣。我将用我的第一笔大额佣金买一辆雷克萨斯SUV 。这样就得体多了。”

“我刚才说‘好的’。”

“谢谢你，亲爱的！谢谢你肯让我去做我想做的工作！”

沃尔特看着她大踏步走出房间，停在了拉丽莎的桌旁。“你好，拉丽莎，”她说，“我刚找到份工作。我将在我的健身房上班。”

“那不错，”拉丽莎说，“你喜欢那家健身房。”

“是的，可是沃尔特认为这份工作不够得体。你怎么看？”

“我觉得任何诚实的劳动都能给人以尊严。”

“帕蒂，”沃尔特喊道，“我说过‘没问题’了。”

“瞧，现在他改主意了，”她对拉丽莎说，“之前他还在说不够得体呢。”

“是，我听到了。”

“对，哈—哈—哈，我相信你听到了。可是假装没听到也是很重要的，好吗？”

“如果你不希望别人听到，就不要开着房门说话。”拉丽莎冷冷地说。“我们都得好好下点儿功夫去假装。”

成为健身共和国的前台接待在改善帕蒂的情绪方面起到了沃尔特希望一份工作可以起到的所有作用。所有，而且，唉，更多。她的抑郁似乎立刻就不见了，不过这只说明了“抑郁”这个词有多么迷惑人，因为沃尔特确信，帕蒂以前的不快乐、愤怒和绝望依旧存在于她这一套明快而脆弱的新存在方式之下。她上午待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下午去健身房上班，晚上十点之后才会回家。她开始阅读美容和健身方面的杂志，开始化夸张的眼妆。她以前在华盛顿常穿的那种运动裤和宽松牛仔裤不见了，那种为精神病人量身定做的无拘无束的衣服，让位给裁剪更为贴身且相当贵的牛仔裤。

“你看上去好极了。”一天晚上，沃尔特特意友好地说道。

“这个嘛，既然我现在有收入了，”她说，“我总要找个花钱的地方，对吧？”

“你也总还是可以把钱捐给我们蔚蓝山基金。”

“哈—哈—哈！”

“我们需要很多钱。”

“我在享受，沃尔特，享受一点儿小小的乐趣。”

可她看上去并不真像是在享受。她像是在试着伤害他，或者刁难他，或者想要证明些什么。沃尔特也开始用帕蒂给他的一大堆免费健身卡在健身共和国锻炼，帕蒂对那些她为其扫描会员卡的会员们的友好程度令他不安。她穿着只有一点点袖子的健身房员工T 恤，露出她那晒得很漂亮的上臂，T 恤上面印着挑逗的口号（推动，流汗，提升）。她的眼里闪烁着兴奋剂上瘾者似的光亮，她那原本总是让沃尔特心动的笑声如今回荡在他身后健身房的门厅里，听上去却虚假而不祥。现在她把笑奉献给每个人，给每个从威斯康辛大道走进俱乐部的人，她的笑一视同仁，没有含义。然后，有一天，他在家里她的桌上看到一份有关隆胸的小册子。

“上帝，”他说，翻看着，“这有些不雅。”

“事实上，这是一份医疗手册。”

“这是精神病手册，帕蒂。它就像一本教人怎么才能病得更严重的指南。”

“这个，抱歉，我只是觉得，在我相对而言的青春所剩无几的日子里，真正地拥有一点点胸部或许会很不错。看看会是个什么样子。”

“你已经有胸部了。我喜欢它们。”

“哎呀，这话说得很中听，亲爱的，可是拿主意的人不是你，因为这不是你的身体。而是我的。难道这不是你向来喜欢说的话吗？你可是这个家里的女权主义者。”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无法理解你为什么要对自己做这些事。”

“呃，你不喜欢的话，或许你应该直接走人。你没考虑过这么做吗？这会解决所有问题，而且，是立刻解决。”

“那永远都不会发生，所以……”

“我知道那永远都不会发生。”

“哦！哦！哦！哦！”

“所以我还是去给自己买点儿乳房吧，好帮着打发时光，给我自己一个存钱的理由，就是这样。我并不是在说大得离谱的那种。或许你会发现你喜欢它们呢。你想过这种可能性吗？”他们的争吵释放出的长期毒性使沃尔特感到害怕。他能感觉到，这种毒正像阿巴拉契亚山谷中的那些煤泥池一样，在他们的婚姻中汇聚起来。凡是有大型煤矿的地方，比如怀俄明县，煤炭公司都会在矿区旁修建原煤加工厂，从最近的河流里取水洗煤，污水被收集在大大的毒泥浆池中。蔚蓝莺公园的中心地带就有些这样的煤泥池，这让沃尔特极其担忧，所以他派给拉丽莎一个任务：向他说明如何才能不这么担心这个问题。这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任务，因为就在你挖煤的同时，你也将安全地深埋于地下好几百万年的有毒化学物质，诸如砒霜和镉，一起挖了出来，这个事实无法回避。你可以试试将这些毒物倒回废弃的地下矿井，但它们总有办法渗入地下水，并最终出现在饮用水中。这和夫妻吵架时搅动起来的深埋于婚姻中的不愉快非常类似：有些话一旦说出了口，要怎么做才能忘掉它们呢？经过足够的研究和调查，拉丽莎得以安慰沃尔特说，如果煤泥被仔细隔离、正确存放，它最终会变得很干，足以用碎石和表层土覆盖，然后你就可以假装它并不存在。这个说法成为沃尔特决意在西弗吉尼亚撒播的煤泥池福音。他相信它，就如同他相信生态根据地和以科学为基础的复植，因为他不得不相信它，因为帕蒂。可是现在，当他躺在天天旅馆满是敌意的床垫上，在天天旅馆粗糙的被单间无法入睡，他开始怀疑这一切是否有一丝一毫是真的……

他肯定在某个时刻睡了过去，因为当闹钟在三点四十分响起时，他觉得自己被残忍地从混沌的状态中猛拉了出来。又是十八个小时的清醒、担忧和愤怒在等待着他。四点整，拉丽莎来敲他的房门，穿着随意的牛仔裤和登山鞋，看上去容光焕发。“我感觉糟透了！”她说，“你怎么样？”

“一样糟透了。你至少看上去并不糟糕，我就不行了。”

雨夜里停了，取而代之的是闻上去一股南方味道的浓雾，几乎和下雨时一样潮湿。他们在路对面的一家卡车休息站吃早饭时，沃尔特把自己收到《纽约时报》丹· 卡佩维尔的电子邮件这件事告诉了拉丽莎。

“你想现在回去吗？”她说，“明天早上开新闻发布会？”

“我已经告诉了卡佩维尔我们周一早晨开。”

“你可以告诉他，你改计划了。处理掉这个麻烦事，我们就可以把周末空出来了。”

可是精疲力尽的沃尔特无法想象明早去主持新闻发布会。他坐在那里，无声地忍受着折磨，与此同时，拉丽莎在做他昨晚欠缺勇气去做的事情——在她的黑莓手机上阅读《时报》的那篇报道。“只有十二段，”她说，“不是很糟糕。”

“我猜就是因为这个其他人才没看到，我还得从我妻子那里听说它。”

“所以你昨晚给她打电话了。”

拉丽莎似乎话里有话，但他已累得无力去想明白了。“我只是在纳闷谁漏的口风，”他说，“还有，漏了多少。”

“可能是你妻子漏的口风。”

“是。”他笑了，然后就看到拉丽莎脸上有不高兴的神色。“她不会做这样的事，”他说，“不说别的，她才没那么在乎这个。”

“嗯。”拉丽莎咬了一口她的薄煎饼，扫视着小餐厅，脸上依旧是冷淡、不高兴的神色。她，当然，有理由在这个早晨生帕蒂的气，生沃尔特的气。有理由觉得被拒绝、被孤立。可这是沃尔特头一次从她那里体会到类似于冷酷的东西；这样的感受可怕极了。他以前无法理解的他这个处境的男人面临的问题，那些他只在小说里读到、在电影中看到的男人的苦恼，现在变得清晰起来：你不可能总是期待得到全心全意的爱，却不在某个时间给予回报。仅仅做个好人是不计分的。

“我只想开好周末的会，”他说，“如果我能有两天时间来安排反人口过剩运动，周一我就能面对任何挑战。”

拉丽莎一言不发地吃完了她的薄煎饼。沃尔特也勉强吞下了一些他的早餐，之后，他们一起走进受到轻度污染的灰暗清晨。在租来的汽车里，拉丽莎调整着他昨晚动过的座位和后视镜。在她伸手去扣上

安全带的时候，他笨拙地将手放在她的脖子上，把她拉近一些，在路边通宵亮着的路灯灯光下，让两人严肃地对视着。“没有你在我身边，我连五分钟都坚持不了，”他说，“五分钟。你明白吗？”

她想了想，点点头。然后，她放开安全带，把手放在他的肩上，郑重地吻了吻他，接着，后退一点儿，好估量这个吻的效果。他觉得自己此刻已用尽了所有的气力，无法再前进一步。他只是等待着，而拉丽莎则像个聚精会神的孩子那样皱着眉头，她摘下他的眼镜，放在仪表盘上，然后把手放在他头上，用她小小的鼻子碰了碰他的鼻子。有那么一瞬间，这种近距离下她的脸和帕蒂的脸的相似性令他困惑，不过，他所需要做的只是闭上眼，吻她，然后她就完全是拉丽莎了。她的唇柔软似枕，嘴甜蜜如桃，血液充斥的头部暖暖的，秀发如丝般顺滑。他抗拒着亲吻一个这么年轻的人的罪恶感。他觉得她的青春就像是捧在他手中的某种易碎品，当她再次后退，用那双亮闪闪的眼睛看着他的时候，他松了一口气。他觉得此时此刻应该说点感谢的话，可他忍不住一个劲地盯着她看，而她似乎把这看成了某种邀请，从变速杆上爬了过去，别扭地跨坐在他的身上，这样，他就可以把她整个地抱在怀里了。然后，她亲吻他时的迫切和她离开时的渴望带给他无限的快乐，仿佛他身下的大地都被炸开了一般。他像自由落体一样往下掉，过去他所相信的一切都在向黑暗中隐退，他哭了。

“哦，这是怎么了？”她说。

“你得和我慢慢来。”

“慢慢来，好的，慢慢来，”她说，亲吻着他的眼泪，并用细嫩的手指擦干它们，“沃尔特，你觉得伤心吗？”

“不，亲爱的，我觉得高兴。”

“那么，让我爱你吧。”

“好的，你可以爱我。” “真的可以吗？”

“是的，”他哭着说，“可是我们可能应该出发了。”

“稍等。”

她把舌头放在他的唇上，他张开嘴让她进来。她嘴巴里对他的欲望强烈过帕蒂全身对他的欲望。他透过她的尼龙外套抓着她的肩膀，它们似乎全是骨头和婴儿肥，一点肌肉都没有，柔软而热切。她直起脊背，俯身压了过来，将下腹紧贴在他的胸上；而他还没有准备好。此刻，他走得更近了，但还没有完全到达。他昨晚的拒绝并不仅仅出于禁忌或者原则，他的眼泪也并非全是因为喜悦。

拉丽莎感觉到了，她从他身上退开一些，打量着他的脸。无论她看出了什么，反正接下来她爬回了自己的座位，从更远的距离观察他。他把她赶走了，却又热切地希望她回到他的怀里，但他隐约记起，这便是他听过或读过的故事里那些与他处境相同的男人的可怕之处：这就叫作玩弄女孩的感情。他在没有变化的紫色街灯下坐了一会儿，听着州际公路上卡车开过的声音。

“对不起，”最后他这样说，“我还在试着弄明白该怎样生活。”

“没关系，你可以有一些时间去考虑。”

他点点头，注意到一些这个修饰语。

“可是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她说。

“你可以问我一百万个问题。”

“现在只有一个。你觉得你可能会爱上我吗？”

他笑了。“是的，毋庸置疑。”

“那么，这就是我需要知道的一切了。”随后她发动了汽车。

浓雾之上的某处地方，天空正在变蓝。拉丽莎把车开得飞快，抄小道出了贝克利，沃尔特高兴地看着窗外，不去理会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而是安于自由地下坠。阿巴拉契亚山脉的硬木林是全世界生物最为多元化的温带生态系统之一，是众多树种、兰花、淡水无脊椎动物的家乡，在其丰富的生物资源面前，高原和沙质海岸只有忌妒的份儿，可这一切从他们正在穿行的这些路上并不怎么看得出来。这里的土地已经出卖了自己，它那极好的地形和价值可观的矿产资源打击了杰斐逊的自耕农的平均主义，促使地面权和矿业权汇集到外地富豪手中，贫穷的本地人和外来劳工则分配到一些边缘职业：伐木工，井下工，在剩余的小块土地上挣扎生存，并且无论是在工业革命之前、之时还是之后，他们都被此刻控制着沃尔特和拉丽莎的那种迫切的交配愿望所鼓动，向狭小的空间里塞满了一代又一代过大的家庭。西弗吉尼亚就是美国的香蕉共和国，就是它的刚果，它的圭亚那，它的洪都拉斯。夏天，路上的风光还勉强看得过去，可现在，树叶还没长成，你只能看到遍地石块、又脏又乱的牧场，年轻纤弱的次生林，被挖得千疮百孔的山坡和被采矿污染了的河流，破旧的谷仓和未粉刷的房屋，深陷在塑料和金属垃圾里面的拖车房，以及一条条不知通往何处的破烂土路。

越是深入偏远的乡下，景色就越是没那么令人灰心了。地处边远带来了人烟稀少这一宽慰：人烟稀少意味着其他一切都会更多。拉丽莎猛打方向盘，避开了路上的一只松鸡，一只迎宾松鸡，善良的鸟类使者邀请他们欣赏怀俄明县更为浓密的森林、破坏较轻的高地和清澈很多的溪流。连天气都为他们晴朗起来。

“我想要你。”沃尔特说。她摇摇头。“什么也别说了，好吗？我们还有工作要做。先工作，然后再看情况。”

沿黑宝石河（九英里河是其主要支流）一路有些不大的乡村野餐区，他很想让她在当中的一处停下车来，但是他觉得，在他确定他已经准备好之前，再去碰她是不负责任的举动。拖延是可以忍受的，假如能够保证之后的满足。而这里的秀丽风光，以及那蕴蓄了无数胚芽的湿润而芳香的早春空气，都在向他作出保证。

等他们开到去往福斯特洼地的岔路口时，已经过了六点。沃尔特原以为会在九英里河沿路碰到重型卡车和挖土机械组成的车流，然而视野之内却不见一辆车。相反，他们只发现泥路上有深深的轮胎印和拖拉机车辙。在树林阻挡去路的地方，刚刚被砍断的树枝散躺在地上，或者从呈拱形的树上垂挂下来。

“看上去好像有人先到了。”沃尔特说。

拉丽莎正断断续续地踩着油门，车在泥浆里摇摆前行。为了避开比较大的掉落下来的树枝，她只好危险地将车转向路边。

“我几乎怀疑他们是不是昨天就来了，”沃尔特说，“我在想他们是不是搞错了，昨天就带着设备进山，好在一大早就动手。”

“他们这么做确实是合法的，从昨天中午开始他们就有权利这么做。”

“可他们跟我们不是这么说的。他们告诉我们的是今天六点。”

“是的，但他们是煤炭公司，沃尔特。”

开到这条路最窄的一段时，他们发现路被推土机粗暴地拓宽了，被电锯锯断的树干给推进了下面的峡谷。拉丽莎加快车速，汽车摇摆着在一段匆匆铺就的混杂着泥浆、石头和树桩的路面上颠簸前行。“幸亏这车是租来的！”她边说边猛地加速，开到前面较为清爽的路面上。

再往前驶两英里，就到了目前已经属于基金的土地边界，几个穿着橘黄色背心的工人正在架设一道菱形铁网，几辆轿车停在网前，堵住了去路。沃尔特看到乔丝琳· 佐恩和她的几个女伴正在与一名拿着写字夹板、头戴安全帽的负责人交涉。在另一个世界里，一个未必有多不同的世界里，沃尔特或许会和乔丝琳· 佐恩成为朋友。她长得很像凡· 艾克（此处指尼德兰画家凡· 艾克兄弟，他们分别是胡伯特· 凡· 艾克（1370-1426 ）和扬· 凡· 艾克（1385-1441），下文所指的画为《根特祭坛画》。）那幅著名的祭坛画中的夏娃；脸色苍白，目光呆滞，发际线很高，显得头有些过大。但是她有一种极具魅力、令人不安的冷酷气质，从容不迫地传递着某种嘲讽，有点像沃尔特一向喜欢的那种略带苦味的蔬菜沙拉。沃尔特和拉丽莎下车站在泥地里时，她向他们走了过来。

“早上好，沃尔特，”她说，“你能解释一下这里是怎么回事吗？”

“像是在修路。”他滑头地说。

“大量泥土混入河流，黑宝石河的一半已经变得浑浊，可我在这里看不到什么减轻水土流失的措施。事实上，一点儿措施也没有。”

“我们会跟他们谈这个问题的。”

“我已经联系了环保署，让他们上山来看看。我估计他们六月左右才会来。你把他们也买通了吗？”

透过停在最后面那辆车保险杠上的褐色泥点，沃尔特看到这样的字句：这一切都是纳唐能源干的。

“我们倒回去一点点，乔丝琳，”他说，“我们能不能后退几步，看看更大的画面？”

“不能，”她说，“我对那个不感兴趣。我只关心河里的泥土，关心那道铁网后正在发生着什么。”

“我们在永久保护六万五千英亩不通公路的林地，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我们在为多达两千对繁殖期的蔚蓝莺保留一块不被分割的栖息地。”

佐恩呆滞地看着满是泥浆的地面。“说得好。你们关心的鸟类。真是美好。”

“我们为什么不一块儿去其他地方坐坐呢，”拉丽莎欢快地说，“聊聊更大的画面。我们是站在你这边的，你知道。”

“我不去，”佐恩说，“我要在这里再待一会儿。我叫了我《查尔斯顿公报》的朋友上来看看。”

“你也在和《纽约时报》联系吗？”沃尔特想起要问问这件事。

“没错。事实上，他们似乎相当感兴趣。如今，‘山顶剥离开采’可是个有魔力的词。而那就是你们正在上面做的事，不是吗？”

“我们打算在周一举办新闻发布会，”他说，“届时我将公布整个计划。我想，等你听完所有细节，你会感到非常激动的。如果你愿意来参加，我们可以为你提供机票。我非常希望你能在场。如果你愿意说出你的担忧，我甚至可以和你进行一段简短的公开对话。”

“在华盛顿？”

“对。”

“不出所料。”

“我们基金的总部设在那里。”

“没错，所有事物的总部都在那里。”

“乔丝琳，这里有五万英亩永不会遭到任何方式破坏的土地。剩余的土地也将在未来几年里陆续被保护起来。我认为我们作了一些非常好的决定。”

“那么我猜我们对此的看法不一致。”

“认真考虑一下周一来华盛顿参加我们的发布会的事。再请你那位《公报》的朋友今天给我打个电话。”沃尔特递给佐恩一张名片，“告诉他，如果他感兴趣，我们也很希望邀请他去华盛顿。”

远处山上传来一阵隐隐的雷声，听上去像是爆破，或许就是从福斯特洼地传来的。佐恩将名片放入她那件防水风衣的口袋。“顺便提一下，”她说，“我也在和科伊尔· 马西斯交流。我已经知道你们在做些什么了。”

“法律禁止科伊尔· 马西斯谈论这件事，”沃尔特说，“不过我愿意和你坐下来，亲自跟你谈谈这件事。”

“他住在惠特曼一幢崭新的有五间卧室的平房里，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说明了很多了。”

“那是幢很不错的房子，不是吗？”拉丽莎说，“比他原先住的地方好了很多，很多。”

“你也许会想去拜访拜访他，看看他是否同意你的说法。”

“无论如何，”沃尔特说，“你们需要挪开你们的车，这样我们才能上山去。”

“呃，”佐恩说，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我猜你可以打电话找人来拖车，如果这里有手机信号的话。可是这里没有。”

“喔，乔丝琳，别这样，”沃尔特的愤怒正在突破他自己设置的防线，“我们能不能至少像成年人那样处理问题？就算我们无法认同彼此的方法，也该承认我们从本质上讲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对不起，做不到，”她说，“我的方法就是堵住道路。”

沃尔特不确信自己还可以继续说下去，他大踏步地朝山上走去，拉丽莎匆忙地跟在他身后。那位戴着安全帽的负责人看上去不比拉丽莎年纪大，正非常客气地跟其他几个女人解释着她们为什么需要移开她们的车。“你有对讲机吗？”沃尔特唐突地问道。

“抱歉，您是哪位？”

“我是蔚蓝山基金的执行官，我们本该在六点钟到达山顶。”

“是的，先生。如果这几位女士不肯移开她们的车，恐怕您就无法上山。”

“那么，可以和山上联系一下，派个人下来接我们上去吗？”

“很不幸，不在通话距离之内。这些见鬼的对讲机。”

“好吧，”沃尔特深吸一口气，看到铁网那边停着一辆皮卡，“那么，或许你可以用你的皮卡车送我们上去。”

“恐怕我没有被授权离开这个区域。”

“那么，就把车借给我们。”

“我也不能这么做，先生。您没有在工地驾驶这辆车的保险。不过如果这几位女士愿意往旁边让开一小会儿，您就可以开着您自己的车上去了。”

沃尔特转向那几个看上去都年过花甲的女人，略带乞求地微笑着。“可以吗？”他说，“我们不是站在煤炭公司那边的。我们是环保基金。”

“环保个屁！”年龄最大的女人说道。

“不，说真的，”拉丽莎用安抚的口吻说，“如果你们让我们上去，对大家都会有好处。我们是来监督煤炭公司工作，确保他们进行负责任的开采的。我们绝对是站在你们这边的，我们和你们一样关心环境保护。事实上，如果你们当中的一两位愿意和我们一起上去……”

“恐怕这未被授权。”那位负责人说。

“去他妈的授权！”沃尔特说，“我们需要从这里过去！我他妈的拥有这块土地！你明白吗？我拥有你在这里所能看到的一切。”

“现在你感觉怎么样？”年龄最大的那个女人说，“没那么爽了吧，是吗？站在铁网的这边，被挡在外面。”

“先生，您绝对可以走着上去，”负责人说，“不过路还远着呢，我估计你们要在泥路上走上两个小时。”

“把卡车借给我，好吗？我会让你免受追究的，或者你可以说我们偷走了那辆车，或者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只要把那辆该死的卡车借给我们。”

拉丽莎把手放在沃尔特的胳膊上。“沃尔特？我们去车里坐一会儿。”她转向那些女人，“我们绝对是站在你们这边的，我们非常感谢你们站出来，感谢你们对这片美丽森林的关爱，我们也在尽全力保护它。”

“你们保护它的方式可相当有趣。”年龄最大的那个女人说。

当拉丽莎领着沃尔特走向他们租来的车时，他们听到车后面的路上传来重型机械的隆隆声。随即，隆隆声变成轰鸣声，接着又变成了两辆和道路一样宽的大型反铲挖土机和粘着一层厚厚泥浆的牵引机。前一辆车的司机没有熄火，牵引机还在冒着黑烟，他跳下车来和沃尔特交涉。

“先生，你得把你的车往前开，让我们能从它旁边绕过去。”

“看上去我能往前开吗？”他生气地说，“你他妈的觉得我还能往前开吗？”

“我不知道，先生。可是我们不能往后退。要倒将近一英里才会有岔道。”

在沃尔特变得更加愤怒之前，拉丽莎抓住了他的两只胳膊，热切地盯着他。“你一定要让我来处理这件事。你现在太激动了。”

“我激动是有原因的！”

“沃尔特，坐回车里去，现在。”

他照她说的做了。他坐了一个多小时，摆弄着没有信号的黑莓手机，听着后面那辆反铲挖土机的引擎一直在空转，无所顾忌地浪费着汽油。等司机终于想起来熄火，他听到更远处传来了引擎的合奏声——又有四五辆重型卡车和重型推土机被堵在了后面。得有人联系州警来对付佐恩和她的狂热伙伴。而与此同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怀俄明县最最边远的地方，他竟被困在车流里动弹不得。拉丽莎在路上跑上跑下，和各路人马交涉，尽全力传播着她的好意。为了打发时间，沃尔特开始在心里默算，从他在天天旅馆醒过来起的这几个小时里，地球上又有多少事出了岔子。人口净增数：六万。美国城市扩建新增英亩数：一千。美国死在家猫和野猫爪下的鸟类只数：五十万。全世界烧掉的石油桶数：一千二百万。排放到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吨数：一千一百万。为取走鱼鳍而杀害的在海面上漂浮的鲨鱼条数：十五万……随着时间推移，他在心中又重新算了一遍，这样的统计带给他一种奇怪的充满恨意的满足。有些日子就是如此之糟，只有让它们变得更糟，一头扎入坏消息的海洋，才能拯救它们。

快九点时拉丽莎才回来。有个司机，她说，在这条路往后两百码处，找到一个小汽车可以让到一旁，让重型机车通过的地方。排在末尾的那个司机会一路把车倒到高速公路上，打电话报警。

“你想走着上山，去福斯特洼地吗？”沃尔特说。

“不想，”拉丽莎说，“我想马上离开。乔丝琳有相机。我们可不能在警察采取行动的时候，被拍到在现场附近。”

随后是半小时齿轮的嘎吱声、刺耳的刹车声和柴油燃烧后的一股股黑烟，紧接着，最后的那辆车一寸寸地向后退去，整整四十五分钟他们都在呼吸它排放出的难闻废气。终于回到了高速公路上，在畅通无阻的自由大道上，拉丽莎驱车返回贝克利，速度飞一般快，油门踩到底，走最短的直线，在拐弯处留下了橡胶的碎片。

当他们刚刚来到小镇破烂的郊外，正式宣布他们返回了文明地带时，沃尔特的黑莓手机响起了蔚蓝莺的鸣叫声。是一个来自双子城的号码，像是熟悉，也可能陌生。

“爸爸？”

沃尔特意外地皱起了眉头。“乔伊？哇！你好。”

“是我，嗨，你好。”

“你一切还好吗？我甚至没认出你的号码，太长时间没通电话了。”

电话那头一片死寂，好像被挂断了一样。又或者，也许是他说错话了。但随后乔伊又开口了，声音听上去像是别的什么人的。有些颤抖，像个怯生生的孩子：“是啊，所以，无论如何，爸爸，嗯——你有时间吗？”

“说吧。”

“好的，这个，所以，我猜事实是，我好像有麻烦了。”

“什么？”

“我说我有麻烦了。”

这是所有家长都害怕接到的那种电话；可是沃尔特，有那么一会儿，没觉得自己是乔伊的家长。他说：“嘿，我也是！每个人都有麻烦！”

够了

小扎克利将他们的访谈发布在他的博客上之后没几天，卡茨的语音信箱里就塞满了留言。第一条来自一个讨厌的德国佬，马迪亚斯· 德罗纳，卡茨隐约记得，当“胡桃的惊喜”巡演路过他的祖国时，他们费了不少力气才躲开他。“既然你现在又开始接受采访了，理查德，”德罗纳说，“我希望你能行行好，让我也做一次，就像你答应过的那样。你确实答应过我！”在他的留言里，德罗纳没有提及他是从哪里弄到的卡茨的手机号码，不过这不难猜测：多半是他在巡演期间把自己的号码写在了酒吧的餐巾上，留给了某个他搭讪的女孩，而后来又通过博客交流传给了德罗纳。毫无疑问，他一定也收到了邀请他做访谈的电子邮件，数目可能要比电话留言多得多，但是自去年夏天以来，他就一直没勇气冒险上网。德罗纳的留言过后是俄勒冈小妞欧弗洛绪涅的电话；然后是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个兴高采烈、嗓门很大的音乐记者；再然后是衣阿华城大学电台的一个听上去只有十岁的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所有人都想要同一样东西。他们希望卡茨再说一遍——不过措辞要稍有不同，这样他们就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将其贴在网上或者发表出来——他已经对扎克利说过一遍的那番话。

“那个访谈太棒了，哥儿们。”访谈发布后的一个星期，扎克利在怀特街的屋顶上对他说，当时他们正在等待扎克利的心上人凯特琳。被人称作“哥儿们”对卡茨来说是个叫人恼火的新体验，不过这倒和他与采访者打交道的经验完全吻合。一旦他答应了他们，他们就会抛开先前假装出来的所有敬畏。

“不要叫我哥儿们。”他还是说出了他的不爽。

“好的，随便。”扎克利说，在一块釜山木板上走着，瘦巴巴的胳膊伸在两侧，就像在走平衡木。这是个空气清新的下午，刮着大风。“我只是在说我的计数器简直疯狂了。全世界都有网站在链接我。你看过你的粉丝网吗？”他说。

“没看过。”

“我现在被你最好的粉丝网挂在最显眼的位置。我可以把我的电脑拿来，给你看看。”

“真的不需要。”

“我想人们非常渴望听到有人对权势说些真话。当然了，有那么一小部分人说你听上去像个浑蛋，就知道抱怨。可是那些不过是得了红眼病的边缘人而已。我才不会把他们当回事呢。”

“谢谢你的安慰。”卡茨说。

当那个叫凯特琳的女孩在两个女友的陪伴下出现在屋顶的时候，扎克利仍然站在他的平衡木上，酷得不肯为他们作介绍，与此同时，卡茨放下手里的钉枪，忍受着访客们的审视。凯特琳一身嬉皮装扮，即穿着卡罗尔· 金和劳拉· 尼罗（卡罗尔· 金和劳拉· 尼罗均为二十世纪后期美国著名流行歌手、词曲作者和钢琴家。）曾经穿过的那种锦缎小背心和灯芯绒外套。在与沃尔特· 伯格伦德见面后的这个星期里，如果不是又开始成天想着帕蒂，对卡茨来说，这个小妞绝对值得一追。可现在，和一个优质的年轻女孩见面，就好像当你渴望一块牛排的时候去闻了闻草莓。

“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女孩们？”他说。

“我们为你烤了一条香蕉面包。”两个女伴中矮一些、胖一些的那个女孩说，一边挥了挥她手里用锡纸包着的面包。

另外两个女孩翻了翻眼睛。“她为你烤了一条香蕉面包，”凯特琳说，“和我们可没有半点关系。”

“我希望你喜欢胡桃。”面包师女孩说。

“哦，好的。”理查德说。

谁都不再说话，令人困惑的安静。直升机旋翼拍击着曼哈顿下区的上空，和风声混杂在一起，炮制出一种古怪的声响。

“我们非常喜欢《无名湖》，”凯特琳说，“我们听说你在这里修建屋顶平台。”

“对，正如你们看到的，你们的朋友扎克利和他说过的话一样可靠。”

扎克利用他的橘黄色跑鞋晃动着那块釜山木板，假装迫不及待地想要再次单独和卡茨待在一起，以此展示着他的泡妞基本功。

“扎克利是个出色的年轻音乐人，”卡茨说，“我非常喜欢他。他是个值得一听的天才。”

女孩们转头看了看扎克利，脸上是不感兴趣的厌烦表情。

“说真的，”卡茨说，“你们应该和他下楼去，听听他弹吉他。”

“我们其实更喜欢另类乡村音乐，”凯特琳说，“对男孩摇滚可没什么兴趣。”

“他也有一些很棒的乡村曲目。”卡茨坚持道。

凯特琳挺了挺胸，像个舞者那样展示她的身姿，从容地看着卡茨，似乎在给他机会以修正他对她表现出的无动于衷。她显然不习惯被无视。“你为什么要修建平台？”她问道。

“为了新鲜空气和锻炼身体。”

“你还需要锻炼吗？你看上去很健康。”

卡茨觉得非常，非常的累。无法让自己陪凯特琳玩哪怕十秒钟她想玩的游戏意味着他理解了死亡的诱惑。死亡是他摆脱压在他身上的负担——女孩心目中的理查德· 卡茨——最利索的方式。在他们所处位置的西南方，耸立着艾森豪威尔时代修建的那座庞大的公用事业大厦，它几乎破坏了三角地每一个顶楼住户观赏那片十九世纪建筑的视野。曾经，卡茨觉得这座大厦非常碍眼，有违城市建筑美学，可是现在他喜欢它，因为它碍了那些占领了这个区的百万富翁的眼。它像死亡一样笼罩着它下面的这些人所过的精彩生活；对他而言，它已经成了类似于朋友的存在。

“咱们来看看你做的香蕉面包。”他对那个矮胖女孩说。

“我还为你带了一些冬青口味的口香糖。”她说。

“我为什么不给你在口香糖盒子上签个名呢，然后你可以留着它。”

“那太棒了！”

他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支三福记号笔，“你叫什么名字？”

“莎拉。”

“很高兴见到你，莎拉。我会把你的香蕉面包带回家，作为今晚的甜点。”

凯特琳带着一股类似于义愤填膺的情绪审视了一会儿这番对她那美丽自我的不敬之举。然后她朝扎克利走去，另一个女孩紧跟其后。卡茨心想，这未尝不是个办法：不要想着去干那些他憎恨的女孩，而是干脆忽略她们了事。为了把注意力集中在莎拉身上，不去理睬那个有磁力的凯特琳，他拿出他买来帮助戒烟，好让他的肺休息休息的斯库尔无烟烟草，往牙龈和面颊间塞了一大撮。

“我能试试吗？”胆子变大了的莎拉问道。

“你会觉得恶心的。”

“可是，就试一点点？”

卡茨摇摇头，把烟草罐装回口袋，于是莎拉又问，她可不可以试试发射钉枪。她简直是一个活生生的向人们宣传她接受的新式家庭教育的广告：你有权利提出要求！仅仅因为你不漂亮并不意味着你不可以提出要求！你的努力，如果你够勇敢作出这些努力，会受到这个世界的欢迎！她的这种烦人劲和凯特琳那种一样让人厌倦。卡茨纳闷，十八岁的他是否一样无聊，还是说，如他此刻体会到的这样，他对这个世界的愤怒——世界于他是满怀敌意的对手，因此配得上他的愤怒——使得那时的他比这些自负的年轻人有趣一些。

他让莎拉发射了钉枪（钉枪弹回时她一声尖叫，几乎把枪扔在地上），然后打发她走人。忽略凯特琳这招非常有效，后者连再见都没说就跟着扎克利下了楼。卡茨走到主卧的天窗附近，想瞄一眼扎克利的妈妈，但看到的只有那张DUX 大床、埃里克· 菲斯克（埃里克· 菲斯克（1948-），美国画家、雕刻家。）的油画和平板电视。

卡茨对过了三十五岁的女人的迷恋是有些让他觉得难为情的一件事。而令人感到悲哀且有点儿病态的是，这种迷恋似乎和他那个没有伴他成长的精神错乱的妈妈有关，但他大脑的基本构造就是这样，没法改变。年轻女孩永远都对他有吸引力，但也永远不能让他满足，就像可卡因给他的感觉一样：每次戒掉可卡因，他都会记起它有多么美妙，多么无与伦比，于是又重新变得如饥似渴，可一旦又开始吸食，他又会记起它一点儿也不美妙，并且乏味而空虚——它机械地作用于人的神经，带有一股死亡的味道。尤其是现在，年轻女孩们在性爱中都极其活跃，她们匆忙地尝试人类知道的每一种体位，这样做了那样做，阴部刮得干干净净，毫无芬芳，甚至有些不像人体器官。而他和帕蒂· 伯格伦德度过的那几个小时，留给他的回忆比他十年里睡过的所有年轻女孩留给他的回忆还要多。当然，他和帕蒂是老相识，而且始终被她吸引；长久的期待无疑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和那些年轻女孩相比，帕蒂身上还有某种固有的更加人性的东西。更加困难，更加丰富，更加值得拥有。既然他那有预见性的老二，他的探测杖，又一次将他引向她的方向，他想不通为什么上一次他没有更充分地利用他和她的机会。某种现在的他无法理解的具有迷惑性的关于正派的定义阻止了他去费城的酒店和她见面，阻止了他去更多地享用她。既然，在那个寒冷的北方夜晚，他已经背叛了沃尔特一次，他就应该再背叛几百次，这样他就不会总想着这件事了。他有多么渴望这样去做的证据就在他为《无名湖》写的那些歌里。他把未得到满足的欲望变成了艺术。但是现在，歌写过了，可疑的奖品也拿到手了，他没有理由继续拒绝一样他依然想要的东西。而如果到时沃尔特也觉得自己有权和那个印度小妞上床，不再烦人地坚持他的道德观，那么对所有牵涉在内的人而言，都最好不过了。

他乘周五傍晚的一列火车从纽瓦克起程去华盛顿。他仍然无法听音乐，不过他那个非苹果牌的MP3 里装着一段粉红噪音——白噪音向低频转换后的结果，能够中和这个世界可能向他周围投掷的任何声音——他戴着有软垫的大耳机，侧向着窗户坐着，面前举着一本伯恩哈德的小说，在火车到达费城之前，他都得以完全地沉浸在个人的世界里。在费城站，上了一对二十出头、穿着白色T 恤衫的白人情侣，他们一边吃装在蜡纸杯里的白色冰激凌，一边在他前面刚刚空出来的座位上坐了下来。在他眼里，他们T 恤衫的那种煞白就像是布什政府的颜色。女孩很快就把她的座椅往后调，侵入他的空间，几分钟后，当她吃完冰激凌，她从座位底下把纸杯和小勺朝后一扔，正好扔在他的脚上。

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拿掉耳机，起身把纸杯扔进她的怀里。

“老天！”她厌恶地尖声嚷道。

“嘿，你怎么回事？”她那个显眼夺目的白色同伴说。

“你把纸杯扔在我脚上了。”卡茨说。

“她可没把这个扔进你怀里。”

“你女朋友把湿乎乎的冰激凌纸杯扔在别人脚上，你还能这么义正词严，”卡茨说，“这可真了不起。”

“这是公共火车，”女孩说，“如果你没法和其他人相处，就应该坐你的私家飞机。”

“好啊，下次我会记着这么做的。”

在去往华盛顿的剩余路程中，他们两个不断地向后靠，想要超越极限地把座椅后背进一步推进他的空间。他们似乎没有认出他来，而如果他们认出来了，他们肯定会很快在博客上写写理查德· 卡茨是个什么样的浑蛋。

虽然过去他常常来华盛顿演出，这个城市四平八稳的布局和它那些令人恼火的呈对角线的街道却总是让他心烦。他觉得在这里，他就像一只走进了政府迷宫的小老鼠。依坐在出租车后座上的他判断，司机不是在带他去乔治城，而是要把他拉去以色列大使馆详加盘查。每个街区的行人看上去都像是吃了同样的邋遢药。仿佛个性是一种会消失在华盛顿那些缺乏想象力的人行道和大得过分的广场上的易挥发物质。整个城市犹如一道向穿着破旧骑士夹克的卡茨发出的单音节命令。说着：死。

然而，乔治城的这座豪宅倒颇有特点。就卡茨所知，这栋房子并不是沃尔特和帕蒂亲自挑选的，但它却依旧展示出他们那绝佳的都市上流社会品位，对此他毫不意外。房子有着石板瓦铺就的屋顶、很多扇屋顶窗，一楼高高的窗户朝着类似小草坪的景观。门铃上方有一块铜牌，含蓄地标明这里是蔚蓝山基金的办公地。

杰西卡· 伯格伦德打开了楼门。自从她上了高中，卡茨就再没有见过她了，看到她如今长成一副小女人的模样，他高兴地笑了。可她看上去却气呼呼的，只是心不在焉地跟他打了声招呼。“你好，嗯，”她说，“先来厨房这边吧，好吗？”

她朝一条长长的镶木地板走道看过去。那个印度女孩正站在走道尽头。“你好，理查德。”她喊道，紧张地朝他挥了挥手。

“等我一会儿。”杰西卡说。她阔步走进大厅，卡茨则提着小行李包跟在后面，他们先穿过一个摆满了办公桌和文件柜的大房间，然后是一个放着会议桌的小房间。这地方闻上去就像热乎乎的半导体和新鲜的纸制品。厨房里有一张法式乡村风格的大餐桌，他认出是从圣保罗搬过来的。“稍微等我一会儿。”杰西卡边说边跟着拉丽莎进了房子后面一间看上去更像是执行官办公室的套房。

“我是个年轻人，”他听到她在那里说，“好吗？我才是这里的年轻人。你明白吗？”拉丽莎说：“是的，当然。所以你愿意回来帮我们，这是件大好事。我只是想说我自己也没有多老，你知道的。”

“你已经二十七岁了！”

“这不算年轻？”

“你多大年龄才得到你的第一部手机？你什么时候开始上网的？”

“上大学的时候。可是，杰西卡，你听我说……”

“大学和高中有很大的差别。现在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沟通方式。一种我这个年龄的人比你更早就开始学习的沟通方式。”

“这我知道。我们对此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我真是搞不懂，为什么你会这么生我的气？”

“我为什么生气？因为你让我爸爸以为你是个了不起的了解年轻人的专家，可你不是，正如你刚才明明白白地显示出来的那样。”

“杰西卡，我知道短信和电邮的区别。我刚才会说错，是因为我太累了。这星期我几乎没好好睡过觉。你这样挑剔我是不公平的。”

“你发过短信吗？”

“我不需要发短信。我们有黑莓，它做同样的事，只不过做得更好。”

“那完全不一样！老天。这就是我正在说的！如果你不是从高中起就开始用手机，你就无法理解你的手机和你的电邮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那是完全不同的联系方式。我的有些朋友几乎已经不怎么查看他们的电子邮件了。如果你和我爸爸想要面向大学生开展活动，你就必须搞清楚这个区别。”

“好的，那么，尽管生我的气吧。随便你，继续生气吧。但是今晚我还有工作要做，你现在得让我单独待着了。”

杰西卡回到厨房，摇着头，下巴紧绷。“不好意思，”她说，“你或许想先洗个澡，吃点晚饭。楼上有个餐厅，我觉得时不时地真的用用它也不错。我准备了，嗯，”她心不在焉地往四下里看了看，“我做了一大份晚餐沙拉，还有意粉，等会儿我热一下。我还买了些美味的面包，那种很有名的长条面包，有一屋子人要在这里过周末，而我妈妈显然没法去买。”

“不用管我，”卡茨说，“我袋子里还有半个三明治。”

“没关系，我会上去陪你吃晚餐的。只不过这里有些乱糟糟的。这栋房子真是……真是……真是……”她握紧拳头，摇晃着，“哦！这房子！”

“冷静点，”卡茨说，“很高兴见到你。”

“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们究竟是怎么生活的？我真是搞不懂。这地方究竟是怎么运转的？怎么从最基本的比如把垃圾拿出去这样的事开始运转的？”杰西卡关上厨房门，压低了声音，“天知道她成天都吃些什么。当然，按我妈妈的说法，她就吃麦片、牛奶和芝士三明治。还有香蕉。可是这些食物在哪？冰箱里连牛奶都没有。”

卡茨打了个模糊的手势，暗示他不可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而且，你知道，凑巧的是，”她说，“我相当了解印度美食烹饪。可能因为大学时我有不少朋友是来自印度的吧？几年前，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我问她能不能教我做点他们的家乡菜，比如说孟加拉的，她不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嘛。我非常尊重他人的文化传统，我想我们，她和我，可以一起做顿好吃的，然后像一家人一样在餐桌旁坐下来。我想这么做或许会很好玩，因为她来自印度而我对烹饪感兴趣。可她对我笑了，说她连煎鸡蛋都不会。显然，她的父母都是工程师，平常从来不正儿八经地在家做饭。于是我那个计划就泡汤了。”

卡茨微笑着看着她，享受着结合、混杂了她父母两方个性的她给人的这种浑然一体的感觉。她说话的方式像帕蒂，生气的样子像沃尔特，然而，她又是全然不同的她自己。她的金发向后梳着，扎得很紧，好像把眉毛都拉到了更靠上的位置，让她那震惊和嘲讽的表情看上去更加鲜明。他丝毫也没有被她吸引，而正因如此，他更加喜欢她了。

“那其他人呢？”他问道。

“妈妈在健身房‘上班’。爸爸在哪里，我不知道。在弗吉尼亚的某个地方开会吧。他要我告诉你，他明早和你见面——他原打算今晚就回来的，可是出了点儿事。”

“你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我相信会很晚。你知道，现在不怎么看得出了，可在我小的时候，她其实是个非常好的妈妈。你知道，比如说，给我们做饭？待客热情？在床边的花瓶里插上花？显然，这些都是过去时了。”

作为临时女主人，杰西卡领着卡茨从窄窄的后楼梯上到宽敞的二楼，带他参观了经由一些卧室改装而成的他们一家人的客厅、餐厅和家庭娱乐室，以及帕蒂那间放着电脑和折叠沙发床的小房间，然后，上到三楼，那个同样大小的小房间就是他今晚睡觉的地方。“这说起来是我弟弟的房间，”她说，“可我敢说，自从他们搬过来，他住了甚至不到十个晚上。”

的确，房间里没有乔伊的痕迹，只有更多沃尔特和帕蒂那些非常有品位的家具。

“乔伊现在究竟怎么样了？”

杰西卡耸耸肩，“你问错人了。”

“你们俩不聊天？”

她抬头看着卡茨，眼睛微突，滑稽地睁得大大的。“我们有时候会聊聊，时不时地。”

“那么，他怎么样？什么情况？”

“这个嘛，他成了共和党啦，所以我们的对话不可能多愉快。”

“哦。”

“我拿几条浴巾给你。你还需要一块洗脸巾吗？”

“不用了，我从来不用洗脸巾。”

半小时后，他淋过浴，换上干净的T 恤下到二楼，看到餐桌上已摆好了晚餐。杰西卡坐在餐桌远一些的那头，双臂紧抱在胸前——总的来说，她是个非常紧绷的女孩——看着他吃饭。“顺便说一句，恭喜你了，”她说，“真是奇怪，突然间在什么地方都能听到你的歌，在每个人的播放列表上都能看到你。”

“那你呢？你喜欢听什么？”

“我更喜欢世界音乐，尤其是非洲和南美的音乐。不过我喜欢你那张专辑。我绝对听得出那个湖。”

有可能她话中有话，也可能没有。帕蒂会把发生在湖边的事告诉她吗？告诉她而非沃尔特？

“听上去你和拉丽莎有些不愉快，”他说，“怎么回事？”

又是那种滑稽的，或者说嘲讽的瞪大眼睛的表情。

“怎么回事？”他说。

“哦，没什么。只不过最近我有点烦我的家人。”

“我觉得她好像是你父母间的一个问题？”

“嗯。”

“她看上去人不错。聪明，有活力，对工作也很投入。”

“嗯。”

“你有什么想告诉我的吗？”

“没有！只是我觉得她有些盯上我爸爸了。而这让我妈妈非常难受。看着这一切就发生在她眼前。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结了婚，你就该放过他们，对吧？如果他们结了婚，他们就不该被打扰，对吧？”

卡茨清了清喉咙，不知道他们的对话在往哪个方向发展。“理论上说，是这样没错，”他说，“但是当你年龄大一些的时候，人生会变得比较复杂。”

“可这并不代表我一定要喜欢她。不代表我一定要接受她。我不清楚你是不是知道她就住在楼上？她成天泡在这里，在这里的时间比我妈妈还要多。我只是觉得这不太公平。我认为她应该搬出去，找个地方自己住。可我觉得爸爸不希望她搬走。”

“为什么不希望？”

杰西卡紧绷绷地对卡茨笑了笑，非常不高兴的那种笑。“我父母间有不少问题。他们的婚姻有不少问题。就算你不是个心理医生，你也能看出这点。比如说，我妈妈一直相当抑郁。很多年了。她似乎无力摆脱。可是他们是相爱的，我知道他们爱着对方，所以看到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真的让我苦恼。如果她肯搬走——我是说拉丽莎——如果她能搬走，那么我妈妈可以有机会再次……”

“你和你妈妈亲密吗？”

“不。不算亲密。”

卡茨默默地吃着晚饭，等着听到更多信息。他似乎运气不错，正好碰到杰西卡想和一个离她最近的旁观者说些心里话。

“我是说，她努力来着，”她说，“可是她真是很有说错话的天赋。她一点儿也不尊重我的判断。比如说，我其实还算个聪明的成年人，能够为自己打算的成年人，不是吗？我大学时的男朋友，他非常可爱，可妈妈对他糟透了。就好像她担心我打算嫁给他一样，不断地取笑他。他是我第一个真正的男朋友，我只不过想有点儿时间来享受我的恋爱，可她就是不肯随我去。有一次我和威廉回来过周末，主要是为了去参观博物馆和参加一个支持同性婚姻的游行。我们待在家里时，她就开始问威廉喜不喜欢女孩们在兄弟会的派对上突然露出她们的乳房。她在报纸上读到过一些关于男孩们会对女生大叫，要她们露出乳房的愚蠢报道。我就说，不会，妈妈，我又不在弗吉尼亚大学。我们学校没有兄弟会，那是南方的小屁孩们还在做的古董蠢事。我去佛罗里达上学可不是为了度春假，我们可不像那些你在那篇愚蠢的报道中读到的大学生。可她就是不肯放过这个话题，不断地问威廉对其他女孩的乳房有什么感觉。当他说他不感兴趣时，她不断扮出惊讶的表情。她明知道威廉是在说真话，更别提他当时有多尴尬，因为女朋友的妈妈在和他谈论女人的乳房，但她表现得就像不相信他一样。在她眼里，这整件事就是个笑话。她想让我也嘲笑威廉。没错，他有时候确实有些让人受不了。但是，能不能让我自己去弄明白这点呢？”

“所以她很关心你。她不希望你嫁错人。”

“我没想着要嫁给他！这就是问题所在！”

卡茨忍不住看了看杰西卡那大部分被她紧抱在胸前的手臂遮住了的胸部，她和她妈妈一样，乳房不大，不过没她妈妈体形好。他现在的感觉是，他对帕蒂的爱延伸到了她女儿身上，因而削弱了他想和她上床的欲望。他能够理解沃尔特先前说的，杰西卡是个让长辈对未来抱有希望的年轻人是什么意思了。看起来，她的灯无疑都是亮着的。

“你会拥有美好的人生。”他说。

“谢谢你。”

“你有个清醒的头脑。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我知道，我也很高兴，”她说，“我都不记得上一次见到你是什么时候了。或许是高中？”

“你在那个施粥场做义工的时候。你爸爸带我去那里看你。”

“对，那正是我为自己打造履历表的年月。我参加了十七项课外活动。就像是服了兴奋剂的特蕾莎修女。”

卡茨又吃了一些意粉，里面加了橄榄和某种沙拉用的绿叶蔬菜。没错，是芝麻菜：他无疑又回到上流社会的怀抱了。他问杰西卡如果她父母离婚，她会怎么做。

“哇，我不知道，”她说，“我希望他们不会离婚。你觉得他们会吗？是我爸爸这样告诉你的吗？”

“我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那么，我猜我就要加入大部队了。我的朋友中有一半来自离异家庭。我只是从来不觉得这会发生在我们家。在拉丽莎出现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这种可能性。”

“你知道，要两个人才能跳探戈。你不该过多地指责她。”

“哦，相信我，我也会怪我爸爸。我肯定会怪他。我能从他的声音里听出来，那声音真是……令我困惑。就是一种不对劲的感觉。就好像，我向来认为我非常了解他。但是显然并非如此。”

“那你妈妈呢？”

“她当然也不高兴了。”

“不，我是说，如果是你妈妈先离开呢？你会怎么看？”

杰西卡脸上的困惑表明帕蒂并没有向她透露半点儿实情。“我觉得她不会这么做，”她说，“除非爸爸让她这么做。”

“她幸福吗？”

“呃，乔伊说她不幸福。我想她告诉了乔伊很多她没告诉我的事。也有可能是乔伊无中生有，成心要我不高兴。我是说，她确实开爸爸的玩笑，一直都这样，但是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她开所有人的玩笑——我确定，当我不在场、听不到的时候，她肯定也会开我的玩笑。她觉得我们都非常滑稽，而我对此当然恼火极了。但她非常在意她的家庭。我认为她完全无法想象作出任何改变。”

卡茨怀疑杰西卡的判断是否准确。四年前，帕蒂也曾亲口告诉他，她不想离开沃尔特。但是，卡茨裤子里的那位先知坚持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或许在他们的妈妈是否幸福这个问题上，乔伊的看法要比他姐姐的更可靠。

“你妈妈是个奇怪的人，不是吗。”

“每当我不生她气的时候，”杰西卡说，“我就为她感到难过。她那么聪明，可除去做了个好妈妈之外，她什么都没能成就。我非常确定，我以后绝对不会待在家里，做我孩子的全职妈妈。

”“所以说，你觉得你想要小孩。就算有世界人口危机。”

她瞪大眼睛看着他，脸红了。“要一或两个吧。如果我能遇到那个对的人。但这在纽约似乎不大可能发生。”

“纽约是个冷酷的地方。”

“老天，谢谢你。谢谢你这么说。我长这么大，还从没像过去八个月这样被忽视过，这样的渺小和隐形。我本以为纽约是个非常适合约会的城市。但那里的男人不是废物、浑蛋，就是已经结婚了。这让人震惊。我是说，我知道我算不上什么大美女，可是我想我至少配得上五分钟有礼貌的谈话吧。到现在已经八个月了，我还在等待这样的五分钟呢。我都不想去约会了，这太打击我的信心了。”

“这和你没关系，你是个漂亮女孩。或许对纽约而言，你太过好人了。那里全是些赤裸裸的经济。”

“可为什么有那么多像我这样的女孩呢？为什么没有男人呢？好男人都同时决定去了其他什么地方吗？”

卡茨想了想他在大纽约范围内认识的年轻男人，包括以前“胡桃的惊喜”里的搭档，却找不出一个他相信可以和杰西卡约会的男人。“女孩们去纽约都是在出版、艺术，或者非盈利行业工作，”他说，“男人们去纽约则是为了挣钱或者搞音乐。这里存在一个选择倾向问题。女孩们善良而有趣，可男人们都是些像我这样的浑蛋。你不该把这当回事。”

“我只是想有一次满意的约会。”

他后悔刚才对杰西卡说她是个漂亮女孩。这听上去稍有些示好的意味，他希望她没有往这方面去理解。可不幸的是，她似乎就是这样理解的。

“你真是个浑蛋吗？”她说，“还是只是说说而已？”

她略带挑衅的调笑让他警惕，这个苗头需要立刻被掐断。“我来这里是为了帮你爸爸的忙。”他说。

“这听上去可不像是浑蛋会做的事。”她揶揄道。

“相信我。这是浑蛋才做的事。”他用他所知道的最为严厉的眼神盯着她，看得出她有些被吓到了。

“我不懂。”她说。

“在印度前线我不是你的盟军，而是你的敌人。”

“什么？为什么？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过你，我是个浑蛋。”

“老天，那么，好吧。”她看着桌面，眉毛抬得高高的，脸上一时写满了困惑、害怕和恼火。

“顺便说一下，意粉很好吃，谢谢你。”

“不客气。也吃点沙拉吧。”她从桌旁站起来，“我想我要上楼了，去看会儿书。如果你还需要其他东西，告诉我就好。”

他点点头，她离开了餐厅。他为这个女孩感到难过，但是他来华盛顿可没安着什么好心，没必要为此包上糖衣。吃完晚餐后，他仔细翻看了沃尔特收藏的数量丰富的图书，以及数目更为庞大的激光唱片和密纹唱片，然后上楼回到乔伊的房间。他想做那个走进帕蒂所在房间的人，而不是那个在房间里等着她走进来的人。做等待的那个人未免过于软弱；不是卡茨的风格。尽管他通常都不戴耳塞，因为它们会将他的耳鸣变成一场名副其实的交响乐，但是现在，他塞住耳朵，这样就不会躺在床上，可怜巴巴地听着外面的脚步声和说话声了。

第二天一早，他在房间里磨蹭到快九点才从后楼梯走下来，去找早餐吃。厨房里空空的，不过有人，可能是杰西卡，煮好了咖啡，切了水果，摆出了松饼。淅淅沥沥的春雨飘落在小小的后院，淋湿了那里的水仙花、长寿花和紧邻的联排住宅的肩墙。听到大楼前部传来说话的声音，卡茨端着咖啡，拿着松饼，沿走道晃悠了过去，看到沃尔特、杰西卡和拉丽莎正在会议室里等他，三人都已梳洗停当，皮肤爽洁，头发还未干透。

“好了，你来了，”沃尔特说，“我们可以开始了。”

“没想到这么早就开会。”

“九点了，”沃尔特说，“今天是我们的工作日。”

他和拉丽莎肩并肩地坐在靠近大桌中部的位置。杰西卡坐在离他们最远的一角，双臂抱在胸前，流露出浓浓的怀疑和戒备。卡茨在他们对面坐了下来。

“睡得好吗？”沃尔特问道。

“睡得挺好。帕蒂呢？”

沃尔特耸耸肩，“她不来开会，如果你想问的是这个。”

“我们是真的要努力做些事，”拉丽莎说，“而不是花上一整天时间去嘲弄成就任何一件事是多么的不可能。”

呼！

杰西卡的目光从一个人移到另一个人身上，观察着。仔细看，沃尔特眼睛下方的黑眼圈非常明显，放在桌上的手指在做着介于颤抖和轻击之间的动作。拉丽莎看上去也有些憔悴，脸色发青，透出黑皮肤人的那种苍白。观察着他们两个身体间的互动和他们那刻意朝向不同方向的坐姿，卡茨怀疑化学作用是否已经促成了这对。他们看上去郁闷而内疚，就像情人们在大庭广众之下被迫表现出的那样。或者，恰恰相反，就像还没有达成一致，正在闹别扭的一对。究竟属于哪种，还需要仔细观察。

“那么我们就从问题开始讨论，”沃尔特说，“问题就在于，没人有胆量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对人口过剩问题的讨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主题令人沮丧。因为它听上去像是过时的新闻。因为，就像全球变暖一样，它造成的恶果还没到无可辩驳的程度。因为如果我们试着让穷人和未受过教育的人不要生那么多孩子，我们听上去会像是一群精英主义论者。孩子的多少与家庭的经济状况呈反比变化，女孩生头胎的年龄也一样，从量的角度来看，二者具有同等的破坏性。只要让初次做妈妈的女孩的平均年龄从十八岁翻到三十五岁，你就能够使人口增速减半。这也是老鼠的繁殖速度大大高于豹的原因之一，因为老鼠性成熟的时间要远远早于豹。”

“当然，这个类比本身就存在问题。”卡茨说。

“完全正确，”沃尔特说，“还是精英主义论这个老问题。和老鼠或兔子相比，豹是一种更‘高等’的动物。所以这就是问题的另一部分：当我们将大众的注意力引向穷人的高出生率和生育头胎的低龄化时，我们将他们变成了啮齿类动物。”

“我认为那个香烟类比是比较恰当的，”坐在桌子一头的杰西卡说，显然，她读了颇为昂贵的大学，并且学会了如何在讨论中发表意见，“有钱人可以用左洛复和阿普唑仑，所以当你对香烟还有酒征税时，穷人受的打击最大。你把便宜的毒品变得更加昂贵了。”

“没错，”沃尔特说，“说得好。这点也适用于宗教，对缺乏经济机遇的人而言，宗教是他们的另一种烈性毒品。如果我们试着从指责宗教这个我们真正的敌人入手，我们其实就是在指责经济上受压迫的人。”

“还有枪，”杰西卡说，“打猎也是一种非常低端的行为。”

“哈，跟黑文先生这样说吧，”拉丽莎说道，带着她那清脆欢快的口音，“跟迪克· 切尼这样说吧。”

“不，事实上，杰西卡说得有道理。”沃尔特说。

拉丽莎转向他。“是吗？我看不出来。打猎和人口有什么关系？”

杰西卡不耐烦地翻了翻眼睛。

这将会是漫长的一天，卡茨心想。

“一切都围绕着同样的问题，即个人自由的问题，”沃尔特说，“来这个国家的人，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自由。而如果你没有钱，你就会愈发愤怒地紧抓住你的自由不放。就算抽烟会杀死你，就算你喂不饱你的孩子，就算你的孩子会被疯子们用突击步枪射倒。你可以是个穷人，但有一样东西任何人都无法从你手上夺走，那就是你拥有想怎么糟践你的生活就怎么糟践的自由。这是比尔· 克林顿弄明白的一个道理——我们无法靠反对个人自由来赢得选举。尤其是不能反对使用枪支的自由。”

拉丽莎没有在生闷气，而是点点头，表现出顺从的赞同态度，这使局面更加清晰了。她仍然在乞求，而沃尔特仍然在拒绝。当他有机会讲抽象道理的时候，他就显得得心应手，仿佛身处他个人的堡垒之中。在麦卡莱斯特学院里的他就是这个样子，今天的他也丝毫没有改变。

“可是，真正的问题，卡茨说，不是吗？”“出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上，除非你是在讨论将繁殖非法化，否则你的问题就不是公民自由。你无法在人口过剩这个问题上得到文化上的支撑，真正的原因在于，讨论少生孩子就意味着讨论限制增长。对吧？而在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中，增长可不是什么枝节问题。它是整个意识形态的精华所在。对吧？在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你必须将诸如环境这样的因素排除在方程式以外。你过去很喜欢的那个词是什么来着？‘客观性’？”

“没错，是这个词。”沃尔特说。

“照我看，这方面的理论从我们上学起就没有多大改变。其实也就是没有任何理论。对吧？在资本主义范畴内，我们无法讨论限制，因为资本主义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资本的无休止增长。如果你希望你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媒体中得到传播，在资本主义文化中获得交流，讨论人口过剩就没有任何意义。完全就是胡扯。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既然如此，我们今天就该到此为止了，”杰西卡干巴巴地说，“因为我们无能为力。”

“我并没有制造出这个问题，”卡茨说，“我只是在指出它。”

“我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拉丽莎说，“但我们是个注重实干的组织。我们并没有意图推翻整个体系，我们只是想缓和矛盾。我们希望能赶在一切都来不及之前，使文化领域关于人口过剩的讨论赶上人口危机发展的速度。我们想在人口方面做的事情和戈尔正在气候变化方面做的事情一样。我们有一百万美元的现金，所以我们可以立刻采取一些非常可行的措施。”

“其实我对推翻整个体系没有任何意见，”卡茨说，“你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算我一份。”

“这个国家的体系无法被全盘推翻，”沃尔特说，“原因就在于自由。欧洲的自由市场经济会被社会主义经济调和，是因为欧洲人没有那么紧抓着他们的个人自由不放。他们的人口增长率也比较低，收入水平却和我们差不多。从根上说，欧洲人在各方面都更加理性。而在这个国家，关于权利的讨论是不理性的。它建立在情感层面和阶级仇恨的层面上，这就是为什么右翼人士会如此充分地去利用它。也是为什么我想回到杰西卡说过的香烟类比。”

杰西卡打了个手势，似乎在说：谢谢！

走道里传来有人走动的声响，帕蒂，穿着高跟鞋的帕蒂正在厨房里转悠。卡茨本想抽支烟，但他却拿过沃尔特的空咖啡杯，为自己准备了一撮口嚼烟草。

“积极的社会变化总是自上而下发生作用的，”沃尔特说，“卫生局局长发表报告，受过教育的人阅读报告，而聪明的孩子们开始意识到抽烟是愚蠢的，并不酷，然后全国的抽烟人数下降了。罗莎· 帕克斯在公交车上拒绝让座给白人，听说了这事，大学生们在华盛顿游行，并坐车赶赴南方，突然间，一场全国性的民权运动就爆发了。我们目前处在这样一个位置，那就是任何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能理解人口增长的问题，所以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大学生们认为关心这个问题是符合社会潮流的。”

在沃尔特大谈特谈大学生这个话题时，卡茨吃力地听着帕蒂在厨房里做些什么。他开始意识到他的处境在本质上的软弱性。他想要的帕蒂是不想要沃尔特的帕蒂：是不想再做家庭主妇的家庭主妇；是想和摇滚乐手上床的家庭主妇。但是，他没有直接打电话给她，告诉她他想要她，而是像个大二学生一样坐在这里，听老朋友唠叨他那些才华横溢的梦话。沃尔特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使得他无法按他的常规出牌呢？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自由飞舞却被黏糊糊的家庭之网所捕捉的昆虫。他忍不住要去努力善待沃尔特，因为他喜欢他；如果他不曾这么喜欢他，他或许就不会想要帕蒂；而如果他不曾想要帕蒂，他就不会这么装模作样地坐在这里。一切都乱了套。

过道上传来她的脚步声。沃尔特停止说话，深吸一口气，明显在作准备。卡茨朝走道方向转动他的座椅；她出现在门口。一个气色很好的妈妈，一个有着黑暗面的妈妈。她穿着黑靴子、红黑相间的贴身锦缎裙和时髦的短雨衣，看上去好极了，但也不像帕蒂了。卡茨记不起以前除了牛仔裤之外还看到过她穿其他什么衣服。

“你好，理查德，”她说着，大致看向他的方向，“大家好。进展如何？”

“我们才刚刚开始。”沃尔特说。

“那么不要让我打断你们了。”

“你真是盛装打扮呀。”沃尔特说。

“我去买东西，”她说，“或许今晚再见吧，如果你们还在这里。”

“你会做晚饭吗？”杰西卡问。

“不会，我要到九点才下班。我猜，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在上班前买些食物带回来。”

“那真是太好了，”杰西卡说，“因为我们今天一整天都要开会。”

“嗯，如果不是要上八小时的班，我会很愿意为你们做晚餐的。”

“哦，算了，”杰西卡说，“不用你管了。我们可以出去吃什么的。”

“这确实是最简单的办法。”帕蒂附和道。

“所以……”沃尔特说。

“对，所以，”她说，“希望大家度过愉快的一天。”

就这样，她迅速地激怒、无视或者说打击了他们四个当中的每一个，而她自己则沿着过道向前走去，出了前门。从帕蒂出现的那一瞬开始，拉丽莎就在她的黑莓手机上点着什么，她的不快看上去最为明显。

“她现在一周上七天班还是怎么了？”杰西卡说。

“不，通常不是，”沃尔特说，“我不确定这是怎么回事。”

“不过肯定是有什么事，不是吗？”拉丽莎小声说道，一边摆弄着手机。

杰西卡转向她，立刻将火气转移到她身上。“你什么时候发完你的电子邮件请告诉我们一声，行吗？我们就坐在这里，等你准备好，行吗？”

拉丽莎嘴唇紧绷，继续摆弄手机。

“或许你可以等会儿再发？”沃尔特轻声说。

她把黑莓手机扔到了桌上。“好了，”她说，“准备好了！”

随着尼古丁在体内流动，卡茨感觉好多了。帕蒂刚才看上去一副挑衅的模样，这是件好事。此外她的盛装打扮也没有逃过他的眼睛。为什么打扮？为了见他。为什么周五晚和周六晚都要去上班？为了避开他。是的，她在和他玩躲猫猫的游戏，正如他之前和她玩过的那样。现在她离开了，他能够更清楚地看穿她，并且不受过多干扰地接收到她发出的信号，想象着把手放在她那条雅致的裙子上，并记起在明尼苏达的时候，她有多么渴望他。

但是，眼下的问题是过度生育：第一项具体任务，沃尔特说，是为他们的运动起个名字。他自己想的是“年轻人对抗不理智”，以表达他对《年轻人对抗法西斯》这首歌的敬意，他认为（卡茨同意他的看法）这算是音速青年乐队录制过的优秀歌曲之一。但是杰西卡坚持要挑选一个表达是而非不，表达赞成而非反对的名字。“我这个年龄的孩子比你们更崇尚自由主义，”她解释说，“任何闻上去有精英主义或者不尊重他人观点的味道的东西，他们都觉得反感。你们的运动不能围绕着去告诉其他人不要做什么，而应该围绕一个时尚、正面的选择，一个我们大家都在作的选择。”

拉丽莎提议“先照顾活着的人”，卡茨觉得刺耳，杰西卡也用她那尖刻的不屑毙了它。于是他们围绕命名进行了一上午的自由讨论，极其渴望，在卡茨看来，一名职业公关顾问的加入。他们讨论了“更孤独的星球”“更新鲜的空气”“避孕套不限量”“已降生者同盟”“自由空间”“生活质量”“小一些的帐篷”以及“够了！”（卡茨非常喜欢这个名字，但其他人认为它还是过于消极了；他把它记下来，以备日后作歌名或者专辑名）。他们考虑了“喂饱活着的人”“理智些”“头脑更清醒”“更好的方式”“小数目的大力量”“少即是多”“不那么拥挤的小窝”“没人高兴”“永远不烦孩子的事”“不许孩子上车”“喂饱你自己”“够胆不生育”“减少人口！”“还可以做得更好”“或许一个也不要”“小于零”“踩刹车”“拆散家庭”“冷静些”“宽裕的空间”“多为自己考虑”“只生一个”“透口气”“更多空间”“爱护现有的”“选择不育”“童年的终结”“把孩子抛在脑后”“二人核心家庭”“也许永不”以及“急什么？”，并否决了上述所有名称。在卡茨看来，这番演练正是对运动本身的不可能性的例证，是预先构想的酷劲儿散发出的特有的腐臭味道。但是沃尔特以一种他在非政府组织中历练多年而得来的乐观的理智主持着这场讨论，而且，多少有些不可思议的是，他计划投入的是真金白银。

“照我说，我们采用‘自由空间’，”他最后说道，“我喜欢它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自由’这个词的意思，并且盗用了‘开放的西方’这一言论。如果事情进展顺利，它还可以做整个运动而不仅仅是一次小组活动的名称。比如‘自由空间运动’。”

“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这名字中听到了‘免费停车空间’？”杰西卡说。

“这种联想没什么坏处，”沃尔特说，“我们都知道找不到停车位是什么感受。地球上少一些人，多一些停车机会，怎么样？关于人口过剩为什么不好，这其实是个立足于日常生活的非常生动的小例子。”

“我们需要查一下，看看‘自由空间’是不是已经被注册了。”拉丽莎说。

“去他妈的注册，”卡茨说，“人类知道的每个词组都被注册了。”

“我们可以在自由和空间两个词之间加个空格，”沃尔特说，“EarthFirst ！（美国一个环保组织的名称，其中earth 意为“地球”，.rst 意为“首先，第一”。）在地球和优先之间少加了一个空格，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不过我们不要感叹号。如果因为注册问题卷入诉讼，到时我们可以凭借多出来的这个空格打赢官司。那会很有意思，不是吗？为空间（前文“空格”与“空间”的英文都是space 。）而战？”

“我认为最好还是不要卷入诉讼。”拉丽莎说。

那天下午，在外卖三明治被吃下肚，在帕蒂回家，没有和他们打招呼又出去了之后（当帕蒂的双腿在过道上渐渐远去时，卡茨迅速地瞥了一眼她那条前台招待的牛仔裤），“自由空间”的四人组委员会为拉丽莎已经着手吸引并招聘的二十五个暑期实习生敲定了一个具体计划。蔚蓝山基金在蔚蓝莺保护区南部边缘拥有一处占地二十英亩的山羊农场，拉丽莎提议在那里举办夏末音乐节，提升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知度，但她的这个构想立刻遭到了杰西卡的非难。难道拉丽莎对年轻人和音乐之间的新的互动关系一无所知吗？仅仅找来几个大腕明星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向全国的二十个城市派出二十个实习生，让他们在当地组织音乐节。“乐队们互相挑战。”卡茨说。“对，完全正确，二十个不同的地区乐队互相挑战。”杰西卡说。（她这一整天都对卡茨冷冰冰的，不过似乎为他帮助她打击拉丽莎而心怀感激。）通过提供现金奖励，他们可以在每个城市吸引到五个出色的乐队，而这五个乐队将争夺代表当地音乐圈参加西弗吉尼亚的周末乐队大挑战的权利，然后在“自由空间”的主持下，邀请大牌音乐人做最终裁判，并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去推动反全球人口增长运动，将生孩子变成一件老土的事。

即便是以卡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他消耗掉的咖啡因和尼古丁的数量也已经相当可观，但他最终还是陷入了近乎躁狂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答应了所有的要求：专门为“自由空间”创作歌曲；五月份再来华盛顿，和“自由空间”的实习生们见面，帮助教导他们；作为神秘嘉宾亮相纽约的乐队挑战赛；主持在西弗吉尼亚举办的“自由空间”音乐节，尽全力重组“胡桃的惊喜”，以便在音乐节上表演；邀请其他大牌明星和他一起亮相，为决赛组成裁判小组。卡茨觉得，自己不过是在写一些空头支票，因为，尽管吞下的是实实在在的化学物质，但他状态的本质却是一门心思要将帕蒂从沃尔特身边带走：这就是他的节奏轨，其他一切不过是毫不相干的高端音。拆散这家人：又一个歌名。而一旦这个家庭被拆散了，他就不必去兑现他作出的任何承诺。

会议结束时已近下午五点，拉丽莎返回她的办公室去着手实施他们的计划，杰西卡上楼，不见了人影，卡茨躁动不已，于是答应和沃尔特一起外出。他想着这是他们两人最后一次一起外出。凑巧的是，最近突然蹿红的乐队“明亮的眼睛”当晚在华盛顿一处他们都熟悉的场地演出，乐队主唱是个很有天赋的年轻人，名叫康纳· 奥伯斯特。演出门票已经售罄，但是沃尔特很希望能去后台和奥伯斯特见上一面，向他推销“自由空间”。兴奋得飞一般的卡茨打了几个不无掉价的电话，为他们搞到了两张门票。做什么都比留在大宅里干等着帕蒂回家强。

去看演出的路上，他们停下来在靠近杜邦广场的那家泰国菜餐厅吃晚饭，“我无法相信你要为我做这么多事。”沃尔特说。

“不客气，老兄。”卡茨拿起一串沙嗲烤肉，考虑着他能不能吃得下，随后决定还是不吃的好。继续咀嚼烟草并不是什么好主意，但他还是拿出了他的烟草罐。

“感觉就像我们终于可以去做我们在大学里讨论的那些事了，”沃尔特说，“这一切对我意义重大。”

卡茨不安地扫视着餐厅，除去他的老友，餐馆里的一切都能让他眼前一亮。他感觉自己刚从一个悬崖跌落，此刻还在使劲摆动着双腿，但很快就会坠地。

“你还好吗？”沃尔特说，“你看上去有些心神不定。”

“没事，我还好，还好。”

“你看上去可不怎么好。你今天已经嚼了整整一罐烟草了。”

“我只是不想在你身边抽烟。”

“哦，谢谢了。”

沃尔特吃掉了所有的沙嗲烤肉，而卡茨则往他的水杯里吐着唾沫，暂时感觉平静了一些，那种吸食尼古丁之后虚假的平静。

“你和那个女孩怎么样了？”他说，“我觉得你们俩今天有点儿古怪。”

沃尔特脸红了，没有回答。

“你和她上床了吗？”

“老天，理查德！这不关你的事。”

“哇，这是不是个肯定答案呢？”

“不，这是个他妈的不关你事的答案。”

“你爱上她了？”

“老天！够了。”

“瞧，我说那是个更好的名字吧。加上感叹号：‘够了！’‘自由空间’听上去像是林纳· 史金纳乐队的歌。”

“你为什么这么希望看到我和她上床？怎么回事？”

“我只是在陈述我亲眼看到的情况。”

“这个，我们俩不一样，我和你。你明白吗？你能理解这世上可能存在比和女孩上床更有价值的事情吗？”

“是的，我明白。就抽象角度而言。”

“那么，别再说这个了，好吗？”

卡茨向四周望，不耐烦地搜寻他们的侍应。他的情绪极为恶劣，沃尔特无论做什么、说什么都让他心烦。如果沃尔特还是太娘娘腔而不肯向拉丽莎示爱，如果他还想继续做他的美德先生，现在卡茨已经不在乎了。“我们走吧。”他说。

“等我的主菜上来了再说吧？你可能不饿，但是我饿了。”

“是，当然，当然，我的失误。”

一小时后，在九点半俱乐部门口，当挤在一群年轻人当中时，他的精神开始崩溃。卡茨已经好多年没有作为一名观众出现在演出现场了，从他自己年纪尚轻时开始，他就没有去看过什么年轻偶像的演出。此外，他也早已如此习惯“创伤”和“胡桃的惊喜”那种年龄较大的观众群，以至他完全忘记了年轻音乐人的演出现场会有多么不同。歌迷们那种群体认真劲儿堪比教徒。向来关注文化信息的沃尔特拥有“明亮的眼睛”的所有专辑，在泰国餐厅里还对其大肆赞美了一通，和他不同，卡茨只是间接地听说过这支乐队。而与俱乐部里那些留直发的男孩和那些不再骨感的时尚女孩相比，他们两个至少要年长两倍。当他们走向因幕间休息而空出来的场地时，卡茨能够感觉到来自不同方向的目光，有人认出了他。像这样出现在公共场合，把赞许——仅仅通过亮相——给予一支他几乎完全不了解的乐队，他觉得这可能是他作过的最失策的决定。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不知道哪种角色更为糟糕：是被认出来后接受恭维的明星，还是站在那里、无人过问的中年人。

“你想去后台看看吗？”沃尔特说。

“不行，老兄。我不想这么做。”

“作个介绍就行。一分钟而已。之后我会适度跟进。”

“我不想这么做。我不认识这伙人。”

幕间休息时播出的音乐——选择权为主唱特有——听上去非常古怪。（但作为主唱的卡茨向来厌恶做这件事，因为那会让他觉得自己装模作样、好耍花招、有优越感，而且他也不愿为了证明他在音乐方面有着顶呱呱的品位而承受压力，所以他总是将这个差事留给他的乐队伙伴。）乐队管理员此刻正在架设很多麦克风和乐器，沃尔特则滔滔不绝地讲着康纳· 奥伯斯特的故事：他如何在十二岁就开始录制歌曲，如何仍然以奥马哈为基地，他的乐队又如何更像一个集体或者家庭，而不只是普通的摇滚乐队。年轻人从各个入口涌进来，梳着极短的马尾，眼睛明亮（多他妈令人厌烦、赤裸裸炫耀着青春的乐队名）。他的崩溃感中并不包含忌妒的成分，准确地说，它甚至全然超越了他个人的情感。那更像是一种对这个世界的分崩离析感到的绝望。美国正在两个国家打着丑陋的地面战，地球正像烤箱一样变热，而在九点半俱乐部，在他周围，是成百上千和那个烤香蕉面包的莎拉一个德性的年轻人，怀抱着他们甜蜜的渴望和天真的权利——什么权利？激动的权利。无限崇拜一支无与伦比的乐队的权利。在周六晚上花那么一两个小时，肆无忌惮地去仪式性地否定长辈们的怨怒和愤世嫉俗的权利。正如杰西卡之前在会议上提到过的那样，他们似乎对任何人都不抱敌意。卡茨可以从他们的着装看出这点，它们丝毫没有透出他那一代年轻人曾经怀有的那种愤怒和不满。他们聚在一起不是因为愤怒，而是为了庆祝作为一代人，他们找到了一种更温和、更值得尊重的存在方式。一种并非出于巧合而与消费有着更为融洽的关系的方式。因此也在对卡茨说着：死。

奥伯斯特一个人上了台，穿着浅灰蓝无尾礼服，挎着一把木吉他，满怀柔情地唱了几首颇长的独唱歌曲。他确实有两手，堪称少年天才，而卡茨也因此愈发难以忍受他。他那极端痛苦又饱含深情的艺术风格，他那将歌曲推至超越它们的自然持久限度的自我纵容，他对流行音乐传统犯下的巧妙罪行：他是在表演真诚，然后，当他表演出的真诚面临露馅的危险时，他表演他那真诚的痛苦，为真诚是如此难以做到而感受到的痛苦。之后，乐队的其他成员也出来了，包括年轻可爱、衣着挑逗的候补美惠三女神。整体而言，这是场出色的演出，卡茨还不至于没种到否认这一点。他只是觉得，自己是一屋子醉酒者中唯一完全清醒的那个人，是教堂复兴布道会上唯一的非信徒。他的心头涌起一股对泽西城，对它那些消灭信仰的街道的思念之情。在这个世界彻底玩完之前，他似乎在那里，在他自己那个分崩离析的小世界里，还有工作要做。

“你觉得怎么样？”在回去的出租车里，沃尔特欢快地问道。

“我觉得我在变老。”他说。

“我觉得他们相当棒。”

“关于青春肥皂剧的歌稍微多了一些。”

“都是关乎信仰的歌，”沃尔特说，“他们的新专辑作出了一种非凡的泛神论的努力，即在一个充满死亡的世界里，继续相信着某些东西。奥伯斯特把‘提升’这个词用在了每一首歌曲当中。这也是这张专辑的名字，《提升》。就好比是没有烦人的宗教教条的宗教。”

“我佩服你佩服的能力。”卡茨说。在出租车缓慢驶过一处由若干条对角线汇集而成的复杂的交叉路口时，他又加了一句：“我觉得我不能为你做这件事了，沃尔特。我感到非常，非常羞愧。”

“只要做你能够做到的就行了。你自己觉得舒服就行。如果你想做的只是在五月份过来待上一两天，和实习生们见个面，或许和当中哪个上上床，我都没有问题。你肯这样做已经帮了我不少忙了。”

“我想重新开始写歌。”

“这太好了！真是好消息。我几乎更希望你去搞创作，而不是为我们工作。只是不要再去修建平台了，看在上帝的分上。”

“或许还需要继续修建平台。没办法。”

他们回去时，整座楼都黑漆漆、静悄悄的，只有厨房还亮着灯。沃尔特直接上楼回了卧室，但卡茨在厨房里磨蹭了好一阵儿，想着帕蒂或许会有所觉察，走下楼来。抛开其他一切不谈，他现在迫切需要一个有讽刺感的人的陪伴。他吃了一些冷意粉，在后院抽了一支烟。然后他上到二楼，来到帕蒂那个小房间的门口。昨晚他在折叠沙发上看到了枕头和毯子，因此他觉得她就睡在这里。房门是关着的，门缝里也没有灯光透出来。

“帕蒂。”他喊道，如果她醒着，他的音量足以让她听到。

他仔细地听着，被耳鸣声包围着。

“帕蒂。”他再次喊道。

他的老二完全不相信她在睡觉，但也有可能门背后是间空屋子。奇怪的是，他不愿意打开门去看个究竟。他需要一点点对他的直觉的鼓励或者说确认。他又下楼回到厨房，吃完意粉，读着《邮报》和《时报》。两点钟的时候，他仍然因尼古丁而兴奋不已，并且开始生帕蒂的气，于是他又来到她的房门口，敲了敲门，然后推开。

黑暗中，她坐在沙发上，仍然穿着黑色的健身房制服，眼睛盯着前方，紧握在一起的双手放在膝头。

“抱歉，”卡茨说，“我直接推开门了，没关系吧？”

“没关系，”她说，没有看他，“不过，我们应该下楼去。”

再一次走下后楼梯时，他的胸口有一种陌生的紧绷感，一种他觉得自高中以来就再没有体验过的强烈的性渴望。跟着他来到厨房后，帕蒂关上了她身后通往后楼梯的那扇门。她穿着看上去非常柔软的袜子，那种双脚不再年轻、脚掌不再厚实的人穿的袜子。就算没有鞋的提升，她的身高也依旧带给他愉快的惊喜，向来如此。他自己写的一首歌词突然出现在脑海，那首关于她的身体就是为他而设的歌词。老卡茨已经沦落到了这种地步：被自己的歌打动了。为他而设的这具身体依旧美好，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没有明显地令人不快：当然，这是在健身房流汗锻炼了很多个小时的成果。她的黑色T 恤衫的胸前用白色印刷体写着“提升”这个词。

“我要喝点菊花茶，”她说，“你要吗？”

“好的。我想我还从来没有喝过菊花茶。”

“啊，你过的是多么封闭的生活啊。”

她去了外面的办公室，回来时端着两杯热水，杯沿上挂着茶包标签。

“我第一次上去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回答我？”他说，“我在这里坐了两个小时。”

“我猜我想事想得失神了。”

“你以为我会就这样上床睡觉吗？”

“我不知道。我有些像是在不假思索地进行思索，如果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的话。但是我理解你想要和我聊聊，而且我知道我必须这么做。所以我在这里了。”

“没什么事是你必须要做的。”

“没关系，这没什么，我们应该聊聊。”她在大餐桌的对面坐下，“你们俩玩得开心吗？杰西说你们去听演唱会了。”

“我们俩，还有八百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

“哈—哈—哈！可怜的人。”

“沃尔特听得蛮开心的。”

“哦，我相信他会喜欢。这些日子以来，他对年轻人相当热情。”

卡茨被她语气中的不满所鼓舞。“也就是说你对年轻人不感冒？”

“我？肯定地说，不感冒。我是说，不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们。我依旧喜欢他们。但是剩下的那些？哈—哈—哈！”

她那令人兴奋、振作的笑声依然如故。然而，在她的新发型背后，在她的眼妆背后，她看上去还是老了一些。一切都只会朝着一个方向前行，衰老，看到了这点，他那自我保护的内心让他赶快逃走，在他还能够逃走的时候。他跟随着本能来到这里，但他意识到，本能和计划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你不喜欢他们什么？”他问。

“哦，这个，从哪里说起呢？”帕蒂说，“从夹趾拖鞋说起如何？不怎么看得顺眼那个。好像这个世界就是他们的卧室。他们甚至都听不到自己那踢踏踢踏的声音，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小玩意儿：耳朵里都塞着耳机。每当我开始讨厌这里的邻居，我总会在人行道上遇见某个乔治· 华盛顿大学的小年轻，然后我就突然原谅那些邻居了，因为至少他们还是成年人。至少他们不会穿着夹趾拖鞋走来走去，以显示他们比我们这些成年人，比紧张焦虑、不希望在地铁上看到人们光脚丫的我，更放松，更通情理。因为，说真的，谁会讨厌看着那么漂亮的脚趾，那么完美的脚趾甲呢？只有不幸已届中年的人，无法再向世界展示他们的脚趾的人。”

“我没怎么特别注意夹趾拖鞋。”

“那么你真是过着封闭的生活。”

她的语气有些机械，有些疏离，不是那种他可以在上面下功夫的调笑语气。没有得到鼓励，他的期望开始退潮。他开始不喜欢她，因为她没有处在他以为她会处在的状态中。

“还有买什么都刷信用卡？”她说，“用信用卡买一个热狗或一包口香糖？我是说，现金如此过时，对吗？使用现金要求你做加减法。还得注意那个给你找钱的人。也就是说，有那么一小会儿，你无法百分之百地酷着，无法百分之百地沉浸在你的小世界当中。可是用信用卡就不必如此了。你只需要冷淡地把卡递出去，然后再冷淡地收回来。”

“很像今晚的那群孩子，”他说，“是些好孩子，只是有些只顾自己。”

“可你最好还是适应他们，对吧？杰西卡说这个夏天你一直会处在年轻人的包围当中。”

“是，或许吧。”

“听上去是已经敲定了的。”

“对，不过我正考虑撒手。事实上我已经告诉沃尔特了。”

帕蒂站起身，把他们的茶包放进水槽，然后继续站在那里，背朝着卡茨。“所以这可能是你唯一的一次来访。”她说。

“是的。”

“那么，我猜我应该觉得抱歉，没有早一点下楼来。”

“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泽西城和我见面。”

“是。如果我受到邀请的话。”

“我现在就在邀请你。”

她转过身眯着眼盯着他。“不要和我玩游戏，好吗？我不想看到你的这一面。那真的会让我有些恶心。好吗？”

他迎住她的目光，试着告诉她他是当真的——试着去感觉他是当真的——但这似乎只是激怒了她。她摇摇头，走到厨房远一些的角落。

“你和沃尔特过得怎么样？”他不友好地问道。

“不关你事。”

“我不断听到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她稍稍脸红了。“意思就是不关你事。”

“沃尔特可说不怎么好。”

“是，的确如此。大多时候。”她又一次脸红了，“不过你只关心沃尔特，对吗？关心你的好朋友。你已经作出选择了。已经让我彻底地明白了，我们两人当中，你更在意谁的幸福。你曾经有机会和我远走高飞，可你选择了他。”

卡茨能够感觉到他正在失去冷静，这令他非常不快。他的两耳间感到一种压力，一股正在升起的怒火，一种争辩的需要。就好像他突然成了沃尔特一样。

“是你赶走了我。”他说。

“哈—哈—哈！‘对不起，我不能来费城，哪怕一天都不行，因为可怜的沃尔特’？”

“我说这句话不过用了一分钟。三十秒。之后一个小时你继续……”

“搞砸它。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是谁把一切搞砸的。我知道是我！可是，理查德，你知道我的处境更加艰难。你原本可以拉我一把的！比如说，有没有可能，在那一分钟里，不要谈可怜的沃尔特和他那可怜、温柔的感情，而是谈谈我！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已经作出了选择。你当时或许还不知道，但你已经作出了选择。所以现在就按你的选择生活吧。”

“帕蒂。”

“我或许是个一团糟的人，可是，在过去几年里，如果说我没有做其他什么事的话，那么我有时间好好地想了想，而且已经想明白了一些事。我更加清楚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是怎么运作的。我能够想象，我们的孟加拉小朋友对你不感兴趣，这让你有多难受。多——么地动摇了你的信心。这是多么乱七八糟的一个世界啊！这是多么糟糕的一次旅行啊！我猜你可以试着在杰西卡身上下点功夫，不过祝你好运。如果你真觉得失落，那你最好把赌注压在发展办公室的艾米丽身上。不过既然沃尔特没有迷上她，我猜你对她的兴趣也不会太大。”

卡茨浑身的血都向头部涌去，整个人紧张不安，几欲发狂。感觉就像可卡因被讨厌的甲基苯丙胺大大地稀释了。

“我是为了你才来的。”他说。

“哈—哈—哈！我不相信。你自己都不会相信这句话。你真不会撒谎。”

“那我为什么来这里呢？”

“我不知道。关注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可持续发展？”

他记起当初和她在电话上争论是多么的让人不快。是如何让人不快到极点，如何要命地挑战着他的耐心。他记不起的是自己当时为什么会去忍受。某种与她想要他的那种感觉，与她追随他的那种感觉，与现在已经不见了的那种感觉有关的东西。

“我用了那么多时间去生你的气，”她说，“你知道吗？我给你发了那么多电子邮件，而你一封都没有回复，我和你进行了一场耻辱的单方面对话。你甚至读过那些邮件吗？”

“大多数。”

“哈，我不知道这是更好还是更糟。我猜是无所谓吧，因为一切不过是我的幻想而已。我花了三年时间去渴求一样我知道永远不会让我开心的东西。但是，这并没有让我停止渴求。你就像一种叫我欲罢不能的坏毒品。而我的一生就如同对某种邪恶毒品的哀悼，尽管我知道它对我有害。直到昨天，当我真正地看到你，我才意识到，其实我根本不需要这种毒品。突然之间，我仿佛清醒了：‘我在想什么呢？他是为沃尔特而来的。’”

“不，”他说，“是为你而来的。”

她甚至连听都不肯听。“我觉得自己好老，理查德。人生不会仅仅因为一个人没有好好地利用它而停止流逝。事实上，这只会让她的人生流逝得更快。”

“你看上去不老。你看上去好极了。”

“唉，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不是吗？我成了那些为了看起来还过得去而不惜花上大把工夫的女人中的一员。如果我可以继续这样，打造出一具美丽的尸体，我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跟我走。”

她摇摇头。

“跟我走就好。我们一起去某个地方，而沃尔特可以得到他的自由。”

“不，”她说，“不过，终于听到你这么说了，我很高兴。我可以把它倒回去用在过去的三年里，然后制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幻想，幻想我们俩原本可能会怎样发展。这将大大丰富我那已经相当丰富的梦幻人生。此时此刻，我可以想象，我留在家中，在你的公寓里，而你去满世界巡演，和十九岁的女孩上床，或者我跟你一起去，为你的乐队伙伴们做老妈子——你知道的，半夜三点钟的时候，送上牛奶和曲奇饼干——或者成为你的小野洋子（小野洋子（1933-），美籍日裔音乐家、先锋艺术家，约翰· 列侬的第二任妻子。），让所有人都来为你变得如此的没有才气和平庸而指责我，然后和你大吵特吵，让你发现，慢慢地发现，你的生活中有我是件多么不幸的事。这些足够我做上好多个月的白日梦。”

“我不明白你想要什么。”

“相信我，如果我自己明白我想要什么，我们就不会进行这次谈话了。我原以为我知道自己想要的。我也知道那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我以为我知道。然而，现在你来了，感觉就像时光丝毫没有流逝。”

“除了沃尔特爱上那个女孩了。”

她点点头。“是的。而你知道吗？事实证明这件事让我无比痛苦。痛彻心扉。”她的眼里蓄满了泪水，她迅速转身，不想让他看到。

在他情场的鼎盛时期，卡茨也耐着性子目睹过一些眼泪汪汪的场面，可他还是第一次被迫看到一个女人因爱着其他人而在他面前哭泣。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一幕。

“周四晚上，他从西弗吉尼亚出差回来，”帕蒂说，“我干脆把这事告诉你算了，因为我们是老朋友了，对吧？他周四晚上从西弗吉尼亚回来后来了我的房间，接着发生的事，理查德，就好像是我一直想要的。一直想要的。在我的整个成年人生。我几乎认不出他的脸了！他就像失去了自制一样。可我会得到它的唯一原因就是我已经失去他了。那就像一个小小的告别仪式。一件小小的分手礼物，让我知道我再也不会拥有的是些什么。因为我让他太过难受了太长时间。现在他终于准备好了，去拥有某种更美好的东西，但他不打算和我一起分享它，因为我让他太过难受了太长时间。”

从卡茨听到的内容来判断，似乎他来晚了四十八个小时。四十八个小时。难以置信。“你仍然可以拥有它，”他说，“让他开心，做个好妻子。他会忘了那女孩。”

“或许，”她用手背擦了擦眼睛，“如果我是个清醒、健全的人，我或许会试着像你说的那样去做。因为，你知道，我曾经总想着要赢。我曾经是个战士。但是，我现在已经养成了某种对理智行事的厌恶。我用我的人生体验着对自己的失望，体验着这种失望带给我的震惊。”

“这就是我爱你的地方。”

“哦，现在说起爱来了。爱。理查德· 卡茨说爱。这一定是我该去睡觉的信号。”

这是句道别的话；他没有试着去留住她。然而，他对自己的直觉是如此的坚信不移，等他十分钟后上楼时，他依然想象着他或许会发现她在床上等着他。但他发现的却是一沓放在枕头上的厚厚的、没有装订的手稿，第一页上写着她的名字。手稿的标题是：《错误已经铸成》。

看到这个他笑了。然后，他往嘴里塞了一大撮烟草，开始熬夜阅读，时不时地朝床头柜上的一只花瓶里吐唾沫，一直到晨光透进窗户。他注意到，他对写到他的那些页要比其他页感兴趣得多；这验证了他长期以来的一个猜测：归根结底，人们只想阅读他们自己。他进一步高兴地注意到，他的这个自我一度真正地迷住了帕蒂；这让他记起，他为什么喜欢她。然而，等他读到最后一页，把嘴巴里水汪汪的烟草团吐进花瓶的时候，他最最清晰的感受是他被打败了。不是被帕蒂打败：她的写作技巧相当出色，但在表达自我这个方面，他本人也毫不逊色。打败他的人是沃尔特。因为这份手稿显然是为沃尔特而写，表达对他的一种苦恼而又无法传递的歉意。沃尔特才是帕蒂人生中的主角，卡茨不过是个有趣的配角而已。

片刻间，在被看作他灵魂的地方，一扇门打开了，足以让他瞥见他那受了伤的可悲骄傲，但他砰地关上了这扇门，转而去想他任由自己渴望她是多么的愚蠢。是的，他喜欢她说话的方式，是的，某种聪明而抑郁的女人对他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但是他所知道的和这类女人唯一的互动方式，就是和她上床，离开她，回来再次和她上床，再次离开她，再次恨她，再次和她上床，如此循环往复。他希望他现在能立刻回到过去，回到芝加哥南部那间肮脏难闻、非法占住的屋子里，祝贺二十四岁的他意识到了像帕蒂这样的女人是为沃尔特这样的男人而设。无论他在其他方面或许有多冒傻气，他才具备应付她的那种耐心和想象力。而之后卡茨犯下的错误就是不断地返回到一种他注定要感到被打败的场景中去。在那样的场景中，要弄明白什么“好”，什么不好，是极其困难的，帕蒂的整个手稿都在证实这点。他非常善于把握那些于他好的东西，而这，通常来说，已足够帮他实现他人生中的所有目标。只有在和伯格伦德夫妇打交道的时候，他才会觉得这还不够。而他已经受够了这样的感觉；他准备好作个了结了。

“所以说，我的朋友，”他说，“这就是我和你的结局。你赢了这局，老伙计。”

窗外的晨光明亮了起来。他来到洗手间，把烟渣、唾液倒进马桶冲掉，将花瓶放回原处。有定时开关功能的收音机上显示的时间是五点五十七。他收拾好随身物品，拿着帕蒂的手稿，下楼来到沃尔特的办公室，将它放在他办公桌的正中。一件小小的分别礼物。必须得有人来消除有关的猜疑和误会，必须得有人来为这荒谬的一切画上句号，而帕蒂显然无法胜任这一使命。所以她希望卡茨去做那个恶人？好的，没问题。他准备好了去做三人当中不那么娘娘腔的那个。他的人生职责就是说出肮脏的事实。就是去做那个浑蛋。他穿过走廊，出了装有弹簧锁的前门。当他关上身后的门时，弹簧锁的咔哒声听上去无可挽回。再见了，伯格伦德夫妇。

夜里来了一股潮湿气流，给乔治城的汽车挂上了水珠，沾湿了那些表面稍有些歪斜的人行道。小鸟在正在发芽的枝头雀跃；一架早班喷气式飞机正隆隆地飞过春天淡蓝色的天空。就连卡茨的耳鸣声都似乎消失在了清晨的寂静中。这是个赴死的好日子！他试着回忆这句话是谁说的。疯马（疯马（约1849-1877），北美洲原住民印第安苏族的酋长、军事家。）？尼尔· 扬（尼尔· 扬（1945-），加拿大民谣摇滚艺人。）？

卡茨背起行李包，顺着呼啸而过的车流方向走下山去，最终来到一座长长的桥上，桥的另一头就是那控制着全美的中心地带。他在靠近桥中央的地方停下脚步，看着下面河边道路上一个慢跑的女人，试图从他的视网膜和她的臀部间光子互动的强度来评估出，今天到底是不是个赴死的好日子。如果他俯冲下去，这个高度足以杀死他，而俯冲下去绝对是个赴死的好方式。做个男子汉，头朝下跳下去。好。他的老二此刻正在对某件事说好，而这件事肯定不是正渐渐远去的慢跑女人那稍稍有些过宽的臀部。

难道说他的老二指引他来到华盛顿的意图其实是死亡？他难道错误地理解了它的预言？他相当确定，没有人会因他的离去而多么地思念他。他可以让帕蒂和沃尔特不再受他的困扰，他可以让自己不再为困扰了他人而感到困扰。他可以去那个莫利先他而去，他的爸爸又先莫利而去的地方，无论那个地方什么样。他注视着桥下那个他有可能落地的位置，一小块被踩踏了无数次的光秃秃的沙土地。他问自己，这一小块毫无特征的土地是否有资格成为他的葬身之地。他，了不起的理查德· 卡茨！它配吗？

想到这里，他笑了，继续向前走去，过了桥。

回到泽西城，他和公寓里的垃圾海洋好一番奋战。打开窗户，放进温暖的空气，进行春季大扫除。洗净、晾干了每一只碟子，扔掉一大包没用的报纸，手动删除了电脑中的三千封垃圾邮件，中间不断地停下来去呼吸泽西城在暖月里那湿地、港口和垃圾的气味。天黑以后，他喝了两瓶啤酒，从琴盒中取出他的班卓琴和吉他，确认他的斯特拉特电吉他在琴盒里躺了几个月之后，琴颈处坏了的琴扭并没有魔术般地自我修复。他喝了第三瓶啤酒，给“胡桃的惊喜”的鼓手打了个电话。

“你好，白痴，”蒂姆说，“真高兴终于有你的消息了——才怪。”

“我能说些什么呢。”卡茨说。

“你可以说，‘我非常抱歉，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在你们面前玩了失踪的把戏，还撒了五十个不同的谎’。白痴。”

“是，你说得对，遗憾的是，有些事我必须去处理。”

“对，做个白痴还真是耗费时日啊。你他妈的还打我电话干吗？”

“想知道你情况如何。”

“你是说，除去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用五十种不同的方式糟蹋了我们，还不断地对我们撒谎之外？”

卡茨笑了。“或许你可以把你的恼怒写成歌，以书面形式呈现给我，这样我们现在就可以说点其他事情。”

“我已经这么做了，浑蛋。去年你查收过你的电子邮件吗？”

“呃，以后，如果你愿意的话，直接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又开始工作了。”

“你的电话又开始工作了！说得真好听，理查德。那你的电脑呢？也开始工作了吗？”

“我只是想说，如果你想打电话，我就在这里。”

“你自己玩去吧，我要说的就这么一句。”

卡茨放下电话，感觉良好。他想，如果蒂姆手头有比“胡桃的惊喜”更有意思的事可做，他不大可能费事来痛骂他。他喝掉最后一瓶啤酒，吃了一粒顶呱呱的米尔塔扎平，那是柏林一个乐于开处方的医生开给他的，然后睡了十三个小时。

醒来时已是隔天下午，天气酷热，他在公寓附近转了转，看了看那些身着时兴的窄款衣服的女人，还去买了些真正的食物——花生酱、香蕉、面包。之后，他开车去了霍博肯，把吉他留给那里的修理师傅，并听从了自己去麦克斯韦酒吧吃晚餐、碰上什么演出就看什么演出的冲动。麦克斯韦酒吧的员工像对待从朝鲜归来的死不服输的麦克阿瑟将军一样招呼他。小妞们不断靠过来，乳房都要从她们那窄小的上装里掉出来了。某个他也许曾经认识，但很久以前就忘记了的陌生男人，一个劲地请他喝啤酒。而正在表演的本地乐队“图西族的野餐”也没有让他反感。整体来看，他觉得没有从华盛顿的那座桥上跳下去是个明智的决定。事实证明，摆脱伯格伦德夫妇是一种更加温和且丝毫不会令人不快的死亡，一种无疼痛的死亡，一种只是局部虚无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得以和一个在“图西族的野餐”演出期间，对他大加赞赏的四十来岁的图书编辑（他“非常，非常忠实的歌迷”）回了她的公寓，让自己的老二在她身体里湿了好几次，之后，到了早晨，他赶在停车收费器开始计费之前去华盛顿街开走了他的卡车，途中给自己买了几个油煎饼。

家里的电话上有一条蒂姆的留言，没有伯格伦德夫妇的。他弹了四个小时吉他，以此犒劳自己。天气热得令人愉快，街道从漫长的冬眠中苏醒过来，一片喧嚣。他那没长老茧的左手指尖眼看就要流血了，但里面那好几十年前就已经死亡的神经，仍然仗义地保持着麻木的状态。他喝了一瓶啤酒，去了街角处那家他心爱的皮塔三明治店，打算吃点东西，继续弹奏。当他拎着肉回到住所楼前时，他看到帕蒂坐在那里的台阶上。

她穿着亚麻裙，蓝色的无袖衬衫，汗水几乎渗到了她的腰际。她的身旁放着一个大行李箱和一小堆外面穿的衣服。

“哎呀，哎呀，哎呀。”他说。

“我被赶出来了，”她说，脸上是伤心、温顺的微笑，“你干的好事。”

这证实了他的老二那神圣的预测能力，它——如果说其他部位还没有响应的话——对此感到高兴。

坏消息

乔纳森和詹娜的妈妈塔玛拉在阿斯彭受了伤。为了避免和一个卖弄滑雪技术的十来岁的孩子相撞，她的滑雪板交叉在一起，折断了她左腿靴子上方的两根骨头，因此无法在一月份和詹娜一起去巴塔哥尼亚骑马。詹娜目睹了塔玛拉倒地的全过程，她追上那个孩子，报了案，而乔纳森在一旁照顾着受伤的妈妈。对詹娜而言，这不过是自去年春天从杜克大学毕业以来，她生活中一连串不如意之事的最新添加项，但是对最近几个星期每天都和詹娜通两三次电话的乔伊来说，这次事故却是诸神送给他的一份合意的小礼物——他已经等待了两年多的突破机会。毕业后，詹娜移居曼哈顿，为一位著名的派对策划人工作，同时试着和她的准未婚夫尼克同居，但是到了九月，她为自己租了公寓，十一月，屈服于家人毫不留情的公开压力，以及使自己成为她的知心人的乔伊更为微妙的暗中破坏，她宣布她和尼克的关系解除，且不可恢复。到了这时，詹娜开始服用高剂量的草酸依地普仑，而除了去巴塔哥尼亚骑马，她的生活中就再没有值得期盼的事情了，尼克曾一再答应陪她一起去，然后又一再推迟，原因则要归于他在高盛投资公司沉重的工作负荷。凑巧的是，虽然马术不精，但在高中暑假时，乔伊也在蒙大拿骑过一两匹马。从詹娜打来电话和发来短信的数量判断，他怀疑，自己已被提升为过渡期男友，如果还不是潜在的全职男友的话；当她邀请他分享塔玛拉在出事前订好的阿根廷豪华度假屋时，他最后的疑虑也被驱散了。更凑巧的是，乔伊在附近的巴拉圭有生意要做，而无论他想不想去，他知道他或许最终都不得不过去一趟，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詹娜。唯一真正阻碍他和她共游阿根廷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五个月前，在纽约，二十岁的他头脑发热，去曼哈顿下区法院，娶了康妮· 莫纳汉。但这还算不上是他最担心的事情，所以他选择，暂时地，忽略它。

在飞往迈阿密，和在那里看望祖父母的詹娜于机场会合的前一晚，他给在圣保罗的康妮打去电话，把此次旅行的消息告诉了她。他不得不对她有所隐瞒，对于她的困惑，他感到抱歉，不过，这次南美之旅也的确为他提供了一个好借口，可以继续推迟她来东部，搬入他在亚历山大市毫无魅力的一个角落租住的那栋路边公寓的时间。直到几星期前，他的借口还是他在上大学，但现在，他休学半年以打理他的生意，而康妮还痛苦地和卡罗尔、布莱克及她同母异父的双胞胎妹妹们住在一起，因此她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还是不被允许和丈夫同住。

“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她说，“如果你的供货商在巴拉圭。”

“我想稍微练习一下我的西班牙语，”乔伊说，“以防哪天真要使用它。人人都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个好地方。反正我也必须路过那里。”

“好吧，那你想抽出一个星期在那里度我们的蜜月吗？”

还没有去度蜜月是他们之间若干不愉快的话题之一。乔伊又开始重复他对这个话题的官方说法：生意让他太过紧张，此时他无法享受假期。而康妮则陷入了她用来替代责怪的种种沉默中的一种。她仍然从不直接责怪他。

“这世上的任何地方，”他说，“我一拿到钱，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

“其实，只要能和你一起住，在你身边醒来，我就满足了。”

“我知道，我知道，”他说，“那会很美好。只不过我现在压力太大，我觉得和我同住会不怎么好玩。”“不好玩也没有关系。”她说。

“等我回来后，我们再商量，好吗？我保证。”

在电话的背景音里，他隐约听到某个一岁孩子的尖叫声从圣保罗传来。那不是康妮的孩子，但也足够让他紧张。八月以来，他只在感恩节长周末在夏洛茨维尔见过她一次。圣诞节期间（另一个不愉快话题），他从夏洛茨维尔搬去亚历山大市，并且回乔治城和家人见面。他告诉康妮，他正在为他的政府合约卖力工作，但实情是，他消磨了大块时间观看橄榄球比赛，听詹娜在电话上闲谈，一味地委靡不振。而如果当时她没有身患流感卧床不起，康妮或许能说服他答应让她飞过来。听着她虚弱的声音，明白她是他的妻子而他没有赶去陪在她身边，乔伊心中感到不安，但是他需要去波兰。在罗兹和华沙令人沮丧的三天行程里——原来他那个移居波兰的美国“翻译”的波兰语水平只有在餐厅点餐时才绰绰有余，当和老练的斯拉夫生意人打交道时，就需要不时借助一种电子翻译设备了——他所发现的情况令他如此的气馁和心慌，以致在回来后的这几个星期里，他每次都无法集中超过五分钟的注意力来处理生意事务。现在，一切都要看巴拉圭的了。而想象他即将和詹娜分享的那张大床要比考虑巴拉圭的情况愉快得多。

“你戴着你的婚戒吗？”康妮问他。

“呃，没戴，”还没来得及仔细考虑，他就脱口而出，“戒指在我的口袋里。”

“嗯。”

“我现在就把它戴上，”他说着朝他的床头柜——一个纸箱子——走去，他把戒指放在那上面的零钱碟里了，“戴上了，很好。”

“我戴着我的戒指，”康妮说，“我喜欢戴着它。当我不在我的房间里时，我尽力记着把它戴在右手上，不过有时我会忘记。”

“不能忘记，那可不好。”

“没事的，宝贝。卡罗尔不会注意到这种小事。她甚至都不愿意看到我。我们彼此看对方都不顺眼。”

“可是，我们真的要小心，好吗？”

“我不知道。”

“只要再坚持一阵儿，”他说，“直到我告诉我的父母。然后，你想怎么戴就怎么戴。我是说，那时我们俩都会一直戴着它。我别无他意。”

在不同的沉默间作出比较不是件容易事，但她现在使用的这种沉默，感觉格外痛苦，格外悲伤。他知道，将婚事保密这件事让康妮痛不欲生，而他也不断地希望，把婚事告诉他父母的前景能变得不那么可怕，然而随着时间一月月地过去，这一前景只是变得愈发可怕了。他试着把婚戒戴在手指上，但它却卡在最后一个指关节那里。八月，在纽约时，他匆忙地买下了它，不想它稍微有点小。他把它放入口中，用舌头探测着那个圈，仿佛它是康妮身上的一个小孔，而这让他有一点点兴奋，把他和她联系了起来，把他带回到八月，回到他们做过的那些疯狂的事情当中。他把经唾液润滑的婚戒套上手指。

“告诉我你现在穿着什么。”他说。

“衣服。”

“可是，什么样的衣服呢？”

“没什么样，就是衣服。”

“康妮，我发誓，一拿到钱我就告诉我的父母。但现在我得一步步来。这份见鬼的合同快要把我压垮了，我没法在这个时候面对其他任何事情。所以，告诉我你现在穿着什么，好吗？我想要想象你的样子。”“衣服。”

“求你了？”

可她哭了起来。他听到轻微得不能再轻微的呜咽声，她所允许自己表达出的一丝有声音的悲伤。“乔伊，”她小声说，“宝贝，对不起，对不起。我觉得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只要再稍微等等，”他说，“至少等我从南美回来。”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我现在需要一点东西。一点点……真实的东西。一点点微小的，但不是那么无关紧要的东西。你知道我不想让你为难。可是，或许我至少可以告诉卡罗尔？我只是想有个人知道。我会让她发誓不告诉其他人。”

“她会告诉邻居们的。你知道她是个大喇叭。”

“不会的，我会让她发誓。”

“然后有人就会发出迟到的圣诞卡，”他生气地说，不是在生康妮的气，而是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和他作对，“他们会跟我的父母提起这件事。然后，然后……！”

“可如果我连那个都不能拥有，我还能拥有什么呢？有什么小小的东西是我能够拥有的？”

她的直觉一定告诉她，他的南美之旅有可疑之处。而他现在也确实感到内疚，但不全是因为詹娜。按照他的道德微积分，既然他都娶了康妮，这就赋予了他最后一次痛快使用他的性许可证的权利——康妮很久以前就将之授予他了，之后也从未明确地撤销过。如果他和詹娜恰巧一拍即合，那么他可以等以后再来处理那个。而现在让他觉得内疚的是这样一个对比：他所拥有的是如此之多——如果在巴拉圭一切顺利，他那份已签署的合同将带给他六十万美金的净利润；他将和他所认识的最漂亮的女孩在国外共度周末——而此时此刻，他却想不出一件可以给康妮的东西。内疚是促成他在冲动之下和她结婚的因素之一，但是五个月之后，他依旧觉得内疚。他把婚戒从手指上摘下来，再次紧张地把它放回口中，合上门牙，用舌头转着它。十八克拉黄金的硬度让他吃惊。他原以为黄金应该是一种柔软的金属。

“跟我说说将会发生的好事吧。”康妮说。

“我们会挣到很多钱，”他说，用舌头把戒指推到臼齿后面，“然后，我们会去某个地方旅行，再举行一场婚礼，好好玩一玩。我们会读完大学，创办自己的公司。一切都会很好。”

她用来迎接这些好事的沉默带有怀疑的味道。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这些话。如果只是因为他是如此病态地害怕告诉父母自己的婚事就好了——想象中披露婚事的情景已变得令人毛骨悚然——但事实上，他和康妮在八月签署的那份文件似乎更像是一份自杀协议，而非结婚证书：它变成了一堵砖墙。他们的关系只有在某种时刻才有意义，当他们私下在一起时，当他们能够合为一体并创造他们自己的世界时。

“我希望你在这里。”他说。

“我也是。”

“你应该过来过圣诞节的。那是我的错。”

“我只会把感冒传染给你。”

“再给我几个星期。我发誓我会补偿你。”

“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做到。但我会努力。”

“我很抱歉。”

他确实觉得抱歉。但是当她放任他挂掉电话，把思绪转到詹娜身上时，他的那种轻松却也是无以言表的。他用舌头把戒指从嘴里推出来，准备擦干它，然后收起来，但不知怎么搞的，不知不觉中他的舌头做了某种类似双向离合的动作，他反而把它吞下去了。

“操！”

他能够感觉到戒指在他的食道底部附近，令人不舒服的硬硬的一小块，而周围的软组织正在抗议。他想把它呕出来，却反而咽得更深了，超出他能感觉的范围，和他晚餐时吃的赛百味十二英寸三明治还未消化的部分混在了一起。他跑到小厨房的水槽旁，把一只手指伸入喉咙。从孩提时代起，他就再没有吐过，而此刻，吐的前奏干呕让他想起他有多害怕呕吐。害怕呕吐时那种暴力的感觉。那就像是要对着自己的脑袋开枪——他无法让自己这样去做。他在水槽前俯下身，嘴巴大张着，希望胃里的东西或许会自然地、不那么暴力地流出来；但是，这当然没有发生。

“操！他妈的懦夫！”

现在是晚上九点四十分。而他前往迈阿密的航班明早十一点从杜勒斯机场起飞，一定要在上飞机前将戒指弄出他的胃。他在起居室污迹斑斑的米色地毯上来回走着，决定最好还是去医院看看。网上搜索很快就告诉了他最近医院的地址，在神学院路。

他披上外套跑下楼，在范多恩街上寻找着出租车，可今晚很冷，路上的车少得出奇。他的公司账户里有足够他为自己买一辆车的钱，甚至是一辆相当好的车，但是因为一部分钱是康妮的，剩余的则是以她的钱作抵押借到的银行贷款，所以他对自己的花费一直非常小心。他走到街上，仿佛像这样把自己作为一个目标呈上，或许可以吸引来更多的车流，并因此吸引来一辆出租车。可是，今晚就是没有出租车。

当他转弯向医院走去时，他在手机上看到一条詹娜发来的新短信：很激动。你呢？他回复说：异常激动。詹娜和他的交流——仅仅是看到她的名字或电邮地址，总是会给他的性腺带来巴甫洛夫条件反射。这种效应和康妮带给他的完全不同（近来康妮打动他的位置越来越靠上：他的胃，他的呼吸肌，他的心脏），但却一样顽固，一样强烈。詹娜给他的激动正是大笔的钱给他的那种激动，是放弃社会责任的美妙滋味和拥抱过度消费的生活模式给他的那种激动，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詹娜是个坏消息。事实上，他本人是否会变得足够坏，坏到可以得到她，这种困惑正是让他真正觉得刺激的地方。

去医院的路上，他正好经过那栋装有蓝色玻璃外墙的办公大楼。去年夏天，他就在这里度过了所有的白天和很多个夜晚，为一家名叫RISEN （即刻重建伊拉克世俗企业）的公司工作，LBI 的这家子公司赢得了一份未经竞标的合同，负责在刚刚被解放了的伊拉克私有化先前由国家控制的面包烘焙业。乔伊在RISEN 的老板名叫肯尼· 巴特尔斯，是个二十出头、出身名门的佛罗里达人。大一暑假时，乔伊在乔纳森和詹娜的爸爸的智囊机构打工，其间成功地给肯尼· 巴特尔斯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乔伊在智囊机构的暑期工职位是由LBI 直接赞助的五个职位之一，而他的工作内容，尽管表面上看是为政府机构提供咨询，实则致力于调研如果美国攻占并接管了伊拉克，LBI 商业上获利的可能渠道，并将这些商业机遇写成报告，作为支持攻占伊拉克的论据。为了奖励乔伊对伊拉克面包烘焙业作出的初步研究，肯尼· 巴特尔斯给他提供了一份在巴格达绿区的全职工作。但出于众多原因，包括康妮的反对，乔纳森的警告，想留在詹娜近旁的愿望，对丢掉小命的恐惧，维持弗吉尼亚居住资格的需要，还有他始终觉得肯尼不怎么靠得住，乔伊拒绝了这份工作，而是同意利用暑假为RISEN 建立在美国的办公室，和政府沟通。

他因做了这些事被他爸爸劈头盖脸一顿好训，这是他不敢把他和康妮的婚事告诉父母的原因之一，也是自那以后，他一直想要看看自己究竟能变得多冷酷的原因之一。他想尽快变得足够富有，足够强硬，这样他就再也不必受老爸教训了。能够只是笑一笑，耸耸肩，然后走人——变得更像詹娜。至于詹娜，她几乎知道康妮的一切情况，除了乔伊已经娶了她这一点。但是她仍然把康妮看作，至多是，她乐意和乔伊玩的游戏中一味刺激而辛辣的添加剂。詹娜尤其喜欢问他，他的女朋友知不知道他和别人的女朋友交往这么密切，喜欢听他复述他对康妮说过的那些谎话。她甚至是一条比她弟弟理解的还要更坏的消息。

来到医院，乔伊明白了为什么周边街道几乎空无一人：亚历山大市的全部人口都聚集在了急诊室。单是挂号就用掉他二十分钟，他假装自己胃疼得厉害，希望被移到长队的最前头，可服务台护士不为所动。之后的一个半小时里，他坐在候诊室，在亚历山大市同胞们的一片咳嗽声和喷嚏声中呼吸着，一边看着电视上播出的后半个小时的《急诊室的故事》，一边给他还在享受寒假的弗吉尼亚大学的朋友们发短信，与此同时，他想着如果干脆另买一枚戒指，会简单、经济多少倍。那还花不了三百美金，而康妮永远也不会知道其中的区别。而他对一件没有生命的物体如此多情——他觉得为了康妮他应该找回那枚特殊的戒指，那是在那个酷热的下午，她帮他在第四十七街挑选的——预示着他想把自己也变成坏消息的计划前景不妙。

最终接待他的急诊医生是个眼睛水汪汪的年轻白人，脸上有一片难看的剃刀肿块。“没什么好担心的，”他安慰乔伊说，“这种事会自行解决。你吞下的东西会在你甚至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直接排泄掉。”

“我担心的不是我的健康，”乔伊说，“我担心的是今晚能不能够拿回戒指。”

“呃，”医生说，“是件宝贵的东西吗？”

“非常宝贵。我确信有些——什么办法？”

“如果你一定要拿回这样东西，办法就是等上一天，或者两天，或者三天，然后……”医生自己笑了，“急诊室有个老笑话，说的是一位妈妈带着她刚会走路的孩子来看急诊，孩子吞了一些硬币。她问医生孩子会不会有事，医生告诉她：‘只要留意孩子粪便的变化（“变化”与“零钱”的英文都是change。）就可以了。’相当傻的笑话。但这个就是你的方法，如果你一定要拿回那样东西。”

“可我指的是那种可以立刻见效的方法。”

“我告诉你了，没有。”

“嘿，你的笑话真是好笑，”乔伊说，“真是逗死我了。哈哈。你真会讲笑话。”

这番咨询的费用是二百七十五美金。乔伊没有医疗保险——弗吉尼亚州认为由父母购买的保险是某种形式的经济支援——不得不当场刷信用卡支付。除非他凑巧开始便秘——可当他想到拉丁美洲，浮现在他脑海中的问题恰恰与之相反——否则他现在可以期待着他和詹娜共度的几天都有个臭烘烘的开端。

午夜已过，他才回到他的公寓，为第二天的旅行收拾好行李后，他躺在床上，监督着他的消化进程。生命中的每一分钟他都在消化东西，而他从未给予过丝毫关注。想到他的胃黏膜和神秘的小肠与他的大脑、舌头或者阴茎一样，都是他身体的组成部分，感觉实在有些古怪。当他躺在那里，努力感受着腹部微妙的动静和位移，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仿佛他的身体是一位他失去联系很长时间的亲戚，正在他面前一条长路的尽头等着他。一个可疑的、直到现在他才瞥到第一眼的亲戚。在某个时刻——希望还在遥远的未来——他将不得不依赖他的身体，而在那之后的某个时刻——希望还在更加遥远的未来——他的身体会让他失望，然后，他将死去。他想象着他的灵魂，他熟悉的自我，像一枚不生锈的金戒指那样慢慢穿过越来越古怪、越来越难闻的国度，走向屎味的死亡。与他同行的只有他的身体；而又因为，从某种怪异的角度看，他就是他的身体，于是这意味着他是完全孤单的。

他想念乔纳森。他即将到来的旅行以一种好笑的方式更多地背叛了乔纳森而非康妮。虽然他们一起过的第一个感恩节有些小小的不愉快，但是在过去两年里，他们已经成为最好的朋友。直到最近几个月——起先是因为乔伊开始和肯尼· 巴特尔斯做生意，最重要的则是后来乔纳森发现了他和詹娜的旅行计划——他们的关系才开始变僵。在那之前，乔伊一再惊喜地发现乔纳森是多么真心地喜欢他。喜欢他整个人，而不仅仅是他认为作为一名有理由酷的弗吉尼亚大学生，他应该呈现给这个世界的那一部分自我。最令乔伊感到惊喜的是，乔纳森非常欣赏康妮。事实上，公平地说，如果没有乔纳森对他们的支持，乔伊不会走到和她结婚这一步。

除了喜欢的几个色情网站，乔纳森根本没有性生活，而就是这几个网站也远没有乔伊在有需要的时候去寻求帮助的那些网站刺激。他是有些书呆子气，没错，但比他呆得多的男生也都交了女朋友。他只是极其不擅长和女孩相处，笨拙到不感兴趣的地步，而康妮，当他终于见到她的时候，成了唯一一个他可以与之轻松相处，在她身边做他自己的女孩。康妮的眼里只有乔伊，这一点无疑有所帮助，因为这样一来，乔纳森就不会有任何压力，不必想着去打动她，也不必担心她想从他这里得到什么。康妮表现得就像是他的一个姐姐，一个比詹娜好得多也更关心他的姐姐。乔伊在图书馆学习或者打工的时候，康妮就和乔纳森一起玩电子游戏，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其间友善地大声嘲笑她自己的失败，并洗耳恭听乔纳森详解游戏的特点。通常，乔纳森不许别人碰他的床，以及那个从他孩提时起就一直陪伴他的枕头，另外，他每晚要睡足九小时的需要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然而，在乔伊甚至还没有被迫开口要求私人空间时，他就会悄悄地让出房间。康妮返回圣保罗后，乔纳森对乔伊说，他觉得他的女朋友棒极了，十足性感又易于相处，这让乔伊第一次为康妮感到骄傲。他不再把她看成他的一个弱点，一个需要尽早解决掉的麻烦，而是更多地把她当作自己的女朋友，也不再介意向其他朋友承认她的存在。相应地，他妈妈那隐蔽而顽固的敌意也就让他更加愤怒。

“一个问题，乔伊，”在他和康妮为阿比盖尔姨妈看房子的那几个星期里，他妈妈在电话上说，“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那要看是什么问题。”乔伊说。

“你和康妮吵架吗？”

“妈妈，少来，我不会和你说这个。”

“你或许会好奇，为什么我唯一想问的是这个。或许你有那么一点点好奇？”

“没有。”

“因为你们应该吵架，否则那就不对劲。”

“是，照这个说法，你和我爸肯定对劲极了。”

“哈—哈—哈！笑死我了，乔伊。”

“为什么要吵架？人们相处不好的时候才会吵架。”

“不，人们吵架是因为，虽然彼此相爱，但他们仍然有各自完整的个性，仍然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显然，我不是说过多的争吵是件好事。”

“是，说得对极了。我明白了。”

“如果你们从不吵架，你需要问问自己为什么，这就是我想说的。问问你自己，这个美梦的根源在哪里？”

“不，妈妈。抱歉。我不想和你说这个。”

“或者说根源在谁身上？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向上帝发誓，我要挂电话了，而且我一年之内都不会再给你打电话。”

“有哪些现实是被忽略了的？”

“妈妈！”

“随便你，这是我唯一的问题。既然现在问过了，我就不会再来烦你。”

虽然他妈妈的幸福水平没什么可夸耀的，但她还是坚持要把自己的人生准则强加给乔伊。她或许觉得她是在试着保护他，但他听到的却只是否定的鼓点。她尤其“担心”康妮除了他之外没有其他朋友。有一次，她以她那个疯狂的大学朋友伊丽莎为例，说她就没有其他朋友，而这原本是个多么令人警醒的信号。乔伊回答说康妮有其他朋友，而当他妈妈挑战他，要他说出这些朋友的名字时，他大声地拒绝了，说不想和她讨论她一无所知的事情。康妮确实有几个学校里的老朋友，至少两三个，不过当她提起他们的时候，主要是为了剖析他们的肤浅，或者嘲讽地将他们的智力水平和乔伊的作比较，而他也从来没能记清楚他们的名字。他妈妈因此击中了一个明显的目标。以她的聪明，她不会两次刺痛同一处伤口，但是，如若她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暗示者，那么乔伊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敏感的推测者。她只需要提一提她的老队友凯茜· 施密特即将来访，乔伊便会从中听出她对康妮的不公指责。而如果他挑明她的暗示，她就会变身为心理学达人，要他审视自己对这个话题的敏感度。真正能让她闭嘴的反击招数——问问大学毕业之后她交到了几个朋友（答案：零）——却是他不忍心去使用的。在他们所有的争论中，她享有不公平的最终优势：他可怜她。

康妮并没有对他妈妈抱有对等的敌意。她拥有一切抱怨的权利，却从来不这么做，这使他妈妈的敌意的不公平性变得愈发刺眼。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康妮就会自愿地为他妈妈送上亲手制作的生日贺卡，无需卡罗尔作任何提示。而他妈妈每年收到生日贺卡都会高兴地哼唱起来，直到他和康妮开始发生性关系。那以后，康妮继续为他妈妈制作生日贺卡，而乔伊，还在圣保罗的时候，看到他妈妈打开贺卡，冷冰冰地扫了一眼里面的祝福语，然后就像扔垃圾邮件一样把它丢在一旁。近年来，康妮还会附赠小小的生日礼物——有一年是一对耳环，另外一年是巧克力——而她为此得到的感谢就像《美国国税局公报》一样生硬而疏远。除去唯一有效的那招，即和乔伊分手，康妮做了她力所能及的一切，为的是让他妈妈再次喜欢她。她心地纯净，而他妈妈唾弃她。当中的不公是他娶她的另一个原因。

这种不公也以曲折的方式让共和党变得对他更有吸引力。他妈妈看不起卡罗尔和布莱克这种人，而仅仅因为康妮和他们住在一起，她就也对她抱有偏见。他妈妈想当然地认为，所有头脑健全的人，包括乔伊，对于家庭背景不如她优越的白人的品位和观点，都应抱有同样的看法。而乔伊喜欢共和党就是因为他们不像民主党自由主义者那样瞧不起人。他们是痛恨自由主义者，没错，可那不过是因为自由主义者痛恨他们在先。他们只是厌烦了那种不加考虑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即他妈妈对待莫纳汉一家人的态度。过去两年里，乔伊逐渐和乔纳森交换了政治主张，尤其是在伊拉克问题上。乔伊已开始相信，为了保护美国的石油政治利益，清除萨达姆手头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占伊拉克是必需的，而先后在《希尔报》和《华盛顿邮报》找到了待遇丰厚的暑期实习生职位，希望将来成为一名政治记者的乔纳森，却变得越来越不信任费思（即道格拉斯· 杰伊· 费思（1953-），2001 年至2005 年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佩尔（即理查德· 诺曼· 佩尔（1941-），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和沙拉比（即阿迈德· 沙拉比（1944-），伊拉克政治家，前伊拉克反对派领导人、“伊拉克国民大会”主席。）这样的主战派。他们互换了他们的预期角色，成为各自家庭中的政治局外人，而两人都很享受这种变化。乔伊的观点听上去越来越像乔纳森的爸爸的观点，而乔纳森则越来越像乔伊的爸爸。乔伊坚持站在康妮这边，对抗他妈妈的势利，时间越久，他就越觉得他和愤怒的反势利人群是一伙的。

他为什么要坚持和康妮在一起呢？唯一讲得通的答案是他爱她。他有过摆脱她的机会—事实上，他曾经故意创造了其中的一些机会——但是一次又一次，在关键时刻，他选择了不去利用它们。他的第一个大好机会就是他离家上大学。第二次机会则出现在一年以后，当康妮跟随他来到东部，在弗吉尼亚莫顿格伦的莫顿学院读书。的确，从夏洛茨维尔开着乔纳森的路虎（因为喜欢康妮，乔纳森愿意把车借给乔伊）去莫顿学院很方便，但是这次迁移也要求康妮做一名正常的大学生，开始独立生活。乔伊第二次去莫顿时，他们把多数时间都用在了躲避她的韩国室友上，这之后他提议，为了她（因为她似乎没能很好地适应大学生活），他们应再次试着中断对彼此的依赖，停止联系一段时间。他这个提议并不完全出于私心；他并没有完全排除两人会有未来的可能性。但是，他也一直是詹娜的忠实听众，正盼望着与她和乔纳森在麦克莱恩度过他的寒假。圣诞前几个星期，当康妮终于听到这个计划的风声，他问她是不是不想回到圣保罗的家，去看望她的朋友和家人（也就是说，像正常的大学新生会做的那样）。“不想，”她说，“我想和你在一起。”在和詹娜见面的前景的刺激下，再加上最近一个半正式的舞会上掉到他怀里的一次非常令他满意的艳遇的鼓舞，他对康妮采取了强硬态度，电话那端的她号啕大哭，以至打起了嗝。她说她再也不想回家，再也不想跟卡罗尔和那两个婴儿妹妹多住一个晚上。但是乔伊还是让她回家去了。虽然节假期间他几乎没能和詹娜说几句话——她先是去滑雪，然后去纽约陪尼克——但他继续执行着他的退出计划，直到二月初的一个晚上，卡罗尔打来电话，告诉他康妮从莫顿学院退学了，回到了巴瑞耶街，且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抑郁。

在莫顿学院十二月份的期末考试里，康妮显然拿到了两个A，但她干脆就没有去参加另外两门功课的考试，此外，她和她的那位室友也水火不容。那个女生听“后街男孩”的歌曲时，把声音开得巨大，以至从她的耳机中外泄的高音都会把人逼疯；她整天把她的电视机固定在一个购物频道；她嘲笑康妮有个“骄傲的”男友，还邀请她一起想象，她的男友背着她和多少个骄傲的放荡女孩上床；她的泡菜让整个房间充满了难闻的味道。一月份康妮返校，因缺考被留校察看，但她仍旧长时间地泡在床上不去上课，结果学校医务室终于出来干预，把她送回了家。卡罗尔把这一切告诉乔伊时，语气中的担心有所节制，也受欢迎地没有露出责怪他的意思。

他之所以放过了这个最新的摆脱康妮（她再也不能假装她的抑郁不过是卡罗尔凭空虚构出来的东西了）的好机会，与詹娜最近“大概”会和尼克订婚这一苦涩的消息稍微有点关系，但只是有点而已。虽然乔伊知道严重的心理疾病很可怕，可在他看来，如果他把所有有过某种抑郁症历史的有趣的大学女生都排除在他的选择范围之外，那么他也就没多少选择的余地了。而康妮确实有理由抑郁：有个极品的室友，而且她孤独得要死。当卡罗尔让她接电话时，她把“抱歉”这个词用了有一百次。抱歉让乔伊失望，抱歉她没能更加坚强，抱歉让他从学业中分神，抱歉浪费了她的学费，抱歉成为卡罗尔的负担，抱歉成为所有人的负担，抱歉成为这样一个无趣的对话者。尽管（或者说因为）她的情绪低落到了不能向他提出任何请求的地步——最后似乎是半情愿地让他挂掉电话——他告诉她，他手头上有妈妈给他的充裕现金，他会飞回去看她。她越是说他不必这么做，他就越是知道他应该这么做。

之后他在巴瑞耶街度过的那个星期，是他人生中第一个真正作为成年人的星期。他和布莱克坐在那个面积比他记忆中小了一些的大房间里，观看福克斯新闻对攻打巴格达的报道，感到他对九一一长期以来的憎恨开始溶解。这个国家终于朝前迈步了，终于再一次掌控了自己的历史，而这似乎和布莱克、卡罗尔对他表现出的尊敬和感激是相一致的。他用他从智囊机构听来的故事、他本人和新闻中提及的数据间的小小关联，以及他有份参与的占领伊拉克后的规划款待布莱克。他们的房子变小了，而待在里面的他却长大了。他学会了怎么抱婴儿，怎么倾斜奶瓶。康妮面色苍白，瘦得吓人，她的胳膊皮包骨头，小腹内凹，就和她十四岁时他第一次触摸到它们时一个样子。晚上，他躺在床上抱着她，努力想要刺穿她那厚厚的精神涣散的情感外壳，试着让她兴奋起来，兴奋到他觉得可以和她做爱的程度。她正在服用的抗抑郁药还没有开始起作用，而他几乎为她病得如此严重而感到高兴；这赋予了他某种重要性和意义。她不断地重复着她让他失望了，但他的感觉却几乎相反。就好像一个崭新的更加成熟的爱情世界正在显现出来：就好像还有无数扇门在等着他们去开启。透过康妮卧室的一扇窗户，可以看到那栋他在其中长大的房子，现在那里住着一对黑人夫妇。卡罗尔说他们非常傲慢，不喜欢和人交往，还把装裱起来的博士文凭挂在餐厅墙上。（“挂在餐厅，”卡罗尔强调说，“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地方，甚至从街上都能看到。”）老屋并没有带给乔伊多少感慨，这让他感到高兴。记忆中，他一直想要超越它，而现在，他似乎真的做到了。一天晚上，他竟然给他妈妈打去电话，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坦白地告诉了她。

“这样，”她说，“好吧。显然我有些落伍了。你不是说康妮在东部上大学吗？”

“嗯，可她碰上一个讨厌的室友，变得抑郁。”

“哦，很高兴你肯告诉我这个，既然这都已经是旧新闻了。”

“是你自己把告诉你关于康妮的情况变得不那么愉快的。”

“是，当然，我是这里的坏人。看法消极的中年人。我确信在你眼里事情就是这样。”

“而或许那是有原因的。你从这个角度考虑过吗？”

“我只是认为，你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你知道，乔伊，大学时光并不长。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把自己定了下来，错过了很多或许会对我大有好处的体验。当然了，也许我只是没有你这么成熟。”

“嗯，”他说，觉得自己坚强，而且的确，成熟，“也许吧。”

“我只是想说明，两个月前，当我问你有没有康妮的消息时，你确实对我撒谎了。撒谎或许不是最成熟的做法。”

“你的问题不友好。”

“你的回答不诚实！不是说你就应该对我诚实，但至少让我们现在不要再谎上加谎了。”

“当时是圣诞节。我说我认为她在圣保罗。”

“是的，没错。我不是要揪住这点不放，可是当有人说‘我认为’，那么这倾向于暗示说他并不确定。你假装不知道一件你其实一清二楚的事。”

“我说的是我认为她在哪里。但是她也可能在威斯康辛或其他什么地方。”

“没错，去看望她众多好友中的一位。”

“老天！”他说，“事情会这样，真是除了你自己，你谁都怪不着。”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她说，“你现在在那里陪她，我认为这个做法非常值得敬佩，我是说真的。这说明你是个好人。你想要照顾你在意的人，我为你感到骄傲。我本人对抑郁也有些体会，相信我，我知道的，不必恐慌。康妮在吃什么药吗？”

“嗯，西酞普兰。”

“哦，我希望那能够帮到她。我吃的药对我可没什么用。”

“你在吃抗抑郁的药？什么时候？”

“哦，就是最近。”

“老天，我都不知道。”

“那是因为，当我说我希望你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我是说真的。我不想让你担心我。”

“老天，可是，你至少可以告诉我。”

“反正就只吃了几个月。我不是什么模范病人。”

“你得给那些药一点儿时间。”他说。

“是啊，所有人都这么说。尤其是你爸爸，他就像是和我一起站在了最前线。眼看好日子过去了，他非常遗憾。但是我觉得高兴，因为我的脑袋又是我自己的了，就是这么回事。”

“我很难过。”

“是的，我知道。如果你三个月前告诉我康妮的情况，我的反应会是这样：啦—啦—啦！可现在，你得忍受我又开始有感觉了。”

“我的意思是，你生病了我很难过。”

“谢谢你，孩子。可我还是要为我的感觉道歉。”

最近，抑郁似乎变得无处不在，但是，两个最爱他的女人竟都成了抑郁症病人，乔伊难免还是有些担心。这只是凑巧吗？还是他会对女人的心理健康造成某种有害的影响？就康妮而言，他认为，事实上她的抑郁是她强烈感情的一部分，而他向来是如此喜欢她的这个特质。在返回弗吉尼亚前，即在圣保罗的最后一晚，他坐在那里，看着她用指尖掐着脑壳，仿佛希望把多余的感情从脑袋里驱走。她说她会在一些看上去似乎毫无规律的时刻哭泣，是因为哪怕最微不足道的负面想法也会让她极端痛苦，而现在浮现在她脑海中的全是负面想法，没有丝毫正面的。她想着她是怎样弄丢了他送给她的弗吉尼亚大学棒球帽；想着在他第二次来莫顿学院的时候，她如何过多地为室友感到心烦，以至忘了问他，他那份重要的关于美国历史的论文拿了多少分；想着卡罗尔曾经说过，如果她多笑一点儿，男孩们会更加喜欢她；想着她第一次抱起她同母异父的妹妹塞布丽娜时，后者立刻尖声哭喊起来；想着她是多么愚蠢地对乔伊的妈妈说了真话，说她要去纽约见乔伊；想着在他离家去学校的前一晚，她却令人厌恶地流着血；想着她在写给杰西卡的那些明信片上说错了话，她本来是想和他姐姐重归于好的，可杰西卡从来没有回复她；等等，等等。她迷失在悔恨、自我厌恶的黑暗森林中，哪怕是当中最小的那棵树也显得巨大无比。乔伊本人从来没进过这样的森林，却无法解释地被她的那片森林吸引。当他试着和她告别、做爱的时候，她开始呜咽，这甚至让他觉得兴奋，至少，在呜咽变成挣扎和不断地拍打、憎恶她自己之前。她抑郁的程度似乎到了一个临界的危险值，离自杀已经不远了，那晚，他一半时间都醒着，试图把她从因为自我感觉太过糟糕、无法给他他想要的任何东西从而觉得自己糟糕透顶的情绪中解救出来。这个原地打转的过程让人筋疲力尽，难以忍受，然而，第二天下午，当他坐在返回东部的飞机上时，他突然开始担心西酞普兰起作用时，会对她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思考着他妈妈关于抗抑郁药会杀死感情的说法：一个没有丰富感情的康妮是个他不认识的康妮，是个他怀疑他不想要的康妮。

与此同时，美国处于战争状态，但这是一场奇怪的战争：在舍入误差之内，所有伤亡都发生在对方那边。看到拿下伊拉克如他预期的那样轻而易举，乔伊感到高兴。肯尼· 巴特尔斯不断发来得意扬扬的电子邮件，说需要尽快建立并运转他的面包公司。（乔伊不得不一再向他解释，自己还是个大学生，只有等到期末考之后才能开始工作。）然而乔纳森却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乖戾。比如，他抓住这样的一件事不肯放：一帮抢劫者从国家博物馆偷走了部分伊拉克文物。

“那是个小小的失误，”乔伊说，“总会出岔子的，不是吗？你只是不愿承认，事态正在好转。”

“等他们找到钚，找到带有天花病菌的导弹头，我就会承认，”乔纳森说，“可他们没有，因为这一切都是谎言，凭空捏造的谎言，因为开始散布这些谎言的人都是无能的小丑。”

“伙计，所有人都说那里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连《纽约客》都说有。我妈妈说我老爸非常生气，都想要取消订阅这报纸。我老爸，那可是了不起的外交事务专家。”

“你爸的看法是正确的，你愿意为此赌多少？”

“我不知道。一百块？”

“成交！”乔纳森说，伸过手来，“一百块，赌他们在年底前找不到任何武器。”

乔伊握住他的手，然后就开始担心乔纳森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判断是正确的。并不是说他有多在意一百美金；他将在肯尼· 巴特尔斯的公司挣到八千美金的月薪。但是乔纳森，这个对政治新闻上瘾的人，看上去非常有信心，以至乔伊怀疑自己在和智囊机构的老板们以及肯尼· 巴特尔斯打交道的过程中，是否无意中漏听了什么玩笑：在他们说到除了个人或者公司的经济利益之外攻占伊拉克的其他原因时，没能注意到他们使眼色或者嘲讽地改变声调。在乔伊看来，智囊机构确实有一个支持攻占的秘密动机，即，保护以色列。因为和美国不同，以色列处于连萨达姆的科学家们都有能力制造的那种破烂导弹的射程之内。不过，他相信新保守主义分子至少在担心以色列安危这点上是认真的。现在，随着三月变成四月，他们已然挥着手，表现得好像有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都不重要；好像伊拉克人民的自由才是主要目标。而对这场战争的兴趣主要在经济方面的乔伊，虽然一度想着比他更聪明的人也许会抱有更见得光的动机，以此寻找道德庇护，现在却开始觉得自己受骗了。这丝毫没有减弱他想从中获利的热情，但也的确让他觉得更加肮脏。

他发现，在这种被污染了的情绪下，他可以更容易地跟詹娜谈论他的暑期计划了。此外，乔纳森忌妒肯尼· 巴特尔斯（每次听到乔伊和肯尼通电话，他都会生气），而詹娜的眼里闪着美元符号，她完全赞同大发横财。“也许这个夏天我会和你在华盛顿见面，”她说，“我会从纽约过来，你可以请我吃晚餐，庆祝我订婚了。”

“没问题，”他说，“听上去会是有趣的一晚。”

“我可要警告你，我对餐厅的品位是非常讲究的。”

“尼克会怎么看待我和你共进晚餐？”

“不过是让他少出一次钱。他永远也不会想到要担心你。不过你的女朋友会怎么看呢？”

“她不是喜欢忌妒的类型。”

“对，忌妒可不怎么招人喜欢，哈哈。”

“她不知道的事不会伤害她。”

“是的，她不知道的事可真不少，不是吗？到目前为止，你偷过几次腥了？”

“五次。”

“要是给我发现尼克有一次类似的行径，我立刻动手术摘掉他的睾丸。”

“是，可是如果你不知情，那就不会伤害你，对吧？”

“相信我，”詹娜说，“我会知道的。这就是我和你女朋友的区别。我是喜欢忌妒的那种人。当我被人耍的时候，我可是西班牙宗教法庭。决不轻饶。”

这番话听上去颇为有趣，因为去年秋天，鼓励他利用学校里那些偶然机会的人正是詹娜，而他那么做，也是想要向詹娜证明些什么。她指导过他如何在学校餐厅装作不认识一个四小时前和他上过床的女孩。“不要像朵温柔的小花，”她说，“她们希望你忽视她们。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可没有在帮她们的忙。你得假装你这辈子从没和她们见过面。她们最不希望的就是你绕着她们转，或者表现出内疚。她们坐在那里向上帝祈祷，祈祷你不要让她们难堪。”这显然是她的个人经验之谈，但直到他第一次试着这么做之前，他一直都不怎么相信她。虽然他好心地没有跟康妮提起自己的不规矩，但他也一如既往地认为她其实不会有多在意。（他真正需要提防的人是乔纳森，后者对浪漫举动抱有亚瑟王时代的理解，当有关某次艳遇的风声传到他耳边，他会激烈地斥责乔伊，就好像他是康妮的哥哥或者骑士守护者一样。乔伊曾向他发誓说，一条拉链也没有被拉开过，可是这话假得让人没法不嗤之以鼻，乔纳森说他是个浑蛋加骗子，配不上康妮。）现在他觉得，詹娜用她这一套变化的忠诚标准欺骗了他，正如他那些在智囊机构的老板们欺骗了他一样。为了好玩，为了嘲弄康妮，她做了那些战争贩子为了利益而去做的事。可这丝毫没有减弱他想请她吃昂贵晚餐的热情，或是在RISEN 挣到足以这样做的钱的热情。

独自坐在RISEN 位于亚历山大市的这间冷冰冰的办公室里，乔伊把肯尼从巴格达发来的混乱的传真改写成具有说服力的报告，证明将纳税人的钱花在改造由萨达姆资助的面包工厂上、把它们变成美国民用生产管理局名下的企业是个明智的做法。他利用上个暑假做的关于面包大师和热& 脆面包连锁店的案例研究，做出漂亮的生意规划模板，供那些即将成立的公司套用。他制定出一个两年计划：把面包价格提高到公平市价附近，将伊拉克大饼作为为招徕顾客而亏本销售的产品，而盈利就靠定价偏高的西点和市场包装到位的咖啡饮料，这样一来，到二○○五年，联盟赞助就可以在不引发面包暴乱的情况下逐步淡出。这里他说的每件事，如果不是部分那便是全盘胡说八道。有关巴士拉的店面是个什么样，他连最最模糊的概念都没有；他怀疑，比如，像面包大师店里那种有冷藏功能的平板玻璃西点橱窗，或许并不适合一个汽车炸弹到处开花、夏天温度高达华氏一百三十度的城市。但是现代商业的这套胡言乱语是一种他高兴地发现自己能够运用自如的语言，而且肯尼保证说，唯一重要的是看上去在做大量工作，似乎还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利用成功案例使之看上去很有说服力，”肯尼说，“然后，我们会在这边尽全力，做出和那差不多的东西来。杰瑞想在一夜之间发展出自由市场，那么这就是我们呈现给他的。”（“杰瑞”指的是保罗· 布雷默，巴格达的一号人物，肯尼或许和他见过面，或许没有。）空闲时间，尤其是周末，乔伊喜欢和学校里那些要么正做着没有工资的实习生，要么在老家给汉堡包翻面的朋友们聊天，他们对乔伊争取到这样一份有史以来最棒的暑期工作又是忌妒又是祝贺。他觉得他那被九一一撞出正轨的人生进程，如今已经完全回到它那令人激动的上升轨道上来了。

有那么一阵子，映在他得意之上的唯一阴影是詹娜不断推迟她来华盛顿的旅行计划。他们聊天的一个重复主题是詹娜担心，在把自己托付给尼克之前，她还没有玩够。（她说：“我不确定，在杜克大学放荡了一年，算不算真的玩过了。”）从她的担心里，乔伊听到了机会的低语，而当她第二次取消了来华盛顿见面的计划——尽管他们在电话上的调情已越来越露骨，他觉得困惑，当他从乔纳森那里得知她回过麦克莱恩她父母家而没有让他知道，他就觉得更加困惑了。

接着，在七月四日国庆那天，他满怀好意地回了一趟家，他向爸爸说起他在RISEN 的那份工作的详情，希望自己的工资水平和职责范围能让他刮目相看，可他爸爸的唯一反应却是当场不认他这个儿子。到目前为止，在他的人生中，他们父子关系的基调从来都是疏远，是意志相左的僵局。但是现在，他爸爸已不再满足于数落一顿他的冷酷和傲慢，然后打发他走人了。现在，他大喊着乔伊让他恶心，说养了这样一个自私、愚蠢到愿意和一群只是为了获取个人经济利益而去摧毁其他国家的怪物同流合污的儿子，真让他作呕。他的妈妈没有为他说话，自个儿逃命去了：上楼，躲进她的小房间。他知道第二天早上她会打来电话，试着作些调解，说一些他爸爸爱他所以才会那么生气的废话。但她是个胆小鬼，当时不敢留在现场，他别无选择，只能抱紧双臂，把脸变成一副面具，摇着头，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爸爸，不要批评自己不了解的事情。

“不了解什么？”他爸爸说，“这是一场以政治和利益为目的的战争。就这么简单！”

“仅仅因为你不喜欢他们的政见，”乔伊说，“并不意味着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你自以为他们做的都是坏的，希望他们什么事都不成功，那是因为你厌恶他们的政见。你甚至都不愿意听一听正在发生的好事。”

“没有什么正在发生的好事。”

“哦，是，这是个黑白分明的世界。我们的一切都是坏的，你的一切都是好的。”

“中东国家像你这么大的孩子被炸掉脑袋和腿，而你从中挣到大把的钞票，你以为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吗？这就是你生活在其中的完美世界吗？”

“当然不是，爸爸。你能不能有那么一小会儿别这么愚蠢？那里的人们会送命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出了问题，而我们在试图修复他们的经济，好吗？”

“你不应该一个月挣八千块，”他爸爸说，“我知道你自以为很聪明，但如果说在某个世界里，一个十九岁、没有特殊技能的孩子能挣到这么多钱，那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你的处境散发出一股腐败的臭味。我觉得你难闻极了。”

“老天，爸爸，随便你。”

“我甚至再也不想知道你在做什么。那会让我太过恶心。你可以告诉你妈妈，不过帮我个忙，别来恶心我。”

乔伊使劲地笑着，这样他才不会哭出来。他感受到的伤害是结构性的，仿佛他和他爸爸各自选择了不同的政治观就只是为了痛恨对方，而唯一可以从中脱身的方法就是解除关系。什么事都不告诉他爸爸，再也不和他见面，除非绝对必要，这么做对他似乎也是件好事。他甚至都不觉得气愤，只是想把这伤害抛在身后。他打车回到他妈妈帮他租的那栋带家具的小公寓，给詹娜和康妮都发了短信。康妮肯定一早就上床睡了，不过詹娜在凌晨十二点回了电话。她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聆听者，但她听到的关于他这个烂透了的国庆日的要点足够她安慰他说，这世界从来都不公平，也永远不会变得公平，总会有大赢家和惨败者，而就她个人而言，在她被赋予的短暂得可怜的人生中，她更想去做个赢家，且只与赢家为伍。然后，当他质问她为什么没有从麦克莱恩给他打电话时，她说她觉得和他为共进晚餐而见面不够“安全”。

“为什么会不够安全？”

“你有些像是我的一个坏习惯，”她说，“我需要控制住它。需要把目光固定在大奖上。”

“听上去你和你的大奖在一起过得并不愉快。”

“大奖正为坐上他上司的位子忙得不可开交。这就是他们在那个世界里干的事：活吞彼此。而令人惊讶的是，这并没有遭到非议。但显然也非常耗时间。可女孩子喜欢时不时地出去约会，尤其是在她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夏天。”

“所以说你应该来华盛顿，”他说，“我肯定约你。”

“那当然。可是未来三个星期里，我老板在汉普顿有一单接一单的生意要做，需要我替她拿着写字夹板。糟糕的是你也得这么辛勤地工作，不然我可以试试为你偷偷安排个约会什么的。”

他已经记不清自他们认识以来，詹娜说过多少次这种半约会和半承诺的话。她提过的那些有趣的事没有一桩被付诸实践，他一直无法完全理解她为什么还要费事不断地提它们。有时候，他觉得这与她在和她弟弟竞争有关。或者，也许是因为乔伊是犹太人，又深得她爸爸喜爱，而她爸爸是唯一她从不会对其发脾气的人。也有可能，是她对他和康妮间的关系非常感兴趣，女王般地享受着乔伊呈献于她脚边的那些宝贵的私人信息。或者，她真的喜欢乔伊，想看看他长大些后会是个怎样的人，能挣到多少钱。又或者以上所有因素都有。除了说他姐姐是一条坏消息，是一个来自被宠坏了的人的星球、有着海绵一样的道德意识的怪物，乔纳森就再也没有什么内情可以提供，但是乔伊认为，他能够在她身上瞥到更深刻的东西。他拒绝相信，一个驾驭着惊世之美的力量的人，会缺少有趣的想法去使用它。

第二天，当他把他和他爸爸争吵的事告诉康妮后，她没有评论两人谁对谁错，而是直接关心他的伤痛，告诉他她有多么难过。她已经做回了女侍应，而且似乎并不介意要等整整一个夏天才能再次和他相见。肯尼· 巴特尔斯向他承诺，八月的最后两周是他的带薪假期，但前提是他愿意在之前的每个周末都工作。而他其实也不希望康妮待在自己身边，以免詹娜来华盛顿时，事情变得复杂：他想不出怎么才能溜出去一晚、两晚或者三晚而不必对康妮说那种他正试着尽量少说的大谎话。

她平静地接受了延迟见面的决定，他原以为那是西酞普兰的功效。但是一天晚上，在一次惯常的电话问询中，他正在公寓里喝着啤酒，而她陷入了一阵格外漫长的沉默，最终她说：“宝贝，有几件事我需要告诉你。”第一件是她已经不再服药。而第二件是她之所以不再服药，是因为她在和她的餐厅经理上床，并且受够了无法达到高潮。她坦承这一切时，态度出奇的超然，仿佛她说的不是自己，而是另外一个女孩，一个所作所为令人遗憾但也可以理解的女孩。那个经理，她说，已婚，有两个十来岁的孩子，住在哈姆兰大街。“我想我最好还是告诉你，”她说，“如果你想让我停止，我会停止的。”

乔伊在哆嗦。几乎是战栗。一阵风穿过一扇他以为早已紧闭上锁但事实上却大开着的门；一扇他可以由之逃走的门。“你想停止吗？”

“我不知道，”她说，“我有些喜欢这样，为了性，但我对他没感觉。我只对你有感觉。”

“这样，老天，我猜我需要想一想。”

“我知道这样做不对，乔伊。我应该在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就告诉你。但是，有一阵儿，我觉得有人对我感兴趣的感觉真是好极了。你知道我们自从去年十月以来做过几次爱吗？”

“是的，我知道。我明白。”

“不是两次就是零次，取决于你是否把我生病时的那两次计算在内。这不对头。”

“我知道。”

“我们相爱，可我们总是没机会见面。你难道不想念它吗？”

“想。”

“你和其他人上床吗？是因为这样你才可以忍受吗？”

“是，有过。有几次。可是从来没有和同一个女孩做过第二次。”

“我相当确信你在和其他人上床，可是我不想问你。我不想让你觉得我不许你那么做。而且那也不是我自己这么做的原因。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孤独。我太孤独了，乔伊。我孤独得要死。而我会这么孤独，原因是我爱你，你却不在我身边。我和其他人上床是因为我爱你。我知道这听上去很荒唐，或许还不怎么诚实，可事实就是这样。”

“我相信你。”他说。他确实相信。可是他正在体验的痛苦似乎和他相信什么或者不相信什么没有关系，和她现在说什么或者不说什么也没有关系。他亲爱的康妮和某头中年猪一起躺下，脱掉她的牛仔裤和她那小小的内裤，一再地张开她的双腿，这一无声的事实付诸语言的时间仅仅够康妮说出它们，乔伊听到它们，之后就又归于沉寂，在他的体内住了下来，无法用言语表达，活像被吞下肚的一团刀片。他足够理智地意识到，她对那个猪猡经理的在意程度或许并不比他对那些去年和他上过床的女孩的在意程度高，她们不是微醺就是喝得酩酊大醉，而她们的床都散发着过浓的香水气味。但是，理智无法触及他体内的痛苦，就像心里想着“停住！”，无法阻止向前疾冲的公车。他的痛苦超乎寻常，但也古怪地受到欢迎、有助复元。他重新感受到他的活力，感受到他被一个大于他自己的故事吸引。

“和我说点什么，宝贝。”康妮说。

“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不知道。三个月前。”

“好吧，或许你应该继续，”他说，“或许你应该再接再厉，怀上他的孩子，看看他会不会把你安置在你自己的房子里。”

像这样影射卡罗尔是丑陋的，但康妮的反应却只是问他，清晰而认真地：“那就是你希望我做的事吗？”

“我不知道我希望什么。”

“那完全不是我想要的。我想和你在一起。”

“是的，没错。可一定要先和其他人睡上三个月。”

这样的话应该让她哭起来，乞求谅解，或者至少反过来猛烈地攻击他，但是她不是个普通人。“确实如此。”她说，“你说得对。这绝对公平。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我就可以告诉你，然后停止。可做第二次似乎并不比做第一次糟糕。然后第三次、第四次也一样。然后我就不想吃药了，因为当我几乎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还去和人做爱，这似乎很愚蠢。然后，计数器似乎必须被重新设定。”

“而现在你可以感觉到了，感觉还很好。”

“确实好多了。你是我爱的人，可是至少我的神经末梢又开始工作了。”

“那为什么现在要告诉我呢？为什么不做第四个月？四个月也不比三个月糟糕多少，对吧？”

“四个月其实就是我计划的时间，”她说，“我本来想等下个月出来见你的时候告诉你，然后我们可以作个计划，安排更多的时间见面，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到之前只和对方发生性关系的状态了。这依旧是我想要的。可是昨晚我又开始胡思乱想了，我想我最好还是现在告诉你。”

“你又变得抑郁了吗？你的医生知道你停止服药了吗？”

“她知道，可是卡罗尔不知道。卡罗尔似乎认为药物可以让她和我之间一切保持正常。她觉得这样就可以永久性地解决她的问题。我每晚从药瓶里拿一粒药，把它放在我收袜子的抽屉里。我想她也许会趁我上班的时候去数药丸。”

“也许你应该继续服药。”乔伊说。

“如果我再也见不到你，我会重新开始服药的。可是如果我能见你，我想感觉到所有的东西。而且我想，如果我们一直见面，我就不需要服药了。我知道这听上去像是威胁什么的，可事实就是这样。我不是想在要不要和我继续见面这件事上影响你的决定。我明白我做了件不好的事。”

“你觉得抱歉吗？”

“我知道我应该说是的，可我不确定。你为和其他女孩上床感到抱歉吗？”

“不，尤其是现在。”

“我也一样，宝贝。我的感受和你一模一样。我只是希望你记住这点，并且让我再次见到你。”

康妮的坦白是他最后也是最好的一次无需感到内疚的脱身机会。他可以如此轻易而名正言顺地离开她，只要他愤怒到了想要这么做的程度。挂掉电话后，他喝杰克丹尼喝到大醉——通常他都足够自制地不去碰这种酒——然后出门，走在他那个荒凉、没有社区样儿的社区的潮热街道上，享受着夏日钝钝的热浪的袭击和热上加热的空调的集体轰鸣。卡其裤的口袋里有一把硬币，他拿出来，开始用力地把它们抛向大街，一次几枚。他把它们全扔掉了，那些代表着他的无知的便士，那些代表着他的自给自足的十美分和二十五美分。他需要摆脱自己，摆脱自己。他找不到可以听他诉说痛苦的人，他的父母尤其不行，但乔纳森也不行，他害怕这会破坏他对康妮的好印象，当然，詹娜也不行，她根本不理解爱情，还有他学校里的那些朋友——他们都把女朋友看作是一种对他们，男人们，打算用未来十年去追求的那些乐趣而言毫无意义的障碍物。他全然孤独，他想不通这一切怎么会发生在他身上。在他生命的中央，怎么会出现一处名叫康妮的伤痛。他可以如此细致入微地感受她的感受，如此深入地理解她，他无法想象她的生活中没有他，这一切让他发狂。每当他有机会摆脱她时，利己主义的逻辑就会在他身上失效——他的思绪会不断地从它的齿轮中跳出——被二人共同进退的逻辑所取代。

一周过去了，她没有打来电话。然后又是一周。他第一次开始意识到，她年龄比他大。她如今二十一岁了，是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一个有趣且对已婚男性有吸引力的女人。在忌妒的掌控下，他突然把自己看作了两人之中幸运的那一个，多亏她只肯把她的热情给予他。在他的想象中，她具有了无比的诱惑力。有时他也会模糊地感觉到，他们的关系不同寻常，让人着迷，像童话故事一般，但是直到现在，他才意识到他有多依赖她。在他们沉默的头几天里，他努力相信，他在以不给她打电话惩罚她，可是没过多久，他开始觉得自己才是那个被惩罚的人，那个等着看她会不会从她的感情海洋中抽出一滴慈悲，为他打破沉默的人。

与此同时，他妈妈告诉他，她不会再每月给他寄五百美元的支票。“恐怕你爸爸不允许我这样做了，”她说，语气中的若无其事让他恼火，“我希望至少在之前，那曾对你有所帮助。”乔伊感到一定程度上的放松，他不必再纵容他妈妈在经济上支持他，也相应地不必再觉得有义务定期给她打电话；他同时也感到高兴，可以不再就父母经济支持的程度对弗吉尼亚州撒谎。但是，他已经开始依赖每月的这张支票来做到收支平衡，现在，他为在这个夏天里坐了那么多次出租车、叫了那么多次外卖而感到后悔。他忍不住恨他爸爸，并觉得被他妈妈背叛了，尽管她多次向乔伊抱怨她的婚姻，但在形势十分糟糕时，她最后似乎总是尊重他爸爸的意见。

接着，他的姨妈阿比盖尔打电话告诉他，八月末他可以使用她的公寓。过去的一年半里，他不断收到阿比盖尔邀请众人观看她在纽约一些名字古怪的小场子的演出的电子邮件，而且每隔几个月，她都会打来电话，发表一通她那种自我辩护式的独白。如果他摁下手机上的拒接按钮，她不会留言，而是继续拨打，直到他接听为止。他觉得她就是这样打发每天的大部分时光的：轮番拨打每个她知道的号码，直到最终有人接听，而考虑到他和她关系的虚无程度，他不愿去考虑她的通讯录里还有其他什么人。“我给自己送了一份小礼物，一个海滩假期。”她这样对他说，“我恐怕得告诉你，可怜的大虎因为猫癌死了，不过是在接受了非——常昂贵的猫癌治疗之后，现在就剩下小猪孤零零一个了。”虽然乔伊觉得自己和詹娜之间的调情有些肮脏，但作为对不忠更广意义上的全新厌恶的一部分，他还是接受了阿比盖尔的提议。他想，如果就此没有了康妮的消息，他或许可以通过出现在詹娜住所的附近，通过请她吃晚餐来安慰自己。

接着肯尼· 巴特尔斯打来电话，说他正要把RISEN 和手头的合同卖给一个他在佛罗里达的朋友。事实上，已经卖掉了。“上午迈克会给你打电话，”肯尼说，“我叫他一定要把你的职位保留到八月十五号。反正我也不想在那之后费事替换你。我有更大更好的鱼可炸了。”

“哦，是吗？”乔伊说。

“是的，LBI 愿意让我做分包商，组一支重型卡车车队。这可不是胆小鬼能干的差事，而且要比面包里的面包好得多，如果你明白我在说什么。这单生意可是好进好出——没有季度报告之类的麻烦事。我给他们卡车，他们给我支票，就这么简单。”

“恭喜。”

“是，不过，问题是，”肯尼说，“我仍然非常需要你在华盛顿为我工作。我在寻找可以和我一起投资、弥补我资金上的不足的伙伴。如果你愿意工作，你还可以给你自己发一点儿工资。”

“听起来不错，”乔伊说，“可是我必须回学校了，而且我也没有可供投资的资金。”

“好的，没问题。这是你的人生。可是来一小块怎么样？按照我对合同细则的理解，波兰生产的普拉德斯基A10 就完全符合要求。这种车型已经停产了，但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军事基地周围，还停着很多这种卡车。在南美的某些地方也有，不过那里的我根本弄不到。我准备在东欧聘请司机，一路护送卡车经土耳其到基尔库克交货。这件事会让我脱不开身，天知道要多久。我这里还有一份九十万美金的卡车配件分包合同。你觉得你能够对付这份合同吗？”

“我对卡车配件一无所知。”

“我也是。但是普拉德斯基过去生产过多达两万辆A10，市面上肯定有大量配件。你需要做的就是找到它们，然后装箱，发货。投入三十万，六个月后拿回九十万。就眼下的情况来看，这样的毛利相当合理。我个人甚至觉得，如果为政府采购，这种利润值都算是低的。没人会提出质疑。你觉得你能搞到三十万吗？”

“我几乎连我的午餐钱都要搞不到了，”乔伊说，“还有学费什么的。”

“是吗，好吧，可是，其实你只需要找到五万块。拿着这笔钱，加上手头签好的合同，国内的任何一家银行都会把剩余部分借给你。你在宿舍上网就可以完成当中的大部分工作，或者你看着办。这可比在餐厅打工强多了，不是吗？”

乔伊说他需要点时间考虑一下。其实就算他过度享受了所有那些外卖和出租车，他还有为新学年储蓄的一万美金，以及信用卡上可透支的八千美金。互联网上的快速搜索结果显示，很多家银行都可以提供高息贷款，且需要的担保金额并不高，而在谷歌搜索中键入“普拉德斯基a10 配件”，也显示出很多匹配页。他明白，如果这些配件真的如肯尼说的那么好找，他不会把这份合同让给他，可是之前在RISEN，肯尼兑现了他的所有许诺，而乔伊无法停止想象一年之后，二十一岁的他成为半个百万富翁的美妙滋味。冲动之下——因为当时他激动不已，并且仅此一次，他没有一心只想着他们的关系——他打破了他和康妮之间的沉默，向她征询意见。很久以后，他会为自己在潜意识里想到了她的存款，以及她现在可以合法支配这笔钱的事实而责怪自己，可是在他打电话的那个时刻，他并没有感到任何利己的动机。

“哦，老天，宝贝，”她说，“我都开始以为我再也不会接到你的电话了。”

“这两周可不好过。”

“老天，我知道，我知道。我开始觉得我应该永远都不向你透露那件事。你能原谅我吗？”

“可能会。”

“哦！哦！这可比可能不会好多了。”

“非常有可能，”他说，“如果你仍然愿意过来和我见面。”

“你知道我愿意。这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愿意做的事。”

她听上去一点儿也不像他想象中的那个独立、成熟的女人，胃部的紧张感正在告诫他放慢速度，想清楚他是否真的想要她回来。告诫他不要把失去她的痛苦错误地当成想得到她的强烈愿望。他急着转换话题，不愿陷入抽象的感情泥沼，于是他问她对肯尼的提议怎么看。

“老天，乔伊，”他解释完后，她说，“你一定要做。我会帮你。”

“怎么帮？”

“我会给你钱，”她说，仿佛只有傻瓜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我的基金账户里还有不止五万美金。”

单单是说出这个数目就让他性兴奋。它把他带回到高一的那个秋天，在巴瑞耶街，他们刚刚配成一对的那些日子。U2 乐队的《注意点儿，宝贝》是他们两人都喜欢的一张专辑，尤其是康妮，正是在它的陪伴下，他们向对方献出了自己的童贞。在专辑的第一首歌中，博诺唱到他准备好迎接一切，准备好接受那一下。这成了他们的爱之歌，他们的创业之歌。它让乔伊觉得，他准备好开始过性生活了，准备好步出他的童年，准备好在康妮的天主教学校卖手表，真正像样地挣点钱。他和她成了所有意义上的伙伴，他是那个创业者和生产者，她则是他忠诚的快递员和天赋惊人的女销售员。直到他们的买卖被不满的修女们终止，她已证实了自己是一名掌握了所有软推销技巧的大师，她那种酷酷的冷淡能够使她的同学们为她和乔伊的产品发狂。巴瑞耶街上的所有人，包括他妈妈，总是把康妮的安静误看作迟钝，反应慢。只有拥有第一手信息的乔伊看到了她的潜力，现在，这看起来就像是他们共同生活的主题：他帮助她，鼓励她，让所有人都对她大跌眼镜，尤其是他的妈妈，她低估了康妮潜在的价值。他坚信自己将成为一名商人，这种在其他人还看不到时就识别出事物价值、窥见机会的能力，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对他和康妮的爱情也很重要。她以神秘的方式行动！他们两个是在她从学校带回的成堆的二十美元钞票中开始做爱的。

“你需要用基金里的这笔钱上大学。”他还是这样说了。

“我可以迟一些再上，”她说，“你现在需要钱，我把它借给你。你可以迟些时候再还给我。”

“我会双倍还你。那时你就有足够读四年大学的钱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她说，“但你不必非得那么做。”

他们约定，在他二十岁生日那天于纽约见面，那将是自他离开圣保罗之后，他们作为一对情侣最幸福的几个星期。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给肯尼，宣布说他准备好做这单生意了。伊拉克的这批新合同要到十一月才会出来，肯尼说，所以乔伊应该享受他的秋季学期，只要保证作好融资准备就可以了。

提前就感到资金充裕的他，大手笔地乘坐阿西乐特快来到纽约，并在去阿比盖尔公寓的路上买了一瓶一百美金的香槟。阿比盖尔的公寓比之前更加凌乱拥挤了，而他却高兴地关上身后的房门，打车去拉瓜迪亚机场接康妮的航班——这次他执意要她坐飞机而不是长途汽车过来。这整个城市，以及在八月的热浪中半裸的行人、被热霾变得模糊的建筑物和桥梁，都像是春药一般。他将去迎接他的女朋友，这几乎使他成为了这个城市的王——她曾一度和别人上床，但现在又嗖的一声回到了他的生活，像一块磁铁奔向另一块磁铁。当他看到她从机场大厅走过来，紧张地躲闪着其他旅客，就仿佛她过于全神贯注以至不到最后一刻不会看到他们，他感受到的不再仅仅是金钱上的充裕。他感到了重要性的充裕，可供燃烧的生命的充裕，可供把握的疯狂机遇的充裕，他和她的故事的充裕。她看到他，然后开始点头，同意着某件他还未说出口的事情，脸上满是喜悦和惊叹。“好的！好的！好的！”她同时说道，扔掉行李箱的拉杆，和他撞在一起，“好的！”

“好什么？”他说，笑着。

“好的！”

他们甚至没有接吻就跑去领了行李，来到外面的出租车站，那里奇迹般地没有人在等车。在出租车的后座，她脱掉汗湿的棉上衣，爬到他的身上，呜咽起来，那是类似于高潮或者癫痫发作时的那种呜咽。在他怀里的她的身体似乎是全新的，全新。其中有些变化是真实的——她身体的棱角柔和了，女人味增加了——但多数变化只是存在于他的脑海。他觉得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对她这次不忠的感激。此刻，他的感情是如此强烈，似乎只有向她求婚才能使之缓和。甚至，他或许会在那时那地就开口求婚，如果他没有注意到她左前臂内侧那些奇怪的伤痕的话。柔软的皮肤上有一串平行的直线割痕，每条约两英寸长，最靠近肘部的那条最浅，已经愈合，而越是靠近手腕的就越是新鲜、红肿。

“是的，”她说，脸上湿漉漉的，困惑地看着那些伤痕，“是我自己割破的。不过没什么。”

他问发生了什么事，虽然他早已知晓了答案。她吻吻他的前额，吻吻他的面颊，吻吻他的嘴唇，然后严肃地盯着他的眼睛。“别害怕，宝贝。这只是我为惩罚自己而一定要做的事。”

“老天。”

“乔伊，听着。听我说。我很小心，我在刀片上涂了酒精。我只是一定要为每个接不到你电话的夜晚划上一道。第三晚，我划了三道。之后的每晚我都只划一道。一接到你的电话，我就停止了。”

“如果我没有打电话呢？你准备怎么样？划破你的手腕吗？”

“不会，我不想自杀。我这样做，就是为了不让自己去想那种事。我只是需要一点点疼痛。你能理解吗？”

“你确定你没有自杀倾向？”

“我永远不会那样对你。永远不会。”

他用指尖滑过那些伤痕。然后他抬起她没有受伤的手腕，把它压在自己的眼睛上。她为他割伤自己，他感到高兴；他情不自禁。她行动的方式是神秘的，但他看得懂。在他脑海的某处，博诺在唱歌，他说没事的，没事的。

“你知道最神奇的是什么吗？”康妮说，“我是在第十五道之后停止的，这刚好是我不忠于你的次数。而你恰好在那天晚上打了电话。这就像是某种征兆。还有这个。”她从牛仔裤的后口袋里拿出一张折叠的银行本票，它有着她屁股的形状，沁满了她屁股上的汗水，“我的基金账户里有五万一千美元。几乎正好是你说你需要的数目。这是另一个征兆，你不觉得吗？”

他打开支票，上面写着付给乔伊·伯格伦德总额伍萬美圆。他通常并不迷信，但他不得不承认这些征兆令人印象深刻。它们仿佛在告诉精神错乱的人：“杀掉总统，现在。”或者告诉抑郁的人：“从窗口跳下去，现在。”而对于他们，那急迫而不理性的命令似乎是：“结为人生伴侣，现在。”

从市中心出来的车流静止不动，而进入市中心的车流却一路畅通，他们的出租车向前疾驶，这似乎也是一个征兆。他们不用排长队等出租车是征兆。明天是他的生日也是征兆。他记不起一小时前，当他向机场进发时，他处于怎样的状态。他的脑中只有他和康妮的此时此刻，然而在此之前，这种事——他们穿过宇宙的缝隙，跌入二人世界——通常只发生在夜晚，在卧室或其他的私密空间里，而现在它却发生在明亮的日光下，在满城热霾之中。他把她抱进怀里，那张银行本票贴着她汗湿的胸骨，位于她上身两条湿漉漉的带子之间。她的一只手被挤得平贴在他的胸口，就像那里会出奶水一样。她腋下那股成熟女人的味道让他迷醉，他希望那味道再浓烈一些，他觉得他无比强烈地希望，她腋下的味道更加难闻一些。

“谢谢你和别人上床。”他小声说。

“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

“我知道。”

“我是说，从某个角度看，这样做非常容易。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简直是不可能的。你明白，对吗？”

“我完全明白。”

“你也觉得困难吗？无论你去年做了些什么？”

“事实上，不难。”

“那是因为你是男人。我知道做你会是个什么样的感觉，乔伊。你信吗？”

“信。”

“那么一切都会顺利的。”

接下来的十天当中，一切确实都很顺利。当然，过后乔伊能够看明白，长期禁欲后的最初那些渗透了荷尔蒙的日子，绝不是作出人生重大决定的理想时刻。他能够看明白，不应该试图用类似求婚这么重大的事情来平衡五万美金这份厚礼那令人无法承受的重量，而是应该写一份列明归还本息时间表的借据。他能够看明白，如果他和她分开哪怕一个小时，独自去散散步，或者和乔纳森聊一会儿，他或许就可以找回部分的清醒和距离。他能够看明白，性爱之后作出的决定比性爱之前作出的决定要现实得多。然而，在那时那刻，没有之后，只有之前，之前的之前，之前的之前的之前。他们对彼此的渴望在那些日日夜夜里不断循环，犹如阿比盖尔卧室窗户上辛勤工作的空调。他们快乐的新维度、共同进行商业风投的决定以及康妮的疾病与不忠所带来的沉甸甸的成人感，这一切使得他们之前所有的快乐都显得平淡无奇，显得孩子气。他们的快乐是如此异乎寻常，他们对它的需求又是如此没有边际，以至第三天早晨，当这快乐只不过退潮了一个小时，乔伊便伸手去摁最近的那个按钮，想要得到更多。他说：“我们应该结婚。”

“我正在想同一件事，”康妮说，“你想现在就去吗？”

“你是说好比今天？”

“对。”

“我想结婚是有等候期的。好像还要验血？”

“哦，那咱们去验吧。你想去吗？”

他的心脏正在把血液输送进他的生殖器官。“想！”

不过首先，他们必须为即将去验血的激动心情而交配，然后又必须为发现原来他们不需要验血的激动心情而交配。然后他们像一对喝多了的情侣一样，漫步走向第六大道，全不在意别人的目光。就像两个正在作案的杀人犯一样，康妮没有戴胸罩，让人想入非非，吸引着男性的目光，而乔伊则处于睾丸激素控制下那种不管不顾的状态当中，若是有人挑战他，他会仅仅为了挥拳的快感而挥拳。他在迈出他需要迈出的一步，这是自从他的父母第一次对他说不之后，他就一直想要迈出的一步。在喇叭声不断的出租车车流和肮脏的人行道构成的灼热的混乱中，他和康妮一起走过五十个街区，从住宅区到商业区，感觉这和他之前度过的整个人生一样长。

来到第四十七街，他们走进碰到的第一家看上去没什么人光顾的珠宝店，要买两枚他们可以当场拿走的金戒指。店主有着全套的犹太哈西德教派行头——圆顶小帽，额发，经文匣，黑色小背心，经书。他先看看乔伊，他的白色T 恤衫上有芥末酱的痕迹，那是他在路上吞下热狗时溅上去的；然后他又看看康妮，她的脸因炎热的天气和乔伊的脸的不断摩擦而赤如火焰。“你们俩要结婚？”

他们都点点头，但谁也不敢大声说出是的。

“那么恭喜了，”店主说，打开抽屉，“我这里有各种尺寸的戒指供你们挑选。”

乔伊原本浑然无缝的疯狂心情裂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一阵来自远方、因詹娜而起的悔意透过这个缺口刺痛了他。此刻他不是把詹娜看作一个他想要的女人（这种渴望会在不久后，当他重又独自一人、冷静清醒时才再度出现），而是一个他将永远没有机会拥有的犹太妻子：对于她，他是个犹太人这一事实或许真的很重要。很久以前，他就放弃了在意自己犹太人身份的意图，然而，看到店主那些用旧了的犹太教饰物、他那少数派宗教的法衣，他有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和一个非犹太人结婚使得犹太人对他失望了。虽然詹娜的道德观念从很多方面看都很可疑，但她仍然是犹太人，仍然有死在难民营里的祖辈，而这一点使她变得人性，钝化了她那非人的美，并让他为令她失望而感到抱歉。有趣的是，他只是对詹娜有这样的感觉，对乔纳森却没有，后者在乔伊眼中已经足够人性了，不需要借助犹太人身份来进一步使之强化。

“你怎么看？”康妮问道，盯着陈列在天鹅绒上的戒指。

“我不知道，”略有悔意的他说，“它们看上去都不错。”

“拿起来，戴上试试看，”店主说，“金子没那么容易损坏。”

康妮转向乔伊，在他的眼睛里寻找着什么。“你确定你想这么做吗？”“我想是的。你呢？”“是。如果你想的话。”

店主从柜台旁走开几步，找了点事忙活。而透过康妮的眼睛看到了自己的乔伊，无法忍受自己脸上的那份不确定。这使他愤怒得发狂，为了她。其他所有人都怀疑她，而她需要他不怀疑，于是他选择不怀疑。

“毫无疑问，”他说，“咱们来看看这些戒指。”

他们挑好戒指后，乔伊试着杀价，他知道在这种店应该杀杀价。可是店主只是失望地看了他一眼，似乎在说：“你都要娶这个姑娘了，还要为五十美元跟我浪费口水？”

他把戒指放进他的前口袋里，走出珠宝店，在人行道上几乎和他的大学朋友凯西撞个满怀。

“老兄！”凯西说，“你在这里做什么？”

他穿着三件套的西服，而且已经开始掉头发了。之前他和乔伊渐渐失去了联系，不过乔伊听说，这个暑假他在他爸爸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此刻撞到他，乔伊觉得这是另一个重要的征兆，不过，究竟是什么的征兆，他不确定。他说：“你记得康妮，对吧？”

“你好，凯西。”康妮说道，眼里恶魔似的闪着光。

“是的，当然记得，你好。”凯西说，“可是，老兄，你忙什么呢？我以为你在华盛顿。”

“我在度假。”

“老兄，你该给我打个电话。我不知道你来了。不过你们俩在这条街上做什么呢？买订婚戒指？”

“是的，哈哈，说得没错，”乔伊说，“你在这里做什么？”

凯西从衬衫口袋里摸出一只怀表。“帅不帅？这是我爸爸的爸爸的。我拿过来清洗和修理一下。”

“很漂亮。”康妮说，俯身欣赏着那块怀表，而凯西则飞快地以皱眉表达了他的疑问和夸张的提醒。乔伊在一系列可供选用的男人对男人的回应方式中选择了略带局促的坏笑，意思是性生活丰富精彩，女友提出无理要求，需要给她们买些小首饰，诸如此类。凯西以行家的眼光迅速地瞥了一眼康妮裸露的肩膀，审慎地点点头。整个交流用了四秒钟，乔伊放心地看到，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做个在凯西眼中像凯西的人是多么容易：对不同的人区别对待就好。这预示着他依旧可以在大学里过正常的学生生活。

“老兄，穿西装不热吗？”他说。

“我是南方人，”凯西说，“不像你们明尼苏达人那么容易出汗。”

“出汗的感觉很棒，”康妮说，“我喜欢在夏天出汗。”

这样露骨的话显然让凯西觉得震惊。他把怀表放回口袋，看着街道前方。“无论如何，”他说，“如果你们俩想出去玩什么的，可以给我打电话。”

等到只剩下他们两个，在下午五点第六大道的下班人流中，康妮问乔伊她是不是说错话了。“我让你难为情了吗？”

“没有，”他说，“他是个大傻瓜。现在华氏九十五度，他穿着三件套西服？他是个骄傲的大傻瓜，揣着块傻乎乎的怀表。他已经在变成他老爸了。”

“我张开嘴，然后奇怪的话就冒出来了。”

“别担心这个。”

“娶我让你觉得难为情吗？”

“没有。”

“你似乎有点儿。我不是说这是你的错。我只是不想在你朋友面前让你觉得难为情。”“你没有让我难为情，”他生气地说，“只不过我的大多数朋友连女朋友都没有，我只是处在一种不寻常的境地。”

他或许有理由期待在当时吵上一架，或期待康妮通过生闷气或指责他，让他对娶她的意愿作出更加明确的声明。但是和康妮是没办法吵架的。不安全感，怀疑，忌妒，占有欲，偏执——这类让他那些有过短暂交往经历的朋友们大感头疼的坏毛病——在康妮身上都找不到。究竟她是真的缺乏这些感受呢，还是有某种强大的动物智慧引导她压抑了它们，乔伊始终没能想明白。他越是和她在一起，就越是奇怪地感到他对她一点儿也不了解。她只在意眼前的事物。只做她自己要做的事，同时对他的话作出反应，除此之外，发生在她视野外的事情似乎完全无法影响到她。他妈妈坚持认为，恋人间吵架是好事，这个说法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事实上，他几乎觉得，他和康妮结婚似乎就是为了看看，她是否最终会开始和他吵架：为了了解她。但是第二天下午，当他真的娶了她，一切却都没有发生变化。坐着出租车离开法院时，在车后座，她把戴着戒指的左手和他戴着戒指的左手紧扣在一起，将头靠在他肩上，怀着一种不能被完全描述为满足的心情，因为那会暗示她之前是不满足的。那更像是一种对应该去做的事、对他们共同犯下的罪行的默默服从。一星期后，当乔伊在夏洛茨维尔再次见到凯西，他们两个谁也没有提起康妮。

当他穿行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热烘烘的汹涌人海中，看到詹娜坐在清凉、安静一些的商务舱候机室时，他的婚戒仍然驻扎在他小腹的某处。她戴着墨镜，iPod 和最新一期的《康泰纳仕旅行者》为她进一步提供了保护。她从头到脚把乔伊打量了一番，就像一个人在确认她订购的产品以一种可以收货的状态到达了，然后从旁边的座位上拿过她的手提行李——似乎有点儿不情愿地——把iPod 的耳机线从耳朵中拉出来。乔伊坐下来，忍不住地微笑着：他将和她一起旅行。他之前从未坐过商务舱。

“怎么了？”她说。

“没什么，我只是在微笑。”

“哦，我还以为我脸上有脏东西什么的。”

附近的好几个男人正恶狠狠地打量乔伊。他强迫自己将他们一个个瞪了回去，以表明詹娜已经有主了。他意识到，若是以后只要他们去公共场所，他都得这么做，那将会是很累人的。有时候也有男人盯着康妮看，但他们通常似乎可以不抱过多遗憾地接受，她是属于他的。然而和詹娜在一起，他感觉到，其他男人并不会因他的存在退缩，而是继续在他周围寻找机会。

“我不得不警告你，我有些暴躁，”她说，“我快来例假了，而且我刚刚陪着那些老古董过了三天，看他们的孙子们的照片。还有，我无法相信，现在在这个休息室里叫酒喝居然要花钱。我是说，我还不如坐在外面的候机区，坐那儿也能买酒。”

“你想让我去给你买杯酒吗？”

“其实，好的。我想要双份的添加利金酒加汤尼水。”

她似乎没有想到——幸运的是，酒保也没有想到——乔伊还是个未成年人。当他拿着酒和变轻了的钱包回来时，他看到詹娜再次戴上了耳机，同时埋头看着杂志。他怀疑她是不是不知怎么搞的错把他当成乔纳森了，才这么不把他的到来当一回事。他拿出他自己的姐姐圣诞时送他的小说《赎罪》，勉强读着其中对房间和植物的描写，但他脑中却一直想着乔纳森下午发来的短信：希望成天对着马屁股让你开心。自从三星期前，他先发制人地打电话把他的旅行计划告诉了乔纳森，这是他第一次收到他的消息。“那么，我猜你的面前是一片玫瑰了，”当时，乔纳森这样说道，“先是叛乱，然后是我妈妈的腿。”

“又不是我想让她摔断腿。”乔伊说。

“我相信你没有这么想。我也相信你想让伊拉克人民拿着花环欢迎我们。我还相信你对事态变得他妈的如此糟糕感到非常难过。只是还没难过到不去从中获利的地步。”

“那我该怎么做？拒绝吗？让她自己去骑马？她其实相当抑郁。她一直在期待这次旅行。”

“我相信康妮可以理解这一切。我相信你已经征得她的同意了。”

“如果这和你有一丁点儿的关系，我或许会给你个答案。”

“嘿，你知道吗？如果我不得不为了你的旅行对她撒谎，那么这就关我的事。我每次和她通话，都已经不得不就我对肯尼的看法对她撒谎了，因为你拿了她的钱，我不想让她担心。现在，我还得为了这个再撒谎？”

“那干脆不要经常和她通话怎么样？”

“我们没有经常通话，浑蛋。过去三个月里，我和她通过，好像有，三次电话。她当我是朋友，好吗？而且显然，你可以一整个星期都不给她打电话。那么我该怎么做？她打来的时候不接吗？她打电话给我是为了问你的情况。这本身就有些古怪，不是吗？因为她仍然是你的女朋友。”

“我不是为了和你姐姐上床才去阿根廷的。”

“哈，哈，哈。”

“我向上帝发誓，我是作为一个朋友陪她去的。就像你和康妮是朋友一样。因为你姐姐心情不好，况且这也是朋友该做的事。可是康妮无法理解这点，所以如果她打电话，你可以索性，比如说，不要提这件事，那将是你为所有相关的人所能做的最友善的一件事了。”

“你真是没一句真话，乔伊。我甚至都不想和你说话了。你身上发生的变化让我恶心得想吐。如果康妮在你离开期间给我打电话，我不知道我会说什么。我或许什么也不会告诉她。可是她给我打电话的唯一原因就是你给她打的不够多，我受够了这样被夹在中间。所以你他妈的想做什么就去做吧，只要别再让我为你圆谎就行。”

向乔纳森发誓他不会和詹娜上床之后，乔伊觉得自己已经买好了

全保，能够对抗在阿根廷可能出现的所有意外。如果什么也没有发生，那就证明他是高尚的。而如果确实发生了什么，那么他就不必因无事发生而感到沮丧和失望。这将回答那个他仍然在疑惑的问题，即，他究竟是个柔软的人还是个强硬的人，以及未来会为他留住些什么。他对这个未来充满好奇。从乔纳森发来的短信中的厌恶情绪判断，无论那是个怎样的未来，他都没有兴趣参与其中。这条短信确实刺痛了乔伊，可是乔伊，站在他的立场上，也已经受够了好友无情的道德批判。

上了飞机，坐在他们宽敞、清静的座位上，又喝了大大的一杯酒之后，詹娜才屈尊摘掉墨镜，开始和乔伊交谈。乔伊把他最近去波兰追寻虚无缥缈的普拉德斯基A10配件的事告诉了她，说他发现在互联网上打广告声称有货源的供货商看上去很多，但除去很少一部分外，其他要么是假信息，要么是出于罗兹市的同一个供货商，而且，乔伊和他那个几乎帮了倒忙的翻译发现，这家供货商的存货也少得令人吃惊，不值得出任何价钱购买。有尾灯、挡泥板、门板、一些电池箱和散热器护栅，可是几乎找不到任何引擎和悬架配件，而这些对于维护自一九八五年起就停产了的车是至关重要的。

“互联网糟透了，不是吗？”詹娜说。她已经挑着吃光了她自己坚果碗里的所有杏仁，此刻正在乔伊的碗中挑来拣去。

“确实糟透了，确实糟透了。”他说。

“尼克总说国际电子商务是给输家玩的。事实上，凡是和电子有关的经济活动都是这样，除非那个电子系统是私有的。他说免费信息从定义上看就注定是无效的。比如说，如果一家中国供货商在互联网上注册了，单从这点你就能够看出，它好不到哪里去。”

“是的，我知道，我非常了解，”乔伊说，他不想听到尼克，“可是卡车配件的网上生意应该更像是易趣网之类的。只是一种连接买家和卖家的有效方式，否则买家可能会找不到卖家。”

“我所知道的就是尼克从来不在网上购物。他甚至连贝宝都信不过。你知道的，他对这些事很在行。”

“是的，所以我才会跑去波兰。因为你必须亲自办理这些事。”

“没错，尼克也是这么说的。”

她咀嚼杏仁的时候嘴巴微张，这让他感到厌恶，还有她的手指，尽管很可爱，但当它们有条不紊地在他的坚果碗里翻来翻去的时候，也让他感到厌恶。“我以为你不喜欢喝酒。”他说。

“嘿嘿，最近我正在锻炼酒量。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

“好吧，无论如何，”他说，“我指望能在巴拉圭撞上点儿好运，否则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花了一大笔钱把在波兰买到的那些破烂装船运走，可是我的拍档肯尼说，我运过去的货量太少，都不够换部分货款。目前它们被扔在基尔库克城外的一处山羊牧场，很可能连个看守的人都没有。而肯尼在生我的气，因为我没有给他送去其他类型的卡车配件，即便因为型号不同、制造商不同，那样的配件根本没法用。肯尼的意思是，只管按重量给他发货，因为，你能相信吗，我们是按重量收取货款的。而我的看法是，这些是有着三十年历史的旧卡车，况且也不是专为沙尘或者中东的酷暑天气而设计制造的，它们肯定会出故障，而当你试图在战乱中做护航工作时，你可不希望你的卡车出问题。与此同时，我这阵子就只有大笔支出，没有收入。”

如果詹娜在认真听他说话，他或许会不好意思向她承认这点，但她正在拽她的机上电视屏幕，生气地想要把它从装载位置拉出来。他殷勤地帮了她一把。

“抱歉，”她说，“你在说……？什么收不到钱？”

“哦，不，我肯定能收到钱。事实上，今年我挣到的钱可能比尼克还要多。”

“老实说，我怀疑。”

“好吧，可是我会挣到很多钱。”

“尼克和你身处截然不同的薪酬世界。”

这个说法让乔伊无法忍受。“为什么我会在这里？”他说，“你到底想不想让我陪你？你不是不理我，就是说尼克的事，我以为你已经和他分手了。”

詹娜耸了耸肩。“我告诉过你我脾气有些躁了。可是聪明人难道不是一点就通吗？我对你的生意不是非常感兴趣。是你而不是尼克陪在我身边，就是因为我听厌了他一天到晚地谈论金钱。”

“我还以为你喜欢钱。”

“可那并不代表我喜欢谈论它。是你提起这个话题的。”

“很抱歉，我烦到你了！”

“好的，那么，我接受你的道歉。不过还有个问题，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能提尼克，如果你将一直谈论你的女人。”

“我谈论她是因为你问起她。”

“我不认为这其中有什么区别。”

“嗯，她仍然是我的女朋友。”

“没错。我想这是个区别。”她突然俯身，把嘴唇贴了过来。先是最最轻微的一触，然后几乎就像鲜奶油一般温软，再然后是整个嘴唇。她的唇亲上去感觉和他一向看到的一样美好，一样丰富生动，一样珍贵。他凑过去想加深这个吻，但她撤开了，满意地笑着说：“快乐的男孩。”

当空乘人员过来为他们点餐时，他要了牛肉。他计划在整个旅途中都只吃牛肉，因为这或许多少会让人便秘；他希望能够坚持到巴拉圭，然后才不得不开始在洗手间寻找他的婚戒。詹娜边吃晚餐边看《加勒比海盗》，于是他戴上耳机，和她一起看，他没有拉出自己的电视，而是别扭地靠在她旁边，但是，不再有亲吻。等到电影结束，他们在各自的被子下躺好，他发现商务舱座位有个缺点，那就是没有拥抱或者无意间身体接触的可能性。

他没想到他能睡着，可一眨眼就到了早晨，吃过早餐后，他们就到了阿根廷。这里完全没有他想象中那样富有异国情调。除了一切都使用西班牙语，且有更多的人在抽烟，这里的文化风貌似乎和其他任何地方都没什么不同。一样的平板玻璃和地面砖，一样的塑料座椅和照明灯具，飞往巴里洛切的航班和任何美国的中转航班一样，从后排座位开始登机，而那架727 以及他能够从窗户中看到的工厂、农田、道路也都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土地依旧是土地，上面依旧长着植物。大多数头等舱的乘客都讲英文，当中的六位——一对英国夫妇以及一位美国妈妈带着三个孩子——推着他们挂着“优先提取”标牌的行李，和乔伊、詹娜一起来到巴里洛切机场外一处禁止停车的区域，特里温福大牧场的乳白色面包车正在这里等着他们。

面包车司机是一位面无笑容的年轻男子，厚密的黑色胸毛从他半扣的衬衫里钻了出来。在乔伊甚至还没能搞清楚状况之前，他冲过来拿走詹娜的行李，放在了车后面，然后把她安顿在前排乘客座位上。那对英国夫妇占住了后面的两个座位，而乔伊发现自己面朝车尾，和那位妈妈及她的女儿坐在一起，女孩正在读一本关于马的儿童小说。

“我叫菲利克斯，”司机对着多余的麦克风说道，“欢迎来到尼格罗河省请使用安全带我们将行驶两小时路上会有些颠簸我这里有为需要的人准备的冷饮特里温福地处偏远但是瑟华（原文为lucksurious，与luxurious（奢华）发音相近，前者系发音不准确所致。）请原谅路途的颠簸谢谢。”

下午的天气晴好酷热，去往特里温福的沿途是繁荣的亚高山带地区，和蒙大拿西部的景致相去不远，这让乔伊不由得纳闷，他们为什么要为此长途飞行八千英里。无论菲利克斯压低嗓门，用西班牙语不停地和詹娜说了些什么，都被那个英国男人杰里米没完没了的说话声淹没了。他粗声大气地说着英国和阿根廷在福克兰群岛开战时的旧日好时光（“我们的次美好时光”），说着捉捕萨达姆· 侯赛因（“哈，我想知道当这位先生走出那个山洞时，身上闻起来是什么味道”），说着全球变暖是个恶作剧，那些作恶者只顾不负责任地制造恐慌（“明年他们就要来警告我们小心危险的新冰河时代了”），说着南美的主要银行家们无能到令人发笑（“当你的通胀率高达百分之一千，我认为你的问题就不仅仅是运气不好了”），说着南美人民对女子“足球”的不感冒令人赞赏（“让你们美国人在那般拙劣的模仿中领先吧”），说着阿根廷出产的红酒出奇的好喝（“它们让大家见识了南美最好的红酒”），说着想到即将以牛排作为早、午、晚餐让他口水直流（“我是个肉食者，肉食者，可怕又可恶的肉食者”）。

为了摆脱杰里米，乔伊和那个妈妈艾伦聊了起来，她是个漂亮而没有魅力的女人，穿着时下在某类妈妈当中十分流行的那种有好几个口袋的弹力工装裤。“我丈夫是个非常成功的地产开发商，”她说，“我在斯坦福大学接受过建筑师培训，不过现在回家带孩子了。我们决定在家里教育孩子，这样做大有好处，就光说度假，我们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表来，不过老实跟你直说吧，家务相当繁重。”

她的孩子们，读小说的女儿和她身后打游戏的两个儿子，要么是没有听到这句话，要么就是不介意成为妈妈的繁重负担。当她听说乔伊在华盛顿有家小公司的时候，她问他知不知道丹尼尔· 詹宁斯。“丹是我们在莫伦戈峡谷的一位朋友，”她说，“他对我们缴纳的税款作了大量研究。他真的回头查看了相关的国会辩论记录，你知道他发现了什么吗？联邦所得税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其实，当你看穿了本质，所有事都没有法律依据。”乔伊说。

“可是联邦政府显然不想让你知道，它在过去一百年里征收的税款理应属于我们这些公民。丹有个网站，有十名历史教授在网站上支持他的看法，反正征税就是没有法律依据。可主流媒体中没人愿意碰这个话题。这个，难道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吗？难道你不认为，至少应该有一家网站或者一家报纸愿意发表相关报道吗？”

“我猜对于这件事，一定还有其他理解角度。”乔伊说。

“可为什么我们只能听到那一个角度呢？联邦政府欠我们纳税人三百万亿美金，这难道听上去不是一条有价值的新闻吗？这就是丹算出来的数值，包括复利。三百万亿美金。”

“那确实是很多钱，”他礼貌地附和着，“国内每个人可以分到一百万。”

“完全正确。这太让人气愤了，你不觉得吗？他们欠了我们那么多钱。”

乔伊本想指出，要让财政部退还，比如说，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上的钱，那将会是多么困难，但是在他看来，艾伦不像是那种你可以与之争论的人，更何况他开始晕车了。他能够听到詹娜在流利地说着西班牙语，而仅仅在高中时学过这门语言的他，除了听到她不断说着马匹（原文为西班牙语。）这样马匹（原文为西班牙语。）那样，就不明白她在说些什么了。闭上眼，坐在一辆载满傻瓜的面包车里，他想到他最爱的人（康妮）、最喜欢的人（乔纳森）和最尊敬的人（他爸爸），他们都至少对他非常不悦，而如果不是，那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就是觉得他令人作呕。他无法让自己摆脱这个想法；这就像是某种良心申报。他用意志力克制着自己不要呕吐，因为在呕吐本可以帮上他大忙之后仅仅过了三十六个小时，现在却能够吐得出，这难道不会成为最不堪的讽刺吗？他原本想象，这条通往无比强硬、通往坏消息的道路，只是会逐渐地变得越发陡峭，越发艰难，但沿路会有很多补偿性质的快乐供他享受，而他将有时间适应当中的每个阶段。可是现在，刚刚踏上道路的他，已经觉得自己没有了消受这个的胃口。

然而，特里温福大牧场却无疑如天堂一般。它坐落在一条清澈的河水边，周围环绕着黄色的山脉，山脉向上翻卷出锯齿状的紫色山脊线。一座座花园、围场之间点缀着多处水面，还有非常现代化的用石头建造的宾馆和马厩。乔伊和詹娜的房间铺有大片凉爽的地砖，虽无必要但感觉舒服，大大的窗户下面是奔涌而过的河流。他本来担心房间里会有两张床，可是也许詹娜原打算和她妈妈分享一张超级大床，不然就是她更改了预订。他伸展四肢躺倒在暗红色的锦缎床罩上，陷入那一千美元一晚的豪华感受中。可是詹娜已经换好骑马服和靴子了。“菲利克斯要带我去看看马，”她说，“你想一起去吗？”

他不想去，可他知道他最好还是跟着一起去。当他们走近芳香的马厩时，浮现在他脑海中的句子是屎总归还是臭的。在黄昏金色的阳光下，菲利克斯和一名马夫牵着马笼头拉出了一匹上等的黑色种马。它欢快地蹦跳着，掠向一旁，微微弓背跃起，詹娜径直朝它走了过去，脸上专注的神情让他想起康妮，也让他更加喜欢她。她伸出手抚摸着马头部的一侧。

“小心。（原文为西班牙语。）”菲利克斯说。

“没关系，”詹娜说，专注地看向马的眼睛，“他已经喜欢上我了。他信任我，我看得出。不是吗，宝贝？”

“要上马鞍吗？（原文为西班牙语。）”菲利克斯问道，用力拉着马笼头。

“请说英语。”乔伊冷冰冰地说。

“他在问我要不要给马装上马鞍。”詹娜解释说，然后飞快地用西班牙语对菲利克斯说了些什么，而后者又什么什么什么危险（原文为西班牙语。）地反驳了她一通；但她是个不容反驳的人。那名马夫相当粗鲁地拉了一下马笼头，她抓住马鬃，菲利克斯用他毛乎乎的手托着她的大腿，帮她坐上了没装马鞍的马背。马伸腿向一旁腾跃，使劲拉动着马笼头，而詹娜已经向前俯下身去，胸部贴在马鬃里，脸靠近马的耳朵，不断低声安抚着“没事的”。乔伊完全折服了。马平静下来后，她拉着缰绳，策马慢跑到围场的另一头，在那里和马进行着奥妙的马术交流，控制它站立、后退、低头或者抬头。

马夫向菲利克斯评论着这个美女（原文为西班牙语。），说她健壮、马术高超之类的。

“顺便说一句，我叫乔伊。”乔伊说。

“你好，”菲利克斯说道，眼睛看着詹娜，“你也想要匹马吗？”

“现在不用。可是帮我个忙，说英语好吗？”

“听你的。”

看到马背上的詹娜这么开心，乔伊也觉得高兴。她这阵子一直闷闷不乐、消极低沉——不仅仅是在这次旅途中，还包括之前几个月的通话里——乔伊已经开始担心，除了她的美，她身上是否还有其他让他喜欢的东西。而现在他可以看到，她至少知道如何享受金钱带给她的快乐。然而，想到要多少钱才能使她开心，他又觉得气馁。成为那个让她骑上骏马的人，不是心灵脆弱者所能承担的使命。

晚餐直到晚上十点才开始，大家围坐在同一张长桌旁，桌子是由一整棵直径必定有六英尺的树砍制而成的。传说中的阿根廷牛排果然美味绝伦，红酒也让粗声大气的杰里米赞不绝口。乔伊和詹娜也喝了一杯又一杯，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午夜过后，当他们终于在那张超级大床上开始亲热的时候，乔伊有史以来第一次体验到了那种他听说过很多次却无法想象有朝一日也会出现在他身上的状况。以往，即便在最不开胃的艳遇里，他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即便此刻，只要他穿着裤子，他就觉得那东西硬得像长餐桌的木头。可是要么是他的感觉有误，要么是他无法承受在詹娜面前一丝不挂，当她隔着内裤在他赤裸的腿上摩擦，随着每次推挤轻轻哼哼时，他觉得自己向外飞了出去，犹如一个摆脱了引力控制的卫星，他的心离这个女人越来越远，虽然她的舌头就在他嘴里，她那不容忽视的乳房令人满足地压在他的胸部。和康妮相比，她亲热的方式多了粗暴，少了顺从——这是部分原因。此外，在黑暗中他看不到她的脸，而当他看不到它时，对它的美他只留有记忆，或者概念。他不断告诉自己，他终于得到詹娜了，这可是詹娜，詹娜，詹娜。可是在缺少视觉验证的情形下，他怀里的人可以是任何一个汗淋淋、主动出击的女性。

“我们能不能开盏灯？”他说。

“太亮了。我不喜欢。”

“只是，比如说，洗手间的灯？这里一团黑。”

她从他身上翻下来，恼火地叹气道：“也许我们该直接睡觉。已经这么晚了，反正我也在流血。”

他碰了碰他的阴茎，遗憾地发现它甚至比感觉上还要疲软。“我可能喝太多了。”

“我也是。那么我们睡觉吧。”

“我只开洗手间的灯，好吗？”

他开了灯，看到她舒展地躺在床上，确认了她的特定身份：他所认识的最美丽的女孩，这让他又生出希望，所有系统都再次启动。他爬向她，开始亲吻她身体的每个部位，从她完美的脚和脚踝开始，然后移到她的小腿和大腿内侧……

“抱歉，可是这太恶心了，”当他亲到她的内裤时，她突然说，“这样吧。”她推倒他，把他的阴茎含在嘴里。再一次，起初，它是硬的，她的嘴巴天堂般美妙，但是接着，他稍稍走神，就变软了一些，他担心继续软下去，便试图用意志来保持坚硬，保持联系，想着是谁的嘴在含着他，可他又不幸地想起，他向来就对口交不怎么感兴趣，并纳闷自己究竟是哪里出了毛病。詹娜的诱惑力，一向，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他对不可能得到她的种种想象当中。然而此刻，疲倦、醉酒、流血的她正趴在他的两腿之间，事务性地为他口交，这让她变得几乎可以是任何一个女人，除了康妮。

值得赞赏的是，在他的信心消失了很久之后，她仍然在继续工作。当她终于停止的时候，她用中立的好奇眼光打量着他的阴茎。她摇摇它，“不行，嗯？”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真是难为情。”

“哈，欢迎来到服用依地普仑的世界。”

当她睡着并开始发出轻轻的鼾声后，他躺在一旁，心里翻滚着耻辱、懊悔和思乡之情。他对自己非常，非常失望，尽管他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没能成功和一个他不爱甚至也不是多喜欢的女孩上床会令他如此失望。他想着他的父母共同生活了这么多年意味着何等勇气，想着即便在吵得最凶的时刻，你都可以于背后看到他们两人对彼此的需要。他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去看待他妈妈对他爸爸的尊重，然后稍稍原谅了她几分。需要他人是一种不幸，它代表着令人悲伤的柔软，但是此刻，他第一次觉得，他的自我似乎并不具备应对一切的能力，并不能百分之百地顺应他看中的每一个目标。

在南半球的第一缕晨光中，他在勃起的状态下醒了过来，阴茎的巨大程度让他对这次勃起的持续性没有丝毫怀疑。他坐起身，看着詹娜堆在枕上的头发、微启的双唇、精致柔和的下巴曲线和她那近乎神圣的美。此刻天色渐亮，他已无法相信先前在黑暗中的他有多么愚蠢。他钻回被子，轻轻地顶了顶她的腰部。

“不要！”她立刻大声说，“我正试着继续睡觉。”

他把鼻子贴在她的肩胛骨间，嗅着她身上广藿香的味道。

“我说真的，”她说，从他身下移开，“我们一直熬到半夜三点可不是我的错。”

“没到三点。”他低声说。

“感觉上就是三点。感觉都有五点了！”

“现在才五点。”

“哦！别说那样的话！我需要睡觉。”

他在床上躺了很长时间，用手监控着它的勃起，试图让它保持半直立状态。外面传来马嘶声、隐约的鹤鸣声和一只公鸡的啼叫，任何地方的乡村，清晨都有同样的声响。在詹娜继续或者假装继续睡觉的时候，他的肠道里掀起一阵翻滚。尽管他竭力抵抗，那翻滚还是发展成了压倒一切的紧迫便意。他放轻脚步来到洗手间，锁上门。他的剃须用品盒里有一把餐叉，是他为了眼下这个令人极端厌恶的任务而特意带来的。他坐在马桶上，汗湿的手里攥着那把餐叉，粪便从体内滑出。他拉了很多，足有两三天的量。洗手间门外传来电话铃声，是他们定在六点半的叫早电话。

他跪在凉爽的地板上，打量着马桶里浮在水面上的四大块粪便，希望一眼看到金子的闪光。最先出来的那块是黑色的，坚实，有结节，来自他体内更深处的那几块颜色要浅一些，且已经稍稍有些溶开了。虽然他像所有人一样，暗中喜欢闻自己的屁味，但屎味却是另外一回事。那样的恶臭几乎给人以道德败坏的感觉。他用餐叉戳了戳当中较软的一块，想把它翻转过来，检查下它朝下的那面，但是它立刻变弯了，并开始碎裂，把马桶里的水染成了黄褐色。他意识到，餐叉这招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美好幻想。马桶里的水很快会变得太过浑浊，因而无法看到里面的戒指，而如果戒指从它的包裹物中松脱出来，它将沉入水底，且有可能跌进下水道。他别无选择，只能捞出每一块粪便，亲自用手检查，而且，他必须立刻这样做，趁一切还未变得过于水汪汪之前。他屏住呼吸，泪如泉涌，捞起最有希望的那一块，同时放弃了他最新的那个幻想，即用一只手就可以完成搜寻。他不得不使用他的两只手，一只拿着粪便，另一只在其中翻找。他干呕了一次，然后开始工作，把手指探入那团柔软的、带着体温、轻得出奇的排泄物。

詹娜敲了敲洗手间的门。“里面出什么事了？”

“一分钟！”

“你在干什么呢？自己解决？”

“我说过了，只要一分钟！我拉肚子。”

“哦，老天。你能不能至少给我拿条卫生棉出来？”

“一分钟！”

谢天谢地，戒指在他抠开的第二块粪便中现身了。柔软中的坚硬，混乱里的洁净圆环。他在污水里尽可能地洗了洗他的手，用胳膊肘冲了马桶，把戒指拿到洗手池旁。洗手间里臭气熏天。他使用大量香皂，洗了三遍他的双手、婚戒和水龙头，与此同时，门外的詹娜抱怨着二十分钟后就要去吃早餐。当他把婚戒戴在戴婚戒的手指上，从洗手间走出来，当詹娜从他身旁冲进去，随即又退出来，尖声咒骂着洗手间里的恶臭，他忽然有一种奇怪而真实的感受——他成为了一个不同的人。他能够如此清晰地看到这个人，仿佛他就站在他的身体之外。他是那个亲手从自己的粪便中找回婚戒的人。这不是他本以为他是的那种人，也不是如果能够自由选择，他愿意成为的那种人，然而，踏实地成为确定的某种人，而不是互相矛盾的潜在的几种人的集合体，却还是舒适而轻松的。

世界似乎一下子放慢了脚步，变得稳定下来，仿佛它也听从于一种新的需要。乔伊在马厩分到的第一匹马精力旺盛，它几乎可以说是轻柔地把他抛到了地面上，不带任何恶意，使用的力量刚刚够把他从马鞍上掀下来。然后，他骑上一匹二十岁的母马，坐在宽宽的马背上，他看着詹娜骑着那匹种马，沿一条土路很快不见了踪影，之前她举起左臂，向后做出再见的手势，又或者那只是好看的马术动作，与此同时，菲利克斯策马飞奔，追了上去。他意识到，如果詹娜最终和菲利克斯上床而不是和他，那也是讲得通的，因为菲利克斯是马术出众的骑手；这样的领悟对他而言是一种解脱，或许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德行，因为可怜的詹娜肯定需要和谁睡上一觉。他自己则先是去散步，后来和艾伦的女儿梅瑞狄斯，读小说的那个女孩，一起骑马慢跑，听她讲述和马有关的故事，她的相关知识储备令他印象深刻。做这些事度过那个早晨并没有使他觉得柔软，反而让他觉得坚硬。安第斯山的空气清新美好。梅瑞狄斯似乎对他有一点点好感，耐心地指导他如何才能让马清楚地明白他的意思。当大家聚在一口泉边，吃晨间小点心的时候，詹娜和菲利克斯不见了踪影，杰里米颇为严厉地指导着他安静的红脸庞的妻子，显然，他将他们落后于领先骑手们这么远的距离归咎于她。乔伊用他那双干净的手从一个石盆里掬泉水喝，不再关心詹娜或许在做什么，同时为杰里米感到可怜。在巴塔哥尼亚骑马确实好玩——就这点而言，詹娜说得没错。

他这种平和的感觉一直持续到接近傍晚时分，在詹娜妈妈付费的房间电话上，他查听了他的语音信箱，发现有卡罗尔· 莫纳汉和肯尼· 巴特尔斯的留言。“你好，亲爱的，我是你岳母，”卡罗尔说，“这个称呼怎么样，哈？岳母！难道这样说不显得奇怪吗？我认为这是个无与伦比的好消息，但是你知道吗，乔伊，我要和你坦诚相见。我想如果你在乎康妮到了愿意娶她的地步，如果你觉得自己已足够成熟，可以步入婚姻生活，那么你就应该光明正大地告诉你的父母。这只是我的一点儿拙见，但是我实在看不出你为什么要这么神秘兮兮的，除非你觉得康妮丢你的脸。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一个觉得我女儿丢人的女婿。或许我只能说我不是个善于保密的人，我个人对这种遮遮掩掩的事很不屑。好吗？或许我就说到这里吧。”

“怎么搞的，老兄？”肯尼· 巴特尔斯说，“你他妈的在哪儿？我给你发了有十封邮件。你在巴拉圭吗？所以你没法联系我？如果合同上说的是一月三十一号，那么美国国防部真就他妈的指的是一月三十一号。我希望你已经有所安排，因为九天后就是三十一号了。LBI 已经成天缠着我了，因为那些见鬼的卡车总是出故障。车的后轴某处设计失误，真是狗屎。我向上帝祈祷，你能为我找到一些后轴。或者无论什么配件都行，老兄。哪怕是十五吨他妈的引擎装饰物，我都会对你感恩戴德。除非你能给我发出点有分量的货，除非我们能看到确定的发货日期，十五吨什么都行，否则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日落时分，詹娜回来了，满身尘土的她看上去更加迷人。“我恋爱了，”她说，“我遇到我梦中的马儿了。”

“我要走了，”乔伊立刻说道，“我必须去巴拉圭了。”

“什么？几时走？”

“明早。或者更加理想的时间，今晚。”

“老天，你有这么生我气吗？你骑术不精，又不告诉我实话，那可不是我的错。我来这里不是为散步的。也不是为了浪费五个晚上的双人房。”

“是的，我感到抱歉。我会把我那一半的房费付给你。”

“去你妈的一半房费。”她嘲讽地上下打量着他，“只是，你觉得你能找点其他方式来让人失望吗？我不确定你是否查看过了每一种可能。”

“这话说得很刻薄。”他安静地说。

“相信我，更刻薄的话我也说得出，而且我正准备说。”

“还有，我没告诉你我结婚了。我结婚了。我娶了康妮。我们将一起生活。”

詹娜的眼睛睁大了，似乎是因为痛苦。“老天，你这个怪人！你真他妈的是个怪胎。”

“我知道。”

“我以为你真的理解我。和我遇到过的其他男人都不一样。老天，我真傻！”

“你不傻。”他说，为她那失效的美而同情她。

“可是如果你以为听到你结婚了我会难过，你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你以为我曾把你当作结婚人选，我的上帝。我甚至不想和你一起吃晚餐。”

“那么我也不想和你一起吃晚餐。”

“好，好极了，那么，”她说，“你现在正式成为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旅伴了。”

她淋浴的时候，乔伊收拾好他的行李，在床上等待着。他想既然话都说开了，他们或许可以做上一次，以便驱走上次未能成功的屈辱和挫败。但是当詹娜穿着厚厚的特里温福大牧场浴袍走出浴室时，她正确解读了他脸上的表情，并说道：“没门。”

他耸耸肩。“你确定？”

“是的，我确定。回家去找你的小媳妇。我不喜欢对我撒谎的怪人。老实说，此刻和你共处一室都让我觉得难堪。”

于是他去了巴拉圭，而这趟巴拉圭之旅是场灾难。阿曼多· 达· 罗萨，巴拉圭最大的军用剩余物资代理商，是一名前军官，缩脖，两条白眉连成一线，头发像用黑色鞋油染过一样。他的办公室设在亚松森一处破破烂烂的郊外，地上铺着亚麻油地毡，打了光亮的地蜡，一张大大的金属桌后面一面巴拉圭国旗松松垮垮地挂在一根木棍上。从后门出去是数十英亩的野草、泥地和有着生锈的波浪形屋顶的棚屋，几条大狗四处巡查，它们都呲牙咧嘴、骨瘦如柴、毛发直立，看上去像是刚刚从电刑中逃生似的。罗萨的英文比乔伊的西班牙语好不到哪里去，从他凌乱的长篇独白中，乔伊获取的信息是，他在几年前经历了职业上的挫折，在一些忠诚的军官朋友的努力下，他逃脱了军事审判，然后在法律面前作出妥协，接受了出售军用剩余物资和退役设施这样一份工作。他穿着军装，随身佩戴武器，让走在他前面的乔伊感到有些不自在。他们穿过越来越高的杂草，越来越密的树丛，耳边南美大黄蜂的嗡嗡声也越来越响，就这样一直走到一处悬着蛇腹型铁丝网的后篱，这才到达了普拉德斯基A10 卡车配件的主要集中地。好消息是这里确实有很多配件。坏消息是它们的状况极差。一排边缘生了锈的卡车车盖像倾斜的多米诺骨牌一样摇摇欲坠；后轴和保险杠像巨大的老鸡骨头一样杂乱地堆在一起；发动机组像暴龙屎一样星星点点地撒在杂草丛中；锈迹斑斑的较小配件则堆成一座座圆锥形的小丘，小丘的斜坡上还长着野花。走过杂草丛，乔伊翻了翻成堆沾满泥浆、破损不堪的塑料配件，缠在一起的风化了的软管和皮带，以及写有波兰语的装零件的破纸箱。看着眼前的一切，他努力地克制住失望的泪水。

“都生锈了。”他说。

“什么是锈？”

他从最近的轮毂上掰下一大块铁锈。“铁锈。氧化铁。”

“下雨就会生锈。”罗萨解释说。

“我可以出一万美金把它们全买下来，”乔伊说，“如果超出三十吨，我可以给你一万五。这比卖废品的价格高得多了。”“你要这些垃圾做什么？”“我有一个卡车车队需要维护。”“你，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会需要这些？”“因为我是个傻瓜。”

罗萨移开目光，注视着篱笆外一片没精打采、充满嗡嗡声的次生热带林。“不能全卖给你。”

“为什么？”

“这些卡车，军队平时不用。但是如果有战争，它们会派上用场。那时我的配件就值钱了。”

乔伊闭上眼，这番话蠢得让他发抖。“什么战争？你们准备和谁打仗？和玻利维亚吗？”

“我是说，如果有战争，我们需要配件。”

“这些配件已经完全没用了。我在给你开出一万五美金的高价。一万五美金。（原文为西班牙语。）”

罗萨摇摇头。“五万。（原文为西班牙语。）”

“五万？绝对不可能。你明白吗？不可能。”

“三万。（原文为西班牙语。）”

“一万八。一万八。（原文为西班牙语。）”

“两万五。（原文为西班牙语。）”

“我考虑一下，”乔伊边说边转身向办公室的方向走去，“如果你的配件超过三十吨，我可以考虑给你两万。两万，（原文为西班牙语。）好吗？我最多出这个价。”

握过罗萨油腻腻的手后，他坐进之前他让等在路边的出租车，有那么一两分钟，他对自己，对他砍价的手段，对他来到巴拉圭商谈此事的勇气感到满意。他有着出众、冷静的生意头脑，这是他爸爸所不了解的，只有康妮对此心知肚明。他怀疑他的这些本性都遗传自他那个为竞争而生的妈妈；运用它们带给他一种独特的做儿子的满足感。他和罗萨谈成的价格比他允许自己希望的价格还要低得多，就算加上请当地的托运人把这些配件装进集装箱，然后运往机场的费用，就算再加上包机将集装箱空运到伊拉克的巨额费用，他也仍然可以获得暴利。然而，随着出租车在亚松森年代较为久远的殖民地区穿行，他开始担心他不能这样做。不能把这些几乎一文不值的垃圾运送给正努力打赢一场艰难的非常规战争的美国军队。尽管这个问题不是他一手造成的——都是肯尼· 巴特尔斯干的好事，是他选择了废弃过时、极其便宜的普拉德斯基卡车来履行他的合同——但要面对这个问题的人却是他。而这引发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算上启动费用和罗兹市那批几乎毫无价值的配件的昂贵运费，他已经把康妮的全部储蓄和他的第一期银行贷款的一半花掉了。就算他现在能找到法子退出来，他也将使康妮身无分文，而自己也将债台高筑。他紧张地转动着手指上的婚戒，转了又转，想把它放进嘴里汲取安慰，却又担心再次把它吞下去。他试图说服自己，在遥远的某个地方，在东欧某个被人忽视但能够防雨的仓库里，一定有更多的A10 配件，但是他已经花费了很多时间在互联网上搜索、打电话联系，所以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该死的肯尼，”他大声说，想着这会儿可真不是良心发现的好时机，“可恶的罪人。”

回到迈阿密，在等待最后一程中转航班时，他强迫自己给康妮打去电话。

“你好，宝贝，”她欢快地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怎么样？”

他略去了行程的种种细节，直接诉说了他的担忧。

“听上去你干得好极了，”康妮说，“我是说，两万美金，这个价格很低，对吗？”

“可这个价格要比那批货的价值高出一万九千美金。”

“不，宝贝，它们的价值是肯尼将会付给你的那个数。”

“那你觉得我难道不应该，比如说，为此感到良心不安吗？像这样把完全没用的垃圾卖给政府？”

她沉默了，考虑着这一点。“我猜，”最后她说，“如果这样做会让你很不开心，那么你或许应该放弃。我只希望你去做能够让你开心的事情。”

“我不会赔掉你的钱，”他说，“我只知道这个。”

“不，你可以赔掉它，没关系。你会在其他地方挣到更多钱。我相信你。”

“我不会赔掉它。我希望你回去读大学。我希望我们一起生活。”

“好吧，那么，我们就一起生活！如果你准备好了，那么我也是。我完全准备好了。”

外面，在佛罗里达变幻不定的灰色天空下，近在眼前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正在停机坪上四处滑行。乔伊希望他能够归属于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简单一些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可以在不牺牲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我收到一条你妈妈的电话留言。”他说。

“我知道，”康妮说，“是我不好，乔伊。我本来没向她透露任何事，但是她看到了我的戒指，她问我，到了这步我没法不告诉她。”

“她抱怨说，我应该告诉我的父母。”

“让她抱怨去吧。等你准备好了，你会告诉他们的。”

乔伊怀着沉闷的心情回到了亚历山大。不再有詹娜供他期盼或幻想，也不再能去假想巴拉圭之旅或许会有个好结果，在他面前，除了令人不快的任务之外，不再有任何东西。他吃光了整整一大袋薯片，为了忏悔和在友谊中寻求安慰，他给乔纳森打了个电话。“最糟糕的是，” 他说，“我是作为一个已婚男人去那里旅行的。”

“老兄！”乔纳森说，“你娶了康妮？”

“是，我娶了她。八月。”

“这是我所听说过的最疯狂的事。”

“我想我最好还是告诉你，因为你很可能会从詹娜那里听说。我敢保证，她现在对我不怎么满意。”

“她肯定气疯了。”

“其实，我知道你觉得她很糟糕，但她不是。她只是真的迷失了自己，所有人看到的都只是她的外表。她可远没有你这么幸运。”

乔伊接着向乔纳森讲述了戒指的故事，以及洗手间那恐怖的一幕：詹娜在敲门，而他的双手却满是粪便。在他的笑声和乔纳森的笑声与反胃的呻吟声中，他得到了他一心寻找的安慰。曾经令人作呕的五分钟，过后却成就了一个永恒的好故事。当他继续承认说，乔纳森对肯尼· 巴特尔斯的看法确实是正确的，后者的回答清晰而坚定：“你一定要把那个合同转手出去。”

“这不太好办。我得保护康妮的投资。”

“想办法退出来。就这样。那里发生的事情实在恶劣。甚至比你知道的还要恶劣。”

“你还讨厌我吗？”乔伊说。

“我不讨厌你。我认为你曾经是个大浑蛋。但讨厌你似乎不在我的选择范围之内。”

这通电话带给乔伊的快乐足够让他上床睡了十二个小时。第二天早晨，伊拉克正午时分，他打电话给肯尼，要求从他的合同中退出。

“巴拉圭的那些配件怎么样？”肯尼问道。

“分量很足。但都是些没法用的破铜烂铁。”

“不管它，运过来。我的屁股就要着火了。”

“是你买了那些见鬼的A10，”乔伊说，“找不到配件不是我的错。”

“你刚刚告诉我有很多配件。而我让你把它们运过来。这里有什么我没搞懂的吗？”

“我是说，我觉得你应该找找其他人，把我的合同卖给他。我不想掺和这事了。”

“乔伊，哇，老兄，听着。你签了合同。现在不是第一批货物发出后的第十一个小时，而是他妈的第十三个小时。你现在不能撒手不管。除非你愿意吞下你的损失，无论你已经掏了多少钱出来。此时此刻，我甚至没有现钱将你的合同买回来，因为军队还没有把上批配件的钱付给我，因为你从波兰发来的货太少了。试着从我的角度看看问题，行吗？”

“可巴拉圭的那些配件看上去实在差劲，我想他们甚至不会收货。”

“让我来操心这个。我认识LBI 在这里的人。我能让他们收货。你只需要给我运来三十吨货物，然后你就可以回学校，读你的诗歌什么的。”

“我怎么知道你能做到？”

“那是我的问题，好吗？你是和我签的合同，而我正在告诉你，只要按重量给我发货，你就能拿到你的钱。”

乔伊不知道哪种情况更加糟糕，是担心肯尼在对他撒谎，担心自己不但会损失已经花掉的钱，而且要损失摆在面前的巨大的下一笔开销，还是相信肯尼说的是实话，LBI 一定会为几乎一文不值的配件支付八十五万美金。他别无选择，只有越过肯尼，直接和LBI 的人对话。他给LBI 位于达拉斯的总部打了一早晨电话，被不断转接，直到与相关的副总裁通上话。他尽可能坦白地描述了他的困境：“市面上找不到这种卡车能用的配件，肯尼· 巴特尔斯又不愿意买回我手头的合同，而我不想给你们运去质量差劲的配件。”

“巴特尔斯愿意接收你手头的货物吗？”副总问道。

“愿意。可是那些都没法用。”

“你不用担心。如果巴特尔斯愿意收货，那么你就没事了。我建议你立刻发货。”

“我想你没有完全听懂我的意思，”乔伊说，“我是说，你们不会想要那批货的。”

副总稍微消化了一下他的这句话，然后说道：“我们以后不会再和肯尼· 巴特尔斯做生意了。我们对A10的状况也很不满意。但是你不需要来担心这个。你应该担心的是因为未能履行合同而被起诉。”

“谁起诉我，肯尼吗？”

“这只是个假设。而只要你发来配件，这就永远不会发生。你只需要记住，这不是完美世界里的一场完美战争。”

乔伊试着记住这点。试着记住在这个一点儿也不完美的世界里，所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情不过是，不久以后，所有的A10都将动弹不得，需要用更好一些的卡车替换，而因此，伊拉克战争的胜利将被无限期推后，美国的纳税人将因为他，因为肯尼· 巴特尔斯、阿曼多· 达· 罗萨以及罗兹市的卑鄙小人们而浪费好几百万美金。一如当日他毅然决然地捞起他的粪便，如今，他带着同样的决心飞回巴拉圭，雇用托运人，监督他们将三十二吨配件装入集装箱，然后，在他不得不等待国际物流（原文为西班牙语。）用叉车把这些集装箱装上一架古董C-130运输机，将它们从巴拉圭运走的五个晚上，他喝掉了五瓶红酒；然而，在这坨特殊的粪便中并没有藏着金戒指。回到华盛顿，他继续喝酒；等到康妮终于带着三个行李箱过来和他住在了一起，他还在喝酒，且夜不能寐；当肯尼从基尔库克打来电话，告诉他货物已被接收，他的八十五万美金即将到账，他辗转反侧了一整个晚上，忍不住又给乔纳森打去电话，向他坦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哦，老兄，这可不好。”乔纳森说。

“难道我不知道吗。”

“你最好希望你不会被抓到。关于十一月放出来的那批一百八十亿美金的合同，我已经听到了不少故事。如果国会为此举行听证会，我不会感到吃惊。”

“我能不能告诉什么人呢？我甚至不想要这笔钱，除了我欠康妮和银行的那部分。”

“你这个想法很高尚。”

“我不能赔掉康妮的钱。你知道，这是我做这件事的唯一理由。不过我在想，你能不能把正在发生的事告诉《邮报》的什么人？比如说，你从某位匿名者那里听到了风声？”

“如果你不想站出来，那就不能这么做。而如果你不介意出面，你知道谁会被抹黑，不是吗？”

“但是如果我来做那个揭内幕的吹哨人呢？”

“你一吹响哨子，肯尼就会抹黑你。LBI也会抹黑你。他们的预算里有专门为抹黑吹哨人拨出的款项。你将成为完美的替罪羊。帅气的大学小伙倒卖生锈的卡车配件？《邮报》绝不会放过你的。不是说你的想法不值得赞扬。不过，我强烈建议你不要出声。”

在他们等待那肮脏的八十五万美金从支付系统中转过来的同时，康妮在一家短期工中介所找到了工作。而乔伊在看电视、打电游中惶惶度日。他试图学习做家务、计划晚餐并出去买菜，但就是最简单的去超市的短短行程都让他精疲力竭。这些年来一直不肯放过他身边女性的抑郁症，似乎终于找准了猎物，并牢牢地咬住了他。他应该告诉家人他和康妮结婚了，这是他确认无疑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但他做不到。这件事的必要性像一辆普拉德斯基A10 卡车一样塞满了这栋小小的公寓，把他堵在角落，让他呼吸不到足够的空气。他醒来时，它在那里，他睡觉时，它还在那里。他无法想象把婚事告诉他妈妈，因为她肯定会把这当成一次针对她个人的打击。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事实或许就是如此。但是他同样也害怕和他爸爸通话，害怕重新揭开那个伤口。于是，每一天，尽管这个秘密让他窒息，尽管他想象着卡罗尔正在向他所有旧日的邻居传播这个消息，当中的一位必然会很快告诉他的父母，他还是一再推迟这个发表声明的时间。康妮从来都不会为这件事来抱怨他，但这只会让问题更加纯粹地成为他一个人的问题。

然后，某天晚上，他在CNN 新闻报道中看到，美军在费卢杰城外被伏击，数辆美军卡车出了故障，导致车上的司机被叛乱分子残杀。虽然在画面中并没有看到A10 ，他还是变得如此焦虑，要喝醉酒才能入睡。几小时后他醒了过来，浑身是汗，酒劲儿基本上退了，身旁是他睡得像个婴儿的妻子——怀抱着那种相信全世界的甜美的安宁——他知道他必须在早晨给他爸爸打个电话。他从来没有像害怕打这个电话一样害怕过任何事情。但他看得出，关于究竟是吹响哨子告密并承担这样做的后果，还是保持沉默，留下那笔钱，现在没有其他人可以给他建议，也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赦免他。康妮的爱过于无条件，他妈妈的爱过于自我，乔纳森的爱又不够分量。他需要向他严厉而有原则的父亲作出全面的说明。在他的人生中，他一直在反抗他，而现在，该承认他被打败了。

华盛顿恶魔

沃尔特的父亲吉恩，是一个名叫埃纳尔· 伯格伦德的难缠的瑞典人最小的孩子，后者于二十世纪初移民美国。瑞典农村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强制兵役，路德教牧师干涉教区居民生活，社会等级制度森严，几乎没有机会往上爬——但是，依多萝西给沃尔特讲的故事来看，促使埃纳尔移民美国的真正原因，还是他和他的母亲之间出了问题。

埃纳尔是八个孩子中的老大，是他家位于奥斯特兰南部的农场上的小王子。他妈妈——或许不是第一个对嫁到伯格伦德家族感到不满的女人——极为宠爱这头生子，她给他穿最好的衣服，从其他孩子口中省下好吃的给他，不让他在农场上干活，以便他能够把精力都用在学习和打扮自己上。（“他是我所认识的最虚荣的人。”多萝西说。）母爱的阳光在埃纳尔头上照耀了二十年，但之后，他妈妈意外地生了个老来子，她用从前宠爱埃纳尔的方式去宠爱他，为此埃纳尔始终没有原谅她。由于无法忍受自己不再是那个受宠的孩子，二十二岁生日那天，他搭船前往美国。到了这里后，他再也没有回过瑞典，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妈妈，他骄傲地声明，他已经忘掉了母语中的每一个单词，而只要有人稍稍撩逗，他就会长篇大论地抨击“地球上最愚昧、最自以为是、最鼠目寸光的国家”。他成为美国自治实验中的又一个数据点，而这个实验从一开始就在统计上出现了偏斜，因为从拥挤的旧世界逃到新大陆来的，不会是那些拥有社交基因的人，而是那些无法和他人融洽相处的人。

作为明尼苏达州的一名年轻人，埃纳尔先是做了伐木工，砍光了最后几片原始森林，然后成为一名挖掘工，为修建道路贡献力量。由于在这两个行业里都没能挣到多少钱，他于是被共产主义观念吸引，认为他的劳动正在被东海岸的资本家们剥削。然后有一天，当他在先锋广场上听一名共产主义抨击者演讲的时候，他灵光一闪，意识到自己在这个新国家出人头地的途径，就是去剥削其他人的劳动。他和跟随他来到美国的几个弟弟合伙，做起了修路包工头的生意。为了在冰天雪地的月份中也能有活可忙，他和弟弟们还在密西西比上游河畔出资创建了一个小镇，并开了一家杂货店。他当时的政治观念或许仍然是激进的，因为他容许信仰共产主义的农夫们在他店里没完没了地赊账，他们当中多半都是芬兰人，正在努力摆脱东海岸资本家的掌控，自谋生计。杂货店很快便成了一桩赔钱的生意，而就在埃纳尔准备出让他在其中的股份时，他过去的一位朋友，克里斯琴森，又在街对过开了一家杂货店来抢生意。纯粹是出于恶意报复（据多萝西说），埃纳尔又坚持经营了五年，挨过了大萧条时期的最低点，为此攒下一大把得不到兑现的欠条——方圆十英里以内就没有哪个农夫不欠债——直到可怜的克里斯琴森终于被挤兑得破了产。之后，埃纳尔移居伯米吉，成为成功的公路承建商，但最终却以低得离谱的价格把公司卖给了一个油头滑脑、假装对共产主义有着同情心的合伙人。

对埃纳尔而言，美国是一个瑞典无法与之比拟的自由国度，是有着大片开阔空间的地方，在这里，一个儿子仍然可以想象他自己是特殊的。但是，这种特殊感最受不了的就是其他同样自觉特殊的人的存在。埃纳尔用他那与生俱来的智慧和艰苦卓绝的劳动成就了一定程度的富裕和独立，但这两样都不是那么充足，之后，他就成为愤怒和失望的研究样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退休后，他开始每年给亲戚们寄圣诞贺信，在信中大力抨击美国政府的蠢不可及、美国政治经济的不公，以及美国宗教的愚昧——比如，在一封尤为刻薄的信中，他比较了伯利恒的未婚的玛利亚和那个“瑞典婊子”英格丽· 褒曼，说褒曼的那个“杂种”（伊莎贝拉· 罗塞里尼）的出生最近得到了被“共同利益”控制的美国媒体的一致庆祝。尽管本人也是企业家，但埃纳尔憎恶大公司。尽管他的事业靠着政府合同支撑，但他也一样憎恶政府。尽管他喜爱开阔的公路，但公路也使他痛苦和疯狂。他购买的美国轿车配备有市面上马力最强的引擎，这样，在明尼苏达无比平直的州际公路上——当中大多数是由他承建的，他就可以开到九十迈或一百迈，咆哮着超过那些挡了他路的蠢货。晚上，如果迎面开来的汽车亮着大灯，埃纳尔的回应便是打开自己的车灯，而且一路不再熄灭。如果有哪个笨蛋胆敢试着在双车道的路上超他的车，他会猛踩油门，与之并驾齐驱，然后又减慢车速，不让那个本来想超车的人退回到原先的车道上去，当这辆车有可能和迎面而来的卡车相撞时，他会格外感到高兴。而如果其他驾驶者挡了他的路，或者不让他超车，他会追着那辆惹了他的车不放，并试着把它逼下公路，这样，他就可以从车上跳下来，朝那个驾驶者大嚷大骂。（容易被无边无际的自由梦俘获的人，同样容易被——倘若这个梦未能实现——厌世和愤怒的情绪所控制。）七十八岁那年，埃纳尔在二号公路上做了个极其错误的驾驶决策，迫使他在迎头与别车相撞和翻车掉进路旁的深沟之间作出选择。他的妻子当时坐在乘客座上，与埃纳尔不同，她系了安全带，在大急流城的医院里熬了三天，才因为烧伤咽了气。据警方说，如果她没有试着去把死去的丈夫从他们着火的埃尔多拉多中拖出来，她原本有生存的机会。“他一辈子都像对待一条狗似的对待她，”沃尔特的父亲后来说，“然后，他杀死了她。”

在埃纳尔的四个孩子中，沃尔特的父亲吉恩是最没有野心的那个，是留在家乡的那个，是想要享受生活的那个，是有着千万个朋友的那个。这其中部分是由他的天性所致，部分则是为了故意和他的父亲对着干。吉恩在伯米吉读高中的时候，曾是学校的曲棍球明星，后来，珍珠港事件发生，他很早就应征入伍，令反战的埃纳尔十分失望。他两次在太平洋战区的前线作战，两次都既没有受伤也没有得到提拔，因而最终以一名陆军一等兵的身份退伍。之后，他回到伯米吉和朋友们相聚，并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对父亲要他充分利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严厉指令置之不理。如果他没有让多萝西怀上孩子，他还不一定会娶她。但是，一旦他们结了婚，他就开始用他认为他的父亲没能给予他的母亲的全部温柔去爱她。

多萝西最终还是为他像狗一样操劳了一生，而他自己的儿子沃尔特也最终为此而痛恨他，这只能说是家族命运众多曲折中的一折。至少，吉恩不像他父亲那样，坚持认为自己比妻子重要。相反，他是用他的缺点——尤其是他对酒的嗜好——来奴役她。他最终变得和埃纳尔相像的其他方面，从根本上说，亦都是像这样在兜了一圈之后。他斗气般地成为了平民论者，对自己的毫无特殊之处挑衅似的感到骄傲，因而，他被右翼政治的黑暗面所吸引。他爱他的妻子，且对她心怀感激，在他的朋友和退伍军人伙伴中，他以大方和忠诚闻名，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频繁地爆发出强烈的伯格伦德式的憎恶情绪。他恨黑人，恨印第安人，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恨自以为是的人，而且，尤其恨联邦政府；他爱他的自由（喝酒的自由，抽烟的自由，和伙伴们长时间躲在为冰下捕鱼而建的小棚中的自由），它们是如此的谦卑，而他对它们的爱也因此变得愈发热切。只有当多萝西以小心翼翼的关怀口吻——因为她更多地指责埃纳尔，认为该为吉恩的缺点负责的人是他，而不是吉恩自己——劝他少喝一些的时候，他才会对她大发脾气。

吉恩从埃纳尔手上继承的那份地产虽然因为后者贱卖了他的公司而大大缩水，但也足够让他贷款买下公路边的那家小汽车旅馆，他向来认为，如果能够拥有并且经营它，将会相当“美妙”。当吉恩买下松语汽车旅馆的时候，旅馆的化粪池管道已经破裂，墙面还有严重的霉变问题，而且位置过于贴近一条公路的路肩，路上不断有拉矿石的卡车经过，必定很快就会被拓宽。旅馆后面是一道峡谷，里面堆满了垃圾，桦树幼苗正在蓬勃生长，当中一棵从一辆严重破损的杂货店手推车中长了出来，而最终，手推车将会限制并阻碍它的生长。只要吉恩能稍微耐心一点儿，他就应该知道，当地肯定会出现一家更讨人喜欢的汽车旅馆。不过，错误的生意决策有着它们自身的发展动力。想要作出精明的投资，他只能成为那种更加有野心的人，而他又不是，所以，他急于把错误抛在脑后，急于用尽他手头的钱，然后开始忘记自己究竟花了多少：真正地忘记，然后真正地去记住一个与他后来告诉多萝西的数目相近的数。毕竟，人们的不幸中含有某种幸福，如果这种不幸恰如其分。吉恩不必再害怕将来还会遭遇什么大的失望，因为他已经遭遇过了；他已经清除了这个障碍，已经永远地让自己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牺牲品。他把压得他直不起腰的第二笔贷款用来修建新的化粪池系统，而之后的每个灾难，大的也好小的也罢——一棵松树倒在办公室的屋顶上，住在二十四号房间的现金消费的客人在床罩上收拾鼓眼鱼，七月四日国庆节那个周末的大多数时间，标志客满的霓虹灯始终亮着，直到多萝西注意到并关掉它为止——都只是为了证实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以及他在其中的可怜位置。

吉恩买下“松语”之后的头几个夏天，经济上比他宽裕的哥哥姐姐们带着各自的家人从其他州过来度假，一住就是一两个星期，付的是专为家人而定的房费，协商过程让所有人都不高兴。沃尔特的堂兄妹们霸占了那个被单宁酸染得变了色的游泳池，伯父们则帮助吉恩给停车场铺设密封层，或者用铁路枕木加固地产上被风雨侵蚀的后坡。在那道疟疾横行的峡谷里，临近那辆坏了的杂货店手推车的残骸，来自芝加哥、见过世面的堂兄列夫向沃尔特讲述了大城市郊区那些内容丰富、令人震惊的故事；其中最令沃尔特印象深刻和不安的是这样一则：奥克帕克一名八年级学生成功地和一个女孩裸身相对，但由于不确定下一步应该发生些什么，他就往女孩的腿上撒尿。和沃尔特的亲兄弟相比，这些来自城市的堂兄妹们倒更和他相像，所以早年的这几个夏天成了他童年时期最幸福的时光。每一天都伴随着新的探险和灾祸：被大黄蜂蜇伤，打破伤风针，酒瓶火箭失灵，可怕的野葛中毒事件，以及多次临近溺亡。深夜，当公路上的车辆变得稀少，办公室附近的那些松树便真的开始飒飒低语。

然而不久，伯格伦德家的另外几位配偶就都不愿意过来了，夏日造访就此结束。在吉恩看来，这不过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哥哥姐姐们瞧不起他，认为他的小旅馆配不上时髦的、属于美国特权阶层的他们——而辱骂和抗拒这个阶层，现在正成为吉恩极大的乐趣。他选中沃尔特作为嘲笑对象，就因为沃尔特喜欢那几个来自城市的堂兄妹，还时常惦念他们。为了让沃尔特变得不那么像他们，吉恩把旅馆最肮脏最卑下的维护工作都分配给了他这个喜欢读书的儿子。沃尔特负责刮油漆，用力擦洗地板上的血迹和精液，并用拉直的衣架从浴缸下水管道里掏出一团团污物和正在分解的头发。如果有位拉肚子的客人把厕所弄得到处都是，而多萝西又不在附近，没有抢先清洁，吉恩会把三个儿子都带进来，让他们看看那肮脏的场面，然后，在使得沃尔特的兄弟们又是恶心又是好玩地闹起来之后，留下沃尔特一人清理厕所。他说：“这对他有好处。”而兄弟们附和着：“是啊，对他有好处！”如果多萝西听到风声责怪他，吉恩会坐在那里一边微笑，一边格外开心地抽着烟，承受妻子的怒火而不予任何反击——一如往常地为自己既没有提高嗓门，也没有抬手揍她而感到骄傲。“呃，多萝西，别说了，”他说，“干活对他有好处。能教育他不要那么自以为是。”

吉恩原本可以把所有敌意都发泄在他受过大学教育的妻子身上，但是因为害怕变得像埃纳尔，他不允许自己那样做，而现在，他发现他的二儿子是个更容易被接受的攻击目标，不过，多萝西看得出，这个孩子足够坚强，有能力承受这样的敌意。多萝西对公正有着长远的看法。短期而言，或许吉恩如此苛待沃尔特是不公平的，但是长期而言，她的儿子必将会有所作为，而她的丈夫却将永远平庸无为。至于沃尔特本人，他任劳任怨地做着他爸爸分派给他的那些恶心工作，拒绝哭泣或者向多萝西哀诉，以此告诉他的爸爸，即便在由他主导的游戏中，他也可以打败他。吉恩总会在深夜撞到家具上，总会在香烟抽光后表现出孩子气的恐慌，且对于成功人士总会条件反射式地进行诋毁：如果不是一直一门心思地恨着他，沃尔特或许会可怜他。而吉恩最最害怕的就是被人可怜。

沃尔特九岁还是十岁的时候，因为吉恩的香烟让弟弟布伦特身体不适，他在他们同住的那个房间的门上贴了个手工制作的“禁止吸烟”的标牌。沃尔特不会为自己这么做——他宁愿让吉恩把烟直接喷进他的眼睛，也不会给后者任何抱怨的机会。而对于吉恩，仅仅把标牌撕下来还不够让他舒心。相反，他以取笑沃尔特来满足自己。“如果你弟弟半夜里想吸口烟呢？你打算强迫他去寒冷的室外吗？”

“因为吸入过多的烟，晚上他的呼吸声已经不对劲了。”沃尔特说。

“我还是头一遭听说这个。”

“我们住在一起，我听到了。”

“我只是在说，你是代表你们两个贴那个标牌的，对吧，那么布伦特是怎么看的呢？他和你住一个房间，不是吗？”

“他才六岁。”沃尔特说。

“吉恩，我觉得布伦特可能对香烟过敏。”多萝西说。

“我看是沃尔特对我过敏。”

“我们不希望任何人在我们的房间里抽烟，就这样，”沃尔特说，“你可以在门外抽，但不能在房间里抽。”

“门里还是门外，我看不出这其中有什么区别。”

“这是为我们的房间定的新规矩。”

“那么你成了这里定规矩的人了，是吗？”

“在我们的房间里，没错，我是。”沃尔特说。

在吉恩就要发怒的时候，一种疲惫的表情掠过他的面容。他摇摇头，执拗而邪恶地咧嘴笑了笑，他一辈子都是这样来回应权威意见的。在布伦特的敏感症状中，他或许已经看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借口：在旅馆办公室旁加建一间“休息室”，他可以在那里自由自在地抽烟，而他的朋友们也可以过来，付很少的钱和他一起喝酒。多萝西正确地预见到，这样一间休息室最终会要了他的命。

沃尔特童年时代的最大解脱，除了上学，就是去他妈妈那边的亲戚家。她的父亲是一位小镇医生，她的兄弟姐妹、姑母姨妈、叔叔舅舅当中有好几位大学教授、一对做过杂耍演员的夫妻、一位业余画家和两个图书管理员，以及好几个很可能是同性恋的单身汉。多萝西在双子城的亲戚们邀请沃尔特过去度周末，带他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看戏剧演出，让他眼花缭乱；仍然住在铁矿带的那些亲戚们则组织乱哄哄的夏日野餐和假日家庭聚会。他们喜欢玩看手势猜字谜游戏和一种类似于凯纳斯特纸牌的老游戏；他们有钢琴，会伴着琴声歌唱。他们全都如此明白无误地平和友善，在他们身边甚至连吉恩也能够放松下来，并把他们的品位和政治观点当作古怪行径，一笑了之，对他们在体现男子气概的消遣项目上表现出的无能也表现出友好的怜悯之情。他们使吉恩家庭化的一面显现了出来，这是沃尔特喜欢但在其他情形下很少有机会见到的一面，除了圣诞节期间，他们在家中做糖果的时候。

做糖果的任务过于繁杂和重要，因此无法全部丢给多萝西和沃尔特。制作工程从降临节的第一个周日开始，到过了十二月的大部分时间才结束。那些仿佛只有在巫术中才会使用的金属器具——好几个大铁锅和挂物架，用来粉碎坚果的笨重的铝制装置——从壁橱深处一一露脸。充满节日气氛的堆得沙丘般高的白糖和一摞摞锡罐也登台亮相。好几立方英尺的无糖黄油溶解在牛奶和白糖里（用于做不加巧克力的软糖），又或者仅仅是溶解在白糖里（用于做多萝西拿手的圣诞太妃糖），再不然就是由沃尔特涂抹在成排的后备平底锅和浅砂锅里，这些都是他妈妈多年来在清仓大甩卖时购置的。大家不停地讨论着“硬糖”、“软糖”和“脆糖”。吉恩穿着围裙，一边像个划桨的维京人一样搅拌着大铁锅里的东西，一边尽力避免把烟灰掉进去。他有三个古老的有着金属外壳、形似博爱桨（美国大学生申请入兄弟会时被要求制作的形似船桨的纪念物。）的糖果温度计，它们的工作原理是好几个小时都不显示温度升高，然后，突然一下，指示温度就已经窜到了软糖变焦或太妃糖变得像环氧树脂一样硬的水平。只有在争分夺秒地把坚果仁掺进去、把糖果倒出来的时候，吉恩和多萝西才最像是一个团队。还有稍后吃力地切开过硬的太妃糖的时候：在吉恩的使劲按压下，刀片向外翻卷，锋利的刀锋划过金属平底锅的锅底，发出可怕的声音（更多的是在骨髓和牙神经中感觉到，而不是用耳朵听到），黏糊糊的褐色琥珀碎裂成小块，吉恩叫着老天该死见鬼，多萝西则喋喋不休地恳求他不要那样出声咒骂。

在降临节的最后一个周末，当八十或者一百个锡罐中垫好蜡纸，装满了软糖和太妃糖，并用约旦杏仁加以装饰的时候，吉恩、多萝西和沃尔特便一起出门去派送。这会花掉整个周末，通常还不止。沃尔特的哥哥米奇和弟弟布伦特留在汽车旅馆，布伦特后来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但孩童时的他却动不动就会晕车。糖果首先被送往吉恩在希宾的众多朋友家中，然后，经过不少回头路或错路，被送到更远的朋友或者亲戚家中，从铁矿带到大急流城，再到更远的地方。在每一家，要是不喝杯咖啡，不吃块曲奇饼，那将是不可想象的。路上，沃尔特坐在后座上捧着本书，看着一片窗玻璃形状的微弱阳光稳稳地落在座位上，然后——当车终于向右转弯时——滑过车地板的凹陷处，以扭曲的形态重新出现在前排座位的椅背上。窗外是一片片永恒不变、毫无价值的林地，白雪覆盖下的沼泽地，贴在电线杆上的罐装肥料广告，以及收起双翼的老鹰和醒目的乌鸦。他身旁的座位上放着从已拜访过的人家收到的越堆越高的礼物盒——斯堪的纳维亚烘烤食品、芬兰和克罗地亚的特产、吉恩的单身朋友们回送的一瓶瓶“欢呼”——以及逐渐缩小的伯格伦德家的糖罐堆。这些锡罐的主要价值在于，它们装有吉恩和多萝西自结婚起，每年都会送出的始终不变的糖果。随着岁月的流逝，糖果逐渐由礼物演变成对过往礼物的纪念。它们是贫穷的伯格伦德家仍然能够慷慨送出的年度礼物。

多萝西的父亲去世时，把那栋湖边的小房子留给了女儿，当时沃尔特就快要读完高中二年级了。多萝西在这栋小房子中度过了她少女时代的很多个夏天。在沃尔特的心目中，这栋房子是和母亲的残疾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正是在这里，还是个女孩的多萝西度过了与关节炎作斗争的漫长岁月，她的右手因此而萎缩，骨盆也变了形。在壁炉旁的一个矮架子上，还放着那些让人伤心的旧“玩具”——一个形似胡桃钳、配有铁丝弹簧的装置，一把有五个活栓的木质小号——过去，她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为的是保持并增强她那些受损的指关节的活动能力。伯格伦德一家人总是忙于照管汽车旅馆，没有时间在小房子中长住，但是多萝西喜欢那里，她梦想着如果有一天她和吉恩能够摆脱汽车旅馆，他们就去那里养老，所以，当吉恩提议卖掉它的时候，她没有立刻答应。吉恩的健康状况恶劣，汽车旅馆也已被最大限度地作了贷款抵押，而无论它曾经因为位于路边而拥有过多么小的吸引力，现在都被希宾冬日的严寒驱赶殆尽。虽然米奇已经从学校毕业，成为一名汽车车身推销员，且仍然住在家中，但是他把所有工资都用在了约女孩、喝酒、买猎枪、买渔具以及他那辆加大了马力的雷鸟车上。如果，那个没有名字的小湖中有比太阳鱼和鲈鱼更值得一钓的鱼，吉恩对那栋房子的看法或许会有所不同，但是，由于那里并没有这样的鱼，他看不出保留一栋一家人反正也无暇使用的度假屋还有什么意义。多萝西通常都是顺从地拥护实用主义的模范，这一次却变得无比伤心，以至在床上躺了好几天，抱怨说头疼。而情愿他自己受苦也不忍看到母亲难过的沃尔特，出面进行干涉。

“今年夏天我可以住在那栋房子里，把它整修好，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租出去。”他对父母说。

“我们需要你在这里帮忙。”多萝西说。

“反正我也只能在家待一年了。等我去上大学了，你们准备怎么办？”

“到时候再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吉恩说。“你们迟早要请人帮忙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卖掉那栋房子。”吉恩说。

“他说得对，沃尔特，”多萝西说，“我舍不得那栋房子，但是他说得对。”

“好吧，可是米奇呢？他至少可以付一些租金吧，你们可以用这笔钱请人帮忙。”

“他现在已经独立了。”吉恩说。

“妈妈仍然在为他做饭，为他洗衣服！为什么他就不能至少付些租金呢？”

“这不关你的事。”

“这关妈妈的事！你宁愿卖掉妈妈的房子，也不肯让米奇长大！”

“那是他的房间，我可不准备把他从里面赶出去。”

“你真的认为我们可以把房子租出去吗？”多萝西满怀希望地问道。

“我们得每周去打扫、洗衣服，”吉恩说，“那会是没完没了的工作。”

“我可以每周开车过去一次，”多萝西说，“不会有多难办的。”

“我们现在就需要那些钱。”吉恩说。

“如果我也像米奇那样做呢？”沃尔特说，“如果我也索性说不呢？

如果今年夏天我就是要去那里整修房子呢？”

“你又不是主耶稣，”吉恩说，“没有你，我们一样过。”

“吉恩，我们至少可以试试明年夏天把那栋房子租出去。如果不行，我们总还是可以卖掉它的。”

“我会在周末过去，”沃尔特说，“这样安排怎么样？周末，米奇可以代替我在旅馆帮忙，不行吗？”

“如果你想让米奇这样做，你去跟他说好了。”吉恩说。

“我又不是他的家长！”

“我受够了。”吉恩说，接着就回了他的休息室。

吉恩为什么要放米奇一马，原因非常清晰：他在大儿子身上看到了近乎一模一样的自己，而他不想像当初埃纳尔折磨他那样去折磨米奇。但是多萝西对米奇的忍让就让沃尔特感到不那么好理解了。或许她已经被丈夫累垮了，没有力气或者心情去同时和儿子开战，又或许她已经看到了米奇注定失败的未来，想在这个世界给他苦头吃之前，让他多享受几年家庭的温暖。无论如何，最后还是由沃尔特敲响了米奇贴着STP （发动机燃油添加剂品牌。）和宾州石油贴纸的房门，试图当他哥哥的家长。

米奇躺在床上，抽着烟，正在听音响中播放的巴赫曼-特纳高速乐队的唱片，音响是他用卖汽车车身赚到的钱买来的。他对沃尔特咧嘴笑的方式和吉恩的差不多，不过更加轻蔑。“你有什么事？”

“我希望你开始给家里付租金，或者帮忙干活，不然就搬走。”

“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

“爸爸说我应该和你聊聊。”

“让他自己来和我说。”

“妈妈不想卖掉湖边的那栋房子，所以一定要改变些什么才行。”

“那是她的事。”

“老天，米奇，你是我所见过的最自私的人。”

“是的，没错。你将去读哈佛或者随便什么学校，而我要留下来照料这个地方，可我却是那个自私的人。”

“你就是！”

“我正在努力存钱，以备我和布伦达将来用，可我却是那个自私的人。”

布伦达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因为和米奇交往，她的父母基本上和她断绝了关系。“你那了不起的存钱计划究竟是什么样的？”沃尔特说，“现在给自己买上一大堆东西，以后再拿去典当？”

“我努力工作。我该怎么做呢，什么都不买吗？”

“我也努力工作，可我什么都没有，因为我没工资可拿。”

“那你那台电影摄像机是怎么回事？”

“那是从学校借的，傻瓜。那不是我的。”

“好吧，可是没有人借给我任何东西，因为我不是个胆小鬼加马屁精。”

“可这仍然不代表你不需要付房租，或者至少在周末帮帮忙。”

米奇盯着他的烟灰缸，就像盯着一个站满了灰头土脸的囚犯的监狱院子，思考着怎样才能再多塞一个烟头进去。“有谁委任你成为家里的主耶稣吗？”他毫无创意地说，“我不需要和你商量。”

但是多萝西拒绝和米奇谈话（“我宁愿干脆卖掉那栋房子。”她说），而沃尔特在学年结束，同时也是旅馆高峰季开始的时候决定以罢工相逼。只要他还待在旅馆，他就不能不去做那些需要做的事情。离开是唯一能让米奇负起责任的方法，于是，他宣布这个暑假他要去整修那栋房子，并摄制一部以大自然为对象的实验电影。他爸爸说如果他是想把那栋房子整修得漂亮一点以便卖出去，那他就没什么意见，但是房子无论如何都要卖掉。他妈妈则求他忘掉那栋房子，说她如此把它当回事是自私的做法，她不在乎那栋房子，她只希望一家人和睦相处。当沃尔特说他无论如何都要去时，她大喊道，如果他真的在意她的心愿，就不该离开。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地感觉到对他妈妈的愤怒。无论她有多么爱他，又或者无论他有多么理解她，现在都变得不重要了——他为她如此懦弱地屈从于他的爸爸和米奇而恨她。他受够了她的软弱。他让他最要好的朋友，玛丽· 赛尔塔拉，开车把他和一行李袋的衣服、十加仑的建筑用漆、他的旧单速自行车、一本二手简装版《瓦尔登湖》、从高中音像部借来的八毫米电影摄像机，以及八个装有八毫米胶片的黄色盒子送到湖边那栋房子。这是到那时为止，他所做过的最为叛逆的一件事。

房子里到处都是老鼠屎和死潮虫，除了重新油漆，还需要更换屋顶和窗框。来到湖边的第一天，沃尔特打扫卫生、割草，连续工作了十个小时，然后去树林中散步，在黄昏稳定的光线中寻找自然美景。他的胶片储备只够他拍摄二十四分钟，当他把其中的三分钟浪费在拍摄花栗鼠身上后，他意识到他应该找一些没那么容易拍到的东西。湖太小，看不到潜鸟，但当他搬出外公的独木舟，划入人迹罕至的深处，他惊动了一只类似苍鹭的飞禽——一只在芦苇丛中休息的麻鳽。麻鳽是个完美的选择——它们性情羞怯，他可以跟踪拍摄一整个夏天，还用不完二十一分钟的胶片。他想象着摄制一部实验短片，名字就叫《麻鳽的生活》。

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擦好避蚊胺，然后缓慢而安静地划向那片芦苇丛，摄像机就放在膝头。麻鳽的生活习性是：潜藏在芦苇丛中，以身上细幼的浅黄色和褐色竖条纹作为天然掩护，伺机用喙刺死小动物。当感到危险来袭，它们会伸长脖子定住不动，尖尖的喙指向天空，看上去就像一株干枯的芦苇。当沃尔特徐徐地靠近，希望看到更多细节，而不是取景器中的空空一片时，它们常常会溜走，不见踪影，但偶尔也会扑扇着翅膀飞上天空，这时，他会尽量后仰，用摄像机跟拍它们。虽然麻鳽是纯粹的杀捕机器，但是它们潜伏时羽毛的颜色单调乏味，而在空中飞翔时，展开的双翅却是引人注目的灰色和灰黑色，这当中的鲜明对比尤其让沃尔特同情它们。它们在地面上谦卑而鬼祟，一如它们那泥泞的生存环境，但一旦飞上天空，却高贵而骄傲。

和家人挤在逼仄的空间里生活了十七年，这使得沃尔特渴望独处，而直到现在，他才发觉这种渴望是无法消除的。除了风声、鸟鸣、昆虫的叫声、鱼儿的蹦跳声、树枝的咯吱声和桦树树叶相互碰撞时的摩擦声，这里什么声响也没有：刮房屋外墙上的旧漆时，他不时地停下来，品味这种有声的寂静。他骑自行车去芬城消费合作社购买食物，往返要花费他九十分钟。他照他妈妈的菜谱做出大锅的扁豆炖菜和豆子汤，而到了晚上，他会玩玩那架古老但还能用的以弹簧拉动的弹球机，自这栋房子建好以来，这架弹球机就一直摆在这里。他在床上读书直到午夜，即使那时也不会立刻入睡，而是躺着，沉浸在寂静中。

某个周五，他来到湖边的第十天，临近傍晚时分，当他新拍摄了几个不怎么合意的麻鳽镜头，划着独木舟返回时，他听到汽车的引擎声和喧闹的音乐声，紧接着还有摩托车沿长车道驶来的声音。等到他把独木舟从水中拉出来，米奇和性感的布伦达以及另外三对男女——米奇的三个死党和三个身穿喷有图案的喇叭裤和颈部系带的露背背心的女孩——正在把车上的啤酒、露营设备和冷藏箱卸在屋后的草坪上。一辆烧柴油的皮卡像个咳嗽的烟鬼似的空转着，为正在播放“空中铁匠”唱片的音响系统提供动力。这些傻瓜朋友中的一位牵着条颈圈上有饰钉、拴着拖链的罗特韦尔犬。

“嗨，爱好大自然的小伙子，”米奇说，“希望你不介意有人来陪你。”

“事实上，我介意，”沃尔特说，意识到在这帮人眼中，自己一定又呆又愣，他不由得脸红了，“我非常介意。我一个人待在这里。你不能来。”

“我可以来，”米奇说，“事实上，不应该在这里的人是你。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再待上一个晚上，不过现在我来了。而你正站在我的地产上。”

“这不是你的地产。”

“现在我租下它了。你想让我付租金，这就是我要租的地方。”

“那么你的工作呢？”

“辞了。我不在那里干了。”

沃尔特几乎要哭出来，他走进房子，把摄像机藏进洗衣篮。然后他骑自行车去芬城，一路上，黄昏突然失去魅力，变得充满了蚊子和敌意，稍后他用芬城合作社外面的付费电话打到了家里。没错，他妈妈证实说，她跟米奇还有他爸爸吵过架，决定最好的解决方法是留下度假屋，让米奇去整修它，让他学会承担更多的责任。

“妈妈，这里会变成派对中心。他会把房子烧掉的。”

“嗯，只是如果你在家里，而让米奇出去独立生活，我会舒服一些。”她说，“关于这点你说得对，乖孩子。现在你可以回家了。我们想念你，而且你还小，不能一整个夏天都独自在外。”

“可我在这里很开心。我已经干了不少活了。”

“我很抱歉，沃尔特。可这是我们的决定。”

骑车返回的途中，天几乎全黑了。他在半英里外就听到一片嘈杂声。男性摇滚（一种流行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硬摇滚，宣扬利己主义和男子雄风。）吉他独奏、醉酒人含糊迟钝的喊叫声、狗的嚎叫声、鞭炮声、摩托引擎的噼啪作响声和尖鸣声。米奇和他的朋友们已经搭好帐篷，燃起大堆的篝火，此刻正在火上烤汉堡包，浓烟滚滚。沃尔特进屋时，他们甚至没看他一眼。他把自己锁进卧室，躺在床上，忍受着噪音的折磨。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安静些呢？当有人在享受宁静的时候，为什么要用噪音来袭击这个世界呢？喧闹持续着，持续着。它制造出一种其他人显然都已对之免疫的高烧。一种自我怜悯、孤立无助的高烧。那晚，它激怒了沃尔特，让他对喧闹人群的集体咆哮生出不可磨灭的反感，同时，也让他奇怪地开始厌恶户外世界。他敞开胸怀来到大自然，而大自然却以它的软弱，一如他妈妈的软弱，让他失望。它如此轻易地就让嘈杂的傻瓜们侵占了自己。他爱自然，但只是在抽象意义上，这种爱并不比他对好小说或外国电影的爱更多，却比他后来对帕蒂和孩子们的爱要少。因此，在之后的二十年里，他让自己成为一名城市居民。甚至当他离开明尼苏达矿务及制造业公司去做自然保护工作时——无论是在自然保护协会，还是后来在蔚蓝山基金——他的主要兴趣也都在于保护小块自然环境，使它们远离像他哥哥那样的粗鲁的乡下人。对那些他为之保护栖息地的生物，他的爱其实是基于一种投射效应：认为它们和他一样，不希望吵闹的人类去烦扰它们。

除去进监狱的那几个月，留下布伦达独自一人带着他们的几个女儿，米奇一直都住在湖边的那栋房子里，直到六年后吉恩去世。他为房子换了新屋顶，阻止了它进一步破败，但也砍掉了地产上好几棵最大、最漂亮的树，把湖边坡地变成了光秃秃的游乐场，让他的狗在上面尽情玩耍，同时还修了一条绕至小湖最僻静的角落——也就是过去麻鳽栖息的地方——的环形雪车道。就沃尔特所能确定的，他从未付给吉恩和多萝西一分钱租金。

创伤乐队的发起人究竟知不知道何为创伤？这就是创伤：周日一大早，下楼来到你的办公室，幸福地想着你的两个孩子，他们在过去的两天里都令你感到非常骄傲，然后，在办公桌上看到一沓厚厚的手稿，作者是你的妻子，证实了你对她、对你自己和你最要好的朋友所有过的最不祥的担心。在沃尔特的人生中，唯一与此勉强有得一比的体验是他的第一次自慰，那是在松语汽车旅馆的六号房间，依从着堂兄列夫的友好指导（“擦点凡士林”）。那年他十四岁，自慰带给他的快感超过了他已知的所有快感，而结果却是那般的令人恐慌和震惊，他觉得自己就像是科幻小说里的主人公，被猛地从一个古老星球经由四维空间拉入了另一个全新的星球。而帕蒂的手稿有着与之类似的吸引力和改变力。他的整个阅读过程，犹如他的第一次自慰，似乎是在一瞬间完成的。他站起来过一次，那是在刚刚开始阅读的时候，为的是去锁好办公室的门，然后他就在阅读最后一页了，那时是早晨十点十二分，照耀在他办公室窗户上的太阳是个与他向来所了解的太阳不一样的太阳。它变成了天河里某个陌生、孤独的角落中一颗发黄、刻薄的星星，而他自己的脑袋在跨越了星际空间后也经历了同样的巨变。他拿着那沓手稿走出办公室，经过正坐在办公桌旁打字的拉丽莎。

“早上好，沃尔特。”

“早上好。”他说，她身上那种属于早晨的好闻味道让他战栗。他经过厨房，走上后楼梯，来到那个小房间，这里，他一生的挚爱还穿着法兰绒睡衣，安坐在沙发上的一堆被单当中，端着一杯奶油咖啡，正在看某个体育频道播出的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篮球锦标赛赛事总览。她给他的那个笑容——犹如他已失去的那个熟悉的太阳的最后一抹光芒——在她看到他手里拿着的东西时变成了恐慌。

“哦，该死，”她说，关掉电视，“哦，该死，沃尔特。哦，哦，哦。”她剧烈地摇着头。“不，”她说，“不，不，不。”

他关上身后的门，背贴着它滑了下去，直到他坐在了地板上。帕蒂吸了一口气，又吸了一口气，然后又一口，没有说话。窗外的光线神秘而可怕。沃尔特再次浑身战栗，在他努力控制自己的时候，臼齿咯咯作响。

“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拿到的，”帕蒂说，“但那不是给你看的。昨晚我把它给了理查德，好让他离我远点儿。我希望他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我是在试着摆脱他，沃尔特。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这么做太可怕了！”

在很多个秒差距外，他听到她开始哭泣。

“我从未想过让你看到那个，”她说，声音变得尖利，“我向上帝发誓，沃尔特。向上帝发誓。我一生都在努力不要伤害你。你对我这么好，你不该受这份苦。”

然后她哭了很久，十或者百来分钟。周日早晨的所有常规活动都因这起突发事件而暂停，一天的正常日程被如此彻底地颠覆，他甚至丝毫感受不到对它的怀念。有时事情就是这样凑巧，就在三天前的那个晚上，他面前的这同一块地板见证了另一起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一起良性的突发事件，一次带来愉悦创伤的性行为，到现在看来，那就像这次恶性突发事件的前兆：周四很晚时，他上楼来到帕蒂的房间，粗暴地侵犯了她。在她令人意外的许可下，他粗鲁施暴，而假如没有她的许可，那可以说与强奸无异：扯下她的黑色工作裤，把她推倒在地板上，强行挤入她的体内。以前，即使他也有过类似的念头，他也不会这样去做，因为他无法忘记少女时代的她曾被人强奸。然而那一天是那么的漫长，那么的让人迷失——他和拉丽莎之间未完全释放的欲望正如火焰般炽热，怀俄明县的路障气得人发狂，而通电话时乔伊声音中的谦恭是如此的史无前例和令人满意——当他走进帕蒂的房间，她似乎突然变成了他的猎物。他生性倔强的猎物，他令人沮丧的妻子。而他已经受够了，受够了所有的理性和理解，于是他把她推倒在地，像畜生一样占有了她。当时她脸上那种像是发现了什么的表情，一定也是他自己脸上那时的表情，这表情让他在他们才刚刚开始的时候就立刻停了下来。停止，然后抽出，骑跨在她的胸上，把他似乎有平时两倍那么大的阴茎伸到她面前。让她看看他正在变成一个怎样的人。他们笑得像两个疯子。然后，当他再次进入她，她不再像往常那样端庄地小声呻吟，而是大声尖叫着，这让他更加兴奋；第二天早上，当他下楼来到办公室，他可以从拉丽莎冷冰冰的沉默中得知，昨晚的尖叫声填满了整座大楼。某件事，在周四晚上拉开了序幕，而他一直不确定那究竟是什么。但是现在，她的手稿告诉了他。那是终结。她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他。她想要的是他那个邪恶的朋友拥有的东西。此刻，这一切让他感到高兴，为没有打破他给乔伊的承诺而高兴——周五晚，在亚历山大市和乔伊共进晚餐时，他答应乔伊不会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不会告诉帕蒂，他们的儿子已经娶了康妮· 莫纳汉为妻。这个秘密，连同乔伊主动坦白的其他几个更加令人不安的秘密，整个周末，在漫长的会议讨论和昨晚听演唱会期间，一直压在沃尔特心头。儿子结婚了，帕蒂却被蒙在鼓里，他一直为此觉得难受，好像自己背叛了她。但是现在他可以看到，就背叛而言，他这一个简直小得好笑。小得让他想哭。

“理查德还在吗？”最后她说，用床单擦了擦她的脸。

“不在。我还没起床就听到他出去了。我想他不会回来了。”

“谢谢老天的小小仁慈。”

他曾经多么爱听她的声音！而此刻听到它让他难受得要死。

“你们俩昨晚上床了吗？”他说，“我听到厨房里有人说话。”

他的声音嘶哑得好像乌鸦的叫声。帕蒂深吸了一口气，仿佛在作足准备，好迎接更多的责骂。“没有，”她说，“我们聊了一会儿，然后我就睡了。我说过了，已经结束了。那是几年前的一个小问题，但现在已经结束了。”

“错误已经铸成。”

“你一定要相信我，沃尔特。真的，真的结束了。”

“除了你在我朋友那里感受到的性吸引力要大于在我这里感受到的。一向如此，显然。而且将永远如此。”

“哦，”她说，祈祷似的闭上眼睛，“请不要引用我的话。就说我是个荡妇，说我是你人生的噩梦，可是请你试着不要引用我的话。请给我这一点点的仁慈，如果你能的话。”

“他或许棋下得很糟，但是在另一个游戏上，他显然是个赢家。”

“好吧，”她说，眼闭得更紧了，“你要引用我说的话。好的，引用吧。来吧。做你必须要做的事。我知道我不配得到怜悯。只是你要知道，这是你所能做的最坏的事情。”

“抱歉，我以为你喜欢谈论他。事实上，我以为这是和我交谈时你最感兴趣的一点。”

“你说得对。曾经是。我不会对你撒谎。曾经是，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但那是二十五年前，在我爱上你、和你共同开创我们的生活之前。”

“多么令人满意的生活啊！‘没有什么不对的。’我相信你的原话就是这样。虽然事实似乎恰恰相反。”

她的脸痛苦地扭曲了，眼睛依旧闭着。“或许你现在想干脆把一切都读出来，然后挑出所有最恶劣的词句。你想干脆就这么做，来个了结吗？”

“事实上，我想把它塞进你的喉咙。我想看到你被它噎得他妈的吐出来。”“好的。你可以那么做。对我而言那会像是某种解脱。”

他如此用力地抓着那沓手稿，以致他的手开始痉挛。他松开它，任它在两腿间滑落。“我没有其他话要说了，”他说，“我想该说的我们差不多都说过了。”

她点点头。“好的。”

“只是，我不想再看到你。我不想再和你共处一室。我不想再听到那个人的名字。我不想再和你们两个当中的任何一个有任何关联。永不。我只想自己待着，这样我就可以仔细想一想，我是怎样浪费了我的整个人生来爱你。”

“是的，好的，”她说，再次点头，“但是，也不好？不，我不同意。”

“我不在乎你同不同意。”

“我知道你不在乎。可是听我说——”她使劲吸吸鼻子，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把咖啡杯放在地板上。眼泪模糊了她的眼睛，润红了她的嘴唇，如果有人还在意她的美丽，她现在可说是楚楚动人，但沃尔特已经不在意了。“我从未想过让你看到这份手稿。”她说。

“如果你不想让我看到，这他妈的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是怎么回事？”

“信不信由你，事实就是这样。那只是我不得不为自己写下的一份东西，为了复原。那是一项心理治疗手段，沃尔特。我昨晚把它拿给理查德，是为了解释我为什么留在你身边。总留在你身边。仍想要留在你身边。我知道有些内容在你读来一定非常可怕，我甚至无法想象那有多可怕，但那不是所有。那是我在抑郁的时候写的，里面全是我当时的负面感受。但是现在我终于开始感觉好一些了。尤其是在那晚的事发生之后——我感觉好一些了！就好像我和你终于取得了某种突破！难道你没有同样的感觉吗？”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感觉。”

“我也写了关于你的好事，不是吗？比不好的事多出很多，很多的好事？如果你能客观地来看？我知道你不能，但除了你，每个人都会看到那些好事：你待我的好比我任何时候认为我配得到的都要多得多；你是我所认识的最优秀的人；你、乔伊和杰西是我全部的人生；只有一小部分不好的我，曾经看向别处，而且只有那么一小会儿，在我人生中一个非常糟糕的驿站。”

“你说得对，”他声音嘶哑地说，“我确实不知怎么的忽视了这一切。”

“它们在那里，沃尔特！或许当你想一想，在以后的什么时间，你会记起来它们就在那里。”

“我没打算过多地去想这件事。”

“不是现在，而是以后。就算你仍不想和我说话，但或许你至少会稍稍原谅我。”

窗外的光线突然暗了下去，一团春天的云飘过。“你对我做了你所可能做的最糟糕的事，”他说，“最糟糕的事，而且你非常清楚那是最糟糕的事，可你还是那样做了。这当中有哪一部分是我过后愿意来回想的呢？”

“哦，我非常抱歉，”她说，又哭了，“非常抱歉你无法像我一样去理解它。发生这件事，我非常抱歉。”

“不是‘发生’。你做了它。你睡了那个邪恶的浑蛋，那个把这东西留在我桌上让我看的浑蛋。”

“可是看在上帝的分上，沃尔特，那只是性而已。”

“你让他读你永远也不打算让我读的关于我的东西。”

“只是四年前愚蠢的性关系而已。和我们的整个生活相比，那算得了什么？”

“是这样，”他说，“我不想对你大声嚷嚷。因为杰西卡在家。但是你得帮帮我，请不要为你自己做过的事情狡辩，不然我会吵到你那该死的脑袋发昏。”

“我没有狡辩。”

“真的，”他说，“我不打算对你嚷嚷。我现在要离开这个房间，之后我不想再见到你。但还有一点儿小问题，因为我事实上不得不在这里工作，所以对我来说搬走并不怎么方便。”

“我知道，我知道，她说，”“我知道我必须离开。我会等到杰西走了，然后我就滚出你的视线。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但是在走之前，我得告诉你一件事。我得确保你知道，留下你和你的助手在一起，像是在我的心口捅了一刀，像是撕掉我乳房上的皮。我无法忍受，沃尔特。”她乞求地看着他，“我太难过，太忌妒，我不知道我会做什么。”

“你会复原的。”

“或许。在某年。恢复一点点。但是你知道我现在有这样的感受意味着什么吗？你知道这意味着我爱的人是谁吗？你知道这里真正在发生的是什么吗？”

她那双狂热、乞求的眼睛，在那一刻，变得极其让人痛苦和厌恶——看到它们，他那累积多年的对婚姻中彼此伤害的厌恶突然爆发了——他开始无法自已地大嚷：“是谁逼我到这一步的？是谁总嫌我不够出众？是谁总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考虑？难道你觉得二十六年还不够你把一切都想明白吗？你他妈的还需要多少时间？你以为你的手稿中有让我吃惊的内容吗？你以为在这一路走来的该死的每一分钟里，我不知道你所写下的该死的每一点感受吗？而我还是爱你，因为我无法不爱你？为此浪费了我的一生？”

“这不公平，哦，这不公平。”

“去他妈的公平！去你妈的！”

他一脚把那份手稿踢得白花花地飞了开去，不过他还有一定的自制，没有在离开时去摔身后的房门。楼下的厨房里，杰西卡正在给自己烤百吉饼，她的小行李箱就放在桌旁。“今早人都去哪儿了？”

“我和你妈妈小小吵了一架。”

“听上去是这样，”杰西卡说，嘲讽地睁大了眼睛，对于属于一个不像自己那么善于控制情绪的家庭这一事实，她的回应向来如此，“现在一切还好吗？”

“再说，再说吧。”

“我原计划坐中午的火车，但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晚点再走。”

因为杰西卡向来和他亲密，因为觉得一定可以得到她的支持，他没有想到，此刻不去理会女儿的建议而是直接送她出门，犯了策略上的错误。他没有意识到，成为第一个把事情告诉女儿并正确设定故事框架的人有多么重要；没有想到帕蒂，凭借她那运动员式的求胜本能，会如此迅速地和他们的女儿结为同盟，往她耳朵里塞满她那个版本的故事（爸爸以牵强的理由抛弃了妈妈，和年轻的助手好上了）。他没有去考虑那个时刻以外的任何事情，他的脑袋晕乎乎的，满是和父亲身份毫不相干的情感。他抱了抱杰西卡，对她回来帮忙启动“自由空间运动”大加感谢，然后就回到他的办公室，看着窗外发呆。紧急状态已有所缓和，他已经能够记起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只是他还没有好到能去做的地步。他看见一只猫声鸟在一棵正准备开花的杜鹃树上蹦蹦跳跳；他忌妒那只鸟，因为它对他所知道的一切一无所知；他愿意立刻和它交换灵魂，然后去展翅飞翔，去感受空气的浮力，哪怕只有一个小时：这是笔无需考虑的交易，而那只顾自活跃、完全无视他的猫声鸟，带着对自己身体的万分自信，似乎非常清楚，做一只鸟儿要愉快得多。

一段处在另一个世界里的时间过后，他听到了大行李箱的滚动声和前门的哐当声，随后拉丽莎过来敲他办公室的门，探进头来问道：“你还好吗？”

“好，”他说，“过来坐在我腿上。”

她扬起眉毛。“现在？”

“是的，现在。还等什么呢？我妻子离开了，是吗？”

“她带着箱子走了，是的。”

“那么，她不会回来了。所以过来吧。为什么不呢。这里没有其他人了。”

于是她照办了。她，拉丽莎，不是个犹豫不决的人。但是大班椅不适合让你腿上再坐个人；为了坐稳，她不得不搂住他的脖子，而即便这样，椅子还是使劲地摇晃着。“这是你想要的？”她说。

“其实，不是。我不想待在这间办公室。”

“我同意。”

他有那么多事情需要思考，他知道如果现在就让自己开始，他会一口气想上好几个星期。不去思考的唯一方法就是朝前走。他们上楼来到拉丽莎的小房间，房间的天花板是斜的，这里过去是间佣人房，自从她搬进来后他就再也没有踏足过。地板上放着一叠叠的干净衣服和一堆堆的脏衣服，活像一个障碍跑训练场。他把她推靠在屋顶窗旁边的墙上，不假思索地将自己交给这个没有进行资格验证就想要他的女人。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紧急状态，时间不复存在，只剩下绝望。他抱起她，让她用双腿环住他的胯部，两人四下趔趄，她的嘴唇吻住他的，然后他们隔着衣服狂热地摩擦着，绕过地板上的一堆堆衣服，再然后，这种场面下经常会出现的那些中断中的一种突然降临，令人不安地想起走向性爱的步骤是多么相似；多么缺乏个性，或者说先于个性。他猛地后退，走向房里那张还没有铺好的单人床，撞倒了一堆关于人口过剩的书和文件。

“我们中有一个人得在六点出发，去机场接爱德华多，”他说，“我担心会忘记。”“现在几点？”他把她落满灰尘的闹钟转过来，看了看。“两点十七。”他惊叹道。这是他一生中所见过的最古怪的时间。

“抱歉我的房间这么乱。”拉丽莎说。

“我喜欢。我爱你本来的样子。你饿了吗？我有点饿。”

“不，沃尔特，”她笑了，“我不饿。不过我可以去给你拿点什么吃的。”

“我想，嗯，喝杯豆奶。豆类饮品。”

“我去拿。”

她下楼去了，想到一分钟后他将听到的回来的脚步声，属于这个将会取代帕蒂在他生命中的位置的女人，感觉很奇怪。她跪在他身旁，专注而贪婪地看着他喝下那杯豆奶，然后用她灵巧、指甲苍白的手指解开了他衬衫的纽扣。那么，好吧。他想。好吧。朝前走。但是当他自己接着脱掉了其他衣服，妻子出轨的那些场面，那些她作过详尽描述的场面，开始在他体内翻滚，让他有种想要原谅她的隐约而真实的冲动；他知道他必须粉碎这种冲动。他对她和他的朋友的恨意仍然是新生的、摇摆不定的，还不够牢固，她哭泣时那可怜的样子和声音在他脑海中仍然过于鲜明。幸亏，拉丽莎已经脱到只剩下白底红点的小内裤。她无忧无虑地站在他身旁，把自己呈现给他。她年轻的身体美得不合情理。光洁无瑕，蔑视重力的拉扯，仅仅是看着都让人受不了。没错，他曾见过另一个甚至比这还要年轻的女人的身体，但他对它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了。那时他自己也还过于年轻，不会去注意帕蒂的年轻。他伸出手，隔着她的内裤把掌心贴在她两腿之间那灼热的小丘上。她轻轻地叫了一声，膝盖一弯，跌倒在他身上，让他沉浸在甜蜜的痛苦之中。

他先是坚定地努力着不去比较，然后又刻意努力想要把帕蒂的那句“没有什么不对的”驱出脑海。现在回想起来，他才明白自己先前要拉丽莎和他慢慢来的请求是基于他对自己的准确了解。但是，一旦他将帕蒂赶出家门，慢慢来就不再是一个选择。他需要立刻注射一剂，仅仅是为了保持自我的运作——不让自己被恨意和自怜打倒——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一剂非常甜美，因为拉丽莎真的为他疯狂，几乎真的是欲火焚身，湿得滴水。她满怀爱意和喜悦地盯着他的眼睛，宣告着他的男子气概，帕蒂在她的手稿中加以侮辱中伤、不屑一顾的男子气概，其实是美好、完美和奇妙的。这当中有哪里不惹人喜欢呢？他是个正值盛年的男人，而她可爱、年轻、贪得无厌——这，事实上，就是那个不惹人喜欢的地方。他的情感跟不上他们之间原始的性吸引的活力和迫切，跟不上他们交媾行为的无休无止。她需要骑跨在他身上，需要被他紧紧压在身下，需要把腿架在他的肩上，需要做下犬式，从后面被有力地撞击，需要趴在床上，需要脸紧贴着墙壁，需要腿缠绕在他身上，头后仰着，圆圆的乳房飞向任何方向。这一切对她似乎都意义重大，她是一口装满了痛苦呻吟的望不到底的井，而他已经准备好去做这一切。心血管状况良好的他被她的大胆举动撩拨得兴奋异常，他通达她的所有愿望，对她也如痴如狂。然而，这一切还是欠缺了某种个性，令他无法达到高潮。这种状况非常古怪，是一个全新的、未曾预料到的问题，部分原因或许在于他不习惯使用安全套，而她湿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过去的两年里，他有多少次因想起他的助手而性亢奋，且每次都持续好几分钟？总有一百次。现在，他的问题显然是心理上的。当他们终于平静下来，她的闹钟显示3:52 。他也不确定她有没有高潮，他不敢问。而此刻，在他精疲力竭的时候，那个潜伏一旁的对比抓住机会浮出了水面：对于帕蒂，只要能让她有兴致开始，就可以指望她为他们两个人完成这件事，让他们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他可以去工作或者看书，而她可以去做那些她喜欢做的帕蒂式的琐事。困难导致摩擦，而摩擦通向满足……

拉丽莎亲了亲他肿胀的嘴唇。“你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他说，“很多事。”

“我们做了这件事你感到难过吗？”

“不，不，我非常高兴。”

“你看上去可不怎么高兴。”

“这个，刚才我确实把共同生活了二十四年的妻子赶出了家门。这确实就发生在几个小时之前。”

“对不起，沃尔特。你仍然可以回头。我可以辞职，让你们两个在一起。”

“不必，这件事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永远也不会回头。”

“你想和我在一起吗？”

“是的。”他用双手捧起她的头发，盖在他的脸上，它们闻上去一股椰子洗发水的味道。他现在得到了他想要的，但这让他觉得有些孤独。在经历了日思夜想、无边无际的渴望之后，他和一个特定的有边际的女孩睡在了一起，她非常美丽、聪明、投入，但同时也凌乱、不被杰西卡喜欢、极不善于烹饪。她是唯一的一道屏障，把他和他不愿去想的那一大堆事隔离开来：无名湖畔的帕蒂和他的朋友；他们非常人性和机智的对话方式；他们的性爱中那种成年人的互动；他们为他不在那里而感到的高兴。他开始在拉丽莎的头发中哭泣，而她安慰他，擦掉他的眼泪，他们再次做爱，更加疲倦，更加痛苦，直到他终于高潮，没有防护地，射在了她的手中。

接下来的几天都不怎么好过。先是去机场接从哥伦比亚赶来的爱德华多· 索凯尔，把他安置在“乔伊的”房间。十二名记者参加了周一上午的新闻发布会，沃尔特和爱德华多挺了过来，之后前者又接受了《时报》的丹· 卡佩维尔长时间的单独电话采访。沃尔特一直在做公共关系方面的工作，所以他能够成功地压制心中的混乱，专注于目标，拒绝吞下记者们煽动性的诱饵。泛美蔚蓝莺公园，他说，代表了一种以科学为依据、由私人出资的野生生物保护的新范例；它将在西弗吉尼亚和哥伦比亚提供可持续的“绿色职位”（生态旅游、森林复植、林业认证），这可以绰绰有余地抵消山顶剥离开采所拥有的无可辩驳的丑陋性；科伊尔· 马西斯和其他搬迁的山区居民从各个方面配合了基金的工作，值得称赞，他们很快就将受雇于基金的合作者LBI 属下的一家子公司。因为乔伊告诉他的那些事，在称赞LBI时，沃尔特需要调动额外的自控力。当他结束了和丹· 卡佩维尔的通话，他和拉丽莎、爱德华多外出吃晚餐，喝了两瓶啤酒，将他这辈子的总饮酒量提升到了三瓶。

第二天下午，爱德华多返回机场后，拉丽莎锁上沃尔特办公室的门，跪在他两腿之间，希望慰劳一下他这几日的辛苦工作。

“不，不，不。”他说，把座椅从她面前转开。

她跪着跟了过来。“我只是想看看你。我怎么都看不够你。”

“拉丽莎，不要。”他能听到外间屋子里，他的其他下属们办公的动静。

“只是一小会儿，”她说，拉开他的裤链，“让我做，沃尔特。”

他想起了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然后，他看到助手的嘴巴里填满了他身体的一部分，笑盈盈地抬眼望他，他想起了他那个邪恶的朋友的预言。这样做似乎让她感到高兴，然而……

“不，抱歉。”他说，尽可能温柔地推开她。

她皱起眉。她受伤了。“你一定要让我做，”她说，“如果你爱我。”

“我真的爱你，但现在时间不对。”

“我想要你让我做。我想现在做所有事。”

“对不起，可是，不行。”

他站起身，把他的老二放回裤子里，拉好拉链。拉丽莎低着头，保持跪姿。过了一会儿，她也站起身，拽平大腿位置的裙子，不高兴地转过身去。

“有个问题我们必须先讨论一下。”他说。

“好的。让我们来谈谈你的问题吧。”

“问题就是我们必须炒掉理查德。”

这个他在此刻之前一直拒绝说出的名字悬在了空中。“我们为什么必须这么做？”拉丽莎说。

“因为我恨他，因为他和我妻子上床。我再也不想听到他的名字，我不可能和他一起工作。”

听到这段话，拉丽莎仿佛缩小了。她低着头，肩膀垂下去，变成了一个悲伤的小女孩。“所以你的妻子才会在周日离开？”

“是的。”

“你仍然爱着她，不是吗？”

“不！”

“不，你爱她。所以你才不想让我靠近你。”

“不，这不是真的。你完全搞错了。”

“好吧，话虽如此，”她说，轻快地挺直身体，“我们仍然不能炒掉理查德。这是我的项目，我需要他。我已经利用他来招揽实习生了，而且我需要他在八月时为我们找来其他大腕。所以，你可以对他不满，为你的妻子难过，但是我不会炒掉理查德。”

“亲爱的，”沃尔特说，“拉丽莎。我真的爱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请你试着从我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不要！”她转向他，怒气冲冲，“我不在乎你的角度！我的职责是开展人口工作，而我准备要做好它。如果你真的在意这项工作，在意我，那么就让我按我的方式来进行。”

“我在意，我非常在意。但是……”

“那么，没什么好但是的。我不会再提他的名字。他五月份过来和实习生见面的时候，你可以去其他地方。至于八月份的事，我们到时候再想办法。”

“可是他不会想做的。周六他已经说起要退出。”

“让我去和他谈谈，”她说，“正如你或许还记得的，我很善于劝说人们去做他们不愿做的事情。我是你相当有效率的员工，希望你不会不让我做我的工作。”

他急忙从桌子后面绕出来，想要拥抱她，但是她躲去了外间办公室。

因为他爱她的勇气，爱她对工作的投入，且又被她的怒意击中，他没有再去坚持他的立场。然而，几小时过去了，接着好几天过去了，拉丽莎都没有来汇报说理查德要退出“自由空间”，沃尔特由此推断，他必定还在船上。那个什么都他妈的不相信的理查德！他能够想象出的唯一解释是，帕蒂和他通过电话，而负罪感让他继续留在了这个项目中。想到这两个人谈论任何事情，哪怕只有五分钟，尤其是谈论如何不去伤害“可怜的沃尔特”（哦，她用的那个词组，那个令人憎恶的词组），如何去挽救他心爱的项目以作为某种安慰奖，这让他因为自感软弱、堕落、妥协、渺小而心烦意乱。这种情绪也渗透到了他和拉丽莎之间。虽然他们每天做爱，长时间地做爱，可他们的性爱却始终笼罩在他认为她也和理查德一起小小地背叛了他这样的感觉之下，所以，它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变得更富有个性。无论他转去哪个方向，都会看到理查德。

同样令他不安的——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是LBI的问题。他们一起吃晚餐的时候，乔伊带着令他感动的谦卑和自责，解释了那单他牵涉其中的肮脏交易。在沃尔特看来，这里的主要罪人是LBI 。至于肯尼· 巴特尔斯，显然属于那种胆大包天的小丑，一个二流的反社会分子，很快不是进入国会就是进入监狱。而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即唐纳德· 亨利· 拉姆斯菲尔德（1932-），美籍德裔政治家、商人，2001 年至2006 年任美国国防部部长。）那伙人，无论他们入侵伊拉克的动机如何恶臭不堪，一定还是希望收到可以使用的卡车配件，而不是乔伊从巴拉圭运出的那堆垃圾。而乔伊虽然不该蠢到和肯尼混在一起，却使沃尔特相信，他是为了康妮才完成交易的；他对她的忠诚、他的万般懊悔，以及他总体而论的勇敢（他才二十岁！）通通值得称赞。因此，责任方是LBI ——对整个骗局完全知情且拥有批准权。沃尔特没有听说过那个和乔伊通电话的副总，那个用法律诉讼威胁他的人，但这家伙无疑和维恩· 黑文那个已经承诺在西弗吉尼亚建立防护服生产厂的铁哥们在同一条走廊上工作。乔伊问沃尔特，他认为他该怎么做。是吹响哨子揭露内情？还是干脆把他的利润捐给某家为伤残退役军人服务的慈善机构，然后回学校继续读书？沃尔特答应儿子会在周末好好考虑他的问题，但是这个周末显然——用一种温和的说法——无助于平静的道德思考。直到周一上午和记者们见面，他将LBI 描述为支持环保的杰出合作者，他才意识到自己也牵涉其中了。

此刻，他试着把自己的利益——事实是，如果基金执行官的儿子将那个丑陋的故事曝给媒体，维恩· 黑文或许会直接炒了他，而LBI 或许会收回在西弗吉尼亚建厂的承诺——和怎么做才对乔伊最有利分离开来。无论乔伊曾经表现得多么傲慢和贪婪，但似乎很难要求一个有着问题父母的二十岁的孩子负起全部的道德责任，承受公开指责，甚至可能面对刑罚。不过，沃尔特明白，他为此而想给乔伊的建议——“把你的利润捐给慈善机构，然后继续你的人生”——对他自己和基金也是非常有利的。他想问问拉丽莎的看法，但他答应过乔伊会守口如瓶，于是，他打电话给他，说他仍然在思考，并问他和康妮愿不愿意在他下周过生日的时候一起过来吃晚餐？

“当然愿意。”乔伊说。

“我还需要告诉你，”沃尔特说，“我和你妈妈分居了。很难开口把这件事告诉你，但它就发生在上周日。她已经搬走一段时间了，我们还不确定下一步会怎样。”

“嗯。”乔伊说。

嗯？沃尔特皱起了眉头。“你听明白我刚才说的话了吗?”

“嗯。她已经告诉我了。”

“好的，当然。为什么不呢。那么她……”

“嗯。她说了很多。甚至是太多，向来如此。”

“所以你明白我的……”

“嗯。”

“而你仍然愿意来为我庆祝生日？”

“嗯。我们一定过去。”

“好的，谢谢你，乔伊。我为此而爱你。我为了很多事爱你。”

“嗯。”

然后，沃尔特给杰西卡的手机留了条言，自那个宿命的周日以来，他每天都要给女儿留两条言，却还没有听到她的回音。“杰西卡，听我说，”他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和你妈妈聊过了，但是无论她对你说了什么，你都需要回电话给我，听听我怎么说。好吗？回电话吧。这个故事绝对有两个方面，我想你都需要听一听。”如果能够加上一句，说他和他的助手之间清清白白，将会有所帮助，然而，事实是，他的手、脸和鼻子是如此这般地充满了她阴道的气味，甚至在淋浴之后都隐约可闻。

每一条战线上他都在妥协和失败。下一个打击在他自由后的第二个周日降临了：丹· 卡佩维尔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长篇头版新闻“煤炭公司与土地基金友好合作，摧毁大山以拯救大山”。平心而论，报道不能说是非常的不准确，但是对于沃尔特对山顶剥离开采的相反看法，《时报》显然并不买账。文章甚至没有提到蔚蓝莺公园的南美部分，而沃尔特最具说服力的论点——新范例，绿色经济，科学复植——被掩埋在文章末尾，刚好在乔丝琳· 佐恩对他喊叫的描述“我［咒骂语］拥有这块土地！”和科伊尔· 马西斯的回想“他当着我的面说我愚蠢”之后。文章的核心内容，除了说明沃尔特是个极其不友善的人外，便是蔚蓝山基金和煤炭公司及国防承包商LBI 睡在一张床上，允许他们在本该作为原始林地的保护区进行大规模的山顶剥离开采，为当地的环保组织所憎恶，并迫使山里人——当地的社会中坚——离开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它的创始人和出资人是一位名叫文森特· 黑文的神秘的能源大亨，他在布什政府的纵容下，正在以开掘油井的方式毁掉西弗吉尼亚的其他地区。

“不是太糟，不是太糟，”周日下午，当沃尔特给维恩· 黑文在休斯敦的家中打去电话时，后者说道，“我们得到了蔚蓝莺公园，没人能把它从我们手中抢走。你和你的女孩干得不错。至于其他事情，你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从不费事去和媒体沟通了吧。全都是负面的看法，没有正面的。”

“我和卡佩维尔谈了两个小时，”沃尔特说，“我真的认为，在主要方面他同意了我的看法。”

“嗯，在文章中可以看到你的观点，”维恩说，“虽然不是那么明显。不过你不必担心这件事。”

“可我担心！我是说，没错，我们得到了蔚蓝莺公园，对蔚蓝莺来说，好事一桩。但这整件事本该是个范例。可从那篇报道来看，它变成了反面典型。”

“都会过去的。一旦我们把煤采出来，开始复植，人们会看到你是正确的。到那时，卡佩维尔那小子就只能去给人写讣告了。”

“可那要等很多年！”

“你有其他计划吗？所以你才会这样？担心你的履历表不好看？”

“不，维恩，我只是对媒体太失望了。在他们眼里，鸟类算不得什么，一切都以人类利益为先。”

“在鸟类掌控媒体之前，将一直都是这样，”维恩说，“下个月我能在惠特曼见到你吗？我已经告诉吉姆· 埃尔德，只要不让我出现在任何照片中，我就会出席防护服工厂的揭幕式。在过去的路上，我可以用我的私家飞机接上你。”

“谢谢，我们自己搭商业飞机过去，”沃尔特说，“节省些石油。”

“你可要记得我是靠卖石油为生的。”

“是的，哈哈，有道理。”

得到维恩父亲般的肯定感觉不错，但是如果维恩不是一个那么让人觉得靠不住的父亲，他的感觉会更好。关于《纽约时报》上的那篇报道，最糟糕的部分——先不考虑在这样一家沃尔特认识的所有人都阅读并且信任的报纸上，被描述成一个浑蛋所带来的耻辱——是他担心《时报》对蔚蓝山基金的看法是正确的。一直以来，他都提心吊胆，怕遭到媒体的毁灭性攻击，而现在真的遭遇了这样的攻击，他不得不更加严肃地正视自己害怕的原因。

“我听到你做的那个电话采访了，”拉丽莎说，“你做得很好。《时报》不肯承认我们正确的唯一原因在于，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就不得不撤销之前所有指责山顶剥离开采的报道。”

“事实上，这就是他们现在对待布什和伊拉克战争的态度。”“嗯，你已经尽了你的责任。现在我和你得到了我们的小小回报。你告诉黑文先生我们要启动‘自由空间’了吗？”

“没被炒掉，我已经感到很幸运了，”沃尔特说，“现在告诉他，说我计划把我权限内的所有资金都花在一个或许会招来更多负面报道的项目上，似乎不是什么好时机。”

“哦，我的甜心，”她说，抱住他，把头靠在他的胸前，“没人理解你在做些什么样的好事。除了我。”“或许真是这样。”他说。

他情愿就这样被她抱一会儿，但是她的身体还有其他想法，而他自己的身体也迎合了这些想法。他们现在晚上在她那张过小的床上睡觉，因为他自己的房间里仍然满是帕蒂的痕迹，她没有跟他说如何处理她的东西，而他无法一个人开始处理它们。帕蒂没有和他保持联系，对此他并不觉得意外，然而，作为一名对手，她这样做似乎是很有策略的。作为一个——照她自己的说法——除犯错外一无所长的人，无论在外面做什么，都让人觉得胆战心惊。为了躲开她而去住在拉丽莎的房间，沃尔特觉得自己很懦弱，但是他还能怎么做呢？他被全方位地包围了。

他生日那天，当拉丽莎带着康妮参观基金办公室的时候，他把乔伊领到厨房，说他仍然不知道该建议他怎样去做。“我真的认为你不该吹响哨子，”他说，“但我又有些信不过我建议你这样做的动机。最近，我似乎失去了我的道德支撑。和你妈妈的那件事，还有《纽约时报》的报道——你看到了吗？”

“嗯。”乔伊说。他双手插在裤兜里，穿着蓝色运动夹克和亮闪闪的不系带的皮鞋，仍然像个大学生共和党。而就沃尔特所知，他就是个大学生共和党。

“我不太走运，是吗？”

“是，”乔伊说，“不过我认为多数人都看得出，那不是篇公平的报道。”

沃尔特感激地接受了儿子的安慰，没有问任何问题。他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下周我必须去参加LBI 在西弗吉尼亚的一项活动，”他说，“他们要建一家防护服工厂，所有搬迁的家庭都将在那里工作。所以关于LBI 的事，征询我的意见并不合适，因为我自己也牵涉在内了。”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参加那项活动？”

“我必须在揭幕式上发言。必须代表基金致谢。”

“可是你已经得到你的蔚蓝莺公园了。为什么不能干脆不去参加呢？”

“因为拉丽莎正在实施另一个项目，一个关于人口过剩的大项目，我必须和我的老板搞好关系。我们花的是他的钱。”

“那么，听起来你最好去喽。”乔伊说。

他听上去并不是那么信服，而沃尔特痛恨在儿子眼中显得如此软弱和渺小。仿佛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愈发软弱和渺小，他问他知不知道杰西卡是怎么回事。

“我和她通过话，”他说，手插在裤兜里，眼睛盯着地面，“我猜她有些生你的气。”

“我给她的电话留了有二十条言！”

“你或许可以就此打住了。我想她根本没去听。人们本来就不会去听每一条电话留言，只是看一看谁打来过电话。”

“好吧，那么你告诉她故事有两个方面了吗？”

乔伊耸耸肩。“我不知道。有两个方面吗？”

“是的，当然有！你妈妈对我做了件非常糟糕的事。一件令人无比痛苦的事。”

“我真的不想听到更多信息了，”乔伊说，“不管怎样，我想妈妈或许已经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了。我不想选择要站在哪一边。”

“她什么时候告诉你的？多久以前？”

“上个星期。”

所以乔伊知道理查德做了什么——知道沃尔特让他最好的朋友，他的摇滚明星朋友，做了什么。他在儿子眼中的渺小感现在彻底完整了。“我要喝瓶啤酒，”他说，“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和康妮也能喝点儿吗？”

“当然，这就是我为什么让你们早点儿过来。其实，在餐厅康妮也可以喝任何她想喝的东西。她二十一岁了，对吧？”

“嗯。”

“我不是要责怪你，只是问问情况：你告诉妈妈你结婚了吗？”

“爸爸，我正努力呢，”乔伊说，下巴绷紧，“让我用我的方式做这件事，好吗？”

沃尔特向来喜欢康妮（甚至，暗地里，相当喜欢康妮的妈妈，因为她和他调情的方式）。为了这次会面，她特地穿了极高的高跟鞋，涂了浓浓的眼影；她还非常年轻，还可以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比真实年龄成熟许多。在逸庐餐厅，他感动地看着乔伊是如何对她体贴入微，靠过去和她一起看她的那份菜单，商量着要点些什么，而康妮，因为乔伊还不到合法饮酒的年龄，婉拒了沃尔特鸡尾酒的提议，只为自己要了杯健怡可乐。他们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信任，让沃尔特想起他和帕蒂还非常年轻时的相处方式，那种两人结为一体共同对抗这个世界的方式；看着他们的婚戒，沃尔特的眼睛模糊了。拉丽莎不怎么自在，为了把自己和年轻人区分开来，和一个年龄几乎两倍于她的男人结成同盟，她点了杯马丁尼，并且滔滔不绝地谈论起“自由空间”和世界人口危机，以此填满餐桌上的话题真空，乔伊和康妮则彬彬有礼地听着，俨然一对安于二人世界的情侣。虽然拉丽莎并没有用亲密的口吻提及沃尔特，但是他毫不怀疑乔伊知道她不仅仅是他的助手。当他开始喝那晚的第三瓶啤酒时，他开始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越来越感到羞愧，而对乔伊表现得如此冷静越来越感到感激。这些年，乔伊最最让他生气的地方莫过于他那副冷静的外壳；而此刻，他是多么喜欢他这一点！儿子打赢了这场仗，他为此感到高兴。

“那么，理查德还在和你们一起工作？”乔伊说。

“嗯，是的，”拉丽莎说，“是的，他帮了很大的忙。事实上，他刚刚告诉我，白色条纹乐队或许会出席我们八月份的大活动。”

皱眉思考着什么的时候，乔伊刻意没有去看沃尔特。

“我们应该去看看。”康妮对乔伊说。“我们可以去看看吗？”她问沃尔特。

“当然可以，”沃尔特说，挤出一丝微笑，“应该会很好玩。”

“我非常喜欢白色条纹乐队。”她高兴地宣布说，她向来就事论事，不会制造弦外之音。

“我非常喜欢你，”沃尔特说，“我很高兴你成为我们家的一员。很高兴你今晚在这里。”

“我也很高兴。”

乔伊似乎并不介意这番感性的对话，但他的思绪显然是在别处。想着理查德，想着他妈妈，想着正在发生的家庭剧变。而沃尔特说不出一句可以让儿子好受一些的话。

“我做不到，”单独回到那座大楼里时，沃尔特对拉丽莎说，“我不能再让那个浑蛋插手我们的工作了。”

“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件事了，”她说，轻快地沿走廊朝厨房走去，“我们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好吧，可是我们需要重新讨论。”他说，跟着她。

“不，我们不需要。在我提起白色条纹乐队的时候，你看到康妮两眼放光了吗？还有谁能为我们请来那样的明星呢？我们已经作了决定，而且是个正确的决定，我真的不需要听到你有多么忌妒那个和你太太上过床的人。我累了，也喝多了，我现在就要去睡觉了。”

“他曾是我最好的朋友。”沃尔特小声说。

“我不在乎。我真的不在乎，沃尔特。我知道你觉得我不过是另一个年轻人，但事实上，我比你的孩子们年龄大，我已经快二十八岁了。我知道爱上你是个错误。我也知道你还没有准备好，现在我爱着你，而你却仍然一心想着她。”

“我不停地在想你。我非常依赖你。”

“你和我上床，是因为我想要你而你也能够这样做。但是每个人的世界都仍在围着你的妻子转。我永远也无法理解她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她用去她整个的人生让其他人难过。而我只是需要一点点呼吸的空间，这样我就可以睡一会儿。所以，或许今晚你该睡在你自己的床上，并且想一想你到底要怎么做。”

“我说什么了吗？”他请求道，“我以为我们刚刚开心地庆祝了我的生日。”

“我累了。这是个令人疲倦的夜晚。明天见。”

他们没有接吻就各自回了房间。在家里的座机上，他发现有一条杰西卡的留言，她小心地选择在他外出吃晚餐时祝他生日快乐。“很抱歉没有回复你的留言，”她说，“我只是真的很忙，而且不确定自己想说什么。但是今天我在想你，希望你过得愉快。或许我们可以找个时间聊聊，虽然我还不确定我什么时候有时间。”

咔哒。

接下来的这一周他自己一个人睡觉，感觉轻松。在一间仍然到处都是帕蒂的衣服、书籍和照片的房子里，学着去坚强地面对她。白天，有大量被延误的公事需要处理：在哥伦比亚和西弗吉尼亚成立土地管理机构，在媒体上启动一轮反攻，寻找新的捐助人。沃尔特甚至想着，或许有可能和拉丽莎停止性关系。然而，他们白天的近距离接触让这个想法变得可望而不可即——他们需要，一再地需要。然而，他还是回自己的床上睡觉。

他们飞去西弗吉尼亚的前一晚，他在收拾过夜行李的时候接到了乔伊的电话。乔伊说他已经决定不告发LBI 和肯尼· 巴特尔斯。“他们让人作呕，”他说，“但是我的朋友乔纳森不断告诉我，如果曝光这件事，我只会伤到我自己。所以我想索性捐掉多余的那部分钱好了。至少这会为我省去一大笔税款。但是我想确认一下，你是否仍然认为我可以这样做。”

“没问题，乔伊，”沃尔特说，“我没有意见。我知道你多么有志气，也知道捐出那么大一笔钱肯定很难。这样做已经很不容易了。”

“嗯，但是我并没有揭穿这单交易，只是不再参与其中。现在康妮可以回学校了，所以这很不错。我打算休学一年去工作，这样她就可以赶上我了。”

“太好了。看到你们俩这样互相照顾，真好。还有什么事吗？”

“这个，我见到妈妈了。”

沃尔特手中还拿着两条领带，一条红的，一条绿的，他正想从中选出一条。他意识到这个选择没多么重要。“你见到她了？”他说，选了那条绿色的，“在哪里？亚历山大市？”

“不，在纽约。”

“那么她住在纽约。”

“嗯，事实上，是在泽西城。”乔伊说。

沃尔特的胸口绷紧了，而且一直紧绷着。

“是的，我和康妮想当面告诉她。你知道，我们结婚的事。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她对康妮相当友好。你知道，仍然是居高临下的，有些假，不停地笑，但是没有让人难堪。我猜有很多别的事让她分神。总之，我们认为那次见面相当顺利。至少康妮是这样想的。我觉得也就那么回事。但是我想让你知道她已经知道了，这样一来，我不知道，如果你什么时候和她通话，你就不必再为我保守秘密了。”

沃尔特看着他那因为没有戴婚戒而感觉光秃秃的、发白的左手。“她和理查德住在一起。”他吃力地说。

“嗯，是的，我猜，目前是，”乔伊说，“我是不是不该告诉你？”

“他也在吗？你们过去的时候？”

“是的，他在。而且康妮觉得那很好玩，因为她非常喜欢理查德的音乐。他让康妮看他的吉他和所有东西。我不知道我告没告诉过你，她打算学弹吉他。她的歌喉真的很棒。”

沃尔特也说不清楚他原本以为帕蒂会在什么地方。和她的朋友凯茜· 施密特，或者和她的其他哪位老队友在一起，也有可能和杰西卡在一起，甚至和她的父母在一起也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因为之前听到她如此义正词严地宣称她和理查德之间已经彻底结束了，他连一秒钟也没有想过她会在泽西城。

“爸爸？”

“什么？”

“我知道这有些古怪，好吗？这整件事非常古怪。但是你也有女朋友了，是不是？所以，就这样了，好吗？现在一切都变了，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开始适应新状况。难道你不是这样想的吗？”

“是的，”沃尔特说，“你说得对。我们需要这样去做。”

放下电话，沃尔特立刻拉开衣橱的一个抽屉，把放在袖扣盒里的婚戒取出来，扔进马桶冲走。然后一挥胳膊，将摆在梳妆台上的所有帕蒂的照片全部扫落在地——身穿令人心碎的七十年代风格运动衫的女篮队员集体照和她心爱的那些他最上相的照片也未幸免；乔伊和杰西卡也被无辜牵连——把镜框和玻璃踩得稀巴烂，直到他踩得厌烦了，不得不用头去撞墙。听说她回到理查德身边，这消息本应该解放了他，本应该让他带着最清白的良心去自由地享受拉丽莎。但是现在他的感觉似乎不是解放，而是死亡。现在他能够看明白（如拉丽莎一向明白的那样），过去的三周不过是一种偿还，是他为惩罚帕蒂的背叛而应得的款待。尽管他多次声称自己的婚姻已经终结，但其实他丝毫也不相信。他扑倒在床上哭了起来，所有之前的心情似乎都远远好受过他此刻的心情。世界在前进，充满了胜利者，LBI 和肯尼· 巴特尔斯大发战争财，康妮回去读大学，乔伊做了正确的事，帕蒂和摇滚明星住在了一起，拉丽莎在为她的理想事业奋斗，理查德重新开始创作音乐，理查德因比他咄咄逼人得多而受到媒体的欢迎，理查德迷住了康妮，理查德引荐了白色条纹乐队……而沃尔特被抛在后面，和死去的、奄奄一息的、被遗忘的，和世界上的濒危物种及适应能力不足者……待在一起。

凌晨两点左右，他跌跌撞撞地走进洗手间，找到帕蒂的一瓶已经过期十八个月的曲唑酮。他不确定它们是否仍然有效，因此连吃了三粒，但是显然它们仍有作用：七点钟的时候，在拉丽莎非常坚决的猛推之下，他才醒了过来。他仍然穿着昨天的衣服，灯大亮着，房间里一片狼藉。他的喉咙沙哑，因为昨晚可能使劲地打过鼾；他的头很疼，个中原因则说不清也道不明。

“我们需要立刻去坐出租车，”拉丽莎说，拉着他的胳膊，“我以为你已经准备好出门了。”

“没法去。”他说。

“别这样，我们已经晚了。”

他坐直身体，试着让眼睛保持睁开。“我真的需要洗个澡。”

“没时间了。”

他在出租车里睡着了，醒来时仍然在出租车里，在公园大道上，被一场事故堵住了去路。拉丽莎正在和机场通电话。“我们赶不上我们的航班了，”她对他说，“我们现在得从辛辛那提中转。”

“我们为什么不干脆到此为止呢？”他说，“我受够了做好好先生。”

“我们可以不吃午饭，直接赶去工厂。”

“如果我是邪恶先生呢？你仍然会喜欢我吗？”

她担心地皱起了眉。“沃尔特，你吃什么药了吗？”

“说真的，你仍然会喜欢我吗？”

她的眉头拧得更紧了，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他在华盛顿国家机场的候机区睡了过去；然后在飞往辛辛那提的飞机上、在辛辛那提、在飞往查尔斯顿的飞机上，最后在拉丽莎以飞快的速度驶往惠特曼的租来的车里。当他终于在车上醒来时，他感觉好多了，突然间有些饿，车窗外是四月多云的天空，以及已逐渐成为美国所特有的那种物种单调的乡村景象。一座有着乙烯基外墙的大教堂，一家沃尔玛，一间温迪快餐，宽阔的左转车道，白色的汽车堡垒。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是野生鸟类所喜欢的，除非是椋鸟和乌鸦。防护服工厂（阿尔第公司，LBI 集团之子公司）是一栋巨大的煤渣砖建筑，刚刚铺好沥青的停车场边缘凹凸不平，杂草丛生。场上停满了大型客车，当中有一辆黑色的福特领航员，维恩· 黑文和其他两位穿西装的人正从车上走下来，拉丽莎猛地刹住他们的车。

“抱歉我们没赶上午餐。”她对维恩说。

“我想晚餐会更好一点儿，”维恩说，“希望如此吧，在我们吃过那样的午餐之后。”

工厂里面是浓烈好闻的油漆、塑料和新机器的味道。沃尔特注意到这里没有窗户，完全依赖电力照明。折叠椅和讲坛背后是高高堆起的包在收缩薄膜中的长条形原材料。一百多个西弗吉尼亚人走来走去，当中包括科伊尔· 马西斯。他穿着一件宽松的运动衫和一条更加宽松、看上去干净崭新的牛仔裤，说那是他在来工厂的路上刚去沃尔玛买的也未尝不可。两组当地电视台的拍摄人员已架好摄像机，镜头正对着讲坛和挂在讲坛上方的横幅：工作机会+国家安全=安全的工作机会。

维恩·黑文（“就算你用掉一整夜在奈克斯数据库里搜索我，也找不到一句直接出自我四十七年经商生涯的话”）在摄像机的正背后坐了下来，沃尔特从拉丽莎手上拿过他写的并由她检查过的发言稿，和其他两位穿西装的人——吉姆· 埃尔德，LBI 的高级副总裁；罗伊· 丹尼特，与其同名的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坐在了讲坛背后的折叠椅上。科伊尔· 马西斯双臂交叉，高高地抱在胸前，坐在听众席的第一排。自从在马西斯家前院（如今已是一片废墟）那次不幸的会面之后，沃尔特就再没有见过他。他盯着沃尔特，脸上的表情再一次让沃尔特想起他的父亲。那是一种试图抢先一步，用强烈的不屑来避免任何让他觉得没面子的事或者被沃尔特可怜的可能性的表情。这让沃尔特为他感到悲哀。当吉姆· 埃尔德在麦克风后开始称赞我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勇敢的士兵时，沃尔特朝马西斯微微地笑了笑，试图传递他为他，为他们两个所感到的悲哀。但马西斯的表情没有丝毫改变，且还是盯着沃尔特看。

“我想我们接下来应该请蔚蓝山基金说几句，”吉姆· 埃尔德说，“是蔚蓝山基金将这些千载难逢的、可持续的工作机会带到了惠特曼，请和我一起欢迎蔚蓝山基金的执行官沃尔特· 伯格伦德。沃尔特？”

他为马西斯感到的悲哀已经变成了一种更普遍意义上的悲哀，对世界的悲哀，对人生的悲哀。他站在讲坛上，用目光找到坐在一起的维恩· 黑文和拉丽莎，分别朝两人投去一丝懊悔和抱歉的微笑。然后他俯身对准麦克风。

“谢谢大家，”他说，“欢迎，尤其欢迎科伊尔· 马西斯先生和其他来自福斯特洼地的居民。他们将在这家能效低得惊人的工厂工作。而这里距离福斯特洼地很遥远，不是吗？”

除去扩音系统低低的嗡嗡声之外，就只有他那被放大了的声音在会场回响。他迅速地扫了一眼马西斯，他的表情依旧固定为不屑。

“那么，是的，欢迎，”他说，“欢迎加入中产阶级！这就是我想说的。另外，在继续这个话题之前，我还想跟坐在前排的马西斯先生简单说几句：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你。但是，你知道，之前当你拒绝和我们有任何瓜葛的时候，我尊重你。我不喜欢那种局面，但是我尊重你的立场。尊重你的独立。因为，你知道，在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之前，我其实也来自一个有一点点像福斯特洼地的地方。而现在你也是中产阶级了，所以我想对你们所有人表示欢迎，因为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我们美国的中产阶级。它是全球经济的中流砥柱。”

他看到拉丽莎在维恩耳边低语着什么。

“既然你们现在在这家防护服工厂找到了工作，”他继续道，“你们就能够参与到这些经济活动当中来了。你们也能够帮着毁掉亚洲、非洲和南美的最后一块原始栖息地了！你们也能够购买六英尺宽、即使关着的时候也要耗费大量电力的等离子电视了！不过这没关系，因为我们当初之所以把你们从家乡赶走，为的就是能在你们世代定居的山上进行露天开采，源源不断地向煤气发电机组供给原料，而它们可是全球变暖的头号功臣，而且还会带来酸雨之类的好事。这是个完美的世界，不是吗？这是个完美的体系，因为只要你们得到六英尺宽的等离子电视，以及这些电视所需要的电力，你们就不必去考虑任何丑陋的后果。你们可以看《幸存者：印度尼西亚》，直到这世界上不再有印度尼西亚！”

科伊尔· 马西斯第一个发出嘘声。很快其他人也加入进来。一回头，沃尔特看到埃尔德和丹尼特站了起来。

“让我们抓紧时间，”他继续道，“因为我想保持言简意赅。关于这个完美世界，我还有几句话要说。我想提提那些硕大、崭新、每行驶八英里耗油一加仑的汽车，既然你们和我一样也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了，你们将有能力购买这样的汽车，并且想开多少公里就开多少公里。这个国家之所以需要这么多的防护服，原因就在于这世界上某些地方的某些人不想让我们偷走他们所有的石油来开你们的汽车。所以你们越是频繁地驾驶你们的汽车，你们在防护服工厂的工作就会越牢固！难道这还不够完美吗？”

听众站了起来，开始对他大声嚷嚷，要他住嘴。

“够了。”吉姆· 埃尔德说，试图把他从麦克风前拉开。

“还有几件事！”沃尔特喊道，奋力把麦克风从架子上拔下来，拿着它躲向一边，“我想欢迎你们为世界上最腐败、最野蛮的公司效力！你们听到了吗？只要能挣到百分之一千的利润，LBI 才不关心你们在伊拉克流血的儿女们呢！我这样说是有依据的！有事实为证！这就是你们将要加入的完美的中产阶级世界！既然你们现在为LBI 工作，那么你们终于可以挣到足够多的钱，这样你们的孩子就不必去参军，不必死在LBI 购置的随时抛锚的卡车或者以次充好的防护服里了！”

麦克风被关掉了，沃尔特快速地朝后退去，避开一触即发的暴怒人群。“与此同时，”他大喊道，“我们每个月都要给这个世界增加一千三百万人！一千三百万互相杀戮、争夺有限资源的人！一路上消灭掉其他所有生物！这他妈的是个完美世界，只要你不去理会其他物种！我们是这地球上的一个肿瘤！地球上的一个肿瘤！”

这时，科伊尔· 马西斯朝他的下巴打了一拳。他歪向一旁，眼前充斥着镁照明弹一样的光点，眼镜也不见了，他觉得或许他已经说得够多了。他被马西斯和其他十来个男人围在当中，他们开始向他施加真正剧烈的疼痛。他跌倒在地，努力避开用中国制造的运动鞋踢他的无数条腿。他蜷成一团，暂时完全地失聪失明，嘴里满是鲜血，至少掉了一颗牙，又挨了好几脚。然后，踢打停止，另外一些人的手放到了他身上，其中包括拉丽莎的。随着他又开始能够听到声音了，他听到拉丽莎怒喊着：“滚开！滚开！”他呕了一下，吐出一口鲜血。她俯身凝视着他的脸，任由头发滑落在血迹中。“你没事吧？”

他尽力笑了笑。“开始觉得好一些了。”

“哦，我的老板。我可怜的亲爱的老板。”

“真的觉得好些了。”

这是迁徙的季节，是飞翔、歌唱、交配的季节。在物种和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丰富的新热带区，几百种鸟类变得躁动不安，开始抛下其他几千种鸟类北飞，从生物分类学看，留下的鸟类中很多都和迁徙鸟类是近亲，但它们满足于继续待在拥挤的热带，悠闲地进行繁殖。在几百种南美唐纳雀当中，有四种选择飞向美国，冒着迁徙路上的种种风险，去追寻夏季温带树林中丰富的食物和充裕的筑巢空间。蔚蓝莺沿着墨西哥和得克萨斯州的海岸一路北飞，进入阿巴拉契亚和奥沙克山区的硬木林。红喉北蜂鸟在享用了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的鲜花后增加了体重，它们飞行八百英里越过墨西哥湾，消耗掉一半体重，然后降落在加尔维斯顿稍作休息。燕鸥从亚北极区飞往亚南极区，褐雨燕在天空中边飞边打盹，从不落地。叫声动人的歌鸫等待着刮起南风，然后连续飞翔十二个小时，一夜就穿越整个州。高楼大厦、电线、风力涡轮机、手机信号塔及道路交通会杀伤数百万只迁徙中的鸟，但有更多的候鸟活了下来，当中的很多会返回头一年它们在上面筑过巢的那棵树，返回它们曾在那里长出羽毛的那处山脊或者沼泽，然后，如果是雄鸟，便开始歌唱。每一年，到达的候鸟们都会发现更多它们之前的家园被铺成了停车场或高速路，被砍伐作了垫板木材，被开发成了供出售的小块土地，或是为开采石油、煤炭而被砍光，为修建购物中心而被分割，为生产乙醇而被夷平，抑或被改建成各式各样的滑雪道、自行车道和高尔夫球场。飞翔五千英里而来的候鸟们筋疲力尽，还要和早到的候鸟争夺剩余的小片栖息地；它们徒劳地寻找着交配对象，然后放弃筑巢，在不繁殖的情况下勉强活命，最后被四处游荡的猫为了好玩而杀死。不过美国仍然是一个富有且相对年轻的国度，如果你去寻找，仍然能够找到有很多鸟类栖居的小片地方。

这也正是沃尔特和拉丽莎在四月末开着装满露营器材的面包车，出发去做的事情。在“自由空间”的相关工作正式启动之前，他们有一个月的休息时间，而他们在蔚蓝山基金的职责已经终止。至于开着一辆费油的面包车所留下的碳足迹，沃尔特从以下事实中得到些许安慰：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他一直踩单车或走路上班，而且除去无名湖畔那栋无人居住的小房子，他现在不再拥有任何住所。他觉得在节约了一生之后，他有权利好好烧些汽油，在大自然里度过一个夏天，以弥补青少年时期他被剥夺了的那个夏天。

当他还住在惠特曼医院，医治他错位的下巴、伤痕累累的面孔和挫伤的肋骨时，拉丽莎正绝望地试图把他这次爆发解释为曲唑酮引发的精神崩溃。“他真是在梦游，”她请求维恩· 黑文说，“我不知道他吃了几粒曲唑酮，但是显然不止一粒，而且不过是在几个小时之前。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让他上台讲话是我的错。你应该解雇我，而不是他。”

“在我听来，他非常清楚自己在说什么，”维恩回答道，出人意料地平静，“很遗憾他非要这样过于理性地看待问题。他做了一件如此了不起的事，然后他非要去把它理性化。”

维恩和他的几位受托人已经开了电话会议，他们不假思索地同意了他关于立刻解聘沃尔特的提议，另外他指示他的律师，对华盛顿的那栋大楼中伯格伦德夫妇拥有独立产权的那几间公寓行使他的优先回购权。拉丽莎告知“自由空间”实习生的申请者，她的项目经费已被砍掉，理查德· 卡茨也已从项目中撤出（病床上的沃尔特终于在这个争论中取得了胜利），而“自由空间”本身能否存在也值得怀疑。一些申请者回复电邮，取消了申请；有两个人说他们仍然希望做志愿者；剩下的根本就没有回复。由于沃尔特就要被从大楼中赶走，而他又不肯和妻子说话，拉丽莎便替他给她打了个电话。几天后，帕蒂带着一辆租来的面包车赶到，把她不想放去寄存的物品打包带走，当时沃尔特躲在最近的星巴克。

正是在这极为不愉快的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在帕蒂离开、沃尔特结束他的咖啡因逃亡之旅返回家之后，拉丽莎查看了她的黑莓手机，看到八十封新邮件，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询问现在申请做“自由空间”的志愿者还来不来得及。他们的电子邮件地址要比早先那批申请者的liberalkid@expensivecollege.edu 更具独特风味。他们是freakinfreegan 和iedtarget ，他们是pornfoetal 、jainboy3 和jwlindhjr@gmail 和cruzio 。到第二天早晨，又来了一百多封邮件，此外来自四个城市——西雅图、米苏拉、水牛城和底特律——的四支车库乐队自荐在当地为“自由空间”组织活动。

正如拉丽莎很快想明白的那样，当地电视台录下的沃尔特咆哮会场及之后暴乱的片段在互联网上被病毒式地传播开了。最近，在网上传播视频开始变得可行，惠特曼的那段录像（地球上的肿瘤.wmv ）出现在众多激进博客的边栏里，出现在那些九一一阴谋论贩卖者、树木保护者、《搏击俱乐部》的狂热影迷以及善待动物协会的信徒们的网站上，之后，他们当中有人在蔚蓝山基金的网页上挖出了“自由空间”项目的链接。一夜之间，尽管失去了资金和音乐明星，“自由空间”却得到了一个真正的粉丝团和一名英雄——沃尔特。

沃尔特已经很久没怎么傻笑过了，但是现在他不停地傻笑，然后又因为肋骨疼痛而连声呻吟。一天下午，他外出弄回一辆白色的伊克诺莱恩旧面包车和一罐绿色喷漆，并在车侧面和车尾草草写上了自由空间几个字。他想继续开展活动，用他自己的钱，即搬离大楼后即将到手的房款，去支付整个夏季活动的花销：印刷宣传册，给实习生发一点点工资，为参赛乐队提供一些奖金——但是拉丽莎预见到潜在的、和离婚有关的法律问题，不许他这样做。因此乔伊——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得知他爸爸的暑期计划之后，给“自由空间”写了一张十万美金的支票。

“这太荒唐了，乔伊，”沃尔特说，“我不能接受。”

“你当然可以，”乔伊说，“剩下的钱我会捐给退役军人，但是我和康妮认为你做的事情也很有趣。在我小的时候，你曾照顾我，不是吗？”

“是的，因为你是我的孩子。这是父母应该做的，我们并不指望得到回报。而你似乎永远也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个概念。”

“但是我可以这样做难道不滑稽吗？难道这不是个相当好笑的笑话吗？这不过是垄断企业的钱，对我没有意义。”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积蓄，如果我愿意的话。”

“嗯，你可以留着你的积蓄等老了再用，”乔伊说，“这并不是说等我真正开始挣钱了，我会把所有的钱都捐给慈善事业。这是特殊情况。”

沃尔特为乔伊感到如此骄傲，如此感激他不必再和儿子作战，因而也如此情愿地让他占了上风，让自己接受了那张支票。他所犯的唯一一个真正的错误是向杰西卡提起了这件事。在他住院期间，女儿终于和他通电话了，但是她的语气清楚地表明，她还不准备和拉丽莎成为朋友。她对他在惠特曼说的那些话也颇有意见。“‘地球上的肿瘤’恰恰是那种我们一致认为缺乏建设性的说法，就算抛开这点不提，”她说，“我认为你也选错攻击对象了。当你把环保问题和没有受过教育、试图改善他们的生活的人对立起来，你其实是在传递一个毫无裨益的信息。我是说，我知道你不喜欢那些人，但你必须试着隐藏这种情绪，而不是大声地把它说出来。”后来的一次通话中，她不耐烦地提起了弟弟的共和主义观念，而沃尔特坚持说，自从和康妮结了婚，乔伊变得不一样了。事实上，他说，乔伊现在是“自由空间”的主要赞助人。

“他哪来的钱？”杰西卡立刻问道。

“这个嘛，也没多少钱，”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沃尔特开始打圆场，“我们是个很小的组织，你知道的，所以一切都是相对而言。说他给我们捐助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重要的是这证明他改变了。”

“哦。”

“我是说，那和你的贡献当然没得比。你的贡献是巨大的。那个周末你和我们一起工作，帮我们建立概念。那非常了不起。”

“那现在呢？”她说，“你打算留长头发，裹上头巾吗？开着你的面包车到处跑？开始玩中年人那一套？我们期待的就是这一切吗？因为我会是那个小而坚定的声音，说我喜欢你过去的样子。”

“我保证不留长发，不裹头巾。我不会让你难堪。”

“我担心马儿也许已经跑出那个马棚喽。”

或许这注定会发生：她听上去越来越像帕蒂。而要不是在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里，他如此享受着一个渴望得到他的一切的女人的爱，那么女儿的愤怒或许会让他更加难过。当下的幸福让他回想起他与帕蒂共同生活的头几年，那段他们一起抚养孩子、翻新房屋的时光，但是现在的他更加有存在感，更切实也更细致地感受着他的幸福，而拉丽莎也不同于帕蒂始终，在某种层面上，呈现给他的那个忧虑重重、固执无比、谜一般的陌生人形象。和拉丽莎在一起，所见即是所得。他的伤才刚刚痊愈，他们的床上时光就成为他不知不觉中总是在惦念的事情。

当搬家工将伯格伦德一家人在大楼中留下的所有痕迹抹去之后，他和拉丽莎开着面包车朝佛罗里达进发，计划赶在天气变得过热之前，向西横扫美国的南部腹地。他一心想让拉丽莎看看麻鳽，然后在佛罗里达的螺旋沼泽，他们看到了他们的第一只麻鳽，旁边是一个背阴的池塘和一条被退休人士和游人压得咯吱响的木板路，不过，这是一只不像麻鳽的麻鳽，它站在人们的视线下，游客的照相机在它那与周遭环境毫不相关的伪装羽毛上闪成一片。沃尔特坚持要驶过大塞普里斯沼泽满是泥土的堤岸，去寻找一只真正的麻鳽，一只羞怯的麻鳽。他长篇大论地向拉丽莎抱怨着那些为了消遣而驾驶全地形车的人，那些和科伊尔· 马西斯、米奇· 伯格伦德同类的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但不知为什么，虽然生态破坏严重，灌木丛和水色发黑的池塘中仍然有很多鸟，还有数不清的鳄鱼。沃尔特终于在一片乱扔着猎枪子弹壳和被太阳漂白了的百威啤酒包装的湿地上找到了一只麻鳽。拉丽莎在飞扬的尘土中刹住面包车，用她的双筒望远镜观赏着那只麻鳽，直到一辆载有三辆全地形车的平板卡车呼啸而过。

她从未露营过，但是她对此兴奋不已，穿着透气性良好的狩猎装的她在沃尔特眼中性感无比。她对日晒完全免疫，也不像沃尔特那样招蚊子，这些对露营生活都很有帮助。他试着教她做一些基本的饭菜，但她更喜欢搭帐篷、计划行程这类工作。他每天日出前起身，泡好浓咖啡，灌入他们的六杯装水壶，然后端着一杯给她的豆奶拿铁回到帐篷。接着，在露水和金色的晨光中，他们外出散步。她不像他那样喜爱野生动物，却善于在浓密的树叶中寻找小鸟，她研究野外生活指南，当发现他指错了路并加以纠正时，她会高兴而得意地大叫。晚些时候，当鸟儿们平静下来，他们会继续向西行驶几个小时，同时搜寻有不加密无线网的酒店停车场，这样她就可以和有希望被录用的实习生通过电邮协调进展，而他则可以在她为他开的博客上撰写文章。然后，便是另一处国家公园，另一顿露营晚餐，另一轮帐篷里的销魂亲热。

“你过够这样的生活了吗？”一天晚上，在得克萨斯西南部长满豆科灌木的乡村，一处格外美丽、空旷的露营地，他问道，“我们可以去汽车旅馆住一个星期，在泳池游泳，做我们的工作。”

“不用，我喜欢看到你这么享受寻找动物，”她说，“在你那么的不开心了那么长时间之后，我喜欢看到你高兴。我喜欢和你一起在路上。”

“可是你或许已经厌烦了？”

“还没有，”她说，“虽然我觉得我没有真正地了解自然——没能像你那样。在我看来，自然似乎是一个如此暴力的地方。那只吃掉麻雀幼鸟的乌鸦，那些捕蝇鸟，那只吃掉那些蛋的浣熊，以及猎杀所有生物的鹰。人们谈论自然的宁静，可在我看来，它似乎恰好是宁静的反面。是不断的杀戮。它甚至比人类还要糟糕。”

“我觉得，”沃尔特说，“区别就在于鸟类仅仅是为了饱腹而猎杀。它们不会愤怒，也不会滥杀。大自然不会神经质。而我认为，这就是它宁静的原因。生物们活着或是死去，但这个过程不会被憎恶、忧虑和意识形态所控制。而这也会帮我从我自己的神经性愤怒中解脱出来。”

“但你现在看起来都已经不再愤怒了。”

“那是因为我现在每时每刻都和你在一起，而且我不再那么委曲求全，也不必和人打交道。但我怀疑我的愤怒会回来的。”

“即使是那样，就个人而言，我也不会介意，”她说，“我尊重你那些愤怒的理由。它们是我爱你的部分原因。但是，看到你高兴，我也非常高兴。”

“我不断地想着你不可能变得更加完美了，”他说，揽住她的双肩，“然后，你就会说一些更加完美的话。”

事实上，他处境的荒诞性让他感到苦恼。他终于发泄了他的愤怒，先是对帕蒂，然后在惠特曼，并由此从他的婚姻和蔚蓝山基金中脱了身，就这样，他除掉了愤怒的两大主因。有一阵子，他在博客中试图弱化和限定他“地球上的肿瘤”这一“英雄主义”的意义，强调应该被谴责的对象是体系，而不是福斯特洼地的山里人。但他的大多数粉丝为此强烈地指责他（“有点种，老兄，你之前的演讲棒极了”，等等），于是他渐渐觉得，他应该和粉丝们分享一路行驶在西弗吉尼亚的过程中他所考虑过的每一个恶毒想法，每一条他以职业精神之名轻信的坚决反对增长的观点。自从上大学以来，他就一直在储备各种一针见血的论据和不容辩驳的数据；现在，他至少可以和年轻人一起分享它们了，而他们也似乎，奇迹般地，的确关心这一切。然而，他的读者群表现出的古怪愤怒让人担忧，并与他当下的平和心态不相一致。至于拉丽莎，她手头也堆满了工作，要在几百名新的实习生申请者中进行筛选，并和那些看起来最有责任感且没有暴力倾向的申请者通电话；几乎所有她认为不疯狂的申请者都是年轻女性。她对反人口过剩运动的专注方式务实而人性，相比之下，沃尔特的专注则抽象而厌世。他是如此地忌妒她，如此地希望自己能够更像她，而这标志着他对她的爱正不断加深。

在到达他们快乐之旅的终点站——加州克恩县，无数种繁殖中的鸣禽的栖息地——的前一天，他们顺道去看望沃尔特的弟弟布伦特，在他驻守的空军基地附近的莫哈韦城。布伦特一生未婚，心中的政治英雄是约翰· 麦凯恩（此处指约翰· 西德尼· 麦凯恩三世（1936-），前美国海军飞行员，退休后进入政坛，2000年和200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议员，他的情感发展似乎伴随着入伍空军而停止了，再没有人比他更不在意沃尔特和帕蒂的分居或他和拉丽莎的同居了，他不止一次把拉丽莎称作“丽莎”。不过，他倒是为他们的午餐买了单，而且他有他们的哥哥米奇的消息。“我在想，”他说，“如果妈妈的房子还空着，你或许愿意让米奇去住一阵儿。他没有电话，没有住址，我知道他还在酗酒，而且他大概有五年没给他的孩子们付抚养费了。你知道，他和斯泰茜离婚前又生了一个孩子。”

“加上这一个，他总共有几个孩子？”沃尔特说，“六个？”

“不，就五个。和布伦达两个，凯莉一个，斯泰茜两个。我觉得给钱帮不了他，因为他只会用在喝酒上。但我想他需要有个住的地方。”

“你很会为他着想，布伦特。”

“我只是说一声。我知道你和他的关系。只是，你知道，如果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的话。”

对于鸣禽而言，五个孩子不算多，因为鸟类四处受人类迫害和限制，但是对于人就不一样了，这个数字让沃尔特更难去为米奇感到难过。他的思绪背后隐藏着一个不怎么美好的愿望，那就是世界上的其他所有人都少生孩子，这样他或许就可以多生，多生一个，和拉丽莎。当然，这个愿望是可耻的：他是一个反增长组织的领导人，而从人口统计看，他在小得可悲的年龄上就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如今，他也不再对儿子感到不满，而且年龄几乎可以做祖父了。但他仍然无法停止想象让拉丽莎怀上孩子。这是他们所有性爱的根源，这是他之所以会觉得她的身体妙不可言的深层意义。

“不，不行，不行，亲爱的，”在克恩县的一个露营地，当他在帐篷中提起这个话题时，她笑着说，鼻子对着他的鼻子，“和我在一起，你能得到的就只是这个。你知道的。我和其他女孩不一样。我和你一样都是怪胎，只是怪的方式不同。我之前已经说清楚了，不是吗？”

“你说得够清楚了。我只是再问问看。”

“好吧，你可以问，不过答案始终都会是一样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你和别人不一样？”

“不知道，但我知道我是个怎样的人。我就是那个不想生小孩的女人。这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我要传达的信息。”

“我爱你原本的样子。”

“那么就让这成为我在你眼中不够完美的那部分吧。”

拉丽莎的大学好友莉迪亚· 韩在圣克鲁斯攻读文学硕士，他们在这里度过了整个六月，先是睡在她的地板上，然后在她的后院露营，再然后在红杉林中露营。拉丽莎用乔伊捐赠的钱给她选出的二十名实习生买好了机票。莉迪亚· 韩的导师克里斯· 康纳里，一头乱发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问题专家，答应让实习生们在他家的草坪上铺开睡袋，使用他家的洗手间，还让“自由空间”的骨干们使用学校的会议室，进行了三天的集中培训和策划。沃尔特对当中那十八个女孩明显的迷恋——她们不是满头小辫就是露出头皮，身上有可怕的钻孔，可怕的文身，或者可怕的钻孔加可怕的文身，她们共同散发出的生殖气息如此浓郁，他几乎可以闻得到——让他在对着她们演说不加限制的人口增长的罪恶时，不停地脸红。他更愿意避开她们，和康纳里教授一起去圣克鲁斯周边的自由空间徒步，穿行在褐色的山脉和湿漉漉的红杉林中，听康纳里乐观地预言全球经济崩溃和工人革命，并观赏加州海岸那些他不熟悉的鸟类，结识一些年轻的反消费主义者和激进的集体主义者，他们住在公共土地上，过着有原则的脏乱生活。我当初应该去做个大学教授，他想。

七月，当他们放弃了圣克鲁斯的安稳，再次上路时，他们才陷入了那个夏天掌控全国的那股愤怒当中。已经将联邦政府的三大机构全部掌控在手的保守主义者们为何仍会如此愤怒——对可敬的伊拉克战争怀疑者，对想结婚的同性恋人，对温和的阿尔· 戈尔和谨慎的希拉里· 克林顿，对濒危物种和它们的保护者，对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准的税收和油价，对老板本身也是保守主义者的主流媒体，对为他们割草、洗碗的墨西哥人——沃尔特觉得这有些神秘。当然，他的父亲曾经像他们一样愤怒，但那是在一个自由主义盛行得多的年代。保守主义者的愤怒对应地引发了左翼人士的愤怒，而这种愤怒在“自由空间”于洛杉矶和旧金山举办的活动中几乎烧焦了他的眉毛。那些听他演讲的年轻人对从乔治· 布什、蒂姆· 拉瑟特（蒂姆· 拉瑟特（1950-2008），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员。）到托尼· 布莱尔、约翰· 克里的所有人的称呼都是“猪头”。九一一事件是哈里伯顿公司密谋策划的，而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沙特阿拉伯的皇室家族也脱不了干系。三支车库乐队在他们演唱的歌曲中幻想着怎样去折磨、杀死总统和副总统，歌词粗俗（我在你们的嘴巴里拉屎/大浑蛋，感觉真是不错/哦，小乔治/太阳穴上来一枪就够了）。拉丽莎已经向实习生们，尤其是向沃尔特再三强调过要有原则地传递信息，紧贴和人口过剩有关的事实，尽可能广泛地吸纳民意。但是，没有理查德之类的明星的加盟，活动主要吸引的是那些成见颇深、对社会不满的边缘人，那种会戴上滑雪面具走上街头暴力反对世贸组织的人。沃尔特每次上台演讲，都会因他在惠特曼的那次爆发及言辞过激的博文而得到喝彩，但是一旦他说起要明智，要用事实说话，人群就会变得安静，或者开始喊叫他那些更合他们口味、更具煽动性的言论——“地球上的肿瘤！”“去死吧，教皇！”在西雅图，现场气氛尤其丑陋，他只好在一片嘘声中离开了讲台。他在中西部和南部较受欢迎，特别是在大学城，不过听讲的人也少得多。等他和拉丽莎来到乔治亚州的雅典城，早晨他都已经不怎么愿意起床了。光是赶路就累垮了他，而当他想到整个国家的愤怒不过是他自己的愤怒被放大后的回响，想到由于他个人对理查德的不满，“自由空间”失去了原本可能拥有的更为广泛的粉丝群体，想到他在花乔伊的钱，而如果把这些钱捐给计划生育组织可能会更加有用，他就不由得心情沉重。拉丽莎承担了大部分的驾驶任务，为活动贡献了全部的热情，要不是为了她，他或许已经放弃行程，干脆去观赏鸟类了。

“我知道你很沮丧，”开车离开雅典城的时候，她说，“但是我们肯定正在引起公众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免费周刊在为我们作的活动预评中，一字不差地登出了我们的论点。博客和网上评论也都在谈论人口过剩。以前，自七十年代以来，就没有人公开谈论这个问题，然后突然之间，大家又谈论起来了。我们的思想突然就出现在世界面前。新思想总是从社会边缘起步发展的。不能仅仅因为不总是晴空万里，你就泄气。”

“我在西弗吉尼亚保护了一百平方英里的土地，”他说，“在哥伦比亚保护的还要更多。那是出色的工作，真正有成效的工作。我为什么不继续干下去呢？”

“因为你知道那是不够的。唯一能拯救我们的，就是让人们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

他看着他的女友，她的双手坚定地握着方向盘，明亮的眼睛盯着道路，他想他或许会在想要成为她的渴望中爆裂，在对她不介意他就是他的感激中爆裂。“我的问题在于我不够喜欢人类，”他说，“我真的不怎么相信他们能够改变。”

“你其实非常喜欢人类。我从未见过你对任何一个人刻薄。当你和人说话的时候，你总是忍不住满脸笑容。”

“在惠特曼我可没笑。”

“事实上，你在笑。即便那时你也在笑。这就是古怪之处。”

无论如何，一年中最热的日子里也没有多少鸟可供观赏。一旦它们占好领地，完成交配，那么对小鸟而言，四处抛头露面可没什么好处。早晨，沃尔特在禁猎区和公园中散步，他知道里面仍然充满生命，但是蔓生的杂草和枝叶繁茂的树木在夏季的潮热中一动不动，犹如在他面前上了锁的房子，又或者犹如眼中只有彼此没有他人的情侣。北半球尽情吸收着太阳能，植物默默地将其转换成动物的食物，昆虫吱吱咕咕的叫声是唯一的声音副产品。这是来自新热带区的候鸟们得到回报的日子，是它们需要牢牢抓住的日子。沃尔特忌妒它们有事可做，他怀疑自己之所以开始感觉抑郁，是因为这是四十年来第一个他无需工作的夏天。

“自由空间”全国乐队比赛定在八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而且，不幸地，定在了西弗吉尼亚。该州地理位置较偏，依靠公共交通很难到达，但是等到沃尔特在博客上提议改变比赛地点时，粉丝们已经对西弗吉尼亚之旅兴奋不已，急着去批判它的高人口出生率，它被煤炭公司控制了的地产权，它数目众多的原教旨基督教教徒，以及它对乔治· 布什在两千年大选中险胜的结果应负的责任。拉丽莎已经征得维恩· 黑文同意，要在基金名下的原山羊牧场举办这个活动，她早就瞅准那块地方了；黑文被她的大胆提议惊得目瞪口呆，但还是和其他人一样，无力抗拒她的软硬兼施，最后只好答应了她。

疲倦地驶过铁锈地带（指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工业衰退地区，这些地区曾经是美国制造业中心。）后，他们的总行驶里程超过了一万英里，汽油消耗量超过了三十桶。八月中旬，他们到达双子城时，恰好碰上夏季第一股带有秋意的冷空气来袭。在横跨加拿大、缅因州和明尼苏达州北部的北方森林中，在那一片仍然基本保持完好无损的北方森林中，刺嘴莺、捕蝇鸟、鸭子、麻雀已经完成了生儿育女的工作，换掉繁殖期的羽毛，披上了更利于伪装的新羽衣，正在风的寒意和太阳角度的变化中接收再次南飞的信号。通常，父母先起程，留下幼鸟先是练习飞行和觅食，然后更加笨拙地，以更高的死亡率，飞去它们过冬的地方。秋天离开的鸟中只有不足一半会在来年春天又飞回来。

沃尔特曾经听过“生病的切尔西”，一支圣保罗乐队，为“创伤”作开场表演，并推测它熬不过第二年，不料它仍然健在，而且以足够多的歌迷投票，成功晋级“自由空间”在西弗吉尼亚的大赛。除去她们，人群中的熟悉面孔就是沃尔特在巴瑞耶街的老邻居塞思和梅里· 保尔森了，他们看上去比现场沃尔特之外的所有人都要老上三十岁。塞思非常喜欢拉丽莎，无法将目光从她身上移开，他不理会梅里说她累了的请求，坚持在比赛结束之后去“品味泰国”吃了一顿过点的晚餐。这顿饭成了八卦者的节日，塞思向沃尔特打听乔伊和康妮这桩现在已无人不知的婚姻的内情，打听帕蒂的状况，打听沃尔特和拉丽莎究竟是怎么好上的，以及沃尔特遭《纽约时报》恶评背后的情况（“老天，你在那篇文章中可真是不好看”），梅里则在一旁打着哈欠，扮出一脸顺从。

回到他们住的汽车旅馆，时间已经很晚，沃尔特和拉丽莎进行了一场类似争吵的对话。他们原本计划在明尼苏达州休息几天，去看看巴瑞耶街，看看无名湖和希宾，看看他们能否找到米奇，但是拉丽莎现在想掉头直接去西弗吉尼亚。“我们那边的现场人员当中，有一半都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她说，“他们可不会平白无故地说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需要立刻赶过去，安排后勤。”

“不行，”沃尔特说，“我们之所以把圣保罗定为最后一站，为的就是能在这里抽几天时间休息。难道你不想去看看我长大的地方吗？”

“我当然想去。迟些去。下个月去。”

“可是我们已经到这里了。抽两天时间休息，然后再直接去怀俄明县，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这样我们就不必走回头路了。多走两千英里可不怎么说得通。”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她说，“为什么不先去做重要的事，然后再来怀旧？”

“因为这是我们的计划。”

“是计划，又不是合同。”

“好吧，我想我也有点儿担心米奇。”

“你恨米奇！”

“那也不代表说我希望我哥哥睡在大街上。”

“好的，但是多一个月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她说，“我们可以直接回来。”

他摇摇头。“而且我真的需要去看看那栋房子。有一年多没有人去过了。”

“沃尔特，不行。这可是我和你，我们两个人的事，而且是正在发生的事。”

“我们甚至可以把面包车留在这里，飞过去，然后再租辆轿车。我们最后只会晚到一天。仍然有一整个星期去安排后勤工作。请你为了我这么做好吗？”

她把他的脸捧在手中，用一种边境牧羊犬的眼神看着他。“不行，” 她说，“请你为了我这么做。”

“你先过去，”他说，把脸缩回来，“你飞过去。我过两天就过去。”

“你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塞思和梅里吗？他们让你想起了过多的往事？”

“是的。”

“那么，把它们抛到脑后，跟我走。我们必须待在一起。”

就像藏在较温暖的湖底的一眼冷冰冰的泉水，瑞典基因根植于他体内的抑郁情绪开始冒了上来：他觉得自己不配拥有拉丽莎这样的伴侣；觉得自己天生就不是过自由生活、做出种种反叛壮举的材料；觉得需要一个更加沉闷、更加持续地令人不满的生活状态，以供他与之抗争，并从中谋得生存。他明白，仅仅因为有这些感觉，他就已经开始在他和拉丽莎之间创造新的不满。最好还是，他抑郁地想道，让她现在就看清他的本来面目。了解他和兄弟、父亲及祖父间的血缘关系。于是他再次摇头。“我要按原计划行动，”他说，“我打算用两天面包车，而如果你不想和我一起去，我们就为你买张机票。”

如果她那时开始哭泣，一切或许会不一样。但是她固执、勇敢，而且在生他的气。第二天早晨在开车送她去机场的路上，他不断地道歉，直到她让他停止。“没事了，”她说，“我已经不生气了。今天早上我就没再想这事了。我们都在做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我到那里后会给你打电话，我很快就会再见到你的。”

周日早晨，沃尔特给卡罗尔· 莫纳汉打了个电话，然后驶过一条条熟悉的街道，来到拉姆齐山。布莱克又伐倒了卡罗尔家后院的几棵树和几丛灌木，但巴瑞耶街上的其他一切都没什么大的变化。卡罗尔热情地拥抱了沃尔特，她的胸部紧贴在他身上，感觉不怎么像是家人间的拥抱。之后的一个小时里，双胞胎姐妹在那个做了防止小孩撞伤的改装的大房间里尖叫着跑来跑去，布莱克紧张地站起来、离去、回来、又离去，而在此期间两位亲家好好地聊了聊。

“刚一得知他们结婚的消息，我就急着打电话给你，”卡罗尔说，“我真是得坐在自己手上，才没去拨你的号码。我无法理解乔伊为什么不想告诉你们。”

“这个嘛，你知道，他和他妈妈之间有些问题，”沃尔特说，“和我也是。”

“帕蒂怎么样了？我听说你们已经不住在一起了。”

“确实如此。”

“这回我可不会忍气吞声了，沃尔特。我打算有话直说，虽然我这个脾气总是给我带来麻烦。我觉得你们早就该分开了。我讨厌她对待你的那种方式。就好像一切都要围着她转。就是这样——我说出来了。”

“这个，卡罗尔，你知道，这些事很复杂。而她现在也是康妮的婆婆了。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能想法子处理好你们的关系。”

“哈。我不关心我怎么样，我们不需要见面。我只希望她能明白我的女儿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这点我心知肚明。我觉得康妮是个好女孩，很有潜力。”

“嗯，你始终是你们俩当中的那个好人。你也一直有颗金子般的心。我从未后悔和你做邻居，沃尔特。”

他选择不去指出这番话中的不公，选择不去提醒卡罗尔，帕蒂对她和康妮多年的大方照顾，但是他确实为帕蒂感到非常难过。他知道她多么努力地想要成为那个好的自我，而他现在却和众多只能看到她不好的一面的人站在了一起，为此他很伤心。他喉头的硬块证实，尽管经历了这一切，他仍然是多么爱她。出于礼貌，他跪在地上和双胞胎稍作交流，他想起她向来多比他更善于和小孩相处，当杰西卡和乔伊像这对双胞胎这么大的时候，她是如何忘我地陪伴在他们身边；如何幸福地沉浸其中。拉丽莎先去西弗吉尼亚，留下他在这儿独自缅怀往事，他觉得这个安排好极了。

从卡罗尔处脱身并和布莱克道别——布莱克冷淡地说了声再见，由此可见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沃尔特仍然未能得到谅解——之后，他驱车北上到达大急流城，先停下买了些日用品，然后在将近傍晚时分来到无名湖。邻居伦德纳家门前不幸地竖起了出售的标牌，而他的房子就像挨过之前很多年的风雨一样，刚刚经历了二○○四年的风雨侵蚀。备用钥匙仍然挂在那条粗糙的旧桦木长凳的下面，而他发现，走进这些他的妻子和他最好的朋友一起于其中背叛了他的房间并没有那么地令人难以忍受；众多其他回忆涌上心头，鲜活得足以停留。他又耙又扫，一直干到天黑，为又有真实的工作可做而高兴，然后，在上床睡觉前，他给拉丽莎打了电话。

“这里一团糟，”她说，“幸好我过来了，也幸好你没来，因为我想你会发怒。简直就像《要塞风云》中的情形。提前赶来的粉丝太疯狂，我们的人几乎需要保安人员保护。西雅图的那群浑蛋似乎也直接过来了。我们在井边开辟了一处小小的露营地，还安置了一座移动厕所，但是已经有差不多三百人包围了它。到处都是人，他们在他们打水喝的小河边拉屎，还和当地人搞对立。一路上，道路边满是涂鸦。上午我不得不派出我们的实习生去给那些房屋外墙受到污损的人们道歉，说好我们会为他们重新粉刷。我四处游说，让大家冷静下来，但是每个人都像服用了毒品一样迷迷糊糊的，在十英亩的土地上躺得到处都是。没有领导，完全杂乱无章。然后天黑了，下起了雨，我不得不下山进城，找了家汽车旅馆住下。”

“我明天就可以飞过去。”沃尔特说。

“不用，你还是开着面包车过来。我们需要在现场露营。而你现在过来只会生气。我能够在不过于上火的情况下处理这些事，等你过来的时候，事情应该有所好转了。”

“那么，在那边小心开车，好吗？”

“我会的，”她说，“我爱你，沃尔特。”

“我也爱你。”

他爱的女人爱着他。他明确地知道这一点，但是他所明确知道的也只有这点，那时如此，永远如此；而那些关乎生死的事实则始终是未知的。她究竟有没有，真的，小心驾驶。她有没有，第二天早晨，在雨后湿滑的通往山羊牧场的县公路上飞车行驶，有没有以危险的车速转过山路上那些看不到来车的急弯。是不是有一辆运煤卡车从当中的一处急弯飞速驶来，做了运煤卡车每周都会在西弗吉尼亚的某地做的事情。不然，是不是某个开着高底盘四轮驱动车的人，也许是个家里的谷仓被涂上了“自由空间”或“地球上的肿瘤”字样的人，看到一个黑皮肤的年轻女人开着租来的韩国产小轿车，便插入她的车道或紧跟她的车尾行驶或紧贴着她的车进行超车或甚至是故意把她逼下了没有路肩的公路。

无论确切地发生了些什么，在早上七点四十五分左右，山羊牧场以南五英里处，她的车从一段长且极陡的路堤上翻了下去，撞到了一棵山胡桃树上。警方的报告甚至连确定即时死亡这样小小的安慰都无法提供。但是她受了重伤，骨盆断裂，一条股动脉被割断，当沃尔特于明尼苏达时间七点半将房屋钥匙挂回长凳下的钉子上，出发去艾特金找他哥哥之前，她肯定已经死了。

凭借和父亲多年相处的经验，沃尔特知道，和酒鬼交流的最好时间是早晨。关于米奇的最后一任前妻斯泰茜，布伦特所能告诉他的全部信息是她在艾特金县府所在地的一家银行工作，于是他急匆匆地从艾特金的一家银行跑到另一家银行，直到在第三家找到了她。她的美是高大健壮的乡村女人的那种美，看上去有三十五岁，说起话来却像个十多岁的孩子。虽然从未见过沃尔特，她似乎觉得他应该为米奇抛弃孩子的行为负重大责任。“你可以试试去他朋友波的农场看看，”她生气地耸耸肩说，“我得到的最新消息是，波让他住在他的车库里，但这已经是三个月前的事了。”

艾特金多沼泽地，为冰川侵蚀而成，没有矿产，是明尼苏达州最穷的县，也因此有很多的鸟，但是当沃尔特驱车行驶在笔直的县五号公路上、寻找波的农场时，他没有停车去寻找它们。波的农场上有一大片油菜地，疯长的油菜籽残株零零落落，还有一片小一些的玉米地，野草丛生。波正跪在房子附近的车道上，修理一辆饰有粉色塑料飘带的给小姑娘骑的自行车的停放架，一群年龄不一的小孩子从房子敞开的前门进进出出。他的脸颊有着那种常喝杜松子酒的人脸上的颜色，不过他还年轻，拥有拳击手一般的肌肉。“那么你就是那个住在大城市的弟弟。”他说，疑惑地眯眼打量着沃尔特的面包车。

“是我，”沃尔特说，“我听说米奇和你住在一起？”

“是，他住一阵子，离开一阵子。你现在或许能在彼得湖找到他，县露营地那里。你是专门为什么事来找他的吗？”

“不，我只是凑巧路过。”

“哦，自从斯泰茜把他赶出家门，他过得很惨。我试着帮他一点点。”

“她赶他走的？”

“哦，好吧，你知道。每个故事都有两面，对吧？”

彼得湖在掉头回大急流城的方向，差不多一小时车程。露营地看上去有点像个旧车堆积场，在正午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缺乏魅力。沃尔特看见一个腹部臃肿的老头正蹲在一顶溅满泥浆的红色帐篷旁，对着一张报纸刮鱼鳞。直到从他身边经过，他才从他和父亲的相似中意识到这个人就是米奇。为了能有一点点树荫，他紧靠着一棵白杨树停好面包车，问着自己到底跑来这里干什么。他不准备把无名湖边的小房给米奇住；他想他和拉丽莎或许会在那里住上一两季，为他们的将来作计划。但是他想让自己变得更像拉丽莎，更加勇敢和有人情味，所以，虽然他明白，不去打扰米奇事实上或许是更友好的做法，他还是深吸了一口气，朝那顶红色帐篷走去。

“米奇。”他说。

米奇正在给一条八英寸长的太阳鱼刮鳞，没有抬头。“哦。”

“我是沃尔特，你的弟弟。”

然后他抬起了头，脸上条件反射式的嘲笑变成了真正的微笑。他已经失去了他英俊的五官，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它们缩小成了阳光灼伤后的肿胀沙漠中的小小绿洲。“老天爷，”他说，“小沃尔特！你来这里干什么？”

“只是顺路来看看你。”

米奇在他脏污的工装短裤上擦了擦双手，然后向沃尔特伸出其中一只。那是只松软的手，沃尔特紧紧地握住了它。

“哦，是的，真好，”米奇含糊地说，“我正打算喝罐啤酒，你要吗？还是你仍然滴酒不沾？”

“我喝一罐。”沃尔特说。他意识到，如果给米奇带几组六罐装过来，像拉丽莎会做的那样，或许会显得友善，但随后他又想，让米奇可以大方待客也是友善的。他不知道这两种做法中哪个更友善。米奇走过他乱糟糟的露营地，来到一个巨大的冷藏箱前，然后带回两罐帕布斯特蓝带啤酒。

“哦，”他说，“我看到那辆面包车经过，还以为有个嬉皮士要搬进来了。你现在是个嬉皮士吗？”

“不完全是。”

米奇停下了清理鱼的工作，苍蝇和小黄蜂在鱼的内脏上大饱口福，而他们在一对曾经属于他们的父亲、用木头和霉点斑斑的帆布做成的年代久远的折凳上坐了下来。沃尔特在四周还认出了其他同样年代久远的熟悉物件。米奇和他们的父亲一样健谈，当他向沃尔特絮絮叨叨地讲述他目前的生活方式，抱怨着一系列导致这种生存状况的那些没有好结果的罢工、脊背受伤、几次车祸及无法调和的婚姻矛盾时，沃尔特发现他是个和他们的父亲完全不一样的酒鬼。酒精或者时光的流逝似乎驱走了他和沃尔特不和的所有记忆。他没有展现出一丝责任感，但也因此既不抱戒心，也没有恨意。那是晴朗的一天，他只是在做他的事情。他不断地喝着，但并不着急；下午的时间还很长。

“那么你的钱从哪里来呢？”沃尔特说，“你工作吗？”

米奇颤颤巍巍地侧过身去，打开一个渔具盒，里面有一小叠纸币和大概五十美金的硬币。“这是我的银行，”他说，“我有足够的钱度过暖和的季节。去年冬天我在艾特金有份守夜人的工作。”

“这些钱用完之后你打算怎么办？”

“我会找到活的。我把自己照顾得相当不错。”

“你担心你的孩子们吗？”

“是的，担心，有时候。但是他们有知道怎么照顾他们的好妈妈。这事我帮不上忙。我终于看清楚这点了。我只会照顾我自己。”

“你是个自由的人。”“这倒是真的。”

他们不说话了。一阵微风吹过，在彼得湖的湖面投下百万颗钻石。湖的另一头，几个渔夫在他们各自的铝划艇上懒散地打发着时光。近一些的地方有只渡鸦在嘎嘎叫，还有个露营的人在劈柴。沃尔特在户外度过了整个夏天，其间很多地方比这里更偏远、更混乱，但是从来没有一处会让他觉得像此刻这样远离构成他人生的一切。他的孩子们、他的工作、他的理想、他爱的女人们。他知道哥哥对他的人生不感兴趣——他已经过了对任何事感兴趣的阶段——而他也无意讲述它。无意将其施加于他。然而，就在他想着他的人生是多么幸运和幸福的那一刻，他的电话响了，显示着一个陌生的西弗吉尼亚号码。

错误已经铸成（结局）

给她的读者，算是一封信     作者：帕蒂· 伯格伦德

第四章.六年

由于挂念她的读者，明白失去带给他的痛苦，知道在越来越黯然的人生面前，某种特定的声音最好沉默不语，自述人非常努力地想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来写下面的内容。然而作为写作者，唉，她似乎注定是那些用第三人称指代自己的运动员中的一名。尽管她相信她已经真正地变了一个人，比过去做得好了很多很多，也因此值得重新聆听，她仍然无法让自己放弃这个声音，这个她在无力抓住其他任何东西时找到的声音，即便这将意味着她的读者会直接把这份文稿扔进他的旧麦卡莱斯特学院废纸篓。

自述人首先想说的是，六年是太久的沉默。最开始，当离开华盛顿时，帕蒂觉得闭嘴是她能为自己和沃尔特所做的最友善的一件事了。她知道一旦得知她去和理查德住在了一起，他会非常生气。她知道他会断言她毫不尊重、体恤他的感受，当她坚持说她爱的人是他而不是他的朋友时，一定是在撒谎或者自欺。但是请注意：在动身去泽西城之前，她独自一人在华盛顿的万豪酒店度过了一晚，数着她随身带来的那些高效安眠药，检查着酒店客人用来垫冰桶的那个小塑料袋。可以轻松地说“是的，可她并没有真的去自杀，对吗？”，并且认为她不过是在自我表演、自我怜悯、自我欺骗以及若干其他病态的自我这样自我那样。然而，自述人坚持要说的是，那晚帕蒂非常难过，前所未有地难过，不得不强迫自己去想她的孩子们。她痛苦的程度或许不及沃尔特，但她确实非常痛苦。而害她身处此境的人是理查德。理查德是唯一能够理解这一处境的人，唯一她在见到之后不会觉得羞愧得要死的人，唯一她确定仍然想要她的人。她已经毁掉了沃尔特的人生，对此她已无能为力，于是她想，她或许可以同样试着拯救自己的人生。

但是同时，老实说，沃尔特让她非常生气。无论阅读她手稿中的某些页对他来说有多痛苦，她仍然相信他把她赶出家门的做法是不公正的。她认为他反应过度，错怪了她，他只是不愿承认他有多想摆脱她，走向他的女孩。帕蒂的愤怒还伴随着忌妒，因为那个女孩的的确确爱着沃尔特，而理查德却不是那种会的的确确爱着什么人的人（只除了，他对沃尔特的爱达到了一种令人感动的地步）。虽然沃尔特本人肯定不会这样看待问题，但是帕蒂觉得她有权利去泽西城，得到些许安慰和补偿，提振她的自尊，而这正是和一个自私的音乐人上床所能给予她的。

自述人将略去帕蒂在泽西城的那几个月的种种细节，而只是承认，去挠她那时日已久的痒痒确实给她带来了强烈但短暂的快感，她还意识到，她其实希望在她二十一岁、理查德搬去纽约的时候，她就已经这样做了，然后在夏末时回到明尼苏达，看看沃尔特还愿不愿意要她。因为还请注意：每次在泽西城做爱，她都会想起她和她丈夫最后在乔治城她房间的地板上做过的那次。尽管沃尔特无疑认为帕蒂和理查德是漠视他感受的一对怪兽，但事实上他们从未能摆脱他的存在。比如，关于理查德是否应该遵守承诺，帮助沃尔特推进他的反人口过剩运动，他们不经思索就认为，理查德理所当然必须帮这个忙。不是出于愧疚，而是出于爱和敬重。要在名气更大的音乐人面前假装自己在意世界人口过剩，对理查德来说并不容易，考虑到这点，沃尔特应该从中看出些什么。事实是，帕蒂和理查德之间的一切都注定无法持久，因为他们无法不使对方失望，因为在对方眼中谁都不像沃尔特在他们两个眼中那样可爱。每次性爱之后帕蒂独自躺在那里，都会陷入悲伤和孤独之中，因为理查德将永远是理查德，而和沃尔特在一起，他们的故事总还有变化和加深的可能性，无论这种可能性多么微小，实现的过程又是多么缓慢。当帕蒂从孩子们口中听说了他在西弗吉尼亚作的那番疯狂演讲，她彻底绝望了。看来沃尔特似乎只需要摆脱她就可以成为一个更加自由的人。他们的旧理论——他爱她、需要她的程度深过她爱他、需要他的程度——正好说反了。而现在她失去了她一生的挚爱。

之后传来了拉丽莎身亡的可怕消息，帕蒂一时间感慨万千：一方面为沃尔特感到非常难过，非常地同情他；一方面为自己曾多次希望拉丽莎死掉而愧疚不已；同时突然害怕起自己的死亡；而希望沃尔特或许现在会让她回去的自私念头一闪而过，然后极度后悔来了理查德这里，因而确信沃尔特永远也不会让她回去了。只要拉丽莎活着，沃尔特就还有可能会厌倦她，但是一旦她不在了，帕蒂就彻彻底底没有了机会。她向来讨厌那个女孩，对此也从不讳言，所以她现在没有权利去安慰沃尔特。她知道，如果她利用这样一个悲伤的机会，试图拱回他的生活当中，那只会让她看上去可怕之极。她努力了好多天，想写一封与他的悲痛相匹配的吊唁信，但是位于他感情之纯粹和她感情之不够纯粹之间的那道鸿沟终究无法逾越。最后她所能想出的最佳做法，是通过杰西卡传达她的慰问，并希望沃尔特相信，她确实渴望安慰他，也希望他能够明白，既然都没有发来任何形式的吊唁，那么她也就永远无法和他沟通其他任何事情。因此，从她这方面而言，便有了这六年的沉默。

自述人多希望她能够汇报说，一听到拉丽莎去世的消息，她就离开了理查德，但事实是她又停留了三个月。（不会有人误认为她是一个有决心、有尊严的人。）首先，她知道要过很久，也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一个她真正喜欢的人再次想要和她上床。其次，由于她失去了沃尔特，理查德正在以他那种坚定却不能令人信服的方式尽全力做个好男人。她没有非常爱理查德，但她确实为他这种努力而多少爱着他（尽管，即使在这点上，请注意，她其实爱的还是沃尔特，因为是沃尔特将这个做个好男人的想法放进了理查德的脑袋）。他像个丈夫那样坐下来吃她为他做的饭，强迫自己留在家里陪她看录像，承受她经常性的剧烈情绪波动，但是，她的到来恰与他再次苏醒的音乐创作渴望不期而遇，她对这当中的不便始终心知肚明——他需要整晚和乐队伙伴们待在外面，或者单独待在他的卧室，又或者出现在其他无数女人的卧室里——而尽管在抽象的意义上，她尊重他的这些需要，但她也无法控制地有她自己的需要，比如不在他身上闻到其他女人味道的需要。为了逃避这一切并挣些钱，她晚上去酒吧当女侍，调制的恰好是那些她一度嘲笑过的咖啡饮品。在家里，她非常努力地表现得随和而有趣，不讨人厌，但是没多久，她的处境就变得苦不堪言。关于这些事，自述人所说的恐怕早已远远超过她的读者所愿意听到的，因此她不打算向他讲述那一幕幕交织着琐碎的忌妒、相互的指责和被说破的失望的场景，那些让她和理查德最终不欢而散的场景。这让自述人想起她的祖国从越南撤离时的情形，最终，我们的越南朋友被从使馆房顶上扔下去，被从正在起飞的直升机上推下去，被抛下等待着残杀或野蛮监禁的命运。不过关于理查德，她要说的确实就只有这么多了，除了在这份文稿接近尾声的地方，还会有一点点他的消息。

在过去的五年里，帕蒂一直居住在布鲁克林，在一家私立学校当教师助理，帮助一年级学生掌握语言技能，并兼任初中部垒球和篮球教练。她是怎样做起了这份待遇很差但除此之外几近完美的工作，详情如下。

离开理查德后，她搬去威斯康辛，和她的朋友凯茜住在了一起，凑巧的是，凯茜的伴侣唐娜两年前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凯茜是一名公设辩护律师，唐娜则在一家妇女庇护所工作，两人合在一起才能挣到一份像样的收入，而总共拥有的睡眠时间也只够一个人好好休息。于是帕蒂主动提出做全职保姆，并且立刻爱上了这份工作。她们的名字是娜塔莎和塞莱娜，是两个优秀、出众的女孩。她们似乎天生有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孩童的举止——就连她们的尖叫，当她们觉得迫不得已要尖叫时，也是在经过了些许理智思考之后才发出的。当然，两个女孩主要感兴趣的对象就是对方，她们总是在互相观察、互相询问、互相学习，比较各自的玩具或者晚饭，兴致勃勃但少有竞争或忌妒；她们似乎有着一种共享的聪明。当帕蒂和其中一个说话时，另一个也会聆听，带着一种尊重的神情，毫不胆怯。两岁大的孩子需要时刻不离的照看，但是帕蒂真的从来也不感到厌倦。事实是——想起这一点，她感觉好了一些——她善于和小孩子相处却不善于和青少年相处。孩子们获取运动技能、形成语言能力、参加社交、人格得到发展，这一系列奇迹般的变化都带给她深刻而持久的快乐，有时候，双胞胎一天一个样，进步清晰可见，她们对自己有多好玩丝毫不觉，对自己的需要却清清楚楚，对她这个保姆更是全然信任，这一切都让她兴奋不已。自述人不知道如何才能确切表达她的快乐，但是她看得出，关于她自己想要当妈妈的愿望，是她之前没有弄错的一件事。

如果不是她父亲病倒了，她或许会在威斯康辛停留更长更长时间。她的读者一定也听说了雷的癌症，突如其来、扩散迅速。凯茜本身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她催促帕蒂赶在来不及之前回她韦斯特切斯特的家。帕蒂带着满心的害怕和担忧回去了，发现和她上一次踏进那里相比，她童年时代的家并没有多大变化。过期的竞选用品一箱箱地堆得更多了，地下室霉得更严重了，雷小塔般的《时报》推荐读物摞得更高、更摇摇欲坠了，乔伊斯那个从未尝试过的《时报》饮食版食谱活页夹变得更厚了，一沓沓没有读过的《时报》周日杂志变得更黄了，可循环利用物储物箱更加满溢了，乔伊斯想要成为花卉栽培爱好者的努力成果更加令人心酸地杂草丛生、乱七八糟了，她的世界观中那条件反射式的自由主义变得和现实世界更加格格不入了，她在大女儿面前的不自在表现得更加明显了，雷从嘲讽中获取快乐的方式变得更加莫名其妙了。他如今蔑视和嘲笑的主题是那迫近他的死亡。和其他一切不同，他的身体变化非常大。他变得消瘦羸弱，眼窝凹陷，面色苍白。帕蒂刚回来的时候，每天早晨他还要去事务所工作几个小时，但这种状况只再持续了一个星期。看到他病得这么重，她痛恨自己长期以来对他的冷淡，痛恨自己孩子气地拒绝和解。

当然，并不是说雷就不再是雷了。每次帕蒂拥抱他时，他都会很快地拍拍她，然后抽走胳膊，让它们在空气中挥动，就好像他既不能回应女儿的拥抱又不好把她推开。为了将大家的注意力从他身上转移开，他四处寻找其他可供嘲笑的话题——阿比盖尔的“表演艺术家”这一职业，他儿媳的宗教狂热（这点后文有更多描述），他妻子对纽约州政府这个“笑话”的参与，他在《时报》上读到的关于沃尔特的职业遭遇。“看起来你丈夫和一伙骗子搞到一起了，”某天他说，“好像他本人也多少是个骗子。”

“他不是骗子，”帕蒂说，“显然不是。”

“尼克松也这样说过。我记得他那篇演说，就像昨天才听过一样。美国总统向全国人民作出保证，说他不是骗子。那个词，‘骗子’，我忍不住想笑。‘我不是骗子。’这也太好笑了吧？”

“我没有看那篇关于沃尔特的报道，但是乔伊说他们说得根本不公平。”

“那么，乔伊是你那个信仰共和主义的孩子，对吗？”

“他确实比我们保守些。”

“阿比盖尔告诉我们，他和他的女朋友在她的公寓住过之后，她不得不烧掉她的床单。显然，上面到处都是斑斑点点。椅子上、沙发上也一样。”

“雷，雷，我不想听这个！请试着记住，我可不是阿比盖尔。”

“哈。读到那篇报道，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个晚上，沃尔特对他的罗马俱乐部是那么的上心。他一直多少是个怪人。我向来都有这种印象。而我现在可以说出来了，不是吗？”

“为什么，因为我们分开了？”

“是的，是有这个原因。但我想的是，因为我活不了多久了，我或许可以怎么想就怎么说了。”

“你向来都是怎么想就怎么说。从不克制。”

这句话中有什么东西让雷笑了。“不是向来，帕蒂。其实，比你想象的要少。”

“举出一件你曾想说但没说的事。”

“我从来都不怎么善于表达感情。我知道这让你很难接受。或许所有人中最难接受的那个人就是你。和他们相比，你总是对所有事都那么当真。然后你在高中还遭遇了那次可怕的不幸。”“我的不幸在于你们处理那件事的方式！”听到这个，雷抬起一只手，以示警告，似乎要阻止帕蒂下一句不合情理的说法。“帕蒂。”他说。

“可事实就是这样！”

“帕蒂，只是……只是……我们都会犯错。我想说的是，我确实，呃，呃。我确实爱你。很爱你。只是我很难去表达它。”

“那么我猜是我不走运了。”

“我在认真和你说话，帕蒂。我在试着告诉你一些事。”

“我知道，爸爸。”她说，忍不住哭了，泪水中有几分苦涩。他又一次做出那个拍拍她的动作，把手放在她的肩头，然后犹豫不决地拿开，让它悬在半空；她最终明白了，他不可能改变。

他的病情日趋恶化，一名私家护士每天来来去去，而乔伊斯不断溜去奥尔巴尼参加“重要”选举，留下过于曲折复杂的道歉。帕蒂睡在她儿时的床上，再次阅读她喜欢的那些童书，同时向家中的凌乱开战。她没有费事去征得许可，直接扔掉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杂志和杜卡基斯（即迈克尔· 杜卡基斯（1933-），美国政治家，1988 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选时的一箱箱的印刷品。当时正是收到一本本种子目录的季节，她和乔伊斯都心怀感激地抓住乔伊斯对园艺的一时热情，并由此终于发掘出一个她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尽管如此，帕蒂还是尽可能地多陪伴在她爸爸身边，握住他的手，允许自己去爱他。她几乎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她的情感器官在重新布置它们自己，终于将她的自怜不加遮掩地呈现在她眼前，暴露出它全部的可憎，犹如她体内一处丑陋的紫红色肿瘤，需要被切除。在用去那么多时间听她爸爸嘲笑周遭的一切的同时——虽然那变得越来越无力和苍白——她不安地发现自己和他原来多么相像，也明白了为什么她自己的孩子对她的搞笑能力不怎么买账，为什么在为人母最关键的那几年里，强迫自己更多的和父母见面会好一些，因为那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她的孩子对她的反应。她那关于开创全新生活、一切从零开始、完全独立的梦想终究不过是个梦想。她是她爸爸的女儿。无论他还是她都从未真正想要成长，而现在，他们一起成长。雷的病情并没有让她像弟弟妹妹们那么不自在，那么恐惧，无需否认这一事实让一向好胜的她感到满足。还是个孩子时，她曾希望自己能够相信，他爱她胜过一切，而现在，当她紧紧握住他的手，试着帮他挨过一阵阵甚至连吗啡也只能缩短而无法使之消失的疼痛时，这愿望变成了事实，他们使它变成了事实，而这改变了她。

在黑斯廷斯村的唯一神教堂举行的追悼会上，帕蒂想起了沃尔特父亲的葬礼。这次的葬礼也同样来了很多人——至少有五百。看上去，韦斯特切斯特的每一位律师、法官、现任公诉人和前公诉人都来参加了，那些为雷致悼词的人都说着同样的内容：他不仅是他们所认识的最能干的律师，也是最友善、最勤奋、最诚实的律师。他职业声誉的广度和高度让帕蒂晕眩，而对坐在她身旁的杰西卡而言，这一切都是个全新的发现；帕蒂已经能够预见到（事实证明，准确无误），杰西卡事后将会向她发起责难，公平的责难，为她剥夺了她了解外祖父的机会。阿比盖尔走上讲台代表家人致辞，她想要表现得风趣，出来的效果却是不得体和自说自话，然后，她利用失控的悲痛抽泣，部分地挽回了她的形象。

直到家里人在葬礼结束后陆续离开时，帕蒂才看到后面几排长凳上坐了一百多个来自弱势群体的各色人等，当中大多数是黑人、拉美移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他们高矮不一，身着西服或裙装——显然是他们所拥有的最体面的衣服，耐心而庄重地坐在那里，显然比她更熟悉葬礼仪式。这些是雷以前为之提供过免费服务的老客户或者那些客户的家人。在随后的招待会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包括帕蒂在内的爱默生一家人面前，握住他们的手，看着他们的眼睛，简短地对雷为他们做过的工作表示感谢。为那些他拯救过的生命，扭转过的不公，以及表达出的善意。帕蒂并没有完全被这一切吹昏头脑（她深知在这个世上，行善的背后是家人付出的巨大代价），但她还是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不由得想起了沃尔特。现在她只是感到后悔，在沃尔特为保护其他物种而斗争时，她却处处为难他；她发觉自己当初那样做是出于忌妒——忌妒那些鸟儿在他眼中那么纯粹地可爱，忌妒他拥有这种去爱它们的能力。她希望她现在可以走到他面前，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清楚地告诉他：我敬爱你，因为你的善良。

她很快发现她尤其要感谢沃尔特的一点是他对金钱的淡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足够幸运地培养出自己对物质的淡漠，然后，就像幸运的人会拥有更多的好运气一样，她嫁给了沃尔特，她一直视之为理所当然地享受着他对物质的不贪婪，直到雷去世后，她被拽回到家人与金钱有关的噩梦当中。爱默生一家人，正如沃尔特多次告诉帕蒂的那样，代表着一种贫乏的经济。就他的喻意（也就是说，情感上的贫乏）而言，她有时候能够看出他的看法是对的，但是因为她是作为一个局外人长大的，没有参与家人对物质的竞争，所以她用了很长时间才明白，雷的父母那份永远令人觊觎却又永远不可撼动的财产——贫乏的人为性——是她家人种种麻烦的根源。直到在雷的葬礼结束后的那段日子里，她逼迫乔伊斯作出明确说明，了解了爱默生家族位于新泽西的祖屋的故事，听说了乔伊斯如今发现自己所处的困境，她才彻底明白了过来。

情况是这样的：作为雷在世的配偶，乔伊斯现在拥有了那座乡间庄园，那是六年前奥古斯特去世后由雷继承的。当帕蒂的妹妹们，阿比盖尔和维罗妮卡，恳求雷“处理”那份地产（也就是说，卖掉它，把属于她们的那笔钱分给她们）的时候，雷当然能够一笑置之，不予理睬，但是现在他不在了，乔伊斯每天都要承受来自两个女儿的压力，而她却不具备承受这种压力的先天优势。然而，不幸的是，除去雷对祖宅在感情上的不舍这点之外，雷当初无法“处理”这份地产的其他原因仍然挡在她的面前。首先，如果卖掉祖宅，雷的两个兄弟就可以来理直气壮地要求分取一大部分房款。此外，那栋石头房子里现在住着帕蒂的弟弟埃德加和他的妻子加琳娜，以及他们很快就要增加成四个的孩子们，而且房子已被埃德加擅自进行的一系列“翻新”搞得不成样子，由于他没有工作，没有存款，又有很多张口等着要吃饭，所以到目前为止，“翻新”工作就只进行到局部随意拆毁这个程度。而且，埃德加和加琳娜威胁说，如果乔伊斯把他们赶出祖宅，他们就去以色列的西岸聚居点定居，带走乔伊斯这辈子唯一的几个孙子，靠一家设立于迈阿密的基金会的救济过活，而那家基金会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挑衅式宣传令乔伊斯极其不安。

当然了，乔伊斯的噩梦是她自愿招来的。当年在学校里拿奖学金的她被雷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家庭出身、他的家族财富和他的社会理想主义所吸引。她不知道自己被卷入了一个怎样的家庭，不知道她最后将要付出的代价，不知道在以后的数十年里她将忍受种种令人厌恶的怪癖、孩子气的金钱游戏和奥古斯特专横无礼的对待。她，贫穷的布鲁克林犹太女孩，很快就用爱默生家的钱去西藏、马丘比丘以及埃及的几处地方旅游；与达格· 哈马舍尔德（达格·哈马舍尔德（1905-1961），瑞典外交家、经济学家、作家，第二任联合国秘书长，1961 年被追授诺贝尔和平奖。）、亚当· 克莱顿· 鲍威尔（亚当· 克莱顿· 鲍威尔（1908-1972），美国政治家，纽约州第一位入选国会的非洲裔美国人。）共进晚餐。像许多从政人士一样，乔伊斯不是个健全的人；她甚至比帕蒂还要不健全。她需要觉得自己非同一般，而嫁入爱默生家加固了她的这一感觉，当她开始生育孩子，她需要觉得她的孩子们也非同一般，唯有这样才能弥补她内心的某种欠缺。因此，便有了帕蒂童年的副歌：我们家和别人家不一样。别人家有保险，但是爸爸不信任保险。别人家的孩子放学后打零工，但是我们更希望你们去开发你们非同一般的天赋，追寻你们的梦想。别人家不得不为应付突发事件所需的款项发愁，但是祖父的钱意味着我们不必如此。别人要作现实考虑，要工作，要为将来存钱，但是就算祖父为慈善活动捐了那么多钱，外面仍然有一大罐金子在等着你们。

多年来乔伊斯一直传递着这些信息，一直纵容她的孩子们的生活被它们扭曲，如今，面对阿比盖尔和维罗妮卡要求清算那份地产的压力，她用颤抖的声音向帕蒂坦白说，她觉得“不安”且“有一点点愧疚”。在过去，她用一些隐藏的方式表达着她的愧疚：不定期地转给两个女儿数目可观的现金，不去评判，比如说，类似阿比盖尔在某天深夜赶到垂危的奥古斯特的病床前，从他那里要到了最后一张一万美金的支票这样的行为（帕蒂从加琳娜和埃德加那里听说了这个把戏，他们认为这太不公平，但在她看来，他们更多地是在懊悔他们自己怎么没有想出这种好点子）。看到她妈妈一向隐藏于她自由主义的政治观点背后的愧疚，现在在大白天于她自己的孩子们面前表露无遗，帕蒂感到一种有趣的满足。“我不知道我和你爸爸做了什么，”她说，“我猜我们的确做了什么。我们的四个孩子当中有三个都没能作好准备……作好准备去，嗯，独立养活他们自己。我猜我……哦，我不知道。可是如果阿比盖尔再次要求我卖掉她祖父的房子……我猜，我想，我活该受这份罪，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猜，以我自己的方式，我多少是有责任的。”

“你只不过需要勇敢地面对她，”帕蒂说，“你有权不受她的折磨。”

“我不明白的是，你怎么会变得如此不同，如此独立，”乔伊斯说，“你似乎没有这些方面的烦恼。我是说，我知道你有烦恼。但你似乎要……更加坚强一些，不知怎么回事。”

毫不夸张：这是帕蒂人生中最得意的十个瞬间之一。“沃尔特是个了不起的养家人，”她反驳说，“他是个好人。这一点不无帮助。”

“那你的孩子们……他们……？”

“他们像沃尔特。他们知道怎样去工作。乔伊可能是北美洲最独立的孩子。我猜他这点部分是受了我的影响。”

“我真希望能多见见……乔伊，”乔伊斯说，“我希望……既然现在情况不同了……既然我们已经被……”她发出一种奇怪的笑声，刺耳，非常的不自然，“既然我们已经被原谅了，我希望我能多了解他。”

“我相信他也希望这样。他对自己的犹太血统很感兴趣。”

“哦，不过，我可一点儿也不确定我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恰当人选。或许他应该和埃德加谈谈。”乔伊斯再次发出那种奇怪、不自然的笑声。

其实，埃德加并没有比她们变得更像犹太人，除了在最被动的那些意义上。九十年代早期，他做了任何一个拥有语言学博士学位的人可能去做的事情：成为一名股票交易商。当他停止研究东亚语言的语法结构，投身股票交易，他很快赚到了一大笔钱，足以吸引并留住加琳娜，一个年轻漂亮的俄罗斯犹太人。他们刚一结婚，加琳娜俄式物质主义的一面就显现出来。她刺激埃德加去挣更大数额的钱，并将其花在了新泽西肖特山上的一栋大宅、皮草、昂贵的珠宝和其他富丽堂皇的物品上。有一阵子，通过经营自己的公司，埃德加成功耀眼，以至引起了平日里疏远而专横的祖父的关注，刚刚失去妻子的奥古斯特，或许是受早期老年痴呆症的影响，一时冲动，贪婪地允许埃德加更新他持有的股票，卖出他的美国蓝筹，大数额地投资于东南亚市场。当亚洲股票泡沫达到最高峰时，奥古斯特最后一次修改了他的遗嘱和信托基金，把他的股票投资留给了两个较小的儿子，而把新泽西的祖宅留给了雷，在当时看，这样的分配非常合理。但是埃德加做的更新工作却是靠不住的。亚洲金融市场的泡沫如期破裂，而之后没多久奥古斯特就去世了，帕蒂的两个叔叔几乎什么也没有继承到，而得益于新高速公路的开通和新泽西西北部的快速发展，庄园的价值却翻番了。雷用以抵挡两个弟弟对这份地产的合理要求的唯一方法就是留住房子，让埃德加和加琳娜住进去，而这两人也很愿意这样去做，因为埃德加自己的投资也惨遭失败，破了产。正是在这个时候，加琳娜犹太人的一面现身了。她拥护东正教传统，不再节育，生了一堆孩子，使她和埃德加的财务困境进一步恶化。对于犹太教，埃德加并不比家中的其他任何人抱有更大的热情，但他是由加琳娜塑造而成的，自破产以来，为了和睦相处，他变得更加听妻子的话。于是，哦，阿比盖尔和维罗妮卡是多么地憎恨加琳娜。

这就是帕蒂要着手去为她妈妈处理的情况。只有她有这个资格，因为她是乔伊斯唯一一个愿意自食其力的孩子，而这带给她最奇妙、最愉快的感受：有她这样一个女儿是乔伊斯的幸运。帕蒂在这种感觉中陶醉了好几天，之后才清醒地意识到，事实上，她正被拉回到恶劣的家庭模式中，再次和她的弟弟妹妹们一争高低。没错，之前当她帮着看护雷的时候，她已经感到了竞争的刺痛；但是没有人会出面质疑她陪伴雷的权利，而且就动机而言，她的良心是清白的。然而，和阿比盖尔共度一晚就足以让过往的竞争汁液再次四下流淌。

在和泽西城一个非常高的男人同居期间，为了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像个下错了高速路的中年主妇，帕蒂买了双相当时髦的粗跟高跟靴，如今她选择穿着这双鞋去和她那个个子最矮的妹妹见面，这或许是她最不友善的那部分自我作出的决定。当两人从阿比盖尔的公寓走向后者常去的那家酒吧时，她高出了阿比盖尔一大截，就像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孩子。仿佛是为了弥补个头上的不足，阿比盖尔开始了她冗长的开场白——足足说了两个小时——这使帕蒂得以拼凑出一幅相当完整的她的人生画卷：她在某个已婚男子——现在对他的专门称谓是大白痴——身上浪费了她待嫁时光中最美好的十二年，想等着大白痴的孩子们读完高中，这样他就可以离开他的妻子，而后来他确实这样做了，却是为了一个比阿比盖尔更加年轻的女孩；她转而在那些蔑视异性恋的同性恋男人身上寻求更愉快的男性陪伴；她是数目庞大的半失业演员、剧作家、喜剧演员和表演艺术家群体中受重视且大方慷慨的一员；她的朋友圈中，大家都互相捧场，互相购买演出门票、参加筹款会，当中的大多数钱，追根溯源都是从诸如乔伊斯的支票簿这样的源头流下来的；作为一名波西米亚族，她的生活既不光彩夺目，也不非同凡响，但对于纽约市的运转而言，却是令人敬佩且必不可少的。看到阿比盖尔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她的位置，帕蒂真的为她高兴。直到她们返回她的公寓去喝一杯“餐后酒（原文为法语。）”，帕蒂提起埃德加和加琳娜这个话题，气氛才变得令人不快起来。

“你去过新泽西的集体农场了吗？”阿比盖尔说，“见到他们的奶牛了吗？”

“还没有，我准备明天去那里。”帕蒂说。

“如果你运气够好，在你到达之前，加琳娜会忘记从埃德加身上摘掉项圈和皮带，那样子可是非——常的帅。非常有男子气概和宗教味。你绝对可以放心，她不会费事擦洗厨房地板上的牛粪。”

于是帕蒂解释了她的提议，即乔伊斯卖掉祖宅，将所得房款的一半给雷的弟弟们，剩余的分给阿比盖尔、维罗妮卡、埃德加和她自己（即乔伊斯，不是帕蒂，帕蒂的财务利益是可以忽略的）。阿比盖尔边听帕蒂解释边不停地摇头。“首先，”她说，“难道妈妈没有告诉你加琳娜的那起车祸吗？她在十字路口撞了一名学校交通管理员。谢天谢地，只有那位穿着橘黄色马甲的老人，没有撞到小孩。她被她车后座上的小崽子弄得分了神，直对着那人就开了过去。这不过是两年前的事情，而且，当然了，她和埃德加让他们的汽车保险过了期，因为不这样就不是她和埃德加了。他们从不关心新泽西的法律，从不关心就连爸爸都有汽车保险。埃德加是觉得不需要，而加琳娜，虽然在这里生活了十五年，竟然说这里的一切都和俄——罗斯不一样，所以她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学校的保险公司赔偿了那位交通管理员，他现在基本上无法行走了，但是那家保险公司坚持向他们索赔，数额高得可怕。他们现在到手的每一分钱都会直接进那家保险公司。”

有趣的是，乔伊斯并没有向帕蒂提起这个情况。

“这个嘛，或许就应该这样，”她说，“如果那个人成了残疾，那么他就应该得到那笔钱。不是吗？”

“而这就表示他们仍然要跑去以色列，因为他们根本没钱。这个我可不在乎——沙扬娜拉！但要劝妈妈接受，那就祝你好运了。她比我更喜欢那些小崽子。”

“那么，为什么你也不同意这个安排呢？”

“因为，”阿比盖尔说，“埃德加和加琳娜根本就不该得那一份，因为他们已经在那里住了六年了，而且把那里搞得一团糟，还因为反正那笔钱也只会被转走。难道你不觉得应该把它分给能够真正使用它的人吗？”

“听上去那个交通管理员用得到它。”

“他已经得到赔偿了。现在是那家保险公司在追债，而这些公司本身是有这方面的保险的。”

帕蒂皱起了眉。

“至于那两个叔叔，”阿比盖尔说，“在我看来，是他们自己不走运。他们有点儿像你——他们逃走了。他们不必像我们那样让爷爷毁掉每个节假日。爸爸生前几乎每个星期都要过去那里，吃奶奶做的那些难吃又不新鲜的山核桃饼。我可不记得看到过叔叔们这样做。”

“你是说你觉得我们应该为此得到报酬？”

“为什么不呢？有报酬总比没报酬好。反正叔叔们也不需要这笔钱。没有它他们已经过得非——常好了。可是对于我，对于罗妮，那却是可以真正改变我们的生活的。”

“哦，阿比盖尔！”帕蒂叫了出来，“我们永远也没法好好相处，是吗。”

或许是在她的声音中捕捉到了一丝怜悯，阿比盖尔摆出一副愚蠢、刻薄的表情。“我可不是逃走的那个，”她说，“不是鼻孔朝天、连个玩笑都开不起的那个，不是嫁给了超人类大好人明尼苏达正直怪异的自然爱好者先生、连假装不恨我们都不肯的那个。你以为你做得有多么好，你以为你多么高人一等，而现在超人类好好先生不要你了，出于某些无法解释但显然和你那优秀的个人品质无关的原因，你以为你就可以跑回来，成为可爱友善大使弗洛伦斯· 南丁格尔小姐。这一切真是非——常有趣。”

在回应这番话之前，帕蒂确保自己深呼吸了好几次。“就像我说的，”她说，“我想我和你永远都无法好好相处。”

“我现在不得不每天给妈妈打电话，”她说，“这都是因为你在那里捣乱，想要破坏一切。一旦你离开，去管好你自己的事，我就不会再去烦她。一言为定？”

“这怎么就不是我的事了？”

“你自己说你不关心这笔钱。如果你想拿到你的那份，把它给叔叔们，那没问题。如果那样做让你自我感觉优越、正直，那也没问题。但请不要来对我们指手画脚。”

“好的，”帕蒂说，“我想我们差不多说完了。只是——为了确保我的理解是正确的——你认为，通过从雷和乔伊斯那里拿钱，你这辈子都一直在帮他们的忙？你认为，雷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帮了他父母的忙？而为了所有这些了不起的帮忙，你应该得到报酬？”

阿比盖尔扮出另一种奇怪的表情，像是在思考这番话。“是的，就是这么回事！”她说，“你说得太好了。这就是我的想法。而正因为你会觉得这个想法奇怪，所以这一点儿也不关你的事。到了现在，你就和加琳娜差不多，已经不是这个家的一分子了。只不过你似乎仍然自以为是。所以请你别去烦妈妈了，让她自己作出决定。我也不希望你去和罗妮谈这事。”

“我跟不跟她谈和你没关系。”

“和我关系大了，而且我现在正在告诉你，别去烦她。你只会让她困惑。”

“你是在说智商，好像，一百八的罗妮？”

“自从爸爸去世，她情绪就一直不对头，而且你也没有理由去折磨她。我怀疑你不会听我的，但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比起你，我和罗妮一起度过的时间要多上一千倍。请试着体贴些。”

第二天早晨，帕蒂来到新泽西，曾经打理得当的爱默生祖宅如今看上去就像沃克· 伊文斯（沃克· 伊文斯（1903-1975），美国摄影师，以拍摄反映经济大萧条的作品著称。）镜头下的情景和十九世纪俄罗斯风光的某种混合。一只奶牛正站在网球场中央，而球场现在已经没有了网，塑料边线也已磨损、扭曲。埃德加正开着一辆小拖拉机在从前的牧马场上犁地，每隔上五十英尺左右，拖拉机就会陷入被春雨浸透的土壤，慢慢地停下来。他穿着一件沾满泥点的白色衬衫和一双糊了层厚厚泥浆的橡胶靴；他增添了不少脂肪和肌肉，不知怎的，让帕蒂想起了《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他扔下斜陷在地里的拖拉机，一路踩着泥巴，费力地走到帕蒂停车的地方。他解释说他正在种土豆，很多很多土豆，这样明年一家人就可以更好地做到自给自足。现在是春天，去年的收成和鹿肉存货已经吃光了，全家人正极大地依赖着犹太教会堂派发的食物礼券度日：谷仓门外的地上堆着一箱箱罐头、批发装干麦片和一包包裹着收缩薄膜的婴儿食品。一些包装是撕开的，局部还瘪了下去，让帕蒂觉得这些食物已经经受了一段时间的风吹雨打，而没有被搬进谷仓里去。

虽然房子里乱糟糟地堆满了玩具和脏碗碟，闻起来也确实有一丝牛粪味，但是雷诺阿的彩色蜡笔画、德加的素描和莫奈的油画都依旧挂在原来的位置。加琳娜立刻把一个友好、温暖、可爱但不是非常干净的一岁孩子递给帕蒂，她本人的肚子已经很大了，正用呆滞的佃农眼光审视着眼前的情景。帕蒂在雷的葬礼那天见过加琳娜，不过几乎没有和她交谈。她是那种淹没在孩子堆里的不知所措的妈妈，头发凌乱，双颊发红，衣衫不整，肥肉外露，但是如果她能抽出几分钟来收拾一下，她一定仍然可以很漂亮。“谢谢你来看我们，”她说，“现在我们出门是个大难题，安排车辆等等的，一大堆麻烦事。”

在能够开始处理此行的事务之前，帕蒂不得不先跟怀里的小男孩玩了一会儿，和他蹭鼻子，逗他笑。她有个疯狂的想法，那就是她可以收养这个孩子，减轻加琳娜和埃德加的负担，自己也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仿佛是感觉到了她的这个意愿，他拉着她的手盖住她的整张脸，还高兴地拉扯着她的五官。

“他喜欢他的姑姑，”加琳娜说，“他消失了很长时间的帕蒂姑姑。”

埃德加脱掉胶靴，从后门走了进来，穿着厚厚的灰色袜子，袜子上也满是泥浆而且有破洞。“你想吃点提子麦麸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吗？”他说，“我们还有格格脆。”

帕蒂说不吃，然后在餐桌旁坐了下来，她的侄子坐在她膝头。其他那几个孩子也一样可爱——黑眼睛，好奇，胆大却不粗鲁——她明白了乔伊斯为什么那么喜欢他们，不想让他们离开祖国。总而言之，在和阿比盖尔进行过那样不愉快的对话之后，帕蒂很难把眼前这一家看作恶人。相反，他们似乎更像是森林中的孩子。“那么跟我说说你们打算以后怎么生活。”她说。

埃德加显然已经习惯了让加琳娜代他发言。他坐在一旁弄掉袜子上干了的泥巴块，与此同时，加琳娜解释说，他们耕作得越来越好了，他们的拉比和犹太教会堂也很支持他们，埃德加马上就可以拿到许可证，用爷爷种的葡萄酿制符合犹太教规的葡萄酒，而且猎物也很多。

“猎物？”帕蒂说。

“鹿，”加琳娜说，“多到你无法相信。埃德加，去年秋天你猎到了多少？”

“十四只。”埃德加说。

“在我们的地产上就有十四只！它们不断地来了又来，多极了。”

“可问题是，”帕蒂说，努力回想吃鹿肉究竟符不符合犹太教规，“这并不真是你们的地产。现在算是乔伊斯的了。而我在想，既然埃德加那么会做生意，他回去工作是不是更合理呢？有份真正的收入，这样乔伊斯就可以自己决定要怎么处理这个地方了。”

加琳娜坚决地摇摇头。“可是有保险的问题。保险公司会拿走埃德加挣到的所有钱，我都说不清有几十万。”“是的，但是如果乔伊斯卖掉这个地方，你们俩就可以还清保险那笔钱，我是说保险公司那笔，然后你们可以从头开始。”

“那人是个诈骗犯！”加琳娜说，眼中冒火，“你听说那个事故了，我猜？那个交通管理员是个不折不扣的诈骗犯。我只不过轻轻地撞了他一下，只不过碰了碰他，现在他就没法走路了？”

“帕蒂，”埃德加说，当用居高临下的口吻说话时，他听上去非常像雷，“你真的不了解情况。”

“抱歉……什么情况？”

“你爸爸希望把庄园留下，”加琳娜说，“他不想让祖宅落入讨厌、下流、只会创作所谓‘艺术’的戏剧制作人手中，或者收费高昂的心理医生手中，他们拿了你小妹妹的钱，却从未能让她好过一些。像现在这样，我们可以一直拥有庄园，你的叔叔们会忘记它，如果以后真有需要，而不是为了什么让人恶心的‘艺术’和骗子心理医生，乔伊斯总还是可以卖掉庄园的一部分。”

“埃德加，”帕蒂说，“这也是你的打算？”

“是的，基本上是。”

“好吧，我猜你是真的非常无私。守卫着爸爸遗愿的火苗。”

加琳娜凑到帕蒂脸前，像是为了帮助她理解。“我们有这些孩子，”她说，“我们很快就有六张嘴要吃饭了。你的妹妹们以为我想去以色列——我不想去以色列。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好。我们养育了这么多孩子，而你的妹妹们却不肯生养，难道你不觉得我们应该为此得到称赞吗？”

“他们确实像是些好玩的孩子。”帕蒂承认道。她的侄子在她怀中睡着了。

“所以就这样吧，”加琳娜说，“只要你愿意，可以随时过来看看孩子们。我们不是坏人，也不是怪人，我们喜欢有客人来。”

帕蒂开车回到韦斯特切斯特，感觉失望而灰心，用观看电视转播的篮球比赛安慰自己（乔伊斯在奥尔巴尼）。第二天下午，她又进城去看望维罗妮卡，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是他们当中受损最严重的一个。维罗妮卡总是给人一种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感觉源于她黑色的眼睛、纤细的身体、树林中的精灵一般的模样，而她以种种自我损毁的方式，包括厌食、滥交、酗酒，适应了她的这一外表。现在，她的这些特征已经基本不见了——她胖了一些，不过不是胖子的那种胖；她让帕蒂想起她以前的朋友伊丽莎，毕业很多年后，她有一次在拥挤的车管所办公室瞥到过她——而她那种游离于世界之外的感觉更多地体现在了精神上：和世俗逻辑缺乏对接，以一种局外人的娱乐态度观看着在她之外的某个世界的存在。她曾经在绘画和芭蕾舞两个方面都表现得很有前途（至少乔伊斯是这样认为的），也得到过很多配得上她的年轻人的示爱、追求，但是之后却受到严重的抑郁症频频发作的打击，和她相比，帕蒂的抑郁症简直就像秋天坐在干草车上在苹果园里游玩。据乔伊斯说，她目前在一家舞蹈公司做行政助理。她住在勒德洛街一栋家具稀少、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里，虽然事先打过电话，但帕蒂似乎还是打搅了她做某种深度冥想练习。她为帕蒂打开楼门，并让她的正门大敞着，帕蒂进到卧室才看到这个坐在瑜伽垫上、穿着褪色的莎拉劳伦斯学院健身服的妹妹；她年轻时那种舞者的柔软已发展成瑜伽练习者那种相当令人吃惊的柔韧度。她显然不欢迎帕蒂的到来，帕蒂不得不在她的床上静坐了半个小时，绝望地等待自己的寒暄得到回应，最后，维罗妮卡终于调整好状态接受姐姐的出现。“漂亮的靴子。”她说。

“哦，谢谢。”

“我不再穿皮鞋了，但有时候看到好看的皮靴，我仍然想念它们。”

“是吧。”帕蒂鼓励地说。

“你介意我闻闻它们吗？”

“我的靴子？”

维罗妮卡点点头，爬过来嗅靴子上端的味道。“我对气味非常敏感。”她说，幸福地闭上了眼睛，“这就和培根一样——虽然我不再吃它了，但我仍然喜欢闻它的味道。这味道如此强烈，几乎就像含在嘴里一样。”

“是吧。”帕蒂鼓励着。

“就我的修习而言，这就好比不必去拥有蛋糕，也不必吃掉它。”

“没错，我看得出。这很有趣。虽然你或许从来没吃过皮革。”

这话让维罗妮卡大笑起来，有那么一会儿，她变得挺像个妹妹。和家中雷之外的其他任何人不同，她问了很多关于帕蒂的生活、关于最近发生的那些变化的问题。她觉得无比好笑的部分恰好就是帕蒂的故事中最令她痛苦的部分，而一旦帕蒂习惯了妹妹对她失败婚姻的嘲笑，她就能够看出，听一听她生活中的烦恼对维罗妮卡很有帮助。这似乎为她证实了关于家庭的某种真相，让她得以放松。可是随后，喝绿茶的时候——维罗妮卡强调说她每天至少喝一加仑绿茶——帕蒂提起了祖宅的事，妹妹的笑声于是变得更加模糊，更加微妙。

“说真的，”帕蒂说，“你为什么要为那些钱去烦乔伊斯呢？如果只有阿比盖尔催她，我想她还能应付，但是你也这样做，真的让她很不舒服。”

“我觉得妈妈不需要我帮忙来让她不舒服，”维罗妮卡说，觉得挺好笑，“她自己在这方面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

“好吧，你让她更加不舒服。”

“我不觉得。我认为我们造就了自己的天堂和地狱。如果她不想那么不舒服，她可以卖掉那房子。我所要求的不过是有足够的钱，这样我就不必去工作了。”

“工作有什么不好的？”帕蒂说，同时听到沃尔特曾经问过她的类似问题的回音，“工作有助于培养自信。”

“我可以工作，”维罗妮卡说，“我现在就有工作。我只是更情愿不去上班。那份工作很无聊，他们像对待一个秘书一样对待我。”

“你就是个秘书。你或许是纽约城智商最高的秘书。”

“我只是期望着可以辞职不干。就是这样。”

“我确定乔伊斯愿意出钱让你回学校，然后找份更加适合你才能的工作。”

维罗妮卡笑了。“我的才能似乎不是这个世界感兴趣的那种。所以说如果我能够自行使用我的才能，那样会更好。我真的只是想不被打扰，帕蒂。这就是我现在的全部愿望。不被打扰。不想让吉姆叔叔和达德利叔叔得到任何东西的人是阿比盖尔。我只要能付得起我的房租，我才不介意呢。”

“乔伊斯可不是这样说的。她说你也不希望把钱分给两个叔叔。”

“我只是在帮阿比盖尔得到她想要的。她想组建属于她自己的女子喜剧团，去欧洲表演，那里的人会欣赏她。她想住在罗马，受人尊敬。”又是那种笑，“而我对此完全没有意见。我不需要那么经常地和她见面。她对我不错，但是你知道她说话的那种神气。和她度过一个傍晚后，我最后总是会觉得，独自度过那个傍晚或许会更好。我喜欢独自一人。我情愿能不受干扰地想着我要想的事。”

“所以你折磨乔伊斯是因为你不想和阿比盖尔见那么多面？你为什么就不能直接减少和她见面呢？”

“因为有人告诉我，谁都不见不怎么好。她有些像房间里开着的电视机，给我做个伴。”

“可你刚刚说，你不喜欢和她见面！”

“我知道。这很难解释。我在布鲁克林有个朋友，如果减少和阿比盖尔见面，我或许可以多见见她。这似乎也没有问题。其实，当我想一想之后，我十分确定这样做没有问题。”想起她那个朋友，维罗妮卡笑了。

“可是为什么埃德加就不能像你这样想呢？”帕蒂说，“为什么他和加琳娜不能继续住在那里呢？”

“恐怕没有原因。你也许是对的。加琳娜无疑让人吃不消，可是我估计埃德加知道这点，我想这正是他娶她的原因——让她来对付我们。这是他作为这家里唯一的男孩对我们的报复。就我个人而言，只要我不用见她，我就真的不在乎，但是阿比盖尔受不了这个。”

“所以基本上，你是为了阿比盖尔才这么做的。”

“她想要东西。我自己虽然不想要，但我愿意帮她去争取。”

“除了你想要足够的钱，那样你就永远不必工作了。”

“是的，那肯定会不错。我不喜欢给人做秘书。我尤其不喜欢接电话。”她笑了，“我觉得人们通常都说得太多了。”

帕蒂觉得她像是在对付粘在手指上的一大团巴祖卡口香糖；维罗妮卡的逻辑线不仅对帕蒂具有无限的弹力和黏度，它们自己之间也一样纠缠不清。

后来，在坐火车出城回家的时候，帕蒂第一次意识到她的父母比他们的任何一个孩子，包括她自己，要富有和成功多少倍，而又是多么奇怪，没有一个孩子继承了一星半点乔伊斯和雷的社会责任感，而他们可是一辈子都受到这种责任感的鼓舞的。她知道乔伊斯为此感到愧疚，尤其是对可怜的维罗妮卡，但是她也知道，有这样几个不像话的孩子对乔伊斯的自尊一定是可怕的打击，而乔伊斯或许把孩子们的古怪和无能归咎于雷的基因，老奥古斯特· 爱默生的诅咒。接着，帕蒂突然想到，乔伊斯的政治事业并不仅仅造成或加剧了她的家庭问题，它同时也是她从这些问题中逃脱的方式。回首过去，帕蒂从乔伊斯抛开家庭去从政，在为这个世界做些事的同时也拯救她自己的决心中，看到了某种令人心酸，或者甚至值得敬佩的东西。而且，作为一个也像她那样采取极端手段去拯救自己的人，帕蒂终于明白，不光是乔伊斯有幸有她这样一个女儿，她也同样有幸有乔伊斯这样一个妈妈。

然而，还有一件事是她不理解的。那天下午，当乔伊斯从奥尔巴尼回来，对使得州政府瘫痪的共和党议员们怒气冲冲时（雷，唉，已经不会再在一旁取笑她，说民主党人也对这样的瘫痪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帕蒂带着一个问题在厨房里等着她。乔伊斯刚刚脱掉雨衣，她就问出了口：“你为什么从不去看我的篮球比赛？”

“你说得对，”乔伊斯立刻说道，就好像她等这个问题等了三十年，“你说得对，说得对，说得对。我应该多去看你的比赛。”

“那你为什么没这样做？”乔伊斯想了想。“我无法解释，”她说，“只能说我们当时有很多事需要忙，我们不能什么事都去参加。作为父母我们犯了错。而你现在或许也犯了一些错。你或许能够理解一切会变得多么混乱，多么忙碌。想要面面俱到是多么困难。”

“可问题是，”帕蒂说，“你有时间去做其他事。唯独不去看我的比赛。我不是说每一场比赛，我是说任何一场比赛。”

“哦，为什么你要现在提起这事呢？我说过了，我抱歉我犯了错。”

“我不是在指责你，”帕蒂说，“我只是问问，因为我的篮球真的打得很好。我真的，真的打得很好。作为母亲，我犯的错或许比你还要多，所以这不是批评。我只是在想，看到我有多出色应该会让你高兴。看到我多么有天赋。那应该会让你为自己感到高兴的。”

乔伊斯看向别处。“我猜我一向不喜欢体育运动。”

“但你去看埃德加的击剑比赛。”

“没几次。”

“比去看我比赛的次数多。而且你似乎并不是有多喜欢击剑，埃德加似乎也没有多出色。”

乔伊斯的自我控制通常都是完美的，她走到冰箱前，拿出一瓶帕蒂昨夜几乎已经喝完的白葡萄酒。她把剩余的酒倒进果汁杯里，喝掉一半，笑了笑自己，又喝掉另外一半。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妹妹们不能做得好一些，”她文不对题地说，“但是阿比盖尔有次跟我说了件有趣的事。一件可怕的事，现在想起来我仍然想哭。我不应该告诉你，但是不知为什么，我相信你不会把这些事挂在嘴边。当时阿比盖尔……喝得烂醉。那是很久以前，当时她还在努力想要成为一名戏剧演员。有个很好的角色，她以为她会被选中，但她没有。我试着鼓励她，并告诉她我相信她的天赋，她只需要继续努力。然后她对我说了最可怕的一句话。她说就是因为我她才失败的。我，除去支持她之外什么也没做，没做，没做。可她就是那么说的。”

“她解释了为什么那么说吗？”

“她说……”乔伊斯忧伤地望向窗外她的花园，“她说她无法成功的原因是，如果有一天她成功了，我会从她那里抢走它。它会变成我的成功，而不是她的。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但这就是她的感觉。而为了告诉我她的这种感觉，为了让我继续受折磨，为了不让我认为她一切都好，她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不成功。哦，我仍然无法忍受想起这些话！我告诉她不是这样的，我希望她相信我，因为那不是真的。”

“好吧，”帕蒂说，“听起来确实让人难受。但这和我的篮球比赛有什么关系？”

乔伊斯摇摇头。“我不知道。我只是突然想起了这件事。”“我当时正在成功，妈妈。这就是怪异的地方。我当时正如日中天。”

这时，突然间，乔伊斯的脸可怕地扭曲了。她又一次摇摇头，似乎心怀厌恶，同时竭力忍住眼泪。“我知道你在成功，”她说，“我应该去看你的比赛。我为此责怪我自己。”

“你没去看其实真的没关系。从长远看，或许可以说更好。我只是出于好奇想问问为什么。”

长久的沉默之后，乔伊斯总结道：“我想我的人生并不总是幸福的，或者说轻松的，或者说完全是我想要的。在某个时刻，我只能努力不去过多地想某些事，不然，它们会让我心碎。”

这就是帕蒂从她那里得到的全部解释，当时或者以后。不是很多，也没有解除任何疑惑，但也只能如此了。也是在那个傍晚，帕蒂向乔伊斯说了她的调查结果，并为她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乔伊斯不断顺从地点着头，全盘接受了她的建议。祖宅将被卖掉，乔伊斯会把售款的一半分给雷的弟弟们，然后把剩余当中属于埃德加的那部分放在一个基金名下，他和加琳娜可以从中提取足够的生活费（前提是他们不能移民），并一次性分给阿比盖尔和维罗妮卡一大笔钱。帕蒂最终接受了七万五千美金，想用这笔钱开始新的生活，而不必从沃尔特那里寻求资助。想到那片空旷的森林和未开垦的土地将因为她的这个方案而注定被分割、开发，有那么一瞬，她对沃尔特感到内疚。她希望沃尔特能够理解，在这种特定的情形下，那些因她而失去家园的食米鸟、啄木鸟和金黄鹂的共同不幸，并不比出售土地的这家人的不幸严重多少。

关于她的家人自述人要说的是：这笔他们觊觎已久的钱，曾为之野蛮争夺的钱，并没有完全被他们浪费。尤其是阿比盖尔，一旦有了一定的财力供她在波西米亚圈子里挥霍，她的事业就开始繁荣发展了。现在每次在《时报》上看到阿比盖尔的名字，乔伊斯都会给帕蒂打电话；她和她的剧团显然在意大利、斯洛文尼亚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大受欢迎。而维罗妮卡终于可以在她的公寓、在州北部的一家修行会所以及在她的画室里独处了，而她的画作，尽管在帕蒂看来晦涩内向、从未最后完成，却将被后世视为天才之作。埃德加和加琳娜搬到了纽约克亚斯乔尔一个东正教氛围极其浓郁的社区，在那里生下了他们的最后一个孩子（第五个），也似乎没有主动给任何人找任何麻烦。每年，帕蒂会和他们所有人，除了阿比盖尔，见上几次面。当然，她的侄子和侄女是主要的乐趣来源，不过最近，她也陪乔伊斯去参加了一次英国园艺旅行，而她也玩得比她原以为的要开心，同时，她和维罗妮卡也总能找到一些共同的笑点。

然而，她主要还是在过她自己的小日子。她仍然每天在展望公园跑步，但她不再沉迷于锻炼或任何其他东西。现在，一瓶酒够她喝两天，有时候三天。在学校里，她幸运地处于不必直接和家长们打交道的位置，要知道，如今的家长比当初的她还要疯狂和咄咄逼人。他们似乎认为，学校应该帮助一年级学生，提前十年，准备大学申请论文的草稿，并为SAT 考试建立词汇基础。但是帕蒂可以把孩子们单纯当成孩子来对待——当成有趣、基本上还未被污染的小小个体，急着掌握写作技能，以便能够去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帕蒂一小组一小组地教他们，鼓励他们这样去做，而他们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小，不至于等到长大了的时候，当中的一部分或许记不起伯格伦德太太了。中学的孩子们肯定应该记得她，因为这是她的工作中最讨她自己喜欢的一部分：作为一名教练，把她自己当年的教练曾经给予她的全身心的奉献、严厉的爱和如何进行团队合作的教导传递下去。学年里的几乎每一天，放学之后，有那么几小时，她可以消失、忘掉自己，可以再次成为女孩中的一员，爱将她和赢得比赛的使命结为一体，她一心一意地渴望队员们胜出。尽管她没能成为最好的那个人，但一个让她在人生相对迟暮的时刻，仍然能够这样做的宇宙不能说是个全然残酷的宇宙。

夏天不怎么好过，毫无疑问。夏天是陈年的自怜和好胜又涌进她体内的日子。帕蒂两次强迫自己参加城市公园管理局的志愿工作，和孩子们去户外活动，但事实证明，她极其不擅长管理六七岁以上的男孩，而且她很难让自己对单纯为了游戏而游戏的活动感兴趣；她需要一个真正的团队，她自己的团队，去遵守纪律、专注于取胜。学校里那些对派对如痴如醉的较年轻的单身女老师们（那些像喜欢在洗手间呕吐、喜欢下午三点在会议室喝龙舌兰酒一样喜欢派对的人），到夏天全都不见了人影，而独自读书，或者边听乡村音乐边打扫她那小小的、已经很干净的公寓的时间就只有那么多，日子久了免不了也想出去好好玩一玩。她的两段所谓恋情都是在夏天那几个月里开始的，对象是学校里比她年轻很多的男同事，两次交往都时断时续，她的读者肯定不想听到详情，反正主要也不过是尴尬和难受的对话。过去的三年里，凯茜和唐娜好心地让她在威斯康辛度过了整个七月。

当然了，她的精神支柱是杰西卡。事实上，她是如此依赖女儿，以至于她非常小心地防止自己做过头，防止自己的需要淹没了女儿。杰西卡是条工作犬，不是像乔伊那样的展示犬。一旦帕蒂离开理查德，在道德上重新获得了一定的可尊重度，杰西卡就把修复她的生活当成一件大事来办。她的很多建议相当平常，但是出于感激和后悔，当定期在周一和女儿共进晚餐时，帕蒂总会听话地向女儿汇报她的进展。虽然她对生活的了解要比杰西卡多许多，但相应地，她犯下的错误也多了许多。她没怎么费力就让女儿感到自己是重要的、有用的，而且她们的谈话直接为她带来了她目前的这份工作。一旦她重新站稳脚跟，她就可以回头去支持杰西卡，但是在这方面，她同样也得非常小心。当她读过女儿写的一篇过于诗意、满是可以轻松加以改进的句子的博客文章，她允许自己说的唯一一句话是“好文章！！”当杰西卡爱上了一个音乐人，那个从纽约大学退学的孩子气的鼓手，帕蒂不得不忘掉她对音乐人的所有了解，多少默认了女儿在这方面的看法，即近年来，人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她那个年龄的人，甚至包括男音乐人，已经和帕蒂这个年龄的人完全不一样了。接着，当杰西卡被缓慢然而彻底地伤了心，帕蒂只能佯作震惊，就像完全没有料到会有如此奇怪的结局。虽然这样做并不容易，但她愿意作出努力，部分原因在于，杰西卡和她的朋友们确实与帕蒂及她这代人不怎么一样了——对于她们，世界如今看上去更加可怕，通往成年的道路更加坎坷，回报也不再那么显而易见——但主要是因为她现在依赖杰西卡的爱，为了把女儿留在她的生活中，她愿意做任何事。

她和沃尔特的分居带来了一个不容辩驳的好处，那就是拉近了姐弟间的关系。在帕蒂离开华盛顿后的那几个月里，她注意到，她只告诉给其中一个的消息，两个人却都知道，她由此判断他们经常通话，而且不难猜测，通话内容应该就是他们的父母多么缺乏建设性，多么的自私和令人难堪。即便在杰西卡原谅了沃尔特和帕蒂之后，她也仍然和她的战友保持着紧密联系，她已经在战壕中和他结为盟友。

帕蒂一直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姐弟俩怎样调和他们个性上的尖锐冲突，毕竟，她自己在这方面做得很糟。关于杰西卡那个鼓手小男友的口是心非，乔伊似乎格外有洞察力，他为姐姐解释了几件帕蒂认为最好不要去解释的事情。而立志非要在某件事上取得极大成功的乔伊，一直以来在一个为杰西卡所赏识的领域大放光彩，这当然也很有帮助。并不是说再也没有让杰西卡想要翻眼睛或者为之竞争的事情。比如，沃尔特利用了他在南美的关系，恰好在非全日光咖啡大受欢迎的时候引导乔伊介入了这一行，而在女儿选择的文学出版行业，无论是沃尔特还是帕蒂，都帮不上忙，对此，杰西卡就难以释怀。她像她爸爸一样，投身于一份正在走下坡路、濒危且无利可图的事业，而乔伊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有钱人，这令她感到沮丧。她也无法掩饰对康妮的忌妒，因为她可以和乔伊一起环游世界，他们游览的那些热带国家，正好是对多元文化充满兴趣的她也无限向往的国度。但是杰西卡确实，尽管很勉强，欣赏康妮在推迟要小孩这点上所表现出的精明；还有人听到她承认说，康妮作为一个“中西部人”还蛮会穿衣服的。无可否认的是，在树荫下种植咖啡确实更有利于环境，尤其有利于鸟类，乔伊宣传这一事实，并且精明地进行了市场推广，理应得到赞扬。换句话说，乔伊相当漂亮地赢了杰西卡，而这也是帕蒂如此努力地去做女儿朋友的另一个原因。

自述人希望她可以汇报说，她和乔伊之间也一切都好。唉，并非一切都好。乔伊仍然在帕蒂面前竖起一道铁门，一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冰冷、更加难以突破的门，她知道只有当她能够向儿子证明她已经接受了康妮，这道门才会向她敞开。可是，唉，虽然帕蒂已经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学会爱康妮却不在此列。康妮勤勉地尝试了每一种做个好儿媳的方法，而这却让一切变得更糟。帕蒂打心眼儿里感觉到，康妮并不是真的喜欢她，就像她也并不喜欢康妮那样。康妮对待乔伊的方式里有某种东西，某种无情的占有性、竞争性和排他性，某种不对头的东西，让帕蒂毛发倒竖。虽然她想在每方面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但她已经开始悲哀地意识到，这个理想很可能是无法企及的，而她的失败将永远横在她和乔伊之间，无休止地为她在他身上犯下的错误而惩罚她。不必说，乔伊对帕蒂非常有礼貌。他每星期给她打一次电话，还记得她同事和心爱的学生的名字；他发出有时也接受邀请；在他对康妮的忠诚许可的范围之内，也扔给她一星半点的关注。过去两年里，他甚至开始偿还，带着利息，她在他上大学期间给他的那些钱——那些她非常需要，无论从实际角度还是从感情角度，因而无法拒绝的钱。但是他内心的那道门却对她上了锁，她无法想象，在怎样的情况下它才会再次开启。

或者，准确地说，她其实只能想象出一种情况，自述人担心她的读者不想听这个，但无论如何她还是要说。她能够想象，如果她能设法再次和沃尔特一起生活，再次在他的爱里找到安全感，早晨从他们那温暖的床上起身，晚上又睡回去，想着自己再次成为他的人了，那么她或许最终可以谅解康妮，可以在她身上看到那些其他人都觉得如此有吸引力的品质。她或许会高兴地在康妮的晚餐桌旁坐下，她的心或许会因乔伊对妻子的忠诚和专注而倍感温暖，而乔伊或许会相应地稍稍为她打开心门，只要她能在晚餐后和沃尔特一起回家，把头靠在他的肩上，知道她已得到了宽恕。但是当然，这是一幕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情景，无论怎样去扩展公平的涵义，她都不配得到。

自述人现在五十二岁了，看上去也就是这个年龄的人。她的经期最近变得奇怪和不规律。每年到了报税的时候，她就觉得刚刚过去的这一年似乎比之前一年短了一些；年复一年，日子单调而相似。沃尔特还没有和她离婚，她能够想到几个令人失望的原因——他或许，比如说，仍然痛恨她，所以无法让自己和她有哪怕一点点联系——但是她的心却固执地从他没有和她离婚这个事实中汲取勇气。她曾不好意思地向她的孩子们打听过，他的生活中有没有女人，当听到“没有”的答案时她欣喜万分。并不是因为她不希望他幸福，也不是因为她有任何权利，或者什么意愿去感到忌妒，而是因为这意味着，还有那么一点点希望的影子，也许他仍然认为，她自己也比以往更多地认为，他们不仅仅是对方人生中所发生的最糟糕的一件事，同时也是最美好的一件事。她一生犯了那么多错误，所以她有充分的理由推论，她这一次的想法也是不现实的，没有看到阻碍他们复合的某个明显的关键因素。然而这个想法不肯放过她。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来找她，她渴望他的脸、他的声音、他的愤怒和他的好，她渴望她的配偶。

这就是自述人必须告诉她的读者的一切了，不过，末了，她还要提一下那个让她写下这些文字的原因。几星期前，她去书店参加了一位认真的年轻作家的读书会——杰西卡正激动地准备出版他的小说，之后在回家途中，在曼哈顿的春天街，帕蒂看到一个高个子中年人沿着人行道朝她走来，并发现这个人是理查德· 卡茨。如今，他的头发短而灰白，戴着眼镜，让他看上去古怪地尊贵，尽管他的穿着仍然像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二十岁的年轻人。在曼哈顿下区这个你无法像在布鲁克林一样混迹于人群的地方撞见他，帕蒂觉察到现在的她看起来一定很苍老，像什么人不相干的老妈。如果有任何可能，她会躲起来，为理查德免去看到她的尴尬，为她自己免去作为被他扔掉的性伴侣的尴尬。但她无法躲避，而理查德，带着一种熟悉的勉强出来的礼貌，在别扭地说了几声你好之后，提出请她喝一杯。

他们去酒吧坐下，理查德带着一个忙碌而成功的人特有的那种心不在焉的神气，听帕蒂说着她自己的事情。他似乎终于可以平心静气地面对他的成功了——他提到，没有觉得难为情或者抱歉，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的那些先锋派管弦乐中有一首是他创作的；提到他目前的女友，显然是个了不起的纪录片制作人，为他介绍了很多沃尔特一向喜欢的那种严肃艺术片的年轻导演；还提到他手头正在进行的几项配乐。看到相对自己而言，他似乎非常满足，帕蒂允许自己的心小小刺痛了一下，然后在想到他那个能干的女友时，又小小刺痛了一下，之后，像往常一样，话题转向了沃尔特。

“你和他完全没有联系？”理查德说。

“没有，”她说，“就像个童话故事。从我离开华盛顿那天起，我们就再没有说过话。六年了，一句也没有。我只能从孩子们那里听到他的消息。”

“或许你应该给他打电话。”

“我不能，理查德。六年前我错过了属于我的机会，而现在，我想他只想自己待着。他住在湖边那栋房子里，为那里的自然保护协会工作。如果他想要联系，他总是可以给我打电话。”

“或许他也这么想。”

她摇摇头。“我想所有人都看得出他受的苦比我多。我觉得没有人会冷酷到认为应该由他来主动联系我。而我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了杰西，我想再次见到他。如果她没有把这个信息转达给她爸爸，我会大吃一惊的——她最想看到的就是我们复合。所以很明显，他仍然没有复原，仍然愤怒，仍然恨着我和你。而谁又能真的去责怪他呢？”

“我能，责怪一点儿，”理查德说，“你记得他在大学时是怎样用沉默来对付我的吗？那是狗屎。对他的灵魂没好处。就是他的这一面让我永远无法忍受。”

“那么或许你应该给他打电话。”

“不打。”他笑了，“我终于抽出空来为他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如果你留意，两个月后你会看到的。穿越时光隧道的一丝友谊的呼唤。但是我对道歉从来都不感兴趣。可是你——”

“我怎样？”

他已经在向酒吧女侍应招手要账单了。“你知道怎么去讲故事，”他说，“为什么不给他讲个故事呢？”

坎特桥小区湖

一只家猫在户外丢掉性命的方式有很多种，包括被丛林狼撕个粉碎，或被汽车压得扁平。但是，六月初的一个傍晚，当霍夫鲍尔家的宠物猫鲍比没能回家，无论怎么呼唤它的名字，怎么在坎特桥小区四周搜寻，沿县公路来回奔走，或是把鲍比的复印照贴在当地的树上，都未能发现它的踪影时，坎特桥街上的住户们纷纷猜测，鲍比已经被沃尔特· 伯格伦德杀害了。

坎特桥小区是一处新开发的住宅区，由十二栋有着多个洗手间的现代风格的宽敞房子构成，位于一处现已被正式命名为坎特桥小区湖的小水域的西南方。虽然小湖真是和哪里也不沾边，但是国家的金融体系最近几乎在零利息地往外借钱，坎特桥小区的兴建，以及通往小区的道路的拓宽和铺筑，一时刺激了伊塔斯加县萧条的经济。之后，低息也使很多双子城的退休人士和年轻的当地家庭，包括霍夫鲍尔一家，得以购置他们的理想家园。当他们于二○○七年秋天开始入住时，小区的街道看上去仍然非常简陋。他们的前后院凹凸不平，草地稀稀落落，难以对付的冰川砾石和那些侥幸存活的桦树散布其中，整体来看，小区就像一个孩子匆匆赶制的学校手工作业。新住户家的猫当然喜欢在树林中游荡，也不会放过与小区相邻的伯格伦德家地产上的灌木丛，里面有很多鸟。而沃尔特甚至在坎特桥街上的最后一栋房子住进人之前，就已经挨家挨户地作了自我介绍，并请求他的新邻居将他们的猫关在室内。

沃尔特是明尼苏达本地人，还算友好，但是他身上有某种东西，他声音中的政治忧虑，他脸上疯狂的灰白短胡茬，让坎特桥街上的住户感到不安。沃尔特独自一人住在一栋低矮、僻静的老度假屋中。小区住户无疑享有更好的视野，因为他们隔湖看到的是沃尔特风景秀丽的地产，而沃尔特看到的却是他们光秃秃的院子。虽然他们当中的有些人会停下来想一想，当初修建他们的房屋时噪音肯定非常可怕，但是没有人喜欢自觉是他人田园生活的入侵者。毕竟，他们已经付了房款；他们有权住在这里。事实上，他们所有人的财产税都要比沃尔特的高出很多，当中多数人还得面对不断膨胀的分期房款，且靠固定工资生活或者还在为孩子们储蓄教育资金。而沃尔特显然没有这些忧虑，当他走上前来，向他们抱怨他们的猫时，他们觉得他们非常理解他对鸟儿的担忧，而他却不能理解为鸟儿担忧是一种多么优雅的特权。琳达· 霍夫鲍尔是福音派新教徒，也是整条街上最好事的一个人，她尤其觉得被冒犯了。“鲍比猎杀鸟，”她对沃尔特说，“可那又怎么样？”

“这个，问题是，”沃尔特说，“小猫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北美动物，所以我们的鸣禽始终未能进化出对抗它们的手段。这完全不是一场公平的战争。”

“猫猎杀鸟，”琳达说，“这就是它们会干的事，这是自然的一部分。”

“是的，但猫是旧大陆的物种，”沃尔特说，“它们不是我们的自然的一部分。如果不是我们把它们带过来，它们不会出现在这里。这就是问题所在。”

“老实跟你说，”琳达说，“我唯一关心的是让我的孩子们学会照料宠物，学会对它负责任。你是在告诉我他们不能这样做吗？”

“不是，当然不是，”沃尔特说，“但是冬天，你不是把鲍比关在家里吗？我只不过是请求你在夏天也这么做，为了我们的生态系统。我们住在一处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北美很多数量正日益减少的鸟类都在这里繁殖。而这些鸟也有孩子。当鲍比在六月或者七月杀死了一只鸟，它同时也留下了一窝没法存活的幼鸟。”

“那么这些鸟需要换个地方筑巢。鲍比喜欢在户外自由活动。天气好的时候仍然把它关在家里是不公平的。”

“对，好的，我知道你爱你的猫。如果它可以只是待在你的院子里，那样也行。但是这片土地在属于我们之前，其实是属于这些鸟类的。而且我们似乎也没法告诉它们，这里已经不再适合它们筑巢。所以它们还是不断地飞来，然后不断地被杀死。而且更大的问题是，它们整体上都快要找不到栖息地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地方被开发。因此，既然我们接管了这片美丽的土地，就应该努力成为负责任的管理人。”

“哦，对不起，”琳达说，“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的孩子比什么鸟的孩子更加重要。我觉得和你相比，我的态度算不上极端。上帝把这个世界给了我们人类，我能说的就这么多。”

“我也有孩子，我明白你的意思，”沃尔特说，“可是我们只是在说把鲍比关在室内。除非你和鲍比聊过天，否则我看不出你怎么知道它不喜欢被关在室内。”

“我的猫是一只动物。地球上的动物没有被赋予语言能力。只有人类才会说话。我们之所以知道我们是照着上帝的样子被创造的，这就是依据之一。”

“对，所以我想说的是，你怎么知道它喜欢四处跑呢？”

“猫喜欢户外。谁都喜欢户外。当天气暖和起来的时候，鲍比就站在门边，想要出去玩。不必和它聊天我就能理解这点。”

“可是如果鲍比不过是一只动物，也就是说，不是一个人，那么为什么它对户外的小小偏好就该践踏鸣禽们养育幼鸟的权利呢？”

“因为鲍比是我们家的一分子。我的孩子们爱它，我们想给它最好的生活。如果我们有只宠物鸟，我们也会想给它最好的生活。但是我们没有宠物鸟，我们有的是一只猫。”

“好吧，谢谢你听我说这些，”沃尔特说，“我希望你能想一想，或许你会改变看法。”

这番对话惹恼了琳达。沃尔特甚至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邻居，他不属于业主协会，而且他开着一辆日产的混合动力车，最近还在车的保险杠上贴了写有奥巴马三个字的贴纸，在琳达看来，这说明他不敬上帝，而且对辛勤工作的家庭的困境缺乏同情心，比如她家，就正在吃力地做到收支平衡，吃力地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把孩子培养成有爱心的好公民。琳达在坎特桥街并不怎么受欢迎，但是如果你违反业主公约，把你的船停在你家的车道上过夜，或者如果她的某个孩子看到你的某个孩子在学校后面点燃了一支香烟，又或者如果她发现她家的房子在建造上有一处小毛病，而她想知道你家的房子是不是有同样的毛病，那么她就是那个你害怕会来敲你家门的人。拜访过她之后，在她没完没了的讲述中，沃尔特成了个问她是否和她的猫聊天的动物疯子。

那年夏天有两个周末，坎特桥小区的居民注意到湖对面的沃尔特家来了客人，一对漂亮的年轻人，开着崭新的黑色沃尔沃。年轻男子一头金发，体形健美，他的妻子或者女友有着那种没生过孩子的大城市女人的苗条身材。琳达· 霍夫鲍尔宣称那对男女看上去“目中无人”，但是看到这两个有身价的访客，社区里的多数人都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沃尔特虽然彬彬有礼，但他之前一直都像个有变态倾向的隐居者。清晨喜欢远距离散步的一些年龄较大的坎特桥居民，现在会大着胆子和路上碰到的沃尔特聊上几句。他们了解到那对年轻人是他的儿子和儿媳，在圣保罗做什么生意，做得很成功；他还有个在纽约发展的未婚女儿。他们问了他一些有关他本人婚姻状况的诱导性问题，希望打探出他是离了婚，还是只不过死了老婆，当发现他很会躲开这些问题后，他们当中较有科技常识的一位去网上搜索了一番，最后发现琳达· 霍夫鲍尔关于沃尔特是个疯子或者危险人物的怀疑，原来没错。看起来他创立过一个激进的环保组织，在共同创办人去世之后，该组织也随之解散，而那位共同创办人是个有着古怪姓名的年轻女人，显然不是他孩子们的母亲。一旦这则有趣的新闻在小区居民中传开，那些清晨散步的人就又不理会沃尔特了——或许，主要还不是因为沃尔特的极端言行让他们不安，而是因为他这种隐士般的生活状态现在散发出浓烈的悲伤味道，那种可怕的、避之大吉的悲伤——就像疯狂的所有表现形式一样，那种绵绵不绝的悲伤让人觉得害怕，甚至或许还会传染。

那年冬末，当积雪开始融化，沃尔特再次出现在坎特桥街，这次他抱着一纸箱色彩鲜艳的氯丁橡胶猫围嘴。他解释说戴上这种围嘴的猫，除了不能有效袭击鸟儿，可以在户外做任何它喜欢做的快活事，无论是爬树还是拍蛾子。他说在猫的颈圈上挂铃铛已经被证明无法起到警示小鸟的作用。他补充说，在美国，每天被猫杀害的鸣禽最少也有一百万只，也就是说，一年有多达三亿六千五百万只（而这个，他强调，只是保守估计，还没有把那些因失去妈妈而饿死的幼鸟计算在内）。尽管沃尔特似乎并不理解，每次猫出去玩都给它系上围嘴是多么麻烦，而一只戴着亮蓝色或红色围嘴的猫看起来又是多么的傻，年龄较大的猫主人还是礼貌地接受了围嘴，答应会试一试，以便沃尔特不再继续烦他们，而他们可以把围嘴扔掉。只有琳达· 霍夫鲍尔干脆地拒绝接受围嘴。在她看来，沃尔特就像那些想在学校发放避孕套、想收走人们的枪支、想强迫每个人上街都带着身份证件的自大的信奉自由主义的政府官员。她灵机一动，问沃尔特他家灌木丛中的鸟是否属于他，如果不属于，那么鲍比喜欢猎杀它们又关他什么事呢。沃尔特用《北美候鸟条约法案》中的一些官方套话答复她，根据该法案，禁止伤害任何从加拿大或墨西哥边境飞来的非猎鸟。这让琳达不快地联想起这个国家简直想将国家主权交给联合国的新任总统，于是她尽可能礼貌地告诉沃尔特，她为抚养她的孩子忙得不可开交，如果他不再来敲她的门，她会表示感谢。

从策略上看，沃尔特选择了一个糟糕的时机来发放他的围嘴。这个国家已陷入了深度经济萧条，股票市场一落千丈，而他到这个时候还沉迷于鸣禽，这似乎几近可憎。就连坎特桥街上的退休夫妇都受到了影响——投资的缩水迫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取消了每年去佛罗里达或亚利桑那过冬的计划——同时，街上的两个年轻家庭，邓特家和多尔伯格家，已经付不出（恰恰在这个错误的当口激增的）分期房款，很可能失去他们的家园。蒂甘· 多尔伯格等待着那些似乎每星期都在更换地址和电话的联合融资贷款公司的回复，以及收费低廉的联邦债务顾问——事实证明，他们既不低廉也不是联邦的——的意见，与此同时，她的维萨、万事达信用卡账户的未清账款每个月都要增加三四千美金，而购买了她十次修甲套餐卡的朋友和邻居继续光临她在地下室开设的修甲馆，却不能带来任何新收入。就连丈夫的手上有和伊塔斯加县签好的道路维修合同的琳达· 霍夫鲍尔，也开始调低恒温器的温度，让孩子搭乘校园巴士，而不再开着她的雪佛兰郊区接送他们。焦虑像一群拟蚊蠓一样盘旋在坎特桥街上空；它们通过电视新闻、电台访谈和互联网袭击着每家每户。推特网上满是令人心焦的信息，而沃尔特请求人们去关心和保护的那个啾声一片、自由飞翔的世界，是个多余的焦虑之源。

九月份才再次有了沃尔特的消息，他趁着夜色的掩护，给小区的每户人家发了一份传单。邓特和多尔伯格家现在已人去房空，他们的窗户黑了下去，就像紧急热线的拨打者终于悄悄地挂断了电话，等待接通的信号灯不再闪烁一样。但是那天早晨，坎特桥小区的其他住户醒来之后，都在他们的门口发现了一封措辞文明的以“亲爱的邻居们”开头的来信，信中重申了沃尔特已经提过两次的那些针对猫的论调，还附了四页照片，照片内容可是一点儿也不文明。显然，沃尔特整个夏天都在记录他的地产周围被杀死的鸟。每张照片（总共有超过四十张）都标明了日期和鸟的种类。坎特桥小区没有养猫的住户为也收到这样的传单而感到被冒犯，而那些确实养了猫的住户也不高兴，因为沃尔特似乎认定，死在他地产上的所有鸟都是被他们的猫杀死的。琳达· 霍夫鲍尔格外气愤，因为传单被留在了她某个孩子很有可能看到的地方，那些满是没了脑袋的麻雀和血淋淋的内脏的照片很可能会导致心理创伤。她给县巡警，她和她丈夫的朋友，打去电话，询问沃尔特有没有可能被控非法骚扰罪。巡警说不会，但是他答应去沃尔特家看看，对他提出警告——这次拜访引出了一条大家意想不到的信息：沃尔特有法律学位，而且不仅对《第一修正案》赋予他的权利烂熟于心，对坎特桥小区业主公约也很有了解。按照业主公约中某条款的规定，宠物无论何时都应处于主人的监控之下；巡警建议琳达撕掉传单，忘记这回事。

之后，白色冬日来临，小区的猫都回到了室内（就连琳达也不得不承认，猫在室内似乎也很满足），琳达的丈夫亲自动手，在县公路上做了点儿手脚，这样每次新下一场雪之后，沃尔特都不得不铲上一个小时，清理他的车道连接公路那端的雪。树叶落尽之后，坎特桥小区的住户们可以隔着冰封的湖面清楚地看到伯格伦德家那栋小小的房子，而透过窗户从来都看不到电视机屏幕的闪烁。很难想象除去怀抱着敌意和批评陷入沉思之外，在冬日的深夜，沃尔特独自一人还会在那里做些什么。圣诞节期间，他的房子有一星期没亮过灯，说明他去看望圣保罗的家人了，而这也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怪物居然也有人爱。假期结束后，怪物又重新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为此琳达尤其感到轻松，她又可以一心一意地仇恨沃尔特，而不会被还有人关心他这样的想法所干扰了。二月的一个晚上，她丈夫汇报说沃尔特就故意阻塞他的车道向县法院提起了诉讼，不知怎的，琳达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舒心。她很高兴知道他知道他们恨他。

就在同样有悖常情的思路的指引下，当积雪再次融化，树林重披绿装，鲍比再次被放到户外，随后就不见了踪影时，琳达觉得仿佛身上一个深藏的疥疮被抓了一下，是那种越抓情况越糟糕的原始疥疮。她立刻就明白了，沃尔特是让鲍比消失的幕后黑手，而她为此感激涕零，他终于回应了她的仇恨，赋予这种仇恨以新的源泉和养料：他愿意陪她玩这个仇恨游戏，愿意成为她的世界中所有问题的地方代表。甚至当她组织搜寻孩子们丢失的宠物，把他们的痛苦在邻里间传播的时候，她也在暗地里品味着他们的痛苦，并在促使他们为此而憎恨沃尔特的过程中汲取乐趣。她足够喜欢鲍比，但是她知道过于宠爱一个畜生是一种罪。只有她那位所谓的邻居才会犯这种为她所痛恨的罪行。一旦清楚地看到鲍比再也回不来了，她就带着孩子们去了当地的动物收容所，让他们挑选了三只小猫。而刚一回家，她就把它们从纸箱中放出来，将它们赶到了沃尔特家附近的树林中。

沃尔特从来也没有喜欢过猫。在他看来，猫是宠物世界的反社会分子，是为了控制啮齿动物而驯化的一个祸害，随后又被盲目迷恋，就像不幸福的国家迷信自己的军队一样，当猫主人抚摸着他们猫咪那漂亮的皮毛并原谅它们的利爪和尖牙时，就好比在对着杀手的制服敬礼。在猫的脸上，他只看到过傻乎乎的麻木和自以为是这两种表情；你只需要用老鼠玩具逗逗它，就会看到它的真心放在哪里。但是，在他搬进他妈妈的这栋房子前，他一直都有很多其他祸害要去对付。只有现在，当他在他为自然保护协会管理的土地上负责监控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流浪猫的数量时，当坎特桥小区加诸他的小湖的破坏在住户们四处乱跑的宠物的侮辱下不断加剧时，他旧日对猫科动物的偏见才开始膨胀成为那种持续的苦恼和委屈，而伯格伦德家抑郁的男人们显然需要这种苦恼和委屈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意义和质感。前两年里一直为他服务的那些苦恼——电锯、重型推土机、小规模的爆破和侵蚀、锤子、瓷砖刀和立体音响播放的古典摇滚——现在结束了，他需要新的东西。

有些猫懒惰，或者不具备成为杀手的能力，但是那只白爪黑猫鲍比不在此列。鲍比足够精明，黄昏时分，当浣熊和丛林狼成为威胁，它知道躲回霍夫鲍尔家，但是在无雪的那几个月份里，每个早晨都可以看到它沿着小湖光秃秃的南岸突围而来，进入沃尔特的地盘，大开杀戒。麻雀、红眼雀、歌鸫、黄喉地莺、蓝知更鸟、黄雀、鹪鹩。鲍比的兴趣广泛，关注的范围无边无界。它永远也不厌倦杀戮，而且他还有个额外的性格缺点，那就是不忠诚或者说缺乏感激心，很少费心把它的猎物带回给它的主人。它捕获、戏弄、残杀，然后有时吃上一点点，但是通常它都会直接丢弃尸体。沃尔特的房子下面那片野草丛生的开阔树林及其周边区域对于鸟类和鲍比都格外有吸引力。沃尔特捡了一小堆石头，用来赶鲍比，有一次，他还用花园里输水软管的加压喷嘴成功地喷了鲍比一身水，但是很快，鲍比就学会了一大早躲在树林里，等沃尔特离开去上班。沃尔特为保护协会管理的土地有一些非常遥远，常常好几个晚上不回家，而当他回来时，几乎没有例外，他会在屋后的斜坡上看到新一轮的大屠杀。如果这只是发生在这一处地方，他或许也就忍了，但是知道同样的情形处处可见，他气得发狂。

然而，他心肠过软，也过于守法，不忍去杀害他人的宠物。他想过让哥哥米奇来做这件事，但是米奇有案底，不该再冒险，而沃尔特看得出，琳达· 霍夫鲍尔很可能会干脆再养一只猫。而直到第二个夏天的沟通和教育努力也未起作用之后，直到琳达· 霍夫鲍尔的丈夫无数次用雪堵塞他的车道之后，他才最终认定，虽然鲍比只不过是美国七千五百万只猫当中的一只，它也该为它的反社会行为付出代价了。自然保护协会的一些承包商正在协会管理下的土地上与流浪猫进行着几乎无望的战争，沃尔特从其中一人那里搞到一个捕捉器和详细的使用说明书。五月的一个早晨，天还未亮，在鲍比习惯走来他家的那条路上，他放置好捕捉器，用鸡肝和培根做诱饵。他知道对于一只聪明的猫，你只有一次使用捕捉器的机会。两小时后，沃尔特高兴地听到山下传来了猫的尖叫声。他急忙将猛烈晃动着的臭烘烘的捕捉器拿回来，锁进了他那辆普锐斯的后备箱里。琳达· 霍夫鲍尔从来不给鲍比戴项圈——也许是怕项圈限制她的猫的宝贵自由——这使沃尔特接下来的工作简单了很多。他驱车三小时来到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个动物收容所，把鲍比留在了那里。它要么会被杀掉，要么会被塞给城里某户愿意把他关在室内的人家。

在开车离开明尼阿波利斯的途中，一阵不请自来的抑郁包围了他。失落、徒劳和悲伤混杂在一起：他觉得他和鲍比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结为连理，觉得哪怕是糟透了的婚姻也比完全没有婚姻少些许孤独。他无法克制地想象着鲍比此刻居住的那个恶臭的笼子。他倒没有傻到去想象鲍比在思念霍夫鲍尔一家人——猫只会利用人——但是尽管如此，关于它的被捕仍然有些让人同情的成分。

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六年了，他独自生活，并且想办法让这样的生活运转。自然保护协会的地方分会——他曾经是这个分会的领导，而其与大公司、百万富翁间的亲密关系如今只令他作呕——如他所愿，重新聘请他做了一名低级别的土地管理员，并在冰冻的月份里，协助处理格外枯燥、费时的行政工作。他没有在他监管的土地上干出多么耀眼的成绩，但也没有造成任何损害，他在针叶树、潜鸟、莎草和啄木鸟身边度过的那些日子轻松平常，易被忘记。而他做的其他工作——写拨款提案，复核野生动物数目资料，代表一项用以支持一家州立土地保护基金的新销售税做陌生电访，并最终在二○○八年的选举中为这个新税种拉到了比奥巴马还要多的选票——也同样无可指摘。到了晚上，他会费事去做顿简单的晚餐，然后，因为他再也无法读小说或听音乐或做任何与情感有关联的事情，他会上网下下国际象棋或者打打扑克牌，偶尔也会去看看那些和人类情感毫无关系的露骨的色情网站。

在这种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像个住在树林里的病态老浑蛋，他会留意关掉电话，以免杰西卡打电话来查问他的情况。和乔伊在一起，他仍然可以做他自己，因为乔伊不仅是个男人，而且是个伯格伦德家的男人，太过冷静和圆滑，不会侵入他的私人空间。而虽然康妮要难应付一些，因为她的声音里总是有性，性和天真的挑逗，但是让她开始去聊她自己和乔伊从来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她是那么的幸福。真正的折磨是接到杰西卡的电话。她的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帕蒂的，等他们的通话快要结束时，沃尔特常常浑身是汗，因为他要努力把话题限制于她的生活，或者，做不到这点的话，就谈谈他的工作。在那起有效地终结了他的生活的车祸之后，有一段时间，杰西卡突然来陪他，照料悲痛中的他。她这样做部分是希望他能够好转，而当她意识到他不会好转，不愿意好转，从来也不想好转时，她变得非常生气。他用了好几年时间，冷淡而严厉地教会她不要来管他，过好她自己的生活。现在，每逢他们之间出现片刻沉默，他都能感觉到她在犹豫，不知该不该重新发起她的治疗攻势，而他发现，为了阻止她这样做，一周接一周地想出新的对话策略令人筋疲力尽。

当他从明尼阿波利斯回到家中，然后用三天时间卓有成效地参观了贝尔特拉米县的一大片协会管理下的土地之后，他看到车道尽头的那棵桦树上钉着一张纸。你见过我吗？纸上写道，我的名字叫鲍比，我的家人想念我。鲍比那张黑色的猫脸在复印照中的效果并不好——他那苍白、犹豫的眼睛看上去诡异而迷茫——但是，与以往不同，沃尔特现在能够看出，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这样一张脸值得保护和关怀。他并不后悔从生态系统中除掉了这个祸害，因而救了很多鸟的命，但是鲍比脸上那种小动物的软弱感让他意识到自己性格中一个致命的弱点：哪怕是他最痛恨的生物也会得到他的同情。他继续沿车道向前驶去，试图享受降临在他房子周边的短暂宁静，而不必再去担忧鲍比。在春日黄昏的光线下，白喉麻雀唱着单纯、美好的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但是他有一种感觉，觉得在他离开的这四个晚上，他老了很多岁。

就在那晚，当他正在煎鸡蛋、烤面包的时候，他接到了杰西卡的电话。或许她原本就是带着目的打过来的，又或许她在他的声音里听出了什么，听出了某种决心的遗失，当他们说完了前一周发生在她生活中的为数不多的几则新闻，他立刻沉默了很长时间，以至于杰西卡终于鼓起勇气重新发动攻击。

“有天晚上我见到妈妈了，”她说，“她告诉我一件有趣的事，我觉得你或许想听一听。你想听吗？”

“不想。”他严厉地说。

“好吧，那么你介意我问一问你为什么不想吗？”

户外，蓝色的暮光下，从厨房开着的窗子中传来远处一个孩子的呼叫：鲍比！

“听着，”沃尔特说，“我知道你和她很亲密，对此我没意见。如果不亲密，我倒会觉得难过。我希望你有两个家长。但是如果我有兴趣听她的事，我可以自己给她打电话。我不希望你在中间为我们传话。”

“我不介意做传话人。”

“我是在说我介意。我没兴趣听到任何消息。”

“我认为她想传递给你的不是什么坏消息。”

“我不在乎那是个什么样的消息。”

“那么，我能问问你为什么不干脆离婚吗？如果你不想和她有任何联系？因为只要你们还没有离婚，在某种程度上，你就是在给她希望。”

这时，另一个孩子的声音加入了之前的那个声音，两人一起叫着：鲍——比！鲍——比！沃尔特关上窗户，对杰西卡说：“我不想听。”

“好的，没问题，爸爸，但你至少可以回答我的问题吧？为什么不离婚？”

“因为我现在根本不想去考虑这件事。”

“已经六年了！难道还不该开始考虑吗？仅仅是出于公平？”

“如果她想离婚，她可以给我来信。她可以请律师给我来信。”

“可我在说的是，为什么你不想离婚？”

“我不想处理将由它带来的那些事。我有权不去做我不想做的事。”

“它会带来什么事？”

“痛苦。我已经忍受了很多痛苦。我现在仍然觉得痛苦。”

“我知道，爸爸。但是现在拉丽莎已经不在了。她已经走了六年了。”

沃尔特猛烈地摇着头，就好像有人往他脸上洒了氨水。“我不想想这个。我只想每天早上出门，看看那些和这一切毫无关联的鸟。那些有着它们自己的生活、它们自己的挣扎的鸟。然后努力为它们做点事。它们是唯一我仍然觉得可爱的东西。我是说，除了你和乔伊。我想说的就这么多了，我希望你不要再问我了。”

“那么，你想过去看心理医生吗？或许，这样你就可以开始继续生活？你还没有那么老，你知道的。”

“我不想改变，”他说，“每天早晨有那么几分钟不怎么好过，然后我出门，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而如果我熬夜熬得足够晚，我就能够睡得着。只有当你想要改变什么的时候，你才会去看心理医生。而我没有什么要对心理医生说的话。”

“你过去也是爱妈妈的，不是吗？”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她离开后发生的事。”

“其实，她现在相当可爱。她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她变得像个完美妈妈，虽然这听上去令人难以置信。”

“正如我刚才说过的，我为你感到高兴。很高兴你的生活中有她。”

“但是你不希望她回到你的生活中。”

“听我说，杰西卡，我知道那是你想要的。我知道你想要一个幸福的结局。但是我不能仅仅因为你想要，就改变我的感觉。”

“你的感觉是你恨她。”

“她作了她的选择。我要说的就这么多。”

“对不起，爸爸，可是这非常不公平。你才是作出选择的那个人。她不想离开你。”

“我知道这是她告诉你的。你每周都见她，我敢说她已经把她的版本完全地灌输给你了，我敢说这个版本对她自己非常宽容。但是在她离开之前的那五年里，你没有和她一起生活。那是一场噩梦，然后我爱上了另外一个人。我从来没有特意要去爱上其他人。我知道这让你非常气愤。但是这件事会发生的唯一原因就是和你妈妈无法一起生活。”

“好吧，那么你应该和她离婚。做了这么多年夫妻，难道你连这个也不应该为她做吗？如果你曾经那么重视她，陪她一起走过了那些美好的岁月，难道你不应该至少诚实地和她离婚以表达你对她的尊重吗？”

“那不是什么美好的岁月，杰西卡。她一直在骗我——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我没有欠她那么多。而且，如我所说，如果她想离婚，那就离好了。”

“她不想离婚！她想回到你身边！”“我无法想象看到她，哪怕只有一分钟。看到她，只会让我想到那些难以忍受的痛苦。”“可是，爸爸，之所以会这么痛苦，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仍然爱着她呢？”“我们现在需要聊些其他事情了，杰西卡。如果你关心我的感受，你就不会再次提起这个话题。我不想害怕接到你打来的电话。”

他把脸埋在手心里坐了很久，没去碰他的晚餐，房间里非常缓慢地暗了下来，地面上春意盎然的世界正让位于天空中那个更加抽象的世界：平流层的一缕缕粉红色的云彩，无垠太空的深深寒意，以及最早开始闪烁的星星们。这就是他现在的生活运转的方式：赶走杰西卡，然后立刻就开始想念她。他想明天一早返回明尼阿波利斯，接回那只猫，把它还给那些想念它的孩子们，但是他无法真的这样去做，就好比他无法给杰西卡打个电话，向她道歉。所谓木已成舟。所谓覆水难收。在西弗吉尼亚的明戈县，他人生中最为阴云密布的那个早晨，他问拉丽莎的父母，他能不能去看看他们女儿的遗体。她的父母冷淡而古怪，都是工程师，有浓重的口音。父亲没有落泪，母亲则不时突然地大声哭喊，发出一种陌生的、几乎像是歌唱的恸哭声；那听上去有一种奇怪的仪式感和机械感，像一曲为了某种观念而作的哀歌。沃尔特独自去了殡仪馆，脑海中一片空白。他的爱人躺在一张轮床上的被单下，由于轮床太高，他无法跪在她身边。她的头发还和往常一样，顺滑、乌黑、浓密，但她的下巴出了问题，有一处残忍之极、无法原谅的伤痕，而她的额头，当他亲吻它的时候，冰凉渗骨，任何一个公平的宇宙都不该让一个这般年轻的人的额头如此冰凉。寒意经由他的嘴唇进入他的身体，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覆水难收。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快乐陨落了，一切都没有了意义。像杰西卡催促的那样去联系他的妻子，就意味着他放开了他和拉丽莎共度的那些最后时刻，而他有权利不去这样做。他有权利，在这样一个不公平的宇宙，去不公平地对待他的妻子，他有权利让霍夫鲍尔家的那几个孩子徒劳地呼唤他们的鲍比，因为一切都没有意义。

从自己的拒绝中汲取力量——足够的力量，当然，让他可以在早晨起床，推动他在田野中度过那些漫长的白天，在挤满度假者和郊区居民的公路上行驶完漫长的车程——他又熬过了一个夏天，到目前为止他人生中最孤独的一个夏天。他告诉杰西卡和乔伊，他太忙，无法接待他们的来访，这当中有真实的成分（不过不多），同时，他放弃了和那些继续入侵他的树林的猫作战：他不忍让自己再次经历他和鲍比之间发生的那种悲剧。八月，他收到妻子寄来的一个厚厚的信封，某种文稿之类的东西，应该和杰西卡提过的那个“消息”有关，他原封不动地将它放进了他收文件的抽屉中，里面还有他过去的联名纳税申报表、过去的联名银行账户结单和他从未更改过的遗嘱。之后没过三周，他又收到一个邮件，是用衬垫包裹的光盘，寄信人是泽西城的卡茨，这个他也原封不动地放进了同一个抽屉。从这两个邮件，从他去芬城购买日用品时不可避免地会看到的那些报纸的头条新闻——国内外新危机，新右翼疯狂分子的连篇谎话，以及在地球的残局中不断蔓延的新的生态灾难——当中，他能感觉到外部世界正在向他逼近，正在索求他的关注，但是只要他独自一人住在树林中，他就能坚持他的拒绝。他的父祖辈就是一长串的拒绝者，他有拒绝的天赋。拉丽莎似乎已经所剩无几了；她正在从他的生活中消失，就像死去的鸣禽从荒野中消失一样——它们原本就轻得不可思议，然后，一旦它们小小的心脏停止跳动，它们便只剩下一点儿绒毛和中空的骨头，轻易地消散在风中——然而，这却只会让他更加坚决地去抓住他还拥有的那一点点和她有关的东西。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十月的那个早晨，当那个世界终于到来，以一辆新现代牌轿车的形式，停在他的车道的半中腰——米奇和布伦达过去放置他们的小船的那处长满荒草的岔道上时，他没有停车去看看里面坐的是谁。他赶着去参加保护协会在德卢斯的一个会议，于是他只稍稍减慢速度，刚好看到驾驶座的椅背向后倾斜着，驾驶者或许在睡觉。他有理由希望，无论车里的人是谁，等他回来时都应该已经离开了，因为不然的话，他或者她为什么没来敲他的门呢？但是那晚八点，当他从县公路拐进他的车道时，那辆车仍然停在那里，车尾的塑料反射着他的车前灯发出的光亮。

他下车，透过那辆车的车窗向里窥探，发现里面没有人，驾驶座已经恢复到了直立状态。树林里冷冰冰的；空气静止不动，能闻到雪的气味；唯一的声响是从坎特桥小区的方向传来的隐约的说话声。他返回车内，开到房子跟前，黑暗中，一个女人，帕蒂，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她穿着蓝色牛仔裤和薄薄的灯芯绒夹克。为了取暖，她的双腿并拢在胸前，下巴支在膝头。

他熄了火，等了很久，足有二三十分钟，等她起身过来和他说话，如果这就是她此行的目的。但是她不肯动，最终他鼓起勇气，下车往里走。他在台阶上稍稍停了一下，离她不超过一英尺，为了给她开口说话的机会。但是她仍然低着头。他自己拒绝开口的行为是这样的孩子气，让他忍不住想笑。但是笑会是一种危险的承认，他于是残忍地扼制住它，硬起心肠，走进房子，关上了身后的门。

然而，他的力量并非无穷无尽。他忍不住靠在门边，在黑暗中又等了很长时间，或许有一个小时，吃力地听她有没有移动，不敢错过哪怕最轻微的敲门声。然而他听到的，在他的想象中，却是杰西卡在告诉他，他需要公平地对待她：他至少应该客气地让他的妻子离开。然而，六年的沉默之后，他觉得哪怕说上一个字都意味着收回一切——意味着撤销他的拒绝，否定他在他的拒绝中想要表达的一切。

最终，仿佛是从半睡半梦的状态中醒来，他打开灯，喝了一杯水，发现自己在妥协心情的驱动下，来到文件柜前；他至少可以看看那个世界想要对他说些什么。他先打开了泽西城寄来的邮包。里面没有字条，只有一张裹着密不透风的塑料包装的光盘。似乎是一家小唱片公司为理查德· 卡茨出的独唱专辑，封面是一片北方风光，附有这样的标题：《给沃尔特的歌》。

他听到一声尖锐的痛哭声，他自己的，却好像是其他人的声音似的。这个坏家伙，坏家伙，这不公平。他用颤抖的手翻过光盘，看背面的歌曲列表。第一首是《两个孩子刚好，没有孩子更妙》。

“老天，你真是个浑蛋，”他说，边笑边哭，“这是多么的不公平，你个浑蛋。”

在他为这样的不公平，为理查德或许并不是完全没有心肝哭了一会儿之后，他把光盘放回邮包，打开了帕蒂寄来的信封。里面是一沓手稿，他只读了短短一段，就跑向前门，开门出去，对她晃动着那些纸张。

“我不想看这个！”他对她嚷道，“我不想阅读你！我要你把这拿走，回你的车上去，去暖暖，因为外面冷得要死。”

她确实冻得直哆嗦，但是她似乎被锁在了她缩成一团的姿势里，没有抬头看他手里拿着什么。如果说她有什么反应的话，那就是她的头埋得更低了，仿佛他在击打它。

“回你的车上去！暖和起来！我没让你来这里！”

但她似乎摇了摇头，稍微动了动，又或许只是格外猛烈的一下颤抖。

“我答应你，我会打电话，”他说，“如果你现在离开，让自己暖和起来，那么我答应和你在电话上聊聊。”“不。”她用很小的声音说。“好的，那么，冻着吧！”

他砰地关上门，穿过房间，从后门出去，一直跑到湖边。如果她那么想在那里冻着，他决定他自己也冻着好了。不知怎的，他怀里仍然抱着她的手稿。湖对面是坎特桥小区亮得耀眼、浪费能源的灯光，大大的电视屏幕上闪动播放着这个世界认为今夜正发生在它身上的事。每个人都待在他们温暖的小窝里，铁矿带的煤炭发电厂通过电网源源不断地输送着电流，北极仍然十分寒冷，足以给十月的温带树林送来霜冻。无论过去他对于如何生活知道得有多么少，都从来没有少过此刻。然而当空气中的寒意变得不再那么提神，而是愈发浓烈，更像是透骨之寒时，他开始担心帕蒂。他牙关打着颤，回到山上，转到前面的台阶处，看到帕蒂歪向一边，不再紧紧地蜷成一团，头倒在草地上。她不再颤抖，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帕蒂，嘿，”他说，跪在她身旁，“这可不妙，好吗？我带你进去。”

她稍微动了动，僵硬地。她的肌肉似乎失去了弹性，灯芯绒夹克里透不出一丝温暖。他试着让她站起来，但没能成功，于是他把她抱进房子里，放在沙发上，在她身上盖了好几条毛毯。

“这样做太愚蠢了，”他说，开始用茶壶烧水，“这样做会死人的。帕蒂？温度不用降到华氏零度以下，外面是华氏三十度的时候，就可以冻死人了。你在外面坐这么长时间，只能说你愚蠢。我是说，你在明尼苏达州生活多少年了？难道你就什么都没有学到吗？你真是他妈的太愚蠢了。”

他调高热炉的温度，给她端来一杯热水，让她坐起来喝一点儿，但她当即把水咳在了沙发坐垫上。当他试图让她再喝一点儿的时候，她摇摇头，发出微弱的声音以示抵抗。她的手指冰冷，胳膊和肩膀也都冷冰冰的。

“见鬼，帕蒂，这样做太愚蠢了。你究竟在想什么？这是你对我做过的最愚蠢的一件事。”

当他脱掉衣服的时候，她昏睡了过去，接着，当他拉开毛毯，脱掉她的外套，吃力地拽下她的裤子，然后只穿着内裤和她躺在一起，把毛毯在他们身上盖好的时候，她稍稍醒过来一点儿。“这就对了，保持清醒，好吗？”他说，尽可能多地把身体贴在她大理石般冰冷的皮肤上。“此时此刻，没有比昏过去让你显得更愚蠢的了，知道吗？”

“嗯。”她说。

他抱着她，轻轻地搓着她的身体，不停地咒骂她，咒骂她让他陷入的这种境地。很长一段时间，她的身体没有暖和起来，她不断地昏睡过去，无法保持清醒，但是终于，她体内的某个地方有了反应，她开始颤抖，开始抱他。他继续搓着，抱着她，然后，突然，她睁开了眼睛，凝视着他。

她的眼睛一眨也不眨，里面仍然有某种死气沉沉的东西，某种非常遥远的东西。她的视线仿佛穿透了他，看向他的身后，看向更远，看向不久以后他们两个都将于彼处长眠的那个冰冷的未来空间，看向拉丽莎、他的母亲和父亲已经进入的那种虚无，然而，她也在直直地看向他眼睛的深处，他能够感觉到她在一分一秒地变暖。于是他不再看她的眼睛，也开始看向她眼睛的深处，回应她的目光，他要在来不及之前，在今生后世之间的这道联系消失之前，让她看到他体内的所有卑劣，看到两千个孤独的夜晚汇聚起来的所有恨意，在他们两个仍然可以触摸到某个虚无的空间的时候——在那里，他们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他们加诸彼此的每一分痛苦，他们分享过的每一分快乐，都将轻如鸿毛，消散于风中。

“是我，”她说，“只是我。”

“我知道。”他说，吻了她。

在坎特桥小区的住户们所能想象到的和沃尔特有关的一系列结局当中，排在最末尾的是：他们会舍不得沃尔特搬走。所有人，尤其是琳达· 霍夫鲍尔，都没能预料到十二月初的那个周日下午，沃尔特的妻子帕蒂会把他的普锐斯停在坎特桥街上，开始一一按响他们的门铃，简短而和善地介绍她自己，并给他们送上一碟碟用保鲜膜裹好的她自己烤制的圣诞曲奇饼干。见到帕蒂，琳达觉得有些别扭，因为她身上没有什么会立刻让人不喜欢的地方，也因为你无法拒绝一份合乎时宜的礼物。是好奇心——如果没有其他什么因素——促使她邀请帕蒂进屋，然后，她还没回过神，帕蒂就已经跪在她家起居室的地板上，哄诱着她的猫咪们过来，一边抚摸它们，一边询问它们的名字。她似乎是个温暖的人，不像她丈夫那般冰冷。当琳达问她，她们之前怎么从没见过面，帕蒂愉快地笑了，她说：“哦，这个嘛，为了透透气，我和沃尔特从彼此身边走开了一小会儿。”这是个古怪但相当聪明的说法，不易从中挑出明显的道德缺陷。帕蒂待了好一会儿，欣赏了她的家和她家窗外被白雪覆盖的湖面，离开时，她邀请琳达和她的家人来参加她和沃尔特即将在新年那天举办的家庭招待会。

琳达不怎么想去杀死鲍比的凶手家做客，但是当她得知坎特桥街上的其他所有家庭（除了已经去了佛罗里达州的那两家）都要去参加这个招待会，她在好奇心和基督徒的宽容的共同作用下，屈服了。事实是，琳达在这个社区有些不受欢迎。虽然她在她的教会有一群热心的朋友和支持者，但她也同样渴望与邻里和睦相处。一些意志不坚定的邻居认为，她的鲍比或许死于某种自然原因，而她却用了三只猫来代替它，这样做可能有些过分了；有成心报复的嫌疑。于是，尽管她确实把丈夫和孩子们都留在了家中，但在新年那天，她还是开着她的雪佛兰郊区来到了伯格伦德家，并立刻被帕蒂格外热情的招呼搞得不知所措。帕蒂把她介绍给她的儿子和女儿，然后，殷勤地领她出门，下山来到湖边，让她从远处看一看她家的房子。琳达意识到她这是碰到高手了，意识到她可以从帕蒂这里学上一两招，以便赢得人心和好评：显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帕蒂已经成功地让邻居们喜欢上了她，而要知道，当琳达上门抱怨时，这些人都已经不再为她大敞房门了，而是让她就那么站在外面的冰天雪地里。她勇敢地挑衅了几次，想让帕蒂说错话，暴露出她这个自由主义者不讨人喜欢的一面——她问她是不是也是个鸟类爱好者（“不是，不过我是个沃尔特爱好者，所以我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帕蒂说）；问她是否有兴趣在当地找一家教堂去做礼拜（“这里有这么多教堂可以选择，我觉得真不错。”帕蒂说），之后她得出结论，她的新邻居是个难缠的对手，不适合从正面发动攻击。而仿佛是为了让她输得心服口服，帕蒂烹调出一桌品种丰富、看上去非常美味的盛宴，琳达怀着一种几乎可以说是愉悦的失败感，装走了大大的一盘。

“琳达，”当她第二次过来取食物时，沃尔特搭话说，“谢谢你过来。”

“谢谢你的妻子邀请我来。”琳达说。

随着妻子回来，沃尔特显然又开始每天刮胡子了——他现在看上去粉粉的一团。“听我说，”他说，“听说你家的猫不见了，我很难过。”

“真的？”她说，“我以为你恨鲍比。”

“我确实恨它。它是个鸟类杀手。但是我知道你爱他，失去宠物让人不好受。”

“这个嘛，我们现在又有三只猫了，所以。”

他平静地点点头。“请试着把它们关在家里，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在家里会更安全一些。”

“抱歉，这是恐吓吗？”

“不，不是恐吓，”他说，“是事实。对小动物来说，这是个危险的世界。我可以为你拿点其他喝的吗？”

在那天，以及之后的几个月里，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帕蒂的温暖作用在沃尔特身上得到了最大发挥。现在，他不再会开着愤怒的普锐斯快速地掠过路上的邻居，而是停下来，调低车窗，打声招呼。周末，他会带帕蒂去小区的孩子们练习冰球的场地，教她滑冰，而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她就滑得很好了。在相对暖和的日子里，人们会看到伯格伦德夫妇一起散步，走很远的路，有时几乎走到芬城。然后，四月，天气彻底暖和起来了，沃尔特再次来到坎特桥街挨家挨户地敲门，不是要为猫的问题责怪大家，而是邀请他们在五月和六月，同他和他的一位科学家朋友一起，参加一系列的漫步自然活动，了解当地的文化遗产，近距离地看一看那些遍布于这片树林中的奇妙生命。到了这时，琳达· 霍夫鲍尔彻底对帕蒂缴械投降，坦率地承认说帕蒂知道如何管好丈夫，而邻居们喜欢琳达的这个新腔调，于是把门向她稍稍开大了一点。

所以，在盛夏时节——之前伯格伦德夫妇组织了好几次烧烤会，也相应地受到多次回请——当得知他们将在八月底搬去纽约，无论如何，大家都觉得突然而且难过。帕蒂解释说她有份教书育人的好工作，想回去继续上班，而且她的母亲、弟弟妹妹、女儿和沃尔特最好的朋友都住在纽约或者纽约附近，虽然这么多年，湖边的这栋房子对于她和沃尔特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没有什么能够永恒不变。当有人问起他们是否还会回来度假，她的脸暗沉下去，她说沃尔特不希望这样。事实上，他将这份地产留给了当地的一家土地基金，使其成为一处鸟类保护区。

伯格伦德夫妇开着租来的大卡车离开了，沃尔特嘟嘟地摁着喇叭，帕蒂挥手和大家道别，之后没几天，一家专业公司赶来，在整片地产周围竖起了高高的、猫进不去的篱笆（既然帕蒂离开了，琳达· 霍夫鲍尔便大着胆子说这道篱笆有些难看），很快，另外一些工人赶来，掏空了伯格伦德家的小房子，只留下个空架子，成了猫头鹰和燕子的避难所。直到今天，可以自由出入这片保护区的只有鸟儿和坎特桥小区的居民，在那扇他们知道开锁密码的大门上方，有一块小小的陶瓷标牌，上面有一张那个年轻、美丽的黑皮肤女孩的照片，保护区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

如何独处

作者的话

父亲的脑

帝国卧室

何必苦恼？

迷失在邮件中

艾瑞卡舶来品

筛烟灰

流亡的读者

天下第一市

捡破烂

控制单元

艰深先生

床上的书

圣路易斯见

二○○一年元月就职日

献给凯茜· 切特科维奇

作者的话

我耗时多年的第三本小说《纠正》，出版于世界贸易中心崩塌前一周。那似乎是自我和商业都应该默不作声的时候——套用尼克·卡拉韦的话，那是你希望“世界上所有人都身着军装，在道德上永远保持立正姿态”（引自F.S. 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第一章（邓若虚译本）。尼克·卡拉韦为该小说中的叙述者。）的时刻。然而，在商言商。大难过后不到四十八小时，我又在接受采访了。

采访者对他们所称的“《哈泼氏》小品文”特别感兴趣。（没有一个人用杂志编辑赋予它的原始标题“偶尔做梦”（原文为Perchance to dream，来自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哈姆雷特独白。）。）他们大多以这个问题开场：“在你一九九六年的《哈泼氏》小品文中，你曾保证你的第三本书会是一部大型社会小说，攻击主流文化、振兴美国文学；你觉得《纠正》是否实现了这个诺言？”我对接下来每一位采访者都这样解释：不，相反，我在那篇文章里几乎未提我的第三本小说；所谓“保证”完全是空穴来风，是《纽约时报周日杂志》某个编辑或标题作者杜撰的；事实上，我非但没有承诺要写一本针砭主流的大型社会小说，反倒把那篇文章当成一个声明放弃种种抱负的机会。因为多数采访者并未读过那篇文章，而读过的极少数人又似乎对它有误解，所以我渐渐能熟练地对它的论点进行简明扼要的概括；直至十一月，在我第一百场还是第一百一十场采访时，我终于归纳出一小套妥当的说辞以正视听：“不，事实上，《哈泼氏》小品文是在讲我要放弃身为小说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去学习写一本具有趣味性、娱乐性的小说……”我实在困惑，甚至感到不止一点的委屈，竟无人能明察文中这个简单又明确的想法。我心想，这些媒体人可真是固执得愚蠢！

十二月时，我决定整理出一本随笔集，收录《偶尔做梦》全文，并澄清我在其中说过和没说过的话。但当我打开一九九六年四月份的《哈泼氏》杂志，却看到一篇显然出自我手的文章以五千字的抱怨开场，其尖叫声之刺耳、逻辑之匮乏，连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从五年前写了那篇文章至今，我竟已忘却我曾是一个满肚子怒气、满脑子理论的人。我曾认为美国人爱看电视、不读亨利·詹姆斯（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著有《一位女士的画像》《鸽翼》等。）是末日般令人担忧的事；也曾是那种狂热分子，深信既然世界无法认同其独特的信仰（对我来说即对文学的信仰），我们一定是活在末日时代。我曾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是个庞大的阴谋集团，目标就是阻挠我的艺术抱负、消灭人类文明中所有令我愉快的事物，并在此过程中强暴、谋害我们的星球。《哈泼氏》小品文的前三分之一就是由这等愤怒和绝望写成，满纸理论，怨气冲天，现在我自己看了都觉得害怕。

的确，早在一九九六年，我就企图以那篇随笔记录一个止步不前的小说家如何逃离愤怒思想的监牢。所以现在，有一部分的我想要重现它最初的面貌，算是对我年少轻狂的记录。但我想大部分读者都不会对这样的宣言感兴趣：

在我看来最清楚不过的是，假如有哪一位商业大亨或政府要员相信书有未来，我们就不会眼睁睁看着华盛顿和华尔街为一条信息高速公路疯狂筹募五千亿美金，那些拥护者嘴上念叨着此举会对阅读造成蹂躏（“你得习惯在屏幕上阅读”），但还是无法掩饰他们内心对这种前景的漠视。

这一点点东西就够受的了，所以我行使了作者的权利，把那篇文章砍去四分之一，并彻底改写（还把标题改为“何必苦恼？”）。虽然文章还是很长，但我希望现在它读起来没那么累赘费劲，行文也较直截了当。别的不提，我希望至少能够指着它说：“看，这论点一目了然，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

适用于《哈泼氏》小品文的，同样也适用于这本随笔集。我想让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我挥别充满愤怒和恐惧的孤寂，转而接受——甚至颂扬——读者和作家身份的一种记录。这并不表示世界已经没那么多令人恼火和害怕的事了。我们国家对石油如饥似渴，这已经造就了两个布什总统和一次丑恶的海湾战争，眼看又要带领我们没入永无止境的中亚冲突。虽然你以为绝无可能，但现今美国人对美国政府的质疑似乎比一九九一年还少，而主流媒体可谓集体性倒向武力外交。就在国会再次否决放宽SUV节能标准的同时，福特汽车的总裁仍然可以在电视上忧国忧民地捍卫他们的产品，宣称美国人绝不能接受“任何种类的限制”。

尽管每天都有那么多离谱的新鲜事上演，我仍选择仅对本书其他文章做最低程度的修补。没有了世界贸易中心，《天下第一市》读起来会有点不一样；《帝国卧室》是在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约翰· 阿什克罗夫特（1942－ ），美国律师、政治人物，2001 年至2005 年担任布什政府总检察长。）带着他对个人自由的漠视上台前完稿的；炭疽病（恐怖分子曾于2001年通过邮件寄送炭疽芽孢粉末到美国，引起恐慌。）令美国邮政总局雪上加霜，《迷失在邮件中》早已呈现其困境；奥普拉取消了她的读书俱乐部对我的邀请，让“精英主义”这个修饰语在好几篇文章里荧光闪闪。但对我而言，比起地方性特殊事件，这些文章共同的深层探究更为重要：在喧闹嘈杂、五光十色的大众文化中，如何维持个体性和复杂性，即，如何独处的问题。

二○○二年

父亲的脑

这是一段回忆。一九九六年二月一个多云的上午，我收到家母从圣路易斯寄来的邮件，是情人节包裹，含一张粉色浪漫贺卡、两根四盎司的Mr. Goodbar巧克力棒、一颗别在线圈上的心形镂空花纹饰品，以及一份神经病理学家做的家父的脑部尸检报告。

我记得那天上午灿烂而又阴郁的冬日之光，记得我把糖、卡片和饰品留在客厅，拿着尸检报告走进卧室，坐下来读。报告是这样开始的：大脑重1255克，有旁矢状面萎缩、脑沟增宽的现象。我记得我把克换算成磅，然后以我熟悉的超市包膜肉盒上的磅数想象它的重量。我记得我没有再读下去，便把报告放回了信封。

在过世前几年，父亲参加过华盛顿大学主办的一项以记忆与衰老为主题的研究，而参与者可获得的报酬之一就是一次免费的死后脑部解剖。我怀疑那项研究还提供其他监测或治疗作为答谢，才会让喜爱各种赠品的家母坚持要家父去当志愿者。另外，她之所以把尸检报告放进我的情人节包裹，节俭或许是唯一有意识的动机。这样可以省下三十二美分的邮资。

我对那个二月上午最清晰的记忆兼具视觉性和空间性：黄色的Mr. Goodbar，我从客厅到卧房的移动，恰好处在冬至和春分正中间的那日近午时分的光。但我心知肚明，就连这些记忆也不可信。据最新理论——植根于近二十年大量神经学和心理学研究——大脑并非记忆的相册，不能把记忆像不变的照片那般分散储存。记忆，套用心理学家丹尼尔·沙赫特的说法，是行为的“暂时群集”——一种神经回路必要的类刺激，可将感觉意象和语义数据结合为短暂感知，让我们记住整件事。不过，鲜有意象与数据是某特定回忆的独有财产。一如我在那个情人节上午的体验所披露，我的大脑依赖“红色”“心形”和“Mr. Goodbar”这些已有的子集；窗外的灰色天空如同其他数千个冬日上午一般熟悉；而我已经拥有数千万个神经元来专门构成我母亲的形象——对邮资锱铢必较、对孩子多情依恋、对我父亲余怒未消以及匪夷所思地不谙世故等等。因此，据最新模拟，我对那天上午的记忆是由一组脑部相关区域之间的固定神经链接和对整个群集的预先配置构成的：一旦回路中有任一部分接受刺激，整个群集就会被“点燃”，同时产生化学和电力作用。现在，只要你说“Mr. Goodbar”一词并让我进行自由联想，我如果不说黛安娜·基顿（黛安娜· 基顿（1946－ ），美国电影演员、导演和制作人，曾在电影《寻找古德巴先生》（Looking for Mr. Goodbar）中扮演女主角。），就一定会说“脑部尸检”。

就算我现在才第一次这样疏浚我的情人节回忆，它还是会如此运转。但事实上，从那以后，我无数次回想过那个二月的上午。我把这件事告诉兄长，把它当成“离奇母亲事件”跟我喜好这类事的朋友分享。我甚至——说来丢脸——向完全不熟的人透露过。后继的每一次重新整理和重新叙述都巩固了建构那段记忆的意象与知识。而在细胞层次，据神经学家的说法，我每一次都在加深那段记忆，强化各神经元之间的树状连接，进而鼓励大脑启动特定的神经无突触群。我们大脑最强的适应力之一，也是让我们的灰质远比任何已发明的机器（例如我的笔记本电脑混乱的硬盘，或是坚持巨细靡遗地回忆《飞越比佛利》某粉丝网站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最后更新内容的万维网）聪明的特质，是我们能够忘却几乎每一件已经发生的事。关于过往，我留下了笼统、极具类别性的记忆（在西班牙待过一年，多次前往东六街的印度餐厅用餐），而对相关具体情节的记忆则较少。我留存的记忆是我常去回想、因此不断获得强化的。无论从形态学还是电化学来看，它们真的成为我大脑构成的一部分了。

这种记忆模式——我是门外汉，在这里只能做松散、概括性的说明——让我身体里的那个业余科学家兴奋起来。的确，我的记忆就是这样模糊而又鲜明，而一想到神经网这般不费吹灰之力地以大规模并行的方式进行自我协调，创造出我鬼魅般的知觉和出奇牢固的自我意识，我不禁肃然起敬。人脑是由一千亿甚或多达两千亿个神经元织成的网，有数兆个轴突和树突经由至少五十种化学传导物质交换千兆信息。这个我们赖以观察和感知宇宙万物的器官，绝对是我们在这个宇宙中所知的最复杂的物体，远超其他。

但它也是一小块肉。某刻，或许是情人节那天晚些时候，我强迫自己读完了那篇尸检报告。其中包含一段对家父脑部的“微观描述”：

额叶、顶叶、枕叶、颞叶的大脑皮质显现出许多老年斑块，主要为弥漫型，极少数有神经元纤维缠结。在HE染色切片中可轻易检查出雷维氏小体。杏仁核显现出斑块、零散缠结和轻微的神经元损伤。

在九个月前我们于当地报纸刊登的启事中，家母坚持要说父亲是“久病辞世”。她喜欢这个词的正式和含蓄，但也不难听出她在其中的抱怨，她在“久”字上加重的语气。病理学家在家父大脑中鉴定出老年斑，足以——唯有通过验尸——证实这些年来她夜以继日奋力对抗的真相：一如其他数百万美国人，家父患有阿兹海默症。

这是他的病。你也可以说，这是他的故事。但你只能容我娓娓道来。

阿兹海默症是典型的渐发性疾病。因为就连健康的人也会随年岁增长变得愈发健忘，我们无法准确指出最先受其侵害的记忆。家父的病况尤其令人气结，他不仅郁郁寡欢、沉默寡言、轻微耳聋，还因其他病痛大量服药。长久以来，把他的不知所云归咎于听力受损、健忘归咎于抑郁、幻觉归咎于药物似乎相当合理，而我们也正是这样推论的。

对于家父刚开始衰老的那几年，历历在我脑海的是事情本身而不是他。事实上，令我多少有点惊愕的是，我本人竟然在自己的记忆里占了那么大的分量，父母只是配角。不过，那些年我住得离家很远。我的信息主要来自母亲对父亲的抱怨，而我对此向来持保留态度，因为我几乎一生都在听她抱怨。

关于我父母的婚姻，可以肯定地说：不怎么美满。他们始终在一起是为了孩子，也因为不觉得离婚会让他们快乐一些。只要家父在工作，他们就能各据一方，分别在家里和公司享受自主，但自他一九八一年满六十六岁退休，两人便开始不舍昼夜地在他们装修舒适的郊区别墅里上演《密室》（法国存在主义剧作家让－保罗· 萨特创作的剧本，描写三个甫死之人被关在地狱的密室里，只能通过别人的目光来界定自己。地狱里虽无刑具，但三人的相处就足以折磨彼此。）。当我像联合国维和部队一样短暂探视时，他们俩都会热切地向我控诉对方。

不同于家母一生住院近三十次，家父在退休前健康状况良好。他的双亲和叔伯都活到八九十岁，而他，厄尔·弗兰岑先生，满心期望自己能活到九十岁左右，“好看看世事如何演变”——他常这么说。（李尔王——将他名字的字母顺序颠倒就是父亲的名字（作者父亲的名字为Earl（厄尔），李尔王为Lear。）——也以类似的说法展望他的晚年：和科迪莉亚一起听听“宫廷的消息”，看看“谁赢谁输，谁入谁出”。）家父除了吃三餐、见见孩子和打桥牌之外没什么嗜好和消遣，但他确实对人间的“叙事”兴趣浓厚。他看的电视新闻多得令人咋舌。他老年的抱负就是尽可能久地跟随国家和他的孩子们的脚步，见证徐徐展开的历史。

这个抱负的被动性，以及他生活的千篇一律，让我愈来愈难见到他的身影。从他智力衰退的头几年当中，我只能准确无误地掘出一个直接记忆：看着逼近九十岁的他挣扎着，直至无法算出餐厅账单上的小费。

幸好家母是写信高手。父亲的被动——我觉得相当遗憾，但并不真的关我的事——令她失望透顶。迟至一九八九年秋——那一季，据她信中说，父亲还在打高尔夫和大修房屋——她的怨言仍十分私密：

跟一个非常不快乐的人一起生活太难了，尤其是你知道自己必定是他不快乐的主因。数十年前当你爸告诉我他不相信世间有所谓的爱情（性是一种“陷阱”），而他生来就不是“快乐”的料时，我就该聪明地觉悟，想要一段令我满意的关系已然无望。但当时我忙碌于我爱的孩子和朋友，我想我就像郝思嘉一样，叫自己“明天再担心那个”。

家母写这封信的时候，她和父亲之间的战争剧正转向父亲听力受损的主题。母亲坚决认为不戴助听器是不顾他人的行为，父亲则抱怨别人不会体贴地“把话讲大声点”。战争在他终于买了助听器却不肯戴时达到顶峰。于是，家母又针对他的“固执”“自负”和“失败主义”创作出一个道德故事；但事后观之，我们很难不去怀疑，那时他的耳聋就已经在掩盖更严重的毛病了。

一九九○年元月的一封信包含母亲对这毛病的第一篇书面记录：

上星期有一天，他得跳过早间服药以便接受华盛顿大学“记忆与衰老”研究的动作技能测试。那一晚我被他电动刮胡刀的声音吵醒，看看时钟，才深夜两点半，他竟然就在浴室刮胡子了。

往后几个月，父亲陆续犯了非常多的错误，致使母亲不得不接受其他解释：

他不是过度紧张、注意力不集中就是有点智力退化，但最近有不少事情真的令我担心。他总是忘了关车门或车灯，我们隔三岔五就得打电话给汽车协会，请他们派人来给电池充电（现在我在车库贴了标语，似乎有帮助）……我真的不敢想象留他一个人在家待哪怕一小会儿会发生什么事情。

随着那一年缓慢流逝，母亲不敢留他单独一人的恐惧，担负了更大的急迫性。她的右膝严重劳损，而且，因为她的腿早年骨折已装过一块钢板，她正面临复杂的手术，以及漫长的复原和复健期。一九九○年底到一九九一年初，她的信里一再流露苦恼：该不该动手术，如果动了手术，要怎么管好父亲。

假如我住院让他单独在家里过夜我一定会精神崩溃，因为他会让水一直流，时不时忘了熄灭炉火，让家里到处亮着灯……最近我尽可能一再检查大部分的物品，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有很多事情乱七八糟，而真正最令人难受的是他怨恨我侵扰他——“我的事你别管！！！”他不接受也不了解我只是想帮他的忙，这是最最令我难受的。

那个时候，我刚完成我的第二本小说，于是主动表示愿意去陪父亲，让家母去动手术。为避免伤害他的自尊，我和家母一致同意假装我是为了她过去，而不是他。但奇怪的是，我并非完全在假装。母亲对父亲丧失行为能力的描述固然令人信服，但父亲对母亲大惊小怪唠叨不休的形容同样铿锵有力。我去圣路易斯是因为，对她来说，他的失能千真万确；而一到那里，我就表现得仿佛对我来说，绝非如此。

正如家母所担心，她在医院一住就将近五个礼拜。奇妙的是，虽然我从来没跟父亲单独生活过那么久，以后也不再会有机会，但关于那段与他同住的日子，现在我却几乎想不起哪件具体的事；我脑中有个概略的印象：他有点安静，或许，但其余完全正常。说到这里，你可能以为，情况跟家母先前的描述截然不同。但我也没有为此矛盾困扰的记忆。我有的是一封在圣路易斯期间写给朋友的信，我留了复印件。信中，我提到父亲已经调整药物，目前一切还算不错。

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吗？嗯，某种程度上算。但人的心理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热切地以片段建构整体。每个人的视觉都有名副其实的盲点，就在视神经连接视网膜之处，但我们的大脑却始终如一地指示一个围绕我们的无缝世界。我们断章取义。我们在花卉图案的椅垫上看到表情丰富的面孔；我们一直在填空。同样地，我想当时我是刻意对父亲的沉默和恍惚视若无睹，坚持把他看作与以前无异的那个康健的老厄尔·弗兰岑。我仍需要他在我关于自己的故事里扮演角色。在给朋友的信中，我写到一天上午我和父亲去看圣路易斯交响乐团的彩排，那是母亲交代我们一定要去的，不然她的免费票就浪费了。在上半场结束，即非常年轻的美岛绿搞定《西贝柳斯小提琴协奏曲》之后，父亲激动地从椅子上跳起来，那是种令人掬一把同情泪的老人的激动。“好啦，”他说，“我们走。”我不至于蠢到要他坐下听完即将响起的查尔斯·艾夫斯的交响曲，但我实在厌恶他这般俗不可耐——那是我当时的看法。开车回家的路上，他对美岛绿和西贝柳斯有句评语。“我听不懂那种音乐，”他说，“他们是在干什么——背谱吗？”

不久，还是那年春季，父亲被诊断出前列腺长了颗小小的、缓慢生长的恶性肿瘤。他的医生建议他不要费心治疗，但他坚持要做放射疗程。父亲多少明白自己的心智状态，愈来愈怕他哪里出了大毛病：怕他终究活不到九十岁。膝盖在术后六个月仍内出血的家母，认定父亲是疑心病作祟，对他已失去耐心。一九九一年九月，她这样写道：

你爸展开了他的放射疗程，让我松了口气，这强迫他每天都得离开家　〔她在这里画了张笑脸〕——好大的附加利益。他现在太神经质、太焦虑、太抑郁了，我知道他得做一些决定了。事实上，他现在一天到晚干坐着（满足于无所事事），有太多时间担心他自己了——他需要转移注意力！……我愈来愈觉得，人所能拥有的最优秀的特质是（一）积极的态度和（二）幽默感——但愿你爸有。

接下来几个月，情况相对乐观。肿瘤被消灭了，母亲的膝盖终于有所改善，而她开朗的天性也回到了她的信上。她写到父亲在一场桥牌赛中勇夺第一：“带着清楚的头脑，采用较积极的比赛策略，他表现得出奇的好，而这大概是唯一讨他喜欢（和让他保持清醒！）的事。”但父亲对自己健康状况的焦虑并未减轻；他经常胃痛，而他相信那是癌症所致。渐渐地，母亲向我讲述的故事的意涵，从私人和道德层面转向精神病学层面。“过去六个月我们失去了很多朋友，这教人心烦意乱——我相信这是你爸神经质和抑郁的部分成因……”她在一九九二年二月写道。信上还说：

你爸的内科医生罗斯先生差不多证实了长久以来我对你爸胃部不适的想法（他排除了所有临床的可能性）。你爸（一）极为神经质，（二）极为忧郁，我希望罗斯医生给他开抗抑郁的药物。我就知道一定有办法改善……过去一年我们生命中发生了好多令人心烦和沮丧的事，我也非常难过，但你爸的心理状况正伤害到他的生理健康，如果他不去做咨询（魏斯医生如此建议），或许他现在可以接受药物或无论什么抗神经质和抑郁的东西。

那一阵子，“神经质和抑郁”是她信里的固定班底。一开始百忧解似乎能提振家父的精神，但效用短暂。最后，一九九二年七月，出乎我的意料，他答应去看精神科医生。

家父对精神病学一直抱持高度怀疑。他认为精神病治疗侵犯隐私，心理健康是自律的问题，家母愈来愈意有所指地建议他“找人说说话”更是冒犯之举——像频频投掷小手榴弹，责备他们不幸福的婚姻。他愿意踏进精神科医生的诊间，多少反映出他的绝望。

十月，我在前往意大利途中先停留圣路易斯，问他医生看得怎么样。他双手一摊，表示绝望。“他真的很有本事，”他说，“但恐怕他已经把我除名了。”

竟有人敢把我父亲除名？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从意大利寄了长达三页的信给医生请他再考虑，但就在我写信的时候，家里的屋顶开始塌陷。“我真的很不想告诉你，”母亲在传真到意大利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你爸倒退得很严重。泌尿科医生为他的泌尿问题开的药加上抗抑郁和神经质的药又让他晕头转向，那些幻觉什么的很恐怖。”有个周末他们在印第安纳我叔叔厄夫家住，离开熟悉环境的父亲发了一整晚的神经，致使叔叔朝着他的脸大吼：“厄尔，我的天啊，我是你弟弟厄夫呀，我们以前睡同一张床呀！”回到圣路易斯，父亲开始对退休的普莱波太太大呼小叫，母亲雇她一星期来照顾父亲两个上午，好让自己出门办点事。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人照顾，假如的确需要，他不明白为什么做这件事的会是陌生人而不是他的妻子。他成了名副其实的“黄昏族”，白天在瞌睡中度过，凌晨暴跳如雷。

接下来是一次伤感的假日探访，我和妻子终于介入，帮家母联系上一名老年社工，母亲则拜托我们白天把父亲弄到筋疲力竭，好让他一觉睡到天亮，不要半夜起来发神经，结果，父亲不是面无表情地坐在壁炉边，就是滔滔不绝地讲他童年的悲惨境遇，母亲则为社工过高的索费发愁。但在我印象里，即便那个时候，也没有人说过“痴呆”这个词。在母亲写给我的所有信件中，“阿兹海默”总共出现过一次，说的是我十几岁时曾为之效劳的一位德国老妪。

我还记得十五年前“阿兹海默症”一词最早广为流传时，我的怀疑和恼怒。在我看来它是人类经验医学化的另一个例证，不断扩张的“被害心理”术语表上的最新词条。对于家母透露的老雇主的消息，我这样回复：“你形容的听起来跟之前的老艾莉卡没啥两样，只是更糟一些，得阿兹海默症应该不是这个样子吧？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忧心：究竟有多少普通精神疾病为了赶时髦而被误诊为阿兹海默症。”

从我目前的后见之明——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要忧心，当年三十岁的我究竟有多自以为是——我明白了当时我不愿父亲冠上“阿兹海默症”的帽子，是在避免独一无二的厄尔·弗兰岑因一种叫得出名字的疾病而落得平凡。疾病都有症状，而症状无不指向我们人人一致的器官组成。它们表明大脑就是肉。而在我理应承认，没错，大脑是块肉的时候，我却似乎维护着我的盲点，擅自插入凸显自我灵魂的故事。把备受折磨的父亲看成器官症状的组合，也会诱使我以描述症状的用语来理解健康的厄尔·弗兰岑（和健康的我）——把我们可爱的性格贬低为有限的神经化学协同作用。有谁喜欢这样的人生故事呢？

即便现在，我在搜集阿兹海默症的实情时仍然心神不宁。例如，拜读大卫·申克的《遗忘：阿兹海默症，一种流行病的写照》时，我不禁想起当父亲在家附近迷路，或如厕后忘记冲水，他展现的症状和其他数百万受苦的人一模一样。有这么多同伴或许是种安慰，但我很难过地看到，“个人意义”从父亲的若干错误中逐渐枯竭，比如他把家母和她的母亲搞混了——这在当时让我大感惊异而又费解，我也从中得出了各种有关他们俩婚姻的重要的新见解。我那种私我观念，原来都是虚妄。

打从人类有了记录老年痴呆的方法以来，它就一直与我们如影随形。当人类平均寿命仍然很短、老年相对稀有的时候，“老态龙钟”被视为老化过程自然的副产品——或许是大脑动脉硬化的结果。一九○一年，年轻的德国神经病理学家阿洛斯·阿兹海默相信，他在名叫奥古斯特·D的五十一岁妇女身上看到了全新的精神疾病变种，她饱受异常情绪波动和严重失忆之苦，在阿兹海默为她做初步检查时，她对他的问题给出了启人疑窦的答案：

“你叫什么名字？”

“奥古斯特。”

“贵姓？”

“奥古斯特。”

“你先生的名字是？”

“我想是奥古斯特吧。”

四年后奥古斯特·D在一家公共机构过世，阿兹海默运用了显微镜学和组织染色的最新发展，从她的脑部组织抹片中看出惊人的双重病理：无数看似黏稠的“斑块”堆，以及无数被神经元纤维“缠结”吞没的神经元。阿兹海默的发现让他的赞助人埃米尔·克雷佩林深感兴趣。他是当时德国神经病理学的泰斗，正与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展开一场如火如荼的科学之战。对克雷佩林来说，阿兹海默的斑块和缠结，能为他“精神疾病本质上为生理疾病”的论点提供极佳的临床上的支持。他在著作《精神病理学手册》中，将奥古斯特·D的病症称作阿兹海默症。

在阿洛斯·阿兹海默为奥古斯特·D验尸后的六十年，即使疾病防治的种种突破已将发达国家民众的寿命提高了十五年，阿兹海默症仍被视为如亨廷顿氏舞蹈症（一种家族显性遗传型神经退化疾病，因其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四肢不自主晃动，故被称为“舞蹈症”。）一般的罕见疾病。大卫·申克陈述了美国神经病理学家梅塔·瑙曼的事迹，后者在五十年代初期检验了二百一十位老年痴呆受害者的大脑，结果只在极少数人脑中发现了动脉硬化，而大部分都有斑块和缠结。这是阿兹海默症远比一般人想象的普遍的铁证，但瑙曼的研究似乎没能说服任何人。“他们觉得梅塔在胡说八道……”她的丈夫回忆道。

科学界就是还没准备好接受老年痴呆可能不只是自然的老化过程。五十年代初，尚未出现具自我意识的“老年人”群体，“阳光带”（泛指美国南部气候温暖、冬季较短且温和的各州。）的退休小区尚未爆炸性扩张，没有美国退休协会，廉价餐厅也没有“早鸟优惠”，而当时的科学思维反映了这些社会现实。直到七十年代，重新诠释老年痴呆的条件才趋成熟。那时，诚如申克所说：“太多人活了太久，使衰老感觉起来不再那么稀松平常或可被接受。”国会在一九七四年通过了《老年人行为研究》法案，并成立国家老年研究中心，且迅速募得资金。到了八十年代末，在我对此临床用语和突然无所不在的状况厌烦透顶时，阿兹海默症的社会及医学地位已和心脏病或癌症一样高——也有可为此提供证明的研究资金水平。

阿兹海默症在七十及八十年代不单发生了诊断上的范式转换。新病例也确实急遽增加。随着死于心脏病或感染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活到精神错乱。在养护中心，阿兹海默症患者活得远比其他病患久，代价是每年每名病患至少花费四万美元；而在被公共机构收容之前，他们对费心照顾他们的家人生活的干扰也与日俱增。目前美国已经有五百万人罹患这种疾病，至二○五○年，数目可能增至一千五百万。

由于慢性病非常有利可图，各大药商正掀起一股投资阿兹海默症专利研究的热潮，就连拿公共补助的科学家也暗地申请专利。但因为这种疾病的科学仍混沌未明（运作中的大脑不比地球中心或宇宙边缘容易接近多少），没有人能确信哪些研究方法可带来有效的治疗。总的来说，该领域的感觉似乎是：如果你不到五十岁，你应可指望在你需要时能获得有效的对付阿兹海默症的药物。但话说回来，二十年前，许多癌症研究人员也预言二十年内会有良方。

离五十岁还有一大段距离的大卫·申克，在《遗忘》里提出“老年痴呆的治疗或许并不完全是福”的论点。比方说，他指出阿兹海默症有一个显著的特性是：“受害者”的痛苦程度常会随着病情发展而减轻。照护阿兹海默症患者的工作之所以一再反复得让人累垮，正是因为患者本人失去了感受事情重复的大脑装备。申克引述了患者的话，有人说他们“忘了有趣的事”，也有人表示活在永恒的、不会过去的“现在”，他们的感官愉悦更胜以往。如果你的短期记忆毁损，当你弯腰去闻玫瑰花香时，你便不会记得你一整个早上都在弯腰闻同一株玫瑰了。

诚如精神病学家贝瑞·莱斯伯格二十年前率先观察到的，阿兹海默症病患的衰退正好与孩童的神经发育相反。孩童最早发展的能力——抬头（一至三个月）、笑（二至四个月）、不需辅助坐起（六至十个月）——正是阿兹海默症患者最后失去的能力。发育期孩童的脑部发展是通过一种叫作“髓鞘形成”的过程强化的：各神经元之间的轴突联结，借由髓磷脂的鞘化作用而渐趋稳固。显而易见，既然孩童脑部最后成熟的区域是髓鞘化最弱的，它们也是最容易受阿兹海默症侵犯的区域。负责将短期记忆处理成长期记忆的“海马体”髓鞘化得非常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三四岁之前无法形成永久记忆，也是阿兹海默症的斑块和缠结会最先出现在海马体的原因。因此，幽灵般的中期患者就算不记得眼前发生的事，仍然会自己走路和吃饭。“心里的孩子”不再关在心里了。套用神经学的说法，我们正望着一个一岁小孩。

阿兹海默症患者会稚气地不负责任和单纯地聚焦于现在，虽然申克勇敢地试图乐观看待这点，我却耿耿于怀，因为变回婴儿是家父最不想发生的事。他口中在北明尼苏达度过的童年十分可怕（相当符合抑郁症患者的回忆）：凶恶的父亲、不公平的母亲、做不完的家务杂事、穷乡僻壤的贫困、家人的背叛、骇人听闻的事件。他退休后不止一次告诉我，他这一生最大的乐事是长大后去工作，与其他重视他能力的男人为伍。父亲极重隐私，对他来说，隐私的言外之意就是不让外人看到一个人可耻的内心世界。对他而言，还有什么病比阿兹海默症更糟呢？病发之初，它切断了他的人际联系，使他再次陷入最深刻的压抑的孤独。病情继续发展，它又夺走了他成年的保护罩、把童年深藏心底的工具。我宁愿他是心脏病发作。

不过，申克对于阿兹海默症光明面的论述或许不怎么稳固，他的核心主张却难以驳斥：衰老不仅是意义的消除，更是意义的根源。对家母来说，阿兹海默症患者各种能力的丧失既放大也反转了她婚姻里存在已久的模式。父亲总是不肯对她敞开心扉，而现在，渐渐地，他无法敞开了。在家母眼中，他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厄尔·弗兰岑，那个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打瞌睡、听不到别人讲话的厄尔·弗兰岑。而她自己倒成了那个缓慢而稳定地失去自我的人，与一个把她误认成她的母亲、将他所知的她的一切抹消殆尽、终而不再唤她的名字的男人共同生活。他，尽管向来坚持当婚姻里的老大、决策者、天真妻子的成年保护者，现在却不由得像个孩子了。现在，乱使性子的人换成他，不再是母亲了。现在，她像以前载我们三兄弟那样载他到城里各处。一件事、两件事、三件事，她当家做主了。因此，虽然家父“久病”让她倍觉压力与失望，这也是一个机会：她逐渐取得她从不被允许拥有的自主权，算是了结夙愿。

至于我，一旦接受了灾难波及的范围，阿兹海默症的旷日经久便迫使我和母亲更加密切地来往，而这出乎意料的愉快。我也得以明白——否则我或许永远不会明白——我可以放心地依靠我的兄长，他们也可以依靠我。而奇妙的是，虽然我一直非常珍视我的智慧、明理和自觉，我却发现，亲眼目睹父亲失去这三者，竟让我没那么担心自己失去它们了。总的来说，我变得勇敢了一些。一扇不好的门开了，而我发现自己可以走过去。

我说的这扇门位于圣路易斯巴恩斯医院的四楼。在我和妻子协助母亲与社工联络上，返回东岸大概六个星期后，我大哥和父亲的医生说服父亲去这家医院做检查。医院的想法是先让他将血液中的所有药物排干净，看看我们真正该对付的是什么。母亲帮他办好住院手续，花了整个下午让他在病房安顿下来。母亲离开去吃晚餐时，他还是那副魂不守舍的老样子，但那晚她一回到家，就开始接到从医院打来的电话，首先是父亲，命令她过来把他弄出“这家旅馆”，接着是护士，说他变成凶神恶煞。隔天早上母亲回到医院时，发现他整个魂都飞走了——胡言乱语、完全晕头转向。

一个星期后我飞回圣路易斯，母亲来机场接我，直奔医院。当她和护士说话时，我来到父亲的病房，看到他人在床上，毫无睡意。我打了招呼。他发狂似的比了“嘘”的手势，要我去他枕边。我弯下身子，他用嘶哑的耳语要我降低音量，因为“他们在听”。我问“他们”是谁。他不肯告诉我，但他的眼珠害怕地滚动，扫视房间，仿佛他才刚看见“他们”到处都是，因而对“他们”的消失感到困惑。当家母出现在门口，他更小声地向我透露：“我想他们收买了你妈。”

我对接下来那个星期的记忆大多模糊不清，历历在目的只有一两个改变人生的场景。我每天都去医院，尽可能多坐在他旁边陪他，直到受不了为止。他口中没有哪两个句子是串得起来的。事后回想，我觉得最重要的记忆是非常特别的一段。它由一抹梦幻的室内微光点亮，背景是一间病房，朝向和狭小的格局有别于记忆里其他病房；我的记忆通常都有一些特殊的时间标记，但这段没有。我不确定它是否源自我去医院探望父亲的第一个星期。神经学家们说，所有记忆实为记忆的记忆，但通常感觉起来不像。这段倒是很像这么回事。我记得自己记得这些：父亲在床上，母亲坐在一旁，我则站在门边。我们正在进行一段痛苦的家庭对话，可能是关于父亲出院后要搬去哪里。几乎完全跟不上的父亲，非常痛恨那段对话，最后他仿佛受够我们胡说八道似的大叫，还激动地加强了语气：“我一直很爱你妈。一直很爱。”母亲听了掩面啜泣。

这是我唯一一次亲耳听到父亲说他爱她。我相信这段记忆是真实的，因为那个场景即便在当时对我都非常重要，后来我又把它描述给妻子和哥哥们听，并并入我对自己诉说的父母的故事之中。后来，当母亲一口咬定父亲从来没说过他爱她，一次也没有，我问她记不记得医院里的那次。我重复他讲的话，她摇摇头，不确定。“或许吧，”她说，“或许有。但我不记得了。”

我们三兄弟每隔一两个月轮流去圣路易斯一次。父亲从来没有认不得我，总是一副高兴见到我的样子。他在养护中心的生活显然是无止境的噩梦，充斥着他臆造的往事，以及那些残障和脑受损的同居病友；他的护士不太像这梦里的演员，而更像不受欢迎的入侵者。不同于许多住院的女性一会儿哭得像婴儿、一会儿有人喂她们冰激凌时又高兴得神采飞扬，我从未见过父亲哭泣，而他吃冰激凌时愉快的神情也始终像个大人。他会一边煞有介事地跟我点头，给我耐人寻味的笑，一边向我吐露荒诞不经的只言片语，对此我只能点点头，假装会意。他最固定、最接近连贯的话题是他希望离开“这家旅馆”，还有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不能住在一套小公寓里让家母照顾。

同年感恩节，我和家母及妻子带他离开养护中心，开我的沃尔沃旅行车载他和一部轮椅回家。他已经十个月没回家了。如果家母期待他露出令人满足的喜悦之情，那她一定很失望；场所的变化不再能打动家父，一如无法打动一岁小孩。我们坐在壁炉旁，并且，出于有欠考虑的恶习，给一个或许对其他一切一无所知却深知自己是多么令人伤感的摄影主题而一脸不悦的男人拍了照片。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糟糕透顶：父亲歪坐在轮椅上，宛如松绳的木偶，直眉瞪眼，嘴角下垂，在闪光灯下一片模糊的眼镜几乎要从鼻子上掉落；母亲的脸像一张面具，显现控制得宜的绝望；妻子和我露出紧张而怪异的笑，伸手触摸父亲。晚餐时母亲铺了条浴巾在父亲身上，把他的火鸡切成小块。她一直问他在家里吃感恩节晚餐开不开心。他沉默以对，移开视线，有时微微耸耸肩。哥哥们来电祝他佳节愉快；这时，出人意料地，他露出微笑，发出诚恳的声音，能够回答简单的问题，还谢谢他们打电话来。

这一晚算是典型的阿兹海默症之夜。因为孩童很早就学会了社交礼仪，阿兹海默症患者在记忆损毁后很久，仍保有表现礼貌和含糊说出亲切词语的能力。父亲能（勉强）应付哥哥们的节日贺电并不足为奇。但想想接下来，晚餐后，在养护中心外面发生的事情。当妻子跑进去拿老人椅时，父亲坐在我身边，打量着他即将再次进入的机构的门。“与其非得回来，”他用清楚、有力的声音告诉我，“不如不要离开。”这不是语意含糊的句子；它完全符合眼前的情况，强烈暗示他察觉到更大的困境，也能够连接过去和未来。他在请求免去自己被重新拖向意识和记忆的痛苦。当然，感恩节隔天早上，以及其余我们探访的日子，他就跟之前一样疯癫，话语是胡乱拼凑的音节，身体像躁动不安的连枷。

在大卫·申克心目中，阿兹海默症提供的最重要的“意义之窗”在于它减缓了死亡的速度。申克将阿兹海默症比作棱柱体，将死亡折射成一道各部分原本紧密结合的光谱——自主权之死、记忆之死、自觉之死、性格之死、肉体之死，他同意对阿兹海默症最常见的形容：它特有的悲伤与战栗，源于受害者的“自我”在肉体死亡之前很早就已凋敝。

这在我看来大部分正确。在家父心跳停止之前，我已为他哀悼多年。然而，在我思考他的故事时，我不禁怀疑那种种死亡能否真的被那样分割，对于自我这把交椅，记忆和意识究竟有无这么稳固的所有权。在他丧失所谓的“自我”两年后，我仍无法停止寻找意义，也一直在寻得意义。

他显然十分顽强的意志力尤其令我吃惊。我不由得相信，当他在养护中心外勉力振作，向我提出那个请求时，他是在运用身体某种残余的自律，某种保存于意识和记忆之下的精神力。我也不得不相信，他隔天早上的崩溃，一如住院第一晚的崩溃，是彻底弃绝那股意志力所致，是放手，是在面对难以忍受的情绪时，欣然接受了疯狂。虽然我们可以确定他衰退的起点（意识完整、精神健全）和终点（遗忘与死亡），但他的大脑绝非一部不可阻挡地渐趋发狂的计算装置。尽管阿兹海默症的退化过程理应呈现这样稳定的向下趋势：

我看父亲的衰退却像这样：

我怀疑，他勉力支撑自己的时间要长过他似乎有可供支撑的必要神经元的时间。然后他崩溃、衰老得比他的病状理应导致的还要厉害，而他选择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处于低潮。他想要的（早年是回避，晚年是放手）是他之所以为他所必需。而我想要的（父亲的脑不是关于肉的故事），则是我选择记住和重述的内容所必需。

我讲出口的故事之一——为了饶恕自己对他的病况长久浑然未觉——是他下定决心隐瞒病情，并且在出奇长久的一段时间里，以坚强的性格达成所愿。我母亲以往也曾发誓事实就是如此。他骗不了与他共同生活的女人，无论他怎么欺侮她，但只要有儿子在镇上，或家里有客人在，他就会好端端的。我在母亲手术期间与他同住时的谜，真正的解答或许不是我糊涂，而是他发挥了强韧的意志力。

在那个糟透了的感恩节过后，当我们知道他再也不会回家，我便协助母亲整理他的书桌。（那就像你整理小孩或死者的书桌一样自由。）我们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他为了对抗遗忘而在暗地里做了小小的努力的证据。那是一扎纸，他在上面写了孩子们的地址，每张写一个，同样的地址写了好几张。他还在另一张纸上写了他长子和次子的生日——“鲍伯：1-13-48”和“汤姆：10-15-50”——然后，在试着回想我的（1959年8月17日）时，他用橡皮擦擦过月和日，再依据我两个哥哥的日期做了猜测：“乔：10-13-49”。

再想想我相信是他跟我说的最后几句话。那发生在他过世三个月前。那几天，我每日探访养护中心尽九十分钟的孝心，听他喃喃抱怨母亲、温和地臆测他坚称在毛衣袖子和长裤膝盖处看到的小东西。他跟我前一天早上顺道来访时无异，我把他推回房间、告诉他我要出城了的时候，他看上去也没什么不一样。但随后他把脸抬起来看着我——再一次，突如其来地，声音清楚而有力地说：“谢谢你来。很感激你花时间来看我。”

表示礼貌的固定用语？他原始自我的一扇窗？要相信哪种说法呢？我似乎没什么选择。

由于长期仰赖母亲的信件来重现父亲的崩溃，从一九九二年她开始跟我在电话里长谈、只写短笺而不再写信之后，我便觉得笼罩在无从考证的阴影中。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将书写形容为“记忆的拐杖”，在我看来完全正确：没有那些信，我就没办法把父亲的故事说清楚。不过，柏拉图在文中哀悼口述传统的式微和书写造成的记忆萎缩，处于书面文字时代另一端的我，却对纸张上文字的强健与可靠印象深刻。母亲的信件比我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偏颇记忆真实、完整；在我心目中，写下“他需要转移注意力！”那句话的她，比在数小时录像带或好几沓照片里的她有活力多了。

不让记忆磨灭、用永恒的文字记下故事的意志，在我看来跟“人类不只是生物”的信念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想知道，现今文化之所以难抵唯物主义的魅力——我们愈发愿意将心理学视为化学、个性视为遗传学、行为视为人类演化过程中危急关头的产物——是否真的与后现代口述的再起和书写的衰落——打不完的电话、转瞬即逝的电子邮件、对闪烁不定的电视坚定不移的热爱——没有密切关系。

我有没有提到我父亲也写信的事？他通常打字，以“抱歉拼错很多单词”作开场白，信比母亲的少很多。最后几封之一写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每年这个时节都让我觉得难熬。那些送礼的事情令我不安，我是很想买礼物送人的，却缺乏买对东西的想象力。我担心买到尺寸不合、颜色不对或不被需要的东西，害人家得拿去退换。我喜欢买工具，但有次我送鲍伯一把平衡感挺不错的小榔头，他却指出这类东西的一个问题。他说，这已经是第二或第三把榔头了，再也不需要了，谢谢你。给你妈的礼物也很麻烦。她是那么多愁善感，如果没送好礼物，我会觉得受伤，但她可以自由使用我的活存户头。我曾叫她买点东西给自己，钱我出，这样圣诞过后她就可以说“瞧我老公送了我什么！”，不会输给谁了。但她不愿参与这种诡计。所以这一整季我都很难过。

一九八九年，由于专注力随着他越来越“神经质和抑郁”而衰退，父亲全然停止写信。因此，当我和家母在他留了那些地址和生日的抽屉里发现一封日期写着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二日而未寄出的信时，我们好不讶异，因为那日期迟得超乎想象，离他最后的崩溃仅几个星期。信放在信封里，收件人是我的侄子尼克，当时六岁的他才刚开始自己写信。或许父亲是羞于寄出一封他自知条理不清的信；更可能的是，考虑到他海马体的健康状况，他纯粹是忘记了。对我来说，那封信已成为无形英勇意志力的象征，信是用铅笔写的，字很小，且每一行都向下倾斜：

亲爱的尼克：

我们两天前收到你的信，很高兴看到你在学校表现良好，特别是数学。会写作很重要，因为交流思想的能力，将决定一个国家能否善加利用另一个国家的思想。

跟你最亲近的亲人大都是好作家，这让我如释重负。我应该把写作学好一点的，但我们太容易说，让妈妈来吧。

我知道我写的东西不容易读，但我的腿部神经有问题，手也会抖。看我已经写下的内容，我想你大概难以理解，但如果有那么一丝运气的话，我会跟你保持联系。

这里的天气已经变了，从又湿又冷变得干燥，天空蔚蓝。我希望能这样下去。好成绩也要保持下去。

爱你的爷爷

P. S.谢谢你的礼物。

父亲的心肺都非常强健，而当家母正打起精神准备再应付最后两三年时，一九九五年四月某天，他突然停止进食。或许是因为吞咽困难，也或许，凭借着硕果仅存的意志，他决意让他不想要的第二童年落幕。

当我飞抵镇上时，触诊法测出他的血压只剩七十。这一次，母亲又来机场接我直奔养护中心。我看到他侧身蜷在一张薄被单里，呼吸很浅，眼睛半闭着。他的肌肉消瘦了，但他的脸光滑而平静，几乎没有皱纹，他的手，完全没变，比起身体其他部分大得离奇。我们没办法确定他是否认得我的声音，但我人到没几分钟，他的血压便升至120/90。当时我便担心，甚至此刻仍在担心，对他来说，我的出现是不是让事情变得更艰难：他已经来到准备就死的时刻，偏又耻于在儿子面前做出这么私密或令人失望的举动。

母亲和我进入“看”和“等”的节律，一个人睡，另一人在旁守护。一小时一小时过去，父亲一动不动地躺着，向死亡前进；但当他打哈欠时，那就是他的哈欠。而他的身体，虽如槁木，也仍散发属于他的光彩。就算他的自我存活的部分愈来愈小，愈来愈破碎，我仍坚持把他看成一个整体。我仍深爱着，确切而与众不同地爱着，在床上打哈欠的那个男人。我怎能不出于那份爱而来重组那个男人的故事——那个当我试图拿湿棉棒帮他清理口腔时，仍能凭借完好的意志力别开头去的男人？我在走进自己的坟墓时亦将坚持认为，家父是下定决心求死，并尽其所能地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死去。

至于我们，则下定决心不让他孤单地离世。或许这大错特错，或许他一心期盼被抛下一个人。尽管如此，我待在镇上的第六晚，当他躺着，呼吸着，释放他的大哈欠，我还是在一旁熬夜，从头到尾读完了一整本轻小说。一位护士过来听了听他的肺部，告诉我他一定从没抽过烟。她建议我回家睡觉，她会从楼下派一名特护上来看他。显然，这个养护中心有一位常驻的死亡天使，拥有特殊天赋，能在亲人晚上离开后说服濒死者，闭眼吧，没有关系。我拒绝那个护士的提议，自己来完成这项服务。我弯腰凑近父亲，他身上散发淡淡的醋酸味，除此之外干净而温暖。我先表明身份，然后告诉他，不论他现在需要做什么，我都可以接受，他大可放手去做他需要做的事。

那天傍晚，外头刮起圣路易斯初夏的大风。我在炒蛋时接到母亲从养护中心打来的电话，要我赶快过去。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以为自己有充裕的时间，但我把炒蛋配一些吐司吃完才动身，而到了养护中心的停车场，我坐在车里，打开收音机，里面正在播放当季正红的那首蓝调旅者乐队的歌。没有哪首歌曾让我如此快乐。养护中心周围高大的白橡树随风摇曳，愈见灰白。我觉得自己快乐得要飞起来了。

而他还是没有死去。暴风雨在那天晚上席卷养护中心，扑倒一切，只剩急诊室的照明，母亲和我只得坐在黑暗中。我不喜欢回想当时我有多不耐烦地等待父亲停止呼吸，心里有多希望摆脱他。我不喜欢想象他躺在那里的时候有什么感觉，他的挣扎在他脑中形成了什么样的朦胧抑或鲜明的知觉或情感形式。但我也不愿相信，那里什么事也没发生。

快十点时，灯才刚复亮，我和母亲正在他房间门口跟一个护士商谈，这时我注意到他有意把手伸向他的喉咙。我说：“我觉得有事发生。”那是临终喘息：在心脏停止跳动后，他的下巴抬起来，以便把空气吸进肺里。他似乎缓缓、深深地点头以示肯定。然后一切归于平静。

在我们吻别了他、签了脑部尸检的同意书、开车穿过水淹的街道之后，家母在我们的厨房坐下，不寻常地接过我拿给她的纯杰克丹尼尔威士忌。“现在我明白了，”她说，“当你死了，你就是真的死了。”这是真的。然而，以阿兹海默症的慢动作模式，家父此刻并没有比两小时、两星期甚或两个月前死得更彻底。我们只是失去了最后一个部件，我们得以构造完整生命的部件之一。关于他，不再会有新的记忆。现在我们只能诉说，那些我们已经说过的故事。

二○○一年

帝国卧室

隐私啊隐私，美国人迷恋的新玩意儿：被奉为最根本的权利，营销成最值得向往的商品，一星期就被宣判死亡两次。

早在琳达·特里普（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绯闻案的告密者，她用录音机录下好友莱温斯基在电话中透露的与克林顿偷情之事，后将录音带交给独立检察官斯塔尔进行调查。）按下录音机的“录音”键之前，评论员们就在警告我们“隐私遭到挟持”“隐私危矣”“我们现在所知的隐私，到二○○○年恐不复存在”。他们说，“老大哥”和他的平民弟弟正通过计算机网络盯着我。他们告诉我，不比蜘蛛大的安全摄像机正从每一个阴暗的角落注视着，严厉的女权主义者正在监看卧房行为和茶余饭后的对话，基因侦探可从一小滴唾液分析我整个人，偷窥狂会在普通摄像机上加装滤镜，以便透视人们的衣物。然后是从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涌出的八卦丑闻，汩汩地渗过官方和商业管道，浸透国家意识。套用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的说法，莱温斯基丑闻案象征隐私“受灾难性侵蚀的高潮”；用作家温迪·卡米纳的话说，它代表“极权政体中的隐私和个人自主遭到彻底漠视”。化身为斯塔尔检察官的“公共领域”终于压倒了——拧碎、顶破、践踏、侵犯、蹂躏了——“私人领域”。

上述对隐私的惊惧具有传统美式恐慌的一切指责与偏执，唯独欠缺一个要素：真正受惊的大众。美国人主要是在抽象层面在乎隐私。有时，消息灵通的社群会团结起来自我防卫，就像网民用反对“加密芯片”的电子邮件轰炸白宫那样；有时，特别骇人听闻的新闻报道会引发全国强烈抗议，例如莲花软件公司试图销售载有美国近半人口财务资料的只读光盘时，就掀起滔天巨浪。但总的来说，即便面对像反毒战争这种大规模的侵害，美国人仍被动得很。我也不例外。我阅读社论，试着让自己激动起来，但办不到。多数时候，我反而发现自己感受到的，与隐私专家要我感受的恰恰相反。这情形光上个月就发生了两次。

《纽约时报》刊出《斯塔尔报告》全文的那个星期六早上，当我独坐公寓试着咽下我的早餐时，我感受到的是自己的隐私——而非克林顿或莱温斯基的隐私——遭到侵犯。我喜欢与公共生活保持距离，远观比较壮观。壮观的场面和距离感，我两个都爱。如今总统面临弹劾，身为好公民的我有责任继续了解证据，但报上的证据却包含两个人的抚摸、吸吮和相互自欺。当它们降落在我的吐司和咖啡旁边，我感受到的不是那种为遮掩某种对丑闻的私密兴趣而佯装的憎恶；我没有被性事本身所冒犯；我不担心自己未来的权益有受侵害的可能；总统的痛苦并未如他声称的那般令我感同身受；公务人员的恶行内幕并未引起我的反感；虽然是注册的民主党员，我对这则新闻的厌恶，与看到巨人队在第四节惨遭逆转所感到的深恶痛绝，却属于不同层次。我感受到的应是我个人的感受。我被侵扰了，被硬塞东西了。

两天后，我接到一家信用卡公司来电，请我确认最近两笔在加油站和一笔在五金商店的费用。诸如此类的询问在今天很常见，但这是我的第一次，而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暴露无遗。与此同时，我也深有被奉承的感觉：某个素不相识的人对我感兴趣，特地打电话来。并非那位年轻的男客服本人在乎我。听起来他像是正看着一本薄薄的手册念台词。他显然不喜欢这份工作，却仍要勤奋不懈，这种压力似乎让他口齿不清了。他赶着把话说出口，愈说愈急，仿佛那些话了无意义得令他难堪或恼火，但它们不断在他的齿间挤作一团，他只好停下来，使劲用嘴唇一一抽取。是计算机，他说，计算机定期，呃，检查，你知道的，消费模式……今晚还有什么他帮得上忙的吗？我决定，如果这个年轻人想滚动屏幕查看我的消费，细细思索我那两次油箱加满和我那一桶乳胶漆的重要性，我可以接受。

所以问题来了。在《斯塔尔报告》面世的那个星期六早上，以传统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我的隐私丝毫未遭侵犯。我独自在家，没被邻居观察和打扰，没被新闻提到，而且有绝对的自由选择忽视那篇报告，去做要快活地动点脑筋的周六填字游戏；但仅仅是那篇报道的存在就已大大侵犯了我的隐私感，使我几乎鼓不起勇气去碰触它。而两天后，我在家被一阵电话铃声打扰，被要求提供家母的娘家姓，从而意识到，我日常生活种种数字化的细枝末节正被陌生人详加检阅；而不到五分钟，我已将整件事抛诸脑后。我在看似安全无虞时觉得被侵犯，又在看似被侵犯时觉得安全。我不明白为什么。

一八九○年，路易斯·布兰代斯和塞缪尔·华伦将隐私权定义为“独处的权利”。乍看下，它似乎是美国生活的基本原则。行动派人士为此大声疾呼，要求生殖权，反对跟踪，要求死亡权，反对全国医疗数据库，要求更强大的数据加密标准，反狗仔队，要求雇主电邮不被侵犯，反员工药检。但，如果看得更仔细些，隐私原来是价值观的柴郡猫：没什么实质意义，但有非常迷人的笑。

法律上，隐私的概念一团混乱。侵犯隐私是许多罪行在情感方面的核心，从跟踪、强奸到偷拍和非法入侵，但没有一条刑事法规在理论上明令禁止侵犯隐私。民法因州而异，但大多遵循法学家威廉·普洛瑟四十年前的分析，将侵犯隐私归纳为四种侵权行为：侵扰我的生活安宁、发表我与公众无关的私人事务、歪曲我形象的宣传，以及未经我的许可冒用我的姓名和照片。这是个脆弱的集合。侵扰看来十分像刑事上的非法入侵罪，歪曲像诽谤罪，冒用像盗窃罪，而在外来侵害消除后依然存在的伤害，则被优美地描述成“施加情绪困扰”，致使侵犯隐私这条变得多余。真正在底下支持隐私的，是传统自由主义的“人身自由”或“自主权”概念。近几十年来，许多法官与学者选择以“隐私范畴”代替“自由领域”，但这只是新瓶装旧酒：并未创造新的理论，而是把旧东西重新包装，重新出售。

不管你打算卖什么，，豪宅也好，世界语课程也好，贴上“隐私”这个微笑标章都有帮助。去年冬天，由于持有第一银行白金Visa卡，我有机会加入一项名为“隐私守卫®”的计划，依其文宣，它能“让你知悉你的雇主、保险公司、信用卡公司和政府机构掌握了哪些个人记录”。前三个月免费，所以我注册参加了。接下来在邮箱中出现的是书面作业：信用记录调查和其他调查的申请表及信封，以及一本看着令人丧气、让我记录调查结果的不怎么精美的本子。我顿时意识到我没那么在乎我的驾驶记录之类的东西，在乎到为此等一个月；而在我打电话给“隐私守卫®”要求取消我的会员身份，而对方央求我不要取消时，我才明白，这项“服务”的重点在于利用我的时间和精力，来帮助第一银行减少诈骗方面的损失。

就连法律上涉及隐私的议题，也很少因为不必要的曝光或侵入就真正伤及情感。例如全国性的《基因隐私法》提案就以“关于我的性格和未来的健康状况，我的DNA所透露的要多于其他医疗信息”的概念为前提。事实上，到目前为止，DNA能透露的秘密不过是心杂音、家族糖尿病史，或过分喜爱水牛城辣鸡翅罢了。一如任何医疗记录，雇主和保险公司滥用遗传信息的可能性固然令人胆寒，但这与隐私问题几乎无关；最主要的伤害是职场歧视和提高保费之类的事情。

与此类似，网络安全问题主要在于具体细节。美国行动派人士口中的“电子隐私”，被欧洲同类人士称为“信息防护”。我们的术语听着比较刺激，但他们的才够精确。如果有人要设法窃取你的美国运通卡卡号和到期日，或者你邪恶的前男友在找你的新住址，你需要的是加密软件试图保证的那种牢不可破的保密。但，如果你是在和朋友讲电话，你只需要一种隐私的感觉。

信息防护的社会剧通常这样发展：黑客或保险公司或电话营销人员得以进入敏感的数据库，公众利益的看门狗大声吠叫，新的防火墙于焉建立。正如多数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害怕病菌，却把病毒研究留给疾病管制中心，多数美国人皆对隐私议题有一定的兴趣，却把严肃的监管工作交给专家。目前我们的问题是那些监护人已经开始发表恐慌言论，并且不把隐私当成众多相竞争的价值之一来看待——而是当成唯一凌驾于一切的价值。

小说家理查德·鲍尔斯最近在《纽约时报》专栏版宣称隐私是一种“正在消失的幻觉”，因此，数字通讯加密作业努力奋斗的结果，和冷战一样出色。鲍尔斯将“隐私”定义成“生命不被登记的部分”，而在我们只要购买东西就会留下的数字足迹中，他看到“每个人活着的每一天都成为被详尽完整地记录、熟练地敲几下键盘便能重现的布鲁姆日（布鲁姆是詹姆斯· 乔伊斯著作《尤利西斯》中的主人翁，整部作品描述的是1904 年6月16 日当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的时刻”正在逼近。想到我们个体的神秘也许会被简化成有限数据串，当然是很恐怖的事。然而，鲍尔斯如此严肃地将信用卡诈骗和截听手机通话比作热核焚化，主要说明了隐私恐慌的传染性。毕竟，鲍尔斯或其他任何人想的、看的、说的、期待的、计划的、梦想的、为之羞愧的东西， “登记”在哪里呢？数字版《尤利西斯》除了主人翁的购买列表和其他交易记录，什么也没有，篇幅顶多四页：难道布鲁姆的一天真的没有其他东西吗？

何况，当美国人真心诚意地牺牲隐私，是为了获取健康、安全或效率上的实质利益。多数的合法侵犯——艾滋病报告、机场X光、《梅根法案》、酒驾拦检呼气检测、学生运动员的药检、保护胎儿的法令、保护植物人的法令、远程监控汽车排气、县立监狱的搜身，甚至包括肯·斯塔尔揭露总统的堕落——基本上都是公共卫生措施。我怨恨华盛顿广场的安全摄像机，但对地铁月台上的满怀感激。对我来说，我的E-ZPass（应用于美国东北部收费公路、桥梁和隧道的电子收费系统。）通行费记录被滥用的风险，比起我获得的便利微不足道。八卦小道会让我成为《第一修正案》受害者的风险亦是如此；全国人口有两亿七千万，任何个人信息变得举国皆知的概率趋近于零。

法学家劳伦斯·雷西格形容美国人像“牛”一般愚钝，原因是我们喜欢做这样的计算，进而默许他所谓的个人生活“苏维埃化”。但隐私的玄妙之处在于：只要指望，我们通常就能获得。对街公寓有个邻居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对着镜子检查她的毛孔，我看得到她做这件事，她无疑有时也看得到我。但只要我们两个都不觉得被看，各自的隐私就完好无损。当我通过美国邮政寄明信片时，我也从理论上知道，邮件处理员可能会读，或许大声地读，甚至取笑，但我安全无虞，不会受到任何伤害，除非我倒霉到极点，我在美国真正认识的那一位处理员刚好看到那张明信片，并拍了拍额头，说：“哦，天哪，我认识这家伙。”

我们的隐私恐慌不光是被夸大而已。它建立于谬论之上。艾伦·艾德曼和凯洛琳·肯尼迪在《隐私权》中总结了隐私拥护者的普遍之见，例如：“现在拥有的隐私比从前少。”许多书、社论和脱口秀不时明言或暗示这种论调，使得美国人，无论其本身言行举止有多被动，现在都恭顺地告诉民调人员，他们非常非常担心隐私问题。但，几乎从任何史观来看，这种声明都显得怪诞。

一八九○年，一个住在小镇的典型的美国人，受到近乎面面俱到的监视。不仅他的每一笔交易都要“登记”，而且是登记在认识他本人、父母和妻小的店员的眼睛和脑海里。连走路去邮局，行踪都会被邻居掌握和分析。他也很可能是跟兄弟姐妹甚至跟父母睡同一张床长大。除非家庭富裕，他的交通工具——火车、马、自己的两条腿——要么是公共的，要么就让他暴露于众人眼前。

反观今日，在典型美国人居住的市郊和远郊，人丁单薄的核心家庭占据偌大的房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卧室，甚至浴室。即便与我生长的六七十年代的郊区相比，当代的公寓大楼或门禁小区也还是更利于隐姓埋名。认识邻居不再是铁律。小区越来越虚拟化，成员不是不露面，就是稳稳掌控要呈现的面貌。交通出行多半靠私人载具：最新款的SUV空间如客厅一样宽敞，还配备车用电话、CD播放器和电视屏幕；在深色玻璃，即“我看得见你但你看不见我”的汽车隐私守卫® 装置之一的背后，你可以穿睡衣或比基尼，管它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在意。或许政府侵入家庭的比例略高于一百年前（社工照顾老残穷、卫生官员要求预防接种、警察询问家暴事件），但这些闯入之举，尚不至于超出它们所取代的小镇式窥探。

“独处的权利”呢？非但没有消失，反倒急遽增加。它正是现代美式建筑、造景、交通、通讯和主流政治哲学的本质。美国人对隐私无动于衷的真正原因大得几乎看不见：我们正全速沉没于隐私的汪洋。

因此，受到威胁的不是私人领域，而是公共领域。已经有很多人表示，斯塔尔的调查可能会让未来有意任公职者感到泄气（只有狂热分子和废物会想干），但他们只说了一半。华盛顿的公共世界，既为“公共”，就属于每一个人。我们全被邀请以我们的选票、我们的爱国情操、我们的运动和我们的观点去参与其中。人口集结起来的力量让我们坚信，公共世界比私人领域任一凌乱的个体来得更宏大、更持久、更庄严。但，正如一名藏身于教堂塔楼里的狙击手可让整个城镇的街道空无一人，一件真正令人作呕的丑闻，也会损害上述信念。

如果隐私取决于对“不可见”的期望，那么定义公共空间的，就是对可见的期望。我的“隐私感”不但会把“公”隔绝于“私”之外，也会阻止“私”进入“公”的大门。一旦觉得两者的界线遭到破坏，我心里那只边境牧羊犬就会苦恼地吠叫。这就是为什么公共空间遭到侵犯，与隐私遭到侵犯的感受如此相似。我走在人行道上，旁边有个男人随地小便（货车司机尤其可能拿“憋不住了，憋不住了”的膀胱管理哲学辩白），虽然表面上那个拉链开着的男人的隐私因撒尿而受损，但我才是那个觉得受侵犯的人。暴露狂、性骚扰者、码头上的吸屌客和在长途客运上自说自话的人，全都借由暴露自己来侵害我们的“公共”意识。

既然许多人认为真正严重的公开曝光与在电视上播出同义，我们似乎可以说，电视空间是最主要的公共空间。但，人们在电视上说的许多事情，绝不见容于真正的公共空间——例如陪审席，甚至城市的人行道上。电视可说是十亿间客厅和卧室庞大的交错延伸。你很少听到有人在地铁上高谈阔论大小便失禁之类的事，但在电视上，好多年了这种事一直在发生。电视缺乏羞耻感，而没有了羞耻感，公私便无分际。去年冬天，一位女主播看着我的眼睛，以亲密女性亲属的语气，把爱荷华州的一窝婴儿称为“美国的七个小宝贝”。二十五年前，在健力多和拜阿司匹林的广告之间看到丹·拉瑟的水门事件报道已经够奇怪的了，仿佛尼克松总统即将递出的辞呈就在我的药箱里。现在，插在承诺牌人造黄油和名人游轮广告之间的新闻，本身就是一件被玷污的酒会礼服——电视成了卧室地板，如此而已。

与此同时，沉默成了一种过时的美德。人们现在很愿意讲明他们的疾病、租金和抗抑郁药物。性史在第一次约会时便被泄露，勃肯鞋和热裤在便服星期五渗入办公室，远程办公把会议室搬进卧室，“较柔和”的现代办公室设计把卧室搬进会议室，销售员单方面直呼顾客的名字，我得先和服务生建立人际关系他们才肯拿食物来，语音机器把“我很抱歉，我无法辨识您拨出的号码”的重音放在“我”上，而网迷们更用词不当地将蚀刻硅芯片称作“公共论坛”，没刮胡子的“与会者”可以盘腿坐在凌乱的床单上与人交流。网络世界是对隐私的一种威胁吗？它是隐私耀武扬威的丑恶奇景。

真正的公共空间是欢迎每一位公民出席、排除或限制纯隐私的地方。近年来美术馆参观人数迅速增加的原因之一，就是展览馆仍有公共空间之感。在离开凌乱的床单之后，徜徉于强制的端庄和寂静中，暂别胆大妄为的消费主义，多美妙啊。悠闲漫步，享受看与被看，多惬意啊。每个人都偶尔需要可以散步的公共场所——当你想向世界（不是亲朋好友的小世界，而是广大的世界，真正的世界）宣布你买了一套新西装、你恋爱了，或者忽然发现不耸肩可让你高出足足一英寸的时候，去那里就对了。

遗憾的是，百分之百公共的场所濒临绝种。我们仍有法庭和陪审席、通勤火车和公车站、随处可见的小镇主街（是真正的主街而非带状购物中心）、若干咖啡馆，以及若干城市人行道，否则对美国成人来说，唯一的半拉子公共空间就是工作的世界了。在工作世界，特别是商业上流阶层，服装规定及行为准则仍强制执行，个人泄密会被处分，遵守礼节仍是规范。但这些礼仪只适用于公司员工，而就算是员工，在他们老了、残了、退化了或工作可以委外之后，也可能被赶走，进而被放逐到凌乱的床单上去。

美国公共生活最后一个面积广大、四面峭壁高耸的堡垒是华盛顿特区。因此当斯塔尔报告猛然闯入，我不禁觉得被侵犯。这是对隐私的侵犯，没错：私生活粗暴地进犯最公共的公共空间。我不想在来自华盛顿的新闻里看到性。性，放眼别处比比皆是：情景喜剧里、网络上、书皮上、汽车广告里、时代广场的广告牌上。全国性的景观就不能有一样东西与卧室无关吗？我们都知道权力的休息室里有性，隆重的排场背后有性，法官的长袍底下有性；但我们难道不能成熟一点儿，假装假装吗？不是假装“没有人在看”，而是装作“大家都在看”？

近二十年来，企业领导人和横跨大部分政治光谱的政治人物，包括金里奇的共和党人和克林顿的民主党人，都在颂扬公营机构私有化的好处。但有哪个词比“私有化”更适合描述莱温斯基事件和后续闯入的大揭秘（海伦·切诺维斯、丹·波顿和亨利·海德（三人皆为共和党籍国会议员。）的婚外情）？如果你想知道私有化的总统职位可能是何种面貌，拜斯塔尔先生所赐，现在你看到了。

在丹尼斯·约翰逊的短篇小说《比佛利之家》里，年轻的叙事者白天在护理之家工作，照顾无望的残障人士，那里有一个特别不幸的病患一直无人探视：

不断的痉挛迫使他把轮椅推到旁边歇息，他的目光沿着鼻梁，紧盯着骨节突起的手指。病是突然袭击他的。他没有人探视。他的妻子正要跟他离婚。他才三十三岁，我相信他说的，但很难猜测他所透露的关于自己的事，因为他其实不能说话了，只能反复用双唇夹住伸出的舌头，发出呻吟。

他不必再假装了！他的狼狈不堪显而易见。与此同时，我们其他人继续试图互相欺骗。

在从东岸到西岸、铺着粗毛地毯的帝国卧室里，我们全都可以狼狈不堪，从而省下装模作样的麻烦。但谁想住在一个睡衣派对的世界里呢？如果没有可与之相对立的事物，隐私便失去价值。“与此同时，我们其他人继续试图互相欺骗。”——这也是好事。我们有摆出公众面孔的必要，也需要隐私来卸下公众面孔，这是两个同等基本的需要。我们既需要不像公共空间的家，也需要不像家的公共空间。

一个星期六晚上在第三大道散步时，我感到失落。在我周遭，迷人的年轻人正弓着背玩他们的掌中宝和诺基亚玩得出神，仿佛在探查疼痛的牙齿，或调整助听器，或挤压拉伤的肌肉；个人科技开始形如个人残障。我上人行道真正希望的是人们看到我，且让我看到，但连这种卑微的心愿，都被手机使用者和他们讨人厌的隐私阻挠了。他们在说“那个要搭配北非小米吃吗？”和“我正要去百视达”之类的事情。他们广播这些早餐桌上的对话并未违反任何法律。我没有“公共场所守卫”可以买，没有高档的公共生活保护区可以逃入。独处，无论在广场区的套房，或卡茨基尔山的小木屋，都相对容易获得。隐私既是商品又是权利，享有双重保障；公共广场则什么保障都没有。就像原始森林，公共广场数量稀少且无法取代，应由众人共同管理。私人领域要求越高、越扰人心神、越教人灰心，维系公共广场的工作就越发困难。谁有那种时间和精力去支持公共领域呢？什么样的辞令能有潜力与美国人对“隐私”的爱相竞争？

天黑回到公寓，我不会马上把灯打开。这些年来，这已成为我的一种自我要求的预防措施，免得一下子让客厅灯火通明，吓坏了暴露在外的邻居，虽然我唯一看得到他们在做的活动，似乎从来都是看电视。

今晚我那位极为注重皮肤的邻居跟她丈夫在家，他们似乎正着装准备出席什么宴会。女人——从百叶窗和窗框间的缝隙看得到她修长的身影——正在穿浴袍，戴发夹，坐在镜子前。头发油亮、穿着西装裤和白T恤的男人，则站在另一个房间的沙发旁看电视，姿势看起来不怎么投入。最后女人消失于卧室。男人穿上白衬衫、系上领带，坐在沙发的扶手上，仍看着电视，现在比较专注了。女人穿着无肩带的黄色洋装回来，看上去完全变了一个人。多美妙的转变啊！私与公之间的距离，多美妙啊！我看到珠宝、夹克和手提包等的快速往返动作，然后这对盛装打扮的夫妇，便进世界冒险去了。

一九九八年

何必苦恼？

（原载于《哈泼氏》杂志）

我对美国小说的绝望始于一九九一年冬。当时我逃到雅多——位于纽约上州的艺术家聚居区——写我第二本书的最后两章。我刚和妻子分居，在纽约市过着自我强迫式的孤独生活，白天长时间在白色的小房间里工作，整理十年来的共有财产，晚上到俄语、印地语、韩语和西班牙语平均分布的大街散步。然而，即使置身皇后区最深处，新闻仍能通过电视和我订的《纽约时报》传到我这里。这个国家正心醉神迷地备战，到处都回荡着乔治·布什的华丽辞令：“至关重要的原则问题面临危机。”布什的支持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九，且几乎听不到民众对战争的质疑：在我看来，美国正无可救药地脱离现实——梦想屠杀伊拉克无名百姓的光荣，梦想永不匮乏可供一小时通勤的石油，梦想摆脱历史定律。而我，也在梦想着逃脱。我想躲开美国。但当我来到雅多，发现它并非避风港的时候——《纽约时报》每天送来，聚居区的同伴们也一直在聊爱国者导弹和黄丝带——我开始觉得，我真正需要的是座修道院。

然后一天下午，在雅多的小图书馆，我拿起宝拉·福克斯的短篇小说《绝望的人们》来读。“她将随心所欲地做一切事情！”这个愿望紧紧抓住了小说主人公苏菲·本特伍德。家住布鲁克林、没有子女的她，丈夫是一名保守的律师，婚姻不幸福。苏菲以往会翻译法文小说，但现在她意志消沉到连读都没办法读。她不听丈夫奥托的劝告，拿牛奶给一只无家可归的猫喝，而猫咬了她的手来报答她的好意。苏菲顿时觉得“受了重伤”——她“无端”被咬，就跟约瑟夫·K在《审判》中“无端”被捕一样（《审判》是卡夫卡所著长篇小说。主角约瑟夫· K 在一天早上被叫醒，莫名其妙被捕，历经漫长的审判过程，最终在一天夜里被秘密处死。）——但当伤口消肿，她开始为不必打狂犬疫苗的希望而感到飘飘然了。

苏菲想要随心所欲做的“一切”不只是随性对待那只猫。她想要随心所欲地读龚古尔奖小说、吃法式香草煎蛋卷（原文为法语。）——在一条到处都有游民摊开四肢躺在自己的呕吐物上的街道，在一个正在越南打一场肮脏战争的国家。她想要逃脱直面未来——没有了奥托的生活——的痛苦。她想要继续做梦。但小说的逻辑发展不会让她如愿。她反倒被迫接受个人与社会的这个方程式：

“天啊，如果我得了狂犬病，不就跟外面那些东西一样了。”她大声说，觉得如释重负，仿佛终于找到方法求得平衡：一面继续在这屋里安静、空虚地度日，一面窥探在她自己的存在边缘照亮黑暗的那些先兆。

一九七○年首次出版的《绝望的人们》，以一个预言性的暴力行为收场。承受不了婚姻破碎的压力，精神崩溃的奥托从苏菲的写字桌上抓起一只墨水瓶，朝卧室墙壁砸去。曾印出奥托的法律书籍和苏菲译作的墨水，此刻形成一抹无法辨读的污渍。墙上的黑线既是毁灭的记号，又是解脱的预兆，曾经躁动的孤独结束了。

《绝望的人们》将破碎的婚姻与破碎的社会秩序画上等号，正好说到我在那年一月经历的那种混沌。我的婚姻支离破碎究竟是件好事还是件可怕的事？我感受的悲痛是我的灵魂生病所致，还是社会生的病施加于我？在我之外有人深受同样的混沌之苦，且在远方看到光亮——福克斯的书出版了，被收藏了；随便从架上抽本书，就可以从中找到同伴、慰藉和希望——这感觉，有如宗教的恩典。

然而，就在我以读者身份获救于《绝望的人们》的同时，我也以小说家的身份对连接个人与社会的可能性深感绝望。这个今天偶然发现《绝望的人们》的读者，将同时被本特伍德的世界的陌生和熟悉吸引。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福克斯在书里披露的文化危机感只是变得更广阔、更严重了。但当前的危机所在——电视的平庸统治、公共演说的电子碎片——并未在那本小说中出现。本特伍德夫妇的交流方式无非是书、电话和信件。先兆不会经由有线电视变频器或调制解调器源源不绝地流入；它们只会在存在的边缘被隐约瞥见。现在似乎已成稀世古玩的墨水瓶，在一九七○年仍是一种可以考虑的象征。

那年冬天，家家户户萦绕着远从巴格达和沙特阿拉伯传回的彼得·阿内特和汤姆·布罗考（二人皆为采访美伊战争的美国新闻记者。）鬼魅般的画面——家家户户的居民不太像个体，反倒像一种集合算法，将媒体沙文主义转化成百分之八十九的支持率。在这样的冬天，我不由得想：如果是活在当代的奥托·本特伍德崩溃了，他八成会踢卧室里的电视屏幕吧。但这种想法可能搞错了重点。奥托·本特伍德如果生活在九十年代，理应不会崩溃，因为这个世界不再会对他施加压力。在电子民主时代，身为不知羞耻的精英主义论者、印刷世界的化身和真正孤单的男人，他属于濒临灭绝的物种，几乎是毫不相干的存在。数百年来，印刷小说的墨水在意义深远的叙事里确立了分离、主观的个体。苏菲和奥托在卧室墙上那团预言性的黑渍中窥见的，正是“文学人物”概念的崩解。怪不得他们会绝望。那时仍是六十年代，他们浑然不知，自己被什么袭击。

围困持续着——已持续甚久，但那些被围困的人不到最后一刻是不会把这当回事的。

——《绝望的人们》

我在一九八一年大学毕业时，还没听闻“社会小说已死”的消息。我不知道菲利普·罗斯早就验过尸，把“美国的现实”描述成“令人惊愕……作呕……恼怒……最终连我们自己贫乏的想象都觉得难堪”的东西。“现实不断超出我们的才智所及。”我爱上了文学，爱上了一个女人，受她吸引，部分因为她是个优秀的读者。对于我想写的那种绝不妥协的小说，我有很多种模式，甚至有种模式已经找到大批读者：《第二十二条军规》。约瑟夫·海勒想出一个超越现实的办法，以现代战争的不合逻辑来隐喻美国正在彻底改变的现实。他的著作已完全渗入全民的想象力，因此我的《韦氏大学辞典》第九版对于这个书名至少给出了五种相关联的含义。在《第二十二条军规》后，没有哪部发人深省的小说对文化产生过如此深刻的影响，一如在越战之后，没有哪个议题激发起这么多不合群的美国青年的兴趣，但这个事实很容易被忽略。大学时我的脑袋曾被马克思主义转动，我相信“垄断式资本主义”（我们这么称呼）充满了小说家可以诱骗美国人去面对的“负面时刻”（我们这么称呼），只要他能用足够撩人的叙事包装破坏力十足的炸弹。

二十二岁的我开始写第一本书时，怀抱着改变世界的梦想。书在六年后完成，那时我唯一仍牢牢抓着的小小希望，关乎历史、世界的希望，是上KMOX电台的广播节目《圣路易斯之声》，我是在母亲的厨房里听着它冗长而详尽的作者访问长大的。我的小说《二十七号城市》讲述的是一个中西部城市的天真：是在一个冷漠而注意力涣散的年代，圣路易斯市政雄心的沉痛与辛酸；而我期待能与KMOX午后脱口秀的一位主持人共度四十五分钟，想象他从我这里套出我埋伏在书里的主题。对气急败坏打电话进来想知道我为什么憎恨圣路易斯的听众，我会以已经失去童真的人那种无畏的声音解释说，在他们看来像是恨，其实是爱之深，责之切。听众里会有我的家人：认为写小说是一种不尽社会责任的职业的家母，以及希望有朝一日翻开《时代》杂志，能看到我在里面被人评论的父亲。

直到《二十七号城市》在一九八八年出版，我才明白原来我仍有多天真。媒体一直把焦点对准我的年轻，这完全出乎意料。还有钱。拜出版商乐观地大力宣传所赐——他们料想这本本质黑色、不按常理出牌的闲书或许能卖几兆册，我赚到足够的资金支持我写下一本书。但最大的意外——确切证明我有多不留意自己在《二十七号城市》里提出的警告——是我这本被文化占据的小说，却没能与文化交手。我意在挑衅，得到的却是六十篇脱离现实的书评。

我在KMOX电台的经历也具指示意义。主持人是一个皮肤晒成威士忌色、梳着令人心碎的遮秃发型的雇工，显然连第二章都没看完。他在砰砰作响的麦克风底下轻拂书页，仿佛希望情节能经手指皮肤吸收。他问我人人问我的问题：广获好评的感觉怎么样？（感觉很棒，我说。）这本小说是自传吗？（不是，我说。）身为在圣路易斯长大的孩子，借由这趟很炫的新书巡回宣传回到故乡，有什么感想？莫名的失望。但我没说出口。我已经明了金钱、炒作、乘坐豪华礼车到《VOGUE》杂志拍摄不仅仅是附加福利。它们是主要奖赏，是对你已与文化无关这一事实的安慰。

现今小说对于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力究竟比《第二十二条军规》出版的年代薄弱多少，不可能判断出来。但我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小说家忍不住指出：在《今日美国》近来针对“美国文化生活的二十四小时”所做的调查中，有二十一小时与电视有关、八小时与电影有关、七小时流行音乐、四小时广播、一小时小说（《麦迪逊之桥》）。还有，像《星期六评论》那种在约瑟夫·海勒如日中天时期仍大量诊疗小说的杂志已完全绝迹。以及，目前的《纽约时报书评》每星期仅刊登两篇完整的小说评论（五十年前，小说与非小说的比例是一比一）。

我唯一熟悉的主流美国家庭就是我成长于其中的家庭，而我可以跟各位报告，家父虽不爱阅读，也多少认识詹姆斯·鲍德温和约翰·契弗，因为《时代》杂志让他们上封面，而对我父亲来说，《时代》杂志是最高文化权威。过去十年，这本曾两度用红框围住詹姆斯·乔伊斯的面孔的杂志，已将封面奉献给斯科特·杜罗和史蒂芬·金。这些当然是可敬的作家，但没有人怀疑，为他们赢得封面的是他们的合约数量。美金已成为衡量文化权威的标准，而像《时代》这类不久前仍有志塑造全民品位的新闻杂志，现在反以反映全民品位为己任。

出版《二十七号城市》之后，我在文学美国里找到自我，它和我曾成长于其中的圣路易斯有着奇妙的雷同：一座曾经美好的城市，被白色飞机和超级高速公路穿肠破肚，逐渐枯竭。若把严肃小说比作城市，围住它萧条的中心地区的，正是大众娱乐建构的繁荣新郊区。内城残余的生命力大多集中在黑人、西班牙人、亚洲人、同性恋和女性社区，他们接手了白人异性恋男性逃离后空出的建筑。“艺术硕士计划”给未充分就业者提供住房和工作福利；一些怪里怪气、热爱城市的艺术家继续藏身旧仓库，而游访的读者仍可以在周末参观某些治安良好的文化遗迹：托妮·莫里森的圣殿、约翰·厄普代克的管弦乐团、福克纳之家、沃顿博物馆，以及马克·吐温公园。

九十年代初期，我就跟小说的内城一样衰靡不振。我的第二本小说《强震》是一个又长又复杂的故事，讲述在道德动荡世界里的一个中西部家庭，而这一次，我不再像写《二十七号城市》时那样，用反讽和轻描淡写来掩盖我的炸弹，而是直接靠修辞扔出瓶装汽油弹。但结果如出一辙：又是一张全是A和B的成绩单，只不过给分的是书评人而非老师——年纪还小时，我既渴望老师的认同，又不满足于此；不错的收入；不恰当的沉默。与此同时，妻子和我在费城重修旧好。我们花了两年绕了三个时区，试着找寻一个舒适宜人、花费不多、我们不会感觉像陌生人的地方。最后，经过深思熟虑，我们还是在另一座萧条的城市租了一个太贵的住所。而我们持续凄惨的境况似乎毫无疑问地证明，这世上没有地方适合小说作者居住。

在费城，我开始做无谓的计算，用我前一年读过的书的数量乘以我合理预期会活的年数，并觉得那三位数的乘积没那么像必死命运的暗示（不过那个方面的消息也确实不令人振奋），反倒凸显了阅读的慢工细活与现代生活运动机能亢进之间的不和谐。忽然间，仿佛我那些曾经爱阅读的朋友都不再阅读，甚至对此毫无歉疚。我问一个曾主修英文的年轻朋友最近在读什么书，她回答：“你是说线性阅读吗？比如从头到尾读一本书？”

文学与商业市场之间，从来没有流失过这么多的爱。消费经济喜爱能以高价卖出、损耗迅速或易于经常改良且每一次改良都能增添些许实用性的商品。对这样的经济而言，永保新鲜的不仅是质量较差的商品，更是“处于对立面”的商品。文学经典作品廉价、可无限次重复使用，最糟的是，无法改良。

在苏联解体后，美国政治经济已着手巩固战果、扩大市场、保卫获利，以及瓦解仅存少数批评家的士气。一九九三年，巩固的迹象随处可见。我看到发福的小货车和大屁股的卡车取代小汽车成为郊区首选的交通工具——那些Ranger、Land Cruiser和Voyager是那场为确保美国石油比泥土还便宜而发动的战争真正的战利品，那场战争看起来就像为时一千小时的高科技专题广告片，是一场通过商业电视散播的消费战争。我看到吹叶机取代耙子；看到CNN在机场休息室挟持旅客，在超市收银区扣押购物者。我看到486芯片取代了386，接着又被奔腾取代，以至于，虽然产生了新的规模经济，入门级笔记本电脑的价格从未跌到一千美元以下。我看到宾州大学赢得百视达杯。

但是，当我试着把文学阅读神圣化的时候，我却变得愈来愈消沉，晚饭后除了瘫在电视前，什么也做不成。我们没装有线电视，但我永远找得到好看的：费城人队战教士队、老鹰队战孟加拉虎队、《M*A*S*H》、《欢乐酒店》、《重案组》。自然，我看越多电视，感觉就越糟。如果你是小说家，而连你都不喜欢阅读，又怎能期待别人读你的书？我相信我应该阅读，一如我相信我应该写第三本小说。而且不是随随便便的第三本小说。我一直有个偏见：把小说人物放进动态的社会环境能够丰富你要说的故事；这类小说的骄傲就在于它横跨私人体验和公共背景之间的广阔区域。而还有哪个背景比电视的浮光掠影更具活力呢？

但我的第三本书全面停摆。我在折磨那个故事，将它拉伸，以便容纳更多现实世界里发生的冲击小说写作事业的事情。我想写出的那种透明、优美、迂回之作，被灌进愈来愈多的议题。我已经研究了当代药理学、电视、种族、监狱生活和其他十多种语汇；我该怎么一面讽刺网络宣传和道琼斯指数，同时留空间给复杂的人物和场景呢？随着构思时间愈拉愈长，文化变迁得愈来愈快，我愈来愈恐慌：要怎么设计一艘可以一边浮于历史，一边创造历史的船呢？小说家有愈来愈多的话要跟读者说，读者阅读的时间却愈来愈少：要与一种陷入危机的文化交战，偏偏这个危机就在于不可能与这一文化交战，这时该上哪里找寻干劲呢？那些日子过得真不快乐。我开始觉得，整个“文化参与”类型的小说模式一定有哪里不对劲。

十九世纪，当狄更斯、达尔文和迪斯雷利拜读彼此作品之时，小说是社会教化的卓越媒介。民众期待萨克雷或威廉·迪恩·豪威尔斯新书之殷切，不亚于今天圣诞档电影激发的热情。

社会小说衰微的一大显著原因，是现代科技远比它更擅长做社会教化工作。电视、广播和照片都是生动而实时的媒体。在《冷血》（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于1966 年出版的报道文学小说。）之后，报章杂志也觉醒了，成了饶富创意的小说替代品。由于掌握大批观众，电视和杂志得以迅速搜集大量信息。严肃小说的作者很少有人付得起迅速往返的新加坡之旅，或像《急诊室的春天》和《纽约重案组》等电视连续剧那样，请大批专业顾问为其真实性作饰。资质平凡又想反映非法移民困境之类问题的作家，若选择小说作为媒介就很蠢。想攻击感性泛滥的作家也是如此。连家母都因为太常听到而反感的《波特诺伊的怨诉》（菲利普· 罗斯于1969 年出版的畅销小说。），或许是最后一部作为堕落的梦魇有可能在鲍伯·多尔（鲍伯· 多尔（1923－ ），美国共和党议员，1996 年参选总统失利。曾于1995 年公开斥责好莱坞片商制造“堕落的梦魇”。）的雷达上出现的美国小说。今日的波德莱尔们都是嘻哈艺术家。

小说的本质是孤独的：无论是写还是读。我会对苏菲·本特伍德有亲切感、像提到好友一样随意提到她，是因为我将自己的恐惧感和疏离感投射到了我建构的她身上。如果我只能通过《绝望的人们》的影片认识她（雪莉·麦克雷恩在一九七一年拍了这部旨在表达她自己的电影），苏菲就会是“其他人”，被我观看的屏幕、电影的肤浅以及麦克雷恩的明星风采隔开。最多，我可能会感觉更了解麦克雷恩了。

但是，更了解麦克雷恩就是这个国家想要的。我们生活在一种实实在在的暴政中。O. J.辛普森（O. J. 辛普森（1947－ ），前美国橄榄球明星，1995 年被控杀害妻子及好友，引起轰动。）、提摩西·麦克维（提摩西· 麦克维（1968－2001），于1995 年4 月19 日策划俄克拉荷马市爆炸案，造成168 人丧生。）和比尔·克林顿被逐日揭露的事迹像密集的符号般存在，将我们本身无电视转播的生活降级为附属的影子世界。为了名正言顺地要求我们注意，大众文化与信息机构不得不每天，甚至每小时提供“新”的东西。虽然出色的小说家不会刻意去找出趋势，但很多人觉得有责任关注当代议题，而他们现在面对的文化，是所有议题几乎同时燃烧殆尽。如果哪个作家想讲述一个从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七年皆成立的社会故事，她可能发现自己根本找不到稳固的文化指涉对象。在她筹划小说期间能反映现实之事，到小说写完、改写、出版、发行和被阅读时，肯定几乎都已经过时。

以上种种都无法阻止文化评论者——特别是汤姆·沃尔夫——指责小说家不再进行社会描写。在沃尔夫于一九八九年发表的“新社会小说”宣言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甚至超过他离奇地对一九六○年到一九八九年间出版的许多精彩的社会小说一无所知带来的震惊，是他没能解释为什么他心目中理想的新社会小说家不该为好莱坞写剧本。所以值得再说一次：就像照相机把木桩钉入严肃肖像画的心脏，电视也杀死了社会报道式的小说。真正忠贞的社会小说家或许仍找得到巨石的裂缝以插入他们的岩钉。但他们也了解，他们无法再像豪威尔斯、辛克莱和斯托夫人那样仰赖他们的素材，而只能依靠自己的敏锐度，并期望不会有人把小说当新闻来读。

至少，菲利普·罗斯在一九六一年看到了大部分的事实。他指出，“如果一个小说作者感觉没有真正住在自己的国家——无论就生活，或就他踏出家门所经历的事情来看——那一定是个严重的职业障碍”，他有点哀怨地问：“他要写什么主题？他的风景在哪里？”然而，从一九六一年到现在，螺钉旋得更紧了。如今，电视固然篡夺了新闻提供者的角色，用刻板取代了想象，但我们废退得比电视影响得还要严重。在罗斯发表评论前后写作的弗兰纳里·奥康纳（弗兰纳里· 奥康纳（1925－1964），美国小说家、评论家，著有长篇小说《智血》、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等。）坚持认为，“小说的职责”是“通过举止体现神秘”。一如爱伦·坡从自己的《乌鸦》一诗汲取诗学，奥康纳的构想尤其是在恭维自己的作品，但几乎毫无疑问，“神秘”（人类如何逃避或正视存在的意义）和“举止”（人类行为的具体细节）一直是小说作者的首要关注。而令今天的小说家害怕的是，支配世界的科技消费主义正大力消灭这两点的意义。

对于罗斯明确提出的问题，对于小说家与全国性媒体环境格格不入的感觉，奥康纳的回应是再次强调，最好的美国小说一直以来都是地区性的。这话听来有几分尴尬，因为她的偶像亨利·詹姆斯是个世界主义者。但她真正的意思是，独特性是小说的根本，而特定地域的举止，永远能为其耕作者提供格外肥沃的土壤。

至少在表面上，美国的地域性仍欣欣向荣。事实上，现今大学校园里有个时髦的说法：美利坚已不复存在，只有美国各地；一名纽约黑人女同性恋和一名南方佐治亚浸信会教徒的共同点只有英语和联邦所得税。但很有可能，这个纽约人和这个佐治亚人每晚都观看《大卫牙擦骚》，都在竭力找健康保险，都有饱受产业出走威胁的工作，都上折扣超市给他们的孩子买《风中奇缘》的周边商品，都被商业广告搞到愤世嫉俗，都玩彩票，都梦想一夜走红，都服用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也都带着罪恶感迷恋乌玛·瑟曼。在当今世界，地方风俗丰富的横向戏剧，已被单一的纵向戏剧所取代，充满地方特色的戏剧正屈服于商业一般性。前两代东欧作家不得不与政治极权主义搏斗，今天的美国作家则面临类似的文化极权主义。忽视它会招致怀旧。但正视它，又会有小说主旨一再重复的危险：科技消费主义是诡雷……科技消费主义是诡雷……

同样令人沮丧的是具有更普遍含义的“举止”一语的命运。粗鲁、推卸责任、欺瞒和愚蠢是真实人类互动的写照：是聊天的素材，失眠的原因。但在广告和购买的世界，邪恶皆与道德无关。这个世界的邪恶包含高价、不便、缺乏选择、缺乏隐私、烧心、掉发、路面湿滑。这不意外，因为所有值得用广告宣传解决的问题，都是花钱可以处理的问题。但金钱无法解决举止恶劣的问题——在漆黑的电影院喋喋不休的人、盛气凌人的小姑、自私的性伴侣——除非提供原子化的隐私作为庇护所。而这样的隐私正是这个“美国人的世纪”心之所向。首先是大规模的郊区化，接着是家庭娱乐臻于完美，最后是虚拟社区之创造，它最惊人的特色在于，社群内的互动完全是选择性的——使用者只要对社群体验不再感到满意，便可立即终止。

已经有很多人指出以上种种趋势会使幼儿期无尽延伸。少有人着墨的是，这些趋势如何改变了我们对娱乐的期待（书一定要带给我们什么，而非我们给书带去什么），以及娱乐本身的内容。小说家面临的问题不只是普通男女彼此面对面的时间少得可怜；毕竟，书信体小说的丰富传统，以及鲁滨孙的境况，都与当今市郊单身汉的孤独相当接近。真正的问题在于，充斥着形形色色举止的小说，是依赖各式各样的冲突茁壮成长起来的，而普通男女的整体生活结构日益改变，可以避开那种冲突了。

这里，我们确实面临看似严肃艺术整体的废退问题。假设人类的存在由某种“痛苦”界定：为我们每一个人皆非宇宙中心而痛苦；为我们的欲望在数量上永远超过达成方式而痛苦。如果我们将宗教和艺术视为人类有史以来较受喜爱的抚慰痛苦的方式，那么当我们的科技和经济体系，甚至连我们商业化的宗教，都高度发展到足以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自我选择与满足的宇宙中心，艺术会发生什么事呢？例如，对于有如针刺的不良举止，小说的回应是让它们滑稽可笑。读者和作者一起笑，不再因刺痛而感到那么孤单。这是一种棘手的交易，需要下一些功夫。但如果一个体系从一开始就为你省去针刺之苦——过滤你的电话；靠调制解调器联系；有钱专门处理私有化的世界（劳工必须毕恭毕敬，否则饭碗不保）——这种交易要如何完成呢？

长远来看，社群主义的崩溃可能产生各种严重的后果。但短期内，在这个出奇繁荣、健康的世纪，社群主义的崩溃正让处置“痛苦”的古老方法失去用武之地。至于社会原子化可能产生的孤独、茫然和失落感——或许可归并为奥康纳所说的“神秘”——则已经壮大到被列为疾病了。疾病有病因：脑部化学作用异常、童年时遭受性虐待、福利皇后（①前美国总统里根曾于1976 年总统初选时提到芝加哥有位“福利皇后”，指她有本事向政府申请十五万美元的福利援助，甚至拥有一辆豪华的凯迪拉克轿车，借此讽刺民主党政府乱给福利养懒人。）、父权制、社会功能障碍。也有疗法：左洛复（一种抗抑郁药物。）、恢复记忆疗法、“美国契约”（1994 年中期选举时，共和党提出的包括当时众议员纽特· 金里奇起草的财政责任在内的政纲，主张预算平衡、给予总统择项否决权和福利改革等。）、多元文化、万维网。局部治疗，或更好的持续性局部治疗，如果行不通，单是知道自己有病也是一种安慰——无论什么都比神秘来得好。科学从很久以前就开始攻击宗教。但直到应用科学以科技之姿崛起，同时改变了对小说的需求和小说创作的社会背景，我们这些小说作者才充分感受到科学的影响。

即便现在，当我小心翼翼探测已成过去时的绝望时，也很难承认我曾有过以上种种怀疑。在出版界，“坦承怀疑”之举常被称为“发牢骚”——不畅销的作家抱怨文化是可悲而自私的，畅销作家抱怨文化则是忘恩负义。对于像作家这样竭力维护隐私、竞争激烈的人群而言，默默承受似乎是最安全的方针。不管你有多厌恶你所察觉到的预感，最好还是散发信心，并希望信心会传染。当一个作家公开指称小说气数已尽，他的新书肯定卖不好；对他的声誉而言，这就像在鲨鱼成群的水域流血一样。

更难以承认的是我有多抑郁。随着抑郁在社交上的污名愈来愈轻，其在美学上的污名却愈来愈重。不光是抑郁已蔚为流行到庸俗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大众普遍认为，我们生活在一种日益缩减的二元文化中：你不是健康就是生病，不是机能健全就是机能失常。如果说充满种种可能性的地带被摧毁是你抑郁的原因，你便不想自称抑郁而火上浇油。你会觉得是这个世界病了，拒绝在这样的世界运作才是健康的。你会接受临床医师所称的“抑郁现实主义”观点。《俄狄浦斯王》中的合唱队唱道：凡人的子孙啊，我把你们的生命当作一场空！谁的幸福不是表面现象，一会儿就消失了？（罗念生译本。）你，毕竟只是原生质，总有一天会死。诱使你抛开抑郁，无论是通过药物或疗法或强化意志力，看来就像诱使你不顾所有黑暗思想，转身面对美丽新“麦当劳世界”的腐败、幼稚与自欺。而这些见解是社会小说家的唯一遗赠，他们渴望的不光是呈现世界的细节，还要呈现它的本质，把光照在虚拟旋风中那只无视道德之眼上；他们相信，人类的未来不该只有价格诱人的电子商品，尽管现在许多人正共同谋划这样的未来。你不想说“我好抑郁”，你想说的是“我是对的！”。

但是可获得的所有实证皆显示：你已经变成一个无法共处、聊起天来毫无乐趣可言的人。而身为小说家的你，愈觉得自己是抑郁现实主义硕果仅存的宝库，是抑郁现实主义代表的治疗性社会所剩无几的激进批评者，那么你的艺术所要背负的提供新闻的担子，将变得不堪承受。你问自己，我何必费心写这些书？我没办法假装主流大众会听我提供的新闻。我没办法假装自己可以推翻什么，因为任何有能力破解出我的那些破坏性信息的读者，都不需要听这些（何况当代艺术景象不断提醒我们，当艺术家开始对唱诗班布道时一切变得多么愚蠢）。我受不了严肃小说对我们有益之类的说法，因为我不相信这世界的任何毛病有法可医，就算我有办法，感觉自己就是病人的我，又怎么提供呢？无论如何，很难把文学想成药，因为阅读文学只会加深你与主流的疏离感，加深你的忧郁；迟早，心里想着治疗的读者，会把阅读本身指认为疾病。例如，苏菲·本特伍德浑身写满了“百忧解候选人”。无论她的痛苦有多华丽或滑稽，无论她在那些痛苦的光亮下展现多么深刻的人性，喜爱她的读者都会忍不住好奇，找心理医师治疗会不会是最好的做法。

最终，我抗拒“文学是更崇高的天职”这种观念，因为精英主义并不十分适合我美国人的天性，也因为，就算我对“神秘”的信仰尚不至于让我怀疑优越感，我对“举止”的信仰也会让我难以向身为迈克尔·克莱顿（迈克尔· 克莱顿(1942－2008)，美国畅销作家、导演、编剧，以科幻、惊悚小说著称，著有《侏罗纪公园》《桃色机密》《时间线》等。）迷的胞兄解释，我正在写的作品就是比克莱顿的好。就连法国的后结构主义者也帮不上忙，尽管他们对“文本的愉悦”（法国社会及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1915－1980）1975 年出版著作《文本的愉悦》，他在书中指出读者在处理一个文本时，可自由地抛弃符号的指示，借其偏好的认知参与，在感官或身体的反应中产生多义或多元诠释。）的颂扬在哲学上无懈可击，因为我知道，无论《绝望的人们》的隐喻有多丰富，语言有多老练，我第一次读它的感受，不是无尽水平联想带来的感官欢愉，而是脉络分明和要命贴切的感觉。我知道我喜爱阅读和写作是有理由的。但每一句辩解、每一次防卫，似乎都会溶解在当代文化的糖水里，不久，连早上起床都变得困难。

以两句话快速概括小说家：我们不喜欢太过深入地探究有关读者的问题；我们不喜欢社会科学。那么，这就尴尬了：对我来说，黑暗中的明灯——无意中尽了最多心力让我重回作家一途的那个人——正是一位研究美国严肃小说读者的社会科学家。

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的雪莉·布莱丝·希斯是一位语言人类学家，也是斯坦福大学的英文及语言学教授；她时髦、纤瘦，一头白发，看似不能忍受闲聊。整个八十年代，希斯常出没于她所说的“强制过渡区”——人们被“监禁”、无法求助于电视或其他消遣的地方。她搭过二十七个城市的公共交通工具。她潜伏于机场（至少在CNN到来之前）。她带她的笔记本进书店和滨海度假村。每当看到人阅读或购买“内容充实的小说作品”（主要指大众平装本），她就会上前耽误他们几分钟。她拜访夏天的作家讨论会和创意写作课程来考问青年。她采访小说家。三年前她采访过我，去年夏天我又和她在加州帕罗奥多共进午餐。

真到了小说家要考虑读者的时候，我们喜欢想象有“普通读者”——一大群各式各样的、受过不错教育的人，可以被权威性的书评或积极的营销引诱，从而用一本严肃的好书款待自己。我们竭尽所能不去注意这个事实：在教育程度相近、生活同等复杂的成人之中，有人读很多小说，其他人则读得很少，甚至不读。

但这种情况难逃希斯的法眼，虽然她向我强调她并未对美国所有的人进行调查，她的研究仍强有力地破除了“普通读者”的迷思。她告诉我，一个人要维系对文学的兴致，有两个条件不可或缺。首先，阅读有意义的作品的习惯，必须在他或她非常年轻时“深刻地塑造”。换句话说，父母至少要有一人坚持阅读严肃书籍，并鼓励孩子效法。在东岸，希斯发现这种情况存在强烈的阶级因素。特权阶级的父母鼓励阅读，系出于路易斯·奥金克洛斯（路易斯· 奥金克洛斯（1917－2010），美国小说家，作品主要探讨纽约上层社会的行为举止和道德问题。）所谓的“应得权利”观念：正如高雅的人应懂得品赏鱼子酱和优质勃艮地，她也应该懂得欣赏亨利·詹姆斯。阶级在美国其他地区影响较轻微，特别是信奉新教的中西部地区，在那里，文学被视为一种淬炼心智的方式。如希斯所说：“要成为好人，淬炼的方式之一便是不要轻佻地使用你的空闲时间。你必须有能力通过职业道德和明智利用余暇来为自己负责。”在南北战争后的一个世纪里，中西部是数千小镇文学社团的大本营，而希斯发现，在那些社团中，警卫的妻子可能和医生的妻子一样活跃。

然而，光有爱读书的父母尚不足以造就终其一生热衷读书的读者。据希斯的观点，年轻读者还需要找一个趣味相投的人。“养成阅读习惯的孩子会开始拿手电筒在被窝里读书，”她说，“如果父母够聪明，他们会禁止孩子这么做，借此鼓励她。除此之外她会找到同样爱看书的同辈，两人会把这当成秘密来保守。以书会友的情况可能迟至大学才发生。尤其高中时，爱看书的人得牺牲不少社交活动。很多原本是孤单读者的孩子上了大学突然发现：“天哪，这里还有其他人爱看书啊。”

当希斯向我吐露她的发现时，我不禁回想起在初中遇到两个可以一起讨论托尔金（J. R. R. 托尔金（1892－1973），英国作家、诗人、语言学家，以创作《霍比特人》《魔戒》等奇幻作品闻名于世。）的朋友时那种兴奋之情。我也在想，今天，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读者更性感迷人。但这时我猛然想起，我连希斯所说的第一个先决条件都不符合。我告诉她我不记得小时候爸妈读过哪一本书，除了大声念故事给我听。

希斯毫不惊讶地回答：“没错，还有第二种读者，也就是社交孤立型——从小就觉得与身边每一个人截然不同的孩子。这在采访中非常非常难以发现。人们不喜欢承认他们小时候很孤僻。情况是，你把与众不同这种感觉带进想象世界，但那是一个你无法与身边的人分享的世界——因为那是想象出来的。因此你生命中的重要对话，是和那些你读的书的作者进行的。他们虽然人不在场，却成为你的社群。”

听到这里，骄傲迫使我在年轻的小说读者与年轻的书呆子之间划出界线。只对事实、科技或数字感到安心的典型书呆子，特征不是不善交际，而是反社交性。阅读在某方面确实比较像书呆子的消遣：这种习惯既依赖孤立感维系，又使之变本加厉。但小时候“孤僻”不代表你长大以后必定嘴巴臭、人缘差。事实上，那可能让你变得极其热衷于社交。只是某些时候你会开始感到一股折磨人的、近乎痛悔的需求：好想独处，好想读点书——好想与那个社群重新建立联系。

据希斯的说法，社交孤立型读者（她也叫他们“抗拒型”读者）远比习惯塑造型更可能成为作家。如果书写是儿时社群内的交流媒介，作家长大后自然仍会发觉写作对其联结感至关重要。而“作品内容充实”的作家身上被视为不合群的特质，无论是詹姆斯·乔伊斯的放逐或J. D.塞林格的隐居，则主要源自社交孤立，那是流连于想象世界的必备条件。希斯看着我的眼睛说：“你是社交孤立型，极其渴望和内容充实的想象世界交流。”

我知道她说的“你”并非特指我。但我觉得她仿佛看到我灵魂深处。她对我纯属偶然的描述令我雀跃——尽管不具诗意，而我的雀跃证实了描述的真切。就只是为了让人了解真实的自己，就只是为了不被误解：忽然间，我明白了这些就是写作的理由。

直至一九九四年春天我始终是个十分孤僻的人，一心只想赚点钱。在妻子和我最后一次分手后，我找了份工作，在一所小型文理学院教大学生写小说，虽然花了太多时间在那上面，我却很喜欢那份工作。这些在《罗温&马丁喜剧秀》首映时都还没出生的学生，其技巧和抱负都令我振奋。但我也沮丧地得知，我心目中写得最好的学生中有好几个曾发誓绝不再上文学课。一天晚上，一个学生跟我说，他的当代小说课曾花了整整一个小时辩论小说家莱丝莉·马蒙·西尔科有没有恐同症（恐惧同性恋）。另一晚，当我走进教室时，三个女学生正笑着数落一本她们被迫为“女性与小说荣誉研讨会”而读的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

现正肆虐英国文学界的医疗乐观主义坚称，小说应被分成两大箱：病症（从黑暗时代到一九五○年以前的权威作品）与能让世界更健康快乐的药（女性作品和来自非白人或非异性恋文化的作品）。但当代小说作家本身几乎不应受到谴责，虽然他们的作品在大学正发挥着这样的乐观效用。如今仍具文化权威性的美国小说——对大学以外有吸引力、存在于家庭对话之中——多半是女性作品。见多识广的书商估计，有百分之七十的小说是女性购买的，因此，近年来那么多跨界小说、那么多找到读者的好书是由女性撰写的，实不足为奇：简·斯迈利和罗瑟兰·布朗的作品里，虚构的母亲冷静、清醒地看待她们的子女；虚构的女儿聆听华裔母亲（谭恩美）或齐佩瓦族祖母（露易丝·厄德里克）；虚构的自由女性与她亲手杀害以拯救其脱离奴役的亡女的灵魂交谈（托妮·莫里森）。这些小说的黑暗不是凭当代批评理论之启蒙便可消除的政治黑暗；而是不易治疗的悲痛的黑暗。

女性及文化上属于少数族群的小说在现今如此欣欣向荣，证明以传统社会小说的命运来判断美国文学的生命力，是一种沙文主义。的确，我们可以认为，与主流文化渐行渐远反倒让美国的文学文化更加健康；众所周知的“美国”文化不过是一群白人男性异性恋精英维系地位不坠的手段，它的式微是一个已枯竭的传统应得的惩罚。（例如约瑟夫·海勒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对女性的描写就实在令人难堪，我都不愿给我的学生推荐这本书。）美国经验可能已经盘根错节、枝繁叶茂到没有哪一本“社会小说”——像狄更斯或司汤达那种风格——能够充分反映；现在或许需要十本从十种不同文化观点切入的小说才够。

不幸的是，亦有充分证据显示，今天的年轻作家觉得深为他们的种族或性别认同限制——当今文化，电视已使我们只惯于接受“自我”刻板的证词，因此不敢或不愿越界说话。而随着小说作者进大学创意写作课堂避难，这个问题更趋恶化。由艺术硕士生编辑的典型小规模文学杂志——他们知道供稿的艺术硕士生需要发表作品才能获得或保住教职——设定的议题不外乎下列三种短篇故事的变形：“我的儿时记趣”“我在某大学城的生活记趣”和“我的海外留学记趣”。窝在大学里的小说作者确实发挥了教授文学的重要功能，有些也一边教书一边创作优秀作品，但身为读者的我，十分怀念更多小说家在大都市居住、工作的日子。我哀悼小说家退回自我、哀悼大题材小说衰微，与哀悼郊区崛起的原因相同：我喜欢将最大限度的多元性和对比挤入单个激动人心的经历。就算社会报道不再是小说的关键功能，反倒更像偶然的副产品——雪莉·希斯的观察证实，严肃的读者并不是为了受教而阅读——我仍喜欢像城市一样生机勃勃、多彩多姿的小说。

希斯研究的价值，也是我这般大量引述她的话的原因，在于她特地以实证方法研究了没有人研究的主题，并赋予阅读问题一套中性色彩、可存活于我们价值中立文化环境的词汇。读者并没有比非读者“好”“健康”或“病态”。我们只是刚好属于一个有点儿奇怪的社群。

对希斯来说，“内容充实的小说作品”的一个界定特征是“不可预测性”。她给出这一定义，是因为发现她访问过的数百位严肃读者，大都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应对个人的不可预测性。为受困扰的民众提供咨询的治疗师和牧师，倾向阅读较难啃的书。人生未依预期路线行进的人也一样，包括出身商贾世家但没有经商的韩国人、上大学的贫民区子弟、来自保守家庭的出柜男同性恋者，以及人生境遇和母亲迥异的女性。最后一个群组尤其大。今天，有数百万美国女性的人生，完全不像她们从母亲身上预测的人生，而所有这些女性，在希斯的模块中，都极有可能被内容充实的小说打动。

希斯在采访时发现，严肃读者几乎“一致同意”文学“‘让我变成更好的人’”。她连忙向我保证，“阅读严肃文学并非以自助的方式帮他们理清头绪，而是撞击嵌入人们生命的境遇，使他们非加以处理不可。而在处理的同时，他们会更深刻地了解自己，也更能承受无法完全预期人生的无力感”。读者们一再告诉希斯同一件事：“阅读让我得以维持某种充实感——道德的完整性，智识的完整性。‘充实’不只指‘这本书很重要’，而是读那本书带给我充实感。”希斯补充说，这种充实感最常通过言辞传达，且具有永久性。她说：“这就是为什么计算机无法带给读者充实感。”

希斯说，她的受访者近乎异口同声地将充实的小说作品描述成“公民、大众唯一能寄望处理人生的道德、哲学和社会政治面向的场域”。“其他地方都把这些过分简单化了。例如，自阿伽门农以后，我们一直必须处理忠于家庭与忠于国家之间的冲突。而强有力的小说作品拒绝给予简单的答案，拒绝把东西漆成黑与白、把人二分为好与坏。它们与流行心理学截然不同。”

“而宗教本身也是充实的小说作品。”我说。

她点点头。“读者们正是这样说的：读好的小说就像读一部宗教文本中一个内容特别丰富的章节。宗教和优质小说的共通点是答案不在那里，那里没有结局。你每读一次，文学作品的语言都会给你不同的感受。但不可预测性并不是指完全的相对论。它反倒凸显了作家不断回到根本问题的坚持。你的家庭对你的国家，你的妻子对你的女友。”

“活下去对非死不可。”我说。

“一点也没错，”希斯说，“当然，对于文学的不可预测性是存在某种程度的可预测性的。这是所有内容充实的作品所共有的。而那种可预测性正是读者们告诉我的他们紧抓不放的东西——一种在这项伟大的人类事业中拥有同伴的感觉。”

“有个朋友一直对我说，阅读和写作最终都源于孤独。我开始认同这种想法了。”

“没错，那是为了不独处，”希斯说，“但也是为了不去听什么没有出口——存在没有意义——之类的话。意义就在于连续，在严重冲突的永久持续之中。”

从帕罗奥多飞回的途中，在由环球航空持股空勤组员执勤的强制过渡区里，我婉拒了收听《脱线家族》和《E!》一小时特别节目的耳机，但我发觉自己无论如何还是看了。没有声音，《E!》成了不诚恳笑容流体力学的示范。它带给我不真实之显现，让我渴望文学中非强迫性的情感：一种不企图向我推销任何东西的文学。我已经打开腿上放的珍妮特·弗雷姆描写精神病院的小说《水中的脸》，但在过了两个半小时、眼前无声的屏幕终于变空白之后，我的目光才真正盯住那些不得欢心却出奇贴切的句子。

可怜的诺琳还在等郝威尔医生跟她求婚，虽然他对她说过的话始终不出“你好吗？”“你知道你在哪里吗？”“你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吗？”——这类通常难以被诠释成情感明证的句子。但当你生病时，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全新的认知范畴，会做大量的诠释，这些诠释会为你提供每日的面包，是你唯一的食物。所以当郝威尔医生最后娶了职业治疗师，诺琳就被送往精神病病房了。

期待一本小说承受我们整个精神失常的社会之重——帮助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在我看来是一种独特的美式妄想。写出这种你可以从中寻得慰藉的真话：这还不够吗？不多吗？

也就四十年前，当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轰动全国的时候，电影和广播仍被视为“低俗”的娱乐。而在五十及六十年代，当电影成了“影片”，需要被严肃看待，电视便成了新的低级娱乐。最后，到了七十年代，随着水门案听证会和《全家福》上演，电视也使自己成为文化素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九四五年，受过高等教育的纽约单身男女一年要读二十五本严肃小说，如今大概只有读五本的时间。随着“习惯塑造型”的小说读者日渐凋零，剩下的主要是“抗拒型”读者的中坚分子：因为必须阅读而阅读。

对人数众多的小说家来说，那群中坚分子是非常小的竞争目标。为维持生计，作家还必须在大部分“习惯塑造型”读者的书单上名列前五。每一年，像期待中乐透一样，少数优秀的小说家拿到六位数甚至七位数的预付款（因而为欢庆“美国文学蓬勃发展！”的热情人士补充了弹药），其中一些作家也确实打进了排行榜。过去两年安妮·普鲁的《船讯》卖出近一百万本；一九九四年的精装文学畅销书，科马克·麦卡锡的《穿越》，排名《出版人周刊》年度畅销榜第五十一名。（第五十名是《星舰迷航记》。）

安东尼·兰恩在近期于《纽约客》发表的两篇评论中指出，尽管跻身当今畅销排行榜的小说大多乏味、墨守成规、写得不好，五十年前的畅销书同样乏味、墨守成规、写得不好。兰恩的论述有效地摧毁了“前电视机黄金时代”，即美国大众埋首于文学杰作时期的见解；他说得很明白：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大众品位丝毫没有变坏。真正改变的是图书出版的经济学。一九五五年第一畅销书《马乔里晨星》在书店卖了十九万本。一九九四年，美国人口增加不到一倍，约翰·格里森姆的《毒气室》卖出三百多万本。如今出版成了好莱坞的副业，大卖的小说是大规模营销的商品，是电视机的可携式替代品。

市场对文学小说的反应始终如一，正是对作家的一种有效训练，提醒我们负起娱乐大众的责任。但若说大学对有抱负的小说家而言是礁石，那么现代美国市场就是峭壁——它将艺术家分为超级明星、明星和无名小卒；它极具洞察力地看出，没有什么比名人更能使产品动起来。如果你有适合的性格，是有可能通过取笑营销来不无讽刺地进行成功的自我营销的。青年作家马克·雷纳的小说的主题就是马克·雷纳的自我推销；他上过三次《大卫牙擦骚》。但要多数小说家以公众人物之姿参加巡回宣传、上电台脱口秀、被印在邦诺书店的提袋和咖啡杯上，推广原本私密的阅读经验，他们会感到某种程度的不自在。把印刷文字看得至高无上的作家，本身就不适合上电视，我们不妨回想，过去有多少广获好评的小说家，在这个普遍对宣传机会趋之若鹜的国家，选择捍卫隐私。塞林格、罗斯、麦卡锡、唐·德里罗、威廉·加迪斯、安妮·泰勒、托马斯·品钦、辛西娅·奥兹克和丹尼斯·詹森，这些人都几乎不接受采访，不授课也不巡回，某些情形下甚至谢绝拍照。希斯所说的各种社交孤立戏剧无疑在他们身上上演。但，对其中几位来说，缄默是其艺术信念不可或缺的要素。

在加迪斯的第一部小说《承认》（1954）中，作者的替身大喊：“他们想从那男人身上得到哪些他们没有从作品中得到的东西？他们在指望什么？他都已经完成作品了，还剩下什么呢？艺术家不就是他作品的渣滓、跟着作品转的空壳？”诸如加迪斯和品钦等战后小说家及罗伯特·法兰克（罗伯特· 法兰克（1924－ ），美国艺术摄影师，代表作为《美国人》，擅长以敏锐的眼光看穿事物表象，直指现代都市生活的本质。）等战后艺术家，回答上述问题的角度同诺曼·梅勒（诺曼· 梅勒（1923－2007），美国小说家，作品以剖析美国社会政治病态问题为主，尤以描写暴力和情欲著称。代表作《裸者与死者》。）与安迪·沃霍尔（安迪· 沃霍尔（1928－1987），美国艺术家、摄影师 ，是视觉艺术运动普普艺术的开创者之一。）截然不同。一九五四年，在电视尚未取代广播成为流行媒介之前，加迪斯即发现，无论自我推销之举短期看来多么具颠覆力和吸引力，如果一个艺术家由衷抗拒那种由不诚恳的大众营销来塑造形象的文化，他自己就一定会拒绝成为形象，即使要以默默无闻为代价。

有很长一段时间，为效法加迪斯，我采取强硬态度，坚持让作品自己发声。并不是说我真的遭到了邀约轰炸；但我不肯讲授，不给《纽约时报》写评论，不写关于写作的东西，不参加宴会。在崇尚名人的年代谈论超出小说范畴的事物，在我看来是种背叛；这暗示对小说的沟通和自我表达功能缺乏信心，因而促使大众加速从想象世界逃往字面意义。我深信英雄就该沉默，叛徒才会聚众喧哗。

但唯有某人在某地期望你大声说话时，沉默才是有用的声明。九十年代的沉默似乎只能保证我将是孤独的。后来我才恍然大悟，我对小说感到的绝望不是我的过气所致，而是孤立使然。抑郁看起来就像是一种写实主义，关乎整个世界的腐朽，尤其是你的生命的腐朽。但这种写实主义只是掩盖抑郁真实本质的面具，面具后面是势不可挡的与人群的疏离感。你越相信你的腐朽之路独一无二，就越害怕与世界交涉；你和世界来往得越少，就越觉得其他继续与世界来往的人，笑脸是如此虚假。

作家和读者向来容易产生这种疏离感。毕竟，要与虚拟的印刷物社群交流，非独处不可。但，当那个虚拟社群不再人口密集、往来频繁；当文学本身的连贯性优势频频遭到电子与学术攻击；当你的隔阂感变得普遍而非特有；当商业版似乎在报道世界不仅要把你还要把所有你的同类都赶出历史潮流的阴谋；当沉默的代价似乎不再是默默无闻，而是彻底被遗忘，这种疏离感就会变得愈发深刻、迫切且危险。

我认识到一个为全国性杂志写自白书式文章的人如果宣称“对于在史普尼克（指苏联于1957 年10 月4 日发射的地球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出生的作家而言，真正的隐遁无论在心理或财务上根本就不成为选项”，其可信度或许不是太高。或许我已经变成一个聚众喧哗的叛徒。但后来，当我终于跟着我的书走出家门、为报刊写东西，甚至在几场宴会上博得喜爱的时候，我觉得不太像让世界认识自己，反倒像让自己认识世界。我一踏出绝望的泡泡，便发现几乎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与我有许多相同的恐惧，而作家们分担我的所有恐惧。

以往，在文学生活与文化同义之时，独处在城市里是可能的，因为无论白天或夜晚，你都可以在门外找到人群的安慰。而在郊区时代，当电子文化上涨的水位使每个读者、每位作家都变成孤岛，我们或许需要更积极地让自己确信仍有社群存在。过去我不信任大学的创意写作系，在我看来那里的安全不真实，就如同我不信任读书俱乐部，因为那里对待文学像对待十字花科的蔬菜，非得加一匙社会化才能勉强吞咽。随着不断探索自己的社群意识，现在我没那么不信任它们了。我将小说在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期的强大影响力视为历史的偶然——没有竞争对手。现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缩短了。没有奥林匹亚山众神对山下民众讲话，却有足以比拟犹太人的大流散。读者和作者对独处的需求是一致的，也都要在愈益短促的时间里追求充实感：通过印刷物，于内心为孤独寻找一个出口。

网络空想家们有一个备受珍视的见解：文学文化是反民主的——阅读好书主要是有钱有闲的白人男性的消遣——因此，我们的共和国如果沉溺于计算机，反而比较健康。如雪莉·希斯的研究显示（或者你随机去一趟书店就会发现），网络空想家们在撒谎。阅读其实是种族多元、对社会抱持怀疑的活动。现今，那些拥有强大的笔记本电脑的富裕白人男性，才是构成本国最突出的精英阶层的分子。“精英”一词就像他们手中的棍棒，痛击那些不能用购买科技来构筑生活的人。

对我们现在所称“文学”的不信任或恨之入骨，向来是社会空想家们的一大标志，不论是柏拉图、斯大林或今天的自由市场技术专家，这点让我们不由得这么想：除了娱乐，文学还具有某种反社会的功能。毕竟，小说有时确实能引爆政治辩论，或卷入其中。而既然任何作家都会向社会索求“表达意见的自由”这个小恩惠，在宗教或政治狂热时期，一国的诗人和小说家往往有义务充当良知的代言人。文学的反抗性在美国尤其强烈，艺术的低等地位会促使“抗拒型”的小读者长大后成为遗世独立的作家。更重要的是，既然赚钱向来是美国文化的绝对重心，而赚大钱的人很少非常有趣，因此，美国小说里最令人怀念的人物通常处在社会边缘：哈克·费恩（美国作家马克· 吐温（1835－1910）所著小说《哈克贝利· 费恩历险记》中的主人公。）和詹妮·克劳福德（美国作家佐拉· 尼尔· 赫斯顿（1891－1960）所著小说《他们眼望上苍》中的主人公，本书是黑人文学中第一部充分展现黑人内心女性意识觉醒的作品。）、哈佐·摩兹（弗兰纳里· 奥康纳所著小说《智血》中的主人公，书中讲述退伍士兵哈佐一生信仰、反叛又皈依宗教的内心挣扎。）和泰伦·斯洛索普（托马斯· 品钦所著小说《万有引力之虹》中的主人公，本书探讨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偏执狂等多个主题，被视为美国后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最后，到了仅仅在晚餐后拿起一本小说就象征某种“拒绝！”（原文为法语。）文化的年代，这种对抗的感觉更加强烈。

因此，我们太容易忘却各时代的优秀艺术家多么频繁地坚决主张，如诗人奥登所言，“艺术无法让任何事情发生”。太容易从“小说可能产生影响”的见解滑向“小说必须产生影响”的信念。纳博科夫相当出色地总结了每个小说家都会支持的政纲：不要审查制度，要好的全民教育，不要比邮票大的国家元首肖像。除此之外，我们的工作日程便开始彻底岔开。让我们团结一致的信念不是小说什么都可以改变，而是它可以保存什么。要保存什么取决于作者；可能像“我的儿时记趣”那么私密。但随着国家越来越为大众文化分心、被其吸引，连首要抱负在于从事教职的作家，赌注都越来越高。无论是否想过，小说家们都在保存一种精确、生动地运用语言的传统，一种穿过表面深入内涵的习惯，或许还有对私密体验和公众背景各自独立又互相渗透的理解力，或许还有“神秘”，以及“举止”。最重要的是，他们在保存读者和作者的社群，而这个社群的成员辨识彼此的方式是，这世间的一切对他们而言都并不简单。

雪莉·希斯用“不可预测性”这个温和的词语来形容这种对于复杂的信念；弗兰纳里·奥康纳称之为“神秘”。福克斯则在《绝望的人们》中这样描述：“在日常生活的甲壳与笼统契约里滴答作响的，是混乱失序。”对我来说，最贴切地形容小说家的世界观的词是“悲剧性”。关于人们为什么喜欢悲伤的叙事，尼采《悲剧的诞生》至今仍是难以撼动的理论；书中，一种看透人生的黑暗及不可预测的“狄俄尼索斯式”无法无天的眼光，与“阿波罗式”明晰、优美的形式结合，创造出一种带有宗教意涵的强烈体验。甚至对于那些不相信无法亲眼看见的事物的人来说，以形式上的美学来描绘人类困境之举，都可能是种救赎。（虽然我担心我们小说家由于过度使用“救赎”一词已理所当然地惹来了嘲笑。）

在《俄狄浦斯王》中也能找到不少寓意，比如“留心神谕”，或“预期不可预期”或“结婚太急，后悔莫及”；而这些寓意无非向我们证实，宇宙是有潜在秩序的。但赋予俄狄浦斯人性的是，他当然不留心神谕。两千五百年后，苏菲·本特伍德虽“不该”试图把自己隔绝于周遭患狂犬病一般的社会之外，她当然还是这么试了。但随后，如福克斯所写：“成人生活的外壳，它的重要性，一眨眼就被真实、专横、荒谬的事物戳得粉碎。”

我想澄清的一点是，我所谓的“悲剧性”只是指任何一本提出的问题比回答多的小说：内在冲突无法化解的任何事物。（事实上，小说作品中悲剧视角最可靠的指示标是喜剧。）指称严肃小说为悲剧，是为凸显它与渗透我国文化甚深之“乐观辞令”的距离。每个上台的政权都得撒一个谎：该政权已让世界变得更好，当今美国政权鼓舞人心的科技－社团主义也不例外。悲剧写实主义保留以下认知：进步一定有其代价；没有事物能永续不朽；如果说在这世上好胜过坏，那么差距也是微乎其微的。我怀疑，艺术一直尤其难以抓住美国人的想象力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没有真正发生过什么可怕的事。唯一降临在我们身上的真实悲剧是奴隶制，因此南方文学传统如此丰饶多彩、人才辈出，应非偶然。（可与西岸阳光、富饶、平静的文学相较。）至少表面上，对绝大多数白人来说，美国史除了成功还是成功，而悲剧写实主义则保存了以下路径：通往“上帝的选民”美梦背后的那坨烂泥，通往科技安逸底下的人类困境，通往流行文化的麻醉背后的悲痛：通往所有那些于我们存在边缘闪烁的凶兆。

不怀希望的人不仅不写小说，更甚的是，他们不读小说。他们不久视任何事物，因为缺乏那股勇气。迈向绝望之路便是拒不接受任何种类的体验，而小说，当然是一种会产生体验的方式。

——弗兰纳里·奥康纳

抑郁，在指临床上的抑郁症时，就不是隐喻了。它在家族中流传，会因药物治疗和心理咨询而有所改善。无论你多么由衷地相信世上有一种疾病永远不可能治愈，你如果得了抑郁症，迟早会弃械投降，说：我不想再这么难受了。因此，要从抑郁写实主义转变到悲剧写实主义——从被黑暗压得不能动弹，到被黑暗所支撑——似乎必须先相信治疗的可能性。但这个“治疗”绝非易事。

九十年代初期，我深陷于一种“双重独特情结”：不仅觉得自己和身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并且觉得自己所处的年代迥异于先前任何年代。因此对我来说，要重获悲剧视角，需要双重的与外接触：既要与读者和作者的社群重新连接，又要重拾历史观念。

就算没有足够的对细节的阿波罗式把握来体会其慰藉，对历史的黑暗面有笼统的感知、怀有“比赛没到结束不算结束”这个神秘的狄俄尼索斯式信念也是可能的。例如就在一年前， 我还绝不会断言这个国家“一直”为商业支配。（我明白这是一句无力的告解，而我没上过一节美国史或美国文学课就混到大学毕业根本不能成为理由。——作者注）我只看到当今商业的丑陋，原本认定早些年的美国较真实些、不那么贪腐、对于小说事业没那么不友善，后来意识到真相并非如此，我自然火冒三丈。但，与赫尔曼·梅尔维尔的人生相较，二十世纪晚期作家的自怜显得多么可笑。梅尔维尔的生平多么常见：凭借第一本小说成名，然后痛苦地发现自己的眼光是多么不合大众胃口，愈来愈感到在一个多愁善感的共和国里无容身之地，财务状况糟糕透顶，被出版商遗弃，最出色、最有雄心的作品乏人问津，据说得了精神病（他的感伤，他的抑郁），最后退隐，纯粹为自己的满足感而写作。

在读梅尔维尔的传记时，我多么希望他能从他之前的世纪里找到与自己相近的例子，好让被诅咒的感觉不那么强烈。我也希望当他艰难地扶养妻子莉兹和他们的子女时，他能对自己说：嘿，如果情况继续恶化，至少我可以教写作。终其一生，梅尔维尔大约靠写书赚了一万零五百美元。甚至到了今天，他也不得安宁。美国文库的梅尔维尔选集第二册在初版时，扉页上以二十四号的装饰字体印了这个名字：HERMAN MEVILLE（此处赫尔曼的姓拼写错误，应为MELVILLE。）。

去年夏天，当我开始了解美国历史、同读者和作家交谈、反复思索希斯所说的“社交孤立”，我心底愈来愈明白，我的情况不是病，而是一种本性。我怎么可能不感到疏离呢？我可是个读者呀。我的本性一直守候着我，而现在它热情欢迎我归来。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多么渴望建造并居住于一个想象的世界。这种渴望感觉起来就像要命的孤寂。我怎么能以为自己需要为适应“真实”世界而做治疗？我不需要治疗，这个世界也不需要；唯一真正需要治疗的是我的理解：我在其中的位置。没有那份理解——没有对真实世界的归属感——就不可能在想象的世界茁壮成长。

我对小说的绝望，核心处曾存在着一种矛盾：我既觉得我应该处理当今文化，为主流提供新意，又渴望写与我最亲近的事物，忘情于我爱的人物和场所。写作，以及阅读，已成为严峻的责任，考虑到微薄的报酬，如果做起来毫无乐趣，就没有必要做。而一旦我放下我所感知的对幻想中的“主流”的义务，第三本书就又动了起来。现在，我很讶异，我竟然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如此地不相信自己，我竟然感受到一股澎湃汹涌的责任，要明确地打击所有侵犯阅读和写作乐趣的势力：仿佛，在我自己那个小小的平行世界里安顿好的同时，只要我想，我就可以忽略更大的社会图景。

就在我逐渐想通之际，我收到了唐·德里罗的信。我曾在愁苦之际写信给他。以下是他回信的部分内容：

小说是小说家于某既定时间从事的任何类型的写作。如果我们今后十五年不写大型社会小说，那很可能意味着我们的感受发生了变化，从而削弱了那一类作品对我们的吸引力——我们不会因为市场枯竭就停笔。作家领路，而非跟从。动力活在作家的内心，而非读者的数量之中。而如果社会小说还活着，但仅勉强残存于文化的裂缝与凹痕中，或许它会被更严肃地看待，就像濒临绝迹的景观。背景缩小了，但强度反而提升。

写作是个人自由的一种形式。它让我们摆脱在我们四周持续建立的大众身份。最后，作家写作不是为了成为某种次文化的亡命英雄，而主要是为了拯救自己，以独立个体的身份存活下去。

德里罗还加了附言：“如果严肃阅读凋零到趋近于零，那很可能表示我们用‘身份’一词讨论的事物已经终结。”

这句附言妙就妙在我读着读着，竟燃起熊熊希望。悲剧写实主义竟产生了副作用，将它的追随者变成了合格的乐观主义者。“恐怕，”奥康纳曾写道，“对小说作家来说，我们将永远与穷人同在这一事实是满足的一种来源，因为那在本质上意味着，他永远找得到和他自己一样的人。他关注的贫穷是人类基本的贫穷。”就算硅谷设法给每户美国家庭都安装了虚拟现实的头盔，就算严肃阅读凋零到趋近于零，在我们的疆界之外仍有饥肠辘辘的世界，有电视政治无法有效解决的国债，以及战争、疾病和环境恶化等古老的末世骑士。如果实际工资继续下滑，“我的儿时记趣”所依存的郊区将提供不了多少保护。而如果多元文化成功让我们成为部族各自为政的国度，那么每一个部族都将丧失受害心理的安慰，被迫面对人类之局限：人生的桎梏。历史犹如狂犬病患，我们都跟苏菲·本特伍德一样急欲躲开。但没有泡泡可以永远不破。至于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悲剧写实主义者没有提出任何见解。他们只是在描述。一代人以前，通过密切关注，宝拉·福克斯在一只碎裂的墨水瓶里同时看到了毁灭与救赎。那时世界正走向终结，现在仍在终结中，而我很高兴回到它的怀抱。

一九九六年

迷失在邮件中

芝加哥邮政早在民众能看到先兆之前就开始衰败了：早在那些不死的信件纷纷从城市每一个角落冒出来、迫使高层频频致歉之前——北区，上百袋数月以前的邮件囤积在一辆邮车的后车厢；南区，两百磅重的新邮件在某座高架桥底下焚烧；西区，一千五百多封邮件在某座门廊下挖得不深的坟墓里腐烂；还有一卡车的信件和包裹，藏在芝加哥某邮递员郊区公寓的壁橱中。衰败的乐章始于一九九四年元月二十日，星期四下午两点左右，一个名叫黛波拉·杜伊尔的女人打电话给当地邮务站的经理，告知她家从上星期四开始就没收到邮件了。

这么多年下来，杜伊尔早已习惯了上城邮务站欠佳的服务质量。两三天的延误不足为奇。但整整一星期没有邮件，即便是在元月酷寒的一个星期，似乎也太过了。电话里，站经理托马斯·尼可跟杜伊尔解释，他的邮递员们是因为车子没办法发动才没能送信。他说，杜伊尔要是想拿到她的邮件，只能去站里找他取。尼可或许认为杜伊尔不会真的在华氏零度以下的天气出门，但她一挂掉电话，便径直朝她的车子走去。

芝加哥上城邮务站服务的人口，就其多样化来说，堪称集当代美国城市居民之大成。专业和退休人士住在密歇根湖畔的高楼和豪宅里，短期旅客和药瘾者在劳伦斯和拜恩摩尔大道上来来去去，而在高架铁道两侧，亚裔和东欧移民，与像杜伊尔这样一辈子都当中产阶级的芝加哥人分享巷弄。多年以来，所有这些人唯一共有的是60640这个邮政编码——除此之外便是每当他们得亲赴上城邮务站时为他们备好的不愉快经历。大厅闻起来像地下铁的站台。办事员似乎百无聊赖，除了在高峰时段休息喝咖啡，以及把标示“小心轻放”的包裹扔向远处的篮子。顾客去领取包裹起码要预留一个小时。

杜伊尔一到邮务站，就要求跟尼可说话。办事员告诉她他不在站里。她不相信，于是用大厅里的收费电话拨了邮务站的号码。尼可接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是典型的芝加哥场景：气愤的邮政顾客杠上借故推托、爱莫能助的邮务站经理。诸如此类的场面，最好的结局是经理保证未来会改进服务；最坏呢，是经理对顾客飙粗口。

然而，在这个特别的午后，正当杜伊尔和尼可在电话上吵得不可开交，一个身材高挑、神采奕奕的女人大步迈进上城邮务站的大厅，问有没有她帮得上忙的地方。她自我介绍说她叫盖儿·坎贝尔。杜伊尔解释了她的问题，坎贝尔便走进邮务站后头消失了。几分钟后她带着杜伊尔一星期的邮件回来了。她还给了杜伊尔她的传呼机和家里电话的号码，告诉杜伊尔如果再遇上邮递方面的困扰，尽管打电话给她。然后她又消失在邮务站后头。

美国邮政，美国最普及的实体邮件投递系统，在大城市遇上麻烦。去年冬天，也就是杜伊尔碰到坎贝尔时，全国有百分之八十八的家庭觉得他们的邮递服务“好”“非常好”或“出色”，但纽约、华盛顿之类城市的满意率只有百分之七十几，芝加哥更以百分之六十四名列末位。超过三分之一芝加哥人给他们的评价是“差”或“还可以”，而不满意度在该市北部拥挤、富裕的湖滨地区更高：十年来那里的服务每况愈下，消费者的挫折感已累积至极，在那些没有类似经历的人看来到了可笑的地步。

玛莉莲·凯兹的经历是典型的芝加哥恐怖故事，只是其延续的时间比较不寻常。一九八六年，担任媒体及政治顾问的凯兹和丈夫在木兰大道——上城区一个安定、不拥挤的地段——买了一栋九十年屋龄的房子。两人在那里住了三年之后，家里突然收不到邮件了。在两星期内，凯兹四次打电话给上城邮务站，才得到站经理的解释。他的说法是，负责递送凯兹的邮件的邮递员称她家无人居住。

服务于是恢复，但仍断断续续。凯兹的邮件就算送到也是晚到，还常常大量搭配附近其他住户的邮件。这让她和5500号湖木街区的邻居往来分外密切。她的房屋保险被中止了，医疗保险也是。她从未收到过账单。一九九○年八月，在离家去度十天的假期前，她收到通知，因为没有缴款，她家的电话服务将被停止。当她度假回来，她五月、六月、七月和八月的电话账单在家里等着她。几个月后，她发现她收不到《纽约客》了。她打电话给订阅部门，才知道上城邮务站寄去了她已搬走的通知。

一九九二年冬天，凯兹亲自在附近十六个街区挨家挨户递送一份针对邮政服务的问卷，结果得到一连串与她自己的经历类似的抱怨，外加最新的战栗。“邮差喝酒、举止怪异、在送信期间和奇怪的朋友鬼混”；“女邮差带小孩一起送信，还叫小孩投递”；“邮差晚上骚扰我们，跟我们要钱”。

凯兹把她的调查结果寄给芝加哥邮政局长。过了六个月，仍未收到回复，于是她请市议员玛莉·安·史密斯协助。史密斯的服务处从一九八八年开始就一直在处理邮政申诉，她得到新任局长吉米·梅森的承诺，后者说会在十月二号前回应凯兹的民调，但直到仲冬，史密斯才得以安排凯兹和她的邻居们与梅森会面。梅森请她们协助监督邮递服务。凯兹说她不想监督，她只想拿到邮件。梅森说改善需要时间。在过渡时期，他答应重漆上城街角已被当地青少年画得乱七八糟的邮筒。他还将向小区提供邮局专属的蓝色油漆来保持邮筒清洁。在凯兹看来，这简直是赖皮到极点：“我们不仅可以帮他们送信和监督，还可以油漆呢。”

尽管玛莉·安·史密斯继续安排“市民会议”，逼各级邮政官员做出各种承诺，但上城的邮务始终没有改善。最后，去年冬天，经过六年不停歇的鼓动，史密斯得出结论：她能在当地召集的力量皆无法迫使美国邮政倾听民意。她呼吁市议会财政委员会就劣质邮政服务对经济的冲击举办听证会，然后她放弃了。“我们尽力了，”她说，“我真的不该把时间花在这上面。”

在此同时，凯兹已改将重要邮件交给联邦快递寄送，并申请了支票直接存款。她确保贵重文件被通通寄到她位于下城的办公室。如同开车上下班并送子女去读私立学校以避开其他公共服务一样，现在她也尽可能绕过邮政服务，使用电话、传真和计算机。她，也放弃了。“没有人对此负责，”她说，“显然邮局并不在乎。”

对玛莉莲·凯兹、玛莉·安·史密斯、黛波拉·杜伊尔和其他一些人——例如十年来一直在批评芝加哥邮政营运的伊利诺伊州第九区联邦众议员西德尼·耶茨——来说，和邮局打交道最令人泄气的一点是，没有任何相关人士可以解释，邮件为什么会送不到。凯兹偶尔会听到借口（例如上城区经理曾向她透露，邮政工会阻止他惩处失职邮差），但对于她的调查揭露的弊端，她从来没有得到解释，连一句场面话都没有。官员在市民会议上都很诚恳，但会后一概沉默。仿佛他们不只是不在乎，而是根本不知道邮局有问题。

当杜伊尔在上城站大厅遇见盖儿·坎贝尔时，她找到了一位明显在意的官员。同天晚上，在家和坎贝尔通电话时，她明白她也找到了一个知道邮局有问题的官员。坎贝尔侃侃而谈，掩不住怒气，而杜伊尔很快明白——快到隔天一大早就打电话给选区议员帕特里克·奥康纳——邮局内部的挫败感已经累积到跟邮局外部不相上下的程度了。一达成这样的“均衡”，信息便开始流通起来。

邮政服务，虽然永远有人中伤，却是联邦政府在全国民众日常生活中最固定也最受喜爱的面貌。我的“美国人意识”就有一小部分来自于我知道：我们仍有工业化国家当中最好的邮政服务、最低的邮资和最丑的邮票。（意大利的邮局就是意大利的样子，德国的邮局就是德国的风貌。）而且，作为官僚机构，邮政服务承担了相当困难的工作，值得称许。我怀疑，如果美国每户人家每星期都得跟劳工部或海军部打六次交道，那些邮政惊悚故事将变得微不足道。邮政总局局长马文·鲁尼恩虽然喜欢把他年营业额五百亿美元的部门叫作“美国第八大企业”，却苦于任何私营部门的CEO都无须应对的限制，包括对国会的委员会负责、维持雇用与升迁的多元性——要特别照顾退伍军人及残障者，以及最重要的，向大众提供固定费率的一流服务。邮政服务具体地体现了民主的梦想。任何公民，甚至包括刑事犯和儿童，都能以同样低廉的价格与他人通信。正是这种恒久不变的为全民服务的理想维系着这种机构的运作，毕竟，大多时候它都处于大政府、大企业和地方政治相交的危险的十字路口。若非为了这个理想，华盛顿早就把业务通通卖掉了。

芝加哥居民和邮局之间的紧张关系，某种程度上，是“全民服务”的必然结果。我注意到，每当和邮局员工讲话时，我都觉得自己透明得不自在，在知识上处于弱势。员工不必知道我个人与邮件有何特别的牵连，比如我在写私人信件时虔诚地垫复写纸，或者我过去五年换了十六次住址（光是去年我在费城就有四个住址），或小时候我曾搜集一九六二年的所有三种达格·哈玛舍尔德（达格· 哈玛舍尔德（1905－1961），瑞典政治人物，曾于1953 年任联合国秘书长，1961 年丧生于一起离奇坠机事件，同年获追颁诺贝尔和平奖。）的著名变体票，或者我认为邮资秤是真正必不可少的小器具。邮局员工对我的认识，一如对其他每一个人的认识：我是顾客。

就像天主教神职人员一样，邮政服务对我们比较熟悉，而我们对它比较陌生。奥普拉·温弗莱让这个问题成为心印（禅宗语，以简短而不合逻辑的问题，让思想脱离理性的束缚。）：邮局员工为什么要拿枪互射？虽然无所不在，邮局仍是美国工作环境中最令人费解的。它是国境内的异境。它有自己的一套互动卫星电视网，员工借此接收从华盛顿朗方广场传来的消息和告诫。

很多员工会让邮局的生活与他们的私生活完全分开。住在芝加哥较混乱小区的办事员和邮递员告诉我，他们不会向邻居透露自己的职业，因为在邮局工作会让你被贴上“有钱人”的标签，成为强盗的目标。一名高级行政官员告诉我，他已经学会说自己为“政府”工作，不然人们就会问他为什么他们上星期三没有收到邮件。

当邮局员工一起外出闲逛时，他们会聊谁为了升迁跟谁上床，哪个负责人被发现在员工休息室的沙发上自然死亡。他们会推测马文·鲁尼恩接受电视台访问时眼睛眨也不眨的原因，猜想是不是治疗背痛的药物所致。他们沉迷于狗的知识。我获得的忠告是：如果不幸遭到一群流浪狗袭击，要朝最先叫的那只喷射梅斯毒气。他们告诉我一名郊区邮递员的故事，他为了躲避某个邮箱里的一只凶恶的德国牧羊犬，整个夏天都要往里面扔香蕉皮和牛奶盒。

一个炎热的六月早晨，我站在芝加哥西区克拉金邮务站破旧但舒适的工作区，一个名叫拉瑞·约翰逊的邮递员刚刚结束了把邮件投入“箱子”的工作：那是一张隔成许多小格子的工作台，他投递路线上的每两个地址共享一个狭缝。整理一天的邮件大概要花去邮递员一个半小时到四个小时；清晨五点半就要上班。“做这份工作不需要花太多脑筋，”约翰逊告诉我，“你只要识字就行。”他又笑着补充说，在邮局，你不能把识字视为理所当然。约翰逊体格魁梧，宽松的蓝色制服长裤低低地挂在臀上；他三十五岁，但疲态让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老。他给我一罐梅斯喷雾剂（他自己的那罐一星期会派上两三次用场），然后我跟着他来到他的车子旁，一部伤痕累累的暗红色林肯轿车，他必须拿撬胎棒架起后备厢的盖子，然后才塞进一捆又一捆的邮件和一个鞋盒大小的包裹。在芝加哥，不是所有邮递员都配有邮车。

约翰逊上班时在站里的时间比在街上多，但街上才是他寻得工作意义之处。他一边装第一段路程的邮袋，一边跟我说他不跟同事们交往。“他们话太多了，”他说，“他们把私事挂在嘴边。”约翰逊和多数男邮递员一样有兼差；他在一座新教教堂当牧师。约翰逊的会众不知道他送信，他的邮递员同事也不知道他讲道。但在街上，等在门前和他互道“早上好”的老太太们认识他。她们给他信托他寄，给他钱托他买邮票，还向他透露邻里街坊的消息。他指着一栋房子跟我说，它的主人在上星期六过世了。

这天算是轻松的送信日，在一个工薪阶层街区，约翰逊除了一些医院账单和沃尔格林（美国一家药店连锁销售机构。）的广告传单，几乎没什么要塞进投信口和信箱。他的工作就是跑腿和专注。如果他心不在焉——想着街尾那户人家今天早上记没记得把那只疯狗关起来——他就会忘记投递杂志或商品一览表（在分类架上与信件分开），而不得不走回头路。当我们步行穿过早晨那些长长的阴影，穿过被早高峰掏空的空空荡荡的住宅区，他的衬衫颜色因汗湿而变深了。在家养病的孩子和在家工作的作家了解这种空荡。它带来一种与世隔绝的疏离感，对我来说，这种感觉总是随着邮递员靠近又远去的脚步声而加剧和变得根深蒂固。当邮递员就意味着一连好几个小时存在于这种空荡之中，得去打扰五百片被遗弃的草坪，一片接着一片。我请约翰逊给我讲讲在他九年的送信生涯中碰到过的最有趣的一件事。他想了一会儿说，他从来没碰到过什么有趣的事。

或许，关于邮政工作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从业人员认为这个行业赚钱且稳定；六年一聘的邮递员年薪超过三万美元，而且除非真的铸下大错，不会被开除。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这种工作可能令人提心吊胆和不愉快。邮局既是摆脱住房困难户的跳板，又是走下坡路、孤单如“文书巴托比”（赫尔曼· 梅尔维尔所著小说《文书巴托比》中的主人公。巴托比原在纽约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书记官，以公司为家，被老板遗弃后仍在原大楼徘徊，后遭新房东报警而被捕入狱，最后在牢里绝食身亡。）者的庇护所（梅尔维尔将巴托比的情感受创归因于他受雇于“处理死信的邮政部门”）。经理担心办事员和邮递员不高兴，因为很多邮局员工都是身怀武器技艺的退伍军人，而几乎每一个人都担心摊上惩罚性的调动——被派到大夜班、高犯罪率的路线或北达科他州。邮局内部的组织极度仰赖由上而下的军事化纪律来强制执行生产力，而这种纪律的反面就是欺骗和怨恨。如果可以躲过惩处，有些邮递员会停在加油站看棒球转播，在装卸站台吸大麻、喝威士忌。再往官僚更高层，药物如家常便饭：经理们告诉我他们有烦宁、利福全、乐复得、百忧解、克忧果等处方。有天晚上我陪三名行政官员喝双份的玛格利特，他们都被不能胜任的同事弄得深感沮丧。他们告诉我，一旦进入邮局待遇佳、福利好的世界，便很难离开，就算你憎恶它。

“很多人说我们钱多事少。”其中一人说。

“我们在芝加哥是找不到工作的，”另一个年近五十的女人说，“我们这种在芝加哥邮局上班的人？还要找工作？我想我或许可以在某个地方当服务员。但他们会非常严密地监视我。”

“就跟艾滋病毒筛检呈阳性一样。”第三个人告诉我。

在芝加哥邮政衰败过程中扮演要角的盖儿·坎贝尔既被邮政世界，又被她自身的完美主义俘虏。她身材颀长、面容姣好，有双大眼睛和会说话的眉毛，浓密的赤褐色头发要么夹起来要么梳成向内卷曲的齐肩发型。她智慧过人、手势丰富、情感强烈，能激发人们全心投入。她帮过的顾客都形容她是助人的天使。室内设计师罗伯特·波普告诉我：“在邮局我从没见过一个坦率正直的人，盖儿·坎贝尔例外。她是稀世珍宝，如阳光照耀。”坎贝尔的其他崇拜者，尽管同样热情，却也承认为她对邮政服务事业的极力奉献感到不安。她曾翻遍一间处理站寻找几张被寄错了的机票，曾把包裹带回她位于上城区的公寓，一早起床在公寓大厅交给顾客。她常常每星期工作七十个小时，但只拿四十个小时的薪水。她的工作与她的自我认同之间几乎没有分界。她自称“邮怪”。她的丈夫是名邮递员。

虽然坎贝尔的经历在细节方面是例外，它仍符合职业邮政员工的模式：仿若更大世界里的局外人，在服务中找到使命，在军事化权威里找到家。坎贝尔一九五○年出生于加拿大，在埃德蒙顿和穆斯乔长大。文化上，她仍自视为加拿大人，而她又表示自己有非洲、爱尔兰和美洲原住民血统。一九六二年，她全家搬到芝加哥南边一个叫哈维的小镇。成绩优异的坎贝尔不到十六岁就完成高中学业，随后即入伍从军，在越南服役两年。休假在家时，她参加公职考试，拿到99.6分（满分100）。她一退伍就向哈维的邮政局长报到。“我是邮政服务业的童养媳，”她说，“我只知道邮局的事。”

坎贝尔当了十五年的邮递员。一九八七年她升任邮件处理员，此后步步高升。一九九一年她担任芝加哥自动化与机械化部门总监，下辖两百名员工与十三位主管。接下来一年半，她兼任处理系统中的调解员、培训师和稽查员。但一九九二年秋天，邮政官僚体系改组，撤销了邮件处理业务中的好几个中级职务；这似乎阻挡了她的晋升之途。她决定寻求稍微降职、转进投递业务的机会；她的计划是接受投递业务培训，担任一年中级职务，再尝试跳回邮件处理的高层。一九九三年元月，她成为芝加哥南区海德公园邮务站的投递主管。

同年冬天，美国邮政的企业客户，包括一个名为“芝加哥票据交换所”的当地金融集团，对他们的服务提出严正抗议。由于害怕把顾客吓跑，该集团始终没有公开申诉内容，但在种种事情中，令他们分外苦恼的是设于中央邮局的那些带锁信箱，他们的机构及企业投资人会把大额支票寄到那里。美国邮政官方曾公开保证，带锁信箱里的邮件有百分之九十会在规定时间内投递。（对于在芝加哥本地寄送的邮件，规定时间为一天，意即隔天送达。寄自西雅图的邮件，芝加哥的规定投递时间为三天。）至一九九三年冬天，带锁信箱准时投递的百分比只有六十出头。

面临多方围剿，美国邮政五大湖区经理奥穆尔·罗杰斯遂成立有八名成员的“服务改善团队”，负责鉴定处理及配送系统的问题，并积极加以修正。罗杰斯的有些任命是基于政治考虑，其他则依据职业成就。后者就包括盖儿·坎贝尔，她成了团队的实际领导人。

她揭露的问题无穷无尽。她发现邮递员把临时凑合的塑料桶绑在推车上沿街送信，因为没有人帮他们申请背包。她发现邮递员把未递送的信件塞进街角的邮筒，指望它们被重新收集和处理。她听到一名站长对邮政信箱锁遭到破坏的顾客咆哮：“给我滚！”她发现天冷时邮递员会在车里从中午坐到晚上七点半，然后带着所有信件回站，这样可以算加班四小时。她前往欧海尔机场的航空邮件中心，发现飞机没有照合约装载邮件就被允许起飞。她前往位于下城的国家广播公司大楼，发现一袋一袋送达的邮件被搁在人人都可开启的地方。她在市内各地随机把测试用的信件投入街角的邮筒，追踪它们何时被取出和盖邮戳。结果，好几封信沦落至明尼阿波利斯的死信部门。

诸如此类的发现，以及他们写成的报告，都让服务改善团队不受芝加哥各邮务站经理喜爱。一九九三年十月，邮政局长杰米·梅森跟团队碰面，要求他们让报告温和一点。他说，团队不该这样语多批判，而应致力于与站经理合作；身为局外人，团队成员根本不了解站经理被迫对抗的压力。

在坎贝尔听来，这跟平常在生意上的请托没啥两样。她的人生早已与邮局密不可分，简直视其为她自己的一种延伸。“肮脏”的邮局就如肮脏的厕所一样令她作呕。于是，她非但没有缓和语气，反而措辞更严厉。十一月十五日、十六日，在后续访问位于湖北部的格雷斯兰别墅区邮务站期间，她列出在邮递员出发送信后，“被吃掉”，即被忘带的邮件总长度。5706号邮箱“被吃掉”七十七英尺。其他出问题的邮箱分别为八十五、一百和九十三英尺。在5709号邮箱底下团队发现两大袋已收集但未处理的邮件，邮戳日期是一个星期前。十一月七日，在湖景站，坎贝尔发现七月因假期而滞留的邮件仍在等待投递。在1342号邮箱她发现十月寄发的优先邮件和一封九月的国税局通知。在1346号邮箱她翻出六月的通用磨坊牌谷物试吃包。

一九九三年一整年，坎贝尔都在向恼怒的顾客保证，杰米·梅森会认真整顿芝加哥的邮务。她乐观如昔，仍相信她会因长时间工作和团队促成的进步而获得拔擢。但要么是她从一开始就误会了梅森，不然就是芝加哥改变了他。据坎贝尔的说法，十一月底，他在开会时向全市的站经理保证，服务改善团队会在年底离开，他们不必担心再受到骚扰。

但，就在同一个星期，一个名叫杰瑞·史蒂文斯的男子前往格雷斯兰站查问他的商业信件：一连四天没有出现了。他径直闯入工作区，看到堆积如山的“被吃掉”的邮件。在拨打邮政申诉专线九十分钟后，他接到格雷斯兰站经理的电话，后者先为服务不周致歉，然后出言威胁：如果他再闯进工作区，会逮捕他。史蒂文斯马上打电话给《芝加哥太阳报》，该报记者查尔斯·尼可德穆斯随后将一系列针对北区邮务的愤怒申诉记录汇编成轶事。

报道在十二月十三日一经刊出，五大湖区经理罗杰斯便令手下职员稽查湖北各邮务站，并请求邮政检查局进行平行调查。检查局是系着长皮带的忠实看门犬：从员工偷窃、药物使用到储蓄贷款诈骗和网络色情它无所不查。坎贝尔曾和检查员合作过，觉得他们可以信赖，遂不动声色地把她的报告寄给他们。杰米·梅森还没来得及撵走服务改善团队，邮政检察长已请该团队协助稽查事宜。

在新报告于一九九四年二月初完成之际，梅森和团队每一个成员碰面讨论他所谓的“上调”。坎贝尔告诉他，她认为她会是个出色的上城站经理，因为那是服务她自己的邻里。梅森说她没有相关背景。他表示可以让她在当时的上城站经理托马斯·尼可——她频繁批判的对象之一——手下当一名主管。她说不用了，谢谢。一个星期后，梅森再次派她去海德公园站当投递主管。

早在一九六六年十月，芝加哥邮局就成为“面临危机的公共机构”的象征。当年它遇到非常棘手的问题。累积上千万封的邮件淹没了庞大而老旧的中央邮局。火车车厢和邮车堵死了那座建筑的所有通道。将近三个星期，该市的投递业务完全瘫痪，数百万寄往他处的信件和包裹全部被延误。

两年后，“邮件组织总统委员会”，俗称卡普尔委员会，将停业归咎于设备过时和保养不善，以及林林总总的管理问题，包括芝加哥市邮政局长悬缺六个月、“数量多得超乎寻常的资深主管在一九六五年底退休”、员工士气低落、“病假率为全国平均值的两倍”，以及“创全国最低邮政效率纪录”。万变不离其宗：以上几项正是一九九四年芝加哥邮政危机的诊断结果。

位于西范布伦街433号的芝加哥中央邮局现年六十一岁，仍是全国最大的独栋邮政机构，也是重要信息不再赖之传送的一切方式的纪念碑。芝加哥河碧绿的河水轻拍它的地基。它的地下二层通向联合车站的月台，火车已经几乎不再来载运邮件；八车道的艾森豪威尔高速公路则直接穿过它的侧翼。在安静、洞穴状的大厅，黄铜浮雕大纪念章上刻画着一九三三年以前邮局的五种运输选择：帆船、轮船、飞机、驿站马车和铁路。独栋的集邮中心贩卖蜂鸟、自黏式松鼠和各形各色的love、LOVE、Love——美国邮票像缅怀王室一般纪念活泼愉快的抽象概念。

再过不久，中央邮局的功能就要被一分为二：一是正于对街兴建、造价两亿五千万美元的新工厂，二是位于芝加哥西北隅、规模较小、即将落成启用的工厂。不过现在，这座老工厂仍在处理“第二城”大部分的邮件。傍晚六点，男女员工在永远幽暗且弥漫柴油味的地下装载码头埋头苦干，把一塑料桶一塑料桶的邮件从集运邮车里取出来，送到楼上的“瀑布”——输送带加滑运道系统，进去的邮件必须像产卵的鲑鱼一般逆流而上。覆盖毯子的滚轴将不适合自动化处理的邮件（折弯的、太厚的、破损的）分入特别处理篮。自一九六六年起，自动化与机械化已大幅加快邮件处理的速度，但在此期间，邮件总数也增加了一倍以上。一摞一摞四英尺高的用收缩膜包装的《电视指南》——粗暴的商业方块——被懒散地搁置在货板上。主管们佩戴着“有问题找我”的徽章。这地方有一种与世隔绝般灰蒙蒙的感觉。被烟熏黑的窗户将傍晚的阳光洒在磨损的拼花地板和政府配发的灰色家具上。办事员不疾不徐地把托盘从出口点搬到入口点。以老旧程度而论，这座工厂“垂直”得骇人。当年，较高楼层的运货坡道是计划让载货马匹走的。

带我参观芝加哥邮政系统的官方向导是个性情开朗、个头娇小、说话圆滑的沟通专家，名叫黛波拉·郝金斯。中央邮局里，我们每进入一个地方，她都受到前同事热烈欢迎，对于“邮政大家庭”的话题，她更是口若悬河。她说到邮局的保龄球队、高尔夫球队和篮球队。“气氛非常亲密，”她说，“这里有服务五十年以上的员工。这里是他们真正的家。他们活着就是为了来邮局工作。”

如果这家人合作得那么愉快，芝加哥邮局的顾客满意度为什么老是那么低？郝金斯和其他家庭成员给了我很多种说法，几乎都把公众拖下水。（一）顾客不了解并非每户人家都是邮差路线的第一站。（二）顾客永远记得那一次糟糕的经历，而忘记了平常不错的经历。（三）顾客时常搬家，而他们不是误用就是没填写住址变更卡。（四）顾客不相信公寓的门牌号码，而且常在同一栋大楼内换公寓住而没有变更住址。（五）顾客不肯把姓名写在信箱上。（六）移民以外国方式写邮件地址。（七）随着中产阶级移居改造，北区人口增长得比邮务站扩张得快。（八）愈来愈多的人开始居家工作、创业，增加了邮政负担。（九）顾客把邮件地址写得太潦草，使自动分拣器无法判读。（十）新闻报道刻意突出负面消息。还有，不管怎么说（十一）其他许多大城市的邮政服务也一样烂。

一方面，这些解释反映出否认的态度，嘴上如此，心里也是如此，这使得芝加哥邮政无视民众连连抱怨，始终原地踏步。压力之下，一家人会更加相互依赖、一致对外。邮局有些员工非但不承认大家庭里有人表现很差，反倒认为（第十二号解释）“收到最多邮件的人”——换句话说，即美国邮政最重要的顾客——“抱怨最多”。

另一方面，有时该家庭对公众的不耐烦确实有他们的理由。我们使用联邦快递时，会接受其服务条款：必须用印刷体填写标准化的表格。收信人地址少写一个字母的电子邮件发不出去。电话号码调换两个数字，会让我听到慷慨激昂的葡萄牙语。电子媒体会在你出错时马上告诉你；换成邮局，你就有得等了。我们应该都测试过它的人性吧？我寄信给住在纽约“上臼齿”区的朋友（他们实际住在上尼亚克区），并期待某个陌生人会心一笑，仍将信在四十八小时内送达。而十之八九，这个陌生人办得到。肩负为全民服务的使命，邮政服务就像城市的急诊室得履行合约义务而收下每一个进入者一样，不管你是喉咙痛、怀孕，或是精神错乱的家长。你或许得在灯光昏暗的走廊等好几个小时，医护人员或许脾气不好、拖拖拉拉，但最终你会获得治疗。在中央邮局的无法投递部门（地址书写难以辨认或不正确），我看到七万多号的门牌，不匹配的邮政编码和街道，没有收件人、没有街道、没有城市的地址，描述建筑物的地址，用水溶性墨水书写、被雨水浸湿而模糊的地址。熟练的办事员一次研究一个孤儿。他们要么为他们找到了家，要么盖上最富表达力的邮递标记，那根朱砂红的手指把过错明确归于你，寄信人。

不过，对于芝加哥的不幸，邮政大家庭并未全部归咎于公众。很多人讲到一九九四年的凛冽寒冬（第十三号解释）。也有人谈到管理。黛波拉·郝金斯指出，过去七年，芝加哥就换了七个邮政局长，各有各的计划，而从美国较温暖、较郊区的地域调来的高级主管，通常缺乏解决芝加哥邮政弊病的热忱，宁可早早退休。芝加哥的房地产尤其令人头痛：该市邮件处理设施的现代化已经延宕数年了，当邮局属意某块地时，城市计划委员会却有其他想法。

最后，也是看起来最合理的，邮政大家庭责怪马文·鲁尼恩重整美国邮政之举。鲁尼恩长期在汽车公司担任高级主管，也曾执掌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在一九九二年七月入驻邮政总局，便立刻向邮政官僚主义发起攻击。他宣布要裁掉三万名“高层”人员，并提供额外六个月薪资奖励给到一九九二年十月三日为止退休且合乎资格的员工。这项优退方案是自艾森豪威尔彻底整顿五角大楼以来，联邦机构最激进的组织重整之一，结果广受欢迎。在申请截止时，共有四万八千名邮局员工提早退休。问题是，其中只有一万四千名占据“高层”职位。其余都是资深邮递员、办事员、邮件处理员和管理员。

这次优退重创了芝加哥。像芝加哥这么老旧的系统，极仰赖专业运作，而在一九九二年年底，它失去了一千五百名最资深的员工，占总人力近百分之十。一些原属邮件处理和行政部门的人手被调往邮务站，却没有熟练的老员工来训练他们。整个一九九三年，邮务站显然人手不足。管理阶层由于再经不起中止任何人的职务，创立了“纸上停职”方案，而即使员工因行为不端而被停职三次之多，其间一天薪水也不会少领。

以上种种对于风纪的影响可想而知。比较难察觉的是对士气的伤害。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卖力工作、中午过后即递送完毕的邮递员（应该强调：这样的邮递员在多数邮务站都占多数）唯一的奖励，是获得懒惰同事未完成的工作。但，喝酒混过下午、日暮才完成递送任务的不良邮递员，却可获赐加班费。管理不善造就了鼓励偷懒、惩罚努力的制度，即华盛顿高层口中的“这种文化”。受“这种文化”影响的邮政人员能逃避多少工作就少做多少工作，唯独每隔一个周四例外。每个月有两个星期四，邮递员送完信就能领薪水，所以芝加哥全市都会在下午两三点以前拿到邮件。

一辈子都住芝加哥、目前在伊凡斯顿工作的艾瑞奇·华尔奇，是众多觉得“服务即为报酬”的邮递员之一。他认为美国邮政管理阶层未能体察有献身精神的邮递员的智慧和辛劳。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么强烈的挫败感。“很多人已经忍不住说出这种话：‘我已经做完我能做的，所以我要开始少做点了。我只要带一类和二类邮件出去。或许再多带一两封散装信。然后我要慢慢走。永远都有明天。’”

邮务站经理一方则抱怨累赘的劳资协议和蓄意阻挠的工会妨碍他们贯彻风纪。工会职员，包括华尔奇在内（他是名助理干事），皆对此观点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是经理自己太懒惰、被蒙蔽或被文书工作淹没，才没办法遵照规定。事实上，管理者与工会之间理应对立的关系，却成为一种方便的借口。工会为经理管理不善提供了挡箭牌，而这反过来提升了工会在邮务站的势力；于是，生产力就从裂缝间溜走。

这种文化也渗透官僚体系。芝加哥行政官员士气低得惊人，仍在悲叹一九九二年体系改组时上台的那些经理有多无能。大部分美国邮政员工都相信，事业升迁已被徇私污染；虽然任人唯亲之举很少明目张胆，但芝加哥邮局是名副其实的“家庭”：由姨母、姑母、叔叔、姐夫、妹夫和女友组成的大家庭。一个高级行政官员告诉我：“那些官升得比我们高的人，上面还要我们去培训他们。”

这位对她愚蠢的上司感到绝望的官员，最近在罗杰斯公园的海地小区从小贩那里买了个伏都教稻草娃娃。她还多付了十美元，让娃娃以她上司的名字被施以咒术。娃娃附了三根珍珠大头针，她分别插进它的头、心脏和肚子。隔天早上，办公室同事为她上司要调离芝加哥的消息沸腾不已。调职后不久，他便患上不明重病病倒了。

一九九四年二月四日一大早，在欧文公园路湖景邮务站的停车场，邮政大家庭的机能障碍结了颗壮观的果实。一个发不动自己车子的邮递员打开了同事——1345号邮递员——的车门，准备发动。他在后车厢看到一百袋未投递的邮件—里面共有四万零一百封信，分属于四百八十四个不同的地址。日期最早的一批盖的邮戳是前一年十二月。

邮政检查局请服务改善团队清点这一百个袋子的内容（他们用光字符阅读器处理），于是盖儿·坎贝尔得知了这件事。她对1345号邮递员的渎职毫不意外。她在十一月的报告中就曾提到他是缺乏效率、有“吃信”习惯的员工；而从十一月到二月间，相关部门显然毫无改善其绩效的作为。现在她决定把信息传递给一个或许真的会用到它的人。

她选的这个人是查尔斯·尼可德穆斯。自从十二月《芝加哥太阳报》的那篇报道刊出后，芝加哥人就一直拿邮政的奇闻趣事轰炸各家报社，但报社没有足够的硬新闻做后续报道。然后，元月二十一日，尼可德穆斯接到市议员帕特里克·奥康纳的电话。奥康纳说他的一位选民（就是黛波拉·杜伊尔）一直提到有位邮局员工愿意讲述事实并指名道姓。于是尼可德穆斯扑向采访盖儿·坎贝尔的机会。

当尼可德穆斯试着确认1345号邮递员的故事时，邮局一再对他撒谎。甚至，《芝加哥太阳报》都刊出针对该事件的三篇连载报道中的第一篇了，将近整整一天，邮局发言人仍矢口否认，称那些邮袋并非意外被发现。这些谎言，以及芝加哥邮政顾客满意率跌至史上新低的百分之六十四的新闻，促使《芝加哥太阳报》在二月二十日刊出一篇社论，要求撤换杰米·梅森。

就在社论刊出之际，坎贝尔已回到海德公园。但甚至在开始与尼可德穆斯配合时，她仍希望五大湖区经理奥穆尔·罗杰斯会跟她一样，为他的团队提出的报告大吃一惊。她的幻想最终在芝加哥西南区的阿什伯姆邮务站破灭，她于二月底来这里参加全市的投递管理会议。邮务站的一楼是一片淹到下巴的邮件海。“我打开门，脱口而出：‘天哪，这不是邮局，是仓库吧。’”她说。去往二楼的路上，奥穆尔·罗杰斯和五十名站经理以及两百多名主管跋涉过邮件海，一句话也没说，仿佛它不存在似的。“那时我才恍然大悟，我一直在为错的人工作，”坎贝尔说，“我才恍然大悟，他们并不是真的要改进什么。”绝望如斯，她把罗杰斯在十二月委托她做的最后一份稽查报告给了尼可德穆斯。报告在三月二日跃上《芝加哥太阳报》头版（“邮政调查翻出一个烂摊子”），并带来一连串丰富的后续报道：林肯公园站有八百英尺的邮件原地不动；主管容忍员工在上班时间喝酒嗑药；服务改善团队被消音、解散了。

坎贝尔也将团队的最后报告传真至参议员保罗·西蒙的华盛顿办公室。已从帕特里克·奥康纳那里听说过坎贝尔的西蒙，遂与同为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的卡萝·莫斯利－布朗寄了一封联名信给邮政总局局长马文·鲁尼恩，敦促他亲自巡访芝加哥。鲁尼恩不敢直捣蜂窝，拒绝了此项提议。然后西蒙打电话到鲁尼恩位于纳什维尔的家中（鲁尼恩搭喷气式飞机往返于住宅与华盛顿之间），劝他考虑。最后鲁尼恩派出他的左右手营运长约瑟夫·R.卡拉维欧和另两位国家级副总裁，为他的亲自造访铺路。

鲁尼恩到访前的那个星期五，又发生了一起助长多疑的阴谋论的“意外事件”：两万封日期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九二年的邮件出现在芝加哥西南区一栋房子后面的垃圾桶里；房主是名已经退休的邮递员，他坦承，当初因为无法准时完成投递，他习惯性地把工作带回家。同一个星期五，警方在一条高架铁路下的通道中发现重约两百磅的新邮件正在焚烧。犯下过失的邮递员达妮西雅·布洛克后来解释，由于卡拉维欧在全市随机抽检，邮递员面临不可把信留在站里的巨大压力。在她看来，那条步行通道正是合理的贮藏处。至于火，布洛克推测是游民放的。

当鲁尼恩翩然抵达时，芝加哥已怒气冲天。他的造访在上城区百老汇兵工厂的“市民大会”上达到高潮。就官方说法，这场会议是市议会财政委员会就劣质邮政服务对经济的冲击举行的听证会。鲁尼恩、梅森和芝加哥邮件处理总理事塞莱丝汀·格林坐在桌前，活像战争罪法庭上的被告，面对汪洋般的原告和稀稀落落的辩护者。当进步劳工党的成员在会场里发送要求六小时工作拿八小时工资的传单，鲁尼恩向芝加哥全体市民道歉，保证会派专门小组整肃一切。拿到扩音器的证人开刻薄的玩笑，唱嘲讽的歌。玛莉莲·凯兹明确表达了她的挫败感，黛波拉·杜伊尔则以播新闻快报一般的口吻讲述了她失落的燃气账单的故事——这一段后来在电视上一连重播了好几个月。

在鲁尼恩离开芝加哥后，一支由全国各地老练的经理组成的二十七人小组抵达芝加哥，继续做服务改善团队不被领情、乏人推广的工作。他们仿佛首次征战一般做出大家耳熟能详的承诺，媒体的关注暂歇。但杰米·梅森在局长宝座上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四月二十五日，《商业邮政评论》的出版商范·H.西格瑞夫揭露，塞莱丝汀·格林花了二十万美元的维修经费整修她的办公室套房：硬木橱柜、大理石浴室、七扇窗户各装一部空调。传言这次整修之所以消息走漏，是因为漩涡浴缸的水流渗入了两层楼下限时专送部的天花板。让事情更糟的是一九九五年年底，整座中央邮局人去楼空。格林的错误判断恶名昭著，使华盛顿的邮政管理层不得不将她调离。无三不成礼——五月三日他们也把奥穆尔·罗杰斯和杰米·梅森调走了。这就是邮政服务；什么都做得轻手轻脚。尽管罗杰斯遭到降级，但这三名高级主管的薪资和福利皆分文未少。罗杰斯被派往堪萨斯市，梅森调到南卡罗莱纳，格林则去了芝加哥南部郊区，她丈夫在那里管理邮件处理站。

随着鲁尼恩的特别小组在芝加哥展开作战、高级主管调走，辐射性尘埃的云雾开始向东飘往华盛顿。在六月初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邮政董事会成员——总统任命负责监督邮政服务的人员——表达了痛悔与愤怒。然而，马文·鲁尼恩宣布了另一项体系改组计划，让投递与处理这两个他在一九九二年拆散的部门破镜重圆。这次改组除了惹来联邦众议员威廉·L.克莱的猛烈炮火（他痛批十位新上任的分区副总裁仅有一个是黑人），显然也耗尽了邮政董事罗伯特·塞特拉基安的耐心，他私下号召其他董事联手，在美国邮政整个分崩离析之前免除鲁尼恩的职务。危机感在七月加剧，《华盛顿邮报》报道，邮政检查员在马里兰市郊一间处理站的四部拖车里发现数百万封邮件，可见该站不是不能就是不愿处理其日常工作。

芝加哥邮政的衰败在上述每一起事件中回响。在黛波拉·杜伊尔遇上盖儿·坎贝尔时，两个世界的边界就被冲破了。杜伊尔把坎贝尔介绍给尼可德穆斯，尼可德穆斯进而让芝加哥民众认识邮政世界；而随着马文·鲁尼恩从华盛顿驾到，《宗毓华目击》自纽约来访，头头们不滚也难。

衰败乐章的终曲在五月七日上演：星期六，消防队获报，芝加哥西北郊区帕拉汀镇的一栋公寓发生电线走火，他们赶到现场后，竟发现去往阁楼的通道硬生生被主卧壁橱里一墙的信件和包裹挡住。一捆迷途的信掉落到一位消防员脚边，上面写着芝加哥北区的地址。这一大批包含三千三百九十六封一类邮件（包括一张从信封里掉出来，但未签名亦未使用的信用卡）、一千一百三十八封二类邮件、三百六十四磅重大宗商业邮件，以及一千一百三十六张光盘。屋主是芝加哥欧文公园邮务站工龄七年的资深邮递员罗伯特·K.比弗利，他因为担心未跑完路线遭到惩处，遂开始用他的二手捷豹把邮件载回家。而这起事件最令人迷惑的一点是，他的路线上没有住户抱怨过邮件遗失。他被逮捕完全出乎欧文公园站意料。

邮政大家庭告诉我，该事件纯属特例。他们说比弗利是烂苹果、神经病，他的行为不代表什么，只能反映他本人内心黑暗。大家庭说今春芝加哥的烂苹果比较多纯属偶然。一起事件被大肆宣传，同类事件就会接二连三地发生。很多被曝光的劣行都不是新鲜事。其他城市的情况并无二致。

当我把这些借口背给盖儿·坎贝尔听时，她严肃地摇摇头，态度依然强硬。她说，她一九九三年在服务改善团队的一篇报告就指出比弗利的路线“有问题”，旧邮件到处乱丢。她相信芝加哥一定还有其他没被揪出来的罗伯特·比弗利。在跟比弗利的领班（“我见过的最无精打采、满不在乎的绅士”）和欧文公园站经理面谈之后，她可以解释没人抱怨的神秘现象了。“有人抱怨，”她说，“但我知道他们没做记录。我请他们出示记录时，他们什么也拿不出来。我提出了那个问题。他们把脚搭在桌上，一直在聊球赛。外头有二十个人等待服务，窗口却只有两个办事员。”

这种系统失灵问题可以在全美最大城市和金融中心之一的主要通讯网持续十年，而且必须在特立独行的行政官员、媒体关注和国会代表的共同影响之下，才能迫使系统处理失灵问题，不禁令人忧心美国邮政和美国城市能否久存。

在芝加哥一九六六年邮政危机后五年，原来的美国邮政部改组为美国邮政服务，成为一家联邦所有的“公司”，总统和国会有监督权但无直接管理权。卡普尔委员会决议，唯有成为独立自营的企业，邮局才能有足够的灵活性在现代世界生存。国会和总统都失去了邮局的政治任命权，但也卸除了经营和应对赤字的责任。当民众抱怨费率或服务时，他们不必再当箭靶，大可加入批评阵营。

芝加哥一九九四年邮政危机便呈现出这个政策的结果。现今，大城市的主要居民换成了“二等公民”。看到西德尼·叶慈——他曾在华盛顿跟杜鲁门共事——等老国会议员频频摇头、怀念有任命权的时光，教人好不辛酸。邮政总局局长向来是授予总统所属政党党主席的美差，在一九七一年之前，所有大城市邮政局长的任命都是政治性的。如果你获得的邮政服务不佳，你可以打电话给选区政客，一定会得到关注。到九十年代初期，诚如叶慈所发现的那样，你打电话给邮政总局局长本人也没用。坐拥一万五千名员工的芝加哥邮局仍是强大的政治基地，分发职缺的方式就像昔日选区委员会会长分发几磅几磅的培根一样；但它除了自己，不必再伺候哪个主人了。当年的组织重整旨在保护邮政局长不被政治侵扰，允许有真才实学的员工向往高级职务，如今，却有效地将一市的邮局隔离于选民之外。

在芝加哥，机器政治已失势，种族政治崛起。逃得过公开评论但逃不过暗中观察的是：北区邮局的白人顾客在芝加哥获派首位黑人局长后不久即惴惴不安，而此后黑人局长便要应付愈来愈刺耳的抱怨。二十世纪初，邮务工作是少数向受过教育的黑人开放的受人尊重的职业之一（在理查德·莱特的《外人》一书中，主人公克罗斯·戴蒙就跟西范布伦街433号的三名同事进行过萨特存在主义式的对话），至今它仍是贫民区黑人的一条主要出路。七十年代末，即白人中产阶级大量涌向郊区之际，黑人就在芝加哥邮局占多数了。现在黑人的比例已将近九成。

邮局员工大多住在黑人聚居的南区，上班路途之遥更使上城等邮务站发生的许多问题——缺勤率失控、员工流动率高、士气低落——变本加厉。取得终身职位的员工会马上申请调回较方便的街区，主管和经理也是如此，而他们向来把上城看作西伯利亚。结果便是北区的人员永远经验不足。

种族问题也以更加根本的方式塑成危机。湖北各站被视为“问题重重”是因为申诉率奇高。事实上，芝加哥其他邮务站同样管理不善，但贫困地区的住户不是整天工作，就是很少收到福利金或社会保险支票之外的邮件。反观北区，住户多为个体经营者和休闲人士，会发现邮件延误或一星期没收到《华尔街日报》。北区人也怀有期待。在“戴利机器”运作的数十年间（理查德· 戴利担任芝加哥市长二十一年（1955－1976）之久，其子小理查德· 戴利亦任该职二十二年（1989－2011）。），他们已学会如何组织、如何抱怨。但现在规则变了。邮局，虽然看起来仍像城市服务机构，也曾经像服务机构那样运作，但现在不用负责任了。

五月，在梅森、罗杰斯和格林——都是非裔美国人——被调职之后，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芝加哥分会谴责此次调动为种族主义，因为三名接替人选中有两个白人，且格林的白人上司托马斯·兰夫特安然无恙。这种指控似是而非，因其暗示芝加哥数千名埋头苦干的黑人邮局员工能得到工作是拜其肤色而非能力所赐。但它也揭示了，在邮局长期不肯承认其缺点的背后，是黑人担心失去掌控权。盖儿·坎贝尔指出，让她成为“叛徒”的不是她公开背叛邮政大家庭，而是，套用一名经理的话，她“把白人带了进来”。她带进来的白人不只是取代罗杰斯和格林的威廉·古德和大卫·菲尔兹，以及西蒙、史密斯、叶慈等政治人物，还有白人媒体集团——许多美国黑人和几乎所有芝加哥邮局员工都相信，白人媒体对他们抱持偏见。

新任芝加哥邮政局长鲁福斯·波特在就任头几个月避开了“大家庭”这一辞令，而选择“积极进取”“加强沟通”和“企业家精神”等企业词汇。四十六岁的波特是加州人，曾任邮件处理人员，在夜校拿到了硕士学位。上中央邮局四楼拜访他，我顿时明白了为什么官阶和杰米·梅森相等的塞莱丝汀·格林觉得有必要整修。芝加哥邮政局长的办公室是一大片不规则延伸的长毛绒地毯，上面零星点缀着笨重的雕刻家具。身材矮壮的波特挺拔地坐在椅子沿上，双手交叉置于巨大的会议桌上。他以受训军校生那种简洁有力的节奏回答我的问题。“积极进取是教不来的，”他说，“但你能做的是营造一种气氛、一个环境，让人们感受到被赋予力量。那就是我们努力尝试的方向。我们在试着营造那种气氛。”

多数人认为波特成功了。他精准地调开了坎贝尔在报告中锁定的那些不能胜任的经理，重建停职惩戒，并展现出不惜一切代价来提升芝加哥服务质量的意愿。因上司无能备感挫败的邮政主管可能会在稻草娃娃上扎针，但绩效不彰的管理者被调走，或许更该感谢波特的改革决心而非伏都教的力量。就连态度最强硬的坎贝尔都皈依了。“他正是芝加哥翘首期盼的不二人选，”她说，“我们不会在全国敬陪末座太久了。”

不是最后一名就好：这种志向隐含的谦逊一定会冲淡波特尽心竭力唤起的乐观。我请教邮政总局发言人法兰克·布伦南，为什么像芝加哥这样的城市会被忽略这么久，他回答说，他的组织过去和“小镇美国”关系密切，社区的身份认同以及与共和国的联结，都被包覆在它的小邮局里。至于大城市，布伦南说，则是“进化美国”的一部分，赋予邮局使命感的日常人际联系远不如在小镇那样容易利用。以这种角度来看，芝加哥邮局遭到漠视，正反映出更大范畴的联邦对城市的沮丧。新任邮政总局营运长威廉·汉德森表示：“美国大城市没有哪个议题是不难处理的，邮局也不例外。”汉德森相信，化为交通拥塞和高楼大厦等形式的高人口密度，不可避免地阻碍了平邮信件的流动。“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事实。每个人都对城市又气又恼，我们也很气恼。”

都市的障碍不仅在物流方面。八十年代初，当长期受到压抑的都市少数族群取得邮局掌控权，可以理解的是，许多成员无意攻击他们承袭的深层结构问题，只想获取（比如塞莱丝汀·格林）旧统治集团长期享有的权力表征。芝加哥邮局困境的症结在于美国社会两个阶层之间的鸿沟，这在大城市里尤其明显，现今也几乎仅靠全民邮政服务这座桥连接。与富可敌国和尖端科技并肩共存的是第二代与第三代城市下层阶级，在他们眼中，受聘于邮局工作或许不太像责任，倒像是联邦津贴的延伸。坎贝尔固然气愤于邮政管理阶层背离民心，但她同样为芝加哥基层员工的背叛愤怒。“他们希望有人教，”她说，“希望有人带。但如果你找的人只会坐在办公室里喝咖啡，和隔壁邮务站的珍妮打电话聊天，是不可能获得成果的。”

无论大城市有多让邮政总局恼怒，它们仍制造出大量为“全民服务”付账的邮件。若如汉德森所言，大城市的结构注定会减缓服务，那么必然有什么要受到损害——不是城市就是邮政业务。显而易见，大城市已经在受害。不良的邮政服务降低了生活质量、增加了做生意的成本，从而助使公司和富裕的个体迁往郊区。这是一个令坚定的城市居民感到灰心的过程。比如玛莉莲·凯兹就说：“对我而言，城市是文化的命脉，民主的血液，因为它们是不同族群真正融合的少数地方之一。随着社会更加阶层化，种种问题中的一个已然发生：在几乎每个公众事业领域，城市皆已变成二等公民。邮政服务在威尔麦特（芝加哥附近郊区。）运作良好，在芝加哥就失灵。”

邮政服务业本身并没有受到飞往威尔麦特班机的伤害。对它构成威胁的是“虚拟班机”：飞往可替代它的信息传递系统。商业通讯是受传真与电子邮件冲击最明显的领域，据美国邮政估算，过去五年已减少了三分之一业务。所幸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损失已获得喷涌的一类与三类广告邮件弥补，而且诸如威廉·汉德森等美国邮政的推手，听起来仍信心满满：尽管副总统戈尔热情宣告全国信息上层结构正蓬勃发展，邮局的效用仍将屹立不倒。“邮件是当今美国最具互动性的产品，”汉德森说，“你可以把信放在口袋，随时随地阅读。这是互动的极致表现。”

问题在于，邮政服务并不需要失去太多生意就会陷入严峻困境。一九九二年，马文·鲁尼恩第一次上国会亮相时，描述了邮资费率调升如何已驱使第三类广告客户改用其他传递方式，如电视或挂在门把上的传单。“随着我们提高费率，”鲁尼恩说，“邮政服务将被外部来源私有化。不是被我们，而是被外部来源。”

因为忠于“全民服务”，邮政服务有庞大的固定基础建设成本。它不可能像多数一般企业那样收缩或成长。因此，因特网不必让邮局过时，就可以使它陷入危机。“信息超级高速公路”只需要作为一种吸引力与日俱增的替代品存在即可。如果有足够多的邮寄者开始使用它，无论个人或公司，费率遽增与服务、邮量骤减的经济风暴就将席卷而来。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国会有两种选择：给予补助，或使之私有化。回到联邦补贴邮资的老路需要坦承一点：全民统一费率的服务是昂贵的理想，会花纳税人的钱。因此，邮政服务不无私有化的可能，像威尔麦特和芝加哥环线等有利可图的市场会卖给竞价最高者，而邮局仍是资金短缺的渣滓，最末位的选择，服务乡下和城市的穷人。

一个潮湿夏日的午后两点半，我从环线开车沿超级高速公路西行。待在市内期间，我赴约的路程都不会超过二十五分钟，无论是搭快运列车或步行。但在国家级运输基础设施上面，尽管冲劲十足，我仍得花将近一小时才开出市区。郊区的交通一样糟糕。汽车一辆紧接一辆，于正在拓宽，或进一步拓宽——即便我们正行驶其上——的路上缓缓向西移动。一直到我的目的地，卡罗溪地区一间新设的邮件处理中心，工业园区和公寓大楼才终于在穿越玉米地时中断了。

美国邮政生存的希望系于成长。要避免邮资不断上涨，个人通讯量的损失必须仰赖寄至家庭的商业邮件的收益来弥补。目前在美国，每五元的广告费已经有一元花在直接邮寄上，而威廉·汉德森相信，一旦企业了解到把广告装进信封并附上账单或伪装成账单寄送的潜在价值，这个数字还会攀升。他对近来信用卡的激增尤感兴奋。

为追上逐步增大的量，未来邮政服务也必须进一步自动化，而在卡罗溪，全面自动化已接近实现。工厂就像技术展示中心，输送带、送料斗和人行通道都漆成口香糖般鲜艳的颜色，控制室有友好的CRT屏幕，你只需用手指触碰有趣或遇上麻烦的节点，它就会跟你互动。有机器像洗牌一样整理信封，分排出邮递员投递的顺序。有机器在每一封手写地址邮件的背面喷上荧光条形码，拍摄地址，并将画面发送到田纳西诺克维尔，那里的工作人员读取并键入邮政编码，再传回卡罗溪，以黑色条形码的形式贴到信封正面。嘈杂声不断从理信销票机、光字符阅读器、信件分拣机、机动化骡车队、挂钩皮带和扁平邮件分拣机及投递条形码分拣机传来；但那是平稳的嘈杂声，支援的嘈杂声。这间工厂只生产一种产品，叫“秩序”。秩序控制下的流体主要是白色的，惬意地顺应有摩擦力的皮带和机器人一般的夹抱机。漂流着，呢喃着。它叫“邮件流”，而且，不同于芝加哥中央邮局的邮件，它没有醒目的个性。当我在一个标示“无法投递”的小包裹麻袋里仅发现一只孤零零的泡棉信封袋时，我竟莫名兴奋起来。这件有点破损的包裹，收件人地址是阿拉斯加普拉德霍湾的一个邮政号码，退回地址则是“德州，不明”。

离开卡罗溪，我开车经过数片大豆田和一座Zima酒装瓶工厂。在三千七百英尺长、一家店面宽的购物广场尽头，我碰巧来到K邮务中心，一间窗明几净的店面，不仅提供信箱、出售美国邮票，也提供公证服务、普通纸传真、桌面出版软件、钥匙复制服务，以及包装纸和幽默贺卡。经营者克里斯·凯特是尼日利亚移民，不但营业时间长，还提供各种只要你想得到的送货服务。凯特告诉我他买下邮务经营权是因为他提供的这些服务能相辅相成，也有成长机会。他说他对美国邮政没有怨言，虽然他的顾客中很少有人选择用它来寄送包裹。

在凯特开着空调的凉爽的店里，在以节能模式运作、静悄悄的米黄色设备中间，邮政服务朝着私有化——朝着物美价廉与无理哄抬并存的破碎共和国——前进在我看来势不可挡。以下这个想法也难以抗拒：美国人该去哪里直接参与到管理他们的系统之中？不是大厅悬挂星条旗的小镇邮局，而是玻璃橱窗里悬挂荧光条幅（“内售传呼器”）的远郊零售店。

但回到市区，再经历一次不愉快的超级高速公路之旅，我又屈服于怀旧了。我想到玛莉·安·史密斯曾愉快地描述那张圣诞贺卡：“金箔信封和烫金的寄件人地址”——那是一位前市议员从狱中寄给她的。想到我自己也愉快地发现，黛波拉·郝金斯在成为沟通专家之前是中央邮局的办事员，负责整理皮尔森地区的邮件，所以很可能亲手处理过我寄给家住皮尔森的哥哥的信。想到伊凡斯顿的邮递员艾瑞奇·华尔奇说，他新路线上的顾客都很讨厌之前那个邮递员，所以也讨厌他。“过了整整一年，有些人才开始把我当人看，不会在我向他们说早安时回我一声‘哼’，但我还是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他说。我想到站在门廊上的波兰裔老太太们，笑着从兼职牧师的那位非裔邮递员手中接过信封。想到我费城家中的信件应该堆积如山了，不禁热切期盼。

穿邮局制服的人之所以受欢迎，不只是因为他们可能捎来情书或彩券中奖支票，更因为美国邮政为我们服务这一希望和信念。自从跟着驿站马车来到偏远的阿巴拉契亚拓居地，美国邮政一直为寂寞的民族提供全民按手祝福礼。它和任何抵达这个国度的事物一样神圣。在高架桥下焚烧邮件就像神父鸡奸案一样，痛击我们的纯真；一旦圣典被虚拟化，以电视传播福音的方式进行，便会将礼拜者贬低成消费者。跟我讨论过这个话题的所有芝加哥人当中，就连绝望至极的人也不建议：美国邮政该解散了。

八月一日，鲁福斯·波特同意了盖儿·坎贝尔长期以来的请求，把她从海德公园邮务站调走了。现在她是涉外一类邮件判定团队的协调专员。当坎贝尔把她的新职责——监督（但无法影响）一类邮件的收发、投递——告诉她的医生时，医生说：“他们在想办法杀死你。”她最近自掏腰包，花了两百七十八美元请一个叫凯莉的女孩帮她输入一天的判定数据，但即使这样也无法令她满意，于是她便深夜两点起床，自己把数据输入笔记本电脑。“如果我不做，”她说，“谁还会做？”

坎贝尔和我在“什么正杀死她”这点上意见不同。身为实际的受害者，她要寻找原因。她认为虚伪的经理和傲慢的工会是一丘之貉，将她为客户服务的理想弃之如敝屣。而我，则因个人与结构的双重视角深感苦恼。我看到一个视工作如生命的女性，也看到一种经济制度正在消灭坎贝尔居住的城市，而正是这座城市发明了现代商品市场。芝加哥邮局是旧日责任制度的遗迹，位于华盛顿的上级与它渐行渐远。为了在企业化的世界里生存，美国邮政现在企望成为另一种媒介：在收取消费者的美元和传送产品的效率上，要与兼具“非线性”和“多元性”的因特网——其拥护者是如此信誓旦旦——并驾齐驱。技术资本主义是部可憎的机器。它总能把我们搞到手。它如果不从外拆解美国邮政，就会从内窃取它的灵魂。美国人对邮局的依恋是纯粹的怀旧。这反映出这个民族的矛盾之处：我们的内心并不喜欢我们的欲望创造出来的东西。

当我终于回到费城家中，有厚达两英寸的邮件在等我。威廉·汉德森如果知道我收到四份不同的信用卡广告，而且每一封都是免费从我之前的地址迅速转寄来此，一定会很高兴。也有来自我个人并未投票推选的州议员的大量邮件、我已经在用的信用卡的账单、四期《洛杉矶时报书评》（上面的黄色转寄标签催促我“通知寄件人新地址”）、一只印着艾德·麦克马洪（艾德·麦克马洪（1923－2009），美国喜剧演员、电视主持人，尤以《今夜秀》最受欢迎。）肖像的大信封、三包内容丰富的Val-Pak（世界最大的商业直邮公司。）邮件（我相信里面一定有打折地毯清洁剂和小恺撒优惠比萨的有趣广告），以及唯一一封一类信，是我一个在英国的朋友寄来的。虽然信一定是在好几个星期前就寄出了，我仍迫不及待撕开来看。他问我，为什么不写作了。

一九九四年

艾瑞卡舶来品

高中三年，我都在德国移民夫妻艾瑞卡和阿明·盖尔经营的小公司干包装活。公司叫艾瑞卡舶来品，就位于他们圣路易斯市郊阴暗的家里的地下室。一星期有几天下午，我得把自由和神志清醒的芬芳世界抛在脑后，爬楼梯登上盖尔家漆黑的前门廊，往客厅一瞧，艾瑞卡和阿明及他们那只喂食过多的雪纳瑞，通常都摊开四肢，在老旧的木脚德国椅子和沙发上打鼾。里面的空气弥漫着浓重的炸肉油脂味和燃烧的香烟味。餐厅桌上搁着德式午餐的遗骸：散落着奶油和西芹的盘子、一块部分毁坏了的生奶油蛋糕、一只空空的摩泽尔酒瓶。艾瑞卡——穿着有衬垫的家居服，前襟豁开，露出旧世界的胸罩或束身衣——继续打鼾，阿明则起身过来带我到地下室的工作台。

艾瑞卡舶来品和制作手工礼品的共产东德工厂签有独家合约，礼品包括瓷釉复活节兔子和小圣诞老人像，着色巧妙的彩绘木头蛋，耶稣诞生场景的高级雕塑，硬木七巧板拼图，以及蜡烛驱动、各种尺寸、最高达三英尺的圣诞旋转木马等等，始终令美国中部各州礼品店趋之若鹜。因此艾瑞卡对她的客户姿态甚高。她会发出破损品，或由阿明重新黏合的商品，草率到侮辱人。她用美国人难以辨读的德式草写体开发票。她乱砍失宠客户的订单；她说：“他们要二十份——拜托喔！我给他们三份就不错了。”

我在地下室的工作包括组装硬纸板箱，给里面塞满较小的盒子和细刨花，查核发票以确认完成订单，再拿用海绵沾湿的纸带封箱。既然我的待遇比最低薪资高，既然我喜欢解包装的拓扑学之谜，既然盖尔夫妇喜欢我、赞赏我的德语能力、给我很多蛋糕吃，你或许会大吃一惊：我怎么会如此讨厌这份工作——我甚至好生羡慕那些在海滋客快餐店操作油炸台，或在肯德基炸鸡店清理集油槽的朋友。

我讨厌它，部分是因为讨厌自主权遭到专横的侵犯：星期六下午会因艾瑞卡突如其来的吠叫彻底完蛋，“马上过来！”她在电话里吼道。我讨厌海绵泡在那锅满是浮渣的水里而滋生过度的霉菌。我讨厌那只雪纳瑞和一切跟它有关的事。讨厌阿明做手工活前非得先舔舔手指；讨厌他用一根手指敲奥利维蒂打字机，费力地敲出给优比速的纸条时呼哧呼哧的喘气声。还有艾瑞卡强烈的体臭和浓郁但无法掩盖体臭的香水。我讨厌她的生意俗气、量大的那一面，还有季节一到便涌入的泡沫塑料铃铛、多愁善感的雪人和廉价塑料玩具，它们都会让我太鲜明生动地想起，美国中西部医院礼品店的美学荒原。

但我羡慕那些在快餐店厨房打工的朋友，主因是他们的工作在我看来完全是“事务性”的。他们从来不必看主管青筋暴露的肚子从家居服里掉出来，或被打翻的廉价香槟渗进她脚边的地毯。汉堡碎片和西芹调味的土豆不会在工作地点的狗碗里腐烂。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母亲没有对他们的雇主怀抱歉意。

高中毕业后一连好几年，家母都要我从大学回家时到盖尔家“拜访”他们，或在教堂礼拜后跟他们打招呼，暂时缓和他们的社交孤立，后来我去了欧洲，她也要我寄明信片给他们。而家母本人，一秉基督徒的慈善与受虐精神，有时会邀请盖尔夫妇到家里来吃晚餐和打桥牌，每当打桥牌的时候，艾瑞卡总会因阿明叫牌的过失和出牌的罪状而破口辱骂，愈骂愈大声，愈骂德语的比例愈重，而阿明会满脸通红，开始粗声粗气地自卫。虽然家母由衷地信赖个人责任，但如果艾瑞卡打电话来时我在家，她仍会诉诸那种一目了然的花招。她会把电话拿给我（“乔纳森想跟你打招呼！”），然后，当我试着把电话还她时，她会要我跟艾瑞卡说她“下个礼拜”会回她电话。可怜的艾瑞卡和阿明，他们有血块，他们骨折了，他们突然住院了！他们向下走的每一步都由母亲忠实地记录在写给我的信中。现在他们都过世了，我不禁怀疑：人生真的逃不开人际关系吗？二十五年了，我仍然找不到可以与家庭、忠诚、性、内疚，或与以上四者全都无关的工作环境。我开始觉得，我永远也找不到。

二○○一年

筛烟灰

香烟是这世界上我最不愿意去想的东西。我自认为不是烟民，跟四千六百万有此习惯的美国人不一样。我不喜欢烟味，不喜欢烟味象征的对鼻部隐私的侵犯。外观时髦的酒吧和餐厅（他们的顾客群部分是靠自卫般的毒雾来巩固排他性）已开始让我反感。我曾在前一晚住过烟民的旅馆房间，在男人拿难闻、体臭味的云斯顿当泻药的公共厕所遭到毒气攻击。（“云斯顿抽起来很逊，就像我刚抽的那根”是我小时候听过的在文法上无懈可击的谐语。）在纽约的一些日子，仿佛人行道上有三分之二的行人在汽车废气的涡流中拿着点燃的香烟；我不断调整位置，待在上风处。为堵住公寓楼下邻居的排气，我拿填缝枪密封地板和护壁板之间的缝隙。我去的第一座位于内华达州的赌场，呈现地狱般的场景：一排一排脸长一英尺的中年女性一口一口抽着一英尺长的肯特，不由自主地把银币塞进投币口。每当谁告诉我香烟很性感，我都会想到内华达。每当我在电影里看到男女演员吞云吐雾，我都会想象芘和酚蹂躏柔嫩的上皮细胞和他们支气管中卖力工作的纤毛，一氧化碳和氰化物黏住他们的血红素，他们被化学物质荼毒的心脏绞起、拉紧。现今，更普遍的妄想症正围攻我们的文化，香烟便是其中的精华，让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体在这个充满分子危害物的世界里有多脆弱。它们吓得我魂飞魄散。

因为我几乎恨尽香烟的每一种特性（连雪茄都别跟我聊），也因为我前一次抽烟应是五年前的事，而我不曾有过烟灰缸，我很容易便自视为身无尼古丁的人。但如果叫我这个名字的男人不抽烟，为什么他客厅的窗户上又出现排气用的箱型电扇呢？为什么在每个工作日的尾声，在桌上的浅碟子里，那台电扇前面，又集合了一小撮的烟屁股呢？

在我成长的文化保守家庭，香烟是最大的禁忌——甚至比性和毒品更令人担心。在我出生前一年，外祖父因肺癌过世。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时开始抽烟的，一辈子都抽得很凶。每个认识我外祖父的人似乎都很喜欢他，而不管我对于这个国家痴迷健康的现象有多嗤之以鼻——人人想要拥有天神般健美的身材，想要活到可以证明被上帝眷顾的岁数——不变的事实仍然是：如果外祖父不抽烟，我或许就有机会了解他了。

至今母亲讲到香烟仍难掩嫌恶。我从大学时开始偷抽，或许部分就是因为她讨厌香烟，而经过这些年，一种担心被发现的恐惧感油然而生，我相信那与男同性恋怕向双亲坦白十分类似。毕竟，我的身体是家母用她的身体创造的。有哪个摒弃身世之举比故意毒害那个身体更极端呢？坦承吸烟就是宣布：这就是我，这是我的身份。不过，把“烟民”视为一种身份标签的怪异之处，在于它的反复无常。我可以决定从明天起不要当这种人。因此，今天假装不是这种人又有何不可？为掌控自己的人生，人们会跟自己讲述他们想成为的那个人的故事。但烟民有个特权：偶尔他们会觉得戒烟的决心强大到仿佛已经戒掉，手边却有难以辩驳的证据证明那些故事不见得真确：烟灰缸里有烟屁股，头发里有烟味。

于是，身为烟民，我不仅已经不信任我自己的故事，也不信任一切佯装有明确道德寓意的记叙。最近几个月美国人就受制于日报这样的叙述：秘密文件泄露大烟草公司的阴谋、产业科学家挺身控告前雇主、九个州和一个拥有六十家法律事务所的集团发动大规模的责任诉讼，以及食品药物管理局将香烟列为尼古丁供应品加以管制。坊间盛行的自由派观点“大烟草是邪恶祸害”，为《纽约时报》给理查德·克鲁格杰出的烟业新史《烟灭》一书的评论做了总结。借由责备克鲁格的“客观”和“公正”，克里斯多弗·雷曼－郝普特暗示烟业在道德上堪比奴隶制和纳粹大屠杀。克鲁格本人，无论公正与否，不断将“天使”一词与反烟害行动人士连在一起。在著作《烟灭》的导读里，他提出一对严峻的选择：烟商若非“本质与其他生意人无异的生意人”，就是“存心伤害无知者、不幸者、情感脆弱者和基因敏感者的道德麻风病患”。

我对这种二分法感到不舒服或许反映了这个事实：不同于雷曼－郝普特，我还没戒绝这个习惯。但在其他各种全国性辩论中，我还未曾感觉自己与主流如此不同步。尽管我不信任美国产业，尤其是一个积极买通国会议员的产业，我仍有一部分的灵魂坚持寻觅烟草。我畏畏缩缩地强迫自己看了最新一篇健康新闻：研究显示，吸烟女性更有可能生出弱智儿。我特意扑向隐喻与情节剧的选择冲突，例如《纽约时报》的这一篇：在这一连串重创曾所向披靡、市值四百五十亿美元的烟业的重拳中，口供书是最新的一记；该产业正面临滔滔江水般的诉讼。我对高吸烟比例族群——蓝领工人、非裔美国人、作家和艺术家、离群青少年、精神病患——的同情，已扩展至为他们供应香烟的公司。我想：现在我们全是斗败之犬。我告诉自己，战争时期是谎话连篇的时期，而香烟战争最大的谎言就是道德方程式可被简化为一和○。或者，我也被烟草腐蚀了？

我是在黑暗的八十年代于德国留学时开始抽烟的。当时里根总统刚发表了他的“邪恶帝国”演说，乔纳森·谢尔出版了《地球的命运》。柏林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如果你在星期六早上醒来时发现世界未毁灭，下个星期你就安全无虞；当时的假设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星期五晚上最困倦，所以华沙条约组织会选那个时候大举越过富尔达谷地，然后北约会大发雷霆，予以击退。既然我评估我活过那十年的概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吸烟带来的附加风险就似乎无关紧要了。事实上，香烟蕴含着一种动人的末日情怀。香烟于我生命中激增的情形，与核武器激增的梦魇相对应：无名无姓、富死亡气息、飞弹状的圆柱体。香烟是现代战争的固定配件，是士兵最好的朋友，而当战争剧眼看就要在我自己的客厅上演时，吸烟便成了我无助地以公民身份参与冷战的象征。

在诸多焦虑中，最适合用香烟抑制的反而是对死亡的恐惧。为什么重度吸烟者想到肺癌时不会感受到排山倒海的恐慌，反倒立刻点烟来压抑恐慌？（这是冷战的逻辑：我们害怕核武器战争，所以让我们扩充核武器吧。）死亡会切断本我与世界的联系，而既然本我无法想象自己不存在，或许死亡真正骇人的面向不是个人意识的灭绝，而是世界的灭绝。因此，对全球遭受核武浩劫的恐惧，在功用上与我个人对死亡的恐惧一致。香烟的潜在致命性反成慰藉，因为它能让我更亲近末日，让我熟悉它惊骇的轮廓，让世界潜在的灭亡没那么诡谲，也没那么具威胁性。时间会在吸烟期间停止：吸烟时，你鲜明地呈现在自己面前；你不再浑浑噩噩、不由自主地匆忙。这就是为什么会给死刑犯最后一根烟，也是为什么当泰坦尼克号下沉时（故事这么说），穿晚礼服的绅士们要在船尾吞云吐雾：确定自己真的来过人世，离开便容易得多。诚如歌德在《浮士德》里所写：“存在是我们的责任，哪怕只是一瞬。”

香烟是近代的使者，是工业资本主义和高密度城市的至交。群伙、运动机能亢进、大规模生产、令人麻木生厌的劳务和社会动乱，全都与香烟有相关性。若以绝对单位数计，香烟的消费（支）无疑令其他任何由制造产生的消费品相形见绌。“短小精干、易于尝试、易于完成也易于在完成前丢弃，”理查德·克鲁格引述《纽约时报》一九二五年的一篇社论中的话，“香烟是机器时代的象征，而最基本的齿轮、机轮与杠杆则是人类的神经。”本身就是被称为邦萨克（詹姆斯· 阿尔伯特· 邦萨克（1859－1924），美国发明家，于1880 年发明了首台卷烟机。）机器的一种机械滚轴的产物，香烟是装配线员工的鸦片，将难挨、一成不变的漫漫长日分解成可管理的单位。对于女性，《大西洋月刊》在一九一六年指出，香烟是“解放的象征，选票的暂时替代品”。总而言之，我们无法想象没有香烟的二十世纪。在旧照片和新闻短片中，香烟像齐利格（指1983 年伍迪· 艾伦电影《变色龙》的主人翁齐利格。齐利格无论站在谁旁边，身形就会变得跟那个人一样，也能模仿别人的语言、腔调、行为，迅速融入不同社群。）那般无所不在，如此欠缺个性以致难以被察觉，但一旦被察觉，就显得十足怪异。

克鲁格的香烟商业史读来像美国整体商业史。这个在一八八○年分裂成数百小型家庭企业的产业，到一九○○年又尽归一个男人掌控：詹姆斯·布坎南·杜克，借由率先使用邦萨克滚轴并将收益的一大部分再投资于广告，然后通过软硬兼施的办法，一面发动价格战争一面开出吸引人的收购条件，他建立了烟业的标准石油和卡内基钢铁：美国烟草公司。一如同期的垄断者，杜克最终与反托拉斯官员发生冲突，一九一一年最高法院勒令美国烟草解体。应运而生的寡头垄断立刻创造出新的品牌：骆驼、幸运星、切斯特菲德、万宝路，从此一同竞争市场占有率。对美国零售业者来说，香烟是堪称完美的商品，仅须小额投资上架空间和库存，就能产生高收益；克鲁格指出，香烟“重量轻、包装耐久、甚少损坏、难以偷窃，因为它们通常放在柜台后方贩卖，且价格很少变动，也几乎不需要花费心力销售”。

既然每种品牌的烟抽起来大同小异，烟草公司很早就明白要让自己置身广告的最前端。二十年代，美国烟草赠送五箱幸运星（“烘烤过的”）给任何愿意为该公司做宣传的医生，然后大打广告，宣称“两万零六百七十九位医生说，幸运星比较不具刺激性”；美国烟草也是第一个锁定在意体重的女性的公司（“抵挡不住过度放纵的诱惑时，来根幸运星吧”）。烟业也首创名人代言（网球明星比尔·蒂尔登：“我抽骆驼牌很多年了，从未厌倦它醇和、浓郁的滋味”）、赞助广播节目（阿瑟·戈弗雷：“我每天都抽两三包〔切斯特菲德〕——感觉超好”）、具侵犯性的户外广告（最有名的是时代广场广告牌上的“我愿意为一根骆驼走上一英里”），以及最后，对《隐藏的摄像机》和《我爱露西》等电视节目的赞助。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出色的电视广告是我童年的重要娱乐：一群吸B&H的人手中十厘米长的烟被电梯门压碎了；摇晃的镜头中，旅馆女服务员和着“宝贝，现在你有自己的烟抽了！”的曲调偷偷抽烟。我还记得那句被反复吟唱的“席尔瓦细烟，席尔瓦细烟”，美国烟草公司一个短命产品的咒语，它以这句可怕的广告词争取女性消费者：“香烟就像女孩，苗条又富有才是最好的。”

当然，最成功的广告非万宝路莫属，那是菲利普·莫里斯在一九五四年重新上市、锁定女性的高档香烟，有迎合主流的过滤嘴。一如所有现代商品，新款万宝路经过精心设计：提升烟草混合浓度以抵御过滤嘴的削弱，“易开式”烟盒被推行为全国性词汇，红色被选为标示重口味香烟的颜色，图案经过无数次修改才定案，包括一个附了“我来过，我见过，我征服过”（原文为拉丁语，恺撒大帝名言，后被用于指代迅速、决定性的胜利。）格言的伪纹章顶饰；公司甚至在四个城市进行市场调查来决定过滤嘴的颜色。但真正才华横溢的是里奥·伯内特公司为万宝路制作的广告。它的成功关键在于透明度。落日时分，孤单的牧场工人置身孤峰之前，而画面几乎囊括香烟能传达的每一种正面联想：粗犷的个人主义、性感男人味、逃离都市的现代性、浓郁的滋味、认真的生活。万宝路象征我们的商业文化已从承诺时代进入愉快、空泛的幻梦时代。

一家够聪明、懂得这般营销的公司，能在短短三十年内称霸业界，实不令人意外。克鲁格对于菲利普·莫里斯的胜利的描述是商学院为启发和激励学生而让他们阅读的那种文本：要成为成功的美国企业，经验或许就是，照菲利普·莫里斯所做的去做。聚焦于获利最高的商品。谨慎设计新产品，然后给予支持，用力推广。将多余的资金分散投资到结构类似的事业中去。实行精英领导。先发制人。避免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债务。耐心打造海外市场。看到机会时，尽管挖顾客的钱，绝不顾忌。让律师攻击批评你的人。要有格调——赞助《摩诃婆罗多》。不必理会传统道德观。千万别忘记最重要的效忠对象是你的股东。

当它的主要竞争对手R. J.雷诺兹成长迟缓、在温斯顿－塞勒姆坐困愁城——沦为低利润、卖折扣香烟的公司，多种经营惨遭失败，在被KKR集团融资并购后几乎为债务灭顶——菲利普·莫里斯俨然成为香烟产业的全球领导者，也是世界上获利最高的企业之一。九十年代初期，它在全美非折扣香烟市场的占有率是百分之八十。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九年，菲利普·莫里斯的股价涨了一百九十二倍。哪个男人如果在一九六四年戒烟，把买烟的钱拿来投资菲利普·莫里斯的普通股，那他就是健康、富有又睿智了。

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该公司势如破竹的成就正好发生在反对香烟的科学研究如火如荼的数十年间。大概除了氢弹以外，没有哪种现代产物比香烟更能制造矛盾。因此一九五五年，当联邦贸易委员会企图借由禁止在宣传中提及焦油和尼古丁的含量水平来遏止具误导性的广告，却让该产业因祸得福，得以推广“安全无虞”的过滤嘴香烟——即便业者同时提高了毒素浓度来弥补过滤嘴的作用。于是，国会在一九六五年立法要求在烟品包装上加注警语，但此举却防止了可能更严格的州和地方规范的出台，且为业者提供了无价的防护罩，挡掉产品责任诉讼。于是，国会又在一九七一年禁止电台播出香烟广告，这不但替业界省下数百万美元，且借由封闭广播平台有效驱逐了新竞争对手，并依公平原则中止了毁灭性反烟广告在电台的放送。就连一九八二年提高联邦货物税之类的笨拙规定也造福了香烟业，它利用税来掩护接二连三的涨价，十年内每包价格翻了一倍，然后将这笔意外之财转投于多种经营。政府为管制香烟踏出的每一步——禁止电台播广告，禁止机上吸烟，频频颁发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的地方法令——都让香烟进一步退出不吸烟选民的意识。结果，鉴于种植烟草各州的政治影响力，香烟被明确排除于一九六六年的《包装与标识法》、一九七○年的《滥用物质管理法》、一九七二年的《消费品安全法》和一九七六年的《有毒物质管制法》之外。在该产业为产品责任诉讼辩护时，此矛盾更是被发挥到极致：由于原告皆无法主张自己不知道吸烟的危险——换言之，正是由于香烟是美国最恶名昭彰的致命商品——因此无法指控制造商出售香烟有何疏失。几乎不用怀疑，香烟制造商未曾为民事损害付过一分钱，直到利格特公司在今年春天掉队。

然而，事到如今，矛盾年代或许即将落幕。随着一一拆卸导弹，这个国家开始将矛头转向香烟。保卫烟业的秘密之墙，也跟柏林墙一样确定无疑地倒塌了。“第三次浪潮”（美国思想家、作家阿尔文· 托夫勒（1928－ ）在1980 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中提出的概念，他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浪潮为农业阶段；第二次浪潮为工业阶段；第三次浪潮则是信息化阶段。）正冲着我们而来，扬言要灭掉所有典型现代产物。引领全球进入信息时代的美国，也处于反烟战争的最前线，似乎绝非偶然。不同于对吸烟问题采取较务实解决办法、每包烟的税费高达五美元的欧洲国家，美国的反烟势力赋予这场战争一种清教徒式的热忱。我们需要新的邪恶帝国，而大烟草王国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

把烟业与奴隶贩子和第三帝国等同起来的论点遵循类似这样的逻辑：因为每年有将近五十万过早死亡的美国人，死因与吸烟有直接关系，故香烟制造商犯了大规模谋杀罪。这个论点有个明显的漏洞：烟业从来没有真正强迫任何人吸烟。因此，要说“杀”人，你必须提出更狡诈的强制形式。这些可分为三类。首先，该产业公开否认相关科学家都明了的“吸烟者有性命危险”的事实，借此谋划规模庞大、谋财害命的欺诈。其次，该产业引诱易受影响的孩童养成非常难以戒除的恶习，借此在人们的抗拒力完全发展成熟之前，有效地将其产品“强加”于人。最后，该产业一面让众所皆知易成瘾的产品变得唾手可得、具吸引力，一面在尼古丁浓度上动手脚，蓄意让公众暴露于一种有致命威力的力量（烟瘾）。

由布朗&威廉森烟草公司一名不满的员工发表、已集结为《香烟报告》一书出版的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机密”产业文件，表明大烟草帝国数十年前就已经知道香烟会致命、成瘾，并无所不用其极地隐瞒、否认这个信息。《香烟报告》和其他近期被揭露的事实已促使司法部对业界数名高级主管提出伪证罪之指控，它们还可能为当下正在控告香烟业的原告提供民事侵权欺诈的确凿证据。但这些事证一点也不令人震惊。发现不同品牌有不同（但稳定）的尼古丁浓度的消费者，怎么可能不明白该产业可以也确实在控制剂量？理智的人怎么可能相信该产业公开表示“怀疑”其产品的致命性，绝不是出于义务与礼仪的谎言？如果研究人员发现了可证明比尔·克林顿吸烟的秘密文件，我们会震惊吗？当产业发言人责难公共卫生局长的诚信，坚持否认无可否认的事实，他们倒没那么像欺诈犯，反倒像（借用克鲁格引述的一位高级主管的话）未开化的“穴居人”。

“事实很简单，”克鲁格写道，“随着对他们不利的科学发现愈堆愈高，香烟制造商变得愈来愈富有，而在任何人充分了解情况之前，选择似乎只有两种，一是难堪地招认并降服于健康倡议人士，二是坚定不移地否认和强词夺理。”在五十年代初期，当流行病学研究首次证明吸烟和肺癌的关联性，烟业高级主管确实可以选择清理资产、另谋高就。但许多高级主管出身于已从事烟草生意达数十年之久的家庭，他们本人大多也烟瘾极重；不同于典型的海洛因批发商，他们加诸顾客身上的风险，他们自己也愿意承受。而且，由于是公司主管，他们最重要的效忠对象是股东。如果在香烟公司任职就构成犯罪，那么在一九六四年后持有香烟公司股份的每一个人都是共犯，无论是直接持股或通过养老基金、共同基金或大学捐赠基金持有。每一家出售香烟的药店和超市，每一本刊登香烟广告的刊物或许也难逃法网；毕竟，公共卫生局长的警告，每个人都看得见。

一旦香烟公司做出继续经营的决定，由律师接管一切是迟早的事。《烟灭》透露的信息当中，最清楚的莫过于法律顾问对业界行动的扭曲影响。许多科学家和一些高级主管似乎是衷心希望制造出更安全的香烟，并坦承吸烟的已知风险。但业界“从良”之举和政府企图管制的措施一样弄巧成拙。当研发部门的高级主管提议从“对公众健康有潜在好处”的角度来营销过滤嘴香烟和焦油及尼古丁减量，公司律师反对说：形容一个品牌“安全”或“比较安全”，无非是在指认其他品牌有害健康，而这会使公司面临责任索偿。同样地，七十年代，在利格特花了数百万美元研发致癌物质含量大幅减少的“钯烟”之后，它却被公司律师当成传染病对待。从企业责任观点来看，营销这种产品是不好的，但研发而不营销更糟，因为公司可能会因未推出它而被以过失犯罪起诉。“史诗”——这是这款新香烟的名称——最终被法务报告闷熄。

据克鲁格描述，律师的偏执很快转移到这个产业每一个维持生命的器官。律师会在高级主管上国会委员会之前耳提面命，会监管业界赞助的以服务自己为目的的惨淡的“独立”研究，会确认所有与成瘾或癌症研究有关的文书工作经过外聘律师之手，以便受“当事人与律师间信息保密特权”的保护。结果便是诡异地重现了双重矛盾叙述，而我，作为一名吸烟者，常以此方式来阐释我的人生：淹没于功利小说之下的真实故事。克鲁格引述，一位菲利普·莫里斯资深高级主管做了这样的总结：

公司里科研部与法务部之间的冲突从未解决……所以我们继续跳这种仪式舞蹈——何者“已获证实”，何者没有，何者有因果关系，何者纯属联想——而律师的答案是：“小心为妙。”……如果放手让赫姆·威克汉（研发部长）做事，我想他会承认一些事情，但他被律师们团团围住……他们说 “天啊，你千万不能承认那件事”，否则公司就有面临责任诉讼的风险。所以公司没有任何有凝聚力的计划，产业批评家说“共谋”实在是太抬举我们了。

在烟草业责任审判之道德反转的宇宙，高级主管每一句诚实而痛苦的声明，都会被拿来证明被告有罪，而每一次精心谋划的闪躲，则可支持他们的清白。这里面有非常不对劲的地方；但欠缺美国人真的轻信业者谎言的证明，这事儿很难与谋杀画上等号。

更具毁灭性的是近来媒体报道烟业征募未成年吸烟者之事。有人目睹罗瑞拉德公司的业务代表在华盛顿发送免费的“新港”给孩童；菲立普·J.希尔特在著作《烟幕》中提出证据：R. J.雷诺兹蓄意将特制的宣传用展示品放在众所皆知为高中生巢窟的商店和报摊；而逗人喜爱、脸像阳具的“骆驼老乔”，必定名列美国文化景观历来出现的最恶心的妖灵之一。烟草公司声称他们只是在竞争重要的十八至二十四岁年龄层的市场占有率，但希尔特提供的产业内部资料显示，至少有一家加拿大公司实际研究过如何锁定小至十二岁的初级吸烟者。（据希尔特的说法，研究证实今天百分之八十九的成年吸烟者，是在十九岁之前养成这个习惯的。）反烟激进人士认为，香烟广告中迷人的成年吸烟者无忧无虑的画面会使年轻顾客上钩，却未暗示吸烟造成的浩劫。当年轻的吸烟者成熟到足以领略死亡的事实时，他们已经无可救药地上瘾了。

虽然以为制造商会愿意强调产品的负面效果是很荒谬的想法——不妨想象麦当劳播放肥胖或动脉栓塞的广告——我毫不怀疑，烟草业将广告对准了年轻人。但我确实怀疑的是，这些广告能否导致为数可观的孩童开始吸烟。没安全感或离群的孩子第一次点烟通常是回应同侪压力或仿效成年榜样——电影里的反派、摇滚明星、超级模特儿。烟品广告的功能顶多是作为一种保证：吸烟是可被社会接受的成人活动。单为这个理由，烟品广告或许就该被禁播或严加管制，就像香烟自动贩卖机不应合法一样。多数开始抽烟的人最后都悔不当初，所以任何能减少始吸者人数的政策都值得赞赏。

但是，香烟天生会吸引青少年的事实却不能算作制造商的错。这几个星期我注意到报上数则反烟广告，为达惊世骇俗之目的，呈现一名尚未进入青春期的女孩拿着香烟的画面。这些小模特儿本身显然不会吸烟，但虽然抽烟是假，她们却被手上那根烟染上“性”的色彩。对未成年人吸烟的恐惧遮掩了对青少年甚至儿童性行为的恐惧，而近来麦迪逊大道推广的最大的美好而空洞的梦想之一，便是孩子保持处子之身到十八岁生日。事实是，没有父母坚定的引导，青少年会在成熟到足以领会后果之前，做出各种无可挽回的决定：他们会辍学、会怀孕、会主修社会学。他们最想做的是品尝成年时代的欢愉，例如性或酒或香烟。将这么大的“掠夺力”归罪于香烟广告，就是承认现在的父母对子女道德教育的掌控力不如商业文化。这里，我再次怀疑烟草业成了代罪羔羊——首当其冲承担社会对于家庭遭企业取代的盛怒。

主张大烟草帝国于道德有罪的论据还有一个：成瘾是一种强制形式。摄取尼古丁这种毒素会使吸烟者的大脑改变其防卫的化学作用。一旦改变发生，吸烟者就必须经常摄取尼古丁来维持新的化学平衡。这点香烟公司一清二楚，而克鲁格举证说一名律师用一句话概括了强制的法理：“你害我上瘾，你也知道那会让我上瘾，而现在你说那是我的错。”但，诚如克鲁格进一步指出的，这个论点有很多瑕疵。例如，比“吸烟会导致肺癌”的常识更悠久的是“吸烟是难以戒除的习惯”的知识。另外，人类对尼古丁的耐受力因人而异，而业者很早就开始提供一系列超低剂量的品牌。最后，没有什么瘾是不能克服的：每年都有数百万美国人戒掉烟瘾。倘若哪个吸烟者说他想戒但戒不了，他真正的意思是：“我想戒烟，但我更想不去承受戒烟的痛苦。”反驳这点，便是将残存的个人责任观念抛弃殆尽。

如果尼古丁成瘾是纯粹的生理问题，戒烟便相对容易，因为戒断过程中产生的严重症状顶多只会持续几个星期。六年前我自己戒烟之前，一次可以好几个星期不碰尼古丁，就连工作时，也很少一天抽超过四五根超淡。但在我决定前一天所抽的烟是我最后一根烟的那天，我有如丧家之犬。一个月过去了，其间我焦躁得没法读书、大脑混沌得无法集中精神看报。又过了一个月，我才能凝聚起专注力写一封非正式的信给朋友。如果当时我有固定职业，或有家要照顾，或许就不会注意到这些心理上的戒断症状了。但一旦戒断症状出现，我的生命就停止不前了。“你抽烟吗？”《不可儿戏》（英国作家奥斯卡· 王尔德（1854－1900）喜剧代表作。）里，布拉克内尔夫人问杰克·沃辛，当他承认他抽，她回答说：“很高兴听你这么说。男人总要有某种消遣。”

人为什么会吸烟，没有简单、普适的理由，但有一点我是确定的：人们吸烟不是因为他们是尼古丁的奴隶。我自己会养成这个习惯，我猜是因为我属于人生结构不够扎实的那群人。精神病患和穷人也是我们的成员。我们欣然接受像尼古丁一般致命的毒，飘浮于碳氢化合物和亚硝胺制造的烟雾中，因为我们尚未找到其他娱乐或仪式来代替吸烟习惯所提供的既抚慰心灵又建立结构的需求与满足的节奏。这种建构或许可称为“自我药疗”，或称“应对”。但几乎没有三十岁以上的重度吸烟者对他们加诸己身的伤害感到内疚，或许完全没有。就连萝丝·西波隆——这位新泽西妇人的继承人在八十年代初期勉强认可了一项对烟业的责任判决——都必须靠积极分子号召说服才肯站出来。（1983 年，被诊断处于肺癌晚期的萝丝· 西波隆（1926－1984）对利格特、菲利普· 莫里斯和罗瑞拉德三家烟草公司提起责任诉讼，最终获得利格特公司四十万美元的赔偿。）在我看来，代表所有吸烟者发动集体诉讼的那六十家律师事务所，其掠夺性并不亚于被告的企业。我从没遇见过哪个吸烟者怪别人害他养成这个习惯。

整个美利坚合众国就像一个有烟瘾的个体，企业本我进行着肮脏的交易，而相冲突的政治自我在烦恼、犹豫。显而易见的是，若非我们的立法机关那么容易收买，若非荣耀与个人责任的观念对诉讼和美金大举让步，若非国家普遍认同企业最终责任不在社会而在盈亏的观点，烟草业就不会在公共卫生局长公布第一份报告三十年后还如此昌盛兴旺。有些烟草业的高级主管行为卑劣是不争的事实，而公共卫生倡议人士恨这些人，一如尼古丁上瘾者最后会恨手上的香烟，也是很自然的事。但要他们扮演道德恶魔，邪恶之源，只是另一种形式的黄金档娱乐罢了。

借由将灵魂卖给法律顾问，长久以来，大烟草帝国明确表示了其期望：美国的吸烟问题最终要在法院解决。或许烟草业很快会因责任诉讼败诉而遭受毁灭性的损失，以后唯有外国烟商才有能力在美国做生意。或许联邦法院会试图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个政治手段显然力有未逮的问题，最高法院将针对吸烟议题发表高见，一如当年论断“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的种族隔离问题和“罗伊诉韦德”一案的堕胎问题。

尽管最近出现利格特这个例外，由五个州提出的联邦医疗保险诉讼似乎不可能改变烟草业的处事之道。克鲁格指出，这些诉讼可以说相当于“乔装的个人伤害索赔”，而最高法院已经判决，联邦香烟标签法案是能有效阻挡这些索赔的防护罩。换句话说，按照逻辑，那五个州应控告的是吸烟者而非烟商。而吸烟者或许该控告社会福利制度和个人养老基金，因为他们如果死得早，领到的钱就少。针对吸烟的经济“代价”所做的最严谨的全国性评估——早死省下的钱和消费税收入皆计算在内——得出的结果是负数。克鲁格引述一位经济学家的话打趣说，如果国家的健康用财政衡量，“应该给予吸烟者补助而非课税”。

最后，也有人相信美国与香烟长达一个世纪的恋情可理性、温和地中止，这种信念就像“戒尼古丁有无痛方式”的信念一般不切实际。我第一次戒烟后，将近整整三年没碰烟。我发现没有香烟的干扰和日积月累的不快，我可以工作得更有效率，我也很高兴终于成为家里一直希望我成为的不抽烟的人。然而，后来，在一个悲痛万分的季节，我开始后悔为别人而非自己戒烟。我和一些吸烟的人交往，于是重拾这个习惯。对我来说，吸烟或许看上去不再那么性感，但感觉起来仍很性感。中它的毒、降服于对它的急迫需求、在烟雾缭绕下放松的乐趣，是那么放荡不羁。如果长寿是我想象得到的最高利益，或许我可以立刻吓唬自己戒烟。偏偏我是重视现在胜于未来的宿命论者，良知的唠叨，无论来自社会还是家庭，反成为心理平衡的另一个因素，助我维持这个习惯。

“或许，”理查德·克兰在《吸烟赛神仙》一书中写道，“在戒烟的那一刻，人便爱上香烟了，为它的魅力神魂颠倒，对它的效用满怀感激，以至于开始理解，放弃它是多大的损失，找东西代替香烟巧妙结合的诱惑和力量有多么迫切。”我希望不久之后，我会喜欢和未受污染的肺及不疾驰的心脏一起生活，胜于喜欢吸烟的愉悦。对于我个人，我保持审慎的乐观态度；但对于美国政府——长年在强烈谴责与穴居人式的否认之间精神分裂，法律制度、立法机构、金融市场和外贸平衡已习惯了烟草帝国的金钱毒——我就没那么乐观了。

几个星期前，在纽约翠贝卡一个马格利特（指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雷内·马格利特（1898－1967），他的画风带有明显的符号语言，以《戴黑帽的男人》为人熟知。）风格的黄昏，我透过一栋阁楼公寓高层的一扇灯火通明的窗户看见一个女人。她站在椅子上，正把上窗框拉下。她甩动头发，用手做了某件复杂的事，我看出来了，是点烟。然后她将手肘和下巴倚在窗框上，把烟吐向窗外潮湿的空气。我一见倾心，看着她站在那里，站在半室内、半室外之处，吸入矛盾，吐出暧昧。

一九九六年

流亡的读者

几个月前，我把电视机送走了。那部笨重的旧索尼特丽珑是朋友送给我的，因为他女朋友受不了显像管发出的刺耳哨声。电视的木纹饰板让人忆起电视机试图佯作家具——不管效果有多拙劣——的年代，也就是设计师还能想象它们处在未开机状态的年代。我总是把它放在难以收看的地方，比如衣柜底层，唯有盘腿坐在电视机正前方，手扶天线，才看得到清楚的画面。看电视要像我这么不舒服实属不易。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特丽珑非走不可，因为只要电视留在屋里，随时拉几条延长线就能看，我就没办法看书。

我出生在一九五九年，恰逢两代人的分水岭。说起来，我还真不知道在哪一边更惨些：是活在电子尚未入侵美国文化的时代呢，还是抛弃长期浸淫文学获得的自我定义，在格格不入的文化中努力求生呢。我对人生的理解来自于拉斯柯尔尼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著小说《罪与罚》中的男主人公。）和昆丁·康普生（威廉· 福克纳所著小说《喧哗与骚动》中的人物，为康普生家的长子。），而非大卫·莱特曼（大卫· 莱特曼（1947－ ），美国脱口秀主持人、喜剧演员、电视节目制作人，为《大卫牙擦骚》主持人。）或杰瑞·宋飞（杰瑞· 宋飞（1954－ ），美国喜剧演员、作家、制片人，情景喜剧《宋飞正传》为其代表作。）。只是，我通过书理解的人生，感觉愈来愈孤独。这个人生和构成其他那么多人的存在的媒体景观，没有什么关系。

今天，一个阅读者过世，就有一个视听者出生。身处焦躁不安的九十年代中期，我们似乎正在目睹天平最后一次倾斜。对危言耸听的批评家来说，从以印刷文字为基础的文化变迁到以视觉影像为基础的文化——始于电视，此刻正由计算机完成的变迁——感觉就像末日浩劫。一如硅谷梦想以“杀手级应用程序”让个人计算机成为美国人人必不可少的配备，危言耸听之人也在寻求“杀手级论点”，让浩劫的迫近不证自明。

文学研究学者巴利·桑德斯新近出版的《电子时代的语文崩溃与暴力兴起》就试图提出这样的论证。他开门见山地指出两个令人心惊的趋势：青少年暴力行为增加，以及SAT语文成绩下滑。已有许多文献证明孩子们不再像过去那样阅读、书写，但原因何在？桑德斯没有重弹“恐龙巴尼谋杀了鹅妈妈”之类的旧调。在他的宇宙观里，电视仍扮演恶棍，但它的邪恶之处，与其说是取代了阅读，不如说是取代了与父母和同伴的言语互动。无论电视节目的水平有多高，过量的被动接收势必阻碍孩童的口语能力发展，也使孩子日后注定会因标准英文看似反复多变的规则而受挫。教室里的计算机和影音设备只会让孩子的口语能力越来越生疏。挫折转化成愤怒：孩子们辍学，然后，在最糟的情况下，加入桑德斯所谓的“后文盲”暴力帮派。依据桑德斯的理论，缺乏植根于口语能力的智识，就不会有我们所理解的自我，也就不会有自我意识。诠释过去，拥抱当下的选择，展望未来，体会内疚或懊悔——就桑德斯看来，这些行为全都是当今缺乏灵魂的帮派青少年，以及未来不再需要口语或书写能力的全面计算机化社会所缺乏的。

桑德斯论点的问题在于，身为“杀手”，他必须指控的罪人实在太多。对于语文能力的全国性危机，桑德斯认为作为祸因，父母与儿女相处的优质时间的减少不亚于填补空虚的影音输出。他指出，年轻的帮派分子不只沉迷影像，也多半出身贫困、不稳定的家庭。那么，我们面对的到底是科技浩劫，还是老掉牙的社会功能障碍？我认识的每一位母亲都限制儿女看电视的时间，并通过鼓励阅读来培养对电视的抵抗力。一如这篇文章的读者，我和我的朋友都是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奇深信将承继地球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符号分析师”（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劳工部长罗伯特· 莱奇提出的名词，指的是操控符号多于机器的人，亦即知识工作者，如建筑师、教师、银行家、律师、设计师、政策分析师等。）。桑德斯对于“当今年轻人”的种种概论，只适用于部分人口（虽然无可否认是颇大的一部分），指向那些没钱没闲，无法给孩子“预防接种”使他们免受电子媒体蹂躏的家庭。他所形容的“文明自焚”其实只是一种分隔。而这种分隔讽刺的地方在于，那些最容易汲取信息的人，也恰恰是最不会被传送信息的线路拴住的人。

欣赏这种反讽的人，想必会喜欢尼古拉斯·内格洛庞特（尼古拉斯· 内格洛庞特（1943－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媒体实验室”创办人之一，曾发起百元计算机计划，为第三世界儿童筹募笔记本电脑，著有《数字革命》。）的《数字革命》。对于相信科技造成的种种问题都能以更精良的科技加以解决的人来说，这是一本未来世界的指南。内格洛庞特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主任，《数字革命》由他每个月在《联机》杂志刊登的专栏文章集结而成。《联机》堪称虚拟世界内容生动的探险“圣经”（我看见过有人这么说），一方面试图赞颂圈内人之加入，一方面敞开大门欢迎新来者，而其操纵这个策略的手段就是同时贩卖愿景与内幕。内格洛庞特的专长在愿景。他是该杂志内聘的传神谕者。

政府和企业领导人纷纷涌向内格洛庞特以征询高见，因此，《数字革命》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资源分配（不然还能怎么说？）的。虚拟现实设备的开发商应该把有限的计算机运算能力用于提高影像分辨率，还是用来缩短设备跟随使用者头部和颈部的活动做出反应的时间？速度要紧，内格洛庞特说。华尔街应该投资高载量的电子管线呢，还是投资可以更有效地运用现有管线的电视技术？体积小的智能机器为佳，内格洛庞特说。

或许因为《数字革命》这个书名听起来像是要明确阐述某种人类存在方式的革命，所以我花了好大一会儿工夫才搞清楚，这本书谈的不是文化转型，而是钱。关于某项发展，比如虚拟现实，内格洛庞特问的第一个问题总是有没有市场。只要有市场，就一定会有人去开发，所以没必要问“我们需要吗？”或“这可能对我们造成什么伤害？”。“消费者”在内格洛庞特的书中令人振奋地无所不在，是最受拥护的裁决者。

《数字革命》字里行间流溢出一个有钱的国际主义世界——作者下榻的豪华酒店，与各国总理共进的午餐，横越太平洋的航班，勃艮地的酒庄，瑞士的寄宿学校，巴伐利亚的保姆。今天，工作、资金与数字信号可轻易跨越国界，恰与新信息精英，即幸运的符号分析师们的流动性相吻合。如同在他们之前的许多统治阶级，这些幸运儿发现在本国的凡夫俗子和他国天之骄子之间，自己与后者的共同点更多。仔细观之，你将看见《数字革命》是如何轻易地摆脱了民族主义，如何轻易地替换地点。内格洛庞特在书中不经意地抱怨，有人要他回归现实——“好像我活在非真实世界似的。”他说。他抱怨得有理。他的世界很真实，就像巴利·桑德斯唤起人们注意的帮派世界一样真实。只是，这两个世界在彼此眼中正变得愈来愈不真实。

云层之上，阳光永远灿烂。内格洛庞特描绘的明天有会讲话的烤面包机、智能冰箱和个性化的计算机（“你可以为你的电子报界面订制拉里·金（拉里· 金（1933－ ），美国著名主持人，他主持的《拉里· 金现场》是CNN 王牌节目。）风格”），这种保留了今天郊区价值观的明天，宛如《杰森一家》（ABC 电视台于1962 年播放的动画剧集，讲述生活在未来太空时代的杰森一家，被称为《摩登原始人》的未来版。）再现。要找到深层转型的线索，必须寻觅弦外之音。比方说，内格洛庞特有个习惯，喜欢把人体的功能简化成机械：人的眼睛是“影像的委托人”，耳朵是“频道”，脸则是“播放器材”，“忠实观众以超过每小时一万两千五百名的速度向迪士尼加注燃料”。未来，“光盘或许可以食用，并行处理器也可以像防晒霜那样涂在皮肤上。”数字化的新人类不只吃数据储存设备，而且自恋。“报纸只印一种版本……就叫《我的日报》。”与此同时，从用文本创作改成用多媒体创作的作者，将扮演“舞台设计者或主题乐园设计师”的角色。

巴利·桑德斯在年轻人脸上看见迷失与冷酷，内格洛庞特则看见“数学能力更强，视觉素养更高”的一代，快快乐乐地在“智识成就之追求不再那么向书虫倾斜”的虚拟空间里竞争。他信奉某种具有疗效的统合思想，辩称电游可以传授“策略”与“规划技巧”，还回忆他的儿子小时候学不好加减运算，后来当老师在数字前面加上美元符号后便豁然开朗。内格洛庞特最接近承认存在社会功能障碍的话是对机器人的描述，他说，在不久的将来，机器人会帮我们端饮料，清理空书架上的灰尘，“而安全起见，管家机器人也必须能像恶犬那样狂吠”。

要给内格洛庞特坚定的非历史主义思想挑毛病很容易；但是，我们实在很难讨厌一个其作品第一句话就坦承“我有阅读障碍，我不喜欢看书”的作者。内格洛庞特是一个不折不扣靠推测未来获利的人，也愿意像成功的股票经纪人一样分享成功秘诀。只是，除了给出一些笼统的保证（“数字科技可以形成一股自然力，吸引人类进入更和谐的世界”）之外，他并未妄称他的革命可以解决什么严重的问题，顶多就是省去亲自到百视达租影片的麻烦罢了。

身处着眼点谬误、连约翰尼·柯克兰（约翰尼· 柯克兰（1937－2005），美国黑人律师，为辛普森案梦幻律师团首席律师。）都可以显得比鲍里斯·叶利钦高大的文化之中，实在很难判断因特网的崛起是不是大好消息。拉塞尔·贝克（拉塞尔·贝克（1925－ ），美国记者、新闻评论家、作家，著有自传体小说《成长》等，曾获普利策奖。）就将吹捧网络与五十年代吹捧原子能相比：当年那些工业贩子保证，不用多久，我们每个月就只需要缴“几分钱”的水电燃气费。而今天，科技推广者无法再拿用电便宜这种可测量的好处来吸引消费大众，他们的卖点是无形的——只能借由健康与时髦的语汇来传达。

他们的论点是这样说的：数字科技是治愈病态社会的良药。电视害我们被影像支配，互动科技则把权力还给人民。电视制造了数百万难以教化的儿童；计算机则可以教育他们。由上而下的节目让我们与世隔绝；由下而上的网络则让我们重新联合。更棒的是，数字化这帖药还挺可口的。我们应邀纵情享受流行文化的乐趣。事实上，目前一些出类拔萃的电视节目是由IBM赞助的：意大利修道院里的修女窃窃私语讨论网络；摩洛哥的商人一边啜饮薄荷茶一边谈论界面。这既是广告，也是赏心悦目的后现代艺术。当然，这类艺术的目的无他，就是要我们无可避免地掏钱给IBM。不过，流行本身就是最好的理由。

假如我要针对数字革命提出自己的“杀手级论点”，我会从纽特·金里奇（纽特· 金里奇（1943－ ），美国共和党前众议员，曾于1995 年至1998 年担任众议院议长。）和蒂莫西·利里（蒂莫西·利里（1920－1996），美国心理学家，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倡议迷幻药合法化，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反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双双为之疯狂的言论谈起。在某个地方，某些事情就是兜不起来。道格拉斯·洛西科夫（道格拉斯· 洛西科夫（1961－ ）, 纽约大学教授，是当前研究虚拟文化的重要人物，著有《媒体病毒！》。）在《媒体病毒！》中以整本书的篇幅探讨媒体反文化，他引述了某位多疑的新世纪思想家之言，提出数字革命的光明面：“尔后将不再有私人空间。读写文化的概念根本上是一种中产阶级思维——文人雅士在藏书丰富的书房里，不受打扰地沉思。这是非常精英主义的思维。”罗伯特·库弗（罗伯特·库弗（1932－），美国后现代主义实验派作家。）在《时报书评》发表的两篇文章，也以类似的脉络保证“超文本”将会取代传统小说“预先设定的单向途径”，让作品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阅读，从而使读者不再“受控于作者”。与此同时，金里奇议长也紧抱新世纪作家的理念，大力宣扬“电子市镇会议”是解救欲振乏力的第二次自由主义浪潮的灵丹妙药。华尔街看见投资获利的机会；每一个政治派系的梦想家则看见公众充权的契机。

然而，宣扬这美好未来的新闻，却还是以印刷品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套用《联机》杂志某位专栏作家的话，就是仍旧处在“埋葬和疏远人的纸张的压迫”之下，这或许只是汰旧换新必经的矛盾，就像你得骑马去车商那儿买你的第一辆车。但是，内格洛庞特解释为何决定出版一本实体书时，提出的理由颇出人意料：交互式多媒体的想象空间太小。“相形之下，”他说，“书面文字能激发意象，唤起隐喻，让读者借由自身的想象和经验汲取文字大部分的意义。当你阅读一本小说的时候，颜色、声音和动作大多来自于你自己。”

如果内格洛庞特真的把全体国民的健康当回事，就该好好解释这个论点背后的意涵，也就是在全面数字化的时代，我们的想象所能有的肌肉张力。不过你大可信任他，大可相信他所谓的中坚共同利益，不必多愁善感。事实很简单，即使不怎么美好。小说气数已尽，因为消费者不再想要了。

小说当然没有死——不信问问安妮·普鲁或科马克·麦卡锡。但是，久踞文化权威宝座的小说，地位岌岌可危。斯文·伯克兹（斯文· 伯克兹（1951－ ），美国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在《古登堡挽歌：阅读在电子时代的命运》一书中流露了诧异与惊慌：世人竟然没有普遍哀悼小说的式微。就连理应站在第一线捍卫小说的专业书评都没有发出警报，使本身也是评论家的伯克兹听起来像是被军团遗弃的忠贞士兵。他奏出的挽歌雄壮，却悲凉。

伯克兹以讲述自身经验开始为小说辩护：生长在移民家庭的他，通过阅读杰克·凯鲁亚克、J.D.塞林格和黑塞来了解自己。这些作家，以及他们笔下远离故土、富于浪漫色彩的英雄，成为他仿效、对照的典范。后来，当六十年代理想主义浪潮使那么多人像泥沙一样沉积，他伫立在荒凉的情感的沙滩上，靠着阅读、在书店工作乃至写书评熬过了多年抑郁的岁月。“从根本上说，”他说，“是书拯救了我。”

书是自我实现的催化剂，书是庇护所：这两个概念是一体两面，因为伯克兹相信，“灵性，即自我较具反省能力的部分”，需要让人得以深思事物意义的“空间”。他认为，相较于看电影或按键操作超文本，沉浸于小说更接近冥想状态，而细细品味这种状态的微妙之处，可让他攀达巅峰。他这么描述初次被一部小说吸引的情形：“我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拉力。链条已牢牢套在齿轮上，有种紧密啮合的感觉，接着便向前滑行。”而对于矢志解放读者的超文本，以下是他精炼的回应：“至少到目前为止，‘受控于作者’一直都是阅读和写作的关键。作者掌控语言资源，创造可以吸引读者、某种程度上让读者无法抗拒的意象；读者翻开一本书，就是为了臣服于另一个人的创作意图之下。”伯克兹之于小说阅读，就如同M. F. K.费雪（M. F. K. 费雪（1908－1992），美国作家，以美食文学闻名，著有《如何煮狼》等。）之于美食，或诺曼·麦克林恩（诺曼· 麦克林恩（1902－1990），美国作家、学者，以小说《大河恋》闻名于世。）之于飞蝇钓鱼。他让你想要起而效仿。

然而，与他书房里的恬静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怒不可遏的警世之言。小说的式微，在伯克兹眼里不只是娱乐习惯的改变，更是人类本性的变质。当然，他的梦魇“不是穴居人发着咕噜声、挥舞棍棒，而是效率高、资源足的信息管理者已踏入人类意义的浅滩却浑然不觉”。他承认，科技让我们的视野更全球化、更具包容性，让信息存取更容易，自我定义不再构成重重限制。但是，他也再三强调，“我们横向获取的系统越是复杂精密，我们在深度上就牺牲得越多”。取代奥吉·玛琪（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1915－2005）作品《奥吉·玛琪历险记》中的主人公。）的，是阿诺德·施瓦辛格。取代马纳萨斯战场（位于西弗吉尼亚州，为美国南北战争战场，现辟为史迹公园。）的，是历史主题乐园。取代架构叙事的，是和世界本身一样复杂的世界地图。取代灵魂的，是群体中的会员资格。取代智慧的，是数据。

在《古登堡挽歌》的终章，伯克兹更是从《联机》杂志招来恶魔现身：他是“光鲜亮丽、自信满满”的“二进制巫师”，提出以“生动、愉悦的美梦”取代世间的生存奋斗，而他想得到的全部报酬，就是人类的灵魂。伯克兹坦承他对恶魔的妒忌：“就像念高中时面对诸事顺利、体格健美的家伙，那些球队队长和班长，我怀疑，自己内心深处是不是很想拿所有这种怀疑与纳闷来交换，只为变成他。”然而，尽管深受恶魔科技的性感诱惑，他心中还是有个声音说：“拒绝吧！”

科技宛如恶魔化身，数字化形同地狱降临：但是想想，诸如托妮·莫里森等当代作家拥有的读者远比简·奥斯汀当年多，驱使伯克兹言大而夸者，似乎不是冷静审慎的分析。我想，线索就在他不经意让我们瞥见的，“人类意义的浅滩”底下他本人的生活中。他提到他抽烟，他嗜饮啤酒，他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不祥预感，他失眠，他孤僻。他说他作品的首要读者群是他的朋友，而他们中有很多人拒不承认他所说的当前文化时刻的黑暗面，他们并不为电子发展感到担心，将其看作书面文字的改良。“我有时不禁纳闷，我这些体贴的朋友跟我是不是住在同一个世界……当然啦，我宁愿认为问题出在他们身上。”

这些话弥漫着忧郁的气息，以及忧郁培育出的，与人类渐行渐远的疏离感，而使这种疏离感变本加厉的莫过于对潮流的盲目崇拜，比如电视已经创造的和数字革命推销者们努力开发的那种盲目崇拜。因此，伯克兹会把推崇潮流的《联机》杂志视为末日之启示绝非偶然。他仍是高中时代那个独行侠，那个遭到群体排挤，因而另寻他途，从阅读中寻求更“踏实的”满足感的高中生。但是，我们不禁要问，当个效率高、资源足的信息管理者有什么不对？球队队长和班长就真的没有灵魂吗？

捍卫艺术的每一道严肃防线，精英主义都是其致命的弱点，会引来平民主义辞令的毒箭。不容否认的是，当代文学的精英主义确实独特——是异化的贵族，是怀疑与纳闷的兄弟会。尽管如此，在提出非读者把阅读看成“一种针对自身的价值判断，一种精英主义与排他性行为”的质疑之后，伯克兹又勇敢地证实他们最深的恐惧：“阅读是一种判断，彰显那些支配我们日常生活的理解与优先顺序是多么不充分、不恰当。”如果他就此打住，那么加上文学感染力具有选择性这个不争的事实，《古登堡挽歌》纵然未受重视，也会是一首无懈可击的颂歌。可是，正因为是书拯救了他的人生，使他无法想象没有书的世界，所以他着了魔似的，对艺术展开了另一场较通俗的捍卫。这是一场申请资助式的捍卫，回避精英主义论调的捍卫。粗略地说，他的意思就是科技只是缓和剂，艺术才有疗效。

我承认我也被这个论点打动，所以才会把特丽珑逐出家门，让自己重回书本。只不过我试着把这个想法藏在心底。不幸的家庭或许比幸福的家庭更具美感，因为幸福都是相似的，但“功能障碍”的家庭却不然。要捍卫描写不幸的小说并不难；每个人都了解不幸；那是人的境况的一部分。然而，探讨情感功能障碍的小说却被贬低为具有功利性的摩尼教（发源于古代波斯萨姗王朝，为公元3 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所创立，是一种二元论宗教。）。它要么是邪恶的教唆者，借由歌颂病态来妨碍健康；不然就是负面教材，帮助读者了解进而克服自身的功能障碍。过分执着于社会健康，也会产生类似的庸俗想法：如果小说不是政治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就必定是问题的一部分。“揭发”约瑟夫·康拉德是殖民主义者的博士候选人，跟认定霍尔顿·考尔菲德（J. D. 塞林格所著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主人公。）是不良典范而将其逐出校园的校委会没什么分别——很不幸地，也与伯克兹属于同类，因为他如此焦急地为阅读辩护，是基于书籍必须以某种方式为我们“服务”的假设。

我爱小说，就像伯克兹那么爱；而且，我也一直觉得是小说拯救了我。他的大声疾呼让我深深感动，他就像为文学事业奔走的说客，急于为主顾争取智力补助。可是，小说家希望自己的作品给人以享受，而不是被当成药物服用。像伯克兹那般怪罪万恶的科技和悖逆的文学评论害小说凋零，无助于弥补损伤。阅读能丰富人生的论调同样无济于事。说到底，小说家若希望自己的作品有人读，就必须一肩扛起让作品引人入胜、非读不可的责任。

然而，困境依旧存在，诚如伯克兹所言：“对小说家而言，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变得像特氟龙（一种人工合成的高分子材料，俗称“塑料王”，在工业领域应用十分广泛。）一样。”曾经，小说的角色存在于身份与地理的电场。而今，世界变得越来越二元对立。要么有，要么没有。你不是功能健全就是功能障碍，不是极度兴奋就是筋疲力竭。不幸的家庭甚至可能比幸福的家庭更经常地在CNN、《狮子王》或美国在线被拼凑得一模一样。这不只是“文化参考”的问题；这就是它们的生命特征。如果小说必须以格局更大的社会为背景，栩栩如生地刻画复杂的人物，那么试问，在前景与背景根本无从分辨的情况下，该怎么写作呢？

“小说要保有它的文化生命力，”伯克兹如是说，“就必须带给读者富于意义的信息，也就是活在当今世界的意义何在。”他心里想的是托尔斯泰、狄更斯、贝娄和斯坦贝克所写的那些格局恢宏、读者众多的小说，而这种创作形式无疑可以远溯至莎士比亚的悲剧与威尔第的歌剧。然而，这类作品的消逝，或许不像伯克兹力陈的那般意义深远。近几十年来，小说的读者或许已经崩解，但是在我们这个科技世纪，文化生命力本来就须甘于沉寂、机变与流放。卡夫卡告诉马克斯·勃罗德（马克斯·勃罗德（1884－1968），捷克作家，为卡夫卡挚友，后违背卡夫卡遗言，将其作品整理出版。）他希望自己的小说通通被烧掉；亨利·格林（亨利·格林（1905－1973），英国作家，作品《爱》被《时代》列入“百部英语小说”。）和克里斯蒂娜·斯台德（克里斯蒂娜·斯台德（1902－1983），澳大利亚小说家，曾旅居英国与美国多年，作品《爱孩子的男人》被《时代》列入“百部英语小说”。）生前都默默无闻。福克纳与奥康纳在南方乡村隐姓埋名。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原创力和先见之明的作家不仅安于阴影笼罩，甚至积极韬光养晦。“文化里的一切都在反驳小说。”唐·德里罗接受《巴黎评论》专访时表示，“所以我们才需要对抗型的作家，需要以写作对抗权力，以写作对抗企业、国家或整个同化机制的小说家。”

对抗型作家的概念由来已久，它的各种现代变体，最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即奥地利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形容自己“绝望地反对”科技、媒体与资本串联时就已出现。花较久时间才浮现，但在《古登堡挽歌》之类的作品中不言而喻的，则是对抗型读者的概念。文学精英主义的矛盾之处在于，它纯属自我选择。只要识字，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其中一分子，而随着信息精英不断自我灌输语文能力，相当比例的读者难免会像寓言中的大麻瘾者那样，口味越来越重。同样地，在凡夫俗子大军随着社会沉沦而日益壮盛之际，骚动不安的灵魂便有更强有力的理由去寻求对抗之道——“假装有一个他处，”伯克兹这样形容阅读，“然后动身前往。”今日数字网络的民主表象只是其初始阶段的产品。迟早，所有社会机制都会从无政府走向阶级制，而从网络原始混沌中显现出的秩序，可能是乌托邦，也说不定是反乌托邦。穷极无聊的可能性尤其高。但就算数字革命最后演化成布尔什维克革命催生出的斯大林集权主义的自由市场版，仍可能出现悖谬的效应：读者地位提升。地下出版世界，以及把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俄罗斯诗人。）与安娜·阿赫玛托娃（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俄罗斯诗人。）全部诗作背得滚瓜烂熟的广大读者，应该是在提醒我们，即便被迫流亡，阅读仍然不死，甚至更加蓬勃昌盛。

不只是不喜欢阅读的内格洛庞特，就连认为历史即将落幕的伯克兹，都低估了社会的不稳定性和社会成员难以驾驭的多样性。文学阅读的精英主义曾于小说全盛时期暂时沉潜，如今，大众文化的电子神话，只是再次使其凸显罢了。我哀悼文学曾拥有的文化权威的凋敝，也悲叹一个如此焦虑的时代的开始，让文本的乐趣难以为继。我想不会有太多人送走家里的电视机。我也没有把握自己可以撑多久而不去买新的。但是阅读教我的第一堂课，就是如何独处。

一九九五年

天下第一市

今年发生的两件事让我纳闷，为什么总体而言的美国城市，特别是纽约市，仍旧要费力存在。第一件事发生在一趟从圣路易斯东返的班机上。坐在我旁边的那位聪明、讨喜的女性来自密苏里斯普林菲尔德，她带她十一岁的儿子去波士顿探访亲戚。我对她儿子印象颇佳，因为他从背包里拿出来的是一本书而非“游戏小子”掌上游戏机，而当她妈妈告诉我他们要在纽约停两个晚上、这是他第一次去纽约时，我问她计划看哪些景点。“我们想去时尚咖啡馆，”她说，“还想设法参加《今日秀》。那儿是不是有面窗子，你可以站在那个前面？我儿子想看。”我说我没听说过窗子的事，那一定很好玩，但自由女神像和帝国大厦呢？她回我以滑稽的表情。“我们还想看《大卫牙擦骚》，”她说，“你觉得有可能买到票吗？”我告诉她，她可以抱持希望。

这件事提醒我，对美国其他城市的民众来说，今天纽约俨然成为一座“精神之城”——充其量是一个巫术般将影像化为肉身的地方，之后我沿着下曼哈顿的硅谷漫步，发生了第二件事情。在硅谷这个地方，商业区潮男潮女与数字革命之间的恋情，正从高楼的卧室里萌芽，在厚玻璃板之后共组家庭；我可以看到外貌宛如时装模特儿、在时尚咖啡馆不会出洋相的女孩们群集计算机屏幕之前，让光头大师帮她们更改设定。位于拉斐特街273号的网络咖啡馆是个奇特的现象。根据网络信条，它根本就不该存在。“咔嗒，咔嗒，点击穿越网络空间，”威廉·J.米契尔在其最近的宣言《比特城》中写道：“这是新的建筑学的散步……是未生根于地球表面任何确定地点的城市，由联机和带宽限制塑造，而非由地点便利性和土地价值，主要通过异步作业运作，并栖息着成群以化名和代理的形式存在的脱离肉身、支离破碎的主体。”但网络咖啡馆——更别说数千家在方圆一英里内营业的俱乐部、画廊、书店和非网络咖啡馆——仍十分类似旧式“看与被看”的散步场所。

于是，纽约一分为二：一个是好莱坞星球的虚拟省份；另一个是地球表面的确定地点，居住着一群即便正脱离肉身、支离破碎也难以抗拒“去那里”的强烈欲望的年轻人。在斯普林菲尔德人想象的纽约和拉斐特街的纽约之间，存在着我自觉能够清晰体会的分裂。我在密苏里州长大，过去十五年我六度搬到纽约。六次，没有一次有工作或现成的社群在等我。身为自由作家，我想住哪儿就住哪儿，而选择便宜的地方于我合情合理。但每当置身那些便宜的地方，我就忍不住一直想纽约——尽管我害怕有电视和钢琴的邻居，厌恶纽约人的褊狭，也早已对该市的“文化活力”免疫。在这里的时候，我花很多时间待在家里，总是要到搬走的前一刻，才匆匆造访附近的博物馆和剧院。另外，虽然喜欢中央公园和地铁，我对整颗“大苹果”却没有澎湃汹涌的爱。这座城市没有费城那种激动灵魂的孤寂，也没有我的出生地芝加哥那种深刻的熟悉感。吸引我一再回来的，是安全。没有其他地方能让我免受这个问题侵扰：为什么住这里？

曼哈顿的高昂租金尤其令人安心，那表示这是人们想住进来而非逃离的城市。巴黎人喜爱纽约绝非偶然。虽然街道为棋盘式，他们在这里却如鱼得水，因为欧洲之所以为欧洲的原因之一，是它的都会中心仍能吸引而非驱逐公共生活。反过来，对像我这种渴望文化安置感的美国中西部子弟来说，纽约是仅次于欧洲的好地方。

但，多数北美大都会的离心力却非常强，而我们了无生气的棋盘式街道和欧洲生机盎然的城市中心之间的天壤之别，让建筑师兼散文作家维托尔德·雷布津斯基不禁要问：“我们的城市为什么不像那样？”他在近作《城市生活》中开始检视新世界的“城市期望”。虽然他用了大半篇幅说明我们城市的不同面貌，但雷布津斯基明白，“像那样”有着更深的含义：都市的活力、一想到住在城市就油然而生的归属感。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有巴黎式的对角线形大道，高度整齐划一，也有许多纪念性建筑，但没有人会把晚上十点的华盛顿住宅区街道误认为巴黎十四区。也不会有人错看我国当前对城市抱持的敌意。纽约上州已派出乔治·帕塔基（乔治·帕塔基（1945－ ），美国律师、共和党人士，于1995 年至2006 年担任纽约州长。）报复纽约市；医疗保险、福利和其他联邦计划之缩减，都像洲际弹道导弹一般锁定城市中心；被现于国会占优势的西部和郊区共和党人鉴定为汤锅中的老鼠屎的族群：贫民、同性恋、自由派精英、饶舌乐手、国家艺术基金会赞助的表演艺术家和政府官僚等，全都刚好集中在大城市。

《城市生活》追溯了这种敌意的源头。雷布津斯基造访了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汇报说令他惊讶的不是那里“强烈的‘历史’特色……而是它看起来多么熟悉”。威廉斯堡是典型的美国小镇，特色不仅在于“空间开阔”，也在于它与自然的关系。欧洲城镇传统上被石墙和阶级之墙围住；中产阶级成员（布尔乔亚的本义即为“城镇居民”）拥有各种被谨慎守卫的特权。美国城镇从一开始就比较开放。由于四周都是旷野，雷布津斯基说，“城镇建造者并未凸显自然与人工之间的对比，而是尽可能将自然元素融入城镇，无论是绿意盎然的广场、林荫街道或宽敞的花园”。但殖民城镇会成为“住宅的礼赞”，则是出于北美曾被英国人和荷兰人殖民的偶然；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的国民，这两国的国民较为富裕，且有着明显的偏好——拥有自己的房子。在美国，就连中等收入者也买得起私人住宅，土地充足到每栋房子都能拥有私人庭院。社会分散也不单单是空间性的。雷布津斯基在美国早期历史中看出“一种令人震惊的靠向广泛的同一性的趋势”，他还提到托克维尔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走遍美国边远地区寻找“美国农民”，结果只找到有书有报纸、讲“城镇语言”的开拓者。除了非裔奴隶和美洲原住民这种证明规则的例外，格兰德河以北没有农民这种身份，而农村与乡土味的这种分离，造就了独特的美国风情：欠缺都市性的都市风格。

据雷布津斯基的说法，后殖民时期美国史的头一个半世纪基本上就是在迂回而又无可避免地实现原始郊区概念。例如，贵格派的务实和大量移民涌入就使费城这个当年被威廉·宾设计为“绿色乡镇”的地方，很快目睹它宽敞的棋盘式街道被投机商包围，被联排式住宅围堵。后来成为美国大城市模板的，是宾设计的棋盘式街道，而非他的绿色愿景。另外，由于不相信城市会是独特的文化聚集地，美国城市势所难免地成为了纯粹的商务企业。无论美国的都市士绅有多渴望欧洲的优雅，试图让城市更“像巴黎”之举——最著名的应属丹尼尔·伯纳姆辟建处处是公园和林荫大道的“水平式”芝加哥的计划——不是被摩天大楼的经济学震垮，就是沉没于移民的浪潮之下。雷布津斯基说得好：“城市之利取代了城市之美。”

但城市之利确实起了作用。二十世纪头几十年是美国城市生活的全盛时期。一般来说我没那么希望活在过去（我总是想象自己会死于疗法即将问世的疾病），但我为美国的“心脏”仍在城市里的年代破例，也就是卢·贾里格（卢·贾里格（1903－1941），美国职棒选手，曾两度获选美国联盟最有价值球员，1934年拿下打击率、全垒打及打点三冠王，后因罹患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过世。）和哈洛德·罗斯（哈洛德·罗斯（1892－1951），美国编辑，1925 年创办的《纽约客》杂志被誉为美国最具创新精神的杂志之一。）、自助餐馆和摩天大楼、有轨电车、男士软呢帽，以及火车站拥挤不堪的年代。我破这个例是因为，在连接威廉斯堡的殖民地居民和托克维尔的都市化樵夫以及今日大范围住宅区居民的连续体之内，那个年代看来如此特异，如此突兀。在那个年代，这个国家看似已转向没那么挥霍、较具公益精神、较偏欧洲风格的方向前进。

讽刺的是，那几十年也是欧洲城市向西寻求灵感的时期——或许是唯一的一次。如果说《城市生活》中有反派，那么勒·柯布西耶（勒·柯布西耶（1887－1965），瑞士裔法国人，为二十世纪的伟大建筑师之一，被称为“现代建筑的开拓者”。）当之无愧，雷布津斯基说他拥有“沃霍尔（安迪· 沃霍尔(1928－1987)，美国艺术家、印刷家、电影摄影师，是视觉艺术运动普普艺术最有名的开创者之一，堪称艺术商业化、商业艺术化的第一人。）式自我推销的天赋”，周游各国宣传他关于未来“光辉城市”的远见。《城市生活》提供了十九世纪托克维尔的宏大描述与二十世纪柯布西耶邪恶妄语之间的微妙对比，后者的观点像开处方：被草地和超级高速公路围绕的超级摩天大楼，笛卡儿式的工作与游戏二分、商业与住宅二分。当柯布西耶提议夷平巴黎市中心六百英亩土地时，除了与他一伙的法国知识分子，没有人理他。但在美国，他的构想却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城市规划者，进而启发了数百项都市“重建”工程。在曼哈顿，我们仍与纽约大学宿舍和东哈莱姆区的光辉同住。

光辉城市计划，其执迷不悟早已为人熟知，绝无可能只手扼杀美国内都市。肯尼斯·T.杰克逊在美国郊区化研究《马唐草边疆》中，以一项精辟的美国“住宅分散”分析作结。他将美国特有的高郊区化现象归罪于两大基本因素：种族偏见与房价低廉。郊区为心神不安的白人提供安全的避风港，而包括人均财富值高、土地及运输费用低、政府补助和所得税减免在内的种种因素，也让优秀的中产阶级趋之若鹜。

因此，当代美国都市最显著的特征是：核心地区贫穷、以非白人为主，而郊区则统一得令人安慰。但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特点，雷布津斯基却奇怪地视而不见。在《城市生活》最后一章“两全其美”中，他赞扬费城的切斯纳特山社区，那里在二十世纪初期成为中产阶级的避风港，当地一位名叫乔治·伍华德的富豪和他的岳父联手用威萨希肯地区的页岩建造了数百栋漂亮的出租房屋。人口密度适中，又有公园般的氛围和谨慎规划的建筑，伍华德住宅区呈现出汉普斯泰德花园郊区（一九○六年起在伦敦市外施行的模范住宅区开发方案）的风貌。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简·雅各布斯觉察到，那种花园郊区，因为既无真正城市的街道生活，也没有真正郊区的隐私，唯有在居民类型单一且相对富裕之下才可能成功。目前在切斯纳特山拥有一栋房子的雷布津斯基，不认同雅各布斯的论点，他说那个社区“在社交上和经济上已愈来愈混杂多样了”。他颂扬那里“兼具小镇及城市特色”，是“仅仅略微都市化的世外桃源”，它的中心商业街，日耳曼敦大道，“正是那种人们会觉得魅力无穷的旧式步行区”。他还说，有“大排长龙”的人等着租伍华德住宅呢。

要核实美国城市的现况，不妨近距离一观雷布津斯基叫作“家”的地方。前一次我搬到纽约，就是从费城搬去的。我和妻子听说过很多人在等伍华德住宅的事，因此，当我们参加所有申请人都要参加的面试时，得知有数栋房子马上就能入住，我们好不惊讶。后来我们才知道，在费城这座黑人占多数的城市，我们所住的那个伍华德街区的数十户人家全是白人。在离那里最近的优质超市和最近的购物中心——皆位于种族混杂地区——你很少看到来自切斯纳特山的白人购物者。当我去那些地方买东西时，得到了亲切又殷勤、堪称模范的接待，让我受宠若惊。心知黑人男性购物者在白人为主的购物中心或超市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体验，我不禁怀疑，那种殷勤是否不该成为模范。“我们怎么待你就希望你怎么对待我们”这种心理支配下的殷勤也是如此。

欧洲国家的第一大城通常是各方面的首府，包括经济、文化、行政与人口。但早期美国由于幅员辽阔，又对集权十分不信任，一直到一九○○年前后，即华尔街和大媒体成为美国的影子政府时，上述四项功能才在纽约汇聚。从一点可以得知纽约长期盘踞龙头宝座：它一直如避雷针一样吸引全国民众的愤恨。当美国人抱怨“华盛顿”，他们指的是抽象意义上的联邦政府，而非哥伦比亚特区。纽约则是作为一个实质的地方遭到怨恨——它的粗鲁、它的傲慢、它的人潮和污垢、它的道德败坏，等等。全球的愤慨是一个城市所能获得的最高恭维，而通过建立“大苹果”是“国家禁果”的概念，这样的愤慨保证了不仅胸怀“我若能在那里成功，到哪里都能成功”之豪情壮志的灵魂会被纽约吸引，心脏地区最具文化叛逆性的年轻人也将跟从。要摒弃你的出身之地，没有比搬去纽约更好的方式；要改头换面、重新开始，没有比搬去纽约更明白的宣言；这是我个人的经验之谈。

因此，令我有点担心的是，现在纽约又被致以一百五十万字百科全书的额外恭维。由写了《马唐草边疆》的那位肯尼斯·T.杰克逊编纂的《纽约市百科大全》，无疑有告别演说的意味。这部百科全书有纪念碑一般的重量和野心。对一个热爱清单的时代而言，这是一份宏伟的清单。我一拿到这本书，就翻到“下水道”词条，这是一直令我神魂颠倒的主题。我发现书里对该主题有相当不错的历史回顾，却对当代下水道每天上演的戏码只字未提。事实上，在这本百科全书中，几乎所有篇幅较长的文章读来都千篇一律。每一个词条都从纽约最早的历史开始，描述五彩缤纷但含糊不清的奥秘（例如“知识分子”这一词条告诉我们，“十八世纪晚期独占鳌头的知识圈是友好俱乐部”），接着以十年为单位，顽强地探索主题，通常到一九三○年左右达到鼎沸（因此，在“知识分子”词条内，有关《新共和国》和《党派评论》的内容篇幅差不多长），最后于当下有点儿哀伤地渐趋平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重要的舆论杂志虽然持续于本市出版，却缺乏当年的迫切性与影响力”）。一再把“当下”当成历史支脉的终点来体验是件怪事，当下，毕竟是那么的当下，却弥漫历史的尘埃。《纽约市百科大全》的评论者已着眼于它内容上的欠缺，而他们避重就轻的评论强化了纽约是“完工作品”而非“在建工程”的概念。

读《纽约百科大全》最大的乐趣在于德里达（雅克·德里达（1930－2004），法国哲学家、西方解构主义代表人物，著有《书写与差异》《论文字学》等。）式的水平联想。“恐怖主义”后面接着“无政府主义”，页末是“两栖爬虫类”，然后是“鸟类”和（在顺便一游“鸟地”爵士酒吧和礼貌性拜访“查理·帕克（查理·帕克（1920－1955），绰号大鸟，美国爵士乐萨克斯管吹奏者、作曲家。）”之后）“蟑螂”，而蟑螂“众所皆知会受牙膏吸引”，所以我被带到了“高露洁棕榄公司”和它的创办人“威廉·高露洁”词条，他在一七九五年逃到英国“以躲避公众对他支持法国大革命的父亲的仇视”。这就像在玩一种电话游戏：“无政府主义”和无套裤汉（法国大革命时期对城市平民的称呼。）的连接不是经由历史，而是取道“蟑螂”。

但这种乐趣却隐含空虚。一座城市活在孤独观者的眼里、耳里、鼻里。你得转向文学才能找到主题与城市的内部交会点；而作为与纽约史的活连接，赫尔曼·梅尔维尔或唐·德里罗的几句话，比整本百科全书更有价值。这是以实玛利商业区：

如今那里就是你的孤岛曼哈顿城，它被码头包围，就像西印度群岛为珊瑚礁环绕——商业的浪潮围住了它。无论往左还是往右，街道都把你带往水边。

而德里罗笔下的巴基·万德利克，一百多年后走在同样的街道上：

刚过中午，马上就要下雨，空气凝滞，夹带着来自河里的化学气味。那些桥在这种天气里漂亮极了，白发贵妇们对所有为它们写的诗近乎麻木。

德里罗是纽约重要的艺术家，《纽约百科大全》却只字未提，书里冗长的“文献式”文章，对于后诺曼·梅勒时代的场景，顶多这样描述：“许多在六十年代成名的作家都在七十及八十年代离开本市。”

在二十世纪七十及八十年代，雷布津斯基说，美国平均每七小时就新开一家购物中心。他在《城市生活》中主张，随着购物中心逐渐被酒店依附，并成为博物馆、滑冰场和公共图书馆的基地，它们有资格被称为“新商业区”了。他对购物中心美食广场的“多样性”感到惊讶（美式墨西哥风味、中式、意式、中东式），并把这种场景和路边咖啡馆相提并论。他相信，最终吸引人们进购物中心的，是那里提供了“（在多数人心目中）不错的公共秩序，不必忍受乖张行径，也不会遭到粗野青少年、吵闹酒鬼和烦人乞丐的攻击胁迫”。他补充说：“这些要求似乎并不过分。”对于或许会反对购物中心“过度消费主义”和“人造现实”的“学术界同仁”，雷布津斯基的回应是：“一直以来，是商业力量形成了美国城市的中心”，而“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坐在购物中心的长椅上就比坐在公园的板凳上更具人造意味”。

至于我，我愿意坦承自己对郊区购物中心的舒适有近乎生理性的渴望。当我从停车场踏入气闸室，天然的鸦片剂便涌入我的神经受体。在里面，光线柔和，每一个声音听来都很遥远。我从不介意丹尼斯·约翰逊的书没在沃尔登书店上架，山姆·古迪不卖玛伊拉·麦尔弗德（玛伊拉· 麦尔弗德（1957－ ），美国先锋派爵士乐钢琴演奏家、作曲家。）；我皮夹里有现金，我的肤色是白的，我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受欢迎。这是一个社区吗？这是人造现实，还是我正置身真正的散步场所？我不晓得。我本来就不太讨厌今年郊区休闲服饰流行的紫色和蓝绿色，这会儿更忙着享受购物的匆忙，无暇多顾。

我对城市生活的渴望在感觉上与此截然不同。那常带着焦虑的色彩；我总是要回到家里才能全然放松；家门内外是两个迥异的世界。在纽约，一栋栋建筑有如资本熔化后硬化的喷浆，在这里生活，怎么可能比在郊区生活更少屈服于消费主义的世界？毕竟，郊区表面上带给居民更多自由和隐私。答案是，严格地说，城市在商品买卖的发展上代表比较老式、较不先进的阶段，生产者紧挨着消费者工作，整个经济机制对检验敞开大门，因此较不易受到现代推销术无边魅力的操纵；此外，较笼统地说，城市本身就有一种特质，会强迫成人负起责任。我的意思不是说城市居民为商品疯狂的程度不若郊区居民严重，也不是说“企业改善区”的净化或警察行动不会将曼哈顿的广大商业带变成户外购物中心——我只是说，我们在纽约的街道上比在典型的拱廊广场上更容易获得与花钱无关的体验。

但雷布津斯基强调“城市的”和“商业的”在美国向来几乎是同义词，这点则正确无误。虽然欧洲城市传统上也扮演贸易和制造中心的角色，但它们还有更古老的功能：防御工事、大教堂和大学所在地、王侯居所，以及最重要的，区域或国家特性的具体体现。巴塞罗那就是加泰罗尼亚，每一栋在巴塞罗纳新立起的建筑，都让加泰罗尼亚的特色更辉煌、更具体。我们很难想象美国城市会被这样珍惜，但愿只是因为我们的区域认同不像加泰罗尼亚人那么一致、持久，且带部落性质。这个国家的人口以追寻自由或经济机会，或兼顾二者的移民为主，所以我怀疑，美国城市的全盛时代紧跟在数十年移民巅峰期之后实非偶然。这些移民的相似之处只有一个：他们厌弃旧世界，因此绝不可能培养出效忠城市的精神，顶多效忠特定族群的邻里。他们迟早会接纳新世界“一屋一国”的理想，以及你赚的钱和你买的东西远比你在哪里赚钱、买东西重要的潜在价值观。

因此，真正难以解开的谜不是美国“像巴黎”的城市很少，而是竟然有。尽管许多美国人偏爱郊区，但仍有数百万人明确地选择城市。“雅皮士”不是友善的称号，但把u放进这个词里的人（雅皮士（yuppie）源自yup，为Young Urban Professional（年轻的城市职业人士）的首字母缩写，文中“把u放进这个词里”就是指加进“urban”（城市）。），其数量仍然惊人。就连最愁眉不展的都市中心——铁锈地带（指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昔日重工业集中、后已衰退不振的地区。）的雪城、新加州扩张区中部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也都勉强有几个街区洋溢着多用途的活力。而许多较大的城市，如纽约、波士顿、旧金山、芝加哥、洛杉矶、西雅图，都有持续不断的群聚效应。无论如何，要衡量一个城市的活力，最可靠的基准是富人是否愿意住在城市中心。以前，中产阶级是城市活力的领头羊；在朱利安尼市长的演说中，它仍是。但，诚如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奇所观察，今天“中产阶级”一词的定义，社会学的意义大于经济学。而最好的定义可能就是“郊区的”。

无论以富人的存在作为指标有多可靠，那仍只是一连串原因的最终结果，而那一连串原因，始于城市吸引年轻人的能力。如果没有成群年轻的单身男女填满约克维尔，公园大道的上流社会可以维持多久？若非年轻艺术家、学生和音乐家不断注入，商业区还能继续作为文化中心吗？我们常听到穷人依赖城市的例子，但年轻人，特别是有创造力的年轻人，同样十分需要城市。郊区或许是度过童年的理想之地，但在离家之后、安居之前的那几年，年轻人需要一个聚集的场所。所以至少，城市仍有丰富的夜间和周末生活——当然，除非网络媒合的婚姻变得很普遍。而想来比网交更凄惨的事情只有一件：两个通过网络结合的人，在真实世界的日常婚姻中生活。

在曼哈顿的大风天气或夕阳西下后，当引擎开始冒烟，我喜欢出去走走。那纯属消遣，而过去几年走在圣路易斯郊区和科罗拉多郊区时，我注意到一件怪事：有比例不容小觑的开自用轿车或运动休旅车的男性（总是男性），在飞驰过我身边时对我骂下流话。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骂我。我与众不同之处只是我没开车、没穿紫色和蓝绿色的衣服、没反戴棒球帽。我猜他们对我咆哮纯粹是因为我是陌生人，而从他们被玻璃包住的车里看，我就跟他们电视屏幕上那个在只需再推进一点儿就可获得第四次进攻机会时选择弃踢的橄榄球教练一样不像真人。

我在纽约也被吼过，但吼我的都是出院的精神病患，且都是在搭地铁时被吼，身边都是同情我的乘客。简·雅各布斯认为“在汹涌人潮中保有隐私”是城市生活的标志，要维持这种隐私，所仰赖的并非孤立的房屋和受管制的购物环境，而是最容易在人行道等公共空间习得的成人行为模式。美国大张挞伐的“礼貌的崩塌”的起源是家，而非所谓的“都市丛林”，这点可在任一电影院里得到印证：习惯在卧室看录像带的观众已经忘了怎么闭上嘴巴。

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雅各布斯也引述了保罗·蒂利希（保罗· 蒂利希（1886－1965），又译保罗· 田立克，德裔美国哲学家、神学家，当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著有《存在的勇气》《系统神学》等。）的话，后者相信城市本质上“提供的是除它之外只能由旅行赋予的东西，那就是‘陌生’”。熟悉，无论是连锁店或千篇一律的分区营造的熟悉，都会侵蚀独立自主的智慧，并以奇特的方式损害隐私。在郊区，我是陌生人；我觉得自己仿佛赤身祼体。只有在像纽约那么拥挤而多元、被陌生围绕的地方，我才觉得自在。

当然，我没有那么纯真地迷恋城市，不至于没发现硅谷的厚玻璃板窗户与其后的CRT屏幕有着类似的展示功能：时尚咖啡馆与网络咖啡馆之间隐秘的连接，就是“被看的文化”。还有一点可能也要担心：来曼哈顿寻觅我所寻觅之物——向心性、人群中的隐私、当汤锅中的老鼠屎的满足感—的年轻人，终将被迪士尼化的瘴气驱逐：那难闻的气息已弥漫SOHO商业区和五十七街，正悄悄渗入东村和时代广场。但现在，我仍在一栋住着两位裁缝师、一名房地产经纪人、一位古董交易商、一名酒席承办人和一个鱼贩的楼房里工作和睡觉。当我躺在地板上，听着自己的呼吸放松时，我可以听到城市本身更缓慢的呼吸，像浪拍打海岸的声音：那是人潮拥挤的地铁列车，载着正教自己如何在此安身立命的乘客前行 。

一九九五年

捡破烂

冒充城堡的仓库不多，而在那些冒充者之中，宾夕法尼亚州道尔斯顿的莫瑟博物馆，无疑跻身规模最大之列。那座博物馆有一百英尺高，有常见于教养院或小孩堆的沙堡的平坦表面和方形塔楼，完全用混凝土浇筑而成。它是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由名叫亨利·莫瑟的富有怪人所建，部分是为混凝土做广告，部分用来存放他举世无双的工具收藏——那些工具在美国工业化之后便派不上用场了。莫瑟走遍变迁世界中的车库和拍卖会，把每一种你能想到式样的补鞋匠的鞋楦、苹果榨汁机和铁匠的风箱带回巴克斯县，还有一艘连鱼叉都齐备的捕鲸艇。在博物馆最高的那座塔楼里，你会看到一个活板门式的绞刑架和一辆马拉的灵车。数十个手工雕刻的雪橇和摇篮，则被乱七八糟地钉在七楼正厅的拱形混凝土天花板上。

莫瑟博物馆可以是个非常严寒的地方。我最近一次是在十二月的某个下午造访，将近参观完毕时，我完全聚精会神于一楼的展示，因为一楼有暖气。而在那里，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看到我自己的电话机，被存放在贴了“过时技术”标签的玻璃柜里。

我的电话是AT&T转盘拨号式黑色基本款，一开始是一九八二年从当时的新英格兰贝尔公司承租的，两年后，在“贝尔妈妈”（指垄断美国电信事业达百年之久的贝尔系统，1984 年宣告解体。）解体的混乱中，我完全拥有了它。（我记得好像没付钱。）莫瑟那台跟我的一模一样的机器，被搁在一堆八轨磁带上，看上去不太安稳——这种配对立刻让我感伤起来。八轨磁带是被用来比喻废弃物的陈腔滥调之一；它们散发着雷·康尼夫（雷·康尼夫（1916－2002），美国音乐人，五六十年代曾以当年的流行音乐配合人声吟唱的轻音乐乐团方式造成轰动。）和粗条纹灯芯绒般的浓烈气味。反观转盘式电话，它仍骄傲地在我的客厅服勤。如果你想聊聊调制解调器：不久前我才用它向408区码（指加州圣荷西、圣塔克拉拉等地。）订了计算机外围设备。

莫瑟的展示是明显的挑衅。但我愈试着不去想它，就愈觉得自己被指控。例如，我发觉自己得花很大力气才能忽视我三番两次进卧房打按键式电话的事实：现在查账户结余、班机信息和火车时刻都要靠它。我发觉要憎恨把转盘式电话贬为次级品的语音系统（“稍后由接线员为您服务”）也很费劲儿。简而言之，我察觉到相互依存的状况。我的转盘式电话已失去应付现代生活的能力，但我继续为其掩护，甚至把它放在楼下展示，因为我爱它，且害怕改变。它也不是唯一一件我以这种方式保护的事物。我突然发现，我拥有的过时机器能组成一个完整的功能失调的家庭。

我的电视机是一个笨重的旧物，除非当天线用的延长线直接接触我的皮肤，否则屏幕上只会显现“雪花”。为帮助我的电视获取画面，我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尖锐铜线的时间不下数百小时，我常在想，有可能想象得出比这更不适的相互依存吗？至于录像机，碰巧，与我同行参观莫瑟博物馆的那个朋友前一晚踏出从洛杉矶飞来的班机时，手上的塑料购物袋里就装着一部。他要把它送给我，以免我一直叨叨自己没有。

我也仍在叨叨我没有CD播放器，并假装自己没有CD。但一年多来，我一直发现自己在朋友家里，在借来的公寓里，甚至在艺术家聚集的图书馆，偷偷把只发行CD的出版物转拷成磁带。然后我会用我的磁带录音机播放，忘记它们来自哪里——直到我需要转拷另一张CD为止；这是相互依存所促成的卑劣的复制。

在那个寒冷的十二月的下午，莫瑟博物馆的展览就像现代世界赏我的一巴掌：你该长大了。该让转盘式电话退休了。该记起“改变有益健康”了。接受无可避免的事物是健康的。如果你不当心，三十五岁就会很老、很老了。

但，事隔数月，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我的转盘式电话还在服役。我把器具的过时看作一种性格缺陷，而我，就像有毒瘾者的配偶，尽力弥补这种缺陷。事实是，这种缺陷，这种疾病，正是我与生俱来的。是我自己过时。它直接衍生自我以何维生和不以何维生。我之所以留着转盘式电话有两个原因，而这两个原因的本质，是我过着小说作家的生活。

原因一，较明显的一个，是虽然电话或许很便宜，却非免费。一位年轻艺术家通常只能挣得四位数的收入，不得不节俭度日。如果严肃小说的读者增加一个数量级，让我可以腾出一百二十九美元买CD播放器，我会很高兴。但有谁真的认为，人们会突然开始阅读较具文学性的小说呢？在他们这么做，以及太阳打西边出来之前，我就是两个过时得无可救药的价值体系的实际继承人：我父母那代人，即经济大萧条年代的节俭，以及我两个哥哥的时代，即六十年代的激进主义。六十年代的民众天真到会去纳闷：“我为什么要工作一整个星期然后把更多消费资金投入一个腐败和无人性的系统？”这不是一个现在你仍时常听到的问题，大概只有需要长而漫不经心的时间来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和作家会问。而且，即使对我们来说，节俭造成的过时也不是特别受欢迎。

在《布丽姬的笔记》中，里尔克在诗人的成长和威尼斯的历史之间作了比较。他形容威尼斯是个无中生有的城市，在“森林沉没后的空地中央发愤图强”，是一个“坚强的身体，为生活之必需脱去衣服”，是“足智多谋的国家，拿它贫穷的盐和玻璃交换诸国的财富”。里尔克本人是游手好闲的典范，无所不用其极逃避受雇赚钱的楷模，在帮助塑造我的文学理念以及我对于年轻作家应如何实现文学理想的想法方面，他可以和任何人相提并论。小说，我相信，就是将经验的渣滓转变为语言的黄金。小说意味着捡起被世界遗弃路边的无论什么东西，将它化为美好的事物。

虽然我深受里尔克的影响，但我的模式也带有美国风味。在一个致力于开发天然大陆的资源的国度，经济发展的引擎造成威力惊人的反流，以庞大的产业规模粉碎又重组梦想，在各式各样人类与物质的碎屑之下摒弃又搅动梦想。大生意使这些主流航道上的肌肉发达的船长——虚构的塞拉斯·拉帕姆（威廉·迪恩·豪威尔斯所著小说《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中的主人公，他没受过正统教育，仍试图打入波士顿的社会。）、乔治·巴比特（辛克莱·刘易斯所著小说《巴比特》中的主人公，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市侩。）、汤姆·布坎南（《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人物之一，财大气粗又风流成性。）、雷克托·布朗（威廉·加迪斯所著小说《承认》中的人物，为一信奉资本主义的收藏家和艺术交易商，把主角葛文的伪画当成真迹贩卖。）——总是显得愚不可及，以至于你最后不得不断定这些男人就是肤浅。美国小说中真正令人难忘的人物，从巴托比和弗雷姆·斯诺普斯（威廉·福克纳所著《村子》《小镇》和《大宅》（合称“斯诺普斯三部曲”）中的主人公，斯诺普斯家族无恶不作，弗雷姆最后却当上银行总裁。）到奥迪帕·马斯（托马斯·品钦所著小说《拍卖第四十九批》中的女主人公，她揭露了两个历史悠久的邮政公司之间的斗争故事。）和看不见的人（拉尔夫·艾里森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这个出身贫寒的黑人青年发奋读书才从美国南方来到纽约。希望打拼出一片天地的他却四处碰壁，终以失败收场。），似乎都住在泥泞的回水区，那是破柳橙条板箱上下摇晃、绿头苍蝇嗡嗡作响的地方。而就像据说无法分辨照片与被拍照之物的新几内亚人，为了寻找素材我真的将人生第三个十年花在了搜查杂草丛、垃圾车和焚化室上，试图让我的人生成为我的艺术更完美的象征。带着搜刮来的战利品——雪铲、坏掉的耙头、落地灯、还养得活的一品红、铝制厨具——得意扬扬地回家，一如打出定稿，都是小说写作的一部分。一部旧电话机既是家中的装置，也是叙事里的角色。

节俭——既指字面义也指比喻义，是转盘式电话还在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按键式电话令我反感。我不喜欢它们了无生气的铃声，它们产自台湾的感觉，它们老气的设计，以及称霸后志得意满的样子。当代艺术有一公理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已将美学贬低为一种抗拒。我那些经济宽裕，却无视CD的优越性和必然性，继续买盒式磁带的朋友，就是在尽可能抗拒利润率膨胀的丑陋，那正是CD最显著的特色。同样地，我也欣赏我的咖啡色立体组合音响那种七十年代的笨重，因为它向被分派到全美每一个家庭的雅致的黑盒子军团传递了一种羞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类似这样的抗拒似乎颇有价值，至少没有害处。但某天我一觉醒来，发现我已经被每一个人狠狠地抛在后头。某天，节俭的美德和简朴的理想最终僵化成了毫无结果、吞噬时间的执念。某天，市场的受害者不再是转盘式电话或黑胶唱片那种微不足道的东西，而是对我来说攸关生死的事物，比如文学小说。某天，在莫瑟博物馆，被极其草率地堆在八轨磁带上的不再是我的电话机，而是我也有的辛格（艾萨克· 巴什维斯· 辛格（1904－1991），波兰出生的犹太裔美国作家，是意第绪文学运动的领导人物，197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著有《莫斯卡特一家》《庄园》《卢布林的魔术师》等。）、加迪斯和奥康纳的书（标着“过时技术”，或者“市场的审判”），就像被扔进历史的灰烬堆。某天，我去参观莫瑟，隔天醒来时已深陷抑郁。

六年来，抗抑郁药物百忧解已振作了数百万美国人和数千名礼来制药公司股东的精神。

——一九九四年元月九日《纽约时报》某报道的开篇

适应现实是健康的。既然知道诸如普鲁斯特和福克纳写的小说气数已尽，那么，使自己对获胜的科技感兴趣、为自己在新信息秩序中营造一个适当的位置、抛弃而后忘记文学现代主义的价值和方法是健康的：毕竟，较年长的读者已经烦乱、沮丧到无法欣赏你的作品，而年轻读者既是由电视抚养长大、接受身份政治和读者高于文本的新正统教育，对你的作品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再费尽心力做那种或许能取悦少数苦恼的同侪却将不安或怨恨灌输给准读者并给自己引来溃疡或偏头痛的吃力工作是健康的。当你骨头快要散架的时候认输求饶是健康的。几乎从定义上就能看出同样有益健康的事情还有为了生活，把死亡抛诸脑后：接受（进而参与）你身为作家遭到边缘化的事实；把读者缩减、与出版集团的关系日益恶化、退回大学特别为作家在英文系更大范畴内提供的“隔离病房”（否则愈来愈多愈益凶残的职业作家会活吞创造型作家）当作不可避免的结果接受。健康：放宽你的标准，称五年前你或许认为“还算像样但一点儿也不特别”的东西“很棒”。健康：当你发现你的写作课毕业生分不清“lie”和“lay”且没读过简·奥斯汀时，你不发怒也不激动，而是咬紧牙关，继续教你非教不可、虚掷光阴的课。不为此担心就更健康了：在讨论会上点头、微笑，别招惹谁，让学生在莫谦特－艾佛利公司拍的电影里认识奥斯汀。

当我用“健康”形容上述种种对于过时这种“死刑”的响应时，并不完全出于嘲讽。我是真的在谈论健康。意识的痛苦、认知的痛苦，与我们获得的信息一起快速增长：我们的星球每况愈下，我们的政治体系不完善，我们的社会不文明，我们的国库已经破产，我国有五分之一、世界有五分之四的民众不像我们这般富裕。如果这种痛苦只增不减，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人口的一大部分——且不断增加—会在科技提供的强大的麻醉剂中寻求慰藉。这些麻醉剂愈受欢迎，社会就愈接受民众使用它们—无法打心眼里哄骗自己说技术的“文化”绝非毒品的那一小群人就愈孤单。每当你看到一个朋友不再读书，每当你读到另一个兴高采烈的年轻作家以书的形式做着电视节目，它便成为一种折磨。你变得抑郁了。然后你看到科技可以为变得抑郁的人做些什么。它可以让他们不再抑郁。可以带给他们健康。而就在这一刻，我找回了自己：我环顾四周，看到每一个人（或看似每一个人）都找到了健康。他们喜欢他们的电视和他们的小孩，而且不会过度忧虑。他们服下他们的百忧解，就不抑郁了。他们对彼此彬彬有礼，露出不抑郁的微笑，他们用如此纯粹的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让我开始怀疑自己。在我自己看来，我似乎是一个对健康深恶痛绝的人。距离处方，我只有一个电话之遥……

我为攒成这篇文章而捡回的断编残简到此为止。这篇未完成的文章是两年前我独自一人、没办法写小说时写下的——那时我几乎连报纸都没办法读，那些报道会让我情绪非常低落。两年来世界没改变太多，但我觉得自己好像发生了很大改变。天晓得我能否对自己的经验加以归纳。我只知道，在写了上述片段之后，我投降了。很干脆地投降了。无论要我付出多少代价，我都不想继续不快乐下去了。所以我不再试图当正牌全职作家。早上爬得起床，是我仅有的愿望。

几个月过去了。我先是在一个大学小说创作班教课，之后，我面临维持生计的问题。我想要一点点时间私下写作，为自己；这是我唯一的要求。不是要对文化有何贡献，只是想被允许偶尔造访联结印刷物世界的那个唯一的点。我最后选择的谋生方式（写杂志新闻）感觉绑手绑脚，令人痛苦。但踏进世界的一小步——我一度害怕迈出的一步——就足以让我想起我有多么不孤单。

然后，我好像开始记起往事了。我记得小时候每逢星期六我会花很长时间用力从父亲在地下室拆掉的一堆堆镶板上拔出生锈的钉子。我记得我拿铁锤在父亲捡回来做铁砧的一块铁上把钉子敲直，然后看着父亲利用那些旧钉子给他自己盖了一间小作坊、重新安装地下室的镶板。我记得我青少年时很崇拜哥哥汤姆，七十年代他曾在芝加哥担任先锋电影制片人，还从现已不存在的麦克斯威尔街集市上捡回工具和材料，在皮尔森整修了一栋公寓。汤姆有两辆老旧的Karmann Ghia，一辆是黄色的，十分破旧，是我们的大哥鲍伯从医学院毕业、买了阿尔法·罗密欧之后传给他的，另一辆蓝色的更破旧，花了汤姆一百五十美元。他常挖东补西：拆其中一辆的零件给另一辆使用，这非常花时间。黄车因引擎故障而寿终正寝的那天，我正好搭他车，同一天，蓝车车盖在丹·莱恩高速公路上被风猛然掀起，遮住挡风玻璃，害我们差点撞车。我听起来很怀旧吗？不。我并不渴望回到那些日子，因为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期望去世界上的无名之地，结果却站在汤姆身边，在消音器和排气管散落的路肩，看着汤姆在芝加哥的寒冬中，用冻僵的手指把Ghia的车盖装回去。我知道那时我很快乐，所以我可以回想那些日子，而不怀念。那些事发生时我在现场，那就够了。

我从大学时代开始认真写作，当时我用的是笨重的黑色雷明顿打字机，它立在书桌上有近一英尺高，跟小型空调一般重，我得用尽手腕的力气才能操作。后来，我用两台可携式银笛打字机（一九八○年卖五十美元，一九八五年仍只卖六十九美元）写出了我的第一本小说和第二本的一半。它们出现故障，我就修理。在多家杂志寄来退稿信退回了五篇短篇小说的那个星期，我顺利拿牙线代替尼龙绳，提供了推动滑动架的张力，堪称一大胜利。

后来，为打出干净的草稿，我和妻子共享一台四十磅重的电子打字机，史密斯－柯罗娜。我们的老雪佛兰是好天气的死忠朋友，每当出现故障，外面似乎都在下雪。在八十年代初的波士顿，雪会积成堆，我和妻子把自己包裹得像农夫一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半拉半扛地把史密斯－柯罗娜送到哈佛书店。书店深处住着一位巴伦博先生。我从没跟他打过照面，但常打电话。他声音很粗，你知道他半截胳膊都浸在机油里。巴伦博先生不喜欢花大钱修理，我因为这点而喜欢他。曾经，在一个天空过早地变成靛青色的波士顿的黄昏，他打电话告诉我史密斯－柯罗娜的主机轴脱离马达，得花五十美元更换马达。显然他很不想告诉我这个。过了一两个小时，夜幕已然低垂，他又打电话给我。“我修好了！”他大叫，“我粘好了。我用环氧树脂把机轴粘回马达上了！”记忆中，那次修理他收了我十八美元。

一九八九年我买了我的第一台电脑，Amdek制造的一个吵闹的金属箱，带一个白纸色的VGA显示器。在良好的相互依存的状态下，我开始喜欢Amdek风扇嗡嗡叫的噪音。我告诉自己，我喜欢它以这样的方式掩盖了街上和其他公寓传来的噪音。但在我重度使用两年后，Amdek练就一种新的摩擦般的尖叫，这种尖叫似乎是随着空气相对湿度的兴衰而起落（虽然这点我从未确认）。我的第一个解决办法是在闷热的天气戴耳塞。但，戴耳塞六个月后，由于尖叫声变得愈来愈持久，我便拆掉电脑的金属外壳，凑近耳朵，乱动乱戳。然后尖叫声莫名停止了，所以一连几天，我都用一台无盖的、主板和五彩缤纷的金属线外露的机器写作。然后当尖叫声回来时，我发现我只要对控制硬盘的印制电路板施加压力，就可以让尖叫声停止。有个地方可以让我插入一支铅笔，而如果我用橡皮筋把铅笔绷起来，矫正的压力就可以保持住。当我把机箱外壳装回去时，它已经无法密合；我无意中损坏了一根螺丝的螺纹，只好任由外壳的一角频频拍动。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不够富有的人都要学习应对孱弱的设备，只不过有些人对这种应对能力更自负一些。但我珍惜那些用半毁机器写文章的回忆，却不单是因为它们证实了我的本性。对我来说，那台破旧但仍堪使用的Amdek的形象，也是美国长久破烂的形象。过时是我国痴恋科技的主产品，而我现在相信，过时不是幽暗，而是一种美：不是毁灭，而是拯救。科技发展的脚步愈轻率，产生的废弃碎屑就愈多。而碎屑不单是有形物质。它是愤怒的宗教、复苏的反文化意识形态、新出现的未就业者，以及永远无法就业者。这些都向小说作家保证：他们永远都不会孤单。不可避免的过时就是我们的遗产。

靠想象力写作从根本上说是业余的。是搜遍垃圾堆的寂寞之人，而非装配娱乐的技艺高超的团队，而我们美国人很幸运，活在一个满是垃圾的美妙世界。我住在慕尼黑的时候，曾从一个铺设人行道的工地偷了两颗鹅卵石。我打算用报纸把它们包起来，做成书挡。那是个星期六的下午，街道空空荡荡，但我的窃行让我感觉像犯了重罪似的，我两手各攥一颗石头一连跑了好几个街区，直到确定平安才停下。至今我仍觉得那个国家正用严厉的眼神盯着我。但在我现在居住的纽约，垃圾车简直是在引诱我窃取它们有用的砖块和木材。那些流浪街头的人和我一样热爱午夜街灯下的路边垃圾堆。凌晨时分，他们会在雷辛顿街和八十六街转角的肮脏被子上摊开他们找到的东西，拿来路不明的时钟收音机交换有缺口的玻璃球形门把。使用与废弃就像含水土层，消费品从中渗出，蜕去大规模生产的污点，以稀有之物的姿态出现。

把美国作家对科技消费主义的抗拒（不幸地，这种抗拒多数情况下都以经济困顿的形式表现出来）想象成某种政治反抗的替代品，是诱人的念头。不久前，我以前大学写作班的一个学生来看我，我带他在家附近走了走。杰夫是个造诣深厚、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热爱品钦对科技和资本主义的批评，在攻读英文博士学位和尝试写小说之间摇摆不定。我在散步时怒斥他，我说，小说是避难所，不是社会变革的推手，这时我们经过一个美妙的垃圾堆。我从中抽出一把溅了油漆和灰泥、座位坏掉的木椅，又找到一个两英寸乘四英寸的木块，把比较大片的灰泥敲掉。这是卑贱的工作。杰夫说：“如果我写小说，我的人生就会像这样吗？”

长年抑郁，我已不在乎我的话听起来对自己有多宽容。我说我在意的是“拯救”。我很可能买得起新椅子；但我宁愿过捡破烂与再生的日子，这是我个人的选择。

拿海绵给它搓澡，从被弃置路边的五斗柜抽屉上拆下一片坚固的梣木胶合板，拿八根捡来的螺丝钉将胶合板固定在座位底下，用黑色荧光笔遮盖溅上去的白漆：那把椅子就是这样被拯救的。

一九九六年

控制单元

从科罗拉多六十七号公路望去，联邦改造园区的门房看上去就像高级公园的凉亭。它有翡翠般的色调，镶着由粉红色碎石铺成的边。开车靠近，我看得出烟灰色玻璃后面有两个系领带的黑人男士。其中一人出来验了我的身份证，问我有没有携带武器。我告诉他我跟路易斯·韦恩先生约好一点碰面。

那名警卫问：“谁？”

我又说了一遍。他一脸困惑地回到凉亭，换另一个男人出来。他有后移的发际线，隐约流露出兰斯顿·休斯（兰斯顿·休斯（1902－1967），二十年代非裔美国人艺术运动即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中最重要的作家及思想家之一。）的气质，穿着一套漂亮的灰色细条纹西装。“我是路易斯·韦恩。”他面无笑容地说，穿过开着的车窗跟我握手。

“哦，你就是韦恩先生。”我绽放出一个大得足以涵盖我们两人的笑容。我确信他认为我很惊讶他不是白人。他叫我跟随他的车上山。因为觉得警卫服务不周，我继续火上浇油：“那个警卫好像不认识你。”

韦恩先生看了我一眼，表露出令人不安的失望，然后，不发一语，继续走向他的车。

这里是科罗拉多州佛罗伦萨镇，美国法治业迅速发展之地。联邦改造园区是反毒战争炫目的新产物；无论这场战争抑制全美不法欲望的成效如何，它在不到十年间便让联邦监狱人口翻倍。佛罗伦萨人极其热衷于参与这项事业，纷纷购置土地，然后捐赠给监狱管理局。我来这里就是要看看这项事业在围墙内外是如何运作的。

联邦改造园区的中心建筑是全美最高设防监狱，一座造价六千万美元的最先进的“仓库”，用于关押大众媒体喜欢以“穷凶极恶”指称的联邦囚犯。它的别名包括佛罗伦萨ADX、落基山恶魔岛和Admax等。或许约翰·戈蒂（约翰· 戈蒂（1940－ ），纽约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黑手党家族的头目。）最后会被送来这里，但曼纽尔·诺列加（曼纽尔·诺列加（1934－），前巴拿马独裁者。）不会（他是巴拿马公民，而ADX的规章条例违反日内瓦公约）。ADX目前监禁了二百五十名囚犯——只达到其容量的一半，而这些犯人每天被锁在囚房里长达二十三小时，几乎全面断绝了人际联系。除非死刑成为惯例，否则美式改造的逻辑和技术不可能再超越ADX的控制系统。

据监狱管理局的文献，ADX的任务是“深刻影响囚犯行为，帮助行为表现不再具危险性并参与所需课程的囚犯晋升到监管局其他较开放的机构”。ADX的大部分囚犯都是因为素行不良才从较不安全的监狱转来的。百分之十八曾杀害狱友，百分之十六持械攻击过狱友，百分之十五曾越狱或尝试越狱，百分之十持械攻击过监狱管理人员。还有一小撮囚犯因政治观念具破坏性而被联邦视为恐怖分子。我已经提出申请，要采访其中两名政治犯：穆杜鲁·夏库尔和雷·鲁克·雷瓦索尔。

联邦改造园区有四大建筑。从门房开始，道路蜿蜒而上，陆续经过没有围墙、安全等级最低的拘留营（“联邦俱乐部”），引人注目、安全等级中等的联邦改造所，戒备森严、安全等级最高的监狱，以及ADX所在的三角形砖筑碉堡。随着联邦改造事业的发展，干旱的高地草原已变成房舍点点、风景如画的园区。当年我住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时，在前往基督圣血山登山步道途中常经过这个园区的工地。建筑风格多条纹和棱角，且充斥着蓝绿色和鲑鱼肉色。在装上刀片刺网之前，我一直以为是哪个房地产大亨在这里盖一座孤立得奇怪，还配备节能窗户的办公园区。

在登记柜台，一位名叫唐娜的金发接待员要我签名，然后叫我退至一面红砖墙边，拿拍立得对着我连按三次快门。她一面拍照，一面漫不经心地跟ADX内部某个人通话，要他们“带夏库尔来这里”。ADX无线电的音量和信号强度皆已标准化，让声音从一开始就发出交谈的音量，没有爆裂声也不会失真；对讲机另一端的人好像就在现场。那人回唐娜说，已经去带夏库尔了。她用隐形墨水在我的前臂盖印，拿黑色的光一照，浮现发着荧光的TAMP。

“应该出现STAMP（即“盖印”。）的，”唐娜说，于是又盖了一次。我们用黑光检验，第二个词仍是TAMP。她又盖了第三次，弄得一团糟。韦恩先生不耐烦地抱怨了两句，介入调解，而我之外还有人惹他失望已然令我心生感激。

虽然ADX是第一座专门为全天候隔离囚犯而设计的联邦监狱，但其单独监禁的制度几乎跟共和政体一样古老。一八二三年宾夕法尼亚州在费城建立东州监狱，后来，俗称的“宾夕法尼亚系统”被世界各地的监狱建造者大举效仿。设计东州监狱的贵格会教徒相信，让囚犯共处一室的牢房是孕育邪恶的温床，所以在东州，每名囚犯都有自己的牢房和私人活动庭院，永不离开。如果该名囚犯必须转移，会给他套上黑色头罩，以阻止他进入自由流动的邪恶之中。被判终身单独监禁的囚犯常常上吊或自殴至死，这种情况则被归因于手淫引发的精神失常。

往后数十年，随着美国监狱空间日益珍贵和典狱学思想演化，一贯的单独监禁失了宠。至二十世纪中叶，法院裁决对隔离惩罚施加了严格限制。但从七十年代开始，永久禁闭的观念又因“管理”目的，以“区别对待”之名东山再起。隔离成了管制囚犯而非惩罚囚犯的手段，符合“管理”原则，所以没问题。

Supermax（即“超级安全监狱”。）象征社会及其犯罪产品之间的战线日益激烈，目前已有二十五州设置。其中最恶名昭彰的在加州，那里的民众复仇心切又不学无术，加上城市内帮派暴力日趋严重，促使在俄勒冈州界以南的鹈鹕湾建造了大规模高科技“控制单元”。一九九五年元月，即鹈鹕湾开张五年后，它的“招牌惩罚”的好些方面被联邦地方法官希尔敦·汉德森视为残忍和不寻常。他说，事实上，加州人“把他们锁起来然后丢掉钥匙”的愿望已造成梦魇。鹈鹕湾的囚犯一概被禁止接受医学或心理健康治疗，且会无端遭到警卫暴力相向，因而表现出心理创伤的征象——失眠、精神无法集中、有自杀念头、对社会的愤怒日趋加重，这几乎可以确定是长期隔离引发的。但，由于汉德森法官并未做到勒令鹈鹕湾关闭那么绝，因此州监狱官员认为他的裁定代表他们的胜利。

我进佛罗伦萨ADX注意到的第一样东西是地板。大部分地面铺了棋盘图案的亚麻油地毡，颜色是常见的泥砖红和罂粟籽灰，也都上了蜡，擦拭得闪闪发亮，似乎是在乞求人们加以注意和评论。和ADX的洁净保持一致的是钢制设备的坚固，警卫们简单利落的白衬衫、石榴红领带和体面的打扮，让人分不清方向的非直线格局，以及不引人注目但有效的规章条例：这些全都公开展示。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这地方营造高雅的表象，是为了刻意擦去污点：承袭自鹈鹕湾和ADX本身位于伊利诺伊州马里昂的前身——一座超级安全监狱，其名誉常遭国际特赦组织损毁——的“控制单元”概念。

但，即便我欣赏ADX的光鲜，有些事情仍要到离开后才会注意到。比如，直到返回我烤箱般的车上，拿起留在里面的瓶装水喝而差一点烫伤嘴巴时，我才发现ADX的温度非常适中。ADX的气味也是，除了在一条走廊，我闻到一股还算清新、介于有机与无机之间的微弱气味——或许是新鲜的抹墙粉——之外，里头完全“索然无味”。ADX的光线也很理想：绝不刺眼，读东西很舒服。还有声音：没有金属撞击的叮当声响，没有远处的吼叫，没有咆哮的对讲机。自动门仅是嗡嗡地开启，咔嗒一声关上后毫无回音。韦恩先生的声音也很轻——

韦恩先生：（对经过的一名副官）都还好吧？

副官：（一脸担心，低下身子）您说什么？

韦恩先生：（疲倦而消沉地）我说，都还好吧？

副官：（显然如释重负）哦，很好，很好。

——但我不必费什么劲儿就能听到他说话。我很想说，ADX的氛围就是一种感觉剥夺。但ADX留给访客的印象却是平静，而非剥夺。事实上，旅途中我不止一次在心里想，这是非常适合阅读和写作的地方。但我又对庞大的控制系统充满怀疑，足以使我相信这正是韦恩先生希望给我的感觉。

我们每到一个检查站，他都会把唐娜给我拍的一张拍立得照片放进一只金属抽屉送给厚玻璃后的警卫，然后警卫会推过来一个胡萝卜大小的便携式黑光灯来检查我的戳记。显然我前臂有东西发光就足够了。

囚犯则是这样进入ADX的“接触”会客室：韦恩先生和我站在将房间一分为二的模铸混凝土桌子的自由世界一端，身后的门已从外面锁上。透过对门的小窗户，我听到咔嚓咔嚓和叮叮当当的声音，看到几个脑袋和肩膀。门开了，穆杜鲁·夏库尔先生踏入，手被铐在背后。他身后的门关上了。他面露夹杂了冷漠、愤怒和尊严的复杂表情，背靠着门，蹲下，让外头的警卫打开一个鞋盒大小的狭缝，把手伸进来替他解开手铐。手铐消失了，狭缝也关起来锁上了。

韦恩先生倚靠着我身后的墙。访谈期间我没有回头看他，一次也没有，但我的心灵感应是，他看了很多次手表。

夏库尔戴着一顶针织海军冬帽和一副普通的黑色塑料框眼镜。他的雷鬼辫有些花白。他问我从哪里打听到他的名字和囚犯编号。我回答：从博尔德一个与政治犯关系密切的监狱观察团体。夏库尔是新非洲共和国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因与一九八四年一起让两名警察丧命的武装抢劫以及其他事件有牵连而被判罪；检方依据RICO法案（指《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认为他应承担责任，因为抢劫犯在他的针灸诊所举行集会。

夏库尔说他最终进了安全等级最高的监狱，先是马里昂，现为ADX，是因为他原先在宾州刘易斯堡服刑时的典狱长觉得他对年轻黑人的影响太大，与外界的联系太多。在我们短暂的访谈中，夏库尔给我的信息是：遇到过法律困扰的黑人可以为他们的社群提供指导，但现存体制却把他们锁了起来，让全美黑人社群始终群龙无首。“监狱散置于全美各地的孤立地区，”他说，“像我这样有社群背景的人，很难感觉到与世界的联系。想象一个孩子连吸了二十五年半盎司的纯可卡因，现在却与世隔绝。心理很难不受伤害。”

起身离开时，夏库尔请我把我的报道寄给他儿子看。“吐帕克·夏库尔（吐帕克·夏库尔（1971－1996），美国饶舌乐手、演员和诗人，作品围绕暴力、黑人贫民区、种族主义、社会问题等主题，倡导政治、经济、社会及种族平等，并且充满激进的革命意识，他被誉为史上最伟大的饶舌艺人之一。1996年遭枪击引发心肺衰竭身亡。），”他说，“你知道他是谁。”

我答应寄一份给吐帕克。

当韦恩与我再次独处时，他瞅准时机给我上了一课。他说ADX对媒体“完全开放”，他也不会监控我的行程。（他咯咯笑着引述伦敦《泰晤士报》那篇关于ADX的报道的标题：“美国狂人被囚禁于‘坟墓’”。）但，他希望我事先告诉他我联系过博尔德人权人士的事。“只要提到就好，”他说，“那有助于我了解你在做什么。”

我解释说我打电话给博尔德只是请他们提供愿意说话的囚犯姓名。但这会儿他对我的失望似乎已凝结成判断。

韦恩先生接下来宣布，我们的参观必须在三点半结束。现在是两点十五分，参观甚至还没开始，而我还有第二个访谈要做。他说，我没有早上就来真是可惜。那样我们就有一整天的时间。

“其实我可以在你希望的任何时间开始，”我说，“但你要我选时间，我就不假思索地说一点。”

他难过地摇摇头。他原以为我不可能在一点以前过来。他本人是那种属于早上的人。要是早点知道我能来就好了……

雷·鲁克·雷瓦索尔是来自缅因州的法裔加拿大人，出身于工人阶级。他体格魁梧，有漂亮的刺青，流露出吸一口能抽掉半根烟的男人那种克制的神经质。他蓄了小胡子，眉毛又宽又黑，乍看仿佛有三道胡子。

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八四年，雷瓦索尔住在地下，效力于一个专司轰炸全球工人阶级的敌人（企业或军事组织）的组织。在上了联邦十大通缉犯名单后，他于一九八四年被捕。

“我现在电视看得很少，主要看新闻，偶尔看球赛，”他说，“过去几个星期一直都听不了广播，但如果能听，我有时会听听NPR。”他唯一看得到其他囚犯的时间是每周一次、每次三小时的户外休闲时间。他有妻子和三个女儿，前一次联络是在一九八九年。

每一个身在联邦系统的囚犯都要参与某种改造“课程”——毒瘾或酒瘾治疗、职业培训、工厂作业。要转出ADX，囚犯不仅要遵守规定，还要“上课”。雷瓦索尔之所以为“政治犯”，部分原因是他始终“不肯就范”。在马里昂他拒绝在一家为军方制造同轴电缆的工厂工作。“他们可以踩在我身上，想踩多久就踩多久，”他告诉我，“但我不会帮他们制造军事或政治相关设备，句号。绝不。”至于在ADX最近开设的家具工厂工作：“我觉得把囚犯当成契约奴仆使用，根本上就是错的。”

我问他ADX的警卫怎么样。

“我还没遇见过一个来自当地的警卫，”他说，“都是外地来的。好处是，不像马里昂，这里没有‘好老弟’（指彼此相识已久、任人唯亲。）的传统。在马里昂很可怕，每个人都在为亲戚工作，他们会对你做一些非常粗暴恶劣的事，而他们知道不会因此受处分。这里没那么糟，因为大家都是新来的。我的感觉是，时间一久，那种‘好老弟’的狗屎就会落地生根。我觉得监狱会助长那种东西。”

站在我身后的韦恩先生，每隔五分钟就叹一次气，精准无比。

我问雷瓦索尔他是否认为自己“穷凶极恶”。

“像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罗伯特·麦克纳马拉(1916－2009), 美国商人、政治家，曾任国防部长及世界银行总裁。）那样的人，”他说，“他们杀的人远比我杀的多。那才是真正的问题。如果你想把犯罪定义成拥有毒品吸食管的人，或非法入室行窃之类的人，那到头来都是非常黑、非常穷的人，对吧？但像麦克纳马拉那种人也犯了滔天大罪。还有联合碳化物公司，瞧瞧他们在印度的所作所为，他们可是屠杀了八千人哪。”他稍稍放低音量，想了想。“当然，我因轰炸联合碳化物公司而被判有罪。”他窃笑了一会儿，然后抚一抚脸，恢复镇定。“这是为偿还那些人命付出的小小代价。”他指着韦恩说：“他或许会把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之类的人当偶像。他不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犯罪。”

韦恩先生抓住这个机会，冷淡地跟我说：“你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我耸耸肩。

雷瓦索尔耸耸肩。

我跟他说我会写信给他。

他离开后，一名警卫把我们放出我们这一侧的会客室。我们还剩二十五分钟参观ADX。这时间够我穿越多条恒温恒湿的走廊；探查一间空牢房里固若金汤的模铸混凝土设备（牢房是灰色的，长约十二英尺，宽约七英尺，有三合一的水槽——马桶——饮水机、混凝土的床和书桌、内置式电子点烟器，以及一扇窄窗，留给囚犯一小片蓝天）；顺道看了一间法律图书馆和休闲图书馆（只有畅销平装书；有很多路易斯·拉摩尔和罗伯特·海莱因）；并且还算愉快地和韦恩先生聊了一会儿天。我问韦恩先生ADX是如何吸引CBS、ABC、NBC、CNN、NPR、BBC、法国电视台、约克郡电视台、《明镜》周刊、《纽约时报》、伦敦《泰晤士报》和《细节》杂志注意的。他回答，吸引力部分来自那些高科技的玩意儿，但最吸引人的是“恶魔岛的神秘”——任何囚禁穷凶极恶者的监狱周围都难免萦绕的浪漫气氛。

我仍希望赢得他的好感，于是大胆提出，把监狱浪漫化是很恶心的事。他点点头。“只在里面工作一天试试，”他说，“这不是什么快乐的地方。”

我被他严肃的语气打动了，但止于片刻。于六七十年代摇撼美国、近期又卷土重来——比如炸弹怪客（指希尔多·卡辛斯基(1942－ )，美国数学家、无政府主义者、恐怖分子，在1978年至1995年间不断邮寄炸弹给大学教授、大企业主管及航空公司，造成三人死亡及二十多人受伤。1996年被捕，后被判处无期徒刑。），还有俄克拉荷马州和穆米亚·阿布－贾迈尔（穆米亚· 阿布－贾迈尔（1954－ ），美国黑人新闻记者、作家，美国黑豹党成员，反对警察暴力、保卫工人权利，1982 年以谋杀警察之名被判死刑，目前仍是死刑待决犯。）的费城——的暴力政治战，在关了一百五十万人、几乎全是贫民的监狱最活跃。这些民众绝大多数都不关心政治，但这丝毫没有缓和战争情势。鲜有战争是讲原则的；囚犯与狱吏就是死对头，双方的仇恨根深蒂固。韦恩先生在空军基地长大，夏库尔和雷瓦索尔则分别在纽约皇后区的牙买加街区和缅因州萧条的磨坊镇长大。他们的战争被蓝绿色、鲑鱼肉色和 “穷凶极恶”这样的词阻隔于大众眼前。战败的基本上都是反社会人格的人。战胜的则西装笔挺，语带感伤。

但愿我与这场战争毫无瓜葛。

对科罗拉多费里蒙特县来说，监狱意味着一样东西，且只有一样东西：美元。县府所在地的卡农城，或许是美国第一个视监禁为一个成长产业的群体。一八六八年，顺利支持丹佛成为州首府之后，卡农有两样回馈可以选择：州立监狱或州立大学。它选择了监狱。

一百多年后，该城及其近郊牢牢控制了科罗拉多州的惩治事业。该州十八所监狱中有九所位于卡农城沃尔玛超市方圆五英里内。卡农城最西端一处退役的监狱分区已改建为科罗拉多地区监狱博物馆，目前是卡农上流社会的聚集点。博物馆外头的庭院里有很多张野餐桌、一间生锈的八角形玻璃房和两间小囚房——晒黑的英国观光客喜欢在里面夸张扮演绝望的囚犯。卡农颇具名望的人士以“典狱长级”（五千至一万美元）捐助博物馆基金会；不那么突出的则或许会选择“副官级”（一百至五百美元）。为筹措更多资金，当地每年举办一场高尔夫锦标赛，偶尔也办“猛攻监狱”化装舞会：数年前，参加舞会的捐助人会把邀请卡投入毒气室的一个塑料模型里。

从卡农往东数英里，位于阿肯色河岸上的便是只有一盏交通信号灯的佛罗伦萨镇。驼鹿、老鹰和退伍军人一星期有三个晚上在这里玩宾果游戏。在通往联邦改造园区的那条路的转角，新开了一家让所有镇民引以为傲的哈帝汉堡。沿主街排列的有一家银行、一家药店、一家挂着外观恒久不变的“欢迎FCC（即联邦改造园区。）”广告牌的杂货店，以及多处空地和“出售”标牌。佛罗伦萨镇镇长莫莉·斯特里克兰是七十二岁的得州女士，戴着钻石饰钉耳环，开白色的福特小货车。她把她的家具店变卖了，因为她可以在华尔街赚更多钱，而且（她讥讽道）股票较易携带。

佛罗伦萨镇街道两旁都是覆盖了混凝土层的灌溉渠，得益于此，刷过灰泥的碉堡式别墅和几栋维多利亚式砖造建筑周围的棉白杨遮阴的草坪绿意盎然。西郊的氰化物街尽头是一座荒凉的露营车公园，名叫“最后一英里庄园”。在更远处绵延起伏的阿肯色河，呈现出蒸熟的洋蓟的颜色。

佛罗伦萨曾是有三万人的城镇和蓬勃发展的矿产经济中心。煤、石油、黄金、石灰石、石膏、漂白土和雪花石膏都在这里开采或加工。佛罗伦萨四十二号，全美历史最悠久的持续生产的商业油井，至今每日仍汲取四大桶。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费里蒙特县的矿产资源几近耗竭。已成废墟的山坡和看上去不自然的山谷，像是当地风景的疮疤，而佛罗伦萨的人口也如自由落体般一下掉到了三千。

“我们就像干湖床，满是裂缝的黏土区，”前费里蒙特县经济发展公司执行董事史基普·戴尔说，“钱就是水，而水已经消失。对很多很多人和很多很多企业来说，这是相当险恶的关头。”

对经济枯竭的费里蒙特县而言，联邦改造园区代表着联邦资金输送管道的终点站，管道里每天都有五万美元以上的资金以薪资的形式流动。当修建或整修设施时，也会有一次性的丰沛现金。监狱推动者们想象这个工程会带来兴隆的生意，也会使人口增至临界值，从而吸引新的雇主到来。

费里蒙特县一九八六年开始利用新的联邦资源，其时当地一个名叫汤姆·薛瑞佛的铅笔销售员看到了老一套美式大发利市的好机会。碰巧薛瑞佛的哥哥任职于监狱管理局，他向薛瑞佛提到，联邦正在寻找陷入困境、或许可改建为安全级别最低的监狱的学院和修道院。更碰巧的是卡农就有这样的房地产：圣十字修道院。面积两百二十英亩的圣十字修道院就位于卡农城界外，离沃尔玛很近，设有宿舍和可容纳三百人的大餐厅。它的财务状况据说非常不稳定。

另外，也有充分证据显示费里蒙特县不介意收容囚犯。在我造访ADX的那个星期日，我联络上佛罗伦萨镇一位名叫吉米·洛伊德的镇代表，他答应介绍我和薛瑞佛认识。本人是退休空军中校的洛伊德这样概述卡农城居民对监狱的态度：“越狱的人不会在本地流连，而谁又会破门盗窃可能是监狱警卫的家呢？你会被抓然后被送回监狱，说不定正好落到那名警卫手里。你还有脑袋被轰掉的危险。这一带的枪械搞不好比半个科罗拉多州的还要多。”

开车穿过尚未设镇的潘洛斯时，洛伊德和我经过一栋后院有鸵鸟的房子，他说他认为镇上的鸵鸟农场是场庞氏骗局（指非法集资。）。在一条满是灰尘、房屋数量无明显逻辑可循的街上，我们顺利找到了汤姆·薛瑞佛朴实无华的平房。

薛瑞佛是个友善的男人，神情开朗、平和。他肚子不小，但有身材修长的男人的英俊五官。他在家门口迎接我们，穿着凉鞋和巧克力色的聚酯纤维休闲裤。“我只是个老土，”他愉快地告诉我，“我在卖铅笔的时候遇到了史蒂夫·斯图尔特。”

史蒂夫·斯图尔特一会儿就到。他是房地产经纪人，看起来也像。他体重超标，有张令人信赖的脸，穿着周末休闲服，一派轻松。先前，他从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开车南下，带来三个要送给他儿子的少年棒球队教练的纪念钟。此刻，汤姆·薛瑞佛已经给那些钟刻好了铭牌。“这是汤姆的副业。”斯图尔特说。

汤姆·薛瑞佛是在向斯图尔特的房地产中介公司兜售个性化铅笔和其他商业纪念品时遇到斯图尔特的。一九八六年年底，薛瑞佛取得房地产经纪人执照后立刻拜访了圣十字修道院。圣十字的事业部经理证实，修士们的确打算出售。经理和薛瑞佛就开价达成一千两百七十五万美元的协议，而薛瑞佛获得了七十五天的独家代理权。他开始游说监狱管理局不动产收购部门的主管吉姆·琼斯。

最后打动琼斯的是薛瑞佛制作的一段十二分钟的视频。我们四个人在薛瑞佛家的客厅，一面喝“店标”牌健怡可乐，一面观看视频。薛瑞佛掩不住他对于短片中变焦、摇镜和配音的骄傲。“要让旁白配合画面，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他说，“在我不说话的时候，我就把音响的音量调高，等到我得说话的时候再调回去。”

音乐听起来像曼陀凡尼（世界三大轻音乐乐团之一。）。

“是读者文摘的唱片。”薛瑞佛说。

短片旨在让任意准买家一览修道院的建筑。但薛瑞佛巧妙地锁定了司法部。“我拿监狱开了个玩笑，”他说，“看你们听不听得懂。这是我和我的想法之间的笑话。”

“你和你的想法之间。”史蒂夫·斯图尔特以崇拜又滑稽的语气复述道。

其实是好几个笑话。薛瑞佛在配音中描述修道院的体育馆是“消磨时间的宜人去处”。（他欣喜地跟我们说：“懂吗，消磨时间？”）他继续提到修道院的建筑离五十号公路有段距离，因此“与外界有缓冲地带”（“缓冲地带！嘿嘿！”），他也指出修道院的单一出入口“很容易加装限制进出的大门”。

“这整个城镇与德国达豪集中营颇为类似。” 斯图尔特狡猾地说。

“最后一个摇镜尤其困难，因为我得从车里拍摄，”薛瑞佛说，“结果拍出来非常漂亮。看到当我抵达入口时，那辆货车刚好开出来了吗？那比你们想象中困难得多。”

“‘现在让我们看看焚化场。’”斯图尔特解说道。

一九八七年二月，吉姆·琼斯飞抵佛罗伦萨，宣布圣十字修道院是他见过的最好的地点。一千多名卡农城居民寄来了套用信函，呼吁监狱管理局把它买下来。据斯图尔特的说法，群众的反应令琼斯不知所措。他公开宣布管理局正在科罗拉多收购一块房地产。

“听到他这么说，我已经算好我会拿到三十七万五千美元的佣金。”薛瑞佛说，“我立马去拿了奔驰车的广告册。”

“交易已经谈妥，”斯图尔特说，“但在最终评审过去一星期后，我在星期六早上醒来，看到报纸上的跨页大标题：修道院交易取消。作为那块房地产的独家经纪人，竟然通过看报才得知交易已经取消。”

修道院的修士针对交易举行了最后投票，改变了主意。

“我是那么尽心尽力，”薛瑞佛说，“得知交易告吹，我简直气炸了。但我让史蒂夫去处理。”

史蒂夫·斯图尔特相信，既然他的房地产中介公司已取得代表修道院的权利，也已经找到兼具意愿与能力的买主，那么修道院就得给他中介费。他写信给罗马的宗座代表，并主张对修道院享有留置权。但司法部没有人会出面证实监管局有意购买修道院。

“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举成名的机会，”吉姆·洛伊德在返回佛罗伦萨的途中对我说，“一如多数人，汤姆·薛瑞佛没有成功。”

我第二次尝试渗透佛罗伦萨FCC之举发生在安全等级中等的联邦改造中心。一如ADX，FCI（Federal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联邦改造所）的简称。）也是个展示厅。它以人道著称的特色包括一间提供给美洲原住民举行仪式的“发汗屋”、六张标准台球桌、一间画室，以及一间藏书包括精装本《万有引力之虹》和沃尔特·考夫曼（沃尔特· 考夫曼（1921－1980），德裔美国哲学家、诗人。）的黑格尔研究在内的图书馆。人行小径在偌大的园区中央纵横交错，翠绿的草地都是囚犯穿卡其服用刈草机刈的。FCI犯人近半是因违反毒品法而服刑。

我的向导，个案管理协调员丹妮丝·施奈德给我安排了详尽参观UNICOR家具工厂的行程。UNICOR是半独立的联邦公司，就像美国邮政。它经营监狱管理局的工厂，产品只卖给联邦买主。佛罗伦萨FCI的产品是舒适、不具个性的椅子和沙发。在这里工作的囚犯时薪在四十美分到一美元二十五美分之间。我看到堆积成塔的泡沫橡胶、空气动力的钻机、挂在一圈圈黄管子上的订书机、一间惹人好奇的粘贴室，以及一大堆身穿卡其服的男人。

UNICOR会对你进行实地工作培训——据称培训课程的目的之一是向囚犯提供“市场技术”，但若要进UNICOR可爱的现代化办公室坐办公桌，你先前必须在外面的世界有实务经验。每一张桌子后面，现代之眼以为会看到戴手镯、垫肩膀、梳蓬松刘海的年轻女孩的地方，却都坐着蓄胡子、留长发、穿卡其服、正利落地敲着键盘的男人。一派滑稽、超现实的感觉。

在这趟参观FCI的行程中，个案管理协调员施奈德对我向她努力施展魅力、逢迎讨好之举无动于衷。她的穿着和发型都朴实无华，而她显然一直在算时间，看还有多久才能摆脱我。不过，在我离开时，她的专业气质张开了小小的裂缝。

“我大学时主修心理学，”她说，并解释她如何取得了刑事司法的双学位，“一个教授告诉我她觉得我非常适合修犯罪学。那适合我的本性。我喜欢在人们不知道的情况下调查他们并有所发现。”

我问她有多少监狱员工住在佛罗伦萨或附近其他城镇。我记得韦恩先生不住这一带。

“上头鼓励我们住在附近，”施奈德说，“但我找得到的最近的托儿所在普韦布洛。黑人行政官员或许喜欢住在附近，但他们自觉在佛罗伦萨或卡农城不受欢迎，所以最后仍选择一小时车程的普韦布洛或科罗拉多斯普林斯。比如我们的典狱长就是黑人，他没办法住附近。”

一九八七年六月，在修道院交易告吹后，费里蒙特县经济发展委员会（FCEDC）从吉姆·琼斯那里得知，监狱管理局决定从零开始，在美国西部建设全新的监狱园区。FCEDC赶紧开发费里蒙特县境内四个可能的地点，而琼斯特别中意由科罗拉多惩治部所有、位于卡农城和佛罗伦萨之间的一块地。FCEDC向他保证，他可以无偿取得那块地。

一九八八年五月，吉姆·琼斯问FCEDC执行董事史基普·戴尔，如果兴建规模更大、或许包含三座监狱的园区，社区会有什么反应。“他们会把你抱得更紧。”戴尔回答。

尽管西部各地经济萧条的社区都向监狱管理局求爱，后者也至少研究了其中五地，但费里蒙特县跑在内圈。然而，就在看似万事俱备时，科罗拉多州议会却拒绝批准把那块地当作礼物送给联邦。“我们原本对取得那块州有地相当有把握，”戴尔说，“当计划失败，我们觉得必须趁热打铁。”

铁由佛罗伦萨“吉姆服饰”的老板打。吉姆·普洛芬萨诺体格魁梧，有一双温柔的褐色眼睛和橄榄色的皮肤。他的父亲是位意大利裁缝师，于一九一六年来到科罗拉多佛罗伦萨，靠当地矿工立业：他在矿工进矿坑时帮他们丈量身形，趁他们开采时缝制，等他们从里面出来后，就拿得到衣服。普洛芬萨诺家的儿子是全国监狱督导委员会的委员，他知道佛罗伦萨南端就有一个替代地点，吉姆·琼斯也认为合宜。那块地要价十万美元。普洛芬萨诺告诉他一个任职于落基山信托银行的朋友，如果银行愿意出一千美元买佛罗伦萨那块地，他也会出一千美元。

“要我拿出一千美元可能比把人送上月球还难，”普洛芬萨诺说，“但我们只有两个星期，而我知道联邦对那块地有兴趣。所以我说：咱们把它买下来吧。我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的店迈向七十五周年。我希望我们能给当地提供就业机会，并让我们的孩子有地方工作，如果他们愿意在这里工作的话。”

在普洛芬萨诺的推动下，FCEDC很快发起募款活动。“那就像一种人人都得的流行病，”普洛芬萨诺说，“像一场拍卖会。每个人都在质押，你也得质押。”不到两星期FCEDC就有了八万美元在银行，另外还有抵押来的六万美元。到了一九八八年夏天，它便能够将三百亩沙漠的所有权送给监狱管理局——实现无偿供地的承诺。

一九九○年七月十四日，佛罗伦萨举行破土典礼。镇外的显要人物在镇公园的烤肉会上露面。纪念该仪式的鹤嘴锄现仍挂在佛罗伦萨商会的墙上。同样挂在墙上的还有园区内四座监狱的水彩画，全都裱了框。画的上方，两个一模一样的钢制花环被牢牢粘在镶板上。一张艺术字体的卡片将花环指认为“联邦监狱的刀片刺网”。

对美国及国际媒体来说，ADX是新千禧年的展示中心，但就在卡农城东侧，比ADX早十五个月开张的新科罗拉多州立监狱（CSP），其原理与ADX如出一辙，也设计得同样周详。你不得不佩服联邦让大众相信ADX有新闻价值的本事。

CSP派给我的向导，行政主任丹尼斯·伯班克，跟路易斯·韦恩有天壤之别。韦恩先生是从外地调来的；丹尼斯是本地人。韦恩先生性情温和、言谈得体，擅长放过主动提供信息的明显机会；丹尼斯会表露情感和己见。他可以自如地运用“利用”和“个人”之类的词语，让它们听来像俚语一样。说到联邦ADX时他可以表现得神采奕奕（“我好爱那种单人隔离牢房”），但一想到俄克拉荷马州的惩治措施，就明显会禁不住发抖（“如何不作为的范例”）。跟我碰面时，他系着一条红白蓝相间的相当丑的领带。领带上印着一个孤零零的词：自由。

如丹尼斯所说，CSP旨在提供一种严厉的爱：做多数居民或许都未曾有过的那种严格、起矫正作用的父母。如果你遵守规定，学会控制你的反社会冲动，你就能从非常不愉快的第一级（没有优待，连去冲澡都要由两个警卫护送）晋升到没那么不愉快的第三级（有更多钱可以花，也有更多个人自由），最后，经过半年或一年，便回到可以和狱友们互动的监狱。这是“代尽父母责任”的理论。CSP的目的是要让孩子气、行为鲁莽的囚犯铭记，围绕他的世界是真实的，而且他要对它负责。

CSP的员工投注了相当大的独创性来为特定挑衅量身定做“行为管理计划”。例如，朝警卫扔粪便会被剥夺日常监狱食物。投掷者会被强制执行“特别管理饮食”：一条黏糊糊的高蛋白面包，丹尼斯形容它“不是非常可口”。我极尽优雅之能地问，特别管理饮食能否改变摄取者排泄物的本质。丹尼斯说不能。那种饮食只是传达一个信息：别再顽皮，我们就会给你吃正常的食物。

当我表露心中对CSP可能造成感觉剥夺症的不安，丹尼斯遂找来一个专家——名叫吉尼·艾斯皮诺沙的社工，他告诉我，其实囚犯们并没有那么孤立。除了每天与监狱员工频繁接触，囚犯也可以从自己的牢房呼喊彼此，轻叩墙壁，还可以在认为没有人在看的时候，把床单卷成“老鼠线”，然后把长长的线从牢房门下推出去，尝试鞭打其他牢房的门。如果你有办法“屁入”一些烟草（这是丹尼斯的玩笑话，意思是把东西偷偷塞进直肠，躲过简单的“把嘴张大”检查）并希望卖给邻居，老鼠线就是你进行交易的好办法。

我指出，艾斯皮诺沙所说的有益心理健康的接触，其实是违反规则、会招致处分的，这使我和丹尼斯陷入片刻的尴尬。丹尼斯这样化解矛盾：“囚犯不被允许彼此交流，但他们还是在交流。”

CSP目前是“客满”状态。六月时，共有四百八十六个男人和十三个女人被囚禁在这里。CSP的四个“单元”都有自己的医疗检查室和理发厅（后者兼作心理健康咨询室），用意是尽量减少囚犯离开所属单元的时间。单元的正中央是两层楼的控制区，八个“豆荚”从中心向外辐射。控制区上层被玻璃围住，有两名警卫监视控制锁、灯光、对讲机和水流等的大型彩色屏幕。丹尼斯说屏幕原本是触控式的，但警卫发现自己打个喷嚏或拂一下袖子门就开了。现在它们使用跟踪球和点击器。

每一个豆荚包括十六间分占两层楼的牢房，面向外头有上蜡混凝土地板的“日间大厅”。“控制单元”的第一原则是，没有囚犯可与其他囚犯直接接触，而这里的电子设备对进出管制有着精巧的设计。受第一级和第二级惩戒的囚犯必须上手铐，任何时候离开牢房都必须由两名警卫陪同；对第三级的奖赏是准许在无警卫陪同的情况下行走五十英尺到淋浴间、运动室或电话亭。每一个单元都混住不同等级的囚犯，因此第三级的特权看在每个人的眼里。

任何时刻都有八到十间牢房一片死寂。玻璃后方，一名金色胡子的囚犯正默默地在一楼的运动室里健身，器材是一个单杠。在二楼的运动室，一名留着半长圆蓬式发型的囚犯脸贴着窗，看着外头什么都没有的午后。（CSP没有户外休憩区。）还有一两个囚犯脸贴着牢门的窗户。还有一个在淋浴。透过豆荚狭窄淋浴间的玻璃门，我可以隐约在蜂蜜色的灯光下看到他的头和躯干。水只会流十分钟，一到时间，豆荚的计算机就会自动关水。如果他需要剃须刀，警卫会在他淋浴前送来，在淋浴结束后取走。

“我仍然难以习惯这地方的安静。”丹尼斯说。

牢房本身则很少安静。电视在CSP很重要——重要到如果某个犯人来CSP时没有自己的电视机，等他离开第一级，狱方马上会给他一台。CSP有自己的电视台，播放自我修养与职业培训的课程（丹尼斯提到“清洁工”这种职业），也播电影和宗教节目。每到星期六晚上有宾果游戏。CSP的娱乐治疗师吉姆·简泰尔把闭路摄影机聚焦在一个旋转的笼子上，从中抽取号码球。他会举行六场游戏，拿到获胜卡的犯人可以把“请求面谈”的纸条递送给他，隔天他会趁巡视时送获胜者一根糖果棒。简泰尔表示，如果星期六晚上请假，他会一连三天收到恐吓信。

CSP的地下室设有所谓的“引入口”。犯人从这里进入和离开，穿橘色连身衣裤。当丹尼斯和我前往造访，每间拘留室的窗户上都贴着一张脸。新来的。每个人看上去都约莫二十八岁。白人，西班牙人，黑人，全都健健康康。其中一人对着空气呼喊：“唷！你们第一级一个月能接几通电话？”

我觉得他们在看我，于是小心地不去碰触他们的视线。免得，免得怎样？免得我在晕眩中被他们吸引？免得他们看穿我的恐惧？免得他们把我拉进战争？免得我不得不意识到这个事实：我是自由的，马上将沿公路驰骋，穿过杜松和弗吉尼亚松林，到佛罗伦萨吃晚餐？上初中时我学会了在走廊上避开某些孩子的目光，这样我有时就可以逃过注意，至少不会挨揍。放低视线是顺从的表现——我很早就学会了这点。但那当然也是一种不去看的方式。

引入口的某间拘留室有一扇大窗，而不只是门上的一道狭缝。里面的光头黑人看到我在看他。我移开视线，然后又看回去，他给我一抹诡异的笑——我觉得我没有过分解读，那是在嘲弄地模仿那种会心一笑，但同时也是一种信任的表示：信任我或许能会意并共享他的嘲弄。我回以诡笑，笑得太开了。它从我脸上脱落，我避开眼去。

那些想象佛罗伦萨镇会在联邦倾注的资金下蓬勃发展的监狱推动者，似乎遇到了一些意外。佛罗伦萨FCC的大规模工程合约都给了费里蒙特县外的大公司，而许多希望从事建造工作的佛罗伦萨人，都未通过背肌力测试。没得到就业机会，反而招来交通、灰尘和红火的酒吧生意。到了为ADX配备人员时，有意尽可能提升其样板机构专业性的监狱管理局从美国其他地方引进了经验丰富的警卫和行政官员。园区里大部分的清洁、洗衣、刈草和厨房工作都由囚犯完成，至于开放给当地人的职务，应征者的年龄上限为三十七岁。对一个以退休居民为主的城镇而言，这无疑是不可接受的；参加市镇集会的民众说这事“令人震惊”。

吉姆·普洛芬萨诺希冀监狱惩治官员会在他的店里买制服。不幸的是，他说，“他们希望我以低于成本十美元的价格把靴子卖给他们，不然就去找固定的政府供货商。我要怎么跟他们竞争？”FCC的一些维修工人会找普洛芬萨诺买制服，但对他西部服装存货的需求几乎没有增加。

当普洛芬萨诺评估他一千美元赌注的收益时，他愈说愈忧虑，愈说愈小声。“我不想语带消极，可是……”他相信佛罗伦萨终会繁荣，但他坦承，吉姆服饰的生意不如他的预期。“我不知道这家店有没有办法再撑两年。”

“我很同情我们的商人，”深谙市场的佛罗伦萨镇镇长莫莉·斯特里克兰说，“他们试着在这个基本上被服务经济占据的市场中生存。我乐于见到欣欣向荣的商业社区，但他们面临的问题跟我的家具店遇到的一样：人们会去最便宜的地方买商品。如果你想在这里成功，就得从服务着手。”

斯特里克兰带我去看佛罗伦萨新建的九洞熊掌高尔夫球场，从它的练球场和练习果岭可全览FCC的北区阵地。兴建熊掌球场部分是为了吸引据称相当热衷高尔夫的监狱官员，部分是为一项住宅开发案打下基础。在一条满是车辙的碎石路尽头，数栋超大样板房提供了电篱笆的美景。

斯特里克兰表示，佛罗伦萨的水利建设可维持两万人口居住。水是这个城镇的一大收入来源，卖给外地客的价钱比自己人贵五成；每个月卖水给FCC的毛利约五万美元。“我们有些议员喜欢说，本镇最大的资产就是镇民，”她说，“我碰巧相信，我的选民所拥有的最宝贵的资产是水。”

我告诉斯特里克兰，我不认为监狱养得了镇上的新兴住宅区。

她一副不屑的样子。“成长不是来自监狱。是来自像这座高尔夫球场之类的设施。这也是整个富朗地区成长的因素。一小时赚十二美元的警卫不会在这里找地方住。我也听很多监狱行政人员说，他们个人不喜欢住得离工作地点那么近。”

至于监狱推动者，斯特里克兰说：“他们都以为圣诞老人要来了。但世上没有圣诞老人。”

吉姆·普洛芬萨诺似乎也有这样的领悟。他已经了解，员工在下班、离开监狱园区之后，想要直接回家，而非在佛罗伦萨停留和购物。他打趣说，当地的商人应该花钱在去往普韦布洛和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路上装测速器，好让人们无法那么快抵达购物中心。

“人们先入为主地认定，因为我这里是小镇上唯一的一家店，我的价格当然得高一点，”普洛芬萨诺说，“事实并非如此，这一代的孩子只知道沃尔玛，只知道购物中心。”

原本只答应跟我讲“几分钟”的普洛芬萨诺，最后跟我聊了一个小时。我准备离开时，表现出对一条李维斯裤子的兴趣，他证实了我以往遇到过的连锁店销售员总是激烈否认的事：同样尺码的501系列，剪裁差异颇大。他没有我想要的32×34码防缩水款——他的货不多——但他可以经过仔细测量和比较，帮我找出一条剪裁够小、恰好合我身的33×34。

“我跟李维斯有些过节。”他一边敲收款机，一边说。（售价是连锁店的价格。）“他们说我销量不足。我们卖李维斯卖了六十年了，现在他们嫌我销量不足。”

在亲切地取笑我日益增长的腰围之后，他问我穿多大衬衫，接着便送我一件T恤搭配我的新牛仔裤。T恤上用模板印了联邦监狱的图案。

如果莎士比亚的理查德二世住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恶魔岛，或许会注意到它独一无二的设计和环境、周遭的壮丽景色，以及安全性有瑕疵的浪漫。佛罗伦萨ADX的理查德二世则会在枯萎的风景中看到完美、不玩个性的实用性。拿他当年待过的监狱和一九九五年的世界相比，他一定会发现钱的功用。有钱的状况，没钱的状况。

ADX和CSP象征“未来”之处不在于高科技的装备（你不会看到科幻电影里的外骨骼装置或爆破机枪），而在于那些装备即将于其中产生作用的社会背景。我们不难将政治经济解决方案的逻辑套用在犯罪问题上。在许多方面，从我们不尽愉快的现在可以瞥见未来。比如，随着纽约州监狱人口暴增，纽约市的谋杀案率直线下降。纽约州系统的犯人有四分之三来自纽约市的七个贫困街区。显然仅仅把问题锁起来的办法确实可行。全美各地，针对犯人的教育课程日益衰落，死刑持续增加，愈来愈多立法者吵嚷着要减少囚犯的消遣，并从监狱劳动榨取更多收益。

父亲在狱中、所在社区仅能提供杂物装袋工作的黑人或拉美裔青年，一旦犯罪被起诉，就会被送往乡下白人社区的“仓库”。在一击未中与三振出局之间，有个悲观的循环：贫穷的年轻人满怀怨恨出狱，找不到工作；不可避免地又犯了罪；不可避免地，又有无辜的受害者。残余犯罪是在美国做事的成本，而产生的收益就是使大众对犯罪的恐惧变本加厉。

在此，社会进化论者或许会深思我们的经济发展之美。媒体报道犯罪（尤其是比例极低的针对白人的随机施暴）是因为犯罪好卖钱——因为白人听众喜欢听这个。于是，犯罪开始被密集地以脱离情境且非常适于销售的方式报道，这成了犯罪流行病的证据；听众说他们“烦了、腻了”，但每个营销人员都知道这种事其实永远听不烦、听不腻，而这赋予选出的民意代表们“强硬起来”的权力。因此，罪犯被妖魔化。“我们”与“他”的距离愈拉愈远，从而，在这个发明西部片、犯罪片和陈词滥调的新闻的国家，在这个颂扬詹姆斯兄弟、邦妮和克莱德（指1967年美国犯罪片《雌雄大盗》中的主角，为一对鸳鸯大盗，游走美国西南部各小镇，最后以悲剧收场。）的地方，我们永远能听到我们最不想听也最想听的故事。通过先是喜爱而后惩罚我们的杀人犯，我们不断试着驱除美国人的那些标志性的矛盾。我们对犯罪爱恨交织的爱是美国强势介入他国边境纷争的源头。

最后，当黑人或拉美裔青年第三次击球失败，他会被押回监狱，终生待在一个维持内部秩序、通过强迫囚犯以一美元甚至更低的时薪从事自由人不肯以最低薪资从事的卑贱工作来赚钱的系统。对于不肯合作的囚犯，总是有像ADX和CSP这种施以仁慈惩戒的短期治疗所。乍听之下，雷瓦索尔对ADX“原始科技法西斯主义者的建筑梦遗”的形容像是陈腐的夸饰。但想想法西斯主义的原始（意大利）意义：让政府以企业式冷酷无情的效率运作；让火车班班准点。法西斯主义真正的本质是一种爱国的社团主义，以效益之姿呈现。从我们在费里蒙特县打造的未来来看，因“政治犯”身份而看似异类的雷·雷瓦索尔和穆杜鲁·夏库尔，其实是该系统最典型的囚犯。或许，美国监狱里每一个囚犯的背后，确实都有一段关于某个个人不负责任的故事。但这一百五十万个故事的整体，不只是各部分相加的总和。这个整体叫“政治”，而雷瓦索尔和夏库尔是其代言人。他们说，关于我们做事情的方式，想想狱里那一百五十万人说明了什么。

问题就在这里：联邦人员对我并不友好，他们的拘谨沉默无法缓和。然而从与我谈话的每一个科罗拉多人身上，都看得到希望、梦想和恐惧。我只用一个小时便爱上了他们。他们对什么都没把握。他们看起来比白天被关在园区、黄昏便通勤回西普韦布洛的联邦公务员更自由，又更受束缚。他们可以自由地担忧或怀疑，却被悄悄渗入美国最后几个传统社区的控制机制与现金流俘虏。他们被联邦机构俘虏，后者让城镇希冀建造领域工作的机会却未加以实现，允诺兴建三座监狱后又增添了一座魔鬼岛，暗示会和当地商人做生意，结果却用了预定的供货商。他们也被带状商业区和千篇一律的住宅区不可避免的效率俘虏。这里没有阴谋，没有刻意的欺瞒，没有天大的讽刺。在这片台地被侵蚀、矿产枯竭的山谷，只有逐步凋零的纯真。当莫莉·斯特里克兰说她的社区的最大资产是它的水权而非百姓时，她说得对极了，但又错得离谱。

夜晚，沙漠里的监狱像反应炉，像发射台，像其他休眠的联邦建造物一样闪闪发光。从几英里外，你可以看见铁丝网里没有任何东西在动。

一九九五年

艰深先生

去年冬天有一阵子，在我的第三本小说出版后，我收到许多封陌生人寄来的怒不可遏的信。让他们恼火的不是小说——那是一部喜剧，讲述一个深陷危机的家庭——而是我通过媒体说的几句欠考虑的话；我明知大可用一句温和平淡的解释回复他们就好，多说多错，但还是忍不住稍加反击。我效法我的一位老文学偶像，一直对读书界分不清作家的作品和作家私下的自我深感遗憾的威廉·加迪斯，请写信的读者看我的小说，而不是听新闻里对小说作者的歪曲报道。

几个月后，一位曾写过信给我的M女士——住马里兰州——回信，并附上她已读完小说的证据。她洋洋洒洒地列出从我的小说中选取的三十个花俏词语，例如“昼行性”“对跖点”这种词和“电子点彩画派的圣诞老人脸”这样的说法，然后提出一个可怕的问题：“你写这些是要给谁看的？显然不是只想享受一本好读物的一般读者。”她还给出以下描述讽刺我和我预设的读者：

纽约精英阶层，漂亮、苗条、有厌食症、神经质、世故、不抽烟、三年堕胎一次、喷抗菌剂、住豪华阁楼或顶楼，读《哈泼氏》和《纽约客》的高等人类。

这段话的弦外之音是，小说的难度是社会特权阶层读者和作家的工具，这些人瞧不起读一本“好读物”的天然乐趣，而属意那种惹人厌的、感觉高人一等的人工乐趣。对M女士来说，我是个“爱炫耀的自大狂，一个十足的浑蛋”。

我父亲向来钦佩学者的非凡才智和庞大的词汇量，他本人也称得上是个学者，而我继承了父亲的这一点，这部分的我很想回敬M女士几句。但我的另一比重相当的部分，却因为得知M女士觉得被我的语言排拒而深受打击。M女士的语气有点像我母亲——她一辈子都是个反精英主义者，把神话般的“普通人”的修辞发挥得淋漓尽致。母亲可能会问我真的非得用“昼行性”这样的词不可吗，还是只是为了炫耀。

在M女士的敌视面前，我发现自己动弹不得。原来，就小说与读者的关系，我同时认同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在第一种受福楼拜拥护的模式中，最好的小说是出色的艺术品，成功写出它们的人应该得到不凡的荣誉，而如果一般读者排斥这部作品，那是因为一般读者缺乏素养；任何小说，甚至是平庸之作，都独立存在，与人们是否有能力欣赏它无关。我们可以把这称为“地位”模式。这种模式会引发关于天赋和艺术史上的重要性的论述。

与之相反的模式是，一本小说代表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一份契约，由作家提供文字，读者利用它们创造愉快的体验。因此，写作需要平衡自我表达和团体交流，不论那个团体是《芬尼根的守灵夜》的书迷还是芭芭拉·卡德兰的粉丝。每一位作家最早都是某个读者群的成员，而阅读和撰写小说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维系一种联结感，为了抵抗关乎存在的孤独；因此，一本小说唯有在其作者能维持读者的信任时，才会获得读者的青睐。这叫“契约”模式。这里讲的是愉悦和心领神会。我母亲一定会喜欢。

在“契约”模式的追随者眼中，“地位”那群人是傲慢自大、把鉴赏力挂在嘴边的精英。相反地，对由衷信仰“地位”模式的人来说，“契约”是媚俗、在美学上妥协的秘方，是彼此竞争的文学亚群的标签。当然，就某些小说而言，两者的差异没那么重要。《战争与和平》《欢乐之家》：你说它们是艺术，我说它们是娱乐，我们都会翻开来读。但当读者发觉一本书难读的时候，这两种模式就会产生显著的分歧。

根据“契约”模式，困难是麻烦的征兆。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它甚至可以宣判作家违反了社群契约：将自我表达的需要、个人虚荣或文学俱乐部会员身份摆在大众读者对心领神会的合法向往之前——换句话说，浑蛋一个。若拿自由市场最极端的观念来理解，“契约”模式规定，如果某件产品不合你的意，错一定在产品。如果你被一本小说中某个冷硬的用词崩断牙齿，你可以去告作家。如果你的教授将德莱塞放进你的书单，你就写出措辞严厉的学生评价。如果本地交响乐团演奏太多二十世纪的音乐，你就取消订位。你是消费者；你来裁定。

从“地位”模式的角度来看，困难往往象征卓越；它暗示小说作者鄙弃廉价的妥协，忠于艺术眼光。这种模式主张简单的小说没什么价值。少数读者经过辛苦付出，慢慢穿透神秘，发挥耐力而获得的愉悦，才是最值得拥有的愉悦；如果你像M女士那样读不来，那就见你的鬼去吧。

无可否认，“地位”模式奉承了作家的“重要感”，但我骨子里却是“契约”类的人。我生长在一个平易近人、崇尚平等、为消遣而阅读的郊区。即便成年后，我也自认是个懒散的读者。我曾开始读（很多情况下，不止一次）《白鲸记》《没有个性的人》《梅森和迪克森》《堂吉诃德》《追忆似水年华》《浮士德博士》《裸体午餐》《金碗》《金色笔记》，但距离读完都很遥远。事实上，在我这里稳稳领先、被我主动全部读完的最难读的一本书，就是加迪斯九百五十六页的小说处女作：《承认》。

加迪斯的最后两本著作在今年秋天，他逝世四年后才出版，他若在世，今年十二月将满八十岁。一如同代的美国作家，他大方拥护“地位”，鄙视“契约”。他的写作方法固然愈来愈后现代，但他有着旧式浪漫主义和高度现代主义的观念，认为艺术家是救世主，艺术作品是非凡而神圣的；艺术和艺术家在为商业疯狂的美国所面临的困境，是他作品的重心。这样的作品，本身就是难读的典型。

回到九十年代初，我把阅读《承认》视为一种苦修。前一年，也就是住在不同时区的父亲精神错乱期间，我写了两篇论文和一部“原创”剧本的四份完整草稿。没有实际金钱报酬，有的是一位好莱坞经纪人的热情支持，不知是出于怜悯还是疏忽，他从未提起我的故事和我没看过的电影《我爱上流》有致命的雷同。我的故事有两倍的磨难和三倍的利用特效化妆来模仿其他人物的人物。我在怒火中度日，因为你知道你努力那么久的成果，已经变成假冒、不诚实的作品。到九月，我终于放弃了这个项目，当时我书房的一面墙已经满是破损和凹痕——我一直朝它扔铅笔、底稿、鞋子和电话簿。我借了钱，离开费城到纽约三角地租了一间漆黑、家具不齐全的阁楼（没错，M女士，就是阁楼），那里的寂静只被飞进通风井的朦胧鸽影打扰。我原本希望写点小说，但厌倦了利于阅读的叙事、完美铺设的情节和讨人喜爱的角色。一天晚上，在严重恍惚中，就像某个出门去弄麻醉品的人，我走上第六街，买来了装帧精美、最近刚重新发行的企鹅版《承认》。

此后一个半星期，我每天都从早餐桌走到一套米黄色超麂皮沙发旁坐下来，打开一盏灯，一口气读六到八小时。我对加迪斯有某种出于职业的好奇，但读个几百页的《承认》就应该能获得满足。我坐着，神游般额外又读了七百页，仿佛双脚踩着一道陡峭的山坡往上爬。我不愿为任何理由离开我的超麂皮栖息地。我坐在那里花着借来的钱，我可以为此辩护的唯一方式，就是在固定的时间爬那座山，让它成为一项固定的工作。

那座山上到处都有拉丁文、西班牙文、匈牙利文和其他六种语言的引文垂降。晦涩典故的暴风雪盘绕着博学的悬崖峭壁；对炼金术和佛拉芒人的绘画、拜日教及早期基督教理论，都有险峻的论述。散文以动辄长达一页的缺氧段落出现，而小说的情感温度一开始就冷，然后愈来愈冷。主人翁维亚特·葛文像小孩一样可爱（“一个愤愤不平的矮个儿”），但作者挖苦式的评论和对于智识的执着，却让人无法对他产生亲密感。很难揣测故事到底在讲什么，或是在讲谁；对话老被破折号打断，没头没尾；维亚特本人逐渐缩小为一个鬼鬼祟祟、甚少被提及的人称代词（“他”）；接着，残暴的派对场景，全是对话、肆虐数十页的文字风暴到来了。唯一原本可能支持我继续攀爬的随身营养品，是对加迪斯所受影响的熟悉，或许艾略特和罗伯特·格雷夫斯是不错的干粮，但我没想到带。我孤苦伶仃、毫无准备地站在一座陡峭、酷寒、空气稀薄、地图画得很差的山上。我已经提过《承认》有九百五十六页了吗？

但我爱不释手。在这部小说隐藏的尖塔里，在它层层象征主义的云雾之后，在它“垮掉的一代”反叙事的隐蔽峡谷之外，是个探讨个人诚信丧失以及重建它有多困难的故事。维亚特原是个有天分的画家，三十出头时曾就读于神学院，现住在纽约，婚姻不幸福，靠制图师工作勉强度日。他已经放弃当画家的抱负，或许是因为一个受贿的法国评论家把他的早期作品批得一文不值，但更可能是因为他个性出奇认真，始终找不到适当的答案回应童年时一个清教徒姑婆对艺术的谴责：“我们的主是唯一真正的创造者，只有邪恶的人才会试图模仿他。”一天，在纽约，一个名叫雷克托·布朗的美国资本家兼艺术收藏者提出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由维亚特伪造昔日佛拉芒大画家的作品，由布朗高价卖出。维亚特答应了，但早期的几次成功之后，维亚特显露出太多不必要的骨气。他考虑重新投入宗教研究，但当他回到新英格兰的家中，发现原为新教牧师的父亲迷上了拜日教、精神陷于错乱。于是维亚特展开一场漫长的类朝圣之旅，先去纽约努力揭穿自己的假画，再前往欧洲。最后，在九百页，有人看到他离开西班牙一所修道院，终于打算“从容不迫地生活”。在克服美国新教徒对艺术的疑虑，也挺过美国新教徒市场危险的吸引力之后，他似乎终于步上成为真正的画家之路。

当时，在山坡上的我并未意识到要抓住维亚特的故事和我所处境况的相似之处：我们都在下曼哈顿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作品都卖不了钱，都对艺术产生了极度认真的怀疑，都迫切需要苦修，父亲都疯了。当时我只是很高兴找到一本难读的好书来读，也为自己能够驾驭它而感到意外。跟随维亚特的朝圣成了我自己的朝圣之旅。那十天，虽然常有鸽子咕咕地叫，那间阁楼却是我待过的最安静的地方。深刻的、形而上的安静。抵达《承认》的最后一页时，我觉得自己已经做足准备去面对正在外面阳光普照的世界里等待着我的离婚、死亡和混乱。我有种圣洁的感觉，仿佛已经跑了三英里，喝了蔬菜汤，看了牙医，报了税，还去了教堂。

“大学”的一个相当不错的定义是，那是一个让人们读难读的书的地方。我自己大学学习的高峰时刻，的确就发生在每一次获得新工具来解开难题时——不得不靠自己理解埃米莉·狄金森有时会说反话时，以及德文教授诡异地咧嘴一笑，问我们约瑟夫·K可不可能有罪时。为了学习反讽、歧义、象征、语态和观点，读最复杂的文本是合情合理的。

那四年的复杂训练产生了一种累积效应。大一时，我觉得靠写故事维生、以小说家为职业、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出来很酷。到了大四，我的抱负是创造文学艺术。我理所当然地认定，最伟大的小说应当运用繁复的写作方法，且不容许随便读读，而是值得持续研究。我也想当然地以为这种艺术品所能获得的最高赞誉，就是在大学里被拿来当教材。

我父母不了解这点。毕业后开始写第一本书时，我可以感觉到父亲向我投来怀疑的眼光，可以听到他这样问：“你的能力对社会有何贡献？”在学校，我崇拜德里达、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批评家等以挑出现代世界的毛病为工作的人。我认为现在我说不定也可以借由撰写针砭现实的小说而对社会有些用处。在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卓越的公立图书馆，我找到一批学识丰富、忧国忧民的白人男性小说作家。同样的名字——品钦、德里罗、海勒、库弗、加迪斯、加斯、巴罗斯、巴斯、巴塞尔姆、汉纳、霍克斯、麦克尔罗伊和埃尔金——一再于选集和当代评论家满怀敬意的赞词中联袂出现。虽然风格各不相同，但他们似乎全都认定战后的美国出现了什么又新鲜又奇怪又不对劲的东西。他们普遍秉持后现代对写实主义的怀疑，以评论家杰洛米·克林科威茨的话来总结就是：“如果世界是荒谬的，如果被认为是现实的事物不真实得令人苦恼，为什么要花时间表现它？”

为了向自己——如果不是向父亲——证明，我投入的是一项严肃的职业追求，我试着加入这个“行会”。我是你会在波士顿或布鲁克林地铁上看到的那种瘦得皮包骨、戴骇人眼镜、穿二手店衣服的年轻男子，看上去仿佛掌握关于小牌摇滚乐团、前卫文学或影音科技的庞大数据，这些数据库的大小足以提供某种精神保护。而我也本该将加迪斯奉为典范。加迪斯被公认为非常聪明、非常愤怒、非常讨人厌的严肃派作家。《承认》堪称战后小说的原始文本，既为“难读”的祖师爷，也是第一部伟大的文化批评作品，就算海勒和品钦在写《第二十二条军规》和《V.》时没有读过它，这两部作品的精神却被它预先展现出来。加迪斯是神情严肃、穿二手衣、有巨兽般数据库的年轻男子的始祖，而他的抱负，如果摊在大众面前，一定会燎去地铁邻座乘客的眉毛。

我的问题在于，除了少数例外（尤以德里罗为最），就现代文学作品而言，我并不特别喜欢这些作家。我去图书馆借过他们的书（包括《承认》），翻几页就还回去了。我喜欢以小说探讨社会这个概念，也在写我自己的阴谋和末日论小说，对于品钦和加迪斯得到而索尔·贝娄和安·比蒂没得到的学术界和文青界的敬意，也十分向往。但贝娄和比蒂，更别说狄更斯、康拉德、勃朗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克里斯蒂娜·斯台德，才是我真正、不为赶时髦而喜欢读的作家。如果说罗伯特·库弗《公众的怒火》和品钦《拍卖第四十九批》打动了我，那主要是因为我喜欢库弗的人物理查德·尼克松和品钦的奥迪帕·马斯。但后现代小说不应着墨于令人喜爱的人物。确切地说，人物甚至不该存在。人物是薄弱、不可靠的概念，就像作者本人，像人类的灵魂。然而，说来惭愧，我似乎需要他们。

直到九十年代，在那部剧本上浪费了一年时间后，我才试着重燃大学时期对真正难读的书的热情。我需要证明我是严肃的艺术家，而非《我爱上流》的不知情的抄袭者，而《承认》最适合这项任务。读完整本书也赋予我吹牛的权利。如果有人问我有没有读过《烟草代理商》，我可以反击说：没有，但你读过《承认》吗？然后吹吹枪口的烟。

结果，一切都跟我预想的不一样。九十年代并没有很多人问我有没有读过《烟草代理商》。另一方面，我对《承认》佩服得五体投地，不论是它的威力还是我的阅读境况使然。它的人物并不惹人怜爱，但创造者的智慧、热情和严肃却令我震动。我第三本小说的书名，部分就是向它致敬。

征服《承认》几年后，我开始拜读加迪斯的第二部小说《小大亨》，也再次买了精美的企鹅平装本，每天晚上奉献一两个小时读它。这部小说是探讨现代美国的贪赃枉法和社会失序的宏伟喜剧，和《承认》一样耀眼。可惜，我不再有整天的余裕或压力让我投入阅读。一天晚上我在一个长达四页的段落半中腰放弃，接下来几天晚上，我都很晚回家，于是当我再次翻开《小大亨》时，我迷路了。我把它搁在一边，希望另外找个晚上再续前缘。两个月后，我默默把它放回架上。那张书签——漂亮的“售票大师”封套上刊着广告词（K-ROCK FM92.3：给你整个上午的霍华德·斯特恩和全天经典摇滚）—仍插在第四百六十九页，证明我被《小大亨》打败，或《小大亨》被我喧闹的生活打败。

就“地位”模式来看，我完全是个失败的读者。幸好“契约”站在我这边。我已经给了这本书好几个星期的夜读时间，却起不了作用，而现在我更想读詹姆斯·珀迪、艾丽丝·门罗、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哈尔多尔·拉克斯内斯短一些、温暖一些的作品。在跟《小大亨》激战之后，我想揪住加迪斯的翻领大叫：“你好！我就是你想要的那种读者！我一直在寻找一本好的严肃小说。如果你都不能给我一段美好的时光，你觉得还有谁会读你的书？”

但这只让事情变得更糟。正因为我是读加迪斯非常合适的人选，我觉得没读完《小大亨》仿佛背叛了他，辜负了他的期望。我小时候是公理会教友，上大学后直接转向艺术崇拜，而没有留意到转变是怎么发生的，也没有真正信奉哪一种信仰。某天，公理会一位秘书打电话问我还想不想保留会籍，我说不必了，就这样。然而，要离开一个敌人环伺的小教派，比离开主流郊区教会困难得多。我在公理会的经验，完全没有为我打好基础来面对艰深先生的狂热激情和催生内疚感的影响力。

《承认》带有几分中世纪基督徒的特质。这部小说就像一大幅现代纽约风景画，上面有数百个注定失败仍精力旺盛的小人物，由勃鲁盖尔（彼得·勃鲁盖尔（约1525－1569），荷兰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以农村生活作为艺术创作题材，被称为“农民的勃鲁盖尔”。）或博斯（希罗尼穆斯·博斯（1450－1516），荷兰画家，其画作充满奇思幻想。）在木板上绘出，在一层层泛黄的亮漆的映衬下，看上去古旧得不相称。就连书中的蓝天（“又一个蔚蓝的日子”这句一再出现，作为一个引发绝望的主题）都像美术馆里油画的天空那般鲜艳夺目，而在美术馆的墙外，被遗忘的是撰写那部小说的时代：氢弹和陆军－麦卡锡听证会的年代。被漏掉的名字是汉斯·梅姆林（汉斯·梅姆林（1430－1494），德裔尼德兰佛兰德斯画家，创作以宗教画和肖像画为主。），不是哈里·杜鲁门，是帕拉塞尔苏斯（帕拉塞尔苏斯（1493－1451），瑞士文艺复兴时期的物理学家、植物学家、炼金术士、占星家，创立了毒理学。），不是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

但这本书又绝对是五十年代初期之作。剥去那层博学，你会看到《麦田里的守望者》：严冬在破旧曼哈顿的逗留，在虚假的现代世界对诚实的追求。加迪斯在伪造艺术品的主题上即兴创作，让小说充斥每一种想象得到的诈欺犯、伪造者、装模作样的人和骗子。不过，不同于霍尔顿·考尔菲德，《承认》里的主要人物也都参与了虚假行径。做作的文艺青年奥图·比夫纳在撰写一部他觉得情节“还得再紧凑一点”的剧本。叙述者以一种堪称这本小说的基调的语气，一种既严厉又宽容的语气，戳破了这个谎言：

（奥图这句话的意思是，还要提供某种情节，促使戈登侃侃而谈，让这个很像际遇较好时的奥图、令奥图钦佩至极的人物形象说出奥图无意中听到，或觉得现在说已经太迟的事情。）

维亚特·葛文或许是作者艺术理想的浪漫投射（他的妻子艾丝特不高兴地呼喊：“你野心真大！”），但似乎，奥图才是体现加迪斯自身的困惑、屈辱和失望的人。奥图的生平和加迪斯有诸多雷同：成长阶段都没有父亲、都在中美洲待过而后徒手划香蕉船回到纽约，手臂虽未受伤，却都吊着别致的吊腕带——我怀疑这本书之所以洋溢调皮的虚构氛围，部分是因为加迪斯本人也在他自己的嘲讽之中。

《承认》中有个真诚的艺术家是笃信天主教的年轻作曲家史坦利。在书中，史坦利从头到尾都在写一首由管风琴演奏的安魂曲，他希望能在意大利北部一座快要倒塌的老教堂里演奏。在最后几页，随着小说场景绕回欧洲，史坦利去了那座教堂，在没理解管理人“不得演奏任何不和谐或低音太重的乐音”的警告的情况下，开始弹奏那首安魂曲。教堂倒塌了，他当场丧命，然后《承认》以它最为人熟知的一句名言收场：“他的大部分作品都被重新寻获，至今在被提到时仍好评不绝，只是很少被人演奏。”

《承认》里另一段著名的话，是维亚特在妻子艾丝特对某位知名诗人（或许是奥登）是同性恋一事表示惊讶后说的。他斥责妻子对“作家和画家的私事”的兴趣是荒淫的消遣，怒吼道：

当他完成作品后，还剩下什么？除了作品的渣滓，艺术家还留下什么？一路尾随的人性的混乱。作品完成后，除了混乱的辩解，那个男人还能剩下什么。

加迪斯把艾丝特描绘成“有牙阴道”，一心想跟男性艺术家上床，“吸收那些她一直得不到的特质”。维亚特开始逃避她，躲入寒冷和抽象，而加迪斯也以同样的方式逃避读者——仿佛对他而言，与大众交流是一种极有可能玷污他主题的纯粹性的消遣。加迪斯曾公然宣称要努力写出能“流芳百世”的文学，因此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孱弱的、肉身的艺术家，而是死后之名。虽然有家庭，有许多朋友，有可以尽情闲聊文学的忙碌的社交生活，但他始终不肯曝光在大众面前。这般严格的戒律，是受到威胁的少数教派用以抗拒主流文化诱惑的一种方式，而五十年代的加迪斯有诺曼·梅勒和杜鲁门·卡波特等作家禁不起诱惑的先例。于是他选择当信仰的纯粹主义者。在他五十年的作家生涯里，他只接受过一次有内容的访问，来自《巴黎评论》。他发表过一篇简短的自传性随笔，一场大众读书会也没有举办过。

并非媒体过度关注是什么大问题。《承认》是由哈考特·布雷斯出版公司在一九五五年发行的，营销上主打“大家都在讨论这本备受争议的书！”。《承认》获得五十五篇评论，即便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也是相当惊人的数字，但就像威廉·加斯在他为企鹅版写的导读中所说：“这些评论中只有五十三篇很蠢。”《纽约客》给了这本书简短、嬉笑式的否定（“字、字、字”）；《纽约邮报》的道恩·鲍威尔则献上错误连篇的讥讽。精装本的销量在五千册左右，就一个默默无闻的作者的第一本高难度小说而言不算差。但这本书只得了一个装帧上的奖项，也很快就从大众眼前消失了。

“我不是没这样想过。如果《承认》的出版让我获得诺贝尔奖，我也不会太意外。”加迪斯在一九八六年这样告诉《巴黎评论》，又说这本书的接受度一直“发人深省”和“令人汗颜”。或许这部小说若得到更响亮的喝彩，加迪斯就会轻松一点；或许维亚特那种“他们到底要什么”的激烈言谈，一如他其他清教徒式的言行，就会被视为一个瘦弱年轻人对于长大的态度。但我对此表示怀疑。这本书反映的是日常世界对艺术超越现实的特质有多么不在意，书末那段话（“好评不绝，只是很少被人演奏”）显然就在预示本书的接受度。你若期待你的边缘小说获得主流赞赏——好比卡珊德拉期盼人们感谢她告诉他们刺耳的真相——那你注定要失望，注定再次强化你拒不接受世界的状态，注定禁欲苦修，注定继续当一个打从心底愤怒的青年。在《承认》出版后的四十年里，加迪斯的作品愈来愈愤怒。这是文学后现代主义一个标志性的诡论：作家最不愤怒的作品，会最早写出来。

加迪斯的愤怒有些似乎是被嵌入他灵魂里的。生于一九二二年的他，先是和母亲一起生活在长岛马萨佩夸一栋老房子里，五岁到十三岁在康涅狄格一所小型寄宿学校就读。五岁，就寄宿学校而言相当年幼。我觉得“五”是加迪斯传记里一个至关重要的数字。《小大亨》里，加迪斯的另一个自我，一个名叫杰克·吉布斯、跟他一样五岁就被送去寄宿学校的愤怒酒鬼，说到“我从会走路那天起就是个麻烦”，也描述了寄宿学校里的孤寂：

入夜后我独自在那列车上，那些康涅狄格小镇的光亮了起来，车停下时我看向窗外，两眼盯着街角要价一块钱、连奶油都没涂的干奶酪三明治，终于车开进了那荒凉的车站，我不敢下车不敢逗留……校车在那儿等……像一辆该死的、敞开的灵车，以为任何人都期待长大。

年轻时的加迪斯是个无赖兼酒鬼。因肾病不必入伍打仗的他在哈佛主修英文，后来当上《哈佛讽刺家》杂志的社长，但大四那年因为和剑桥警察发生争执而遭退学，没拿到学位。后来他往返于欧洲、拉丁美洲和纽约，在那颠沛流离的七年里写下了《承认》。《承认》出版那年，他娶了女演员派翠西亚·布雷克为妻，两人很快生了两个孩子。在这里，他传记的气氛骤然改变，异乡场景被五十年代的商业和有孩子的郊区生活取代。就像早他一个世纪的梅尔维尔，加迪斯出门工作以维持在下曼哈顿的生活。他为IBM、伊士曼柯达、辉瑞大药厂和美国陆军等机关企业撰写公关稿（一个IBM的审稿人建议他某一份企划改用“比较简单的风格”，抱怨“通篇文章恐怕结成一团，太过晦涩难解”）。二十年间，当美国的文学口味从称霸五十年代的写实主义转移到《波特诺伊的怨诉》和《第二十二条军规》那种较为滑稽的风格，加迪斯基本上消失无踪了。他先后动手写一本“谈商业的小说”和一部与南北战争有关的剧本，后来双双放弃。他烟抽得很多，酒也喝得很凶。他的第一段婚姻在他住在哈德逊河畔克罗顿期间结束了。直到六十年代尾声他才勉强凑足资助金，全心回到那本商业小说上。

《小大亨》于一九七五年出版时，美国的气氛已迎头赶上，与他一致了。《小大亨》大受好评，还赢得美国国家图书奖。那厚重、书名题字矮胖的平装本，一如帕蒂·史密斯的黑胶唱片和《枫馆食谱》，在我的大学时代常见于二手书店和“学生贫民窟”公寓。但《小大亨》的书脊常毫无裂痕，使人生疑，封面内侧常被用铅笔写上奇低的售价，一张卷烟纸或脸部特写乐队的票根被当成书签插在第一百一十八页、十九页或五十三页，因为加迪斯的小说空前难读。《小大亨》是一部七百二十六页的小说，全文几乎都是偷听到的话，连问号、“他说”或“她说”都没有，没有任何传统形式的叙事，没有“同一晚”，没有“同一时间在纽约”，没有章，甚至连节都没有，只有成千上万个破折号和省略号，新一批多达数十人的角色，以及以瓦格纳歌剧《指环》为基础、绕着一个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商业帝国打转、复杂得可笑的繁复情节，而拥有、经营那个商业帝国的，是长岛一个名叫JR·文森特的十一岁学童。

JR是个会让你忍不住发笑的卑鄙小孩，因为他的年纪还没大到让你憎恨，这个少年把全部生命投入到追求想要的东西、然后拿它换取其他更好的东西当中。首先是和一个同学进行：

——哥们，什么垃圾，你这什么垃圾东西。这什么啊！

——是个俱乐部，我推荐的话你就可以加入。

——什么样的俱乐部？

——就是这个俱乐部啊，看到没？你踏进去，兴奋就会瞬间笼罩你！你进入一个被柔和、摇曳的火光照亮的世界，那是好几座平敞式壁炉发出的……漂亮的兔女郎来来去去，殷勤招呼——

不久，他就和产业龙头交易了。小说一开始，JR的六年级老师带全班到华尔街买钻石有线电视公司的一只股票，并“学习我们的系统如何运作”。那只新股票的价格不到几小时就跌了百分之十，当股票经纪人和公司高层对市场、参议员和外国政府进行邪恶操控，还发出一篇公关稿粉饰太平（“你和你国内的其他朋友不必再在我国强大的经济中扮演被动角色”）的时候，JR在研究钻石有线的规章细则，在问一针见血的问题，例如“委任书是什么？”“那个负二又八分之一又是什么？”进而确定班级持股让他们有权提出股东诉讼。短短几星期，借由扬言提出这样的诉讼并接受和解金，正在学校做公用电话生意的JR取得了他的营运资本。他买下了一百五十万支海军多余的木制野餐叉、纽约上州一家破产纺织厂，以及一系列宛如外旋银河系、匪夷所思的企业：一家酿酒厂、一家印刷厂、一家出版社、一家养老院、一个停尸间。一如他的创造者，JR是名强迫症患者。（他也跟加迪斯一样没有父亲陪伴，母亲则是忙碌的护理师。）他追求他的国家教导他值得追求的事物。他缺乏魅力、没有同情心，做事毫无顾忌，但他还不懂事，所以你会支持他力抗小说里那许许多多的企业和法律鲨鱼——他们理应明白事理，行为却一样差劲。《小大亨》预料到乔纳森·李珀，那个涉嫌操纵市场的新泽西青少年的出现；预测到八十年代的储蓄贷款危机和企业并购（“让退休金搁在那里有什么好处呢，”JR心想，“不如让它发挥作用，搞定这次并购？”）；也巧妙地驳倒了乔治·布什的这则声明：华尔街的贪婪是九十年代的反常现象。

这部小说里最真诚的大人又是一位年轻的作曲家，一个名叫爱德华·巴斯特的甜心，JR逼他当自己的企业集团的挂名负责人。巴斯特总是把时间花在帮助其他角色上（当然，没有人帮助他），因此他想创作的歌剧逐渐萎缩成清唱剧，再萎缩成一首给小型管弦乐队演奏的乐曲，最后成了大提琴独奏曲。这部小说弥漫着令人发狂的烦躁，让人想起卡夫卡的小说遭遇的挫败；你可以体会到一个作者噩梦般找不到安静地点写作的情景。巴斯特试着在曼哈顿一栋临时寓所里作曲，那里有如一幅描绘失序的讽刺漫画：两个坏掉的水龙头夜以继日喷出热水，唯一的时钟指针倒着转，每个房间都堆满不知装着什么破烂的箱子，一台永远找不准频率的收音机缓缓吐出无意义的声音，还有一沓又一沓持续不断地寄给JR的垃圾邮件，而JR送给巴斯特一台机械拆信器，会把信切成两半。钻石有线的公关写手、曾写过一本“重要的”文学小说的托马斯·艾根，每天从办公室回到家都累得无法动笔写新作。他的家里乱七八糟，妻子愤怒，小儿子则坚持要玩一种纸板游戏：

——你掉进长鼻怪的陷阱里了。妈妈，爸爸掉进长鼻怪的陷阱里了。妈妈？

——她听不到你说话，大卫。别叫。

——如果我拿到红色就会拿到黄色。我也拿到黄色了你看，我每次都赢你看，你看现在我在哪里……

——大卫你不会每次都赢，没有人……

——我今天赢妈妈四次啦。妈妈？

——不要大叫，大卫……他放下包包——然后我……拿到……

——黑色！你偷看啦。爸爸你偷看啦！

——偷看？

《小大亨》是为勤奋的读者写的。你最好手上拿支铅笔来标示转折点，并在封底内页画张流程图。这本小说混杂了数十起相互牵连的诈骗、交易、引诱、敲诈和背叛。在场景与场景之间，对话会暂时让位于没有标点的连写句，效果就像一段模糊的掌上短片或一部快速播放的电影。那些一闪而过的影像是变质的、商业化的风景——正被砍伐的树木、铺成路的田野、被拓宽的马路——使现代读者回想起战后的汽车美国曾在审美方面多么令人震惊，那第一批带状购物中心、第一批五英亩的停车场多么令人惊慌畏惧。

的确，我们可以这样为加迪斯和他的艰深辩护：由写实角色驱动，以读者和作家的心灵契约为基础的传统小说，已不足以呈现二十世纪作家看到正在他们身边发展壮大的社会和技术危机。现代派和后现代派都诉诸一种应急文学。现代派运用新的、自觉的方法来处理新的现实，并维护正在消逝的旧现实。后现代精神更加激进：抗拒被“全部吸收、全部纳用”的系统吸收或纳用。“封闭”是敌人，而避免封闭的办法就是拒绝加入系统。对品钦而言，这意味着逃跑和妄想；对巴罗斯来说，这意味着违法。而对于加迪斯，这意味着非常、非常愤怒——愤怒到，到某个临界点后，他不再讲道理。但在避免形式上的封闭的同时，加迪斯竟赌上了一种更直率的封闭：让精疲力竭的读者合上他的书。我读了一半《小大亨》就跳伞了。尽管如此，他的愤怒还是令我困惑：究竟是他背叛了我，还是我背叛了他？

小说是最根本的人类艺术。小说是说故事，而我们的真实人生可以说是由我们说的关于自己的故事构成。小说也是保守而传统的，因为它的市场结构比较民主（小说家靠一次一册、带给广大读者乐趣维生），也因为小说向每一个读者要求十至二十小时孤独的专注。你可能得经过一幅画五十次才开始欣赏它，可能要数度进出一首巴托克奏鸣曲才能领略它的结构。但一本难读的小说会就那样原封不动地待在你的书架上——除非你碰巧是学生，不得不翻开伍尔夫和贝克特的书页。

这或许能让你成为更优秀的读者。但要报名上后现代课程，要拥抱形式实验是一种英雄式的反抗行为的概念，你必须相信，加迪斯和其他先驱对之做出回应的紧急情况五十年后仍是紧急情况。你必须相信我们这些郊区化、仰赖石油、爱看电视的当代美国人所面临的情况，仍然新到、迫切到无法仰赖传统的说故事的方式。你必须具有某种程度的批判性。而一旦文学和文学批评变得互相依附，谬见就会应运而生。

其一是“捕捉”的谬见，例如《芬尼根的守灵夜》常因其“捕捉”人类意识而获得赞赏，《小大亨》因“捕捉”难以捉摸的“战后美国现实”而被认为冗长得有理；仿佛小说首先是一部人种学记录，仿佛读小说的意义不是去钓鱼，而是欣赏别人钓到鱼。再者是“交响乐”的谬见：一本书的主题和声音被形容为像管弦乐一般“漫过”读者；仿佛在你读《小大亨》时，它的书页会自己翻，文字会像琶音一般沁入你的脑袋。还有“艺术历史相对论”的谬见，这是从有钱的视觉艺术的世界借来的、方便教学的词汇，意思是作品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其新奇程度；仿佛小说跟绘画一样在形式上不受限制，仿佛《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啊，拓荒者！》之所以是好小说，主要是因为它们有创新的写作技艺。最后是像流行病一样的笨读者谬见，隐含在每一种现代“晦涩美学”之中，也就是，晦涩是保护艺术不被纳用的“策略”，而这种艺术的目的是“扰乱”“强迫”“挑战”“颠覆”或“伤害”毫不怀疑的读者，仿佛作家的读者们自始至终都是跑去踢露西手中的橄榄球的查理·布朗；仿佛小说家的一大长处，是当那种在气氛友善的社交聚会里大声叫卖的乡巴佬。

对加迪斯来说，不幸的是他的许多朋友、学者和辩护者都参与了这些谬见。加迪斯随笔文章的编辑约瑟夫·塔比，笃信破坏性的艰深晦涩，相信天启之日——个体之死、系统之胜利——不仅近在眼前，甚至已在你不知不觉中发生，所以别责怪玄秘的加迪斯不平易近人。塔比的辩词是前卫主义五级警报的范例：

加迪斯的读者向来有限，部分原因是，受过十九世纪写实主义熏陶的读者，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那些可用来立即辨别完整角色的标志或传统表征。这种传统角色是中产阶级和工业世界里的主体，而这样的世界在当今美国，已成过往云烟。

如果你读一本小说读得很开心，那你就是后工业系统的傀儡；如果你还认同哪个角色，那你必须重读“后现代主义入门”。威廉·加斯在《承认》的导读中写到“我们”时——我怀疑他不认为这个“我们”包括他自己在内——指名道姓地说出那个该被抛诸脑后的幼稚东西：“我们太常偏爱文学‘写实主义’，因为我们大多在它的熏陶下长大。”加斯对晦涩的辩护弥补了塔比的不足，但也更诡辩、押了更多头韵。“如果作者努力写出作品，”加斯写道，“读者或许也必须努力；而当作家打发时光、消磨词句时，读者也就可以放轻松，惬意地阅读。”这种说法恐怕会让加迪斯的小说失去更多朋友，树立更多敌人。就连研究加迪斯的学者史蒂芬·摩尔——他的评论堪称明晰和理性支持的模范——也被热情冲昏了头。对摩尔来说，《小大亨》是一本“精要而简约”的书，因为它那种推论的、全对话的形式迫使读者自行补上书中欠缺的描述和信息。难不成一本小说的目的，是捕捉并有效地储存数据？

我对文学批评的微小希望是少听到些管弦乐和颠覆，多听到些情色和烹饪艺术。不妨把小说想成爱人：今晚让我们待在家里共度美好时光；就因为你想被触摸的地方得到爱抚，并不代表你低俗。在一本书能改变你之前，你必须先爱上它；或者爱上厨师一样的小说家，他准备了这么多道佳肴赠予读者，不光有冰激凌，还有球花甘蓝菜。

这一类以加迪斯为缩影的晦涩小说，在我看来与消化道下半段的关系较密切。贬低他的人普遍提到他的“多语症”，但更精确的说法应该是“停滞过久”——便秘到读不下去，甚至无法理解。埃德蒙·威尔森在他信奉弗洛伊德的时期把剧作家本·琼森鉴定为一名古典派的“肛门滞留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的概念，指幼儿在一岁至三岁时因父母过于重视对其排便的训练而在日后养成过于重视细节的性格。）作家，执着于排泄物、金钱、名册、肮脏的黑社会、艰涩的用词、含糊的指涉。威尔森建议最优秀的作家要信任自己的天分，他还拿琼森难读的作品和他的朋友兼对手莎士比亚的作品对照，琼森曾赞扬莎士比亚“开放、自由的天性”。琼森的代表作《炼金术士》讲述伦敦一个佯称可把其他物质变成黄金的骗子，读起来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加迪斯。这两位作家都在情节里塞了太多骗术，对两人来说，金钱就是这个世界的屎（“雷克托·布朗”（原文为Recktall Brown，其中Recktall 与rectal（直肠的）谐音，整个名字的意思就成了“直肠的棕色”。）！），乍看迷人，实则恶心。

如果我的话听起来也有点弗洛伊德，那是因为第五百二十三页的前几行，我第二次读《小大亨》的终点，看上去就像压紧的粪便：

解释微量并叫侬尼申请耗用矿产的分配额度跟食药局摊牌努力洽谈钴的安全标准现在米利肯突然插话要保护家庭产业他们除了羊和印第安人硕果仅存的东西直到忽然明白他的状况是

精要而简约？《小大亨》明明深受它企图抵抗的那种疯狂的折磨。头十页、尾十页和中间每一个十页都捎来这个“消息”：美国的生活是肤浅的、诈欺的、腐败的、对艺术家充满敌意的。但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哪个读者在第十页没有被这个“消息”说服，到了第七百二十六页才被说服。这部小说变得跟它描述的系统一样冷飕飕、机械化、使人精疲力竭。它的世界由企业界的白人统治，他们以不带愉悦的热忱工作着，若无其事地排挤女性和少数族群，并发明难懂的行话来阻止新进人员——跟这本书出奇相似！（而加迪斯和他学术界的崇拜者仅仅为了让读者抛弃写实主义的邪恶乐趣、培养对艺术无私而纯粹的爱就排斥清教，这点更是奇怪。）小说行进到一半，连JR·文森特的吸引力也衰退了。JR是巴特·辛普森的化身，但巴特绝对比JR更适合我们的文化环境。适合兼具效用及娱乐性的体制讽刺的形式，是每周播半小时的电视动画，而非文学小说。《小大亨》里就连最风趣的插科打诨都会在你看完之前耗尽你的耐性。反观《辛普森一家》，每一个玩笑都一针见血，让目标有苦难言，且下个星期又是新的一集。

奇怪的是，我怀疑加迪斯也看《辛普森一家》。我怀疑假若别人写出了他在《小大亨》之后写的那些小说，他不会想读，就算读了也不会喜欢。加迪斯的信徒相信他发展出的那一套文风应该已经改变了美国人读小说的方式，但他自己的喜好却相当保守，尤其瞧不起现代艺术。他选了女儿莎拉画的一幅抽象画作为他第四部小说《诉讼游戏》的封面，但没有注明那是她五岁时画的：“看，任何小孩都能画出那种东西。”史蒂芬·摩尔出于好意汇整了一张很厉害的表，列出加迪斯喜欢读和不喜欢读的类型。基本上，他不喜欢艺术小说。摩尔指出，他对常被拿来与他相提并论的同时代作家“兴趣寥寥”，包括品钦在内。“总的来说”，摩尔总结道，他似乎“更有可能拿起杰伊·麦金纳尼的《灿烂的光，巨大的城》（他觉得“非常好笑”）之类的小说来读，而非和他自己的一样具挑战性的小说”。

给读者送上一块你自己不会吃的水果蛋糕，给读者盖一栋你自己不会想住的不舒适的房子，这违背了我认为任何小说作者都该履行的责任，从根本上违反了“契约”。

若说《小大亨》献给了“美国基本上很烂”这个主题，那么加迪斯第三本小说《木匠的哥特式古屋》要传递的信息就是它真的、真的、真的烂透了。加迪斯承认，这本书是“风格方面的练习”，且内容完全是“老生常谈”。一位常在电视上亮相的南方传教士原来是个——危险、贪赃枉法的伪君子！一位联邦参议员原来——贪污！这本书徒具空壳。但不同于《承认》，它收获了如潮好评。

加迪斯最后一部名副其实的小说《诉讼游戏》，花了六百页没完没了地说明原本为建立秩序（美国法律）而设计的制度，是如何以助长失序告终的。这本书非常适合做毕业论文。它阐述了一个陈腐却无懈可击的社会论点（美国民众太爱打官司），充斥着各种主题、引证、故事中的故事，更无数次间接提到他自己早期的作品和其他著名文本（最好温习一下你的柏拉图和朗费罗）。说真的，它在美学方面唯一的缺点，是很多内容不断重复、条理不清和闷得令人发狂。当然，在加迪斯所有著作中，这部小说获得了最温暖的评价，并为其作者赢得非官方的美国国家图书奖终身成就奖。

《诉讼游戏》最精彩的部分是法律见解和某些性格描写。完全通过对话来塑造角色，就像把一只胳膊放在背后打拳击，而“拉伸我们的想象力能让角色看起来更真实”这个加迪斯式的论点并没有说服我。（事实上，读加迪斯的小说让我怀疑我们的大脑或许就是为传统的说故事的方式而建构的，急欲将“她站了起来”之类平凡无奇的句子转化成画面。）尽管如此，他以推理描绘的人物仍可以栩栩如生。奥斯卡·克里斯是五十来岁的业余剧作家和兼职教授，目无法纪，身上背负了多得可笑的交叉错杂的诉讼。他住在长岛一栋陪他度过了童年时光的又大又老的房子里，绝望地被五花八门、得花一辈子处理的文件围绕——又是一幅混乱失序的讽刺漫画。就身体机能而言，奥斯卡是个婴儿，小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轮椅上，手一直抚玩着女友的上衣，试着让手和嘴贴上她的乳房，且不分昼夜地喝着酒。

《承认》里，一个儿子长大，消失。《木匠的哥特式古屋》里没有孩童，也没有希望。其他两本小说则都以一个非常庞大的孩子为中心。在《诉讼游戏》中，他是自私、不可理喻、自怜、不能正常行动又永不满足的奥斯卡，他是扮演国王的猪，是受苦受难却（哈哈！）碰巧没什么天分的艺术家。奥斯卡博取你的同情只是为了滥用它。他写的那部与南北战争有关的长剧本烂得明显而又无趣，加迪斯却投入一百页重现原稿，又花了五十页无尽叨叨它与艺术、正义和秩序的关系。这本小说是文学后现代主义特有的腐蚀性的例证。加迪斯以一部探讨名作伪造的现代主义史诗开启写作生涯，以一部表面像是杰作却使所有试图跟随它的脚步、遵循它的逻辑的读者都遭受惩罚的浮夸闹剧收场。当读者最后表示“嘿 ，等等，这是狗屎，不是杰作”时，这本书立刻蜕变为表演艺术的道具——它的全部宗旨就是欺诈！而读者付出了二十个小时善意的努力。

对于加迪斯死后才出版的两本书，我的感受跟父亲住在护理中心时如出一辙。除非你是关系非常好的老朋友，否则最好不要来看他受苦的模样。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令人目瞪口呆的圣洁之爱》（2002），书名来自他写的一篇探讨自动钢琴和艺术学科机械化的语气调皮而知识上含糊不清的随笔。这本书通篇都是不拘形式的大声嚷嚷，句子，没错，让句子跑起来，和句子一起跑；让它断断续续，比看上去还要简单但不不不，重要的是艺术。一个无名小说家躺在那里奄奄一息，他的身体是一具背叛了他的精神的残骸。他责怪自己一败涂地，指责民粹主义的“羊群”误解他，担心他只会被当成“漫画”看待。但漫画正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圣洁之爱》的精髓：一篇晦涩、执着、引证泛滥、唯我主义的短文，把“工作”奉为逃避痛苦人性的“唯一庇护所”。《令人目瞪口呆的圣洁之爱》共九十六页，我几乎读每一页时都会看一看页码。这部小说的结语确实刺痛了我，它让人想起加迪斯早年的诺贝尔奖梦：

那是青春，拥有不顾一切的活力，凡事都可追求。但到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只能回头看我们摧毁的一切，看我们离开那个可以做得更多的自己，以及那个自己的作品——已成为我的敌人，因为那就是我能够告诉你的、什么都能做的青春。

——但打动我的，恰恰是加迪斯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始终贬低的那些理由：因为我被人类的蹒跚步履触动。我想到的是艺术家，不是艺术。

如果你还怀疑自己是不是缺少什么，缺少一把解开加迪斯、解开他的晦涩的钥匙，那你可以读读《冲向第二名》好让自己放心。这是加迪斯的一本随笔集，很薄。在这里你会发现，加迪斯要是不大声嚷嚷，就没办法完成哪怕一篇简短的非小说文章。你会找到一批把引述串在一起的随笔，让你不得不仔细读两遍然后才能断定那串引述根本没有暗藏什么论点（甚至没有逻辑）。你会看到，果不其然，一个没有任何有趣、睿智或具娱乐效果的事情可说的作者，可以用文学的艰深作烟幕弹。没有任何内容涉及阅读小说的乐趣。你反而会了解，加迪斯相信小说应该改善世界——好的小说不是写“事物的样子”，而是写“事物该是什么样子”。你会明白“令人目瞪口呆的圣洁之爱”指的是他的信条：契约世界，金钱和机器的美国世界，已经把早期基督教团体所向往的那种仁慈的爱（圣爱）撕成碎片。

或是与之类似的东西——有点模糊不清。我想象加迪斯的信徒对我摇动手指，告诉我我不过是另一个愚蠢的读者，解释说那些随笔是在颠覆我对明晰、愉悦或熏陶的期待；说我不懂他的玩笑。对于加迪斯的艰深，他们握有后现代的辩护，比如葛瑞格里·康尼斯的这一条：

这种认识论的叙述表演迫使读者主动参与叙事意义的建构，要求他们自行提供信息，读出没有写出来的文字，借此向读者证明，要让叙事有意义，勤奋是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换句话说，他们告诉我，我必须再勤奋一点。对此我只能这样回复：从表面判断，作者为集结文本下了不少功夫，而你费了更大劲儿来破解文本，没有比这更令人感到头痛的事情了；我的头已经开始痛了。

也开始，像M女士那样说话了？

一如许多持契约观念的美国人，一如一百年前的文学社团，一如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了解有时候契约要求你做出努力。我知道一本书的愉悦并非总是唾手可得。我期待付出努力，我想要付出努力。但我也期望获得一些回报，这是新教徒的天性。虽然在我企求回报的时候评论家总会给我牧羊人式的指引，但我认为，每一个人最终只能和自己的意识独处。身为读者，我追求个人和艺术的直接关系。我喜爱的书、我寄予文学信念的书，就是我可以与之建立这种关系的书。出乎意料地，《承认》，也是这样的一本书。

但在《承认》之后，加迪斯身上不知出了什么事。什么东西出了故障。无论事实是不是如此，我都跟自己讲一个“碍手碍脚”的五岁男孩的故事，一个骨瘦如柴的年轻人的故事。就像哈姆雷特在脑中铭记继父的邪恶那样，他集结起一部在文学界无人能出其右的关于欺骗的百科全书。他将信仰和希望托付给一座厚达九百五十六页的宝库，也给了成人世界一次认识他的机会。当这个世界不可避免地没通过测验，他便将天分转向企业公关那种典型的骗人勾当，仿佛在说：“你们永远不会再撞见我抱持希望了。”于是，现代派痛苦的哭喊变成了后现代派愤恨的笑话。企业公关的工作固然算不上高尚，但至少他很清楚它不高尚。的确，后现代主义的本质就是青春期对意识的颂扬，青春期对被骗的恐惧，青春期对“所有系统都是欺骗”的深信不疑。这个理论极具说服力，但一旦套用于人生，就变成愤怒之因。这个孩子会长得很高大，但永远也不会长大。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好故事。只要我相信这是加迪斯本人的故事，我的愤怒就会随之缓和，溶解在悲伤之中。这样的加迪斯一点也不像漫画，这样的故事也绝对无法套用《辛普森一家》的哪种格式。这样的故事，“艰深”代表人生之艰难的故事，正是小说所要讲述的。

二○○二年

床上的书

每天早上，《纽约时报》都躺在早餐桌上静静等我关注，最近，其情色撩人的大幅版面上刊登了一篇由亚当·霍克希尔德撰写、在我看来完全合理的专栏文章，写他对机场电视的憎恶。“在被电视诅咒的登机口，”霍克希尔德写道，“大部分旅客都想聊天、工作或阅读。但电视的穿脑魔音刺入对话，侵占书页。”他的抱怨很快引来常写信给《纽约时报》的改良派、共鸣派和反驳派读者的回应。一位改良派人士建议机场电视改用无声，上字幕就好。一位共鸣派人士动人地写到类似的憎恶：在电影院里“闻到和听到爆米花”；另一位则请求读者“试着在任何中等价位的旅馆，不去忍受电视脱口秀的嗡嗡鼓噪过一晚”。（“嗡嗡鼓噪”一词足见他的愤恨！没有什么比《纽约时报》读者来信显露的“消化不良”更能可靠地支持我对人性的信仰。）但，典型的反驳派也没缺席，特纳有线电视网的总裁就匪夷所思地声称机场电视“不具侵扰性”，亦较具说服力地断言霍克希尔德“比他想象中孤单”。尼尔森调查显示有百分之九十五的飞机旅客认为电视能提升机场环境，有百分之八十九认为“电视让待在机场的时间更有价值”。读到这里，我不免同情起霍克希尔德来。他在这里勇敢地为沉默的大多数受害者发声，希望唤起群情激愤，谁知有人拿数据——百分之九十五——从下面打折了他的腿。

基准是信息时代的固定装备，它是朋友抑或暴君，取决于你有多正常。今年冬天，当我着手研究当代大众性爱书籍，发现我是美国少数不因女人的精美内衣而兴奋的异性恋男人中的一员时，脑中不禁浮现基准这种东西。在书店，大众性爱书籍通常被置于“健康”类别下（这个主题对于文化如此重要，现今出版的每一本书，包括小说在内，说不定都可以放在这个类别下），而且，既然性爱“健康”不可能客观定义，这些书便为读者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基准式声明。“相配的蕾丝胸罩和内裤、吊袜带和长袜、紧身上衣、丁字裤及性感连身内衣——多数男人都对这些爱不释手。”“五月花老鸨”席德妮·碧朵·巴洛斯（席德妮·碧朵·巴洛斯在费城一带将妓院经营得有声有色，而由于其先祖系当年乘坐“五月花号”移民美国，媒体常戏称她为“五月花老鸨”。）在《女性悄悄话》一书中写道。她稍后补充：“不知何故，紧身胸衣和风流寡妇（一种无吊带胸衣。）似乎是普遍受到欢迎的服装。”苏珊·布洛克博士在《愉悦十诫》中命令女性读者“穿内衣”，并解释说：“喜欢性爱的男人喜欢会思考性爱、为性爱装扮的女人。”《高度性机密》的作者苏珊·可兰·贝可斯同意：“男人喜欢你穿高跟鞋、紧身衣和吊袜上床。”唯恐以上归纳不够科学，《性：男人指南》的作者群报告，根据他们对《男性健康》杂志读者所做的调查，内衣“无疑……是美国男性最喜爱的性爱辅助品”。

我不反对好看的胸罩，更不反对有人邀我解去它，但“好莱坞弗雷德里克”销售的那种妓院式的内衣，在我看来就跟超级杯的半场表演一样虚假做作。当我听到主流人群真的在买这些玩意儿时，我的感觉就像得知“混混与自大狂合唱团”首张专辑卖了一千三百万张或美国男性梦想约会对象是辛迪·克劳馥的感觉一样，习以为常的疏离感油然而生。在某种意义上，我很骄傲自己跟其他人不一样。但，一如其他人，我也对性感到焦虑，而在性爱方面我知道自己跟其他人不一样这点，直接引发了这种忧虑：我不像其他人那么擅长，或者至少，不像其他人那么开心。

性焦虑是与生俱来的；肉体之爱向来有风险：最赤裸裸的自我遭到拒绝。如果说今天的美国人格外焦虑，舆论似乎认为那是“性角色的变化”和“性的媒体形象”等因素所致。事实上，我们只是在体验自由市场的焦虑。避孕和离婚的简便已移除来自性经济的束缚，另外，一如现今德累斯顿和莱比锡的居民，我们都情愿相信，这个连最贫穷的人都能梦想财富的体制让我们生活得更幸福。但在古老的压抑之墙倒下后，很多美国人，例如被抛弃的第一任妻子（像被特拉邦汽车工厂解雇的劳工）或性无能的男人（相当于计划经济的官僚），却开始怀念旧日的国家垄断。如果说《恋爱必胜守则》不是一项试图重新管制严重失控的经济的尝试，又会是什么呢？

但，在守则普遍适用之前，像这种可以在市场经济中找到的慰藉，主要来自“基准”。你担心阴茎的大小吗？根据《性：男人指南》，多数男人勃起后的长度在五至七英寸之间。担心阴蒂的构造吗？据贝蒂·多德森在修订版的《自慰：性爱独奏曲》中表示，个体差异多得令人吃惊。担心频率吗？“美国人并没有过一种丰富性爱的秘密生活。”《美国性爱》的研究人员总结道。担心你达到高潮所需的时间吗？席德妮·巴洛斯说，一般而言，女性要十八分钟，男性则只要三分钟。

但，仰赖基准寻求慰藉是有问题的：不光是你可能无法达到，还有你可能太过完全地符合每一条基准。有谁真的想在性爱方面跟别人一模一样？卧室不是该给人特别的，甚至独一无二的感觉吗？而我最不想被提醒的是这个有点黏腻得令人作呕的事实：全美各地有数百万人正在同时做爱。这是个体在面对群体——关于群体的种种他总是禁不住知道得比想知道得更多——时难以解开的谜题：我想要独处，但不要太孤单。我想和别人一样，又与众不同。

大众性爱书籍只是整个性产业的一部分，但你可以主张它们是最具代表性的派别，因为它们是书。如果性恋物癖被理解为生殖能量的一种转移，那么语言绝对是今日美国最普遍的性欲倒错，甚至超越内衣。你不能在电视上裸露乳房，但你要在你家后门大谈强暴、乱伦和性骚扰等淫乱话题，不会有人限制你。要避免私密流体，网络性爱和电话性爱是比恋膝或恋足更受欢迎的方式。

我们的大众性爱作者虽然看似了解语言的优越性，却不相信读者知道怎么使用，甚至在什么时候使用。在《性：男人指南》中，我们学到可以通过列出并比较“临床”和“下流”词汇来鼓励情人说下流话。布洛克博士流畅地举出阴茎的四十五种昵称，包括“小鸡鸡”“量油尺”和“爱泵”，并命令她的读者：“自己挑一个。”（她还怂恿更爱冒险的人“创造点特别的东西”来迎合他们那“非常特别的好奇虫”。）苏珊·贝可斯提点双修情人要在适当的时机“轻诉爱意”，她也建议想学下流话的女性租色情片仔细研究。“一旦你说那些话的时候能像编剧写那些话时一样自在，”她告诉我们，“你便能将它们个性化，使之听来更像是你自己说的话。”

在情色消遣的排行榜上，“阅读专业性爱教学书籍”一定排在倒数几名——或许比剥柳橙还低，比用牙线剔牙高不了多少。一个问题是，虽然本意恰恰相反，这些书无论从全体或个别来看，都让性的世界显得十分狭小。别去管肉体结合的方法是只有这么多种，还是像艾力克斯·康佛特在大卖八百多万本的作品中所说且说得很好的那样，多到怎么也说不完。总的来看，坊间流传的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只是沧海一粟。一个接一个作者导出“舔阴”（cunnilingus）一词的词源，强调“凯格尔”健肌法对锻炼耻骨尾骨肌的重要性，并在酒精这个主题下引述莎士比亚的话。（“它激起欲望，但危害表现。”）一个接一个作者坚持认为男人是“视觉动物”，以及阴茎的大小不如怎么运用来得重要。当知识耗尽，建议就变得乏味而多余。苏珊·布洛克博士命令情人“说儿语，至少叫‘昵称’”。在《高度性机密》一书（副标题为“妈妈没跟你说过的性爱忠告”）中，苏珊·贝可斯指导自慰的男人“以各种不同的组合”交互运用单手慢抚、双手慢抚、单手快搓、双手快搓、杯形手、指搓、腕揉、拍、击打、摩擦、挤压、张手抚摸和仿阴道物品抚摸等；每一种皆提供指导。

大众性爱书籍作者用斜体字传达无效与陈腐的见解时，就跟机场电视里的新闻播报员一样愉快——他们最惹人注目的才华莫过于能够一再发出（或假装，像高潮一样）对汽车安全问题创新的惊叹。这些作者试图把既不迷人又不新颖的东西变得既迷人又新颖，因此孜孜不倦地杜撰新词。他们造出“性感官”“原始伴侣”“灵魂高潮”“炮友”，并自信满满：美国读者现在需要专业裸露狂的忠告。自称“性爱哲学家”的布洛克博士则以窥探自己和丈夫的床笫之事来阐明她的十诫：“每当麦克斯想帮我口交时，就会发出倭黑猩猩般的咕哝，然后一边啧啧啜食，一边轻柔地呻吟着告诉我我很可口。”对于从未与情人分享绮想，但“很想尝试”的人，这位哲学家这样建议：“一起看《苏珊·布洛克秀》吧——那能刺激你们的幻想！”

并非每一本大众性爱书都这样光明正大地提到电视，但所有这类书籍都似乎下定决心，让性爱（以前是生命的一种免费乐趣）深陷消费支出的罗网之中。它们不厌其烦地敦促读者买色情片、高质量的内衣、蜡烛、香槟、香、油、振动器、香水、泡泡浴盐。贝蒂·多德森博士听起来不太像自体性欲乌托邦的提倡者，反倒像购物节目的主持人；她两度向读者提供可以订到她的录像节目的地址。席德妮·巴洛斯则暗示租豪华轿车、穿长毛皮外套和度昂贵假期可为濒死的婚姻增添生趣。在《高度性机密》里，苏珊·贝可斯着手为想必手头拮据的读者搜集富有阶层花数千美元才能获得的性爱实战技能。显然，现今唯有付得起六百二十五美元参加“多次高潮”研讨会的幸运的国际精英，才能拥有最好的性爱。无论贝可斯采访的是“美丽的法国高级妓女”或昆达利尼瑜伽大师，她都会特地强调其顾客的人口统计资料。他们是“花花公子”，住“僻静的”郊区别墅，穿西装，喝“风味咖啡”。

至于“优质性爱”的好处，贝蒂·多德森指出，在听了她以阴户为主题的演说后，一位女性要求老板给她加薪“——而且成功了！”。（多德森认为该女性自信提升是因为她“对阴部有自信了”。）而工作加薪比起这些作者表达或暗示的许诺——社会整体的性解放——根本微不足道。我们可以期待“偏见与盲从、心痛与悲惨、寂寞与暴力”绝迹，枪炮过时，“创造精神”获释和“生命乐趣”复苏。以下是多德森对于自由的“未来幻想”：

一九九九年新年前夕。所有电视网都同意让我制造“全美性高潮”。每个电视屏幕都将呈现由美国顶尖天才创造的高科技唯美色情片。当午夜钟响，全国民众将一同为世界和平自慰到高潮。

毛泽东的勉励是：革命要竟全功，就永远不能停止。而美国文化的无休止革命则汇集于大众性爱书籍之中：不断宣传自得其乐，又不断召唤始终强大的敌人。若“性革命”宣告胜利，人们或许就不必再向商业来源寻求教导和指引，因此，我们的专家频频在书中提醒，比起我们的祖父母，我们有多幸福。他们赞美金赛（阿尔弗雷德·C.金赛（1894－1956），美国生物学家、性学专家，著有《金赛性学报告》。）、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威廉·H.马斯特斯（1915－2001），美国妇科医师、性学专家；弗吉尼亚· E.约翰逊（1925－2013），美国性学专家。二人组成性学研究小组，并一同出版了《人类的性反应》《人类性功能障碍》等书，是美剧《性爱大师》的原型人物。）的科学；他们欣喜地戳破弗洛伊德“成熟的”阴道高潮的神话；他们以“无知的纪录”为大标题，嘲笑一个世纪以前人类无助的愚昧。但性压抑的走狗仍在我们的门外成群猎食。一位作者责怪“狭隘的、家长式统治的五十年代风格的家庭价值观”和我们“否定性爱、以生殖器为耻的教养方式”，另一位怪罪“传统婚姻”和“意在维持自己的浪漫幻想的反色情激进分子”。宗教则是大家的共同箭靶。这些专家说，我们住在一个性压抑的国度，活在天主教、原教旨主义与无知的黑暗奴役下。

我不禁怀疑这些专家住在哪个星球上。他们似乎对今天十五岁青少年的行为和穿着视而不见，对他们自己就是直接受益者的性开放氛围浑然不觉，更全然不知近来彼德·盖伊等人的众多学术成就，已揭露维多利亚时代“压抑”的外表底下，有和我们一样多彩多姿的性经验。当然，仍有一些美国青少年选择将生命里较重的分量奉献给宗教的顾忌而非流行文化。但苏珊·布洛克博士凭什么告诉那些孩子他们的选择不好？至于关注《海滩游侠》（风靡全球的美国剧集。）胜于《圣经》的绝大多数年轻人，他们确实很幸运，活在一个很多知识已成常识的时代，例如女性有高潮，且很少是阴道高潮。但值得一提的是，是女性力量提升让这些知识变得普遍，而非这些知识变得普遍使女性力量提升。

不管我多么果敢地抗拒怀旧，维多利亚时代的寂静仍吸引着我。布洛克博士福至心灵地说：“创造禁忌的讽刺之处在于，某件事情一旦被禁止，往往就会变得非常有趣。”在表面压抑的时代，性至少有开拓隐私空间这个好处。情人们认为自己站在官方文化的对立面，这会产生一种效应：使每一个发现都个人化。现今的专家广为散布的愿景（或曰理想）有极度无聊之处：漫长的一生都是强有力的、不间断的、“充实的”性，而且家家户户的故事都一样。虽然要我回想二十出头的我有多天真是件难过的事，但我无意重写我的人生。重写人生会消除那些发现的时刻，经验的窗口突然完全开启的时刻，我感叹“原来如此”的时刻。正如每一代人都须觉得性是由他们发明的——“性交始于／一九六三年／（对我来说有点晚）”是菲利普·拉金不完全反讽的哀歌——我们也都该有自己的干旱期和自己的革命。是这些让我们的人生成为精彩的故事。

不幸的是，这样的故事很容易迷失在媒体文化的花言巧语之间：狂轰滥炸的信息会潜移默化，持续不断的交流会产生社群。苏西·布莱特、苏珊·布洛克和露丝博士讲话大声，且有有线电视撑腰。你可以打开收看，但你关不掉她们。她们不停唠叨着包皮系带、会阴部、G点、挤压技巧、倭黑猩猩和振动器、连体内衣以及吊袜带、“耳高潮”和“趾高潮”。她们的作品创造出笨手笨脚的外行人。她们的性“技巧”发现创造出缺乏技巧的人口。因此，她们所属的流行文化像极了MTV海滩派对。从外面看，派对很欢乐，但在被动的观者眼中，它最明显的特色是：他们没有获邀出席。“是否有人能有多次高潮……触电般的口交体验，血脉贲张、情绪激昂达数小时的绝妙性爱？”苏珊·贝可斯问读者。“听起来难以置信——但，答案是有。为什么不是你呢？”寂寞的读者若这样回答便可被原谅：因为我卧房里有电视。

“性欲倒错”这个词有变态、不健康的意味。但，我们的文化无疑在鼓励我们将性欲对象从生殖器转移到言语，而这种转移本质上不算病态。读一本性爱书可以缓和寂寞（至少暂时如此）的原因是，性对人类来说，既是生物本能，又很容易想象。当我们做爱时，我们脑海里永远会浮现自己做爱的画面。虽然拿火辣的文字代替温热的身体可能只是在哄骗我们的生殖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诡计时常奏效。十四岁时，我一再细翻我的《韦氏大学辞典》，查“性交”之类的字眼。急速翻阅《安·兰德斯跟青少年谈性》找下流的玩意儿时，我很兴奋地得知，只要看到“穿紧身毛线衣的女孩”，就足以激起少男的性欲了。

对寻找这种令人兴奋的文字，但欠缺智谋自行编纂战栗文本的人，现在有一本《写性之乐：小说作家指南》，小说家伊丽莎白·本尼迪克特所写的准性欲倒错书。新的“乐趣”主要包含摘自当代小说家作品的性爱场景，以及本尼迪克特自己叽叽喳喳、消毒式的评注。无论《波特诺伊的怨诉》可能带来怎样的颠覆性的兴奋，遇到这样的分析都会化为乌有：“罗斯设法将少男初次嫖妓的陈腔滥调转化为丰富而滑稽透顶的场景，这种场景让我们一再回到小说的主题：挣扎——是做一个好犹太人和乖犹太儿子，还是应性欲之所求，忘情淫乱。”本尼迪克特透露，写这本手册的一大吸引力是她可以“读色情的书，很长时间除了性爱什么都不用想”。她认为这是令人艳羡的境遇，这或许足以解释她的作品和大众性爱作者的产物之间近亲属般的关系——惊人的相似。它的标价就是它的命运。

一如大众性爱作者，本尼迪克特也恭贺我们的年代如此开明，祝贺她的读者有幸生在《怕飞》出版后的年代。她间接提到在一九六○年以前的黑暗时代，降临于作者身上的“数不清的自我审查悲剧”，也暗示了威胁我们不安稳之自由的邪恶力量（清教、原教旨主义者、性压抑的政府）。虽然她和布洛克博士一样，简短地对禁忌所引发的兴奋表达了感谢（“既然我们什么都可以说了，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但继续深究这点将有损她的计划，所以她点到为止。同样令她不安的是，她发现，要将描写性爱场景的技巧与“写出好小说”这个更大的挑战分离，就同把性爱技巧和“爱一个人”的挑战分离一样，毫无意义。事实证明，要把性写好，整体而言就跟创作出色的小说一样。她说，那要有“剑拔弩张的情境、戏剧性的冲突、性格发展、深刻的见解、隐喻和意外”。这些特质是本尼迪克特在整本书中一再以各种不同组合回归的慢的快的、单手的双手的抚摸。她建议，要不落俗套，或至少“给它们一点独一无二的转折”。试着“让写作有趣”。别忘了：“你不必详尽无遗，但要明确具体。”不适合的就必须放弃。

本尼迪克特相信她可以将读者从自我审查的“恶魔”中救出，但没有清楚表示该怎么做。她一度暗示自由只是魄力的问题：“问：谁是你的审查员，怎样才能让他们哑口无言？答：做就对了。”但一本旨在“准许我们沉迷于”新的可能的书，需要有人示范；一如贝蒂·多德森的《自慰：性爱独奏曲》主要在零售贝蒂·多德森的专业成就，最令本尼迪克特感兴趣的作品，也是本尼迪克特自己的作品。她从她自己的小说中摘录了四大段，并以迷人的率真加以赞扬。（“这些情感复杂的场景……”）同时，她也小心地提醒我们，她的技巧并非来自哪一本手册。她说，在她自己的作品中，她并未“刻意试着制造冲突或插入意外”——虽然，毋庸置疑，她现在意识到了“那些元素有多重要”。

《写性之乐》的诡计比性爱手册更卑鄙，因为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可能在床上称王称后，但并非人人皆可成为成功的小说家。尼采说：“给全世界看的书一定是发臭的书；其上附着着渺小人类的气味。”当然，事实可能是我不比旁边的人伟大。但谁想知道这样的事实呢？正如每一个情人多少都相信他／她做的爱在这世上绝无仅有，每一个艺术家也死抓着这个幻想不放：他／她创作的艺术极其重要、不可或缺，且独一无二。

美学精英主义、性势利：这些并非如我们的文化所呈现的那样，是应被指责的姿态。它们是个人在萦绕不绝的喧嚣之中，保护小小隐私空间的努力。每个人都该是精英——只是不必表现出来。

本尼迪克特在《写性之乐》中履行的一项讨人喜欢的服务，是她像动外科手术一般，精确地将性爱场景从其背景中移除。我想，一本小说的下流片段愈是露骨和诚恳，它们就愈希望被移除。我十来岁时，小说就像特洛伊木马，性兴奋常借此偷渡进入我受保护的生活。但，这些年来，我反倒害怕靠近严肃小说里的性爱场景。我唤它为“高潮崩溃”：故事愈引人入胜，我愈害怕。通常，句子开始乔伊斯式地拖长。我自己的焦虑跟随作者的焦虑一同浮现，旋即，想象世界的脆弱泡泡便被指明身体部位和动作的迫切需要戳破——它们千篇一律。当性爱被描绘得令人信服，读起来会像自传，而我不太喜欢沉浸在陌生人的生物化学之中。少数天才——菲利普·罗斯或许是其中之一——具备成功详述性爱场景的技能或蛮干之勇，但在大部分小说，甚至是其他方面精彩绝伦的小说中，肉体术语只能绝望地遭受污染：作家的用意只是为了让读者兴奋起来。

雅克·德里达曾在他像极了柔术表演的论文《白色神话》中证明，语言是非常独立的系统，连基本如“太阳”的词，任何使用语言的人都无法论证：它指的是客观存在的、非语言的太阳。蜡烛像小太阳，太阳像大蜡烛；仔细观察，语言原来是通过隐喻的水平联想，而非命名的垂直认证来运作。那么，“性”是什么？任何事物都像它，它也像任何事物——像食物、像毒品、像阅读与写作、像进行交易、像战争、像运动、像教育、像经济、像交际。到最后，每一次高潮或多或少都很相似。这或许正是关于性爱的写作既有效又无聊的原因。火热、滑溜、阴唇、僵硬、挺直、老二之类象征性的语言，致力于达成本身的封闭性，也已经达成。高潮是某种消费品，而无论如何，达成高潮的语言，始终只是一种广告文案。

另一方面，一如性，语言也饱含开放式性爱的风险。当我在床上拿着一本小说，我希望它的作者会忠实于我。现在我正在读尼克·霍恩比的《失恋排行榜》，一本有趣的、描写男性焦虑的讽刺小说，叙述者的女友甩了他，跟楼上的邻居在一起了，他现在想起来，那个邻居在床上“有点像恶魔”：

“他维持得够久。”一天晚上我说，当时我们都睁眼躺着，凝视着天花板。“我应该是赚到了。”劳拉说。那是玩笑话。我们都笑了。哈哈，我们笑着。哈哈哈。现在我没在笑。从来没有一个笑话让我这样充满憎恶、偏执、不安、自怜、畏惧和怀疑。

当完整的性爱场景终于隐约出现在叙事的地平线，当这本几乎全在讲性的小说翻过一百页，我对于高潮可能崩溃的厌恶感，被一种罕见的情况减轻了：我由衷觉得那个女性恋爱对象（一个美国摇滚民谣歌手）和那个场景（伦敦一个贫瘠地区的一栋贫瘠公寓）都相当性感迷人。我虽不期待看似就要紧随而来的硬挺的乳头和喷出的精液，但已准备原谅它们，甚至享受它们。然而，又拖了八页的笨拙谈判和性交前焦虑后，当霍恩比终于把他的情人们弄上床时，叙事者却突然宣布：“我不要落入也就那么回事的俗套，那种‘谁对谁干了什么’的俗套。”面临忠于“发生了什么”与忠于读者之间的抉择，霍恩比没有让读者失望。他以一个简单、落幕式的句子向我证明，他自己也曾在阅读时经历过我方才经历的那种不自在的悬念感，所以那一刻，虽然是独自一人在床上看书，我却一点也不觉得孤单。那一刻，我隶属于这样一个团体：它既不像某个重要的统计样本那么大，也不像赤裸的自己那么小。这是一个二人团体，由忠实的作者和信任的读者组成。我们相异却又相同。

一九九七年

圣路易斯见

九月底一个寒冷的早上，在一条经过闲置工业区、通往看上去不卫生的批发店、路面遭卡车损坏的道路旁，一位电视制作人和他的摄影师正告诉我如何开车越过密西西比河到圣路易斯，以及，当我这样做时大概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你是回乡拜访，”他们说，“你会看看天空，看看拱门。”

摄影师克里斯是胸似圆桶、脸色红润、讲话带本地腔的本地人。制作人葛瑞格则是高大、英俊、留着时装模特儿似的发型的四海为家的男人。穿过我租来的车子的车窗，葛瑞格递给我一部无线对讲机，让我跟他和他的工作人员联系，他们会开小货车跟在我后面。

“开慢一点比较好，”克里斯说，“右数第二个车道。”

“开多慢？”

“三十五左右。”

远远地，我可以看到高架路上依然繁忙的通勤车流陆续涌向波普勒街桥。路边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有一丝不法气息，毕竟东圣路易斯的荒地很适合弃尸，但我们除了拍电视，没做其他任何道德方面可疑的事。当然，我们可能打扰到的任何通勤者都不会知道这件事，但我怀疑，如果真的知道——如果他们听到“奥普拉”这个名字——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应该就不会那么介意这种不便了。

我测试过对讲机，我们便开回匝道。我前一晚就到圣路易斯了，而来桥的这一边，就只为拍这个镜头。我是已在东部住了二十四年的中西部人。我是性情暴躁的曼哈顿人，秉持感觉像为中西部人所特有的合作热忱，答应假装回到童年的中西部城市，重新探究自己的根。

入城的车流量比出城的车流量大。我踩刹车好让摄影车从左边追上来与我并行时，后面的车闪起了远光灯。摄影车的侧拉门开着，克里斯肩扛摄影机探出身子。最右线车道，一辆半挂车正追上来，眼看就要超过我。

“我们需要你摇下车窗。”葛瑞格在无线对讲机上说。

我摇下车窗，头发飞了起来。

“慢下来，慢下来。”克里斯的喊叫声越过朦胧的路面。

我放轻油门，看着眼前的路变空。我很慢，世界很快。半挂车已来到我的正右方，遮蔽了我要假装仰望的纪念拱门和天际。

扛着摄影机从车里倾身出来的克里斯生气地，或说绝望地大叫，声音盖过了车的呼啸。“慢下来！慢下来！”

我对阻塞的交通有一种病态的厌恶——或许遗传自我的父亲。对他来说，在剧院里如果有个矮个子坐在他后面，那一晚就是折磨。但我还是服从了克里斯咆哮而出的命令，右方的半挂车在我前面呼啸而去，就在我们离开桥梁、向西行驶时，又遮住了我们看拱门的视线。

在我们返回准备拍第二次时，无线对讲机那端的葛瑞格告诉我，克里斯不是在对我吼，而是吼他开货车的助手。我每减速一次，他们就得减得比我更慢。这让我感到局促 ，但我很高兴没有人被宰。

第二次拍摄，我保持在最边车道，以法定速限的一半缓缓行进，试着摆出——什么样子？作家气质？好奇？乡愁？一面任由后面的卡车司机一再摁喇叭。

在圣路易斯颇具历史意义的旧县政大楼前，也就是德雷德·史考特案（指1857年的史考特诉桑福德案。争论点在于奴隶是否为美国联邦宪法上之“公民”，即是否享有宪法保障之人权。当时最高法院参考历史背景及各州现况裁定，宪法上之“公民”不包括奴隶。）审判的地方，克里斯、他的助手和我忐忑地等葛瑞格用手提式索尼监视屏查看刚刚拍摄的连续镜头。葛瑞格漂亮的头发不断落在他脸上，必须甩回去。在县政大楼东边，拱门耸立在一片人工栽种的梣树林之上。我曾写过一部小说，主题就是我童年的这个具有训诫意义的完美无瑕的图腾，我曾赋予拱门和周围县市神秘与灵魂，但这个上午，我一点主观性也没有。除了有点迟钝的想要取悦他人的焦虑，我毫无感觉。我是个不会说话但必不可少的物体，是被动的影像提供者，而我觉得自己连这点都做不好。

不久，我的第三本书《纠正》将被宣布为奥普拉·温弗瑞图书俱乐部的最新选书。这是一部家庭小说，讲述三个久居东岸都会的兄妹，时而向往时而排斥年迈父母居住的美国中部郊区。一个星期前，奥普拉的制作人之一，为人直率的艾丽丝打电话给人在纽约的我，介绍作为奥普拉作者的一些责任。“这本书对我们来说挺难的，”艾丽丝说，“我们可能要先听听读者怎么说，才知道怎么处理。”但为了制作我的传记短片，以及印象派的《纠正》摘要，制作人需要“B卷”的补白镜头和我说话的“A卷”镜头交互剪接。既然我的新书宣传巡回行程显示我下星期一在圣路易斯有一天的空闲时间（我原打算拜访父母的一些老友），是否有可能在我的故乡拍一些B卷呢？

“当然可以，”我说，“那要不要拍我在纽约的情况？”

“这个也有可能。”艾丽丝说。

我主动表示，在我的公寓和我在哈莱姆区与一个雕刻家朋友合租的工作室之间，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可以拍！

“我们会看他们想怎么做，”艾丽丝说，“但你在圣路易斯可以给我们一整天吗？”

“没问题，”我说，“只不过圣路易斯跟我现在的人生没什么关联了。”

“我们或许会再找一天在纽约拍点东西，”艾丽丝说，“如果你巡回结束后还有时间的话。”

我当作家的原因之一，正是我难以和权威融洽相处。我只穿过一次制服，那是高中二年级的事：我为韦伯斯特树林高中的“前进的政治家”乐队吹上低音号。那时我十五岁，发育得很快；从九月到十一月，我的制服穿在身上就已经显得小了。在政治家橄榄球赛季的最后一场主场比赛后，我走下球场，经过一群穿紧身牛仔裤、披长围巾的高年级女生。慌慌张张的我连忙用力拉下裤脚来遮盖我可笑的鞋套，并解开橘黑相间的短上衣的铜扣，违反规定让上衣敞开着。这副样子的我显然更难镇定，而一转眼，我就被乐队指挥卡森先生看到了。他大步走过来，推我转了一圈，朝着我的脸大喊：“弗兰岑，你是‘前进的政治家’中的一员！你要不就骄傲地穿这身制服，要不就别穿。明白我的意思吗？”

当我接受奥普拉为我的书做广告，我谨记卡森先生的告诫。我了解电视是由影像推动的，愈简单、生动愈好。如果制作人要我当中西部人，我就试着当中西部人吧。

星期五下午，葛瑞格打电话问我认不认识我家老宅现在的屋主，以及他们是否愿意让摄影团队入内拍摄我。我说我不认识他们。葛瑞格表示愿意查查看，并取得他们的许可。我说我不想进那栋老房子。这个嘛，葛瑞格说，如果我愿意至少在外头走走，他会很乐意向屋主征求许可。我说我不想跟老宅扯上任何关系。但我感觉得到我的抗拒惹他不高兴了，于是提出一些替代方案，希望他会觉得有吸引力：他可以到我以前去的教堂拍摄，可以去高中，甚至可以到以前的街道拍摄，只要别出现我家的老宅就行。葛瑞格叹了口气，记下了教堂和高中的名称。

挂断电话后，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在抓我的手臂、腿和身体。事实上，我似乎全身都起了疹子。

此时此刻，星期一早上，当我站在对我毫无意义的拱门的影子里，疹子已经汇聚成一条又热又痛又痒的带子，像带状疱疹一样，环绕我躯干的右下侧。对我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折磨。在桥上拍摄期间，高昂的情绪似乎让痒减轻了些，但当我们等葛瑞格确认画面能否使用时，我好想大抓特抓。

最后，葛瑞格从他的小屏幕上抬起头来。虽然明显对第二次拍摄不甚满意，他仍宣布不必拍第三次。摄影师克里斯笑得像只直觉获得证实的猎犬。他穿着牛仔裤和灯芯绒衬衫，看上去仿佛在年轻时听过欧曼兄弟和林纳·史金纳乐队。至于葛瑞格，似乎史密斯和新秩序这两个乐队对他比较重要。当我和他开车一路向西出城时，我等着他问我有关圣路易斯的问题，或跟我开开玩笑，说我们做的事情有多无聊和做作，无奈他手机里有很多信息要回。他还有一组昂贵的工作人员、一个勉强合作的演员，以及七小时的白昼。

为腾出星期一来拍摄，我星期天就去父母的老邻居葛兰和伊琳·巴顿的家里拜访。巴顿夫妇比我更清楚地预见到连续拜访太多人的困扰，他们在我还在纽约时就打电话过来，主动提出举办一个小小的招待会。

下午三点，我开车来到昔日熟悉的韦伯斯特树林街，从不会经过老宅的方向接近巴顿家。不属于任何季节、非夏亦非秋的小雨从天而降；一群乌鸦在某棵树上啼叫。虽然葛兰最近才刚换过两个膝关节，伊琳也才刚从真正的带状疱疹复原，但这对夫妇在门口迎接我时看起来快乐又健康。

我进厨房做样子帮他们准备点心，而透过厨房的窗户，我可以看见我家老宅的后面。伊琳对目前住在里面的年轻夫妻赞许有加，她告诉我据她所知，自我们三兄弟把老宅卖掉后，这两年新屋主过得怎么样，又做了怎样的整修。我们的小后院现在成了停车场，一艘中等大小的船和一辆巨大的休旅车停在上面。草坪似乎重新铺过，但我不能肯定，因为我没办法再多看一秒。

“我告诉他们你要来，”伊琳说，“他们表示非常欢迎你过去看看房子，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不想去。”

“哦，我知道，”伊琳说，“艾莉·史密斯，当我打电话邀她今天过来时，她说自从你们兄弟把房子卖掉以后，她开车就不经过这条街了。她说那太令她痛苦了。”

巴顿家的门铃响了起来。我们还邀请了四对与我父母熟识的夫妇，而自我母亲过世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们。现在看着他们双双对对地到来，坐进巴顿家铺着地毯的客厅，看着他们全都充满活力，全都做着自己，仿佛是在见证奇迹。他们与我父母年纪相近，都七八十岁，而我对他们当中某些人的记忆，如同对父母最早的记忆一样陈旧。如果你真的收到了挚爱之人的死讯，就像我终于不情愿地收到了我父母的死讯，你便知道最要紧的事实是，你再也见不到那个人活生生的、会微笑、会说话的身体了。这是“失去”这个词最神秘也最基本的真义。张臂环抱和家母打了大半辈子桥牌的阿姨，握住和父亲一起清理草丛或抱怨里根总统的叔伯粗大的手，是在同时感受失去和失去的反面。这些夫妇都可能是我的父母，仍好端端地活着，仍对病痛满不在乎，仍从葛兰·巴顿手中接过他以“斟得好”著称的酒，仍拿小碟子装生菜和各式各样的小点心，以及抹了甜酸豆橄榄酱的烤布里干酪。但他们不是我的父母。隔壁那栋整修过的房子就可以证明。后院停放着一艘船和一辆肿胀的休旅车。

就在招待会结束，我坐进巴顿家的家庭娱乐室看公羊队的橄榄球赛的当儿，外头刮起一阵强劲的秋风，吹干了街道，点亮了天空。我不禁想到《在斯万家那边》的最后一页：风“吹皱了大湖，吹起了层层涟漪，倒像是一个真正的湖泊”。大橡树帮助马塞尔“明白在现实之中去寻找记忆中的图景是何等的矛盾，后者的魅力得之于回忆，得之于没有通过感官的感受”。他的结论是：“我当年认识的现实今日已经不复存在。”（李恒基、徐继曾译本。）

这是我早在母亲去世前就已领略的教训。回家探视她时，我一再对房间的狭小和了无生气感到失望；记忆中，那些房间充满魔力，意义非凡。所以我想，现在我更没有理由去探索那栋房子里的过往了。如果母亲不会身穿家居服、捧着她从草坪里拔的马唐草或捡起的小树枝沿车道走上来，如果她不会从地下室抱着她一直在等雨停好晾在晾衣绳上的湿床单出现（她一向喜欢晾在外面的床单的味道），巴顿家窗外的景象就吸引不了我。当我看着橄榄球赛，听着贫弱的风，我相信我无法久视老宅的理由，是我已与它断绝关系：我不想在入内时感受那无可避免的虚无，不想情非得已怪罪一栋无辜的房子：既然它的意义已被掏空，为什么还要存在。

但演出必须继续！我左转进入韦伯斯特树林街的镜头就拍了四次，每一次拍完后葛瑞格都要我们停下，以便在他的屏幕上查看。我缓缓朝老宅开去的镜头则拍了更多次。其中一个工作人员通过对讲机建议我好奇地张望，仿佛我有一阵子没回来了。他们让克里斯坐在乘客座上重拍同样的场景，捕捉我穿过挡风玻璃的视线；然后克里斯把身体挤在门边，捕捉我仿佛有一阵子没回来，好奇张望的样子。

下午一点，我们把车停在我的旧家所在小山丘的山脚。新屋主已经沿着过去我在上面吃力地推着刈草机的斜坡筑了一堵挡土墙。墙是粉红色的——效果跟乐高的堡垒差不多——但或许他们有长期计划，让常春藤蔓生而后盖住它。

片刻后，我不得不别开头去。天色明亮，阳光灿烂，当地的树木依然翠绿。三个孩子正在唯一一间新房子外头嬉戏，那是个丑陋的灰泥盒子，从我住在这里时就开始盖了。葛瑞格正在请求孩子们的母亲准许他们入镜。我不认识那位母亲。以前我认识韦伯斯特树林街的每一个人，但现在我只认识巴顿夫妇了。

接下来半个小时，趁组员拍摄寻常美国小孩在寻常草地上玩耍的画面，我坐在巴顿家对街的三角形交通安全岛上，暴露在阳光下。我努力不去抓发痒的地方。我身后那棵年轻的橡树，是家人在父亲过世后种的。家父没交代身后要土葬或火化——他一辈子都不肯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决定在这个安全岛上，在他刈了近三十年草、耙了近三十年树叶的地方种一棵树，把他的骨灰撒在树的周围，并竖起一小块大理石碑，刻上“纪念厄尔·弗兰岑”。我觉得这棵树会让葛瑞格感兴趣，而我不甚清楚自己为什么决定不告诉他这件事。当然，如果我是在保护我的隐私，那么我对摄影组员大肆关注别人的小孩感到恼火就有违常情了。

在葛瑞格跑回我车里拿了一份授权书让那个妈妈签名之后，我被要求沿街漫步，让克里斯在我背后隔几步拍摄。葛瑞格要我说几句话聊聊韦伯斯特树林街，于是我发表了简短的颂辞：我是怎么在这里快乐地长大的，对公立学校和公理教会教堂有多么浓厚的情感。

葛瑞格皱眉：“更具体地描述这一带。”

“哦，很明显，这一带是城市的郊区。”

“说说住在这里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我对目前住在这里的人的感觉是：他们不是以前住在这里的那些人，正因如此，我恨他们。我的感觉是，如果我不得不回来住在这条我曾经住得如此快乐的街道上，我会暴怒而亡。我的感觉是，这条街道，我对它的回忆，是属于我的：但显然，这两者都不归我所有，就连这次以我的名义拍摄的镜头也不属于我。

所以我对着镜头发表了简短的社会学演说，阐述这个地区如何变迁，住户如何扩张，新入住的家庭多么富裕。演说内容的真实性或许趋近于零。伊琳·巴顿已经走出她的家门，在前院跟我挥手。我回以挥手，像对陌生人一样。

“你确定我们不能在你家前面拍吗？”葛瑞格说，“就在前面而已，不进去？”

“真的很抱歉，”我说，“但我不想这么做。”然后，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在保护什么，一阵歉意突然涌上心头：我太难搞了。我告诉葛瑞格我会给他一张冬天拍的房子的照片，屋顶还有积雪。“你可以放那张照片。”我说。

葛瑞格把头发甩到后面去。“你一定要给我们。”

“一定。”

但葛瑞格看起来仍对我很不满，所以我听到自己跟他提了那棵树的事。我向他说明原委，讲了故事，但效果不如预期。他似乎只是稍感兴趣地看着我带摄影团队回到安全岛，指出那块大理石碑。伊琳·巴顿还在她家院子里，但我现在看也不看她一眼了。

再接下来半小时，我们从很多角度和距离拍了我和那棵树，我慢慢朝树走去，沉思似的伫立树前，假装凝视树下的铭文。身体的痒让我想到《异形》中的那个场景：新孵出的异形从太空旅行者的胸口爆破而出。

显然我没有表现出感情。

“你抬头望着树，”葛瑞格指导，“回想你的父亲。”

我父亲死了，而我也感觉自己与死无异。我想起但又叫自己忘记，家母也有一些骨灰撒在这里。当克里斯推进和摇动镜头时，我主要在将橡树树枝的结构印在视网膜上，试着回想树在我们种下时的尺寸，试着推算它的年生长率；但一部分的我也在注视我。一部分的我在想象这场景将如何在电视上呈现：像伤感的音乐。表现情感是我身为作家的分内之事，而这棵树就是我的素材，现在我却成为毁灭它的帮凶。我知道我在毁灭它是因为葛瑞格对我蹙眉的样子，就像我蹙眉看着一支不好用的圆珠笔。肚子和背部奇痒无比反倒成了慰藉，让我难以专心面对无法公正对待父亲和他的树的羞愧。我多么希望没跟葛瑞格提起这棵树！但我怎么可以什么也不提？

作为奥普拉图书俱乐部的作者，我很失败，当团队和我正要结束最后一些散步镜头的拍摄，进入在韦伯斯特树林街的第三个小时，我让这次失败变得彻底。三个字像埋伏着的异形幼体般从我的胸口爆破而出。我说：“这好假！”

出乎意料地，克里斯从他的目镜上抬起脸，精神抖擞地笑了笑，点点头。“你说得对！”他的声音洪亮，带着欢乐和某种近似愤怒的意味。“你说得对，就是假！”

脸色铁青的葛瑞格只是看了看表。光阴似箭，而这个作家真难搞。

我们从韦伯斯特树林街出发，穿过本县的西部地区前往交通博物馆，那是一条被美化的支线轨道，铁路公司送来了过时的运输工具，或许因为这个麻烦而得到了宽厚的税负减免。我对火车没有特别的迷恋，也从没去过那座博物馆，但交通博物馆在《纠正》中客串演出，而且小说的主人公之一是铁路工人，所以我的职责是站或走在铁路旁边，作沉思状。这事儿我做了一个小时。

当我得动身前往当晚要朗读和签名的书店时，我握了握葛瑞格的手，说希望有些画面能派上用场。从他的回话中流露出的沮丧，我看到了似曾相识的完美主义和多愁多虑，他的重拍相当于我的重写。

“我想我会找到办法让它们派上用场。”他说。

当我抵达时，布伦特伍德的博德斯书店人潮拥挤。出版社的宣传人员，名叫彼特·米勒的圣路易斯本地人已在现场，并为这场读书会带来了他的妹妹、他的女友和一瓶单一纯麦苏格兰威士忌，给我在巡回期间喝。在跟陌生人相处了一天后看到他，我觉得仿佛又回到亲人身边。不只是因为我已经和同一家小型出版社合作了十四年，或彼特和他的同事感觉更像朋友而非事业伙伴。而是彼特和他的女友都来自纽约，而纽约才是世上所有城市之中，让我觉得像我的成长之家的那座城市。我的父母后半生才有了我，而我小时候最典型的经验是在大人去上班或开派对时，自己玩自己的。我的纽约就是这样。

想家的我差点张臂环抱彼特。直到我朗读完，我与这另一个家，与这圣路易斯的完整关联才变得明确。排队等签名的人里面有数十张熟面孔——老同学、朋友的父母、父母的朋友、主日学校的老师、学校剧团里的其他演员、高中老师、父亲的同事、母亲的桥牌牌友、教堂信众、韦伯斯特树林街住得近和住得远的邻居。我家老宅的新屋主，我恨了一整天的那个男人也开车过来祝贺我，并交给我一件老房子的遗物：一只上面刻了家父名字的铜门环。我接过门环，跟他握手。我跟每一个人都握了手，也喝了彼特倒给我的威士忌。我吸收着这些对我一无所求的人的善意，他们只是过来打个招呼，或许拿本书让我签名，只为怀旧。

离开书店后，我直接前往机场。我预计要搭晚上最后一班飞往芝加哥的班机了，在芝加哥，第二天上午我要和艾丽丝为奥普拉的节目录九十分钟的访谈。那天早些时候，当我正竭尽所能为镜头摆出沉思状时，奥普拉已公开宣布她选了我的书，并以我如果有幸亲耳听到一定会脸红的话语称赞它。我一个朋友将告知我奥普拉说作者为这本书倾注了那么多，“脑汁一定绞尽了”。事实将证明这是出奇贴切的描述。从第二天晚上开始，在芝加哥，我将在签名队伍和采访中遇到两种类型的读者。一类会对我说：“我喜欢你的书，我觉得奥普拉选了它真棒。”另一类则会说：“我喜欢你的书，很遗憾它被奥普拉选中。”而因为我是一到得州就马上会学得州腔的那种人，对两种类型的读者我都将亲切地响应。跟崇拜奥普拉的人说话时，我将体验到感激和善意的光辉，认同电视为书籍拓展读者群是件美事。跟蔑视奥普拉的人说话时，我将体验到家父的橡树被搞成催泪弹时我感到的那种浑身的不自在，并将抱怨“图书俱乐部”这一标签。我将因此惹上麻烦。在俄勒冈的某个精疲力竭的时刻，我将把“高度现代性”和“艺术小说”混为一谈，并用“高度艺术性”来形容普鲁斯特、卡夫卡和福克纳对我写作的重要影响，倒为丹·奎尔（丹· 奎尔（1947－ ），1989 年至1993 年美国副总统。年轻的奎尔在任期内始终受到“经验不足”的困扰，常在镜头前“出丑”，因此一直是媒体取笑的对象。）挣得意外的同情。这又将使我惹上麻烦。奥普拉将取消让我上她节目的邀请，因为我似乎“自相矛盾”。我将被怒不可遏的民粹主义者从东岸骂到西岸，被《纽约》杂志的一位匿名投稿人称作“混账东西”，被《新闻周刊》骂“自大狂”，被《波士顿全球报》骂“目中无人”，被《芝加哥论坛报》骂“被宠坏的、爱抱怨的小捣蛋鬼”。我将思考这些可能性，并在某种程度上相信，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将后悔，解释，抚慰，但收效甚微。我的疹子将像它们神秘地出现那般神秘地消失；而被撕裂的感觉只会加深。

但这些仍旧全是未来发生的事，当时我还在I-170公路上，快速向北而行，穿过照明不足的车道，肚子空空，头在威士忌的作用下而有点晕。那只铜门环令我心烦意乱。我把它留给彼特·米勒保管，因为我不想拥有它。（几个月后它会在我的编辑的桌上重新露面。）我不想保留那只门环，甚至不想看它，原因同我将视线从老宅那儿移开一样。不是因为那会提醒我现在那栋房子的意义有多么空洞，而是因为那栋房子或许终究并没有那么空洞。遥远的过去或许只活在我的脑海里，或许只是被我一无所成的现在嘲笑；但还有更近更痛的记忆是我丝毫未触碰的：我努力抛下、留在那栋房子里的记忆。

比如，上回母亲住院时我在冰箱里发现，一只耐热硬玻璃小碟子里盛有罐头豌豆。从很久以前开始，在孩子们逃往东西两岸期间，母亲便安于一个人待在家里。我们邀她搬到东岸或西岸住，但那栋房子就是她的生命，是她仍然拥有的东西，对她而言，它与其说是孤独的所在，不如说是孤独的解药。但她在那里常孤零零一个人，而人在纽约的我，总是竭力不去想起这种孤单。一般来说我忘得相当不错，但当我在她上次动手术那天飞回来时，却在屋里发现了不可避免会唤起记忆的物品：一条浸在地下室一只水桶里的脏毛巾、她床边做了一半的填字游戏。住院前一个星期，母亲咽不下任何东西，等到我抵达时，她的冰箱里除了一些陈年的调味品和珍馐，几乎空空如也。架子最上层只剩下一夸脱的脱脂牛奶、一听顶上包了箔纸的绿豌豆罐头，以及，罐头旁边，盛了一撮豌豆的碟子。我中了这碟豌豆的伏击，几乎被摧毁。我被迫想象这样的情景：母亲独自在家，想吃一口什么，随便什么，一口豌豆，却发现自己吃不下去。平常节俭又乐观的她把罐子和碟子都放进冰箱，以防又有了胃口。

三个月后，我在那栋房子里的最后一天，我和我的一个哥哥一起做最后的修补，并把我的旧物装箱。那个星期，我们一天要忙十二到十四个小时，我一直疯狂打包，直到去开租来的货车的那一刻。除了给箱子贴标签和把东西装上货车的快感，我没有时间感受什么；紧接着，忽然，我该离开了。我去找哥哥道别，碰巧经过我以前的卧室，我不由自主地驻足走廊往里面瞧，这才猛然想到，我永远不会再看到这个房间了；一阵悲伤淹没了我。我跑下楼，大口喘着气，眼前一片迷蒙。我张臂抱了一下哥哥，拔腿就跑，一路狂奔着离开那栋房子，跳上货车，冲下车道，匆忙开上公路时扯断了一根树枝。我想那时我已下定决心。我想那个下午我已对自己默许下承诺，如果我今天回到那栋房子里就会打破的承诺：那是我最后一次离开，我永远也不要再被迫离开一次。

承诺，承诺。我加速往机场赶去。

二○○一年

二○○一年元月就职日

上上星期六，因为没有更好的邀约，你可能五点半就起床了，把丝绸领带和开司米羊绒外套留在衣橱里，穿上你破烂的红翼队球衣和好几层旧羊毛衫，搭出租车到一百二十五号街的哈莱姆州政府大楼。二十位年轻的社会学家、一群同行的福特汉姆大学学生，以及两个在愚人村酒吧喝了个通宵的迷路的巴纳德学院大四学生，正在那里等待开往华盛顿的交通车。

等到交通车姗姗来迟，才知道那原来是两辆年代久远的黄色校车。此次活动系由国际社会学家组织哈莱姆分处的大卫·施茂奇负责。他长得很像胡子刮干净的肯尼斯·布拉纳夫（肯尼斯·布拉纳夫（1960－ ），北爱尔兰演员、导演，以将莎士比亚戏剧引入主流电影著称，29 岁时自导自演的电影《亨利五世》曾荣获奥斯卡多项提名。），这天穿着防水靴、尼龙风雪大衣，戴了一顶显得憨傻的绒线帽。他自掏腰包，花了一千五百美元租这两辆巴士，而他卖出的车票所得离一千五百美元还很远。他说，有一批支持者在得知巴士没有洗手间后退出了。你或许会对这个事由嗤之以鼻，嘲讽其资产阶级式的娇惯做作，但在你乘坐的本来就行进缓慢，又因雨和浓雾而行进得更缓慢的校车，在新泽西收费公路上的每个服务区都停车放人小解之后——而且每一次停车都膨胀成抽根烟的休息、扩张为吃点心的机会——你也许会希望自己搭的是设备齐全的大客车。

但话说回来，你坐在温暖、干燥的巴士里阅读《社会主义劳工报》的时间愈多，站在最高法院后面斯坦顿广场的泥泞里的时间就愈少。斯坦顿广场能躲雨的地方只有弥漫着麻醉药气味的流动厕所，再有就是盖着塑料布的露台，为艾尔·夏普顿牧师热身的演讲人正从那儿向四五千名湿漉漉的非共和党人汇聚而成的海中钓取欢呼。可以想象天气恶劣，雨可能下得更大。如果你幸运地上了龟速巴士，很晚才抵达，那么到夏普顿接管麦克风，用他简洁而有力的谴责鼓动你，让你不由自主激昂起来的时候，你可能只有小指冻僵了。在雨中，与凋落的海报（“向贼致敬（美国总统的官方进行曲为《向统帅致敬》（Hail to the Chief），常见于有总统出席的各种场合，此处“向贼致敬”（Hail to the Thief）是一种巧妙戏仿。）！”和“人民说话了——五个人都说了”）和布莱希特（贝尔托·布莱希特（1898－1956），德国剧作家、诗人，代表作有《四川好人》《三毛钱歌剧》等。）款眼镜满是雨点的镜片为伴，你甚至可能对夏普顿较为粗鄙的抨击产生好感——例如他要求杜比亚“处理杰西，别只顾跟他厮混”（杜比亚指美国总统小乔治· W. 布什，“杜比亚”为W 的谐音（仿得州口音）；杰西指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保守派的杰西· 赫姆斯。）,或刻意结巴地说出“克拉伦斯·T——汤姆——托马斯（指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 托马斯，为保守派人士，曾于1991 年大法官任命国会听证会上被昔日助理指控性骚扰。）”。

群众都面露微笑，同时排成纵队，徐徐沿马里兰大道前进，要去包围最高法院。你要是在那里，可能会被人群不间断的呼喊所鼓动：

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反同性恋，

乔治·布什，滚蛋！

以及

嘿，杜比亚，你说什么——

你今天偷到几张选票？

就算你其实不觉得乔治·布什冥顽不灵，也不相信他那天偷了选票。或许，很久以前，你也曾在高中的赛前动员会上有类似的分裂感。或许，尽管这群人的啦啦队队长们梳雷鬼辫，穿皮裤，戴了一堆显得累赘的纽扣（一串串清楚表现意识形态的念珠似的东西），而不是穿字母运动衫和百褶裙，你仍会再一次觉得自己既兴奋又厌恶。但当环绕最高法院的人行道挤满浑身湿透的抗议群众，呼喊也转变成康加舞曲节奏的

这是民主－的－表现，

那是伪善－的－面目

每喊到“那”，数百只湿淋淋的手便指向法院，你对“这”一句流露的沾沾自喜感到恼怒，但当听到“那”一句突然的、排山倒海般的愤慨，看到若隐若现、沉默、幽暗的大理石法院，躲在一排戴着镇暴头盔的条子后头无动于衷，你之前的恼怒或许会被一扫而光。你或许会庆幸自己来到这里。

但紧接着，随着队伍迈步向前，当你绕着法院的东南隅而行，你或许会有那种“看到自己在看自己”的十分怪异的体验。在二号街另一侧的佛罗里达之家，在悬挂爱国旗帜的高窗后面，男男女女正等待派对开始。他们穿着你留在家里的西装和鞋子，吃着你前一星期几乎每晚都在餐馆吃的食物，喝着你忽然好想喝的八十度烈酒，以夹杂好奇、恐惧和满足的神情向外凝视着你身在其中的湿淋淋的游行队伍——你至少是其中活跃的一员，虽然可能只是一小会儿，可你也并非完全不情愿。

回程花了七个小时。年轻的社会学家们——一名威瑞森电信公司的装机员、一个曾是布朗大学足球明星的酒保、一位新手教师——比较彼此的手机，读马克思摘要（“省得花两年时间读全三册《资本论》”），无异议地称赞《老友记》，在对《战士公主西娜》的评价上则严格按照同/异性恋的分野产生分歧。能在天色已晚、行程延迟数小时后登上巴士，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是人间少有的乐事。但最后，不可避免地，你被抛回了这座城市。雨在地面结冰，雪掩盖雪泥。只要你还在等着搭地铁回家，你或许仍是你自己的一种变体，从巴士出来的变体，较为年轻、红润的变体。但然后，你剥去一层层保暖的、仍然湿答答的穿了一整天的戏服，你看到衣橱里挂着完全不一样的戏服；而在淋浴间，你一丝不挂，独自一人。

二○○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