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史·大潮

刘小萌
简介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篇章。本书就是对这一运动历史的研究。全书分为序论和上、中、下三篇。序论部分，扼要叙述“文革”前上山下乡活动的兴起历程，是展开全书线索的铺垫。上篇《大潮涌起》、中篇《再起高潮》，将“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上山下乡运动前后衔接的两次高潮分别叙写，对“再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运动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极左影响的加剧、知青中的“政治冤案”、知青觉悟的历程等专题作了比较深入的考察。下篇《大潮跌落》，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迅速衰落的前因后果。对知青问题的“拨乱反正”和震撼全国的“返城风”是该篇阐述的重点。

由于红卫兵的积极参与，上山下乡运动被赋予了激进的政治意义。它似乎不再是将城市“剩余劳动力”无情地向乡村倾泻的一种手段，而是成为革命青年在红色祭坛前奉献赤胆忠诚的极端形式。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是以“文化大革命”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为先导的。

1966年夏季，随着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一声令下，“文化大革命”这只“潘多拉的盒子”被一下子打开。文化教育、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行各业，都受到猛烈冲击。8月在各大中城市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和尾随其后的“大串联”，将“造反”的狂潮迅速推向全国。

19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策划下，上海市一部分“造反派”组织夺了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的领导权，宣布成立“上海市人民公社”(后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一事件被官方喉舌誉为“一月风暴”，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同时，“革命委员会”这种在极左路线卵翼下产生的权力形式，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权力机构的基本模式。

“一月风暴”咆哮所至，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揪斗，“靠边站”，甚至“被打倒”，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伴随各地“造反派”夺权任务的实现，“文革”的领导者着手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控制下的新秩序。针对教育部门，首先向全国发出了停止外出串联，大、中、小学开始“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促使桀骜不驯的红卫兵们回到学校，置于纪律的约束之下。3月7日，毛泽东在给《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材料所作批示中提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构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毛的批示和有关材料经中共中央批转，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军训团(有些地方又称军宣队，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进入学校，师生陆续返校，解散了为数众多的跨班级、跨部门、师生混合的群众组织，实现按教学班为基础的大联合。接着开展“革命大批判”，解放干部，组建学校的临时领导机构，即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军训团进校，对结束学校的混乱秩序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同时也把林彪在军队中搞的一套工作方式和作风带入学校，助长了空头政治、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和极左思想理论的传播。许多学校撤销教研室(组)，取消班级建制和班主任制，将师生按班、排、连的军事建制编队，设立连队委员会，政治指导员。“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讲用会”等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及“突出政治”的做法风行大、中、小学校。这对“文革”期间的学校教育和历届学生分配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

中共中央宣布“复课闹革命”后，各地的形势发展大多一波三折。一些地方的大、中学生，依旧滞留校外，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纠集在一起，以致武斗升级，流血事件层出不穷。7月22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对武斗升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学校遭到破坏，秩序开始稳定下来的学校，重新陷入混乱状态。为此中共中央于9月23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外地串联的学生以及其他人员，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原地、原单位。此举最终使迁延一年之久、已完全处在“无政府”状态的红卫兵大串联销声匿迹。

10月14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在此以后各地学校陆续复课。

中学普遍复课后，一个严峻问题很快突显出来：“文革”爆发不久，所有大专院校就停止了招生，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工作同时中断，使毕业生的升学道路完全堵塞。另一方面“文革”引发的大动乱造成1967年生产大幅度滑坡，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96％(其中工业产值减少138％)。各地工矿企业大多苦于派性争斗，生产步履维艰，接纳新工人入厂的工作尚无从谈起。这样，中学毕业生就业之路也变得异常狭窄了。当时全国中学积压的1966、1967年两届初、高中毕业生多达402万人《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1页。，大批毕业生分配无门，终日无所事事，成为学校恢复教学和招收新生的障碍。1967年10月22日，教育部在关于复课闹革命情况的材料中，将毕业生分配作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指出：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还需要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

尽管毕业生分配问题迫在眉睫，但全国许多地方还为严重动乱所困扰，一些地区因不断的武斗处在失控或半失控的状态。当许多地方还未建立起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下，像中学毕业生分配这样一项涉及面很广，需要不同地区和单位协同合作，自上而下周密计划、布置的工作还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在12月15日有关教改问题的批示中，要求大、中、小学校继续将“教育革命”作为学校工作的中心，复课闹革命，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进入1968年，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积压在校的毕业生除1966、1967两届，又加上1968届的598万人，三届毕业生(以后习称“老三届”)共达1000万人。

如此众多的毕业生积压在校，他们的出路何在?在以后若干年里，高中和大学停止招生，升学道路被完全堵死。而整个国民经济又呈现继续衰退的形势，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在上年已经下降96％的基础上，再降42%，只相当于1966年的862％。在这种令人沮丧的形势下，对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单位而言，招收新职工根本提不上议事日程。“老三届”毕业生实际上已经成为城镇的剩余劳动力。于是，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崭露头角。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活动，最初并不是政府动员组织的结果，而是由首都北京的一些“老三届”中学生自发倡始的。

“文革”十年，与“老三届”中学生息息相关的有两场运动，即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运动曾如摧枯拉朽的飓风扫荡全国，震惊世界。它将一批年轻气盛、富于革命激情的青年学生推上政治舞台。1967年8月18日，当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向欣喜若狂的革命小将高呼“我支持你们”时，年轻的红卫兵们天真地认为，自己似乎已成为决定中国前途乃至世界之命运的主宰。但是，随着10月3日《红旗》第13期社论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而把群众运动的矛头进一步引向各级领导干部，以干部子弟为中坚的红卫兵运动便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与此同时，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极左派控制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结束了对老红卫兵(为与尔后兴起的“造反派”红卫兵，又称新红卫兵相区别，将这一时期的红卫兵称“老红卫兵”)的利用，转而扶持运动初期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造反派”学生，并以他们为核心重新组建了在各级革命委员会有效控制下的红卫兵组织，即所谓“造反派”红卫兵(新红卫兵)。在此基础上，建立跨学校、跨地区的“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中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建立，标志着“老三届”学生领袖的“改朝换代”。然而，无论是老红卫兵，还是新红卫兵，是所谓“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他们的政治取向、思想观念大都如出一辙。1967年9月发轫于北京的上山下乡活动，就是由雄心勃勃的“造反派”红卫兵头头率先组织起来的。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在发动一场“继续革命”的新长征。

(一)真诚的探索者

早在1966年6月“文革”爆发初，在全国每一所大、中学里，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声讨会，批判会，通宵达旦。6月6日，北京女一中高三年级的几十名学生率先提出：“彻底砸烂整个旧的教育制度”，其中包括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她们认为，旧的高考制度“突出业务，突出分数，贬低政治标准”，“排斥工农子女”，“扩大三大差别，和封建社会考状元没什么两样”。最严厉的批判莫过于“它助长个人奋斗的资产阶级思想，引诱青年走白专道路，实际上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于是，义愤填膺的女学生们决定给毛主席写信，请求废除旧的高考制度。信中写道：

高中毕业生应该到工农兵中去，和工农相结合，在三大革命运动的风浪中锻炼成长……这是一条新路，是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新路。我们一定要，并且一定能走出这条无产阶级自己的路。

亲爱的党呵，敬爱的毛主席，最艰苦的地方，要派毛主席身边的青年去。我们整装待发，就等着您一声令下。

6月7日，湖南长沙一中的一个共青团支部向全国高中毕业生发出倡议，彻底摧毁“升学考试”这个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并列举了它的21条罪状。6月10日，北京男四中毕业班的学生也写出一份题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倡议书。他们更加鲜明地提出，今后的大学生要“大量从工农兵中吸收在阶级斗争中经过考验的革命者入学”。并且无比自豪地宣布：“我们打碎的决不仅仅是一种考试制度，我们打碎的是几千年来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文化桎梏，我们打碎的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清华大学附中等编写：《毛主席的红卫兵》，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76年版，第22—23页。青年学生的倡议得到了“文革”领导者的支持。6月2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改革高考制度。

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只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个环节，随之而来的，是更广泛、更深入的全面批判，所谓“反动的招生路线”，“封、资、修的教学内容”，“束缚学生思想的教学方法”，“冗长的旧学制”均在扫荡之列。

1966年下半年，当红卫兵运动正处在“破四旧”、“大串联”的如火如荼阶段时，已有一些“老三届”学生在意识到原先考大学、当专家的道路被否定之后，更热衷于脚踏实地地探索新的人生道路。由于“文革”前学校教育的大量灌输，这条新的、革命化的道路对他们并不陌生，那就是“与工农相结合”。他们从一踏入中学校门起就经常被组织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大约在1965年以后，许多中学在每个学期都要组织一次下乡劳动，时间一般在1周至10天不等。同时，积极开展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尤其是电影《军垦战歌》、《生命的火花》以及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知青先进典型，给予“老三届”学生以深刻的印象，促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朝着这个方面进行探索。

“文革”初期学校停课，“夺权造反”热火朝天，中学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活动自由。应该看到，在当时卷入“大串联”的学生中，目的并不相同，有的是热衷于到各处参加运动，“煽风点火”；有的乘机免费旅游，寄情于青山绿水之间；还有一些学生，真诚地想利用这一机会，摸索与工农相结合的途径。

探索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些人的兴趣是在乡下从事社会调查，有的则尝试创办像毛泽东青年时代那样的自修大学和农民运动讲习所。1967年元月5日由一群知识青年自发组织的湖南共产主义战校将校址设在澧县七里湖农场。战校的《宣言》声称：这是一所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以抗大和解放军为榜样，面向工农，培养共产主义战士的新型学校。

通过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批判，许多“老三届”学生对17年教育制度产生很大反感，希望尽快投身于农村、边疆，在探索革命化道路的过程中真正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1966年底，北京市的一些红卫兵发起组织了红卫兵农垦战斗团，曾与长期在广东省担任领导职务、“文革”初调赴中央工作的陶铸联系到海南岛去。在此前后，几批北京红卫兵自发前往云南、河南、东北等地的农场和农村。还有些学生，把“文革”前的下乡知识青年，当成了社会调查对象。如北京一所中学的学生曾数次到河北省宝坻县(今属天津市)去访问邢燕子和侯隽，并与那里的下乡知识青年共同生活了一段时期。有的学生在深入到河北易县等老革命根据地时，对当地的插队知青产生了兴趣，便进行了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还有些学生更直截了当一些，早在1966年，就有学生利用“大串联”机会前往新疆，要求留在当地参加军垦；有些学生串联途经某个山乡，便不想再回学校，要求留在那里与农民一起“战天斗地”，如后来被广为宣传的北京长辛店中学的蔡立坚，就是串联路过山西一个小山村时决心留下务农的。虽然不久就被学校召回，但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涌起之初，她到底还是返回到那里。首批到云南西双版纳安家落户的北京知识青年，也曾有过到该处串联的经历。

(二)“飞向草原的雄鹰”

在再度掀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充当了开路先锋的北京25中学生曲折等人，实际上就是上述那些热情、单纯的探索者中的一部分。他们也曾想创办红卫兵大学，进行有关教育革命的尝试，后来学习了毛泽东有关青年运动的论述后，认为：学生的阶级属性是没有进行彻底思想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必须实现思想革命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于是申请到条件艰苦的内蒙古牧区插队。为此，当时的《红卫兵报》把他们誉为“飞向草原的雄鹰”。

曲折等人所以最先跨出这一步，是与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分不开的。“文革”爆发，曲折带头成立了全校第一个学生造反组织“东风”。不久，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人决定派工作组进入各校，以期稳定日趋动乱的局势。在各个中学，数目不详的一批应届高中生被工作组打成了“反党分子”、“野心家”。曲折和他的同班同学李冬民(后来的北京市中学红代会主要负责人)也在其内。他们在校内被批斗达四十余天。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严厉指责派工作组的做法，指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即，全国形势陡然一变。曲折等人的罪名一扫而光，“革命左派”的桂冠则从天而降。这段起伏跌宕的经历无疑增加了曲折及其造反派战友对毛泽东的虔诚、热爱和感激的心情。“是毛主席解放了曲折，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解放了曲折。”《飞向草原的雄鹰——记到内蒙插队的第一批首都中学红卫兵》，《兵团战报》、《中学红卫兵报》合刊，1967年11月1日。这的确反映了他发自肺腑的呼声。1967年3月，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中学红代会)成立，一批著名的造反派学生跻身于它的领导机关。李冬民担任红代会的主要负责人，曲折作为红代会政治部负责人，主管红代会的报纸——《兵团战报》。以后，因为对学生中旷日持久的“派仗”感到厌倦，曲折等人于7月发出了关于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进而认识到实现思想革命化，只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在选择“与工农相结合”的具体方式上，曲折等人深受60年代初期树立的上山下乡先进人物的影响。而广大农村缺乏知识，农民养活了知识分子而又迫切需要知识青年的现状，也促使他们做出走上山下乡道路的决定曲折：《发端：1967年10月9日》，《草原启示录》，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此外，1967年初官方旨在动员返城老知青重新回到农村而开展的有关上山下乡伟大意义的宣传，对曲折等人的选择也产生了直接影响。5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强调“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广大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当曲折等人向北京市革委会提出自己到边疆插队的志愿时，就是以这篇社论为依据的。

曲折等人的行动从一开始就得到北京市革委会的全力支持。10月8日，北京市革委会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座谈会中赞扬他们是“开路先锋”，预祝他们打好第一炮，以后把经验写回来，“发动不少的人再到那里去”《北京市革委会领导接见首都第一批插队知青座谈会原始记录》，1967年10月8日。。足见官方对他们的支持，是与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的棘手问题联系在一起的。1967年下半年，北京乃至全国各大中城市已经普遍感到六六、六七届中学毕业生大批滞留学校造成的压力，所以，官方急切地希望曲折等人的行动，能够带动更多的毕业生到农村和边疆去。另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考虑，就是希望通过这次行动，打退“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指倒流回城的老知青们)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把那股歪风打下去”。在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的讲话中，与倒流回城的老知青们展开的斗争被夸大为“两条路线的斗争”。

当时，毛泽东尚未发表那段关于必须由贫下中农给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再教育”的著名指示。所以，在对上山下乡的提法上，侧重的仍是发挥知识青年的主观能动性，改造社会的积极作用，而不仅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改造。

在北京市召开的座谈会上，有的负责人希望知青把毛泽东思想带到牧区去，把所在之处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改造落后的东西，并强调向牧民灌输集体经济思想的必要性。他们将这次行动比喻为一次新的长征，勉励知青像革命前辈那样，经受往长征的考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做可耻的逃兵。毛泽东在阐明红军长征的重大意义时，曾将它形象地比作“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高度评价长征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老三届”学生，通过革命传统教育，对长征的历史、尤其是红军战士跋山涉水辗转二万五千里历尽艰辛的光辉业绩，无不耳熟能详。将上山下乡比作又一次长征，增强了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坚定了他们经受艰苦环境考验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使他们有理由相信，这是继红卫兵运动之后，又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

10月9日，曲折和九名同伴启程离京。临行前，他们曾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上千人的欢送队伍前，向着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毛泽东像庄严宣誓。誓词说：“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心甘情愿!”“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曲折十人在掀开上山下乡历史崭新一页的同时，还创造了这种独特的政治仪式。如果不是有过亲身经历的知识青年，未必能够理解在一篇由颂誉之辞和豪言壮语编织的誓文中，会凝聚着那么多虔诚、真挚、圣洁的情感，那么强的自信与盲从。从此，一批又一批北京知青在奔赴农村和边疆以前，都必须到天安门广场上举行这样一场仪式。

曲折等人动身前往内蒙古牧区时，声势造得很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及时进行了专题报道，充分肯定了他们选择的道路。《北京日报》的短评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向他们学习。中学红代会机关报《兵团战报》高兴地预言：“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市、全国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正在轰轰烈烈地兴起。”《兵团战报》、《中学红卫兵报》合刊，1967年11月1日。实际上，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不可能存在纯自发的行动。而曲折等人在当时，也并非全然没意识到自己行动的意义。

“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热潮的序幕就此拉开了。从这时起到1969年“老三届”学生离京，这场运动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67年10月至1968年春，是带有自发形式的上山下乡阶段；第二个阶段，1968年夏到当年12月21日，是各省、市、自治区开始有组织地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阶段；第三个阶段，从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以后，至1969年春，此时“老三届”剩余的毕业生大部分已被送到农村。在前两个阶段离校的，大多是对上山下乡方向持积极或比较积极态度的学生，特别是1967年率先下去的几批。

(三)“做一颗红色的种子”

北京市革委会的期望并未落空，确有不少中学毕业生在曲折等人行动影响下，主动申请上山下乡。同年11月11日，又有1200名中学毕业生启程奔赴内蒙古草原和东北“北大荒”等边疆地区安家落户。在这批学生中，最引人注目的带头人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学红代会常委、北师大一附中的高中毕业生何方方。

何是“文革”初期中学生最著名的造反派之一。从奋起造反，到带头上山下乡，她的经历在“老三届”学生中不失为一种典型。她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初中时加入共青团。“文革”爆发前为师大一附中高三学生，担任班里的共青团书记，她与同班同学陈永康，是学校领导培养的学生骨干。“文革”风暴袭来，校领导很快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何、陈等人顺理成章地受到株连，被斥为“党支部的红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苗子”，承受到压力。

1967年6月初，刘少奇派出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由于他的女儿刘平平也在师大一附中读书，所以从一开始就关注着该校的政治动向。工作组进校时，他亲自指示：师大附中党支部已经烂掉，下去要重组班子，要在学校中划分左、中、右，阶级阵线搞清了，再依靠左派打击右派。何方方所在班是学校原党支部进行“教育改革”的试点，工作组一进校，又把该班当作运动中的试点。全班13名干部子女中，一些人的家长(包括何方方的父亲)已成为“文革”“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活动的第一批受迫害者，另一部分主要出身革命军人家庭的干部子女，则依然保持着出身的纯正。工作组把后者当作运动依靠的“左派学生”，而何方方等人则被划入“右派学生”之列。何方方与同班六名干部子女对工作组的种种做法非常不满，又从内部小道消息获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的上层出了问题，加之《人民日报》6月6日社论明确号召“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于是在6月20日联名贴出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这份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扬言：“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惟一准则，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有多么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大字报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主要不在于它对工作组进行了一连串猛烈攻击，而在于它的矛头明目张胆地指向了工作组的“后台”。既然工作组是在刘少奇直接关照下派驻的，刘平平又是工作组中唯一一名学生成员，所谓工作组的“后台”究竟指谁也就不言自明了。

大字报立即被反映给刘少奇。刘指出：何等人“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随后，何方方等人不断受到大批师生的围攻和有组织的全校性批斗。直到7月毛泽东回到北京，各校工作组撤出学校，何方方等人才重见天日。

平反以后，何方方担任了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中学红代会常委、市革委会委员等职。但她不安于充当抛头露面的“学生领袖”，招摇过市，而是奔走于内蒙包头、山西太原等地，积极参与当地的造反派活动，1967年秋才回到北京。9月，她听说曲折等人筹备往内蒙草原插队落户的消息，立即行动起来，着手本校上山下乡的发起和组织工作。她认为：当红卫兵造反的使命光荣结束后，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边疆插队落户，是摆在自己面前的一条最为革命的道路。在学校的一次会议上她明确告诉大家：准备到内蒙古牧区插队落户；在校内不进行公开动员，完全依据自愿原则，谁愿去谁报名。同时强调草原条件非常艰苦，去了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要在那儿插队落户扎根一辈子。她说，“我们要做一颗红色的种子，在内蒙古大草原生根、开花，永远同草原上的贫下中农同战斗，共呼吸。”《紧跟红司令毛主席奋勇向前——记优秀的红卫兵女战士何方方》，《红卫兵报》，1968年5月29日。

在何方方这样一批学生骨干的带头下，北京中学生掀起“文革”中第一次上山下乡的热潮。在短短几个星期里，各校报名人数达到3500多人。最后被批准到内蒙牧区和东北落户的有1200人。未获批准的学生中，有的是因为家庭确有困难，有的是因为本人身体有病，有的则因为家庭存在政治问题被淘汰，理由是边疆地区“不适合”。

据当时的《红卫兵报》报道：这项工作得到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和北京市革委会的大力支持，由市委计划组和有关省、区的安置办公室派人进行了组织。这表明，当一大批毕业生自愿申请到边疆地区安家落户之际，一场方兴未艾的上山下乡运动已镀上鲜明的官方色彩。截至1967年底，北京市已有4000名六六、六七届中学毕业生自告奋勇前往东北、内蒙等地插队、插场(指到国营农场)。这在全国的确先声夺人。

何方方、曲折等人，都是“文革”初从中学生中脱颖而出的“造反派”。正是在他们的发起带动下，上山下乡运动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四)“尽染东方一片红”

1968年3月首都中学红代会的机关报《红卫兵报》刊载了赴滇知青“赤忠”的一首诗《赠战友》：

挥手豪情别红城，跨步河江万里行。

统帅扬笔雄文赤，小兵执行毕生忠。

滇边种胶歌正起，塞外迎春曲更兴。

斜眸向西笑禁锢，尽染东方一片红。

署名“赤忠”的赴滇知青集体由55名高、初中毕业生组成，为首者叫李镇江。1967年底当一批红卫兵骨干率先奔赴内蒙、黑龙江等北部边疆省份安家落户之际，李镇江等人则标新立异地将自己上山下乡的目的地选在了更为遥远的西南边陲。

1966年红卫兵“大串联”中，李镇江和几名同学长途跋涉到了风景旖旎的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南边境，地处亚热带，终年绿树葱茏，果木芬芳，花开四季。纵贯全州的澜沧江滋润着两岸的肥沃土地。一幢幢傣家竹楼，掩映在高大的椰子树、贝叶树、槟榔树和奇花异果下面；一座座爱尼人、布朗人山寨，荫蔽在铁力木、凤尾竹等热带树木汇成的绿海碧波中。到达这里的红卫兵无不为奇异的南国风光所陶醉，同时又深深感到当地经济、文化的落后，于是萌生了到西双版纳安家落户、开创革命大业的念头。返回北京后，他们的打算得到更多志同道合者的赞同。

1967年11月27日，李镇江等55名初、高中毕业生以“首都红卫兵赴云南边疆农垦战士”的名义给周恩来总理递交了请示报告。报告写道：

我们是北京中学红卫兵，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坚决到云南边疆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革命的道路已经选定，我们就坚决走到底。我们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十月份两次赴云南边疆进行调查，联系。

我们经过几个月的实际调查和亲身体验，深切地了解到云南边疆非常有开发前途，尤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橡胶生产更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去开发。我们向毛主席、向党、向人民、向革命前辈立下誓言：为加强国防、保卫祖国、打败美帝国主义，为了给中国和全世界人民争气，我们自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我们现在已经在组织上、思想上，以及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赴战场!请中央首长下命令吧!我们再次坚决请首长下令！！

此致

革命红卫兵的敬礼!

首都红卫兵赴云南边疆农垦战士

周恩来在当日做出批示：“富春、秋里同志，可考虑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联系一下。”《红卫兵报》，1968年3月20日。李富春、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丁国钰、牛连壁均做了批示，并于12月1日责成市计划组办理。

1968年2月8日，李镇江等55名红卫兵离京启程，他们来自20多所中学，内有高中生43名，初中生12名；男生31人，女生24人，2月21日抵达西双版纳的东风农场。由于有过与中央领导人接触的一段插曲，以后关于他们的事迹越传越神。据说他们在北京时曾向周总理写了血书，当总理接见他们时，他们向总理表达了扎根边疆的决心；传闻又说他们中多数是高干、高知的儿女，在边疆各个表现突出《红土热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页；参见邓贤：《中国知青梦》，《当代》1992年5期，第48页；费声：《热血冷泪》，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以上传闻扑朔迷离、无从印证。不过55名北京红卫兵的行动的确开启了大批知识青年赴滇参加边疆农垦建设的先河。

1968年3月20日，首都《红卫兵报》以《西双版纳来信了！》为题，报道了首批赴滇的红卫兵小将的消息。信中表示，决心做一颗红色种子，在边疆生根、开花、结果；献身于祖国的橡胶事业，给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争气，给中国人民争气。信中汇报了当地“阶级斗争非常复杂”的种种现象：国民党残匪、缅甸反动派时常派人来破坏；当地是和平土改，土司、头人以前还有势力，经过“文革”被打倒了。傣族青少年起来大破四旧，寺里的和尚都出来劳动，泼水节等旧风俗也已经破除。表示“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在阶级斗争大风大浪里锻炼自己”。信中倾诉了准备经受任何斗争考验而决不动摇的坚定信念，“虎豹毒虫浑不惧，开天斗地创新宇”。而这封信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向全市高中、初中毕业生发出倡议：“立下革命志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乐在天涯战恶风’。”这表明，作为中学红代会喉舌的《红卫兵报》，希望用赴滇知青的榜样来加快上山下乡的步伐。这实际反映了当时官方的意图。

(五)杜家山上的新社员

曲折、何方方、李镇江等人都是以集体组织的方式到边疆插队、插场的，与此同时，一名普普通通女学生却选择了一条更为彻底的“农民化”道路，她就是前文提到过的蔡立坚。一个缺少生活经验的城市女学生，孤身一人到偏僻贫困的小山村落户，遇到的困难自然比集体下乡要多，但蔡立坚却毅然决然地走上这条远非平坦的道路。

蔡立坚，原名蔡玉琴，下乡时为表示立志扎根山村干革命，遂改名立坚。改名是那个时代青年中的一种时髦。旧的名字，因为被认为缺乏革命含义，甚至包含封、资、修的毒素，多被摒弃不用，并代之以锋芒毕露的革命化名字。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老红卫兵风云人物宋彬彬，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对她的名字颇不以为然，并意味深长地说道：“要武嘛。”从此，宋彬彬改名宋要武。不过，当时最流行的名字还是“文革”、“卫东”、“向阳”之类，大有泛滥于天下的气势。等上山下乡运动崭露头角，又给了青年学生一次展示革命风采的机会。像曲折(原名不详)，启程往内蒙草原前，为表示在各种考验面前永不动摇，决心走曲折的路而更名“曲折”；何方方为显明继承革命传统，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心迹而更名“铁军”等等，与蔡立坚的改名，可谓异曲同工。

蔡立坚选择一条艰苦的人生道路绝不是一时冲动。她出身工人家庭，父亲是北京铁路局的劳动模范，“文革”初又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家庭的熏陶，父母亲在旧社会含辛茹苦的生活经历，使她从懂事时起便对毛主席、共产党充满热爱。

1965年8月，她从北京市长辛店中学毕业。当时，毛泽东关于“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教导，已经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侯隽、邢燕子等一些老知青的事迹报道，曾经使她感动得彻夜难眠，于是萌生了踏着她们的足迹前进的念头。但她递交的要求到农村插队的申请书却被学校领导拒绝了，理由是“上级没有这个规定”，“学生应该争取升学”。一旦“文革”爆发，校方的这种态度被说成是“走资派”阻挠她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罪状。

1966年12月，蔡立坚和三个红卫兵战友，学习毛泽东当年徒步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榜样，在严冬季节，擎着“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红旗，走上以革命圣地延安为目的地的长征路。途中路过一个叫做杜家山的村子。该村位于山西榆次、太谷、和顺的交界处，海拔1500米，是榆次县境最偏僻的山村。全村只有5户16口，劳动力只有4人，其中最年轻的劳力也有40多岁。全村耕地180亩，地广人稀，土地贫瘠，生产落后，农民的贫困可想而知。因蔡立坚等人的到达，这个封闭的小山村沸腾起来。而农民的质朴热情，又使蔡立坚等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第二天，当她们告别乡亲，继续踏上征途时，蔡立坚已经对杜家山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深情。几天后，她毅然告别同伴，在崇山峻岭中只身返回已经离开280多里的杜家山。不久毛泽东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号召，远在北京的学校来信催她迅速返校，参加“斗，批、改”。行前，她把全部行李寄存在一个农民家，以示在当地“战斗一辈子”的坚定决心，只身回到北京。当时的学校，仍陷于派性组织的争斗中，她厌烦了这种人斗人的场面，写出“到农村去”的大字报，表达到杜家山寻找革命道路的渴望。

1968年3月蔡立坚终于回到杜家山。从此，她每日起早贪黑地与农民并肩劳动，胼手胝足，投入到山区建设上。两个月后，从她的母校又来了四名同学，有的还是打派仗时的“对头冤家”。殊途而同归，当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陷入沉寂以后，她们却在一个贫穷偏远的小山村重新聚首。这种令人感慨的插曲实际上浓缩了“老三届”学生的普遍经历，从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小将，到上山下乡道路上的知识青年，乃是他们走过的共同道路。

蔡立坚没有曲折、何方方等人那样辉煌的红卫兵“造反”史，没有赴滇首批红卫兵那样蒙着传奇色彩的经历，也没有说过“世界是我们的”之类大而不实的豪言壮语，但她对上山下乡的追求却是执著的。她不仅能吃苦，而且在形象上刻意追求“农民化”的效果，以便真正与农民“打成一片”。于是她穿起农民自织自染的粗布衣，腰间系一条白羊肚手巾，如果不是那张因终日劳作而被烈日曝晒得黝黑的瘦脸，显示出与当地妇女的截然有别，与农民的气质简直惟妙惟肖。

蔡立坚所选择的彻底与农民结合的方式，对国家具有重要的宣传价值。很快，她不怕艰苦，到山区落户，立志当一辈子农民的事迹，就经《人民日报》的报道传遍了全国《杜家山上的新社员——记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到农村落户》，《人民日报》，1968年7月4日。

曲折、何方方、李镇江、蔡立坚为代表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先行者，都是“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而且都有过当红卫兵的经历。从叱咤风云的红卫兵闯将到勇往直前的知识青年带头人，从他们非同凡响的人生足迹中，反映出“老三届”一代人独特的成长道路。

“老三届”学生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也曾是新中国教育出来的最成功的一代。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所倾注的狂热，至少在初期，丝毫不亚于对红卫兵运动的参与。这不仅与“文革”前城市青年的普遍消极态度形成鲜明对照，而且为以后的历届中学生所罕见。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他们所受的系统教育和“文革”初的特殊经历是分不开的。

他们是从建国到“文革”这17年教育成败得失的集中体现者。在他们身上，这种教育中积极的、进取的一面，与盲从、狭隘等消极的一面，都表现得非常鲜明。国内外研究中国“文革”问题的学者，多认为“文革”期间红卫兵种种异乎寻常的表现与17年的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认为这种教育是引发“文革”动乱的重要原因。今天的人们，也仍在从“老三届”学生的人生道路中，不断反思17年教育的利弊得失，希望从中探索可资发扬或引以为戒的经验教训。

无论对17年教育(这里主要是指政治灌输和品德培养)持肯定还是否定态度，有一点是为人所公认的，那就是它曾经成功地塑造了一代甘愿为革命理想而奋斗而献身的青年。这种理想，首先是基于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代青年呱呱落地时起，耳畔回旋的便是对领袖的颂歌。入学时学写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近乎胎教的灌输，对他们以后的成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理想的形成，还基于日臻完备、系统的政治教育。他们跨出家门迈进校门，不仅是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政治化的开始。学校教育除了传授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还包括经常的、大量的政治学习，包括多种多样的诸如听报告、讲时事、上团课、下厂下乡劳动、参加军训、忆苦思甜等活动形式，包括英雄事迹的感染和熏陶。刘文学、向秀丽、雷锋、王杰……英雄业绩的感召，给他们的思想打下了鲜明的理想主义烙印。像英雄那样生活，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如此浓烈的政治气氛下，学生普遍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这种意识，在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并提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以后，变得益发浓厚起来。

在以阶级教育、革命教育为主的前提下，17年教育注重培养的是青年的集体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德和勤奋、刻苦、勇敢、向上的素质。“老三届”中很多人在经历“文革”及以后上山下乡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能够以坚忍的意志和互相扶助的精神与命运抗争而不甘沉沦，与他们受到的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

但是，17年教育的两重性，也使整个国家乃至受教育者本身尝到了苦果。首先，对雷锋等英雄人物献身精神的宣传，是与对领袖的盲目崇拜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学毛著、背语录成为时髦，随着新闻媒介把对领袖的尊敬和忠诚绝对化，青年学生对领袖的情感被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所扭曲，最后发展到如醉如痴的狂热地步。再者，关于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同“反修防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原则紧密结合在一起，学生们的政治热情被引上歧途，蜕变为一种盲目、狭隘、偏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整个思想理论界极为封闭，政治观点日趋偏激，青年学生除了被动接受之外并无鉴别、思考的余地，在“反修防修”、“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做世界革命的促进派”之类豪言壮语的背后，隐蔽的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对人类文化价值的极端无知。这直接导致了“文革”中红卫兵运动的种种暴力和破坏行为，对尔后兴起的上山下乡运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另外，17年教育关于集体主义的宣传是与对青年个性的压抑联系在一起的。在革命理想主义化身的雷锋身上，突出宣传的是“甘做革命螺丝钉”的思想。从本意上说，把个人比作社会这架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立足于本职工作，努力为人民多做贡献，是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但把它加以极端化的导向则使事物超越了“度”而变质。当年风行一时的名言“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便是扭曲个人与集体关系的一个“杰作”。而“文革”中倡导的“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的口号，则是“螺丝钉”口号的发展。这类宣传所塑造的心理状态是：只要于社会有利，哪怕是些微的利益，个人付出再大的牺牲也在所不辞。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一切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言行，都被等同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一般还要在前面冠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定语)的表现。而这种偏见，却是当年“老三届”学生的共识。青年人的个性不但没有伴随文化知识的增长而获得独立发展，反而被压抑至等同纤尘，导致畸形人格的形成。无条件地、盲目地服从集体的化身，也就是最高领袖的个人意志，是这种畸形人格的集中体现。因此，虽然他们表面上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实际上却把自己的责任和权利无保留地让渡给了集体的最高代表——神一样被尊奉的最高领袖。

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的一代青年学生，早在学校时期已不甘寂寞。毛泽东对毛远新、王海蓉等人发表的抨击“旧教育制度”的几个谈话，很快在部分中学生中暗暗流传，其立论的新鲜大胆，使青年人的心激动难抑，他们中的敏感者已经嗅到了“山雨欲来”的气息，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平地而起。

1964年、1965年前后，有关批判资产阶级的活动已经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的中学内小范围地展开，一些干部子女组织起独立于学校党、团的小组织。

1965年，北京市西城区曾发生一起“四六八学潮”，是一次比较典型的事件。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在全国范围已掀起高潮，教育部门也抓了不少忽视德育的典型，提出一些问题。这引起一部分学生的关注。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部分学生以干部子女为主，进行了串联，组织了罢课，给中共中央写了“进言书”。主要要求有两条：

一条是真诚地希望到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在这方面，毛泽东对毛远新的谈话无疑是一个公开的号召。毛指出：“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阶级斗争是一门必修课。”“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处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青年学生完全接受了上述观点，上阶级斗争“主课”的愿望十分强烈，并戴着“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观察周围的事物，发现“阶级斗争”不仅存在于社会每个角落，也存在于学校中。于是要求向中学派“四清”工作组，要求亲身参加“四清”运动，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进言书”的第二条，是尖锐批评现行教育制度，认为它是在鼓励学生为分数、为考大学而学习，而不是为革命而学习；培养的目标是“学而优则仕”，是成名成家，而不是引导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由于教育方针有问题，造成学校中不讲阶级路线，地主资产阶级子女、高级知识分子子女因学习好受到老师的赏识，在学习和入团等方面都受到照顾。这些青年学生强烈要求在学生中推行阶级路线，并在学校建立类似于贫协的阶级组织。“四六八学潮”是极左思潮在青年学生中的一场骚动，实际上是红卫兵运动的一次预演“四六八学潮”并不是孤立的事件，此外如清华附中预科班学生于1965年10月28日贴出《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鼓吹：“对我们学生来说，什么教学制度、学习方法、纪律规章、天地六合，都藏有旧东西，对待它们，只有一种精神：造反！”。

一年后“文革”狂飙乍起，率先冲锋陷阵的就是“老三届”中高干子女组织的红卫兵。红卫兵运动并非事发偶然，某种意义上说，它正是17年教育之树结出的一个硕果。而不久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则是红卫兵运动的延续。

前后衔接的这两场运动，在内容、形式、宗旨、作用上迥然不同，然而，由于它们都是以“老三届”学生为主体，并以若干激进学生领袖为先导的，所以不难发现两者间在指导思想、动员口号乃至行为方式上的雷同。

在红卫兵运动中，与“造反有理”相辉映的口号，始终是“反帝反修”、“解放全人类”。这些口号，无不脱胎于“文革”前卓有成效的政治教育。无独有偶，当“老三届”中另一拨激进学生发起上山下乡运动时，在他们高高擎起的旗帜上，书写着同样的口号。这反映出“老三届”学生一以贯之的思想。曲折等人在天安门广场的誓词中，就有“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心甘情愿”之类的响亮口号。他们行抵目的地后，在致同学的信中又提出：“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就作插向修正主义肺腑的尖刀。战争不打，二十年内改变全蒙面貌。”《飞向草原的雄鹰——记到内蒙插队的第一批首都中学红卫兵》，《兵团战报》、《中学红卫兵报》合刊，1967年11月1日。区区十个人的先遣队，下乡伊始夸下如此海口，立下如此壮志，在后人眼里固然滑稽可笑，又何尝不是当年青年学生自命不凡、雄心勃勃神态的真实写照?1967年底，中苏关系濒于破裂，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波及中蒙边界。到牧区插队的知识青年，感染到这种气氛，从而赋予上山下乡以更为强烈的政治意义。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的举动将推进世界革命的进程。于是以一种极度夸张的口吻宣布：“草原是属于我们的，祖国、世界是属于我们的。”这与赴滇知青“斜眸向西笑禁锢，尽染东方一片红”的思想也如出一辙。

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修，曾是青年学生投身于红卫兵运动的重要动机。自60年代初起，随着“阶级斗争”的观念弥漫到包括文化、教育部门在内的社会生活各领域，所谓“亡党”、“亡国”、“资本主义复辟”等耸人听闻的警语不再被看成是无稽之谈。“文革”的爆发，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使青年学生以为，身体力行捍卫革命事业的时机终于到来。当上山下乡的先行者们踏上漫漫征途时，头脑中萦绕的仍是这个念头。如火如荼的批斗“党内走资派”狂潮，显然强化了他们的“反修防修”意识和责任感。既然连那些爬雪山、过草地、出生入死的老红军、老干部们都成了蜕化变质的“走资派”，对没有吃过苦的青年来说，如何反修防修，不是一个摆在面前的更为严峻的课题吗?沿着这个思路，不由得感到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论述有着深刻的含意。并且认为，解决反修防修问题，首先必须解决世界观问题。于是，抱着改造世界观，肩负反修防修任务的决心，自愿报名上山下乡。

无论是充当毛主席的红卫兵，“像勇敢的海燕一样”在“文革”风暴中翱翔，还是自告奋勇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安家落户，“老三届”学生矢志以求的都是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因为谁都知道，毛泽东曾就培养接班人途径做过明确说明，即这样的接班人只能在群众斗争中产生，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1967年11月，当北京千余名中学生报名奔赴内蒙和东北时，就有人向《兵团战报》记者表示：“内蒙、东北是反修前哨，环境最艰苦，阶级斗争最尖锐复杂，也正是需要人去改造，去斗争，只有在艰苦的环境里才能锻炼出坚强的接班人。”

不过，许多学生当初未必认真思考过，“接班人”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实际上，毛泽东所指的“接班人”，并不是普通的工人、农民，而是可以信赖的掌权者，是领导干部。所以他的关于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规定：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培养“接班人”始终是大事宣传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之一，但它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却消失殆尽。事实一清二楚，绝大多数青年下乡后只是充当简单劳动力，真正能成为“接班人”的却寥若晨星。

对毛泽东的迷信与崇拜，也是“老三届”学生积极卷入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精神动力。前文提到，青年学生这种人格上的缺陷在“文革”前已经铸成，“文革”的到来，只不过给它提供了恶性发作的机会。在这方面，倡导上山下乡的“造反派”学生领袖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在运动初期，他们都有过一段受“迫害”、身陷囹圄的经历，只是由于毛泽东力挽狂澜，才使他们在政治上获得“新生”，一跃成为令人钦佩的“革命造反派”。这种颇带戏剧性的变化无疑增加了他们对毛主席感恩戴德的深情。所以，红卫兵报纸在报道曲折、何方方等人主动下乡事迹时，总是会画龙点睛地提到：“是毛主席解放了曲折”，是“毛主席把何方方等革命小将从白色恐怖的深渊里解放出来”《兵团战报》、《中学红卫兵报》合刊，1967年11月1日；《红卫兵报》，1968年5月29日。

的确，以他们为代表的“造反派”学生对毛泽东的热爱最初也是比较抽象、比较概念化的。一旦毛主席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为他们平反后，才真正从内心感到他的英明、伟大，才会发出“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才觉主席亲”的感慨。这种个人崇拜，不能不带有鲜明的政治功利色彩。因此，当他们认定上山下乡是毛主席指出的“最革命道路”时，便会毫不犹豫地跨出关键的一步。其实，即便是普普通通的学生，当他们主动申请到边疆落户时，又何尝不是把这视作向伟大领袖“献忠心”的具体行动。一位署名“毛主席的红卫兵”的毕业生在诗中这样写道：

红卫兵，志气大，千难万难咱不怕，

主席思想来指引，天大困难征服它。

树雄心，立壮志，誓在边疆把根扎；

祖国需要是理想，主席指哪哪安家。

红卫兵，心最红，紧跟统帅毛泽东；

一字一句不走样，一言一行无限忠。

天不怕，地不怕，为革命献身没有啥；

哪有困难冲向哪，最最幸福只是它。《红卫兵报》，1968年7月24日。

与冲锋陷阵、叱咤风云的红卫兵一样，在第一批投身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弄潮儿中，用“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看待周围世界的仍大有人在。在赴内蒙古前夕，何方方曾激动地向毛主席发下誓言：“要继续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肃清草原上最大走资派乌兰夫的流毒，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于是，狂热的青年学生一到草原，便迫不及待地投入“火热的阶级斗争”。在短短几个月里，就经历了复查阶级、重新划分阶级、整顿贫协等几项大的政治活动，并把“暗藏的阶级敌人一个又一个地揪了出来”《红卫兵报》，1968年5月29日。。甚至像红卫兵搞过的“破四旧”、抄家之类的极端做法也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草原《红卫兵报》，1968年11月20日。。

无论是狂热不羁的红卫兵领袖，还是上山下乡一呼百应的带头人，在他们身上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气质。一般说来，他们大多是学生中的佼佼者。学习成绩好、政治素质较高，有的是班、年级、学校的学生干部，有一定的威信和较强的组织能力。而他们的优点与缺点并陈，又往往与“文革”前的教育息息相关。至于说到最先卷入上山下乡运动的普通学生们，情况却相当复杂：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年龄相差悬殊，从16岁直到20岁出头；本人政治面目，家庭出身，以及“文革”初的经历，更是形形色色。只是基于上山下乡的共同愿望，才使这些素昧平生，本来应有不同人生道路的青年学生走到了一起。

不过，在共同愿望的背后，每个人的考虑却各式各样：有的“造反派”学生是为了在一场新的革命运动中“再立新功”；有的老红卫兵自以为前段时间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真诚地希望在三大革命运动(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弃旧图新”；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文革”初受过冲击或羞辱，他们希望通过下乡，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以取得加入革命队伍的资格。诸如此类的考虑，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以往思想教育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另外，长年“逍遥”在家，感到无聊之至；明知在城市升学、就业之路被阻死，不如早走为佳，等等，也都是促使一些学生主动报名下乡的动机。在当时社会氛围高度政治化的条件下，这样的动机当然不会公开展露出来，而是用各种炫目的革命口号包装得严严实实。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往往越是“文革”前的重点学校，学生中报名下乡就越踊跃。

原因之一，重点校学生总体素质高，而且生源以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居多。这些子弟，学习成绩多属上乘。干部子弟的特点在于，有早熟的参政意识、敢想敢为的勇气和较强的活动能力。由于学校、社会给予他们以特殊的信任和器重，因而使他们形成了强烈的接班人意识和政治上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要成为合格的“接班人”，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为此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至于知识分子子弟，由于60年代初在学校中大力贯彻“阶级路线”的结果，他们身上的孤傲习气早已澌灭殆尽。“文革”前，他们的出路主要在于升学，加之家庭环境的濡染，大多勤奋好学。尽管在政治上时有压抑之感，但在学校政治教育的灌输陶冶下，也不乏革命热情。他们较多书生气，考虑问题远不如深知柴米油盐之艰辛的工农子弟实际，所以面临上山下乡的选择，往往不瞻前顾后。

原因之二，重点校报名下乡的学生较多，是这类学校高效率政治教育结出的一个硕果。以北师大一附中为例：60年代初校方即认定，学校里走“白专道路”的学生多，必须大抓思想政治教育。随即在学生中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革命化”活动，反复宣扬侯隽、邢燕子等人事迹，积极提倡“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大力培养“又红又专”的样板。“功夫不负苦心人”，当上山下乡运动呼之欲出之际，该校的“旧党总支的红人”、班级学生干部、学生中的“红专”典型、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的榜样等等，多数加入到上山下乡自愿者的行列，足见政治思想教育卓有成效。北师大一附中的情况，在当时的重点学校中应是有代表性的。

红卫兵们对上山下乡表现出的狂热和执著与“文革”前的老知青们形成截然不同的对照。60年代初学校中宣传的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在升学和下乡两种准备中，升学是第一位的，下乡是第二位的。国家明确规定，上山下乡的基本对象是那些高考落榜、在城市中又无法就业的青年。这些青年只好以城市升学就业竞争失败者的身份走向农村，不可避免地带有羞辱的标记，自然也就很难踌躇满志，振作起精神。“文革”爆发，一时赋予上山下乡运动以崭新的面貌。它被看作是继红卫兵运动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被说成是革命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最激进形式。由于升学、就业之路基本被堵死，主动要求上山下乡的学生们不仅不会萌生老知青那种难堪的被淘汰感，反而会以时代弄潮儿资格睥睨一切。当“文革”前的城市青年高呼着“大有作为”口号走向农村时，很多人是言不由衷的。但“文革”中的这批弄潮儿每当诵读到毛泽东的那段著名语录：“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时，却无不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他们在下乡时以搏击长空的雄鹰自比，以划破暴风骤雨的海燕自励。他们天真地以为，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革命洪流中，自己勇敢地站到了最前列。

一旦决定了动员大批城市青年到农村去，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妥善地安置他们?具体些说，这个问题又包括：安置地点的选择、安置费的使用、安置的组织模式，等等。安置问题不仅与每一个下乡知青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而且直接关系到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衰成败。难怪它会成为社会上上下下普遍关注的问题。

同样是到农村去，知识青年的走向却迥然有异，有的千里迢迢奔赴边疆，有的却在距家门口不远的郊县落户。一般说来，各大城市头几届毕业生在留城还是下乡问题上虽然没有丝毫选择余地，但在下乡地点的选择上还拥有相当的自由度。一些毕业生真心实意地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或受到集体生活、先驱角色以及具有军队特征的生产建设兵团生活的吸引，会主动要求到遥远的边疆或者外省、区的贫困地区去。1967年秋冬，北京市4000名中学红卫兵主动申请到条件艰苦的内蒙古牧区和东北北大荒安家落户，使“到最艰苦和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一时飞扬大江南北、戈壁荒滩。1968年，广州市许多中学红卫兵，其中包括干部子弟，自愿选择去了海南岛的生产建设兵团；南京市的一些红卫兵组织了“下乡上山串联会”等组织，进行串联，最后带动一千余名毕业生到内蒙边疆最艰苦的地区插队落户，都是青年人中勇于到边远地方艰苦奋斗的典型。一些特别向往革命圣地的学生则会选择到陕北延安或江西井冈山插队落户。仅陕北地区的北京知青就有26万之多。延安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所在地，有着光辉的历史。北京知青曾自豪地表示：延安人民对中国革命做出了杰出贡献，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他们的这一要求得到北京和延安地区两方面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赞赏和支持《人民日报》，1975年4月22日。。这类情况一般都是成批人的集体行为，而革命圣地几乎无一例外的贫困，又为他们的选择成为现实提供了必要前提。

不过，许多青年在选择安置地点时，确实认真考虑了到某地下乡可能给自己在物质及其他个人利益方面带来的得失利弊。多数人自然倾向于选择距家较近或生活较有保障的地方。广州市的学生多不愿去海南，主要是因为该岛距广州太远，与外界声息难通。广东省北部的一些县向以贫穷落后著称，当然也不是理想的安身之地。但有些家境贫寒的学生并不介意路途的远近或条件的艰苦，而愿意到地方国营农场或边疆生产建设兵团落户，在这种地方，至少在经济上有些保障。对上海知青来说，条件最好的是市郊农场，距家近，物质条件较好，可以经常往返，容易招工，只是名额有限。条件次一等的是到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云南)，尽管一南一北，两个极端，但均属国营单位。当时最乏吸引力的是到农村插队《文汇报》，1974年2月28日。许多知青家长也认为“插队落户不如到军垦农场。插队落户生活艰苦，没有固定工资，也没有福利待遇”。见《分水岭集体户日记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页。。

毕业生若想对落户地点有所选择，主要的办法就是及早自愿报名下乡。以北京“老三届”毕业生为例，安置地点依次为：内蒙牧区、农区，东北北大荒，山西、陕西、云南等地，滞留城市的时间越长，选择的余地也就越小。

在1968年的上山下乡动员工作中，一些青年千方百计地利用当时执行的“投亲靠友”政策。这项政策允许青年到有朋友和亲属的村子去插队，原则上需经有关队、社同意。这就为那些选择条件优越的落脚点、特别是大城市郊区的青年提供了可乘之机。1968年12月，针对要求到北京市郊区插队的本市和外省市中学毕业生日益增多的现象，北京市革委会安置就业办公室向各区、县革命委员会发出《北京市和外省市中学毕业生到郊区、投亲靠友参加农业建设的规定》，其中规定要求到本市郊区、县农村投亲靠友的，必须是在北京市郊区、县有直系亲属或原籍在郊区、县农村而有其他亲属的；外地毕业生来京插队，必须是原籍在郊区、县农村并有直系亲属的，经队、社同意后才可接收《北京劳动大事记》（1948—1990），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第180页。。1968—1969年间，上山下乡人数众多，加之学校分配工作杂乱无章，都助长了“投亲靠友”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混乱。据说，基于上述原因，广东省曾在1969年一度取消了“投亲靠友”政策\[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是当年毕业生中最爱引用的一句豪言壮语。农村的天地固然广阔，毕业生在选择落户地点时却往往难以随心所欲。首先是家庭出身的影响，在选派到边疆地区落户的毕业生时，负责分配的人往往要筛汰那些政治“不可靠”的报名者。

其次是派性的影响。“文革”中一些省、市派性武斗严重，矛盾错综复杂，以后由于军队“支左”，胜负才见分晓。卷入失势一派的学生，在下乡地点的选择上难以自主。据说，“文革”中参与过武斗的广州市中学红卫兵，特别是失势的“红旗派”红卫兵，就被送到了海南的生产建设兵团，因为在那里对他们的管理更容易一些\[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立革委会后，掌权的一派在大搞冤、假、错案，制造一起又一起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的同时，将知青下乡插队、干部下“五七干校”、城市居民下放农村落户与“社会清队”结合进行，作为诛除异己的手段。所谓“黑五类”、“二十一种人”、“站错队”的“坏头头”和知识青年等等共二十多万人，先后被下放农村《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页。。

1968年2月，来自北京的首批知识青年抵达滇南。年底，北京、上海等市的一批批知识青年陆续进入新组建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与此同时，云南本地的红卫兵仍处在“划线站队”的酷烈绞杀中。这年8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旋即大兴清查运动，一派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据1975年统计，受到各种刑讯、逼供、审查、监禁的达30万人，其中37万余人死于非命。昆明地区的中学红卫兵至少2万人被认定“站错队”，上山下乡被适时地利用为一种大规模的处罚运动。至1969年春，迟来的下乡动员带着血腥味。昆明市第8中学的“站错队”红卫兵曾经咬破手指写血书，要求离校，但不予批准。只是在将他们中的70人隔离并反复刑讯逼供一个月以后，才陆续释放其中“问题较少”的人，让他们带着满身伤痕踏上插队的路程。一些红卫兵头头，直到1969年9月才取得上山下乡的资格。按规定，因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不能到滇西边疆插队。其中有的知青，为了洗刷自己蒙受的政治耻辱，最后选择了到缅甸参加游击战的危险道路黄尧：《缅共游击战中的中国知青》，《海南纪实》，1989年6期。。

在某些派性严重地区，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还将推进上山下乡作为稳定局势的手段。1969年，河北省保定市将热衷派性武斗的4000名中学毕业生(包括个别大学生)“一锅端”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两派学生按派划线，分头组织，出发日期也错开数日。“红楼”派学生分在一师、二师，“工总”派分在三师、四师。启程之日，车站上武装军人戒备森严，对每名下乡青年行李严格检查，以防夹带武器。当时，两派学生虽水火不相容，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愿望却是一致的，所以下乡的热情很高。下乡以后，大家地位相当，同病相怜，派性成见逐渐消泯，最后都成了一派，即“知青派”。

当然，在知青安置地点上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国家的规划。由于国家将知青安置地点的远近与其所居城市的行政级别、规模大小联系在一起，结果形成了与知青走向相关的一个总体特征，即知青的安置地具有政区的层次性。

第一个层次，跨省安置。

在1962年至1972年上山下乡的873万城镇知青中，属于跨省安置的有135万(占总数的155％)。其中，1966年以前19万人，1967年以后116万人本篇研究时限为1967—1973年，但有关数据来自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附件，时间上限为1962年，下限为1972年。时限上虽有差异，不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因为大规模的跨省安置集中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跨省安置

表3—11962—1972年城镇知识青年跨省区下乡人数统计表

单位：万人

动员地区

安置地点全国

总计北京

市天津

市上海

市浙江

省四川

省江苏

省山东

省湖北

省河北

省陕西

省辽宁

省吉林

省合计13475244726196607823410182202080066023012004其插队6558104616793568253012中兵团691714019403039570410170202080066023012004黑计399010406701698582龙插队620037162269152江兵团337010035081429430吉林插队521100100238083辽宁插队025025新疆兵团1216090827049170080陕西插队262262甘肃兵团211116072023青海兵团074074宁计083045020018插队021003018夏兵团062045017内计1071404347079091012056066012004蒙插队361135198016012古兵团710269149063091056066012004河计12860991187插队12260991127北农场060060山西插队477413064安计13981398插队12831283徽兵团115115江计11191119插队990990西兵团129129江苏插队350350浙江插队220220云计1066084572410插队096096南兵团970084476410贵州插队106106注：1本表是按安置地区所报数字统计的。引自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附件。

2农场数字含在兵团中。

的知青包括三市九省，即三大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以及浙江省、四川省、江苏省、山东省、湖北省、河北省、陕西省、辽宁省、吉林省。九省中，除浙江、四川两个人口稠密省份跨省安置人数较多外，其余各省人数很少。而三大直辖市跨省安置知青将近117万人(为全部跨省安置人数的867％)。这就充分说明，跨省安置的主要对象是三大直辖市的青年。

“文革”初三大直辖市的青年学生中，基于革命热情而一味要去“天涯战恶风”的大有人在，但国家安置部门极力将三大城市的青年大批分发到外省、区，则始终出自非常实际的考虑：市郊农村地亩有限，人多地少，无法承受大批下乡人口。将这批青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地旷人稀的边疆或者贫困落后的内陆地区，既可减轻大城市就业的压力，又可推动偏远地区的经济开发、特别是边疆地区方兴未艾的军垦事业，一举两得，又何乐而不为?于是，由国务院牵头，经三大城市知青安置办与有关省、区协商，共同制订计划，将一批又一批知识青年送往四面八方1969年2月，国务院决定由10省(区)接受京、津、沪、浙下乡知青110万人(据《辽宁劳动大事记》第247页)。在此前后，边远省、区接受内地省、市知青的任务显著加重。以黑龙江省为例，1968年6月10日曾同意为京、津、沪三市安置知青35万名；12月25日决定，1969年将接收三市知青23万人，不久又同意接收浙江省知青3万人；到1969年4月19日，又提出本年接收外省市知青30万人的计划。见《黑龙江历史编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18、921、924页。。

由于大多数知青跨省安置，城市郊县农村的安置人数被最大限度地压缩了。表3—2是三大直辖市本地安置与外地安置的比例情况：

表3—2三大直辖市知青本地安置与外地安置情况(1962—1972)

单位：万人

类项

动员地安置人数其中本地安置%外地安置%北京29384911672447833天津30984791552619844上海897723702646607736合计15013334022211673778注：表中数字据国务院知青办《1962年至1972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统计表》和《1962年至1972年城镇知识青年跨省区下乡人数表》。

在三大直辖市中，上海市跨省安置人数最多，天津市跨省安置比例最大，都不是偶然的。自50年代以来，上海市就已人满为患，不仅城区人口密度大，郊县农村地少人多的矛盾也非常尖锐。60年代中叶，上海市郊县面积为59874平方公里，人口4393万人，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734人，是世界各大城市郊县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中国人口?上海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页。。安置众多下乡知青，不得不倚重外省、区。随着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该市跨省安置的知青越来越多，分布地域越来越广，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新疆、内蒙古、安徽、江西、江苏、浙江、云南、贵州等11个省、区(请参见表3—3)。

表3—3跨省知青安置情况(1962—1979)

单位：万人

安置地共有下

乡知青其中跨

省知青占比例

(%)来源地黑龙江1922240302097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四川吉林10526612581北京天津上海浙江辽宁20180046023北京天津上海新疆416613903337天津上海浙江江苏湖北陕西4903272555北京甘肃2643191723天津山东宁夏5750831444北京天津浙江青海5100741451山东河北510513272599北京天津内蒙299310553525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山东江苏河北山西31294861553北京天津安徽725514902054上海江西622511801896上海江苏8612510592上海浙江5959320537上海云南339110663144北京上海四川贵州2241106473上海合计107645142381329911532211注：本表据《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2、16—25页有关数字编成。

天津市自1949年以来，行政区域和行政隶属关系几经变迁，郊县面积盈缩不定见《中国人口?天津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50年代初是中央直辖市。1958年改为河北省省辖市，1967年恢复为中央直辖市时，面积仅4994平方公里，约相当今天天津市的不到一半。在1972年8月国务院将河北蓟县、宝坻、静海、宁河、武清等五县划归该市以前，郊区幅员狭小，根本无法容纳源源不断的下乡知青。这应是该市下乡知青跨省安置比例最大的主要原因。该市知青的足迹遍及黑龙江、吉林、辽宁、甘肃、宁夏、河北、内蒙古、山西、新疆等九个省、区。

相比之下，北京市郊县面积大，人口密度较低，在三大城市中人口压力是比较小的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辖区面积不断扩大。60年代中叶，北京市面积16808平方公里，人口720余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城区27万人，近郊区2000人，远郊县在50—700人之间。见《中国人口?北京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1页。。尽管如此，该市跨省安置知青的分布，仍涉及黑龙江、宁夏、吉林、陕西、河北、内蒙古、山西、云南等八个省、区。

在将近135万跨省安置知青中，除“文革”前分往新疆、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的19万人以外，绝大多数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老三届”学生。

接收外省、市知青的省份一共有17个(参见表3—3)，按不同情况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地多人少、有待开发的边疆或偏远省份，如黑龙江、新疆、内蒙古、云南、贵州、甘肃、青海、宁夏、吉林，安置的外省、市知青总计近84万人(占全部跨省、区安置知青人数的62％)。其中黑龙江省安置的人数最多，将近40万人；其次为新疆、内蒙古、云南，人数均在10万人以上。第二类为内地贫困落后、或者有一部分贫困落后地区的省份，如陕西、山西、河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辽宁，安置的外省、市知青共计51万人(占全部跨省、区安置知青人数的38％)。除了少数例外，跨省安置的知青处境都比较艰苦。由于半数以上的跨省安置知青被编入半军事化的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场)，所以“艰苦”的含义对他们而言，不仅是物质生活的匮乏、体力劳动的繁重，而且还包括组织上的严格约束、思想文化上的有力钳制。

第二个层次，在本省内跨地区安置。

各省、自治区的首府所在地和省、区内若干大中城市的知识青年，除少数在市郊农村落户外，多数在本省范围内安置。下面通过若干具体例子来说明：

湖北省会武汉市，从1968年起，分配毕业生实行“区(市属区)区(地区)对口”办法，即作为动员一方的市属区与作为安置一方的省属地区长期挂钩：江岸区毕业生前往襄阳地区；江汉区的毕业生前往黄冈地区；硚口区的毕业生前往孝感地区；汉阳区的毕业生前往宜昌、咸宁地区；武昌、青山区的毕业生前往荆州地区；洪山、汉桥、东西湖三个郊区的毕业生留在本区内安置《武汉劳动志》，1991年铅印本，第288页。。

江苏省会南京市，除1000余名“老三届”学生自愿前往内蒙古鄂托克等旗插队、6000余名去国营农场落户外，亦实行类似武汉市的“区区对口”安置办法，即要武区、遵义区与镇江地区；朝阳区与扬州地区；红卫区、浦口区、棲霞区与六合地区；延安区、东方红区、雨花区与淮阴地区彼此挂钩，安置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南京市革委会下乡上山办公室：《知识青年去农村插队分布情况一览表》(截至1969年4月21日)。。

云南省会昆明市，大部分毕业生安置到滇西南的保山地区和德宏州插队；少部分安置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和市郊农村；另有少量毕业生进入“五七”干校《中国人口?云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266页。

上述三省会的毕业生分配模式在全国同类城市中应是有代表性的。另外，省内若干大中城市，因毕业生较多，也存在跨地区安置现象。譬如，内蒙古包头市一部分下乡知青被分配到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巴彦淖尔等盟农、牧区；河南开封市部分毕业生安置到周口地区、驻马店地区、商丘地区农村落户。福建省内人口较多而土地较少的市，知青除就地安排外，一部分安排在其他地区，如厦门、泉州两市知青的安置地主要在三明和龙岩地区。这种现象相当普遍，无须赘述。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跨省、区安置是在国务院有关机构统一指导下进行的话，省内跨地区安置则是在省计委、知青办、劳动、文教等部门通盘规划下的产物。这就体现了知青安置工作中的计划性。

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指出，上山下乡运动是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下展开的，这涉及该运动与农村发展的关系。所谓“最需要的地方”是指那些最不发达、最穷、最落后的地区，也就是指西部和边疆的省份或者那些偏僻多山的省份，而不是那些位于平原的较为富裕和发达的地方。然而事实却是，一部分青年确实被安排到了落后、偏僻、贫穷的地区，但也有更大量的青年被安排到了更现代化、更发达、更繁荣的地区\[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1、75页。。

作者的观点是无懈可击的，并且触及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矛盾，换言之，即发展贫困落后地区的宗旨与将大量知青安置到较发达较富庶地区的做法的矛盾。这一矛盾虽在1973年以后才凸显出来，它的端倪却可以径直追溯到运动之初。对此，武汉、南京、昆明三市的知青安置走向提供了佐证。

湖北全省八个地区中，以鄂东北的郧阳、鄂西两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以山地为主，且地旷人稀，而武汉市恰未在这两个地区安置知青。该市知青均安置在平原或丘陵为主的地区。这些地方交通便利，经济亦比较发达。

江苏省南京市于1968年至1969年4月间，将66万余知青分往镇江、扬州、六合、淮阴四专区插队南京市革委会下乡上山办公室：《知识青年去农村插队分布情况一览表》。。这些地区大多是比较富庶的“鱼米之乡”，而且除淮阴地区在地理上距南京市较远外，其余三个地区与该市毗邻。

至于云南昆明市知青安置的主要地区——滇西南的保山地区和德宏州，水土条件优越，谷地开阔，且富森林和热带、亚热带生物资源，地处边疆，交通不便，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远落后于内地，是该省开发的重点地区。但该省最艰苦的地区位于滇西北，当地高山峡谷，多高寒山区，人烟稀少，生产以林、牧为主，经济上最落后。

看来，上述三省会知青基本未安置在条件最艰苦的地方。领导者在选择安置地点时，是将开发农村的宗旨与当地实际承受新增人口的能力综合起来考虑的。那些条件恶劣不具备开发条件的地区通常被排除在计划安置之外。

实际上，被安置到“最艰苦地区”的大多是跨省、区分配的知青，而各省、区在安排本省知青时则较为务实。十多个省、区在安置自己的知青时，还有责任接收一部分外省、市知青。至少有些省、区，在安置外来知青时，更倾向于将他们放到偏远或者贫困的地区去。如江苏省，在将本省知青安排在条件较好的地区时，却将大批来自上海的知青安置到条件比较艰苦的苏北。在北方省份吉林，1969年接收京、津、沪、浙知识青年42万余人，主要安置到沿边人少地多地区白城、哲盟、延边，后两个地区还是蒙、朝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而同时下乡的本省知青，半数以上安置在交通便利、经济较发达地区据吉林省知青办1972年《全省人口、户数、面积和下乡青年集体户等情况表》中的数字，可知38万外省知青中的831%安置在白城、哲盟、延边地区；而本省17万知青中的625％即106万人安置在长春、吉林、四平地区，其余6万余人分布在通化、白城、延边、哲盟等地。。大量事实证明，令跨省知青最苦不堪言的，往往还不是当地生活条件的艰苦，而是在升学、招工等方面与当地知青相比而处的明显劣势。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原因，几乎在所有外来知青与本地知青共居的地方，后者的上调率都要高出于前者。

第三个层次，本地区内跨县安置。

属于这种情况的是地区领导机关所在城市的知识青年。地级市基本是人口数十万的中小型城市，下乡知青较多，不可能全部集中在市郊，而是疏散到所属各县。

第四个层次，县级市镇的下乡青年在本县所辖各公社内安置。

从知青安置地域所具有的政区层次性特征中可以看出：行政级别越高、人口越多的城市下放的青年，分布范围越广；反之，行政级别越低、人口越少的市镇出来的青年，其分布范围越狭小。三大直辖市的下乡青年浪迹天涯，而县镇下乡青年只能局守家门前一隅，其间差别是很明显的这当然是就总体情况来说的。在江浙、四川等省份，也有一些人满为患的中小市镇，按统一规划，将知青作了跨省安置。如四川自贡市，近5万知青遍布在全国的5个省、区，9个地区(自治州)，42个县，少数安置在市郊。见《自贡市劳动志》，1994年铅印本，第337页。。

然而，运动的领导者苦心孤诣建立起的上述安置模式未能比较长期地坚持下来，事实上跨省安置计划在70年代初即受到严重挫折。1973年国务院召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曾制订出新跨省安置计划，但不久就被束之高阁(详见后文)。为了缓和上山下乡运动的强大阻力，运动的领导者不能不将越来越多的大城市知青就近安置在郊区，辉煌一时的动人口号“到最艰苦和最需要的地方去”随即成了昨日黄花，而这种变动的后果之一则激起了市郊农民的普遍不满，因为当地已经人满为患。领导者所面临的两难选择，是这场运动内部矛盾无法解脱的反映之一。关于这方面问题，将在有关章节详细讨论。

城镇知识青年在农村没有任何生活基础，下乡后会在住房、口粮等方面遇到各种具体问题，国家在知青下乡时拨付一定安置费用，并采用一些补助措施，都是为了使知青能比较顺利地渡过生活上的难关，尽快在农村稳定下来。

插队知青与兵团(国营农场)知青的所有制形式不同，安置经费的数额与拨付途径始终各有成规。

“文化大革命”前，国家有关部门已就安置经费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1968年底上山下乡运动一下子掀起高潮。在国家没有及时就安置经费与物资补助做出统一规定以前，各省市已参照“文革”前的旧例制定了本地的补助标准。如江苏省南京市规定，城镇知青单身插队、插场(指到农场)的，安置费平均每人220元；成户插队的平均每人130元。主要用于建房，其余用于学习材料、旅运、生活补助、生产、生活用具、合作医疗等。城镇回乡人员的旅运费由动员地区发给，安家落户确有困难的，由安置地区酌情补助，平均每人40元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关于下乡上山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1969年2月13日。。南京市规定的安置费标准，略低于“文革”前的国家规定。吉林省规定，对下乡插队知青，每人拨安置费250元；对插场知青，每人拨安置费400元《吉林省劳动志》，1992年铅印本，第80页。。湖北省规定，对下乡插队知青，每人拨安置费230元《武汉劳动志》，1991年铅印本，第290页。。两省分处南北，故插队知青的安置费略有差异，但是都沿用了“文革”前的旧章。这应是多数省、市、自治区的做法。

1969年国务院召开的跨省、区安置协作会议上，对知识青年安置的开支标准，制定出几条原则。同年，在全国计划座谈会期间征求了意见。尽管这些原则的具体内容不详，但从后来出台的正式文件可以得知，不过是“文革”前旧制的翻版。1970年8月，财政部综合各省、市、区的意见，根据一年多来运动的进展状况，经与主管部门研究，对安置费的开支项目和标准，作出统一规定：国家拨付的安置费，主要用于城镇下乡人员的建房补助、生活补助、工具购置补助、旅运费和学习材料费等。安置费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计算，平均每人不超过下列标准：

单身插队、插场的，南方每人230元，北方每人250元。

成户插队、插场的，南方每人130元，北方每人150元。

参加新建生产队、新建扩建国营农场和集体所有制“五七”农场的劳动力，每人400元(含部分建设资金)。

家居城镇回乡落户的，每人补助50元。

不难看出，除进入国营农场(包括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安置费由从前的1000元至250元改为一律固定在400元外，有关插队知青的安置费标准与“文革”前规定如出一辙。

同时，对知识青年跨省安置的路费、到高寒地区插队的冬装费重新做了规定：组织跨省、跨大区下乡的，每人分别另加路费20元、40元，从关内跨省到高寒地区插队的，每人补助冬装费30元(到国营农场的，由本人自理)财政部：《关于安置经费的开支标准和供应渠道的试行意见》，1970年8月20日。。

安置经费属国家专款专用，由各省、市、自治区财政部门按照已经下乡的人数，规定的开支标准和实际花钱进度，分期分批地进行拨付。除动员地区使用小部分外，其余归安置地区县、社统一掌握使用，不发给个人，不准挪作他用。并提出，在一个省、市、自治区范围内，最好按照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规定几个不同的补助标准，不要平均分配。

安置费中动员地区使用部分又称动员费，主要用作知青下乡时的交通费、途中食宿补助、困难补助等。各地标准不一，约在15—35元左右。安置地区使用的部分主要用于建房，以及购置小农具和家具，粮、油、医药等生活补助。生活补助原则上为一年如福州市知青，安置费每人230元，其中动员费35元，分到安置地区的经费为195元，用于下乡第一年的生活补助，购买农具、家具，建房，医疗，以及生活困难补助等(见国务院知青办调查组：《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公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调查》，1979年5月17日)。又如武汉市知青，安置费每人230元，其中动员费(交通费和衣被补助费)15元留市，其余215元由省拨接收地区，交生产队掌握使用(见《武汉劳动志》，1991年铅印本，第290页)。。

为了管好用好安置费，国家还制定了“财务公开，民主管理，群众监督”的原则。要求下拨到生产大队的安置费，由党支部和革委会领导下的“三结合”小组负责进行监督；安置经费要单独立账，专款专用，严格收支手续。对于安置经费的收支情况，要定期公布，接受贫下中农和下乡知识青年审查监督中央安置办公室、财政部军管会、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军代表：《关于加强安置经费管理使用的通知》，1970年6月23日。。

加入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按国家规定每人安置费平均400元，跨省、区者分别远近增补旅费20、40元，其安置费的用途与插队知青有别，除用于支付旅费、发放津贴费、伙食费、购置个人物品外，建房费统一纳入兵团(国营农场)基建计划以甘肃省农建11师为例，自1964—1969年的6年间，国家共拨给安置费2496万元，其中60%用于基建，15%—20%用于生产，20%—25％用于安置。见《甘肃省志?农垦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在各兵团，国家拨付的知青建房投资是列入行政用房计划合并下达的。因此，即使国家拨付的知青建房费不能及时到位，因各兵团均领有巨额基建投资，所以并不至于妨碍知青住房的建设进度。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为例，1969年共接收知青5万余人，应拨付安置费2000万元以上，实际只拨款1152万元。尽管安置费未如期兑现，加入兵团的知识青年基本都有房住，原因是“国家给兵团基建投资中安排了一部分连队用房”何岚、史卫民：《漠南情》，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兵团(国营农场)知识青年安置费用中占很大一部分的建房费，因与国家下拨的基建投资混在一起而难以理清。不过，虽然他们的住房质量普遍较差，毕竟还都有房住，比起许多插队知青因没有房子住，而不得不借农民房、住牲口棚或分散住到农民家中的情景，实在是强了许多。

除拨付安置经费，在日用品供应、口粮供应、食油供应方面也做出相应规定。

日用品供应。“文革”期间，生活日用品匮乏，购买棉布、棉花等物均需票证，限量供应。为了照顾下乡知青，各地都免票供应一定数量的棉花、棉布、蚊帐等物资。如四川省1968年规定，凡下乡知青每人免票供应棉絮一床，棉花2市斤，棉布23市尺，单人纱布蚊帐一床，由商业部门设置专柜，凭上山下乡光荣证优先供应《自贡市劳动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

口粮供应。插队知青，原则上由国家供应一年，或由下乡青年到农村的第二个月起，一直到接上当季或下季的粮食分配时止，由当地粮食部门，按照他们所在生产队一般社员的实际吃粮水平(包括公社生产队分配的口粮、超产奖励粮和自留地收获粮的粮食总平均数)和国家统销价格，从统销粮中安排供应。

食油供应。也按当地城镇居民食油标准供应一年，或从到达接收地的第二个月起，一直到接上当季或下季的食油分配时止。

下乡知青到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落户的，食粮食油按所在场职工和家属的标准供应参见粮食部：《关于城市下乡青年粮油供应工作的几项规定》，1964年3月20日。“文革”初继续沿用该规定。。

上述措施表明，国家为开展这场运动确实殚尽心思，而且花费巨大财力。1967—1972年，全国共动员了747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支出经费约在17—18亿元左右官方统计前后略有差异。据1973年7月国务院知青办《知识青年下乡经费使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文称，从1962年到1972年，国家共拨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经费25亿元，实际开支21亿元，结余4亿元。另据1981年3月国务院知青办《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86—89页：同期中央财政拨款25亿元，实际开支199亿元。“文革”前城镇下乡知青129万人，按每人安置经费230元估算，约开支3亿元。扣除这部分，即为1967年到1972年间开支的经费。。然而，支出巨额经费，并没有解决下乡知青的安置问题。由于对知青经费管理松弛，相当一部分钱被农村基层干部贪污挪用；另外，插队知青的安置费标准偏低，使插队知青没房住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这些问题动摇了知识青年留在农村的决心。

从上山下乡运动发端初，对城镇知识青年就有两种主要安置方式，一种是到国营农、林、牧、渔场(或生产建设兵团)当农业工人(或兵团战士)，一种是到农村社、队插队落户当农民。两者的生活、劳动条件、经济收入方式乃至社会身份，是存在明显不同的。从1962年至1972年的10年中，全国共有873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有666万人(占总数的76％)，到国营农、林、牧、渔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207万人(占总数的24％)国务院知青办：《1962年至1972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1973年6月。。因此，到农村插队落户是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的主导方式。

(一)插队知青的安置

下乡插队的形式可以追溯到50年代。1957年动员城市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参加农业社生产，性质相当于后来的插队，只是当时农村集体所有制组织叫农业社，而不像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以后一律称生产大队、生产队。农业社规模小，容纳的人口有限，下乡知青一般采取单身住进农户的安置形式。

1960年以后，城市又开始组织城市青年到农村插队，同时插队的形式趋向多样化，主要有单身插、集体插、投亲靠友。投亲靠友也是单身插，有的部门最初对这种安置形式颇不以为然，认为效果不理想，如投靠近亲，并短期在农村还可以，若投奔的是远亲，或者长期在农村，则有问题。对于分散插队，却给予了过于积极的评价。1962年共青团重庆市委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将分散插队的好处总结为：1耕地、住房、农具、生活等具体问题好解决；2国家投资少，见效快，下乡知青容易实现自给自足；3与农民一道劳动，容易掌握劳动本领；4安家落户以后易于巩固。但时隔不久，分散插队弊病就暴露无遗：知青单身一人，劳动之余还要从事家务，负担过重；生活单调，缺乏文化生活和娱乐；对知青工作难以管理，以致放任自流，导致了一系列问题。所以，从1963年起，对插队知青进行集体安置的做法得到大力提倡。

集体插队的基本方式是选择有条件的公社和生产队，安置三五人，六七人，组成一个小集体户，集体生活，分散劳动。以后，一些地方还兴建了包括十几人、几十人的大型集体户。集体户的优点被概括为：知青力量集中，可以成为生产上的突击力量；适应青年喜欢合群的特点，便于互相照顾、帮助；吃、住问题容易解决；容易管理和组织；能比分散插队节省30％左右的安置经费。

一旦“文化大革命”浊浪拍天，“再教育”理论成为指导上山下乡运动的金科玉律，在公社或大队建立知青集体户(又称“知青点”)的做法，首当其冲受到了批判。1968年12月6日《人民日报》以辽宁省新金县革命委员会名义发表的文章《下乡知识青年必须由贫下中农给以再教育》中，斥责在公社、大队建立“青年点”使知识青年脱离了政治，脱离了贫下中农，仍然是“出门一大群，不问阶级事，三叔二大爷，仍是一家人”，丧失了阶级斗争自觉性。文章还批判“青年点”使知识青年“从‘旧学校’的深宅大院刚冲出来，就又被关进大队‘青年点’的深宅大院”。结果，跟贫下中农“扯不上筋，挂不上骨，没有靠帮”，致使贫下中农不能掌握“再教育”大权。1964年，湖南沅江县星火公社曾把66名下乡知青单独组成一个新建队，为他们盖了房，修建了球场。“文革”初，这种集体安置方式也被当作“黑典型”在《人民日报》上受到口诛笔伐，理由是使知识青年“脱离贫下中农，脱离阶级斗争，只讲生产出工”《人民日报》，1969年8月24日。。

随着旧经验被否定，“文革”初期上山下乡运动的领导者试图建立起与“再教育”理论相吻合的安置插队知青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基本原则是使下乡知青能够与贫下中农保持频繁接触和密切联系，便于贫下中农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官方大力推广的“新经验”主张，停止在公社、大队建知青点，应把知青点建在生产队上，认为这是一种“既有集中又有分散的插队落户形式”。具体做法是把下乡知青编成若干人的小组，安排在各生产队的自然村，集中吃住，并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这种做法的好处据说是：既避免了以大队为单位集中吃住所造成的知识青年成堆，不便于贫下中农管理的问题，又解决了知识青年在吃、住等方面的困难《人民日报》，1969年11月16日；参见同报1968年12月6日。。

“文革”前已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分散插队(即单独一人到生产队落户)经验，因新闻媒介的鼓吹而重放异彩。1968年单枪匹马到山西省杜家山落户的北京女知青蔡立坚，成为“文革”中第一颗冉冉上升的知青新星，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正是通过对她的公开表彰，为广大知青提供了一种分散插队的成功方式。

在“再教育”理论的笼罩下，更为激进的安置方式则是单独一人到贫下中农家中“插户”。当时，不少下乡知青抱着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满腔热情，主动要求到贫下中农家“插户”。新闻媒介的宣扬，助长了此风的蔓延。到内蒙古牧区插队的北京知青，下乡伊始，为了克服与蒙古族牧民在语言、习惯上障碍，密切与贫下中牧的感情，积极要求到贫下中牧家“插包”(蒙古包)。内蒙古自治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代表、北京知青吴小明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

今年春天开始接羊羔的时候，我们十个人要分别住到十家贫苦牧民的蒙古包里去。分开时，大家都有些恋恋不舍，但是，跟贫苦牧民共同生活了一两个月以后，大家就再也不愿意回来了。《人民日报》，1969年8月22日。

一个蒙古包，不过七八平方米的面积，却是一户牧民生活起居的全部天地。一名女知青再加入进来，语言不通、习俗隔膜，对牧民和知青双方来说，都会有种种不便，且容易酿成矛盾在内蒙古牧区，男女同室是历史上游牧生活留传下来的习俗。有的牧民毫无恶意地将插户的女知青与自己的儿子安排在一室，结果招致男知青对牧民儿子的一番痛打。见傅子恒：《误会》，《难忘鄂尔多斯》，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某知青在牧民家“插包”，为了报答主人对自己的关照，特意将千里迢迢寄到的大虾仁奉上以表示感谢之意。岂料牧民将虾仁倒在地上，惊呼“虫子不能吃！”对知青大为不满。见韦立：《虾子的“委屈”》，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两起纠葛皆因风俗不同酿成。。但牧民淳朴善良的天性与知青本身“永远做贫苦牧民的好儿女”的一片赤诚，往往能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化解矛盾的黏合剂。

然而，光阴荏苒，许多问题却在意想之外。牧民按自己的观念“教育”知青。男知青整天外出放牧，女知青如牧民妇女一般，成天待在蒙古包里烧茶、做饭、拉水、捡粪(牧区以干牛粪为燃料)、缝缝补补、挤奶。一些知青对这种生活不满，与牧民渐生嫌隙。加之文化学习无法保障，一段时间以后，对“插包”已兴趣索然。于是重归集体户的越来越多。有的知青还找到北京安置办公室反映“插包”的问题《草原启示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627页。。牧区知青“插包”的失败，集中代表了风行一时的“插户”风的归宿。它向知青们揭示了理论上的“再教育”与事实上的“再教育”是多么迥然不同。知青也就通过这种对比逐步理解了“再教育”的真谛。

话说回来，60年代末70年代初，知青下乡人数过多，势头过猛，令许多农村社队应接不暇，安置工作跟不上，青年点的房屋无法落实，也推动了分散插户现象的扩展如福建龙溪县，自1968年至1973年共接收下乡知青三千余名，均实行分散安置，住在农民家里或生产队部。1974年开始建青年点，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见《龙溪县志》，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9年版，第516页；参见《南川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1页，文中提到同一现象。又，内蒙古敖汉旗“文革”中接收各地知青六千多人，有单人插队落户的，也有集体插队落户的。其中，以单人插队的最多。见《敖汉旗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分散插户，又有长期、短期之别。短期插户的时间为三个月到半年不等。官方舆论将这种做法誉为“一种很好的再教育学习班”《人民日报》，1969年11月16日。。

总之，60年代末70年代初“再教育”理论所向披靡时，知青集体户出现了由公社、大队建点向生产队建点的转变，知青点的规模呈现小型化，与此同时，插队知青的分布趋向疏散，单人插队，三四人插队的现象相当普遍。

青年点设在生产队上，确实有利于密切知青与农民的交往。知青吃、住、劳动、学习都在生产队，增强了对农村和农民的了解。不过这种方式对知青带来的不利影响还是主要的。

首先，使下乡知青在农村的处境更加捉摸不定。与公社、大队干部相比，生产队干部的文化水平、政治素质、管理能力更低，对国家有关知青政策也更加隔膜；他们的任务主要是组织本队农民从事生产，主持分配，按时向国家交纳公粮。他们更加关心的始终是农民的利益。当知青的到来只影响农民的收入而没有产生什么实际好处时，他们会比公社、大队领导表现出更多的不满。这当然会强化下乡知青的窘迫处境。

其次，随着青年点设在生产队，国家拨给下乡知青安置费的大部分也下拨到生产队。生产队账目本来就漏洞百出，上级部门又难以清查，以致各地生产队任意挪用、侵蚀知青经费的现象层出不穷。

再次，当知青的生活天地完全被限制在生产队时，集团力量单薄，无力抗拒外部压力，权益更易于受到损害。与农民同工不同酬，居住条件差甚至没有住房，生活不能自给，是众所周知的抱怨。因为缺乏管理，一些知青集体户如一盘散沙，不少分散居住的女知青沦为逼婚或者坏分子渔猎蹂躏的对象。

由于上述积弊，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决定中止分散插队，要求发展知青集体户和公社、大队兴办的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

对大多数插队青年来说，集体户也就是他们在农村的“新家”。显而易见，集体户有别于人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户”。后者是从户籍制度角度来指称的家庭，是以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包括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亲属；集体户则是由一群未婚男女知识青年组合的社会单位。当然，像真正意义上的“户”那样，集体户也拥有自己独立的户籍(户口本)和户主(户长，即一户的负责人)。

通常，集体户的成员只是集中食宿，他们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则是分别记工，并按个人实际劳动日(一个劳动日为一个工)和工分标准计算报酬。性别、体质、劳动态度上的种种差异，造成收入的差别。家庭经济状况的好坏，也直接影响到知识青年的生活水平。有可靠经济资助的知识青年不必为衣食操心，无家庭资助或少有资助的知识青年则往往为收入菲薄和囊中羞涩忧心忡忡。但无论这些差异多么鲜明，他们却要在集体灶(集体户统一办的伙食)合伙吃饭，同时还要分担集体户维持正常运转的各项开支。男女知青在饭量上的差异显而易见；集体户成员探亲回家或因病误工更是普遍现象。种种差异造成了集体户内部经济关系的复杂性，增加了集体户履行生活管理职能的难度。

在上山下乡运动初期，许多集体户的知识青年是按他们在学校中受到的有关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来处理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的。甚至像陕北那样非常贫困落后的地区，一些知青集体户也曾试行过“小共产主义”的制度。所谓“小”，是指“共产主义”的范围仅限于本集体户，而这种“共产主义”的实质则是极端艰苦条件下人们在分配上实行的平均主义的原则。集体户内，口粮和工分统算，轮流驮水做饭，成员没有什么“私有财产”，就连偶尔收到的家里寄来的包裹(糖果香烟之类)也是平均分配牛角：《片笺波澜》，《回首黄土地》，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页。。当时，许多集体户是在原先同一学校甚至同一班级基础上自愿组合的，关系比较融洽，增强了“小共产主义”的可行性。

往往哪一个地方的知识青年在思想上愈富理想主义，行动上愈富实践精神，文化素质与道德水准愈高，其集体户的“公有”色彩就愈鲜明。一名陕北知青在回忆录中将自己所在的知青小组说成“理想主义的一群”，过的基本上是“战时共产主义”或“共产公社”的生活。大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是可供分配的东西太少)。每个人都尽力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每个人(不分男女)都轮流做五天饭；每个人轮番参加公社、县、地区、省里的会议；工分也是集体户统一结算、集体分配。唯一的区别，每个人的工分是由生产队的记工员记在个人的记分册上郑秀满：《那时，我们还太年轻……》，《回首黄土地》，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381页。。

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里，老一辈革命者对“战时共产主义”的生活并不陌生。当他们为着一种理想的追求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时，又有什么必要去计较物质利益上的微小得失呢?同样，当一批批满怀豪情的知识青年在贫困落后的乡村重新尝试“战时共产主义”的生活时，精神上是基于同样一个理想的支撑。

在“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时髦一时，被吹嘘为“限制三大差别”的一项重要措施。它也助长了“共产”风在知青集体户中的蔓延。因此毫不奇怪，平均主义的种子有时会突破集体户的壁垒，在更大范围发芽开花。

1969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介绍了井冈山小通大队在知识青年中试行“合作互济”分配方法的经验，即把每个知识青年的劳动所得和国家发给他们的安置费集中起来，统一管理、统一使用、统一安排生活。由于这些知识青年到农村不久，劳动收入还不很多，又不善于安排生活，实行“合作互济”后首先是保证每个青年都能获得基本生活费用，其余作为积累。知识青年患病和家庭困难需要补助，经知青们讨论，由大队批准。这篇经验认为：这个分配办法，充分体现了阶级友爱，知识青年可以在不增加国家负担，不增加贫下中农负担，不增加家长负担的情况下，解决到农村后遇到的一些经济困难，更好地接受再教育。经验还认为：“合作互济”的分配方法，培养了青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很多青年积极劳动，为“合作互济”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合作互济”的思想基础。

小通大队经验的特点之一，是打破了同大队各知青集体户经济上的畛域，以大队作为一个统一的分配单位；特点之二，是典型的“大锅饭”(即平均主义)做法，与按劳取酬的原则则格格不入。应该承认，当知识青年在农村立足未稳之际，实行这种“大锅饭”分配方法，对于保证每个知识青年的基本生活需求，使他们尽快稳定下来，是会奏效一时的。不过，由于这种做法完全脱离农村的经济条件，也不考虑知识青年本身存在的差别和实际利益，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就注定了它虎头蛇尾，难以为继的结局。

一些地区的知识青年曾经自发地试行过类似于“合作互济”的经济管理办法，无不以受挫告终。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旗阿尔山宝力格的36名北京知识青年，在1969年初第一次年终分红时就组织了以大队为单位包括若干集体户在内的所谓“小共产主义”的经互会。经互会宗旨是：发扬阶级友爱精神，统一管理劳动所得，按照大家的实际需要支配。经互会设经委会，选出三人管理小组。经委会的六条公约是：经委会是在自愿基础上成立的群众组织；自愿加入，退出自由；每一个成员都要积极参加集体劳动；每人每月十元生活费，大件东西由集体统一置办；提倡勤俭节约，反对浪费；健全财会制度，定期公布账目。经委会成立后，除每月十元生活费外，还负责支付知识青年探亲路费、伤病者医药费、服装费。然而，知识青年思想状态本来不一样，有的自觉，有的不够自觉；个人情况也不同，有的年年探亲，有的二三年才探亲一次，在家逗留时间也长短参差；有的人爱惜衣着，有的则不太爱惜，个别人认为，坏了没关系，反正有经委会。这样一来，个人的实际收入与支出明显脱节，长此以往，就在“小共产主义”的躯壳内打入了分裂的楔子。所以，尽管经委会的管理小组恪尽职守，知识青年们还是感到在经济生活上过于受拘束，要求解散的呼声渐起。在宣布解散以前，这个经委会竟坚持了三年之久李仿：《小共产主义》，《草原启示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应该说已是一个奇迹!

知青集体户中一度流行的“共产”风，是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首先是历史的条件，主要是指长期以来学校中按部就班实行的理想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集体主义教育、阶级友爱教育；其次是现实的条件，主要是指“文革”初期平均主义思想在社会各领域的高扬。最终，知识青年的这种“乌托邦”倾向被严峻的现实生活一扫而光，他们的头脑也比较清醒起来。而曾经洋溢在知青集体内的互相理解、互助互爱、同甘共苦、扶贫济弱等等高尚品性，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当“共产”风陷入沉寂后，集体户知识青年普遍依照“按劳取酬”的原则领取个人报酬，同时共同分担集体户的必要支出。与此同时，知识青年间因为闹纠纷，导致集体灶散伙，每人“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劳动、生活自顾自的现象益发普遍了。

(二)农场(兵团)知青的安置

早在50年代中期，就有一些知识青年参加农场建设。1962—1966年，国营农场累计接收安置了42万城市知识青年此据国务院知青办编：《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3页。《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4页则说有257万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规模迅速扩大。截至1972年底，到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已有200万人，约相当全国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总和的1／4此数字系1962—1972年合计。目前两组数据略有差异。一组是国务院知青办《1962年至1972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1973年6月)提供的，称全国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总数为873万人，内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的207万人(占总数的24％)；一组是国务院知青办编：《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81年3月)提供的，称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总数为845万人，其中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的196万人(占总数的232%)。。这以后，多数农场、兵团人员极度饱和，安置知青人数剧减。整个“文革”期间，安排到国营农垦系统的知识青年近250万人(约为下乡知青总数的18％)此据国务院知青办编：《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2—3页。《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则说有220万人。。各垦区接收知识青年的人数是：黑龙江垦区55万人，广东垦区36万人，上海市农场32万人，辽宁垦区22万人，新疆、云南、内蒙古垦区各10万人，江西垦殖场8万人，江苏、湖北农场各5万人，湖南、安徽和北京市农场各3万人，其他省、区的农场在2万人以下。

到国营农垦系统的知识青年中，有60万人是跨省、区安置到边远地区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他们主要来自京、津、沪三大城市和浙江、四川两省。跨省安置的走向基本上依照“文革”前的旧轨而因时因事有所变通：北京青年12万人，大部分到黑龙江垦区，少部分到内蒙古垦区；上海青年27万人，其中12万人到黑龙江垦区，近10万人到新疆垦区，4万人到云南垦区；天津青年8万人，半数以上到黑龙江垦区，其余主要到内蒙古和甘肃农场；浙江青年4万人，大部分到黑龙江垦区；四川青年4万人，绝大多数到云南垦区《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个别数字不准确。如上海市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为97万人，书中却说有8万人。。

60年代后期，全国大部分省、区相继以国营农场为基础，组建了一大批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建师，划归各大军区或省军区领导。生产建设兵团是带有军队编制特点的大型国营企业，内部保持着军队师、团、营、连的建制和与之相关的政治工作机构和制度。由于“文革”期间进入国营农场系统的知识青年近半数被安置在生产建设兵团，遂使这种组织形式与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形成不解之缘。

生产建设兵团体制肇建于50年代初。1954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组建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以平战结合、寓兵于农，“屯垦戍边”为宗旨，实行以农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在发展农垦事业的同时兼有巩固边防的作用。

60年代初，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有过将1／3以上的军队改建为生产建设部队的设想，为此，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负责人做过详细调查和征询。1962年，中苏关系剑拔弩张，新疆数万边民越界外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周恩来指示下，在千里边防线上建起一条边境农场带，屯垦戍边。在当时的形势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

1966年2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把新成立的“西北农垦兵团”和“西北林业兵团”也管起来，即用该兵团雄厚的物质力量和大批有经验的干部，支援这两个兵团的建设。西北两兵团的筹建，意味着兵团体制由新疆推广到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但不久，对这个计划又做了调整。西藏的有关领导向周总理报告说，各地青年都愿意到新疆去，我们动员不到知识青年到西藏来。周总理当即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人，组成1000多人的一个团，由知识青年组成，动员到西藏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青年听说让他们去西藏，3天之内报名的超过了3万人，最后派去了2000多人张仲瀚：《周总理的光辉形象永远矗立在军垦战线上》，《人民日报》，1979年1月18日。。这年9至10月，河南开封市约2000名知青和社青，千里迢迢奔赴新组建的西藏生产建设兵团。这成为“文革”前上山下乡的尾声。

“文革”前，大批安置城镇知青的唯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疆古属“西域”，晚清正式建省。幅员辽阔，沿边旷土多未垦辟。新疆紧靠苏联，有着上千公里的边境线。新疆又是汉族与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混居地区，有史以来民族问题比较复杂。主要基于开发边疆、保卫边疆的考虑，国家自50年代起陆续组织大批内地人口迁徙新疆。1954年，以复、转军人和国民党军队起义人员为主体创建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紧靠苏联。60年代初苏、中关系急剧恶化，新疆的战略地位益显重要。与此同时，“大跃进”的失败导致国民经济凋敝不堪，百业萧条，农村饥馁遍地，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大城市一下子涌现出数量庞大的失学待业青年。尤其是上海市，就业问题相当尖锐。仅需要安置的初、高中毕业生就有十几万人。于是以这批青年为主要对象，制定了一个新的、大规模向新疆移民的计划。

上海市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派工作团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1师和农2师塔里木垦区作长期安置计划的考察，把该垦区作为安置上海知青的基地。这项计划曾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支持，他指示：“将童男童女分别组织部队，生产打下了基础，劳动熟练了，有对象结婚，就在边疆安家。”鼓励上海青年在新疆安家落户，既缓解了大城市的就业压力，又可起到屯垦戍边的作用。一举两得，是有深远考虑的。1963年9月，农垦部长王震在一次会议上充分肯定了将知识青年编入生产建设兵团的安置办法，他说：采取征兵组织生产部队的形式，首先是保证青年学生在吃穿用上面相等于步兵士兵的待遇(每月津贴费可比士兵略低)，每人每年伙食、服装、津贴等费用约需250—300元，三年后再评定农工工资等级，这样就能够巩固住。其次是参军可以激发青年革命精神和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军队形式的组织纪律性强，便于对青年进行管理和进行政治、生产技术教育，能够较快地成为有文化有生产技能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产业军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63年9月。。由此可见，当初是将生产建设兵团视作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的一个理想场所。军队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建立的殊勋，它在建国以后享有的崇高荣誉，以及它在年轻人心目中居有的神圣地位，都使这一设想变得切实可行。

生产建设兵团领导在上海做动员时，曾许愿进兵团就是参军，发军装；不满16岁的，到新疆可上技校，毕业后愿回上海的就回上海，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报了名。到“文革”以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接纳上海知青97万。据说，平均不到四户人家中就有一个知青到边疆落了户。加上来自北京、天津、武汉、浙江、江苏等省、市的知青，总数多达127万人。他们到新疆后，被分别安置在南起塔里木河南岸，北到中、蒙、苏边境的阿勒泰，南北相距2000公里的地方。

知识青年到兵团后，在“屯垦戍边”方面做出了贡献。1965年7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国归来路经新疆时，视察了石河子垦区。他们看到垦区良田棋布，渠道纵横，林带葱郁，工厂林立，非常高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石河子接见了上海知识青年杨永青等11人。周恩来指着陈毅对知识青年们说：“这是你们老市长，他关心你们，特意来看望你们。”张百顺等：《上海女知青采访录》，《新疆日报》周末版，1993年1月9日。杨永青的父亲是香港的资本家，她不留恋家庭富裕的生活，坚决要求到边疆扎根。周总理知道这一情况说，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们现在的表现和立场。只要能同原来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就会有光明前途《中国农垦》，1965年第9期。。周的这段话，对于众多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曾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周还引用“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的诗句教育兵团干部战士扎根边疆。

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使蓬勃发展的农垦事业受到沉重打击。农垦管理系统很快陷于瘫痪，各地垦区混乱不堪，加之漫长的中苏边境上形势日趋紧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农垦系统的秩序和生产，同时也为了加紧进行备战，中共中央决定在沿边各省、区和一些内陆省份，以国营农场为基础大批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和农业建设师，划归各大军区和省军区领导。兵团的师、团、营，甚至连一级主管干部，都由各军区调入的现役军人担任，用带兵打仗的办法管理企业。大规模组建生产建设兵团，为安置潮水般涌出城市的下乡知青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

从1968年到1971年，全国新组建的有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兰州生产建设兵团(在原甘肃、青海、陕西、宁夏农建师基础上建立)、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广东生产建设兵团、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山东生产建设兵团、湖北生产建设兵团、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安徽生产建设兵团、江西农建师、西藏生产建设师，加上前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计12个生产建设兵团、3个农业(生产)师，分布在18个省、区(参见附录表4)。

与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相比，去生产建设兵团应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在兵团，生活待遇有基本的保证，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医疗卫生条件较好，组织上有人管理。这几点尤为知青家长所看重。知青本人则往往为兵团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所吸引，对于众多因种种原因不能加入到解放军那所“学习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锻炼成长而沮丧不已的热血青年来说，参加兵团，“屯垦戍边”，在“反修的前哨”当“不戴领章帽徽的解放军”，未尝不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因此，当这种兵民合一、军政一体的庞然大物于60年代末在中国大地炫煌一时之际，立即成为面临下乡抉择的青年的首选甚至许多没有分配机会的青年也踊跃报名加入。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自1969年3—9月半年间，就接待了要求加入兵团的中学毕业生、退役战士、插队知青11万余人次。见《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

然而生产建设兵团的性质与任务，决定了它在接收知识青年时必须贯彻阶级路线，严格政治条件，而不能像对待到农村插队的知青那样，可以来者不拒，不分“良莠”。至少在运动初期，对于报名者感到应接不暇的兵团“招兵”人员，采取的政审标准是比较严格的。原则上应是符合民兵条件方可加入，“黑五类”子女表现不好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等“文革”中落难者的子女，以及直系亲属被镇压者、有海外关系或社会关系复杂或不清楚者，均在拒收之列《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有的青年只好隐瞒不良的家庭出身，得以如愿以偿王川娅：《归途已断》，载《红土热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页。。一些被“政审”淘汰的学生用写血书等极端方式表达自己要求加入兵团的迫切心情。有的知青虽百般争取，仍被拒之门外，最后只得“降一格”到农村插队当农民李士杰：《不是我不爱北大荒》，载《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173页。。但一般说来，在当时滚雪球般迅速膨胀的兵团队伍中，出身不好的知青还是为数很多。

下面是安置了大批知青的一些生产建设兵团的基本状况：

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革”爆发，兵团饱经动乱，生产遭受严重破坏，未再大批接收外省、市的知识青年。1971年全兵团共有10个师、149个农牧业团和181个独立的工矿企业单位。农一师位于南疆西北部阿克苏境内；二师位于天山南麓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三师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缘的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流域；四师位于伊犁河谷；五师地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六师地处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东南部，昌吉回族自治州和乌鲁木齐市境内；七师地处准噶尔盆地西南部，天山北麓山前平原；八师地处天山北麓中段，准噶尔盆地南缘；九师地处准噶尔盆地西部边缘的塔额盆地一带；十师位于新疆最北部，横跨阿勒泰、塔城两地区。

70年代初，兵团总人口200万人，其中职工91万人，主要成分包括复转军人、国民党军队起义人员、支边人员、自动流入人员以及知识青年。原先的127万知识青年中，除因各种原因倒流回关内者外，当时留在兵团的尚有7万人农林部、国家计委劳动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查组：《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工人现行分配制度的调查报告》(1971年8月20日)。又一说为：稍晚时候有知青十万人，见1973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在兵团庞大的职工队伍中，知识青年虽然仅占1／12，却是其中文化素质最高、年龄最整齐的一部分，成为兵团不可或缺的一支骨干力量。

2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是中国的东北边陲，地广人稀。特别是在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汇流区域的三江平原和大、小兴安岭以南的松嫩平原以及从完达山到兴凯湖的牡丹江平原，有纵横千里的大片荒原。人们对这片气候严寒，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的大荒原统称“北大荒”。老作家聂绀弩在他所写的《北大荒歌》中写道，“北大荒，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和苇塘……大烟儿炮，谁敢当?天低昂，雪飞扬，风癫狂。无昼夜，迷八方。雉不能飞，狍不能走，熊不出洞，野无虎狼。”这首歌真实地反映了北大荒荒凉的自然环境。然而这里地势平坦，有广阔的肥沃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50年代初，国家即组织力量开发北大荒。1955年一批铁道兵复转官兵在虎林县境创建了八五○农场，这是在北大荒建立的第一个军垦农场。1958年7万转业官兵进军北大荒，掀开北大荒开发史上最壮丽的一页。到“文革”前，在纵横千里的北大荒上，一大批国营农场建立起来。这些农场大部是以生产粮食和大豆为主的机械化农场，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北大荒成了北大仓。

1965年，中苏关系趋于白热化，黑龙江省的边境局势酝酿着危机。中共中央东北局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6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10万余名转业干部和战士(其中干部511人)分批到达东北农垦总局、省农垦厅、省水产局所属29个边境农场插场插队，组建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黑河农建一师和合江农建二师。不久，“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动乱使这项工作陷于停顿。1967年底，黑龙江省局势趋于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报请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重组兵团。1968年7月1日，兵团正式成立，共接收国营农场93个，合编为5个师，辖58个团，76个营，1300个连队，职工255万人，耕地面积1280万亩。一师在黑河地区，二师、三师在合江地区(以松花江为界)，四师在牡丹江地区，五师在嫩江地区。1969年，兵团大规模开发三江平原东北部的抚远，在当地又增编了第六师。

兵团的组建，主要是为了加强东北边疆国防建设，以及进一步开发边疆。为此，将本来属于地方政府主管的文教、政法、金融、商业、外贸、税收等部门完全接收过来，统一管理，成为党、政、军合一，工、农、兵、学、商一体的一个大而全、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和半军事化组织。

兵团主要领导干部由黑龙江省军区负责人兼任，以下师、团(场)的主要干部由现役军人担任，在兵团内部，干部有现役、非现役之分，劳动力也有兵团战士、兵团职工、兵团职工家属之别。他们之间，政治、物质待遇不同，相互关系错综复杂。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规模仅次于新疆兵团，安置知青的人数高居各兵团之首。1968年夏秋，北京、上海等地三万多名知识青年怀着建设农村、保卫边疆的热情，进入刚刚组建的兵团。年底，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下乡接受“再教育”后，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宁波、温州等大中城市的知青便蜂拥而至。1969年，全兵团接收知识青年19万余人，加上上年安排的3万人，共22万余人，总数已达兵团成立前原有职工人数的80％以上。到1972年底，仅仅3年多时间内，兵团就安置了知识青年31万余人，占职工总数的50％(当年兵团职工60万人)《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经济发展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5页；财政部行政事业财务司调查组：《关于新疆、黑龙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财务的调查》，1972年7月21日。。“文革”期间兵团安置知识青年近40万人。

3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自治区位于北部边疆，北部和东北部与蒙古、苏联交界。全区土地面积仅次于新疆、西藏而居全国第三位。内蒙古自治区水草丰茂，土地辽阔，畜牧业发达，素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50年代以来，国家在黄河河套、辽河平原、松嫩平原以及著名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锡林郭勒草原和科尔沁草原兴建了一系列国营农牧场。

1966年2月，为了加强北部边防，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指示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负责筹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经中共中央批准，于1969年5月7日正式成立，同日，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建设兵团职工、干部(包括300多名现役军人)3000多人并入内蒙兵团。同年秋，通过接收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河北、山东等省、市以及本区呼和浩特、包头、巴彦淖尔盟、乌兰察布盟的知识青年而迅速膨胀起来。兵团编为6个师、41个团(其中6个工业团)。一师、二师、三师设在巴盟，四师、五师、六师设在锡林郭勒盟。1971年5月兵团发展到145万人，其中现役军人5600人，职工101万人，家属38万人。知识青年76万人，占职工总数的75％农林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劳动局：《关于生产建设兵团和农场工人工资问题的调查报告》，1973年。。这一比例，在诸兵团中是最高的。不久，兵团知青增至近10万人。

4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位于远离赤道的热带北缘，是重要的热带作物产地。50年代中，大批复员转业军人被组织到滇边组建农场，昆明市也组织了青年志愿垦荒队分赴各军垦农场，或组建青年农场。50年代末60年代初，为发展橡胶及其他热带经济作物，从湖南等地抽调了数万农村青年支援云南农垦建设。1961年，昆明市知识青年400余人到了思茅地区的农场。第二年，又从昆明市下放了2000余名学生和社会青年。1965年，四川支边青年被动员到德宏、临沧、红河等垦区，他们来自成都和重庆，同时，湖南省的农民大量流入。“文革”中北京首批到云南农场落户的知青于1968年2月8日出发，2月21日抵达西双版纳的东风农场。不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波及充满神奇色彩的南国热土。

1969年10月6日，中央军委批准组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以云南农垦系统和华侨部门的20多个边境国营农场共9万余人为基础。兵团辖4个农垦师，一师驻思茅地区(西双版纳)，二师驻临沧地区，三师驻保山地区，四师驻红河地区。下设团、营、连建制。兵团建制庞大，并不严格按军队编制，有的团下辖20多个营，有的营下辖10多个连。每连虽定员109人，但初期皆不足数，为接收大批知识青年留有余地。

兵团借着大批安置城市知青迅速壮大。至1973年，已接收知识青年近10万人。其中，1968—1971年共有8385名北京知青安置在滇南的红河州、西双版纳的兵团各农场。四川知青41068人是集中在1971年到达的。这些知青是该省在“文革”中培养的首批初中生。他们大多于1969年春季入学，两年学制共学完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本相当于初中一年级的《数学手册》和数量惊人的学工、学农、学军课，从而实现了由学生到知识分子的“飞跃”，达到下乡接受农民教育的标准。成都知青16652人，安排在滇西的瑞丽、陇川、芒市、盈江、宾川、沧源等处农场；重庆知青24400人，进入滇南勐腊、景洪、河口、弥勒、文山、金平、勐海等地农场。上海知青为数最多，4年中共有47575人加入兵团。以上接收外省知青共97000余名。加上昆明知青7038人，总数超过10万人云南省档案馆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档案》卷129，转引自《中国人口?云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226页。

兵团组建时从昆明军区抽调2000多名现役干部。昆明军区颁布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编制表》规定了现役军人配备比例：兵团机关占80%—90％，师、团机关占50%—70％，营、连只配两名主管干部。兵团总人口约30万，干部、战士、职工188万人《热血冷泪——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这就是说，知识青年占兵团职工的一半以上。

5广东生产建设兵团。广东省地处华南，气候炎热，50年代初，国家抽调两万多名军队干部战士，组建林业第一师、二师，在海南岛、雷州半岛开荒，建立橡胶农场。经过十几年的开发，到1966年，海南岛等边远地区已是国营农场星罗棋布，农场内橡胶园、茶园，还有剑麻、香茅、咖啡、可可、胡椒、油棕、椰子……一片连着一片。

1969年4月，成立了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接管了原海南、湛江的国营农场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研究院。兵团组建时接收了大批本省知识青年和退伍军人。1971年兵团辖10个师(海南7个师、湛江3个师)，148个团(橡胶团131个，茶叶团3个，剑麻团2个，油棕团2个，谷物团8个，水果团2个)。职工43万人，其中知识青年12万多人，以及社会青年、复转军人、归国难侨和移民等。兵团成立后，各级机构和部门的主要领导由现役军人担任农林部、国家计委劳动局调查组：《关于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橡胶工人工资问题的调查报告》，1971年5月25日。。

6江苏生产建设兵团。1969年2月江苏省革委会发出通知，遵照毛泽东“五七”指示以及备战、备荒、为人民和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教导，组建南京军区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加强沿海地区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使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于是，将江苏沿海各农场，包括新浦、北云台(林场)、云台、东辛、南云台(林场)、黄海、滨淮、滨海(牛场)、淮海、临海、新洋、弶港、新曹、海安、如东(棉场)、南通、江心沙、东方红，以及部分劳改农场共25个农场(林场、牛场、棉场)划归兵团管辖。兵团辖4个师41个团。营以上配备现役军人干部。兵团知青约有8万人，号称“五湖四海”，主要来自南京、无锡两市，还有上海、杭州、北京等市知青不断调入。

7兰州生产建设兵团。是唯一一个横跨西北甘肃、青海、陕西、宁夏四省、区的兵团。西北数省、区地大人稀，农业劳动力不足，自50年代中期起，国家多次组织内地农民到当地移垦，因计划不周，缺乏经验，均以失败告终。1964年以后，仿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模式，在上述地方实行军垦。

甘肃省的河西走廊，是古代“丝绸之路”东段，酒泉地区是当时东西交通的要道，“丝绸之路”的咽喉，敦煌是东西交通的总枢纽，嘉峪关是万里长城的终点。上述地区海拔高，日照长，虽然降雨量少，但有丰富的祁连山雪水和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水系的数十条河流可供灌溉，适于发展农业生产。1964年，以河西国营农牧场为基础，组建了农建十一师，同时调进大批复转军人和知识青年。到1966年，共安置天津、西安、兰州、张掖、武威、山东淄博、青岛等城市的知识青年近25万人，占职工半数以上。1965年，青海以原劳改农场——格尔木农场为基础，成立农建十二师。同时，从山东青岛、济南等八个城市接收知识青年7000余人，从西宁市接收知识青年1200余人。于是，以山东知识青年为主体，加上部分复转军人，共计1万余人，实行军队编制，采取供给制办法。同年，4800多名北京知识青年和2000名天津、杭州知识青年到宁夏参加军垦建设，于1966年元月成立了农建十三师。另外，在陕西省组建了农建十四师。当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辖十个师，上述四省各农建师即依次顺排，并受其物资、干部、技术人员的支援。

各农建师组建不久，即遇“文化大革命”，经营管理混乱，经济入不敷出。1968年7月3日，周恩来指示兰州军区，要成立生产建设兵团，统管陕、甘、宁、青四个省、区的农建师。1969年4月，兵团正式成立，下辖6个师，57个团场。原甘肃农建十一师和水土保持建设师改编为农建一师、农建二师、林建师，分布甘肃省内；原青海农建十二师改编为农建四师，仍驻青海省境；宁夏农建十三师改编为农建五师，仍驻宁夏境；陕西农建十四师改建为农建六师。兵团组建后，主要安置了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城市知识青年。

除以上7个生产建设兵团外，其余安徽、福建、浙江、山东、湖北5个生产建设师(生产师)也于1969—1971年相继成立。知识青年无一例外地成为骨干力量。1972年，全国兵团系统职工292万人，其中知识青年100余万人总参谋部、农林部：《关于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管理体制问题的调查报告》，1973年2月8日。。

同样是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兵团知青与插队知青的安置环境是存在明显差别的。

首先，两者隶属的所有制形式不同。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到社、队插队的知青，被置于类似农民的地位，挣工分吃饭，一切花销自理，国家不提供任何生活保障(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设想的)。除到牧区插队的少数知青收入较高外，大多数插队知青的日工值只有数角钱，最低的如陕北一些穷队，劳动一天只能挣几分钱《回首黄土地》，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37、156、323、447页。。知青干一年，还填不饱肚子，没钱买衣袜，更别提回家路费。兵团知青，通称“兵团战士”，身份上属国营企业农工。内蒙古兵团知青，前三年实行供给制，平均每人每月33元，其中基本生活部分，包括伙食费、被服费和5—7元(第一年5元，第二年6元，第三年7元)的津贴，共29元，另加医药、烤火等费4元。三年后改行工资制，实际收入比以前提高10元以上。黑龙江兵团接收城市知青，一律定为农工一级，每月工资32元，劳保福利等各项待遇与原农场职工同。广东兵团对知青第一年发给生活费20—22元，一年后定农工一级，月工资24—26元。各兵团分配制度虽然有种种差异，但知青的收入都比较稳定，物质生活得到基本保证。

再者，知青集体的内部环境有别。插队知青集体户，一般由同一城市，甚至同一学校的学生组合而成，文化背景、生活习性接近。兵团知青却的的确确来自五湖四海。排是安置知青的基本单位。有的排由清一色知青编成，有的则与老职工混编。但同一排的知青总是朝夕相处，生活劳动在一起。所谓“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他们虽来自山南海北，却水乳交融地生活在一处，这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大文化景观。

其次，生活环境有异。插队知青尽管经济拮据，半数以上不能自给，但生活环境比较宽松。乡村中社会关系普遍疏散，即便是标榜“工、农、兵、学、商”集于一体的人民公社也缺乏强有力的干预机制，对插队知青无从控制。一般说来，生产队干部对知识青年管理松懈，多数放任自流。知青参加劳动多少，回家探亲的频率和居家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个人。兵团知青多数安置在边疆地区，生活条件、劳动条件相当艰苦。兵团半军事化生活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加上劳动强度高、纪律严格，没有不工作的自由，令许多知青难以承受。

兵团的政治气氛也更令人窒息。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的任务当仁不让地落在贫下中农出身的现役军人、复转军人、老职工的身上。评比“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组织“天天读”、“讲用会”、“忆苦思甜”、“一帮一，一对红”等等一整套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军队政工经验，以军事化的组织系统为依托，得以大范围推广，保证了“再教育”工作持久开展。相形之下，农村社、队的“再教育”工作大多虚应故事。兵团战士中广泛流传的一首顺口溜说：

部队当兵光荣花，工厂工人幸福花，

农村插队向阳花，兵团战士苦菜花。

“兵团战士苦菜花”虽是一种比喻，一种幽默，却有一些道理。中学毕业生参军当兵，既神圣且光荣；进工厂做工不但免遭风吹日晒诸般劳作之苦，而且留在城市，可以享受天伦之乐；插队知青生活固然更清苦，但行动比较自由。至于兵团战士，肩负“屯垦戍边”重任，既种地又进行军事训练，亦兵亦农，遍尝两者的艰辛却得不到两者的实惠，难怪要生出种种牢骚。

“文革”后期，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遇到了婚姻问题。上山下乡的特殊场合，使这个问题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婚姻，而成为运动中纠结着诸多矛盾的一个焦点问题。剖析这个问题，有助于加深对运动性质和一代青年悲剧性命运的了解。下面从知青的婚姻政策、知青婚姻率、知青婚姻类型、已婚知青的窘境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知青下乡以后或迟或早都会遇到婚姻问题，而这个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又直接关系到上山下乡运动本身的命运，因此无足奇怪，当该问题刚刚显露头角时便受到了决策者的关注，并及时制定了相应的对策。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是运动的高潮期，新闻媒介为了给这场运动大造声势，不厌其烦地宣传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思想。虽然，使下乡知识青年“扎根”在农村的有效手段莫过于鼓励他们在农村结婚，安家落户，但有关部门却把提倡晚婚作为知青工作的一个重点。1969年6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中强调，对于下乡的男、女知识青年，都要提倡晚婚。翌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以及同年4月国家计委军代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中重申了这项政策。

与此同时，报纸广播积极宣扬下乡青年“带头移风易俗，为革命坚持晚婚”的事迹。1970年5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贫下中农积极教育插队知识青年，正确处理婚姻问题，劝导他们实行晚婚的消息。在这则消息中，是否坚持晚婚，被耸人听闻地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加以认识，而一些地方出现的早婚苗头则被斥责为“阶级敌人”破坏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股“妖风”。不久，就有河南省延津县小店公社的13名知识青年致书《人民日报》，认为实行晚婚决不单纯是生活小事，而关系到能不能更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彻底改造世界观的大问题，进而向全国的知识青年倡议：带头移风易俗，为革命坚持实行晚婚。1971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在“为革命大力提倡晚婚”的醒目标题下，刊登了这封书信，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一定影响。从信中可以得知：有些地方的插队知青，在下乡两三年后已开始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有的家长也不失时宜地为儿女的婚事操心。

从政府决策及其宣传喉舌的角度来考察，可以确信，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若干年里，上山下乡运动的指导者是把倡导晚婚摆在一个很重要位置的，尽管这种做法不利于知青在农村的稳定。那么，作为其决策的背景又是什么呢?要而言之，起码有三点：

第一，下乡知青尚未大批进入合适婚龄，“文革”中率先下乡的“老三届”(即66届、67届、68届)初、高中毕业生，1968年时的年龄在16—21岁之间。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所规定的法定婚龄为：男不得早于20周岁，女不得早于18周岁(直到1980年才做了修改，比原定婚龄男女各提高了2岁)，然而法定婚龄只是法律允许结婚的最低年龄，并不意味着青年到了这个年龄就一定结婚。何况国家从70年代初起加大了宣传晚婚的力度，晚婚受到鼓励，晚婚的年龄划定在：城市青年为女25岁，男28岁；农村青年为女23岁，男25岁，即比法定婚龄高出5—8岁。既然提倡晚婚的出发点是试图限制人口的急剧膨胀，也就难怪会将晚婚年龄视作理想的婚龄。按照适用于农村青年的标准，知青中年龄最大的66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女性应在1970年达到晚婚的年龄。步其后尘，每年都会有一批青年加入到适龄者的队伍。而在头几年里，真正感到婚姻问题迫在眉睫的仍是为数较少的“老三届”女高中毕业生。因此，在决策者看来，婚姻问题尚未凸显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个棘手问题。

第二，政府希望通过知识青年的表率作用，在农村开风气之先，移风易俗，切实推进晚婚和计划生育政策。“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一度使中国的人口增长失去控制，酿成1949年建国以来又一次人口出生高潮期。进入70年代，全国形势趋于安定，计划生育作为国务院日常工作中的一项当务之急又被提了出来。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提出：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把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力争在“四五”期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内。1973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同年，在周恩来主持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把人口增长指标纳入了国民经济计划。这些步骤都预示着：推进晚婚和计划生育，已成为举国上下涉及千家万户的一项旷日持久的群众性活动。

这项活动遇到的巨大阻力主要来自封闭落后的农村。千百年来，“多子多福”、“人财两旺”、“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传统小农经济的生育观在广大农民中保持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农村中落后而繁重的手工劳动方式，以及农民年老后依靠子女养赡的古老生活方式，为传统生育观的绵延存续，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要在较短时间内扭转这种局面，仅凭农民自身的力量显然是难以胜任的。方兴未艾的上山下乡运动，将成千上万的城镇知识青年播撒到全国村村寨寨，这使国家的领导人有理由相信，在推进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中，找到了一支可以信赖的骨干力量。

197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时，周恩来明确指出：“计划生育，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分不开。城镇青年下去以后，要做模范。”他还特别夸奖女知青代表徐敏光是晚婚的“模范”。徐17岁时还乡务农，此时已经28岁，还没有结婚。周恩来指出：

晚婚，计划生育，下乡青年提倡，造成风气，更有力量。每年100多万人到农村去，到处讲，这是最好的推广。《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和总后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同志时的讲话》，1973年8月6日。

下乡知青既被赋予此项光荣任务，当然要身体力行。因此，在各种场合积极鼓励知青晚婚，是顺理成章的。

第三，为了缓解知青住房困难，也只能提倡晚婚。下乡知青要结婚成家，必须解决住房问题。但每名知青下乡时，国家拨给的安置经费中，用于建房的不过一百余元。由于拨给经费不足，农村社队又不愿或者无力额外贴补，以致许多青年下乡后没有房子住。他们或者“打游击”，居无定址；或者租农民房住，得过且过；栖身破庙、牲口棚的事也时有所闻。在这种情况下考虑结婚成家，无异于眺望海市蜃楼。

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主持者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特意邀请了老知青典型邢燕子、侯隽到会，向她们征求意见。在讨论到“一个知识青年在农村扎根落户究竟要花多少钱”的问题时，她们发表看法说：一般情况，知识青年下乡三年就可以生活自给。但是，一到结婚年龄，就又有困难了。在知青小组集体里凑合能过，从集体户出来，要另外安家，盖房子，买家具，需要不少钱。她们还根据当地情况算了一笔账，一个下乡青年，建房一间要用400元(材料按国家价格，用工由队里摊派，不管饭)；小农具、生活用具、家庭副业铺底约70元；伙食补助第一年大约100元；第二年大约三四十元；到结婚安家时，补助几十元；再加上书报、医药费等，每人约需700元左右《邢燕子、侯隽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和有关农业生产的一些意见》，1973年7月。。邢、侯的估计似乎乐观了些，对一大批被安置到贫困地区插队的知识青年来说，下乡三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并不足以改变他们窘迫的处境；何况多数知青始终也没领略过一个人一间屋的喜悦。即便如此，她们的估计有助于说明，下乡青年在头几年里是不具备成家立业的物质条件的。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专门谈到知青“晚婚”与房子的关系。他说：要提倡晚婚。刚下去，不到20岁，下去后头七八年，十来年，可以不发生住房的问题。以后他可以自给了，有了积累，再给点补助，到结婚时就可以另盖房子了《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和总后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同志时的讲话》。。周恩来显然了解知青住房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程度，所以才会提出解决结婚住房，只能依靠知青自力更生，用七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一点一滴地积累。在这种形势下，知青的晚婚应是势在必行。当时的新闻媒介，一个劲地鼓励知青在农村“扎根落户”，同时却又不遗余力地倡导“坚持晚婚”，知青普遍缺乏安家的物质条件，是一个必须考虑到的经济因素。

不过，国家所制定的知青婚姻政策在受到上述因素制约的同时，还受到了多变的政治风云的牵制。这种牵制，很快使政策偏离了既定的轨道。尽管在1973年8月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上，有关人士还在积极提倡“晚婚”，但第二年年初，新闻媒介对知青婚姻基调却发生了显著转变。转变的开端是由白启娴投诉报纸引起的一场风波。白启娴原是河北师范大学的毕业生，1968年被下放到河北省沧县阎庄公社相国庄大队“插队落户”。1972年与同队一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民仓促成婚，婚后生活平淡已极。她努力适应由大学生向农妇的角色转变，烧火做饭、喂鸡饲鸭、操持家务、侍奉公婆、生儿育女，构成了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丈夫虽为人厚道，但不乏根深蒂固的夫权观念，无故挨丈夫的打很快成了她的家常便饭。他们之间本来缺乏感情基础，草率成婚，加之在文化程度、生活习惯上的鸿沟，她的婚后生活毫无美满可言丛聪：《“红”牌坊——白启娴婚姻问题调查追记》，《中国妇女》，1987年第8期。。她的婚姻受到父亲的反对，也不断遇到周围人们的冷嘲热讽。

1973年底，在一次口角中，与白启娴同在公社执教的一名教师将这起婚姻说成是个“丑(闻)”。白在盛怒之下连写几封信寄给各家报社。信中称，“有人说嫁个农民没出息，依我看，那种贪图个人享受，看不起嫁庄稼汉的人最可卑”；“有人说，落在农村没前途，我坚信在广阔的农村奋斗终生大有作为，前途无量”。为了驳斥各种非议，她不惜美化自己并不如意的婚事，将偶然凑合的婚姻说成是“决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自觉举动。白启娴的信适逢其时，当时以江青为首的极左派领导人竭力推波助澜的“批林、批孔”运动刚刚拉开帷幕，正需要造就白启娴这样的“反潮流”典型。

1974年1月27日《河北日报》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为通栏大标题，发表了她的来信和《编者按》。《编者按》吹嘘她的信是“一篇生动的批林、批孔和进行路线教育的好教材”，并“希望涌现出更多的敢于与地主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传统观念决裂，敢于反潮流的人物，这对于反修、防修，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有其深远意义的”。不久，《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她的事迹。

随着白启娴名声的鹊起，全国各地竞相树立自己的“白启娴”式人物。意味深长的是这些人物为清一色女性，而且大多是在下乡头一两年就嫁给当地农民的。当初的舆论压力可想而知。但物换星移，昨是今非，曾几何时，本来招致非议的人生抉择却成了赢得种种美誉桂冠的政治资本。以这种戏剧性变化为枢纽，宣传喉舌关于知青婚姻政策的重心迅速由倡导晚婚转向鼓励知青在农村结婚。这一重心的转移，主要是与极左派领导人大张旗鼓地将女知青嫁农民的现象加以政治化，并任意夸大曲解的做法呼吸相应的。同时应看到，大批“老三届”青年陆续步入婚龄毕竟成为事实，这对婚姻政策的调整也会产生直接影响。

作为婚姻政策调整的一个明显迹象，1974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刊载了辽宁省海城县《热情关怀已婚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的调查报告。与当时充斥报端的有关白启娴一类“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典型人物事迹的报道相比，这份调查报告的基调平实得多，只是说：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结婚，安家落户，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一个成果。这份报告很可能是在知青主管部门主持下完成的，所以比较关注解决已婚青年的实际困难，较少空洞干瘪的政治说教。《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者按》强调了“随着有些下乡知识青年年龄的增长，需要引导他们正确地对待和解决婚姻问题”的重要性。同时指出：鼓励下乡知识青年带头实行晚婚，对改变早婚这种旧的风俗习惯，是个有力的推动。在青年们结婚以后，要教育他们认真搞好计划生育。虽然这篇指导性文章仍兼顾到实行晚婚的必要性，但从1974年起，知青婚姻政策的重心显然转向了鼓励青年在农村结婚。

1976年上半年，是极左派活动最猖獗的时候，也是知青工作受其影响最严重的一段时间，国务院知青办对地方部门提出：“邓小平搞拔根，你们就是搞扎根，这就是对着干。”青年在农村“扎根”必须解决婚姻家庭问题，换言之，解决了婚姻家庭问题也就迈出了“扎根”的关键一步。至此，一个本来属于个人私生活范畴的问题被居心叵测地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政治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极左思潮披靡所至，知识青年在农村成家立业的举动得到更积极的支持和大力宣传。

综上所述，“文革”期间知青婚姻政策是有明显变化的，前期政策以提倡晚婚为中心，主要是基于国家经济建设、推进计划生育的需要，以及下乡知识青年普遍生活状况的考虑，应该说还是比较务实的；后期政策转向积极鼓励青年在农村结婚，与其说是为了适应大批青年步入婚龄的现实需要，不如说是受到极左派领导人政治行为有力牵制的结果。从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运动，到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与极左派领导人对国家政治生活变本加厉的干预如影随形的，是知青婚姻的高度政治化，知青在农村结婚成家被不失时宜地贴上“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坚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等蛊惑人心的政治标签，至于这种鼓动会给知青带来怎样的后果显然无人问津。

然而，婚姻政策的转变是一回事，贯彻实施的成效则是另一回事。这是因为，后者不仅取决于决策者的努力，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青年本身的意愿。

下乡青年对待婚姻的态度，除了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外，还受着诸如生存条件、家庭背景、文化程度、年龄大小、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左右。就绝大多数知青而言，在下乡的头几年，恋爱婚姻还没有提上日程表。“文革”前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成功地塑造了这代青年人清教徒式的恋爱婚姻观。一种风靡的观念是：优先考虑个人问题与革命的大目标是格格不入的。许多青年憧憬的是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献身，认为沉湎于个人的卿卿我我，意味着失去献身的资格、禁欲主义的幽灵肆无忌惮地在青年中间游荡。不少人认为：男女之爱是肮脏的，只有同志和战友的革命情谊才是可宝贵的。对于过早恋爱的知青，大家往往嗤之以鼻。在这种气氛的挤压下，坠入情网的知青往往会产生负疚感，自惭形秽，甚至产生离群索居的念头。于是，紧闭初开的情窦，将求爱者一口回绝者有之；将热情的情书交给领导者有之；将隐秘的情爱之火熄灭在革命祭坛前者亦有之。

生产建设兵团政治环境也助长了禁欲主义的弥漫。在最初几年，知青谈恋爱属于不可越雷池一步的禁区。舆论认为，知青到兵团的任务是“屯垦戍边，反修防修”，谈情说爱被看成“资产阶级的思想”。极左思潮笼罩下的兵团，将“男女大防”奉为金科玉律，任何“越轨”行为常受到惩办。有的连队自定土政策；掌灯后男女青年接触，必须有“领导”陪同；有的干部专门稽查男女知青幽会，私拆情书，并拿到大会上宣读，作为“阶级斗争的反映”《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195页；《红土热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或者扣上“侮辱妇女”的罪名。对人权的公然践踏，时常激化矛盾。有的青年不堪其辱，逃出境外，成为罪不可赦的“叛国犯”，甚至万念俱灰，走上绝路《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2、181—183页。。

相形之下，农村插队青年所处的环境则宽松得多。农村的社队组织缺乏高度集中统一的行政干预机制，况且农村早恋早婚的习俗源远流长，农民对渐染此俗的知青不但不以为异，有的反因后者能入乡随俗增添了几分亲近感。于是，知青中第一批结婚者在受到知青群体冷落之余，通常能从当地淳朴敦厚的农民中寻找到慰藉。数年过后，下乡知青的生活态度变得越来越实际，对个人的终身大事虽或处理谨慎，对他人的婚姻已颇能宽容和理解。与此同时，官方政策由提倡晚婚转为积极支持青年结婚。甚至在生产建设兵团，各级领导的态度也明显转变，率先结婚的青年受到表彰，被树为“扎根”的典型《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辉煌的青春梦》，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67页。。此举旨在遏止知青中迅速蔓延的思乡情绪和通过各种关系调离农村转回城市的风气。但不管怎么说，知青已婚人数确在逐年增长。1974年末，全国已婚知青有48万人；1975年增至614万人；1976年为726万人；1977年达到创记录的861万人，占全部在乡知青的10％。在这以后，随着运动迅速退潮，在乡知青大举返城，已婚青年的人数逐年递减(其间起落的态势详见本书附录表10)。

进一步对插队知青和兵团(农场)知青两个群体考察，前者的已婚率要低于后者：1975年末，在乡插队知青的已婚率为79％，国营农场为87％；到1977年末，在乡插队知青的已婚率为82％，国营农场知青的已婚率为173％(详见附录表10)。若就安置插队知青和农场知青最多的省份之一黑龙江省的统计资料看，两者已婚率差距更为悬殊：1975年末，该省在乡插队知青的已婚率为29％，国营农场知青为91％；到1977年末，在乡插队知青的已婚率为38％，而国营农场知青的已婚率为227％李德滨、石方：《黑龙江移民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5页。。造成上述差距的原因之一：插队青年的生活条件通常比较艰苦，生活水平差，自给率低，经济收入极不稳定；国营农场的知青收入不高但有保障，居住也比较集中。原因之二：插队知青流动性较大，每年都有大批应届毕业生下乡插队，同时又有一部分在乡青年上调工矿企业，势必会降低知青的平均年龄和已婚率；而国营农场的知青队伍则比较稳定，多数是“老三届”学生，年龄偏大，已婚率自然偏高。新疆、宁夏、甘肃三省国营农场的情况尤为特殊：1977年，知青已婚率分别高达631％、571％、559％国务院知青办编：《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51页。。究其原因，三省国营农场安置的绝大部分是“文革”以前的老知青。

尽管存在着一些复杂情况，从全局来看，大批适龄青年未能完婚已成为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在70年代末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关于这方面问题，留待后面再说。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虽然国家从1974年起积极鼓励知识青年在农村结婚，并且苦心孤诣地培植了一批“扎根”典型，实际上收效不大。换言之，鼓励知识青年在农村安家落户的政策，以及与之交相辉映的大张旗鼓的宣传远不能说是成功的。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和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独特形式注定知青婚姻关系的缔结无法依循生活的常规。

知识青年的婚姻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双知青类型(夫妇双方均为知青)，知青与农民类型，知青与国家职工(军人)类型。这三种类型各占知青婚姻的多大比例，没有全国性的统计，只能借助以下三份局部性资料对插队青年的婚姻类型进行一个粗浅的了解：

第一，1980年吉林省的统计，已婚青年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49％；知青之间结婚的占21％；与城镇职工结婚的占41％《吉林省劳动志》，1992年铅印本，第85页。。

第二，1978年河北省保定地区的统计，已婚青年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55％；知青之间结婚的占152％；与职工结婚的占94％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已婚知青住房情况》，1978年。。

第三，1976年吉林省怀德县的统计：在已婚青年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48％，知青之间结婚的占179％；与职工结婚的占73％吉林省知青办：《怀德县知青基本情况统计》，1976年。。

以上三份统计资料在时间上不尽一致，统计单位分别为省、地、县，不具有可比性，其价值在于：从不同层面反映了三种类型在知青婚姻中所占的主从地位，即知青与农民结婚是主导性婚姻类型，其次是双知青类型，最后是知青与职工类型直至公社、大队一级基层组织，司空见惯的同样是这种现象。如《南方日报》1975年7月10日载：三水县乐平公社海州大队，26名已婚知青中，与农民结婚的16人(615％)，双知青结婚的6人(236％)，同外地城镇青年结婚的4人(154％)。。这种排列，应该反映了全国插队知青婚姻类型的基本状况。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城市郊区插队青年中间，婚姻类型的关系略有不同。1976年有关部门对长春市郊区五社两镇的调查表明：已婚知青中，知青与农民结婚的占51％；知青间通婚的占24％；知青与城镇职工结婚的占25％吉林省知青办：《关于已婚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1976年。。在这份个案中，与农民结婚的类型要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此缩彼盈，与城镇职工结婚的类型则相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毗邻城市的地理条件，使知识青年(主要是女知识青年)较易于缔结与城市职工的婚姻，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不过，纵使在这类密迩城市的地区，知青与农民的婚姻仍为主导类型。这或者有助于说明，知识青年下乡后，由城市户口转为农业户口，同时也就失去了城市市民享受的一应生活补贴和福利。在城市人眼里，他们是“新型农民”，深浚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壕沟，增加了缔结婚姻的难度。

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知青的择偶环境与插队知青差别明显。生产建设兵团一般地处边疆，区域开阔。兵团的连队自成一方天地，与别的连队相隔有一定距离，有的甚至独自一隅，四周皆是无边的原野。一个连队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择偶范畴张持坚：《甜蜜和苦涩的融汇》，《文汇报》，1994年11月7日。。聚集在这一方天地的知青通常来自天南海北的各个城市。虽然操着南腔北调，毕竟命运相同，旨趣相投，朝夕相处，感情日笃。自然而然，双知青结婚便成为兵团中的主导性婚姻类型。

在三种婚姻类型中，知青与知青共结连理一般具有较为坚实的感情基础。知青间的恋爱萌生于艰苦的岁月，动荡的年代，或基于寻求心理上的慰藉，减轻生活中的沉重压力；或缘于同病相怜的命运。同甘共苦的经历是一个最起码也最重要的前提。“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更何况是相濡以沫的男女知青。共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遭遇，共同的语言，使两颗年轻的心灵相互碰撞，迸发出爱情的火花。从道理上讲，这一类型的婚姻应是知青中最为理想的结合形式，但农村艰窘的生活却给这种“理想的婚姻”蒙上浓重的阴影。许多知青婚后只有菲薄的收入，经济上无以自立。若再生儿育女，对捉襟见肘的生活无异于雪上加霜。一首知青歌曲唱道：“人家的丈夫，当官拿数数(四川方言：钱)；知妹(四川对女知青的简称)的丈夫，年终要倒补。”“人家的丈夫，都有楼房住，知妹的丈夫，光呀嘛光屁股!”用艺术的夸张，强烈的对比，活衬出男女知青婚后生活的艰辛。

知青与城市职工(包括军人)的婚姻多数具有几个共同特点：知青一方为清一色女性；婚姻由父母包办或亲友撮合，缺乏感情基础；夫妻分居城乡，从一开始就成为“牛郎织女”。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强烈反差，促使一些女知青及其家长将择偶的目光投向城市，使这种婚姻具有了为返城准备条件的明确目的。上海女知青郭慧是家中的独生女，1968年高中毕业后到吉林省延吉县插队。母亲希望她调到离家较近的地方，托人从老家江苏海安县给她介绍了一位中学教师为对象郭慧拒绝了母亲的安排，执意与一青年农民恋爱结婚，被树为本省知青典型。见《吉林日报》，1974年12月21日。。上海女知青夏美珍，在贵州绥阳县插队。她的父亲想方设法为她在老家宁波市附近镇海县的一个农具厂找好工作，并替她在宁波市物色了一个对象，认为这样做可以使她回到城市，而且距离上海较近《南方日报》，1975年7月10日。。一些女知青，家中无权无势，返城无路，眼看着同伴一个接一个地远走高飞，只得把自己的命运压在与城市职工订婚上。虽然国家有关政策不允许农村户口的妻子和子女迁入男方所在的城市，但这种结合毕竟为女知青提供了长期探亲，与城市建立稳定关系的保障；女方还可从丈夫的工资中获利。尤为重要是，国家政策在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同时，为城乡两地长期分居夫妇的团聚仍留有一些活口，这使在农村的女方或迟或早能返归梦牵魂绕的城市。

缺少爱情基础，通常是这类婚姻的致命伤。女知识青年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和应有的尊严，换取一张进城的门票。有的女知青为了返城，违心地与城市下来的招工人员达成协约：与后者建立恋爱关系，条件是后者利用手中的招工指标，在短期内将她调回城市李育麟：《酒》，《知青档案》，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66页。。然而举凡“降格”寻找下乡知青为妻的城镇职工，以在城里择偶难者为多。难点所在，或因相貌丑陋，或因工作不理想，或因家境贫寒，或因身体残疾。发生过这样一件悲喜剧：某女知青经“月老”牵头，嫁给了城里一工伤致残的工人。厂方经多方努力，将她的户口、粮食关系办回了城市。厂方成全了这桩婚事，又卸去了对致残者长年照顾的责任；男方以残缺之躯，终圆“洞房花烛”之梦；女方则实现了返城的夙愿。有关三方各有所得，皆大欢喜。但唯一缺少的恰恰是作为婚姻基础的爱情《风潮荡落（1955—1979）——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婚姻的本质受到最粗暴的蹂躏，它不再是伊甸园中青年男女纯真爱情的升华，却蜕变为赤裸裸的利益交换的手段，由此埋下数不清的苦果。

某上海女知青相貌俊俏，插队落户时在当地被称为“一枝花”。父母爱女心切，为她在城里找了个工人当对象。她在返城无路的背景下与之完婚。男方文化低，个子矮而胖，绰号“小皮球”。婚后不久，“一枝花”就想离婚，但男方积极为她的调动奔走，复经父母劝说，婚姻得以维持。等回到上海，有了孩子，两人真正共同生活在一起，女方感到与丈夫实在没有感情，又提出离婚。男方认为经过百般努力，家庭终归破裂，活着没有意思，坚持离婚时儿子判归自己，否则与儿子一起去死。女方自酌年龄不轻，也不肯放弃孩子，双方相持不下，孩子夹在中间备受痛苦《一天的奇迹》，《中国妇女》，1991年12期。。这都是无感情婚姻所酿成的苦果，不得不由三个人来吞咽分享。类似这样的悲剧，在当年是不少的。

知识青年与农民的结合在全部婚姻中涉及面最广，酿成的苦果也最多。这种婚姻类型又包括男知青娶女农民，女知青嫁男农民两种形式。一些资料显示，女知青嫁给农民的人数明显超过了男知青娶女农民的人数参考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已婚知青住房情况》，该地区与农民结婚的2042名知青中，属男知青与女农民结婚的有658人(占322％)，属女知青与男农民结婚的有1384人(678％)。另据黑龙江省知青办《上山下乡简报》1979年第1期：呼兰县与农民结婚的290名知青中，属男知青与女农民结婚的有98人(338％)，属女知青与男农民结婚的有192人(662％)。。因此，考察女知青嫁农民的现象，应作为透视知识青年婚姻问题的一个重点。

女知青嫁农民，本来是知青多种婚姻中的一种形式，然而在连婚姻也被高度政治化的“文革”年代里，唯独这种形式被舆论工具赋予了重要的社会意义。这种举动被吹捧为“扎根农村”、“彻底决裂旧传统观念”、“敢于反潮流”的具体表现，缩小“三大差别”的“实际行动”。如果穷原竟委的话，这种做法在50年代末已见端倪。1957年，天津市女7中高中毕业生王培珍到河北省静海县团泊洼赵连庄农业社当了农民，两年后与当地青年农民恋爱结婚。她的举动受到种种非议，有的人嘲讽她是“傻子”。对于这种压力，她毫不介意，并在日记中表示：心甘情愿做一个对人民有利、对国家有利的“大傻子”《知识青年的革命道路——奋战在农业战线上的知识青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年版。。王培珍显然认为自己的婚事具有重大政治意义，这种精神支柱使她面对舆论的压力处之泰然。70年代对白启娴事迹大张旗鼓的报道，在更大程度上使女知青嫁农民一时成为时髦。白启娴扬名后，地位陡然变化，先由地委书记介绍入了党，继而被增补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擢为河北省知青办副主任，地区文教办副主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在很短的时间内，她收到了全国各地两三千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各行各业的人们表示了对她的鼓励、支持，许多知识青年决心以她为榜样像“文革”中昙花一现的许多英雄、典范一样，白启娴的归宿是可悲的。“文革”结束后，她的事迹失去了宣传价值，诸多官职被免去，调到沧州师范专科学校教务处任副主任。1982年11月煤气中毒致死，年仅39岁。。

与此同时，一批白启娴式的女知青在各地脱颖而出。湖北树立了“敢于破除旧传统观念”的喻利华。喻是武汉市知青，1969年12月到洪湖县插队落户，与贫农青年相爱，面对人前背后的闲话与嘲笑，据说她从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汲取了与农民结合的精神力量，并勇敢地迈出了与贫农结婚的一步《湖北日报》，1974年2月11日。。辽宁则宣传了“决裂旧观念，青春献人民”的刘秀兰。刘于沈阳市第9中学高中毕业后到苏家屯区插队，1969年与一农民结婚。从年龄上推测，她结婚时至多不过22岁，在知青中当属早婚之列《沈阳日报》，1974年3月19日。。浙江推出了徐春娟。她是金华市3中的68届毕业生，下乡后推荐上大学不去，决心扎根农村，最后嫁给了农民《浙江日报》，1974年3月19日。。湖南表彰了张国清。张是1963年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的老知青，四年后与一贫农结婚，随即发展入党。“文革”中擢升省妇联副主任《人民日报》，1974年3月20日。。一时间风云际会的这类典型还有杭州女知青缪惠敏，青岛女知青李春梅、王金华，上海女知青郭惠、万宁林等等，不一而足《浙江日报》，1974年5月6日；《青岛日报》，1974年3月17日；《吉林日报》，1974年12月21日；《解放日报》，1975年1月27日。。

关于与农民结婚的理由，当时的舆论工具杜撰出种种冠冕堂皇的说法来。白启娴认为“这对于缩小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反修、防修，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徐春娟把它提到“走什么道路”的政治高度来认识，认为；找个什么样的对象，不单单是个恋爱婚姻问题，而是关系到自己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如果把家安在城里，将来三天两头往城里跑，就会动摇扎根农村的决心。还有的女知青着重强调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应与农民“相结合”思想的指导意义。当年风行全中国的毛泽东语录：“尽管他们(指农民)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成为一些女知青嫁给农民的理论依据作为当时最时兴的理论，最初是由白启娴在那封著名的申诉信中加以征引的，以后便辗转传布，参见《沈阳日报》1974年3月19日刘秀兰的文章《谈谈我为什么和农民结婚》。。毋庸讳言，女知青嫁农民的举动之所以被一再夸大、拔高、渲染，首先是与“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歧视、丑化、贬低乃至打击的做法联系在一起的。上述说教的共同特点，是用某种政治上的需要给这类婚姻镀上一个夺目的光环，换言之，结婚只是为了完成某种政治目的，而恰恰应该当作婚姻主弦的爱情反而被略而不提。

尽管宣传调门一再拔高，知识青年们却几乎无不知晓：“结了婚要一辈子当农民”，“也别想再选调了”《南方日报》，1975年7月10日；《人民日报》，1975年1月28日。。与农民结合，意味着将终生厮守脚下那一方土地，意味着完全割断与城市生活藕断丝连的联系，一切关于前途的憧憬，以及对招工、招生、返城的企盼也将随之化为齑粉。既然如此，为什么仍有为数不少的女知青走上了这条前景并不光明的道路呢?确乎有少数知青(如上举知青典型)，她们与农民的结合不是被动的，除了真心实意地把这视为革命的“洗礼”外，也不排除彼此感情契合的因素。不管怎么说，农民的本质是淳朴、善良的，对于处在困境中的下乡知青，许多农民给予过各种形式的宝贵帮助。有的知青在极端沮丧之余，从农村青年的热情关心帮助中体察到世间温情，进而产生爱慕之情，是很自然的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可参考毛弟：《苦涩的恋情》，《辉煌的青春梦》，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塔琳：《她依恋阿拉坦合力》；周兴国：《他说，他不是鹰，是风筝》，《草原启示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

但就多数知青来说，她们走上这条道路是出自被动的选择。究其原因，首先是女知青难堪农村艰苦劳作的重负。著名影星刘晓庆当年曾在贫困的四川宣汉县当过知青，她回忆说：

我每天在幻想与破灭之间挣扎，我第一次渴望着“爱情”：如果有这么一个小伙子，他能够每天来帮助我挖地，只要坚持八个月，我就一定嫁给他。《我的路》，《文汇月刊》，1983年6期。

刘晓庆企盼的小伙子终究没有出现，现在来看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但当年确有不少女知青，正是在这种心态下走上了一条陌生的人生道路。男知青有强健的体格，较强的群体意识，与艰苦环境抗争的能力，在这些方面，女知青都逊色一筹。一些地方知青集体户的破裂直接强化了女知青的困境，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更需要别人的爱抚、友情、关心、帮助。尤其是当下乡初的热情冷却，幻想破灭，她们很容易为农村青年的慷慨帮助所打动，成为婚姻的俘虏许惠英：《18岁的幻灭》；林小仲：《“女俘”》，《草原启示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农村女孩子出嫁早，长期在地里与男劳力一样干活的往往就剩下一帮女知青，当她们结婚后，起码免去了农田的沉重劳作。用农民的朴素语言来表达：“过门当了媳妇，用不着沉锤大镢地下坡干活了，安安稳稳地在家过日子。”《青岛日报》，1974年4月17日。这算是付出沉重代价后的一点补偿。

促使女知青走上这条道路的另一个原因是“血统论”的压力。最早一批与农民结婚的女青年，很多是对前途丧失信心的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和“走资派”的子女。不少知识青年因家庭出身问题受到百般歧视。“出身不由己，配偶可选择”，在广阔天地里，他们毅然选择贫农子女为配偶，以期改换门庭文质：《和农民结婚的知青们》，《传记文学》，1991年1期。。

“文革”十年间，封建的“血统论”不仅在城市中跋扈恣肆，同样扫荡于乡间。农村物质生活的贫困、文化教育的落后，社会环境的闭塞，以及千百年小农经济基础酿造出的等级意识和狭隘、愚黯的社会心理，都为“血统论”的飞扬提供了适宜的条件。“文化大革命”初，在湖南道县、北京平谷县农村发生的对“五类分子”的大屠杀，殃及子孙，乃至襁褓中的婴孩，便是这种劣根性发作时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一幕。在几十年里，农村的阶级成分始终具有世袭的性质：贫农的子女就是贫农，地富的子女就是地富，清浊分明，不容混淆。与此同时，农村又是一个父权观念牢不可破的社会，社会关系一向依男性血胤扩展延伸，并为判断每个人出身的高低贵贱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在家庭成分依男性家长而定的传统面前，没有哪个贫农家女儿会傻到嫁给地富家的儿子，因为这会玷污自己的清白，甚至沦为政治上的贱民，但地富家的女儿却可攀援贫下中农的儿子，这种结合通常不会有损后者的良好成分，却能使前者的社会地位大为改观。无论如何，她的子女将继承丈夫的好成分，她的出身耻辱也会因此而淡化。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家庭出身有“污点”的女知青在选调无望的情况下要与农民结婚，并且无一例外地要选择贫下中农家庭的青年了。

一些地方蔓延的对下乡女青年进行诱婚、逼婚的风气，也促使她们沦为畸形婚姻的俘虏。“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在“接受再教育”的口号下大张旗鼓进行的。“接受再教育”，就应该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也就是要和农民结婚，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和青年就是这样发挥他们的理解力的。丘引《圣妓》(下放知青的感情悲剧)一文中回忆：1968年9月10日，北京某中学30个18岁的女学生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一个村子落户。4个月后，旗委书记参加一个女知青与当地农民的婚礼时，热情地宣布：知青与农民结合，表明了知青听毛主席的话，扎根农村的决心，旗委支持这一新生事物。半年后，这30个北京姑娘中有10人嫁给了农民。

有些偏远地区的农村基层干部，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有他们实用主义的解释。内蒙古哲盟(“文革”中划归吉林省)科左中旗西伯花公社的大队干部，当得知北京知青来到时便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说：“毛主席给我们送大姑娘来了，知道我们这个地方缺姑娘的苦处，没有毛主席送来的大姑娘，我们就结不了婚。”说着说着就喊起“毛主席万岁”来了。像这样愚昧无知的干部当然是极少数，与此相比，对女知青进行逼婚的问题要严重得多，普遍得多。哲盟巨流河公社兴隆地大队集体户的9名北京女知青，在队长的诱逼下，两年时间就有8名结婚出户。奈曼旗东明大队某女知青因拒婚被逼得没饭吃，一度跑回家去，归队后照样不给口粮，最后只好与人同居。开鲁县大榆树公社某大队党支部书记利用职权诱逼了3名女知青在当地结婚，其中一个给自己做了儿媳妇。以上事件是1971年北京市革委会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学习团走访哲盟北京下乡知青点时了解到的吉林省知青办：《关于北京市委来我省检查北京知青》。。在全国同类事件中无异于九牛二毛。上山下乡运动初期，大批知青下到农村社队后没有房住，只好分散插住到农户家中，也助长了诱婚、逼婚的现象。1970年5月12日中发26号文件及1973年中发30号文件这两个有关知青政策的纲领性文件中均强调了严禁对女青年诱婚、逼婚，恰恰说明这种现象屡禁不止，且带有普遍性。

农村青年通常认为娶知青是很合算的。“文革”时期的广大乡村，传统的婚姻习俗照旧流行，男方娶妻要付出一大笔彩礼，还要举办婚礼筵席。陕北农民娶妻少说要花千八百元，二三百斤粮食；山西一些地方娶妻用斤称，身体越重彩礼越多，双眼皮的体重一斤合20元，一个媳妇的彩礼(实即买卖婚姻的身价)需一两千元，这对日工值仅几角几分的农民来说，不啻是个天文数字。娶女知青则无须付彩礼《青岛日报》，1974年3月17日；《浙江日报》，1974年5月6日；《辽宁日报》，1974年11月10日。。不仅节省了一大笔开支，还可因娶到城市的姑娘而炫耀乡里，难怪会被乡邻们视作“好福气”《回首黄土地》，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对于女知青嫁农民这种现象应如何估价？这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答案一目了然，本来无须多费笔墨，但是有鉴于直到今天仍有人为其大唱赞歌杜鸿林著：《风潮荡落（1955—1979）——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指出：“诸如白启娴这样的婚姻选择其社会价值是应予肯定的。”“这少数人是知青大军中的勇敢者。”并反问说：“当今，又有多少城市知识青年敢于同贫困落后地区的农民结婚，在那儿成家立业呢?”(第199页)作者在列举了若干与农民结婚并一直生活美满的例子后又指出：“这样的美好婚姻多不胜收，不管时代怎样变幻，都应将赞歌献给她(他)”，因为她(他)们在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方面做出了贡献(第210页)。，在这里做一个简短的评论就显得必要了。

笔者认为，女知青嫁农民，作为“文革”的特殊背景和上山下乡运动具体场合下出现的畸形婚姻，从整体来看，无疑是不值得肯定的。

首先，这种婚姻始终笼罩在“左”的理论之下。女知青嫁农民曾被吹嘘为是“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扎根农村干革命”、“缩小三大差别”、甚至与邓小平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具体行动。事实上，在成千上万白启娴们的婚姻中，得到阐扬的是极左理论的教条，酿成的却往往是女知青终生的懊悔。

其次，这种婚姻的缔结多数缺乏感情基础，或者是为了实现某个政治目的，或者是迫于外界的某种压力，因坎坷经历或特殊背景，女知青与农民逐渐产生恋情并结婚的只是少数。婚姻双方在文化水平、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家庭背景、兴趣爱好、社会经历等方面的差距却是很明显的。那么，主要是一种什么动机促使女知青超越这重重障碍的呢?人们不会忘记80年代中叶闻名全国的“遇罗锦离婚案”。无论遇罗锦后来的行为怎样，她的婚姻悲剧毕竟是一个历史的影子。她在谈到嫁给第一个丈夫(是位农民)的动机时说：虽然自己是“右派”的女儿，“现行反革命”(指遇罗克，《出身论》的作者，1968年被杀害，“文革”后平反)的妹妹，可还得活着。活下去毕竟是人生的第一欲望。同遇罗锦一样，许多女知青做出这种婚姻选择时，实际上只是为了“活着”，为了在困难环境下继续生存下去。在这种动机驱使下，得到的只能是婚姻的躯壳，失去的却是它的真谛。

在人类社会里，婚姻从不仅仅是涉及男女双方的私事，而是一种社会性行为，因此，始终要受到特定时代和具体社会条件的制约。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淫威下，弱肉强食的法则横行，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常遭风雨摧凌的厄运，这种摧凌，与对个性的压抑，对人权的践踏是相辅而相成的。青年人的婚姻自由被不可抗的外力压缩到很小的程度。

恩格斯说过，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的恋爱在许多情况下受到了限制。婚姻成了买卖或金钱的交易。女子不能自主地寻觅知音。她们经常不得不压抑自己爱的激情。所以，解放人的爱就成了革命的事业。他在指出这种历史前景时写道：

因此，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之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

在这里，恩格斯正确指出了婚姻自由与社会发展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指出了理想的婚姻就是除了男女双方的情爱外不应再掺杂有其他动机，而实现这一理想的基本前提则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上的平等。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又曾精辟指出：“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人们不禁要问：在女知青与农民的婚姻中，以爱情为基础的究竟有多少？当女知青在各种非感情因素的作用下做出抉择时，是否合乎道德?显然，毫无爱情的婚姻终究是不道德的，只是造成这种不道德的责任不应简单归咎于知青或者他们的农民配偶。这种反常现象毕竟是“文化大革命”特殊背景下的产物。

一旦知青在农村安家落户，各种新的困难便接踵而至。有些困难是他们所共有的，有些则因人而异。

首当其冲的问题，在农村结婚的青年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歧视。不少农村干部把插队知青看成是生产队的“包袱”，当知青在农村结婚成家后，往往顺势将他们划出“知识青年”的圈外。有的农村干部认为，招工去不了、升学没人要、过筛子剩下一些没出息的人，才在农村结婚。“没出息”、“傻瓜”是习见的说法。由于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无所不在的巨大差别，由于千百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一类观念深入人心，很多农民对自己的处境产生自怨自艾的心理，进而对那些落入到他们群体中的知识青年也轻视、看不起，甚至认为这些人是：“把根子扎到石头缝里了”吉林省知青办：《关于已婚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在人多地少的农村，知青的“扎根”使村民的户籍上永久地增添了额外人口，更不是一件受欢迎的事情。

与农民结婚的知青还受到特殊的压力。几乎所有的父母对子女违背自己的意愿在农村“扎根”都不会淡然处之，断绝经济资助，以中断家庭关系相要挟，将子女长期扣留在家中，是常见的压力手段《青岛日报》，1974年3月17日；《沈阳日报》，1974年3月19日；《吉林日报》，1974年12月21日；《解放日报》，1975年1月27日。。已婚青年回城探亲，有时也遭到来自亲友、邻居、老同学们的冷嘲热讽，甚至连他们的孩子也受到歧视。在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下，许多已婚青年觉得“低人一等”。

虽然报纸上关于已婚知青在农村“大有作为”的报道连篇累牍，实际状况却大谬不然。辽宁省海城县到1974年已接受了48万知青，其中有些人在农村安了家，—位已婚知青曾给县委反映说：队里干部把已婚青年不再当下乡知识青年看待，青年点的理论学习、政治活动等都不叫参加，生产和生活上也不大过问了；有的队干部认为，下乡知青结婚以后，人离开了青年点，就不用管了《人民日报》，1974年11月23日。。长春市郊区的7个社(或镇)、40个大队中，除1个社(镇)、6个大队对已婚知青做了一些工作外，其余6个社(镇)、34个大队，基本上处于“不管”状态。1976年调查时发现：在559名已婚青年中，竟有310人不参加学习；在117名团员中，有12名脱团；结婚前有35人被选进领导班子，婚后留在班子里的只剩26人吉林省知青办：《关于已婚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已婚知青工作处在基本上无人过问的状态。

然而，若与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相比，已婚知青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待遇上受到冷落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对于已婚知青的疾苦，一些地方的基层领导往往听之任之，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虽然中央的知青主管部门一再要求各地抓紧知青住房尤其是已婚知青住房的建设，成果却很难令人满意。据1976年底的统计，在全国插队知青中，没有建房的有95万人。已婚青年住房困难更大。江苏、安徽、四川、吉林四省调查表明，已婚的22万知识青年里，没有建房的达10万人之多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简报》(1)1977年12月21日。。

在已婚知青中，由于婚姻类型不同，住房困难程度也有轻重缓急，大体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知识青年与知识青年结婚的，双方无积蓄，住房困难最大；第二种，男知青与当地女青年结婚的，困难要比上者小一些；第三种，女知青与当地男青年结婚的，住房困难通常更小，但有些与女知青结婚的农村青年，是弟兄多、找对象困难的户，婚后一分家往往没有房子住。

1978年5月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上报的《已婚知青住房情况》(数字截止于1977年底)，为了解上山下乡运动以来农村插队已婚知青住房紧张的程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报告称：全区已婚知青共计2685人，2501户(按双知青结婚的为一户，与农民、职工等人员结婚的为一户计算)，住房4663间。其中：

自建房499户1215间知青点建房5户12间知青旧房137户227间租房57户96间借房1165户1164间祖业房638户1399间上述资料表明，该地区1222户(占总数的489％)借房、租房的已婚知青都属于无房户。按照该地区知青办估计，要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尚需建房的有1888户4828间，包括新建房1351户3622间，扩建323户503间，改建房197户590间。为此除动用现存建房费946万元，尚差89万元。各地情况大同小异。

国家财政显然没有能力完全负担为知青建房的庞大开支。为此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分别采取了一些对策。吉林省制定了“依靠个人积累、家庭资助、社队扶持、国家给予适当补助”的原则。就是说，解决已婚知识青年住房问题，首先要靠知识青年本人积蓄和家庭资助，国家不能采取全包下来的办法。对于个人有积蓄或家庭有资助能力的，社队出人力、运力予以扶持；对于个人无积蓄、家庭也无资助能力的，除社队扶持外，国家补助建房基本材料费(木材款)吉林省知青办：《关于解决下乡知识青年结婚住房困难问题的报告》。。

辽宁省海城县《热情关怀已婚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的经验指出：已婚下乡知识青年，特别是男女双方都是知识青年，生活上最迫切要解决的是住房问题。该经验主张采取两个办法：1将已经空闲的青年点房子腾出，优先分配给已婚知识青年居住；2根据“自筹、群帮、公助”的原则，有计划地组织已婚下乡知识青年建房。尔后，各地又陆续推出一些内容大同小异的经验《安徽日报》，1977年6月16日；《新华日报》，1975年8月30日。。

问题的关键，还是“群帮、公助”的原则难以落实。所谓“群帮”，即要求知青所在大队、生产队无偿地提供人力、物力、运力，属于“平调”、“摊派”性质，农民们对此态度消极是合乎情理的。普普通通的已婚知青，没有“知青样板”一类的招牌，若想得到“公助”，由县知青部门提供建房资助，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决定这种资助的，有时并不是申请者困难的程度，而是与有关部门干部私交的深浅，人情的厚薄。因此，真正落到实处的通常只有“自筹”。“自筹”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知青自己的多年积累，一个是父母的资助。但各地已婚知青生活上多数不能自理拿素称富庶的“天府之国”四川省来说，1978年已婚知青达47万余人，生活普遍困难，约337万余人接受困难补助。参见四川省知青办《情况反映》1978年第25期，转引自《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363页。，再指望他们“自筹”盖房资金又谈何容易?其结果，所谓“自筹”不过是被迫东挪西借、剜肉补疮，成为经济上的沉重负担。

吉林省知青部门《关于已婚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称，长春市郊五社两镇490多户已婚知青中，由于盖房、买房等原因，有231户欠债。欠债总额5万余元，最多的一户达1千余元。一份关于黑龙江省呼兰县解决已婚下乡青年困难的简报提到：该县已婚知青多因盖房欠债。长岭公社已婚知青14人，共欠债5千余元，少者欠150元，多者达2千余元黑龙江省知青办：《上山下乡简报》1979年1期。。以上只是类似反映中比较典型的两个例子。因建房、修房举债的，以双知青户为多。他们既乏知青集体户的支持，又因没有当地亲族关系的维系，得不到农民的热情帮助。他们虽然经过农村劳动锻炼，但与农村青年比，无论在体力、农活技术上都不免逊色。在经营家庭副业、自留地、菜园等方面，更不能与后者相提并论。所以，在生活中用度有裕者少，入不敷出者多。

在已婚青年中，女性占大多数，一般而言，她们付出的代价最沉重，命运也最值得同情。为了塑造这一类女青年光彩夺目的形象，宣传喉舌在不同的年代树立过邢燕子、侯隽、张国清、白启娴等等女知青的典范。但这类样板的宣传意义远远大于实际的社会意义，关于她们结婚后如何如何有“作为”的报道，与其说是数十万已婚女知青生活的缩影，毋宁说是对后者普遍的“无所作为”的一种嘲弄。对于成千上万普通女知青而言，在农村结婚，并不会成为一条可资炫耀的政治资本，不过是彻头彻尾农民化的开始。在农村青年眼里，娶女知青除了不必付出大笔彩礼外，与当地人的婚姻并没有大的差别。婚后的女知青“入乡随俗”，通常不会在家庭里享受到优于农妇的“特权”。承担家务、孝敬公婆、服侍男人、生儿育女，是她们天经地义的义务参见白描：《苍凉青春》，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书中如实记述了五名与农民结婚的北京女知青的经历。。此外，还要种自留地，养猪、喂鸡，从事家庭副业，“起早贪黑地干”《人民日报》，1975年12月23日。。这种处境曾令大多数未婚知青望而生畏，也是他们矢志不在农村“扎根”的原因所在。1973年，一位平日表现积极的先进女知青在谈到“扎根”问题时就开诚布公地说：

在农村结婚，抱孩子，围锅台，有啥意思，贡献太小了。去年走了一个女生去结婚，生了一个孩子，啥劳动也不能干，家庭还不和……我们也生她的气，恨她太窝囊了，谁叫她去结婚的。一想到这些，有些女生就闷着，也有的顶烦；一天天过去，咋办?再过几年，不扎根也得扎根，反正就那样“混”吧。说真的，扎根问题，很多人都没有解决。国务院知青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学习调查组：《一个下乡女青年谈扎根思想》，1973年5月。

这位女知青的想法是很有代表性的。她们不愿在农村结婚，终生去扮演农妇的角色，然而她们的力量毕竟太单弱了，似乎无力改变这种命运，只能无可奈何地眼瞅着那个日子一天天临近。

为了打消这些青年的顾虑，著名知青典型侯隽写过一篇文章《坚持乡村就是胜利——和下乡女知青谈谈扎根农村的问题》，发表在1974年4月17日《吉林日报》上。她在文章中大发宏论称：

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还存在着“三大差别”，这差别，要靠我们去缩小，要靠我们去消灭。要都想离开农村，共产主义咋实现呢?说因为不愿当一名农村家庭妇女，而不愿在农村干一辈子，其根源不在于不愿当农村家庭妇女，而根本问题是有没有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思想，有没有彻底决裂旧观念、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

按照她的夸夸其谈，每一位女知识青年都应该心甘情愿地成为“农村家庭妇女”，因为这是“彻底决裂旧观念”的具体表现，缩小“三大差别”的实际行动，而且关系到共产主义能否实现的大目标。事实上，单凭这种将婚姻政治化的说教是无法掩饰问题的真相的，因此也就无助于打消女知青们的疑虑。农村妇女与城市妇女在家庭生活乃至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显著差距，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一个侧面。它深深植根于现实社会中不同的经济、文化基础上。这种差别，只有在大力发展农村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变革其落后社会关系和陈旧传统观念的过程中，才可能逐步弥合，而绝不是借着一些力量单弱的城市女子与青年农民的结合所能缩小的。大量事实证明：女知青成为农村家庭妇女后，不但没有在改变当地落后面貌方面有所作为，反而为“大有作为”之类的宣传付出了青春和爱情的沉重代价。70年代末，面临知青“返城风”的猛烈冲击，这类婚姻鲜有完好如初者，多数以破裂告终，正应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古话。

“文化大革命”中，极左路线猖獗，法制受到践踏，封建专制主义肆虐无忌，冤狱遍及国中。下乡知识青年，处在社会的基层，也难逃其殃。不少知识青年，无辜蒙冤，身陷囹圄；更甚者，因反对极左路线倒行逆施而被处以死刑。关于历史中这最沉重的一页，应从“文革”初的“一打三反”运动追溯。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认为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是：“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因此，要求全党：“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2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根据上述指示和通知，在全国开展的“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活动，简称：“一打三反”。

这场运动的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据统计，1970年2—11月的短短10个月间，全国共抓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48万名《中国国情总览》，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按照运动的要求，在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时，要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虽然也提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在错误的形势估计和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必然会制造出大量冤、假、错案。1970年8月20日，辽宁的张志新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后又遭杀害，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一些下乡知识青年，也在这场恐怖活动中遭到野蛮摧残和无情杀戮。

(一)遇罗克之死

遇罗克大概是“一打三反”运动中惨遭杀戮的第一位知识青年。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座无虚席，举行10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在一片高昂的口号声中，在10万人高举毛主席语录的红海洋里，19名犯人被推到主席台下听候宣判。其中包括遇罗克。所有男犯人都被剃光头，胸前挂着大牌子。所有宣判词的结语全是一句话：“该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这个阴霾迷漫的日子里，遇罗克为了捍卫真理，壮烈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年仅27岁。

出身的高压、苦难的逆境、历史的责任，把才华横溢的遇罗克的生命化成一团奔突的地火，促使他将批判之剑最先指向极左路线的权威人物。1966年1月，他完成了一篇约3000字的评论《从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借题批判了当时报刊上赫赫一时的“姚文元的机械主义观点”，即姚反对吴晗的《海瑞》，认为历史上无所谓清官。为了驳斥姚文元的谬论，他还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一文寄给《红旗》，却被悄无声息地退回。他不肯罢休，转寄给《文汇报》，于2月13日被摘要发表。后者居心叵测地加了《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这样一个标题，将它作为工人和农民口诛笔伐的“反面教材”。遇罗克未曾畏惧，他在2月15日的日记中充满自信地写道：

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小丑。

在日记中，遇罗克还尖锐批判了“文革”爆发前夕全中国急剧升温的现代造神运动。2月6日，他在嘲弄陈伯达一向鼓吹个人崇拜，“亦不可称为高明理论家”之余，反问道：“人民的力量何在呢?”在5月3日的日记里他尖锐指出：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有极限，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详见遇罗锦：《乾坤特重我头轻——回忆我的哥哥遇罗克》，《花城》，1981年4期。。遇罗克对封建主义在中国大陆病态发作所进行的批判是犀利的，他所进行的理论探索也是多方面的，代表作当然是那篇惊世骇俗之作——《出身论》。

封建“血统论”的可怕株连，不仅是遇罗克个人的梦魔，而且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严重社会问题。他看到，1957年反右运动中，错划了大批右派，摧残了许多人才和家庭，并株连他们的子女。至于在农村，地、富家庭出身的男女青年，遭遇更加悲惨。他通过多次社会调查后发现：地富子女，在政治上不能进步、入团，在经济上不能同工同酬，在人格上低人一等，政治上一有风吹草动就成为批判对象。许多地富子弟，即便体魄健壮、相貌堂堂，也找不到对象，他们连恋爱结婚的权利都没有。地富子弟即使结婚，生下的孩子，也得戴着地富出身的帽子。“四类分子”的子女未尽，再加上“右派分子”的子女，一代复一代，株连的范围越来越广。

遇罗克在“1967年的总结”中这样写道：反动血统论如此猖獗，“是‘社会主义’时期一个奇怪的现象。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大胆的抗议、强烈的控诉，实在是时代的耻辱”。“我知道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宣战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我准备迎着风浪前进”宋文郁等：《他有了真正的金色衣裳——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战士遇罗克纪事》，《中国青年》，1980年8期。。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准备，他在1967年1月正式发表了那篇振聋发聩的力作《出身论》。

《出身论》通篇一万多字，立论严谨，事实充分，语言辛辣，文章阐述了两个大问题：一、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二、重在表现。后一个大问题包括四个小题：1出身和成分完全不同；2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3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4受害问题。文章尖锐指出，封建血统论之所以猖獗一时，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和政治根源：

有些干部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门第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他们不会做政治工作，以致把出身当工具，打击一些人，鼓励一些人，以推进工作；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于是这些东西一起推波助澜，形成了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在我们党的身边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现象。

《出身论》一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震动，牵动了千万人的心。它先后重印3次近10万份，每次都一抢而光。各省、市相继出现复制本，抄成大字报贴在街头的形式更为普遍。它是鞭挞封建“血统论”和专制主义的战斗檄文，在千万人心中引起强烈共鸣，因此也就受到极左路线代表者的残酷迫害。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在强大的高压下，《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锒铛入狱，在监狱里备受折磨。连续不断的审问、戴背铐、关禁闭……都不能使他屈服和抛弃理想。他始终坚信《出身论》的观点是正确的。1970年，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刑字第30号判决书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乾坤特重我头轻——回忆我的哥哥遇罗克》，《花城》，1981年4期。

(二)“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案

“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以下简称“共大”)是由13名六六、六七届大、中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其中5名共青团员，3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于1969年11月在银川成立的自学组织。他们最大的26岁，最小的只有21岁，平时就比较注意理论学习，在“共大”成立以前，有人就将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心得笔记刻印出来，互相传阅。为了进一步交流学习体会，探讨理论问题，成立了“共大”。在“共大守则”中明确提出要“培养和造就一批真正地而不是形式地、踏实地而不是虚浮地、勇敢地而不是怯懦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有政治远见、具有独立的思想和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探索并了解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誓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强的革命战士”。由于成员不在一地，所以“守则”还规定，“共大”是以“刊物为中心，通过自修与交流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习”。这个组织成立后，自筹经费刻印过两期“学刊”，刊登了“社论”等6篇文章和3篇农村调查报告。

这些文章和一些书信，有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学习的体会，也有一些针对极左路线的批判言论。结果在1970年3月招来了一场震惊宁夏全区，涉及北京、湖南的大逮捕。

在具体办案过程中，办案人员是主观主义先入为主，案件没有审查清楚，就轻率地定性为“反革命”，并据此捕人，审讯，找材料；对“共大”的性质及成立的目的没有认真审查，对其成员所写的文章、书信没有认真分析，就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对其成员则片面强调家庭出身，根本没有作全面、历史的分析。在办案和审查过程中，当有人提出不同看法时，他们不但不认真听取，反而指责这些人“思想右倾”，“跟不上形势”。这样一个青年自学组织，竟被打成了“打着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进行旨在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反革命组织”，“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策略、有言论、有行动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十足的帝、修、反的别动队”。

原判的主要“罪证”，是所谓“共大”成员“反动文章和书信”。一些办案人员为了罗织“反革命”罪名，任意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无限上纲，将其中的正确观点，作为“反动言论”和定罪的依据。如吴述森在《迎接七十年代第二个春天》这篇“学刊”社论中写道：“革命就是批判，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批判，揭露矛盾，正视斗争，批判现实中不合理的内容，在批判旧世界的基础上，开创一个崭新的社会。”竟然被判定为“阴谋以反革命的暴力推翻我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条“罪行”。

这13位青年中的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3人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陈通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徐兆平被判处15年徒刑；张维智被判处8年徒刑；张绍臣被判处3年徒刑；其余6人受到拘捕关押和在本单位隔离、批斗。其中22岁的女青年熊曼宜被逼含恨自杀《宁夏日报》，1978年8月7日；《人民日报》，1978年9月29日。

(三)陈卓然“二?一二反革命案”

陈卓然别名许卓然、陈巅，1968年自南京市八中高中毕业后赴江苏省洪泽县人河公社插队落户。家庭和个人的坎坷经历促使他的思想很快成熟起来。他与一同插队的好友苏小彬(苏晓兵)聚在一起时，经常交换对“文化大革命”和接受“再教育”的看法，对极左路线摧残文艺、迫害知识分子的种种行径强烈不满，为大批老干部遭受迫害鸣不平。

“文革”中的南京，作为“中华民国”时代的首都，成为抓阶级斗争、揪阶级敌人的重点地区。“四人帮”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追随者曾散布“潜伏在南京的敌人有几个师，反革命多如牛毛”的谬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乱捕乱押，搞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用棍棒和酷刑打出了许多“反革命”。他们把一些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志士诬为“反革命”，定罪判刑；把一些早已定案处理过的老账，翻出来重新加重处理；把一些无意损坏领袖像、错喊口号、错写字句的人无限上纲，定为“反革命”；甚至对精神病患者的胡言乱语追究刑事责任，作为“反革命”惩办；还有的无中生有，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浦镇车站某工人因为说了“毛主席红光满面，林彪骨瘦如柴”这样一句话，就被定为“反革命”，判刑五年。南京铁路建筑段某工人在一座土窑西侧工作，窑里冒烟，因为刮东风而弄得他满身烟灰，他说要刮西风就好了，于是被扣上与“东风压倒西风”的主席语录唱反调，判处管教三年。此类冤案，为数不少《人民日报》，1978年7月13日。。冤狱频兴，使人们三缄其口，道路以目，勇敢者则忍无可忍，奋起抗争。

1970年2月12日《新华日报》头版重新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语录，以及该报评论员文章《迎头痛击阶级敌人的进攻》，号召“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处在“黑云压城”的险恶形势下，陈卓然、苏小彬决心起来斗争。当天夜里，他们用剪刀剪下报纸上的字，拼合成六条标语，贴到南京市的主要街道上。标语的主要内容有：“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等。查金华烈士是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第一位殉难者，仅仅因为他组织了一个马列小组，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对现行政策提出了一点怀疑，就被处以极刑。

标语的内容鲜明而激烈，犹如刺向如磐黑夜的利剑。它言人之欲言而不敢言，极富鼓动性，因此成为限期侦破的大案。3月6日，两人被捕。一个卑鄙的知情者为了保全自己告发了他们。

在4月28日公判大会上，陈、苏等人镇定自若，当陈卓然看到那个卖友求生的告密者时，愤怒斥责道：“总有一天要跟你算账!”突然正义之声中断了，看守狠狠抽紧了勒在他脖子上的一根尼龙绳，这也是70年代的新刑具。大会宣布，陈卓然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苏小彬被判有期徒刑15年。同案受牵连的还有王茂雅(陈卓然女友)，陈美丽(陈卓然妹妹)，倪寒予等人。后来，王茂雅因精神失常而自杀身亡，苏小彬在劳改期间被机床弄瞎一只眼睛。

在“文化大革命”的无数冤狱中，陈卓然、苏小彬等人不是最早的罹难者，但他们对极左势力奋起斗争的勇气和斗争的鲜明政治性质，在一代知识青年中，是出类拔萃的。

(四)任毅《南京知青之歌》案

“一打三反”运动所锻造的政治冤案，并非都是事出有因，其中相当一部分，纯属无中生有，任意罗织。在这方面，《南京知青之歌》案是很有代表性的。

1969年，一首歌曲在江苏省江浦县一个南京知青的小茅屋里诞生。从此，它在知青中辗转流传，从寒冷的塞北草原到西南的热带雨林，从西北的戈壁沙碛到东海之滨的盐碱荒滩，哪里有知青栖息的足迹，哪里就可以听到这首歌的歌声。这就是曾在全国知识青年中普及最广的《南京知青之歌》。就歌曲本身来说，这当然是极大的幸运，但它带给作者的并不是鹊起的声誉，而是沉重的镣铐、无情的批斗、暗冷潮湿的牢房和死亡的阴影。

歌曲作者任毅(又名任安国)，南京市八中六六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2月到江浦县永宁公社插队落户。最初，知识青年们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深信不疑，每天起早贪黑地苦干。但是不久以后他们发现：农民并不欢迎知识青年的到来，后者的到来似乎给农村增加了新的负担。而且，几乎所有生产队在给知青盖房时都偷工减料。一般农户盖房都要七架梁，而给知青盖房时只用五架，剩下的用知青安置费购买的木料被队干部私分了。当时知青中流传起几句顺口溜以讽其事：“几根木头梁，泥巴糊成墙，一把烂稻草，盖成大草房。”1969年夏收之际，任毅在门上贴了这样两段语录：“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是毛泽东在不同时间、场合说过的两句话。50年代他曾经主张，在将农民引导上社会主义道路时，应该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而当1968年数届高、初中毕业生壅滞城中无法就业时，他又发出要他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城市知识青年去接受被教育者的“再教育”，究竟意义何在?任毅用隐讳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疑问肖明：《访〈南京知青之歌〉作者任毅》，《海南纪实》，1989年7期。。

随着上山下乡初那种狂热激情的消退，失望情绪在知青中蔓延。情绪低落的知青感到前途渺茫，用弹唱歌曲排遣心中的忧虑和思乡的情愫。1969年5月下旬，任毅在一首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的知青歌曲(此歌歌词为南京赴新疆支边的知识青年高世隆所作，根据《丰收农场之歌》的曲调谱成)基础上，重新填词，并对原曲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创作出一首表达知识青年思乡情绪的新歌《我的家乡》。全曲深沉、缓慢：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辞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任毅写这首歌时的心情是很沉重的，他当然不敢称之为《知青之歌》，因为其中并没有豪情壮志，也没有宏大的理想，它只是表达了一种缠绵的思乡情绪，一种美好生活失去后的无奈，表达了知识青年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而产生的强烈失落感。这种情绪是绝对不允许公开流露的，当时只允许歌颂伟大领袖的丰功伟绩，只允许表达“东风吹、战鼓擂”的革命豪情，只允许为上山下乡运动高奏凯歌。任毅的创作一旦完成，当即被人拿去传抄。同年七八月份，江浦县以及苏北宝应县等地遇到特大洪水的侵袭，在自然灾害面前，有些知青返回城市，另外，部分知青因经济上不能自给也倒流回城。各地知青返城后，相互间往来接触的机会增多，因此出现了广泛传抄、学唱《我的家乡》的情况。尔后，知青又陆续返回农村，这首歌又在未回城的知青中进一步流传。在满耳皆是欢乐的虚假歌声中，唯有这支歌以一种忧郁的曲调倾诉出许多知青的衷肠。知青们唱它、传它，将它视作真正属于自己的歌曲而重新命名为《知青之歌》。

这年8月，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播放了这首歌，他们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当时正值中苏两国因边境争端和意识形态分歧而处于严重对立的非常时期，莫斯科广播电台频繁演唱这首歌，无异于将任毅推入绝境。一个月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开展对这首歌的口诛笔伐，它已被定性为“反动歌曲”，“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

11月份，江浦、宝应等县开始组织人员对《我的家乡》进行批判。任毅的母校在组织力量追查歌曲作者的同时，将情况向《新华日报》作了汇报。任毅预感到“自己的青春将要葬送在这莫名其妙的歌声中了”，就向公社、县负责知青工作的干部承认了自己是《家乡》的作者，写了书面检查并批判了在创作思想上的“错误观点”。

如果不是“四人帮”的主要成员江青、姚文元、张春桥亲自出面过问此事，因《家乡》引起的风波也可能会渐趋平息。1970年春节前夕，上海市普陀区回沪过春节的部分知青在里弄里哼唱这首歌，被逐级汇报到上海市革委会。后者又立即向中央报告，姚文元、江青作了“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指示”，张春桥则要求上海市革委会成立专门小组负责此案。这样一来，在“四人帮”的直接干预下，《家乡》的作者开始大难临头。

随着“一打三反”运动的兴起，形势变得更加剑拔弩张，到处刷出“该管的管！该关的关!该杀的杀！”的大标语，“镇压现行反革命”成为当务之急。2月12日，上海、南京两市公检法军管会开始对《家乡》一案进行联合调查，南京市文教局根据市委书记的指示组织了专案组。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即“元宵节”的当晚，武装军人以“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罪名，将任毅扣留。

任毅被羁押于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看守所，作为“重大的反革命专案”进行审理。审讯者逐字逐句地审查《家乡》的歌曲，牵强附会，无中生有，上纲上线，罗织罪状。审讯者指出，歌词的第一段是通过写景来掩盖下面两段的反革命实质。“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是燕雀的啾啾哀鸣，是留念城市，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反动；“金色的学生时代……”，是为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的17年招魂，鸣冤叫屈；“未来的道路……”，是在散布悲观情绪，是对祖国前途的恶意诽谤；“生活的道路……”，是对革命者四海为家的反动，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恶毒攻击。“跟着太阳起……”，是渲染农村劳动的艰苦，对广大贫下中农大干社会主义，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披星戴月劳动场面的恶意中伤；“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们的命运”，实质是把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说成无可奈何，形势所逼，是悲观情绪的进一步流露，再一次为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叫屈；“用我们的双手……”使用革命的词藻是为着掩盖其“憧憬的明天”，明天者即资本主义复辟也；“一定会到来”，即资本主义的明天一定到来，充分暴露了希望资本主义复辟的迫切心情。可谓反动透顶南京市法院：《关于任毅反革命申诉一案的复查结案处理报告》，1978年8月10日。此件为任毅先生向笔者提供。。“文革”中有些办案人员一味穿凿附会、上线上纲的“本领”，从上述审讯内容中可见一斑，而多少冤、假、错案也就经过这些人轻而易举地锻成。

任毅在乡期间曾说过：“现在学生天天学政治学毛主席语录，学不到文化知识，是挂名的中学毕业生，今后中国科学技术靠他们怎么行?”“美、苏宇宙飞船上天，我是十分关心和羡慕的，人家都到月球上去了，我们还在一锄一锄地干活，太落后了。”这些为祖国的前途担忧，对极左路线摧残文化、教育事业的罪行深表不满的话，都被办案人员作为认定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证据。

1970年3月21日，《新华日报》社革委会向江苏省委呈送了关于《家乡》“出笼”的专题报告，并拟定了批判《家乡》的报道计划。与此同时，对任毅在本市范围内组织批判会数十场。从入狱到8月3日被判决的5个月中，他3次被拉去在公判大会上为死刑犯“陪绑”。在当时那种滥开杀戒的恐怖气氛中，足以使所有“陪绑”者有一种末日将临的感觉。因为他们事先并不知道，在同遭厄运的人们中究竟有谁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70年5月20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向市委呈送的《关于现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结案处理报告》中称：任犯出身反动家庭，长期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反革命言论，污辱宝书、宝像(这里指毛泽东的书、像)，发展到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流广毒深，罪大恶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经研究判处现行反革命犯任毅死刑，立即执行。6月6日南京市委研究何意市公检法军管会意见，报省委审批。至此，任毅的性命已处在高悬的达摩克里兹利剑之下而危在旦夕。所幸者，省委在批复中决定判处他十年徒刑，并于8月3日的公判大会上宣布。在那个草菅人命的年代，这简直可以算是一个轻刑了。

按照“文革”办案“走群众路线”的惯例，任毅的案子也曾放到群众中“讨论”，得出的一致意见却是“该杀”。不应该忘记，当遇罗克、张志新辈志士仁人的案件在交由群众“讨论”时，也曾受到同样的“判决”。在专制主义淫威的镇慑下，几乎人人自危，噤若寒蝉，自顾尚且不暇，又怎能顾及他人?！专制主义窒息了人们的良知，同时也就使他们变得自私、麻木，多少暴殄天物的罪恶得以假“群众”之名以行。“文革”留下的这个教训，是很沉痛的。任毅后来之所以被判刑十年，据说是因为省委主要负责人考虑到他年纪轻，经历简单，并亲自作了批示。此后，任毅在狱中备尝苦难，1979年才重见天日。

“一打三反”运动，将无辜者的青春乃至宝贵的生命打得粉碎，而极左路线的肆虐，并未因这场运动的结束而收敛。在以后的年代里，各地发生的政治冤案仍层出不穷。

在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为了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往往故意从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叫“文字狱”。统治者大搞“文字狱”弄得人人自危，清人龚自珍《咏史》诗中因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之句。“四人帮”兴起的现代“文字狱”，至少在涉及范围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以无辜群众为对象，而不管你文化知识的多或少。一些知识青年，也遭其荼毒。

(一)王亚卓致书黄帅

这起冤案的导火索是报纸刊登的一封小学生的来信。1971年，“四人帮”炮制了流毒深广的“两个估计”，全盘否定“文革”前17年的教育工作，把广大知识分子说成“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认为教育领域“右倾复辟势力泛滥成灾”。从此，学校的教育工作者被戴上了“紧箍咒”，终日谨小慎微，逆来顺受，举手投足之间仍不免获咎。

1973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一小五年级学生黄帅因与班主任有隙，经家长捉刀代笔，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信中用夸大的语句叙述了与班主任发生矛盾的缘由，末尾反问道：“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发表了她的信和日记摘抄。日记摘抄是报社按反“师道尊严”的需要摘编而成。这个材料先是刊登在《北京日报》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当时控制国务院科教组的“四人帮”心腹迟群、谢静宜见到后，如获至宝，立即接见了黄帅，并由谢指令《北京日报》加编者按发表。《北京日报》编者按说：“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到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需要我们努力作战。”编者按还耸人听闻地提出：“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

12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北京日报》发表的黄帅来信和日记摘抄以及编者按，又另加了篇按语，赞扬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并提出“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此后，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广为传播。一个被极左派所利用的黄帅在经过官方喉舌的大力吹捧下成为红极一时的“反潮流典型”。

国务院科教组还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组织学校师生学习这些材料。于是，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中迅即掀起一股“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浪潮，有些地方还树立了本地的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在这股浊浪的冲击下，学校为建立正常教学秩序所采取的措施，教师对学生的教育管理严格要求，统统被指斥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许多教师被迫作检查、受批判；一些学校又陷入“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一些学校桌椅被拆毁，门窗被砸坏，玻璃被打碎，学校财产遭到损坏。所有这一切反常现象，不能不引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响。

1974年1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的三名知识青年王文尧、邢卓、恩亚立在闲谈中共同流露出对黄帅所作所为以及新闻媒介藉此煽风点火的不满。他们认为，对黄帅的赞扬加剧了师生间的对立，学生动不动就给老师提意见，简直成了“学道尊严”。而且，《北京日报》不应该登这封信。于是他们决定以3个人的名义给黄帅写一封信，阐明自己的观点，对黄帅进行教育，替老师们说几句公道话。他们天真地认为，即便不能说服黄帅，也可以在报纸上展开辩论，完全没有想到此举可能招致的严重后果。

1月14日，由邢卓执笔写就了给黄帅的信。信中写道：“看了报纸上你的信和日记，我想了许多问题，归根一点，对于你的信和日记中所反映的问题，觉得未免有些逼人太甚!”“老师和学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老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那么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吗?”“你的信和日记，细分析起来，很多地方不通理，关键是矛头指错了。”“请设身处地地为老师们想想吧。他们大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培养革命后一代努力地工作着。”“他们多么希望同学们满腔热忱地协助搞好工作啊！他们欢迎的是诚心者，不是‘造反派’，不是师长式的学生。”信最后说：“我们要看的是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不是看指责老师的文章，有些老师在认识问题上可能有错误，在路线问题上他们没罪，有罪者是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人民日报》，1977年12月24日。信末落款：“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王亚卓”系从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作为笔名。

1月29日，王亚卓收到了黄帅的回信。信中的口吻是比较谦和的，表示从对方的来信中得到了“教益”，对提出的意见和批评“正在认真考虑”，并希望进一步展开讨论。谁知这些表示只是“虚晃一枪”。黄帅父亲在接到王亚卓给其女的信后立即复写了两份，将其中的一份直接寄给科教组负责人迟群。王亚卓的信既对小学生黄帅进行了批评和帮助，又对极左派教唆煽动学生以“反潮流”为名，破坏师生关系，破坏教学秩序的卑劣做法进行了谴责，因此触怒了迟群。他在信的第一页上批道：“有反革命，还要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在后面一页上又批：“完全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内蒙古青年》，1978年第11期。一句语就将王亚卓的信定为“反革命”性质。

紧接着，他们通过《人民日报》，精心策划了以黄帅名义发表的复王亚卓的公开信。1974年2月7日，《人民日报》将《公开信》、本报编者按语，连同王亚卓的来信呈送“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审阅。后者当即批示：“拟同意发表黄帅驳王亚卓的公开信(王亚卓的信的主要论点已有，可不发)，这封信回答了一些责难。写得也有力。”其实，这封所谓“公开信”并未反映王亚卓信中的主要观点。王亚卓信中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师生关系，这个贯穿全信的基本观点，也被公开信有意删除了。姚文元之所以主张不将原信公布于众，而听凭公开信对它断章取义，除了担心它会在社会中引起广泛共鸣外，用意还在于隐瞒事实真相，以便对来信作者任意上纲上线，强加罪名。

公开信在经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圈阅同意后，于2月21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以黄帅名义发表的这封公开信一反她上封回信中愿“很好学习”的表示，态度上前后判若两人，把来信升级到“资产阶级老爷的悲哀嚎叫”，是“别有用心”，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这样吓人的高度。《公开信》歪曲王亚卓的原意，蛮横地强加上一把革命师生引向分裂”，“引向刘少奇、林彪利用孔老二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邪路”等莫须有的罪名。《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还说是“教育战线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四人帮”调动了他们所控制的各种舆论工具，采用种种手段，发动了一场思想的大讨伐。据不完全统计，一个多月时间内，仅中央和省市级地方报纸上就发了近百篇批判文章。甚至连备受侮辱的黄帅所在班的班主任也违心地加入到对王亚卓围剿的行列。

随着公开信的发表，立刻开始了对王亚卓的政治迫害。2月12日，即公开信广播的第二天，专门处理“王亚卓”事件的工作组就开到十九团，并且做出了“发动群众，掀起批判王亚卓右倾思潮的高潮”的决定，指出“王亚卓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急先锋”，“批林批孔联系实际就是批王亚卓”。公开信发表时，王文尧正在天津家中休假，随即收到兵团加急电报，令其火速归队。一出火车站即被工作组用专车接到团里隔离。邢卓是给黄帅写信的执笔人，与恩亚立也同时被隔离。工作组责令他们交待问题。给黄帅的信写毕寄发，未留底稿，工作组查问信的内容，3人分别凭记忆追忆，多有出入，日久不能落实。工作组对3人以外还有什么人参与、指使，颇感兴趣，反复查问，未得满意结果。2月16日，十九团党委上报了《关于对王亚卓错误思想检查认识的报告》。同日，兵团党委拟出了《关于二师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写信攻击革命小将黄帅问题的报告》。3月1日，二师党委上报了《关于对王亚卓同志严重错误的检查认识》。与此同时，对王亚卓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批判。批判中，“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新生事物”，“把矛头对准党中央、毛主席”、“气焰嚣张，立场反动”等数十顶政治大帽子扣在他们头上。甚至把他们同林彪、孔老二相提并论，编出“孔老二要复礼，林彪要复辟，王亚卓要复旧”的顺口溜。

但正义的呼声是钳制不了的。王亚卓的遭遇得到许多人的同情。《公开信》发表时，十九团中心学校的部分知青教师，正在北京探亲，他们听到广播，义愤填膺，立即找到北京市教育局，要求同黄帅就教育革命问题展开辩论。随后到《人民日报》社，对该报发表《公开信》提出不同意见。在连队，王亚卓得到不少知青在吃、住、劳动等方面无微不至的关照。有的鼓励他们“要顶住，前途是光明的”。一些兵团战士贴出大字报质问：“为什么不坚持批林批孔大方向，偏偏揪住王亚卓不放!”全国各地，都有人致书有关部门，对“王亚卓事件”制造者表示不满、反对、抗议。仅王亚卓所在单位就收到180多封对他们表示支持、同情的信件。这些信虽然没有达到他们手里，但人们的态度和政治倾向，他们是了解的。

黄帅则收到上千封反对她的信。一位工人在给她的信里说过这样的话：“请你想想那些把你捧起来的人都是些什么玩艺儿?为什么拿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做文章，又为什么竟借题发挥?当然，你还小，容易受坏人影响，但是相信随着历史的演变，你一定会明白，而那伙独夫民贼，窃国大盗，早晚会被人民押上历史的绞架。”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预言。

1974年4月5日，王亚卓在经过二十多次批判会后，被分别送到三个条件最差的连队进行“劳动改造”。同时在组织上做出处理：给予王文尧党内警告处分，恩亚立团内警告处分，邢卓团内严重警告处分。内蒙古兵团党委对王亚卓的处理意见是，“在未查出是属于别有用心或其他政治问题之前，暂时按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对待。主要是进行批判，促使他们提高觉悟，改造世界观，进行认真的检查，坚决改正错误。”在“四人帮”直接插手和巨大政治压力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对他们做出了在当时看来较轻的处分，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当时的形势下，王亚卓的家属也受到种种歧视、打击。邢卓的妹妹只有14岁，正在上初中，听说哥哥被打成了反革命，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积郁成疾。1974年9月，邢卓获准回家探亲，妹妹哭着问他“挨整了没有?”“到底是不是反革命?我该不该同你划清界限？”说罢昏倒在床，送到医院一直昏迷，18天后死去。年老多病的母亲听说儿子被打成反革命，痛苦万分。逢人就讲：“邢卓只写了那么一封信，怎么就遭那么大罪呀，我死也不相信我的孩子是反革命!”从此病情恶化。女儿的死，对她更是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数日后，老人悲愤而亡。

“四人帮”制造这起轩然大波的目的是杀一儆百，谁若对他们的倒行逆施不满，谁就是“复辟势力”、“反革命”，难免要遭到与王亚卓相同的厄运。事件发生后，新闻媒体一片声讨，“反潮流”、“反复辟”的口号甚嚣尘上。灾难深重的教育部门更加凋敝，恶劣影响波及社会的其他领域。

(二)张扬与《第二次握手》

张扬是“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文革”中两度入狱，几陷不测，他的经历在不胜枚举的现代“文字狱”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张扬的舅父周昌龄，曾任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副研究员。1963年，年仅19岁的张扬，在舅父家里认识了一些科学家，听说了一些科学家如吴有训、钱学森等从海外回到祖国、从事科研的故事，使他深受感动。回到长沙，他根据这些故事，写成一篇5000字的小说，名曰《浪花》。1964年，他把《浪花》重写，改名《香山叶正红》。

1965年，高中毕业的张扬来到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人民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插队落户。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1967年夏季，武斗的枪炮声传遍三湘四水，他躲在生产队的土屋里，继续改写《香山叶正红》。

1970年初，在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他成了追捕对象，并第一次锒铛入狱。起因是：浏阳有位知青罗孟寅，很赞佩张扬的文才，两人相互通信，引为知己。罗在给张的信中写道：我是多么高兴地看到中国的牛氓利锐笔刺向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吸血鬼”和“寄生虫”，我更指望在祖国的大地上有真正的猛士举起斧头把那些“林立的偶像”砍倒，或者像鲁迅先生那样铁面无情地揭开那蒙泰尼里人的虚伪面纱。信中还抨击了“非神学的圣经”。这些话的含义一目了然：“林立的偶像”指“文革”中的个人崇拜潮，所谓“林立的”，也可以理解作“林彪搞起来的”；“非神学的圣经”，则影射当时弥漫在全中国的“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背诵老三篇”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舛谬；而那个蒙泰尼里式的人物(见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小说《牛氓》)则指“副统帅”林彪。

张扬年长于罗，阅历较多，对这封锋芒毕露的信，他没有正面答复，也未予揭发。但他曾在通信中提醒罗不要保存信件。罗不听，竟保存了一千多封。实际上罗早受到监视，“一打三反”运动中终被抄家。搜出成捆的“黑信”，其中有张扬的几封。于是罗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张扬也在劫难逃。张扬竭力逃避这次意外的打击，在朋友的掩护下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漂泊生活。在逃亡的日子里，他重新改写书稿，加以充实，改名为《归来》，以喻书中女主人公丁洁琼教授不仅人从海外来归，最终连心也真正“归来”了。

1970年2月下旬，张扬被公安部门缉获。书稿《归来》因预先藏在一位知青朋友家幸得保全。此后，他在浏阳县公安局看守所“蹲”了近三年大狱，罪名是“反革命”、“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林副统帅”，但始终没向他出示过拘留证或逮捕证。1971年9月13日林彪外逃身亡，“攻击林副统帅”的罪名不能成立。一直拖到1972年12月29日，他才获释，重返大围山区。

1973年，他在肺病、肝炎折磨下，第五次修改书稿。至此，《归来》一书大体成形，脱稿后共20万字。其间，《归来》已不胫而走，首先在当地知青中辗转传抄，接着手抄本从湖南扩散到华北、东北、西北、北京等地，又经过许多无名读者的修改润色，衍生出不同的本子。有的本子将书名由《归来》改为《归国》或《第二次握手》。

《归来》(正式出版时更名《第二次握手》)的主要情节：青年男女苏冠兰与丁洁琼在海湾的一次风暴救助中相识、相爱。由于家庭反对、社会动乱和小人离间，两人被迫离散。二十多年后，丁洁琼作为著名核物理学家不顾帝国主义阻挠，返回祖国效力。她却发现化学家苏冠兰已经与其干姐叶玉菡结婚，当丁洁琼悲伤地要离开北京时，周总理亲赴机场进行说服，丁洁琼决心留在祖国。5年后，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就是这样一部以爱国知识分子的恋爱故事为主线，突出周总理对知识分子关心爱护的普通手抄本小说，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直接下令立案追查的大案。1974年，湖南有关部门已经在情况汇报中反映了“坏书”《归国》的传抄情况，但尚未着手调查作者。

1974年10月，《北京日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960期，反映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在北京一些单位群众中传抄的情况。10月12日，姚文元看到这期内参后立即批示：“请找一本给我，并查一下作者在哪里！”14日下午他又打电话给报社：“你们的内参反映一本坏书《第二次握手》，今天把书送来了。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以\[如\]郭老、吴有训，写了许多人，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姚文元命令查这本书意在打击陷害一批知识分子。在《北京日报》960期《内部参考》上，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丁国钰的批示：“请传新同志(刘传新，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后因参与镇压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于“文革”后畏罪自杀)一阅，似应查出此书是出自何人。”

继姚文元批示之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974年12月7日第3297期，也以《北京市发现许多单位秘密流传手抄本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为题，反映了《归来》的流传情况，并指出：“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宣扬资产阶级恋爱观——爱情至上，鼓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先进，散布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鼓吹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白专道路”，“欺骗性很大”，“流毒很广”。

北京日报社将姚文元的指示雷厉风行地传达给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局成立专案小组追查。他们查明作者是张扬后，立即给该省公安局发函。后者遂于1975年1月7日将张逮捕。为了向姚文元等权势炳赫的大人物献媚邀功，办案人员竭力给他罗织种种莫须有的罪状：第一是“反党”；第二是吹捧“臭老九”(“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蔑称)；第三是鼓吹“科学救国”；第四是描写“爱情”。

为了在法律上“站住脚”，他们先给书中人物分别“定性定案”。女主人公丁洁琼教授是“叛徒”，另一位女主人公叶玉菡是“地主阶级的少爷小姐”，男主人公苏冠兰教授是“特务”，中共老干部鲁宁是“走资派”，老天文学家苏凤麒是“反动学术权威”、“洋奴买办”，美国神甫查尔斯是“帝国主义分子”。

张扬被定为“反革命”，亲属好友广受株连，办案人员在他插队的地方，组织召开“声讨会”，挨家挨户收集农民的印章，编造所谓“控诉书”，盗用“广大贫下中农”的名义一致要求将他判处死刑。

1976年6月，湖南省公安局向省法院起诉，建议对张扬从严惩处。《起诉书》宣布他的主要罪行是：出于反动阶级本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写出反动小说《归来》，变本加厉地、非常露骨地鼓吹“叛徒哲学”和“天才论”。文字越写越冗长，内容越写越反动。这本反动小说的要害是要资本主义“归来”，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为刘少奇、林彪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灵，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和平演变，为刘少奇、周扬文艺黑线招魂；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这本黑书的主人公都是叛徒、特务、反动学阀、洋奴买办、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起诉书》认为《归来》突出歌颂周总理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并指摘他“攻击中央首长张春桥同志”，“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

除主罪外，《起诉书》还罗织了其他一些罪状。1967年10月，张扬曾与另外三个知识青年合写过一篇题为《刘氏上山下乡运动是对毛主席青年运动方向的彻底背叛》的大批判文章，登在一派群众组织的小报上。当时，在浏阳地区群众组织中，有人提出“赶走长沙佬”、“杀死长沙佬”的口号。张扬等来自长沙的知青感到受排挤，加之知青工作中确实存在种种问题，他们不满，因而在大批判文章中讲到知识青年在农村受苦，上山下乡是“新型农奴制度”。这就构成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

张扬的祖父是地主，父亲张效立在阎锡山部队办的“民族革命第九中学”当过教员，后因反对军官逼婚女学生，受迫害，逃到河南长葛县，办了一所学校，进行抗日宣传，组织过一个农业合作社。1949年1月，张扬出生仅一个月，张效立被当地地主“黑枪”打死(凶手已在解放初期被政府镇压)。张扬之母连夜携子逃离河南。尔后张扬靠寡母养活成人。“文革”中，张因父亲这段历史，被算成“恶霸地主”出身。入狱后，就被认定是“猖狂进行阶级报复”。

此外，《起诉书》还编造了“烧毁《毛泽东选集》”，“顽固不化，不认罪服法，实属不堪改造的死硬分子”等罪名。这时，张扬的处境已十分危险。公安局的《起诉书》给他锻造了一系列重罪，要求对他严惩，一旦罪名成立，他必死无疑。

值得庆幸的是，省法院负责审理本案的审判员为人正派，办事一丝不苟。他不能认定《归来》是反动小说，又发现提交的判刑依据不足，于是采取拖延的办法，迟迟不提出审判意见。一个多月以后，恶贯满盈的“四人帮”被一举逮捕，形势陡变，张扬才摆脱死亡阴影的笼罩。

“文革”中大批冤、假、错案，并不都是“四人帮”亲手铸成的。归根结底，是极左路线肆虐横行、法制受到空前践踏的产物。然而，极左路线的淫威只能钳制人们的言语，却不能禁锢人们的思想，也正是通过一起又一起的现代“文字狱”，越来越多的青年认清了极左路线的反动本质。

“文化大革命”初，当全民族都空前狂热地崇拜一个神时，只能是理智受到戕伐。知识青年身上，既有追求革命理想的热忱，又有向政治偶像顶礼膜拜的虔诚，由此投入上山下乡的新生活。在农村，他们多有坎坷的经历。有比较才有鉴别，经过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以及勤奋学习和独立思考，他们终于走出盲从的误区，在思想上逐渐成熟。

(一)接受“再教育”

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以前接受的是所谓“全红”教育，指教育者(包括学校、家庭、社会)以偏激的情感向被教育者灌输的是清一色的社会主义“尽善尽美”的思想。教育者没有把社会的落后面和阴暗面如实地披露给被教育者，以致被教育者的心灵自幼便打下了社会主义“完善”的烙印。知识青年深入到农村以后，才真正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贫困、落后、愚昧、封闭，空中楼阁式的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令他们惊愕，引起他们的反思。一位在“文革”初期颇有影响的北京红卫兵在回忆他下乡后的感受时这样写道：

我当初参加红卫兵，真诚地相信，戴上红袖标，喊几声“反修防修”的口号，在社会上冲几冲，就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当初，我是从“天上”看世界。到陕北的山沟沟，住进破窑洞，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鲜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留下了眼泪。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这时，我是站在地上看世界。《中国青年报》，1986年8月29日。

农村中司空见惯的贫困、落后、愚昧之所以令知识青年感到震惊，首先是因为严峻现实将“全红”教育浇铸的根基轻而易举地打得粉碎，一向以“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人民”为神圣天职的青年第一次发现，贫困与落后，愚昧与无知，还远远没有与广大农村绝缘。这是他们下乡后首先受到的“再教育”，尽管这种教育的内涵与毛泽东所说的“再教育”风马牛不相及。

上山下乡为知识青年思想上的反省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和天地，与农民接触越多，对人民公社制度困厄下广大农村那并不“光明”的一面了解得越透彻。对许多地方的农民来说，最令他们谈虎色变的倒不是“文革”初的大动荡，而是“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当农民忆及那段历史时，往往流露出劫后余生的庆幸。正是从农民的言语中，知青们认识到“三年灾害”主要并非天灾，实在是由于错误政策所造成的“人祸”。由此举一反三，对“庐山会议”的那场风波，对被列为刘少奇“罪状”的“三自一包”，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倒行逆施逐渐有了新的见解。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是和林彪的名字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把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老干部从政治上打翻在地，为林彪一跃成为经中共九大党章“法定”的接班人扫清了障碍。当红卫兵小将们虔诚地高呼“敬祝伟大统帅毛主席万寿无疆”口号时，必然要同时高呼“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个人崇拜达到近乎疯狂的年代里，这两句发自亿万人肺腑的口号构成了时代的最强音。林彪作为那场造神运动中跃升最快，并奠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显赫地位的一尊“大神”，成为全中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然而，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仓皇出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事件的发生，却使现代造神运动成了历史的笑柄。当这个消息闪电般传到各地知青中后，他们陷入了茫然、困惑，不少人对刚刚发生的事件表示难以置信。这个被写入党章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个整日手擎“小红书”，高喊“万寿无疆”，信誓旦旦地扬言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副统帅”，为什么要加害毛主席，并在阴谋败露后叛逃出国呢?在以后一段时间里，不管上级传达的文件如何煞费苦心地解释，都无法削弱这一事件给全国人民心理上的巨大冲击。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他们首先感到的是自己对领袖的赤诚之心和圣洁之情受到了亵渎，认为自己上了当，受了骗。当他们因受骗而备受煎熬时，当他们因失去理想主义的精神支柱而四顾彷徨时，一种近乎绝望的心理往往攫住了他们的心。1974年，知青诗人郭路生写下了《疯狗》一诗。这首诗虽然只是个人情感的宣泄，却惟妙惟肖地映现出知青中普遍的心态：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

仿佛我就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

疯狗犹能跳墙，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的知识青年却只能默默地忍受。沉重的代价不过是对以往盲从轻信的惩罚。有人在评价《疯狗》时恰如其分地指出：当多少人在颂歌中晕眩，在“主人翁”的口号中陶醉的时候，他却对蒙着红光的暗夜发出了反叛的嘶叫，这不是丧失理智的哀鸣，恰恰是最可宝贵的清醒的呻吟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摆脱精神痛苦的途径只有使思维跳出早已习惯的窠臼。林彪事件是一副清醒剂，使许多知青从轻信和盲从中惊醒，尽管还不曾使他们大彻大悟，至少，他们僵化已久的大脑又开始重新恢复思维的活力。

为了寻绎扑朔迷离的政治风云的真正底蕴，也为了避免重蹈受骗上当的覆辙，许多知青开始求助人类文化的结晶——书本。无论是在农村社队，还是在兵团、农场，知识青年中读书风气明显上升。他们涉猎的读物不再囿于早已熟读成诵的“红宝书”，而是闯过各种人为的“禁区”，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可以搜罗到的书籍。在一些文化素质较高的知青中，研读马列主义原著也蔚成风气。列宁的《哲学笔记》、恩格斯的《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哲学著作，成为特定环境下知识青年寻找批判武器的重要方式。

“天高皇帝远”的偏僻环境，为知青们交流学习心得提供了便利。在当时“万马齐喑”的压抑气氛下，如果说还有一片可以自由交流思想的“绿洲”的话，也只能存在于插队落户的知青群体间了。这种曾被有些知青自嘲为“躲在黑屋说黑话”的交流方式，的确起到了启迪发凡、析疑解惑的作用。

(二)“思维的本性就是怀疑”

怀疑，是摆脱盲从的第一步，然而要迈出这关键一步，对许多知青来讲却相当艰难。农村封闭的环境和传统观念的弥漫，往往不利于知识青年接受新鲜思想。他们思想的逐步成熟，除了受益于坚持读书自学、彼此交流心得外，主要还是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丰富的阅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他们的头脑逐渐变得复杂起来，于是以往奉若神明的东西开始受到质疑，一贯恪守的准则被打上了问号。“文革”后期，极左教条已无力束缚广大知青的头脑，一个突出表现是怀疑论的普遍流行。

1976年4月26日和8月28日，《北京日报》以《两封针锋相对的通信》为题，连续两次刊登下乡知识青年黄一丁与刘宁的通信。在通信中，这对昔日的好友就“扎根”、“农业学大寨”、政治理论与实际生活的关系等等问题展开了辩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中进行的这场“讨论”，当然不是一场公平往来的唇刀舌剑。在报纸上，代表正统观点的刘宁的两封长信均被全文刊载，持“怀疑论”观点的黄一丁的两封信却被大加删削。前者的信虚张声势，套话连篇，但依仗政治后盾，犹如不战而胜；后者的信实实在在，不乏真知灼见，但观点或被曲解，或被阉割，又没有畅所欲言的起码条件，在对方的猛烈攻击下，很快宣布“缴械投降”。但这场“讨论”很难以形式上的成败论英雄。人们正是通过这场轰动一时的“讨论”，对知识青年中广有市场的怀疑论的基本观点，有了较多的了解。而怀疑论的一些基本观点，也借这次“讨论”得以阐扬。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黄一丁与刘宁自幼相熟，从托儿所到小学，又到中学，一直是形影不离的好友。1969年，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洪流，他们一同从北京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安家落户。以后，刘宁上调团政治部宣传队，黄一丁始终留在基层连队。1975年黄病退回京后，承刘母之托，给刘宁写了一封信，劝他尽快想办法回城。作为老朋友，他在信中无所顾忌，对一些社会现象表示了怀疑和困惑：

关于“农业学大寨”，他表示支持和理解，但对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实现预期的目标表示怀疑：

我觉得，如果乐观一点看，它也许能够决定今后农村的命运，也决定我们兵团的命运，也许我们农工们会不再像今天这样受人愚弄，被人瞧不起，被人随意摆布了。因此，也决定我本人的命运。我常想，有许多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情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可农业学大寨运动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呢?

关于大张旗鼓的“扎根”宣传，他也表示了异议。对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树立的“扎根”典型高崇辉的事迹，他认为有些地方很敬佩，可有些地方并不想仿效。

对那些长期束缚青年头脑的政治教条，他用一种含蓄的口吻表示质疑：

有些政治教条，我们总是凭着激情一厢情愿地相信它，实际上并不明白，任何一种政治原则，拿到社会上去总是打折扣的。我们接受它的方法却常是错的。我们手中的信条未必能替我们解决实际生活中哪怕很小的一个问题。

黄一丁信中的看法，应是他矛盾心理的真实表露，他曾经虔诚地参加过“农业学大寨”运动，鼓吹过“扎根”农村的大道理，也深切地体验到“文革”以来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他自幼接受的是工农当家做主的教育，面对的却是农工任人摆布的命运。政治的信条经不起社会现实的撞击，难怪他要对其可靠性产生疑问了。

他将这些解释不清又想弄明白的疑团诉诸笔端，不过是希望得到好友的点拨，谁知却因此酿起一场风波。他的信是1975年11月29日寄出的，大约半个月后，刘宁给他回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冗信。信中斥责黄一丁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又一悲剧”。并用耸人听闻的语气警告说：“同志，好好想一想吧，在今后的道路上，我们究竟是同志还是敌人!!!”如果这只是朋友间私下里坦诚进行的思想交锋，倒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刘宁在复信的同时却把双方通信的复本作为入党思想汇报的资料上交领导了。政治嗅觉异常敏锐的团党委立即从黄的信中发现了政治异端气味，将这件事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上报师政治部，后者也不甘寂寞，又当作重大事件上报兵团政治部黄一丁：《我和刘宁》，《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

尽管事态不断扩大，受到伤害的黄一丁却仍旧蒙在鼓里。接到刘宁来信后，他意犹未尽，又给刘宁寄了一封长信。信中对刘宁的喋喋说教颇不以为然，对受其攻讦的怀疑论反而推崇备至。他强调说：“人思维的本性就是怀疑的……而且我请教一声，难道现实中的许许多多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情和一些让人百思不解的问题的存在都不值得怀疑吗？仅仅轻描淡写地用‘这是前进中的问题’不能说服。”他还用以往的教训驳斥了对方的指责：“我们以前被社会左右得这样厉害，难道不正是因为太少怀疑的缘故吗?社会本身是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而人的怀疑只不过也是尽可能地辩证一些的自然要求罢了。总而言之，怀疑怀疑，天塌不下来，没有怀疑，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前进的。”

“文化大革命”中不可一世的极左势力，最容不得的就是人民对他们的怀疑和不满。“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就是他们给芸芸众生定下的“天条”。在思想专制主义的淫威下，反复申说“怀疑”的必要性、合理性，主张对社会现象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地分析，这无疑是知识青年中一种积极的动向。他们只有从怀疑起步，才可能达到理性的彻悟。

黄一丁在信中还坦言相劝对方；别用信奉宗教的态度来信仰马列主义。理想必须来源于现实，来源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实践。

黄一丁的基本观点虽无可非议，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还是被归结为三大错误：反对学大寨；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散布反动的“怀疑论”。其中以最后一条性质最严重。1976年初，极左派的风云人物谢静宜从《北京日报》的内参了解到黄、刘的通信，认为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返城风”的好材料，主张公开见报。于是4月26日《北京日报》以《两封针锋相对的通信》为通栏标题，将黄、刘二人的第一次通信刊出。同时发表的《编者按》将两人的观点分歧说成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的反映，并称赞刘宁的复信“生动地表现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青年一代的战斗风貌”。

这时的刘宁早已志得意满。他先被团党委授予“先进青年”的称号，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学大寨会议，实现了入党的夙愿。不久，即作为专吃“政治饭”的先进典型荣归北京，以便对黄一丁展开工作。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和组织部也派人找到黄，意在要他返回兵团。每星期，黄一丁都要多次到《北京日报》“谈思想”，承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对怀疑论的围剿并没有到此鸣金收兵。8月26日《北京日报》又刊出被删节的黄一丁给刘的第二封信和刘的复信。刘在复信中继续就怀疑论大兴问罪之师：

我以为你怀疑的不仅是个“力量”问题，你实际上(不管是意识没意识到)在怀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否实现，怀疑群众革命运动的伟大实践，怀疑马克思主义能否解决现实问题……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你就会完全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党离心离德，和群众的革命实践格格不入。这样危险的后果，你想到没有?

这场“讨论”的结局以黄一丁在《北京日报》上被迫发表《我对“怀疑论”的认识和批判》而落下帷幕。文中，黄自称在接受“深刻教育”后开始“猛省”，“看到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激烈斗争的刀光剑影”，进而批评了“怀疑论”的五种“骗人手法”。这些违心之沦，只能表明思想专制主义的可怕。

对“怀疑论”的批判当然不是针对黄一丁个人的。黄的一些观点，在知识青年中是很有代表性的。正因为如此，这场所谓的“讨论”才在知青中引起强烈反响。刘宁的复信空洞无物，热衷于无限上纲，加之将好友私信上交邀功的行径有玷为人行止，故被广大知青所不齿。黄一丁的书信则完全是推心置腹式的，不乏真诚，何况道出许多知青的真实感受，在充斥“假、大、空”的新闻报道中读来令人耳目一新，所以他的遭遇赢得广泛同情。云南西双版纳某农场机关在组织各队知青讨论刘宁和黄一丁的通信内容时，大多数知青公开与官方舆论唱反调，认为“黄一丁的信有水平”，符合现实；而刘宁“太激进了”，“唱高调”，“动机不纯”北京市云南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知青问题调查组：《关于橄榄坝农场现状的调查报告》，1976年7月20日。。黄一丁收到了数以千计的来信。人们不顾舆论的压力，向他致意或表示支持。

(三)真理的呐喊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得金。”追求真理，犹如披沙沥金，只有锲而不舍者，才有望得到它。在农村简陋的棚屋里，在昏暗的油灯下，始终有一些知识青年孜孜不倦地从事理论的研究和探索。苦斗于社会最基层的经历，不但没有消磨他们追求真理的热情，反而促成了其思想的成熟。在一个不允许思想的年代，有思想便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罪过”，思想者受到迫害也就不足为奇。但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新时期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者，是一代青年中最富理性、有思想、最具批判精神的精英。

在知识青年中，较早深入理论研究，并且提出独立见解的代表人物，除了前面提到的遇罗克外，还有罕为人知的张木生。张原是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学生，1964年初中毕业。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1965年7月，他和同样出身高干家庭的同学陈伯达之子陈小农，以及李秋梦等人带头到内蒙古巴盟临河县插队落户。当时，他们已约略得知毛泽东与王海蓉、毛远新关于教育革命谈话的一些内容。在校期间，他们就大量阅读马列著作，课程学习反倒置于次要位置。他们一心取法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革命实践，坚信凭着一腔热血可以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这就是他们主动要求上山下乡的原因。刚下乡，为了表决心，张木生写了一首诗：

耕云播雨塞疆，沙漠变成粮仓。

绿波依依草地，白云缕缕绵羊。

野坳处处绿装，层林处处果香。

任它个血汗滴滴，待它个白发苍苍。

平生志已足矣，换得人间天堂。

诗中抒发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自己的志向。陈小农批评这首诗意境不够高，政治性不够强，没有“赤遍环球是我家”的精神。

初到农村，他们就发现农民有“反动思想”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农民中间尽是这样的顺口溜：“想社会，盼社会，社会来了更受罪”，以及“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穿破小袄，十六七年过去了，让人咋说共产好”之类。当地农民把社会主义叫“社会”，多年缺吃少穿，才逐渐生出许多怨言。

张木生等人拼着命干了一年，所在大队的日工值更低了。产量没有多大提高，却多了十几位知青参加年终分红，分值自然降了下来。“赤遍全球”的抱负严重受挫，内心有了许多矛盾和动摇。不久，“文化大革命”掀起狂澜，张木生和陈小农等人回到北京闹革命。

张木生理论观点的初步形成，与他和其他一些知青所进行的两个乌托邦试验的破灭有关。1966年秋，他和几名中学生设想在湖北大别山兴办一个“半农半读毛泽东思想讲习所”，经北京市委书记与湖北省委联系，决定把“讲习所”设在农安。办这所学校的动机，一是对旧学校的教育制度不满，二是想直接改造农村。他们认为，“斗、批、改”的口号终归要落实到“改”字上。结果，上海“一月风暴”的雷响，把他们的设想震得粉碎。

张木生败兴而归，并未死心。回到临河县后，他和几个知青选择全县最贫困的一个大队，自己集资，办起了农场。当地地旷人稀，知青相对集中。他们创办了一个刊物叫《新思潮》。同时组织学习、办学校，从事科学实验，对知青进行培训，推动农田基本建设。这个农场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只好散伙。他们后来把此举戏称为：“在斯大林的迷梦上打了一针毛泽东的麻醉剂。”陈小雅：《北京知青历程回顾》，《海南纪实》，1989年3期，第156页。

回到原先插队落户的村子，张木生却发现了一个奇迹。“文革”初期天下大乱，李秋梦在他兼任队长的生产队组织了小包工，还增加了各户自留地的面积，结果增加了十几万斤粮食。同时，又组织泥瓦匠、皮匠、鞋匠、画匠出去搞副业，队里又办起了磨坊、油坊，利用市场，工分值也提高了。这个变化对张木生的教育很深，“老百姓不是不能干，政策稍微改一改就能这么好。”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于是，他开始带着一大堆疑问拼命读书。“雪夜无人读禁书”被称为“天下第一快事”。禁书中包括供内部批判用的国际共运史上的一系列“灰皮书”，如布哈林、考茨基、伯恩斯坦、德热拉斯等人的著作，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有一系列中国右派的作品，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四大卷右派言论和向党交心的报告。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此外，还有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雷波夫的著作和毛泽东五卷本的内部讲话。读书过程中，他常和几位插友彻夜讨论读书心得。他发现自己学识根底太浅，又回过头去读《资治通鉴》，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最后干脆研读《资本论》、《列宁全集》。

有比较才有鉴别，张木生将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对照来读，最后理出一条思路，认识到中国的问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阶级斗争为纲”所能解决的，应从体制上研究社会主义，包括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农村生活的亲身体验，使他对彭德怀的所谓“反党意见书”有了全新的认识。而1975年的大右派林西翎的向党交心材料，给他留下的印象尤深。林本人是北大法律系学生，她对于苏共二十大的叙述，对斯大林的评价，对民主、法制问题的看法，令他耳目一新。用张木生一个朋友的话来说：“我们现在争来争去，还不如1957年右派看得深看得透。”

在大量读书和反复思考的基础上，张木生于1968年秋写了一篇三万字的文章《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全文分为六部分。

第一部分从批判斯大林开始。他认为斯大林一生的事业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三位一体。集体化、工业化和肃反扩大化就是三位一体。要成为强国就必须搞重工业，搞工业化要搞原始积累，就必须剥夺农民，搞集体化。遇到任何阻力都要粉碎，于是就有了肃反扩大化。斯大林虽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但是却不会带来马、恩所说的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第二部分论中国的农业发展史。将合作化以前与大跃进作了对比，对后来的体制提出了疑问。认为解决农村发展的关键问题是体制，实质上是认为人民公社体制存在缺陷，又指出对“包产到户”不能简单否定。张木生还借毛泽东自己说过的话：“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违背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进而说明：我们有列宁所批判的主观社会主义的东西、民粹派的东西、乌托邦的东西。

第三部分是讲学大寨。当时还不敢对学大寨运动说得一无是处，只是说学偏了，评工分是奖懒罚勤，劳三人七的分配比例不是多劳多得。

第四部分分析1957年以后大说假话的根源。

第五部分论机械化和农民积极性问题。要消灭城乡差别，病根是积累问题，剥夺农民问题。农民的一切都统购统销，统收统分，哪有价值规律?农民永远低收入、低效益。

第六部分，知识青年问题。认为农民应是受教育的对象。让知识青年受受教育者的再教育，不知他们能教出什么结果来。为了提供理论依据，他援引了列宁关于农民，他的善良和残忍，他的勤劳和自私，他的聪明和狡诈是分不开的观点。并指出，确定谁先进、谁落后，应以所代表的生产力为标准。知识青年为什么不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呢?有关观点见陈小雅《北京知青历程回顾》与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158页。

张木生的见解新颖、大胆，论文在青年中不胫而走，出现了手抄本，接着又有了油印的小册子。知识青年有表示赞同的，也有奋起批驳的。1970年4月内蒙古突泉县学田公社解放、胜利、西沟等大队的北京插队知青在自编自印的小报《广阔天地》中，对张木生的论文进行了集中批判。一篇叫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批判稿为张木生“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我们党、向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向文化革命，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展开猖狂的、全面的、恶毒的进攻”而大动肝火，义愤填膺地宣布“他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青年，而成为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被打倒的从彭德怀到刘少奇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者的代言人了。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了”。还有一篇叫做《贫下中农批张木生言论》的报道，借“贫下中农”的名义，斥责一些知识青年下乡后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得出一套“极其反动”的理论，并且广为散布。

无独有偶，当时热衷于社会调查和理论探索的还有原北京四中学生赵金星等人。在被阶级斗争搅得昏天黑地的年代，赵金星居然提出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众所周知，直到“文革”结束后，人们痛定思痛，才认识到“人道主义”的可贵，并在理论界展开了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而赵金星早在“文革”初期就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太超前了。曲高和寡，难怪他的论文《历史哲学》会被思想激进的知识青年斥骂为“狗屁洋文”。还有一位叫徐浩鸳的知青，因“装乞丐调查社会阴暗面”也遭到迎头痛击见内蒙古突泉县学田公社北京插队知青油印小报《任重而道远》、《广阔天地》，各第9期、第5期合刊，1970年4月。。这说明，早在上山下乡运动兴起之初，一些有头脑的知识青年已经开始结合自己的农村实践，展开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探讨。张木生是这批青年中的佼佼者。

张木生的文章和某知青的上告纠举信，后来被一并载在内参上。当时罢官家居的胡耀邦读到这篇论文后评论说：“讲得有道理。”据说周恩来阅后批了一段话，大意是知识青年在探讨一些问题，不应当作为反革命看待。张木生在罗网密布的年月侥幸逃脱“反革命”罪名，与周总理的批语或者不无关系。1972年，张木生终归还是被逮捕，关进监狱。

林彪事件后，严峻的现实和深刻的思想危机促使更多的青年走上独立思考的道路。一些青年已开始从理论上对“文革”作出批判的反思。1974年末，广州几位知识青年在街头张贴的、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集中反映了这种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批判的精神。

大字报虽然抽象地肯定了“文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却几乎具体否定了“文革”以来的一切做法。它第一个公开批判林彪的“天才论”，指出“天才论”的要害就是“几百年几千年才出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的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于是“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这实际上提出了必须破除思想禁锢的问题。

大字报并未停留在对现代迷信的批判上，而是进一步剖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历史条件，提出了反对“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命题，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的法西斯专制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反对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大字报针对林彪的法西斯统治，强调了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这是大字报的主题。“李一哲”对民主的理解是：允许政治上的反对派公开存在，以防止林彪垮台以前，批评林彪的人惨遭政治迫害的悲剧重演。为此，他们要求用社会主义的法制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1974年，在林彪体系的极左实质基本没有受到批判，而“四人帮”甚嚣尘上的时候，“李一哲”能公开地、尖锐地提出以上看法，是难能可贵的。他们从批判“林彪体系”入手，实际上对“文革”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全面的批判。这表明知青精英在理性认识上实现的飞跃。虽然这批判来自普普通通的三个青年，但真理的锋芒却使权势熏灼的“四人帮”大为恼火。据说王洪文曾气急败坏地指示要动员100万人“批判”这张大字报。当时的广东省委组织了专门的班子“宣集文”来对付“李一哲”。尽管“宣集文”有来自省委乃至政治舞台上的庞然大物“四人帮”的支持，掌握了一切必要的组织力量和宣传手段，但真理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李一哲”的大字报在群众中辗转传抄，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张大字报随即被广东省委宣布为“反动大字报”，作者则受到围攻、批斗以至逮捕。

张木生、李一哲等人是知识青年的思想先驱。他们独立思考、执著探索的举动，虽然无法改变当时的整个形势，但发出的真理呐喊还是唤醒了更多的人们。“文革”末年，极左货色已遭到知识青年的普遍唾弃。他们的觉悟，为历史性变革的到来做好了思想准备。

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标志着我国历史的发展迎来一个加快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是，在如何总结“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历史教训方面，中国共产党及国家领导人内部的认识很不一致，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华国锋等领导人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以及相当一批干部的头脑仍旧受着“左”的思想禁锢，形成一股妨碍“拨乱反正”的阻力，导致新时期头两年步履艰难的局面，同时延缓了知青问题的解决。

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标志着我国历史的发展迎来一个加快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是，在如何总结“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历史教训方面，中国共产党及国家领导人内部的认识很不一致，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华国锋等领导人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以及相当一批干部的头脑仍旧受着“左”的思想禁锢，形成一股妨碍“拨乱反正”的阻力，导致新时期头两年步履艰难的局面，同时延缓了知青问题的解决。

知青问题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涉及一代城市青年的命运，涉及安定团结的局面能否尽快实现。一劳永逸解决知青问题的唯一途径，只能是中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允许在乡知青返回城市，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却面临着两大障碍。首先一个是政治上的障碍，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在激进理论指导下的运动，中止这场运动必须在理论上做出新的解释，对于被毛泽东亲自选定为接班人的华国锋来说，要迈出这关键的一步却是不可能的。再一个是经济上的障碍，停止这场运动意味着将近1000万知识青年大举倒流，并对城市就业以及住房、生活必需品供应、交通、治安形成前所未有的压力。显然，克服这两个障碍需要时间，需要有一个过程，确切说，需要有一个新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这样一来，就决定了知青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然要走过一波三折的艰辛历程。

但不管怎么说，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既是民心所向，也是社会正常发展大势所趋。随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主张改革的中央领导人在政坛上取得主导地位，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潮在全国范围内奔腾涌起，知青问题的彻底解决终于显露出曙光。

“四人帮”在政治上垮台后，由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来所仅有。在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中，华国锋是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渊源较深，关系较密切的一位。他对这项工作的态度，他在指导这项工作时所积累的经验，不能不对“文革”以后上山下乡运动的走向产生直接影响。

早在60年代初，华国锋在湖南工作期间，因长期负责农业工作，就经常与回乡、下乡知识青年接触。据说，他十分注意教育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鼓励他们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华主席热情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华主席关怀青少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第51页。。1961年，他在湘潭地委工作时，山西省有个老战友给他写信，谈到自己的孩子中学毕业后，想找工作的问题。华国锋回信劝导这位老战友：把孩子送到农村去，到农业战线上去。农业战线很需要有文化的青年。那种轻视农业的风气，认为念过书再务农是丢人的看法，应该改变了。

1977年共青团湖南省委的一篇文章回顾说：华国锋同志坚决地捍卫毛主席关于青年运动的光辉思想，一贯地引导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他就十分注意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华国锋同志更进一步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看作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培养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战略措施《领袖华主席关怀着青年的成长》，《华主席关怀青少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第4页。。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诞生后，华国锋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被结合进革委会。1968年8—9月；益阳三中一批红卫兵组成“支农兵团”，要求上山下乡。华国锋当即指示以省委名义给他们写贺信，随即又签发文件，号召全省师生向支农兵团学习。这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华国锋闻讯后连夜召开湖南省革委常委会会议，决定立即在全省掀起学习、宣传、贯彻毛主席指示的热潮，来一个大动员，同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带头送子女下乡。会上，他第一个表示，把自己第二个儿子送到农村去。在他的带动下，省革委的许多领导干部都主动送子务农，全省很快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作为一名高级干部无论是于公于私，华国锋在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示方面，似乎都可以说无懈可击。就在华国锋第一个给儿子报名下乡以后，有人曾建议送他儿子去当兵，被他谢绝。当时，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领导干部托门子、找关系，通过“后门”送子女当兵，同时也就反映出他们对毛泽东指示阳奉阴违的态度。华国锋却不但送子下乡，而且教育他严格自律，不要搞特殊化，以致当地农民不知道他是华国锋的孩子，认为跟自己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华主席热情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华主席关怀青少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华国锋调北京工作后，再次主动送子女上山下乡，他的女儿小莉，曾在北京一一六中学就读，1974年即将高中毕业。当时他身边只有这一个最小的女儿，按政策可以留城，他却支持她到农村去，走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的道路。不久，小莉和同学们一起到京郊平谷县乐政务公社许家务大队插队落户。

在以身作则，把子女送往农村的同时，华国锋在工作中也比较关心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特别是调到中央工作以后，对这项工作更加重视。1973年，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时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的华国锋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领导制定了有关文件，对“文革”后期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华国锋进一步密切了与上山下乡工作的关系。

1975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曾向全国知识青年发出号召，和贫下中农一道，“用我们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

如上所述，华国锋的政治生涯与上山下乡运动有着长期的渊源，他始终把这一运动看成是毛泽东的重大战略措施，并且竭忠尽智地去贯彻执行。应该看到，华国锋在主持1973年知识青年工作会议期间，对“左”的理论和一些极端做法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是有所察知的，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制定了一些矫正措施。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将这场运动引导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因此当他成为全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以后，也就顺理成章地要继续坚持这一方向。而这种坚持，与他在政治上倡导“两个凡是”的方针，又是相辅相成的。

所谓“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汪东兴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并经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而公诸全国的。“两个凡是”方针的实质，就是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的话，决定过的事继续当作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不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反而要继承那套“左”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从而在新的形势下为拨乱反正工作设置了障碍。

华国锋等人刻板、僵滞的政治立场及坚持“文革”一系列“左”的错误的态度，在上山下乡问题上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反映。1976年12月，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宣称：1977年的中心任务是继续搞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科技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此后，这场运动继续被说成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毛泽东在“文革”中提出的“再教育”思想，是在否定建国17年教育制度、教育工作者的前提下提出的，已为千百万知识青年的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但华国锋却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赋予它权威的地位。1977年8月，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指出：

知识青年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又有文化，我们应当把他们培养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必须坚持贯彻执行。对于具体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则应当按照统筹解决的方针，切实解决好。

华国锋的这段话，在以后一段时间里被奉为“知青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各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汇报提纲》，1978年1月13日。。尤其应该注意的是，至少在华国锋等人眼里，“再教育”的思想并没有过时，必须继续“坚持贯彻执行”。毛泽东病重期间，曾谆谆叮嘱自己选定的接班人“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的确未曾辜负毛泽东的一番重托。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也就谈不上知识青年问题的真正解决。

1977年12月12日至1978年1月13日，各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文革”结束以来有关上山下乡工作的第一次大型会议。会议内容是为计划于1978年上半年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进行调查研究，搜集材料，研究和确定工作会议所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当时，社会上对上山下乡的方向议论纷纭。有些人认为上山下乡是“四人帮”搞的，有的说“打倒‘四人帮’，知青不下乡”；“打倒‘四人帮’，回城有希望”。有些下乡青年认为自己是“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牺牲品”。有的说：“过去表示扎根农村，是上了‘四人帮’的当，今后还是要争取回城。”有些原来决心扎根农村的青年，对自己的选择产生怀疑。有的知青先进集体，把墙上挂着的奖状、锦旗都摘了下来。一些已经在农村结婚安家的青年，情绪消沉，感到后悔。社会上纷纷议论说：“现在宣传少了，典型倒了，扎根不提了，政策要变了，知青办要撤了，上山下乡快收场了。”有的地方，下乡青年的家长干脆找到知青办，往回要孩子。从事知青工作的干部中，普遍感到围绕这项工作的“冷风大，谣传多”，压力大，思想混乱。有的说，现在矛盾集中，弄不清上面的精神，说不服下面的群众，左右为难。有个地区九个县、市知青办主任都申请调动，要求干别的工作《知青战线的一些思想动向》，载《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简报》(3)，1977年11月14日。。显而易见，随着“四人帮”极左派退出政治舞台，许多群众已开始从新角度审视上山下乡运动，并且准确预言了它行将“收场”的结局。凡此种种，都是这场运动的不祥征兆。

社会上的种种议论，在座谈会上也有所反映。有的与会者提出了对上山下乡工作应怎样估价的问题：“四人帮”插手了知青战线，工作中又有不少问题，究竟主流是什么?还有人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底是为了什么”的问题。对于“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口号还要不要提的问题，也是众说不一《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简报》(4)(7)，1977年12月17日。。更有人大胆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怪胎”河北省知青办：《关于全国知青工作座谈会的简要情况》，1978年1月20日。。抨击之尖锐，莫过于此。这些迹象表明，在从事知青工作的各级干部中，对上山下乡的方向同样存在着惶惑、动摇甚至否定意见。

不过，座谈会上的种种离经叛道的看法很快被统一到“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上。所谓“怪胎”论，则受到国务院负责人的严肃批评：十一大报告(指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关于“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有关“再教育”指示的内容)不是讲得很清楚吗!这不是否定十一大路线?怎么叫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呢?你说你认识不清可以，你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那不同“四人帮”一样了吗!这不是思想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关于全国知青工作座谈会的简要情况》。。否定上山下乡的成绩就有否定十一大路线之嫌，就是否定一切，否定一切就与“四人帮”一样，因此就成了政治问题。经过如此这般的“推理”——实即上纲上线——之后，人们只有统一口径，继续为这场举步维艰的运动齐唱赞歌。

座谈会认为，知青问题虽多，但不难解决，要鼓劲，把工作抓上去。为此又提出，加强对知青工作的宣传报道，表扬、鼓励好的典型。

为了防止揭批“四人帮”活动产生不利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座谈会强调，批判“四人帮”要注意准确，批什么，立什么，今后怎么办，思想上要明确，不要东倒西歪的，防止副作用。如不要只批“拔根复辟”，因为今后多数人还是要下乡，批得不好，就会把那些有志气、在农村扎根的青年批得不安心了。大学生同农民结婚也不能批，因为同农民结婚应该提倡。批“挑重担”(指辽宁省把一些知识青年放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也成了问题：“你批‘挑重担’，难道叫他挑轻担吗?”总之，批“四人帮”不能把上山下乡的方向批掉了，方向批掉了，问题就大了，自己给自己背了包袱，自己给自己出难题。究竟批“四人帮”什么问题，要理一理，不一定像文教战线批“两个估计”那样，有什么批什么《关于全国知青工作座谈会的简要情况》。。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座谈会将“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另搞一套，极力篡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向”、作为“四人帮”干扰、破坏知青工作的要害。并提出，抓住这个要害，联系实际，重点批判四个方面：

一、揭批他们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毒害青年的罪行，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培育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二、揭批他们诬蔑工农、反对工农的罪行，坚持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三、揭批他们反对知识青年学大寨，反对又红又专的罪行，坚持把知识青年培养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

四、揭批他们大搞形而上学，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按党的政策招工、招生、征兵对立起来的罪行，坚持党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汇报提纲》，1978年1月13日。

1977年，全国揭批“四人帮”的活动如火如荼，如教育领域批判“两个估计”、文学艺术领域批判“黑线专政论”，越批，极左货色越声名狼藉；越批，群众的情绪越高涨。反观上山下乡领域，领导者在部署揭批“四人帮”时却是顾忌重重，什么能批什么不能批，无不预先划定框框，设定禁区，不准越雷池一步。结果，在上山下乡领域这个深被“左”祸的重灾区，极左货色并没有遭到比较全面的清算，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是与非自然也很难澄清。

座谈会提交的《汇报提纲》把“肯定成绩，坚持方向”摆在了首位，说知青工作的形势大好。十多年来，全国共有1680多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现在农村的950多万下乡青年已经成为建设现代化农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事实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知青战线始终占主导地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向完全正确，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十分显著。

《汇报提纲》提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继续深揭狠批“四人帮”，落实华主席关于知青工作的重要指示。

为了开好定于5月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汇报提纲》就会议的指导思想、会议的主要任务、会议的准备工作、出席会议人员等分别提出了意见，并拟定了需要调查的11个问题供各地参考。这11个问题是：

1关于深入揭批“四人帮”的问题；

2关于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分配问题；

3关于安置下乡青年的布局问题；

4关于下乡青年的安置形式问题；

5关于推广株洲厂社挂钩、集体安置下乡青年经验的问题；

6关于青年点(队、场)的建设问题；

7关于把下乡青年培养成生力军的问题；

8关于提高下乡青年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的问题；

9关于统筹解决下乡青年的实际困难问题；

10关于整顿安置经费、物资管理使用的问题；

11关于加强党对知青工作的领导问题。

上述问题大多是长期以来未能很好解决的难点问题。座谈会希望通过比较广泛的调查研究，发现一些有效的经验，以推动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这次座谈会历时一个月才结束。1978年1月15日，《人民日报》披露了座谈会消息，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文章称：

十几年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知识青年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一批又一批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对于移风易俗，树立社会主义的新风尚；对于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知青战线始终占主导地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向完全正确，成绩很大。

至此，领导者对于“文革”以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及支撑这场运动的“再教育”理论，继续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而这种肯定与评价，与事实真相是存在很大出入的。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坚持“两个凡是”方针的领导人在政治舞台上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相当多干部的头脑，还没有从极左思潮的长期禁锢中解放出来。

1977年7月，中共十大三次会议终于恢复了主张改革的资深领导人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文革”中两度遭到严重政治迫害的邓小平之所以未能在“四人帮”垮台后及时复出，与华国锋等人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有关。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对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对于清理以前的“左”的错误，具有重要意义。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邓小平在中共十大三次会议发言中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恢复毛主席倡导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真正破除了长期以来禁锢人们头脑的种种思想枷锁。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亲自主持定稿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论述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观点，主张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在邓小平等中央多数领导人的引导支持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范围迅速展开。

“一湾死水全无浪，也有春风摆动时。”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第一次破除了在上山下乡这一曾被高度政治化、神圣化的社会问题上的种种禁忌。社会科学家走在了思想解放的前列。有学者直截了当地指出，上山下乡违反社会发展规律，捅开这个马蜂窝，有好处。于光远在理论务虚会上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确是一个严重问题，应该承认这是十多年错误做法造成的。”邢贲思在《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报告中也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每年国家要花十多亿\[元\]，包括各种各样的补助、耗费，花这么多钱，结果到了农村还跟农民争粮吃，农民并不欢迎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资料室整理，1978年10月10日。。这些犀利的言语，在社会上激起层层波澜，特别是在广大知识青年中引起强烈共鸣，但也受到某些人的指责。

人民群众一旦走出“两个凡是”的阴霾，也开始无所忌惮地对上山下乡问题直抒己见。有些单位的职工在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经常触及上山下乡这个牵连到千家万户的话题。于是有人总结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第一，农民不欢迎，和农民争口粮，争土地；第二，单位背包袱，负担重，既拿钱又拿物；第三，青年下乡后家长不放心，有的还增加了家长的经济负担；第四，青年不安心，贻误了青年的前程。哈尔滨市黑龙江大学一位教师给动力区干部辅导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当讲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方向，从现实来说，农村人口要减少，城市人口要增加，邓副主席也讲了这个问题时，竟引起全场热烈鼓掌黑龙江省知青办：《情况反映》第3期，1978年9月15日。。这段小插曲，真实反映了民心的所向。

长期以来，各种“左”的教条，像无形的锁链，束缚着青年人理性的翅膀。然而，初春的残雪，遮不住充满生机的绿意。思想解放的春潮泛滥所及，广大知识青年——无论是刚刚返城的，还是仍旧留在乡间的——的思想日趋活跃。

上海团校部分学员在讨论真理问题时，提出应该用实践检验一下“上山下乡到底对不对”?有的学员联系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经历说：我们去时真是满腔热情，农民病了没有药，把自己带的药送给他们吃；天气冷了，农民棉衣不够，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他们穿。我们和贫下中农肩并肩干了十多年，但是，农村的面貌还没有改变。实践告诉我们：林彪、“四人帮”在农村推行的极左路线不改变，仅凭我们知识青年的双手是根本改变不了农村面貌的上海市团校：《教学情况简报》第5期，1979年。。一位青岛知青，在致《人民日报》的信中明确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国家的经济、群众的思想都划不来，并起着混乱的作用。他算了这样一笔账：自掀起上山下乡运动以来，全国成立了许多专门的机构，调动大量的基层干部管理这些工作，造成了大量的干部浪费。青岛一市，每年给知识青年带队的干部就是几千人。如把这几千人建立一个大企业，一年可以为国家创造多少财富?青岛有四五万下乡青年，每人安家费500元，此项费用就达几千万元，另外还有工具费等等，加在一起就更多了。如用这笔钱办工业，能建立多少工矿企业呢?《人民日报》《群众来信摘编》第639期，1978年12月6日。青岛市只是全国一隅，在推进上山下乡过程中已造成巨大浪费，就全国而言，各种有形无形的浪费更难以估算。

1978年11月，一名已经返城的北京知识青年在题为《迎接祖国美好的春天》的大字报中，就“文革”以来若干重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中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相当精辟，反映了那个时期知识青年认识的最高水平：

经济规律是一客观的规律。对于经济规律的遵守与否，是检验一个革命者是否承认实践第一的试金石。

人们还记得十二年前震撼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吧?短短十年时间，全国一千万青年浩浩荡荡奔赴农村，作为一个运动，确是伟大而可观。但看看后果，却不敢乐观，是我国的农村真的需要这么多的青年吗?是青年离开农村就不能成长吗?——不是，这个上山下乡运动，说近了，是国家经济衰退，不得已安排劳动力的权宜之计；说远了，是对历史进程，对经济规律的一种倒行逆施。

了解一些历史发展的人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伴随着农民的大量破产而前进的。我们的教科书上把这一发展说成是对农民、对历史的犯罪。但是，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的\[地\]来看，这只是产妇临产之前不可避免的阵痛。资本主义这个婴儿正是在这一阵痛之后脱胎于母腹——封建社会。当然，我们不会走让农民破产的老路。然而，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工人是经济规律的体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我国，提高工业化水平，加强农业机械化，解放农村大量劳动力，是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必由之路。

违反经济规律就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胡乔木同志的文章已讲的\[得\]很清楚。因为我当过知识青年，谈这点认识。

今天，很少会有人认为，把上山下乡作为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长期政策，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劳动力总是从农村向城镇转移，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中国城镇人口比例不大，只要政策得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城镇新增劳动力是可以自行消化的。这一点，也已为十几年来城市中不断深化的改革所证实。然而，当宣传机器仍在反复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时，敢于站出来道出一个真理，是很需要一些胆识的。

思想解放运动使各种“左”的思想、理论第一次受到冲击。它给人们干涸的头脑注入了理性清泉，它还营造了一个比较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没有这样一个环境，就谈不上公开表达对上山下乡的不满，或揭示它的弊端。

在趋于宽松的气氛下，还有一些青年，利用文学的形式，批判性地触及上山下乡运动的不良后果。1978年6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卢是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曾有多年插队劳动的经历。在小说《伤痕》中，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叙述了女知青王晓华与其母亲的畸形关系。王晓华出身革命干部家庭。“文革”初，她妈妈被定为“叛徒”。为此，她没有毕业就报名上山下乡，以断绝与“叛徒”妈妈的母女之情。但是，到农村后，她始终无法挣脱那个“叛徒妈妈”的家庭“给她套上的绳索”。在“血统论”的沉重压力下，她下乡4年才勉强入了团；她不得不中断了与恋人的爱情，她灰冷痛苦。妈妈的政治历史问题，是压在她心头一块沉重的铅块。可悲的是，她在受到政治歧视迫害的同时，因为思想上受到极左思潮的困厄，长期同她的母亲实行“决裂”。事情就是这样地令人痛心：正当“四人帮”迫害王晓华的妈妈，同时也摧残王晓华的心灵的时候，王晓华的“决裂”行动，客观上无异于帮同极左势力在妈妈的心灵上“戳”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而她却一直认为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革命需要的。

小说主人翁王晓华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小说揭露的社会现象则是完全真实的。小说所写的“血统论”对知识青年的打击、摧残，极左思潮对青年人心灵的腐蚀、毒害，是不少人曾经身受的，卢新华的小说，暴露了“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突破了长期以来文学创作只准“粉饰”、“歌颂”，不准反映生活真实的禁区，因此成了思想解放潮流影响下，文艺领域异军突起的“伤痕文学”的典范。

1978年到1979年初，各地青年自发刊印的文学刊物一时称盛。一些作品，集中描写了知识青年的坎坷命运，反映一代青年从狂热、迷茫，走向彻悟的思想转变历程，叙述了他们的痛苦和欢乐，成功与挫折；这些作品在充分肯定世间的真、善、美的同时，有力鞭挞了那些贻害无穷的假、恶、丑。不论作品的具体内容和主题思想是什么，它们所描写的典型环境和历史背景，大都是那场使我们国家濒于绝境的“文化大革命”。

政治迫害，是“文革”中许多知青经历过的可怕梦魇。刘峰的短篇小说《默默祝福》讲述了几名出身“黑七类”被看作“狗崽子”的知识青年，在走投无路情况下，准备偷渡香港的故事。在小说中，作者并不满足于对血统论的鞭挞，而是积极探索了下乡知青在社会底层所经历的心路历程：插队初期，他们也曾设想过在农村安家，为农村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然而，不久现实便粉碎了他们的幻想。农村的大多数地方，无论是生产方式、经济状况、文化生活、思想风俗都极为落后，这一切，借知青的力量是无法改变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系列事实使他们逐步认识到，要青年们到农村插队落户，无非是要丢包袱，即处理掉城市中这一大批过剩的劳动力。艰辛的生活，使知青们的思想有了新发展。对于那些喋喋说教，有的人投以怀疑的目光，并勇敢地进行新的探索；更多的人则为了生存，各自去寻找出路。至于在悲观绝望之极弃世轻生的也屡见不鲜。

化名燕女的短篇小说《凋零》，述说了一名北京女知青与男知青同居怀孕被抛弃，而终于坚强活下去的故事。小说谴责了男知青的自私，企图奸污女知青的大队长的暴虐与愚钝，愚昧村民对女知青遭遇的冷漠。此外如署名澜的长篇小说《灵光》，以一个下乡知识青年的个人遭遇为线索，表现一代青年的思想状况，他们精神上的苦闷与彷徨和生活上的凄楚与悲凉。

广东知青华岳在短篇小说《你话点算》(系粤语)中，用一位知青家长的口吻，向人诉说了子女插队后的种种遭遇：知青被分派到一个穷地方插队，农民不欢迎。于是将他们集中赶到山里，给几块瘦地办个知青场。“唔讲食菜，食米都艰难，几年中从未分过一分钱，买咸菜都靠我给钱。”后来，当地“土皇帝”又规定，知青一律返回广州市做临时工，一个月交10元钱归队，队里挂名出勤不给工分。广州市里做工机会少，有的知青生计无着，只好重返农村，却发现连住处的床板都被人搬走了。“文革”中插队知青大部分生活不能自给，如果再受到当地农民的冷遇或歧视，处境自然很惨。

这些普通知青的创作，艺术上的功底或显不足，人物关系的处理失于简单，对社会的观察还缺少深度。至少对某些作者来说，他们所关注的与其说是作品本身的精雕细琢，不如说是借助文学形式来阐明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思。当时，下乡知青的坎坷经历往往不为局外人所理解，知青身份常受到歧视，窘迫处境长期得不到改观，返城要求更遇到重重阻力，所以要诉诸笔端，引起世人的重视。事实上，这些作品之所以能给予广大读者——首先是知识青年——以强烈的触动和感染，主要是其批判现实主义的力量，而并非艺术手法上的炉火纯青。

1978年12月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它进一步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强调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就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人物给予重新评价，拨乱反正，昭雪冤案的同时，对以往的知识青年政策也进行了检讨。会议认为：知识青年是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的一代，广大知识青年是无辜的、他们的处境值得同情，困境是需要及时解决的《胡耀邦同志关于待业青年问题的讲话》，1982年3月2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主张改革的中央领导人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这为知青问题迎刃而解准备了至关重要的政治条件。

1978年下半年，知识青年问题迅速升温，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当时，社会上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议论纷纭。这件事，不仅直接关系千百万知识青年的利益和命运，而且牵动千家万户，影响整个社会。11月23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禁锢十年之久，刚刚恢复出版的《中国青年报》，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重要文章，将这场讨论推向高潮。

这篇文章审时度势，对上山下乡的缘起、历程、得失，以及指导理论的正误，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和分析。它高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帜，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第一次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相公开袒露在全国人民面前。

上山下乡发端于50年代中叶。关于它的缘起，相沿已久的解释一向是着眼于政治意义上的拔高。直到1978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仍说它“是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是同1955年毛主席发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分不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1978年12月10日。。与这种冠冕堂皇的解释不同，评论员文章主要从经济的角度揭示了上山下乡滥觞的缘由：50年代中，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和教育事业的普及发展，中小学毕业生的数量急剧上升。由于城市工业和其他行业还没有能力全部吸收不能继续升学的城市知识青年，为了使青年们能各得其所，除了鼓励来自农村的青年回乡参加生产和工作以外，开始动员一部分城市青年去农村和边疆，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这说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与以往的解释相比，评论员文章将上山下乡的起因归结为城市就业压力的加大，显然比较符合事实。

“文革”期间，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规模空前的上山下乡运动?正统的解释一向是强调它的政治目的。在这一点上，1978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的说法仍未改变。《会议纪要》称：1968年，毛主席根据当时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状况，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广大青年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形成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高潮。与这种振奋人心的基调格格不入，评论员文章揭示给人们的，则是发动这场运动黯淡而真实的背景：

文化大革命之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规模迅速扩大，甚至出现了“连锅端”的现象。这显然是不正常的。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国民经济长期发展迟缓，以至走到崩溃的边缘，城市各行各业能够吸收的人很少。二是由于他们全盘否定教育战线的十七年，大肆砍杀各类高等学校，使大学招生人数大大下降；同时又无视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律，强行禁止中学毕业生直接上大学。这样一来，大部分城市知识青年，除了上山下乡，别无其他出路。

“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动，实际上还是基于城市就业的压力，只不过在极左路线的严重破坏下，使这个固有的压力急剧增大。就是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文革”结束后的若干年里，却一直为舆论工具所讳言。

如何估价“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因为涉及800万在乡知青的稳定，而成为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当时，知识青年返城活动正处在“风乍起”的起步阶段，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为了防止出现“闹事”的连锁反应，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上山下乡的“成绩是主要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就成为当务之急。与这种主要基于策略考虑的做法大相径庭，评论员文章明确指出，充分肯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热情和贡献，并不等于可以掩盖上山下乡的真实情况，不去揭露和解决“四人帮”一伙在这方面制造的许多严重的问题。文章在列举林彪、“四人帮”人为地制造出许多矛盾，把一些知识青年引入歧途，将上山下乡搞成一个谁也碰不得的“禁区”之后，就上山下乡的严重后果作了如下说明：

多数知识青年生活不能自给，不少人婚姻、住房、疾病等问题无法解决，很多地方缺少学习政治和文化科学知识的起码条件，弄得许多知识青年消极低沉，群众怨声载道……混进知识青年战线和基层干部队伍中的少数坏人，肆无忌惮地乘机谋取私利。他们侵吞和挥霍知识青年工作经费，收受贿赂，勒索礼物，大发“知青财”；他们压制知识青年的民主权利，以泄私愤，摧残知识青年的身心健康，以遂私欲；他们利用窃取的决定知识青年抽调去留的大权，搞交易，做买卖，“掉包”顶替，安插亲信，使“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盛行。这种种腐朽丑恶的现象，极大地毒化了社会风气，腐蚀了一部分青年的思想意识，诱惑甚至胁迫其中极少数无知的人走上了邪路。总之，林彪、“四人帮”对经济、教育、作风等方面的破坏及其恶果，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得到了集中的反映。

评论员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很大震动，并引起国外的重视。《纽约时报》据以判断说：“作为减轻生活当中的苦难和强制成分的新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中国正在静悄悄地撤销不得人心的强迫城市青年下乡安家落户的政策。”《纽约日报》，1978年12月5日。

反应最热烈的当然还是广大知识青年和他们的家长。1个月内，报社就收到读者来信100余封，在信上署名的300多人。许多知青在信中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决定；认为多少年来，报上只说空话、假话，这次评论员文章说了实话，说明真正关心我们疾苦的还是党中央。当读者普遍认为评论员文章“说出了千万知青的心里话”时，也有个别人对文章的观点提出异议。湖南省两名小学教师在信中称：知青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主要还是个方向问题。抛开这个前提谈知青上山下乡，意义就不完整。至于下乡知青在生活、婚姻、住房、医疗等方面遇到很多困难又得不到解决的说法，“据我们县里的情况以及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看，并非尽然”。他们强调说，毛主席号召的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真理。与此相反，一位北京读者在肯定文章“说了许多群众的心里话”的同时，又批评它“还是说了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话”，“比如‘这些年来，千百万知识青年怀着高昂的革命热情’，‘增长了才干，茁壮地成长起来’云云”，“都歪曲了事实”。这位读者还在信中中肯地指出：“把这些年来上山下乡的异常情况都归到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也是不对头的。”

尽管评论员文章有其不足，仍不失为解放思想大潮中涌现的一篇好文章。在有影响的大报上，对上山下乡历史真相进行过全面剖析的文章，仅此一篇。这篇文章还用犀利的笔锋驳斥了长期以来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些“左”的理论教条。

正是受到这篇文章的影响，一些地方的知识青年在返城风中理直气壮地提出：“否定文革，就要否定知青上山下乡”的口号。文章的社会影响还不止这些，由于它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来的上山下乡，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恶果”，下乡知识青年成了林彪、“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和“牺牲品”，使下乡知青认为找到“回城有理”的依据。他们要求像给右派“摘帽”和给冤假错案平反那样，为知识青年落实政策。1979年初，各地知青闹事此起彼伏，致使有的领导人大为恼火，批评这篇文章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对这篇文章最感不满的当然还是被“返城风”弄得一筹莫展的国务院知青办，后者很快向所属单位发出通知，说这篇文章并不代表国务院知青工作会议的精神。

《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说了实话，也惹了麻烦。这以后为了稳定住众多在乡知青，遏止住“返城风”的强劲势头，新闻媒介继续被要求统一口径到“充分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成绩”上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理论组撰写的《统一认识，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红旗》，1979年8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上山下乡运动中根深蒂固的矛盾和长期积累的各种严重问题，并没有随着极左派退出历史舞台而消失。从当时情况看，主要问题包括：许多下乡知青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在住房、婚姻方面困难突出；“走后门”之风经久不衰，下乡知青的上调机会不平等；将大批知青安置到人口较多的农村社队，加剧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农民不满，排斥知青现象进一步发展；下乡知青受迫害，特别是女知青受摧残问题仍旧相当严重。在这些问题中，最紧迫的还是下乡青年生活困难问题。具体说，又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生活不自给的比例大。据27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有13个省、市、自治区下乡青年生活不能自给的比例在50％以上(自给标准120—180元)。其中云南、贵州、四川、福建、甘肃等省高达70%—80％。跨省插队的老知青困难最大。如上海市在外省插队的224万知识青年，有13万名生活不能自给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简报》(1)，1977年12月21日。。有个女知青因此自杀(经抢救未死)，她在遗书上写着：“二十几岁的人了，连粮草都做不出来，还要伸手靠家庭，只好离开人间。”家长普遍感到负担重，压力大。有的说：“下去一个孩子，等于降低一级工资。”子女结婚了还得抚养孙子、外孙。上海第十二毛纺厂职工子女下乡后共生154个小孩，有130个送回上海抚养。职工们说：“过去养儿防老，现在养儿到老”，“养了老插队，还要养‘小插队’”。四川广汉县对61名已婚青年进行调查，年收入在50元以下的有30人，倒挂的21人。

不能自给的原因：据辽宁对3800多人的典型调查，一是由于生产发展缓慢，分配收入低，不能自给的占68％；二是以短养长暂时没有收益的占12％；三是本人有病或因家庭有特殊困难出工少的占15％；四是本人参加劳动少的占5％。

另外，在同等生产条件下，下乡青年同农民相比，有五笔收入基本拿不到：自留地收入没有，养猪、养鸡的收入没有，投肥工分没有，家庭小副业没有，技术活、高工分的收入没有。

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仍然存在。有的地方流传“男十分，女八分，知识青年还要少两分”。江浙等一些人多地少的地方，还限制下乡青年出工。

第二，住房困难的青年多。据1976年底统计，在农村插队的青年中，没有建房的有95万。广东河源县1972年以前下乡的628名青年中，尚有390人没有建房。已建的房屋因国家给予的补助标准低，质量差，相当一部分已经破旧，需要翻修。特别是已婚青年住房困难更大。据江苏、安徽、四川、吉林4省统计，已婚的22万知识青年，有10万人没有建房。国营农场系统大龄知青结婚无房现象也很严重。1978年5月，国务院派赴黑龙江农场工作组的报告中称：当地有2万对已婚知识青年没有住房，还有28岁以上的知识青年15万人，多数也要在一两年内结婚，需要解决住房。按每户30平方米，每平方米材料费60元计算，最近两年内共需建青年结婚住房270万平方米，需要投资16亿余元，以及相应的三材和玻璃、小五金。当年从开荒投资中划出1千万元盖青年结婚住房，只能解决5600户国务院派赴黑龙江农场工作组：《关于黑龙江国营农场情况的报告》，1978年5月24日。。农场盖房实际能力与知青需求间的巨大缺口，据此可知。该省山河农场的建房计划，上级机关只批准每年建3000平方米，照此速度，需28年才能解决结婚青年的住房问题。如此怵目惊心的前景，并非无稽之谈。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一些基层干部超标准建房国务院知青办：《情况简报》增刊(2)，1978年3月17日。。

第三，大龄未婚现象突出。“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全国已婚知青的人数达到创纪录的861万人，占同期在乡知青总数的10％。但在这两个简单的数字背后，却掩藏着一个严峻的事实：成千上万进入晚婚年龄的男女知青未能完婚，才会导致如此低下的婚姻率。另外，考虑到大批未婚青年已陆续调入城市而已婚青年却基本滞留乡间的现实，下乡知青的实际已婚率应该还要低于10％。

“文革”初期全国城镇的“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共有400余万，其中半数以上被送往农村接受“再教育”。至1977年，他们的年龄介乎25岁至30岁之间，这意味着其中年龄最轻者也已步入晚婚年龄。尽管知青的已婚者主要出自这部分人，但不少事实却说明，“老三届”中的未婚者仍数量惊人。1978年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关于历年下乡知青婚姻情况的调查称：本地区尚有1972年底以前下乡的老知青4650人。在这个主要由“老三届”组成的群体中，北京知青1525人，天津知青2006人，外省市知青422人，本省知青697人；他们中已婚者2505人(占总数的539％)，未婚者2145人(占461％)；在未婚者中，女性1276人，男性869人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1972年底以前至1975年底下乡的在乡知青人数统计》1978年9月30日。。从全国范围看，大龄知青，尤其是未能完婚的女知青，已经形成愈演愈烈的社会问题。1977年国务院知青办对7个省的统计结果表明：26岁以上的未婚知青有59万人，年龄大的已过30岁。进入晚婚年龄而没有结婚的知识青年，仅黑龙江一省就达30万人；江苏省达到晚婚年龄而没有结婚的知识青年占全部人数的2／3；在第一大城市上海跨省安置的70多万知青中，多达90％以上的人属于上述情况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简报》(1)，1977年12月21日。。

70年代以来，由于国家大力提倡晚婚，使男女青年的初婚年龄逐步提高。以女青年为例，50年代的平均初婚年龄为1902岁，到70年代，提高到2150岁《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2—333页。。同期，男青年的平均初婚年龄略高于女青年。据此，不难发现下乡知青与同代青年在婚姻方面的显著差距，一方面是他们的婚龄普遍滞后，另一方面是许多大龄青年未能解决婚姻问题。这两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了知识青年已婚率的过低水平。

造成大龄知青婚姻问题难以顺利解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知青主观意愿来考察，在“文革”十年中，已婚知青是被排斥在招工、招生、征兵对象之外的。在农村结婚无异于与“扎根”划了等号，这被大多数知青视为作茧自缚。此外，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知青一旦结婚，就不能享受病退、探亲假等待遇，所以许多知青不愿意在农场结婚。

其次，缺乏结婚安家的物质条件。除插队知青普遍收入偏低且不稳定，很大一部分人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住房困难更是农场知青、插队知青决定结婚时首当其冲遇到的问题。

再次，男女性比例失调。这一问题由来已久，具体表现形式则因地而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中“男多女少”的矛盾尤为突出。反之，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等地国营农场则受到“女多男少，女大男小”问题的困扰。在各地插队知青中，“女多男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主要是由于历年招工、征兵时男女比例差距大造成的。在吉林省怀德县，1970—1975年招工中，男知青共走了5000多人，女知青仅走了2000多人，占招工总数的289％。截至1976年，全县还有1970年下乡的老知青1645人，其中26岁以上的大姑娘1010人《国务院知青工作调查组胡梦洲、刘德胜同志在怀德县调查结束后和县委领导同志的谈话记录》，1976年6月30日。。随着一些地方的男知青被抽调一空，越来越多的集体户成了“三八点”(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此处意指集体户由清一色女性组成)。该省辉南县1976年还留有1973年下乡的知青465人，其中男的只有38人，女的多达427人，形成了14个“三八户”，女知青占70％以上的集体户有43个吉林省知青领导小组：《关于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1976年8月。。1978年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在一份报告中忧心忡忡地指出：仍旧留在乡间的20508名知青中，女性占2／3。“为什么这么多?主要是历年招工、征兵要男不要女”；女知青本人没有“扎根思想”，因年龄大，招工招生征兵又不要，“是工作中的一大负担”。

无论在兵团(农场)还是社队，越来越多的大龄知青，首先是女知青，在为姻缘难觅而倍感苦恼。韶华易逝，光阴不再，许多老知青从未体验过初恋的激情，青春便已离他远去。上山下乡运动，以其无形的利爪制造了许多并非自愿的旷男怨女，他们用热血青春殉了那个理想主义的神坛。

下乡知青中的种种棘手问题究竟如何解决?由于领导者的指导思想不同，采取的对策也不一致。

一种做法，是在继续坚持上山下乡方向的前提下，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如1977年底召开的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建议，通过以下办法，解决下乡青年的生活困难问题：

第一，因地制宜地兴办一批亦工亦农的青年场、队，把分散的青年适当集中起来，在资金方面国家给予一定支持。

第二，通过招工和顶替，收回一部分年龄大、生活困难的下乡青年，特别是女青年。对于多子女在农村插队的，优先给予照顾。同时也可以安排一些到社队企业。

第三，下乡青年重大病残的治疗和已婚青年的建房，国家要给予一定补助。

第四，下乡青年找的对象不在一起的，婚后允许到另一方农村落户。在农场的符合条件，可以吸收为职工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简报》(1)，1977年12月21日。。

以上建议是否得到全面落实，不得而知，至少一部分大龄或生活有困难青年的返城条件有所放宽。但这毕竟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不能扭转知青工作中的被动局面。

再一种做法，则是改弦易辙，放弃上山下乡的安置模式。这是一劳永逸解决知青问题的唯一途径，但由于知青问题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又注定了这条途径充满风险。1978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41页。。就目前所知，这是上山下乡运动发端以来，高层领导人第一次对这种做法明确表示了异议。千百万城市青年的长期社会实践充分证明，用组织上山下乡的方式解决城市就业问题是行不通的，合理的途径只能在城镇中寻找。这年7月，胡耀邦在同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许世平谈话时也指出，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至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可能的。安置去向，主要着眼于城市，先抓京、津、沪三大城市《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42页。。胡耀邦的思路与邓小平完全一致，只是表述得更明确，构想更清晰。

自50年代起，特别是60年代初以来，国家始终把农村作为安置城市剩余劳动力的场地，至此转而提出由城市自身来消化这部分劳动力，这无疑是指导思想上一个带有战略性的转变。不过，在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的劳动力的问题”上，暂时还没有具体方案，所以邓小平指示“要研究”。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在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和“统包统配”的劳动管理制度下，在城市中国有企业“一花独秀”的格局下，劳动力就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在把经济改革步步推向深入的进程中，才可能摸索出一条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合理途径。

当主张改革的中央领导人预言在不久的将来给上山下乡运动打上一个沉重的句号的同时，有关部门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做了新的调整，主要宗旨是逐步缩小上山下乡的规模。

首先，适当调整中学毕业生的分配政策。“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始终被当作毕业生分配的主要方向。1978年5月，国务院知青办就有关应届毕业生的分配方针问题通知各地说：今年应届毕业生分配，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从实际出发，按照“四个面向”的原则统筹安排。方法上可考虑采取逐步、适当扩大留城的办法，是选留或是放宽留城条件由各省、市、自治区定黑龙江省知青办：《情况反映》第2期，1978年5月29日。。各地相继做出了一些新规定：

四川省规定，年满17周岁的高小毕业生不再列入动员下乡对象，也不办免下手续；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知青不再下乡；两千人以下未正式成立相当于公社一级镇革委的场镇中学毕业生，可以不再下乡；一户有两个子女下乡，可再留一个子女；一产有两个子女在乡，同时又有两个年满17周岁的中学毕业生，都可留城。

吉林省确定，应届毕业生分配，实行升学一部分，城市安排一部分，下乡一部分的办法，避免过去的“大上大下”；同时放宽留城条件，扩大留城比例；林区、矿区、野外地质勘探部门、铁路沿线小站及小三线工矿企业职工子女中学毕业生不列为下乡对象，由本部门自行安置；机关、企业、部队自办的农副业基地安置知识青年。

辽宁省知青办规定：按中发〔1973〕30号文件中规定的4种人，不动员下乡。其中凡属明残(如盲、聋、哑、四肢残废)，生活不能自理者，发给“明残留城证”，不按父母身边有子女对待。凡患有各种较严重疾病的，可缓期下乡；如因病不宜参加农业劳动，可以给“因病留城证”，一年以后安置适当工作，按父母身边有就业子女对待；长子长女中弟妹都在12周岁以下的，不动员下乡；有一个以上子女下乡在农村，又无子女就业的，不动员下乡；毕业生中家庭属“特困”的，以及本身是孤儿的，不动员下乡；已有三个子女下乡的，应届毕业的子女允许留城。

贵州省委以省发〔1978〕61号文件转发了《地、州、市知青办主任会议纪要》，按照“四个面向”的原则，对毕业生的留城条件进行了调整，扩大了留城面。除原规定不动员下乡的“四种人”外，无子女工作的多子女家庭，一户可选留一个年满16周岁、中学毕业的子女；有两个上山下乡子女的家庭，也可选留一个子女留城；多子女家庭虽已有病残留城子女的，还可另留一个健康子女；孤儿不动员上山下乡。

从四川、吉林、辽宁、贵州4省的规定可以了解到，各地在掌握留城条件的宽严程度时是因地制宜的，但总的变动趋向又是一致的：其一是按照“四个面向”的原则，通盘考虑，统筹安排，多渠道安置，不再把上山下乡作为毕业生的主要分配方向；其二是普遍放宽了留城的条件。1977年，全国城镇中学68％的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1978年，这一比例缩小到192％毕业生数字据《中国教育年鉴》，第1006页；上山下乡人数据国务院知青办编：《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13—14页。。政策调整幅度之大，据此可知。

国家调整中学毕业生分配政策的出发点，是既要考虑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照顾上山下乡政策的连续性，尽管上山下乡的方向还没有被放弃，但是重提“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明确“逐步、适当扩大留城面”，都使人们感受到政策的明显变化。

在大力缩小上山下乡规模的同时，国家开始多方疏通在乡知青的返城渠道。重要措施之一，放宽病、困退条件。1977年11月8日，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通知规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因病残或家庭有特殊困难，符合国家规定，需要返回市、镇家中的，经市、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审查同意，准予落户。在此以前，病、困退制度虽然行用有年，都是各地自行其是。由中央正式形成文件，还属首次。通知下达后，各地陆续放宽了知识青年病、困退条件。1978年，国家又陆续采取招收退休退职工人子女(简称子女顶替)、扩大。“两招一征”名额等措施，为下乡知青返城和就业提供更多的机会。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使一大批本人或家庭有困难的知青，年龄偏大的老知青，人多地少或生存条件恶劣地方的知青，调离了农村。1978年共有255万知识青年通过“两招一征”，病、困退调出了农村，明显超过了上年的103万人。

“文化大革命”中文化知识贬值，知识分子斯文扫地的悲剧亘古未闻。1977年初，中共中央开始为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为“文革”前17年教育路线正名，将被“教育革命”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随之，恢复被废除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成为教育领域中水到渠成的一件大事。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在此以前，尚未正式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已把教育当作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这年5月24日，邓小平在谈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问题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他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教育的设想：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3页。。邓小平把发展教育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而教育的发展又离不开人才的培养，人才的培养必须要有严格的考试制度，以便把最优秀的人才发掘出来。循着这条思路，“文革”中建立起的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中推荐、选拔“工农兵学员”的荒谬做法理所当然地要被否定。

邓小平复出后，主管科技教育工作，使这些“文革”的重灾区率先现出生机。他在这年8月明确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4页。直接招收一部分高中毕业生上大学，最初是周恩来于1972年提出的。那年10月14日，周恩来接见了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李政道从关心中国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出发，建议要像培养文艺、体育方面的人才一样，从小就参加劳动，从小就进行特殊的训练。周对他的建议表示赞同，并说，你称赞年轻人二十多岁最容易发展，这跟主席思想是一样的。周还说，学生中学毕业后，定期劳动一个时候，比如，一两年，然后选拔好的上大学，另外如果中学生中有研究才能，钻研有成绩的，中学毕业后直接上大学，每年劳动一个时期。这两种办法是平行的。但是，周恩来的指示未能贯彻落实。1974年5月，李政道再次来华访问，重申了他1972年的建议，强调基础科学人员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训练，学习要有连续性。周恩来郑重表示：你的建议我们要研究，重视。并告知：你的信和建议书我已经送呈毛主席了。据说，毛泽东在5月30日接见李政道时，对他的建议表示了赞同。后来，张春桥却声称毛主席的讲话记录有误《刘西尧同志在招生工作会议上的总结》，1977年9月15日。。到了1975年冬他们便把周恩来的指示当作“奇谈怪论”，进行攻击。姚文元授意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抛出《教育革命方向不容篡改》一文，攻击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招收一部分应届高中毕业生，是“脱离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另搞一套”。邓小平也因赞成周恩来的意见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受到疾风暴雨式的攻讦。1977年，邓小平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实现自己振兴教育、科技，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夙愿，把恢复高考作为一项当务之急。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只要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政审主要看本人表现。同时规定，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比例，占省、市、自治区招生总数的20%—30％。

在这年六七月间召开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教育部原提出继续采取前几年“群众推荐”的招生办法，并试招应届高中毕业生4千—1万人直接上大学，仅占全国招生总数的2%—5％。以后因邓小平发出改革高校招生制度的指示，教育部于8月13日重新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了上述文件。教育部原订招生方案显然过于保守，如果付诸实施，下乡知识青年中一大批被压抑多年的人才势必会因家庭出身以及其他一些个人无法把握的外部因素而继续荒废，以致抱憾终生。

新的高考制度从几个方面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产生了影响：

第一，知识青年第一次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直接报考大学，而不必等待什么“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或凭借什么关系通过什么“后门”。考大学——成为知识青年摆脱农村生活的一条最理想最光明正大的途径。

第二，允许部分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是上山下乡规模将逐步缩小的一个明显迹象。随着高中毕业生直升大学比例的逐年扩大，上山下乡人数必将大幅度减少，构成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理论基石——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高调也就不攻自破了。它准确无误地向全国人民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世道变了，一个重视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尽管姗姗来迟，但终于来临了。

第三，长期以来，封建血统论的罗网牢牢束缚着那些“可教子女”的手脚，使他们一举手一投足困难重重。“即使本人表现再好，也难以入学。”1977年招生制度改革时，明确提出“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被舆论称为“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人民日报》，1978年5月12日。。为了在人生道路上获得比较平等的竞争机会，不知有多少被剥夺上学资格的青年望穿双眼，而当它成为现实时，一切又显得那么自然。他们不过是获得了本应属于他们的权利。接着，在招工时也贯彻了“择优录取”的方针，使知青工作中的血统论因素进一步被剔除。

1977年首届高考，全国共有570余万青年蜂拥进考场，其中知识青年约有半数左右。对1000万留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来说，恢复高考的消息犹如扑面而来的和煦春风，使他们心中蛰伏已久的大学梦重新复活，犹如划破黎明的嘹亮号角，唤醒他们对光明前途的企盼。一位下乡知青在高考作文中这样写道：

坐在这静得连呼吸的声音都听得见的考场，我的心潮像大海一样起伏不平。用握了三年锄把的手，又拿起这支小小的笔头，竟觉得有千斤重。我想说：是华主席挽救了我们青年一代，使我们有机会参加这次考试，更重要的是能够无顾虑地为革命学习了；我想说：是飞速发展的形势和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的需要，使我前来参加这次考试——战斗。《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作文讲评)，北京出版社1978年版，第120页。

许多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艰苦条件下，坚持文化学习，刻苦钻研，在高考中脱颖而出。特别是在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中，发现了不少被埋没多年的优秀人才。这次高考，共录取了278万人。但是，由于“教育革命”的恶果和上山下乡造成的青少年教育过程的中断，也使大批知青考生暴露出知识荒疏、文化基础差的问题。

然而，任何改革，都意味着对某种神圣传统的挑战，也必然会遇到来自后者的阻力。同样，恢复高考制度的做法也受到了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一位知识青年报考大学，考试成绩优良，身体检查合格，只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淘汰了。理由是：“在你的血管里流着的是你反动老子的血液!”《人民日报》，1978年5月17日。因家庭出身问题限制知青报考，或加以歧视、刁难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仍很普遍。

据说，首届高考结束后，天津市发现根据“择优录取”方针招收的新生，60％以上都是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女，而工农子女的比例明显下降。于是该市某负责人写了一份报告给邓小平，指责新的高考制度“使新生的阶级成分改变”。邓小平看罢立即在报告上批示：“救国要紧。”胡宗华：《邓小平的故事》，《明报月刊》，1978年12月号，总156期。此说不知确否，但把恢复高考提到“救国”的高度来认识应是恰如其分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成百上千万的青年荒废了学业，使国家整整少培养了数百万高中级专门人才，造成人才青黄不接的恶果。1977年，中国的专业科技人员只有20万，工程技术人员占职工人数的比例，1965年为28％，到1973年下降为21％。而联邦德国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42％。经历“文革”十年以后，中国的科技水平，在许多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比，不是差距缩小了，而是拉大了《刘西尧同志在招生工作会议上的总结》，1977年9月15日。。在这种情况下，顽固维护那种带有等级制烙印的“阶级路线”，只能使大批人才继续被埋没、荒废。因此，不管倡导者是多么的自以为是，以政治传统的卫道士自居，实际所起的作用只能是误国、害民。

当年站在“左”的立场上对恢复高考的做法横加指责的人物并不是个别的。有人危言耸听地说：高考实行择优录取，会“扩大三大差别”；有人错误地认为，录取知识分子子女，就是排斥工农子女。会犯“阶级路线的错误”。针对恢复高考后出现的各种谬说和误解，1978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教育部负责人就去年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有关情况答记者问，标题为《改革招生制度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知识青年参加高考的阻力不仅来自“左”的思潮影响方面，还来自农村基层单位领导的本位主义。后者认为知识青年准备高考复习，影响了生产任务的完成，所以对准备参加高考的青年不支持、不鼓励，甚至人为设置种种障碍。1978年5月6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和教育部就积极组织今年报考高等学校的知识青年复习文化课问题，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各地给报名参加今年高考的知识青年提供便利条件和复习功课的时间，使他们尽可能地做到生产、复习两不误。通知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一、知识青年所在的生产队、农场，应热情鼓励符合条件的知识青年报考高等学校，并积极组织他们复习功课，任何人不得歧视、压制，如有歧视、压制者，要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应严肃处理。

二、凡是准备报考的知识青年，其所在的农场、大队，从接到这个通知之日起到高考为止，应本着劳动、复习两不误的原则，每天给他们安排一定时间，组织他们复习功课，任何单位不得借口农忙而不给考生复习时间。长期擅自脱离生产和工作岗位回城的下乡知识青年，要教育他们回到农村，边劳动，边复习，免得影响生产。

三、各地知青、教育部门，要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对报名参加高考的知识青年的复习问题，做出切实安排。要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做好辅导工作，还要协助他们解决复习当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和实际困难。

5月12日《人民日报》刊出联合通知的要点后，农村中歧视和压制知青报考的现象有所减少。与此同时，仍有少数单位的领导人阻挠、压制甚至打击青年报考。他们指责要求报考的青年是“读书做官”、“智育第一”，用许多“土政策”和借口加以刁难。一位知青家长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女儿田丰高考受阻的问题。田丰是1977年到辽宁省大洼县新兴农场两棵树大队插队的知识青年，曾因病回城就医三个月，返队后，队里认定她是在家复习功课，违反了队里的“土政策”，因此不让报考。尽管出示了诊治病历，也无济于事。同队一名男知青因父亲住院，回家护理时间长了点也没让他报考。信中还透露，该农场老盖大队青年点，有三十多名知识青年因触犯“土政策”，不能报名。田丰所在的队，对报名参加高考的知识青年，不但不提供便利条件和给他们以复习功课的时间，反而歧视和限制他们：青年点有电视机，但不组织收看“复习讲座”；每天的劳动时间安排得紧紧的，使知识青年没有时间复习功课。队干部和青年点的带队干部把“土政策”当成法宝，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土政策”就是这样定的!凡是在家复习的耽误一天工，倒扣一天工分，口粮也扣。青年点的一位剧队长竟说：“有本事自己愿意到什么地方考，就到什么地方考，反正连(即生产队)里不给报。”还说：“告到哪里去都不给报！”田丰的父亲在信中紧急呼吁中央领导机关采取措施，制止那些“实权单位”对应考知识青年的歧视和压制，取缔一切“土政策”!尽快把党中央的政策落实到各个基层，解决应考知识青年的报考问题!

《人民日报》在刊载这封信的同时发表了署名薛生的文章，批评阻挠、压制、打击青年报考的现象。强调指出，这种做法不仅挫伤了青年的革命热情和学习积极性，妨碍了优秀人才的选拔工作，而且也是违背宪法以及国务院有关规定的。各级党委和招生部门对那些无视党纪国法的人，要认真调查，严肃处理，保证高等学校招生任务胜利完成《人民日报》，1978年6月26日。。

“文革”期间，在“推荐”的幌子下，一些文化素质低下的人通过“走后门”进了大学，许多怀才不遇的知识青年，徒有“黄钟毁弃”之叹。这本来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但由于流行有年，屡禁不止，旁观者对这种现象往往见多不怪，当事者更是心安理得。实行新的高考制度，有助于从根本土克服“走后门”现象。不过，至少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仍有少数干部和他们的子弟亲友，不愿顺应这一潮流，他们为了达到上大学的目的，不惜上下其手，营私舞弊，党纪国法则置若罔闻。这种做法，同样干扰了高考工作的正常进行。

1977年高考中，发生在山西省雁北地区的严重作弊事件，就是一起有代表性的案例。作弊者王小平，是广灵县作疃公社插队知识青年。1977年11月，他听到新的高校招生制度后，就着手复习功课。他明知自己功课不好，而想上“名牌”大学的心情又非常迫切，于是就产生了“走邪门”的想法。他找到县招生办公室主任王官贵，要求他在高考中“帮帮忙”，后者当即满口答应。他们先后设计了“拆封偷题”，准备两套试卷找人代答试题，雇用“枪手”入场代考等方案，均因担心难以遮人耳目而作罢。

几套方案落空后，王官贵等人仍不死心，又尽心竭力巧安排，终于搞成了考场作弊一案。12月5日上午，考政治时，副监考员谢××将考题传给县招生办工作人员孟××，后者将考题送给广灵中学教师王××答题，答好后传给王小平。当天下午考语文时，又如法炮制，但未传回答案，王小平只好将带进考场的几篇别人所做的“范文”掏出来，凑成一篇作文。第二天上午考数学，王小平将别人代答的题照抄不误。副监考员谢××暗示有一道题答错，结果使王小平把本来抄对的答案改成错的。下午考史地时，除正、副监考员为王亲自做了答案外，副监考员谢××还从资料上剪下几个条子传给他。王小平终于以“优异成绩”混入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法律系。

事后调查发现，这起有预谋、有计划的高考作弊案情节严重，手段恶劣，涉及人员之多，活动范围之大，策划规模之广，都是前所未闻的。牵涉此案的多达二十余人。

王小平不过是个插队知青，何以有这么大的胆量，这么大的能量，调动起一群舞弊者为其鞍前马后奔走效力?原来，他为非作歹所依仗的是父亲的权势。其父王进原任山西雁北地委书记，当时已升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在王小平高考作弊一案中，王进起了很坏的作用。当高考作弊案被《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曝光”以后，当地干部进一步揭露他搞特权、走后门，安排五个子女招工、提干、入党、升学、参军，即所谓“五子登科”的所作所为。

王进有两子三女。长女原在铁路局任乘务员，1975年11月王进任地委书记后，将她辗转调到由同乡担任党委书记的雁北地区工程公司劳资科管档案，不到6个月，被“推荐”上了大学(北京大学经济系)。入学前的9月1日办妥了入党手续。二女儿长年以工带干。三女儿中学毕业后，和她的姐姐一样，为了避免插队，未成年就找了工作，进铁路局当了报务员。1978年王进调省工作，设法给她转干、解决入党问题。王小平在插队、入党、提干、升学问题上更是一个“走后门”典型。1976年2月，王进为让王小平尽快完成插队“过渡”，让他提前离校(还差一个学期中学毕业)，到广灵县百町南庄大队插队。1975年春，王进曾在这个大队蹲点，临走时把这个点留给他的秘书梁某“代蹲”，紧接着就把梁某提升为县委副书记、书记。因为有这层特殊关系，王小平插队不到五个月就被发展入党，飞升党总支委员、团总支书记，成为凌驾于四个党支部之上的重要人物。一帆风顺的经历，进一步助长了王小平的特权思想。第二年，这个年仅19岁的青年，就利用父母和自己取得的权势，指挥干部，调动教员，在高考中营私舞弊。另外，王小平的弟弟也是“走后门”当了“小兵”，年仅十四五岁。

雁北地委的干部和群众给王进算了一笔账，在他任书记的短短两年零三个月内，他的妻子升了官(原地区商业局机关医务所负责人，后升电业局党委副书记)，四个子女入了党，长女和长子上了大学，两个子女提了干，小儿子当了“小兵”。先后捞了十次“油水”。足见他所信奉的处世哲学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王小平靠营私舞弊“金榜题名”，在当地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一些人向有关部门揭发检举，但由于权力网的庇护，此案未能及时处理。王小平在北京大学的一年多里，报纸上陆续揭露了几起高考作弊案件，人们对此议论纷纷，表示十分愤恨。他却说：“那都是些小干部搞的，地委以上干部能查出来几个?”抱着几分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然而，“万目睽睽难逃脱”，王小平作弊案被群众揭露并经调查证实后，终于被北京大学除名。

为了以惩效尤，制止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中央和地方报纸对此案的调查和处理情况作了一系列专题报道。《中国青年报》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中国青年报》，1979年4月24日、5月1日、5月15日、6月9日；《人民日报》，1979年4月27日。。对舞弊者严肃处理，被提到“伸张党纪国法”，“维护高考制度”的原则上。

如上所述，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遇到多方面的阻力和干扰，这种阻力干扰主要源于“文革”倒行逆施给人们思想和行为规范上造成的混乱。随着阻力的迎刃而解，高考制度很快步入了正轨。

1978年6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自本年起高等学校主要招收二十多岁左右的青年，不再限定录取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比例。招生第一次实行全国统一命题。这年，全国共有610万应届毕业生和在乡知识青年报考。高等学校录取新生402万，比上一年多招了近13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19页。。1977年，共有79万知识青年入学，1978年猛增至271万人，1979年下降至89万人。1978年之所以成为知识青年入学的高峰，首先因为这是“文革”结束以来若干年中招生最多的一年；其次，这是考生真正不再讲究家庭出身的一年，一批在上年高考中因政治原因无端被刷的优秀青年终被录取入学。经七七、七八两年高考，文化基础较好的知识青年被大批网罗到高等学府深造。此后，多数知识青年年龄已逾国家规定的招生标准，进入正规大学的人数锐减。

许多知青在返城以后考入了职大、电大、函大，掀起又一次求学热。他们克服了年龄偏大、工作繁忙、居住条件差、子女小、家务劳动重等重重困难，锲而不舍，终于圆了大学梦。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冤狱遍及国中。不少知识青年无辜蒙难，大好年华埋葬在阴冷的牢狱中。“文革”结束后，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左理论余威犹在，使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只能局部地、缓慢地进行。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平反工作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在三年多时间里，不仅平反了“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而且还纠正了一批“文革”前乃至建国前的冤假错案。经过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截至1980年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昭雪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名中共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报告《组织工作的重大转变》(1983年7月)，转引自王洪模等著：《改革开放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页。。在此过程中，知青案件也得到全面清理。

(一)将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文革”十年积累下来的知青案件不知凡几，要在较短时间内对每起案件重新审理、调查、甄别，其头绪之纷繁，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下面以遗留问题较多但平反工作较有成绩的贵州省作为个案，具体说明复查和平反工作的一般进程。

1979年2月，贵州省委在批转上山下乡知青、劳动工作会议纪要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对下乡知青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的问题。不久，省委负责人在全省待业人员安置会议上要求各级党委和革委会进一步重视这个问题，尤其各级知青办要当下乡青年的代言人。6月，省知青办召开地、州、市知青办主任会议，具体落实这项工作。除确定专人负责外，还先后派工作组赴麻江、黄平、罗甸等县进行调查，将调查结果向省委、省革委分管知青工作的负责人作了汇报。与此同时，省知青办配合省高级法院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复查，使一些长期蒙受不白之冤的下乡知青平反昭雪。

各地复查工作，大体有几种方法：

1在县委领导下，以政法部门为主，知青办派人参加，统一领导，分工负责，把知青案件同全县“文革”以来的案件一起进行复查。

2多数地方以政法部门为主进行复查，讨论知青案件定案时，知青部门参加。

3个别县将知青案件区别出来，由知青办复查并写出复查报告，再报法院审批。

1979年7月贵州省对下乡知青案件复查工作已有眉目。据黔南、黔东南、毕节、铜仁、兴义、六盘水等地、州和桐梓县的不完全统计，下乡知青被判刑的165人。对其中110人复查结果，无罪释放的22人，占复查数的20％；免予刑事处分的5人，占45％；轻罪重判的15人，占136％。贵州省下乡知青案件遗留问题多，该省知青办的工作又走在各省的前面，这年8月，国务院知青办在《情况简报》(增刊第39期)中以《贵州省知青中冤假错案不少》为题，通报了有关情况，意在引起各省、市、自治区知青部门对这项工作的重视。

贵州省知青部门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为平反下乡知青中冤假错案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截至1980年5月，对黔南、黔东南、毕节、铜仁、兴义、六盘水、贵阳等7个地、州、市的221名被判刑的知青，已经复查了156人，占70％。复查结果：无罪平反释放的56人，占复查数的352％；免于刑事处分的17人，占复查数的107％；轻罪重判减刑的21人，占复查数的132％；原戴帽交群众管制现摘帽的4人，占复查数的25％；维持原判的61人，占复查数的384％。罗甸县下乡知青被判刑的19人，有10人属于冤假错案。麻江县下乡知青被判刑的12人(有3人是由上海捕判的)，由本县判的9人中，有5人属于冤假错案贵州省知青办：《关于纠正下乡知青中冤假错案情况的报告》，1980年5月20日。。与1979年7月初步复查结果比，无罪平反释放的人，由占复查数的20％上升到352％；免于刑事处分的人，由占复查数的45％上升到107％。这一变动表明，随着复查工作的深入，尤其是复查人员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更多的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从复查结果可以看出：该省60％以上的下乡知青案件，不同程度地存在错判、误判、量刑不当问题。如此触目惊心的现象，在全国范围讲应带有普遍性。

贵州省知青办的工作之所以取得显著成效，主要经验有两条：

一是各级党委重视，这是做好复查工作，纠正冤假错案的重要前提。凡是对这项工作抓得紧、进展快的地区，都是在党委领导下，统一组织力量进行的。罗甸县委在研究落实政策，纠正冤假错案时，鉴于下乡知青案件比较多，又多是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的，决定提前对下乡知青案件进行复查，并确定不论本人有否申诉，都要进行复查，因而工作进展快。

二是知青部门积极配合，协助政法部门做好复查工作，这是推动下乡知青案件复查工作及时开展的重要一环。贵州省知青办的一个深刻体会是：一方面有的办案人员在观点上、认识上转不过弯来，复查纠正这些案件有阻力；另一方面被错判的下乡知青多是远离父母的上海知青和外地知青，在原判地区没有亲属，如果知青办不为这些知识青年说话，不主动配合法院抓这件事，就很可能被忽视，而使这些知青仍然沉冤受屈。

无论从贵州一省还是从全国范围来看，在复查并纠正下乡知青冤假错案中，均遇到不小阻力。

阻力之一，是长期以来浸淫人们头脑的极左思想仍在作祟。有的办案人员思想僵化保守，对复查纠偏心存抵触，或者原先直接参与冤假错案的炮制，出于“护短”的心理，对复查工作从中作梗，以致该平反的得不到平反，或者纠正不彻底。贵州罗甸县插队知青张宝杰，因为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反映知青中的问题，被当作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投入监狱。1976年，他对反击“右倾翻案风”公开表示不满，在狱中说：“邓小平，我不认为他是刮右倾翻案风的总头目。我不认为他是那么坏。邓小平是为了捍卫革命。”都匀市法院为此判定他“为邓小平翻案”，竟从重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但这样一起奇案要案一直拖到1979年7月仍未获平反昭雪。湖南知青张扬因撰写《归来》(又名《第二次握手》)差点被置于死地，1978年复查时，曾受到当年主审该案人员的多方阻挠，只是在舆论界的呼吁和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亲自过问下才获平反。南京知青陈卓然奋起反抗极左派领导人倒行逆施而被野蛮杀害是一起重大政治冤案，1979年对该案复查时仍未完全纠正，直到1981年5月才彻底平反(详见后文)。

贵州桐梓县有11名下乡知青被判刑，地区中级法院提出应予复查纠正，县法院却坚持原判。罗甸县一上海下乡知青，因“反革命罪”被判刑5年。经复查，主罪的事实(收听敌台、呼喊反革命口号)均不存在，县法院就改为“流窜扒窃罪”，将刑期由5年改为2年。寻经省高级法院直接干预，该县才不得不恢复无辜受害者的自由。岑巩县一上海知青，1970年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8年徒刑。上海市知青办曾三次派人到贵州配合当地政法部门进行复查，确认主要罪状均不能成立。而州、县法院却决定维持原判，直到1979年4月上海有关部门第四次派人到贵州交涉，并经省法院出面做工作，才宣布无罪释放。类似情况，在全国各地并不罕见。

阻力之二，是官僚主义者对受害者表现出的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态度。有的地区纠正下乡知青冤假错案工作进展迟缓，未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有的地区连基本情况也未掌握；有的知青部门对这项工作很少过问，认为是政法部门的工作，没有主动配合；有的知青部门虽然提出了复查知青案件的建议，但政法部门却以“任务重”为理由搪塞拖延。在有些地方，当初制造冤案的基层干部往往利用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抵制复查和平反工作，这种行径受到当地一些官僚的庇护纵容。江苏省白马湖农场迫害知青龚悦华事件是一个典型案例：

南京知青龚悦华于1963年到江苏省淮安县白马湖农场劳动，曾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文革”中他和群众一起揭发生产队长周步钧违法乱纪行为，遭到了打击报复。双方发生争斗，龚被诬陷入狱。大队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均与周关系密切。农场党委书记对他们的一面之词偏听偏信。淮安县委一些负责人对此案采取了十分轻率的官僚主义态度。1976年9月判处龚有期徒刑一年。龚妻多方申诉，农场许多职工也强烈反对，但有关部门无动于衷，坚持错误判决。

龚悦华刑满释放后，向上级领导部门申诉，有关方面也揭露了农场存在的严重问题，省委负责人指示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在调查处理过程中，县委坚持原来的错误意见，并为调查设置障碍；农场和大队的一些干部则诬蔑龚“不服从改造”，“到处告黑状”，召开大会对他进行批斗。只是在省委负责人多次批示督促下，经过反复调查核实，终于弄清这是一起错案。最后，龚悦华得到平反，犯罪分子周步钧被逮捕法办。大队、农场、县委以及法院的负责人也作了检查。

对这样一起情节简单案件的调查处理，本应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由于当地大大小小的干部官官相护，结党营私，以致问题被人为地复杂化，直到省委领导亲自出面才使受害人得到平反。为了以儆效尤，江苏省委在严肃处理白马湖农场迫害知青事件的同时，向全省发出通报，要求各级党委和司法部门严明法纪，保护广大知识青年，严惩打击迫害下乡知青的犯罪分子，进一步做好知青工作《人民日报》，1979年5月12日。

旨在排除复查清理工作中的阻力，国务院知青办于1980年9月1日发出《关于转发“贵州省知青办关于纠正下乡知青中冤假错案情况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严重影响，在下乡知青中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三中全会以后，各地根据中央指示，对这类案件进行了复查，受到了广大知识青年及其家长的热烈赞扬。但是，目前仍然存在着不少阻力，一些下乡知识青年的冤案仍然得不到平反昭雪，不利于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通知强调：各级知青部门是“知青之家”，应该为蒙受冤枉和错误处理的下乡知识青年呼吁、申冤。为此，希望各级知青部门参照贵州省知青办的经验，把复查平反知青当中的冤假错案，当作统筹安排下乡知青、解决好遗留问题的一项重要任务，积极、主动地协助法院等有关部门做好工作；对于一些阻力大的案件，应当及时向党委请示报告，务使知青当中的冤假错案尽快得到平反纠正，并做好善后处理工作。通知最后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知青办结合本地情况，向省委主管知青工作的领导和有关部门进行一次汇报，以便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在下乡知青中落实各项政策。

同时，一些省、市、自治区积极推广本地的先进经验。以四川省为例，从1979年至1980年中，对知青案件清理工作的开展情况好坏参差。做得好的地方，案件纠正率达到60％以上，差的地方不过20％左右。1978年底，在全省推广了梓潼县经验。该县对知青案件的改判率达到632％四川省知青办：《情况反映》1980年第16期，转引自《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页。。

江苏省推广了国营云台农场为知青冤假错案平反的经验。这个农场的党委在复查知青案件中明确了几条原则：

1解放思想，面对实际，只要是冤假错案，不管是谁搞的，那一级批准的，都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

2认真调查研究，发现问题，不管本人申诉与否，都按政策办事，坚决纠正。

3坚持一视同仁，不管在场、离场知青的案子，同样审查，坚决纠正，做到不错一个，不漏一个。

4坚持原则，不管案情大小，错多少纠多少，既不留“尾巴”，也不搞“一风吹”。做到对每件案情调查清楚，纠正合理，结论明白。

该农场的复查工作做得认真细致，对于政治上受到过不公正对待的知识青年逐一平反，绝不敷衍了事。其中，有关王翔一案的决定足以说明问题。王翔、吴子风等13人是南京市六三届初中毕业生，1964年到云台农场。1969年农场划归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王翔等13人以所谓“反动组织”的莫须有罪名，分别遭受隔离审查。农场的平反决定中称：

经复查认为：所谓反动组织一事，无有依据，纯属冤案。1970年4月至1973年3月，分别对吴子风等13位同志的隔离审查，是完全错误的。现研究决定，在全场宣布平反，推倒加在以上同志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名誉。《江苏省农垦局国营云台农场决定》〔1979〕34号。

1979年3月1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云台农场坚持实事求是，为知青冤案错案假案平反的经验，对于带动全国各国营农场工作起到积极作用。

为了克服一些地方和单位所存在的阻力，使知青的冤情可以上达，国务院知青办加强了对来信来访的接待工作。1979年是工作最繁忙的一年，共收来信14088件，接待来访者4739人次。其中反映知青被摧残迫害和非正常死亡的占6％，达1100余起。国务院知青办重视重大积案的清理工作，自1975年以来历年遗留的重大积案共282件，在1979年逐件进行分析，并视轻重缓急程度催促地方办理。对有些复杂难办案件，则采取派专人下基层等办法，重点协助和催请有关地区研究处理。到1978年，陈年积案基本得到清理国务院知青办：《情况简报》，1980年4月10日。。

(二)重大冤案的昭雪

“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路线专横恣肆，炮制了一起又一起重大政治冤案，宣之于众，以恫吓人民。“文革”结束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这些重大政治冤案陆续得到平反昭雪。为了推动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新闻媒介对一些典型案件的平反作了大张旗鼓的报道。

1为“王亚卓事件”平反

“王亚卓事件”是1974年轰动全国的一宗大案，也是“四人帮”直接插手下制造的一起“文字狱”。极左势力曾经动用多种手段，对三名给黄帅写信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王文尧、恩亚立、邢卓进行政治迫害，并株连他们的亲友。

1977年初，在全国范围掀起的揭批“四人帮”的高潮中，这起冤案在报刊上首先得到平反昭雪。3月29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会大批判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究竟谁在搞复辟——戳穿“四人帮”制造“王亚卓事件”的阴谋》的文章。此后，王文尧、恩亚立、邢卓也在报刊上撰文，或在一些大会上发言，控诉“四人帮”迫害他们的罪行。12月24日，三名知青在《人民日报》上进一步揭露了事件的真相。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以后，王文尧以优异成绩考入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到北京国家劳动人事部工作。恩亚立曾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9年调回北京在中国书店任职。1976年邢卓调回保定市在一所中学任教，后调保定地区文联专职创作。1991年他以“王亚卓事件”为背景，推出长篇小说《雪纷纷》，赢得了成千上万的读者。邢卓说：“回顾过去，是为了创造未来。”

2为“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案昭雪

1970年8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判处为“现行反革命集团”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一案，迫害了13名青年，其中吴述森等3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据说，1973年3月华国锋看到关于此案的申诉信后，立即指示公安部派人到宁夏进行了解。公安部初步调查，认为此案定为“现行反革命集团”的证据不确，向当时的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作了汇报，建议进行复查，结果却不了了之《宁夏日报》，1978年8月7日。。粉碎“四人帮”后，中央负责人对此案又作了批示。自治区党委组织力量，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知青办具体帮助下，进行了认真复查，确定此案是一起错案，应该撤销原判，予以平反。1978年8月5日，自治区高级法院召开大会为此案平反，为受迫害的青年昭雪。

9月18日，《人民日报》在报道这则消息的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革命青年的锐气是扼杀不了的》。文章说：在林彪作孽、“四害”横行的时候，以种种罪名打击干部，迫害青年，制造了大量冤案、错案、假案。今天本报介绍的遭到林彪、“四人帮”一伙残酷迫害的一批知识青年，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文章充分肯定了这些青年一面在农场、社队、工厂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一面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钻研理论，探索真理的精神。赞扬他们勇于独立思考，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当林彪、“四人帮”的反动面目还没有充分暴露的时候，就对这伙政治骗子的种种谬论和错误做法产生了疑问，进行了抨击，对林彪的“一句顶一万句”公开表示反对。文章强调指出，林彪、“四人帮”手中，有一根十分凶狠的整人的大棒，就是所谓的“恶毒攻击”。不管你是多么无辜，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用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等等手法，给你扣上“恶毒攻击”的帽子，把你置于死地。文章号召有关部门把类似“共大”一样的冤案、错案一一纠正过来。

参加“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的知识青年在极左路线最肆虐的年代里独立思考，勇敢探求，对黑暗势力高举起思想的批判武器。他们的举动当然无法改变当时中国“风雨如晦”的整个局势，而且连自己年轻的生命也被残暴地绞杀了，但他们不愧为一代青年从迷惘、盲从走向觉悟、理智的先驱者之一。他们用自己的生与死，留给人们深刻的启迪，也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1978年8月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法院还同时宣布为王金洪等人的“现行反革命轮奸案”予以平反。1970年4月所定王金洪等人的“现行反革命轮奸案”更是主观臆断、刑审逼供造成的一大冤案。结果错杀4人，错判死缓1人，有期徒刑3人，错作其他处理5人。受害者多是知识青年。为了复查此案，复查组根据“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原则，重新查阅了原案卷和原林建三师二团的有关材料，向有关人员多方查证，反复核对，查明许多旁证和口供，是通过威胁、引诱和严刑逼供假造出来的；又通过对时间和地点的认真考察，完全否定了作案的可能性；许多旁证说明，根本不存在轮奸的事实。至于定性为“现行反革命”，也是没有任何根据和材料，纯属诬陷《宁夏日报》，1978年8月7日。。

3为张扬《第二次握手》案平反

张扬一案也是在“四人帮”亲自唆使下锻成的，但由于有些部门和当事人人为设置障碍，致使此案在粉碎“四人帮”两年之后仍未获昭雪。直到1978年10月《中国青年报》的一名女记者顾志成收到一封青年工人的来信后，情况才有了转机。

这名青年工人在信中提到，几年前曾读过一部名叫《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小说，当时正在收缴这本书，自己是怀着一种“犯罪”心理读完的，并被书中生动的故事情节和真实、健康的思想深深地吸引住了。它根本不是什么“反动小说”，而是一本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实在难得的好小说。这位青年呼吁：迅速调查《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的情况，给予平反，并希望早日公开出版这本书。类似内容的信件，报社已收到非止一二封。顾志成找来《第二次握手》，读完后深受感动，向上级反映了这个问题。为了寻找作者下落，《中国青年报》派出顾志成、中国青年出版社派出邝夏渝，于12月赴湖南调查。

这时的张扬，由于长期监禁，身体日益衰弱，体重仅剩七八十斤，平反昭雪已刻不容缓。但种种人为的障碍，却使他依旧被囚系在阴冷的牢房中。顾、邝在湖南查阅了张扬一案全部卷宗，找张扬本人作了进一步了解调查，逐步弄清了冤狱原委。然而，当她们找到省公安局预审处主审张扬一案的当事人时，后者却一口咬定：“即使《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张扬也是反革命。”“其他几条(指所谓“恶毒攻击”等罪，详前文)也是主罪。”顾、邝又直接找到中共湖南省委的一位书记，汇报了调查情况，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建议尽快解决这起冤案，释放张扬，并希望将《归来》原稿带回北京。这位书记则答复说：公安局的意见，《归来》原是经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鉴定为反动小说的，现在必须由他们重新审阅，写出正式意见，才能对该书作出判断。所以人暂不能放，原稿也不能带回北京，要等结案后再说。他还表示，张除了《归来》以外，还有三个问题(指当初罗织的另外几桩“罪状”)要重新审查。

面对重重阻力，顾、邝二人于12月31日返抵北京，决心从上层推动案件的解决。在《中国青年报》1979年1月7日的第36期《青运情况》上，她们以《〈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平反释放出狱》为题，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和各有关方面反映了这件波及全国、旷日持久的文字狱，呼吁尽快解决。文章除揭露这桩冤案的炮制内幕外，对湖南省公安局《起诉书》中强加给张扬的诸条“罪状”逐一加以澄清。

1月上旬，此案经中央领导人胡耀邦直接过问确认为冤狱，并通知湖南按中央指示办理。1月18日，张扬离开被关押四年之久的监狱恢复自由。在他铁窗生涯的最后一段，从长沙到北京，不少人为他和《归来》的平反奔走呼吁，终于排除了重重阻力，达到了平反昭雪的目的。1月20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发布消息：《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好书》，并加编者按，公开为张扬恢复了名誉。

不久，著名作家秦牧在《中国青年报》撰文说：这一本书的公开平反，再次拆毁了“四人帮”留下来的一座文字冤狱，充分显示了初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之后带来的崭新气象。老作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并未停留在对《第二次握手》一书的品评上，而是从这起案件一波三折的平反历程中总结出必要的教训来：

在“四人帮”被粉碎了两年多以后，张扬和他的小说《第二次握手》的冤案才获得昭雪，说明一个巨大的时代悲剧，它所拖的“彗星尾巴”竟是多么长的一串!这样的事情也敲起了一个警钟：冤案、假案、错案的清理，还有待于加紧进行。无产阶级法制和社会主义民主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发扬。

秦牧先生将极左思潮的残风余响喻为长长的“彗星尾巴”，的确形象之至。“文革”收场了，“四人帮”垮台了，极左思潮及其孪生物却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阴魂时隐时现，继续作祟为乱，形成社会进步的阻力。十几年来，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事业在经历几多风雨后已壮大为不可逆转的潮流。而对秦牧先生当年关于“‘彗星尾巴’竟是多么长的一串”的感叹，人们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4为任毅和《南京和青之歌》平反

1970年8月3日任毅因谱写脍炙人口的《南京知青之歌》被判刑10年，从此开始了漫长的9年劳改犯生活。多年以后，他这样回忆那段度日如年的炼狱生活：

我都不明白这9年中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那时监狱的一大特点是以犯人治犯人，甚至是以刑事犯来治政治犯。这里助长人的种种恶劣行径，诸如告密，奴颜卑（婢）膝，恃强欺弱，相互践踏等等。能在这里活下来的人，生命力和意志力都得相当强悍才行。肖明：《访〈南京知青之歌〉作者任毅》，《海南纪实》，1989年第7期。

然而，即使在如此险恶的环境里，任毅依旧感受到人世间的友情。负责看管他的一名解放军战士原是在安徽插队的上海知青。一次他叫任毅将《南京知青之歌》唱给他听，当时，他凝神专注地听，眼中饱含泪水。以后他们成了好朋友。这位战士经常偷偷带一些食物给任毅，在劳动中多方照顾他。人们的关心使他增强了信心，相信“克制就是改造”、“不会一辈子坐牢”。值得庆幸的是：任毅，如他的名字所寓意的，终于以坚忍的毅力熬过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迎来希望的曙光。

但是，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平反昭雪的企盼并未很快变为现实。这样，他又蹲了两年多的大牢。在此期间，他一再上诉，要求平反，不屈不挠。事后他回忆：“我在狱中基本上没受什么虐待，只是在‘四人帮’粉碎以后，上诉带来无休止的斗争和饥饿以及肉体上的摧残，我连续每晚被批斗达一个月，白天还得劳动。”寥寥数语，足以概括平反昭雪的艰难。

197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将任毅的申诉书批转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处。8月14日，该院作出《关于任毅反革命申诉一案的复查结案处理报告》。报告认为，原判认定其犯有反革命罪并追究其法律责任是不正确的。建议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恢复公民权，立即释放。不过，报告在承认任毅无罪的同时，对他的评价仍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个时代观念的影响，如认为任毅世界观“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家乡》(指《南京知青之歌》)是有错误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比较浓厚”云云。但不管怎么说，他重新获得了自由的权利。1979年他终于走出潮湿阴冷的牢房。这时距离十年的漫漫刑期只剩下一年。

任毅出狱后被安排到南京一家丝织厂工作。他曾无比遗憾地说：如果早一年出狱，还能赶上高考的末班车。失去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任毅从普通业务员做起，今天已担任南京纺织工业供销总公司副经理。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5为陈卓然烈士昭雪

“文革”期间，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南京市制造了为数不少的冤假错案。“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工作也就显得格外繁重。1978年7月13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显要位置介绍了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加强领导，采取措施，“抓紧复查群众申诉案件”的情况。报道内称：经复查宣告无罪的120件，免于刑事处分和减轻刑罚的有18件，合计138件，占复查处理案件的433％，尚有未结申诉案136件。尽管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复查工作成绩突出，但因为受到客观因素的限制，当时还不可能就所有的冤假错案都予以平反。陈卓然等“现行反革命”一案共迫害5人，陈本人被冤杀，直到1981年5月才予彻底平反，就是一例。该案的苏小彬，1970年被判15年徒刑，在江苏省第9劳改队服刑。服刑期间被机床弄瞎一只眼睛。“文革”结束后，他不服判决，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但由于犯了“恶毒攻击”的“弥天大罪”，以致昭雪之日一拖再拖。

1981年5月13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刑事审判庭终于就陈卓然一案作出公正判决。刑事判决书说：

原对陈卓然以现行反革命处死，纯属冤杀，对苏小彬、倪寒予以现行反革命论罪科刑，决定对陈美丽、王茂雅教育释放亦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0复(70)军管刑字第102号。

沉冤11年以后，陈卓然等人终于被宣判为“无罪”。历史宣告了他们无罪，历史是人民写的。而那些在“文革”中多行不义的“庞然大物”，则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陈卓然烈士是不死的。1993年11月南京市20余万老知青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隆重的《南京知青上山下乡纪念展》。在展厅中，陈卓然烈士的事迹尤其令人瞩目。许多老知青在他的遗像前长久伫立，缅怀不朽的英灵。在他旁边的题记这样写着：

新一代思想者抬起了沉重的头颅，向如磐的夜气发出了犀利的剑击，尽管一闪即逝，也终将加入了曙光的行列!

“文化大革命”中涉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冤案假案错案不可胜数，从以上五个案例中可以了解到当年复查平反工作的艰难。而这种艰难，不过是“文革”头几年共和国曲折发展的一段小插曲。为了将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为了使被侮辱被迫害的青年重新恢复名誉，许多干部、群众、知识青年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纷至沓来，席卷城乡。许多知识青年，首先是那些典型人物，曾自觉或不自觉地投身其间。“文革”后期崛起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典型，更是深深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文革”结束以后，如何对待这些知青典型，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一)“反潮流”典型的下场

在众多知青典型中，有极少数人如张铁生、朱克家辈是经“四人帮”亲自简拔而一跃成为政坛新星的。“文革”结束后，他们被定性为“帮派体系骨干分子”、“新生反革命分子”而分别受到法律惩处。

“白卷英雄”张铁生是最先受到点名批判的知青典型之一。1976年11月18日，《山西日报》发表《二月里的反革命噪音》的文章，揭露张铁生于当年2月在山西省煽动“层层揪”所谓“党内走资派”的言行，拉开了揭批的序幕。11月30日《人民日报》又刊载《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四人帮”炮制〈答卷〉作者这个假典型的调查》。调查揭露了“四人帮”制造这个“反潮流典型”的经过及用心。此后，各地报刊纷纷撰文批判这一事件对教育工作和对青少年思想造成的危害。

但张铁生的主要问题还在于他与“四人帮”的政治关系上。1977年9月中共中央37号文件将王、张、江、姚专案组编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下发全国。其中公布有“新生反革命分子张铁生的材料”，包括“白卷”影印件，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张铁生的审查情况报告。报告称：审查证明，张铁生是“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和亲信毛远新等人一手炮制的假典型，真右派，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反革命打手。报告在列举他“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事实(恶毒攻击毛主席；反对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恶毒攻击周总理、华国锋同志、叶副主席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对党的老干部怀有刻骨仇恨；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四人帮”被粉碎后策划上山打游击，搞反革命武装暴动)后得出结论说：“大量的确凿的事实证明，张铁生是一个死心塌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报告最后举出张铁生生父的历史问题，以证明他堕落成现行反革命，是有深刻阶级根源的。

1975年12月张铁生在法库县作报告时曾慷慨自誓：“不怕当少正卯”。又说：“现在我在政治舞台上讲演，很可能有一天把我推到历史审判台上批判，这是我早就考虑到了的。”此话或出于一时心血来潮，最终却完全应验了。1983年3月，锦州市中级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审判张铁生反革命案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张铁生没有委托律师辩护，拒绝法院为他指定辩护人。他在辩论发言时称自己只是一个不明真相的“小将”，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犯了该宽容和谅解的“错误”。他还自我辩解说：“我那时头脑简单得像个牛犊子，只会鹦鹉学舌。别说野心，连私心我都严格控制着。我的目的正好与‘四人帮’相反。反革命的帽子怎该扣到傻小子头上呢?”法院的判决书则确认，被告人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猖狂地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策动武装暴乱，妄图把辽宁变成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的基地，被捕后拒不认罪，继续坚持反动立场，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并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张铁生不服判决，以没有反革命目的，构不成反革命犯罪为理由，上诉辽宁省高级法院。终被驳回，维持原判有关审判张铁生一案的资料见《辽宁日报》1983年3月26日；《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66—371页。。

1977年5月，张铁生的“知青战友”吴献忠、刘继业同时被捕。5月18日《辽宁日报》讯：锦州市和铁岭地区分别召开批斗、逮捕新生反革命分子吴献忠、刘继业大会。两地各有170万群众收听了大会的实况广播。那个一向以“彻底决裂旧传统观念”相标榜，敢于向老将挑战的著名典型柴春泽也在1978年4月锒铛入狱。9月13日《辽宁日报》发表署名共青团辽宁省委大批判组的文章《毒汁四溅的反革命黑信——批判柴春泽利用书信大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柴春泽同样被冠以“新生反革命分子”的政治帽子。

与此同时，曾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器重的上海知青典型朱克家成为云南省揭批“四人帮”运动中的重点对象。1977年3月1日，云南省级党群系统召开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大会，集中揭批他“大搞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当日《云南日报》的报道，曾用“心惊肉跳，狼狈不堪”八个字刻画他在接受批斗时的神态。以后，他被当作江青集团在云南的亲信和代理人受到关押审查。

如上所述，在1977年至1978年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这些知青典型均被当作“四人帮”的亲信和爪牙，按敌我矛盾作了处理。但在以后年代里，他们的经历和处境却由于种种原因而各不相同：吴献忠入狱有年，因牢房条件太差，几乎瘫痪。出狱后分配到锦州市农业研究所工作，与一位比自己年轻的农村青年结了婚。相比之下，朱克家则较为幸运。有关部门考虑到他犯错误的历史背景，最终对他进行了宽大处理，后来留在云南沾益的一个煤矿工作，从此销声匿迹。最富戏剧色彩的还是柴春泽命运的大起大落。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着手对历史遗留的各种积案进行清理，国务院知青办出面，提出对“文革”中犯过错误的知青典型予以解脱，让他们重新工作。接着，各省开始落实对知青典型的政策。这时，赤峰市所在的昭盟已划回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研究了柴的问题，认为他不够“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于1979年12月宣布“无罪释放”。接着，他被恢复了党籍，公安部门同时宣布，当时逮捕他是错误的，给予平反。1982年他考入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赤峰分校，毕业后留校任教。

在当年名噪天下的“反潮流”知青典型中，张铁生是受惩处最严厉的一个。他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刑期。1991年刑满出狱。当时，他对世间的巨大变化恍若隔世。最初想依靠有关部门分配“端个铁饭碗”，奔波数月劳而无功。想开个体医疗门诊，又苦于没有职称。后来进入兴城某饲料公司担任办公室主任，终日忙于工作，还学电脑，搞经营，事业上有声有色。他决心要“重新踩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

事过境迁，20年后的今天，已没有多少人会再纠缠这些知青典型误入歧途时的个人责任，而会更多地探究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的社会原因。显然，将这些青年人陷入政治泥淖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四人帮”的教唆还是远远不够的。“文化大革命”本身不就是一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颠倒是非的运动吗?中共十大制定的党章里不是堂而皇之地载入了“反潮流”的内容吗?再进一步讲，这些青年在政治上表现出的愚昧与盲从，偏激与狂热，与他们在学生时代所受的政治灌输又何尝没有联系?我们不妨以吴献忠为例进一步剖析一下这个问题：

根据“文革”中有关她的事迹的报道，可知这个出身工人家庭的女青年在读小学时曾经雅好文艺，当时的憧憬是将来成为歌舞演员。小学毕业时获得全优成绩，于是放弃当演员的初衷，立志上大学。“文革”中，她曾怀着忏悔的心情忆及当年的志向，认为这是“由于旧学校里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思想熏染”，同时以感激涕零的语气回顾60年代初轰轰烈烈开展的学雷锋运动，认为正是那场运动的冲击，使她头脑中关于上大学，即“追求个人的所谓前途”的错误思想消失殆尽，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理想和前途。到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这个工人的女儿终于找到了实现自己理想和前途的最佳路径，那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接着，她以“闹而优”的战绩在同辈人中显山露水，被提拔为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和红代会主任，成为全校红卫兵的负责人吴献忠，《当一辈子农民开创一代新风》，《扎根农村大有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1973年版。。这就是吴献忠下乡以前的成长轨迹，循着这条轨迹，才能把握她日后在政治陷阱中不能自拔的来龙去脉。总之，脱离“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政治背景，脱离“文革”前政治教育的偏颇，也就不可能理清一些知青典型之所以堕入政治深渊的头绪。

李庆霖虽不是知青，他的沉浮荣辱却与上山下乡运动紧紧连在一起。“文革”中，他大胆为困境中的知识青年鸣冤叫屈，当国家给知青落实政策的同时，他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从小学校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和县教育组副组长直至福建省高招办副组长和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随着地位上升，他深深陷入那个年代的政治漩涡中。从1973年底选上全国人大代表到1977年初被隔离审查，他大红大紫的时光只有3年多。经历10个月的批斗审查后，1977年11月14日下午，他在福州被正式逮捕。这是经福建省委研究决定，“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准”，在全省有200万人收听的实况广播大会上当场逮捕的。大会的批斗发言说他：“在历史上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党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认定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漏网右派”。这样一来，当年被省委第一书记亲自拔掉的“白旗”又重新插到他的头上，而且不仅是“白旗”，进一步升级为“漏网右派”。

在逮捕了一年零七个月后，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庆霖“反革命案”作出判决。1979年莆地法刑初字第001号的《刑事判决书》说：被告李庆霖积极投靠“四人帮”，多次写信给“四人帮”，诬陷中央、省、地、县委领导。1975年在北京受到江青的接见和赞赏。以后又与“四人帮”亲信派来福建的“联络”人员相勾结。串联“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提供了大量颠倒是非的材料，诬陷省、地、县委负责人，诽谤福州军区领导人，狂叫要与省委“对着干”，要改组福州军区和福建省委。1976年10月上旬被告在一次会上竟数十次以极其恶毒的语言点名攻击中央领导人。“四人帮”利用了被告诽谤的材料，打击、迫害省委领导。

判决书还认定他犯有“大搞篡党夺权”；“极力为坏人翻案”；非法建立“民兵指挥部”，“在各地刮起打砸抢妖风”；“在粉碎‘四人帮’后，仍坚持反动立场”等罪行。

判决书认为，被告李庆霖积极投靠“四人帮”，是“四人帮”在我省的亲信，是猖狂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分子。罪行极为严重，民愤极大，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应从严惩处，但归案后尚能认罪。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二)、(三)款之规定精神，判处反革命犯李庆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李庆霖不服判决。他承认有严重错误，但认为是按照上面部署干的，不应判无期徒刑这样的重刑。这种态度当然于事无补，等待他的将是漫漫刑期李庆霖服刑时因“有悔改表现”，先减为有期徒刑十年，再减为八年。今已出狱。徐志耕《是是非非李庆霖》(载《雨花》1994年5期)一文，为全面了解李庆霖其人其事，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可参考。

(二)为知青典型落实政策

除了前面讲过的一些经“四人帮”及其亲信赏识拔擢的“反潮流”典型外，其他一些著名知青样板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也多多少少受到冲击。如河南省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薛喜梅，“文革”中在极左势力的影响教唆下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粉碎“四人帮”后，薛喜梅深感自己问题严重，多次写材料，并在大会小会上进行检查，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她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但仍长期未予解脱。为了及时解决自己的问题，薛喜梅曾多次给河南省委领导写信，均无下文。她又亲自到郑州找省委负责人，等了八天，没人理睬，只得失望而归。她的错误，还影响到妹妹入不了团，并连累了一些同学和他们的家长。一次，薛喜梅途遇一个同学的母亲，被拉到家里坐了一会儿。不料想，这位母亲所在单位即责成她交代与薛喜梅的关系。这种处境，使薛喜梅十分苦恼，感到自己似乎成了“瘟神”《人民日报》，1979年5月23日。。

一些地方的“派性”加剧了知青典型的窘迫处境。到山西杜家山插队的北京女知青蔡立坚，是闻名全国的典型。“文革”结束后，山西仍旧有“派”，“反大寨”的一派被顺势挂到“四人帮”线上，一些干部为此被关押起来。蔡立坚也被莫名其妙地划入其列，于是新账旧账一起算。地区报纸拿出版面对她进行批判；地区知青办、团委联合召开批判会，中心议题是她怎样由红心变黑心；县委揭批查办公室提出给她以严重警告处分。她的县委常委、省团委常委、省革委委员等职务也被罢免。问题多年得不到澄清龚晓村：《杜家山的梦》，《中国妇女》，1989年第2期。。

1979年初，辽宁省一些下乡知青中的老典型到省委上访，反映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对他们的定性和处理偏严过重，要求重新作出结论。知青典型高晓天在给省知青办的信中写道：

向党组织说说我的心里话。在我任职(注：高曾任生产队长)期间，和贫下中农一起大干，我们小队的粮食产量逐年提高，由过去的亩产一百八九十斤，一年达到八百一十斤，以后又增加到亩产一千三百斤。我对贫下中农和各级领导干部是热爱的。“四人帮”迫害老干部时，我做了抵制。七六年六月“放炮会”，毛远新一伙妄图利用青年整老干部，我一言没发。我由于疲劳过度患腰肌劳损，但自己咬着牙继续大干。七四年毅然放弃了升学。女朋友抽回沈阳时，我坚持留在农村，牺牲了个人利益。

“四人帮”及其死党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妄图把知青作为借用力量，我当时也被他们搬上了银幕、电台、报纸。对于他们别有用心的那一套，自己缺乏识别能力，没有抵制，也说过一些错话。回想起来很痛心。但我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应该一分为二。

十二月二十日，开原县清查办来了两个同志，向我宣布结论：“犯有严重错误，是四人帮党羽亲信器重的人物，是他们极力培植的一个典型……”看了这些我想不通。说我是典型不假，但我是被他们称为“唯生产力论”的典型。难道我们生产队连续三年超千斤，多打粮有错吗?为什么一些搞清查的同志，不尊重客观事实，无限上纲?党中央一再提出要正确对待因受“四人帮”影响而犯了错误的青年，为什么基层老是落实不了?我要求组织把我的问题调查清楚，做出正确结论。

高晓天的信写得很诚恳，反映的问题也带有一定普遍性。这类知青典型长期生活在农村基层，在领导农业生产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当然，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愚昧，在极左势力甚嚣尘上的日子里，他们中不少人也曾随波逐流，或盲目执行“上级指示”，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对此是应该谅解的，而不应小题大做，无限上纲。

辽宁省委对高晓天信中反映的问题很重视，主管知青工作的书记在他的来信上批示：对知识青年中老典型的处理，一定要注意政策。不能随意作“假典型”的结论，犯一般错误的知识青年一般也不要作结论。省委另一位负责人也批示说：“对毛远新、‘四人帮’路线影响下树的一批典型，要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要看他们的基本方面，不要过高地上纲上线。必要时可发一通报，使各地注意这一问题。”根据辽宁省委的指示，省知青办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对运动中处理的知青典型认真进行一次复查，重新处理，正确作出结论。

辽宁省是“四人帮”集团重要成员毛远新长期控制、经营的地方，知青典型为极左派领导人蒙蔽、教唆、利用的现象也最严重。辽宁省委提出给知青典型落实政策问题，对全国的知青工作都有借鉴意义。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不少知识青年中的典型人物给国务院写信或上访，反映对他们的处理过重。为此，国务院知青办曾在《情况简报》1978年第21期中以《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正确对待犯错误的知识青年》为题，专门介绍了辽宁省彰武县正确对待犯错误的知识青年的经验。1979年3月，《情况简报》增刊第14期又发表了辽宁省委正确对待下乡知青典型的报道。同时强调指出：对待知青典型，要做客观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他们中间，确有一些是搞“闹而优则仕”起家，靠追随“四人帮”爬上高位，成为帮派体系骨干分子的，如朱克家、张铁生之流，也有一些堕落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民愤很大的刑事犯罪分子，对他们一定要彻底揭发批判，以至给予必要的党纪国法制裁。这只占极少数。绝大多数知青典型，包括那些下乡早、有干劲、成绩大，但又犯了某些错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的知青典型，要注意保护。国务院知青办的文章还规定了保护知青典型的几条原则：可处分可不处分的，不要处分，不要追究个人责任，不要作“假典型”的结论。错误特别严重需要做组织处理的，也要采取“冷处理”的办法，或者调离领导岗位，或者下放基层锻炼，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再按照本人的表现做最后的组织处理。

1979年5月23日《人民月报》在刊载本报记者来信《老知青薛喜梅应该解脱》时，发表了编者按。编者按指出，正确对待下乡知识青年典型人物的问题，值得重视。对他们的错误，应该进行历史的分析。对他们说过的错话，不应该揪住不放。只要他们把问题说清楚了，有了认识并以实际行动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欢迎进步，为其解脱，做出妥当的处理。这样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有利于巩固上山下乡的成果，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归根结底，有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在此前后，其他一些报刊也发表了同样内容的文章参见《中国青年报》，1979年5月8日；《辽宁青年》，1979年7期。。

应该看到，提出给知青典型落实政策的问题，不单纯是为了纠正前一段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出现的过火行为，同时也是出于“巩固上山下乡的成果”的现实需要。当时，全国知青的返城风已经如火如荼。不久，一些知青典型获得了再度辉煌的机会。

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虽然给了知青典型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的机会，但至少对其中一部分人来说，他们因成为典型而付出的代价是无法补偿的。

典型人物多是年纪轻轻，下乡不久，即被领导看重，多方培养，并委以重任或加以桂冠的。然而一旦形势陡变，身份地位则难免不一落千丈。最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是1976年前后历史车轮的急遽转折，一些志得意满时人物因此被狠狠甩了出去，后悔莫及。与普通知青相比，典型人物的经历通常更坎坷，自不待言。

政治上大起大落是知青典型的普遍经历。不但昙花一现的“反潮流”典型如此，像邢燕子、侯隽这样的老知青样板又何曾例外?上山下乡运动处于高潮时，两人总是身兼高职，频频亮相于广播新闻中。1976年，侯隽被提升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专职副组长，7月份调到国务院知青办工作。这中间，仅仅经过三个月，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她作为“有牵连的人和事”，受到审查。起因是，她任职期间，国务院知青办领导小组起草了一份《知青工作调查报告》，主持文件起草工作的是正组长和知青办主任，她作为副组长也参与了其事。粉碎“四人帮”后，中央领导人指出这份报告符合“四人帮”口味。侯隽的问题查清后，被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回原单位工作。1977年底，她回到阔别多时的宝坻县窦家桥，仍旧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董加耕的名字，在60年代几乎家喻户晓。60年代初，他高中毕业后立志务农，被树为全国的知青典型。他的名言：“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忧天下”成为教育青年学生时经常引用的座右铭。他的形象曾鼓舞许多青年喊着“学习董加耕，一心下农村”的口号投身于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与其他同时代的弄潮儿比，他以后的命运更显得坎坷。“文革”初，他受到冲击，多次受审查，特别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被关押三年之久。以后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才获解脱。他先后担任过团地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共青团九大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1975年上调北京任共青团十大筹备组副组长，接着又被任命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四人帮”心腹谢静宜是共青团十大筹备组的正组长。福祸相依，“四人帮”垮台后，董加耕顺理成章地成了被殃及的“池鱼”，受到审查。1977年秋才允许重返盐城荒野：《著名知青董加耕的三十年》，《大江南北》，1991年6期。。

1974年，因率领119名旅大知青奔赴昭盟草原而被树为典型的女知青王冬梅，在“文革”结束后，怀着沉重的心情谈到“典型人物”的“代价问题”。为了符合知青典型的“光辉形象”，唯有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上调的机会，关于当年的内心活动，她后来在回忆文章《被埋葬的青春梦》中这样写道：

我想上大学，想得发疯，但我心甘情愿不去，我不想扎根农村，我害怕嫁给牧民，但我心甘情愿留下，并且准备在这荒芜、落后、愚昧、贫穷、边远的地方呆一辈子。谁也没强迫我，我自己愿意，我堵死了自己上大学的路，还以为自己是个悲剧的勇士。

几乎每个知青典型都有过放弃上调机丢的经历，换言之，没有这种经历也就很难取得典型的资格。他们的理想与追求，没等开花结果，已在一种窒息个性发展的氛围中过早凋谢了。为此王冬梅曾反问道：

我是那个时代的宠儿、骄子，但这些难道不是那个时代对我的伤害，对我灵魂的深深伤害吗?

当然，并不是知青典型在痛定思痛之余都有王冬梅这样的悟性。就王冬梅个人而言，她所付出的代价远远不止失去上调的机会。由于她的典型身份，父母必须一次次扮演“革命家长”的角色，在报纸广播中不断抛头露面，向广大知青家长进行现身说法。不但违心地将二女儿王玉梅也送往昭盟，最后，连自己也被迁到偏僻的赤峰。由于典型的身份，她本人付出了沉重代价。像她这样的典型，本来就是被时事“制造”出来的。要求上山下乡时，她年仅17岁，1976年受到批判、审查时也不过20岁，1979年才被解脱。多年后她深有感触地指出：知青典型，作为一种“政治道具”，被利用者高高举起，名声显赫。一旦风云变幻，立刻打翻在地，大批特批。而我们在心灵的大起大落中仅仅学到一点政治常识。这，就是典型的悲剧。值得庆幸的是，与其他知青典型比，王冬梅毕竟年龄很轻，这使她在身世浮沉之后，来得及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1979年她考入了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记者。有的知青典型，至今不改“青春无悔”的旧调，王冬梅则不然，在回忆当年的那段经历时，她感到的只是“痛悔万分！”

八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的召开

1973年6月，曾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针对有关问题制定了“统筹解决”的办法。会后，积存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反而因下乡青年的继续增加和极左路线影响的加剧而更为严重了。1976年2月，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中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值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再次表现出对知青问题的关注。但1976年是多事之秋，天灾人祸频仍。同年10月，江青集团被逮捕，国家百废待举，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知识青年问题暂时被搁置起来。直到1978年1月国务院知青办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时，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才重新提上日程。

知识青年问题，涉及千家万户和上千万青年，政策性很强，问题很多，已成为敏感的社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各级知青办既感到困难重重，又不敢自作主张，担心稍有不慎，酿成事端。所以，都寄希望国务院尽早召开会议，将大政方针明确下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对这个问题当然也很重视，但鉴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难度，要求国务院知青办充分做好准备再召开会议。这样，原订6月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就顺延至下半年。

1978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调整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员和办公室管理体制》的报告，对知青工作管理体制做了更动。为了便于统一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决定调整领导小组成员，并将国务院知青办由农林部代管改为劳动总局党组领导。4月21日，中组部任命许世平为国务院知青办主任，以后又兼劳动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8月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调整了知青领导小组成员。陈永贵仍任知青领导小组组长，康永和任第一副组长。将知青工作领导机构的隶属关系由农林部改为劳动总局，显然是为了适应工作重心的转移，即由以往的动员、安置下乡知青，到此后在城市中重新解决他们的劳动就业问题。

但这一工作重心的转移，困难重重，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完成的。在此过程中，如何引导舆论，避免在乡知青的大举倒流，确是令领导者时时关注的问题。7月12日，李先念在国务院知青办上报的一份书面汇报上批示：

这个问题大，应研究一下。我意要肯定以前的成绩，要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因为今后几年可能还要上山下乡。但做法确要改变。因此，必要时报纸上应宣传一下为好。否则，动动摇摇不好。

此后数年，报纸广播时时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以及决心在农村“扎根”的典型人物，成为这场运动急剧衰落中的一种习见现象。

7月20日，国务院知青办在综合研究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呈送了《关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方针问题的请示报告》。华国锋批示：“要认真的作调查研究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改进措施”。接着，国务院知青办起草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经国务院、中央政治局主要负责人研究、通过，作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一份带有指导性的文件。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经过充分酝酿筹备的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的宗旨是，根据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调整知识青年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稳妥解决现存的问题。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如果从1962年算起，全国已经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了16年。十几年中积累的问题很多，群众的要求与国家的条件又有很大矛盾。粉碎“四人帮”之后，知青工作已成为五个老大难(知青、劳动、工资、物资、物价)问题的头号老大难。社会各方面对此议论纷纷。经过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人们的思想比较解放，也开始能畅所欲言。社会上关于知青工作的各种看法，在会议上得到了反映。当时，社会上议论最多的是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对过去的上山下乡工作怎么看，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在会议上有两种基本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过去的成绩应该充分肯定，不能离开历史的具体条件去看这个问题。不然的话，从根本上否定，会引起更大的思想混乱，而且要对17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特别是还在农村的860万人，落实政策回城，这是做不到的。

一种看法认为，上山下乡运动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有的与会者直言不讳地说，建国以来，有两件事丧失人心：一是精简下放(指“大跃进”失败后将大批城市职工和居民下放农村)；二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人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城市青年下乡1500多万，从农村又进城1000多万人，何必搞上山下乡?结果，花了60多亿元，买了“四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怎样评价过去的上山下乡工作，事关几百万知识青年的稳定问题，所以，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都强调要肯定以往工作的成绩。在会议制定的重要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中，体现了这种意图。《纪要》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

第二个问题，今后还实行不实行上山下乡?

会议上有三种主张：一种主张今后若干年还得实行；一种主张到此为止；一种主张实行轮换制。按照领导者的意图，今后若干年内上山下乡还要实行，但是提法要改变，这就是《纪要》中所说的：

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随着社会劳动力结构的逐步改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将逐渐减少，以至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是，要达到这样的地步，必须有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就全国来说，还要继续动员组织一部分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第三个问题，已经在农村的八百多万下乡知青怎么办?基本上也是三种主张：一是基本稳定在农村；二是基本招回城；三是区别情况，有留有回。与会者认为这个问题最复杂，最难办。这些知青下乡时间不同，安置形式不一(有插队和农场)，有跨省的，又有大批结婚安家的，困难程度也不一样，难以划一办理。何况在确定具体去留政策上，极易引起连锁反应。中央政治局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前讨论确定的基本方针是：继续鼓励支持他们安心农村，有步骤、有区别、稳而不乱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在具体对策上，除了国营农场的知青要基本稳定外，对插队知青调离农村的条件要进一步放宽。

以上是涉及上山下乡运动的三个基本问题，以及会议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

会议在肯定上山下乡运动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统筹兼顾”的方针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城乡劳动力的安排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青年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安置人数过多的地方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会议的《纪要》把这些问题归结为“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

这次会议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一改“文革”中一味从“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缩小三大差别”等理论高度任意拔高上山下乡“伟大历史意义”的旧辙，只是从历史条件与现实需要两个方面肯定它的合理性，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关于“接受再教育”之类的“左”的提法，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夕，即10月9日国务院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汇报提纲》的会议上，曾谈到放弃“再教育”提法的问题。李先念指出：说上山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难道到工厂去就不能接受再教育了?知识青年下乡，乡下农民进城，这叫做公公背着儿媳妇过河，费力不讨好。如果只接受农民的教育，那共产党就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成了农民阶级的先锋队。所以，这次会议在阐述上山下乡的意义时，基本恢复了“文革”前的做法，即主要联系解决劳动就业、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是通过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两个文件，经中央政治局同意，最后形成中发〔1978〕74号文件，传达到全国。会议对上山下乡政策作了几方面的调整：

第一，调整了下乡政策。

一是改变了过去城镇中学毕业生“以下乡为主”的方针，实行“四个面向”(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的原则，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加速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二是放宽了留城政策。除了1973年规定的“四不下”(独生子女、孤儿、归侨学生、中国籍外国人子女)而外，又新规定了多子女家庭可以选留和家庭困难，本人疾残予以照顾留城的政策。各地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放宽留城政策。

三是缩小了下乡范围。过去上山下乡的动员对象几乎包括所有城镇户籍的中学毕业生，至此明确提出，矿山、林区、三线企业、小集镇和一般县城，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仍属此范围的有190个大中城市，城市人口在10万以上)。并且宣布有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搞上山下乡。经此调整，国务院知青办曾估计下乡人数可比前两年减少一半。1978年全国各地计划下乡60万人。年底统计，实际下乡人数48万人国务院知青办编：《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14页。，只相当上一年下乡人数的28％。

第二，改变了安置办法。

由于实行上山下乡的出发点由以往的组织青年“接受再教育”转变为办事业，创财富，因此，提倡在农村广开门路，集体安置，主要是创办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和农副业基地。鉴于插队办法利少弊多，提出对知青点逐步整顿收缩，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办成社队企业或独立核算的知青场、队。文件明确宣布，“今后不再搞分散插队”。

第三，逐步解决在乡知青的问题。

对于在乡的860万知青，主张在稳定的前提下，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实事求是地逐步解决他们的问题。

1插队知识青年中，确有实际困难不易解决的，要在城乡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逐步安排他们从事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工作。

21972年底以前下乡插队的130万老知青，优先安排，计划在1978年至1979年内基本上调回城镇安排工作。

3插队的45万已婚知青，原则上就地就近通过社队和县办企事业，安排有固定收入的工作。

4跨省下乡的51万人，大多是老知青，由动员城市与安置地区双方协商，共同负责安排。

5对在国营农场的160万知青，采取稳定方针，同时也开了几个调出的口子：一是有实际困难的，可以商调回城(类似病退、困退)；二是父母退休、退职，可以回城顶替；三是农场劳力多余，可以协商“调工”。

第四，保证统筹安排的几项重大措施。

1为了支持各地广开就业门路，把大集体企业的劳动指标，下放到省、市、自治区自行掌握。这在劳动政策上是个大变化。

2为了积极扶植发展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和农副业基地，规定在1985年以前实行“三不政策”，即不交税，不上缴利润，不担任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

3粮食供应上提供便利：知青场队口粮水平过低的，由国家统销粮中给予补助；从事林、牧、渔业生产和经济作物、外贸加工的知青场队，口粮达不到自给的，由国家补助；城市扩大就业，多安排一些青年，商业部提出“粮食服从政策”。

4停办“五七”干校，可以转作安置知青的基地。

5国家原则同意在以后若干年里，下乡人数虽逐渐减少，10亿安置经费不减，重点支持办好知青场队。

6为了加强对知青工作的领导，要求各地健全知青领导小组；知青机构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各级知青办仍由党委或革委会直接领导；县级知青部门不撤不并。

第五，其他一些重要措施。

1关于下乡知青的选调，对于留城青年和下乡知青应当统筹安排。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都可以从下乡知青中招工。招工时，要进行考核，择优录取。从下乡知青中招工，要在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领导下统筹安排。合理解决下乡知青招工后的工资待遇问题。参军的下乡知识青年，退伍后不再回农村插队，原则上由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也可由原征集地分配工作。

2经费问题，1973年政策规定，全国各地的知青，平均每人安置经费将近500元。新政策改为，到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和知青点的，南方各省每人补助580元(原先480元)；北方各省每人补助600元(原先500元)；到牧区的每人800元(原先700元)。均在原标准上提高了100元。此外，对下乡知青探亲路费，也根据具体情况，做了优于以前的调整。

综上所述，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基本上是一次成功的、务实的会议。它进一步消除了长期以来极左思潮对上山下乡工作的影响，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决定调整上山下乡方针，中止使用插队落户这一安置下乡知青的主导形式，改为举办集体所有制的知青农场和工厂；同时在城市中广开门路，为扩大留城面、缩小下乡面创造条件。它宣布对广大插队知青，要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积极妥善地予以安排，给这部分青年带来了返城的希望。这次会议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成绩虽然作了过多的肯定，但它宣布缩小上山下乡的规模，并许诺“将来不搞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的观点，都给全国人民首先是广大知识青年传递了上山下乡运动行将收场的明确信号。事实上，早在这次会议召开以前，关于上山下乡政策要收的小道消息在知青中已不胫而走。会议期间，北京等城市均有下乡知青为要求返城、就业举行静坐、上访、请愿。因此，等不到会议文件贯彻落实，一个空前规模的知青返城风潮在各地拔地而起。

1978年以后，由于国家对上山下乡政策做了重大调整，下乡人数急剧减少，大部分中学毕业生被允许留在城市，等待升学和就业机会。国家为改变上山下乡做法所做出的努力，还使一批在农村插队落户多年的老知青终于返归城市，但是，当这些青年为自己的归宿庆幸不已的同时，大部分原先下放到农村的青年仍旧滞留在当地，他们继续为自己的命运而苦恼。当时，国家的整个经济形势还比较困难，各大中城市无不受到沉重的就业压力，很难在短时间内满足近1000万下乡知青的返城和就业要求。结果，1979年前后，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发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集会、游行、请愿和哄闹政府机关的事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把它称为“爆炸性的问题”。由于各地知青都把“返城”作为基本的诉求，所以这次席卷全国的风潮又被称为“知青返城风”。

俗话说：“月晕知风，础润知雨”，1978年上半年，知青“返城风”的前奏已在各地悄然兴起。

迹象之一，知青病、困退人数激增。1978年春，各地响应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相继放松了下乡知青病、困退的限制。有些大城市还进一步简化了办理病、困退手续。如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知青办和天津市公安局向接收安置过本市知青的各省、区发出了关于商洽“病返”、“困退”简化手续函，提出今后办理本市知青“病返”、“困退”，公安机关不再签发准迁证，只凭市知青办发出的病、困退通知书即可办理有关手续《甘肃省志?农垦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此通知下达后，立即在一些省、区的天津知青中掀起“病退返城风”。1978年5月哈尔滨市郊区插队的天津知识青年3300人，除了不在点的青年外，都填写了身体检查登记表，等待体检。其中香坊区已于4月1日体检了182人，除4人无病不能办理外，其余178人，均拟病返回津黑龙江省知青办：《情况反映》第1期，1978年5月20日。。这样集中地、成批地办理病退返城，很快在知青中引进连锁反应。该省爱辉、孙吴、逊克等县插队的上海知青也兴起病退风。如地处边疆的爱辉县，原有上海知青1800多人，在很短时间里就有500多人办了病返手续。其余的人如坐针毡，为活动“门路”大批返沪。不少青年点的食堂停办，鸡、猪卖光，无法维持正常生产。

1978年春，各地国营农场也拉开了病、困退返城风的序幕。特别是内蒙古地区国营农场管理局，“掌握病退、困退特别松”，有求必应，以致引起动员城市的不满国务院知青办：《情况反映》增刊(2)，1978年3月17日。。黑龙江国营农场给知青办病退，最初在人数上限制很严，有的连队只发六张病退表。因为这是属于没有门路的平民子女的返城之路，竞逐者自然很多。有关部门在审批过程中层层设卡，许多知青碰壁之余只好“望洋兴叹”。一些阻挠知青返城的干部因此激起民愤，有的受到意想不到的报复。《红楼梦》有诗云：“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寻找各自门。”有门的早就想方设法参军、招工、上学，远走高飞，没门的只能寄希望于病退、困退。

1978年下半年，在辽阔的黑龙江国营农场，知识青年办理“病退”手续，已形成疯狂的高潮。数不清的知青拥挤在各级医院里，跟医生软缠硬磨，涕泪交加，逼着要诊断书。不少医生根据“上供”(贿赂)的多少和私人关系的深浅，决定是否开诊断。知青把“病退”说成是“路退”。谁有路谁回家，谁有本事谁就能开出有病的诊断。最“有路”的多是干部。军川农场某知青在信中说：各连有路子的知青拿出早已准备妥当的诊断书，经场医院象征性的统一体检，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仅机关知青中就有23名(全部为党员)申请病退，并全部填了表。据说这些交际甚广、路道极粗的人们，有些在报名当天上午还没有病历和病史，下午竟奇迹般地开出了诊断书军川农场北京知青明州：《亲爱的党，亲爱的祖国，救救我们吧！》，1978年11月25日。。

“病退”犹如山洪暴发一般来势凶猛，严重影响到知青的正常生活和工作。许多知青精神恍惚，整天像苍蝇一样乱碰乱撞。有的用自己几年节衣缩食的积蓄送人情，贿赂医生和干部。没有路子、连礼物都送不上去的青年紧锁双眉，长吁短叹。

办“病退”必须长期凑“病历”，大量青年离开生产岗位到医院看“病”，然后以“病人”自居，变成了长期性和间断性“病号”，不出工，不上班，整天凑在宿舍里打牌、算命、小会餐、睡大觉，上班的寥寥无几。当年的生力军很快被“家属大军”所代替。当然，青年也自有难处，如果每天上班，就会被医生判断为无病，开不出诊断，病退也就办不成了。

一些知青为了捞到医生的病退诊断书不择手段：有的买病人的尿、X光底片，有的往胃里吞铅块、往血管里注柴油。有的有意吃过敏药，吃过量药物，制造高血压、过敏症和心脏病的假象。有的青年吃麻黄素吃得吐血，昏迷事件层出不穷。有的人假病真做，造成终身悲剧。以下是几件骇人听闻的真事：某知青假冒胃溃疡，用尼龙线拴着粗糙的铅片，吞入胃里，将线头系在牙缝里，然后上医院透视。医生通过X光机看到，这位挺胸站在机器前面的青年，胃竟烂掉了4／5！不禁大惊失色。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忙叫来另几位医生会诊。显示在X光屏上的仍是清晰可辨的铅影。医生惊奇得说不出话来。他悄悄地询问青年：“你告诉我，你究竟吃了什么?说实话，我给你开诊断。”青年惨然一笑，解开牙缝里的线头，拽出一串血淋淋的铅块。医生难过得流下眼泪。他说：“假如线一断，你就没命了!”

有一位知青已婚，见到同时下乡的同学纷纷返城，实在忍不住了，便跟爱人吵架离婚；批准离婚后，他叫爱人用木棍猛击后背，打成脊椎板裂，到医院说是自己摔坏的，要求病退军川农场北京知青明州：《亲爱的党，亲爱的祖国，救救我们吧！》，1978年11月25日。。友谊农场一对夫妻为办病退诊断，男知青让爱人把自己打伤，结果不慎失手打成腰肌劳损黑龙江知青办：《情况反映》第6期，1978年11月28日。。

越到后来，“病退”条件越宽。无论是弱不禁风、重病缠身的，还是身强力壮、膀大腰圆的，都把病退当作最便捷、最省力的返城之路。最后，有的病退申请材料里连诊断书都没有。有的诊断书则乱填病名，如有一名男青年诊断患“宫血病”(妇女病)，有的诊断患“风湿性肝炎”黑龙江知青办：《情况反映》第4期，1978年11月26日。。

病、困退风愈演愈烈，除了国家放宽政策这个基本原因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许多地方知青办、医院的工作人员同情下乡青年的遭遇，置有关病退的条文于不顾，为他们返城提供各种便利。一些农村社队和国营农场本来就不欢迎知识青年，遇到青年申请办理病、困退手续，正中下怀，乐得顺水推舟。有些农场干部认为，下乡青年劳动不及农民，每年还要开支探亲路费，经济上不合算。精简一些下乡青年，吸收一些本地农民，是扭亏增盈的有效措施，所以积极放任知青办病、困退。此外，一些地方不正之风盛行，贿赂公行，所谓“送大礼办大事，送小礼办小事，不送礼不办事”，给“无病呻吟”的知青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这种背景下，病、困返城的知青人数猛增，大大超过实际符合条件的人数，是很自然的。

迹象之二，兴起退职、退学风。

在上山下乡的年代里，为数可观的知青陆续上调到当地的工矿企业、商业财贸、政府机关，捧起了旱涝保收的“铁饭碗”。未能回到父母身边，这当然是个很大的缺憾，但是与众多依旧“头枕黄土背朝天”，为着每天几角钱的收入，在田间胼手胝足、流汗受累的“插友”们比，何尝不感到庆幸?不过，人们心中衡量得失的天平，总是随着世事流迁而移动的，当大返城悄然兴起时，一些在职、在学的青年眼瞅着昔日的同伴蜂拥回城市，心理上的失衡也在加剧。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向有关部门提出退职、退学、恢复知青身份的申请。他们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重操锄把当农民，而是为获取返城资格预作铺垫。

1978年下半年，上海、天津、浙江、陕西等省、市知青办相继反映，跨省下乡到黑龙江、陕西、内蒙古等省、区的知识青年，已经在当地通过招工、招生进了厂矿企业、学校的，其中有一部分最近突击办理退职、退学，将户粮关系转入当地生产队，重新作为下乡知识青年，要求病退、困退回动员城市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通知》，1979年1月8日。。这股风一经露头，来势甚猛，迅速波及各地。它不仅影响到各地职工队伍、学生队伍的稳定，还加重了大城市的就业包袱。于是，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三令五申禁止，并宣布：对于已经提拔为脱产干部和成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已不属于下乡知识青年范围，不应采取退职的办法再通过知青部门搞病、困退。对于已经复职的，有关部门要允许他们复职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通知》，1979年1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关于准许退职回城青年回原单位复工的通知》，1979年4月30日。。

迹象之三，已婚知青请愿不断。

1978年，全国已婚知青已达85万人，以女性居多，而且多是与农民结婚。这部分知青拖家带口，生活困难大，最难安置。他们自知已落到社会底层，前景黯淡，也就不再存什么顾忌，往往带头请愿、闹事。最早的集体请愿活动发生在辽宁省抚顺市。这年4月，一批批已婚知青轮番到市委上访，要求解决工作问题。不久市委作出决定，凡下乡结婚的、受迫害而离婚的、婚后一方死亡或判刑的，均可办理回城。该决定使抚顺市已婚知青皆大欢喜，但同时也为其他城市的已婚知青提供了攀比的口实。沈阳、鞍山等市已婚知青的上访人数因此突增。他们大批进入省委大院，静坐请愿。要求在招工时与未婚青年一视同仁。一些知青打出“结婚无罪，抽调有理”，“我们要工作”的标语牌，成立了“已婚知青联络处”。7月2日，旅大市近千名已婚知青和家长集体到市信访处上访，要求安排工作。这次请愿在插队知青中产生了很大影响，12月10日又酿成更大规模的游行活动《辽宁劳动大事记》（1840—1989），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296、301、305页。。“文革”期间，辽宁是极左派苦心经营的省份，上山下乡工作也最有成绩。在29个省、市、自治区中，辽宁省的下乡知青人数高居榜首，达201万人。在“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口号的煽惑下，10万名以上的知青在农村结了婚，而且多是与农民结婚。这样一来，就为日后知青问题的解决留下了很大麻烦。已婚知青屡屡闹事，只是诸多麻烦的一个片段。

1979年春，各地已婚知青纷纷要求返城，与农民结婚的青年也离心似箭。有的地方对跨省插队的已婚青年未及时作出安排，加剧了他们的不满。有的知青干脆离婚，或者弃家返城不归。有的农民写信给知青办，要求“还我老婆”。还有的地方为此发生自杀、凶杀案件。

上海市几百名已婚知青游行请愿，其中102人在知青办门前绝食4天，并组成“请愿团”，到北京上访。在下乡知青中，已婚知青的重新安置问题尤为棘手，因此，这部分人的请愿活动发起早，结束迟，与“返城风”相伴始终。

迹象之四，大批下乡知识青年倒流城镇。

这种现象的屡禁不止，除了证明广大知识青年人心涣散，已不事生产外，还集中反映了农民对上山下乡做法的不满。知识青年下放农村不乏人多地少的去处，在这些地方，陡然增加了社队负担，减少了农民收入；在举办知青场队出地方，挤占农民土地也是常事，于是引起农民的不满。“文革”中，因有“各地农村的同志们应当欢迎他们去”的语录高悬在上，不满情绪只能尽量压抑，至多通过一些隐讳方式宣泄出来。如农村中屡见不鲜的克扣知青安置费、压低知青工分和口粮标准、对知青工作放任自流等等现象背后，往往有这类情绪在起作用。

在清算极左路线过程中，农民头上没有了“紧箍咒”，不满情绪便无拘无束地喷发出来。不少地方的农村干部公开拒绝接收下乡知青。有的明确表示：“现在贯彻湘乡经验，减轻农民负担。而知识青年来了，使我们耕地减少了，奖售粮少卖了，收入降低了，负担加重了，我们再不能接青年了。”黑龙江知青办：《情况反映》第3期，1978年9月15日。许多地方的社队希望知青早走快走，尽快卸掉包袱。社队干部说：过去当政治任务不接不行，现在得算算经济账了国务院知青办：《情况反映》增刊(21)，1979年4月12日。。特别是农村经济政策和管理制度发生变化后，各地实行包工到组、五定一奖，农民在划分作业组时都不愿意要知青。于是当知青争先恐后涌回城市时，在农村又普遍出现了用各种手段“撵”、“挤”知青的现象。

1978年秋，辽宁省农村一些社队开始以种种“理由”不给下乡知青分配农活，用放长假办法将他们撵回城，此举使30多万名插队知青(占当时全省在乡知青的1／3)倒流城市，并有继续发展势头。10月27日，辽宁省委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立即劝阻下乡知青“放假”回城》的电话通知。通知指出，大批青年回城，既影响今冬明春农田基本建设，影响今年城镇青年下乡工作，也增加了家长负担，增加了不安定因素。要求各级党委立即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劝阻，并把已回城的青年动员回农村《辽宁劳动大事记》（1840—1989），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页。。

农民“挤”、“撵”知青，固然有他们的道理，知青本来无心留在农村，乐得找到一条返城有理的充分口实。在一些国营农场，也出现同样苗头。由于农场老职工的子女已长大成人，面临就业问题，一些原由知青负责的技术性工作、教学工作，便成为他们觊觎、挤占的对象。

1979年春节过后，农业生产进入大忙季节，但多数下乡知青却继续逗留城镇，如陕西省占到2／3以上，山西省归队的多些，仍有近一半的人待在城里。上海跨省下乡的青年绝大部分在沪滞留不归。黑龙江、辽宁、吉林、江西、广东等地，有些知青点空无一人。国务院知青办忧心忡忡地说：“这种情况是多年来少有的。”国务院知青办：《情况反映》增刊(21)，1979年4月12日；黑龙江知青办；《情况反映》第6期，1979年3月19日。

农村中排挤知识青年的现象在进一步蔓延，有的地方开始明目张胆地驱赶知青回城。陕西省一些社队动员知青回城自找门路，向生产队交钱领取口粮，直到招走为止。广东省从化县吕中大队31名知青被赶回广州，靠做临时工、买高价粮维持生活。山西省太原市郊西温庄大队曾由各生产队划出400亩地办了一个独立核算的知青队，至此以“行使生产队自主权”为由，不仅收回土地，赶走青年，连知青队盖的房屋也要据为己有，甚至还让青年赔偿占地几年造成的损失费用。有的农村干部扬言：“知识青年都要返城了，我们不用管了。”听任农民盗、抢知青点的财物。这种现象在河北、山西、陕西、吉林等省尤为严重。有的知青返回农村后，见知青点早已面目皆非，房子被占，窗玻璃被盗，劳动工具、粮食、蔬菜被分，自己无立锥之地，只好回城。

鉴于问题具有普遍性质，197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特意发表了《不要“挤”知识青年》的读者来信，呼吁立即制止这种现象，各地农村、农场应该做好知识青年的安置工作；凡是回来的都要欢迎，关怀他们，使他们感到同家里一样温暖；要保护青年点的财产，要切实解决青年生活上的具体问题；对城市青年和本地青年一样信任，一样使用。像这样“隔靴搔痒”的文字，除了提醒城市里的人们注意到知青在农村的困难处境外，起不到更多的作用。

“山雨欲来风满楼”，返城风日趋强劲，使越来越多的人预感到它的狂暴。1978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时，已有人提出“八百万人闹事谁受得了”的问题。领导者有理由认为，1979年春可能出现闹事高潮。连西方观察家也通过中国刚刚掀开的帷幕一角，认识到知青问题的广泛性和严峻程度。一位驻华美国记者报道说：“这可算是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强迫移民。这个措施引起了广泛的不满情绪，一方面来自不能适应苦难而单调的农村生活的青年，一方面来自他们的父母亲。”福克斯?巴特菲尔德：《中国放松青年下放农村的政策》，《纽约时报》，1978年12月5日。

事实说明，“返城风”的骤然兴起，从一开始就不是知识青年的孤立行动。如果没有一个趋于宽松的政治环境，如果不是国家对知青政策作了重要调整，如果没有社会舆论对知青命运的广泛同情，同样，如果没有农民以“挤”、“撵”知青的特殊方式表示出对上山下乡做法的不满，也就不会有这别开的生面。

在“返城风”中导演出一幕又一幕动人心魄事件的主要是沿边地区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

1962年以来，全国国营农场先后接收安置下乡知青270多万人，除招工、招生、征兵和病退、困退等离场的外，1978年在场的还有170多万人，约占全国国营农场职工总数的1／3，是农垦事业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主要集中在边疆省份，黑龙江省有47万人，广东省19万人，新疆12万人，云南9万人，内蒙古5万人。其中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占该省农场职工总数的57％。广大知识青年在发展农垦事业、建设和保卫边疆的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国营农场在安置和培养教育知识青年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大多数知识青年都不安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前所述，1978年以来，国营农场的病退、困退风迅速蔓延、不断升级，而年底结束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给插队知青网开一面的同时，却几乎关闭了农场知青返城的大门，也就是会议文件明确规定的：农场知青一般不办理病退和困退，如家庭和本人确有特殊困难，可通过组织商调。在领导者眼里，农场知青本来就是国营企业职工，基于稳定农垦职工队伍的考虑，这样规定至少是可以讲通的。农场知青则普遍认为，自己背井离乡几千里到边疆屯垦戍边，尝遍种种艰辛，完全是上山下乡运动造成的。如今运动收场了，在返城问题上却与插队知青两般看待，是没有道理的。因此，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后农场知青的返城风不仅没有趋于和缓，反而越刮越猛。

1978年底，黑龙江国营农场知青通过各种渠道调离的已达20多万人。要求返城的申请表继续成千上万地送到领导机关。仅哈尔滨市知青办，1979年3月份收到的申请表就装了五麻袋零一箱。这年第一季度，全农场系统又有74万知青返城，另有6万人已报病退材料待批。这就是说，在农场名册上暂时能挂上号的知青只剩10万多人。

著名知青作家梁晓声的小说《今夜有暴风雪》所描绘的，就是这一个冬季里北大荒知青返城中最惊心动魄的场景：

知识青年大返城的飓风，短短几周内，遍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些师团的知识青年，已经十走八九。四十余万知识青年的返城大军，有如钱塘江潮，势不可挡。一半师、团、连队，陷于混乱状态。

70年代末，国营农场系统中，相当一部分领导职务已由知青担任越是基层单位，知青担任领导干部的比例越大。1976年3月2日《人民日报》载称，黑龙江省黑河农场分局18个国营农场的167名领导干部中，有33名是知青，各个分场和生产队的主要领导干部中，分别有40%和60％已经由知青担任。该分局共有知青7万名，担任各级领导的有1800多名。其中，山河农场12名领导成员中，有6名是知青，下属8个分场中，有5个是知青担任党委的第一把手，各生产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大部分都是由知青担任。，许多关键性岗位由知青负责。大批知青返城，给农场的正常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带来很大影响。1978年末，军川农场场一级团委书记已走了33％，党员走了30％，团员走了28％。1979年初，全农场系统连职以上干部就走了5000人，技术骨干走了8000人。一些单位出现机器无人开，生病无人看，学生无人教，账目无人算的瘫痪局面。建三江管理局知青占全局职工的80％以上，到3月，知青已返城77％。劳动力奇缺，春种无法进行。该局化肥厂一些知青围攻领导，组织静坐，闹返城，领导不同意，他们威胁要把尿素装置炸掉，领导无奈，只得宣布停产，放知青回城。浩良河化肥厂，1978年底一次返城560人，使很多岗位无人操作，被迫停产。香坊农场的一个奶牛场，因知青大批返城，牛奶没人挤，产奶量大幅度下降。类似情况，不胜枚举。

返城风波所至，给那些剩下来的知青形成越来越大的精神压力。一个连队，原有四五十个知青，后来仅剩下几个。同伴都返城了，集体宿舍里本地青年代替了城市知青，各种娱乐活动自然而然地停止。何况有些平常吊儿郎当、动辄泡病假的青年早早病退回城，而十年如一日，像牛那样干活的忠诚老实的青年却留了下来。回家探亲，看到左邻右舍的青年回了城，面对家人的责难，更令人愁肠寸断，无言以对。他们只有在失望和愁苦中煎熬。

他们不明白：既然国家放宽了对知青返城的限制，既然“病退”的有关规定已形同一纸空文，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地放他们回城，却要继续留下来吞咽辛酸的苦果呢?一位北京知青在给上级的信中这样写着：

我们恳切呼吁：救救知识青年!残留在东北农场的知青，实际上是最老实、最忠诚、最正直、最可怜的年青人。干部子女有后门可走，特殊职业的子女有偏门可溜，我们普通的工农子女能有什么路！！！扎根!不就是一小部分老百姓子女扎根吗?……

打算分期分批解放知青吗?那就应当把意图告诉人民，让他们放下心来，不要再去走邪门歪道，戕害自己的身体，浪费国家的药材！如果说像这样的知青政策是正确的，有门路的返城，没门路的扎根，有人高兴，有大痛苦，那简直是对社会主义的嘲弄！难道国家对我们这一批残留者甩手不管了吗?难道还要逼着我们倒尽钱串、吞吃毒药、磕头求饶地去搞病退吗?难道还要容忍那些贪赃枉法者继续吸吮知青的鲜血吗?难道还要逼出更多的血淋淋的悲惨事件吗?

我们强烈要求不再继续实行极端腐败和不人道的“病退”政策，用公平合理的新政策来取代它，使那些没有路子、勤勤恳恳、辛勤工作的知青也能够回家与家人团圆。军川农场北京知青明州：《亲爱的党，亲爱的祖国，救救我们吧!》，1978年11月25日。

病退过程中发生的“极端腐败”和“不人道”现象并不是局部性的，不仅东北有、内蒙古有、云南有，就全国范围讲也很普遍。不过，这种现象与病退政策本身是两回事，不应该混为一谈。国家放宽病退条件以后，毕竟使大批普通百姓的子弟得以返城，作用还是积极的。问题是当知青返城的势头不可逆转时，本可以及时调整政策，为希望返城的知青提供更多的便利，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大大减少那些贪赃枉法、利欲熏心者依仗权势，吞剥知青的机会。

黑龙江国营农场知青返城风刮得早、刮得猛，除了外省知青多，距家乡远，年龄普遍偏大等原因外，还因为：

北大荒气候寒冷，生活条件艰苦，农场管理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如有的食堂、宿舍条件很差；冬天放三四个月假，撵知青回城，不发工资、粮票。住房紧张。文化生活单调，看不到电影、文娱节目。知青在农场苦干多年，变化不大，对前景愈加失望。

知青政策反复多变。忽而说上山下乡是“战略措施”，忽而又说是权宜之计；忽而说可以办病退，忽而又说不办返城，只可调换。有人说：“知青政策是朝定夕改，像孙猴子一天七十二变。”这就增强了知青和家长的恐慌心理。1978年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规定国营农场知青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却难以做到。实际上连省委领导和省知青办对这种新形势下的“一刀切”都持有异议。一些知青看到返城仍有一线希望，便像洪水决堤般地往外“冲”。他们说：“快办，快办，说不定啥时候又变。”于是带动了一大片。

从省领导到整个社会舆论，对知青返城要求一般比较理解，尽力予以通融、解决1979年3月1日，黑龙江省委鉴于返城风势头过猛，严重影响生产，宣布自即日起，暂停办理农场知青困退、病退手续，于是引起哈尔滨市知青请愿事件。3月1日上午，该市知识青年500余人(一说3000人)在市革委会机关门前集会，要求返城，有青年呼喊“要民主、要自由、要工作”口号。围观者众，堵塞交通达5小时之久。风波到3日始平息。省、市领导认真听取知青意见和要求，研究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知青代表也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不再闹事。问题得到了解决。。省里多次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安置知青返城。省委书记提出：“要像当年欢迎他们下乡那样欢迎他们回来。”著名学者于光远、邢贲思到黑龙江作报告时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是农村人口大量进城，而不是扩大农村人口，上山下乡违背历史发展规律，是一种倒退。他们的讲话被一些知青当作要求返城的依据，说：“我们要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进城，而不违背历史潮流务农。”一些知青自嘲地把自己称作“三品官”：新生事物的试验品，上山下乡的牺牲品，搞“四化”(四个现代化)的废品。一些知青典型过去上大学不去，招工不走，说了些“大话”，至此感到既吃亏又没脸见人，自卑感代替了昔日的自豪感。在许多农场，“能回城的是英雄好汉，回不去的是傻瓜笨蛋”，成为流行的说法。

许多农场看到知青闹返城，认为是大势所趋，于是放任自流。每人发张返城申请表，谁愿填谁填，谁愿走谁走。镶河种马场把哈尔滨市的一千多名知青分批送回哈市，同时招收四川的盲流顶替知青工作。有的农场采取分配名额、群众投票等办法决定谁返城。一些农场领导认为，知青是“飞鸽牌”的，早晚要走，晚走不如早走。有的农场为保险起见，干脆把一些原在技术岗位上的知青撤下来，换上本地青年，让知青去当农田工。香坊农场成立了一个“返城排”，把要求返城的知青都集中在一起干较累的活。一些知青说：“我们不走，在这也没好了，这是逼我们走啊!”有的农场，知青返城去办手续后，集体宿舍被改为家属房，集体食堂散伙了，知青回场无处吃，无处住，只得再返城。有一对知青夫妻，男的是秘书，女的是打字员，其父母来一封信，与他们商量可否办顶替，不料信的内容被领导发现，第二天就宣布这对夫妻当农田工。

扎根与返城，两种思潮的冲击始终伴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全过程，黑龙江省也不例外。最初，扎根舆论压倒一切，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立志扎根的知青典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须马革裹尸还”，铮铮誓言，掷地有声。当时，返城的舆论只是一股暗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暗流涌出了地面，涓涓细流汇集成河，终于形成压倒一切的气势。在知青大返城的洪流中，扎根舆论不堪一击，扎根派几乎全军覆没。各级知青干部，包括大名鼎鼎的“扎根典型”，都不失时宜地调整了努力的方向。上山下乡运动鼎盛时期，报纸广播曾大张旗鼓地宣传过金训华为建设边疆贡献宝贵生命的事迹，与他同时下乡的妹妹金士英，名字赫然地出现在报纸上。到1978年，金士英姓名前的职务是共青团黑龙江省委副书记。1979年，知青大返城，她毅然放弃了副厅级待遇，回到上海，当了一名工人。高崇辉，是黑龙江国营农场系统唯一的国家级标兵，也是全国闻名的知青扎根典型。80年代，离开了农场。而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扎根典型”和知青骨干，早在他们之前就顺遂了大流。

当波澜壮阔的返城风平息下来后，农场数十万知青已所余无几。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素被视作“烟瘴蛮荒”，自古便是“天高皇帝远”的去处，中央政府的统治往往鞭长莫及。“文革”期间，极“左”路线极为猖獗，农场知青深受其苦。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是发现问题最多，屡被点名批评的单位之一。知识青年初到云南，满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豪情，八九年后，豪情早已消磨殆尽。令知识青年一筹莫展的有以下一些难题：

(一)性别比例失调，大批青年婚姻问题无法解决。云南农场的知识青年基本是1970年以前上山下乡的“老三届”(66、67、68届)中学毕业生。最大的已经33岁，平均年龄283岁。按国家制定的标准：男25岁，女23岁为晚婚年龄。云南农场的55万知识青年均早已达到或大大超过晚婚年龄，但由于男多女少，婚姻成为“老大难”问题。1978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全农场系统的男知青比女知青多出27万人。当时全部知青不过5万之数，足见性别比例失调的严重程度。造成这一问题的基本原因是女知识青年的返城率和离场率均高于男知识青年云南知青办：《情况反映》1978年10月，转引自邓贤：《中国知青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长期以来，农场的女知识青年总是想方设法在场外找对象，为日后返城创造条件。还有一部分女知识青年长期逗留家中，一去不归。另外，农场部分女知青虽年近30岁，仍不愿在农场找对象，安家，对于返城存有希冀。有的男知青沮丧地说：看来不是打光棍就是做和尚了。有的男知青甚至准备到深山老林里找前清充军到当地的汉族后裔结婚。许多男知青为此感到苦闷。

(二)知识青年奋斗多年，农场面貌无大改变，物质条件艰苦，文化生活贫乏。知识青年最早到农场的已10年之久，但仍有50%—70％的人住在阴暗潮湿的茅草屋里。不少草房不能避雨。基本生活条件无保障，长期缺油缺肉少菜，过的是“九(韭)菜一(盐)汤”的生活。

(三)工资待遇低。1978年，青年职工一般是二级工，工资31元；而城市企业的二级工工资是385元。不少青年生活拮据：每月工资用于伙食12元，上街买菜和盘缠10元，抽烟少则五六元，多则10元，所剩无几。有的知青探亲回家使家里的旧债未清又添新债。父母问：“我们为你操了那么多心，花了几千元钱，为什么你在那里还是这样苦?”

(四)社会地位低。农场少数知识青年打架斗殴、抢劫偷盗，走向堕落，在社会上造成坏影响，累及多数知识青年的名声。几个人结伴看电影，别人就侧目而视，认为是“流氓”。上馆子叫几个菜，被怀疑是偷来的钱。回家探亲，至亲好友询问：“怎么还没有离开农场?”有的躲在家中不敢见人。

(五)不断有人离开农场，引起人心浮动。全农场系统知识青年已走了一半。每走一个人就波动一大片。北京和昆明市的知识青年所剩无多，上海、四川知识青年能远走高飞的却很少。据统计，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初期，知识青年中，各级干部(含地方、军队县团级或行政十七级以上)子女约占总数的6%—7％，即近1万人。其中高级干部(地、师或行政十三级以上)子女约1300余人。1971年林彪事件后，一大批干部恢复了职务，重新担任领导工作，知青中的干部子女随即远扬。1974年，留在兵团的干部子女仅剩千人。到1978年下半年，这样的知青已不足百人引自邓贤：《中国知青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由于“走后门”之风经久不衰，往往该走的走不了，不该走的却走了，引起知识青年很大不满。知识青年中流传着“高级干部送上门，中级干部开后门，一般干部人托人，老百姓盼望开大门”顺口溜黄基秉：《快要发黄的信》，《青春无悔》，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504页。。

(六)伤、病、残现象普遍，非正常死亡增多。知识青年刚到边疆时，热情高，干劲足，劳动强度大，但一些干部不懂爱惜青年人身体，加上生活条件差，青年体质普遍下降，营养不良。有的单位贫血者约占70％；血色素指标：男青年平均9克，女青年平均8克，最低的仅5克。青年几乎百分之百患有胃病、风湿性关节炎、肝肿大。女知青患妇科病的比例很高，不少人在月经期间照样下水田，上山开荒。1976年6月的一份调查报告称：橄榄坝农场八分场伤、病、残者348人，占青年总数的25％。完全丧失劳动力的就有16人。非正常死亡多达9人。该分场前身为水利三团，领导在发动和安排青年多干活上殚精竭虑，青年人的劳动强度令人瞠目。女青年每天挖土不止，要抬千余次土筐装车；男青年来回拉车100多趟，据估计最多的一天拉重车行程80里地，一天下来筋疲力尽，有时还加班加点，青年人难以承受。全农垦系统知识青年非正常死亡人数递增，自杀案件扶摇直上。在农垦总局青年处一年一度的《知青综合情况统计表》上，自杀死亡人数已在非正常死亡项目中名列首位云南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知青问题调查组：《关于橄榄坝农场八分场现状的调查报告》，1976年7月20日。。

(七)领导不得力。一些干部水平低，素质差，没有管理知识青年的能力。兵团时期，用管理军队的办法组织生产，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迫害、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事件触目惊心，成为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要求重点整顿的对象。1971年曾组建水利建设兵团，下辖5个水利团。有1400多名北京、上海知识青年参加。有关领导只把这批青年看成是修水库的劳动力，只抓生产，不抓安全施工，伤亡事故接连不断。到1974年，仅水利三团就有100多人在劳动中骨折或扭伤。干部对青年动辄打骂、捆绑、批斗。水利四团一个营自杀事件就有6起；“一打三反”运动中，水利五团将北京知识青年几乎全部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北京市知青办：《余宝臣致文堂、卢禹两同志的信》，1974年9月21日。。

由于上述原因，许多知识青年认为留在农场是“浪费青春”。矛盾年深日久，益形尖锐，但农垦系统领导部门却束手无策，只是一味敷衍。

农场早就出现闹事的苗头。水利建设兵团组建时，领导曾经许下诺言，谁先修完工程，就分谁去城市工作。然而一旦工程告竣，领导却自食其言。1974年，水利建设兵团解散，分配知识青年去橄榄坝农场，被集体拒绝。以后4年里，剩下的知青一直处于怠工状态。领导机关两次派工作组去说明，均被赶出。橄榄坝农场党委副书记去动员，被软禁了14天。由于问题多，无人管，被人称作“小香港”。1976年7月，云南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知青问题调查组在《关于橄榄坝农场八分场现状的调查报告》中，就向上级领导机关发出“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再发展下去，真要出大事”的警告。

1978年10月底，景洪农场的部分知识青年率先发起，由10分场学校教师、上海知识青年丁惠民执笔，起草了《致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

当时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是主席华国锋，但《联名信》却避开他，直接写给第二位的邓小平。这样做的原因，与其说是华国锋不孚众望，莫如说他靠“文化大革命”发迹的经历，令身遭“文革”荼毒的成千上万的普通群众——包括广大知识青年——对他缺少亲近感。“文革”结束后，他高举“两个凡是”旗帜，画地为牢，禁止实事求是地清理各种历史遗留问题的态度，增加了人们对他的不信任。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文革”中两度遭受劫难终归“东山再起”的邓小平。单凭他个人的坎坷经历和政治舞台上的沉浮，就足以被千百万受过凌辱受过迫害的人们视作自己在政治上的代表；而他在“文革”中的1975年复出期间，大刀阔斧割除积弊赘疣的勇气、魄力，更使他的改革家形象深入人心。

《联名信》开头写道：“敬爱的邓小平副总理：回顾以往的斗争历程，特别是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激烈斗争，您那坚韧不屈、敢说敢干敢斗争的坚强性格，给我们广大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敬佩您，信得过您，愿意把自己的心声腹语向您倾诉。”一席话，正是知青心态的真实表露。《联名信》揭露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路线对知识青年的摧残，反映了知识青年的窘困处境，诉说了要求返城的强烈愿望。这封信共征集到近千人的签名。知青的骚动，最初还带有地域性。它所引起的震荡，暂时还未波及较远的农场。《公开信》寄出后杳无回音；农场领导却因此对签名者百般刁难，实行高压手段。知识青年只好背水一战。

11月16日，他们发出了第二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联名信。信中着重阐述了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尖锐指出：“在理论上我们听说上山下乡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事实真是如此吗?也许至今还有一些人这样认为。然而，我们以八年来的亲身经历，对此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实践已表明：城乡、工农、脑力体力的这三种差别没有因为我们大批青年来到农村而得到缩小，恰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更进一步地扩大了，加剧了。”《热血冷泪——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发动上山下乡运动最打动人心的一条理由便是只有城市青年下乡才能缩小三大差别，十几年后，千百万知识青年不是从理论探索中而是从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这种说法的虚妄。第二封联名公开信在从经济方面剖析上山下乡运动得不偿失之后指出：我们坚持认为：第一，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按经济法则办事；第二，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即使是真理也需不断检验，今天是正确的，但明天就不一定仍然适用，事物是在不断地发展，世上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联名信公布后，不到十天，签名者超过万人，盛况空前。它的实际意义，还在于借助签名活动将景洪一地知识青年的诉求推向整个西双版纳，请愿活动走上高潮。

11月上旬，第一次各农场知识青年代表联席会议在景洪秘密召开。与会的有来自37个分场的40多名知青代表。会议决定成立“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知识青年北上请愿筹备总组”。丁惠民当选为负责人。这次会议，起到将涣散的农场知青凝聚到一起的作用。

第二封联名信寄出后，仍旧“黄鹤一去不复返”。进入12月，知青们又着手上京请愿书(即第三次公开联名信)的签名征集活动。请愿书是写给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邓小平的。信中写到：我们五万名云南的知识青年，在饱经风霜已达八年之后的今天，奋全力鼓起最后的勇气，庄严地选派有全权资格的代表组成请愿团，前来北京向您们提交这份凝集了我们全体签名青年整个生命热情和寄托了我们全部人生信念的请愿书，或许是种冒失的行动，但确实出于迫不得已，甚至临近绝望，请原谅吧。

信中对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表示出极大愤慨：同样是知识青年，命运却截然不同；有权有势的早已远走高飞，得意洋洋；有门路的悄悄溜走，不声不响；有钱有财的买通门路，不翼而飞，剩下的只是我们这些普通工人的子女像一堆被人抛弃的东西丢在这里……接着，请愿书历数了知识青年为返城付出的沉重代价；沉重的劳动、缺盐少油的饮食、枯燥无味的生活；控诉了知识青年受到的种种虐待，领导的辱骂、干部的拳脚、无情的棍棒、狠毒的枪托……

信中委婉地表示了对“文革”结束以来知青问题仍旧得不到解决的失望：“一年，两年过去了，拨乱反正的会议一个接一个地开过了；可是，可是我们知青问题却不见动静，音信杳然，八年了，这还不够吗?人生能有几个八年?我们的青春仅残剩两三年了，还能无端地消磨下去吗?”信的末尾再次重申了知识青年的要求：“不求金，不求银，只求让我们回到父母身旁吧！”《热血冷泪——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230页。

请愿书的签名，是从最基层的生产队开始的，逐级征集。为了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一些地方的知青签名是用血写的。知青第二代——小知青们，也蘸着父母的血署上自己的名。有人估计，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4万知青张力甫：《1978：西双版纳八万知青返城风潮》，《海南纪实》，1989年7期。。这个数字可能偏高了一些，但广泛征集签名的活动，进一步发动了知青，当是事实。征集签名的同时，还展开了为赴京请愿团募集捐款的活动。12月8日，为了抗议州委为上访请愿设置种种障碍，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知识青年北上请愿筹备总组发表了《罢工宣言》，正式宣布：一切签名青年从翌日起举行无限期罢工，以维护人权和尊严。各分场知识青年云随影从，行动空前一致。

12月16日，首批北上请愿团几经波折终于从景洪启程，共计40人。18日，由丁惠民带队，第二批北上请愿团从景洪登程。20日，首批北上请愿团行抵昆明。云南省委经过研究，组织农场总局、知青办、团省委全力以赴做工作阻止北上，难以奏效。知青代表连日在街头刷大标语，贴大字报，发表演说，募集捐款。21日的座谈会上，省委领导人试图说服请愿团留在当地，解决问题，为后者拒绝。22日晚，请愿团进入火车站，登上了去北京的62次快车。昆明站受命拒绝他们上车。结果火车停开，双方僵持不下。24日晚请愿团强行登车不成铤而走险，采取卧轨的行动。这件事立即成为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国外传媒也作了报道。卧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晚10点钟，请愿团被迫撤离。

就在首批请愿团在昆明卧轨，将上上下下注意力都吸引过去的同时，丁惠民的第二批请愿团却在途中使了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声东击西计策。他将全团41人分为三组：一组26人，秘密北上；二组8人，奔赴上海；三组7人奔往重庆。后两组准备大张旗鼓地活动，以为北上代表张大声势，并分散有关部门注意力。23日晚，丁惠民带领的赴京组在昆明迤西的一个小火车站人不知鬼不觉地登上了由昆明开往成都的190次特快列车。12月27日，安抵北京市。

此前，云南国营农场知识青年罢工请愿的消息已经传到北京，引起正在参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领导人的关注。刚刚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老农垦部长王震，在会议期间多次通过中央办公厅、国家农垦总局了解事态的发展。12月31日，邓小平在谈到三中全会后的形势与任务时，提到云南知识青年卧轨事件，指示：要安定团结，要把西双版纳的生产搞好。

1979年1月4日新年伊始，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长程子华接见了请愿团代表丁惠民等十人。王震的讲话内容当时没有公布。一个月以后，当上海市发生了知识青年为返城卧轨拦阻火车的事件，各大报始以《王震副总理接见云南景洪农场丁惠民等同志——勉励知识青年奋发图强建设边疆》为题，披露了王震讲话的若干要点。王震表达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对广大知识青年的关切。他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对老干部的迫害。接着指出：你们本来应当好好上学的，也给耽误了。你们也是受害者。现在要大治了，我们再也不能允许那种动荡不安的无政府状态了。他要求知青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为安定团结、实现四化贡献力量。他批评了请愿活动，指出这样闹影响不好。又表示对这次行动决不追究，但是回去要作自我批评。他告诉代表们，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已经率调查组启程前往云南农场。

针对知识青年的婚姻问题，他说：结婚晚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从前天天打仗，哪里顾得上结婚?有不少同志都是三十多岁才结婚的。他还流露出对请愿后果的担心：全国上千万知识青年，如果都闹起来，还怎么搞建设?在听取代表们关于农场存在的严重问题的汇报后，他表示，有些问题要改，希望代表们回去以后帮助改变农场某些干部的领导作风《中国青年报》，1979年2月10日。。

王震对请愿团的批评措辞是严厉的，以致代表们“认为有些地方批评得过重了”，接见后闷闷不乐1979年2月10日《中国青年报》，载丁惠民等人给王震的电文。。1月5日，请愿团启程返回云南。全体代表分头到本单位向广大知识青年传达了王震讲话和国家农垦总局的有关文件，自动解散了当初成立的组织。部分单位的知识青年中止了罢工。

不久，以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中央调查团飞抵云南。经过广泛调查发现知识青年的问题比事先估计的严重。当农垦系统无法保证知识青年的基本生存条件，并且在短期内不可能扭转这种局面的情况下，唯一现实的选择便是允许青年返城。但1978年底颁发的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文件却使这个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复杂，文件在为插队知青返回城市打开绿灯的同时，将农场知识青年划入另册，认为他们已是国家职工，应继续稳定在农场。1979年1月，当文件在云南农场传达时，知识青年情绪激愤。调查团受到知识青年的质问。景洪农场部分知识青年首先宣布恢复罢工，声称不达到回城目的决不罢休。接着，与老挝接壤的勐腊农场部分知识青年因返城要求得不到答复，竟砍断了近百株才开割两三年的橡胶树。知识青年要求返城的呼声，早已越出西双版纳，遍及云南农垦总局的各分局和数十个农场。其中勐定农场的请愿事件最动人心魄。勐定农场，是滇西各农场中规模最大、植胶最多、知青最集中的一个。全场7000多知识青年中有成都知青5000多名，占全垦区成都知青的近1／3。《云南农垦纪略》记载说：“勐定农场300名知青于1月5日进驻场部；6日，进驻人数增至1500人，有200人宣布绝食。

至此，勐定农场知青在云南农场知青返城风潮的最后阶段里一下子成了弄潮儿。中共中央办公厅接到勐定农场知青的长途电话，声称已全面罢工，开始绝食，要求答复回城要求。中央办公厅急电赵凡，迅速赶往勐定处理解决。赵凡赶到勐定，迎接他的是1000多名跪在地上的知识青年。他们有节奏地高喊着：“我们要回家”的口号。全场哭声震天。赵凡被眼前的情景所深深打动。他向知识青年们表示：一定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相信知识青年的合理要求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1979年1月21日，在中共中央指示下，于昆明市召开了北京、上海、四川、云南等有关省、市领导和知青办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商量善后事宜。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讲话：知青闹事两个多月了，现情况已明，办法有了，解决问题按中央、国务院六条，省委同意，全省七万多知青，尽量做工作，愿意留下的欢迎，上海困难大，最好多留一点，不愿留的都走。他提出解决措施15条：病退可办，父母退休可顶替，分期分批走，平反冤假错案。已结婚的少走。对闹事打砸抢分子要处理。1月份开始拿十一类工资。恢复干部、工人的边疆补贴。家属给予落户。农场医院均由县投资。先拨200万元立即解决住房问题。再拨500万元。工人子女要照顾，多培养教师。

知识青年终于如愿以偿，大返城开始了，知识青年谁愿走谁走，以往可望而不可即的公章高挂在候车室窗户上，任凭知青办手续时使用。短短几个月里，数万知青各奔前程。

云南农场知青的大返城是在戏剧性情节中终场的。1月23日，原赴京请愿团负责人丁惠民等人给王震发出电报，对前一段活动作了自我批评：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两个月所走过的道路，所做过的一些事，我们心中无不感到内疚和惭愧，特别在罢工问题上，由于我们年轻，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为自己想得多，为国家和人民利益考虑得少，所以，当时由于个别领导同志的一些不妥做法，我们就耐不住了，热血一冲，不管三七二十一，草率决定用罢工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其结果，虽然我们当时的思想动机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实际上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影响和干扰了安定团结局面。这封电报于2月10日才被《人民日报》略加删改后刊出。第二天，《人民日报》又登载云南农垦总局负责人的谈话说：许多知识青年已开始认识到停工闹事、聚众上访，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少人还作了自我批评。

虽然新闻媒介尽了很大努力，云南农场知青胜利返城的消息还是风驰电掣般传遍全国。在上海、浙江、新疆……各地知识青年从中得到了鼓舞。

云南农场知识青年的争取返城活动，几起几落，终于得到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1978年云南农场知青将近5万人，一年以后，只有70名知青仍留在当地。

云南农场知青的闹事风波未平，一场新的波澜已在万里之遥的新疆掀起。1979年初至1980年底，新疆农垦系统以上海知青为主刮起的返城风一波三折，屡仆屡起，前后持续长达两年之久。

前面提到，新疆农场(兵团)知青是都是“文革”前下放的。其中固然有少数政治上一贯积极自愿报名支边的分子，但更多的还是在没有做好充分思想准备情况下被运用各种手段动员出来的。知青到兵团后，发现梦寐以求的参军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到处是戈壁荒滩，地广人稀，生活条件艰苦。但悔之已晚，思乡心绪油然而生。不过，当时兵团纪律严格，知青年轻幼稚，理想与希望尚未破灭，所以能在逆境中坚持。

“文化大革命”十年，对兵团知青是一场劫难。不仅杨永青、鱼珊玲这样的著名典型受到冲击、批斗，许多普普通通的知青也遭到迫害。农一师三团“专政”对象800多人，其中上海知青500多人。该团十八连有个知青因属对立派，被绑上双手用马拖到团部。对他们采用的刑罚多种多样，十分残酷。1972年各团举办“打击流氓阿飞学习班”，对象就是知青。仅三团就有五十多名知青被强制入班，他们中有的只是顶撞了领导，有的在工作、生活上有些小毛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上海知青的心理烙上了难以抚平的创伤。“文革”结束后，上海知青中流行着这样一个顺口溜：“老干部平反昭雪坐位子，右派分子摘帽子，资本家补票子，上海青年还是老样子。”表示对现实的不满。

入疆初，许多上海知青在工资三、五、八元(第1年每月工资3元，第二年5元，第3年8元)情况下，由于有老军垦战士艰苦创业榜样为表率，对前途还是充满信心的。他们辛勤劳动，付出了血汗，但年复一年，农场面貌变化缓慢。尽管在生产上拼命干，“百日大会战”、“能手赛”接连不断，业余时间被占用了不少，结果换来的仍是连年亏损。最倒霉的是普通职工和知青。知青待遇普遍偏低，通常在兵团工作十七八年，工资仅44元，而其他新工人只工作了3年工资即达41元。加之距上海路途遥远，探亲往返一趟，往往负债。

经济上连年亏损同时，农场机关却一年比一年庞大。有的团场已达6个职工养1个干部的地步。冗官冗费，促使了官僚主义、军阀作风的盛行。知识青年心情沮丧，看不到出路。即便是地位特殊的知青典型，对此又何尝没有同感?1979年初，鱼珊玲曾对采访的记者指出：“上海知青大部分不安心在塔里木。来了这么多年了，总得有些变化嘛。谁不愿意待在好一点的地方?人总有个盼头嘛。可这十多年没有一年不亏损，场领导哪有一点事业心?现代化离我们这里还远呢!大家对前途都丧失了信心。”在另一次谈话中，她还指出：农场的环境令人窒息，干群关系不和，亲近疏远，土政策多，管理方法简单，上海青年的积极性没有得到调动和发挥。知青典型杨永青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反映过知识青年中存在的种种实际困难。当然，普通知青对官僚主义、军阀作风的不满，要比这些大名鼎鼎的典型更强烈。

农场学校教育质量差，也是令知识青年不满意的原因。这直接影响到他们子女的前途。60年代初进疆的18岁左右的青年，到70年代末已是35岁上下的壮年了。他们在新疆结婚成家，孩子大部分进了农场办的学校。农场的教师多数是从上海青年中选择的，他们本身只有中学程度，既无学历，又无教学经历，所以学校教学质量很差。孩子的家长自己在农场中苦了半辈子，眼瞅着出头无望，又担心子女将来会步自己的后尘，离开新疆的念头日久弥笃。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关部门调整了知青政策，允许“文化大革命”期间下乡的知识青年除少数已婚者留在当地安置以外，大多数返回原居城市重新安排就业。大批下乡知青潮水般涌入城市。这就加剧了新疆农垦系统知识青年的人心浮动。其中，上海青年情绪最大。“文革”前，上海市大批动员离城上山下乡的只有到新疆的近10万人。“文革”中上海市有数十万青年学生被分配到黑龙江、吉林、内蒙、云南、安徽、江苏、贵州等省、区。1978—1979年间，这部分青年基本返回了城市，唯独分配在新疆的上山下乡“先行者”们，在返城之路上却步步荆棘。

再就新疆农场系统内部来看，除上海知青外，还有北京、天津、江苏、武汉等地的青年，在回城风的鼓荡下，其原居城市都陆续向他们敞开了大门。这样，无论就全国、新疆，还是上海市来说，难圆故乡梦的主要就是新疆农场的数万上海青年了。

其实，留在新疆的上海知青也并不都是同样的命运。尽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对知青调回内地有严格限制，但十几年中不断有人利用权力、关系一走了事。“文革”以后，随着给老干部平反、落实政策，干部子弟和一些有门路的人纷纷调回内地。如一师十四团某上海知青，伯父是冶金工业部副部长，专门派了两个秘书，花了几千元钱，带了各种证明，连本地人的妻子一同调走。五团某上海知青，父亲是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只给新疆方面打了一个电话，就打通了关节，该知青后进入西安交通大学，妻子也调到西安市。三团两户知青共8口人，通过其中一个人的父亲(国家总行行长)“开后门”调到山西某厂。该团政治处某干部也是上海知青，数日前还给青年做工作，叫大家安心边疆，言犹在耳，本人却率先拔腿远飏。放着干部职务不要，50多元工资不拿，宁肯回去拿29元。知青们反响很大。新疆上海知青中的干部子弟本来寥若晨星，但他们一走却影响到一大片。知青们质问领导：“为什么父母有权，是干部，会拉关系的人的子女，不管符不符合条件，就可以回上海，而我们父母是老老实实的工人、老百姓，就回不去?”领导无法回答。

主要由于以上原因，青年们怨声载道，人心涣散，一股潜在的抵触情绪在涌动在奔流。

(一)赴京上访

上海青年虽远在边疆，在探亲、子女抚养、生活用品供应等方面，始终与上海的父母、亲属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青年们过去不是不想回沪，但没有想到能回去。1978年底，国家调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决定今后知识青年少下乡，以至最后做到不下乡，同时放宽知青返城的限制。消息传来，青年们开始看到了希望。1979年初，云南国营农场知识青年通过请愿、上访实现返城夙愿的消息迅速传到新疆，加剧了上海青年的骚动。青年们开始认真地协商、串联，从农场的范围扩大到整个阿克苏地区。

阿克苏垦区的前身是兵团农一师。1975年兵团撤销，原农一师所属团场归阿克苏地区直接领导，成立地区农垦局。阿克苏地处南疆西北部。原农一师共十六个团场，分布在阿克苏地区的1市(阿克苏市)5县(乌什县、温宿县、阿瓦提县、柯坪县、沙雅县)，沿塔里木河南北两岸分布。农一师是上海知青比较集中的地区。1962年冬至1965年底，先后接收安置了4万余名上海知青。除历年因种种原因调离、逃跑者外，截至1978年底，还有上海知青近29万人。这些人成为闹返城风的主力。

知青们酝酿着举行一次集体行动，并不成文地定下了上、中、下三个解决办法：上策全部返回上海市区；中策去上海近郊崇明、奉贤农场；下策要求分配到工矿企业工作，不再种田。因为有了目的和要求，青年于是组织起来。2月，各团场相继成立“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简称上青联)，又成立阿克苏地区“上青联总部”，驻扎阿克苏市。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央对上访工作很重视，在北京的各部门都专门设立了上访接待站(室)。主要是为了平反历史以来、特别是“文革”期间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上访是公民的正当权利，受法律保护，一时间被群众视为解决问题的捷径。从实际情况看，上访的确解决了不少问题。这股上访风也刮到了新疆。上海青年认识到与其在新疆同当地领导打交道，还不如直接上京，找一个有实权、能根本解决问题的部门，只要他们开放绿灯，知青返城问题当迎刃而解。于是，一个进京上访的代表团很快组织就绪。

1979年春至年底，上海青年先后举行过四次有组织的上访：第一次是3月22日至5月12日；第二次是7月19日至8月24日，只到了乌鲁木齐市，最后被强行收容；第三次是9月1—10日；第四次是12月12—26日。后两次也只到了乌市。下面是上访的主要情况。

第一次上访是在1979年3月下旬，由八个团场的40余名上海知青组成的请愿团启程赴京。为筹划此次行动，阿克苏地区上海青年自愿捐献了人民币1万元。代表团成员办事能力强，熟谙政策，在知青中有一定威信。代表团起程前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他们搜集了十余年来上海青年在新疆受歧视、受迫害的材料，并请受害的当事人写了亲笔申诉信；又把多年来政府颁布的有关职工待遇、职工调动规定，而当地不执行的情况加以调查，作为上诉材料。代表团还制订了严格纪律，严禁个人冒用上访团名义发表意见，考虑可谓周详。

请愿团风尘仆仆行抵北京，上访部门是国家农垦总局。上访团向总局反映了上海青年十余年在新疆的情况，提出了希望调回上海的要求。国家农委副主任张秀山和总局领导人接见了知青代表，明确告诉他们：当年从上海动员大批青年到新疆，是完全正确的；有人说当时是受欺骗去的，是个“大冤案”，并因此提出回上海的要求，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回上海的要求也是不合理的。并希望青年从国家全局出发考虑问题，不要随波逐流。青年还被告知：上海现有1100万人口，其中市区600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平均密度为38万人，比纽约还高一倍。如果上海支援边疆、支援内地的100万人都回去，将给上海造成很大困难，给边疆和内地造成很大损失。如果盲目增加城市职工人数，超过农业的负担能力，就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我们在历史上有过深刻的教训，必须记取。

总之，上海青年认为解决自己的困难只有返城，而政府则认为这样做只会引起一连串消极后果，对青年的返城要求当然难以接受。

请愿团返回新疆不久，农场领导就宣布“上青联”是非法组织，勒令立即解散；并要求今后不准再进行串联活动，否则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上海青年负责。上访团代表也受到压力。于是第一次上访宣告失败。

7月下旬，上海知青又发起第二次上京请愿活动。在这以前，被勒令解散的“上青联”不仅恢复了活动，且有新的发展。“上青联”的组织原则规定：遵守宪法、法律，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服从总部决定，统一行动；实行民主决议，少数服从多数；“上青联”委员由各单位民主推选；全体委员必须有豁出去的大无畏精神，勇于自我牺牲，等等。设在阿克苏的“上青联”总部发出通知，为配合上访团，要求各团场、各连，就本单位领导对上访团及有关人员是否有进行迫害的情况，以及本单位土政策至今未改的具体情况写信拍电报给上访团，速告中央。

新组建的上访团人数超过上一次，由8个团场的73人组成。上访团起程前，代表纷纷表态：“不达目的不罢休。”还有人表示：“没有其他特长，有颗心”，“能力差，决心大”。所有代表均由知青们推选出来，其中不少人是克服家庭阻力后受任的。这次活动募捐了两万元。

7月19—22日，上访团代表先后到达乌鲁木齐市。他们在红山商场、火车站等闹市区组织演讲。演讲场地用1米宽、30米长的白布围成圆圈，布上签有一万多名上海青年的名字。7月21日，他们扛着“第二次赴京上访团”大旗，肩披“走、走、走，坚决走”等白布标语，列队上街游行、讲演，还打着十面颜色不同的旗子，上书“为知青铺路”等口号。一幅27米长的“万民摺”则书写着“热血不为亏损洒，壮年回沪献四化”。这次行动来势凶猛，时值7月末，距十一国庆节不过两个月。因为担心上访团到京会产生不良后果，有关做好劝阻工作，说服他们不要到北京上访的指示已经下达。但代表不听劝阻，执意上京，部分代表已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在这种情况下，留在乌鲁木齐市的上访代表被强行收容。已经出发的代表以后也陆续在西安、南京、上海等地被截获，并送回新疆，最后由各人所在的团场派人到乌鲁木齐市领回。至此，第二次上访中途搁浅。这以后，阿克苏等地区上海青年又两次组织上访，但代表们均未能跨出新疆一步。

(二)风波又起

自1979年初阿克苏知青刮起返城风到同年秋，已有成千上万的知青以“病退”、“顶替”、“照顾老弱病残”等理由，通过组织正式办理调转手续，陆续离新返沪。据阿克苏农垦局9月份统计，垦区原有上海知青26万多人，上半年办理回沪手续的6000余人，正在办理回沪手续的5000余人，其中持上海发来商调函的就有3000多人。新疆其他各地区农场也有大批上海知青返城。有条件返沪的人自然兴高采烈，但对剩下的人来讲，在心理上却形成更强烈的冲击。所以，尽管农场知青人数减少，返城的呼声却一浪高过一浪。

为了平息上海青年闹事风波，中央有关部门和新疆各级政府尽了很大努力。早在1979年2月4日阿克苏上海青年开始集会时，自治区党委即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5月，以国家农垦总局副局长王孟闲为组长的工作组到阿克苏垦区进行调查。上海知青第一次上访到北京，国家农垦总局十分重视，做了大量工作。7月份又派出以副局长刘济民带领的调查组。阿克苏地区党委也花费很大精力处理这一问题，组织工作组分赴各团场听取意见，召开座谈会，进行说服教育。对到阿克苏的上访知青，每次必见。对知青和其他农场职工、家属中存在的问题(如探亲问题、烤火费问题、房建问题、物价补贴问题)等也在着手解决；同时，投资七百多万元筹建塔里木大桥，以解决交通问题。但各级领导机关对知青闹返城的态度是一致的：知青支边的方向完全正确；“上青联”是非法组织，应立即解散；以回沪为目的的要求是无理的，为此所举行的罢工、怠工、串联、集会等活动都是错误的，必须立即停止。由于双方观点差距太大，政府机关的这些工作收效甚微。

1979年底，阿克苏局势又趋紧张。骚动波及垦区几乎全部团场、工厂，规模越来越大，声势越造越凶。知青有组织地进行静坐、示威、罢工。全垦区发生罢工21次，罢工事件由最初的个别团场、连队蔓延到多数团场、连队。1979年全国知青如火如荼的返城浪潮对上海知青的心理产生强烈刺激。他们看到：云南等地农场知青闹得凶，走得最多。本区内北疆阿勒泰的北京、天津青年闹得凶，问题解决得好；所以尽管多次受挫，返城的劲头丝毫不减。12月19日，十团500多人集会，举行“回沪誓师大会”，大人的口号是“和亲人团圆”，小孩的口号是“要外婆”，“要奶奶”。要求病退、困退的知青越来越多，有的团场知青聚众抢了团部卫生队公章，擅自给自己的病历盖了章，以便使上海方面同意接收。

知青闹事，造成整个垦区的动荡不安，以致老职工子女闹上调，老职工闹工资，复员军人闹“哪儿来，哪儿去”，家属闹就业，“要工作”，刑满人员闹“补发工资”，劳教人员不服管理，有的干部遭围攻，被殴打。

知青不断闹事，使垦区工作近于瘫痪，生产受到严重损失。粮食生产比上一年锐减3800万斤，全垦区荒芜土地6万亩。到年底，因骚乱加剧，粮食停放场院未入库的达3200万斤，棉花遗在地里未回收的达400万斤。全年财政亏损2300万元。

知青的不断闹事以及产生的连锁反应，迫使当地领导的态度有所转变。一些干部认为：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要使这些青年继续安心边疆已经不可能。目前尽管继续做着努力，情况仍十分严重。再这么闹下去，明年吃饭都难以解决。因此，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并提出：凡愿意留下的欢迎，坚决要走的不留，坚决放走。与此同时，一些团场大批印制商调函件，发给知青，以“特困”为理由填发上海。

鉴于阿克苏地区的形势日趋紧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于1月21日发布《通告》。《通告》在肯定上海知青对新疆建设的贡献后指出：

从1979年2月以来，阿克苏垦区一些农场的部分上海支边青年，在个别人的策划和唆使下，组织“阿克苏垦区上海青年联络总部”和“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上青联”)，以胁迫和欺骗等手段，煽动停工停产，聚众闹事，冲击机关，抢劫公章，伪造证件，搞“打砸抢”，殴打、侮辱和围攻干部，限制人身自由，诬陷，诽谤领导同志，等等，搞了一系列违法活动。近一年来，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和农垦系统各级领导干部，对他们进行了长期、耐心地教育、帮助。但他们置若罔闻，继续制造动乱，进一步扩大事态，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危害了安定团结，使阿克苏垦区的生产建设，遭到严重的损失。

《通告》要求：立即解散“上海青年联络总部”和“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以及类似的非法组织，停止一切非法行动。违者依法处理。主要组织者必须主动进行检查，承认错误，争取从宽处理；如果执迷不悟，屡教不改，继续破坏捣乱，则要从严惩处《阿克苏报》，1980年2月4日。。

配合《通告》的发布，《阿克苏报》自2月4日至15日短短11天中接连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5篇政论文章《阿克苏报》，1980年2月4日、6日、11日、13日、15日。。文章批驳了青年关于“上青联”是“合法组织”，符合宪法“结社自由”条文的观点；斥责“上青联”成员为“无政府主义者”、“极端个人利己主义者”，信奉“四人帮”鼓吹的“闹而优则仕”谬论，以及“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安定团结”、干扰“四化”等等。

阿克苏地区局势长期动荡不安，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与上海知青的闹事确有关系。但问题的解决，显然不应乞灵于几顶沉甸甸的政治帽子。开设“帽子工厂”，只有在“文革”的特殊政治背景下才可能奏效。知青闹事事出有因，而绝不是“要反对党的领导”，也正是基于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才会在1979年一而再、再而三地上访、请愿。他们闹事的动机最简单不过，用“回家”两字足以概括。这与“四人帮”的“闹而优则仕”完全风马牛不相及。解决问题的正确态度，只应是灭火徙薪，反之，假以辞色，无限上纲，只会压而不服，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通告》发布后，阿克苏地区形势更加复杂。青年们认为，阿克苏出现动乱，主要是因为知青政策不落实。“蔡文姬十二年归汉，在当时来说是了不起的，我们十六年没有回上海，也是有很大贡献的，华侨在外国住了几十年还想回国，何况我们呢?”知青批评《阿克苏报》的评论员文章，所谓上海青年搞打、砸、抢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将垦区财政亏损都加在知青头上也不合理。《通告》中将上海知青改称“支青”，也引起很大反响。他们说，入疆时的录取通知单，以往的慰问信，1979年鱼珊玲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代表座谈会时，都承认是知识青年，还一次次广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在石河子接见上海女青年的那段故事，也说是知识青年，没有讲过是支边青年(以往专指移边垦荒的内地青年农民)。“我们都是初、高中毕业参加边疆建设的知识青年，这是不能抹杀的历史事实，不能进疆时称为知识青年，‘文化大革命’中说成是‘社会渣子’，现在又成为移民，支边青年，这样新疆还有什么奔头?!”强烈要求恢复知识青年的说法。

“知识青年”与“支边青年”的名称之争，实际上还是上海青年有无返城权利的争论。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国知青大返城已是既成事实。在这种形势下，新疆的上海知青自然要求同样对待。硬说他们是什么“支边青年”，意图不言而喻。但这种节外生枝的做法，无助于矛盾的缓和。

这之后，知青返城风开始呈现新的特点：

第一，“上青联”虽被解散，但在“坐等三个月，落实政策回上海”的口号下，消极怠工现象越来越严重，并从知青中间蔓延到老职工和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严重影响了当年的春耕生产。

第二，倒流回沪人数激增。一部分具有“顶替”条件的知青认为返城渠道已经打通，现在是“八仙过海，各找门路”的时候了，于是大批请事假、探亲假，回上海找门路办理顶替手续。截至3月初，请假回沪的知青多达4000余人。不具备顶替条件的，也千方百计钻营困退、特困的门路，使返沪人数日益攀升。

第三，“上青联”名亡实存，活动频繁。知识青年于3月召开了“阿克苏上海知青代表第一次联席会议”，重新选举常委。各团场原“上青联”改头换面，重新组织起来，并打出“落实上青政策敦促小组”、“落实上青政策代表小组”等名义。同时积极发动知青写特困报告，有的团场闹“特困”的多达千人。截至3月初，全垦区要求困退的已有5000余人。

(三)阿克苏事件

1980年秋，阿克苏垦区形势再度剑拔弩张起来。11月中旬，三四千名知识青年涌入阿克苏市，并占据农垦招待所。他们举行游行示威，争取舆论支持，要求合理解决遗留问题，“返沪”仍是基本目的。接着，事态迅速扩大。知青进占了地委、行署大楼和农垦局大楼。同时，上海青年开始从塔里木河两岸的农场有组织地涌入阿克苏。所有人自带行李，准备长期闹下去。

闹事知青再次组织起来，总指挥是十四团的欧阳琏。他是上海青年，自告奋勇站出来，要众人听他指挥，统一行动。11月下旬，闹事知青举行了100小时的绝食活动，从23日上午10时开始，提出“户口不到手死在阿克苏，坚决回上海”等口号。为显示决心，上海青年还在绝食现场摆放了三口棺材。参加绝食的知青以欧阳琏为首，从最初的近600个逐步增至1300人。27日下午2时，绝食宣告如期结束。期间因体力不支昏迷的有200多人，被送入当地医院治疗。

26日，阿克苏地委曾向绝食知青传达国务院电报四条精神：(1)肯定上海青年参加边疆建设十多年来做出了贡献；(2)明确今春解决上海青年问题的三方会议纪要继续有效；(3)上海青年有什么问题可以反映；(4)上海青年在阿克苏组织绝食是不对的，要立即返回原单位。

电报传达后，知青并没有散去。他们一面在阿克苏集结，一面又组织声势浩大的“大篷车”队，搭乘卡车，准备赶到乌鲁木齐市扩大影响。初次出发的二三十辆卡车行至途中不幸发生翻车事故，3人死亡，20余人受伤。队伍只好返回。

阿克苏大规模绝食活动后，阿克苏等地同意发给上海青年户口，满足他们的返沪要求。青年们回到自己农场，变卖了家私，每人又领到户口准迁证及200元搬家费。有的团场在领导主持下召开欢送大会，会上肯定了上海青年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做出的贡献，希望返沪后继续为“四化”努力奋斗。

阿克苏上海青年闹事，迅速波及南疆另两个上海青年的居住地区——喀什和库尔勒。喀什农垦局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缘的叶尔羌河、喀什河流域。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的要冲，是唐代和唐以前大规模屯田的地方。当地知青(以上海青年为主，还有少数北京、南京青年)在阿克苏上海青年影响下提出返城要求。库尔勒市是天山南麓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首府。库尔勒垦区各团场原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该垦区上海知青于12月初大批进入库尔勒市，有的团场汽车全部被上海青年控制，他们在市内游行，各人身带白布，上书“要户口、回上海，为什么走后门的能回上海，我们不能回”。大部分团场处于瘫痪和半瘫痪。上述地区领导迫于压力也放宽了对知青返城的限制。

闹事知青以为问题得到解决，兴高采烈，沉浸在即将回城的喜悦中。殊不知形势又陡然变化。新疆农垦系统一些单位擅自决定为知青返城开放绿灯，并未得到上级机关批准。将大批知青一下子放回，使上海市受到巨大压力。结果，发出的户口准迁证被宣布无效。上海市表态，不予报进户口，不做工作安排。鉴于南疆农垦系统长期混乱，严重影响工农业生产，只有出动军队宣布戒严，以恢复秩序。据《人民军队在新疆》一书记载：为了迅速平息事端，新疆军区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派出东疆军区部队。陆军第四师、第十一师各一部，至上海知青集中地区和交通要点。在5个多月中，制止、劝阻和收容了1万余名争取回沪的支边上海青年，稳定了4万余名上海知青的情绪，打击了策动闹事的骨干分子，恢复了闹事团场和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1市5县的社会秩序另据《阿克苏市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载称：1980年12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逮捕农垦团场进城闹事的“上青联”总部为首分子9人，收审骨干分子43人。。至此，持续两年之久的上海知青返城风开始平息下来。

(四)善后措施

新疆农垦系统上海知青闹事时间长，规模大，涉及面广，造成一系列遗留问题。

1980年底，全系统知青还有近69万人，其中上海青年有49万余人。到翌年初，倒流回沪势头凶猛。春节前夕，属于非正常探亲、公出而回到上海的青年达15万之多。情况最严重的如巴州农垦系统的上海知青，返沪者已占2／3。不少人是变卖家产后，拖儿带女返沪的，给个人生活和上海市政带来诸多困难。新疆和上海方面通力合作动员青年重返边疆。新疆农垦部门为安置这批青年做了物质准备，并再三申明：对参与闹事者，不咎既往，与其他人一视同仁，对回归者适当照顾以解除其后顾之忧。至于事件的组织者和个别趁乱打劫者，则逮捕法办。12月23日，由阿克苏地区行政公署及阿克苏地区公安局联合署名，张贴布告，宣布于众。

在新疆的上海知青闹事，引起中央的重视。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通盘考虑，决定采取切实可行办法，坚决把上海知青的大多数稳定在新疆。

1981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上海市政府根据国务院指示，在北京举行会议，研究解决新疆农场上海知青问题。会议认为：解决上海知青问题一定要根据中央关于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重要方针，从实际出发，既要考虑新疆和上海的具体困难，又要顾全大局，考虑全国的情况，坚决贯彻把大部分上海知青稳定在新疆的方针，防止引起连锁反应，防止再刮起“回城风”，实事求是地把问题解决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上海政府双方经过协商，议定了《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具体规定》。《规定》指出，从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和巩固国防的重大战略意义出发，应继续采取把大多数上海知青稳定在新疆的方针。但是，考虑到新疆农场和知青本人或家庭的实际困难，也要在现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分期分批地把一部分符合本规定的知青商调回沪或迁回上海落户，或调剂到上海市所属的外地农场。具体规定是：

(1)在沪的父母退休、退职，其子女是未婚的新疆农场工人(含1978年以前离婚及丧偶的，不含退干的人员)，可以商调回沪；已婚的，如配偶也是上海知青，并符合这种条件，或符合“特殊困难”和“特殊照顾”条件，也可同时商调。

(2)家庭符合“特殊困难”条件之一的农场职工可以商调回沪。这些条件是：1父母在沪的独生子女；2父母在沪，身边无子女或虽有子女，但子女均已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的；3在沪父母十年动乱中受迫害致死现已平反昭雪的。

(3)家庭需要“特殊照顾”的农场上海知青可以商调回沪。属于这种情况的有：1父母双亡，弟妹在沪均未成年，需要照顾的。2在沪父母身边虽有子女，但在远郊成家，实际无法经常照顾父母的。3兄弟姐妹有二人以上在新疆的，准予商调一名农场工人。4父母长期(三年以上)在国外工作，家庭有困难需要照顾的。5革命烈士子女。6中国籍外国人，外国籍中国人，港、澳、台胞及华侨子女。个别已担任农场干部的上海知青，如符合上述条件，困难较大的也可参照办理。

(4)因工、因病致残，经地、州医院证明，团场领导审核，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因精神病等不能参加劳动的农场工人，准办理退休或退职手续，由原单位按月发给退休费或生活费，迁回上海落户，不再安排工作。

(5)本人原是上海郊区农村青年的农场职工，可办理离职手续，回原籍落户。

(6)从1979年1月1日起至1980年11月1日止，已批准调回上海的知青，其配偶也是上海知青现留在农场的(含离婚又复婚的)，可将其配偶商调到上海市所属农场。

(7)已婚夫妇，一方符合上述(1)(3)两项条件的，可从1982年开始，将夫妇双方逐步调剂到上海所属外地农场。

(8)以上商调回沪或迁回上海落户的农场职工，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进行。

(9)对已返沪的上海知青，要区别情况予以处理。凡符合各项条件的，办理合法手续，由上海市逐步加以安置；凡不符合条件的，律动员迁回新疆农场。

上述《规定》对知青“顶替”、“特困”、“特殊照顾”、“病退”、离职等返沪条件作了详细说明，进一步放宽了返城限制。按会议估算，在新疆农垦系统488万上海知青中，符合条件的约15万人，不符合条件的约338万人。

会议还商定，对现在新疆农场的上海知青，新疆方面将加强对他们私自返沪的控制新疆自治区政府、上海市政府：《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报告》、《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具体规定》，1981年3月30日。。

到1984年4月，经上海、新疆两地共同努力，已办理符合调、迁回沪条件或调剂去上海农场的知青近16万人。同时，上海市动员盲目倒流的17万名知青返回新疆。留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82年新疆农垦正式恢复生产建设兵团建制)的上海知青尚有3万人据《新疆通志?民政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1985年底，兵团尚有知青41200人，除30000名上海知青外，还有北京知青3100人，天津知青3100人，武汉市知青2300人，江苏省知青1300人，浙江省知青1400人。。

三万上海知青最终留在了新疆。在1700万城市知青中，像这样的结局是绝无仅有的。上海知青为了返城，尽了极大努力，却未能完全如愿以偿，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上海市人口压力在全国首屈一指，对迁入人口不能不严格限制；新疆战略地位重要，民族关系复杂，基于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巩固边疆的大局，需要把一批知识青年留在兵团。这部分青年，文化素质、工作能力在兵团中均属上乘。在以后的年代里多数人成为各单位工作、生产、管理中的骨干。另外，这批知青下乡时间早，年龄大，70年代末，多数已在当地成家立业。家室所累，增加了返城的难度。有些上海知青是与外地知青或当地青年结为姻缘的，不符合返城条件。许多青年虽希望“叶落归根”，但耳闻目睹上海市在住房、就业方面的紧张状况，只好打消了返城的念头。

1979年前后席卷全国的返城风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下乡知青集中安置地，首先是在沿边地区的国营农场；再一种是知青的原居城市，大批知青倒流回城后，自发集结起来向政府请愿，目的同样是返城。当时，全国各大城市或多或少都受到这股风潮的冲击，特别是上海市，始终处在风潮旋涡的中心。

(一)上海市“二五”卧轨事件

早在1978年11月，上海市街头已出现知识青年请愿、游行活动，要求返城。12月10日，各地返沪知青举行集会、静坐，提出“我们要工作”、“我们要饭吃”的口号。形势日趋动荡。

上海是全国人口最多的超大型城市，青年就业、升学一向比较困难。“文革”十年，动员上山下乡的知青人数高达100余万，且具有跨省安置多，进入边疆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多的特点。迁往外省的70多万知青分布在东北三省、新疆、内蒙、云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贵州等省、区。在城市1100万人口(其中市区600万人)的巨大压力下，再想为100多万下乡知青(何况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结婚生子)让出一块生存空间来，难度实在是太大了。这就注定了上海知青返城之路更为艰辛坎坷。

上海市知青闹返城的活动历时长，规模大，其中轰动中外的是“二五”卧轨事件。

1979年春节在即，上海市迎来了数十万回家探亲过节的知识青年。节前，上海市有关部门举办了内容丰富的慰问活动，以期安抚情绪不稳的返城知青。然而，节日期间的走亲访友，为知青们沟通信息，彼此串联提供了便利。躁动的情绪藉以蔓延。

2月5日，即春节后的第九天，一大批知识青年(包括部分已在外地就业的知青)在一个所谓“行动委员会”的带动下，走上街头，集会游行，高呼“返沪”的口号，要求市委领导人接见。因要求未得到满足，部分青年于当日下午聚集到上海站共和新路道口，情绪激愤，竟采取了卧轨拦截火车的行动。大批围观者将上海车站通往南京、杭州方向的咽喉要道堵得水泄不通。有的建议：如果市委不解决，将乘46次列车北上北京。一些青年高擎着白布横幅，墨笔大书“坚决要求市委彭冲、王一平接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们要回上海参加四个现代化建设”等口号参见《事实真相不容歪曲——二月五日一些人违法拦阻列车纪实》，《解放日报》，1979年2月11日。。上海铁路局的几位负责人奉命到现场，劝说卧轨知青撤离铁路，后者不为所动。

当晚，四名知青代表到上海铁路局办公大楼，请路局向上转达要求市委领导接见的意愿。并表示，只要同意接见，愿意撤离铁路。当获知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严佑民同意在市革委会接见的消息后，代表们便返回共和新路道口叫群众撤离。至此，剑拔弩张的形势有所缓和。但知青的聚众请愿，只是一种自发的行动，没有一个领导核心，更没有什么组织，一哄而起，“群龙无首”，所以一旦面临何从何去的抉择，势必意见分歧，行动上也无法保持一致。于是，有态度过激者斥责代表是“叛徒”，又有人得寸进尺，提出市委领导人到现场接见的要求。最后，“强硬派”意见占了上风，卧轨行动继续进行。不久，严佑民在市革委会接见知青代表，批评了他们阻拦列车、中断铁路交通、影响铁路运输的行动《事实真相不容歪曲——二月五日一些人违法拦阻列车纪实》，《解放日报》，1979年2月11日。。

铁路大动脉被阻断的消息很快惊动了中央领导部门。6日凌晨，国务院下达了电话指示。随即，部分卧轨青年撤离铁道。至清晨4点，仍有少数盘踞铁路，坚持不走。在这种情况下，市公安局只好调动民警和消防警察前往肇事现场，驱散人群，将少数人扭送公安局。轰动一时的“二五”卧轨事件至此结束。

卧轨事件从5日下午5时开始至翌日凌晨4时30分终止，使作为交通枢纽的铁路大动脉中止运行12个小时。关于这次事件的过程，尤其是造成的损失情况，《文汇报》、《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均作了详细报道。这次事件造成损失包括：上海站共有29趟列车不能出站，31趟列车不能进站；沪宁、沪杭两路全线陷于停顿；8万多名旅客(其中包括千余名外宾和华侨)不能进站、出站。并且，搞乱了津浦、浙赣等几条铁路线的运行秩序，长途列车误点波及全国，需要一周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有关部门精确算出：客车始发晚点和停运晚点累积达632小时27分钟，仅此一项就损失21956万元《中国青年报》，1979年2月13日。。总之，这次事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的政治后果。

为了消除这次事件的影响，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上海市委于2月7日召开电视广播大会，号召知识青年做维护安定团结的模范。粗略统计，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谴责这次事件的文章达20篇之多。2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将这起卧轨事件与“文革”中“那种捣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相提并论，强调对“继续捣乱的人”要进行法律制裁。这家报纸在16日又发表了题为《坚决制止“回沪”风》的社论，对知识青年中“颇有市场”的4个口号：“我们要骨肉团圆”；“我们要求落实政策，有错必纠”；“我们要解决实际困难”；“这是我们的民主权利”逐一批驳，最后引导出“千道理，万道理，刮‘回沪风’是没有多少站得住脚的道理”的结论。

春节前后，在其他一些大中城市，同时发生了知青请愿、游行、聚众闹事的事件。

1月25日上午，200多名农场知青在南京市委门口集会，要求回城工作。这次集会是由苏北东辛农场的一些知青发起的，他们串联了14个农场的知青，利用春节返城的时机，集体运动，要求市委解决他们的问题。

南京市委派秘书长和知青办主任等20多人接待了知青代表。代表们反映的问题有：工资太低，一般是每月20元、28元，最高33元；不少农场干部作风恶劣，打人、骂人是常事，还进行各种体罚。他们对1978年74号文件有关农场知青的规定不满意，要求给他们插队知青的待遇(因为可以上调)，不要全民所有制的职工待遇(这样只能商调)。主要原因是因为农场知青回城的难度大于插队知青。

少数知青不听劝阻，在墙上刷标语：“还我户口，还我青春，结婚无罪”；有的把矛头指向“走后门”进城的农民工，提出“开后门上来的农民滚回去，把农民工非法占有的招工指标退出来，安插农场知青”。这突出反映了知识青年对农民工大量进城，增加知青返城和就业困难的强烈不满。还有的知青在市委门楼上大书“望乡”两字，以表达回城的迫切心情。下午，一些知青结队到市中心鼓楼、新街口等交通要道。他们拦截汽车，在车身上刷标语，交通堵塞近3个小时。

这一天，南京市委召开了两次区委书记会议，要求做好农场知青工作：1做好个别头头的说服工作；2市、区、街道、居委会层层做过细的工作；3采取多种形式，稳定知青家长；4各区成立接待办公室，负责人亲自接待上访知青，听取意见；5进行家庭访问，组织节日慰问。由于南京市委的耐心、克制，及时进行细致的说服和疏导，使这次请愿活动很快平息下来。

在浙江省会杭州市，一些在省内外农场工作的知青，以及一些在当地就业的原知青，趁着春节大批返城的机会，成群结队到市委大院请愿，要求返城。据说，一些人在请愿时“大吵大闹”，有的举着横幅堵住大门，有的不听劝阻擅自敲钟，有的强行闯进办公室，有的撞破市委印刷厂的玻璃，严重影响了市委机关办公。2月5日起，一些青年在解放路、延安路口聚众集会，拦阻车辆，堵塞交通，以致市公交车停开数日《浙江日报》，1979年2月8日。。为此，2月8日《浙江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要顾全大局，要安定团结》。经过有关部门做工作，逐步平息了这场风波《浙江日报》，1979年2月12日。。

在江西省会南昌市，百余名在芙蓉农场落户的铁路局职工子女，春节期间回城度假时聚集起来，到铁路局机关上访，贴标语，要求铁路局把他们安置到铁路系统工作。他们“一度围攻铁路局的领导同志和冲击列车”，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影响《人民日报》，1979年2月13日。。

在西南最大城市重庆，一些上访者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连续围攻市劳动局干部，甚至把管图章的干部强行拉走，致使机关工作不能正常进行。2月17日《四川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谴责极少数人以发扬民主为借口，互相串联，采取“四人帮”过去那一套做法，冲击政府机关，阻塞交通，任意围攻和挟持领导干部，致使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影响。文章强调：这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党纪国法所不能允许的。

在天津市，2月7日发生了严重的聚众闹事事件。据报纸披露，这天下午，在繁华商业区和平路人民商场附近，聚集了许多闹事者。他们尖叫起哄，推翻马路中心的岗台、便道的垃圾果皮筒；拦阻往来车辆；和平路、滨江路一带的交通为之断绝，附近商店被迫停业关门；闹事者还推挤、侮辱过路行人，受害者达百人之多。这起事件被称为“一起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严重事件”《天津日报》，1979年2月15日、21日。。

从上述情况可以得知，1979年春节前后，返城风冲击了一系列城市。卷入这股风潮的成分比较复杂，除下乡知青及其亲属外，还包括城市待业青年、已在外地就业的知识青年，至少在某些场合，少数流氓地痞混迹其间，伺机滋事。这样一来，就加剧了局势的动荡，并给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为了刹住变本加厉的返城风，制止越轨行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接着，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相继发布关于维护社会秩序的《通告》或《布告》。规定，集会游行必须听从民警指挥，不准拦截火车，不准冲击机关，不准煽动闹事，除指定地点外不得在公共场所、建筑物任意张贴标语、海报、大字报，不准印制出售反动书刊画册。违者，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拘留，直至追究刑事责任《人民日报》，1979年3月26日。。通知的颁行，对防止再度发生卧轨之类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事件是起到很大作用的，但知青为争取返城而展开的宣传、请愿、游行等活动，却仍旧一波连着一波。

(二)风波再起

1979年6月下旬，因上海市有关部门宣布停办农场知青病退、困退回沪工作，引起新的闹事浪潮。市里几乎天天都有知青游行、宣传，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三四百人。这些知青包括两部分来源。一部分来自市郊农场。市郊农场原来实行“进进出出”的方针，自1972年起每年都有万余名知青调回市里，同时接受新下乡知青，知青情绪比较稳定。1978年上海市委为了优先安置本市在外地插队的知青，暂停了市郊农场的招工上调工作，农场知青的思想开始波动。1979年春节前后，上海市实行顶替政策，市郊农场的27万知青职工一下子顶替走了12万人，剩下的知青动荡不安。6月宣布不再招工上调后，许多知青认为返城无望，情绪波动更加强烈。有的知青抱怨“社会太不公平了，干部子女走光了，上调就不搞了”。由于绝望，有的精神失常，被送进医院。在消息传开的一个多月中，各农场陆续有人自杀。怠工、罢工现象迅速扩大。回城闹事的也在增加。

闹市返城的另一部分知青，主要来自黑龙江、新疆和云南国营农场。他们中间，有从黑龙江回沪交涉病退或者等待商调的；有从云南回沪交涉病退、困退或退职回沪的；还有少数已婚的插队知青和一些与京津知青结婚的农场知青。这些知青表示不满，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部门的工作没有做好。如与京、津知青结婚的上海知青的安置问题。开始，上海市委派代表赴京、津协商，商定各市知青由各市自行负责安置，以后再逐步商调。京、津两市都按协议安置了与上海知青结婚的本市知青，但上海市后来又不同意这些青年调沪。于是，这些上海知青因爱人已离开农村，自己带着孩子，无法维持生活。又如1978年底云南农场知青一哄而回。云南水利二团干脆给每名知青发300元退职费，将3000名知青全部退回原省市。尔后，四川和北京都安置了本地子弟，上海市却不同意安置。当这些青年中有人要求重回云南时，云南又不收。这些青年说：“同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为什么有两样政策?”

这一时期的知青请愿活动，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

(1)从分散到联合。以往，不过三五成群，分散活动，没有组织，至此趋向于联合，成立了“知青遗留问题联合委员会”；每个区设立了联络员，募集到一定经费；每次活动，先在区里集中，然后奔赴指定地点。

(2)着重于宣传，扩大影响，争取舆论同情。如有的知青采用乘车不买票的方式，向售票员和乘客诉说他们的困难；他们要求每个知青动员一名家长加入行动，年岁越大越好；他们还扬言要天天组织活动，直到市委领导主动去找他们谈判。

(3)为了解决生活费来源，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组织去安徽、浙江、广州或上海远郊区长途贩运副食品；组织人从事木匠、修理五金用具、编结绒线、刺绣等手工活；或做小买卖。据说，也有个别人搞违法活动的。

针对知青要求返城的强大呼声，有关部门也提高了宣传上山下乡伟大意义的调门。1979年6月15日，复刊伊始的上海《青年报》在“志在四方，重返边疆”的标题下，刊登1957年周恩来为祝贺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该刊的题词。1957年12月，周恩来得知上海有4500多名青年上山下乡，曾专程赶到上海郊区，探望插队学生，并应上海《青年报》的要求题词。题词中希望知识青年“在同农民共同劳动和过集体生活中，建立起自己的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把自己逐渐锻炼成为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知识的集体化农民”。该报在为此发表的评论中称：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上海青年没有辜负毛主席、周总理的期望。在两百多万(这一数字应包括部分郊区农村青年)奔赴边疆、内地的青年中，涌现了一大批像杨永青、鱼珊玲、顾雪妹、梅继林那样的先进人物。该报呼吁那些不符合政策回沪的知识青年“迅速返回自己原来的战斗岗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慰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

几个回沪就业后又要求重返边疆的知识青年顾生发、陈静芳、钟洪森等人，被树立为新楷模。1979年3月上旬，陈静芳从贵州湄潭茶场回沪，顶替父亲进了工厂。据报道，她返城以后，目睹有些人一味从个人利益出发，刮起“回城风”，给上海造成不必要的困难；有的人为了达到回城的目的，不讲最起码的道德风尚，抛弃恋爱多年的对象等社会现象，颇为气恼。陈静芳原与一个当地青年缔结恋爱关系，为了返城，只好舍他而去。返城以后，又为此懊悔不已。最后，她考虑再三，决定不能给国家增添麻烦。于是放弃顶替，重返第二故乡，在那里安家落户上海《青年报》，1979年6月15日。。

钟洪森是上海市六九届初中毕业生，1970年到云南省景洪农场，成为一名割胶工人。1978年底，农场刮起“回城风”，他曾“带头参加闹事”。第二年3月，离开了云南。回沪后“整天待在家里，心中非常苦闷”。他在表示重返边疆的决心后曾这样写道：

有人讲我会后悔。要说后悔，那就是去年年底“回城风”中我参加闹事，做了一件对党、对人民都不利的事。我要拿出实际行动来改正这个错误，返回云南，建设边疆。上海《青年报》，1979年6月15日。

其实，许多知青在返城前后的心态都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因返城夙愿终于实现，欣喜若狂，另一方面，对那些关心、帮助过自己或在艰辛岁月里共患难的农民，在感情上又难以割舍。但对绝大多数知青而言，这种感情上的依恋远不足以构成他们脱离农村的羁绊，当然也有个别青年，返城后已难以应对人生道路的新挑战，他们或者在喧嚣的都市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或者在农村文化长期熏陶后无法适应城市文化的氛围，或者在求职、住房等方面屡受挫折，或者竟是与农村的恋人旧情难断，或者基于其他什么原因，反正是“心里非常苦闷”，最终选择退回农村的道路。这样的知青，在整个群体中无异于九牛一毛。纵然如此，人们也应该理解他们的处境，尊重他们的选择。不过，这种尊重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否认大多数知青同样有重新选择生活道路的权利。

更可笑的是，有的报纸为了宣传上的需要，不惜对来稿削足适履，任意剪裁。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79年3月7日上海某报刊登了本市知青、当时在齐齐哈尔电视台工作的章琦的一封来信，题名为《我要继续战斗在大兴安岭》。章琦阅后大为不满，为此先后给报社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胡耀邦写信，反映问题。他在致报社的信中说：

今年三月七日，《××报》在一版发表了署我名的一封读者来信，一看标题，我的心就凉了半截，看完全文，我的心就全凉了。

我不得不遗憾的指出，贵报编辑这样想当然改稿做法，是实在要不得的。不能为了宣传就不顾事实，随意改写，这对党的新闻事业会造成严重的损害。请你们把我的原稿和报上发的稿核对一下，里面几乎没有我的原话了。我真难以相信，这篇稿是我写的。容我直率地说，这是一篇编辑摘取我稿中的只言片语，凭“合理”的想象编造出来的稿件，此稿违背了我的原意，并与客观事实不符。

在我的原稿中，根本没有“我要继续战斗在大兴安岭”的字样，连这个意思都没有，可是这句话不仅成了标题，而且成了文章的中心思想。我原稿说：“按照有关规定，我爸爸已向厂里提出了申请，厂里已经把申请报上去了，不久就能批复。”可是编辑却改为：“父亲的厂里也同意招收我进厂，只等我作决定了。”我原稿根本没说：“但是一想到就要告别生活和战斗了十年的大兴安岭，心中又有点舍不得”，“大兴安岭比上海更需要我”，“于是我决心继续战斗在大兴安岭”等等。我原稿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主要是劝说知识青年别闹事，要珍惜安定团结局面，要往远看，要向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为了表明我的决心，我决定不回上海接班，但不回上海并不等于就在大兴安岭啊!如果说“我要继续战斗在黑龙江”，则还可以。

章琦原信表示自己不回上海接父亲班，并希望知青不要闹事，要珍惜安定团结局面。但编辑仍觉不不满意，于是大笔一挥，连编带造，硬是要塑造出一位立志扎根边疆的知青光辉形象。胡耀邦在章琦的来信上作了批示，指出编辑同志刊登读者的来信，在文字上作点修饰是可以的，但更改事实是很不好的。一定要尊重事实，向一切读者负实事求是之责。

围绕章琦来信展开的小小纠葛说明，“文革”中舆论宣传习于说假话、空话、套话，甚至随意歪曲事实的歪风，并没有随着“四人帮”退出历史舞台而完全消失。对个别编辑者来说，“文革”中那种实用主义的工作方式早已驾轻就熟。然而，他们恰恰忘记了，报纸的生命力所在，是“向一切读者负实事求是之责”。

从1979年春节过后到第二年夏季，报纸上关于“扎根”的报道连篇累牍，城市中的返城风也经久不衰。从3月1日至3日，哈尔滨市下乡知青，每天聚集数千人至数百人不等，在市革委门前请愿，要求解决回城、安置就业问题。

请愿知青主要对国营农场宣布从3月1日起停办病退或困退手续的做法表示不满。哈尔滨市委对此事很重视，及时召开了各区知青办负责人、各大工厂负责人会议，强调加强对本区、本厂下乡青年及家长的思想教育工作，要求他们以大局为重，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市委领导在接见请愿代表时，明确表示不赞成集会闹事，并重申市委的意见：按照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安置知青返城。3月8日，市委领导和知青办负责人再次与知青代表进行座谈，希望青年顾全大局，克服暂时困难，安心本职工作。在这次风波中，一些闹事知青一度采取了拦截无轨电车、推翻小汽车等过激行动，但由于省市领导从全局出发，对知青积极说服教育，进行对话，使事件很快平息下来，闹事知青基本上返回原单位。当然，关于从3月1日起停办病退、困退的“一刀切”做法也得到纠正。

这年9月，三千多名浙江农场知青集体到省委门前请愿的事件曾产生较大影响。这些知青多数是“文革”初下乡的，时间长的已14年。他们返城无门，加上有关部门在返城政策上出尔反尔，引起这次历时近1个月的请愿。其间，知青们举行了静坐、游行。据说34名知青绝食、绝水4天，生命垂危后被送入医院。

这次请愿活动事出有因。1979年1月浙江省委根据中发〔78〕74号文件，派出包括省委常委、农垦局局长在内的联合调查组，专程赴知青比较集中的省五七农垦场听取干部、知青意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调查组在认真听取知青意见后，针对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中央和省委有关规定，制定了三项措施：

1对于在农场的知青职工，如果家庭和本人确有困难，根据统筹安排的方针，逐步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2对于继续留场的知青职工，千方百计地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农场实行“四定一奖”制度和岗位津贴等办法。

3改善劳保福利条件。对农场职工一律实行全劳保，待遇同全民单位一样《浙江日报》，1979年2月11日。。

此后不久，省委又作出决定：1966年进场的知青，上半年调出，1969年进场的知青，下半年调出。2月6日，省革委会根据中央〔78〕74号文件制定了浙革20号文件正式下达。文件第5条说：对家庭和本人确有困难的职工，组织上应积极协助商调，以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1979年先将进场时间在10年以上，年龄大、困难多的老知青调出。

2月11日，《浙江日报》报道了省委、省农垦局着手解决农场知青问题的消息。知青们听说后无不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农场也根据上级政策制定了年内将场里多余的一千多名知识青年职工调出的计划。但是，“天有不测风云”，5月26日省委宣布，20号文件收回，理由是1979年5月14日国发132号文件第6条规定：已经在国营农场或其他单位就业的知识青年，不再另行安置。农场知青翘首以待的返城一下子成了泡影。当初希望抱得太大，没有丝毫应变的思想准备，一旦破灭，自然会引发不满情绪。于是，农场知青打着要求落实20号文件的旗号，多次向省委申述自己的意见。对知青的申述，省委难以作答。最后，农场知青发起了请愿活动。

在请愿过程中，知青们散发了《我们被迫请愿的由来》、《告全市人民书》、《我们的三点要求》等资料，将请愿缘起和基本要求公之于众。三点要求是：1要求省委接见上访请愿知青；2要求省委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具体时间；3对上访知青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不能打击报复。三点要求是在9月8日提出的，但二十几天过去仍没有下文。

应该承认，上访知青还是比较理智的。9月10日，省五七农垦场机械场机械队的知青们即加入请愿队伍，尔后考虑到农场8000亩水稻尚未收割，为了避免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又宣布退出请愿，于21日回场参加收割。只是看到解决问题的日子遥遥无期，机械队的知青才决定于10月5日举行罢工。

在请愿活动中，知青们编写了不少顺口溜、越剧小调、短诗，以宣泄不平。其中一首诗，抚今追昔，不胜感慨，认为上山下乡的宏图犹如“南柯一梦”，但悔之已晚。诗中还对“走后门”等不平等社会现象进行了鞭挞：

知青知青，幼稚年青，满腔热血，愿为国尽，

垦荒围田，谁不拼命，植棉种田，多少干劲，

精力耗尽，南柯梦醒，回忆往事，多少教训，

补补修修，学业丢尽，年过三十，孤帆只影。

多少同学，伶俐聪明，留城进厂，“三级稳定”，

工资奖金，六十挂零，携妻带子，漫步柳荫，

同路“乾儿”，猴子成精，七十二变，绿装红领，

三年一到，西湖留影，娇妻爱子，温暖家庭。

有钱有路，后门出进，有父有母，也能顶职，

孤儿寡女，怎不痛心，泪向黄泉，讨我双亲，

同去几万，今日几影?此情此景，谁不冷心，

实在无奈，坐地请命，各位“大人”，万望怜悯。

1979年各地知青大举返城犹如洪水决堤，一些大城市试图暂时停办病退、困退手续，以缓轻冲击，结果却引发新的知青闹事。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也只有疏而不堵了。

知青大闹返城，受到报纸上一些文章的批评。有的认为他们只考虑个人利益，不考虑国家困难；有的认为他们是在革命道路上动摇和后退。一首写给新疆上海知青的诗歌，以朋友的口吻教训道：

也许因为早春寒气料峭，

有人筋骨单薄开始颤抖、动摇。

“四人帮”的浩劫使人悲叹前途渺茫，

难道就不能杜绝裙带、后门、官僚……?

怀疑在你心中播下迷惘。

你抱怨命运苦涩不逢时，

不愿再举起南泥湾的镢头，

钢铁的誓言随着岁月遗忘。

不，蠢虫必将被鸡啄。

朋友，对党的信念不容动摇！乐晨、连晖：《五月遐想》，《阿克苏报》，1979年5月12日。

这样的批评教育毕竟还是和风细雨的，至少还体谅到知青们的苦衷，承认“返城风”事出有因。但也有文章，只是一味指责知青“无理取闹”，“受了‘四人帮’‘闹而优’的影响”。

1979年2月下旬，著名作家巴金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曾就知青闹事现象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这个问题要两说。一方面，对他们的极端行动要引导教育；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他们的苦处。好多人都30多岁了，还没有房子，结不了婚。30年了，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没有保证，就容易产生一种幻灭的感觉。有些青年进了大学，条件改变了，他们学习是很勤奋的，很刻苦的。这说明，我们不能光责备青年应该怎么样，要反过来多想想我们的社会该给青年创造点什么条件，包括最基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条件。如果这个问题不痛下决心解决，是不行的。

有些知识青年从插队的农村上调到当地，也是走后门，行贿赂办成的，很费了一番力气，吃了苦头。现在其他人困退、病退回来了，这些人吃了苦头还留下来，就有了想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现在青年有几种，有的奋发向上，有的产生幻灭的感觉，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对这些问题，我们要从更深刻的社会意义上来考虑青年的处境。现在农村里边还有大量的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事情。城市青年也有住房、就业、婚姻各方面的问题，很尖锐的，你不处在他那个具体环境里，你就不知道他的日子每天都不好过。过去，“四人帮”搞封建法西斯专制，不让青年讲话，他们感觉受压迫很厉害。现在，我们在这方面为青年们讲了多少话?为他们反封建的要求讲了多少话?有些事情是逼出来的。

巴金先生是中国文坛的巨擘泰斗，“文革”后出版《随想录》五集，总结一生经验教训，对“文革”中种种丑恶现象鞭挞尤力。他像一位公正的法官，严格审视自己在“文革”中的一言一行，强烈的自劾自责意识力透纸背，使千千万万的读者从中受到启迪，由“文革”梦魇联想到每一个人的历史责任。他在书中一再倡导“讲真话”，那句“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座右铭。正因为他对“文革”的悲剧以及它的缘起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在分析知青闹事现象时，并不像某些人那样只是对闹事知青一味地指责，而是探究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进而强调社会的责任，当他说“我们不能光责备青年应该怎么样，要反过来多想想我们的社会该给青年创造点什么条件”时，正触到问题的实质。

知青返城风席卷城乡，吸引着全社会的注意力。除了成千上万命运坎坷的城市下乡青年为了自己的前途在奔走呼号外，另外还有许多人曾经自觉不自觉地予闻其事，当然，他们对这场风潮的态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有时是大相径庭的。这里记载的，就是当时的几段插曲。

(一)关于《骗子》的风波

1979年上海发生“二五”卧轨事件不久，发生过一起下乡知青冒充某大首长儿子的所谓“骗子事件”。上海的几名作者沙叶新、李守成、姚明德在很短时间里赶写出一部六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

主要剧情是：市郊东风农场知识青年李小璋因出身工人家庭，没有任何权势的背景，在农场里一待就是8年。眼瞅着周围的同学一个个走后门调走，他与已返城的情人却难成眷属，不禁心急如焚。本来他也有过按政策上调的机会，不想又被别人挤掉。从此变得消沉起来，整天抽烟喝酒，混日子。因为看不到前途，破罐子破摔，痛恨自己，又想捉弄别人。某日受到俄国剧作家果戈理的名剧《钦差大臣》的启示该剧说的是，俄国彼得堡的一个普通十二等文官，路过一个城市。该市市长误以为他是钦差大臣，百般逢迎，溜须拍马，送钱送物，还要把女儿嫁给他。，于是化名张小理，冒充中央首长的儿子，在官场上招摇撞骗，并借官员们竞相邀宠、假公济私的卑劣心理，为他从农场上调疏通关节。然而，就在他办妥一切手续，只等第二天到全市第二流的大工厂去报到，大功似乎已经告成时，骗局却因那位中央首长的到来而彻底暴露，李小璋被送上审判席。

这部话剧以上山下乡运动中经久不衰的“走后门”现象为抨击对象，用夸张的笔调对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的丑态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剧作者还通过李小璋恋人之口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问题：

你不满意现在的你。其实我也不满意现在的我。我们最初去农场的时候，都曾有过理想，有过热情，可是后来胸中的火熄灭了，甚至——比如你甚至变成了一个不诚实、不正直的人，多可怕呀！这究竟是谁的罪过呢?

对于这个问题，该剧并没有给予直截了当的答案。但是联系剧作者的创作意图不难得知，造成许多青年理想破灭，乃至自暴自弃的原因，除了“文革”中“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派的倒行逆施外，与一些干部依仗权势，大搞不正之风也是分不开的。这一点，突出反映在知识青年上调问题上。“文革”结束了，“走后门”之风在许多地方并没有得到遏制，难怪各地下乡知青在闹“返城风”时，无不众口一词，提到“走后门”的严重后果。因此，此剧一上演，立即在一部分观众中引起共鸣。

然而，尽管剧作者借剧中人物即那位中央首长之口指出，我们党“完全有能力克服这些弊病”，这部戏还是受到一些“正统”人士的攻讦。他们指责作者“是把支流当成了主流，没有真实地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没有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没有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从而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他们还以一些知青在城市里闹事为依据，指责这部戏助长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对某些错误思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离间了党和人民的关系漠雁：《文艺作品要有益于振奋人们革命精神》，见中国社科院编：《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第51期，1980年1月。。总之，帽子一大堆。事实上，助长社会秩序混乱，造成知青骚动，并且“离间了党和人民的关系”的，正是“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的猖行，而不是对这种不正之风进行大胆暴露的《骗子》一剧。而横加指责者却将这样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完全颠倒了。

这部戏是当年唯一一部大胆剖露知青返城问题的有影响的剧作。虽然它上演不久就停演了，但留给人们的印象是难以忘却的。

(二)女垦荒队员的呼吁

70年代末，当北大荒农场知青正在上演《今夜有暴风雪》里那动人心魄的大返城一幕时，上山下乡运动的先驱者，50年代中期由内地到北大荒安家落户的女垦荒队员们发出了要求落实政策的呼吁。

问题的起因要回溯到20多年前。1955年秋和1956年春，团中央和北京市团委组织了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先后有220多人奔赴萝北垦荒。在他们的影响下，又有天津、河北、哈尔滨等地组织了几批青年到萝北，他们大多是城市和一般城镇的男女知识青年。50年代中，这些青年按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来讲，在城里找个较为舒适满意的工作并不难，但他们却选择了一条最艰苦的道路——奔赴祖国的东北边疆进行开发建设。

1955—1956年，他们初到萝北时，北大荒还是茫茫无际的一片处女地。是他们自己动手支起第一顶帐篷，同蚊子、小咬，同零下40℃的严寒进行斗争，一犁一犁开出了成片的良田。垦荒队员创业时期的生活异常艰辛，1956—1958年整整3年，每人分到手的钱合起来不足5元，甚至连买张邮票都犯愁。这以后，垦荒队员的事迹一再见诸报端，感动了更多的城市青年，决心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

垦荒队员中包括不少女青年，当她们离开城市奔赴边疆时，曾被当作时代的英雄受到盛大的欢送。对未来，她们有过美好的憧憬，也有过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却完全没有想到会遭遇被迫离职的厄运。

1959年初，萝北县建立了国营农场。各青年垦荒队所在的北京庄、天津庄、河北庄、哈尔滨庄，都划归国营农场，青年垦荒队员全部转为国营农场的正式职工。然而到了1964年，农场里开始大量压缩职工。按国家精简职工的条例，精简对象是：连续工作不满一定年限，年老、体弱不能从事原工作的，本人自愿退职作退职处理。当时农场精简职工方案〔64〕青农曹字31号文件第二条第三款也规定：“垦荒队员一般不作退职处理。”但在实际执行中，农场领导却一意孤行，逼迫着许多女垦荒队员退职。

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女队员徐春华16岁报名到北大荒，1963年结婚后有了孩子，农场即强迫她退职。她不愿退，农场领导叫她在数九严冬把刚满6个月的婴儿扔在家，到很远的地方修水利。她万般无奈，只好退职。河北庄女垦荒队员赵锦卓，本来是拖拉机和康拜因驾驶员。1963年孩子刚满月，场里硬让她去上夜班，又派她上山打石头，她走投无路，只好听命退职。

为了强迫女垦荒队员们退职，有的农场和生产队领导使出各种“残酷”的手段。他们把幼儿园解散，迫使女青年回家抱孩子。女青年仍然坚持上班，他们就让她们每人每天收两垧半地的庄稼，完不成就赔偿损失。有的给怀孕的女青年规定打草定额，打了草还要亲自背回来。有的领导还强迫女青年和男青年一起下到河里沤麻，让男青年光着屁股在女青年面前干活，迫使女青年回家。有的女青年不肯就范，领导就向她的丈夫施加压力，以开除党籍相威胁。为此，北京垦荒队的发起人之一杨华不得不带头让自己的爱人退了职。

当初，她们自愿报名到北大荒，不是因为在城里找不到饭碗，是怀着美好理想，为开发边疆而来的。创业中历尽艰辛，没犯任何错误，却被强令退职了。有些人被迫退职后不敢告知内地家人，以免他们得知亲人在北大荒落到这般田地而伤心。

“文革”结束后，女垦荒队员曾为此事写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胡是当年青年志愿垦荒活动的倡始者，以后一直关心着垦荒队员的命运。他希望解决垦荒队员的遗留问题，将此事转请黑龙江省委调查处理。省委责成合江地委、合江地委又责成垦荒队员所在的向阳农场党委调查解决。农场党委提交的报告称：当年农场共有118名垦荒队员和支边青年从正式职工中被压缩出来，同时被精简的还有另外800多名职工。如果解决垦荒队员的复职问题，那么其他职工的复职问题也要一并解决。

其实，后者的情况与垦荒队员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他们主要是1959年国营农场建立后，才从各地投亲靠友或盲目外流到当地的职工亲友和其他人员，有的被不合法地吸收为农场职工。而垦荒队员全部是有组织到边疆的，建场前即在当地创业，建场后又第一批成为农场的正式职工。但这样一个了若指掌的问题却被农场领导搅得糊涂一团，使复职的希望仍旧渺茫。

以后，这些老队员又给当初组织她们到东北的团中央等部门写信反映，要求落实政策，也没有得到明确答复。

1979年6月，《中国青年报》记者到黑龙江省萝北县采访50年代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事迹时，几乎每天都有一些当年的老队员(多数是北京、天津、河北等庄的女垦荒队员)反映“被逼退职当家属”的问题。这些60年代初大精简政策的“牺牲品”对在农场范围内解决问题已不抱任何幻想，她们恳请记者将自己的心情、要求转告有关领导、有关部门。

当时，各地知青都在为返城而请愿、而上访。但这些知识青年的先驱者们，在当地安家落户年深日久，早断了返城的奢想。她们表示：只要复了职，就会安心在边疆一辈子。各地知青尤其是北大荒知青为返城焕发的巨大能量显然给这些碰壁之余、心情沮丧的老知青以某种有益的启示，重新燃起希望。她们向记者表示：如果问题实在还不解决，我们就上北京。扛着志愿垦荒队的大旗，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我们这些人决不胡闹，我们通情达理，大家会凑些钱到北京去，直到问题解决。1979年6月13日《中国青年报》第63期《青运情况》报道了她们“强烈要求复职”的消息，使更大范围的人们了解到这批垦荒队员可悯可叹的命运。

然而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往往比它的产生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报社的呼吁仍未给垦荒队员们带来企盼的佳音，她们似乎也没有像扬言的那样扛着大旗赴北京上访请愿。于是只有继续等待。1984年9月15日，共青团北京市委在《关于慰问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情况的报告》中旧话重提，再一次反映垦荒队员的复职要求，“使他们近30年的垦荒历史得到一贯的承认”《荒原上的足迹》，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07页。

(三)回乡知青的要求

返城风中，一些地方的回乡知青也受到影响，要求国家为他们落实政策。

上山下乡活动的发起和初澜，主要是与回乡知青联系在一起的。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前，正式报道从未讳言回乡知青是上山下乡活动的主体。然而，随着60年代末城镇知识青年掀起上山下乡高潮，回乡知青明显受到舆论工具的冷落。

从1968年夏季各地着手动员“老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时起，所有农业户的毕业生就被要求“一律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如果说“文革”以前少数农家子弟尚可通过艰苦努力考入高等学校，从而改换“农业户”门庭的话，那么，当旧教育制度毁于一旦，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后，他们在毕业之余的唯一出路就只有子承父业了。

他们从农村中来，毕业后又要回到农村去，对这个似乎顺理成章的规定，许多农民子弟并不愿接受。即便是下放农村，他们也希望能够享受城镇居民子弟的待遇——顶着“下乡知识青年”而非“回乡知识青年”的名义。下乡知青固然带着接受“再教育”(即接受改造)的重任，但作为一种特定的身份，所享有的待遇，非回乡知青所能企及。动员时，他们可以申请到国营农场(或生产建设兵团)当农工(兵团战士)，挣工资；下乡时，国家按人头拨给安置费；尤为重要的一点，在未来的招工、招生时，比回乡知青有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一些农业户学生，何以要利用与负责分配工作的军训人员或学校行政干部的良好关系，想方设法冒入“下乡知识青年”队伍。若干年后，正是凭着这种身份，他们有幸获得重新分配工作和进入城市的机会。当然，有此幸运的为数很少，在乡务农成为大多数农家子弟命中注定的归宿。

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的十几年中，农村的普及教育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回乡知青的人数因此猛增。他们一部分来自县镇一级中学，更多的则来自遍地开花的农村中学《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6页。。

“文革”十年中，下乡的城镇知青共有一千四百余万，回乡知青的人数则数倍于此。具体到每个省、自治区，乃至地、县，无不如此。1975年4月10日《人民日报》载：“文革”中河南先后有36万城镇知识青年、500万回乡知识青年奔赴农村。7月19日载：1968年以来，宁夏已有50多万回乡知青，14万多城镇知青下乡。不久，又宣布说，江苏省下乡插队的城镇知识青年有5万多人，回乡知识青年达24万多人《人民日报》，1968年11月15日。。

60年代末，旨在夸大上山下乡工作的成绩，壮大声势，吸引更多的中学生响应号召，宣传媒介在公布知识青年下乡数字时，有时将回乡青年也包括在内\[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3页。。以后，又试图通过对邢燕子、程有志、徐敏光、韩志刚、吕玉兰、赵云英、芦忠阳、张大暖、王美季等一批回乡知青的表彰，为上山下乡运动增添光彩。然而，当国家召开有关知青工作的专门会议，制定具体政策时，却是以城镇下乡知青为对象的。实际上回乡知青问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而回乡知青的疾苦也不属各级知青办关心的范围。特别是1973年国家对知青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后，下乡知青与回乡知青身份上的差距便进一步拉开了。

“文革”期间，回乡知青同他们的父辈一样，被牢牢束缚在脚下的那片土地上，当然也没有机会倾诉他们的不满。

70年代末，下乡知青大举返城之际，国家迫于城市就业的巨大压力，在想方设法、广开就业门路的同时，采取了严格控制从农村招工、大量清退城市农民工等措施。1978年初明确提出：“今后城镇用工，基本上不从农村招收。”需要补充职工时，主要是招收按政策规定留城的知识青年，也可以招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国务院知青办：《关于中学毕业生分配政策等方面的问题给江苏、广东省知青办的复函》，1978年5月15日。。1979年3月，国家计委制定了《关于清理压缩计划外用工的办法》，要求各地把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清退回农村后，生产和工作确实需要的，经省、市、自治区劳动部门审批，可以补充城镇待业青年和上山下乡青年。所谓“计划外用工”，主要是指工矿企业从农村中招收的合同工、临时工。当时仅河北一省就有这类用工60万人《河北省劳动就业、知识青年安置工作会议纪要》。。就全国而言，必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此后，各地展开严厉清退农民工的活动。此举凸显了农村青年与城市青年、回乡青年与下乡青年在就业方面的不平等。当农村青年流入城市就业的“瓶颈”被行政命令再次卡紧时，一些回乡知青的不满情绪加剧了。

1979年8月，贵州兴义地区安龙县十多名回乡青年在县城贴出一封致全县回乡知青的公开信，集中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公开信说：解放前，我们农村贫下中农在暗无天日的反动统治下，没有上学读书和当工人、当干部的机会。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我们这一代青年都上了学，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贡献。但是近几年来，在就业、升学、当兵等问题上，对上山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都分别对待。“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只钻洞”的封建思想仍然存在。

公开信呼吁回乡知青积极行动起来，要求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坚决按照毛主席上山下乡和回乡知青要一样对待的政策办”。公开信贴出后，轰动了县城和各区、社，许多回乡青年表示支持。大部分区社干部也表示同情，因为他们的子女中很大一部分也是回乡青年。县委则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公开信的一些措辞有失偏激，但是点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当时，不断有回乡知青投书《中国青年报》等报刊，提出各种各样令他们感到不满的问题。主要有：

“为什么不重视回乡知识青年?”一些回乡青年尖锐质问：去年(指1978年)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对城市知青都做了具体安排，为什么对几千万回乡知青却只字不提?同样在党的领导下，为何竟有不同的对待?有的青年认为，回乡知青人数多，有一定文化，是农村从事生产、科学实验、教育、卫生工作的生力军；许多回乡青年在农村担任了基层领导职务，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中间的先进人物，为改变本地落后面貌做出了贡献。但报刊、电台报道下乡知青消息多，报道回乡知青的成绩和活动少，使他们感到切身利益和政治要求被漠视。

“政策上为什么区别对待?”70年代末的普遍现象是，下乡知青无论能力多弱，表现多差，最终也能招工、招干；回乡青年表现再好，能力再强，却只能在家务农。1979年贵州省安龙县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县里从下乡知青中招收了28名国家干部，大部分是多次升学、招工被淘汰，文化基础差，表现又不太好的青年；而多年担任半脱产干部的回乡青年中，却没有一人被正式转为国家干部。这引起一些基层干部、回乡青年的怨言。有的人认为上级机关“只怕下乡知青闹回城，不怕回乡知青闹事”；有的人说：手心和手背都是肉，对下乡和回乡知青应一视同仁；有的青年则自怨自艾，“投错了胎”，“命中注定招工、招干没有份，学了文化照样玩泥巴”。

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间的不平等，归根结底是由于城乡差别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行政体制造成的。在这种体制下，逐步形成一个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即以市民为主体的城市社会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社会。其轴心是严格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将全国人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部分。

与户籍管理制度相联系的，还有住宅、粮食、副食品、燃料供应、教育、医疗、就业、保险、劳保、婚姻、征兵等项制度。在所有这些方面，非农业户(城镇户)均享有国家提供的一些待遇，是农业户可望而不可即的。

两种户籍，不仅是居住地的区别，也不仅仅是就业、工作性质、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区别，而且是一种身份限制。这种身份还具有继承性。城镇青年下乡时，虽由城镇户口改为农业户口，但在他们身上，仍承受着国家予以非农业户的余泽。他们名义上是“农民”，却保留着档案，有专门的管理系统，有安置费、补助款，有国家平价补助的粮食、燃料，有招工、招生时的专门指标。乃至最后，国家按照对城市人口实行“统包统配”的旧模式，将他们收回城市重新分配了工作。而回乡知青“先天不足”，只因他们的父辈是农户，所以他们也就天经地义地被认为应该务农。

许多回乡知青渴望改变这种千篇一律的命运，他们憧憬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奋缔造更灿烂的明天，然而在旧体制的包容下，这种理想不过是海市蜃楼。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才逐步冲破了城乡间的森严壁垒，也为农村知识青年施展自己的才智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