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部 哥本哈根,1925年

第二部 巴黎，1929年

第三部 德累斯顿，1930年

第四部 哥本哈根，1931年

后记

作者的话

附录：对话大卫·埃贝尔舍夫

致谢

勇敢做自己

第一部 哥本哈根,1925年

第一章

第一个知道的，是他妻子。“帮我个小忙吧？”一切开始于那个下午，格蕾塔的声音从卧室里传来，“就一个小忙。”

“没问题，”埃纳尔说，双眼没有离开画布，“什么忙都行。”

天怪冷的。波罗的海的风裹挟着冷空气呼啸而来。两人住的这间公寓位于“寡妇之家”。个子矮小，未满三十五岁的埃纳尔正在画画，画的是记忆中卡特加特海①冬季的某个景象。画面上，黑色的潮水泛着白色的浪花，残酷地翻卷着。对于成百上千捕了海产准备返回哥本哈根的渔夫来说，一不小心就可能葬身茫茫大海。他们楼下的邻居是个水手，脑袋瘦长，像颗子弹，动辄对老婆辱骂诅咒。埃纳尔一边给每个浪头涂上灰色的边缘，一边想象那个水手淹没在海水中，只举起一只绝望的手；用吃了太多薯条、喝了太多伏特加的嗓子，骂他老婆是个婊子。埃纳尔知道，他的颜色要运用得足够黑暗，那种令人恐惧的灰色，要能够吞没一个如此不堪的男人，无情地淹没他的咆哮。

“我出去一会儿，”格蕾塔说。她比丈夫年轻，宽宽平平的脸庞，带着些英气。“回来咱们就开始。”

这方面埃纳尔也和妻子不同。他喜欢画大地，画海洋，一小块一小块长方形的颜色，被六月的阳光从不同角度投下深深浅浅的光影；有时候表现的又是一月，阳光阴冷没有温度，整个画面都灰暗迷蒙。格蕾塔擅长画人物肖像，经常是占满整个画面的特写。她画的人物通常都算有点分量。他们的嘴唇都粉粉的，发色或深或浅。格鲁科斯塔德先生，“哥本哈根自由港口”背后的资本推手；克里斯蒂安·达尔高，国王的御用毛皮制衣人；伊瓦尔·克努森，“B&W”造船厂的重要成员。今天本来要画的是安娜·芳斯马克，丹麦皇家歌剧院的女中音和女高音歌唱家。很多公司要员和工业巨擘都找格蕾塔给他们画肖像，挂在公司办公室、档案柜或者员工来来往往都能看到的走廊中。

格蕾塔靠在门框边，“你真的不介意停下帮我个小忙？”她一边说一边往后捋捋头发。“要不是很重要，我也不会问的。因为安娜又取消了。你能不能试穿下她的长筒袜？”格蕾塔问道，“还有她的鞋子？”

四月的太阳就悬挂在格蕾塔背后，透过她手里软绵绵的丝绸丝丝缕缕地渗进来。窗外，埃纳尔能看到圆塔②，如同一个巨型砖砌烟囱。德国劳埃德航空公司的飞机正飞过上空，是每日返回柏林的航班。

“格蕾塔，”埃纳尔说，“你是什么意思？”一滴油乎乎的颜料从他的画笔上掉到靴子上。爱德华四世汪汪叫起来，雪白的头从埃纳尔转向格蕾塔，又转回来。

“安娜又取消了，”格蕾塔说，“她要再加一场《卡门》的排练。她的肖像我还剩两条腿了，得赶紧完成，否则永远画不完了。然后我就想，你的腿应该能做模特吧。”

格蕾塔朝他走去。她另一只手上拿着一双黄色的高跟鞋，有锡制扣襻。格蕾塔自己穿的是一件前扣的罩衫，上面有一些方方的口袋。她总把不想让埃纳尔看到的东西往随便哪个口袋里胡乱一塞。

“但我穿不下安娜的鞋啊。”埃纳尔说。不过，看了看格蕾塔手上的鞋，埃纳尔心想自己没准儿还真穿得下。那是一双小小的鞋，带点微微的拱形，跟上加了软软的垫子。埃纳尔的脚趾挺细的，有几根细细的黑毛。他想象着皱皱的丝袜滑过脚踝那块白森森的骨头，滑过小腿的那片肌肤，最后用吊袜带稳稳系上。埃纳尔情不自禁地闭上了双眼。

那双鞋跟上周他俩逛街时看到的一模一样。当时那双鞋就在“芳斯百合”百货的橱窗里，穿在一个人形模特的脚上，配了一条午夜蓝的裙子。埃纳尔和格蕾塔驻足不前，欣赏着橱窗里点缀的黄水仙花环。格蕾塔说：“很好看，是不是？”埃纳尔没有回答，但橱窗玻璃上映出来的那个他却分明已经瞪大了双眼。最后格蕾塔不得不强行把他从橱窗边拉走了。她拖着他走过街头，经过烟斗店，有些担心地问：“埃纳尔，你还好吗？”

公寓起居室就是他们的画室。天花板上架着细细的横梁，有些微微拱起，像一艘底朝天的小渔船。经年累月的海雾裹挟着湿气，把窗户变得弯曲。地板也有些向西倾斜，不过不仔细看觉察不出来。每到午后，阳光顽强地冲破阻碍，照射到“寡妇之家”，墙里面就会丝丝缕缕地渗出一股青鱼的味道。冬天，天窗是透风漏水的，冷空气一侵入，就像下毛毛雨似的，墙上挂的画难免鼓起小泡。埃纳尔和格蕾塔的画架就架在两扇天窗下面，旁边摆着一盒盒从慕尼黑“萨拉索夫先生”订购的油画颜料和一叠叠画布。不画画的时候，埃纳尔和格蕾塔忙于保护窗外绿色防水布下面的一切，都是楼下的水手上岸时扔掉的东西。

“为什么要让我穿她的鞋？”埃纳尔问道。他坐在一张椅面是绳编的椅子上，那椅子是从他祖母农场的后院捡的。爱德华四世跳到他双腿上。楼下的水手一直在咆哮，吓得这狗瑟瑟发抖。

“就是我给安娜画的那幅画。”格蕾塔回答。接着埃纳尔就答应了：“好，我帮你。”格蕾塔的脸颊上有一个浅浅的伤痕，是出水痘留下的。她伸出一只手指轻轻抚摸着，埃纳尔知道，这是她有些焦躁的表现。

格蕾塔跪下来，解开丈夫靴子的鞋带。她有一头长发，黄黄的发色比他的更具有丹麦风情。她着手做新的事情时，总会把头发捋到耳朵后面。现在发丝滑了下来，遮住了她的脸。而她正专心致志地帮埃纳尔解鞋带上的结。她身上散发着橙皮油的味道。她妈妈每年都要寄那么一盒子过来，用棕色瓶子装好，上面还贴着“帕萨迪纳纯精油”的标签。她妈妈还以为格蕾塔要用这精油来做茶点，实际上她只不过是当作香水洒一点在耳根上罢了。

格蕾塔把埃纳尔的脚放进盆里洗了起来。她动作轻柔，但也很麻利，迅速地用海绵擦着他的脚趾缝。埃纳尔把裤脚又挽高了些。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小腿线条看上去很是优美匀称。他有些娇羞地把脚抬起来晾干，爱德华四世连忙过来，舔着他小脚趾上的水。这个脚趾长得有点像个锤子头，生来就没有趾甲。

“这是我俩的秘密对不对，格蕾塔？”埃纳尔轻声说，“你不会跟别人说吧？”他心里又害怕，又兴奋，心都跳到嗓子眼了。

“我能跟谁说啊？”

“安娜。”

“安娜根本不用知道。”格蕾塔说。嗯，格蕾塔心想，安娜是个歌剧演员，她应该对男扮女装习以为常了吧。当然还有女扮男装，反正舞台上就是各种反串。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障眼法”。在歌剧舞台上没有什么意义，就是迷惑一下观众而已，往往都会在最后一幕真相大白。

“没人需要知道。”格蕾塔说。埃纳尔本来觉得仿佛有一束白晃晃的舞台灯光打在自己身上。现在他也放松下来，把长袜顺着小腿卷上去。

“你扯得太厉害了，”格蕾塔边说边调整着接缝的位置，“轻点儿拉。”

第二条长袜被扯烂了。“还有吗？”埃纳尔问道。

格蕾塔脸上的表情凝固了，仿佛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接着她来到衣柜门前。衣柜是那种涂过防腐漆的木头，顶上有个壁橱，门上嵌了一面椭圆形的镜子。还有三个抽屉，带环形的黄铜把手。最顶上那个被格蕾塔用一把小锁锁了起来。

“这双颜色要深一些。”格蕾塔边说边递了一双长袜给埃纳尔。埃纳尔看着手中被叠成齐整方块的长袜，仿佛看着一块新鲜的肉体，也许是格蕾塔的一块皮肤，去芒通③消暑之后晒成了棕色。“小心点哦，”她说，“我明天还要穿的。”

格蕾塔头皮上的分路是银白色的，细细的一条。埃纳尔走神了，不知道妻子脑子里在想什么。她的眼睛向上挑着，双唇紧紧地抿着，像是要全神贯注地做某件事情。埃纳尔感觉自己问不出口。他甚至感觉自己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捆绑着，嘴上也蒙了一块旧画布。所以他只是默默地揣摩着妻子的想法，心中的抗拒一点点滋生，但脸上还不露声色。他的脸很苍白，皮肤很光滑，有点像白桃。“你真是个漂亮的男人。”这是多年以前，两人第一次独处时，格蕾塔的评价。

格蕾塔一定也感觉到了他的不适，伸出手摸着埃纳尔的脸颊，说：“没什么别的意思。”接着又说，“你什么时候才能不在乎别人怎么想？”

埃纳尔很喜欢看格蕾塔这么说话。她总会伸出手在空中重重地一挥，仿佛她的理念就是全世界的信仰。他觉得这是妻子身上最“美国”的东西，当然还有她对银饰的品位。

“你腿上毛不多，真好。”格蕾塔说，好像第一次才注意到。她正在一个个纳普斯特鲁④小瓷碗里混颜料。安娜的上半身已经画完了。这位歌剧演员多年来嗜好黄油三文鱼，腰身已经有些显胖。画中的安娜双手握着一捧百合，埃纳尔很欣赏格蕾塔对这个部分的处理。手指的颜色调得很仔细，关节处有一些微微的褶皱，指甲画得很清晰干净，但那种不透明感也充分展现了出来。百合是美好的月白色，沾了些锈色的花粉。格蕾塔画画时兴之所至，风格多变，但埃纳尔从未跟她说过这一点。他总是极尽赞美，可能夸得还有点过头。但只要可以，他就会帮她，还教她一些她可能不知道的技巧，特别是关于光影和距离的。埃纳尔坚信，只要格蕾塔找到了正确的主题和方向，一定能成为优秀的画家。“寡妇之家”的窗外，一朵云正变幻飘散，阳光落在画好的安娜的上半身上。

格蕾塔的模特台是一个上了漆的行李箱，从一个广东洗衣妇那里买来的。她每隔一天会来取大家要洗的衣服，也不用在街上喊一声，只要听到她手指敲打金钹的“砰”的一响，就知道她来了。

埃纳尔站在行李箱上，觉得浑身暖洋洋的，又有些眩晕。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小腿，丝袜很光滑，只有几根腿毛不屈不挠地钻了出来，就像豆子上那种细小的绒毛。脚上那双黄色的鞋子精致小巧，不知能不能承受他的重量。但高跟鞋里的双脚这样拱着，感觉挺自然的，仿佛是在舒展一块很久没锻炼过的肌肉。埃纳尔脑中开始掠过一幕幕景象：一只狐狸追逐着田鼠；狐狸伸出小小的红色鼻尖，在豆田里挖来挖去，寻找猎物。

“站好，别动。”格蕾塔说。埃纳尔看着窗外，皇家剧院的圆顶上刻出一条条凹槽。他有时会去剧院为歌剧画布景。此时此刻，安娜正在里面排练《卡门》，她柔软的双臂正骄傲地举起，背景正是他画的西班牙塞维利亚斗牛场。有时埃纳尔在剧院画画时，能听到安娜的声音响彻大厅，仿佛一串铜币在丁零当啷。这声音总让他颤抖得厉害，老是画笔一歪，弄脏画面。这时他就会双手握拳去揉揉双眼。安娜的声音不算美，开头结尾挺粗犷，带着痛苦和悲哀，有点旧旧的感觉，有点像女声，又有点像男声，但其中包含的生命力在丹麦很少见。其他歌剧演员的声音总是显得很单薄，苍白，太甜美了，不足以让任何人颤抖。安娜的声音如同南方的热浪，喉咙里似乎有烧红的煤块，让埃纳尔浑身发烫。他会从后台的梯子上下来，来到舞台的侧翼，就那样看着安娜，看她穿着白色的羊毛束腰外衣，和指挥迪维克一起排练，嘴巴张成方形。唱歌的时候她身体会微微前倾。安娜总是说，好像有一股“音乐的重力”，在把她的下巴拉向乐池。“我觉得就像一根细细的银色锁链，那头是指挥的指挥棒，这头在这儿。”这是她的名言，说的时候总是指着下巴，上面有一颗痣，像没擦干净的面包屑。“要是没有这根小锁链，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自己了。”

格蕾塔画画的时候，会用一把玳瑁梳子把头发梳到后面去。她的脸庞也由此显得更宽大了些，埃纳尔觉得就像透过一碗水看过去似的。格蕾塔大概是他认识的女人中最高的，她甚至一抬头就能看到一楼的住户在临街的窗户上挂的半蕾丝窗帘。站在妻子身边，埃纳尔觉得自己很矮小，仿佛两人是母子关系。一抬头，越过她的下巴看着她的双眼，伸手去握住她悬着的手。她这件缝着各种口袋的罩衫是在街角那个女裁缝那儿特别定制的。女裁缝当时拿着一卷黄色的皮尺帮格蕾塔量了胸围和臂长，对她的身材十分钦羡，而且不相信这么一个健康而高大的女人竟不是丹麦人。

格蕾塔画画时很认真专注，但又灵动活泛，埃纳尔十分欣赏这一点。她可以一边去点闪人物左眼的亮光，一边去应门，拿巴斯克牛奶公司送的奶，接着又不费吹灰之力地回来给右眼“点睛”。画画的时候她嘴里总哼着歌，她说都是“篝火歌”。她会给画布前的对象讲述自己在加州度过的少女时代，讲述孔雀在父亲的橙树林中筑巢之类的趣事。如果对方是女性，她就会讲起夫妻之间越来越少的性生活。埃纳尔有一次从漆黑的楼道回到房门口，不小心听到她在谈。“他很介意，生自己的气。但我从来没怪过他。”格蕾塔说。埃纳尔想象她边说边把头发捋到后面去的样子。

“在往下滑，”格蕾塔举起画笔指着他的丝袜，“拉上去一点。”

“真有这个必要吗？”

楼下的水手在摔门，接着就没声音了，只能听见他老婆在傻笑。

“哦，埃纳尔，”格蕾塔说，“你能放松点吗？”她脸上的微笑暗淡了下去，渐渐消失了。爱德华四世一溜小跑，躲进卧室，在床单上翻来滚去，接着像吃饱的婴儿那样“嘤嘤”一声。它是条老狗了，出生在日德兰半岛一个农场上的沼泽里。它的妈妈就在那个沼泽地里淹死了。

他们的公寓是在阁楼上。上个世纪，政府用这栋楼来收容死去的渔民们的寡妇。北面、南面和西面都有窗，埃纳尔和格蕾塔在这里找到了足够的空间与光线，可以安心画画。这条件在哥本哈根还挺难得的。他们本来差一点就搬到内港另一端的克里斯钦港了，那里有一些市政的廉租房，艺术家与妓女、好赌的醉汉们偏居一隅，还有一些水泥公司和进口商。格蕾塔说她住在哪儿都行，不觉得那里有多破。但十五岁之前一直住着茅草屋的埃纳尔却反对住在那儿，最后他们终于在“寡妇之家”找到了合适的住处。

大楼的外墙漆成了红色，这个街区属于新港运河。采光窗嵌在房顶上，房顶角度很陡，铺着陶瓦，上面长满了青苔。天窗开在很高的地方。街上其他的楼房都刷得雪白，厚重的大门漆成千篇一律的海藻色。对面住着的医生叫莫勒，他晚上会接临盆女人的急诊。几辆汽车“突突突”地绝尘而去。这条街只有一边开口，另一边是走不通的，所以通常很安静。车声消散之后，一个小女孩压抑的低泣竟然清晰可闻。

“我得赶紧画我的了。”埃纳尔终于开口了，他厌倦了穿着这鞋子一动不动地站着，扣襻勒得脚生疼。

“所以你不想试试她的裙子了?”

她说出“裙子”这个词，埃纳尔的胸中突然热气腾腾，接着涌起一种羞耻感。“不，不想。”他说。

“就几分钟也不行？”她问道，“我要画一下她膝盖周围的褶皱。”格蕾塔也坐在绳编的椅子上，就在他旁边，透过光滑的丝绸轻轻触碰着他的小腿。她的触摸仿佛是一种催眠术，让他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一瞬间周围什么声音都消失了，他只能听到她的指甲在丝绸上抓挠发出的“嘶嘶”声。

但格蕾塔很快就停了下来。“不，对不起，”她说，“不该勉强你的。”

埃纳尔睁开眼睛，他能看到衣柜门开着，里面挂着安娜的裙子。这是一条白裙子，膝盖和袖口的地方都嵌了悬垂的珠子。这裙子仿佛有一种魔力，不知是来自白丝绸那沉郁的光辉，还是上半身那一圈蕾丝，抑或是袖口那边没有系好，像一张张小嘴巴一样张开的钩扣，总之让埃纳尔很想摸一下。

“你喜欢吗？”格蕾塔问道。

他本来想说不，但这就是违心的谎话了。他喜欢这条裙子，他甚至能够感觉到他皮肤下面的肉体在涌动，在跃跃欲试。

“那就穿上试试，就几分钟。”格蕾塔把裙子举到埃纳尔的胸前。

“格蕾塔，”他说，“要是我——”

“赶快把衬衫脱掉吧。”她说。

他脱了。

“要是我——”

“闭上眼睛就好。”她说。

他闭上了。

就算闭着眼睛，半裸上身站在妻子面前也让埃纳尔心里充满了羞耻。有点像他正在做一件对她保证过不会做的事情，结果被她抓了个现行。当然不是捉奸在床，而是又捡起了他发誓不再犯的坏习惯。比如在克里斯钦港沿线的运河酒吧里喝白兰地；或者在床上吃肉丸；或者翻看一副皮革底的香艳扑克牌，那是他某个下午寂寞无聊时买的。

“裤子也脱了。”格蕾塔说。她伸出手，但很礼貌地转过了头。卧室的窗户是打开的，带着鱼腥味的冷冽空气让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埃纳尔迅速将裙子套头穿上，整理了一下大腿处的裙摆。他的腋下和背上都出汗了。这种燥热的感觉让他强烈希望能闭上眼睛，一下子回到还是小男孩的时候，那时候“悬吊”在他双腿间的“那东西”还很小，像根小白萝卜那样，什么用也没有。

格蕾塔只说了两个字：“不错。”接着就提笔作画了。她的一双蓝眼睛微微眯起，好像在看自己鼻尖是不是有东西。

埃纳尔站在树干上，被一种奇怪的、水汪汪的感觉包裹了。阳光在他身上移动，空气中飘着似有若无的青鱼味。裙子基本上很宽松，只有袖子比较紧，让他感觉又暖和，又好似被淹没了似的，就像纵身跃入夏日的海洋。狐狸还在追逐着田鼠。他脑中传来遥远的呼喊：这是一个害怕的小女孩，正在低低地啜泣。

埃纳尔很难让自己睁着眼睛。他没法再继续注视格蕾塔，看她的手在画布上一点，又离开，像小鱼一样迅速地动来动去；她那一串银手镯和戒指晃得像一群鲢鱼。他没法再继续想着安娜在皇家剧院唱歌的情景了，即使她的下巴还朝着指挥棒倾斜。埃纳尔心里能专注想的，只有现在包裹着皮肤的丝绸，仿佛是给他疗伤的绷带。是啊，这就是第一次的感觉：丝绸如此精美，轻柔得如云似雾，仿佛在香膏中浸润过的薄纱，轻轻包裹着他复苏一般的皮肤。就连穿着女装站在妻子面前的尴尬也已经不值一提了，因为她正忙于作画，脸上带着一种陌生的专注。埃纳尔已经走进了一个影影绰绰的梦幻世界，在那里，安娜的裙子可以属于任何人，甚至可以属于他。

正当他眼皮渐渐沉重，画室的光线暗下来；正当他轻轻叹气，让双肩自然垂下来；正当爱德华四世的鼾声从卧室传来；安娜铜钱一般的声音突然唱歌一样地喊了出来：“哎呀，看看埃纳尔啊！”

他睁开眼睛。格蕾塔和安娜正在指指点点。两人脸上都容光焕发，双唇微微开启。爱德华四世也醒了，跑到埃纳尔面前叫个不停。而埃纳尔突然动弹不得。

格蕾塔从安娜手里接过一个崇拜者送的百合，塞进埃纳尔怀里。爱德华四世高抬着头，像在吹小号。它绕着埃纳尔一圈圈地跑，有点像在保护男主人。两个女人又大笑了一番。埃纳尔感觉自己的眼珠子在往脑袋后面转，瞬间就泪盈于睫。他被刺痛了，被她们的笑声刺痛，也被百合的香味刺痛。百合花铁锈色的花蕊在裙摆上留下斑斑点点的污渍，也没有放过他大腿根部那块刺眼的突起，长袜也没有幸免于难。而他的手掌全湿了，一打开，也都沾满了花粉。

“你是个婊子，”楼下的水手又骂了起来，只是声音出奇的温柔，“你他妈真是个漂亮的婊子。”

骂完就是一片寂静，也许是老婆给了他宽容的一吻。接着格蕾塔和安娜笑得更大声了。埃纳尔正要央求她们离开画室，让他安静地把裙子换掉，格蕾塔突然开口了，声音很轻柔，很谨慎，也很陌生：“我们叫你‘莉莉’⑤如何？”

①丹麦和瑞典的边界。

②哥本哈根的著名地标性建筑，于 17 世纪建成。

③法国东南部城市。

④丹麦的一个铁路小镇，以出产纳普斯特鲁马著称。

⑤英语中，“莉莉”（Lily）和“百合花”（lily）是同一个词。—译者注

第二章

格蕾塔·韦格纳，二十九岁，画家，美国加州人。她娘家的姓氏是华德。祖父爱普斯利·哈文·华德，手里有大片土地，是个富翁。父亲小爱普斯利，经营一片橘园，比父辈更为富有。格蕾塔十岁移居丹麦，在这之前，她没怎么离开过帕萨迪纳，最远也只去过旧金山。在那里的某一天，她在诺布山上利兹阿姨的房子前玩滚环游戏，不小心把双胞胎弟弟卡莱尔推到路中间。卡莱尔被一辆老式汽车撞倒了，万幸保住了性命，只是皮肤上永久留下一条长长的刺眼凹痕。有的人说，车祸后他整个人都变了。后来，长大一些的格蕾塔说，卡莱尔从来没有过她所谓的“西方精气神”。“华德家的有些人生来就有”，十岁的时候，已经身材高挑的她站在去丹麦的甲板上，一边练习着丹麦语，一边下了结论：“而有些生来就缺。”丹麦人当然是没有“西方精气神”的；他们又干吗要有呢？所以格蕾塔原谅了他们，至少大多数时候是一种宽仁的态度。她最宽容迁就的就是埃纳尔，她的第一个艺术教授和第二任丈夫。1925年春天，他们已经结婚六年多了。有的时候，早晨醒来，格蕾塔恍惚觉得两人才结婚六个星期；有的时候，她又觉得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六个生死轮回。

埃纳尔与格蕾塔的初见，是在丹麦皇家艺术学院。那天是1914年9月1日，德皇的军队不久前才轰隆而过卢森堡与比利时的山河。格蕾塔正值十七妙龄，而埃纳尔二十多岁，已经是绘画讲师了。在一群十几岁的鲜衣少年中，这个单身汉总是一副手足无措的害羞样子。而那时的她就已经长成，肩膀宽宽的，坐立行走都还能看出小时候在马背上的英姿。她任由头发肆意生长，已经长及腰背，在当时哥本哈根的街头巷尾是相当惹眼的，甚至有点“风骚”。丹麦人没怎么给她眼色看，毕竟她来自美国加州。几乎没人去过那里，但他们可以想象，和格蕾塔一样的人住在露天的房子里，头顶是高大的椰枣树，大块大块的金子就从花园里的黑土地下面不断地冒出来。

有一天格蕾塔拔掉了自己的眉毛，就再也没长出来过。不过在她看来反倒轻松，省了个大麻烦。每天早上她会自己找合适的位置画上假眉毛。用的是在玛格辛百货商店三楼买的专用蜡笔。三楼的商店都没有窗户，各种有“难言之隐”的女人都会偷偷跑去那里买些解决问题的用品。格蕾塔有个坏习惯，每次看书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去挤鼻子上的黑头，结果现在留下了几个再也抹不去的小小疤痕，让她一直耿耿于怀。她觉得自己是哥本哈根个子最高的女孩，这可说不定，还有格蕾特·詹森呢，那是出了名的美女，身材高大，却又十分柔软；她是市长的情人，长期住在英格兰酒店，经常穿着镶有水钻的华美衣裙来来往往，出入于大大小小的商店，每天即使是慵懒的午间，也穿得光彩照人的。

另外，格蕾塔还自视为这座城里最不可能结婚的女人。曾经有好些年轻男人邀请她去看芭蕾舞表演，或者去克里斯钦港的运河里驾船。他们出身都不错，比如那个长着一张扁平脸的丹麦男人，来自一个没落贵族家庭；还有那个美国钢铁巨头家的公子，正在环游欧洲过他的“逍遥年”。不过格蕾塔的第一反应永远是：你可抓不住我。她立志做个女学者：永远保持着年轻的心境，白天在光线充足的窗边尽情作画；唯一的社交就是午夜在她最喜欢的塞巴斯蒂安酒吧和七八好友小酌两杯香甜的樱桃酒。等凌晨一点，板着脸的警察出现催促酒吧打烊，大家就各回各家。

不过，就连格蕾塔也明白，这种想法不仅愚蠢，而且不可能实现。唉，别人是不会允许年轻的格蕾塔·华德小姐这样生活的。

小时候，她常常在习字本上一遍一遍地写“格蕾塔，格蕾塔，格蕾塔”。她有意不写“华德”，想试试只做一个单纯的“格蕾塔”是什么感觉。没人会只叫她的名字。她羞于对任何新认识的朋友说起自己的姓氏。就算后来长大成熟了一些，青春期的她也从不愿意和这个姓氏发生任何联系。她特别鄙视那些过分依赖家族祖辈的人。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十岁的时候，她来丹麦，是因为手长脚长、留着大胡子的父亲要到这里的大使馆就职。“你干吗要去？”当父亲告诉格蕾塔自己有新工作时，格蕾塔这样问道。“乖，格蕾塔，”妈妈立刻说，“你要听话。他是你爸爸。”格蕾塔那时候已经忘了，父亲的母亲，也就是她的祖母，就是丹麦人。祖母叫格尔达·卡尔森，格蕾塔的名字也是取了她名字的谐音。这个丹麦女人有一头榉木色的金发，闪着淡淡的光泽。她成长在丹麦东部，波罗的海边的博恩霍尔姆岛，总是在耳朵后面插着鲜红的罂粟花，这也是后人津津乐道的一点。更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是，她成为家里第一个离开这个海岛的人。她没有像岛上大多数立志抛开家庭出去闯荡一番的年轻人一样去哥本哈根，而是登上了前往南加州的航船。那个年代，对于一大家子人来说，这就好像说你要去月球定居似的。她找到了合适的牧场，干了几年喂马的工作。此时老爱普斯利·华德注意到了她。很快，这个来自博恩霍尔姆岛，长发一直垂到臀部，总是插着红色罂粟花的高大女子就成了加利福尼亚的女家长。格蕾塔不得不承认，当父亲告诉她一家人要回到丹麦时，她竟然没想到祖母，这实在有点没心没肺。她没意识到这是父亲对自己母亲的一种追思和补偿。有着碧蓝双眼的格尔达·卡尔森·华德不幸芳年早逝。那天，儿子小爱普斯利——那时还很年轻，带着她去帕萨迪纳的阿罗约塞科峡谷边拍照。没想到，母亲脚下的土地突然松动，她被卷入深深的峡谷中，掉到一棵盘根错节的无花果树上，被一根“Y”形的枝丫穿膛而死。

1914年秋天的皇家艺术学院，行走其中的格蕾塔觉得，大多数人，尤其是学校那些行政人员，大概私下里都会议论两件事：一件是刚刚打响的大战，一件就是她。不管去哪儿，只要她甩着彗星尾巴一样的金色长发一出现，就能引起一阵窃窃私语。在故乡南加州，这种情况更是变本加厉。也就是去年吧，放暑假时她回了帕萨迪纳，整日打网球，上马术课。一天她突然注意到那个开屠宰车的男孩子。一头卷曲的黑发，伸出一只温暖的大手，把她拉上车，让她坐在铺了木板的副驾驶上。两人去威尔希尔大道跑了个来回。她注视着他熟练操作着铁钳，在汉考克公园沿线的住家卸下牛里脊和一块块羊羔肉。回家路上，这男孩都没想亲一亲格蕾塔，这让她有点失望，第一次对自己那头金发的长度产生了动摇。短暂的旅程到了终点，男孩只说了一句“再会”。于是格蕾塔耸耸肩，回了自己的房间。然而，第二天一早的餐桌上，母亲抿抿薄薄的嘴唇，开了口：“格蕾塔，亲爱的，你能解释一下吗？”她展开一张从《美国周报》预览版剪下来的小纸片，上面是一条暧昧的标题：“年轻的格蕾塔·华德小姐想要进军屠宰业吗？”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家里一直笼罩着一层阴影，生怕她在报纸的社交版块曝光。每天早上，送报纸的孩子在下面一吹口哨，整个家里的人就像冻住了一样，脚步迟滞，如丧考妣。这个报道没有发表，但风言风语最终还是传出去了。整整两天，楼上起居室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格蕾塔的父亲根本不能去市中心的“加州俱乐部”吃午饭了，母亲也费了好大劲，找了另一家人来送肉。很快，父母就取消了在加州消夏的行程，带着格蕾塔一起返回哥本哈根。时间也巧，时值八月，格蕾塔刚好看到北极光和趣伏里公园上空绚烂的烟花。

也就是那个秋天，全世界都笼罩着战争的阴云，隆隆的雷声仿佛渲染着一种战火将至的恐惧。正要步入成年的格蕾塔被皇家艺术学院录取了。第一天上课，格蕾塔就吃了一惊。黑板上还残留着上节课的白色粉末，而埃纳尔就站在黑板前，问她：“嗯，小姐，您叫？”

格蕾塔回答了以后，埃纳尔（那时格蕾塔心里还叫他“韦格纳教授”）在花名册上画了一下，就继续上课了。他有一双洋娃娃一般的棕色大眼睛，眼神有时跳到她身上，又立刻移开。看他目光闪烁、游移不定的样子，格蕾塔心想他可能从没见过美国人。她撩起头发，拂到胸前，仿佛在摇动属于自己的旗帜。

接着，即使是在那时候，风言风语还是跨越大西洋而来。那学年开始不久，肯定是有人跟埃纳尔偷偷议论了她的父亲、大使馆，甚至那个“屠宰车”的小花边新闻，他在她面前显得更无措了。她有点失望，原来他也是那种男人，见到家里很富有的女孩就很不自然。这样的事情真是让她痛苦万分，又不是她想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当然，这在别人眼里可是天大的好事，可是谁又知道她的苦恼。埃纳尔没法自如地给她推荐去艺术画廊该看的好画，也没法好好描述买绘画工具的最快路线。有一次，她邀请他去美国大使馆参加一个招待会，是欢迎来自康涅狄格州一位来访的造船专家的，但他拒绝了。他还推掉了她一起去听歌剧的邀约。两人说话的时候，他的目光躲躲闪闪，几乎没法正眼看她。但她会一直看着他，见面时看着，隔得远时也看着。她看着窗外他经过学校的庭院，步子碎碎的，很快。他没有宽阔的胸膛，脸圆圆的，皮肤苍白，眼睛的颜色是那么深，格蕾塔完全看不清后面藏着什么。仅仅是开口对他说话，格蕾塔便能看到他满脸通红的样子，从脖子一直红到太阳穴。他就像个孩子，这让格蕾塔有些着迷，部分是出于她一直以来身材高大，也喜欢语出惊人，所以从小时候起，大家就多多少少把她当成年人对待了。有一次她问他：“教授，你结婚了吗？”话音未落，他的眼睑就不受控制地跳动起来。他的双唇紧紧抿在一起，费了吃奶的劲儿，才挤出两个字：“没有。”好像他从没说过这个词似的。

其他学生也会议论韦格纳教授。“家里人都是侏儒。”一个女生说。“十五岁之前一直是瞎子。”另一个女生说。“出生在一个泥塘里。”还有个男生说，他一直在努力争取格蕾塔的注意。这个男生喜欢画希腊雕像，格蕾塔觉得这简直是世界上最无聊的画，而这人就是她见过的最无趣的人。他有一次邀请她去趣伏里公园坐摩天轮，而她仅仅翻了个白眼作为回应。“嗯，要是你在等韦格纳教授带你去，那是不可能的。”男生回应道，抬起靴子狠狠踢了一脚旁边的榆树。

家里，母亲还是对屠宰车事件耿耿于怀。每次格蕾塔晚上回来，她就会仔仔细细地打量她。壁炉的熊熊火光照不出格蕾塔眼中的任何东西。一天晚上，妈妈忍不住开口了，“格蕾塔，亲爱的，如果你的生日派对没有男伴，那我就得帮你找一个了。”华德夫人正在会客室的壁炉边绣花，格蕾塔能听到卡莱尔在楼上自己的房间玩棒球。“范·德·雷克伯爵夫人的儿子一定很愿意做你的男伴，”华德夫人说，“当然，他不太会跳舞，但长相还看得过去，你只要不注意他有点驼背就好。行吗，格蕾塔？”格蕾塔的母亲抬起她尖尖的脸；壁炉里鲜红的火光在微弱地跳跃，卡莱尔“嗒嗒嗒”的网球弹跳声充满了整个屋子，枝形吊灯都晃动起来。“他什么时候才能停下？”华德夫人突然开口，“玩什么破网球。”她收起针线，站了起来，站姿有些僵硬，仿佛一支载满指责与怒气的箭，直指卡莱尔的房间。“唉，实在不行还有卡莱尔，”她叹了口气。接着，就像壁炉里的火焰终于蹿得高了一些，点亮了整个会客室，华德夫人的语气也轻快了些，“是啊，是啊，对。实在不行还有卡莱尔嘛。你就跟卡莱尔一起好吗？他也没找到女伴。你们俩一起就好啦，生日姐弟配。”但靠在会客室门框上的格蕾塔连忙用手势表示拒绝。“卡莱尔？我可不能跟卡莱尔一起！一点乐趣都没有了。另外，我自己找男伴，没有一点问题。”母亲那双鸽灰的眉毛怀疑地挑了起来：“哦，真的吗？谁啊？”

格蕾塔感觉自己的指甲深深掐进了手掌心。“你等着看吧。我会带我中意的人来。我可不想跟自己的弟弟一起。”她玩着自己的头发，一边看着母亲。楼上的网球还在“嗒嗒嗒”地响。“等着看就是了，”格蕾塔说，“毕竟，我快要满十八岁了。”

接下来的一周，格蕾塔在皇家艺术学院的阶梯上截住了埃纳尔。他正扶着白色的栏杆走下来，而她则不管不顾地伸手拉住他的手腕，说：“能跟你说两句吗？”

当时天色已晚，周围没有别人，楼梯间很安静。韦格纳教授穿着一件棕色的西装，白色的领子那儿也有棕色的渐变。他手上拿着一张小小的空画布，差不多和书一样大。“我们要吃个晚饭，庆祝我的生日，”格蕾塔，“我的十八岁生日。我的双胞胎弟弟和我。”接着又说，“不知道你能不能来？”

埃纳尔看上去像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腐烂食物的颜色渗透到他的脸上。“小姐，求你了，”他终于开了口，“也许你应该另外选修一门课，也许这才是最好的。”他摸了摸自己的喉咙，仿佛那里吊着什么很精巧的珍贵物件。

就在当时当地，格蕾塔突然意识到，从某些方面来说，韦格纳教授比她还要年轻。他长了一张男孩的脸，小小的嘴巴，两只耳朵永远通红，淡棕色的头发调皮地在额头上飘来荡去。那时候，格蕾塔心中的某个声音告诉她，伸手捧住他的脸。她的手指不由自主地落在他脸颊上，而他则惊得微微一跳，但紧接着就一动不动了。她捧着自己教授这张小小的脸，手掌之间是他温暖的太阳穴。格蕾塔一直这样捧着埃纳尔，而他也没有阻止她，接着她就吻了他。小小的画布夹在两人的身体中间。就在那时，格蕾塔才意识到，她不仅希望埃纳尔·韦格纳做她十八岁生日派对的男伴，还想和他结婚。“你真是个漂亮的男人。”她说。

“可以了吗？”埃纳尔把她推开了，转身要走。

“可以去派对？”

“不，不是——”

“你当然可以去派对。我之前就是邀请你去啊。”

接着，让两人都很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埃纳尔转过头，第二次吻了格蕾塔。

然而，派对之前，格蕾塔十八岁之前，她的父亲认为欧洲不再安全了。德国挥师进军法国不久，格蕾塔的父亲就决定举家从丹麦搬回美国。“如果德皇要铲平比利时，他怎么可能不到这儿来呢？”他对着餐厅那张木桌子自言自语。“说得好。”格蕾塔的母亲回答。她正拿着货运用的填充稻草满屋子转。格蕾塔感觉自己像匆忙逃散的难民，她登上“达格玛公主”号时，口袋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埃纳尔写的一张短笺，上面是简单的两句话：“请你忘了我。也许这样最好。”

现在，那时那景过去不到十年，1925年潮湿的春天，格蕾塔感觉自己手里好像握着丈夫的一个秘密。“安娜裙子”事件过后的最初几个星期，格蕾塔和埃纳尔谁都没提此事。两人各自在画架前忙忙碌碌，小心谨慎地彼此闪避着。安娜的肖像完成了，格蕾塔在找新的雇主。有那么一两次，吃晚饭或者晚上两人都在看书的时候，格蕾塔不知怎的就会想起那条裙子，她差点就叫他“莉莉”了。但她及时克制住了自己。只有一次，他问了个问题，她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你问什么，莉莉？”但她立刻就道了歉。两人都哈哈大笑，她吻了他的前额。她也没再想这件事，就像莉莉只是他俩在剧院看到的某个剧中人。

接着，一天晚上，格蕾塔正在看《政治报》上关于社会自由党的内容，台灯的光形成自然的光锥，把她和椅子圈在里面。埃纳尔凑近她，坐在她脚边，头靠在她膝上。暖乎乎又有些沉重的头颅就这样埋在她双股之间，而她一边读报纸，一边捋着他的头发。每隔一分钟左右，她从他的发间抽出手来翻页。基本看完了，她折起来，想做做填字游戏，于是从罩衫的口袋里抽出一支铅笔。

“我一直在想她。”埃纳尔说。

“想谁？”

“小莉莉。”

“那我们就再跟她见一面吧。”格蕾塔说。她的脸都没从填字游戏上抬起来一下。她的手指还留着报纸上的油墨，此时轻轻拂过那个水痘印。

格蕾塔有时候说话漫不经心，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意思。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显得激进，内心永远涌动着不安分的因子。结婚这么多年，她提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建议：那我们搬回帕萨迪纳收橘子去吧。那我们在公寓里给伊斯塔格德街的妓女开个诊所吧。那我们搬去内华达这种比较不问世事的地方吧，这样没人认识我们。如果把两人的婚姻比作一个洞穴，那么这个洞穴里诞生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奇思妙想。谢天谢地，大多数想法产生之后只是在洞穴里盘旋，就像睡觉的蝙蝠一样，小小的，黑黑的，无害地倒挂着。至少格蕾塔的想法是这样。但要是埃纳尔产生了什么想法，后果她就说不准了。

有一次她想画一只睡着的蝙蝠，两片黑色薄膜一样的翅膀从老鼠一般的身体两侧垂下来。但她没画好。她技术没到家，画不出那些小而尖利的爪子，特别是最边上那个弯曲的小趾；还有翅膀上那种透明的灰也很难表现。她接受的训练和教育，还不足以画出动物的腰腿部。埃纳尔就可以，他偶尔会在画里画上一头猪、一只松鼠，甚至爱德华四世。多年来他一直许诺说会教她，但只要他们一坐下来上课，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加利福尼亚来电报啦，洗衣妇手指间的金钹“砰”的一声啦，埃纳尔的某个赞助人打来的电话啦。埃纳尔的这些赞助人通常满头银发，功成名就，住家的窄窗上有绿色的百叶窗，总是关得严严实实，用钩子固定着。

几天以后，格蕾塔和一个画廊主人见了面（后来还是拒绝了她的画），正走在回“寡妇之家”的路上。画廊主人长得挺英俊的，喉头那里长了个雀斑，像巧克力留下的污渍。他还没有真正拒绝格蕾塔，但他的手指不断敲在下巴上，格蕾塔看得出，他并不是很欣赏自己的画。“都是肖像画？”他问道。这个男人和哥本哈根的所有人一样，知道她嫁给了埃纳尔·韦格纳。格蕾塔心想，大概因为这个，画廊主人希望她会有一些奇趣古雅的风景画吧。“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画可能太”——他努力寻找合适的词汇——“欢天喜地？”就是这句话惹怒了格蕾塔，她感觉胸中血气上涌，燕尾服翻领衣裙包裹着的身体整个都要发烫了。太欢天喜地？什么东西会太欢天喜地？她一把从画廊主人手中扯过自己的作品集，转身踩着高跟鞋拂袖而去。走到“寡妇之家”的自家公寓门口，她的脸还是又烫又湿。

打开门，她发现有个女孩坐在那张绳编的椅子上。一开始格蕾塔没认出她来。女孩面向着窗户，双手捧着一本书，爱德华四世躺在她膝上。她穿着一件蓝色的裙子，白色的领可以拆卸，锁骨上是格蕾塔的一条金项链。这个女孩子是谁？格蕾塔认识吗？她身上散发着一股薄荷与牛奶的味道。

楼下的水手又在朝老婆大吼大叫，每次“婊子”这个词透过楼板传过来时，这个女孩的脖子就会涨红，接着颜色又褪去了。“不要脸，不要脸。”水手的咆哮一声高过一声。所以女孩颈项上的潮红不断涌上来，又褪下去。

“莉莉？”格蕾塔终于喊出了声。

“这书写得真好。”莉莉举起那本《加利福尼亚历史》，是格蕾塔的父亲寄来的。一同寄来的是一个箱子，里面还有好几罐糖渍柠檬、帕萨迪纳纯精油和一麻袋桉树果子，可以用来蒸脸。

“我不想打扰你。”格蕾塔说。

莉莉含混不清地嘟囔一声。爱德华四世发出慵懒的咕噜声，耳朵竖了起来。公寓的门还开着，格蕾塔还没脱下大衣。莉莉继续读着那本书，格蕾塔看着莉莉苍白的颈项在领子上伸展着。格蕾塔不太能确定丈夫希望自己接下来做什么。她告诉自己，这一切对埃纳尔来说很重要，她应该听他的指挥。这可不是格蕾塔通常的性格。她就站在公寓的门厅那里，一只手背在身后，抓住门把手。而莉莉安静地坐在椅子上，阳光透过窗玻璃笼罩着她。她没有理会格蕾塔，而后者则希望她站起来握住自己的手。但什么都没有发生。最终，格蕾塔想明白了，她应该让莉莉自己待着。于是她又走出去，轻轻关上门，走下黑暗的楼道，来到街上。她在那儿遇到了广东洗衣妇，然后把她打发走了。

等格蕾塔再回到“寡妇之家”时，埃纳尔已经在画画了。他穿着小方格粗呢的裤子和马甲，衬衫的袖子挽到手肘上，领子和领带结上的脑袋显得格外小。他的脸庞很饱满，脸颊之间粉嘟嘟的，小小的嘴巴微微噘着，咬着榛木画笔的末梢。“差不多了，”他兴致高昂，“我终于混好了色，可以画荒野上的雪了。你要不要来看看？”

埃纳尔经常画那种很小很小的景，画布还没有两个手掌大。这幅画整体风格比较阴暗，表现的是冬日黄昏的一个沼泽。阴冷潮湿的土地与同样阴暗的天空之间唯一的分界线，是一线暗淡的雪。“这个沼泽是在布鲁图斯吗？”格蕾塔问道。最近她有些厌倦埃纳尔的风景画了。她没法理解为什么他可以一幅又一幅地画个不停。今晚他画完这样一个荒原，明天一早又可以开始画另一个荒原。

桌上摆着一条黑麦面包。埃纳尔竟然去买了东西，这实在不像他做的事。还有一盆冰冻虾、一盘牛肉碎和一碗腌小洋葱。小洋葱让格蕾塔想起她和卡莱尔小时候一起在房间里串的珠子。卡莱尔特别没劲，不爱出去玩。“莉莉来过，是吗？”她觉得自己有必要问一下，因为她知道，要是自己不问，埃纳尔就不会提起。

“待了一个小时，也许没有一个小时。你能闻到她的味道吗？她的香水味？”埃纳尔在罐子里洗着画笔，水是一团浑浊的苍白色，就像战后格蕾塔初回丹麦时，迫于无奈买的那种稀牛奶。

格蕾塔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她不知道丈夫希望自己说什么。“她会回来吗？”

“如果你想的话。”埃纳尔说。他又把“皮球”踢给她了。

他的双肩窄窄的，像个小男孩。丈夫实在太轻盈小巧，有时候格蕾塔觉得自己张开双臂能绕他两圈。她注视着他的背影，举起画笔时右肩微微颤动。她心里涌起一股冲动，要上前去站在他身后，握住他的双臂，对他轻声耳语，让他站稳站直。她只想纵容他，允许他随心所欲。但同时她又很不负责任地迫切想把他揽入怀中，告诉他该拿莉莉怎么办。两人就这样站着，在“寡妇之家”的阁楼公寓里，黄昏的暮色渐渐爬上窗棂，格蕾塔紧紧扶住埃纳尔，他的双臂僵硬地垂在身侧。很久很久以后，她终于开了口，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这要莉莉来决定。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六月，哥本哈根市政厅要举办艺术家舞会。整整一个星期，格蕾塔都把请柬放在口袋里，不知道该怎么办。埃纳尔最近才说过，他再也不想去任何舞会了。但格蕾塔有其他的想法。她在埃纳尔的眼睛里看到一种渴望，一种当事人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渴望。

一天晚上，两人在剧院看戏，她语气温柔地开了口：“你想作为莉莉去舞会吗？”她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几番揣测之后，她觉得埃纳尔应该也这么想。他自己是绝不会主动表达这样的愿望的。其实他很少跟她表达什么愿望，除非她去试探，去鼓励他。这样一来他就会把自己真实的感觉和盘托出，而她则握拳托腮，耐心倾听。

他们当时在皇家剧院，坐在顶层楼厢的位置。扶手上的红丝绒破破烂烂的，有些地方已经秃了。黑色橡木地板下午刚刚打过蜡，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香甜的药味，让格蕾塔想起埃纳尔清扫拖洗过后公寓的味道。

埃纳尔的双手在颤抖，喉咙那儿又变成粉色了。格蕾塔和埃纳尔的位置不好，都快顶到枝形吊灯了，烟灰色玻璃的灯球触手可及。灯光之下，埃纳尔耳朵下面，脸颊两侧细细的绒毛清晰可见。很多男人这个地方都会有点鬓角。他的胡子也不爱长，一星期刮一次就干干净净了。他上嘴唇那儿没什么胡须，格蕾塔要是愿意，可能都数得清。他脸颊上那种淡淡的粉色，如同香水玫瑰；有时候，格蕾塔看着他的脸，眉梢眼角的小小妒忌都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

交响乐队陆续出场，准备演奏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埃纳尔和格蕾塔旁边那对夫妻小心挪着他们的脚。“我还以为我们已经说好，今年不去舞会了。”埃纳尔终于开口了。

“我们不是非得去。我只是想——”

灯光暗了下来，指挥站到台上。接下来的五个小时，埃纳尔一动不动地坐着，姿势僵硬，两腿紧紧闭在一起，双手紧紧攥拳，节目册子被攥得皱巴巴的。格蕾塔知道他一直在想着莉莉，仿佛这是他一个亲爱的妹妹，离家很久，但归期临近。今晚安娜唱的是布蓝甘妮，伊索尔德的侍女兼知心朋友。她的声音让格蕾塔联想到火炉里通红的煤块，虽然没有其他女高音那么讨喜，开嗓和收尾的地方却非常温暖，而且音准很好，感觉也对。不然侍女应该是什么声音呢？“我认识的很多特别有趣的女人，其实都不是特别好看。”后来她对埃纳尔评论道。两人都已经躺在床上。格蕾塔的手伸到埃纳尔屁股下面去取暖。有时候睡梦深处，她都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是哥本哈根，还是加利福尼亚。

第二天，格蕾塔和另一个画廊老板见面了，那是个獐头鼠目的男人，不是什么值得注意的人物，所以他的拒绝对格蕾塔一点杀伤力都没有。回到家，她去请问埃纳尔。明显感觉到，他的脸颊和他的头发中，还游离着莉莉的魂魄，就是那种缠绕不去的薄荷与牛奶的香味。

“莉莉又来了？”

“整个下午都在。”

“她都干吗了？”

“她去芳斯百合给自己买了几样东西。”

“自己一个人？”格蕾塔问。

埃纳尔点点头。

他已经完成了当天的绘画，正坐在那张胡桃木扶手的阅读椅上，双手摊开《政治报》，脚边蜷缩着爱德华四世。“她说让我告诉你，她想去参加舞会。”

格蕾塔什么也没说。她感觉就像有人在给自己介绍一个室内游戏的新规则：她在听，不时点点头，但其实心里在想：等游戏玩起来了，我可能就懂了吧。

“你也想让她去，是不是？”埃纳尔问道，“让她代替我，和你一起去，可以吗？”

格蕾塔不断翻卷着头发，都打结了。她说：“我一点儿也不介意。”

晚上格蕾塔躺在床上，一只手臂搭在埃纳尔胸上。结婚的时候，埃纳尔的祖母送了他俩一张传统榉木雪橇床。床比较小巧，就像韦格纳一家的所有人，不过埃纳尔的爸爸除外。这么些年了，格蕾塔习惯于睡这张床的对角线，双腿缠住埃纳尔的腿。有时候，她会对自己在丹麦一手创建起来的生活产生怀疑，觉得自己还是个小女孩，而有一张瓷娃娃脸和小可爱脚的埃纳尔是她最喜欢的洋娃娃。睡觉的时候，埃纳尔的双唇会微微嘟起，闪烁着淡淡的光泽。他的头发像花冠一样盘在脸上。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个晚上，格蕾塔不眠不休地注视着眼前这张脸，看他长长的睫毛在睡梦中颤动。

深夜，他们的卧室万籁俱寂，只能听到远远传来起航去博恩霍尔姆的航船的号角。那是格蕾塔祖母的家乡，波罗的海旁边的小岛。格蕾塔失眠的晚上越来越多，她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莉莉，那张带着田园风情的脸，那颤抖的光滑的上唇，那双水汪汪的深棕色眼睛。格蕾塔看不出那双眼睛是不是下一秒就要流泪。她还会想到莉莉那个饱满的小鼻子，不知为什么，让她看起来像个女孩，距离长成一个女人还有些时日。

结果，莉莉甚至比埃纳尔还要腼腆害羞。至少一开始是这样。说话的时候，她会深深低下头，有时候她会太过紧张，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有时，仅仅是问个诸如“你听说皇家格陵兰贸易公司码头上那场火灾了吗”之类的简单问题，她也会盯着格蕾塔和安娜一言不发，接着就把目光移开了。比起直接用语言交流，莉莉更喜欢写一些便条，贴在公寓的各处。有时还会从趣伏里公园铁门外的盲女人那里买点明信片，贴在他们的衣柜或者格蕾塔画架那个小小的横档上。

舞会上我谁也不认识啊。你真的觉得我应该去？

把埃纳尔留下这样好吗？他不会介意吗？

还有一次：

我觉得我不够漂亮。给我点建议吧。

格蕾塔也会写回信，离开公寓之前把自己的便条靠在一盆梨子旁边。

太晚了。我都跟大家说你会去了。别担心，大家都以为莉莉是埃纳尔从布鲁图斯来的表妹。还有几个问我你需不需要男伴。但我说没必要。你不介意吧，对不对？我觉得你还没有——不知道我用词对不对——准备好。

晚上，埃纳尔和格蕾塔有时会和朋友在新港运河边他们最喜欢的咖啡馆吃饭。有时候他多喝了点白兰地，有点微醺，就会孩子气地吹嘘起一次画展的成功。“所有的画都卖出去了！”他每每这样说，都会让格蕾塔想起卡莱尔，总是喋喋不休地提起一次几何学考得很好，或者吹嘘一个很帅的新朋友。

但埃纳尔这么说，会让格蕾塔有些尴尬。每次提到“钱”这个问题，格蕾塔就不想听。毕竟，有什么可说的呢？难道他们能假装钱不是个问题吗？她会从桌子对面瞪着埃纳尔，盘子里的三文鱼只剩下骨头，油晃晃的。她从来没告诉过埃纳尔，来丹麦的时候，父亲给了她一笔信托基金；也绝口不提每年橘子丰收的时候，会有一笔钱汇到银行的户头上。不是她自私，实在是因为太多的钱财会把她变成另一个人，一个自己都不喜欢的人。有一天她买下了整栋楼，整栋“寡妇之家”，但事后追悔莫及，根本没勇气和埃纳尔开口。所以埃纳尔每个月还是要把租金支票交给银行的工作人员，步子里都带着点怨气。格蕾塔知道，这种情况不对，但事到如今，她能怎么补救呢？

埃纳尔一兴奋，就会用拳头捶桌子。头发跟着颤动，落下来垂在脸盘边。他会稍稍解开领口，露出一小片光滑而粉润的胸膛。他的身体没有任何脂肪，只有柔软的双乳那儿有一点点，像两个饺子一样小小的。格蕾塔会拍拍他的手腕，提醒他少喝点，喝慢点。格蕾塔年轻的时候在帕萨迪纳的乡村俱乐部喝葡萄酒时，母亲也是这样提醒她的。但埃纳尔好像从来都没弄懂她的信号，而是把细细的高脚杯继续举到唇边，对着桌子上一圈人微笑，仿佛在寻求他们的许可。

生理上，埃纳尔是个与众不同的男人。格蕾塔很清楚这一点。他喝得更醉了一些，衬衫会更开，桌上的大家都能一瞥他的胸膛，就像个刚刚发育没几天的小女孩。他的头发那么好看，再加上光滑得如茶杯一样的下巴，外人很可能弄不清他的性别。这么漂亮的埃纳尔，有时候会引得国王公园那些老太太不惜违法从公共绿化带里摘郁金香送给他。格蕾塔在玛格辛百货三楼走个遍，也买不到和他唇上那种粉色一样美的唇彩。

“跟他们说说你为什么不去参加舞会。”一天晚上晚饭时，格蕾塔提议。天气很暖和，他们在室外就着一盏路灯的光吃晚饭。之前，运河里发生了撞船事故，夜色里有煤油和劈开的木头味。

“舞会？”埃纳尔边问边歪了歪头。

“格蕾塔说你的表妹要从日德兰过来。”海琳娜·艾尔贝克说。她在皇家格陵兰贸易公司做文员。她在紧身的绿裙子外面罩了一件宽大的外衣。一次她喝醉了，抓住埃纳尔的手，放在自己大腿上。埃纳尔立刻避开了。格蕾塔通过厨房门上稀疏的板条目睹了这一幕，心里很高兴。

“我表妹？”埃纳尔的语气显得很困惑。他的上唇越发水灵灵的，之后什么也没说，好像忘记了怎么说话。

这种情况不是一两次了。格蕾塔会跟朋友提起莉莉，甚至在安娜面前，埃纳尔的脸都会拧巴起来，好像他完全不知道莉莉是谁。他和格蕾塔事后总会说起，他还是像孩子一样感到困惑：什么莉莉？哦，是啊，莉莉。我的表妹吗？啊，是的，我的表妹莉莉。第二天一模一样的情景又会重演。仿佛这个小秘密真的只是格蕾塔一个人的小秘密，就像一切都是她背着埃纳尔暗中谋划的。她很想跟他把话挑明，直接讨论这件事，但后来又犹豫了。也许她是害怕自己会让他崩溃，或者他会反感她横加干涉。也许，她最怕的事情是，一旦挑明，莉莉就会永远消失。她会夺路而逃，可拆卸的白衣领猎猎作响，把格蕾塔孤身一人留在“寡妇之家”。

第三章

埃纳尔的父亲本来是个庄稼汉，但比较失败，被“荒野耕种协会”驱逐了。他小半辈子都生活在位于布鲁图斯的母亲的农庄里。第一天离开，是骑马去“丹麦的指尖”斯卡恩，从一个织渔网的店里接回了自己的新娘。海湾那儿有家简陋的旅舍，房顶都是用海藻草草搭建的。那晚他就住在里面，天亮时起床，结婚。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离开布鲁图斯，他也是去斯卡恩，带着他老婆的尸体，和裹在格子呢毯子里的小埃纳尔。斯卡恩周围的土地到处都结着霜，冻土太硬了，根本没法挖坟。于是，他们把一张渔网上的各种污垢清理干净，裹起埃纳尔的母亲，把她像船锚一样抛进冰冷的大海。一周前，汹涌的海浪把海藻屋顶的海湾旅舍卷进了卡特加特海峡，所以这次埃纳尔的父亲就住在渔网店里。周围是生锈的鱼钩、粗细长短不一的绳索，还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报春花味道，那是埃纳尔母亲的味道。

他父亲高高瘦瘦，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骨架子很脆弱。走路的时候，他总要拄一根木头拐杖，扶着旁边的家具。埃纳尔小时候，父亲就一直缠绵病榻，医生只说他得的是“罕见病”。白天，父亲还在睡觉，埃纳尔会溜进他房间，看到他的双唇上泛着白沫，随着他的呼吸不断冒着泡泡。他会踮着脚再走近一点，伸手去摸父亲金色的鬈发。埃纳尔一直想拥有那样一头鬈发，厚厚的，可以稳稳托住一把银梳子，就像圣诞树上装饰的金箔丝，美极了。然而，比头发还要美的，是父亲这种病态。这种神秘的病，夺走了他所有的精气神，让他那两只鹅蛋形的眼睛变得浑浊不清，也变得暧昧柔弱。而他的手指也黄黄的，十分纤细瘦弱。埃纳尔觉得父亲好美，这个男人迷失在这具毫无用处、气喘吁吁、逐渐虚弱的躯壳里。这具躯壳不再为他服务，这令他惊慌失措，困惑迷茫。

有时候，埃纳尔会爬上那张小小的榉木床，缩到鸭绒被下面。他的祖母用几团薄荷口香糖搓成小球球，修补了被子上的洞。现在床上飘散着一股清新的绿色的香味。埃纳尔躺在床上，头陷进枕头里。小狗爱德华二世蜷缩在他和他父亲之间，毛茸茸的白尾巴扫过床单。小狗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呻吟和叹息，接着打个喷嚏；埃纳尔也有样学样。他这么做，是因为知道父亲很喜欢爱德华，埃纳尔希望父亲也一样喜欢自己。

埃纳尔一直躺在那儿，感觉父亲骨头上微微的温热。透过薄薄的睡衣，能看到父亲嶙峋的肋骨。喉咙周围青色的血管全部凸起，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埃纳尔握住父亲的手，一直握着，直到祖母那方正而小巧的身影出现在门边，“咻咻咻”地赶埃纳尔走，“你这是要让他病得更重啊。”她每次都这么说。田里的活让祖母忙不过来，每天有好多人来表达同情，她也疲于应付，根本没时间照顾埃纳尔。

埃纳尔崇拜和欣赏这个卧床不起的父亲，但也恨他。有时候，埃纳尔会拿起铁锹，在沼泽地里挖土，一铲又一铲，一边骂着父亲。父亲的病榻旁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一个椭圆的相框，是埃纳尔母亲的照片，头发在头上盘成花环，眼神清澈，闪着银色的光芒。每次埃纳尔拿起相框，父亲就会从他手里拿走，说：“你打扰到她了。”床对面是一个衣柜，涂过防腐漆的木材。母亲的衣服还放在里面，自从她生下埃纳尔那天起就没有任何变化。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条毛毡裙，裙角包了一些卵石，免得被荒野的大风吹跑；一个抽屉里是羊毛内衣，像天空一样的灰色；衣架上有几件宽松的长袍，袖子上是一层层的褶皱。母亲的婚纱已经变得黄黄的，包在外面的纸也脆了，一碰就碎。衣柜里还放着一个束口袋，上面挂着琥珀色的珠子，拿起来叮当作响；一个黑色的浮雕别针和一颗小小的钻石，安静地立在架子上。

偶尔父亲的身体状况突然好转，就会离开农庄。一天，他跑到邻居那里，坐在餐桌前闲聊了一个小时，回家时发现七岁的小埃纳尔坐在抽屉里，琥珀色的珠子缠在脖子上，黄色的头巾缠绕在头上，边缘垂下来，像一头长长的秀发。

父亲的脸顿时涨红了，双眼仿佛陷进头骨中。埃纳尔能听到父亲呼吸声中那种愤怒的无声号叫。“你不能这么做！”父亲说，“小男孩怎么能这样！”小埃纳尔反问道：“为什么不能？”

埃纳尔十四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因为长得高，他的棺材很长，挖坟的人得把洞也挖长点，为此多收了十克朗。祖母已经为自己所有的子女送了葬。在教堂的墓地上，她递给埃纳尔一本青灰色封面的小笔记本。“把你心里想的写在里面。”她说。祖母的脸圆圆的，平平的，像个小碟子，脸上有种解脱的神情。这个怪僻乖张、一生多病的儿子总算往生极乐了。那个笔记本只有一张扑克牌大小，旁边夹着一支天青色的铅笔，用鸵鸟皮环串起来。1864年打仗的时候，德意志联邦的军队占领了日德兰半岛，她从一个睡觉的普鲁士士兵那里偷来了这个本子。“拿走了他的笔记本，然后一枪毙了他。”有时候她会边搅着奶酪，边言简意赅地讲述这个故事。

布鲁图斯是以丹麦最早的国王之一命名的。没人真正知道这个行政区域是何时成立的，这里的人们又来自哪里。不过有些传说，说是一些格陵兰岛来的居民，因为这里的岩石地太过坚硬，所以放弃了农耕的打算，把羊群放来这里吃草。其实也就是个沼泽环绕的小村子。布鲁图斯的一切总都是潮湿的：人们的脚，小狗的毛，春天的时候，地毯和墙也湿乎乎的。绵软的沼泽地上贯穿了一条木板路，通向村里的主路和更远一些的麦田。每年，木板路就会大概下沉一个小姑娘手臂那么长的高度。等到五月，等遍布的白霜渐渐融化成小片小片的鱼骨状，布鲁图斯的男人们就会拿起锤子，重新给下陷的木板整修加固，钉在重新变得坚实的土地上。

小男孩埃纳尔有个朋友，汉斯，住在村子边上一栋砖砌的别墅里。他家是全村第一个安电话的。两人成为亲密朋友前的一天，埃纳尔仅仅是拿了一下听筒，汉斯就收了他一欧尔。埃纳尔什么也没听到，只有空洞的寂静。“要是你想给谁打电话的话，我会让你打的。”汉斯边说边伸出手揽着埃纳尔的小肩膀，轻轻地晃动着。

汉斯的父亲是一位男爵。他母亲那一头灰色的头发编得一丝不苟，只用法语跟儿子对话。汉斯的下半边脸有一些雀斑，和埃纳尔一样，身材比很多同龄男孩要小巧些。但他说起话来可和埃纳尔不一样。他的声音沙哑，语速很快，总是很兴奋。无论是对最好的朋友，还是对来自科西嘉岛的女家庭教师或者那个红鼻子的教会执事，他说起话来都是一样的热情和自信。这样一个不知愁为何物的男孩，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立马就能睡着，带着快乐的疲惫，突然变得无比安静。这一点埃纳尔是清楚的，因为他每次在汉斯家的别墅过夜，都会一直睁着眼睛到天亮，激动得睡不着。

汉斯比埃纳尔大两岁，但这好像不是什么问题。十四岁的他比同龄男孩矮小，但比埃纳尔要高。和身体相比，他的头好像有点太大，但组合在一起还挺顺眼。在十二岁的埃纳尔眼里，汉斯比他认识的其他男孩子都更像个成年人。汉斯很了解那些“掌控世界”的大人们：他清楚他们讨厌被当面指出逻辑错误。有段时间，埃纳尔的父亲几乎天天在病床上呻吟流泪，但每当博尔太太和朗格太太来家里拉家常，他就会兴奋地掀开羽绒被，几乎是飞一般地去拿茶壶。对此，汉斯给埃纳尔的建议是：“不，不，什么也别说。”有时候，他还会把手指紧紧并拢在一起，整个手掌像一把鱼鳍状的小船桨，然后告诉埃纳尔，不要把想当画家的愿望透露给父亲。“你的想法还会一变再变的，干吗现在就让他担心？”汉斯如是说。用并拢在一起的手指摸摸埃纳尔的手臂，让上面细细的黑色汗毛敏感地竖立起来，毛孔一下子全都收紧变硬了。汉斯是如此见多识广，埃纳尔觉得他说什么都是对的。“心里的梦想就别告诉别人了。”一天，汉斯一边教埃纳尔爬沼泽旁边那棵老橡树，一边对他说。老橡树盘根错节，神秘地缠绕着一块巨大的卵石，石头很白，上面有斑斑点点的云母，太阳好的时候反光得厉害，让人无法直视。“我想离家出走，去巴黎。但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我要保守这个秘密。有一天我一下子就消失了。到那时大家自然就知道了。”汉斯边说边从一根树枝上倒挂下来。他的衣角也倒垂了下去，露出很不服帖的胸毛。要是他此时一松开掉到下面还冒着泡的开阔泥塘里，说不定会就此消失得干干净净。

但汉斯没有消失在沼泽里。埃纳尔十三岁的时候，已经和汉斯成了最好的朋友。埃纳尔对此也很惊讶，他原本觉得，汉斯这样的男孩，对他肯定只有轻蔑和嘲笑。然而，汉斯总是邀请埃纳尔一起打网球。球场就在他家别墅旁边，铺了黑麦草，用糖粉划分了边界。埃纳尔挥球拍总是犹犹豫豫，也没什么力气，汉斯就教埃纳尔怎么做裁判，还说反正裁判比球员重要。汉斯家一共是四兄弟，一天，他和一个兄弟决定气气他们的妈妈，打个裸体网球。埃纳尔穿着一件运动衫，坐在旁边长满地衣的岩石上，汉斯在旁边立起一把粉色的伞，帮他遮阳。埃纳尔想尽量客观地裁断比赛，但一种防不胜防的冲动让他不由自主地偏心汉斯，要帮他大获全胜。于是埃纳尔坐在岩石上，不停地喊：“汉斯40比0全胜……汉斯发球得分……”而汉斯和弟弟在黑麦草地上迅速跑动，追逐着飞扬的小球。少年的生殖器呈现令人欢愉的粉色，悬挂着，摇摆着，如同雪纳瑞犬的尾巴。伞下的埃纳尔感觉浑身发烫。汉斯拿下赛点，三个男孩子拿毛巾擦干身上的汗。汉斯那条光溜溜的温热手臂自然地搭在埃纳尔背上。

汉斯有一个木头骨架的纸风筝，是男爵夫人从柏林买回来的。风筝的形状像一架潜水艇，汉斯很喜欢把它放飞，让它“航行”在天空中。他会躺在苜蓿草丛中，看着风筝在沼泽地上空飘扬。线轴夹在他的双膝之间。“凯瑟家也有个一模一样的风筝。”他嘴上夹着草叶，含混不清地说。他试过教埃纳尔放飞风筝，但埃纳尔永远也找不对合适的时候，抓不住风来的机会。这个纸风筝到了他手里，就是在微风里急速上升，然后一头栽在地上的命运。每次风筝掉到地上，埃纳尔就会看到汉斯的脸抽搐一下。男孩子们会赶紧跑到那个风筝旁边。埃纳尔会忙不迭地解释：“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汉斯。我很抱歉，汉斯。”汉斯捡起风筝，摇一摇，甩掉上面的蒲公英花瓣，说：“还是跟新的一样。”然而，埃纳尔还是学不会放风筝。有一天，男孩子们横七竖八地躺在苜蓿草地上，汉斯说：“来，你来控制。”他把线轴放在埃纳尔的双膝之间，自己躺下去了。埃纳尔感觉自己身体下面有个洞。每当风筝拉扯着线，线轴就会转动，埃纳尔的背就会紧张地拱起来。“这就对了，”汉斯说，“用你的膝盖去控制。”埃纳尔熟悉了线轴的转动方式，风筝在空中忽高忽低，鸟也伴随着它飞翔。男孩们大声笑闹着，阳光把鼻尖都给晒伤了。汉斯拿着一根芦苇，轻轻挠着埃纳尔的肚子。他的脸与汉斯离得很近，透过草叶之间，能感受到他的呼吸。埃纳尔想再跟汉斯躺近一点，这样他们的膝盖能不时地碰到一起，那情那景，汉斯仿佛什么都可以接受。埃纳尔挪到最好的朋友身边。天空中唯一的一丝白云也渐渐消散了，阳光洒在男孩们的脸上。正当埃纳尔骨架突出的膝盖往汉斯那边移动时，一阵罡风突起，吹歪了风筝，线轴从埃纳尔的双膝间松脱了。男孩子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潜水艇风筝飘摇到榆树之间，一开始还在上升，接着就狠狠栽在黑乎乎的沼泽中心。沼泽将风筝吞没了，仿佛那是一块沉重的石头。

“汉斯。”埃纳尔说。

“没关系，”汉斯说，他压低声音，轻柔得令人颤抖，“别告诉我妈妈就行。”

父亲去世前那个夏天，埃纳尔和汉斯在埃纳尔祖母的水藓地里玩耍。泥巴嗖嗖地溅在他们的靴子上。天气很热，他们大半个上午都在地里。突然，汉斯摸了摸埃纳尔的手腕，问道：“埃纳尔，亲爱的，晚饭吃什么？”快到中午了，汉斯知道农庄里没有别人，埃纳尔的父亲躺在床上睡得正沉。

那时候汉斯已经开始发育了。十五岁的他，身体已经开始和头成比例了。喉咙上的喉结也明显起来。他现在已经比十三岁还是不长个的埃纳尔高出很多。汉斯用手肘轻轻推着埃纳尔，走向农庄。厨房里，汉斯坐在桌角上，把餐巾掖进领子。埃纳尔从来没下过厨，他茫然地站在炉子边。汉斯轻声说：“点火，烧点水，放几个土豆和一块羊肉进去。”紧接着，他沙哑的声音突然变得柔亮，更充满了暧昧的味道：“埃纳尔，我们打扮一下吧。”

埃纳尔祖母的围裙就用棉花草绳歪挂在烟囱旁边。汉斯拿给埃纳尔，小心地系在他腰间。他摸了一下埃纳尔的后颈，仿佛那里有一缕头发需要拨开。“你从来没玩过？”汉斯轻声细语。他的声音充满了热度，又有点甜腻，钻进埃纳尔的耳朵。汉斯把围裙系紧了，埃纳尔不得不收腹，呼吸里满是惊讶和愉快。他的整个肺腔都充满了这种情绪。就在此时，埃纳尔的父亲蹒跚地走进了厨房，他瞪大了双眼，嘴巴惊讶地张开，像个大大的字母“O”。

埃纳尔感觉围裙掉在了脚边。

“别碰我儿子！”父亲的拐杖高举在汉斯头顶。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厨房的光线暗了下来，显得十分狭小。埃纳尔听到汉斯的靴子在泥地里飞快地跑，朝沼泽跑去。埃纳尔听到父亲愤怒的呼吸，和打在自己脸上的拳头。接着，汉斯的声音穿越沼泽、蝌蚪水塘和水藓地，钻进他的耳朵，一直持续到下午。他在唱一首歌：

从前有个老头，住在沼泽地；

他小小的儿子生得好美丽，

他们的小懒狗傻不拉唧……

第四章

格蕾塔的十八岁生日，是在“达格玛公主”号上度过的。“屠宰车事件”后，她还没回过加利福尼亚。一想到山上那刷得白森森的砖房，想到窗外阿罗约塞科峡谷中秃鹰筑巢的景色，想到连绵的圣盖博山脉，她心中就有无限的遗憾和懊恼。她很清楚，妈妈希望她和自己朋友的女儿们多走动走动，比如亨丽埃塔，她家有埃尔塞贡多海边的油田；还有玛格丽特，是一个大报业家族的千金；多蒂·安妮，她家有加利福尼亚最大的农场，就在洛杉矶南边，比丹麦整片国土都小不了多少。格蕾塔的父母希望她能循规蹈矩，成为这些女孩子中的一员，仿佛她从未离开过，就应该成为生来便该长成的加州女人：冰雪聪明、知书达理、通晓马术、懂得沉默。亨特谷俱乐部每年都会举行名媛社交舞会，女孩子们穿着薄如蝉翼的白色衣裙，头发上别着染白的一品红叶子，款款地走下台阶。“我们及时赶回帕萨迪纳，刚好是你的十八岁，可以参加名媛舞会，实在太巧了。”在“达格玛公主”号上的回程中，格蕾塔的母亲几乎每天都喜滋滋地喋喋不休，“太感谢德国人了！”

那座山上的房子里有格蕾塔的闺房，一扇窗户是拱形的，可以看到后花园的草坪和玫瑰。秋日残存的湿热中，花朵全都垂头丧气。虽然采光不错，但房间太小了，没法画画。只待了两天，她就觉得特别逼仄和压抑，仿佛这个布满房间的三层别墅和踩着木屐在后屋的阶梯上上下下的日本女佣都在扼杀她的想象力。“妈妈，我一定要马上回到丹麦，明天就得走！这儿对我来说太压抑了，”她满怀怨愤，“你和卡莱尔也许觉得很好，但我什么事儿都做不下去。我感觉自己好像都忘了怎么画画了。”

“可是，格蕾塔，亲爱的，这不可能啊，”妈妈心不在焉地回答，她正专注于将马厩改为车库，“怎么会有人觉得加州压抑呢？而且还是跟小小的丹麦相比！”格蕾塔也觉得自己说的话很荒唐，但她的感觉就是如此。

她父亲发了一份皇家科学控制学会发布的丹麦数据调查。格蕾塔花了整整一个星期去读这份报告，研究各种各样的表格，心中充满了自哀自怜和热切的向往：去年丹麦一共有1,467,000头猪，726,000只羊，12,000,000只母鸡。她一边读着这些数据，一边转头看着那扇拱形的窗户，默默地记下来，心里很笃定，很快她会需要这些数据。不过她也说不出来能派什么用场。她再一次地去纠缠母亲：“我能回去吗？我根本不怕德国人！”

感到孤独的时候，格蕾塔会走路去阿罗约塞科峡谷，沿着干涸的河床散步，看小小的水鸟到处找水喝。秋天的时候，阿罗约正处于枯水期，满目荒凉。鼠尾草与灌木丛呈现一种芥末般的黄色，沙漠薰衣草和蒟蒻全都枯萎了，只剩下脆弱的棕色骨架；柳叶石楠、加州鼠李、接骨木和漆树的果子全都干巴巴地悬在枝头。加州的空气实在干燥得厉害，格蕾塔的皮肤都开裂了。在满是沙子的河床上走着，她几乎能感觉到鼻子里面在破裂，在流血。一只地鼠匆匆忙忙地跑过她脚边，正在躲避盘旋在上空的一只飞鹰。燥热的微风吹过来，橡树叶子“歘歘歘”地响。她想起哥本哈根那些窄窄的街道，没精打采的大楼悬在路边，像惧怕车流而不敢迈步的老头。她想起埃纳尔·韦格纳，这个人啊，现在是那样面目模糊，仿佛一个久远的梦。

哥本哈根也是人人都认识格蕾塔，但没人对她有什么预设的期望。她比那个黑头发的洗衣妇还要异域。要知道，洗衣妇可是从中国广东，穿越地球，才来到伊斯塔格德街上，帮那些小店和周围的人们洗衣服的啊。在哥本哈根，不管格蕾塔有什么表现，大家都是尊重她的。丹麦人就是如此，就像他们也宽容地接受了那十几个行为古怪的伯爵夫人。她们的庄园长满苔藓，也不去管一下，整天只知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地绣花。而到了加利福尼亚，她又再次变成了格蕾塔·华德小姐，卡莱尔的双胞胎姐姐，橘园的女继承人。总有一双双眼睛死死盯着她。整个洛杉矶适合与她结婚的男人不到十个。阿罗约塞科的另一边有座意大利风格的房子，人人都知道她是未来的主人。她会生好多孩子，填满房子里的婴儿房和带屏风的儿童游戏室。“没必要等下去了，”回到家的第一个星期，母亲就忙不迭地说，“别忘了，你已经满十八了。”当然，也没人忘记“屠宰车事件”。来送肉的小伙子换了。然而只要卡车突突突地开过来，整个刷得雪白的房子就会短暂地弥漫着一种尴尬的气氛。

在丹麦阴冷潮湿的天气里总是腿疼的“瘸腿卡莱尔”正在准备进入斯坦福大学读书。这是她第一次有点嫉妒这个双胞胎弟弟。他可以在帕洛阿尔托明亮的阳光下，一瘸一拐地走过布满砂石的院子去上课，而她却只能坐在房间里，腿上摊着一本速写本。

她开始穿那种专门的画家罩衫，埃纳尔的那张短笺就一直放在罩衫的前袋里。她坐在朝阳的房间里，给他写信。可是也想不出来有什么可以跟他“汇报”的。她不想告诉他自从离开丹麦后，她就再也没画画了。她也不想写加州的天气，她母亲才会谈这么无聊的话题。所以，信上全是在憧憬回到哥本哈根她要干些什么：重新进入皇家艺术学院；争取在“自由展览”组织个小型个人画展；说服埃纳尔陪她去十九岁生日派对。回加利福尼亚的第一个月，她经常走路去科罗拉多街的邮局寄信。“可能会很慢。”邮局工作人员会透过玻璃上的小窗提醒她。格蕾塔回答道：“你可别告诉我德国人现在已经毁掉了邮政系统！”

她不能再这样活下去，这句话是她对家里那个总是流鼻涕的日本女佣亚纪子说的。女佣鞠了个躬，给格蕾塔拿来一个盛水的银碗，上面漂着一朵山茶花。格蕾塔的心中燃烧着怒火，快要将她吞噬。她告诉自己，必须要做出改变。她也不知道自己这股无名火到底是冲着谁，哦，当然啦，德国皇帝是其中一个。她本来高高兴兴地待在哥本哈根，是整个城里甚至全世界最自由的女孩。现在，下作贪婪的德国人就要毁了她的生活！她被流放了，是啊，就是这个词。她被流放到了加利福尼亚。这儿的玫瑰花丛能长三米高，峡谷里的野狼晚上会不停地嚎叫。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成了那种白天无所事事，只盼着信赶快来的女孩子。然而，每天都有一摞摞的信封让她翻找，没有一封写着埃纳尔的名字。

她给父亲发了电报，央求他允许自己回到丹麦。“海上航线不安全。”他的回复言简意赅。她要求母亲让她和卡莱尔一起去上斯坦福，然而母亲说，唯一适合格蕾塔的学校，是多雪的东部那所“七姐妹女子学院”。

“我觉得自己完全被打垮了。”她对母亲说。

“别这么小题大做了。”华德夫人回答说。她正忙着给冬日过后的草坪补撒种子，同时照料下罂粟花坛。

一天，亚纪子轻轻敲了格蕾塔的房门。她谦卑地低着头，递给格蕾塔一本小册子。“对不起。”亚纪子说。接着她踩着木屐，急匆匆地离开了。小册子的内容是帕萨迪纳艺术与工艺学会的聚会。格蕾塔想了想学会里那些装腔作势拿着巴黎风格调色盘，却完全不懂艺术的门外汉，就把小册子扔了。她继续盯着速写本，脑子里却一片空白，想不出来该画什么。

一个星期后，亚纪子又来敲她的门。她又递给格蕾塔一本小册子。“对不起，”亚纪子用手捂着嘴说，“但我想你会喜欢。”

等亚纪子第三次递给她小册子后，格蕾塔决定还是去参加一次聚会。学会在帕萨迪纳上面的丘陵地带有一栋小楼。就在上周，一头向日葵颜色的美洲狮刚从道路那头的短叶松上跳下来，把邻居的一个小婴儿撕得粉碎。学会的成员开口闭口全是这件事。聚会的流程完全作废。他们在讨论画个壁画表现这个场景。“就叫‘雄狮降临’！”有人说。“为什么不做一幅马赛克拼贴？”另一个成员提议道。学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女人，但也有几个男人，几乎都戴着贝雷帽。大家正热火朝天地讨论一起画一幅画，新年那天送给市图书馆。格蕾塔则躲到房间后面。她的预想实在太对了。

“你不去画？”一个男人问她。

他叫泰迪·克罗斯，额头白得发亮，长长的脖子总是往左边歪斜着。他提议说，不如格蕾塔和他一起溜出去，去科罗拉多街上他的制陶工作室看看，他的窑通宵达旦开着，胡桃木的柴火一直在不停燃烧。这就是泰迪·克罗斯了，他的右脚踝因为总是踩着陶轮的脚踏板而肌肉发达。这就是泰迪·克罗斯了，圣诞节亨特谷俱乐部的名媛舞会之后，他会成为格蕾塔的丈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格蕾塔会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

他是格蕾塔爱过的第二个男人。她爱泰迪，爱他用白黏土和毛玻璃做出来的细颈花瓶。她爱他那张安静的、胡子拉碴的脸；爱他把陶器浸到釉缸里时那微微张开的嘴。他是贝克斯菲尔德人，家里是种草莓的。小时候他眼睛有毛病，总是得眯起来才看得清东西，所以他的眼睛周围布满了细小的皱纹。他经常向格蕾塔问起哥本哈根，问起那里的运河，丹麦的国王。但不管她说什么，他都不会发表任何评论。他脸上唯一有所颤动的，只有眼睫毛而已。她告诉他，哥本哈根有个很棒的风景画家，和她坠入了爱河。但泰迪只是看着她。他的足迹从未走出莫哈维沙漠以东。而他唯一一次进入橘园大道上的一栋房子，是主人雇他去做壁炉和凉台地板的瓷砖。

格蕾塔喜欢和泰迪约会，喜欢带着他去转转那些带网球场的豪宅，那个秋天帕萨迪纳的晚宴舞会就在那些地方举行。她喜欢把他介绍给亨特谷俱乐部的那些女孩子，有点炫耀的意思，就是想说她和那些女孩子不一样，不再一样了。毕竟，她可是在欧洲生活过的人。要是她想，她就可以上那辆屠宰车，也可以找一名制陶师做男伴。

不出所料，格蕾塔的母亲拒绝泰迪·克罗斯进家门。但格蕾塔百无禁忌，继续带着他在帕萨迪纳四处转悠。去那些布满树荫的花园里，找无趣的亨丽埃塔、玛格丽特和多蒂·安妮逗逗乐子。这些女孩子好像并不介意泰迪在场，不过格蕾塔觉得她们实际上是在故意忽略他的存在。泰迪做的瓷器很受欢迎，格蕾塔发现，每次他出现在派对，指甲下面还有点陶土时，竟然有种很特别的魅力。格蕾塔的母亲经常在晚宴舞会上表示，她觉得加利福尼亚真是日新月异，总是有有意思的人和事，简直比“老旧的欧洲”好上百倍。在公共场合遇到泰迪时，她就简单拍一下他的手。这个动作让格蕾塔怒火中烧。太虚伪了，母亲知道，要是她公开不理会泰迪·克罗斯，那这个家庭纠纷铁定会上《美国周报》。

“他们瞧不起你。”一次派对时，格蕾塔对泰迪说。

“只有一些人而已。”他轻描淡写地说。两人坐在游泳池边的藤编沙发上，沙漠吹来干热的风，把棕榈叶子都吹到地上了。从别墅的窗可以看到里面的派对正如火如荼。泰迪还是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唉，他要是知道真相会怎样！格蕾塔心里默默地想。她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和谁战斗，和什么战斗，她还不太清楚。但她已经做好了准备。

接着，有一天，信来了，信封上还绑着细绳。亚纪子拿着那个蓝色的信封敲了格蕾塔的房门。她盯着信封看了良久，还用手掌托起来掂量，轻飘飘的。她简直不敢相信埃纳尔给她写了信，她脑子开始飞速旋转，想着他信里可能写的内容。

战争好像快要结束了，我们圣诞节前就应该团聚。

或者：

我要来加利福尼亚了，已经在路上了。

甚至也许是：

你的信对我意义之重大，实在难以用语言表达。

不可能的，格蕾塔赶快提醒自己。信封还静静地躺在她的膝盖上。他也许真的改变主意了，什么都有可能。

接着格蕾塔拆开了信封。

信的抬头写着：“亲爱的华德小姐，”内容也言简意赅，“考虑到目前的世界局势和其他情况，我认为我俩再也无法见面了，也许这样最好。”

格蕾塔折起信纸，塞进口袋里。埃纳尔为什么会这么想？她一边问自己，一边抬起罩衫的衣角擦了擦眼泪。为什么他一点渴望都没有呢？然而，很遗憾，她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

接着亚纪子又来敲她的门了。“克罗斯先生来电话了。”

于是，在楼上的大厅，在母亲能够偷听到的情况下，格蕾塔在电话里邀请泰迪做她名媛舞会的男伴。他同意了，但有一个条件，格蕾塔不要再担心他和她母亲之间如何相处了。“我会邀请她和我一起跳舞，你就等着瞧吧。”他说。但格蕾塔翻了个白眼，觉得泰迪太无知了，不知道这个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挂电话的时候，母亲只说了一句，“好，这事儿算是解决了。但你一定要好好帮他挑件燕尾服。”

名媛舞会前上的培训课，加上她一共有七个首次亮相的女孩子。其他人的男伴都是回来度假的，有的是哈佛或者普林斯顿的高材生，有的在田纳西和旧金山的陆军基地服役。一个有哮喘的女孩邀请了卡莱尔。她的肺太虚弱了，没法跳舞，所以也不必找能跳舞的男伴。格蕾塔也是第一次开始思考，完全忘掉埃纳尔·韦格纳之后，她还会有什么。做准备的第一步，就是练习这些舞会礼仪。

那件高腰的白裙子始终不合格蕾塔的身。肩膀上鼓鼓的，而且有点太短了，把她的脚都露出来了。至少格蕾塔感觉到脚上凉飕飕的。走下亨特谷俱乐部前厅的台阶时，她满脑子只有自己那双可能露出来的大脚。阶梯的栏杆上装饰着花环，常青藤、苹果与红色百合互相纠缠着。俱乐部里四处都是打着白色领带的客人，端着酒杯啜饮特供酒，礼数周到地看着七个初次亮相的名媛从阶梯上走下来。大厅里有四棵大圣诞树，几处壁炉里，黑色火焰正舔舐着红杉柴火。

一个女孩子带来一个银酒壶，里面装着威士忌。酒壶的盖子是用珍珠蚌做的。七个女孩子忙着梳妆打扮，穿衣服，往头发上别一品红叶子的时候，那个女孩让大家把酒壶传一圈，都喝一口。这口威士忌让整个晚上的颜色都鲜亮起来，仿佛俱乐部的经理把墙上的遮光布拉到了最高。温酒下肚，壁炉里的黑色火焰仿佛就要跳出来的一头头野兽。

格蕾塔下了楼梯，深深鞠了个躬，下巴都快挨到充满东方风情的地毯了。俱乐部的成员们一边握着酒杯，一边为她鼓掌。接着她就进入了舞厅，泰迪·克罗斯早已等在那里。脖子上的白领带让他显得比平时高大。他的头发上抹了头油，油光锃亮的。他身上散发着一种格蕾塔不太熟悉的味道，几乎要让她错认是个丹麦人了。还有那暗金色的头发，那围着细纹的眼睛，健康的晒成棕色的皮肤和紧张得上上下下的突出喉结。

那天深夜，华尔兹跳完了，烤牛肉吃完了，加了草莓的俄勒冈香槟也喝完了。格蕾塔和泰迪溜出俱乐部，朝网球场走去。那晚的天气清朗而寒冷，地上积了好多露水，格蕾塔不得不提着裙子。她知道自己有点微醺，因为之前她开了个关于草莓和泰迪父母的玩笑，很不得体。话一出口她马上就向他道了歉，然而，从他把桌上餐巾折起来的动作也能看出，他有点受伤。

去网球场散步是她提议的，好像是为了对泰迪有所弥补，除了那个笑话，还有她强加在他身上的奇怪的帕萨迪纳生活。但她也没头没脑的，不知道自己能给他什么。他们来到远离俱乐部的球场，那里有一间房子，里面有饮水机和漆成绿色的柳条长椅。沙发上散发着一股干燥的、被白蚁啃噬过的木头的味道。两人在沙发上亲吻起来。

她禁不住去比较泰迪之吻和埃纳尔之吻的不同。在“达格玛公主”号上，她曾经站在包厢的镜子前亲吻自己。那平而冷的镜面不知为何让她想起亲吻埃纳尔的感觉。她觉得在皇家艺术学院的楼梯上发生的那个吻，也有点类似于亲吻自己。但泰迪的吻却完全不同。他的双唇粗糙而坚定，唇上的胡子仿佛抓挠着她的心。他的脖子又强壮又硬实，紧紧贴着她的脖子。

俱乐部的舞会还在进行，格蕾塔心想最好速战速决。她清楚自己接下来该做什么，但还是花了几分钟来做心理准备。把你的手抬到他的……哦，想想都觉得困难，更别说真的去做了！不过她想做，至少她觉得自己想。而且她也很确定泰迪也想这么做。不然他脖子周围那硬得像钢丝刷一样的胡须为什么会如此疯狂地颤动呢。格蕾塔默默数了“一、二、三”，然后屏住呼吸，伸手去探泰迪的裤裆。

他伸手阻止她，“不，不。”他边说边按住她的手腕。

格蕾塔从没想过他会拒绝。她知道，月光很亮，如果她抬头看泰迪的脸，会看到上面全是“这样不合适”的担忧，那她一定会非常尴尬的。格蕾塔想起上次一个男人试图拒绝她的情景。而现在她和埃纳尔远隔大陆大洋，还隔着硝烟弥漫的战争。

就在亨特谷俱乐部最偏僻的藤编沙发上，格蕾塔·华德和泰迪·克罗斯呆坐了一分钟。他那双结满老茧的手握着她的手腕。

她再次问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但还没来得及思考，她就仿佛被一股从未有过的冲动催促着，把脸埋进泰迪的双腿。她在哥本哈根中央火车站鱼龙混杂的那边买了些“不该看”的小说，现在她开始运用小说里读到的一切花样。还有来家里给妈妈帮佣的那些放荡的立陶宛长舌妇，言谈间也多涉及这方面的事情，她也借鉴了。泰迪再次试图阻止，但每一声“不”都越来越飘忽和轻柔。最终他松开了她的手。

完事的时候，她的裙子皱了，腰身那里已经缩成一团。他的燕尾服不知怎么被扯烂了。从没经历过这种事情的格蕾塔躺在泰迪瘦长的身子下面，感觉心“突突”跳得厉害，仿佛要跳出胸膛。她嗅着自己双腿之间他那苦涩而咸湿的味道，已经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格蕾塔伸出双臂揽住泰迪的背，很认真地想，只要他能带我离开这儿，我什么都愿意。

他们是二月最后一天成婚的，婚礼就在橘园大道那所豪宅的花园里。日本女佣在草地上撒满了山茶花瓣，泰迪穿了一身崭新的燕尾服。婚礼规模很小，只邀请了圣马力诺、汉考克公园和纽波特海滩的表亲们。邻居的那个口香糖企业女继承人也来参加了，因为华德夫人说，她的女儿也经历了差不多的事情。还邀请了泰迪的父母，但没人觉得他们会来。毕竟，二月里，从贝克斯菲尔德穿越山脊前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婚礼之后，就是在圣迭戈科罗纳多大酒店的花园套房里的短暂蜜月。格蕾塔每天都以泪洗面。不是因为嫁给了泰迪·克罗斯，而是因为她现在离亲爱的丹麦更远了，也离自己想过的生活更远了，因为格蕾塔的父母让他们去贝克斯菲尔德定居。蜜月结束后，华德先生立刻给格蕾塔和泰迪在那里买了套西班牙风格的小房子，屋顶上铺着红瓦，窗子上有塞维利亚风格的格栅，小小的车库里开满了三角梅。华德夫人把亚纪子给了夫妇俩。贝克斯菲尔德这个房子有雕花的铁栏杆，房间之间是拱形的门厅，游泳池的形状像个肾，下沉式的小起居室里有很多书架。房子位于一个海枣园中，里面总是影影绰绰，很阴凉。

泰迪的父母来探望过一次。因为常年采摘草莓的缘故，他们身材都有些佝偻，手上也是微微的粉红色。他们一辈子都住在田野上，守着那几英亩的土地，房子是用桉木搭起来的，只有两个房间。阳光将他们的皮肤晒得皱皱的，眼睛也眯起来，几乎看不见了。站在格蕾塔的下沉式起居室里，他俩几乎悄无声息，只是紧张地扶着彼此，一起打量展示在眼前的这种财富：西班牙风格的房子，壁炉上方的外光派绘画，亚纪子端着托盘走过时木屐发出的声响。格蕾塔给克罗斯先生和太太倒了冰镇洛神花茶，他们一起坐在华德夫人专门订购的白色沙发上。每个人都相当尴尬，手足无措，不知道事情怎么到了这个地步。格蕾塔开着她的汽车把克罗斯老夫妇送回家。因为座位有点狭窄，克罗斯太太不得不蜷缩在克罗斯先生的膝盖上。车在路上行驶着，夜幕迅速降临，早春的寒意正悄悄蔓延在田野之中。一阵风正穿越犁沟，把尘土卷了起来，抛在空气中。格蕾塔不得不启动雨刷器，擦掉不断落到挡风玻璃上的脏东西。远处，克罗斯家的木屋里闪着一道金色的光芒。风很大，泥土不断飞旋到空中，格蕾塔的眼前只剩下那道光。那一瞬间，她和克罗斯夫妇仿佛在想同一件事，因为克罗斯夫人开了口：“泰迪就是在那儿出生的。”克罗斯先生的双臂环着妻子，说：“他总说他会回来的。”

接下来的整个春天，格蕾塔经常在下沉式起居室的白色沙发上小睡。她厌恶贝克斯菲尔德，厌恶这个西班牙风格的房子，有时候甚至厌恶自己肚子里正在长大的这个孩子。不过，她从没对泰迪·克罗斯起过嫌恶之心。下午她一般会看看书，而他总会不停往她额上敷着湿热的毛巾。格蕾塔的身形迅速变得臃肿起来，妊娠反应也一天比一天强烈。五月来临之前，她晚上也待在起居室里了，她吐得太厉害，身子也太重，根本无力上楼梯了。于是泰迪在起居室安了一张轻便的小床，睡在她身边。

六月初，贝克斯菲尔德已是炎夏，气温开始居高不下。早上九点之前就已经三十七度了。亚纪子会给格蕾塔折些纸扇，泰迪拿来的毛巾从热的变成了冰的。格蕾塔特别特别恶心的时候，亚纪子会端来一个茶杯，让她喝些绿茶；而泰迪就在一边大声朗诵诗歌。

然而，就在那一天，泰迪还在帕萨迪纳的旧工作室（他没有关闭那个工作室）转动着轮盘，一切的燥热和恶心都结束了。有着一头乌鸦翅膀般黑发的亚纪子帮格蕾塔接生了一个全身发青的男婴。脐带紧紧缠绕着他的脖子，像一根小小的领带。格蕾塔还是给他施了洗礼，取名卡莱尔。第二天，她和泰迪把孩子埋在了他父母那个桉木房的院子里。风还在吹着，卷起田里的泥土。旁边的草莓田在大风之中仿佛对他们耳语着什么。

第五章

那条铺满鹅卵石的小街歪歪斜斜地穿过哥本哈根。莉莉觉得，这条街挺暗的，应该比较安全，可以做些秘密的事情。这条街很窄，没法安路灯，打开一边的窗户，几乎就能碰到对街的窗户。住在街上的人仿佛很吝惜屋里的灯光，现在整条街一片漆黑，只零星地开着几家店。有个土耳其咖啡馆，几个顾客坐在床边的天鹅绒垫子上。再往里一点是一家妓院，百叶窗很小心地关了起来，黄铜的门铃像个乳头。格蕾塔和莉莉走过妓院，经过一家地下酒吧，一个骨瘦如柴的男人站在路边，脸上的小胡子精心修饰过，他迅速消失在通往地下的楼梯上，楼梯尽头，他就能看见自己圈子里的人了。

莉莉穿着一条薄绸裙子，亚麻的水手领和袖口。走动起来，裙子会发出柔软的“唰唰”声，她紧张极了，只能集中精神去听这声音，努力不去想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格蕾塔借给她一条珍珠项链，在她脖子上绕了三圈，几乎要把脖子给围满了。她还戴着一顶天鹅绒帽子，早上才去芳斯百合买的。她在帽子上别了格蕾塔那个镶黄钻石和黑玛瑙、形状像一只帝王蝶的胸针。

“你太美了，我都想亲亲你。”莉莉梳妆打扮时，格蕾塔说。她特别兴奋，拉起莉莉的手臂，伴着爱德华四世不停的“汪汪汪”，在公寓里一圈圈跳起了华尔兹。莉莉闭上了双眼，脸上抹了粉，她感觉自己有点僵硬和沉重。她想象着，在哥本哈根这个城市里，莉莉和埃纳尔可以共生共存在一具躯壳中。

道路的尽头是市政厅广场，对面就是趣伏里公园。广场上有镶着龙头的喷泉，龙嘴里吐出的水稀里哗啦响个不停。不远处的皇宫酒店立着一根柱子，柱顶上有一对黄铜雕像，表现的是海盗抛下鱼钩。广场上很热闹，有的人去参加午夜舞会；来自挪威的游客兴奋地期待着明天从哥本哈根到奥斯陆的自行车比赛。

格蕾塔没有催促莉莉。她让她站在市政厅广场的边上，一直耐心等着，直到小莉莉完全占据了埃纳尔的内心，仿佛一只手抓起了木偶。

在市政厅镶着铜的尖顶下是那个只有四个刻度的大钟，在他们头顶之上三百多英尺。莉莉感觉自己仿佛背负着全世界最沉重的秘密。她要欺骗整个哥本哈根了。同时，她也很清楚，这是她玩过的最难的游戏了。这让她想起布鲁图斯的那个夏天，和那个一头栽在泥沼之中的潜水艇风筝。小圆脸的埃纳尔·韦格纳，仿佛已经沿着某条隧道滑走了。莉莉看着一袭黑裙的格蕾塔，对等待着自己的一切充满了感激。莉莉就这样从无到有了。是啊，这一切都是格蕾塔的功劳。

市政厅里的人个个文质彬彬又兴高采烈，淡啤酒把他们脸颊的颜色都提亮了。年轻的女士们穿着糖果色的鲜艳衣裙，扇子在胸前悠闲地扇着，互相问着那些著名的画家都在哪里。“哪个是艾希纳·尼尔森啊？”一位女士正在频频发问，“那个是埃里克·亨宁森吗？”年轻的绅士们唇上还留着一点刮胡子时留下的蜡，举着苏门答腊雪茄谈笑风生。还有些是年轻的实业家，他们的机器轰隆隆地转起来，大规模地生产陶器和烹调用锅，就挣了一副好身家。现在，他们来这里，是想附庸风雅，跻身上流社会。

“你不会离开我吧？”莉莉问格蕾塔。

“绝对不会。”

然而莉莉已经颤抖起来了。

市政厅里面是个不露天的院子，按照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风格装饰过，三面都是通透的立柱走廊，顶上是用原木横梁撑起来的华盖。舞台上，交响乐团正在纵情演奏；中间的长桌上摆着一盘盘生蚝。有几百个人在跳舞，英俊的男人们把手搭在女人们纤细的腰身上，她们眼睑上都涂了魅惑的蓝色眼影。那边的长凳上坐着两个女孩，正在给谁写着留言，不时还“咯咯咯”地笑。不远处有几个穿燕尾服的男人围成一圈，双手插在裤袋里，目光漫不经心地扫过整个舞厅。莉莉浑身颤抖。这一切真是超出了她能承受的范围。她心中仿佛有只鸟儿在不停扇动着翅膀，恐慌的情绪喷涌欲出。她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她很想夺门而去，但已经晚了。莉莉已经来到舞会了。那缭绕的烟雾，那欢快的音乐声，已经贯穿她的双眼与双耳。要是她说想走，格蕾塔只会告诉她别着急，慢慢来。她会让她别担心，这个世上没什么好担心的。她会伸出双手在空中无所顾忌地一挥，哈哈大笑。

莉莉身边站着个高个子女人，穿着吊带连衣裙，抽着女士香烟，正跟一个男人说话。男人的肤色很黑，肯定是南边来的。女人身材苗条，背上的蝴蝶骨很漂亮。男人仿佛对她十分痴迷，任凭她不停说话，他只点头如捣蒜，表示同意，紧接着给了她长长的一吻，暂停了两人的谈话。

“海琳娜在那儿。”格蕾塔说。海琳娜·艾尔贝克就站在大厅的那头。她那头黑色的短发看上去十分尖锐，格蕾塔解释说，现在巴黎很流行这样的发型。

“你去跟她聊吧。”莉莉说。

“把你留在这儿？”

“我还不太想跟谁说话。”

格蕾塔穿过起舞的人们，头发垂在背上。她和海琳娜互相亲吻。后者好像有点慌忙地想跟她说什么。海琳娜在皇家格陵兰贸易公司主要负责绘画作品、留声机、镶金边的晚宴盘子和其他一些奢侈品，每个夏天的星期二，载满这些东西的货轮就会从哥本哈根起航。两年来一直都是海琳娜负责安排埃纳尔的画装箱并送往格陵兰，在那儿由拍卖行进行拍卖。跨越北大西洋赚回来的钱会比较慢一些，但钱一旦到手，埃纳尔就会装在一个皮质文件夹里，骄傲地送到格蕾塔面前。

舞池里大家互换了舞伴，格蕾塔和海琳娜也不见了人影。莉莉坐在一张雕着人鱼的红木凳子上。这里很暖和，她脱了披肩。正在折披肩的时候，一个年轻男子来到凳子前，问道：“我可以请您跳支舞吗？”男人个子高高的，黄棕色的头发打着厚厚的小卷一直垂过了下巴。莉莉用眼角的余光看着他看了看怀表，一双腿交叉又分开。他脸上带着淡淡的模糊的微笑。两只耳朵都粉粉的，不知道是因为太热，还是太紧张。

莉莉从手包里拿出那本祖母给埃纳尔的青灰色小笔记本，开始写一些关于这个男人的文字，只有自己才看得懂。他看上去有点像埃纳尔父亲年轻的时候，她写道。那时候他的父亲还很健康，还能去水藓地里劳作。所以我才会这么盯着他。莉莉继续在小笔记本上奋笔疾书。不然我的目光为何无法从他身上移开？为什么我就是看不够他那长长的脚面和双颊上淡淡的坚硬的胡须？还有那鹰一样的鼻子、饱满的嘴唇和一头茂密的鬈发。

男人斜过身子问：“您是记者吗？”

莉莉抬起头来。

“那是女诗人了？”

“都不是。”

“那您在写什么？”

“哦，这个吗？”她很惊讶，原来他在跟她说话，“什么都不是。”即使她就坐在这个男人身边，还是不敢相信他居然注意到了她。她觉得在场没人能看到她。她自己的感觉都不太真实。

“您是艺术家吗？”男人问道。

但莉莉抓起披肩和手包，说：“抱歉。”

她受了惊吓，没法继续待在那儿和他聊天了。但现在她浑身更热了，内心突然涌起一股冲动，想把身上的衣服脱个精光然后一直游到大海里去。她从一扇门离开大厅，跑到后院去了。

户外的微风轻轻吹着，一棵古老的橡树遮蔽着小小的院子，仿佛是要防着谁爬到市政厅的尖顶上去偷看。玫瑰暗香浮动，新翻过的泥土也散发着芬芳。草坪上闪着微微的银光，就是那种飞鱼翅膀一样的颜色。莉莉走了几步，发现一对之前见过的男女。就是那个穿吊带裙的女人和对她无比崇拜的男人，两人躲在橡木树丛后面接吻。男人托着女人的大腿。她的裙角已经推到了腰上。吊袜带的钩子在夜色中闪亮。

莉莉惊呆了，赶紧转过身，急匆匆地往回走，和之前在长凳上说话的男人碰了个正着。

“你知道这棵老橡树的故事吗？”他说。

“不知道。”

“他们说，如果吃了树上的橡果，你就能许个愿，做一天你想做的人。随便什么人。”

“他们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是真的。”他牵起她的手，带她来到一张长凳前。

他是亨里克·森达尔，是个画家。最近他展出了一系列描绘北海的鱼的画：都是方形的画布，上面画着鲽鱼、比目鱼和大鲮鲆，这些鱼都有些神出鬼没，如同难以捉摸、面孔尖刻的女巫。格蕾塔看过这些画。那天她回到公寓，马上就扔下包和钥匙，双目圆睁。“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画，”她告诉埃纳尔，“你应该亲眼去看看。谁能想到会爱上一条鱼的面孔呢？”

“你和谁一起来的吗？”亨里克问道。

“我表哥的妻子。”

“是谁啊？”

莉莉告诉了他。

“埃纳尔·韦格纳？”亨里克说，“哦。”

“你认识他？”莉莉问道。

“不认识。但他是个很好的画家。很多人都低估了他，”他顿了顿，“我想你也听到过，现在有很多人说他的画过时了。”

埃纳尔头一次意识到，装扮成莉莉之后，他的生活可谓翻天覆地了。只要套一件扇形蕾丝花边的女士紧身背心，埃纳尔就彻底消失了；只要抬起胳膊拨弄一下脖子上那串西班牙珍珠，埃纳尔就隔绝于这个社会了。他可以梳理长长的头发，让它们温柔地包裹住脸颊，紧接着歪着脑袋，像个真正满怀期望的青春少女那样。

亨里克又拉起莉莉的手。他手腕上硬硬的汗毛让她有点受惊，因为她只跟格蕾塔拉过手。

“跟我说说你自己吧，莉莉。”亨里克说。

“我的名字就是百合花的意思。”

“女孩子怎么都爱说这么傻的事情？”

“因为这是真的。”

“女孩子说自己像花儿一样，我可不相信。”

“那我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了。”

“先说说你从哪儿来的。”

“日德兰半岛。一个叫作布鲁图斯的小村庄，周围都是沼泽。”她给亨里克讲起了那里的苜蓿草海，以及带着冰碴儿、能把农舍表面敲出小洞来的雨。

“要是我给你一个橡果吃，”亨里克说，“你想做谁？”

“我不知道。”她说。

“许个愿嘛。”

“说不出来。”

“好吧，那就别许愿了。”接着亨里克讲起一个波兰王子的故事，他解放了全国的妇女，让她们不用再劳作了。亨里克就想做这个王子。

等莉莉回过神来，天已经很晚了，正值午夜。风大了一些，长着耳形叶子的橡树弯着枝条，仿佛在偷听亨里克和莉莉的谈话。月亮不知何时躲到了云层后面，四周都黑漆漆的，只有大厅的几扇门投出金色的灯光。亨里克一直握着莉莉的手，还摩挲着她拇指的指肚。但莉莉觉得这手和这拇指好像是别人的。好像某个陌生人过来夺走了她的身体。

“我们这算不算相见恨晚？”亨里克说。他的手指在颤抖，烦躁不安地拉了拉大衣袖口上一条松脱的线头。

莉莉听到埃纳尔的大笑，那种仿佛冒着泡泡的很有弹性的“咯咯”的笑，像是来自头脑里的一个气囊。气囊里是埃纳尔略有些酸味的呼吸，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他笑的是眼前这个男人有所企图，却又手脚笨拙。他有没有跟格蕾塔说过这么荒唐可笑的话？好像没有。如果有，格蕾塔肯定当场就让他少说废话了。她肯定会晃荡着那串银手镯，叹着气说：“哎呀，老天爷，别说啦。”然后一个白眼翻到天上去。她会说，要是埃纳尔继续把她当个小屁孩，那她就马上离开餐厅。她会突然埋头专注于盘子里那块鳕鱼，一言不发，直到鱼只剩下个头，躺在一摊醋中间。接着她就会亲亲埃纳尔，和他一起走回家。

“我得去找格蕾塔了。”莉莉说。

海港那边飘来朦胧的雾气，现在她有些冷了。这种感觉是这样传达的：莉莉因为光着胳膊，所以能感觉到冷风的寒意，埃纳尔却没有感觉；她感觉到湿润的空气迅速钻进脖子后面那缕看不见的发丝之间，越来越深，钻进了薄薄的绸纱裙和亚麻的水手领及袖口，最终穿透了那条羊毛的抽绳内裤。埃纳尔也冷了起来，不过只是因为看着一个没穿外套的女人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才觉得冷的。埃纳尔意识到莉莉和他共享着一些东西：一对牡蛎蓝的肺叶，一颗跳动不规律的心脏，还有那双眼睛，眼周围常常因为疲累而有一圈粉色的光晕。但在那颗头颅之中，他们仿佛有两个大脑，清楚分明：一个是他的，一个属于她。

“跟格蕾塔说，我送你回家。”亨里克说。

莉莉说：“那你只能送我到‘寡妇之家’附近那个街角。埃纳尔可能在等我们，他可不想看到我一个人跟陌生人待在一起。然后他和格蕾塔就会担心我年纪太小，不适合住在哥本哈根。他们就是那样的，总是在想该拿我怎么办，担心我惹麻烦。”

亨里克的双唇平平的，有些发紫，正中间开裂了。他突然吻了莉莉。头凑了过来，嘴唇覆盖在她的唇上，接着又分开了。他又吻了一下，又一下。手在她手肘附近摩挲着，接着又挪到她腰上。

最让莉莉吃惊的，是一个男人的吻会带来胡楂儿的刺痛感，还有年轻男人手臂上那种燥热的重量。他的舌尖太光滑了，仿佛滚烫的茶水烫掉了那些凹凸的味蕾。莉莉想推开他，说自己做不到。但这突然变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仿佛她的手完全无法推开亨里克，只能任由他卷曲的头发像绳索一样缠绕她的颈项。

亨里克拉着她从那条铁凳子上起身。她有些担心他会拥抱她，隔着衣服感觉到她的身体有些异样，瘦骨嶙峋，没有乳房，双腿间还有突出的一块东西。他牵着莉莉走过大厅侧面的一条走廊，他的手几乎拖着她。他的头看上去像个木偶，兴高采烈地摆来摆去。头盖骨圆圆的，额头有点像蒙古人。也许，埃纳尔能毫无顾忌地握着亨里克那潮湿的手掌跟着他走，是因为这只是个游戏，这是“莉莉游戏”的一部分。这个游戏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游戏不是艺术，不是画画，当然更不是生活。之前，甚至到今晚掌心里感觉到亨里克在出汗时，埃纳尔从未觉得自己疯了或者不正常。去年，他因为夫妻俩生不出孩子去咨询医生，对方问他：“你有没有想要过除了你妻子之外的人，埃纳尔？也许是男人？”“不，从来没有，绝对没有。”他回答。“你判断错了。”埃纳尔告诉医生，在公园里的公共厕所旁看见那些眼神闪烁，满含恐惧，皮肤粉得可怕的男人在游荡时，他也觉得很不安，很心烦。同性恋！真是太荒唐了！

所以，埃纳尔才敢这样牵着亨里克，跑过后面的这条通道，跑过抛过光的横梁上悬挂的丹麦国旗。所以他才敢穿着那双高跟鞋，就是那个四月的下午，格蕾塔让他做“腿模”时给他的那一双。所以他才任由这件紧身吊带裙勒住他的腰腹。埃纳尔在玩游戏呢。他清楚这一点。格蕾塔也清楚这一点。但他觉得，对于自己，好像一无所知。

市政厅门外，一辆电车咔嗒咔嗒地开了过来。铃声听上去很友好，但又带着淡淡的忧伤。三个挪威人坐在喷泉边上，已经喝醉了，正不受控制地哈哈大笑。

“往哪边走？”亨里克问道。走到街上，他显得比刚才矮了点。道路四通八达，空气中飘散着咖啡和辣饼的味道。埃纳尔腹中那个秘密的小窝里热气腾腾，他只能呆呆看着那喷泉，那黄铜的海岛雕像，还有广场周围大楼尖尖的顶。

“往哪边走？”亨里克又问了一遍。埃纳尔抬头看着天空，鼻孔微颤。

接着埃纳尔冒出个想法，不对，是莉莉冒出个想法。可能有点奇怪，不过好歹是个想法：埃纳尔正在市政厅广场上空飘浮着，俯瞰着莉莉，看着她坚定地抿抿嘴唇，对亨里克柔声说：“来吧。”他能听到她在思考：格蕾塔永远也不会知道。莉莉在说什么呢？格蕾塔永远也不会知道什么？这埃纳尔就不得而知了。他，埃纳尔，借助这个躯壳生存的陌生人本来想问莉莉她指的是什么；他，埃纳尔，像个幽灵般飘浮在上空，本来想飘下去问个究竟——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那种问法，不是握着方向盘的司机问自己该走什么方向那种问法——格蕾塔永远也不会知道什么？就在这时，莉莉的手臂突然热了起来，手里攥着薄纱的裙角，属于她的那一半大脑像过了电一般，各种想法喷涌而出，一股温热的液体从鼻子流到嘴巴里。

“我的天哪，你流血了！”亨里克大叫一声。

她伸手堵住鼻子。血很稠，填满了她的嘴。市政厅里的音乐好像在她鼻子里面响。每流出一滴血她都清醒了一点，虽然心里空落落的，但是清醒了。

“怎么了？”亨里克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几乎是在吼了，血流得更猛了一些，他的关心好像一点用都没有。“我去找人帮忙。”她没来得及拦住他，他已经跑到广场那头，找了正在上车的一群人。他就要拍那个开车门的女人的肩膀了。莉莉看着亨里克的手慢慢张开，接着她意识到了什么。

莉莉本想大喊“不！”但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亨里克是在拍格蕾塔的背，那个穿着小黑裙、宽厚坚实的背。她正在开车门，送海琳娜上皇家格陵兰贸易公司的专车。

格蕾塔好像完全没看见亨里克。她眼里只有莉莉，从广场对面看，也能清晰地看到她在流血。格蕾塔的脸整个紧张起来。莉莉好像隐约听到格蕾塔在轻声说：“哦，天哪，不要。”紧接着，莉莉就看到了格蕾塔的蓝色头巾，就是莉莉经常私下拿来围的那一条。头巾堵住了她的鼻子。她慢慢倒在格蕾塔怀里。听到她轻柔而担心的声音，像一首摇篮曲：“莉莉，你还好吧？哦，求你了，别有什么事儿啊。”接着，她又问，“他打你了？”

莉莉摇摇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格蕾塔问道，一边用拇指在莉莉的太阳穴上打圈按摩着。莉莉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注视着亨里克带着惧怕格蕾塔的表情从广场那头跑回来。他修长的双腿迅速摆动着，鬈曲的头发在颤动，好看的脚掌敲击在鹅卵石上，真奇怪，这很像埃纳尔的父亲甩在他脸颊上的耳光，就是那次，他发现埃纳尔围着祖母的围裙，而汉斯的双唇压在他脖子上。

第六章

那个夏天，专卖埃纳尔的艺术商同意在自己的场地展示十幅格蕾塔的作品，时间是两个星期。这件事是埃纳尔安排的，请这位商人务必帮个忙。“我妻子很沮丧。”他在给拉斯姆森先生的信笺开头写道。不过格蕾塔本来是不知情的。遗憾的是，埃纳尔让她去寄这封信的时候，她打开看了。用热水壶烫了下封口的地方，用指甲一撩就开了。她看信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有时候对丈夫充满着强烈的好奇，难以自制地想探究两人不在一起时，他到底在做什么：他在读什么书；他在哪里吃午饭；他跟谁说话，谈论什么话题。这不是因为我嫉妒，心眼小，格蕾塔一边开解自己，一边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不是的，只不过是因为我爱他。

拉斯姆森先生是个秃头的鳏夫，一双眼睛小小的，像中国人。他和两个孩子住在阿马林堡附近的一栋公寓里。他说他要展示格蕾塔最新的作品，她差点就说自己不想让他帮忙了。接着她认真想了想，意识到还是想要他帮忙的。她有些害羞地对埃纳尔说：“不知道是不是你跟拉斯姆森说了什么。他来找我了，真是太好了。”

她在拉文思博街一个家具店买了十把椅子，用大红色的锦缎缝制了新的椅垫。她把椅子放在画廊里的每一幅作品前。“方便看画的人思考。”她一边放椅子一边对拉斯姆森说。接着，她给埃纳尔多年来记下的每个欧洲报纸编辑都写了邀请函，里面提到这是一次重要的“初次亮相”。写邀请函的时候格蕾塔有点下不了笔，每个字都好像在吹牛，而且冷冰冰的没有人情味。但埃纳尔催促着她做好这些事情。“如果一定要这样做的话。”她无奈地说。她亲自把这些邀请函送到各大报社，跑了《贝林时报》，跑了《国家期刊》，在《政治报》报社，一个戴着灰色小帽子的职员轻蔑地哼了一声，把她打发走了。

格蕾塔的画都是很大幅的，看上去很有气势。从无到有的过程中，她要用特制的清漆把画布刷一遍。这些画闪着亮光，质地坚硬，仿佛可以像擦窗玻璃一样进行清洗。来了寥寥几个艺术评论家，他们小心翼翼地绕过铺了红色锦缎椅垫的椅子，品尝了格蕾塔放在一个银盘子里的蜂蜜饼干。她一直陪着这些评论家，但他们打开的笔记本上空空如也，真让人心烦意乱。“这个是安娜·芳斯马克。就是那个女中音兼高音歌唱家。”格蕾塔说，“让她摆个姿势可费劲了！”或者，“他是国王的御用毛皮制衣人。您注意到衣领上那一圈貂皮了吗？是他职业和身份的象征。”每每这样的话一出口，她就会立刻追悔莫及。这些话让她觉得愚钝和粗俗，这种感觉在空气中萦绕不去，仿佛已经浸润到了画幅当中。格蕾塔会想起自己的母亲，然后面红耳赤。但格蕾塔有时候就是这么冲动，兴之所至什么都不顾，根本没法停下来思考、计划和部署。她有着“西方精气神”，血气上涌时丝毫不知深思熟虑。

她不得不承认，有的评论家之所以拨冗前来，只不过因为她是埃纳尔·韦格纳的妻子。“埃纳尔画得怎么样了？”有几个评论家都问她。“他的下次画展是什么时候？”还有个评论家之所以来，是因为格蕾塔是加州人，他想从她这儿了解一些加州“外光派”画家的情况，好像格蕾塔就该知道些什么似的，毕竟那只是一群胡子拉碴的男人，在尼古湖边晒得人发昏的阳光下混合着颜料罢了。

克里斯托街这个画廊很是狭小逼仄，展览期间哥本哈根刚好遭遇热浪来袭，于是空气中弥漫着隔壁奶酪店浓郁的味道。格蕾塔担心羊奶干酪的味道会沾染她的画布，以后都除不掉了。但埃纳尔告诉她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之前已经上了清漆。“它们是穿不透的。”他指着她的画说。因为“穿不透”也可以理解为“让人费解”，话一出口，就像一只恼人的蝙蝠，在两人之间盘旋。这评价也太不好听了。

第二天，格蕾塔回到公寓时，看到莉莉正在用钩针做一个发网，钩针在她膝上互相碰撞发出脆响。埃纳尔和格蕾塔都没弄清楚莉莉在艺术家舞会那晚为什么会流鼻血。但大概一个月以后，她又开始流鼻血了。正值七月，整整三天，每天都会突如其来地爆发几次。埃纳尔说这没什么要紧的，但是格蕾塔很担心，就像母亲看见儿子老是咳嗽。最近，每到午夜，格蕾塔都会情不自禁地起床，走到她的画架前，画那个面如死灰的莉莉倒在亨里克的怀里。这幅画很大，几乎是真人大小了，颜色很鲜亮，比较平面化，比起格蕾塔记忆中莉莉在艺术家舞会后流血的场景，这幅画竟然显得更真实些。背景故意处理得歪歪斜斜的，可见龙头吐水的喷泉和维京人的铜像。脆弱的莉莉填满了画布的主要部分，一个男人的双臂环着她，他的发尖触碰着她的脸。真是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格蕾塔边画边对自己说，恐惧、困惑与愤怒混合在一起，越来越强烈，直到现在那种感觉还清晰地留在她的脊背上。她知道有什么东西改变了。

“你来了很久了吗？”格蕾塔问正在钩发网的莉莉。

“不到一个小时。”钩针继续发出清脆的声音。“我出去了。我在国王公园走了走，在一张凳子上玩了会儿钩针。你去看那里的玫瑰了吗？”

“你觉得这样好吗？你一个人出去？”

“我不是一个人啊，”莉莉说，“亨里克来看我了。他和我一起在长凳上坐了会儿。”

“亨里克，”格蕾塔说，“我知道了。”她别过头去，用眼角的余光仔细打量着丈夫。她完全不知道他做这些到底想干什么，扮成莉莉究竟想得到什么。然而他就在那儿，穿着一条棕色的裙子和有盖袖的白色衬衫，脚上还是那双她给他的有锡制扣襻的老式皮鞋。是啊，他就在那儿。格蕾塔胸中突然充盈着一种隐隐约约的悔意。她希望自己在莉莉的来去这件事上，要么就参与更多，要么就完全不管。格蕾塔意识到，她永远也不会知道，到底怎么做才是所谓“正确”的。

“那个‘鱼画家’怎么样？”格蕾塔问道。

莉莉坐在椅子上，往前挪了挪，开始讲起亨里克最近去纽约的所见所闻。他在那里和洛克菲勒夫人共进了晚餐。“他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画家。”莉莉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引用了艺术圈里那些人谈论亨里克的话，“你知道他是个孤儿吗？”莉莉说，又讲起亨里克年轻时候做水手学徒的事，那是在一艘前往北海打鱼的帆船上。接着莉莉说，就在国王公园的那条长凳上，亨里克郑重其事地说，他从没见过莉莉这样的女孩。

“显然他是被你迷住了。”格蕾塔看到莉莉脸上潮热的红晕。她刚从画廊回来，又是乏善可陈的一天，十幅画都在墙上，没有买主。现在，眼前的这一切——丈夫穿着一件家常的棕色裙子；亨里克接到洛克菲勒夫人的邀请，去纽约格拉梅西公园的国家艺术俱乐部参加晚宴；还有玫瑰堡宫塔楼的影子里莉莉和亨里克并肩坐在公园长凳上的奇怪画面，都让她感到五味杂陈。格蕾塔突然问道：“跟我说说，莉莉，你有没有跟男人接过吻？”

莉莉手里的活猛然停住了，钩好的蕾丝垂到膝上。

这个问题好像是不受格蕾塔控制，只是借她的口自己蹦出来的一样。之前她从未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在性这个方面，埃纳尔一向是局促拘谨的，从来不会主动。格蕾塔觉得他不可能有如此奇异的欲望。毕竟，要是没有她，埃纳尔永远也不会发现莉莉。“亨里克会不会是第一个？”格蕾塔说，“第一个吻你的男人？”

莉莉认真思考起来，眉头都皱成一团了。水手那混合着土豆与伏特加的声音又穿透了楼板。“你可别骗我！”他在大吼大叫，“你说假话我是看得出来的。”

“在布鲁图斯，”莉莉开口了，“有个男孩叫汉斯。”这是格蕾塔第一次听到汉斯的故事。莉莉说起这个名字，脸上是一副心醉神迷的表情，手指紧紧压在一起，举在空中。她仿佛陷入了一种很恍惚的状态，给格蕾塔讲起汉斯熟练地爬上那棵老橡树，讲他有些沙哑的声音，还有他那个沉入泥沼之中的潜水艇形状的风筝。

“那之后你就没跟他联系过了？”格蕾塔问。

“我想他是去了巴黎吧，”莉莉一边说一边继续钩起了发网，“他是个艺术品经纪人，但我也只知道这么多了。为美国人做艺术品生意的。”接着她站起身来，走进卧室。爱德华四世正蜷在屋子里睡觉。莉莉关上了门。一个小时以后，埃纳尔出来了，好像莉莉从没来过似的。除了空气中飘散的淡淡的薄荷与牛奶的气味，莉莉好像从未真正存在过。

两个星期的画展接近尾声时，格蕾塔的画一幅也没卖出去。她再也不能把自己事业上的不顺归结为“经济不景气”了。大战已经结束七年了，丹麦的经济正在震荡中繁荣，在观望中增长。但这次画展的失败她并不惊讶。自从两人结了婚，埃纳尔的名气就一直让她相形见绌。说实话，他的有些画其实就是涂一层黑色的背景，再弄点灰色的颜料。但这些偏爱表现荒野与风暴的黑暗小画在挪威一年比一年受欢迎。与此同时，格蕾塔的画作完全卖不出去，只能去找那些不苟言笑的公司高管画肖像画来赚点佣金。她画的那些比较有个人特色的画，比如安娜的画像，比如趣伏里公园门口的那个盲女人以及现在的莉莉的画，却无人问津。毕竟，有了埃纳尔的画，谁还会买格蕾塔的呢？他那微妙而令人惬意的丹麦风格，不比明亮却鲁莽的美国风格要高明得多吗？这里是丹麦，十九世纪的艺术风格仍然被认为是很前卫新潮并且有待质疑的，全丹麦找得出来哪个评论家，敢说格蕾塔画得比埃纳尔好？这是格蕾塔的感觉，而如果刺激一下埃纳尔，他也会承认这可能是真的。“我讨厌这样的感觉。”有时候格蕾塔会说，双颊上浮现出强烈的嫉妒，可不止小心眼那么简单。

然而，有一幅画引起了一些人的兴趣。那是一幅三联画，画板之间用铰链连接起来。格蕾塔是在市政厅舞会之后开始画的。每张画上都是一个女孩占满画幅的脑袋，但是在三种不同的状态下：女孩凝神思考，神情疏离，眼睛疲惫地垂着，泛着红晕；女孩因为恐惧而脸色苍白，腮帮子都鼓了起来；女孩过于激动，头发从发夹上垂下来，双唇湿润，仿佛沾着露珠。格蕾塔用一把上好的兔毛画笔画蛋彩，让女孩的皮肤散发着一种半透明的柔光，像萤火虫聚集在一起。这幅画她恰巧决定不用清漆。有那么一两个评论家站在画前，终于从前胸口袋拿出了铅笔。格蕾塔的心“突突”跳着，听着铅笔尖在笔记本纸页上摩擦的声音。一个评论家清了清嗓子想要说什么；而另一个，那个一边眼眶上有个灰色小肉瘤的法国人抢先问了格蕾塔：“这幅画也是你的？”

然而，这幅叫作《莉莉三题》的画也没能挽救失败的画展。个子矮矮的拉斯姆森最近才去了纽约，用海默修依①和克罗逸②的画换了宾夕法尼亚州几家钢铁公司的股份。回来以后，他把格蕾塔的那些肖像画装箱送了回去。“那幅女孩的三联画我就留下了，在我那儿寄售吧。”他边说边把画名记在了本子上。

几个星期后，拉斯姆森的画廊给格蕾塔寄来一封信，里面是一本巴黎艺术期刊的文章剪报。文章是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现代艺术的总结，在无数丹麦天才艺术家的作品照片当中，有短短的一小段很难被人注意的文字提到了格蕾塔。“野性的，如狂想曲般的想象力，”里面如此评价格蕾塔，“她画中的年轻女孩莉莉，如果不是那样美，就有点让人心生怯懦。”除此之外，文章再没提及更多相关内容。像通常的调查总结一样，文章蜻蜓点水，浮于表面。但拉斯姆森把剪报寄给格蕾塔时，她还是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心情很复杂，跟谁都说不清楚。对于她来说，比这篇文章对自己的表扬更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没有提到埃纳尔的名字。对于丹麦艺术的总结文章，竟然找不到埃纳尔的身影。她把剪报塞进衣柜的一个抽屉里。上面压着泰迪的老照片和父亲从帕萨迪纳寄来的信：橘子丰收啦，出去打土狼啦，圣塔莫尼卡有个女性画家协会，要是她想永远离开丹麦，回去就可以加入之类的。格蕾塔永远不会将这篇文章交给埃纳尔。这是属于她的。那些文字赞颂的是她的作品。她并不想和丈夫分享。

但格蕾塔不能读了这篇评论就简单藏到抽屉里。她必须有所反应。所以她立刻提笔，给那位评论家写信。

“感谢您深刻的评论。”她开了头。

这篇文章将在我的剪报夹里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实在太感谢您的评价了。您下次来哥本哈根，如果可以的话请来找我。这是个小城市，但很精致。不知为何我总觉得您大概没有好好看过哥本哈根的真面目。与此同时，我还想问您一件事情。我的丈夫，埃纳尔·韦格纳，风景画家，和童年的一个亲密朋友失去了联系。他唯一知道的就是那位朋友住在巴黎，可能是个艺术品经纪人。不知您是不是碰巧认识他，汉斯·艾吉尔，是个世袭的男爵。他的故乡是日德兰半岛的布鲁图斯。我的丈夫想找到他。显然年少时他们两个十分亲密。就像所有回忆年少时代的男人一样，我的丈夫说起汉斯与他一起在布鲁图斯那片沼泽里度过的童年时，非常怀念。我想您可能至少听过汉斯这个名字，因为艺术圈比我们想的要小得多。如果您有他的地址，那就再次万分感谢了。请告知我，我一定会转交给埃纳尔的，他一定也会十分感激。

①海默修依（Vilhelm Hammershøi，1864－1916），丹麦画家，以肖像画闻名。

②克罗逸（Krøyer），可能是指丹麦画家 P. S. Krøyer（1851—1909）。

第七章

艺术家舞会后的一个星期，莉莉连续三晚都和亨里克在国王公园见面。她对自己仍然没有什么信心，只同意在黄昏天色暗下来以后出来。六月末，天黑得晚，一般等到晚饭以后。每天那个时候她都要梳妆打扮，从衣柜里拿出一条裙子，为约会做准备。此时她往往是充满负疚感的。格蕾塔会在前厅读报纸，莉莉几乎能感觉到格蕾塔的目光就在自己身上，看着她的一举一动，抹粉，涂口红，把袜子卷起来塞进紧身衣的胸部。爱德华四世一般会慵懒地趴在镜子前的椭圆形地毯上，莉莉会踮着脚绕过它，然后对着镜子仔仔细细看看自己的侧面，先左边，再右边。把格蕾塔一个人丢在家里看报纸，只留一盏孤零零的台灯陪伴，她觉得很抱歉。但这种歉意不足以让她放弃和亨里克在之前讲好的路灯下约会。

“你要出去吗？”第一天晚上，莉莉向家门走去，格蕾塔问道。当时，博恩霍尔姆游轮的号角正从远处隐隐约约地传来。

“散个步，”莉莉说，“呼吸点新鲜空气。天气太好了，不想待在家里。”

“这个时间吗？”

“只要你不介意。”

“我不介意。”格蕾塔说，指着脚边那一摞报纸，意思说睡觉前还想把这些读完，“但是你一个人可以吗？”

“我不是一个人。”说这话时，莉莉没法看格蕾塔，眼睛垂下来盯着地板，“我要去见亨里克，”接着又补上一句，“只是一起散步。”

莉莉看着格蕾塔的脸。她的双颊有些抽搐，像在磨牙似的。格蕾塔从阅读椅上坐直了，把膝上的报纸甩得“哗啦”响。“别待太晚。”半晌，她终于开了口。

莉莉在街灯下整整等了亨里克二十分钟。她开始担心也许他改了主意，也许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一个人站在街上让她有些恐惧。但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又让她激动得战栗。她脖子上的脉搏跳得飞快，告诉她，她高兴干什么都可以。

亨里克终于来了，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上唇都挂着汗珠。他立刻道歉：“我在画画，忘了时间。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莉莉？你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谁，身在何处？”

两人在温暖的夜风中走了半个小时。他们没怎么说话。莉莉也感觉没什么可说的。亨里克牵着她的手。来到一条没有人，只有一条流浪狗的街上，他吻了她。

接下来的两个晚上，他们又见面了。每次莉莉溜出公寓，格蕾塔都从报纸的边缘盯着她。每次亨里克都会迟到，都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颜料还嵌在指甲里，甚至洒了些在头发上。

“哪天我想见见格蕾塔，”亨里克说，“向她证明我其实不是那种从晕倒的女士身边跑开的男人。”

第三天晚上，两人待得有点晚，末班电车已经开过了，凌晨一点也过了，公共场所全都关门了。莉莉的手一直放在亨里克掌心里，两人在城市里徜徉着，看着商店橱窗里他们黑漆漆的倒影。在门厅的阴影中亲吻。她知道自己该回“寡妇之家”去了。但心中有种冲动，想要永远待在外面。

莉莉很确定，格蕾塔会一直不睡，等她回来。她的目光可能一刻也没离开过家门。但莉莉到家的时候，发现公寓没有开灯。她洗好脸，脱掉衣服，作为埃纳尔，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格蕾塔告诉莉莉，她不应该再去见亨里克了。“你觉得这样对他公平吗？”她问道，“这样瞒着他？你觉得他会怎么想？”

但莉莉不太明白格蕾塔的意思。亨里克会怎么想？有时格蕾塔只能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否则莉莉经常忘了自己是谁。

“我还是想和他见面。”她说。

“那么请你为了我，不要再去见他了。”

莉莉说她可以试试。但即使这么说了，她也清楚这是不可能的。她站在前厅，面前是埃纳尔空空如也的画布，她知道自己在欺骗格蕾塔。但莉莉忍不住，她控制不了自己。

于是莉莉和亨里克开始秘密地约会。时间改到了下午，莉莉回家吃晚饭前。一开始，莉莉有些不适应白天和亨里克见面，因为阳光会把她的脸照得一览无余。她怕亨里克会发现她其实并不美，甚至发现更糟糕的事实。所以她会裹个头巾，在下巴上打个结。她觉得最舒服的约会地点是昏暗的里亚托电影院，他握着她的手，也可以去安静的皇家艺术学院图书馆，阅读室的绿色卷帘一直是放下来的，室内晦暗不明。

一天晚上，莉莉让亨里克九点到厄斯泰兹公园去见她。水面上有两只天鹅在游弋，垂柳的枝条拂过草地。亨里克又迟到了。到的时候他吻了她的前额。“我知道我们只有几分钟。”他的头发扫过脖子。

不过那天晚上格蕾塔去参加美国大使馆的一个酒会了，她大概会在那里再耗上几个小时。莉莉想告诉亨里克，今晚他们可以在格拉布鲁广场那家有漂亮壁画的餐厅一起好好吃个晚饭。他们可以在长堤公园尽情漫步，就像这个美好的夏夜任何一对普通的丹麦情侣一样。马上要告诉亨里克这样天大的好消息，她自己都不敢相信，因为亨里克早已习惯一次只和莉莉见个二十分钟。“我有事情要告诉你。”她说。

亨里克握住她的手，抬到唇边亲吻了一下，接着按在胸前。“哦，莉莉——什么也别说了，”他说，“我已经知道了。你别担心，但我已经知道了。”他脸上一副坦诚的表情，眉毛抬了起来。

莉莉把手抽了回来。公园里很安静，那些下班回家会经过公园的工人们此时已经坐在餐桌前了。只有一个男人还在公共厕所边游荡，点着一根根火柴。还有个男人走了过去，接着又回头看了一眼。

亨里克知道什么了？莉莉问自己，但突然间她明白了。

亨里克依然抬着眉毛。莉莉浑身颤抖起来。突然间，仿佛出现了另一个人，埃纳尔来了。他仿佛在见证着这一切，还差小小的一步，就要走出来，打破这亲密的告解。他来了，穿着年轻女孩衣裙的埃纳尔，和一个比自己年轻的男人谈情说爱。这一幕真是让人不忍直视。

莉莉再次浑身颤抖。公共厕所门口那个男人进去了，接着传来一阵刺耳的响动，像是把垃圾桶碰倒了。

“恐怕我不能再见你了，”莉莉终于开了口，“今晚就这样，再见。”

“你在说什么呢？”亨里克说，“你为什么要说这些？”

“我就是不能再见你了。现在不行。”她说。

亨里克伸手去拉莉莉的手。但她拒绝了。“但对我来说没什么不同的。是因为这个吗？我想告诉你的就是没关系。是不是因为你觉得我不会——”

“现在不行。”她重复了一遍，离开了他。她穿过草地，夏季干燥的草叶尖刺得她的双脚微痛。她走上通往公园大门的小道。“莉莉。”他在柳树下大喊。再过几个小时，埃纳尔会把莉莉的衣裙挂回衣柜，洗个澡，开始画一幅新的画。他会等格蕾塔回家，看她进门，摘掉帽子，问：“今晚你过得愉快吗？”然后格蕾塔会在他前额上留下一吻，那一吻会告诉两个人，格蕾塔一直是对的。

第八章

八月的假期，格蕾塔和埃纳尔按照往年夏日的惯例，去了芒通，是法国东南部与意大利接壤的港口城市。之前的夏日已经很漫长，格蕾塔带着某种解脱的感觉向哥本哈根说了再见。火车“咔嗒咔嗒”地往南开，穿越阿尔卑斯山的滨海地段。格蕾塔觉得自己好像抛下了什么。

五月，安娜在芒通附近的摩纳哥蒙特卡洛演了歌剧，在她的提议下，今年格蕾塔和埃纳尔在芒通的布瓦尔大街上租了个公寓，面对着芒通的赌场。公寓的房东是个美国人，大战之后急匆匆到法国买下了普罗旺斯那些倒闭的制衣厂，靠这个发了财，现在住在纽约。他的工厂生产式样简单、没有衬里的家居服，里昂以南的家庭主妇对此趋之若鹜，支票也飞向这个美国人的邮箱。

公寓的地板铺着橙色大理石，冷冰冰的。卧室的墙被漆成了红色。起居室里摆了个嵌着鲍鱼贝的中国式屏风，打开前窗，可以来到一个小小的平台，上面摆着几盆天竺葵和两把钢丝椅。炎热的夜晚，埃纳尔和格蕾塔常常坐在平台上，格蕾塔的双脚搭在栏杆上，少有的微风从下面公园的柠檬树与橘子树间飘来。格蕾塔很累。她和埃纳尔往往一言不发，整个晚上只互相说一句“晚安”。

假期的第五天，天气突变。从北非吹来令人不适的热风，在地中海上横冲直撞，卷起巨浪，拍打着布满岩石的海滩。风还扑向他们的小平台，吹翻了那个中国式的屏风。

格雷特和埃纳尔正在红墙的卧室里小睡，突然听到屏风倒地的声音。他们急忙走出去，只见屏风倒在骆驼皮的沙发上。原来屏风后面摆着一个架子，上面挂着房东工厂生产的家居服样本。都是些简单的印花白裙子，在架子上飘动着，仿佛有个孩子在扯着裙角。

太普通了，格蕾塔心想，袖口那儿还有点难看，前面的扣子专门设计成方便喂奶的样式。这么普通和太过实用的衣服，让她都有些嫌弃穿这些衣服的女人了。她走过去把屏风扶好，摆到原来的位置。“帮帮我吧？”她说。

埃纳尔站在架子旁边，裙角在风中扫过他的腿。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格蕾塔甚至能看到他太阳穴上青筋暴起。她还能看到他的手指在颤动（她一直觉得他的手指不像画家，更像钢琴家）。“我一直在想，让莉莉来我们这儿玩，”他说，“她从没来过法国。”

格蕾塔从来没拒绝过莉莉。这个夏天开始之初，埃纳尔有时会宣布说莉莉会来吃晚饭。而格蕾塔心情不佳，毕竟在自己那个失败的画展守了一天。她心里会想，哦，天哪，我现在最不想做的，就是和男扮女装的丈夫吃饭啊。但格蕾塔这样想着，却从不说出来，只是咬着嘴唇，直到咬出了血。她知道自己阻止不了埃纳尔。她知道，从亨里克这件事就看得出来，那个莉莉已经有了自己的意愿。

出发去芒通的几个星期前，莉莉已经开始没有“预告”就出现在公寓里了。通常是在下午。这时候格蕾塔一般都不在“寡妇之家”，会出去见见人，办办事。等她回来的时候，会看到莉莉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裙子坐在窗前。后面的扣子都没扣。格蕾塔会帮她把衣服穿好，再拿一串琥珀珠子环住她的颈项。无论经历多少次，格蕾塔还是会很吃惊，她发现丈夫很喜欢这样，就那样敞开裙子，露着苍白的肩膀等着她。她从未跟埃纳尔或者莉莉谈过自己的感受，只是用一种温柔热情的态度，欢迎莉莉的到来，仿佛她是个让人欢喜，来自异国的朋友。帮莉莉穿鞋的时候，她会低声说些花边新闻，小道消息；然后拿一瓶香水，在食指上喷一点，然后用温柔的指尖划过莉莉的脖子，再来到她的腋下。她会让莉莉站在镜子前，用配偶特有的温柔而亲密的声音对她耳语：“好了……真是太美了。”

格蕾塔做这一切，都是出于深爱。她一直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她可以藐视一切的人和事，唯独无法藐视自己的丈夫。和泰迪在一起时也是一样。她可以顶撞自己的母亲，和父亲唇枪舌剑，和整个帕萨迪纳与哥本哈根来一场声色俱厉的决裂。但她心中对自己所爱的男人却有着没有底线的宽容。她从未置疑过自己为何允许莉莉进入他们的生活。只要能让埃纳尔快乐，她这样告诉自己，什么都可以。

不过，她是格蕾塔啊，这种公开表达的深爱有时也会反过来激怒她自己。莉莉和亨里克的约会事件之后，格蕾塔开始陪着她去哥本哈根的大街小巷。莉莉已经跟她说了，不会再和亨里克见面了，说他们闹翻了。但格蕾塔很清楚，还有无数个年轻男子可能会看上莉莉，赞美她，亲近她，直到她面红耳赤，倒在他们怀里。所以，格蕾塔和莉莉手挽着手，走在公园的林荫路上。格蕾塔的目光会在小路上游移，时刻观察会不会有人注意到莉莉，她很清楚，莉莉那双水汪汪的棕色眼睛，很容易搞得年轻的丹麦男人心旌摇荡。一天格蕾塔拍了一张莉莉站在玫瑰堡宫门前的照片，莉莉背后那窄窄的砖砌城堡有些模糊不清，看上去还稍许有点恐怖。另一天莉莉在牵线木偶剧院让格蕾塔停下来，和孩子们坐在一起。她的脸上带着一种试探的神情，像孩子们一样双腿荡来荡去。

“格蕾塔，”埃纳尔又喊了一声。他正靠在挂衣服样品的架子上。屏风还底朝天摔在沙发上。“莉莉到这儿来看我们，你不会介意吧？”

格蕾塔扶起屏风，摆到原来的位置。他们来法国以后，她还没画过画呢。还没遇到什么特别有趣的人，让她想为其画一幅肖像。再加上天气炎热潮湿，画布上的颜料很难干。这个夏天她的风格有点变化了，开始运用更明亮的颜色，特别是深深浅浅的粉色、黄色和金色。线条也更平顺了，画的规模比原来还要大。这对格蕾塔来说，是全新的创作天地，所以面对一块空白画布，思考的时间也更长。她对已经完成的画作没什么信心。那么大，那么柔和，那么明丽，那么积极向上。格蕾塔希望最近的画作能散发出由衷的欣喜。她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画莉莉。

格蕾塔想给莉莉画一幅真人尺寸的肖像，就画她在平台上的样子。一阵清风牵起她的头发，掀起她家居裙的裙角。裙子上点缀着小小的棕色玫瑰，模模糊糊不甚分明，更显得可爱。莉莉脸上的表情正和丈夫此时此刻的表情一模一样：燥热，焦急，整张脸都拉紧了，涨红了，仿佛随时都要爆发。

格蕾塔和莉莉去波拿巴码头的兰园餐厅吃饭。这家餐厅最著名的特色菜是汤炖乌贼，反正汉斯是这么写的。对，他给格蕾塔写信约了某个晚上见面。街上的商店都关灯打烊了。路边放着装垃圾的小袋子。道上的鹅卵石都有些松动了，长期的车来车往留下了一道道凹槽。

汉斯的信就装在格蕾塔的衣服口袋里。她的结婚戒指正摸索着信的角落。莉莉和格蕾塔沿着圣米歇尔路走向海港。格蕾塔觉得，丹麦有个传统比美国好，结婚戒指是戴在右手的。多年前新寡的她回到丹麦时，曾经对自己发誓，绝不摘下泰迪给她的那枚金戒指。但埃纳尔也给了她一枚戒指，就是个很简单的金色小圈。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摘下泰迪那一枚。她想起亡夫送她戒指时的样子，手脚笨拙地在口袋里找那个黑色天鹅绒小盒子。但接着格蕾塔发现，她不用摘下泰迪那一枚，只要在另一只手上戴就好了。现在她就戴着两枚戒指。两枚她都经常把玩，出于无意识地转来转去。

格蕾塔从没给埃纳尔讲多少泰迪·克罗斯的事情。她是休战纪念日①那天回到丹麦的，新寡半年，名字又改回了格蕾塔·华德。朋友问起这个丈夫的时候，她总是说，他死得不值。格蕾塔总是想，才二十四岁就英年早逝，还是住在加州那么一个燥热的地方，这一生实在太不幸了，世界对泰迪真是太残忍了，这一生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泰迪也是没有“西方精气神”的，这也得归咎于不公平的命运。有时候，她还会想，也许她和泰迪的结合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也许他对她的爱从来没有她对他那样浓烈。每每想到这里，她就会紧紧闭上双眼，掩饰追悔莫及的眼神。

快要到餐厅了，格蕾塔拦下莉莉，说：“你别生我的气哦，我给你准备了个惊喜。”她伸手拨开莉莉眼前的几缕刘海儿，“抱歉没有早点告诉你，但我觉得现在跟你说比较合适。”

“说什么？”

“我们这顿饭是和汉斯一起吃。”

莉莉的脸顿时刷白，显然她立刻就知道是哪个汉斯了。她把前额顶在街边的橱窗上。这是一家已经打烊的熟食店，店里剥了皮的乳猪挂在绳子上，像粉色的三角旗。即便如此，莉莉还是问：“哪个汉斯？”

“好啦，别慌。是汉斯啊。他想见你。”

那个眼眶上长了小肉瘤的巴黎评论家很快给格蕾塔回了信。随信附上了汉斯的地址，还进一步询问了格蕾塔的创作。这位评论家竟然如此注意自己，格蕾塔觉得这简直是不愿醒来的美梦。巴黎在关注她的艺术创作！她心中充满了快乐的惊叹号，打开从奥胡斯美术馆买的文具盒，给钢笔灌满墨水。她先是给评论家回信：我有可能在巴黎开创一片天地吗？她问道。我和我丈夫应不应该考虑离开丹麦？因为这里没人关注我。我们在巴黎能过得更自在吗？

接着她写了封信给汉斯：我丈夫好像从来没忘记你。她如此开头。他在画架前恍惚出神的时候，我知道他在想你，想着你从沼泽地的橡树上倒挂下来的样子。每到此时他的表情都会非常柔和，甚至沉醉。好像他又重回十三岁了，闪闪发光的眼睛，光洁无瑕的下巴。

如今，汉斯·艾吉尔已经三十过五，瘦长的鼻子，两只手腕上都覆盖着浓密的金色毛发。他长成了一个身材魁梧的强壮男子。宽阔的胸膛上是粗壮的脖子，让格蕾塔想起她家加州后花园的梧桐树桩。埃纳尔之前说汉斯身材比较矮小，像沼泽地里的小牛。汉斯一直有个绰号叫“核桃”，因为夏天的时候，他的肤色会变成淡淡的棕色，就像从布鲁图斯那无垠的泥土里挖出来的。汉斯其实就是在泥地里出生的。那是个风雨交加的冰雹天，他母亲坐的马车半路翻了，她和两个侍女被困在原地，只能依靠马灯照明，就地接生。车夫脱下帆布外衣，做了汉斯的襁褓。

而现在，汉斯已经成了一个“男子汉”，带着德国人的魁梧高大。他会伸出双手跟别人握手，就是那双讲故事时总是枕在脖子后面的手。他只喝香槟或汽水；去餐馆只吃鱼。他曾经尝试着点了块鹿排，结果一个多月都没有胃口。他是个艺术品经纪人，把荷兰艺术大师们的作品卖给喜欢收藏这些东西的美国有钱人。说起这门生意，他总是神秘一笑，露出两颗钻石般的门牙。他说经常需要走些不太光彩的门路。“不是次次都要这样，但经常需要干些昧良心的事。”他最喜欢的运动还是网球，“法国最棒的就是网球场。红土的。白色的网球，接缝的地方还黏黏的。裁判坐在高高的椅子上。”

餐馆在临港的街道对面。人行道上摆了八张桌子。配了用石块固定住的条纹大阳伞。一艘艘出海的帆船正归港休息。前来度假的英国人站在甲板上，手牵着手，膝盖后面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通红。餐馆的桌子上摆着一瓶瓶金盏花，白色的纸垫铺在桌布上。

汉斯已经等在一张桌子旁了，还是双手枕在脖子后面。她们就要落座，格蕾塔突然焦虑起来，觉得自己的计划漏洞百出。她开始担心汉斯可能从莉莉的五官特征发现她其实就是埃纳尔。要是汉斯从桌子那边斜过身子说：“这个美丽的小东西不就是我的老朋友埃纳尔吗？”格蕾塔该怎么办呢？好像她是在杞人忧天，但万一汉斯真的问了这么个问题，格蕾塔到底该怎么办？莉莉又该怎么办？接着格蕾塔看了看莉莉，她穿着一件家常的裙子，还是很美。前几天去海上坐了筏子，有点晒黑了。格蕾塔摇了摇头，嗯，埃纳尔不在这儿，只有莉莉。就连格蕾塔都只能看到莉莉。服务生过来帮她们拉开桌边的椅子，汉斯上前来，先吻了格蕾塔，再吻了莉莉。格蕾塔又想，汉斯也完全不像埃纳尔口中那个少年了。

“嗯，好，现在跟我讲讲埃纳尔。”乌贼汤上来了，汉斯说。

“他今晚一个人在哥本哈根呢，”格蕾塔回答，“虽然是假期，也忙着画画。”

莉莉点了点头，牵着餐巾的一角擦了擦嘴。汉斯靠在椅子上，餐叉摆弄着盘子里的乌贼。他说：“听起来像埃纳尔会做的事。”接着他讲起埃纳尔小时候常常拿着一盒蜡笔，来到路边，在鹅卵石上画沼泽里的景象。晚上一下雨，画就被冲掉了。第二天他又拿着蜡笔，继续去那儿画。

“有时候他会画你。”莉莉说。

“哦，是啊，一画好几个小时。我就坐在路边上，他就在石头上画我的脸。”

格蕾塔发现，莉莉的双肩微微往后缩着，双乳起伏着，如同芒通的山间那些脆弱的含羞草，摇曳着，一点点风吹草动就瑟缩起来。格蕾塔忘了，或者说差点就忘了，莉莉的胸部其实是假的，是用丝绸手帕包起来的鳄梨果核塞在吊带背心里垫出来的。背心还是格蕾塔那天早上去车站附近的百货商店买的。

莉莉的眼睛还是埃纳尔那双深色的眼睛，只是眼睑上涂了眼影。格蕾塔注意到她和汉斯说起日德兰的样子。回答汉斯的问题前，她会咬一下嘴唇，或者抬一抬下巴，这微妙的动作里有一种渴望。

“我想埃纳尔一定很想找机会见见你，”莉莉说，“他跟我讲过，你从布鲁图斯离家出走那天，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他说只有你让他好好画画，安静地画画。只有你告诉他，大胆去做个画家，没什么大不了的。”烛光在灯罩中摇曳，落在她手上，这双瘦骨嶙峋的手啊，一点也不像个男人的。她伸出手，去碰汉斯的肩膀。

当天深夜，格蕾塔和莉莉乘着笼式电梯返回租屋。格蕾塔有点累，她想让埃纳尔赶紧脱了裙子，擦掉口红。“汉斯没看出来，是不是？”她的双臂交叉在胸前。她的胸部竟然比眼前莉莉的平坦。电梯顶上的凹槽里有两个光秃秃的电灯泡。灯光下，埃纳尔前额上浅浅的纹路清晰可见。他唇边的橘色口红有点晕开了，慢慢结块。埃纳尔小小的喉结突然从那串琥珀珠子中窜了出来。此时他散发出来的味道是属于男性的：就在手臂与肩膀的交界处，就在左腿与右腿之间，散发出一种湿湿的树叶气味。

埃纳尔上床前，格蕾塔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她看到莉莉身穿吊带背心躺在床上，身上只盖着薄薄的被单。她头发凌乱，脸庞却光洁干净，微弱的灯光下，双颊生辉。她就那样躺着，被单盖在身上，胸部还是有梨形的双峰。然而，再往下一点，双腿之间仍然有一块凸起。莉莉以前从没和格蕾塔一起睡过。她们一起吃早饭，彼此都穿着印着仙鹤的丝绸和服；她们一起去买丝袜，基本上都是格蕾塔出面付钱，像个母亲，或者一个“老处女”阿姨。但埃纳尔从未穿成莉莉的样子来睡觉。格蕾塔的心怦怦直跳，仿佛瞬间硬得像块果核。这也是游戏的一部分吗？她应该像亲吻丈夫那样亲吻莉莉吗？

他俩甚少亲热。格蕾塔又理所当然地怪到自己身上。她总喜欢熬夜画画或者看书，等她掀开被子上床的时候，埃纳尔都睡着了。有时她会用手肘轻轻推推他，想把他叫醒。但埃纳尔睡得很沉，很快格蕾塔自己也睡着了。一整夜她都抱着他，醒来的时候姿势还没变，手臂还搭在他的胸上。两人的目光常常在安静的晨光里相遇。她常常想伸手去触摸他，等她的手从丈夫的胸腔滑行到双腿之间，埃纳尔总会伸出拳头揉揉眼睛，跳下床。“怎么了？”格蕾塔会问，还裹在被子里。“没什么，”他会一边回答一边去开淋浴的水，“真的没什么。”

还是会做爱的。经常是格蕾塔主动，但埃纳尔偶尔也会开开窍。但完事之后，格蕾塔总是觉得两人好像做了件特别不合理、不得体的事情。好像她应该永远也不想再去触摸他。好像他再也不是她的丈夫了。

莉莉翻了个身。格蕾塔觉得她侧卧着的身子像个长长的线圈。她背上的雀斑仿佛很多小眼睛盯着格蕾塔，唯一的一块突出来的痣是新西兰地图的形状，黑黑的，有些可怕，像一条水蛭。莉莉小小的臀也盖在被单下面，凸起来一块，像这个租屋的起居室里的骆驼皮沙发。这么有线条的臀部是怎么来的？这线条，如同意大利边境沿着山崖蜿蜒直到尼斯的海滨道路；如同泰迪踩着脚踏板做出来的细瓶颈的球状花瓶。这线条分明就是女性的臀部，不属于她的丈夫。躺在床上的，好像是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格蕾塔一直想着这个臀部，直到黎明破晓，晨光悄悄爬上那个窄小的露台。接着下了场雨，室内稍微凉爽了些。莉莉扯了一下被单，盖住了全身。被单拉紧了之后，臀部的线条也消失了。两人又睡着了。等格蕾塔再次醒来，看见莉莉微笑着，手里端着两杯咖啡。接着她想再钻到被子里，但咖啡弄洒了。格蕾塔看着咖啡洒了一床，还弄脏了她的手。莉莉哭了起来。

下午，埃纳尔关着另一间卧室的门，又开始变装成莉莉。格蕾塔把被单拆了下来，上面有一股埃纳尔、莉莉和咖啡混合在一起的味道，陈旧而含混。她把被单挂在露台的栏杆上，划了根火柴点燃了一角。她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催促她，想要亲眼看着这被单被付之一炬。很快被单就烧起来了。格蕾塔看着疯狂撕咬的火焰，心里想着泰迪和埃纳尔。被单的碎片随着袅袅黑烟，从露台上飘然升空。在夏日的微风中形态优美地起起落落。最后落在楼下公园里柠檬树和橘子树的枝叶之间。街对面有个女人在朝格蕾塔喊什么，但她没有理会，只是紧紧闭上双眼。

她从未对埃纳尔讲过那场大火，那场科罗拉多街上泰迪制陶工作室的大火。工作室的前厅有个浅浅的壁炉，装饰着泰迪做的橙色瓷砖。那年一月的一天，为了整理清洁，格蕾塔把圣诞花环塞进已经燃着微火的壁炉。花环的绿枝之间升腾起白色的浓烟。接着响起“噼噼啪啪”的声音，好像沉重的铅弹打在什么东西上，弄出很大的动静，引得泰迪从后面的工作室出来看个究竟。他站在前厅与后厅的门边，格蕾塔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分明在问“你在干什么？”接着，他俩目睹一股火焰从冒烟的花环里蹿出来，紧接着又是一股，如同恶魔的手臂，伸了出来，点燃了柳条编的摇椅。

转瞬之间，整间屋子都着火了。泰迪拉着格蕾塔，跑到科罗拉多街上。他们刚跑到人行道上，还没好好喘口气，火焰就狠狠敲打起窗玻璃。格蕾塔和泰迪来到街道中央，置身车流之中。司机们都忙着减速，嘴巴惊异地张大了，眼神恶狠狠的。马儿们凄厉地嘶叫着，拼命要躲开起火的地方，很多车也忙不迭地斜着车身躲避。

当时，格蕾塔不管说什么，都会显得很可鄙。道歉是多么空洞而无济于事，她一遍遍地告诉自己，眼睁睁地看着火焰越蹿越高，高过了街灯和那些不堪重负松松垮垮的电话线缆。眼前的场景实在令人震惊。然而格蕾塔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地重复，“我都做了什么？”

“我可以重新开始的。”泰迪说。工作室里，数百件花瓶、瓷砖，他的两个窑，装满订单的档案夹，以及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制陶师事业和生活，全都破碎了，爆炸了，变成一片狼藉，一地乌黑的碎片。格蕾塔还想说的那句空洞的抱歉，如鲠在喉。“对不起”这三个字粘在她舌头上，如同不会融化的冰块。有那么几分钟，她什么也说不出来。直到房顶塌落，轻飘飘的，好像烧着的床单，翻腾而下。

“我不是故意的。”她不知道泰迪会不会相信。而此时《美国周报》的一名记者已经出现了，他袖口上插着好几支铅笔，好像准备大书特书。格蕾塔看着他，不知道全帕萨迪纳有没有一个人会相信。

“我知道。”泰迪说了一遍又一遍。他牵着格蕾塔的手，让她不要再说了。他们看着火焰推倒前面的墙壁，看着消防队员展开扁平耷拉的水管。格蕾塔和泰迪就那样看着，沉默地站着，直到泰迪喉咙里升腾起一股湿气，变成一声咳嗽从他双唇间钻出来，听起来是那样的不祥。

①指11月11日，纪念1918年签订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议。

第九章

埃纳尔问起来的时候，格蕾塔说的好多事情他都不记得。

“你忘了？”第二天早上，格蕾塔问道，“你和他约了再次见面？”

埃纳尔只能模糊地想起前一晚发生的事情。格蕾塔告诉他，莉莉踮起脚尖给了汉斯一个“晚安吻”。埃纳尔听得面红耳赤，很是尴尬，抓起一把椅子来到露台上，盯着公园里的柠檬树，呆坐了将近一个小时。这怎么可能呢？好像他不在场似的。

“他见到莉莉很高兴，说起埃纳尔也是很怀念的。他很想再见到你。你还记得吗？”格蕾塔问道。她没睡好，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你保证说今天他会再见到莉莉。”

“不是我说的，”埃纳尔说，“是莉莉说的。”

“是啊，是啊，”格蕾塔说，“是莉莉说的。我老忘。”

“如果你不想让她来这儿看我们，为什么不早说？”

“我当然想让莉莉来了。只是……”格蕾塔顿了顿，“只是我不太确定你想让我怎么对她。”她坐在骆驼皮沙发上，转身数起了中国式屏风上的鲍鱼贝。

“你不用做什么，”埃纳尔说。“你看不出来吗？”

他不明白，格蕾塔为什么不随意一点，不要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就让莉莉自己来去自如就好。反正他都没觉得很困扰，格蕾塔干吗这么杞人忧天呢？她只要在给莉莉画肖像时安静地欢迎自己的模特就好。她不要时时刻刻用那种探询的眼神，问各种各样刺探性的问题，就让莉莉在这间公寓里自己来来去去就好。有时候，莉莉一想到格蕾塔就在房门的另一边，等着她回来，就会紧张得腋下出汗了。

然而，埃纳尔也知道，他需要格蕾塔，是的，莉莉也需要格蕾塔。

汉斯和莉莉约了四点见面。地点约在赌场门口。赌场就在布满岩石的海滩后面，午间大道上。上午格蕾塔在起居室里画画，埃纳尔在门厅，也想画画。那里可以看到圣米歇尔教堂的背面，晨光洒下的阴影中，教堂的石头呈现暗暗的红。每隔十五分钟左右，格蕾塔就会嘟囔一声：“该死！”就像那种每十五分钟会小声报时的座钟。

埃纳尔过去看格蕾塔，她正斜身靠在一张凳子上。画布的边缘画了几缕蓝色。膝上摆着她的速写本，上面黑黑的，脏脏的。爱德华四世蜷缩在她脚边，格蕾塔抬起头，她的脸几乎和爱德华的毛一样白。“我想画莉莉。”她说。

“她要过会儿才来，”埃纳尔说，“她四点才跟汉斯见面。那之后可以吗？”

“请你把她找来。”格蕾塔没有看他，声音比平时要轻。

有那么一会儿，埃纳尔很想反对妻子的意见。他也有自己的画作要完成。他告诉自己，下午再叫莉莉来，上午要好好画画。最近他的画太荒疏了。画完他还要去露天市场买点菜。但现在格蕾塔想让他放弃自己的安排，让莉莉早点来。格蕾塔想让他放弃自己的画，帮她完成作品。他不想这么做。此时此刻他不想让莉莉来。他觉得格蕾塔在强迫他做出选择。“也许汉斯来之前你跟她待一个小时？”

“埃纳尔，”格蕾塔说，“求你了。”

现在卧室的衣橱里挂着好几条家居裙子。格蕾塔说那些裙子都不好看，像保姆穿的。但埃纳尔觉得这种朴素是很美的，就像世界上最普通的女人会穿的那种衣服。他翻找着衣杆上的衣架，手指抚摸着那些上了浆的小衣领。那件牡丹印花的有点太透了，印了青蛙的那件胸围又太大，而且沾了脏东西。上午的天气很暖和，埃纳尔用袖子擦了擦嘴唇。不知怎么的，他感觉自己的灵魂被困在一个铁笼子里：他的心仿佛在挤压着肋骨，莉莉正在里面耸动着，摇摆着，就要醒来，不断摩挲着埃纳尔的身体。

他选了一条裙子。白色的，印着粉色的海螺。裙角及小腿，腿部白色与粉色的搭配很好看，就像法国的太阳。

门上的钥匙就松松地插在锁孔里。他本来想锁门的，但也知道格蕾塔绝不会不敲门就进来。他们结婚的头几年，有一次，格蕾塔突然闯了进来，埃纳尔正在洗澡，唱着一首民歌，“从前有个老头，住在沼泽地……”埃纳尔知道，这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年轻的妻子发现丈夫洗澡时高兴地唱着歌。浴缸里的埃纳尔看到格蕾塔脸上那种兴奋的表情。“继续唱。”她说着走得更近了。但埃纳尔连呼吸的力气都没了。他为自己赤身裸体袒露在别人面前感到特别羞耻，他用瘦骨嶙峋的手臂捂住身体，双手做了遮羞布。最终，格蕾塔意识到自己给丈夫造成多大困扰。她一边退出浴室，一边说：“对不起，我应该敲门的。”

现在，埃纳尔脱掉衣服，背对着镜子。床头柜的抽屉里有一卷医用胶布和剪刀。胶布的质地有点像画布，埃纳尔扯下一截，剪成五段。每一段都贴在床柱的边缘。接着，他闭上眼睛，感觉自己顺着灵魂的隧道往下滑。他把双腿之间的“那东西”往下按，粘在腹股沟下面那块空空的地方。

内衣的材质是很有弹力的那种，埃纳尔肯定这是美国人发明的。“你反正只穿一两次，没必要花很多钱去买丝绸的。”格蕾塔说着把内衣的盒子递给他。埃纳尔当时很害羞，没顾得上反对。

内裤是四角的，银闪闪的，就像屏风上镶嵌的鲍鱼贝。吊袜带是棉的，边缘有一圈薄薄的蕾丝，八个黄铜小钩子拉着长袜。埃纳尔一直觉得这种机制特别复杂。丝绸手绢里包的鳄梨果核已经腐烂了。他改用地中海海绵了，塞两块到吊带背心浅浅的罩杯里。

接着他把裙子套头穿上了。

他已经开始把化妆盒想成调色盘了。画眉毛的时候就像在用画笔。眼睑上上一点光。嘴唇周围画点线条。脸颊上点一些混色。和画画没什么区别，就像他的画笔把一张空白的画布变成卡特加特海峡的冬天。

衣着和化妆当然重要，但变成女装的精髓，是手拿铃铛一类的东西，滑下内心的灵魂隧道，唤醒莉莉。她很喜欢那清脆的叮叮当当。埃纳尔牵着她潮湿的手掌，从隧道爬出来。向她保证，眼前这个喧哗嘈杂的世界是她的。

他坐在床上，闭上双眼。街上车声喧嚣。风在摇晃着露台的门。他眼睑颤动，仿佛看到五彩的灯光撕开一片黑暗，如同上个星期六芒通海港上升腾的焰火。他听到心跳慢了下来。他感觉到黏黏的胶布粘在“那东西”上。埃纳尔的喉头突然颤动着一股空气。他深呼吸一次，胳膊上和脊梁上都起满了鸡皮疙瘩。

颤抖一下，他就变成了莉莉。埃纳尔走了。莉莉会坐在那儿，让格蕾塔画一上午。她会和汉斯一起走过码头，手搭起凉棚，遮挡八月的太阳。埃纳尔只会成为谈话中偶尔提及的一个人。“他很想念布鲁图斯。”莉莉说，而全世界将倾听着。

就这样又一次变装了。如同胡桃剥了壳，如同牡蛎壳张开。

莉莉回到起居室。“谢谢你来得这么快。”格蕾塔说。她对莉莉说话一直是很轻柔的，仿佛语气稍微强硬点，她就会破碎。“坐这儿，”格蕾塔说，把沙发上的靠垫拍松，“一只胳膊垂在沙发背上，头一直看着屏风。”

一整个上午她都在画莉莉，下午也是。莉莉坐在沙发一角，盯着那个鲍鱼贝的屏风。上面表现的是一个小渔村，一位诗人站在柳树旁的宝塔中。她有点饿了，但忍住没说。格蕾塔要是不停，她就不动。她这是为了格蕾塔，这是她送给格蕾塔的礼物。莉莉能给她的，也就只有这个了。她一定要耐心。她要等格蕾塔发话，才能做其他事。

那天傍晚，汉斯和莉莉在芒通的街道中散步。他们在卖柠檬香皂、橄榄木的小雕塑和一袋袋的蜜饯无花果的小贩前驻足。他们谈起日德兰，谈起那里蓝灰色的天空和泥泞的土地；谈起那些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了四百多年的家族，那些家族的孩子互相通婚，一代不如一代。汉斯的父亲去世了，所以现在他是艾吉尔男爵，不过他很讨厌这个头衔。“所以我才离开了丹麦，”他说，“贵族阶级早就完了。要是我有妹妹，我妈肯定想让我俩结婚。”

“你现在结婚了吗？”

“还没呢。”

“你不想结婚吗？”

“我曾经想过。曾经有个女孩，我想跟她结婚。”

“她怎么了？”

“她死了，掉进河里淹死了。”接着汉斯又说，“就在我眼前。”他给了一个老太太一点钱，买了一小罐柑橘香皂。“但已经过去很久了。当时我还算个男孩吧。”

莉莉什么也说不出来。她站在那儿，穿着家常的裙子，街上不知哪里飘来小便的味道。她和汉斯在一起。

“你为什么没结婚？”他说，“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应该早结婚了，管个渔场什么的。”

“我不想管渔场。”她抬头看着天空。多么空，多么平坦的天空啊，万里无云，没有丹麦那么蓝。太阳在莉莉和汉斯头顶上卖力地发光发热。“我可能要很久才能做好结婚的准备吧。但还是希望有一天能结婚。”

汉斯在一个半露天的商店前停下，给莉莉买一瓶橘子油。“但时间可不等人啊，”他说，“你多大了？”

莉莉多大了？她比埃纳尔年轻，后者已经要满三十五了。莉莉来了，埃纳尔就走，好像这一来一去之间减掉了很多岁月：那些让皱纹爬上前额，让肩膀渐渐垮掉的岁月；那些让埃纳尔越来越害羞和沉默的岁月。莉莉的姿态也许是最引人注目的，洋溢着青春活力，很挺拔。接着注意到的是她那轻言细语的好奇。还有，按照格蕾塔的说法，是她的味道，是那种还没有被岁月浸润，没有变成酸溜溜妇人的少女的味道。

“这我不能说。”

“你可不像那种扭扭捏捏不愿承认年龄的女孩啊。”汉斯说。

“我不是，”莉莉说，“我二十四了。”

汉斯点点头。这是莉莉编造的第一件具体的事。话说出口的时候，她本以为自己会因为撒谎而羞愧，但她反而感觉到自由，好像终于承认了令人不舒服的事实。莉莉的确是二十四岁。她肯定不是和埃纳尔一般年纪。要是她说三十五，汉斯肯定会觉得她撒了个奇怪的谎。

汉斯给店员付了钱。棕色的瓶子方方正正，瓶塞就和莉莉的小指尖一样大。她想拔掉瓶塞，但根本拔不动。“帮我一下？”莉莉问道。

“你可没那么弱啊，”汉斯说，“再拔一下。”

莉莉照做了。这次小小的瓶塞弹了出来，橘子的香气窜进她的鼻腔。这味道让她想起格蕾塔。

“我小时候为什么没见过你？”汉斯问道。

“我很小的时候你就离开布鲁图斯了。”

“嗯，应该是。但埃纳尔从没说过自己有个这么漂亮的小表妹。”

莉莉回到公寓，发现格蕾塔还在起居室。“谢天谢地，你终于回来了，”她说，“我今晚还想再画一点。”莉莉手里还拿着香皂袋子和橘子油，格蕾塔牵着她坐到沙发上。她把靠垫调整了一下，帮莉莉摆好姿势，她的手指像一把多爪夹钳，抓住莉莉的头，扭向屏风。

“我累了。”莉莉说。

“那就睡吧，”格蕾塔说，她的罩衫上沾着油乎乎的粉色和银色颜料。“头靠在胳膊上睡吧。我要再画一点。”

第二天下午，汉斯在公寓门口和莉莉见面。他们在圣米歇尔山周围蜿蜒的狭窄街道上漫步，接着来到港口，看两个渔夫分拣一网打捞上来的海胆。八月末的芒通很热，空气潮湿，没有一丝风。莉莉心想，这比哥本哈根最热的夏天还要热很多。莉莉从没见识过这样的热天，毕竟这是她第一次离开丹麦来到异国。她觉得这样的天气让人劳累乏力。她站在汉斯身边，感觉背上汗涔涔的，裙子都黏上去了。湿乎乎的渔网里，海胆在蠕动着。汉斯的身体离她那么近，她似乎感觉到他的手搭在自己那被太阳晒得火辣辣的手臂上。是他的手吗？还是其他东西？也许只是一阵燥热的微风？

一男一女两个吉普赛小孩走近莉莉和汉斯，想卖一个小小的大象雕塑给他们。“这是真正的象牙，”他们指着雕塑的象牙说，“买了很划算的。”两个孩子年纪很小，眼睛周围有深深的黑眼圈。他们直勾勾地盯着莉莉，让她顿生警惕。

“我们走吧，”她对汉斯说。汉斯把手揽在她热得湿透的腰间，把她拉走了。“我得躺下休息。”

但莉莉回到家，就发现格蕾塔还在等她。她让莉莉在画架前的沙发上摆好姿势，“坐直，”格蕾塔说，“我还没画完。”

第二天，汉斯开车带莉莉沿着山崖边的滨海路，去了自由城。保时捷的辐条式车轮一路上溅起很多贝壳岩，掉到海里。“下次别把埃纳尔丢在丹麦啦！”他大喊着，声音还是像年少时一样粗犷。“埃纳尔也应该度个假嘛！”风吹在莉莉脸上是热的，傍晚的时候她又觉得肚子不对劲了。汉斯不得不在宇宙酒店开了个房间让莉莉休息。“我就在楼下喝咖啡和甜酒。”他扬扬帽子，嘱咐道。后来，莉莉从窄窄的房间里出来，在摄政餐厅的大厅里找到汉斯。她还是恍恍惚惚的，只说了一句：“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另一天，汉斯和莉莉开车去尼斯，到那些卖古董的摊位上淘画。“为什么格蕾塔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出来？”汉斯问道。“我猜是忙着画画吧，”莉莉说，“她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勤奋的。比埃纳尔都要勤奋。总有一天她会出名的。你等着看吧。”莉莉说这话时，能感觉到汉斯的目光停留在自己身上。汉斯这样的男人竟然会在意她的观点和看法，真是太受宠若惊了。他们在一个摊位前停下，女摊主的下巴上长着柔软的白色绒毛。莉莉找到一幅椭圆的遗像，是个年轻男子，脸颊的颜色很怪异，双眼紧闭。她出十五法郎买下这幅画。而汉斯又立刻出价三十法郎从她手里买了。接着他问道：“你今天感觉还好吗？”

每天和汉斯一起出去前，莉莉都会在沙发上摆好姿势让格蕾塔画她。她膝盖上往往摆着东西，要么是一本写法国鸟类的书，要么是爱德华四世。因为她手里要是没东西，就会紧张地扭在一起。除了街上偶尔传来嘈杂的声音，公寓还算安静，座钟走得很慢，每天下午莉莉至少要起身一次，确保时间是对的。接着她就会从露台的栏杆上探出头，等着时间一到，汉斯在门口喊她。他的声音从街上传来，“莉莉！快点下来！”她就会顺着七层铺了瓷砖的台阶上跑下去，等不及慢悠悠的电梯了。

但汉斯来之前，时间是格蕾塔的。她总是拍拍手，说：“就是这样！你的脸就这样抬着——就是我想要的。等待的莉莉，莉莉等汉斯。”

一天莉莉和汉斯去了圣米歇尔教堂台阶下面的露天咖啡馆。五六个衣服脏兮兮的吉普赛小孩来到他们的桌前卖明信片。都是彩色铅笔手绘的海滩与山之类的景色。汉斯买了一套送给莉莉。

空气很沉重。阳光照得莉莉的脖子火辣辣的。她杯子里的啤酒颜色越来越深。莉莉开始对和汉斯一起度过的下午充满期待。她很想知道汉斯对她有什么看法。他和莉莉已经在大街小巷散过步了；他们已经挽过手了；这个粗声大笑，喜欢穿条纹亚麻衬衫的汉斯；这个棕色皮肤在八月阳光下更显黝黑的汉斯；这个绰号早已不叫“核桃”的汉斯。他认识与了解的，是莉莉，不是埃纳尔。汉斯年少时就和埃纳尔分别了，从此再也没见过。感觉汉斯的粗糙的指尖在皮肤上摩挲的，不是埃纳尔，是莉莉。

“我很高兴认识了你。”她说。

“我也是。”

“也很高兴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了解了对方。”

汉斯点点头。他正在翻看那套明信片，他挑出自己最喜欢的芒通赌场、山脚下的柑橘林，递给莉莉看。“是啊，你是个很棒的女孩，莉莉。哪个小子要是能娶到你，那简直要乐开花了。”

接着汉斯肯定是意识到了莉莉的意图。他放下手里的香烟和明信片，说：“哦，莉莉，你是不是想也许……我们俩？那我很抱歉。因为我对你来说太老了，莉莉，而且我也太爱发牢骚了。”

汉斯给莉莉讲起他爱过却又失去的那个女孩。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他母亲叫他永远也别回布鲁图斯。而英格丽那时候怀孕了。他们定居巴黎，就在先贤祠对面，公寓里贴了好看的墙纸。除了越来越大的肚子，英格丽还是瘦瘦的，修长的手臂上长着雀斑。一个八月的下午，他们一起去游泳。汉斯指了指天空说，天气和今天差不多。那条河的河床上布满白色的石头，散落着一些黄叶。英格丽浸进水里，手臂伸出来保持平衡。汉斯在岸上看着，一边吃着一片火腿。接着英格丽就抽筋了，她哭喊着，一阵水流把她拉了下去。“我没能及时去救她。”汉斯说。

除了这出悲剧以外，他的生活还算好。“因为我离开了丹麦。”他说，“那里的生活对我来说太循规蹈矩了，太安逸了。”格蕾塔有时候也这么说。通常是她没有画画灵感，或者又有朋友邀请他们去自助晚宴的时候。“太过安逸，没法创作，”她总这么说，手腕上的银镯子晃来晃去，“太过安逸，得不到自由。”

“现在，我一个人生活很久了，我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结婚。我已经太习惯一个人生活了。”

“你不觉得婚姻是我们每个人对生活的最大期盼吗？难道和另一个人结合，不比独自生活更令人完整吗？”

“并不总是这样。”

“我觉得是。婚姻就像第三个人，”莉莉说，“在两个人之外又创造出另一个人。”

“是啊，但这并不总是最好的，”汉斯说，“话说回来，你又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呢？”

突然，莉莉伸手摸了摸椅子后面的包。结果只摸到冷冰冰的铁质椅背。“不见了。”她的声音很轻柔，汉斯没听清，抬起前额，问：“什么？”她又说了一遍：“我的包不见了。”

“吉普赛人干的。”汉斯边说边跳起来。咖啡馆在一个小广场里，周围有六条小巷相通。汉斯顺着一条小巷跑着追了几米，没看到吉普赛人。他又跑进另一条小巷，脸都涨红了。

“我们去报警吧。”他最后说，放了几张法郎在桌上。还有个女人的小背包也挂在椅子上，汉斯给她提了个醒，然后拉着莉莉的手。他看到莉莉脸颊变得苍白，于是温柔地吻了她，给她安慰。

包里没多少东西，只有一些钱和一支口红。这是格蕾塔的包，是圆形提手的奶油色小包。除了那支口红、几条裙子、两双鞋和吊带背心与内衣内裤，莉莉身无长物。她没有财产，没有身外之物的牵挂。这是“新生”莉莉的迷人之处，她潇洒地来来去去，仿佛不食人间烟火，带来带去的，只有掀起裙角的微风。

警察局在一个小小的中心花园里，周围种着蓬勃生长的橘树。夕阳映在警局的前窗上。莉莉听着周边的店主们拉上百叶窗的声音。莉莉突然想到，墨镜也在包里。很有趣的墨镜，镜片可以翻上去。是格蕾塔父亲从加州寄来的。要是墨镜丢了，格蕾塔会生气的。她会不高兴莉莉这么不注意周围的人和事。而正当汉斯和莉莉踏上警察局的台阶，看到一群脏脏的白猫在打着滚，莉莉才意识到，她不能去报警。她在台阶上停下了。

莉莉没有身份，没有护照。而且她从未想过，也没人问过她，她连姓都没有。

“我们还是别自找麻烦了，”她说，“就是个小包而已。”

“那你就永远也找不回来了。”

“不值得这么麻烦，”她说，“格蕾塔还在等我呢。我才发现有点晚了。她肯定在等我。今晚她想画画的。”

“她会理解的。”

“我觉得她想现在就见到我，”莉莉说，“我一直有这种可笑的直觉。”

“好啦，我们赶快进去吧。”汉斯抓起莉莉的手腕，拉着她上了一级台阶。他带着一种父亲的慈爱，又有点调皮的意思。他又拉了一下。这次有点使劲，她的手腕有点痛。不过也就是使劲握手那种痛。

正当此时，也不知为何，莉莉和汉斯同时低头看着她裙子的前襟。海螺印花的白色居家裙子上，一块圆圆的血迹正在慢慢扩大。鲜血红得发黑，慢慢扩大，如同鹅卵石投入水面激起的涟漪。

“莉莉？你受伤了吗？”

“没有，没有，”她说，“我很好，没事的。但我应该回家了。回家去找格蕾塔。”莉莉感觉到自己在往里缩，回到那个隧道里，回到莉莉的巢穴中。

“我来帮你吧。我怎么帮你？”

每一秒过去，汉斯都显得更遥远一些。他的声音仿佛从一根生锈的铁管中传来。艺术家舞会上市政厅门外的那一幕仿佛重演了：浓稠的鲜血不断流出，但她没有任何感觉。她完全不知道血从哪儿流出来的。她既警惕又觉得吃惊，就像个不小心弄死小动物的孩子。她脑子里有个小小的声音在喊“快！”这个小声音很疯狂，很恐慌，但又对这场八月下午芒通的短暂小闹剧充满兴趣。莉莉把汉斯丢在警察局的阶梯上，迅速跑过三个街角，把他甩在后面，就像那些吉普赛小孩偷了她的包那样一溜烟跑走了。血迹还在她裙子上慢慢扩大，很惊人，很可怕，仿佛无法治愈的顽疾。

第十章

格蕾塔的新画风运用了很多柔和而明亮的色彩，特别是黄色、糖果粉和冰蓝。她还是只画肖像。用的还是一家慕尼黑公司的颜料，装在玻璃瓶子里，塞子不是很严。然而，她过去的画作都很严肃、直接，带着非常官方的味道，而新的作品，色彩明丽，情绪多变，莉莉有一次评价说，感觉就像太妃糖。这些画都很大，现在大多数画的都是莉莉，她在室外，在一片罂粟花田里，在柠檬树林里，或者背对着普罗旺斯起伏的山丘。

画画的时候，格蕾塔什么也不想，或者说她感觉大脑一片空白，没有想法，轻飘飘的，就像她在调色盘上调的某些颜色，有点盲目，但肯定是出于好意。状态最好的日子，她的身心都是跳跃的，色彩从颜料瓶跃上画布，仿佛一束白光，挡住了一切，只留下她的想象力在天马行空地驰骋。画画的时候，画笔捕捉着莉莉脑袋的准确弧度，画出她那深邃的眼神，格蕾塔常常听到脑子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好像小时候竹竿打落父亲林子里那些橘子的声音。画得好就像在收获累累硕果：饱满硕大的橘子，重重地落在加州肥沃的土地上。

尽管如此，那个秋天，这些以莉莉为主角的画作在哥本哈根收到的反响，仍然让格蕾塔吃了一惊。十月的时候，拉斯姆森将这些画在他画廊里挂了两个星期。最早那幅《莉莉三题》马上就卖出去了。一个戴着猪皮手套的瑞典人和一名皇家艺术学院的年轻教授还为此争了一番。她画的莉莉睡在骆驼皮沙发上的肖像画卖了超过250克朗。虽然还是没有埃纳尔的一幅画值钱，但已经是格蕾塔迄今为止的最高价了。

“我每天都要见到莉莉。”格蕾塔对埃纳尔说。现在，莉莉要是不在，她会想她。格蕾塔一向起得很早，通常天还没亮，游轮的汽笛还没鸣响，街上还什么动静都没有，她就起身了。那个秋天，有时候格蕾塔甚至起得还要早，公寓里还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她会坐起来，靠在床上。埃纳尔躺在她旁边，还在睡，爱德华四世蜷缩在他脚边。格蕾塔此时还是半睡半醒，有点恍惚，就会想，莉莉在哪儿？她会很快下床，满屋子找。莉莉去哪儿了？格蕾塔问自己，掀起前厅的布帘，打开衣柜的门。等到她打开前门，双唇紧张地重复着这个问题，才算彻底清醒过来，摆脱了蒙眬睡意。

那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格蕾塔和埃纳尔都在公寓里。四月份以来他们第一次需要生火。炉子是三段式的，三个黑色铁箱堆叠着，下面有一个四脚支架。格蕾塔划亮火柴，点燃一张纸，放在火炉里的桦木柴上。火点起来，燃烧着木柴。

“但莉莉不能每天都来，”埃纳尔抗议，“你不明白那有多难。让埃纳尔走，莉莉来。每天都要这样，太强人所难了。”他正给爱德华四世穿上那件手织的毛线衣，是渔夫的老婆送来的。“我也喜欢这样，我也爱她。但这太难了。”

“我每天都想画莉莉，”格蕾塔说，“我需要你帮忙。”

接着埃纳尔做了件奇怪的事，他走过画室，在格蕾塔颈项上轻轻一吻。格蕾塔一直觉得，埃纳尔骨子里有着丹麦人特有的阴冷和安静。除了嘴唇，她都想不起丈夫吻过自己的其他什么部位。接吻的时间也是深夜，一片漆黑，四下寂静无声，只偶尔听见街对面莫勒医生的诊所又拖来了一个醉汉。

埃纳尔流血的毛病又回来了。本来芒通那个小插曲之后都没再犯的，但最近的某一天，他拿着一块手帕，压着鼻子。格蕾塔看着血迹慢慢渗透到棉手帕上。她忧心忡忡，想起泰迪·克罗斯生命最后的那段时光。

但这毛病来得突然，去得也快。什么痕迹也没留下，只有埃纳尔的鼻腔红肿了。

紧接着，一周前的一天晚上，窗棂上刚刚开始结霜，格蕾塔和埃纳尔正安静地吃着晚餐。她一边叉起青鱼送进嘴里，一边在笔记本上画上两笔。埃纳尔慵懒地坐着，用勺子搅着咖啡。格蕾塔想，他又走神了，不知道在做什么白日梦。她的速写本上是一幅新画的草稿，莉莉站在五月柱①旁。格蕾塔抬起头，看到坐在对面的埃纳尔脸色越来越暗淡，但脊背挺直了。他走开了，椅子上留下一片小小的红色血渍。

接下来的两天，格蕾塔一直想问他流血的事情，为什么流血，从哪儿流出来的。但埃纳尔每次都面带羞惭地转过身去。仿佛她这么问就是在毫不留情地殴打他，他的面容随着她的提问一震。格蕾塔明白了，埃纳尔想瞒着她。他自己用旧的抹布弄干净，然后甩进运河里了事。但她不可避免地知道了。那血的味道是抹不去的，新鲜的血，飘散着点煤灰的气息；埃纳尔的小腹也不老实，总是发出奇怪的声音；第二天早上，运河桥上石塔还会出现那些沾满血迹的抹布。

一天上午，格蕾塔去邮局打个私人电话。回到画室时，莉莉正躺在一张樱桃红的贵妃椅上。那是从皇家剧院的道具部借来的。她身上的晚礼服也是借的，主人是一个隐退的女高音，年纪大了，声音也不行了，唱起来都打颤。不过她曾经穿着这件礼服唱过《奥赛罗》的女主角苔丝·狄蒙娜。格蕾塔觉得，莉莉好像从没想过自己的仪态和姿势。如果她在意的话，肯定不会这么躺着，双腿岔开，脚放在地上，脚踝扭曲着，像喝醉了酒似的。莉莉的嘴大张着，舌头舔在嘴唇上。她这副样子，就像注射了过量吗啡，昏过去了似的。格蕾塔还挺喜欢眼前这一幕的。很自然的一幕，完全不是她摆出来的。埃纳尔昨晚一夜没睡，腹中翻江倒海，还在流血，格蕾塔很担心。

“我帮你预约了一下。”格蕾塔对莉莉说。

“预约什么？”莉莉的呼吸急促起来，她的双乳起起伏伏。

“医生。”

莉莉坐了起来。她看上去很警惕。有时候就是这少数的电光火石间，格蕾塔能看到埃纳尔的神色显露在莉莉脸上：她的上唇颜色突然变深了。“我什么病也没有。”莉莉说。

“我也没说你有什么病啊，”格蕾塔朝贵妃椅走去。她把几条丝绸缎带系在莉莉袖子上。“但你一直不对劲，”格蕾塔说，双手放在罩衫的口袋里，里面装着很多短短的铅笔。还有泰迪·克罗斯站在圣塔莫尼卡海滩上的那张照片，莉莉那条沾血裙子上扯下来的布。那天晚上，她跑回芒通的租屋，嘴里还哭喊着汉斯的名字。“你一直流血，我很担心。”

格蕾塔望着莉莉的脸，仿佛因为羞惭，脸的边缘开始卷曲。但格蕾塔知道把这事摆到台面上才是正确的。“我们得找到流血的原因。要是你没有自己——”话还没说完，格蕾塔猛地停住了，一阵寒意瞬间侵袭了她的后背。她一边摆弄着晚礼服领子上的丝带，一边想，自己的婚姻是怎么了？她想要一个丈夫，也想要莉莉。“哦，埃纳尔。”

“埃纳尔不在这儿。”莉莉说。

“请你告诉他提前到中央车站见我，11:04的火车去昂斯塔德。”格蕾塔说，“我现在去艺术用品店买点东西。”

她走到衣柜那边找头巾。

“万一埃纳尔没有按时回来怎么办？”莉莉问道，“万一到那时我还找不到他怎么办？”

“他会按时回来的。”格蕾塔说，“你看到我的头巾了吗？蓝色的那条，有金边的。”

莉莉低头看着自己的膝盖，“没见过。”

“就在衣柜里，在抽屉里。你借去了？”

“好像丢在阿克塞尔咖啡馆了。”莉莉说，“我想柜台肯定还收着呢。我现在就去拿。”她顿了顿又说，“格蕾塔，对不起。我没有拿其他东西，也没有碰其他东西。”

格蕾塔感觉有股怒气在肩膀上耸动。有什么东西很不对劲，她告诉自己。接着又把这个想法放到一边。不，她绝不会让一条头巾破坏她的婚姻。另外，难道不是格蕾塔叫莉莉想要什么就拿的吗？难道让莉莉高兴不是格蕾塔最大的愿望吗？“你待在这儿好了，”格蕾塔说，“但请一定要让埃纳尔按时坐上火车。”

阿克塞尔咖啡馆的墙都被烟熏黑了。皇家艺术学院的学生们经常去那儿吃肉丸，喝啤酒。四点到六点之间这两样都是半价。格蕾塔的学生时代也经常坐在门边的桌子旁，本子摊在膝盖上画草稿。要是有朋友走进来问她在画什么，她会马上合上本子，说：“给韦格纳教授画的东西。”

格蕾塔向酒保问起蓝色头巾的事。“我表妹说她忘在这儿了。”她说。

“你表妹是谁？”酒保在茶巾上擦擦手。

“一个瘦瘦的年轻女孩子。没我这么高。很害羞。”格蕾塔有点词穷。莉莉很难描述。她在这个世界上茕茕孑立，独自一人飘来荡去，白色的领子摇摇晃晃，深棕色的大眼睛羞涩地抬着，看着来来往往的陌生人。格蕾塔感到鼻子一阵酸。

“你是说莉莉吗？”酒保问道。

格蕾塔点点头。

“很不错的女孩。总是悄悄进来，坐在那边靠门的位置。你肯定知道，好多男生甚至故意摔跤，来吸引她的注意。她偶尔和其中一个一起喝杯啤酒，等那人一转头，她就消失了。是啊，她丢了条头巾在这儿。”

他把头巾递给她。格蕾塔围在头上。那淡淡的味道又来了，薄荷与牛奶的香气。

街上的空气有些潮湿，秋日的寒意已经很深，混合着海风吹来的盐分。夏天晒黑的皮肤已经变白，她双手的皮肤也有点开裂了。她想起十月的帕萨迪纳有多美，圣盖博起伏的山脉层林尽染，烟囱上爬满了鲜艳的三角梅。

中央车站充满了来去匆匆的脚步声。鸽子在头顶的木椽子上咕咕叫着。大块的鸽子粪落在红色橡木的房梁上。格蕾塔从一个卖糖果的男孩那里买了一盒薄荷糖。他周围的地上全是人们丢的糖纸。

埃纳尔来到售票亭，一脸茫然的样子。他的脸颊被搓得有些擦伤，头发上擦了发油，锃亮锃亮的。他是一路跑来的，很焦急地擦着眉边的汗水。格蕾塔在人群中看到了他，心想自己的丈夫是多么瘦小。他抬着头都够不着旁边一个男人的胸。格蕾塔眼中的他就是这样，瘦小得有些夸张。她一直这样告诉自己，而且也一直深信，埃纳尔，手腕瘦骨嶙峋的埃纳尔，总是弯着腰的娇小的埃纳尔，其实还是个孩子。

埃纳尔抬头看着那些鸽子，仿佛是第一次来中央车站。他有些害羞地问一个系着围裙的女孩几点了。

不知怎的，格蕾塔安下心来。她走到埃纳尔身边，吻了他，帮他理了理翻领。“你的票，”她说，“里面还有那个医生的地址。”

“我想先让你告诉我，”埃纳尔说，“我希望听你说，我没什么毛病。”他的鞋跟在地面上跺来跺去。

“当然，你什么毛病也没有。”格蕾塔说，手臂挥舞在空中，“但我还是想让你去看看这个医生。”

“为什么？”

“为了莉莉。”

“可怜的小女孩。”他说。

“如果你想让莉莉一直待在这儿，和我们生活在一起，那应该让医生知道她的存在。”下午出来购物的人潮，大多数是女人，熙熙攘攘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她们的购物袋里装满了大块的奶酪和鱼肉。

格蕾塔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直把莉莉当作第三人提起。但她知道，如果她直截了当地大声说，莉莉不过就是她丈夫穿着女人裙子罢了。那埃纳尔也许会崩溃，她甚至能想象他那纤细的骨头瑟缩佝偻，深深弯下去的样子。真的会这么严重，但这是事实啊。

“你干吗这么做？”埃纳尔问。他眼眶发红，差点让格蕾塔不忍直视地别过头去。

“我和你一样爱莉莉，甚至——”她阻止了自己，“这位医生可以帮助她。”

“怎么帮？除了你和我之外，还有谁能帮莉莉？”

“我们看看医生怎么说吧。”

埃纳尔做了最后的抗争。“我不想去。莉莉也不想让我去。”

格蕾塔挺直了腰板，抬起头。“但我希望你去，”她说，“我是你的妻子，埃纳尔。”她给他找了8号站台的路，送他上路了。她的手揽住他的腰。“去吧。”她一边说一边送他走过人群，走过那个卖糖果的小男孩，走过那一路的糖纸。他的身影混进了来来往往的购物人群中。他的头混入其他一百多个人当中。大多数都是女人，忙忙碌碌地买着哥本哈根人的必需品。因为生孩子而发了福，她们胸部下垂，而埃纳尔的还挺着。格蕾塔那时候就知道，有一天，这些女人看着人群中的埃纳尔，就像看到了她们自己。

①欧洲传统节日“五朔节”中树立的柱子。男女老少围着这个柱子跳舞以示庆祝。—译者

第十一章

埃纳尔坐在窗边，午间的阳光盘桓在他的双膝上。火车掠过一栋栋房顶上铺着红瓦的小房子。院子里挂着洗好的衣服和床单，孩子们向过往的列车热情挥手。他对面坐着一位老太太，手握着包的提手。她给了他一块薄荷糖。“去赫尔辛基？”

“昂斯塔德。”他说。

“我也是。”老太太苍白的头发上网了一块方形的发网。她的双眼是冰蓝色的，耳垂很大，松松垮垮。“你在那儿有朋友？”

“预约了事情。”

“预约看医生？”

埃纳尔点点头。老太太说：“哦。”她掖了掖羊毛衫的衣角，“在镭研究所？”

“好像是，”他说，“是我太太预约的。”他打开格蕾塔给他的信封。里面有张淡褐色的卡片，是莉莉上周写给格蕾塔的留言：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困住了。你有过这种感觉吗？是我的问题吗？还是哥本哈根的问题？吻你——

“你的卡上写着赫科斯勒医生，”老太太说，“卡片后面是赫科斯勒医生的地址。刚好顺路，我带你去吧。有人说他的镭研究所是丹麦最好的。”老太太把包抱在胸前。“有人说他包治百病呢。”

埃纳尔起身感谢了老太太，又坐回座位上。阳光暖暖地从窗玻璃上照进来。他一直想着不去看医生来着。她跟他说在中央车站见的时候，他心中几乎涌起一股愤怒，脑海里浮现出格蕾塔的样子，下巴抬得高高的，在人群中非常显眼，在中央车站等着他出现。他想过不听她的，不去车站。他想着，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很显然不会出现的时候，格蕾塔的下巴慢慢落下去的样子。她会急匆匆地回家，她会打开“寡妇之家”那座公寓的门，看到他在桌前等她。埃纳尔会说，“我不想去看医生。”她会顿一下，然后说：“那好吧。”

“我们到了，”火车上的老太太说，“把你的东西都拿上。”

昂斯塔德的街道上全是红豆杉，光滑的红色杉果落得满地都是。上午刚下过雨，空气中飘散着潮湿的常绿植物的味道。老太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步子迈得很快，屁股在裙子里扭来扭去。“别紧张。”她说。

“我不紧张啊。”

“紧张又没什么错。”他们转了个弯，来到一条街上，这里的房子都有低矮的围墙和白色的铁门。一辆敞篷车开过他们身边，发动机的声音很刺耳。司机是个戴着高尔夫皮帽的男人，朝老太太挥了挥手。“我们到了。”老太太说。这个街角对面就是海港，一栋蓝色的建筑相当惹眼。看上去很像个蛋糕房。她伸手握住埃纳尔腋下的手臂，捏了捏，接着竖起自己的领子，往海边走去。

埃纳尔在赫科斯勒医生的检查室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房间有一半看上去像个会客厅，有一块地毯、一张沙发床和几排书架，一个花架上还摆着一盆吊兰。另一半的地面是橡胶的，一张软软的、填充了东西的桌子，装着澄清液体的玻璃罐子，还有一个巨大的可移动落地灯。

赫科斯勒医生走了进来，说：“护士没告诉你脱衣服吗？”他的下巴长长的，中间的沟简直可以开个槽了。一头银白的头发。当他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时，埃纳尔还能看到他穿了一双苏格兰菱形花纹的袜子。火车上那个老太太说，除了医术高超，他的玫瑰园也很出名。但现在已经深秋，从诊所的窗户看出去，玫瑰已经修剪过枝条，准备过冬了。

“婚姻出问题了？”他说，“我理解得对吗？”

“也不算是问题。”

“你们结婚多久了？”

“六年。”埃纳尔说。他想起他们在公园里的圣阿尔本教堂举行婚礼。年轻的教堂执事是个英国人，那天早上剃胡子时还刮伤了脸。他的声音很轻，如同那从粉色窗玻璃飘到婚礼宾客之间的空气一样，他说：“这是一场特别的婚礼。我看到了很特别的东西。十年之内，你们俩都会成为很了不起的人。”

“有孩子了吗？”赫科斯勒问道。

“没有。”

“为什么？”

“我不太确定。”

“你们俩会进行性交吧？”赫科斯勒的表情冷冰冰的。埃纳尔可以想象同样的一张脸在玫瑰园里，深恶痛绝地发现一只以花瓣为食的小虫子。“你们会定期交配吗？”

埃纳尔已经脱了衣服，只穿着内裤。椅子上那堆衣服看上去很忧伤，白色的衬衫袖子慵懒地搭在长裤上。赫科斯勒医生挥挥手，让他坐在沙发床上。他朝一个话筒说了几句话，让护士拿杯咖啡和一盘蜜饯杏仁进来。

“你射精了吗？”他继续问。

埃纳尔感觉有人在自己身边拿着一块块砖修筑耻辱的围墙。格蕾塔添砖加瓦，赫科斯勒医生也在不遗余力地羞辱他。一块块砖不断累加着。“有时候。”埃纳尔回答。

“算不错了。”赫科斯勒医生翻开笔记本上的一页，又说，“你妻子告诉我，你喜欢男扮女装。”

“她是这么说的吗？”接着护士进来了。这女人有一头卷曲的红发。她把咖啡和杏仁放在桌子上。“加糖吗？”她问道。

“韦格纳太太告诉我有这么个女孩，”赫科斯勒医生继续说，“她叫莉莉。”

“打扰了，韦格纳先生，”护士问道，“加糖吗？”

“不，我不用。”她帮赫科斯勒医生倒了咖啡，离开了。

“韦格纳先生，我是专家。还没遇到过我治不好的病。要是你觉得难堪，请记住，我并没有尴尬。”

不知道为什么，埃纳尔突然间觉得赫科斯勒医生会理解他。如果他给赫科斯勒先生讲述那个通往莉莉巢穴的隧道，如果埃纳尔承认莉莉不是他，而是别的人，赫科斯勒可能会拿起铅笔敲敲嘴唇，说：“啊，是的。别担心。我以前见过这种情况。”

埃纳尔开口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需要去找莉莉。”他觉得这是一种渴望。不是晚饭前一个小时想吃饭的那种渴望，而是好几顿都没吃了，饥肠辘辘，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一盘可能永远也不会来的食物。这种渴望总是让埃纳尔眩晕。“有时候，一想到她，我都无法呼吸。”埃纳尔说。

“你去哪里找她？”赫科斯勒医生问。厚厚的镜片让他的眼珠看起来奇大无比，仿佛油瓶里腌的鸡蛋。

“去我体内，去我心里。”

“总能找到吗？”

“是的，她总在那儿。”

“如果我告诉你不要再扮成她了，你会怎么想？”赫科斯勒医生坐在椅子上，身子前倾。

“您觉得我应该这样吗，医生？您觉得我这样做伤害到谁了吗？”只穿着内裤的埃纳尔觉得自己万分渺小。沙发垫子上有个裂缝，几乎要将他吞没。现在埃纳尔想喝咖啡了，但他根本没有力气去拿桌上的咖啡壶。

赫科斯勒医生打开检查灯，银色的灯泡发出刺眼的白光。“我们来检查一下。”他说。站起身的时候，他抬起手，轻轻拍了拍埃纳尔的肩膀。

“请站起来。”赫科斯勒医生说，把灯滑了过来，灯柱都在颤抖。他把灯对准埃纳尔的腹部。他肚脐周围那几点雀斑看上去是那种有些过分的棕色，还有几缕黑色的毛发，让埃纳尔想起某个角落聚集的尘土。“我这样你有什么感觉吗？”赫科斯勒医生问，一边用手掌压住埃纳尔的腹部。

“没有。”

“这样呢？”

“没有。”

“那这儿呢？”

“没有。”

“好的。”他坐在埃纳尔面前的一把铁凳子上。此时此刻，埃纳尔最渴望的，就是听到赫科斯勒医生宣布，莉莉和埃纳尔没有任何问题，他们分享一具躯体也没什么不正常，不比一个没有指甲的大拇指严重，也不比赫科斯勒医生那个长下巴严重，你瞧，下巴上那个槽，都可以装下一把钥匙了。

“那这下面呢？”医生又问，拿着一个压舌器指向埃纳尔的胯部。“我能看看吗？”

埃纳尔脱下内裤，赫科斯勒医生脸上的表情凝固了，只有那毛孔上长满黑头的鼻翼还在微微颤动。“好像都是齐全的嘛，”他说，“把裤子穿上吧。你身体很健康嘛。你不想再跟我说点别的什么？”

就在前一天，埃纳尔还把抹布塞进了自己的内裤。这事格蕾塔也和医生说了吗？埃纳尔感觉他咄咄逼人，而自己无路可退。“我想是还有事情要说。”他开口了。

埃纳尔跟他说了流血的事。赫科斯勒医生的双肩耸了起来，像个小小的山峰。“是，你太太跟我说了这事。血里面有什么东西吗？有结块吗？”

“好像没有。”又一块耻辱的砖石垒上了耻辱之墙。埃纳尔能够寻找安慰的唯一办法，就是闭上眼睛。

“应该照个X光。”赫科斯勒医生说。埃纳尔说他以前从没照过，医生有点惊讶。“照了就能看出有没有不对劲了。”赫科斯勒医生说，“也可能把你体内的那种渴望去除。”埃纳尔看着医生的眉毛高高挑起，高过了眼镜的边缘，很显然他对诊所的技术水平十分自豪。医生继续讲起了伽马射线和镭盐中镭的自然放射。“电离辐射好像是治愈所有病症的妙方。溃疡啊、头皮干燥啊都不在话下，阳痿就更别说了。”他说，“它已经成了治愈很多疾病的不二之选。”

“对我会有什么作用？”

“会看到你的体内。”医生语带不满，好像被冒犯了似的，“会治疗你。”

“我真的需要吗？”

但赫科斯勒医生已经朝话筒里发布命令了。

他们准备好给埃纳尔做X光了。一个喉结突出的瘦男人领着他走出赫科斯勒医生的诊室。这位是维拉德玛尔，赫科斯勒的助手。他领着埃纳尔来到一个房间，四周的墙壁上都贴了瓷砖，地上好像用耙子耙过，一条一条的。角落有个排水管道，全是大洞小眼的。白色帆布带从房间中央的轮床上垂下来，上面的铁扣在灯光下闪着光，很晃眼。

“来，我们把你绑上吧。”维拉德玛尔说。埃纳尔问这到底有没有必要。维拉德玛尔含混地回答了一声，喉结都鼓起来了。

X光机的形状像个倒过来的“L”。外面的金属漆成了灰绿色。机器就架设在轮床上方，一个巨大的灰色镜头直直地指向埃纳尔肚脐和腹股沟之间的部位。房间里有一块黑色玻璃窗，埃纳尔想象赫科斯勒医生就站在那后面，指挥维拉德玛尔调整位置，找准部位。房间里的灯光暗了下来，机器发出轰鸣，转动起来，外部有些颤抖，埃纳尔突然意识到，这次看医生和检查只是一个开始。不知为什么，埃纳尔很清楚，X光什么也照不出来。赫科斯勒医生要么就会多安排几次照射，要么就把他转交给另一个或两个专家。埃纳尔不介意。不仅仅是此时此刻不介意，而是一直都不会介意。为了格蕾塔和莉莉，好像承受什么都值得。

埃纳尔本以为X光会发出带着斑点的金色闪光，但结果却是看不见的，他也没有任何感觉。一开始埃纳尔还以为机器出故障了。他差点坐起来问：“有什么问题吗？”

接着X光机调整到了一个更高的位置，旋转的弧度也更大了。那庞大的绿色金属颤动得更加厉害，听起来像在甩干一个烤盘。埃纳尔努力去想腹部有什么感觉，但不太确定。他脑海里出现了一个蠕动着萤火虫的肚子，这些虫子都孕育于布鲁图斯的沼泽里。他在想，那种温暖的泡沫充盈的感觉，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自己的错觉。他用手肘撑着床边，稍稍起身，往下看，但他的腹部没有任何变化，在昏暗的房间里显得灰灰的。“请你别动，”赫科斯勒医生的声音从通话器中传来，“躺回去。”

什么事情也没有，至少埃纳尔什么都没感觉到。机器还在咔嗒响着，一种空虚和空白的感觉蔓延到他的整个腹部。他感觉到什么热热的东西了吗？他说不好。接着他觉得自己受到一阵灼烧，但等再看时，腹部还是一样。“躺好别动，韦格纳先生，”赫科斯勒的声音又响起来了，“这不是在闹着玩。”

埃纳尔不知道机器运行多久了。刚过去两分钟吗？还是已经过去了二十分钟？这一切到底什么时候结束？房间更暗了，几乎一片漆黑，灰色的镜头上绕着黄色的光圈。埃纳尔觉得很无聊，接着一阵睡意突然袭来。他闭上眼睛，感觉自己的身体突然变得十分沉重。他想最后再看一次自己的腹部，但手臂突然动不了，也撑不起来了。他怎么会这么累呢？他的头重得像个铅球，连在脖子上。早上喝的咖啡好像又返回到喉咙里。

“睡觉吧，韦格纳先生。”赫科斯勒说。机器发出更大的轰鸣，埃纳尔感觉腹部有什么热热的东西在压着。

接着埃纳尔感觉有什么不对劲。他勉强睁开眼睛，刚好看到有人把额头顶在黑色窗玻璃上。紧接着第二个人的额头也顶了上来，只是看不清面孔。埃纳尔睡意沉沉地想，要是格蕾塔在这儿，肯定会帮我解开，带我回家。她会狠狠踢这个绿色的机器，直到它停下。巨大的金属声让整个房间都颤抖起来，但埃纳尔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也看不到发生了什么。要是格蕾塔在这儿，她肯定会朝赫科斯勒吼，让他关掉这该死的机器。要是格蕾塔在这儿……但埃纳尔已经来不及想了，因为他已经睡着了——不，是坠入了比睡眠更深的梦乡。

第十二章

赫科斯勒医生的X光机继续轰鸣，格蕾塔继续把额头顶在黑色玻璃窗的背面。也许她错了，也许她的丈夫不用看医生。她在想，自己当初是不是应该听听他的抗议，不要一意孤行。

玻璃窗的另一边，埃纳尔躺在轮床上，手脚被绑得结结实实。他看上去好美，闭着双眼，皮肤从玻璃窗看过去是一种柔软的灰色。鼻子从脸上凸起来，小小的。“你确定他是舒服的吗？”她问赫科斯勒医生。

“基本上很舒服。”

之前，她担心埃纳尔会悄悄从她身边离开。有时候，他俩在街上遇到一些猥琐的男人，眼神在她的胸部转一圈，但埃纳尔从没有恼怒或者吃醋。格蕾塔有时为此心烦意乱。埃纳尔唯一发表意见的一次，是他装扮成莉莉的时候，他说：“你真幸运啊！”

上周跟赫科斯勒医生通电话的时候，他说埃纳尔可能骨盆那里长了个肿瘤，既引发不育，又让他出现性别意识上的混乱。“我没有亲眼见过这样的病例，但在书上读到过。这种肿瘤没什么特别明显的表现，大概唯一的症状就是奇怪的行为。”她心中有点希望这个理论是正确的，有那么一点相信，一把镰刀形状的小手术刀能够去除这个肿瘤，让这个外皮像血橙、紧得像柿子的东西从埃纳尔体内消失，让丈夫再全身心地回到他们的婚姻中来。

窗户另一边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但赫科斯勒医生说：“一切正常。”埃纳尔在轮床上扭动，双腿顶着绑带。顶得很紧，格蕾塔觉得说不定绑带会被撑断，埃纳尔的身体可能会弹起来，甩到房间的另一头。“什么时候能检查完？”她问赫科斯勒。“真的不要紧吗？”她不安地撩动着发梢，一边想着这么粗糙的头发真讨厌，一边想着要是埃纳尔出了什么事，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X光要花点时间的。”维拉德玛尔说。

“弄痛他了吗？他好像很痛苦。”

“不会，”赫科斯勒医生说，“可能表面会有一点灼烧感或者破皮什么的，但不会有别的感觉了。”

“他觉得有点恶心。”维拉德玛尔补充说。

“对他有好处。”赫科斯勒医生说。他一脸平静，黑色的睫毛短粗而浓密，围绕着眼睛。他每开口说一句话，开头的音节总显得有点口吃。但他的声音很沉稳，带着绝对的权威。毕竟，他的诊所接待的常常是丹麦最富有的人，那些肚子滚圆、皮带都系不上的大富豪。他们生产橡胶鞋、矿物染料、石灰、水泥。他们把控着财富，却控制不了那日渐肥大的身体。

“如果你丈夫体内有个魔鬼，”维拉德玛尔说，“我会把他拉出来灭了。”

“X光的妙处就在于此，”赫科斯勒说，“把坏东西烧掉，只留下好东西。说是奇迹也不为过。”两个男人都笑了起来，白白的牙齿反射在黑色玻璃上。格蕾塔感觉胸中翻涌着一股小小的悔意。

结束以后，维拉德玛尔把埃纳尔推进一个有两扇小窗户和一架可移动折叠屏风的房间。他在那儿睡了一个小时，格蕾塔就在旁边画草稿，等着他。她画的是莉莉，睡在诊所的床上。要是X光发现了肿瘤，赫科斯勒医生摘除了这个肿瘤，会发生什么事呢？她会不会永远也无法看到莉莉了？埃纳尔的脸上、唇间和手腕之间如地图上的河流一般蜿蜒的青色血管里，是否再也不会出现莉莉的踪迹？她联系赫科斯勒医生的初衷，是想让埃纳尔放松精神，还是想让自己放松精神？不，她跑到邮局那个小小的电话亭去联系赫科斯勒医生的初衷，是想帮埃纳尔。确保他得到照顾，得到应有的关心，这难道不是她的责任吗？如果说她曾经向自己承诺过什么，就是绝不让丈夫悄悄从自己身边溜走。泰迪·克罗斯之后，这种事情更不能发生。格蕾塔想起埃纳尔鼻腔里喷出的鲜血，在莉莉的裙上蔓延开来。

埃纳尔在床上翻了个身，呻吟了一下。他面色苍白，脸颊上的皮肤有些松松垮垮的。格蕾塔把一块温热的布放在他额头上。她有那么一点希望赫科斯勒会告诉埃纳尔，自由地去做莉莉，去芳斯百合百货商店的玻璃柜台后面做个女售货员。她有那么一点希望自己嫁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富有争议、最为正人君子们所不齿的男人。大家都以为，婚后的她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这常常让她心烦意乱。“我知道，你们俩会和你父母一样幸福快乐。”她和埃纳尔结婚后，一个纽波特海滩的表亲写信来如是说。格蕾塔简直想让这个表亲从她记忆里永远消失。我和他们不一样，她把信撕得粉碎，放进铁炉子里烧掉了。我们和他们不一样。那时候莉莉还没出现。但即使是在那时候，格蕾塔就知道，自己嫁的这个男人，会把她带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她从未涉足的世界。她一开始也觉得泰迪身上有这种特质，虽然后来发现自己看走了眼。但埃纳尔是与众不同的。他是个怪人。他几乎不属于这个世界。格蕾塔觉得，很多时候，自己也不属于这个世界。

窗外，赫科斯勒医生光秃秃的玫瑰丛在风中颤抖。从另一扇窗户望出去就是大海。乌云倒映在水上，那么黑，那么满，像海面覆盖着墨水。一艘渔船正艰难地归港。但是，这个男人有时候想做女人，她要怎么和他保持婚姻关系呢？不，我不能让这样的事情阻止我，她告诉自己，一边抚弄着膝上的速写本。格蕾塔和埃纳尔要随心所欲地生活。没人能阻止她去做想做的事情。他们也许得搬去没人认识他们的地方，没人在背后嚼舌头的地方——没有流言蜚语，没有人知道她的姓氏多么显赫，没有之前积累起来的名声。一切从头开始，他们只要好好画画，只要等着莉莉出现，声音轻柔地对他们耳语。

我准备好了，格蕾塔告诉自己。她也不清楚到底为谁准备好，为什么准备好，为哪里准备好，但她一直是准备好了的。

埃纳尔又不安分地动了起来，拼命想抬起头。头顶上的灯泡在他脸上投射下一个黄色的光圈，他的双颊看上去有些凹陷。今天上午他不是还好好的吗？不过也许是过去这几个月她一直没好好注意过埃纳尔。也许他就在她眼前病态渐显，而她到现在才注意到。她太忙了，忙着画画，忙着把作品卖出去，给巴黎的汉斯写信，安排他和莉莉见面，询问巴黎玛莱区是否有公寓出租，她希望公寓有两个天窗，一个给她，一个给埃纳尔。这么多事情需要处理，格蕾塔也许忘记好好注视一下丈夫那神采渐失的脸了。她突然想到了泰迪·克罗斯。

“格蕾塔，”醒来的埃纳尔问道，“我没事吧？”

“你会没事的。再休息一下吧。”

“怎么了？”

“X光照了很久。别担心。”

埃纳尔侧过脸，躺回枕头上。他又睡着了。格蕾塔的丈夫，就这样躺在那儿。细腻的皮肤，小小的脸庞，太阳穴温柔地下陷，像个新生儿。他一呼一吸间，鼻翼微微颤动；身上飘散着松节油和滑石粉的味道。他的眼圈红彤彤的，仿佛要燃烧起来。

格蕾塔帮他换了块额头上的布。

赫科斯勒医生来了，格蕾塔说：“啊，终于——”

两人来到走廊上。“他没事吧？”

“明天会好转的，之后会更好。”格蕾塔看着赫科斯勒医生嘴巴周围的一圈圈皱纹，感觉里面藏着某种隐忧。“X光没照出什么。”

“没有肿瘤？”

“什么也没有。”

“那他是怎么了？”格蕾塔问道。

“如果从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说，什么也没有。”

“那流血是怎么回事？”

“很难确定，但可能只是因为饮食不对。别让他吃太硬的水果，也别误吞鱼骨头。”

“您真的认为原因就是这个？饮食不对？”格蕾塔往后退了一步，“您真的认为他是个完全健康的人，赫科斯勒医生？”

“他的身体很正常。但他是个正常的男人吗？完全不是。你的丈夫很不好。”

“我能做些什么？”

“你有给衣柜上锁吗？让他别碰你的衣服？”

“当然没有。”

“你应该马上上把锁。”

“那能有什么好处？再说，他自己也有裙子穿。”

“马上扔掉。你不应该鼓励他这样的行为，韦格纳太太。要是他觉得你也赞成，就会觉得假装莉莉没什么大不了的。”赫科斯勒医生顿了顿。“那他肯定就没希望了。你没有鼓励他的行为吧？为了他，我希望你永远也别允许他这么做。”

这是格蕾塔最害怕的事情。莉莉这件事可能会归咎到她身上。她可能给丈夫造成了困扰和伤害。走廊的墙壁漆着沉闷的黄色，上面有乱七八糟的划痕。格蕾塔旁边是赫科斯勒医生的一幅肖像，她以前的画就和这个风格类似。

几个星期前的一天，拉斯姆森给格蕾塔打了个电话，说莉莉去画廊了。“我看过你的画，当然认得她，”他说，“但感觉有点不对劲。她看上去很虚弱，要么就是特别口渴。”拉斯姆森说他给莉莉搬了把椅子。她坐下很快就睡着了。唇上泛着一个银色的小泡。过了一会儿，哈根德男爵夫人就和她的埃及司机一起来画廊了。这位男爵夫人总以最“时尚”的贵族自居。她居然遇到画作的主角就睡在画作前面的场景。她说，这真是一种“现代主义”，而且充满了讽刺，让她难以释怀。画廊里充满了男爵夫人的鸵鸟皮手套拍手的声音，“时间完整了，统一了。”当时画廊里挂着格蕾塔的五幅画，都是在南法炎热的八月末完成的。每一幅的背景都有慢慢上升或下降的芒通的太阳，充当整幅画面的光源。画里面的莉莉和在椅子上沉睡的莉莉一样：小心翼翼，内敛隐忍，从身形到形态都充满了异国风情。醒目的鼻子，嶙峋的膝盖，眼睑上泛着油光，脸庞放射着光辉。“男爵夫人把五幅画都买了，”拉斯姆森说，“整个过程中莉莉一直在睡。格蕾塔，她得了什么病吗？我当然希望她一切安好。你是不是让她在外面逛到太晚了？照顾好她，格蕾塔。为了你自己。”

“您真的觉得流血没事？”格蕾塔问赫科斯勒医生，“一点事都没有？”

“相比起来，我更担心他妄想自己是个女人，”医生说，“这个连X光都治不好。你想让我和埃纳尔聊聊吗？我可以跟他说，他这是在伤害自己。”

“他真的在伤害自己吗？”格蕾塔沉吟良久，终于问道，“这真的是伤害吗？”

“嗯，当然了。我想您是同意我的，韦格纳太太。我相信您也同意，如果这种行为不立即停止，我们必须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像您丈夫这样的男人，不应该如此生活。这关乎到精神和心智的正常，您难道不觉得吗，韦格纳太太？您不觉得您丈夫的这种欲望不太正常吗？您不觉得，您和我，作为负责任的公民，不应该让您丈夫随心所欲地作为莉莉在外面东游西荡吗？就算在哥本哈根也不行，就算是偶尔也不行，就算有您看管也不行。我相信您同意我的建议，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驱逐他体内的魔鬼。因为那的确是万恶的魔鬼。您同意吗？韦格纳太太？那是他的心魔。韦格纳太太，您同意吗？”

格蕾塔，年满三十的加利福尼亚人。至少有三次差点自己把命给弄没了。比如，第二次，是她在“弗雷德里克八世号”航船的柚木栏杆上撑手倒立。那时候她只有十岁，全家人第一次前往丹麦。此时此刻，这么个女人，突然意识到赫科斯勒医生对自己和丈夫一无所知。她做了一件错事。埃纳尔的呻吟从床上传来，穿透了那块折叠起来的屏风。

第二部 巴黎，1929年

第十三章

中央市场北边，塞瓦斯托波尔大道旁边，有一条短短的小街，只有两个街区。多年来，小街的名字不断改变。曾经叫胡椒街，曾经有一家很红火的胡椒仓库选址在此，后来衰落了。叫“星期街”的时候，这里有一家专门给休假的士兵住的旅馆。而现在，小街蓝白相间的街名牌已经不见了，它的名字，或者说人们口中的名字，叫作“夜之街”。街上的建筑都是黑色的。煤烟颗粒无处不在，布满家家户户的窗棂、废弃的煤气街灯、公共厕所的水槽和烟草店破烂的遮阳棚。对了，烟草店里还兼售伏特加，也提供色情服务。街面上的门都有门牌号，但是没有招牌，整条街显得既没有人住，也没有人做合法或非法的生意，除了烟草店的店主。他留着一撇红色的小胡子，上面往往沾着早餐留下的蛋糕屑。22号的门上嵌着起泡玻璃的小窗，透过窗户望进去，能看到一个门厅，闻起来有股被煤烟熏过的小便池的味道。顺着楼梯走上去，又是一扇门。这扇门上全是脚印。推开门走进去，有个柜台，一个女人站在后面，自我介绍说叫雅思敏·卡尔顿夫人，她养了一只马恩岛猫，名叫苏菲。

雅思敏·卡尔顿夫人身形臃肿，但看得出来还挺年轻。她的前臂上长着厚厚的棕色毛发。一串金镯子偶尔露出来。有一次，她告诉埃纳尔，她调教的一个女孩撞了大运，嫁给了一个希腊王子，把雅思敏·卡尔顿夫人和马恩岛猫抛下了，孤零零留在这里。她还说，多年来，造访过她“欢喜堂”的客人，有各国大使、一位首相和好几十位伯爵。

给五法郎，雅思敏·卡尔顿夫人就会给埃纳尔一把拴在黄铜环上的钥匙。这钥匙能打开三号堂的门，这是个窄窄的小房间，一把扶手椅上盖着绿色的羊毛毯，有人考虑周到地清空了纸篓，两扇小小的窗户，黑色的窗帘都放了下来。天花板上有个电灯泡，照亮了绿色的椅子。房间里飘散的，除了氨水的味道，还有什么咸而苦涩的湿乎乎的东西。

五月已经到来，总是冷一天，又来两个温暖的艳阳天。但这个窄窄的房间总是阴冷的。冬天的时候，埃纳尔曾经坐在那个绿色的椅子里，穿着大衣，看着自己呼出来的白气。他来雅思敏·卡尔顿夫人这里的时间还不算太长，没有见识过这里的四季。但他想象着，八月的时候，这昏暗的、因为烟草熏染而已经有点发黄的条纹墙壁，会自己流出水，像出汗一样。

今天，埃纳尔脱下外衣。这件外衣有平平的口袋和时尚的腰带，是格蕾塔给埃纳尔买的。几乎所有埃纳尔的衣服都是格蕾塔买的。她觉得他完全不知道在巴黎该怎么穿。当然，他对莉莉的穿着还是很在行的：低腰的裙子，配套的丝绸发带，一直拉到手肘上的小山羊皮手套，扣子上还嵌着珍珠，鞋子的扣襻上都镶着水钻。这些都是莉莉自己买的。埃纳尔会把莉莉每周的花费放在一个果酱罐子里，莉莉拿到手以后两三天就花完了。她纤细的手伸到罐子里，摆弄着那些硬币。“莉莉基金”是埃纳尔预算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他会翻找睡袍的口袋，多找点法郎给她花。要是他没找到，莉莉有时候就会跑去找格蕾塔。反正后者对莉莉是没辙的，对她的要求只能说“好”，或者“还要吗”。

埃纳尔抬起小房间里的一幅黑色窗帘。透过被煤烟熏得黑乎乎的窗玻璃，他看到一个穿紧身衣和黑色长袜的女孩，一只脚搭在一把木凳子上。没有音乐，但她在跳舞。另一扇小窗户后面也有人在看，那是一张男人的脸，油乎乎的鼻子压在玻璃上，留下白白的一块，呼出的白气也形成一团浓雾，久久不散。跳舞的女孩似乎知道埃纳尔和那个男人在看。每次脱去身上一点穿戴的时候，她会微微缩一下下巴，四周看看，只是没有直接看着他们鼻子压扁在窗玻璃上的脸。

她戴着一双手套，和莉莉那双有点像。此时她脱下手套，露出光溜溜的胳膊。女孩并不美：黑色的头发干枯毛躁，长长的下巴，臀部太宽大，腹部又太窄。但埃纳尔觉得她的样子很端庄，气质不凡。她把手套脱下后没有乱甩乱放，而是整齐地捋平放好；接着又脱下紧身衣，最后脱下长袜，全都整齐地挂在凳子后面。仿佛已经做好再戴上它们的准备。

很快她就一丝不挂了，只有脚上还穿着鞋。她的舞姿节奏加快了，比刚才更有活力。她的脚趾绷得直直的，手臂往前伸，头向后甩，暴露出皮肤下面青白色的气管。

这将近六个月的时间里，埃纳尔成了雅思敏·卡尔顿夫人这儿的常客。他都是下午来，那时候格蕾塔一般是去和收藏家见面，要么就是去见《巴黎生活》或者《画刊》的杂志编辑，她现在已经是这两本杂志的特约插画家了。但埃纳尔去雅思敏·卡尔顿夫人那里的目的，和其他男人不一样。那些男人充满饥渴地挤在窗玻璃上，伸出海胆一样的舌头，舔舐着女孩们印在上面的身体。而埃纳尔只是想看女孩们脱衣服和跳舞，研究她们双乳起伏的曲线和分量，看她们那美妙的双腿，白得有些可怕，微微颤动，仿佛一碗煮开的牛奶上漂浮的奶皮。她们的腿一开一合，透过满是油污的玻璃窗，他甚至能听见她们膝盖上的骨头和关节碰撞发出的响声。他还喜欢看她们伸直手臂，露出手臂的另一面，纵横的血管里流淌的全是羞耻与怨怒，在雪白的皮肤下青筋暴起。还有她们的肚脐下面微微隆起的小腹。每每看到女人的这个部位，他就会想起婚礼上掌管戒指的人手里托着的小抱枕。他到雅思敏·卡尔顿夫人这儿来，是来研究女人，研究她们的肉体，研究她们的四肢如何与躯干相连，研究女性是如何诞生的。他注视着那个头发干枯毛躁的女孩缩缩下巴，有些心烦意乱地用手捧住自己那奶油冻一般晃动的双乳。接着她出场的那个女孩，有一头金发，身材瘦长结实，在半圆形的昏暗房间中走了一圈，双手握拳放在瘦骨嶙峋的臀部。上个星期二有个女孩，埃纳尔以前没见过，她分开自己布满雀斑的大腿，露出女人的外阴。她很快又合上了腿，接着带着一股愤怒起舞，汗水顺着脖子滑下来。而她那惊鸿一瞥的粉色部位灼烧着埃纳尔的双眼，他紧紧闭上眼睛，想忘记自己姓甚名谁，身在何处，但无济于事。后来，他躺在格蕾塔旁边，想要睡觉，但还是想着那心惊肉跳的一幕，难以成眠。而格蕾塔那边的台灯还亮着。她拿着一支短短的铅笔，正在皮质书脊的笔记本上勤奋地画着，那本笔记本上全是草稿，那是她事业起飞的标志，主角全是莉莉。

埃纳尔和格蕾塔现在住在巴黎的玛莱区。三年多以前他们就离开哥本哈根了，是格蕾塔提出的。一天有人给“寡妇之家”寄来一封信，埃纳尔还记得格蕾塔迅速读了信，接着掀开铁炉的盖子，把信扔进去烧掉了。他还记得炉火吞噬那封信时里面突然蹿起的黄色火光。接着她告诉埃纳尔，汉斯想让他们搬去巴黎。“他觉得不错，我也觉得。这是最好的。”她说。“可你为什么把信烧了？”埃纳尔问道。“因为我不想让莉莉看。我不想让她知道汉斯想再见到她。”

他们在圣殿老街那排石质的联排别墅里租了一套公寓。公寓在四楼，顶层，房顶坡度陡峭，开了天窗。公寓后面就是院子，夏天时天竺葵开花散叶；冬天，平台上拴着一个个小盒子，晾在绳子上的衣服冻得硬邦邦的。从公寓楼里出来往街那边走不一会儿，就能来到罗汉酒店，入口有弧度，占了人行道的地方，还有两扇巨大的黑色大门。小街窄窄的，但冬天的时候排水做得很好。这条小街横贯玛莱区，这里有很多过去辉煌无比的大酒店，现在都改建成了市政厅或者进口干货的仓库，而有的房子就那么废弃着，还有犹太人开的小店，星期天其他店都关门了，埃纳尔和格蕾塔总是去这些小店买点果干和三明治。

公寓有两个工作间，埃纳尔的工作间有个巨大的画架，上面挂着几幅沼泽荒野的风景画。而格蕾塔的工作间则摆满了莉莉的肖像，有时候还没晾干就卖出去了。墙上颜料的污渍厚厚的，总是干不了。因为她总会在上面调颜色，一直到满意为止。比如莉莉头发的那种棕色，八月在海里游了一次泳之后，竟变成蜜色的了；还有她脖子根部红起来的时候那种紫红色，她手肘里面那种银闪闪的白色。两个工作间里都有坐卧两用椅，上面盖着花毯。他们的卧室在公寓后部，比较昏暗，埃纳尔觉得那个房间像个茧，把他们都包裹住了。有时候，格蕾塔画画到深夜，累得没有力气，就会在工作间里将就睡了。而他们的卧室，一关上台灯，就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埃纳尔喜欢这样的感觉。他会一直躺着，直到东方破晓。直到洗衣店的车哐当哐当地开过来，直到一个邻居又忙进忙出地卸货。

夏日的早晨，莉莉喜欢起了床以后去搭公交车，到杜伊勒里码头的杜邦－索尔福利诺泳池去。这个泳池有一排更衣室，是用条纹帆布围起来的，像高而窄小的帐篷。莉莉会在更衣室里穿上自己的泳衣，她把双手伸到那打着褶皱的裙子下面，仔仔细细地调整身体的每个部位，好让自己显得——用她自己的话来说——“端庄”。离开丹麦以后，她的身体发生了变化。现在她的双乳已经有所发育，那里的肌肉变软了，已经可以填满泳衣小小的罩杯了。她那顶带着充气味道的橡胶泳帽，把她的头发往后拉，扯着她的面颊，让她的眼睛斜飞起来，嘴巴也有些拉平，显得充满异国风情。莉莉养成了随身带一面小镜子的习惯。在夏日早晨的帆布更衣室里，她会举起小镜子，看着自己，让镜子照过每一寸肌肤，直到泳池的工作人员轻轻掀一掀帆布帘子，问小姐是不是需要帮忙。

莉莉应声而出，滑进泳池，头保持在水面上。她会在里面游个三十分钟，双臂交替抬起过头，像风车一样，双肩也相应地摆来摆去。这个泳池是女士专用的，就像她有时候去喝咖啡，吃牛角面包的那个茶室一样。泳池里的其他女人往往停下来，在泳池边或坐或站，看着小巧的莉莉畅快地游着，她的姿势那么优雅，她的双臂那么修长，有时她们还会啧啧称赞，她是那么有力。

这是她最爱的感觉：头像小鸭子一样，在泳池的水面上滑行而过；穿着羊毛浴衣的女人们看着她，故意表现得满不在乎，但又禁不住议论纷纷；她从泳池里美人出水，指尖修剪得整整齐齐，拿起浴巾，把腋下擦干净。太阳在塞纳河上投下丝丝缕缕的粼粼波光，她也在这阳光中晒干自己的身体。莉莉注视着河上往来的船只，想着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她和格蕾塔离开了丹麦。就在这夏日的晨光下，在这注满了塞纳河水的泳池边，她觉得自己是完全自由的。巴黎给了她自由。格蕾塔给了她自由。她觉得埃纳尔正从自己体内渐渐淡出。埃纳尔也在给她自由。她那湿漉漉的脊梁会突然一阵激灵，双肩禁不住地颤抖。

把粉色浴巾还给工作人员后，她回到更衣室里，脱掉泳衣，带着对她的生活及其一切可能的强烈幻想，她常常会惊叫一声，因为发现在自己起着鸡皮疙瘩的雪白双腿之间，还有个蜷缩着的东西。她一阵恶心，嫌恶地夹紧双腿，把那东西藏起来。她听到夹紧腿的那一刹那双膝的骨头碰撞发出的声音，那种低沉的声音，就像两片铜钹突然相撞。莉莉，或者说埃纳尔，会突然想起雅思敏·卡尔顿夫人那里的那个女孩，她怒气冲冲地舞蹈，狠狠闭上双腿，骨头碰撞的声音透过厚厚的玻璃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于是埃纳尔就出现了，这个矮个子的丹麦男人，身处巴黎最好的女士游泳池的更衣室里。一开始他会有点困惑，小镜子里的那张脸上表情空洞。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认不出更衣室的帆布上那些条纹。也不知道那些女人的声音和她们跳水发出的水花飞溅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架子上唯一的一件衣服，是一件简单的棕色裙子，带个腰带。还有一双楔形鞋跟的黑色皮鞋。一个小包，里面有几个硬币和一支口红。一条雪纺头巾，上面印着梨形图案。他会突然想，我是个男人，但却只能穿上这身行头，才能回到家里。接着他会看到那条丹麦琥珀珠项链。那是他的祖母戴了一辈子的项链，就连在地里干活也没摘下来过。这串珠子总是围在她的脖子上，她弯腰堵上赤狐的洞穴时，珠子撞击着她的胸骨，发出清脆的响声。她把这串珠子给了格蕾塔，而格蕾塔不喜欢琥珀，于是给了埃纳尔。而他突然想起，埃纳尔把项链给了一个小女孩，她叫莉莉。

他总是这样反应过来的：一点点的记忆碎片拼凑起来，慢慢地，总是以那串琥珀珠子为开端；有时候又是那个工作人员掀开帆布帘子的手，再次问小姐是否需要帮忙。他会尽自己所能穿上那条棕色裙子和高跟鞋。系好腰带的时候，他心中羞愧的火焰熊熊燃烧，他觉得自己应该对怎么对付女人衣服上这些带啊结的一无所知。他的包里只有区区几法郎。要等三天里面才能有新的钱，他知道。但埃纳尔不会走路，还是叫了辆出租车回到公寓，因为穿着这条棕色裙子走在巴黎的街上实在太不舒服了，他无法忍受。头巾挂在椅子后面，快要飞起来了。埃纳尔没办法围在自己头上，没法把那头巾在脖子上打个结。仿佛一这样做，就会把自己勒死，这印着梨形图案的雪纺，薄如羽翼，是另一个人的东西。

于是埃纳尔就常常这样穿着莉莉的衣服，拿着她的东西从女士游泳池出发，头上还戴着橡胶的泳帽。往工作人员永远摊开的掌心放一个法郎。他像一只小鸭似的溜过泳池的边缘，经过那些窃窃私语的法国女人。她们会一直待在游泳池，直到不得不回家帮波兰女佣一起准备午饭，喂饱家里那些还戴着围嘴的小孩。而草草穿上衣服的埃纳尔，会带着通红的眼圈回到格蕾塔身边。一上午的时间，这位妻子已经搭好了场景，画好了草稿，准备再画一幅莉莉。

五月初的一天，埃纳尔坐在孚日广场树篱下的长椅上。一直有点风，喷泉的水流也有点倾斜，溅出来的小水珠落到他脚边，打湿了周围那些砂石。上午莉莉去游了泳。下午，埃纳尔又去了雅思敏·卡尔顿夫人那里，从小小的窗玻璃上看一男一女在地上做爱。看这个的费用是平时的三倍。雅思敏·卡尔顿夫人整整一个月都在宣传这个，在那些小窗上贴着醒目的卡片。这些卡片上清楚地打印着联系方式，埃纳尔却想起莉莉刚在丹麦诞生不久时，和格蕾塔用来交流的那些手写的留言。哥本哈根的空气中，似乎时刻浮动着躁动不安，似乎会把声音带到很远的地方，所以她们那些隐秘的语言无法说出口，只能写在纸上给彼此看。

小伙子高高瘦瘦的，感觉还处在青春发育期，白白的皮肤有点发青，蓝眼睛带着睡意，肋骨能够清清楚楚地数出来：一根，两根，三根。他迅速脱掉那件廉价的粗花呢西装，接着帮那个年纪大点的女人也脱了个精光。埃纳尔从未见过自己以外的任何男人勃起，那东西直直地竖立着，就像一把刚刚投射出去的长矛。小伙子的那东西顶部红红的，看上去有点昏头昏脑，又满含愤懑。女人易如反掌地让那个东西进入自己的体内，那时那刻，她看上去是充满感激的。在那个小小的半圆形的昏暗房间里，他们缠绵在一起。每扇窗户上都贴着男人的脸，他们都老得能做小伙子的爷爷了。小伙子很快完事了，他的精液沿着沉重的弧度飞到女人皱纹渐生的脸上。他站了起来，弯着腰，把粗花呢西装在腋下卷作一团，离开了房间。埃纳尔这时才想起看看自己的下身，发现那里有一块咸乎乎的污渍，仿佛谁打翻了一杯海水。接着他意识到一件自己一直以来都心知肚明的事情：他想让那个小伙子对莉莉做同样的事情。他想让那个小伙子先亲吻莉莉，然后胸口渐渐涨红，嘴因为愉悦而扭曲。

那之后，埃纳尔不知怎的就坐在了孚日广场的长椅上。他解开了大衣，这样就能晾干在卡尔顿夫人的洗手盆里洗过的裤子。孩子们有的在喷泉池里玩水，有的推着铁圈从砂石路上跑过。还有个女孩子在放蝙蝠形状的纸风筝。来自意大利的家庭女教师们正在大声谈话，她们的婴儿车围成一个圈。埃纳尔转身背对着这一切，对自己腿上的水渍感到无比羞愧。那天早上游泳池的阳光很温暖，但现在天空中已经云朵密布。广场一下子昏暗下来，孩子们一个个看上去都像虚幻的剪纸。埃纳尔的裤子一直干不了，潮湿的羊毛让他想起布鲁图斯农场上的那些狗。它们在外面捉了一天的青蛙，回到家，浑身湿透，怒气冲冲。毛发全都硬硬的。身上那种潮湿的臭味，一直伴随着，久久不散。

放风筝的小女孩突然尖叫一声。她手里的线松脱了，风筝正从天空中栽下来。她举着双手跟着风筝摆动，接着跑了起来，头发上的蝴蝶结不时摩挲着耳朵。她的家庭教师大喊着让她停下。这位年轻的小姐看上去很生气，充满意大利特色的脸庞涨红了，阴云密布。她让那个叫作“玛蒂娜”的小女孩在手推车边等着。风筝正翻卷着往地上猛冲，黑色的羽翼颤动着，仿佛随时要脱离骨架。接着就在埃纳尔的脚边“坠毁”了。

家庭教师伸出一只漂亮的手，嘴里嫌弃地“嘶嘶”着，一把抓起风筝的残骸。接着她拉着玛蒂娜的手腕，把她拉回推车前，又把她往自己身边拉近了一点。其他的家庭教师都站在树篱下，手推车头碰头停在一处。玛蒂娜和家庭教师也走到那一堆人旁边，她们都充满怀疑地转头看了看。接着就成群结队地推着车走了，车轮摩擦着地面，发出尖厉的哭喊声。

埃纳尔突然决定，必须要做出点改变了。他居然成了广场上家庭教师们害怕的男人，成了一个衣服上有可疑污渍的男人。

这是1929年的五月，他给自己整整一年的时间。广场上光线昏暗，浓云遮蔽了太阳。树篱的叶子在颤动，看上去十分阴冷。又来了一阵风，让喷泉溅起小水珠，打湿了地上的砂石。要是一年后，莉莉和埃纳尔还没弄清楚何去何从，他就来这里自我了断。

这样想着，他挺直了腰板。他无法再忍受如此起伏与混乱的生活了。格蕾塔有一把镀银手枪，是她在加利福尼亚时就有的。少女格蕾塔总是把这把枪卡在长袜里。他会拿着那把枪回到这里，在这阴云密布的五月夜空下，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一枪。

埃纳尔听到有脚步声朝他跑来。他的目光从双腿之间抬起来。是穿着黄色小围裙的玛蒂娜。她看上去有些害怕，但还是充满热情。她在不远的地方停下，慢慢走了过来。那柔软的小手伸了出来。埃纳尔和她之间的地上，躺着风筝的尾巴，弧形的骨架，一点破开的纸，那头还牵着绳子。玛蒂娜想捡回来。她皱着眉头，却又含着笑意。埃纳尔看得出，这个小女孩想对他示好。她抓住风筝尾巴，接着大笑起来，脸上仿佛放射着烂漫的金光。她行了个礼，用法语说“谢谢”。这清脆的话音刚落，埃纳尔的一生仿佛从眼前掠过，挤压在一起：那围在他腰上的棉花草围裙；他伏在格蕾塔柔嫩双手间的头颅；“寡妇之家”里穿着黄色高跟鞋的莉莉；塞纳河边游泳池里的，清晨明媚的莉莉；埃纳尔和莉莉本是一体的。但现在应该把他们分开了。他只有一年的时间。

“玛蒂娜——玛蒂娜！”家庭教师大喊起来。玛蒂娜的扣带鞋摩擦着砂石地面。一年，埃纳尔告诉自己。接着，已经跑出一截的玛蒂娜又转过头来，开心地说“谢谢”。她挥了挥手说再见。而分享一个身体的埃纳尔和莉莉，也朝她挥了挥手，再见。

第十四章

移居巴黎这三年来，格蕾塔前所未有地努力工作。上午，莉莉外出去市场或去游泳池，格蕾塔则在家里完成杂志的约稿。《巴黎生活》的一个编辑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打电话来，大呼小叫，惊慌失措，要她赶快画一幅插画配最新歌剧《卡门》的稿子，或者画一幅速写配巴黎大皇宫恐龙骨架展览。格蕾塔对自己说其实没必要接这种工作的。她的名字已经连续几年见诸各大报刊了，但电话打来，编辑的语气仍然是很不客气的，只想从她这儿要更多更快的画稿。格蕾塔总是把电话听筒夹在下巴和肩膀之间，看着莉莉溜出公寓的门。此时她会突然打消拒绝的念头，唉，还是接下来吧。是的，她会画的。是的，她上午就能画好送去。格蕾塔放下听筒的时候，对自己说，但还是要赶紧做正事啊。她走到窗边，看晨光中的莉莉脚步匆匆，往市场的方向走去。粉色的风衣点亮了雨后沉闷而潮湿的街道。

莉莉回来之后，格蕾塔真正的工作才算开始。她会帮莉莉煮上一杯滚烫的热茶，说：“过来坐这儿。”她帮她摆好姿势，有时是坐在凳子上，有时是站在一盆小型棕榈树旁边。然后把茶杯和茶托送到莉莉手上。不管天气如何，莉莉回到公寓里总是一副很冷的样子，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格蕾塔觉得她太瘦了，但一直都没办法让她多吃一点。流血现象偶尔会卷土重来，中间间隔几个月，一开始都是一两滴，慢慢渗到莉莉的上嘴唇。一犯病，她就要在床上躺好几天，仿佛那几滴深红色的血滴里，储藏了她所有的能量。格蕾塔带埃纳尔去看过一两个法国医生，但只要他们的问题变得稍显刺探和好奇（“还有什么关于你丈夫的事情需要我知道的吗？”）她就知道，他们也和赫科斯勒先生一样，拿不出什么灵丹妙药来。莉莉躺在床上成日昏睡的时候，她会非常担心。床单被流出来的血弄脏了，格蕾塔就偷偷拿去公寓后面的焚化炉烧掉。但几天（有时候是一个星期）以后，这来势汹汹的流血，也同样突然地停止了。“在床上待了一个星期，真无聊啊。”莉莉往往一边说着，一边把长枕头扔到地毯上。

如果数一数的话，格蕾塔会发现目前为止已经画了一百多幅莉莉了：莉莉在游泳池游泳；莉莉去参加婚礼；莉莉在菜市场挑拣胡萝卜。但大多数画作里，莉莉都是站在风景之中，比如荒野里、橄榄树林里、卡特加特海蔚蓝的海岸线边。她棕色的眼睛总是大大的，戴着头巾。眉毛修过，呈现优雅美丽的弧度。一边头发别在耳后，露出一个琥珀耳环，垂在颈边。

埃纳尔自己再也没画过什么。“我有点想不起沼泽的样子了。”他在自己的画室对格蕾塔喊话。那里的画布和颜料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没有动过的样子。他习惯性地从慕尼黑订购一瓶瓶颜料。不过全世界最好的颜料就在河对岸的申内利尔画材店。店员养了一只猫，猫好像一直在怀孕。格蕾塔很讨厌那只猫，肥大的肚子像充了气，垂到地板上。但她很喜欢和男店员杜布鲁尔聊天。他总是疯狂颤动着唇上浓重的山羊胡，说格蕾塔是他最重要的女顾客。“有些人居然觉得女人不能画画！”他总是这么说。而她则拿着一盒颜料瓶，用报纸包着走出画材店。猫还在“嘶嘶”叫着，好像要生了。

他们在圣殿老街的公寓有一个中厅，大得足以放下一张长桌子，还能在煤气取暖炉旁边放两把阅读椅。房间里有一把红丝绒的搁脚凳，大大的，圆圆的，中间有一根包了软垫的柱子。和鞋店里的搁脚凳很像。还有一把橡木摇椅，上面摆着一个棕色皮垫子，都是千里迢迢从帕萨迪纳运来的。格蕾塔把公寓称作“宅子”。这看起来当然不像那种独立的宅邸，天花板上的横梁有些开裂，房间之间的门和窗都加固了铜的锁紧螺钉。但不知为什么，她总想起自己和泰迪·克罗斯离开贝克斯菲尔德之后在阿罗约塞科峡谷上住的那栋小宅子。青苔覆盖的天井，每天都有阳光倾泻而下，让泰迪产生灵感，起身工作。到陶轮上去做个罐子，或者给釉彩再加两个颜色。住在那儿的时候，他工作起来动作很快，也很自由。后花园有一棵鳄梨树，硕果累累，他们吃不完也送不完。“我想做那棵鳄梨树，”泰迪说，“总是在结果。”现在，在巴黎，在这个“宅子”里，格蕾塔觉得自己就像那棵鳄梨树。那榛木的画笔就是她的枝条，上面不断掉落“熟透”的画作，画上全是莉莉。

有那么一阵子，她很为埃纳尔荒疏了事业感到遗憾。他的很多风景画都挂在公寓里，原封不动地钉在板子上。这些画总是提醒着两人，他们似乎互相交换了人生。有时候，这样的事情显得很悲伤。至少格蕾塔觉得有些悲伤。埃纳尔从没说过他想念做艺术家的生活。但有时候她会替他想念。因为她很难理解，一个小半辈子都在创作的人怎么就能这样简单而突然地停下了。她想，也许过去驱动着他创作的那股冲动，那种将空白的画布用满腔想法与恐惧填满的冲动，已经以莉莉的形式发泄了。

他们到巴黎后不到一年，汉斯就开始帮格蕾塔卖那些以莉莉为主角的画。各家杂志纷纷电话上门，格蕾塔的名字开始在巴黎广为人知，在圣日耳曼大道路边的咖啡馆里，在那些艺术家与作家们躺在斑马皮地毯上开怀畅饮黄李子酒的沙龙上，人们谈论着格蕾塔。巴黎还有很多美国人，他们也在以美国人的方式彼此谈论，彼此关注。格蕾塔尽可能对他们敬而远之。她不愿意进入那个每天晚上都在花园街27号聚会的圈子。她对他们保持着怀疑，而她也清楚他们也警惕着她。夜晚，他们在炉火边围坐一团，谈论着各种秘闻，对每个人评头品足，说这个那个不够“摩登”，格蕾塔对此毫无兴趣。格蕾塔知道，在这个人人讲究机智与派头的地方，莉莉和埃纳尔并无立足之地。

但莉莉的肖像画仍然很抢手。格蕾塔觉得自己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紧接着她就有了个办法。当时她在画莉莉站在丹麦乡下一片苜蓿地之中的画，她让莉莉握拳放在臀部，在画室里站了很久。画莉莉的肖像格蕾塔已经驾轻就熟，最难的地方也不过是想象丹麦冷冷的夏日阳光照在莉莉脸上。但有个难题，苜蓿草在莉莉身后延伸，格蕾塔没太大的兴趣画这样的背景。要把草画得美，还要在远处画上几个冰川湖，这就要花掉格蕾塔好几天：先是要等地平线那边的颜料干掉，接着画湖，等着颜料干，然后画草的第一层，再等颜料干，再来第二层第三层，如此反复。

“你愿意帮我把这幅画画完吗？”一天，格蕾塔问埃纳尔。那是1929年的五月，一下午埃纳尔都在外面。回来的时候，他说他在孚日广场待了一下午。“看孩子们放风筝。”他穿着一套花呢西装，大衣搭在胳膊上，看上去特别瘦弱。“没事儿吧？”她问道。埃纳尔解开领带，去沏茶喝。格蕾塔看着他的背影，那瘦弱的双肩仿佛有浓重的忧郁，这种忧郁是前所未见的，比以往她发现的任何情绪都要黑暗。不用看他脸上的表情，单看这肩膀，也像是愁眉深锁。她握住他那双冰冷没有血色的手。“我赶不及了。你能不能帮我画点背景？苜蓿草地什么的，你比我画得好多了。”

埃纳尔把爱德华四世抱在膝上，考虑了一下。他的衬衫都皱起来了，旁边的桌上摆着一盘梨子。“你觉得我行吗？”他说。

她牵着他走进画室，给他看那幅半成品。“我觉得地平线那儿应该有个冰川湖。”她说。

埃纳尔看着那幅未完成的画。他眼神空洞，仿佛完全不认识画上的女孩。接着，他的神情渐渐明朗，唇角微抬，眉心也舒展开来。“需要加点东西，”他说，“是的，应该有一个湖。还应该有一条河，河边长着一棵柳树，就一棵。还可以再加个农舍，在地平线上，很远很远，远到看不清。就是一抹灰棕的颜色。看的人会说，啊，可能是个农舍。”

那天晚上他几乎没睡，一直在画。衬衫和裤子都弄脏了。格蕾塔看到他又开始画画了，心里很高兴。她盘算着和埃纳尔一起完成其他的画作。就算这意味着没法那么频繁地见到莉莉了，她也希望埃纳尔能重拾过去的事业。铺床的时候，她听到他在画室里，把玻璃颜料瓶碰出脆响。她想快点到早上，给汉斯打个电话，告诉他埃纳尔又重拾画笔了。告诉他自己能画更多的莉莉了。“你肯定猜不到我找了谁做帮手。”她会这么说。她又想起三年多前在巴黎北站见到汉斯的情景。她和埃纳尔初来巴黎，笔记本上只寥寥记了几个地址。汉斯在火车站等他们，穿着驼绒大衣，在一片穿黑色羊毛的人潮中如同一根米黄色的柱子。“你肯定没问题。”他给格蕾塔吃了颗“定心丸”，在她脸颊上吻了一吻。他用双手捧着埃纳尔的脖子，吻了他的额头。汉斯开着豪车，送他们去了左岸的一家旅馆，几个街区外就是国立美术学院。接着他就吻别了夫妻俩。格蕾塔还记得当时那种崩溃的感觉。汉斯张开双臂迎接了他们，但很快就消失了。她看着他的背影慢慢隐没在旅馆大厅的尽头。埃纳尔肯定也和她一样，甚至更失望。“你觉得汉斯不想让我们来吗？”他说。格蕾塔心里也在想这个问题。但她还是提醒埃纳尔，汉斯很忙。事实上，她一下火车就感觉到汉斯的不情不愿。他僵硬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仿佛支撑站台屋顶的柱子。

埃纳尔说：“你说他会不会觉得我们太‘丹麦’，太土气了？”格蕾塔看着丈夫，那双棕色的眼睛闪烁着无助，手指颤抖着，怀里抱着爱德华四世，她说：“那是他的事，不是我们的问题。”

他们在旅馆开了个两居室，都点缀着红色，其中一间屋还有个内室，挂着帘子。旅馆的总管骄傲地说，奥斯卡·王尔德就是在这里度过生命中最后几个星期的。“他在那个内室里去世的。”老板娘朝房间努了努嘴说。

格蕾塔一点也不在意这段“辉煌历史”。她情绪不高，埃纳尔也是一样。他们在这里住了几个月，一直为找公寓而奔波。只住了短短几天，旅馆生活就变得沉闷乏味。墙纸起了卷，水槽里锈迹斑斑。但埃纳尔坚持自己担负住宿的花费，所以他们就没法去住条件比较好的莱茵河酒店或爱德华七世酒店了。“没必要受这个罪。”格蕾塔建议去住更好点的地方，窗外有风景，晚上有人端咖啡过来。“你真的觉得受罪？”埃纳尔如此回复。把格蕾塔弄得没话说。她感觉到两人从上路之初就有些龃龉。

房间的角落有个小炉子，她在上面烧沏咖啡用的水。他们在内室睡觉，床的中间有点下陷而且离墙很近，隔壁房间的种种动静听得一清二楚。埃纳尔在有内室的房间架起画架，格蕾塔占用了另一间。每次插上门闩，独自一人的时候，她都会松一口气。但问题是，她一个人也没法画，她需要莉莉。

来巴黎短短一个月，格蕾塔就说：“我想和莉莉庆祝搬来巴黎。”丈夫眼中的恐惧那么明显，瞳孔猛地张开又缩小。莉莉还没在巴黎出现过。这也是他们离开哥本哈根的原因之一。去看赫科斯勒医生之后，他写来一封信。格蕾塔拆开信，发现赫科斯勒在威胁说要把埃纳尔和莉莉上报到权威医疗机构。“他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危险。”格蕾塔想象着赫科斯勒医生通过通话器朝那个红头发护士口述这封信的样子。这封信让她震惊不已，她一直觉得，只有她才能掌控莉莉的未来，其他任何人都没资格插手。因此她顿时怒火中烧。等到埃纳尔去看了安娜回来，进了门，格蕾塔心绪仍然烦乱。她想也没想，就把信扔进了铁炉子里。“汉斯的信，”她说，“他觉得我们应该搬去巴黎。”接着又说，“我们马上就搬。”

莉莉来到巴黎的第一件事，就是敲响格蕾塔旅馆房间的门。她的头发长长了，发色深棕，有种上乘家具的光泽。一把镶嵌着小珍珠的梳子把头发别在耳后。她穿着一条格蕾塔从没见过的裙子。紫色的绸缎，低低的圆领，乳沟若隐若现。“你买了一条新裙子？”不知为什么，这话让莉莉脸红了，脖子和胸上也出现一片红晕。格蕾塔很好奇埃纳尔是怎么挤出那条乳沟的。他的胸已经那么柔软了吗？穿上紧身衣就能挤出一对乳房？

他们一起去巴黎歌剧院听《浮士德》。莉莉脚步轻盈地扶着金色栏杆出现在阶梯上。格蕾塔很快感受到男人们投射过来的目光。“那个黑头发男人在看你。要是我们不小心点，他可能会过来。”

他们的座位挨着一对夫妻。他们刚刚从加州回来。“在洛杉矶待了十二个月，”男人说，“我妻子非得去瞧瞧我在干吗。”他说新年第一天去了帕萨迪纳，看了玫瑰花车大游行。“连那些马的鬃毛上都装饰着花呢。”女人说。接着歌剧开始了，格蕾塔靠在靠背上。她发现自己很难静下心去欣赏眼前的浮士德博士。他在自己阴暗的实验室里追悔莫及。而自己的右边坐着莉莉，左边这个男人不久前才在橘园大道上与自己的家人擦肩而过。她的双腿轻轻摇晃着，有些心不在焉地捏着手腕。她知道，今晚，有些事情已经拉开帷幕。卡莱尔以前经常说她什么来着？格蕾塔一旦开始，谁都拦不住。是的，谁也拦不住她，谁都无法阻止她。

幕间休息时，莉莉和男人的妻子都离开了。那个留着胡子的中年男人朝格蕾塔斜了斜身子，问道：“有没有办法后面让我和你表妹见面？”

但格蕾塔当下就回绝了这个男人，就像后来她压抑住自己的渴望一样，因为那些渴望让她几乎不认识自己了。她和埃纳尔还住在那个死过奥斯卡·王尔德的旅馆时，汉斯会在阴暗的大厅接她，和她一起走到里沃利路上的办公室。汉斯同意谈谈她的创作事业。但他们走在新桥上，不知怎么的，汉斯的手就搭上了她的腰，他说：“应该不用我说你有多美吧？”

第一次的时候，她本能地一拍，把他的手打走了。她觉得他肯定是无意中才搭在那儿的。一个星期后，同样的情形又重演了。接着又来了一次。第四次，格蕾塔告诉自己，她不能让他再这样摸自己了。每当过河时汉斯的手有意无意搂着她的腰，她就会想，该怎么面对埃纳尔呢？她不动声色地走着，感觉体内和身外的一切都空虚幻化了，只剩下腰上那只手。她突然想到，丈夫很长一段时间都没碰过自己了。

他们继续走，一直走到他的办公室，进入前厅后面那个没有窗户的书房，里面有很多文件夹和档案。汉斯在里面翻找可供格蕾塔联系的名字。他打开一个文件夹，手指顺着一个赞助人名单往下滑，“你应该给他写信……还有他……但千万别去招惹他。”格蕾塔站在汉斯身边，感觉有一根手指在自己手臂上滑来滑去。但这不可能，因为汉斯双手都捧着那个文件夹呢。她觉得他好像又摸着自己的腰了。但没有，他手里还捧着那个文件夹啊。

“你觉得我们在这儿能行吗？”她说。

汉斯微笑着，差点咧开了嘴。“你是什么意思？”

“埃纳尔和我？在巴黎？你觉得我们在这儿能过得好吗？”

汉斯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是啊，当然可以。你们相互扶持着呢。”接着又说，“但别忘了，还有我。”他的脸几乎不易察觉地朝她倾斜着。他们之间有什么东西，不是那个文件夹，而是某种别的东西。两人一言不发。

但汉斯不能是我的，格蕾塔心想。要是谁“拥有”汉斯，那应该是莉莉。虽然这个后书房很凉快，她却突然感觉温暖黏湿，仿佛一层湿乎乎的尘土突然笼罩了自己。她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可挽回的错事？

“我想你做我的作品经纪人，”她说，“我希望你来处理我的画。”

“但是我只卖古典艺术大师和十九世纪的作品啊。”

“也许你应该考虑当代画家了。”

“但这没什么意义啊。”接着他又说，“听着，格蕾塔。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他离她近了一些，手里还是拿着文件夹。房间里的灯光灰扑扑的，汉斯看起来就像个初长成的少年，还不习惯自己这副崭新、强壮的躯体。

“在你同意代理我之前，别说一个字。”尽管心里不愿意，她还是挪到桌子的另一边。格蕾塔和汉斯之间现在隔着一桌子的文件。她既想让他抱住自己，又想立刻穿过新桥，跑回旅馆的房间。埃纳尔也许就等在那里，在炉子前颤抖。

“我这么说吧，”她说，“我现在给你一个代理我的好机会。如果你决定不做，我肯定你有一天会后悔的。”她揉搓着自己脸颊上那道浅浅的伤痕。

“我为什么会后悔？”

“你会后悔，因为总有一天你会对自己说，我本来能拥有她的。那个格蕾塔·韦格纳本来应该是我的。”

“但我没有拒绝你啊，”汉斯说，“你不明白吗？”

格蕾塔明白。至少她很明白汉斯的企图。但她不明白的是自己心中的轰鸣。她为什么没有蔑视汉斯如此乘人之危？她为什么没有提醒他这会对埃纳尔造成多大的伤害？为什么她此时此刻连埃纳尔的名字都说不出口？

“成交吗？”她说。

“什么？”

“你会代理我吗？还是我现在必须离开？”

“格蕾塔，你讲点道理。”

“我想我很讲道理了。这是我最讲道理的反应了。”

两个人都站着，面对面，隔着桌子，斜着身子。一摞摞文件上压着青蛙形状的黄铜镇纸。她随便一看，就能看到他的名字，全在纸面上，汉斯·艾吉尔。汉斯·艾吉尔。汉斯·艾吉尔。她突然想起小时候练字时满篇的：格蕾塔格蕾塔格蕾塔。

“我做。”他说。

“做什么？”

“代理你。”

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感谢了他，然后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接着她伸出手。“我觉得咱俩应该握个手。”她说。他握住她的手。啊，她的手仿佛在他的手掌中迷失了，几乎是沦陷了。但接着他就松手了。

“下周给我拿几幅画来。”他说。

“下周。”格蕾塔说着就走进汉斯办公室的前厅。阳光和巴黎车水马龙的喧嚷从窗户倾泻进来。一名职员的打字机咔嗒咔嗒响个不停。

第十五章

血的味道唤醒了埃纳尔。他起了床，蹑手蹑脚，不想吵醒格蕾塔。她看上去似乎不是很舒服，脸上带着做噩梦的表情。血顺着他的大腿根流下来，慢慢连成一条温热的线。他的鼻腔泛起一阵血泡。他现在是莉莉。

在那个空出来的卧室里，熹微的晨光已经照在他们的旧衣柜上。格蕾塔把最顶上一层留给了莉莉。最下面的几个抽屉还是格蕾塔的，用一支发夹闩上。莉莉对镜自照，看着那流血的鼻子。她从不担心，这血时有时无，来得快也去得快。莉莉每次都会平静地去床上躺下，跟感冒没两样。对她来说，这是生活的一部分。她开始打扮。晃动一下身体，把短裙提到臀上。梳梳头发，让静电跑掉，重回顺滑。六月了，距离埃纳尔在公园长椅上下定决心已经过了一个月。他和莉莉必须要分开。莉莉感觉到紧迫和威胁，仿佛时间的长河已经停止，不再无限流淌。

布西市场的晨露已经快要干涸。无数的小贩摆着小摊，中间形成一条条的小巷。每个摊位都有锌皮屋顶遮风挡雨。小贩们卖的东西让人眼花缭乱，碎瓷片镶嵌的桌子，没有把手的斗柜，一排排的衣服。有个女人只卖象牙骰子。有个男人的摊位上有很多芭蕾舞鞋，他一直爱不释手地把玩着，没有卖的意思。有个女人卖的半身裙和连衣裙都挺好看。她四十出头，短短的灰头发，门牙有个豁口。人称勒邦夫人，出生在阿尔及利亚。几年来她已经对莉莉的品味了如指掌，会专门去帕西区淘一些价廉物美、莉莉也喜欢的毛毡半身裙，还有领子上有贴花的白色连衣裙。勒邦夫人知道莉莉的鞋码，也很清楚她不会穿那种会露出大脚趾的鞋子，因为她那个脚趾上没有指甲。她会帮莉莉买那种胸围比较小的吊带背心和老式的鲸鱼骨束腰，可以解决一下胸小的问题。她知道莉莉喜欢那种水晶耳环，冬天喜欢揣一个兔毛暖手筒。

莉莉正在勒邦夫人的架子上挑挑选选，突然注意到一个额头高高的年轻男人，在隔壁摊位上看绘本。他的轻便外套搭在手臂上，脚边放着一个帆布箱。他站的角度很奇怪，仿佛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一只脚上。他好像对绘本兴趣不大，心不在焉地翻了翻，就抬起头，看着莉莉。两人的目光相遇了两次。第二次的时候，他报以一个微笑。

莉莉转过身，拿起一条格子裙比在腰间。“这件挺好看的。”勒邦夫人坐在椅子上说。她在一条晾衣绳上挂了几张床单，算是小小的更衣室。“试穿一下吧。”她边说边掀起床单。

进去了之后，阳光还是很灿烂，透过床单照进来。裙子很合身。莉莉听到外面有个外国人的声音，在问勒邦夫人卖不卖男装。

“恐怕没有你能穿的，”她说，“只有你妻子能穿的。”

外国人大笑起来。莉莉听到衣架在杆子上推挤的声音。

从更衣室出来以后，那个男人正在桌上打开一件折好的开襟羊毛衫。他伸出手指碰了碰珍珠扣子，还看了看袖口有没有磨损。“你的东西真不错。”他边说边朝勒邦夫人微笑了一下，接着又看着莉莉笑了。他有一双大大的蓝眼睛；两边脸颊的凹陷处都有一两点麻子。他个子高高的，须后水的淡淡清香飘散在微风中。莉莉闭上眼睛，想象着他把须后水倒在手上的杯子里，然后拍打在胡子上的样子。仿佛她早就认识他。

勒邦夫人把那条格子裙记在账本上。男人放下羊毛衫，有些微跛地朝莉莉走来。“对不起，”他慢吞吞地说着法语，“小姐，”他朝莉莉走来了，“我刚才注意到——”

但莉莉不想和他说话。她还没准备好。她拿着装了裙子的袋子，迅速对勒邦夫人说了声“谢谢”，然后躲到更衣室后面，去了另一个摊位，一个光头的男人在贩卖残破的中国娃娃。

莉莉回家时，格蕾塔已经起床了，拿着一张湿抹布在公寓里擦来擦去。卡莱尔上午要来，算是对姐姐的暑期探望。公寓需要好好打扫一下，角落里的灰尘像羽毛一样翻飞着。格蕾塔不愿意请女仆。“我不需要，”她边说边用手套擦去灰尘，“我不是那种用女仆的女人。”但说实话，她本来是的。

“一个小时不到他就来了。”格蕾塔说。她穿着一条棕色的羊毛裙子，比较贴身，很好看。“你要穿成莉莉的样子吗？”她问道。

“可能吧。”

“但我觉得他不应该现在就看到莉莉。不应该在见埃纳尔之前见到莉莉。”

格蕾塔说得对。但埃纳尔有一点想让莉莉先见卡莱尔。好像莉莉是他身体里比较好的那一半。他把格子裙挂进衣柜，脱了衣服，只剩下那条四角的丝绸内裤。绸子是浅灰色的，很柔软，走起路来会发出非常细微的窸窸窣窣。他不想脱了这条绸子内裤，换上有点扎人的羊毛短裤和内衣。这么温暖的天气，这种穿戴很闷，经常让他烦躁不已，如坐针毡。他不想让莉莉完全藏在衣柜里。他不喜欢把她塞进去藏起来。闭上双眼的时候，埃纳尔眼前只有莉莉，没有自己。

他穿上裤子，离开了公寓。“你去哪儿？”格蕾塔问，“他随时可能过来。”

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两旁的建筑在街上投射下长长的、冷冷的影子。排水沟里丢着湿乎乎的垃圾。埃纳尔觉得无比孤独，他在想，这个世界上会有谁理解他呢。一阵风从街上席卷而过，仿佛从他的身体里穿了过去。

他走到中央市场北边那条短短的街。周围没多少人，只有烟草店店主靠在门框上；一个胖女人在等公共汽车；一个男人急匆匆地走着，身上的西装太紧，圆顶礼帽低低地拉下来。

22号的门厅，通往雅思敏·卡尔顿夫人那扇门的阶梯上，有一条沾着酒渍的围巾。“今天来得挺早啊。”她一边给猫顺毛，一边跟埃纳尔打招呼。她递给他三号堂的钥匙。这已经成了他的“专用房间”。绿色羊毛的扶手椅，纸篓总是空空如也，大概没人用过这个房间吧。房间两端的两扇窗户，黑色的帘子放下来，盖得严严实实。埃纳尔总是去掀右边那扇窗的帘子。拉一拉扯得紧紧的绳索，帘子“啪”一声就翻上来了。他都数不清有多少次，他坐在那张绿色扶手椅上，呼吸在窗上凝结成白雾，而窗子的另一边，一个裸露着外阴的女孩，翩翩起舞。这几乎成了每日的习惯，就像去游泳池游泳，或者去埃蒂安·马塞尔购物街街角的博斯特酒店取信，当然大多数信件都是寄给格蕾塔的。而雅思敏·卡尔顿夫人次次雷打不动都收他五法郎，从不打折。他也不知道自己希望不希望她打折。不过，卡尔顿夫人也任由他在三号堂待着，想待多久就多久。有时他可能会在那个绿色羊毛扶手椅里坐上大半天。他还在那儿睡着过。有一次，他买了一条长棍面包、一个苹果和一些干酪，坐在椅子上把午饭吃了，而窗户那一头，一个肚子上的赘肉像沙袋一样垂下来的女人正绕着一个摇摆木马跳舞。

但另一个窗帘埃纳尔碰都没碰过。因为他知道掀起来会看到什么。不知为什么，他很清楚，一旦把帘子拉起来了，他就再也回不到右边那扇窗户去了。

然而今天三号堂好像只有左边这扇小小的窗。于是他拉开了那个帘子，“啪”一声开了。埃纳尔看了过去。

那边也是一个房间，四周漆成黑色，地上铺了木地板，每块板之间有明显的缝隙。房间中间摆着一个小小的箱子，也漆成了黑色，一个年轻男子放了一只脚在上面。他长着浓密的腿毛，让埃纳尔想起雅思敏·卡尔顿夫人的双臂。年轻男子不高不矮，肚子有点松垮，胸前很光滑。他伸着舌头，双手放在臀部。他在揉搓自己的臀部，使得他半硬的阴茎像码头的鱼一样，不停跳动。他在笑，埃纳尔知道，这个男子是爱上自己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一直看着这个男子在房间里弹跳着，阴茎时而变大，时而缩小，如同上上下下的杠杆。埃纳尔回过神来，发现自己跪在地上，鼻子紧紧压在窗玻璃上。他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变成这副模样的。他也记不得自己什么时候解开了裤子，但裤子已经掉到脚踝那里了。他更不记得什么时候脱掉了外衣、领带和衬衫，但这些衣服已经在绿色扶手椅上堆成了一堆。

能看这个房间的还有其他窗户，埃纳尔对面就有一扇。那个男人的脸上带着微微的笑容。除此之外，埃纳尔也不太看得清了。那个笑容好像自带照明，看起来很明显。他好像和埃纳尔一样，很喜欢这个男子，因为那笑容里燃烧着热情。但盯着对面男人的脸看了几分钟后，埃纳尔渐渐看清了他的眼睛。他觉得那双蓝眼睛好像不是看着那个现在已经手握生殖器，另一只手爱抚着硬币大小乳头的男子。那双眼睛似乎是看着自己的。男人的嘴咧得更大了，笑容里的热情好像更加激烈和明亮了。

埃纳尔把裤子彻底脱了下来，甩在绿色椅子上。他现在一半是埃纳尔，一半是莉莉。他是个穿着莉莉那条浅灰色内裤的男人，配套的吊带背心也在他肩上晃荡着。埃纳尔看到窗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影子。不知道为什么，他丝毫没觉得俗艳，反而觉得很美。这是他第一次用这个词来形容莉莉——美。现在莉莉非常放松，她光滑雪白的肩膀映在窗玻璃上，脖子根部可爱地凹陷下去。一个男人在凝视着只穿着内衣裤的她，吊带背心的带子绕在她肩膀上。这似乎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埃纳尔内心仿佛有什么东西，像帆布窗帘一样“啪”一声打开了，而且在比以往更为平静与坦诚地告诉他，这就是他，埃纳尔只是个伪装。把裤子脱掉，把那条上次生日格蕾塔送给他的条纹领带取下来，埃纳尔不见了，只有莉莉留下来。他知道了，也许一直以来都知道。埃纳尔只剩下十一个月了，他的时间不多了。小小的房间很温暖，他看着窗玻璃上的影子，莉莉的额头上挂满了汗水，亮晶晶的，仿佛一轮新月。

男子继续跳舞，好像完全不知道埃纳尔和另一个男人在看。他双眼紧闭，臀部不停摇动着，腋下露着一小撮黑毛。对面的那个男人继续盯着，笑容越来越灿烂。不知为什么光照有些改变，现在埃纳尔能看见那男人的眼睛，几乎变成了金色。

埃纳尔站在窗边，开始隔着吊带衣揉搓自己的乳房。他的乳头硬硬的，有点痛。揉着揉着，一种水下的感觉开始在埃纳尔周身荡漾开来。他双膝的力量似乎越来越弱，膝盖窝还渐渐湿了起来。埃纳尔往后退了一点，好让那个男人看清他的全身。让他看到他包裹在丝绸里的臀部，让他看到他的双腿，光滑洁白，和中间房间里这个男子的腿对比鲜明。埃纳尔想让那个看他的男人看到莉莉的身体。他又往后退了一步，好让男人看得更全些。只是从三号堂的这个位置，他就看不到那个男人了。不过也不要紧。埃纳尔就这样对着窗户，揉搓了自己几分钟，模仿着这几个月来他在右边窗户看到的女孩们的动作。

等埃纳尔又走近窗户，看过去的时候，跳舞的年轻男子和那个男人都不见了。埃纳尔突然难堪起来。他怎么变成这样了，怎么会对陌生人袒露自己奇怪的身体？吊带背心遮掩住软软的胸膛，大腿内侧苍白而柔软，在灯光下闪着银光。他坐在扶手椅里那堆衣服上面，膝盖抬到胸前。

接着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先是两声，接着又重复一次。

“谁？”埃纳尔问道。

“是我。”一个男人的声音。

埃纳尔什么也没说，待在扶手椅上一动不动。这是他在这世上最强烈的渴望，但他说不出口。

紧接着门上又响起两声轻响。埃纳尔的嘴里干干的，火烧火燎；他的心都到嗓子眼了。埃纳尔想让男人知道他是欢迎他的。他静静地坐在扶手椅上，又想让男人知道一切都可以。

但什么也没发生。埃纳尔觉得，某个机会……发生一点什么的机会就这样溜走了。

紧接着男人迅速推开了门进来又关上。他背靠在门上，大口喘着气，胸口剧烈起伏。他看上去和埃纳尔一般年纪，但太阳穴那里白白的，长着胡须，皮肤黑黑的，有一个大鼻子。他穿着一件黑色外衣，扣子一直扣到脖子那里。他身上似乎飘散着一股淡淡的咸味。埃纳尔一直坐在椅子上。男人离他不到一米。他点点头。埃纳尔伸手扶住眉头。

男人笑了。他的牙齿好像很锋利，有尖角，看上去长了比常人更多的牙齿。仿佛脸的下半部分全都包裹着牙齿。“你很漂亮。”男人说。

埃纳尔缩在椅子里。男人好像很喜欢他看到的一切。他解着外套的扣子，几乎是扯开的。外套下面是一套生意人常穿的宽条纹羊毛西装，领带夹是钻石形状的。他穿得一本正经，但裤子拉链开着的，阴茎的头探了出来。

他朝着埃纳尔的方向跨了一步，又跨了一步。阴茎伸得更长了。闻起来有一股咸味，让埃纳尔想起日德兰的海滩，想起斯卡恩，想起被包裹在收拾干净的渔网里投入大海的母亲。接着男人的阴茎就伸到了埃纳尔的嘴边。埃纳尔闭上眼睛。模糊的影像接连在脑中；掠过搭着海藻房顶的港湾旅店，田野上一堆堆泥煤块，嵌着云母的巨型白色卵石，汉斯抬起想象中的埃纳尔的头发，帮他系好围裙。

埃纳尔张开了嘴。他尝到一股苦涩而温暖的味道。正当埃纳尔的舌头在嘴里伸展着，男人跨出了最后一步；正当埃纳尔已经确切地知道，要留下来的是莉莉，埃纳尔很快就要消失；正当此时此刻，响起了剧烈的敲门声，接连不断。是雅思敏·卡尔顿夫人。她怒吼着让他们马上出来，咆哮中还带着恶心与蔑视。她的猫也同样尖厉地喊叫着。仿佛有人刚刚踩到了它早已不见的尾巴。

埃纳尔从雅思敏·卡尔顿夫人那里出来的时候，正值午后。她只给了他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穿好衣服，永远滚蛋。他站在黑漆漆的街道上，衣冠不整，领带拿在手里。烟草店店主还站在门边，捋着小胡子，看着埃纳尔。街上再也没有其他人了。埃纳尔本来希望那个男人等在雅思敏·卡尔顿夫人的门外，这样他们可以一起去街角那个小咖啡店喝杯咖啡，或者来一瓶红酒。但他不见了，只有烟草店店主和一只棕色的小狗。

埃纳尔走进公共厕所。金属的墙壁有股潮湿的味道。埃纳尔站在水槽边，理好了衣服，系上领带。棕色小狗跟着埃纳尔进来了，发出呜呜的哀叫。

几个月以来，埃纳尔一直想去国家图书馆，现在他终于出发了。国家图书馆有好几栋大楼，四面临街，分别是薇薇安街、科尔伯特街、黎塞留街和小广场街。汉斯帮埃纳尔给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写了封信，他已经有进入的许可了。图书馆的中央大堂有几百个座位，中间有一张桌子，埃纳尔得在上面填写一下个人信息，并登记来访目的：搜寻一个失踪的女孩。他还写下了自己想要的书。柜台后面的图书管理员充满了少女气息，脸颊有柔和的曲线和细细的绒毛，刘海儿上别着粉色的发夹。她叫安妮·玛丽，声音十分轻柔，埃纳尔不得不凑近她的脸才听得清楚。她的呼吸中有股淡淡的花生味。他把写着书名的纸条递给她，上面写着半打科学类书籍的名字，都是和性问题有关的。她看了看书名，脸一下子通红，但随即就去履行职责了。

埃纳尔选了一张长长的阅读桌坐下。隔着几张椅子的一个学生从笔记本上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又埋头专注于眼前的功课。大厅有点冷，台灯周围飘散着灰尘。长桌的桌面有深深浅浅的划痕。如果谁随便翻一页书，那声音都十分明显。埃纳尔很担心自己看上去形迹可疑，这个年纪了还跑到这儿来，裤子皱巴巴的，身上黏着一股淡淡的汗味。他是不是该去找个盥洗室，自己照照镜子？

安妮·玛丽把书送到他的桌上，只说了一句话：“今天我们四点关门。”

埃纳尔伸手抚摸着那些书。三本德语书，两本法语书，最后一本是美国的。他拿起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名是《性别流动性》，维也纳出版，作者是约翰·霍夫曼。霍夫曼教授用豚鼠和小白鼠做了一系列相关的试验。一次试验中，他拿了一只十分肥胖的公老鼠，给它移植了乳腺。“然而，怀孕，”霍夫曼教授写道，“仍然难以做到。”

埃纳尔从书中抬起头来。那个学生已经趴在笔记本上睡着了。安娜·玛丽正忙于把书装到推车上。他把自己想象成那只曾经的公老鼠。一只骑在轮子上的老鼠从他脑中经过。这只老鼠停不下来了，已经太晚了。试验必须继续。格蕾塔总说什么来着？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放弃！她说这话时总是双手在空中挥舞，银镯子发出清脆的响声。她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埃纳尔，好啦。你什么时候才能长点记性？”

埃纳尔想着上个月在公园里对自己许下的承诺：必须做出改变了。五月已经过去，六月也在流逝，一年的时间很快。光阴似箭，四年前，莉莉诞生在那个上了漆的行李箱上。

四点的时候，安妮·玛丽摇响了黄铜手铃。“请把书籍资料放在桌上。”她大声宣布。接着摇着学生的肩膀把他唤醒。面对埃纳尔的时候，她紧紧抿着嘴唇，直到变得苍白，才点了点头，表示再见。

“谢谢你，”他说，“你不知道这帮了我多大的忙。”

她又脸红了，接着微微笑了一下，“我要不要把这些书放到一边？你明天还要来看吗？”她那苍白的手像一个小海星，软软地落在埃纳尔手臂上。“我好像还看到过其他相关的书。明天早上我先帮你拿出来。你说不定用得着。”她顿了顿，又说，“我是说，如果你需要的话。”

第十六章

在格蕾塔的密切关注下，卡莱尔拖着那条跛脚，走过杜伊勒里花园的砂石路。每天晚上他都会把那条坏腿膝盖以下的部分浸到一个缸子里，水里撒了泻盐，加了佐餐的白葡萄酒，还有一种专门的镇痛香油，是他在斯坦福的校友调制的，此君现在在加州拉荷亚做外科医生。卡莱尔则成了一名建筑师，在帕萨迪纳盖各种各样的小屋，地点就选在原来的橘园，那里现在已经是大片的住宅区。这些房子都小小的，目标住户是帕萨迪纳伯里和韦斯特利吉女校的教师、警察，以及那些来自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在科罗拉多街边经营烘焙坊或印刷作坊的人。他会给格蕾塔寄照片，有时候她会托着腮，想象其中一栋小屋的样子，前廊是可以小憩的玻璃房，窗户上落着山茶花树的阴翳。并不是说她就能真的住进一栋这样的小房子里，一辈子安定下来，但有时候她也情不自禁地停下来做个这样的白日梦。

卡莱尔长着一张长脸，算是英俊，发色也是那种泛着白的金色，比格蕾塔的更浅一些，但是比她更卷曲。他至今未婚，晚上就伏案画草稿，或者靠在橡木摇椅上，身边伴着一盏绿色玻璃台灯，读书看报。写给格蕾塔的信里，他说还是有一些女孩子，在亨特谷俱乐部故意坐到他那一桌，还有的做过他的工作助手。但没有遇到特别中意的。“我可以等。”他在信中写道。格蕾塔拿着信，站在床边的阳光下，心想，我也可以。

“宅子”多出来的那一间卧房里放着一张铁架子床，还贴着彩色织锦的墙纸。台灯投射下的灯光影影绰绰，格蕾塔担心不够亮。街角熟食店的老板借给她一个镀锌槽，好让卡莱尔每天晚上泡那条坏腿。平时这个槽子里躺的是杀掉的鹅，长长的脖子垂在槽沿上。

早上，卡莱尔会在“宅子”前屋的长桌边喝咖啡，吃牛角面包。那条坏腿在睡裤里晃荡，像一条窄窄的铁轨。一开始，埃纳尔常常在听到卡莱尔房门响动的一瞬间溜出公寓。他在卡莱尔身边显得很腼腆，很拘谨。格蕾塔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走过卡莱尔的房门前，他的脚步会突然变轻，好像要避免在门厅那盏水晶灯下碰面的可能。晚饭的时候，埃纳尔的双肩缩成一团，好像在痛苦地思考该说什么。格蕾塔在想，他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有言语不和吗？还是其中一个对另一个恶语相向？他们之间好像悬挂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至少现在她还看不清到底是什么。

一次，卡莱尔邀请埃纳尔去玛蒂兰街洗蒸汽浴。那里和塞纳河边沐浴在阳光里的杜邦－索尔福利诺游泳池不一样，是个男士泳池，在健身房里，周围蒸汽氤氲，地上铺着黄色大理石地砖，还有栽着小型棕榈树的中式花盆。埃纳尔和卡莱尔回来以后，埃纳尔马上把自己锁在屋里。“怎么了？”格蕾塔问弟弟。卡莱尔睁着因为进水而红彤彤的眼睛说：“没事啊。他说他不想游泳。说他之前不知道还得裸泳。”接着他又说，“一看到大家脱光了，他几乎晕倒了。但是他难道没去洗过土耳其浴吗？”

“他是丹麦人啊。”格蕾塔说，但心里知道这个原因太离谱了。说实话，丹麦人一找到机会就脱衣服，光着身子昂首阔步到处走。

卡莱尔来之后不久的一天上午，汉斯来了，要看格蕾塔最新的作品。格蕾塔给他看了两幅。一幅很大，平平的，是莉莉在博恩霍尔姆的海滩上；另一幅是莉莉站在一棵山茶花树旁边。第一幅背景里的海是埃纳尔画的，那苍蓝色的夏日潮汐，笔触十分稳定干净。但那棵山茶花树他就没那么擅长了，红色花朵上的褶皱与橡果一样紧实和闪亮的花蕾，他处理起来没那么得心应手。她接了《VOGUE》杂志的一个活儿，要给冬天的狐皮条纹大衣画插画。所以她只有半夜来画那幅有山茶花的肖像画。她熬了三个晚上，仔仔细细地画着每一朵花盛开的花瓣，花蕊那里要点上一点淡淡的冰黄色。埃纳尔和卡莱尔已经熟睡，她的画室一片寂静，只有爱德华四世偶尔呜咽叹息。

汉斯来之前的几个小时，她才勉强画完。“颜料还没干。”她给他端来咖啡，也给卡莱尔一杯，再给埃纳尔一杯。埃纳尔刚刚洗了澡，浑身散发着清新的味道，头发湿湿的，发梢还在滴水。

“这幅不错。”汉斯看着山茶花那一幅，简单评价道，“很有东方韵味。这年头的人就喜欢这个。也许你可以画她穿着刺绣和服的样子？”

“我不想让她看起来太廉价。”她说。

“别这样。”埃纳尔说，他的声音很轻很轻，格蕾塔觉得其他人可能都没听到。

“我不是这个意思。”汉斯说。他穿着灰白的夏日套装，双腿交叉，手指在长桌上交替敲打着。卡莱尔坐在天鹅绒脚凳上，埃纳尔躺在摇椅里。这是三个男人第一次齐聚一堂。格蕾塔的目光不断在他们身上移动。先是弟弟，坏腿搭在天鹅绒垫子上；再是丈夫，发梢湿湿的，贴在单薄的颈项上；再到汉斯。她觉得，和三个男人分别在一起的时候，她都是个完全不同的人。仿佛她为他们每个人准备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分身。也许真的是这样。她很好奇，这三个男人觉得自己了解格蕾塔吗？也许她是错的，但感觉就是如此，他们都想从她身上得到不同的东西。

汉斯尊重了她的意愿，没有进一步的举动，而是专注于卖她的画。两人会有独处的时候，在他办公室的里屋，或者莉莉出去的时候在她的画室，格蕾塔能感觉到他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但他背对着她时，格蕾塔会情不自禁地凝视他宽阔的肩膀，垂到领子上的金发。她知道自己在渴望什么，但却强迫自己将这个念头弃之不顾。“埃纳尔现在还……”仿佛胸膛中打开的贝壳“啪”一声合上了。她觉得这种激情，这种悸动，应该来自于莉莉。不应该来自于她自己，再也不能发生这种情况。至少现在不能。不能在这个摆满未完成肖像的画室里，不能在一堆有待提笔的杂志约稿之中。她那脚步轻盈的丈夫身体虚弱，意识混乱；她的弟弟出现在巴黎，说了句没头没脑的“我来帮忙”就没了下文；而汉斯站在她长长的工作台前，手指敲打着松木的桌面，等着山茶花那幅画的颜料干掉，等着第二杯咖啡送到手上，等着格蕾塔画一幅“和服莉莉”，等着，很耐心地等着。他的一字眉毫无起伏，只等着格蕾塔投入他的怀抱。

一个夏日的午后，就是从这个家里，这个“宅子”里，格蕾塔出发了。天气很热，黑乎乎的汽车废气沉重地悬挂在空气中。薄雾弥漫的天空中，太阳冷冷地照着，让整个城市暗淡无光。周围大楼米黄色的墙面看上去很柔软，像加热了的奶酪。女人们来来往往，拿着手帕，擦去脖子上的汗珠。

车站里还要更热，扶手都黏乎乎的。这还只是六月，她和埃纳尔还要等几个星期才去芒通消夏。格蕾塔不知道今年还能不能去，她告诉自己，夏天有些事情必须要改变了。正想着，列车开了过来，“吱呀”一声停下了。

她从帕西站出来，这里稍微凉爽一些。一阵清风吹来，带着点刚修剪过的草坪的清香，还有附近喷泉飘洒来的小水珠。她听到一个棒球在红色黏土地上发出一声闷响，又弹了回去。还听到有人在拍打地毯。

这栋公寓过去是别墅，用黄色花岗岩和黄铜修筑而成。门口有个小小的半圆形车道，洒着一些机油。还有一排卫兵一样的玫瑰，被修剪成紧实的球状。前门的主材是玻璃和铁。上面有个露台，敞开着门，帘子被风吹得上下翻飞。格蕾塔听到一个女人的大笑，接着一个男人也大笑起来。

安娜租的是第二层的公寓。她要在巴黎歌剧院连唱三天的《卡门》。表演之后，她一般会去普诺尼餐厅点份蟹爪，作为午夜晚餐。最近她已经开始发誓说，永远也不会回到哥本哈根。“那里对我来说太循规蹈矩了。”她伸出一只手握住自己的乳房说。

安娜来应了门。她的金发紧紧扎成一束，垂在后颈。脖子那里一圈圈脂肪堆积起来，好像有一条条永久不会消退的棕色伤痕。她戴着一颗硕大的红宝石鸡尾酒戒指，设计得像一颗正在爆炸的星星。在歌剧圈，安娜算是挣了一些名气，那些眼窝深陷的瘦高年轻男子会送给她裸宝石、姜饼和怀着紧张心情写下的卡片。

起居室很小，放着一个长靠椅，四只脚都金光闪闪，垫子上铺着织锦。一个细颈花瓶中盛放着一束虎皮百合，花蕾纹理斑驳，还有绿叶衬托。穿着黑色制服的女仆端来了柠檬汁和茴香酒。椅子后面站着一个男人，个子很高，穿着一件厚实的黑色大衣，看着挺奇怪的。

“这是波尔克教授。”安娜说。

“我猜也是，”格蕾塔说，“但是你不热吗？”

“阿尔弗雷德·波尔克教授，”他伸出手，“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比较怕冷。”大衣里的双肩轻轻颤抖。他有一双深蓝色的眼睛，闪烁着金色的光芒。他的发色有点像上乘的木材发出的暗淡金光，搽了油，梳到后面，到脖子那儿又卷曲起来。他的蓝色丝绸领带打了一个很大的结，下面有个钻石的领带夹。他拿出装名片的银盒子。波尔克博士来自德累斯顿，是市立妇科诊所的主管医生。

女仆给波尔克博士上了冰咖啡。“我喝不惯柠檬。”他一边解释一边拿起杯子。露台的门涌进一阵清风。格蕾塔坐在沙发上，就挨着教授。他礼貌地微笑着，双肩微微耸起。她觉得自己应该等着他来问问题，但又突然有种向别人倾诉莉莉和埃纳尔的欲望。“是我丈夫。”她开口道。

“是的，我知道，有个女孩叫莉莉。”

所以他已经很清楚了。格蕾塔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是啊，从何说起呢？一切是不是从四年前的那天，她让他试穿安娜的鞋开始的，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他很确信他在内心是个女人。”她说。

波尔克教授咧开嘴吸了一口空气，发出轻微的“嘶嘶”声。他迅速点点头。

“说实话，”她说，“我也觉得。”她说起那些短袖裙子，那双黄色鞋子，特别缝制的吊带背心。她说起埃纳尔外出去杜邦－索尔福利诺泳池休闲，去巴克街的百货商场买东西。她说起亨里克，说起汉斯，还有其他几个男人，莉莉为他们心醉神迷，最后又黯然神伤。她说：“她相当美，莉莉相当美。”

“关于这些男人……比如这个汉斯……还有什么需要我知道的吗？”

“也没什么了。”她想到汉斯，此时此刻他也许正把那幅山茶花边的肖像挂在他的画廊里。有时候汉斯到画室来，手指摩挲着下巴，说她某幅画“不够好”，这种情况不常发生，但这也是最能让她情绪低落的事情了。一年他大概会说个两三次，让格蕾塔无比震惊，无法动弹，无法把汉斯送到门口。有时候，万籁俱寂的夜晚，她会想，这样毁灭性的失望情绪，到底值不值得。

是安娜先提出找医生的。“他是不是应该去看看医生？”一天，她就那么提了出来。当时格蕾塔和她一起在一家画框店里，奥斯卡·王尔德那个旅馆就在一条街以外。店里有一箱一箱的旧画框，有的一个就重达一百多磅。画框上积着厚厚的灰尘，把她们的裙子都弄脏了。安娜接着说：“我有点担心他。”

“我跟你说过在丹麦赫科斯勒医生那儿的事儿了。我不知道再去看医生他受不受得了。这可能会毁了他。”

“你难道一点儿也不担心？他看起来好虚弱啊。变得那么瘦。有时候我感觉他都快消失了。”

格蕾塔想了一下。是啊，埃纳尔一直很苍白，眼睛周围总是一片蓝幽幽的，而且一日甚似一日。他的皮肤逐渐呈现一种半透明的状态。这些格蕾塔都看在眼里。但比起其他东西，这更令她担忧吗？对了，还有不定期的流血，已经持续四年多了。她已经习惯了，习惯于他没有预兆的变化。是的，埃纳尔好像一直走在变化的路上，仿佛这些来去如风的变化，比如神秘的流血，凹陷的脸颊和无法满足的渴望，永远也不会停止，向着漫无止境的远方延伸而去。她也很想得开，谁不是一直在变化的呢？每个人不是都在随时变成更新的人吗？打开一个有铁链盖子的箱子，她找到了完美的画框，周边漆成了金色，正好配她最新的那幅莉莉肖像。“不过，你要是认识谁，”她对安娜说，“你要是觉得有合适的医生，也许我应该跟他聊一聊。反正也没什么坏处，是不是？”

波尔克教授说：“我想给你丈夫做个检查。”这话让格蕾塔想起赫科斯勒医生和他那不停轰鸣的X光机。她不知道埃纳尔还会不会允许她带他去看另一个医生。波尔克教授抿了一口咖啡，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

“我不觉得你丈夫疯了，”教授主动说，“我想其他医生肯定告诉过你你丈夫疯了吧。但我可不这么想。”安娜的起居室里有一幅莉莉的肖像。她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身后有两个男人在聊天，帽子拿在手里。这幅画挂在一张边桌上，周围全是镶了银画框的安娜的照片，戴着假发，穿着戏服，表演之后和前来捧场的朋友们拥抱。这幅《公园里的莉莉》是格蕾塔去年的作品了。那时候莉莉来去不定，有时候出现在“宅子”里，待上三个星期，然后再消失，六周不见人影。而格蕾塔则越来越习惯于丈夫不在的工作和生活。去年有一段时间，他只有在变成莉莉的时候才跟她说话，而格蕾塔觉得丈夫已经疯了。他脸上有种时有时无的恍惚：眸子深深的，她从里面什么也看不到，只有自己清晰的影子。

“我遇到过另一个男人，跟他情况差不多，”波尔克教授说，“他是个电车售票员。年轻小伙子，很英俊，可以说是漂亮。高瘦苗条，当然很苍白，走路有点飘飘忽忽的。挺神经质的一个人，不过他那种情况，怎么可能不神经质呢？他来找我，我马上就注意到，他的乳房比很多十几岁的少女都要大。真的很难不注意到。他来找我的时候，已经开始自称齐格林德了。这很特别。那天他到我的诊所来，求我们收治他。其他医生说妇科诊所不收男病人。他们拒绝给他做检查。但我同意了。那天下午，我发现他是一半男人，一半女人，真是终身难忘。”

格蕾塔想了一下“半男半女”意味着什么，眼前浮现出那恐怖的场景：男人的双腿间那毫无生气的东西，像一块赘肉一样悬挂着。“你怎么跟他说的？”她问道。

微风掀起窗帘，能听到男孩子们在打网球，各家的妈妈叫他们回家。

“我跟他说，我可以帮他。我跟他说，我可以帮他做出选择。”

格蕾塔有点想问：“做什么选择？”对于答案，她既心如明镜，又一无所知。格蕾塔最近一直在想，哦，要是埃纳尔能按照自己的想法选择做谁就好了。然而，就连有这种想法的格蕾塔也无法想象有可能真正做出选择。她坐在有四条金脚的沙发上，想着埃纳尔，想着这个似乎已经不存在的人。仿佛有人，是的，有人，已经为他做出了选择。

“那男人后来怎么样了？”安娜问道。

“他说他想做女人。他说只求能得到一个男人的爱。他愿意为此做任何事情。他来诊室找我，戴着一顶毛毡帽子，穿着一条绿色裙子。我记得他还是像个男人一样带着块怀表，我们在聊的时候他经常拿出来看一眼，后来说他得走了，因为他的每天都被分成两半，上午是女人，下午是男人。

“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我还是个年轻的外科医生。从技术上说，我完全知道应该为他做些什么。但那时候我从来没做过这么复杂的手术。所以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每天熬夜，读了很多医学资料。我参加了截肢手术，研究缝合伤口的技巧。只要诊所里有女人来切除子宫，我就会去仔细观摩。然后我会在实验室把子宫标本好好研究一番。终于有一天，我觉得自己准备好了，就告诉齐格林德，我想安排一场手术。

“那个时候他已经瘦了好多，身体很虚弱。他可能是太害怕了，吃不下饭。但他同意做我的第一个手术病人。我告诉他可以做手术的时候，他还哭了。他说哭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杀死一个人。他的原话是，‘牺牲一个人’。

“我把手术安排在一个星期四的上午。选了一间很大的手术室。很多人都要求前来观摩。皮尔纳诊所也有几个医生说要来。我知道，要是成功了，那就是干了件天大的事情，干了以前大家想都没想过的事情。谁能想到有这个可能，男人可以变成女人呢？谁会拿自己的事业作赌注，去尝试这种听起来像神话一样的事情呢？嗯，我会。”

波尔克教授抖了抖身子，脱掉大衣。

“但那个星期四的一早，护士去齐格林德的病房，发现他走了。他把穿戴和细软都留下了。他的毡帽，他的怀表，他的绿裙子，一切都留下了。但人却无影无踪。”波尔克教授把杯子里剩下的咖啡一饮而尽。

格蕾塔也喝完了柠檬汁。安娜站起来叫女仆。（她用懒洋洋的法语叫道：“添点饮料。”）格蕾塔仔细端详着眼前的教授。他的左腿交叠在右腿上。这次她知道自己找对人了。他不是赫科斯勒。他明白，他理解。她想，这医生和我是一样的人，他也能一眼看明白很多事情。她不用再反复考虑了。仿佛头脑里突然吹进一阵清新的风，眼底突然被光点亮了。她情不自禁地在沙发上轻轻跳跃起来。她突然想起在法国南部，有一次汽车失控了，开到一个岩石间长着零星含羞草的悬崖边，她和埃纳尔都险些命丧黄泉。但这一切都过去了，她想，我一定要带莉莉去德累斯顿。她和我必须要去。

第十七章

第二天，柜台后面的女孩给埃纳尔找了更多的书。比如《两性》《正常与非正常的男人》《性别混乱研究》《性别危机》。最后那本是德文书，二十年前在德累斯顿出版的。大多数书里写的性别发展理论都是建立在假设和实验室老鼠身上。在一本书里，埃纳尔读到一个男人的故事。他是个巴伐利亚贵族，天生有阴茎和阴道。书里写到了他遭遇的重重困境，小时候的困惑，父母的嫌弃，孤独无助地在这个世界上寻找立足之地。埃纳尔情不自禁地闭上眼睛，想着，是啊，我懂。有一章里讲到了赫尔墨斯①和阿佛洛狄忒②的神话。书里还解释了性病理，有一个概念叫“性别中间状态”。埃纳尔知道这些都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情况。他很熟悉里面描述的那种双面性。那种对男女两性都缺乏完全认同的状态。他读着那个巴伐利亚人的故事，胸中感到一阵隐隐钝痛。

有的书已经很老了，是上个世纪出版的，书上积着灰。翻开那些书的书页，会发出脆响，埃纳尔害怕学生们会从长长的阅读桌上抬起头来，从埃纳尔扭曲的脸上纠结的恐惧与解脱中，发现他的真实面目。

安妮·玛丽会把书斜插进一个架子中，放到埃纳尔的面前。她借给他一串毛毡包裹的铅珠，可以把书页压着，好让埃纳尔把相关的句子摘抄到他那本青灰色封面的小笔记本上。

桌子很宽，有深深浅浅的刻痕。让埃纳尔想起哥本哈根老海滩鱼市里的渔妇们剁鱼头用的案板。埃纳尔面前这张桌子足够摊开好几本书了。看着那沙色的书页，埃纳尔开始把这想象成一片只属于自己的海滩，在这里，他能得到庇护。读这些书就能给他这种安全感。每天早上他都迫不及待地溜出公寓来到这里。仿佛每一句关于男女两性的话都能保护埃纳尔，让他安然度过接下来的一年，这关键的一年。因为他对自己承诺过，这一年，一切都需要改变。

逐渐地，他读了很多很多相关的内容，已经能确定自己也有女性的器官了。在他的身体之中，埋藏着莉莉的器官，那些小小的血袋，那些鲜活的血肉，让莉莉成为莉莉。一开始好像很难相信，但他越来越觉得这样讲才有道理，这不是心理问题，而是生理问题。他想象着自己的睾丸后面——藏着一个子宫。他想象自己的肋骨像一个笼子，把一对乳房困在里面。

埃纳尔在图书馆待了一个星期，每天都有那么一会儿，他被自己在书中的发现激动得难以自持，把头埋在手臂上，低低地啜泣。

有时候如果他睡着了，安妮·玛丽会伸出白如凝脂的小手，轻轻推推他。“中午了。”她说。有那么一会儿他还是迷迷糊糊的：“中午？”

啊，是啊，已经到中午了。

卡莱尔经常让埃纳尔下午和他一起活动。“我们中午见吧？”每天早上埃纳尔轻手轻脚出公寓的时候，卡莱尔都会这么说。而那时候埃纳尔通常都沉浸在对图书馆的热切期待中。

“不知道行不行。”埃纳尔会回答。

“为什么不行？”格蕾塔会插嘴。

卡莱尔很清楚，不要带格蕾塔一起。有一次，他告诉埃纳尔，还在很小的时候，卡莱尔提议去阿罗约塞科的射箭场，格蕾塔就会失望地叹气。“她一直忙着探索这个探索那个的，”卡莱尔说，“读狄更斯的小说，写诗，画圣盖博的风景，画我的肖像。但她从来不给我看画得怎么样。我要是说想看看她的水彩画，她就会脸红。然后双臂抱在胸前。”

所以卡莱尔就找埃纳尔了。一开始他还得努力调动一下埃纳尔的情绪，才能和他一起出去。卡莱尔蓝色的双眼比格蕾塔的更加清澈，里面仿佛有什么东西，能一眼看穿埃纳尔在想什么。埃纳尔坐在卡莱尔身边时很不自在，不停挪动着臀部，身体的重量一会在左边，一会儿在右边。有的时候坐得直直的，有时候又瘫倒在椅子上。

卡莱尔买了一辆车，阿尔法·罗密欧的运动跑车。红色车身，四个辐轮，脚踏板上安着一个红色工具箱。他喜欢敞篷开。隔板上有六个仪表盘，和一个小小的银把手，卡莱尔在街角转弯的时候，埃纳尔总是紧紧抓住这个把手。地板是用钢铸的。卡莱尔开着这辆跑车满巴黎跑的时候，埃纳尔总感觉发动机的热气隔着鞋底升上来。

“你真的应该对别人多点信任。”一天，卡莱尔边开车边说。他的手从变速杆那个黑色的圆头上，友好而亲密地落在埃纳尔膝上。他是要和埃纳尔去奥特伊的一个网球场。球场就在布洛涅森林公园的旁边。像个水泥碗一样，在一片茂密的白杨中拔地而起。接近中午，烈日中天，在蓝天白云中显得空洞而刺眼。网球场周围有一圈铁门，穿着运动上衣、戴着草帽的男人守在门口，检票，撕成两半。

一个男人领着埃纳尔和卡莱尔来到一个微微倾斜、外面漆成绿色的包厢。包厢里有四把藤椅，每个上面都摆着条纹坐垫。这个包厢就在网球场的基线旁边。能看到球场上的红色黏土，那色彩就像莉莉有一次在芳斯百合前台买的胭脂。

球场上有两个女人在做热身运动。一个是里昂来的，穿着一条白色褶裙。她在球场上跑来跑去，像一艘帆船。另一个看小册子上说是美国人，来自纽约，是个个子很高、皮肤黝黑的女孩，短短的头发亮闪闪的，像飞行员戴的皮帽子。

“没人觉得她能赢。”卡莱尔指着那个美国人说。他把手搭在额头上遮阳。他的下巴和格蕾塔一模一样：方方正正的，有点长，一张开就看到一口好牙。他们的皮肤也一模一样：在阳光下晒短短一小时就会变成棕色，脖子那儿有点粗糙。从前有那么一些晚上，埃纳尔总是热情地亲吻着这样一根脖子。他最喜欢格蕾塔的这个部位，亲吻得比嘴唇还要频繁。他把双唇贴在她长长的脖子上，轻轻吮吸，舌头慢慢旋转着去舔舐，双唇合起来，在她袒露的颈项上，在那微微凸起的青筋上，留下可爱的吻痕。

“有机会我想去加州走走。”埃纳尔说。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人发球。她把小球高高甩起来，埃纳尔几乎能看到她肩上的肌肉在随着高举球拍而抖动。格蕾塔听到网球着地的声音时，总觉得是橘子成熟落地。埃纳尔想着砖砌别墅后面的黑麦草网球场，用糖粉画出来的线在风中飘散。

“格蕾塔说过吗？”卡莱尔问，“说过回家的事情吗？”

“我听过她说，要是很多事情不变，那就回不去。”格蕾塔曾经说过，他们夫妻俩不可能融入帕萨迪纳的环境，在那里流言传得比在风中飞翔的小鸟都要快。“那个地方不适合你我。”她说。

“不知道她什么意思。”卡莱尔说。

“你知道格蕾塔的，她不喜欢别人议论她。”

“但有时候她是喜欢的。”

那个美国姑娘拿下了第一分。她的扣球刚好过网，很有迷惑性地落在地上。

“你没想过来看看吗？”卡莱尔问道，“到加州来？比如冬天过来画画？”他挥舞着球场发的小册子，那条坏腿伸了出来，膝盖很僵硬。“你不想来画画桉树和柏树吗？还有橘园。你会喜欢的。”

“格蕾塔不去我也不去。”埃纳尔说。

卡莱尔，这个既像他姐姐又不像他姐姐的小伙子，说：“为什么不呢？”

埃纳尔双腿交叠在一起，用脚摆弄着面前的那把藤椅。里昂的那个姑娘在场上“扬帆远航”，白色的褶裙都绷直了。拦下了那个狡猾美国人的一个反手拍，把脏脏的白色小球打了过去，得分。人群爆发出一阵欢呼。观众看上去都很英俊，个个都戴着帽子，身上散发着熏衣草和青柠的芬芳。

卡莱尔转身看着埃纳尔，他正笑着鼓掌。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接着球场就安静下来了，让那个里昂姑娘静心发球。卡莱尔说：“我知道莉莉的事。”

埃纳尔闻到黏土中浓重的尘土，还有风吹过白杨树的味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

但卡莱尔示意他不用说了。他把手肘撑在膝盖上，盯着球场，开始给埃纳尔讲格蕾塔过去一年来给他写的信。每周，厚厚的信封都会躺在信箱里，大概六页薄薄的信纸上写满了格蕾塔的倾诉。她的字里行间仿佛蕴藏着无限的愤怒，把信纸填得满满的，不留边缘。“有个人叫莉莉。”大概一年前，她在信中第一次提到，“来自丹麦的沼泽地区，我收留了她。”信里讲到莉莉在巴黎到处走，在公园里跪下来喂鸽子，走在砂石路上，短裙一翘一翘的。还说莉莉有时候会在圣殿老街格蕾塔画室里的凳子上一坐好几个小时，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脸上。这些信几乎周周不落，都是在总结和莉莉一起的日子。信里面从来没提到过埃纳尔。卡莱尔回信里总是问“埃纳尔怎么样”或者说“给埃纳尔带好”。有一次甚至还问：“你们结婚十周年的纪念不是要到了吗？”格蕾塔从来没理会过这些话。

一天，大概是这些信持续写了六个月之后，卡莱尔的信箱里收到一纸薄薄的信笺。他告诉埃纳尔，之所以牢牢记得那天，是因为一月的阴雨已经下了整整一周，他的腿很痛，就像昨天才被车撞了似的。他走过车道，来到邮箱前，一手拿着竹杖，一手举着雨伞。信封上的字迹在雨中模糊，他赶紧走到装饰着帕萨迪纳橡木板的阴暗门厅，拆开信。雨水从他头发上滴到信纸上，他读着上面的文字。“埃纳尔要离开我了，”格蕾塔开门见山，“你的感觉是对的。结婚十年了，他要离开我了。”卡莱尔立刻就想开车去科罗拉多街的邮局发一封电报。他穿上雨衣，继续读着剩下的内容，这才慢慢明白格蕾塔的意思。

第二天又来了一封信，紧接着第三天又是一封。然后关于莉莉的信件变成了几乎每天一封。信纸上仍然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但现在还会出现一张小小的速写，画的是一个女孩的脸：莉莉戴着嵌了紫罗兰干花的帽子；莉莉在读《世界报》；莉莉抬着圆圆的大眼睛，看着天空。

“接着格蕾塔开始给我寄她笔记本上的莉莉速写，还有莉莉肖像画的草稿。她给我寄了一幅莉莉在柠檬树林里的，还有莉莉参加婚礼的。”他顿了顿，看着那个美国姑娘发球，“那些画很美。她很美。埃纳尔。”

“所以你知道了。”

“我很快就明白了，”卡莱尔说，“当然我并不是很了解内情。”一只棕色的小鸟飞来停在包厢的栏杆上，头四处乱转，在找树种子吃。“但我想帮忙。我想见见莉莉。看看我是不是能做点什么。格蕾塔做事就是这样的，寄信啊寄画啊什么的。她绝对不会主动来寻求帮助，但我看得出来，她需要人帮帮她。我看得出来，她觉得你需要帮忙，除了她，还需要别人。”他顿了顿又说，“她也很难过。别忘了，她也很难过的。”

“她说的吗？”

“格蕾塔绝对不会说这种话的。但我看得出来。”

埃纳尔和卡莱尔继续看着网球赛。天气很暖和。姑娘们都拿出帕子擦脸上的汗。“你去看医生了吗？”卡莱尔问。

埃纳尔给他讲了赫科斯勒医生的事情。只说出这个名字就让他一阵恶心。埃纳尔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去看了那种治生理疾病的医生，”卡莱尔说，“你难道不应该找个人讲讲你的感受和想法吗？我带你去找个人。我寻摸一阵子了。我带你去找可能会帮到你的人。帮你永远解开这个心结。别担心，埃纳尔，我有办法的。”

眼前的一切深深印在埃纳尔脑海中：眼角余光中卡莱尔的一双长腿；那条坏腿现在弯了起来。球场上的美国姑娘大汗淋漓，胸部下方的衣服逐渐被汗水浸透了。她肤色黝黑，其貌不扬；大大的头，长长的手臂。她看上去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比如她手臂上那清晰可见的细长血管，或者她唇上的那片阴影，还有整个球场的人都不待见她。随着她拉大和那个里昂姑娘的比分，人们的不满越来越加剧了。仿佛全世界都在和她对着干，只有卡莱尔例外。他斜过身子说：“你难道不想让她赢吗？她赢了不是更有趣吗？”

卡莱尔先开车带埃纳尔去见了麦克布莱德医生。他是挂靠在使馆下的美国心理医生。诊所在蒂尔西特路，就在护照申领办公室附近。麦克布莱德医生一头茂密的硬头发，留着灰黑色的小胡子，脖子上和肚子上都挺有分量。穿着白衬衫，浆洗得像纸一样硬。他是波士顿人。埃纳尔和他谈话的过程中，他一直自称“爱尔兰黑人”③。他笑起来的时候，喉咙里仿佛闪着金光。

麦克布莱德医生的诊室看上去似乎更像个律师的办公室。他的桌子由两根柱子支撑着，桌面上嵌着一层绿色的皮革。有一整面墙都做成了书架，还有一排橡木柜子。窗边一个架子上放着一本厚厚的医学词典。埃纳尔向麦克布莱德讲述莉莉的时候，医生一直面无表情，鼻梁上的眼镜推上推下。电话响了，麦克布莱德医生没有理会，让埃纳尔继续说下去。“你以莉莉这个身份存在，连续最长的一次是多久？”

“一个多月，”埃纳尔说，“去年冬天她在这儿待了很长时间。”埃纳尔想起那个已经消逝的冬天。他越来越发现，自己睡觉的时候心中相当茫然，不知道自己醒来会是谁。一天晚上，莉莉和格蕾塔看完歌剧走在回家的路上，被强盗拔刀相向。那抢劫的人是个矮个子男人，穿着黑色双排扣大衣。在冬夜模糊的月光下，他的刀看起来并不是特别锋利。但他还是挥着刀，威胁她们交出钱包。那个男人好多天没刮过胡子了，一只脚还紧张地不停踢着地面。“我可是来真的，两位小姐。别以为我不敢。”莉莉上前交出自己的钱包。格蕾塔拉了把她的手腕，说：“莉莉，别。”但男人一把抢过钱包，开始伸手去拿格蕾塔的。格蕾塔大喊：“你想都别想！”然后朝夜色中歌剧院金碧辉煌的大厅跑了起来。莉莉靠在墙边，强盗就在她眼前。他的一只脚又踢了一下人行道，好像在想下一步该怎么做。格蕾塔跑了一个街区才转身。莉莉只能依稀看到她的轮廓：双手握拳放在臀部，双脚叉开站着。接着她开始往莉莉和强盗的方向走回来。男人紧张地笑了一下：“她疯了吧。”边说边踢着地面。他转了一下手腕，手里那把几乎没有用的刀刀尖朝下了。接着他往和格蕾塔相反的方向逃走了。

“你是莉莉的时候，会想起埃纳尔吗？”麦克布莱德医生问。

“从来没想过。”

“但你是埃纳尔的时候，会想起莉莉？”

“是的。”

“你想她什么？”医生摘掉钢笔的笔帽，把露出的笔尖放在一张空白的纸上。

“大多数时候我就是思考她的想法。”埃纳尔解释说，比如吃撒了肉桂的苹果派时，他会想，要不要给莉莉留一块。要是他和压秤的屠夫讨价还价，他会想莉莉会不会还价。接着他就说服自己，莉莉不会跟这个瘦瘦的、金发乱七八糟竖着的，还有些英俊的屠夫发生口角。于是，他马上停下争辩，道了歉，请屠夫把他的羊肉包起来。

麦克布莱德医生往上推了推眼镜。

卡莱尔就等在街对面的咖啡馆里，埃纳尔现在想的是他。读着《旅行指南》，从耳后拿下铅笔，给某个推荐景点做个记号。此时此刻，他也许已经喝完了一杯咖啡，在看表。

“你对男人有什么感觉？”麦克布莱德医生问，“你讨厌他们吗？”

“讨厌男人？”

“是的。”

“当然不讨厌了。”

“你讨厌男人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我不讨厌啊。”

“那莉莉呢？她对男人有什么感觉？”

“她不讨厌男人。”

麦克布莱德医生从一个银壶里倒了点水。“她喜欢男人吗？”

“我好像没搞清楚您的意思。”

医生喝了口水。埃纳尔看到他在玻璃杯的边缘留下了浅浅的唇印。他突然发现自己很渴。

“她吻过男人吗？”

埃纳尔想着怎么开口要一杯水才好，但却怎么也说不出口。他觉得也许应该站起来自己倒一杯，但身体好像根本动不了。所以埃纳尔就坐在那儿，坐在麦克布莱德医生那把盖了黄色羊毛，让人痒痒的椅子上，感觉自己就像个孩子。

“韦格纳先生，我这样问只是因为——”

“吻过，”埃纳尔说，“她吻过男人。”

“她喜欢吗？”

“那就要问她了。”

“我以为我是在问她。”

“我看起来像莉莉吗？”埃纳尔说，“你觉得我看起来像个女人？”

“不像。”

“嗯，那么——”

麦克布莱德医生的电话响了。两人的目光都盯着黑色的听筒。每响一声，听筒就震起来。最后终于安静下来。

“恐怕你是同性恋。”半晌，麦克布莱德医生“宣判”了。“咔嗒”一声，他盖上了钢笔的笔帽。

“我觉得您没搞清楚。”

“你不是第一个。”麦克布莱德医生说。

“但我不是同性恋啊！那不是我的问题。我身体里住着另一个人。”埃纳尔都快从椅子里站起来了，“一个叫莉莉的女孩。”

“我常常觉得心碎，”麦克布莱德医生没有接他的话茬，“我只能对你这样的病人说，我什么也做不了。作为一个爱尔兰黑人，我觉得很悲哀。”他从水杯里抿了口水，双唇夹在杯沿上。接着他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面。他伸出手搭在埃纳尔肩上，领着他走到门口。“我唯一的建议就是约束自己。你只能一直和自己的欲望作斗争。忽略它们，无视它们，韦格纳先生。要是你不这么做……那么，你就会永远孤身一人。”

埃纳尔在咖啡馆找到卡莱尔。他知道麦克布莱德医生是错的。不久前埃纳尔可能还会相信这个医生，在自怨自艾中离开。但此时此刻，埃纳尔告诉卡莱尔，这是浪费时间。“没人能理解我，”他说，“我觉得看医生没什么意义。”

“不是的，”卡莱尔表示抗议，“我们需要给你找到对的医生。就是这样。麦克布莱德医生可能是说错了，那又怎样？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放弃。”

“你为什么做这些？”

“因为你不快乐。”

“我是不快乐。但你为了什么？”

“为了格蕾塔。”

几天后，卡莱尔开车带埃纳尔去了专门治疗神经疾病的“水疗院”。这家医院在巴黎郊外，前往默东的路上。掩映在一片梧桐树之中。门口站着的接待人员把头探进了车窗，问他们要找谁。“克里斯托夫·麦伊医生。”卡莱尔说。接待人员把他们上下打量一番，咬了咬嘴唇，接着给了张卡片让他们填写。

医院的大楼是新建的，像个水泥与玻璃组成的大盒子。周围也是一片梧桐树，粗粗的树干上有着深深浅浅的伤痕。第一层的窗户上装着铁栏杆，窗上的锁在太阳下闪着光。

填完卡片，他们还得在前门再填一张表。到了麦伊医生的诊室后，还有第三张等着。女护士白白的头发打着卷，让他们在一个小房间里等一下。等护士关门出去了，两人看着这个窄窄的房间，竟有种局促的安全感。

“我没告诉格蕾塔咱俩今天是到这儿来。”卡莱尔说。几天前埃纳尔无意中听到他们在谈论自己。“他不需要看心理医生。”格蕾塔的声音从门缝里钻出来，“另外，我也认识能真正帮他的人。那人不是心理医生，他是真的可以做点事，帮上忙。”接着她的声音低了下去，埃纳尔没能听到她后面说了什么。

麦伊医生的诊室以棕色为主色调，弥漫着一股烟味。埃纳尔听到外面门厅里窸窣的脚步声。这个医院给人的感觉并不愉快，他心里升腾着一种躁动，告诉他他不该属于这里。棕色的地毯上还有轮床留下的车辙，埃纳尔想象着自己被绑在轮床上，推向医院的最深处，在那里度过余生，再也没有出来。

“你真的觉得麦伊医生能帮我？”

“我是希望如此，但还是要拭目以待。”卡莱尔穿着绉条纹的运动夹克和打了褶又浆洗过的裤子，系了一条黄色的领带。埃纳尔很欣赏他的乐观，看他穿着这套夏装，满怀期待地坐着。“我们至少应该试一试啊。”

他知道卡莱尔说得对。他不能再像这样长久下去了。过去六个月来，他身上的肌肉基本上都消退了。麦克布莱德医生给他称了体重，砝码往左边倾斜，埃纳尔意识到自己不比一个小男孩重多少。他还开始注意到自己皮肤上会出现很奇怪的颜色，每到早晨会呈现诡异的灰蓝色，仿佛他的血液不知为何放慢了流动速度。另外他呼吸也变得困难，只要多走几步，或者突然被类似于汽车刹车那种尖锐的声音惊到，就会头昏眼花。流血还是经常造访，让他既烦恼又欣喜。每当血腥味在他唇边或双腿间蔓延，他就会变得晕晕乎乎的。没人指点过他，但埃纳尔知道，这流血，都是因为他体内是个女人。他在书上读到过，雌雄同体的人，隐藏在体内的女性器官会不定期出现流血现象，仿佛在抗议，在挣扎。

麦伊医生人还挺不错的。深色的头发，系着一条黄色领带，竟跟卡莱尔那条很像。医生和卡莱尔就此大笑一番。接着前者就领着埃纳尔进入检查室。

房间四周都贴了瓷砖，窗户上有铁栅栏，能看到那一片茂密的梧桐。麦伊医生拉开厚厚的绿色帘子，露出诊视台。“请坐，”他手放在桌面上说，“告诉我你为什么到这里来。”

他斜靠在一个有玻璃门的柜子上。手里拿着个纸夹板，举到胸前。他一边听埃纳尔讲述莉莉的故事，一边点点头，偶尔整一整领带，或者提笔在纸上写点什么。

“我并不知道自己在寻求什么样的帮助，”埃纳尔说，“我觉得我不能再像这样活下去了。”

“像什么样？”

“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此话一出，麦伊医生的看诊就结束了。他出去了，把埃纳尔留在诊视台上，双脚悬空。外面梧桐掩映的院子里，护士正在陪一个穿着条纹睡衣的小伙子散步。他还披着件浴袍，没有系紧。小伙子留着胡子，步子很虚浮，仿佛整个人都被身边这个穿着及膝长围裙的护士支撑着。

麦伊医生回到诊室，说：“谢谢你来我这儿。”然后和埃纳尔握了握手，带他找到卡莱尔。

开车回巴黎的路上，两人很长时间一言不发。埃纳尔看着卡莱尔握在变速杆上的手，卡莱尔的目光集中在前面的道路上。良久，他终于开口了：“医生想让你入院。”

“为什么？”

“他怀疑你得了精神分裂症。”

“这不可能。”埃纳尔说。他转头看着卡莱尔，他的眼睛仍然盯着前方。前面是辆卡车，每次遇到地面的坑洼，车底就会有碎石飞到他们跑车的车盖上。“我怎么可能精神分裂呢？”埃纳尔说。

“他想让我马上就把你的入院文件签了。”

“但这不对啊，我不是精神分裂。”

“我告诉他没那么紧急。”

“但你也不相信我是精神分裂吧，对不对？完全是胡说八道啊。”

“我也不相信。但是你……说起莉莉的时候，好像是很笃定有两个人在你身体里面，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就是有两个人啊。”时间已经是傍晚。交通有些拥堵，因为一只德国牧羊犬被车撞了，就躺在路中间，别的车都只能绕道而行。狗已经死了，但看上去没有受伤，头靠在花岗岩的路面上，仿佛只是在休息。

“你觉得格蕾塔也这么想吗？你觉得她也认为我疯了吗？”

“肯定没有，”卡莱尔说，“她是最相信莉莉的人。”

他们绕过那只德国牧羊犬，交通一下子顺畅了。“我该不该听麦伊医生的？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在他那儿住一段？”

“这得你自己好好考虑。”卡莱尔说。他的手还握着变速杆黑色的圆头，埃纳尔感觉他还有什么话没说出口。风很大，来往的车声也很大，说话很费劲。在城里开车不是什么美差。埃纳尔看着卡莱尔，用眼神示意他直抒胸臆。他想说，你想什么就说什么吧，但终究还是没说出口。两人之间仿佛隔着什么东西，等他们回到玛莱区，站在公寓门口，这个“什么东西”消失了，在跑车发动机熄火的那一刻就无影无踪。卡莱尔说：“别告诉她我们去哪儿了。”

埃纳尔很累，吃完晚饭就上床了。他还没睡着，格蕾塔也上了床。

“你睡得真早。”他说。

“我今晚很累。连续熬了好几夜了。这周画了六幅素描。还画完了那幅泥滩上的莉莉的肖像画。”她顿了顿又说，“你的背景画得很好。我非常非常满意。汉斯也这么说。我一直想告诉你来着。”

他感觉到她在自己身边，修长的身体在夏季的被单下散发着温暖的气息。她的膝盖触碰着他的腿，手指弯曲着放在他的胸膛。这也就是两人现在身体接触的极限了。然而，比起新婚燕尔，她为他宽衣解带的那些夜晚，这样的轻微触碰反而感觉更加亲密。她蜷曲着的手仿佛一只小动物，舒舒服服地贴在他胸膛上。膝盖的触感则很坚实。她的呼吸中带着潮湿的温暖；她的长发如同他颈项上生长蔓延的血管。“你觉得我疯了吗？”他问。

她坐起来。“疯？谁告诉你的？”

“没谁。但你会这么觉得吗？”

“这简直是我听过的最荒唐的事了。到底是谁跟你说的。卡莱尔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没有。只是我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

“不，”她说，“我们知道你到底是怎么了。你的身体里住着莉莉。你的灵魂是个美丽年轻的女孩子，莉莉。就这么简单。跟疯不疯的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我只是想知道你是怎么看我的。”

“我觉得你是我认识的最勇敢的男人，”她说，“好了，睡吧。”她的拳头攥得更紧了。一缕长发绕过他的颈项，膝盖挪开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埃纳尔花了一天清理自己的画室，把那些旧的画布都卷起来，放在角落里。没有了画布挡路，他觉得神清气爽。他很喜欢帮格蕾塔画背景，但丝毫不怀念自己创作的日子。有时候，想起自己已经放弃的事业，那感觉就像终于完成了旷日持久、令人厌倦的劳作。再想想那些作品，黑暗的沼泽地，暴风席卷的荒原，他竟然毫无感觉。随时随地都要有新的创作这样的事情令他筋疲力尽，他早已不想多费脑筋去画新的景了。他告诉自己，那些一小幅一小幅的风景画都是另一个人画的。还记得在丹麦皇家艺术学院时他常常跟学生们讲的话吗？要是你离了画画还是能活下去，那就赶紧离开。生活会简单很多。

这段时间埃纳尔睡觉都很晚，起床时也总是一副疲倦的样子。每天早上他都对自己承诺，今天要做埃纳尔，可是来到衣柜前穿衣服的时候，看着属于埃纳尔的物品，总好像是看着阁楼上某个祖先的东西。

通常都是莉莉从卧室走出来，坐在格蕾塔画室的凳子上。她双肩高高耸起，把玩着搭在双肩上的披肩。要么她就背对着正在画画的格蕾塔，看着窗外，看着街道，看远远走过来的汉斯或卡莱尔。

卡莱尔后来又推荐了布森医生，奥特伊一家心理诊所的初级医师。“你是怎么听说他的？”埃纳尔问卡莱尔。他只来了短短六个星期，却已经在巴黎如鱼得水，倒显得比来了三年的埃纳尔更加自如。他已经收集了两盒名片，周末经常接到去凡尔赛或圣马洛的活动邀请。和平街上有个裁缝，已经能熟记卡莱尔的衬衫尺寸了。

他开车带埃纳尔去布森医生的诊所，埃纳尔踩在金属地板上，感受到发动机的热气。

“汉斯跟我说的。”卡莱尔说。

“汉斯？”

“是的，我给他打电话，跟他说我有个朋友，需要看医生。我没说是谁。”

“但万一他——”

“他不会的。”卡莱尔说。但接着又说，“万一他知道了又怎么样呢？他是你的老朋友了，对吧？”卡莱尔的金发被风吹得在脸周围飘拂，一看就是格蕾塔的双胞胎弟弟。他伸手把头发压在耳后。

“汉斯问起你来着，”卡莱尔继续说，“他说他感觉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他说有天看到你在卢浮宫码头那边往塞纳河的方向走。他差点儿没认出你来。”

卡莱尔的一只手拨弄着某个仪表，埃纳尔感觉那东西就要掉下来落到他腿上了。“他说你直接从他身边走过去了。”卡莱尔说，“他叫了你的名字，但你直接走过去了。”

听起来真是难以置信。“汉斯吗？”埃纳尔说。他看着车窗，能看到自己非常模糊的轮廓，仿佛只是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影子。他听到卡莱尔建议说：“也许你应该告诉他。他会理解的。”

布森医生和埃纳尔年纪相仿，来自日内瓦。一头黑发高高耸起，瘦长的脸颊，修长挺拔的鼻子。说话的时候，头总是习惯性向左偏，好像不确定接下来是该用陈述句还是疑问句。布森在一个白色的小房间里接待了埃纳尔和卡莱尔。房间里有一把躺椅，抬头就能看见明晃晃的检查灯。有一辆手推车，面上盖着一层绿布。布上面有十几把剪刀呈扇形排开，每一把的尺寸都不一样。墙上悬挂着一张人类大脑的图表。

这次卡莱尔守着埃纳尔进行问诊。不知为什么，埃纳尔在卡莱尔面前总觉得自己有点渺小，仿佛卡莱尔是埃纳尔的父亲，问问题和回答问题的都是他。有他守在旁边，埃纳尔几乎都不会说话了。透过诊室的窗户能看到一个院子，外面下着雨，一片阴暗晦涩。埃纳尔看到几个护士在铺了石板的路上小跑而过。

布森医生说到身份意识比较混乱的病人，解释了治疗方法。“一般来说，他们都希望生活重新归于平静，”他说，“这就意味着做出选择。”

卡莱尔在做笔记，埃纳尔突然觉得，他千里迢迢从加州赶来，为埃纳尔跑上跑下，好像这是他最重要的工程，真是太可贵了。埃纳尔知道，他没有这个义务，不是非要这样做。卡莱尔根本不必去努力理解他。院子里，一个护士在湿滑的石板路上滑倒了，旁边一个同事赶忙把她拉起来。护士摊开掌心，满手的血。

“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来我这儿的病人都算比较幸运的。”布森医生说。他坐在一把铁凳子上，那凳子稍微转一转就可以变高调低。白大褂下面穿着一条黑裤子和黑色丝绸袜子。“他们幸运，是因为我会问他们：‘你想做哪一个？’他们可以选。这当然不容易。但我们每个人不都希望有人问我们，你想成为谁？每个人心里都应该至少有那么一点点期盼吧。”

“当然。”卡莱尔说，一边点头一边在笔记本上写着。埃纳尔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卡莱尔一直陪着他，开车带他去看这个那个的医生，每次看了医生失望而归之后，他就那样把着方向盘，说：“别担心。总会找到合适的医生的。”埃纳尔心中就会有一块石头落地，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变得平缓了。但他更希望这么帮自己的是格蕾塔。

“选了之后，就到我的特别环节了。”布森医生说，“是个比较新的手术，我期待很高，因为很有前景。”

“是什么呢？”埃纳尔说。

“我待会儿告诉你，你可别太激动。因为听起来特别复杂，实际上还好。好像是特别极端的手段，其实完全不是。这是个比较简单的手术，对有行为问题的病人很有效。目前的几个病例都治疗得很成功，比我见过的任何疗法都有效。”

“你觉得对我这样的人有效吗？”

“肯定有效。”布森医生说，“这个手术叫作‘额叶切除术’。”

“什么意思？”埃纳尔问道。

“就是一个简单的手术，把大脑前面部分的某些神经通路切除了。”

“脑手术？”

“是的，但并不复杂。不用开颅。根本不用。这就是这个手术的妙处。我只需要在你额头上钻几个小洞，大概就在这儿，还有这儿。”布森医生摸了摸埃纳尔的头和两边的太阳穴，接着停在他鼻子正上方的一个点上。“钻了孔之后，我就进去，处理里面的神经纤维，就是控制你性格的那些。”

“但你怎么知道哪些是控制我行为的呢？”

“嗯，这就是我的最新发现。你们是在报纸上看到我的？”

“一个朋友介绍的。”卡莱尔说。

“嗯，那他一定是看了报上的文章。挺多媒体报道的。”

“这手术安全吗？”卡莱尔问道。

“安全系数跟大多数手术一样。听着，我知道听起来好像很可怕。但我曾经有个男病人，他觉得自己是五个人，还不止两个。我进入他的大脑，把他给治好了。”

“他现在怎么样了？”埃纳尔问道。

“他和母亲住在一起。很安静，但是快乐。就是他妈妈带他来看我的。”

“但我该怎么做呢？”

“你到医院来，我给你做术前准备。你一定要休息好，身体不能虚弱。进手术室之前我会先让你住院，恢复一下体力。手术没多少时间。然后你就休养。真正的手术也就几个小时。术后大概两个星期你就可以出院了。”

“那之后呢，我会怎么样？”埃纳尔问道。

“哦，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布森医生伸展了一下腿脚，推着手推车。“做手术之前，你必须想清楚，手术之后你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了。”

“真的就这么简单？”卡莱尔问。

“一般来说是。”

“但手术之后，我会变成谁呢？”埃纳尔问道。

“这个，”布森医生说，“我们就无法预测了。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埃纳尔能听到院子里木鞋底敲打石板路的声音。雨越下越大了，砰砰砰敲打着车窗。布森医生稍微旋转了一下凳子。卡莱尔继续在本子上写着什么。外面，手受伤的那个护士出现在一扇门边，门顶上有一扇椭圆形的窗户。她的手上缠着纱布，正和同事说笑着。两个女孩看上去都不满二十岁，说不定还只是助手。她们一路跑到院子的另一边，那儿也有一扇门，上面也有椭圆形的窗。这扇窗镶着金色的窗框，亮着灯，雨点不断地砸在上面。

①希腊神话中的神，最初被塑造为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译者

②希腊神话中的美神，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女性之美的象征。—译者

③波士顿是美国主要的爱尔兰人聚居地。—译者

第十八章

1929年初秋，格蕾塔第二次去见波尔克教授。她带着一个螺旋笔记本，写了一连串的问题。现在这个季节，巴黎很灰暗，路边的树在风中抖落一身的树叶。女人走上街的时候，都忙着戴手套。男人们冷得肩膀都耸到了耳朵边。

他们在圣安东尼街上的一家咖啡馆见面。选了靠窗的桌子，格蕾塔能看到在地铁附近来来往往的男人女人。因为天气的关系，大家脸上都是一副沮丧的表情。波尔克教授早早等在那儿，那杯浓缩咖啡已经喝完了。他好像对她的迟到很不满。格蕾塔解释说，之前在画一幅画，得画完；临出门又接了个电话。而波尔克教授一动不动地坐着，面无表情，拿着一把不锈钢小刀，修着指甲。

格蕾塔觉得这位教授挺英俊的。一张长脸，下巴有点下陷，像一枚苹果的底部。因为腿太长，膝盖没法放到桌子下面。桌面是圆的，有一点污迹，大理石已经有了划痕，边缘的一圈黄铜也生了锈，很粗糙。格蕾塔觉得斜身和波尔克教授说话很不舒服，因为有些脱落的黄铜片会戳到她的胳膊下面。

“我能帮助你丈夫。”波尔克教授说。他脚边的包上有金色的搭扣和半圆形的提手。格蕾塔心想，会不会一切很简单，波尔克教授拿着这个黑包，去到家里，和埃纳尔待上几个小时，就完事了。她告诉自己，肯定不可能这样，但又从内心里希望可以这样。就像她有时候希望卡莱尔多往坏腿上搽一点精油，就会痊愈了；就像她从前希望泰迪·克罗斯长时间待在阳光下，就能让所有的病痛都从骨髓里蒸发掉。

“但我做完以后，他就不是你丈夫了。”波尔克教授边说边打开那个包。他拿出一本封面是绿色大理石纹纸的书，皮质的书脊已经破损，就像一把旧阅读椅的椅面。

波尔克教授找到正确的页码，抬起头。格蕾塔与他四目相对，那一瞬间她心中仿佛有只鸟儿挣脱了牢笼，翅膀一阵扑棱。书页上是男人身体的图示，骨架和器官都一目了然。还有各种繁复的线条，有的平行，有的相交，让格蕾塔想起卡莱尔刚来时看的那本《巴黎及周边地区》上的地图。波尔克教授解释说，这个男性躯体代表着大多数成年男子。画面上的人双臂伸展，生殖器像串葡萄似的悬挂着。这一页专门折了个角，到处都是铅笔做的标记。

“你看，”波尔克教授说，“男性的骨盆是个空腔。性器官都是挂在外面的。骨盆里都是肠子，打乱重排都没问题。”

格蕾塔又点了一杯咖啡，而且突然很想点一盘橘子来吃，那是能让她想起帕萨迪纳的食物。

“我很好奇，想看看你丈夫的骨盆。”波尔克教授说。格蕾塔感觉这么说真是太奇怪了。不过她挺喜欢波尔克教授这个人的，一开始好像冷冰冰的，越谈越觉得亲切。他求学于维也纳和柏林。在柏林的夏里特医院，有为数不多的医生发展了外科学和心理学的双重专业，而他就是其中之一。战时，他是个很年轻的外科医生，身体还在发育，变声期都还没结束，就做了五百场截肢手术。当然这要算上他割下来的那些手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双手因为提前爆炸的手榴弹已经几乎没救了，为了保手和保命，必须把手指割了。战场上波尔克的手术都是在帐篷里做的。门口的布帘随着炸弹爆炸而猛烈颤抖。他在微弱的烛光下镇定自若，为士兵们截肢保命。救护队员们抬着木板做成的担架来来往往，上面躺着的几乎都是已经被枪炮开膛破肚的士兵。半死的伤员不断被抬到波尔克教授的手术台上，上面还浸着前面那个人的鲜血。波尔克第一次接收这样的伤员。那个士兵的腹部已经被炸开了，内脏血肉模糊。那时候波尔克完全不知所措。但这个男人就在他眼前垂死挣扎，眼珠子翻来翻去，无声地请求波尔克救他一命。气罐已经空了，没法完全麻醉他。于是波尔克拿起一块纱布盖住这个年轻士兵的脸，开始手术。

当时正值隆冬，冰雹不断猛击着帐篷，火把快要燃尽了，尸体像柴火一样堆积着。波尔克检查了一下年轻士兵的状况，事实上肝脏和肾都没问题，只要能把肠子理清楚，应该还有活下去的希望，尽管可能排便会受到永久性的影响。鲜血浸透了波尔克的袖子，整整一个小时，他都没把士兵脸上那块纱布揭开。因为，就算他已经晕过去了，感受不到痛苦，波尔克自己却无法忍受他颤动的眼睑显示的那种痛苦和绝望。他很认真地进行手术，全程没有看士兵的脸。小时候，波尔克给猪剥过皮，士兵的内脏看上去和猪没什么区别：温暖、光滑、黏稠。仿佛手伸进了一锅冬日炖菜里。

夜逐渐深了，内脏处理好了。然而刺骨的寒雨无情地越下越大。波尔克开始拉扯士兵残破的皮肤，进行伤口缝合。接着来了一个护士，沙佩尔小姐，围裙上全是血。她照顾的病人刚刚把内脏全部吐在她身上，随即就死去了。她用了半分钟时间，擦了把脸，紧接着就来协助波尔克。他们一起拉扯士兵的皮肤，从胸骨那里一直生生拉到骨盆上面。沙佩尔小姐把皮肉挤在一起，波尔克医生用一根比鞋带还要粗的绳子，穿刺着士兵的身体。皮肤被拉得很紧，紧得好像帐篷里那些凳子的帆布凳面。那些凳子现在已经东倒西歪了，而在他们匆匆忙忙吃饭的地方，火炉的烟囱也已经熄灭了。

年轻人活了下来。至少活到了被抬上救护车。救护车上堆了好多抬病人的架子，这些架子让波尔克想起过去常在宪兵广场转来转去的面包车，售卖着每天新鲜出炉的面包。那就是他每天的晚饭。那时候波尔克还是个穷医学生，立志成为全德国都敬仰的医生。

“五百次截肢，五百条命。”在圣安东尼街的咖啡馆，波尔克医生对格蕾塔说，“他们说我救了五百条命，但我不太确定。”

窗外，落叶停在地铁入口的最上一级台阶上。匆忙赶来的人一不注意就会滑一跤，不过几乎都及时抓住了旁边绿色的铜栏杆。但格蕾塔还是有所期待地看着，等着看某人摔倒，擦破手上的皮，或者受更严重的伤。她当然不是希望发生这样的事，但心里知道必定会有那么一两个倒霉蛋。

“我什么时候能见你丈夫？”波尔克教授问道。

格蕾塔想起皇家艺术学院台阶上的埃纳尔。天哪，那么年轻的他，已经是名教授了。那时候的他，看上去就像个快要进入青春期的男孩子。仿佛台阶上四目相对的两人都知道某天早晨他洗澡时，抬起胳膊，会发现腋下长出了第一缕金棕色的毛发。格蕾塔知道，他的身体一直是“不对”的。但现在她又想，这个问题也许不重要了。她一边摆弄着咖啡杯里的勺子，一边出神地想着，也许她应该告诉波尔克教授，回德累斯顿去吧。她突然在想，自己到底爱谁多一点，埃纳尔还是泰迪·克罗斯？她立刻在心里自言自语，这不重要。但完全说服不了自己。她真希望马上就拿出个令自己满意的定论，但根本是一团乱麻。接着她想到了莉莉，她背脊上端那块美丽的骨头；她双手举在心口，那么优雅，仿佛下一秒就要落到钢琴琴键上；她吐气如兰，轻言细语，仿佛拂过冬日里遍布帕萨迪纳花圃的冰岛虞美人的一阵微风；她的双脚安静地交叉着，露出白净的脚踝。我到底更爱谁呢，格蕾塔问自己。接着，波尔克教授清了清嗓子，喉结提了起来，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那么，我就在德累斯顿等着你和莉莉了。”

但格蕾塔不能带埃纳尔去德累斯顿，至少现在还不行。原因很多，比如她最近要开新作品个展。所有的画作里，莉莉都躺在一张桌子上，双手交叠放在腹部，双眼紧闭，仿佛已经死去。这些画尺寸很小，只有一般的字典那么大。现在挂在一个伯爵夫人镶了木地板的门厅里，离这里不远，就是巴黎最好的画室，还有最好的药剂师。那位药剂师深谙美容之道，经常如数家珍地说起矿物泥面膜和酸橙汁洁面什么的。格蕾塔会给他一些帕萨迪纳纯精油，交换一些化妆品，因为莉莉的需求越来越大了。

一天下午，全部的八幅画都卖出去了。买主都是坐豪车来的，司机们在沿街的一排豪车里敞着车门等待他们，胡桃木的嵌板反射着早秋的阳光。画展是汉斯安排的，他告诉很多报纸编辑，说这是一次不容错过的画展。画展当天他的西装翻领上别了一个蛋白石的领夹。每当有人从伯爵夫人家的墙上拿下一幅画，他就握紧格蕾塔的手。这面墙整个也镶了一个大画框，是老古董，上面沾着整整一个世纪的颜料。格蕾塔在巴黎艺术圈已经算是声名鹊起，且风头正劲。但看着支票簿的皮封面翻开，买主刷刷刷写下一个数字时，她的目光却是呆滞的。

她不能马上带埃纳尔去德累斯顿，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就是卡莱尔，他正盘算着整个圣诞节都待在巴黎。有一件事情格蕾塔是很清楚的，卡莱尔和她至少有一点相似之处：他会很冲动地开始一件事，然后必须要得出个结果。格蕾塔没有画过任何一幅未完成的画。这是真的。尽管她现在可以承认，在丹麦时的那些早期画作，很多都不怎么样。唉，她真想在一片漆黑的夜晚回到哥本哈根，潜入那些大街小巷的办公室，把墙上那些毫无生气的肖像全都扯下来。哦，那时候的她是多么年轻，对自己的画作是多么没有把握啊，根本想不到后来的事业会如此辉煌！她想起自己给格鲁科斯塔德先生画的肖像，他是东亚公司和“哥本哈根自由港口”背后的金主。画他那一头银发时，她竟然只用了银色的颜料，简单画了些直线；而他那握着钢笔的右手，也只不过就是一块模糊的方形，涂了肉色的颜料。

格蕾塔知道，卡莱尔和他一样，需要一直工作，一直有事做。在他们几乎高矮胖瘦一样的身体里，都有种对成就的渴望。一天，卡莱尔回到家里，抛出一连串的新闻，格蕾塔不得不暂停作画，把画笔放在松节油杯子里，坐在长椅上。

“我带埃纳尔去见了几个医生。”卡莱尔开口道。开着敞篷车四处跑让卡莱尔活力倍增，格蕾塔看着他，觉得他更英俊了些。她闭上眼睛，听着双胞胎弟弟平缓而笃定的声音，几乎以为是在听自己的录音。

卡莱尔一五一十地说起每次看诊的经历，每次“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失望，每次埃纳尔经受的侮辱。“他比大多数男人更能忍。”卡莱尔说。格蕾塔心想，是啊，我早就知道。

“但有个医生，”卡莱尔继续道，“布森医生。他觉得能帮到他。他以前治过一样的病。那些病人以为……”卡莱尔的声音突然有些慌乱，格蕾塔可从来不会这样，“以为自己不只是一个人。”

卡莱尔解释了额叶切除术，说起布森医生放在手推车上的那些锋利的小钻头。他这么说起来，好像打苍蝇一样轻而易举。

“我觉得这是埃纳尔想要的。”卡莱尔说。

“哦，真不巧，我也找到了一个医生。”格蕾塔打断了他。她用烧开的水冲了咖啡。结果走过去一看，厨房里没有奶油了。她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情绪，仿佛变回了帕萨迪纳别墅里的那个小女孩，而日本女佣没能按照说好的那样端来蜜枣。她费了很大力气才压抑住狠狠跺脚的冲动。格蕾塔很讨厌小心眼的自己，但有时候她也没法控制。

“他觉得他能帮埃纳尔改变。”她说。然后道歉说没有奶油了。她本来想说，“虽然我很想做好，但是家务和事业，我都做不好。”但接着又觉得这话听起来太不真诚，或者说不知感恩，或者还带点其他什么情绪。唉，她也不知道。现在，穿着长裙和袖子很紧的衬衫，她觉得有点热了。她为什么要和弟弟讨论自己的丈夫呢？卡莱尔有什么发言权？

但她控制住了自己。

“但布森医生也觉得他能帮埃纳尔改变。”卡莱尔说，“你那个医生说的也是这个？他说了要在额头上凿洞没？”

“波尔克教授觉得他可以把埃纳尔变成一个女人，”格蕾塔说，“不是心理上，而是生理上的。”

“怎么变？”

“做手术，”格蕾塔说，“这个教授想做三个手术。”

“我没听懂。”

“相信我。”

“我当然相信你了。但到底什么手术啊？”

“变性手术。”

“你跟埃纳尔说了吗？”卡莱尔问道。

“还没。”她说。

“听起来风险很大。”

“和你说的手术也差不多吧。”

卡莱尔的脚放在天鹅绒脚凳上。格蕾塔挺喜欢他待在这儿的。莉莉早上起得晚，起来了也会出去一上午，买东西或者游泳，卡莱尔待在家里，总算让格蕾塔听到一点响动。她觉得，也许自己已经通过某种无声的方式向他求助。“我不会让他去布森那儿的，”她说，“说不定那个手术一做，他就变成个小孩了，说不定连个婴儿都不如。”

“必须要让埃纳尔来决定，”卡莱尔说，“他是个成年人了。必须要让他决定。”她的弟弟总是比较理性的那个。有时候，格蕾塔觉得他太实际了。

格蕾塔抿了一口咖啡。啊，清咖啡实在太苦了，她真不爱喝！她说：“这是埃纳尔的事，”顿了顿又说，“当然要他来决定。”

所以，这是格蕾塔还不能带埃纳尔去德累斯顿的第二个原因。她必须要找合适的一天，她有空，埃纳尔也高兴，因为莉莉才来过，而且过得很开心，一点也不痛苦：要么就是在安娜公寓后面的草坪上打羽毛球打赢了，或者在高蒙电影宫看了场电影；一定要等这样的一天，格蕾塔才能向埃纳尔解释他和莉莉接下来面临的选择。这可不容易。格蕾塔想象着卡莱尔费尽口舌地说服埃纳尔，说布森医生医术过人，额叶切除术非常可靠。而她个人觉得这手术听起来实在残酷，令人毛骨悚然。她绝不会让埃纳尔经历这样的“酷刑”。但卡莱尔说对了一点：埃纳尔必须自己作出决定。格蕾塔必须要让他像自己一样相信，波尔克能够解决他们的难题。这个难题既定义了他们的婚姻，也毁掉了他们的婚姻。其杀伤力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别的”男人都要强劲。波尔克已经回德累斯顿去了，所以她必须自己去说服埃纳尔：握住他的手，把头发压在耳后，向他解释，德累斯顿那里有希望，闪闪发光的希望。

不过，格蕾塔犹豫要不要带埃纳尔去德累斯顿，还有第三个原因。

1918年三月，冬日的霏霏淫雨终于停了。帕萨迪纳一片葱茏，绿得如同华德家别墅三楼，亚纪子保存在自己房间里的那块玉佛。格蕾塔和泰迪把他们取名“卡莱尔”的死婴埋在贝克斯菲尔德的草莓田里，重新回到帕萨迪纳。夫妻俩悲伤难过，同时还有些恐惧。华德夫人完全看得出来，每每焦虑地把玩着手上的戒指。

但至少雨停了，绿意重回帕萨迪纳。种满黑麦草的草坪如同厚厚的毛毯，大片的金鱼草开着粉色与白色的小花，在风中轻轻摇曳着，冰岛虞美人身姿轻盈，好像飘浮在土地之上。橘林中，白色小花让人误以为又下了一场小雪。格蕾塔眼里的橘子树根好像一个个手肘，想要推开潮湿的土壤，它们的颜色也是那种暗沉的肤色，粗细和男人的手臂一样。雨水把土地变得松软，蚯蚓钻来钻去好不惬意。看着这些小虫子灰蓝色的表皮，格蕾塔想起自己的孩子卡莱尔出生时的情景。她永远也忘不了那虫子一般的脐带，螺旋形地紧紧缠绕着，也忘不了孩子眼睛上糊的那层浅蓝色的黏液，和包裹在他身上的母亲体液的幽光。那死去的孩子仿佛还被包裹在一层薄薄的保护层中，是她那特立独行的身体自行设计出来的。

那个夏天，父亲不在，她打理着橘园的事务，脑子里总是想着这些。她敞着车篷开过泥地，查看着这一大片土地。她要监管那些干活的，大多数都是从特卡特和图森来的十几岁的小伙子，帮着干点农活。有棵树的果子还没成熟就掉下来了，格蕾塔在树下看到一窝虫子缓缓爬过一个土块。她不由自主地担心起泰迪日益严重的咳嗽。将近一年来，他总是不断从肺里咳出黏乎乎的痰。晚上，他的汗水会浸透床单和被子，那汗是冰凉的，格蕾塔一开始还以为他在床上打翻了一杯冰水。他第一次咳嗽的时候，那声音就像打破了玻璃，充满了不祥，她马上就建议去看医生。他咳嗽着，她拿起电话听筒，打给理查德森医生，一个敦实的北卡罗来纳男人。但泰迪会抗议：“我没事。我不会去看医生的。”

格蕾塔会把听筒放回去，只说一句“好吧”。她要等他出了屋子再去打电话。他有块手帕，她总是洗干净，熨好再交给他。每次他一咳嗽，就把那块手帕拿来捂住嘴。每当此时，格蕾塔就会用眼角的余光看看他有没有咳出什么东西。有时候手帕上干干净净的，她会默默舒一口气。但有时候伴随着剧烈的咳嗽，会有黏黏的痰液和泥一样的白色物质跑到手帕上。接着，他开始咳血。格蕾塔不让亚纪子动手，她都是亲自给泰迪洗衣服，包括他的手帕，所以他咳血有多严重，她心里一清二楚。她每天晚上都得换床单被罩，还要把他的手帕，有时还有衬衫，浸在一缸漂白剂中。苦涩的氯味儿直冲她的鼻腔，熏得她眼睛刺痛。血迹不好洗，她会伸出指尖使劲搓洗，这让她想起在丹麦画画时挂在画架上随时取用的罩布。而现在在帕萨迪纳这个宅子里，她完全不再画画了。然而，只要格蕾塔一拿起电话，泰迪就会说：“我不要看医生。因为我没病。上帝作证。”

有几次她还是把理查德森医生叫到家里来了。泰迪会站在阳光房里跟他打招呼，头发垂下来遮住了眼睛。“你知道，做妻子的就是小题大做，”泰迪说，“总是杞人忧天。说真的，医生，我没病。”

“那你咳嗽是怎么回事？”格蕾塔打断他。

“就是农民的常见病，没什么大不了的。要是你在田地里长大，也会咳嗽的。”他微笑，继而大笑，搞得理查德森和格蕾塔也笑起来，虽然格蕾塔完全没觉得他的言行有什么好笑。

“可能是没什么大事，”理查德森说，“但你不介意我检查一下吧？”

“说实在的，我挺介意的。”阳光房的地板铺着瓷砖，是泰迪在工作室里做出来的，琥珀色的，中间用黑色水泥勾缝。冬天，瓷砖很冷，穿着袜子也没法站。

“那要是严重了，再给我电话吧。”理查德森医生合上包，准备离开。

而格蕾塔，怀着要做一个好妻子的坚定信念，不希望丈夫跑去跟哥们儿抱怨说她占有欲强、总是鬼鬼祟祟地控制丈夫。于是她把头发压在耳朵后面，说：“那好吧。要是你不让理查德森检查，那就最好照顾好自己。”

在格蕾塔看来，1918年的春天是她记忆中最绿意盎然的春天。原因是后来泰迪进了疗养院，而他病房的窗外能看到阿罗约塞科峡谷和圣盖博山脉。泰迪睡觉的时候，她就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出神地看着眼前这片绿色。疗养院棕褐色的外墙抹着灰泥，有一座钟楼，就悬在阿罗约峡谷某座悬崖的边上。建筑周围有条小路，两旁都是玫瑰丛。病房都是钻石形状的，窗户可以用手摇上去，南北都能看到风景。泰迪的病床是白铁的，每天早上会有个护士过来，把他扶到摇椅上，接着卷起蓝色条纹的床垫，露出下面的弹簧。床垫放在床脚，好像一块巨大的太妃糖。

之前的大半个冬天，泰迪都待在疗养院，但身体丝毫未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他的双颊深深凹陷下去，眼睛上糊着坏牛奶一样的东西。格蕾塔每天上午都来，第一件事就是抬起裙角，帮他把眼睛擦干净。接着她会帮泰迪梳头，那头发已经很稀疏了，就那么褪色的几缕，勉强挂在头上。有的时候，他会发高烧，前额全是汗。但他虚弱得都没法抬起手来擦一擦。她不止一次地推门进来，发现他躺在摇椅上，坐在手摇窗前，沐浴在阳光中，全身烧得通红。护士帮他穿上了法兰绒浴袍，在腰间系了一个结。格蕾塔看着他扭曲的脸，知道他想使劲抬起胳膊，用法兰绒袖子擦擦前额。豆大的汗滴从下巴淌下来，他好像刚刚淋了场倾盆大雨。但已经三月了，冬日的寒雨早已无影无踪。整个帕萨迪纳都是一片碧绿。灿烂纯净的阳光并未驱散泰迪肺部和骨髓深处的结核，只是让泰迪全身火烧火燎，在十点他每两天喝一杯的橘子汁到来之前，他就会因为过度发热而晕厥过去。

到四月份，泰迪昏睡的时间越来越多。格蕾塔坐在摇椅上，扶手椅上白色的罩布已经有些撕裂了。而泰迪就躺在旁边的床上。有时他在睡梦中会微微翻个身，弹簧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在格蕾塔听来，那是他的骨头在呻吟。而那副躯体中充满了结核，仿佛灌满奶油的泡芙。泰迪的医生海塔尔经常到房间里来，白大褂敞开着，露出廉价的棕色西装。泰迪一直拒绝理查德森医生的治疗。要知道，理查德森在帕萨迪纳赫赫有名，不仅是华德一家的指定医生，也是亨丽埃塔、玛格丽特和多蒂·安妮等大家族的家庭医生。“对我来说，海塔尔医生就够了，”泰迪这么说，“我不需要上等人的医生。”

“‘上等人的医生’到底是什么鬼话？”格蕾塔总这么回一句，但话一出口还是后悔自己怎么能跟泰迪嚷嚷。她不想违逆他的意思，更不想伤害泰迪，说自己比他懂得更多。这就是她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她礼貌地默许了海塔尔医生每日的来访。这位医生总是一副急匆匆的样子，而且应该带的病例或者文件经常不带，连个像样的文件夹都没有。他瘦高个子，有一头金发，酷似挪威人，喜欢很淡很淡的咖啡。他是从芝加哥移居到这里的。不知为什么，他的鼻子尖、耳朵尖和粗大的手指尖，全都看起来像冻伤似的。

“你今天感觉如何？”海塔尔医生总是这么问。

“好一些了，”泰迪会这样回答，声音很真诚，好像真的相信，或者不知道还有其他的答案。海塔尔医生会点点头，在文件上某个地方划个钩。格蕾塔会道个歉，离开房间，说要给林子里的值班室打个电话，因为随时会从特卡特来一群收橘子的人。她会把护士站电话的听筒紧紧贴在耳朵上，再打一个电话给理查德森医生，只简单说一句：“他情况更糟糕了。”

她母亲偶尔会来探视，一般是在下午，泰迪会有那么一个小时状况稍微好些。格蕾塔和泰迪安静地坐着，听华德夫人唠叨德尔马海滨别墅的开放，或者是格蕾塔父亲发来的电报，比各大报纸还要语气激动地说战争就要结束了。格蕾塔沉默不语，心里强烈地希望母亲能做些只有她才能干得出来的事情，把窗帘一把拉开，把泰迪强行拉下床，让他洗个热乎乎的温泉浴，送一杯加了波旁酒的茶到他嘴边。“好啦，我们来给你治病！”华德夫人会这么说，摩拳擦掌，把松散的一缕头发拨到耳后。“说什么乱七八糟的结核病啊！”格蕾塔真心希望母亲能这么说，这么做。但华德夫人没能实现她的心愿。她唠叨一番后就离开了，把泰迪留给格蕾塔。探视结束的时候，她戴上手套，隔着手术口罩亲吻泰迪的额头，只说了一句：“希望下次我来的时候，你能坐起来。”接着她会斜眼看看格蕾塔。走到病房外的走廊上，华德夫人会取下口罩，说：“你要确保他得到最好的治疗，格蕾塔。”

“他不接受理查德森。”

“他必须要接受。”

接着格蕾塔就会再次致电理查德森，给他讲泰迪的最新情况。

“是啊，我知道了。”理查德森医生说，“我已经问过海塔尔医生了。跟你说句实话，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卡莱尔从斯坦福开车来探视，把格蕾塔拉到一边，说：“我不喜欢这个海塔尔。他从哪儿来的？”她解释说，这是疗养院配的医生，但卡莱尔打断了她：“也许理查德森该插手了。”

“我试过了。”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她想了想。屋里又传来泰迪的咳嗽声。整个床的弹簧都在颤抖。病人深吸一口气，努力呼吸着。“我要考虑一下。肯定能帮上忙的。是的。我就是需要想想。”

“你知道情况有多严重，是吧？”卡莱尔握住她的手。

“但泰迪很坚强。”她说。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卡莱尔走了，太阳滑落到山脚，紫红色的云影如同毯子一般逐渐覆盖帕萨迪纳的峡谷。格蕾塔握住泰迪冰冷的手。他手腕上的脉搏很微弱，一开始她根本没有感觉到。但逐渐还是传来了轻微而缓慢的跳动。“泰迪，”她说，“泰迪，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他说。

“痛吗？”

“痛。”

“你今天感觉好些了吗？”

“不，”他说，“我恐怕是更糟糕了，比以往都要糟糕。”

“但你会好起来的。泰迪，帮我个忙好吗？我给理查德森打电话了。他明天上午就会来。请让他给你看看吧，我就这么一个要求。他是个好医生。我小的时候出水痘就是他治好的。当时我发了高烧，包括卡莱尔在内，人人都以为我活不下去了。结果我好了，活到现在，很健康。除了留了一小块疤，没有任何后遗症。”

“格蕾塔，亲爱的，”泰迪喉咙里的筋腱在跳动着，“我要死了，亲爱的。你也知道，是不是？我不会好起来了。”

说实话，她不知道，至少那个时候不知道。但他的确要死了。比起康复，他死掉的可能性更大。他瘦骨嶙峋的手臂上挂着松松的皮，越来越蜡黄；眼睛里仿佛病毒感染一般充满了血丝；肺像一块海绵，浸满了血和痰液，扔到太平洋上大概一下子就会沉到海底。最令人目不忍睹的是他的骨头，他的骨头都被浸透了，仿佛有熊熊的火焰在啃噬着。她想着从未抱怨过只言片语的丈夫承受的巨大痛苦，悲痛欲绝。“对不起。”泰迪说。

“为什么说对不起？”

“要离开你了。”

“但你不会离开我的。”

“还有，对不起，要你帮我做件事。”他说。

“做什么？你在说什么？”她感觉背脊上掠过一阵恐慌的凉意。房间里很热，弥漫着一股疾病的臭味。她心想，应该赶快去把窗户打开，让可怜的泰迪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你会帮我吗？”

“帮什么？”她不明白他说的话。她想赶快给理查德森打电话，说泰迪已经开始说胡话了。这真不是个好兆头，她知道理查德森会这么说，他慢吞吞的声音听上去会相当沉重。

“拿那个枕头……就是那个橡胶做的。罩住我的脸，就一下子。不会很久的。”

她停住了。她听明白了。这是丈夫最后的请求，而丈夫是她在世界上最想取悦的人。她最大的希望，就是想让他带着和自己的爱离开人世，希望两人的感情是他最后的记忆。摇椅上有个橡胶枕头。泰迪正努力抬手想指给她看。

“就压在我头上，一两分钟。”他说，“这样一切都好些。”

“哦，泰迪，”她说，“我不能这样做。明天上午理查德森医生就来了。等到那时候吧，让他给你看看。说不定他能给出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坚持到那时候吧，求你别说那个枕头了，求你别再指着那个枕头了。”她背上大汗淋漓，胸前的衬衫也逐渐被浸透。好像她也发了高烧，额头上汗珠直冒，一颗汗珠从耳朵边滑了下去。

她摇起房间的窗户，感受到清新凛冽的空气。那个枕头是黑色的，边缘厚厚的，闻起来像个轮胎。泰迪还在指着。“就那个，”他说，“拿过来。”她碰了碰枕头，皮厚得像热水瓶。有点漏气了，只有一半的气了。“格蕾塔，我亲爱的……最后一件事。就压在我脸上。我受不了了。”

她拿起枕头，抱在自己胸前。橡胶味弥漫了她的全身。她做不到。这样的死法太糟糕了。闷在这么个臭臭的旧物件下面，橡胶味成为生命中最后一种味道。她一边摸着枕头充满弹性的边缘一边告诉自己，这实在比最后要夺取他性命的疾病更糟糕，比她能想象到的任何东西都要更糟糕。不，她下不去手。于是她把枕头扔到窗外，黑色的枕头一路坠落，如同一只受伤的乌鸦，坠入深深的阿罗约塞科峡谷。

泰迪张了张嘴唇，露出舌头。他想说什么，但费了很大劲也没说出来，紧接着他就睡着了。

格蕾塔走到他身边，用手捂住他的嘴。他的呼吸如此微弱，好像一只蝴蝶轻轻扇动翅膀。四下里夜幕降临，疗养院的大厅寂静无声。冠蓝鸦在泰迪窗外的黄松上做了今日最后一次振翅。格蕾塔握着丈夫被汗水浸湿的冰冷的手。她无法再看着他了，只好把头转向窗口，看着阿罗约塞科慢慢陷入一片漆黑。而圣盖博山脉则变成黑暗中的轮廓，好像巨大的鬼影，黢黑的，没有脸，笼罩在华德一家居住的山谷上空，笼罩着峡谷，笼罩着橘林。格蕾塔屏住呼吸，直到感觉自己快要晕过去。等她终于开口呼吸，用袖口擦去泪水时，她放下泰迪的手。接着她又伸手到他鼻子底下去试探。夜色中，她终于知晓，出于个人意愿，泰迪·克罗斯已经撒手人寰。

第三部 德累斯顿，1930年

第十九章

埃纳尔乘坐的火车驶入了德国，在一片棕色的田野旁停下，刚刚翻过一遍的土壤上还残留着银色的霜雪。车窗外，一月天空中的太阳有气无力，田野边的桦木在寒风中挤在一起。目之所及，除了平坦的田野连接着铅灰色的天空，别无他物，只有一辆柴油拖拉机，不知被谁抛弃在冬日的荒野中，红色金属座椅下的弹簧在风里颤抖。

边境巡逻队到火车上检查护照。埃纳尔听到旁边包厢的动静，巡逻军官们的军靴踏在地毯上，发出闷响。他们说话很快，但听上去很无趣。其中一个军官一直在说：“不行，不行，不行。”

两个军官来到埃纳尔的包厢。他心里好像小鹿乱撞一样“咚咚”响，仿佛真的犯下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罪行。两个军官都很年轻，身材高大，穿着合身的制服，双肩显得十分挺拔。但埃纳尔觉得他们的制服浆洗得有些过分了，太硬，看上去不太舒服。帽檐下，两张年轻的脸红光满面，如同袖口上锃亮的黄铜扣子，埃纳尔突然觉得，这些还十分年轻的军官，大概本身就是黄铜做的：金灿灿的，亮闪闪的，冷冰冰的。他们身上也散发着一股金属的味道，大概都用了政府统一发放的剃须膏。一个军官的手指甲被他自己咬秃了；另一个军官手指的关节上有明显的刮痕。

他们一走进来，埃纳尔就感觉两个军官对自己很失望，因为他看上去简直不可能惹出什么麻烦。秃指甲的那个请埃纳尔出示护照，等看到是丹麦护照，就更不感兴趣了。他一边看着队友，一边漫不经心地打开。这两个军官都张着嘴巴，发出沉重浑浊的呼吸。他们谁也没认真检查埃纳尔护照上的信息，也没有举起照片来看和埃纳尔的脸对不对得上。说起来，这证件照还是很久以前在哥本哈根一个闻起来有股霉味的摄影工作室里照的。两个军官什么也没说。其中一个把护照扔到埃纳尔腿上。另一个眯着眼睛看着埃纳尔，拍了拍肚子。袖口上的黄铜扣子晃动了几下，埃纳尔还以为自己会听到铜铃般的“咚咚”声。接着两个军官就走了。

渐渐地，列车又慢慢加速了，德国的田野迎来了这一日的午后，早春的油菜开着黄灿灿的花朵，肆无忌惮地占领了大片“领土”，那种有着垂死味道的香气含着一种诱惑。

接下来的一整段旅程埃纳尔都觉得很冷。出发前格蕾塔问他，要不要她一起来。埃纳尔拒绝了，但觉得格蕾塔明显受到了伤害。“为什么不要我陪？”她问。当时他们在公寓的前厅，埃纳尔没有回答。有些事情他说不出口，要是格蕾塔和他一起，他可能没有勇气坚持完成这整件事。她站在那儿，他脑子里会浮现出之前生活的点点滴滴。他一直告诉自己，我们以前是多么幸福。埃纳尔和格蕾塔是相爱的。埃纳尔害怕她要是跟来了，他可能就不会去见波尔克教授了。他可能会告诉格蕾塔，不如在法兰克福转车，往南边去，回到芒通，让那直接纯粹的阳光与大海把一切变得简单。他说：“不，我还是一个人去吧。”赌场前面公园里柠檬树的淡淡香味飘散而来。如果格蕾塔跟来了，埃纳尔可能会说他想回布鲁图斯，水藓地旁边的农庄已经入住了新的人家。他可能会试图逃跑，带着格蕾塔，回到他年少时的那间房子，羽毛地垫已经被磨得很薄，到处刺刺的；床边的墙上挂着画，画上汉斯和埃纳尔躺在岩石上睡着了；餐厅桌子的四条腿都掉漆了，埃纳尔经常藏在那下面，听父亲对奶奶说：“趁我还没死，再给我泡点茶来。”

埃纳尔离开巴黎之前，卡莱尔问过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真的明白波尔克要对你做什么吗？”事实上埃纳尔还不太清楚具体细节。他知道波尔克会给他变性，但也很难想象到底怎么个变法。当然，他知道要经历一系列手术，把他现在的男性特征抹掉。这些特征变得越来越累赘，就像令人烦躁的瘤子。“我还是觉得你去看布森医生更好些。”卡莱尔始终在坚持。但埃纳尔采纳了格蕾塔的提议。那天晚上，万籁俱寂，仿佛全世界的人都睡着了，只有夫妻俩醒着。他们安静地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被单，互相勾着小手指。在这个世界上，他最信任的还是格蕾塔。

“就让我跟你一起去吧，”格蕾塔做了最后的努力，拉着他的手放在自己胸上，“你不应该一个人经受这些的。”

“但我只能一个人才能坚持下来，不然……”他顿了顿，“我会很羞愧的。”

所以埃纳尔就独自一人坐上了火车。他看着车窗上自己的影子，面色苍白，鼻子周围瘦得凹陷了下去。他感觉像个独居的隐士，偶然从小屋的窗户审视一下自己的样子。

埃纳尔对面的座位上放着一份《法兰克福日报》，是一个抱小孩的女人留下的。报纸上登了一份讣告，好像是个卖水泥赚了大钱的男人的，上面附了一张遗照，男人的嘴角看上去满含忧伤，他脸颊上肉鼓鼓的，有点婴儿肥，里面埋藏着某种情绪。

埃纳尔靠在靠背上，看着车窗上自己的影子。夜幕正在迅速降临，影子越发模糊起来。天黑的时候他已经看不清自己的脸了。接着影子彻底消失了。车窗外什么都没有，只有远处一个以养猪为业的村庄闪烁着点点灯火。埃纳尔静静地坐在黑暗中。

要是我的讣告，他们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开头，他心想。格蕾塔会自己写，然后亲自送到报社。也许那些有着稀疏金发的年轻记者就从格蕾塔写的着手，稍加删改，登在报纸上，字里行间全都变了味。

埃纳尔感觉到脚下的火车轮在“哐哧哐哧”地前进，思考着自己讣告的开头：

他出生在一片沼泽之上。本是女儿心，却有男儿身。此事埃纳尔·韦格纳从未告诉过任何人，但他记忆的起点，就是透过祖母夏日衣裙的金属环看到的世界。他看到金属环那边宽大的袖子伸进摇篮里来抱他，他还记得小小的自己当时在想，哦，不是想，是感觉，这属于夏日的白色金属环会永远包围着他，仿佛那是天地中又一样不可或缺的东西，就像水、光、热。他穿着洗礼袍。那些蕾丝是死去的母亲的那些爱好编织的姨妈织的，从他小小的躯体旁垂下来，一直垂过他脚边。后来，埃纳尔看到这样的蕾丝，就会想起丹麦那些贵族家里带蕾丝的窗帘。深蓝色的棉质帘子垂过踢脚线，在黑橡木地板上散开，像巨大的扇子。骨瘦如柴的女佣刚刚用蜜蜡给地板做过保养。汉斯出生的那栋别墅里就挂着这样的帘子，每当这位出生在沼泽，男儿身的女孩儿走过去摸那些帘子时，艾吉尔男爵夫人就会不满地用舌头顶着自己的上颚。那是埃纳尔见过的最薄的舌头，甚至有点从中间分岔的迹象。

讣告当然不会提舌头的事。也不会提到埃纳尔卖出第一幅画的那天晚上，喝了很多乐堡啤酒，往运河里撒了尿。那时候他只是哥本哈根的一个年轻人，穿着粗花呢的裤子，腰上系着皮带，因为太瘦，皮带上不得不多打几个孔。他是皇家艺术学院的学生，拿到了专门针对乡下男孩的奖学金。没人觉得他能把画画作为严肃的事业去追求，他们觉得他也就学个一星半点的构图技巧、前景背景之类的，然后回到老家，在日德兰北边那些大会堂的屋檐上画北欧的主神奥丁。然而，就在那个早春的下午，当吸进肺里的空气还带着寒意的时候，一个披斗篷的男人走进学院。学生习作挂在走廊上，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开阔的楼梯间的墙上，下面是白色的栏杆。多年以后，也是在那里，格蕾塔捧着埃纳尔的脸，爱上了他。埃纳尔的那幅黑暗沼泽挂得高高的，嵌在一个带人造金色树叶的画框里，买画框的钱是他去医院参加药学试验挣来的。

穿斗篷的男人说起话来轻言细语，传言在学院的大小厅堂不胫而走，说他是巴黎的艺术商。他戴着一顶宽檐帽，用一根皮绳子拴着，学生们几乎看不见他的眼睛。他的嘴边有一小撮金色的胡子，卷曲地下垂着。他所到之处都留下一股淡淡的油墨味，像汽车尾气似的。比父亲才华稍逊一筹的代理院长朗普先生对这位陌生人做了自我介绍，然后陪着他走过学院的一个个大厅，地砖是青灰的，不加修饰，由一群还没到生育年龄的孤女负责清扫。朗普努力让陌生人在一些画面前驻足，那些都出自他最得意的门生，大波浪头发、双乳像苹果一样可爱的女生，大腿像火腿一样结实有力的男生。但据说，只是据说，这个披着斗篷的男人冷冷地说：“我自己会看。”根本没理睬朗普先生的建议。他看着一幅画点了点头，画上画了老鼠吃奶酪，作者是格特鲁德·格鲁伯，一个女生，黄色的眉毛毛茸茸的，仿佛金丝雀遗落在她脸上的两片羽毛。另一幅让他驻足停留的画，画的是卖鲑鱼的女人，作者是一个叫索福思·布兰德斯的男生。他的父亲在前往俄罗斯的游轮上被残忍杀害，就因为看了一眼杀人犯十几岁的新娘。接着，这个穿斗篷的男人就停在埃纳尔那幅小小的画前，黑暗的沼泽，寂静的夜晚，橡树和柳树都是模糊暧昧的影子，湿润的地面也黑漆漆的，如同刚开采出来的原油。角落里，就是那块点缀着云母的巨大卵石，旁边是一只白色的小狗，在寒冷的天地间睡着了。刚好在前一天，朗普先生才评价说，这幅画“就丹麦学院派而言，太黑暗了”。所以在墙上挂的位置也不甚理想，旁边就是储藏室，扫地的孤女们在那里放扫帚，换上朗普先生坚持让她们穿的无袖连衫围裙。

“这幅画不错。”男人说，从斗篷下面伸出手，拿出一个钱夹，（据说，只是据说）是用蜥蜴皮做的。“画家名字叫什么？”他问道。

“埃纳尔·韦格纳。”朗普先生愤怒得脸都涨红了。那个男人递给他一百克朗。然后把那幅画从墙上取了下来。接着，学院里的每个人，朗普先生、挤在教室门缝后面张望的学生、穿着笔挺衬衫的学校行政人员、后来密谋把朗普先生从高层窗户推下去却失败了的扫地孤女们，他们全都惊讶地不停眨眼。当然也包括埃纳尔·韦格纳，他就站在那级台阶上，就是后来格蕾塔吻了他的那级台阶。因为这件事太大了，太出乎意料了，整个学院的人不约而同地眨起了眼睛。每个人，不管是不是搞艺术的，都轻轻地摇了摇头。等到他们终于停止眨眼，太阳终于照在哥本哈根所在的半球；阳光越过学院的窗棂，洒进每一个角落，穿斗篷的男人已经走了。

讣告不会提到这一天，也不会提到有关格蕾塔的那个八月的下午。那是在两人婚前，战争刚刚结束，格蕾塔重归哥本哈根才一个月。她来到皇家学院他的办公室，草帽上别着大丽花。他打开门，她说：“我来啦！”这是战争爆发前夕她远走加州后两人第一次见面。埃纳尔问道：“怎么样？”她只是耸耸肩，说：“是这里怎么样，还是加州怎么样？”

她拉着他走出学院，来到国王新广场，看人群与车辆围绕着克里斯蒂安五世的骑马塑像川流不息。皇家剧院门口有个只剩一条腿的德国士兵，帆布帽子取下来倒放在人行道上，希望来来往往的好心人给几个子儿。格蕾塔挽起埃纳尔的手臂。她说：“哦。”然后给那男人放了些钱，问他叫什么。但男人都被她的慷慨震惊了，没听清楚她的问题。

“我都没想到，”格蕾塔挽着埃纳尔继续向前走，“在加州，这一切好像都很遥远。”

他们取道皇家花园一角，树篱枝叶太繁茂，需要修剪一下了；孩子们不断从母亲身边跑走，尽情玩耍；草坪上，年轻的情侣们躺在格子纹野餐毯上，希望周围的其他人全部消失，他们能好好享受二人世界。格蕾塔没说要带埃纳尔去哪里，埃纳尔也知道不需要问。阳光灿烂，天气温暖，国王大街两边家家户户都开着窗，夏日轻薄的纱窗飘摆着。一辆送货车从身边开过，格蕾塔又挽起埃纳尔的手臂。她说：“什么也别说。”

但埃纳尔的心怦怦直跳。因为那个在学院台阶上吻了他的女孩又回来了，好像一阵迅疾的风，这么快，这么突然，如同五年前她突然离开一样。她就像他的一个梦，令他懊恼，又令他向往。战争时，他常常梦到身在加州的她。但也不时想起她风一样地穿过学院的大厅，画笔夹在腋下，金属圈反射着周围的光线。她是他从教以来见过的最忙碌的学生，舞会、芭蕾舞场场不落，但也永远做好了干正事的准备。就算在别人都去喝酒聊天或呼呼大睡的深夜，她也常常在挥笔作画。他有时会揣度自己心中理想女性的模样，她越来越接近格蕾塔的样子。她好像是全世界最高大，也最迅速的女人。他还记得有一天，在学院的办公室，他在伏案工作之余抬起头，看到窗外她正从国王新广场的车流中跑过，引起一阵刺耳的喇叭声。她那条灰蓝色的短裙如同一个犁耙，从马车与汽车中穿行而过，搞得车夫和司机极其不满。她通常都会高高地挥一挥手，说：“谁在乎呢。”格蕾塔只在乎那些她觉得有意义的事。而对于埃纳尔这个随着年纪增长越来越沉默，画画的风格越来越孤僻，越来越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的人，格蕾塔就是他心中的理想女性。

于是，那个温暖的八月下午，她出现在他办公室门口，拉着他走过哥本哈根的街巷，走过国王大街敞开的窗户下面，听着就要去北海边过暑假的孩子们兴奋的大呼小叫，还有准备伸展四肢的小狗愉快的吠叫。

来到她住的街上，格蕾塔说：“一定要弯腰。”他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但格蕾塔马上牵着他的手躲进街上停着的一排汽车后面。昨晚刚下了雨，路边湿漉漉的。阳光照在沾了水的轮胎上，把热乎乎的橡胶味送进他的鼻腔。后来，卡莱尔开车带着他在巴黎到处跑，为莉莉寻一条出路的时候，他总想起彼时彼刻的味道。格蕾塔带他弯腰走过一辆又一辆汽车，仿佛在躲避敌人的炮火。他们就这样穿过一个街区。这个街区住着詹森先生，他是一家手套厂的厂长，曾经有一场大火，吞噬了在脚踏缝纫机前辛勤工作的四十七名女工；还住着哈克森男爵夫人，已经八十八岁高龄，拥有整个北欧最大规模的茶杯收藏，多到她有时候发脾气摔掉几个也无所谓；还有汉森斯一家，有两个双胞胎女儿，一模一样，一头金发，十分美丽，让汉森斯一家总是担心有人绑架两个千金。你看那栋白房子，门漆成了蓝色，窗边种着红得像鸡血一样的天竺葵，从街对面都能闻到一股苦涩、浓郁而略有些猥琐的味道。战时格蕾塔的父亲就住在这里，现在战争结束了，他要回到帕萨迪纳了。

格蕾塔和埃纳尔躲在一辆拉布戴夫船型车的引擎盖后面，看着工人把大大小小的箱子从门前的台阶上搬下来，放到路边的卡车上。两人都闻到天竺葵和包装稻草混合的味道，还有那些工人身上的汗味，他们正辛苦搬运着格蕾塔的四柱床。“我爸爸要走了。”格蕾塔说。

“你也要走吗？”

“哦，我不走。我要留下来，靠自己生活了。你不明白吗？”

“明白什么？”

“我终于自由了。”

但那时候埃纳尔并不明白。他不明白格蕾塔铁了心要独自待在哥本哈根，待在几乎没人认识她的欧洲，做一个她自己理想中的女人。她需要和自己的家庭远隔大陆大洋，才能最终自由畅快地呼吸。埃纳尔那时还不明白，这其实是格蕾塔“美国精神”的又一个体现，她心中的激情催促着她移居异国，重新做人。埃纳尔以前从没想过自己会做出同样的事情。

报上的讣告当然也不会提起这件事。他们不会打听得这么清楚。和大多数报业人员一样，那些头发日益稀疏的年轻记者不会费心去调查个中的来龙去脉。时间紧迫，埃纳尔·韦格纳正逐渐远去，只有格蕾塔会记得他在这世上的点点滴滴。

这永远不会出现的讣告，在开头之后，应该有这么一段：

去年夏日的某一天，莉莉醒来，觉得浑身燥热，无法忍受。时值八月，这还是格蕾塔和埃纳尔婚后第一次决定不去芒通消暑。多半是因为他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流血、消瘦、眼窝越陷越深。有时候吃饭，他都很难抬起头。大家都束手无策。没人知道埃纳尔到底想对自己做些什么。在那个燥热的早晨，莉莉醒来了。街角熟食店门口送货车排出的废气飘进开着的窗户里，熏得她满面灰尘。她躺在床上，犹豫着今天要不要起床。上午的时光倏忽而过，她一直盯着天花板上翻起来的石膏，盯着中间枝形吊灯灯座周围那些白色的假花瓣。

接着她听到前厅传来人声。先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接着又是一个男人。啊，是汉斯和卡莱尔。她听着他们跟格蕾塔说话，不过听不到格蕾塔的声音，所以好像是两个男人一直在喋喋不休。他们声音沙哑破碎，让她觉得仿佛有谁在喉咙里抓挠。接着莉莉应该是睡着了，因为她再回过神来时，阳光照射房间的角度已然不同。现在是从街对面的绿铜房顶照过来的，一只老鹰在那里筑了巢。但汉斯和卡莱尔还在说话。接着他们来到她门边，然后进来了。莉莉经常想着要给房间门上把锁，但一直没行动。她看着他们走进来，那仿佛只是模糊的记忆，而不是实实在在正在发生的事。他们说：“来，起床。”接着又说，“小莉莉。”她感觉到他们拉起自己的双臂，不过那也遥远得像模糊的记忆。有人把一杯牛奶送到她嘴边，另一个人给她套头穿了条连衣裙。他们扶着她来到衣橱前挑了一双鞋子。她踏进一片阳光中，感觉自己的皮肤仿佛快要烧起来了。汉斯和卡莱尔感觉到了，于是找了一把竹骨的纸质遮阳伞，迅速打开了。

不知怎的他们就把她带到了杜伊勒里公园。三个人散着步，两个男人一左一右搀着莉莉的胳膊。他们走过白杨树下，树影摇曳，莉莉觉得就像要跃出海面的巨大海鱼。汉斯打开三把绿色的折叠椅，他们一起坐在午后的阳光中。小孩子不断从面前跑过，年轻的情侣成双成对漫步而来，眼神闪烁的孤独男人们急匆匆走到属于他们的“地盘”，就在橘园美术馆附近。莉莉想起上次她独自一人来公园的情景。几个星期前，她出来散步，两个小男孩从她身边经过，其中一个咕哝一声“蕾丝边”①。两个男孩在十岁、十一岁上下，金发垂在耳边，穿着短裤，露出白白的、光洁的大腿。就是这么可爱英俊、少不更事的男孩，也说得出这么残酷、这么大错特错的话。

莉莉和汉斯、卡莱尔一起坐着。他们给她穿的裙子令她浑身燥热。袖子是裹肩的，有贝壳的印花，还是从芒通的公寓里拿回来的。那时候她就知道自己不能与埃纳尔共存。唯一的问题是她要不要作为莉莉生活下去？会不会一切都结束，她也长眠呢？会不会埃纳尔和莉莉手牵手永远离开呢？那就把这副尸骨，埋在他们出生的沼泽里。

埃纳尔知道自己的讣告也不会写这个。讣告的内容可以报道他的每一件事，却没有道出他真正的人生。接着，火车放慢了速度，他睁开眼睛，乘务员在车厢走廊里大喊：“德累斯顿到了，德累斯顿！”

①原文是法文“Lesbienne”，女同性恋。—译者

第二十章

格蕾塔坐在天鹅绒脚凳上。头发垂在耳边。爱德华四世躺在她膝上，不停地颤抖。埃纳尔去了德累斯顿，她突然根本无法静心画画了。她满脑子都想着埃纳尔到了德国，艰难地走向波尔克教授的实验室。她还想象着莉莉在陌生的街道上迷了路，还有埃纳尔躺在教授的检查台上满脸恐惧。格蕾塔本想和他同去，但埃纳尔不允许。他说他必须独自一人去做。而她无法理解。埃纳尔那趟火车开出的三小时后，还有一趟也开往德累斯顿，她买了票。她会在他到达市立妇科诊所后的半天内也跟过去，埃纳尔阻止不了。莉莉会希望她在场，格蕾塔知道。但就在她收拾东西，准备把爱德华四世留给安娜照顾时，她阻止了自己。埃纳尔要求她别去：他一次又一次字斟句酌地强调，那种欲说还休，她怎么会不了解呢。

格蕾塔变老了。照镜子的时候，会发现嘴唇两边各生了一条细细的皱纹。让她想起洞穴的入口。是啊，有点夸张了，她知道。但她还是禁不住这么想。她曾经对自己保证过，不会介意皱纹，也不会在意鬓边已经生出的几根花白头发。但事实上她很介意，虽然自己还不承认。这种恐惧一直在折磨着她，月月年年。她越来越接受自己“旅外美国艺术家”的角色，加州生活的痕迹已经很淡很远，仿佛一位物理博士在加州理工学院那个棕榈树形状的校园里预测的灾难性地震已经让这个“黄金之州”山崩地裂，让整个海岸沉入了太平洋。帕萨迪纳在她脑子里越来越淡漠，仿佛一艘失踪的船，仿佛一个被遗忘的孤岛，现在只剩下一些很模糊的记忆。

但来自帕萨迪纳的卡莱尔当然还是她的至亲。整个秋天他都在巴黎城内逛来逛去，裤腿都在雨里沾上了泥。他的腿痛时好时坏，取决于大西洋那边飘来的是不是乌云。他和莉莉经常打着伞从家里出发，莉莉裹着一件粉色的雨衣，橡胶质地，看上去很沉重，格蕾塔担心她会被压垮了。格蕾塔和卡莱尔会谈起埃纳尔选择的医生，弟弟直截了当地告诉姐姐，他觉得格蕾塔为埃纳尔所做的一切是错误的。“他很可能最后会后悔的。”卡莱尔虽然让步了，但还是说了这么一句。格蕾塔被刺痛了，整个秋天这句话都在她脑子里轰鸣。卡莱尔在莉莉发烧时体贴地为她更换头上的湿布，或者坐在莉莉床上和她一起打扑克，要么他们就捂得严严实实的一起去听歌剧。“你不能一起去真是太可惜了，”莉莉会用细小的声音对她说，“工作别太拼命了！”

有时候格蕾塔会觉得工作变成了负担，仿佛其他人都出去找乐子了，只有她还在辛苦地一笔笔涂着画着。仿佛她肩上担着全世界的责任，要是她停下来打个盹，这个亲密的小世界就会轰然崩塌。她觉得自己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擎天神阿特拉斯，肩负着全世界。但也不尽然，因为她不仅肩负着这世界，她还创造了这个世界。至少有时候她会这么认为。有些日子她会觉得筋疲力尽，希望能找个人倾诉一番，然而无人可说，所以只好对着正大快朵颐鸡皮和脆骨的爱德华四世说。

还是有个人能说说话的，汉斯。

埃纳尔出发去德国的第二天，汉斯来家里看她了。他刚刚去理了发，脖子后面的发丝硬硬的，把周围的皮肤都磨红了。他给她讲起关于展览的新想法：他想去找一家私人女子学校的校长，看能不能把一系列关于莉莉的画作挂在学校走廊里。汉斯对这个想法踌躇满志，拿着咖啡杯就自信满满地笑了起来。

过去几年来他也约会过其他女性，格蕾塔是知道的，有个伦敦的女演员，有个果酱罐头厂的女继承人。汉斯很小心地不向格蕾塔说起她们，不告诉她他和谁在诺曼底过了周末。但他会告诉埃纳尔，而莉莉总会以自己特有的上气不接下气的方式转达给格蕾塔：“那个女演员很有名，剑桥广场上用灯光打上了她的名字呢！”莉莉兴奋地报告，“汉斯真是遇到好事了呢！”

“一定很不错，”格蕾塔会回答说，“他一定觉得很不错。”

“埃纳尔跑哪儿去了？”现在汉斯在问。

“他去德国治病去了。”

“去德累斯顿？”

“他跟你提过？”她环视着这间公寓，一个大画架耸立着，墙边和摇椅旁都靠着她的画。“莉莉也和他一起去了。他们不在，家里真是冷清。”

“她当然会和他一起去。”汉斯说。他单膝跪地，开始在地上铺展开那些最新的莉莉肖像画。“他跟我讲了。”

“讲了什么？”

“讲了莉莉，还有德累斯顿那个医生。”

“你在说什么呢？”

“得了，格蕾塔。到现在你还觉得我什么都不知道？”他抬起头，与格蕾塔四目相对，“你为什么那么怕告诉我？”

她斜倚在窗边。窗外的雨寒气逼人，滴滴答答打在窗玻璃上。她新画了六幅莉莉的画，是一个系列，都是她梳妆打扮的样子，脖子上戴着格蕾塔送的珍珠项链。画中的莉莉脸颊上刷了粉粉的腮红，还能看到化妆盒里各类红色的胭脂，更鲜明地衬托出她本身那种银白的肤色。画中的莉莉穿着一件无袖高领裙子，鬈发被压在领子里面。“你真的能从这些画里看出埃纳尔的影子？”

“我现在能看出来了，”汉斯说，“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秋天他才告诉我的。他非常苦恼，举棋不定，不知道该选布森医生还是波尔克博士。有一天他就到画廊来了，径直走到了后面的办公室。当时在下雨，他浑身都湿透了。所以一开始我都没看出来他哭过。他脸色很苍白，比画里面的莉莉还要苍白。我当时觉得他都快晕倒了。他看上去好像呼吸困难，我都能看到他喉咙里的青筋突突直跳。我只问了一句‘出了什么事’，他就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你对他说了什么？”

“我说这样一来很多事都说得通了。”

“比如？”

“比如埃纳尔和你。”

“我？”格蕾塔说。

“是的，比如你这些年为什么像浑身长了刺似的，这么不合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觉得这也是你的秘密，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

“他是我丈夫。”

“我知道你肯定处境艰难。”汉斯站了起来。理发师也给他刮了胡子，但脸颊上有一小块没刮干净。

“没有他那么艰难。”格蕾塔感到心中像吹过一阵清风似的，解脱了许多。汉斯终于知道了。在汉斯面前的各种闪烁其词和借口掩饰都可以结束了；她感觉胸中的重负如傍晚的潮水一样渐渐退却。“那你对我们的秘密，是怎么想的？”

“这就是他，对吧？我怎么能因为他的本性怪他呢？”他走到她身边，把她揽进怀里。她闻到汉斯身上须后水的清新味道。他脖子后面新剪的发茬撩得她手腕痒痒的。

“我送他去看波尔克，你觉得对吗？”她问道，“你不会觉得我做错了吧？”

“不会，”他说，“这也许是他唯一的机会。”

他们站在窗边，汉斯一直把格蕾塔揽在怀里。楼下湿漉漉的街道上，车来人往，屋子里却一片安静。但她告诉自己，不能再让汉斯这样抱着了。毕竟，她和埃纳尔还留着那一纸婚书。她必须马上挣脱开，然后送走汉斯，让他带走那些画。他的一只手正抚着她的腰，另一只放在她的臀部。她的头靠着他的胸膛，须后水的味道随着每一次呼吸灌入她的鼻腔。每次她想挣脱，都觉得绵软无力。要是不能和埃纳尔在一起，那她想要得到汉斯。于是她闭上双眼，用鼻子紧贴着他的脖子。正当她叹了口气，感觉自己全身放松，多年的孤独感渐行渐远时，卡莱尔的开门声突然传来。

第二十一章

埃纳尔给了司机五马克，出租车呼一下开走了。车头的灯光扫过冬天光秃秃的杜鹃花丛，接着微微一斜，照亮了前路。不一会儿环形的车道就归于寂静和黑暗，只有门前挂的一盏灯发出微弱的光芒。天气很冷，埃纳尔能看见自己呼出的寒气，感觉到那种刺骨的寒意不断钻到脚底。门边有个黑色橡胶按钮，埃纳尔踌躇着要不要按。黄铜牌匾上写着“德累斯顿市立妇科诊所”，水汽逐渐在上面凝结。旁边的一块牌匾列出了诊所的医生，尤尔根·维尔德医生、皮特·舒尼曼医生、卡尔·舍雷斯医生、阿尔弗雷德·波尔克医生（教授）。

埃纳尔终于按响了门铃，等待着。他听不到屋里的任何响动。在他眼里，这个诊所看上去更像个别墅，周围是茂密的椴树和桦树，每栋房子都有铁栅栏，尖角像一支支锋利的矛。树下的灌木丛中传来某种动物窸窸窣窣的响动，可能是一只猫，也可能是一只老鼠，大概想找个御寒的地方。遮盖天地的浓雾正在飘散，埃纳尔几乎忘了自己身在何处。他把头靠在那块黄铜牌匾上，闭上了双眼。

他又按了一次门铃。这次听到里面传来开门的声音，接着是模糊的说话声，闷闷的，就像灌木丛里动物的响动。

门终于开了，一个女人穿着干练的灰色短裙，背带压在胸脯上。她盯着他。她有一头银发，剪得短短的，刚刚到下巴，很清爽。她的眼睛是灰色的，一副睡眠不足的样子，仿佛全世界都在睡觉的时候，她的头还高高扬着。

“有何贵干？”她说。

“我是埃纳尔·韦格纳。”

“谁？”

“我是来找波尔克教授的。”埃纳尔说。

女人把双手压在裙子的褶皱上，“波尔克教授？”她说。

“他在吗？”

“你得明天再打个电话。”

“明天？”他感觉周围有什么东西压过来。

“你的女人在这儿吗？”女人问道，“你是因为她才来的吧？”

“我不太清楚您什么意思。”埃纳尔说。他感觉女人的双眼正把自己上下打量，落在那个装满莉莉衣服的袋子上。

“有没有一间病房给我住？”埃纳尔听到自己在问。

“但这是妇科诊所。”

“是的，我知道。”

他转过身，一头扎进黑漆漆的街道。他在街角一盏悬在电线上的圆锥形街灯下等待着。终于一辆出租车停在他身边，等他终于在老城区中央车站附近的霍丽兹宾馆住下时，已经过了午夜。宾馆的房间贴了格子花纹的墙纸。墙壁很薄，轻易就听到隔壁房间妓女的声音。一整晚，埃纳尔穿着衣服躺在宾馆的羽绒被上。他听着一列火车进站，车轮摩擦着铁轨，发出刺耳的尖响。几个小时前，就在车站里，一个穿着兔毛边大衣的女人叫埃纳尔带她回家。现在光是想想那一幕，他就羞惭得面红耳赤。车站那个女人的声音，和隔壁那个妓女的声音，填满了埃纳尔的大脑，他眼前全是她们涂得艳红的嘴唇和轻薄短裙上的撕口。埃纳尔闭上双眼，为莉莉感到恐惧。

第二天，他回到诊所，波尔克医生却见不了他。“他会给你打电话。”还是那个穿灰色短裙的克雷布夫人说。一听这话，站在门廊灯下的埃纳尔竟然哭了起来。白天也和昨晚一样冷，听着脚下车道上沙砾的碎响，他不住地颤抖。他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只好在城里游荡，既饥饿难耐，又恶心想吐。

虽然寒风刺骨，市场里的店铺仍然热热闹闹。罗氏制药房的走廊里全都是午休的银行职员。每栋大楼的外墙都被煤灰熏得黑黢黢的，比晦暗的天空有过之而无不及。雨棚上漆着商店的名字：卡尔西装店、玛利亚药店、雷纳平价百货、罗氏制药。虽然照常开门迎客，但随着经济萧条不见好转，这些店铺的收银机越来越寂寞。广场中央停着一排排汽车，两个戴着花呢帽，穿着运动鞋，小腿那里冻得发紫裂皮的男孩负责看守着。一个鬈发一丝不苟别在脑后的女人下了轿车，她穿着一件紧得不能再紧的蓝色裙子，腹部的赘肉不断考验着衬衫扣子的缝线是否牢固。两个男孩帮她把车停进一个窄窄的车位，然后大笑着，学着那个胖女人摇摇摆摆地走路，嘴里说着嘲笑的话，看那女人边走边涂着口红。

身形小些的那个男孩抬起头，看见埃纳尔，又哈哈大笑起来。看样子这应该是两兄弟，有着同样的尖鼻头和同样残酷的笑声。埃纳尔意识到，两个男孩已经不是在笑那个胖女人了。她已经小心地躲过路上的车流，跨过电车轨道，走到罗氏制药里面去了，那里的奥多尔漱口水和棚牌润发油正在搞半价促销。两个男孩是在笑埃纳尔。这个人好瘦啊，脸颊深深地凹陷下去，双腿像两根弱不禁风的竹竿，支撑着上身摇摇晃晃的大衣。埃纳尔从药店的玻璃窗看着那个胖女人，她正饶有兴致地挑选漱口水。他真希望自己就是她，无所顾忌地在堆成金字塔的罐子上看着价格，拿起一瓶润发油放进购物筐里。埃纳尔想象着，购物结束后，这个女人开着自己的轿车回到家里，把这些个人洗护用品放在丈夫常用的水槽上方的橱柜里。

他继续在城市里闲逛，看着每家店铺的橱窗。一家女帽店在减价促销，门外女人们排起了长龙。一家杂货店在店外摆出一箱卷心菜。一家风筝店的橱窗前，埃纳尔停下了脚步。店里有个男人，眼镜滑到了鼻尖上，正坐在工作台前弯曲着木棒。他身边放着很多形态各异的风筝，有的像蝴蝶，有的像风车，有的像巨龙，有的翅膀上贴了锡箔纸，闪着银光，像飞鱼。还有一个老鹰风筝，以及一个小小的黑色风筝，黄色的眼睛向外鼓起，像一只蝙蝠。

埃纳尔来到申培尔歌剧院的售票处，买了张贝多芬的歌剧《费德里奥》的票。他知道同性恋们都喜欢去听歌剧，不禁害怕起玻璃后面那个女售票员会以为自己也是其中一员。隔着呼吸的白雾，售票员面目模糊，但看得出来还是年轻漂亮的，她绿色的双眸看也不看埃纳尔，只是很警惕地从小窗口扯过他递来的钞票，好像不太确定该不该要这钱。埃纳尔再次觉得筋疲力尽，全世界没有人了解他，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谁。

接着埃纳尔爬上布吕尔平台的四十一级台阶。在那里整个易北河和右岸尽收眼底。平台周围的树都被修剪得方方正正，还安了铁栏杆，好多人悠闲地靠在栏杆上，看着易北河从脚下流过。水流风生，埃纳尔竖起大衣领子。一个男人推着车，叫卖面包夹德国腊肠和小杯的酒。他递了一个给埃纳尔，然后给他倒了杯苹果酒。埃纳尔把酒杯放在膝盖上，咬了一口热气腾腾的腊肠，肠衣很紧，顶端脆脆的。接着他喝了一口酒，闭上双眼。“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说的吗？”小贩跟他搭腔。

“说什么？”

“这个布吕尔平台。他们说这是‘欧洲的阳台’。”男人笑了，嘴里掉了几颗牙齿。他等着埃纳尔喝完酒，好把酒杯拿回去。从平台上可以眺望河对岸“日本宫”凹形的建筑，后面是德累斯顿新城那些大大的房顶和带美丽花园的豪华别墅。后面就应该是开阔平坦的萨克森自由州了。埃纳尔站在平台上，感觉整个世界仿佛都在自己脚下，默默等待着。

“我该给你多少钱？”埃纳尔问道。

“五十芬尼。”河水晦暗，波涛汹涌，埃纳尔递给男人一枚铝铜合金的硬币。

他喝完杯中的酒，把杯子递给小贩。后者掀起一角，把杯子擦干净。“那就祝您好运常伴了，先生。”小贩推着车走了。埃纳尔看着他，背后是德累斯顿建筑特有的黄色石头外墙和绿色镀铜房顶。这些伟大的洛可可风格建筑，让这里成为埃纳尔见过的最美的城市之一。阿尔贝提努博物馆、穹顶恢宏的圣母大教堂、绿穹珍宝馆、歌剧院前优雅美丽的广场，一起形成了这个推车小贩的背景，真美。城市上空弥漫着浅灰色的阴云，是暴风雨要来的迹象。埃纳尔又冷又累，站起来离开布吕尔平台的时候，他几乎觉得自己的过去就像脚下的河水，匆匆流过。

又等了两天，波尔克教授那边传来消息，说他可以见埃纳尔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街角还未晒干的雨洼闪耀着水光，埃纳尔又来到市立妇科诊所。阳光下的诊所看上去大了些，外墙是奶油色的，清一色的拱形窗户，屋檐上安了一座钟。诊所位于一个小小的公园，周围种着橡树、桦树、柳树和冬青。

克雷布夫人开门把他迎了进去，陪着他穿过走廊，走廊的红木地板打了哑光的蜡，颜色显得更深了。走廊两旁全是门。埃纳尔睁大眼睛，往每间屋里张望，同时又为自己的好奇感到羞愧尴尬。走廊一边的每间屋全都洒满了阳光，窗边放着单人床，羽绒被鼓鼓的，像一袋袋面粉。

“她们都去冬园了。”克雷布夫人说。她的后颈，就在发丝下面，有一块胎记，像打翻的树莓果酱，又像个幽灵。

克雷布夫人一直走在埃纳尔前面，和他保持一步的距离。她介绍说，诊所一共有三十六个床位。楼上是外科、内科和妇科。她指着院子对面说，那里有一栋楼，门上挂着牌子：病理科。

“病理楼是我们诊所最新修的，”克雷布夫人带着骄傲的语气介绍道，“波尔克教授的实验室就在那里。”楼房方方正正，外墙涂着黄色的灰泥，埃纳尔突然想起格蕾塔生水痘留下的伤疤，突然又为自己的联想而赧然。

埃纳尔和波尔克教授第一次的会面很短暂。他开门见山地说：“我见过您妻子了。”

埃纳尔穿着浆洗过的紧贴着脖子的蝴蝶领衬衫和西服外套，觉得很热。他在检查台上坐定。克雷布夫人进来了，黑色的鞋子和地面摩擦发出尖厉的声音。她递给教授一份档案。教授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反射着头顶上的灯光，让人看不清他眼睛的颜色。他身形高大，看上去比埃纳尔想的要年轻，下巴方正英武。埃纳尔一下子理解了格蕾塔为什么喜欢这位医生。他手上的动作很敏捷，喉结不太明显。他说话的时候，埃纳尔几乎有点迷醉，呆呆地看着他的双手鸟儿一般在空中翻飞，接着停在桌角上，那里有三个木箱子，把各种文件资料收得整整齐齐；随着他的抑扬顿挫，喉结的动作也明显了些，就像一只啄木鸟不停动着的尖嘴。

波尔克教授请埃纳尔脱掉衣服，站在体重秤上。冰凉的听诊器压在他胸上。“我知道您是一位画家，”波尔克教授说，但没给埃纳尔插话的机会，又继续道，“您真是太瘦了，韦格纳先生。”

“我没什么胃口。”

“为什么没有？”教授从耳朵后面取下一支铅笔，在档案上记了一笔。

“我也不知道。”

“你有试着多吃点吗？就算不饿？”

“有时候很难。”埃纳尔说。他想起去年经历的那些就恶心反胃；在公寓的一片阳光中醒来，肚子里翻江倒海，就像去赫科斯勒那里照X光的前一晚。他在床边准备了一个带提手的小桶，格蕾塔早上总是默默地清洗，既没有一句抱怨，也没有一句怜悯，只是把长长的手掌温柔地按在他额头上。

检查室的墙上贴着一半高的绿色瓷砖；埃纳尔看着洗手池上的镜子，他脸上也反射着瓷砖的绿光。他突然想到，自己肯定是德累斯顿市立妇科诊所里病得最重的人。因为大多数来这里的女人应该都不是真正的病人，只是昨晚和一个再也不会见面的英俊男士共度春宵后，有点担心意外怀孕而已。

“给我讲讲你的画吧。”波尔克教授说。

“这段时间都不怎么画了。”

“为什么？”

“因为莉莉。”埃纳尔鼓起勇气。谈话到现在还没出现小莉莉，他也不知道波尔克教授是否知道她的存在。他有没有听过这个细长脖子的美丽女孩呢？知不知道她努力要跳出埃纳尔这副干瘪、病弱的身躯呢？

“你太太给你讲了我的计划吗？”波尔克教授问道。绿色的瓷砖和耀眼的顶灯让波尔克教授的脸一览无余。他的皮肤白得像新鲜的面团。难道只有埃纳尔的脸变成那种幽幽的绿色了吗？埃纳尔用指尖划过脸颊，发现自己早就汗流满面了。

“她跟你说了我想怎么进行了吗？”

埃纳尔点点头。“她告诉我，你要把我永远变成莉莉。”当然格蕾塔告诉他的不止这么多，她还说：“就是这次了，埃纳尔。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今晚你能和我一起去观景楼那边吃晚饭吗？”波尔克教授说，“你知道在哪儿吗？就是易北河的另一边，布吕尔平台旁边。”

“我知道在哪儿。”

波尔克教授的掌心很湿润，他拍着埃纳尔的肩膀说：“埃纳尔，请你认真听我说。我懂，我懂你想要什么。”

他们在观景楼见面，共进晚餐。餐馆大堂的主色调是白色和金色，从柱廊看外面，夜晚的雾气逐渐浓重，慢慢变成深蓝色，集结在易北河和远处的洛施维茨高地上。漂亮的花盆里种着棕榈树，每个服务台前都摆着几盆。舞台上，一个交响乐团正演奏着瓦格纳的作品。

穿着燕尾服的侍者拿来装着一瓶香槟的银冰桶。“这不是要庆祝什么。”波尔克教授解释道。侍者把酒瓶的软木塞拔出来，很响的一声“砰！”邻桌那些裹着厚厚天鹅绒领子的女人都转过头来看。

“也许是该庆祝一下。”埃纳尔说。侍者摆放刀叉发出的脆响和他的话混在一起。埃纳尔想着莉莉，他本来想让莉莉代表他来吃这顿晚饭的。

波尔克教授拿起餐刀，切开面前的鳟鱼。埃纳尔看着那闪亮的刀锋，刀尖有点钩，划开脆弱的鱼皮，露出粉嫩的鱼肉。“说实话，”波尔克教授说，“我第一次遇到你这样的人时，还不太确定该说什么。一开始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办法。”

埃纳尔差点惊叫出来。“您的意思是，还见过其他像我一样的人？”

“格蕾塔没给你讲我的另一个男性病人？”说着波尔克教授微微斜过身子，“和你的情况一样。”

“没有，”埃纳尔说，“这个她什么也没说。”

“曾经有个男人，我很想帮助他，”波尔克教授说，“但要开始之前，他跑了。他可能是太害怕了，进行不下去了。我也很理解。”

埃纳尔坐在椅子上想，进行什么？他看得出来，波尔克教授以为他已经很了解情况了，所以没有多说。波尔克一直在谈之前那个病人。那个男人深信自己本来是个女人，就连穿着男装时，也自称齐格林德·汤妮郝思。他是个电车售票员，常年跑沃夫尼兹到克罗切这条线，固执地要求每个人叫他“小姐”。没有一个乘客明白他的意思，只是眼神茫然地看着穿蓝色制服、打黑色领带的他。

“但第一次手术那天早上，这个男人消失了，”波尔克教授讲了下去，“他溜出诊所的病房，不知道怎么逃过了克雷布夫人，接着就无影无踪了。后来我们找到了他，他还是继续在电车上卖票，现在穿的是女售票员的制服，深蓝色的裙子，系着帆布腰带。”

侍者回来给他们倒酒。埃纳尔隐约清楚了波尔克教授的计划。他们背后的过道上摆着枝形大烛台，摇曳的光辉反射在餐刀上。埃纳尔心想，应该是某种交换吧。他将用双腿之间悬挂的那块肉，交换别的什么。

窗外的夜色里，易北河暗流汹涌，一艘灯火辉煌的轮船从奥古斯桥下开过。波尔克教授说：“我想下个星期就开始。”

“下个星期？不能再提前点吗？”

“必须是下个星期。我想让你住院，好好休息，长点体重。我需要你尽可能地养精蓄锐，不能冒任何感染的风险。”

“什么感染？”埃纳尔问道。但侍者又来了，他用血管清晰的双手清走了盘子和餐刀，接着拿一把小小的银刷子清理了桌上的面包屑。

埃纳尔叫了辆出租车，回到宾馆。隔壁的妓女不在，所以他睡得很好，只在一列火车进站时翻了个身。天亮时，他起了床，在走廊尽头那间没有暖气的板条门浴室里洗了个澡。接着他穿上一条棕色的短裙和领子上有绣花的衬衫，再套上一件粗线的羊毛开衫，斜斜地戴上一顶小帽子。面对镜子，他看着自己呼出来的白气和苍白的脸。他要作为莉莉进入诊所，等到春天出院的时候，走出来的也将是莉莉。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决定，只是事情的自然发展。在宾馆的浴室里，板条门缝中还能听到列车进站时车轮与铁轨刺耳的摩擦。埃纳尔·韦格纳闭上双眼，等再睁开时，他已经变成了莉莉。

来到诊所，接待她的仍然是克雷布夫人，她用命令的语气让莉莉换上诊所的白色病服，腰上系了根绳子。

克雷布夫人满面红光，仿佛全部的毛细血管都爆开了似的。她领着莉莉来到诊所后面的一间病房，这个星期剩下的时间，她就要在这里好好休息。病房里有张床，配了钢管床栏。克雷布夫人拉开黄色的窗帘。楼下是一个小小的公园，有个斜坡，通往易北河边。冬天的河水呈现冷冷的蓝色，莉莉看到一艘轮船甲板上的水手们裹紧了大衣。“你在这儿会很开心的。”克雷布夫人说。天空中的云不断变幻，飘散开来，露出一个空洞。一束光照在易北河上，照得那艘船前面的一小块水面波光粼粼，如同莉莉脖子上的项链一样发着光。

克雷布夫人清了清嗓子。“波尔克教授跟我说了你会来，”她说，“但他忘了告诉我你的名字，他一贯这样。”

“莉莉。”

“姓什么？”

窗外的天空中，又一朵云飘散开来，那个灰蓝的洞开得更大了，整条河都亮了起来，穿着大衣的水手们都抬头看着天。莉莉屏住呼吸，想了想，说：“易北。莉莉·易北。”

那天下午，她下了楼，去冬园喝茶。她找到一把孤零零的金属椅子，很快就坐在上面晒起了太阳。云完全散开了，天空湛蓝湛蓝的。阳光让花园里的温室十分暖和，卷曲的蕨类植物和在墙边攀爬的常青藤似乎抓住这个机会肆意生长，散发着潮湿与充满生机的气息。站在冬园的边缘，可以看到易北河，扫除了一切阴云的风正翻卷着河里的白浪。那汹涌的浪涛让莉莉想起丹麦的卡特加特海峡和埃纳尔画中冬日的海洋。几年前，莉莉还经常坐在“寡妇之家”的椅子上，盯着埃纳尔的画作；她看着那些画，有种与己无关的淡漠，就像作画的是她的某位祖辈，想起来只有模糊的骄傲。

接下来的整个星期，莉莉每天上午都睡到很晚才起。好像她睡得越多，越觉得累。下午她会到冬园喝茶，然后吃个蛋糕。她总是坐在那把金属椅子上，茶杯放在膝上，羞涩地向那些跑下来闲扯的女人们点点头。偶尔会有一两个笑声特别清脆的，把莉莉的目光引向她们：都是年轻的女孩子，围成一圈，半长的头发，健康的颈项，都穿着腰上系带的病服，腹部都有些隆起，程度不同而已。莉莉知道，大多数住院的病人都是因为这个进来的。她用眼角的余光看着她们，没有轻蔑，更没有怜悯，而是很感兴趣，很向往。因为女孩子们似乎都彼此熟识。她们毫无顾忌地高声大笑，那银铃般的笑声穿过整个冬园，莉莉甚至觉得会震碎玻璃墙。她们好像一点也不在乎接下来的几个月都要在德累斯顿市立妇科诊所度过。诊所就像一个小社会，一个还没接受她的小社会。莉莉对自己说，也许，有一天你会被接受的。她感受着阳光照在膝盖和手腕上的感觉，然后转动了一下手脚，让这种暖意在周身渗透。

她知道波尔克教授希望她增加体重。克雷布夫人每天下午都会给她拿来一盘大米布丁，按照丹麦人的做法，在里面藏了一颗杏仁。莉莉第一次拿勺子舀起摇摇晃晃的布丁，放进嘴里，吃到那颗硬硬的杏仁时，她忘记了自己在哪里。她抬起双眼，用丹麦语说：“谢谢，谢谢你。”

住院第三天，莉莉坐在冬园里，看到玻璃墙那边的番红花长出了嫩绿的小芽。颜色青翠，形状像槽形，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着。勇敢的小芽下面是棕褐色的草坪。莉莉想象着接下来几个星期，这里会逐渐恢复生机，变成一块绿毯。今天的河水颜色有点油油的，水流平缓，一艘小船驶过，甲板上铺着黑色的油布，用绳子紧紧拉着。

“你觉得春天会早来吗？”

“什么？”莉莉说。

“我发现你也在看番红花。”一个女孩不知何时坐在莉莉旁边的那把金属椅上。她调整了椅子的朝向，两人可以隔着白色的铁桌子四目相对。

“我觉得是挺早的。”莉莉说。

“我也觉得今年的春天会早。”女孩说，她的头发是木金色，长过了肩，鼻尖微微上翘。她叫乌苏拉，来自柏林，是个孤儿，还没满二十岁。因为犯了世界上最简单幼稚的错误，才来到德累斯顿。“我以为我爱他。”后来她向莉莉交心。

她们见面的第二天，阳光更强烈了，莉莉和乌苏拉穿着高领毛衣，从克雷布夫人那里借了有耳罩的毛皮帽子，一起去了公园。她们穿过一条小路，周围的田野里全是番红花的小苗，肆意地大片生长。易北河就在她们脚下，风却有些猛，是莉莉在冬园里料想不到的。乌苏拉突然问：“你呢，莉莉，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莉莉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咬了咬嘴唇，把手腕缩进袖子里，最终开口说：“我体内有病。”

乌苏拉张开那对天生噘着的嘴唇，说：“哦，这样。”

从那以后，两个女孩子每天下午都一起喝茶，吃蛋糕。乌苏拉从之前的雇主那里偷拿了很多盒巧克力，她们会一起挑一盒吃。“就是这些巧克力给我惹了大麻烦。”乌苏拉拿着一块贝壳形状的巧克力，塞进嘴里。她给莉莉讲起自己打工的那家巧克力店，在柏林菩提树大道。午饭时间或下午五点以后，城里最富有的男人们都会急匆匆走进来，大衣搭在手臂上，买三盒金箔包着的巧克力，包好，系上粉色的丝带。“你可能以为我爱上了其中一个，”乌苏拉对莉莉说着，把茶杯放在托盘上，“不是。是后厨做巧克力的一个男孩。他的工作就是把大袋的坚果、大块的黄油和大桶的牛奶，还有磨碎的可可豆倒进混合桶里。”那些混合桶很大，足够两个相爱的年轻人蜷着身子藏在里面了。男孩叫约亨，从头到脚都长满了雀斑。他是波兰边境附近的科特布斯人，来柏林本想发点财，但被困在这些不锈钢的混合桶之间，稍不留神搅拌臂上那些锋利的刀片就可能把他瘦骨嶙峋的手绞进去，不到一分钟就转上个几百次。乌苏拉和约亨认识了四个月才说上话。店里规定了，前台那些穿着粉色系扣制服的女孩不准和后厨的人交谈。后厨通常很热，总是混合着汗味和苦甜交加的巧克力味。男孩们说话也相当粗俗，总是用非常下流的话议论着前台玻璃柜后面的那些女孩子。后来有一天，乌苏拉不得不到后厨去询问下一拨牛轧糖什么时候做好，那时候刚刚十七岁的约亨把帽檐往脑后一推，说：“今天没有牛轧糖了。让那些混蛋回家，跟他们的老婆道歉去吧。你就别道歉了。”那一刻乌苏拉一下子就被这个小伙子迷住了。

剩下的事情莉莉想也想得到：后厨的初吻；轻轻地推搡，倒在不锈钢混合桶里；寂静的深夜，四下无人的巧克力店，所有的搅拌臂都停止了工作，两具充满激情的恋爱的躯体；爱人的痛苦和抽泣。

真是太忧伤了，莉莉心想。她坐在金属椅子上，午后的阳光照在易北河上。短短五天，她和乌苏拉很快成了朋友。虽然乌苏拉此时算是身陷囹圄，莉莉却渴望自己也能经历类似的事情。她对自己说，是的，我也会做出一样的事：一见钟情；彷徨无助；令人追悔的激情。

第二天早上，波尔克教授敲开她房间的门。“今天什么也别吃，”他说，“茶里也不能放奶油。什么都不能放。”接着他又说，“就是明天了。”

“您确定吗？”莉莉问道，“您不会改变主意吧？”

“手术室已经定了，护士们的班也排好了。你也增了些体重了。是的，我很确定。明天就是你的大日子，莉莉。”说完他就走了。

她来到大厅吃早餐，大厅周围是一扇扇拱形的窗户，地上铺着松木地板，桌上摆着一盘盘肉卷和一篮篮菜籽面包，还有一壶咖啡。莉莉端着咖啡找到一张角落里的桌子，独自坐着。她拿出一个软软的蓝色信封，拿黄油刀裁开封口，展开格蕾塔的来信。

亲爱的莉莉：

不知你在德累斯顿过得怎样？你应该已经见到波尔克教授了吧。他在业内口碑很好。虽然谈不上很著名，但这一切之后，他肯定会家喻户晓了。

巴黎这边没什么大事好说的。自从你离开后，我画画的进度也慢下来了。你是最棒的模特。而你走了，就很难找到和你一样美的人了。昨晚汉斯来了。他对艺术市场有点担心。说资金越来越紧张，不仅仅是巴黎，整个欧洲都是这样。但我不担心这个。我从来没担心过，你知道的。我跟汉斯说了，他说我当然不用担心，因为埃纳尔和我永远能卖得出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但埃纳尔要是继续画画，那肯定没问题。莉莉，你想过试着画画吗？也许你可以给自己买一罐水彩颜料和一个素描本，打发打发时间。那边的日子一定过得很慢吧？不管他们怎么说，我肯定德累斯顿和巴黎完全不同。

希望你过得舒心愉快。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真希望你允许我陪着你，但我也很理解你的决定。有些事情你必须一个人去做。莉莉，有时候你有没有停下来，想一想一切结束后，将会是什么样子？自由！我的憧憬就是这两个字。你也是这么想的吗？我希望是。我希望你这么想，因为你应该感受到自由。至少我会有这样的感受。

请尽快回信。爱德华四世和我无比想念你。他就睡在你的躺椅上呢。我呢，我几乎不怎么睡得着。

要是你想我来陪你，提一句就好。我第二天就能赶到。

爱你，格蕾塔

莉莉想起巴黎公寓里的生活：埃纳尔过去的画室，整整齐齐，分毫未动；早晨洒满格蕾塔画室的阳光；覆盖着天鹅绒的脚凳，卡莱尔最喜欢坐在上面；格蕾塔穿的罩衫沾满了颜料，衣服都变硬了；她的头发如冰瀑般披散在后背上；汉斯在街上按着喇叭，喊着莉莉的名字。莉莉想回家，但现在已经无路可退了。

下午，她又见了乌苏拉。后者急匆匆跑下楼梯，脸都涨红了。“他来了一封信！”她挥舞着一个信封，“约亨写来的！”

“但他怎么知道寄到这里来呢？”

“我给他写信了。我没忍住，莉莉。我崩溃了，然后给他写信，告诉他我有多爱他，说现在还不算晚。”她今天看上去格外年轻，头发束成了马尾，饱满的脸颊，两边各有两个酒窝。“你觉得他信里会写什么？”

“拆开看吧。”莉莉说。乌苏拉打开信封，眼珠繁忙地在字里行间转动。她的笑容有些暗淡下来，一开始不仔细看还难以察觉，等她翻页时，嘴唇已经紧紧抿着，皱着眉头。接着她用手背擦了下鼻子，说：“他可能会来看我。如果他攒够了钱，还能从巧克力店请假的话。”

“你想让他来吗？”

“应该吧。”乌苏拉顿了顿，“但我不能抱太大的希望。他从店里请假可能很难，但他说有时间就会来。”

接下来的几分钟两人什么也没说。接着乌苏拉清了清嗓子。“我知道你要做手术。”

莉莉答应一声，理着膝盖上的线头。

“他们要对你做什么？你会没事吗？做完手术你还会和现在一样吗？”

“我会更好的，”莉莉说，“波尔克教授会把我变得更好。”

“哦，那个奇奇怪怪的老波尔克啊。希望他不会在你身上做什么错事。‘刀锋波尔克’，他们这么叫他，你知道吗，他也总是举着手术刀，准备把姑娘开膛破肚。”

短暂的一秒钟莉莉的恐惧一闪而过。

“对不起，”乌苏拉说，“我有口无心的。你也知道女人们闲扯起来说的都是什么。其实她们什么都不知道。”

“没关系。”莉莉说。

晚上莉莉回了房间，准备睡觉。克雷布夫人给了她一片白白的小药片。“帮你入眠。”克雷布夫人咬着嘴唇说。莉莉拿着玫瑰色的毛巾，在水槽边洗了脸。她脸上的妆容，淡橙色的粉底、粉红的唇彩、棕色的眉影，全都顺着水流进水槽里。每当她拿着蜡头的眉笔，手指泰然自若地准备画眉时，胸中总会充溢着一种异样的感觉，仿佛要解放出什么东西似的。埃纳尔是个艺术家，她有点好奇，这种肋骨下面不断扑腾的感觉，他是否曾有过。他的画笔掠过一张崭新的空白画布时，会不会也感受到这种冲动。莉莉浑身战栗。她喉咙里升腾起什么东西，说不清，挺像后悔的滋味。她不得不狠狠吞咽了一下，才把安眠药吞下去。

第二天一早，她觉得迷迷糊糊的，浑身乏力。敲门声响起，一个梳着高高发髻的护士掀起莉莉的被单。一辆充满酒精和钢铁气味的医用轮床停在她床边，等着把她带走。她好像模模糊糊地看到了波尔克教授，他在问：“她还好吗？我们要确保她一切正常。”但其他事情莉莉就记不清了。她只知道天色还早，轮床推着她经过走廊的时候，太阳还没从德累斯顿东边的田野上升起来；她只知道，背后的门关上时，晨光还没有照在布吕尔平台的柱石上。她曾在那里俯瞰易北河和这座城市，还有整个欧洲。她就在那里说服自己，再也不要回头。

醒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是黄色的毛毡帘子，拉得严严实实，遮住了窗户。对面是一个单开门的衣柜，门上安了镜子，锁上插了带蓝色流苏的钥匙。第一眼她还以为这是家里那个衣柜。接着就想起“别人”的故事。就是在那天下午，埃纳尔的父亲发现他躲在母亲的衣柜里，头上包着黄色的围巾。

她躺在带钢管栏杆的床上，透过围栏的缝隙看着这个房间，就像透过防护栏的窗户窥探外面的世界。房间四面都贴了墙纸，图案是粉色与大红色相间的小花束。角落里的椅子上，一条毯子垂落下来。床旁边是一张红木桌子，铺着蕾丝花桌布，瓶里插着一束紫罗兰。桌子只有一个抽屉，她在想是不是自己的财物细软都在里面。地上铺着一块灰扑扑的地毯，有些地方都快被磨秃了。

她努力坐起来，但剧烈的疼痛掠过整个身体，她又重重地跌回枕头上。枕头硬硬的，里面塞的羽毛有种扎人的感觉。她的眼珠整个翻了上去，直到整间屋子陷入一片黑暗。她想起格蕾塔，不知道她现在是否就在这间屋里，是不是就在那个莉莉没力气转头去看的窗子对面的角落里。莉莉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至少当时不知道，只感觉鼻腔里还回旋着氯仿的刺鼻味道。她知道自己这是病了，一开始以为自己只是个得了阑尾炎的小孩，躺在走廊地上铺着橡胶的日德兰医院里。她只有十岁，汉斯很快会拿着一束野胡萝卜花推开房门走进来。但这说不通啊，因为莉莉又在想格蕾塔，她是埃纳尔的妻子。她差点就很大声地问自己：埃纳尔去哪儿了？

她想起了所有人：格蕾塔、汉斯，还有卡莱尔，他的声音单调而不容置疑，很善于解决问题；她想起总是一脸恐惧的埃纳尔，穿着宽大的西装，好像被埋在里面，和周围所有人都格格不入，不知怎么的他不见了，永远地消失了。她抬起沉重的眼睑。天花板上有个反光的银色灯盒，里面有一只灯泡，上面系着长长的绳子。她看到绳子一直垂到床边，末端接着一颗小小的棕色珠子，珠子就落在绿色的毯子上。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想从被单下伸出手，拉一拉那颗棕色珠子，把灯关掉。她一直盯着那颗棕色珠子，有点像算盘上的那种木雕的算珠。最终，她的手伸了出来，但动一动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很费力，很痛苦，仿佛一盏滚烫的灯在她体内爆炸了。她的头又重重地落在枕头上，头骨清晰地感觉到填充在里面的羽毛。她闭上双眼。就在几个小时以前的凌晨，天还没亮时，在阿尔弗雷德·波尔克教授的手术刀之下，埃纳尔·韦格纳从男人变成了女人，悬挂在两腿间的两颗睾丸被完全摘除。现在，莉莉·易北坠入了无意识的睡眠，整整要昏迷上三天三夜。

第二十二章

格蕾塔受不了了。她扣好罩衫的每一颗扣子，用玳瑁梳子把头发别好，在工艺陶瓷碗里混好颜料，站在一幅画了一半的莉莉肖像面前，却不知道如何完成。这幅画上，莉莉的上半身已经画好了，但下半身只有铅笔勾勒的轮廓。格蕾塔盯着画发呆，好像这是出自别人之手。她就这样愣愣地瞪着画布，边缘绷紧了，钉子还是她亲手锤进去的。但她根本无法集中精神。任何一点轻微的响动都能让她心烦意乱。门口有人在挨家挨户地为图书馆募捐；爱德华四世在水盆里扑腾，弄得脏兮兮的；通往埃纳尔画室的门开着，他那张躺椅收拾得整整齐齐，铺着一张粉色与红色相间的基里姆毛毯，整个画室太过整洁，太过空荡，好像永远也不会再有人居住。梳妆台的抽屉空空如也；衣柜里什么衣服也没有，只有一只孤零零的衣架挂在杆子上。她感觉胸中一阵抽搐，脑子里全是埃纳尔独自坐火车的样子，他穿越欧洲的山山水水，来到德累斯顿，时间是深夜，发尖上的水珠都结冰了，手里紧紧攥着写有诊所地址的纸条。

她又在汉斯的画廊里办了个个展，但第一次没去开幕式。不知怎的，她对这一切感到无比厌倦，但她很小心地在汉斯面前掩饰了这种情绪，不然显得多忘恩负义，多任性啊。格蕾塔，五年前还在艺术圈默默无闻，今天早上却已经坐下来接受专访，对方是《尼斯晨报》的记者，相当英俊，眼睛仿佛蒙着一层水雾。他打断了格蕾塔的话，迫不及待地问：“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个伟大艺术家的？”是啊，真是名利双收，而且是在短短五年里。但即便如此，格蕾塔还是坐下来，心想，是啊，我自己也是能干一番事业的，但这有什么意义呢？她孤身一人留在巴黎。而她的丈夫和莉莉在德累斯顿，也是孤身“一人”。

埃纳尔离开巴黎去往德累斯顿一周多以后的一天，淫雨霏霏，街上来往的车轮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响声。格蕾塔和汉斯在画廊见面。他在后面的办公室里，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个男职员，在账本上写写画画。“没有全卖出去。”汉斯说起画展的情况。格蕾塔的那幅《莉莉在杜邦－索尔福利诺泳池小屋》放在地上，斜靠在那个奋笔疾书的男职员的办公桌前。“你要是来开幕式就好了。”汉斯说。“出了什么事吗？”她还没回答，他又说：“见过我的新助理了吗？这是乐高尔先生。”

那个职员有张窄窄的脸，他那双温和的棕色眼睛里有什么东西让格蕾塔想起埃纳尔。她脑子里又充满了他的画面：埃纳尔在德累斯顿上了一辆电车，全身充满戒备和谨慎，双眼低垂，双手羞涩地交握着，边走边颤抖。她不由自主地想，我到底对我丈夫做了什么？

“我能帮什么忙吗？”汉斯问道。他朝格蕾塔走去。那个职员推了推眼镜，仍然握着铅笔认真工作着。汉斯来到格蕾塔身边。两人的身体没有接触，但格蕾塔能感觉到他的气息。但她只是死死盯着自己的画：莉莉灿烂地笑着，头上的泳帽有点紧；那双幽幽的眼睛里波光流转，充满生机，又仿佛深不见底。格蕾塔感觉有什么东西放在自己手臂上，但转头去看时，却又什么都没有。汉斯现在已经站到职员的办公桌前了，他的双手好整以暇地揣在衣服口袋里。他是不是本来想对她说什么的？

那次他俩拥抱，被卡莱尔看到了。就是那个下着冻雨的下午，汉斯刚从理发店回来，脖子上还红红的。等她听到钥匙转动时，已经太晚了。之后格蕾塔和卡莱尔都僵住了，好长一段时间，尴尬得不能动弹。她的头靠在汉斯胸膛上，脖子上套着围巾的卡莱尔手搭在门把上。“我不知道——”他终于开口说话。她赶紧从汉斯怀里挣脱出来，而汉斯则举起双手，说：“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先出去一下，”卡莱尔说，“一会儿就回来。”格蕾塔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就夺门而逃了。

那天晚上，她坐在床脚，隔着毯子给卡莱尔揉腿，说：“有时候我觉得汉斯是我唯一的朋友。”卡莱尔穿着睡衣，敞着领子，他说：“我能理解。”顿了顿又说，“格蕾塔，没人因为这些责备你，你别多想了。”

现在，站在汉斯的办公室里，那个职员还拿着铅笔和尺子伏案工作。格蕾塔说：“埃纳尔没来信。”

“你担心吗？”

“我不该担心的，但还是担心。”

“你为什么不和他一起去？”

“他不想让我一起去。”

汉斯没说话，格蕾塔看到他紧紧抿了下嘴唇。他是在可怜她吗？她可不希望事情变成这样。

“这对我倒没什么，”她说，“我不是不理解他为什么想一个人去。”

“格蕾塔。”汉斯说。

“嗯？”

“你为什么不去看他呢？”

“他不想我在场。”

“他也许是不好意思对你开口罢了。”

“不，埃纳尔不会这样的，他不会。还有，他怎么会不好意思呢？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他怎么会到现在才不好意思？”

“想想他要经历什么吧。这和以前的一切都不一样。”

“但他为什么不让我和他一起去呢？他不希望我在场。他说得很清楚了。”

“他也许是太害怕了。”

她一时语塞。“你这么想？”

那个职员点燃一根烟，火柴在盒子边缘的砂纸上摩擦，发出粗糙沉闷的声音。她又一次产生了这种感觉，想让汉斯抱住她。但她不能这么主动地投怀送抱。她挺直腰板，手指整了整裙子的褶皱。她知道自己的想法很老派保守，但她还是埃纳尔的妻子，不能就这样沦陷在汉斯的怀抱里。

“你应该去看他，”汉斯说，“如果你想的话，我陪你去。我很乐意陪你去。”

“我不能去。”

“你当然能去。”

“工作怎么办？”

“工作可以放一放。更好的办法是，把你的画架也带上。走到哪儿画到哪儿。”

“你真的觉得我应该去？”

“我陪你去。”他又说了一遍。

“不，”她说，“这不好。”

“怎么不好了？”

职员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本《巴黎回声》，摊开的那一页是对她最新展览的评论。她还没读，但其中有一段却很显眼地跳了出来，仿佛有人特地在下面画了线似的：“这么多画都是同一个主题，就是这个名叫莉莉的陌生女孩。格蕾塔·韦格纳已经变得很乏味了。我希望她能得到一个新的模特，有个新的计划。她是加州人，为什么从来没把目光投向自己故乡那大片的金色与蓝色呢？赶紧给我画一幅太平洋与大峡谷吧！”

“如果我要去，只能是一个人去。”格蕾塔说。

“这话特别像埃纳尔说出来的。”

“我是很像他。”她说。

几分钟的沉默。他们看着那幅画，听着雨和来往车辆人流混杂的声音。巴黎很冷，每天早上醒来，她都感觉寒意愈加刺骨。格蕾塔觉得，比这里更潮湿更灰暗的地方恐怕只有德累斯顿了。从巴黎去那儿，就像滑入严冬洞穴的更深处。

汉斯重复着之前的话：“我能帮上什么忙……”

他又走到她身边，格蕾塔又感到手臂上一阵悸动，好像一片羽毛在撩拨她的皮肤。她感觉到他的存在。他轻柔的脉搏和温热的气息透过人字形底纹的西装散发出来。“格蕾塔。”他说。

“我得走了。”

“你觉得现在我们——”

“我真的该走了。”格蕾塔说。

“那好吧。”汉斯说。他帮她穿上雨衣，把两肩不服帖的地方整理好。“我很抱歉。”

接着那个职员开口了，声音沙哑：“在画新作品吗，韦格纳夫人？我是不是很快要接收新作品了？”

“最近一段时间不会了。”她说。等她终于来到街上，看着汽车在冻雨中呼啸而过，人行道上各色的雨伞来来往往，她知道，自己必须要带着画架，拿上颜料，订好车票，走进下一班去德累斯顿的火车的包厢了。

德累斯顿最让格蕾塔吃惊的，是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都低头看着地面。她可不太习惯。竟然没人抬头来看看这么高大的她，用好奇的目光来问候她。到那儿的第一天，她觉得自己好像消失了，被深深地埋进欧洲的崇山峻岭中，与世隔绝，无人知晓。这让她略有些恐慌，只能独自一人感觉着脚下砂石摩擦的声音，一步步走到德累斯顿市立妇科诊所的门口。她恐慌，是因为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惧，要是没人注意到她，也许她也找不到埃纳尔了。

一开始大家都一头雾水。“我找韦格纳小姐。”格蕾塔来到前台发问，克雷布夫人正抽着烟。

克雷布夫人根本没听说过“韦格纳”这个姓。她紧闭双唇，摇了摇头。线条明朗的发梢扫过下巴。格蕾塔又说：“她很瘦，深色的眼睛。特别特别害羞。一个小个子的丹麦女孩。”

“你是找莉莉·易北吧？”

格蕾塔眼前掠过一幅场景，埃纳尔乘坐的火车开过易北河上的大桥，灿烂的阳光洒在他抬起的脸庞上。“是的，她在吗？”

莉莉的病房里，一个便携的气炉跳动着幽蓝的火光。黄色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小炉子上的蓝色火苗在病床上投下波动起伏的影子。格蕾塔抓住床脚的钢护栏。莉莉被严严实实地裹在被单下，双臂平摊在身侧。她在沉睡，鼻翼随着呼吸微微颤动。“请别打扰她，”克雷布夫人在门边轻声说，“手术很艰难。”

“什么时候做的手术？”

“三天前。”

“她怎么样？”

“不好说。”克雷布夫人说，双臂抱在胸前。房间里很暖和，有点闷，飘着一股长期睡眠的臭气，里面的沉寂也让格蕾塔觉得很不自然。她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扯过一块毯子盖住膝盖。她很冷，坐了很久的火车又很累。克雷布夫人离开了，就剩下她和莉莉。

她们都睡了，格蕾塔和莉莉。几个小时后，格蕾塔醒了过来，恍惚间还以为自己是在帕萨迪纳的某个前廊上打了个盹。接着她看到莉莉，她的头在枕头上动来动去，脆弱如纸的眼睑在颤动。

“别担心我。”莉莉说。

格蕾塔终于看到莉莉睁开双眼。她沉重地眨了眨眼，想驱散梦魇般的睡意。那双眼睛还是深棕色的，很光滑，如同某种动物的裸皮。这是她丈夫唯一的“遗物”，透过这双眼睛，格蕾塔能回忆起他的一生。

她来到床边，手伸进粗糙的马毛毯子里，轻抚着莉莉的腿。她感觉小腿上的肌肉好像柔软了一些，不过这也许只是她的想象；所以当她看到毯子下面好像有双胸隆起的时候，她也觉得一定是自己的心理作用。

“你知道他们对我做了什么吗？”莉莉问道。她的双颊好像饱满了一些，脖子则有点肿，搞得原本就小的喉结也消失了。不过这是否也是格蕾塔的错觉呢？

“就是我们说过的。”

“我现在是莉莉了吗？我变成莉莉·易北了吗？”

“你一直都是莉莉啊。”

“是啊，但要是我往下看，看那儿，会看到什么？”

“别那么想，”格蕾塔说，“不是非要那儿怎么样，你才是莉莉。”

“成功吗，手术？”

“克雷布夫人说成功的。”

“我看起来怎么样？告诉我，格蕾塔，我看起来怎么样？”

“很美。”

“我现在真的是个女人了吗？”

格蕾塔感觉自己的半边身体因为震惊而麻木了。她的丈夫已经不在人世。这震惊的感觉刺痛她体内的每一根神经，仿佛埃纳尔的灵魂穿越而过。格蕾塔·华德又成了寡妇。她想起泰迪的棺材，盖子上放着一束束天堂鸟，入土为安。但她不用埋葬埃纳尔。她把他送上了前往德国的火车，现在他不在了。就像他乘坐的火车一头冲进了一月冰冷的迷雾中，永远消失了。她想，如果站在那里呼唤他的名字，听到的应该只有空洞的回声，而这回声会在她有生之年一直在脑海里回荡。

她坐得离莉莉更近了些。格蕾塔再次强烈地想要抱住她，于是用双手捧起她的头。莉莉太阳穴的血管在轻轻跳动，格蕾塔坐在病床的边缘，掌心里托着莉莉的头颅，仿佛托着一颗露珠。窗帘微微露了一道缝，格蕾塔能看到窗外春意盎然的草坪，再到远一点的明媚美好的易北河。河水滔滔，正如天空中翻卷的云朵。河对岸，有两个穿毛衣的小男孩正在撑一只独木舟。

“哦，你好啊！”门口传来一个声音。是个年轻的女孩子，小巧的鼻子微微上翘。“你一定就是格蕾塔吧。”

格蕾塔点点头。女孩脚步轻快地走进病房。她穿着病服和睡袍，脚上趿拉着拖鞋。莉莉又睡着了。整个房间光线晦暗。角落的煤气取暖器正“咔嗒咔嗒”地工作。“我叫乌苏拉，”女孩说，“我俩是朋友。”她朝莉莉扬了扬下巴。“她会没事吧？”

“应该没事。但克雷布夫人跟我说她很难受。”

“她基本上都在睡。但有一次我看到她醒了，看上去挺开心的。”乌苏拉说。

“手术之前她怎么样？她害怕吗？”

“不算特别害怕吧，她很崇拜波尔克教授，愿意为他做任何事。”

“他是个好医生。”格蕾塔听到自己的声音，好像有点陌生。

乌苏拉拿着一个锡箔纸包好的小盒子，上面用漂亮的花体字印着“菩提树大街”。她把盒子递给格蕾塔，说：“等她醒了，请你给她好吗？”

格蕾塔谢过乌苏拉，注意到她隆起的小腹，看上去很不一般，像个肿块似的，某个地方特别突出。“你呢，怎么样？”格蕾塔问道。

“哦，我？我很好啊。”乌苏拉说，“每天都感觉更疲倦，但就是这样的吧。”

“这儿的人对你好吗？”

“克雷布夫人人很好。一开始看上去有点严厉，但是个好人。其他女孩子也都很好。但我最喜欢莉莉。她太贴心了。谁都考虑到了，就是不想自己。”她顿了顿，又说，“她跟我讲了你。她很想你。”

有那么短短的一瞬间，格蕾塔试图去理解这话背后的意思。但她很快不再去想了，这不重要。

“你会告诉她我来过吧？”乌苏拉说，“你会把巧克力给她吧？”

格蕾塔在贝尔维尤酒店开了个房间。晚上，从市里妇科诊所看望莉莉归来，她会试着画画。灯光从空空的运煤船上照到她的窗边。有时候格蕾塔会打开窗户，听着各种各样的声音，旅游船在入港的突突声和沙沙声；吃水深的货船跟什么东西摩擦，咯吱咯吱；附近又开出一辆电车，哐当哐当。

她开始画一幅新的画，主角是波尔克教授。要用一块很大的画布，她在德累斯顿一条街上买了，卷起来夹在腋下，经过奥古斯都大桥回酒店去。她站在桥上半圆形的眺望台上，几乎能将整个德累斯顿尽收眼底：布吕尔平台的一张张长椅漆成鲜绿色；圣母大教堂的圆顶被汽车尾气和附近冶炼厂排出的废气熏得黑黢黢的；茨温格宫一长排一长排的窗户银闪闪的；河上吹来一阵风，格蕾塔腋下的画布卷因风而落，在桥上翻卷开来，如同一片小小的风帆，她及时抓住了它。画布贴在桥上那带有凹槽的石头上。格蕾塔努力要把它卷起来。突然，一只手搭在她肩膀上，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我来帮你吧。”

“我要回酒店。”格蕾塔说。波尔克教授拿起画布的一端，像卷百叶窗似的卷起来。

“你肯定要画一幅很大的画。”他说。

不是的。那时格蕾塔其实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画什么。画莉莉好像时机不对。

“你能和我一起走回酒店吗？”格蕾塔指着贝尔维尤门口那一片栗树。酒店的大楼方方正正的，好像一个保安，坐在椅子上，警醒地扫视着易北河边的风吹草动。

“我想了解下手术的情况，”她说，“还有莉莉今后怎么办。”她逐渐感觉到波尔克教授好像在躲着她；她来到德累斯顿已经两天，早就在克雷布夫人那里留了预约条子，可是教授迟迟没有答复。她甚至跟乌苏拉说了，希望接到波尔克的电话。但他一直没来找她。现在，她领着他来到贝尔维尤酒店的房间。他们在窗边的椅子上坐下。一个头发上别着丝带的女仆端来了咖啡。

“第一次手术很成功，”波尔克教授开口了，“那是比较简单的手术。切口正在慢慢愈合。”他给格蕾塔讲了手术室里的一切，就在那天清晨，天还没亮，埃纳尔就变成了莉莉。他说，血液指标、尿液分析和每小时的体温这些系统常规检查，都在显示莉莉正逐渐恢复。对抗原斯特菌的药物保护莉莉免受感染之苦。“现在最让人担心的是疼痛。”波尔克教授说。

“这个你要怎么解决？”

“每天注射吗啡。”

“有什么风险吗？”

“很小，”他说，“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会慢慢减少剂量。但现在还是需要给她注射。”

“我明白了。”现在，波尔克医生就在她身边，她对他的疑虑和敌意也无影无踪了。他就像那些公事繁忙的大人物一样，总是行色匆匆，很难找到，但只要找到了，他就会全神贯注地把问题说清楚。

“我有点担心她流血的事，”波尔克教授继续道，“她不应该有这么严重的出血现象。不知道是不是某个腹腔器官有问题。”

“比如？”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脾脏破裂；可能是肠道破损；什么都有可能。”他双腿交叉。格蕾塔感觉自己心跳加快，害怕莉莉会有什么意外。

“她没事的，对吧？我不应该为她担心的，是不是？”

“我给她开腹了。”波尔克医生说。

“什么意思？”

“我开了她的肚子。我知道有哪里不对。我做过那么多腹腔手术，一看就知道有问题。”

格蕾塔短暂地闭上了双眼，她脑海中浮现出一把手术刀在莉莉肚子上划出一条血痕的景象。她必须克制住自己，不要去想波尔克教授在克雷布夫人的协助下，用双手把切口拉开。

“原来埃纳尔的内里真的是个女人，至少有一部分是女人。”

“这我知道。”格蕾塔说。

“不，我觉得你没明白。”他从女仆拿来的托盘上拿了一块星星形状的甜饼干。“不是你以为的意思。这事很奇特。”他双眼放光，很是激动。格蕾塔看得出来，他是个很有野心的医生，特别希望有什么病症或者手术方法能以他命名。

“在他腹腔里，”波尔克继续，“在肠子之间，我找到了一样东西。”波尔克医生双手交握在一起，把指上的关节捏得咔咔响。“我找到了一对卵巢。当然，发育得不完全。当然，很小。但真的有。”

就在那时那刻，格蕾塔决定要画波尔克教授。他肩膀的线条方正刻板；长长的手臂总是垂在身侧；浆洗过的衣领衬着长长的脖子；眼睛周围的皮肤有皱纹了，但看上去很温柔。她靠在椅子上。隔壁房间有个歌剧演员正在歌唱。格蕾塔听得出那是《齐格弗里德》①中大地女爱艾尔达的唱词。演员的歌唱在空中飘动，如同猎鹰展翅。这声音有点像安娜，但肯定不是她。因为她正在哥本哈根，时隔多年再度在皇家歌剧院开唱。格蕾塔心想，等莉莉好些了，她会带她去听歌剧，她想象着在歌剧院的一片漆黑中，她俩双手紧握，看着齐格弗里德穿越烈火熊熊的山巅，去唤醒心爱的布伦希尔德。

“那这对她意味着什么？”格蕾塔终于开口问道，“她的卵巢真的有作用？”

“这意味着我更确定一切都能奏效，我们做得对。”

“你觉得这就是流血的原因了？”

“很有可能，”他的声音提高了，“这几乎可以解释一切。”

不，格蕾塔心想。她知道，仅凭这对卵巢，不能解释一切。

“我想试一个移植手术，”波尔克教授继续说，“从健康的卵巢上移植。睾丸移植术已经做过了，但女性器官还没有过。但是已经有一些成果了。”

“我想从一对健康卵巢上取一些组织，铺在莉莉的卵巢上，”他说，“但这需要时间。需要找到合适的卵巢。”

“需要多久？”格蕾塔顿了顿，又问，“你确定你能做？”

“不会太久。我已经物色好一个女孩了。”

“就在诊所吗？”

“有个柏林来的女孩。她刚来的时候我们以为她怀孕了。后来发现是她腹部长了个肿瘤。”波尔克站起来准备离开，“当然，她还不知道。现在才告诉她有什么意义呢？但她说不定就是我们的合适人选。估计只要一个月左右了。”他和格蕾塔握了手。等他走了以后，格蕾塔打开她的双层颜料盒，铺开油布，把需要的颜料瓶都拿出来。接着，歌剧演员的声音又从墙那边传过来，音调逐渐升高，唱腔缓慢、阴郁、孤独。

几个星期以后，格蕾塔和莉莉坐在诊所的花园里。桦树和柳树上都有嫩绿夺目的新芽。灌木丛仍然参差不齐，但砖石铺的小路上已经冒出了好多蒲公英。两个园丁正在挖洞，准备种一排樱桃树，小树苗的根部还包着麻袋。矮矮的醋栗开始长叶了。

草坪上围着一群怀孕的女孩，她们坐在一条花格毯子上，周围是一片草丛。她们都穿着白色的病服，肩膀那儿松松垮垮的，风吹来就轻轻颤抖。诊所屋檐上的钟响了，正午。

一片阴云飘来，草坪几乎完全暗了下来。刚种好的樱桃树苗被吹得弯了腰，一个身影出现在诊所的玻璃门那儿。格蕾塔看不出来到底是谁。他穿着一件白大褂，衣角翻卷起来，就像易北河游轮上挂的三角旗。

“看，”莉莉说，“是教授。”

他朝她们的方向走来，云飘走了。波尔克教授的脸亮了起来，阳光反射在他的眼镜上。他来到她们身边，单膝跪地说：“就是明天了。”

“什么？”莉莉问。

“你的第二次手术。”

“但为什么这么突然？”莉莉问。

“因为移植的组织准备好了。我们应该明天就做手术。”格蕾塔跟莉莉讲过这个手术，说过波尔克教授会在她肚子里铺上卵巢的组织。

“我希望一切按计划进行。”教授说。阳光下他脸上的皮肤显得很薄，血管清晰可见，呈现着海洋的颜色。格蕾塔真希望汉斯陪她来德累斯顿，这样她也有个可以商量的人。她希望能听到他的意见，希望看到他把手罩在嘴上，对眼前的情况深思熟虑。格蕾塔突然觉得筋疲力尽。

“要是没有按计划进行呢？”她问道。

“那我们就等。我希望是年轻女孩身上的组织。”

“这一切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莉莉说。她没有看格蕾塔，也没有看波尔克，而是出神地望着那一圈女孩，她们正惬意地互相倚靠着。

波尔克教授走了一会儿，莉莉摇了摇头。“我还是不能相信，”她仍然看着那群女孩子，“他在行动，格蕾塔。就像你说的那样。他在把我变成一个女孩子。”她脸上没什么表情，鼻尖红红的，声音很轻，近乎耳语，“我觉得他就是那种可以创造奇迹的男人。”

一阵微风吹起格蕾塔的头发，轻轻扫过肩膀。她看着波尔克教授实验室紧闭的百叶窗。实验室和诊所的其他部分由粉刷的墙壁和安了玻璃的走廊连接着。这种高深的手术她自然无法理解，但可以想象那个周围有一排排观摩台的大手术室，那架摸起来冷冰冰的钢铁轮床，还有一个架子上，放着各种盛着福尔马林的罐子。突然，一扇百叶窗被拉起来了，格蕾塔瞥到一个在实验室里工作的身影，埋着头，专注于眼前的一切。接着又来了一个人，也是模糊的黑影，把百叶窗又拉上了。粉刷过的外墙在阳光下有点发黄，看上去仍然毫无生气。

“那么，”她说，“就是明天了。”说着把莉莉的头揽到自己膝上，两人都闭上双眼，感受着阳光淡淡的温暖。虽然好像一切都静止了，但她们还是能想象着草坪上女孩子们的嬉笑，还有易北河上遥远的船桨拍浪声。格蕾塔想起了泰迪·克罗斯，曾经，他在她眼里也是能创造奇迹的男人。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有关卡莱尔的腿。格蕾塔和泰迪当时刚结婚几个月，他们住在贝克斯菲尔德的那间西班牙风格宅邸中。桉树林里正吹过第一阵暖洋洋的风。

格蕾塔怀着孕，给孩子取名“卡莱尔”。她成日恶心想吐，倦怠地窝在沙发里。一天，卡莱尔开着他的黄色跑车，越过山路来探访他们，顺便也探询一下有开发潜力的油田。

那年春天的草莓田像盖了一块绿毯，田野边缘的山脚下摇曳着金红色的虞美人。因为传言说这里的地下可能有石油，洛杉矶和旧金山的男人们纷纷前来寻宝。住在泰迪·克罗斯父母家南边的一个农民用斧子凿了一口井，结果凿出了石油。泰迪很确定自己的父母也能凿出油。格蕾塔私下常常想，泰迪是不是希望自己家能富有一点，好配得上她。这想法挺奇怪的，但也很合理。每天傍晚照顾完格蕾塔以后，他就开着车，一路颠簸，来到克罗斯家的田里，借着一棵老橡树的树荫，往地下钻。他用的工具尖端安着可伸长的旋转刀片。草莓叶子四下翻飞，阳光反射在刀面上，明晃晃的。泰迪不知疲倦地钻着井。

接着卡莱尔就开车来贝克斯菲尔德了。那时候他还是瘸得厉害，拄着一对便携拐杖，拐杖把手是用象牙做的，经过了精心雕刻，有方便使用的凹槽。他还有一副拐杖，把手是纯银的，华德夫人要求他在正式场合使用。他到他们的西班牙之家的第一天晚上，格蕾塔一直在睡觉。她后来才知道，当晚泰迪开着车去了自己的田地，给他看了自己钻的井。“我怕让他们失望。”泰迪说起自己的父母，两位老人正瑟缩在小屋里，墙上的板子之间缝隙很大，风轻而易举就灌进来了。地上那个洞大概有大腿那么粗，周围围着一个木质的平台。泰迪拿根绳子拴了个杯子，从下面打了一杯土壤样本上来。两个年轻男人张着嘴巴，一起研究。泰迪看着卡莱尔，好像期待着什么，因为他可是斯坦福大学的“天之骄子”，肯定能从这满杯的黑土里发现什么宝贝。“你觉得下面有石油吗？”泰迪问道。

卡莱尔望了望草莓田边那棵长满树节的橡树，又看了看蓝紫色的天空，说：“我不太确定。”

他们出去了半个小时，站在落日余晖中。风卷起尘土，盘旋在他们的脚踝边。天光渐暗，星星开始一闪一闪地出现了。“我们动身吧。”泰迪说。卡莱尔说：“好的。”他从没因为格蕾塔的任何事责怪过泰迪·克罗斯。

泰迪走向卡车，卡莱尔跟着他。不过他的一支拐杖卡在平台的木板之间了。紧接着，他那条坏腿就像一条蛇一样，滑到井里去了。他本想哈哈大笑，说自己怎么一瞬间就四仰八叉躺在平台上了。但他的腿竟突然间“起死回生”，有了痛感。泰迪听到他的喊叫，跑回那口枯井，问道：“你还好吗？能站起来吗？”

卡莱尔站不起来。他的腿被卡在洞里。泰迪拿起一根撬棍，把木板撬开。“咔吱！”刺耳的声音在田野中回荡，木板渐渐松开了。山脚下的野狼也开始了嚎叫。贝克斯菲尔德的夜晚依然漆黑一片，但有了些声响，卡莱尔很痛，抽动着双肩，轻轻叫唤着。一个小时后他才解脱出来，腿露了出来，好像胫骨断了。虽然没流血，但皮肤颜色比黑李子还要深。泰迪扶着卡莱尔进了卡车，接着在夜色中往西开，穿过深深的山谷，田野也从草莓田变成红叶莴苣，再到葡萄园，最后是山核桃园。接着又穿越群山，开进了圣巴巴拉市。快到午夜了，一个戴单片眼镜的医生才开始对卡莱尔的腿进行治疗；留着红色短发的晚班护士把一卷纱布展开，浸进一缸石膏里，再给卡莱尔打上。接着，又过了好久，天都要亮了，泰迪和卡莱尔才开车进入西班牙之家绿竹掩映的车道。两人都筋疲力尽，但终于到家了。

格蕾塔还在睡。“从你走后就没醒过。”亚纪子说。她有双黑漆漆的眸子，就像卡莱尔小腿上的瘀伤。等格蕾塔醒了，还是昏昏欲睡，再加上强烈的妊娠反应，她根本没注意到卡莱尔腿上打着石膏。石膏上有很多粉，卡莱尔拖着腿走来走去时，总会留下一些白色的烟尘。格蕾塔倒是注意到了这些烟尘，漫不经心地想这是从哪里来的，反正她对家务活的态度总是这样。她只是轻轻地用脚凳的坐垫挥舞了一下。她知道卡莱尔受伤了，但没太在意。“哦，我没事。”卡莱尔说，格蕾塔就没再多问，因为她自己感觉糟透了，好像喝了什么毒药。她看了看卡莱尔的石膏，眼睛一闭，又睡着了。等到暑热已深，温度计上显示着110度（约43摄氏度）的高温，格蕾塔终于生产，而卡莱尔腿上的石膏也撤下来了。胎儿夭折了，但卡莱尔的腿却好得多了，比他六岁那年受伤之后的任何时候都要好。走路还是有点拖，脚步比较迟滞，但卡莱尔不再需要拐杖了。而他径直走到姐姐家的下沉式客厅，下楼梯时都没有扶栏杆。

“那是贝克斯菲尔德唯一的好事。”有时候格蕾塔这样说。

于是，在剩下的婚姻生涯中，她一直觉得泰迪·克罗斯是个能够创造奇迹的男人。曾经，她经常注视着他，看着他全神贯注地抿着嘴，觉得丈夫什么都能做。但现在，当莉莉也这么评价波尔克教授时，格蕾塔看着易北河，数着来往的船只；又数了数草坪上的女孩子们，只说了一句：“再看吧。”

①《齐格弗里德》，德国音乐家瓦格纳著名的连篇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第三联。

第二十三章

莉莉是尖叫着醒来的。她不知道自己究竟睡了多久，但能感觉到覆盖在大脑上的吗啡，她的眼睑太沉重了，完全抬不起来。

她的叫声尖厉而破碎，就连莉莉自己都知道，这声音一定穿透了市立妇科诊所的走廊，让护士们脊背上生了寒意，让那些怀孕的女孩隆起的腹部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要是有力气，莉莉很想抬起头，看看自己的腹部，是不是燃烧着熊熊烈火，把盆骨全都化为灰烬。

她迷迷糊糊地感觉自己的灵魂似乎升到了病床上方，在往下看：小小的莉莉啊，她在波尔克教授的妙手下诞生，现在紧紧裹在毯子里，双臂伸展着，手腕呈现着淡淡的青灰色。意大利麻绳捆在她双腿上，上面挂着沙袋，沉重地垂在床边。两边各有四个，每个袋子都连接着一根捆着莉莉小腿的绳子，这是为了避免她突发痉挛。

一个莉莉不认识的护士跑进病房。她有着丰满的胸，嘴边的绒毛清晰可见。她大喊道：“我来帮你！”她把莉莉轻轻推回厚厚的枕头里。

好像尖叫的是别人，有那么一会儿莉莉心想，也许尖叫的是埃纳尔。也许是他的幽灵从她身体里飘走了。真可怕，她把头深深埋进枕头里，双眼紧闭。但她还在尖叫，不受控制地尖叫，她双唇干裂，唇角都起了皮，她的舌头就像一根窄窄的干巴巴的带子。

“怎么了，怎么了？”护士一直在问。她好像并不怎么担心，似乎以前也见过类似情况。这是个年轻护士，脖子上戴着一串玻璃珠项链。莉莉看着这个护士，她脖子上堆着的肉几乎要遮住项链了。她心想，以前可能也见过这个护士。她唇上细细的绒毛，挺眼熟的，还有那沉重的胸部。“你不能动，”护士说，“不然只会越来越糟糕。你试试，最好一点都别动。”

护士在莉莉脸上罩了个绿色橡胶面罩。莉莉用眼角的余光看到护士转了转水槽的排气口，把乙醚释放出来。莉莉突然想到，以前的确是见过她的。她模模糊糊地记起有一天早上自己也是尖叫着醒来，也是这个护士跑进来，沉重的身躯挪到莉莉身边，给她量体温。她重新调整了莉莉腿上的绳子，还把温度计塞到她嘴里。这些都是那次发生的。特别是那个圆锥形的绿色橡胶面罩，紧紧贴在莉莉的嘴巴和鼻子上，严丝合缝，就像易北河上游某家大烟囱常年冒着黑色废气的橡塑厂专门为她定做了一个。

又过了几个星期，莉莉才逐渐从难耐的剧痛中解脱出来。波尔克教授最终减少了乙醚的剂量。那个名叫汉娜的护士解开了那些沙袋，莉莉的双腿自由了。这么一双蓝幽幽的瘦腿无法支持她穿过走廊，但她又能坐起来了。每天早上，在手臂上挨上那么一针吗啡之前，她都能坐上一两个小时。

护士汉娜会用轮椅推着莉莉去冬园散散心。她会把莉莉留在那儿休息一下，把轮椅停在一扇窗和一盆蕨类植物旁边。时值五月，杜鹃花正在盛放。波尔克实验室那一面的墙边，在泥土与肥料之间，郁金香向着太阳，娇艳欲滴。

草地上四处都是蒲公英和飘飞的花瓣。莉莉注视着那些怀孕的女孩在交头接耳。阳光照在她们白皙的脖子上，明晃晃的。冬天过去之后，怀孕的女孩就换了一批。她们总是来来去去，莉莉想着，抿了一口茶，把毯子拉起来盖好膝头。她穿着蓝色病服，膝上还缠着透明的纱布，搽着碘酒，湿乎乎的。乌苏拉不在诊所里了，莉莉有点想不明白。但她太累了，再加上吗啡的作用，她根本没法费神去想这事。有一次她向克雷布夫人问起乌苏拉，克雷布夫人只是整了整莉莉的枕头，说：“别担心她了。现在一切都好了。”

格蕾塔只能在每天下午来探视几个小时。这是波尔克教授的规定，克雷布夫人用那金属般的嗓音坚决执行，上午和晚上一律不许亲朋探视。诊所里的女孩子们经常在没有亲朋来访时聚在一起，好像她们的情况和遇到的麻烦使彼此之间产生了一种“同志般的感情”，外人根本懂不了。每天格蕾塔在午饭后准时赶来，那时候莉莉往往还在喝土豆汤。格蕾塔一直要待到傍晚，等日影渐长，莉莉也有些瞌睡了，才回去酒店。

莉莉每天都盼望着格蕾塔走进冬园的玻璃门。她通常会带一大束花来，一开始是黄水仙，随着春日渐暖，又带来了金鱼草，后面还有粉色芍药。她进门时总是把脸藏在花束后面。莉莉会在柳条编的轮椅上耐心等着，听着格蕾塔的鞋跟敲打着地面瓷砖的声音。其他女孩一般都会轻声议论格蕾塔（“那个高个子的美国女人是谁？头发好长好美”）。这些每天胸中都胀满乳汁的女孩子啊，声音轻飘飘的，说出的话让莉莉很高兴。

“等你一出院，”格蕾塔总会往躺椅上一坐，双腿跷在长长的白色垫子上，“我就带你回哥本哈根，咱们四处转转。”

自从他们搬到巴黎，格蕾塔总是这么说：回丹麦火车和游轮都行；把“寡妇之家”那个关了好多年的公寓打扫一下，再住进去；到芳斯百合的私人更衣室，把衣服试个遍。

“为什么我们不能现在就去呢？”莉莉问道。五年里，她和格蕾塔谁也没有回过哥本哈根。莉莉依稀记得埃纳尔嘱咐那些袖子挽到肘上的船夫，小心轻放那些装着他未加框画布的箱子。她还记得看着格蕾塔清空那个老衣柜的抽屉，放到一个小箱子里。箱子有皮革的铰链，莉莉以前从未见过。

“你还要在这儿住上一段儿。”格蕾塔提醒莉莉。

“为什么？”

“只是很短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家了。”格蕾塔真美啊，穿着短裙和高跟靴子，在莉莉身边休息着。莉莉知道，格蕾塔这辈子最爱的人就是她。就算现在她自己的官方文件上也写了莉莉·易北的名字，她也知道格蕾塔不会变。莉莉就是靠这个信念支撑下来的，躺在厚重的毯子下，度过医院里那些孤单的长夜；忍受那小偷一样剥夺她所有心智与坚强的疼痛。莉莉一直在变，但格蕾塔不会变，永远不会。

波尔克教授有时会过来看看她俩，站在她们身边。格蕾塔的双腿伸展在躺椅上，莉莉坐在椅子里。“你不和我们一起坐吗？”格蕾塔会问，还会连问三四次。莉莉总会为他倒一杯茶，但教授总是没时间喝就走了。

“好像有作用。”一天，波尔克教授说。

“为什么这么说？”格蕾塔问道。

“你好好看看她，她是不是好多了？”

“是啊，但是她有点焦虑。”格蕾塔站起来，看着波尔克教授。

“她正在变成一个年轻漂亮的小淑女。”他说。

莉莉看着两人，她站不起来，脸只到两人的腿。她觉得自己像个小孩。

“她在这里待了三个月了，”格蕾塔说，“她想念诊所外的生活了。她有点焦虑，想快点出去——”

“你们别像我不在场似的说话好吗？”莉莉打断了他们。这句话是她不由自主脱口而出的，她稍微有点生气，不服气地插了嘴。就像手术过后昏昏沉沉那几天吃到无味的食物那样生气。

“我们没有，”格蕾塔蹲下来，耐心地说，“你说得对。莉莉，你感觉如何？告诉我。你今天感觉如何？”

“我感觉不错，就是有点痛，但疼痛也在慢慢减轻。克雷布夫人和汉娜都说疼痛在减轻，我很快就可以回家了。”现在莉莉坐在轮椅上，身子往前倾。她把手稳在扶手上，想站起来。

“别站起来，”格蕾塔说，“准备好了再站。”

莉莉又试了一遍。但她的双臂支撑不了。她体内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她是个几乎没有重量的女孩，病魔和手术刀几乎把她掏空了。“我很快就会准备好，”莉莉努力了许久，终于说，“也许下个星期就好了。我们要回哥本哈根了，波尔克教授。格蕾塔给你讲过我们要回哥本哈根了吗？”

“我想是的。”

“我们要搬回原来的‘寡妇之家’公寓里了。你一定要来看我们。你知道哥本哈根吗？我们的皇家剧院，那个圆顶特别美。打开窗户，就能闻到港口的气息。”

“但是，莉莉，”格蕾塔说，“下周你还不能出院。”

“要是我的情况一直这样好转，为什么不能呢？明天我会再试着走一走。明天我们去公园里走一走试试吧。”

“你不记得了吗，莉莉？”教授胸前捧着一摞文件，“还有个手术。”

“还有个手术？”

“就这一个了。”格蕾塔说。

“是干什么的？你不是什么都做了吗？”莉莉心里想的话说不出口，你不是已经重建了我的卵巢，割掉了我的那东西吗？这话她当然永远也说不出口。就连跟格蕾塔，她也羞于启齿。

“还有最后一个手术，”波尔克教授说，“割掉你的——”

莉莉，她的年纪随着心境而变化，她是个“幽灵女孩”，没有确切的年龄，也不会变老，用她少年的天真逐渐抹去一个男人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她每天早上都会捧一捧自己逐渐变大的胸部，像所有青春期过度焦虑的女孩祈祷快快来初潮一样。现在，她闭上眼睛，心中全是羞赧。波尔克教授在告诉她，在她的下体，在纱布和碘酒下面（那颜色就像战争时期埃纳尔勉强咽下的掺了水的肉汁），就在她那还在恢复中的新鲜伤口上面，还有最后一块，属于埃纳尔的肉体。

“我只需要把那东西割掉，然后——”莉莉听不下细节了，于是看着格蕾塔。她的膝上摊开了一本笔记本。格蕾塔正在给此时此刻的莉莉画速写，目光在她和笔记本之间游移。当和莉莉四目相对时，格蕾塔放下铅笔，说：“她说得对。你能不能把下次手术提前，波尔克教授？干吗等那么久？”

“我觉得她没准备好。她身体还不够好。”

“我觉得她准备好了。”格蕾塔说。

他们继续争论着，而莉莉已经闭上双眼，眼前掠过一幕又一幕：小男孩时期的埃纳尔，站在长满青苔的岩石上，看着汉斯挥舞球拍，回击一个球。艺术家舞会上，她牵着亨里克潮湿的手。那个雾蒙蒙的早晨，在市场，卡莱尔朝她投来的热切目光。还有格蕾塔，她眯缝着眼睛，仔细看着在那块树桩上摆好姿势的莉莉。“现在就做吧。”她突然温柔地说。

波尔克教授和格蕾塔都停住了。“你说什么？”他问道。

“你是不是说了什么？”格蕾塔说。

“请你现在就做吧。”

天色渐晚，后院那些莉莉不认识的新来的女孩们开始收拾书本，折好毯子，回到诊所。柳树垂到市立妇科诊所的草坪上，轻轻拂动着。女孩子们身后，一只野兔冲进了醋栗丛。易北河上，平底货轮缓慢行驶着。河对岸，夕阳的余晖照在德累斯顿起伏的铜屋顶上。圣母大教堂的圆顶也沐浴在阳光中，闪着银光。

莉莉闭上双眼，做起了美梦。那是她的未来，穿过国王新广场，走过克里斯蒂安五世雕像投射下的阴影。而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会停下来，注视着她。那是一个英俊的陌生人。他情难自已，拉起莉莉的手，对她一诉衷肠。

莉莉睁开眼，看到格蕾塔和教授正看着冬园的那一边。门口站着一个高大的男人。他朝他们走来。莉莉只能看到一个轮廓，他的大衣搭在手臂上。莉莉看着格蕾塔，格蕾塔注视着那个男人。她把头发拨到了耳朵后面。她的手指抚过脸颊上那个伤疤。她双手交握在一起，手镯发出叮当脆响。她带着点惊讶，轻声说：“快看，”顿了顿，“汉斯来了。”

第四部 哥本哈根，1931年

第二十四章

他们回到了“寡妇之家”，但过了这么多年了，这栋楼已经很老旧了。在巴黎的时候，格蕾塔雇了个叫鲍尔森的人帮她负责维护。每个月她都会寄给他一张支票，附一张说明：“我想水槽需要清理一下了。”或者是：“请调一下百叶窗的铰链。”但鲍尔森什么都没做，最多只是扫了扫门厅，把垃圾烧了。那个早晨，雪无声地飘在这个城市每家每户的窗棂上，格蕾塔和汉斯驱车进入哥本哈根，鲍尔森消失了。

外墙已经褪色了，旧旧的灰粉色。高层的窗户上堆积了厚厚的海鸥粪。有个公寓有扇窗连玻璃都没有了。某个晚上，一个总是很烦躁的九十多岁老太太在这座公寓里，被扭住的床单勒死了。通往顶楼的楼道两边的墙上，还有长长的污迹。

格蕾塔花了好几个星期，才把公寓准备好，可以迎接莉莉了。汉斯也帮了把手，雇了些工人来刷墙，还给地板打蜡上光。“她考虑过自己生活吗？”一天他问道。格蕾塔一下子呆住了，回问说：“什么？没有我吗？”

她慢慢引导着莉莉回到哥本哈根海洋一般浩瀚丰富的生活中。在冰雪融化的午后，格蕾塔拉着莉莉的手，带她走过国王新广场低矮的灌木丛。冬天那里光秃秃的，一片叶子也没有。莉莉轻轻跺着脚，把嘴埋在厚厚的羊毛围巾中。做过手术之后，疼痛如影随形，吗啡的药效结束，痛得就更厉害了。格蕾塔感觉到莉莉手腕上的脉搏，说：“别着急，慢慢来，准备好了就告诉我。”她觉得，总有一天，莉莉会想要独自一人，出来闯闯世界。她能从莉莉脸上看到这种冲动。她总是很仔细地看着来来往往的年轻女子。每天早上，她们手里拿着从面包店买的黄油卷，急匆匆地穿过国王新广场。那些女子都很年轻，眼中还闪烁着对生活的憧憬。格蕾塔还能从莉莉的声音里听到这种冲动。她总会大声读出报纸上的婚讯。格蕾塔是多么不希望那一天的到来啊。她有时会扪心自问，要是她早知道，最终，莉莉会提着一个小箱子离开“寡妇之家”，那她还会做这一切吗？回到哥本哈根的最初几个星期，格蕾塔有时候甚至都说服了自己，她和莉莉已经在“寡妇之家”的顶楼，创造了属于她俩的安定生活，她俩都不会再离开这里超过一个下午。有时候，和莉莉并肩坐在铁炉边取暖时，她会想，这么多年的起伏变幻已经结束了。现在她和莉莉可以平静地作画和生活了，虽然各行其是，但也相依为命。这难道不是格蕾塔半生以来不知疲倦地争取的吗？她每时每刻都想要孤独地存活于世，但永远需要有人爱她，也需要去爱别人。“你觉得我会爱上谁吗？”莉莉已经开始问这个问题了。春天回到哥本哈根，海港的晦暗渐渐被明亮的蔚蓝所取代。“你觉得那样的事情真的会发生在我身上吗？”

1931年春天，市场萧条，货币直线贬值，经济和社会基本上都是一阵愁云惨雾。格蕾塔在报纸上读到美国人纷纷离开欧洲的新闻；她在劳埃德航空公司的办公室见过一个美国人在订票，那是一个领子上有海狸毛的女人，膝上还抱着个孩子。至于画作，就连那些好的，都有可能一直挂在画廊无人问津。莉莉面对的这个世界实在是残酷而乏味。世界已经变了。

每天早上格蕾塔都会推醒莉莉，因为有时候不叫她她就一直睡，醒不了。格蕾塔会从衣架上取下一条短裙，再挑一件木扣子的衬衫，加一件手腕上有雪花图案的毛衣。她会帮莉莉穿好衣服，给她端来咖啡、黑面包和撒了小茴香的烟熏三文鱼。一直要到半上午，莉莉才会完全清醒，使劲眨眨眼睛，消除吗啡所带来的迷糊与懒散；她的嘴巴总是干干的。“我一定看上去很累吧。”她总会略带歉意地说。格蕾塔会点点头，回答：“这又不是什么错误。”

莉莉有时候会自己出去，要么到老海滩鱼市去买点东西，要么去参加格蕾塔给她报的陶艺班。这段时间格蕾塔就会试着作画。只不过六年而已，但身处这个弥漫着幽灵般青鱼味的旧公寓，格蕾塔还是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也不是人事全非：开往瑞典和博恩霍尔姆岛的游轮依然吹着响亮的号角；午后的阳光仍然丝丝缕缕地照进窗户里；窗外，教堂的尖顶又被城市上空的太阳镀上了一圈金边。格蕾塔站在画架前，总会想起过去的埃纳尔，今天的莉莉。她会闭上双眼，听到回忆中的闹钟声响起，但接着才反应过来，这声音是从街上传来的，是那个还在做生意的广东洗衣妇发出的“砰”的一响。格蕾塔相信，一路走来，自己无怨无悔。

国王特别批准他俩离婚，速度快得格蕾塔都觉得有问题。他们当然不能继续保持婚姻关系了，因为两人都成了女性，埃纳尔已经躺在了回忆的棺椁中。即便如此，那些戴着黑色领结，手指总是紧张颤抖的官员们带着一种淡漠的轻快签署相关文件时，格蕾塔仍然觉得很吃惊。她本来以为，甚至可以说有点期盼，在这重重官僚机制中，这事会拖上很久。她甚至想过，请求的文书被淹没在一堆文件中，没了下文。虽然不愿意承认，但她和帕萨迪纳的很多年轻女子一样，认为离婚是不道德的表现。说得再具体一些，格蕾塔本人认为，这是一种缺乏“西方精气神”的行为。她发现自己竟然很担心别人会怎么去想她，怎么议论她；怕人家说她轻佻软弱，当初草草嫁给了一个不对的男人。不，格蕾塔不希望自己是这样的形象。她帮埃纳尔·韦格纳申请了一个死亡证明。虽然办事处人人都知道她这件事情不一般，但没人同意签发这个证明。有个鼻梁修长、留着白色小胡子的官员，口头承认“埃纳尔·韦格纳死亡”才是最符合情况的描述。“但我恐怕不能改写法律。”他面前摆着一摞厚厚的文件，都快堆到他小胡子那儿了。“但我丈夫的确是过世了。”格蕾塔还想努力一下，双拳紧握，放在她和那一屋子官员之间的柜台上。他们别着袖章，他们摆弄着算盘，他们闻起来有一股烟草和铅笔的陈腐味道。“官方应该宣布他死亡。”她在政府办事处做了最后的努力，但语气已经软下来了。在这一屋子官员的头顶上俯瞰他们的，竟然是她早期的一幅画：穿黑色西装的奥雷·斯克拉姆先生。他曾经是国王手下的一位大臣，任期不到一个月，唯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那全城瞩目的不寻常的死亡，坐热气球时因为绳索纠缠在一起，不幸殒命。但格蕾塔的要求没有获得批准，所以埃纳尔·韦格纳就算是失踪了，没有坟墓，尸骨无存。

“她需要过自己的生活，”有一天汉斯说，“她应该独立起来，交自己的朋友。”

“我没有阻止她这样做。”格蕾塔和汉斯是在皇家艺术学院的拱门下偶遇的。十月份了，连吹拂的风里都带着复活节的气息，有波罗的海微微的凉意与咸味。格蕾塔竖起衣领挡风。戴着半指手套的学生在两人身边来来往往。“你也是。”汉斯说。

格蕾塔没再说话，寒意贯穿她的背脊。往外看就是国王新广场，在克里斯蒂安五世的塑像前面，一个围着垂到膝盖的蓝色围巾的男孩，正在亲吻一个女孩。汉斯对她就有这样的影响，他总是提醒着格蕾塔，她到底错过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当她坐在阅读椅上等着莉莉回家，楼道上传来的每一声别人的脚步都能让她心跳加快，她说服自己，这样的生活就足够了，没有男女之情也能活下去。她到底在怕什么呢？

“明天跟我开车去赫尔辛格怎么样？”他提议。

“我走不开。”她说。风更大了，呼呼地从学院的柱廊贯穿而过。柱廊里之前开过了一些太宽大的货车，墙有些被刮破了。格蕾塔和汉斯走到一个室内的偏厅，地板没有上漆，特别质朴的样子。四面的墙都涂成了柔软的淡绿色，沿着楼道上升的栏杆是白色的。

“你到底要什么时候才面对现实？她已经不再属于你了。”

“我从来没说过她属于我，”格蕾塔顿了顿，“我说的是工作。就算只是一天，我们也走不开。”

“你怎么知道？”

她突然感到一阵失落。好像时光突然无情地倒转，把她拽回这里的学生时代；好像她的过去一直到今天都没能走远。“埃纳尔过世了。”她听到自己的声音，但好像非常遥远。

“但莉莉没有。”他说得对。毕竟，莉莉还在，也许此时此刻她正在打扫公寓，脸庞沐浴在满窗的阳光里。莉莉啊，那瘦骨嶙峋的手腕多么美，她的眸子黑得深不见底。就在昨天她还说：“我想找个工作。”

“你看不出来我有点悲伤吗？”格蕾塔说。

“你看不出来我希望你跟我倾诉吗？”

“汉斯，”她说，“也许我该走了。”就在那时，格蕾塔突然发现，他们所在的台阶，就是她和埃纳尔第一亲吻发生的地方。他们就在这里爱上了对方。一切都恍如昨日，白色的栏杆，破旧的阶梯，迟到的学生胳膊下夹着未完成的作业匆忙走过。窗子都关起来了，抵御料峭春寒。大厅很安静，人渐渐走光了。那些学生都去哪儿了？格蕾塔听到某个地方传来门闩插上的声音。接着一切又都归于沉寂。有什么不易察觉的东西在她和汉斯之间流转，然后穿过窗户，飞到院子里，消隐在学院大楼长长的阴影之中。围着蓝色围巾的男孩还在亲吻他的女孩，一遍又一遍，一个吻接着一个吻。

第二十五章

莉莉坐在那张绳编的椅子上，不知道现在告诉格蕾塔算不算个好时机。她望着窗外，运河上的渔船耸立着高高的桅杆。她身后的格蕾塔正在画一幅画，主题是莉莉的背影。格蕾塔正在勾勒整幅画的线条，一言不发。莉莉只能听到手镯清脆的丁零当啷。她腹股沟的位置仍然火辣辣的痛，这种痛如影随形，莉莉已经逐渐学会去忽略它。她总是从里面咬住嘴唇，告诉自己忍住，她把那个地方都咬破了。波尔克教授保证过，最终这些痛感都会消失的。

她想起诊所里那些女孩。波尔克教授让她出院的前一天，她们在花园里开了个小小的“莉莉欢送会”。两个女孩把一张白色的铁桌子抬到了草坪上，还有一个从自己病房里拿来一盆报春花，花盆上还画着可爱的小兔子。姑娘们本想铺上黄色桌布，但风总是吹，不断把布掀开。莉莉坐在桌子一头的冷冷的金属椅上，看着桌布不断翻飞，而姑娘们拉着四角努力想铺好。阳光穿透黄色的桌布，填满莉莉的双眼。那盆报春花就放在她的膝头。

克雷布夫人递给莉莉一个系了丝带的盒子。“教授送的，”她说，“他请你收下。他去柏林了，去圣诺尔伯特医院参加一个手术。他让我代他告别。”丝带系得很紧，莉莉打不开。克雷布夫人变戏法似的从围裙里掏出一把军刀，迅速割开。姑娘们挺失望的。因为她们本想用丝带给莉莉绑一下头发。住院这段时间，她的头发已经长过了肩。

盒子很大，塞满了纸。莉莉翻出一个银相框，由两个椭圆相框组成。一边是一张莉莉的照片，躺在易北河岸边高高的草丛中。照片肯定是从格蕾塔那儿来的，因为莉莉从未和波尔克教授一起在河边散过步。另一边的照片里是个小个子男人，戴着帽子，深色的双眸笼罩着模糊的阴影；皮肤白得几乎发亮。领子包裹着的脖子看上去很细长。

现在坐在绳编椅子上，莉莉能看到那个相框就摆在书架上；一边听着格蕾塔的铅笔在画布上摩擦的声音，莉莉的头发在中间分了一下，披散在双肩。她的脖子上还戴着那串琥珀珠，后颈上金夹的冰凉触感非常真实。莉莉想象着曾经佩戴过这串链子的女人：矮胖结实，双腿像火腿，拇指结着老茧。她当然不认识这个女人，但脑海里清晰地浮现着她穿着橡胶帆布靴在水藓地中劳作的样子。珠子陷在她深深的乳沟里。

有些记忆很清晰，有些记忆很模糊甚至完全不存在了，莉莉从不为此苦恼。她知道，自己过去的生活，自己的前世，就像一本孩提时代读过的书：既经历过，非常熟悉，又遗忘了，很是陌生。她记得有一片水藓地，春天的时候泥泞不堪，红狐狸一家在里面挖洞安居。她记得生锈的锄头陷进土里。还有琥珀珠在谁的脖子上发出空洞的“砰砰”声。莉莉还记得一个高个子男孩的轮廓，他有一个大脑袋，走过水藓地旁边的田埂。她不知道那到底是谁，但知道曾经自己是个怯生生的小孩子，远远看着那个黑色的身影，就在田埂上。身影越来越近时，她胸中总会涌动着什么。那身影的手臂拉了拉帽子的边缘。这种感觉莉莉很清楚。她还记得一直在告诉自己，是的，你坠入爱河了。

“你脸红了。”画架边的格蕾塔说。

“是吗？”莉莉感觉脖子上火辣辣的，脸庞上冒出细密的汗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说。

她在说谎。几个星期前，她出发去银行，想把格蕾塔给她的一个珍珠钻石胸针锁在保险箱里。但在去银行之前，她先去了一个地下室商店，帮格蕾塔买两支猪毛画笔。店员是个指关节突出的老爷爷，皮肤粉粉的，人很慈祥。莉莉走进去的时候，他正艰难地去够架子上的松节油。是帮一个顾客拿的。那人一头卷发，长过了耳朵。莉莉看不到他的脸，但因为他要的是架子最高处最大的那罐松节油，所以没来由地觉得他很讨厌。“我要去买一双手套，待会儿回来。”他对还在梯子上摇摇摆摆的老店员说着转身要走，经过莉莉身边时，说了句：“抱歉，小姐。”

男人从自己身边经过时，莉莉把身体压在货架上，屏住呼吸。男人的头发扫过她的脸颊，她闻到一股淡淡的谷物味道。“抱歉。”他又说了一句。

接着莉莉知道他是谁了。她顿时低下了头，快要把脸埋进胸膛了，她不确定自己希望接下来发生什么。她担心自己不够好看，刚才在外面吹了风，脸说不定显得很粗糙。她看到最底层的货架上是一些金属盒子，是给小孩子用的水彩颜料。她赶快蹲下来，装作看一个红盒子上的标价，并且拉着头发来遮住自己的脸。

接着亨里克看到了她，手落在她肩上。“莉莉，是你吗？”

他们走到外面去，亨里克的手上拎着装松节油罐的袋子，不停晃荡。他变老了一些。眼周围的一圈皮肤没有以前那么饱满了，略略有些发青。发色深了一些，像刷过的橡树，但没有多少光泽。脖子粗了一些，手腕也是。他不是年轻时那个可爱漂亮的小伙子了，他长成了一个英俊沉稳的男人。

他们去街角喝咖啡，随便找了张桌子坐下。亨里克给莉莉讲了自己这么多年的经历。他画的海洋在纽约比在丹麦卖得好。他在长岛遭遇了一场车祸，与死神擦肩而过，他那辆“金甲虫”的辐轮从脚踏板上直直插入他的前额。他来自萨顿区的高颧骨未婚妻离开了他，什么也不为，谁也不为，就因为她再也不爱他了。

“啊，我忘了，”莉莉坐在咖啡桌边，突然说，“我忘给格蕾塔买画笔了。”

他陪她走回店里，发现已经关门了。莉莉和亨里克站在街上，商店的招牌在铁杆子上晃荡。“我画室里还有一些，”他说，“你要是愿意的话我们一起去拿。”他的眼睛像两滴眼泪，她都忘了他的睫毛有多短，有多硬。还是那种谷物的味道，像剥下来的谷壳。

亨里克的脸慢慢接近，莉莉说：“我有点担心。”

“别，”亨里克说，“别因为我担心。”商店的招牌还在杆子上晃荡，亨里克和莉莉出发去位于内港另一边的画室。后来他们到了画室，亨里克给莉莉倒了红酒，吃了草莓，给她看了自己笔下的大海。两人接吻了。

“你红得更厉害了，”此时此刻，格蕾塔说。她打开一盏灯，在罐子里清洗画笔。“你要吃药吗？”格蕾塔问道，“你没有不舒服吧？”

莉莉不知道该怎么跟格蕾塔开口。搬回哥本哈根的时候，莉莉问过：“你真的觉得我们应该一起住？两个女人一起住在这栋公寓里？”

“你担心别人议论？”格蕾塔说，“你担心这个吗？”

而莉莉根本还不确定自己为什么问那个问题，她有些局促。“不。完全不担心。只是……我在为你着想。”

不，莉莉不能告诉格蕾塔亨里克的事，至少现在还不行。她要从何说起呢？他画室灰暗的灯光下两人的那个吻？傍晚，家庭教师们推着推车回家时，两人在国王新广场漫步，亨里克伸出手臂揽住她的肩膀，他那双长着浓密黑色毛发的手揽住她的脖子，接着在她那柔软的胸上轻抚？这事儿的第二天亨里克就通过那个广东洗衣妇给莉莉传了一封信，信纸叠得整整齐齐，满篇都写满了爱意和对自己唐突行为的抱歉。是啊，莉莉该从何说起呢？他们在一个艺术用品商店重逢只不过是三个星期前的事情，但莉莉却觉得这短暂的时光里，她开始了全新的人生。这让她如何向格蕾塔启齿？

“我想出去走一走。”莉莉边说边站起来。

“我还没画完，”格蕾塔说，“能再坐几分钟吗？”

“我想现在就出发，趁天还没黑。”

“你想我陪你吗？”

“我自己没事的。”

“就你一个人？”

莉莉点点头。心里又涌起那种持续不断的矛盾情绪，格蕾塔这么关心她，真是让她又感动，又有些抗拒。这听上去矛盾，实际上很简单。

她打开衣橱，拿出大衣和围巾。格蕾塔开始收拾她的颜料、画笔和画架。爱德华四世站在莉莉脚边，突然叫了起来。今天的最后一缕阳光斜斜地照进公寓里。前往博恩霍尔姆的游轮上号角齐鸣。莉莉穿上带竹扣子的蓝色毛毡大衣，想着走到那艘船的甲板上去，爬上舷梯，走进驾驶舱，在船头上看看海上的小岛。

但她不会走的，至少现在不会。“我会回来的。”她不由自主地说。

“嗯，好……好。”格蕾塔顿了顿，“你确定不需要人陪？”

“今晚就不用了。”

“那好吧。”格蕾塔把爱德华四世揽入怀中，站在公寓中央。阳光渐渐消退，而莉莉正准备离开她。莉莉很想逃出去。亨里克跟她讲过，他今晚会在画室里待到很晚。“你看我画室亮着灯就知道了。”在一叠洗好的衣服里“夹带”着他匆忙写就的这张字条。

“你会去很久吗？”

莉莉摇了摇头。“我还说不准。”她已经收拾妥当，大衣的扣子全都扣好了。她迟早得把和亨里克的事告诉格蕾塔，但今晚还不到时候。“晚安。”她说。但同时心里有种奇妙的感觉。一打开门，她看到了汉斯，手指蜷曲，刚要举起来敲门。

汉斯进了门。莉莉还站在门口。他看上去很累，领带松松垮垮的。他请两人和他一起吃晚饭。莉莉说：“我正要出去。”格蕾塔说莉莉最近好像很忙。接着跟汉斯说起莉莉在芳斯百合找了份工作，站香水柜台，听她的语气好像很愤懑。“因为我会说法语，所以他们要了我。”莉莉解释道，没有脱大衣。她在芳斯百合的上司是个女经理，穿着一件黑色的衬衫，显得胸部格外平坦。她要求莉莉带着特别的口音与顾客交流。“像个法国女人那样说话。假装你是别的什么人。商店就是你的舞台！”每天，莉莉都会把漂亮的香水瓶摆在一个银托盘上，眉眼低垂，安静地问来来往往的购物者，要不要在手腕上喷一点。

“我该走了。”莉莉说，走过去和汉斯吻别。

他说愿意陪莉莉去散步。但格蕾塔马上接话说，莉莉想要自己去。“我就陪她一小会儿，”他说，“马上回来，格蕾塔。然后我俩一起吃个晚餐。”

夜晚的街道上湿气氤氲。对面有个女人正在敲莫勒医生的门。莉莉和汉斯迈着犹犹豫豫的脚步走出“寡妇之家”的正门。“去哪儿？”他问。

“我是要去克里斯钦港的。但你不用陪我去了，”她说，“太远了。”

“最近格蕾塔怎么样？”

“你最了解她了，就是老样子。”

“不是的。她适应得还好吗？”

莉莉停下脚步，揣度着他话里的意思。格蕾塔的这项特质，不是既让人扫兴，又非常棒吗？她一直是那个样子，总是在画画，总是在作计划，总是把头发披到后面去。

“她很好。”莉莉顿了顿，“我觉得她生我的气了。”

“为什么？”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她希望之后什么事情都维持原状，为什么她当初会让我经历这一切。”

“她从来没那么想过，”汉斯说，“她一直都知道这样做意味着什么。”

莫勒医生的门开了，那个一只手臂打着绷带的女人进了屋。莉莉听到头顶上水手家的窗内传来一阵咆哮。

接着汉斯问道：“你要去哪儿，莉莉？”他用双手握住莉莉冰冷的手，揉搓着帮她取暖。莉莉有时候很吃惊，自己竟然能在男人的触碰之下还泰然自若。她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血肉与骨头能忍受一个男人指尖的抚摸。和亨里克在一起时，这种感觉尤其强烈。他的手按压过她脊柱的每一个关节。他常常揽住她的肩，而她本以为自己会像一张纸似的卷起来，但并没有。亨里克继续抚摸着她，亲吻着她。

“我们彼此认识很久了。”汉斯说。

“我想我是恋爱了。”莉莉开了口。她跟汉斯讲了亨里克的事，讲了他们晚上在画室里接吻，而莉莉满脑子想的都是再也不要回到“寡妇之家”了。

“我猜也是这么回事，”汉斯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格蕾塔？”

“她会妒忌的。她会阻止我们。”

“你怎么知道？”

“之前她就阻止过一次。”

“那是很久以前了吧？”

莉莉想了想。是啊，他说得对。但即便如此，他可没有她那么了解格蕾塔。他没有忍受过每次她准备出门或晚回家时格蕾塔那尖锐的目光。有一次格蕾塔怎么对莉莉说的来着？“显然我不是你妈妈。但即便如此，我也想知道你这几天都去哪儿了。”

“她难道没权利知道吗？”汉斯问。

“格蕾塔？”莉莉不得不承认，她也不总是这样。就在上个星期，格蕾塔在芳斯百合的员工入口见了莉莉，说：“对不起，要爽约了，我和汉斯要一起吃晚饭。你不会介意自己照顾自己吧？”那天她俩打了个盹儿醒来，格蕾塔还说：“我做了个梦，梦见你要结婚了。”

“我能陪你走到桥上吗？”汉斯说。

“我没事的，”她说，“你回去，上楼去见格蕾塔吧。”电光火石间她突然意识到，汉斯和格蕾塔好像走得很近，很亲密。他们在长桌边一起吃饭；在“寡妇之家”度过一个又一个安静的夜晚，打着扑克等莉莉归来；格蕾塔好像不自觉地开始依赖他，“我跟汉斯商量一下”几乎都变成了她的口头禅。

“你想娶她吗？”莉莉问。

“我没问过她。”

“但你想？”

“如果她愿意的话。”

莉莉心里没有丝毫的妒忌。为什么要妒忌呢？她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不过与此同时回忆也如同胶片一般迅速在眼前掠过：汉斯和埃纳尔在农庄外面玩耍；挂在炉子旁的围裙；格蕾塔几乎是追着埃纳尔的脚步在皇家艺术学院的大厅里行走；两人大婚之日格蕾塔在圣阿尔班教堂的走廊上向他走来，脚步还是一样的迅速。莉莉已经有了新生命，她的世界翻天覆地。对此，她内心充满感激。

“除非确切地知道你能有安定美好的生活，不然她不会嫁给我的。”

“这是她说的？”

“不用她说我也知道。”

楼上的水手又在咆哮，还重重摔了一下窗户。莉莉和汉斯笑了。街灯下的汉斯如同少年。额前蓬乱的鬈发微微竖起，脸颊上泛着微微的粉色。莉莉看到他呼出的白气，和自己呼出来的碰到一起，消融在空气中。“你这个婊子！”水手还是像以往那样大吼大叫。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莉莉问道。

“没有，”汉斯松开他的手。在她前额上吻别。“但格蕾塔也没做错什么。”

第二十六章

考虑一番之后，格蕾塔放弃了最新的一幅莉莉肖像。颈背那儿感觉不太对，和身体的连接处画得太过了。还有，她把莉莉的背部画得太宽了，双肩之间的距离几乎填满了整个画布。这幅画很丑。格蕾塔打了个包，扔进角落的铁脚炉里烧掉了。颜料燃烧散发出来的气味刺激着她的喉头。

这不是第一幅失败的画，也不会是最后一幅。她试图完成回到哥本哈根后的第一个系列，但总是“难产”。要么就是把莉莉的身形画得太大，要么颜色调得太怪；格蕾塔喜欢在莉莉脸颊上画上那种梦幻的白光，结果最近颜料总是凝成一团，轻盈之感全无。莉莉忙着在芳斯百合站香水柜台，格蕾塔曾经试图在皇家艺术学院再找个模特。她挑了班里个子最小的男孩，金发，瘦弱得像一根芦苇，衣角总是塞到裤子里去，系着粗粗的绳子。她把那个大箱子摆在窗前，叫男孩一手撑着后腰站在上面。“看着你的脚。”格蕾塔说，然后在画架后面坐定。空空如也的画布，那粗糙的质感突然让她觉得根本无从下笔。她勉强用铅笔勾勒出他头部和侧面的线条。但画了一个小时之后，这幅肖像开始带着点卡通的味道。人物的大眼睛水汪汪的，腰部太细，整个人就像个沙漏。她递给男孩十克朗，让他回家。

还试过其他的模特：一个皇宫酒店的女厨子，英气逼人；还有一个胡子像打过蜡的男人，他主动要求脱掉内衣，露出胸前黑毯子一样浓密的毛发。

“市场情形越来越糟了。”那天晚上，汉斯把莉莉送出去，回到公寓，突然正色对格蕾塔说。克里斯托街上那家画廊已经关门大吉，窗户上被泼满了白色油漆。业主逃得无影无踪；有人说他带着一堆坏账逃去了波兰；还有的说他现在在东亚公司的码头上做搬运咖喱的苦力。而他这种情况已经屡见不鲜了。亨宁森陶瓷厂，不久前还热热闹闹地订了二十个窑，生产远销美国的肥皂碗，结果一夕之间就倒闭了。曾经像蜂巢一样忙碌喧嚷的飞机场，现在空旷无比，安静得让人发慌。每天起飞的航班也就那么几架，送走逃往本国的外来移民；降落的飞机也是寥寥无几。

“没人买东西了。”汉斯说，一手托着下巴，仔细看着格蕾塔在房间里摆了一圈的画。“我想等情况好转一些，再把这些画放出去。现在时机不好。也许明年吧。”

“明年？”格蕾塔后退一步，审视着自己的画。没有一幅是美的。她的画一向以那种淡淡的光辉闻名，但眼前这些一幅也看不出来。她忘了怎么去制造那种光辉，那种让莉莉的脸庞充满生机的光辉。唯一算得上可圈可点的是她画的波尔克教授：高高的个子，宽大的双手，穿着羊毛西装，站在窗框的背景中，看上去魁梧健壮。其他人还没机会比较这些画的优劣，格蕾塔自己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她也看到了汉斯皱着眉头，想用委婉的方式告诉她。

“我想去趟美国，”汉斯说，“看那儿还有没有什么生意可做。”

“去纽约？”

“还要去加州。”

“去加州？”格蕾塔靠在墙壁上，周围是她的画。她想象着汉斯在帕萨迪纳的阳光下，第一次脱下毡帽的情景。

卡莱尔正在来哥本哈根的路上，中途要取道德国汉堡。他来信说帕萨迪纳的冬天很干燥；到三月虞美人花坛里的土都干裂了。这是给格蕾塔的回信，而去信只有一句话：“埃纳尔去世了。”卡莱尔在回信里写道：“帕萨迪纳很干燥，洛杉矶河的水都不流了。你和莉莉干吗不来看看？”接着又写道，“莉莉怎么样？她快乐吗？”格蕾塔折好他的信，放在罩衫口袋里。

有的下午，格蕾塔会溜到芳斯百合去偷偷看莉莉。她穿过儿童手套和折成三角形的丝绸围巾柜台，看着莉莉站在玻璃柜后面，琥珀珠子戴在制服的领子外面。一缕头发遮住了眼睛。有顾客经过时，莉莉就抬起手。那位女士停下来，拿起一瓶香水，凑近鼻子。莉莉巧笑嫣然，销售成绩不错。格蕾塔就远远地站在那排半价雨伞后面，看着她。她像这样“窥探”了几次，最后一次，她离开芳斯百合，回到家，收到卡莱尔的一封电报：“星期六坐船来。”

而现在汉斯站在这儿，说他想一个人去加州闯一闯。“我想你大概不想和我一起去吧？”他说。

“去加州？”

“嗯，是啊，”他说，“别告诉我你走不开。”

“我走不开。”

“为什么？”

格蕾塔没说话，因为就连她都知道自己的理由听上去会很荒唐。但谁来照顾莉莉呢？她马上想到了卡莱尔，他此刻应该在“爱沙尼亚”号的甲板上，把那条坏腿搭在帆布椅上晒太阳呢。

“格蕾塔，我需要你的帮助。”汉斯说。

“我的帮助？”

“在美国。”

她后退一步，离汉斯远了一些。他看上去比自己高大太多了，她好像从来没注意过他有多高大吧？天色越来越晚，他俩都没有吃饭。爱德华四世正舔着碗里的水。她丈夫儿时的朋友，这就是汉斯的身份。但他似乎不再喜欢这个身份了。好像他的这个身份，这些回忆，都随着埃纳尔一起消失了。

“好好考虑一下。”汉斯说。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些人。我可以写几封推荐信，如果你需要的话。不算什么。”她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难道不明白吗？”

“明白什么？”

汉斯的手落到她腰上。

“但莉莉怎么办？”她说。

“她自己也能过得很好。”汉斯说。

“我不能离开她。”格蕾塔说。他的手正情不自禁地抚摸着她的双臀。正是大好春宵，百叶窗在风中颤抖。格蕾塔想起帕萨迪纳山上的房子，夏天，沙漠吹来的干热季风会吹得桉树枝条不停晃动，在落地窗前“群魔乱舞”。

“你必须离开她。”汉斯说。他张开双臂，揽她入怀。她能感觉到他衬衫下那颗男性的心脏在跳动；而她自己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

卡莱尔到了哥本哈根，没有住在公寓的空房间里，而是在皇宫酒店开了个房，从窗口可以看到市政厅广场和三条龙的喷泉。他说他喜欢听那些热闹的声音，电车开过广场，推车的男人吆喝着贩卖辣味饼干。他说他喜欢看趣伏里公园那长长的砖墙，春末夏初又重新开放了，摩天轮的座位在空中摇来晃去。他说他喜欢去芳斯百合的柜台看莉莉，有个月她因为销售量最高，得了一枚小小的领针。他说他喜欢看着莉莉脚步匆忙地穿过哥本哈根步行街，和别的女孩子们一起穿着清一色的蓝色制服从员工入口谈笑风生地走出来。卡莱尔也对格蕾塔说，他觉得莉莉应该独立生活。

“你为什么这么说？”这是格蕾塔的反应。

“她是个成熟的女人了。”

“我可不确定，”她说，“不管怎么说，要她自己来决定。”

“你说真的？”他说。

“当然。”格蕾塔说。她看着自己这个双胞胎弟弟，从没觉得和他特别相像。

上周的一天晚上，格蕾塔在芳斯百合员工入口对面一栋楼的门厅站了很久。傍晚，天色还早，她匆忙地走出“寡妇之家”，都忘了把罩衫换下来。她把双手揣在口袋里，捏着泰迪和埃纳尔的照片，两个男人写给自己的信和结婚戒指。她靠在一栋公寓楼的门阶上，脚下踩着一个马毛的地垫。

她只等了几分钟，那扇金属门就开了，小小的街上顿时洋溢着温暖的灯光和年轻女孩们的谈笑声。她们的高跟鞋碰撞着人行道上的砂石，咔嗒咔嗒。

格蕾塔看到三四个女孩朝那家土耳其咖啡馆走去。咖啡馆里的年轻人们都爱席地而坐，靠着镶嵌了丝绸刺绣和小镜子的靠枕。格蕾塔等着，直到莉莉也走出来和她们一起。“明天见。”两个女孩对剩下的同伴说。“晚安。”另一个回应道。“好好玩。”第四个转身挥了挥手。女孩子们的脸颊都有些“婴儿肥”，曲线柔和圆润。她们在小街上脚步轻快地走着，接着转到哥本哈根步行街上去，马尾在脑后愉悦地甩来甩去。莉莉还在跟其他女孩聊天，一个女孩手里提了一袋杂货，另一个女孩手上好像有伤，戴了什么支撑器。格蕾塔听不到她们在聊什么，但接着其他人就道别了，留下莉莉独自一人在小街上。她看了看手表，抬头望着低垂的天空，空气闷闷的，要下雨了。

一个女人骑着自行车经过，光滑的鹅卵石颠着车轮，她也抖了起来。接着莉莉用围巾包住头，沿着街一路走下去。格蕾塔看着她轻盈的身影渐行渐远，很快就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子了，瘦弱的脚踝支撑着蓝色的大衣，高跟鞋在毛毛雨中敲打着地面，咔嗒咔嗒。

格蕾塔跟着她。很显然莉莉并不着急，她不慌不忙地避开街上的人，经过一家清洁用品店的橱窗，还停下来看了看。橱窗里摆着“斑马”罐装清洁剂，黑白条纹的罐子摆成了金字塔形。还摆着一幅大照片，照片里的女人正忙着清扫炉灶。莉莉转过身，又看了一眼手表。接着，她那双从远处看像个孩子般瘦弱的脚踝加快了脚步，离格蕾塔越来越远。她匆匆走过有一栋半木结构建筑和一盏烧坏的街灯的斯内尔街，往老海滩的方向走去。很快她就来到运河沿岸。弯曲的栏杆上用绳子拴满了只能乘坐一人的平底小渔船。栏杆上还挂着一个白色的救生圈，一个钩子上挂着一条没人要的鲟鱼，看上去分量不轻。运河对岸的股票交易中心放射出耀眼的灯光，照在水面上，交易中心建筑交缠的铜尖顶早在夜色中格外明亮。莉莉还在走着，一边望着运河对岸停好的渔船，黑色的桅杆摇摇晃晃，嘎吱作响。

莉莉停下了，打开自己的包。太暗了，格蕾塔看不清莉莉的眼睛，只能辨别出她在包里翻找，拿出一条手绢和一个装硬币的小盒子，接着是她的珐琅小药盒。莉莉打开药盒。拿出一片放在舌头上。莉莉吞下那片药，格蕾塔觉得她好像在哭，觉得自己看到了她的眼泪。

她本想大声叫莉莉，但忍住了。看着莉莉又开始在夜色中行进，朝克尼佩尔斯桥走去，四月，波罗的海的风仍然不屈不挠地吹来。莉莉走到第二座桥，海风掀起了围巾的一角。她停下来，整理了一下脖子上打的结。再四下看了看有没有车之类的，没有。此时的内港波涛汹涌。格蕾塔能听见那冰凉的水“哗哗哗”地拍打着桥墩。她听到开往瑞典的游轮出发了，是今天的最后一班。

格蕾塔不知道莉莉到底要去克里斯钦港的什么地方，但她想也想得到：可能是去赴约，男人的约会。她脑子里突然窜出一首老歌：从前有个老头，住在沼泽地……她扶住运河旁边冰冷的金属栏杆。栏杆上锈迹斑斑，摸上去也很粗糙，闻着有一股海盐味。格蕾塔用双手撑住，目睹着莉莉轻飘飘地过了桥，走出内港。围巾的一角在风里翻飞着，像小孩的手，在挥舞着向她告别。

第二十七章

春末，厄斯泰兹公园里柳树的嫩绿小芽都爆开了；罗森堡宫周围的玫瑰花丛也逐渐长出红红的叶子。漫长的冬日里一直笼罩在空中的阴云悄然散去，天光越来越长，一路直奔仲夏。

莉莉的身体越来越好，她像一个小孩接受母亲的吻一样，答应了亨里克的求婚。他是在乘坐“阿尔伯特鲱鱼号”去纽约的前夕求婚的。当时，他已经收拾好了大箱的行李，箱子把手上的皮都裂开了；他的颜料和画笔也装了箱。“去纽约！”亨里克兴奋地说个不停。“去纽约！”莉莉已经跟芳斯百合其他的姑娘说过亨里克马上就要离开了，此刻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丢下我？”

他们在克里斯钦港亨里克的画室，窗口飘来运河的气味。画室里只有亨里克的行李箱和木箱，上面用红色的字写着“亨里克·桑德尔，纽约”。画室的家具陈设已经被搬走，角落里堆着厚厚的尘土和羽毛，但凡窗口吹来一阵微风，就会有所起伏。亨里克最近才理过发，那一头鬈发服帖了不少。他说：“当然不。”他顿了顿又说，“我以前就问过你，现在再问你一次，嫁给我好吗？”

这是莉莉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她知道有一天自己会步入婚姻的殿堂。有时候想到这个问题，她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能扮演得最好的角色，就是一个男人的妻子，亨里克的妻子。她自己也知道这个想法很幼稚愚蠢，所以没对格蕾塔说过，因为她肯定不会这么想。但这就是莉莉的真实感觉。她想象着自己在芳斯百合的二楼逛街，那里有一排排的男装。她的手指抚摸过一件件法式袖口的衬衫，直到找到适合亨里克的那一件。她想象着自己手里提着一个网状的购物袋，里面装满了食材，三文鱼啊，土豆啊，一把欧芹啊。这些会变成两人的晚餐。她想象着夜色逐渐笼罩两人的眠床，亨里克慢慢靠近她，床垫也陷了下去。

“我想告诉你关于我的一件事。”莉莉说。她想起多年前在厄斯泰兹公园的那个傍晚，她匆匆离去，而他在身后呼喊她的名字。“结婚之前，要告诉你。”

“你什么都可以告诉我。”

“我不是一出生就叫莉莉·易北的。”

“我已经知道了，”他说，“我告诉过你，我知道。我知道你是谁。”

“不，”莉莉说，“你知道我过去是谁。”她对他讲起波尔克教授，讲起易北河边那个诊所，讲起一直照顾她恢复健康的克雷布夫人。她从未对人讲起过。当然，她的那个小圈子，格蕾塔、汉斯、卡莱尔和安娜都熟知内情。但莉莉从来没把她这听上去像天方夜谭的转变告诉别的什么人，更别说像这样和盘托出了。她从未邀请过其他任何人进入这个小圈子，原本的几个人是那么团结，那么隐秘，好像容不下其他人了。

“我想也是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亨里克说。莉莉从他脸上看不到任何震惊和恐惧。即使到现在，她也一直觉得，任何人听到她的故事，都会嫌恶地拂袖而去。“我并不吃惊。”

她问他对自己是怎么想的，“你觉得我是个怪物吗？”她问。莉莉对自己的看法都在不断变化。有时候看着镜子，她会长舒一口气，感到内心十分平静，充满感恩；而下一秒她可能会觉得面对的是个半男半女的怪物，丑陋的头颅悬挂在一条裙子的领上。格蕾塔和汉斯总是告诫她别这么想。但独自一人时，这种自我怀疑总是如幽灵般贯穿她的胸腔。

亨里克告诉她，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说，只能说他爱她。“我爱上了一个出色的女人。”他说。莉莉过去一直觉得，一个能看到了她真实自我的男人，他的爱是她无以为报的。她曾经告诉自己，只要任何人哪怕有一点点觉得她不是个女人，她就头也不回地离开。所以那天傍晚在公园里，她才离开了亨里克。现在，她拉起这个男人的手。

“我这个样子，你还是会爱我？”

“哦，莉莉，”他晃动着她的肩膀，“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我的心？”

“所以我才不能马上跟你去纽约，”她说，“我一定要再去一趟德累斯顿。最后一次。”她告诉他，波尔克教授想让她再去一次。他想再做最后一次变性手术。她不想对亨里克解释手术的细节。她觉得他会担心，会试着劝她不要那么做。他也许会觉得那是不可能实现的。

去年，她离开德累斯顿之前，波尔克教授保证说，他还能为莉莉再做一次手术，让她变成一个更完整的女人。格蕾塔听了他的计划，说：“想想都太疯狂。”这事情听起来真的很大，像个充满耀眼白光的梦。但波尔克医生用他那厚重的男低音承诺说，这是很有可能性的。她准备离开诊所时，波尔克告诉莉莉，卵巢移植很成功，他最终想为莉莉移植子宫，让她可以怀孕。“你的意思是我可能做妈妈？”莉莉问道。“我的承诺什么时候食言过？这个承诺也不例外。”波尔克说。但格蕾塔极力劝阻。“你为什么要做那个？”格蕾塔双手挥舞在空中，很激动。“另外，那完全是不可能的。他怎么做得到呢？”

那之后的一年里，莉莉一直和波尔克教授保持频繁的通信，告诉他自己的恢复情况，还说了自己下午站柜台卖香水，说了格蕾塔画画遇到了瓶颈，当然还提到了亨里克。波尔克教授的回信没有莉莉那么勤，总是薄薄的一张纸，克雷布夫人代打的字。“真是好消息，”他在信中说，“如果你想要把最后一个手术，就是我们提过的那个手术做完，请立刻告知我。现在我的信心更足了。”

现在，她要去做手术了。她还没告诉格蕾塔，但她已经无比坚定，她一定要回德累斯顿，让波尔克教授给一切画上完美的句号。她要向世界证明，不，不是向世界，只是向自己就够了，向自己证明，她是个真正的女人，她之前的生命，那个叫作埃纳尔的小个子男人，只不过是大自然的严重错误。现在，她要彻底地、永久地纠正这个错误。

“那就这个夏天结束的时候，来纽约见我。”亨里克说。他坐在箱子上。第二天，码头工人就会把箱子搬到途经汉堡开往纽约的轮船上。“那就这么说定了，我们在纽约结婚。”

几个星期以后，初夏的早晨。莉莉在给格蕾塔做模特。她穿着一件V领的白裙子，裙角有一圈镂空。头发别了起来。格蕾塔给了莉莉一束白玫瑰，让她捧在膝盖上。她让莉莉交叉脚踝，把下巴抬起来。

要告诉格蕾塔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关于亨里克，关于莉莉下定决心要回德累斯顿。两人之间怎么突然有了这么多没说出口的事情？一个小小的秘密不断扩大，变成另一个世界，一个格蕾塔一无所知的世界。莉莉觉得心中无限悔恨和遗憾：她们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这么亲密，现在却疏远至此。

这幅肖像格蕾塔已经画了差不多一个星期，进展不错：莉莉脸庞的光辉看上去生机勃勃，颜色也很对；她那双深邃的眼睛也眼波流转，还有太阳穴上淡淡的青色，和她因为害羞脖子上总是出现的红晕。站在画架后面的格蕾塔一直在向莉莉通报，她看上去有多美，画的进展如何。“这幅画会很美，”她说，“至少我把你的感觉画对了。好久都没这么顺手了，莉莉。我都开始怀疑自己了。”

过去一年来，莉莉目睹格蕾塔画了很多不怎么样的作品，看上去都是急匆匆的，像没想好就动了笔。一幅肖像画中的莉莉看上去十分怪异，瞳孔发着黑色的油光，卷曲的头发好像带着静电，乱蓬蓬的；嘴唇倒是闪着光，却有点发肿；太阳穴上青筋暴起，绿得发亮。其他的要么画得不像，要么就是着色和主题平淡无味。还是有一些作品算得上不错，也不是所有都那么糟糕。莉莉知道格蕾塔很痛苦，在挣扎。她的状态明显不如在巴黎的那些年，画出来的一切都带着一种淡淡的光辉。陌生人走过莉莉的肖像，都会驻足停留，摸摸下巴，问，“这个姑娘是谁？”但更令人吃惊的是格蕾塔失去了工作的欲望。她经常整天整天地不画画，而且是一连好多天，让莉莉情不自禁地想，她在芳斯百合的时候，格蕾塔都干些什么来打发时间。“我还在适应回到哥本哈根的生活，”有时候格蕾塔会解释，“我本以为永远都不会回来了。”有的时候她又说没有画画的心情。这太不像格蕾塔说的话了，莉莉会担心地问：“你没事吧？”

但这个初夏的早上，这幅新的肖像画看上去十分美丽。格蕾塔和她随意地聊着天，这个星期以来每天早上都是如此。她说：“我好像从来没跟你讲过那次我给我妈妈画肖像吧。打仗的时候，我回到帕萨迪纳。她相当傲慢专横，管理整个家，还要巡视花园，仔仔细细地看哪丛灌木没有修剪好。要是哪个园丁没扫干净草坪上哪怕一片叶子，那谁都救不了他了。有天我问她能不能给她画幅肖像。她想了想，让我去跟管家伊藤先生约时间。我就去约了五次，在吃早餐的房间，趁着早上光线好。泰迪·克罗斯和我那时候已经在约会了，她也知道。但做出一副充耳不闻的样子。我当时才十八岁，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泰迪，嘴上说的也都是他。我说他说话时慢吞吞的，每个字的音都拖得长长的。我说他肩膀向下的曲线很好看，他的头发摸起来很柔软。但我母亲不愿意听到关于泰迪的只言片语。我只要一说，她就抬起手挡在眼前。所以，那五个早晨，我画她的时候基本上都一言不发。她坐在早餐桌一端的椅子上，背景是一扇开满三角梅的窗户。那时是初秋，暑气没散，还是很热，我看着她嘴唇上汗珠直冒。我咬着嘴巴，什么也不说。”

“后来怎么样了？”莉莉问。

“你说那幅画？哦，她很不喜欢那幅画。说她看起来很刻薄恶毒。她说得不对。这幅画里的她看上去就是一个正常的母亲，想阻止女儿踏入某个痛苦的深渊，却无能为力。她知道没什么能把我从泰迪身边拉开。她很清楚。所以她紧紧抿着嘴，像一具尸体那样僵硬地连坐了五个早上。”

“在哪里？”

“你说那幅画？在帕萨迪纳，挂在楼上的大厅里。”

接着莉莉决定告诉格蕾塔了。她不能再瞒她任何事了。埃纳尔的一生中，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从汉斯离开布鲁图斯，到他在学院遇到格蕾塔，这么长一段糟糕的时间，他没有任何人可以诉说心中的秘密。莉莉还记得，那种压抑自己的感觉和想法，死死封存、无人诉说的孤独。接着格蕾塔改变了埃纳尔的生活。那种感觉莉莉也依然记得很清晰，就是突然满怀感恩地意识到，终于，一切的孤独都如潮水般退却了。她怎么能对格蕾塔有所保留，有所隐瞒呢？她一分钟也不想多等了。“我一直想跟你说件事。”

格蕾塔嘟囔一声。她的眼睛盯着画布，紧了紧别着头发的玳瑁梳子。她的手在迅速移动，在画布上点来点去，不时蘸蘸碗里的颜料，接着又回到画布上。这幅莉莉的肖像画已经接近尾声了。

但是从何说起呢？莉莉应该先宣布哪个新闻？几个星期以前，亨里克登上“阿尔伯特鲱鱼号”之前，伸手在大衣口袋里摸索一番，拿出一枚钻石戒指；但戒指穿不过莉莉手指上的关节，两人都有些尴尬，但又充满甜蜜。他从纽约发来电报，描述了东37大街上那栋石灰石门阶的公寓，那里是他们两人未来的家。还有波尔克教授最近的来信，问莉莉具体什么时候到，他迫切地希望见到她。是啊，从何说起呢？

“这些话我很难说出口。”莉莉说。她想象着格蕾塔脸上会闪过震惊的表情，愤怒地攥紧拳头。莉莉真希望能有别的方式，她和格蕾塔能换一种方式沟通。“我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莉莉说。

格蕾塔放下画笔：“你恋爱了吗？”

楼下的公寓传来摔门的声音，几声气急败坏的沉重脚步，窗户“砰”一下打开。

莉莉靠在绳编椅上。她无法相信格蕾塔竟然已经猜到了。真是难以置信，因为莉莉很肯定，要是格蕾塔知道自己恋爱了，肯定会想办法阻止。电光火石间，莉莉意识到，自己对格蕾塔的看法真是大错特错。

“是的。”莉莉说。

“你确定吗？”格蕾塔问道。

“是的，很确定。”

“他爱你吗？”

“我自己也不敢相信，但他爱我。”

“这样的话，其他东西也不重要了，对不对？”阳光照在身上，莉莉想起一个又一个夜晚，格蕾塔给自己梳头。她的双乳抵着莉莉的背。她想起两人同床共枕，小指头亲密地勾在一起；想起晨光美好，照在格蕾塔还在沉睡的面庞上，而莉莉会亲吻她的面颊，心想，哦，要是我能和你一样美，那该有多好？

“你为我高兴吗？”

格蕾塔说她很高兴。接着问起他是谁，莉莉屏住呼吸，告诉格蕾塔，是亨里克。

“亨里克。”格蕾塔说。莉莉仔细观察着格蕾塔脸上的反应。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这个人。不知道她如果记得，会不会更难以接受。但她面无表情，什么蛛丝马迹也捕捉不到，只有嘴唇难以察觉地呼吸着。

“他一直都爱你，对不对？”

莉莉点点头。她甚至觉得有点羞愧。她想起亨里克额头上的那道伤疤，是长岛车祸留下的。想到这儿她双眼有些泛泪。很快，她就可以开始新的生活，每天晚上都可以亲吻那道十字形的伤痕了。“这个夏末，我们就结婚。”

格蕾塔轻轻地重复道：“结婚。”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

格蕾塔塞好一瓶瓶的颜料。“都是好消息。”她说。她掀起罩衫的衣角，擦拭每个瓶子的瓶口，再把塞子塞进去，看也没看莉莉。她走到房间另一边，跪下卷起一张空白画布。“我现在看到你，有时候还会想，不久以前我们还是夫妻。你和我，我们结婚了，我们一起待在那个叫作‘婚姻’的小黑屋里。”

“那是你和埃纳尔。”

“我知道那是埃纳尔。但说实话，就是你和我。”

莉莉明白。她还记得爱上格蕾塔的感觉。她还记得闲闲散散地想着格蕾塔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在门口；她还记得埃纳尔衬衫的前胸口袋里放着一张格蕾塔的小照片，轻飘飘的，又很有分量。

“我很努力地去适应一切。”格蕾塔说。她的声音放得很轻，莉莉几乎都听不到了。街上传来汽车的喇叭声，接着是刺耳的刹车，接着一片寂静。应该是险些发生了车祸，就在“寡妇之家”的门外，两辆相对驶来的车，铬合金的保险杠太晃眼，差一点就撞上了。哥本哈根的太阳越升越高，一直悬在空中，到很晚很晚也不愿离开。

“你俩准备在哪里结婚？”格蕾塔问道。

“在纽约。”

“纽约？”格蕾塔站在水槽边，拿一把小刷子洗去指甲缝里的颜料，说，“我知道了。”

楼下，水手开始大喊老婆的名字。“我回家了！”他咆哮着。

“但在那之前我想先做一件事。”莉莉说。太阳逐渐升高，公寓里越来越热。她觉得发髻很沉重，白色裙子的V领也黏乎乎地贴在胸部。报纸上预言说，今年哥本哈根将遭遇前所未有的高温。莉莉对这种天气有种既喜欢又讨厌的复杂情绪。

“我想回德累斯顿。”莉莉说。

“干什么？”

“做最后一次手术。”

现在她能看到格蕾塔脸上明显的反应了：鼻翼迅速颤动，眉眼之间全是愠怒，脸也气得涨红了，感觉都要爆炸了。“你知道我不赞成这个手术的。”

“但是我赞成。”

“但是，莉莉……波尔克教授，他……是啊，他是个好医生，但就算是他也做不到啊。没人做得到。我以为去年我们就说清楚了。”

“我下定决心了，”莉莉说，“格蕾塔，你难道不明白吗？我想和我的丈夫生养孩子。”

太阳升得很高了，阳光反射在皇家剧院的圆顶上。公寓里只有她们俩，莉莉·易北和已经换回父姓“华德”的格蕾塔。她们的狗，爱德华四世，躺在衣橱边上睡着了。它老了，患了关节炎，身体不安地抖动着。最近莉莉建议说该让老爱德华安乐死了，但格蕾塔表示强烈抗议，几乎喊了出来。

“波尔克教授很清楚他在做什么。”莉莉说。

“我不相信他。”

“但我相信。”

“没人能让一个男人怀孕，而他承诺的就是这个。这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任何人都不可能。那样的事情是注定不能发生的。”

格蕾塔的抗议很伤人，莉莉的眼眶渐渐湿润了。“没人相信一个男人能变成女人，对不对？谁能相信呢？只有你和我。我们相信。现在你看看我。这变成了现实，因为我们相信这可以做到。”莉莉哭了起来。在这个世上，她最不喜欢的，就是格蕾塔不站在自己这一边。

“你能再好好考虑下吗，莉莉？稍微考虑下。”

“我已经考虑过了。”

“不，慢慢考虑，深思熟虑。”

莉莉什么也没说，转头望着窗外。楼下传来靴子跺地的闷响，还有留声机吱吱呀呀的呻吟。

“我很担心，”格蕾塔说，“担心你。”

随着时间的推移，阳光在地板上流转，街上又传来汽车喇叭声，楼下的水手还在朝老婆咆哮。莉莉觉得心中有什么东西改变了，格蕾塔已经不能控制她的行动了。

肖像画完了，格蕾塔转过去给莉莉看。镂空的裙边轻如薄纱，盖在她腿上。那束玫瑰看上去好像绽放在她膝上，有股神秘的味道。莉莉暗自想，要是我真人有这一半美就好了。接着她想，应该把这幅画送给亨里克，作为结婚礼物。

“他和我约好下周去，”莉莉说，“波尔克教授。”

疼痛又来了，莉莉看了看手表。上次吃药是八小时以前了吧？她伸手进包里找那个珐琅小药盒。“他和克雷布夫人已经知道我要去了。病房也准备好了。”药盒不在包里，她打开厨房的抽屉找。疼痛席卷而来的速度如此之快，令她恐惧。几分钟前还什么感觉也没有，现在就痛得受不了了。就像一个邪恶的灵魂又回来了。

“你看到我的药盒了吗？”莉莉问道，“本来在包里的，可能放在窗台上了。你看到了吗，格蕾塔？”天气很热，疼痛难忍，莉莉的呼吸加快了。她问：“你知道药盒在哪儿吗？”接着，她放轻了声音，就像什么东西轻轻触碰在格蕾塔的手腕上，“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去德累斯顿。帮我恢复。教授说你也应该一起去。他说手术之后我需要别人照顾。你会答应的，格蕾塔，是吗？你会和我一起去的，对吗？格蕾塔？就这最后一次？”

“你难道不知道吗，”格蕾塔说，“一切都结束了。”

“什么意思？”疼痛来得如此猛烈，莉莉的双眼一片模糊。她坐下来，弯下腰。只要找到药，吞下去，几分钟内疼痛就会缓解，最多五分钟。但现在就像有一把刀在割裂她的腹部。她想着自己的卵巢，波尔克教授保证说，那是一对活生生的器官。现在，她好像能感觉到卵巢在自己的身体内部，不断胀大，推挤着其他器官。距离上次手术已经差不多一年了，它们还在恢复，在痊愈。她的药盒放在哪里了呢？格蕾塔说“一切都结束了”是什么意思？她看着房间那头的格蕾塔，她正解开罩衫挂在厨房门那个钩子上。

“对不起，”格蕾塔说，“我做不到。”

“你找不到我的药？”莉莉眨眨眼把眼泪忍了回去，“看看衣柜里有没有，也许我随手放在那儿了。”莉莉突然感觉自己要晕过去了：天气燥热，药盒丢失，体内的痛苦如烈火般燃烧，格蕾塔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说着，我做不到，我不会做。

接着格蕾塔把手伸进衣橱最底端的抽屉里。她拿出那个小小的珐琅盒子，递给莉莉。她的声音颤抖着，带着哭腔：“对不起，我不能照顾你。我不想让你去。我不会照顾你的。”她本想耸耸肩，结果变成了一阵颤抖。“你只能自己去德累斯顿了。”

“要是格蕾塔不照顾你，”卡莱尔说，“那就我来。”他来哥本哈根消夏。有时候莉莉晚上从芳斯百合下了班，会去皇宫酒店找他。他们会坐在敞开的窗边，看着阴影逐渐爬上市政厅广场的砖墙。年轻的男男女女穿着夏日薄衫，成群结队，往北墙的爵士乐俱乐部走去。“格蕾塔总是怎么想就怎么来。”卡莱尔说。莉莉会纠正他：“不总是这样的。她变了。”

他们开始为德累斯顿之行做准备。订下了去波兰但泽的渡轮。莉莉在一天歇班的时候，在芳斯百合的女装部买了两件新的睡袍。她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上司。对方从她一开口说话就双臂抱在胸前，听说她一个星期内就要离开，女上司问：“你还回来吗？”她穿着一件黑色衬衫，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块儿黑炭。

“不，”莉莉说，“我从那儿去纽约。”

这样一来德累斯顿之行更显得漫长难熬。波尔克教授告诉她，至少要计划一个月的住院时间。“我们马上就手术，”他发来电报，“但恢复需要时间。”莉莉把电报给卡莱尔看。但凡格蕾塔看过的电报，她弟弟也都看过。他总是把电报举在眼前，头歪着，和姐姐的姿势很像。但卡莱尔不会争论，也不会提出不同意见。他把电报从头读到尾，看完以后说：“波尔克到底要干什么？”

“他知道我想做个母亲。”莉莉说。

卡莱尔点点头，微微皱了皱眉。“但是怎么做呢？”

莉莉看着他，突然有点害怕他会横加干涉。“就像他把我从埃纳尔体内脱胎换骨一样啊。”

卡莱尔眼神闪烁，上下打量着莉莉。她能感觉到他的眼神落在自己交叉的脚踝，再移动到腿、小小的双乳，还有那琥珀珠子中如茎秆一样生长出来的细长脖子上。卡莱尔站起来。“你面对这一切一定很兴奋。我想这就是你梦寐以求的吧。”

“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

“是啊，”卡莱尔说，“哪个小女孩不盼望这个呢？”此话不假。卡莱尔愿意和她一起去，莉莉松了口气。她花了好几天时间劝说格蕾塔改变主意。而格蕾塔把莉莉抱在怀里，莉莉的脸埋在格蕾塔肩上。格蕾塔说：“我认为这是个错误，我不会帮你犯错误。”莉莉怀着一丝沮丧的心情收拾好行李，拿了渡轮的票。她把自己透明的夏日纱巾搭在肩上，似乎要抵御突如其来的寒意。

她告诉自己，就当这是一次冒险：乘渡轮到但泽，坐深夜的火车到德累斯顿，在市立妇科诊所待一个月。离开那里后直接去纽约。她给亨里克去了信，说自己会在九月一号到达。她开始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航海家，扬帆远航，去往一个只有她才能想象的世界。只要一闭上眼睛，这个世界就呈现在面前：纽约一间公寓的起居室，能听到街上传来的警哨声，一个小婴儿在她膝上活蹦乱跳。她想象小小的餐桌上铺着桌布，那个银质的双椭圆相框有两张相片，一张是亨里克和她婚礼上的甜蜜合影；另一张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穿着长长的洗礼袍。

莉莉要好好清理下自己的物品，这样她派人来运送时，才能万事俱备。有一些衣物：芒通夏天的那些泡泡袖裙子；在巴黎她还没生病前穿的那些珠绣裙子；还有带兜帽的兔毛大衣。她突然意识到，很多衣服她都不想带去纽约了。它们现在看上去十分廉价，就像是别人买的，就像被另一个女人穿得很旧了。

一天下午，天色有点晚了，莉莉正在整理木箱，把盖子钉严。格蕾塔说：“埃纳尔的画怎么办？”

“他的画？”

“还有一些。都堆在我的画室，”格蕾塔说，“我觉得你可能想保存。”

莉莉不知道该怎么办。这间公寓里已经不挂埃纳尔的画了。不知为什么她不太想得起那些画的样子了：对，小小的金色画框，描绘冻土的风景画，但还有什么呢？

“我能看看吗？”格蕾塔把她带到那些画布前。那些画都从反面卷了起来，边缘还穿着粗粗的蜡线。她打开这些画布，在地板上展开。莉莉感觉自己好像从来没看过这些画。很多画的主题都是沼泽：一幅是冬天的沼泽，厚厚的白霜，昏暗的天空；一幅是夏天的沼泽，泥煤苔遍地都是，已经是晚上了，太阳还挂在天上；另一幅画看不出季节，单纯就是广袤的土地，冰碛黏土与石灰的混合物，呈现着一种蓝灰色。每幅画都是小小的，很美。格蕾塔继续在地板上摊开，十幅，二十幅，更多更多，就像野花绽放在眼前，铺上了一层花毯。“真的都是他画的？”

“他曾经是个非常忙碌的男人。”她说。

“这是什么地方？”

“你认不出来这些沼泽地了？”

“不认识。”莉莉觉得困扰，因为她知道自己应该认得这个地方：是有点似曾相识，但又已经遗忘。

“你完全想不起来了？”

“很模糊。”楼下有谁打开了留声机，是手风琴弹奏的波尔卡舞曲，间或有小号合奏。

“布鲁图斯的沼泽。”格蕾塔说。

“埃纳尔出生的地方？”

“是的，埃纳尔和汉斯。”

“你去过那儿吗？”

“没有。但我看过很多画，也听过很多那里的故事，所以一闭上眼睛，就像身临其境似的。”

莉莉仔仔细细地看着这些画。沼泽周围环绕着榛子灌木和椴树，一块巨大的卵石边模模糊糊有棵参天的橡树。她好像想起来了一点儿，虽然这记忆不属于她。她跟着汉斯沿着一条小路奔跑，一路靴子都陷在淤泥里。她还记起从祖母厨房里偷了东西，扔进沼泽，看着它们一点点沉下去，被永久地湮没：一个餐盘、一个锡铅碗、一条棉草系带的围裙。有些人在干活，把泥煤切块，砌进砖里；还有的在水藓地里锄地。小狗爱德华一世，一天不慎从一块长满青苔的石头上滑落，淹死在那一片黑暗的泥水中。

格蕾塔继续把画铺在地上，用颜料瓶和厨房里的调料瓶压住画布的角。“他就是从这里来的。”她跪在地上，手也撑着，头发滑下来遮住了脸。她用同样的方法展开了每一幅画，压住四角，这是她的新作品吧，用一幅幅小小的画，总结了埃纳尔的艺术生涯。

莉莉注视着格蕾塔，她全神贯注，眼神仿佛集中在鼻尖上，腕上的手镯随着手的动作而发出脆响。“寡妇之家”这栋公寓的前厅在南、北和西边都有窗户，此时此刻充满了埃纳尔画中宁静的色彩：深深浅浅的灰色与白色，黯哑的黄色，泥土的棕色，以及夜晚沼泽地那深不可测的黑色。“他以前总是在画，工作一整天，第二天继续起来画个不停。”格蕾塔的声音很柔和，很谨慎，有点陌生。

“你能把它们卖了吗？”莉莉说。

格蕾塔呆住了。地上都快摆满了。她站起来找个能下脚的地方。她踮着脚站在墙边的角落，旁边就是那个铁架子的火炉。“你的意思是不想要？”

莉莉知道自己在犯错误，但她还是脱口而出：“我不知道我俩到底住多大的地方，”她说，“也不确定亨里克是不是喜欢这些画。他自己也有很多画呢。再说，他比较喜欢更现代的艺术。毕竟，纽约嘛。”

格蕾塔说：“我只是以为你可能想要。至少选几幅吧？”

莉莉闭上双眼，也能看到那片沼泽，还有那一家子白狗，一个守在炉边的老祖母。啊，还有汉斯，躺在那块点缀着云母的大卵石上，舒展着身体。接着，很奇怪的，出现了年轻的格蕾塔，站在皇家艺术学院那绿色的走廊里，手里攥着一把新买的红貂毛画笔。“我找到那个艺术用品商店了。”格蕾塔说。这些人，这些事，都存在于逝去的记忆里。

“不是我不想要。”莉莉听到自己的声音。她在“寡妇之家”的时间不多了，而今天又要偷偷溜走，变成回忆。但这是谁的回忆呢？“只是不能带它们走。”她突然颤抖了一下，因为突然间，她感到周围的一切好像都是属于别人的。

第二十八章

莉莉和卡莱尔动身去德累斯顿的第二天，哥本哈根遭遇了一场夏季暴风雨。格蕾塔在公寓的前厅，给边桌上那盆常春藤浇水。没有太阳，房间里很昏暗。爱德华四世在她那个行李箱画台边睡觉。楼下的水手出海去了，说不定此时此刻正在暴风中翻卷，一阵雷声隆隆而过，水手的老婆咯咯一笑。

真好笑，格蕾塔心想。这么多年过去了，太阳日复一日地升起，照耀着丹麦，照耀着整个地球；又日复一日地落下，坠入阿罗约塞科峡谷和圣盖博山脉。加州几年，哥本哈根几年，巴黎又几年，结婚又守寡，又结婚又“守寡”，现在她身在空空如也的“寡妇之家”，到处堆满了行李箱，与一幅幅画相依为命。要是不受大雨影响，莉莉和卡莱尔今天晚上就到德累斯顿了。昨天，她和莉莉在渡轮码头道别。周围全是人，提着沉重的行李，怀里抱着宠物狗，一群人还把单车推上了甲板。汉斯和卡莱尔也来了，格蕾塔和莉莉站在那里，和其他成百上千人一样在道别。女校长招呼着一群小学生。清瘦的小伙准备远走他乡去谋生计。伯爵夫人前往巴登巴登泡一个月的温泉。而格蕾塔和莉莉肩并着肩，手牵着手，忘记了周围的世界。格蕾塔最后一次把全世界都忘记，都推开，她所知所感的一切，都缩小到她和莉莉所站的这个亲密的小圈子里。她用手臂环住莉莉的腰。她们说好要写信。莉莉保证会照顾好自己。莉莉的声音几乎都快听不见了，她说两个人就美国见吧。格蕾塔说好，尽管很难想象那样的情景。但她还是说，好，当然了。但仔细想想，她的整个灵魂和精神，她的“西方精气神”都为之一颤，因为，这场码头的告别，好像宣布了她的某种失败。

现在，格蕾塔在等汉斯的车喇叭。窗外，尖顶、山形墙和那些斜斜的屋顶在暴风雨中都是一片黑暗。皇家剧院的圆顶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十分晦暗。接着汉斯的喇叭传来了，格蕾塔抱起爱德华四世，关了灯，关上门，锁孔里发出沉重的闷响。

暴风雨还在继续，开车出城一路都很湿滑。公寓房的外墙全是雨水，路边积满了大大小小的水洼。格蕾塔和汉斯看见一个臃肿的女人骑在单车上，整个身子挤在一件雨衣里，在一个下坡路上撞到卡车屁股上。格蕾塔亲眼看到女人带着恐惧闭上双眼，她抬起双手紧紧捂住嘴。

开出了城，就是另外一番景象。汉斯这辆金色的霍希①，尽管关着白色的敞篷，仍然不失潇洒地在空旷的田野中一路驰骋。雨仍然在下，那一片片多花黑麦草、猫尾草、羊茅和鸭茅全都湿漉漉的，草间还形成了一个个水洼。路边掠过红、白和紫苜蓿，还有普通的三叶草，都弯着腰，滴着水。田野那边有一个个冰川湖，深深凹陷着。

乘渡轮前往奥尔胡斯，一路波涛汹涌。横渡之时汉斯和格蕾塔仍然坐在霍希车的前座上。车里有一股爱德华的皮毛味，它的皮毛因为淋了雨而卷了起来。两人没说话。格蕾塔把手放在仪表盘上，能感觉到渡轮引擎的搅动。汉斯问她需不需要咖啡，她说需要。他抱着爱德华四世去拿咖啡。而她一个人待在车里，想着莉莉和卡莱尔正在进行的旅程。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大概就能在诊所安顿下来，住进病房了，病房窗外能看到后院的柳树，那条路直通易北河。格蕾塔想起波尔克教授，她捕捉了他的样子，画了一幅画，没拿出来卖，而是卷起来，放在衣柜后面。格蕾塔告诉自己，等几天后她回到哥本哈根，整理一下家具、衣物和画作，就把这幅画寄给教授。可以挂在克雷布夫人的前台后面，装个灰色的木相框。要么就挂在他诊室里，就在沙发上面。未来几年，其他和莉莉情况一样的绝望女人们一定会带着朝圣般的心情，坐在那个沙发上。

他们到布鲁图斯时，已经天黑了。砖砌的别墅黑乎乎的，男爵夫人已经到三楼房间休息去了。一个头发花白，鼻子朝天的男仆领着格蕾塔来到一个房间，床上盖着一块蕾丝。他打开台灯，长着朝天鼻的脸向前微微倾斜，拉开了窗户。“不怕青蛙吧？”他问道。话音刚落她就听到了沼泽里的蛙鸣。男仆走了以后，格蕾塔又把窗户开大了些。夜晚的天气很晴朗，半弯的月亮低低地挂在空中。白蜡树和榆树丛之间有片开阔地，格蕾塔看到了那后面的沼泽，很像一片潮湿的田野，或是帕塞迪纳的大草地，浸没在一月的大雨后。她想着冬天倾盆大雨过后钻到地上来的蚯蚓，它们在石板路上扭来扭去地打着滚，努力不让自己淹死。她小时候曾经从母亲餐盘里偷走黄油刀，把这些虫子切成两半，装在盘子里，用一个银色的铃铛遮住，然后拿给卡莱尔。哦，她真的曾经是那样的小孩吗？

窗帘上装饰着好多蓝色小镂空，垂在地板上，像拖尾婚纱一样形成一个漂亮的扇形。汉斯敲了敲门，然后隔着门说：“格蕾塔，你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就在走廊那边的房间。”他的声音里有某种深意，格蕾塔能感觉到他弯曲的手指压在门板上，另一只手轻轻搭着门把手。她能想象他站在走廊里，只有楼梯尽头墙壁上一盏壁灯发出微光。她想象着他把额头尖靠在门上。

“现在没什么需要。”她说。接着就是一片沉默。只有泥煤地上的蛙鸣，榆树林中猫头鹰的叫声。“那好。”汉斯说。格蕾塔听不清他退回房间的脚步声，袜子在地毯上摩擦的声音很微弱。她告诉自己，属于两人的时间会到来的。一切都顺其自然。

第二天格蕾塔在早餐厅见到了艾吉尔男爵夫人。从这间餐厅远眺就是散布在树林之间的沼泽。房间周围有很多铁架子，上面摆着盆栽的蕨类植物。墙上挂着一套青花瓷的盘子。夫人形容憔悴，瘦骨嶙峋，手上皮包骨头，血管十分明显。她的头型细长，靠皱纹丛生的颈项支撑着。银白的头发一丝不苟地梳到脑后，把她的眼睛都拉长了。夫人坐在桌子的一头，汉斯在另一头，格蕾塔在中间。男仆端上烟熏三文鱼、水煮蛋和切成三角的黄油面包。艾吉尔男爵夫人只是说：“我怕是不记得埃纳尔·韦格纳了。W-E-G，是吗？这房子里来过太多小伙子了。他是红头发吗？”

“不，棕色的。”汉斯说。

“啊对，棕色，”夫人说。她让爱德华趴在膝上，喂它三文鱼吃。“肯定是个好小伙子。去世多久了？”

“快一年了。”格蕾塔回答。她看看餐桌的这头，又看看那一头，想起世界另一边的另一个早餐厅，那里有个和男爵夫人并无区别的女人，还在颐指气使，飞扬跋扈。

吃过早饭，汉斯带着她走过一条水藓田边的小路，来到一个农庄。茅草的屋顶、木头的房檐，一缕青烟正从烟囱里袅袅升起。汉斯和格蕾塔没有走近那个院子，里面有个鸡圈，养着几只母鸡，还有三个小孩儿，正拿着棍子划土玩儿。门口站着一个黄头发的女人，太阳照得她眯缝起眼睛，看着自己的孩子们，两个男孩，一个女孩。马棚里一只小马打了个喷嚏，孩子们大笑起来。老爱德华四世在格蕾塔的腿边颤抖着。“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汉斯说，“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了。”

“要是我们跟她说，想进去看看，你觉得她会让我们进去吗？”

“还是别了。”汉斯阻止了他，手搭在她腰上，就这样搭着，一直陪着她穿过原野，踏上回去的路。长长的草叶扫过她的小腿，爱德华四世跟在后面。

墓地里有个木头的十字架，上面刻着“韦格纳”。“他父亲。”汉斯说。这座坟墓荒草丛生，高高的赤杨树投下浓荫。墓地旁边是一座教堂，墙壁刷得很白，地面很坚硬，凹凸不平。太阳把黑麦草上的露水烤干，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甜甜的味道。

“我带了他的画来。”她说。

“好好保存着。”汉斯的手仍然在她腰上。

“那时候他是什么样子的？”

“一个总是有秘密的小男孩。就是这样。和我们没什么不同。”

天空很高远，没有一丝云彩，风掠过赤杨树的叶间。格蕾塔强迫自己不要去想过去和未来。日德兰半岛的夏天，也是他年少时经历过的夏天，那时候的埃纳尔一定既快乐又忧伤。而现在她来了，他却去了。她是格蕾塔·华德，高高地站立在草地中，影子投在坟墓上，她回家的时候，也不会和他一起了。

开车回哥本哈根的路上，汉斯问：“加州呢？我们还去吗？”

霍希车的十二个气缸正强有力地运行着，震得她全身的皮肤都战栗起来。太阳很灿烂，敞篷也放下来了。格蕾塔脚踝边有张窄窄的纸条，被风吹得旋转起来。“你说什么？”她双手拽着头发，几乎是用喊的。

“我们要一起去加州吗？”此时此刻大风正好吹来，她的头发、裙角和那张纸条一起飞舞起来。而她脑子里也掀起了一场混乱的风暴：帕萨迪纳她小小的闺房，那个能看到玫瑰园的拱形窗户；阿罗约塞科崖边上那座小小的宅子，现在已经租给了一个有小男孩的家庭；科罗拉多街上泰迪·克罗斯旧工作室那空洞的窗户，火灾以后被改建成一家报社；还有帕萨迪纳艺术与工艺学会那些戴着毛毡贝雷帽的成员。格蕾塔怎么能回到那样的生活中去呢？但她又想了很多其他的，想起宅子的后院，覆盖着厚厚的青苔；借着鳄梨树叶间透过的光线，她给泰迪·克罗斯画了第一幅肖像；卡莱尔在加利福尼亚大道旁的小街上盖的那些小房子，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新婚夫妇们喜欢在那里安居；还有那绵延的橘园。格蕾塔抬头望着天空，那灰扑扑的蓝色让她想起男爵夫人早餐厅墙上那些古董盘子。已经六月了，帕萨迪纳的黑麦草应该已经被烧光用来开垦了，棕榈树的叶子也应该被太阳晒得脆脆的了，此时此刻女佣们大概已经把轻便小窗安放到凉台上去了。屋后面有个凉台，落地窗上安着铰链。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经常打开窗户，望着外面，目光穿越阿罗约塞科，一直到林达维斯塔山，她会速写帕萨迪纳这绵延的干燥的绿野碧山。她想象着在那个凉台上打开颜料盒，装好画架，画出眼前的景象：桉树那灰棕色的模糊影子、灰绿色的柏树林、在夹竹桃林中若隐若现的意大利风格别墅的粉色外墙、在最高处俯瞰一切的灰色的水泥栏杆。

“我准备好了，去吧。”格蕾塔说。

“什么？”汉斯在风中喊着。

“你会喜欢那里的。在那里会感觉整个世界都非常遥远。”她伸出手去，抚摸着汉斯的膝头。一切就这样有了归宿：她和汉斯回到帕萨迪纳；她意识到那里没人真正了解她到底经历了什么。亨特谷俱乐部那些女孩们现在肯定都结婚了，孩子们都在俱乐部的球场上学网球。她们对她一无所知，只会知道她和一个丹麦男爵一起回来了。格蕾塔耳边已经响起了她们的闲言碎语：“可怜的格蕾塔·华德啊。又成了寡妇。最近这个丈夫不知道怎么了，好像是个什么画家，而且好像是神秘死亡哟。应该是在德国吧，我听别人说的。但大家别担心啦，她回来了，还是跟一个男爵一起。对啊，我们的‘激进小姐’也回到帕萨迪纳来了，只要她和这个男人结婚，她就成了男爵夫人了。她哦，做男爵夫人！”

这就是格蕾塔未来生活的一部分，但一想到要回家，就稍稍有些安慰。她的手搭在汉斯膝头，他朝她微笑。他握着霍希车的方向盘，往哥本哈根开，指关节都发白了。

卡莱尔的信已经到了。读完以后，格蕾塔把信放进一个正在收拾的行李箱。好多东西要寄回家去的：她的画笔，她的颜料，十几本笔记本，和给莉莉画的速写。东西多得就像卡莱尔在信里的喋喋不休：手术比波尔克预计的要长，几乎做了一整天。莉莉正在休养，还在打吗啡，所以几乎都在睡觉。卡莱尔写道，我在德累斯顿可能要待得比预计的长，长几周。她的康复时间比任何人想的都要长。目前进展很缓慢。教授是个好人。他也向你问好。他说他不担心莉莉。要是他不担心，那我想我们也不应该担心，你说是不是？

一周以后，格蕾塔·华德和汉斯·艾吉尔登上了德国劳埃德航空公司的飞机，这是返回帕萨迪纳之行的第一程。他们要先飞到柏林，然后去南安普顿；从那里改坐船。飞机反射着美好的夏日阳光，停在阿玛格尔机场的柏油跑道上。格蕾塔和汉斯站在一起，看那些瘦瘦的男孩把他们的行李箱和木箱搬进飞机银色的“腹部”。柏油跑道的那边有一群人，围着一个平台。一个戴着大礼帽的男人正在平台上发表演讲。他留着胡子，插在讲台一角的一面小小的丹麦国旗在风中飘扬着。他背后就是“齐柏林伯爵号”飞艇，长长的艇身，风暴一般的灰色，就像一颗巨大的有纹路的子弹。人群也开始挥舞起丹麦国旗。她在《政治家》上读到过，“齐柏林伯爵号”要准备飞往北极。格蕾塔看着人群欢呼，飞艇从停机坪上缓缓升起。“你觉得他们能成功吗？”她问汉斯。

他正伸手拿那个小牛皮的小提箱。可以登机了。“为什么不能呢？”

发表演讲的显然是个政客，但她认不出来。可能正在竞选议员。他身后站着飞艇的机长，弗朗兹·约瑟夫·兰德，戴着海豹皮的帽子。他没有笑。眼镜上面的眉毛拧在一起，看上去忧心忡忡。

“该登机了。”汉斯说。

她挽起他的手肘，在飞机上找到两人的座位。从小小的舷窗还能看到那架飞艇和人群。但飞机越开越远。那些穿着衬衫和背带裤的男人们开始解下自己的背带来挥舞。机长站在小小机舱的门口，挥手告别。

“他看上去好像在想，自己到底还回不回得来。”格蕾塔说。轮盘一转，她这架飞机的门锁上了。

“不列颠女皇号”的航程很顺利。柚木甲板上摆着条纹的躺椅，乘客们都在那儿休闲。格蕾塔想起十岁时表演的倒立。她安好画架，把螺丝扭紧在画架腿上的洞眼里，从一个箱子里拿出一张空白画布，钉在画框上。在轮船的甲板上，她开始凭着记忆作画：帕萨迪纳的群山从阿罗约塞科峡谷中升起，连绵不断；初夏里，蓝花楹的花朵凋谢了，棕色的树枝干枯萎靡；最后一朵百合花也在热气中垂头丧气。一闭上眼睛，这些情景就浮现在眼前。

早上汉斯总是待在特等舱里，查看文件，为去加州做准备。他们说好在华德家的花园里举行婚礼。下午他会搬一把甲板椅坐在她旁边。“我们终于离开了。”他说。

“回家去，”她回答，“我从来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想回家。”

一切就这样有了归宿。格蕾塔翻来覆去地想着，湿湿的笔尖蘸进颜料里。动荡变迁的过去，无限延展的未来。她一直在经历，既轻率鲁莽，又小心翼翼。而这一切就这样有了归宿。英俊的汉斯在躺椅上伸展着腿脚。他的一半身体在阳光里，另一半在阴影中。爱德华四世趴在他脚边。船的引擎不断运转着，轰隆轰隆。船头把无尽的海水劈成了两半，让这漫无止境的海有了些许变化。夕阳西下，格蕾塔和汉斯都还在趁着天光工作。空气中有浓重的咸盐味，空阔的海上，红色的薄暮开始降临，直到月亮升起，轮船栏杆上的白色小灯点亮，夜晚的凉意把他们都送回了特等舱。他们终于在一起了。

①霍希（Horch），早期汽车品牌，创建者奥古斯特·霍希是德国汽车工业的先驱者之一，也是奥迪公司的创始人，奥迪四环徽标中其中一环就是指霍希汽车。—译者

第二十九章

一直到七月末，莉莉白天醒来的时间才算够长，能记住一些事情了。将近六个星期以来，她一直缠绵病榻，时而清醒，时而沉睡。睡的时候也会吐，双腿之间和腹部一直在出血。每天早上和晚上克雷布夫人都会给她的盆骨换上新的绷带。换下来的那些看上去就像皇家天鹅绒的边角料，红得发亮。莉莉知道克雷布夫人帮她换衣服和纱布，给她打她乐意挨的吗啡针。很多日子里还有面罩罩在脸上。莉莉知道有人在她额头上放了一块湿布，等热起来了就换掉。

有的晚上，她会突然醒来，看到卡莱尔睡在角落的椅子上，他的头靠在椅垫上，微微张着嘴巴。她不想吵醒他。卡莱尔真是太好了，竟然守着她过夜。她告诉自己，让他歇歇吧。她在枕头上转过头，看着卡莱尔，他沉睡的脸上泛着油光，手指还握着椅垫和椅背之间的那个小圈呢。她想让他好好睡一整夜：她看着他胸口起起伏伏，想着这最后一次手术之前两人一起度过的时光。卡莱尔带她去了易北河边的河滩，两人下河游泳，接着躺在一块毯子上晒太阳。“你会是一个好妈妈。”卡莱尔说。莉莉想，卡莱尔想象这件事这么容易，格蕾塔却想得那么难。有时候，莉莉闭上眼睛，会觉得自己闻到了那种婴儿身上特有的粉香味，几乎能感觉到一个用被子裹着的小小的敦实的婴儿躺在自己怀中。她把这种感受告诉卡莱尔，卡莱尔说：“我也能想象。”

卡莱尔站在河岸上，用手拂去手臂上的水。湿漉漉的头发紧贴在脸上，接着他说：“格蕾塔很难过，她接受不了这个。”

一辆蒸汽游轮正突突突冒着黑烟，莉莉编着毯子的流苏，把旁边的草叶也编进去了。“我觉得她肯定很想埃纳尔，从某种程度上说。”卡莱尔说。

“我能理解。”提起埃纳尔，她浑身就充满了那种奇怪的感觉，像被一个幽灵穿越了身体。“你觉得她会来看我们吗？”

“来这儿，德累斯顿吗？应该会吧。她没有不来的理由啊。”

莉莉侧过身子，看着那黑色的废气慢慢升起，渐渐飘散。“那你会给她写信吧？手术以后。”

手术后的几天，莉莉的体温不再大起大落，稳定在低烧的状态了。卡莱尔给格蕾塔写信。但她没回。他又写了信，之后再写了一封，还是没有回信。他打了电话，但电话里微弱的铃声久久地响着，没人接听。电报也发不过去。结果他给银行发了个电报，才发现格蕾塔回加州去了。

现在，午夜时分，莉莉不想打扰睡得正香的卡莱尔。但她实在无法保持沉默。剧痛又来造访了，她紧紧抓住毯子边，心里十分恐惧，快要把毯子撕碎了。她努力集中精神盯着天花板上的灯泡，咬着嘴唇，但剧痛很快蔓延了全身，她尖叫起来，哀求谁给她注射一点吗啡，或者麻醉她，让她昏睡过去。她抽噎着，啜泣着，想吃加了可卡因的药片。卡莱尔动了下身子，头抬了起来。有那么一会儿他只是呆呆地看着她，眼睛眨了几下。莉莉知道他在想自己身在何处。但接着他就清醒了，去找正在护士站睡觉的晚班护士。一分钟后，莉莉的鼻子和嘴上就罩上了麻药，她再次沉沉睡去，夜晚寂静无声。

“今天感觉好些了吗？”波尔克教授早上来查房时问。

“可能好些了吧。”莉莉努力张嘴说道。

“痛减轻了些吗？”

“一点点吧。”莉莉说了谎。她想努力坐起身子。教授走进病房时，她会担心自己看上去怎么样。她觉得他应该先敲敲门，给她点时间涂上珊瑚色的口红，再抹点胭脂。胭脂就在她努力伸伸手就能够到的桌上，装在一个饼干大小的红色锡盒里。教授穿着整齐的白大褂，看上去那么英俊。他看着病例板，眼神游移，莉莉心想，我一定很难看。

“明天我们试试带你出去走走。”教授说。

“嗯，要是我明天起不来，后天一定能的，”莉莉说，“我觉得后天应该就可以了。”

“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你已经帮了很多了。”莉莉说。

波尔克教授转身准备离开，但莉莉会鼓起勇气，问出她最想问的问题。“亨里克在纽约等着我呢。你觉得九月我能到纽约吗？”

“肯定能。”

教授给她吃了“定心丸”，他的声音就像搭在她肩膀上一只宽厚的手。接着她就睡着了，梦很模糊，没什么具体的内容，但她模模糊糊地知道，一切都会解决。

有时候她会听到教授和卡莱尔在病房门外聊天。

“跟我说说吧。”卡莱尔说。

“也没什么可说的。她今天看起来没什么变化。我正努力让她越来越稳定。”

“我们应该为她做些什么吗？”

“就让她好好睡觉。她需要休息。”

莉莉又转个身，再次坠入梦乡。她要遵守教授的命令。他永远是对的，这是她心中颠扑不破的真理。

一天，走廊里的声音把她吵醒了。一个很熟悉的女人的声音，来自久远的过去，像铜铃一般洪亮。“他在对她做什么？”莉莉听见安娜在问，“他有其他想法吗？”

“就过去几天他开始有点担心了，”卡莱尔说，“昨天他才承认，到现在应该没有感染现象了。”

“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也一直在问自己。波尔克说没法做什么。”

“她在吃药吗？”

接着走廊传来两个推车相撞的声音，莉莉听不到他们的对话了，只有克雷布夫人嘱咐一个护士，要更小心些。

“移植没成功，”卡莱尔说，“他得把子宫移除。”顿了顿，“你来这儿待多少天？”

“一个星期。我要在歌剧院唱两场《卡门》。”

“对，我知道。手术前，莉莉和我出去了，她看到海报了。她知道夏末的时候你会来。一直盼着呢。”

“还盼着结婚。”

“格蕾塔有消息吗？”卡莱尔说。

“她给我写信了。她现在应该在帕萨迪纳。已经安顿下来了。你知道她和汉斯的事吧？”

“我本来现在也该回去了。”卡莱尔说。

莉莉没听到安娜接下来说了什么。她很奇怪，安娜为什么还不进来。她都能想象安娜一阵风似的冲进门来，把黄色门帘甩在后面。她应该穿着一件绿色的丝绸长袍，领上镶着珠子，搭配的头巾从头上垂下来。她的双唇应该是血红血红的，莉莉能想象她双唇在自己脸颊上留下的唇印。莉莉想大声喊：“安娜！安娜，你要进来跟我打个招呼吗？”但她的喉咙很干涩，感觉根本无法张开嘴说什么。她唯一能做的，就是转过头，看着病房的门。

“这事很大吗？”走廊上，安娜在问。

“恐怕波尔克还没真的说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接着两人什么都没说了。莉莉就这样孤零零地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只有那颗心脏还在有气无力地跳着。卡莱尔和安娜去哪儿了？

“她现在在睡觉吗？”安娜终于开口说话了。

“是的，她下午都会注射吗啡。你能明天吃过午饭来吗？”卡莱尔说，“但你现在可以进去看一下。这样我能告诉她你来看过了。”

莉莉听到门“吱呀”一声开了。她还感觉到另一个人也跟了进来，空气中有着微妙的流动，气温发生了不易察觉的变化。安娜的香水味飘到莉莉床边。她在芳斯百合的柜台闻过同一款香水，一个短短小小的瓶子，缀着金色流苏，但莉莉想不起香水名字了。“普罗旺斯之水”之类的，还是叫“普罗旺斯女孩”？她不知道，也无法睁开眼睛向安娜问好。她说不出话，什么也看不到，没法抬起手致意。莉莉知道卡莱尔和安娜站在她床边，但她无法做任何事情去告诉他们她知道。

第二天，午饭后，卡莱尔和安娜把莉莉抬到她的藤编轮椅上。“外面太美了，不出去看一下太可惜了。”卡莱尔一边说一边给莉莉裹好毯子。安娜拿一条品红色的长围巾围住莉莉的头，按照自己头巾的样子给她缠了一下。接着他们把莉莉推到诊所的后院，停在一丛醋栗灌木对面。“你喜欢阳光吗，莉莉？”安娜问道，“你喜欢到外面来吗？”

其他的女孩子们都在草地上。今天是星期天，她们的亲朋好友来探望，带来了杂志和一盒巧克力。有个女人，穿着波点褶裙，正在给一个女孩吃巧克力。一颗颗的，包在金色锡箔纸里，是从菩提树大街那个店里买的。

莉莉看到克雷布夫人在冬园里，环视着草坪、女孩和易北河的弯道。远远看过去，她身形好小，小得像个孩子。接着她消失了。下午她休班。所有的女孩都很热衷于讨论克雷布夫人休班的时候都做些什么。事实上，她一般都是拿起锄头直奔自己的花园去。

“我们要不要去散个步？”卡莱尔松开手刹，推着莉莉走过布满碎石的草地。一路上遇到几个兔子洞，轮椅微微地弹起来。莉莉被颠得很痛，但又情不自禁地想，能和卡莱尔还有安娜一起在诊所外走走，多么高兴啊。“我们要不要去易北河边？”莉莉看见卡莱尔在通往河边的土路口转了弯，连忙问道。

“会去的。”安娜说。他们把莉莉推过一片绿柳，走得很快，轮椅不断碰到树根和石块，莉莉紧紧握住轮椅的扶手。“我想把你带出去。”卡莱尔说。

“但是不可以啊，”莉莉说，“违反规定了。克雷布夫人会怎么说？”

“没人知道的，”安娜说，“另外，你都是个成年女人了，想走怎么不能走呢？”很快他们就穿过了诊所的大门，来到外面的街上。卡莱尔和安娜推着她走过这个片区，经过那些别墅的砖墙和有高高铁圆顶的建筑。阳光很温暖，但街上吹来一阵微风，把榆树叶子吹得翻了过来。莉莉听到远处传来电车的铃声。

“你觉得他们会想我吗？”她说。

“就算想的话又怎么样？”卡莱尔的表情全神贯注，手高高举起，不停挥舞。莉莉又想起了格蕾塔。莉莉几乎都能听到她银镯子的脆响。她想起一件事，就像一个谁曾经讲给她的故事，格蕾塔曾经拉着埃纳尔悄悄走过王子妃大街。莉莉还记得格蕾塔的手那微微的热气，还记得一个银镯子扫过她的手指。

很快莉莉、卡莱尔和安娜就到了奥古斯都大桥上。莉莉面前是德累斯顿的全景：歌剧院、天主教堂、意大利风格的艺术学院，还有圣母大教堂那仿佛飘浮在空中的圆顶。他们来到王宫广场，就在布吕尔平台下面。一个男人推着推车，在贩卖德国香肠热狗和一杯杯苹果酒。他的生意很好，有八九个人排着队在等着，他们的脸在阳光下都变得粉粉的。“闻起来很香吧，莉莉？”卡莱尔说，他推着她来到台阶前。

通向平台一共有四十一级台阶。平台上，人们都利用周日的大好时光，出来散步，靠在栏杆上。台阶上装饰着先令铜币，分别有早晨、中午、傍晚和午夜的景色。台阶上有细细的沙砾。莉莉从低处看着一个穿黄色长裙，戴着草帽的女人慢慢爬上去，挽着一个男人的手臂。“可是我们怎么上去呢？”莉莉问道。

“别担心。”卡莱尔把轮椅调了个头，拉了一把，上了第一级台阶。

“但是你的腿……”莉莉说。

“我没事的。”卡莱尔说。

“你的背会痛的。”

“格蕾塔难道没告诉过你，我们是有‘西方精气神’的吗？”

就莉莉所知，卡莱尔从未因为腿的事情责怪过格蕾塔。他说完这句话，就开始使劲把莉莉往上拉。每上一级，轮椅就颠一下，一阵剧痛便会袭来。安娜伸出手，让莉莉捏住。

平台上能看到易北河对面的日本宫和右岸。河上船只往来频繁，明轮船、运煤的货轮、龙头的贡多拉和日租的划艇忙碌地穿梭着。卡莱尔在两个长凳之间找了个空隙，把莉莉轮椅的刹车锁住，旁边是修剪成方形的杨树，面前是平台的栏杆。莉莉的身侧站着卡莱尔，另一边站着安娜。莉莉感觉他们都把手搭在轮椅后面。平台上有年轻的夫妻和情侣，手牵着手。小伙子们站在一个推车面前，给自己的姑娘买袋装的葡萄味糖果。易北河对岸绿草如茵的河滩上，一个小男孩正在放一个白色的风筝，布条做成的尾巴高高飘扬着。

“快看他们的风筝，飞得多高啊！”安娜指着男孩子们。“好像比这里任何一栋建筑都要高呢。”

“你觉得风筝会断线吗？”莉莉说。

“你想要个风筝吗，莉莉？”安娜说，“如果你喜欢，明天我们给你买一个。”

“他们怎么说这个地方来着？”卡莱尔说，“欧洲的阳台？”

有那么一会儿三个人什么也没说，接着卡莱尔又开了口：“我想去那个小个子男人那儿买根香肠。你饿吗，莉莉？想让我给你买什么吗？”

她不饿。手术后她根本吃不了多少东西。卡莱尔当然是知道的。莉莉想说：“不用，谢谢。”但她张张嘴，却说不出话。

“我们去找找那个男人，你不介意吧？”安娜说，“我们最多去一两分钟。”

莉莉点点头。卡莱尔和安娜的鞋子摩擦着地上的砂石，慢慢走远。莉莉闭上双眼。她心想，这里是全世界的阳台。我的全世界。她感觉阳光照在眼睑上。听到一对情侣走过，嚼着糖果。还有河水拍打船身的声音。电车铃响了，接着是教堂的钟声。莉莉终于不再去想有着迷雾一般双重身份的过去，也不再去憧憬未来的种种许诺。她曾经是谁，未来会成为谁，都不重要。她是莉莉·易北小姐，身处德累斯顿的丹麦女孩。一个下午和两个朋友出来散步的年轻女人。一个最亲密的朋友去了加州的年轻女人。莉莉被她丢在这里，突然觉得，很孤独。她脑子里掠过每一个人，亨里克、安娜、卡莱尔、汉斯、格蕾塔，每个人都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催生了莉莉·易北。现在她明白格蕾塔的意思了：剩下的事情，莉莉必须独自去承受。

睁开眼睛，莉莉发现卡莱尔和安娜还没回来。她不担心。他们会回来找她的。看到她安安稳稳地坐在轮椅上。河对岸的男孩们正在疯跑，一边指着天上的风筝。他们的风筝飞过了柳树，甚至高过了奥古斯都大桥。就在易北河上高高飘扬，仿佛一块洁白的钻石形床单，被太阳光照得亮晃晃的，系在男孩手上那卷线上。接着线断了，风筝自由地翻卷飞翔。莉莉觉得自己听到湮没在风声中的那些小男孩的大喊大叫。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离得太远了。但她真的能听到某个地方传来闷闷的尖叫。是从哪儿来的呢？男孩们还在草地上上蹿下跳。手上拿着线轮的男孩被一个同伴打了一拳。他们头顶上的风筝在风中颤抖，打着旋，像一只白色的蝙蝠，像一个幽灵，升高，下降，又升高，穿过易北河，朝她而来。

后记

今年夏天，《名利场》封面刊登了凯特琳·詹纳①的照片，我突然想起另一个变性人。她是在大概一百多年前，以一幅肖像的方式，首次将自己的女儿身展示给世人的。她就是莉莉·易北。1930年，莉莉从她和妻子格蕾塔在巴黎共用的画室出发，前往德国，在德累斯顿市立妇科诊所进行了一系列的手术，完成了自己的变性。住在诊所的那段时间，她喜欢坐在易北河岸边，回忆作为男子的过去——她生来是男儿身，名叫埃纳尔·韦格纳——同时她也思考作为真实自己的未来。（她作为女人的姓就是从“易北河”而来。）离开诊所之后，莉莉本想低调生活，保护自己的隐私。但她变性的消息开始被欧洲媒体大肆宣扬。所以她勇敢地前进一步，公开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她接受了一个丹麦记者的一系列采访，站在一个变性人的角度，描述了一路走来的经历，以及变性过程中她的妻子所扮演的角色。两夫妻都是画家，所以她还讲述了艺术对她个人认知的影响和塑造。20世纪30年代初，莉莉·易北曾经在短暂的时间占据了国际新闻的显著位置。作为第一批接受变性手术的人之一，她的名字在全世界都见诸报端。现在，电影《丹麦女孩》问世，埃迪·雷德梅恩在其中塑造了莉莉的形象。更多的人知道了她，了解了这个“变性先锋”的故事。

大约二十年前，我还是个年轻的作家时，第一次读到了莉莉的故事，其中很多元素都令我好奇和着迷：她“勇敢做自己”的勇气；她还在婚姻关系中就进行了变性；故事发生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非常怀旧的气氛；还有她在LGBTIQ②的群体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最让我浮想联翩的是其中一个细节，莉莉的妻子格尔达③创作了多幅油画，都是莉莉肖像。画中的莉莉非常美丽，迷人的黑色双眸，双唇脉脉含情。这些开始于莉莉变性历程初期的肖像，是她最早的公众形象。这些画作中，莉莉或躺在贵妃椅上，手臂枕在脑后；或悠闲地打扑克，一只腿搭在椅子上；或转过身，深邃的眼中似有千言万语。莉莉的肖像在哥本哈根和巴黎的艺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家被这个女人的肖像深深吸引住了，她的表情似乎和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样，变化万千，意味幽远。而莉莉·易北本人也和画一样，内涵丰富。她在很多人心中的形象和意义都完全不同。她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激励人心的东西，而这就是其中之一。对我来说，对莉莉的思考越多，就越深入地理解了她充满艺术、爱与自我认知和寻找的一生。

艺术家总是能见人之所未见，看到那些甚至还不存在的东西。他们想象中的世界，总比旁人要丰富和怪诞。艺术家们同时也解读现实，使其更为丰富和持久。莉莉·易北的故事，关乎艺术，关乎创造，关乎实现想要的生活。这个故事中的艺术家们，通过他们的艺术，解读眼前的世界，也解读自己。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变性前是一个名声在外的成功画家，莉莉却坚持否认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她说艺术和绘画属于埃纳尔（此刻我在办公室打出这些文字，身旁挂的画中有一幅画的是一座法国城堡，画家的签名正是“埃纳尔·韦格纳”）。但我不同意她的说法。毋庸置疑，莉莉是一个艺术家，她最伟大的作品就是自己。她为自己勾画了一个未来，并尽己所能去创造这个未来。我经常久久地注视格尔达画的莉莉。画里的莉莉并非完全写实（就像莫奈画布上的草垛也是印象派），都是格尔达的解读，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和象征意味，颜色十分活泼跳跃（大量运用各种粉色、绿色和黄色）。不过这些画都抓住了莉莉的灵魂与内涵，比我见过的任何本人的照片都要生动。世人就是通过这些肖像，首次见到了莉莉。我也是通过这些肖像，开始了解这个女孩灵魂中的一些色彩、轮廓和阴影。

莉莉·易北的故事也关乎“爱”。在亲密的关系中，我们表达，我们倾诉，我们宣泄许许多多的情感。我觉得，深入了解莉莉的关键之一，就是格尔达。在两人的婚姻关系中，他们共同构建了一个亲密的小港湾，港湾中的爱情，如此真挚，却又如此脆弱。就是在这个私密的空间之中，莉莉首次出现。我非常好奇，格尔达为什么能接受莉莉进入他们的婚姻，她是如何接受的，她在莉莉的变性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出于热爱与付出，关心和保护，还是格尔达有着更为复杂的动机和想法？莉莉成了格尔达的“缪斯”，出现在她最著名的一些画作中。现在这些画作价值不菲。格尔达通过莉莉，实现了自己在艺术创作上的一些抱负和理想。

莉莉·易北的故事当然也是身份认同的故事。如今，她早已化身为变性运动中一个标志性人物。在去世之前，她对《从男人到女人》（ManintoWoman）一书的作者描述了自己的丰富经历，帮助完成了这本半虚构的传记；她还接受了一系列的媒体访谈，再加上她本身的丰富经历，在当时扩展了公众对性别身份的认识和理解。从那时候起，她就激励了很多变性人和同性恋者，摘掉面具，找回自己。莉莉很清楚，违心地活着，不如不活。我们到底是谁？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如何看待自己？想让别人怎么看我们？这些关于身份认同的问题常常是我们内心挣扎和斗争的核心。如果有了答案，你就离彻底的解放和自由更近了一步。大概一个世纪以前，莉莉·易北帮助自己，找到了答案，攻克了这些难题。她在画室里摆好姿势，让别人给她画了肖像，对全世界说，这就是我。

——大卫·埃贝尔舍夫

2015年9月

①凯特琳· 詹纳（Caitlyn Jenner），原名为布鲁斯·詹纳（Bruce Jenner），美国著名电视人、前奥运金牌得主，2015 年公开变性身份，从男性变为女性，并改名为凯特琳。

②LGBTIQ是女同性恋（Lesbians）、男同性恋（Gays）、双性恋（Bisexuals）、跨性别者 Transgender）、间性人（Intersex）与酷儿（Queer）的英文首字母缩写；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指的是性倾向，而跨性别则是一种自我认同的性别身份。而“酷儿”由英文音译而来 , 原是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的贬称 , 有“怪异”之意 , 后被性激进派借用来概括他们的理论 , 含反讽之意。—译者

③ Gerda，小说中写为“Greta”（格蕾塔）。—译者

作者的话

这是一本以莉莉·易北和她妻子格尔达的故事为蓝本、大部分虚构的小说。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探索她们独特婚姻中那个亲密的空间。只有通过杜撰、猜测和想象，才能把那个空间变得生动活现。书里也写到了莉莉变性过程中的一些事实，但故事里讲述的很多细节，比如地点、时间、对话和人物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来自于我的想象。1931年初，莉莉接受了一位丹麦记者的系列采访，将自己变性人的身份公之于众，那之后，全世界的报纸都对她不平凡的一生进行了报道。其中很多文章对我写这本小说大有裨益，特别是《政治家》和其他丹麦报纸的报道，比如丹麦媒体刊登的各种讣告。另一个至关重要的资料来源是莉莉·易北的日记和信件。这些都出现在一本名为《从男人到女人》的书中，该书出版于莉莉去世之后，是尼尔斯·霍伊尔编撰的一本半虚构传记。那些日记和信件提供了很多关于莉莉变性的重要细节，特别是第一章里那些大事件，以及神秘的流血、生理上的不适和莉莉前往德累斯顿市立妇科诊所并在那里住下的经历。本书中描写这些事情的段落，要特别感谢霍伊尔对莉莉·易北本人的话进行了总结和发表。不过，我对这个故事作了很多改变，所以，可以说这些人物完全是虚构的。读者请不要在这本小说里寻找莉莉·易北一生的真实细节，这本小说里的其他人物也和任何在世或不在世的真实人物没有任何关系。

附录：对话大卫·埃贝尔舍夫

你是怎么听说莉莉·易北的？

很多年前我读到一个关于她的简要介绍，说莉莉是第一个成功接受变性手术的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她是第一批之一，但不是第一个）。我之前一直认为第一个是克里斯汀·约根森，纽约布朗克斯的一个二战老兵。所以我就想，这个莉莉是谁呢，为什么如此名不见经传。这个故事中有艺术、艺术家和婚姻，也让我非常好奇。

那是很久以前了，还没有谷歌，所以我就像那时候的所有作家一样，去了纽约公共图书馆，开始搜索提到她的资料。我找到了一些20世纪30年代早期关于莉莉的新闻报道，她首次面对媒体讲出自己的故事，是在一个丹麦记者的采访中。还有其他一些资料，都很简短，很多还自相矛盾。最后，我找到了《从男人到女人》，这是一本半虚构的传记，1933年出版的，她去世后不久。由这本书，我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搜索和研究。任何人想要进一步了解莉莉·易北，《从男人到女人》都是一份重要资料。至少对我来说，这本书意义重大。它回答了很多疑问，同时也疑窦丛生。我在早期的一些研究中还找到了格尔达一些作品的照片，也打开了通往这个故事的一扇重要窗口。

这个人物是个变性人，但她身处的时代却远在当代变性人权利运动之前，创造这个人物有些什么挑战？

挑战之一就是想象莉莉思考过去和现在时的心理状态。她对于自己身为男人的过去说得很清楚，她说埃纳尔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拥有另一个灵魂。这可能和今天很多讲述自己经历的变性人不一样。但莉莉坚持自己的说法。

所以，我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表现这个人物的过去，因为她说得很清楚，几乎是和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那么她记忆中的童年，到底是谁的童年，那些生理上或感情上的回忆，又属于谁呢？莉莉心中和口中的埃纳尔都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她常常说他是自己的哥哥或家里的亲戚。我必须要表达出这种情绪，好让这个故事既具有真实性，又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丹麦女孩》中的某些内容可能会让今天的读者都很吃惊，会觉得那些变性的男人女人怎么会这么谈论自己的经历。但其中所记叙的莉莉对自己的看法，都是真实的，都是她亲口说的。我喜欢的虚构作品，需要将读者带进一个人物的内心深处；让我对主要人物的了解程度能够超越我们对大多数人，甚至对我们自己。这就是历史类虚构作品一直以来扮演的角色之一。这是由事实激发的想象，引领读者进入一个和书中人物亲密接触的世界，而单纯的事实往往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在塑造莉莉这个人物时，我决定让读者进入一个她认知中的世界，而不展现我们今天对她的看法。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她眼中的自己（或是她还没能发现的自己）。

你是怎么去搜寻和研究现存事实资料的？

从某些方面来说，写一本小说，特别是一本以过去为背景，以曾经的真实人物为主角的小说，需要积累足够的细节，然后进行周密得体的排列组合，好给读者们提供一种栩栩如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好满足他们对眼前这个故事的好奇心。然而，这个过程中的语气和风格，必须要属于小说家本人，有他独特的风格。写作《丹麦女孩》的过程中，我先后造访了五个图书馆，每个图书馆都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源，对这本书的对象、主题和发生的地点、背景贡献良多。其中有哥本哈根的皇家图书馆、皇家艺术学院图书馆、德累斯顿医疗博物馆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和帕萨迪纳公共图书馆。这本小说参考的重要内容包括了1930年和1931年间丹麦媒体对莉莉变性的新闻报道，特别是《政治家》和《国家杂志》。1931年，莉莉·易北变性的消息逐渐被欧洲媒体知晓。她勇敢地站出来，将自己的经历公之于众。与《政治家》的记者合作完成了一系列报道。这些报道向全世界讲述了她变性的经历，既描述了她的心路历程，也写到了德国那些对她进行评估并为她手术的医生。这些报道发表后的几个月，作为这个系列的收尾，并对莉莉·易北的勇气与突破致敬，《政治家》发表了一份作者署名为“露露女士”的讣告。我们有理由认为莉莉也参与准备了这份讣告（就像她参与了《从男人到女人》的写作，尽管这本书在她去世后才出版）；因此，莉莉又一次展现了自己鲜明的个性，参与左右了全世界对自己的评价和看法，生前身后，一贯如此。

1931年，莉莉·易北去世后不久，她的朋友，尼尔斯·霍伊尔对她的日记和信件进行了一定的编辑与删改，发表在那本名为《从男人到女人》的书中。这本书对我来说可谓无价之宝，特别是莉莉的变性过程，她在德累斯顿市立妇科诊所的住院经历，和那些医学检查及手术过程。莉莉参与了这本书的写作，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还努力修改书稿。她很热切地要讲述自己的故事，但也有意要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神秘感。就像格尔达那些风格鲜明的画作表现的是她眼中的莉莉；莉莉所参与的那些新闻报道、《从男人到女人》的写作，等等。凡是关于她的故事，都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都是对她一生的再次解读。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资料，但不是完全真实的。而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觉得这是一种解脱，让我非常自由。毕竟，这个故事是关于艺术家的，他们浑身散发的气质，就是创造、想象和形成属于自己的现实。

《丹麦女孩》有多少是基于事实的？为什么有时候你选择脱离事实？比如格蕾塔这个人物，她本来的名字是格尔达·高特列布。

有些基本的大事件是基于事实的。比如在画室换装，神秘的流血现象，在德累斯顿市立妇科诊所住院等。这些事实来源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资料。但我这本小说很多地方是虚构的。为什么呢？我第一次到丹麦为这本小说做研究，开始积累和勾勒莉莉一生的轮廓时，就开始挣扎如何来解读这个故事。毫无疑问，莉莉是变性运动的一个先锋。从今天的看法往回看，很容易理解她在历史上的地位，看到她的一生充满自我接受的巨大勇气。作为首批接受变性手术并勇敢面对公众的人之一，她把自己卷入了为所有变性人争取公民权利和人性尊严的运动，这个运动汹涌澎湃，至今尚未结束。从这个角度出发，她值得被纪念，被歌颂。但我从着手写作这本书之初，就意识到我们这种“未来”的观念和她当时的看法绝对不一样。我更感兴趣的是她对自己怎样看，怎么过自己的生活，不太关心现在对她的“盖棺定论”。当然，很多人都把她奉为先驱和勇者，把她的故事放到今天变性者的背景下去讨论和定义，我对此持理解和欢迎的态度。但《丹麦女孩》这本书想要把读者带进莉莉为自己构建的私密生活中，这和把她放在历史背景下去评价有着本质的不同。（当然，我也很乐意看到记者和学者去写她的故事，把她放在历史背景下，这是很有用也很有趣的。2000年《丹麦女孩》首次出版以来，一些学者和作家做了很多重要且必要的工作，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莉莉和格尔达。其中包括撒拜恩·麦尔、帕米拉·科菲和尼克拉·波尔斯，他们正在写作一本准确性很高的莉莉·易北传记。）

在丹麦的一天，我坐火车沿海岸北上，来到赫尔辛格的克伦堡宫。如果没记错的话，这里应该曾经是一位丹麦王子的宅邸，而他正是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原型。我在克伦堡宫参观游览，穿过厄勒海峡大桥眺望近处的瑞典。这次旅行让我了解了，莎士比亚写成这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他偏离了多少事实。先别指责我自比莎士比亚，我的重点并不是这个。但作家都是从大师那里学习的。那个秋日，在克伦堡宫冰冷的黄灰色石墙之中，我从莎士比亚那里学到了重要的一课，整个文学史上，作家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寻找事实，同时又偏离事实，以便更接近一个故事的情感核心。我想要传达的莉莉一生的情感核心，要和莉莉的认知一致。她在历史记录中留下了一些自我的看法和观点，比如一些采访、信件、《从男人到女人》这本书，以及她作为格尔达的“缪斯”所留下来的那些画作。但我相信这其中还有很大的空白，可以说是“未上色的画布”，我需要去填满这些空白，才能真正理解莉莉的内心。这些历史上的空白画布，就是我作为一个虚构小说家，可以添加一些色彩的地方。

那么，再说回你关于格蕾塔的问题。我对这个故事的思考越多，越意识到，莉莉的妻子不是一个配角，而是同等重要的主角。而我在书中提到，她们之间的空间，婚姻营造出来的私密洞穴，正是我想引领读者到达的目的地。有一些相关方面的记录，但并不全面。因为婚姻关系中的亲密，或者爱人之间的互动，通常都不是历史记录的重点。写作一个爱情故事，一个关于婚姻的故事，就需要想象和猜测，创造一些他们生活、工作、争吵、彼此关爱和照顾、接近又远离的细节。我决定创造一个人物，格蕾塔，她和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格尔达既有相似之处，又完全不同。格蕾塔的灵感来源于真正的格尔达，她本身就是个画家，通过画莉莉的肖像取得了成功。但书中很多关于她生活与经历的细节都是我的杜撰。我改了她的名字和国籍（格尔达本人是丹麦人），目的是为了表明，这个人物偏离了事实，但却道出了这个故事的情感真谛。读《丹麦女孩》，你无法了解真实的格尔达的人生经历，但我相信，你能够勾勒出她的精神内核，她真实的情感和内心深处的本来面目。

关于事实和虚构还想多说一句。在接受《新鲜空气》杂志记者泰利·格罗斯的采访时，伟大的小说家E.L.多克托罗列出了写作历史虚构小说的一些原则。多克托罗一直是我心中的英雄。《但以理书》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在我个人心目中，他一直是个榜样式的人物，因为他事业很成功，既是一个优秀的图书编辑，也在写作以过去事件为灵感的小说。在这个采访中，他提到了事实和虚构的问题。他质疑虚构和非虚构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他谈起自己写过的历史人物，“我写的虚构内容也是他们自己在人生中创造出来的”，他说那种“为自己创造神秘气息”的人物是最吸引他的。多克托罗解释说，他写作一本书时，总是从“人们所创造的属于自己的虚构内容”着手，然后再一步步进行下去。

这句话引起我很深的共鸣，也是我写作生涯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仅仅是《丹麦女孩》，还有我的上一本书《第十九个妻子》，某种程度上，还有我手上正在写的这本书。“我们每天都在创造自己的生活。”这是多克托罗的原话。每一次的描写都是解读。每一次的构建都有杜撰的因素。莉莉的那些肖像画，还有莉莉生前自己的叙述，都是对前面这句话的注脚。

格蕾塔这个人物很令人着迷。在本书开头的一幕中，她为什么会建议丈夫换装？她有什么样的动机？而莉莉变化的过程中她也受到了伤害，感到痛苦，她又是怎样调和自己的动机与痛苦的呢？

格蕾塔是一个独立与忠诚并存的非凡女人。她很有自主性，非常注重保护自己的个性。但同时她又对自己的伴侣忠心耿耿，无悔付出。小说的一开始她就对丈夫有着最深层次的了解（或者说她自己这么认为）。格蕾塔鼓励莉莉勇敢做自己，因为她了解她的真面目。而格蕾塔做很多事的原因就是“事实如此”。不过没什么事情是这么简单的。格蕾塔画了莉莉之后，事业腾飞。她依赖莉莉，正如同莉莉依赖自己。我认为格蕾塔从未对自己或对莉莉说过实话，没有说过莉莉对作为艺术家的她的影响有多大。没有莉莉，格蕾塔就无法成为自己理想中的艺术家。两人的动机与行为，互相纠缠，难舍难分。

莉莉·易北的故事近几年才又进入人们的视线，之前几乎被遗忘了，你觉得原因何在？

为什么这几十年来，莉莉都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这其中的原因谁也说不清。20世纪30年代早期，莉莉接受了一系列手术。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很焦虑，特别是她居住的西欧地区——哥本哈根、巴黎、德累斯顿。经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最后的纳粹猖狂和战争爆发，无不像巨大的阴云，笼罩在那片大陆上空。在接下来十五年的生灵涂炭、战火纷飞之中，这个故事被遗忘，被掩埋，我一点儿也不吃惊。这是原因之一。当然，还有个原因是莉莉这个故事的本质。就算到了今天，变性的男人和女人们也经常面临偏见、无知甚至可怕的暴力。而在20世纪30年代，全世界大多数人应该都无法想象莉莉的事情。很多人都是在听说了莉莉·易北之后，才第一次知道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变性手术。当时这件事很轰动，但莉莉·易北1931年去世之后，就连哥本哈根那些对她表示支持和理解的报纸，也都说她是“独一无二”的，并没有把她写成“变性人权利运动”的开端。很少有人能看到她是某种意义上的先锋，也看不到她的意义其实超越了自己本身。然而，她留下来的东西，没有被历史的汹涌潮水淹没。她巨大的勇气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不容遗忘。

这个故事有什么特别之处，让你将其作为自己第一本小说的主题？

最吸引我的是婚姻。我们如何去商议和决定婚姻的长短，在婚姻中如何改变自己，而婚姻又如何改变自身。为什么有的婚姻关系白头到老，有的就走不到最后。随便找一个婚姻，都能写成一本内容丰富的小说。在我看来，这个故事的核心就是这个婚姻关系中属于两人的亲密空间。他们的婚姻处在这个空间中，被他们的爱所保护着。莉莉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可以第一次诚实地面对自己。我很好奇，什么样的婚姻可以张开双臂欢迎莉莉的进入呢？简而言之，这是一个我们永远在扪心自问的问题：什么是爱？爱能做成什么事情？我开始搜寻和阅读关于莉莉·易北的资料时，还明白了另一个道理，我们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努力在自己的生命中挣扎，想要了解我们是谁，并且接受那个真实的自己。我相信每个人都至少有那么一次，看着镜子，心想：“这个世界看不到真实的我。”所以莉莉关于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有着普遍性。我们都希望这个世界能接受真实的自己。

致谢

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做出了贡献的人很多，我向每一个人表达我的感激和谢意。

我最早的几位读者：迈克尔·洛文瑟尔、李·布塔拉、詹妮弗·马歇尔、米歇尔·沃特斯、查克·亚当斯。我在“兰登书屋”的同事们，不管是已经离职的还是在职的，都从来没有因为我这么个小说家滥竽充数，忝列其中而口出怨言，他们是：安·古道夫、阿尔伯托·维塔尔、布鲁斯·哈里斯、乔伊·德蒙尼尔、利亚·韦瑟斯庞、凯西·海明、萨沙·阿尔普尔、本杰明·德雷尔、科特尼·霍德尔。还有“维京人”公司的员工，每个都给我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乔纳森·波尔汉姆，对早期的书稿进行了很好的修改；我敏锐灵巧的金牌编辑芭芭拉·格劳斯曼；伊凡·赫尔德、哈尔·冯森登、莱尔·巴特勒、吉姆·格拉提、保罗·斯洛瓦克、格雷琴·高斯、阿曼达·帕顿、保罗·巴克利以及提供法律咨询的艾利克斯·吉甘特。还有为本书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林恩·高尔德伯格和马克·佛提耶。感谢在哥本哈根为我提供热心帮助的里瑟罗特·尼尔森、苏珊娜·安德逊、莫特·帕鲁丹。还有我出色的翻译科尔斯顿·尼尔森、路易斯·索里亚和彼得·赫尔林。感谢格奥尔格·罗伊希林为有关德国那几章的写作做出的贡献。比尔·康塔蒂、埃里克·普莱斯、托德·西格尔和史蒂芬·莫里森，都以一种教父般的关爱，每时每刻都关心着本书的进程。

最后，感谢伊莱恩·科斯特，我的经纪人和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