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
Author: 郭汝瑰; 黄玉章
Date: 2015-07-31T16:00:00+00:00

目录

第五章 武汉会战及广州失陷
第一节 武汉会战前中日双方的部署

第二节 会战经过

第三节 日军突袭大亚湾与广州陷落

第六章 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第一节 武汉失守后的形势

第二节 南昌会战
第三节 海南岛及汕头作战
第四节 随枣会战
第五节 第一次长沙会战
第六节 桂南会战
第七节 1939年冬季攻势
第八节 枣宜会战
第九节 上高会战
第十节 中条山会战
第十一节 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十二节 日军对中国沿海的封锁作战

第七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抗战
第一节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和中国战区的建立

第二节 第三次长沙会战
第三节 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
第四节 浙赣会战
第五节 监利、华容地区作战及鄂西会战
第六节 常德会战

第八章 走向最后的胜利
第一节 1943年国际国内形势

第二节 缅北、滇西反攻作战
第三节 豫、湘、桂会战
第四节 击退日军的最后两次进攻
第五节 局部反攻收复广西
第六节 日本投降

后论
一、战略决策

二、作战指导
三、军队概况
四、敌后游击

后记

第五章 武汉会战及广州失陷

第一节 武汉会战前中日双方的部署

一、日军的战略企图及秘密和谈

武汉地处中国中部的江汉平原，东接苏、皖，西邻巴蜀，南连湘、粤，北毗豫、冀，平汉、粤汉铁路和长江、汉水交汇于此，使这座城市成为水陆交通的枢纽。1937年11月国民政府的一些重要部门从南京迁至武汉，武汉更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在日军攻占了南京后，日本大本营即开始研究进攻武汉的问题。当时考虑的方针是：首先打通津浦线，沟通南、北两个战场，尔后攻占郑州，切断平汉路，再向武汉进攻，同时攻占广州，切断中国的海上补给线。但研究后认为在华兵力暂时不足，必须增建军队和作一段时间的休整，才有可能采取行动。因而一方面让侵华日军进行休整和调整部署，一方面积极进行增建部队的动员工作。1938年4月初，日本大本营决定实施徐州会战时，同时也决定实施武汉会战，不仅令陆军在制订徐州会战计划时要“预想到会战以后的形势，要将武汉会战的实施也考虑进去”。〔1〕而且令海军“以攻占汉口为目的，向南京—汉口—岳州间的长江及其沿岸准备作战”，并于5月间陆续给中国方面的舰队增强兵力。6月3日，下令海军“控制长江下游大部水路，保证交通安全”，“可先攻占南京上游的安庆”，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2〕5月底，日本大本营便拟定了当年秋季攻占汉口和广州的作战指导大纲，认为“攻占汉口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半”，“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了汉口、广州，就可以统治中国”，“只要控制了中原地区，实质上即是统治了全中国”。〔3〕

1938年6月，日本研究和制订国家政策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提出了《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内称“我国推行大陆政策当前的目标，在于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当前的战争目标”是“必须在军事行动方面确保很多的战果。为了彻底打击国民政府，使它在名义上、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政权，必须攻下汉口、广州以及其他敌人的抗战中枢。同时，随时将沿海岸线的军事的、经济的要地逐个占领，发挥海上封锁的效果。另一方面更必须对中国内地的重要都市和军事设施加强轰炸。”又说：中国“目前虽然已丧失了华北、华中的重要各省，然而只要国民政府还盘据在汉口，汉口就是主要以西北各省为其势力范围的共产军和主要控制着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军之间的接合点和两党合作的楔子”，“所以首先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同时，攻下汉口，对新政府(指伪政权)说来，可以创造这样的可能性：把汉口以下的长江下游流域归入统治圈内。这样才可以谋求经济的独立，以及实现华中战区的复兴。相反的，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就意味着丧失了湖南、湖北的粮仓地带和中国内地惟一的大经济中心，不但会造成该政府经济自给的困难，并且会减弱现在惟一的大量武器的输入通道——粤汉路的军事、经济价值。这样一来，即使该政府逃到了四川或是云南，以保余命，但在这种山岳地带，也无法发挥比一个地方政权更大的作用了。”〔4〕基于上述认识，1938年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当年秋季进行攻占武汉及广州的作战。

7月29日至8月11日，在中国东北图们江下游地区发生了苏联军队与日本军队激战的“张鼓峰事件”。由于日本企图迅速结束侵华战争，所以对苏采取了不扩大方针，而对中国仍然决定实施攻占武汉和广州的作战。就在张鼓峰战斗最为激烈的7月31日至8月初，日本参谋本部根据御前会议的决定，拟订出《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点》。其方针是：“把灵活的作战指导和各种措施都统一在这个方案之下，由此抓住结束战争的时机。最近，更要统一和加强总动员和军需动员，以促进国力建设和充实军备。”其战略指导是：“(一)进行指导时，尽量缩短汉口作战和广州作战的时间间隔。(二)汉口作战的目的，在于摧毁蒋政权的最后的统一中枢——武汉三镇和完成徐州作战以来的继续事业——黄河和长江中间的压制圈。本次作战对敌方兵力打击愈大则愈有意义。

因此，本次作战根据以下各点进行指导：1.为了夺取武汉三镇，作战指导上应采取以下策略：对配置于该地防线上的敌方兵力尽力给予重大损害。2.以后竭力限制战局的扩大，采取紧缩持久的态势，在汉口附近留下若干机动兵力，即：河南省黄泛区以西的地方，概予放弃；为了占领武汉三镇附近地区，预期北自武胜关、南迄岳州附近构成一条持久战线；在武汉以东的长江南岸，主旨限于控制沿江岸的各要点。3.广州作战的目的，在于一面切断蒋政权的主要补给线，一面使第三国，特别是英国的援蒋意图受到挫折。

因此，本次作战根据以下各点进行指导：(1)采取急袭方式，果敢迅速攻占广州。(2)以后在广州附近，切断粤汉线、珠江、西江的交通，采取紧缩持久的态势。4.在原则上，除了汉口及广州作战外，不再进行扩大战局的作战。”其政略指导的主要内容是：“在攻击汉口以前，预料国民政府方面会提出和议；又在攻击广州之后，预料国民政府和某第三国会相继提出和议。对这两种动态，要努力因势利导，重新调整日华关系，及时结束这次事变。”“下一时期的军备对象确定为苏联，在国力、军备上的安排，暂时(大概到昭和16年为止)以陆主海从为原则。”“加强日、德、意合作，以便于结束这次事变，同时造成有利于我方对苏联的国际形势：1.促进签订日、德、意同盟。2.加强对德、意的贸易并授予德、意在中国的权利，策划经济合作。3.通过对南洋殖民地问题的处理，刺激国际形势，并加以因势利导。”“秘密研究准备处理英国在华的既得权益，抓住解决事变的关键：1.除华北和上海外，作为处理英国在华既得权益的基本观点，一般以恢复原状为原则。2.作为牵制英国的一种策略，关于华中的货币制度，采取日、英、华共同合作方式”等。〔5〕总之，日本的战略和政略都是以迅速结束战争为中心而制订的。

由于国民政府并未因日本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而断绝与日本的联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及其下属第一科(日本科)科长董遵守仍来往于香港、东京、汉口间暗中进行“和平”活动；而近卫内阁改组后新上台的外相又是与蒋介石和张群均有旧交的宇垣一成，所以当宇垣发表声明说“中国方面有根本变化时，可能考虑和平问题”时，张群首先致电祝贺宇垣上台，并提出求和试探，表示汪精卫或他本人可以出面与日本谈判。宇垣考虑汪、张二人是人所共知的亲日派，由他们出面反而不利于和谈，因而希望由孔祥熙出面。6月23日，孔祥熙派秘书乔辅三去香港，与日本总领事中村本一会谈。6月24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了《今后指导中国事变的方针》：军事打击与政治诱降双管齐下，要求集中国力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的目的”，同时“不妨根据条件接受”和谈。〔6〕7月8日，五相会议又确定了诱使国民政府投降的具体条件：一是使国民政府合并于新兴的中国中央政权(指伪政权)，二是改变国民政府名称或改组旧国民政府，三是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采用亲日、满与反共政策，四是蒋介石下台。日本政府当即训令中村向乔辅三提出上述四条，以及与陶德曼调停时日本提出的基本相同的条件。7月12日五相会议还决定了《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其方针是：“为使敌人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应加强目前正在实行的计划”。其实施的纲要是：“1.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2.促进对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3.利用、操纵反蒋系统的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7〕7月15日乔辅三回到汉口，孔祥熙与蒋介石密谈。18日，乔向中村也提出了蒋介石的和谈方案：一是中国政府积极实现对日亲善，停止一切反日行动，希望日本也要为远东持久和平、为改善中日关系而积极努力；二是通过签订中、日、满三国条约，间接承认“满洲国”；三是承认内蒙古自治；四是华北特区划定甚难，但中国承认在平等互惠基础上开发华北经济；五是非武装地区问题，要待日本提出具体要求后解决；六是反共问题虽未充分讨论，但终须清算与共产党的关系，关于是否加入防共协定或缔结特别协定问题，须进一步研究确定；七是中国目前很穷，无力赔款。〔8〕这一方案基本接受了日本的条件，仅重庆政府参加或合并于伪政权及蒋介石下台两条未能接受。为此，双方僵持不下，谈判陷于停顿。国民政府产生这种妥协的思想并不奇怪。毛泽东在6月初就指出：“估计到某种时机，敌之劝降手段又将出现，某些亡国论者又将蠕蠕而动……但是大势所趋，是降不了的，日本战争的坚决性和特殊的野蛮性，规定了这个问题的一方面。”〔9〕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日本内部对诱降方针产生分歧。由于日本军方坚决反对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近卫首相在此压力下屈从军方意见，停止暗地的和谈活动。国民政府于9月1日撤回了谈判代表。

在此前后，国民党集团与日本还进行过多次所谓和平谈判，孔祥熙、蒋介石均曾通过贾存德(孔祥熙亲信、行政院代理秘书)、柳元龙(陈诚书记官)、杜石山(蒋介石在香港秘密办事处负责人)、萧振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总参议)、樊光(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等人，与日本萱野长知、秋山定辅(日本民间知名人士，孙中山友人，均曾支持、援助过中国革命和直接参加武昌起义）、和知鹰二（先后任日本驻华南、上海特务机关长）、石原莞尔（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津田静枝（日本海军中将）、今井武夫（先后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科科长、驻华日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兼中国科科长）、板垣征四郎（驻南京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和陆军部长）等人多次秘密谈判。军统局长戴笠甚至派特务冒充宋子文之弟宋子良等与板垣征四郎谈判（日本称为“桐工作”）。武汉会战之前，主要是国民党集团主动找日本谈判，武汉会战后，日本因兵力不足、财政困难等原因，急于与中国停战，则多为日本主动找中国谈判，企图以诱降手段保持其侵华战争中已取得的主要战果。〔10〕

如果因此便认为蒋介石抗战不坚决，希望屈服于日本，则未必完全符合实际。虽然由于长期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对日采取不抵抗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在抗战初期国民党集团内部又有不少主和派的影响，蒋介石还有希望和平解决的思想，如陶德曼出面调停和议时，他开始并不抱任何希望，只不过借谈判争取时间防守首都。所以他在1937年11月29日日记中写道：“为缓兵之计，不得不如此耳。”但当与陶德曼长谈之后，12月2日的日记中就写道：“联俄本为威胁倭寇，如倭果有所觉悟则济矣。”〔11〕可见当时的思想还处于犹豫、矛盾之中。但随着战争的发展，蒋介石抗战到底的思想亦日趋坚定。这从蒋介石的公开和对内部讲话以及日记中可以得到证明。如1938年9月，萧振瀛与和知鹰二在香港谈判时，蒋介石9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敌将与武汉未陷落以前，求得一停战协定而罢兵乎？此则无异城下之盟也，如无国际变化向倭压迫，亦决无和议可言，即使敌国承认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亦决无实现之可能。国家存亡，革命成败，皆在于我国之坚忍不拔耳，切戒勿为和议之谈摇撼”〔12〕。当萧振瀛认为谈判有望，于10月26日来电报告“和局当已有望”，请何应钦准备去福州与和知鹰二会谈时，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敌寇野心并未减杀，而且有缓兵与诱惑之狡计”，“抗战至现阶段，决无抛弃立场、根本改变国策之理”〔13〕。不仅于10月30日命何应钦转令萧振瀛停止和谈，返回重庆，而且于31日正式公布早已拟好的《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人民书》：“我国在抗战之始，即决定持久抗战，故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唯其为全面战争，故战区之扩大，早在我国人所预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亦正唯我之抗战为全面长期之战争，故必须力取主动而避免被动。敌我之利害与短长，正相悬殊；我唯能处处立主动地位，然后可以打击其速决之企图，消灭其宰割之妄念”。“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悲壮、更刻苦、更勇猛奋进，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14〕12月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既知持久抗战是民族唯一出路，为何复有徘徊迟疑!此心既决，毋再为群议（指主和派）所惑”〔15〕。

1939年7月7日，蒋介石发表抗战建国二周年纪念《告世界友邦书》说：“今日国际间一切无法律、无秩序之无政府状态，实由1931年之九一八日本强占我东北四省始作俑所造成”。“在敌人未彻底放弃其侵略政策以前，我国抗战，无论遭受如何牺牲与痛苦，决不有所反顾与中止”。11月1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批判国民党内要求及早结束抗日战争的错误思想。他说：如果我们国家民族一天没有得到独立自由平等，抗战就一天不能停止，而我们的牺牲奋斗和努力，也一刻不容松懈，更丝毫不容有徘徊观望、半途而废的心理，幻想苟且和平!否则抗战失败，国家灭亡，我们作了中华民族千古的罪人!所以现在如有人以为敌人已无法进犯，他的侵略之技已穷，我们可以乘此机会与他讲和，或者以为友邦都不可靠，不如自己早些设法和平，这就是陷入与汪精卫同样错误危险的心理”。“一面坚持抗战，一面抓紧建国，再埋头苦干三五年，非获得彻底的胜利和成功，使敌人根本放弃其侵略政策，决不能停战言和”〔16〕。

据参加与日本谈判人员的说法，蒋介石掌控与日秘密谈和之目的，既有“籍机探寻日本真象”，又有“虚与委蛇以分化其国内主战及反战之势力”。〔17〕认为“谈判可以促成日本和平势力成立，俾与主战派对立”。同时可以“破坏日本组织统一伪政府企图”〔18〕。

二、国民政府的战略方针及保卫武汉的作战准备

南京失守前，国民政府迁至重庆，但其军事统帅部的军事委员会及许多重要部门则迁至武汉领导抗战。统帅部接受了淞沪会战及南京作战的经验教训，并吸取了南京国防会议上中共代表提出的部分建议，军事委员会于12月在武昌拟订了抗战的《第三期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为：〔19〕

第一方针

国军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同时重新构成强韧阵地于湘东、赣西、皖西、豫南各山地，配置新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

第二指导要领

(一)各战区

1.划定各战区范围，并选定根据地，以面的抵抗，对敌之点或线的夺取，使不能达速战速决之目的，而消耗疲惫之。所有在各区之军队及行政、党务各机关，无论在何情况下，绝对不准离开原战区，东击西应，奇正并用，以收长期抗战之效。

各战区根据地，应利用地形，构筑工事，集积粮秣弹药，讲求连络通信方法，以备独立作战。

2.现在我军战法，应于硬性之外，参以柔性，务在交通要线上，纵深配置有力部队，使任正面阻止战斗。同时组织训练民众，使联合军队，共同施行游击，以牵制、扰乱、破坏敌之后方。前呼后应，敌攻我正面，则游击队由各方进击；如攻我游击队，则不与决战，使其前进迟滞。

3.为达迟滞敌军之目的，各战区之公路，现在即予破坏(在我第一线内30或100公里之后方者)。

4.令各省将碉堡立即拆毁，以所得材料，为构筑工事之用，并将全国各地城垣同时拆除，因我现在既不能借之以拒敌，转资敌将来利用以御我，必使我游击、攻取均感困难也。

5.对于预期在广东方面上陆之敌，责成余副司令长官，以两粤之力量击攘之。不得已时，应据守粤北山地，与中央连系，使我作战容易。

(二)决战地带

1.决战地带选定如左(下)：

南段莲花、萍乡沿湘赣边境之桐木、东门市、龙门厂、通城、羊楼司之线。

北段太平镇、河口镇、新府集、武胜关之线。

中间武汉附近构成要塞，其东部之湖沼地带则予开放。

本地带应依机动防御要领指挥作战。敌如直趋武汉，则我利用湖沼之障碍及要塞之抗力，以限制敌活动，主力向其两翼转移攻势。敌如向阵地正面攻击，即就阵地与之抵抗。各战区亦须依游击活动，以与主力作战相呼应。

在此地带之各县县长，应以军人充任，俾得组织训练民众捍卫地方。

2.前进阵地选定于赣江左岸清江亘九江之线，江北则沿鄂、皖、豫边之黄梅、□破炉(按：可能为今安徽黄梅东北的破凉亭)、立煌(今安徽金寨)、经扶(今河南新县)等线山地构成之。

3.兵力决定如下表。(略)

4.兵团部署：

甲、配置新锐兵力为使决战地带战斗有利，应以新锐部队配置于重要各地。

乙、各省保安团队，多有曾训练堪任战斗者，应改编为正式作战部队。

丙、补充整理经战部队为恢复精强能战部队之战斗力，应分调各师于表列(附表略)各地，整理补充，同时准备尔后之使用，以任该地附近之作战。

丁、各省尚可调集之部队，应调集决战。

5.阵地之编成要领。(略)

6.工事之构筑部队。(略)

(三)长江及武汉之守备

1.湖口以西、武汉以东之各要塞，应力事增强，并统一指挥，以江防总司令统兵守备之，并加封锁。

2.武汉之守备，以20个团(5师)担任之。

3.设武汉卫戍总司令，任保护核心之全责。

以上使用部队及作战计划，另定专案。

(四)交通通信兵站(略)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开封召开的第一、第五战区团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上，曾对当时的战略构想及战术运用做过阐述。他说：“我军的战略是什么呢?简单明了的讲起来，就是东面我们要保持津浦路，北面要保持道清路，来巩固武汉核心的基础。大家知道自从上海、南京失守，我们惟一的政治、外交、经济的中心应在武汉，武汉决不容再失，我们要维持国家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巩固武汉；但我们要巩固武汉，就要东守津浦，北守道清。如果津浦、道清两路失守，武汉就失去了屏障；屏障失了，武汉就受到威胁。所以津浦、道清两路，我们无论如何要抵死固守，决不容敌人进犯。我们如何才能够巩固这条道路呢?……一定不好呆着不动，坐以待敌，必须积极动作，对威胁我们的敌人采取攻势，必须严密监视敌人，时刻保持主动地位……或从正面冒死突进，或由侧面绕道截击，或迂回包抄围攻歼灭，或纵兵深入断敌归路……陷敌人于被动，使他顾此失彼，应付不暇。如此我们才能固守，才能够借津浦、道清两路来屏障武汉。武汉重心不致动摇，国家民族才有保障。这就是我们的战略。”〔20〕

1938年1月17日，军事委员会为适应作战中心向华中地区转移的形势和新的战略方针的需要，重新调整了部署，将全国划分为6个战区和1个武汉卫戍总司令部。6个战区分别是：第一战区程潜，辖平汉路及陇海路中段，所属部队主要为宋哲元等2个集团军及战区直属部队；第二战区阎锡山，辖山西、绥远及陕北，所属部队主要为卫立煌部南路军、傅作义部北路军、朱德部第18集团军及战区直属部队；第三战区顾祝同，辖江、浙，所属部队主要为刘建绪等4个集团军、新四军及战区直属部队；第四战区何应钦(兼)，辖两广，所属部队主要为余汉谋1个集团军及战区直属部队；第五战区李宗仁，辖津浦路方面，所属部队为于学忠等6个集团军、庞炳勋1个兵团、张自忠1个军及海军陆战队；第八战区蒋介石(兼)，辖甘、宁、青，所属部队为马鸿逵1个集团军、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及战区直属部队。武汉卫戍总司令部的组织规模与战区相似，任命陈诚为总司令，负责全区的备战事宜。其下又设武汉警备司令部，以第186师师长郭忏任司令，负责武汉三镇的治安和备战事宜。由于当时津浦路中段及道清路仍在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控制下，武汉尚未受到直接的威胁，所以刚成立时直辖部队并不多，仅有第185师和由淞沪战场撤来的第54军(第14、第16、第55三个师)以及湖北保安团队等。后为指挥方便，将第55师与第185师合组为第94军，郭忏升任军长，仍兼警备司令；将湖北保安团队组建为第187师。不久，将第187师调长沙担任防务，武汉三镇仅有第94、第54两个军(4个师)的兵力。第94军担任武汉三镇市区的警备和治安，第54军担任武昌郊区的警备及野战工事的构筑。武汉外围地区尚有军事委员会直辖的一些部队正在整顿补充之中，尚未编入武汉卫戍总司令部的战斗序列之中，以后才将李延年等5个军转隶武汉卫戍总司令部。

为了增强武汉城防工事，在原有野战工事和半永久工事的基础上又加筑永久工事。军事委员会拟定了计划，将该计划交付地方政府和武汉警备司令部执行，并命卫戍总司令部加以督饬。武汉城防工事增筑计划的主要内容为：〔21〕1.方针依战术上之见解，以原有之城防工事为基础，编成若干据点，以为作战部阵地编成之骨干，俾于仓猝之间，得据以拒止敌人。

2.区域遵照11月29日武汉行营会议，以东战场敌人为目标，在贺胜桥—豹子獬—葛店—阳逻(阳罗)—横店—巨龙冈—蔡甸线上构筑之，其工事种类、位置及数量如附表［使用4个师又3个团的兵力，构筑机关枪掩体172个、掩蔽部90个，步兵炮掩体60个、掩蔽部30个，野(山)炮掩体46个、观测所18个、掩蔽部28个，重炮掩体32个、观测所9个、掩蔽部24个］。(表略)

3.工事性质半永久工事。

4.工事强度以能抵抗15厘米榴弹炮及野炮全弹之土木工程为原则。

5.材料以木材为主要材料。如能购到钢筋洋灰砖石，则于重要地段构筑坚固工事。

6.人员组织为迅速确实起见，在武汉警备司令部指导之下设“城防组”，专司其事。

7.工作部队由省府令饬工事区域附近各县征集民工，编成工程队7个大队(每大队750人)担任之。

8.员工伙食(略)

9.交通运输由湖北省汽车部队拨乘坐汽车2辆(侦察巡视用)、卡车10辆(运输材料用)，由船舶总队拨差轮(官长往来用的轻型快艇)1只、拖轮2只、载重百吨之民船10只(运输材料)，归城防组使用。

10.道路增设及补修由湖北省政府建设厅担任。

11.电话线路之增修及补修由武汉警卫通信连担任。

还规定12月底前将工事设计、阵地选定、工务所之设立及工作器具等之整备、民工征集编成等办理完毕。蒋介石对武汉附近及外围地区工事的构筑极为重视，1938年1月29日及2月4日，两次令陈诚，将“武汉附近全部阵地之设计、配备与防御工事计划，及其工事完成(可分一、二、三期)日期，用图示详报”，并规定“武汉附近阵地野战工事，应照新式野战筑城构筑，限期完成”。2月3日还令何应钦及徐永昌对由淞沪、南京作战后撤退“已到商城、罗田、麻城、黄陂、田家镇、黄安、宋埠各部队，应限令构筑工事，并由军令部派员负责指导监筑”。他特别指出：“马当(马垱)、湖口、九江、田家镇防务特别重要，其工事与炮位以及部队防务，应由军令部特别督促布置。”〔22〕以后又多次令军令部督促武汉外围各部队从速构筑阵地，并对重要据点、要塞等地，一再指示要构筑据点式堡垒群阵地。但到武汉会战开始时，不少部队并未认真按规定构筑工事。如当日海军向马当发动进攻时，冯玉祥向蒋介石报告说：“武汉附近两岸工事，皆太薄弱，没有外壕，(是)线式阵地，不是堡垒群阵地……许多将领并不重视阵地。”〔23〕

军事委员会为加强长江中游的防务，除令第三战区在安徽贵池、江西马当间部署兵力外，还增筑要塞。早在抗战开始前，武汉就筑有凤凰山炮台，设置有8.8厘米平射炮，高射炮共4门。1938年初，又划马当、湖口、田家镇、黄鄂四地为要塞区，设立机构，修建炮台，构筑防御工事，并将从长江下游江阴、镇江、太湖等地撤回的要塞炮队组编为这4个要塞的炮队。要塞的炮均为在沪、京作战自沉或被毁海军军舰上拆下来的舰炮。马当要塞配备12厘米舰炮12门，湖口要塞配备10.5厘米舰炮6门，田家镇要塞配备10.5厘米舰炮16门，黄鄂要塞配备7.5厘米舰炮10门。

国民政府海军部已于1938年1月1日撤销。2月1日成立的海军战时总司令部仅设参谋、军衡、舰械、军需4个处和秘书办公室、副官办公室，裁撤了第3舰队司令部、练习舰队司令部等17个单位。原海军部部长陈绍宽任总司令，陈季良任参谋长(仍兼第1舰队司令)，曾以鼎仍任第2舰队司令。这时第1舰队仅有炮舰8艘、炮艇6艘及测量、运输等辅助舰船共20余艘；第2舰队仅有炮舰6艘、炮艇9艘及鱼雷艇等，亦共20余艘。陈绍宽以“永绥”炮舰为旗舰，位于汉口；陈季良设司令部于“民权”炮舰，负责武汉以东长江的防备。原第3舰队舰船沉于青岛海湾堵塞航道，司令沈鸿烈任山东省主席，率海军陆战为主的一部官兵在山东进行游击战。副司令谢刚哲率其余人员撤至武汉附近，改编为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下辖3个总队和1个炮兵大队，分别部署于各要塞区担任守备。武汉以东的江防，除由海军组编的要塞炮兵、要塞守备部队和第1、第2舰队外，各要塞区及其附近尚部署有陆军部队，担任防守。为统一江防陆、海军和要塞的指挥，军事委员会设立了江防军总司令部，任命刘兴为江防军总司令，海军第2舰队司令曾以鼎为副总司令，并归武汉卫戍总司令指挥。

为了封锁长江、阻止日海军溯江进攻武汉，由江防总司令部主持，由江防委员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兼主任委员)施工，在马当江中建立一条阻塞线。阻塞线以石块、水泥、铁丝网及木桩等建成，顶部低于水面约2米，形如暗礁，并在阻塞线的前后布水雷800余枚。同时将荻港以上、九江以下各种航道标志全部毁除。

徐州会战结束后，由于黄泛区的形成，日军沿平汉路直进和迂回武汉的可能性减少，军事委员会对军队的部署作了相应的调整，加强了长江方面的防御力量：抽调薛岳兵团到长江南岸赣北地区担任防务；将第54军调出，担任田家镇南岸及瑞昌防守。并划分江北和江南两个作战区，分别由万耀煌、周碞任指挥官。江北区辖第6军的第93师、第16军的第28师，江南区辖第75军的第6、第18两师及黄鄂要塞部队。第94军仍执行武汉警备任务，另以第37军第92师归武汉卫戍总司令部直辖。此外，还命令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将第68军拨隶第五战区，主力集结于南阳、襄樊地区，准备策应武汉地区的作战。

三、日军进攻武汉的作战指导及兵力

1938年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后，立即将进攻武汉及广州的准备提上日程。5月29日，日本大本营拟定了当年秋季攻占武汉的作战指导大纲。陆军部本来准备以1个军沿平汉路南下，1个军沿长江西进，共同钳击武汉。但华北地区的“共军”“扰乱我占领地区，其威势已不容轻视”，特别是“在徐州会战期间，由于调用了华北方面的兵力，占领地区内的警备力量减弱，中国方面扰乱活动更加激烈”；“山西省南部各守备队受到优势中国军队的攻击”，“同蒲线频繁遭到破坏”，被迫“撤出蒲州、运城、平陆”等地，“当时各守备队”在中国游击队困扰下“弹药、粮食均告缺乏，只能以猫狗及野草充饥”；河北方面，“共军游击活动更加活跃顽强”，日军被迫撤出涞源等地。〔24〕平汉路也迭遭破坏，很难再从华北调出兵力。由于这些原因，日本改为由“华中派遣军以主力沿淮河地区，另以一个军沿长江地区攻占汉口”，“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在华中派遣军攻势开始前攻占郑州一带，将敌牵制于北方”。〔25〕

1938年6月12日，因黄河花园口决堤，淮河泛滥，主力沿淮河前进有困难，日军大本营又改变作战计划，决定主力沿长江进攻，一部沿大别山北麓进攻。为了统一指挥沿长江进攻的各师团，组建了第11军。根据6月15日御前会议的决定，6月18日以第119号“大陆命”下达了实施汉口作战的预先号令。其内容为：

“1.大本营企图于初秋攻占汉口。

“2.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于长江及淮河口向前逐步占领前进阵地，准备尔后之作战。

“3.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准备执行关于确保占领区域安定之现行任务，尤须尽力扫荡该地区内之残敌。

“4.详细事项由参谋总长指示。”〔26〕

参谋总长为此命令下达了第161号“大陆指”指示：

“1.华中派遣军应利用安庆作战之结果(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与陆军波田支队协同，已于6月13日占领安庆)，协同海军伺机占领黄梅、九江一线。

“2.华北方面军占据地区内(含开封)确保安定之要领，在于尽量使残敌归顺，无可能时则扫荡敌之主力。

“3.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应就策应华中派遣军向汉口作战，研究并准备一部兵力向郑州方向前进，牵制敌军之作战。”〔27〕

日军“华中派遣军”接到大本营的预令后，于6月20日派遣作战主任参谋去大本营联系作战问题，7月5日返回。商谈的主要内容为：

“1.以第2、第11军从9月上旬开始攻占汉口附近的要地，目标固然是攻占要地，但也要消耗敌人的力量。

“2.第2军的作战方向，由光州附近开始，向信阳攻击还是向汉口攻击，根据当时情况决定。但第2军的作战主要任务是牵制敌人，以利于第11军的汉口作战。

“3.第11军为主作战部队，主力使用在长江右(南)岸。

“4.为使政治、谋略工作紧密配合，在9月上旬以前不要开始作战。但到了9月上旬即使政治、谋略工作还不够充分，也应从六安、九江一线开始作战。

“5.航空兵团的主力，编入华中派遣军指挥之下，即第1飞行团属第2军，第4飞行团(轰炸)由华中派遣军直辖。

“6.汉口作战结束后，进行广东(广州)作战。那时华中派遣军为策应这一作战，预计有可能进入长沙附近。

“7.专用于广东作战兵力，首先使用第5、第8两个师团。”〔28〕

为了进行进攻武汉及广州的作战，日本征召新兵24万人，筹措战费32.5亿日元。在1938年4月至6月间又扩建了10个师团，即第15、第17、第21、第22、第23、第27、第104、第106、第110、第116师团。这10个师团，除第23师团及第104师团调至中国东北海拉尔和张鼓峰(第104师团后又转至大连准备进攻广州)外，其余8个师团于7月中旬全部调至中国关内(其中第27师团为原“中国驻屯旅团”扩编而成，已在华北)。这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34个师团又6个混成旅团，共约90余万人，除日本国内留2个师团(近卫师团、第11师团)、朝鲜留1个师团(第19师团)、台湾留半个混成旅团外，其余全在中国(包括关东军8个师团)，兵力约为82.5万人，占其总兵力的91.7%。

侵华日军根据其大本营的指示，将徐州会战后正在豫东、皖北地区的第10、第16、第9、第13、第6等师团转移南下，集结于合肥附近地区，又从华北及刚组建的师团中拨调部队，加强“华中派遣军”。此时集于华中地区的日军共有14个师团。直接参加进攻武汉的日军为9个师团的兵力，约25万余人（后不断补充）。

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参加进攻武汉的部队共有炮舰、驱逐舰、扫雷舰、炮艇、鱼雷艇、扫雷艇、滑行艇(小型快艇)以及各种辅助舰船总计约100余艘。

日本陆军航空兵及海军航空兵参加进攻武汉的部队，共有轰炸机、战斗机、攻击机、侦察机约400余架。

日军陆海军参加进攻武汉各部队的指挥系统如附表521至525。

四、中国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及兵力

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负责指挥作战的军令部就已对未来日军动向作出判断，并提出相应的作战意见，拟出《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供统帅部参考。其内容为：〔29〕

1.未来战况推移之预想

甲、敌情判断：

按目前敌之行动而判断，其最近之企图在先求打通津浦线已甚显然。惟敌人打通津浦线后当以郑州及武汉为其作战目标，且判断其侵袭郑州及武汉之路线约有三：

(1)以一路沿陇海西进图取郑州，以切断平汉线之联络，同时安阳方面之敌沿平汉南下，以夹击黄河北岸之我军。

(2)以一路由合肥经六安、潢川趋信阳，以图截断平汉线，再转而南下进逼武汉；或待陇海一路占领郑州后，再沿平汉线南下取信阳、武胜关，同时以一路由合肥、六安经商城、潢川，再转经麻城、黄安，与平汉路之敌会攻武汉。

(3)以一路沿长江北岸经大别山脉南麓，由安庆、太湖、宿松、黄梅与海军协同而会攻武汉。

再，敌若兵力许可，则待浦信(合肥、六安线)及平汉两路作战得手后，更转移一部兵力沿京赣、浙赣两路直趋南昌、长沙或九江登陆，沿南浔路进攻南昌，以截断浙皖我军之后方联络线。

敌无论取上述判断中之任何一策而彼占领南昌后当向长沙、武汉前进，此时敌或以一路沿浙赣攻长沙，或由南昌往武宁越幕阜山脉而逼武汉；或两路并进，当视情况而定。惟根据敌之兵力及时间性之关系，并过去攻南京时之策略而论，则似由江南方面西进之一路公算甚少，盖浙、皖、赣边区地形复杂，利于守不宜于攻。敌果若由此方而来，则必须甚大之兵力与时间，在以速战速决为主义之敌军未必由此。又彼攻南京时亦仅能由江南方面包围，如江北一路兵力始终甚单，惟当时因我扬州、六合方面备而不周，故微弱之敌得略有进展而已。至由九江登陆而攻南昌，占领南昌后再转长沙、武汉前进，则仍需较大之兵力，且在未将浙皖方面之我军压迫之前，则不能不顾虑其侧背而冒(贸)然向武汉直入也。且该方面路迂而缓，费时必久，故判断敌之将来必先图略大江以北之地域而继以攻犯武汉也。

至闽粤方面，则判断敌为牵制扰乱之行动，惟对粤因欲阻我海上交通之关系，敌或有以一部实行登陆以图封锁我海口之企图，证以日来之情况或有可能。

乙、我军作战之预测：

根据上述之敌情判断，更按国军目前之配置，将来我军之作战，若处处得手自无容(庸)言，倘就不利方面一加考量，则我各战区在不得已情况下当成如下之局势，即第五战区在安庆方面之部队将沿江北岸，在合肥方面之部队或将沿浦信线向西移；在津浦路方面之部队，或沿陇海路西移，或由徐州、商丘西南转向亳州、淮阳而转移至平汉线郾城、信阳间。至江南方面，第3、第7两战区将形成浙、皖对东及沿江对北之两正面。

2.目前应有之筹划

由前述之假想，我应未雨绸缪，预为适切之筹划。若就全盘言，将来之战况，果如我所不利之假想而推移，则此时由湘赣至幕阜山脉至豫鄂皖境内之大别山脉，尤以在大别山脉之东、北两正面应预为布置，盖该方面预想为将来之主战场也。

按现在丁炳权、刘膺古、徐源泉、孙连仲及关麟徵等部原配置对于各要地均已预有准备，且位置甚适当。刘膺古部可就现在位置积极准备将来对南(沿江)、北(麻城、黄安方面)两方面均可策应。又徐源泉部似以推进至双门关、经扶、大胜关一带为宜。敌若分由商城、潢川趋麻城、黄安时，则可凭险固守；若由潢川趋信阳时，则可侧击其背。此外信阳虽有布置，但武胜关为鄂北门户，敌若由西进攻信阳之同时，以一部由罗山南下，则武胜关之险难保，而鄂北门户已去，敌将直窥堂奥矣。此宜注意者也。

3.为确保武汉应有之准备

(甲)关于作战指导者：

武汉已为我抗战之政治、经济及资源之中枢，故其得失关系至巨。惟武汉三镇之不易守，而武汉近郊尤以江北方面之无险可守，尽人皆知；更以中隔大江外杂湖沼，尤非可久战之地，故欲确保武汉则应东守宿松、太湖，北扼双门关、大胜关、武胜关诸险，依大别山脉以拒敌军，并与平汉段之积极行动相呼应。若敌悬军深入，则可临机予以各个击破，或在大别山预为隐伏，待其深入，出奇兵以腰击之，如此方可制胜，方可以确保武汉。否则据三镇而守，于近郊而战，则武汉对我政治、经济、资源上之重要性已失所保者，仅此一片焦土而已矣。且受敌之包围，则势如瓮中之鳖，困守南京之教训殷鉴不远，故欲确保武汉而始终保持武汉为我政治、经济、资源之中枢，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如1914年秋季欧战时东战场之作战，德国在该方面的兵力仅为一部，为确保其柏林首都，且初有退守外克塞尔河之计划，待兴登堡将军莅临后，不惟不采此消极之策，抑且作惊人之举，盖鉴于俄第一、第二两集团军为马祖尔湖所分离，乃决心转守为攻，集结优势兵力于南方而造成坦能堡之空前歼灭战。迨百余战，德军在东战场始终占于有利之地位，使西战场德军无后顾之忧，而柏林得以无恙也。但德军若依当初计划退守外克塞尔河，则东战场之资源既失，而首都之能否安全保障亦成疑问也。虽以衡目前之形势未必为当，但其以攻为守之精神则一也。而我万不得已而战于武汉近郊时，亦于武汉以北地区，如孝感、花园及广水、武胜关间配置重兵，使成犄角之势。敌若以主力趋武汉，则可依武汉之既设工事坚韧抵抗，以吸引敌之兵力，同时由孝感、武胜关间击其侧翼；敌若不直攻武汉而先攻武胜关、孝感时，则以武汉之守备部队出击，是为中策。如1914年马尔纳河(马恩河)会战，法军依其巴黎要塞为依托，待德军由巴黎东侧侵入时，仍由左翼转移攻势，击德军之右侧背，结果德军不支而退，亦属良好之战例。

(乙)关于战区问题者：

欲确保武汉，则黄梅、英山、罗田、麻城以至信阳各部作战之行动，均有直接的关系，且该地带部队之作战，亦即为武汉中枢外围之作战是也。故将来此方面各部队之作战指挥，必须与武汉守备部队统一于同一指挥官之下，方能收指挥灵活、协同一致之功。基此见解，拟将岳阳、通城、武安、德安之线以北及由襄樊、桐柏、长台关(信阳北)、息县、固始之线以南定为一预备战区，并将现在此地区内之部队，如刘膺古、徐源泉、孙连仲等部统归此预备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俾可先行充分之准备，而收战时如臂使指协同一致之效果。

(丙)关于地方行政者：

在全面战争原则下，所有地方之物力、人力以及全民之抗战精神，均应纳入抗战元素中，因此地方行政如教育、经济之设施，物资、交通之统制，公用机关之管理，轻重工业之指导，及人民服役之规定等，均应在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统一办理，以资迅捷而应非常，否则彼此牵制，动辄掣肘，未有不偾事者。上述内容可概括为以下数点：

——日军下一攻略目标最大可能为武汉。

——武汉为我所必守。但守武汉必须利用武汉外围广大有利作战地带进行周旋。

——防卫武汉必须调整机构，将军事、行政集中在一个指挥机构之下，以统一步调。

——动员全国人力、物力，早作战争准备。

1938年5月20日，也就是日军占领徐州的第2天，军事委员会从上海方面得到情报，说日军可能分3路进攻武汉：“华北军出信阳南下，华中军出六安、安庆西进，海军溯江而上”。28日，又得到情报，说日军在徐州作战结束后，“无休息整理意，海军业已发动轰击我沿江阵地。沪军部谓半个月内可抵汉”。29日，又得天津方面的情报(从日本特务机关得到的消息)，说日军“今后对华作战计划，以武汉为目标，即将开始其对武汉攻略之外线作战”。而此时第一战区在豫东的作战不顺利。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豫东守军向豫西山地作战略转移，并秘密决定决黄河堤制造水障，阻止日军西进。同时积极筹划和准备武汉会战。6月6日，蒋介石任命薛岳为武汉卫戍区第1兵团总司令，解除其第一战区前敌总指挥职务。至6月中旬，日军被阻于黄泛区以东。徐州会战完全结束之时，第一战区程潜所部主力已退至河南信阳以西，第五战区李宗仁所部退至鄂豫皖边境大别山一带，第三战区顾祝同所部仍驻九江以下长江南岸一带。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适应当前战局形势，增强指挥机构及作战能力，再次调整战斗序列，组建第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仍兼武汉卫戍总司令)，下辖第1、第2兵团，负责长江南岸的作战。第五战区负责长江北岸的作战。两战区协同作战，阻止日军西进。两战区的作战地境大致为沿长江之线，但沿江北岸的武穴、田家镇部分及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归第九战区统一指挥。

第九战区和第五战区根据军事委员会保卫武汉的意图，结合本战区的地理条件、兵力任务及敌情判断等具体情况，分别进行了部署。第九战区以第1兵团防守德安至南昌间南浔路及鄱阳湖西岸地区，阻止日军进攻南昌及迂回长沙；以第2兵团防守德安至九江和田家镇以及长江沿岸地区，阻止日军西攻岳阳，并将有力部队分别控置于武宁、通山、咸宁等附近地区，以备随时策应各方面之作战。第五战区将所部区分为右翼、中央、左翼、苏北及第二线5个兵团，以右翼兵团防守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丘陵湖沼地区及纵深中的广济至浠水之线，以中央兵团防守太湖、潜山西北山地，以左翼兵团防守大别山北麓至淮河间地区，苏北兵团仍任敌后游击任务，第二线兵团控置于黄陂、麻城一带。

6月18日开始，日本海军溯江作战部队与第106师团一部协同，攻占荻港，遂即沿江向马当方面进攻。武汉会战的外围战斗已经展开。军事委员会于6月下旬拟出了当前抗战的作战指导方针：“国军以各一部守备华南海岸及华东、华北现阵地，并积极发展游击战，妨害长江下游之航运，牵制消耗敌人。另以有力一部支援马当、湖口要塞，迫敌在鄱阳湖以东展开，妨害敌溯江向九江集中。国军主力集中武汉外围，利用鄱阳湖、大别山地障及长江两岸丘陵、湖沼，施行战略持久。特注意保持重点于外翼，争取机动之自由。预期在武汉外围与敌主力作战四个月，予敌以最大之消耗，粉碎其继续攻势之能力。”〔30〕为了使武汉三镇的核心阵地能进行持久的作战，成为与友军协同实施攻势转移的支点，军事委员会还指令第九战区在武汉三镇及其近郊控制不少于5个步兵师的兵力，按统一的计划和部署，从事工事构筑，加强战备。同时指示第五战区：当前的主要任务在阻止日军的西进，应以有力的一部在皖南加强江防，集中兵力于东流、马当间，准备阻止日军登陆，直接协助江防军作战；并在浙、皖敌占区进行深入、广泛的游击作战，牵制日军，以利于武汉保卫战的实施。

参加武汉会战的中国军队，会战初期陆军大约有30个步兵师又1个旅、2个团、野战炮兵约3个团、要塞炮兵约2个团的兵力。以后陆续增加部队。至会战结束时，先后总计陆军约有124个师、骑兵2个旅、野战炮兵约7个团、要塞炮兵约3个团的兵力。其中仅14个师系后方增援部队，没有损耗，每师约1万人；其余部队都久经战斗，损耗甚大，虽经整补，仍缺员50%左右，每师平均约5000人。所以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陆军的总兵力约为75万人。

中国海军参战舰艇有“中山”、“永绥”号等炮舰14艘，“宁”字、“胜”字号等炮艇15艘，“文天祥”、“史可法”、“岳飞”号等快艇10艘，以及布雷艇、运输等辅助舰船，共约40余艘。中国空军参战部队，6月中旬时共有作战飞机130架(其中轰炸机38架，驱逐机65架，侦察机27架)；苏联空军志愿队共有作战飞机90架［其中轰炸机26架，驱逐机(战斗机)64架］。两者总计220架。会战期间陆续补充104架，但补充架数不足补充损耗架数，会战结束时已不足100架。

注释：

〔1〕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日本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2)第44页。

〔2〕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中华书局1991年中文译本，第294页。

〔3〕同〔1〕，第86页。

〔4〕日本木户日记研究会编《木户幸一关系文书》。东京大学出版会社1966年版，第324—327页。转引自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2—264页。

〔5〕〔日〕臼井胜美、稻叶正夫编《现代史资料·中日战争》。东京1964年版，(二)第269—270页。

〔6〕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1987年版，下卷第389页。

〔7〕同〔5〕，第189—390页。

〔8〕日本外务省档案，微缩胶卷S487号。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443页。

〔9〕《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卷第283页。

〔10〕各次秘密谈判的经过及评析见杨天石《抗战与战后中国》，第90—29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转引自黄仁宇《从大历史角度解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2〕见台北“国史馆”据蒋介石亲笔日记摘录而成的《困勉记》。

〔13〕同〔12〕。

〔14〕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书告》。

〔15〕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事略稿本》，转引自杨天石《抗战与战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6〕见《抗战与国际形势——说明抗战到底的意义》。载《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6，第474-479页。

〔17〕见1938年4月7日《贾存德阳电》；《王梁甫致孔令侃函》，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8〕见《孔令侃于香港转发胡鄂公报告电文》，转引自《杨天石《抗战与战后中国》。

〔19〕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第18—20页。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引用此《计划》时文字上有所改动。

〔20〕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台北1981年版，第68—69页。

〔21〕见《武汉城防增筑计划》。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2〕同〔11〕，第294、295、294、300页。

〔23〕同〔11〕，第316—317页。

〔24〕本段引文引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译本，(上)第73—76页。

〔25〕同〔1〕，第2卷第1分册第110—112页。

〔26〕同〔1〕，第441页。

〔27〕同〔1〕，第442页。

〔28〕同〔1〕，第117—118页。

〔29〕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第646—650页。

〔30〕转引自蒋纬国主编《抗日御侮》。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5卷第213页。

第二节 会战经过

徐州会战，中国军队失利，日军得以将南北两战场连接，对进一步侵华造成有利形势。为图早日结束对华战事，以应付可能发生的对苏、英、美的战争，日军实际上未作什么休整，继续深入华中作战，以为击败华中地区中国军队主力、占领中国腹心地区就可结束侵华战争。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对此早有预测，因而在徐州会战之前就提出“保卫大武汉”的号召，陆续抽集兵力，调整部署，作出相应准备，并确定以持久、消耗敌人的战略，争取4至6个月时间。目的：一在于以空间换取时间，内、外战线结合，消耗、挫败敌人；二是及早内迁工厂、内运物资、整备军队、加紧生产，作长期抗战准备；三是争取国际上同情和支援，期待国际战场的开辟，以彻底战胜日军。军事委员会作战部署的重点在武汉外围地区，所以武汉保卫战的主要战斗、战役大都在武汉外围地区进行。作战历时4个多月，可分为序战、前方要地防守作战、主要阵地防守作战，以及武汉三镇放弃后阻击日军深入作战等几个阶段。

序战阶段自1938年6月初到7月20日。在此期间，日军由合肥南下的部队在其海军配合下攻占安庆、桐城，中国守军被迫退据潜山、太湖，暂时形成对峙。但自6月下旬起，日本海、陆军相互配合，以蚕食的方法逐步攻占马当、彭泽、湖口等沿江各要地，迫近九江，取得沿江西犯的有利形势。

前方要地防守作战阶段自7月下旬至8月下旬，前后约1个月。在江北方面，双方曾在太湖、宿松、潜山附近地域反复争夺。黄梅失守后，守军曾组织反击，未能恢复，双方对峙。北翼的守军采取纵深配备，分守霍山、六安及商城、潢川之线。日军占领了霍山、六安一线后，虽与守军在几个方向上对峙，但未作深入攻击。在江南沿江方向，日军利用已控制鄱阳湖的有利形势，于7月下旬在海、陆军配合及空军支援下进占姑塘，作为桥头堡，继而增加兵力，会同沿江进攻的另一部兵力合击九江，九江旋告不守。至此大江南北的重要据点多成为日军集结兵力、从事进攻准备的前进基地。

主要阵地防守作战阶段起自8月下旬。日军正式向汉口进军，但江南沿江方面日军被南浔路、德星路守军阻击和侧击，进展缓慢，双方长时相持，均稍有伤亡。到8月下旬日军增兵，猛攻瑞昌。攻占瑞昌后分兵多路，继续西进，均受到守军的阻击。9月下旬沿江进攻的日军经激战后占领富池口要塞。在江北岸方面，守军企图恢复黄梅，未能得手。日军增加兵力，趁势进攻。9月初旬武穴、广济相继失陷。守军多次组织反攻，未能恢复。于是日军在海、陆、空军协同下，猛攻田家镇要塞。9月下旬该要塞失守。富池口、田家镇要塞陷落后，武汉门户洞开，形势严峻。北岸守军继续在蕲春、兰溪、黄冈一带逐次抗击日军；10月下旬黄陂失陷后继续在阳新、辛潭铺一线抗击日军。到10月中旬，该线被日军突破，阳新、辛潭铺先后陷落。但在鄂赣边境作战的第九战区主力长期在南浔、星德、瑞武线上阻击和侧击日军，予以极大伤亡。瑞昌陷落后，日军沿瑞德公路继续南进，攻占了南浔路上的马回岭。9月下旬，日军第27师团一部及第10师团一部合力沿瑞武公路西犯，企图攻占武宁，以威胁德安。第108师团为协同其作战，以主力向西迂回。薛岳抽调3个军的兵力，将该师团一部歼灭于万家岭附近，日军伤亡惨重。时称“万家岭”大捷。

在北线豫鄂边区方向，自8月下旬起，日军第2军兵分两路进攻，南路经霍山指向商城，北路自六安指向固始。其南路在商城以东地域受到守军阻击，进展缓慢。9月中旬日军攻占商城，然后转向西南，企图越过大别山直扑武汉，守军凭险抵御，日军到10月中旬才越过大别山。其北路于9月下旬攻占罗山，迫近信阳，经守军反击，直到10月中旬方占领信阳。

10月25日，守军主动放弃武汉，武汉保卫战即告结束。第五战区留一部兵力于大别山区，其余撤向平汉线西大洪山和桐柏山区；第九战区留薛岳兵团于南浔线，主力沿粤汉线南撤。日军于26日、27日占领武汉三镇，11月12日占领岳阳，停止于岳阳、通城一线。

一、序战中的主要战斗

(一)舒城、安庆战斗

徐州会战后，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五战区留置一部在苏北游击，以牵制日军；主力调往豫南整理，以一部留置皖中，对日军采取逐步抵抗的战略。据此，第五战区制定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为：

1.方针

(1)本战区以策应国军主力反攻之目的，一部留置于苏北任游击，主力集结皖西、豫南，准备尔后之作战。

(2)如敌由徐州以南向西或西南突进时，应确保豫鄂边区山地，以为侧击该敌之根据。

2.指导要领

(1)苏北各部队应常向津浦段或陇海东段地区之敌扰乱、侧击，以牵制敌之西进或西南进。

我主力反攻时应向西扩大游击战，广领淮北、淮南地域，配合民众武力向西反攻，以资声援。

被敌压迫时，应分散于洪泽、高邮、宝应各湖及其以东港湾分歧之地域，以为再起之根据。

(2)战区主力应利用淮河上游以东各河流及在正阳关、六安、舒城、怀宁(即安庆)相连之线以东地区，逐次迟滞敌之前进。

撤退区域之前方应逐次留置小部队，配合地方武力担任游击，以牵制敌之西进。

(3)敌主力由正阳关或六安向信阳突进时，我主力应保持怀宁、桐城、霍山、立煌(即金寨)、商城之线，准备向北侧击，以阻止西进之敌。

叶家集为该线前方要点，应长久保持之。

(4)怀宁、桐城之线为掩护江防要地，应竭力保有之，万不得已时，向潜山、太湖、宿松之线转移，准备向南侧击沿江西进之敌。

(5)国军主力反攻时，本战区之行动，应候另命。

3.兵团部署

(1)军队区分

甲、第1兵团

总司令李兼总司令品仙

第26集团军(3师)

第27集团军(2师)

第31军之1师

乙、第2兵团廖总司令磊

第19军团(3师及第1扫荡队)

第31军主力(2师)

第48军(3师)

丙、第3兵团韩代总司令德勤

第46军(3师)

第57军(2师)

第89军(2师及两淮税警队)

丁、直属部队

第7军(3师)

(2)各兵团行动及任务

甲、第1兵团以一部(杨部)控置于怀宁、桐城及其以东地区，迟滞敌之南进并防止敌之上陆，务长久保持怀、桐之线，不得已时退守潜山附近，准备向南侧击。以主力(徐部)集结于六、霍、桐、舒地区，阻敌西进，不得已时务确保潜、霍、黄山区，相机侧击西南进之敌，但李兼总司令应移驻潜山。

乙、第2兵团以31军及48军之各一部利用西淝河、大沙河、淮河上游及其以东、以西各河流，逐次抵抗，迟滞敌之西进，逐渐向商、叶撤退，主力集结于叶家集、立煌、霍山附近，准备向东或向北侧击。万不得已时，亦须确保霍、立、商、罗之山地，以为尔后作战之根据。但在日军向皖中行动之前，第五战区的部署略有变更，即李品仙原属的第1兵团区分为左翼军、中央军及右翼军。即以第48军为左翼军，由该军副军长王赞斌指挥，以淠河亘正阳关、淮河右岸寿县附近为主抵抗地带，左与淮北兵团、右与中央军密切联系；以第26集团军徐源泉部(第10军2个师及第199师)为中央军，以舒城北、六安沿淠河一线为主要抵抗地带，右与第48军、左与第27集团军密切联系；第27集团军杨森部为右翼军，原只辖第20军2个师(第133、第134师)，复由江南第三战区调来第21军(军长陈万仞，辖佟毅第145师、刘兆黎第146师)共4个师的兵力担任江防，以安庆、桐城、舒城之线为主要抵抗地带，并与长江南岸友军及第26集团军密切联系，必要时并须以一部兵力策应第26集团军。杨森感到正面过大、江防重要、兵力不敷，曾在6月8日径电蒋介石，请增派兵力。电文中说：“惟敌人如以大部分兵力由合肥南下，与由长江西上之敌会合攻占安庆，则江南我军之正面太大，愈难防守，马当封锁线亦容易被敌突破，再沿北岸西进九江，武汉将受最大威胁。职意欲求江南防线巩固，欲确保马当封锁线，必须确保安庆及巢湖西南地区，且以舒城、大关附近山地及庐江、盛家桥、白湖南侧山地至江岸间地区之地形尚属良好，若以相当兵力布守，再以一部配合地方武力，在巢湖东南地区游击，必能阻敌西进。惟正面甚大，职部现有兵力不敷分配，拟请钧座抽派两师兵力以用之……”〔1〕杨森所见，不无见地，但战事迫近，蒋介石仅通过李宗仁严令杨部固守安庆及桐城以北之大关等候援军，已来不及另作部署了。

1938年5月29日，日本大本营命令华中派遣军与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协同，攻取安庆、马当、湖口及九江，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6月1日，俊六与及川古志郎协商后，决定由波田支队(台湾旅团)与海军第11战队、吴港第4、第5特别陆战队及第2联合航空队协同，从芜湖溯江进攻安庆、马当、湖口、九江；由第6师团与第3飞行团协同，从合肥进攻舒城、桐城、潜山、太湖、宿松、黄梅，策应溯江进攻部队作战。

日军第6师团以第11旅团附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及骑兵第6联队为先头部队，6月2日从合肥出发。此时日军第9师团一部亦由蒙城南下，经凤台于6月4日占领正阳关。原在合肥以西的第26集团军徐源泉部(3个师)自大蜀山不战而撤退至六安附近。日军第11旅团遂向舒城、桐城方向进攻第27集团军杨森部阵地。蒋介石曾致电李宗仁、李品仙，令其“严令徐部攻击由合肥向舒城转进之敌”，但徐源泉以山洪暴发为借口，行动极为迟缓，至12日方进至舒城附近。而日军早已于8日击退第21军的第145师等部，占领了舒城。

6月3日，日海军“中国方面舰队”接到军令部关于命其“协同陆军占领安庆附近”的正式命令(第120号“大海令”)，命令他们在情况允许时“适时策应陆军进击，打通到九江附近的航道”。6月7日波田支队在第11水雷队护卫下由江苏镇江港启锚，海军溯江部队于6月9日从南京出发，两者在芜湖会合，10日开始西进。11日，日本海军当局通告驻汉口各国领事，宣称溯江进攻武汉的作战已经开始，芜湖至湖口间为作战区，要求各国军舰、商船立即撤出作战区。

6月12日中午，日军舰队进至安庆东南约20公里的铁板洲、将军庙一带停泊。15时，波田支队在北岸登陆，沿江堤向安庆前进，沿途未遇有力阻击，中国守军第21军第146师的第872团〔2〕及保安团仅进行一般抵抗即行退走。继波田支队之后，特别陆战队于南岸登陆，经短时战斗，占领了上窑沟炮台。当日傍晚，波田支队占领了飞机场。杨森因主力分散各地，失去掌握，且又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遂放弃安庆，向潜山、太湖撤退。日军于13日占领安庆。日军第6师团第11旅的第47联队亦于当日占领了桐城。

舒城、安庆的陷落，使日军得以利用合(肥)安(庆)公路取得进攻武汉的更有利的出发地位。守军在淮南的总兵力有9个师之多，加上地方团队，兵力不能算少，但部署上分散，缺乏有力的指挥，特别是各部队作战意志甚差，借“逐步抵抗”之名，行一触即退之实，故仅十余日战斗，却失地数百里。其狼狈状况和军纪的败坏，由军令部第二厅致第一厅公函中可见一斑。该函称：“抄安庆6月9日电：舒城于8日失守。我145师孟庆云旅及保安第5、第7两团及宋世科一团退七里河，均无激战。士兵乱发空枪，纪律废弛，敌来即退。又：41师丁治磐部、48师徐继武部、199师罗树甲部战斗力甚弱，自官亭撤退未放一枪，沿途拉夫，扰民则无所不至。”〔3〕

日本航空兵原以广德、芜湖为前进基地。每当其轰炸机或攻击机空袭武汉时，护卫的战斗机因续航力的关系，在武汉上空的空战时间限在15分种之内。日军早就期望占领安庆。安庆的失守不仅使日军航空兵获得了一个攻击武汉等地中国空军基地的绝好前进基地，而且使马当封锁线直接暴露于日军的面前，增加了江防的困难。

(二)潜山、太湖战斗

安庆失陷后蒋介石极为震怒，欲给杨森以“撤职留任”的处分，但为抚慰杨森和令他努力自效，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名义电告杨之办事处，由其转告杨森：“据报安庆之敌只陆战队数百，未经力战，轻弃各城，贻笑友邦，殊属遗憾。委座对杨总司令森极器重，徒以御众关系，尚祈转致杨总司令努力前途，有以自见。最小限须固守潜山、石牌，以策马当封锁线之安全为要。至于舒、桐西方山地并太湖，如有余力，仍望兼顾，并请与徐克成(源泉)部切取联络。”〔4〕

日军第11旅团于6月13日占领桐城后，次日继续向潜山进攻。16日进至潜山东北约25公里处的源潭铺时，遭到守军第134师杨汉忠部的阻击。此时日军第3飞行团空中侦察得知：在潜山以东的皖水和潜山以西的潜水西岸均筑有系统的防御工事和炮兵阵地，遂在击退守军第134师后分3路进攻潜山：以第13联队和第47联队分别从源潭镇至潜山的公路南北实施迂回，以骑兵第6联队沿公路快速进击，又以独立山炮第2联队在潜山以东支援攻城作战。守军第134师按照命令向潜山、石牌一线撤退时，其周翰熙旅因日军骑兵在它之前占领了余家井，退路被切断，不得不改道绕行。适值山洪暴发，溺死多人。余部退至潜山城北七里岗一带阻击日军。日军在航空兵、炮兵火力支援下，仅遭到短时间的抵抗，即于17日上午占领了潜山县城。守军转移至潜水西岸阵地防守。

6月18日，日军强渡潜水。在守军坚强阻击、反击下，加以连日暴雨，河水暴涨，日军伤亡极大。但由于日军火力猛烈，守军伤亡亦重。日军终于在当日晚占领潜水西岸守军的阵地。19日，日军骑兵第6联队向潜山以南进攻，与守军第21军第145师一部短时战斗后，当日18时占领石牌。此时第26集团军及第31军已进至太湖附近，第7军亦已进至广济、黄梅间。日军第11旅团连续作战，伤亡较大，不再孤军西进而事休整。双方暂时形成对峙。7月12日，第27集团军因损失过大，部队失散亦多，奉命调至黄陂休整，太湖防务交由第31军接替。当作战紧张时，杨森部各单位一度失去联系，各自为战。其第133师第397旅第794团李介立部在桐城北大关、小关山地与日军作战时曾形成孤军被围形势，又得不到上级及时指示，乃将部队分散成若干小队逐次撤退，经潜山、浠水，然后到汉口集中。杨森误认为该团被围殉国，报请蒋介石褒奖，及至李团至汉后，传为笑谈。

其后，第87军刘膺古(辖第198师，第199师亦归建共2师)增援潜、太地区，会同第10军试图反攻潜山，但未奏效，直至7月底，双方仍成对峙状态。日军开始向江北进攻时，蒋介石手令杨森掘堤淹机场，6月24日又电令各沿江将领广泛制造水障。其电文为：“(一)乘江河湖长(涨)水之期，凡在我军作战有利方面，务处处构成泛滥，并望先行后报。(二)江北方面：在宿松以东江北岸地方，务尽量构成泛滥，以利我军作战为要。实行经过，望随时电告。(三)构成泛滥后，对敌汽艇勿庸顾虑，因较敌陆军易于击灭也。”〔5〕但因战机紧迫，各部又缺乏技术力量，此命令未能执行。

(三)马当、彭泽、湖口战斗

1.马当战斗

马当(今马垱)地处江西彭泽县境，横踞江滨，与孤山成犄角之势。江中沙滩将长江江流一分为二。左水道甚狭窄，早已淤塞不通。右水道流经马当山下，为主要航道，江面为长江中游的最狭窄处，宽不及0.5公里，故形成要隘，因而在此设要塞，筑有一般工事。全面抗战开始后，为防日军西上，军事委员会成立长江阻塞委员会，负责阻塞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并由地方负责原料及后勤供应。经过两次施工，靠近南岸留一仅可通一只船的航道(靠航标引导通行)，马当基本上成为较坚固的封锁线。对防卫武汉而言，防止敌海军西进，马当首当其冲，故在1938年6月中旬末，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兴为江防总司令，负责指挥马当、湖口、九江、田家镇诸要塞。其指挥系统及兵力配备如下：

附记：(1)第18军的第11师在湖口战斗时，曾暂归第34军团指挥，战后即归第18军建制；(2)湖口战斗时，第18师、第53师均归第34军团指挥；(3)彭泽战斗时，第三战区的第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曾指挥第18军向彭泽攻击。

日军沿江进犯之前，白崇禧曾以副总参谋长身份视察沿江防务。到马当时，他认为该地兵力不敷，当即指示调整部署，命第167师由湖口推进马当区，以1个旅配置在黄栗树，1个旅配置在马路口；令第53师以1个旅推进至江北的华阳和望江，另1个旅分置在香山及下隅坂。马当要塞阻塞线增布水雷700枚，前后共布雷1500余枚。

1938年6月18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及海军军令部同时向波田支队及“中国方面舰队”下达了溯江西进，攻占马当、湖口及九江的命令。本来准备令已占领桐城、潜山地区的第6师团继续向太湖、黄梅进攻，以配合波田支队及海军第11战队的作战，但由于第6师团由合肥南下进程中大批人员染疟疾，减员2000余人，先遣第11旅团又不断遭到第21集团军第31军135师的反击，伤亡甚众，已无力继续进攻，因而被迫停止在潜山地区休整，直到7月下旬方投入战斗。

6月22日，日军波田支队与海军的第11战队从安庆溯江西进，进攻马当，由于遭到中国空军的连续轰炸和两岸炮兵的不断射击，加以江中布满了水雷，所以进展极慢。22日当天，特别陆战队乘坐的“利华”号炮舰就在茅林洲下游触雷沉没，并有3艘汽艇被岸上炮兵击沉。特别陆战队乘坐的另一艘“鹊”号舰也被击伤起火。经两日激战，日军仍无法打开江上通道，波田支队被迫放弃从江上进击的计划，改以一部兵力在茅林洲附近登陆，沿长江南岸向马当迂回进攻。24日，经与守军第53师反复争夺后，占领了黄山、香山及香口。第53师第313团团长伍郎如负伤，全团伤亡甚众。就在这样的作战紧张时刻，第18军军长李韫珩不仅对当前情况不明，反而在后方大办“抗日军政大学”的结业典礼会餐，调各部队主官参加24日8时的典礼和会餐，第一线部队连以上的主官多于23日离队，有的连只留下1个排长。及至发现情况后又不及时从马当抽兵去增援第一线，反而派远在彭泽的第167师薛蔚英来增援，而薛又故意拖延，不走彭泽至太白湖的路线，而走崎岖的羊肠小路，部队未到而阵地全失。因此，战后第18军军长李韫珩受到军法制裁，第167师师长薛蔚英则更受到枪决处分，该师番号也被撤销。

25日，第三战区第60师的第180旅曾协同第53师的一部一度夺回黄山。同日，日军由香口攻藏山矶，遭守军阻击，颇有伤亡，退守香口及其以东地区。但日军另一部以小艇载兵在牛首矶登陆，与沿江守军对峙。此时，要塞炮台击伤日舰1艘；中国空军驱逐机13架掩护轻轰炸机7架，也炸伤停泊东流江面的敌舰数艘，并炸伤安庆机场日机多架。

26日拂晓，日军在娘娘庙、牛首矶登陆，大举进犯，并发射了大量催泪性毒气弹。援军第167师迟迟未到，要塞守兵在敌海、空军猛烈炮火轰击及优势兵力围攻下伤亡殆尽，被迫放弃要塞，马当遂告陷落。

2.彭泽战斗

6月中旬第九战区成立之后，陈诚令沿江马当、湖口各地部队统归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马当要塞失陷后，陈诚于27日令罗卓英、李韫珩必须收复马当要塞及香山阵地并确保之。其命令主要内容为：“香山、马当为皖、赣门户，其得失影响于今后作战之胜败甚巨。着罗总司令卓英督率第16军、第49军及11师、16师等部，务速恢复香山、马当要塞阵地而确保之。攻克香山及马当要塞区者，各赏洋5万元。如有作战不力、畏缩不前者，即以军法从事。”〔6〕第16、第49军等各部队遵照命令向香山日军发起反击。28日拂晓，第49军第105师的第313旅从香山东南面突破日军阵地，收复了香山，日军退至香口。当第49军继续向香口进攻时，恰值波田支队主力在香口登陆，日军兵力有所增强，又有空中飞机和江上军舰火力的支援，所以未能攻克。

由于日军溯江进攻的部队进展困难，日“华中派遣军”和“中国方面舰队”决定增加溯江进攻的兵力。“华中派遣军”令刚从日本调来的第106师团以主力驻守长江沿岸各要点担任警备，以一部兵力配合波田支队向九江进攻；“中国方面舰队”则调第21水雷队、第2炮舰队及第15航空队、第3航空战队加强第11战队。6月29日晨，日第11战队之爆破队打开了马当封锁线，波田支队在第11战队舰艇协同下，在马当、香口以全力向彭泽进攻。第106师团第111旅团在波田支队后跟进。10时许，日5艘炮舰驶至彭泽西南方的方湖，彭泽已陷于日军包围之中，守军第56师、第167师损失严重，彭泽遂告失守。第三战区派来应援的第16师进至马路口以北的欧阳林附近时，与波田支队之左翼队遭遇，发生战斗。日军增援到达，战况激烈，第16师损失较重，退至郭家桥一带高地防守。

3.湖口战斗

湖口地当鄱阳湖通连长江处，系九江门户，如为日军占领，则其舰艇可直入鄱阳湖活动，威胁南浔路守军侧翼和第三战区后方。因而在马当、彭泽失守后，第九战区迅速调整部署，加强湖口的防御力量：命第43军军长郭汝栋为湖口守备区指挥官，归第34军团军团长王东原指挥。同时令王东原指挥第77师、第16师等部向娘娘庙、彭泽日军反击。第43军的第26师接替第77师湖口防务后，王东原即率第77师及第16师向娘娘庙进击。

7月1日，第77师前卫第460团于7时进至堂山，与由马当乘舰溯江西进、刚由娘娘庙西侧登陆的波田支队一部遭遇，经战斗后退守杨家山。日军跟踪追击，并令其配属之野战毒气第13中队(欠1个小队)向守军施放毒气，守军官兵100余人中毒。激战至暮，团长负伤，余部200余人退至流斯桥。7月2日，王东原指挥第77师主力和第16师向流斯桥以东地区进击，企图攻取彭泽，并从侧后攻击已进至流斯桥以东的日军。当日下午，第77师攻占陈家桥，第16师攻占龙山、双峄山，在进攻中曾予当面之敌——波田支队第2联队一部以重创，但自身亦死伤营长蒋立夫等700余人。此时，日军第106师团的第111旅团已在第21水雷队护卫下在马当登陆。

7月3日，第77师向宁家垅、廖家坡一带日军猛攻，击毙日军中岛大尉以下100余人，自身死伤团长陈乳奇以下400余人。第16师方面，由于日军第106师团的增援，没有进展。同日，日军波田支队集中兵力，在海军第11战队和第2联合航空队、第3航空战队和第15航空队掩护下攻占守军第26师龙潭山阵地，于当晚迫近至距湖口仅3公里处。第26师退守湖口城，形势严峻。军事委员会急令第26师师长刘雨卿死守湖口；令罗卓英速以第34军团王东原部并指挥第11师向湖口方面日军侧背攻击前进；又令第43军军长郭汝栋率主力进入湖口，指挥死守。

图521武汉会战·序战阶段战斗经过要图

(1938年6月12日—7月4日)

7月4日，日波田支队在飞机、舰艇支援下猛攻湖口。第26师与进攻要塞的日军反复争夺，伤亡甚重，仅团长即伤亡2名，但部队仍坚守梅兰口阵地。日军波田支队再次施放大量毒气，守军中毒者甚多，致阵地被日军突破，仅余百余人守炮台、300余人守湖口城外阵地，而第77师及第16师被日军第106师团牵制在流斯桥以东地区，无法增援。湖口遂于当日20时许被日军波田支队占领。王东原部即在湖口、彭泽东南太平关等一带高地占领阵地，右与第18军联系，继续抗击日军。

在7月1日至4日湖口战斗期间，中国空军共出动56架次支援地面守军作战。日海军第11战队的“三高速”号炮舰触雷沉没，“雁”号炮舰被炸伤，另有3艘汽艇被击沉。

4.马当、湖口失陷的原因

守卫沿江要塞的广大官兵，绝大多数在战斗中都英勇奋战，在陆、海、空部队协同之下给日军以重创。但由于指挥重叠、协同不力，特别是有的高级指挥官敌情观念不强，畏敌怯战，或图保存实力，以致马当、湖口要塞迅速失陷。江防总司令刘兴在《马当、湖口两要塞相继失陷之实情》的报告中陈述的原因基本上符合实际。刘兴呈报的原文为：〔7〕马当失陷原因：

(1)该区指挥官李韫珩，到防后举办抗日学校，调集所辖各部队官长三分之二入校受训，对于实际战备，过于疏忽。

(2)香山及马当要塞外廓之要点，早经筑有据点式的工事，并令派有力部队固守，乃该指挥官不加注意，致被轻易夺去而深入我要塞区。

(3)敌占香山，本部已得报告，比转饬该指挥官，犹云并无此事，太不沉着，妄报不好消息。嗣确证香山失守，渠又云恢复香山并非难事。宥未马当失守，渠亦不自承，经反复责询，至次辰渠始承认。

(4)当敌攻藏山矶时，该指挥官不将部队向马当增援，反将指挥部由马当移至马路口，经劝止不听。当令派兵1团归王司令指挥，固守要塞，亦未照办。

(5)敌由香山迫至藏山矶，曾令该指挥官以在黄栗树之一旅向香山增援，以马路口之一旅向马当要塞夹击敌人；同时，深恐该指挥以为该区已划归罗总司令指挥，不听命令指导，请林主任蔚转报委座，并请径电该指挥官，亦未遵行。

(6)马当要塞守备部队总计不过5营，且系混合编成，分子复杂，战斗力甚形薄弱，自敬辰起激战两昼夜，求免藏山矶阵线动摇，王司令一面将后方有枪士兵尽调前方，一面派李指挥官增援，而李终未应援。迄敌由娘娘庙登陆，一面迫近炮台，一面将藏山矶后路截断，致全被包围。

(7)曾在望江53师李旅之一部，宥辰已撤回彭泽，径电李指挥官，即令该部驰援马当，并由王司令派汽车迎接。该部终未移动。

(8)167师驻湖口之一旅，原限两日赶到马当，增厚兵力。该部7天始到：行动迟缓。

(9)薛师武器，曾经德顾问检查，机枪迫炮全系废铁，步枪堪用者不及半数。

湖口失陷原因：

(1)要塞直属守备部队甫经核准，正陆续组织，力量太弱。

(2)守湖口野战部队原为77师，以彭泽失陷，该师奉令恢复，驻军彭泽；另由驻浔、湖间之26师推进至湖口，不意敌陷彭泽后，复以汽艇绕至上游登陆，致彭泽未克，而湖口已告紧张。26师正当半渡，其先头已与敌接触矣。

(3)湖口危急时，奉命增援之77师、16师为敌牵制，迄未到达；且王东原与26师始终未取得联络。

(4)配属湖口总台长指挥之长江要塞守备总队，湖口紧张时竟声言奉要塞守备司令谢刚哲电令，开往安全地点休息整理，致影响其他部队咸感不安。

(5)湖口正面太宽，职曾申请以有力部队驻守。26师完全新兵，武器又劣，重机枪全无，轻机枪仅及半数，不能胜此重任，而终无其他部队。故开战三昼夜，湖口即告失陷。

(6)湖口、马当两区要塞炮台，对江面设置，对野战军作战完全不能支援。

(7)敌施放毒气，我部队毫无防毒设备及经验，致有惶惧失措，影响战斗。

二、防守前方要地的主要战斗

(一)九江战斗

日军占领马当、湖口后，第九战区判断日军今后的行动可能有二：一是当日军兵力大时(5个师团以上)，以主力在星子附近登陆，攻取南昌、长沙，或趋岳阳，以切断粤汉铁路，包围武汉，并以一部兵力在姑塘、九江登陆，进行牵制；二是当兵力少时(3个师团以下)，以主力在姑塘登陆，一部兵力于九江附近登陆，包围武汉，夺取瑞昌。但以目前日军在湖口地区集结的兵力看，采取第二种行动的可能性较大。因而第九战区将第1兵团部署于鄱阳湖西岸，以防日军采取第一种行动而向南昌、长沙迂回，并用以策应九江方面的作战；将第2兵团部署于星子、九江亘码头镇沿湖西岸、江南岸之线，以对付第二种行动。同时下达了如下作战命令：〔8〕

第一方针

(1)以击破敌人于鄱阳湖西岸及富池口以东长江右岸登陆为目的，即由枥市经九江至田家镇间，沿湖及沿江直接配备，拒敌登陆；如敌已登陆，则迅速以控制兵团进而击灭之。

(2)无论状况如何变化，应立于外线，向长江或鄱阳湖方面压迫敌人，以确保我军机动之自由。

第二各兵团之任务及行动

(3)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阻止敌由鄱阳湖侵入。应以赣省保安团及第74军之一部，由枥市至星子(不含)间沿湖岸配备，担任警戒，并于各要点构筑工事。以第60军卢汉部控置于东乡、进贤；第66军叶肇部控制于南昌；第74军俞济时部主力控置于永修、德安间；鄱阳湖警备司令廖士翘部任湖南警戒及作战。

(4)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为确保九江及田家镇要塞，以第25军王敬久部、第8军李玉堂部、第64军李汉魂部，直接配备于星子、姑塘、九江间沿湖及沿江地带；第2军李延年部配备于田家镇要塞，第54军霍揆彰部配置于码头镇、富池口要塞；第9集团军吴奇伟部控制于黄老六、马迥岭间，第3集团军孙桐萱部(欠第55军)控置于瑞昌、阳新间。

(5)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向丰城、清江间集结；第30集团军王陵基部向高安、上高间集结；第32军团关麟徵部在咸宁、蒲圻间集结。

(6)第20集团军商震部在南昌、万载间构筑对东工事；第46军桂永清部在通城、临湘、城陵矶间构筑对北工事；197师守备长沙；武汉警备部队加强工事，完成战备。

(7)炮兵主力配置于星子、九江、田家镇间沿江地带。

(8)作战地境如左(如下)：

第三战区为湖口、都昌、鄱阳、东乡之线，线上属第三战区。

第1兵团为曹门朱(星子南方)、七里龙(德安南方)、第2兵团杨洲(箬溪南方)之线，线上属第1兵团。

第五战区为长江、汉水之线，但田家镇及黄鄂要塞区与武汉警备区属第九战区，襄樊属第五战区。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根据上述命令，具体部署如次：

(1)以第25军王敬久部(辖第52师、第190师、第90师之1个旅，游动炮兵第2群——野炮1个团)，防守星子至姑塘(不含)间既设阵地。

(2)第29军团李汉魂部(辖第8军的第3师、第15师、预备第2师、预备第11师，第64军第155师、第187师、预备第9师，赣保安2个团及游动炮兵第1群——野炮1营又2连、重炮2营又1连、高射炮3个连、工兵1个连(欠1个排)，防守姑塘、九江、大树下(不含)沿湖两岸及长江南岸，占领既设阵地并置主力于九江东侧附近。

(3)第3集团军孙桐萱部(辖第12军第20、第22、第81三个师)防守茨花山亘大树下、倪湾铺(不含)江岸之线，扼守九瑞公路，并阻止敌登陆。

(4)第54军霍揆彰部(辖第14、第18师)，防守倪湾铺、码头镇、富池口线江岸，确保要塞，阻敌登陆。

(5)第9集团军吴奇伟部(辖第4军的第59师、第90师1个旅、第60军、第70军、工兵1个连)为兵团预备队，控置于马回岭、瑞昌、八里坡(九江)附近，构筑预备阵地。

第29军团军团长李汉魂奉到守备九江附近任务后，即命第8军李玉堂(辖第15师、第3师、预备第11师、重炮2个连、战防炮1个连)守备姑塘至硖矶(不含)沿湖岸之线；命第64军(李汉魂兼军长，辖第155师、第187师、预备第9师、保安2个团)守备巫陵矶、九江、徐家湾江岸之线；命游动炮兵群主力在八里坡以东，一部在猪桥铺占领阵地；命预备第2师为军团预备队，位于十里铺。

第8军以3个师并列，守备湖、江沿岸，但抽出第15师的1个旅为预备队，控置在十里铺；第64军也以3个师并列，守备长江沿岸，但抽出第187师的1个团为军预备队，位于十里铺。各部队各就署后即增修野战工事，并由海军布雷760枚以封锁江面。

日本为了指挥主攻方向各部队于6月21日在日本国内组建第11军司令部，驻东北的第2师团师团长冈村宁次任军司令官。该司令部于7月上旬到达中国南京，7月15日开始指挥所部。19日向沿江进攻的3个师团及波田支队下达了进攻九江、夺取前进阵地的作战命令：令第101师团推进至湖口附近，接替第106师团的守备任务，并随时准备支援第一线的作战；令波田支队、第106师团与海军协同，23日开始向九江进攻，并做好向瑞昌、德安进攻的准备；令第6师团由潜江向太湖、宿松、黄梅进攻，以策应溯江部队的作战。

7月23日夜半，波田支队由湖口乘船，在海军第11战队一部掩护下潜入鄱阳湖中鞋山附近，企图从姑塘登陆。守军预备第11师发现时，日军已进至滩头，虽奋力抗击，但在日海军舰炮齐射火力制压下伤亡甚众。拂晓后，日军飞机又飞临上空，猛烈轰炸守军阵地，据守滩头的张文美营全部牺牲。波田支队大部登岸，预备第11师已不能坚持，李玉堂令第15师派1个团增援，同时张发奎抽派第70军归李汉魂指挥，赶来增援。10时，日军在突破预备第11师的第二线阵地后，向左、右扩张战果。向左旋回的部队与第25军第190师在壳山(姑塘西南方约5公里)交战；其主力向右旋回，击退守军第15师的1个团，占领猪桥铺、塔顶山(姑塘西南方约7公里)之线，与第70军的第128师遭遇，成为对峙状态。预备第11师残部撤回星子。

针对以上情况，23日午，蒋介石令第三战区指挥罗卓英集团军集结兵力攻击彭泽、湖口之敌，以行牵制；令第九战区务必趁登陆之敌立足未稳迅速击灭。第九战区当即令第2兵团以第70军、第190师、第4军的1个旅于23日夜向敌反击；令第3师从守狮子山的5个营中抽出3个营向西集结；令第4军(欠1个旅)向九江急进。

24日，第190师向壳山一带之敌攻击，无大进展；午后奉战区指示，以固守现有阵地为主，与敌成对峙状态。第29军团方面，第19师于24日晨占领塔顶山，第128师占领普泉山，但日波田支队很快在飞机、炮兵掩护下向该部猛攻，第128师阵地被突破，其左翼第15师也纷纷后退，形势不利。第19师第57旅旅部也被炸，旅长负重伤。但该旅的1个团增援双尖，将敌击退。李汉魂令预备第2师固守鸦雀山之线，侧击西进敌军；令第4军(欠1个旅)先于狮子山、螺丝山亘十里铺之线占领阵地，支援李军团的作战；以预备第9师固守九江，第187师固守九江以西江岸。

李汉魂遵照战区兵团指示，命令第8军附第155师从李家港、后八垄、毛家卷之线向普泉山、鸦雀山之线攻击前进，但各留一部于江、湖岸掩护侧背，并规定攻击开始时间为24日15时。另令第70军固守原阵地，等待友军到达后夹击敌人。又指示预备第2师仍在原阵地拒止敌人，并归还第8军建制。此外，命令炮兵群以主火力支援第8军攻击，一部阻止敌舰的西进。

24日午后，日波田支队及第106师团主力已全部登陆。第8军与进据上霞寺、鸦雀山一带的日军遭遇。经激战，左翼第15师死伤甚重。当日晚，日波田支队及第106师团从东、南两个方向并列向九江迂回攻击；第11战队则沿长江由正面攻击九江，并进行封锁，同时以特别陆战队在九江城洋油厂及城西附近登陆。李玉堂令第3师推进到鸦雀山、崔家垅、相公庙之线，右翼第155师进占蔡家垄南北高地之线拒止日军，将第15师调为军预备队，第70军在双尖、挂考山间与日军相持至入暮，死伤颇重，左翼被围，援军又不至，遂乘夜向鸦雀山以南地区及太阳观撤退。

25日1时，第九战区决定：(1)李汉魂军团于玉峰顶、鸦雀山、下八里坡亘九江一带占领阵地，拒止敌人，尔后依情况逐次向狮子山、张家山亘赛湖之线构筑预备阵地。(2)王敬久军应与李军团相策应。情况必要时，第90师的1个旅前往金官桥，归还建制；第52师退守东姑岭、万杉寺一带，以一部占领星子、玉筋山至鼓子寨间前进阵地，第190师接替吴城镇一带第11师湖防。

25日3时许，敌军攻占鸦雀山东南端高地，续向太阳观方向突进。到拂晓为止，第155师仍扼守蔡家垄，第3师固守鸦雀山，与敌对峙。但到7时许，九江方面，日舰20艘、飞机五六十架猛轰九江守军阵地和市区，掩护其陆战队登陆。10时，一部在洋油厂登陆，向砂子滩方向进攻第3师的左侧背。第3师以工兵营迎击，损伤甚重。14时，日军在九江西北的小池口登陆，守军预备第9师及第119师虽竭力抗击，终以火力、兵力处于劣势，难以支持。同时，在洋油厂登陆的日军陆战队已进至八里坡，与第15师交战；从姑塘登陆的波田支队及第106师团已进至太阳观，续向妙智铺方向进攻中。

第九战区根据以上战况，认为为保守赣北、鄂东主要阵地，不宜再向九江投入兵力而徒增损失，决定令第2兵团调整部署，并放弃九江。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于25日22时10分下达撤退命令(先以电话下达)。大要如下：(1)第4军附第155师即于本日晚占领狮子山、张家山至赛湖之线阵地，阻敌南进，掩护撤退；(2)第29军团(欠第155师)于本日(25日)晚退守牛头山、金官桥、十里山亘城门湖之线；(3)第25军于明日1时开始退守星子、东孤岭一带阵地；(4)尔后第4军及第29军团即归吴总司令指挥。

守军各部队按照以上命令，于25日夜撤向新阵地。26日7时许，日军完全占领九江。撤向九江以南新阵地的第4军、第29军团等各部此后即改由第9集团军吴奇伟总司令指挥，竭力阻止入侵九江的日军南进。

7月27日至30日，守军均固守原阵地拒止敌人。至31日，因日军发动猛攻，守军退守东姑岭、牛头山、金官桥、钻林山亘城门湖之线，与日军对峙。

九江地扼鄂、赣门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守住九江，即可限制日军沿江西进，确保武汉安全；如被日军占领，则日军西可径取武汉，南可迂回南昌、长沙。因而军事委员会部署10万大军进行防守。但在日军1个新成立的师团和1个旅团以及部分海军进攻下，仅战斗3天，九江便告失守，这对保卫武汉的作战影响至巨。究其原因，除了在武器装备方面远逊于日军外，根本原因是高级指挥官指挥失当。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准备不足。所有部队临战始进入阵地，敌情、地形不熟，有的甚至仓促应战。第二是兵力部署缺乏纵深配备。江、湖岸的防御多是一线部署，日军突破后，缺乏反击能力。

至于九江作战失利的直接原因及部分战况，张发奎有一详细报告给蒋介石。其主要内容为：〔9〕(1)交通线破坏过早，阵地未能预先完成。查九江附近公路，如九星、九瑞、瑞昌至阳新，瑞昌至德安，永修至箬溪以及南浔铁路北段早经彻底破坏，九江附近工事事先亦未构筑。此次于短期内决定固守，九江部队虽勉强集中，而交通困难，筑城材料运输不及，阵地无法立臻巩固。职到浔视察时，野战工事仅三分之一，因之不利长期固守。

图5-2-2武汉会战·九江及其以北太湖、黄梅战斗经过要图

(1938年7月23日—8月4日)

(2)运输不良，兵站设施欠缺。九江方面兵站，事前殊欠准备，临时无人负责，使前线部队白昼困于飞机轰炸，夜间一面作工、一面运米，兵力疲惫，警戒自难周全，实为致败之因。故自敌在姑塘登陆后，九星路不能利用，在九江附近部队将近10万，仅恃九江至马回岭小径为后方连络线，因之粮弹之补给、伤兵之后送，均无法实施。士兵枵腹应战，伤兵呻吟道左，作战精神顿形颓丧。

(3)军纪不良，民众逃亡。查此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时，因运输困难，战时增设部队又骤难足额，沿途鸣枪拉夫、搜寻给养，不肖者且强奸掳掠，军行所至，村社为墟。职由阳新徒步经瑞昌到九江时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志。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

(4)连络不确，未能协同。查各部因通讯器材缺乏，致各军、师间及步、炮间纵横方向连络均欠确实，即连络员也甚少派遣，各自为政，互不相谋，故不能适时互相策应、收协同之效。

(5)警戒疏忽。查防守江湖各部曾奉令饬团长以上主官值夜巡查。职召集各军、师长会议时，虽已经传谕告诫，并亲往巡视数次，乃各级官长仍有奉行不力者，致任敌在姑塘从容登陆，事前既失于察觉，事后复无法驱逐。又，敌在十二时登陆，至四时一刻始接第八军电话报告，致失增援时刻。

(6)高级将领间缺乏自信心，中下级干部多无力掌握部下。职此次在浔数日，与师长以上各将领晤谈，每多借口新兵过多、防区太广或武器不足、战斗力弱，动摇必胜信念，影响作战士气；益以中下级干部掌握不力，精神涣散，故每逢敌机袭击，多数溃散，甚有未见敌人溃不成军者。上述张发奎报告中“此次于短期内决定固守”等语说明原有“不固守九江”的决定。此种重大决策非蒋介石以外的人所能定。九江防守的无准备、九江附近公路的过早破坏都与原决策有关。从张发奎的报告中可知战役失败的部分实质性因素。

由于预备第11师“警戒失周，影响九江战局，第128师增援不力，反自溃散”，因而军事委员会撤销了这两个师的番号，将其部队调归其他部队。

(二)九江以北太湖、黄梅战斗

江北地区第五战区的主要部署是以第3兵团配置在大别山北麓、第4兵团配置在大别山南麓以迎击敌人，而以第2军李延年部固守田家镇要塞。当日军向九江行动时，曾命令徐源泉集团军以一部向合安公路游击，牵制日军，但效果甚微。

第4兵团李品仙部在江北岸的具体部署是：

(1)以第68军刘汝明部守备宿松、黄梅、小池口一带及大金铺亘双城驿的预备阵地；(2)以王缵绪、廖磊、徐源泉等部配置在宿松、太湖、潜山西北方山麓，侧击西进之敌；(3)第48军控置在广济，构筑预备阵地。

日军第6师团在波田支队及第106师团沿江进攻九江的次日(24日)，由潜山向太湖方向进攻。此时第31军已从淮北转移至太湖西侧附近，以主力配置于太湖以西大别山东麓，以一部配置于潜山至太湖、宿松的公路地区。日军第6师团先头第11旅团在前进途中不断遭到第31军的有力阻击。经过3天的连续战斗，日军方于26日中午占领太湖。同日，日海军特别陆战队亦由小池口附近登陆，占领了小池口。守军第119师第69团撤向黄梅。

日军占领太湖后跟踪第31军，向西进击，遭到第31军强有力的反击。在太湖以西、大别山以东地区，双方不断增加兵力，逐个山头、逐个村落反复争夺，经3昼夜激烈战斗，第31军在杀伤大量日军后撤向英山地区。据日军第6师团统计，在与第31军战斗的几天中日军共遭到大小约290次反击。太湖以西山区的村庄多成焦土，残垣断壁及林中树干上弹痕累累。

日军击退第31军后即乘势向宿松、黄梅进攻。防守宿松城的仅有第119师的第693团，兵力薄弱，遂于8月2日放弃。黄梅守军第119师主力亦于8月4日放弃。第68军撤向黄梅以西广济地区。日军第6师团因伤亡太大，黄梅、广济间又为泛滥水障阻隔，遂停止前进，在黄梅、太湖地区进行补充整顿。

(三)九江以南沙河、星子战斗

日军占领九江后，为了解除其侧背威胁和扩大战果以掩护其主力集结，为其战略展开准备条件，并未完全停止进攻，在进行总攻准备的同时，以一部兵力分向九江以南、以西继续推进。第106师团于7月28日沿南浔铁路两侧向沙河镇、南昌铺进攻，企图攻取德安。在沙河镇、纱帽山一带遭到守军第8军及第64军第155师的阻击。经激战后，守军退至钻林山、凤凰咀、南昌铺一线阵地坚守。日军遂发起猛攻，经过7天7夜的反复争夺，第106师团于8月4日突破了守军阵地，占领了南昌铺、凤凰咀阵地。8月5日，守军第3师及第155师发起猛烈的反击，激战至第二天，不仅夺回了阵地，而且杀伤了大量日军。日军第106师团于当晚(6日晚)组织进攻，很快即被守军击退。经整顿后，第106师团于8日再次组织进攻，仍被守军击退。9日，守军第8军又发动反击，再次重创敌人。至此，日军第106师团因死伤惨重、损耗过大已无力组织进攻。冈村宁次被迫令该师团暂停进攻，在第8军和第64军钻林山、牛头山阵地以北转为防御。双方暂时形成对峙。

日军第106师团参加进攻的共3个联队、9个大队(第147联队留芜湖，第113联队的第3大队留荻港)，约16000人，在这次战斗中伤亡达8000人，战死联队长1人(第113联队长田中圣道大佐)、大队长3人，重伤联队长1人(第145联队长市川洋造中佐)、大队长2人、联队副官1人，中队长及小队长则死伤过半。

由于第106师团已无力进攻，且南浔路正面守军坚强而庐山地形险要，无法迂回，冈村宁次遂于8月12日令8月初刚到九江以南的第101师团在海军一部兵力配合下进攻星子，一方面牵制守军以策应其进攻瑞昌部队的作战，一方面为尔后攻取德安作准备。由于星子靠近鄱阳湖入口处，系鄱阳湖沿岸仅次于湖口的要冲，不仅是进攻汉口的重要基地，而且是将来实施鄱阳湖作战的主要基地，所以日海军“中国方面舰队”早在8月3日就已下令进攻星子。8月5日开始强行测量航道和扫雷。经过陆、海协同及疏通航道后，8月20日第101师团的第101旅团(欠1个联队)由海会出发，海军舰艇由鞋山出发，分别从陆上、水上向星子攻击前进，在海军航空兵的支援下，突破了守军第25军第52师的防线，第101旅团于当日傍晚迫近至星子郊区，海军陆战队也同时登陆。又经过一夜的激战，守军于21日西撤，日军占领了星子。

(四)九江以西瑞昌战斗

九江失陷后，瑞昌成为阻敌西进的重要关隘。第九战区各部队的任务是固守现阵地，掩护主力开进，准备与敌在德安、瑞昌决战。战区命令第3集团军固守瑞昌及附近。第3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遵照战区指示，以第12军的第22师守备膏梁铺、茨花山、天子山、陈家山、牯牛岭迄赤湖西南岸之线，并于丁家山、望夫山、平顶山之线设置前进阵地，以第81师沿江配置于大树下、朱庄、火龙山、马阳山地区，第20师位于太仆山、牛皮陈之线，构筑预备阵地。第3集团军复破坏青龙寺以东江堤，引水入湖，造成泛滥，以加强防御。此时，第32军团关麟徵部正向阳新集结。

1938年8月9日，日军多次将舰艇驶至徐家湾附近扫雷，日机亦屡向守军轰炸。第九战区除命第3集团军加强前进阵地的守备外，又命第32军团抽调第92军并附第2师由阳新东进增援。

8月10日，日波田支队乘舰艇多艘由青龙寺决口处驶入官湖，攻占港口。当晚陆续增兵，又攻占望夫山、平顶山阵地。这一段战斗颇为激烈，阵地反复争夺，双方死伤均甚重。13日，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调整部署，令第3集团军的第22师固守马家垅、蜈蚣山现有阵地，第81师守备倪湾镇以东现有阵地，第20师守备天子山、陈家山、牯牛岭及预备阵地。令增援部队第92军附第2师作如下部署：第95师守备城门湖亘杨柳湖西南岸；第21师、第2师在瑞昌西北方高地构筑预备阵地，形成三线纵深防御，准备持久抵抗。另令炮兵第1群在通江岭以西地域占领阵地，阻止敌舰艇西进。

8月15日，波田支队一部400余人在大树下登陆，守军退守朱庄，形成对峙。此后全线战争仅局部争夺和火力交锋，较为平稳。但中国空军连日出动，轰炸湖口、九江一带日舰，沉、伤其多艘，并击落日机7架。中国空军亦被毁飞机1架、伤4架，人员伤亡10余人。

8月21日拂晓起，日军第9师团由于第6旅团增援而发动全线进攻。第22师当面的日军约3000人，在优势炮火及飞机20余架掩护下，向马家垅、蜈蚣山阵地猛攻，并有多艘汽艇驶入杨柳湖，袭扰后方。激战至暮，第22师退守天子山，与第20师协力防守陈家山、牯牛岭阵地。沿江日军在军舰约10艘支援下猛攻朱庄阵地，守军第81师的1个营在朱庄、大屋何逐次抵抗。至午，敌军施放毒气，攻陷大屋何。经第81师以2个营增援反击，予以恢复。

8月22日拂晓起，第12军(第20、第22师)防守的天子山、陈家山阵地遭受日军第6旅团的猛攻，但被守军击退，日军伤亡甚重。守军野战工事多被击毁，人员也伤亡至重，于此日夜以第21师接替第22师天子山附近阵地的防守，并调第25师自阳新来援。当日，波田支队复以窒息性毒气攻占我大屋何，守军第81师的2个营大部牺牲，生还者仅8人。日军占大屋何后，续向乌龟山攻击。第14师赶派1个营增援，固守阵地。

8月23日拂晓起，日军第6旅团在飞机轰炸、大炮猛击，加以毒气袭击诸种手段掩护下猛攻我陈家山、牯牛岭阵地，守军损伤殆尽，遂告陷落。日军并乘势席卷了第21师所守的天子山阵地。同日，守军第81师一部及第14师1个营在乌龟山、大龙山之间与敌人反复拼搏，牺牲很大。当日夜，守军调整部署：以第21师、第2师守备瑞昌、太仆山、牛皮陈、笔架山、大垅之线阵地，第95师守备邓家铺、破塘山之线阵地，该师原守杨柳湖亘城门湖西岸阵地，改由第30集团军接替；第81师改由第54军指挥，守备赤湖西岸及乌龟山阵地；第20师、第22师残部能作战的员兵并为1个营，归第92军指挥，守备瑞昌，其余由第3集团军总司令率领，后撤至武宁整补。

8月24日拂晓，日军第6旅团在更为优势的火力掩护下向瑞昌至乌龟山阵地攻击，10时许突破第21师太仆山阵地。守军团长苗瑞体率部反击受伤。13时日军陷瑞昌。第21师退守大路口、鸡爪山之线阵地，右与第85师、左与第2师相联系，继续抗拒日军。

三、武汉外围主要阵地的作战

(一)九江失守后的形势及双方的作战指导

1.军事委员会保卫武汉的作战指导

九江失守后，军事委员会决定调整部署。蒋介石于九江失守当日(7月26日)分别致电第五战区白崇禧和第九战区陈诚。致白崇禧电报的内容为：“商城白代长官、广济李(品仙)副长官：(1)敌已于有日(25日)陷九江及小池口、有沿长江两岸突进之企图。(2)广济阵地与田家镇要塞相联系，极为重要，应置重点于该地，集结兵力，纵深配备。(3)太湖、宿松、黄梅据点，仅以必要各一部守备，为攻势的支撑即可，应以主力机动使用，由北方向南侧击敌人。(4)刘汝明两师分散于黄梅、宿松、广济广大地域，处处薄弱，殊感危险，希适当集结使用于广济阵地为盼。(5)广济以东山地万一发生破绽，亦无关系，惟广济阵地必须固守。”〔10〕

致陈诚电报的内容为：“德安陈长官：……(1)决在德安、瑞昌一带与敌决战，但张家山阵地须固守，掩护大军开进。(2)尔后部署大纲：薛岳兵团：(甲)王敬久军守星子以南湖岸及其西侧隘口。(乙)俞济时军守德安及马回岭。(丙)商震军位置德安、永修间，为预备队。(丁)叶肇军守南昌。张发奎兵团：(甲)王陵基集团军守马回岭(不含)、西岭、东岭、项家岭、高岭，重点在右。(乙)萧之楚军守高岭(不含)、赤山、茨花山。(丙)孙桐萱军守天子山、牯牛岭，但须以一师控制瑞昌。(丁)霍(揆新)、李(延年)两军守田家镇要塞，但霍军须固守码头镇。(戊)关麟徵军位置杨坊、箬溪间，为预备队。(己)薛、张两兵团作战地境变更为滩溪市、虬津街乌石门及其以北铁道西侧约一公里相连之线(线上属薛兵团)。(庚)李玉堂、吴奇伟、李汉魂等部于完成掩护任务后，适时调滩溪市、下城、武宁一带整顿，为总预备队。”〔11〕

8月11日军事委员会又调第2兵团总司令去武汉，电令“南浔方面自即日起由薛(岳)吴(奇伟)两总司令负责”，自此南浔路方面即归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指挥。由于日航空兵的基地和前进机场已接近武汉，因此大批机群多次轰炸武汉(仅7月19日1天，武汉民众就伤亡1000余人)，且武汉会战迫在眉睫，因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于8月1日令其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各院、部、会驻武汉办事处限期迁往重庆。8月3日，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政治部又发表文告，劝导武汉民众疏散，撤离三镇。

第九战区当时判断日军将以一部兵力对南浔路方面采取守势，以主力由九江向瑞昌方面采取攻势，目的在侵占瑞昌、田家镇、富池口沿江要地，在海、空军配合下溯江西上，直取武汉，因而决定以一部兵力配置沿江各要点及南浔路，主力控置于德安、瑞昌以西及南昌附近地区，从翼侧攻击、深入日军。以第1兵团担任南浔路的正面防御，屏障南昌，侧击西进日军；第2兵团担负瑞昌一带作战任务，保卫武汉，并掩护南浔正面的左侧翼。据此，于8月5日拟订了《第九战区武汉会战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为：〔12〕

第一方针

1.本战区以保卫武汉要枢，达成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一部配置沿江各要地及南浔路线，尤须固守田家镇要塞；以主力控置于德安瑞昌以西附近地区，侧击深入之敌，将其击破而歼灭之。

2.无论状况如何变化，我军务立于外线地位与敌作战，确保机动之自由。至万不得已时，以卫戍部队固守武汉。并除留置有力部队于沿江适当地点，随时夹击敌人、妨害其西进外，主力应转移于武汉外围一带夹击敌人而歼灭之。

第二指导要领

3.第一期作战指导(即目前至敌攻犯瑞昌或德安之作战指导)

(1)目前之指导

甲、以现在九江西南附近与敌接触之各部继续猛拒敌人，以掩护后方部队之集中。如有机可乘时，应即反攻，进出九江。并选派精干部队向莲花洞、九江方面之敌施行突击。

乙、以有力之部队(赣保安团两团以上之兵力)保有庐山据点，实施游击，协助我在九江西南部队之作战。

丙、现在南昌、德安、瑞昌及阳新等处附近之各部，应即迅速构筑工事，加紧作战准备。而田家镇要塞须作固守两月以上、武汉卫戍部队须作固守两月半以上之准备。

(2)敌以一部犯瑞昌，主力犯德安，同时一部于吴城镇方面登陆时：

甲、第一兵团以主力固守乌石门、德安东南之线，以有力之一部支援吴城镇拒止敌之登陆；如敌已登陆时，务努力击破之，以掩护我军右侧之安全，或另以一部拒止敌由星子方面的侵入。

乙、第二兵团应固守瑞昌以东既设阵地，另以有力部队由瑞昌南方地区向南犯德安之敌侧背攻击，协同第一兵团之作战。

(3)敌以一部犯德安，以主力犯瑞昌，同时以陆战队在码头镇强行登陆时：

甲、第二兵团应以主力固守瑞昌以东既设阵地及码头镇、田家镇要塞，以控置于瑞昌南方地区之有力部队向北攻击西犯瑞昌之敌侧背。

乙、第一兵团除扼守乌石门、德安东西之线外，应以机动部队由德安西方地区向南犯德安之敌侧背攻击。

4.第二期作战指导〔(针对)敌人占据瑞昌或德安后的进犯〕

(1)敌以一部于德安方面对南取守势，以主力由瑞昌向西进犯，另一部沿江攻犯田家镇要塞时：

甲、第二兵团以有力一部，利用既设阵地及田家镇要塞坚强抵抗，阻止敌军及其舰队之西进。主力由右翼向北侧击敌人，必要时以控置于阳新附近之部队(关麟徵部)支援田家镇南岸要塞之作战，并以控置于咸宁附近之部队(卢汉部)向东推进，策应第二兵团主力方面之作战。

乙、第一兵团应以一部对德安施行佯攻，牵制该敌。以主力由德安西方地区北进，攻击敌之侧后。

(2)敌以一部于瑞昌方面对西采取守势、以主力由德安南犯南昌时：

甲、第一兵团主力应扼守永修附近涂家埠东西之线，状况不得已时逐次向西移转，占领侧面阵地，侧击南犯之敌；以位置于丰城、清江之部队(汤恩伯部)由南昌西方地区向由德安南犯之敌侧背攻击。

乙、第二兵团以一部对瑞昌方面之敌佯攻，主力由瑞昌南方地区向东进出，攻击由德安南犯之敌侧后，协助第一兵团之作战。

5.第三期作战指导

(敌占据田家镇后)以主力沿江进犯武汉，以有力一部经大冶向咸宁方面西犯时：

(1)第二兵团利用阳新、大冶间山地，予敌以重创，阻止其西进至大冶后，以一部支援鄂城之作战主力，于大冶西方占领地，先歼西犯咸宁之敌，尔后向北转移，夹击西犯武汉之敌。

(2)第一兵团除以一部于南浔正西牵制敌人外，主力由西方地区北进，攻击西犯之敌侧背，协助第二兵团之作战。

(3)武汉卫戍部队利用武汉附近之既设阵地坚强抵抗，与外围各部队夹击敌人而聚歼之。8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及书记洛甫(张闻天)等致电在武汉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代表，指出有关保卫武汉的方针。电文说：“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因目前许多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如前，若再损失过大，将增加各将领对蒋(介石)之不满，投降派与割据派起而乘之，有影响蒋的地位及继续抗战之虞。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13〕周恩来等据此向蒋介石等军事委员会主要领导人提出了保卫武汉的建议。

8月23日，军事委员会得到上海发回的情报，知日军第11军主力将在攻占瑞昌后溯江西进，并将经阳新进攻咸宁；其海军则竭力打通武穴方面水路，以掩护其陆军在武穴南北岸登陆。

8月24日瑞昌失陷。军事委员会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决定令第一线部队竭力迟滞当面日军；自后方调集重兵至鄂南地区，以增强该方面的战斗力，实施纵深配备，阻遏日军的攻势。据此拟订了《保卫武汉作战计划》。其内容为：〔14〕

方针

国军以聚歼敌军于武汉附近之目的，应努力保持现在态势，消耗敌军兵力，最后须确保大别山、黄麻间主阵地，及德安、箬溪、辛谭铺、通山、汀泗桥各要地，先摧破敌包围之企图，尔后以集结之有力部队由南北两方沿江夹击突进之敌。

指导要领

甲、第五战区应以现在态势确保大别山主阵地，积极击破沿江及豫南进犯之敌。

(一)广济方面

1.李延年、许绍宗、刘汝明、曹福林、萧之楚、覃联芳、韦云淞、张淦、张义纯、何知重等部，确保现阵地及田家镇要塞，积极击破当面之敌，并酌派部队在浠水(44军)巴河(81军)两线占领阵地。

2.田家镇要塞沦陷后，应改用持久战要领，滞迟敌之西进；并利用浠、巴两线之阻止，转用约5师兵力于宋埠、黄陂间与武汉守备部队协同作战。

(二)豫南方面

1.孙连仲、宋希濂、张自忠部固守黄麻以北大别山阵地；并控制冯治安、徐源泉部于麻城、宋埠间，策应各要路口作战。

2.胡宗南及于学忠部取侧面攻势，与占领阵地部队相连系，努力击破该方面包围之敌。

3.必要时，13师可抽调使用于宣化店附近固守隘路。

4.最后应确保大别山阵地及信阳，使武汉部队作战容易。

(三)尔后游击部署

1.应指定8个师(按：蒋介石改为12个师)以上兵力，在大别山分区设立游击根据地，向安庆、舒桐、六合及豫东、皖北方面挺进游击，尤须积极袭击沿江西进之敌。

2.苏北兵团应以有力部队向淮南游击，破坏交通。

乙、第九战区应极力维持现在态势，并须确保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之要线，以维持全军后方，使尔后作战容易；尤须先击破经瑞武路及木石港西进之敌。

(一)南浔路星子方面，以吴奇伟指挥王敬久(52师、190师)、俞济时(51师、58师)、叶肇(159师、160师)、陈安宝(40师、79师)、欧震(59师、90师)各军及102师、139师，确保德安以北现阵地，为全军之右翼。

(二)薛岳亲自指挥王陵基(新13师、新14师、新15师、新16师)、黄维(11师、16师、60师)、李玉堂(3师、15师)等部及133师、141师、142师、91师、预6师，迅速击破沿瑞武公路两侧进犯之敌，确实控制箬溪、横路铺各隘路口，以阻止敌之迂回，并乘敌突入，向北侧击。

(三)阳新河以南，卢汉(184师、182师、183师)、汤恩伯部(23师、新35师、4师、110师)及14师应以现在态势阻敌西进；万福麟(预4师、130师、116师)、张刚(193师、82师)部应确保阳新河北岸及沿江半壁山等要点，并以黄国梁军(92师、30师)推进至三溪口，准备在辛潭铺、三溪口、下浮屠之线截击西进之敌。

(四)关麟徵(2师、25师、荣誉师)、李仙洲(95师、197师)、周祥初(43师)以主力控制于高桥、通山附近，一部于金牛、保安，准备在通山、李家铺、金牛、保安、鄂城前方高地线布置坚固阵地与敌决战，并保持重点于南翼。汤恩伯部转用后，及孙渡(新10师、新11师、新12师)、邓龙光(154师、156师)部到达时，均加入该线向敌反攻。情况许可时，上述各部更应向前推进作战。

(五)九战区尔后应以4个师以上兵力在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常川向敌后方游击。

丙、武汉卫戍部队准备改守沿江要点及核心阵地，应以现有兵力之一部(13师)准备推进使用于五战区，3师、55师使用于九战区与敌决战。最后应固守核心阵地，使两战区野战部队得重新部署，向敌夹击。

丁、第一、二、三战区仍以现在部署积极向敌袭击，以牵制敌向武汉转用兵力。第三战区沿江要塞炮兵更应排除万难，妥为部署，俾发挥威力，截断敌舰长江连络线。蒋介石对此计划亲手批示：“除王缵绪、卢汉二部暂时改为直属总部外，其余皆可如拟办理。”

当日军攻占瑞昌后，战斗即将发展至武汉核心地区，但日本海军溯江西进的部队因受沿岸炮火袭击和江上水雷困扰，进展极为缓慢。军事委员会根据当时战局，于9月上旬拟制了《武汉会战方针、目的及策略指导》的文件，经蒋介石批准后作为今后指导武汉会战的基本准则。其内容为：〔15〕(1)以目前形势观察，自力更生仍为我政略上最高原则，基于此而产生之作战指导方针，亦即持久战与消耗战。

(2)敌企图之判断：依据其战术上至当之行动，有左(下)列三种：甲、挟其海陆空军之威力，溯江西上，直接夺取武汉。乙、采取锥形战术，沿江两岸，向武汉为窄正面之推进，企图攻略武汉。丙、将逐渐增加或转移兵力于德安、南昌及潢川、信阳作大包围。目前第一项行动已告失败，现在似以采取第二项之公算为大。

(3)武汉固守之主要目的：甲、武汉为我政治、文化、经济、交通之中心点，不能轻易放弃，影响国际视听。乙、阻止敌利用舰艇及快速部队冒险溯江西上，以直接威胁、攫取武汉。丙、使我第五、九两战区之作战部队有转进部署之时间，不影响于两战区之作战指导。丁、为保持粤汉路交通动脉之主干，首应保守南北连络之枢纽武汉。

(4)基于上述目的，固守时间愈久愈有利，方可充分获得时间之余裕，以支援第五、九两战区积极夹击围攻武汉之敌，歼灭其于湖沼地带。

(5)武汉之守备，既为我第三期会战之轴心、利害变换线之据点，应增加强有力之部队两个师，方可达成任务。

(6)武汉会战之策略与指导：甲、武汉会战之兵力消耗，以百分之六十为标准，其余百分之四十备作第四期作战之基础，预料其在攻略武汉后，敌当作较长时间之考虑，我可得恢复实力之机会。乙、第五、九两战区沿江部队须绝对固守，其部队配置及江防阻塞尤要注意周到，步步为营，节节抵抗，以短小空间换取长大时间。丙、第五、九两战区为顾虑今后之作战，第五战区以大别山、大洪山一带为根据地，第九战区以九宫山、幕阜山一带为根据地，取积极行动，夹击转攻武汉之敌，同时截断敌后方之连络线。丁、武汉会战指导，须江北与江南第五、第九两战区，除努力建设其根据地外，尤须注重襄阳与宜昌及南昌与长沙间之交通线。以后两战区之连络线应以宜昌为中心。戊、关于兵员之补充，第九战区预定为湖南长沙附近，第五战区则湖北襄樊附近地区，弹药武器补充亦以此为准而储备之。

(7)将来兵力转移时，王陵基所部宜部署于鄱阳湖以东地区，归第三战区指挥。

2.日军进攻武汉的作战指导

日军占领九江后，即以之作为溯江进攻部队和航空兵的前进基地，积极进行进攻武汉的准备。一方面以一部兵力扩大集结地域，并加紧向九江、合肥地区集中兵力；一方面以陆、海军航空兵的近400架飞机连续轰炸武汉、南昌、长沙等战略要点、空军基地和舰船、铁路、车辆，并寻找中国空军及苏联空军志愿队进行空战，企图夺取武汉地区的制空权，为其部队制造有利形势。日海军“中国方面舰队”为增强溯江进攻力量，又增加了第11炮艇队、第12炮艇队、滑行艇(每艇可乘步兵1个小队)队、上陆山炮队和“白鹰”、“冲岛”等8艘军舰，同时又增加第1根据地队和第1联合航空队的轰炸机30架。

为了使陆、海军的航空兵部队在作战中行动一致，“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俊六和“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及川古志郎于7月底协商，决定陆、海军航空兵共同打击中国空军和轰炸中国各战略要地；但陆军航空兵主要支援第11军和第2军的陆上作战，海军航空兵主要支援“中国方面舰队”及与其协同的陆军溯江进攻作战。

至8月中旬，日军第2军已有第10、第13两个师团集结于合肥地区，并在合肥开设了军指挥所，第11军已有4个师团、1个旅团集结于九江地区。其中第6师团在黄梅附近，第106师团在九江以南的沙河、南昌铺以南一带，波田支队在九江以西的乌龟山附近，第101师团在九江东南的星子以北地区，第9师团先头部队和冈村宁次的第11军指挥所也已到达九江。陆军航空兵团的3个飞行团分别位于合肥、安庆、南京等航空基地。海军航空兵陆基机队均已进至安庆、九江等前进机场，舰载机队和水上机队部署于长江中、下游。

为了保障进攻武汉的作战顺利实施，第2军司令官东久迩宫和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根据“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指示，先后于8月16日和20日给所属各师团下达了使用毒气的命令。规定“特种烟”(窒息性毒气)的使用，以局部使用为原则，但根据情况，也可以有计划地大规模集中使用。事实上日军早已多次使用毒气，此命令下达后使用更加频繁。〔16〕日军知道使用窒息性毒气有违国际公法，为全世界所反对，所以才改称为“特种烟”。又为了掩盖真相，日军命令中还要求在使用“特种烟”时与催泪性毒气及普通烟混合使用。

由于预定用于进攻武汉的兵力大部分已进入前进基地，日本大本营于8月22日下达了进攻武汉的第188号“大陆命”、第135号“大海令”命令和第250号“大陆指”指示。它们的主要内容为：“华中派遣军”与“中国方面舰队”协同，进攻并占据汉口及其附近要地。攻占后应力求紧缩占据区。“华北方面军”应策应“华中派遣军”的作战，努力牵制中国军队。“华中派遣军进攻武汉的作战，不得超越信阳、岳州(岳阳)、南昌附近；华北方面军不得超越黄河及黄泛区进行作战”。〔17〕

日“华中派遣军”于接到大本营命令的当日15时，下达了进攻武汉的命令：一、令第11军在海军配合下，沿长江两岸进攻武汉。主力置于长江以南，从咸宁、贺胜桥地区切断粤汉铁路，由南面向武汉迂回；以一部向德安、永修进攻，相机攻占南昌。二、令第2军主力从大别山北麓经六安、固始、潢川、罗山进攻信阳，尔后沿平汉路及其以西地区南下，从北面、西面迂回，包围武汉；以一部从商城南下，横越大别山进出至麻城地区，由东北方向策应沿江进攻的部队作战。三、令航空兵团以主力支援第11军，以一部支援第2军；并预定8月27日开始进攻。与此同时，“中国方面舰队”亦向其所属部队下达了进攻武汉的“W”作战命令。

日军第11军、第2军及航空兵团依据“华中派遣军”的命令，各自制订了行动方案。第11军的方案是：第6师团与海军配合，沿长江北岸的广济、蕲春、浠水、上巴河、新洲，经靠山店攻占汉口；波田支队与海军配合，沿长江南岸，由瑞昌经阳新、白沙、大冶、鄂城、葛店、鲁港攻占武昌；第9、第27师团并列由瑞昌、阳新地区西进，经三溪口、坳下、担山之线及其以南地区，攻占贺胜桥、咸宁、汀泗桥铁路沿线地区，切断粤汉铁路，以阻止中国军队向武汉增援或向南撤退；第101师团经庐山以东，第106师团经庐山以西，沿南浔路经德安、永修攻占南昌。

日航空兵团决定以驻合肥的第1飞行团直接支援第2军作战，驻九江对岸二套口的第3飞行团和驻南京的第4飞行团直接支援第11军作战。〔18〕

(二)广济和田家镇要塞战斗

1.广济战斗

日军第6师团于8月4日占领黄梅后，第4兵团总司令李品仙对该地区的部队调整了部署：以第68军、第48军所防守的黄梅西北井边、大金铺、团山河、破山口、大河口、苦竹口、渡河桥一线阵地为守势地区；以第31军、第7军、第10军及第67军一部控制于隧口坝、马王庙、太湖河及太湖、潜山西北山地为攻势地区，随时准备向日军侧背反击，以切断其潜(山)太(湖)、怀(安)安(庆)间后方交通线。

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于8月22日接到有关“华中派遣军”进攻武汉的命令后，于23日按照其制订的行动方案向第6师团下达了作战命令，赋予的当前任务是由黄梅攻占广济和江北岸的田家镇要塞。第6师团认为由安庆经潜山、太湖、宿松至黄梅的陆上补给线太长，由于中国军队的不断袭击，要保障其畅通，必须派出大量部队守备；若再向前进攻，则保障更为困难。因而改由小池口进行补给，以便于集中兵力执行进攻任务，遂于8月24日将潜山、太湖的日军转移至宿松、黄梅地区。

守军第199师及第7军一部分别于26日、27日收复了潜山和太湖。白崇禧曾分析日军轻易放弃潜、太之目的。他认为：“敌放弃潜、太之企图：(1)该地公路在我侧面，不断为我破坏，不能使用，且敌军前与31军在山地作战受创，不易进展，故放弃之，节省兵力，以宿松、黄梅为据点进攻广济，而以安庆、长江为补给；北以合肥、舒城为据点，进窥六安、商城，而以淮南铁道及巢湖诸水道为补给。(2)敌兵力转用于沿江南北两岸，利用陆、海、空军联合作战之优越条件沿江西上，用蚕食政策取渐进之义。”〔19〕

中国军队在不断反击潜、太的同时，亦曾向黄梅反击，但迄无进展。8月26日，第84军以一部兵力袭占了金钟铺、黄土包。但在日军增兵反击后，27日拂晓，该两地又陷敌手。日军乘势进击，突破苦竹口第150师阵地，进陷多云山、白杨岭，随即席卷第189师左翼，攻占排子山、后山铺。守军退守红花砦、相冈岭。

基于上述情况，李品仙决心趁敌立足未稳，向当面之敌反攻。其部署为：(1)第84军(欠第188师)附第176师及第68军的第31旅向黄梅攻击；(2)第29集团军2个师恢复多云山、白杨岭一带阵地，尔后向黄家垴、英子山、左北砦进攻，切断宿黄公路，其余部队固守原阵地；(3)炮兵第6团(欠1个营)向大河铺以东推进，协助第84军的攻击；(4)新到的第26军及第68军(欠第31旅)、第138师在龟山、大金铺、团山河、笔架山、大河铺、排子山之线占领防御阵地；(5)第86军为兵团预备队，于两路口、锯头山、龙山之线构筑后方阵地。

8月28日拂晓前，各部队按照兵团部署行动，第176师附第31旅进占王家湾、邢家大湾之线；第189师进占后山铺、作岭；第150师进占渡河桥，围敌200余人于白云山麓；第161师进占左北砦。同日，宿松之敌放弃该城，西入黄梅。第7军除以一部追击敌军外，其余进占宿松城。29日，守军续取攻势。第31旅的1个团进占张家大屋，续克青石桥。但入夜后遭日军围攻甚危急。第176师攻占魏家凉亭、桂家湾，颇有斩获。第189师进占石家咀、刘家湾，并击退日军夜间的进攻。第150师克复多云山。第131师进攻排子山、马家。

8月30日，日军第6师团在黄梅地区集结完毕，除原配属的独立机关枪大队和山炮大队外，又增加了2个装甲车中队，遵照军的命令开始向广济进攻：以第36旅团沿黄广公路及其北侧、第11旅团沿公路南侧并列向西攻击前进。8时许，第11旅团突破胡六桥、桂家湾第176师防线。该师被迫留一部兵力保持接触，主力退守原阵地。31日日军继续进攻，守军逐次抵抗。第31旅放弃车路口，向团山河主阵地撤退；第176师在牛头山、龙头砦一带极力抵抗后，于夜半撤退到朵云寨、塔儿寨主要阵地防守；第189师退守双城驿、放马厂、石佛庵主阵地。9月1日至2日，日军逐次攻略笔架山、破山口、凤凰山，第68军退守团山河、蛇腰山。第84军(附第176师)在双城驿、塔儿寨一带与日军反复争夺，杀敌颇多，牺牲亦重，阵地终陷敌手。时第31军适由桐梓河调至，李品仙令该军接替金寨、后湖寨、鹅公垴、袁家坪阵地，另令第103师接替田家寨、笔架山阵地；令第68军缩短正面，固守团山河、蛇腰山，并负责恢复笔架寨原阵地；第67军及第48军向金钟铺、大河铺敌之侧背攻击。

9月3日，第162师进占杨树岭、破山口，继而向英山咀进攻，第161师由苦竹口向大河铺前进，第48军配属的第149师向渡河桥、白杨岭推进，第174师在宿松西北方地区准备进攻黄梅。此时，日军以一小部兵力置于黄梅附近维护其补给线，主力则沿黄、广公路两侧地区继续进攻，9月4日晨进占生金寨；激战至午，复陷后湖寨，续攻卓木尖。

李品仙见敌军向广济作锥形突击，决心从两翼夹击突进的日军：(1)令第31军以主力固守现阵地，乘机向生金寨之敌反击；以有力一部于次日(5日)拂晓开始，由鹅公垴向后湖寨敌之侧背攻击；(2)令第26军以1个师守备原阵地，抽调1个师于5日晨由吴文贵附近向郑公塔以北地区团山河、狮子山、破山口一带敌之侧背攻击。

同日，第162师进占放马厂、英山咀；第161师进至望江坡。白崇禧命令第48军务必在5日拂晓前向金钟铺、魏家凉亭日军攻击。

第31军奉令后，以第131师的1个团于5日1时向鼓儿坡、小坡、生金寨日军攻击，3时许攻占鼓儿坡及小坡高地，双方均有伤亡。拂晓后日军反击，该团被迫退回至王家寨原阵地。第26军奉令后，以第44师守备吴文贵以西原阵地；以第32师附山炮1排、战车防御炮1连于5日夜向狮子山、凤凰山日军侧背攻击。行动开始后颇有进展，击破第6师团的一部，攻占狮子山、凤凰山；但天明后，日军飞机轮番向守军阵地轰炸，继以炮火掩护其步兵反击凤凰山守军。激战至5日14时，第32师伤亡惨重，凤凰山重被日军占领。22时，李品仙命该师撤回吴文贵待命，另派第44师的1个旅协同第86军反攻石门山，击退日军。同日，第189师主力守备鹅公垴、双合尖之线侧面阵地，抽出3个营兵力，于15时会同放马厂的第162师由袁家坪向双城驿出击，迄20时占领该地。

5日晨，日军第36旅团的第23联队附炮20余门，在8架飞机掩护下，沿黄广公路北侧地区突进，8时30分攻陷五峰山，11时攻卓木尖。守军第131师竭力反击，于15时夺回该地。16时，日军增援反扑，情况危急。同日，日军第45联队攻占笔架山，14时30分复攻陷石门山。第86军令第103师协同第121师反攻石门山，17时克复该地，但卢家凹又被攻陷。

9月6日零时，李品仙决心放弃广济，命令第86军以一部占领独山寨、灵山寨之线，掩护第68军及第86军主力向栗木桥、观沙河集结待命；命令第176师占领捉马寨、南山寨之线，掩护第31军于6日20时开始转移至观音庵、正磨尖集结待命；命令第84军于6日20时开始向老鼠坡、桐梓河集结待命。

日军第6师团在守军各部队连续的正面阻击和侧方反击下，经过8昼夜的苦战，方占领了距黄梅仅30多公里的广济，死伤甚众，已无力继续进攻，因而构筑工事，转为守势，在广济以西界岭南北高地与中国军队对峙，等待补充。

9月7日，白崇禧命令对当面日军实施全面反击。李品仙遵命作以下部署：(1)第26军派出有力一部向松阳桥之敌攻击；(2)第84军协同第29集团军向荆竹铺攻击；(3)第31军、第48军向黄梅出击；(4)第7军向西河口推进，协同第55军夹击当面敌人。

从9月8日开始，各军不断向日军阵地攻击。第26军一部曾袭击广济城，但日军在航空兵、炮兵猛烈火力支援下，依托阵地实施防御，并曾施放大量窒息性毒气，所以没有进展。

防守广济地区的中国军队，从番号上看虽然兵力甚多(有四五个军)，但由于装备、训练都远不如日军，而且部队因伤、病减员过多，实际兵力并不占绝对优势，所以虽奋勇力战，仅能将日军遏止于广济地区，未能将其击退而确保广济。从李品仙9月2日至7日的战报中可知部队的大致情况。该战报说：“……各阵地失而复得，反复攻击者数次，在我军炮火因敌空军之轰炸及射程之短近，不能制压敌炮，加以工事不良，以至(致)我军伤亡惨重。截至本日止，84军损失已达二分的1个以上，176师伤亡亦占二分之一。附近刘军团之119师及31旅，据刘军团长报告，现每团仅剩二三百名，合共不过千余人。查该部原来人员不足额，兼之疟疾流行，病兵已占三分之一。84军病兵亦占四分之一以上。敌虽未能深入，该两军战斗员兵不足维持正面之阵线。”〔20〕

在作战指导上，战区和兵团指挥官虽然一再组织侧击、反击，但由于统帅部总的会战指导实质上是要求以阵地战为主的专守防御，所以使用于侧击的兵力仅为一部，而主力均固定在阵地上，因而导致自身消耗过大却仍难长期守住阵地。白崇禧于9月6日致蒋介石的密电中所作的分析较符合实际。该电说：“近自广济会战，时仅一周，而前方官兵伤亡极众。且在敌炮、空威胁之下，虽尽极大努力，而阵地终不克保。则以敌我装备悬殊，制空无权，阵地相持，良非上策。若部队脆弱，则辄三二日即不能成军。乃战术无灵，指挥棘手。职身临前方，深思对敌之策，惟有取机动姿势，求敌侧背相机攻袭，而不限以一城之死守。如此，则能常保持有用之力量，获得作战之自由。一年以来计划作战者，率以装备相等之战术因袭应用，原则未尝不合，胜利卒归泡影。尤以积兵愈多，损害更巨，实力消耗，远逾于敌。设非改变战法，不但胜利难求，且恐持久不易。”〔21〕

2.田家镇要塞战斗

日军第6师团在广济休整7天，并补充了新兵3200人后，于9月15日以第11旅团为第1梯队，与长江内海军第11战队配合，开始向田家镇攻击前进。

田家镇要塞与其南岸的马头镇、富池口相呼应，形成长江屏障武汉的门户。1938年7月初，除原要塞守备部队外，军事委员会以第57师担任守备，旋任第2军军长李延年任田家镇要塞北岸(以下简称“田北”)守备区司令。李率第9师于7月中旬到达田家镇，以第57师担任对东南正面防守，以第9师担任对北、西正面防守。田北要塞原归第五战区序列，后改归第九战区第2兵团指挥。

9月7日广济失守，第26军原在铁石墩一带的部队北向松杨桥进攻，要塞的左侧遂失去屏护，形成孤立。9月14日，李延年见广济日军有南下趋势，经报请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批准，变更了部署：(1)第57师任马口、灵泉庵、桂家湾、梅家湾、左家咀以南地区的守备；(2)第9师以一部任九华山、乌龟山、沙子垴、鸭掌庙及马口湖南岸的守备，以主力于得粟桥、潘家山、菩提坝街之线占领阵地，并于铁石墩、田家墩配置警戒部队；(3)炮兵第16团的1个连及炮兵第6营在崔家山、梅家府、下大官庙一带占领阵地，与要塞炮台协力阻击敌舰，并于沙子垴以北选预备阵地；(4)要塞核心守备队任要塞核心及西至马口之守备，阻击敌舰。

9月15日，日机数十架、日舰20余艘向要塞区轰击竟日，其陆战队一部在潘家湾、中庙、玻璃庵一带登陆，被守军击退。同日，日军第11旅团的第13联队及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攻占了第9师在铁石墩的警戒阵地。李延年当即电请第五战区派部队南下与第2军联系，夹击当面敌人，另命第57师派部队接替九牛山第9师防务。

9月16日，日海军陆战队在飞机、舰炮掩护下，先后试图在潘家湾、玻璃庵一带登陆。第57师各部队坚决阻击，敌均被击退。日第11旅团轮番猛攻第9师正面阵地。第9师攻守结合，派队向敌反击，但伤亡过众。与敌激战至午后16时，李延年决心缩小正面：(1)第57师崔家山、九牛山主阵地改为前进阵地，师主力移至周家、苍谷垴、乌龟山、沙子垴、老鹳窠之线，为主阵地。要塞核心守备队及炮兵第16团归第57师师长施中诚指挥；独立炮兵第6营变换阵地于沙子垴附近，协助第9师及第57师作战。(2)第9师守备乌龟山至老鹳窠部队，俟第57师接防后即归还建制。

第57师奉令后立即行动，并调回原防守武穴的1个团为师预备队，仅留置一部兵力在武穴。17日2时许，日海军陆战队在舰炮火力支援下登陆，猛攻武穴，留置的部队与敌巷战竟日，四面被围，死伤百余人。入夜，余部突围，武穴遂入敌手。守军在撤退前破坏了武穴以东的江堤，使江水灌入武山湖和黄泥湖，形成泛滥，以使日军地面部队行动受阻。同日拂晓，日第11旅团猛攻第9师正面的李福阵地。激战至7时许，该阵地被突破，守军转移至骆驼山、涂家湾、潘家湾之线，占领侧面阵地。

18日晨，日军猛攻骆驼山。10时许阵地被攻占，第9师退守香山、竹影山、潘家山之线。16时30分，日军续攻香山，守军全连牺牲，该山失陷。18时，日军续攻竹影山，被守军击退。同日，敌舰炮不断向第57师新庙一带前进阵地射击。骆驼山日军不断增加，11时起分多路(每路约300余人)向沙子垴、乌龟山阵地攻击，经阻击未能得逞。此时，为作战便利，军事委员会复令田家镇要塞北岸所有守军复归第五战区指挥，由李品仙负责。李令第26军萧之楚部攻击敌军侧背，直接支援要塞的作战。

19日晨，日军向第57师正面攻击，一部攻占胡家山、老鹳窠阵地，一部被阻于乌龟山、沙子垴阵地前。经该师组织反击，当日中午收复了胡家山阵地，并歼敌甚多。第26军在进攻日军的侧背发起猛攻，占领了四望山、铁石墩等地，切断了日军第11旅团与广济的联系。此时，第11旅团前有第57师阻止，后有第26军反击，已被包围于马口湖与黄泥湖中间地区，弹药、粮食等均已告乏。

日第6师团长今村胜治为解第11旅团之围，于20日晨急派第36旅团第45联队一部增援，同时请求航空兵支援。日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的第12航空队在不利的气象条件下，于当日下午猛轰守军阵地，并向第11联队空投弹药、粮食及药品等军需物资。第45联队增援部队进至四望山附近时即被第103师阻止。今村胜治又抽调第23联队一部增援，但亦被第121师阻止于铁石墩附近。日第11旅团得知师团已派出增援部队后，派第13联队1个大队前往接应，同时以主力猛攻乌龟山、沙子垴阵地，并施放毒气。乌龟山守军2个连苦战至21日22时突围南撤，阵地被日军占领。但接应增援部队的日军大队受到第86军第103师的攻击，被阻于312高山，未能与增援部队会合。当日夜，李延年命第9师将柘咀上、竹影山、潘家山一带防地交第44师，转移至马口湖南岸，协同第57师防守要塞。

22日，日军第36旅团的增援部队于18时攻占四望山，2个连的守军全部牺牲。23日，日军又攻占铁石墩，继向第86军侧背攻击，突破第121师阵地，并进袭第103师司令部，占领了张家湾。

24日，富池口要塞失陷(日波田支队沿江西进，已于14日攻占码头镇)，日海军第11战队沿江上驶，田家镇要塞遭日飞机及日舰炮的猛烈轰击，工事及防守人员损失甚巨，局势已极为危殆。李延年从第9师抽调1个团至马口湖北的周家铺，归第198师指挥，构筑预备阵地。李品仙派第174师增援第26军，阻止日军第36旅团西进。第174师及第32师于25日进至四望山、铁石墩时，日第36旅团已攻占崔家山、九牛山阵地，第57师在桂家桥、荞麦塘一线阵地固守。

26日拂晓起，日军以舰炮、飞机连续向要塞区轰击约3小时，尔后其第36旅团及第11旅团派出接应的1个大队向苍谷垴、桂家湾阵地合击。第57师第339团伤亡甚众，仅余约1个营的兵力。第57师师长施中诚严令该营固守苍谷垴，另派部队接防后壁山、荞麦塘阵地。李延年鉴于第57师正面战况危急，一面增兵支援，一面缩短防御正面。李品仙命第26军积极策应，由北向南侧击。但该军行动缓慢，进展甚微。

经7天苦战，日军第36旅团在飞机支援下，于27日晨与第11旅团接应部队会合。今村胜治遂集中其所余的4000余人向守军黄泥湖至马口湖间主阵地带进攻，当日由新屋下附近突破防线，占领了星家山。防守该地的1个团，团长周又重负重伤，营长伤一、亡一，官兵突围撤出者仅40余人。同日，日海军第11战队的吴港第4、第5特别陆战队及上陆山炮队从上洲头登陆，沿江岸向田家镇要塞象山炮台进攻。守军第57师第341团的团长龙子玉阵亡。第57师被迫退守莲花心、玉屏山、陈细湾之线。李延年命新增加的第198师1个团加强第57师。该团以1个营进守阳城山。此时日军第6师团第11战队及其登陆部队已对田家镇要塞构成东、南、西三面包围态势。

9月28日，日军陆、海、空协同猛攻田家镇及要塞核心区。激战至下午，阳城山、玉屏山阵地相继为日第6师团攻占。日第11战队的一支陆战队在舰艇直接支援下从盘塘登陆，与其从上洲头登陆的特别陆战队迫近象山炮台，与守备部队形成混战。当晚，李品仙下令放弃要塞。李延年当即令第57师派一部兵力占领马口隘路，担任掩护。第2军主力于29日经杨公祠、马口闸退至铸铁炉，后又奉命至上巴河休整。日第6师团占领了田家镇，第11战队占领了象山炮台和宅山炮台。

田家镇要塞失守后，军事委员会令第4兵团调整部署，所属各部队分别向北侧蕲春、浠水、巴河各地转移，继续占领阵地，重新组织防御。同时留第7军等部于大别山区建立根据地，准备进行敌后游击战。

日军攻占田家镇要塞后，冈村宁次令驻芜湖的第116师团之第120联队及其配属的山炮大队进驻田家镇要塞，而令第11旅团及第36旅团增援的部队返回广济，与第6师团其他部队会合整顿，作下一步进攻汉口的准备。

3.瑞昌以西沿江战斗

当日军第11军在九江地区集中兵力并向瑞昌方向进攻时，军事委员会为加强瑞昌以西山区的防御，将机动兵团第31集团军(辖第13、第85、第98军)从南昌以南的丰城、清江地区调至富池口、阳新以南及以东地区布防，并于8月23日令汤恩伯统一指挥原在瑞昌及富池口地区防守的第32军团(辖第52、第92军)及第54军。

日军攻占瑞昌后，波田支队和第9师团从8月27日开始分别沿长江、循瑞(昌)阳(新)公路向西攻击前进。此时，第54军防守码头镇、富池口要点及沿江阵地，第32军团防守瑞昌西侧高地亘码头镇东侧一线阵地。为掩护第32军团右侧背的安全，汤恩伯令第13军在瑞昌西南的大岭山附近占领阵地，以第98军控置于瑞(昌)武(宁)公路附近，为机动部队。日军第9师团与守军第32军团在杨家岭、虾蟆洞、郎君山、大垴山、洪山岩一带反复争夺，战况极为激烈，双方伤亡均大。战斗至9月12日，守军各部队仍扼守太阳寨、牛下排、三眼村、倪湾镇一线阵地。日军迄未能进。当日晨，日军集中兵力发动猛攻。9月14日，日波田支队主力突破守军阵地，进出至马鞍山附近，其一部约1个大队的兵力在海军舰艇及陆战队配合下攻占了码头镇，15日又占领了码头镇西南约10公里夹溪湖附近的老屋何。此时第9师团亦已攻占太阳寨，进至和尚垴、笔架山附近。形势渐趋严峻。

军事委员会根据当前形势，按照预定的策略指导方案，于9月16日下达了《武汉会战作战计划》：(1)国军以自力更生持久战为目的，消耗敌之兵源及物资，使敌陷于困境，促其崩溃而指导作战。

(2)武汉核心之守备，以第185师、第43师、第92师分任汉口、武昌、汉阳之固守。其外围阵地，以第93师、第13师、第6师及孙桐萱部(第3集团军)防守。

(3)第五战区以大别山、大洪山为作战根据地，以麻城、黄安为据点，以策应武汉核心之作战(详细部署由该战区自定)。

(4)第九战区以幕阜山、九宫山为运动战根据地，以武宁、永修、通山、咸宁为据点，以策应武汉核心作战。

(5)第九战区第1兵团以最大努力侧击敌人，迟滞其前进。万不得已须固守永修、武宁之线以北地区各要点。

(6)第九战区第2兵团以主力会合在武宁、通山、咸宁之各部作战，以一部利用保安、金牛之山地节节抵抗，阻止敌之西进，务求得时间之余裕。

(7)预定以李仙洲所部及荣誉师位置于通山附近，关麟征所部及第55师位置于咸宁附近，第3师、第15师位置于武宁附近，担任各该处阵地之构筑及守备。

(8)以孙渡(58军)所部为第九战区总预备队。9月16日，日波田支队逼近富池口，在舰艇、飞机掩护下，对富池口发动攻击。守军第54军的第18师奋勇抗击。经8天8夜激烈战斗，富池口要塞阵地工事大部被摧毁，守军伤亡殆尽。张发奎命令第18师师长李芳村再坚守3日，否则以军法论处。李芳村畏罪潜逃，富池口乃于24日被日军波田支队占领。守军第54军各部退至富河北岸继续抗击日军。与波田支队并列进攻的第9师团在守军第31集团军的坚强抗击下，伤亡惨重，进展甚微，被迫停止进攻，进行整顿。

经过20多天的激战，守军各部伤亡亦众，减员甚多。按照预定的计划，第52军后调至咸宁整补，第92军后调至通山整补。又将第48军的第195师缩编为1个团，转隶第85军；将第13军的第89师缩编为4个营，归军部直接指挥。

为了加强先头部队的进攻力量，日军“华中派遣军”于9月30日将驻南京的第15师团的第60联队调归波田支队指挥，并增加配属独立轻装甲车第8中队、野战重炮兵第10联队以及迫击炮第4大队的第2中队。10月3日，日军溯长江及沿岸继续向西攻击前进。当时防守长江沿岸要点的为第98军及第6军的第93师。10月4日，第60联队与海军吴港第5特别陆战队协同，于上水口江岸登陆，攻占了半壁山，16日占领大冶炼铁厂，17日攻占石灰窑，19日攻占黄石港。守军第98军退据龙山，第93师退向金牛地区。波田支队主力在长江南岸地区与第53军激战，击退第53军后于10月18日攻占阳新，21日占领大冶。

在波田支队左侧、与波田支队并列向西进攻的第9师团经短期整顿，于9月25日集中兵力从木石港向守军阵地进攻；击退第184师后，于10月1日进至排市以北、以南的富河东岸。6日，在排市附近分数路渡过富河，继续西进，向第54军八相庙、大桥铺之线阵地进攻。激战至17日，日军突破守军防线，并攻占了辛潭铺、三溪口。守军第54军、第75军、第53军逐次退至金牛铺、刘仁八地区。

第2兵团根据战区的指示，重新进行了部署：(1)第31集团军(第92、第37、第54三个军)占领茅田河、燕庆、慈口一带，阻敌西进(第60军已后调通山)；

(2)第11军团(李延年指挥第2军辖第9师、第140师，第75军辖第6师、预备第4师)在太平岭、后络岭、山背箩北方高地之线占领阵地，拒止敌人；

(3)第32军团(关麟徵指挥第98军、第6军)在黄龙山、牛鼻孔、三角尖、黄家大屋之线占领阵地，拒止敌人；

(4)第53军编并为第116师，在大成山、老虎头之线警戒，暂归第32军团指挥；

(5)第94军的第55师守备鄂城、葛店及沿江一带，第185师及宪兵、警察任武汉之守备。

图5-2-4武汉会战·外围主要阵地及赣北地区战斗经过要图

(1938年8月下旬—10月上旬)

四、赣北地区的主要作战

(一)双方的企图及部署

1938年7月下旬，日军“华中派遣军”的主力第11军以一部兵力攻占九江后南据沙河，西攻瑞昌，掩护该军主力在九江附近集中，于8月下旬展开总攻击。其企图仍是以主力沿江直扑武汉，以有力一部分路沿南浔铁路、星德公路、瑞武公路进攻，扩张战果，保护主力翼侧，保障其机动自由，相机攻占南昌。其部署为：波田支队在海军配合下沿江进攻，第9师团沿瑞阳公路进攻，第101师团沿九星公路进攻，第106师团沿南浔铁路指向德安，第27师团沿瑞武公路直趋武宁。第27师团原属“华北方面军”，驻天津，系由“中国驻屯旅团”扩编而成，进攻武汉时编入第11军序列，9月10日航运至瑞昌集结。

第九战区在九江陷落后调整部署：以张发奎任总司令的第2兵团担任沿江正面的防守。赣北方面的作战统一由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指挥，以主力固守当面阵地，一部加强鄱阳湖防，控制机动部队于德安西方地区，待机出击敌之侧背。其基本精神是“北守西攻”，即在南浔铁路线上背南面北，采取固守，以牵制日军，保卫南昌；对沿瑞武(武宁)路，瑞通(通山)路西进的日军，背东面西，采取攻势，协同沿江方面的作战，并相机歼灭敌人。

第1兵团作战计划的主要内容为：

第一方针

1.以必要兵力使用于永修、南昌、进贤方面，担任鄱阳湖以西、以南之作战；以主力使用于德安以北、以东地区，担任渚溪、星子间湖防及南浔路作战。

2.南浔路方面持久抵抗，保持重点于左翼，相机以机动部队由铁路以西出击，求敌侧背而击灭之。

3.鄱阳湖方面采机动防御，以一部占领湖岸要点阻敌登陆，控制主力乘敌登陆未毕，迅速攻击歼灭之。

第二部署

1.德星公路方面：

第25军(第52、第190师)占领渚溪、东孤岭、星子、汉阳峰之线阵地；

第68军(第159、第160师)控制于隘口附近，支援第25军之作战，并构筑隘口附近预备阵地。

2.南浔路正面：

第70军(第19师)占领牛头山、邓家河之线阵地；

第8军(第3、第15师)占领邓家河(不含)、十里山、钻林山之线阵地；

第64军(第155、第187、预9师)控制于中岩、全部山之间地区，并构筑该线预备阵地；

第4军(第59、第90师)构筑车轮北端山、鸡公岭、皇天垴之线预备阵地，并以一部任鸡公岭警戒。

3.永修方面：

第29军(第40、第79师)任涂家埠、吴城镇及小河渡、老虎山之线湖防，并控制一部于永修。

4.南昌方面：

第18军(第11、第60师)任南昌、莲塘及牛行、乐化预备阵地之构筑。

5.东乡、进贤方面：

第32军(第139、第141、第142师)任东乡、进贤及梁家渡、武溪市、樵市诸要点之守备。

6.兵团预备队：

第74军(第51、第58师)控制于德安。

7.左翼友军(第2兵团、第30集团军)方面：

第78军(新编第15、第16师)占领车轮中间山、陈家垅之线阵地；

第72军(新编第13、第14师)控制于青龙坂、岷山脚下。

(二)德星公路方面的战斗

日军第101师团的第101旅团于8月21日占领星子后继续沿德星公路向隘口进攻。22日，其右翼一部攻占玉筋山。23日，以野炮20余门及飞机、军舰连续轰击第52师东孤岭、鼓子寨之线的主阵地。24日晨，汽艇十余只载兵数百人在牛屎墩登陆，攻击第52师阵地的右侧背。守军坚决阻止。25日夜，第52师师长冷欣率队反击，将该处日军包围歼灭。石田道一少佐以下官兵200余人被击毙。26日夜，第52师因连日激战，伤亡过大，南调华龙山整理，遗防交由第66军的第160师接替，另以第159师占领隘口的预备阵地。此时日军又增加了1个步兵联队和1个炮兵联队，连日向第160师阵地攻击，被该师击退。31日，日军数百人乘汽艇十余只在王爷庙登陆，被第25军击退。

9月1日，日军在飞机、炮兵支援下攻击第160师的桃花尖阵地。守军与阵地共存亡，团长梁佐勋以下3个连官兵全部牺牲，阵地被日军占领。日军又以一部兵力向鼓子寨袭扰，企图威胁守军左侧背。第9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趁其立足未稳转移攻势，令第52师接防东孤岭，第160师集中主力向日军左侧背攻击。20日拂晓前，日军一部由杨王庙登陆，被守军击退。拂晓后，日军突破东孤岭阵地的一部，致使交接防延至3日8时才完毕。同日，日军400余人猛攻西港口阵地，被第160师击退。

9月2日夜，南浔路正面守军因受左翼友军的影响，向乌石门东西之线撤退，第159师由隘口西进占领牛郎寨、龙南山之线阵地，掩护左侧。5日，日军在空军、炮兵支援下猛攻东孤岭。该地失陷。守军组织反击，迄17时始夺回该阵地的南半部，伤亡甚重，致原定对鼓子岭方面的进攻计划无力实施。薛岳指示：应极力维持现态势，万不得已时应固守南狮岭、隘口、金轮峰之线预备阵地。

6日、7日，双方在东孤岭、西港口、鼓子寨一带以及龙南山方面激战，反复争夺，互有胜败。迄8日3时，守军第25军退守西孤岭，第66军仍保持烂泥塘阵地，第9集团军总部乃派第187师主力分别增援该两军，使固守现阵地。

9日、10日，日军续向西孤岭、西港口攻击，并以汽艇载兵在杨王庙、王爷庙等地登陆，均被守军击退。10日晚，第79师及第91师的1个旅到达隘口，归军团长叶肇指挥。

11日、12日，日第101旅团主力续向西孤岭一带阵地攻击，另部千余兵力向袁家坂阵地攻击。守军阵地一度呈现动摇，军长王敬久到西孤岭督战，将日军击退。稍后，日军再次增兵猛攻，西孤岭失守。

13日，叶肇鉴于马回岭方向日军迭向第159师龙南山阵地猛攻，左侧背受到威胁，且各军伤亡过众，在原阵地难以支持，遂于8时命令第25军退守刘家山、流星山、何家垅(不含)、金轮峰(不含)之间阵地，第66军的第160师守备金轮峰、炭山岩之线阵地，余作为机动部队控制在钱家坂附近。第91师的1个旅置于柏树垅、黄塘铺，归第29军团指挥。此时日军在守军连续阻击、反击下，伤亡惨重，其步兵第101联队长饭国五郎大佐被击毙，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也被炮弹炸伤，部队由第101旅团长佐藤正三郎指挥，已无力组织进攻。冈村宁次被迫下令停止进攻，双方转入对峙。日军休整至10月5日以后再以主力与瑞武公路日军第106师团会合，向德安左侧背迂回。薛岳乃令第9集团军调整部署，缩小正面，退据郑家埠、象山、青石桥、骆驼山、永丰桥之线阵地，抽出第66军至宝山西南地区为机动部队，留第79师占领垅树岭、乌石岭之线阵地，掩护调整部署。10月6日至11日，日军多次向第79师阵地进攻，均未得逞。11日夜，第79师撤至七宝山集结。这时，守军主力已在新阵地占领完毕。

(三)南浔路正面的战斗

日军第106师团被阻止于沙河铺附近以后进行休整补充，与守军形成对峙，双方仅有零星战斗。

当日军攻占瑞昌、第9师团由瑞昌向西南推进时，第106师团为配合第9师团作战，又开始发起进攻。

8月27日零时起，日军第106师团在航空兵及炮兵支援、掩护下，分别向守军第70军、第64军及第4军(第8军于13日后调整理，第4军接防)正面之雪里坡、长岭、十里山阵地发动攻击，但均被守军顽强击退。28日，日军再次向守军阵地进攻，战斗甚为激烈，不少阵地多次反复争夺。至9月2日，左翼第30集团军第72军陈家垅阵地被第9师团占领，第4军左侧背深受威胁，而当面第106师团亦有一部沿公路渗透至马回岭附近。因而薛岳下令留一部兵力逐次抵抗，主力主动撤出战斗，转移至德安以北乌石门东西之线占领阵地，继续迟滞日军。其撤退的部署是：（1）第64军位于德安南九仙岭，第70军位于德安西王家山，为机动部队；（2）第159师防守牛郎寨、龙南山之线阵地；（3）第4军附第30集团军的一部先击破陈家山、大洼山东岭之敌，向小溪岭、纪家山、白云山、那山之线转进；（4）第74军在黄老门附近击攘陈家山方面之敌，使第29军团的转移安全，然后撤至德安以北既设阵地防守。

9月3日晚，各部队均转移到预定阵地。4日，日军第106师团占领了马回岭。

4日，军事委员会从情报中得知日军在马回岭赶筑工事，判断日军不是对德安方向采取守势，就是待援军到后再转取攻势，于是电令第1兵团在南浔路正面加强袭击兵力，不断予敌军以打击，俾策应瑞昌以西及隘口以东守军作战，并使日军不致抽用兵力攻击守军。

李汉魂即遵军事委员会意图，组成3个支队，自9月6日至17日，分别向大塘角、马回岭、西岭等地日军不断攻击，消灭部分日军，但守军也有损失。军事委员会又指示：此种袭扰部队不必攻坚，应乘虚袭敌侧背，以达杀伤、侦察、扰乱之目的。此后，南浔路正面第106师团仅以火力向守军阵地轰击，9月下旬以来只有局部战斗，又形成对峙。

(四)瑞武公路方面的战斗

日军第27师团在瑞昌集结完毕后，冈村宁次为策应其第9师团的作战及夺取箬溪、武宁，以割断修水北岸上下游守军之联系，令第27师团由第九战区第1、第2兵团结合部向箬溪方向进攻。9月16日拂晓，第27师团在第3飞行团支援下，从瑞昌西南的公坑附近沿瑞(昌)武(宁)公路两侧地区向新13师、第18军的大岭山及黄丝洞山阵地进攻。激战至9时许，大岭山阵地被突破，守军退守长岭、牛角泉阵地。日军继续猛攻，相持至夜，第18军因伤亡较重，退守白石岩、茶园岭、斗笠山一线阵地。

18日，日军在攻占石马山警戒阵地后继续向白石岩、斗笠山主阵地攻击。当日，第18军等奉令改归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指挥。18日起，第18军(附第110师及第141师)实施运动防御，逐次抵抗，逐次后撤。23日晚，退至白水街、麒麟峰、昆仑山、梅山、覆盆山、望月岩及马鞍山之线防守。

由于第18军的坚强抗击，日军第27师团进展缓慢，苦战8个日夜，伤亡甚大，而仅仅推进20公里。为加强其进攻力量，冈村宁次将第101师团留在九江的第102旅团(步兵第103联队，骑兵1个小队，野炮兵2个中队)配属给第27师团。24日，第九战区将新到的第16师配属给第18军，令第110师归还第13军建制，将第11师后调修水整补。此时瑞昌陷落。军事委员会根据当日决定的《保卫武汉作战计划》，电令薛岳亲自指挥第30集团军、第18军、第8军、第139师、第141师、第142师、第91师及预备第6师等阻击沿瑞武公路两侧进攻的日军。薛岳为阻遏日军的攻势，采取了攻势防御，除令第18军坚守正面阵地、令第30集团军的新13、新14师坚守沿瑞武路各要点外，又令第91师、第142师、第60师及预备第6师从德安方面分别经白水街、昆仑山，在瑞武路东侧向日军侧后方的长冈坪、马塞山及小坳地区进攻，并令第141师及第16师在瑞武路西侧向小坳地区进攻。

25日以后，日军第27师团向守军的麒麟峰、覆盆山、马鞍山主阵地猛攻。守军奋勇阻击及反击，麒麟峰、覆盆山等处阵地的争夺战异常激烈，失而复得者数次。日军伤亡惨重。仅25日夜麒麟峰一地，日军即遗尸300余具，其汪田大尉等4人被俘。激战至28日，日军仍被阻于主阵地一线，陷于困境。

奉命配属第27师团的第101师团的第102旅团于25日从九江出发，28日晚到达白水街以北地区，加入第27师团左翼，向白水街、麒麟峰、昆仑山阵地进攻。与此同时，受命反击的第91师及第142师也已进至日军后方的长冈坪和马塞山附近，向该地日军发起进攻。

29日、30日，日军集中全力向第8军阵地进攻，虽然攻占了覆盆山，但仍然无法突破守军防线。而其新投入战斗的第102旅团却遭到第60师的有力反击，伤亡很大，第103联队长谷川幸造大佐也被击毙。

日军第27师团在进攻受阻而后方又遭守军反击部队攻击的情况下，于10月1日改变主攻方向，以一部兵力与第8军保持接触，而以主力右旋，进攻大桥河，企图从右翼向守军左翼侧背迂回，当日占领了大桥河。此时，受命反击的第142师亦攻占了马塞山附近的李家山。

由于第8军在覆盆山一带与日军血战，此时第1兵团将有力的部队转用于瑞武路方面，所以南浔路与瑞武路之间守军的兵力薄弱，出现空隙。这一情况被日军从空中侦察得悉。冈村宁次遂命停止于马回岭地区的第106师团向西推进，企图由此空隙渗入，策应第27师团之作战，切断南浔路与瑞武路守军间的联系，为攻取德安创造有利条件。10月2日，第106师团已进至万家岭地区。为集中兵力围歼深入至万家岭山区的日军，并防止其第27师团迂回至第8军阵地之后，薛岳令担任反击的第142师等部队向东转移，同时令第8军退守棺材山、张林公一带组织防御，继续抗击日军。

日军第27师团于10月5日占领箬溪，尔后即派步兵第3联队及1个山炮大队为先遣队，沿公路向龙港、星潭铺前进，主力则在箬溪、大桥河地区休整，并做进攻咸宁的准备。

(五)万家岭大捷

日军第106师团因伤亡过大，被阻于南浔路马回岭地区后进行休整，补充了2700余名新兵。冈村宁次为了加强该师团的战斗力，将“华中派遣军”从杭州地区调来，将第11军的第22师团的山炮兵第52联队配属给第106师团。当日军第27师团在瑞武路受阻、进展极为困难之际，冈村宁次令第106师团向南浔路、瑞武路之间的万家岭山区进攻，以策应第27师团的作战。

第九战区第1兵团防守南浔路的部队在阻遏了日军第106师团的进攻后，因南浔路正面沉寂，亦抓紧时机休整补充，并减少第一线防守部队，增加第二线控制部队，以利于以后的作战。

9月25日，第106师团留置其第111旅团一部于南浔路，主力由马回岭向万家岭方向进发，防守这一地区的为第1兵团的第4军等部。27日，日军先头部队进至闵家铺附近。28日，向竹桂坊、面前山一带推进时，第90师加以阻击，歼其一部。

军事委员会认为日第106师团乘虚突进，威胁甚大，令第1兵团集中兵力将其歼灭。薛岳为将突入的第106师团围歼于万家岭地区，决心从德星路、南浔路、瑞武路3个方面抽调第66军、第74军、第187师、第139师的1个旅、第91师、新编第13师、新编第15师的1个旅、第142师、第60师、预备第6师、第19师与第4军共同包围击歼之。

9月30日，第106师团先头部队已进至万家岭、肉身观一带，向第4军阵地发动猛攻。守军依托既设阵地坚强抗击。当日下午，第74军第58师的1个团增援到达，投入战斗，至当晚，将突进至阵地前沿的数百名日兵消灭。

10月1日至3日间，第4军附第58师向已占领万家岭、哔叽街一带的日军连续攻击；日军后方部队逐次到达，实施反击，并以飞机狂轰乱炸。双方死伤均重。迄4日，双方在小金山、万家岭、张古山、箭炉苏一带反复争夺。日军第106师团主力全部进至万家岭地区时，薛岳从三方面抽调的部队也已从四方向万家岭地区靠拢，基本上形成了包围态势。由于瑞武路方面日军第27师团已占领罗盘山，当天正向箬溪东进中，薛岳令瑞武路方面转来的李汉魂所率部队向柘林以北地区转移，阻击从罗盘山东进的第27师团，不使其与第106师团会合。5日，李汉魂作部署，令第91师、新编第13师及预备第6师为第一线阻击部队，防守右起杨家，亘城门山、洼山、蒋家坳、排楼下、螺墩，左至河浒之线阵地；令第142师(欠第725团)及第60师为预备队，控置于彭岗、上卢地区；令第725团防守箬溪以东之路马岭、龙腹渡一线警戒阵地，并掩护左侧背；令第187及第19师各1个旅及第139师1个团等为第二线防守部队，在墨赤山、乌龟山、田家、柘林之线构筑预备阵地。

10月5、6两日，日军第106师团在其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和陆军第3飞行团轮番、连续轰炸的掩护下，集中全力向长岭、背溪街、张古山、狮子岩等处阵地猛攻，但在守军第74军等部顽强抗击和不断反击下，日军仅攻占了张家山和长岭北端高地，其他均被击退。薛岳认为歼灭当面日军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在6日13时决心围歼突入万家岭之敌。其部署为：令吴奇伟指挥第66军、第4军、第74军向右堡山、万家岭、箭炉苏、长岭、雷鸣鼓刘一带之敌包围攻击，以李汉魂率所部固守现阵地，拒止敌人，并于7日14时起向敌佯攻，相机向左侧背转移攻势；第18军副军长陈沛指挥第60师、预备第6师及第142师的第725团竭力迟滞永武路之敌，掩护左侧背；炮兵1营又1连在棋田以北地区占领阵地，以主要火力压制敌炮兵，以一部协同友军向万家岭、田步苏攻击。攻击开始时间及详细部署由吴奇伟规定。吴奇伟于6日15时下达命令，主要内容为：（1）各军展开于金娥殿、公母岭、小金山、张古山之线，于明日12时前完成进攻准备，16时开始总攻；（2）第66军应置重点于右翼，向石堡山攻击，奏效后向左旋回，以哔叽街、箭炉苏、大金山为到达线，与第4军及第74军协力将万家岭、田步苏之敌包围歼灭；（3）第4军应派兵一部向石头岭一带游击，并掩护第66军之右侧，军主力应确保现阵地；（4）第74军向西北攻击，左与第139师第715团联系，防敌向南突进。

吴奇伟部署的态势是：第66军从北，第74军从南，第90师从东，第91师从西，四面围攻万家岭地区的日军。

10月7日，第66军以第195师及第160师的一部展开于金娥殿、公母岭之线，17时才完成攻击准备，即向石堡山攻击前进。第74军因连续遭日机侦察、轰炸，到21时，该军第51师始就攻击位置，开始攻击。日军自占领长岭北端及张古山最高点后，兵力陆续增加到2000余人，凭险顽抗。第51师经数度猛攻，始将长岭完全克复，并包围了张古山。

8日，第66军进占石堡山、老虎尖，以一部与第4军协力攻占狮子岩西北高地。第51师于拂晓前攻占张古山最高点。天明后，日军千余人在飞机支援下反扑，该地再陷敌手。第142师(欠1个团)于11时从城门山出击，攻占桶汉傅、周家之线。

为解第106师团之围，日军第27师团派出配属给它的第101师团的第102旅团从箬溪沿永(修)武(宁)公路及其北侧向柘林以北地区推进。第142师第725团在跑马岭、龙腹渡阻击，将日军阻于该阵地以西。

9日，战斗虽极激烈，但第66军和第4军的进攻并无进展，仅新编第13师一部攻占了青山堂、白杨堆。第142师担任游击任务的一部兵力袭击了日军在石马坑刘的炮兵阵地，颇有斩获。日军曾向第74军及第187师阵地攻击，均被击退。

当日15时，薛岳命令各攻击部队均选拔勇壮士兵200至500人组成奋勇队，担任先头突击。18时人员准备完毕，开始准备炮火。19时分别向箭炉苏、万家岭、田步苏、雷鸣鼓刘、杨家山北端两无名高地发起突击。各攻击部队主力紧随奋勇队之后发起进攻，冒着密集的火力，前赴后继，奋勇冲杀。经一夜血战，第106师团在万家岭附近的防御体系全被打破，许多工事被摧毁，工事内外及山坡上到处都是日军的尸体和伤兵。激战至10日晨，第66军收复了万家岭、田步苏。残敌千余人向北溃逃，遭到北面石堡山守军的截击，大部又逃向西边的雷鸣鼓刘，约300余人在溃逃中被歼灭。第4军收复了大金山西南高地和箭炉苏以东高地。第74军于拂晓前收复了张古山。天明后，日军集中千余人反击张古山，以500人攻长岭。13时左右，张古山、长岭间隘路被日军突入约200米。激战1小时，增援部队到达后方将其击退。拂晓前后，第91师和第142师还分别收复了杨家山东北无名村及杨家山北端高地。天明后，日军在航空兵直接支援下，从东、北两个方向发起反击，激战至暮，双方均无进展。

日军第27师团增援万家岭的第102旅团被阻于跑马岭、龙腹渡以西地区后，冈村宁次又令战车第5大队增援万家岭，归第102旅团长佐枝义重指挥。该旅团在冈材宁次严令下，于10日拂晓突破第725团的阵地，向预备第6师螺墩阵地进攻。当日下午，为肃清雷鸣鼓刘、石马坑刘及桶汉傅周围日军，薛岳令第66军攻占箭炉苏，再向长岭攻击，令第91师及第142师向哔叽街攻击，令第74军向长岭及张古山北端攻击，并命炮兵于18时向上述目标射击。各部队于19时开始攻击，要求不顾牺牲，必须完成任务。当日夜，第66军收复了箭炉苏。日军退据山顶顽抗。第142师亦于当夜24时收复了哔叽街。

11日，日军第106师团残部缩小了防御地域，退至雷鸣鼓刘、石马坑刘、桶汉傅、松树熊等不到5平方公里的地区内固守待援。此时日军与外界的陆上联系早已断绝，粮食、弹药全赖空投。仅11日当天，日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就出动了飞机24架次为其空投粮食。日军第106师团虽已遭到歼灭性打击、死伤惨重，但由于缩小了防御正面，又有飞机空投弹药，所以相对而言，其防御阵地前的火力并未减弱。

日“华中派遣军”鉴于第106师团被围多日，有被全歼的危险，而第11军又难以迅速增加救援兵力，于是于11日调驻屯苏州地区的第17师团的步兵团长(该师团为三联队制)铃木春松少将率其第54联队的第1、第3大队，第53联队的第3大队及野炮兵第23联队增援第106师团。此前增援的第102旅团及战车第5大队于11日中午突进至杨家山附近。薛岳急令第142师开赴上卢增援，阻止其东进。

12日，第66军、第74军等攻击部队继续向困守的日军进攻，但均未奏效，而东进增援的日军第102旅团则集中全力向守军阻击阵地进攻。薛岳遂变更部署，令第4军退守永丰桥、狮子岩之线，第66军退守乌龟山、柘林之线，第19师的第51旅占领修水南岸的沙田港、荡家铺之线，第74军、第187师(欠1个旅)、第415旅、新编第13师、第60师、预备第6师、第142师仍固守狮子岩、城门山、猪头山、河浒之线，并继续向被围日军实施重点进攻。

10月13日以后，日军增援的第17师团之步兵团已到达武开路，与第102旅团会合，并肩向第18军副军长陈沛指挥的第60师、预备第6师等阻击部队阵地猛攻。为阻止其东进，守军又增调第142师、第91师及第187师投入战斗，进行反复、激烈的争夺。薛岳因进攻已无进展，而阻击部队及进攻部队的伤亡均极惨重，且第66军及第4军已转移至新的阵地，遂下令撤出战斗，全军退守永丰桥、郭背山、柘林之线。

万家岭战斗中，日军第106师团被歼3000余人，这是赣北地区主要作战中歼敌最多的一役。第106师团在连遭两次歼灭性打击之后已失去进攻能力，即在南浔路北段地区担任守备任务，进行休整补充，原定与第101师团进攻南昌的任务被迫取消。

万家岭战后，正当薛岳兵团重新部署之际，被阻于隘口以东的日军第101师团不断向德安以北隘口一带实施小规模的攻击，企图牵制薛岳兵团的行动。武汉撤守以后，薛岳兵团主力向修水以南转移，日军乘虚向德安发动进攻。当时担任德安城及附近地区防守的是第32军的第139师(附第141师的第723团)。10月27日，日步兵、炮兵、航空兵协同，猛攻德安城北的义峰山。第139师第716团团长柴敬忠阵亡。阵地失守，日军攻入城内。第723团团长王启明率所部坚守城内东南城区，与日军进行巷战，逐屋争夺，寸土必争，并组织反击，一度将突入城内的日军击退，坚持战斗3昼夜方奉令撤出。此事颇为当时舆论所称颂。冯玉祥曾作诗赞之。

在整个赣北地区的作战中，第1兵团较好地完成第九战区所赋予的阻止日军向南扩展的任务，不仅打破了日军攻占武昌的企图，而且给日军第11军的第106、第101师团以歼灭性打击，为武汉会战争取了时间。

五、大别山北麓的作战

(一)战前情况及双方的作战指导

大别山位于鄂豫皖的边境，其北麓的霍山、金寨、商城一线以南全为险峻的山区，以北则逐渐变为丘陵地带。自六安经固始、潢川、罗山至信阳的公路就处于这一丘陵地带之中。早在武汉会战刚刚开始的6月下旬，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就判断：日军“由平汉线进犯公算较少”，“必……溯江西犯”，主张“充分采用内线作战原则，迅速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先于太湖、宿松、英山、广济间狭隘地区，将溯江西进之敌聚而歼之，然后转移兵力，各个击破”，反对“处处设防，逐次使用兵力”。〔22〕所以第五战区兵力部署的重点在于沿江的右翼。经过黄梅、广济战斗之后，至日军第2军即将开始向大别山北麓进攻的8月25日，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仍然判断日军的主攻方向为沿长江两岸西进，大别山北麓为日军的次要方向。他在致蒋介石的密电中说：“敌军在桃溪镇、舒城等处增兵约万余人，并有小部分向六(安)、霍(山)西逼，抢修合六公路，召集伪维持会，研究进攻六、霍道路。宿(松)、黄(梅)敌之步兵、骑兵、战车、汽车不断由南向太湖运动。以此种种，表面上似系对我左翼有所企图，然敌进窥武汉，以沿长江两岸为最捷径，不但两岸兵力之转用容易，且利用优越之海空军，协同陆军沿江突进易收战果。故职截至今日止，对敌情判断仍然同前，即敌主力侧重南岸，遮断粤汉路，战略上利益较大。至北岸主力仍在黄(梅)广(济)方面，南北容易策应，黄广公路可用大兵，六安、商城迂回过远，霍山则地险粮缺，六霍方面不过支作战而已。”〔23〕与此判断相适应，第五战区左翼兵团(第3兵团)当时防守大别山北麓的部署是：霍山方面为第77军，六安方面为第51军，商城、固始方面为第71军，信阳方面为刚从南阳、驻马店到达的第27军团(第59军、骑兵旅)；第2集团军(第30军、第42军)控置于麻城、商城间。

日军第2军在8月22日接到“华中派遣军”的作战命令，令其以主力沿大别山北麓攻占信阳。再沿平汉路南下进攻武汉，以一部横越大别山策应军主力及第11军的作战。东久迩宫当即按照命令制订出第2军的行动方案：以第10师团、第3师团击溃当面六安、叶集、黎集一带的中国军队，沿六信公路经固始、潢川、罗山攻占信阳，切断平汉铁路，尔后沿平汉路及其以西的应山、安陆、云梦、汉川向汉口西南的长江北岸迂回，配合第6、第13、第16师团攻占武汉；第13、第16师团从六安、叶集攻占商城、新县地区，尔后转南经沙窝、小界岭及其两侧地区横越大别山，从黄土岗、麻城、宋埠进出至黄陂地区，协同第11军的第6师团攻占汉口。

此时日军第2军集结于合肥的部队仅有第10和第13两个师团，第3和第16师团尚未到达。按照’华中派遣军”规定的日期，于8月27日开始行动。

(二)六商公路及固潢公路方面的战斗

8月27日，日军第2军集结于合肥地区的2个师团按照计划分北、南两路开始西进。第10师团从合肥以西的官亭、江夏店地区出发，向六安进攻；第13师团从合肥以南的山南馆、双河地区出发，向霍山进攻。

第10师团击退三十里铺第57军的警戒部队后，于当晚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包围了六安城。28日晨，日军开始进攻。守军第114师的第683团、第684团奋力抗击，并进行了激烈的巷战，终因死伤过多，被迫于当晚撤至淠河西岸。六安被日军占领。

第13师团在青山铺击退第7军的警戒部队后进至霍山以东圣人山、大河厂附近。28日，日军向该两地守军第37师的阵地进攻，激战终日，毫无进展。

29日，第10师团在六安以南的苏家埠、韩摆渡附近徒涉淠河，击退河岸警戒部队，向独山镇第113师阵地进攻。第13师团继续向圣人山、大河厂第37师阵地进攻。由于守军顽强抗击，日军进展缓慢。日军驻合肥的第1飞行团出动了51架飞机支援其地面部队作战，连续轰炸霍山城及圣人山等地的守军阵地。荻洲立兵还将第13师团各联队的山炮中队和配属的山炮兵第19联队集中使用。第37师阵地全被摧毁，人员伤亡极众，终于在当晚被突破阵地，霍山亦告失守。

这时第3兵团总司令孙连仲不在前线，由副总司令于学忠代理。由于情况突然严峻，为了阻遏日军的攻势，于学忠于29日调整部署：(1)第51军主力在独山镇、石婆店、白塔畈、八里滩、开顺街之线占领阵地，一部于杨柳店占领前进阵地，拒止敌人。(2)第71军以主力守备石门口、富金山、叶家集、下板桥、何家祠堂之线，一部守备固始。(3)两军作战地境为开顺街、大固店之线，线上属第51军。

8月30日，第10师团攻陷独山镇及杨柳店，守军第51军在石婆店、大固店继续抵抗。同日，孙连仲总司令到达商城，于9月1日下达以下命令：(1)第77军占领黑石渡至齐头山之侧面阵地。(2)第51军占领自齐头(不含)至开顺街之侧面阵地。(3)第71军以1个师占领富金山、下板桥之线，其余集结于武庙集、段家集以北地区，并与第59军联络；但守备固始的1个师待第59军到达后归还建制。(4)第59军迅速派1师进守固始，分一部进占南大桥，其余集结潢川附近。(5)第2集团军以一部进驻商城；其余在小界岭、麻城间集结，为兵团预备队。

各军受令后，分别具体部署如次：

——第77军以第132师在黑石渡、齐头山之线占领主阵地，以一小部在两河口附近沿河警戒，并派队至淠河右岸游击。以第37师为预备队，位于流波瞳附近。

——第51军以第113师占领麻埠、沙家湾之线主阵地；第114师占领沙家湾(不含)、八里滩之线主阵地，并在开顺街占领前进阵地。

——第71军以第36师、第88师占领富金山及800高地主阵地，派出警戒部队于史河东岸之叶家集、黎家集；第61师仍防守固始，俟第59军接防后至武庙集东北地区集结；第87师集结于武庙集。

9月1日，日军第10师团先头部队骑兵、步兵各1个联队沿六安至叶家集公路的北侧西进，当日攻占了乌龙庙。第13师团则由霍山转向北进，协同其第10师团作战，攻占了白塔畈、熊店。2日，第10师团攻占黎家集，第13师团攻占开顺街及叶集，与守军隔史河对峙。为加强第13师团的进攻力量，东久迩宫又给它配属了轻装甲车、炮兵和独立重机关枪各1个大队，并令刚刚到达合肥的第16师团按照预定方案加入战斗。

9月3日，日军第10师团从黎集沿公路向固始进攻，当日攻占石佛寺。第13师团在炮兵、装甲车和航空兵的支援下，在八里滩附近强渡史河，攻占了第71军的警戒阵地新集子和石门口后，继续向富金山第71军主阵地进攻。4日，日军第10师团从石佛寺沿公路攻击前进，强渡史河，激战后占领了第61师的警戒阵地南大桥。第13师团则集中力量猛攻富金山左翼阵地。守军以第36师的第108旅固守阵地，而以第106旅从阵地左侧、第262旅从阵地右侧实施反击。反复激战至暮，日军未能前进一步。双方伤亡均众。为支援第71军作战，于学忠抽调第114师向日军第13师团后方出击，一度攻占八里滩。

战斗至6日晚，日军第10师团突破固始东郊守军阵地。此时接防的第27军团先头部队已到达固始以西小河桥附近。由于没有联系，第61师放弃固始西撤。日军于当夜占领固始城。孙连仲为加强富金山的防御力量，令第114师于当夜接防石门口阵地，原守该地的第88师1个团归还建制。日军第13师团猛攻数日，仍被阻于富金山阵地之前。东久迩宫见其久攻不下且伤亡惨重，遂令第10师团派一部兵力向南进攻富金山西方的武庙集，企图切断富金山守军与后方商城的联络线，以支援第13师团。筱塚义男派第33旅团长濑谷启率1个步兵联队于7日从固始南下，被第71军派赴日军侧翼进行侦察、搜索的第88师第523团第1营营长梁筠发现。第88师遂在日军必经的坳口塘隘路设伏待敌，一举袭歼数百人。濑谷启退回固始。当日，日军第10师团一部占领了乌龙集(淮滨)，第27军团主力已到达潢川地区，第61师撤至武庙集，第2集团军的第30军增援到达固始西南的樟柏岭、方家集附近。

9月8日，潢川方面第27军团小河桥、蜇子集警戒阵地分别受到固始和乌龙集日军第10师团的攻击，守军退守独木桥和胡簇铺。富金山方面第36师阵地和第114师石门阵地，全日受到日军第13师团主力的猛攻，但均被击退。第27军团长张自忠为争取主动，决心对固始方面日军第10师团主力采取守势，而对乌龙集方面采取攻势，企图将该地第10师团的一部先歼灭。当即部署第59军的第38师(欠留守信阳的1个团)附骑兵第2旅在潢川以东三角店南北之线占领阵地，对固始方面防御；第59军的第180师(欠留守信阳的1个团)附山炮营，除以一部守备潢川城外，主力向乌龙集方向进攻。9日，潢川方面第27军团的第180师与由蜇子集前进的日军遭遇，在陈营子附近激战至暮，双方均无进展；第38师胡簇铺前进阵地被突破，固始日军继续向第38师三角店主阵地和第30师樟柏岭阵地进攻。富金山方面，日军一部从第36师与第114师阵地的接合部突入；第114师以1个团实施反冲击，将其击退，但该团团长李超林壮烈牺牲。此时日军第16师团已进至六安以西，第2军所派工兵亦已将六安至叶家集间公路修好。第13师团无后顾之忧，于9日彻夜和10日全天，在飞机轮番轰炸、炮兵集中射击掩护下，集中全力连续向第71军及第114师阵地猛攻。第五战区急调广济方面的第138师加强第51军。

孙连仲鉴于日军连日猛攻富金山，势难久支，决心转移攻势，击灭富金山当面之敌，于10日进行部署：(1)第51军以2个团于11日拂晓向开顺街攻击，另以2个团由石门口向富金山腹之敌攻击。第138师以主力向独山镇、石婆店之敌攻击。(2)第71军800高地之守军于11日拂晓向当面之敌攻击，并以有力一部由顺河店出击。(3)第30军第31师附独立第44旅于11日拂晓经茶棚店、四里冈向叶家集攻击；第30师于11日拂晓将当面之敌肃清后，向郭滩、新集子推进；第42军第27师(欠1个团)于11日拂晓向郭滩之敌攻击。(4)第59军以3个团于11日拂晓攻击南大桥之敌。(余略)

9月11日2时起，日军猛攻富金山及800高地。天明后，日飞机20余架、炮20余门猛轰助战。9时，日军从富金山、石门口两师接合部再次突入。16时，富金山除最高峰外，山腰主阵地全被日军攻占。陈瑞河师长率第36师残部反击敌人，予敌以极大杀伤，惟战斗员兵仅余800余人，势已难支。800高地方面战况亦极激烈，第88师伤亡近千人。第61师从富金山右翼发起反击，于6时半攻占经石桥西北端高地，营长汤汉清阵亡。军长宋希濂以第61师的第366团占领800高地至庙高寺之线阵地，掩护第36师后调整理，富金山遂告失守。第114师石门口守军伤亡亦重，以一部于4时出击，进至王营附近被阻止。第118师的一部于3时从八里滩出击，占领了磨岐山。第2集团军之出击无大进展，第27军团三角店阵地被突破，日军突进至春和铺。

此时，白崇禧命令左翼兵团缩短战线，确保商城、方家集之线。孙连仲即遵令部署如次：(1)第77军、第51军(附第138师)仍维持原态势，但第51军左翼应延伸至大湾、九个湾，与第71军联系。(2)第71军占领庙高寺、花烟山亘龙湾之线。右自皂靴河右前方高地经大佛山至羊山为第二线。(3)第30军以1个团占领武庙集以东高地，与龙湾之第88师联系，其余占领棋盘山、近水寺、樟柏岭、夏店子之线；第42军占领赵家棚、和风桥、张家湾、陈家湾之线。(4)第27军团以1个师守备潢川城，1个师配置于潢川附近机动侧击敌人。

各部队遵命于12日占领新阵地。此时日军第16师团已从合肥进至叶集以西投入战斗，与第13师团及第10师团协同，继续向潢川及商城进攻。同日，第27军团留守信阳的2个团交第45军接防后归还建制。

9月13日，军团长张自忠令第180师附骑兵第13旅为城防军，以1个旅守潢川城，主力在城外机动；第38师附骑兵第2旅为野战军，位于潢川东南地区机动袭敌，军团部位于五里棚。日军第16师团在第13师团之北沿叶商公路进攻段家集第31师的右侧背。孙连仲遂令第30军退守方家集、赵家棚之线；第42军守赵家棚(不含)、高围子之线，并破坏阵地前桥梁，阻塞公路。

9月14日，日军第16师团在17辆坦克支持下攻陷方家集，续攻峡口，激战竟日，双方伤亡均重。

9月15日，第30军第31师从二道河向峡口下正面之敌侧击，未能奏效。中午，峡口两侧高地俱告陷落，第30军伤亡逾3000人，形势危急。日军第13师团一部向上石桥第27师前进阵地攻击，被守军击退。日军第10师团主力沿固潢公路越白露河向毕桥进攻，第180师主力进行阻击，战况激烈。此时孙连仲接白崇禧电话指示：“第17军团于20日集中信阳、罗山一带，第27军团及第2集团军为掩护集中，须确保潢川、商城，迟滞敌人。”后又指示：“为避免决战，商城不必固守，应竭力牵制敌人，策应潢川之防御。”孙连仲遂以一部兵力在和风桥东西之线占领阵地，掩护主力向打船店、沙窝之线撤退，总司令部移驻白果树。

9月16日，日军第13、第16两师团以装甲车中队为先导，在第1飞行团直接支援下，并列多路向商城进攻。第16师团一部迂回至商城以北十里铺，与守军第30军发生激战。而孙连仲根据战区指示，令第30军撤离商城，向小界岭转移，商城遂为日军占领。

9月17日，第五战区下达命令调整部署：(1)第2集团军应扼守小界岭东西之线阵地，拒止敌人；(2)第51军附第138师转归廖磊总司令指挥，第77军调麻城，归战区直辖，遗防由第138师接替；(3)第17军团(军团长胡宗南辖第1军、第16军、第45军)归第3兵团孙总司令指挥。

孙连仲当即部署其第2集团军的第30、第42军及第71军在两路口、小界岭、沙窝、白雀园一带占领阵地，依托有利地形，坚决阻遏日军横越大别山进攻武汉。

日军第2军命令第16师团从沙窝、小界岭，第13师团从大河埂、金家塝横越大别山，前出至武汉东北的麻城地区。第16师团于9月18日进至沙窝附近，第13师团于19日进至打船店附近，与守军第30军、第71军和第42军进行了激烈的攻防战。守军利用大别山的险峻地形，构筑了重叠多层、大纵深的防御工事，又不断组织反击，同时还经常出击敌后、攻击据点、破坏交通，实施伏击。日军的2个师团多次组织步兵、炮兵、坦克兵及航空兵联合进攻，但都未能突破守军的防线，而且遭到极大的伤亡。

经过前一阶段的战斗后，虽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但第2集团军及第71军等各部队伤亡亦大，每师兵力实际上已不足2个团，用以分守大别山各隘口阻敌深入，实感兵力不足。因而，9月底军事委员会令第26集团军(第10军)调至麻城地区增援。10月6日，日军第13师团从商麻公路以东向第2集团军第30军右翼迂回，在打船店东南山地与第30军激战。10月10日，第10军的2个师分别向第30军的两翼增援，与当面日军第13师团激战。第71军在沙窝地区亦与当面日军第16师团激战。

10月12日信阳失守，日军切断了平汉路。军事委员会即准备放弃武汉，14日开始调整部署。21日，广州又告失守，战局发生变化，军事委员会加速了撤退的行动。第2集团军的第30、第42军按照第五战区的命令，经黄安、花园、安陆向枣阳撤退。第71军经宣化店向随县撤退。日军于22日接到第3飞行团的空中侦察报告，知大别山小界岭地区的中国军队正在撤退，第13、第16师团遂于23日越过小界岭一线向武汉前进。直至中国军队放弃武汉后的26日方先后进至麻城。日军第2军以2个师团横越大别山、迂回武汉的战役企图，为第2集团军的坚强阻击所粉碎。在武汉会战中，这支日军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三)潢信公路方面的战斗

9月16日，当日军第16、第13师团攻占商城时，进攻潢川的第10师团正在潢川外围的毕桥、邓店子和十里棚等地与第27军团的第38、第180师及骑兵第2、第13旅激战中。当日19时，第27军团部在五里棚被日军包围。张自忠率特务营突围至黄围子，决定令第180师确保潢川，第38师抽1个团防守光山；师主力在潢川、光山间机动，策应各方；军团部及骑兵旅等移驻光山。17日，日军第10师团以主力分3路围攻潢川城，南路日军迂回城西南切断潢光公路。18日攻击愈益猛烈，北城、南城相继被炮摧毁，日军突入城内，巷战至暮，北城守军伤亡殆尽。第180师残部奉命退向经扶，潢川为日军占领。与此同时，日军一部由潢川城北西进，一部乘汽艇百余只溯淮河向息县故城前进，会攻罗山。

当日军占领固始、开始向潢川进攻时，第五战区急调原在襄樊整补的第22集团军的第45军至罗山，归第17军团长胡宗南指挥，防守潢信公路及其两侧地区，阻止日军西进攻击信阳。此时第45军已到达罗山地区。当时胡宗南的部署是：以第45军防守罗山地区，第16军防守信阳以东地区，第1军位于信阳及其附近地区。第45军的部署是：第125师防守罗山以东约15公里的竹竿河一带，第124师及军部在罗山、信阳之间的栏杆铺附近。

9月18日潢川失守。当天日军第10师团一部与守军第125师接触。胡宗南令第45军全部向罗山推进，另令第16军的第28师进至五里店构筑工事，掩护军团主力集中。

9月19日光山失守，第27军团退入经扶一带的孟家山。当夜，第125师退守罗山城东小里墩及以北子路河西岸，第124师以一部守罗山城，大部占领城东七里井一带阵地。20日，日军进攻七里井，袭占小罗山高地。息县故址处日军渡淮河南进，威胁守军侧背。第45军遂放弃罗山城。日军进占二里桥、小罗山之线。胡宗南令第28师进占罗山城西八里棚，支援第45军阻敌西进。该师遵令于21日晨占领八里棚南北之线。

25日，第1师的第1团与第124师协力攻克小罗山。此后，第1军主力及第167师相继加入战斗，与第45军相协力，纵深配备，逐次抵抗。迄9月底，第17军团仍在浉河畔与日军激战。

日军第10师团攻战罗山后，其部队伤亡已很大。以其第8旅团的第39联队为例：该联队从合肥出发时有2800余人，由于连续作战，中间虽曾进行补充，但这时仅剩800余人，因此当遇到第17军团的有力抗击时，该师团已无力突破守军阵地。东久迩宫为迅速攻占信阳，以便向武汉进攻，于9月29日调整部署：将已到达潢川的第3师团投入第一线战斗，担任主攻。为了加强其进攻能力，将第10师团的第8旅团及战车第7联队配属给它；同时将位于合肥的第1飞行团转场至潢川的野战机场，以加强空中支援；开通了六安至潢川的公路和蚌埠至潢川的航运，以提高军需补给量及补充速度，并重新制订了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为：(1)以第3师团主力为右路，从罗山以北沿淮河南岸西进，经高店、洋河，攻占平汉路上的彭家湾车站附近地区；另以骑兵第3联队，在师团主力北侧向明港以南的三官庙车站进攻，阻止郑州、许昌方向的中国军队沿平汉路南进增援，然后从北方进攻信阳。(2)以第8旅团率步兵第40联队及战车、炮兵部队为中路，沿罗山至信阳的公路，从东方正面进攻信阳。(3)以第10师团主力为左路，从罗山以南的蟒张、子路，向西南的青山、涩港进攻，占领平汉路上的柳林车站，阻止武汉方面的中国军队北上增援，尔后从南方进攻信阳。(4)开始进攻的时间为9月30日。

由于罗山失守，信阳形势严峻，第五战区为加强信阳地区的防守和便于指挥，于10月4日将胡宗南的第17军团改编为豫南兵团，仍归第五战区指挥。下辖第1军、第16军、第45军及第43军。此时日军第10师团及第8旅团已开始行动。第五战区为牵制日军，令第27军团以一部进占光山，大部向潢罗公路前进，向西威胁日军右侧背，同时将第132师配属之，以加强其战斗力；另命第15军团的第13师进出至宣化店，向北威胁日军左侧背。

军事委员会考虑到信阳地区战略位置重要，恐胡宗南的兵力不足以阻止日军，为防止日军从平汉路迂回武汉，决定加强这方面的兵力。10月5日下令将罗卓英第19集团军编为第5(豫南)兵团，辖第17军团(第16军、第1军、第43军、第45军)、第15军团(第13师)、第3集团军(第12军)、第39军、第48军，负责平汉路及信阳方面的作战。其遗留的武汉卫戍总司令职务由郭忏继任。

3路日军按照计划于9月30日至10月4日间先后开始行动。至10月5日，第3师团击溃罗山以西守军第125师及第167师一部，渡过浉河，占领了顺河集、罗湾、王家湾；第8旅团击破第78师一部，占领了栏杆铺；第10师团攻占了涩港、青山店。

10月6日，第167师1个团袭击北路日军，收复罗湾、顺河店，击歼日军一部；但因兵力不足，日军反击后退守高店。日军跟踪追击，攻占高店。第五战区急令第17军团竭力迟滞日军的西进，并令第13师从宣化店向青山店前进，与第17军团夹击青山店、涩港日军。同日10时，第5兵团总司令罗卓英到达李家寨时适值日军炮击柳林车站，北上受阻。除第39军军长率大部已通过柳林外，其余均被阻于柳林以南。罗卓英乃令被阻的第20师一部及第56师第66旅、第34师之一部在李家寨以北地区占领阵地，向柳林搜索警戒。入夜，日军攻陷柳林车站，罗卓英总司令部移驻鸡公山。

10月7日，第13师于15时击退日军第10师团一部，收复青山店。第17军团的第124师及第167师在邢家凹方面处境危急，胡宗南命第1师在中山铺以东公路两侧占领阵地，掩护第124师及第167师撤退。罗卓英令第13师与第39军次日晨夹攻柳林日军；第五战区则令第17军团以主力向罗山、青山店间攻击，令第81师进出至九里关，令第31军进出至宣化店以北地区，攻击日军侧背。

10月8日，日军第10师团以一部兵力留置朱堂集、新集、柳林，掩护其侧背，主力沿平汉路向信阳前进；日军第8旅团及第3师团继续向信阳和长土台关进攻。战斗至11日，第13师收复了涩港、朱堂集。但日军第10师团主力已击退第78师，进至东双河以北地区；第8旅团已突破第1师中山铺及东郊阵地，迫近信阳；第3师团亦突破第125师防线，攻占了长台关。信阳已陷于日军三面包围之中。此时，胡宗南令第78师1个团防守信阳城，第17军团主力已撤至信阳以西地区集结。

10月12日，日军第8旅团集中坦克及炮兵火力猛攻信阳城。激战至中午，守军撤出，信阳城为日军占领。第五战区于10月13日致电罗卓英：“贵兵团应于九里关、武胜关、平靖关、黄土关一带山地占领阵地，逐次抵抗。第3集团军应立即经应山、随县，绕道北开郑州(转隶第一战区)。”罗卓英当即按照命令部署。此前，李宗仁曾“电令胡宗南自信阳南撤，据守桐柏山、平靖关，以掩护鄂东大军向西撤退。然胡氏不听命令，竟将其全军7个师向西移动，退保南阳，以致平汉路正面门户洞开”，〔24〕影响了尔后第五战区部队的转移。

15日起，日军第10师团沿平汉路及以西地区南进。17日罗卓英另有任务，返回武汉，遗职由第15军团军团长万耀煌暂代(旋由李宗仁直接指挥)，指挥所部在宣化店、武胜关、平靖关、应山一带山地逐次抵抗。同日，军事委员会下令以第59军、第77军、第68军编为第33集团军。张自忠任总司令，担任经扶、宣化店、九里关的守备。23日守军接到撤退命令，25日开始经花园、应城向皂市撤退。大别山北麓作战结束。

六、中国军队自动放弃武汉

(一)第五战区转移

信阳失守后，日军第2军将第3师团控置于信阳地区，并将从华北增援来的骑兵第4旅团归其指挥，对北方第一战区的中国军队进行监视、警戒。10月17日令第10师团(第8旅团已归建)以一部兵力沿平汉路南下，主力在平汉路以西经应山、安陆、云梦、应城向汉阳、汉口西北迂回。由于沿途未遇有力的抵抗，10月23日即进至应山地区。被阻于大别山北麓的第13、第16师团，因中国守军第2集团军已开始向平汉路以西转移，于22日越过小界岭、沙窝之线，正向麻城前进中。此后，第五战区各部队即作有计划的转移，并按军事委员会的指示重新进行部署：

第2集团军孙连仲部(第30军、第42军、第3集团军及其第12军、第71军)改称“豫西兵团”，拨归第一战区，经应山向豫西撤退。

第17军团胡宗南部(第1军、第16军)向南阳方面集结，归军事委员会直辖。

第21集团军廖磊部(第7军)留商麻公路以东之大别山区游击；第26集团军徐源泉部(辖第10军)留商麻公路以西之大别山游击，与苏皖边区游击的第24集团军韩德勤部(辖第57、第89军)及第5集团军于学忠部改称为“苏皖鄂边区兵团”，由廖磊任总司令。第11集团军(曾改为“豫南兵团”，恢复原番号)李品仙部(辖第31军、第84军、第39军)向洛阳店及马坪集结。第3集团军张自忠部(辖第59军、第77军、第68军)向坪坝集结。第22集团军孙震部(辖第41军、第45军及新增调未使用的第36军)任金口以西长江南岸的守备。

第五战区长官部奉命转移到随县。第26军萧之楚部退入铁路以西，再移钟祥。第55军曹福林部转移枣阳，归战区直辖。第29集团军王缵绪部(辖第44军、第67军)于黄陂失守后，经三汊港、云梦、应城向潜江转移。第87军刘膺古部经黄陂时遭日军截击，转孝感、应城、星市，向沔阳转移。

第五战区各部队遵照命令开始行动。由于平汉路方面南下日军已占领了应山、安陆等地，最后转移的部队如第71军等在花园附近受阻，不得不改变路线，寻找空隙突围。第26集团军总司令徐源泉却违抗命令，不肯留在大别山区，竟擅自率部向西撤退。后被撤职，受军法审判。

(二)长江沿岸及第九战区的战况

沿长江北岸西进的日军第11军第6师团因伤亡太大，在广济休整，本来准备10月25日补充3000名新兵后再行前进，但由于第2军发觉第五战区的部队已有撤退征候，而沿江进攻的波田支队又进展迅速，于是命令第6师团不等补充，于10月17日开始进攻。沿途未受有力抵抗，于21日占领浠水，尔后第36旅团的步兵第23联队全部乘车，与1个山炮联队、1个野炮大队、1个工兵中队和装甲车、坦克各1个中队组成机械化追击部队，在黄陂以东击退一小部第3集团军的撤退部队，后于24日晚占领了黄陂。

原在田家镇的日军第116师团的第119旅团于10月17日在第6师团左侧向西进攻，21日攻占了长江北岸的兰溪，24日乘船超越黄州，进至距武汉仅35公里的阳逻(今阳罗)附近。

沿长江南岸西进的波田支队在海军支援下击退第93军，于21日、22日先后占领了大冶、鄂城，24日进至距武昌仅30公里的葛店附近。

在波田支队南侧的第9师团突破第53军的防线，于17日占领三溪口，在继续西进时在黄龙山一带遭到第11军团和第32军团的坚强抗击，遂向北迂回至第32军团的北翼，于黄家大屋附近突破了第32军团的防线，24日进至贺胜桥以东地区。

第9师团南侧的第27师团从星潭铺向北迂回，与第9师团并列西进，于24日进至咸宁东北地区。

在万家岭被歼近半的第106师团退至九江以南，与第101师共同担任守备任务，进行整补。

总之，至10月24日，日军已逼近武汉，对武汉形成了东、北、南三面包围的态势。

(三)放弃武汉

由于中国军队已开始全面退却，第21军已攻占了广州，10月24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俊六于九江前方指挥所下达了进攻武汉市的作战命令：派遣军所属进攻武汉的部队应迅速、果断地进行攻击，以占领武汉三镇。

根据武汉外围战斗的形势及日军于10月12日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发动进攻广州的情况，中国军事委员会于10月16日已决定放弃武汉，并电告李宗仁及陈诚，对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的部队作了新的部署。为了各部队有计划撤退，将罗卓英从江北第五战区调回，使其负责指挥武汉外围的作战，掩护各部撤退。24日蒋介石正式下令放弃武汉，当晚离武昌飞往衡阳。

10月25日，日军第6师团的第23联队等，于当晚占领了汉口北郊的戴家山阵地；波田支队突破第55师的阵地，占领了葛店。当日夜，武汉中国守军各部均已按计划撤离市区。26日日军第23联队占领了汉口，波田支队占领了武昌。27日，配属波田支队的第15师团的第60联队占领了汉阳，第9师团攻占了贺胜桥，第27师团占领了桃林镇，并切断了粤汉铁路。但此时武汉守军已撤至湘北及鄂西地区。至此，中国军队保卫武汉的作战宣告结束。

(四)岳阳失陷

日军占领武汉后，为扩大其占领区及保障武汉的安全，日本大本营于10月26日给“华中派遣军”下达命令，要求其将占领地区保持在信阳、安陆、岳州(岳阳)一线之内。“华中派遣军”遂于27日决定：令第2军负责肃清安陆、应城以东地区的中国军队，令第11军进行追击，攻占岳州。日军第2军的第10师团于10月28日占领了安陆、花园等地。其第11军于10月29日拟订了分3路进攻岳阳的作战计划：第9师团从武昌沿粤汉路进攻岳阳；第6师团的第11旅团与海军协同，从汉口乘船溯江进攻岳阳；第27师团从咸宁以北南下，进攻崇阳、通城，以策应、掩护进攻岳阳部队的左侧背。

此时，第九战区第2兵团张发奎部已大部转移至幕阜山地区，所以日军沿途未遭有力的抵抗。第9师团及第6师团的第11旅团在海军支援下于11月11日晚攻占了岳阳城；第27师团于11月4日至6日先后攻占通山、崇阳，与中国第九战区的部队隔江西的修水、湖南的新墙河对峙。日军进攻武汉的作战，至此暂告结束。

日军占领岳阳后，距离岳阳尚有130多公里的长沙驻军根据蒋介石11月12日上午9时的密令，为实行“焦土抗战”，竟于13日凌晨2时半，在长沙城内数百处同时放火，使该城成为一片火海。大火烧了3天3夜，全城被焚十分之九，烧毁房屋5万余栋，烧死百姓2万余人。

武汉会战期间，中国空军以及苏联志愿航空队以沿长江进攻的日军为主要攻击目标，不断出击，轰炸和扫射溯江而上的日军舰船及两岸日军，并多次袭击芜湖、安庆等日航空兵前进基地和野战机场。如7月3日中国空军出击5次，轰炸芜湖、马当、东流、香口江岸日军阵地及机场、舰船，炸沉日舰2艘，炸伤5艘；7月8日出击5次，轰炸安庆、芜湖的机场和湖口江面的舰船，炸毁、炸伤日机20余架，击中日舰10余艘。整个第3季度，较大的空战共7次，在汉口、衡阳上空击落日机22架，击伤3架。在频繁的空战中，最多时曾出现双方近百架飞机参加的大规模空战。

9月21日罗山失守后，中国空军抽出一部兵力支援罗信公路方面的作战，连续轰炸了罗山一带的日军。10月2日，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一度收复了光山。10月以后，因损耗太大、补充不及，基本上停止了主动出击。

武汉会战期间，中国空军共炸沉日舰船23艘，炸伤67艘，击落日机62架，击伤9架，炸毁16架，〔25〕有力地支援了陆、海军的作战。据日军统计，1938年5月至10月，仅日海军航空兵即损失飞机136架，战死官兵116人。〔26〕

武汉会战之前，中国海军在长江中游的马当建立了阻塞线，并部署了“宁”、“胜”字炮艇轮流巡弋。安庆失守之后，日海军第11战队及海军航空兵开始向马当进攻。6月21日，日军汽艇10余艘向阻塞线接近，企图扫雷，被马当要塞击沉3艘，其余逃回。6月24日，日机9架向巡弋的“咸宁”号炮艇攻击。艇上官兵英勇奋战，先后击落日机2架，但炮艇因伤重沉没，艇上官兵伤亡三分之二。为阻止日军进入鄱阳湖向南昌方向迂回，第1舰队的“义宁”、“长宁”、“崇宁”号炮艇3艘及武装汽轮多艘负责湖防，并在湖口、姑塘等处布设水雷。6月25日，“义宁”号在湖口巡弋时遭到9架日机的轮流轰炸，中弹30余发。在此前后，“长宁”、“崇宁”亦遭日机轰炸，受伤甚重。由于缺乏空军掩护，这3艘炮艇不久先后在武穴、田家镇附近被日机炸沉。

7月间日军开始向九江进攻时，中国海军总部派出鱼雷快艇袭击日舰。14日，“文93”号以鱼雷击伤日炮舰1艘，自身亦被击伤。与此同时，在吴城附近警戒的“海宁”号炮艇被日机炸沉，艇上官兵大部牺牲，少数生还者组成布雷队。

九江及湖口防线失守后，武汉防务趋于严峻。中国海军以田家镇作为保卫武汉的江防前卫防线。为加强纵深防守，在葛店组成后防线，派“中山”号等8艘船舰负责军事委员会的运输，并协同要塞设防。田家镇配置105毫米舰炮8门，以宅山、象山为阵地；葛店配置75毫米至120毫米舰炮10门，以黄家矶、白浒山为阵地。同时将九江至汉口的航道标志全部破除。划田家镇、半壁山间，蕲春、岚头矶间，黄石港、石灰窑间，黄冈、鄂城间为4个主要雷区，共布雷1500余枚。还组建了漂雷队，沿江东下，潜至日舰前方施放。在武穴附近，2艘日舰被漂雷炸沉。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以“永绥”号为旗舰，驻汉口指挥防务。

8月下旬，日军开始向田家镇防线进攻。9月20日，日巡洋舰、驱逐舰各2艘、汽艇11艘及其他船只6艘，向田家镇要塞猛攻，被要塞守备部队击退。21日，日汽艇14艘在舰队前扫雷，被炸沉8艘。22日又有4艘被水雷炸沉。

田家镇要塞失守后，海军又在葛店江面增布水雷1120枚。日本扫雷汽艇被水雷炸沉10艘，被守备炮兵击沉4艘。日军遂集中航空兵，向长江内的中国海军舰艇及要塞猛烈轰炸。“中山”舰被炸沉，舰上官兵除个别幸存外全部牺牲。24日，武汉、葛店同时放弃。陈绍宽率海军总部人员乘“永绥”舰转移至长沙。

武汉会战期间，中国海军先后击沉、击伤日军舰艇及运输船等共50余艘，击落日机10余架；中国海军的“中山”舰、“江贞”舰及5艘“宁”字炮艇、若干艘快艇被炸沉，“永绩”舰等多艘舰艇受重伤，将士伤亡1000多人。

武汉会战期间，日军悍然不顾1925年日内瓦协议和国际法，大量使用毒气。据日方记录，在进攻武汉过程中，日军共使用毒气375次，发射毒气弹4万发以上，〔27〕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忍。其实，日军使用毒气并非自武汉会战时始，早在1937年7月27日，日军参谋本部就在“临参命”第65号命令中命令将野战毒气部队第3、第5大队及第1野战化学实验部队派往华北战场。日本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于7月28日给“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命令，规定可“适时使用催泪性毒气”。8月31日，再增第1、第2野战毒气厂和野战毒气第13中队到华北。淞沪会战时，又将野战毒气第6中队、第7中队，可射毒气的迫击炮2个营和第2野战化学实验部队等配属给“上海派遣军”。会战初期，日航空兵曾对海宁、江阴要塞投过毒气弹；后期在进攻罗店、浏河、嘉定时也使用过毒气。

1938年4月，闲院宫载仁根据日军毒气部队在中国使用的总结，又下达了可使用喷嚏性毒气的命令。徐州会战时，配属了3个野战毒气大队，多次使用毒气。并在会战结束后，写出《毒瓦斯之使用战例》，作为实施毒气战的指导文件。至武汉会战时，日军不仅大量使用毒气，而且又增加使用更毒的窒息性毒气。此后，日军侵华部队中的毒气部队逐渐增加。至1942年已有8个联队，每联队1500人。毒气的使用，给中国军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有10万中国军民在日军毒气的侵袭下伤亡。历史将永远记着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一暴行。

七、会战简析

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就战役而言，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取得了胜利。但就战略而言，则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日本大本营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为此还规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但是，中国政府既未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的侵华战争也未因日军占领武汉、广州而结束。中国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声明说：“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表示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戮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28〕而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大批的抗日人民武装成长起来，大片的国土又被收复。至武汉会战结束的1938年10月，仅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作战1600余次，歼灭日军5.4万人，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冀鲁豫、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十余块抗日根据地。用日军自己的话说，日军占领的“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29〕因而可以这样说：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又遭到一次战略性的失败，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被彻底粉碎

由于中国军队的坚强抗击，日本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用于进攻的编制人员约25万人，会战期间曾补充四五次人员，投入的总兵力当在30万人左右)，发挥了陆、海、空装备上的绝对优势，苦战4个半月，不但没有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没有使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和战斗力有所减退，反而使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第11军伤亡21886人，第2军伤亡9600人，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总计约3.55万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为25.6万人。很显然，日本发表的数字偏低，而军令部发表的数字则偏高。在日军战史资料、著作和日军被俘人员的交代中，日军各师团伤亡之人数并不相同，有的在半数以上，如第6、第106师团等；有的则较少，如第3、第16师团等。平均当在30%至40%之间，伤亡总数约10万人左右。武汉会战以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日军，随着战线的延长，兵力益发感到不足，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保守。这就使中国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则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愿意进行的持久战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从而导致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

(二)日本国力因损耗过巨而开始下降并“急剧表面化”

日本是一个岛国，战略物资缺乏，主要依赖输入，而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不很强。据日军战史记载，“七七”事变时日本“储备的黄金，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只不过十三亿五千万日元”；“而对日来说，对战争规模起着制约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它的黄金储备量。它意味着日本的正币储备量从最初就限定了这场战争(按：指侵华战争)的”。日本发动了战争，却又千方百计地“谋求早期解决”，为了维持侵华战争，“昭和十二年(1937年)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总额达到九亿六千万日元”。到翌年的6月，为了进行武汉会战，“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建的军队。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国内劳力、粮食、能源均感不足。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9年，日本军费的支出已达61.56亿日元，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家的储备量，从而使“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了充分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从而“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以致其参谋总长和陆相自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30〕大致在武汉会战之后，日军的编制、装备和部队战斗力，总的来看比会战前有所下降。这也是日本不得不改变其政略和军事战略，企图“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重要原因。

武汉会战中中国广大官兵总体上是英勇顽强的，曾大量杀伤日军，并给日军2个师团以歼灭性打击。但由于最高决策者及有些高级将领作战指导上欠妥，以致在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地消耗了自己(阵亡将士人数，军事委员会统计为254628人，日本《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从书》第2册《初期陆军作战》（二）第303页，记述武汉会战江北日军第2军战死约2300人，负伤7300人，中国军队阵亡约53000人，被俘约2300人；江南日军第11军战死约4506人，内有军官172人，负伤17380人，内有军官536人，中国军队阵亡约143493人，被俘约9581人)，主要原因是战役上单纯地进行阵地防御，与日军拼消耗。

在装备技术条件远远劣于敌人的情况下，就不宜以阵地战作为主要手段。中国幅员广大，日军可以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而日军的惯用战法就是迂回包围，所以更不能以阵地战作为主要手段。应以运动战为主，以阵地战、游击战为辅，三种战法密切配合运用。为了保卫武汉，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战役作战上起其辅助作用的局部的阵地战，是可能和必要的。为着节节抵抗以求消耗敌人和争取余裕时间之目的，而采取半阵地性的所谓‘运动性防御’，更是属于运动战的必要部分。”〔31〕早在武汉会战开始前的两个月间，毛泽东在向国民党提出的战略计划中，就曾建议“为保卫武胜关及武汉而战”，应“用正面之阵地战，配合两翼之运动战。两翼运动战必须确定至少二十万左右兵力，长期位于平汉以东……非万不得已，不退豫鄂西，方能配合正面及西面诸军，有力地保卫武胜关及武汉，即使武汉不守，亦使敌处于我之包围中。”最后还特别强调：“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32〕

军事委员会及一些高级将领虽然对中共的建议有所认识，接受了部分内容，并将有的内容写进了作战计划之中，但到实际作战时，主要的仍然是只重视正面的阵地防御战，而忽略了两翼的运动战。在日军主力沿长江进攻武汉时，位于日军侧背的第三战区却按兵不动，既未向日军的后方及翼侧进行有力的攻击，也未对日军的后方联络线采取任何有效的袭扰和牵制行动。

即使从阵地防御的角度来看，在作战指导上也有不足与失误：兵力分散，以连绵不断的一线式阵地进行防御战斗，而且逐次使用兵力，缺乏有力的战略预备兵团；会战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处处追随在敌人行动之后，不少措施类似“挖肉补疮”；在指挥体系上，受人事关系影响过大，许多兵力调配不是以作战需要为依据，而是按派系及资历任官，职务与所属兵力不适应，造成“屋下架屋，床上叠床”的弊病；命令、报告的转达，自军事委员会至基本战略单位的师，要经过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5个层次才能到达，难免贻误战机。

当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在其《私人回忆资料》中所写《武汉会战之教训》比较符合实际。他认为：“(1)指导计划固应按各时期情况适宜变更，但如变更频繁，有使作战军不能追随之苦。此次会战中之最高指导即有此弊。(2)指导计划须顾虑部队现状及实力，尤其在持久战之基本原则上，其始终目的何在，似应预先计及，否则处处追随敌人，对作战试探性之处置，必难贯彻始终。例如此次武汉撤退时机，原来决定在8月底，后改为9月18日，又改为9月底、双十节。直至10月20日，领袖尚在武汉。于是转战数月之残破部队不能不在金牛、保安线上竭力苦撑，以致以后转移未能按照计划实施，陷于溃退。(3)无训练部队绝对不能作战。如此次王陵基部见敌即溃，致影响全局战斗之处，实不胜举。(4)对装备优良之敌，以诱至山地决战有利。因一到山地，则敌之优点即难发挥，结果与我相等，而我再以旺盛的精神临之，必易成功。如万家岭之役是也。”〔33〕

陈诚去台湾后，在《陈诚回忆录》之《武汉会战的经验与教训》一节中说：“武汉会战从持久消耗战略上看，仍不能不说是成功的；但在战术战斗方面，缺点的地方还是很多，而且失败的情形，属于偶发的过失少，属于覆辙重蹈者多”。一是“中间指挥单位过多”。“武汉会战时，中间指挥单位不但没有减少，反倒更加多了……真是极叠床架屋之能事，欲其不误事机，又如何可能”。二是“备多力分”，“陷于被动”。我们的抗战“本质是以弱敌强不得已的被动战争，所以在战略上我们不能不取守势，然为争取主动，又不得不在战术上取攻势。这一辩证式的原则本极正确，可是轮到实行，就往往无所措手”。我们采取的是“多为之备的守势，其结果就是……备多力分”，以致“无往而不陷于被动”。“我们偶然也能捕捉到良好的战机，争取主动，造成几次局部的胜利，但这只是偶然的例外罢了”。三是无法“三军联合作战”。“因为我们没有海军，长江非但不是我们的‘天堑’，反而资为敌用，牵制了我们大量的江防部队，结果还是防不胜防，可笑之至。而沿江重镇，在敌海军炮火协同轰击之下，尤感不易守御”。又因空军“兵力悬殊，制空权始终操在敌人手里，所以在阵地上作战的士兵，终日在敌机威胁之下作战……士气也因此大受影响。因此我们得到一个教训，就是：三军联合作战是现代战争的一个特质，没有强大的海、空军配合的陆军，纵然精锐，也终归无济于事”。四是军队素质优劣影响战争胜负甚巨。“优势兵力，不能专就量言，质的关系尤为重要”。“武汉会战，光是九战区指挥的部队，最多时有70多个师；而敌人使用部队，据先后发现之番号计算，总计不过7个师团。其所以能以少击众，除装备关系外，就是因为素质优越”。“精兵主义是我们国防建设必须拳拳服膺的一大原则”。五是多数高级将领“缺乏协同精神”，“最大原因，就是自私”。“总之，自私害了我们的部队、社会、公私团体以至整个国家。抗战胜利后，在全面戡乱军事中，我们竟被共产党打垮，缺乏协同精神仍然是一个致命伤”。〔34〕这较其《私人回忆资料》中所指出之教训，在认识上更上一层楼。

另外，武汉会战时任国民政府苏联总顾问的亚·伊·切列潘诺夫(亦译契列帕诺夫)在其回忆录中也有关于武汉会战的看法，可作为参考。他说：

“武汉保卫战在我到达中国以前就开始了，自从7月21日日本占领九江后，武汉的战局形势就紧急，当时我们军事总顾问德纳特芬(后调回国，由切列潘诺夫接替)就向军事委员会统帅建议要调集机动部队，分别从江南、江北不断地袭击进攻武汉的日军，来牵制日军，这就是要对进攻武汉的日军积极安排反攻，以攻为守来保卫武汉。

“从整个形势来讲，日本军队是用‘突破法’，国军是用‘阻截法’，一个是积极的进攻，一个是消极的防守，遭受日军进攻的国军自然是要拼命抵抗，积极地在防卫，但是其余未受到攻击的国军自然是没有战斗，在那里消极等待。国军利用阻截式的利用工事作阵地防御是可以的，但不应该让未受到攻击的部队停留在那里不动，而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找机会，从侧翼、从后方随时突击日军、牵制日军，使其疲于奔命，无法集中兵力攻击国军阵地。

“疲乏不堪、退往后方的日军，游击部队不应让其获得充分的休息，应该找机会加以袭击，尤其是要积极破坏铁路、公路及土路，加深日军运输上的困难；对于日军的指挥中心也要造成威胁，予以困扰。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分散日军的力量，延缓日军进攻的攻势。”〔35〕

他所看到的“整个形势”是极为客观的；他的作战指导思想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但关于反对消极防御、主张积极的“攻势防御”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

附表521日军“华中派遣军”指挥系统表(1938年7月4日)

华中派遣军司令俊六大将，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

第2军

第10师团

第13师团

第16师团

第11军

第6师团

第101师团

第106师团

波田支队(台湾旅团)

派遣军直辖部队

第3师团(7月15日后转隶第2军)

第9师团(8月1日后转隶第11军)

第18师团(9月转隶第21军进攻广州)

第116师团(驻屯南京、芜湖，为派遣军预备队；9月29日后，以1个旅团加强第11军)

后来的增援部队(7月15日后加强给华中派遣军)

第27师团(7月15日后加入第11军序列)

第15师团(接替第18师团上海、杭州之守备任务，9月间以1个炮兵联队加强第11军第106师团)

航空兵团(8月2日后支援第11军)

骑兵第4旅团(10月11日后加强给第2军第3师团)

附表522日军第11军指挥系统表(1938年7月)

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沼田多稼藏少将

第6师团师团长今村胜治(前)稻叶四郎(后)

步兵第11旅团(辖步兵第13、第47联队)

步兵第36旅团(辖步兵第23、第45联队)

骑、炮、工、辎重兵各1个联队及通信、卫生队、野战医院

第101师团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

步兵第101旅团(辖步兵第101、第149联队)

步兵第102旅团(辖步兵第103、第157联队)

骑、炮、工、辎重兵各1个联队及通信、卫生队、野战医院

第106师团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

步兵第111旅团(辖步兵第113、第147联队)

步兵第136旅团(辖步兵第123、第145联队)

骑、炮、工、辎重兵各1个联队及通信、卫生队、野战医院

第27师团师团长本间雅睛中将

第27步兵团(辖中国驻屯步兵第1、第2、第3联队)

第27师团搜索队

骑、炮、工、辎重兵各1个联队及通信、卫生队、野战医院

第9师团师团长吉住良辅中将

步兵第6旅团(辖步兵第7、第35联队)

步兵第18旅团(辖步兵第19、第36联队)

骑、炮、工、辎重兵各1个联队及通信、卫生队、野战医院

波田支队支队长波田重一少将(即参加淞沪会战、由台湾守备旅团组编的重藤支队，淞沪会战后调回台湾，1938年2月22日又调到中国)

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旅团长澄田崃四郎少将

野战重炮兵第13联队(每大队15厘米榴弹炮24门)

野战重炮兵第14联队

直属部队野战重炮兵第10联队，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7.5厘米山炮36门)，迫击炮第1、第2大队(每大队迫击炮36门)，独立机枪第7大队(有九二式重机枪24挺)，野战高射炮9个队，探照灯1个队，独立工兵第3、第12联队，渡河设备及架桥设备各1个中队，后备步兵2个大队以及通信、运输、卫生等部队。

附表523日军第2军指挥系统表(1938年7月)

第2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中将，参谋长町尻量基少将

第3师团师团长藤田进中将

步兵第5旅团(辖步兵第6、第68联队)

步兵第29旅团(辖步兵第18、第34联队)

骑、炮、工、辎重兵各1个联队及通信、卫生队、野战医院

第10师团师团长筱塚义男中将

步兵第8旅团(辖步兵第39、第40联队)

步兵第33旅团(辖步兵第10、第63联队)

骑、炮、工、辎重兵各1个联队及通信、卫生队、野战医院

第13师团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

步兵第26旅团(辖步兵第53、第116联队)

步兵第103旅团(辖步兵第65、第104联队)

骑、炮、工、辎重兵各1个联队及通信、卫生队、野战医院

第16师团师团长藤江惠辅中将

步兵第19旅团(辖步兵第9、第20联队)

步兵第30旅团(辖步兵第33、第38联队)

骑、炮、工、辎重兵各1个联队及通信、卫生队、野战医院

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旅团长内山英太郎少将

野战重炮兵第11联队

野战重炮兵第12联队

直属部队独立山炮兵第3联队，野战高射炮11个队，探照灯2个队，独立工兵第1、第8联队，架桥设备3个中队，渡河设备1个中队，后备步兵4个大队，后备工兵5个中队以及通信、运输、卫生队等。

附表524日本航空兵团指挥系统表(1938年7月)

航空兵团司令官德川好敏中将，参谋长寺本熊寺少将

第1飞行团团长寺仓正三少将(位于合肥、安庆)

飞行第77战队(战斗机2个中队，24架)

飞行第81战队(轻轰炸机2个中队，18架)

独立飞行第16中队(侦察机9架)

第3飞行团团长菅原道大少将(位于安庆、彭泽)

飞行第45战队(轻轰炸机3个中队，27架)

飞行第75战队(轻轰炸机3个中队，27架)

独立飞行第17中队(侦察机9架)

独立飞行第10中队(战斗机12架)

第4飞行团团长藤田朋少将(位于南京、上海、杭州)

飞行第64战队(欠3中队，战斗机3个中队，24架)

飞行第60战队(重轰炸机3个中队，18架)

飞行第98战队(重轰炸机3个中队，18架)

直属部队第1、第2、第3野战飞行侦察队

地勤部队航空地区司令部2个，机场大队7个，机场中队2个，野战机场修建队3个，航空通信队1个，航空情报队1个，高射炮队4个，兵站汽车中队8个，地面运兵队7个，野战飞机厂2个。

附表525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溯江作战部队”指挥系统(1938年6月)

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及川古志郎大将(旗舰“出云”号)

第11战队司令官近藤英次郎少将(旗舰“安宅”号)

第1水雷队

第11水雷队

第21水雷队

第2炮舰队

第11、第12炮艇队及2个滑行艇队(主要用于扫雷)

吴港第4、第5特别陆战队

第1根据地队司令官园田滋少将

第2联合航空队司令官原二四三少将

第12、第13航空队

“苍龙”号派遣队

第3航空战队司令官寺田幸吉少将

附表5-2-6第九战区指挥系统表(1938年6月)

附表5-2-7第五战区指挥系统表(1938年6月)

附表5-2-8中国江防军指挥系统表(1938年6月)

注释：

〔1〕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第669页。

〔2〕第21军原属江南第三战区序列，应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的请求，调江北布防。潜山、石牌战斗结束后，仍调还第三战区，所以第五战区指挥系统表(见附表527)上无第21军。

〔3〕〔4〕同〔1〕，第672页。

〔5〕同〔1〕，第677页。

〔6〕同〔1〕，第679页。

〔7〕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台北1981年版，第二编第316—317页。

〔8〕转引自张秉钧《中国现代历史重要战役之研究》，第258页。

〔9〕同〔1〕，第697—698页。

〔10〕同〔1〕，第688页。

〔11〕同〔1〕，第687—688页。

〔12〕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同此。

〔13〕《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卷第359页。

〔14〕同〔1〕，第660—662页。“保卫武汉作战计划”为该文件原标题。

〔15〕同〔12〕。

〔16〕转引自纪道庆主编《侵华日军的毒气战》。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

〔17〕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79年中译本，第2卷第1分册第139—140页。

〔18〕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中华书局1991年中译本，第304页。

〔19〕同〔1〕，第706页。

〔20〕同〔8〕。转引自《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五册第477页。

〔21〕同〔1〕，第724页。

〔22〕同〔1〕，第675—676页。

〔23〕同〔1〕，第705页。

〔24〕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57页。

〔25〕何应钦：《日本侵华八年抗战史》，第309页。转引自高晓星、时平：《民国空军的航迹》，海潮出版社1992年版，第301页。

〔26〕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方面海军作战》，(二)第48页。转引自《民国空军的航迹》第301页。

〔27〕日本《朝日新闻》1984年10月6日报道。

〔28〕同〔7〕，第354—355页。

〔29〕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译本，(1)第80页。

〔30〕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79年中译本，第3卷第1分册第96—102页。

〔31〕《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卷第329页。

〔32〕同〔31〕，第163—164页。

〔33〕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34〕见《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63-65页，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

〔35〕《苏俄在华军事顾问回忆录》。台北版，第8部《武汉战役总结》第175—194页。

第三节 日军突袭大亚湾与广州陷落

一、日军进攻广州的部署

广州是华南沿海最大的城市，也是华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抗战爆发后，它成为中国与海外联系的重要通道之一。特别是在日军侵占了华北、华东各重要地域以后，广州更成为利用香港输入外援物资的主要枢纽。因而早在淞沪会战结束时，日本大本营就决定切断这一最大的外援路线，以便削弱国民政府继续抗战的意志，并做好了进攻作战(代号为“A作战”)的准备和计划，预定于1937年12月26日在大亚湾登陆。但由于12月12日日军在南京长江上游炸沉美国炮舰“巴纳”号和击沉英国炮舰“莱的巴德”号引起纠纷，恐怕国际关系恶化，根据日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的建议，于12月22日决定暂时停止对广州的作战。

日本大本营虽然暂停了对广州的进攻，但为了封锁中国的海上交通和为其海军获得作战基地，并没有停止对与英、美等国关系不大的中国港口的进攻。1938年5月10日，日海军第5舰队及第2联合特别陆战队击退第75师守岛部队，攻占了厦门；5月20日配合徐州会战，在连云港及其附近岛屿登陆，占领了连云港；6月21日在南澳岛登陆，23日占领了该岛及其附近的南澎湖列岛等岛屿。

1938年7月，日本参谋本部在《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点》中，同时制订了进攻武汉和进攻广州的战略指导，并要求“尽量缩短汉口作战和广州作战的时间间隔”；明确“广州作战的目的，在于一面切断蒋政权的主要补给线，一面使第三国，特别是英国的援蒋意图受到挫折”。在作战指导上，规定“采取急袭方式，果敢迅速地攻占广州；以后在广州附近切断粤汉线，珠江、西江，采取紧缩、持久的态势”。〔1〕

1938年8月10日，日、苏签订了停战协定，张鼓峰事件结束，日本解除了后顾之忧，进攻广州的问题又提上了日程。9月7日，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由陆、海军协同攻略广州，同时下令编组第21军司令部。9月19日，大本营下达了进攻广州的“大陆令”、“大海令”及陆、海军的战斗序列。

第21军的编成及指挥系统：第21军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参谋长田中久一少将

第5师团安藤利吉中将(由华北调来)

第18师团久纳诚一中将(由华中调来)

第104师团三宅雄中将(由东北调来)

第4飞行团藤田朋少将

军直属部队有：野战重炮兵1个旅团、山炮兵2个联队、迫击炮5个大队、野战高射炮8个队、重机枪3个大队和轻装甲车3个中队海军第5舰队的指挥系统：第5舰队司令长官盐泽幸一中将，参谋长田结穰少将

第9战队重巡洋舰“妙高”号(旗舰)及轻巡洋舰“多摩”号等

第10战队轻巡洋舰“天龙”号及“龙田”号等

第8战队轻巡洋舰“鬼怒”号、“由良”号和“那珂”号等

第2水雷战队轻巡洋舰“神通”号及第8、第12驱逐队

第5水雷战队轻巡洋舰“长良”号及第16、第23驱逐队

第1航空战队航空母舰“加贺”号(舰载机约40架)，第29驱逐队

第2航空战队航空母舰“龙骧”号(舰载机约70架)，第30驱逐队

第14航空队航空母舰“千岁”号，高雄航空队(陆基机12架)

第3驱逐队，第1炮舰队，共有飞机约40架

第2根据地队第11扫雷队，第4炮舰队，港务部队等

第2联合特别陆战队横港、吴港、佐世保港各1个特别陆战队日军第21军及第5舰队进行协商后，决定将进攻广州的作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10月12日开始，以第18师团、第104师团主力及第5师团的第9旅团在大亚湾登陆，经平山(惠东)、平潭向惠州一带东江推进。第二阶段，俟第5师团主力到达后，突破东江防线，分路西进，向广州进攻，而以第5师团于10月27日在珠江口登陆，攻占虎门要塞后，由南向北配合主力进攻广州。

编入第21军序列的3个师团分别在大连、青岛、上海集结，并进行补充装备及实施登陆作战训练。为了解作战地区的地形情况，9月24日派出作战参谋进行了海上侦察。10月2日，第21军司令部进至澎湖列岛之马公岛。10月7日，参加第一阶段作战的部队分乘100多艘运输舰船，先后到达马公岛附近海面，完成了作战准备，待命行动。

二、中国军队仓促防守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军事委员会即以大本营的名义下达了建立第四战区的命令，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任战区司令长官，负责闽、粤及南宁、梧州等沿海地区的防守任务，并保护海、陆军的补给线路。但由于广州地近香港，军事委员会主要决策者们认为：日军如进攻广州，将损害英国的利益，可能引起英国的干涉，由此判断日本不会贸然进攻广州，因而虽然作战计划中提到日本有进攻广州的可能，但始终未把广州作为重点防御地区，直到广州作战开始前，第四战区的机构尚没有建立，仅以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任战区副司令长官，负责广州方面的防务。此外，又从第四战区范围内的广西抽调大批兵力至华中作战，致使华南方面兵力极为单薄。武汉会战前期，又从广东抽调4个师加强武汉的防守，所以广州防备松懈，作战开始时主要兵力只有第12集团军的第62军(张达)、第63军(张瑞贵)、第65军(李振球)，以及2个独立旅和虎门要塞部队，总计约8个师的兵力。当时的部署是：第153师守备宝安至虎门要塞一带，第151师驻惠阳，第157师主力在潮汕地区(另一部驻大亚湾附近)，第156师驻增城，第154师驻从化，第158师驻广州东郊，第152师之第454旅驻海南岛，第456旅驻广州市，独立第20旅驻广九路沿线之石龙附近，独立第9旅驻莲花山(海丰以北)附近。整个部署上兵力分散，而且戒备松弛。

1938年9月7日，广东省省长吴铁城向蒋介石报告：得到情报，日军在进攻武汉期间“拟同时进犯华南。其登陆地点似将在大鹏湾，现敌已派前驻瑞士公使矢田到香港筹备南侵计划……”10月8日，吴铁城又以急电报告蒋介石：“据香港英军情报机关消息，敌拟派四师团一混成旅团大举南犯，或在真日(11日)前后发动。”〔2〕但蒋介石对此情报不以为然，认为是“谣言”，是日本的“反宣传”，认为广州地区不会发生大的战事。因而不仅未作任何加强广州方面的防务准备，而且向余汉谋要兵增援武汉。10月10日，蒋介石致余汉谋的手令说：“无论如何，须加抽一师兵力向武汉增援。如能增此一师，即可确保武汉。否则武汉将失，粤亦不能幸保。只要武汉能守，则粤必无虑。切盼吾兄不顾一切，勉抽精兵一师，以保全大局。”〔3〕余汉谋接令后尚未派军北上，日军已发动了进攻广州的作战。

三、作战经过

1938年10月4日，日军第21军下达了进攻广州的第一阶段作战的命令。主要内容为：第9旅团(配属工兵1个联队、山炮兵1个大队、坦克1个中队)从大亚湾东北角的盐灶背地区登陆，迅速北进攻占平山(惠东)、平潭，尔后进占东江南岸的横沥镇渡口，从东迂回策应第18、第104师团进攻惠州及渡过东江。第18师团(配属山炮兵1个联队、迫击炮1个大队、机关枪2个大队、装甲车2个中队)从大亚湾西北角岩前港、澳头港一带登陆，迅速北进攻占淡水，前出至惠州附近东江一线地区，准备渡江。第104师团(配属第18师团的步兵1个联队、山炮兵1个联队、攻城重炮兵1个大队、野炮兵1个大队、迫击炮1个中队及机关枪1个大队)从大亚湾东岸玻璃厂地区登陆，迅速沿平海至惠州公路占领稔山，尔后向平潭集结，随时准备策应第9旅团及第18师团的作战；另外派一部兵力至吉隆附近对东南海岸警戒。

10月9日下午，日军在第5舰队护航下从马公岛出发，于11日晚到达大亚湾口。当时守备大亚湾滩头阵地的中国军队仅有1个营，且对日军的行动毫未觉察。12日凌晨2时许，日舰船全部驶入大亚湾，进至计划登陆的地区附近，既未遭到炮击，亦未发现障碍。天亮之前，各部在30余架飞机掩护下开始强行登陆。守军一触即溃。日军在击退了淡水附近的守军后，于当日夜占领了淡水及其东、西一带。

日本首相兼外相近卫文麿于日军登陆的当天(12日)照会各国大使，宣布日本在华南战事开始，要求各国避免一切援华行动。

余汉谋得知日军登陆后，急命第151师以一部固守平山、淡水、龙岗，在正面抵抗，其余各部在附近山地据险固守，即使日军突破正面防线，亦应截击日军侧背；另令独立第20旅附独立第2团用火车运往樟木头(地名)；第157师将潮汕、海丰及陆丰防务交保安第3旅及157师补充团接替后，赶赴横沥策应惠阳方面的作战。

13、14日，日军从淡水继续向北推进，14日晚进至惠阳附近。余汉谋急令第151师在平山一带的部队坚强抵抗；同时令第63军军长张瑞贵指挥第153师主力及独立第20旅占领横岗、双美髻一带阵地，拒止日军，掩护广九路；令第153师1个旅固守宝安至虎门的海岸。14日夜，日军第18师团的第23旅团冒雨攻击惠阳城。守军第151师(欠第434旅)依托城防工事顽强抵抗，激战竟夜。但日军依赖火力优势，终于在15日拂晓时突入城内。守军撤至柏塘附近继续抵抗。日军于7时许又攻占了惠州，并随之渡过了东江。

15日晨，余汉谋尚未得知惠阳、惠州失守，于9时下达了调整部署的命令：(1)第157师主力向杨村集结待命；(2)第153师以1个团归虎门要塞司令指挥，另以1个团固守宝安至新桥沿海要点，师主力集结樟木头，支援惠阳第151师之作战，并掩护广九路；(3)独立第20旅附独立第2团集结于永汉、证果墟(增城东北)待命；(4)第156师以1个团推进于罗浮山附近山地，准备袭击敌人，其余位置于增城、塘美地区，第154师位置于石桥附近待命；(5)第158师位置于塘美车站、石牌车站之线；(6)独立第9旅除以步兵1个团、炮兵1个营配置于莲花山附近外，其余集结于龙眼洞附近待命；(7)第456旅固守广州。

当得知惠阳、惠州失守的情况后，余汉谋决心以已集中的兵力，利用广州、增城既设阵地与日军决战，立即又下达补充命令：(1)第63军张军长指挥第151师及第153师各1个旅占领石龙至九子潭一带阵地；(2)罗浮山第156师1个团固守山区，迟滞敌之前进；(3)第156师(欠1个团)及第158师立即进入广、增间阵地；(4)第154师、第157师(欠补充团)、独立第20旅附独立第2团、独立第9旅仍遵前令，迅速向指定地区集结待命。

10月16日傍晚，日军第18师团的第23旅团攻占了博罗，并继续前进，广州形势严峻。军事委员会得知广州地区情况后，急从武汉抽调在九江以南的第64军、第66军从南浔路运回支援广州。

10月18日下午，日军第18师团的快速先遣队(由骑兵、步兵各1个大队，并装甲车2个中队组成)进至增城东南的福田，19日上午击退守军第156师一部，渡过增江占领了增城。余汉谋急调第154、第157师及独立第20旅前往增援并实施反击，但第157师以运输工具不足为由，未能及时到达，而独立第20旅团又以受到日军牵制为由，没有转进，因而效果甚微。随后，第156师阵地被第18师团主力突破。

10月20日，第18师团在增城以西击退第154师后，沿增广公路两侧向广州急进。第104师团在第18师团之后亦攻占了广九路上的石龙。余汉谋率其司令部于当夜撤至清远，仅留警税团及少数宪警守备广州。日军第18师团于21日下午不战而占领广州。

日军后续部队第5师团主力在20日已全部到达大亚湾。日第21军因第一阶段的作战出乎意料的顺利，司令官古庄干郎遂决定令原计划在10月27日在珠江口登陆的第5师团提前于22日登陆。21日夜，第5师团由第5舰队护航，从大亚湾出发，绕过香港，于22日晨进至珠江口内，在飞机、舰炮炽烈火力掩护下，于下午登上西岸大角岛，很快攻占薄州炮台，但遭到大角炮台守军1个营的坚强抵抗。激战一昼夜，至23日7时，因守军伤亡殆尽，大角岛失守。当日下午，日军又横渡珠江，与日海军第2联合特别陆战队协同，向东岸虎门炮台进攻。守军因连续两天被日军飞机、舰炮轰击，于当晚撤走，虎门要塞完全为日军占领。此时，日军第9旅团及第104师团已先后占领了平陵、从化等地。至29日，第5师团又占领了广州以南各地，日军已完全控制了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第21军遂转为守势：第104师团位于广州东北的从化、北面的源潭墟地区；第18师团位于广州以东的增城、东南的石龙地区；第5师团位于广州西南的佛山、西北的三水地区。中国第12集团军各部退至北江西岸及银盏凹亘忠信墟之线进行休整。此时蒋介石派来增援的第64军、第66军尚未到达。

四、广州失守的原因

广州失守的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及军事委员会在战略上的判断失误，致防守力量薄弱而又分散。但第12集团军各部互不协同及抗击不力，也是广州迅速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余汉谋所部的装备较好，步兵轻兵器及弹药充足，且有相当数量的炮兵及一部分装甲车和飞机协同作战，有大量机动车辆及内河舟楫。但这些部队除第156师一部坚守惠州12小时、第156师及第154师在博罗以西和增城以西作了较短时间的抗击和反击、虎门要塞守备部队1个营固守大角山炮台近20小时外，其余部队并未进行坚强有力的抗击。部队撤退时的损失却又相当严重。据日军统计，日军共缴获步枪2371枝、重机枪214挺、火炮134门、要塞炮53门、坦克及装甲车21辆、汽车151辆。旅长钟芳峻愤于上级的指挥错乱、友军的不相协调而致连连失败，自杀以殉。他是广州作战中死亡的最高将领。

对第12集团军的轻弃广州，中外各界人士反应强烈。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于10月23日致电蒋介石说：“广州不战而陷，国外感想甚恶。”〔4〕广州的失陷，不仅使日军尔后的南进作战建立了一个前进基地，而且使中国失去了一条重要的国际物资输入线，给持久抗战造成一定的困难。

注释：

〔1〕〔日〕臼井胜美、稻叶正夫编《现代史资料(9)中日战争》。日本东京美铃书屋1964年版，(二)第269页。

〔2〕转引自《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第155—156页。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第760页。

〔4〕转引自张蓬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卷第180页。

第六章 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第一节 武汉失守后的形势

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结束，共15个半月的时间，这是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和战略退却的阶段。总观这一阶段的作战，从战役上来说，日军屡屡取胜，表现出较强的战斗力和组织指挥力，大多数战斗都能攻克预定目标，达成战役企图。中国军队不仅在火力、机动能力、训练和后勤保障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而且在指挥和协同上也有许多缺陷，因而屡屡失利和退却。但是，从战略上来说，日军虽然占领了中国诸多中心城市、沿海港口和交通要道，其中包括南京、上海、武汉这样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但未能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反使自己陷入战争泥潭，暴露出战争潜力严重不足的弱点，不得不面对战争持久化的严酷现实，战争前景也变得模糊起来；而中国虽然撤守了大片领土，丢失了东半部最重要的点线，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狂妄计划，掩护沿海大批工厂内迁，掩护全国转入战时体制。总之，日军在战役上攻城掠地，在战略上却力不从心；中国在战役上屡屡失利，在战略上却初见胜算，因而证明持久消耗敌人、最后战而胜之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可行的，增强了持久抗战的信心和力量。但战场上的力量对比，日方仍占上风。日方虽无力继续战略进攻，仅能实施战役性的有限攻势，而中国也还不足以进行战略反攻，仅能在抗击日军有限攻势时实施局部反击。在此情况下，双方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各自根据国际、国内形势调整政略、战略。

中国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前期，即1938年至1940年，是世界形势酝酿着更大动荡的时期，纳粹德国由对邻国的武装扩张发展到终于发动欧洲战争；日本在对中国继续作战和诱降的同时，逐步把目光转向东南亚和太平洋，以寻求新的出路；英、法、美的绥靖政策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无可挽回地向全球规模发展；苏联从其自身安全考虑而力图避免直接卷入战争。所有这些，都对中国抗日战争产生着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一、国际形势的发展

日本法西斯进攻武汉期间，欧洲的德国法西斯在英、法等国绥靖政策纵容下，加紧了对外侵略的扩张步伐，在吞并了奥地利之后，针对英、法的弱点，进一步提出解决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问题。苏台德是捷克境内的德意志人聚居区，希特勒早已在此成立纳粹组织，制造骚乱，企图将该地区从捷克分离出去，并入德国。德国国防军也于1938年9月开到德、捷边境，随时准备入侵捷克。在德国的威胁下，英、法都不愿承担原先对捷克安全所承担的义务，认为满足希特勒某些要求即可维持欧洲和平局面。英国首相张伯伦自愿充当德、捷之间的调解人。9月29日，英、法、德、意四国政府首脑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会议，在捷克被排斥在会议之外的情况下，达成一项在国际关系史上臭名昭著的政治交易，于30日午夜签署《慕尼黑协定》，完全满足希特勒的要求，将捷克肢解。10月1日，德军进占苏台德区，到1939年3月，德军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

日本看到希特勒的强硬政策频频得手，特别是看到英、法等国在德国咄咄逼人的威胁下无力东顾，且美国的战争准备还远未完成，一时还不愿卷入战争，所以它的侵略胃口也越来越大，也要抓住有利时机，以某种方式向英、美施压。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之后，日本政府于1938年11月3日发表声明，提出除征服中国外，还要达到最后目标——“建设东亚新秩序”。声明说：“今凭陛下之盛威，帝国陆海军已攻略广东、武汉三镇，平定中国重要地区。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而已。然而，如该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帝国所期求者在于建设和确保东亚永久安定的新秩序。这次征战之最终目的，亦在于此。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结合。这就是有助于东亚之安定和促进世界进步的方法……帝国深信不疑，各国也将正确认识帝国的意图，适应东亚的新形势……这一声明，为帝国不动之方针与决心。”〔1〕

这个声明是说给中国听的，也是说给英、美听的，而且主要是说给英、美听的。这是日本第一次以政府公开声明的方式向世界宣布它的这一国策——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排除以英、美为中心的东亚旧秩序，以实现其由来已久的大亚细亚主义。这是日本侵华战争开始时对欧美外交持慎重态度和传统的亲英政策的一大发展变化，也是日本已将目光转向东南亚和太平洋、即将实行南进的信号。

日本咄咄逼人的气势，使英、美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它们认识到，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不仅是要征服中国，而且是要把美、英势力最终赶出中国和东南亚，把亚太地区变成日本独占的势力范围。它们当然不能等闲视之。于是，美、英两国政府于1938年12月30日和1939年1月19日相继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指出东亚新秩序违背九国公约，不符合门户开放原则，不承认日本以武力在中国造成的局势。〔2〕同时，美、英两国也重新估计了中国的抵抗能力以及中国抗战对阻止日本控制亚太地区的重大作用，认为中国在一年半的抵抗中，已成功地遏制住了日本的攻势，中国的战争潜力比原先预料的要大得多，这种潜力正在发挥。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说：“只是由于中国的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它们才没有向加利福尼亚进军。”〔3〕美国公众和军界、外交界许多人士都主张加强对中国的援助，以增强中国的抵抗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于1938年12月15日宣布给中国2500万美元的贷款。4天后，即12月19日，英国宣布给中国50万英镑贷款用于购买卡车；1939年3月15日又宣布给中国500万英镑贷款用作平准基金，以稳定中国法币。同年7月26日，美国又宣布废除《美日商约》，为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铺平道路。美、英的援助虽然对中国的抗战还是杯水车薪，但毕竟转向积极，其在政治上、心理上所起的作用，对国民政府坚持抗战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也使中国抗战逐步进入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此时，中国政府的主要外援仍然是来自苏联。据统计，1938年至1939年，苏联向中国提供3次易货贷款，总金额为2.5亿美元。武汉会战前后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损耗的重武器等，基本上是由苏联援助的飞机、大炮、坦克、汽车和轻重机枪等补充的，并有2000多名航空志愿队员直接参加了中国的抗战。在武汉会战及其前后，有200余人为中国的抗日事业献出了生命。

除直接军事物资和军事人员的援助外，苏联远东军的存在，也是对日军的有力牵制。1938年7月和1939年5月至7月，日本关东军曾在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向苏军挑衅，结果都被苏军打败。日本慑于苏联在远东的威力，所以1938年后其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一直保持10个师团左右的兵力却不能用于关内作战，这也减轻了中国关内各战场承受的压力，对中国的抗战起到积极的牵制日军的作用。当然，中国的抗日战争对苏联避免两面作战也起到极重要的作用。

二、日本侵华政略、战略的转变

经过15个月的作战，日军付出了几十万人伤亡的代价，并未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到1938年10月，日本全部陆军34个师团，投入中国的有32个师团。其中24个师团，即占其全部陆军70％的兵力配置于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这24个师团要在约4000公里的正面战线上与中国军队对峙，要在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占领区内应付中国游击兵团的袭击，还要在漫长的铁路、公路、水路交通线和这些交通线上的城市要点守备，其兵力的缺乏可想而知。另8个师团配置于东北，编入关东军序列，既用于对苏备战，也作为侵华战争的战略预备队。其后备兵员及动员能力远远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在其财政支出100亿日元中，军费支出高达80亿日元，占80％，仍不敷用。其军需生产虽一再追加，仍难以为继。日本所预言的速战速决的神话并未出现，而他们不曾设想，也最不愿看到的战争长期化的局面却摆在了眼前。面对严酷的现实，他们不得不重新估计自己、估计中国，转变侵华方针。这种转变，有一个逐渐调整和实施的过程。这从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的声明及以后的一系列决策文件中陆续反映出来。1939年欧洲大战的爆发，一度使日本抱有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所以直到1940年秋德、日、意三国缔结军事同盟、日本决定实行南进政策后，才在1940年11月13日的御前会议上最终确定对华持久战体制，用日本的话说，叫做“长期大持久战”，或“大持久战方略”。新的政略、战略，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实行军、政两手并用而以政略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方针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日本大本营认为“从战略上看”，“帝国已经摧垮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今后已进入实施政略进攻、取得美满结果的阶段”，“今后本军的重要任务，就是为即将诞生的中国新中央政权创造良好的条件，扶植其成长，以达到战争之目的”。“与其对沦为地方政权的蒋政权抓住不放、急于以武力求成，不如保持必要的战斗力，向建设新中国迈进”。“目前主要应确保占领地区的安全。然而，如对已被压缩的蒋政权放任不管，也将留下严重祸根而带来后患，故应适当进行促使其崩溃的各项工作。为支援此类工作，必要时应进行局部作战”。〔4〕与此相适应，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改变了第一次近卫声明“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说：“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12月22日，近卫第三次发表声明说：“日本政府本年虽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明确提出了武力征服和政治谋略两手并用的方针。近卫第三次声明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便从重庆出逃，经昆明、河内到上海、南京，甘作日本傀儡，组织伪政权，就是这种政治谋略的结果。

2.停止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

根据1938年11月29日御前会议决定的《陆军作战指导要纲》，日军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于12月2日向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俊六和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发布“大陆命”第241号命令。关于侵华日军的总任务，命令说：“大本营的意图在于确保占领地区，促使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的阵势，努力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然后扼要规定了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及第21军各自的任务，并将华中的“作战地区大概规定在以武汉为中心的安庆、信阳、岳阳、南昌之间”。〔5〕这个命令中不再提扩大占领区，也没有要攻取下一个大目标的意图，显然放弃了战略进攻的想法，而只将侵华日军的任务原则性地规定为“确保占领区”和“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

1938年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发布的《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对大本营的意图作了更具体、明确的规定。其主要内容是：〔6〕虽应利用攻占汉口、广州之余势，努力解决事变，但一定要迅速取得成果，预料尚有困难。为了对付长期作战，当将以前的对华处理办法明确修改，适应新的形势，作为处理秋季会战后的统一方针。

方针

以攻占汉口、广州，作为行使武力的一个时期。然后，主动地指导新中国的建设，特防止急躁。因此，目前最重要的是在其内部进行基本工作——恢复治安，并相应地推行其他各种政策。

虽然肃清抗日残余势力的工作，仍须继续进行，但主要有待于以坚强的军力为背景，进行谍报工作与政治工作。

要点

1.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而将占领地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

2.治安地区大体包括从包头连接黄河下游、新黄河、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的地区，希望使该地区逐步安定。当前应迅速确立治安安全地区如下，即使以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预定确保该地域，并以此为进行各种国防建设的范围。

河北省北部；

包头以东的蒙疆地方；

正太线以北的山西省，特别是太原平原；

山东省的重要部分（胶济沿线地区）；

上海、南京、杭州的三角地带。

为了在上列治安地区，特别是在其中的重要地区迅速达到恢复治安的目的，当固定地配备相当的兵力，并努力使其实现长期自给的局面。

除上述重要地区外，为联系起见，当确保主要交通线（津浦线、京汉线北段、同蒲线等）。

3.除上述以外的占领地区，则为作战地区。在武汉及广州地方各配置一支部队，使之在政治和战略上成为压制抗日势力的根据地。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则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但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进行小接触。为此，根据敌我形势而配备的兵力，要限制在必要的最少限度内。

4.在中国的兵力部署，根据前二项精神逐步整顿改编。或者与新设部队调防，调回国内，逐步作长期持久性的安排。预计昭和十四年间基本形势大体可以形成。

为了准备下次国际形势的转变，必须在各方面努力减少驻屯的兵力和驻地兵力的消耗。

5.对于战略上特别是政治上的重要地点，继续顽强地进行空战，同时依靠海上封锁等努力切断（敌方）残余的对外联络线，特别是输入武器的路线。

……以上两个文件对日本停止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后所采取的新的政略、战略，特别是军事战略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侵华日军后来的行动基本上是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的。文件中所说的“治安地区”，就是中国方面所说的“敌后战场”；“作战地区”，就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由此也可看出中国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在统一的对日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日军既已放弃战略进攻，“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主要着眼点是转向确保占领区，“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同时也要继续在正面战场上进行有限攻势的作战，并加强战略轰炸，对中国施加压力。

3.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

“以华制华”，就是扶植亲日政权（即汉奸政权），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笼络人心。这从日方连篇累牍的文件、声明中都可以看得出来。它所说的“主动指导新中国的建设”，首先就是指伪政权的建设。除扶植当时已存在的北平（名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政权成立后改北平为北京）、南京（名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张家口（名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地的伪政权外，其主要目标是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央政权，将各地方伪政权统一起来，以取代国民政府；至少使国民政府地位下降，使其沦为地方政权。至于东北伪政权，因日本早已把它算作一个“国家”，故不在此列。

“以战养战”，即在其占领区内加强经济掠夺，以适应侵华战争长期化的需要，补充其国力的不足。这也就是以上文件中所说的“努力实现长期自给”的要求。据统计，驻华北、华中侵华日军在1939年的自给率分别达到36％和41％，1940年分别达到45％和75％，可见其掠夺之残酷。〔7〕

4.调整兵力部署建立长期作战和灵活体制

日本侵华，原想速战速决，未作长期打算。随着中国的坚韧抵抗，战争规模扩大，战线延长，日本逐次增加兵力，陆续建立了“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开始是“上海派遣军”）、华南第21军等地区性指挥机构。这些地区性指挥机构仍各归日本大本营直接指挥。1938年以后，大本营深感这种指挥体制头绪繁杂，有诸多不便，不利于及时组织战场协同，延误时机，不适于长期作战，因而于1939年9月23日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以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官，以板垣征四郎中将为总参谋长，统一指挥侵华日军，并作为拟议中的汪精卫傀儡中央政权的监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设立后，“华中派遣军”撤销）。

至1939年底，侵华日军基本上完成了对华作战新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兵力部署。“中国派遣军”所属部队共有25个师团、18个独立混成旅团、2个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1个飞行集团又1个独立飞行队和海军的“中国方面舰队”，总兵力约85万人。这些部队（不含海军）分成为4个战略集团。其各自的兵力及任务为：“华北方面军”有3个军司令部（第1军、第12军、驻蒙军）、9个师团（第27、第35、第110、第36、第37、第41、第21、第32、第26师团）、12个独立混成旅团（独立第1、第7、第8、第15、第3、第4、第9、第16、第5、第6、第10、第2混成旅团）和骑兵集团，负责确保已占据的华北地区的“安定”，恢复河北北部、山东、山西北部及蒙疆等重要地区的“治安”，并确保各主要交通线；第11军部署于武汉地区，辖有7个师团（第3、第6、第13、第33、第34、第39、第40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第14、第18混成旅团），负责对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进行战役上的有限攻势作战，以达到其战略上的保守任务；第13军部署于苏、浙、皖地区，辖有4个师团（第15、第17、第22、第116师团）、4个独立混成旅团（第11、第12、第13、第17混成旅团），负责确保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占据地区的“安定”，恢复京（南京）、沪、杭地区的“治安”及确保各主要交通线；第21军部署于广州、汕头及海南岛地区，辖有4个师团（第5、第18、第38、第104师团）和2个混成旅团（台湾、近卫旅团），负责切断中国的海外补给线路。“中国派遣军”直辖第3飞行集团，下属有7个侦察机中队、4个战斗机中队、3个重轰炸机中队和4个轻轰炸机中队，总计有作战飞机183架。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部署于中国沿海，辖有3个遣华舰队（第1、第2、第3遣华舰队），2个联合航空队（第2、第3联合航空队），汉口、海南岛、广东、厦门、青岛、上海6个特别根据地队，南京、九江、舟山3个基地队及横须贺、佐世保、上海3个特别陆战队等。共有舰载及陆基作战飞机145架。

从上述日军政略、战略的变化和兵力的部署中可以看出，日本军事打击的重点已经从正面战场转向敌后战场，加强了对华北及华中占领区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部队的作战力量。

三、国民政府调整抗战方针

广州、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战也面临着新形势。如何看待前15个月抗战的得失?如何继续抗战以争取胜利?迫切需要作出回答和决策。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鉴于广州、武汉失守的形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8年11月1日至3日在长沙、25日至28日在南岳（衡山）相继召开军事会议。按蒋介石的说法，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求得出一个以后作战可操必胜的具体方案”。

1.策定新的抗战指导方针

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的讲话中把抗战全过程设想为两个时期：自“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期抗战，此后为第二期抗战。他说：“在第一期战斗过程中，我们虽然失了许多土地，死伤了许多同胞，表面上我们是失败了；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说，是完全成功。最大的成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争取胜利战略上一切布置的完成，亦就是我们已经依照预定的战略陷敌军于困敝失败、莫能自拔的地位……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敌人兵力的使用……已经到了最大限度，今后他再不能有更多的兵力使用到中国来，而且他已经派到中国境内的这许多部队随战区扩大而力量分散，已疲惫不堪……所以敌人的侵略战争，今后只有一天天的随兵力之消耗减损而趋于失败。在另一方面，我们过去虽然遭受了挫失，但我们的挫失，客观上也只是到此限度为止；从今以后，由于作战经验的增加，战略布置的完成，以及军实的增强和敌我力量消长，士气盛衰对比，我们胜利的把握和信心一天一天提高起来。”〔8〕

会议根据第一期抗战的经验教训和当前敌我态势及其发展趋向，策定第二期抗战的指导方针为：“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方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于前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9〕总的战略仍然是持久战，但第二期抗战指导方针较之第一期有了更为积极的内容，其侧重点不再是“以空间换取时间”，而是以有限攻势和反击，与广泛的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牵制消耗敌人，打破敌人的企图，并准备反攻。

中共中央代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参加了长沙军事会议和南岳军事会议，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也参加了南岳军事会议。他们都对新的战略方针发表了重要意见，强调游击战的战略作用。蒋介石采纳了这些意见。在南岳军事会议上，他还曾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原则，〔10〕并决定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为大力开展游击战争培训骨干。

2.重划战区调整部署简化指挥系统

根据武汉会战的敌我态势和新的作战方针，军事委员会重新划分战区和兵力配备。正面8个战区是：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辖区为河南及皖北一部，兵力12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及其他特种部队。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辖区为山西及陕西一部，兵力32个步兵师、5个骑兵师、14个步兵旅、3个骑兵旅及其他特种部队。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辖区为苏南、皖南、赣东及浙江、福建，兵力22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及特种部队。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辖区为广东、广西，兵力18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及特种部队。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辖区为皖西、鄂北、豫南，兵力3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及特种部队。

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辖区为甘肃、宁夏、青海，兵力6个步兵师、4个骑兵师、9个步兵旅、4个骑兵旅及特种部队。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薛岳代理），辖区为赣西北、鄂南及湖南，兵力52个步兵师及特种部队、游击部队等。

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辖区陕西，兵力9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

新设的两个敌后战区是：

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辖区为山东及苏北，兵力7个步兵师及游击部队。

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防区为河北、察哈尔，兵力5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河北民军等。

另有9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担任川、滇、康大后方之警备；23个步兵师直属军事委员会，为战略机动部队。

以上中国军队全部兵力为242个师又40个旅（至1938年底），海、空军及炮兵等未计。

为改进指挥，提高效率，使统帅部和战区命令能迅速下达，军事委员会认为原有的军事委员会、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到作为基本战略单位的师，共有7级指挥机构，层次太多，传达指挥不灵便，往往贻误战机，因此决定取消兵团和军团两级，以军为基本战略单位；同时还撤销师编成内的旅级机构，由师直接指挥团。此外，还撤消了军事委员会湘、桂、陕、甘各地行营。改设桂林、天水两个行营，分别指挥南北战场的作战。

3.整建部队增强战力

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与优势日军作战迭经重大战役，兵员装备损失严重，多数部队因伤亡过重而缺额甚多，战斗力普遍下降，亟待整理补充，以利再战。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说：会议的“最大目的，就是要整理军队、建立军队……确立第二期抗战胜利的基础。”“全国部队今后拟分三期轮流整训，限期完成。其办法即将全国现有部队之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等到第一批整训完成，仍调回前方作战，或担任游击。乃调换第二批到后方继续整训……每期整训期间，暂定为四个月，一年之内即须将全国军队一律整训完成。”〔11〕

根据南岳军事会议研讨情况，军事委员会制定了《国防军整理总方案》，提出了具体整训计划，并决定在全国征调100万新兵，经训练后补充部队。整训以军官为重心，要求加强政治教育，提高技术、战术，增强战斗意志。军队整理则要求精简机关，减少非战斗单位，充实作战部队，提高整体素质。但这项整军计划因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并没有如期完成，1939年只完成两期。到1941年，经过整理的部队共有74个军计198个师，约占全国部队的三分之二。

4.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武汉失守前夕，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由延安飞抵武汉与蒋介石晤谈。他在汇报八路军华北敌后抗战的情况时就提出了国共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国民党高级将领如白崇禧等有感于八路军坚持敌后游击战的成就，曾说“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12〕在南岳军事会议期间，蒋介石正式决定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要求中共派员讲授课程。中共方面经过研究，派出了以八路军（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为首的阵容强大的教授团到训练班执教。这是贯彻第二期抗战指导方针的一项重要措施。

训练班的正式名称为“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因地点设在著名的五岳之一的衡山，所以一般称之为“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起初任命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为训练班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后来改由蒋介石亲自兼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为教育长，叶剑英为副教育长，周恩来则被聘为国际问题讲师，以示重视。

训练班于1939年2月15日正式开学。第一期学员1046人，来自军事委员会机关、中央军校、各战区及地方党政机关。其中有不少人是从黄埔军校、南京军校以及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毕业，又在军队服役多年的中、高级军官。训练班教学工作主要由叶剑英主持，每期3个月，内容包括军事教育和政治教育。军事教育主要讲授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技术，政治教育主要讲授民众运动和游击战政治工作。叶剑英亲自讲授《游击战概论》，每周讲课两次。其他课程由教官分担。周恩来也向学员作了《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长篇报告。除课堂教学外，叶剑英还经常带领学员到附近乡间实地演习游击战的战术技术以及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方法，提高学员从事游击战争的实际能力。不少学员毕业后怀着持久抗战必胜的信心投入抗日战争。〔13〕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共办了3期。

四、国共关系的新发展及对抗战的影响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保卫战，是国共合作最好的时期。截至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已在敌后广大地区建立了晋察冀、晋冀豫、冀西南、晋西北、山东、皖南、皖东、苏南等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正面作战。

武汉失守前后，国共两党都认识到抗日战争即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先后分别召开中央全会，研讨新形势下所应取的政略和战略。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关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的长期性将表现于在敌则进攻，相持，退却；在我则防御，相持，反攻，这样三个阶段之中。由于敌强我弱……故出现了敌方进攻，我方防御的第一阶段。不说退却而说防御，是说以战略的运动防御即节节抵抗的姿态而表现其退却，不是一下子干脆退却。但又由于在敌则小国、退步、寡助，在我则大国、进步、多助这些特殊的条件，我之英勇抗战又使敌在进攻中受到分散的困难与消耗的损失，而不得不于一定时机结束其战略上的进攻，转入军事上保守其占领地而从政治上与经济封锁上向我进攻的阶段。此时敌虽消耗，但一时尚未消耗到使之转入失败的程度；我虽坚决抗战，与各方面向前进步，但一时也难进步到足以转入反攻驱敌出国的程度。依上诸因，一个双方相持的第二阶段或中间阶段，就形成了。由于第二阶段中敌之困难与我之进步俱日增，又配合着国际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形势，就能使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原来状态逐渐发生变化，进到在全局看来日益于敌不利而有利于我之局面，先到敌我平衡，再到我优敌劣，彼时，就可转入我之反攻、敌之退却的第三阶段了。”毛泽东认为，日本占领武汉之后，它可能用于中国方面的力量用得差不多了，其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将更形暴露，也就达到了其进攻阶段的最高度，相持局面就要到来了。〔14〕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决议，发表了《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全会制定了巩固和扩大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抗战为基本方针。全会认为：全国人民和军队的任务应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艰苦奋斗、积蓄力量、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应是坚持和扩大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的残酷进攻，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建立更多的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区，并配合主力军作战。〔15〕毛泽东于11月5日、6日在全会上作了结论。关于国共分工，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关于处理统一战线中的党派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16〕

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于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在重庆举行，主要议题是抗战和党务。蒋介石在会上作了《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我国必胜》的开幕词和《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整顿党务之要点》的演讲。蒋介石在回顾了第一期抗战的得失和面临的新形势后表示：“我们一定要持久抗战，奋斗到底，不但使敌人过去‘速战速决’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要使他现在‘速和速结’的狡谋成为粉碎。这就是我们今日惟一的方略，这就是敌之失败、也就是我国胜利的基础。”针对日本从政治上诱降的谋略，蒋介石指出：“我们目前如果妄想妥协，希求侥幸的和平，就无异自投罗网、自取灭亡。”〔17〕根据蒋介石的提议，五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抗战期间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蒋介石为委员长。全会还通过了党务问题决议案，发表了宣言。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主要方针仍是继续抗战和联共抗战，在提高抗战信心、打击悲观情绪，以及企图使国民党本身进步、发展与强化等方面作了相当的努力。这些都是五中全会主要的、积极的方面。〔18〕但蒋介石在会上一再宣称抗战到底的“底”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况，一再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政策，对改革政治、实行民主民权避而不谈等等，则是五中全会的消极方面。会后，国民党中央连续秘密下发《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文件，对中国共产党厉行限制、防范和打击，并“加派有力部队，或忠实精干干部前往冀、鲁，俾加强本党在华北之武力，以限制共党之发展”。〔19〕这些均表明，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政策上的反共性增强了，由此引起一系列摩擦事件。1939年11月，又在五届六中全会上决定武装限共。当年12月至1940年初在陕、晋，1941年1月在皖南，1943年7月在陕北，国民党三次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尤其是1941年1月那次，国民党以7个师约8万人的兵力突袭新四军，使新四军伤亡70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蒋介石坚持反共、限共政策，采取种种政治、军事行动，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只是由于共产党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进行斗争，特别是敌后战场仍在扩大、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已达50万人，才阻止了国共分裂的危险，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抗战得以坚持到底。国民党的武力反共，丧失了人心，政治地位下降。皖南事变后不久，各民主党派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该组织成了共产党的同盟军。

注释：

〔1〕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文书》。日本原书房1965年版，（下）第401页。

〔2〕《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38—1939）。波士顿1939年版，第246—253页。

〔3〕［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中译本，第23页。

〔4〕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日本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版，（2）第282—283页。

〔5〕〔日〕臼井胜美、稻叶正夫编《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日本东京美铃书屋1964年版，（二）第402页。

〔6〕同〔4〕，第553—554页。

〔7〕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中卷第545页。

〔8〕张其昀编《先总统蒋公全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171—1173页。

〔9〕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印，第二编《作战经过》第568页。

〔10〕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31—433页。

〔11〕同〔8〕，第1195—1197页。

〔12〕《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页。

〔13〕《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270页。

〔14〕《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卷第385—394页。

〔1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册第751—752页。

〔16〕《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540页。

〔17〕同〔8〕，第1207—1218页。

〔18〕同〔15〕，第12册第29页。

〔19〕《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94—295页。

第二节 南昌会战

一、会战前的一般形势

（一）双方态势

1938年10月下旬中国军队有计划地撤出武汉后仍有近90个师的部队部署于武汉周围。武汉以西、以北，是李宗仁所部第五战区6个集团军13个军34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和1个骑兵旅，部署在皖西、豫南、鄂南和鄂西北广大地域；武汉以南、以东，是薛岳所部第九战区8个集团军21个军52个步兵师，部署在赣西北、鄂南和湖南要域。此外，两战区内还有若干特种部队和地方游击部队。以上部队对武汉构成包围态势。第九战区以东，则是顾祝同所部第三战区4个集团军22个步兵师和2个步兵旅，可与第九战区互为策应。

日军大本营和“华中派遣军”为巩固对武汉的占领、确保长江中下游航道，以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驻守武汉，在其序列的共有7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比其他各区、各军具有更多的机动兵力，是对中国正面战场继续实施打击的主要力量。根据日军大本营的规定，其作战区域一般保持在以武汉为中心的安庆、信阳、岳阳、南昌间地区及邻近要点。南昌是江西省省会，是南浔铁路和浙赣铁路的交会点，是中国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后方联络线和补给线的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空军以南昌机场为基地，经常袭击九江附近在长江中航行的日海军舰艇，对九江及武汉日军的后方补给交通线威胁甚大，故日军要改善其在华中的态势，必然要进攻南昌，并占领之。

（二）日军进攻南昌的战役企图及作战准备

日“华中派遣军”在武汉作战中就企图攻占南昌，因第106师团沿南浔路向南攻击时在德安西北的万家岭遭到中国第九战区第1兵团的围歼，伤亡惨重，被迫停止前进；占领武汉后，为切断浙江、安徽、江西经浙赣路至大后方的交通线，解除对九江及长江航道的威胁，占领南昌机场以缩短其对中国南方进行战略轰炸的航程，决定一俟第11军各部经过休整补充后便首先实施南昌作战（代号为“仁号作战”）。

1939年1月31日，第11军发出“仁号作战”的会战指导策略，预定于3月上旬开始行动，一举攻占南昌，割断和粉碎浙赣沿线的中国军队。其兵力部署概要如下：

1.2月下旬以前，第101师团主力、第106师团及必要的军直属部队集结于德安以南地区，第106师团主力在箬溪附近集结，做好必要的准备。其他交通线路的修补、战场侦测作业以及必要的作战物资的整备，概于2月中旬前结束。

2.第101、第106师团担任主攻任务，在永修附近突破修水右岸的敌人阵地，以一部从南浔线方面，以主力从安义、奉新方向向赣江、瑞河一线追击，并消灭沿途之敌。

3.第6师团主力大致在开始攻击的同一时间突破箬溪附近之敌阵地，从修水河两岸地区向三都附近挺进。

随着以上作战的进展，尽快以强有力的一部向奉新方向挺进，切断修水河畔敌军的后方。

4.在直接攻占南昌时，以主力从南昌上游渡过赣江，从南面攻占。在此期间，要以一部确保奉新及南面要点。

5.在以上作战期间，水路情况若允许，以1个支队（以第101师团的步兵3个大队为基干部队）从鄱阳湖方面向进贤方向前进，切断浙赣线。

6.本作战的初期，将第6师团的一部（步兵的3个大队）作为军的直辖部队由军控制，根据情况决定使用。

7.2月下旬末，把军的战斗司令部指挥所向德安推进。

……

为了隐匿意图，各兵团务必利用夜间进行部署。〔1〕

2月6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向第11军下达《对南昌作战要领》，其中指示：“攻占南昌的目的，在于割断浙赣铁路、切断江南的安徽省及浙江省方面敌之主要联络线”；“第11军应从现在的对峙状态下，以急袭突破敌阵地，一举沿南浔一线地区攻占南昌，分割和粉碎浙赣线沿线之敌。同时要以一部从鄱阳湖方面前进，使之有利于主力作战”；“攻占南昌附近后，应即确保该地以南要线”。“华中派遣军”还和“中国方面舰队”商定了协同作战计划，并命令在湖北的第16师团和在杭州的第22师团在南昌作战开始前，先在汉水方面和钱塘江方面采取若干行动，以牵制和迷惑中国军队。南昌作战时间定为3月上旬，开始攻击时间由第11军司令部确定。

2月9日，第11军又和航空兵团和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商定了协同作战计划。冈村宁次为了保证进攻成功，在准备期间数次派作战主任参谋乘飞机侦察地形、守军的防御体系、工事状况及兵力配置、重武器的位置等，据此选定渡河（修水）点和进军路线、主要突击方向。为提高进攻的力度和速度，冈村宁次改变了以往将野战重炮兵和战车配属各师团分割使用的方法，在强渡修水时改由军集中使用、统一指挥；同时改变了将战车分布在步兵战斗队形直前、掩护和引导步兵攻击的传统战术，将战车编为战车集团，在第一线部队前方2天行程的距离上，在航空兵支援下，进行远程迂回，突破守军防线，为部队开路。炮兵由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长澄田崃四郎指挥，共有各种火炮300余门。战车由战车第5大队大队长石井广吉指挥，坦克及装甲车共有135辆。

2月中旬，第101师团、第106师团和配属炮兵开始向德安以南地区集结，战车队在德安以北集结。下旬，第6师团开始向箬溪、武宁方面行动，井上支队开始打通鄱阳湖水路，第16师团、第9师团在湖北安陆汉水左岸和粤汉路北段开始佯动。第11军原定于3月10日“陆军纪念日”发动攻击，但自2月中旬起连续下了1个多月的雨，河水泛滥，道路难行，迟误了准备时间。直到3月9日，第11军才确定作战开始之日为3月20日。

（三）第九战区防守南昌的作战指导方案及兵力部署

1939年2月，第九战区在长江以南的赣北、湖北地区与日军第11军形成对峙，各部队仍在进行补充整训。其部署为：罗卓英第19集团军在南昌北正面进行防御，以第70、第49、第79、第32军及预备第9师在箬溪以东修水南岸至鄱阳湖西岸并列展开；王陵基第30集团军第72军在武宁地区担任防御；樊崧甫所部（湘鄂赣边区挺进军）第8、第73军在武宁以北横路附近担任防御；汤恩伯第31集团军第13、第18、第92、第37、第52军担任鄂南、湘北守备；卢汉第1集团军第58军、第60军、新编第3军及战区直辖第74军，控制于长沙、浏阳、醴陵地区，为预备队。

2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1厅据各方情报，判明日军有攻占南昌企图，提出了对应意见。3月8日，蒋介石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九战区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破敌之企图。攻击准备应于3月10日前完毕，预定攻击开始日期为3月15日。”并对指导要领及部署作原则指示，要求第19集团军固守现阵地，拒止敌渡河攻击；湘鄂赣边挺进军指挥第8、第73军由武宁指向德安、瑞昌，攻击敌之左侧背；第30、第27集团军向武宁附近集结，第1集团军向修水、三都推进，准备尔后作战。〔2〕薛岳于3月9日、10日接连致电蒋介石，提出部队整训未毕，补给困难，准备不及，要求延至3月24日开始实施。〔3〕蒋于3月13日复电，强调“惟因目的在先发制敌及牵制敌兵力之转用，故攻击开始日期不能迟于本月敬日（即24日）”。〔4〕但当中国军队尚在准备采取攻势之际，日军即开始进攻，于是第九战区就地转入防御。

二、会战经过

（一）保卫南昌的作战

1.南浔路沿线

3月12日，日“华中派遣军”命令其直属的第116师团派出石原支队和村井支队（由第119旅团5个大队分编而成），在海军支援下，由湖北乘船出发，对鄱阳湖东岸进行搜索，保障水陆交通和主力部队左侧安全，至15日，未遇到中国军队的抵抗，遂结束搜索行动，在各要点配备了必要兵力。18日，村井支队乘军舰从星子出发，在永修东北约30公里的吴城附近登陆，向中国守军进攻，遭到中国第32军等部的顽强抗击。苦战4天，仍未能突破守军阵地。23日晨，日军在飞机和炮火掩护下，继续发动猛攻，并不断投射燃烧弹、化学弹。守军蒙受重大损失，于24日撤出吴城镇，向后转移。村井支队占领吴城后，继续实施打通赣江及修水的作战，排除中国方面敷设的水雷。

3月18日，日军第101、第106师团主力及其炮兵、战车队等依次向修水北岸推进，分别占领进攻出发地域。此后，炮兵即开始进行试射和火力侦察。3月20日16时30分，日军第11军命令炮兵第6旅团长指挥所有炮兵向修水南岸守军第49军、第79军阵地猛烈射击，进行总攻开始前的炮火急袭，长达3个多小时，其中杂有大量毒剂弹。守军阵地多处被毁，第76师师长王凌云以下官兵多人中毒。19时30分，第106师团由虬津开始强渡修水；20日晚，第101师团也由涂家埠以北开始渡河。修水宽约300米，因连日阴雨，河水上涨约3米，虽给日军渡河增加困难，但守军阵地多处被淹，水上障碍物大部分被冲走。日军2个师团分别突破守军前沿，乘夜连续突击，到21日拂晓占领纵深2公里的滩头阵地，掩护其工兵架设浮桥。8时许，日战车集团通过浮桥，从第106师团正面向东山守军进攻，尔后沿南浔路西侧向南昌迂回。22日21时30分，日先头战车群前出至奉新，占领南门外潦河大桥。战车集团的突然进攻，使守城部队未能撤收配置在城郊的38门火炮即匆匆退走。日军于23日占领奉新。

与此同时，第101师团一部沿南浔路正面攻击，在炮火掩护下强渡修水后在涂家埠受到中国第32军顽强阻击，形成胶着。

日军开始总攻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于3月21日急令第九战区各部队固守阵地。23日电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速调第102师至南昌，加强南昌守备兵力，归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另调第16师、第79师至南昌东南之东乡、进贤，警戒鄱阳湖南岸，并策应南昌方面的作战，同时电令第19集团军以有力部队约2个师的兵力分路向敌后方的马回岭、瑞昌、九江、德安等要点袭击，破坏铁路、公路，断敌后方交通，阻止敌后续部队增援。

但因通信联络不畅及部队行动迟缓、协同不好等原因，以上计划未能实施，而战场情况已发生变化。同日，蒋介石已感到日军攻占南昌，志在必得，因此产生予敌以杀伤，然后放弃南昌的意图，特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和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此次战事不在南昌之得失，而在予敌以最大之打击。即使南昌失守，我各军亦应不顾一切，皆照指定目标进击，并照此方针，决定以后作战方案。”〔5〕25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白崇禧、薛岳、罗卓英、顾祝同，指示：“1.罗集团主力应保持重点于湘赣公路方面，攻击敌右侧，向赣江方面压迫之，切戒以主力背赣江作战。（也就是要第19集团军主力转移到赣江以西机动位置，避免被敌逼至赣江边于不利态势下决战。）2.“南昌正面以必要一部固守之，必要时可在抚、赣两江间逐次抵抗，掩护赣南……”〔6〕

日军战车集团占领奉新后，由于燃料将尽，在飞机空投燃料后方转向东进，继续向南昌西南迂回，于20日到达南昌城西赣江大桥。第11军将预备队第147联队归还第106师团建制，以增强该师团的突击力量。第106师团于23日占领安义，其第11旅团进击高安，阻击中国第九战区向南昌增援，主力经奉新转向东进，25日在南昌以西击破由第三战区增援的第102师，于26日进至赣江左岸生米街附近，当日渡过赣江，从南面迂回南昌，并切断了浙赣铁路。第101师团主力也经万埠、璜溪，于26日进至生米街，当晚渡过赣江，向南昌突击。其第101旅团沿南浔铁路经乐化、蛟桥，于26日到达南昌西北赣江北岸。

第19集团军发现日军迂回南昌后，急令第32军从南浔路上的涂家埠撤回南昌，会同第102师固守南昌。但第32军尚未全部撤回而日军战车集团及第101旅团已分别突进至南昌西面及北面的赣江桥。守军虽炸毁桥梁将其阻止于赣江以西、以北，但日军第101师团已从南面突进南昌。守军兵力单薄，火力又弱，经激烈巷战，伤亡甚众，奉命向进贤撤退。27日，日军第101师团占领南昌。28日，日军第11军奉命令第101师团确保南昌、第106师团主力回占奉新，准备向高安或奉新以西作战。4月2日日军占领高安城。

2.武宁方面

武宁位于修水河北岸、南浔铁路以西约80公里处，背靠幕阜山，地势险要，是中国第九战区赣北防线的左翼要点。第30集团军所属第72、第78军与湘鄂赣边挺进军所属第8、第73军部署于修水河两岸，统一由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指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保卫南昌，曾计划派出有力部队从武宁向东，向虬津、德安间进击，袭扰沿南浔路南下之敌的后方和侧背，破坏敌之交通。日军第11军在判明中国军队的部署和企图后，也将武宁方面作为其南昌会战的重要一翼，派出第6师团向武宁行动，牵制、阻击中国军队，保障其主力的右侧背安全，以顺利夺取南昌。

3月20日，日军在南浔路正面战斗打响的同时，其第6师团也由箬溪（虬津与武宁之间）沿修水北岸向西攻击，但遭中国第73军、第8军坚决抵抗，进度缓慢。21日下午，第6师团一部在飞机、火炮掩护下，从箬溪以东强渡修水，主力向武宁进攻，其第36旅团向杨洲街进攻。防守武宁地区的第30集团军利用山地进行顽强抗击，使日军进展极为困难，至28日，方进至武宁以东约4公里的新宁镇一带。其第36旅团24日在杨洲街与守军第19师激战，于27日攻占靖安；因南昌战斗已经结束，而其师团主力被阻于武宁以东，于是迅速返回，转攻武宁。因第73、第8军连日苦战，伤亡较大，第30集团军着第72军接替武宁东北防务。日军第6师团集中兵力猛攻，激战至29日，守军撤至修水南岸，日军进占武宁。又经过激烈战斗，至4月5日，日军第36旅团进至修水南岸。

在此期间，蒋介石曾一再致电白崇禧、薛岳，着武宁方面的第30集团及崇阳、通山方面的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应不顾南昌方面战况之变化，断行反攻，绕袭敌军侧后，向南浔路上的马回岭、德安、永修及瑞昌挺进，断敌交通，阻敌增援。〔7〕但此计划未能实施。

（二）反攻南昌的作战

日军攻占南昌后，东沿鄱阳湖东南岸，南至向塘，西在高安、奉新、武宁一线与中国第三、第九战区保持对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虽占领南昌，但消耗较大，尚未整补，守备兵力不足，决定乘日军立足未稳时举行反攻，同时令各战区发动“四月攻势”（亦称“春季攻势”），袭扰、牵制日军，防止其继续向西进犯长沙。军事委员会令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策划反攻南昌。使用兵力，预定为第九战区的第1、第19、第30集团军及第三战区的第32集团军，共约10个师，由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统一指挥。

4月17日，蒋介石将自己的《攻略南昌计划》电告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并征求意见。作战方针是：“先以主力进攻南浔沿线之敌，确实断敌联络，再以一部直取南昌。攻击开始之时机，预定4月24日。”其兵力部署的主要内容是：令第1集团军（总司令高荫槐）、第19集团军及第74军（军长俞济时）分别经奉新、大城地区向修水至南昌间南浔铁路挺进，彻底破坏交通，断敌增援，并协力攻略南昌；令第19集团军第49军（军长刘多荃）逐次推进至高安，为总预备队；令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以3个师的兵力由赣江以东进攻南昌，并组织1个团的部队，以奇袭手段袭取南昌；令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进攻武宁。〔8〕

4月18日，白崇禧复电蒋介石，对兵力部署提出自己的建议，稍有变动，强调进行奇袭及“破坏、扰乱敌之交通及后方”，“切断敌之联络线”，并认为“攻击时间应提前，从速实施，至迟须在22日左右”。〔9〕

图6-2-1南昌会战·防守南昌战斗经过要图

(1939年3月18日—4月1日)

4月21日，第九战区的部队首先开始行动。第1集团军以第60军第184师和第58军新10师进攻奉新，以第58军新11师监视靖安日军；以第74军主力进攻高安，以第74军及第49军各一部北渡锦江，进攻大城、生米街。激战至26日，日军退守奉新、虬岭、万寿宫一带。第19集团军攻克大城、高安、生米街等据点。但尔后进展困难，攻击受阻。两个集团军的部队均未能按照计划挺进至南浔铁路。

第三战区的第32集团军以第29军第16师、第79师、预备第5师及预备第10师之一部于4月23日渡过抚河，进攻南昌。激战至26日，攻克市汊街。（南昌南），向南昌逼近。27日，日军集中第101师团主力实施反击，在猛烈炮火及航空兵火力支援下，与中国军队在南昌东南、正南郊区展开激战，反复争夺该地区内的各村庄据点。第79师师长段朗如因部队伤亡过大，于4月28日夜改变进攻部署，并发电报向军及集团军作了报告。第32集团军总司令以擅自更动计划为由，报第三战区批准，将其撤职查办。蒋介石急于攻下南昌，听到报告后，于5月1日下令，以贻误军机罪将段朗如“军前正法”，令第16师师长何平“戴罪图功”，令上官云相到前方督战，限于5月5日以前攻下南昌。

5月2日，第102师收复向塘，再克市汊街。第16师一度攻占沙潭埠，但在日军援军反击下，又被夺去。上官云相遂将第26师投入战斗。5月4日再度发起进攻。战至5日黄昏，预备第5师攻至城外围阵地，并破坏了铁丝网，但日军火力密集，该师伤亡很重，无力继续攻击。第26师第152团于5日拂晓突入新龙机场，击毁日飞机3架。第155团于5日9时突进至火车站，但均遭日军猛烈的火力袭击及反击而受阻。5月6日，日军第106师团主力在飞机、坦克支援下，从南昌及莲塘夹击城郊的第29军。激战至17时，第29军被包围，第26师师长刘雨卿负伤，军长陈安宝及第156团团长谢北亭牺牲。第29军参谋长徐志勋及刘雨卿根据战场实际情况，见已不可能完成攻占南昌的任务，为避免部队被歼，冒被蒋介石杀头的危险，决定向中洲尾、市汊街突围。预备第5师化装便衣潜入城中的1个团因无后续部队接应，被迫撤出。

蒋介石限期于5月5日攻下南昌的命令下达后，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认为：以南昌防御战后尚未得到补充而武器装备又远逊于敌人的部队，对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而又依托防御工事的敌人进行攻坚作战，不可能按主观决定的时间攻下南昌。但他不敢直接向蒋介石提出不同意见，于5月3日致电陈诚陈述自己的看法。他说：“查南昌、奉新方面之攻击，自4月漾日（23日）开始，已11天。因我军之装备等不及敌人，而敌人之重兵器、机械化部队与飞机等，能处处协力敌陆军之作战。因此攻击颇难摧毁敌之坚固阵地。现迭奉委座电令：我军作战之方略在消耗敌人，而不被敌人消耗，避实击虚，造成持久抗战之目的。故此次南昌之攻击，即在消耗敌人、避实击虚之原则下，预行设伏，采用奇袭方式，四面进攻，冀以最迅速敏活之手段，夺回南昌。现时已持久，攻坚既不可能，击虚又不可得，敌势虽蹙，但欲求5月5日前攻克南昌，事实上恐难达成任务。除严令各部排除万难、不顾一切继续猛攻外，拟恳与委座通电话时，将上述情形婉为陈明。”〔10〕陈诚于5月5日将薛岳的电报全文转报蒋介石。当时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对限时攻克南昌的命令也认为不符实际，5月5日也致电蒋介石及何应钦，婉转地提出不同的建议。他说：“我军对敌之攻击，必须出其不意，始能奏效。今南昌之敌既已有备，且我军兼旬攻击，亦已尽其努力。为顾虑士气与我最高战略原则计，拟请此后于南昌方面，以兵力三分之一继续围攻，三分之二分别整理。在外则仍宣传积极攻略……”〔11〕两封电报的用意，都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作战指导不符战略方针为理由，希望蒋介石改变限期攻克南昌的命令。蒋介石接到电报，又得到陈安宝军长牺牲及进攻部队伤亡惨重的报告，于5月9日下达停止进攻南昌的命令。日军此时亦因损失严重，无力反击，南昌会战结束。

三、会战简析

南昌会战，中国军队既未能在防御中守住南昌，也未能在反攻中夺回南昌。但它在军事、政治上的影响，却有积极的一面。南昌会战表明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三镇，但既未能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也未能击歼中国军队的主力，更没有摧毁中国广大军民的抗战意志。中国军队不仅继续进行抗战，而且还开始实施战役范围的反攻，这是“七七”事变以来的新发展，同时也证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战略指导上确有改单纯防御为攻势防御的意图。可惜的是，由于最高决定者和某些高级将领，或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或是缺乏优良的战略战术素养，以致在作战指导和作战指挥上产生不少失误，在造成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地消耗了自己，却未能实现自己的战役企图。

首先是作战指导与战略方针相抵牾。蒋介石在口头上一再声称“不复与敌人作一点一线之争夺”，“我军作战之方略在消耗敌人而不被敌人消耗，避实击虚，造成持久抗战之目的”等等，但是在反攻南昌的作战中，当奇袭未能成功、已形成以弱我向强敌进行阵地攻坚战时，不顾战场的实际情况，仍限令于5月5日前攻下南昌，以致不仅南昌未能按其主观愿望攻克，而且部队遭到大量不必要的伤亡。

其次是对敌情判断错误，防御阵地缺乏韧性。第九战区保卫南昌选定的主要防御方向为南浔铁路方面，而日军的主突方向则在修水以西，相差甚远。有些担任防御的军队（第79、第49军等）仅部署1个师在第一线，正面长达15公里，而军的主力却部署在第一线后方1日行程之处，这在当时的机动条件下不仅策应困难，而且也违反了以军为基本战略单位、军长应直接指挥战斗的原则，致一点被突破，即全线陷于被动，不能有效地遏止、迟滞敌人。

再次是有些高级将领在作战指挥上缺乏积极进取精神，执行命令不力。反攻南昌作战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以主力进攻南浔路沿线之敌，彻底破坏交通，切断日军的增援及联络，以一部攻南昌。而担任这一主要任务的第1集团军和第74军为相隔甚远的几个日军独立据点所阻，无一点兵力进至南浔路上，对战役产生极不利的影响。

另外，日军在南昌会战中大量施放毒气，也是修水防线被迅速突破和中国军队在战斗中伤亡惨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日军在强渡修水前进行炮火准备时，使用了全部能够发射毒气弹的火炮进行急袭，仅19时20分至30分的最后10分钟中，即发射毒气弹3000余发。紧接着，日军野战毒气队又在12公里进攻正面上施放了中型毒气筒15000个（其中第101师团正面施放了5000个，106师团正面施放了10000个），修水河中国守军阵地的2公里纵深内完全为毒气所笼罩。守军伤亡极重，当时中毒的团以上军官即有第26师师长王凌云、旅长龚传文、团长唐际遏和第105师的团长于源等。部队缺乏防毒手段及措施，处于惊慌之中，指挥失灵，致战斗力接近丧失，日军得以顺利渡过修水河。〔12〕参加南昌会战的日军野战重炮兵第15联队联队长佐佐木孟久大佐，在其所著《十加部队的变迁》中说：“3月21日拂晓是阴天，有约3米／秒的风吹向敌方，这是使用特种弹的绝好天气。按照预定计划，从拂晓开始，进行试射、校正射效，以后转入炮火准备后，140门大炮的炮声盖住了修水河畔，实为壮烈。最后发射特种弹，亲眼目睹了浓浓的红云渗透至敌阵的情景。结束炮火准备后，前沿步兵放射特种筒，战斗进展很顺利。当炮兵按计划延伸射击后，步兵一齐进攻，突入敌阵……如入无人之境。”〔13〕与此同时，日军第6师团第11旅团在进攻武宁中国军队阵地时，也使用了大量含有窒息性毒气的特殊发烟筒12个，致守军官兵500人遭烈性毒气伤害，阵地被攻占。由于日军规定“对特种烟实施地区，务期歼灭华军，希图灭口”，所以据被俘的日军上等兵野上今朝雄笔供，在武宁中毒的中国官兵全部被日军刺杀。〔14〕以后在高安附近战斗及强渡锦江等作战时，均曾使用了大量的毒气弹和毒气筒。

附表621南昌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39年2月）

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俊六

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

第101师团伊东政喜

步兵第101旅团（步兵第101、第149联队）

步兵第102旅团（步兵第103、第157联队）

骑兵第101大队

野炮兵第101联队

工兵第101联队

辎重兵第101联队

第106师团松浦淳六郎

步兵第111旅团（步兵第113、第147联队）

步兵第136旅团（步兵第123、第145联队）

骑兵第106联队

野炮兵第106联队

工兵第106联队

辎重兵第106联队

第6师团稻叶四郎

步兵第11旅团（步兵第13、第47联队）

步兵第36旅团（步兵第23、第45联队）

骑兵第6联队

野炮兵第6联队

工兵第6联队

辎重兵第6联队

第116师团清水喜重

步兵第119旅团（步兵第109、第120联队）

步兵第130旅团（步兵第132、第138联队）

骑兵第128大队

野炮兵第122联队

工兵第116联队

辎重兵第116联队

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澄田崃四郎

野战重炮兵第10联队（15厘米榴弹炮24门）

野战重炮兵第13联队（15厘米榴弹炮24门）

野战重炮兵第14联队（15厘米榴弹炮24门）

野战重炮兵第15联队（10厘米加农炮16门）

独立山炮兵第11联队（7.5厘米山炮12门）

攻城重炮兵第2大队（15厘米加农炮4门）

野炮兵第101联队（7.5厘米野炮34门，属第101师团，临时配属）

野炮兵第106联队（7.5厘米野炮32门，属第106师团，临时配属）

（注：强渡修河时，第101、第106师团各联队之山炮、速射炮、步兵炮及迫击炮8个中队，均由澄田崃四郎统一指挥。）

战车集团石井广吉

第1战车群（战车第7联队，步兵、工兵各1个中队）

第2战车群（战车第5大队主力，步兵1个中队、工兵1个小队）

预备队（战车第5大队第2中队、独立轻战车第9中队、步兵3个中队、工兵1个分队）

附表622南昌会战第九战区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39年2月）

司令长官陈诚

代司令长官薛岳

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

第32军军长宋肯堂

第139师师长李兆瑛

第141师师长唐永良

第142师师长傅立平

第49军军长刘多荃

第105师师长王铁汉

预备第9师师长张言传

第79军军长夏楚中

第76师师长王凌云

第98师师长王甲本

第118师师长王严

第70军军长李觉

第19师师长李觉（兼）

第107师师长段珩

第78军军长夏首勋

新编第13师师长刘若弼

新编第16师师长吴守权

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

第72军军长韩全朴

新编第14师师长范南煊

新编第15师师长邓国璋

第1集团军总司令卢汉

高荫槐（代）

第58军军长孙渡

新编第10师师长鲁道源

新编第11师师长梁德奎

第60军军长安恩溥

第183师师长杨宏光

第184师师长张冲

第74军军长俞济时

第51师师长王耀武

第57师师长施中诚

第58师师长冯圣法

预备第9师师长顾家齐

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指挥樊松甫

第8军军长李玉堂

第3师师长赵锡田

第179师师长丁炳权

第73军军长彭位仁

第15师师长汪之斌

第77师师长柳际明

第1游击纵队司令孔荷宠

第32集团军（属第三战区，参与南昌会战）总司令上官云相

第29军军长陈安宝

第26师师长刘雨卿

第79师师长段朗如

第102师师长柏辉章

第16师师长何平

预备第5师师长曾戛初

预备第10师师长方先觉

注释：

〔1〕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日本朝云出版社1983年增印版，（2）第351—352页。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下）第784页。

〔3〕同〔2〕，第785—786页。

〔4〕同〔2〕，第785页。

〔5〕同〔2〕，第788页。

〔6〕同〔2〕，第790页。

〔7〕同〔2〕，第790—791页。

〔8〕同〔2〕，第800页。

〔9〕同〔2〕，第800—801页。

〔10〕同〔2〕，第809页。

〔11〕同〔2〕，第808页。

〔12〕纪道庄、李录：《侵华日军的毒气战》。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页。

〔13〕〔日〕吉见义明：《化学战备忘录——日军在中国使用了毒气》。转引自《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第202—203页。

〔14〕同〔12〕，第125页。

第三节 海南岛及汕头作战

一、海南岛作战

海南岛原属广东省，位于南海西南角，东临南海，西南隔东京湾、北部湾与法属印度支那（越南）相望，北隔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对。全岛面积约32200平方公里，与台湾面积大致相同，岛上有丰富的地下资源。

海南岛的作战是一次规模不大的行动，日本的战史中，把这次作战称为“几乎不流血的登陆”。但因其与日本的海洋政策即南进政策密切相关，因而日本海军对这次作战特别积极，“海军对占领海南岛所抱的远大企图，其构想堪与陆军对满洲所抱的企图相匹”。〔1〕又因海南岛靠近法属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容易刺激英、法等国，因而日本政府对此次行动也十分关注。

早在1938年4月，日本海军就在台湾总督府设立海军武官府，研究南进政策及有关计划。同年9月，以台湾总督府名义拟定的《南方外地统治组织扩充强化方策》及《海南岛处理方针》等文件，就把占领海南岛和控制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密切联系起来，同向西南太平洋侵略扩张、建设“新东亚”密切联系起来。在《海南岛处理方针》中提出：“鉴于海南岛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应着眼于帝国对外扩充统治的精神，确立对该岛的全部统治实权”，“要以统治台湾的经验，灵活运用于统治海南岛”，“确保开发海南岛资源，乃帝国国策所必要”，“确立对以海南岛为中心的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和新南群岛的坚强支配权，使之与台湾相结合，作为帝国南方政策的前进据点，以图强化遂行我国既定国策。”〔2〕广州作战后，“香港路线被切断，援蒋路线正在移向河内和缅甸路线。要切断这些路线，只能依靠航空攻击。然而对此两条路线的航空作战基地，目前只有台湾和三灶岛两基地。如能再在海南岛建设航空基地，则航空作战可进一步延伸到切断缅甸路线。”〔3〕为取得这样的基地，日本海军实施海南岛作战的意向更加强烈。其实早在“中国事变爆发前，日本官方及工商界即已非常关心此一天然资源宝库。海军也渴望得到此地埋藏的油田，而认为有必要早日占领此岛”，〔4〕因而积极同陆军协商进攻该岛。由于担心刺激英、法，所以必须得到日本政府同意。在1938年11月25日的五相会议上，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提出了攻占海南岛的议案，经1939年1月10日至11日五相会议讨论，仍未作出最后决定，于是海军便迫不及待地要求召开御前会议予以裁决。在1月13日下午的御前会议上，天皇没有提出异议和质问，即表示认可。

1月19日，日本大本营发出“大陆命”第265号命令，决定攻占海南岛要域，以“建立对华南进行航空作战及封锁作战的基地”。同日，参谋部总长载仁亲王就作战细节发出“大陆指”第372号指令，规定陆军以台湾混成旅团（因旅团长为波田重一，故又称“波田支队”；后新任旅团长为饭田祥二郎，故改称“饭田支队”）为基干，海军以第5舰队为基干（辖第8、第9、第10战队，第2、第5驱逐舰队，第1、第2、第14航空队，第2根据地队及陆战队、特别陆战队等，兵力包括重巡洋舰7艘、驱逐舰约20艘、舰载机约150架、中型攻击机12架、水上侦察机16架等，〔5〕预定于2月上中旬攻占海口及附近地区，海军可伺机占领榆林港附近。关于部队的运送、护卫、登陆与协同作战，由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和第5舰队司令官近藤信竹协商作出计划；在占据地区内，陆上的警备由陆军负责，海上的警备由海军负责，海口飞机场、码头及港务机关的管理使用由陆、海军共同负责。登陆以后由大本营进行指道。〔6〕此次作战，陆军代号为“登”号作战，海军代号为“Y”作战。

作战前1个月，日军即已开始现地侦察，在海南海峡秘密测量水深及设置标志，同时在海南岛西北的涠州岛设置了临时野战机场。2月3日，护卫舰队集结于万山群岛泊地。同日，先遣部队进出海南海峡。2月8日晚，台湾混成旅团（辖2个步兵联队、1个炮兵联队、1个工兵联队）在第5舰队护卫下从万山群岛启航，向西南行约230海里，于9日22时在海口以西约20公里的澄迈湾抛锚。陆、海军作战部队指挥官和参谋人员乘第5舰队旗舰“鸟海”号重巡洋舰（排水量1万吨）在海口正北方的琼州海峡中停泊。10日2时30分，各部队趁夜暗在澄迈湾东北角开始登陆。中国方面正规部队在广州作战前已全部调出，琼崖守备司令部只有保安第5旅的保安第1团（约900人）、保安第2团（约700人）、独立自卫大队（约300人）、新编守备队（由壮丁编成，约1000余人）及秀英炮台守备队（约250人）等，共约3500人。登陆日军击破中国保安部队的微弱抵抗即占领登陆场，并继续向东进攻。天明后，中国守军以海口秀英炮台的要塞炮向日舰射击，不久炮台即被日机炸毁。日军于10日中午占领海口，14时占领琼山，接着又攻占海口以南约30公里的安定和东南约60公里的清澜港。琼崖守备司令王毅率余部潜入纵深山区。

由于海口登陆作战顺利，日海军护卫舰队指挥官决定将进攻三亚的作战提前2天实施。为了单独作战，将横须贺特别陆战队（约860人）、吴港特别陆战队（约730人）、佐世保特别陆战队（约860人）与各舰船人员编成的联合陆战队组编为陆战部队（共约3000人），于2月13日午夜横越琼州海峡，绕海南岛西侧，于14日拂晓到达海南岛南端的三亚港，未遇任何抵抗即登陆成功。当日占领三亚、榆林、崖县，尔后陆、海军南北对进，占领海南全岛。

2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时，把日军侵占海南岛称为“太平洋上的‘九一八’”，预料日本必将以海南岛为跳板，将战争扩大到太平洋，实现其更大的野心，不惜向英、美开战。

3月30日，日本政府宣布南沙群岛归日本所有。7月下旬，第21军以4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大队为基干，编组了“海南岛派遣部队”以接替台湾混成旅团，担任海南岛占领任务，将台湾混成旅团调回广州。日本海军则大力经营海口航空基地和榆林海军基地，为扩大战争和开发海南岛国防资源作准备。

美、英、法、荷等国都对日本侵占海南岛和宣布领有南沙群岛提出了质问和抗议。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回答各国说：“攻占海南岛是出于加强华南沿岸的封锁，加速蒋政权崩溃的军事上的需要，并没领土野心。”〔7〕当然更讳言其南进的企图。

二、汕头作战

日本大本营为了进一步封锁中国、切断由汕头进入内地的外援路线，于1939年6月6日向驻广州的第21军及海军“中国方面舰队”下达了攻略汕头及潮州的作战命令。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指令第104师团第137旅团旅团长后藤十郎率步兵第137联队、独立步兵第76大队，与配属的山炮兵2个大队、工兵2个中队、轻坦克1个小队及1个渡河中队组成后藤支队，与海军协同进攻汕头。海军参战部队为第5舰队司令官近藤信竹派出的第9战队，第5水雷舰队，第12、第21扫海队，第45驱逐队，第3联合航空队及佐世保第9特别陆战队等。

防守汕、潮地区的中国军队为第四战区的独立第9旅（旅长张兰荪），主力驻潮州，一部驻汕头。另有1个保安团和地方自卫队等。

后藤支队于6月14日从黄埔港乘舰艇，16日到达马公岛，与海军参战部队会合，一方面与海军指挥官商讨协同作战的细节，一方面进行换乘及登陆的训练。6月20日，日军从马公岛启航，21日凌晨进至汕头港外，当即以一部兵力在汕头港南岸的达濠岛登陆，主力则沿韩江支流西溪北进，8时半左右在汕头以东地区登陆，随即向汕头以北地区迂回。22日拂晓开始向汕头进攻。守军独立第9旅的部队仓促应战，稍事抵抗即行撤走。日军于当日上午占领汕头。25日，日军后藤支队向潮州进攻。独立第9旅在潮州西南郊的枫溪进行阻击，经激战，因不支而撤走。日军于27日上午占领了潮州。

注释：

〔1〕〔日〕井本熊男：《作战日志ご缀る支那事变》。日本芙蓉书房1978年版，第328页。

〔2〕同〔1〕，第329页。

〔3〕〔4〕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中华书局1991年中译本，第313页。

〔5〕〔日〕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111页。

〔6〕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日本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版，第337—338页。参见《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第315—316页。

〔7〕同〔1〕，第334页。

第四节 随枣会战

一、会战前双方态势

日军占领武汉后，国民政府重新调整战区。调整后的第五战区范围包括皖西、豫南和鄂北，东与第三战区毗连，北与第一战区相邻，西扼川陕，南临长江，与第九战区相望。其位置居各战区中央，控制着长江上游入川门户；战区内东有大别山，西有荆山，北有桐柏山，中有大洪山，并有汉水（襄河）由西北向东南贯穿其间，进可威胁武汉，退可与日军周旋。战区所辖部队有第11集团军、第21集团军、第22集团军、第29集团军、第33集团军、江防军等6个集团军，有13个军、3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和2个游击纵队。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以江防军（司令郭忏）担任宜昌以下长江北岸、襄河以西及宜昌、当阳、江陵各要点防务；以第29、第33集团军组成右集团军（由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指挥）担任大洪山南麓、京（山）钟（祥）公路、襄河两岸防务，置重点于汉（阳）宜（城）公路方面；以第11、第22集团军组成左集团军（由第1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指挥），担任大洪山至桐柏之间防务，重点在襄（阳）花（园）公路随县至枣阳间地区；以第21集团军在大别山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日军，以为策应。但各部队因在前期作战中伤亡消耗较大，整补工作刚在进行，约有半数以上的师，员额、装备不足编制数的二分之一，战力堪虞。1939年4月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汤恩伯第31集团军（辖6个师）从鄂南的崇阳、通山等地北调，加强第五战区，接替第22集团军在随（县）枣（阳）间的防务，将第22集团军调至襄樊附近为总预备队；不久，又应第五战区之请，将原属第一战区的孙连仲第2集团军从临汝南调至桐柏山区，与第五战区协同作战。

日军第11军为确保武汉，占领周围要点，东至九江，北到信阳，西至钟祥、安陆，南为岳阳、南昌，沿铁路、水路和公路警戒，保持各点之间的联系；并依其大本营的指示，以上列各点之间为作战地区，与中国军队作战。但其四面都受到中国军队的包围，特别是北面受第五战区、南面受第九战区威胁较大，故1939年及以后，日军第11军的作战多是以第五、第九战区为对象。1939年初，第11军辖7个师团（第3、第6、第9、第13、第16、第101、第106师团）和1个独立混成旅团（第14独立混成旅团）。3月，新编成的第33、第34师团奉命编入第11军序列，预定6月以后替换第9、第16师团回国。这样，1939年4—5月间，第11军便辖有9个师团、1个混成旅团，临时增加了机动兵力，第11军司令官遂决定利用这一机会，继南昌会战给第九、第三战区以打击后，再给第五战区以打击。

二、日军的战役企图和兵力部署

还在南昌会战期间，日军“华中派遣军”便得知汤恩伯第31集团军将由江南调往江北和中国军队将于4月发动“春季攻势”的情报，随即通知第11军作必要的准备。第11军在攻占南昌、武宁，基本上解除了第九战区部队对九江及长江航道的威胁后，冈村宁次即决定先发制人，在第五战区发动攻势之前向随枣地区进行攻击。1939年4月17日拟定了《乇号作战会战指导策略》。其作战方针是：“为了确保作战地区，加强安定和进一步挫伤敌军继续抗战的意志……军决定利用新兵团到来之机和敌军正在准备进攻的间隙，大致在5月初以前，秘密将江北各兵团及军直属部队的主力集结在应山、安陆附近，做好会战准备。”其作战企图与计划是：“军决定以强有力的一部在主力发动攻势之前从大别山南麓地区突破敌军左翼，把敌人的主力牵制在这深长的东南面，主力概由安陆及其以东地区前进，向枣阳南侧地区及该地西北地区一线迂回突进。同时，以机动兵团向纵深的纰源以南地区迂回，切断向南阳方面的退路，在枣阳附近捕捉敌军的重点兵团，予以歼灭。”要求“完成作战目的后，迅速回到大概原来态势……但必须确保随县一带”。同时明确“此次作战的主要目标，是敌人的重点兵团第31集团军”。这份文件还对参与这次会战的主要部队第3、第13、第16师团和骑兵旅团在5月初以前的大致集结位置及以后的大致突击方向作了规定。〔1〕

由于这次作战超出了大本营规定的区域，所以要经过“华中派遣军”向大本营请示。大本营于4月18日以“大陆命”第289号命令批准了“华中派遣军”“在4、5月间可在汉口西北正面，暂时实施越过现作战地区作战”。日军参谋本部同时指令“华中派遣军”在实施作战后“要尽快返回现作战地区内”。4月20日，“华中派遣军”根据大本营和参谋本部的批复，命令第11军：“在4、5月间，可伺机在大概唐河以南地区将汉口西北正面之敌击败，粉碎其抗战企图，将敌消灭后应尽快返回大概连接信阳、随县、安陆一线以南地区。”

4月20日，第11军下达作战预先号令，并进行了兵力部署：令第3师团（为加强该师团进攻能力，配属1个步兵联队、2个野战重炮兵联队、1个工兵联队、1个山炮兵大队、1个迫击炮大队、1个机枪大队、1个战车大队和2个装甲车中队）于4月末集结于孟畈店地区，5月初发起进攻，突破中国军队防线后向随县以北高城镇、唐县镇（今唐镇）攻击前进，以牵制中国军队主力于枣阳东南方向，另以一部兵力向枣阳东北新集一带迂回。必要时以一部兵力由信阳向桐柏方向进击，以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令第13师团和第16师团分别集结于钟祥县城及城东北黄家集附近，进攻开始后，两师团突破当面守军防线，并列向枣阳以南吴家店和枣阳以西双沟前进，切断枣阳与襄阳的联系。令骑兵第4旅团（为加强该旅团独立作战能力，配属1个骑兵联队和1个骑兵大队）集结于钟祥东南郑家集和天门以西的多宝湾地区，进攻开始后，俟第16师团进至樊城东南方集、大庙山一带时，迅速超越该师团，攻击双沟，并向新野、唐河迂回，以形成对枣阳地区的双重包围，遮断中国军队向南阳的退路。当第3师团进至唐县镇附近时，第13、第16师团从白河以东向右迂回，进攻枣阳附近。作战目的达成后，第3师团确保枣阳地区，掩护其他部队返回原驻地。其他部队撤回后，第3师团留一部兵力占领随县，主力返回原驻地。此外，还令第3飞行团（2个侦察机中队，1个战斗机战队，2个轻轰炸机战队）协同地面部队作战。这一计划的中心思想是以第3师团在右、骑兵第4旅团在左，以迂回行动对枣阳地区实施包围，尔后以第13、第16师团北进，以围歼中国军队的第31集团军。

4月26日，冈村宁次命令第3师团于5月1日开始进攻，其他师团于5月2日前作好攻击前的准备。

三、第五战区的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

1939年4月，第五战区根据军事委员会发动“4月攻势”的命令，正向随县以南安陆、应城、天门及平汉路南段的信阳、广水、花园等地发动攻势时，侦知日军调动频繁，在应山、安陆附近集结较大兵力，有向战区腹地发动进攻的迹象，乃于4月25日下令停止“4月攻势”，调整部署，作抗击日军进攻的准备，并将敌军集结情况向军事委员会作了报告，同时制订出新的作战计划。作战方针是：“战区决以长久保持桐柏、大洪两山地带，以攻为守，予敌以打击。”兵力部署的基本精神是：以一部兵力防守襄河，以主力配置于襄（阳）花（园）公路方面，伺机反攻；另以一部兵力配合游击部队攻扰平汉路。同时，请求军事委员会令第一战区的第2集团军（孙连仲部）南移桐柏、唐河，以巩固两战区的结合部，并保障第五战区侧背的安全。

4月28日，军委会分别致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指出敌人向第五战区增加两个师团，“无论其为防为攻，我军应仍按预定计划进行。正面各部队更应利用气候、地形与民众等有利条件，分路出击，只要应用无孔不入之要领，继续不断予以打击，以粉碎其进攻之企图。”军事委员会要求第一、第五两战区确切协同，保持桐柏、大洪两山。〔2〕

军事委员会批准了李宗仁的作战计划，并同意将第2集团军南调。4月30日，李宗仁遂向第五战区各部队发出作战命令。其主要内容为：〔3〕（一）不下三师团之敌，将以主力由淅河及其以北地区向西，有力之一部由钟祥附近北向，夹击我在襄河东岸之主力兵团。

襄河之敌，似仍属以骑兵为基干之部队，沿河防守。

我一、九、三各战区继续攻势顺利进展中，一战区并以孙集团主力在桐柏一带策应本战区之作战。

（二）战区决以主力行攻势防御，粉碎敌之企图，长久保持襄河东岸地区；一部渡河攻击，竭力牵制敌之兵力，俾我主力之作战容易。

我廖集团约两师，并指挥沈、黄两部（游击纵队），主力向花园、广水间；一部向信阳西进，策应我主力之作战。

（三）江防军除以26军主力推进沙洋、十里铺、沙市间地区外，其他部署及任务仍旧。

河防部队应各派有力部队渡河攻击，在襄河东岸获得据点后，应竭力扩张战果，向血口、沙港方面侧击。王、金两部应全部渡河，向应城、瓦庙集间攻击，并截断京钟路，以牵制敌主力之攻击。

（四）右集团军应竭力增强襄河东岸部队，以纵深配备，阻止敌之北上，掩护我左翼兵团之右翼。

河防部队除竭力防止敌由钟祥附近渡河外，应令其右翼军以有力之部队渡河攻击，向钟祥南方地区侧击，牵制敌之北进。

（五）左集团军以一部守备现在之线，竭力阻止敌之西进，主力控置左翼，相机向敌侧背之广水、应山、马坪间攻击；同时其右翼军亦应向平林市、马坪间攻击，与廖集团西进部队呼应夹击之。

不得已时，可引敌深入，于唐县镇、环潭镇东方地区击破敌之主力，以挫折其企图。

与桐柏方面友军，应径取联络，并以一部对该方面自行掩护其侧背。

（六）……

（七）22集团军为战区第二线兵团，以41军在唐白河及襄河两岸坚固工事，扼要防守，并准备策应右集团之作战。

45集团军集结指定地点，暂归李兼总司令品仙之区处，准备对洛阳店、平坝或黄家集、洋梓方面使用。

（八）炮兵除已明令配属各军者外，其炮16团及20团之各1营，仍由董指挥官统一指挥，直属本部。但在双沟之炮16团1营，应就近受125师长之区处。

（九）长官部仍在原地（枣阳）。以上命令的中心思想是以主力左、右两集团军配置于大洪山、桐柏山之间襄河以东地区，先以守势阻止敌人，相机转入反攻，以求长期保持襄河东岸地区；战区两翼部队（廖集团和江防军）则应主动向敌之侧背出击，牵制敌人，策应主力作战，粉碎敌之进攻。命令发出后各部队正在调整部署、进行准备，第2集团军尚在兼程南下途中，但日军于5月1日便开始了进攻。

四、会战经过

1939年5月1日，日军按照计划首先向第五战区左集团军的左翼发动进攻。其第3师团由应山附近出发，一举突破第84军第173、第174师徐家河以东警戒阵地，继续向西北之郝家店、塔儿湾一线突进，当日占领郝家店。这时，汤恩伯第31集团军已在桐柏山西南之鹿头等地集结完毕，并以第13军的第89、第110师占领高城镇附近的主阵地，与第84军协同作战。日军连续猛攻，并多次施放毒气。双方激烈争夺，阵地失而复得六七次。至6日，日军才在战车部队和优势炮火支援下先后突过塔儿湾、高城一线，但由于中国军队的奋力抗击，日军进展迟缓。

日军第11军在其第3师团突破第五战区左集团军阵地、将守军第31集团军牵制于襄花公路方面后，命其主力第13、第16师团和骑兵第4旅团向第五战区左集团军发起进攻。在此之前，第五战区江防军和右集团军一部曾向钟祥以南旧口等日军后方要点袭击，破坏汉（口）宜（城）公路和京（山）钟（祥）公路，以求牵制日军主力，但因自己兵力不大，未能破坏日军的进攻计划。5月5日，第13、第16师团与骑兵第4旅团从京山、钟祥、黄家集附近出发，向大洪山西南麓至襄河左（东）岸间第59军的第180师、第38师和第77军的第37师猛烈进攻，迅速突破长寿店、流水沟及附近阵地。第59、第77军节节抗击，逐次向北转移；原在襄河西岸的部队则渡河增援，侧击日军。但日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推进甚快，于8日攻占枣阳，将第五战区左、右两集团军割裂开来。右集团军的第122、第180师向樊城以北撤退，第37、第38、第132师沿襄河左岸布设新阵地，坚守桥头堡，拱卫襄阳。第五战区长官部则由枣阳迁往老河口。

日第11军鉴于已冲破第五战区的防御体系、对左集团军已构成夹击之势，便想进一步将左集团军，特别是第31集团军压缩于随县至枣阳、桐柏山与大洪山之间地区，包围而歼灭之。5月7日，第11军采取了如下部署：第3师团在突破高城镇、唐县镇中国军队主阵地后向枣阳方向追击；驻信阳的第3师团铃木支队迅速占领桐柏一带，切断中国军队向北的退路；第13师团进入滚河一线后，向枣阳东北方向迂回，截歼向西溃退的中国军队；第16师团进入滚河后向双沟方向突进，以一部在白河下游，面对襄阳，掩护第11军左侧背，并协助骑兵渡过白河；第4骑兵旅团要超越第16师团，尽快向白河右岸移动，向新野及其以北挺进，切断中国军队向北、向西的退路。第11军这一部署的主要目的，是想从两翼将第五战区左集团军，特别是第31集团军合围在枣阳东北山地，予以歼灭。

中国第五战区在查明日军企图后，命令左集团军主力避开正面敌军，以桐柏山为依托，占领侧面阵地，面对随枣盆地，侧击西进与北进之敌，不得已时可向唐河、新野转进；以第39军和第13军一部坚持大洪山与桐柏山区，分散配置，进行游击，袭扰敌人；以右集团军在襄河以东的部队竭力进击北进之敌，迟滞其行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接连电令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第五战区左集团军第13、第84军在枣阳以北占领阵地，协同右集团军侧击向西北推进之敌，不得已时可向南阳和老河口以西地区转移；第一战区第68军应协同第五战区第39军占领桐柏山、大洪山游击根据地，袭击日军；孙连仲第2集团军以主力集中新野、邓县间，一部留置南阳，策应第五战区作战；右集团军张自忠部在不得已时可转移到汉水两岸，担任河防，协同江防军阻敌渡河；江防军应派有力部队向汉宜路、京钟路之敌侧击，截断敌后方交通；位于大别山区的第21集团军应向西攻击信阳附近铁路线，牵制日军。〔4〕

5月9日，日骑兵第4旅团在张家集附近渡过滚河；10日拂晓渡过白河，当日下午攻占新野。第13师团一部由枣阳向东北突击，5月9日占领湖阳镇。第3师团铃木支队由信阳向西，5月10日占领桐柏。日军在攻占上述各地时虽遭到部分中国军队抵抗，但未发现中国军队主力，因此日军第11军判断第五战区左集团军主力仍留在唐县镇以北的山区内，遂令第3师团由唐县镇向西北吴山、三合店方向追击，第13师团由枣阳、湖阳镇北向双河方面突进，第16师团沿唐河左（东）岸向东北行动，阻止中国军队向湖阳镇以西撤退，并企图缩小包围圈，将第五战区左集团军主力压缩于桐柏至枣阳间的狭小区域内。

图6-4-1随、枣会战经过要图

(1939年5月1日—24日)

但在各路日军构成合围之前，第五战区左集团军主力（第84军、第13军等）已于5月10日向北转移，分别到达方城、泌阳，处于日军合围圈以外；第39军等部则在大洪山内展开游击。日军未捕捉到中国军队主力，便继续向西北追击，于5月12日攻占唐河、南阳，但遭第五战区地方部队牟庭芳第121师（编入江防军序列）和第2集团军的反击，旋又退出南阳，向后收缩。

此时，第2集团军5个师已由河南临汝全部到达南阳、唐河至桐柏一线集结，第五战区乃及时转入反击。5月13日，战区以第2、第31集团军向南阳、唐河西南攻击；以第33集团军主力向枣阳附近地区攻击，与第2、第31集团军协力，对唐河以南之敌形成夹击之势；以第68军出桐柏山南麓截击由信阳西进之敌；以江防军一部向京钟路敌之后方攻击。

日军因连续作战20天，部队疲惫，兵力分散，伤亡消耗较大（日军统计为2450人），未能达到捕捉第五战区左集团军主力的目的，在中国军队的反击下，被迫于5月13日、14日开始后撤。第五战区利用有利态势，尾随追击和侧后阻击，给日军以重创。其中坚持大洪山游击活动的第39军，于16日至19日在大洪山北侧的长岗店一线占领有利阵地，苦战4天，截歼向应山、安陆撤退的日军第3师团、第13师团各一部。至5月22日，第五战区先后收复唐河、枣阳、桐柏，逼近随县。24日，日军除占领随县县城外，其余均退回原驻防地区，恢复会战前态势。第五战区各部队转入休整。

五、会战简析

武汉会战以后，日军因兵力不足，只求确保占领区，不再企求扩大占领区，故此后日军所发动的战役作战不但不带有战略进攻性质，而且在达到一定战役目的后立刻返回原防，恢复战役前态势。这是区别于战略进攻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而且，由于武汉在军事上、政治上和地理上的重要，日军将武汉周围列为对中国继续施加军事压力的作战地区，在这一地区保持有限的机动兵力，用于对正面战场作战。这些作战，既是为了打击中国的抗战力量和抗战意志，也是为了解除对武汉的威胁，巩固其对武汉的占领。这是战略相持阶段正面战场作战的又一个特点。随、枣会战就体现了这些特点。

第五战区于会战开始前及时发现日军在应山、安陆等地集结部队，有向鄂西北进攻的意图，便采取了相应部署，决心长久保持襄河以东地区；会战开始后，当判明日军有从两翼包围战区主力于随县、枣阳地区的企图后，及时将主力向北转移，以一部兵力坚持大洪山、桐柏山游击阵地，以右集团军保持在襄河以东机动位置，保持便于进退的渡河口，对意图向北突进的日军主力形成侧击态势。第一战区与第五战区协同较好，巩固了两战区的接合部，掩护了第五战区左侧背的安全和主力的转移；尔后两战区同时转入反击，加强了反击力度。这些较符合实际的作战指导，使日军未能达到捕捉、聚歼第五战区主力的目的，减少了中国方面的损失；相反，在日军返转后撤时，中国军队得以对其追击、侧击和截击，给予较大杀伤，增加了日军的损失。参战各部队在尚未完成整补、兵员装备缺额较大的情况下能奋力作战，取得如此战果，实属不易。只是第五战区虽注意到游击战对于正面作战的重要性，部署了第21集团军从大别山区向西，向信阳、广水等平汉路南段要点进击，右翼军与江防军一部向东，向钟祥、京山间公路要点进击，要求切断日军后方交通线，威胁武汉，以牵制日军，但使用兵力较少，行动不大胆、不坚决，未能动摇日军的战役决心，未能打乱其部署，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附表641随、枣会战日军主要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39年4月）

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

第3师团山胁正隆

步兵第5旅团（步兵第6、第68联队）

步兵第29旅团（步兵第18、第34联队）

骑兵第3联队

炮兵第3联队

工兵第3联队

辎重兵第3联队

第13师团田中静一

步兵第26旅团（步兵第58、第116联队）

步兵第103旅团（步兵第56、第104联队）

骑兵第17联队

炮兵第19联队

工兵第13联队

辎重兵第13联队

第16师团藤江惠辅

步兵第19旅团（步兵第9、第20联队）

步兵第30旅团（步兵第33、第38联队）

骑兵第20联队

炮兵第22联队

工兵第16联队

辎重兵第16联队

骑兵第4旅团（第25、第26联队）

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第13、第14、第15联队）

独立工兵第3联队

独立工兵第12联队

独立山炮兵第3联队

战车队

第3飞行团（部分）

附表642随、枣会战第五战区部队指挥系统表（1939年4月）

司令长官李宗仁

副司令长官李品仙

参谋长徐祖贻

江防军司令郭忏

第26军军长萧之楚

第32师师长王修身

第41师师长丁治磐

第44师师长陈永

第75军军长周碞

第6师师长张祺

第13师师长方靖

预备第4师师长傅正模

骑兵第4师

第44军军长廖震

第149师师长张竭诚

第150师师长杨勤安

第94军军长郭忏（兼）

第55师师长李及兰

第121师师长牟庭芳

第185师师长方天

游击第7纵队司令曹勖

第128师师长王劲哉

右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

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

第77军军长冯治安

第37师师长吉星文

第132师师长王长海

第59军军长张自忠（兼）

第38师师长黄维纲

第180师师长刘振三

第137旅旅长姚景川

骑兵第9师师长张德顺

骑兵第13旅

第55军军长曹福林

第29师师长许长耀

第74师师长李汉章

第45军军长陈鼎勋

第122师师长王志远

第127师师长陈离

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

第67军军长许绍棠

第6游击纵队司令柏启元

左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兼）

第1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兼）

第39军军长刘和鼎

第34师师长公秉藩

第56师师长汤邦桢

第84军军长覃连芳

第173师师长锺毅

第174师师长张光玮

第189师师长凌压西

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

第13军军长张轸

第89师师长张雪中

第110师师长吴绍周

第193师师长马励武

独立第1旅旅长李修彦

独立第2旅旅长张连三

第85军军长王仲廉

第4师师长石觉

第23师师长李楚瀛

第91师师长王毓文

第1游击纵队司令石毓灵

第5游击纵队司令傅光咸

第22集团军总司令孙震

第41军军长孙震（兼）

第123师师长曾甦元

第124师师长曾宪栋

第125师师长王仕俊

第179师师长何基沣

鄂豫皖边区游击总司令廖磊

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

第48军军长区寿年

第138师师长莫德宏

第176师师长区寿年（兼）

第7军军长张淦

第171师师长漆道征

第172师师长程树芬

第2游击纵队司令沈光武

第3游击纵队司令黄瑞华

鄂东游击总指挥程汝怀

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

第30军军长池峰城

第27师师长黄樵松

第30师师长张华棠

第31师师长乜子彬

第68军军长刘汝明

第119师师长李金田

第143师师长李曾志

注释：

〔1〕本节所引日军作战计划及命令，均引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日本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中《向武汉西北枣阳地区大扫荡》一节。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24—825页。

〔3〕同〔2〕，第826—828页。

〔4〕同〔2〕，第837—839页。

第五节 第一次长沙会战

一、会战前双方态势

武汉会战后，日军前锋直抵岳阳，湖南成为遏制日军、屏障西南大后方的前哨地带；而且湖南向为中国中南部的鱼米之乡，又是坚持持久抗战仰赖的产粮基地和原料基地，其得失关系巨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赣北、鄂南和湖南设立第九战区。该战区位于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北隔长江，与第五战区相望；东到鄱阳湖西岸，与第三战区相邻；南至两广，与第四战区毗连。1939年8月，第九战区沿洞庭湖北岸、新墙河、鄂省通城，直至赣北的武宁、靖安、奉新和锦江右岸约300公里的正面上，与日军形成对峙。军事委员会赋予第九战区的任务是保卫湘、赣，尤要确保长沙附近要域，以湘北、赣北为持久作战地区，尤以湘北为主。

第九战区的战斗序列内共有7个集团军20个军47个师。其第一线配置32个师，由西向东的大概位置是：第20集团军6个师，守备长江右岸及洞庭湖北岸；第15集团军8个师，守备新墙河南岸至汨罗江左（南）岸阵地；第27集团军4个师，在咸宁、崇阳至修水间游击；第30集团军4个师，守备蒲田桥以北至德安以西地区；湘鄂赣边区挺进军2个师、2个挺进纵队，在通山、大冶、阳新、瑞安、九江间地区担任游击；第1集团军4个师，在奉新至高安间守备，并向南浔路袭击；第19集团军4个师，在上高沿锦江一线布防。除以上32个师外，尚有15个师为战区总预备队，大部控制于长沙、衡山、衡阳、湘潭、株洲等地，一部位于长沙以东的浏阳、万载地区，一部位于兴安、全县后方。第九战区长官部设于长沙，陈诚为司令长官，薛岳为代理司令长官。

湖南处于抗日前线，故对群众抗日力量的宣传、组织和训练较为注重，工、农、商、学各界都有一些抗日自卫组织，可向中国军队提供多方面支援；战区内可能被敌机械化部队利用的道路，如粤汉铁路北段、湘赣铁路东段及湘赣公路、湘鄂公路等都已破坏，对赣江上游及湘江北段可能被敌利用的水道也采取了封锁措施。所有这些，都为第九战区提供了较好的战场条件。

日军占领武汉后，将武汉周围作为其对中国正面战场继续施加压力的作战地区，以对武汉形成包围态势的中国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为主要对象，但因兵力有限，只能逐次转用兵力，轮流实施战役进攻。1939年4月，日军大本营将新编成的第33、第34师团调往武汉，编入第11军战斗序列。随枣会战（日军称“襄东会战”）以后，日军大本营又于6、7月间先后将第9师团和第16师团从第11军战斗序列中调出，让其返回国内。这样，到1939年夏秋，在日军第11军编成内，仍有7个师团、1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旅团和直属炮兵、工兵、战车队等，仍为侵华日军编成规模最大的一个军。其中第3师团担任信阳、应山地区警备，第13师团、骑兵第4旅团在平汉铁路南段以西地区，第34师团在平汉路南段以东地区，第6师团在岳阳、蒲圻、新墙河以北地区，第33师团在咸宁、大冶、阳新地区，第101师团担任南昌地区警备，第106师团在武宁、奉新地区，独立混成第14旅团担任九江、瑞昌地区警备。武汉周围虽是侵华日军兵力密度最大的地区，但第11军面对着中国第一、第三、第五、第九战区的包围和威胁，仍感兵力单薄，每当需集中兵力发动局部攻势作战时，通常都只能使用一半兵力，因另一半兵力须担任其占领地区的警备任务；如果使用的兵力超过半数以上时，就必须临时放弃一些占领地，以免陷于被动。

随、枣会战以后，日军第11军认为已给中国第五战区以有力打击，随即着手进行长沙会战的准备，再给第九战区以有力打击。恰在这时，由重庆逃到越南河内、已在河内阴谋从事投敌活动半年的国民党原副总裁汪精卫（已于1939年1月1日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转入公开活动。他于5月6日乘日轮由河内抵上海，5月31日乘日本海军飞机由上海飞抵东京，先后与日本首相平沼麒一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以上即日本战时最高决策机构——五相会议成员）和枢密院议长、前首相近卫文麿举行会谈，加紧筹划成立伪中央政府的密谋。日本政府和日军大本营都企图以军事打击结合政治谋略，迅速解决中国问题。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英、法向德国宣战，欧洲大战爆发。日本政府痛感国际局势正处于急剧变幻之际，更希望早日结束对华战争，以便抽出身来应付新的局势，于是“第11军决定乘加快在华中建立中央政权的势头，于9月下旬把敌第九战区军队消灭在湘赣北境地区，挫败敌军抗战企图”。〔1〕

二、日军的战役企图和部署

1939年8月15日，日军第11军就已制订出《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其作战目的是：“为击败第九战区的粤汉路沿线敌中央直系军主力，乘蒋军衰退之形势进一步挫伤其继续战斗的意志，同时加强确保军作战地区内的安定。”其战役指导方针是：“一、军主力（约两个师团为基干）在隐蔽中作好准备，大概在9月下旬开始行动，将粤汉方面之敌军主力消灭在汨水河畔。在此期间，约以一个师团策应军主力，事先将高安附近之敌消灭后，转向修水河上游捕捉该方面敌军。二、实施本作战时以奇袭为主，尽量在短期内结束战斗，然后恢复大概原来态势。”其兵力使用是：“湘北方面的主力为第6师团，第33、第3、第13师团各一部（2至3个大队），军直属队之独立机枪大队、战车队、山炮兵、迫击炮及独立工兵部队的主力。高安修水方面为第106师团主力，第101师团一部，军直属之野战重炮兵，迫击炮、独立工兵、独立轻战车、架桥与渡河部队各一部”。“为适应作战地区的地形与交通状况，各作战部队主要应使用轻火器和驮马”。并规定：“为了迷惑对方，当部队集中时，应对外宣传这次作战是以宜昌及福建为目标”。〔2〕从其计划中可见日军发动此次战役（日军战史称此为“赣湘会战”）的企图只是在汨罗江沿岸、粤汉路两侧的丘陵地带打击中国第九战区主力，打完就走，并不想扩大占领区。

8月10日前后，日海军开始在洞庭湖东侧侦察袭扰、探测航道；日空军也在战区上空侦察，窥探重要目标。8月下旬，日军地面部队开始集结兵力，调动频繁。其中第6师团从通城、临湘一带向岳阳以南集结，第33师团从咸宁、崇阳向通城附近集结，第13师团奈良支队从钟祥地区向临湘以南集结，第3师团上村支队从应山经汉口向岳阳以南地区集结，第101师团的第102旅团、第106师团从南昌、武宁一带向奉新、靖安附近集结。

9月1日，第11军发出进一步准备的命令，命右侧翼的上村支队在城陵矶附近进行登陆训练，准备战役打响后乘舰南下，在营田附近登陆，将第九战区主力割裂，阻止其后退和增援；正面右翼的第6师团于9月18日前向新开塘附近开进，准备强渡新墙河，向南突进；奈良支队于9月17日向桃林以南地区开进，准备协同第6师团向南突进；正面左翼的第33师团于9月19日在通城附近集结完毕，准备向通城东南进攻；左侧翼的第106师团及第102旅团于9月13日集结完毕，准备奇袭当面之敌，从奉新以西突破守军阵地的左翼，深入至守军防御正面之侧后，将守军歼灭于高安西北地区。第11军在检查各部队准备情况后，于9月10日确定：第106师团方面（赣北）于9月15日开始进攻，第6师团方面（湘北）和第33师团方面（鄂南）于9月23日开始进攻。第11军司令部战斗指挥所于9月13日从汉口前推至咸宁。

三、第九战区的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

第九战区既是武汉会战后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的主要方向之一，在战争全局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自然会引起国民政府军事当局的格外重视，不仅在此方向上部署了较其他战区更多的部队（约占全国野战部队的五分之一），而且对此方向作战的方针也早在4月份即已基本确定。4月15日蒋介石曾致电薛岳、陈诚：“如敌进取长沙之动态已经暴露，则我军与其在长沙前方作强硬之抵抗，则不如作先放弃长沙，待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即起而予其致命打击之反攻。”〔3〕4月21日，军事委员会又指示第九战区：“湘北方面之作战，应先立于不败之地，利用湘北有利地形及既设之数线阵地，逐次消耗敌人，换取时间。敌如突入第二线阵地（平江亘汨罗江线）时，我应以幕阜山为根据地，猛袭敌之侧背。万一敌进逼长沙，我应乘其消耗既大、立足未稳之际，以预伏置于长沙附近及其以东地区之部队内外夹击，予敌以致命打击。”〔4〕5月16日，军事委员会再次致电第九战区：“赣北方面，以游击战消耗牵制敌人，对该方面敌人予以反击，务希随时随地切实注意，妥为部署；高安方面，我军须纵深配备，并准备敌如进攻高安时，应自主的放弃高安，诱敌深入而侧击之。”〔5〕

第九战区为使防御具有韧性，达成军事委员会所赋予的任务，在湘北方面，沿新墙河、汨罗河、浏阳河构筑数道阵地，于幕阜山和湘江西岸构筑侧面阵地；在赣北方面，也指示各集团军在各自防区内构筑至少三线阵地，将部队纵深梯次配备，准备逐次抵抗；消耗日军后，适时转入反击，予以歼灭。并指示各线作战要领为：“第一线大体为现占阵地线，我应于此线极力消耗敌人。但在整训未完了前，敌如向我进犯，以现有第一线部队打击敌人为原则……第二线为中间阵地线，仍以第一线部队转进此线，担任作战为原则……第三线为最后阵地线，应于此线利用整训部队之增加，断然采取攻势，并应长时确保该线。”〔6〕

1939年9月上旬，第九战区根据各方情报，发现日军主力正向湘北方面集结。第九战区鉴于湘北沿粤汉铁路及其以东地区均为起伏地形，适于大兵团运动，距长沙较近，便于突击；且欧洲大战方起，日本可能利用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迅速攻下长沙，给中国抗日势力以打击，为叛国投敌势力张目，这对日本推进其战略政略均属有利，第九战区因而判断“敌似在九月中旬开始南犯，将以主力由湘北直趋长沙，于赣北、鄂南施行策应作战”。第九战区据此而拟定的战役方针是：以主力“在湘北方面利用逐次抵抗，引诱敌于长沙以北地区，捕捉而歼灭之”，“赣北、鄂南方面，应击破敌策应作战之企图，以保障主力方面之成功”。〔7〕

第九战区电令各集团军适当调整部署，严阵以待。

四、会战经过

（一）赣北方面的战斗

赣北方面是日军为隐蔽主攻方向的行动而实施辅助进攻的方向，进攻兵力由第106师团主力及配属的第101师团派出的佐枝支队（第102旅团）组成。

9月14日夜，第106师团按照第11军的命令，由奉新以北集结地首先开始进攻，中井良太郎决定以第102旅团于9月15日从大城镇向其以西的莲花山及高安地区守军第32军、第58军结合部的第141师及新10师阵地作牵制性进攻，而以主力指向奉新以西中国守军最北侧的第60军第184师阵地。该师逐次抵抗，向潦河右（南）岸转移。16日，日军继续猛攻，中国第1集团军以第183师增援。17日，日军第106师团突破上富至伍桥一线守军阵地，转向南面的村前街突击，逼近了高安。薛岳令第74军由万载向上高推进，准备加入作战。18日，日军第102旅团及106师团由东、北两面夹击高安。第32军抗击1天，于19日奉命撤出，向高安以西和锦江右岸转移。日军虽攻占部分阵地，但未能达到大量歼灭中国军队的目的。

9月20日，日第11军命第106师团以一部面对上高，监视该方向的中国军队，以主力转向西北，经上富、甘坊进至修水、三都，切断中国第30集团军和湘鄂赣挺进军的后路。中国第74军、第32军趁日军第106师团主力转移时发起反击，19日收复村前街，22日克复高安。

日军第106师团在向修水、三都转进途中受到中国军队的层层阻击和侧击，行动困难。其一部于9月25日进至甘坊，立即受到第60、第74军的包围，陷入苦战，直到30日才突出重围，向后撤退；其另一部虽于10月初进至修水、三都，也受到中国军队围攻，处境危殆。日第11军急令第33师团从长寿街折回修水，接应第106师团。10月6日，第106师团在第33师团接应下，从三都、修水撤退。中国第1、第19、第30集团军所属各部随即转入追击。日军且战且退，至10月13日，退回靖安、奉新，据守不出。赣北作战至此结束，双方恢复原态势。

（二）湘北方面的战斗

湘北为日军主要进攻方向，进攻兵力由第6师团、奈良支队（第13师团第26旅团）、上村支队（第3师团第5旅团和部分海军组成）。其当面的中国军队为第九战区第15集团军所属3个军。其中第52军担任洞庭湖东岸磊石山、新墙河左（南）岸至长安桥一线守备（该军在新墙河北岸还保有若干前进阵地）；第79军在第52军右翼，担任长安桥至麦市一线守备；第37军担任第二线（即汨罗江南岸）守备。

9月18日，日军第6师团及奈良支队开始向新墙河以北第52军前进阵地攻击，为渡河总攻扫清障碍。守军坚决抵抗。激战至22日，第52军除仍固守新墙河北比家山据点外，其余均撤回新墙河以南。薛岳鉴于日军向长沙进攻的意图已十分明显，遂于9月19日将位于浏阳附近的第70军和位于修水附近的第73军也拨归第15集团军指挥，以加强湘北的防御。第15集团军以第70军部署于汨罗江左（南）岸，增加第二线防御兵力；以第73军为总预备队，控制于平江附近。

9月23日拂晓，日军第6师团和奈良支队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强渡新墙河，分别突破守军主阵地。上村支队则提前于9月22日晚在岳阳登舰启航，进入洞庭湖，利用夜暗，隐蔽向南航行80公里，于9月23日6时20分与其正面主力开始总攻的同时，在汨罗江口（汨罗江与湘江、横岭湖交汇处）的营田附近实施登陆。中国军队进行拦截，但兵力、火力都不足。上村支队在舰炮、飞机支援下登陆成功，随即溯汨罗江向东突击，企图切断汨罗江以北中国军队的退路，将第九战区战役布势割裂。

9月24日，第15集团军各部继续抵抗日军。第九战区鉴于正面主阵地已被突破，由营田登陆之敌又威胁侧后，遂令第15集团军以一部留于新墙河与汨罗江间占领中间阵地、迟滞日军，主力即刻向汨罗江以南转移，占领第二线阵地。25日，日军乘第52军向汨罗江左（南）岸转移之际跟踪追击，其一部且乘隙偷渡汨罗江，袭占新市。26日3时，日军在炮火、飞机支援下，向汨罗江左岸猛攻，守军凭既设阵地坚守，激战竟日，双方均遭受重大伤亡，形成对峙。

这时，军事委员会指示第九战区按原定方针，以6个师的兵力位置于长沙附近，乘敌突入长沙、分散疲惫之际与敌决战，侧击而歼灭之。第九战区据此调整部署：第73军占领金井、福临铺以东地区，对南进之敌形成侧击；第52军以一部留置于新市、浯口现阵地，牵制敌军，以主力占领长沙以东阵地，协同第73军夹击进至长沙附近之敌；第59师预伏于长沙东南地区，第11师配置于岳麓山至乔口地区；第77军一部留置于新市附近现阵地牵制敌军，主力转移至株洲附近；第4军主力占领湘潭及其前方据点；第79军确保幕阜山根据地；与敌正面接触的部队应极力诱敌至伏击区域，包围敌人于战场而歼灭之。9月27日，以上各部队调整部署完毕。

9月28日，日军第6师团由汨罗江向南突进，上村支队沿粤汉铁路南进，因不断受到守军的阻击和伏击，进展不快。奈良支队由瓮江转向平江，企图策应第33师团夹击中国第27集团军及第79军。29日，第6师团一部在金井方面遭守军伏击，陷于激战；其另一部由福临铺突过捞刀河后，受到守军第60师和第195师的有力阻击，前进不得。30日，奈良支队虽然进至平江以东与第33师团会合，但反受到中国第79军、第20军的夹击，有被围之虞。日军第11军见进攻部队处处陷入困境、战线延伸、补给困难，已无力再战，遂于9月29日下令撤退。

10月1日，进至长沙附近的日军第6师团一部停止攻击，撤回捞刀河以北。第15集团军发现后，立即命令第52、第73军转入追击，命令其他部队给撤退之敌以伏击、侧击和截击，以汨罗河左岸为第一步追击目标。第九战区也下令：“湘北正面各部队以现态势立即向当面之敌猛烈追击，务于岳阳、崇阳以南地区捕捉之。”〔8〕各部奉令后积极行动，10月3日追至福临铺、金井，4日克复汨罗、新市。日军退至汨罗江以北。5日，位于营田附近的日舰受中国第54军新编第23师袭击，也退往岳阳。8日，日军全部退回新墙河以北。第52军第195师追过新墙河，恢复前进阵地，并先后乘夜袭击西塘、桃林的日军。至10月16日，双方恢复战前态势，湘北作战结束。

（三）鄂南方面

鄂南方面是日军正面主力的次要进攻方向，进攻兵力为日军第33师团，部署于崇阳、通城、通山地区，其任务是配合右翼主攻方向的第6师团、第26旅团围歼平江以北的守军，并策应左侧翼第106师团的作战。中国第九战区在此方向担任守备任务的部队第27集团军的第20军、第15集团军的第79军，其右侧为湘鄂赣边挺进军所属第8军，部署于通山、咸宁地区，用作策应。

9月21日，日军第33师团开始向第79军在通城以南的前进阵地攻击，23日突破第79军主阵地麦市，并继续向南进攻。第27集团军令第20军向第79军右翼靠拢，夹击日军。双方在福石岭展开激战。日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

9月27日，日军第33师团主力绕开石福岭向西南突进，先后攻占龙门厂、朱溪厂，但又遭中国军队顽强阻击和侧击。10月1日，日军以一部守备龙门厂、朱溪厂，保持后方联络；其主力继续向西南突击，占领长寿街、献钟，但随即遭到中国第79军、第20军的连续攻击，行动困难。日军第11军命正向长沙突进的奈良支队回攻平江，并于9月30日在平江以东的献钟与第33师团会合。但这时日军在各方面均已处于不利态势，第11军已下令撤退，第33师团和奈良支队遂停止攻势。10月2日，奈良支队经平山、上塔市向通城撤退；第33师团奉命向赣北的修水、三都转进，接应第106师团，于10月11日退回通城，恢复战前态势。

五、会战简析

此次会战，日军利用炮火支援、海空支援以及部队战力较强等条件，集中主力，在“点”上造成优势，一举突破中国军队的主阵地，并由洞庭湖实施侧后登陆，迫使湘北正面中国守军后撤。但一进入纵深战斗，日军便暴露出兵力不足的根本弱点，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各作战方向无法进行有效策应，不能构成对中国军队的合围，当然也不能实现其“将粤汉方面之敌军主力消灭在汨水河畔”、“挫伤其继续战斗的意志”的战役目的。而且战役持续一个月，也不符合其“尽量在短期内结束战斗”的方针。但当它处于不利态势时能及时返转并脱离危境，基本上掌握着进退的主动权，这些是日军战役指挥上的成功之处。

中国方面在本战区不仅部署的部队多，而且经过较长时间的补充整训，战力也有了恢复和提高，工事构筑等战场准备也较充分。在战役指导上利用兵力优势，利用战区广大、地形有利等条件作大纵深梯次配置，逐次抗击日军进攻，不在点上拼消耗，而在广大区域内与敌周旋，有意识地诱敌至纵深内预伏地区，乘敌分散、疲惫时予以伏击、侧击，捕捉而歼灭之。这种以阵地防御与运动攻击、游击袭扰相结合的战法，予日军以相当的消耗，基本上是符合“消耗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的。但在关键时刻决心不果断，行动不迅猛，往往失去战机。如在甘坊、修水、捞刀河与汨罗江以南有多次歼敌的机会，都因决心迟疑、围堵不严、追击不力、协同不好而让敌撤走，未能切实贯彻预定的作战方针，未能取得更大的战果，殊为可惜。不过在这次战役中，中国军队既保存了主力，又未丧失空间，且使日军消耗了大量人员、装备，在此意义上，应视是一次胜利的战役。特别在精神方面的影响尤为积极：通过会战，使中国军队确实认识到日军兵力不足，已无力发动武汉会战以前那种大规模的进攻，由此加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了广大官兵的士气。

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会战结束后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呈交的《关于解决中日事变作战之意见》中说：“摧毁敌军的抗战企图，是至难中的难事……在作战中放弃已占领的要地要域而返回原驻地的作法，不啻鼓励敌人反击，并会成为敌人宣传的材料。”〔9〕流露出日军高层指挥官对战争前途的焦虑和沮丧。

附表651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39年8月）

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

第6师团稻叶四郎

第11旅团（步兵第13、第47联队）

第36旅团（步兵第33、第45联队）

骑兵第6联队一部

野炮兵第6联队主力

工兵第6联队

辎重兵第6联队主力

（第6师团以7个步兵中队、骑兵联队主力、野炮兵3个中队、辎重兵2个中队留守原防地，另配属机关枪1个大队、轻战车3个中队、山炮兵3个大队、迫击炮1个大队、架桥材料2个中队、辎重兵2个中队）

第33师团甘粕重太郎

第33步兵团（步兵第213、第214、第215联队）

搜索第33联队主力

山炮兵第33联队主力

工兵第33联队主力

辎重兵第33联队

〔第33师团以步兵11个中队、搜索2个中队、山炮兵2个中队、工兵1个中队留守原防地，另配属机关枪1个大队、战车1个联队（欠1个中队）、轻战车1个中队、山炮兵1个大队、野战重炮兵1个大队又1个中队、独立工兵1个联队、辎重兵1个中队、汽车1个中队〕

第106师团中井良太郎

第12旅团（步兵第113、第147联队）

第136旅团（步兵第123、第145旅团）

骑兵第106联队

野炮兵第106联队主力

工兵第106联队

辎重兵第106联队

（第106师团以步兵4个大队、野炮兵2个中队留守原防地，另配属第101师团第102旅团长佐枝义重所率4个步兵大队和1个野炮兵大队，另独立渡河工兵1个联队、迫击炮1个大队、汽车4个中队和辎重兵1个中队）

第3师团之第5旅团上村干男

〔亦称“上村支队”，辖步兵4个大队、山炮兵1个大队、工兵1个联队、独立工兵（渡河）1个联队、辎重兵2个中队〕

第13师团之第26旅团奈良晃

（亦称“奈良支队”，辖步兵3个大队、骑兵1个小队、山炮兵1个大队、工兵1个中队、辎重兵2个中队）

第3飞行团菅原道大

独立飞行第17中队（侦察）

飞行第44战队（侦察）

飞行第59战队（战斗）

飞行第75战队（轻轰）

海军第13炮艇队高间完

第4防备队

第11战队的陆战队及航空兵一部

附表652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39年9月）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

代司令长官薛岳

第1集团军总司令卢汉

第58军军长孙渡

新编第10师师长刘正富

新编第11师师长鲁道源

第60军军长安恩溥

第183师师长杨宏光

第184师师长万保邦

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徵

第37军军长陈沛

第60师师长梁仲江

第95师师长罗奇

第52军军长张耀明

第2师师长赵公武

第25师师长张汉初

第195师师长覃异之

第79军军长夏楚中

第82师师长罗启疆

第98师师长王甲本

第140师师长李棠

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

第32军军长宋肯堂

第139师师长李兆瑛

第141师师长康永良

第49军军长刘多荃

第105师师长王铁汉

预备第9师师长张言传

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霍揆彰

第53军军长周福成

第116师师长赵绍宗

第130师师长朱鸿勋

第54军军长陈烈

第14师师长阙汉骞

第50师师长张琼

新编第23师师长盛逢尧

第87军军长周祥初

第43师师长金德洋

第198师师长王育英

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

第20军军长杨汉域

第133师师长夏炯

第134师师长杨干才

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

第72军军长韩全朴

新编第14师师长陈良基

新编第15师师长傅翼

第78军军长夏首勋

新编第13师师长刘若弼

新编第16师师长吴守权

湘鄂边区挺进军司令樊松甫

第8军军长李玉堂

第3师师长赵锡田

第197师师长丁炳权

第1挺进纵队孔荷宠

第3挺进纵队钟石磐

第4军军长欧震

第59师师长张德能

第90师师长陈荣机

第102师师长柏辉章

第70军军长李觉

第19师师长唐伯寅

第107师师长段珩

第73军军长彭位仁

第15师师长汪之斌

第77师师长柳际明

第74军军长王耀武

第51师师长李天霞

第57师师长施中诚

第58师师长陈式正

注释：

〔1〕日军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日本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版，（2）第378页。

〔2〕同〔1〕，第380—381页。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下）第1030页。

〔4〕〔5〕转引自蒋纬国主编《抗日御侮》。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6卷第172页。

〔6〕同〔3〕，第1034—1035页。

〔7〕同〔3〕，第1028—1029页。

〔8〕同〔4〕，第194页。

〔9〕〔日〕井本熊男：《作战日志ご缀る支那事变》。日本芙蓉书房1978年版，第341页。

第六节 桂南会战

一、日军的战役企图、作战指导和部署

抗战一开始，中国方面就同法国驻华使馆和法国驻越南总督府达成协议，开辟了由越南海防，河内经滇越铁路、桂越公路通往云南、广西的国际运输线，进口作战物资和各种设备。日军占领上海、厦门、广州、海南岛、汕头以后，滇越铁路和桂越公路更成为中国由海外运进军事物资的主要通道，每月约可入境2万吨。日本曾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向法国提出交涉，要求法国封闭海防港和中越交通。法国迫于日本压力，采取了一些限运措施，但并未完全封锁这条通道。1939年4月间，日本海军提出“攻占南宁，切断通过该地的中国对外贸易路线，并开辟海军指向内陆的航空基地”。日本参谋本部则认为：“一旦进入南宁，以该地为基地，则交通四通八达，远可通往广东、湖南、贵州、云南。所以南宁至凉山的道路，形成了蒋政权联络西南的大动脉。为了直接切断它，首先必须夺取南宁。南宁一旦占领，无须置重兵于东京湾附近，即可完成作战目的。另一方面，占领该地后，可将飞机场向前推进，缩短由海南岛起飞的距离，可更有效地轰炸蒋政权在西南的两大补给路线——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达到切断的目的，并可直接威胁法属印度支那。”〔1〕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英、法对德宣战，无力顾及远东，日军遂决定乘机发动桂南作战，占领中越交通线上的咽喉南宁和龙州，陈兵中越边境，以求断绝中国的海外补给，并便于尔后伺机侵入越南。

1939年10月14日，日军大本营正式发布“大陆命”第375号命令：

“1.大本营企图彻底切断敌之西南补给路线。

“2.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负责与海军协同行动，以一部迅速切断敌人沿南宁—龙州公路的补给路线。

“3.上项作战部队的作战区域，大致为南宁、龙州以南。”〔2〕

同日，日军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发布“大陆指”第582号指示，规定作战时间为11月中旬。为保守秘密，此次作战，陆军代号为“和”号作战，海军代号为“Ｎ”号作战。大本营认为：此次作战只能切断南宁至龙州的公路，还不能完全切断中越交通。为达到完全切断的目的，将在此次作战后，由大本营负责对法属印度支那进行工作。——实际上已隐含着向印支北部进军的意图。

10月19日，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大将向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下达作战命令。命令说：第21军“应协同海军在钦州以南地区强行敌前登陆，首先迅速进入钦州及防城附近，然后攻占南宁附近各要地。攻占南宁附近要地后要占领该地，主要切断敌人通向南宁的联络补给干线，并使其成为海军向内陆进行航空作战的基地。”〔3〕

日军虽定下了作战的决心，但兵力不足，第21军编制内仅有第18、第104两个师团和台湾混成旅团，除用于广州周围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守备外，还在准备进攻中国第四战区司令官部所在地韶关，已无机动兵力可用。于是，大本营决定将刚由华北调到东北的第5师团再由关东军调出，编入第21军序列；以新编成的第38师团从日本本土运到广州，也编入第21军序列，接替台湾混成旅团在佛山的防务；而以第5师团、台湾混成旅团和海军第5舰队、海军第3联合航空队组成桂南会战参战兵力。

关于进攻路线：如全由陆路进攻，则由广州附近至南宁约1000公里，且要通过粤、桂两省南部连绵起伏的大山，道路崎岖，不利大兵团行动，又极易遇到中国军队的阻击。故日军选择了由钦州湾登陆。这既利于陆、海军协同，又大大缩短了陆上距离。钦州至南宁不到200公里，可较快推进，又便于占领南宁后进行运输补给。

为隐蔽作战意图，第21军决定所有参战部队都在海南岛三亚地区集结。当时第5师团还远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准备对苏作战，1939年6至8月间，日本关东军与苏联军队在诺门坎地区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被苏军打败。日本大本营急速向东北增兵，第5师团由华北调往东北，列入关东军序列。9月，日、苏间达成现地停战协定，故10月中旬第5师团得以调出。接到命令后，于10月下旬紧急车运至大连、旅顺，转乘轮船南下，于11月7日到达三亚。台湾混成旅团于11月9日由广州运抵三亚。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也于10日到达三亚，完成集结，待命出动。

会战初期，日军参战兵力3万多人；随着中国军队反攻的增强，第21军又于1940年1月初将第18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投入作战，使参战陆军兵力达到7万人左右。另海军第5舰队有航空舰1艘、巡洋舰3艘、飞机约70架。

二、第四战区的防御部署

中国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认为日军在华南的兵力有限，对日军由钦州湾登陆攻取南宁的行动都估计不足，缺乏必要的准备。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军事委员会主要注意力仍在武汉—长沙方面，判断日军可能集中更大兵力再次进攻长沙，计划由第二、第三、第五、第九战区各向当面日军发动冬季攻势，牵制和打击日军，特别是牵制武汉方面的日军。桂林行营负责指挥长江以南第三、第四、第九战区的作战，为贯彻军事委员会意图，也在湘赣方面集结重兵，准备采取攻势，而令第四战区采取守势。第四战区所属8个军、18个师大部集结于广东，在桂南只有第16集团军。为了加强冬季攻势中使用的兵力，张发奎又将原在鹤山、高明的第64军调走，第16集团军仅剩第46军、第31军共6个师，分布在由南宁至广东新会约800公里的正面、200公里以上纵深的区域内。其中第46军部署于南宁至钦县、灵山、玉林、北海、廉江间地区，保护中越交通运输线；第31军部署于第46军左翼从桂平、电白向东一直延伸到阳江、新会地区。该两军多是新编成的部队，装备较差，训练不足，战斗力不强。

第四战区和第16集团军虽对日军进攻南宁的可能性有所估计，但认为日军从钦州湾登陆较困难，而且钦县至南宁的道路已被破坏，沿途多山，故从钦州湾登陆的可能性较小；而从雷州半岛的电白、吴川，或从北部湾的北海登陆较为容易，可能性较大。依此判断而制定了作战预案，在电白、北海、钦州湾各方向都部署了部队，构筑了阵地，设想了若干应付措施。但因兵力单薄、正面宽广、空隙较大，难以形成坚强防御。以此可见中国方面在会战初期必将陷入被动，不能阻止日军登陆和进攻。

中国方面初期参战兵力为1个集团军2个军6个师24个独立团，约6万人，后期增加到4个集团军9个军25个师，约15万人，另有空军第2路，飞机约100架。

三、会战经过

（一）日军登陆及攻占南宁

日军于1939年11月10日在海南岛三亚集结完毕，13日海军第5舰队50多艘战斗舰艇组成大编队，掩护70多艘运兵船从三亚（榆林）港启航，按照第5师团第9旅团、第21旅团、台湾混成旅团的顺序开进。15日8时10分，第9旅团在钦州湾的企沙开始登陆。当时正值暴风骤雨的天气，更增加了登陆作战的突然性。守军为第46军新编第19师第56团，兵力与火器都居于劣势，无法抗拒日军登陆，退守防城。16日晨6时，日军第21旅团在钦县以西的黄屋屯登陆；同日黄昏，台湾旅团在钦县以南的黎头咀登陆。日军登陆后，以第9旅团、第21旅团和台湾混成旅团分三路继续发展进攻，16日下午占领防城，17日上午占领钦县。守军第19师2个团节节抗击，且战且退。至19日，日军先后占领小董、大寺、大塘、百济。日军在大塘稍事集结整顿，于21日继续向南宁攻击前进。

中国第16集团军为阻止日军进攻，在有限兵力内紧急调整部署，以第135师、第170师担任南宁和邕江北岸守备，以第175师、新19师在邕钦路两侧袭击日军后方，破坏其运输补给线，以第131师、第188师在昆仑关以北集结为预备队。军事委员会也急调位于湖南衡山的第5军向南宁驰援。蒋介石致电白崇禧，严令第16集团军确保南宁，等待援军。

但中国方面调整部署尚未到位，日军已于11月22日傍晚快速推进至邕江南岸，并于23日拂晓在炮兵、航空兵掩护下实施强渡。守军第135师顽强抵抗。日军经20多次冲击，强渡邕江后以第9旅团第21旅团分别从西、从东南夹攻南宁。守军兵力单薄，挡不住优势日军的强大攻势，被迫北撤。日军于24日上午占领南宁。随后，安藤利吉令台湾混成旅团负责警戒邕钦公路，在钦县设立兵站基地。他将南宁方面的作战指挥权交给第5师团师团长今村均，自己率军司令部返回广州。

第5师团为巩固对南宁的占领，以第9旅团主力守备南宁，以第21旅团和骑兵第5联队继续向北推进，追击中国军队。南宁以北有两条主要公路，一条向东北经昆仑关通往宾阳，一条向北经高峰隘通往武鸣（南宁以北约20公里）。

图6-6-1桂南会战·日军攻占南宁战斗经过要图

(1939年11月15日—12月4日)

中国第16集团军判断日军必将进占高峰隘和昆仑关，乃令各部与日军保持接触，迟滞日军北进，并令第188师在昆仑关占领阵地，掩护集团军主力向上林、宾阳、武鸣间地区转移。12月1日，日军攻占高峰隘，4日攻占昆仑关，各以一部担任守备，与中国军队形成对峙，主力返回南宁。12月17日，日军第5师团又以第21旅团第11联队向镇南关、龙州突进，达到了战役预期目的。日海军航空兵则准备以南宁为基地，轰炸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企图彻底切断中国西南的国际交通线。

（二）争夺昆仑关

日军攻占南宁后，中国军事委员会与桂林行营感到事态严重，不但国际交通线被切断，如日军继续北上，直捣柳州、桂林，将割裂各战区后方联络干线，日军航空兵还可以此为基地，轰炸内地重要目标，威胁西南大后方之安全，于是由湖南、江西、广东、贵州各地紧急抽调部队向广西增援。至12月上中旬，先后到达昆仑关、宾阳附近的部队有第5、第99、第66、第36军等14个师，并加强有炮兵和战车部队，驻桂林的空军第2路（约100架飞机）也奉令归桂林行营指挥，支援桂南作战。

12月初，桂林行营判明日军在南宁及附近各地域的兵力不过4个步兵联队、1个骑兵联队及少量炮兵，其重兵器和机械化装备因邕钦公路被破坏，尚未跟进，其给养之运输补充也很困难，乃决心乘机向日军发起反攻，以期收复南宁。桂林行营将所有部队分编为北、东、西3路，其具体编组和任务是：以第38集团军指挥第5军、第99军为北路军，担任昆仑关正面及侧背之攻击，为主作战方向；以第26集团军指挥第46军第175师、新编第19师、第66军第159师及第160师为东路军，在郁江南岸及邕钦路两侧袭击日军后方，破坏其交通运输；以第16集团军指挥第170、第135、第131、第188师和教导总队为西路军，向高峰隘方面攻击，牵制日军，并以一部进至南宁东北的四塘附近，阻止南宁日军向昆仑关增援，以配合北路军主力作战。空军第2路于战斗开始后向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桂林行营设前进指挥所于迁江。

12月16日，桂林行营下达作战命令，预定12月18日拂晓为攻击开始时间，以当时中国惟一一个全机械化军——第5军担任昆仑关正面的攻击。

昆仑关在南宁东北50公里处，雄踞于蜿蜒起伏的宾（阳）（南）宁公路上，周围是连绵的山岭，地形险要，构成南宁的屏障。占领了昆仑关的是日军第5师团骑兵第5联队和步兵第21联队第3大队。12月17日20时，中国第5军荣誉第1师在炮兵和战车掩护下向昆仑关发起攻击，迅速突破前沿，向日军主阵地推进，与日军在各据点展开激烈争夺。同时新22师向日军侧后迂回，当夜攻占五塘、六塘，破坏了五塘附近的公路桥，切断了昆仑关日军的退路，并阻止南宁日军增援。

日军第5师团师团长今村均鉴于昆仑关遭到中国机械化部队的强大攻势，情况危殆，急令第21联队由南宁前往增援。第21联队主力突破沿途中国军队的阻击，与昆仑关日军会合，增强了守备力量，但其后尾第2大队一出南宁便受到中国军队的侧击，在六塘和七塘附近陷入包围。

19日，荣誉第1师继续猛攻昆仑关。中国空军也投入作战，向日军阵地轰炸扫射。战车部队曾一度突入昆仑关。日骑兵第5联队和步兵第21联队伤亡惨重，阵地多处被攻破。第5军第200师接替伤亡较大的荣誉第1师，继续猛攻，步、炮、战车协同，向日军不断冲击，至21日，终于将昆仑关、九塘、八塘附近的日军第21联队等分别包围。日军连日激战，后方被切断，得不到补给，粮弹极缺，只能靠日海军飞机直接向第一线空投补充；但因双方阵地十分接近，互相交错，又在中国军队炮火控制下，日军地面部队所能得到的空投物资很少。在多次战斗中，日军因无弹药，步兵只好拼刺刀。日迫击炮及野炮兵中队因炮弹已尽，惟恐被中国军队缴获，将炮埋于地下；又怕军旗为中国军队获得，已准备焚烧。有的士兵用竹子做成扎枪当武器，苦守待援。

与此同时，中国西路军第135师和170师一部于12月19日向高峰隘发起攻击，但未能突破日军阵地，日军增援部队反而绕到第135师侧后，形成对第135师的两面夹击，第135师遂向后撤退。第131、第188师和第170师一部则分别迂回到四塘、绥渌等地，切断了日军由南宁、龙州向北增援的道路。东路军第175师和新19师也各向大塘、小董、钦县袭击，破坏日军后方交通联络，策应昆仑关方面的作战。

12月20日，日军第5师团为解第21联队之围，又令第2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指挥第42联队2个大队向昆仑关增援。中村支队上午10时从南宁出发，在五塘附近遭到中国军队伏击，苦战5小时，强行突破，继续北进，遭到中国军队越来越有力的拦截，进展迟缓；至22日拂晓，才勉强进到七塘；当晚再次向北突进，激战彻夜，才前进2公里。23日下午1时30分，第21联队向第5师团和第21旅团发出电报：“傍晚前旅团若来不到，第一线难以确保。”〔4〕但得到的答复仍是：要死守待援，不得已时可撤出第一线阵地，确保九塘或八塘。〔5〕

图662桂南会战·昆仑关争夺战斗经过要图

(1939年12月17日—1940年1月11日)

24日晨，第21旅团在向九塘突进途中，旅团长中村正雄遭中国军队炮击，腹部被贯穿，延至25日凌晨死去，部队由第42联队联队长坂田元一指挥。至25日8时30分（即从南宁出发6天以后），才推进40公里左右，到达九塘。当夜，以一个中队的兵力乘夜暗向昆仑关增援，并带去几万发子弹，稍微加强了第一线守备力量。在此期间，第5师团还从第9旅团、“台湾混成旅团”各抽调一部兵力驰援昆仑关，沿途也遭到中国军队坚强阻击，进展困难。

12月25日至28日，中国军队稍事休整，调整部署，制定最后夺取昆仑关的计划。29日凌晨，第5军在炮兵、装甲车协同下再次发起强攻，第200师、荣誉第1师、新22师与第159师均投入进攻。困守多日的日军虽仍在顽抗，但不足以抗拒中国军队的强大攻势。至30日，大部阵地被中国军队所攻占。31日拂晓，第5军在炮火支援下向昆仑关发起最后冲击，至11时肃清全部日军，占领昆仑关，并继续向九塘、八塘攻击前进。1940年1月2日，第5军的荣誉第1师、新编22师和第66军的第159师对九塘、八塘实施围攻。4日，又以第200师加入进攻。但因日军增援部队“台湾混成旅团”和第9旅团各一部已进抵九塘集结，守备力量增强，中国军队连攻7日，未能奏效，双方形成对峙。1月11日，第38集团军命令第36军接替第5军防务，将第5军撤往后方休整补充。持续50多天的昆仑关激烈争夺战暂时平静下来。当时称之为“昆仑关大捷”。这场战斗对鼓舞民心士气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翁源、英德和宾阳作战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攻占广州时，因兵力有限，将占领区限制在广州及其周围的狭小地区内，未经大本营批准，不得超越占领区以外作战，也不得扩大占领区。但广州日军在中国第四战区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包围下，经常受到袭扰和威胁。第21军为改善态势，于1939年8、9月间向大本营建议对第四战区和第12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韶关发动一次攻势，歼灭第12集团军主力，将占领区扩大到翁源、英德附近。日军还想以此战鼓励和支持汪精卫建立华南傀儡政权。汪精卫于1939年7月下旬专程飞往广州，利用其在两广的影响，拉拢与蒋介石素有矛盾的粤系、桂系和滇系将领反蒋，瓦解抗日军队和国民政府，但没有得逞。11月15日，大本营批准了第21军的作战计划。但这时第21军正在进行南宁作战，已无机动兵力可用，于是大本营又将第38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从日本本土拨归第21军序列，遂行向韶关的进攻作战。

第21军待各部队集结完毕后，以第18师团（师团长久纳诚一）、第104师团（师团长滨本喜三郎）和近卫混成旅团（旅团长樱田武）组成向韶关进攻的兵力，预定12月26日开始行动。但12月18日南宁昆仑关方面战况趋紧，第5师团告急，第21军决定改变韶关方面作战计划，将作战区域由韶关缩小到翁源、英德，开始攻击的时间提前到12月24日，以便尽快抽出兵力向南宁方面增援。24日各部队发起攻击后，进展较快，第18师团于29日18时占领翁源，第104师团于30日16时30分占领英德，给了第12集团军以一定打击。第21军随即命令各部队停止追击，迅速回撤，匆匆结束了翁、英作战。

1940年1月1日（翁、英作战结束第二天），日军各部队即开始向广州回撤。近卫混成旅团和第18师团直接撤到黄埔港登船，运往钦州湾上陆，支援桂南作战。1月22日前后，近卫混成旅团到达七塘附近集结，第18师团到达南宁附近集结。

在此期间，中国方面也向桂南前线增调了第2、第6、第64军和新编第33师共8个师的部队。桂林行营曾计划待后续部队集结完成后，以克复南宁为目标，向日军展开新的攻势。但1月28日8时，日军即以台湾混成旅团、近卫混成旅团和第21旅团在四塘、五塘间地区展开，在第5师团指挥下向昆仑关及其两侧的中国军队正面发起进攻，以第18师团在昆仑关以东约20至30公里处向中国军队侧后迂回。日本大本营从关东军抽调2个飞行中队专门支援这次作战，连同海军第3联合航空队的飞机，共有100多架控制了战区的制空权。29日，日军第9旅团也加入对昆仑关正面的攻击，而以近卫混成旅团向东北行动，加大迂回兵力。

担任昆仑关正面防御的中国军队是第99军主力和第36军一部。该两军凭借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奋勇抗击，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但昆仑关左翼防御兵力不足。1月30日，日军第18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已迂回到甘棠附近，有攻占甘棠、直趋宾阳之势。桂林行营和第四战区痛感甘棠方面日军对中国军队侧后威胁甚大，急令第46、第64、第66军各一部向甘棠及其以北地区集结，限2月1日到达，2月2日向日军发起反击。但各部队尚未到达指定位置而日军已于1月31日占领甘棠，并继续向北攻击。中国军队在开进途中与日军遭遇，仓促应战，不敌日军在大量飞机掩护下的进攻，向后撤退。2月1日，日军飞机对宾阳实施集中轰炸。第38集团军指挥机关遭到严重破坏，通讯联络一时中断，各部队行动陷于混乱。2月2日，日军第18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合攻宾阳。当日18时宾阳失陷。第18师团追击中国军队，直抵宾阳以北的邹墟。

在昆仑关正面，激烈的攻防作战一直在持续进行。但日军迂回到昆仑关翼侧占领宾阳之后，昆仑关防御已失去意义，守军且有被切断退路、遭受夹击和包围的危险。2月2日，第四战区命令分属第37、第38集团军的第99、第36、第2、第6、第66各军弃守昆仑关，主动向上林和大览方向撤退。2月3日，日军再次占领昆仑关，并继续追击，于4日占领上林。在高峰隘方面，日军第5师团一部也突破中国守军阵地，占领武鸣。中国军队主力在红水河以南占领第二线阵地，以确保柳州。广东方面，第12集团军则乘虚加强对日军的袭扰，策应桂南作战。

日军此次昆仑关、宾阳作战的目的，只在给中国军队以反击，巩固其对南宁的占领。达此目的后，为避免战线延长、兵力分散、补给困难，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立即命令各部队收缩兵力，退出宾阳、上林、甘棠、武鸣、昆仑关等地，集结于南宁周围。2月8日，日军开始后撤。至2月13日，第5师团全部撤至南宁，在南宁市周围约10公里地域内构筑防御阵地；近卫混成旅团撤至邕江以南，台湾混成旅团撤至钦县、防城，确保后方交通运输线；第18师团于2月中旬撤回广东。

中国军队在日军后撤时尾随日军跟进，占领日军撤出的各地，与日军保持接触。

2月9日，日本大本营为适应华南作战需要，撤销第21军战斗序列，组成华南方面军，由安藤利吉任司令官，统一指挥广东、广西两方面的作战。直辖部队有第18、第38、第104、第106师团。在南宁另设第22军，由久纳诚一任司令官，下辖第5师团、近卫混成旅团和台湾混成旅团。也隶属于华南方面军序列。

此后，桂南方面中日双方军队再未发生大的作战。

1940年3月间，日军第22军和华南方面军虽曾建议集中3个师团的兵力向柳州、桂林进攻，给重庆国民政府以更大的军事压力，配合政治谋略，解决中国问题，但未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同意。

中国军队一面与日军保持接触，对日军后方交通线发动若干袭击，一面进行整训。

1940年5月，纳粹德国向法国发动大规模进攻，贝当政府投降，更无力顾及远东事务，日本遂乘机向法国施加压力，要求法国同意日本派兵进驻越南北部。几经谈判，法国终于被迫同意日方要求。9月，日本大本营从第22军序列中调出近卫旅团组成印度支那派遣军，进驻越南河内、海防谅山等战略要点，以便从越南直接截断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并为向东南亚侵略扩张准备跳板，收一箭双雕之利。这样，日军占领南宁的意义减少，便逐步从南宁撤兵。至11月中旬全部撤退完毕，第22军序列也随之撤销。

中国军队乘日军撤退之机跟进，或予以袭击，收复龙州、凭祥、南宁、钦县、防城等地。

四、会战简析

桂南会战是抗战期间在广西境内进行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会战。日军投入2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兵力（占其华南兵力的大半），另有海军舰队和航空兵的支援，是陆、海、空军联合下的两栖作战。大本营也专门派去海军陆战队和2个航空中队，可见对这次作战的重视。广西不仅有通往越南的国际交通线，而且也是通往西南大后方的交通枢纽和屏障，是第三、第四、第九各战区的后方基地；在武汉、广州失守，中国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重心已转向西南的情况下，广西已处于第一线，其地位更加重要。

然而军事委员会及桂林行营等高级军事领导机关对日军由此方向进攻的可能性都缺乏估计，部署的兵力既少且弱，以致在日军突然进攻时（日军隐蔽其战役企图和选择不良天候实施登陆，增加了突然性），既不能组织有效的抗登陆，也不能组织有力的纵深防御，使日军得以轻易登陆并占领南宁（据日军战史统计，这一阶段的作战，日军仅战死145人，负伤315人）；而中国援军则直到一个月之后才陆续开到集结位置，仓促组织反击。这种战略上的判断和部署失算，是中国方面在会战初期陷于被动和不利态势的主要原因。蒋介石在1940年2月24日柳州会议上总结桂南会战教训时也说：“我当时判断敌人绝不攻南宁，因此将桂南部队调粤西江，而将西江部队移粤北，此当然我负责任，我很惭愧，故北海防务松懈。孙子所谓：‘毋恃其不来，恃我有所备也。’失了此原则，故而判断错误，此为最大错误。”〔6〕

第二阶段的反攻，特别是昆仑关正面的反攻，是全战役中最积极、最有力的行动。中国方面调集15个师的援军，特别是将当时中国惟一的一个机械化军——第5军（辖3个师又加强1个战车团和重炮兵）投入桂南会战，且当时正在重建的空军也投入作战，表明中国政府军事当局对此方向作战的重视，也显示出武汉会战后中国方面整军已初见效果，战力有所恢复和加强。在20多天的攻坚作战中，中国军队浴血苦战，前赴后继，正面进攻与侧后袭击、阻击相结合，给了日军第21旅团以歼灭性打击，给了第5师团其他部队以重大杀伤，终于攻克日军坚固设防、顽强据守的昆仑关阵地。日军第一线部队多次惊呼“有全面崩溃的危险”，准备烧掉军旗，掩埋各种火炮，依靠空投补给，但杯水车薪，只得以野果、草根充饥，十分狼狈。日军也承认这是他们所遭遇的最猛烈的攻势。12月28日，日本大本营参谋次长泽田茂行视察南宁时，第21军“军司令部内充满着悲观气氛”。〔7〕白崇禧认为“抗战以来……若论攻坚胜利，则以昆仑关之役为首次。”〔8〕而且，此战与其他各战区的冬季攻势相呼应，也成为整个冬季攻势中最强有力的一役，不仅在军事上挫折了日军锐气，对其政治谋略也是一个沉重打击。许多日军将领都认为中国仍有相当坚强的抗战意志和战力，不消灭中国军队主力，政治谋略将无济于事。

以上都是桂南反攻的积极方面。其不足点是：用于昆仑关正面攻击的力量较强，而用于袭击日军侧后据点、破坏其交通运输线、阻绝其增援的力量不够，行动不坚决，致日军第5师团和台湾混成旅团仍可向昆仑关转用实力，增大了正面攻坚的困难和伤亡，且未达到克复南宁的目的。再者，当日军大部兵力都用于昆仑关之时，其钦州防城地区、邕钦公路和南宁的兵力都大大减少，如中国军队猛击其侧后，必能取得更大战果；特别是广东方面第12集团军未能乘广州日军第21军抽兵进攻桂南尔后又在桂南、粤北两个方面同时作战，兵力已捉襟见肘之际果敢行动、牵制日军，致使日军在翁、英作战后又从广东抽出较多兵力增援桂南，这都反映中国军队在战役中协同动作不严密，措置不力，各部队之间缺乏主动配合、互相策应的精神。

宾阳作战时，日军以第5师团主力向昆仑关正面进攻，吸引中国军队，而以新增援的第18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向昆仑关以东迂回至中国军队侧后。桂林行营和第四战区指挥者均未料到此着，只着重于昆仑关正面防御，而疏于保障翼侧安全，在甘棠、宾阳等要道、要点未作适当部署，也未在附近控制有力的预备队，授人以隙。日军果然乘虚而入，轻易占领甘棠、宾阳。第四战区仓促调整部署，但已来不及；正面部队仍在抗击日军进攻，但已失去意义，且后路被切断，有被围之虞，不得不撤退，全盘立时陷于被动混乱。其实，日军集中绝大部分兵力置于右翼（昆仑关及以东），其左翼（高峰隘及以西）兵力空虚。如直趋南宁，也可打乱日军部署，瓦解其攻势。可惜第四战区既疏于自身翼侧安全，又不敢大胆迂回对方侧后，作战思想消极呆板，应对失当，使第二阶段反攻已经取得的战场主动权丧失，又转变为被动。蒋介石在总结桂南会战经验教训的柳州会议上除自责判断错误外，还指出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上级指挥官战斗意志薄弱，而且大家“骄横怠忽，竟至精神颓丧，决心毫无，乃至遭此失败的耻辱”。〔9〕会议结束时，蒋介石宣布了此次会战的将领奖惩名单：第35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第46军军长何宣、第76师师长王凌云各记功一次；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以督率部队不力降级，1月28日调来指挥作战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以指导无方降级，第37集团军总司令叶肇被扣押法办，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第36、第66、第99军军长姚纯、陈骥、傅仲芳，第36军参谋长郭肃，第49、第160师师长李精一、宋士台等撤职查办。这是“七七”事变以来历次战役中高级将领受处分最多的一次。

附表661桂南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39年11月）

第21军司令官安藤吉利

第5师团今村均

第9旅团（步兵第11、第14联队）

第21旅团（步兵第21、第42联队）

骑兵第5联队

野炮兵第5联队

工兵第5联队

辎重兵第5联队

台湾混成旅团盐田定七

台湾步兵第1、第2联队

台湾山炮兵联队

台湾工兵联队

第18师团久纳诚一

步兵第35旅团（步兵第114、第124联队）

步兵第23旅团（步兵第55、第56联队）

骑兵第22大队

野炮兵第12联队

工兵第12联队

辎重兵第12联队

近卫混成旅团樱田武

近卫步兵第1、第2联队

近卫野炮兵大队

近卫骑兵中队

近卫工兵中队

海军第5舰队（第2航空战队，第11驱逐队等。11月15日改称“第2遣华舰队”）

海军第3联合航空队（第14、第15航空队）

陆军航空兵第21独立飞行队

附表662桂南会战第四战区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39年12月）

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

第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

第31军军长韦云淞

第131师师长贺维珍

第135师师长苏祖馨

第188师师长魏镇

第46军军长何宣

第170师师长黎行恕

第175师师长冯璜

新编第19师师长黄固

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

第5军军长杜聿明

第200师师长戴安澜

新编第22师师长邱清泉

荣誉第1师师长郑洞国

第2军军长李延年

第9师师长郑作民

第76师师长王凌云

第6军军长甘丽初

第49师师长李精一

第93师师长吕国铨

预2师师长陈明仁

第36军军长姚纯

第5师师长刘采庭

第96师师长余韶

第99军军长傅仲芳

第92师师长梁汉明

第99师师长高魁元

第118师师长王严

第37集团军总司令叶肇

第66军军长叶肇（兼）、陈骥（代）

第159师师长官袆

第160师师长宋士台

第35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

第64军军长邓龙光（兼）

第155师师长张驰

第156师师长王德全

第43师师长金德泽

新编第33师师长张世希

空军第2路（支援）司令官邢剷非

注释：

〔1〕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81年中译本，第三卷第一分册第39页。

〔2〕同〔1〕，第41页。

〔3〕同〔1〕，第42页。

〔4〕同〔1〕，第56页。

〔5〕同〔1〕，第57页。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08页。

〔7〕同〔1〕，第64页。

〔8〕《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页。

〔9〕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印，第17卷第48页。

第七节 1939年冬季攻势

一、军委会的战略企图、方针和部署

武汉会战后，日本大本营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侵华战争的持久化，决定无重大必要，不再扩大占领地区，并将已占领的地区划分为“治安区”和“作战区”两种。华北和京沪杭为治安区，配备主要兵力，负责消灭游击部队等抗日力量，维持“安定”，确保各主要交通线；武汉为作战区，控置有力机动兵团，实施局部攻势，以不断的有限攻击，歼灭周围的中国军队主力，消耗其战斗力，打击其抗战意志；同时积极扶植伪政权和进行战略轰炸，企图迫使国民政府屈服。

1939年2月间，蒋介石认为“国际形势对我愈趋有利”，日本“财政已濒绝境，经济将告崩溃，兵员伤亡，征补为难”，判断日军“在长江、珠江两岸均改取守势，抽调兵力，注重华北方面，实行所谓扫荡我游击队之计划，妄图巩固占领区域，造成华北军事根据地，以为应付对苏联战争之准备”，〔1〕因而决定按照南岳会议制定的“在持久战略下采取转守为攻”的方针，在4月间发动一次大范围的反击，称之为“4月攻势”。但因日军接连向南昌、随枣、长沙进行局部攻击，未能按计划实施。

1939年5月中苏签订《中苏通商条约》，7月26日美国废除《美日通商航海条约》，8月23日德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于3日对德宣战。9月19日，美国在东京公开表示坚决反对“东亚新秩序”。

一连串国际事态的发展，对国民政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0月29日，国民政府在南岳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蒋介石在讲话中介绍了国际形势，认为“我国的抗战局势，已临到胜利的一个大转机，国际外交形势，亦随之一天一天好转”，“足以助成我抗战的胜利”。接着提出今后的抗战战略。他说：“此次湘北之战（指刚结束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战略上起初本非采取攻势，而仅为防御的战略，后来乘势转进，竟获得此决定的胜利，可知敌力已疲，我们进攻的时机已到。”“我们的战略，应该是见到敌人的破绽、见到敌人厌战怕战不敢前进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采取攻势，决然攻击前进。所以我们今后的战略运用和官兵心理，一定要彻底转变过来，要开始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2〕此时中国第一线部队的第二期整训已大体完成。军事委员会为给予日军以更大的消耗，策划发动冬季攻势，将第二期完成整训的部队分别用于加强第二、第三、第五、第九战区，作为主要攻势地区；第一、第四、第八、第十、鲁苏、冀察等战区，作为牵制、策应攻势地区。

1939年11月中旬，军事委员会赋予各战区的任务是：

第一战区：攻击陇海路上的开封与道清路上之博爱，牵制日军。

第二战区：切实截断正太、同蒲两铁路之交通，并肃清晋南三角地带之日军。

第三战区：以主力约11个师截断长江交通，分向湖口、马当（今马垱）、东流、贵池、大通、铜陵、荻港间，伺隙进攻，一举突进江岸，占领、坚固阵地；并以轻重炮兵火力及敷设水雷，封锁长江。

第四战区：以一部相机攻略潮、汕，以主力扫荡广九路及南宁之日军。

第五战区：扫荡平汉路南段信阳、武汉间之日军，进取汉口；并向汉（阳）宜（城）公路之日军攻击，截断襄（阳）花（园）、汉宜公路。

第八战区：以一部协同第二战区作战，主力攻击归绥附近之日军。

第九战区：向粤汉路北段正面之日军攻击，重点指向蒲圻、咸宁一带，并向武昌挺进；同时攻击南昌及南浔铁路，进击瑞昌、九江之日军。

第十战区：仍任黄河河防，并依晋南三角地带攻击之进展（情况），准备以一部渡河扩张战果。

鲁苏战区：以广正面由东西两面向泰安、临城间及铜山、滁县间攻击，以策应沿江方面之作战。

冀察战区：以主力切断保定、邢台间及石家庄附近日军之交通；一部切断沧县、德县附近日军交通，以策应山西方面之作战。

进攻开始日期，第五、第九战区为11月下旬，其余各战区为12月上旬。

日军侦知中国军队将发起冬季攻势后，一方面加强各要点的防御，增强其兵力装备和工事，一方面组织出击，以进行牵制，同时各师团均组成机动部队，准备随时投入不利之地点；并将12月初已撤离南昌、安义，奉命准备回国、集结于九江候船的第101、第106师团暂留该地，作为应付冬季攻势的战略性机动兵团。

二、作战经过

（一）第一战区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各部队按计划于12月上旬在豫东和豫北两个方向发起攻击。在豫东方面，第3集团军以豫皖边区游击部队切断开封至兰封（今兰考）间的铁路、公路。第81师一部向兰封、主力向开封袭击，12月17日一度突入开封，烧毁日军第35师团所属部队一个指挥部和仓库；21日，骑兵第2军一度袭击商丘，焚毁日军机场的汽油仓库，并给由砀山增援的日骑兵第4旅团以打击。在豫北方面，新编第5军、第47军、第9军等部于12月6日攻至安阳附近，破坏了平汉路和道清路交通设施，使交通中断数日。1940年1月1日，第9军第47师一度攻入泌阳，歼日军第35师团一部。

（二）第二战区

晋南三角地区本是中国军队计划进攻的重点，由第二战区一部与第一战区第4、第5、第14集团军协同进攻，预定12月10日开始行动。但第一战区部队尚未开始行动，日军第37师团即首先向中国军队主要集结地中条山发起进攻，打乱了中国军队的部署，反使中国军队改取守势。在晋西、晋西北、晋东南各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发动了反共的“十二月事变”，以主力攻击以共产党员、进步青年为骨干、抗战最积极的新军、决死队等部队，因而战区主力发动冬季攻势的原计划就不可能付诸实施，仅第27、第40等军攻击了晋东的日军，并一度攻入黎城、涉县、潞城。

（三）第三战区

第三战区预定于12月中旬开始，分长江沿岸、南昌和杭州3个方向行动。在长江沿岸，战区以主力第18、第25、第86、第21、第58等5个军14个师的兵力，编为长江方面攻击军，又分为左、中、右3个兵团，从荻港至贵池约100公里的正面展开进攻。在此以前，日军第13军已发现第三战区在铜陵、大通以南约40公里的青阳附近集结兵力，判断中国军队可能向担任长江航道守备任务的第116师团进攻，于12月12日命令该师团争取先机，在大通地区主动采取攻势，以打破中国军队的企图；还从第15师团抽出1个山炮大队，从第17师团抽出1个步兵大队，用以加强第116师团；并令第15师团以一部迅速进入繁昌，牵制该方面中国军队，配合第116师团作战。但第116师团分散配置在280公里的长江沿岸，还未来得及调整部署，中国军队就于12月16日发起了进攻，并于17日在大通、荻港之间突破了第116师团左翼防线，到达江岸，炮击日舰，敷设水雷。但当日军第101、第106师团刚从九江乘船而来增援第116师团时，中国军队即停止了进攻，撤回青阳等地区。此后第三战区改变战法，以小部队分向江岸进行宽广的正面渗透，不断袭扰日军。据日本海军第1遣华舰队统计，从1940年2月到4月，在第116师团守备地区内还发现水雷38个，日军船舶被炮击23次，但中国军队并未能切断或迟滞日军在长江的航运。

在南昌方面，第32集团军部队向南昌进击，于12月12日、18日两次以游击小部队潜入市区进行袭扰，给日军第34师团以一定打击。

在杭州方面，第10集团军部队于12月13日分别袭扰杭州、富阳、余杭各城，给驻守日军以一定打击。1940年1月22日，杭州日军第22师团向钱塘江以东反击；第10集团军放弃萧山，部队仓皇退走。战后蒋介石在《检讨冬季攻势各作战部队之功过》中说：“冬季攻势本以截断长江敌之交通为主攻，当时第三战区以14个师及配属大量火炮攻击沿江防守1师团之敌军，并未受桂南以及其他战区任何战事之影响，但该战区正式交战仅三昼夜即告停止，致其任务未成。上下官兵不知奋发补过，而且弛懈偷安视为平常。军誉扫地，廉耻安在!……我军号令不严，士气颓靡，于此可见，岂尚有军纪与军誉之心存于其间乎?及其事后，仅撤军长郭勋祺一人了事，不知其影响所及岂止一军。未及而萧山失陷，望风溃退，不问责任，不究罪恶……此第三战区之功过成败不能不彻底追究者也。”〔3〕

（四）第四战区

第四战区的冬季攻势，主要是对南宁、昆仑关方面日军的反攻作战。这次反攻不仅是第四战区，也是所有各战区冬季攻势中最积极、战果最大的行动，已如前述。至于广东方面，中国军队尚未开始行动，日军第21军即指挥第104师团、第18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发起翁（源）英（德）作战，占领翁源、英德，并准备继续向北约50公里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韶关突进，只因中国军队在广西方面反攻猛烈，南宁、昆仑关日军告急，第21军才不得不停止翁英作战，向广西增援。广东方面又恢复原态势。

（五）第五战区

第五战区各部队各向当面日军发动了较为广泛的攻势。在平汉路南段，第2集团军所属第68、第92军的4个师及鄂豫边区游击总队向信阳及其南北地区日军第3师团频频发动进攻；第31集团军所属第13、第85军向广水、花园间进攻，威胁武汉，从1939年12月12日一直激战到1940年1月中旬，歼日军一部，击毁日军战车十余辆。在襄花路方面，第22集团军指挥第41、第45、第39军共6个师和第1游击纵队向随县、应山的日军第3师团攻击；在汉宜公路方面，第33集团军指挥第55、第59、第77军，第29集团军指挥第44、第67军，以及第75军、鄂中游击队等共15个师的兵力向钟祥、京山、皂市的日军第13师团进攻，切断了日军的交通联络线，包围了许多据点。战斗持续了约一个月，但都打成对峙，未能攻克。蒋介石在战后检讨说：“第五战区在襄河东岸之战……所得战果虽比其他战区为优……然此次该战区发动全力而未能克复钟祥与信阳之任何一据点，实未达到其任务。”〔4〕日军战史也说，在第五战区约40天的攻势作战期间，日军第一线部队由于配置分散，几乎一个个都成了孤岛，在中国军队重兵包围下孤军作战，缺粮少弹，伤亡很大，官兵忍受着困苦，尽力防守，依靠空中补给，才保全守备。

（六）第八战区

第八战区冬季攻势的计划是：以第35军的攻击日军骑兵集团司令部所在地包头，以第81军一部攻击安北，以骑兵第6军袭击绥包铁路，互相策应。12月中旬，日军骑兵集团发现第35军由包头以西的五原向东行动，有进攻包头意图，于是决定先发制人，主动出击，于12月20日派1个骑兵联队，附战车、炮兵等向西出动，迎击中国第35军。但日军出西门不久，第35军的便衣队就从北门潜入，袭击门卫，引入主力向日军骑兵集团司令部展开进攻。城内日军不多，日军一面进行巷战，一面向“华北方面军”所属驻蒙军告急。驻蒙军急令骑兵第13、第14联队分由固阳、安北驰援。第13骑兵联队半途中了埋伏，被歼大部；第14联队遭中国军队坚强阻击，亦受重创，其联队长小林一男被击毙。21日，驻萨拉齐的日军骑兵第1旅团另2个步兵大队赶到包头，骑兵集团20日派出的部队也返回城内，向中国军队进攻，双方展开激战。直到23日，第35军才从包头撤出战斗。

日驻蒙军为防止第35军再次进攻包头，决心对第35军根据地五原进行报复性“扫荡”。因五原在包头以西约200公里，超过了大本营规定的作战控制线，所以必须将作战计划报大本营批准。1940年1月24日，大本营应允可在五原附近进行作战，但命令其作战后迅速撤回作战控制线以内。1月28日，驻蒙军以第26师团和骑兵集团主力沿黄河两岸西进，2月初对五原形成合围，2月3日占领五原。这时第35军主力已转移到黄河河套的伊克昭盟和宁夏境内。日军继续向西追击，占领临河，但未捕捉到第35军。2月中旬，日军从伪蒙疆政权军队和警察中调来一批日本顾问和警官，与桑原荒一郎特务机关以及王英部伪蒙军一部守备五原，以日人水川伊夫任绥西警备司令官，其余撤回包头。

3月20日夜，中国第35军反攻五原，激战两天，全歼日军特务机关和伪蒙军，击毙水川伊夫中将、大桥大佐及桑原中佐。日驻蒙军再派第26师团和骑兵集团驰援，于26日突入五原，但中国军队依托五加河顽强抗击，日军不敢久留，27日后又撤回包头。第八战区冬季攻势至此结束。此次战役共击毙伪蒙军3000余人，受到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嘉奖。

（七）第九战区

第九战区各部队自12月中旬开始各向当面日军展开攻势。其中第15集团军5个师于12月12日向粤汉路北段岳阳及以东地区攻击，第27集团军6个师对通山、崇阳、蒲圻攻击，包围了日军第6师团若干分散据点，日军第40师团一部于18日从崇阳向第6师团增援。双方激战，持续到24日。在赣北和南浔路方面，第30集团军4个师向武宁、奉新的日军第33师团进攻，第19集团军5个师向靖安、南昌的日军第34师团进攻，给日军一定打击，破坏了若干交通设施。

第十战区、冀察战区、鲁苏战区均无较大动作。整个冬季攻势至1940年1月底、2月间结束，共歼日军数万人（日军战史承认仅第11军即伤亡8000多人），使兵力、财力、物力已痛感困乏的日本更加剧了消耗。

三、作战简析

此次冬季攻势，从华北、华中到华南，在军事委员会的统一计划、统一号令下行动，具有相当规模的声势，改变了此前消极防御（单纯防御）的作战模式，加进了以攻为守的积极内容，更充实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表现了中国坚持抗战的意志和争取胜利的信心。此次攻势还检验了中国第一、二期整军的效果，锻炼了部队，进一步暴露了日军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弱点，反映出双方力量的消长正在发生相反的变化。而且这次冬季攻势是在欧洲大战爆发之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时展开的，显示出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

日军战史承认：“这次冬季攻势的规模及其战斗意志远远超过我方的预想，尤其是第三、五、九战区的反攻极为激烈。”“敌人的进攻意志极为顽强，其战斗力量不可轻视。在战术上，鼓励采取夜战，隐蔽中接近和包围我军据点，善于利用工事和以手榴弹进行近战。武器弹药充足，补给能力也很强。”还认为：“这次冬季攻势，对于缺乏进攻作战积极性的日军来说，也是一次教训，使之有机会重新估计敌人的战斗力量。”

蒋介石在总结这次冬季攻势时强调：“战略战术要主动。湘北会战（指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前，战斗方式完全不同，以前取守势，现在取攻势……以前顾虑兵力，节省兵力，取消极，在延长时间。现在则不能再消极，因敌人已到粤汉、平汉以西地区，乃我们转守为攻时期。惟有积极牺牲，始有成功希望。以后须以全力取攻势。”〔5〕

这本来是中国转守为攻、转被动为主动的良好开端，但蒋介石及军事当局其他领导人并没有把这种势头保持下去，在后来的6年中，直到抗战结束，再没有发动过一次这样的攻势。蒋介石反复强调的“须以全力取攻势”成了一句空话，又退回到“取消极，在延长时间”的消极持久战略中去。

这次冬季攻势中也存有不少消极的因素，如有些战区根本没有按统一计划行动，只求苟安自保、我行我素；有些战区以优势兵力已构成对日军某些孤立且只有一两个小队守备的据点的严密包围，本来可以攻克，或因攻击决心不强，或因兵力使用不当，结果也未攻克。曾遭到中国第三、第五、第九战区同时攻击而陷于困境的日军第11军在当时的总结中不无讽刺地说：“就此次攻势的结果看，敌用了约71个师的兵力却未收复尺寸土地”，而日军“各守备队以寡兵完全守住了阵地”。〔6〕

注释：

〔1〕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印，（一）第183页。

〔2〕同〔1〕，第193页。

〔3〕〔4〕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民国29年3月1日机密日记。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上）第100页。

〔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08—909页。

〔6〕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81年中译本，第三卷第一分册第93页。

第八节 枣宜会战

一、日军的战役企图、作战指导和部署

1939年底至1940年初，中国方面所发动的冬季攻势和对南宁昆仑关的反攻，使日军感到中国方面仍保持着很强的抗战意志和作战能力。日军认为只有给中国以更大的军事打击，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以此为基点，结合政治谋略，才能解决中国问题，才能从中国拔出脚来，对剧烈变动的国际形势作出有力的反应。因此，还在中国军队进行冬季攻势期间，负有机动作战任务的日军第11军就计划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报复性反击作战。这一计划得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支持，并与大本营进行了反复交涉。

第11军于1940年2月25日制定了《会战指导方策》。其作战目的是：“拟在雨季到来之前，在汉水两岸地区将敌第五战区的主力击败，通过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削弱蒋军，并为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作出贡献。”其会战指导方针是：“在最短期间内作好准备，大概在5月上旬开始攻势。首先在白河以南捕捉汉水左岸之敌，接着在宜昌附近彻底消灭该河右岸之敌核心部队。”〔1〕4月7日，第11军又据此制定更为具体的作战计划大纲。这时冈村宁次已经调走，第11军司令官由关东军第7师团长园部和一郎接任。4月10日，日大本营以“大陆命”第426号命令批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为完成目前任务，可在5、6月间在华中、华南方面实施一次超越既定作战地区的作战。”〔2〕

日军认为，中国第五战区包围着武汉的部队约有50个师，其主力部署于鄂西北的汉水（其上游亦称襄河）两岸地区，进攻宜昌，可给第五战区以沉重打击。而且，宜昌又是进入四川的门户，距中国战时军事、政治领导中枢重庆只有480公里，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攻克宜昌，可给重庆及西南大后方以巨大威胁，有利于推进政治谋略。但攻克宜昌后是否保持对宜昌的长期占领，事先未作出决定。

为求达成上述任务，第11军决心将其所属7个师团、4个旅团7个师团、4个旅团分别为第3、第46、第40、第33、第34、第13、第39师团，第14旅团、第18旅团、临时混成第101旅团及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其中4个师团和1个旅团在江南，3个师团和2个旅团及炮兵旅团在江北。各以小部兵力留置现地担任守备，尽可能多抽出主力投入进攻作战。“中国派遣军”也从长江下游第13军所属的第15、第22师团各抽调1个支队（相当于旅团）配属给第11军。此外，还有第3飞行团、海军“中国方面舰队”第1遣华舰队及第2联合航空队协同作战。参战兵力近20万人。这样，枣宜会战就成了武汉会战以来日军在正面战场所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

园部和一郎将进攻宜昌的作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打击枣阳地区的第五战区主力，第二阶段再渡过襄河攻略宜昌。第一阶段进攻计划的作战方针是：以机动神速的进攻，歼灭第五战区主力于随县、襄阳以北地区，尔后将汉水以西的中国军队向宜昌地区压缩并歼灭之。其兵力部署是：令第3师团（配属第40师团的3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兵大队，第34师团的2个步兵大队）由信阳经明港至唐河左旋，进攻新野南白河地区与樊城附近，与第13师团会合，切断第五战区主力向北的退路；令第13师团（配属第15师团的4个步兵大队，第22师团的3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兵大队）沿大洪山以西汉水东岸北进，迂回包围樊城一带第五战区主力，与第3师团协同作战；令第39师团（配属第6师团的3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兵大队）于随县正面展开，当两翼师团形成包围后，从中路向枣阳进攻，与第3、第13师团协同，歼灭包围圈内第五战区的第11集团军。为了牵制和迷惑中国军队，江南各师团在进攻开始前对当面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在枣阳地区作战时，宣传此次作战结束后即返回原防，使中国军队放松第二阶段作战的准备；并制造假命令，故意丢失。预定5月1日开始进攻。

预定第二阶段的兵力部署是：第3师团从襄阳、宜城之间汉水弯曲处附近渡河，向当阳前进，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第39师团于宜城附近渡河，进入荆门；第13师团于沙洋镇附近渡河，经十里铺进出至河溶附近，尔后伺机攻占宜昌。

二、中国军队的战役企图、作战方针和部署

中国方面在1940年3月间就已获悉日军第11军有从信阳、武汉向鄂西北大举进攻的企图。4月10日，蒋介石致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等，指出：“对敌进犯沙、宜，应迅即预行部署，准备先发制敌……第五战区应乘敌进犯沙、宜企图渐趋明显以前，行先发制敌攻击。以汤恩伯、王缵绪两部主力，分由大洪山两侧地区向京（山）钟（祥）、汉（阳）宜（城）路之敌攻击，并由襄（阳）花（园）路、豫南及鄂东方面施行助攻，策应作战，打破敌西犯企图。其攻击开始时机，由战区密切注视敌情，适机断然实施，但须于四月中旬末完成攻击诸准备。”〔3〕

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西进企图不在于占领宜昌或襄、樊，而是要在襄河以东的枣阳一带寻歼第五战区主力，然后即行回撤，恢复战前态势，如同一年前的随、枣会战一样。基于这一判断，4月17日蒋介石再次致电李宗仁等，进一步指出：

“一、我军应于敌军尚未进犯之前先发制敌。汤恩伯部以极小数部队，分数个单位，仍向襄花路正面对敌佯动与侦察敌情，其他主力即由现地出发，速向平靖关、武胜关方面空隙地区取捷径挺进，再由该地区向南，即（向）广水、应山或花园、安陆之敌进攻……压迫威胁敌军之后方根据地汉口，相机截断其后方之交通线。而以汤部之主力，即觅取敌军主力所前进之方向，尾击其侧背。若我军到达武胜关附近，而敌军仍在应山、花园或武胜关一带与我作战，则我军务取速战速决之积极行动。打击敌军以后（但不必与之真面目决战），即向平汉路以东之东北及东南方面分进，以后即在礼山、黄安、麻城、经扶一带监视平汉路南段敌军，使之不敢积极西犯。此为第一要着，希即照办具报。二、此次敌军如果西犯，其目的决不在夺取宜昌与襄、樊，而在打击我军以后，使其可安全退守。此乃必然之势。即使其有一部向襄河以西进攻，亦必佯动。故我军在襄河以西与江防部队，不妨抽出有力之一二军（莫树杰或张自忠部），速向大洪山附近移动潜伏，以待汤恩伯部之任务，作待机之势，专伺敌军西进或东退时而截击之……三、如果各部队照常配备不动，以待敌军来攻，或待敌军安全后退，此为最愚拙之无策也。如果按一、二两项实施，则各部队应立即移动，并以迅速与秘密为最要……”〔4〕

这一电令明确要求第五战区不要消极待敌，而应以一部积极行动，争取先机，袭扰日军后方，牵制与破坏日军西进；而置主力于襄河以东至大洪山一带，伺机歼击西进或东退之日军主力。这也就是中国军队的战役指导方针。

第五战区根据军事委员会指示制定作战计划，决心以一部取广正面，分路挺进日军后方，积极施行扰袭，主力适宜控制于后方，相机先发制人，于枣阳以东或荆（门）、当（阳）以南地区与日军决战。具体部署是：

江防军司令郭忏指挥第26、第75、第94军，第128师和第6、第7游击纵队，依托襄河、东荆河右岸阵地，极力拒止日军渡河，消耗日军兵力，与右集团协力，在荆、当东南地区与日军决战。

右集团总司令张自忠指挥第29集团军、第33集团军、第55军，以一部固守襄河两岸阵地，巩固大洪山南侧各隘路口，以主力控制于长寿店以北，伺机击破进犯日军。

中央集团总司令黄琪翔指挥第11集团军、第45军、第127师和第1游击纵队，在高城至随县以西阻击日军；不得已时转移至唐县、环潭间，与预备兵团协同，从两翼包围、击破日军。

左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指挥第2集团军及鄂东游击队等部，对信阳行牵制攻击，并准备以有力部队向襄花路作战。

机动兵团总司令汤恩伯指挥第31集团军，集结于枣阳东北地区待机。

预备兵团总司令孙震指挥第22集团军，暂位置于双沟。

第21集团军兼大别山游击军总司令李品仙指挥所部对沿江日军据点和交通线进行袭击，并以有力部队对平汉路南段攻击，威胁日军后方。

三、会战经过

（一）枣阳地区的战斗

日军为隐蔽其战役企图、造成中国方面的错觉，于4月下旬在九江附近进行“扫荡”作战，并以海军向鄱阳湖、洞庭湖实施佯攻，以航空兵对湘、赣两省要点进行轰炸，作出要在第九战区有所动作的姿态，以转移中国方面的注意力。待其主力部队集结完毕后，按照预定计划，以捕捉并歼灭第五战区主力于唐河、白河以东迄枣阳一带为目标，采取两翼迂回、中间突破的战法，于1940年5月初发起了进攻。其右翼第3师团和第40师团石本支队于5月1日从信阳及其以北地区沿桐柏山北麓向西进攻。其右翼第13师团于5月2日从钟祥沿汉水东岸地区北上，直指枣阳。其中路第39师团和第6师团池田支队于5月4日从随县西进，向第五战区中央集团正面实施突击。这种战役部署，与一年前的随、枣会战如出一辙。

中国方面在查明日军行动和兵力后，蒋介石于5月5日致电李宗仁，指出各路日军“共只三师团强，且皆由其他方面拼凑而来，以配布于平汉、信南、襄花、京钟、汉宜各路之广大正面。其每路兵力，不过一旅团，最多至一师团。力量至属有限，并无积极甚大之企图，可以推见……我军正宜识透敌情，把握时机……不顾一切，奋勇猛进，必予敌以致命之打击。”〔5〕同日，第五战区针对日军态势调整部署：以第29集团军任大洪山游击作战，并侧击京钟、襄花两路日军；左集团孙连仲指挥第1游击纵队任桐柏山游击作战，并向西南侧击襄花路日军；江防军除原任务外，应以有力部队渡河东进，向皂市、濂山方向进击，威胁日军后方，策应右集团作战；右集团仍以一部固守襄河西岸，主力在襄河以东地区，与中央集团协同围歼由钟祥北上的日军；中央集团应于现阵地阻击、迟滞日军西进，不得已时应以确保襄、樊为目的，于枣阳以东逐次抵抗，尔后以一部在枣阳以北与右集团和大洪山游击军协同，攻击日军侧背，主力向唐河、白河以西转移；第2、第31集团军和第92军应于桐柏、泌阳以东地区围歼西进的日军，不得已时向唐河以西转移。

但各路日军突破第五战区第一线阵地后进展迅速，以每天30至40公里的速度向前突进。5月7日，第3师团占领唐河，第13师团北进至王集，第39师团进抵随阳店，对枣阳构成合围之势。但各路日军之间空隙较大，守军逐次抵抗后，在日军包围圈尚未合拢时及时转向外线。只有第84军第173师在枣阳附近掩护主力转移，撤退不及，遭日军围攻，损失较大，师长钟毅阵亡。5月8日，日军占领枣阳，宣称汉水左（东）岸作战之目的已经完成，其实并未实现捕捉第五战区主力的企图。

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必将向原阵地退却，主要退路只有襄花路，而该路雨后车辆不能运动，因而命令第五战区各部队应乘日军态势不利、补给缺乏、退却困难之机，以全力将其捕捉、歼灭于战场附近，尔后向应城、花园之线追击。第五战区随即部署对日军的反攻。5月10日以后，日军第3师团在樊城东北地区集结，第13、第39师团则从枣阳南撤，准备在宜城附近集结。第五战区乘日军分散疲惫之机，以第31集团军从南阳地区急速南下，于5月12日将第3师团包围于樊城附近；以第33集团军主力东渡汉水，在枣阳西南至宜城间地区截击第13、第39师团。一场激战就此展开。

在北面，第31集团军从东、南、北3个方向向被围的日军第3师团展开进攻，并将其分割。日军第3师团携带粮弹不多，兵站线已被切断，情况危急。其第29旅团向师团求援的电报中说：“敌之战斗意志极其旺盛。按目前情况看，平安返回甚难，望乞增援一个大队。”至5月15日，第3师团在第11军战车团协同下才突出重围，16日夜撤回枣阳集结，但遭到重大伤亡。

在南面，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至前线指挥，在枣阳以南截歼日军第13师团一部。5月14日，张自忠率第74师、骑兵第9师和总部特务营在方家集侧击日军，切断了其退路，双方展开激战。由于中国军队保密意识不强，军事委员会与第五战区间往来电报均为日军截获；日军还从张自忠向蒋介石报告有关所率5个师行动的电报中了解到第33集团军的具体位置。于是园部和一郎决定：集中第13、第39师团的兵力，沿汉水东岸南下，反击张自忠集团军，令在新野以南的第3师团撤至枣阳附近，掩护后方。日本情报部门还根据电台联络呼号及电波方向早就测知第33集团军总司令部电台的向外联络情况和位置。这次了解到张自忠总司令部在宜城东北约10公里一带地方，日军便在航空兵配合下向这一地区合围。15日夜，日军第39师团从方家集、南营向南瓜店逼进，16日拂晓完成对第33集团军总司令部的战术包围。在炮火支援下，四面围攻。守军第74师英勇抗击，并不断实施反冲击，激战至下午，特务营亦参加了战斗。此时日军进攻部队已达5000余人，集中炮火和兵力，向守军的最后阵地发起总攻，并有20多架飞机助战。张自忠多处负伤，仍镇定指挥。第74师与特务营弹尽力孤，伤亡殆尽。张自忠胸部又负重伤，壮烈殉国。

日军第13、第39师团在宜城东北地区反扑得逞后再度乘机北上，与集结在枣阳地区的第3师团会合，大举反击。第五战区部队猝不及防，向白河以西转移。日军跟踪追击。21日，第3师团进至邓县，第13师团进至老河口以东，第39师团进至樊城。同日凌晨，第39师团在偷渡白河时遭西岸中国军队猛烈射击，联队长神崎哲次郎等300多人毙命。当日晚，第11军下令各师团停止追击，襄河以东枣阳地区作战至此结束。

（二）宜昌地区的战斗

日军第11军在汉水（襄河）以东作战中损失严重，作战时间20多天，超过预想时间一倍以上，官兵十分疲惫。停止追击后，迅速收缩部队，至枣阳附近进行休整，但并未立即撤回原防，而是就是否按原计划执行汉水以西的宜昌作战任务进行讨论。多数指挥官认为：如放弃原计划而反转，就意味着第一阶段作战遭到了挫折和失败，将会失掉该军统帅的权威和天皇的信任，因而不必顾虑部队的疲劳和减员，继续执行第二阶段作战计划。5月25日，第11军下达了准备西渡汉水进攻宜昌的命令，以6个汽车中队紧急调运1000多吨军需品到前线，于5月30日完成了作战准备。“中国派遣军”又从第13军第22师团抽调3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兵大队（即松井支队）加强给第11军。

5月31日19时30分，第39师团开始进行炮火准备，向汉水西岸炮轰一个半小时，然后从宜城以北的王集强渡汉水。同日24时，第3师团在襄阳东南也开始渡河。两师团均未受到强烈抵抗，于拂晓前渡河完毕。第11军命令第40师团留置大洪山进行“扫荡”，保障后方，另以小川支队和仓桥支队担任流动兵站的警戒。

中国方面估计日军不会进攻宜昌，即使其有一部向襄河以西进攻，也只是佯动，因而在第一阶段作战时将担任河西守备的第33集团军和江防军主力大部调往河东，以致河西兵力空虚，根本没有研究在河西作战的计划，不仅远安、南漳等县没有设防，宜昌的防御兵力也很少。及至发现日军西渡汉水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6月1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第五战区部队区分为左、右两兵团。左兵团（襄河以东）由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第2、第22、第31集团军和第68军，攻击襄花路、京钟路及汉宜路日军后方，断其补给联络，并以有力部队向襄阳、宜城间攻击渡河日军，策应右兵团作战；右兵团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指挥第33、第29集团军和江防军，以确保宜昌为主要任务。同时还决定第75、第94军火速从汉水以东赶回汉水以西归还江防军建制，正在四川整训的第18军紧急船运到宜昌担任守备。

但渡河日军乘虚而入，推进很快。6月1日，第3师团轻取襄阳。3日，突破中国第33集团军防御后，第3师团占领南漳，第39师团占领宜城。4日夜，日军第13师团、池田支队、汉水支队又从钟祥以南的旧口、沙洋附近强渡汉水，与第3、第39师团对荆门、当阳形成南北夹击之势。陈诚6月3日到达宜昌后，命第33集团军逐次抵抗从南漳、宜城南下的日军，依情况向荆门、仙居之线转移，对东北构成正面，与江防军协同作战；江防军以一部在汉水以西拒止从旧口以南渡河的日军，以有力部队控制于当阳附近主阵地，与第33集团军协同，待日军深入后给予侧击；命第29集团军向钟祥出击，切断日军后方交通。

双方激战至6月8日，日军池田支队突破江防军第26军的阻击，占领沙市、荆州，尔后沿宜沙公路从东南面逼近宜昌。9日，日军第3、第39师团从东北面，第13师团从南面围攻当阳。激战一天，守军被击退。10日，日军向宜昌发起进攻。中国第18军两天前才到达宜昌，仓促部署防御，以第18师守城，以第199师配置于外围。日军以3个师团的兵力连续攻击，以战车部队突进，以上百架飞机疯狂扫射。守军兵力单薄，不敌日军的猛烈攻势。战至6月12日16时，日军攻占宜昌，守军撤往附近山区。

日军对占领宜昌后是否要予以确保，事先并没有明确规定。按照武汉会战后大本营所确定的一般方针，每次作战，即使是经大本营批准的超越作战控制区域的作战，也只是给中国军队一次沉重打击，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并不是要扩大占领区。因此，第11军在占领宜昌的当天就指示各师团：“已达到此次作战目的，现决定立即整理部队，准备尔后之机动。”随后又命令各部队摧毁宜昌的军事设施，将无法携带的缴获物资予以销毁或抛进长江，准备返回。6月15日22时，正式下达了撤回汉水东岸的命令，规定第3、第39师团先行撤到当阳、荆门一线，占领阵地，防止中国军队截击和袭击，掩护第13师团撤退后再依次交替回撤。第13师团撤出宜昌的时间从16日午夜开始。〔6〕这样，日军占领宜昌4天以后又陆续撤出。第13师团排在最后，于6月17日凌晨1时开始回撤，当天上午7时撤到宜昌以东约10公里的土门垭。中国军队则乘日军撤退时，沿途予以反击。第18军尾追第13师团，于17日晨收复宜昌。

本次会战中，在第11军发出撤退命令的前后，日本方面从前线司令官们到大本营，对是否要确保占领宜昌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当时，纳粹德国正向西欧大举进攻。凑巧的是，恰在6月12日日军占领宜昌的同一天，德军占领巴黎，世界形势正发生着剧烈动荡。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军政当局更迫切希望尽快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腾出手来参与世界范围的角逐。日军统帅部和“中国派遣军”中的许多人主张：确保对宜昌的占领，可给重庆蒋政权以更大的威胁，有利于推进政治谋略，从而也就有利于及早解决中国问题，战略价值极大。这种主张终于占了上风，并得到天皇的认可。于是，日军参谋本部于6月16日发出暂时确保宜昌的命令，期限暂定为1个月。〔7〕这一命令经过“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11军转达到各师团的时候，走在最后的第13师团已撤出宜昌52公里，于是第13师团在第3师团一部配合下，调转头来再次向宜昌突进，冲破中国军队的阻击，于6月17日下午重新占领宜昌。

图6-8-2枣、宜会战·宜昌地区战斗经过要图

(1940年5月31日—6月17日)

7月1日，日军大本营为弥补第11军扩大占领区后兵力之不足，将驻在黑龙江省佳木斯的第4师团从关东军序列中调出，列入第11军，并于7月13日下达了长期确保宜昌的命令，将武汉方面的作战地区规定为安庆、信阳、宜昌、岳阳、南昌之间。第11军命令第13师团占领宜昌，第4师团驻防安陆，独立混成第18旅团担任当阳东西一带警戒，其余部队均返回原防地。

中国军队在日军重占宜昌后继续对宜昌日军及其后方联络线进行反击。6月24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陈诚，训令：“兹为应付国际变化，保持国军战力，俾利整训之目的，第五战区应即停止对宜昌攻击……”〔8〕此后，双方军队在宜昌、当阳、江陵、荆门、钟祥、随县、信阳外围之线形成对峙。国民政府为拱卫重庆、屏障四川，重设第六战区（1939年10月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曾设第六战区，1940年4月撤销），以陈诚兼任司令长官，所辖部队有第33集团军、第29集团军、江防军、第18军等，防区为鄂西、湖北、湘西、川东等地。

枣、宜会战区就此结束。

四、会战简析

会战开始前，中国方面及时发现日军企图，正确判断日军进攻方向，采取了相应部署，准备在平汉路武胜关、广水段先发制敌，袭扰日军后方，威胁武汉，对日军进行战役侦察，破坏其企图。此计划虽好，但未能实现。会战第一阶段（襄东作战）以一部抗击日军，主力及时转移外线，控制于日军侧翼机动位置，使日军在襄东平原地区包围合击中国军队的企图落空，并乘日军返转之机，适时反攻，造成对日军第3师团的反包围。日军在100多架飞机、200辆战车掩护下，突围而出；在3天的围攻中，装备较差的中国军队给予第3师团以严重杀伤，挫折了其锐气。在南线，第33集团军截击日军的部署也是对的，但兵力不厚，通信联络失密，致遭日军第13、第39师团的反扑，损失较大，总司令张自忠壮烈牺牲。他的精忠报国之志，足以引为全民族的骄傲，并永垂青史。总之，中国方面对第一阶段作战的判断和部署大体是正确的，从战场形势看，并未完全受制于日军，还保持着一定的主动性。

第二阶段的作战却完全陷于被动。会战一开始，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都估计此次会战不过是一年前随、枣会战的翻版，以为日军不至于以有限的兵力冒险向宜昌作远距离进攻，即使日军以一部西渡汉水，也仅是佯动，因而在全战役计划中根本未考虑河西作战，将河西主力放胆调到河东，连宜昌也无兵守备。第一阶段作战后，日军又从长江下游第13军调运3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大队以加强第11军，并以6个汽车中队向前线运送大批作战物资，中国方面竟未发现，仍然处于麻痹状态，仍在等待日军自行东返。日军经过整补，突然转而向西，长驱直入。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措手不及，仓猝调整部署，全盘顿时错乱，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御，战略重镇宜昌的陷落自不可免。这对尔后的抗战，在军事上和心理上更增加了困难。这完全是统帅机关对日军战略和战役企图判断错误所造成。如能在全战役计划中顾及日军西犯的可能，控制较强的战役预备队；退一步讲，如能在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到日军西渡汉水的10天空隙时间内判明日军动向，调整部署于先，当仍可保持一定的主动性，给日军以更大打击，而减少己方的损失。

各战区之间以及战区内各部队之间缺乏积极主动的策应，也是导致此次会战失利的重要原因（这一弊病在历次会战中反复出现）。日军为遂行此次会战，从长江以南和长江下游抽调了大批部队，也就是说，从第九、第三战区当面抽走了大批部队，这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本来就很分散、薄弱的守备力量更加分散，更加薄弱。第九、第三战区如能乘此机会向当面日军发起强有力的攻势，必能收到较冬季攻势更大的战果，威胁日军后方，给第五战区以有力的策应。但第九、第三战区虽有所行动，却远不够积极、有力。蒋介石曾于5月3日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要他们“乘敌移动，予以一大打击……第九战区应乘虚蹈隙，进袭当面之敌，使第五战区作战容易……第三战区应加强沿江兵力，积极邀击敌舰，截断长江。”〔9〕这一命令也未得到认真执行。同样，在第五战区内，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也曾要求第21、第29、第31各集团军先发制敌，进攻日军后方，威胁汉口，确实截断平汉线，但这些训令发出后多未付诸实施，军事委员会和战区也未严格督查，因循了事。

附表681枣、宜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0年4-6月）

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

第3师团山胁正隆

步兵第5旅团（步兵第6、第68联队）

步兵第29旅团（步兵第18、第34联队）

骑兵第3联队

野炮兵第3联队

工兵第3联队

辎重兵第3联队

第13师团田中静一

步兵第103旅团（步兵第104、第65联队）

步兵第26旅团（步兵第116、第58联队）

骑兵第17大队

山炮兵第19联队

工兵第13联队

辎重兵第13联队

第39师团村上启作

第39步兵团（步兵第231、第232、第233联队）

搜索第39联队

野炮兵第39联队

工兵第39联队

辎重兵第39联队

池田支队（以第6师团3个步兵大队及1个山炮兵大队为基干，支队长为步兵第11旅团长池田直三）

石本支队〔以第40师团3个步兵大队（5月初又增加1个大队）及1个山炮大队为基干，支队长为第40步兵团长石本贞直〕

第40师团天谷直次郎（5月20日，天谷直次郎直接率2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兵大队到达战场，到后一并指挥石本支队）

小川支队（以第34师团2个步兵大队为基干，支队长为第216联队长小川权之助）

吉田支队（以1个步兵大队及重炮、高射炮联队等为基干，支队长为吉田炮兵大佐，6月9日编组）

平野大队（独立第63大队，属独立混成第14旅团，5月17日到达战场）

古东大队（独立步兵第61大队，属独立混成第14旅团，5月23日到达战场）

佐泽大队（独立步兵第62大队，属独立混成第14旅团，5月7日配属给第3师团留守部队）

田中大队（步兵第215联队第1大队，属第33师团，5月19日到达战场）

临时混成第101旅团（旅团长为第27步兵旅团长松山佑，在汉口附近担任警戒）

军直部队：

战车团（第7、第13联队）

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

仓桥支队（以第15师团4个步兵大队为基干）

松井支队（以第22师团3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为基干，支队长为第22步兵旅团长松井贯一，6月8日到达安陆后一并指挥仓桥支队）

协同部队：

第3飞行团

海军第1遣华舰队

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

附表682枣、宜会战第五战区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0年4月）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左集团军（第2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

第33军池峰城

第27师黄樵松

第30师张华棠

第31师乜子彬

独立第44旅吴鹏举

第68军刘汝明

第119师田温其

第143师李曾志

独立第27旅

鄂豫边游击总指挥鲍刚

中央集团军（第11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

第39军刘和鼎

第56师厉鼎璋

第84军莫树杰

第173师钟毅

第174师张光炜

第189师凌压西

右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

第33集团军张自忠

第59军黄维纲

第38师李九思

第180师刘振三

骑兵第9师张德顺

独立第13旅姚景川

第77军冯治安

第37师吉星文

第132师王长海

第179师何基沣

第55军曹福林

第29师许文耀

第74师李益智

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

第44军廖震

第149师王泽浚

第150师杨勤安

第67军许绍宗

第161师官焱森

第162师余念慈

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总司令郭忏

第26军萧之楚

第32师王修身

第41师丁治磐

第44师陈永

第75军周碞

第6师张珙

第13师方靖

预备第2师傅正模

第94军郭忏（兼）

第55师李及兰

第121师牟庭芳

第185师方天

江防要塞司令曾以鼎

第128师王劲哉

鄂中游击纵队曹勖

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

第13军张轸

第89师张雪中

第101师吴绍周

第193师赖汝雄

第85军王仲廉

第4师石觉

第23师李楚瀛

第91师王毓文

第22集团军总司令孙震

第41军孙震（兼）

第122师王志远

第123师曾宪栋

第124师曾甦元

第45军陈鼎勋

第125师王仕俊

第127师陈离

第21集团军（大别山游击军）总司令李仙洲

第92军李仙洲（兼）

第21师侯镜如

第142师傅立平

暂编第14师廖运泽

注释：

〔1〕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83年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3页。

〔2〕同〔1〕，第1页。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版，第931页。

〔4〕同〔3〕，第934至935页。

〔5〕同〔3〕，第944页。

〔6〕同〔1〕，第24页。

〔7〕同〔1〕，第25页。

〔8〕同〔3〕，第968页。

〔9〕同〔3〕，第942页。

第九节 上高会战

一、双方的战役企图及兵力部署

1941年2月14日，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召开各方面军和各军司令官联席会议，确定以“灵活、短距离的截断作战”为1941年度的作战方针，就是说，既要根据当面情况积极灵活作战，又要节省兵力、减少消耗，不向中国军队作远距离、大纵深的作战，一般以进至中国军队师部所在位置（距前沿10至15公里）为界限。第11军据此向其所辖各师团、旅团提出的任务是：“要积极不断地依靠灵活、短距离截断进攻作战，消耗敌之战斗力量和确保压倒敌人的地位。”〔1〕

日军第11军自1939年3月攻占南昌后，以第33、第34师团等部队守备南浔铁路和南昌附近，与中国第九战区第19集团军各部队形成对峙，两年来无大的行动，而中国军队曾几次向南昌和南浔路发动袭击，使日军感到威胁。守备南昌的第34师团为求改善态势、巩固对南昌的占领，强烈要求对第19集团军进行一次打击。恰在这时，“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将独立混成第20旅团于1940年2月下旬由上海调到南昌，同时将第33师团于4月间由安义地区调往华北。于是，第11军便决定乘第20旅团已经调来、第33师团尚未调走的机会组织一次进攻作战。其计划是：以第33师团为右翼（北路），由安义向西南进攻；以独立混成第20旅团为左翼（南路），由南昌西南约15公里的望城冈沿锦江南岸向西进攻；以第34师团为中路，由南昌西山、万寿宫沿锦江北岸向西进攻。三路部队分进合击，压迫、包围中国第19集团军主力于上高地区。日军战史把这次作战称为“锦江作战”或“鄱阳作战”。

上高位于南昌西南约120公里的锦江上游北岸，扼湘赣公路（南昌至长沙）要冲，东临鄱阳平原，背靠九岭山与罗霄山，既便于东出南昌，也便于西进长沙，是一处战略要地。中国第19集团军司令部即设于此，因而成为日军进攻的主要目标。中国军队为阻碍日军机械化部队运动，已将赣东北境内的主要道路大部破坏。中日军队在此方向的对阵形势是：

日军：第33师团位于向坊街、宋埠、安义、乾州街、仁首街地区；第34师团位于南昌、莲塘及赣江以西的西山、万寿宫地区；独立混成第20旅团位于牛行、望城冈地区。

中国第19集团军：第49军位于罗金渡、梁家渡，跨抚河，至叶子山、市汊街一线（以上各点均在南昌以南）；第70军位于市汊街（不含），跨锦江，至石岗、大城、奉新、靖安一线；第74军位于英冈岭、泗溪、棠浦一线；第30集团军的第78军位于武宁及棺材山、大桥河一线，第72军一部位于燕夏、横石潭、宝石关，主力控制于三都附近。

1941年3月初，第19集团军已侦知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运抵南昌，并发现南昌及锦江南北各点日军集结，判明日军有于近期发动进攻之可能，即决定采取诱敌至预设战场而歼灭的方针，依托市汊街、锦江南岸、祥符观、米峰、来堡、塘里之第一线阵地和仙姑岭、老坑岭、龙团圩、华林寨、泉港之第二线阵地，节节抗击，迟滞与消耗日军；待诱其进至上高附近钩石岭、石岗、泗溪、棠浦、上富、九仙汤第三线阵地时以主力反击而歼灭之。

二、会战经过

3月15日凌晨战役打响。北路日军第33师团由安义向当面中国第70军发起进攻，在炮兵和航空兵掩护下，沿潦河盆地向西突进，当日中午占领奉新，16日进至棺材山、车坪附近，并继续向西追击。南路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团于15日晨发起进攻后，当日午间在河嗄附近西渡赣江，尔后沿锦江南岸西进。至17日，先后占领曲江、独城等地，继续向灰埠攻击前进。中路为日军主力第34师团，继两翼发起进攻后，于16日开始行动，由西山、万寿宫沿湘赣公路和锦江北岸向西突击，当日占领祥符观、莲花山。17日晚，中国守军主动放弃高安。18日，第34师团突过高安，占领龙团圩。以上三路日军在开始进攻后的两三天内进展顺利，更增加了骄傲情绪。

三天以后战场形势逐渐发生变化。日军的企图是以三路作向心突击，即三路均以上高为目标，将两翼钳形内的中国军队（第70军、第74军和第19集团军司令部）都压缩至上高附近，合围而歼灭之。按照这一企图，北路第33师团应压迫中国第70军向南退却，但第70军且战且向西北退去，3月17日退至上富、甘坊、苦竹坳之间山地。第33师团跟踪追击，反而遭到中国第70军、第72军围攻。激战两日，第33师团受到重大伤亡，突围而出，于19日返回奉新，认为配合第34师团作战的任务已经完成，遂转入休整，准备调往华北。

南路独立混成第20旅团留下1个步兵大队（称“赣江支队”）占领曲江、泉港，掩护左翼；主力继续向西突进，3月20日占领灰埠，然后北渡锦江，与第34师团会合，以加强上高正面的突击力量。这时，中国第19集团军令位于南昌以南的第49军由市汊街等地西渡赣江，在泉港附近截击日军赣江支队，歼其大半；然后尾追独立混成第20旅团，击其侧背。

中路第34师团于3月18日占领高安后继续向西突击，遭到中国第74军越来越坚韧的抵抗，前进缓慢。21日起，第34师团在得到独立混成第20旅团加强后，以30多架飞机掩护轰炸，向官桥、泗溪第74军主阵地连续猛攻。第74军各部队英勇奋战，反复争夺，阵地多次易手。战至22日，日军一度突进到上高东北约1.5公里的三角山。第74军固守石拱桥、下陂桥、上添家之线，战斗极其惨烈，双方伤亡严重。

正当上高东正面鏖战激烈之时，第34师团右侧背因第33师团后撤而失去掩护，中国方面乘机以第78军攻击棺材山，牵制北路日军，以第70、第72军迅速南下。23至24日，第70军主力占领杨公圩、官桥街，第72军主力进至水口圩，第49军也渡至锦江北岸。诸军对第34师团和独立混成第20旅团构成合围，并逐渐压缩包围圈，与正面第74军协同，展开围攻。

置两翼侧背于不顾而一味恃强进攻的第34师团突然感到处境不妙：左右失去掩护，成了孤军，几百名伤员还未来得及后送，新的伤员还在不断增加，中国军队9个师的围攻越来越紧，情况十分危殆。大贺茂一面命令部队在飞机掩护下突围后撤，一面向武汉第11军告急求援。第11军对这次短距离截断作战事先也未予特别重视，接到第34师团告急电报后才发现第33、第34师团缺乏协同，事态严重，赶紧派参谋长木下偕同作战主任参谋等人飞赴南昌，组织救援，命令第33师团和其他后方部队紧急出动，接应第34师团突围。但接应部队途中也遭到中国军队阻击，前进困难，直到3月27日才在南茶罗、毕家、龙团圩等处打开缺口，与第34师团取得联系。

在撤退途中，第34师团抬运伤员的担架队伍长达7—8公里，以步兵第217联队和工兵部队护卫，可见伤员之多。27日至28日又连下大雨，道路泥泞，主要道路原本已被破坏，雨后更加难行。日军重炮无法行动，只得将炮折毁弃掷路旁。炮兵第8中队在途中遭中国军队攻击，全被击毙。

关于这次撤退的情况，日军战史中有如下记述：

“27日，第34师团带着数百名伤病员好不容易全部渡过泗溪，按兵团司令部、行李、独立山炮队、病员输送队、野战医院、后卫部队的行军序列，开始向土地王庙东进。如前所述，土地王庙在五天前已成为敌第9师的中枢阵地，另外，在侧背还有重庆军6个师并列尾随追击。入夜，雷电伴随着大雨，各部队在严加戒备下度过黑暗的一夜。

“第33师团在各处继续进行着激烈的战斗，28日渡过泗溪进入东岸，翌（29）日虽开始后撤，但出发不久遭到据守在虎形山（泗溪西北约5公里）附近重庆军的侧击，陷入苦战，以后不时和顽强地尾随追击的敌人进行激战，展开全部兵力以求摆脱敌人，此间山炮队所有炮弹用尽，处于不能射击的状态。以后接到了空投弹药。经过了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重重苦难，于4月2日返回了原驻地。

“因受这次作战的直接影响，第33师团推迟了向华北的转进。”〔2〕

3月28日，第74军克复泗溪、官桥街全部阵地；至4月2日，第49军攻占西山、万寿宫，第70军重新占领奉新城，全部恢复战前态势，会战结束。

日军战史未透露此战中的伤亡数字。

三、会战简析

在八年抗战期间，正面战场所进行的各次会战中本次会战的规模不大（日军参战部队只有两个半师团；中国参战部队主要是第74、第70、第72、第49军，加上在武宁方向策应的第78军，也只有5个军），作战地域较小（从泉港至安义，南北约80公里；从南昌附近至上高以东，东西不过80公里左右，属于日军所谓的“短距离截断作战”），持续时间不长（从3月15日到4月2日，只有18天），但对中国军队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始终掌握着战场主动权而致胜的会战，在当时称为“上高大捷”。

这次会战之所以能够获胜，是因为针对当面敌情制定了正确的战役方针和作战计划。当面日军兵力不大，但十分骄狂，以其两个半师团还不到的兵力而欲寻歼中国第19集团军主力（特别是第74军）。当其刚刚集结时，中国方面即判明其企图，决定在第一、二线阵地节节抗击，迟滞和消耗日军，控制主力于机动位置；待日军进至第三线主阵地前已相当疲惫时，再集中兵力予以反击。战役打响后，日军本欲作向心合击，而中国第70军却反其道而行之，故意作离心退却，诱使北路日军更加向北，这不仅破坏了日军的合击企图，而且使中路日军的右侧背暴露；随后，又以第49军击破南路日军，暴露其左侧背，使日军只有分进，没有合击，反而造成中国军队包围日军的有利态势。这样，从战役第一步起，中国军队就立于主动地位。“致人而不致于人”，这是取胜的第一着。

中路日军主力突过第一、二线阵地后，更增加了骄狂心理，不顾侧翼暴露的危险，继续向中国第三线阵地进攻，无异自入口袋。中国第74军凭借既设阵地，以逸待劳，坚韧防御，抗击日军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的猛烈进攻达6天之久，争取了时间，使第70、第72、第49军能及时从两翼赶到战场，集中优势兵力对第34师团构成合围，按预定方针、在预定战场实现了预定计划。这是取胜的第二着。

战前将战区内的道路尽行破坏，给日军汽车、战车、重炮的运动造成障碍，使其优势装备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并增加其运输补给困难，这也是会战中取胜的重要一着。

但中国方面以绝对优势兵力将孤军深入、疲惫已极、伤亡过半的日军第34师团四面包围，压缩于极狭小之范围内，从3月24日至27日连攻3天，仍未能将其全歼；27日以后，在兵力并不大的日军增援部队接应下，反任其拖着大批伤员突围而出，说明中国军队的攻击精神和攻击力量都太弱。正如中国军事当局在《上高会战之经过与检讨》中所说：“中路之敌既不顾两翼之有无依托，而孤挺进之时，已为我合围歼敌之好机。此时我74军全军迎击于前，70军尾击于后，49军（欠1师）侧击于右，72军围攻于左，战斗态势既形成于四面包围，而复以最大优势之兵力对此包围圈内后援已绝之三千残敌，期一举而尽歼之，非力所未逮。不图于包圈南北直径缩小至五公里之时，敌竟突围逃窜，卒未能达到歼灭之目的，不无遗憾耳。”〔3〕

附表691上高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1年3月）

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

第33师团樱井省三

第33步兵团（步兵第214、第215联队，欠第213联队）

搜索第33联队

山炮兵第33联队

工兵第33联队

辎重兵第33联队

配属独立工兵第3联队一部

第34师团大贺茂

第34步兵团（步兵第216、第217联队，欠第218联队）

搜索第34联队

野炮兵第34联队

工兵第34联队

辎重兵第34联队

配属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第2大队及独立山炮兵第51大队

独立混成第20旅团池田直三

独立步兵第102、第103、第104、第105大队

炮兵队、工兵队、通信队及配属独立工兵第2联队

荒木支队（第33师团之第213联队及山炮兵大队组成，支队长为荒木正二）

第3飞行团远藤三郎

附表692上高会战第九战区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1年3月）

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

第70军军长李觉

第19师师长唐伯寅

第107师师长宋英仲

预备第9师师长张言传

第74军军长王耀武

第51师师长李天霞

第57师师长余程万

第58师师长廖岭奇

第49军军长刘多荃

第26师师长刘广济

第105师师长王铁汉

预备第5师师长曾戛初

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

第72军军长韩全朴

新编第14师师长陈良基

新编第15师师长傅翼

第78军军长夏首勋

新编第13师师长刘若弼

新编第16师师长刘守权

注释：

〔1〕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83年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24页。

〔2〕同〔1〕，第128页。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91页。

第十节 中条山会战

一、双方的战役企图及兵力部署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太原以后，特别是1938年春占领同蒲铁路南段以后，在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即进入主要地位，而正规战争则退居次要地位，中国第八路军（第18集团军）各部队深入日军占领区后方，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形成了辽阔的敌后战场，支撑着华北抗战，有力地配合着正面战场的作战。第二战区阎锡山所部大部退到同蒲路以西，消极避战；第一战区卫立煌所部一部分（平汉路方面）退到黄河南岸布防，一部分位于晋东南，其主力则控制于中条山地区，与日军形成对峙，并与八路军开辟的敌后战场相毗邻。

中条山位于山西省南部，紧靠晋、豫、陕三省边界地区和黄河大转弯（由北南流向转为西东流向）处北岸，东西约170公里，南北约50公里，东至太行山、太岳山，西接吕梁山，向西屏障潼关、西安，向南屏障洛阳，向北俯控同蒲路，是华北、中原和西北的战略枢纽地带。1941年春，第一战区在黄河以北共有11个军，其中4个军配置于太行、太岳山区，7个军配置于中条山区。这7个军的具体部署是：第8军（新27师、第165师）守备中条山西侧；第5集团军以第3军（第7、第12、第34师）、第17军（第84、新2师）由左向右，并列守备垣曲、桑池之线以西地区（中条山西部）；第14集团军以第43军（第70、暂第47师）、第15军（第64、第65师）、第98军（第42、第169师）并列守备中条山北侧；第9军（第47、第45、新第24师）守备中条山东侧。中条山守军总兵力共16个师，约15万人。日军则以第36师团（晋城附近）、第37师团（运城附近）、第41师团（临汾附近）和第35师团（豫北道清路上）等部配置于中条山周围，担任同蒲路南段和晋东南、豫北地区守备。

日军“华北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确保其占领区的安定，主要作战对象是“中共军”日军将中国军队区分为重庆军（或中央军）、中共军及其他地方军。，即深入其后方的八路军（第18集团军）。1940年秋，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1〕以后，日军更加震慑于“中共军”的强大威力，认为该军是“华北治安肃正的最大癌症”，〔2〕必须集中全力予以“剿灭”，所以“华北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剿共”。但中条山地区近20万“重庆军”的存在，“牵制着日军3个师团。首先将其消灭，日军即可自由行动，那时候可以全力对付中共军”，〔3〕因而决定发动中条山会战。

1940年秋冬，日军对八路军百团大战进行报复性的“扫荡”以后，其第1军立即提出向中条山实施进攻，以求肃清第一战区在山西境内的部队、将日军警备线推进至黄河北岸的作战计划。“华北方面军”同意这一计划，并请求“中国派遣军”增加兵力。于是，“中国派遣军”决定从武汉第11军抽调第33师团、从上海第13军抽调第17师团拨归华北方面军序列。“华北方面军”则将第33师团配属给第1军，将第17师团与担任苏北、皖北警备任务的第21师团换防，将第21师团配置于豫北温县、沁阳一带，投入中条山作战。除上述兵力外，第1军又从其辖区内抽调独立混成第9、第16旅团及骑兵第4旅团各一部参战，总兵力约10万人；日军大本营又从关东军调来飞行第32、第83战队，加强第3飞行集团，在运城、新乡两个机场展开，支援地面作战。

1941年4月10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在1941年度“治安肃正作战”的报告中对发动中条山会战的目的作了如下的说明：“利用这次增兵之机，本军对晋南地区的中央军，努力以大兵力作战，除图谋一扫黄河以北的中央军势力外，主要是为了好集中力量对共产军根据地进行毁灭战。”〔4〕对作战企图作了如下规定：“当前任务在于消灭和扫荡盘踞在晋豫边区的中央军主力，消灭其在黄河以北的势力”，“扩大和利用这次会战的战果，借以确保华北安定，并加强对重庆政权的压力”。第1军决定“彻底集中兵力（甚至不顾警备地区的治安下降）”进行此次作战。其作战指导的一般要领是：“1.置作战地区于张马—垣曲一线，将中条山分为东、西两个地区把作战重点始终保持在西部地区。为此，决定从42个大队中集中35个大队，俾能保持优势兵力，把敌人完全包围起来予以歼灭。2.在正面利用既设阵地和黄河障碍，以挺进部队切断退路，从两侧迅速突入守军纵深，将敌完全包围。3.为了确保包围圈，采取双重包围部署，以第36师团、独立混成第9旅团为内侧包围兵团，以第37、第41师团为外侧包围兵团，将中国守军切实包围。作战过程中，还要调整包围线，防止敌人逃脱，并要特别增强外侧包围部队的兵力。4.要特别重视切断作战，为此要部署许多经过挑选的挺进队，走在敌人退却和逃脱的前面，占领黄河北岸重要地点，切断守军退路，防止其向黄河南岸逃脱。因此，另采取一切措施，隐蔽企图，在黄昏以后行动，快速袭击敌人。然后在包围圈内反复扫荡，将其全歼。”〔5〕

1941年4月下旬，日军作战部队全部到达集结位置，完成了战前准备。

中国第一战区主力自1938年春进入中条山地区到此次会战前，已长达3年，本有充裕的时间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坚固工事，整训部队，养精蓄锐，加强战备。但由于中国最高当局的错误决策以及上下之间、部队之间矛盾错综，指挥不灵，办事因循拖沓，不求实效等原因，原定一年的整训拖了两年半尚未完成，对内制造摩擦，对日疏于戒备，而且由于较长时间未遭日军大规模进攻，反而助长了侥幸苟安的心理。当日军向中条山地区增调兵力时，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判断日军有进攻中条山区的企图，拟定了第一战区作战指导的三个参考方案：“第一案，主力向黄河南岸撤退，巩固河防；第二案，乘敌集中尚未完毕，制敌机先，以击破其攻势；第三案，采取机动战术，变内线为外线作战。”〔6〕4月18日，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何应钦赶到洛阳，召集第一、第二、第五战区高级军官军事会议，研讨晋南三角地带的作战准备。何应钦指出：“中条山地位异常重要，如现三角地带一部为敌占领，则陇海路不独深感威胁，且洛阳恐亦难保，西安亦危。设洛阳西安不守，则第五战区侧背完全受敌威胁。”同时认为：“晋南之敌，似将逐次夺取我中条山各据点，企图彻底肃清黄河北岸之我军，然后与豫东之敌相呼应，进取洛阳、潼关，以威胁我五战区之侧背，或西向进窥长安。”在20日第二次会议上，何应钦基本上采用军令部第二案的精神，对晋南作战作出下列指示：“为确保中条山，（一）第一步，应相机各以一部由北向南（93军），由东向西（27军），与我中条山阵地右翼各部合力攻取高平、晋城、阳城、沁水间地区，以恢复29年（1940年）4月前之态势。（二）第二步，与晋西军及第二、第八战区协力，包围晋南三角地带日军而歼灭之。（三）最低限度亦须能确保中条山。”为此，要求第一战区晋南作战部队应速作准备，派高级参谋前往现地侦察地形、敌情，提供作为以后作战指导的参考；防守中条山的各部队应依山地之特性，以火力封锁各道路口；利用中条山纵深地带，多构筑斜交阵地，以备一点被突破时尚可依交叉火力扑灭之；对主阵地带工事，须随时日而增强之，等等。〔7〕

4月28日，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判断日军有由沁阳、济源及横岭关、皋落镇进攻垣曲之企图，遂于5月2日令第一战区加强中条山阵地工事，破坏、阻塞主阵地前的道路，以1个军向高平、博爱，另以1个军向闻喜、侯马、夏县采取攻势，以击破日军攻势；令第二战区晋西部队向同蒲路、第五战区汜东部队向陇海路各当面之敌进行牵制。第一战区于5月3日制定作战计划。其方针是：“为打破敌之进犯企图，制敌机先，积极实施游击，以粉碎敌之攻击准备及兵力集中。”其指导要领是：“（一）第27军以一部积极向新乡、博爱间道清铁路沿线游击，可能时力求打破敌对白晋公路之封锁。（二）第24集团军，以有力之一部分别对安阳、淇县及壶关一带游击。（三）第9军之冀察游击第1纵队，以有力部队进击温县以东，积极实施敌后游击；该军第47师控置于王屋、邵源间，修筑封门口一带工事。（四）第14集团军，以有力一部对高平及沁水、翼城方面积极实施游击，可能时力求突破阳城。（五）第80军配属之河北民军，以主力进出同蒲路、安邑、闻喜以西积极游击。（六）第36集团军，以一部加强中条山西段之游击。”〔8〕但各军的出击部署尚未完成，日军已开始进攻。

二、会战经过

会战开始前，日军为改善其态势，于1941年3月6日以第36师团主力和第35师团一部从壶关、高平、晋城等地会攻陵川，给中国第27军以打击，解除会战时其左侧背的威胁；3月10日，又以第37、第41师团和独立混成第9旅团各一部向绛县以东、翼城以南中国第15军进攻，夺占了松树掌、西堡、东西桑池等要点，以便会战时其部队展开。

1941年5月6日至7日，日军航空兵首先发动攻击，轰炸西安、咸阳、潼关、郑州等地，并炸断陇海铁路。5月7日傍晚，日军以6个师团另2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兵力向中条山地区中国军队发动全面进攻。其部署是：（一）对中条山西部地区，第41师团和独立混成第9旅团分别从翼城、绛县并列南下，攻占垣曲，割断第5集团军与东部第14集团军的联系，并对第5集团军实施双重包围；第36、第37师团分别从闻喜、运城并列东进，进行双重迂回包围，与第41师团和独立混成第9旅团会合后围歼第5集团军及第80军；独立混成第16旅团从平陆沿黄河北岸快速东进至济源，与东路的第35、第21师团在邵源会合，切断第5、第14集团军向黄河南岸的退路。（二）对中条山东部地区，第35师团和第21师团分别从温县、沁阳并列西进，经济源、王屋攻占邵源，与独立混成第16旅团会合，切断守军退路后由济源至邵源的公路线北上，进攻第14集团军；第33师团从阳城南下，协同第35、第21师团对第14集团军进行南北夹击。

（一）中条山西部的战斗

中条山西部是日军进攻的重点，共展开3个师团又2个独立混成旅团。中国守军为第80军及第5集团军所属第3、第17军。日军在兵力、兵器上均处于优势（据日方统计，其进攻兵力与中国守军兵力之比为1∶0.7）。

5月7日薄暮前后，日军第41师团及独立混成第9旅团在航空兵掩护下在绛县以南的西桑池（第5集团军和第14集团军结合部）至横岭关一线展开，分多路向守军第43、第17军突击，其进攻矛头由北向南，直指垣曲。守军奋力抵抗。至8日晨，日军首先突破据守皋落以西战力较弱的第43军阵地，随后，第17军阵地也被突破。日军乘势扩大进攻，于当日晚占领中条山中部、黄河北岸重镇垣曲，将中国军队分割为东、西两部。与此同时，日军第36、第37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6旅团在夏县至张店间展开，向守军第3、第80军猛攻，主突方向为第3军与第80军之结合部。激战至次日，日军在张店附近突破第80军右翼阵地，切断了第3、第80军的联系，并沿黄河左（北）岸向东突进，第5集团军被迫退守秦家岭、望原等第二线阵地。第80军退守台寨。

这样，在中条山西部，日军仅用1天时间即全面突入中国守军纵深地带。5月9日4时，日军一部已迫近第5集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马村。司令部东移至漳南沟，当即收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电话：本部已派兵2团，在五福涧以北高地占领桥头堡阵地，并征集渡船十余只。不得已时，各军应逐次南移，在五福涧渡河。但日军独立混成第16旅团的先头部队已于9日上午进至五福涧。由河南岸派来的第14军85师2个团与日军激战至10日晨，被迫放弃桥头堡阵地，退回黄河南岸。此时退守台寨的第80军已与日军苦战2日，伤亡惨重。第80军奉命南渡，新编第27师掩护主力渡河，坚守阵地，力战不退。师长王竣、副师长梁希贤、参谋长陈文祀均壮烈殉国。

第3、第17军被分割包围于中条山内，连日陷于苦战，后援无继，回旋余地不大，处境危殆。第一战区和第5集团军为保存力量，下令第3军向西北、第17军向西，以团为单位分散突围。因日军设有多层包围圈，突围途中每每与日军遭遇，各部队且战且走，利用夜暗摆脱日军，隐蔽西进，在夏县、安邑、闻喜一带突破日军封锁线，越过同蒲铁路，渡过汾河。至5月19日，第3军、第17军各有4个团到达吕梁山区的稷山、乡宁一带休整。突围未出的部队，一部分被日军消灭，一部分化整为零留于中条山内游击。第3军军长唐淮源因无法突出而自戕殉国，其第12师师长寸性奇于15日牺牲。

日军占领中条山西部地区后，由南向北，再由北向南，反复进行梳篦式“扫荡”，从5月中旬到6月上旬，留于山内的中国军队大部被歼。

（二）中条山北部的战斗

中条山北部守军为第14集团军所属第93军第10师、第15军和第43军，左与第5集团军相邻。5月7日晚，日军第33师团从南岭至阳城一线向第14集团军正面突击，次日晨突破第43军阵地，继续向南突进，于10日进至煤坪。但右翼第98军则坚守阵地，顽强抗击，日军一再增兵，连续进攻，才于13日占领董封。第14集团军各部撤至横河镇东南地区，但这时西路日军已占领垣曲，东路日军已占领邵源，第14集团军腹背受敌，后退不得，补给中断。第一战区乃令该集团军向沁（水）翼（城）公路以北转移。该集团军以第93军第10师一部在阳城附近游击，以第98军一部在董封以南游击，以第15军一部在横河镇附近游击，各牵制当面日军，掩护主力沿董封、沁水东西地区，于14日开始分路向北突围。日军对突围部队层层拦截，并多次施放毒气弹，战斗异常激烈。至20日前后，第93军第10师和第98军、第15军各一部在太岳区八路军策应下，突破日军的包围和截击，进入沁水以北地区。第14集团军指挥部及各军担任游击的部队因受日军阻截，未能突围北进，辗转游击于中条山区达半月之久，直到5月底6月初才乘夜暗分批突过日军封锁线，或南渡黄河，或北进与主力会合。其间第27军曾由陵川西进，威胁晋城、阳城，策应第14集团军突围，但在遭日军第36师团和第33师团一部阻击后退回，未与第14集团军靠拢。

（三）中条山东部的战斗

中条山东部是指河南省北部道（口）清（化）铁路西段的地区，在此方向担任进攻的日军是华北方面军直辖的第35师团（配属骑兵第4旅团）和第21师团。守军是中国第一战区所属第9军。5月7日，第21师团从沁阳、博爱出发，第35师团及骑兵第4旅团从温县出发，在飞机、战车、火炮支援下开始向西突击。激战至8日8时，日军第35师团突破第54师阵地占领孟县，尔后与第21师团合击济源。当夜日军攻占济源。第9军退守封门口既设阵地，留一部在大岭头侧击日军。由于西路日军第41师团已于8日晚攻占垣曲，独立混成第16旅团一部继续沿黄河北岸东进。卫立煌因河防空虚，急令第9军主力由关阳渡口撤至黄河南岸担任河防，留一部兵力迟滞日军，掩护第14集团军后方。10日拂晓，第9军直属部队及第54师伤亡颇大，且只能乘日机轰炸间隙抢渡，所以军直属部队及54师直至当夜才渡过黄河。11日，日军猛攻第47师阵地，渡口、船只已全被炸毁。第47师及新编第24师无法渡河，不得已退至王屋、邵源公路以北进行游击，并与第14集团军取得联系。当日，日军西路的独立混成第16旅团与东路的第35师团在邵源会合。至此，中条山通南岸的黄河渡口全被日军封锁，日军随即北向横河镇突进，与第33师团夹击第14集团军。未及撤到黄河南岸的第9军部队则转移到道清路西段和济源以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大规模行动告一段落之后，日军即在中条山区内反复搜索、扫荡残留的第一战区零散部队。直到6月15日，日军才宣布“中条山会战以赫赫战果胜利结束”。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被俘3.5万人，遗弃尸体4.2万具；日军仅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达到了消灭敌军主力的目的，收到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9〕

但日军不可能扑灭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当第一战区的部队被肃清以后，第八路军的部队又逐渐深入中条山区，继续开展游击战争。日军“华北方面军”也不得不承认：“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从此，华北的游击战便由中共军独占了。”〔10〕

三、会战简析

中条山是华北沦陷后中国正面战场在黄河以北所保有的惟一一块较大而突出的阵地，横跨晋南三角地区，是潼关、西安、洛阳和陇海路西段的天然屏障，扼华北、中原和西北的战略枢纽，与太行山、太岳山、吕梁山互为犄角，瞰制同蒲路和晋东南。第一战区在这里配置重兵，与敌后战场相靠拢、相呼应，进退有据，从战略上看是必要的、正确的。会战中数万名官兵流血牺牲，表现了爱国精神和民族正气。迫不得已时向敌后或黄河南岸转移的行动也应给予肯定。

本次会战是1937年11月太原保卫战之后日本对华北正面战场发动的仅有的一次大规模进攻。在此以前的3年多里，中条山区没有大的作战行动，中国军队本有充分时间进行战备，有良好地形可作依托，且可养精蓄锐，以逸待劳。而日军兵力有限，用于守备尚感不足，又刚刚经过八路军百团大战的打击，转而对八路军各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其部队更形疲惫；第33、第21师团刚由华中调来，特别是第33师团在上高会战之后尚未整补即仓促投入作战。相对于日军来讲，中国军队的有利条件还是很多的。但从会战全过程来看，中国军队却处处被动挨打，毫无积极主动精神可言，有利条件荡然无存，甚至没有还手之力。这是为什么?第一战区在《会战要报》中列举了一些原因，诸如防广兵单，完全处于内线，形成被包围态势；万山崇崇，道路崎岖，交通困难，兵力机动和补给运输均感不便；无纵深兵力，也未控制机动兵团，一经接触，预备队即使用罄尽；武器装备落后，炮兵极度缺乏（日军拥有75毫米以上口径火炮500门，而中国军队平均每师只有1门），无力封锁山口道路，亦无力打破日军封锁。特别是日本空军威胁极大，交通线、渡河场、通信联络等均受其破坏与控制，且日军实施空降，打击中国军队纵深。作战第一天，师以上司令部多数被袭击阻击，致指挥通信时常中断。日军进攻中又大量使用毒气弹，使中国军队无法坚守，难以作长时间周旋。此外，各部队编制待遇不一律，饷糈显有丰窘，影响团结精神与作战意志者至深且大；官兵思想骄怠，警戒疏忽（晋南作战军因屡挫进犯之敌，每谓中条山有金汤之固，恃而无恐），为敌所乘，等等。〔11〕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一份总结中谈到中条山战役失利的原因是正面第43军不能坚韧抵抗，为日军锥形攻势突破，直趋垣曲，日军再以主力东西扫荡，将第14、第5集团军压迫于黄河北岸背水决战，使中国军队处于不利态势所致。〔12〕

以上所说，固然都是中条山会战招致败绩的种种原因，但还未触及更深层、更基本的原因，那就是高级军事领率机关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在政治上的衰退腐败、精神上的萎靡懈怠、指挥上的措置失当，盲目认为日军兵力不足，不会向中条山发动大规模进攻，只求侥幸苟安，消极观望，不思进取，所以在3年多的时间内不积极整军备战，不配合八路军作战，未作坚固的战场建设，没有周密的作战计划，这样当然不可能作坚韧的抵抗，更谈不上转入有计划的反攻，日军一旦发动进攻，便完全陷于被动，手足无措。此类情况不但在第一战区存在，在其他战区也普遍存在，只是中条山会战将它暴露得更为集中而已。突出的例子有二：第一，中条山区防线东西长170公里，而纵深不过50公里，背水（黄河）为阵，而对黄河各渡口毫不重视，未建立必要的桥头堡，更未修筑任何防御工事，以致战斗一开始，数日之间退路即全被切断。第二，中条山区各部队均无战备存粮。5月7日会战开始，第14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于5月11日就向蒋介石致电说：“大军已绝食3日，四周皆有强敌，官兵枵腹血战，状至可悯，若不急筹办法，恐有溃散之虞。”〔13〕

蒋介石在谈到中条山会战的惨败时，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抗战史最大之耻辱”。〔14〕

附表6101中条山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1年4月）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

第1军司令官筱塚义男

第33师团樱井省三

第33步兵团（步兵第213、第214联队，第215联队留守江西安义）

搜索第33、山炮兵第33、工兵第33、辎重兵第33联队

第36师团井关仞

第36步兵团（步兵第222、第223、第224联队）

搜索第36、山炮兵第36、工兵第36、辎重兵第36联队

第37师团野佑一郎

第37步兵团（步兵第225、第226、第227联队）

搜索第37、野炮兵第37、工兵第37、辎重兵第37联队

第41师团清水规矩

第41步兵团（步兵第237、第238、第239联队）

骑兵第41、山炮兵第41、工兵第41、辎重兵第41联队

独立混成第9旅团池上贤吉

独立混成第36、第37、第38、第39、第40大队

独立混成第16旅团若松平治

独立混成第82、第83、第84、第85、第86大队

方面军直辖部队

第35师团原田熊吉

第35步兵团（步兵第219、第220、第221联队）

搜索第35、野炮兵第35、工兵第35、辎重兵第35联队

第21师团田中久一

第21步兵团（步兵第62、第82、第83联队）

搜索第21、山炮兵第51、工兵第21、辎重兵第21联队

骑兵第4旅团佐久间为人（配属于第35师团）

第3飞行集团木下敏

第1飞行团（侦察第83战队、轻轰炸第90战队、独立战斗第10中队、独立侦察第83中队——协同在中条山西部的第36、第37、第41师团及独立混成第9、第16旅团作战）

第3飞行团（轻轰炸第32战队，侦察第44战队——协同在中条山东部的第21、第33、第35师团及骑兵第4旅团作战）

附表6102中条山会战第一战区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1年4月）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

第5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

第3军唐淮源

第7师李世龙

第12师寸性奇

第34师公秉藩

第17军高桂滋

第84师高桂滋（兼）

新编第21师金宪章

第一战区游击第1纵队魏凤楼

第14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

第43军赵世铃

第70师陈庆华

暂编第47师孙瑞昆

第15军武庭麟

第64师姚北辰

第65师邢清忠

第98军武士敏

第42师王克敬

第169师郭景唐

第93军之第10师陈牧农

第一战区游击第6纵队毕梅轩

第80军孔令恂

第165师王治岐

新编第27师王峻

河北民军乔明礼

游击第4、第8纵队

第9军裴昌会

第47师郭贻珩

第54师王晋

新编第24师张东凯

注释：

〔1〕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译本，（上）第295页。

〔2〕〔日〕井本熊男：《作战日志ご缀ゐ支那事变》。日本芙蓉书房1978年版，第445页。

〔3〕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83年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32—133页。

〔4〕〔日〕臼井胜美、稻叶正夫编《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东京1964年版，（二）第718。

〔5〕同〔3〕，第133—134页。

〔6〕转引自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1986年版，第342—343页。

〔7〕此段各引文引自何应钦主持晋南会战准备之历次会议记录。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95—1001页。

〔8〕同〔6〕，第343—344页。

〔9〕同〔3〕，第132页。

〔10〕同〔3〕，第135页。

〔11〕同〔7〕，第1024—1026页。

〔12〕同〔7〕，第992页。

〔13〕同〔7〕，第1006页。

〔14〕见1941年5月28日《蒋介石对于晋南作战失败之检讨》。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现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第十一节 第二次长沙会战

一、日军的战役企图及兵力部署

1941年初，世界形势继续蕴酿着巨大的变化，日本乘英、美忙于应付欧洲战争之机，积极谋求南进，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美国也希望利用中国抗战拖住和消耗日本，因而加强了对中国的援助。日本强烈感到自己在远东进行的战争实际上是以中、苏、美、英为对象的，因而处理中国问题必须和解决南方问题、北方问题综合考虑，作长期打算。基于这种背景，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这两个文件在1941年1月16日的大本营会议上获得批准，并在御前会议上得到天皇的裁决。

在《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中，日军大本营提出：“不放松现在对中国的压力，在此期间应用一切办法，特别是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力求解决中国事变。”“作战以维持治安及占据地区肃正为主要目的，不再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如果需要，可以进行短时间的、以切断为目的的奇袭作战，但以不扩大占领区和返回原驻地为原则。”“准备在1941年夏秋时期，发挥综合战力，给敌人以重大的压力，力求解决事变。”〔1〕“中国派遣军”（1941年3月1日俊六接替西尾寿造任总司令官）据此进行了积极的准备，确定在夏秋以第11军为主力实施长沙作战。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在此之前，日本为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曾采取措施调整对苏邦交，于4月13日签定了《苏日中立条约》；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又于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秘密进行对苏战争准备，一旦苏德战争的发展对日本有利，即使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为此，大本营考虑要从第11军至少抽调2个师团到中国东北，加强对苏战备，同时继续准备南进，因而将长沙作战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新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俊六和新任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4月接替园部和一郎）强烈反对大本营的这一考虑，认为彻底摧毁中国继续战斗的企图、解决中国问题才是日本的根本国策，而这时候突然减少派遣军的兵力，将使重庆政府获得生机。8月9日，大本营决定放弃对苏行使武力，不从中国派遣军抽调兵力。8月26日，大本营以“大陆命”第538号命令批准长沙作战计划（此次作战的代号为“加号作战”）。但为了准备对南方作战，第11航空舰队和第3飞行集团于9月上旬陆续调走，减少了海军和空军的支援。

自8月中下旬起，日军第11军开始向湘北集结作战兵力。主要部队及集结位置是：

第3师团：配属4个山炮大队，8月下旬由湖北应山附近出发，9月16日前后集结于岳阳东南的小桥圳；

第4师团：配属山炮、迫击炮各1个大队，8月下旬由湖北应城、安陆地区出发，9月10日前后集结于岳阳东南的新开塘附近；

第6师团：配属2个山炮大队、1个迫击炮大队，原在岳阳、崇阳担任守备，9月中旬集结于岳阳以南的草鞋岭附近；

第40师团：配属1个山炮大队，9月上旬由湖北大冶、咸宁地区西移至桃林附近集结；

早渊支队：以第13师团4个步兵大队、2个山炮大队为基干组成，8月18日由宜昌以南的紫金岭出发，9月15日集结于岳阳以东的冷水铺附近；

荒木支队：以第33师团3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大队为基干组成，由江西安义地区出发，9月上旬集结于桃林附近；

平野支队：以独立混成第14旅团1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中队为基干组成，9月中旬由江西瑞昌移至岳阳城陵矶附近集结；

江藤支队：以独立混成第14旅团1个步兵大队为基干组成，9月中旬由江西瑞昌移至临湘附近集结；

战车第13联队：配属2个轻装甲车中队，9月中旬由武汉向岳阳集结；

野战重炮兵第14联队，9月中旬由武汉向岳阳附近集结；

第11军工兵队：以3个独立工兵联队、8个架桥材料中队为基干组成，9月上中旬由武汉向岳阳、临湘地区集结。

9月15日，第11军在岳阳设立司令部战斗指挥所，并召集各部队参谋长会议，检查发动攻势的准备情况。该军9月上旬最后确定的作战计划要点是：

一、作战目的：摧毁中国军队的抗战企图，给西部第九战区军队一大打击。

二、作战方针：军决定9月18日开始攻势，击败新墙河、汨水之间的中国军队；接着准备自长乐街附近进入汨水下游一线发动进攻，攻击该河左岸之中国第4军及第99军。在新市—栗桥（新市南约25公里）公路一线突破敌人阵地，以军的主力将敌包围在该公路以西湘江一带歼灭之；另以一部（第6、第40师团）击败蒲塘（平江正西偏南约10公里）方面山地内之敌。

攻击汨水左岸地区中国军队的开始时间预定在9月23日，9日底前达到作战目的。

第11军在集中后期，以一部兵力协同海军向洞庭湖西岸的常德佯攻。

为牵制中国第九战区军队，令警备在南浔沿线（南昌方面）的兵团适时发动攻击。〔2〕

第11军用于长沙方面进攻作战的地面部队总兵力为步兵45个大队，炮兵26个大队，另有若干海军及航空兵协同部队。其指挥系统如附表6111。

二、第九战区的战役企图及兵力部署

第九战区自1939年秋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继续在横跨湘、鄂、赣三省的长江以南地区与日军第11军形成宽正面对峙。1940年7月重设第六战区后，第九战区向西、向北与第六、第五战区的分界是石门桥（常德南约15公里）、连山湖南岸、大通湖北岸、洞庭湖北岸沿长江至武汉下游迄九江之线；向东与第三战区的分界为抚河、鄱阳湖口之线。这几个战区共同构成对武汉日军第11军的包围态势，正处于日军所谓“作战地区”的当面，故作战行动较为频繁。

第九战区根据本战区地形和日军部署，并总结第一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等作战经验，判断日军的进攻方向：在赣北方面，一是由德安、安义指向武宁、修水、铜鼓，一是由南昌指向高安、上高、万载，或由南昌指向新淦、吉安；在鄂南方面，可能由崇阳、通山、通城向南指向平江、浏阳；在湘北方面，则由沿粤汉铁路两侧地区向南直趋长沙。以上各方向中，湘北当为主要方向，其他则为策应方向或牵制方向。据此，第九战区乃将主力部署于湘北方面，并利用横亘于此方向纵深内的新墙河、汨罗江（汨水）、捞刀河、浏阳河等构筑多层阵地，加强防御的韧性，将机动部队控制于东侧幕阜山、连云山山地，以便侧击进攻日军。1941年3月17日，第九战区制定了反击作战计划。其方针是：

在赣北、鄂南方面，对非主攻方面之敌，力求将其夹击于崇仁、新淦以北，宜春、万载、铜鼓、修水以东及修水、长寿街、梅仙以北地区，予以各个击破；在湘北方面，“敌如以主力由杨林街、长乐街、福临铺道及粤汉铁路两侧地区向长沙进犯时，则诱敌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地区，反击而歼灭之”。〔3〕其指导要领主要是应用诱敌深入、反击歼敌的战法。

本次会战前，第九战区所辖正规部队为3个集团军11个军30个师，另有若干游击纵队。其部署为：

第99军（战区直辖）：担任汉寿、沅江、青山一带洞庭湖湖防及湘阴、营田、归义间湘江、汨罗江守备。

第27集团军总司令部位于平江。其所属：

第4军：担任磊石山、鹿角、至公田间新墙河南岸守备，并以一部占领新墙河以北筻口、大云山前进阵地；

第58军：担任黄岸市、九岭、北港、赛公桥一线守备；

第20军：担任通城、铁柱港、斗米山、杨芳林各线守备。

第30集团军总司令部位于修水。其所属：

第78军：担任观音阁、潭埠之线守备；

第72军：以一部守备东坑岭、留咀桥之线，主力集结于三都南北地区。

第19集团军总司令部位于上高。其所属：

新编第3军：担任靖安、奉新一线守备；

第74军：集结于新余、分宜地区整训；

预备第5师：担任市汊街、温圳一线守备；

江西保安纵队：担任锦江南岸守备。

第37军（战区直辖）：集结于长乐街、瓮江、福临铺间地区整训。

第26军（军事委员会直辖）：集结于金井、浏阳、永安市一线整训；

第10军（军事委员会直辖）：集结于衡山、渌口（株洲）地区整训。

湘鄂赣边区挺进军（辖7个纵队）：主力部署于咸宁、瑞昌间地区担任游击。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位于长沙。

9月上旬，日军第6师团为掩护主力集结，解除渡河地带的侧后威胁，向第4军新墙河北岸前进据点进行扫荡作战，9月18日发起全面进攻。战役打响后，军事委员会除将第26军、第10军拨归第九战区指挥外，又从第六战区调第79军、从第七战区调暂编第2军向第九战区增援。第九战区参战部队指挥系统如附表6112。

三、会战经过

（一）大云山地区的战斗

大云山地区的战斗是本次会战的前奏，还不是会战的正式开始，但持续了10天，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

大云山位于新墙河以北数公里处，海拔960米，是第九战区的重要前进阵地之一，山顶由第4军1个加强营守备，其西侧为第4军第102师第306团，东侧为第58军新编第11师的1个步兵营。会战前守军不断派出小部队向日军后方袭击，破坏其交通设施。

日军第11军为准备实施“加号作战”，掩护其主力向新墙河以北集中并隐蔽展开、占领较大的渡河地带，命令原在岳阳地区担任守备的第6师团对大云山进行扫荡，解除这一侧后威胁。9月7日晨，第6师团第23、第45联队在航空兵支援下从忠坊向大云山北侧雁岭、詹家桥展开进攻，遭守军阻击后向东南侧迂回；其第13联队向大云山西侧进攻，与守军第102师发生激战。这时，第27集团军发现鄂南咸宁地区日军第40师团向湘北调动，判断是与第6师团换防，日军向大云山的进攻，是换防前的例行攻势。于是于7日18时命令第4军确保大云山，命令第58军派出部队协同第4军作战，并命令第20军准备从通城向西侧击日军，乘日军换防时给以打击。

9月8日至9日，日军第6师团主力继续向大云山东侧猛攻，守军虽奋力抵抗，但因日军兵力、火力均处于优势，堵击无效，乃弃守大云山。10日，第6师团主力认为已完成扫荡任务，撤离大云山，向桃林方向集结，其第13联队则在甘田、团山坡附近被中国第102师和第59师一部所阻，陷于苦战。同日，中国第58师收复大云山阵地，向大云山增援的第37军第60师亦已到达战场，第27集团军遂命新编第10师、第59师、第60师包围并歼灭当面日军，定于次日拂晓开始攻击。11日，正当这3个师与第13联队激战时，由咸宁西进的日军第40师团重松支队（以1个步兵联队为基干组成）赶到甘田，接应第13联队向草鞋岭撤走。12日至14日，中国军队继续向重松支队展开进攻，双方在甘田、团山坡的狭小区域内互相争夺，伤亡均重。此时第九战区仍未判明日军进攻长沙的企图，依然认为日军向杨林街以北的甘田进攻是掩护其撤退的动作。如薛岳14日致蒋介石电称：日军“扫荡我大云山后，南渡新墙河窜扰。经判断敌又师上高时第33师团以进为退之故伎”。〔4〕

15日，日军又以刚从赣北开来的荒木支队增援，战斗极为激烈。这时，第九战区发现日军已有4个师团以上的兵力集结于湘北，方发现日军有即向长沙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迹象，遂令第27集团军主力向新墙河以南转移，大云山战斗至此结束。

关于大云山战斗，日军战史中有如下记述：在会战发起前，第11军“曾令第6师团扫荡了横亘于开阔地东侧的大云山（标高1000米），因兵少山大，不仅没有收到多大战果，反而于9月10日引出了重庆正规军4个师的大攻势。按照作战部署，那一带被指定为第40师团负责扫清的开阔地。该师团自11日逐次进入，突然与上述之重庆军不期遭遇，各部被迫陷入苦战。15日夜，军才得悉这一情况，立即把荒木支队投入战斗，吃到了没有预料到的苦头。”〔5〕

（二）汨罗江两侧地区的战斗

9月17日，由各地调往湘北的日军已全部集结完毕，进入进攻出发地位。由于接受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时兵力分散的教训，阿南惟畿将进攻部队并列部署于狭窄的正面，以期进行纵深突破。44个大队及322门火炮和迫击炮展开于新墙河以北仅20公里宽的正面上。仅派独立混成第14旅团第63大队（平野支队）乘船溯湘江南下，进攻青山、营田，掩护其右侧翼，并策应正面主力作战。各部队进攻出发的具体位置是：第14旅团63大队位于岳阳附近，第4师团位于三港嘴北侧，第26旅团（早渊支队）位于青风驿附近，第3师团位于筻口附近，第6师团、独立混成第14旅团的步兵第62大队（江藤支队）位于草鞋岭附近，第40师团位于马家桥附近，第33步兵团（荒木支队）位于甘田附近。

第九战区在新墙河南岸的守军为第4军的第59、第102、第90师和第60师（由第37军配属），大都是经过大云山战斗、于18日拂晓前才从新墙河北岸撤回而仓促进入阵地的。第58军、第20军奉第27集团军的命令加入新墙河南岸布防，尚未到达指定位置。

9月18日拂晓，日军发起全线攻击，在炮兵、航空兵火力支援和战车协同下强渡新墙河。第4军各师凭借既设阵地抗击日军。第102师正面抗击日军第4、第3、第6师团的集中攻击，战斗尤为激烈。数小时后，日军渡河成功，突破守军第一线阵地。第4军乃转入长湖东、西第二线阵地，继续抵抗。日军第3、第4师团及早渊支队沿粤汉铁路两侧地区迅速向南突进，第3师团一部迂回至第4军侧后。日军平野支队也搭乘海军舰艇沿洞庭湖东侧前进至湘江口的青山附近登陆，与主力协同，向该方面守军第99军展开进攻。至16时，第4军第二线阵地又被日军突破。该军军长欧震鉴于日军兵力占优势，攻击猛烈，且有空中支援，正面阻击已不能奏效，遂令各师逐次掩护，向关王桥以东山地转移，占领有利阵地，以便于尔后机动或侧击日军。

同日22时30分，第九战区为加强湘北方面主战场力量，令第72军从修水、三都地区西进至通城附近，并指挥暂编第54师，准备担任该方面的反击作战；令第20军（缺暂编第54师）进至王安屋、朱公桥方面，协同第58、第4军向西侧击渡河南进的日军。

19日，第20军由桃树港向朱公桥疾进，黄昏到达指定位置。第58军在高家桥附近与当面日军激战。第4军第59、第60、第90师阵地均遭到日军第40师团攻击，激战竟日，双方仍在对峙中。日军第4、第3、第6师团快速向南突进，傍晚分别到达汨罗江北岸的石头铺、长乐街附近；第6师团还以一部从磨刀石渡河，与南岸守军第37军在颜家铺、浯口一带交战。

这时，第九战区在汨罗江南岸担任守备的部队只有第37军（辖第95、第140师）和第99军（辖第92、第99、第197师）。9月18日，薛岳根据预定的在汨罗江两岸与日军决战、反击而歼灭日军的计划，命令第37军（欠第60师）守备浯口至骆公桥之线；第99军的第99师守备络公桥以西、营田至湘阴之线；第92师推进于三姐桥以北，占领阵地，统归第37军军长指挥，坚决阻击日军；第26军主力即由浏阳开赴金井附近；第72军改调平江，准备作战。随后，第九战区又命令第27集团军各军向汨罗江以北日军侧背的长乐街、磨刀石、归义、新市等地攻击，迟滞其南进；命令第26军由金井向瓮江推进；令在衡山、渌口的第10军即向高桥、金井一带开进。

9月20日，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九战区固守湘江两岸及汨罗江南各既设阵地，加强抵抗，保持主力于外翼，力求攻击敌之侧背；令第三、第五战区乘虚向当面敌人攻击，以策应第九战区作战。同时令第六战区向荆州、宜昌地区日军积极袭击，相机收复宜昌。23日开始实施。军事委员会除明确将第10、第26军拨归第九战区指挥外，还命令从第六战区抽调第79军、从第七战区抽调暂编第2军增援第九战区。

但第九战区9月18日发给各集团军、各军的电报被日军特种情报部门窃收并破译后送交第11军。该军原定沿长（沙）岳（阳）公路突进至汨罗江南岸后将主力第3、第4师团使用于战场西部（即湘江方面），当获悉第九战区以4个师守备汨罗江既设阵地，而将主力置于战场东部的瓮江等地侧击日军的情报后，立即改变原定部署，令第3、第4师团逐次转向浯口、瓮江东侧地区，令第40师团、第6师团从东面山地迂回，对中国第37、第26、第10军形成合围态势，予以歼灭。

9月20日，日军第4、第3、第6师团及早渊支队从骆公桥、新市、磨刀石、浯口等渡河点强渡汨罗江，突破第37军前进阵地。守军向主阵地撤退。日军第40师团配属荒木支队，击退第4军侧击后，留江藤支队掩护补给线，主力转向新官桥、瓮江以东地区，预定经平江迂回南进。9月22日，日军在航空兵支援下向第37军主阵地攻击。双方激战3天。至24日，日军第3、第4师团突破守军主阵地，将第95师、第140师包围。第37军奉命向麻林市突围转移，伤亡甚重。

9月21日，日军第6师团从浯口向瓮江北侧转进，与刚刚到达战场的中国第26军遭遇。日军凭借优势兵力节节进逼，向第26军第44师右翼包围。第26军令第32师向浯口日军后方攻击，适与第3师团后续部队遭遇，激战至23日，第32师伤亡较大，被迫后退。第26军各师有被分割危险。第九战区令第26军以蒲塘为中心，各师靠拢，阻击日军。第26军立即调整部署，令第32、第41、第44师在蒲塘四周构成环形防御。24日，日军第40师团也加入对第26军的攻击。25日夜，日军从东正面和南正面突入第26军阵地。第26军又奉战区命令向金井东南地区转移，与由平江南下的第72军协力作战。

这时从衡阳、渌口北上的第10军（辖第3师、预备第10师、第190师）已到达战场，奉命在高桥、金井、福临铺一线占领阵地。9月24日，由浯口附近突围南进的第37军第140师转移到金井附近，日军第3师团沿长岳公路尾追而来，日军第6、第40师团也绕过第26军右翼进至金井附近，与第10军遭遇。24日上午，日军第3师团、第6师团在航空兵支援下，分别向第10军的预备第10师、第190师发起攻击。25日，日军第3师团占领福临铺。第4师团、早渊支队也已赶来，开始向第10军第3师展开进攻。战至26日，第10军各师阵地先后被日军突破，金井、栗桥失陷。该军一部向金井东北日军后方转进，主力奉命向捞刀河以南梨市转移，收容整顿。

在此期间，第27集团军所属第4、第20、第58军曾奉命向日军侧后攻击，但未能达到切断日军补给线、迟滞其南进的目的。

第九战区预定在汨罗江两岸（主要是汨罗江以南）与日军决战、击灭日军主力的企图不但没有实现，在此方向担任守备的各军反被日军各个击破，损失惨重。

（三）捞刀河和长沙附近的战斗

日军第4、第3、第6、第40师团、早渊支队与荒木支队在汨罗江以南击破中国第37、第26、第10军等部防御后乘势向南突进，于9月25日前后陆续进抵捞刀河北岸，迫近长沙。

这时，在捞刀河南北和长沙附近的第九战区各部队有：

第99军：除第197师位于湘江口南岸青山、芦林潭附近，与由该处登陆的日军平野支队处于对峙状态外，军主力（第99、第92师）位于捞刀河以北、粤汉铁路以西地区，由西向东侧击南下日军。

第72军：奉命由修水西移，已抵达平江以南，准备由东向西侧击日军。

第26军：由瓮江、蒲塘转移到石湾、更鼓台、文家场屋后稍事整顿，准备协同第72军侧击金井之日军。

第74军：奉命由江西分宜附近西移，其先头第57师已抵洞阳市，主力（第51、第58师）位于浏阳附近。

第79军：奉命由第六战区常德、澧县向长沙增援，其先头第98师于9月24日到达岳麓山，主力（第82师、暂编第6师）尚在开进途中。

暂编第2军：奉命由第七战区前往长沙增援，正由广东向株洲车运中。

第37军：以第95师在麻林市西南地区占领阵地，准备协同第74军作战。

9月25日，薛岳电令第79军应守备捞刀河南北地区，保卫长沙外围；暂编第2军先头部队暂编第8师限于26日到达梨市待命；第74军应以2个师兼程向黄花市前进，在夏家塘、春华山、赤石河、石灰咀之线占领阵地，迎击南进日军。

但第九战区这一电报又被日军特种情报部门窃收和破译。日军第11军认为：第74军是蒋介石中央系统中最精锐部队之一，自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起，曾与第11军多次较量，是第11军的老对手，在上高会战中又碰过它的钉子，这次一定要捕捉而消灭之。第11军司令官阿南立即调整部署，令第3、第4师团向捞刀河以南突进；解除第6师团原定占领平江的任务，改向捞刀河谷推进，拦击第74军；令第40师团在扫荡金井附近地区后南下。

9月25日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从长沙撤往湘潭。

同日，第74军先头部队第57师到达捞刀河北岸的春华山附近时发现春华山已被日军占领，随即占领南岸天鹅山，与日军对峙。日军向天鹅山展开进攻，双方激战彻夜，至26日晨，日军被击退。第57师乘机反击，夺回春华山，掩护第74军主力集结，随后将春华山移交第58师，北向麻林迎击日军。27日晨，日军第3师团主力在空军支援下向第57师正面连续猛攻，遭到第57师顽强抗击；日军又投入第4师团一部攻击第57师左翼。第57师伤亡近3000人，仍坚守不退。与此同时，第58师在春华山、夏家塘、伍家渡一线，第51师在伍家渡、杨家滩之线，以及协同第74军作战的第37军第95师在王家冲、杨公桥一线也与日军第6、第3、第4师团发生激战。守军各部队坚守捞刀河两岸阵地，阻击、侧击日军，或主动向日军进攻，给了日军以相当杀伤，但自己也受到严重损失，第74军全面陷于苦战。至9月27日夜，第九战区命令该军撤出战斗，东向洞阳市、横江至浏阳河南岸转移，准备侧击日军。日军强渡捞刀河以后直趋长沙，其第3、第6师团则由长沙以东向株洲方面突进。

第九战区以及军事委员会原来就没有估计到日军会攻入长沙，未作在长沙近郊和市区防御作战的准备，因此日军突过捞刀河后，长沙无兵可守，市民纷纷逃难，道路为之拥塞，秩序极为混乱。分别从第六、第七战区前来增援的第79军、暂编第2军只有先头第98师、暂编第8师第1旅到达长沙，该两军主力都还在开进途中。

9月27日晨5时，第98师在长沙以北三窑堂、白茅铺一线与日军早渊支队遭遇，展开激战。日军以航空兵火力支援，连续突击；战斗至晚，突破第98师第一线阵地，逼近长沙。28日，日军早渊支队再攻破第98师第293团阵地，突进长沙。刚刚到达岳麓山的第79军暂编第6师奉命进入长沙，与日军展开巷战。至9月30日，日军第4师团也到达长沙，其第3师团一部曾突入株洲，与暂编第2军先头部队发生战斗，暂编第2军随即撤出。日军第6师团集结于镇头市附近，第40师团集结于狮形山附近，荒木支队、江藤支队担任掩护后方交通线任务。至此，日军第11军认为已完全达到了预期作战目的，停止了攻势。

10月1日，日军第11军下达返转命令：着第40师团先行，第4、第3、第6师团并列。其中第40、第6师团居右，经永安市—麻峰咀—长乐街路线北返；第4师团居左，沿长沙—湘阴之线北返；第3师团居中，沿左右之间的道路北返。10月1日日没时开始返转。

薛岳侦知日军退却行动后，当即命令暂编第2军、第79军各向当面日军跟踪追击；命令位于捞刀河、汨罗江南北地区的第74军、第27集团军所属各军（第4、第20、第58军并指挥第72、第26军）和第99军各依现在位置截击、侧击日军，务使其不能安全渡过新墙河。蒋介石也发电报要求“第九战区应乘敌疲惫，果敢追击，乘机占领岳阳，并应积极破坏武岳铁路，分向各路退却敌人沿途袭击、伏击，猛烈打击，使其不能退守原防；并牵制防守，滞其向武汉方面转移，以利第三、第五、第六战区之作战”。〔6〕

各部队按以上命令，对撤退中的日军展开追击、截击和侧击，给予一定杀伤，但未能打乱其行动。至10月9日（日军战史记载为10月6日），日军全部退回新墙河以北，恢复战役前态势。第二次长沙会战至此结束。

会战期间，在鄂南、赣北的中日军队为配合湘北主战场的作战，曾互有攻防。

图6-11-1第二次长沙会战经过要图

(1940年9月7日—10月9日)

其中驻修水、三都附近的中国第72军发现原守备鄂南的日军第40师团西移，便向通山附近日军据点和交通线袭击，并进攻通山县城；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曾向咸宁附近日军据点进攻，一度攻克汀泗桥和羊楼司车站，摧毁了日军若干工事和通信、后勤设施。担任箬溪守备任务的日军独立混成第14旅团一部曾向武宁方面中国第78军部分阵地进攻，驻守南昌的日军第34师团曾向中国第19集团军锦江南岸若干阵地进攻。这些作战规模都很小，未能影响双方在主战场的行动。

（四）其他战区的策应作战

会战期间，遵照军事委员会9月20日及以后的一再电令，第三、第五、第六战区各向当面日军发动了范围广泛的袭扰活动，对日军若干据点和交通线形成一定威胁。特别是第六战区对宜昌的反攻作战发展到较大规模，使日军受到震撼。

第三战区奉命于9月23日开始全面袭击活动。其第100军（部署于鄱阳湖南侧，担任湖防）对南昌周边日军第34师团各据点频频发动攻击，前进至牛行、乐化和南昌近郊，夺占了楼前市、黄溪渡，打退日军多次反击；第23集团军（担任鄱阳湖东岸、湖口至安徽境内长江南岸防御）对日军第116师团所据守的湖口、彭泽、马当、贵池、繁昌等沿江要点多次袭击，曾突至江边布设水雷；第32集团军（担任宣城以东、太湖以西苏皖边界地区防御）曾向芜湖、溧水、武进、长兴附近日军第15师团各据点和交通线广泛袭击；第10集团军（担任钱塘江两岸至浙东沿海防御）曾向日军第22师团所据守的富阳、余杭、绍兴、曹娥、余姚、奉化、溪口附近各据点多次袭击，破坏了嘉兴间铁路；第25集团军（担任福建沿海和内陆防御）曾对厦门岛、南日岛和闽江口日军发动袭击，一度攻克南日岛。至10月20日，第三战区奉命停止攻势。

第五战区以破坏日军铁路、公路交通线为重点，于9月25日开始发起广泛袭击、游击行动。其第21集团军以大别山为基地，向广济至武汉间日军独立混成第14旅团和第40师团一部守备的长江北岸各据点以及日军第3师团一部守备的平汉铁路南段各据点袭击；左集团军（第31、第15集团军）从淮河南北地区向津浦铁路宿县以南各据点、陇海铁路徐州至开封间各据点、平汉铁路信阳南北各据点发动袭击，破坏铁路多处，并一度攻克宿县以南的板桥集；中央集团军（第2集团军）以桐柏山为基地，向平汉铁路花园至孝感间以及随县、应山附近各日军据点发动攻击，攻克独崇山、徐家店，并一度攻入随县县城；右集团军（第29集团军）以大洪山南北地区为基地，向京山、钟祥附近各据点发动攻击，破坏了京钟公路。至10月11日，第五战区奉命停止攻势。

第六战区是在1940年6月日军占领宜昌后设立的，辖区为鄂西北、湘西和川东地区，与第五战区的分界大致沿襄河（汉水）之线，以西为第六战区；与第九战区的分界大致沿常德以南的石门桥迄洞庭湖北岸之线，以西、以北属第六战区。所辖部队有长江上游江防军、第20集团军、第26集团军等共10个军27个师。当面日军有第13师团（守备宜昌、当阳）、第39师团（守备当阳以东、襄河以西）和独立混成第18旅团（掩护交通运输线）。1941年8月下旬，日军第13师团奉命抽出第26旅团组成早渊支队参加长沙作战，独立混成第18旅团调往襄河以西接替第4师团防务（第4师团也调出参加长沙作战），因而第六战区当面日军（特别是宜昌守军）大大减少。军事委员会于9月20日、21日、22日连续电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乘机克复宜昌，并限于23日开始发起攻势。这一重大行动既是策应第九战区作战，又是解除日军对重庆和西南后方的重大威胁。为加强第六战区进攻兵力，军事委员会命令将第五战区所辖第33集团军（2个军6个师）暂归第六战区指挥。

第六战区奉命后于9月23日确定部署、下达命令。大要是：以江防军（辖第2军、第94军、第8军第5师等7个师）主力攻击宜昌；以第26集团军（辖第32、第75、第39军）向当阳方面攻击，主力置于当阳以西，切断汉（口）宜（昌）公路，阻止日军第39师团向宜昌增援；以第33集团军（辖第59、第77军）向荆门方面攻击，与第26集团军协同，切断汉宜公路；以第20集团军（辖第53、第73、第87军）向白螺矶（岳阳东北）、沙市、江陵方面攻击，切断汉（口）京（山）公路西段，阻止日军向宜昌增援。各部攻击时间限于9月27日、28日开始。

但各部队事先缺乏准备，调整部署行动缓慢，直到9月30日才开始攻击。日军依托既设阵地固守顽抗，各攻击部队多与日军形成对峙，进展不大。至10月3日夜，江防军主力已完成对宜昌的包围。第六战区为迅速攻克宜昌，又令第26集团军第75军的第13师和第20集团军及第73军的第77师加入宜昌方面作战，严令各军各向当面日军奋力突击，攻克既定目标。但这时日军第11军已结束长沙方面的作战，开始向原防返转。

这时在宜昌周围和城内的日军只有第13师团的第56、第58、第104联队，诸队连日来受中国军队猛攻，伤亡颇重；守备荆门、当阳的日军第39师团也遭到中国军队围攻，不能向宜昌增援。至10月9日，宜昌东郊的慈云寺、东山寺各要点均被中国军队攻占，宜昌北面的据点也多处被突破。第13师团一面将伤员和非战斗勤务人员尽行投入作战，一面向武汉第11军告急。10月10日晨，宜昌日军烧毁了军旗和秘密文件，师团长以下军官们准备好了自尽的场地和用具，并写好了绝命书，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但这时日军返转部队为解宜昌之危，紧急车运，其先头已抵荆门附近，第11军决定将早渊支队及第13师团第103旅团在宜昌以东的部队都归第39师团指挥，全力向宜昌突进。

10月10日上午，中国第32军、第2军及第75军第13师等突击部队又攻占宜昌郊区多处据点，并从东面突入宜昌城，与日军展开巷战。日军以飞机20架向中国军队猛烈轰炸，并施放毒气。突击部队伤亡很大，乃撤至城外。午后，第六战区下令调整部署，准备再攻。军事委员会鉴于日军返转部队已接近宜昌，为避免陷于被动，于10月11日晨电令第六战区停止攻击，将部队有计划撤至城外，控制要点，进行休整。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的作战至此结束。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为策应第11军的长沙作战，10月2日以第35师团自新乡以南强渡黄河，10月4日却轻易击退第一战区第3集团军部队，占领中原重镇郑州。10月31日，第35师团虽然撤出郑州，返回原防，却在黄河南岸京汉铁路黄河大桥西侧的霸王城要点建立了桥头堡阵地，以2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驻守，这为后来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日方统计，整个会战中中国军队遗弃尸体5.4万具，被俘4300人；日军伤5184人，亡1670人。这个统计显然夸大了日军的战果。不过，从中国军事当局的资料看，第74军的第58师伤亡55％，第57师伤亡40％；第37军的第60师伤亡50％，第140师伤亡30％；第4军的第102师伤亡45％；第10军的第3师伤亡35％，伤亡确实惨重。

四、会战简析

第二次长沙会战，对日军来说，是“在激烈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受到极严格制约的条件下作战的”，〔7〕其参谋本部要求尽早结束作战，以便准备对南方用兵，因而第11军攻占长沙仅2天便迅速返转，退回原防。中国军政当局曾借此宣扬日军是被中国军队击溃、中国又取得了第二次长沙大捷，以此鼓舞士气、民心，维护国际形象。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政当局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从军事委员会有计划地组织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之间的战略协同和战役协同，特别是指示第六战区发起颇有声势的对宜昌的反攻作战，都属正确的决策，反映出在战争指导上的积极意图。日军也承认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仍旧高昂，对宜昌日军的反攻在规模和斗志上都超出日军的预料。但中国方面在这次会战中的失利和失误也是十分明显的。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会战总结报告中曾列举种种问题，如：对敌情判断不当，友军彼此不信任，致乏协力，部队运动迟缓，师以下军官战术修养不够，指挥能力薄弱，部队纪律太坏，执行命令不彻底，训练不足，仍有呆守阵地的习惯，不知活用兵力、控制预备队，等等。〔8〕其实这些都是部队建设、部队教育方面由来已久且普遍存在的问题，不仅第九战区部队有，其他战区部队也有；不仅此次会战有，其他会战也有。而且这些问题多是针对下级而言，还未涉及高层。若就此次会战的高层组织指挥而言，至少还可看出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1.部署指挥不当而陷于被动

军事委员会和第九战区都曾明白指出武汉日军处于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的战略包围中，中国军队处于外线（对日军第11军来说），是有利态势。但战略上的外线并不等于战役上的外线，战略上的有利态势并不自然化为战役上的有利态势。对战役的组织指挥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战役上争取使自己处于外线的有利的态势，这是保持战役主动权的关键。

但第九战区的战役指导方针和实际部署并非如此，从而一次又一次陷于被动。

该方针中只提到在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地区对日军实施反击并歼灭之。这是出于以下估计：日军在突过新墙河、汨罗江后必受到很大杀伤和消耗，战力大减，因而选定在汨罗江以南与其决战是有利的。〔9〕这只从决战的地域上考虑，而且是一厢情愿，实际上本次会战中日军的兵力相当集中，强渡新墙河、汨罗江时并未受到重大损失，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突击力。第九战区的设想与战役的实际发展不符，又没有应付意外情况的预案，这是陷于被动的原因之一。

再从兵力部署和使用来看，第九战区未将主力控制于外侧机动位置，无论在新墙河南岸还是在汨罗江南岸，守备部队都处于日军大兵团进攻的正面，侧面力量极弱，不可能对日军翼侧构成威胁；日军突破汨罗江后，第九战区仍按原计划将增援的生力军第26军、第10军、第74军全部摆在日军进攻的正面，企图阻止日军并和日军决战，而且是逐次投入，结果反被日军各个击破，徒增伤亡。待到日军突过捞刀河，第九战区已无预备队可用。这是陷于被动的又一原因。

第九战区在作战计划中强调“应运用诱敌歼灭战法”，结果成为一句空话。实际上不是第九战区诱使日军就范，而是日军的快速攻势迫使第九战区手忙脚乱、处处就范。第九战区组织指挥如此，则全战役陷于被动和不利就是必然的了。第九战区在会战总结中说：“战区保持主力兵团于敌后及敌之两翼，故能始终立于主动地位，诱敌至捞刀河南北地区而四面围歼之”等等，完全是不实之词。

2.情报不灵而丧失战机

第11军是侵华日军中惟一以机动作战任务为主的野战军，武汉失守以来，日军向正面战场发动的多次进攻，除桂南会战、中条山会战外，都是由它发动的。中国军事情报工作部门对它的动向理应给予更敏锐、更密切的监视。第11军为准备此次会战，从8月中旬起即从鄂西、鄂南、赣北抽调部队，向湘北集中。如此大规模的部队调动，无论是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情报部门，还是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的战役情报部门，抑或是与日军当面接触的各部队战术情报部门，在长达1个月的时间里都毫无察觉，直到日军要发动全面攻势前一两天，才发现日军已在湘北集结重兵，足见中国各级军事情报部门的麻痹和疏懈。而第九战区因情况不明，对会战无从进行、也来不及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其第一线守备部队第4军、第58军甚至被日军吸引，胶着于大云山，后乘夜匆匆转回新墙河以南，喘息未定，日军已开始总攻。日军成功地隐蔽了战役企图，发挥了战役突然性，而第九战区在会战第一步就丧失了时机，仓促应付，在日军闪电式的攻击面前步步失策。

同样，第六战区对日军第13师团平渊支队和独立混成第18旅团的调走也毫无所知。待1个月之后，在湘北战场发现第13师团部队南调，再部署对宜昌反攻，为时已晚；开始反攻时，日军已结束长沙作战，平渊支队即将返转宜昌。倘能及早发现，早作预备，提前数日发起反攻，则宜昌必能克复。

反之，日军特种情报部门却多次破译第九战区电报，对第九战区部署行动了如指掌，所以能及时调整部署着着胜算。

3.各战区策应乏力未能发挥战略外线优势

如前所述，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对日军第11军构成包围，处于战略外线，态势有利。军事委员会有鉴于此，于9月20日及以后多次电令第三、第五、第六战区乘日军兵力集中于湘北、其他方面兵力减少之机发起反攻，特别要求攻其较敏感的要点，以策应第九战区作战；同时也令第九战区尽可能拖住日军，以利其他战区反攻。这一想法和要求都是积极的，也是可以办得到的，但实施情况和效果都不理想。第三、第五战区虽对日军进行了较广泛的袭扰活动，但除第三战区第100军对南昌外围据点的攻击兵力稍大外，其余兵力小而分散，没有一处打痛日军，根本不能发挥战略外线优势，起不到策应作用。

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的作战具有相当规模和威力，不仅是对第九战区最有力的策应，也是在8年抗战的正面战场上少有的积极行动，是值得称许的，但也因攻击宜昌的兵力不够集中、开始攻击的时间稍晚而功亏一篑。如第五战区能同时积极行动，主动配合，以较大兵力切实遮断汉（口）宜（昌）公路和京汉铁路南段、迟滞日军由湘北返转鄂西，或许能给第六战区再争取到几天时间，则克复宜昌是有可能的。

总之，各战区间的互相策应缺乏积极性、主动性，行动乏力，是一个老问题。此次会战中依然如故，因而失去一些难得的机会（特别是对宜昌的反攻），反让日军在郑州附近黄河南岸建立桥头堡，实在遗憾。

附表6111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1年9月）

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

第3师团丰房太郎

步兵第5旅团（第6、第68联队）

步兵第29旅团（第18、第34联队）

骑兵第3、野炮兵第3、工兵第3、辎重兵第3联队

第4师团北野宪造

第4步兵团（第8、第37、第61联队）

骑兵第4、野炮兵第4、工兵第4、辎重兵第4联队

第6师团神田正种

步兵第11旅团（第13、第47联队）

步兵第36旅团（第23、第45联队）

骑兵第6、野炮兵第6、工兵第6、辎重兵第6联队

第40师团天谷直次郎

第40步兵团（第234、第235、第236联队）

骑兵第40、野炮兵第40、工兵第40、辎重兵第40联队

第13师团内山英太郎

步兵第103旅团（第104、第65联队）

步兵第26旅团（第116、第58联队）

骑兵第17大队，山炮兵第19、工兵第13、辎重兵第13联队

早渊支队支队长为第26旅团长早渊四郎

步兵第11联队、步兵第58联队第1大队、山炮兵第19联队

荒木支队支队长为第33步兵团长荒木正二

步兵第215联队、山炮兵第33联队第3大队

江藤支队支队长为独立混成14旅团步兵第62大队（大队长江藤大八）

独立步兵第62大队

平野支队支队长为独立混成第14旅团步兵第63大队（大队长平野仪一）

独立步兵第63大队

战车第13联队

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配属第6师团）

独立山炮兵第3联队（配属第3师团）

独立野战重炮兵第14联队（105毫米榴弹炮）

独立野战重炮兵第15联队（100毫米加农炮）

高射炮第22联队

独立山炮兵第51、第52大队

迫击炮第1、第3大队

独立工兵第1、第2、第3联队

第1飞行团（侦察3个中队，直协1个战队）

第3飞行团（侦察1个中队，战斗1个战队）

海军第1遣华舰队

海军第105水上运输司令部

附表6112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1年9月）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副司令长官罗卓英、杨森、王陵基

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兼）

新编第3军杨宏光

第183师李文彬

新编第12师张兴仁

第74军王耀武

第51师李天霞

第57师余程万

第58师廖龄奇

预备第5师曾戛初

江西保安纵队熊滨

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兼）

第4军欧震

第59师张德能

第90师陈侃

第102师柏辉章

第20军杨汉域

第133师夏炯

第134师杨干才

暂编第54师孔荷宠

第58军孙渡

新编第10师鲁道源

新编第11师梁德奎

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兼）

第72军韩全朴

新编第14师陈良基

新编第15师傅翼

第78军夏首勋

新编第13师刘若弼

新编第16师吴守权

第10军李玉堂

第3师周庆祥

预备第10师方先觉

第190师朱岳

第26军萧之楚

第32师王修身

第41师丁治磐

第44师陈永

第37军陈沛

第60师董煜

第95师罗奇

第140师李棠

第99军傅仲芳

第92师梁汉民

第99师高魁元

第197师万倚吾

第79军夏楚中

第82师欧百川

第98师王甲本

暂编第6师赵季平

暂编第2军邹洪

暂编第7师王作华

暂编第8师张君嵩

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指挥李默庵

炮兵指挥官王若卿

工兵指挥官朱焕庭

注释：

〔1〕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83年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01页。

〔2〕同〔1〕，第159页。

〔3〕见《第九战区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3—1084页。

〔4〕同〔3〕，第1092页。

〔5〕同〔1〕，第160—161页。

〔6〕转引自蒋纬国主编《抗日御侮》。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七卷第136—137页。

〔7〕同〔1〕，第164页。

〔8〕同〔3〕，第1106—1120页。

〔9〕同〔3〕，第1112页。

第十二节 日军对中国沿海的封锁作战

和对内地的航空作战沿海封锁作战和对内地的航空作战，是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侵华战争的重要手段和组成部分。沿海封锁作战即攻占中国东南沿海的大小港口，切断中国与海外的所有进出通道，阻止一切援华抗战物资进入中国。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封锁战，意在以武力封闭中国，使中国因得不到海外援助而削弱甚至丧失持久抗战的能力。对内地的航空作战，是对中国西南、西北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重要目标进行大规模的、持续的战略性轰炸，造成深度破坏，并在心理上造成一种威慑力，影响中国的士气和信心。日军统帅部对此寄予很大希望，企图以对其占领区（即敌后战场）的“治安战”（即反复残酷的扫荡）、对正面战场的进攻战、对沿海的封锁战和对大后方的航空战，全方位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再结合政治谋略和外交谋略，摧毁中国继续抗战的意志和能力，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

侵华日军的沿海封锁作战和对内地的航空作战主要集中于1938年10月（武汉会战以后）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这一段时期内。

一、对沿海的封锁作战

日军从侵华战争开始就把对中国沿海港口的占领和封锁作为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37年7月占领塘沽，同年11月占领上海，1938年1月占领青岛，同年5月占领厦门，同年10月占领广州。这样，在一年多一点时间里，日军就占领了华北、华东和华南的最大港口，封锁了中国主要海外通道。这是和它在陆地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同时进行的。

还在武汉会战进行期间，日军就估计到占领汉口、广州后，英、法仍将通过河内—南宁—桂林—衡阳路线（即桂越路）、河内—昆明—贵阳—长沙路线（即滇越路）、仰光—昆明—贵阳—长沙路线（即滇缅路），以及从苏联经新疆—兰州—西安路线继续进行援华。要压制中国，从军事、经济两方面切断这些联络线极为重要。1939年9月日本在中国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时，其大本营赋予“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任务中，就把“尽最大努力切断敌之南方补给线”单独列为一条。所以，日军在停止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以后，更加重视对中国的经济围困，把沿海封锁作战作为独立的（专项的）作战行动列入计划，在其全盘战略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

1939年日军沿海作战的主要行动有：2月中旬台湾混成旅团（又称饭田支队）和海军第5舰队攻占海南岛的作战；3月下旬第21军第1独立步兵队为切断澳门—香山—新会公路而进行的西江沿岸作战；6月下旬第21军后藤支队和海军第5舰队一部攻占汕头、潮州的作战；8月中旬第21军第18师团一部攻占深圳、沙头角的作战；11月中旬至1940年2月上旬，第21军主力和海军第5舰队为切断桂越国际通路而进行的南宁作战（桂南会战）。通过这些作战，日军不但进一步封锁了中国南方沿海，而且为后来的南进、入侵印度支那和香港建立了跳板。

1940年日军的主要封锁行动有：乘纳粹德国向西欧大举进攻，英、法自顾不暇之机，胁迫英国同意于7月至10月封闭滇缅路3个月，并禁止由香港地区向中国输送军械、汽油等作战物资；9月，又以第5师团侵入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编成印支派遣军，占领海防、河内、谅山等地，切断桂越路和滇越路。

1941年是日军沿海封锁作战最为频繁的1年。在1月18日经裕仁天皇裁决的《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中，就提出要对中国“力求加强地面、海上及空中的封锁。切断法属印度支那通道，阻止缅甸通道，以海军封锁海面及以陆军兵力封锁海港作战并行，加强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压迫。”〔1〕大本营据此于2月26日下达“大陆命”第488号命令，规定“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对浙江省以北的中国沿海、华南方面军应对福建省以南的中国沿海，自现在起分别以一部兵力，随时进行以封锁为目的的作战。”〔2〕参谋本部与军令部为此又制定了《陆海军中央关于对华沿海封锁作战的协定》，“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则将封锁作战列为1941年各项任务之首，可见日军统帅部的重视。这一年的主要行动有：

香韶公路切断作战——香韶公路是以香港为基地，在其以东海岸卸货，然后运往粤北韶关的通路。日军“华南方面军”发现仍有不少物资由此路输入中国，便于2月4日以川口支队（第18师团以川口清健指挥的4个步兵大队为基干）在大亚湾登陆，奔袭淡水，同时以末藤支队（第38师团以末藤知文指挥的3个步兵大队为基干）从深圳方面进行策应，完全封锁了大鹏湾和大亚湾，并截夺了大量物资。然后以川口支队留驻淡水，执行切断任务。

雷州方面切断作战——雷州半岛和广州湾海岸线很长，尽管日本陆军、海军不断监视，仍有不少援华物资从沿岸小湾小港秘密送上大陆。日“华南方面军”根据大本营命令，从近卫师团、第48师团、第38师团共抽调18个步兵大队，编为6个支队，于3月上旬，用了约1周时间在海军协同下对广州湾和雷州半岛约500公里正面可能登陆的各要点及其周围严密扫荡，夺走了正在运输中的物资。

汕尾方面切断作战——汕尾是汕头以西在碣石湾和红海湾之间的一个小半岛，经常有海外援华物资输入。3月下旬至4月上旬，日军以独立混成第19旅团和近卫师团各一部在汕尾登陆，进行扫荡，并留驻部队予以封锁。

福州作战——厦门被日军占领后，福州成为援华物资输入的主要港口。3月23日，日军参谋总长命令“华南方面军”使用第48师团及第18师团、近卫师团各一部实施福州作战，随后又下达了要暂时确保福州的命令。4月19日拂晓，第48师团主力和第18师团佗美支队（佗美浩指挥的4个步兵大队）在海军第二分遣华舰队协同下，在闽江口附近登陆，击退中国第25集团军所属部队和福建省保安部队，于21日占领福州，同时以近卫师团1个大队攻占了附近炮台，然后第48师团驻守福州，至9月3日退出。

浙东作战——浙东沿海的港口较多，其中以宁波、台州、温州较为重要。1941年3月，日军大本营命令“中国派遣军”使用驻在上海吴淞的第5师团进行浙东作战。这一作战的目的不仅是要切断援华物资输入孔道，更是为了夺取宁波以南象山半岛一带出产的飞机制造业原料萤石。为策应第5师团作战，命令第13军以第22师团主力和第15师团的赤鹿支队（以赤鹿理指挥的3个步兵大队为基干）向中国第10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诸暨进攻。4月19日，第22师团发起进攻，牵制中国军队；同日，第5师团在浙东沿海登陆，并于20日占领宁波、石浦、台州、温州。随后，第5师团以一部占领宁波，其余部队返回吴淞。10月，第5师团全部调出，准备参与太平洋作战，而将防务交由独立混成第20旅团接任，直到战争结束。

盐城作战——盐城位于江苏省北部，濒临黄海，是中国重要的产盐地，由中国新四军担任守备。日军为掠夺盐业资源，用以补充日本国内的不足，并阻止海盐流入中国内地，加强对中国内地的经济封锁，于1941年7月下旬至8月下旬，以独立混成第12旅团从东台、兴化向盐城、阜宁进行扫荡作战，以一部兵力占领盐城。

此外，还进行了若干小的封锁作战。

据日军战史统计，仅1941年上半年，用于沿海封锁作战的兵力就有64个大队，约相当于7个师团的兵力，作战后又用2个半师团的兵力留驻于一些要点担任守备，以保持持续的封锁效果。1941年秋季以后，为进行南进准备，才停止了封锁作战。

日军的沿海封锁作战确实给中国方面造成了相当困难，以致到1942年，中国的所有海上通道都被封闭，只剩下一条通往苏联的陆上通道。为冲破日军封锁，中国不得不开辟一条空中通道——由印度东北部飞越当时还属空中禁区的喜马拉雅山，到达中国昆明。这条空中通道后来以“驼峰运输线”而著称于世，在中国抗战最困难的年代，每月运进几千吨到1万吨美国援华物资，以应急需。日军的封锁未能完全切断中国与盟国的物质联系，更何况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以自然经济为主，这样一个一致奋起救亡图存的大国蕴藏持久抗战的巨大潜力，绝不是日军的封锁所能窒息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二、对内地的航空作战

分属于陆军和海军的日军航空兵在其战略进攻阶段，以直接支援地面作战为主要任务；转入战略保守以后，日军大本营要求陆、海军航空部队互相协同，在全中国各要地果敢地进行战略、政略的航空作战，挫败中国继续战斗的意志，并破坏中国空军的重建。日军大本营在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和作战计划中反复地强调这一方针。这就是说，日军航空作战的重点由前线转向了中国的深远后方，由战役战术性行动转向了战略性行动。

1938年12月，侵华日军陆军航空部队主要有第1、第3、第4、第7飞行团，拥有各式飞机约260架；海军航空部队主要有第1、第2联合航空队，第1、第3、第14航空队和高雄航空队等，拥有各式飞机250多架。这是日本陆、海军航空兵力在华的最高额，后来部队的编组和序列虽屡有调整，但飞机总数没有大的增加。1941年底发动太平洋战争后，逐渐减少。

日军控制的机场甚多，但多半只能用于战斗机临时野战。可供重型轰炸机起降又最接近中国内地的前进机场，在华北是运城、包头，在华中是汉口。运城至兰州，及汉口至重庆的距离约为700—800公里，除重轰炸机和部分侦察机外，其他各种战斗机都因续航能力、飞行半径的限制，不能执行如此远距离的作战任务，因而日军对中国内地的航空作战，都是在没有战斗机掩护的条件下由重轰炸机和海军的中攻击机单独进行的。适合执行此种任务的飞机，陆军航空兵只有40多架，海军航空兵约有90架（1941年一度超过200架）；对稍近目标的攻击，则尚有约100架轻轰炸机及部分战斗机可以担任。

从1938年11月到1941年9月，日军对中国内地的航空作战有4个较为集中的阶段，每一阶段都是有计划、有重点的空中进攻战役。

第一阶段为1938年12月至1939年2月，主要目标是重庆和兰州。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政治上和军事中枢机关所在地；兰州是苏联援华物资的必经大道，又是中国空军的重要基地。日军企图利用攻占广州、武汉后的声威，再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沉重的一击，迫使其屈服。这一阶段日军以主要装备重轰炸机的一个飞行团由汉口起飞，对重庆进行了4次集中轰炸。因重庆天气不好，时有大雾，投弹难于命中目标；第一飞行团又转场到包头和运城，3次轰炸兰州，对兰州东、西机场和市区进行破坏，炸毁了苏联援助的部分飞机，但也遭到中国空军和防空炮火的反击。据中国方面宣布，中国击落日机十余架；日方则承认被击落5架，其余飞机虽全部中弹，但安全返航。此外，以轻型轰炸机为主要装备的日军第3飞行团还对长沙、常德、恩施、芷江等地进行了轰炸；海军高雄航空队和第3联合航空队（使用海南岛和南宁机场）还对桂林、贵阳、昆明、蒙自和滇越铁路大桥进行了轰炸。

第二阶段为1939年11月至12月。在此之前，因发生诺门坎事件，日军大本营一度将航空作战主要方向放在关东军方面，用于对苏战备。诺门坎事件解决后，日军重新调整力量，继续对中国内地实施航空作战。这次的重点目标仍是重庆和兰州。由于苏联援助中国的飞机多在兰州进行交接和训练，并从兰州起飞轰炸过运城机场等日军军事设施，所以这一阶段日军对兰州的轰炸较前更加猛烈，决心要切断苏联对华援助的西北路线，摧毁正在重建的中国航空力量。在约1个月的时间里，持续轰炸兰州黄河铁桥和东、西飞机场。特别在12月下旬，每天出动100多架次飞机，投放大量炸弹和燃烧弹，使兰州淹没在一片火海中。在轰炸兰州之前和同时，还轰炸了延安、西安、银川等地。

第三阶段为1940年5月18日至9月4日。这次的规模远远超过前两次，持续时间也长，日军称之为“101号作战”。

5月2日，日军大本营就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立即实施空中进攻作战，以期在宜昌作战的同时对中国方面加以双重打击、收到更大的效果。西尾寿造随即与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岛田繁太郎协商，5月15日达成《陆海军关于101号作战协定》，预定自5月中旬起约作战3个月时间，参战兵力以陆军第3飞行集团第60战队的54架重轰炸机和海军第1、第2联合航空队的132架中攻机为基干，攻击目标为重庆、成都及其附近的军事设施，以运城、汉口、孝感机场为陆、海军基本机场（可互相交替使用），第一期主要对重庆方面作战，第二期主要对成都方面作战。〔3〕

5月18、19日，日海军航空队分别对重庆、成都、梁山、白市驿机场进行夜间袭击；从5月20日起把主要目标指向重庆，集中轰炸兵工厂、弹药库、中央政治和军事机关所在地等。陆军航空战队则于6月5日开始进攻。起初天气不好，日军空中进攻行动有所影响。6月下旬天气一当晴朗，日军每天出动飞机均在100架次以上。日本陆、海军航空队5、6月份总计向重庆出击30次，出动飞机1662架次，投弹1134吨，给重庆市区造成严重破坏。6月5日的一次轰炸中，重庆最大的一个防空隧道内因通风不好，空气缺氧，窒息而死者即达万人以上，成为8年抗战中触目惊心的大惨案之一。此外，还向成都、西安、梁山、白市驿出击6次。

7、8月间，因连日阴雨，以运城为基本机场的陆军航空队多日不能起飞，只出击了8次；而以汉口、孝感为基本机场的海军航空队则出击了约20次，分别轰炸了重庆、成都、宝鸡、铜梁等地的军事设施。自8月19日起，日本海军以其新研制的零式飞机首次投入对重庆的攻击（以宜昌为中继机场）。该机种显示了优越的性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机种之一。

“111号作战”至9月4日结束，历时110天，日本陆、海军航空队共出动飞机4555架次，投弹27107枚（2957吨）。其中对重庆出动2023架次，投弹10021枚（1405吨）。日军宣布击落、炸毁中国飞机182架，中国宣布击落、击伤日机403架（日军自称被击落16架）。

第四阶段为1941年5月初至9月初，日军称之为“102号作战”。这次作战持续的时间更长。从5月3日到7月中旬，海军第22航空战队对重庆进行了22次攻击。7月中旬第11航空战队进驻汉口、孝感，以180架一式陆上攻击机加入对重庆、成都等地的攻击，扩大了作战规模。从8月2日起，陆军航空兵第3飞行集团以第1、第3飞行团为主力发起进攻，主要目标指向长江上游的中国舰船、港口和自贡等产盐地，还袭击了天水、临洮等中国空军机场。8月26日，从关东军调来的第12、第98重轰炸机战队到达运城，除对兰州、延安、西安等地大肆轰炸外，也加入了对重庆的攻击。这样，日军对中国内地的航空作战，在1941年8月下旬达到最高潮，每日出动飞机超过200架次（战斗机不在此数）。9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进行南方作战的预备命令。9月2日，第11航空战队调离汉口。9月12日结束了此次作战。此后日军再未对中国内地实施过如此规模的空中战役。

三、简析

从1938年底到1941年秋的近3年里，日军大本营特别强调对中国沿海的封锁作战和对中国内地的航空作战，作为战略行动，将此列入全盘侵华战争的指导方针，企图以此弥补正面兵力的不足，充分发挥其海、空优势，对中国保持最大的军事压力，再结合政治诱降，以求得中国问题的迅速解决。此着不可谓不狠。中国当时还是单独对日作战，处于最困难时期，因此日军的封锁和对后方的大肆轰炸使中国难上加难。但是，从根本上说，日本所进行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又是其力不胜任的战争，单纯依靠军力的优势，只能得逞于一时，却无法补救其战略、政略上的根本错误和根本不足，也绝不可能摧毁中国继续抗战的意志和能力。中国对日军的沿海封锁和空中攻势，虽还击乏力，军事设施、经济活动和人民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但其持久抗战的潜力正日益发挥，其战略、政略上的优势正日益显露，终于熬过难关，迎来了与盟国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大好局面。

注释：

〔1〕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83年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01页。

〔2〕同〔1〕，第111页。

〔3〕同〔1〕，第32页。

第七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抗战

第一节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和中国战区的建立

一、日本的南进政策

北进、南进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外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是其世界战略的主要内容。但无论是北进还是南进，都以占领中国为前提，中国战场的发展对日本世界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企图夺取苏联远东地区，将其与中国的东北、内外蒙古联成一片，因而使日、苏矛盾日趋尖锐。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以少量兵力在短期内迅速击败中国，以实施其北进政策。中国人民的顽强抗战使日本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潭，日本不得不将准备用于北进的兵力投入中国战场，从而导致了日本北进政策的破产。在1938年的张鼓峰事件和1939年的诺门坎事件两次北进尝试一一受挫后，日本认识到不解决中国问题就谈不上北进。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动摇了日本的北进政策。随着日、美矛盾的加深，日本国策中北进政策逐渐降为次要地位，而南进政策却随之而上升为主要地位。

欧战爆发后，英、法等国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欧洲，为日本夺取上述国家所控制的南洋地区提供了“良机”。1939年12月18日，日本在《对华政策的方针纲要》中明确提出停止北进，准备南进。但是，日本南进要遇到同北进一样的难题，即难于从中国持久作战的泥潭中拔身，因而南进政策迟迟不能付诸行动。1940年4月8日，德军侵入丹麦、挪威；5月10日又侵入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并攻入法国；6月，英法联军大败，英军自敦刻尔克撤退，法国贝当政府投降。此时英、法、荷等国无力在亚洲与日本对抗，日本内部的南进派乘机要求实施南进计划。

1940年6月中旬，意大利对英、法宣战和德军开进巴黎后，日军参谋本部于6月21日至25日召开省、部、科长级官长会议，讨论南方作战问题，制订了《对南方战争指导计划方案》。其主要内容为：

“1.以突然袭击开始战争。

“2.以分化英、美为前提，对菲律宾只进行监视，尽可能不去触动它，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以武力解决。

“3.首先攻占新加坡，接着尽速急袭并占领荷属东印度。为此可把航空基地推进到法属印度支那与泰国，以此作为进攻基地。

“4.在适当的时候攻占香港。

“5.如果可能，则使英、荷分开，也不去占领新加坡，而直接奇袭荷属东印度，占领并确保重要资源地区。

“6.陆军投入的兵力，控制在几个师团以下。”〔1〕

7月3日，日本陆军首脑开会，在上述方案基础上确定了以南进为目标的新政策，制订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处理时局纲要》。这是一个一般政治性及原则性的文件，主要内容为：〔2〕

方针

帝国政府在世界形势的变化下，力求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并应特别改善国内外形势，继续寻求良机，努力解决南方问题。

在中国事变的处理尚未完毕期间，对南方的政策，应考虑国内外各种情况再行确定。

对上述两种场合的战争准备，大抵应以8月末为目标促其实现。

要领

1.关于中国事变的处理，应尽一切手段，特别是杜绝第三国援蒋活动，迫使重庆政权迅速屈服。

在外交上，政策的重点首先是德、意、苏，特别应加强与德、意的团结，谋求对苏联外交的迅速调整。

在世界形势的变化下，注意美国的动向，我方应尽量避免同美国发生摩擦。而因帝国执行必要的政策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恶化，也只好任之……

2.关于南方使用武力问题，应在考虑国内外形势，特别是中国事变处理的情况，欧洲形势以及我方的战争准备等等，然后再决定其时间、范围和办法，目前应尽力将目标仅限于英国，只攻占香港及英属马来半岛。

目前的政策是尽力避免对美作战，但估计终有一天要使用武力，为此应做好充分的准备……将南进作为日本的基本国策，这是日本海军多年来所希望的，所以陆军部的这一《处理时局纲要》得到海军当局的同意。为了推行这一政策，日本陆、海军设法搞垮他们认为“消极保守”的米内内阁，于7月22日组成了以近卫文麿为首相、东条英机为陆相、松冈洋右为外相的新内阁。

近卫内阁一上台，就将陆、海军提出的南进政策正式确立为基本国策和新政府的施政纲领。7月26日内阁会议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其基本方针是“以皇国为核心，建设以日、满、华为一环的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新秩序也称为“大东亚共荣圈”。松冈洋右解释“共荣圈”的范围包括西伯利亚东部、内外蒙古、满洲、中国、东南亚各国、印度及大洋洲。27日召开的大本营和近卫内阁联席会议又批准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处理时局纲要》。松冈洋右在会上解释说：“解决南方，实际上就是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3〕

为了推行其南进政策，日本政府于8月30日与早已投降德国的法国贝当政府签订了《松冈—亨利协定》。据这一协定，日军于9月23日分三路进驻法属印度支那(越南)北部。9月27日，日本又与德、意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根据该条约，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领导“建设欧洲新秩序”，德、意承认并尊重日本领导“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三国中任何一国遭到未参加中日战争和欧洲战争的第三国攻击时，以一切手段相互援助；同时还规定，这个条约不影响三国各自与苏联的关系。这是一个重新瓜分世界的条约，其主要目标是针对美国。为了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日本竭力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并于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国一方如与一个或几个第三国发生战争时，另一方须保持中立。双方还达成谅解。苏联声明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及不可侵犯，日本声明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属中国领土)的领土完整及不可侵犯。这一条约对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大打击。

为了适应南进的战略需要，日本进一步强化了法西斯专政。在国内推行“新体制运动”，竭力发动各界支持战争，协调统帅部(大本营)与国务部门(内阁)的关系，解散了所有政党，实行军政一体化，并制订了《经济新体制确立纲要》，进一步加强了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经济统制。至此，日本的南进政策最终确立。

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英对中国抗战的态度

中国国民政府对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日本虽然进行了全面的抵抗，并在《国军作战指导计划》的方略中规定了“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些决策者们，内心仍有“以抵抗求妥协”的思想，企图通过强有力的抵抗，向日本表示抗战决心，从而促使在华有利益关系的美、英等国进行干预。如果日本同意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态势，国民政府就可以与日本达成妥协，以迅速结束战争。因而，国民政府除了向为避免两面作战而愿意支援中国抗战的苏联加紧寻求援助外，同时积极进行外交活动，促使西方国家，特别是美、英两国支持中国抗战并制裁日本。但美、英对中国抗战却采取了极为消极，甚至袒护日本的态度和政策。美国在“孤立主义”思想支配下，执行了所谓的“中立、不干涉政策”。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发表“关于国际基本原则”的声明、宣布与各国合作而不卷入任何同盟的同时，向日本驻美大使表示“美国对日、中两国都持友好态度”，并令美国驻华大使告知中国政府：“你们不要指望美国有重大的经济、政治或军事的援助。”英国执行的则是“绥靖主义”的政策，英国首相张伯伦明确地反对国际社会对日本进行制裁，他认为制裁可能导致日本对其殖民地印度和香港进行报复。他的方针是“与美国齐步前进，步伐一致，不前不后”。〔4〕

淞沪会战过程中，日军大量增兵，扩大侵略，直接威胁到美、英的在华利益，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0月间在芝加哥发表了“防疫演说”，把侵略战争喻为瘟疫，暗示将进行抵制，但遭到孤立主义者们的强烈反对，美国因此又退回到“中立”的立场上去。而英国则一心要中国对日妥协。张伯伦曾试图以将上海的南市和闸北租借给日本来换取日本停止侵略战争。这当然不可能为中国所接受。

武汉会战之后，日本侵占了中国长江流域及南方的主要大城市，大有独占中国之势，直接损害了美、英的在华利益；特别是日本又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这不仅完全否定了美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政策，而且影响到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这时，美国以罗斯福为代表的一些人逐渐认识到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侵略已经构成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而中国则是阻挡日本侵略的重要力量，“日本变得越可怕，中国就变得越重要”。〔5〕美国政府对日和对华的政策又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不承认“大东亚新秩序”，并宣布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到期不再续期；一方面给予中国以有限的经济援助。由于当时日本对太平洋的均势与稳定的威胁尚未成为现实，所以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也还只是象征性的，其目的并不是支持中国打败日本，而仅是防止蒋介石政权屈服于日本，要使中国的抗日战争继续下去，以使日本无力南进。因而在经济上对日本仍然施行绥靖政策，继续供应重要的战略物资——石油和废钢铁。

武汉会战期间和以后一个时期，英国张伯伦等人仍坚信只要继续实行对日绥靖即可维护英国的利益。1938年5月，英国竟与日本在东京非法签订了关于中国海关的协定，将征收的税款全部存于日本正金银行，并任用大批日本人为海关官员，致使日本得以用中国海关税款套取外汇，向欧美购买战争物资，用以侵略中国。同年9月，当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向英国声明，中国将在国联第102次行政会议上要求按国联盟约第17条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时，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竟向郭说：中国政府这样要求，“于中国自身没有一点好处，而对国联却可能有害”。同时向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表示：英国政府不会赞成中国要求国联制裁日本。〔6〕1938年末，英国虽然在美国提议下允诺向中国提供少量贷款，但对日本仍持一贯的绥靖政策。1939年7月，英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代表各方政府在东京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其中规定英国在华北限制抗日活动，阻止抗日“嫌疑犯”进入英租界等，并将4名嫌疑犯由英租界引渡给天津伪政府。这实际上是变相地承认了伪政权。

日军经过1939年、1940年的“治安肃正战”、“局部有限攻势作战”以及大规模的战略轰炸，不仅未能迫使中国屈服，而且在正面战场遭到冬季攻势的反击，在敌后战场遭到百团大战〔7〕的打击，显示了中国人民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坚持抗战。此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940年4月，德国军队席卷西欧，日本乘机南进的意向也已明确；9月间，日军进军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并与德、意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矛头直接指向美国。局势的发展促使美国转变政策。罗斯福“私下里承认，他对他早期的反应感到惭愧”。〔8〕1940年，美国两次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同时禁止向日本出售钢铁。这时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在欧洲援助英国、反对德国，在远东援助中国、反对日本。罗斯福说：援助被侵略者，正是为了使美国不卷入这个战争，“如果我们能够竭尽全力去支援那些保卫自己、抵御轴心国进攻的国家，那么，美国因此而被卷入这次战争的可能性就小得多”。〔9〕对援华问题，他认为“如果我不去做，就可能意味着远东爆发战争”。〔10〕但他是为了不卷入战争而采取上述各种行动的，而他们的战略方针又是“先欧后亚”，因而当国内一些军政要员提出对日禁运石油时，他为尽量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没有同意这一建议。

德军横扫西欧、北欧的严酷现实，宣告了“绥靖政策”的彻底破产，但英国政府在远东仍不肯放弃其绥靖政策。它害怕触犯日本会使自己吃亏，幻想以妥协让步使日本不向南进，以保障其香港、缅甸等殖民地不被攻击。新上任的首相丘吉尔认为：“在目前新形势下，我们不应该为了声望而招致日本的敌对”，〔11〕因而屈从日本的要求，不顾中国的反对，于7月间宣布封锁滇缅公路3个月，禁止通过缅甸向中国运送物资。丘吉尔为掩饰其屈从日本的本质，以7—9月是雨季、滇缅公路泥泞难行、运输量较小为理由，在下院报告中竟说这一协定是“公允的”，中日“双方均可自由接受”。〔12〕直到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形成，已与英国形成对抗局势，而美国又已采取较为积极的援华政策后，为维护英国自身的生存和利益，才不得不调整其对华政策，如期开放滇缅公路，并追随美国宣布不承认南京的汪伪政府，继续支持重庆的国民政府。

1941年4月，日、苏订立中立条约，日本北守、南进的战略已昭然若揭，美、日也开始在华盛顿进行谈判。在会议桌上，日本企图通过谈判阻止美国支援中国，以利于南进；美国则想通过谈判使日本脱离三国同盟，以阻止日本南进。由于日本要价太高，谈判陷于无休止的争吵。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的帝国国策纲要》，最后确立了南进政策。7月23日，日军开始占领印度支那南部。这时美国才看清日本南进的企图已难逆转，便停止了与日本的谈判。7月24日和8月1日，美国政府作出决定，冻结日本在美的资产，全面实行石油禁运。这一措施表明美国对日政策已从以绥靖为主转为以抗衡为主。8月下旬以后，日、美虽然恢复了谈判，但只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美国之所以要继续谈判，是为了延缓日本的南进，争取备战的时间；日本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也只不过是为了麻痹美国，将谈判作为对美开战的烟幕。

三、日本南进作战的准备

日本的南进政策确立之后，为便于进攻香港和法属印度支那，决定以中国华南为基地进行一系列战争准备。其主要内容为：

1.将华南方面军改归大本营直辖

日本大本营于1940年7月23日下达了“大陆命”第438号命令：“华南方面军从中国派遣军战斗序列中解除，直属大本营。”同日还下达了“大陆命”第439号命令，对“中国派遣军”和“华南方面军”今后的基本任务作了规定。其方针是：“大本营力图迅速处理中国事变。为此要同心协力迅速摧毁敌人继续抗战的企图，同时适应形势的变化，加强对第三国的战略。”规定“中国派遣军”的基本任务是：“期望确保大概在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黄河、黄泛区、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区及宁波附近地区的安定；特别要力求迅速恢复蒙疆地方、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及山东省的各重要地方和上海、南京、杭州之间地区的治安，确保从岳州到长江下游的交通，依靠武汉三镇及九江，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其作战地区大概在安庆、信阳、宜昌、岳州、南昌之间。”“及时对整个中国进行空中进攻战，压制、扰乱敌人的战略中枢，同时阻止敌人空军的再建……加强对整个中国的谋略，以促进抗日势力的衰亡。”规定华南方面军的任务除“与海军协同、截断敌人的补给及联络线”外，主要是“对第三国(英、法、美)进行必要的作战准备”。〔13〕

2.加强华南方面军的进攻作战能力

日本参谋总长等人根据德军突破马奇诺防线的经验，决定加强“华南方面军”的炮兵和航空兵。经日本天皇批准，大本营于7月25日下达“大陆命”第440号命令，将第1炮兵队(以攻城重炮兵为主)配属给“华南方面军”。计有重炮兵第1联队(24厘米榴弹炮8门)，独立重炮兵第2、第3大队(15厘米加农炮8门)，独立臼炮第2大队(15厘米臼炮12门)，独立速射炮第1、第2、第5大队(37厘米炮18门)，炮兵情报第5联队(测地、标定、音源各中队)和第3汽车牵引队等。

7月26日，大本营以“大陆命”第441号命令，将关东军的飞行第10战队第1中队(侦察)、飞行第14战队(重轰炸)、飞行第58战队(重轰炸)、飞行第98战队(重轰炸)配属给华南方面军。30日，再以“大陆命”第443号命令将“中国派遣军”的第1飞行团(第59战队、第90战队和第41、第91机场大队)配属给“华南方面军”。〔14〕

3.策定南进作战的初步计划

为了掌握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及地理等情况，1940年日本参谋本部在情报部欧洲课内增设了一个南方班，专门搜集作战资料。6月间向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马来、香港等地派遣参谋进行实地勘察。8月间，根据侦察所得情况，由参谋本部情报部部员濑岛龙三起草了一个《南方作战全面综合计划试行草案》，经参谋本部多次研究后，于10月下旬制订出南方作战的初步计划，规定在“中国事变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实施南方作战时，几个方面的兵力配备应该是：对苏11个师团，对华28个师团，对南方11个师团，加上其他合计53个师团”，并“指定以第5、近卫、第48、第18各师团作为11个对南方作战师团中的骨干”。10月12日以“大陆命”第467号命令，将第5师团从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调到上海，作为大本营直辖师团，“以登陆作战为主，进行训练”。10月22日，又令近卫师团到汕头(后改为广东中山)集结，令台湾混成旅团到海南岛集结，改编为第48师团。同时将上述3个师团的马匹编制改为汽车编制，并指示“进行热带作战训练，特别是登陆作战的训练”。〔15〕

日本大本营本来预定至1940年8月准备完毕，后又推迟为年底准备完毕。由于敌后战场发动的“百团大战”和正面战场的坚决抗击，日军根本抽调不出进行南方作战所需要的兵力和物资，不得不将南进行动一再推迟。为了执行《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所规定的“特别加强对中国的封锁”，日军将此与登陆作战训练结合起来，在1941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对中国沿海各地的封锁作战。

四、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

1941年6月，日美谈判已基本破裂，22日德苏战争爆发。日本于25日开始举行大本营与内阁的联席会议，连日讨论了加快南进步伐的问题，拟制了《适应世界形势的帝国国策纲要》。7月2日御前会议通过了这一国策纲要。它的方针是：“不论世界形势如何变化，帝国仍然坚持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目的，“帝国仍旧努力于中国事变的处理，并为确立自存自卫基础，继续向南方扩展”。“为达到上述目的，坚决排除一切障碍”，“不辞对英美一战”。〔16〕

1941年9月8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向日本天皇报告了南方作战的全面设想。其作战目的是：“摧毁英美在东亚的主要根据地，占领必要的领域。同时攻占并确保荷属东印度，以确立自足自卫的态势，并利用此等战争成果，迫使中国屈服。”“使用兵力约10个师团(比预定的少1个师团)、2个飞行集团，开战前在印度支那、华南、台湾、南洋群岛及日本内地展开，大致在5个月内可完成主要作战行动。”攻占的顺序及范围，“计划先对香港、英属马来、英属婆罗洲以及菲律宾、爪哇等地，大致同时开始进攻并迅速占领之，然后再占领荷属东印度。”“攻占香港的任务，由中国派遣军隶下第23军司令官以1个师团为基干的兵力承担；攻取菲律宾，以大约2个师团、1个飞行集团为基干的1个军的力量承担。担任攻取英属马来的兵力为大约5个师团、2个飞行集团(其中1个在菲律宾作战告一段落后由该方面调来使用)组成的1个军。该军的一部还需用于维持泰国的治安。对荷属东印度，拟由3个师团(其中2个师团在攻占香港和菲律宾后由各该方面调来)、1个飞行集团为基干的1个军担任。在以上作战期间，尚需以大约1个师团的兵力，协助印度支那部队警戒印度支那半岛上的中国军队，以确保该地区的安全。以上除攻占香港外，3个作战军及在法属印度支那的兵团，均由1个方面军司令官统率。对缅甸方面，在以上作战期间，只限于排除我对马来作战的障碍，轰炸并努力取得缅甸南部的空军基地。全面作战告一段落后，根据当时的形势，如有必要再正式攻取缅甸。”“在作战中使用的兵力……在不影响满洲及中国作战的前提下，由该方面抽调转用。其余部分再由日本内地征召补充。”〔17〕

日本“中国派遣军”对南方作战，特别是对从中国方面调出部队表示反对。俊六于9月15日派总参谋长后宫回东京向大本营提出自己的意见：“我认为在没有解决中国事变以前，就向其他方面伸手或扩大战线，必犯致命的错误。如果想向南方伸手，就要先解决中国问题，然后再干。光是一个中国，日本的力量已经跟不上，不只现地军要依靠中国大陆以图生存，日本的总动员资源也要取自中国，这不是很严酷的事实吗?所以坚决反对南进。”〔18〕但新任首相东条英机和大本营没有采纳俊六的意见。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对空中攻击的威力评价极高，“他认为对美开战应在开战之初给予美国舰队主力以重大打击，迫使其采取守势。他早在8月间就提出了使用航母特混舰队主力偷袭珍珠港的建议，但因这一计划危险性大，实行上困难很多，所以一直未能决定。10月19日，军令部总长永野决定采纳这一建议，遂与陆军协商，修改了原先预拟的南方作战计划。”〔19〕11月2日，大本营、内阁联席会议上决定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指出：“帝国为打开目前的危局，达到自存自卫的目的，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现决心对美、英、荷开战……发动武装进攻的时间定为12月初，陆、海军应完成作战准备。”〔20〕11月5日经御前会议通过、日本天皇批准，正式出台了《帝国对美、英、荷作战计划》。11月6日，大本营下达了成立南方军的命令。其指挥系统如附表711。

作战计划中，海军作战计划的主要内容为：〔21〕1.开战之初，以第1航空战队(6艘航空母舰为主力)袭击停泊在珍珠港内的美主力舰队。

2.同时以第11航空战队(陆基航空兵)协同陆军，对菲律宾和马来半岛进行突然袭击，尔后在该战区遂行空战任务。

3.第2舰队在菲律宾海域遂行作战任务，以夺取东亚海上制空权，保障海上输送陆军的安全。

4.第3舰队为运输在菲律宾及南方要地登陆部队的船队护航，并掩护其登陆；南遣舰队协助在马来半岛登陆的部队作战。

5.第2遣华舰队参加攻占香港的作战；第4舰队参加夺取关岛、威克岛和腊包尔的作战。

6.第6舰队(潜艇部队)参加袭击珍珠港的作战，尔后继续袭击敌舰，削弱敌海上兵力。

7.在第一阶段作战中，如美国主力舰队前来进攻，以除第3舰队和南遣舰队外的联合舰队大部分兵力迎击，将其歼灭。日本海军参加南方作战部队的指挥系统如附表712。

作战计划中陆军作战的方针、目的、范围等基本上与杉山元的设想相同。其兵力部署为：“第14军以2个师团为主力，在菲律宾作战；第15军以2个师团为主力，在泰国、缅甸作战；第16军以3个师团(其中2个师团在完成其他作战后调来)为主力，在荷属东印度作战；第25军以4个师团为主力，在马来半岛作战；南方军直属部队以1个师团、1个混成旅团和2个飞行集团为主力；中国派遣军所属之第23军以1个师团为主力，参加香港作战；大本营直属的南海支队以3个步兵大队为主力，参加关岛、俾斯麦群岛的作战。”〔22〕

1941年12月初，日本进行南方作战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12月2日，日本天皇裕仁批准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的大海令第12号作战命令。命令通知各日本舰队司令，攻击开始时间定为12月8日(日本时间)。〔23〕12月8日(夏威夷时间为7日)凌晨3时19分，日本联合舰队对美国驻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实施突然袭击，给予歼灭性打击；同日凌晨2时15分，日陆军第25军在马来半岛东部海岸敌前登陆成功，太平洋战争爆发。

五、中国战区的建立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日(当地时间为12月7日)，日本向美国、英国宣战，美国、英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哥斯达黎加等20多个国家相继对日本宣战。9日，中国对日本宣战，同时也向德、意两国宣战。12月11日，德、意向美国宣战，美国、古巴、巴拿马、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等国也向德、意宣战。同日，日、德、意三国在柏林签订了《日、德、意联合作战协定》，规定三国“以一切可以采取的有力手段，将与美、英的战争坚持进行到胜利为止”；三国间“如果没有相互完全谅解，不对美国及英国的任何一方休战或媾和”。〔24〕1942年1月18日，三国又在柏林签订了《日、德、意军事协定》，规定了各自的作战地区和作战行动大纲等。日本的作战地区“大致为东经70°以东到美洲西海岸的海面及在这一海面的大陆和岛屿(澳洲、荷印、新西兰)等地区”以及“亚洲大陆”。日本的作战行动是：“消灭英、美、荷在大东亚的根据地，进攻并占领其领土；歼灭在太平洋及印度洋方面的美、英陆海空军兵力，确保西面太平洋的制海权”等。〔25〕至此，法西斯侵略阵线和反法西斯侵略阵线的营垒已经明朗化了。

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妄图瓜分世界的战争既已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迫使东、西方反法西斯侵略的力量也联合起来。早在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时中国共产党就曾提出“组织国际统一战线”，“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26〕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又发表宣言，呼吁“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胜利”。〔27〕与此同时，中国国民政府提议召开由中、美、英、苏、荷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共同商讨战争事宜。苏联及荷兰因欧洲战事紧张及两面作战等原因不愿参加。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代表在重庆举行了东亚军事会议。美国代表为航空队队长勃兰特和马格鲁德两将军，英国代表为驻印度军总司令韦维尔将军，中国代表为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何应钦。由蒋介石主持会议，宋美龄担任翻译。会议初步决定中英联合防卫滇缅路，签订了《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同时决定在重庆成立中、美、英三国军事会议，以加强对日作战的协同。至此，中、美、英正式结成三国军事同盟。

1941年12月22日至1942年1月14日，美、英两国首脑在华盛顿举行了“阿卡迪亚”会议，商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问题。美国代表马歇尔认为中国抗战牵制了日军三分之二的主力部队，是抗击日本陆军的主要战场，坚持中国抗战，对太平洋战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建议成立中国战区，统一指挥中国及泰国、越南等地的抗日军队。会议同意了他的意见。12月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议设立中国战区，由蒋介石任战区最高统帅，指挥中国军队及越南、泰国盟军。马歇尔原拟的报告中，中国战区还包括缅甸东北部，但英国坚决反对中国人指挥英国军队，因此罗斯福将缅甸东北部划归英国韦维尔指挥。蒋介石表示同意，并于1942年1月3日正式宣告中国战区成立，接着在重庆设立了一个联合计划参谋部。不过美国提议的这个战区最高统帅，实际上是一个空头职务，因为越南和泰国都已在日军控制之下，根本没有可供指挥的盟军，而且英、美两国的参谋团会议也未让中国参加。但这一措施在客观上对中国抗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领衔的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规定加盟各国“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以对抗与之处于战争状态之‘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并保证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28〕联合国家的成立，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后正式形成。从此，已坚持多年、并已进入战略相持的中国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军民有了盟军并肩战斗，而且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抗战决心和获得最后胜利的信心。

附表711日陆军参加南方作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1年11月)

南方军司令官寺内寿一

第14军司令官本间雅晴

第16师团森冈皋

第48师团土桥勇逸

第65旅团奈良晃

配属2个战车联队

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

第33师团樱井省三

第55师团(欠1个联队)竹内宽

第16军司令官今村均

第2师团丸山政男

配属1个战车联队

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

第5师团松井太久郎

第18师团牟田口廉也

近卫师团西村涿磨

第56师团渡边正夫

配属4个战车联队

南方军直属部队

第21师团田中久一

独立混成第21旅团山县栗花生

第21、第83独立飞行队

第1空降兵团

第55步兵团(属第55师团)1个联队

第3飞行集团集团长菅原道大

第3、第7、第12飞行团

第15独立飞行队

第5飞行集团集团长小英良

第4、第10飞行团

第10独立飞行队及第16战队、第11空运中队

中国派遣军第23军第38师团佐野忠义

南海支队(直属大本营)堀井富太郎

附表712日海军参加南方作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1年11月)

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

第1舰队高须四郎

第2舰队近藤信竹

第3舰队高桥伊望

第4舰队井上成美

第5舰队细萱戍子郎

第6舰队清水光美

第1航空战队南云忠一

第11航空战队原二四三

南遣舰队小泽治三郎

中国方面舰队第2遣华舰队新见政一

注：此表为开战前平时编制的战斗序列，不是南方作战的战斗编组。

注释：

〔1〕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83年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62—63页。

〔2〕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香港作战》。中华书局1985年中译本，第16页。又同〔1〕，第63—64页。

〔3〕同〔1〕，第74—75页。

〔4〕《艾登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7年中译本，第960页。

〔5〕〔美〕迈克尔·谢勒：《20世纪的美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中译本，第66页。

〔6〕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集》第3辑第8卷第58—59页。

〔7〕百团大战：1940年夏，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对日伪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破击、进攻战役，该战役以八路军参战兵力超过百团而得名。此役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投降47人，伪军反正1845人，另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公里、桥梁隧道260多处，缴获各种炮53门、各种枪5800余枝(挺)。八路军伤亡1.7万人。

〔8〕〔美〕托马斯·帕特森：《美国外交政策史》，第二卷第329页。

〔9〕〔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商务印书馆1994年中译本，上册第370页。

〔10〕同〔8〕，第396页。

〔11〕〔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伦敦1947年版，第1卷第204页。

〔12〕《温斯顿·丘吉尔演讲全集》。纽约、伦敦1974年版，第6卷第6252页。

〔13〕本节引文均同〔1〕，第69—70页。

〔14〕同〔1〕，第71页；同〔2〕，第19页。

〔15〕同〔1〕，第79页。

〔16〕同〔1〕，第149页。

〔17〕同〔2〕，第25—26页。

〔18〕同〔1〕，第189页。

〔19〕见〔日〕桑田悦、前原透：《简明日本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第115页。

〔20〕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1969年再版本，下卷第554页。

〔21〕〔日〕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133—134页。

〔22〕同〔19〕，第134页。

〔23〕〔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商务印书馆1986年中译本，中册第1048页。

〔24〕同〔19〕，第574页。

〔25〕日本参谋本部编印《杉山笔记》。东京1967年版，下卷第6页。

〔26〕《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三卷第806页。

〔2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册第249页。

〔28〕《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下卷第2分册第167页。

第二节 第三次长沙会战

一、会战前一般情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加强南方作战的进攻能力，从中国战场抽调5个师团参加南方军的作战，另以驻上海的第4师团作为大本营的预备队。这时在中国战场上，除关东军外，日军尚有21个师团、20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约占日军陆军总兵力的五分之二。其作战方针是：“与帝国海军协同，保持现在之态势，同时扫灭美英在中国的势力，使用政略、谋策，努力对敌压迫，以使中国屈服。”〔1〕第一节)。但由于形势的发展，侵华日军的基本任务有下列变化：

1.原来赋予汉口地区日军的任务是“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由于兵力减少，现在降为“摧毁敌人的抗战力”。

2.原来赋予华南方面军的任务是：“与海军协同截断敌人的补给及联络线”。由于攻占了香港，现在改为：“第23军1941年7月5日，“华南方面军”番号撤销，所属部队分别编入第23军和第25军。第25军进入越南、广州地区后改为第23军。应确保广州附近、汕头附近及海南岛北部各要地的安定”。

3.原来赋予陆军航空兵的任务是：“及时对整个中国进行空中进攻战，压制、扰乱敌人的战略中枢，同时阻止敌人空军的再建”，现在降为“主要应协助华北方面军及第11军作战，其次可临时协助第13军作战，并根据需要担任要地防空”。

4.特别强调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命令指示：“加强对敌封锁的方针”，“重要资源的开发及军在现地谋求自给的问题，成为今后战争指导上极为重要的问题”。命令规定：“在必要的地点适当地构筑封锁线，禁止货物流通；在占领区的主要城市，须严厉取缔货物流到敌区；在主要通道及兵团间连接的空隙，要特别注意防止物资流到敌区；须确保占领区内的重要资源地区，使之便于开发、获取和运输；军应加强当地的自给自足措施，积极地获取和利用占据地区内外的资源”等，〔2〕以达到“以战养战”，使华北“成为培养、补充战斗力的基地”，“与日、满共同完成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任务”。〔3〕

1941年12月8日，日军“中国派遣军”第23军在南方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也从广州向香港发动进攻。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了配合英军的作战，于对日宣战的当天(9日)，也命令各战区对当面日军发动进攻，以牵制日军；同时还命令第四战区向日军第23军进攻，以策应香港英军，并令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分别由广西、四川向云南集结，准备进入缅甸直接支援英军防守缅甸。日军第11军发现中国军队第2军、第4军由长沙附近南下，遂决定先发制人，向汨水（汨罗江）方面采取攻势，以牵制中国军队南下，配合其第23军攻占香港的作战，认为这样“即使不能拖住敌人，也将给予其他重庆军队以严重威胁”。第三次长沙会战因而展开。

二、中日双方的作战指导及兵力部署

1941年12月12日，日军发现中国军队第4军和第2军由第九战区向南调动，日军第11军与第23军联系后，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决定向汨水一带中国军队进攻，以牵制第九战区部队的南下。预定以第3、第6、第40师团担任主攻，以第34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4旅团由南昌向修水方向进行牵制性进攻。12月13日，日军第11军下达了作战预令：“第九战区的兵力，正向广东及桂林方面转用。第23军已于12月12日夜攻占九龙，现正准备继续进攻香港。为策应第23军及南方军作战，立即进行进攻的准备。”同时命江北各部队严防中国军队的进攻。

12月15日，日军第11军确定12月22日前后开始进攻，计划在汨水两岸击歼守军第20军和第37军后结束作战。预定作战时间为两星期左右。其进攻的方案为：以第6、第3、第40师团并列由岳阳以南地区的麻塘、龙湾、筻口一线强渡新墙河，击歼第20军后继续向汨水南岸攻击前进，击溃第37军后结束作战，返回驻地。

日军预定使用的兵力为：第3、第6、第40师团，独立混成第9旅团原属“华北方面军”第1军，驻太原。因第11军的第4师团调整至上海为大本营预备队，独立混成第20旅团又调至宁波接替参加南方军的第5师团，第11军兵力不足，临时由“华北方面军”调整而编成。，独立第65、第95大队(外园支队)及军直属工兵队、野战重炮兵大队等。总计8个步兵联队(25个步兵大队)、2个骑兵联队、2个野战炮兵联队、2个山炮兵联队、1个野战重炮兵大队、2个独立山炮大队、3个工兵联队、3个辎重兵联队等，共约7万人。其指挥系统如附表721。

第二次长沙会战以后，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召开军事会议，总结前两次长沙会战及上高会战的经验教训，提出“天炉战”的战法，即在日军进攻的地区内彻底破坏道路，实施空室清野，设置纵深伏击阵地，诱敌深入，以尾击、邀击、侧击、夹击，使这一地区成为一个“天然熔炉”，将日军围歼于内。会后制订了新的作战计划。其基本内容为：敌情判断：“日军再向本战区进犯时，有两个可能：一是全力由湘北进犯，重点保持于左翼，索取我军右翼包围攻击；一是在主力由湘北进犯，重点亦指向左翼，但各以一部分由南昌、武宁、通城进犯，以策应其湘北主力的作战。”作战方针：“战区以诱敌深入后进行决战之目的，在敌进攻时，以一部兵力由第一线开始逐次抵抗，随时保持我军于外线，俟敌进入我预定决战地区时，以全力开始总反攻，包围敌军而歼灭之。”指导要领：“预定在长沙外围与敌决战，决战时重点保持于长沙以东地区。湘北守军于敌人进攻时，首先应利用既设工事拒止敌人。尔后一面采取逐次抵抗以消耗、迟滞敌人，一面以主力向伍公市、沙市街以东外线转移，同时以一部向梅仙、平江以东外线转移，一部分别潜伏于汨罗江、捞刀河间各偏僻地区。当敌军大部队通过后，自动起来攻袭敌后并阻止其撤退。至总反攻时，待命以一部向西进攻，扼守汨罗江北岸，遮断敌军退路，以主力向捞刀河以北进攻，使围攻长沙之敌不得退过捞刀河北岸。赣中、赣北守军，于敌进攻时以一部守备原阵地，以主力向浏阳以东地区前进，于总反攻时待命由浏阳地区向长沙以东攻击。战区直辖各军，以一部及炮兵占领长沙、岳麓山核心阵地，构筑坚固工事而确保之。直辖各军主力于总反攻时，待命由株洲、普迹地区向长沙以南攻击。湘北各挺进部队，于敌开始进攻后，在新墙河以北扰乱敌后；俟敌主力渡过汨罗江后，转移至新墙河以南地区活动，尔后阻挠敌军的撤退。鄂南挺进部队于敌攻击开始后，集中力量向蒲圻—临湘线、崇阳—通城线不断攻袭破坏，扰敌后方。”日军如由南昌、武宁实施牵制性进攻时，则守军分别诱敌至上高东南、铜鼓东南和嘉义附近地区，“反攻而歼灭之”。〔4〕

12月初旬以来，第九战区发觉日军调动频繁，向湘北、赣北集中兵力，其飞机不断侦察守军阵地，并抢修白螺机场及南昌机场，判断日军将再攻长沙，遂积极进行战备。至20日，日军进攻企图已极明显，军事委员会下令命第73军、第79军分别开至宁乡、益阳和渌口、株洲地区，归第九战区指挥；同时已南下至曲江的第4军返回至株洲、渌口集结待命，在广西宜山的第74军调驻衡阳。

薛岳决心彻底集中兵力于湘北方面，诱敌主力于“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歼灭之”。为此，于20日20时下达了作战命令。其主要部署为：〔5〕1.罗副长官(卓英)率(19集团军)指挥所人员，于明晨由现地(上高)出发，进驻浏阳，指挥第26、第79两军及194师准备作战。其各该军、师之行动任务如次：

（1）79军于号(20日)晚由衡阳火车输送至株洲下车，军部率一师进占渡头市至东山(不含)既设据点、工事，一师进驻株洲。限梗日(23日)前全部到达。194师于号夜由现地(清江)出发开醴陵，限感日(27日)拂晓前到达。夏军(第79军)及郭师(第194师)俟敌进至浏阳河北岸时，待命自南向北反击。

（2）第26军第一步确保浏阳现阵地，第二步俟敌进至浏阳河北岸时，待命自东向西反击。

2.王副长官(凌云)率指挥所人员于明马(21日)晨，由现地(修水)出发，进驻平江，指挥78军(附新15师)准备作战。78军(附新15师)于号夜由现地(三都)出发。新16师限有日(25日)前，新13师限世日(31日)前，新15师限有日前，一律到达平江及其西南地区。第一步确保平江、江村市，第二步待敌向浏阳、长沙进犯时，待命协同37军自东北向西南侧击敌军。

3.杨副长官(森)指挥第58、第20两军准备作战。各该军之任务如次：

（1）第20军之133师、134师，第一步于敌强渡新墙河南犯时，应在既设阵地强烈抵抗，逐次消耗敌军兵力，务血战10日以上，争取战略运用之充分时间；第二步于达成第一步之任务后，待命转至关王桥、三江口侧面阵地，自东向西侧击、尾击向汨罗江北岸、南岸进击之敌。暂54师第一步固守通城方面既设阵地，第二步待命使用。

（2）第58军第一步于敌渡新墙河时，应自东向西侧击敌军；第二步待命进入关王桥以北20军既设阵地侧击、尾击南犯之敌，协力20军之作战。

4.第37军第一步应在汨罗江南岸既设阵地韧强抵抗，务血战15日以上，争取战略运用之充分时间；达成第一步之任务后，待命转至社港市、更鼓台、金井间山地。以上时期归(薛)岳指挥。第二步待命归王副长官指挥，布置敌向浏阳、长沙攻击时，协同第78军自东北向西南攻击向长沙南犯之敌。

5.第99军第一步应确保三姐桥、归义、营田、湘阴既设据点、工事及洞庭湖南岸湖防；第二步待敌向长沙攻击时，以第92师、99师待命，自西北向东南夹击向长沙进犯之敌。第197师仍在洞庭湖西南岸原防。

6.第10军之190师于本号夜由现地(渌口)开长沙，任长沙外围据点之守备，第3师仍任长沙核心工事之守备，预第10师固守岳麓山及水陆洲既设据点、工事。该军第一步应固守长沙；第二步待敌进至浏阳河北岸、向长沙攻击3天以后，待命自西向东反击敌军。

7.第73军部及第77师进驻宁乡，暂5师进驻益阳，策应长沙方面之作战。以上傅(第99军)、李(第10军)、彭(第73军)三军归(薛)岳指挥。

8.罗集团赣北方面之警备，由罗副长官分令高(第1集团军高荫槐)、刘(第19集团军刘膺古)两副总司令负责，由罗副长官统其成。王集团武宁方面之警备由韩军长全权负责……此外，还指令各挺进纵队分由各总司令及军长指挥，担任袭扰、破坏敌人后方及联络线等任务。

三、会战经过

(一)新墙河地区的战斗

1941年12月14日，阿南惟畿令参加进攻的日军开始向岳阳以南预定的地区集中。第6师团于20日在新开塘附近集结完毕，第40师团于21日在托坝附近集结完毕。由于中国游击部队的袭扰和破坏铁路，第3师团迟至25日才全部到达龙湾桥附近。为了掩护其主力部队集结和展开，第6、第40师团的先头部队自18日起即各以一部兵力向新墙河以北中国守军的前进阵地攻击。

中国第九战区第一线守备部队为第27集团军的第20军。沿新墙河南岸，由左至右为：第133师防守磊石山、鹿角、荣家湾、新墙之线，第134师防守潼溪街、杨林街及油港河南岸草鞋岭、方山洞之线。新墙河以北的筻口等地设有前进阵地及据点。暂编第54师位于幕府山以北，警备九岭、麦市、斗米山之线及通城等前进据点，以保障新墙河阵地的右侧背。在第134师和暂第54师之间的黄崖市地区集结有第58军。该军随时支援第20军的作战。

由于守军第134师右翼阵地突出于新墙河以北，日军为进占新墙河北岸渡河进攻出发地位，第40师团以第234、第235两联队于22日先期向油港河南岸守军阵地进攻。激战一昼夜，23日进至筻口。当日晚，阿南惟畿于岳阳指挥所下达了进攻命令。其主要内容为：

“1.飞行第44战队协助我军攻击。

“2.军企图以第6、第40师团，从12月24日夜开始攻击，在新墙东南地区击溃新墙河左岸地区之敌后，再击溃汨水左岸地区之敌。

“3.第6师团应于24日夜发起攻击，在新墙西方地区突破敌线，捕捉该地以西之敌，进入三江口(关王桥西南5公里)附近。

“4.第40师团应于24日夜发起攻击，在潼西(溪)街、东乡地区突破敌线后，捕捉该地以西之敌，进入关王桥附近。

“5.第3师团应于25日拂晓，以一部炮击潼西街附近的敌阵地，协助第40师团攻击，主力转到第6师团的右侧，在新墙渡河，捕捉所在之敌，进入归义附近。”〔6〕

12月24日，日军第6师团全部进至新墙河北岸，占领了渡河进攻出发地位。左翼第40师团首先发起进攻，在猛烈炮火掩护下，于当日14时在筻口附近强渡新墙河。徒涉过河时遭到守军第134师的坚强抗击。傍晚时渡过新墙河，突破守军罗袁阵地，向潼溪街攻击前进。第27集团军急令第58军的新11师由黄崖市向杨林街前进，由东向西侧击敌人，策应第20军的作战。第134师右翼方山洞附近的部队亦向南撤退，与主力靠拢，参加战斗。

日军右翼第6师团于24日傍晚开始进攻，当夜强渡新墙河后突破守军第133师阵地，攻占了新墙、七步塘等据点。第133师除留置一部兵力守备纵深内各据点外，主力向南岳庙、洪桥以南转移；第134师退守十步桥东西之线。

25日晨，日军第3师团随第6师团之后徒涉过新墙河，从右翼投入战斗，沿粤汉路东侧攻击前进。此时，守军第58军的新11师由杨林街附近向日军第40师团右侧后攻击，第58军的新10师亦进至胡少保附近。激战至晚，日军进至黄沙街、大荆街、三江口、关王桥以北一带。守卫傅家冲、洪桥两据点的第398团第2、第3营依托工事顽强抗击，曾数次击退日军的冲击，但终因兵力悬殊，第2营营长王超奎和第3营副营长吕海群及所属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26日，日军以一部兵力围攻第20军阵地纵深内的各据点，抗击第58军之侧击。主力向汨罗江北岸地区突进，在攻占关王桥、三江口、大荆街及东沙街等主要据点后继续向南攻击前进。当日晚，日军右翼第3师团进至归义汨罗江北岸，中路第6师团进至新市汨罗江北岸，左翼第40师团进至长乐街。

27日晨2时，薛岳令第37军加强汨罗江南岸的防守，阻止日军渡过汨罗江；令第20军、第58军向东南山区撤退，准备尔后反击。此时留置日军后方防守据点的各部队已大多突围撤走，与主力会合。

(二)汨罗江以南地区的战斗

第九战区防守汨罗江防线的部队为第99军(2个师)及第37军。沿汨罗江南岸，由左至右为：第99军的第99师防守湘阴至营田以东之线，第92师防守归义东西之线，第37军的第95师防守新市、伍公市之线，第60师防守秀水、浯口、张家渡之线，第140师控制于金井地区，为军预备队。

12月27日，日军第3师团的骑兵联队于11时左右首先由归义附近渡过汨罗江，突破守军第92师阵地，进至栗桥以北，掩护其主力渡江。第6师团及第40师团在击破第37军在汨罗江北的前进阵地及据点后，其先头部队于傍晚先后在兰市河和长乐附近强渡汨罗江，占领了滩头阵地，但在第37军的坚强阻击下，未能进展。

12月28日，日军第3师团主力全部进至汨罗江南、沿粤汉铁路两侧，向南突进，18时前后进至八里、金鸡山、大娘桥等地。守军第99师等退至牌楼一带。第6师团及第40师团遭到纵深阵地内依托既设工事和据点顽强防守的第37军的阻击，进展缓慢。

由于日军第3师团已经深入，左翼形势严峻，薛岳令第37军预备队第140师向铁路方面增援，归第99军指挥，阻击日军第3师团；令第37军军长率指挥所向前推进至米公源，就近直接指挥第95师和第60师的战斗；令位于陈家桥、三江口地区的第20军和位于长湖、新寨地区的第58军向长乐街、大荆街方向攻击日军的侧背，以牵制日军第6师团及第40师团主力，阻其南渡汨罗江。

阿南惟畿企图包围、歼灭汨罗江南岸的第37军，于28日晚令第3师团向左回旋，迂回至第37军后方的福临铺。该师团遂由大娘桥附近连夜兼程东进。

12月29日，日军第3师团于凌晨进至新开市附近，向退至新开市的第99师发起攻击。此时守军第140师亦已到达李家以西，薛岳遂令第140师接替第99师防守新开市附近阵地，令第99师退守湘阴和营田。日军第3师团及第40师团主力当晚已全部进至汨罗江南，与守军第37军相持于童家、西山庙、秀水、清江口一线。

12月30日，日军在航空兵及炮火掩护下全线发动猛攻。日军第3师团除留一部兵力仍在铁路附近继续攻击守军各据点外，主力在攻占新开市后向东南急进，当晚进至福临铺，先头进至麻林附近。日军第6师团及第40师团亦在攻占长岭、浯口等地后，于当晚分别进至福临铺和金井一带。

留于新墙河以南地区的第20军之一部，于30日夜突袭驻于新墙东南长胡镇的日军辎重兵第40联队，给予歼灭性打击，并将其联队长森川启宇击毙。

当薛岳得知日军第3师团已突进至第37军后方的情况后，立即令第37军向金井以东的山区撤退，转至外线待机实施反击。至此，汨罗江以南地区的战斗告一段落。

(三)长沙地区的战斗

日军第11军发动这次进攻的战役企图本为策应其第23军攻占香港和南方军的作战，以牵制中国第九战区的兵力，不使南下，所以原定的作战计划是进至汨罗江以南地区，给予守军第37军以重创后即撤回原防地，并无攻占长沙的目的。但阿南惟畿在作战之初即有乘势攻略长沙的意图，第3师团师团长亦有相同的想法，曾两次提出建议。当日军渡过新墙河、迅速进至汨罗江北岸时，阿南惟畿认为进攻开始以来进展顺利，又得到长沙守军暂编第2军南下、现市区兵力薄弱的情报，遂准备渡过汨罗江后继续南下，攻占长沙。军部参谋们认为本次作战目的主要在于策应香港作战，现香港已为日军占领(25日攻占香港)，应按原计划撤回原防，进攻长沙必须慎重。阿南惟畿没有采纳参谋们的意见，向“中国派遣军”发去请求进攻长沙的电报。27日、28日均未收到“中国派遣军”的批复。29日，阿南接到航空兵的侦察报告，说“中国军已向长沙退却”，认为正是乘势攻占长沙的良好战机，遂独断决定改变原作战计划，向长沙追击，并分别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大本营陆军部申诉理由，请求认批。当晚下达了进攻长沙的命令。其主要内容为：

“1.敌有向长沙和金井方向退却之迹象。

“2.军决定以主力向长沙方向追击。

“3.第3师团应迅速由近路向长沙追击。

“4.第6师团击溃麻石山、鸭婆山附近之敌后，应以主力追击梨市之敌，另以一部向长沙方面追击。

“5.第40师团以一部留在浯口附近，主力进入麻峰嘴附近后，应向金井急进。

“6.独立混成第9旅团应向关王桥急进，一并指挥泽支队在汨水以北掩护军左侧背的安全。”〔7〕

另将外园支队(以独立混成第18旅团独立步兵第95大队为主编成)调来参战。

日军第3师团接到进攻长沙的命令后立即发起追击，昼夜兼程前进。30日夜到达枫林港，留骑兵联队向北警戒，主力渡过捞刀河，经碑楼铺、梨市，渡过浏阳河，经东山向长沙东南郊前进。第6师团在航空兵支援下进至梨市渡河点附近担任警戒，并作为第二梯队。第40师团进至金井一带，牵制东面山区的中国军队，掩护第3、第6师团的后方。独立混成第9旅团29日到达岳阳，立即向关王桥前进，以保障进攻主力的侧背安全。

12月30日晚，薛岳向蒋介石报告日军当前的动态，并说“我军已按照既定计划围歼此敌”。蒋介石为防止过早使用第二线部队，致电薛岳：“敌似有沿铁道线逐步推进攻占长沙之企图。该战区在长沙附近决战时，为防敌以一部向长沙牵制，先以主力强迫我第二线兵团决战，然后围攻长沙，我应以第二线兵团距离于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确保机动之自由，使敌先攻长沙，乘其攻击顿挫，同时集举各方全力，一举向敌围击。以主动地位把握决战为要。”〔8〕

第九战区当即向各部队下达如下命令：〔9〕1.战区决定以各兵团向长沙外围之敌军，行求心攻击聚歼之。

2.杨副长官指挥第58军，由长乐街经栗山港、青山市向安沙，第20军由清江口经福临铺向石子铺索敌攻击。攻击到达线第一次为三姐桥、安沙，第二次为傅家冲、周婆塘之线。

3.王副长官指挥第37军(缺第140师)由瓮江经脱甲店、上沙市向望仙桥，第78军由三角塘、更鼓台经金井、春华山向长桥索敌攻击。攻击到达线第一次为春华山、东林市，第二次为大湾港、长桥之线。

4.罗副长官指挥第26军主力由洞阳市经永安市向梨市，一部由江花桥经永安市协助军主力索敌攻击。第79军(附194师)主力由金潭向黄花市以南，一部由渡头向柞山桥索敌攻击。攻击到达线第一次为东林市、柞山桥、大托铺之线，第二次为梨市、东山、金盆岭之线。

5.第10军固守长沙及水陆洲，第73军固守岳麓山，俟各兵团到达第二次攻击到达线时，即断行反攻。

6.第99军(附140师)以第197师固守湘江西岸及洞庭湖南岸原防；第92师由三姐桥经桥头驿、第140师由栗桥经官桥向捞刀河之敌攻击。攻击到达线第一次为桥头驿、官桥之线，第二次为捞刀河市附近。第99师固守双狮洞、湘阴、营田，并以一部由明月山、双狮洞向栗桥、福临铺侧击敌军，截断敌补给线。

开始攻击之时间，另行规定。为了坚定歼敌决心，打好这场“天炉战”，薛岳在下达作战命令之前首先下达了严格作战纪律的命令，规定“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务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俾能适时捕拿战机，歼灭敌人”；本人“如战死，即以罗副长官(罗卓英)代行职务，按预定之计划围歼敌人；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各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倘有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姑宽”。〔10〕

12月31日，日军第3师团到达梨市，正准备渡过浏阳河，第6师团进至麻林以南，第40师团亦进至上沙市以南，其先头已接近永安。因日军“已进入预定包围圈中”，第九战区令各集团军于1942年1月1日子夜开始攻击，限1月4日到达第一次攻击到达线。

防守长沙市区的部队为第10军。12月30日，军长李玉堂制定了保卫长沙的作战计划。其兵力部署及任务是：“第3师(附警备司令部所指挥之各武装团队)以主力占领长沙城垣，以1团控置于城东南角，拒止敌人进犯，并以便衣队(约1连)在安沙、沙坪附近预行潜伏，搜索敌情；预10师占领自水陆洲、猴子石、金盆岭、黄土岭、林子冲、左家塘、半边山之线，主力控置于黄土岭附近，拒止敌人进犯，并派便衣队在东山附近预行潜伏，阻止敌人；第190师占领左家塘、杨家山、鞍子山、湖迹渡、复兴市附近、新河正街之线，拒止敌人，并派便衣队(约1连)在枫林港预行潜伏，搜索敌情。”〔11〕

1942年1月1日8时，日军第3师团于梨市南的磨盘洲附近全部渡过浏阳河，以第18联队和第68联队并列向长沙城东南郊区前进，11时许，向阿弥岭南北之线的预第10师阵地发起进攻。激战到16时，阵地被日军突破，预第10师退守半边山、左家塘一带的既设阵地。18时左右，阵地再被突破，守军第29团第1营伤亡殆尽。日军继续进攻，遭到守军坚强抵抗，被阻于军储库、邬家山阵地前。

此时，日军第11军情报部门破译了薛岳令各集团军向长沙附近集结、准备围歼日军的电报，阿南惟畿急令第3师团加紧进攻，企图在第九战区形成包围以前攻占长沙。第3师团当即将师团直属的第6联队第2大队由第68联队左翼投入战斗。日军增强力量后，于21时攻占军储库、邬家山附近阵地，第2大队大队长加藤素一率一部兵力乘势突入至白沙岭。22时，预第10师在岳麓山重炮兵支援下组织反冲击，收复了军储库、邬家山阵地，并包围了白沙岭日军第2大队。从1日夜至2日凌晨，双方在长沙东门、南门外地区展开激烈争夺战，反复肉搏，阵地多次失而复得，第29团团长陈新善、团附曾友文等阵亡，但终于守住了阵地，击退了疯狂进攻的日军。在第28团英勇攻击下，被围于白沙岭的日军除1名列兵池山至于2日凌晨2时逃走外，加藤素一和其副官桥本光义以下全部被歼，获得日军作战命令、阵中日记等文件甚多，从中得知日军弹药粮秣携行数量甚少、战力不强，以及其进攻计划、各师团位置等重要情况。此时处于外线的各集团军正从三面向长沙推进中。第九战区立即将此敌情通报各部队，并令各集团军按预定计划快速向长沙日军合围。

1月2日，日军第3师团继续组织进攻，将攻击重点由南门方向移向东门，集中炮火，并令工兵第3联队逐次爆破守军的堡垒群，猛攻第190师四方塘、南元宫一线阵地。守军顽强抗击(有些阵地曾多次反复争夺)，以手榴弹和刺刀进行白刃格斗，日军的多次进攻被击退。守备南门外修械所高地的预第10师葛先才团(第28团)，战至仅剩58人，终于保住了阵地。第30团还以一部兵力秘密机动至南门外侧击日军第68联队，将其第7中队击歼大半，中队长丸山信一以下所有军官全被打死。

经过2天的激烈战斗，日军第3师团伤亡惨重，且因后方交通被切断，补充困难，而携带的弹药又将近用完，所以已无力组织强有力的攻击，将全部兵力投入第一线，亦毫无进展，被迫改为守势作战。

此时，守军第4军已由广东车运到达株洲，第19、第27、第30集团军亦按照计划正向长沙合围中。2日晚，蒋介石致电第10军：“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视我第10军之能否长期固守长沙，以待友军围歼敌人……敌人悬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面围击，我第10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破强敌，获得无上光荣。”〔12〕用以鼓励士气。

阿南惟畿见第3师团攻击顿挫，而第九战区外线兵团正向长沙地区逼近，形势严峻，但仍企图在守军外线兵团到达前攻下长沙，遂于2日夜令在梨市的第6师团从第3师团右翼投入战斗，同时令在金井地区的第40师团迅速进至春华山一带，对东部山区警戒，保障进攻两师团的后方安全。第6师团留第45联队守备梨市及附近渡口，其余连夜进至长沙东北郊。

1月3日拂晓，日军第6师团及第3师团同时发动攻击，第6师团进攻北门至东门间阵地，第3师团进攻东门至南门间阵地。激战终日，日军除第6师团第23联队的第12中队曾一度由城北向西突至湘江岸边外，其余部队全被击退。第3师团第68联队的第2大队在向东瓜山阵地冲击时遭到守军预10师的密集火力和以手榴弹和白刃战进行的反击，在6时30分前后该大队被击退，大队长横田庄三郎以下被打死、打伤百余人。当日晚，薛岳为加强长沙防守和反击力量，令第73军的暂第5师接替第77师荣湾市一带的防务，而令第77师渡过湘江至长沙城内，归李玉堂指挥，为第10军的预备队，控制于南门口附近。

围攻长沙城的日军第11军部队粮弹将尽，死伤惨重，攻势屡遭顿挫，且处于被中国军队包围状态下，处境危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乃于3日夜间决定撤退。其撤退命令的要点如下：〔13〕1.我军将敌军牵制在长沙方面，已达到策应华南我第23军之目的，并且扫荡了长沙市内大部地区。

大坪、青木飞行战队，密切地配合了本次作战。

2.我军自今停止扫荡长沙，于1月4日夜开始反转，应击溃残敌，先向汨水一线前进。

3.军主力应于梨市附近渡浏阳河，在其北岸等待集结，经过下列路线撤退：

第31师团：麻林市—福临铺—伍公市(新市东6公里)道路。

第6师团：麻林市—栗桥(福村铺西8公里)—新市道路。

作战地界如下(线上及其西方属于第6师团)：

梨市—牌楼铺—平鹿嘴(枫林港东侧)—黄土坎(麻林市西侧)。

第3、第6师团的反转开始时间为4日日落后。

4.第40师团以一部留在金井附近，以掩护军的侧背，主力即时开始行动，向春华山前进，击溃其所在之敌，以利于军主力反转。

5.独立混成第9旅团向麻林市前进，以利于军主力反转。

6.外园支队到达岳州后，应迅速向界头市附近前进，击溃从西方干扰军主力反转之敌。1月4日，日军在撤退之前又对长沙进行了一次猛烈攻击，用以隐蔽其撤退企图。但所有的进攻，均被守军击退。第3师团及第6师团于当晚乘夜暗脱离战场，由长沙市郊分别向东山、梨市撤退。至此，长沙地区战斗结束，会战转入追击战斗阶段。

图7-2-1第三次长沙会战经过要图（一）

(1941年12月18日—1942年1月4日)

图7-2-2第三次长沙会战经过要图（二）

(1942年1月4日—1月6日)

(四)追击战斗

在长沙外围日军撤退的前1日(1月3日)，军事委员会曾向第九战区下达训令，要求加速围击行动，特别强调要切断日军的退路。训令说：

“1.该战区应速严令各部向长沙附近敌人围击，务确实截断敌人退路，包围捕捉敌人于战场内而歼灭之。

“2.应速以一部先期击破汨罗江敌人，占领各渡口。并即令孔荷宠部(暂54师)配合游击队，迅速向武昌挺进袭击。

“3.如敌突围北窜，应以第73军由长沙下游渡江，另以一部由金井附近分向汨罗江北岸超越追击，封锁汨罗江各渡口，阻止敌人退却。主力向敌跟踪猛烈追击，同时以有力一部向岳阳挺进，乘虚袭取之。

“4.向敌追击时，第10军仍应守备长沙。”〔14〕

4日晚，第九战区获知日军撤退后，立即命令原准备在长沙附近合围日军的各部队改变任务，转为由不同方向堵击和追击撤退的日军，以期“在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彻底歼灭败逃之敌”。其部署为：“1.罗副长官为追击军总司令，指挥第26、第4、第73军于微日(5日)拂晓前开始，以第26军由牌楼铺、东屯渡经枫林港、麻林桥、梁家桥(福临铺东北8里)、麻峰嘴、栗山巷、长乐街道，向长乐街、伍公市追歼败逃之敌。第4军由阿弥街、左家塘，经东屯渡、石灰嘴、青山市、福临铺、李家坡、双江口道，向新市、兰市河追歼败逃之敌。第73军由长沙经石子铺、马鞍铺、新桥、栗桥、马山神、武昌庙、骆公桥道，向骆公桥、归义追歼败逃之敌。2.杨副长官为堵击军总司令，指挥第20军、第58军在象鼻桥(含)、福临铺、栗桥(含)自北向南堵击北溃之敌，不得任敌由长乐街、骆公桥间窜过汨罗江北窜。3.王副长官为东方截击军总司令，指挥第37军、第78军在枫林港以北、长乐以南地区，自东向西截击北溃之敌。4.第99军军长傅仲芳为西方截击军总司令官，指挥第99军及第140师，在石子铺以北、新市以南地区，自西向东截击北溃之敌。第197师固守原防。第99师之一部固守湘阴、营田。”〔15〕

日军第6师团因有第45联队留守梨市及渡口，所以撤退较为顺利，5日凌晨即退至梨市。第3师团开始向东山撤退时，第79军已进至东山附近浏阳河东岸，并将渡桥炸毁。5日凌晨2时，第3师团到达东山时遭到第79军的堵击。此时第4军一部亦由长沙城南向梨市迂回，遂从侧面向日军第3师团实施侧击。在第79军和第4军的夹击下，日军第3师团陷于混乱，死伤甚众，被迫沿浏阳河南岸向磨盘洲退却，企图仍从来时渡河点徒涉过河，但遭到北岸第79军密集火力的堵击，死伤及溺死者达500余人，因而再次改向第6师团所在的梨市退却。6日凌晨退至浏阳河北岸，与第6师团会合。此时，第4军、第79军及第26军也跟踪追至梨市附近，向日军发起进攻。日军两个师团并列向北退却，中国军队紧紧追击。该两军于7日凌晨退到捞刀河北岸、枫林港地区。

日军第40师团由金井向春华山前进时，沿途遭到第37军的多次阻击与侧击，其第236联队伤亡惨重，第2大队长水泽辉雄、第5中队长三宅善识及第6中队长关田生吉等均被打死。到达春华山地区时，又遭到第78军的攻击。7日夜脱离与第78军的战斗，经罗家冲向学士桥退却。

1月8日，日军第3、第6师团由捞刀河北岸继续北退，沿途不断遭中国军队截击、侧击。进至青山市、福临铺、影珠山地区时，遭到第73、第20、第58、第37军的拦截阻击和第4、第26、第78军的追击，第3、第6师团被包围于该地区。

为了接应第3、第6师团的撤退，阿南惟畿令独立混成第9旅团南下解围。8日晚，该旅团对影珠山发动进攻。在该地担任堵击的第20军第58军立即进行反击。经彻夜激战，将该旅团击溃，并将其1个大队包围于影珠山附近。战斗至9日10时，该大队除1名军曹逃脱外，大队长山崎茂以下全部官兵被歼。

1月10日，第6师团企图向北突围，其第13联队被第20军和第58军分割包围于冯家附近，遭到猛烈的围攻。虽然第1飞行团出动全部飞机支援，第13联队仍无法突出重围。联队长友成敏惟恐被歼后文件落入中国军队之手，下令将文件全部焚毁。

阿南惟畿得到第6师团被分割包围的报告后，立即令第3师团、第40师团及第9旅团分别从麻林市东、象鼻桥和影珠山以北向福临铺和其以北地区推进，一方面解第6师团之围，一方面集中兵力向北突围撤退。

1月11日，日军第6师团及第3师团陆续突出拦截线，第40师团亦从春华山东侧北撤。第99军、第37军再在麻石山、麻峰嘴等地进行截击。日军一面抵抗、一面撤退。至12日，日军退至汨罗江北岸才得以收容、整顿。第20军、第58军、第73军、第4军、第37军和第78军尾追至汨罗江南岸后，第78军于13日从浯口渡过汨罗江，向长乐街以北实施超越追击。

1月15日，日军退至新墙河北原防地，第20军、第58军、第78军等中国军队一面寻歼汨罗江以南的残留日军，一面向新墙河以北日军阵地实施袭击。至16日，基本上恢复了会战开始前的态势。第11军指挥所也撤回汉口。

此次会战，据国民政府军委会及第九战区发表的战绩说：日军伤亡56944人，俘虏日军中队长松野荣吉以下官兵139人，缴获步骑枪1138枝、轻重机枪115挺、山炮11门、无线电台9架及其他军用品；中国军队伤亡官兵29217名。〔16〕而据日方战史上引用的公开统计数字，日军战死1591人(内军官108人)，战伤4412人(内军官241人)，打死军马1120匹，打伤646匹。

会战开始时，日军为了配合主力作战，根据阿南惟畿的命令，赣北方面第34师团第218联队的第1大队及独立混成第14旅团的独立第65大队于1941年12月25日、26日，分由安义、箬溪向西进攻新3军及第72军的阵地，先后占领高安、武宁，但在第19军及第30集团军之一部奋勇阻击及反击下，于1942年1月5日至6日间，日军先后撤回原防地，恢复了原态势。

会战期间，第九战区位于敌后的各挺进纵队亦积极展开游击战，活动于临湘、蒲圻、咸宁、崇阳间广大地区，袭击日军后方勤务机关和破坏交通、通信，给日军行动造成困难。

会战期间，日军第1飞行团动用了侦察第44战队、战斗第54战队和独立第18中队的50余架飞机支援其地面部队作战，给中国军队造成一定的伤亡。此时中国空军尚未恢复实力，作战飞机数量尚少。当日军败退途中被围困于福临铺地区时，中国空军第2大队从成都起飞9架轰炸机，至长乐街轰炸，以切断日军退路，配合围歼作战。返航途中遭到日军第54战队8架战斗机的攻击。第2大队边战边退，击落日97式战斗机1架，击伤2架。第2大队亦损失轰炸机2架，但创下了以轰炸机击落战斗机的成功战例。

四、会战简析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战役。这时日本的南方军正以破竹之势在太平洋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第14军于1942年1月2日攻占美军防守的菲律宾首府马尼拉，第25军于1月11日攻占英军防守的马来亚首府吉隆坡，第16军同日攻占了荷军防守的东印度群岛的婆罗洲。但日军第11军在长沙却遭到惨败。以往日军作战，不论胜败，总是设法将阵亡官兵的尸体抢回带走，或焚烧后带回骨灰；情况特别危急时，也尽量将尸体掩埋。而此次会战，从长沙城郊到汨罗江畔，日军遗弃了大量尸体，由此可见其败逃仓皇。中国军队长沙会战的胜利，对国内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仅进一步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对提高反法西斯战争盟军的士气，对支援美、英在太平洋战场作战也有一定的作用。

中国军队在此次会战中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第九战区的作战指导正确。针对日军贯用“钻隙战术”悬军深入、速战速决、后续力量极为薄弱、后方联络线过长等特点，“始终按照天炉战要领指导作战”。据第九战区《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所记，天炉战的具体内容是：“挺进兵团”在敌人后方进行游击战，“任敌原占地区内主要交通、通信之破坏及敌援军之阻击”；“警备兵团”“任第一线(即绪战地第一网形阵地带)之作战，敌进犯时迟滞消耗敌军，尔后转为尾击兵团”；“尾击兵团”“待敌通过第一线阵地后，衔尾猛攻，参加决战，力制(止)敌军筑路，截击敌辎重，断敌补给，击敌后援”；“诱击兵团”“占领绪战地第二、第三网形阵地带，迟滞消耗敌军，尔后转为侧击兵团”；“侧击兵团”“位置于决战地左(右)前方，适时侧击敌军”；“守备兵团”“先担任决战地之守备，俟敌攻势顿挫，断行反击”；“预备兵团”“占领决战地后方要点，必要时参加决战，扩张战果；或依情况占领预备阵地，收容决战地部队，转移作战”。〔17〕

这实质上是利用多层次工事，以运动防御逐次抵抗，诱敌深入；以坚强的阵地防御战阻敌于预设地域，尔后集中兵力以外线进攻的运动战围歼敌人。它的中心思想与毛泽东一再指出的“运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方式互相配合，必能使敌军处于极困难地位”〔18〕的精神是基本符合的。由于挺进兵团和尾击兵团的战斗不仅使日军的后方弹药、粮食以及医药等军需物资供应不上，使其在当地筹掠粮草的企图也因不能分散兵力而无法实施。据日军战史记载，当日军被围于浏阳河以北、福临铺地区时，从1日至4日，日军有不少联队每个士兵仅有子弹10发至15发，每个分队仅有手榴弹一两枚，不得不以刺刀进行白刃战。日军战史也不得不承认“作战始终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军队“引诱日军一直深入到长沙，集中长沙城内外的30万大军将日军包围。尔后，日军第一线部队几经苦战，付出了高于香港作战两倍多的牺牲，于1月15日撤回到原驻防地。这次作战，动摇了一部分官兵的必胜信念。”〔19〕

第九战区防守新墙河南和汨罗江南的第一、二线部队能够依托既设阵地逐次抵抗，给予日军以一定程度的迟滞和损耗；守备长沙的部队能够坚守核心阵地，以不怕牺牲的顽强抗击，将日军主力抑留于预定决战地区四昼夜，争取了外线部队合围日军的必要时间，这也是此次会战获胜的重要原因。

第九战区和多数担任堵击、截击以及追击兵团的指挥官在作战指导上忽略了控制渡河点，则是这次会战虽然获胜而并未能按照计划全歼日军或歼灭更多日军、却使其得以大部退回原驻地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担任堵、截和侧击的部队都像第79军预先控制了东山及磨盘洲等浏阳河渡河点，并炸毁了日军架设的军桥，使日军遭受重大损失而仍无法渡河的话，则被歼日军必将更多；如果担任追击的部队能事先考虑到追击路线，部署一定兵力，控制较多的渡河点，则可以迅速渡河紧追敌后，不使日军轻易摆脱，也必能给予日军以更大打击。相反，“如暂5师由岳麓山追击溃败之敌，渡湘江、浏阳河、捞刀河时，只有一个渡河点，且未能预先准备，以致行进迟滞，遭受敌机轰炸而受损害”。〔20〕

附表721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1年12月)

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

第3师团丰岛房太郎

第29旅团石川忠夫

步兵第18联队(欠3个中队)

野炮兵第3联队(欠第1大队)

第68联队(欠第3大队)

独立山炮兵第52大队

骑兵第3联队1个中队

步兵第34联队的第2大队

工兵第3联队

辎重兵第3联队

步兵第6联队的第2大队

第6师团神田正种

第6步兵团(步兵第13、第23、第45联队)

野炮兵第6联队(第1、第3、第7中队)

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

工兵第6联队

辎重兵第6联队

第40师团青木成一

步兵第234联队

步兵第235联队

步兵第236联队(第1、第2大队)

第40骑兵队

山炮兵第40联队

独立山炮兵第51大队

工兵第40联队

辎重兵第40联队

独立混成第9旅团池上贤吉

独立步兵第38、第40大队及炮兵1个中队

独立步兵第65大队(属独立混成第14旅团)

独立步兵第95大队〔属独立混成第18旅团（即外园支队）〕

步兵第218联队第1大队(属第34师团)

军直属工兵队、输送队及野战重炮兵第15联队第1大队

第1飞行团秋山丰次

飞行第44直协、侦察战队

独立飞行第18、第83侦察中队

战斗飞行第54战队

独立飞行第87轰炸中队

附表722第三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1年12月)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

预备第5师曾戛初

赣保纵队熊滨

第2挺进纵队康景濂

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

第20军杨汉域(第133、第134师)

第58军孙渡(新10、第11师)

暂54师孔荷宠

第6、第7挺进纵队

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

第78军夏守勋(新13、第16师)

第72军韩全朴(新15、第34师)

湘鄂赣边区挺进军王劲修(第4、第5、第8纵队)

第4军欧震(第59、第90、第102师)

第10军李玉堂(第3、第190、预10师)

第26军萧之楚(第33、第41、第44师)

第37军陈沛(第60、第95、第140师)

第73军彭位仁(第15、第77、暂5师)

第79军夏楚中(第98、第194、暂6师)

第99军傅仲芳(第92、第99、第197师)

第74军王耀武(第51、第57、第58师)

新20师

第3、第4挺进支队

注释：

〔1〕〔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史》。军事译文出版社1978年中译本，(1)第183页。

〔2〕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83年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222—224页。

〔3〕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译本，(下)第101—102页。

〔4〕见赵子立(原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处长，曾主持拟订第九战区作战计划)等关于第三次长沙会战的《会战兵力部署及战斗经过》。载《湖南四大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5〕转引自第九战区罗卓英指挥所1941年12月21日机密作战日记。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3—1125页。

〔6〕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中华书局1985年中译本，第147页。

〔7〕同〔6〕，第161页。

〔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6页。

〔9〕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0〕同〔8〕，第1145—1146页。

〔11〕同〔8〕，第1128—1129页。

〔12〕同〔8〕，第1149页。

〔13〕同〔6〕，第183页。

〔14〕同〔8〕，第1155页。

〔15〕同〔8〕，第1154页。

〔16〕见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编《第三次长沙会战史稿》。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7〕同〔8〕，第1173—1174页。

〔18〕见《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载《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卷第170页。

〔19〕同〔2〕，第219页。

〔20〕同〔8〕，第117页。

第三节 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

一、战前一般形势

(一)缅甸的战略地位及日军入侵缅甸

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部，东北与中国相邻，东南与老挝、泰国交界，西北同印度接壤，西南濒临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南北最长距离为1920公里，东西最大宽度为960公里，面积约67万平方公里。除南部濒临印度洋的部分地带外，东部、北部及西部国境都是山岳、高原地带。地势北高南低，中央部分为平原。缅甸有三条大山脉，均为南北走向。西部为阿拉干山脉，中部为高黎贡山脉，东部为怒山余脉。三条山脉之间，有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两江均发源于中国云南省。两江之间还有一条锡当河。英国于1824年、1852年和1885年三侵缅甸，使其沦为英国殖民地。缅甸与中国云南间筑有滇缅公路，是中国为适应抗战需要而开辟的一条重要国际交通干线，它东起昆明，西至缅甸境内的腊戍，与仰光—曼德勒铁路连结。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前，为了切断滇缅路这条中国主要国际通道，曾采取了多种政治、外交措施，但均未成功。其海军航空部队以河内机场为基地，多次深入至云南上空，并轰炸萨尔温江的惠通桥、湄公河的功果桥，未能封锁住这条路线，因而在制订南进作战计划时，一方面为了切断滇缅路，一方面为了确保侵占的香港、马尼拉、新加坡各重要战略要点及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重要战略资源地，准备侵入缅甸，认为“缅甸作为南方重要地区的北翼据点，不仅具有必须确保的战略地位，而且还具有对中国方面来说切断援蒋公路，对印度方面来说促进其脱离英国的重大战略意义”。〔1〕但因兵力不敷分配，所以在南方军的作战计划中决定：“在第一期及第二期作战期间，相机夺取缅甸南部之航空基地。第三期作战，确保占领地域，在情况许可范围内，实施处理缅甸之作战。”计划中命令第15军占领泰国后“自该方面实施对华封锁，且需准备尔后对缅甸之作战”。〔2〕

日军第15军占领泰国后即开始作进攻缅甸的准备。由于缅泰边境山岭险峻、沟深林密，因此首先进行道路改修；其次将参加作战的第一线师团及军直属部队中的车辆部队改编为驮马部队。这时发现缅甸境内中英联军兵力有所增加，日军第15军司令官认为有迅速夺取缅甸南部空军基地的必要，因而于1942年1月下旬决定迅速进攻缅甸南部，占领萨尔温江之要线，准备尔后攻略仰光。其部署是：以冲支队(由第55师团第112联队一部组成)在主力之前，先由干乍那武里向土瓦方面作战，以牵制英军；第55师团主力突破湄索附近之泰缅国境，占领毛淡棉附近；以第33师团主力随第55师团之后，向巴安方面前进。

冲支队于1月4日出发，19日占领土瓦。第55师团于20日通过泰缅国境，22日占领可伽列，31日攻占毛淡棉。第33师团于2月4日占领巴安。当地守军英军第17师向锡当河转进。

日军大本营于1月22日命令南方军司令官：“应与海军协同，攻略缅甸要域。”同时指出：“缅甸作战之目的，在击破驻缅甸之英军，占领并确保缅甸要地，并加强对华封锁。因此，应速以第15军向毛淡棉附近之萨尔温江之线出击，于整饬作战准备后，迅以主力沿毛淡棉—勃固道路前进，占领缅甸中部之要地。”南方军于2月9日命令第15军：“应努力继续作战，以击灭敌军，向仰光方面进出，且应尽量在北方获得立足点，以准备向瓦城附近之作战。”〔3〕

第15军遵照南方军命令，于2月11日开始对仰光发动进攻。其第33师团在当日夜渡过萨尔温江，22日进至锡当河畔；第55师团于22日占领打端。3月3日，日军渡过锡当河。第55师团于6日在勃固地区与英军第7装甲旅交战，并于7日将英军击退。第33师团于7日夜逼近仰光，与英军激战，于8日进入仰光。

日军第15军攻占仰光后完成了缅甸南部作战任务；占领了仰光港口和机场及毛淡棉航空基地，为尔后攻占缅北与滇西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中、英建立军事同盟及中国远征军入缅

中、英早在1940年就开始酝酿结盟。是年9月，日军侵入越南，加紧了对东南亚侵略的步伐，不仅严重威胁中国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的安全，且把矛头直接指向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等英国殖民地。英国为了摆脱困境，一改原来对日妥协政策，于10月间重新开放封锁已3个月的滇缅公路，酝酿与中国建立军事同盟。为了保持惟一的国际通道滇缅路的畅通，中国政府也迫切希望与英国在军事上合作。1941年2月，英方邀请“中、缅、印、马军事考察团”赴缅甸、印度、马来亚三国作了为期三月的考察，编成30万言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其中最主要的是根据缅甸、马来亚地理条件、交通情况及日本可能采取的战略行动而拟订的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草案。它包括敌情判断和中、英共同防御意见两部分。考察团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国际交通线滇缅路，将不是从中国境内切断，而是配合其对亚洲的政略、战略整体规划；一旦日军与英国开战，势必先击败英军进而侵占马来亚和缅甸。这样，日军既击败了英军、夺占了英国殖民地，又可以封锁中国，获得一箭双雕的效果。”〔4〕但是英国当局不同意考察团的看法，认为日本如要切断滇缅路，不会穿越缅甸，最大可能是从中缅边境或中老边境切断该线，因而拒绝中国军队入缅与英军共同防守。中国军事委员会则积极进行入缅的准备。1941年下半年间将正在贵州安顺、盘县整训的第5军调至云南昆明，担任该地区的防务；将正在贵州兴仁、兴义整训的第6军调至云南开远附近，并令其第93师的第277团(刘观隆支队)进驻车里、佛里地区，对越、缅方向警戒。不久又在云南重新组建了第66军。军事委员会准备将来令在云南的这3个军先行入缅；还在昆明设立了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积极筹划入缅和负责协调中、英共同作战等事宜。

1941年12月10日，英国驻华武官丹尼斯请求中国派军入缅布防。军事委员会于11日向第5军、第6军先下达了动员令。16日，第5军将防务交第71军后开赴祥云、大理、保山地区集结；第6军向保山、芒市（潞西）集结，编组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卫立煌任司令长官，杜聿明任副长官(由于卫立煌并未到职，由杜聿明代理)，准备入缅援英。与此同时，令第6军的第93师开赶车里，令刘观隆支队准备首先进入缅甸景栋、孟洋地区。

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中方由蒋介石主持会议，英国印缅军总司令韦维尔、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及陆军航空队队长勃兰特参加。中方向韦维尔表示：“中英两国不可有一国失败，因此如果贵国需要，我国可派遣8万人入缅作战。”〔5〕但韦维尔以运输不便为借口予以拒绝。中国军事委员会遂下达了暂时不入缅的命令，正准备进入缅境的远征军停留在滇缅路附近。1月19日，当日军攻占泰缅边境缅甸一侧的土瓦时，驻缅英军司令胡敦即请求中国第6军第93师派出一部兵力前往景栋布防。22日，胡敦又打电报给韦维尔，请求同意中国第6军第93师全部入缅，以担负泰缅边境的守备。23日丘吉尔打电报给韦维尔：“我对你拒绝中国帮助防守缅甸和滇缅路的理由，依然困惑不解。”〔6〕韦维尔这才同意第93师入缅警戒泰缅边境，但仍然拒绝第5军和第6军其余部队入缅。24日，第6军刘观隆支队由英方用汽车运至景栋接防，第93师主力开赴滚欣、兰河守备。

1942年1月31日，日军击退英印军第16步兵旅，占领了毛淡棉。英方于2月3日向中国求援，请求中国军队入缅。至2月26日仰光情况危急时，英方更迭次请求中国军队迅速入缅，协助英军作战。

中国军事委员会应英方请求，令停止于滇缅公路上的远征军按第6军、第5军的顺序陆续进入缅境，先向畹町、腊戍集中后，再由英方派车接运，并预定以第6军用于雷列姆、东枝、毛奇（茂奇）编者注：本书中对以往沿用的印、缅地名旧译名，凡有把握时直接采用规范译名(如本页的“滚欣”原写作“昆欣”，第1112页的“锡当河”原写作“锡唐河”)；有时为慎重起见，将规范译名括注于第一次出现的沿用译名后。规范译名参中国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最新世界地图集》。亘景栋地区，第5军用于飘背（标贝）、彬文那（彬马那）、东吁地区，受英缅军总司令胡敦的指挥。

第6军先遣第49师从保山出发，沿滇缅路经腊戍、雷列姆进至孟畔地区，接替英军防务，英军陆续转移至缅甸西部。第5军到达畹町后，不俟第6军后续部队输送完毕，即先遣第200师附骑兵团、工兵团等部推进至东吁阻击日军，并掩护当地英军撤退及远征军主力集中。3月8日，第200师先头部队到达东吁，占领了阵地。但第5军主力尚在滇缅路运输途中，而炮兵及战车部队更远在中国境内。

二、中英联军的作战指导及兵力部署

1942年2月26日，中国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的驻英军代表侯腾从腊戍飞返昆明，向蒋介石报告了缅甸情况及英驻缅军总司令胡敦对中英联军部署的具体意见。其主要内容是：〔7〕1.第6军以暂55师位置于罗衣考地区(毛奇北方)，49师位置于孟畔地区，93师位置于景东(景栋)地区，任缅泰国境之守备(正面约300余英里)，军直属队位置于雷列姆，军部位置于棠吉。

2.第5军以1师位置于棠吉，为第6军预备队，1师位置于同古(即东吁，下同)，1师位置于羊力宾(同古南方75英里)，任缅第1师与印17师撤退时之掩护，军部与直属队位置于同古以北地区。

3.胡敦司令拟即令第5军派兵两团先至同古。

4.他希附近之梅克提拉与飘背两地，第5军不含，仍归英方驻防。

5.胡敦司令不同意派遣连络参谋分驻英师部或旅部，经再三交涉，只允在缅第1师派1员。

6.第6军与缅第1师之作战地境为同古—毛奇公路以北之线，第5军无地境。2月27日，蒋介石下达命令。主要内容为：〔8〕一、敌为夺取缅甸，威胁中印国际路线，将企图占领仰光，并继续向缅北曼德勒方面进犯。

二、我以摧破敌人企图之目的，第5、6两军应即全部入缅，协同英军作战。

三、关于入缅部队之指挥系统及输送程序、集中位置，综合规定如下：

1.第5、6两军暂归杜军长统一指挥，杜军长受胡敦司令指挥。

2.第5军应不待第6军输送完毕，即开始输送。

3.第5军之200师，应于3月1日由现地开始输送，急行入缅，在平满纳、同古间地区占领阵地，掩护该军主力集中。第5军主力应继200师之后续行入缅，集中于杂泽(即他希)南北地区，准备协同英军迎击进犯之敌。

4.第6军应以93师及刘支队任景东（景栋）方面之守备，以49师任猛畔（孟畔）方面之守备，以暂55师为军预备队，控置于大靠、可乌特、外汪间地区，军部及直属队位置于雷列姆附近。

四、中英两军之作战地境应协定为思戛村、敏乌里、巴尼托特、密雅内特相连之线，线以东属中国军。曼德勒以南至同古间之铁道，应协定归第5军守备。

五、第66军之新第38师及宪兵第20团第1营，在第5军之后输送入缅，任第5、6两军后方连络线之维持。第66军主力即移驻保山附近，构筑边境国防工事，并准备必要时入缅作战。同时即令侯腾返腊戍，通知胡敦协商要点如下：〔9〕1.曼德勒以南至东吁间的铁路，应归第5军，以北则由中、英军共用。

2.在第5军作战地带之飘背，应归第5军防守，但密铁拉可划归英军。

3.每一英军之师、旅部，我应派员连络；中、英作战地境线，如思戛村、敏乌里、巴尼托特、密雅内特相连之线，线以东归中国军。

4.胡敦将军答复照办后，第5军始能入缅……3月1日蒋介石从昆明飞腊戍，于3日召集第5、第6两军军长等训话，指示作战要点。要点精神是估计日军将于3月10日(日本陆军节)以前占领仰光，作战指导要视敌情而定，根据日军兵力和远征军集中情况进行作战部署和行动；以不轻进、不轻退为要诀，在前方全般形势有利于出击、反攻或捕捉战机时，应决心采取积极行动。

从以上中、英两方作战指导部署和协调来看，两方作战指导思想并不统一，协调亦不一致。主要表现在英军为照顾其切身利益，在兵力部署上力求有利于在战况不利时向印度的撤退，且将远征军主力作为掩护其撤退时使用；远征军则以求敌决战保存实力，不轻进轻退，争取协同英军击破敌人。这种指导思想上的径庭，在以后作战进程中带来不少困难与挫折。

为了中、英军队便于协调行动和保持密切联系，在腊戍设立了中、英军事联席会议，每日开会一次，互通情况。

至3月16日，英军在缅甸的英缅军第1师、英印军第17师及装甲第7旅已合编为第1军团，军团长为史林(斯列姆)，归新任英统一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指挥。中缅印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亦已到达缅甸，奉蒋介石之命负责指挥中国远征军。

此时，英印军第17师及装甲第7旅已退至沙耶瓦底附近地区，其一部尚在岱枝与日军保持接触，该师的第48旅已从勃固地区退出，与岱枝的英军取得联络。所有此方面的部队将再转移到明塔林南侧之线占领阵地。英缅第1师第1、2两旅，在彪关南方的乔克塔加，其一部在南侧的良礼彬附近与敌保持接触，该师第13旅在毛奇。所有该师各部队均将取道东吁北上，经彬文那转赴卑谬。

中国远征军第5军骑兵团(归第200师指挥)在彪关附近，准备掩护印缅第1师主力撤退，并担任东吁前方的警戒；第200师在黎远誓、东吁间地区，主力在东吁构筑工事；军直属工兵团及战车防御炮营在东吁；军部及直属部队在新泽，其直属第1、第2补充团在飘背；新编第22师及第96师于23日后在曼德勒东北区集结。

第6军暂编第55师的第1团在垒固、保勤间地区，主力在雷列姆以东的南桑为该军预备队；第49师在孟畔地区；第93师在景栋地区；刘支队在孟勇、芒林、大其力等地，占领泰越边境国境线布防；军部及直属队在雷列姆。

第66军(远征军总预备队)的新编第38师位于腊戍，主力仍在保山。

从中英联军总的态势看，英第1军团部署在卑谬及其以北伊洛瓦底江两岸地区，担任右翼正面之防御；中国远征军第5军部署于东吁及其以北铁路两侧地区，担任中路正面之防御；第6军一部部署于垒固一带，主力部署于东枝、景栋地区，掩护第5军左侧背及防止泰军从东面进攻；第66军部署于腊戍及保山地区，为远征军之机动部队。

中国远征军指挥系统及英缅军第1军团编制如附表731、732。

三、日军的作战指导及兵力部署

日军南方军总司令官于3月7日命令第15军司令官：“除继续实行现地任务外，并须依据下列各项击灭瓦城(曼德勒)方面之敌：1.应主动捕捉战机，以大胆果敢之作战，对瓦城方面之敌，尤其对于中国军，应强迫决战，努力于短期内击灭之。本作战应于5月底以前完成之。2.为实施前项作战起见，一俟在仰光地方实施攻击准备后，不必等待增援兵团之集结，应即开始行动，务须于瓦城附近或其以南地区求敌决战，以击灭之。3.当追击时，应远至中缅国境，果敢施行，且应扫荡在缅敌军。4.在上述作战期间，应占领仁安羌附近之油田地带及勃生；若情况许可，更应以一部迅速占领阿恰布机场。”此外，南方军决定将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配属第15军指挥。〔10〕

日军第15军于3月8日攻占仰光，于3月15日决定了缅甸北部的作战计划。其方针是：“以瓦城为中心，预定于5月底以前捕捉歼灭中英联军之主力；嗣即在缅甸境内肃清残敌。”〔11〕

第15军在研究缅北作战计划时感到第5飞行集团仅以占领的仰光附近的机场配合曼德勒作战是不够的，必须迅速攻占东吁机场，而且东吁为北进线上的军事要地，因此于3月12日命令：“第55师团击破正面的敌人以后，首先应迅速向东吁附近前进，在确保该地附近机场的同时，整修仰光至东吁的道路，并准备以后向曼德勒方向跃进。”

第55师团遵照军的命令，于14日从代库出发，逐步开始了以攻击东吁为目标的北进。

第33师团主力于3月8日攻占仰光后即担负了仰光地区的警备任务。在此期间，该师团后续部队陆续到达。3月18日，第15军司令官命令该师团：“在完成北进准备后，应立即开始前进，沿伊洛瓦底江河谷前出到仁安羌北侧地区后，准备尔后的作战。”于是，第33师团即抓紧时间休整，恢复体力，补充装备，准备北进。

在此期间，南方军从第3飞行集团中抽调第7飞行团、第12飞行团、第15独立飞行队、第27飞行队，编入第5飞行集团，配合第15军在缅甸作战。

侵缅日军指挥系统如附表733。

四、作战经过

(一)东吁防御战斗

中国远征军第5军第200师的先头部队于3月8日(仰光失守的当天)到达东吁，当即按照亚历山大的要求逐次接替英军防务。原在东吁地区防守的是英缅军第1师，此时尚有一部在彪关河以南良礼彬一带。师长戴安澜的防御部署是：以东吁为主阵地，前进阵地设于鄂克春，将军骑兵团(附步兵1个连)推进至彪关河，在该河以北占领掩护阵地，并以机踏车排前出至大桥附近担任警戒、搜索。

3月14日从代库出发的日军第55师团于15日夜向良礼彬的英军发起进攻。但英军在发现日军前进时即已向北退避，日军遂转为追击，跟踪北进。18日英军通过大桥附近警戒阵地后，日军第55师团第143联队的先头部队亦进至大桥以南，但受到警戒分队的突然袭击，被迫后退。入夜，日军以小部队继续攻击，警戒分队逐次向掩护阵地撤退。19日10时，日军占领彪关。

20日晨，日军第143联队步、骑兵约500—600人向彪关河北骑兵团掩护阵地攻击。守军集中火力实施突袭，将其击退。16时左右，日军集中全力发起猛攻，经激战后骑兵团因伤亡过重，被迫逐次向北转移，仅留步兵、骑兵各1个连继续据守阵地阻击日军，以掩护团主力转移。骑兵团撤至东吁以北休整，并担任维持后方交通。21日，日军击退骑兵团留置的2个连后进至鄂克春前进阵地前。

当日军接近东吁时，蒋介石于20日上午以“手令”形式指示在腊戍的军委会驻滇参谋团：“派1师至东定吉(一译唐得文伊)、阿兰庙(阿兰谬)间地区，作为普罗美方面英军总预备队，专备反攻”，“我军在同古(东吁)、平满纳方面阵地之兵力，应以现有者为限，我军决战地区必在曼德勒附近之要旨切不可忽略”，“同古必须死守，英军在普罗美未撤退以前，我军决不能先撤同古阵地”，同时还指示“对史参谋长之命令应绝对遵守”。〔12〕

3月21日，史迪威根据蒋介石的意图下达作战命令：〔13〕1.由仰光北进之敌第33师团，截至3月19日止，其先头已在沙耶瓦底北侧地区，与英军一部战斗中；由勃固北进之敌第55师团，截至现在止，其先头已在彪关附近，与我第5军骑兵团战斗中。

第6军方面泰国境内之敌大部分为泰军，其先头部队在泰缅国境各要道与我第6军警戒部队对峙中，其主力似集结于清来（清莱）迄南邦之线。另有敌军第16师团，似集结于清迈附近。

2.英军预定在卑谬南方地区拒止由仰光北进之敌，其在东吁及毛奇方面之部队将陆续转用于卑谬地区。

3.我军决在东吁附近拒止由勃固北进之敌，并与英军协同作战。其兵力部署如次：

(1)第200师及第5军直属部队，暨第6军的暂编第55师主力，归杜军长指挥，担任东吁方面的作战，暂编第55师应即由现地向飘背附近输送。

(2)第5军的新编第22师即由曼德勒开东敦枝附近，归军直接指挥，准备支援卑谬方面的作战。

(3)第6军方面，就现在部署，准备拒止由泰国方面来攻之敌；但毛奇方面，仍应依参谋团原定计划，派暂编第55师的一部接替缅第13旅之防务，并在该方面确实占领要点、构筑工事，拒止来犯敌人，以掩护东吁正面我军的左侧背。

(4)第96师为总预备队，即开曼德勒附近，归余直接指挥。

4.余现在腊戍，今晚进驻眉苗(眉谬)。尔后一切报告均向眉苗及腊戍参谋团投送。22日拂晓，日军第55师团步兵第112联队开始向守军鄂克春附近前进阵地攻击，但受守军坚强抗击，攻击受挫。

21日起，日军第5飞行集团以战斗机102架、轰炸机77架连续轮番攻击、轰炸马圭英军空军基地，击毁28架，击伤29架，致使这一地区英军空军基本上丧失了作战能力。日军夺得了缅南地区的制空权后，中英联军几乎在毫无空军支援的条件下作战。

23日，日军在炮兵、战车兵及航空兵的直接支援下，集中力量再次发动猛攻。守军英勇奋战，顽强抗击，日军的攻击再次受挫。日军自称是自入缅以来“第一次与强敌遭遇”，“使进攻受挫”，“使指挥陷于混乱和苦战”。〔14〕

24日，日军第112联队在正面进攻，第143联队在当地人带领下，于14时进至东吁城西北约6公里的克永冈机场。当时守护机场的仅有少量英军及第5军工兵团一部，兵力既少，又疏于戒备，遂轻易被日军占领。第200师后方联络线完全被切断，陷于三面被围的形势，遂紧缩正面，主动放弃前进阵地，兵力集中至东吁城厢主阵地，积极加强工事，调整部署，组织固守。

日军企图从东吁西南方向实施主攻，将守军压迫于锡当河畔予以歼灭，因此以第112联队为右翼，以第143联队为左翼，并令骑兵联队附步兵1个中队沿锡当河谷进攻。25日下午，日军发动全线攻击，第112联队突破前沿阵地占领了西北角，但遇到坚强的抵抗，没有进展。26日，日军继续攻击，并以有力部队从西北角突破口向纵深突进。激战至傍晚，日军攻占了铁路以西的市区，守军仍坚守铁路以东的主要市区。

当日，蒋介石致电参谋团及远征军：“侵缅之敌似有以主力向东吁、曼德勒进攻之企图。我军目前应以第5军之第200师、新22师及军直，在东吁、彬文那间与敌作第一次会战。如会战不利，应行持久抵抗，以逐次消耗敌人，务期在此期间迅速将第66军全部及第96、暂55师集中于曼德勒、柴泽间地区，俟第二次会战准备完成，以期一举击破深入之敌。”

第5军根据蒋的指示，于当晚下达了转移攻势的命令：“军以击破当面敌人、收复仰光为目的，即以到达之部队施行反包围攻击，将敌压迫于喀巴温河右岸而歼灭之。部署第200师为固守兵团，固守东吁城，吸引日军。以新编第22师，配属骑、战、炮、工、战防炮等为攻击兵团，即先遣一部为掩护部队，主力于27日15时完成攻击准备。先驱逐敌之前进部队，28日开始攻击，在仰曼铁路以西地区，求当面敌之左翼而攻击之。以军补充兵第2团及第1团之1营附装甲车辆为右侧支队，由东吁右侧山地推进，向敌左侧背攻击，并相机以一部深入敌后，遮断其后方连络线。以第96师、暂编第55师及军直属部队为预备队。第96师火车输送至黎达誓附近集结，作机动使用。其余部队在杂泽、彬文那等要点占领阵地，维持后方交通，对卑谬方面警戒。”〔15〕

同日，日机90架沿铁路轰炸，彬文那全城大火，车站被毁，中国增援部队受阻。日军乘汽车及徒步南下推进。

27日，日军陆、空协同，继续攻击东吁阵地，15时后竟施放催泪性毒气弹数百发。幸守军防护得法，沉着应战，日军未能得逞。当日夜间新编第22师遵命行动，全部到达南阳车站附近，28日拂晓向占领该车站的日军发动进攻。由于日军依托工事及高大建筑物死守，攻击进展缓慢。

28日，日军第55师团配属的野战重炮兵第3联队已经到达，与第4飞行团第8飞行队轰炸机密切配合，以密集、猛烈的炮火和轮番的轰炸掩护第55师团主力猛攻东吁，并施放糜烂性毒气。守军第200师伤亡甚众，但仍坚强抵抗，阵地屹立不动。

从新加坡调至缅甸的日军第56师团先头部队于3月24日抵达仰光。由于第55师团进攻受阻，第15军令该师团立即向东吁前进。该师团以搜索联队配属乘车步兵、机关枪和野炮兵各1个中队及1个工兵小队乘坐45辆汽车为先遣，于28日中午到达第55师团位置。

与此同时，史迪威令第5军集中主力于耶达谢附近，与第200师协同击歼进攻东吁的日军；同时令第6军暂编第55师主力至彬文那集结，在该地构筑工事。

图7-3-1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东吁防御战斗经过要图

(1942年3月18日—30日)

日军第56师团搜索联队于28日渡过锡当河，沿东岸北进，袭击了阿列米扬附近高地上的第200师司令部，于29日进出至东吁东端锡当河上的东吁桥附近。

29日拂晓，新编第22师继续攻击，激战至10时许，突破日军阵地，占领了南阳车站。东吁第200师则在日军优势兵力、火力和陆、空联合猛攻下陷于苦战。新编第22师虽然攻占了南阳车站，但前进迟缓。为速解东吁之危，第5军急调预备队第96师增援东吁。不料彬文那车站被日军轰炸，火车出轨，该师受阻，无法前进。第5军决定放弃东吁。

30日凌晨，日军第56师团搜索联队经3小时激战，突破守军桥头堡阵地进至市区东端。此时第55师团进攻东吁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但日军仍未能突破守军阵地。实际上第200师主力已在29日深夜遵照军的命令撤出了东吁，在新22师接应下，正向耶达谢转移中，留在市区作战的仅为一部分掩护部队。在师主力转移后，掩护部队亦主动、安全地撤离东吁。

东吁保卫战是缅甸作战中中英联军进行阵地防御战斗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战斗，也是阵地防御战斗实施敌前撤退的一次成功的战例。进攻东吁的日军第55师团在其记录中说：“当面的敌人是重庆军第200师，其战斗意志始终旺盛。尤其是担任撤退掩护任务的部队，直至最后仍固守阵地，拼死抵抗。虽说是敌人，也确实十分英勇，军司令官饭田中将及其部下对其勇敢均表称赞。”〔16〕

(二)斯瓦河沿岸阻击战斗

中国远征军第200师撤出东吁后，新编第22师也从南阳车站附近后撤至耶达谢东西之线。右翼伊洛瓦底江两侧的英军在日军第33师团进攻下，也在4月1日放弃卑谬，退至阿兰谬地区。

日军第15军于4月1日“决定击溃当面之敌后，首先前出乐可（垒固）、央米丁、仁安羌之线”，2日将指挥所推进至东吁，3日制订了《曼德勒会战计划》。其方针是：“军以有力兵团切断腊戍方面敌之退路，以主力沿东吁至曼德勒大道和伊洛瓦底江地区北进，重点保持在右翼。由两翼包围敌之主力，并将其压向曼德勒以西的伊洛瓦底江予以歼灭。”〔17〕

4月5日，蒋介石在眉谬召集第5、第6军高级将领开会，决定集中力量在彬文那附近与日军决战；并让史迪威转告亚历山大，请英军务必坚守阿兰谬，以协助远征军在彬文那歼灭日军。接着又任命罗卓英为远征军司令长官，在史迪威之下统一指挥远征军，但彬文那会战仍由杜聿明负责指挥。为此，杜拟制了《彬文那会战之计划草案》。其方针是：“军以决战之目的，即以阻击兵团逐次阻击消耗进犯之敌后，次以固守兵团吸引其于彬文那附近地区，待其胶着时，再以机动兵团转取攻势，将敌夹击包围于彬文那附近地区而歼灭之。”令新22师为阻击兵团，扼守斯瓦河北岸，构筑纵深据点工事，拒止敌人，掩护主力集结、部署、转移攻势。

4月6日，日军第55师团第143联队在野战重炮兵第3联队协同下向耶达谢新22军阵地进攻。战斗至7日上午，日军突破守军右翼第66团阵地。新22师逐次向斯瓦撤退，此后即采取运动防御，逐次转换阵地，节节抗击敌人，以迟滞其行动，利用空间争取时间，掩护主力行动，在日军第55师团优势兵力进攻下，经在沙加耶、莫拉、叶尼、沙瓦地、挨劳各阵地阻击后，于4月16日在第96师掩护下，转移至彬文那以西的亚印格附近。参加会战的各部队已按照计划到达指定位置，正作发起会战的准备。但此时，右翼英军早在4月7日即撤离阿兰谬，日军第33师团正在仁安羌地区包围英军；左翼中国第6军暂第55师也已于4月7日撤离毛奇，日军第56师团正向垒固前进。第5军已处于三面受敌的危境，势难再按计划进行彬文那会战。军事委员会参谋团团长林蔚建议第5军跳出日军包围圈，退守曼德勒及其东北地区，尔后增加兵力，重新部署作战。〔18〕史迪威及罗卓英都同意这一意见，遂于4月18日下达了放弃彬文那会战的命令，命“第5军主力应先向密铁拉、瓢背间逐次集结，并以一部于彬文那附近地区行持久抵抗，掩护军主力作战”。〔19〕第5军遂令第200师先期北辙，控制密铁拉和瓢背一线，掩护军主力转移；新22师徒步向瓢背集结；第96师依托彬文那既设工事阻击南线日军，尔后转为迟滞作战，掩护军主力行动。此时日军第18师团增援到达，与第55师团共同向北攻击前进。19日，第96师放弃彬文那，20日至22日在耶真以北642高地和基当甘，与日军第18师团激战三日两夜，予日军以沉重打击，尔后转移至央米丁地区。

(三)仁安羌解围战斗

日军攻占东吁后，第55、第18师团沿东吁至曼德勒轴线继续向彬文那进攻，第56师团从右翼沿东吁至腊戍公路向垒固进攻，第33师团从左翼沿伊洛瓦底江两岸向仁安羌进攻。

日军第33师团于3月25日从礼勃坦、兴实达一线出发，一路势如破竹，仅遭轻微抵抗就连续攻占瑞当、卑谬、阿兰谬、新榜卫，于4月14日占领了东敦枝和因河南岸的敏贡，迫近了英军第1军团部所在地马圭。当日下午，亚历山大面告中国远征军代表侯腾：仁安羌方面英军情况紧急，要求远征军迅速援助。15日下午3时，刚到达曼德勒不久的第66军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接到罗卓英的命令，派遣第112和第113团分别开赴纳特曼和巧克巴党(皎勃东)，策应英军作战。

16日午夜，日军第214联队(附山炮兵第3大队及1个工兵小队，称“作间部队”)从撤退英军的右侧超越英军，先期进至仁安羌以东5公里处。此时除英缅军第1军团及英印军第17师等部队早已退至巧克巴党外，英缅军第1师及装甲第7旅的一部尚未从马圭撤至仁安羌。日军第214联队遂向仁安羌东北急进，占领了公路交叉点附近屯冈阵地，并以1个大队北进至宾河(平墙河)以北，在此二处切断了英军北撤的退路。17日，日军第33步兵团(兵团司令部、第213联队、山炮兵第33联队、工兵第33联队主力、独立速射炮第5中队，称“荒木部队”)占领马圭，撤退的英军被包围于仁安羌以北地区。17日，被围英军向屯冈日军阵地进攻，企图突围；已撤过宾河的英军向进至宾河以北的日军进攻，企图接应被围英军。两者均被日军击退。此时，日军第33师团第215联队正乘船溯伊洛瓦底江向仁安羌急进中。

中国远征军新编第38师第113团于16日下午抵达巧克巴党。17日上午，英缅军第1军团长史林至第113团团部，当面将其手签的命令交刘放吾团长，命令全文为：“致113团团长刘上校：请将贵团开至平墙地区。在该处，你将与安提斯准将会合，他将以所有坦克配合你。你的任务是攻击并消灭平墙以北2里处敌军。”〔20〕刘放吾以无线电与师长孙立人联系，孙立人又与罗卓英联系。此后，远征军长官部下令：“立刻派113团由齐(学启)副师长率领，火速驰援英军。该师长并仍负卫戍曼德勒之责。”孙立人不同意由副师长率部往援而自己“坐守空城”，遂只令第113团连夜先行出发，让齐学启留守曼德拉，自己至指挥部请求亲自指挥作战。〔21〕

刘放吾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部向宾河前进，并派副团长曾琪随同英军战车队队长先行侦察地形及敌情。该团于17日午后到达宾河以北，英军配属轻型坦克12辆、炮3门，于当晚完成了攻击准备。18日凌晨，第113团第2营在左，第1营在右，第3营为预备队，在英军坦克、炮兵掩护下向日军阵地展开攻击。激战至16时，日军伤亡惨重，被迫放弃阵地，纷纷涉水退至宾河以南。

为与第113团作战配合，被围的英军亦于18日凌晨展开突围战斗，但苦战一日，毫无进展。16时30分，英缅军第1师师长史考特致电史林求援。史林记述当时情况说：“更多日军由东边的伊洛瓦底江上增援，我军情势更劣。下午4时半，史考特来电说他的人马已因不断的战斗、行军及缺乏饮水而精疲力竭。他估计还能挺过一夜，但若次日还不能获得饮水，他的军队将因虚脱而不能战斗。他要求准许放弃运输工具及武器，于当晚轻装突围。”〔22〕史林遂要求第113团继续攻击，以速解英军之围。此时孙立人已赶至前线，经现地侦察后，认为宾河南岸日军居高临下，攻击行动完全暴露，仅以1团兵力实施昼间攻击，不仅难以达到解围目的，反易遭不意之损害。经与史林一再解释、协商，获得谅解，决定次日拂晓攻击。

当晚，孙立人与史林共同研究攻击部署。孙立人因右翼方面全系石山，侧背临河，万一攻击顿挫，危险较大，主张以左翼（东翼）为主攻。但史林以被围英军在仁安羌东北地区，如果主攻在左翼，则被围英军易于蒙受炮火损害，且解围后之撤退亦殊多不便，坚请将主攻改在右翼。于是决定将主攻指向日军左翼。18时下达了攻击命令。其主要内容为：“1.当面之敌情无变化，仍坚守宾河左(南)岸高地一带阵地，英军第1师仍在仁安羌东北地区被敌包围，已弹尽粮绝，危急万分。2.师以击溃当面敌人、救出英军之目的，于明(19日)拂晓5时30分继续攻击。3.第113团于明5时30分即向油田区之敌攻击，重点指向敌之左翼。4.英军炮兵队(火炮3门)以一部火力协助第113团之左第一线，攻击宾河左岸之敌，以主火力支援其右第一线主力之进攻。5.英军战车队以全力沿公路进攻，协同我主力之进攻。”〔23〕

19日凌晨4时30分，第113团渡过宾河，5时30分展开全线进攻。右翼部队迅速攻占日军第一线阵地。日军为挽回颓势，亦及时增援并组织反击。双方反复冲杀，战况极为激烈。第3营营长张琦壮烈牺牲。激战至14时，攻占了油田区。左翼部队亦攻占了日军主要据点501高地。15时与被围英军取得联系。当日上午7时，被围的英缅师亦曾发动攻击，企图与解围的中国军队配合突围，但很快即被日军压制下去。“军队在精疲力竭之际，又受到猛烈攻击，死伤又增”，“尽管军官不断安抚，英缅军已经完全崩溃”。〔24〕第113团击退日军第214联队及第213联队一部后，救出了英缅军第1师7000余人和美国教士、新闻记者以及被日军俘虏的英军等500余人，从日军手中夺回的100多辆汽车和1000余头马匹等亦交还英军。他们在第113团掩护下，安全地从左翼撤至宾河北岸。

图7-3-2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仁安羌解围战斗经过要图

(1942年4月17日—20日)

“三天的苦熬，已使他们狼狈不堪，一路对着中国军队，个个竖起大拇指高呼‘中国万岁’”。〔25〕4月20日，罗卓英致电蒋介石报告战况说：“孙师原派巧克巴党之113团，筱日扫荡平河(即宾河)以北敌人后，进而救援在彦南扬(即仁安羌)被围之英军。现据孙师长皓未报称：刘团经两昼夜激战，占彦南扬，救出被围英缅军第1师7000余人(情形狼狈，不复成军)，并由敌人手中夺获之英方辎重百余辆，悉数交还。敌向南退却，其死伤约500余名，我亦伤亡百余。据孙立人回忆录，本次作战第113团参战人员1121人，阵亡204人，伤318人。该团暂在彦南扬占领阵地。”〔26〕

第113团救出英军后，因只有1团兵力，并未乘胜追击。4月20日晨，日军第33师团已全部到达仁安羌附近，当日即派出1个大队向第113团左翼阵地实施威力搜索，被守军击退。双方仍在油田区以南10公里地带对峙。当晚，第112团到达宾河北岸。孙立人令第113团和第112团利用夜暗调整部署，准备21日拂晓攻击当面日军。英军罗伯逊上尉送来史林的命令，主要内容是：中国第5军已改变原计划，业已向北撤退，以掩护东面军(第6军)之安全，因而影响本正面之作战，贵师即退至巧克巴党待命。新38师遂于当夜向归约一带撤退。仁安羌解围，战斗胜利结束。

(四)缅东地区战斗

日军占领东吁后，于4月20日下令追击，“部署各兵团猛烈果敢地突进，将敌压向曼德勒附近的伊洛瓦底江歼灭之”。其命令主要内容为：〔27〕1.决定以一个兵团切断腊戍方面敌之退路，同时以主力部队沿央米丁—曼德勒公路及伊洛瓦底江地区向曼德勒方面突进，包围敌主力之两翼，压向伊洛瓦底江歼灭之。

2.第56师团应沿乐可(垒固)—莱卡—腊戍道路地区向腊戍方面突进，切断敌军退路。预定令独立第56步兵团沿央米丁—敏丹—南曲依道路前进，回归师团长的指挥。

3.第18师团应在进入央米丁东侧地区后向曼德勒方面突进，切断敌主力的退路，并捕歼之。

4.第55师团应在进入央米丁西侧地区后，向曼德勒西南地区突进，将敌军主力压向伊洛瓦底江歼灭之。

5.第33师团应经敏建附近向曼德勒方面突进，捕歼敌主力。

另外，应以一部急进八莫，切断八莫及杰沙附近敌之退路。东吁失守、第200师北撤后，东吁经毛奇、垒固、雷列姆至腊戍的公路立即处于日军威胁之下。当时防守这一公路的仅有第6军暂55师的第1团，位于毛奇、垒固地区。

日军第56师团根据军的命令，令参加进攻东吁的搜索联队为先遣队，于4月6日进攻毛奇。守军1个连撤守克马俾。8日，第6军为适应战况，并掩护远征军主力在彬文那会战左翼方面的安全，令暂55师第2团推进到垒固，第3团暂留杂泽、东枝构筑工事；同时电令第93师第279团速开和榜集结，另令现在景栋、孟畔的第93师及第49师分别对当面的日军、泰军实施牵制性攻击。

4月9日，日军攻占克马俾，守军退守土冲河北岸。11日，日军突破土冲河防线占领土墙，暂55师第1团再退保勒一线。12日，暂55师师部推进到垒固，并急调第2、第3团向垒固以南约32公里处高地一线占领阵地。14日，第6军军指挥所亦进至垒固，同时令第49师的第146团在垒固以北坑皮克附近占领预备阵地。在守军调整部署尚未完毕之际，日军先遣队于15日开始分两路向第1团阵地进攻，但遭到守军的坚强抵抗，攻击顿挫。日军遂将第113联队投入战斗。守军寡不敌众，被迫向垒固转移。日军跟踪追击，在垒固以南与尚未占领阵地的第2、第3团遭遇，发生激战。日军第148联队由左翼加入战斗，并超越守军，前出至距垒固约10公里之恩奎当。激战中暂55师被击溃，与军失去联系。日军于20日攻占垒固，并击退了坑皮克的第146团。第6军军部退至雷列姆，军参谋长林森木率第146团余部防守和榜。

4月21日，日军分两路进攻雷列姆和东枝。远征军急令第5军以第200师增援东枝。

4月22日，日军搜索联队攻占和榜，守军退守孟榜。23日，日军增加第113联队一部兵力，包围并击溃了守军，占领了孟榜，24日进占雷列姆。第6军军部退至莱卡，在日军追击下，于26日退孟休，收容残部。

第5军于4月21日从密铁拉出发，乘汽车向东枝前进。先头骑兵团进至东枝西侧时，东枝已被日军步兵第113联队的第2大队占领。当天骑兵团首先向东枝日军发起攻击。24日拂晓，第200师投入战斗。战斗至25日，将日军击溃，收复了东枝。

当第200师进攻东枝时，第5军于24日夜接到史迪威、罗卓英的命令：“东枝攻克后，即返曼德勒，准备会战。”但同时又收到参谋团的指示：“督率所部于攻克东枝后，继向雷列姆北进之敌尾击，断敌退路，以解腊戍之围。”命令与指示矛盾，第5军无所适从。攻占东枝后，又接史、罗命令：“除以第200师向雷列姆方向攻击外，军部及军直应即回师西南，经密铁拉向畔楼(曼德勒南侧)集结。”旋接参谋团电示：“应遵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之命令行动。”〔28〕第5军奉令西移。26日东枝再度为日军占领。

当日军攻占孟瑙并迅速向腊戍迂回时，蒋介石于25日紧急电令罗卓英：“新编第28师主力可速运腊戍和雷列姆方面。当先以保守腊戍为主，并尽可能求该方面之敌而击灭之。”〔29〕但是史迪威、罗卓英仍坚持要进行曼德勒会战，没有以主力增援腊戍。当时守卫腊戍的仅有新38师一部，因而日军第56师团于28日攻占昔卜，29日轻易地占领了腊戍，切断了中国远征军回国的主要通道，造成尔后作战的严重困难。原在腊戍的军事委员会参谋团已于22日撤离腊戍，转至保山。

(五)撤出缅甸

早在雷列姆被日军占领、腊戍已受到严重威胁时，蒋介石于当日(24日)电示远征军：“腊戍应有紧急处置，万一腊戍不守，则第5军、第66军应以密支那、八莫为后方。”〔30〕25日又致以“先以保守腊戍为主”的电令。远征军长官部如果此时能根据战局的变化，采取保卫腊戍等适应缅甸战局发展的措施，以确保退回国境的后路，则尔后的发展必当有所不同。但是史迪威和罗卓英却作出了只对英军有利而对中国远征军极为不利的决定：将主力集结于曼德勒准备会战。在4月25日中英联合军事会议上，亚历山大告诉史迪威：“他们必须撤过伊洛瓦底江，然后前往印度，不然的话，他们的军队就会陷入正向曼德勒推进的一支日本突击部队的包围。”〔31〕并于当日即开始由曼德勒地区西渡伊洛瓦底江向印度撤退。按照正常情况，远征军应当改变曼德勒会战的计划，可是史迪威和罗卓英仍将正向腊戍方向前进的第5军调回曼德勒，似乎专为掩护英军安全撤退而作此决定。

4月28日，东路日军第56师团已迫至腊戍外围，西路日军第33师团追击英军已迫近望濑。中路日军第18师团和第55师团虽受到第96师的节节抗击，但于24日攻占央米丁，25日攻占瓢背，26日攻占密铁拉；27日又击退第22师的抵抗，占领斗楼、辛盖，也已逼近曼德勒。这时，史迪威和罗卓英才放弃曼德勒会战计划，于28日17时下达了部队向北转移的命令，部署第6军、第66军(欠新38师)及第200师进攻腊戍方面的日军，以一部固守腊戍；尔后第6军向车里、佛海地区转移，第66军向八莫、畹町地区转移，第5军附新38师西渡伊洛瓦底江，沿铁路经八莫向密支那转移。但是为时已晚，战机全失，各路日军的多支先遣支队已超越远征军突进至前方，切断了远征军的主要退路，远征军各部队在日军截击、追击下，陷于互失联系、各自行动的困境、危境。

4月30日，日军第15军收到大本营的电报：“大本营希望不失时机，更加扩大第15军的战果，确立积极向重庆进攻的姿态。为更有利于以后的措施，力争在国境内歼灭敌军，同时以有力的兵团越过国境，向龙陵、腾越附近怒江一线追击。”〔32〕

日军第56师团虽然接到了军的“攻占腊戍后继续以主力沿滇缅公路向怒江一线攻击”的命令，但认为当面守军新28师和新29师战斗力不强，不会组织坚强的抗击，因而决定仅以步兵第148联队附战车第14联队主力按命令规定向怒江追击，而以主力沿腊戍、新维、木姐、南坎、八莫、密支那道路向密支那方向突进，以切断远征军另一条主要退路。第15军同意第56师团的决心和处置，并告知“对自曼德勒方面向北退却之敌，军决定以第55师团及第33师团向密支那、塔曼提(密支那西方约240公里)一线追击，以期与贵师团之切断退路相配合捕歼敌人。”〔33〕

日军第56师团的第148联队(松本部队)于4月30日由腊戍出发，在先遣队之后前进，沿途未遇抵抗，于5月2日即进至畹町附近。此时日军第56混成步兵团(也称“坂口支队”，有机械化装备，刚从爪哇调回归建)亦到达畹町，因此改变部署：第148联队向八莫前进，第56混成步兵团继续向怒江前进。该团沿途击退新39师，经芒市(潞西市)、龙陵，于5月5日到达怒江西岸惠通桥附近。刚刚增援到达的2个工兵连当即将桥炸毁，接着增援的第36师陆续到达。中日两军遂隔怒江对峙。

日军第56师团主力以搜索联队(配属速射炮、野战重炮各1个中队，山炮、工兵各1个小队)为先遣队，4月30日从腊戍出发，沿途击退新29师在新维、贵街的坚强抵抗，5月3日攻占畹町，是夜复占八莫，8日再占密支那。中国远征军撤回国境的另一条主要通道被完全切断。

4月30日，远征军长官部从瑞保撤至甘勃卢，集结于曼德勒地区的远征军各部均于当夜前转移至伊洛瓦底江西岸。5月1日，曼德勒为日军占领。由于形势急转直下，东路日军已突进至远征军主力左侧后。5月6日，长官部得知畹町、龙陵等地已经失守(当时因部队尚在移动之中，通信不畅，尚不知八莫失守及日军已抵怒江)，认为再按原定计划撤退，将极为困难，因而史迪威和罗卓英决定将沿铁路两侧向密支那撤退的第5军等部队改为向印度撤退，因此连续两次电令第5军。但杜聿明不愿退入印度，仍希望率部返回国内。经向蒋介石请示，蒋同意仍由密支那方向撤至腾冲。第5军遂按原计划向密支那方向转移。远征军司令部于7日开始从曼西撤退。史迪威带中、美少数人徒步西行，于24日抵达印度丁苏基，改乘飞机去新德里；罗卓英率长官部人员一面收容一面前进，于23日抵达印度因帕尔。

第5军于5月7日从温托出发时，派新38师的第113团至杰沙占领阵地，向八莫方向警戒，掩护第5军主力撤退。5月10日，日军第56师团主力进至八莫后，派出一部兵力向西进攻，企图切断曼德勒至密支那的铁路，在杰沙遭到第113团的阻击，战况激烈，终于遏止了日军的攻势。但此时得知密支那、八莫等地已为日军占领，经上述地区回国的路线已被切断。杜聿明感到形势严峻。为迅速摆脱敌人，令所部从曼密铁路以西地区向孟关、大洛之线转进。12日，第5军各部抵达曼西，13日破坏了重型装备，开始进入山区徒步转进。此后，各师即失去掌握，各自行动。

新38师决定脱离第5军，按史迪威、罗卓英的命令，于13日从曼西向印度因帕尔转进。第5军军部及新22师徒步在原始森林的“野人山”山区向胡冈河谷的太洛等地前进。时逢雨季，道路淹没，部队粮尽药绝，官兵以树皮野草裹腹，一度迷失方向，绝粮8日，赖空投地图方于5月31日到达清加林长姆特。奉命改道进入印度，在美空军空投粮、药的支援下，经新平洋，于7月25日抵达印度的莱多。沿途因饥、病死亡2000余人。

第5军第96师和炮兵、工兵各一部，经孟拱、孟关、葡萄返回滇西，6月14日到达葡萄，尔后即进入“野人山”山区，经受困境和第22师情况相同，辗转2月多，方翻越高黎贡山，于8月17日到达剑川。

第5军第200师4月25日在东枝地区结束战斗后奉命向北转进，在八莫、南坎间撤退。5月10日，与第5军补训处会合，并收容第6军2个营和新第28师一部。在穿越昔卜、摩谷公路封锁线时，遭到日军伏击。师长戴安澜在战斗中身负重伤，26日晚在缅北茅邦村殉国。此次战斗，参谋主任董干、第599团团长刘树人、第600团团长刘吉汉均失踪。由师步兵指挥官郑庭笈率领该师于6月17日抵达腾冲附近，29日转至云龙。此时全师仅余官兵2600余人。当年秋，国民政府为戴安澜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均赠送了挽词，高度赞扬戴安澜将军的英雄气概和突出的战绩。

图7-3-3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全般作战经过要图

(1942年3月17日—5月15日)

第66军(欠新38师)原任曼德勒、腊戍间防务。腊戍失守后，该军军长率新29师及新28师残部等沿滇缅公路在新维、贵街阻击日军，被日军第56师团搜索联队击退，尔后又在畹町、八莫、龙陵等地复被日军第56师团第148联队及机械化第56混成步兵团击溃，遂于5月4日至5日间经惠通桥撤至永平、下关地区收容整理。

第6军于4月下旬撤至孟休后收容部队，所属各溃散部队逐渐到来；暂55师残部1000余人亦于29日撤至龙东。4月30日罗卓英电告腊戍已失，令第6军向景栋地区转移。5月8日，军部到达景栋，第49、第93师及暂55师分别到达达高、滚欣、孟色特。在此期间，在滚欣及缅泰边境孟伯落附近曾与日军及泰军发生小的战斗。5月15日，奉军委会放弃景栋、退入滇南的命令，迅速撤至佛海、车里、打洛地区。

五、作战简析

中国远征军应英、美之请入缅援英作战，从3月初先头部队到达东吁参战，至8月间撤出缅甸，历时近半年，转战1500公里，在许多局部战斗中，曾多次挫败日军，使日军遭到自南进以来少有的打击，给英军以及时、有效的支援，并创造了东吁防御战、仁安羌解围战以及斯瓦河沿岸阻击战等出色的战例，获得了中外人士的赞誉和钦敬，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远征军虽浴血奋战，并遭到重大损失，但未能挽回缅甸战场的颓势，也没有达到与英军协守缅甸、保卫滇缅路的战略目的。其原因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四点。

1.中国远征军入缅布防过迟，仓猝应战，是失败的主要原因。英国在缅甸战争问题上始终处于矛盾境地，一方面担心在英国威信已经降低的情况下公开承认没有中国增援就守不住缅甸，这样英国的威信将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面对德国在欧洲的强大攻势，无论从战略上还是从实力上，都不能对抗日本在东方的挑战，因此希望借助中国的力量来遏止日本南进，保持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力量均势。英国的利己政策使它在对待中国出兵缅甸问题上踌躇不决、出尔反尔，不敢正面否认中国出兵的重要性，只是强调时机未到，不同意中国军队先行入缅。直到1942年2月仰光告急，中国远征军才开始陆续入缅。第5军先遣师第200师一部于3月8日到达东吁时，该军主力尚在滇缅路运输途中，炮兵及战车部队亦正从昆明向缅境赶运中。而当天日军第33师团已攻占仰光。远征军还未能迅速集中优势兵力于战场，就面对从勃固北进的强敌，以致作战一开始就陷于被动。以后兵力逐次投入使用，无法发挥全力，从而影响整个战役。

2.中英联军缺乏协同，致贻误战机。远征军入缅之初受英军总司令胡敦指挥，但联军对缅境作战并无完整计划，亦无明确目的，仅有地境划分与部署的建议：将缅甸大部正面划给远征军，英军则集中在伊洛瓦底江地区，以印度为后方(便于在战况不利时向印度境内转移)，而以第5军在仰曼路方面掩护其撤退。在联军协同联络方面，英方为便于其单方行动的方便，一再拒绝中方要求派遣联络员到英军师、旅的要求。在作战进程中，英军不顾第5军右侧的安全，节节败退，甚至放弃阿兰谬，向仁安羌转进的重要行动亦不通知第5军。为了右侧翼的安全，中国远征军被迫放弃彬文那会战，坐失击破当面日军的良机。

3.联军指挥系统紊乱，层次多，不统一，影响全面作战。中国远征军初受英军司令胡敦、后改亚历山大指挥，他们都未实施其统一指挥责任。远征军长官部成立后，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全权指挥在缅远征军。1942年4月蒋介石第二次赴缅督战时，对在缅将领明确宣布了五个指挥关系。其中三个是：①史迪威全权指挥中国军队在缅作战。②司令官罗卓英受史迪威的指挥，第5、第6军军长和在缅军官都受罗卓英的指挥。③对英一切问题，由史迪威接头。此外，军事委员会选派驻滇参谋团入缅就近协调作战。名谓协调，实际亦参与指挥。此种指挥系统，层次繁多，指挥失灵。在保卫缅甸的大前提下，中、英各方均怀有各自目的：英方以保卫缅甸为次，以利用中国远征军掩护其撤入印境为主；中方则既要协同英军击退入缅敌人，又要尽可能减少伤亡，保存部队，所以蒋介石在战略上着重严密防守、部队纵深配置，也不是积极协助英方。这样，在全役作战过程中中、英两军各自行动，情况通报失时，史迪威与参谋团并未起到协调中、英两方的作用。在指挥层次本已复杂的情况下，蒋介石还亲自遥控指挥，迭次电、函指示驻滇参谋团。参谋团负调协责任，但亦参与直接指挥，造成前线指挥员无所适从。如4月24日，第200师将攻克东枝时，远征军长官部电令第5军“攻克东枝后，即返曼德勒，准备会战”。同时，驻腊戍参谋团又电令第5军“督率所部于攻克东枝后，继向雷列姆北进之敌尾击”。两电相左。经向双方请示，最终还是由蒋介石授意，命长官部采取折中办法，令第200师继向雷列姆，令军主力返回曼德勒，同时令参谋团指示按长官部命令行事，以维持双方的“面子”。这种指挥方式既难适应作战需要，又复造成兵力分散，且又枉费宝贵时间，焉得不影响作战?

4.作战指导失误，忽视翼侧、后方安全，影响全局。缅甸东境本已完全暴露在侵占泰、越日军的威胁之下，而且此地地形复杂，仅有垒(垒固)、腊(腊戍)公路贯通纵深。整个东境仅有1个军的兵力。该军既要拒止泰方来攻之敌，又要扼守垒固要点、配合正面作战，显然力不胜任。如此部署，使远征军左翼薄弱。当正面放弃彬文那会战时，本应调整部署(可从国内抽调兵力)，加强东境防务，确保远征军后方通路的安全，阻击日军第56师团的东进。可是军事当局仍未引起重视，未能阻止日军沿垒腊公路长驱直入、深入滇西边境、切断所有主要退路，造成远征军的迅速失败。当垒固失守、腊戍告急，第5军东进增援、攻克东枝，有可能挽回不利局势时，又因长官部(实际是史迪威)与参谋团的指导思想各异，造成兵力分散使用，以致第200师既未能起到阻止日军、稳定战局的作用，反而陷入困境；第5军主力亦徒劳往返、浪费时间，未能发挥战力，且从此转入完全被动挨打的局面。至此，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败局已无可挽回。附表731中国远征军指挥系统表(1942年3—4月)

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

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4月3日前为卫立煌，但由杜聿明代理)

第5军杜聿明

第96师余韶(第286、第287、第288团)

第200师戴安澜(第598、第599、第600团)

第22师廖耀湘(第64、第65、第66团)

新兵训练处黄翔(补充第1、第2团)

军直属装甲兵团、炮兵团、骑兵团各1个

第6军甘丽初

第49师彭璧生(第143、第146、第147团)

第93师吕国铨(第277、第278、第279团)

暂55师陈勉吾(第1、第2、第3团)

第66军张轸

新28师刘伯龙(第82、第83、第85团)

新29师马维骥(第85、第86、第87团)

新38师孙立人(第112、第113、第114团)

长官部直属炮兵第18团第1营，战防炮第1营，野战重炮兵第2旅第13团第1营，独立工兵第24营，宪兵第24团1个营

注：各军的一般直属部队未列入。

附表732英缅军第1军团编制表(1942年3月)

英缅军第1军团军团长史林(又译斯立丹、斯列姆)

英缅军第1师史考特

第1、第2、第13步兵旅

英印军第17师史密斯

第16、第46步兵旅(后改第48步兵旅)、澳军第63旅英装甲兵第7旅(战车约150辆)

附表733侵缅日军指挥系统表(1942年3月)

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

第33师团樱井省三

第33步兵团荒木正二

第213、第214、第215联队

山炮兵第33、工兵第33、辎重兵第33联队

第55师团竹内宽

第55步兵团堀井富太郎

第112、第143、第144联队

骑兵第55、山炮第55、工兵第55、辎重兵第55联队

第56师团渡边正夫

第56步兵团坂口静夫

第113、第146、第148联队

搜索第56、野炮兵第56、工兵第56、辎重兵第56联队

第18师团牟田口廉也

第23旅团佗美浩

第55、第56联队

第35旅团川口清健

第114、第124联队

骑兵第22大队，山炮第18联队，工兵第12联队，辎重兵第12联队

注释：

〔1〕〔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2册第1页。

〔2〕同〔1〕，第3页。

〔3〕同〔1〕，第51页。

〔4〕《英日关系的疏远(1919—1952)》。英国剑桥大学1982年版，第109页。

〔5〕1942年1月4日《新华日报》。

〔6〕〔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57年中译本，第4册第192页。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0页。

〔8〕同〔7〕，第1400—1401页。

〔9〕转引自蒋纬国主编《抗日御侮》。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8卷第179页。

〔10〕同〔1〕，第53页。

〔11〕同〔10〕。

〔12〕同〔7〕，第1402页。

〔13〕同〔7〕，第1391—1392页。

〔14〕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中华书局1987年版，(上)第61页。

〔15〕同〔9〕，第195页。

〔16〕同〔14〕，第64页。

〔17〕同〔14〕，第77—78页。

〔18〕见《林蔚报告书》(国民党军令部战史会档案)。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印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41册。

〔19〕同〔9〕，第206页。

〔20〕转引自刘伟民《刘放吾将军与缅甸仁安羌大捷》。美国洛杉矶1994年印，第24—25页。

〔21〕见《孙立人回忆录》。转引刘伟民文，同〔20〕，第126页。

〔22〕［英］史林：《反败为胜》(DefeatintoVictory)，第68页。引同〔20〕。

〔23〕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抗日战史》。1990年版，第69册。

〔24〕同〔22〕，第70页。

〔25〕英随军记者JackBelden记。见孙克刚《缅甸荡寇志》，时代图书公司1946年版，第9页。

〔26〕同〔7〕，第1419页。

〔27〕同〔14〕，第100页。

〔28〕上述4则电令同〔23〕，第9册第280页。

〔29〕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印，第二编《作战经过》第299页。

〔30〕见同〔18〕。

〔31〕〔英〕约翰·科斯特洛：《太平洋战争》。东方出版社中译本，(上)第292页。

〔32〕同〔14〕，第117—118页。

〔33〕同〔14〕，第133页。

第四节 浙赣会战

一、战前一般情况

日本从1941年12月8日发动太平洋战争至1942年3月底，其南方军占领了东南亚广大地区和西太平洋、南中国海的全部美、英的空军和海军基地，重创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和英国远东舰队，夺取了这些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并杀伤和俘虏盟军30余万人。日本统治集团为这一暂时胜利欣喜若狂。他们认为第一阶段的战略进攻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这场战争进一步暴露了日本国小人少、战争潜力严重不足的弱点。日本大本营分析当时战略形势时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发动太平洋战争，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作战能力已经下降，诱逼蒋介石投降的谋略活动一再失败，在策应攻占香港和南方军作战的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遭到沉重打击。因此为加强中国战场的作战能力，日军在完成南进第一阶段作战任务时，从南方军调第3飞行师团加强“中国派遣军”，并在中国战场组建了7个新的师团（第58、第59、第60、第68、第69、第70、第71师团）。这些师团是由原在中国战场的独立混成旅团和从日本征来新兵组成的3个后备步兵大队编成的。采用两旅团制，旅团的下属部队仅有4个独立步兵大队，没有联队一级。

1942年4月初，日军“中国派遣军”为“推动治安工作”的开展，决定对靠近南京的广德、宁国附近地区的中国部队发动进攻。预定使用兵力为第13军的第22、第116师团主力，第17师团1个旅团和从第11军各部队抽调组成的1个旅团。4月20日下达了作战命令，定于4月25日起开始攻击。日军称此次作战为“第19号作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组建了许多预备师和新编师，并对原有各部队分批、分期抽调至后方整训、补充。1940年以后的军队编制，通常为1个军下辖2个正规师和1个预备师，直辖有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特务营各1个；每师下辖3个正规团和1个补充团，直辖炮兵、辎重兵各1个营，骑兵、战车防御炮、工兵、化学兵、通信及特务连各1个。每师编制人数约1万人。为了提高进攻能力，并将其第1、第2、第5和第74军装备为4个攻击军，每军下辖3个师，直辖炮兵、特务、工兵、辎重和补充团各1个，战车防御炮、重迫击炮、搜索、通信营各1个，另外还有1个汽车大队、1个特务队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共有37个集团军、108个军、3个骑兵军、257个步兵师、10个骑兵师、27个独立旅以及特种兵等，总兵力约480万人。

国民政府的军队虽然很多，但是“蒋介石的战略是撤退到内地，按兵不动。他已经如愿以偿地挫败了日本人的锐气。他没有求胜的计划，他只求生存，只求在持久力上超过敌人。他猜测美国人迟早会被拉进这场战争，到那时，他将是牵制了100多万日军的有功之臣。”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肯积极主动地向日军实施攻势作战，不愿“在军事上竭尽全力，把他将来用于对付共产党的力量一点一点地消耗掉”。〔1〕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蒋介石更是“十分满意于坐等观望事态的发展”。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与军队上下都极为乐观，认为抗战胜券已经在握。国民政府甚至已着手任命各省主席，物色各级官员，准备接收事宜，一派坐等胜利的气氛，继续抗战的意志和态度逐渐松懈和消极。

二、日军的战略企图、作战指导及兵力部署

1942年4月18日，由杜立特率领的美国特别飞行中队16架B25中型轰炸机从由第16特混舰队护航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了日本东京、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地后，飞至中国浙江的衢州等地机场降落。这次突然轰炸引起日本朝野和本土陆、海军的极大震惊，对本国的空防能力产生怀疑：16架轰炸机在无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居然能在大白天在日本的主要城市上空飞来飞去而1架都不被击落，开始感到本土已不安全。自从1938年5月20日，中国空军2架轰炸机由宁波起飞，在日本长崎、福冈等地投撒传单、实施“纸片轰炸”后，日本已加强了对本土的空防。日本大本营为防止中、美空军利用中国浙江一带的机场对日本本土实施“穿梭式轰炸”，当日即决定摧毁中国浙赣线上的空军基地和前进机场。

1942年4月21日，日本大本营通知“中国派遣军”“中止第13军的作战（第19号作战），准备浙江作战”。当时第13军已经下达了定于4月25日开始的第19号作战命令，因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俊六向杉山元建议：“目前19号作战已准备完毕，一旦中止，将造成统帅上的困难，仍望按原计划执行。”22日，杉山元答复说：“根据全面形势，必须立即摧毁浙江机场群。为此，立即中止第13军的第19号作战，迅速转入摧毁机场群作战。”〔2〕4月30日，大本营下达了“大陆命”第621号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尽快开始作战，主要是击溃浙江省方面之敌，摧毁其主要航空基地，粉碎敌利用该地区轰炸帝国本土之企图。”同时下达了“大陆指”第1139号指示：“预定以地面兵力攻占的敌主要航空基地，主要有丽水、衢州、玉山附近的敌机场群及其各种设施；对于其他机场群，则根据我航空兵部队情况，及时控制或破坏。”“攻占上述丽水、衢州、玉山附近敌机场群后，在一定时期予以确保。在形势不允许确保时，可将机场及其他各种军事设施和主要交通线等予以彻底破坏后，返回原驻地。”使用兵力，“以第13军的主力和从第11军及华北方面军抽调的部分部队组成，以40余个步兵大队为骨干。”〔3〕

俊六和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对大本营的作战企图及兵力部署颇有意见，认为破坏机场后再撤回来，很快即可修复利用，而且仅以击溃敌军为目的也太消极。于是决定改变作战目的及部署，增大使用兵力，扩大作战规模：“以歼灭第三战区之敌为主要目的，占领飞行基地为次要目的”，“以约80余个步兵大队为骨干”，以第13军使用58个大队“从杭州方面向东部第三战区进攻”，以第11军使用27个大队“攻击西部第三战区军，以策应第13军”（6月中旬华北方面又将2个大队增调给第13军，总计使用兵力达87个大队，约为大本营原定方案的两倍）。虽然派遣军没有足以固守预定占领区的兵力，但为了使该地区的机场群不再为中国空军使用，要固守新占领的金华地区，“并在该地附近部署部分打击兵力，以便随时可以发动新的进攻”；又由于“作战地区并不仅限于浙江省，远至江西省，甚至企图打通浙赣线，作战名称也从原定的‘浙江作战’改为‘浙赣作战’”。〔4〕

为了迅速开始进攻，“中国派遣军”令第13军不必等待“华北方面军”增援部队集结，5月15日开始行动；令第11军于5月末开始行动。

第13军于5月11日17时下达作战命令。其主要内容为：〔5〕1.我军决定于5月X日对正面之敌开始发起进攻，首先为了捕捉并歼灭安华街、义乌和长乐附近之敌，约在X＋3日傍晚向诸暨、嵊县西南方地区前进。

2.第116师团、第15师团和河野混成旅团必须在5月X＋1日拂晓突破正面之敌阵地，向建德、诸暨南方地区和陈蔡市北方地区前进。

3.第22师团必须于5月X日拂晓突破正面之敌阵地，主要通过沿曹娥江地区向长乐东北方地区前进。

4.第70师团必须于5月X－1日日落后开始行动，从奉化方面向新昌南方地区前进。

5.第32师团必须于5月X＋1日以后，以部分兵力通过富春江右岸地区，主力则通过左岸地区，基本上沿第116师团的后方前进。12日，第13军下令确定X日为15日。

各师团遵照军的命令行动。截至13日，属于第一线兵团的4个师团和1个混成旅团已全部展开在从余杭附近至奉化附近约150公里之间，在此线集结后，准备发起进攻。各师团集结的位置是：第70师团在宁波、奉化，第22师团在上虞、绍兴，河野旅团在绍兴，第15师团在萧山，第116师团在余杭。由华北调来的第32师团，已有三分之一的兵力在杭州集结。小江混成旅团在杭州。

三、第三战区的作战指导及兵力部署

1942年4月下旬，军事委员会发现第三战区当面日军自本月中旬以来调动极为频繁，判断日军有可能向金华、兰溪、衢州地区发动进攻，于是从第九战区调第74军、第26军两个主力军及装备精良的预备第5师加强第三战区，作为其机动部队。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命副长官上官云相进驻淳安，指挥驻钱塘江北岸各部队；命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指挥钱塘江南岸各部队及金华、兰溪守军。后又根据军事委员会的电令，另行组建第25集团军，以李觉为总司令，进驻缙云，指挥浙南各军。第三战区还根据掌握的敌情，制订了一个预计在金华地区与日军决战的保卫金、兰、衢的作战指导方案，报请军事委员会核准备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战区为打击进犯敌人，确保金、兰、衢要地之目的，先以有力部队在勾嵊山、安华、玉沙溪及东阳、义乌、浦江、建德各线既设阵地，予敌严重打击，尔后固守金、兰及切断敌后，诱致敌人于金、兰要点前，以主力由金华东北、西北地区，合力围击而歼灭之。务期以全力在此决战，粉碎敌人的任何企图。”〔6〕

军事委员会5月17日复电，不同意第三战区在金华地区决战的方针，指示应在衢州地区决战。复电说：“务将王耀武军（第74军）、丁治磐军（第26军）、王铁汉军（第49军）三军集结衢州附近，切勿控置于金、兰一带被敌逐次消耗。我军方针决在衢州附近决战，不可变更。”〔7〕

第三战区依照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于5月22日重新制定了保卫衢州作战的指导方案，并立即实施（此时日军已开始进攻）。其主要内容为：〔8〕1.敌情判断：敌大举进攻衢州时可能以主力沿浙赣路，各以一部沿嵊县、东阳、永康道及富春江西岸，另以有力一部经余杭、分水、到淳安后经寿昌趋龙游、衢州，或经遂安、开化趋玉山，合力略取之。南昌方面必以有力部队同时进犯赣东，或更以一部由温州登陆，出丽水威胁衢州右侧北。

2.方针

战区为击灭进犯敌人，确保衢州，以利尔后总反攻之目的，先以有力部队，逐次在长乐、安华、桐庐及东阳、义乌、浦江、建德各线既设阵地，极力迟滞、消耗敌人，坚守金、兰及切断敌后，猛烈围击敌寇，严重打击敌人。尔后再诱致敌人于衢州要点前，配合伏击、截击、尾击部队，以主力分由衢州南北山地合力围击而歼灭之。

敌如逃窜时，应勇猛追击，压迫敌于金华江南岸而聚歼之，一举恢复钱（钱塘江）南失地。

3.指导要领

（1）为确保衢州，预定四阶段作战：

第一阶段：为嵊县、诸暨、新登第一线及胡村、安华、桐庐、分水附近各既设阵地之作战。本阶段主（要）应以第一线守备部队逐次迟滞、消耗敌人，判明其企图，尔后应留有力部队于沿公路、铁路及富春江方面，分区分路区分任务、区分目标，伏击敌后，阻其增援。第一线部队主力则适时转进，速作第二阶段作战准备。

第二阶段：为金、兰附近之作战。本阶段应严重打击敌人，金、兰、建、寿守备部队仍应先在孝顺、墩头各附近既设阵地韧强抵抗，诱致敌人于金、兰要点前，与先期设伏部队之截击，金、兰外围部队之围击，竭力粉碎敌之企图。此时浙西方面应组有力挺进部队攻袭杭州，以收策应牵制之效。

第三阶段：为衢州附近之决战。以第86军（欠第79师）并指挥暂13师，集中战区炮兵，死守衢州既设阵地。我决战之主力则控置衢州南北山地较远地带。切戒为敌吸引或过早使用，务使敌人被诱至于衢州要点前，依陆、空军协同，步炮配合，拒止敌人于阵地前，乘其攻势顿挫疲极时，始以主力进击南北山地，合力围击、夹击、伏击、尾击、截击而歼灭之。此时敌后设伏部队，应发挥效力于最高度。浙西挺进部队应乘虚袭占杭州，至少亦须截断沪杭交通，促成衢州战役的全胜。

第四阶段：为追击作战。敌攻衢州遭惨重打击后必迅速逃逸，我应不失时机，勇猛追击。此时敌后留置部队应彻底破坏敌后交通、通信，总预备队应以一部行超越追击，断其归路；其他部队则勇猛追击，相机包围或压迫敌于金华江南岸而聚歼之。

如敌一部在温州登陆西犯，应勿使突过青田、丽水。

（2）南昌方面，如敌以有力部队在猛扑金、兰、衢的同时渡抚河来犯，应节节抵抗及节节设伏，与第九战区友军的尾击密切配合，诱致敌人于鹰潭既设阵地前，合力围击而歼灭之。鹰潭须始终确保。

（3）如敌使用主力于衢江南岸，总预备队及衢江北岸部队应适时转用于衢江南岸，形成铁锤；如敌使用主力于衢江北岸，其抽调转用办法相同。如此南北夹击，协力击灭进犯之敌。

（4）在敌进犯全期，战区其他方面部队应积极活动，策应本会战，挺进杭州。截断沪杭交通尤应努力实行。

（5）如敌攻占金、兰后暂时就地整补，不即攻衢州，等其整补完毕再攻衢州；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次推进时，我敌后游击伏击部队应以全力袭扰，使其无法整补或稳步前进而陷于脱节，再视情况转移攻势。

4.兵团区分及任务

（1）第70军：辖第70军、闽江江防司令部、闽保纵队，担任闽海守备及福州、漳州、泉州各地之确保。

（2）第25集团军：辖温州守备区、台州守备区、三象地区、四明山、会稽山游击队和暂9军、待命配属的第88军，担任浙东沿海守备，嵊县及富春江以南的敌后游击特应对东阳至永康及萧山、诸暨至金华公路、铁路两侧地区作伏击、袭击诸准备，阻其增援，策应我主力作战，乘胜协同友军恢复钱南失地，并于5月起负责指挥。

（3）第10集团军：辖第88军（欠暂32师，该军衢州决战时待命改归第25集团军指挥）、第79师（并指挥挺进第1纵队）、第63师和衢州决战时归该集团军指挥的第74军、第86军（欠第79师，附暂13师）担任保卫金、兰及衢江以南之作战，应尽全力设伏阻敌增援，协同第32集团军击灭犯衢之敌，乘胜协同友军一举恢复钱南失地。

（4）第32集团军：辖第1游击区（辖第28军，欠第192师、第1游击纵队、独立33旅）、第25军（欠第52师、第40师）、第24军、钱北军抽调第40师、第146师、第192师和从第9战区调来的预5师组成，由第28军副军长陶柳指挥。该军组建时归第10集团军指挥，5月24日改归第32集团军指挥，担任富春江北岸作战。、忠义救国军及境内地方武装，担任沿富春江、桐江、兰江、衢江以西地区之作战，应全力在上述各江及新安江两岸设伏埋雷，阻敌增援，确保淳安。另以有力部队挺进杭州，协同第10集团军击灭犯衢之敌，乘胜协同友军一举收复浙西失地。

（5）第23集团军：辖第2游击区（辖新7师、挺进第2纵队、江苏保安第9旅）、第50军（欠新7师）、第21军（欠第146师、第147师），担任苏南、皖南之守备，并尽可能抽调部队，以供战区其他方面之用。第147师开贵溪，尔后归第100军指挥。

（6）第100军（欠第63师，并指挥第147师、鄱阳湖警备司令部）担任赣东方面之守备，确保鹰潭。状况许可时，应抽出一部参加衢州战役。

（7）战区直辖部队：第49军（欠暂13师）控置在衢州西北石梁市、源川口一带，对杜泽、上方方向应特别注意搜索警戒。空军美志愿队，特种兵配属另定。浙赣会战第三战区参战部队指挥系统如附表742。

四、会战经过

（一）金华、兰溪地区战斗

1942年5月14日至17日，展开在奉化、上虞、绍兴、萧山、富阳的日军第13军第一线部队先后发起进攻。其主攻方向在浙赣路东段。

日军第70师团于5月14日夜从奉化、溪口地区开始行动，经尖山镇、安文镇向永康方向进攻；第22师团于5月15日晨从上虞沿曹娥江南下，经三界、嵊县向东阳方向进攻；河野旅团于5月15日傍晚从绍兴经枫桥镇向义乌方向进攻；第15师团于5月15日夜从萧山附近渡过浦阳江，沿西岸南下经诸暨向浦江方向进攻；第116师团指挥原田旅团于5月16日晨从富阳西北方沿富阳江西岸向建德方向进攻；第33师团于5月17日14时从富阳出发，在第116师团后方前进。

各路日军在进攻途中遭到守军暂9军、第88军和预5师等部队不同程度的节节抵抗，至17日分别进至大市聚、长乐、诸暨以东、以西和新登附近地区。第13军侦知在安华街、长乐、义乌间集结有第三战区有力兵团，判断第三战区的企图为守卫金华和兰溪，遂决定将进攻重点仍保持在左翼，一举捕捉并歼灭安华、长乐、义乌附近的中国军队。于18日凌晨1时下达了甲第73号作战命令。其主要内容为：〔9〕1.本军将重点保持在左翼，以期一举捕捉并歼灭安华街、长乐、义乌附近敌军主力。

2.第15师团必须于5月19日傍晚向安华街附近之敌阵地突击，一面随地击溃敌军，一面以主力迅速进入义乌西南地区。

3.河野旅团须于5月19日拂晓突破陈蔡市附近阵地，一面随地击溃敌军，一面进入东阳西南地区。

4第22师团须于5月19日拂晓突破长乐附近阵地，进入东阳南方地区。

5.第70师团一面随地击溃敌军，一面迅速向横店东南地区前进，切断向东南及南方撤退的敌军退路；迅速将1个步兵大队派至诸暨，由军直辖。

6.第32师团仍须沿第116师团的后方前进，以部分兵力沿富春江右（东）岸地区前进，配合第116师团的战斗。命令下达后，当日晨泽田茂率军战斗指挥所人员乘大型机艇从杭州溯浦阳江向临浦前进，在义桥附近触雷，机艇沉没，指挥所人员死伤数十人，指挥所遂停留于义桥。当日中午侦知当面守军暂9军等开始向东阳东南地区撤退，于17时又补充下达指示，令第15师团、第70师团、河野旅团向金华以东地区追击；令第22师团进出武义东北，切断守军退路。

战斗至5月24日，守军暂9军在长乐、东阳附近各既设阵地，第88军在安华、义乌及浦江各既设阵地给予日军以一定的打击，后分别向东（阳）永（康）公路两侧和金华以北地区转进，对进攻日军实施侧击、伏击，进行牵制；守军预5师在兰溪、芝厦南北之线以坚强的阻击战迟滞日军后，向建德东南转移。日军第70师团由永康转向西北，进至孝顺以西地区；第22师团于21日占东阳，22日占永康，后向西转进至武义西北；河野旅团进至金华东南；第15师团于22日占孝顺，后进至孝顺以西地区。日军各部队均已到达金华、兰溪外围地区，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

5月24日，日第13军发现金华城内有大火，又根据飞行队及各部队的报告，判断金华附近守军已开始撤退。为迫使其进行决战，第13军决定将进攻重点移至右翼，以一部兵力进攻金、兰，以主力向衢州追击。当日下午下达了甲第88号作战命令。主要内容是：令第70师团“立即攻克金华和兰溪，然后在该地附近集结兵力”；令第15师团“派部分兵力监视兰溪之敌，主力向衢县西侧地区追击”；令第32师团由右翼展开，与第116师团“一面随时击溃敌军，一面向衢县西方地区追击”；令河野旅团及第22师团“立即开始行动，向衢县追击”。〔10〕

同日，第10集团军判断当面日军将以主力由岭下朱、孝顺、曹宅及浦江、兰溪大道进攻金、兰，另各以有力部队从武义、汤溪大道及兰江以西地区直趋汤溪、龙游，企图切断金、兰后方联络线，当即令暂9军转至东阳、永康、金华公路两侧地区侧击牵制日军。第40师兼程由更楼镇（白沙西南）开龙游、湖镇间地区，统一指挥暂13师在汤溪、龙游一带占领阵地，对东警戒。新30师由集团军直接掌握。第88军速派有力部队占领金华江北岸，掩护金、兰后方。此时第79师、第63师已归第88军统一指挥，该军军长何绍周已抵金华北山指挥。集团军总部亦移到龙游三叠岩。

25日，日军第22师团进至古方，26日逼近汤溪，与第40师、暂13师展开激战；日军第116师团攻占寿昌后与第32师团并列继续南下。26日，其先头部队已进到衢江北岸的航埠附近。第40师及暂第13师被迫向龙游转进，经苦战，龙游被日军攻陷，金、兰后方已受到严重威胁。第10集团军已令第40师转至大洲镇防守，暂13师转至灵山镇防守，掩护集团军右翼安全。在日军第22师团后跟进的小江旅团（由华北方面军第26师团及第37师团各3个步兵大队组成，24日到达诸暨）已进至武义附近。

金华方面：日军第70师团及第22师团、河野旅团一部在20余架飞机掩护下，于25日拂晓开始向第79师外围阵地进攻，并以一部向竹马馆迂回，进攻第79师右侧背。26日全线竟日激战，日机数十架在阵地上空轮番轰炸，并在金华东关附近投掷喷嚏性毒气弹多枚，掩护其步兵冲击。至黄昏时，守军第79师防守外围阵地的第235团和挺进第1纵队被迫向金华西北阵地转移。27日至28日，战况愈趋激烈，日机在城垣上空轮番轰炸，守军核心阵地工事全被摧毁。为挽救败局，第79师曾从王牌、项牌右侧向日军实施反击，亦未奏效。日军于28日晨突入城内，与守军展开巷战。第79师官兵与日军激战达4小时之久，终因阵地大部落入日军之手、伤亡过重，只得于黄昏向北山、大盘山突围，金华遂被日军攻占。

兰溪方面：日军第15师团第60联队在飞机30余架掩护下，25日拂晓向百坎尖、高圣尖、石廓山之线守军第63师外围阵地展开进攻。第63师官兵坚强抵抗。26日，沿兰江东岸南下的日军第15师团一部协同正面日军围攻兰溪城，27日竟日猛攻，第63师外围阵地全被攻占，兰溪城陷入混战。28日守军第63师不得已陆续向城东白石塘一带突围，于是兰溪被日军攻占。日军第15师团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于28日上午在距兰溪15公里处被地雷炸成重伤，旋即毙命。日军战史称：“现任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首次。”

5月29日，日军进攻金、兰的第70师团留守金、兰，第15师团向龙游地区前进；第13军其他各师团已进至龙游南北之线集结，准备进攻衢州。中国第88军指挥的第79师、第63师及新21师、挺进第1纵队亦均已到达预定地域，继续以侧击、伏击遮断日军增援及补给路线，策应衢州战斗。原在汤溪、龙游地区防守的暂第13师及第40师分别转移至灵山镇、大洲镇附近。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已移至福建建阳，在崇安境内武夷山上的武夷宫设立战区指挥所。

（二）衢州地区战斗

第三战区第88军的第63师等部在金华、兰溪一带抗击日军时，战区对衢州地区的防务，在原计划基础上作了适当的调整：令第10集团军指挥第86军、第49军、第74军担任衢州及其以南地区的作战，指挥所位于后溪街；令第32集团军指挥第25军、第26军担任衢州以北地区的作战，指挥所位于常山（旋又移至华埠）。其作战方针是：以1个军固守衢州，诱敌胶着于衢州外围，尔后以4个军实施南北夹击，包围日军而歼灭之。其具体部署为：第86军并指挥第40师固守衢州城郊及其以南的大洲镇；第74军位于大洲镇东南的溪口、湖山、湖南地区；第49军位于衢州以西的招贤、航埠地区，其暂13师位于北界、灵山一带，掩护第74军右侧翼；第26军位于衢州西北的峡口、芳村地区；第25军（欠第40师、第52师，指挥第145师、第146师）位于峡口以北的大同、上方地区。

以上5个军，5月底以前均已先后到达了预定的地区，进行战备。

5月30日，日军第13军侦知第三战区在衢州附近集结兵力，判断第三战区军“企图进行顽强抵抗”，于是设想“将第15师团转移到衢江南岸地区，保持重点于左翼，由衢州两侧地区突破并分割敌阵地，一举歼敌于战场”。同时“将小江旅团对丽水方面的作战推迟到衢州进攻战以后再开始，而将该旅团调至龙游附近（该旅团5月30日已在永康、武义间集结），防备北方的第26军及南方号称精锐部队的第74军的侧击”。据此设想，第13军于5月30日在金华指挥所下达了甲字第103号作战命令。其要点如下：〔11〕第32师团应于6月1日开始行动，黄昏以前进入上源、泰山埠一线，从6月3日拂晓开始攻击当面的敌阵地，尤应以一部沿大源岭（衢州西北22公里）、芳村集地区，向常山方向挺进，断敌退路。

第116师团应于6月1日黄昏前进入天震岗（衢州北9公里）、大康一线，从6月3日拂晓攻击当面敌军阵地。

河野旅团应于6月1日开始行动，黄昏以前进入下山溪左岸高地，从6月3日拂晓攻击当面敌阵地。为使第15师团转进，应于5月31日12时后打开连结龙游、曹家一线以东道路。

第15师团应速向龙游南方地区转进，6月1日由雨井、树底附近出发，黄昏以前进入下山溪左岸高地，自6月3日拂晓攻击当面敌阵地。

第22师团应于6月1日开始行动，黄昏以前进入厌山、白西坑一线，自6月3日拂晓攻击当面阵地。

小江旅团应于汤溪，主力集结龙游，应特别警戒遂昌、宣平方向。

军指挥所6月1日虽由此地出发，黄昏以前抵龙游（第70师团担任后方警备）。6月1日，日军各部队均已到达规定的进攻出发地位，第13军战斗指挥所也由金华推进至龙游。6月2日，第13军令小江旅团派出1个支队（以1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中队为基干组成），进至灵山镇附近，对南方警戒，掩护军的左翼侧；令第70师团以一部兵力担任龙游警备，并确保至金华的后方交通线。与此同时，其他第一线各部队均派出一部兵力驱逐守军的警戒部队及攻击守军的前进阵地。至当日晚，相继进至守军主阵地带前沿阵地之前。

6月3日拂晓，日军第32师团、第116师团在衢江以北，河野旅团、第15师团、第22师团在衢江以南对衢州发起全线攻击。当时负责衢州城郊防守的第86军兵力部署为：第67师附第16师的第46团主力及1个独立炮兵团，防守衢州城东南樟树潭、西伯陇及飞机场等处据点群阵地；第16师（欠第64团）附1个山炮营，防守衢州城西北茂坞、九里山一带据点群阵地；第16师第46团第2营防守衢州城核心阵地；第86军军部及直属队位于衢州城内南部。

衢江以南守军第一线的第58师、第40师及第67师分别与日军第22师团、第15师团及河野旅团激战终日，第58师撤至黄坛口一带，第40师及第67师先后撤至乌溪江西岸防守。至傍晚时，日军各部队均进至乌溪江东岸，其第15师团一部突进至乌溪江西岸，迫使第40师再退至棠埭坞。

衢江以北守军第16师茂坞、孔家山等处阵地全被日军第32师团攻占，部队大部溃散及伤亡，师长曹振铎率残部退入城中与其第64团会合。日军第32师团一部进抵距衢州城北门仅2公里、衢江北岸龚家埠一带；其主力继续进攻石梁市附近阵地。守军第105师退至西镇。

负责固守衢州城郊的第86军军长莫与硕见形势严峻，竟以收容第16师溃散部队为借口擅离职守，出城向江山方向逃去，军直属部队亦大多随之离去（本会战后，莫与硕和其参谋长胡炎被判有期徒刑5年，曹振铎亦以作战不力而被撤职）。衢州防守战斗由副军长陈颐鼎接替指挥。

第三战区认为衢州主力战斗已经开始、决战时机成熟，于当日晚下令各部转移攻势。其命令的主要内容为：〔12〕（1）战区决心确保衢州阵地，消耗疲惫敌人，着控置在衢州南北之主力，于明日（4日）拂晓前完成出击准备，以衢州阵地为轴，夹击歼灭敌人。攻势转移时机另定。

（2）各集团军的任务如下：

第25集团军，除原有任务外，暂32师即日开始行动，切断东阳江水道并牵制敌人；暂9军主力应努力向汤溪、龙游敌后挺进，切断龙游以东敌水陆交通。

第10集团军，应严令第88军切断敌后方联络，督饬衢州守军死守阵地，并即推进第74军，预定以衢州阵地为轴，由大洲镇及其以西地区转移攻势，压迫敌于衢江南岸歼灭之。为策衢州阵地南翼之安全，应以第49军的第26师主力占领岭底背亘西山之线，尔后迅以第74军派队接替，使该师归还为战区预备队。

第32集团军，应严令富春江左岸各部队努力切断敌后联络，巩固淳安、寿昌要点，并确实掌握石梁市。以第26军分由石梁市、外宅村、杜泽、峡口市、叶村市、后徐镇等处出击，置重点于石梁市一带地区，攻击敌侧背，压迫敌于衢江北岸而歼灭之。由杜泽以东进出之部队，应先期出击，使重点方面之决战容易奏功。

第49军（欠暂13师）除第105师之1个团应固守常山港北岸、柘溪村至石梁市（不含）之线外，该师主力迅速进出常山港，集结航埠以北地区；第26师主力暂归第10集团军指挥，占领岭底背亘西山之线，俟交防第74军后，仍归还该军，控置后溪街及江山港以北地区，保持机动。又该军对江山港、常山港与衢江合流处以西地区应负责警戒，保障衢州阵地西侧之安全。日军第11军为策应第13军在浙江的作战，于5月31日夜从南昌附近渡过抚河，向第三战区西部第100军防线发动进攻。6月3日，当日军第13军开始对衢州发动总攻时，第11军占领了进贤，并逼近临川。军事委员会决定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于4日电令第三战区“避免在衢州决战”。电文主要内容为：（1）国军以保存实力、机动打击敌人之目的，决避免在衢州附近决战。

（2）第86军主力应依衢州既设阵地，持久抵抗，竭力打击、消耗敌人。

（3）衢州附近我主力各军应向衢州及其以西铁道两侧地区妥为分散配置，准备尔后侧击沿铁道两侧突击之敌。特须注意，我的企图、行动须绝对保密。

（4）第100军应竭力持久抵抗，打击消耗敌人。

（5）在敌后各军应积极游击。

（6）破坏铁道及疏散物资应即实施。第三战区遵令部署如下：〔13〕（1）第10集团军

第86军应竭力利用既设阵地，消耗敌人，以一部死守衢州，主力待命由江山港、常山港间地区向峡口、保安街间转进，在该地及仙霞岭附近构筑阵地，并迅速整补。

第74军指挥暂13师应与敌保持接触，利用灵山镇、大洲镇、黄坛口以南山地，阻止、打击窜犯之敌，并对沿铁道两侧突进之敌作好侧击的准备。该军第57师迅速占领江山城及其以东地区，重点保持在江山港以东，掩护第49军向后转进。

总部尔后在二十八都指挥。

（2）第32集团军

第26军应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主力迅速转移到芳村镇及常山城附近占领阵地，俟第25军主力到达芳村镇、常山城时，该军即逐步转移到玉山控置，以一部沿常山至玉山道路择要扼守。

第25军除留置第146师在上方镇、大同镇及寿昌一带地区积极活动外，应派出一部进出杜泽、外宅、石梁市各隘路口袭扰敌人，策应衢州守军作战。该军长率第108师、第145师向芳村镇、常山城转移。如敌突进常山城，该军主力应利用常山到华埠间山地择要扼守，以一部掌握衢州以北山地，待机侧击突进之敌。

该总部俟第26军、第25军概就玉山、常山位置时，应移至上饶指挥。

（3）第49军（欠暂13师，并指挥第40师）即归第10集团军指挥，联系第74军，占领仰于坪、东山、前河街沿江山港西岸、常山港南岸到招贤镇之线，与常山港北岸我第26军切取联系，对敌由常（山）以东向江山以北之窜扰应特慎警戒。由于3日夜降大雨，江水暴涨，至4日晨，衢江以南日军，除第15师团徒步部队已徒涉至乌溪江西岸外，其余部队全被阻于东岸。4日晚，第22师团一部徒步部队亦进至西岸；河野旅团少数步兵曾在铁路桥（已炸毁）处以橡皮舟潜渡乌溪江，但在守军第67师阻击、反击下，已渡者全被歼灭。衢江以北日军，第32师团于傍晚进至东镇（衢州西南9公里）附近，一部渡至常山港南岸，切断了衢州至常山的联络线；第116师团进至衢江北岸附近。

守军各军根据第三战区的命令，均在进行反击的准备。第74军一部在向北推进途中与南下的日军第15师团主力遭遇，发生激战。由于接到“避免决战”的命令，第74军主动撤至黄坛口以南山地防守；第40师在日军第15师团一部攻击下，退至江山港北岸，改归第49军指挥；第105师与日军第32师团激战后，撤至常山港南岸招贤附近防守。

6月5日，日军第15师团在航空兵掩护下，集中兵力猛攻衢州南郊阵地，激战至午后，突破六马桥阵地，守军第67师退守衢州南关；日军第22师团一个联队渡过乌溪江，于傍晚进至江山港南岸，其主力仍在陆续渡江中；日军第32师团当日攻占西镇，进至常山港以南地区。此时，衢州城已处于四面包围之中。

当日下午，泽田茂得到情报：后溪街附近有中国军队有力部队集结。为支援及保障第15师团攻破衢州，令第15师团攻占衢州城，令第32师团和第22师团分别向后溪街和江山方向进攻。

6月6日又下大雨，双方冒雨激战。日军河野旅团于拂晓后通过刚刚修好的临时铁路桥，进至乌溪江以西，立即向衢州城西及城北门逼进；第15师团主力从铁路附近猛攻南门及南城墙，其一部兵力与河野旅团一部于8时许攻占衢州飞机场及航空学校。

第三战区根据当时敌情及军事委员会指示精神，对6月4日下达的“避免在衢州决战”的命令又下达了部队转移的补充指示：〔14〕（1）第10集团军：

第74军并指挥暂13师、第40师，主力迅速转移到江山附近占领阵地、打击敌人，掩护第49军、第26军向后转移。

第49军应由原阵地转移到峡口到八都之线占领阵地，并留置一部于石门市要点。

第86军突围后开二十八都集结待命。

（2）第32集团军：

第26军以1个师守常山，主力应迅速转移到玉山附近占领阵地，与八都方面第49军切取联系；其在常之1个师，俟第25军到达交防后迅速转移到上饶控置。

第25军除留第146师在寿昌续行前任务外，主力迅速转移到常山附近，接替第26军的守备任务。衢州城外各军接到战区指示后交互掩护，逐渐脱离接触，向指定的位置转移。城内守军因通信器材已全被日军的飞机、大炮所击毁，与战区及集团军均失去联系，仍依托城防工事继续苦战。血战至晚，日军第15师团攻占南门及新开门，河野旅团攻占东北门、北门及西北角城墙。此时，船民齐大年从信安江(一名信安溪、西溪)游水进入城中，带来王敬久关于守军向枫林港突围的指示。副军长、第67师师长陈颐鼎与第16师师长曹振铎商议后，以第64团第2营担任掩护，丢弃了重伤员及一切重武器、骡马车辆等，利用夜暗天雨突围西撤。在第64团第2营官兵英勇顽强的抗击下，已经占领了城门及城墙的日军始终未能进入城内，亦未能阻止住突围的部队。激战至7日拂晓，第64团团长谢士炎率领第2营残部100余人从东门突围（第2营营长宋汉武已牺牲），绕道向清明镇转进。衢州为日军占领。

（三）上饶、广丰地区战斗

第三战区按军事委员会意图，避免在衢州决战，保存军力，机动打击敌人，逐步向衢州以西铁路两侧地区转进。

日军第13军于6月6日即将攻占衢州城时下达了甲第114号追击命令：

“1.我军由于各兵团及飞行队之英勇奋战，已将衢州附近之敌歼灭。

“2.我军应不失时机，一举向上饶附近追击。

“3.第32师团经常山附近向玉山方向追击。

“4.第22师团经江山及八都镇附近，向上饶方向追击。

“5.对衢州附近进行扫荡后，第15师团向广丰方向追击。”〔15〕

但由于连续大雨，江河泛滥，衢州附近平原尽被水淹没，日军龙游前进机场停放的飞机，3架被水冲走，其余机舱进水，均已不能使用；加以各师团的重武器及车辆等仍被阻于乌溪江北岸，而刚刚修好的临时铁路桥又被冲毁，因而日军第13军决定暂缓实施追击，于攻占衢州的当天中午下达了甲第115号命令，令第15师团及河野旅团在衢州附近集结，待命行动；令第116师团准备渡过衢江担任衢州附近的警备，并将原配属第116师团的原田旅团改归军部直辖；命第32师团（已进至江山以东地区）及第22师团（已进至前河街以东地区）暂停追击，在原地集结待命。

6月9日，雨已停止，水位下降。日军第13军得到第32师团的报告，说常山已无中国军队主力部队，仅以小部队已于中午占领常山。泽田茂遂决定继续追击，于16时下达命令。主要内容为：

“1.敌情已通报。宿雨初晴，河水减退。

“2.军预定向广丰附近继续追击。

“3.第32师团在攻克常山后，应首先攻克玉山。

“4.第15师团应迅速向江山港左岸地区转进，随时击溃敌军，首先进至潭石市（江山西南11公里）附近。

“5.第22师团随时击溃敌军，进至江山西南地区。”〔16〕

6月10日，第三战区令第10集团军在江山地区、第32集团军在玉山地区组织防御，令第25集团军的第88军、暂第9军担任敌后的袭扰及破坏交通线的任务。在各集团军调整部署之际，日军第22师团首先发动追击，沿江山港南岸及铁路两侧向西急进。第32师团及第15师团亦于11日开始西进。日军沿途仅遇第74军第57师的轻微抵抗，即于11日中午占领江山，第32师团、第15师团亦相继进至江山附近。守军向江山以南地区转移。

第三战区为了掩护由浙赣入闽的通道和控制浙赣路中段，防止日军打通浙赣线，决定集中兵力防守峡口、广丰、上饶地区，于11日再次调整部署：令第10集团军以一部兵力留置江山以南地区，以逐次抵抗、消耗敌人，主力于本日黄昏前迅速南移，占领峡口、广丰至洋口东西一线阵地，并确实掌握广丰及信江其他渡口；令第32集团军以第26军一部防守玉山，军主力于黄昏前开始转移，占领洋口（不含）、上饶至江村一线信江南岸阵地，并确实掌握上饶各渡口，第25军活动于江山至玉山间铁路以北地区，截击、伏击西进日军；令第100军的第19师推进至沙溪附近，担任铁路沿线守备，归第32集团军指挥。

6月12日，第三战区各部队尚未调整完毕，日军即发起进攻，当日中午第32师团占领玉山。6月13日，第三战区各部队仍在按照命令向指定位置转移之中。当晚，日军第32师团进至沙溪（守军第19师尚未到达），第15师团在江山以西的坛石市集结待命，第22师团进至广丰以北地区。

6月14日，日第22、第32师团继续西进。当日晨，第22师团未遇大的抵抗即占领了广丰，守军暂13师的1个团退向信江南岸。日军乘势向西急进，中午前后，在未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又占领了原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上饶（广信）。此时日军第13军战斗指挥所、第1飞行团战斗指挥所均已推进至衢州，衢州机场经修复已可使用，第15师团新任师团长山内正文开始指挥作战。守军第26军的第41师在信江南岸占领阵地，击退了跟踪追击的日军，将其阻止于信江北岸。日军第22师团在八都附近击退第32师的阻击后，亦进至信江以东地区。此时第19师刚刚到达铅山以东的江村附近。

日军占领上饶后，为确保已占领地区，暂取守势。第13军于15日9时命令各部队分别固守下列地区，并担任交通线的警备任务：河野旅团，江山附近；第32师团，玉山附近；第22师团，广信（上饶）附近；第15师团，广丰附近。当日傍晚，各师团已在指定位置集结。另外，第116师团除部分兵力在龙游附近外，主力正向衢州附近集结。小江旅团准备16日从龙游附近出发向丽水前进。

6月15日，第三战区遵照军事委员会14日命其乘敌深入分散、积极反攻歼敌的电令，下达了反攻的命令。其主要内容为：〔17〕战区待各部队略事整顿、恢复疲劳后，立即勇猛反攻，先将突入广丰、上饶之敌分别予以包围歼灭，乘胜合力进击玉山，再俟机略取江山，并应确保常山。

峡口、广丰、上饶、河口之守备，应先求巩固，对各渡河场所及诸道路要点，均应严密戒备，防敌对我更进一步的压迫；凡通铅山、崇安间及二十八都、浦城间诸道路，均应严密封锁、扼守，并择要破坏阻绝之。

第10集团军应以第49军主力攻击广丰之敌，另以有力部队控置于棋盘山、管家山一带山地中，准备侧击玉山、江山方面向广丰增援之敌。

第32集团军应以第25军军长率第108师相机攻取江山，尔后控置在八都街及上饶以北地区，以收直接策应之效；第108师守备常山的任务由第145师接替，第26军的任务为聚歼上饶附近之敌。

攻势转移的时间另定，但各部队应于17日前完成各项准备。6月16日，日军第15师团接替第22师团到达广丰地区后，发现第74军及第49军阵地就在广丰以南不远的棋盘山东西之线，严重威胁其侧后方的安全，遂于当日向第74军与第49军接合部附近的尖山、五峰山阵地发起进攻。激战至17日，经反复争夺，第74军终于击退了日军的进攻，但第105师的黄毛山、徐茅岭阵地被日军攻占，该师退守信江西岸。

6月18日清晨，日军第15师团再次向第74军阵地进攻，其多次冲击均被击退。战斗至16时，第74军按照战区规定的时间首先出击，转为反攻，18时攻占徐家山、庙山底。日军退至王家坂、杉溪之线。19日拂晓，第49军亦发起反攻，第74军又攻占王家坂及杉溪。

6月20日，日军第15师团集中兵力在第1飞行团直接支援下实施反击。经过21、22日两天激烈战斗，日军攻占了七都、五峰山、虎头背等地，第74军、第49军退至此线之南，再次转为守势。

第32集团军于6月20日发起反攻，第26军向北推进至信江南岸，以第44师一部渡信江进攻日军，一度击退三江桥、象鼻山的日军。但当日军21日开始反击时，该部即撤回南岸。23日以后，上饶地区中、日两军除不时有小的战斗外，基本上形成对峙态势。

（四）浙赣路西段战斗

日军第11军为策应第13军的浙江作战，自5月上旬起即令各参战部队开始向南昌集中；同时令第6师团主力在岳阳方面积极进行佯攻，以牵制中国第九战区，掩护其主力集中。第3师团、第34师团及第40师团、第68师团、第6师团各一部于5月31日在南昌以南地区展开，完成了进攻准备。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率其战斗指挥所于同日到达南昌，下令于当夜开始攻击。

第三战区防守浙赣路西段的为第100军（欠第63师，附第147师），军部位于鹰潭。防守进贤地区的为该军第75师，师部位于进贤以东的将军岭；防守抚河以西市汊街地区的为第九战区所属江西保安第9团。

日军于31日22时开始行动，分3路进攻进贤及临川。第34师团从谢埠附近乘工兵舟秘密渡过抚河后沿浙赣路东进。守军第75师第223团一触即溃，日军尚未进攻进贤，该团即于2日夜东撤。日军于3日拂晓占领进贤。日军第3师团从沙埠潭附近渡过沙埠潭河，在抚河及沙埠河之间南下，2日拂晓进至三江口附近，再渡过抚河，沿东岸南进，于3日午到达临川以北的云山。今井支队及井手支队从万舍街附近并列南下，击退当面的保安第1团和第9团后分别到达集贤峰及三江口，3日下午到达临川以西的展坪以北高地。4日晨，第3师团由云山向临川进攻，当日击退保安团守备部队及赶来增援的第79军一部兵力，占领了临川。此时第九战区策应第三战区的第79军主力已进至宜黄水西岸地区，迫近临川。阿南惟畿急令第34师团由进贤南下，与第3师团等向临川以西第九战区的第79军等部进攻，而以第34师团步兵团团长岩永汪率所部3个步兵大队组成的岩永支队（归军部直接指挥）继续沿浙赣路向东进攻。

岩永支队于5日击退第75师后占领了将军岭，6日傍晚以一部兵力袭占东乡。第75师集中兵力组织反击，7日收复东乡。9日，第75师的第225团在东乡以东王尾山、马子岭之线阻击东进日军。经战斗后，日军进至白塔河西岸。守军炸毁铁路桥，与日军隔河对峙。11日，岩永支队强渡白塔河，攻占了邓家埠（今余江县城）。此时，浙赣路中段日军攻占常山、江山，玉山、上饶一带，兵力空虚，第三战区已将第100军的第19师调去沙溪、铅山，防守鹰潭地区的部队主要为第147师。

日军岩永支队攻占邓家埠的当日，日军第3师团等部正在南城（建昌）与第九战区第79军激战中。阿南惟畿认为南城于12日即可攻下，遂决定在攻占南城后将军主力转用于浙赣路方面。11日晚下达命令，命“第34师团于12日从抚州（临川）附近出发，再次调往浙赣线方面，攻击正面之敌，策应第13军；岩永支队归还34师团原建制”，同时命“第3师团截至15日在金溪附近集结，准备对鹰潭方面作战”。〔18〕

日军第34师团根据军的命令，部署岩永支队从邓家埠方向进攻鹰潭，配属师团的独立步兵第61大队（古东支队）由金溪进攻鹰潭；师团主力12日由临川出发，向鹰潭、贵溪之间前进。6月15日，日军第34师团在第29独立飞行队密切配合下分路进攻鹰潭。守军第100军在日军步、炮、航空兵联合猛攻下，部队失去控制，陷于混乱，16日晨纷纷溃退。日军于当日占领鹰潭。第100军军部退至贵溪东南约35公里的文坊收容部队。

6月18日，日军大本营指示：“中国派遣军司令官根据需要可实施南昌以东浙赣线全线作战。”中国派遣军“于6月24日命令第13、第11两军，各以部分兵力于6月30日开始行动，共同配合，实施打通浙赣线作战”。至此，日军大本营原来预定的由第13军主攻、第11军仅仅策应的浙江作战正式发展为第13军和第11军东西对进、夹击第三战区、打通浙赣路的“浙赣会战”。第13军于25日命令第22师团“进攻横峰，与第11军的进攻相配合打通浙赣线，歼灭沿线残敌，摧毁敌军设施”。第11军则令第34师团完成这一任务。〔19〕

日军第22师团编成谷津支队（以该师团步兵团团长谷津爱三郎所属2个步兵大队为基干），于6月30日晨从上饶附近出发，沿浙赣路西进。第34师团的岩永支队于6月30日从贵溪附近出发。2个支队沿途仅遇轻微抵抗，于7月1日10时许在横峰会合，完成了打通浙赣线的任务。7月5日，这2个支队同时撤离横峰，分别返回上饶和贵溪。

第100军在文坊收容部队并稍事整顿后，第三战区令其归第32集团军指挥，并令其第19师归建。第32集团军于7月1日令第100军担任铅山、茅家岭至洋口（不含）一线信江南岸的防御，并以一部控置于贵溪以东铁牛关附近，掩护入闽的隘路。该军遂成为信江南岸防御部署的最左翼。

（五）临川地区战斗

日军开始向浙赣路东段发动进攻后，中国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第11军有在浙赣线西段发动进攻以策应其第13军作战的可能，5月16日令第九战区将第79军、第4军从湖南东调至抚河、赣江间地区，以加强赣东方面的守备力量。但薛岳并未立即执行。当日军第11军在谢埠、沙埠潭等进攻出发地位展开时，军事委员会于5月31日拂晓直接电令第79军：“着该军克日兼程驰往临川，参加赣东会战。”并令暂归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指挥。该军于当日13时以暂6师为第一梯队，由株洲出发，经萍乡、宜春、分宜、清江向临川急进。军主力亦随暂6师后分2个梯队跟进。当时第58军防守丰城及拖船埠至樟树镇间地区。第79军在第58军掩护下渡过赣江。6月3日下午，暂6师经杜家园进至展坪，与日军今井支队遭遇。经激战后，阻止住日军的进攻，双方相峙于展坪附近。此时第79军主力已进至新干，遂在暂6师掩护下冒雨向临川急进。迄4日夜，第98师的先头部队第294团从上顿渡过宜黄水，进入临川城西部，与突入临川城东部的日军第3师团进行激烈巷战。战斗至5日拂晓，日军在6架飞机直接支援下向第294团发动猛攻。该团因伤亡过众而主力又未到达，被迫退至城南七里店一带防守。此时第79军军部及第98师主力已到达龙骨渡附近，第194师到达东馆附近。

日军第13军发现第九战区的第79军等部已进至临川地区，为解除右侧翼威胁，立即令第34师团主力在进贤转向南进，企图从新余西渡过抚河，与刚到南昌的竹原支队及第3师团等在抚河以西地区围歼第79军。

6月6日，日军第3师团及今井支队分别从临川、桐源向展坪暂6师阵地及第98师长里店阵地进攻；第34师团及竹原支队亦从三江口、仙姑山并列向水口庙、杜家园等第4军新编第11师阵地进攻。激战终日，第98师退守秋溪，暂6师及新11师被日军包围。暂6师伤亡惨重，残部于当夜突围去乐安；新11师于7日晚方突围至港头嘴、潘桥一带。6月7日，日军第3师团攻占宜黄、崇仁，第34师团及竹原支队亦进至崇仁以北地区，抚河西岸形势严峻。第79军遂令第194师退守南城，第98师退守梨溪。

6月9日，日军第3师团从宜黄向梨溪第79军进攻，第79军向南城转移，日军跟踪追击。6月10日，第79军军长夏楚中令第194师附江西保安第2团固守南城，军部及第98师撤至南城西南约30公里的里塔圩附近。暂6师突围后仅余1000余人，亦从乐安再撤至南丰。

日军第3师团分两路由西、南两个方向包围南城，展开猛攻。激战至11日晚，日军已迫近城垣。一部日军向城东迂回，其先头分队与位于东门外第194师指挥所的警戒分队战斗。第149师师长郭礼伯竟放弃指挥，率领特务连向东逃走，经万年桥逃至黎水东岸。守城各团发现师长及指挥所已带头逃走，便各自突围退走。但防守北门外的第582团突围后在旴江西岸又被日军包围，仅少数官兵泅水脱险，大部被歼（战后统计，归队官兵仅200余人，牺牲人数达1500余人）。南城于6月12日晨为日军占领。第79军转移至洋墩、硝石一带集结整顿。

日军攻占南城后，认为在抚河以西打击第79军的目的已经达到，遂命第34师团向临川以东集结，准备转用于浙赣路方面；同时令第3师团进至南城以东的金溪地区。临川、南城以及宜黄、崇仁、三江口等各要点的据守部队仅有今井、竹原及井手支队，抚河以西地区日军兵力十分薄弱。

第九战区见日军主力东移，东调的第4军亦已于13日到达新干一带，遂决定以第4军担任主攻，第58军在第4军左翼担任助攻，向崇仁、宜黄及临川等地实施反攻。第4军以第59师、第90师为第一线部队，第102师为预备队，从新干东南向崇仁、宜黄进攻；第58军以新10师、新11师从樟树镇以南向临川进攻；第79军因损耗过大，战斗力微弱，仅以一部兵力实施佯动，牵制南城日军。

6月14日，第4军及第58军开始行动，经过15、16日两天战斗，第4军先后收复了崇仁、宜黄，第58军先头部队进至三桥、高坪之线，第79军一部向北推进至洪门街附近。

日军第11军见第九战区在抚河以西发动反攻，遂决定再次向抚河以西发动攻势，企图“捕捉并歼灭新到来的第4军”。从6月19日开始，命今井支队在临川附近，第3师团在浒湾附近，竹原支队在南城附近，分别秘密集结兵力，待机进攻。

6月20日，第4军及第58军均已先后进出至长冈、上顿渡、展坪、桐源、五虎山、三角山、大臣岭之线。但由于当面日军阵地坚固、火力猛烈，多次攻击均无进展。后侦知日军在浒湾附近积极架设军桥，南城日军又向梨溪方向行动，第九战区判断“南城、浒湾之敌企图击我第4军之侧后”，遂电告第4军，并指示其要“稳扎稳打，万勿疏忽”。第4军接电后，于24日夜除令右翼第59师留一部兵力于东馆以北对浒湾警戒外，主力向西转移，在油顿圩、神岭山之线转为守势。

日军乘第4军调整部署之机，于25日夜发动进攻：第3师团由浒湾渡过抚河，击退守军第59师警戒部队向南突进；今井支队由临川沿宜黄水南进，击退第90师的部队，攻占秋溪等地；竹原支队由南城向西突进，击退第102师一部后向宜黄前进。迄至27日，三部日军分别进至油顿圩、神岭山东北侧地区、龙骨渡以北地区和李三阪附近。

第4军为避免被包围，于28日夜匆匆西撤，29日凌晨转移至以宜黄附近地区组织防御。日军乘第4军立足未稳，于29日晨在航空兵支援下发动猛攻。激战至下午，日军突破第4军防线，占领了谭坊、棠阴等处阵地，第4军已陷于被围歼的危境。第九战区急令第4军向宜黄以南乐安附近山地突围。战斗至30日，第4军各师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分别突围，到达凤冈圩、崇二都、崇五都各附近地区，突围途中迭遭日军连续截击，伤亡惨重。日军再次占领宜黄、崇仁。

在第4军被围攻期间，第九战区曾令第58军及第79军向日军实施侧击，以策应、支援第4军。该两军虽曾派出一部兵力进行佯动，但并不积极，亦未向日军实施有力的攻击。

日军击溃第4军后，7月初在崇仁集结整顿。此时日军第11军司令官已换为田攻。他准备以第3师团竹原支队及井手支队围攻退至秀才埠南北之线的第58军。7月4日晚，日军第3师团从崇仁附近出发，向杜家园、秀才埠的新10师进攻；5日拂晓，日军竹原支队从马鞍坪附近出发，经富水河谷向樟树进攻；5日13时，井手支队从三江口出发，向大臣岭、白马寨进攻，以切断第58军的退路。今井支队则于4日由宜黄出发，向南城前进。

第九战区得知日军向第58军发动围攻后，薛岳立即以电话令第58军向富水西岸荷湖圩西南山地撤退。6日凌晨，第58军在日军紧逼的情况下相互掩护，逐次向富水西岸转移。新11师在转移途中遭日军第3师团的截击，苦战3小时，方脱离战场。至7日凌晨，第58军新11师、新10师先后转移至磨盘山、荷湖圩、狮子山附近，脱离了日军包围圈。日军竹原支队占领了樟树。

日军在给予第58军以沉重打击后，认为在临川地区的作战任务已经完成，第11军遂开始作撤回原驻地的准备。7月8日，今井支队放弃南城，向临川集结，第3师团也逐渐向临川集结，竹原支队集结于瓘山，井手支队集结于三江口。当日军北撤时，第58军及保安纵队等当即发动追击。但蒋介石“以敌已开始向南昌撤退，为整理战力，乃命停止攻击”。〔20〕第九战区遵令集结部队，任日军安全退走。7月18日和20日，第3师团一部和今井支队撤向南昌。7月25日，第3师团留塘支队（1个大队）在临川掩护，主力撤向南昌。8月22日，塘支队放弃临川，撤回南昌。24日松山支队（即井手支队）放弃三江口，撤回南昌。至此，临川地区的战斗结束。

（六）丽水、温州、松阳战斗

丽水建有机场，是中国东南地区的重要空军基地之一。早在会战开始前，日本大本营就指示此次会战预定以地面兵力攻占的中国主要航空基地之一是丽水。原计划使用小江混成旅团完成这一任务。小江旅团是由“华北方面军”第37师团（驻运城）和第26师团（驻大同）抽调部队组成的，以第26步兵团团长小江邦雄任支队长，所属部队有独立步兵第13联队（3个大队）、步兵第226联队（3个大队）、辎重兵第26联队及山炮兵1个大队、工兵1个中队，总计约5000人。5月中旬到达杭州，23日进至诸暨，24日接到第13军甲第89号命令，命其“攻克丽水及该地机场”。该旅团按照命令于30日到达永康、武义附近集结，准备向丽水进攻。但由于第13军发现第三战区主力部队正向衢州附近集中，为集中本军兵力，决定将小江旅团向丽水进攻的时间推迟至攻占衢州之后，遂于30日下令，命该旅团暂不执行原来的命令，将该旅团调至龙游附近作为军预备队，“以防备北方的第26军和号称精锐的南方的第74军的侧击”。

日军攻占上饶后，认为第三战区主力部队已遭沉重打击，且大部收缩于浙、赣、闽边境地区，于是决定立即进攻丽水。6月15日，第13军命令小江旅团：“6月16日从龙游附近出发，完成13军作战命甲第89号规定之任务。”同时密示该旅团“攻克丽水后准备进攻温州”。

当时负责防守温州、丽水等浙东南地区的为第25集团军的暂9军。由于浙赣路方面战事紧张，暂9军指挥的5个师（第88军2个师临时归其指挥）中有3个师（新30师、暂34师、暂35师）部署于武义以西、浙赣路南侧的银坛、灵山镇、寺安岭地域；1个师（暂32师）部署于武义东北、浙赣路南侧的倍磊街附近，仅有暂33师分守温州、云和等地。整个浙东南地区只有浙江保安纵队3个团分散守备各城镇要点。守备丽水的是保安第3团的部队。

日军小江旅团根据空中侦察的情况，决定避开有中国军队防守的、经缙云至丽水的公路，由武义附近进入南方山地，从小路进袭丽水。

6月22日，日军小江旅团从武义以两个纵队分由苦竹、桐琴市循山区小路南进。主力右纵队在岭下场击退保安第4团一部抵抗后，当日进至安凤附近的溪下村。23日因北路险阻，须以工兵开路，故全天20小时仅前进6公里。当晚在太平汛与由丽水北上迎击的保安第3团1个大队遭遇。稍一接触，该大队即退回丽水。日军留1个大队于太平汛，主力于24日傍晚进至丽水，保安第3团退守瓯江南岸，小江旅团右纵队占领了丽水。

日军左纵队由桐琴市南下，在麻田击退保安第4团1个连的抵抗后，于当晚进至马源以南的一个山村，发现有大批鸡、鸭、猪、油等物资，误以桐油炸鸡肉，食后全队中毒，上吐下泻，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36小时之后方与旅团恢复联系，在留置于太平汛大队的接应下，于25日到达丽水。

在日军小江旅团开始从武义南进时，第25集团军曾令暂9军以暂32师从倍磊街向永康及桐琴市急进，以丽水保安第3团派1个大队北上，南北夹击日军。但保安大队一触即溃，而暂32师直至日军已占领丽水后还未追上日军。

日军小江旅团攻占丽水后，根据第13军的密令，立即着手准备进攻温州。7月2日，第13军下达了进攻温州的命令。其主要内容有：“7月上旬由丽水开始行动，一举攻占温州附近”，“在海军进攻瑞安时，应以部分兵力与之配合。攻占温州附近后，摧毁秘密运输线及英、美潜艇辅助设施，没收或销毁军用物资，完成任务后立即返回，在丽水附近集结。作战期间为3周左右。第1飞行团以部分兵力配合小江旅团作战”。“在丽水出发时，将1个步兵大队和1个山炮中队骨干留在丽水附近，由第70师团长指挥。第70师团长以3个步兵大队固守丽水附近，以1个步兵大队固守永康附近，以保证小江旅团的后方安全，并接替小江旅团破坏丽水机场的任务”。7月7日，小江旅团开始行动，以主力（右纵队）沿丽水、温州公路（瓯江北岸公路），一部兵力（步兵第226联队，左纵队）沿丽水至梅溪的道路向温州前进。由于沿途没有有力的部队防守，仅赖地方自卫队阻击，所以日军进展极为顺利。暂9军急令位于大港头的新30师派出1个团驰援锦水，企图稳定局势、争取时间、部署军队。新30师第90团以急行军东进，8日上午进至莲花山，但此时日军右纵队早已到达海口市，仅将其掩护分队击退。第90团遂在莲花山停止警戒。此时，日军左纵队已连续击退沿途阻击的地方部队，通过了海溪、大门口。当日晚，左纵队到达良川，右纵队到达船寮市，并以一部兵力从海口市南渡，进至城门。

7月9日，日军左右两纵队分别经小源、石溪于当日下午进至青田。青田守军暂33师第3团寡不敌众，被迫撤至瓯江南岸，青田为日军占领。日军进入青田后，复以一部兵力渡过瓯江，占领了石郭。守军第3团连夜退向仁庄村，原在油竹村的暂33师指挥所亦迅速转移至泽雅。温州、瑞安、乐清地区仅有暂33师的第1团防守。

当日夜，日军两纵队合为一路继续沿江东进。10日夜，在林福以东渡至瓯江南岸，再分两路向温州前进。与此同时，日海军陆战队一部乘坐汽艇，在飞机掩护下企图在瑞安东南的东山村强行登陆，被守军暂33师第1团的部队击退。

7月11日，小江旅团的两个纵队分别进至白塔地、郭溪附近，遭到暂33师第1团第2营的阻击。此时日海军陆战队100余人亦在瓯江口以南的寺前街一带强行登陆，击退防守的第2营部队之一部，向温州急进。防守温州城的仅有暂33师师部及第1团（欠第1、第2营），兵力薄弱，寡不敌众，于当日下午向瞿溪以西山地转移，温州遂为日军占领。

7月12日，位于飞龙江口附近海面上的日本海军部队遭到陆上火力的袭击，向小江旅团求援。小江旅团派出一部兵力组成瑞安支队向瑞安进攻。该支队在白象市击溃暂33师第1团第1营的伏击，继续前进，于13日晨进至瑞安，又击退当地自卫大队，于下午占领瑞安。

日军于7月9日夜自青田向温州进攻时在青田留有小部兵力掩护后方，俟日军占领温州后该部撤出温州。转移至仁庄村的暂33师第3团于14日返回青田，切断了温州与丽水间日军的联系。

小江旅团从丽水向温州进攻时，第70师团按照第13军的命令，将奈良支队派至丽水接防。奈良支队是从“华北方面军”第41师团（驻德州）抽调部队组成的，以步兵第237联队联队长奈良正彦任支队长，所属部队有第237联队2个步兵大队和第238联队1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1个工兵中队。该支队于7月8日到达丽水。小江旅团留置的1个步兵大队和1个炮兵中队亦归其指挥。

日军攻占温州后，暂33师立即反攻瑞安，并不断袭扰温州。7月21日，新30师及暂32师协同保安第3、第4团进攻丽水外围的碧湖镇，对丽水已产生威胁。7月23日，第88军从敌后经壶镇、缙云转至赤石附近，与防守松阳、遂昌地区的暂9军会合，已对丽水、龙游构成严重威胁。7月25日，第13军令其刚刚集结于龙游的原田旅团（配属独立第88大队）及丽水的奈良支队分由龙游、丽水对进，合击松阳地区的中国军队，尔后固守该地，“以保障其主力侧后方的安全”。

原田混成旅团是由驻徐州的第17师团中抽调部队组成的，以第17步兵团团长原田次郎为旅团长，所属部队有步兵第53、第54、第81联队各1个大队，野炮兵1个大队和工兵1个中队。按第13军的规定，自7月31日起，奈良支队归该旅团指挥。

7月29日凌晨，原田旅团由龙游出发，经溪口市以西的灵山市南进，30日在北界击退暂34师阻击部队后于8月1日进至遂昌以北，却遭到守军暂34师约1个团兵力的坚强阻击。激战数小时，日军突破阵地，占领遂昌。当日其主力进至金岸市。

8月2日，日军继续南进。守军暂9军令暂35师在石龟山、大徐村等地进行阻击。日军一再受阻，主力多次展开进攻，方于傍晚到达松阳西北5公里处的坛口附近。同日凌晨，奈良支队从丽水出发西进，守军暂32、暂33师及保安第3、第4团沿途予以堵击、侧击和追击，战斗相当激烈。当日傍晚，该支队进至碧湖镇以西约6公里处的裕溪镇。

第三战区第25集团军于8月2日下达命令，命保安第4团从松阳南进，迎击裕溪的日军；命保安第2、第5团尾随追击，令第88军的新21师从赤石推进至松阳东南的石仓源，准备侧击。接着又命令暂34师回师攻击遂昌。

8月3日拂晓，日军原田旅团及奈良支队分由坛口及裕溪向松阳进攻。10时许，守军已全部南撤，日军占领松阳。与此同时，暂34师亦重据遂昌，暂35师仍坚守松阳以西的源口，松阳战斗至此结束。

8月15日，小江旅团放弃温州，转至丽水集结。奈良支队于17日返回丽水。8月27日，丽水、松阳两地日军分别撤至武义、永康集结。浙东南地区又全部为第25集团军收复。

（七）日军撤退时的追击战斗

日军发动此次会战的战略企图本来是“歼灭浙江省方面的敌军，摧毁其抗战企图，同时攻占其主要飞行基地，以粉碎来自该方面的英、美、中航空势力轰炸帝国本土之意图”，所以最初规定至7月中旬撤军。但在会战进行期间，日军参谋次长田边盛武至杭州通知第13军：“在这次作战中，中央最期待的物资是萤石(冶金助熔剂）和铁路器材”；至占领上饶之后，日本大本营又给第13军增加了“破坏并没收敌方军事设施和军需资源，以削弱敌方物资的抗战能力”的任务。〔21〕为了掠夺和运走铁路器材及各种物资，因而又决定延期，将主力撤退的时间定为8月中旬。

7月28日，日本大本营指示“中国派遣军”：“击溃浙江之敌，摧毁衢县、玉山、丽水等地敌主要空军基地，确信足以粉碎敌军利用上述机场轰炸我本土之企图。据此应于8月中旬末分别恢复原有态势。但敌军势力若在浙赣沿线有所抬头，如修复衢州机场等，我军务需不失时机地予以扼制。为此我军必须保持有利态势，事关重大，故金华附近仍需固守。”同日，大本营下达了结束浙江作战并固守金华的命令。第13军遵照大本营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和指示，于8月12日下达撤退命令。其要点如下：〔22〕一、军主力于8月X日开始返还，随时保持反击态势，一举在衢县附近集结兵力。

二、第22师团、第15师团于8月X日21时分别从广信、广丰开始返还，同时并进，于X后5日在衢县附近集结。

三、河野旅团固守石门市附近，直到8月X日，以利于第15师团返还。然后与第15师团同时并进，于X后5日在衢县南方地区集结。

四、第32师团于8月X日日落后从玉山附近开始返还，先行于第22师团，X后5日在衢县北方地区集结。

五、小江旅团于8月15日从温州附近开始返还，逐步到丽水附近集结。

六、原田旅团仍然固守松阳附近地区。8月16日，第13军命令，规定X日为8月的19日。

第13军各部按照军的意图进行撤退准备。为掩蔽撤退，各师团首先在周围地区进行了反击作战。

由于日军实施反击，中国军事委员会及第三战区尚未发觉日军主力即将回撤的企图。为保存实力，蒋介石于8月中旬指示第三战区“将战区重心西移”。〔23〕第三战区遵照指示精神调整了部署。调整后的态势为：第10集团军司令部、第74军、第86军、暂9军（欠暂33师）、第63师、新30师等部南移至福建省浦城、永吉、建阳地区休整；第49军、预5师、第26军、第25军防守浙赣路以南峡口、五都、洋口、河口、汪二渡东西之线，第100军（欠第63师）防守资溪、上清宫、金溪地区，以确保浙、赣入闽的各通路；第25集团军（司令部位于龙泉东南的坊下）指挥第88军（欠新30师）、暂33师及浙江各保安团位于松阳、青田、温州以南地区，攻袭松阳、丽水、温州的日军；第32集团军（司令部位于福建崇安）的第28军（欠预5师）及第1游击总队活动于浙赣路以北新登、建德、寿昌一带；第23集团军（司令部位于安徽歙县以西的潜口）的第21军集结于浙赣路以北漆工镇、三丫桥地区，其第50军位于石埭和球川。紧接着，军事委员会又将第74军、第86军及暂9军西开衡阳，归军事委员会直辖。

8月19日晚，日军第32、第15、第22师团分别从玉山、广丰、上饶同时向衢州撤退，第34师团从贵溪向南昌撤退。

第三战区发觉日军撤退后，于8月20日下令各部跟踪追击。当日第26军收复上饶、玉山，第25军收复贵溪，第49军收复广丰。随着日军的撤退，第100军的第75师收复鹰潭，第49军收复江山，第21军的第145师收复常山。迄24日，日军除原田旅团、小江支队、第70师团、第116师团及河野旅团仍分别控置松阳、丽水、衢州及江山以南的石门市各附近地区外，第13军主力均集结于衢州地区；第11军除松山支队（即井手支队）刚刚撤离三江口、竹源支队尚在进贤外，其他部队均已撤至南昌。当日，第三战区正式下达追击命令。其主要内容为：

“1.第25集团军应相机攻略松阳、丽水，尔后向永康、武义之线进出。

“2.第10集团军第49军协同第21军应猛烈尾追，相机攻占衢州，尔后进出金华、兰溪之线。

“3.第32集团军应派有力一部向进贤、李家渡追击。

“4.第23集团军以第21军协同第49军攻略衢州，尔后进出金华、兰溪之线；衢北军应派有力一部渡江协攻兰溪。”〔24〕

第三战区各部队接到命令后，并未采取积极的攻击行动，仅派出小部兵力与撤退日军保持接触。

8月25日，日军第13军下达了从衢州向金华地区撤退的命令。其主要内容为：

“第32师团于26日拂晓，22师团于26日入夜，从衢州出发，分别沿衢江两侧东进，29日至兰溪、金华附近集结。

“第116师团、第15师团及河野旅团，于8月27日21日从衢州附近开始返还，沿衢江两岸地区在28日到达龙游南北一线，再于30日进至金、兰地区。

“原田及小江旅团于8月27日从松阳、丽水附近开始返还，9月1日前后向武义、永康附近前进。”〔25〕

8月29日，日军第13军主力均已到达金华、兰溪、武义地区，第11军的竹原支队也已返回南昌。根据大本营的指令，第13军决定留第22师团并配属7个步兵大队固守诸暨、浦江、兰溪、金华、武义、义乌、嵊县地区，一方面可以此为前进基地，“保持对第三战区再进攻的态势”，一旦发现修复机场，可从此发动进攻；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可以对这一地区掠夺重要的战略物资——萤石。据日军获得的资料，该地区萤石的蕴藏量约为350万吨，仅武义一地即占90%，且是远东少有的优质萤石。为此，令军主力掩护第22师团接替这一地区的警备任务，加强防御设施。9月10日全部接替完毕。其他部队9月底前均回到原驻地。

在日军第22师团接替警备、部署兵力期间，第三战区判断日军必将撤离金、兰地区返回原防，因而于9月4日令第21军协同第49军攻略金、兰地区，并向诸暨、萧山、绍兴追击。后发现日军固守不退，军事委员会即下令停止攻击行动。浙赣会战由此结束。

五、会战简析

日本大本营发动这次会战的目的主要是破坏浙江省境内的机场和打击驻浙江的中国军队。但在破坏机场、打击中国军队的同时，更侧重于“没收与破坏铁路设施和器材以及其他培养战力的各种军事、政治、经济设施和资材”。〔26〕实际上就是要抢掠物资，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并掳劫青壮年以弥补其人力的严重匮缺。就战役的过程和结果来看，日军虽然遭到了一定的损失，中将师团长1人被炸死，伤亡官兵17148人（包括因病住院而致减员的11812人），但基本上实现了预定的目的。而第三战区未能实现“在衢州附近决战”，“以主力分由衢州南北山地，合力围击而歼灭之”的目的，没有像第三次长沙会战那样痛创日军，自身却遭到巨大的人员、物资损失；军队伤亡惨重，有的军师遭到歼灭性打击，丧失战斗力（日军记载第三战区阵亡40188人，被俘10847人）。更重要的是作战地区人民遭受了沉重的灾难和巨大的损失。仅以衢州一地为例：日军在“环城三四十里内，一日可以往还者，莫不遍及，米盐牛畜、日常用品扫地以尽。有不满其欲，则全村焚毁，杀人如麻”；“城郊各处，大火连续，经月不熄。参天树木及握把小株，炮轰斧斫，无一幸免”。“当时有‘十无’之谣，谓市无人，田无谷，山无木，村无屋，食无粮，着无衣，病无药，死无棺，家无丁男，室无贞妇”。“士兵死亡，约万余人；民众被杀害者，二万余人；被掳而失踪者，三万余人；房屋被焚者，十余万架；耕牛被杀者，万七千余头；猪被杀者，十一万九千余只；米粟被劫者，九万七千余石”。〔27〕由此可以推想整个作战地区损失之巨与灾难之重。据日军记载，这次会战从浙江掠走的物资，不说武器装备，仅上缴的一般物资就有火车机车23辆，车厢185节，汽车129辆，民船1282艘，铜、铁、铝材1025吨，石油15590桶，桐油94000桶，粮食7675吨，木材4000立方米，被服合钱400万日元。〔28〕还将玉山以西浙赣铁路的铁轨、道木连同道钉全部拆运至其后方。总的数量，当然不止此数。此外，蕴藏大量战略资源的金华、兰溪、武义等广大地区沦于敌手。因而，浙赣会战是一次失败的会战。

保存实力、消极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是会战失败的根本原因。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国民政府的决策者们认为依赖美国，胜利在望，曾一度表现积极，以攻势作战获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但在此次会战之前，太平洋战场上日军连连胜利而盟军则节节败退，特别是美、英的世界战略是“先欧后亚”，对国民政府的有效援助极为微少，因而蒋介石等人保存实力、坐观事态发展的消极抗战思想上升到主导地位。

当发现日军第13军向浙江进攻时，蒋介石虽然加强了第三战区的防守兵力，准备在衢州地区再实施一次第三次长沙会战式的围歼反击战；但当第88军和暂9军在金华、兰溪地区坚决抗战而颇有伤亡时，为保存实力，蒋介石出尔反尔，在战斗发展至紧急关头下达了避免衢州决战的命令，认为日军必如以前各次进攻一样，在到达目的地后即返回原防，因此采取了单纯的守势作战，事实上是放弃了浙赣路，将主力撤至福建仙霞岭、武夷山南北地区，没有采取攻势作战以歼灭、消耗日军的任何措施。结果适得其反：为保存实力而陷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境地，许多重要战略据点基本上是不战而被日军占领，部队大量伤亡多是在突围溃退时发生的。此次浙赣线战争，“始则严令在衢州城决战，嗣以敌方兵力厚集，乃临时改变方略，不令决战，放弃衢州城防，然其时敌已逼近衢州，且通常山、玉山之后路，已被敌人截断。守城部队与炮兵不易撤退，而顾长官不即下令撤防，以致守城部队已被敌包围之外，又遭洪水之困。及致冒死突围损失难计，因之全军心理与战斗精神为之低落。而此项损失竟过于决战之牺牲。经此次教训，凡决心决战，准备完成待敌逼近时，即再不可变更初衷也”。〔29〕而且正是由于这种保存实力、消极避战的行为，才使日军能在浙赣路从容地占领2个多月，并抢掠物资，杀害人民；才使日军能在浙赣路畅通的条件下，日以继夜地向后方运送抢掠的物资。就连日军也说：“自6月下旬以来，直到8月中旬，我军从广信、广丰附近返还，在这一期间，该方面的中国军基本上未见积极活动”，“在6月下旬我军打通浙赣线作战中，该方面中国军毫无作为，一味退避，我方未损一兵一卒，完成了打通任务”，“此后，动向更趋消极，只是考虑到我军回转”。〔30〕

当日军第11军撤退、江西保安纵队和第58军企图乘势向日军的后卫掩护部队实施追击时，蒋介石认为日军既已向南昌撤退，何必再自找伤亡，为“整理战力”，竟下令不许追击；当发现日军第13军不从金、兰撤退，而是要长期占领该地区时，第三战区部署了进攻，蒋介石又下令停止攻击。将这一切与此前的长沙会战相比，战略指导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此次会战失败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指挥不统一和逐次使用兵力的战役指导，是赣东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

5月间，日军第11军为策应第13军从南昌发动进攻时，军事委员会令第九战区将第79军及第4军从湖南调到赣东地区，划归第三战区指挥，顾祝同曾考虑将这2个军与第100军一并交付一位集团军副总司令统一指挥参加赣江以东地区的战斗，但薛岳拒不执行，仍令该军只听从他的指挥，以致以抚河为界，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仍各自指挥。因而当日军沿浙赣路向东进攻时，第三战区只有第100军的第57师防守鹰潭以西地区，无力阻止日军的进攻，日军仅以1个支队（3个大队）的兵力就轻易地占领了东乡、邓家埠等战略要点，而且得以集中兵力（24个大队）围攻刚到临川地区的第79军，使这个军遭到歼灭性打击。

军事委员会在5月16日就命令第九战区将第79军和第4军从湖南调至赣江以东地区，以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守力量，而薛岳未执行。直至5月31日军事委员会直接电令第79军驰赴临川，该军才开始东进，但仓促应战，被围受创。当第79军一再败退、南城也为日军攻占后，第4军才于6月13日调至赣江东岸投入战斗。当时命令上是让第4军与第58军共同进攻临川，但实际上只有第4军进行了攻击作战，第58军仅以一部兵力佯动，主力仍防守赣江之线，防止日军西渡赣江。结果第4军遭日军包围，经苦战方得以突围后撤。日军击溃第79军和第4军后，7月初再集中兵力围攻第58军。该军也经苦战才脱离战场。

第九战区使用于赣东地区的部队共3个军，兵力不算太少，但由于逐次投入战斗，以致被日军各个击破。如果在作战之初形成统一的指挥，3个军的兵力能集中使用，则赣东战斗的局势必将有所不同。

附表741浙赣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2年5月)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

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

第15师团酒井直次(5月28日被炸死)

山内正文(6月10日到职)

步兵团石川浩三郎

步兵第51、第60联队，第67联队2个大队

野炮兵第21、工兵第15、辎重兵第15联队

第22师团大城户三治

步兵团谷津爱三郎

步兵第84、第85、第86联队

山炮兵第15、工兵第15、辎重兵第15联队

第32师团井出铁藏

步兵第210、第212联队

野炮兵第32、工兵第32、辎重兵第32联队

配属步兵第140联队(属第110师团)

第70师团内田孝行(由独立混成第20旅团扩编而成)

步兵第61旅团野副昌德

独立步兵第103、第104、第105大队

步兵第62旅团山崎三子次郎

独立步兵第121、第122、第123、第124大队

工兵队，辎重队，通信队

第116师团武内俊二郎

步兵第130旅团鹈泽尚信

步兵第133、第138联队

重火器大队(步兵1个中队，机关枪、步兵炮、联队炮各1个中队)

山炮大队

工兵第116、辎重第116联队

配属山炮兵、迫击炮各1个大队

河野混成旅团河野毅

(由第3、第34、第39师团各抽1个步兵大队，由第40师团抽调2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兵大队及第3师团1个工兵中队组成)

小江混成旅团小江邦雄

(由第26、第37师团各抽1个联队及辎重兵1个联队、山炮兵1个大队组成)

原田混成旅团原田次郎

(由第17师团抽调3个步兵大队、野炮兵1个大队、工兵1个中队、辎重兵1个中队组成)

配属独立第88大队(独立混成第17旅团)

奈良支队奈良正彦

(由第41师团抽调2个步兵大队、山炮兵1个大队、步兵炮1个队、工兵1个中队组成)

战车第12联队森泽尾龟

铁道部队高崎祐政

铁道第4联队2个大队，第2铁道材料厂

支援：

第1飞行团今西六郎

飞行第44、第65、第90战队，独立飞行第83中队

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

田攻(7月后)

第3师团高桥多贺二

步兵第5旅团塘真策

步兵第6、第68联队

步兵第29旅团岸川健一

步兵第18、第34联队

野炮兵第3、工兵第3、辎重兵第3联队

配属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

第34师团大贺茂

步兵团长岩永汪

步兵第216、第217、第218联队

搜索第34、野炮兵第34、工兵第34、辎重兵第34联队

配属独立步兵第61大队(第68师团)、独立山炮兵第52大队、山炮兵第19联队第2大队(13师团)

竹原支队竹原三郎

(由第6师团抽调4个步兵大队、3个野炮兵中队组成)

今井支队今井龟次郎

(由第40师团抽调4个步兵大队、2个山炮中队组成)

平野支队平野仪一

(第68师团抽调的独立步兵第63大队)

井手支队(后为松山支队)井手笃太郎(8月后松山圭助)

(第68师团独立步兵第64大队)

独立工兵第2联队、第8联队、第55大队、第52野战筑路队、辎重兵3个联队、汽车5个中队

支援：

第29独立飞行队(第87、第90中队)

附表742浙赣会战第三战区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2年5月)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

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

第49军王铁汉

第26师(王克俊)第105师(应鸿伦)暂13师(史克勤，一说罗哲东)

第79师(段霖茂)

第63师（赵锡田）

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

第25军张文清

第40师(方日英)第52师(刘秉哲)第108师(戎纪五)

第28军陶广

第192师(胡达、王)第62师(陶柳、刘薰浩)

第23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

第21军刘雨卿

第146师(石昭益、戴传薪)第147师(徐元勋、章安平)第148师(潘左、廖敬安)

第50军范子英

第144师(刘儒齐、柏良)第145师(孟浩然)新7师(田钟毅、黄伯光)

第25集团军总司令李觉

第88军何绍周

新21师(罗君彤)新30师(贾广文)新32师(黄权)

暂编第9军冯圣法

暂33师(萧冀勉)暂34师(彭巩英，一说朱奇)暂35师(劳冠英)

第26军丁治磐

第32师(蒋修仁、王修身)第41师(董继陶)第44师(于兆龙)

第86军莫与硕(衢州战后由方日英代)

第67师(陈颐鼎)第16师(曹振铎)

第74军王耀武

第51师(李天霞)第57师(余程万)第58师(张灵甫)

第100军刘广济(韩文英代)

第19师(唐伯寅)第75师(韩文英，一说朱惠荣)

预备第5师曾戛初

附表743浙赣会战第九战区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2年5—6月)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第79军夏楚中

第98师(王甲本，一说向敏思)第194师(郭礼伯)暂6师(赵季平)

第4军欧震

第59师(张德能，一说林贤察)第90师(陈侃)第102师(柏辉章)

第58军孙渡

新10师(鲁道源)新11师(梁得奎)

注释：

〔1〕〔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译本，第212页。

〔2〕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昭和十七、十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中华书局1984年中译本，(上)第69页。

〔3〕同〔2〕，第77、70页。

〔4〕同〔2〕，第73—76页。

〔5〕同〔2〕，第79页。

〔6〕《第三战区抗五字第四号保卫金、兰、衢战役指导腹案》。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7〕《第三战区浙赣会战部署概要》。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8〕〔12〕〔13〕〔14〕〔17〕〔24〕同〔7〕。

〔9〕同〔2〕，第85—86页。

〔10〕同〔2〕，第94页。

〔11〕同〔2〕，第110页。

〔15〕同〔2〕，第120页。

〔16〕同〔2〕，第132—133页。

〔18〕同〔2〕，第178页。

〔19〕同〔2〕，第146—147页。

〔20〕见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抗日战史》。台北1989年版，第8册第95页。

〔21〕同〔2〕，第139、88页。

〔22〕同〔2〕，第159页。

〔23〕同〔2〕，第33页。

〔25〕同〔2〕，第162页。

〔26〕同〔2〕，第139、155页。

〔27〕徐映璞：《壬午(1942)衢州抗战记》。载《闽浙赣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28〕同〔2〕，第171、187页。

〔29〕转引自黄仁宇《从大历史角度解读蒋介石日记》，第30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30〕同〔2〕，第153页。

第五节 监利、华容地区作战及鄂西会战

一、监利、华容地区作战

(一)战前情况

长江和汉水之间三角地带的沔阳、潜江、监利、新堤(今洪湖)四县处于武汉、岳阳、沙市之间，是一望千里、平坦肥沃的水田地带，湖泊水网密布，大道多是水渠两侧的堤坝。在洪湖与东荆河之间地区驻有第五战区的第128师，在白露湖与长江间地区驻有第六战区的第118师(原为第8军荣誉第1师，1943年2月才以第87军的第118师接防)，另外还有第六战区的挺进第1、第2、第3纵队。为防御日军进攻，在各堤坝会合点及交通枢纽筑有大量堡垒。

自1940年5月日军占领宜昌以来，由于这一地区中国军队的存在，武汉、宜昌间长江航道从未通航，日军运输受阻。在宜昌附近掠夺的各种物资无法东运供其作战。消灭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是日军蓄谋已久的作战企图。同时，日军第11军还希望通过这次作战，改变各师团在1941年12月进攻长沙遭到失败后对中国军队产生的畏战情绪。1942年5月5日，日军第58师团曾从沔阳对第128师发动了一次攻击，仅战斗2天，因浙赣会战已经展开，日军第11军需转用兵力于南昌方面，遂停止了进攻。而第128师认为是反击的胜利，进而增加和加固堡垒，并加强了抗日宣传及破袭活动。

1942年5月，日军攻占缅甸，太平洋战争第一阶段进攻作战亦基本结束，日本大本营企图以攻占重庆作为结束中国战争的手段。参谋本部拟制了“五十一号作战”准备纲要（8月30日改为“五号作战”）：作战目的是在于消灭中国军队之主力，占领四川主要地区，摧毁中国抗战根据地，促使重庆国民党政权屈服或崩溃。计划于1943年春，以1个方面军（12个师团2个混成旅团）从山西南部由西安前进至四川广元；另以1个军（5个师团）由宜昌前进至万县，攻占重庆、成都。应“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请求，调南方军总参谋长冢田攻为“中国派遣军”第11军司令官，执行进攻重庆的任务。1942年7月1日，冢田攻飞抵汉口，接替了原司令官阿南惟畿。正当第11军积极准备进攻重庆时，因日军连续在塞班岛和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中失利，大本营于9月初下令中止执行“五号作战”计划。为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派宫野高级参谋专程赴汉口，向冢田攻传达大本营的意图，并带去派遣军总参谋长河边正三致冢田攻的信件，进一步说明中止“五号作战”的背景情况。但冢田攻对此持有异议，并写出《关于今后作战指导的建议》，于11月7日派该军参谋长木下勇去南京，呈给河边正三。《建议》的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请再增加若干师团，给予华中方面一两个敌方最精锐地区以猛烈打击；二是对西北方面的作战（西安作战），将严重刺激苏联，在目前形势下应极其慎重。报告之后，还附以冢田攻的亲笔信，要求继续执行“五号作战”计划的华中部分，仍将侵华战争扩大至四川东部地区，进攻重庆。因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南京召开各军司令官会议，进一步讨论执行大本营中止“五号作战”计划的命令。12月18日中午，冢田攻在参加南京会议后，与本军高级参谋藤原武乘飞机返回汉口。途经安徽西部太湖县境上空时，被驻守大别山区的中国军队第五战区第21集团军第48军第138师高炮部队击落（据时任第48军参谋沈本南说：日机飞很低，被第138师山头警戒部队用轻重机枪击落），坠在弥陀区田家乡荆竹冲附近地区，由驻军及民众将飞机残骸及11人的尸体掩埋于沙河滩中。日机数度侦察后，第11军第68师团出动搜索部队，于25日击退第138师警戒部队后，将飞机残骸及尸体运至太湖县城，经安庆运回日本。冢田攻死后，由横山勇于12月23日接任司令官。

横山勇决心集中兵力，“采取用牛刀杀鸡的方式使部队体验一下必胜的作战实践，以此来振奋目前业已消沉下去的士气”，并决定在中国军队欢度春节、戒备松弛时发动进攻。他对制订作战计划的参谋等指出此次作战的注意事项：(1)隐蔽作战企图，实行欺骗佯动。(2)兵力要数倍于敌。(3)要实施穿插、突破及分割包围战术。参谋们据此拟制了作战计划：〔1〕

1.作战目的

歼灭三角地带之敌，并占领扬子江南岸要地，改善和加强军的战略态势。

2.方针

军佯装进攻第九战区，首先捕捉并歼灭盘据在扬子江左岸(东岸及北岸)地区之敌，同时堵住该地区敌人向扬子江对岸逃跑的退路，继而挥师东进，摧毁峰口附近敌军根据地。

接着以一部兵力占领沙市对岸及石首、华容等江南要地，完全确保江北的安定，为今后作战确立有利态势。

3.使用兵力(略)

4.指导要领

(1)最初利用一部分部队进行欺骗、佯动，同时主力方面分三期进行作战。

第一期，捕捉和歼灭扬子江左岸地区之敌(第六战区挺进纵队及第118师)，时间约一周。

第二期，摧毁峰口附近敌(第128师)根据地，时间约一周。

第三期，以一部分兵力占领江南要地，时间约两周。

(2)作战指导概要

第一期

①第13师团集结于沙市东南方地区；第40师团(不包括仁科支队——步兵第235联队主力和军直辖部分)集结于岳州附近；塘支队(由第3师团抽调部队组成)集结于沙洋镇附近，同时努力宣传向第九战区(长沙)方面进攻，尽力让敌人产生错觉。

②第13师团经过扬子江东岸地区向新厂方面突进。

第40师团渡过扬子江，从监利附近以主力向新厂方面突进，同时以另一部兵力向白露湖南方地区突进。塘支队经过白露湖东侧地区向该湖南侧地区突进。

依此捕捉并歼灭扬子江左岸(东岸及北岸)之敌，同时封锁三角地带内敌人向扬子江南岸地区逃跑的退路。

③此间要注意对峰口方面之敌不要过分刺激。

④此外，大体在上述期间中要另外进行以下局部性攻击，如前所述，进行欺骗和佯动。

第34师团主力——在南昌西方地区进行；

独立混成第17旅团一部——在岳州南方地区进行；

两角支队——在百里洲进行。

第二期

塘支队从西北方，第13师团(主力)从西方，第40师团从西南方，仁科支队从东南方分进合击峰口附近。同时第58师团在峰口以北构成封锁线，压缩包围圈，歼灭该地之敌。

此间以第13师团之一部兵力继续在新厂附近扬子江北岸地区扫荡。

第三期

在继续平定新占领地区、确立警备态势的同时，第13师团之一部及第40师团主力分别占领沙市对岸及石首、华容附近等江南要地。

在占领江南要地作战中，塘支队在上述二师团中间地带作战，予以配合。

5.在新占领地区大体以白露湖为中心划分三个部分，由第13、第40及第58师团分别占领之(所以让第40师团占领监利、石首、华容地区，是因为曾经计划于本年夏季让第40师团与独立混成第17旅团交替警备地区，该地区的警备任务，将由第40师团担任)。此时，在三角地带中国军队的具体位置是：第128师，以峰口为中心的地区；第118师，以新厂为中心的地区；第六战区挺进军，在郝穴、白露湖附近。

(二)作战经过

1.洪湖以西地区战斗

参加第一阶段作战的日军从2月上旬开始向指定地区集中，至13日分别集结完毕，接着投入了进攻的准备。日军第11军战斗指挥所推进至蒲圻。

1943年2月13日晚，日军第40师团首先开始行动，分两路渡江：右纵队(师团司令部、步兵第234联队、山炮兵第40联队为基干)从临湘附近渡江；左纵队［步兵旅团司令部、步兵第236联队(欠第3大队)、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师团骑兵队为基干］从道人矶附近渡江。14日(除夕)23时全部渡江完毕，集结后向监利方向前进。

2月15日(正月初一)，第六战区第44军派至江北活动的第149师第445团正在聂家河一带村镇过年，突遭日军左纵队的袭击，仓促应战，迅速退走。日军于当夜进至监利附近，未遇抵抗，于16日凌晨占领监利城。位于朱家河一带的挺进军第3纵队发现日军右纵队后，立即组织防御，阻击日军，从凌晨1时许战斗至5时前后撤走。日军占领朱家河，当日进至上车湾附近。

2月16日晨，挺进军第1、第2纵队占领蒋家桥、曹家坊、陈家台既设阵地，抗击日军右纵队第234联队第1大队由堤头方向的进攻。战斗竟日，日军未能突破守军阵地。入夜后，守军得知沙市方面日军亦以多路向南进攻，判断日军将向这一地区发动全面进攻，遂化整为零，分为若干小分队转向日军后方活动。

当日傍晚，日军第13师团由沙市以南分三路向南进攻：右纵队［步兵旅团司令部、步兵第65联队(欠第1大队)、山炮兵1个大队为基干］从资富寺出发，向郝穴、新厂进攻；左纵队(师团司令部、步兵第104联队、步兵第65联队2个中队、山炮兵1个大队为基干)从资富寺出发，向普济观进攻；左侧藤仓大队(步兵第65联队第1大队)从角庙出发，经张金河向沙岗方向进攻。

2月17日晨，日军第13师团、第40师团向新厂作向心攻击。守军第118师及挺进军一部占领既设阵地，分别在黄老潭、碗子口、横沟阻击由东向西进攻的日军第40师团；在焦子渊、泥巴坨、普济观阻击由北向南进攻的日军第13师团。当日晨，日军第65联队在郝穴击退守军警戒分队，又经4小时激烈战斗，在飞机支援下于11时突破守军焦子渊阵地。守军其他阵地均坚守至傍晚。当日军第116联队攻占普济观，第104联队由泥巴坨突破守军阵地，强渡过沙沟河。特别是日军第13师团舟艇部队(第65联队第8中队)由沙市沿江南下偷袭占领了新厂后，第118师一部突围至日军后方，主力在石首附近南渡长江，归还第87军建制。第445团亦退回南岸。2月18日，日军第13师团和第40师团会合后，以一部兵力守备长江北岸，封锁交通，主力转用于峰口方面。

在日军进攻期间，南昌、岳阳、枝江的日军均向当面中国军队佯攻，进行牵制。

2.峰口地区战斗

2月18日晚，日军第11军进行了围攻峰口地区第128师的部署：除令第40师团从东、南方向，第13师团从西方包围峰口外，又令第58师团从北方包围。规定从21日开始，第40师团及第13师团分别从新堤、新河、北口、周老嘴逐渐缩小包围圈，预定至24日进至吴家宝子、小沙口、谢仁口、小潭子一线；同时令第58师团于当日从仙桃镇出发，在黄昏时进至以白庙为中心的沿东荆河北岸东西一线，切断渡东荆河北退的各通道。

第128师下属6个旅，共1万余人，武器、装备较差，部队成员也较复杂。特别是由于有一旅长通敌叛变，日军完全掌握了该军的情况，致使作战处处陷于被动。但即使这样，日军在缩小包围圈时也都遭到守军在堡垒群阵地上的坚强抵抗。

日军连续四天四夜从三个方面对第128师进行压缩。2月24日，日军各部队大体都已到达距峰口约10至15公里的预定包围连线，此时第128师已弄清日军的企图。不少部队在抗击日军攻击后，即向日军的两侧或后方转移，进入交通不便的湖荡之中。2月25日，日军向被包围地区喊话诱降时，第128师部队早已转入湖荡待机行动。因此，峰口镇—洪湖核心地区未发生大的战斗即为日军占领。

2月25日晨，第128师一部在戴市附近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晚上日军再次与第128师这一部分部队遭遇，日军骑兵队紧追不舍，第128师师长王劲哉被俘。由于内奸策应、主将被俘，部分官兵思想混乱，白露湖东南余家埠以东约有1000余人缴械投降，但更多的官兵则转入敌后。

3.长江南岸战斗

王劲哉师长被俘后，第128师除师参谋长率领的1500余人继续与日军对战外，其余失败的官兵有的仍散布在湖区等待时机集结。日军一方面组织扫荡队对第128师所部四出追踪搜剿，另一方面以主力一部向长江南岸发动进攻，企图在长江南岸占领滩头阵地，以控制此段长江，并为尔后作战创造有利条件。

日军第11军为确保江北新占领区的平定，并占领江南要域，于3月2日下令第40师团主力渡过长江向华容方面突进：塘支队渡过长江占领藕池口—江波渡一线；独立混成第17旅团以一部兵力(2个大队)从岳阳对岸攻击江南岸中国军队，配合第40师团作战；第13师团的樱井支队(步兵第65联队)渡过长江，占领从太平口附近经弥陀寺附近至马家嘴附近一线。命令师团炮兵队支援樱井支队作战。

中国第九战区此时在洞庭湖以西地区担任防御任务的部队有江防军(辖第86、第18、第32军)、第10集团军(辖第94、第87军)、第29集团军(辖第73、第44军)。各军战斗分界线：从石牌要塞到宜都(含)为江防军，宜都到甘家厂属第10集团军，甘家厂到洞庭湖以西地区属第29集团军。

3月8日，进攻江南的日军同时展开渡江作战。

日军第40师团主力从3月8日夜至9日，分别在新岭子附近、黄公庙对岸、调弦口东北等地渡过长江，向华容进攻。第29集团军第44军对进攻日军阻击，但在日军进攻下于10日后撤。日军当即占领华容。同日，日军第40师团另一部进占江波、石首和藕池口。

日军第13师团樱井支队于3月8日22时从窑头铺和新关庙附近分南北两处渡江。渡江后，南北两支部队击败了第10集团军第94军所部后，于9日晚间进入布河、董岳观地区。第10集团军所部即撤退至明山岭、沙口、虎渡河之线。

3月14日，第87军以一部向藕池口日军反击。17日，第44军所部向华容日军反击，一部向弥陀寺日军反击。两军曾迫近华容和藕池口。第73军暂第5师也加入了反击华容日军的作战，并一度突入华容城内。日军固守华容、弥陀寺各要点。中国军队的反击作战虽有进展，但日军顽强抵抗。中国军队遂于30日停止反击，转入守势，在华容东南之禹山、蔡家铺、鲢(鲇)鱼须、茅草街、高河场、横堤市、陡湖堤、邱家槽坊一线监视当面日军。

日军占领华容、石首和沙市对岸地区以后，取得了长江南岸滩头阵地，为即将实施的鄂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在作战中发挥了前进基地的重要作用。

二、鄂西会战

(一)双方的作战指导及兵力部署

1.日军方面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军船舶损失严重，运输兵员、军需品、物资原料的船舶严重不足。在中国战场上，内河航运船舶也越来越少；而且宜昌到岳阳段长江为中国军队控制，日军在攻占宜昌后掠夺的大量船舶又不能使用，仅停舶在宜昌附近的内河航运轮船就有11艘（空船总排水量近2万吨）。日军第11军虽于1943年3月间实施了洪湖地区及长江南岸滩头阵地作战，但仍有一段长江为中国军队所控制，且此处有中国第六战区两个集团军防守。日军第11军为消灭中国军队和打通长江航路，经大本营批准，发动了鄂西作战(日军称之为“江南歼灭战”)。

此次会战的特点是：日军采用逐次蚕食的方针，分别对南县、安乡，公安、枝江和宜昌以西等3个地区依次实施3次包围攻势，企图分区歼灭中国第六战区的野战部队，致使会战逐次在3个有限的空间展开。这是和过去的会战不同的地方。

1943年4月间，日军第11军制订了作战计划。主要内容为：〔2〕

1.作战目的

加强扬子江运输能力，使宜昌附近的船舶在下游通航，同时歼灭由洞庭湖至宜昌对岸的扬子江右岸地区敌野战军。

2.方针

作战区域大致分三部分，各区集中优势兵力逐个消灭各该区之敌。

在此期间，使在宜昌的船舶向汉口通航。

3.使用兵力

参加作战的兵力：第3、第13、第39师团，独立混成第17旅团，野沟支队(由第58师团调出)，野地支队(第39步兵旅团)，小柴支队(由第40师团调出)，户田支队(由第40师团调出)，针谷支队(由第34师团调出)和军直辖部队。另有飞行第44战队配合作战。

4.集中

第3师团、独立混成第17旅团和户田、小柴、针谷支队，于4月16日开始至5月4日在石首附近扬子江两岸、华容及其与石首之间地区和岳阳东北集中。第13师团、第39师团主力和野沟、野地支队，于5月10日至18日左右，在白洋、董市之间(宜昌以东地区)集中。

5.指导要领

分3个作战地区(目标)逐次各个歼灭各该地区之敌，预定按下列步骤进行。

第一期，以第3师团，独立混成第17旅团，小柴、户田、针谷支队，于5月5日至11日歼灭安乡、南县地区之敌。

第二期，以第3、第13师团和野沟支队，于5月12日至18日南北夹击枝江、公安间的敌人，并歼灭该地区之敌。

第三期，以第3、第13师团，第39师团主力和野地支队，于5月19日至29日歼灭宜昌西方地区之敌。

第四期，于5月31日至6月10日，以一部分兵力留在扬子江右岸地区，军的主力撤退到扬子江左岸地区。

在此期间，船舶部队协同海军开放扬子江，首先使在宜昌的约2万吨船舶向沙市下航，继而向汉口下航。根据以上计划，参加第一期作战的日军各部从4月16日开始集中，至5月4日，分别在指定地点集中完毕，并完成作战准备。5月3日，第11军作战指挥所进到沙市。

2.中国第六战区方面

1943年3月，日军第11军占领华容、石首、弥陀寺等江南滩头阵地，第六战区反击无效，转为守势，后遵军事委员会的命令重新调整部署：东自洞庭湖西的万林河口，沿长江南岸向左至石牌要塞附近，再至江北，转向东北方向，由南津关经横店至宜城附近冯水，左右依托洞庭湖及汉水，正面凭持洞庭湖西的湖沼地带、长江及荆山山系的险峻地形，以石牌要塞为顶点，西向东南汉水下游，构成V字形阵地。

这时，第六战区共辖第29、第10、第26、第33集团军，连同上游的江防军及其他警备部队等，共有11个军(30个师)、3个挺进纵队及2个独立旅。军事委员会直属的第32军亦位于战区内。战区司令长官部位于恩施，孙连仲代理长官。

防守长江南岸阵地的部队是第29、第10集团军及江防军。它们分段防御的位置为：第29集团军防守万林河口至茅草街一线，第10集团军防守茅草街(不含)经百弓嘴、公安、松滋、枝江至宜都一线；江防军防守宜都以西茶店子、黄家坝至石牌一线。第26、第33集团军则分守江北南津关至魏家岗(不含)和魏家岗至汉水转斗湾一线。

第六战区的主要任务是屏蔽川东，保卫重庆。根据当面敌情，战区制订的作战方针是：“战区以巩固陪都之目的，应确保常德、恩施、巴东、兴山、歇马河(兴山东北约65公里)、南漳各要点，置兵力重点于江南各地。第一线兵团依纵深据点行韧强抵抗，消耗敌之战力，最后于郑家驿(桃源以西约10公里)、慈利(澧水上游)、五峰(渔阳关以西)、招徕河、秭归、兴山之线以东，马良坪、安家集(南漳东南约12公里)、宜城之线以南山地，依第二线兵团之机动，与第一线兵团适时将深入之敌歼灭之。”〔3〕

1943年5月上旬，日军在江南滩头阵地的兵力逐渐增强，调动频繁。第六战区判断日军将有所行动，最大可能是：以一部兵力由沙市或松滋渡江南进，策应江、湖三角地带日军主力进攻澧县、常德。据此制订了作战指导方案，向所属各集团军提出如下任务：〔4〕1.第29集团军应着第一线守备部队固守现阵地；其后方控置兵团，除以一部固守津市、澧县外，其余应适时进出澧水南岸，连系第10集团军部队，击灭窜入该方面之敌。

2.第10集团军对松滋、宜都间之敌，应以有力之一部，依江岸既设阵地拒止之，尽量抽集兵力适时向澧水以北地区进出，连系第29集团军，对窜入该方面之敌击灭之。

3.江防军应抽出一部，适时向聂家河(宜都西南)方面进出，实施机动作战。

4.第26集团军以主力向龙泉铺(宜昌东北约7公里)、双莲寺(当阳西南约6公里)，第33集团军以4个师之兵力向当阳攻击，以策应江南方面主力之作战。

(二)会战经过

1.安乡、南县地区战斗

日军参加第一期作战的各部队于1943年4月中旬开始集中，迄5月4日已分别在进攻出发地位集结完毕。5月5日拂晓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第3师团由藕池口附近向百弓嘴第10集团军第87军新23师阵地进攻；独立混成第17旅团由藕池口东向茅草街第29集团军第73军第15师阵地进攻；小柴支队由石首向团山寺第15师阵地进攻；户田支队由华容附近向三汊河第73军暂5师阵地进攻。守军当即进行了坚强的抵抗，双方激战于碑湾、茅草街、徐家铺、团山寺、黄台山、官垱等处。日军第17旅团步兵第90大队大队长舛尾芳治中佐被击毙，第40师团第234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安村修三少佐重伤。当晚，日军占领了长岭嘴、紫金渡、麻壕口等地。

5月6日晨，守军第77师与第15师协力反击，与日军激战于梅田湖、芝麻坪、三汊河、黄石嘴、八股头之线，反复争夺，血战竟日，第15师第45团团长陈涉藩、营长李亚安均在反击战斗中英勇牺牲。两日激战，第15师伤亡已达四分之三，第77师亦死伤逾半，形势严峻，安乡、南县已处于半被包围的危境。为了先行击灭从藕池口方面企图深入之敌，第六战区代长官孙连仲已按照预定的计划电令第29、第10集团军坚守和组织反击，同时电令江防军抽出第86军的第67师及第18军2个团策应第10、第29集团军的作战。但于6日21时接蒋介石指令：“1.查三峡要塞扼四川门户，为国军作战之枢轴，无论战况如何变化，应以充分兵力坚固守备。2.江防军不得向宜都下游使用。3.南县、津市、公安、松滋方面，应以现有兵力与敌周旋，并掩护产米区。4.特须注意保持重点于左翼松滋、宜都方面，以获得机动之自由。”〔5〕孙连仲只得速告江防军，收回前令。

由于日军集中兵力进攻第六战区沿江防线的右翼，而第六战区又不能抽调沿江防线左翼部队策应，因而在伤亡过重的情况下无力遏止日军的攻势。混战至7日晚，日军主突方向上的安乡首先为日军第17旅团及第3师团一部攻占。第73军与集团军及战区失去联系。第六战区为挽回颓势，8日曾组织第29集团军及第10集团军集中力量实施反击，但由于通信不畅，不少部队又失去掌握，在调整部署尚未完毕之际，日军又集中兵力向南县进攻。暂5师在日军夹击下苦战终日，伤亡极大，当夜突围至沅江地区收容，日军于9日又占领了南县。至此，第六战区第29集团军的第73军已丧失战斗力，转移至常德附近收容整顿。第44军仍防守津市、澧县。

2.枝江、公安地区战斗

日军第11军在第一期作战结束后，留置一部兵力于安乡、南县一带，并向津市、澧县第44军方面实施佯攻，以牵制第29集团军不使向北转用，而令其主力第3师团于5月8日开始向东港一带集结，同时令野沟支队及第13师团于9日、10日由荆门一带向枝江、洋溪对岸紫金岭(宜都东北13公里)附近集结，开始准备第二期作战，企图捕捉、围歼枝江、公安间的第10集团军。

5月9日，日军第11军下达了第二期作战的命令，规定12日开始行动。其部署是：以第3师团分两路向新河市和公安攻击；第13师团切断松滋河西岸地区中国军队退路，迅速进入闸口附近，经大堰垱北侧至官山坡一线，策应第3师团作战；野沟支队向新河市方向前进，策应第3师团作战；独立混成第17旅团留一部于大中堰、如东铺，警戒津市方面，主力进入公安方面，配合第3师团作战；针谷支队经太平运河沿岸向公安方面前进；户田、小柴支队在三仙湖和安乡地区扫荡；松本支队(第65联队第2大队)从弥陀寺附近向公安方面前进。

12日晨，日军第3师团首先由东港向第10集团军第87军第11师白洋堤、汪家嘴阵地进攻。当日傍晚，日军第13师团亦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强渡长江，在枝江镇、石牌之间与守军第94军第55师展开激战。当夜20时，日军第3师团在飞机支援下突破白洋堤阵地，并乘势向西急进。与此同时，日军野沟支队从董市西南强渡至长江南岸，攻占了洋溪。日军三路并进，守军被迫后撤。

激战至13日晚，日军第3师团攻占孟溪寺、杉木铺，第10集团军右翼的第87军受到严重打击，尤以第118师伤亡最大。该师第352团薛团长在战斗中牺牲。其余各师在日军猛攻下，全部撤至西斋、大堰垱以西地区。此时，第10集团军左翼的第94军在日军第13师团及野沟支队猛攻下节节败退，第55师与军和集团军均失去联系，第10集团军已处于南北交迫的危境之中，情况日趋紧急。

由于第43师放弃公安西撤，日军第3师团一部于14日占领公安。在日军南北夹击下，第10集团军各部队于15日午均已西退至暖水街和刘家场、茶园寺以西。此时第10集团军在番号上虽仍有5个师又1个团，但实际兵力仅三分之一强，战斗力又极脆弱。5月17日日军第3师团包围了松滋，18日拂晓占领了松滋。

3.清江、石牌地区战斗

日军重创第10集团军、完成第二期作战后，即向北转用兵力，企图再次从南北两个方向以钳形攻势捕歼第六战区江防军主力于石牌、清江之间。

日军第11军于5月17日晚下达准备转入第三阶段作战的命令：令第3师团于5月19日在茶园寺附近集结；令第13师团于5月20日进入全福冲附近和渔洋关附近一线；令野沟支队在枝江南方地区集结；令独立混成第17旅团于5月19日从公安附近出发，占领大堰西南方高地一带，佯装进攻常德，同时在军主力对宜昌西方地区作战时，在其后方担任掩护。第三阶段发起攻击的时间预定在5月21日晨。

根据以上命令，第3师团于19日到达茶园寺及其西北地区集结。其他部队也按时在指定地点集结。新参加第三阶段作战的第39师团于20日在宜昌东南的云池附近集结；野地支队集结在宜昌。各师团集结后迅速进行作战准备。

日军第三阶段作战的计划是：“以参加第二期作战的各部队，结合第39师团由扬子江畔发起的攻击，首先歼灭长阳周边之敌；继之，结合野地支队向宜昌西方地区突进，捕捉歼灭该地区之敌。”〔6〕为此，于5月19日作了部署：第3师团于5月21日凌晨发起攻击，进入长阳附近，并准备北进，一部在宜昌以西策应野沟支队作战；第13师团进入全福冲、渔洋关之后，继续进入都镇湾(都正湾)附近，并准备北进；野沟支队于5月22日凌晨发起攻击，进入宜都西侧地区；第39师团于5月21日夜渡江后准备北进；野地支队从宜昌对岸向西突进，切断军主力方面中国军队的退路。

第六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根据日军行动，判断其将向江防军方面继续进攻，遂于17日22时下达命令：令第10集团军在现地实施持久战，置重点于左翼，确保聂家河、仁和坪、子良坪之线；令江防军确保石牌要塞，右翼与第10集团军切取联络；同时令第67师脱离第10集团军的指挥，归还江防军第86军原建制。

5月19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已返回恩施长官部，开始指挥作战。军事委员会为应鄂西之急，令第79军及第74军驰援常德。此时仅第79军先遣暂6师到达常德，其余各部刚分别进至临澧和宁乡附近地区。

5月19日凌晨，日军第13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7旅团首先开始行动。第13师团分两路从暖水街、刘家场向皮家冲、三溪口守军第43师及第121师阵地进攻，迅速突破第一线阵地，于20日进至子良坪、仁和坪一线。第17旅团由公安出发，在王家厂击退新23师警戒部队，进至以西高地一带，以一部与樊家大山守军新23师一部对峙，主力佯作进攻常德之态，掩护其进攻部队展开和保障其南翼侧的安全。直至5月底，该部日军没有离开这一地区。

21日晨，日军第3师团、第13师团分由茶园寺、仁和坪和牯牛岭附近向当面守军暂35师、第121师及第118师王家畈、曾家坪等处阵地进攻。迄22日晚，第3师团渡过渔洋河，占领了聂家河、磨市；第13师团进至渔洋河南岸，占领了渔洋关。与此同时，驻枝江的野沟支队与国民党投降日军被改编为汪精卫伪军的第29师协同，攻占了宜都。守军第67师部队绕道撤至磨市以北。第39师团从云池附近渡过长江，在未遇任何有力抵抗的情况下进至汪家棚地区。

23日拂晓起，除占领宜都的日军野沟支队及伪军仍留原地警备外，日军第39师团、第3师团和第13师团均集中全力，分由汪家棚、磨市、渔洋关附近地区向第10集团军及江防军正面展开全线攻击。战况激烈。守军(特别是第10集团军)减员甚多，战斗力严重下降，虽经奋力阻击，终因力不从心，被迫逐次转移。24日，日军第39师团进抵西流溪，第3师团攻占长阳，第13师团攻占都镇湾。各部均到达清江南北两岸地区时，日军控制于宜昌地区的野地大队也由宜昌长江南岸桥头堡地区向西进攻，企图切断守军北撤的退路。此时战场的中心已移至清江、石牌间地区，江防军成为整个会战的焦点。此时第79军已到达常德，第74军进至桃源，由河南新野调来的第30军的先头部队已至榔树店，主力在续进中。

25日晨，日军各部队继续向江防军猛攻。第39师团攻占偏岩，第3师团攻占津洋口。守军第13师退向白果坪集结收容。日军野地支队经激战突破第18师月亮岩阵地后，被阻于雨台山阵地之前。

陈诚研究了当前的情况后认为：日军使用于清江两岸及攻击石牌的总兵力约6万人，而江防军仅6个师，第10集团军的部队尚待收容整理，无法与敌决战，于是决心按照1940年预定的“待敌深入至山岳地带后再行截击敌之归路而求歼灭”的腹案，拟定战区作战指导，待第27师、第74军到达后再以第32军(欠第141师)第27师、第79军等向清江两岸对我江防军攻击之敌南北夹击而歼灭之。预定决战日期为5月31日至6月2日间。预定决战线为资丘、木桥溪、曹家畈、石牌之线。〔7〕据此制定了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为：〔8〕(1)战区决心确保石牌要塞，俟第30、74军到达后，即以第30军、第32军、第74军各军主力及第79军全部，在清江两岸对向我江防军攻击之敌，行南北夹击而歼灭之。

(2)决战时期，预定为5月31日至6月2日间。

(3)战区部署：

①第74军(辖第51、58师，欠57师)在太浮山、石门附近集结待命。

②第79军即由石门向渔洋关、五峰间地区前进，驱逐渔洋关以南之敌，向长阳之敌攻击。

③第29集团军之第161师原出击部队转向西奈、刘家场方面攻击，第73军已整编完毕之部队开石门固守。

④第10集团军应确保五峰、资丘两要点，并侧击、尾击清江南岸之敌。不必拘于作战地境，对于第79军之攻击，务努力策应之。

⑤江防军应确保木桥溪、曹家畈、平善坝之线，并指定第11师固守石牌。

⑥第26集团军应向龙泉铺、双莲寺及其以南之敌攻击，设法袭占宜昌，并速以一部控置于南沱。

⑦第33集团军仍应积极攻击当阳，并以有力一部钻隙突入，袭扰鸦雀岭、古老背、白洋，策应江防军之战斗。就在第六战区计划反击的当天(25日)，日军第11军也再作部署：准备向石牌—木桥溪一线追击江防军，捕歼于宜昌西方山地。令第3师团经牵牛岭西麓向抱桐树附近追击；令第13师团歼灭洲家口之敌后，向木桥溪方向追击；令第39师团一并指挥野地支队向大朱家坪附近追击。在上述期间，使宜昌附近的船舶下航。

5月26日、27日，日军依然连续发起猛攻。江防军方面战况激烈，第139、第67、第5、第18师阵地正面尤为剧烈，日军付出极大伤亡的代价才能推进几十米。由于日军炮火的轰击和航空兵的轮番轰炸，守军阵地多被摧毁，人员伤亡也极大。27日夜，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下令向三汊河、木桥溪、曹家畈亘石牌之线撤退。

27日，日军控制下的船舶约50余艘(16000余吨)从宜昌附近出发，经沙市、监利驶向武汉。

28日、29日，守军均按命令撤向规定的阵地，日军继续进攻。

4.追击战斗

日军经连续25天的战斗，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作战任务。第11军决定恢复原来的警备态势，于5月29日下令参战主力于5月31日、掩护部队于6月2日开始撤退。31日夜，日军各部队分别沿清江、渔洋河及澧水两岸，东向宜昌、宜都、枝江及藕池口实行广正面的转进。

第六战区发现日军有撤退的征候，于31日下达了追击命令：令江防军(附第30军)就现态势向当面日军追击；令第10集团军(附第79军)以主力沿渔洋河两岸，以一部沿清江北岸向枝江、红花套方向追击；令第74军驱逐王家厂、暖水街一带日军，续向公安、磨盘洲挺进；同时令第26、第33集团军向当面日军攻击，以策应江南地区的追击战斗。规定追击开始时间为6月1日拂晓。6月1日拂晓，第六战区各部队遵照命令的规定，先后发动全面追击。

日军久战疲惫，且囿于以往的经验，认为中国军队的追击行动发起迟缓，战斗不力，所以在撤退之初警戒疏忽。在中国军队跟踪紧追及超越追击下，6月2日，其第13师团担任收容、掩护的后卫部队——第104联队的第2大队被第10集团军新23、第55、第98和第121师各一部包围于磨市；第13师团第65联队(樱井部队)及第39师团的第233联队(吉武部队)被第79军主力及第118师、第51师包围于宜都。其第2大队在追击部队围攻下伤亡惨重，大队长皆义昌被击毙。

图7-5-2鄂西会战经过要图

(1943年5月5日—5月29日)

日军第11军得悉其第13师团等被围困的报告后，6月3日决定令第13师团停止撤退，以全力反击追击的中国军队，同时令独立混成第17旅团立即从公安出发攻击枝江附近的中国军队。日军第13师团将已经渡过长江的部队全部调回宜都，沿渔洋河南侧向磨市方向攻击前进。经5日、6日两天战斗，日军救出了被包围的第2大队，又攻占了聂家河、枝江、洋溪、滥泥冲等地。渔洋河下游南岸大部为日军占领。独立混成第17旅团在进至磨盘洲西南约10公里的裴李桥附近时，与第74军遭遇，战斗激烈，该旅团遭到重创，其独立步兵第88大队大队长小野寺实、独立步兵第87大队大队长浅沼吉太郎于6日、7日先后被击毙。该旅团是这次会战中损失最大的一支部队，5个大队长就战死3个。

6月9日，日军再次组织撤退。迄6月12日，各部队都先后返回原驻地。第六战区部队收复了所有曾一度被日军侵占的地方，双方恢复了会战开始前的态势，鄂西会战结束。

会战进行期间，中日双方都有较多的飞机助战。日本陆军在汉口、荆门等地集中了飞行第25、第90、第33、第44战队，共有作战飞机248架。中国空军动用了第1、第2、第4、第11大队，美国第14航空队也参加作战，共有作战飞机165架(轰炸机44架，驱逐机121架)。自5月19日至6月6日，中国空军共出击53批，使用驱逐机336架次、轰炸机88架次，合计击落日机31架，炸毁6架，炸沉、炸伤日舰船23艘，击毙日军官兵156人，击伤238人。〔9〕虽然从数量上中国空军还不如日军多，但日军“在绝对制空权下行动”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日军不得不承认“航空优势敌我易位的征兆已经开始出现”。〔10〕

(三)会战简析

鄂西会战历时月余，第六战区以10个军的兵力抗击了日军约5个师团兵力的进攻，按照预定计划，先凭借长江、山地等有利地形和依托坚固的既设工事阵地实施守势作战，尔后转取攻势作战，追击撤退的日军，恢复了所失阵地。在战斗中，广大官兵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给予日军以一定的打击。当时曾称之为“鄂西大捷”，广为传诵。但认真分析一下，实际上并非是一次大捷的会战。

就战役企图而言，日军虽未能完全达到其“歼灭由洞庭湖至宜昌对岸的扬子江右岸地区敌野战军”的目的，但严重打击了第六战区的防守部队，达到了使“宜昌附近船舶在下游通航”的目的；而且整个会战的行动都是按预定的时间、空间进行的，始终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因而可以认为基本上实现了战役企图。第六战区虽然在防御战斗，特别是在追击战斗中给予日军以相当的杀伤，但既未能粉碎日军的战役企图，也未能“依第二线兵团之机动，与第一线兵团适时将深入之敌歼灭之”。给日军造成的损耗，更远较自身的损耗为少。据80年代末期台湾国民党国防部的统计，第六战区部队在这次会战中战死23550人，负伤18295人，失踪7270人，俘虏日军88人；〔11〕日军统计第11军在这次会战中战死771人，负伤2746人〔12〕，俘虏第六战区部队4729人。〔13〕台湾国民党当局所编抗日战史虽仍吹嘘获得了胜利，但也说：“虽得规复失地，惟败敌早已逃逸，甚少能予以致命打击。所谓胜利，并未歼敌有生战力。”〔14〕

导致会战失败的众多原因中，国民政府统帅部和高级将领缺乏抗战的积极主动精神、指导思想消极被动是根本的一条。

首先，就战略指导来说，“持久消耗战略”是正确的，但如何落实这一战略，则有不同的方法。在日军实施“以战养战”的政策形势下，如不积极主动地寻敌攻击，坐等胜利，日军是决不会自行消耗而失败的。可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日军抽调一部到太平洋战场，正面战场上的兵力不仅数量有所减少，而且质量也有所下降的情况下从未主动寻敌攻击，一直是坐等日军来攻时再进行“招架”。特别是当了解了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实施的是“有限攻势”、“短促出击”的战略方针后，认为日军出击后反正很快即仍然返回原驻地，于是将抗战的重点完全转移到在日军撤退的时候再实施追击的方面来。如果日军不来攻，那就“各守边界”，“和平相处”，保存实力以待战后使用。会战前不久，日军击溃了第128师、第118师及3个挺进纵队，占领了长江以北洪湖三角地带后又进而占领了长江以南的华容、石首、藕池口等地。很明显，这是日军第11军为了进攻江南而采取的消除后顾之忧并抢占前进基地的行动。如果军事委员会和第六战区确有借助长江天险来确保江南阵地的话，对日军仅有少量部队、且又背水为阵的桥头堡阵地，无论如何也不应让其安稳地存在。然而军事委员会和第六战区却“浅尝辄止”，对华容等地试攻了几次，见日军不退就放弃攻击、坐视不理了。因而日军能以此为前进基地，在极为有利的态势下发动鄂西会战。会战开始前守军就已经输了一着。

其次，就战役指导来说，依托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逐次抵抗，俟敌疲惫、开始撤退时转移攻势、追歼敌人，这一后发制人的战役指导是正确的，而且已为实践所证明。但是，众所周知，任何计划都必须与客观实际相符合，才能获取胜利。如果不能针对变化了的客观形势，积极主动地改变计划，则必将陷于被动。这次会战，日军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作战指导：不是一往直前地深入，而是根据敌情、地形，将整个会战划分为3个阶段，在3个不同时间和3个不同的有限空间里形成局部优势，实施钳形攻势，以各个击破方式逐次击歼防守江南岸地区的3个集团军。日军投入的兵力不过7万人左右，而中国第六战区3个集团军的兵力则约为12万人。在总兵力上日军不占优势，但它先以约3个师团近5万人的兵力攻击第29集团军2个军的4万人，加以火力较强，遂形成局部的绝对优势；尔后以约6万人攻击第10集团军2个军，最后再以7万人攻击江防军2个军。第六战区和军事委员会发觉日军的企图后，并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仍抱住预定的计划不变，以致日军攻击第29集团军时，第二线兵团既绝对不许使用，第一线兵团部队也不许调整作相对集中，江防军和第10集团军主力只能“旁观”；当日军转用兵力攻击第10集团军时，第29集团军已大部后撤、收容整顿，而江防军则仍然只能坐视；俟日军集中全力攻击江防军时，第10集团军也已“尚待收容整顿”。等第六战区的第二线兵团到达战场时，日军已经完成任务开始撤退了。追击之初，形势好转，包围了日军后卫一部，并予以沉重打击。此时如果能以积极进取的精神指导作战，尚有歼敌一部、取得较好战果的可能。然而当日军仅以第13师团和第17旅团实施反击时，兵力远远超过反击日军、且有2个生力军在内的第六战区的追击部队与日军稍一接触，感到战斗激烈，便消极退避，让日军相当从容地解围而去。日军高兴地说：“以后(指第17旅团遭遇战后)几乎没有与敌人遭遇”，“分别顺利地撤退到石首附近，向原驻地返还”。

作战指挥消极被动的重要表现是各级指挥官保守消极，以形式上的奉命行事为准则。许多第一线指挥官不是根据当前、当面的敌情、我情等因素下决心、定处置，而是事事向上请示，听命于远在后方、与当前形势完全脱节的上级。蒋介石又特别习惯于越级指挥、为下级越俎代庖，更加助长了消极被动的情绪。会战开始之初，日军攻势凶猛，第73军伤亡极大，阵地一失再失，此时在调整部署时本应集中有力的机动部队，以便相机实施反击，可蒋介石不但不许使用江防军，更使人难以理解的是竟不以击歼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而令孙连仲“掩护产粮区”。孙连仲也竟遵照执行，将有限的兵力分散部署于南县、安乡等地抢运粮食，致使本来就被动的局面更加被动。结果粮食没保护住，军队却被打垮了。

附表751鄂西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3年4—5月)

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

第3师团山本三男

步兵第6联队(欠1个大队)，第34联队(欠1个大队)，第68联队(欠1个大队)，骑兵第3联队，野炮兵第3联队，工兵第3联队，辎重兵第3联队

配属部队：

独立步兵第62大队(第68师团抽调)，第64大队(第68师团抽调)，独立山炮第51、第52大队及由第58师团抽调之工兵、辎重兵各1个中队

第13师团赤鹿理

步兵第65联队，第104、第116联队(各欠1个大队)，山炮兵第19联队，工兵第13联队，辎重兵第13联队及1个骑兵队

第39师团澄田睐四郎

步兵第232、第233联队

工兵第39联队

独立混成第17旅团高品彪

独立步兵第87、第88、第89、第90、第91大队

旅团炮兵队，工兵队，通信队

野沟支队野沟式彦(步兵第51旅团，属第58师团)

独立步兵第94、第96、第108大队

野地支队野地嘉平(第39步兵团，属第39师团)

步兵第68联队(欠1个大队，从第3师团抽调)，步兵第231联队(从第39师团抽调)

长野部队长野荣二(从第34师团抽调)

步兵第217联队(欠2个大队)，第218联队1个大队，

炮兵1个大队，独立步兵第96大队

小柴支队小柴俊男(从第40师团抽调)

步兵第236联队(欠2个大队)，第234联队1个大队，

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1个大队，工兵第40联队(欠1个中队)

户田支队户田义直(从第40师团抽调)

步兵第234联队(欠1个大队)，工兵1个中队

针谷支队针谷逸郎(由第34师团抽调)

步兵第218联队1个大队、第216联队1个大队，工兵1个中队

军直属部队：

独立步兵第63大队(从第68师团抽调)

独立步兵第115大队(从第68师团抽调)

野战重炮兵第14联队

独立重炮兵第15联队

飞行第44战队

附表752鄂西会战第六战区主要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3年5月)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5月19日前孙连仲代)

副司令长官王缵绪、吴奇伟

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兼)副总司令曾以鼎、李及兰

第18军方天

第11师胡琏

第18师覃道善

暂34师吴啸亚

第30军池峰城

第27师许文耀

第30师王振

第32师乜子彬

第32军宋肯堂

第5师刘云瀚

第139师孙定超

第141师林作桢

第86军方日英

第13师曹金轮

第67师罗贤达(代)

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副总司令彭善

第87军高卓东

第43师李士林

第118师王严

第23师盛逢尧

第94军牟庭芳

第55师吴光朝

第121师戴之奇

暂35师劳冠英

第79军王甲本

第98师向敏思

第194师龚传文

暂6师赵季平

第185师石祖黄

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兼)

第44军王泽浚

第150师许国璋

第161师何葆恒(代)

第162师孙黼

第73军汪之斌

第15师梁祗六

第77师韩浚

暂5师郭汝瑰

第74军王耀武

注：①第79军原在益阳、汉寿一带，5月16日到达常德，归第六战区直辖，5月30日归第10集团军指挥。②第30军原在新野，5月21日调归第六战区序列，转令归江防军指挥。③第32军原归军事委员会直辖，控置在秭归、恩施、万县、梁山地区，5月20日归第六战区指挥，转令江防军指挥。④第74军原在衡山整训，5月28日到达石门，归战区直辖。⑤第185师原属第26集团军的第66军于5月下旬到达江南，归第10集团军指挥。

注释：

〔1〕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昭和十七、十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中华书局1984年中译本，(下)第22—24页。

〔2〕同〔1〕，第65—67页。

〔3〕转引自台湾国民党当局史政编译局编《抗日战史》，1988年版，第6册第98页。

〔4〕同〔3〕，第98—101页。

〔5〕同〔3〕，第111页。

〔6〕同〔1〕，第90页。

〔7〕见《陈诚私人回忆资料》。载《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27页。

〔8〕同〔3〕，第164—165页。

〔9〕转引自高晓星、时平《民国空军的航迹》。海潮出版社1992年版，第352—354页。

〔10〕同〔1〕，第107页。

〔11〕同〔3〕，第101—102页。

〔12〕台湾国民党当局所编抗日战史称日军死伤3500余人，而过去夸大说日军仅弃尸即万余。《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记“毙敌三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及失踪19725人。

〔13〕同〔1〕，第107—108页。

〔14〕同〔3〕，第227页。

第六节 常德会战

一、战前一般情况

鄂西会战之后，国际形势对日本越来越不利：苏德战场上苏军正在全线发起反攻，已推进至斯摩棱斯克和第聂伯河一带；美英联军在突尼斯击败德意联军和在西西里登陆后，墨索里尼被迫下台，意国继之投降；美军在阿留申群岛、新乔治亚岛登陆后，正在新几内亚等地进击日军。日军不仅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其海军及航空兵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日军大本营“从战争全局要求出发，不允许中国派遣军进行任何进攻作战”，〔1〕所以日军第11军在鄂西会战结束后的4个月内没有向周边的第五、第六、第九战区进攻，而这3个战区的部队也没有对日军进攻，双方形成“和平”相峙。

国民政府为了与盟军协同打通中印公路，先后从第六、第九战区陆续抽调7个军转用于云南及印度，准备反攻缅甸。日军为牵制中国军队不再向印、滇转用，以策应其南方军的作战，再次组织进攻。由于常德是湖南西部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又是第六战区的主要战略基地，附近集结有大量主力部队，日军为了达到既可牵制中国向滇、缅转用兵力，又可打击主力部队，以削弱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所以决定以常德为进攻目标，常德会战由此发生。

二、日军的作战指导及兵力部署

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一向主张“必须割断重庆同英、美的关系”，并认为“除了付诸武力，别无其他方法可寻”。为了贯彻他的主张，“鄂西会战后”曾向大本营建议在1943年末或1944年春进攻四川。大本营虽然承认进攻四川意义重大，但由于东南方面的战局日趋不利，而中国华北方面的“治安”形势也极严峻，兵力不敷应用，而限于国力，组建新的部队更为困难，因而拒绝了畑俊六的建议，要求“中国派遣军”把本年后半期的作战重点放在加强占领区的稳定方面。

日军“中国派遣军”总部根据大本营的指示精神，围绕当前的战争全局形势，特别是缅甸方面盟军的反攻、中国军队的策应和美国驻华空军的加强趋势，并针对派遣军自给情况以及华北八路军的状况等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于8月28日制订了《昭和十八年秋季以后中国派遣军作战指导大纲》。其作战方针是：“派遣军努力确保和平定现有占领地区，特别是在华北方面，本年秋季以第11军及第13军主力分别进行常德作战和广德作战。来年春季，以华北方面军及第11军进行打通京汉线作战。”〔2〕

日本大本营考虑了中国战场的情况，在不给派遣军增加兵力的条件下同意进攻常德。9月27日下达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为执行现任务，可在华中方面临时越过作战地区进行作战。”派遣军总部于接到命令后的次日（28日）即下达了作战命令。主要内容为：

“1.第11军司令官于11月上旬发起此次作战，进攻常德附近，摧毁敌人的战力。作战目的一经完成，即恢复原来态势。关于其时机，另行下令。

“2.作战方针

“进攻敌人政略、战略要冲常德附近，追索敌中央军予以痛击，以促使敌之继续抗战企图逐步衰亡；同时牵制敌人向缅甸方面调动兵力，以策应南方军作战。

“3.作战要领

“（1）第11军主力（加上由其他方面转用来的部队，共35个步兵大队）由董市及石首附近向前推进，击败各地之敌，攻占常德附近。

“（2）继而追索常德方面集结的反攻之敌，予以歼灭。

“（3）作战目的一经实现，即视当时敌在缅甸反攻等形势，适时开始返还，击灭残敌，恢复原来态势。”〔3〕

日军第11军按照总部的命令，拟订了进攻常德的作战计划，并于10月6日召集各参战部队的参谋长进行图上作业。计划将整个会战划分为3个阶段进行。其主要内容为：〔4〕1.方针：军首先以一部歼灭安乡附近之敌，以主力消灭王家厂周边地区之敌，继而攻占常德，同时追索该方面集结反攻之敌，予以歼灭。作战目的一经完成，即按另行下达之命令开始返还，击灭残敌，恢复原态势。

2.使用兵力（略）

3.军主力发起攻势时间为11月2日。

4.集中与展开：军主力在占领扬子江右岸（西岸及南岸）要域的第13师团（宛市—黄金口—周家场一线的沙市、郝穴对岸地区）及第40师团（藕池口、石首、华容地区）各一部掩护下，于10月31日分别集中以下地区：

第39师团（包括古贺支队）于荆州以西地区（不含荆州）；

第13师团于荆州及其东南地区；

第3师团于郝穴及其以西地区；

第116师团于石首以北地区；

第68师团于监利及其以西地区；

佐佐木支队于第3师团的后方地区；

宫胁支队于第13师团的后方地区；

柄田支队根据到达时间另定。

集中扬子江左岸地区的第一线兵团，集中后即进入右岸地区，并分别与各自作战地区内的警备部队交替警备，同时完成展开。集中与展开，一律在夜间进行，要保密隐蔽，尽可能减少敌人空袭造成的损害。

5.作战阶段划分：第一期消灭王家厂周边地区及安乡附近之敌。第二期攻占常德并消灭该方面集结反攻之敌。第三期返还。

6.各阶段兵力运用

第一期：

（1）第68师团（包括配属的户田部队）从鲢（鲇）鱼须附近九都大河一线发起攻击，消灭南县、安乡、三仙湖市附近之敌。

（2）第13师团从沙市西南地区发起攻击，先歼灭暖水街附近之敌，继之扫荡该地区以西之敌。

（3）第3师团从公安以东地区发起攻击，先歼灭王家厂附近之敌，接着扫荡该地西南地区之敌。

（4）第116师团从杨林市附近发起攻击，歼灭红庙（津市东南7公里）附近之敌。最初以一部兵力保障第68师团顺利向安乡突进。

（5）佐佐木支队从公安东北地区继第3师团和第13师团的中间地带向前推进，进入王家厂西南地区。

（6）为保密计，禁止地面部队向澧水南岸地区行动。

第二期：

（1）第68师团从鱼口附近渡过洞庭湖，攻占汉寿（龙阳），继之在军主力于常德附近战斗期间，师团在常德南方地区歼灭南逃之敌，或歼灭来自长沙方面增援之敌军部队。

（2）第13师团在新门市附近发起攻击，歼灭所在之敌，经慈利附近进入黄石市附近；以后在军主力于常德附近战斗期间，追索漆家河周边地区之敌，予以歼灭，掩护军主力右（西）侧背。

（3）第3师团在王家厂南方地区发起攻击，歼灭所在之敌，经新安、石门附近进入漆家河、田家河附近，以后再经桃源附近进入常德南方地区，追索南逃之敌或南方来援之敌，捕捉歼灭之。

（4）第116师团在澧县附近发起攻击，歼灭所在之敌，并且经临澧附近进入陬市、河洑附近，继而攻占常德。

（5）佐佐木支队（在王家厂附近配属给宫胁支队1个大队）经慈利附近进入龙潭河附近，在军主力于常德附近作战时，掩护其右侧。

第三期：

根据另项命令行之。大致从常德、漆家河之间地区开始返还，经石门、澧县之间地区，恢复原态势。在作战全过程中：

（1）第39师团（配属古贺支队）确保宜都西南地区要线，宫胁支队确保暖水街附近要线，以掩护军主力的右侧背，并保障军主力顺利返还。

（2）关于柄田支队，根据其到达战场时机，再另行决定。

7.兵站：主要道路已经全部破坏，鉴于以往的经验，这种情况即使设立了兵站，由于需要修补道路，也不能适应作战发展需要。加之本次作战地区是产粮区，易于从敌人那里获取粮食。由于这些理由，可以不设立兵站。惟弹药一项，须在澧水一线及常德补充。

8.军战斗指挥所于10月末推进至观音寺（沙市南10公里处）。9月末，与中国军对峙的日军部队，在第六战区当面为第39师团、第13师团、第40师团之一部，第九战区当面为第40师团主力、独立17旅团、第68师团、第34师团，第五战区当面为第58师团、第39师团、第6师团。至10月上旬，皖南、赣北、武汉、信阳、岳阳等地的日军继续由水、陆向江陵、沙市、石首地区输送，同时监利、沙市间泊集汽艇300余艘、民船1000余只，宜昌、当阳、沙洋间汽车运输频繁。武汉地区集中飞机约50余架。至10月31日，参战日军分别在各个指定地区集中，接着渡过长江，与右岸的警备部队交替警备，并集结在攻击出发位置。11月1日作战准备完毕。

三、军委会、第六战区的防御作战计划及兵力部署

鄂西会战后第六战区共有第33集团军、第26集团军、江防军、第10集团军、第29集团军，计12个军、35个步兵师，防守着由监利附近至石牌，再折向汉水的Ｖ字形防线，正面长达270公里，兵力相当薄弱。由于鄂西会战并未能收复石首、华容等地，所以不但使日军仍然占领着良好的西进桥头阵地，而且使防守长江南岸的第29、第10集团军失去了长江天险之利，只能利用沿松滋河以东由南向北流向的九都大河、太平运河、松滋河等河汊障碍建立第一线防地。战区长官部仅掌握驻浏阳的第100军为总预备兵团。虽然另有第74军驻于常德、桃源附近，但该军系军事委员会直属部队，暂归第六战区督训。

1943年9月间，当面日军的活动突然频繁起来。第六战区判断日军有可能再度发动进攻，遂在鄂西会战前制订的防御计划基础上，重新研究修订。修订后计划的作战方针是：“1.战区以巩固陪都之目的，配置重点于石牌、庙河两要塞，先以第一线兵团依纵深据点工事逐次予敌以打击，最后固守常德、石门、渔洋关、资丘、石牌、庙河、兴山、歇马河、南漳各要点，再由第二线兵团之机动，协同第一线兵团转移攻势，击灭进攻之敌。2.敌如以小部队向我某一方面行局部攻击时，则主要以第一线兵团击溃之。”

10月下旬，军事委员会据各方面的情报，“判断日军将抽集其兵力再向江、湖三角地带进犯，以消耗牵制我兵力，并达掠夺物资之目的。先压迫我第10、第29集团军于暖水街、聂家河以西山地，再向左（南）旋回进趋石门、澧县，如战况顺利，则渡澧水，犯常德。”〔5〕基于上述判断，于10月28日电令第六、第九、第五战区进行以下部署：〔6〕1.第六战区10集团军（王敬久辖66军、79军）、29集团军（王缵绪辖44军、73军）以各集团军之各一部，于河沼地带阻击敌人，而以各军之主力，利用津、澧河流及暖水街一带之山地，以侧击、伏击方法击破进犯之敌。

2.以74军（王耀武辖51师、57师、58师，驻常德、桃源）之57师固守常德，军主力位置于太浮山附近，准备机动。

3.直接支援

（1）以100军（施中诚辖19师、63师，驻浏阳）准备推进至益阳待命。

（2）以中、美空军即向沙市、监利、石首、华容之敌及沙市、岳阳间敌舰轰炸。

4.间接支援

（1）以26、33两集团军，各以2—3个师向当面敌之弱点深入攻击。

（2）第九战区以2个师兵力向岳阳以东地区敌之弱点深入攻击。

（3）第五战区以2个师兵力向京山、皂市袭击。

（4）各策应部队应于11月4日以前，移于第1线附近，待命开始攻击。第六战区接军事委员会的电令后，决心以一部兵力占领既设阵地，逐次抵抗，消耗日军；以主力向澧水及沅江两岸集中，待机全面反击而歼灭日军。第六战区遵照军事委员会的电令精神，结合战区修订的计划，重新进行了部署：

“以29集团军之44军，任滥泥沟、南县、甘家厂（不含）之线及津、澧守备；10集团军之79军主力、66军一部，任甘家厂、公安、新江口（不含）、宜都线之守备；江防军之30军，任茶店子亘平善坝及石牌要塞之守备；26集团军之75军，任三游洞、毡帽山、阎王口之线守备；33集团军之77军主力、59军一部，任大木岭、栗溪、转斗湾之线守备（以上第一线兵团）。主力分别控置于石门、暖水街、聂家河、三斗坪、窑湾溪、兴山、报信坡、刘侯集、安家集、建始各附近（以上第二线兵团），准备歼灭侵入之敌”。〔7〕

四、会战经过

（一）滨湖地区及暖水街附近战斗

1943年11月2日傍晚，日军第11军从长江南岸的宛市、弥陀寺、藕池口、石首、华容一线，自右（北）以第39、第13、第3、第116、第68师团并列向第10、第29集团军新江口、米积台、章田市、百弓嘴亘洞庭洞西北畔的滥泥沟之线发起进攻，主攻方向为王家厂，助攻方向为安乡。守军第一线部队（第66军的第185师，第79军的暂6师、第98师，第44军的第150、第162师）当即凭借既设阵地奋起迎击。

战斗至3日晨，守军第一线阵地先后多处被突破。日军左翼第68师团配属的户田部队占领了南县。由于第九战区第99军的第92师不战而退，该部又占领三仙湖，进抵洞庭洞北岸。日军主力方面第13、第3师团渡过太平运河、雾气河，迫近松滋河，守军退守狮子口、公安、甘家厂、松滋河两岸之线。

第六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指示：“第29及第10集团军之第一线部队依既设阵地，逐次坚强抵抗，予敌严重打击，对安乡尽可能保有之，至万不得已时，可留一小部于敌后尾击、侧击，主力退守汇口、孟家溪、街河市、斯家厂、洋溪之线继续坚强抵抗。29集团军特应指定44军以1个师坚守津、澧，73军以一个师坚守石门，主力在石门西北新关、永盛桥间集结。一面请准以军委会直辖之74军归战区直接指挥，以57师即日进入常德城，准备固守，主力向太浮山西南桃源、漆家河、鹿田坪、羊毛滩间地区集结，保持机动。”〔8〕此时，军事委员会亦分别电令第五、第九战区各派2个师向钟祥及汉宜公路、岳阳及其以东日军攻击，以策应第六战区的作战。

11月4日，原在第3师团后方跟进的佐佐木支队从第13、第3师团之间加入战斗。当日中午攻占公安。迄6日晨，日军攻占茶园寺、王家桥、新河市、东岳庙、甘家厂、三汊垴、新码头、安乡、鱼口等地，日军第13师团紧随后撤守军，于当日傍晚突入暖水街东端。守军第10集团军退守聂家河、王家畈、两河口、暖水街、闸口、王家厂、九王庙之线主阵地；第29集团军退守永镇河、红庙、龙山、涂家湖之线。滨湖地区大部为日军占领。在此期间，暂6师一部防守新河市的巷战、第98师留置张家厂1个连的防守战、第150师一部防守青石碑的战斗至为激烈。特别是坚守张家厂的1个连孤军奋战达4日之久，给进攻该地区的佐佐木支队以相当杀伤。

第六战区除令第10、第29集团军占领主阵地外，令“江防军即抽调86军13师向津洋口附近集结，准备策应第10集团军之作战；令第18军推进至木桥溪、高昌堰、白果坪间地区集结，形成外线态势，迎合战机”。〔9〕

11月7日，日军右翼第39师团攻占了第10集团军主阵地前的萧家店、刘家场。为解除其右侧背之威胁，派出小池大队（第231联队第3大队）于当日占领了枝城、宜都。日军主力方面第13师团仍在暖水街与暂6师激战中，第3师团突破第10集团军主阵地右翼的九王庙，守军第98师退守龙凤垭，第116师团正向第29集团军红庙阵地进攻中。日军左翼第68师团仍在安乡、鱼口附近集结，向第九战区方向警戒。第10集团军的第66军为策应第79军，曾派出一部兵力向突至刘家场的日军古贺支队反击，无功而退。

当日16时，第六战区电告第10集团军：“查暖水街、马踏溪、干溪滩三角地带为战区战略要地，得失关系重大，该军若能固守三日，着重奖赏。”第10集团军遂令暂6师以主力固守暖水街西北附近阵地，另以有力部队确保马踏溪、干溪滩，并抽调第194师主力控置于马踏溪西北、西南地区，准备机动。

11月8日，日军宫胁支队到达暖水街，接替该地守备，第13师团集中全力向马踏溪、干溪滩进攻。干溪滩守军第98师部队未能守住阵地，于14时退守蒋家坪，当晚又退向芭蕉坪以西地区；第194师竟仅留1个团于古源头担任掩护，主力放弃闸口、王家厂主阵地，从和尚洞撤向河口地区。至此，暖水街形成孤立，而其右侧门户洞开，日军可自由从这里向西进出。

当日8时，第六战区接到军事委员会的电令，命第10集团军即刻集中主力，击破向暖水街突进的日军；令第26、第33集团军各以约1个师的兵力，分向宜昌、当阳、荆门各附近寻求日军弱点攻击，策应第10集团军。孙连仲于中午电令第10、第29集团军，限于9日拂晓开始反攻当面日军，令第10集团军固守暖水街附近的暂6师务必坚持至最后一人；令在马踏溪、闸口间的部队向日军侧背攻击（实际上此两处守军已经撤退，而战区尚不知道），另以2个团从颜家垭、刘家场（已失）间出击，挺进于阿弥桥、分水桥截击日军后方。

11月9日拂晓，第10集团军尚未发动反击，日军第39师团已向左翼第185师丁家大山、王家畈阵地发起猛攻；日军古贺支队则由刘家场突破了第185师右邻第199师两河口附近阵地，突进至十三条岭附近；日军第13师团亦由暖水街左右后方的马踏溪、干溪滩附近向西突进。第10集团军无法实施反击，因为除暂6师主力仍在暖水街西北的油榨口一带与日军苦战外，其他部队都退至子良坪、河口、陵坡、马溪沟之线。

同日，江防军及第33、第26集团军曾向荆门、当阳以北日军实施牵制性进攻；第九战区第30、第27集团军亦曾向羊司、临湘方面日军攻击，但均未影响日军第11军的攻势。

由于第10集团军的西撤，困守暖水街附近的暂6师主力陷于孤立。为避免被歼，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于9日夜令该师向子良坪突围。10日晨开始行动，沿途遭到层层截击，损失重大；转移至子良坪后，又遭到由暖水街以南西进的第13师团的猛攻，该师被迫于11日再退扁担湾。

日军占领子良坪东西之线、切断第10集团军与第29集团军的联系后留置第39师团、宫胁支队、古贺支队于暖水街一带，对第10集团军进行牵制性作战，以掩护其主力后方。其主力第13、第3师团及佐佐木支队则于12日趋新门市、龙洞峪、胡家珊以南地区集结，准备向常德进攻。

（二）澧水以南地区战斗

日军第11军攻占子良坪等地后，即开始进行第二期作战的部署。主要内容为：〔10〕1.第13师团于13日从新门市附近出发，攻占慈利，进入黄石市附近，进攻常德西方地区之敌。

2.第3师团于13日从元岭寺附近出发，首先在澧水以北地区急袭进入新安、石门附近以北的第73军主力，尔后经漆家河、田家河附近，进入常德西南方地区。

3.佐佐木支队于13日从新堰附近出发，抽出一个大队配属给第13师团，以主力与13师团协同击歼石门北方地区之敌；尔后经慈利附近进至龙潭河（黄石市西8公里），确保该地附近要点，掩护军主力右侧。

4.第116师团于15日（出发），主力从澧县北方地区出发，一部从合丸台附近出发，经临澧附近向陬市附近突进，击歼该地附近之敌后，准备攻击常德。

图7-6-1常德会战·滨湖地区及澧水南北地区战斗要图

(1943年11月2日—11月22日)

5.第68师团于16日黄昏后（出发），主力从鱼口附近出发，渡过洞庭洞，击歼汉寿附近之敌；尔后进入常德南方地区，追索并歼灭南逃或增援之敌。

6.柄南支队（11月上旬末到达战场）确保新安附近要线，掩护军之右侧背。第六战区根据日军的行动，已判断其将转向澧水以南地区进攻。此时守军的兵力部署态势为：第29集团军的第73军，防守（左起）螺丝坝、桐子溪、仙凤山、龙凤垭、新安、合口之线阵地拒止南进日军；第44军防守澧县、津市、新洲、龙山之线阵地，利用澧水、七里湖、白涛湖等天然地障，屏蔽东侧。

11月13日凌晨，日军第13师团首先开始行动，从新门市附近向渫水之线前进，在数架飞机支援下，猛攻第73军左翼第15师阵地。其左翼第65联队突破守军阵地，由桐子溪西侧渡过渫水。守军因态势不利，被迫向南撤退。日军第13师团各部顺利渡过渫水，至14日傍晚，进至分水岭、毛家山一线。日军佐佐木支队及第3师团于13日晚开始行动，14日晨向守军第77师仙凤山、龙凤垭阵地发起猛攻，迅速突破守军阵地。第77师向南撤退。日军跟踪追击，占领了新安，并从新安附近渡过澧水。在石门以北遭到暂5师的坚强阻击。经激战后，暂5师伤亡颇重，日军一部于当夜突入石门。

第六战区深感形势严峻，于当日（14日）下令调整部署：“44军坚守津、澧，续行前任务，以约1个团的兵力守备临澧。”“不得已时于青化驿……临澧间逐次抵抗，尔后确保踏水桥、大龙站、斋杨桥、王花桥之线阵地；73军以一部坚守石门，主力转移澧水南岸，逐次抵抗，最后确保太浮山、观国山之线阵地；74军归王兼总司令（王缵绪）指挥，以57师坚守常德，主力控置慈利、白鹤山、鸡公岩、燕子桥间地区，机动侧击敌人；第10集团军全线出击，威胁敌之右侧背；江防军向宜昌西岸之敌相机攻击。”〔11〕

当第六战区调整部署的指示到达部队时，新安已告失守，守军第77师及暂5师正在石门附近陷于苦战之中。战斗至15日晨，石门已告失守，暂5师伤亡已逾三分之二，第77师在日军压迫下，正向石门东的红土坡转移。此时第73军与各师的电话均已中断，左翼方面日军第13师团已迫近三合山，右翼方面日军第3师团也正向石门以南突进中。第73军军长汪之斌遂下令向澧水以南撤退。由于仓皇转移，又屡遭日军尾随追击及超越追击，部队陷于混乱，暂5师师长彭士量于突围途中牺牲，第15师及第77师在混战中大部溃散及伤亡，迄16日夜，仅少数人分途向西南突出重围。第73军指挥所转抵岩泊渡（慈利西南）逐次收容所部。第73军军长汪之斌因作战失利，后被战区撤职，由第29集团军副总司令彭位仁兼任该军军长。

11月15日晚，日军第116师团按照计划从澧县以北地区及合丸台向澧县及龙山进攻。原防守澧县、津市的第44军第161师在日军第3师团等开始攻击第73军阵地的13日，就奉第29集团军的命令撤至澧水南岸。14日接到第六战区下达的“44军仍坚守澧、津”的命令后，王缵绪令原担任澧水河防的第150师派2个营分守津市、澧县及原澧水南岸阵地；令第150师主力撤向太浮山；令第161师留一部兵力于赵家岗、铜山掩护，主力撤向太阳山；令162师留1个营防守龙山、新洲、渡口，主力撤向牯牛岭（太阳山西北麓）附近。日军第116师团进至澧县外围时，侦察得知澧县、合口均已没有守军，遂改变计划，不攻澧县而转至合口渡过澧水向南急进。

16日上午，日军第116师团主力击退赵家岗、铜山守军后继续向南猛插。第161师主力尚未到达太阳山，即被日军追及，被迫向西转移，退向羊毛滩。第150师师长许国璋在部队后方收容部队，亦遭日军截击，被迫仅率2个连向陬市退去。17日，由合丸台出发的日军第116师团第120联队攻占龙山，守军退守青化驿。

奉第六战区命令划归第29集团军指挥的第74军于15日夜到达指定地区，16日在慈利以南占领羊角山、落马城、白鹤山一线阵地，派出一部兵力到慈利以北赤松山一带占领前进阵地。

11月17日晨，已占领分水岭、毛家山的日军第13师团分3路向慈利进攻。守军警戒阵地各部队在完成一定阻击任务后，先后退回主阵地，惟防守赤松山的第58师1个营坚守不退，激战终日。入夜后，日军占领慈利，该营亦全部壮烈牺牲。

11月18日，日军第13师团猛攻第74军主阵地。此时奉军事委员会命令归第74军军长王耀武指挥的第100军先头第19师已到达漆家河，主力正向桃源前进中。王耀武当即令第19师在漆家河、五峰山等地占领阵地，准备掩护其他部队转移；并令其第63师的第188团留置德山，归第57师指挥，掩护常德东南方。当日日军佐佐木支队进至慈利，日军第3师团进至太浮山、夏家港以北之线。19日，日军绕越夏家港，突入至羊毛滩第161师阵地前。夏家港守军独立团陷入日军包围之中，战况极为激烈。11月19日，军事委员会判断情况，深感常德附近兵力单薄，遂急令第10军（第3、第190、预10师）即日由衡山向常德以南地区前进；又为威胁、截击日军后方起见，令第18军即日以第11师、第18师由三斗坪附近向津市、澧县进出。同日，日军分多路对守军部队实施分割包围，双方陷于混战之中，守军的所有电话线均被破坏，指挥联络完全中断。激战至20日，第44军特务营亦投入战斗，展开肉搏战。独立团及第161师在包围中苦战至夜，始撤退至漆家河东北黄龙观一带。这时第161师仅剩4个营，独立团剩300余人，军特务营亦伤亡极重。

日军第116师团则于18日占领临澧，20日进至漆家河以东地区；日军第68师团于17日夜从鱼口渡洞庭湖（原定16日出发，因风浪大，推迟至17日夜），18日凌晨偷袭涂家湖、大和障，击退第162师一部守军，20日进至上林子（常德东南）附近。

至此，日军已从西、北、东三面对常德形成包围态势。

11月18日，蒋介石致电孙连仲等：“当面渡犯之敌，将因补给困难，攻势挫减。王副总司令耀武指挥第74、100两军，务于太浮山、慈利一带将敌击破，期收决战之胜利。”19日再电孙连仲等：“当面敌人补给之困难日增；我第10集团军正向敌之右侧背奋力压迫中。我第74军、第44军、第100军应尽全力在常德西北地区与敌决战，保卫常德，而与之共存亡。功过赏罚，绝不姑息。”〔12〕实际上此时第10集团军的反击均被日军掩护侧背的部队阻止于远离战场的澧水以北；日军也未因补给困难而影响其进攻势头，第13师团正集中全力向第74军阵地猛攻。

20日，佐佐木支队亦投入战斗，强渡岩泊渡，猛攻马峰田阵地。战斗激烈。日军第13师团的第65联队各大队在激战中失去联系，联队部于当夜被守军第51师一部包围，联队长伊藤义彦及军旗手均被手榴弹炸伤，士兵伤亡甚重，至21日16时，方在其第3大队接应下脱围而出。但日军第3师团经激战，击退守军第19师，占领漆家河，并于当日18时在仅遇轻微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桃源，切断了第74军主力与其防守常德的第57师的联系。当日黄昏后，第74军因伤亡重大，开始向西转移，逐次退守岩泊渡。

22日，日军第13师团进至黄石市，佐佐木支队进至龙潭河，第116师团主力进至陬市。退至陬市的第150师师长许国璋负伤休克，与所属部队失去联系（日军进攻陬市时，卫士将其护送至沅江南岸，又遇日军进占桃源的第3师团部队，遂自杀殉国）。同时，日军第109联队攻占常德北方外围前进据点黄土山，其第120联队攻占常德西方外围前进据点河洑山。日军第68师团占领了汉寿，配属的户田部队占领了常德南方外围前进据点德山。此时，作战重心已由澧水以南地区移至以常德市为中心的附近地区。

（三）常德附近战斗

11月23日，日军第116师团分两路向常德市区进攻。第109联队从黄土山向沙港攻击途中遭到守军第170团的层层阻击。当晚，其联队长布上照一大佐及作战参谋田原弘夫中尉战死，攻击受阻。其120联队在由河洑山进攻河洑市的战斗中亦受阻。

日军第11军本预定以第116师团担任攻占常德的任务，但由于进攻一开始就遭到守军的坚强抗击，部队伤亡甚大，布上照一又被打死，因而决定由军直接指挥攻城作战。当日晚重新作了部署：“1.第116师团从北方及西方全力攻击。2.第3师团以1个联队基干〔步兵第6联队（欠1个大队），配属1个野炮兵大队〕从南方进行攻击（军直辖）。3.第68师团以1个大队基干（独立步兵第65大队）从东方进行攻击（军直辖）。4.攻击常德的起始时间预定在25日夜。”〔13〕

11月24日，常德基本上已被包围，守军北、南两方面的增援部队虽尚未到达常德附近地区，但军事委员会认为反击决战的时机已到，因此于10时向第六、第九战区发出训令。其主要内容为：

“……（二）无论常德状况有无变化，决以第六、第九战区协力包围敌人于沅江江畔而歼灭之。（三）第九战区：甲、第10军（即隶第九战区）、第99军主力、暂54师，归李副总司令玉堂指挥，速进攻洞庭湖南岸亘沅江右岸之敌。特须以重点指向德山方面，支援常德57师之作战。乙、杨森、王陵基两集团应加强出击兵力，积极攻袭敌人。（四）第六战区：甲、王耀武指挥第100军、第74军，以一部扫荡桃源之敌，以主力进出陬市，攻击犯常德敌之右侧背。但57师仍固守常德。乙、王敬久集团并指挥第18军及185师，以一部扫荡子良坪、仁和坪一带残敌，另一部进出公安、津、澧，确实遮断敌后方，以主力渡过澧水，向羊毛滩、临澧方向，求敌侧背而攻击之。丙、王缵绪集团之44军应仍在太浮山、太阳山一带攻袭犯常德敌之后方，73军迅速夺回慈利。”〔14〕

当第六、第九战区遵照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开始向包围常德的日军采取包围态势行动时，日军担任攻击的部队也正向指定的攻击方向接近，作进攻常德的准备。

此时第57师对常德的防御部署为：第169团为右地区队，占领岩凸、牌路边、新堤、七里桥、夏家冈（不含）之线阵地；第170团（欠第3营）为左地区队，占领夏家冈、沙港、半铺市、白马庙、长安桥、落路口之线阵地；第171团（欠第3营）为城垣守备队；第170团第3营为师预备队，位于城内。原任德山守备队的第188团在22日日军攻占德山后，已撤退至泥窝潭（桃源西南约30公里）；原任河洑守备队的第171团第3营在22日日军攻占河洑后，转移至南湖铺、黑家垱阵地。

11月25日，日军全线进攻开始前，在城北的日军第116师团第109联队提前于上午向夏家冈阵地攻击，遭到守军的痛击，其第3大队大队长岛村长平被击毙。在城南，第3师团第6联队的联队长中畑护一大佐侦察地形时被中国空军飞机打死，其第3大队大队长梁场市朗左卫门也被守军火力击伤。但是日军飞机20余架轮番向外围阵地轰炸扫射；在其掩护下，已攻占河洑的日军第16师团第120联队绕过南湖铺、黑家垱阵地，于中午径向长安桥、白马庙附近阵地前进。在夏家冈进攻受挫的日军第116师团第109联队也向左迂回至常德城东，突破新堤及其以南阵地，进抵北门外街和三里港之线。日军第68师团的独立步兵第65大队亦乘势从九龙山进抵岩桥附近。至此，不待日军规定的进攻发起时间，争夺常德外围阵地的战斗即全线展开。激战至黄昏后，守军阵地多被摧毁，右地区队第169团的郭嘉章营长、左地区队第170团的邓鸿钧营长先后于新堤、长安街附近牺牲。入夜后，日军已逼近西门、东门、北门。常德防守战斗的第一天，守军即面临极为严峻的局面。

军事委员会的作战指导思想虽然是企图将日军吸引至常德附近，尔后转移攻势，以强大的外线兵团将其围歼于常德与洞庭湖间地区。但在日军以半数以上兵力实施阻援的情况下，第79、第66、第18军此时尚远在澧水以北，第74、第100军亦被阻于岩泊渡、龙潜河、盘龙山以西，而第九战区北援的第10、第99军目前尚在资水以南，均难济当前之急。因而第57师师长余程万决心转移阵地、缩小正面，令外围阵地各部队全部退入城内防守城垣。其新的部署为：第169团（欠第3营）防守东门城垣，第171团防守北门至大西门城垣，第170团防守上、下南门城垣；第169团第3营为师预备队，控置于师指挥所附近的文昌庙。

25日夜，日军参加攻城的部队全部投入战斗。城南的第3师团第6联队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强渡沅江，其第10中队长以下多人死伤于半渡之中。迄至16日凌晨，该联队终于渡过沅江，逼近南门。

26日、27日两天，日军投掷、发射毒气弹，并在航空兵及炮兵支援下，先后对各城门发起数十次冲锋。均被守军击退。日军伤亡惨重，第120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葛野旷被打死，大队军官非死即伤；第133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胁尾也被打死。但守军伤亡亦众。为充实第一线兵力，守军将运输、担架等后勤人员合编为战斗部队，并从炮兵中抽调300人加入步兵战斗。

28日，北门附近城防工事全被摧毁，守军伤亡殆尽。日军第133联队虽然也伤亡极重（第1大队代理大队长及第4中队中队长以下近百名被打死），但还是从北门突入一部。守军在三板桥、法院、体育场间继续抗击入城日军，并将师部杂役、政工等人员及第29分监监护队的一个班、常德警察队40余人编队投入战斗。

29日，日军第234联队于黎明时突入东门。此时日军又将进攻南门的日军转至北门，进入城中。守军拼死抗击，以手榴弹和刺刀与日军展开逐屋争夺的拉锯战。日军进展极微，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竟下令“烧毁常德市街，迅速取得战果”。〔15〕

由于日军纵火及日机轰炸，常德城内一片火海。当夜，大、小西门亦为日军突破。余程万师长致电战区报告说：“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炮兵）指挥官、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16〕军事委员会于当日致电第九战区，先按惯例夸大其词地说什么“敌第3师团已被击溃”，“敌第13师团主力仍在九溪一带被围歼中”（实际是第九战区各部队被日军第3、第13师团等阻止于常德以北、以西，距离尚远，难以解救常德）。电文的中心内容是：“第九战区应以速解常德围为主眼，着即将第10军主力保持主力于左翼，向德山及其以西地区突进为要。”“切忌以第10军参加对于沧港、石门桥一带港汊纷歧地区行正面攻击、迟滞前进为要。”〔17〕

第10军早在25日即已渡过资水北上来援，从右至左按190、第3和预10师的顺序展开，26日发起攻击，但在日军阻击下，29日仍被阻于兴隆街、赵家桥之线；29日接到战区速解常德之围、向德山突进的命令后，30日拂晓起，以预10师向阻击的日军发起猛攻；以第3师第8团牵制当面日军，师主力乘机钻隙向德山急进。当日进至德山。12月1日黄昏，留第9团守德山，第7团经南站向常德突进，遭到日军的阻击及侧击，又退回德山。此时，预10师师长孙明瑾在激烈的战斗中身中4弹，已壮烈牺牲。第190师亦伤亡甚众。

12月1日，常德城内巷战益形炽烈，守军仅凭少数残破碉堡奋力支撑。日军以随伴步兵炮直接瞄准射击，逐个击毁各碉堡。守军乃依托断垣残壁拼死抗击。尽管战区一再通知其援军已至常德附近、已占德山，但浴血苦撑的守军直至2日晚亦未见援军到来，而核心阵地愈缩愈小，各团仅存一两个班、排，全师不过数百人，弹药也即将告罄。迄2日深夜，援军仍未到来，余程万深感大局已难挽回，于3日凌晨2时召集少数几个能到达的团长开会，决定突围。于是翻越南城墙，乘小船渡过沅江突出重围，于12月7日在毛湾（德山西南约4公里）附近与第58军新11师会合。担任掩护师突围的第169团柴意新团长及留城内掩护的人员全部牺牲。经过12昼夜的血战后，常德于12月3日晨被日军占领。

此时，常德外线各兵团在日军阻击下进展困难，仍停留在澧水以北，夏家港、漆家河以西和沅江以南。其具体位置为：第10集团军，第66军的第185师在石门以北，军主力因损耗重大，退守仁和坪以西；第79军的暂6师在临澧以西，军主力仍在五通市以西。第29集团军，第44军的第161师在兴化港，第162、第150师残部仍在太阳山、太浮山；第73军在热水坑以西。王耀武指挥的第74军（欠第57师，配属第19师）在漆家河、河洑以西；第100军当日占领桃源；江防军第18军在澧水以北。第九战区来援的第10军第3师在德山被日军围攻中，军主力在兴隆街、赵家桥一带。

军事委员会于2日与常德失去联系，于3日电令第六、第九战区：“无论常德状况有无变化，决依既定计划围攻敌人。第九战区速肃清沅江南岸之敌，并准备以有力部队进出沅江北岸，策应第六战区之作战。第六战区之第74军、第100军、第79军，应以必要一部肃清各当面之敌，以主力围攻常德附近之敌。以上各军暂由王副总司令耀武指挥。18军继续南下截击敌人。”〔18〕

第六、第九战区接到命令后，转令所部加紧对常德日军的围攻。自12月5日起，各部队对当面日军发起进攻。迄9日，第18军收复新安、合口，渡过澧水，进至临澧以北；第79军仍在五通市以西，但其暂6师在临澧附近遭日军围攻，退至盘龙桥。第73军仍在热水坑以西，第74军仍在漆家河附近，第100军收复河洑、陬市，第66军仍在仁和坪以西。第九战区的第10军于7日攻占石门桥，但德山已于5日为日军攻占，第3师第9团团长张惠民阵亡，师长周庆祥率残部向西南突围而出。第九战区为加强增援常德的兵力，临时调第58军3个团、第72军3个团及暂2军的暂7师，合编为“欧震兵团”。该兵团于11月下旬分由分宜、修水、衡山向常德以南前进，12月6日在第10军左翼加入战斗，9日进占德山，后发现常德日军开始向北撤退，当即向常德急进，于当夜收复了常德城。

（四）追击战斗

日军发动常德会战时，原预定“作战目的一经完成即恢复原态势”，但由于驻华美国空军于11月25日轰炸了台湾新竹，加以太平洋战场日军舰船损失严重，日本大本营与“中国派遣军”研究了打通大陆交通线、联络印度支那铁路，“以确保南方交通”和“摧毁美国驻华空军基地”的作战问题。畑俊六认为“有必要确保常德”，遂在攻占常德的当天电告第11军：“从常德返还时机暂时待命”，并派参谋传达了派遣军的意图。第11军“由于兵力所限及其他原因，对确保常德缺乏信心，不希望确保常德”。派遣军于6日同意了第11军的意见，“命令在适当时机开始从常德返还”。第11军遂于7日令各部队“迅速在沅江以北整顿态势，准备返还”。9日下达于11日返还的命令，要求12日到达石门、合口、澧县附近澧水南岸一线。当日各部即开始调整部署，适当集结。11日夜开始后撤。各部撤退路线：第13师团由五通市、热水坑、羊毛滩一带向石门、新安附近；第3师团由马头山、河洑附近向新安、合口附近；第116师团由太阳山南麓石板滩、渣口城附近向澧县附近；第68师团由缸市附近向津市附近的澧水南岸一带。12日全部到达指定位置，第13师团进至澧水北岸。

原已进至澧水以南、临澧以北的第18军，在日军向北撤退时又从东洋渡转移至澧水以北河口附近。

12月9日，军事委员会即令第六战区及第九战区：“常德之敌已动摇退却，仰捕捉好机截击猛追，以收歼敌之效”，规定“两战区之追击目标，为长江沿岸之线”。但各部队行动迟缓不力，致日军在未受大的追击情况下到达澧水之线。13日，第六战区重新下达追击命令。其主要内容为：“1.第29集团军：（1）44军进出新洲、津市、澧县（不含）间，肃清该地残敌后，应迅速向石首（不含）、黄家渡场（郝穴西岸）之线追击，恢复原阵地。（2）王副总司令（王耀武）指挥74及100军肃清当面之敌后，即在常德、临澧间集结待命。（3）73军肃清热水坑、太浮山一带残敌后，在原地待命。2.第10集团军：（1）79军进出澧县、新安间肃清该地区残敌后，即在澧县、新安、大堰间地区集结待命。（2）18军俟79军进出澧县、新安后，即紧接向黄家渡场（不含）、宛市之线追击。（3）66军（附13师）除185师攻占石门后归制外，主力扫荡当面之敌，迅向宛市、宜都之线追击，恢复原阵地。3.江防军仍以一部协同66军收复宜都、枝江。4.26及33集团军停止攻击，守备原阵地。”

12月13日，日军派遣军又指示第11军停止撤退，准备再次攻占常德，并确保该地。第11军致电派遣军，要求“取消这次作战，待明春再进行进攻常德的作战”；又由于中国军队正向其采取合围行动，所以还报告派遣军：“目前态势不宜长期保持，望火速下达指示。”派遣军研究后虽然同意了放弃常德，但不同意恢复原态势，要第11军“停留在澧水附近山区”。第11军于14日再次致电派遣军，建议尽快恢复原态势，并提出“如果长期停留在目前的战线上，将不利于保持今后作战的机动兵力”。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于16日至11军指挥所了解情况，看到部队已“减员一万”，“战力已显著下降，急需整顿”，且要守住澧水之线“至少需要3个师团”，而当前兵力也严重不足，因而决定收回成命，于18日下令：“第11军自今日起，选择适当时机，从澧水附近现在战线撤离，恢复原态势。”〔19〕

第六战区各部队13日接到追击命令后，发现日军停止于澧水之线不再撤退，转为守势，于是向日军发起进攻，但在日军抗击和反击下无大进展，双方暂时形成对峙。

日军第11军接到派遣军恢复原态势的命令后，下达命令（包括对在渔洋河以东仁和坪、暖水街一带的第39师团、古贺支队及宫胁支队等部队）：“军于19日夜开始行动，准备向松滋河右岸地区转进。”日军于22日分别到达松滋河右岸地区，在第13师团掩护下，于23、24日先后渡过长江，分别返回原驻地。第六战区及第九战区部队紧随日军之后实施跟踪追击，仅与日军后卫掩护部队发生小的战斗，至12月25日，全部收复了失去的阵地，恢复了会战前的态势。常德会战至此结束。

常德会战时，中国空军及援华美军的第14航空队在中国战场上已开始由防御向反攻逐渐转移，经常主动出击，寻找日军航空兵主力战斗，并对日军航空兵基地的机场及设备进行广泛的轰炸，有时还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9月9日（常德会战开始前不久），日军第3飞行师团师团长中菌盛孝中将在黄埔附近上空遭中、美空军袭击，机坠身亡。11月25日，美军第14航空队第308轰炸机大队（有Ｂ25式轰炸机12架）和第23战斗机大队（有Ｐ38式和Ｐ51式战斗机15架）从桂林起飞，在江西遂川加油后轰炸了台湾新竹机场，炸毁地面飞机30余架，击落升空飞机4架，从而引起日本大本营、“中国派遣军”和第11军在是否长期占领常德问题上的矛盾。常德会战期间，日军第3飞行师团以第44、第25、第90和第16战队参战。中国方面使用了第2、第4、第11大队以及中美混合团参战，美军第14航空队亦参加了战斗，总计使用飞机约200架，共出动216批，使用战斗机1467架次、轰炸机280架次，重点是打击常德、石首、藕池口、华容等地的日军地面部队。11月25日在常德阵亡的日军第6联队联队长中畑护一就是由中国空军2架Ｐ40战斗机击毙的。据统计，在空战中共击落日机25架，击伤19架，炸毁地面飞机12架。〔20〕

五、会战简析

第六战区根据其拱卫陪都安全的任务，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和战区地幅东部为河沼地区、西部为山区，不利于大兵团机动的特点等，按惯用方针制订了第一线兵团利用有利地形以逐次抵抗消耗敌人，最后吸引日军于澧水、沅江之间，俟增援部队到达后，依常德守军之抑留与外线兵团协同，向心攻击，将日军压迫于洞庭湖畔而歼灭之的计划。就计划本身而言，应当说是符合客观的。第57师固守孤城12昼夜，广大官兵艰苦奋战，勇猛冲杀，直至城破后仍浴血拼搏，寸土必争，巷战达4昼夜；全师8000余人，除极少数人在完全无望的情况下突出重围外，绝大多数官兵，特别是主动承担掩护师长突围的柴意新团长所部200余人战斗至最后一人，宁死不屈，全部牺牲，确实最大限度地尽到了固守常德，吸引、抑留日军的责任，并给予日军以严重的打击。然而，综观会战的整个过程，日军能按照其预定计划长驱而入，复扬长而去；而第六战区伤亡4万之众（据军事委员会统计），牺牲3位师长，作战计划却未能贯彻实施，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许多高级指挥官缺乏积极进取精神，作战不力，致战斗行动不能保证作战指导的落实。

第六战区第一线阵地及纵深均为河湖交错、池沼密布的天然障碍地带，易守难攻，而且战区已经经营多年。如果各级指挥官以第57师保卫常德的精神，用机动防御逐次抗击日军，则本应可以迟滞其前进速度，并给予相当大的损耗；但由于多数指挥官一触即退，致日军发起进攻后短短5天时间就深入至暖水街、王家厂及澧水之线，而且极少损耗和伤亡。最初还计划在撤退时留置一部兵力袭扰、破坏日军后方。但事实上日军后方没有遭到任何袭击和破坏。作战一个多月，日军后方仅有的一条补给线畅通无阻。另外，第六战区和军事委员会部署的第33、第26集团军及第五、第九战区的策应作战也并未积极、坚决地执行，因而丝毫也没有对日军第11军进攻常德起到任何有效的影响。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即使是部队形成了有利的态势，也难以发挥其作用。如初在石门附近的第73军、第10集团军，后期在常德附近的第10军、第74军、第100军都已形成战术上极为有利的钳形态势，但均未能获得优越态势应有的效果。追击时期更为消极，完全无法与第三次长沙会战等战役相比。许多军、师的《战斗详报》多自溢美，而实际上日军在未受任何损失的情况下仅用3天时间就从澧水一线撤至松滋河畔。由此可见，没有各级指挥官，特别是高级指挥官积极进取的战斗精神作保证，再好的作战指导也难以使战役企图变为现实。

其二，逐次使用兵力，未能形成绝对优势的打击力量。

第六战区作战计划的构想甚好，但本战区控制的机动兵力根本不足，必须依靠其他战区的部队。军事委员会先后从第九战区抽调第100、第10、第99军及欧震兵团，用以形成决战主力。但由于上述第一个原因的关系，会战发展迅速，而驰援的部队行动迟缓，形成逐次投入战斗，未能在第57师在常德吸引住日军的有利时刻及时、同时到达战场；无法适时集中可期必胜的优势兵力，在预期的决战地域给予敌人以致命的一击，却基本上形成了被日军各个击破的局面。第99军及欧震兵团到达常德时常德早已失守，形势已经变化，徒劳往返，未起作用。这也是此次会战自身损耗甚大而并未能实现战区作战企图的重要因素之一。

附表761常德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3年10月）

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

第3师团山本三男

步兵第6联队（2个大队），第34、第68联队（各欠1个大队），野炮兵第3联队（2个大队），工兵第3联队（3个中队）及辎重兵第3联队（2个中队）

第13师团赤鹿理

步兵第65、第104联队（各3个大队），第116联队（欠2个大队），山炮兵第19联队（主力）、工兵第13联队（主力），辎重兵第13联队（主力）

第39师团澄田赉四郎

步兵第233联队、第231联队第3大队、第232联队第2大队，野炮兵第39联队（3个中队），工兵第39联队，辎重第39联队

第68师团佐久间为人

步兵第57旅团清水正雄

独立步兵第61、第62、第63大队

步兵第58旅团太田贞吉

独立第65、第115、第116大队

师团炮兵队、工兵队、辎重兵队

配属：

户田部队（由第40师团抽调）

步兵第234联队（欠1个大队）

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第2大队及工兵1个中队

第116师团岩永汪

步兵第109、第120、第133联队（各欠1个大队），野炮兵第122联队，工兵第116联队，骑兵第120大队配属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欠1个大队）

古贺支队（由第58师团抽调）古贺龙太郎

独立步兵第94、第96、第108大队及工兵1个小队

佐佐木支队（由第34师团抽调）

步兵第216联队（欠1个大队），第217、第218联队各1个大队，山炮兵1个中队，工兵1个小队

宫胁支队（由独立混成第17旅团抽调）

独立步兵第88大队，第216联队第1大队

柄田支队（由第65师团抽调）

步兵3个大队

附表762常德会战中国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3年10月）

军事委员会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孙连仲代理）

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

第66军军长方靖

第185师（李仲辛代）第199师（周天健）

第79军军长王甲本

第98师（向敏思）第194师（龚传文）暂6师（赵季平）

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

第44军军长王泽浚

第149师（何保恒）第150师（许国璋）第161师（熊执中）第162师（孙黼）

第73军军长汪之斌

第77师（郭汝瑰，韩浚代）第15师（梁祗六）暂5师（彭士量）

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

第18军军长罗广文

第11师（胡琏）第18师（覃道善）第55师（武泉远）

第74军军长王耀武

第51师（周志道）第57师（余程万）第58师（张灵甫）

第100军军长施中诚

第19师（唐伯寅）第63师（赵锡田）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李玉堂兵团

第99军军长梁汉明

第92师（艾叆）第197师（胡大任）暂54师（饶少伟）

第10军军长方先觉

第3师（周庆祥）第190师（朱岳）预10师（孙明瑾）

欧震兵团

第58军（第35团）军长鲁道元

第72军（3个团）军长傅翼

暂7师（王作华）

注：第九战区第99军及欧震兵团实际上未对本会战起任何作用。

注释：

〔1〕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昭和十七、十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中华书局1984年中译本，第126页。

〔2〕同〔1〕，第109—110页。

〔3〕同〔1〕，第126—127页。

〔4〕同〔1〕，第130—133页。

〔5〕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1944年2月制《常德会战之检讨》。转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7页。

〔6〕同〔6〕第1207—1208页。

〔7〕〔8〕〔9〕〔11〕〔16〕第六战区1943年12月制《第六战区常德会战战斗要报》之《常德会战前敌我态势要报》，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0〕同〔1〕，第114页。

〔12〕同〔15〕，第1180—1181页。

〔13〕同〔1〕，第157—158页。

〔14〕同〔5〕，第1181—1182页。

〔15〕同〔1〕，第170页。

〔17〕同〔5〕，第1182页。

〔18〕同〔5〕，第1194页。

〔19〕本段内有关日军的引文均同〔1〕，第179—190页。

〔20〕《中国空军抗战史》。载《中国的空军》第9页。转引自高晓星、时平著《民国空军的航迹》第359页。

第八章 走向最后的胜利

第一节 1943年国际国内形势

一、轴心国瓦解同盟国转入战略反攻

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性转折的一年，盟军在欧洲、非洲和太平洋战场的许多重大战役中都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欧洲的苏德战场上，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会战于2月2日结束，苏军获得了辉煌的胜利，歼灭德军第6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第4集团军，意大利第8集团军。德军及其仆从军在会战中共损失150万人。德军从此丧失了战略主动权，而苏军从此掌握了战略主动权，整个战场开始转入反攻。毛泽东在给《解放日报》所写社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中指出：斯大林格勒会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1〕苏军在8月23日结束的库尔斯克会战中又击溃德军30个精锐师，打破了德军企图重新夺取战略主动权的计划。此后，德军不得不放弃进攻战略，转取防御战略，直至战争结束。8月以后，苏军发动了总反攻，除第聂伯河会战外，还进行了斯摩棱斯克等许多进攻战役，都获得了胜利。到1943年底，苏军在反攻作战中，中段推进了500公里，南段推进了1300公里，收复了一半左右的德军侵占区。据苏军称，共击溃德军218个师，击毁坦克7000辆、大炮50000门、飞机14000多架，从而有力地支援了盟军在地中海地域对德、意军的进攻，奠定了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基础。

在北非、地中海战场上，阿拉曼战役于1月23日结束，英军占领了利比亚首府的黎波里。在会战过程中，英军以其海、空军的优势，夺取了战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击败了德意非洲军团，迫使4个意大利师投降，共歼灭德意联军5.5万人，击毁坦克350辆。这次战役是北非战局的转折点，丘吉尔称之为“命运的关键”。他说：“在阿拉曼战役以前，我们是战无不败；在阿拉曼战役以后，我们是战无不胜。”〔2〕1942年11月在北非登陆的英美联军于1943年3、4月间和英第8集团军向突尼斯的德意联军非洲军团发起进攻，5月7日攻占了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13日，25万德意联军在阿尔林率领下宣布投降。至此，德、意在北非的军队全部被盟军肃清，从根本上改变了地中海的形势，并为登陆意大利西西里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7月10日，英美联军发起了西西里登陆战役。8月17日战役结束，英美联军完全占领了西西里岛，德、意军共损失16.7万人，其中德军3.7万人。5万多名德军撤至意大利本土。在战役进行过程中，7月25日墨索里尼被赶下台，巴多格里奥继任总理，旋派代表与盟军密谈，9月3日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9月8日公开宣布停战宣言。驻意德军包围了罗马，巴多格里奥内阁逃至盟军占领区，并于10月13日对德宣战。为了歼灭驻意德军，英美联军于9月间开始了对意大利南部的进攻，11月初，将德军击退至古斯塔夫防线，形成对峙。墨索里尼的垮台和意大利退出轴心国并对德宣战，标志着法西斯轴心国的解体和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一大胜利。

在太平洋战场上，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遭到沉重打击，失去战略主动权；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企图重新夺取战略主动权又遭惨败，于1943年1月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撤退后，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转而采取防御战略。此时，美军不仅稳定了夏威夷岛与中途岛海域的局势，解除了日军对澳大利亚和美、澳间交通线的威胁，而且夺取了前进基地，为尔后的反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补充和准备后，从5月起，美军及美澳联军逐次由北、中、南及西南太平洋各个方向上开始了逐岛进攻作战，在北太平洋进行了阿留申群岛登陆战役，在南太平洋进行了新乔治亚群岛和布根维尔岛登陆战役，在中太平洋进行了吉尔伯特群岛登陆战役，在西南太平洋进行了新几内亚反攻作战，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至年底时，日军死亡2.8万余人，损失舰艇50余艘、飞机963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将也在布根维尔岛附近上空被美军战斗机将座机击落而亡。至此，日军建立的俾斯麦群岛防线主要堡垒腊包尔，完全处于美军海、空军控制下，美军正准备向日领地马绍尔群岛进攻，以突破日本太平洋的弧形防线。总之，1943年的国际形势，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大转折时期。

二、中国的抗战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作用愈来愈为世界所承认和重视。中国作为反法西斯阵线的主要盟国之一，美、英等国就不能不考虑对华关系，不能不考虑与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起作用相适应的国际地位问题。因而，在1942年10月9日，美、英两国政府通知中国，表示愿意废除领事裁判权及其他不平等的特权（香港九龙租借在外）。经过3个月的谈判，1943年1月11日，中国和美国、英国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订了中美、中英平等新约。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在名义上与美、英、苏并列跻入“四强”行列。〔3〕

这对于艰苦抗战5年半的中国人民是一个很好的鼓舞，使人们看到了自己奋斗得来的成果，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光明前景，从而更加坚定了夺取最后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中国坚持抗战获得的。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不仅日本人没有想到中国能坚持长期抗战，认为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可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就是美、英等国也没有料到中国如此之坚强。他们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每次发生外来侵略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和屈辱求和而告结束，这次当不例外。所以他们虽然不甘心日本独占中国，更不愿日本称霸亚洲，但并不积极支持中国抗战，基本上采取绥靖政策。他们没有看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和以往历史上的中国已有极大的区别：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时的中国人民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广泛宣传，民族意识空前觉醒；更由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强大民族凝聚力，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无法征服的伟大力量。正如日本有识之士所说的：“日军是与这些燃起抗日怒火的整个中华民族为敌的，并不像过去那样，只是以被人民憎恶的地方军阀，或本质上不过是中国头号军阀的蒋政权为敌的。政府、军部和政党根本没有觉察到和以前本质上不同的这种情况，竟妄想用两个月的时间就能取胜。”〔4〕英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和以往的中国有所不同这一点，十分钦佩地说：“作为侵略者，在苏醒了的中国强大力量面前，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必将碰得头破血流。”〔5〕

中华民族的英勇抗战，一扫中国以往积弱不振和任人欺凌的懦怯形象，获得了美、英等国的钦佩和赞扬。1942年2月，罗斯福在给蒋介石的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人民，武装起来和没有武装的都一样，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5年的坚决抗击所表现出来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6〕英国的丘吉尔和苏联的斯大林在德军狂轰滥炸伦敦和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为鼓舞人民都曾提出过“效法中国”的口号。〔7〕由此可见：没有中华民族的坚持抗战，就不可能赢得世界各国的尊敬，当然也谈不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美、英决定废除不平等的旧约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决不是单纯从尊敬中国抗战的坚决与英勇出发的，还有其战略上的需要。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中国继续抗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密尔顿说的非常清楚：“采取这一步骤可使中国更积极地在中国境内对付敌人，并可确定最充分利用中国的地理位置、人力及作战的总潜力”。〔8〕罗斯福认为维持中国的抗日，具有美国国防第一线的作用。〔9〕从这里不难看出，不论美、英等国放弃不平等旧约出于何种目的，但其最主要的因素是中国人民的抗战。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首先是中华民族广大人民的成功”。〔10〕

国际形势的发展给同盟国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美、英、苏等主要盟国迫切需要举行首脑会议，以便商讨、制订下一阶段的战略计划，研究、决定战后国际上许多重要问题。1943年10月19日至30日召开了三国外长参加的莫斯科会议，为三国首脑会议作准备。会议最后通过了加速结束战争和建立战后安全体制的《普遍安全宣言》。在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建议下，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也与三国外长一起在宣言上签了字，成为四国宣言。11月22日至26日，在埃及召开了主要盟国政府首脑的开罗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中国政府首脑蒋介石参加了会议。会上签订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会后带至德黑兰，征求苏联政府首脑斯大林同意后，于12月1日公布于世。开罗宣言规定：三国作战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的侵略，把侵占中国的领土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剥夺日本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所夺占的一切岛屿，使朝鲜独立，并坚持日本无条件投降。开罗宣言不仅使中国恢复领土主权完整得到了国际保证，而且也反映了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得到了国际的公开承认。

三、日本转变侵华战略

受国际形势发展的影响，1943年日本也处于侵华战略大转折的时期。主要表现以下两点：一是“中止了曾经全力以赴的‘5号作战’（即四川作战）准备。过去企图以对重庆实行武力解决作为结束战争的一种手段，现在却把它放弃了，而且还从驻华军中抽调出2个师团派遣到东南方面去”。〔11〕二是进一步利用和加强汪伪政权，使其对美、英宣战；并改变过去一直在暗中进行的政治诱降工作，决定“不进行一切以重庆为对手的和平工作”。〔12〕

早在1942年春，日本首相、参谋总长和司令部总长在联合上奏天皇的报告中就提出：乘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横扫英、美、澳和攻占仰光之机，如对中国政府的“致命处施加强大压力”，则可能使重庆政权“发生动摇”而屈服。〔13〕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根据这一构想，制订了进攻四川的初步作战腹案，又经与“中国派遣军”联系，预定在南方作战第一期基本结束后，即“有效地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战果，伺机对四川平原地区发动进攻战”。计划中的作战目的是“歼灭敌中央军主力，同时占领四川省要地，借以摧毁敌方抗战根据地，迫使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作战方针是“以主力从西安方面、以部分兵力从武汉方面发动进攻”，“作战指导应与对重庆采取的政治手段和谋略工作密切配合”，使用兵力为15个师团和2个混成旅团。规定1942年9月开始着手准备，1943年“春季以后发动作战”。〔14〕

就在日军积极准备期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南方军在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连遭惨败，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日本不仅不可能从太平洋战场抽调部队至中国战场以凑足兵力实施四川作战，而且还要从中国战场抽调部队增援太平洋战场，于是被迫停止四川作战。1942年12月10日，日本参谋总长在上奏中说明了停止四川作战的理由：“原来曾考虑中国派遣军在全面形势允许的情况下，为了迫使重庆政权迅速屈服，发动四川进攻作战是有利的，从而制定了有关的各项计划，加强了部分设施等，进行了必要的作战准备。但鉴于目前帝国内外形势，尤其是苏德战局的发展、南太平洋方面战况，以及国力，特别是船舶等情况，看来在昭和十八年（1943）实行此项作战，无论从战争指导，或从作战的见地来看，目前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准备下达指示中止此项作战的准备工作。”“关于今后的对华作战指导”，“就全军情况而言，在一定期间内不仅不能向中国增加兵力和资材，相反，还需要进一步将部分兵团、部队抽调到南太平洋和其他方面。因此，目前在上述范围内，根据中国派遣军的现有任务进行作战，尤其要努力加强占领区内的治安。”“在南太平洋作战告一段落之前，极力减少对华消耗战。”〔15〕

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日本决策集团认为“重庆的抗战力在逐渐衰减，但其确信英美会获得最后胜利，将仍然不放弃继续抗战的意志”，“同蒋政权全面和平已成为不可能”。特别考虑到“过去，重庆政权是以在内地存在这一事实本身而发挥影响，而如今它将以策应英美反攻、作为反攻战线一个支撑点而发挥作用。目前如不在各方面采取根本性对策，就会使事态严重化”。〔16〕为此，“作战指导的首脑部门”极感焦虑。因而，日本大本营在下达了中止四川作战准备的命令后，12月18日在与政府联席会议上讨论了对华政策问题，21日在御前会议上通过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对华处理根本方案》，即所谓“对华新政策”。该方案的方针是：“帝国以国民政府（指汪伪政权）参战为打开日华间当前局面的一大转机，根据日华提携之根本方针，专心致力于加强国民政府政治力量，并力图消灭重庆借以抗战的口实，与新生中国成为一体，真正为完成战争而向前迈进。”〔17〕实质上是企图通过大力扶植和加强汪精卫伪政权，并使其参战以提高其地位，同时也使“日本在中国驻军具有了共同对敌的意义”。〔18〕把政治、经济事务和“治安地区”的警备任务交由汪伪政权负责，以便抽出更多的日军专用于作战，并便于抽调部队转用于太平洋战场。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俊六在其12月26日的日记中对此曾写道：“由于现在重庆方面已死心塌地依存于英美，决心进行彻底的抗日，我们过去所推行的各种政策都已经落空，剩下惟一的办法，就是强化当今的国民政府（汪伪）了。其成功与否，颇令人怀疑。”31日日记中又写道：“此次之大转变……尽管中央方面知道国府（汪伪）无力，但舍此无其他良策可寻。因此就目前而言，还不能在军、政两方面都寄希望于国府，只是尝试性的孤注一掷。”〔19〕

汪精卫得知日本御前会议的决定后，向东条英机表示今后的打算：建立国民兵役制度，加强训练现有的伪军，以使日本的后方责任可以减轻，同时加强经济方面的协力等。1943年1月6日，日本大本营破译了“美特密”第7号电报，得知美国即将废除在华的治外法权，立即与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让汪伪国民政府于1943年1月9日对英、美宣战，同时与汪伪签订了《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书》。日本在表面上抬高汪伪政权的地位，强化以华制华，正反映了它的处境江河日下。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及汪伪政权采取各种手段大量收降国民政府的军队：继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副总指挥李长江率第1、第2、第3、第5、第6、第7纵队和孙良诚率所部投降后，1943年1月吴化文部，3月厉文礼部，4月孙殿英部，5月庞炳勋、杜淑部，6月荣子恒部，7月张步云、刘桂堂部等大批国民党军投降，被汪伪政权编为伪军。仅南京汪伪政权所属正规伪军（不包括华北伪军）即达25万人。但是伪政权不得人心，伪军士气涣散，日本企图加强以华制华的“对华新政策”不可能真正实行。以华北为例，1943年8月日军的《战斗详报》就承认：“由于共军的策动逐渐活跃，加以战局的影响”，“华北政权下的军警畏惧中共，没有代替日军的实力”。〔20〕

注释：

〔1〕见1942年10月12日《解放日报》社论。

〔2〕〔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5年中译本，第四卷下部第三分册第888页。

〔3〕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签订后的4年间，中国相继与比利时、挪威、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签订相似条约。在此之前，苏联宣布放弃沙俄在华特权；德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被取消了在华特权；1941年12月中国在对日、德、意宣战后，又宣布废止了中日、中意间一切条约。

〔4〕〔日〕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商务印书馆1985年中译本，第3册第276页。

〔5〕〔英〕詹姆斯·贝兰特：《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求实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336—337页。

〔6〕见《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中译本，第345页。

〔7〕傅启学：《中国外交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25页。

〔8〕《中美外交关系文件》。台湾联合报社1962年版，第10页。

〔9〕〔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中译本，第31页。

〔10〕《中国共产党与废除不平等条约》。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册第11页。

〔11〕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昭和十七、十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中华书局1984年中译本，(下)第1页。

〔12〕日本外务省：《外交年表并文书》。东京1978年版，第581页。

〔13〕〔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中译本，第2卷第528页。

〔14〕同〔11〕，(上)第34页、31页。

〔15〕同〔11〕，(上)第49—50页。

〔16〕同〔11〕，第2、3页。

〔17〕同〔11〕，第4页。

〔18〕〔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335页。

〔19〕同〔11〕，第6—7页。

〔20〕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译本，（下）第337、341页。

第二节 缅北、滇西反攻作战

一、反攻缅甸战略决策的形成

日军攻占缅甸，对盟军的总体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印度暴露于日军的直接威胁之下，而如果日军从缅甸攻占印度，则可直趋中东，控制印度洋，与德、意在战略行动上直接配合。这不仅中断了盟军战略物资的运输线，而且必将增大盟军在北非和欧洲战场上的压力。丘吉尔对此极为不安。他认为如果日军攻入印度，并控制了印度洋，则“将造成我们在整个中东的崩溃”。〔1〕缅甸的失陷，也使滇缅公路中断，经过5年抗战消耗的中国失去西南陆上国际通道后，仅靠运量有限的“驼峰”航空运输线输进军事物资，进一步加重了中国战场作战的困难，从而干扰了美国利用中国抗战牵制日军和在中国建立进攻日本本土作战基地的战略。因此，中、美、英三国虽然因战略立足点不同，对收复缅甸作战的重视程度也有所不同，但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自缅甸沦陷，即开始考虑反攻缅甸的问题。

1942年4月间，缅甸作战尚未结束，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就预感到作战必将失败，拟制了一个《在印组织训练中国军队计划书》。其中心思想是：利用美国运至印度的中国租借物资，在印度组训2个军，用它由印度反攻缅甸，再由滇西出兵相助，以收复缅甸，打通中印公，路。4月16日派人将计划书送呈蒋介石。5月初，蒋介石表示原则上同意。同时，美国陆军部也批准了这一计划。

1942年5月25日，史迪威在印度新德里公开宣告收复缅甸的决心，并电告马歇尔，请求美国至少应派1个师参加反攻缅甸。他指出：“我坚信中国在战略上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因此，我认为美国不向这一战区派遣部队是犯了严重错误。”〔2〕26日，美国陆军部作战署也制订《以收复缅甸为目标的维持中国抗战计划》。惟英国尚无反攻缅甸的意向，对此计划反应极为淡漠。7月19日，史迪威在重庆向蒋介石呈交《反攻缅甸计划》。其要点：由英国出兵3个师，美国出兵1个师，中国出兵2个师，自印度阿萨姆省入缅，向曼德勒出击；另由中国出兵20个师，由滇西出击腊戍，与由印入缅的上述中英美联军在曼德勒会师，并攻取雷列姆，然后会攻仰光；在盟军从陆路发动进攻的同时，英军重新在孟加拉湾确立制海权，收复安达曼群岛，派部队在仰光登陆。此计划统称为“两路进攻，南北夹击”作战计划。蒋介石于8月1日批准他的反攻缅甸计划，并提出三点要求：“1.美国至少有1师兵力参加作战。2.美国空军与空运力量须大量增加。3.陆上部队出击时，英国海、空军须在孟加拉湾之安达曼岛开始攻击，并在仰光登陆。”此即蒋介石所说的“南北缅水陆同时夹击”战略。

史迪威自1942年5月17日从缅甸退至印度至10月18日，就反攻缅甸计划与英国印缅军总司令韦维尔5次会商。由于英国无意在近期反攻缅甸，且不欢迎中国军队入缅作战，会谈毫无进展；后经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干预，韦维尔提出以收复缅北为目标、英军仅作策应的“雷芬斯（Ｒａｖｅｎｏｕｓ）”方案［即开罗会议上的“泰山（Ｔａｒｚａｎ）计划”］，同时将史迪威的收复全缅方案定名为“安纳吉姆（Ａｎａｋｉｍ）”。当美、英两国三军参谋长和丘吉尔于7月下旬在伦敦讨论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时，也对“安纳吉姆”计划进行过简单的研讨。此后，历次重要国际军事会议都讨论了反攻缅甸的问题。

1943年1月14日至23日，罗斯福、丘吉尔和他们的参谋长们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讨论今后反法西斯战争的总体战略。反攻缅甸也是重要议题之一。这时盟军对德、意、日的作战形势虽已大为好转，但太平洋战场方面的美军正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的丛林里与日军进行着艰苦而又费时的争夺战，美军死伤甚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军事决策者认为利用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对付日本是最经济的办法，一致要求实施“安纳吉姆”计划。美国海军参谋长金说：“在欧洲战场，从地理位置和人力资源方面来看，俄国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对付德国；在太平洋，中国对日本有类似的关系。我们的基本政策应是为俄国和中国的人力资源提供必要的装备，使他们能够作战。”反攻缅甸，打通中印陆上交通线，正是“朝着这个方向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3〕但是英国方面以无法提供在缅甸南部进行两栖作战的舰船为理由，坚决反对。为此，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带有不无威胁的口气说：“目前在南太平洋的军事行动在民用船只、军舰和护航诸方面付出的代价极高。形势也可能发生突然的逆转，并导致丧失制海权”，“除非实施反攻缅甸战役，否则他感到在太平洋上随时都可能出现使美国不得不遗憾地取消对欧洲战场的承诺的新形势。”〔4〕马歇尔把反攻缅甸与美国能否积极参与对德作战联系起来。英国在这种压力下只好让步。又经协商，会议同意实施“安纳吉姆”计划，并作出三点决定：一、备战时间暂以1943年11月15日左右为目标；二、具体反攻日期，俟1943年夏间（7月前）再定；三、如英海军舰船不足，美国设法拨补。

会议结束后，罗斯福派美空军司令阿诺德、陆军后勤司令布里·萨默维尔和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英方代表约翰·迪尔去中国，向中国通报会议精神，并与蒋介石商讨反攻缅甸的问题。1943年2月9日，中、美、英三方在加尔各答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研讨反攻缅甸的具体计划。中方代表为何应钦、宋子文等，英方代表为韦维尔，美方代表为阿诺德等。史迪威以双重身分参加了会议。三方一致同意实施“安纳吉姆”计划。决定：一、1943年11月至1944年5月间为作战期。二、陆军以占领曼德勒为目标，英军3个师由加里瓦出击；中国驻印军由莱多向胡冈河谷出击，滇西远征军向腊戍进攻。三、英海军封锁仰光。四、英军攻取阿恰布(实兑)、兰里岛。五、12月陆军出战，1944年1月占领仰光。〔5〕这就是反攻缅甸、收复全缅的“安纳吉姆”计划的最后定案。

1943年5月12日，罗斯福、丘吉尔和他们的军事助手在华盛顿举行代号为“三叉戟”的高级军事会议。中国方面代表宋子文和史迪威、陈纳德参加了会议。中方提出实施“安纳吉姆”计划，英方断然拒绝。丘吉尔宁愿绕过缅甸，进攻苏门答腊的尖端和马来亚的槟榔岛，〔6〕也不愿进攻缅甸。美国太平洋海军司令尼米兹也认为没有必要夺回缅甸。但马歇尔和陆军方面则坚决支持史迪威的立刻反攻缅甸的计划。由于中国坚持原议，英方又坚持反对，美国转而采取折中态度，于5月20日作出以收复北缅为目标的“茶碟计划”。其主要内容是：一、尽先集中可用物资于阿萨姆缅甸区域，以建立及增强通达中国之地面设备，期于秋初达到每月1万吨之运输量，同时扩大阿萨姆航空设备，使达到下列目的：甲，加紧对日空战；乙，增强（维持）美国驻华空军；丙，支持对华空军补给物资。二、积极准备自印度莱多、因帕尔和中国云南入缅之中国军队作战计划，以打通滇缅路为目标；陆、空有力攻势将于1943年雨季结束后开始。三、水陆夹击阿恰布、兰里岛。四、打击日军在缅交通线。〔7〕这个计划所规定的进攻目标、路线和兵力部署，同韦维尔最早向史迪威提出收复缅北的计划内容如此一致，显然是美国迁就英方的主张、无视中国意见的结果。这将使中国军队承担着反攻缅甸的主要任务，而英军反被置于策应、协助中国军队作战的“客军”地位。“安纳吉姆”计划遂被搁置一边，后来在历次会议上都是一再提出、一再被搁置，终遭扼杀。

3个月后，“四分仪”会议于8月19至24日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罗斯福、丘吉尔各率庞大的幕僚队伍赴会，而中国竟未被邀请，只在会议行将结束时邀宋子文与会。经协商后，在对日战略上达成一致意见，作出两项决定：一是打败德国后12个月内必须击败日本，二是美国向太平洋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进攻。对反攻缅甸的问题，美、英也达成了妥协：仅以夺取密支那、实兑和兰里岛为作战目标；至于在缅南水陆夹击的两栖作战，视缅北战局进展情况再作决定。同时决定成立东南亚战区统帅部，统一指挥反攻缅甸的作战。以蒙巴顿为总司令，史迪威为副总司令。这种妥协，使英国长期以来企图缩小“安纳吉姆”计划的努力成为现实。由于会议内容与中国有直接关系，会后罗斯福和丘吉尔致电蒋介石，说明建立东南亚盟军统帅部的必要性及远东太平洋的战略，表示派蒙巴顿去重庆当面向蒋陈述会议的精神，共同商讨反攻缅甸的具体计划。1943年10月9日，蒋介石在黄山与东南亚战区盟军总司令蒙巴顿、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等研究反攻缅甸的具体问题。中国方面出席会议的还有何应钦、宋美龄、商震、刘斐等人。蒙巴顿传达了魁北克会议关于反攻缅甸的决定，说明以攻克缅北地区为主，军事行动以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为主，以英印军为辅，由英、美、印组织有热带丛林作战经验的士兵2万人组成突击队，破坏缅南日军的交通线，攻击日军后方指挥、后勤机构，以策应缅北作战。萨默威尔向蒋介石保证逐步增加空运量，到达每月1万吨。蒋介石在会上一再强调反攻作战的成败关键全在海上，必须有绝对优势的海、空军才能获得胜利，希望英国组织强大舰队控制缅甸和新加坡间海面，打击日军增援力量，南北夹击，决不能让中国军队孤军深入缅北，再蹈前车之辙。〔6〕蒙巴顿答应尽快准备进攻缅南。蒋在会后指示何应钦：云南中国远征军的动用一定要谨慎从事，英、美不控制孟加拉湾、不从缅南配合，不单独进攻。

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举行最高军事会议。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惟一一次有中国政府首脑参加的盟国战略会议。会议开始后，首先由蒙巴顿报告反攻缅甸作战的“锦标保持人”计划。计划仅以攻占孟拱（今译为“莫冈”）、密支那、八莫为作战目标，既未规定攻占孟拱、密支那、八莫后的作战行动，也未提及缅南两栖作战、水陆夹击，甚至也未赋予进攻部队以攻取曼德勒的作战任务。这同蒋介石10月19日在重庆接见蒙巴顿和萨默威尔时的指示及蒙巴顿当时的应承相左。蒋介石当即指出：缅甸、华北、东北都是日军生死攸关、必然拼命死守的战略要地，而缅甸则是亚洲战局的钥匙；反攻缅甸就必须：（1）南北缅水陆同时夹击；（2）安达曼岛必须夺取；（3）曼德勒尤应攻占，而且必须维持对华每月1万吨空运量。美国参谋长们竭力主张接受蒋介石关于南北缅水陆夹击和夺取安达曼岛的计划。丘吉尔坚决不接受。罗斯福热烈支持他的参谋长们的意见，不顾丘吉尔的反对，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向蒋介石保证：美国可以拨出登陆艇，几个月内在孟加拉湾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两栖作战，海军在南缅与陆军在北缅同时作战，南北夹击。罗斯福并同意蒋介石提出的装备中国90个师的计划以及向中国贷款10亿美元的请求。

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于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德黑兰开会。丘吉尔获得斯大林关于在打败希特勒后对日作战的承诺后，更加强烈地主张取消水陆夹攻缅甸的计划，迫使罗斯福放弃了美国三军参谋长一致决定的战略，更一笔勾销了他本人对蒋介石的亲口承诺。丘吉尔于12月7日致电蒋介石：取消孟加拉湾两栖作战的“海盗”计划。一再被搁置的反攻缅甸、收复全缅的“安纳吉姆”计划终于被扼杀了。

与此同时，蒙巴顿将其拟定的反攻缅北作战计划交给了中国战区统帅部。计划的主要内容为：〔9〕

1.阿拉勘方面

第15军团（印5师、7师、81师欠1个旅）在吉大港集中，预定1月15日进出于瞒倒及布堤当之线。本方面作战目的，为掩护吉大港及加尔各答之安全，相机占领阿恰布（实兑）。另以81师之一旅向Ｐａｌｅｗａ（帕里瓦）进出，掩护军团之侧翼。吉大港北方控置26师及81师之1旅为预备队〔空军准备（空运）〕。

2.因帕尔方面

第4军团（英17师、20师、23师）在因帕尔附近集中，预定1月15日进出于钦敦江西岸，2月15日以一师由尤瓦附近渡河。另外，远程突击队于2月15日以一队进出于于高、保克、巴可库、敏扬等处曼德勒后方，截断敌人交通；一队（由马隆出发）于2月底进出于温托、靠岭地区，截断因道后方交通，3月中旬向因道攻击，协力降落旅占领因道飞机场；一队（由莱多附近出发）于3月15日分向孟拱及因道攻击，协力中国新1军占领孟拱，并协力降落部队占领因道飞机场；3月15日以降落伞部队一旅，协同突击队占领因道飞机场，然后以空运1师（第50师）占领因道，与莱多南下之中国军会师。

3.莱多方面

中国新1军于3月15日进出于孟拱、密支那地区，4月间以主力占领八莫，1师向卡萨与英军会师。中国方面远征军于3月中旬进出于腾冲、龙陵，4月间向八莫、腊戍攻击，预定4月间中英军到达腊戍、八莫、卡萨之线。

4.美军突击队

预定于4月间以滑翔机在八莫、卡萨南侧地区降落美军突击队3000人，向腊戍、苗谋等地区进攻，协力中国远征军作战。

以后盟军反攻缅甸的作战，基本上是按照这一计划实施的。但由于日军发动了因帕尔作战，缅北方面基本上形成中国驻印军单独进攻局面，而蒋介石又不肯过早使用远征军，所以反攻缅甸的作战在时间上有所推迟。

二、中国驻印军、远征军的组建及整训

（一）驻印军的编成与训练

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失败之后，史迪威、罗卓英远征军司令长官部600余人及孙立人的新38师4000人于1942年5月下旬先后退至印度的因帕尔。杜聿明率第5军军部及新22师4500余人亦于8月间撤至印度的迪布鲁加尔。

6月15日，史迪威晋见蒋介石，再次提出《在印组织训练中国军队计划书》中所提建议。蒋介石同意史迪威的建议，指令他负责与英方谈判的有关问题。6月24日，蒋介石指令史迪威任这支训练部队的司令，罗卓英为副司令，同时还答应空运5万部队去印度训练。7月16日，史迪威和罗卓英分别被正式任命为中国驻印度军队的正、副总指挥。史迪威经与印度政府及韦维尔反复协商，韦维尔同意将曾关押过2万意军战俘的兰姆伽兵营划为中国军队的训练基地。美国由于不愿向缅、印地区派兵，因而全力支持史迪威的训练计划。英、美最后达成协议，由英国租借物资为中国军队提供膳食、薪饷，美国则提供武器装备及负责训练。

8月初，在印的中国军队先后进入兰姆伽营地，共约9000余人，番号仍为“中国远征军第1路司令长官部”，下属新22师和新38师。此时杜聿明已奉调回国。8月3日，蒋介石命史迪威负责组建中国驻印军，仍由史迪威和罗卓英分任正、副总指挥。自9月起，逐日向印度空运官兵450至600人。由于美方体检时淘汰较多，至年底仅有3.2万人运至印度。

10月底，蒋介石再调罗卓英回国，并撤销副总指挥部，将驻印军改编为新编第1军，下辖仍为新22师和新38师，任郑洞国为军长。1944年初，蒋介石又命新30师空运至兰姆伽，编入新1军接受装备和训练。同年4月，又调第14师和第50师入印，亦属新1军建制。8月（攻占密支那后），重设副总指挥部，由郑洞国任副总指挥，同时将5个师分编为2个军，孙立人升任新1军军长，廖耀湘升任新6军军长。新1军下辖新30、新38师；新6军下辖第14、第50师和新22师（其指挥系统如附表822）。10月间，史迪威因与蒋介石有矛盾，被调返美，魏德迈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司令，索尔登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

中国驻印军以师为战略单位，每师辖3个步兵团及师直属的师部连、特务连、搜索连（由乘马骑兵及乘坐自行车、摩托车的便衣侦察排组成）、炮兵指挥组（由指挥连和1个汽车牵引的10.5厘米榴弹炮营、2个骡马驮载的7.5厘米山炮营组成）、工兵营、通信营、辎重营、教导营、军械保养连、卫生队和野战医院。

步兵团辖3个步兵营及直属的团部连、特务排、搜索排、迫击炮连（8.2厘米轻迫击炮12门）、战防炮连（3.7厘米战防炮8门、5.7厘米战防炮4门）、通信连、汽车连、兽力输送连、卫生队。

步兵营辖营部连、战防排、通信排及3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

全师编制官兵1.5万人，各种车辆300余辆，骡马千余匹；拥有10.5厘米榴弹炮12门、7.5厘米山炮24门、5.7厘米战防炮12门、3.7厘米战防炮24门、8.2厘米轻迫击炮36门、6.0厘米迫击炮162门、重机枪108挺、轻机枪360挺、火焰喷射器85具、携带式火箭发射筒108具、冲锋枪和卡宾枪400余枝。师的火力、通信能力和机动性，比较第一次在缅甸作战时都有明显的增强。

中国驻印军的直属部队有教导第3团，独立步兵第1团，炮兵第4、第5、第12团，重炮第11团，工兵第10、第12团，辎汽第6团，兽力辎重团，特务营，独立宪兵第2营，独立通信兵第3营，独立工兵第1营，高射机枪营及战车指挥组（战车第1、第2营，每营装备轻战车84辆、5.7厘米战防炮12门），战车训练班（战车第3、第4、第5、第6、第7营）等。

兰姆伽训练中心于1942年8月26日举行正式开训典礼，至1944年1月训练结束，受训结业军官2626人、士兵29667人。军官接受战术和作战技术以及参谋业务等训练，士兵接受各种技术兵器的使用及战斗动作训练，特别重视丛林战和炮兵战术及射击等科目。官兵体质、战术素养和战斗技能都有明显提高。

（二）远征军的重建与整训

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失败之后，除新编第22师和新编第38师等撤至印度外，主力均转移至滇西。为加强边防，军事委员会从国内陆续抽调兵力来滇。1943年初，计有第11集团军8个师和第20集团军4个师先后调至怒江东岸及澜沧江下游车里等地区。1943年2月加尔各答会议上中、美、英三方一致同意实施反攻缅甸的“安纳吉姆”计划，会后军事委员会决定重建远征军，任命陈诚为司令长官，黄琪翔为副司令长官，长官部设于楚雄（1943年11月，因陈诚有病，由卫立煌代理司令长官）。

3月10日，陈诚与史迪威在重庆洽商远征军的训练问题，决定在昆明设立训练基地，调集各部队干部分批轮训，然后空运至印度兰姆伽熟悉新式武器性能及使用方法。23日，蒋介石核定军政部呈送的云南练兵计划，命有关受训的部队向云南集中。按计划应有11个军32个师参加训练，预计按新编制组成24个新式攻击师、2个旧式攻击师和6个调整师，总人数为41万人。但至1944年滇西反攻开始时，陆续调入远征军序列的兵力共有步兵13个师、炮兵14个营（其指挥系统如附表863）。

为了使部队适应改装美械的需要，建立远征军长官部的同时，在昆明建立了“军委会驻滇干部训练团”，蒋介石兼任团长，龙云、陈诚兼任副团长。由龙云代理团长。杜聿明、关麟徵、黄杰轮流任教育长（后由梁华盛专任）。训练团的地址在昆明北教场营房。先后举办了步兵、炮兵、工兵、通信、战术及参谋业务等训练班，受训学员主要是部队副团长以下军官。一般以6至8周为1期。1943年、1944年两年中，先后约有1万人接受了训练。团长以上军官则先到昆明干训团报到，尔后分批空运兰姆伽接受训练。训练团的教官主要为史迪威所派的美军各兵科专业军官、技术人员及技术士兵，先后共有1450余人。

远征军以军为战略单位，统一编制，逐步换发了美械装备。军下辖3个师或2个师，直属部队有炮兵团军直属部队在编制上有炮兵团，但当时只有第2军原有炮兵团，其余各军均系新编成的美式7.5厘米山炮营。战防炮营的编制为3.7厘米战防炮24门。因炮缺，各军均未配齐，有的只装配12门，第54军战炮营仅装配3.7厘米战防炮4门，余用8.2厘米迫击炮代。汽车也缺。、辎重团、工兵营、通信营、战防炮营以及特务营、搜索营（均为徒步步兵）、野战医院。

师的编制：辖3个团及直属山炮营（但未组建，直到中印公路打通后，方于1945年春夏之交陆续组建）、辎重营（因无骡马和汽车，仍保持原有的1个人力输送连）、特务连、搜索连（系徒步步兵）、工兵连、卫生队、野战医院（由美军派驻手术组）。

步兵团的编制：辖3个步兵营及直属特务排、搜索排、迫击炮连（8.2厘米迫击炮6门）、战防炮连（3.7厘米战防炮4门，因炮及吉普车未到，一直未组建）、通信连、输送连、卫生队。

步兵营辖战防排（配备战防枪3枝、火箭筒3具、火焰喷射器3具）、机枪连（美制比灵机枪8挺）、3个步兵连。

步兵连辖3个步兵排及1个“60炮”排，配备轻机枪9挺、冲锋枪18枝、卡宾枪5枝、60炮2门、掷弹筒9具。全连编制为官兵170余人。

远征军师的编制人数约1.3万人，但缺额均较多，所属的15个师中，大多数的师只有7000至8000人，个别师在9000至万人之间，少数的师在6000人以下。如第54军第198师为5600人，第36师为7200人，军直属部队为4700人。全军仅17500人。驻在滇西的远征军虽然于1943年夏季进行过人员补充和干部训练，并在这年10月前后已开始补充或更换美制武器，但是直到1944年5月12日开始渡江时，各部队的武器却仍缺额甚多；特别是各级炮兵部队，均因无炮而未建立，一些技术装备，如携带式无线电话机、火箭筒、火焰喷射器等，临渡江前才发到部队。〔10〕更有甚者，是远征军的战备和训练还很不充分。当时怒江和高黎贡山横亘在前，日军在崇山峻岭和茂密的原始森林中用两年时间建筑了一道道坚固阵地，而远征军却没有针对此种敌情地形对各部队施以山地战、森林战和攻坚战的战术、战斗演练，以致后来投入实战的部队官兵都对战场的环境感到陌生，一时难以适应，对日军的战法一无所知，指挥失当，徒增伤亡；虽然打败了日军，中国军队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稽延了滇西反攻作战的胜利进程。

三、驻缅日军的作战指导及兵力部署

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惨败后转为战略防御。1943年2月，日军大本营制订了《1943年度帝国陆军西南方面作战指导计划》，其防御重点为各重要资源地及缅甸。为确保缅甸，该计划还规定准备对印度东北方实行一次进攻作战，以达到以攻为守的目的。为此于1943年3月27日在南方军下又设立了“缅甸方面军”，以河边正三为司令官，统一指挥缅甸方面的作战。当时驻缅日军共4个师团：方面军直辖的第55师团，担任西南沿海方面的作战；第15军下辖3个师团，其中第18师团担任缅北作战，第33师团担任缅中作战，第56师团担任云南作战。

河边正三根据滇西中国军队正集结兵力、印度英军和中国驻印军也急剧增强兵力的情况，判断雨季结束后盟军可能发起反攻，但痛感兵力薄弱，认为必须配置9至10个师团方可守住缅甸。日本大本营和南方军虽然支持这一见解，但因太平洋战场形势紧急，暂时无法向缅甸增兵。延至6月间，大本营方下令调第15师团及第31师团增援缅甸。但第15师团被南方军暂留于泰国，仅第31师团于9月间到达缅北瑞波（瑞保）附近，加入第15军序列。因而大本营又增调独立混成第24旅团归方面军直辖，进驻丹那沙林一带。

广大缅北及缅中的防务主要由第15军担任。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认为该军防线正面达1000余公里，以守势作战完成防御任务势不可能，建议先发制人、以攻为守，在盟军反攻之前，摧毁盟军的反攻基地。日军大本营及南方军经研究后，同意牟田口廉也的建议，并认为是可行的，决定在盟军尚未完成反攻准备之前，急袭主要反攻基地因帕尔。尔后将防线推进至因帕尔以西的山区。为解除后顾之忧，必须保持怒江和缅北的防线不变动。9月初，大本营令缅甸方面军作好在10月后进攻因帕尔的准备。

日军第15军受领进攻因帕尔的任务后，拟制出作战计划。其作战指导的主要内容为：“1.第56师团及18师团之一部于10月上中旬之间，击歼位于怒江两岸的中国远征军一部，夺取其反攻据点。尔后即由第56师团担任防守，阻止重庆军的反攻。2.第18师团以孟拱为据点，对胡冈河谷方面采取守势作战，防止中、美军的反攻。3.第31师团进攻科希马，据以阻止阿萨姆方面英印军的援军；与此同时，第33师团和第15师团从南北奇袭，并歼灭因帕尔盆地英印军。”〔11〕

经准备后，日军第56师团及第18师团一部于10月13日开始向怒江以西的中国远征军前进据点进攻，15日攻占固东街、冷水沟，16日攻占桥头街等各据点。月底时，完全占领了怒江以西的远征军各据点。11月16日，日军一部从七道河、打黑渡强渡怒江，于17日夜又返回西岸。尔后第18师团即返回密支那，第56师团防守怒江西岸，与远征军隔江对峙。

日军向怒江进攻时，中国驻印军新38师第112团也正向缅北的日军据点进攻，以掩护修筑中印公路和抢占反攻前进据点。10月29日，驻印军攻占宁边、新平洋（欣贝延）、拉家苏各要点，打开了胡冈河谷的北大门。日军第15军令第18师团在胡冈河谷组织防御性进攻，尽量争取时间，以掩护主力进攻因帕尔。

为适应作战需要，1944年1月缅甸日军对指挥系统进行了一次调整：新建第28军，下辖第54、第55师团及新来增援的第2师团；第15军辖第15、第31、第33师团；第56师团及独立混成第24旅团归方面军直辖。

1944年3月，日军发动因帕尔作战。此时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已取得重大进展，日军混成第24旅团奉命增援缅北。4月间为应付当前的战局，日军再次调整序列：增编第33军，其下辖第18、第53、第56师团，专任缅北及云南方面的作战。至此，日“缅甸方面军”共有3个军，计9个陆军师团、1个混成旅团，另有1个第5飞行师团配合作战。其具体部署为：第15军（附印度国民军约7000人）位于曼德勒西北地区，专任进攻因帕尔的任务；第28军位于缅西南及沿海地区，负责进攻实兑（阿恰布）的任务；第33军位于缅北，专负阻击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的任务。

四、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作战

为开通中印公路，印缅战区后勤司令惠勒指挥美军第45、第3022工程团，第849、第843航空工程营及中国工兵第10、第12团于1942年12月开始修筑中印公路。为掩护筑路，1943年3月，史迪威派新38师的第114团接替英印军边防军北阿萨姆旅第1团防守印缅边界的唐家卡、卡拉卡及拍察海等据点；5月间，又以第112团接替第114团防务。印缅边界缅甸方面的新平洋等地为日军第18师团第56联队第2大队驻守的据点。

1943年10月间，缅北雨季即将结束。蒋介石于10月19日召集何应钦等与蒙巴顿、史迪威等在重庆举行会议，研究并决定了反攻缅北的作战指导。中国驻印军据以制订了《中华民国驻印军缅北作战计划》。主要内容为：〔12〕

第一，方针

（一）军以协同友军歼灭敌人之目的，于1943年12月中旬先向缅北进攻，夺取孟拱、密支那要点，然后经八莫向曼德勒前进，将敌压迫于曼德勒附近地区，包围而歼灭之。

第二，指导要领

（二）军应于攻势开始前，集中于利杜（莱多）附近地区，俟利新（利杜至新平洋）公路完成后，即向新平洋附近跃进。

（三）军集中时，应派有力部队占领新平洋以北各山路口，掩护集中及筑路。跃进时应增强掩护队兵力，推进至孟关东西之线，担任掩护及搜索敌情。

（四）军集中后，应分遣有力一部至葡萄附近，扫荡该地区以南及孙布拉蚌附近之敌，并与滇西兵团联络。

（五）军应先发动攻势，将敌兵力吸引于缅北方面，使友军由缅南登陆容易。

（六）军攻势作战应分期实施，第一目标为孟拱、密支那之线，第二目标为卡萨（杰沙）、八莫之线，第三目标为曼德勒。

（七）军攻击前进时，应与左右友军密切连系，并对通敌各溪流小径严防敌之渗入及扰乱，确保军侧背之安全。

（八）敌如以重兵来犯，军应利用地形极力拒止而抑留之，俟友军攻势得手，再勇猛前进，期与友军包围敌人而歼灭之。

（九）敌如以少数兵力拒止我军，或企图脱离战场时，军应迅速南下，作参加曼德勒会战之准备。

（十）要请美空军对缅北各要点尽量予以轰炸摧毁，并配属有力空军，协助本军作战。

（十一）军作战地域内之游击队应不断扰乱敌之后方，策应军之攻击。

第三，搜索及防空防毒（略）

第四，兵团部署

（十七）左侧支队，兵力约步兵两团，山炮一营，由利杜空运至葡萄，扫荡该地区以南及孙布拉蚌之敌后，即向密支那前进。

（十八）右纵队以步兵一团、山炮一营为基干，由泰洛（大洛）经隆京（隆肯）向孟拱西侧地区前进，并酌派一部掩护右侧背之安全。

（十九）左纵队（军主力）沿东京路，由新平洋向孟拱前进。

（二十）军直属部队随左纵队前进。

……防守缅北的日军第18师团判断雨季一过，中国驻印军将反攻缅北；又认为“中国驻印军主力在进入新平洋附近隘路口之前，还有充分时间给师团主力以可乘之机”，决心“乘敌军主力前出到印缅国境山地之机，予以各个击破”，遂派“步兵第56联队及山炮第2大队疾进大龙河”，〔13〕另令沿胡康谷地快速前进中的师团主力各部队迅速向孟关附近集结，预定于12月15日开始攻势。其师团战斗指挥所则由密支那推进至甘马因。而在此之前，第18师团的搜索联队已推进到拉家苏、瓦南关附近，第56联队第2大队主力则推进到新平洋、宁边、于邦地区。

中国驻印军参谋长兼缅北前线指挥官柏特诺对缅北日军的动态和企图一无所知，错误地判断日军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主力仍在滇西腾冲、龙陵一带监视远征军，遂于10月10日“以掩护筑路及在新平洋建筑飞机场、设立前进基础之目的”，电令驻守唐家卡等地的第112团“由现地出发，向新平洋及大龙河、塔奈河攻击前进，务于11月1日前，确实占领下老村、宁边、于邦、新平洋、瓦南关、大洛各要地”。〔14〕第112团受命后，即以第3营为右纵队，从卡拉卡向大洛，第2营为左纵队，由唐家卡向下老村、第1营及团直属部队为中央纵队，由唐家卡向新平洋、宁边、于邦攻击前进。14日分别由现地出发。29日，中央纵队一举攻占新平洋，30日又攻占宁干瑟坎，11月2日占领宁边。但在第1营攻击于邦时遭到日军顽抗，屡攻不克。22日，日军第56联队主力和第55联队第1大队附炮兵大队驰援到达，将第1营包围于于邦外围。当夜，日军突袭第112团指挥所，混战中美军联络官艾吉逊少校失踪。第1营被围后，坚守阵地，日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

右纵队于11月5日至10日间相继攻占瓦南关、拉家苏后，被日军第55联队主力包围。左纵队于11月10日攻占下老村后，亦遭日军围攻。至此，反攻缅北的序幕揭开，胡冈河谷的作战即将全面展开。

（一）胡冈河谷战斗

史迪威在制订缅北作战计划之前已预定在雨季结束后提前反攻缅北，乘日军主力尚在密支那以南地区、尚未向胡冈河谷转移之机，即以强有力之一部夺取新平洋及大龙河、塔奈河沿岸要地，控制胡冈河谷北口，以阻止日军主力之进出，掩护驻印军主力展开；同时以新平洋为前进基地，并在该地修建机场，以利于尔后在胡冈河谷的作战。

胡冈河谷位于那加山之南、坚布山以北、库芒山之西、三盘山以东，是大洛盆地和新平洋盆地的总称（日军称“富昆溪谷”）。大洛盆地的面积约190平方公里，新平洋盆地的面积约1540平方公里，有大龙、塔奈、大宛、大洛四条大河和无数的溪流纵横交错其间，区内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地面泥泞潮湿，瘴气弥漫，毒虫孳生，每到雨季则山洪暴发，平原低地尽成泽国；旱季，河水较浅，有些河段可以徒涉。新平洋就位于那加山南侧的克耶班山与隆考班山所形成的峡谷的南口，也就是胡冈河谷的北端隘口，西濒大哇河（与大卡河同为塔奈河的支流），南临塔奈河。大龙河则由北向南从新平洋以东的宁边、下老村、于邦流过，在太白家附近与塔奈河汇合。新平洋是印缅边境上缅甸一侧的山中小镇，居民多为克钦族。由此向北经塔家铺、南亚腊、朗克普、朋绍关、郎图、彭洋，仅有一条蜿蜒于那加山的峭壁悬崖间的羊肠小径达于印度莱多；向南经太白家至孟关有通牛车的土路，再往南穿过坚布山隘经孟拱河谷以达甘马因和孟拱，有一条可行驶汽车的公路。由于新平洋地处缅北要冲，为印缅边境的战略要地。

1943年11月下旬，日军第56联队主力、第55联队一部和山炮第2大队集结在于邦和宁边地区，围攻中国驻印军第112团第1营；其第55联队主力和搜索联队则在拉家苏、达卡库地区包围了第112团第3营。但多次攻击均被击退，日军从战斗中认识到“中国军队的战力已达到不可与昔日相比的精强程度”。〔15〕日军第18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判断中国军新38师虽已前出到大龙河畔，但其他主力仍在新平洋以北隘路内，所以仍按既定计划，坚决以师团主力自宁边方面向新平洋附近隘路口采取攻势”，“遂令沿胡冈河谷快速前进中的师团主力各部队，迅速向孟关附近集结”，〔16〕并将师团战斗指挥所由甘马因推进到新班。但日军“缅甸方面军”从缅战全局着眼，为保障主要方向上的作战，不准第18师团采取攻势作战，令其以攻势防御尽可能长时间地将中国驻印军阻止于孟关以北地区，因此第18师团在塔奈河北岸组织攻势防御。

中国驻印军进攻缅北的战略目标是在下一个缅甸的雨季到来之前，将当面的日军第18师团包围在胡冈河谷之内，予以彻底歼灭，迅速夺取孟拱、密支那，打开对华交通线路。当新38师第112团于1943年10月29日攻占新平洋后，史迪威即决定乘日军第18师团主力尚在密支那附近之机，迅速调集新38师、新22师及炮兵、战车等特种兵部队于新平洋附近集结，预定于12月1日对大龙河、塔奈河沿岸日军展开攻击，予以各个击破，然后占领孟关东西之线，用迂回包围战术将日军主力包围于胡冈河谷南端而歼灭之，一举夺取孟拱、密支那。这原是一项出其不意、制敌机先、十分适当、能稳操胜券的决策，却因史迪威远在重庆，正忙于准备开罗会议和筹组桂林训练中心（即第二批30个师的组训中心），未能直接指挥。而代行其指挥权的柏特诺不但对日军在胡冈河谷地的力量估计极为错误，而且竟然拒绝了孙立人提出调新38师主力和炮兵以增强进攻实力的建议，也没有去前线弄清情况，仅凭联络官的密电报告进行指挥，以致史迪威的上述决策未能及时付诸实施，整整延误了1个月，使日军第18师团能及时向拉家苏、于邦、宁边各要地大举增援，反而将第112团已攻占上述各地的部队置于日军的重围和猛烈进攻之下。史迪威赴埃及开会，经莱多时，孙立人向其报告了日军在缅北胡冈河谷的兵力部署及第112团在缅北被围月余得不到增援的情况，并指出柏特诺不察实情、盲目指挥的严重错误，建议将其撤换，以安军心。史迪威虽知柏特诺指挥错误，却仍予保护；同时又接受孙立人的建议，同意向前线增兵，展开全面进攻。

开罗会议之后，史迪威于1943年12月8日到达莱多，经开会研究后，决定令孙立人率新38师主力先行出发，解于邦、拉家苏第112团部队之围，并掩护修建新平洋机场和铺设公路输油管。其余部队加紧备战，待命出发。

12月21日，孙立人、史迪威率新38师到达宁干瑟坎。经准备后，24日凌晨第114团在美空军支援下对包围于邦的日军发起进攻，激战5日，于28日攻占于邦，日军第56联队第2大队大部被歼，残部退守太白家。第113团也将攻围宁边的日军击退，包围下老村的日军亦行退走。此时，新38师已全部到达大龙河北岸，新22师先头第65团到达新平洋附近。日军退至大龙河南岸后，以太白家为中心组织防御。

这次作战虽系局部性小规模战斗，但因是正式反攻缅北的第一次战斗，能够一举击败号称“精锐”的日军第18师团部队，对树立官兵胜利的信心起到积极作用。

12月28日，驻印军令新22师第65团为右纵队，经拉家苏（为第112团第3营解围）进攻大洛，同时派第2营出康道担任右侧警戒；令新38师为左纵队，进攻太白家、甘家。右纵队第65团团长傅宗良采取“围魏救赵”战术，直趋日军据点大洛，1944年1月21日突袭，将回援大洛的日军第55联队第3大队包围于百贼河地区，予以歼灭性打击，同时也解了拉家苏之围。左纵队于1944年2月1日攻占太白家。左、右两纵队遂紧随撤退日军之后向孟关前进。

在向太白家一带日军进攻期间，史迪威与蒙巴顿已商妥：将英军远程突击队（对外称“英印第3师”）及美军第5307团划归史迪威指挥。1944年1月间，驻印军总部及部分直属部队推进至新平洋。为实施孟关作战，史迪威派琼斯上校及联络参谋王楚英去因帕尔与英第14集团军司令斯利姆联系，要求将第5307团于2月初调至新平洋，并请按原预定计划派远程突击队空降缅北因多至孟拱地区，破坏日军后方交通线和补给系统，以支援孟关作战。

孟关是缅北的战略要点，位于胡冈河谷要冲。日军第18师团在这一地区集结有7个步兵大队、2个炮兵大队、1个重炮兵大队和1个战防炮大队，并构筑有较坚固的防御工事。攻占太白家、大洛后，驻印军战斗指挥所于2月5日推进至太白家。史迪威决定不等滇西远征军横渡怒江进行策应，也不指望英军信守从因帕尔进攻缅北的诺言，决心独自指挥新22师、新38师和美军第5307团，采取正面牵制、两翼迂回战术，以钳形攻势包围日军第18师团于孟关至瓦鲁班地区而歼灭之，力争在雨季之前攻下孟拱、密支那及八莫，随即下达了第9号命令：以新22师为右纵队，由康道渡河向孟关及其南方的瓦鲁班攻击前进；以新38师为左纵队，自孟关以东作远距离迂回，向孟关南方的秦诺、瓦鲁班进攻，切实遮断日军后路，阻其逃逸。新22师受命后即以主力由康道渡河，命第64团直取拉征卡，第66团与由大洛穿越宛达克山区前来的第65团（欠1营）会攻腰班卡，以第65团之1营为右侧支队，自大洛经大树班向隆肯迂回，确保军右侧的安全。2月23日，新22师先后击溃日军据守腰班卡的第56联队主力及在拉征卡的第2大队。确实占领各该地后，根据史迪威的第10号作战命令，以第64团自拉征卡沿公路追击日军南下，直趋孟关，竭力抑留日军；第65团及第66团（各欠1营）自宛达克山东麓沿公路以西秘密南下，向瓦鲁班、秦诺推进，在该地与左纵队会师，切实断绝日军退路，就地击灭之；第66团第1营配合战车第1营为特遣支队，由布朗上校指挥，自拉征卡出发，沿塔奈河西岸公路东侧向瓦鲁班攻击前进。

新38师以第112团为左翼队，以第113团为右翼队（第114团留置太白家），于2月18日分别从安拉卡、丹般家出发，向孟关以南作深远迂回，相继攻克大林卡、马高等30多处日军第55联队的据点。第113团于3月4日攻占瓦鲁班东侧的卫树卡；孙立人率112团同时攻占于卡，迫近瓦鲁班以南的秦诺。

2月22日，史迪威为捕捉日军第18师团，特派美军第5307团于24日由太白家出发，沿第113团路线向南迂回，进攻瓦鲁班。3月4日进至瓦鲁班附近。当时该地仅有少数日军后勤分队。美军一部突入村内。第18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见退路已被切断，极为惊恐，急令第56联队组织反击。美军在第113团接应下，退至卫树卡收容整顿。孙立人指挥第113、第112团分向瓦鲁班及秦诺进攻。激战一日，于9日占领该地区。在此之前，特遣支队已于3月3日攻占孟关东南的宁库卡，新22师一部在战车第1营支援下，于5日攻占孟关。日军第18师团经瓦鲁班南逃至坚布山隘（瓦鲁班南30公里）。

这次战斗，击毙日军18师团作战主任参谋官以下1000余人，还缴获了第18师团的关防（官印）。虽未能将其全歼，但也给予极其沉重的打击，使田中新一深感“师团前途趋向暗淡”。

3月15日，新22师及战车营乘势攻克坚布山的北方隘口丁高瑟坎后，史迪威决定立即再作远距离迂回，以捕捉日军主力，令新22师沿公路由正面进攻，令新38师以1团（附第5037团第1营）从坚布山以东向沙杜渣南方迂回，攻取拉班，令新38师主力及第5307团主力经太克里向英高塘迂回前进，对坚布山日军构成第二道包围圈。

新22师以第65团和第66团沿公路轮番进攻。第66团于19日攻占坚布山，第65团于28日攻占高鲁阳。第64团翻越隘路以西的崇山峻岭，向沙杜渣迂回，于29日攻占该地。新38师第113团及“加拉哈德”第1营于28日攻占拉班后，倒转作战正面，向北攻击沙杜渣，与第64团胜利会师。此战共缴获火炮15门、步机枪1000余枝，俘获日军62人，打开了孟拱河谷的北方大门，完全肃清胡冈河谷内的日军，胜利地结束了胡冈河谷的作战。日军第18师团已很疲劳，且严重缺员，“第一线中队包括中队长在内，一般不足30人，甚至只有十数人者。这些人几乎都是半病员状态……补给正处于中断状态”。〔17〕

早在新22师攻克孟关之日，英军远程突击队的4个旅（第14、第77、第111旅及西非第3旅）相继空降于伊洛瓦底江边的杰沙附近，随即切断了通往孟拱的交通补给线；接着，该队第16旅从塔曼堤（德曼迪）渡钦敦江，推进到南马，依因道支湖建立基地，对孟拱铁路大举破坏，迫使第18师团只能利用八莫、密支那进行补给。日军为扫荡远程突击队，增调独立混成第24旅团和第53师团加入第33军（军长本多政村中将）的战斗序列，策应第18师团作战。3月8日，日军第15军发动了进攻因帕尔、科希马的“乌号作战”。英军希望中国驻印军能迅速夺取孟拱和密支那，希望中国远征军能迅速渡江进攻滇西日军，以支援英军在因帕尔的作战。3月20日，驻印军副总指挥官贺恩将罗斯福的要求以163号备忘录形式交蒋介石，要求中国远征军尽早开始反攻，推进至腾冲、龙陵地区，以策应驻印军及英军的作战。3月27日，史迪威飞往重庆晋见蒋介石，获准由滇西空运第14、第50师赴印，自4月1日至8日便全部空运到莱多，进行装备。至于远征军的出击，则责成卫立煌加紧准备，预期5月上旬发动进攻。

（二）孟拱河谷战斗

孟拱河谷，是指坚布山南端的沙杜渣至孟拱间的一段谷地，南北长达120余公里，东西宽约10至20公里不等。孟拱河谷的两旁大都是壁立千尺的山崖，陡峭难登，每逢雨季山洪暴发，谷中平地便为泽国。孟拱河和其支流因道河、南英河水流湍急，不但无法徒涉、难以架桥，而且舟渡也不易进行。因而中国驻印军希望抢在雨季之前攻占孟拱、密支那和八莫，于是在4月间展开了进攻孟拱和奇袭密支那的战斗。

日军第18师团于3月29日从沙杜渣退至纳木河、瓦康、丁克林之线以南地区时，美军第5307团已袭占英开塘，切断其后方联络线。第18师团集中残存的所有兵力对美军第5307团发动攻击。该团不支撤退，行经潘卡附近，突被日军包围，经新38师第112团第1营星夜驰援，得以脱险，遂经山兴阳、拉巴卡撤至太克里休整。

日军第18师团残部此时获得暂时喘息，并得到1000多名新兵和装备的补充，战力有所改善。同时第56师团第146联队自滇西畹町急驰来援；另有重炮第3联队独立第21炮兵大队、第2师团第4联队、独立第24旅团的2个大队也陆续赶来增援。“缅甸方面军”为阻止远程突击队与中国驻印军会师，确保第18师团的后方要地孟拱、甘马因的安全，令第53师团向孟拱、甘马因急进，以粉碎远程突击队对该地的进攻，并令独立第24旅团加紧对和平、南昆的攻击。

田中新一在获得补充和增援后，即以第55联队、第146联队主力和第114联队第3大队附独立炮兵第21大队为右地区队，由步兵团团长相田俊二指挥，据守南高江东岸拉瓦、大龙阳等各要地；以补充后的第56联队及第146联队一部附重炮第3联队为左地区队，由他亲自指挥，在瓦康至索卡道之间布防，作持久抵抗，并在英开塘、马拉高、索卡道3处各置有力一部，期能固守。

4月4日，史迪威在沙杜渣战斗指挥所作出“奇袭密支那，向甘马因、孟拱全速前进”的决策，于4月5日令新22师仍附战车营、重炮团为右兵团，沿公路向甘马因攻击前进；令新38师为左兵团，沿南高江东岸、库芒山西侧向甘马因以南和孟拱迂回，切断日军的后路；令第5307团将防务交新38师，接替后移至太克里集结整补；令第50师第150团即向太克里集结，该师第149团随新22师前进；令新30师第88师即向太克里集结。

图8-2-1中国驻印军缅北反攻作战·胡冈河谷、孟拱河谷及密支那战斗经过要图

(1943年10月14日—1944年8月4日)

4月10日，新22师在空军和炮兵支援下，经过激战，于14日攻占瓦康。18日攻占瓦拉渣。5月3日攻克英开塘。日军残部退守马拉高、索卡道，又得到独立第24旅团2个大队及第53师团来援，仍图固守，以阻止中国军队夺取甘马因和孟拱。

左兵团新38师于4月11日开始分向甘马因以南及孟拱攻击前进，至5月12日，已相继攻克高利、曼平、奥溪、瓦兰各地。日军残部退据大龙阳、青道康一带。此时，雨季已至，终日大雨滂沱，进攻部队作战活动大受限制。但是，滇西远征军已于5月11日夜横渡怒江，对日军第56师团发动攻势作战；奇袭密支那的中美混合突击支队也已逼近密支那。史迪威为求迅速夺取孟拱、密支那，以收互相策应之效，仍令新22师、新38师奋力进攻、加速前进。5月下旬，新22师攻克马拉高，进抵马丁瑟坎。

孙立人判断日军第一线伤亡损失严重，其后方必定空虚，决心以第112团钻隙迂回，夺取甘马因、孟拱间的要地西通，另以第113团迂回夺取甘马因东面的支遵，使新22师对甘马因进攻容易；同时派第114团间道奔袭，夺取孟拱，以求速胜。经史迪威批准，5月21日第112团从瓦兰以东偷渡蒙吉河，从拉芒卡和丹邦卡间钻隙前进，于26日上午秘密行抵孟拱河东岸，当晚潜渡西岸，袭占西通，全歼日军第12辎重联队、野战重炮第21大队1中队和仓库守护队，击毙日军700多人，缴获15厘米榴弹炮4门、步枪359枝、满载军需品的卡车45辆、骡马320匹、仓库11座、修理厂1座，完全切断了日军甘马因至孟拱间的交通联络。

第113团于5月29日从大龙阳出发，攻占青道康后，6月9日又攻占甘马因东岸的支遵，甘马因遂陷于孤立。

新22师于5月30日向马丁瑟坎攻击，日军被迫向甘马因撤退。此时驻印军总指挥部为加强第一线攻击能力，将第50师的第149团配属给新22师。6月10日，新22师以第64团及第149团沿公路由正面向甘马因进攻，以第65团经南亚色、昆卡道由左侧向甘马因进攻。本来还命令新38师的第113团由支遵渡河进攻甘马因，但驻印军总指挥部为策应中美混合突击支队对密支那的作战，决心不俟攻下甘马因，即将新38师主力转用于进攻孟拱，仅留第112团及第113团的第3营与新22师协同进攻甘马因。第64团于出发的当日（10日）即攻占昆卡道。6月12日，乘胜追击渡过因道河，直逼甘马因西部；第149团（欠第3营）则占领甘马因西郊及1公里处的516高地，以火力控制市内；第65团先后攻克昆卡道、大桐，进占甘马因西南侧的林家塘、卡太康，与第112团取得联系。此时，第112团已于长清河南岸歼灭日军第2师团第4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增永少佐以下100余人后，渡过该河，进抵北岸，甘马因的日军第18师团与第53师团第119联队的残部已被完全包围。6月15日下午，第65团由卡太康攻入甘马因城内，控制了西南角。16日晨，留于支遵的第113团第3营获得空投的橡皮艇及摩托车后即强渡南高江，一举攻占城东的673高地，与第65团第3营并肩向据守城北的日军猛攻。其时，第64团也从西郊攻入城内。日军残部向南溃退。第65团跟踪追击，于18日占领和平、南马等地。此时，英军第77旅在孟拱南方12公里处南克塘被日军独立第24旅团包围，情况十分危殆，旅长卡尔弗特派中国驻印军总部驻在该旅的联络参谋王楚英偕英军情报官迪克，率战士6名乘夜突围而出，找到第114团团长李鸿求援。经师长同意后，第114团于当夜强渡孟拱河，以主力清除孟拱外围日军据点，准备攻城；以第1营冒雨夜袭南克塘外围的日军，击毙其第61大队大队长河边中佐以下官兵300余人，该旅团退向沙貌（孟拱以西24公里），英军之围遂解。第114团便在友团的策应下全力攻城。据守孟拱的日军为第53师团第128、第151的2个步兵联队和1个炮兵联队，以及第146、第4、第114联队的残部。第114团经过激战，于25日完全攻占孟拱，日军残部退向沙貌、道平一带。此战拔掉了日军在孟拱河谷最后的一个据点，打开了通往密支那和八莫以及曼德勒的道路，宣告反攻缅北第一阶段的作战已基本结束，剩下的只有一个密支那正在攻取中。

孟拱之战，第114团打死日军炮兵联队联队长高见量太郎大佐以下军官81人、士兵4000余人。新38师在孟拱河谷作战中共计打死日军大佐以下官兵达6808人，生俘原藤大尉以下官兵108人，缴获各种火炮77门，步枪、机枪2658枝，卡车167辆，乘车12辆。孙立人在攻克孟拱后即令第113团从孟拱向密支那攻击前进。

（三）围攻密支那战斗

密支那为缅北重镇，位于伊洛瓦底江西岸，地处缅甸纵贯铁路的终点，成为水陆交通枢纽，南连八莫，西通孟拱，北达孙布拉蚌和葡萄；东面通到甘拜迪的公路再向东延百里，便到腾冲。伊洛瓦底江经密支那城东折而向南，流向八莫。周围多山，标高皆在500至1000米左右。城区西北是一个地形略有起伏的小平原（纵横各达11公里），遍地是丛林。铁路自南向北穿城而过，从日军兵营和射击场折向西行。在西、北各有飞机场一座，西飞机场仍可使用，北飞机场及拟建中的东飞机场则需再加整建方能使用。

缅甸日军十分重视密支那的战略地位，从1943年夏季开始即以第18师团第114联队驻守密支那及其附近地区。密支那战斗开始前，日军防守密支那的兵力为：第114联队第1大队的1个步兵中队、1个步兵小队、机枪中队的1个小队、大队炮1个分队，第2大队的1个步兵中队，联队炮中队的半部（野炮1门、速射炮2门），通信队主力，机场守备队及宪兵队，共约1200余人。其第1大队主力配属给第56师团；第2大队主力部署于瓦扎一带，对西警戒；第3大队部署于潘丁附近。

4月21日，史迪威命令梅里尔准将在太克里(孟关东南约50公里，位于库芒山西麓、塔奈河东岸)编成奇袭密支那的中美混合突击支队：第1纵队由第5307团第3营及新30师第88团组成，归金尼逊上校指挥；第2纵队由第5307团第1营及第50师第150团、骡马辎重团第3连、新22师山炮第3连组成，归亨特上校指挥；第3纵队由第5307团第2营及英军别动队第6队组成，归麦吉（亦称马基）上校指挥。

尽快攻占密支那、开通对华交通路线，一直是中国驻印军进攻缅甸的战略目标。4月上旬，史迪威即决定奇袭密支那，但由于蒙巴顿反对攻占密支那，因而史迪威对英军保密。

中美混合突击支队（以下简称“中美突击队”或“中美联军”）于4月29日自太克里出发，原定于5月12日到达密支那占领机场，因途中在沙劳卡阳、雷班、丁克高路等处与日军第114联队的第2大队相遇，经激战方将其击溃，行军进程因此延缓。5月16日夜，第2纵队进抵密支那西郊南圭河后，即以美军第1营控制巴马地渡口，切断密支那通往孟拱的公路，于17日凌晨袭占西机场，守护机场的日军向火车站退去。第150团确实控制机场及其周围要点，并清理了飞行跑道，竖起风幡，即电告史迪威机场已可空降。已在各地机场整装待发的新30师第89团、第14团及炮兵、工兵各部队，自当日下午3时起，陆续空运到密支那。18日上午，史迪威偕梅里尔飞至密支那视察部队，仍由梅里尔指挥密支那的作战（4月29日中美突击队由太克里出发时，梅里尔突发心脏病被送往莱多美军第20医院救治，其指挥职务由亨特上校代理）。此时，纵队也到达了密支那北郊遮巴德附近。在此之前，第3纵队已进至北机场附近和锡塔普尔，切断了密支那与瓦扎间的交通，因遭到日军的突袭，第3纵队一度陷于混乱，经整顿后，移向遮巴德与第1纵队会合。

日军得知中美突击队袭占西机场、控制了跑马地，并袭占了锡塔普尔后，即以第1中队突袭锡塔普尔的第3纵队，夺回该地，恢复与瓦扎第2大队的联系。日军虽然兵力单薄，却占有地形优势，且在密支那已经营防御两年之久。第18师团官兵又多系日本九州矿工，素善挖掘坑道工事，其防御设备不但坚固隐蔽、交通联络方便（坑道相连、交通壕纵横互通），而且火网编成严密，隐秘的侧防火力急袭点遍布各处。但是日军第18师团在胡冈、孟拱的惨败以及第15军对因帕尔的进攻失利，也使其士气大受影响。此次中美突击队对密支那的奇袭，使日军颇感震惊。迄5月18日夜，到达密支那的中美突击队有第5307团3个营和英军别动队第6队，新30师第88、第89两个团以及第50师第150团，共计4个步兵团、1个山炮连（7.5厘米山炮4门）、1个重迫击炮连（10.5厘米炮8门），无论在士气上还是在兵力和火力上，对密支那的日军都具有压倒的优势。但是梅里尔求胜心切，且被初战小胜所迷惑，滋生了轻敌心理，又过于自负，未能采纳中、美指挥官的合理建议。他对经历了20天长途艰苦行军和战斗已十分疲惫的中美突击队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整，仍保持原来的行军编组，让第1、第3两个纵队分散在距西机场约9公里之遥的遮巴德附近，使中美突击队由于兵力分散而优势大减，更没有进行详细的敌情、地形的侦察和作好攻坚战的准备；尤其是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切断日军的增援、补给路线，以致日军第114联队第2、第3两个大队得以从瓦扎和孟拱河谷战场先后进入密支那增援，也使第56师团步兵团团长水上源藏所率领的增援部队第113联队1个大队、野炮兵1个中队及工兵第56联队主力等，得以于5月30日顺利地自密支那附近的宛貌（韦茂）渡过伊洛瓦底江，进入密支那，从而使密支那日军的兵力猛增2倍多，达到4000余人；加之中美突击队虽有强大的空中支援，却缺乏紧密的陆、空联络和协调行动，地面炮火也不充分，步、炮之间也不够协调，终于导致密支那的奇袭战演变成为旷日持久、屡攻不克、伤亡惨重的攻坚战（自5月17日至8月3日中美突击队共伤亡6000余人），完全失去了奇袭作战的意义，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梅里尔于18日晨令第1、第3纵队对北机场和锡塔普尔进攻。虽占领了北机场，却因在瓦扎的日军第114联队第2大队来袭，激战竟日，卒被日军突破了战线，进入密支那市区，并在战斗中迫使第1、第3纵队退守遮巴德一带，北机场得而复失。密支那北部中美突击队的进攻首次受挫，日军便乘机利用铁路向孟拱开出了满载军需物资的最后一列火车。

与此同时，梅里尔令刚刚到达的第89团第2、第3营在西机场西南至跑马地一带构筑工事，以该团第1营守备机场；令第150团以1个营从新卡坡向东攻夺八角亭，以第2、第3营向火车修理厂方向市区进攻。19日夜，该团击溃火车修理厂的日军后，一举攻占了火车站；但因地形不熟、疏于戒备，又未乘胜追歼残敌、扩张战果，在遭日军反击时酿成混战，第3营营长郭文干于混战中牺牲，火车站得而复失，官兵被困在车站附近，激战两日，补给中断，弹尽粮绝。梅里尔未及时派兵增援，以致该部功败垂成，迫使其只得与日军进行肉搏后冲出重围，退回跑马地、河套一带收容整顿。而梅里尔竟推卸责任，指摘该团团长指挥无能、作战不力，建议史迪威予以撤职、遣送回国。这使中国官兵大为不满，群起抵制。梅里尔一气之下旧病复发，被送往后方救治。麦克姆准将暂代其指挥职务。这时，第14师副师长许颖少将率第42团来到密支那。

5月23日，史迪威偕新1军军长郑洞国、新30师师长胡素、第50师师长潘裕昆、总部参谋长柏特诺来到密支那调整指挥系统。由柏特诺代表史迪威在密支那设中国驻印军战斗指挥所，执行指挥；由麦克姆任战地指挥官，统率在密支那的各部队；以亨特任第5307团指挥官。在密支那的中国军队分别由胡素、潘裕昆统率，原中美联合突击支队的临时编组予以撤销。柏特诺较之梅里尔更无实战经验和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而且不敢身临前线，对战场上敌我双方的情况全凭各级联络官的报告，此种报告又多有不实；而且柏特诺素来专横跋扈，对中国军官心存轻视，对他们的报告和合理的建议，每每置若罔闻，自以为是，一意孤行；更因他求功心切，从5月25日至6月25日间，不顾客观情况，多次轻率地发动大规模进攻，致使中、美士兵伤亡惨重，每天只能推进50至200米。柏特诺反而诬蔑中国军队“作战不力、逡巡不前”，甚至将胡素擅自撤职，遣送回国。在此期间，正是由于柏特诺未能接受中国军官关于切断日军与孟拱、八莫的通道的建议，使日军得以从八莫和孟拱两地得到增援，从而引起了史迪威的不满，于6月25日将柏特诺撤职，另以韦瑟尔斯（一译魏赛尔）来密支那继任。但以后的作战实际上由郑洞国指挥。郑洞国以对壕作业向前推进，并注意步、炮、空的协同，于是伤亡大减，激战至8月4日，完全占领密支那及河对岸的宛貌，肃清了各处日军残兵。日军指挥官水上少将自杀，第114联队联队长丸山大佐率少数残兵逃往八莫。此役共歼灭日军官兵4000余人（其中击毙2300多人，生俘69人），历时3个多月的密支那作战至此结束，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的第一期作战任务也胜利完成。

8月5日，第42团从宛貌出发，向丹邦阳追击。

密支那攻克后，中国驻印军便在南马、和平、孟拱、甘马因和密支那一带集结整补。军事委员会命令将中国驻印军编成2个军，设立副总指挥部，由郑洞国任副总指挥，下属新1军和新6军。新1军由副军长兼新38师师长孙立人任军长，辖新30、新38师；新6军由新22师师长廖耀湘任军长，辖第14、新22、第50师。以新1军驻密支那地区，新6军驻孟拱地区，立即整训，限10月初完成。

（四）八莫附近战斗

八莫位于伊洛瓦底江东岸，水陆交通便利，是滇、缅来往的要冲，也是缅北的战略要点。中国驻印军进攻之前，防守八莫的日军为第2师团搜索第2联队联队长原三好指挥的搜索联队（欠轻装甲第4中队）和步兵第16联队2个大队、野炮兵1个中队、山炮兵1个小队、工兵1个小队及通信分队等，总计1180人。

中国驻印军在10月初整补完毕，此时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反攻作战中已攻克松山、平戛、腾冲，龙陵指日可下。为尽快打通中印公路，10月10日下达作战命令，主要内容为：〔18〕1.本军分三纵队，于10月15日开始，向南攻占印道亘瑞古之线而确保之，并准备继续进攻作战。

2.英印军第36师为右纵队，于19日以前肃清和平之敌，占领长萨、印道（因道）地区而确保之，并准备尔后继续推进。

3.新6军之新22师为中央纵队，于19日到达和平，22日前肃清和平之敌，经摩西前进，占领瑞古地区，并准备继续推进。

4.新1军为左纵队，迅速向八莫推进，击灭或包围八莫至曼西地区之敌，并准备继续前进。

5.第14师（欠2营）、第50师及美军148团（应为5332混成旅）为总预备队。

6.暂编第1战车队为本军机动部队。10月下旬，史迪威应召返美，由魏德迈中将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司令；另以原中印缅战区美军副司令索尔登少将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兼印缅战区美军司令。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的第二期作战便由索尔登直接指挥，并听命于东南亚盟军统帅蒙巴顿。蒙巴顿此时已将英印第36师调来替代远程突击队，受索尔登的指挥。新1军即以新38师为攻击兵团，向密支那南方110公里处的丹邦阳集结，然后以主力沿密支那至八莫公路前进，攻占八莫，以有力之一部自公路东侧山地向八莫的背后迂回，策应主力作战；以新30师为机动兵团，即向宛貌集结，保持机动。

10月21日，新38师以第114团为右纵队，沿公路向八莫攻击前进；以第113团为左纵队，自公路东侧向南攻击前进；以第112团为机动部队，随第114团之后跟进。右纵队先头部队于27日进抵太平江右（北）岸的大利，29日攻占庙堤，将太平江右岸的日军完全肃清。左纵队于27日进抵太平江右岸亚鲁本后，即攀越标高1200余米的高山，经太平江上的铁索桥渡河，到达不兰丹，于11月3日兵分两路，进占柏杭和森隆格巴。由于庙堤附近的江宽水急，对岸日军设防严密，渡河困难，新38师调整部署：以第114团一部在庙堤实行佯攻、佯渡，牵制日军；令第112团向左旋回，由铁索桥渡过太平江，在第113团掩护下，沿不兰丹、森隆格巴向八莫东南方的曼西进击，切断八莫日军的后路；同时令第113团由柏杭进攻莫马克，策应第114团在太平江正面的战斗。第113团激战至14日完全占领莫马克，与由苗港渡江南下的第114团会师。第114团遂乘第113团与日军激战之机，于11月8日由苗港一举渡过太平江，先后攻占南劳、毛浜、马朴；于14日攻占莫平及八莫东侧3公里的奈纳，切断了八莫东方的对外交通。第112团则于17日袭占曼西，切断了八莫至南坎的最后一条退路。16日，第114团对八莫日军主阵地全线进攻，激战终日，尽克外围据点。

此时，中央纵队新6军的新22师亦已攻占曼大，其第65团一部进占了八莫南郊的康马哈，17日与第113团会师，并肩围攻八莫。

担任进攻莫多、杰沙的右纵队英印第36师先后夺取莫多和杰沙。新6军令第50师接替新22师铁道走廊及瑞古防务，令新22师以全力向瑞丽江进攻，尽快夺取芒米特。该师于21日攻占西于、当瓜，29日渡过瑞丽江，攻占拉西及芒市卡多要点。当日，新6军受命进攻新维编者注：新维即兴威，一名登尼。，切断腊戍至南坎、畹町的交通。该军即令第50师推进到西于、拉西地区，掩护新22师向东进击。因国内黔南战况急转直下，新6军奉命率第14师、新22师于12月中旬空运回国。

新38师师长李鸿为求攻克八莫后能立即移兵攻取南坎，建议孙立人不待八莫攻克即以新30师向南坎前进，并于18日令第112团于曼西整顿态势，掩护师左翼，同时准备协同新30师进击南坎；令第113团以主力置于西影地区，准备移至机场东北角，由该处进攻城区；令第114团由城东南方面攻城，新22师第65团2个营（此时尚未空运回国）由城南哈马康方面突入。各部队到达既定位置完成准备后，于21日展开攻城战斗。激战至12月15日，完全占领八莫，日军残部突围逃往南坎。

新38师令第112团协同新30师向南坎进攻，令第113团以一部清扫战场，师主力即向八莫以南的曼西集结，整备态势，待命行动。新22师第65团的2个营则令其归建。

南坎北距八莫114公里，南距腊戍216公里，是计划中的中印公路必经之地，战略地位相当重要。

新30师（缺第89团，该团置于曼西为新1军总预备队）主力分3路，于11月杪越过曼西，沿八莫至南坎公路及两侧山地直趋南坎。12月3日，其先头部队行抵南于（距离南坎约70多公里）附近，与由南坎北驰、企图增援八莫的日军山崎支队遭遇，发生激战。新30师第90团第3营迅速抢占了5338高地，多次击退日军的猛烈冲锋，但日军争夺5338高地的进攻并未停止。这个山崎支队是由第18师团第55联队的两个半大队及联队炮中队、第56师团步兵1个大队与炮兵1个大队、第49师团步兵1个小队组成，总兵力约3250人。

12月14日，日军集中26门火炮对5338高地第90团第3营阵地猛轰，一日之间发射3000多发炮弹，其步兵则是一波接一波地向山上猛冲，一昼夜竟连冲15次，但始终未能得逞。其时孙立人、李鸿又采取“正面牵制，两翼迂回，包围歼敌”的惯用战术，仍以王礼宏（在14日战斗中阵亡）营坚守5338高地牵制日军，以第89团向日军左翼迂回，以第112团为左侧支队，向南坎方面深远迂回，分别切断日军后路，再以第88团从日军右翼向其背后迂回。19日攻占了卡的克和卡龙两个敌后据点，完全切断了日军的后路。第112团也在年底占领了垒允机场和中国飞机厂旧址，南坎已经在望。日军山崎支队在南于、5338高地前遭到惨败，抛下了1263具尸体（日军统计战死150人，伤300人），残部退守南坎。新30师即以第114团和第89团居右、第112团及第88团在左、第90团居中，以三面围攻的态势向南坎突击，于1945年1月15日攻克南坎，日军大部被歼，残部退向腊戍。新1军即令新30师超越新38师正面，向老龙山攻击，而以新38师主力向芒友攻击前进。

1945年1月21日，新38师连克滇缅路上日军的残余据点，并与滇西远征军第53军第116师的第348团取得联系。迄23日，新38师已连克芒友西南外围各据点，迫近城郊；滇西远征军亦已推进至芒友东南地区。24日，新38师主力开始攻城，激战两昼夜，于27日完全占领芒友，并与远征军会师。中印公路至此全部打通。

（五）新维、腊戍战斗

由于中、英两国对缅甸作战的战略构想与目的始终存在着分歧，所以中国政府在打通中印公路后不愿再令中国军队深入至缅南作战。早在1944年12月31日，军事委员会就准备在中国驻印军与远征军会师之后，令“驻印军继续推进至马宾、新维之线停止整训，改取守势”；而令“远征军以第11集团军留驻国境线内，实施补训，并构筑坚固防线，掩护中印公路，其余调回”。当时决定这样做的理由是：“（1）远征军、驻印军会师后，中印公路打通，已达到国军在缅北作战之目的。（2）缅敌总兵力共有11个师团之多，其目的在坚守战略要地，对盟军实施持久消耗战。在盟军对缅实施全面攻势前，国军单独深入，将适中敌消耗战略之阴谋，故应适可而止。（3）国军深入缅境作战，英方疑忌甚多，勉强行之，在政略、战略上均属害多利少”等。〔19〕后经与美、英有关方面反复协商，最终决定：协力英军进攻曼德勒，中国驻印军继续南进，在攻占腊戍、昔卜后返国。

驻印军攻占芒友与远征军会师之日，新30师攻占老龙山，击歼日军山崎支队。与此同时，新38师的第114团亦将日军第56师团残部包围于康梭附近。1月28日，日军以第2师团的第4联队来援，与被围日军夹击第114团。激战至29日，新38师主力从芒友南进，协同第114团猛攻日军，战斗至2月2日，日军第56师团残部被歼，师团长松山三仅带少数人员逃脱。

1945年2月8日，新30师攻占南帕卡，日军退守贵街、新维。新1军以新30师的第89团及新38师的第112团分别沿公路两侧南下，而以新30师主力沿公路攻击前进，于2月14日攻占贵街，18日迫近新维。

新维位于南渡河北岸，是滇缅公路上缅甸境内一个军事要地、腊戍北面的屏障，东至滚弄88公里，南至腊戍52公里，东北距畹町136公里，西北距南坎176公里。其四周高山林立，公路从中穿过，形成一条狭长的隘路，地势险阻。日军阵地便构筑在这崇山峻岭之中。日军第33军参谋长山本清卫指挥第56师团由畹町退下来的残部及由南帕卡撤到的第2师团第4联队、第49师团第168联队、第18师团第55联队3支部队的残部共6000余人分别据守新维及沿南渡河谷北岸的高地。

图8-2-2中国驻印军缅北反攻作战·八莫、新维、腊戍战斗经过要图

(1944年10月21日—1945年3月10日)

新30师于19日开始攻击，当天即突破日军主阵地，激战至20日，完全占领新维及其南面的孟班和东面的色玉等外围据点。日军退守腊戍，新维到芒友间的112公里滇缅公路全被打通。

新1军攻占新维后，即以新38师附新30师第88团和战车营向腊戍进攻；另派第114团为左侧支队先取孟洋，然后向腊戍以南迂回，夺取南泡、曼平、南窑，确实遮断日军向南和向西退却的道路。主力则以第112团沿公路南下，直攻腊戍，以第113团和第88团自两侧山地向腊戍突进，以收分进合击之效。

腊戍是缅甸铁路的终点、滇缅公路的运转中心，南姚河流经城北。有新、老两城区。老腊戍在南姚河谷的南岸。新腊戍在老腊戍之南，建于山坡上，可俯瞰全区。腊戍四周高山环抱，形势险峻，系缅北重要战略基地，故日军“缅甸方面军”命第33军必须竭力固守。但此时在腊戍的日军全是各部队的战败残余，不仅兵力对比上已处于劣势，更重要的是士气低落，战斗力已严重下降。

2月24日，新1军以新38师超越新30师分3路南下，于3月2日进抵南姚河北岸。5日，正面的第112团偷渡南姚河，秘密西进，6日晨攻占老腊戍。此时公路两侧的部队亦已渡过南姚河，占领了腊戍南面和西面各要点，完成了包围态势。7日，攻占火车站。8日，第112团突破日军第146联队阵地，冲入市区。当日完全占领新腊戍。

新1军占领腊戍后，新38师沿滇缅公路向西攻击前进。此时日军已呈瓦解之势，稍一接触，即行撤逃。新38师于23日攻占康沙，与第50师会师。第50师原在瑞古，是在新6军返国后于1944年12月28日进至西口、西于间地区，1945年1月1日超越美军第5332混成旅向南进攻的。该师于14日攻占万好，肃清瑞丽河北岸日军后分两路南下，沿途排除日军轻微抵抗，于3月5日进占南渡，尔后直趋印爱，再右旋西进，于3月16日攻占昔卜。此时在左翼南进的英印军已于3月20日攻占曼德勒。迄30日，第50师遂以两路向东、西分进，23日在康沙与新38师会合，30日在皎梅与英军第36师的1个旅会师。至此，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的任务胜利完成。新1军暂驻缅北各要点，等候英军接防，后于1945年6、7月间先后返国。

五、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作战

（一）强渡怒江战斗

1944年4月中旬初，中国驻印军突破坚布山隘正向孟拱及密支那进攻中，此时日军第15军亦已完成了包围因帕尔的态势，并占领了科希马。中国军事委员会根据罗斯福第163号备忘录的要求，为策应驻印军的缅北作战、尽快打通中印路及应英军之请，配合因帕尔作战牵制日军，决定先以远征军一部（第20集团军）攻击腾冲，尔后依情况再以远征军主力投入，协力围歼缅北日军。4月13日电令远征军，命其以第53军为第一线，第36、第198师为第二线，4月底以前做好渡怒江进攻固东街、江苴街及腾冲的准备，令第8军于6月5日集结于祥云附近，归远征军序列，并令远征军制订详细的渡江进攻计划。

4月19日，军事委员会在前电令基础上补充、调整了远征军的战斗序列，拟制出《远征军策应驻印军作战指导方案》。其主要内容为：〔20〕

方针

（1）远征军以策应驻印军攻击密支那之目的，拟以53军（116师、130师）为第一线，54军（36师、198师）为第二线，于栗柴坝至双虹桥间地区超越防守部队，渡河攻击当面之敌，向固东街、江苴街之线进出，相机攻占腾冲。各部队作战准备，限4月底以前完成，待命开始攻击。

指导要领

（2）第一线攻击部队对于渡河攻击之准备，应绝对秘密隐蔽，力求出敌意外。

（3）攻击部队对少数敌所盘据之坚固据点，仅留必要兵力围攻或监视，其余仍向攻击目标超越前进，勿为所牵制、抑留。

（4）攻击步骤：第一步，渡河攻击开始，第一线攻击部队（53军）即以一部利用栗柴坝、双虹桥间各渡口一举强渡，于怒江西岸占领桥头堡阵地，掩护主力渡河。第二步，第一线攻击部队主力渡河成功后，即极力进占当面高黎贡山通陇（龙）川江谷地之各要道口，掩护第二线攻击部队（54军）渡河，并继续向桥头、林家铺之线进出，务求于高黎贡山西侧获得尔后攻击所要之展开地域。第三步，第53军攻抵桥头、林家铺之线后，即占领有利阵地，一面构筑工事，一面为尔后攻击前进之准备，等待第54军到达，再向固东街、江苴街之线攻击。第四步，攻占固东街、江苴街之线后，即构筑工事固守，并依状况调整部署，续向腾冲攻击。

（5）原任怒江东岸防守各军（6军、71军、2军）之第一线师，应各派1营以上之兵力加强怒江西岸游击活动，牵制当面之敌，并设法破坏敌交通线，使攻击部队易于进展。

（6）当我攻击部队进展至固东街、江苴街各附近之线，而敌56师团以其主力集中于腾北，企图向我攻击部队反击时，我第2军应相机以1个师之兵力由三江口以北地区渡河，乘虚奇袭龙陵，以策应腾冲之攻略。同时第71军应以1个团之兵力由惠人桥附近渡河攻击，以期与我腾北攻击部队合围腾冲之敌而歼灭之。

（7）滇康缅特别游击区所部，应集中力量袭击片马、拖角，并相机向密支那挺进。

（8）空军须派有力部队直接协力地面部队之攻击，并集中力量轰炸芒市、龙陵、腾冲、固东街、瓦甸街等地之敌及其间之交通线。

部署

（9）20集团军辖53军、54军两个军，由霍总司令揆彰负责指挥，担任攻击，而以53军为第一线攻击部队，54军为第二线攻击部队。

（10）11集团军辖2军、6军、71军三个军，由宋总司令希濂负责指挥，担任怒江第一线防务。

（11）8军开滇西后，归远征军直辖，控置于祥云附近地区，为总预备队。

（12）11集团军副总司令方天（兼54军军长）与20集团军副总司令施北衡对调。中国远征军的指挥系统如附表823。

远征军渡河进攻计划的构想，是以第20集团军在北翼为攻击军，第11集团军在南翼为防守军。攻击军开始进攻时，防守军以3个加强团、1个加强营同时渡江攻击，以策应攻击军的作战。攻击军强渡怒江成功、攻击高黎贡山各据点时，担任防守军的第11集团军乘势西渡，协同第20集团军攻击腾冲、龙陵等地日军。4月29日，远征军令第20集团军于5月5日前展开完毕，同时与美军第14航空队（战斗机3个中队，中型轰炸机2个中队）进行了协同。

第20集团军根据远征军的计划，于5月6日制订出攻击计划。在兵力使用上改以第54军（附第53军第116师的第346团）为第一线兵团，第53军为第二线兵团。将进攻过程区分为渡江、进攻高黎贡山各据点和进攻腾冲三个时期。其作战指导是：第一时期，第54军以主力在双虹桥附近渡江，攻占大塘子、南斋公房，以第198师在栗柴坝附近渡江，攻占北斋公房、马面关等地后扼守片马、明光，掩护右侧安全。第53军在第54军后在双虹桥附近渡江。第二时期，第53军超越第54军攻占江苴街，第54军再超越第53军攻占瓦甸，第198师则在第36师一部协力下攻占固东街。第三时期，集团军攻占固东、江苴后，请由第71军派有力一部，由惠人桥渡江，协力攻击腾冲。攻击腾冲时，以第54军为右翼兵团，第53军为左翼兵团。

5月9日，远征军下令命攻击军及防守军各加强团于5月11日渡河攻击，开始时间或拂晓，或白昼，或夜晚，由各单位依当面情况自行决定。

防守滇西的日军第56师团自1942年5月进至怒江西岸后，经营该地区的防御设施又达2年之久，在高黎贡山和腾冲、龙陵等地的据点内都筑有抗力强、隐蔽好、射界广的坑道式火力点。远征军反攻前该师团在滇西的兵力配置大致为：第148联队驻屯腾冲，第113联队防守滇缅公路沿线的腊勐、龙陵、芒市，第146联队控置在畹町附近，以1个大队防守平戛。另有第18师团第114联队第1大队防守拖角、片马，亦归第56师团指挥。2月间，1架中国军用飞机因遇雾迫降腾冲，日军从俘虏的1名少校军官身上缴获了中国军队新的密码本及远征军的编制表，从而掌握了中国军队的一些动态；5月初破译了中国密码，知道远征军将于5月10日前后开始渡河攻击，主攻方向在惠人桥以北。日军第56师团遂将主力调整至左翼，并制订了反击计划。

1944年5月11日晚，攻击军第一线兵团第20集团军的第54军所属第198师及第36师各派出1个加强团由栗柴坝、双虹桥间，在炮兵、工兵支援下开始强渡怒江，以腾冲为目标，向高黎贡山攻击前进；与此同时，防守军第一线的新39、第88、第76师亦各派1个加强团，新33师派出1个加强营，由惠人桥、打黑渡及三江口附近分别渡江，向红木树、平戛及滚弄攻击，策应攻击军作战。

各加强团均未遭到日军有组织的抵抗，迅速击破其警戒分队。迄12日，新39师的加强团已击退日军第113联队前哨部队，攻占了红木树。第88师及第76师加强团占领三村、青木岭后，共同转攻平戛日军第146联队第1大队，一度占领该地。旋因日军第113联队第2大队及芒市守备队3个中队与退出平戛的第1大队合力反击，平戛得而复失。新33师的加强营则推进至霍班、哈林及农姆一线，与日军第56师团的搜索联队对峙。

攻击军右翼第198师主力在其加强团掩护下，于12日拂晓由猛古、水井渡江，向据守邦瓦寨、灰堆、北斋公房等地的日军第148联队进攻。激战至15日，连克营盘山、小横沟、灰堆、泠水沟等据点但在北斋公房附近的进攻受阻。第198师遂以第593团从左翼作深入迂回，于16日攻占日军后方要地马面关及桥头，截断了日军第148联队与瓦甸日军的联系。但围攻北斋公房的该师主力却遇到日军的据险顽抗，陷于胶着状态。

攻击军左翼第36师（附第116师第346团）于12日由双虹桥渡江后，即向小塘子一带攻击。日军利用外围大尖山、唐习山等据点凭坚顽抗。该师一度攻占大尖山，但又被日军第148联队第3大队夺回，且部队伤亡甚大。第20集团军遂调第二线兵团第53军于13日由双虹桥附近渡江增援。14日晨，该军接替第36师任务，在优势炮兵及空军支援下对日军发起猛攻，激战一昼夜，终于攻占大尖山、唐习山等据点及大塘子；5月下旬，越过高黎贡山，进至瓦甸、江苴以东之线，第36师则移至唐习山以北集结整补。滇西远征军的强渡怒江及进攻高黎贡山的战斗基本上完成了任务。

（二）围攻松山、平戛战斗

1944年5月20日，中国军事委员会见远征军强渡怒江以来进展顺利，驻印军又于5月18日占领了密支那机场，增援部队正以运输机、滑翔机在该机场降落，认为远征军主力应乘此机会渡江扩张战果，攻占腾冲、龙陵，与驻印军会师缅北，提前打通中印的陆地交通线，以有利于抗战大局。于是决定：“远征军应乘出击部队进展顺利及我驻印军一部奇袭密支那之机会，于敌增援部队未到达前，以主力渡河，扩张战果，攻击腾冲、龙陵、芒市之敌而占领之。主力指向龙陵。渡河于准备完毕后即开始。”〔21〕同时进行了具体的兵力部署。该计划经蒋介石于21日批准，22日下达给远征军。

远征军奉令后，于5月25日进行了部署（根据自身情况，对军事委员会的部署稍有变更）：令第20集团（辖第53、第54军、预2师）为右集团，仍按原计划攻击腾冲；令第11集团军〔辖第6军（欠预2师）、第71军、第2军〕为左集团，攻击龙陵、芒市，并限于5月底以前完成攻击准备。

第11集团军当即拟制了作战计划。其作战方针为：“集团军为攻略龙陵、芒市，决以主力由惠人桥迄七道河间地区各渡口渡过怒江，重点置于右翼，向龙陵、芒市包围攻击。”其兵力部署是：（1）第71军（欠搜索营）配属第5军之山炮营为右翼攻击军，攻击命令下达后，先以一加强步兵团，在炮兵协力下，先攻击腊勐、松山，随即以主力直攻龙陵。（2）第2军（欠新33师及第9师之一团）为左翼攻击军，先派一部协同第76师之加强团，迅速扫荡平戛残敌，确实占领之。军主力限5月30日以前到达平戛东南地区集结。攻击命令下达后，即向芒市攻击前进。须注意破坏芒市、遮放间交通，阻止敌之增援。（3）新39师（欠第117团）续向红木树之敌攻击，攻占后再相机袭占腾冲。以上统归第6军黄杰兼军长指挥。

第11集团军的当面日军为第56师团主力。该师团以龙陵为中心，在前方配置松山、平戛两据点。松山、龙陵有日军第113联队主力，平戛、芒市有日军第146联队主力。在松山亘平戛之间的高黎贡山前沿，日军设有若干小据点，均储有足够的粮弹，可单独战斗。高黎贡山地势险峻，除道路外，通行困难。松山据点位于高黎贡山前沿，海拔5300米处，滇缅公路盘旋其间。该据点控制着盘山的公路和怒江河谷，是进出龙陵的必经之地，地位极为重要。该据点是以20余个小据点组成的堡垒群式的据点，工事坚固，各小据点间均可以交叉火网，相互支援。

6月1日晨，第11集团军的第71军在北，第2军在南，分由惠通桥、毕寨渡、三江口附近强渡至怒江西岸，向龙陵、芒市方向进攻。该集团军主力于6月11日逼近龙陵，但第71军的新28师（欠第84团），在6月4日攻破腊勐后即被阻于松山。此时原守备松山的第13联队主力已转移至左翼腾冲方向上的红木树一带，松山仅留有野炮第3大队（欠1个中队）及第113联队少量人员共1260人（连同由腊勐、竹子坡、阴冷山等外围据点退来的日军，共约2500余人），火炮22门。

新28师连续组织5次攻击，均因敌工事坚固、火力猛烈而被迫退回。至7月2日，因龙陵战况紧急，该师调去镇安街，由总预备队第8军接替新28师。第8军以荣誉第1师的第3团（欠第3营）及第82师的第245团于7月5日发起围攻。因伤亡过重亦被迫退回。7月7日，增加新到的第246团，再次组织攻击，又无功而退。7月11日，再增加第103师的第307团，组织第三次围攻，仍告失利。经整顿后，又增加了第103师的第308团第3营及荣2团第3营，于7月23日进行第四次围攻。在日军猛烈火力反击下，再次受挫。8月2日，发动第五次围攻（第245团主力调至怒江西岸整理，第308团已全部到达），第308团攻破了松山西南滚龙坡的各据点，但对其他据点的攻击仍然无功而退。8月7日，发动第六次围攻，由东面向主阵地进攻的荣2团第3营伤亡过半，第246团第1营仅余8人，第2营仅余10余人，突围退回；但从西南进攻的第308团及第307团以对壕作业攻占了滚龙坡东北两个重要据点，并肃清了附近的残余日军，终于在付出重大牺牲后，打开了松山主据点的两侧门户。

经过6次围攻，虽已攻克滚龙坡高地，但伤亡很重，又将守备保山机场的荣3团第3营及第103师第309团增援松山，以对壕作业、坑道爆破及使用喷火器等战法，连续发动了两次围攻，经过艰苦的攻坚战斗，于8月31日完全攻破了松山外围各据点，仅中央高地的两个中心据点尚未攻占。9月4日拂晓发动第九次围攻。战斗极为惨烈，血战至当日黄昏，荣3团及第309团均仅余20余人，第246团仅余8人，工兵及搜索连则伤亡殆尽。第8军急调守备怒江东岸的第82师第244团增援。又苦战两昼夜，至9月7日方完全占领松山。收缩至中心据点，将残余日军500余人全部歼灭，无一逃脱。进攻龙陵的第11集团军主力的后方联络线由此畅通无阻。

松山以南的平戛是日军控制三江口，掩护芒市、龙陵外围的重要据点，由第146联队第1大队防守。远征军开始渡江进攻时，防守军为策应攻击军作战而渡江的第88师的第264团和第76师的第228团，曾一度攻破平戛，但在日军反击下，平戛又为日军占领。6月1日第11集团军渡江扩张战果时，平戛由第76师负责围攻，第88师的第264团转用于龙陵。第76师于6月1日、7日、15日三次组织攻击，均遭顿挫。6月18日，第76师主力北上蚌渺，与第71军协同侧击龙陵东进的日军，仅留第226团（附第9师第26团的第2营）包围监视。

7月11日，日军第113联队配属第114联队第1大队、第148联队第3大队及1个山炮兵大队从芒市出发，向平戛前进，企图给守备平戛的日军补给粮食、卫生材料及收容伤病人员，12日进至平戛以西约4公里的牛尖山，与围困平戛的第226团发生激战。战斗至14日，日军攻占唐家山，其第113联队的第1大队掩护卫生队、辎重队进入平戛。15日晨，日军第113联队带着平戛的伤病员开始向芒市返回，16日在蚂蚁堆将进行阻击的第226团第1营包围，营长以下牺牲近半，余部于16时突围，退至牛尖山。第71军闻讯后，急派新28师的第84团驰援，但当进抵平戛附近时，日军已因芒市告急于17日奉命返回芒市。

9月14日，腾冲日军被全部歼灭后，日军决定以第56师团全力营救平戛日军。日军第56师团率第113、第146联队于9月17日夜开始由芒市出发，20日进抵良子寨附近，向围困平戛的第226团进攻，于22日攻占良子寨、大尖山，与平戛日军会合，23日放弃平戛西返。第226团收复平戛后跟踪追击。日军途中又遭到第9师第26团的攻击，于27日退入芒市。平戛及其附近要点，完全收复。

（三）围攻腾冲战斗

远征军第20集团军右翼第54军第198师于5月16日攻占桥头、马面关后，日军第56师团即将第一次反击平戛的第113联队第2大队主力和芒市守备队3个中队编成的原田联合大队及第113联队第3大队主力，用汽车运至瓦甸，由第148联队长指挥，实施反击，于5月27日又夺占了桥头及马面关。第54军急调第36师主力北上进攻桥头，调第2师进攻马面关，令第198师攻击北斋公房。经战斗后，于6月16日再次攻克桥头、马面关。第198师亦攻占了北斋公房。日军分向明光、固东、瓦甸撤退。20日，预2师先后攻占明光、固东，第36师攻占瓦甸。21日，第20集团军左翼第53军亦攻占了江苴。日军第148联队全部退向腾冲。

腾冲为滇西重镇，古称“腾越”，大盈江流经城西，龙川江则从其东面流过，城区为狭长而曲折的盆地，四周均为高山。腾冲城高5米，墙宽2米，呈正方形，各边长2公里，下砌巨石，上筑青砖，坚固难摧，易守难攻。日军在此经营两年，堡垒林立，坑道相通，形成一座坚固的要塞。第148联队自高黎贡山败退入城后，即决心死守。

1944年6月下旬，远征军鉴于驻印军已克甘马因、孟拱，密支那不日可占，第8军业已到来，第11集团军渡江后进展迅速，松山虽屡攻未克，第71军主力已逼近龙陵，第2军正向芒市进攻，右翼第20集团军已肃清了龙川江沿岸日军，迫近腾冲，因此于6月23日决定以第20集团军全力夺取腾冲；同时以第8军和第200师增强第11集团军，令第11集团军尽快攻取龙陵。

第20集团军受命后立即部署攻城：以第54军（欠第198师）附预2师、重迫击炮营为右兵团，沿顺江街至腾冲大道先攻占宝凤山、来凤山，协同第53军围攻腾冲；第53军附重迫击炮营为左兵团，以一部先攻占抗猛山，向酒店以南推进，主力应于26日前到达干榨山、打苴山、龙川江右（西）岸，准备向飞凤山攻击；另以一部为左侧支队，向飞凤山进攻。第198师为预备兵团，先在瓦甸集结，待第53军前进后，向江苴街推进。

7月2日拂晓，第20集团军对腾冲外围据点发动全面进攻。第54军预2师穿过宝凤山，强渡大盈江，向芭蕉关进攻；第36师进抵大盈江北岸干龙、下马坞之线，以一部协助第198师第592团攻击5130高地；第53军第116师在第198师支援下一举攻占5830高地，其第346团正向罗汉冲攻击；第130师第388团已进至飞凤山以南的吴邑，师主力正向上、下勐连进攻中。基本上构成了对腾冲的包围态势。各部队战斗至12日，已逼近城垣：第54军预2师已克毗卢寺，正攻来凤山，第36师接近腾冲城西北角，第198师与日军在饮马河激战，第53军第116师已占娘娘庙、满金邑，第130师攻占上、下猛连后以一部控制龙江桥。第20集团军遂于7月27日下令攻城：第54军附重迫击炮营向南门亘西门、北门至东门（不含）之线攻击，预2师固守来凤山、来凤寺；第53军以第116师附重迫击炮及军山炮兵营向东门亘南门（不含）之线进攻；第130师担任对龙陵方面的警戒，以一部置于倪家铺，策应第116师作战。

据守腾冲的日军第148联队于6月27日派出第3大队增援龙陵后，城内守军尚有2025名，连同非战斗人员等不足3000人。

8月2日，第20集团军发动全线攻城，激战至8月6日，炸开城墙，纷纷突入城内，却遭到日军的侧防火力点的猛烈射击，伤亡剧增，遂令入城各部就地构筑工事，挖掘交通壕，巩固既得阵地，以便逐步向前推进。日军守城兵力虽少，但防御工事极为隐蔽而且坚固，火网严密，所有街道都被侧方火力点所封锁，进攻部队多在越过街道或空地时突遭射击而伤亡倍增。第20集团军针对日军的这种战法，采取逐屋、逐街进攻，先摧毁日军埋伏的侧防火力点，在炮火掩护下步步推进，攻占一处巩固一处，逐步“蚕食”。激战至13日，日军联队长藏重康美及联队所有佐（校）级军官全被击毙，由太田正人大尉指挥联队残部1600人继续抵抗。8月15日、19日、31日，又发动3次攻击，经反复争夺、白刃肉搏，付出重大伤亡，于9月14日完全克复腾冲，除生俘日军官3人、士兵52人外，其余日军全被击毙。

本次战斗中第20集团军伤亡官兵1万余人。腾冲光复后，在腾冲城外西南约1公里的小山冈上修建“国殇墓园”，内埋4800余位阵亡将士的忠骸，并建立阵亡将士纪念碑，将此次战役中英勇牺牲的第20集团军官兵和盟军官兵的姓名刻于碑上。另建忠烈祠，陈列记录作战照片和阵亡将士遗物。

（四）围攻龙陵战斗

龙陵为滇西边陲重镇，东距惠通桥77公里，西至畹町114公里，北到腾冲98公里，南抵平戛101公里，滇缅公路由此经过，龙川江流经北郊，是通往八莫、腊戍的咽喉要地。它四周环山，中为盆地。日军侵占2年间，以龙陵为核心，以环山为依托，构筑了以据点群组成的防御体系。日军在此储存有数月的生活、作战物资，由第56师团113联队的第3大队防守。远征军第20集团军开始渡江进攻时，该大队被调至腾冲，龙陵仅有少数留守人员。远征军第11集团军渡江进攻后，第56师团急调刚转隶其序列的第2师团第29联队的第2大队增援龙陵。至6月5日，远征军第71军开始进攻龙陵外围阵地时，龙陵日军仅有1000人左右。

6月1日至3日，右翼攻击军第71军除以先头师新28师主力进攻腊勐、松山外，军主力（第87、第88师及新28师第84团）即自毕（寨渡）龙（陵）道南侧地区向龙陵攻击前进。第87师第260团于8日一举攻占大坝、镇安街，切断了松山日军的后路。第259团于9日攻占黄草坝后，即派1个加强营攻占龙川江上的腾龙桥，予以破坏，阻止腾冲的日军来援。第88师第264团一部袭占放马桥，切断芒市至龙陵的交通；主力攻占南天门、双坡至长岭岗各据点。8日，第263团攻占勐连坡。10日，第88师主力克广林坡、老东坡、风吹坡、三官坡，第264团乘势突入城区。第87师主力攻克文笔坡、老城、伏龙寺，围攻县政府。日军退守城内核心据点及西山坡、观音寺、文昌宫、东卡等据点。

此时，左翼攻击军第2军已由三江口渡过怒江，第76师正对平戛日军进行围攻。第9师于9日攻克象达，即令第226团附第9师1个营围攻平戛，第76师主力参加进攻龙陵的战斗，形势对第11集团军极为有利，但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到达龙陵前线视察后，认为日军“工事坚固，决非步兵兵器所能摧毁，乃（且）因连日大雨，飞机既未输送弹药，又不能协力轰炸；兵站输力薄弱，亦不能及时追送粮弹”，〔22〕因而没有令部队继续进攻；又因第20集团军此时尚在江苴街、东固街一线以东、以北，尚未对腾冲构成严重威胁，日军第56师团遂令在腾冲地区的第113联队迅速回援龙陵。该联队于6月11日从腾冲出发，13日在腾龙桥击退中国第87师第259团1个加强营后渡至龙川江南岸，在日军第56师团所派1个中队的接应下，15日开始，由邦乃沿腾龙公路向已占领龙陵西北高地的第87师发动猛攻。激战2日，第87师“伤亡甚大，16日黄昏被日军突破阵地左翼，冲入龙陵”。宋希濂恐日军集中兵力先行击破第71军，“为谋整顿态势、先事站稳脚步，即令71军除以一部固守现有阵地外，主力暂转移镇安街以西坌田坝、赵家寨、5450高地及红木树之线；第2军除以一部连系第71军左翼，固守邦武山、象达各阵地外，主力暂位置于小黑山、大硝河各高地之线，一面向松山、平戛之敌严行肃清，然后再以20集团军协力围攻龙陵”。〔23〕

6月17日、18日，从芒市增援龙陵的日军永井支队（由师团参谋永井清雄指挥的第53师团第119联队第1大队的2个中队）及山崎支队（由野炮兵第56联队联队长山崎周一郎指挥的步兵、装甲车、野炮各1个中队），分别击退了第88师第264团，重占放马桥；击退了第9师所部，重占象达。龙陵形势对远征军反而趋于不利。

日军增援部队到达龙陵后，第56师团决定改取攻势，并将防守腾冲的第148联队的第3大队调至龙陵，令第113联队（步兵3个大队、装甲车1个中队）于6月21日黄昏沿滇缅公路向黄草坝攻击；同时令第2师团第29联队的第2大队（配属1个中队）于21日夜突破长岭岗南侧远征军阵地，向蚌渺攻击。经过激烈的反复冲杀争夺，至27日，日军不仅毫无进展，而且象达亦于24日又为第9师夺回。

6月28日，远征军第8军到达增援，以荣1师配属第71军，转移攻势。第71军以第87、第88师及荣1师、第76师各1个团向龙陵外围日军发动进攻。战斗至7月6日，日军逐次退至龙陵城区及近郊，第71军乘势将战线推进至龙陵附近。由于远征军极需整补，于是暂停攻击，形成对峙。

8月10日，第11集团军各部队基本上已整补完毕，遂于14日发起进攻：以第71军附新39师进攻龙陵，以第2军进攻芒市。第71军方面首先以炮兵进行70分钟的炮火准备，尔后在14架战斗机、24架轰炸机直接支援下向当面日军发起猛攻。但日军工事坚固，火力猛烈，且多次实施反冲锋，致激战至夜仍无进展。16日再次发起攻击，17日终于攻占了三关坡据点。迄20日，先后又攻占青山等据点。至此，龙陵外围各据点又为第71军占领。日军困守西山坡、红土坡、伏龙寺、锅底塘坡及其以南高地待援；第2军进抵芒市东郊马鞍山至回旋山之线。

8月26日，芒市的日军第56师团又向龙陵增援反击，一部进攻象滚塘、放马桥，其主力进至龙陵西北侧的太脑子坡，与荣1师激战数日，终被击退。日军第33军见其第56师团进攻受挫，于8月30日令第2师团参加龙陵解围作战，从公路东侧向龙陵东南高地进攻。激战至9月5日，日军第2师团在遭到惨重伤亡后进至桅杆坡，与困守龙陵的日军取得联系，并进行了一些补给。9月7日，第8军力克松山。14日，第20集团军克复腾冲，全歼守敌。9月中旬，第36师从腾冲来援，第200师也到达龙陵附近，第11集团军代总司令黄杰（宋希濂奉命去陆军大学学习）断然决定于9月14日重新进攻龙陵。而日军于13日夜就发动进攻。激战至16日，日军遭第71军和荣1师猛烈打击，退向芒市。其平戛守备队亦在接应下突围至芒市。此时，滇西地区仅日军第56师团残部困守龙陵、芒市两大据点及若干小据点，而龙陵则只有第146联队。10月7日，远征军将损失较大的第88师调至黄草坝整补，而将荣1师及第36师拨归第71军指挥，另配属第71军1个重迫击炮营，并令第53军准备开龙陵以西集结待命。10月29日，第11集团军全线进攻，激战5日，于11月3日晨完全攻克龙陵。20日克芒市，12月1日克遮放。

日军第56师团残部附第2师团、第49师团各一部退至畹町附近占领阵地，企图与南坎、南帕卡一带日军相联系，作持久抵抗。此时缅北方面驻印军正从密支那、孟拱向八莫快速推进中，与滇西方面远征军在战略上已形成夹击日军的有利态势。

（五）围攻畹町的作战

正当龙陵之战已近尾声时，日军“缅甸方面军”于10月底秘密下达了《方面军作战指导纲要》。内称：“要确保腊戍、曼德勒周围及连结该地以南之伊洛瓦底江、仁安羌要域，阻止并击溃来攻之敌”。规定“第33军（第18、第56师团）要坚固地占领自腊戍至汤彭山脉要线，粉碎来攻之敌，并尽可能切断和妨害印中地面联络。该正面作战，仍称‘断作战’”。其第33军直到遮放战线崩溃，仍以第56师团占领畹町周围，山崎支队占领南坎附近，妨害中国军东西两方面会师，“始终为切断莱多公路（莱多至昆明）而努力”。〔24〕12月末，第2师团第4联队及一直由第33军指挥的方面军直属第49师团第168联队正式列入第33军序列，遂将其置于新维附近(旋归第56师团指挥)，命第4联队推进到南帕卡，第56师团则在畹町建成了方圆10公里的防御阵地。

日军经过补充后，防守南坎、畹町地区的兵力计有：第56师团约9000人，第49师团第168联队约1200人（守新维附近），第18师团第55联队约1200人（已退据南帕卡附近），第2师团第4联队约1000人（已进到南帕卡），第33军直辖部队约3000人（置于腊戍附近）。

畹町是滇缅边境上的一座市镇，滇缅公路由此入缅，向南行18公里便是缅甸边境小镇木姐。芒市大河支流——畹町河横流于畹町新、老街之南，与缅甸交界。市镇上居住着中国各族同胞约4万人。市周围为小盆地，其东北的黑猛龙、回龙山、黑山门一带高地成为控制畹町和滇缅公路的要隘。畹町河南也是群山耸立、连绵不断，属汤彭山脉。

12月12日，蒋介石致电卫立煌：“着远征军迅速攻击畹町之敌，限亥月（12月）养日（22日）以前占领畹町。”但卫立煌复电蒋介石：“滇西反攻伊始，所属各部缺额约10万有奇。腾冲、芒市等役，官兵伤亡又达6万余，其间补充仅万余（各序列部队现共缺12万余）。下级干部极为缺乏，现时作为战斗部队，各师战斗兵多则千余，少至数百。根据以往作战经验，我攻占敌之较大战略要点，兵力必须绝对优势。查畹町附近之敌，为18、53、49等师团各一部，共约2000余，轻重炮数十门。黑山门一带阵地扼畹町咽喉，地形险峻，工事坚强。就本军现有兵力，发动大规模攻势，实胜算难操，万一顿挫，反噬堪虞。会战前粮弹、汽油筹屯，公路、桥梁抢修，交通工具（输力）调配，会战时兵站向前推进，粮弹追送，伤患后运，通信线路延伸，各种器材筹集，在在需时。限于实际，无法及时完成准备……拟恳即令兵役部在最短期内设法空运补充兵6万名，并予以训练时期，借以完成一切作战准备，适机呼应驻印军，一并收复畹町。”蒋介石于12月19日、21日两次致电卫立煌：“我驻印军已克八莫，进迫南坎”，“畹町敌军数目不大，且驻印新1军自攻克八莫后，继续推进，颇为顺利。希仍遵前令，从速进攻畹町，以期与驻印军早期会师。”〔25〕卫立煌这才整备部队，拟制计划，于12月25日下达作战命令，定于27日开始向畹町攻击，以主力保持于左翼，将日军压迫包围于畹町盆地内予以歼灭；令第53军为右翼军，27日8时开始行动，推进至日岗、景坎、遮勒附近，阻止勐卯日军向畹町增援，尔后渡龙川江进出至畹町以南龙卡附近，截断滇缅公路；令第6军为中央军，第2军为左翼军，分别展开于帕赖至拱撒和谢连至猛古街之线，28日9时开始向畹町进攻；第71军为总预备队，位于小街、石门坎间。

第11集团军第一线各部队分别于27日、28日开始攻击。日军依托工事，拼死顽抗。战斗至1945年1月1日，第53军进至龙川江北岸的两渡口、户闷，第6军进至蛮蚌及回龙山北麓，第2军进至戛中南山、蛮帕冷山东麓及黑猛龙。集团军为尽速攻占畹町，又将第71军的第87师配属第2军。1月2日起，第53军连克岗垒、勐卯，于4日攻占大青山。日军数百人乘汽车从南坎来援，迄7日仍在激战中。

图8-2-3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作战经过要图

(1944年5月11日—1945年1月27日)

当大青山方面激战时，中央第6军和左翼第2军亦分途向西猛攻。第2军第9师于3日进抵畹町河上游后，于4日占蛮棒，与日军激战；第76师于5日克拱尾寨，7日占领洪屋梁子及卡拿以东高地。第6军第200师进攻回龙山，激战4日，陷于胶着；预2师于2日攻占大黑山后，日军连续反击，得而复失。8日，第11集团军调整部署，由第71军（欠第87师）接替第200师继续攻击回龙山。激战至10日，第88师终于占领回龙山。其时，左翼第2军第9师也乘势攻占了信结以南和蛮结梁子以北的高地。11日，预2师再度夺回大黑山，向金瓜山、牛角山进攻。中国军队已逼近畹町。日军为挽回颓势，实施全面反击，未能得逞。黄杰判断日军连日反击受挫，其力已竭，可能退却，即于14日下令加速进攻：令第53军迅速击破大青山之敌，确实遮断畹町日军的退路，第2军向老街攻击，第71军向畹町攻击，第6军固守现阵地。17日，第2军第9师攻占老街。19日，攻占九谷，袭占新街。其余各部队也分别攻占了畹町周围的金瓜山、牛角山、大黑山、象鼻坡等要点。预2师于20日攻占黑山门及其西侧高地。据守畹町的日军残部向西南溃退而去。

14日，第53军在大青山击破日军第2师团的第4联队后，即向畹町以南及芒友以北的南托、龙卡追击，切断了滇缅公路，阻击日军向南帕卡方面退却。第11集团军各军分途越境追击。27日与驻印军会师芒友，中印公路完全打通，滚弄方面也已被新33师占领。

滇西反攻作战至此结束。

六、反攻作战简析

缅北、滇西反攻作战自1943年10月开始至1945年3月，历时1年又5个月，解放了缅甸北部大小城镇50余个，收复了云南西部失地83000平方公里，基本上歼灭了日军第33军的第18、第56两师团，打死其官兵41142人（此据日本厚生省调查的数字，包括军直属部队阵亡的2854人，但不包括航空兵），并给予缅甸方面军直属的第2、第53、第49师团以沉重打击（至少打死其数千人），并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阵亡官兵31443人，负伤35948人（此据台湾国民党当局1990年编印的《抗日战史》记载的数字）。中国军队的伤亡虽然很大，但这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惟一的一次获得彻底胜利的大规模进攻作战，也是自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援助盟国进入异邦国土作战并获得胜利的一次大规模作战。它的胜利，不仅因打通了中国与盟国间的陆上交通线，使中国正面战场的补给状况有较大改善，更重要的是重振因豫、湘、桂会战失败而损害的民心和士气，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斗志和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还使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和国际友人欢欣鼓舞，扫除了某些外国人对中国的轻视和某些中国人的自轻之心，扬中华民族国威，向全世界表明中华民族确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反攻作战的胜利，还有力地支援了英军在因帕尔的作战。正是由于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牵制和重创了滇西及缅北的日军，才减轻了日军对因帕尔的压力。正如英军第14集团军一位上校说：“如果没有北部战区部队的战斗，日本鬼子就会在因帕尔取得胜利”。〔26〕

印、缅交界处的新背洋至孟拱之间仅有1条道路可资利用，大兵团机动困难。但孟拱及密支那以南共有3条道路。除由孟拱通往卡萨（一译杰沙）公路归英军使用外，驻印军仍有2条良好的道路。驻印军在作战指导上，初期仅以一部兵力攻取孟拱，尔后再以2个军以钳形攻势分别进攻八莫、瑞古；占据这两个据点后，既可向西南协助英军击灭缅中日军主力，亦可向东南攻取南坎、腊戍，打通中印公路。指导方案符合客观实际，且具有灵活运用的余地，应当说是恰当的。在战术运用上，采用“正面牵制，两翼迂回，攻敌深远后方”的方案，也可以说是适切有效的。但由于对原始森林中大军运动的困难程度估计不足，正面和两翼的行动往往难以密切协调；兼以用于切断日军退路和打击日援军的兵力每每过小，且对日军能够独立作战的特点缺乏认识，致使日军第18师团两次从包围圈中逃出（瓦鲁班和英开塘），未能及早将其歼灭。

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反攻作战中获得彻底胜利的原因，除了广大官兵斗志昂扬、视死如归、英勇奋战这一根本性因素以外，武器装备较前优良，部队素质有所提高。特别是驻印军方面，军队后勤保障良好，不虞粮弹匮乏；远征军方面，得到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伤病人员的后送、粮弹物资的运补，都赖人民运输，甚至连六七十岁的老大娘亦自动荷锄协助修筑军用道路。这些都是胜利的重要因素。

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反攻作战中虽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但伤亡过大。这主要是各级指挥官的指挥失误造成的。以作战指导而言，远征军长官司令部在战后所作的《滇西会战的经验与教训》中认为远征军的第一条优点就是“作战指导正确，先攻腾北，吸引敌主力，然后乘虚直捣龙陵”。〔27〕从作战实践看，这并非真正的优点，反而给日军在内线作战中机动兵力的有利条件，所以日军第113联队及山崎支队等能够南北增援，来去自如。假如采用全线同时进攻，而将主攻方向置于左翼，以钳形攻势直趋龙陵，以一部在右翼作牵制性进攻，阻止腾冲日军增援龙陵；以一部切断龙陵、芒市间交通，置龙陵日军于孤立境地，对松山、平戛等据点亦仅包围作牵制性进攻，尔后以绝对优势之兵力强求龙陵日军进行决战。一旦奏效，则腾冲以北各据点的日军若不放弃据点西逃，就将难以避免被歼。而且攻占龙陵后，更可直趋畹町，支援驻印军的作战。

滇西反攻作战中，远征军伤亡过重的直接原因，则是绝大多数指挥官缺乏指挥攻坚的能力。战前既不对日军的防御工事进行认真的侦察和对部队实施攻坚战斗的训练，临战时又不善于运用炮兵、火箭筒及喷火器等兵器协同攻坚的战术，也不重视进攻筑城的运用，只知指挥士兵盲目硬拼。“对龙陵、松山、腾冲、平戛等据点围攻时，伤亡竟达日军五倍之多”，〔28〕就是盲目硬拼的结果。

附表821缅北、滇西日军作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4年4月)

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

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

第15师团山内政文

第31师团佐藤幸德

第33师团柳田元三

第28军司令官樱井省三(该军成立于1944年1月)

第54师团片村四八

第55师团花谷正

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该军成立于1944年3月)

第18师团田中新一

第23旅团佗美浩(第55、第56联队)

第35旅团川口清健(第114、第124联队)

骑兵22大队、山炮兵18、工兵12、辎重兵12联队

第56师团松山三

第56步兵团水上源藏

第113、第146、第148联队

搜索56、野炮兵56、工兵56、辎重兵56联队

方面军直辖部队：

第2师团冈崎清三郎

第49师团竹原三郎

第53师团河野悦二郎

独立混成第24旅团林义秀

独立混成第105旅团松井秀治

附记：日军第15军及第28军基本上未与中国远征军及驻印军作战；与中国军队作战的主要为第33军和方面军直辖部队第2师团以及49、第53师团一部。

附表822中国驻印军缅北反攻作战指挥系统表(1944年4—8月)

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前)、索尔登(后)

副总指挥郑洞国参谋长柏特诺

新编第1军郑洞国(前)、孙立人(后)

新编第30师胡素(前)、唐守治(后)

第88团、第89团、第90团

新编第38师孙立人(前)、李鸿(后)

第112、第113、第114团

新编第6军廖耀湘

第14师龙天武

第40、第41、第42团

新22师廖耀湘(前)、李涛(后)

第64、第65、第66团

第50师潘裕昆

第148、第149、第150团

驻印军直属部队：

教导第3团，独立步兵第1团，重迫击炮第11团，炮兵第4、第5、第12团，辎重兵第6团，工兵第10、第12团，汽车兵团，特务营，独立宪兵第2营，战车第1、第2、第3、第4、第5、第6、第7营，高射机枪第1营，独立工兵第1营，独立通信兵第3营，运输第1、第2大队。

附记：

①史迪威、索尔登除指挥中国驻印军外，还指挥美军第5307团及中美混合突击支队。其指挥系统为：

中美混合突击支队米尔（—译梅利尔）

第1纵队（Ｋ部队）肯利生

美军1营及新30师之第88团

第2纵队（Ｈ部队）韩特

美军1营及第50师第150团、新22师炮兵1个连

第3纵队（Ｍ部队）马基

美军第2营及缅甸克钦人300名

②新1、新6军是在1944年8月攻占密支那后编成的。在此之前，各师均隶新1军。

附表823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作战指挥系统表(1944年4月)

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由卫立煌代理)

副司令长官黄琪翔参谋长萧毅肃

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副总司令方天

第53军周福成

第116师(赵镇藩)第130师(张玉廷)

第54军方天(兼)

第36师(李志鹏)第198师(叶佩高)

集团军直属部队：

高射炮第49团第3营，第6军山炮营，工兵第2团，独立工兵第24营及通信部队

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后由黄杰代理)

第2军王凌云

第9师(张金廷)新33师(杨宝谷)第76师(夏德贵)

第6军黄杰(前)、史宏烈(后)

新39师(洪行)预2师(顾宝裕)战防炮、通信兵各1营

第71军钟彬

新28师(刘又军)第87师(张绍勋)第88师(胡家骥)

第200师(高吉人)及第5军炮兵营

第8军何绍周

荣誉第1师(汪玻)第82师(王伯勋)第103师(熊绶春)

第93师(吕国铨)炮兵指挥部(重炮第7、第10团，迫击炮第2团)及工兵、通信部队

滇康缅特别游击区总指挥郑玻

支援部队：

美空军第14航空队(中型轰炸机2个中队，战斗机3个中队)陈纳德

注释：

〔1〕〔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5年中译本，第4卷第162页。

〔2〕〔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商务印书馆1984年中译本，(下)第431页。

〔3〕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第58次会议(1943年1月16日)记录。原件藏美国国家档案馆。转引自陶文钊《中国战场，缅甸战役与盟军战略的转变》，载《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

〔4〕美英联合参谋长第59次会议(1943年1月17日)记录。引同〔3〕。

〔5〕梁敬镦：《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13—114页。

〔6〕同〔1〕，第172页。

〔7〕同〔5〕，第133、138页。

〔8〕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台北1981年版，第二编第394页。

〔9〕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1943年12月28日存档的档案。原件现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号17806号。

〔10〕《第54军滇西攻势作战战斗详报》四。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1〕〔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日本原书房1970年版，第588页。

〔12〕国民政府国防部战史会档案，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0—1442页。

〔13〕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中华书局1987年中译本，(下)第13页。

〔14〕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部：《中国驻印军缅北战役战斗纪要》(上)第9—10页。原件存重庆档案馆。

〔15〕同〔13〕，第14页。

〔16〕同〔13〕，第13页。

〔17〕同〔13〕，第39页。

〔18〕转引自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台北1990年版，第9册第409页。

〔19〕同〔12〕，第1526—1527页。

〔20〕同〔12〕，第1504—1505页。

〔21〕同〔12〕，第1506页。

〔22〕宋希濂6月17日致远征军总部电。同〔12〕，第1513页。

〔23〕同〔12〕，第1513页。

〔24〕同〔13〕，第180、208页。

〔25〕同〔12〕，第1523—1524页。

〔26〕同〔2〕，第639页。

〔27〕同〔12〕，第1534页。

〔28〕同〔18〕，第467页。

第三节 豫、湘、桂会战

一、日军发动豫、湘、桂会战的战略企图及兵力部署

1943年是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一年，反法西斯盟国开始转入战略反攻，但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基本上仍和占领武汉、广州后一样，其任务主要是“竭力维持占领地区内的治安，同时采取短暂的出击作战，以图击溃中国的野战军”，一直“未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作战”，〔1〕至当年晚秋常德会战时，依然是以武汉地区的第11军为战略机动兵团，对周边地区偶尔实施一次局部有限攻势，到达作战目标地后即返回原防，恢复攻势前的态势。但在常德会战时，日本南方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情况却是每况愈下，采取了退守“绝对国防圈”〔2〕的所谓新战略态势；而在中国战场方面，日军已开始丧失制空权，东海上的船只损失急剧增多。11月25日又突然发生在华美国飞机空袭台湾新竹的事件，使日本大本营感觉到美军在华空军不仅可以切断东海上的日军交通线，而且可以直接空袭日本本土。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大本营“根据新的形势，重新判断敌情，决定改变过去的作战方针，东面岛屿一线，尽力阻止美军进攻，西面打通和保住中国大陆，以确保南北交通线”。他们认为：由于“在太平洋受到美军的制压，所以无论如何也必须考虑确保西面的中国大陆和南方的联系。在海上正面万一发生问题，对在南方的50万军队，不能坐视不救”，于是决定“进行一场纵贯中国大陆南北、接连法属印度支那的大规模野战”。1944年1月24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向天皇的上奏说明了发动这场作战的战略企图：“摧毁中国西南要地的敌各飞机场，以保本土及中国东海的防护安全为其第一目的。打通大陆后，即使在海上与南方的交通被切断，也可经过大路运输南方的物资，以加强战斗力，为其第二目的……同时，作为附带的收获，可以取得攻占地区的钨矿等重要资源。”经天皇批准，大本营于当天就下达了“大陆命”921号作战命令，同时下达了《1号作战纲要》（“1号作战”指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

日本大本营下达命令后不久，太平洋战场日军形势更为恶化：美军摧毁了日军的马绍尔防线，已直接威胁日本“绝对国防圈”的特鲁克群岛、马里亚纳群岛等要冲。日本为挽救危局，撤换了陆、海军的两个总长，由陆相东条英机兼参谋总长，海相岛田兼军令部总长，并希望能迅速实施“1号作战”。日军“中国派遣军”经多次会议，几经修改后，于3月10日正式制定，并于12日向各军传达了《1号作战计划》。其“作战目的”是“击败敌军，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京汉铁路南部沿线的要冲，以摧毁敌空军之主要基地，制止敌军空袭帝国本土以及破坏海上交通等企图”。其“作战方针”是“派遣军于1944年春夏季节，先由华北，继由武汉地区及华南地区分别发动进攻，击溃敌军，尤其是中央军，并先后将黄河以南京汉铁路南部及湘桂、粤汉铁路沿线之要地，分别予以占领并确保之。其次，只要情况允许，于1945年1—2月份攻占南宁附近，将桂林至谅山通道打通并确保之。在进行作战时，应努力将京汉南部铁路及粤汉铁路修复。如情况允许，将湘桂铁路一并予以修复。”

1944年5月间，日军大本营为了弥补其兵力之不足，再次进行国内动员，征调新兵，相继编组了14个独立步兵旅团，接替各地区的守备任务，以便将各师团用于这次进攻作战；成立了8个野战补充队，随同作战师团，以备补充伤亡；并将原准备调往南方作战的第3、第13、第22师团仍留中国战场。这时在华(不包括东北)航空兵仅有第3飞行师团。为增强空中作战力量，于2月10日将第3飞行师团改组为第5航空军，从关东军调来7个飞行战队。总计共12个战队又3个中队。与中国当时的空军(包括驻华的美国空军)相比，仍处于绝对劣势。

日本“中国派遣军”《1号作战计划》中的作战指导要领，对平汉路南部作战预定使用第12军及第1、第11、第13军各一部，约6个师团的兵力，于1944年4月下旬开始进攻。湘、桂作战预定使用第11军及第23、第13军各一部，约13个师团的兵力，分三期实施：4月下旬开始第一期作战(长沙、衡阳)，6月初开始第二期作战(桂林、柳州)，10月前后开始第三期作战(湘粤赣边区)。最后大致在1945年1、2月间攻占南宁，与南方军驻法属印度支那的第21师团配合，打通至谅山的陆路联络线。

二、豫中会战

(一)战前一般情况及双方的作战指导

日“中国派遣军”《1号作战计划》中对京汉路南段作战的作战指导的主要内容为：

“1.华北方面军大致于4月上旬以前，进行新建部队的组织及警备交替，命作战所需兵团在驻地附近集结，进行训练。2.与此同时要修复霸王城附近黄河铁桥。3、4月中旬，命第12军主力集中于新乡南方地区，一部集中于开封西面黄河左(北)岸地区，完成作战准备。4.第12军大致于4月下旬发动攻势，击溃敌军后，进入郾城附近，做好向洛阳方面作战的准备，同时以一部兵力进攻信阳，配合第11军的部队打通通往武汉地区的陆地连络线。5.12军主力迅速由郾城向右迂回，突入洛阳方面，击溃敌第一战区部队。6.华北方面军在发动本作战前，令第1军向西佯动，并于作战开始后，命第1军一部及时由垣曲附近渡过黄河，切断陇海路，支援第12军主力作战。7.第11军大致于5月上旬，以一部兵力由信阳附近向确山附近采取攻势，支援华北方面军作战。8.第13军于4月底前后，以一部兵力在阜阳附近作战，牵制敌人，使华北方面军作战顺利进行。9.由关东军调用的第27师团，先在黄河左岸待命，随着本作战的进展，经陆路向武汉地区推进。10.作战完成后，华北方面军应即派遣第37师团和战车第3师团各约半数，经陆路开往武汉地区，划归第11军指挥。11.作战完成后，华北方面军大致将洛阳、临汝、舞阳及泌阳东方一线作为对敌第一线，确保京汉铁路南部沿线要地。12.用于确保新占领地区的兵力，预定为第62、110师团，坦克第3师团(欠一半)，独立混成第7旅团。13.华北方面随着作战的进展，应抓住时机在郑州、洛阳、郾城附近建设飞机场，同时迅速修复京汉铁路南段。”

日“华北方面军”根据派遣军的作战计划，经研究后准备以现有兵力的一半投入这次作战。预定步兵至少为65个大队。主要作战由第12军的第62、第110师团及机动力强的战车第3师团、骑兵第4旅团担任。作战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突破正面中国守军的阵地，将主力集结于黄河南岸，随后佯作沿京汉线南下，至郾城附近时，主力朝西方向右迂回，围歼第一战区部队，特别是汤恩伯军。作战目标为洛阳。根据情况，也可能在许昌附近向右迂回。在此期间，以部分兵力打通京汉线，与武汉连接起来。

日军第12军接到担任主攻的任务后，对方面军由正面突破守军阵地的设想不同意，认为黄河铁桥正面及霸王城(原京汉铁路黄河大铁桥南桥头西侧)桥头堡以南的防守力量必然较强，不易攻占，而且伤亡较大，并延误时间。因而决定先由在中牟地区的部队渡过新黄河(即黄泛区，原贾鲁河河床)西进，进攻郑州、密县、新郑地区，进至防守黄河铁桥两侧守军的背后，尔后再令霸王城地区的部队发起进攻。这样形成前后夹击，易于突破守军防线。经反复研究后，制定出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为：

第一方针

军于4月20日左右，以主力自黄河河畔平汉路沿线地区，以一部自开封西南方正面发动攻击，击溃第一战区为主的敌人后，占领平汉路南段沿线之要地。

第二指导要领

1.军以第37师团、独立混成第7旅团，集结于开封及其东方地区；第110、62师团，集结于黄河郑州铁桥北岸两侧地区；独立步兵第9旅团集结于汲县附近；为欺骗敌人，第27师团集结于新乡以西之博爱、沁阳地区，战车第3师团在汲县及其以北地区集结；骑兵第4旅团在商丘现警备地区进行战备。

2.作战开始前，第27师团在黄河以北之孟津，骑兵第4旅团主力在霸王城与开封间之黄河北岸分别进行牵制性佯动，并适时推进军主力，准备对霸王城及中牟正面敌阵地实施攻击。

3.第37师团指挥独立混成第7旅团，于4月18日拂晓，在中牟正面渡过新黄河，向郑州及其以南地区突进；军主力第62、110师团，独立步兵第9旅团，突破霸王城正面敌军阵地，迅速向以南之郑州、汜水、密县、郭店、新郑等要地推进，将敌军捕歼于郑州平原。为使霸王城正面敌军阵地能在作战一开始时就遭到沉重打击及被突破，战车第3师团应以一部协同。军主力预定4月20日拂晓开始进攻。进攻开始前先占领鸿沟以西汉王城附近高地。

4.军主力到达郑州附近时，战车第3师团、骑兵第4旅团即应迅速向黄河以南开进；军主力继续击溃所在地区之敌，直趋郾城，准备向西回旋，同时以一部迅速向信阳方向推进，与第11军之部队会合，打通平汉路。尔后随平汉路之打通，将预定使用于湘桂作战之第27师团向武汉地区前进。

5.军主力到郾城后，应以极迅速之突然行动向右回旋，向洛阳地区突进，以寻歼第一战区主力部队。

6.第5航空军除以一部支援此次作战外，必要时应以有力之战斗、轰炸部队进行直接支援。

7.作战开始后，第1军将于山西之蒲州、第13军将于安徽之阜阳地区进行牵制。

8.此次主要作战结束之时间，大致在5月下旬。日军第12军原辖3个师团又6个旅团(内3个旅团为1944年2月1日下令新编的部队)。为进行豫中作战，1944年3月31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第12军新的战斗序列命令。其作战指挥系统见附表831。

列入第12军战斗序列、参加此次作战的第37师团、独立混成第7旅团分别由山西运城和山东张店、博山到达开封以东地区集结；第62师团由山西榆次、第110师团由河北石家庄、战车第3师团由包头、独立步兵第9旅团由天津、第27师团由锦州，先后集结于郑州黄河以北地区。

早在1941年10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时，日军“华北方面军”为策应第11军作战，即以第12军的第35师团于10月2日强渡黄河，进攻郑州。第一战区沿黄河南岸虽有12万大军，并筑有防御工事，但日军当日即突破守军阵地，渡过黄河，4日即攻占郑州。10月31日日军方撤回黄河以北。撤退时，为便于尔后再次进攻，除留置一部兵力据守中牟县城外，在第一战区第一线阵地要点霸王城附近的邙山头，派2个步兵大队与1个炮兵大队构筑了桥头堡阵地。两年以来，第一战区竟未向此孤悬于黄河南岸的这个日军桥头堡进攻，一直对峙至这次作战。

1944年初，当第一战区发现豫东北的日军大量集结并修复黄河铁桥时，判断其可能南进，遂以汤恩伯指挥所属4个集团军(第15、第19、第28、第31集团军)沿黄河南岸，由汜水经柴桥，再改沿新黄河西岸，经中牟以西尉氏、林沟、周家口及其以东河防，面对黄河铁桥、中牟方面部署防御，准备由正面迎击沿平汉路南进的日军。第一战区其他4个集团军(第4、第14、第36、第39集团军)及第40军，则由战区直接指挥，沿黄河南岸，东起牛口峪，西迄闵底镇，占领河防阵地，与第八战区右翼衔接。

第一战区备战期间，军事委员会于3月4日先以“元”字第2781号代电，指示作战指导要领；当日又在原案基础上再次补充，下发了更为详细的全般作战指导方案。其主要内容为：〔3〕敌如以主力由豫南北犯，一部由北南犯，并由汛区(黄泛区)策应，企图打击我豫西野战军，或乘机打通平汉路时，我军作战指导方案如次：

1.依内线作战要领，区分为南、北两地区作战。

2.我军预计使用作战之总兵力为第一、第五战区现控置之机动兵团，共计26个师，及枣阳、信阳、阜阳沿黄泛、邙山头附近原第一线守备兵力17个师，合计43个师。

3.集结机动兵团主力14个师，荫蔽于临汝、登封、禹县、襄城、宝丰、叶县地区，并特派有力之一部确保北地区右翼支撑点之许昌，及左翼沁水连接嵩山东南麓密县、登封之线，协同第一线部队，以侧击包围侵入嵩山南麓之敌而歼灭之，并乘机收复邙山头。

4.使用机动兵力一部7个师于南地区，在遂平、泌阳、枣阳一带，先行持久抵抗；并另以一部固守遂平要点及确保桐柏山地，击破由豫北南犯之敌，乘机收复信阳。

5.泛区方面，应固守扶沟以南泛防，并指定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统一指挥临泉以东泛区之第一线部队及敌后各挺进部队，牵制当面之敌，并破坏敌后交通。其余第一战区河防部队及第五战区第一线部队，应各派有力之一部袭击当面之敌，以策应大别山区李品仙集团；另以一个军及桐柏山方面之第39军(其5个师)，以钻隙行动向汉口挺进，协同第六、第九战区策应部队，乘机袭攻武汉。

6.如敌由南、北两方面及泛区深入豫西时，我应立即调整态势，集结主力于临汝、禹县、襄城、叶县、宝丰、方城一带，侧击、迎击合围敌决战，而包围歼灭之，并续向武汉追击。第一战区根据军事委员会作战指导，于3月14日以命令下发了关于在嵩山附近与敌决战的作战指导方案。其主要内容为：〔4〕1.扶沟、汜水间河(黄河)、泛(新黄河)防部队，应力阻敌人渡泛及突围(注：阻止日军强渡黄河突破河防阵地)。

2.如敌渡泛突围成功时，河、泛防部队应凭借许昌、洧川、长葛、新郑、郑州、荥阳一带据点，疲惫敌人。

3.同时汤兵团及第4集团军应以其控制部队于登、密北侧山地迄汜水间构成守势地带，于襄城、叶县、临汝、登封、密县、禹县地区构成攻势地带。如敌向我守势地带进犯时，守势地带之部队应坚强抵抗；攻势地带之部队应向左旋回，侧击敌人。如敌主力向我攻势地带进犯时，攻势地带之部队应与敌即行决战；守势地带之部队即转移攻势，向右旋回，侧击敌人。

4.汤兵团以第12军、第13军、第78军、新1师、第20师隐密（秘）配置于登封、临汝、禹县、襄城、宝丰、叶县攻势地带，并抽集1个师固守许昌。临泉附近部队，应有西移参加平汉路以西作战之准备。

5.第4集团军除固守原河防外，应以1个军固守老饭沟迄金沟主阵地，并以一部占领张庄、铁山、高山寨前进阵地，并确保虎牢关据点。3月16日，军事委员会又连续两次要求“79军、89军准备固守许昌、漯河、遂平、舞阳4个据点；第12、13、29军秘密控置于密县、临汝以西地区，限3月底集中叶县、宝丰、禹县、登封、临汝，汤恩伯直接掌握”。但汤恩伯上报的作战计划及兵力部署，第一战区认为与军事委员会及战区的指示“均不符合”，遂于3月31日予以修正，重新下发作战指导方案：

“1.如敌以主力由北南犯，而南区敌以一部窜扰牵制时，贵兵团应以主力在襄城、禹县、许昌附近地区与敌决战，惟为期与第4集团军密切协同及利用嵩山山地有利地形起见，应将登、密地区亦划入决战地带，并为攻势之重点，期收夹击、侧击之效。2.如敌以主力由南北犯，而北区敌以一部窜扰郑州、新郑、密县一带牵制时，为排除我主力侧背之威胁，使尔后之决战有利计，应于南区会战之先集中必要兵力，将北区渡犯之敌击退，并收复邙山头、中牟，再转兵南下，协力该地区之决战。在北区击敌之同时，南区部队应竭力迟滞敌之前进，以空间换时间，俾导决战有利。”〔5〕

豫中会战中国军队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见附表832。

(二)作战经过

作战开始之前，防守毕口(周家口北侧)至牛口峪间黄河南岸及新黄河西岸之线约100公里正面的部队为第28集团军(附泛东挺进军)。其兵力部署为：泛东挺进军担任毕口、柴桥间沿新黄河西岸之守备，控置有力一部于鄢陵附近，准备策应中牟、郑州、许昌方面的作战；暂15军以暂27师担任柴桥、后陈间沿新黄河西岸的守备，新29师防守许昌，并以第86团为军预备队，控置于新郑附近；第85军(附暂1旅)以暂1旅、预11师及第110师的第329团担任后陈、牛口峪间河防及邙山头监、围任务，第23师控置密县附近，为机动部队，第110师(欠2个团)防守郑州及后陈至包河桥间河防，第110师的第328团为军预备队，控置于荥阳附近。

4月17日夜，中牟方面日军第37师团及独立混成第7旅团首先从三王、中牟、傅庄强渡新黄河，守军暂27师奋起应战。战斗至18日凌晨5时许，正对中牟的第2团阵地被突破，暂27师被迫南撤。此时日混成第7旅团由傅庄渡河，占领界马，并沿新黄河西岸向泛东挺进军柴桥阵地进攻，第37师团则分路向郑州、新郑、洧川、尉氏进攻。担任郑州挺进队的日军第22联队先遣第1大队(欠第4中队)，于19日拂晓即以急行军秘密进至郑州车站，并以偷袭占领了郑州北门附近城墙一角。日军第37师团主力及混成第7旅团亦于19日晚进至尉氏以北。守军暂15军遂突围南退，至薛店集结整顿。

铁路桥方面日军第12军主力在中牟方面日军开始进攻后，乘守军注意力集中于中牟方面之机，于18日夜利用夜色掩护，逐次经黄河铁桥潜至南岸邙山头桥头堡阵地，接近攻击准备位置。为解除南进时的侧背威胁，进攻开始前一日(4月19日)晨，第110师团第163联队的第2大队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邙山头西侧高地上的汉王城据点发动猛攻。守军预11师1个营奋起抗击，激战至中午前后，阵地全被摧毁，营长王鑫昌以下300余人全部英勇牺牲。守军第85军当即令预11师控置的预备队第33团向汉王城反击，同时令军工兵营增援摩旗岭，令特务营增援牛口峪，以加强防守力量。但由于日军后续部队不断增加，反击部队伤亡极重，团长余子培身负重伤，反击失利，摩旗岭高地亦于当夜失守，守军第110师撤向乐阳。摩旗岭高地失守后，日军邙山头右侧已无顾虑，守军炮兵失去设于该高地的观测所，炮火威力无从发挥，对战局颇有影响。20日，守军第85军奉令向塔山、万山地区撤退。于是日军第62师团沿平汉路及其西侧地区直趋郑州，第110师团则向密县突进，战车第3师团及独立步兵第9旅团等均于20日拂晓进至黄河南岸。至22日，郑州、新郑、尉氏、洧川、荥阳、广武、汜水、塔山、万山等地先后被日军占领。日军第110师团及第37师团第225联队分由北、东两面向密县进攻，于24日占领密县，并继续向登封推进。25日，第110师团攻占虎牢关，守军第96军一部退至巩县。第12军主力在新郑以南地区集结，作下一步进攻的准备。

4月26日，日军第12军在新郑战斗指挥所召集师团长、旅团长开会，讨论进攻许昌、郾城及向左迂回的问题。27日晚，正式下达了作战命令，令第62师团进出至许昌西南颍桥镇一带，阻截守军向西南山区撤退和由西南方向向许昌增援的通路，尔后准备向禹县进攻；令第37师团从北、西、南3个方向攻击许昌城，尔后以主力向舞阳进攻，以1个联队归第27师团指挥，向郾城方向追击，占领郾城后，留1个大队守备，主力归建，令第27师团在攻占许昌后指挥第37师团的1个联队攻占郾城，与第11军派出北上的部队会合后转归第11军指挥；令独立混成第7旅团由东面攻城，攻占许昌后留一部兵力守备许昌，主力准备向禹县前进；令骑兵第4旅团在许昌战斗后进出至北舞渡附近，准备沿旧县、宝丰向临汝前进；令战车第3师团以2个中队配属第37师团攻城，主力在攻占许昌后准备向临汝推进。预定30日晨开始攻击。

当日军部署进攻许昌时，第一战区组织反击，令汤恩伯“以第29军全部以第13军两师击灭密县之敌”。汤恩伯令第13军配属暂16师由禹县北向密县实施反击。这次反击虽然使日军第110师团暂时转为守势，但对日军第12军主力围攻许昌并未产生影响。

4月29日夜，日军第62师团首先行动，迅速攻占第20师防守之颍河两岸阵地，掩护其他部队进入攻击出发地位。4月30日拂晓，在炮兵、航空兵火力支援下开始攻击。守军新29师依托工事顽强抗击，日军伤亡甚众。激战至17时30分左右，守军伤亡惨重，日第37师团第225联队及战车第3师团第13联队分别由许昌城西和城南突入城内。经巷战后，新29师于当夜在城东北角突围，突围过程中师长吕公良阵亡，残部逐次向叶县方向转移。5月1日上午，日军占领许昌。

日军“华北方面军”认为“当时在重庆军当中，第八战区的第1军和第一战区的第13军是各该战区中的精锐核心兵团。重庆军的特点之一，是核心兵团一旦被打垮，全军就要支离破碎，因此打垮第13军，就等于打垮汤军”。当得知汤恩伯的第13军正在登封地区反击密县日军第110师团的情况后，认为“围歼第13军的良机即将到来”，“方面军参谋部于是不断以电话、电报指示第12军：‘赶快咬住第13军，予以围歼”。

日军第12军根据方面军的指示，不待许昌攻下，就于4月30日10时30分下达了攻占许昌后向登封转进、寻歼第13军的命令。攻占许昌后，第27师团及第37师团第227联队(配属1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中队)于5月1日夜由许昌南进，5月5日下午攻占漯河和郾城。守军第89军新1师向东撤走。武汉地区日军第11军根据“中国派遣军”的命令，在日军占领许昌时，派独立步兵第11旅团(7个大队)于5月1日夜由信阳北上，2日至明港，3日拂晓至新安店。由于防守确山一带的第五战区第68军部队不战而走，日军第11旅团当日占领确山。日军第27师团先头部队仅受守军第29师的轻微抵抗，即于5月7日占领遂平，9日进至确山，与第11旅团会合。平汉路南段被日军打通。当日军第12军南进时，驻于上海地区的第13军奉“中国派遣军”之命，派第65师团师团长率其步兵第71旅团和第64师团的步兵第69旅团，于4月25日开始从安徽凤台、正阳关向颍上、阜阳进攻，以牵制位于平汉路以东的第15、第19集团军，策应第12军的作战。该师团的师团长惟恐过早深入而被歼，27日占颍上后即缓慢前进，至5月6日，9天时间仅前进约30公里。8日，日军27师团因已占领遂平，京汉路又基本打通，故返回原防。

日军第12军主力于5月2日开始向登封转进。根据方面军的意图，该军围歼汤恩伯第13军的作战指导大致为：“派第110师团由北方，第62师团由东方，包围歼灭第13军。再派战车第3师团和骑兵第4旅团主力由临汝及其以西地区，向大金店方向前进，以便歼灭敌军。此外，派战车师团部分兵力和第37师团主力确保临汝至长埠街道路附近要冲，尽力围歼向南撤退的重庆军。”〔6〕

5月3日，日军战车第3师团已突抵郏县，汤恩伯急令第85军将登封防务移交刚到的第9军，迅速增援临汝，协同47师守备城防。与此同时，守军第38军亦令第17师一部协同新35师向已拥入至方家岭附近的日第110师团进攻。但在守军部署尚未就绪之际，日军第110师团已于5月4日突进至登封西北约16公里的圣水附近，切断了登封与偃师的交通线。第4集团军巩县以东阵地的侧背亦因之完全暴露。日军战车第3师团在守军第85军到达临汝之前，已于5月4日拂晓占领临汝，守军第47师与第85军向临汝以南退走。日战车师团继续西进，当晚即进抵伊川以东附近渡河，切断了第31集团军的后方联络线。其机动步兵第3联队及战车第13联队一部，于当晚突进至洛阳南方的龙门附近，形势急转直下。至此，守军第9军与第13军已被日军分割，而第9军更陷于包围之中。

5月5日，第9军突围，向颍阳镇撤退，途中遭日军节节截击而溃散，损失重大。得悉颍阳一带已为日军占领，遂于6日夜退向嵩县东北收容整顿。与此同时，原在告成、白沙地区的第13军及暂16师及预11师亦于5日黄昏前突穿日军白沙以南的封锁线向临汝方向撤退，沿途亦遭日军战车部队的不断冲击，损失奇重，后在第85军掩护下，才得以穿越临汝以东封锁线南下，向半扎附近集结。

防守巩东、金沟至老饭沟一线的第4集团军在第9军和第13军等突围溃退后已形成孤立突出，旋奉命向洛阳西北地区转移，至5月8日亦退至陈凹附近。至此，汜、登主阵地全部被日军占领。

为了策应第12军作战，日“华北方面军”令第1军派第69师团师团长率其第59旅团5个步兵大队及独立混成第3旅团3个大队于5月9日夜由垣曲渡黄河攻略渑池，以阻止第八战区东援；为加强进攻洛阳的进攻力量，还调防守北平的第63师团师团长率所属步兵第67旅团及3个独立步兵大队赶至郑州，并指挥独立第9旅团及第12野战补充队(称“菊兵团”或“野副兵团”)参加进攻洛阳的行动。

5月10日，“华北方面军”下达命令：“第12军应以一部兵力歼灭临汝西南和嵩县方面的重庆军，同时以主力迅速向宜阳、新安方面挺进，进入洛阳西北方；第1军应迅速渡过黄河，向洛阳方面挺进；野副兵团应击溃洛阳以北的重庆军，向新安方面挺进；以上东、西、南互相呼应，围歼第一战区军，进而攻占洛阳；敌军退却时，应立即朝陕县或向洛宁方向急追。”〔7〕

日方面军虽然下达进攻洛阳的命令，但第12军对此有不同的见解，认为当前主要的任务应该是追击刚被击溃的汤恩伯部和第31集团军，在它们整顿以前予以击歼，进攻洛阳及其周围的蒋鼎文部应视为次要任务，遂不按方面军的命令进围洛阳，仅以独立步兵第9旅团、第110师团及战车第3师团各一部对洛阳保持监视，而以主力分沿黄河南岸，朝颍阳至新安、龙门街至嵩县和宜阳方向追击前进，另以第62、第37师团分别尾追撤退的各守军部队，在临汝以北，西向伊、洛河上游河谷追击。

5月10日，第一战区转发了军事委员会的作战指导大纲。主要内容：“1.第15军及第94师仍固守洛阳。2.第4集团军及第9军(目下集结于洛阳以北之陈凹)应迅速南向宜阳附近增援汤兵团。3.汤兵团以主力固守伊阳(今汝阳)、宜阳，并派一部守洛宁，俟第4集团军到达后，再行转移攻势。4.刘戡兵团应集结磁涧(洛阳以西约17公里)以南地区，准备侧击由渑池向洛宁或向洛阳前进之敌，并策应第36集团军之作战。5.第36集团军应以一部酌留河防，抽调主力打击犯渑池之敌。6.第39集团军应速集结主力，阻击南渡之敌，相机转移攻势。7.该战区应先控制伊阳、宜阳、洛宁、嵩县各据点后，再图反攻。8.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指挥所可转移洛宁第14集团军总部附近。”〔8〕各部队奉命后，乘日军尚未迫近时，于10日进抵指定地区。

日军第1军第69师团于5月9日夜从垣曲及其以西一带强渡黄河，担任河防的新8军暂29师及河北民军一部稍战即退，日军于11日攻占英豪、渑池，守军新8军军部亦稍一接触即行南撤，日军在渑池获得了大批粮食、弹械，并切断了陇海路的交通，洛阳守军从此陷于孤立。

5月12日，日军第37师团第225联队击败第12军第81师，接着占领嵩县。汤恩伯兵团各军间的联络被割断。13日，日战车第3师团一部击败刘戡兵团的暂4军，攻占磁涧；第47军亦放弃新安南退，撤向洛宁。日军紧紧追击，14日占宜阳，15日占韩城，17日占洛宁，20日占卢氏。第一战区的第4集团军、第36集团军、刘戡兵团等部队均退至闵乡附近地区，战区司令长官部移至闵乡东南的官庄。此时汤恩伯兵团早已溃退至伏牛山地区，洛阳陷于完全孤立。

防守洛阳的第15军及第94师共7个团的兵力(第64、第65师各2个团，第94师3个团)，分为“城厢”、“邙岭”(城北)、“西工”(城西)3个守备区，第94师担任城厢区守备，第65师担任邙岭区守备，第64师担任西工区守备。

日军在第12军及第1军追击第一战区各部期间，对洛阳采取了“封锁”措施，第12军在洛阳周围的部队和炮兵等，凡属不参加洛河追击的部队，全部配属给菊兵团，负责执行此项任务。划归菊兵团指挥的有第110师团第163联队第1大队、独立混成第1旅团的步兵第74大队、独立混成第2旅团的步兵第5大队、独立混成第9旅团的步兵第38大队及野战重炮兵第6联队的1个大队。连同菊兵团本身的10个大队，总计14个步兵大队、1个重炮兵大队。

5月17日，菊兵团各部队全部到达洛阳周围。兵团长野副昌德决定18日开始进攻洛阳。当天，除城北邙岭区仍为第65师防守外，城西、南、东三面日军均已迫近城垣。在守军坚强抵抗下，日军的多次突击均被击退，激战终日，毫无进展。“华北方面军”于20日晚下达命令：“应以目前态势继续进攻，并纳入第12军司令官指挥。”21日至23日，日军先后攻占邙岭区内后洞、上清宫、苗家岭等各要点，守军退入城中。

5月24日13时，日军在航空兵、炮兵及坦克支援下，对城垣发起猛攻。激战约1小时，日军战车第3师团及其机动步兵即突破城西北角。17时，第63师团亦突破城东北角。18时20分左右，日军的坦克冲入城内，中、日双方军队展开激烈的巷战。第15军军长武庭麟下令各部队各自夺路突围。黄昏后，大部撤出，未接到命令及未及撤离的官兵仍英勇地进行逐屋争夺战。激战彻夜，至25日8时，日军完全占领洛阳。

(三)会战简析

豫中会战仅30余天，日军即打通了平汉路南段，并占领了沿线各要点及古城洛阳，击溃了第一战区的主力部队，实现了战役企图。第一战区的军队损失严重，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撤退中牺牲。据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抗日战史》记载，第一战区在此次战役中伤亡官佐817员、士兵18327人，日军伤亡4000人；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统计，日军伤亡3350人，中国军队阵亡32290人，被俘7800人。第一战区在战役结束后所作《会战之检讨》中说：“此次中原会战，挫师失地，罪戾难辞。”确是事实。为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均被撤职。

造成此次失败的原因，有关作战指导方面的，《检讨》总结了两条主要原因：一是河防部署不合理想。黄河重要渡口及岸防部署的都是新部队，而且是“后退配置”；加以未能破坏日军修复的铁桥，黄河天险丝毫未起地障作用，既未能歼敌于半渡，又未能歼敌于岸边，日军渡河及序战均未遭打击，轻易地渡过黄河，占领有利地域，装甲部队亦得以长驱直入。二是作战部署不适合指导方针，主力部队未能集中控制，“极度分散，且又配置重心过偏于南”，以致日军进至郑州、密县附近时，临时调集，逐次使用，既不能适应战机，且蒙受各个击破。此外还有未能及时掌握战机、缺乏控置机动兵团、部队不执行命令和互不协同等等。

上述各点，都是导致失败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军队的腐败。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抗战意志衰退，从军事委员会主要决策者到战区各高级将领，都是以保存实力、坐待胜利为指导思想，失去了抗战初期的积极性。1941年10月日军为策应第二次长沙会战，在进攻郑州时，仅留置少数兵力据守中牟县城外，在霸王城附近的邙山头派2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构筑了作为以后再次南侵时的桥头堡阵地。第一战区数十万之众，对背水为阵、孤立突出并与其后方联络极为困难的少量日军竟然坐视不问，任其长期存在，使日军随时可以作为南侵的前进基地。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二)军官贪污腐化。汤恩伯的部队最为严重。冯玉祥及所有了解该部内情的人都知道，汤部每个单位均有空缺，特别是汤恩伯本人及其军队将领都与日伪方面有密切的“贸易”关系，从中牟取暴利，大发国难之财。这样的军队不可能全心致力于抗战。《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中说汤恩伯的部队(当然不是所有部队)“一经与敌接触，亦即南撤”。汤恩伯副司令长官部总参议宋涛说：临汝一陷于敌手，我前线许多“部队都不战而退，望风披靡”。〔9〕(三)汤恩伯军队的纪律太坏，当地人民恨之入骨。1943年河南大灾，河南参议会和人民群众说：“河南灾荒除水灾、旱灾、蝗灾外，还有汤灾。”这样的军队不仅得不到民众的支援，而且如《检讨》中所说：豫西的民众“到处截击军队”，“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军队所到之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当时第13军第89师第266团团长方耀也说：“由于汤恩伯的军队几年来驻扎在河南，军纪不好，所以当汤军突围时，几乎每个村庄都向军队打枪”，“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率领总部直属部队突围，被武装民众包围缴械”，“汤恩伯亲自带领的直属部队，损失得更惨……”《检讨》说是老百姓受“隐伏汉奸分子的淆惑”才“阴扰国军”。但方耀记述道：“第13军突围后”，“行军十多天，开始时沿途百姓还表示欢迎，在路旁端着茶水给过路的官兵喝”，由于官兵“抓了十几个民夫”，“进入民房翻箱倒柜”，“强取民间粮食、燃料、蔬菜、杀猪、杀鸡，分文不给”；“有些老百姓牵着牲口带着东西上山避难，军队路过时上山搜索，牲口拉走以作军用，贵重物品抢走”，“因此沿途百姓闻风而逃，弄得十室九空，民众恨之入骨”。

豫中会战结束后，新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在豫陕边界附近的西峡口召集汤恩伯部师以上长官和河南专员以上行政官员检讨失败原因，曾总结说会战失败是由“四不和”造成的：一是将帅不和(蒋鼎文与汤恩伯争权夺利，不仅同一战区指挥不能统一，而且实际形成两个战略集团，并相互勾心斗角)，二是军政不和(作战时地方不支持，且多掣肘)，三是军民不和，四是官兵不和(大量士兵是硬抓来的，不仅官压兵、兵恨官，而且逃亡率极高，当然影响士气、战斗力)。〔11〕这一总结虽然未触及本质的问题，但所归纳的几个因素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三、长、衡会战

(一)日军的作战准备及作战指导

1944年春，武汉地区日军第11军的主要作战部队共有8个师团又1个旅团，即第3、第13、第34、第39、第40、第58、第68、第116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7旅团。为了抽出足够的兵力用于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第二阶段作战，日本大本营从“华北方面军”调来第27师团、战车第3联队(原属关东军战车第3师团)及炮兵4个大队，从第13军调来第64师团，另外调来独立步兵第5、第7、第11、第12旅团，用以接替各师团的警备任务。由于考虑到此次作战可能伤亡较多，为能在作战进行中及时补充减员，日本大本营还为第11军成立了第1、第2、第5、第10野战补充队(每队人员数量相当1个旅团)。同时组建了武汉防卫军，任命国内防卫总司令部总参谋长佐野忠义为防卫军司令官，负责指挥第11军离开后武汉地区的警备部队。

1944年3月上旬，第11军即已拟制出进攻长沙、衡阳的作战计划。但上报后，“中国派遣军”认为指导思想过于消极，不符合大本营及派遣军的战略企图。由于第11军负责作战的高级参谋坚持己见，不肯修改计划，因而派遣军将其撤换，改调关东军第1方面军负责作战的高级参谋岛贯武治为第11军高级参谋。岛贯根据派遣军的意图，于4月间重新拟制了计划，预定使用自“七七”事变以来对1个地区进攻最多的兵力——8个师团。计划以5个师团为第一线兵团，分3路沿湘江两岸南下进攻长沙、衡阳：中路2个师团，沿岳阳至衡阳铁路及其以东地区南进；东路2个师团，在平江、浏阳、萍乡、茶陵山区进行左翼迂回；西路1个师团，由南县渡过洞庭湖，在湘江以西的沅江、益阳、宁乡、湘乡南进，进行右翼迂回。进至长沙、浏阳、宁乡一线时，第二线的两个师团投入战斗；到达桂林东北地区时，再作阶段性的休整。该计划的主要内容为：

1.以第40、第116、第68、第3、第13师团为第一线兵团，并列展开于华容、崇阳一线。其中第40师团在湘江以西，其余师团在湘江以东。判断在东部幕阜山、九岭山一带将受到中国军队的集中攻击，故将其最精锐的第3、第13师团部署于东路。以第58、第34、第27师团为第二线兵团，分别集结于监利、蒲圻及蒲圻以北铁路沿线地区。

2.军于5月27日至28日间开始攻击，首先将沅江、益阳附近以及新墙河、汨水间的中国军队捕歼。为防备右侧第六战区的侧击，另以独立混成第17旅团、独立步兵第5旅团各一部，以及第116师团的第109联队部署于江陵长江以南松滋河一线进行牵制，以掩护军之右翼。

3.突破汨水防线后，继续向捞刀河之线追击，准备对中国军队的主要防线——宁乡、长沙、浏阳突施攻击。但在进攻长沙前，以第34师团先攻占其西侧的岳麓山，以策应第58师团攻占长沙。进攻浏阳时，判断中国军队将实施侧击，因此第3师团应从西北方、第13师团应从东南方进行包围攻击。在湘江以西方面，应进攻益阳、宁乡等地，以阻止第六战区部队增援。

4.突破湘江之线后，军以一部兵力向衡阳方面作急袭突击，并予以占领。此时军主力应将从东、西、南三个方面退集下来的中国军队予以捕歼。〔12〕

上述计划经“中国派遣军”批准，指示第11军集中全力进行参战部队的作战组织及准备，并将此计划转给负有配合策应任务的第13军(驻上海)、第23军(驻广州)和第5航空军。

4月25日，第23军作战主任参谋高桥晃至汉口，与第11军商谈协同问题。第23军预定：6月下旬以第22师团的1个联队在北江的西岸实施作战，以策应第11军作战；从7月下旬起，以第104、第22师团、独立混成第22旅团向梧州方面作战；至9月初向柳州攻击。

日军第13军为牵制第三战区兵力以策应第11军作战，预定以第70师团从金华向西沿浙赣路进攻衢州地区。第5航空军预定以第1飞行团(辖6个飞行战队、2个飞行中队)协同第11军及第23军作战。其任务是：歼灭桂林以东的中、美空军，主力直接支援第11军作战，一部支援第23军作战，并警戒和阻止美空军空袭日本本土。

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如附表833。

(二)第九战区的作战指导及兵力部署

日军发动豫中会战后，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打通平汉路后必续向粤汉路进攻，当即令第九战区“积极准备，勿为日军所乘，以粉碎其企图”。随着日军第11军向崇阳、岳阳、华容地区的集结，军事委员会认为日军开始南犯的日期“当在不远”，遂于5月28日电令第九战区薛岳“准备决战”。

电文内容：

“1.战区以现有兵力(第六战区抽调一师增于益阳)，准备于长沙附近与南犯之敌决战。

“2.以第44军守浏阳，第4军固守长沙及岳麓山；第27及30集团军(欠第4军)在现阵地迟滞、消耗敌人后，以主力向平江、浏阳附近地区转移；第37军在汨罗江沿岸迟滞、消耗敌人后，向浏阳、永安市地区转移；孙渡兵团(第1集团军，欠58军)应以持久战掩护战区之右翼，以58军即向浏阳以南地区转移。应统一上述各军之行动。

“3.第六战区应于第24集团军抽一师，即开益阳，归99军梁军长指挥，拒止渡湖来犯之敌，掩护岳麓侧背。”

5月29日，军事委员会又电令直辖各军归第九战区薛岳指挥，参加作战。电文内容：

“第10军(附暂54师主力)固守衡阳，但以1个师主力开易俗河，掩护湘潭、衡阳交通线。暂2军以主力在渌口、朱亭间，掩护湘江右岸通衡阳之交通线，以一团位置于醴陵，掩护醴陵至攸县之交通线。均归薛长官指挥。但无命令，不得参加长沙决战。”

5月31日，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三、第六两战区各转用1军参加作战：

“即饬第73军全部开汉寿附近(续开益阳)，第26军遵5月28日电，迅速开攸县(后改向萍乡)。均归薛长官指挥。”〔13〕

会战开始之前，第九战区各部队所在位置为：

赣北方面：第1集团军以赣保第9团及新3军的新12师、第183师及第1挺进纵队(附赣保第4团)，任梁家渡，市汊街跨赣江，亘松湖街、高安、奉新、东堡之线警备；第58军的新10师及赣保第3团控置樟树、清江，新11师控置分宜。

鄂南方面：第30集团军以第72军的第34师、鄂警第14大队、第3挺进纵队之一部及新13师，任大港、武宁、留嘴桥、九宫山、塘口、通城、麦市、九岭、保定关之线警备，以新15师控置于修水附近。

湘北方面：第27集团军以第4挺进纵队、第20军、第13师1个团及新20师，任黄崖市、杨林街、新墙、八仙渡、鹿角之线警备，以第133师控置长乐街附近。

湘西方面：第99军以第99师及第92师担任营田、湘阴、芦林潭、沅江南嘴小港、汉寿之线警备。

战区直辖部队：第37军一部任汨罗江警备，主力集结于瓮江铺、浯口地区；第4军集结长沙地区，并任长沙警备；第44军集结浏阳地区；暂2军集结株洲、渌口地区；第10军集结衡山、衡阳间地区。

依据军事委员会的电令，第九战区决心在湘江东岸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渌水之间，在湘江西岸资水、沩水、涟水之间节节阻击、消耗敌人，控制主力于两翼，在渌水、涟水北岸地区与日军决战。

为此，由赣北抽调第58军、第72军及新3军的第183师，请从第三战区抽调第26军，从第六战区抽调第73、第74、第79、第100军，从第四战区抽调第46军，从第七战区抽调第62军，与原在湘北长沙、衡阳及滨湖地区的第20、第37、第44、第99、第4、第10各军合力参加渌水、涟水以北地区的决战。

第九战区参战部队指挥系统如附表834。

(三)作战经过

1944年5月23日，日军第11军指挥所从汉口推进至蒲圻。25日，参加进攻作战的各部队已先后到达进攻出发地位：第40师团位于石首、华容地区，第116师团位于岳阳南的新开塘地区，第68师团位于岳阳东的临湘、西塘地区，第3师团位于崇阳、洪下附近，第13师团位于崇阳东的白霓桥地区，第34师团的第218联队(针支队)位于岳阳东北城陵矶。第二线的第34师团位于蒲圻南面的白石铺、花亭桥一带，第58师团位于监利、郝穴地区，第27师团位于蒲圻北沿铁路两侧。右侧掩护部队独立步兵第5旅团的3个大队，分别位于弥陀寺、黄金口、闸口，独立混成第17旅团的2个步兵大队位于杨林市、甘家场，第116师团的109联队位于藕池口。

5月25日、26日，日军第1飞行团空袭长沙，并与中、美空军在荆门上空进行了空战。

5月27日，日军第一线5个师团开始分3路向第九战区崇阳迄公安、南县一带发起全线总攻：东路第3、第13师团于5时首先向守军第30集团军第27军阵地进攻；中路第116师团(欠1个联队)、第68师团于21时至24时强渡新墙河，向守军第27集团军第20军阵地进攻；西路第40师团、第116师团的第109联队、独立混成第17旅团的2个大队以及独立步兵第5旅团以3个大队编成的野地支队均于24时向松滋河东岸守军第99军第92师前进阵地进攻。第34师团第218联队(针支队)于20时，在海军支援及前导下搭乘170余艘小艇由岳阳南航进入洞庭湖中。迄28日零时，日军第一线部队全部投入战斗。

1.长沙及湘北地区战斗

日军发动总攻后，迅速突破守军第一线阵地，强渡过新墙河，向纵深攻击前进。战斗至6月1日，东路日军第3、第13师团先后攻占通城、麦市、南江、龙门驿及平江；守军新13师撤退至南江以东的幕阜山区，第20军转移至平江以南祖师岩附近收容整理。中路日军第116师团(欠1个联队)及第68师团相继攻占杨林街、黄沙街、关王桥，进至汨罗江北岸，乘汽艇南下的第218联队则越过汨罗江，攻占归义；守军第20军退守汨罗江南岸，第37军留一部兵力防守汨罗江阵地，主力南撤至上杉市。西路日军第40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7旅团一部、独立步兵第5旅团主力先后攻占南县、安乡、三仙湖市，进至赤山半岛；守军第100军的第63师及第99军的第92师(此时尚属第六战区)被迫西撤。

6月2日，军事委员会致电第九战区：“饬薛长官转各总司令、各军、师长，上下一致，争取最后胜利。并规定凡命令固守地点，不得擅自撤退，违者照连坐法治处。”薛岳准备以第92师、第99师、第77师、第162师分别固守沅江、湘阴、益阳、三姐桥。军事委员会则令“固守长沙(岳麓山)、浏阳、衡阳三要地”。〔14〕

同日(2日)，日军第11军也下令命各师团对汨罗江以南的守军第37军、第99军进行包围击歼，并向捞刀河前进，同时将第二线兵团的第34师团和第58师团投入战斗。命令的主要内容为：（1）第40师团攻占沅江后，以一部速向乔口、靖港、白沙洲一带突进，切断湘江以东守军向西岸撤退的道路；主力于6月5日左右开始向益阳、宁乡方面进攻。

（2）第34师团4日拂晓开始进攻，主力于新市南，一部从汨罗镇南进攻圈山坪山区，尔后向捞刀河河口攻击；218联队溯江进攻，歼灭守军渡江部队及湘江两侧之部队。

（3）第116师团于6月4日拂晓开始攻击，突破长乐街以南守军防线后，经福临铺向捞刀河以南之黄花市攻击前进，并击歼该地区之守军。

（4）第68师团于6月4日拂晓开始进攻，主力从瓮江市(平江以西)前进，一部由月田南进，攻向金井，以后经上杉市突进至春华山附近，击歼该地区之守军。在作战的同时，主力即做好向浏阳西南地区进攻的准备。

（5）第13师团适时开始行动，至7日晚到达浏阳东北约25公里之永和市、蒋埠市，做好向浏阳东南地区进攻的准备。

（6）第58师团至7日左右，到达福临铺东西之线。日军各师团稍加整顿，即按照军的命令开始行动。

第九战区见浏阳方面情况紧急，急令第183师于6日到达桐木(浏阳东南约30公里)，令第26军星夜兼程至萍乡，策应浏阳、醴陵方面和作战。但防守右翼的第37军仅实施轻微的抵抗，即逐步后撤至浏阳以东山区；防守左翼的第99军则仍据守着湘江两侧的青山、乔口、靖港、兰溪、营田、湘阴、樟树等据点，顽强抗击日军。日军第11军遂下令命西路日军及中路日军围歼第99军。

军事委员会为增强湘江以西的防守能力，于6月4日令第六战区的第24集团军归第九战区指挥。战斗至6月8日，西路日军第40师团攻占沅江后又攻占花湖口，迫近白马寺；守军第92师及第99军军部撤至沩水南岸。中路日军第116师团及第68师团均已突破汨罗江防线，进至捞刀河北岸的水渡河、春华山地区；守军第99师撤至三姐桥附近山区；在第116师团西侧新加入战斗的第34师团突破守军的神鼎山、新开市阵地后，到达捞刀河北岸的桥头；在第116师团与第68师团之间新投入战斗的第58师团的主力进至汨罗江以南栗山港附近，其52旅团则西进攻占了湘阴。此时，东路日军第3师团及第13师团已分别进至浏阳西北的相公寺及浏阳以东的蒋家埠附近。

当日军即将进抵捞刀河北岸时，第11军即已开始作进攻长沙的部署。鉴于此前进攻长沙的教训，这次进攻极为谨慎，早在会战开始之前即已确定由兵员来自日本九州南部、性格强悍的第58师团进攻长沙，并预先进行了攻坚战术、战斗的特别训练；预定进攻岳麓山的第34师团也预先进行了各兵种协同山地攻坚战的特别训练。为保障该两师团进攻长沙时的侧背安全，还计划令其东西两路的部队先期分向浏阳、宁乡进出，使长沙陷于孤立，尔后再将该两师团投入攻击。6月7日夜下达了如下先攻占长沙两侧的宁乡、浏阳，再进攻长沙的作战命令：

（1）第40师团攻占益阳后向宁乡前进，并攻占之。

（2）第3、第13师团从浏阳西北及东南方向进攻浏阳，6月10日开始攻击。

（3）第116师团、第68师团在浏阳以西避开守军既设阵地正面，6月11日开始向浏阳河沿岸守军攻击。

（4）第34师团、第58师团及第68师团的58旅团于6月16日开始对坚固设防的岳麓山及长沙市发动攻击。

日军各部队按照命令开始调整态势，西路第40师团则积极向益阳逼近。

中国军事委员会于6月9日令刚到达桃江镇附近的第24集团军加入战斗。电令指示：“王耀武兵团应于主力集中之后，对渡湖南犯之敌，以积极手段将其捕捉而歼灭之。至于益阳、宁乡等要地防御，务以用最小限之兵力任之。”〔15〕因日军已迫抵资水，益阳危急，第九战区令第24集团军速向益阳、宁乡前进。6月10日，日军开始围攻益阳，王耀武令第100军驰援。第100军于12日拂晓进抵益阳附近，但此时益阳守军第77师已因伤亡过众于11日夜突围撤走。第100军的第19师并不知守军已撤，于12日拂晓向益阳外围日军进攻。经激战后，日军主力转向宁乡进攻，第19师于14日收复益阳，将城防再交第77师，第19师尾随日军，南下宁乡。

日军第40师团由益阳进攻宁乡时，遭到守军第73、第79军的坚强抗击。第九战区为策应宁乡之战，令第99军转移至宁乡东南的金马桥附近作为机动部队，准备适时侧击进攻宁乡的日军。守备宁乡的部队是配属第73军的第58师。日军突破外围阵地后猛攻宁乡城于6月15日晨突入城内。两军展开激烈巷战。经反复肉搏，迄18日，守军仅余200余人，仍据守核心阵地。19日凌晨，日军第40师团转向湘乡进攻，由益阳尾追日军的第19师进入城中，与58师残部会合。

东路日军于6月8日接到军的命令后稍事整顿，于10日开始向浏阳实施夹攻，第3师团突破高开桥阵地由西、北面向城垣攻击。第13师团以一部经古港，从东面进攻城垣，主力迂回至浏阳城南。激战至14日上午，第44军守城部队突围，日军占领浏阳。

中路日军第116、第68师团分别从汨水渡河，在春华山附近强渡捞刀河，击退守卫长沙的第4军警戒部队，于14日进抵株洲及其东南的石亭附近。守军暂7师退守渌水南岸。此时日军第34师团已渡过湘江，进抵岳麓山东、北两面，第58师团经梨市已进至长沙东面。

防守长沙的第4军下辖第59、第90、第102师及配属的炮兵第3旅，共约1万余人。其防御部署是：第59师防守长沙东车站以南至湘江的长沙市南半部，第102师防守东车站以北至湘江的长沙市北半部，第90师防守湘江以西的岳麓山。

6月16日，日军在航空兵直接支援下，对岳麓山及长沙市发动总攻，第34师团当天攻占了岳麓山东、西的虎形山和牛形山。黄昏时，日军第58师团突破第59师修械所阵地，“59师全部动摇，撤守妙高峰、天心阁核心地带”。

图8-3-2长、衡会战·长沙及湘北地区战斗经过要图

(1944年5月27日—6月18日)

6月17日晨，日军在航空兵掩护下向天心阁和桃花山阵地猛攻，并施放大量喷嚏性毒气。双方死伤均极众。岳麓山方面，日军第68师团的第58旅团由第34师团右翼迂回至守军第90师左翼，猛攻燕子山阵地，第90师的第268团损伤过半，形势极为严峻。第4军决定将军主力增援岳麓山，令第59师及第102师各留1个团继续防守长沙市，其余部队于入夜时渡湘江转移至岳麓山。“但因当时情况紧急，渡河仓促，船舶、渡口、部队、时间均未十分计划，渡河后之集中地点、指挥人员亦未指派，以致秩序混乱，无法掌握，坠江溺毙者，不下千余”，加上日军在牛形山及其东面以猛烈火力侧击半渡的部队，致死伤更众。后续渡河部队被迫折返东岸。18日晨，渡河部队到达湘江西岸时，“岳麓山核心阵地已失，四面受敌包围，无法支持战斗，乃被迫退出岳麓山。其后复被尾击，队伍星散，无人掌握，直溃退至邵阳，始得收容，为数不及四千”。〔16〕留于长沙的2个团，在日军猛攻下更无法支持，“一部千余，由北门冲出东山，沿途与日军战斗，退至茶陵归27集团军欧副总部收容、指挥”，〔17〕长沙遂于18日15时被日军占领。

“中国派遣军”为了策应第11军作战，在日军进攻长沙期间令第13军派驻杭州的第70师团从金华进攻衢州，以牵制第三战区的部队向湖南调动。6月10日第70师团沿铁路两侧攻击前进，12日攻占龙游，以后即遭到守军第26、第79师的坚强抵抗。第105、第145、第146师亦投入反击。但在日军驻金华的独立步兵第104大队来援后，守军退守衢州城。6月26日4时40分，日军开始攻城，5时15分突入城中。守军撤退至衢江，因船不足，大部泅渡，遭追击日军火力集袭，伤亡甚大。日军仅1个师团，深入拥有3个集团军的第三战区80公里。第三战区作战17日，不仅未能围歼日军，也未能阻止日军，反而损失1000余人。日军占领衢州后，认为牵制任务已经完成，于27日开始撤回金华。

2.衡阳及湘中地区战斗

日军第11军在开始向长沙发起总攻的6月16日即向各部队下达了在第九战区失守长沙、宁乡等地后，乘其混乱、尚未组织起新的防御体系之前迅速突进攻占衡阳的命令，因而预定用以攻击衡阳的第68师团及第116师团在长沙尚在激战之际即渡过浏阳河南下，在长沙弃守时已进至株洲及其以东的清江铺地区，尔后准备沿湘江两岸向南快速推进，直趋衡阳。东路日军第3师团及第13师团占领浏阳后即继续向醴陵、萍乡前进，并准备向攸县、安仁、耒阳（耒县）推进。湘江西岸的西路日军第40师团于19日攻占宁乡后亦继续南下湘乡，并准备向衡阳以西的永丰、渣江前进，与东路日军遥相呼应。

长沙失守后，军事委员会为保卫衡阳、阻敌深入，于6月20日对第九战区下达了如下作战命令：

“（1）国军以阻敌深入、确保衡阳为目的，以一部于渌口、衡山东西地区持久抵抗，以主力由醴陵、浏阳向西，由宁乡、益阳向东夹击深入之敌而歼灭之。

“（2）王副长官指挥72军、58军、26军，速击破醴陵东北地区之敌，攻击敌主力之左侧背。

“（3）杨副长官指挥20军、44军，先击破醴陵以北地区之敌，尔后转移于王副长官所部之左翼，协力向西攻击敌人。

“（4）欧副总司令指挥37军、暂2军及第3师，在渌口、衡山间坚强持久抵抗，阻敌之深入。

“（5）王总司令耀武指挥73军、79军、99军、100军及4军之残部，向湘江左岸之敌攻击，但以一部守备湘乡。

“（6）李副总司令玉堂指挥10军、暂54师，固守衡阳。

“（7）第七战区开来之62军仍归本会直辖，控置于衡阳西南地区待机。”〔18〕

日军通过空中、地面侦察，根据中国军队的集结、调动情况，再结合以往的一贯战法，大致上已判断出军事委员会集中兵力分由东、西两面实施夹击的战役企图，遂令东、西两路日军集结兵力，加强对醴陵、宁乡方面的作战，以掩护中路日军进攻衡阳。

东路日军第13师团于6月20日占领醴陵后，仅以一部兵力继续南下。而以主力向东进攻准备实施夹击的中国军队，在刘公庙附近重创第26军，并迫使第58、第72军向东撤退，于22日占领了萍乡。日军第3师团亦于萍乡以北地区击溃了第58军。军事委员会计划的反击作战已无法实现。

西路日军第40师团于19日攻占宁乡后即全军南下，在湘乡以北击退第73、第74军，于22日攻占湘乡。守军新23师(附第92师1个营)退守石狮江、三枣。与此同时，中路日军第116师团的第133联队，亦向东进攻，配合第40师团，在湘乡东南的东台山一带击退守军第32师。至此，第40师团即暂停南进，集结兵力准备与由西北南下的第24集团军作战。

中路日军第116师团和第68师团在日军总攻长沙之前，即已于6月13日和16日分别轻易地占领了株洲及清江铺。守军暂2军退守渌水南岸。配属第116师团的第68师团第133联队则西进，占领了湘潭。守军新23师退至涟水以南，转移到东台山一带。6月19日，第116师团(附第68师团的第57旅团)由株洲附近西渡湘江，分两路各沿湘江西岸及易俗河向衡阳前进；第68师团(欠第57旅团)由石亭附近渡过渌水，击退暂2军后沿湘江东岸向衡阳急进。第68师团于23日即已突抵泉溪市附近，并渡过耒河，击退暂54师的警戒部队。24日傍晚，以一部西进，进攻五马槽衡阳外围阵地，主力经赤水塘西渡湘江，向衡阳以南迂回。迄27日，日军第116师团进至衡阳城西郊，突破守军第3师阵地，逼抵瓦子坪、虎形山主阵地前；第68师团一部突破五马槽第190师前进阵地和冯家冲主阵地，并攻占了飞机场；主力则突破衡阳城南黄花岭、欧家町预10师的警戒阵地，进至铁路线预10师的主阵地前。至此，衡阳已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

衡阳位于湘江中游，系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的交会点，是第九战区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该城东端紧临湘水西岸。防守衡阳的部队为第10军，下辖第3师、第190师及预10师。第190师及暂54师原在湘江以东，日军第68师团独立第64大队攻占湘江东飞机场，将190师及暂54师从中间割断后，第10军为集中兵力、缩短防线，于26日夜将该两师调回湘江西岸衡阳市区。其中第190师是后调师，仅有1个第570团是个完整的团，其余各部均仅有干部；第3师有1个团尚在衡山附近。另外还配属有暂54师(欠2个团)及48师的战防炮营、第46军的1个山炮连和第74军的野炮营。此时在衡阳的防御部署是：第3师防守衡阳西北部，预10师防守衡阳西郊，第190师防守衡阳南郊，暂54师防守衡阳北郊。

6月27日夜，日军完成了攻城的准备。其部署是：第68师团的独立步兵第64、第116大队位于湘江以东衡阳飞机场附近，第58旅团(独立步兵第65、第115、第117大队及配属师团的独立山炮兵第5联队)位于湘江以西衡阳南郊黄沙岭一带，第116师团的第109、第120联队及炮兵第122联队位于衡阳城西南和城西地区，第57旅团(有步兵第61、第62、第63大队及炮兵第5联队第3大队)位于衡阳西北小西门、体育场、蒸水桥一带。

6月28日拂晓，日军发起总攻。守军各部队在炮火支援下坚守阵地，并不时予以反击。激战终日，日军毫无进展。第68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及其参谋长原田贞三郎等被炮击负重伤，由第116师团师团长岩永汪统一指挥两师团。29日日军仍毫无进展。岩永汪将衡阳以西四塘附近担任侧背警戒的第133联队投入战斗，与炮兵第122联队协同，企图于7月1日进攻城西坚固据点张家山。激战至7月2日，除主攻方向上经多次反复争夺的张家山被日军第133联队攻占外，其他方面的守军均击退日军的多次进攻，守住了阵地。

由于守军的英勇抗击，日军连续猛攻5日，损耗了大量人员和弹药，仅推进了1000米。第11军为补充弹药和休整战力，决定于7月2日夜暂停进攻，预定7月11日再重新发起进攻。

守军为增强防守力量，乘日军暂停攻击之机，调第3师留置衡山附近的第8团归建。该团于5日8时许从何家塘、望家坳间突破日军包围圈，冲入城中。由于日军主攻方向始终保持于城西南郊，守军为加强该方面的防守、彻底形成重点，重新调整了部署：令第3师(欠第7团)南移占领天马山、岳屏山、接龙山、五桂岭高地，建立第二线阵地；第3师所遗城西北防务，除易赖庙的前街及青山街、杨林庙主阵地仍由第7团防守外，其余均交由第190师接替；湘江西岸的警戒，以铁炉门为界，以南由暂54师负责，以北由第190师负责。

中路日军进攻衡阳期间，东路日军第3、第13师团连续攻占攸县、安仁、进抵耒阳；西路日军第40师团亦已攻占衡阳西北仅35公里的渣江，衡阳守军已完全陷于孤立。但在西路日军后方，守军第30集团军曾实施反击，6月28日收复萍乡，7月4日进攻醴陵，几乎全歼日军骑兵第3联队。日军第27师团等部队前来增援，于10日又夺占醴陵。

日军第68、第116师团经休整补充及加强炮兵后，于7月11日上午开始第二次攻击。此时第68师团已由堤三树男接任师团长。第116师团的120联队在其飞行第44战队、野炮兵第122联队及独立野炮第2联队掩护下，向城西南预10师第一线阵地要点虎形山发起猛攻。激战至12日9时，守军伤亡重大，阵地为日军突破。第3师抽出1个营增援反击，经白刃战后，营长阵亡，士兵死伤四分之三，未能收复阵地，退守西禅寺。激战至15日，第一线阵地多处被突破，第二线增援部队经反复争夺，又收复一些要点，两线阵地犬牙交错，战斗极为激烈。第10军为加强城西南的防御纵深，又令第190师在接龙山、雁峰寺、中正堂一带建立第三线阵地。迄16日，第一线阵地枫树山、军舰高地等俱为日军突破。第10军遂将第一线阵地全部放弃，以第3师及预10师残部合力防守第二线阵地。此时，城西郊日军第57旅团亦已推进至距小西门不足1000米之处。由于守军防御正面缩小，所以人员伤亡虽众，防守强度和火力密度却减少甚微。7月17日、18日，日军进攻势头下降。经连日激战，日军主攻方向上的第116师团第120联队联队长和尔基隆大佐及第133联队的3个大队长相继被打死，每大队所余兵力不足100人，而且弹药已严重不足，攻坚战斗已难以为继。日军第11军不得已再次下令于19日起暂停攻击。

军事委员会虽早在日军围攻衡阳之前即已令王陵基指挥第72、第58、第26军，杨森指挥第20、第44军，欧震指挥第37军、暂2军，王耀武指挥第73、第79、第99、第100军等夹击日军，后又数次电令各兵团“乘敌后空虚，击破进犯之敌”和“扫荡当面敌人”，令李玉堂、王耀武“速解衡阳之围”，但衡阳外围各兵团在东、西两路日军的阻击下有时连守都守不住，被迫不断后撤，当然更无力击歼两路日军、解衡阳之围了。这虽然不一定像当时第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事后所说的那样：“外线友军是愈打愈远，而内线的敌人愈打愈近”，但外围兵团，特别是湘江以东的各军始终未积极向衡阳突进则是事实。

由于湘江以东各军散处日军侧后，距衡阳尚远，而第62军已迫近衡阳，因而军事委员会于7月22日电令第九战区集中湘江以西部队向进攻衡阳的日军攻击。电令主要内容为：

“（1）我衡阳外围援军，应集中全力，先突破衡永公路附近之虎形山及汽车西站以西敌人阵地，再图扩张战果。

“（2）62军应以一部监视衡阳南侧之敌，集中步炮主力，于黄泥坳附近向虎形山及其东南地区之敌阵地突击。突2纵队即沿公路由黄泥坳西南地区向汽车西站、虎形山方面推进，归入黄军长之指挥。

“（3）79军应集中主力，由贾里渡方面向汽车西站以西敌阵地突击，以收夹击之效。

“（4）63军主力应攻占望城坳，以策应各军之作战。

“（5）空军应集中力量轰炸虎形山及汽车西站以西之敌阵地……”〔19〕

23日，军事委员会又电令李玉堂“即日进驻62军军部，直接督促”。

军事委员会的电令(包括以前的多次电报)均被日军情报人员破译，因而日军对第九战区各部队的行动非常清楚。这次获得情报后，当即将电令内容通知各师团，并令第40师团占领衡阳西南、正西和西北约10至15公里处的七里山、两母山、二塘、城口墟、板桥、狭山冲一线阵地，堵截、阻击由西方来援的中国军队。同时令第57旅团归还第68师团建制，令第109联队归还第116师团建制，以便于指挥。

第62军一度突进至火车西站，但在日军第40师团的反击下，伤亡甚大，且弹药告罄，被迫撤退至盘右岭附近收容整理。第79、第74军主力及第100军之第319师亦被阻止于日军第40师团的堵截线之外。

7月29日，日军第11军确知专为补给衡阳地区的辎重车队预定8月4日前后可到达衡阳附近，部队也经过调整，遂于当日下达了攻击命令：确定8月4日开始第三次攻击，除令第68、第116师团仍担任主攻任务、于8月4日向岳屏山方向攻击外，另令第58师团于8月5日向衡阳西北方向攻击，令第13师团以一部兵力在湘江东岸以火力支援湘江以西的作战。

7月27日及8月2日，中国空军两次空投蒋介石的手令，鼓励第10军坚守衡阳待援。第一次仅说“余必为弟及全体官兵负责，全力增援与接济”，第二次则告知“各路增援部队今晨已如期到达二塘、贾里坡、陆家岭、七里山预定之线，余必令空军掩护，严督猛进”。8月2日，第62军及第100军确已到达三塘、两母山地区，第74军亦已到达佘田桥、新桥，第79军到达望城坳附近，与日军第40师团激战。第62军在进攻二塘、两母山时与日军第234联队进行了白刃战，予该联队以歼灭性打击。“其第3大队各个中队有的只剩下2人，最多的不过24人……各队伤亡累累，弹药又缺乏，尤其是手榴弹已消耗净尽，只好投石头对抗手榴弹充足的重庆军”。但由于第62军等在战斗中伤亡亦众，始终未能歼灭依托工事坚守阵地的日军残部，被阻于日军堵截线之外，未能与衡阳守军会合。在此期间的外围各兵团，除第24集团军遵照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积极向湘江以西进攻衡阳的日军进攻外，湘江以东的第九战区各军没有进行积极有力的进攻。

8月4日，日军第68、第116师团对衡阳第3师及预10师阵地发起总攻。5日，第58师团(从长沙增援到来)由衡阳西北投入战斗，猛攻第190师阵地。激战至6日拂晓，第190师退守小西门及其以北的城垣。当日夜，日军第58师团一部从城西北角突入城内，西南方面岳屏山、天马山等阵地亦为日军第116师团突破。7日6时起，日军集中炮火先对守军进行了约2小时的炮火准备，尔后发起冲击。守军阵地大都被毁，官兵伤亡惨重，五桂山、接龙山等阵地先后失守。但第3师及预10师的官兵仍顽强抵抗。

8月7日夜，第10军军长方先觉派参谋长孙鸣全与日军联系投降事宜；8日晨，方先觉率其第3师师长周庆祥、第190师师长容有略、预10师师长葛先才、暂54师师长饶少伟及副官处处长孙广宽在城南天主堂与日军第68师团师团长堤三树男会见，正式缴械投降(方先觉被日军送还重庆后，蒋介石又任命其为青年军第207师师长)。据日军记载，缴械的官兵共13306人(大部为伤病员，能战斗者约4000人)。此时，不愿投敌的部分官兵“仍在城内进行抵抗”。由第四战区抽调来援的第46军等已进抵距衡阳8公里的二塘。日军第11军负责作战的高级参谋岛贯武治在当天(8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8时攻克衡阳，力攻40天……是一场竭尽了全力的战斗。只晚了一天，敌机械化兵团就出现了。我方部队面对前来解围的敌军，多少有些动摇。战争的胜负诚然在于最后5分钟。如固守衡阳之敌誓死决一死战，或将出现‘因帕尔’的结局。”1944年夏，日军第15军从缅甸进攻印度因帕尔，惨败而归，10万人仅剩下了3万人。

衡阳失守后，第九战区以一部兵力在衡阳以西攻袭日军，主力撤至洪桥一带。日军经休整、补充后，9月1日开始进攻：第3、第13、第40、第58师团向零陵、全县(今全州)，第116、第37师团向邵阳进攻。守军第37军在常宁进行了较顽强的抵抗；第79、第62军在白鹤铺、大营市一带，第74、第100军在渣江、永丰一带，稍事抵抗后再次后撤。日军于9月5日攻占祁阳，7日攻占零陵，13日占道县，14日不战而占领筑有坚固国防工事的全县。至此，长、衡会战结束。

日军占领全县后报告该地阵地情况说：“黄沙铺对岸和大结以南高地上的阵地，构筑极为坚固，是以坑道、碉堡为中心组成的纵深达4公里的阵地。此外，在塞前岭(全县以北9.5公里)、江家村(全县以北6公里)、五里村(全县东北2公里)以南高地一线，还有尚未竣工的纵深达3公里的阵地。重庆军放弃如此坚固阵地竟然退却，其意图何在，实难理解。”

长、衡会战过程中，直接协助第九战区作战的中国空军的中美空军混合团基本上掌握了战场上空的制空权，迫使日军航空兵及地面部队的大规模行动多在黄昏后和黎明前进行。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自1944年5月27日至9月6日间，中美空军混合团共出动飞机667批，其中驱逐机(战斗机)出动3416架次，轰炸机出动248架次，计击落日机66架，地面炸毁58架、炸伤10架，另击毁各种车辆521辆、木船1360只。据日军统计，仅7、8两月中美空军混合团就出动427批、2752架次。

(四)会战简析

此次会战虽给日军以一定打击，特别是衡阳保卫战斗，重创了日军，但从战役整体上看，中国军队不仅未能打破日军攻略长沙、衡阳，控制粤汉、湘桂铁路的企图，而且损耗自己大量军队及武器装备，战后初期，国民政府统计中国军队伤亡90577人，日军伤亡66809人；但1989年台湾国民党当局所编《抗日战史》则不记载双方伤亡损耗的数字。日军第11军统计，至衡阳失守时，中国军队阵亡66468人，被俘22460人，被缴获的武器约为10个师的装备。从会战开始至7月20日，日军战死3860人，战伤8327人，病7099人，总计伤亡减员19286人。（日本军部提供的数据是仅阵亡的日军即为12209人）但日军预计今后战斗更加激化，季节又进入酷暑，估计至8月中旬伤亡人数当达到4万至5万人。并丧失湖南大片国土，是一次失败的战役。

会战失败的根本原因和豫中会战一样，是由于高级将领抗战消极，企图保存实力以及军队腐败。衡阳坚守40余日，虽经一再电促外围部队前往解围，但除第62军及第100军、第79军先后进至衡阳郊区或外围外，其他部队均未到达衡阳附近。特别是湘江以东的各军，根本没有向衡阳方面作出任何积极的行动，一直徘徊于东路日军以东的萍乡至茶陵以东地区。即使受命进攻，也只是进行了一些“无关痛痒之攻击”。

从当时有关的报告中可窥见中国军队的一般。长沙方面：“各级主官忙于应酬，对部队训练敷衍塞责”，“部队主官因营商应酬，脱离部队，致使部队精神不能团结”，“虚图表面……对上级阳奉阴违”；“军部副官处长负责控制船只，该处长潘孔昭假公济私，擅扣商船，重价勒索，以饱私囊，并将攫取之财物，用5艘火轮装出，致长沙战斗紧急、转用兵力时渡河困难”，〔20〕等等。衡阳方面：“纪律废弛，战志不旺。整个战场，我军多为退却作战，军行所至，予取予求，民不堪扰，而部队之逃散，尤甚惊人。如99军以4团兵力，仅在湖滨行持久抵抗数日，转至宁乡以东，残余兵力不及1团”，“若干部队，即奉攻击之命，对少数之敌，亦多长时对峙”，〔21〕等等。

至于作战指导方面导致失败的直接原因，也仍然是国民政府多数军队内部矛盾形成的难以克服的一些老问题。在这次战役中表现较为突出的有两点：

一是部署欠当，兵力分散。会战前拟定的作战计划，原预定在长沙附近与日军决战。据此，则应在长沙、浏阳、宁乡地区集中优势兵力，可是第九战区却将第99、第162、第60、第132、新13师等重要作战力量留置于津市、澧县以北，以后又将第15、第77、第58、第98、第194、第19、第92师等部队分散部署于湘西广大地域，既未能遮断日军的后方交通，也未能牵制住日军，徒然将主要战斗力量用于不必要的方面，而长沙及岳麓山仅配置1个军，致决胜点形成劣势。长沙的1个军在部署上也犯了兵力分散的错误。岳麓山是长沙的主要支撑点，如果岳麓山失守，则长沙亦难以坚守。因而要确保长沙，必坚守岳麓山。但岳麓山幅员较大，必须有足够的兵力才能守住。第4军将绝大多数炮兵都置于该地，而步兵则仅配置了1个师，兵力显然不足。在6月17日两岸战斗紧张之际仓促将长沙兵力转变用于岳麓山，从而导致部队混乱，长沙与岳麓山均迅告失守。

其次是部队互不协同，逐次使用兵力。这一错误导致贻失战机，且遭各个击破。以衡阳外围各军为例：第62军突进至衡阳西南郊时，第79军却踌躇不前，停止于金兰寺附近观望；等第79军决心进攻、并进抵衡阳西北郊时，第62军已因孤军深入、伤亡过大而撤退到铁关铺去了。当第79军和第62军先后向外围日军攻击时，第74军却长期滞留常德，迟迟不动。第79军又因伤亡过大、被迫撤退后，第46军方不慌不忙地到达衡阳附近，但此时衡阳已经失守。

四、桂、柳会战

（一）日军第6方面军的设立和作战指导

1944年6月以后，太平洋战场上日军的“绝对国防圈”被美军突破，马里亚纳群岛的重要支撑点塞班岛及关岛相继失守，印、缅战场上日军的因帕尔进攻战也“终于力竭途穷而溃败”。在中国战场上，日军攻占了长沙和衡阳；但在中国敌后战场，日军却遭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局部反攻。日本大本营在这种形势下决定“尽力防卫连接本土、西南诸岛、台湾、菲律宾的一线，以迎击盟军的大规模进攻”，〔22〕同时“决定在中国方面按预定计划推行湘、桂作战，由大陆交通来弥补不安全的海上交通，并实行对美（以空战为主）作战的准备”。〔23〕为此，“大本营作战部更加期望提前完成‘1号作战’”。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派遣军的任务愈加繁重，不可能专门指挥湘、桂作战。日军为了加强对湘、桂作战的指导，统一指挥华中的第11军和华南的第23军以及武汉地区第34军，决定成立第6方面军，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任方面军司令官，司令部设于衡阳。

1944年8月26日，日本大本营以“大陆命”第1113号发布了第6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并规定第6方面军隶属于“中国派遣军”。该方面军的战斗序列为：

第6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

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

第23军司令官田中久一

第34军司令官佐野忠义（1944年7月由武汉保卫军改组）方面军直属部队：

第27、第40、第64、第68师团，野战高射炮第22联队，独立工兵第38联队，独立工兵第60大队，第6、第7师团之架桥材料中队，“中国派遣军”第2野战铁道队，以及第5电信联队、无线电队等1944年9月10日，第6方面军开始行使统帅权。为了便于指挥武汉地区至广西新占领区之间各部队的作战，处理占领事务、兵站运输等工作，由大本营下令调关东军坂西一良的第20军司令部至衡阳，将第27、第64、第68、第116师团及第1、第2野战补充队等编入其序列。

由于大本营根据形势的发展要求“1号作战”尽快进行，并希望在本年内完成，而攻占衡阳较预定的7月上旬延误了约1个月，因此，“中国派遣军”原定的9月中旬攻占桂、柳已经无望，不得不修正其1号作战计划。改为：9月上旬第23军自西江两岸地区发动攻势，迅速攻占梧州及丹竹附近地区，大致在10月下旬前完成进攻柳州的准备工作，此后即归第6方面军指挥；9月下旬以第11军自衡阳南方地区发动攻势，攻占全县后，大致在10月以前完成进攻桂林的准备工作。11月上旬，方面军指挥第11、第23军发动包围攻势，捕歼中国第四战区主力于桂林、柳州附近地区，并攻占桂林、柳州。如果捕捉不到该地区的中国军队，则向贵州省境追击作战。大致在11月末结束。12月中旬左右，以约3个师团的基干兵力，从衡阳以南和以东地区开始进攻，尽力完全占领韶关附近以北的粤汉铁路，同时攻占遂川及南雄附近地区；第23军以一部进行策应，大致将英德以南地区的粤汉铁路完全占领。大致在1945年1月上旬结束。1月末第11军攻占南宁，并打通往法属印度支那国境的联络线。

第6方面军根据派遣军修正案的精神，命正由衡阳沿湘桂路追击的第11军停止于全县、道县之线；命由北江西进的第23军以主力进出至平南（柳州东南约128公里）附近，各自在该处从事尔后的作战准备。

第6方面军的作战计划从9月末即开始制订，经与各有关方面协商和反复研究，10月7日由司令官批准确定。其主要内容为：

“（1）方面军于11月上旬以第11、23两军转取攻势，互相策应捕捉柳州西方地区敌军主力，尔后向贵州省境追击敌军。

“（2）第11军从11月上旬，由湖南、广西省境附近发动攻势，命主力沿湘桂公路，一部向其南方地区前进攻取桂林，尔后与第23军相策应，命主力从柳州北方切断敌军退路，在柳州西方地区聚歼敌军。敌逃跑时，即向贵州省境追击。

“（3）第23军于11月上旬由平南地区发动攻势，与第11军的攻势相策应，在柳州西北地区聚歼敌军主力，同时攻占柳州。在此期间，做好攻占南宁的准备。”〔24〕

桂、柳会战日军指挥系统见附表835。

（二）军委会的作战指导

1944年6月下旬，当日军全力进攻衡阳时，中国军事委员会即判断日军将续攻桂、柳，因此开始拟制固守桂林、反击求歼进攻日军的作战计划。8月上旬，衡阳失守，日军第11军以广正面的攻势倾力西进，广西告急。军事委员会以黄沙河、大榕江地形险要，且全县筑有坚固的国防工事可阻止日军，遂急调第93军驰援全县，并令第四战区及第62军（当时随李玉堂兵团撤至湘江以西地区）准备在该两地迅速建立防线。

8月24日，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当前局势，吸取白崇禧的意见，制订并颁发了对第四、第九、第七战区的作战指导方案。主要内容为：〔25〕甲第一期（敌未突破衡阳以西我现设主阵地以前）

（1）第九战区

子湘江以东各军，就现态势续行攻夺要点，牵制消耗敌人，并相机击灭之。

丑湘江以西各军，调整如次：

天李玉堂（归王耀武指挥）指挥37军、62军、79军、46军之新19师及彭璧生部，以有力一部于现阵地占领前进阵地，与敌接触，其主力于茅桐桥、新桥之线占领主阵地，并抽一部于鸡笼街附近，积极整补，构筑预备阵地。但37军主力应暂控置于松柏西南地区，与主阵地之右翼连系。

地王耀武直辖73军、74军、100军。

①74军（欠57师）以一部于现阵地占领前进阵地，与敌接触，其主力在新桥以北、蒸水西岸占领主阵地，并控置一部于金兰寺一带，积极整补，构筑预备阵地。57师到邵阳后，择要筑工，并积极整补，准备机动使用。

②100军以一部攻袭永丰东南之敌，其主力控置界岭一带（永丰、邵阳间），积极整补，构筑预备阵地。

③73军以原态势向敌攻击。

寅46军先抽调控制部队1个师，集结于柳州，并担任柳州之防务；其余1个师（新19师）仍在现阵地，服行原任务，与敌保持接触。

卯湖南作战各军，除服行原任务外，应以小部队为单位，附必要工兵及爆破器材，编成多数游击队（但每军抽编兵力不得超过1个团），采取避实击虚办法，深入敌后，轮番截击敌水、陆交通，并与我空军配合，使敌补给困难。

（2）第四战区

子46军之1个师调柳州后，将31军（欠135师）移驻桂林，担任固守。

丑93军以一部占领黄沙河阵地，以主力防守全州（全县）。

寅南宁以南各部队防守现阵地，继续加强工事。

卯发动地方武力，积极予以组训，并分区酌设机构，俾收统一指挥之效。

辰南宁、玉林以南各公路及其他敌可利用之交通线，应继续动员民众彻底破坏之，并切实疏散各交通线上之壮丁及粮食物资，加强坚壁清野。

巳扩修独山机场，俾我空军始终发挥威力。由航委会另拟办法呈核。

（3）第七战区

子以现态势防阻敌人，即在粤汉路南段者，以主力利用南北山险及既设阵地持久作战，以6个团兵力（必须以1个建制师为骨干）固守曲江。

丑依状况先期抽调2个师秘密分开连山、梧州，构筑工事而固守之。

乙第二期（敌突破衡阳西侧我现设阵地后大举侵桂时）

（1）第九战区

子李玉堂所率之37军转移湘江南岸，62军、79军及彭璧生部转移湘桂路以南地区，而王耀武直辖各军则在湘桂路以北地区，并以邵阳为根据地（须以有力一部固守之），积极夹击、侧击西犯之敌。

丑其他第九战区各部队亦应在公、铁路两侧攻袭敌人，予以牵制、消耗。

寅游击部队继续袭拢、困疲敌人，并断其补给交通。

（2）第四战区

子93军之任务……以一部占领黄沙河阵地，以主力死守全州……〔26〕

丑敌如钻隙深入桂林附近，则适时召集46军及由七战区转用之2个师，协力守军包围而歼灭之。

寅南宁以南各部队采用机动战法。但如可能，仍依既设坚固工事，极力拒止敌人，俾能确实掩护柳州以西我后方交通。

卯越北敌如进犯河田路，则以桂绥独3团（主力龙州，一部靖西）向田东逐次转进，阻击敌人。

辰利用地方武力，配合正规军，积极打击敌人。

（3）第七战区

子准备以一军长率2师，适时参加桂林决战。

丑梧州仍留一师固守，并另以西并两侧之挺进部队及地方团队准备攻袭沿江西犯之敌。桂柳会战中国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见附表836。

（三）会战经过

1.桂、柳外围战斗

自1940年冬日军退出桂南后，第四战区辖区内已无日军，近4年来与驻越南及雷州半岛的日军“和平”相持。战区所辖兵力有第16集团军的2个军（第46、第31军）及地方团队。衡阳失守之后，西南局势顿显紧张。第四战区以第31军（第131、第188、第135师及配属的第46军第170师）守备桂林，以由长、衡方面转回的第46军175师集结柳州整理，令31军的第135师以主力防守南宁，另派1个团担任丹竹机场警备，原配属第35集团军的第155师仍担任廉江方面的守备。由于兵力太少，根据日军第11军已迫近桂林外围的情况，不得不把主要兵力配置于湘桂路方面。至于广东北江及桂西、桂南方面，只能令地方团队及民众自卫，武力备战。同时急告军事委员会，请令在湘南的第27集团军（辖第20、第26、第37军，共5个师）速转移入桂。但该集团军在日军第3师团阻碍下行动迟缓，迄9月8日，其先头部队才进至零陵、新田之间。

1944年9月13日，日军第11军第13师团的第104联队进至全县以北黄沙河附近，第3师团的第34联队及野炮兵第3联队进占道县。第四战区得知此情况后，以全县右侧背已受威胁为理由，急令经军事委员会部署、蒋介石批示应固守黄沙河和全县的第93军放弃有利的地形和坚固的既设国防工事，沿湘桂路撤向大溶江。因而日军于14日不战而占领广西东北战略要地全县，打开了通向桂林的门户。日军第11军占领全县后，除为解除侧方威胁，令第37师团进攻邵阳（宝庆）、第34师团进攻常宁外，主力在全县、白沙、道县各附近地区集结，作进攻桂林的准备。第37师团在第116师团一部兵力掩护下，于9月26日击退外围阵地的第100军一部，27日攻入邵阳，与守军第74军的第58师发生巷战。激战至29日，守军撤出，邵阳失守。第34师团于10月1日击破守军第60师第178团的防守，占领了常宁。

广东方面的日军第23军，早在长、衡会战之初为策应第11军的作战，令其第104师团发动粤北攻势，攻占了清远、英德。此时第104师团集结于清远、太平等地，第22师团亦已集结于新会，独立混成第22旅团集结于台山附近。第23军按照“中国派遣军”的作战计划，于9月9日以第104、第22师团及独立混成第22旅团，在第2飞行团的支援下，沿西江两岸向梧州、平南地区进攻；另以独立混成第23旅团从遂溪向平南及丹竹机场进攻。第七战区第35集团军之一部（仅第64军2个师）及地方团队力量薄弱，被迫节节后退，向第四战区方面转移。

日军第104师团由清远分3路西进：师团及第108联队为南路，11日占四会，16日占肇庆，20日至禄步，以后即沿西江北岸向梧州前进；第161联队为中路，22日攻占德庆，尔后与师团主力会合向梧州前进；第137联队为北路，12日攻占怀集，22日攻占梧州。28日，该联队的第3大队又击退守军第135师的405团，占领了丹竹机场。

日军第22师团由新会、江门、九江分路沿西江南岸西进。第85联队经鹤山于24日占罗定，31日占岑溪；第84联队于25日占郁南，30日进至苍梧以南；第86联队与第84联队同路，于31日占藤县。

独立混成第22旅团由长沙镇、开平、新兴、郁南袭占西江南岸各要点，与第104师团在梧州会合。驻雷州半岛的独立混成第23旅团从遂溪北上，12日占领廉江，22日占容县，28日占领平南及丹竹，与第104师团第137联队会合。至此，桂东屏蔽尽失，桂、柳形势严峻。

第四战区在廉江失守时令第155师经陆川、郁林（今玉林）向桂平方面转移，令第31军的第135师迅速由南宁进出至平南地区，同时令第93军在大溶江以北地区组织防御，竭力迟滞日军，以争取时间集结及部署兵力。

日军第11军为了解守军防御配系及兵力部署情况，决定实施威力搜索，令第一线各师团向前推进，建立搜索据点。第58师团根据军的命令，驱逐兴安附近的守军，在该处建立搜索据点。该师团以独立步兵第106、第92大队于9月27日夜向兴安发动进攻。防守该地的第93军第10师坚决抗击，激战至10月1日，转移至城西继续抵抗。日军在遭到大量伤亡后，于10月3日攻占老茶亭（兴安西约14公里）。第51旅团于严关口（兴安西约4公里）建立了搜索据点。当日军逼近兴安时，广东方面第23军各部也正向平南及丹竹进逼中。第四战区根据刚由湖南转移至广西的各部队情况，重新进行了部署：令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指挥第20军及第44师自道县附近攻击敌人，以第26军（欠第46师）、第37军先向龙虎关、恭城附近集结，准备参加桂、柳作战；令战区副司令长官夏威指挥第93、第31、第46军，负责桂林固守及外围作战。第93军于外围作战后，转移至义宁附近，编入李玉堂序列；令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指挥第79、第93军，桂林外围作战后在龙胜、义宁间集结，准备参加桂林作战；令第35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指挥第62、第64军，在平乐附近集结为机动部队。根据情况，以夏威副司令长官指挥桂林防守军李玉堂部，负责桂林附近的作战。

此时，从湖南转进的第27集团军（第20、第26、第37军）及第62、第79军与由粤西（第七战区）西移的第64军正陆续自南、北两面先后进入广西境内。各部队因久战，实力尚不及编制的四分之一；又因行动迟缓，未能如期参加外围战斗，因而日军得以分进合击之势向桂、柳步步逼近。10月初，兴安、平南及丹竹机场弃守，桂、柳即陷于两面受敌的不利态势之下。

10月9日，第四战区调整部署，将现有部队组编为4个兵团：桂林方面军（第16集团军兼总司令夏威下辖第46、第31、第93、第79军共9个师），以1个军担任桂林固守，1个军控置于良丰、葡萄、白沙间地区，2个军担任桂林外围及桂穗公路的掩护；荔浦方面军（第27集团军兼总司令杨森，下辖第20、第26、第37军及湘桂边境区总指挥部，共5个师、1个师管区），一部任敌后袭拢破坏，一部在蒙山以南及阳翔、沙子坪、二塘各附近警戒，主力配置于平乐、荔浦、新圩间地区；西江方面军（第35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第16集团军副总部、3个师、1个团及2个纵队），主力配置于桂平、大湟江口、东乡间地区，一部配置于六陈、麻垌附近；战区直辖兵团（第62、第64军，共4个师），控置于柳州、三江街以北地区。

10月11日，日军独立混成第23旅团强渡邕江至西岸，于12日占领桂平、蒙圩，第104师团一部亦西迫大湟江口。第四战区为确保柳州并掩护黔桂路安全，决定转用兵力于西江方面，先击破桂平方面日军，解除柳州侧背威胁，于10月13日制订了攻击计划，于16日作为命令下达。其主要内容为：〔27〕战区以确保桂、柳，并掩护柳州空军基地之目的，决以有力兵团于荔浦、桂林各附近地区拒止湘桂路及龙虎关方面之敌，以优势兵力集结于武宣东南附近地区，先击破进犯西江之敌，以利尔后作战。西江方面会战日期，预定10月20日以后。

……

各兵团之任务及行动如次列：

（1）西江方面军有击灭西江方面敌人之任务。以一部在江口圩及金田村南北之线占领阵地，拒止敌人，以掩护我主力之集结及进出，并特对黔江控制、封锁敌利用该河道。以有力一部配备于贵桂、石龙一带及其以南地区，对于桂平、社步、下湾渡河北犯之敌，相机予以击攘，掩护主力之进出。不得已时，亦须确保蓝田村、牛蕴及上龙村各隘口，以利主力军之作战。

转用葡萄附近及修仁附近之各1个军，利用铁道输送及徒步行军，迅速向桐冈乡及通挽乡附近地区集结，并限于10月19日前完毕及完成会战准备。尔后，主力保持于右翼，对敌攻击，压迫于黔江与浔江而歼灭之。

（2）荔浦方面军以一部固守阳朔，以主力在平乐、荔浦间地区拒止敌之进犯，并竭力予以迟滞、消耗。不得已时，应确保修仁高地一带之要地。另以有力一部进出蒙山、大旺，攻击平南及其以西之敌，以使西江及荔浦两方面之作战容易。

（3）桂林方面军有固守桂林之任务。以主力之一军固守桂林，以一师位置于良丰附近，另以有力部队位置于桂林西北侧地区，占领阵地，与防守军协同，极力击攘进犯之敌。不得已时，除防守军应确实固守桂林外，其余应确保永福要地及百寿方面通桂林方面之后路，以确保桂林之交通。并应先以有力部队，沿湘桂路、大溶江、灵川道极力打击、迟滞、消耗敌之进犯，以挫折敌之企图，尔后转移于桂林西北地区，协力防守军之作战。

图8-3-4桂、柳会战·桂、柳外围战斗经过要图

(1944年9月9日—11月4日)

10月21日，西江方面军不待第46军到达，即以第64军及桂绥第1纵队开始向桂平、蒙圩日军独立混成第23旅团发动猛攻。与此同时，第37军及桂绥第2纵队亦向平南日军第104师团发动进攻。进攻开始前和开始后，中、美空军分批轮番向日军轰炸及扫射，以支援地面部队的攻击。当天即攻占了蒙圩附近的几个村庄，日军独立步兵第129大队大队长野野木文雄中佐被炸死。激战至10月26日傍晚，日军第104师团攻占大湟江口。28日，日军第23军集中全力向西江方面军进攻，第64军及第37军等开始由攻势作战转为守势作战。直至10月31日，日军虽集中全力进攻，仍毫无进展。此时，日军第11军已沿湘桂路南下逼近桂林。第四战区见形势已经逆转，决定放弃桂平附近的作战，将所有兵力向桂、柳附近集中。日军第23军的第22师团于11月3日占贵县，第104师团于4日占武宣，亦已逼近柳州。桂林、柳州外围战斗结束，转入桂林、柳州的保卫战斗。

2.桂、柳战斗

1944年10月26日，日军第6方面军下达作战命令，令第11军和第23军按照10月7日的作战计划，向桂林、柳州发动进攻。日军第11军为在开战之始即占领桂林、柳州间要点，以分割桂林、柳州的中国军队。26日即令第3师团攻占平乐、荔浦，令第37师团攻占恭城、阳朔。10月28日，处于湘桂路正面的日军第58师团发现当面守军有动摇、退却的征候，第11军遂决定迅速攻占桂林，当即下令各部队迅速向桂林突进：以58师团为主攻部队，在重炮兵第14联队、第15联队、独立野炮兵第2联队、独立重炮兵第6大队、战车第3联队配合下从灵川急进，向桂林的北门和西门进攻；第40师团配属独立山炮第2联队，从兴安附近前进，向桂林东门进攻；第13师团从灌阳前进，向桂林南门进攻；第34师团的第218联队从寨墟前进，向桂林西南郊进攻。至11月1日，第58师团进抵北门外火车站附近及城西北的五权村；第40师团攻占城东5公里处的欧家村；第218联队进至城西北25公里处；第13师团进至城南20公里处的良丰圩、奇峰镇一带；第37师团及第3师团分别进至恭城西南及平乐以东地区。

日军第11军在包围桂林过程中发现当面守军兵力极为薄弱，与制定进攻计划时的情况变化甚大，判断守军已集中兵力阻止广东方面的第23军，因而决定乘机以第3、第13师团快速向柳州进攻，以早日攻占柳州及其附近的空军基地，当即改令第3师团从荔浦向西经修仁向柳州南的柳江前进；令第37师团接替第13师团从南方攻击桂林，第13师团西经永福向柳州北的柳城及其以南三岔车站前进，尔后由南北合击柳州。至11月6日，日军第11军主力已对桂林完成包围，其第3、第13师团在占领阳朔、荔浦，并于修仁以东击退守军第20军及第37军一部后，亦已进至柳州东约70公里的岔路口及柳州北约60公里的中渡。

第四战区为挽回颓势，决心于桂、柳之间与日军决战。7日下达作战命令，调整部署。其主要内容为：〔28〕（1）战区以确保桂、柳，并掩护黔桂路之目的，各以有力一部固守桂、柳，主力沿红水河及其以北地区占领阵地，吸引敌人于柳州近郊，然后转移攻势而击灭之。

（2）第35集团军指挥62、64军及16集团军之桂绥2纵队为右兵团，以有力一部沿红水河北岸、柳江西岸守备要点，并以一部于红水河南岸地区掩护通宜山要道，主力在良塘乡（穿山西北）、穿山附近占领阵地，拒止敌人；并适时控置有力一部，准备策应各方面之作战。

（3）第27集团军指挥20、26、37军及188师，为中央兵团，以主力固守柳州，非有命令不得撤退；以有力一部于柳州以东地区连系右兵团，于以北地区连系左兵团，拒止敌人。必须确保柳江西岸要地，以掩护黔桂路及宜山之安全。

（4）第16集团军指挥桂林防守军（31军）、79军、93军及新19师为左兵团，以桂林防守军固守桂林，其余连系中央兵团，在太平乡、三皇乡各附近地区占领阵地，拒止敌人，并以一部掩护古寿通往长安镇之要道。

（5）第46军控置于三都附近。

（6）各兵团务于11月10日前部署完毕。战区司令长官部于下达命令后即由柳州撤至宜山。事实上此时桂林已被包围，各部队尚未来得及按照命令重新部署，日军第11军的第3、第13师团即已进至柳州附近；第23军已攻占象县，突破守军第62军阵地，渡过红水河，占领来宾，逼近柳州。仅第20、第26军于7日夜以急行军从第一线撤至柳州；第37军由象县撤至柳州以南。

日军第11军于11月7日夜下达了9日拂晓开始攻击桂林的命令。第四战区防守桂林的部队为16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指挥的2个师：第31军的第131师防守城北半部及城北、城东郊区；第46军的第170师防守城南半部及城南、城西郊区。日军为在总攻之前取得有利的态势，11月4日夜开始向外围据点实施攻击，桂江以东的屏风山、普陀山、七星岩、月牙山，城北的平头山，城西的茅草头、磨盘山及城南的斗鸡山、将军山等均被日军攻占，日军各师团全部占领了有利的进攻出发地位。城东第40师团的第236联队于8日夜即已在中正桥以北强渡漓江，突入市区，进行巷战。9日凌晨，日军从四面发起猛攻。第58师团在大量炮兵及航空兵掩护下，以坦克为先导，连续攻占虞山、凤凰山、扁崖山各据点。守军全部壮烈牺牲。激战至9日夜，桂林四周日军均已突入城区，守军逐次被压迫于核心阵地。此时，防守南部的第170师发生动摇，乘夜暗向城西南方向撤退。撤至城郊时，先头部队与迟到的日军第37师团一部遭遇，被俘1000余人，后续突围部队又返回城内。苦战至10日下午，桂林全城被日军占领。守军除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第31军军长贺维珍率一部分幕僚逃出以外，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继恒、第31军参谋长吕旃蒙、第170师副师长胡原基、第131师第392团团长吴展等以下官兵2400余人在战斗中牺牲。第131师师长阚维雍率所部巷战至最后，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自杀殉国。据日军第11军统计，桂林战斗中，中国军队阵亡5665人，被俘13151人，被日军缴获各种口径的火炮156门、重机枪110挺、轻机枪359挺、步枪2737枝。

第27集团军接到战区11月7日改为中央兵团、固守柳州的命令后，以急行军于当夜到达指定位置，当即进行防御部署：令第37军在象县以北掩护主力向柳州转进，令第188师在柳州以北、以东的长塘、东泉各附近掩护柳州侧背安全，令第26军防守柳州，令第20军控置于柳州西车站附近待机。第26军以第41师守备柳州东面和北面，第44师守备西面和南面。8日，日军第13师团及第3师团分别进至柳州以北6公里处和柳江东岸，第23军的第104师团先头第161联队进至柳州南约18公里的四方塘（第22师团仍在贵县北龙山地区）。杨森急令第20军的第134师在柳州西岸担任河防，并以一部占领鹅山，以加强防守力量。9日，日军第13师团、第3师团分由柳州以北、以东和东南发动总攻。当日中午，日军第3师团的第34联队由三门江附近强渡柳江，进至西岸；第13师团先头第104联队攻入柳州北部；第104师团先头第161联队第3大队亦进至柳州机场南侧。10日凌晨，日军第3师团第34联队与第104师团第161联队第3大队攻占柳州飞机场。守军奉战区命令放弃柳州，向柳州以西山地撤退。日军占领柳州。

3.独山、南宁战斗

第四战区弃守柳州后，部署第27、第16、第35集团军在宜山南北一线重新组织防御。一方面由于撤退时部队已混乱，一方面由于日军第11军实施跟踪追击，未俟防线形成，日军第3、第13师团即于15日攻占宜山。紧接着第104师团于17日占忻城，21日第13师团占金城江。21日，第11军令第13师团向独山追击，令第3师团向都匀追击，将该两地交通设施及军用物资全部、彻底毁坏后返回广西。日军第13师团于24日在野车河一带遭到第97军的坚强阻击，激战4日方突破阵地，继续前进。28日再次击退守军第98军后于当日攻占南丹，12月2日攻占独山。日军第3师团于11月26日占领永安（环江县北40公里），27日占黎明关，12月3日攻占荔波。此时其先遣部队也进抵都匀南2公里处，接到11军令其返回广西的电令。日军于12月4日开始南撤。至2月中旬，第3师团在柳州附近布防，第13师团在宜山、德胜、金城江、河池地区与第四战区新到的第98军、第29军等对峙。

日军第23军的第104师团及独立混成第23旅团在攻占柳州之后，于18日接到命令，令第104师团速回广东，作防御美军在广东登陆的准备，令第22师团及独立混成第23旅团进攻南宁。该两部日军沿湘桂路继续南进，11月21日占宾阳，24日未经战斗就占领了南宁。在此期间，驻越南日军第21师团的第83联队（配属1个步兵大队及炮兵、工兵队）由谅山北上接应，连续攻占龙州、宁明、明江等地，于12月10日在扶绥南面的绥渌，与由南宁南下的第22师团会合，最后打通了由华北纵贯大陆至印度支那的交通线。

会战期间，中、美空军自8月22日至11月9日共出动作战飞机228批，驱逐机出动1246架次，轰炸机出动140架次，已掌握了战场上空的制空权，在空战中击落日机34架，击伤10架，炸毁地面飞机6架。

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后，为了进一步打通粤汉铁路南段及由湖南耒阳至广东清远县源潭间的铁路，使湖南与广东日军连结起来，以结束第23军孤立于广东及东南沿海的状况，同时攻占与摧毁粤汉铁路以东的遂川、赣州、新城、南雄的飞机场，日军第6方面军于1944年12月初下达了向粤汉路南段进攻的命令。其主要内容是：第20军、第23军以奇袭占领并确保粤汉铁路南段，另以一部攻占遂川、赣州等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在作战中，应保持铁路的一切建筑设施完好。令第20军的第40师团从西面的道县、零陵，第68师团第57旅团从北面的耒阳，第27师团从东北面的攸县、茶陵，第23军和第104师团及独立步兵第8旅团从南面的四会、花县，以分进合击的态势向粤汉路南段地区的中国第九战区和第七战区的部队进攻。

图8-3-5桂、柳会战·桂、柳及独山、南宁战斗经过要图

(1944年10月28日—12月10日)

日军于1945年1月3日开始行动。由于防守该地区的部队（第九战区的第99、暂2、第37、第4、第58、第44军，第七战区的第63军、第65军、独立第20旅及曲江守备区的187师等）缺员甚多，斗志不高，虽然中、美空军极为活跃，日军主要仅能利用夜间进行活动，但仍然采取正面防守、逐次后退的方针，以致仅仅战斗38天，至1945年2月9日，日军即占领了一直属于后方的郴县、宜章、乐昌、韶关、始兴、南雄、大庾、南康、赣川、遂川、永新、莲花等地，第40师团与第27师团在赣南大庾东北约30公里处的新城会合，完全达到了作战目的，“1号作战”各时期的预定任务均已完成。至此，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完全结束。

五、豫、湘、桂会战简析

日军为实施“1号作战”，投入50余万兵力，历时10个多月，击退了中国第一、第六、第四战区大量军队，占领了豫、湘、桂大片土地，摧毁了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中、美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就战役角度而言，日军完全达到了预期目的，获得了战役的胜利。但就战略角度而言，交通线虽被打通，但铁路无力修复利用，“南方军”交通被隔断的局面也未能改变；衡、桂、柳空军基地虽被破坏，但四川等地尚有其他基地，日本本土仍在B-29飞机飞行半径之内，被轰炸的威胁并未解除，两个战略企图一个也未实现；而且在这次作战中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原来就已不足的兵力更为不足和分散，战略态势更为不利。因此可以说日军在战略上失败了。对此，日本军方也有较清醒的认识：“虽攻占了中国西南的桂、柳两大空军基地，以及比预期更早打通了法属印度支那联络线，但在全盘战争指导上的意义和价值又如何?中国方面受到很大打击，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另一方面在策划‘1号作战’当时所考虑的要摧毁向我本土的前进基地，因敌在马里亚纳基地的完成而完全失去了意义，并且不能指望利用南方陆上交通代替海上交通。中国派遣军本身的消耗也决非轻微，如今明显暴露出由于我战场过于偏西，而在美军（发动）新的进攻时，处于极不利的态势。”〔29〕

对中国国民政府而言，这次作战无疑是惨痛失败，损失军队50余万，损失的武器装备可用以装备40个师。仅长衡、湘桂作战就损失弹药25万吨、武器数千吨，超过了国民政府1个年度能够自力补充的数量。更由于大片国土的沦丧，兵源及粮源大为减少，不仅增加了恢复军力的困难，而且增大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负担。仅以四川一省为例，1943年征兵352680人，征借粮20930000市石，而1944年征兵391112人，征借粮24800000市石。〔30〕

台湾大量抗日战史著作将这次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把大量精锐部队使用于缅北、滇西反攻作战，致使中原战场兵力薄弱。此说有一定道理，但决不是重要原因，更不是主要原因。豫中、长衡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如前文简析所言，不是因军力薄弱造成的。至于桂、柳作战，第四战区不论在兵力还是在战略态势上，确实都处于劣势和不利的地位。但即使如此，失败的主要原因也不是由于兵力薄弱。日军是集中了中国战场上的主要作战部队，实施远离后方基地、深入到西南腹地的远程进攻作战，而中国也并非只有一个第四战区的军队在抗战，位于陕西的胡宗南部几十万精锐部队的当面仅潼关附近驻有一部日军，不存在日军可能乘虚而入的危险，该部为什么不能转用于西南战场呢?日军主力南进之后，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日军的兵力相当薄弱，而且更为分散。日军“中国派遣军”和第6方面军在制订作战计划、决定作战指导时，考虑最多、最关心和最担心的就是后方联络和供应问题，害怕出现“因帕尔”的结局。而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等战区各握有十几万到几十万兵力的军队，为什么不向当面的日军发动进攻呢?假如及时调动胡宗南部入援，各战区又向日军积极发动进攻，切断第11军的后方联系，桂、柳会战当不是前述的结局。

再以桂、柳会战本身来看，失败之快，连日军也因感到出乎意料而惊讶：日军在中、美空军不断袭击的条件下，不过二十几天就前进了700公里（从进攻桂林、柳州至占领独山），平均每天前进30公里。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应当是很快的进攻速度了。如果守军都能像衡阳防守作战，或像西江反击作战那样阻击日军，无论如何也不致失败得如此之快和如此之惨。防守设有坚固国防工事的广西门户——全县的中国军队在日军到达前就弃之而去；柳州的守军仅防守1天就仓皇逃离；贵州东南重要战略基地的独山储备有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而且援军第97、第98军的2个师早已到达战场，竟也在日军第104师团1个联队攻击下稍加抵抗就匆匆退走。国民党《扫荡报》记者南宫博记述当时的情况说：“独山的失守，表现了军方的无能，守军不战而退，大炮、辎重完全抛弃，敌军尚在数十华里之外，我军已仓皇逃走。”〔31〕由此不难看出，豫、湘、桂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作战指导的失误，决定性的因素是国民政府最高决策集团的消极抗战、坐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用于战后对付中国共产党。日军侵占武汉以后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武装开展的敌后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国民党顽固势力不愿看到共产党的强大，加强了反共摩擦，先后封锁与进攻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八路军，制造皖南事变，进攻与企图消灭华中的新四军。而国民政府军队许多高级将领腐败，军队战斗力下降，失去了人民群众、各阶层爱国人士与爱国侨胞的支持和拥护。

湘、桂作战的失败在国内引起各阶层人民的普遍不满。他们进一步认清了国民政府的腐败和错误政策的危害，从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兴起了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同时，这次失败使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产生不利影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等也产生了严重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是“使中国打下去”，“以牵制大部日军和作为对日本发动进攻的基地”。但在中国战场上采用何种战略才能达到上述目的，美国统治集团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以史迪威为代表的陆军的观点，即帮助中国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陆军部队，用以抗击日军并协同美军实施反攻；一种是以陈纳德为代表的空军的观点，即以中国为基地，“采取大规模空军攻势”，轰炸日军运输线和日本本土。罗斯福采取了空中攻势的主张，从1943年7月首次援华的7000吨军用物资中拨给陈纳德4700吨，仅以2000吨用于陆军部队，而其余的300吨仍然给了空军。1943年至1944年夏，中、美空军联合作战，不仅逐渐夺回了制空权，而且对日军海上运输线和日本本土构成严重威胁。但是豫、湘、桂作战失败，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的作战基地几乎全部被毁。在侵华日军已成强弩之末、中美空军又完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国民党军竟发生如此惨重的失败，以致美军中一些人对国民党军的抗战能力产生怀疑，从而对中国抗战产生错误判断。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罗斯福报告说：“如果日军继续西进，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将失去战斗力，我军超长距离轰炸机在成都的机场将会丢掉，中国必然垮。”认为“中国所处的严重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军方处置不当和玩忽而造成的。除非中国的一切力量，包括正在对付中共军队在内，都用来对日作战，中国在战争结束前是不可能起什么作用的。”〔32〕甚至不正确地估计日军很可能长期占领中国，这样“即使日本在本土战败以后仍可继续在中国与盟军作战。这样可能把战争延长好几年方能把日本打败”。〔33〕1945年1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罗斯福要求“俄国在它能力范围内尽早参加进攻（日本）”，以减轻美国的负担，〔34〕于是在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使苏联尽早出兵打击中国大陆上的日军，罗斯福、丘吉尔竟背着中国与斯大林达成一项损害中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秘密协定：允许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外蒙古）在苏联保护下独立，恢复帝俄时代在中国东北取得的殖民特权，如租借旅顺口军港、中苏共有东北铁路主权以及在东北“优先利益”等等。造成这种严重后果的根本原因，固然是由于美、英等国的大国强权政治，但直接原因是由于国民党军湘、桂作战的失败。

附表831豫中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4年3月)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

第12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

第37师团(长野一郎)

步兵第225、第226、第227联队

山炮兵第37、工兵第37、辎重兵第37联队

第62师团(本乡义夫)

步兵第63旅团(独立步兵第11、第12、第13、第14大队)

步兵第64旅团(独立步兵第15、第21、第22、第23大队)

山炮兵第27联队，工兵队，辎重队

第110师团(林芳太郎)

步兵第110、第139、第163联队及工兵队、辎重队

第27师团(竹下义晴)

中国驻屯步兵第1、第2、第3联队

战车第3师团(山路秀南)

战车第6旅团(第13、第17联队)

机动步兵第3联队、速射炮队、搜索队

独立混成第7旅团(多贺哲四郎)

独立步兵第26、第27、第28、第29、第30大队及炮兵队、工兵队

独立步兵第9旅团(长岭喜一)

独立步兵第223、第224、第225、第226大队

骑兵第4旅团(藤田茂)

骑兵第25、第26联队、骑炮兵第4联队及辎重队

军直属部队：

野战重炮兵第6联队，独立野炮兵第11大队，独立山炮兵第1大队，野战高炮第74大队

独立工兵第38、第40联队，独立工兵第59、第60大队

独立步兵第74、第5、第38大队(分别从独立混成第1、第2、第9旅团调来)

菊兵团(第63师团，野副昌德)

步兵第67旅团

独立步兵第25、第78、第137大队

第12野战补充队

独立步兵第1、第2、第3大队

独立野炮队

策应部队：

第1军之第69师团(三浦忠次郎)

独立混成第3旅团(独立步兵第6、第7、第8大队)

步兵第59旅团(独立步兵第120、第82、第84大队)

独立步兵第13联队(3个步兵大队)

第13军之第65师团(大田米雄)

步兵第71旅团(独立步兵第56、第57、第59、第134大队)

步兵第69旅团(独立步兵第52、第53、第54、第131大队)

第11军之独立步兵第11旅团(辖7个集成步兵大队)

附表832豫中会战中国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4年3月)

军事委员会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

副司令长官汤恩伯

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

第12军(贺粹之)

第22师(谭乃大)第81师(葛开祥)第55师(李守正)

第13军(石觉)

第4师(蔡剑鸣)第89师(金式)第117师(刘漫天)

第29军(马励武)

第91师(全英)第193师(郭文烁)暂第16师(吴求剑)

第28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

第85军(吴绍周)

预11师(赵琳)第110师(廖运周)第23师(张文心，黄子华代)

暂15军(刘昌义)

新29师(前吕公良，后刘汉兴)暂27师(萧劲，苟吉堂代)

第89军(顾锡九)

新1师(黄永缵)第20师(赵桂森)

第19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

暂9军(霍守义)

第111师(孙焕彩)第112师(王秉钺)暂30师(洪显成)

第33师及独6旅

第15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

骑兵第2军(廖运泽)

骑兵第3师(徐长熙)暂14师(李鸿慈)

骑兵第8师(马步康)

泛东挺进军(陈又新)

暂1、暂2、暂3旅，游击第1、第2、第3、第5、第6、第13、第14、独1纵队，独1、独3、独4支队

第78军(赖汝雄)

新42师(彭宝良)第43师(黄国书)第44师(姚秉勋)

特种兵团

独立工兵第9团、通信兵第5团第5营

第4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

第38军(张耀明)

第17师(申及智)新35师(孔从周)

第96军(李兴中)

第177师(李振西)新14师(陈子坚)

第14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

第15军(武庭麟)

第64师(刘献捷)第65师(李纪云)

刘戡兵团(刘戡)

第9军(韩锡侯)

第54师(史松泉)新24师(宋子英)

暂4军(谢辅三)

第47师(杨蔚)暂4师(马雄飞)

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

第14军(张际鹏)

第83师(沈向奎)第85师(王连庆，一说陈德明)第94师(张士光)

第47军(李宗昉)

第104师(杨显明)第178师(李家英)

第39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

新8军(胡伯翰)

新6师(范龙章)暂29师(尹瀛洲)

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

第34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

第40军(马法五)

第39师(李运通)第106师(李振清)新40师(崔玉海)

第57军(刘安琪)

第97师(胡长青)第8师(吴俊)

第1军(张卓)

第167师(王隆玑)

第16军(李正先)

预3师(陈鞠旅)第109师(戴慕真)

第27军(周士冕)

预8师(林伟宏)炮3旅(黄正成)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

第55军(曹福林)

第29师(荣光兴)第74师(李益智)

第68军(刘汝珍)

第119师(刘广信)第143师(黄樵松)暂36师(崔贡琛)

第39军(刘尚志)

第56师(孔海鲲)暂51师(史宏熹)

骑3军(郑大章)

骑9师(郑大章兼)

附表833长、衡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4年4月)

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

第3师团山本三男

步兵第6、第34、第68联队

骑兵、野炮兵、工兵、辎重兵第3联队

第13师团赤鹿理

步兵第65、第104、第116联队

山炮兵第19、工兵第13、辎重兵第13联队

第68师团佐久间为人（前）堤三树男（后）

步兵第57旅团志摩源吉(独立步兵第62、第63、第64大队)

步兵第58旅团太田贞昌(独立步兵第115、第116、第117大队)

独立山炮第5联队及工兵队、辎重兵队

第116师团岩永汪

步兵第109、第120、第133联队

野炮兵第122联队、工兵第116联队、辎重兵第116联队

第40师团青木成一

步兵第234、第235、第236联队

山炮兵第40队、工兵第40队及骑兵队、辎重兵队

第34师团伴健雄

步兵第216、第217、第218联队

第34搜索队、野炮兵第15联队、工兵第34联队、辎重兵第34联队

第58师团毛利末广

步兵第51旅团野滞式彦(独立步兵第92、第93、第94、第95大队)

步兵第52旅团古贺龙太郎(独立步兵第96、第106、第107、第108大队)

野炮兵第14联队及工兵队、辎重兵队

第27师团竹下义晴(原属华北方面军，豫中会战后配属第11军)

中国驻屯步兵第1、第2、第3联队

山炮兵，工兵，辎重兵第27联队

第37师团长野一郎(8月下旬到达战场，参加洪桥作战)

步兵第225、第226、第227联队

山炮兵，工兵，辎重兵第37联队

附表834长、衡会战中国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4年5-6月)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副司令长官王陵基、王缵绪、杨森

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兼)

第58军鲁道源(新10、新11、第183师)(原属第1集团军)

第72军傅翼(第34、新13、新15师)

第2、第3、第4、第5挺进纵队

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兼)

第20军杨汉域(第133、新20师，第134师的第401团)

第44军王泽浚(第150、第161、第162师)

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欧震

第26军丁治磐(第41、第44师)(6月初由第三战区转隶)

第37军罗奇(第60、第95师，第140师的第419团)

暂2军沈发藻(暂7、第8师)

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

第10军方先觉(第3、第190、预10、暂54师)

第46军黎行恕(新19、第175师)(6月中旬拨归第九战区指挥)

第62军黄涛(第151、第157师)(6月中旬拨扫第九战区指挥)

第24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会战初期拨归第九战区指挥)

第73军彭位仁(第15、第77、暂5师)

第74军施中诚(第51、第57、第58师)

第79军王甲本(第98、第194、暂6师)

第100军李天霞(第19、第63师)

战区直辖部队：

第4军张德能(第59、第90、第102师)

第99军梁汉明(第92、第99师、第197师的591团)

炮兵第3旅王若卿(炮兵第1团，炮第18、炮第14团各1个营，第10军炮兵营及补充团)

工兵第14、第5团，通信第1团，特务团及宪兵第18团

附表835桂、柳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4年10月）

第6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

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

第3师团山本三男

第13师团赤鹿理

第34师团伴健雄

第37师团长野一郎

第58师团毛利末广

第116师团岩永汪

战车第3联队

独立野炮第2联队，第9、第10、第11大队

独立山炮第2、第5联队，第51、第52大队

野战重炮第14、第15联队

独立重炮兵第6大队，迫击炮第1、第4、第15、第16大队及2个高炮队

汽车第30、第32、第33、第34、第35、第36、第38联队

独立汽车第31、第32、第33、第49、第83大队又2个中队

工兵第39、第41联队，3个架桥中队，3个渡河中队

通信第13联队又4个中队

独立辎重第4联队又2个辎重大队、13个辎重中队

第23军司令官田中久一

第22师团平田正判

第104师团铃木贞次

独立混成第22旅团米山米鹿

独立混成第23旅团下河边宪二

南方军第38军（土桥勇逸）第21师团（三国直福）的步兵第63联队（一宫基）

附表836桂、柳会战中国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4年8月）

军事委员会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

副司令长官夏威

第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兼）

第31军贺维珍

第131师（阚维雍）第135师（颜增武）第188师（海竞强）

第46军黎行恕

新19师（蒋雄）第170师（许高扬）第175师（甘成城）

第93军陈牧农（前）、聂初（后）

第10师（王声溢）新8师（马叔明）

集团军直属第48师

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

第20军杨汉域

第133师（周翰熙）第134师（伍重严）

第26军丁治磐

第41师（董季陶）第44师（蒋修仁）

第37军罗奇

第95师（段沄代）

第35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

第62军黄涛

第151师（林伟俦）第157师（李宏达）

第64军张弛

第155师（张显政）第156师（邓伯涵）第159师（刘绍武）

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

第79军方靖

第98师（向敏思）第194师（龚传文）

第四战区直属部队：

桂绥第1纵队（姚槐）第2纵队（唐纪）

柳州警备司令（尹承纲）——宪兵第5团

炮兵指挥部(彭孟缉)

炮兵第29、第54团又3个营

独立工兵第8团又1个练习营及通信第2团2营

黔桂湘边区总司令部总司令汤恩伯

第97军（陈素农）之第196师（袁涤青）

第98军（刘希程）之第169师（曹玉珩）

第29军（孙元良）之第91师（王铁麟）

注释：

〔1〕本节有关日军的引文，均引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河南作战》。中华书局1982年中译本，上册。

〔2〕1943年9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了新的战争指导大纲，将过去的“确保要域”缩小到连接千岛、小笠原、内南洋(日本代管的南洋群岛即加罗林群岛一带)的西部和新几内亚西部、巽地、缅甸等地的一个环形圈内，称之为“绝对国防圈”。

〔3〕转引自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抗日战史》。台北1988年版，第6册第239—240页。

〔4〕《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5页。

〔5〕同〔4〕，第1217页。

〔6〕同〔1〕，第135页。

〔7〕同〔1〕，下册第3页。

〔8〕同〔3〕，第280页。

〔9〕宋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成立与撤退》。载《中原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页。

〔10〕方耀：《参加中原会战的第13军》。载《中原抗战》第327—329页。

〔11〕方子奇(原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中原战役概况》。载《中原抗战》第268页。

〔12〕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湖南会战》中第11军作战计划，摘要写出。本节以后所引日军命令及计划等，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或摘自此书。此书为中华书局1984年中译本。

〔13〕上述3电令均引自第九战区《湖南会战战斗要报》中的《作战指导方案》。引同〔4〕，1256—1257页。

〔14〕同〔4〕，第1257页。

〔15〕同〔4〕，第1258页。

〔16〕〔17〕《第四军长沙第4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引同〔4〕，第1263页。

〔18〕同〔4〕，第1258页。

〔19〕同〔4〕，第1260页。

〔20〕同〔16〕。引同〔4〕，第1263—1264页。

〔21〕《第九战区湖南会战作战检讨》。引同〔4〕，第1297页。

〔22〕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湖南作战》。中华书局1984年中译本，（下）第3—4页。

〔23〕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广西作战》。中华书局1985年中译本，（上）第104页。

〔24〕同〔23〕，第120页。

〔25〕同〔4〕，第1299—1302页。

〔26〕军令部所拟方案中对第93军的任务制有两案。甲案即此，并注明“此案确实有效，但牺牲较大。”乙案为：“在黄沙河、全州、严关口（兴安附近）、大溶江各地区逐次持久抵抗，再依状况参加桂林决战。此案牺牲较少，但不易确实实施。”蒋介石在审批方案时指示：“应照甲案实施。”

〔27〕见《桂柳会战第四战区作战计划》。引同〔4〕，第1302—1304页。

〔28〕同〔3〕。台北1990年版，第9册第159页。

〔29〕同〔23〕，（下）第225页。

〔30〕见1944年11月19日《解放日报》。

〔31〕同〔23〕，（下）第199页。

〔32〕美国杜鲁门图书馆藏《埃尔西文件》第2盒中国卷6（《来自白宫的档案》）。转引自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33〕〔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商务印书馆1984年中译本，第674页。

〔34〕〔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商务印书馆1984年中译本，（下）第733页。

第四节 击退日军的最后两次进攻

1944年，是日本走上崩溃的一年。至当年底，日军虽然在中国及南洋等地仍占领着大片土地，并在中国正面战场上获得了豫、湘、桂战役的胜利，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在其他战场上却和欧洲的德军一样连连失败。太平洋战场上，日本海、空军已所剩无几，海军航母全被击毁击伤，已无远洋作战能力；航空兵则基本上依靠神风特攻队的“自杀飞机”作战；关岛、提尼安岛和莱特岛均已被美军攻占（仅莱特岛之战，日陆军就死亡7万人），战争已逼向日本本土。印、缅战场上，日军的失败已成定局：在进攻若开及因帕尔英军的作战中遭到惨败，缅北的重要战略据点密支那及八莫已为中国驻印军及远征军攻占，日军在缅甸的3个军均已遭到歼灭性打击。中国敌后战场上，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抗日武装先后开始了局部反攻，全年进行大小战役、战斗2万余次，歼灭日、伪军28万余人，攻占日、伪军据点5000余个，解放人口1200余万，并使日军打通的大陆交通线始终不能畅通。在日本国内，物资奇缺，国力枯竭，生产萎缩，民生困苦，人民的厌战、反战情绪日趋高涨，侵略战争已失去必要的物质及政治基础，实际上已打不下去了。据日本大本营最乐观的估计，“日本能够有组织地进行战争的时间，即便竭尽所有努力，大概也只能以昭和20年（1945年）中期为限”。〔1〕尽管如此，侵华日军仍要做最后挣扎。1944年11月下旬才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从豫、湘、桂作战中，特别是进攻贵州独山等地的作战中发现国民政府军队的战斗力不强，日军能在天气不良、交通不便、后勤供应不继，而且制空权掌握在中国军队方面的条件下完成预定作战任务并击溃了国民政府军队的大部，因而认为日军应乘此有利时机进攻四川、昆明，摧毁美空军基地，建立大陆要塞，同时在华中、华南沿海进行抗击美军登陆的准备。他认为吸引美军为支援中国政府提前在中国大陆登陆作战，届时“中国派遣军”即可集中主力与美军在中国大陆上展开大规模的野战，这样就可以牵制、消耗美军兵力，使其不能进攻日本本土。

为此，日军“中国派遣军”拟制了1945年进攻四川、云南和在华中、华南沿海实施防御的作战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以衡阳第20军的3个师团从宝庆攻向芷江，尔后进入四川，攻向涪陵，渡过长江攻占重庆；以桂林第11军的3个师团由宜山攻向贵阳，尔后进入四川，攻向泸州，渡长江后继续北进，攻占成都。该计划于1945年1月3日由参谋长松井太久郎送交大本营。

日本大本营从战争全局形势出发，认为整个战局已处于极端不利的情况中，“中国派遣军”如进攻四川、扩大占领区，必然更加分散兵力，机动部队更为减少，将更为被动，因而没有批准这一计划，而1945年1月20日制订了《帝国陆、海军作战计划大纲》，并于22日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有关当前作战任务的命令，指出日军目前主要任务是击溃进攻的美军，确保以日本本土为核心的国防要域，“中国派遣军”应迅速强化中国大陆的战略态势，击败东、西两正面的敌人：东面要确保华中、华南，特别是长江下游各要域，准备粉碎美军的登陆企图；西面，即对中国内地，要以多数小部队进行长期有组织的奇袭挺进作战，促使重庆势力的消亡，并制止美空军势力在华的活动。这也是派遣军的主要任务。

“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的命令，重新拟制了沿海抗击美军登陆的作战方案和向内地挺进的计划。1月29日，冈村宁次在南京召开各方面军及各军司令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传达了大本营的命令，并布置了沿海作战的安排和向湖北老河口（光化）、湖南芷江地区进攻的作战方案。为加强东南沿海战备，决定向沿海增调9个师团，调1个军司令部至杭州。为摧毁中国的空军基地，令“华北方面军”从速攻占老河口附近地区；令第6方面军从速攻占芷江附近地区，另以一部协同华北方面军在老河口的作战；令第5航空军以一部支援老河口及芷江作战。

一、老河口地区作战（豫西、鄂北会战）

（一）双方的作战指导及兵力部署

日军“华北方面军”在1月29日南京军事会议上接受了进攻老河口的作战任务后，决定由驻郑州的第12军执行此项任务，同时令驻当阳的第34军的第39师团由荆门向北，沿汉水以西攻占襄阳、樊城、谷城，配合第12军的作战；令驻山西的第1军一部从黄河南之陕县进行出击，策应第12军的作战。规定1945年3月间开始行动。

日军第12军根据方面军的命令，拟制出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为：〔2〕方针：

军决定于3月中旬末开始行动，以主力急袭突破鲁山至舞阳、沙河店（确山西北40公里）附近敌军阵地，迅速向老河口、西峡口之线推进。

作战指导：

1.豫西地区队（110师团之110联队）沿洛阳至卢氏公路前进，在长水镇以西地区突破当面之敌。应尽力牵制较多敌军，同时作出将进攻西安的姿态，以使军主力攻击容易。

2.第110师团（欠）于突破鲁山附近之敌后，即沿鲁山至南召公路向南阳西北方向推进，准备夺取南阳。

3.战车第3师团于突破当面之敌后，即经保安镇（南阳东北）向西峡口、淅川之线突破推进。

4.第115师团以一部突破舞阳敌阵地，以主力突破象河关附近敌阵地，再向南阳南侧前进，准备夺取南阳。

5.骑兵第4旅团（配属步兵1个大队）在第115师团后跟进，然后再超越该师团向老河口前进，攻占该地机场。

6.第87旅团（吉武支队），在战车第3师团后跟进，一面扫荡残敌，一面向南阳推进。1944年5月豫中会战后，中国军事委员会将第89、暂15、第12、第13、第29、第14、第9、第90等军分别调至鄂西北、豫西南及陕南地区整补，第一战区兵力大为减少。1945年初，军事委员会又调整战区，将第一、第五战区平汉铁路以东的辖区合并，成立第十战区，以李品仙为司令长官。1945年初，军事委员会发现豫中日军有向平汉路以西进攻的征兆，为使第一、第五两战区协同密切，于1月8日下达了《协同作战要领》。其作战方针是：“第一、第五战区以广领要地、掩护机场、巩固川陕门户之目的，应就现态势配合路东及敌后部队行战略持久战，主力固守函（谷关）、卢（氏）、宛（指南阳）、酂（指老河口西北地区）、襄、樊，以遏阻敌奸窜扰，并利用豫、陕山地，广建根据地，完成攻、守作战之准备。”其部署是：“两战区之豫西战斗，必要时由李长官（李宗仁）统一指挥（不另设机构）。两战区作战地境变更为淅川、南化镇、郧西、上津、冷水河之线，线上属第五战区。”〔3〕

1945年3月1日，军事委员会设行营于汉中，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为主任，遗缺由刘峙接任。3月中旬，当日军第12军进攻行动渐趋明显时，有关各战区基本上已完成了部署。第一战区以第40军任灵宝正面防务，第34集团军控置潼关、华阴、韩城一带；以第4集团军担任洛宁正面防务；以新8军等部担任南召地区防务；以第3警备司令部所部左右联系第38、新8军，对嵩县方向警戒；第31集团军及第15军分区控制于西峡口周边地区。第五战区以第2集团军担任方城、泌阳守备；第22集团军担任大洪山方面防守，其第41、第45、第69军分别控置于枣阳、双河、襄阳各附近地区；第47军配属于第22集团军，控置于邓县附近，为第二线兵团。第六战区以第33集团军的第59、第77军主力分别担任宜城、远安方面防务；第59军的第38师为第二线兵团，控置于南漳东南地区，第77军的第132师拨归第26集团军指挥。

3月19日，新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刘峙判断日军进攻时的主攻方向为由漯河经舞阳向光化（老河口）地区，如果第五战区第一线由钟祥至舞阳曲折800余里，第二线襄河、唐河，第三线襄河、白河各相连之线均各长达500里，在以上三线与日军决战，兵力均不敷分配，一旦为日军突破，其战车快速部队必先到达襄河东岸。所以准备将决战地区选在白河、湍河之线或丹江、襄河之线，重点保持于左翼，乘日军渡越湍河、白河向老河口攻击时与其决战。军事委员会得悉日军从由鄂北、豫西分路进攻第一、第五、第六战区而主力指向第五战区，于3月21日下达了第六、第十战区策应第五战区作战的指导要领：令第五战区先在泌阳、方城、南阳地区行持久抵抗，适时转移至湍河、丹江间地区与日军决战；令第一战区在南召、李青店之线阻击日军，摧破其攻势；令第十战区袭击平汉路南段日军，破坏其交通。同时令豫西、陕南各基地空军积极轰炸日军后方交通线，尤其对平汉路南段日军的运输予以阻断，尔后再依第一、第五、第十战区之协力，准备包围日军于豫鄂陕边区而歼灭之。为便于统一指挥，复命冀察战区新8军等部及第33集团军暂归第五战区指挥。参战部队指挥系统如附表842。

（二）作战经过

1.豫西地区战斗

1945年3月22日拂晓，日军第12军各部队按照预定的作战计划开始全面进攻。战斗至23日，除中路战车第3师团因天雨道路难行仍滞留于保安镇附近外，右翼第110师团占领李青店、南召，左翼第115师团占领象河关、源潭。军事委员会见日军已发起全面进攻，急令第一、第五战区除按21日电令防守各要点并留置一部兵力与敌保持接触外，主力即向湍河以西转移。第五战区遵照命令，留置第22集团军所属第6、第9挺进纵队及1个团，第2集团军所属第143师（守南阳）及第1、第7挺进纵队，其余部队全部在日军到达之前撤至湍河、丹江间地区。第一战区遵令留第110师、暂66师及第4、第6挺进纵队于伏牛山区，其余部队全部撤至桑坪及淅水以西地区。由于守军主力转移，日军第12军毫无阻碍地迅速深入豫西腹地。

3月24日，日军右翼第110师团及左翼第115师团已分别由南召及南阳以南的三十里屯附近渡过白河，骑兵第4旅团则超越步兵第一线部队正向老河口突进中，惟战车第3师团在中国空军连续攻击下仅进至方城。日军第12军见进展顺利，26日决定令原准备进攻南阳的第110师团全部向内乡前进，而后以主力进攻西峡口，以一部进攻淅川；令第115师团主力进攻老河口，一部进攻老河口西北约45公里处的李官桥，控制汉水上游，令步兵第87旅团（配属部分战车及军直属炮兵一部）进攻南阳，令骑兵第4旅仍按原任务进攻老河口机场。

3月27日，日军各部按命令行动。当日凌晨，骑兵第4旅团突进至光化附近。其第25联队进攻光化城受挫，第26联队于中午攻占马窟山，18时击退第125师防守机场部队，占领老河口机场。第115师团的第85旅团在击退守军第22师一部后，于上午攻占邓县；第86旅团击退第22师后占领文渠集、七里河（邓县西北约15公里）。第110师团的第139联队及战车第3师团的机动步兵第3联队于28日晚攻占内乡。守军第26师撤向西峡口。日军第87旅团于28日进抵南阳外围，开始从事攻击准备。

由内乡向西峡口及淅川进攻的日军第110师团及战车第3师团，在击退沿途阻击的第68军主力及新8军、第15军、第85军各一部后，其第139联队及战车第3师团一部于31日攻占西峡口，第163联队及战车第3师团主力于4月1日占领淅川。守军第68军已于日军到达前退向荆紫关一带。围攻南阳的日军第87旅团经准备后，于30日凌晨开始攻击。该旅团共有6个独立步兵大队（第87旅团2个，第88旅团2个，第115师团第86旅团1个，独立混成第92旅团1个）、1个炮兵大队（105毫米野炮8门）和1个战车中队（战车6辆）。经激烈战斗后，其第617大队在猛烈炮火支援下，于当日16时50分由西北角突入南阳城。守军第143师与突入的日军展开巷战。此时第五、第一战区部队均已退至淅水、丹江一线，南阳已成孤城。第143师于30日夜由城东南角撤离，日军于当日24时完全占领南阳城。

日军第115师团从邓县进攻老河口和李官桥，其第86旅团从文渠集、七里河继续西进，在与守军第47军发生短促战斗后，于29日占领了丹江东岸的李官桥。4月1日和2日，守军进行反击。日军为加强李官桥的防御，4月6日将骑兵第4旅团调至该地。

骑兵第4旅团于3月27日进攻光化城受挫，31日及4月1日又连续数次向老河口发动攻击，但均被第125师击退，且受重创。其骑兵第25联队4个中队因伤亡太多，最后将4个中队缩编为1个临时集成中队。日军第115师团主力4月2日到达老河口后，骑兵第4旅团划归第115师团指挥，该师团将该旅团撤至老河口东北约25公里的孟家楼休整。由于李官桥形势紧张，才将该旅团调去增援第86旅团。第115师团主力到达老河口外围后，鉴于骑兵第4旅团进攻受挫、反遭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不敢立即发动进攻，俟进攻南阳的野战重炮兵第6联队到达，并运送足够的弹药和将战车第13队的10辆战车修整完成后，于4月7日拂晓发起攻击。激战终日，日军的多次冲击均被击退。其主攻方向上的第26大队在炮兵及工兵直接支援下一度由北城墙击毁的缺口处突入城内，但在第125师的英勇反击下，日军先头第1中队基本被歼，其他中队被迫退回。当晚又组织两次攻击，也遭失败。4月8日10时，日军经整顿后再次发动猛攻，在炮火掩护及战车前导下，经过近4小时的肉搏血战，日军终于以伤亡近400人的代价，于13时50分左右突入城内。守军第125师一面实施巷战抵抗，一面组织撤退，当天傍晚分两部分别撤至汉水西岸和老河口以南地区。老河口为日军占领。

担任牵制作战的日军豫西地区队第110联队于3月22日夜从洛宁出发，其先头部队于23日拂晓在马店（洛宁西南约10公里）附近与守军新35师一部发生短时战斗，于当日16时进占长水镇。24日继续西进时遭到守军第38军及第96军一部的阻击，于27日进占故县。4月9日，第96军及第38军分由两翼迂回攻击，日军第110联队撤回洛宁，恢复原态势。

早在4月4日，蒋介石即电令第一、第五战区组织反攻，说日军补给仅能维持数日，天雨路泥泞，战车难以活跃，此正歼敌最佳良机，希积极反攻。但当时守军各部正遭日军进攻，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反击。4月12日夜，守军第41、第45军各一部反攻光化、老河口，第55军及第69军各一部反攻邓县，第47军一部反攻李官桥。但均被日军击退。日军第115师团并在反击中于15日攻占新野。4月28日，守军第22集团军一部曾一度攻至老河口城区，但因后继缺乏，仍被迫退回汉水西岸。此后双方即形成对峙。

日军在山西的第1军为策应豫西作战，曾令其第69师团、第114师团各一部于5月16日从陕县向灵宝、官道口进攻，在守军第4集团军及第40军的协力反击下，于5月25日退回陕县和会兴镇（今三门峡市）。

2.鄂北地区战斗

日军驻武汉地区的第34军根据派遣军的命令，命其第39师团沿襄河西岸北进，企图切断守军从老河口向西的退路，以策应“华北方面军”第12军的作战。由于该师团分散守备宜昌、鸦鹊岭及当阳等地，只能抽出3个步兵大队，因而又从驻应城、沙市、南昌、信阳、咸宁的日军中各调1个大队，从九江的日军中调1个山炮大队。总计步兵8个大队、山炮1个大队，约5000余人。

3月20日夜，第39师团先于第12军开始行动，用奇袭及潜进方法一举攻占盘池庙、石桥驿，迅即逼近至守军第59军的主阵地前。21日，日军分3路以6个大队为第一线部队，向第59军阵地发动猛攻，主攻方向在右。守军暂53师及第180师奋起抗击。激战至当夜23时，阵地终于被日军突破。22日，日军继续攻击，迫使第59军节节北移。暂53师第1团在胡家集阻击战斗中伤亡重，团长陈振凯英勇牺牲。日军乘势于23日晨攻占鄂北重镇宜城。第59军急命第38师接替暂53师，在宜城以北组织防御，掩护暂53师向八都河撤退。但日军突然转移主攻方向，由其中央一路向第180师防守的安家集阵地攻击。24日晨，日军全线发动进攻，守军被迫逐次向北收缩。退至八都河的暂53师再度投入战斗。25日，第33集团军令第59军全力退守南漳，汉水西岸欧家庙一带防守任务由第69军接替。

27日，正当日军全力向北进攻之际，刘峙竟令第33集团军以最小限兵力对荆门、当阳警戒，主力即刻驰移谷城、石花街一带。第33集团军接令后仅留置第180师于南漳以南协同第179师继续抗击日军，主力向北转移。日军乘机于28日攻占南漳，其右路亦突破欧家庙阵地，向襄樊前进。

第33集团军见南漳失守，即停止向北转移，令暂53师同第69军的暂28师侧击向襄阳前进的日军，令第38师协力第77军反攻南漳。此时南漳仅有日军独立第231大队，中国军队于29日收复南漳，歼日军一部。但当夜襄阳被日军第39师团主力攻占，30日晨樊城亦告失守。守军第69军之一部撤至邓城附近地区，该军位于襄河西岸的暂28师则转向何家台子（襄阳西南约15公里）一带集结。

日军第39师团攻占襄樊后，以主力继续向谷城进攻，以一部反击南漳。激战至4月3日，南漳又被日军第233联队攻占。守军第77军及第180师伤亡甚多，仅残部突围而出。由襄樊北进的日军第232联队已越过茨河，先头进至南河南岸附近。此时第39师团感到已将力量使用至极限，如再前进，则有被中国军队包围、歼灭的危险，经军部同意，于3日晚下令停止前进，撤回襄阳。当夜日军第232联队即秘密退至茨河，尔后再撤至襄阳。日军在襄阳、樊城、南漳、宜城等地大肆抢掠人民群众的牲畜、粮食以及商店中的布匹、白糖、纸烟、药品和各种杂货，用汽车及船舶运回武汉地区，该师团亦逐次退回荆门、当阳地区。守军第33集团军跟踪追击。4月中旬，鄂北地区恢复战前态势。

豫西、鄂北战斗期间，第十战区遵照军事委员会关于“对敌行牵制性攻击，策应第五战区作战”的命令，令暂9军、第7军的第173师及豫南挺进军（游击部队）派出部队，3月30日开始向漯河至信阳以南的平汉路进击。3月31日及4月3日，第173师及暂9军的部队一度分别袭入正阳城及汝南城，4月5日还袭击了遂平车站，并破坏了铁路及日军通信线路多处。当日军第39师团开始由襄樊撤返原防时，该两部曾进入平汉路以西地区，配合第五战区部队收复了舂水及象河关。

豫西、鄂北战斗期间，中国空军在美国空军支援下完全掌握了战场制空权，日军“后方空域，亦在中、美空军掌握之中”。因而，整个作战期间日军航空兵仅进行过4次空袭，投弹12枚。中国空军第4、第11大队及中美空军混合团第1、第3大队全力支援第一、第五战区作战。中美空军混合团主要用于敌后攻击，对新乡、郑州、许昌、南阳等地的日军兵站补给基地、空军基地以及铁路沿线等实施轰炸，以摧毁其军事设备、军需物资及阻挠其运输；中国空军则控制战场上空，制压日军炮兵、战车，直接协同地面部队战斗。日军战车第3师团受中国空军连番攻击，不仅损失巨大（如其第13队出发时有战车22辆，至使用时仅剩10辆），而且白昼不敢行动，以致本来用于步兵之前的快速突击力量却始终在步兵之后行进。从3月22日至5月1日，中国空军的4个大队（含中美空军混合团）共出动1047架次（其中轰炸机出动393架次），共炸毁日军火炮24门、战车36辆、卡车172辆、船48艘、地面飞机18架等，在空战中击落日机5架。中国空军损失5架。

图8-4-1老河口地区作战经过要图

(1945年3月22日—5月25日)

二、芷江地区作战

（一）战前一般情况及双方的作战指导

芷江位于湘西雪峰山脉环抱之中，是国民政府重要战略基地之一，储备有大量作战物资。中、美空军在粤赣边区及湘、桂一带的基地被日军摧毁后，芷江机场成为中国空军的重要基地。日本派遣军将进攻芷江地区的任务交给第6方面军的第20军执行。该军在进攻永新、遂川、赣州等地后由于占领区大为扩大，所属部队仅警备即已感到不足，无力集中必需的兵力，因而除从日本本土抽调第47师团到湘西外，还将第1、第2野战补充队改编为独立混成第81、第82旅团，并从第64、第116师团等单位抽调一批骨干人员，与刚从日本国内征来的17岁少年兵编成独立混成第86、第87旅团和第2独立警备队，负责接替湘潭、浏阳、醴陵、宝庆（邵阳）、郴县及长沙各地区的警备。用于进攻的兵力原拟为3个师团，但由于美国海、空军的攻击，海上和铁路运输不能正常进行，第47师团除第131联队已到达湖南外，主力尚在朝鲜，而第20军又急于及早实施，遂不得不改变其计划，仅以第116师团及第68师团的第58旅团和第47师团先到的第131联队发起进攻。经过多次研究及进行兵棋推演，于3月中旬确定方案。日第20军的作战方针是：

军以一部由新化、新宁方面，主力由宝庆至安江的道路以北地区进攻，在洞口、武冈以西或沅江以东地区捕捉并围歼敌之主力部队；击灭沅江以东之敌军后，即向芷江方面突进，占领并破坏敌航空基地。其作战指导的要领是：

1.首先击灭雪峰山附近敌野战军，然后向芷江突进，占领、破坏其航空基地。

2.4月上旬，第131联队（重广支队）集中于新化、资江以西地区，第116师团集中于宝庆附近，第58旅团（关根支队）集中于东安及新宁地区。4月中旬开始行动。第131联队由新化以南向安江（黔阳）突进，切断敌军退路，同时由侧背攻击敌主力。第116师团主力在洞口、安江道路以北，一部在道路以南，将敌主力捕歼于洞口、龙潭铺、瓦屋塘地区。第58旅团由东安、新宁、武阳（绥宁东北）、瓦屋塘道路方向进攻，将敌主力捕歼于武冈西北地区。以上3个兵团必须互相策应，以达成歼敌主力的任务。在此期间，第64师团以一部进攻益阳，以牵制常德方面之敌。

3.第47师团主力到达战场（预定5月上旬）后，即沿新化、溆浦向芷江突进，依情况或向辰溪进攻。

4.本作战应注意掠获兵器、资材，以备军今后作战之用。

日军指挥系统见附表843。

1944年末，中国军事委员会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于昆明，统一指挥及整训西南各战区部队，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兼总司令，下辖远征军卫立煌部，黔桂湘边区汤恩伯部，第四战区张发奎部，滇越边区卢汉部及杜聿明、李玉堂2个集团军，共28个军86个师。为便于指挥，又将这28个军编为4个方面军。其中第4方面军北以澧水与第六战区为界，南以会同亘资源之线与第3方面军相接，沿洞庭湖西畔的渡口、益阳、潭市、新宁、资源之线，与宝庆南北的日军相对峙。第4方面军为便于整编和换装美械，各军仅以一部担任第一线警戒，主力控置于桃源、新化、溆浦、瓦屋塘各附近地区。

1945年3月间，军事委员会发现湘、桂、粤日军调动频繁，并在全县、东安、宝庆、衡阳等地集结兵力，判断日军可能对芷江地区发动进攻，遂拟制了初步的作战指导方案，令“陆军总司令部及第六战区协同确保芷江要地，并准备有力兵团适时进出邵（阳）榆（树湾）公路、桂（林）穗（广州）公路及常（德）、桃（源）方面，协同第4方面军击破进攻的日军”。方案中拟定的指导要领主要有：“1.第4方面军应以主力控置邵榆公路，各以有力一部控置新化、溆浦及常、桃方面。2.第3方面军除以第87军任桂穗路之作战外，并控置第94、第9军。必要时，第13军一部于要地机动使用。3.陆军总司令部准备以新6军，第六战区准备抽调王敬久之1个军及现任清乡之86军主力策应作战。4.各部队之行动：（1）如敌以主力沿邵榆公路各以一部沿桂穗、常桃方面会攻芷江时，第4方面军主力应固守雪峰山南北之线，并依第94、86军之增援，转移攻势。依情况，第9军推进至芷江附近，新6军推进至马场坪、黄坪一带增援本作战。常、桃方面，第六战区以1个军协同第18军一部，击灭犯敌于桃源附近地区。桂、穗方面，第87军应确保通道附近险要，击灭进犯之敌，掩护第4方面军之侧翼。”〔4〕参加芷江地区作战的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见附表844。

（二）作战经过

1945年3月30日，冈村宁次到第20军指示有关进攻芷江的事项。4月5日，第20军召开了师、团长及独立旅团长会议，下达了进攻芷江地区的命令，并研究了作战计划。会议决定：在4月15日正式开始进攻之前，第116师团于4月11日派出1个步兵大队，以突袭作战的方式从宝庆秘密向雪峰山区龙潭铺地区前进，占据雪峰山隘口，造成守军的混乱，为后续部队进入雪峰山区围歼中国野战军主力及进攻芷江制造有利条件；第64师团驻沅江城的步兵旅团，于4月13日派出2个独立步兵大队南攻益阳，以造成中国军队的错觉，并牵制在常德的中国第18军。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发现日军第116师团自4月9日起以一部兵西渡资水、建立桥头阵地、掩护其主力继续西渡，刚到永丰附近的第131联队亦向宝庆移动，判断日军的进攻即将开始，于4月11日下达作战预令，令暂6师改归第4方面军指挥，担任芷江机场守备；令第3方面军的第94军迅速完成战备，待令向芷江附近推进，协力第4方面军作战，并即增强黔桂、桂穗路的防务，作好策应第4方面军作战的准备；令第六战区派出策应的第92军，适时进至常、桃地区，准备协力第4方面军作战。

就在陆军总司令部下达作战预令的当晚，日军第116师团第109联队的第1大队从宝庆以西的桥头阵地沿山间小道秘密西进，15日夜钻隙突进至白马山以东约5公里处的中原村附近。其师团主力分3个纵队于4月13日夜开始行动。15日夜，其右纵队第109联队突破巨口铺附近守军第100军第63师警戒阵地和纵深第178团阵地，进抵大桥边一带。其中央纵队第133联队向岩口铺突进中，其左纵队第120联队则尚未行动。与此同时，东安日军的第58旅团于当晚开始向新宁前进，进行牵制性攻击的日军第64师团的第69旅团亦由沅江攻占益阳。芷江地区的作战全面展开。

当日军发起全面进攻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于15日下达作战命令，令各部队迅速完成战备。命令的主要内容是：令第4方面军以主力于武冈、新化附近之线与日军决战，同时令第3方面军以第94军由靖县、道通地区，第10集团军的第92军又1个师由常德、桃源地区向武冈以东及新化方面进出，协同第4方面军击破进攻的日军；令新6军（时尚在云南）即先以1个师空运至芷江，为第4方面军的总预备队。限4月底集结于指定地区，完成作战准备。

正当第4方面军调整部署之际，日军发起进攻。战斗至18日，日军中路主力第116师团的右纵队已进至隆回司；中央纵队及左纵队也在突破第100军第64师岩口铺、桃花坪阵地后进至资水以西；担任突袭任务的第109联队第1大队则已深入至大黄沙附近。适逢第74军第51师增援到达，方稳住局势。与此同时，日军右翼第131联队于15日夜渡过资水，与守军第73军在新化以南交战；左翼第58旅团及配属的第217联队于15日分向东安及资源附近进攻，17日攻占了新宁。

4月19日至23日，日军中路第116师团右纵队第109联队在大黄沙及隆回司遭到第51师及第19师、第63师各一部的坚强反击，战斗异常激烈。其中央纵队第133联队于22日攻占山门镇，进至雪峰山东麓，左纵队第120联队于23日攻占高沙市。日军右翼第131联队，遭第73军的坚强抗击和有力反击，被阻于新化以南地区；左翼第58旅团于20日由新宁向武冈、武阳攻击前进，亦被第74军第58师阻止于真良附近。实施牵制性进攻的第69旅团占领益阳后，又于18日拂晓攻占桃江市，但在第18军反击下，当晚即撤离桃江，返回益阳，改取守势。

4月24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鉴于当前情况，认为北翼益阳方面已无顾虑，决心调第18军参加主力决战。当日下达作战命令，其主要内容为：

“1.第10集团军（92军）速以主力接替第18军常德、桃源、益阳、宁乡方面之防务，拒止当面之敌，限4月底前接替完毕。

“2.第4方面军主力（第73、74、100军）应于新化、洞口、武冈之线竭力阻止来攻之敌，以使尔后之决战有利。第18军主力4月底前集结沅陵，并依情况，可不待集结完毕即经沅陵、溆浦道南下，参加该方面主力决战。第18师于防务交替后，沿安化、蓝田道向宝庆方向挺进，以遮断敌后交通，使主力军作战有利。

“3.第94军（欠43师）限4月底前集结会同、靖县地区，尔后任务及行动另令饬遵。

“4.新6军之新22师，暂控置于芷江，保持机动。”〔5〕

日军第116师团开始进攻之初，因进展顺利而很乐观，不久战况逐步发生变化。4月23日，其右纵队于大黄沙附近与其担任突袭的第1大队会合后，在圭洞以东即遭到第51师的坚强抗击，转为守势。至25日时，该师团第109联队仅剩546人。中、美空军在23日后实施了密切的空中支援，日军昼间行动受到极大限制，中央及左纵队在第51师及第74军的层层阻击下，迄4月30日，仅推时至江口、瓦屋塘以东一线，再也无法前进。日军两翼的第131联队及第58旅团亦分别被第73军和第74军阻止于洋溪、武阳附近。第58旅团于27日猛攻武冈城，30日攻击瓦屋塘，均被守军第58师击退。

日军第20军随着作战状况的愈来愈为不利，开始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4月28日第47师团主力的先头部队到达宝庆后，未立即将其投入战斗，而是令其在宝庆附近组织防御，以应付紧急情况。

到4月底，第4方面军北翼方面第18军主力已集结于安化附近，南翼方面第94军亦在第26军掩护下集结于靖县、绥宁附近待命出击。担任阻击任务的第73、第100、第74军，以坚强的逐次抗击和勇猛的不断反击给当面日军以重创。日军一再受挫，攻势逐渐衰弱。

5月1日，第4方面军展开全面反击，第18军和第94军亦开始由北、南两个方向向日军右、左翼逼近。日军被迫自5月3日起由攻势作战转为全面的守势作战。日军第6方面军向派遣军请求增加2至3个师团再发动新的攻势。派遣军无兵可派，予以拒绝。日军第20军为挽回败局，经“中国派遣军”批准，于5月4日下午向第116师团及第58旅团下达了撤退至山门、洞口、花园市（洞口南约20公里）一带以整顿态势的命令。其命令的主要内容为：

1.军暂时避免与中国军决战，将主力转移至山门、洞口、花园市附近，确保该地区周边要线，整理态势，俟第47师团主力到达后，伺机击歼追出雪峰山系之外的中国军。

2.第116师团应适时撤离现在战线，在山门、洞口附近集结，伺机歼灭该地区之中国军。为达成上述目的，应派遣一部兵力占领并确保870高地（洞口西南约5公里）以北至赛市北方高地之间的雪峰山山系东麓各要点，作为支撑点。

3.第58旅团应适时撤离现在战线，集结于花园附近，伺机歼灭在该地之中国军。为达成此目的，应派遣一部兵力先行确保桥当头（洞口西南约8公里）以南雪峰山系东麓要点作为支撑点，以确保附近之要地。

与日军第20军下达撤退命令同一天的15时，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也下达了转移攻势的命令。其主要内容为：〔6〕1.攻势转移之目标，为击灭进攻之敌，恢复我资水左（西）岸之原阵地，并相机攻略宝庆。

2.亘攻势转移全期间所需粮弹补给，应尽速于5月15日左右全部准备完毕，并分屯完成。攻势转移开始之日期，即以粮弹准备完成之日期为准。

3.新6军归王耀武司令官指挥。其新22师立即向江口推进，协同江口附近之部队作战，担任江口正面公路之防御，掩护该军直属部队及第14师迅速向安江附近集中。

4.第27集团军之94军主力应与第4方面军在安江、宝庆公路以南作战之各部队密切协同，务于5月15日以前击灭城步以北之敌，进出于武冈、武阳以北附近，准备协同第4方面军担任对安江、宝庆公路以南之敌行右旋席卷、求敌之外翼而包围攻击之。

5.第10集团军应竭力拒止当面之敌，掩护攻击部队之左翼。军事委员会认为发起反击的时机太晚，两次催促抓紧战机，迅速实施反击。陆军总司令部遵命于5月6日又发补充指示，令第4方面军及第3方面军的第94军立即发起反击。第4方面军决定5月8日拂晓全面转移攻势，将决战重点置于两翼，协助第94军压迫日军于雪峰山山系东麓，围而歼之。

日军第20军发觉中国军队正从北、西、南三面向其逼近，第3方面军第94军及第44师又于6日收复新宁、7日解武冈之围，因而急令第116师团及第58旅团逐步靠拢，并列向宝庆撤退；同时令刚刚到达的第47师团后续主力部队西渡资水，向大桥边西高地前进，迅速投入战斗，以接应东撤的部队。日军第6方面军感到第20军撤退部队的左翼兵力太弱，遂令驻全州的第11军第34师团转隶第20军，使其推进至新宁，以掩护东撤部队左侧背的安全。

第4方面军因所属部队未能如期集结于攻击准备位置，将反攻开始的时间推迟了一天。5月9日，在强大的空军机群支援下，第4方面军所属各军向日军发动全面攻击。激战至13日，第74军与第94军协力击溃日军第58旅团主力，攻占了高沙市，第94军并将第217联队的第117大队包围于高沙市西北地区；第100军在重创日军第116师团的第109联队后，将其包围于圭洞以东的大黄沙附近；第18军的第18师以猛烈的攻击，将向大桥边前进的日军第47师团阻止于顺水桥一带，迫使其改道去龙溪铺；第11师及第118师则分别攻占了山门及六都寨。第73军继续向困守南山寨的日军第131联队进攻。

当第4方面军发起全面反击时，日军“中国派遣军”已认识到这次进攻芷江的作战已经失败。5月9日，冈村宁次下达了中止芷江作战、部队适时撤回原驻地的命令。在中国军队反击下，迄5月15日，日军第116师团及第58旅团退至破塘、金龙砦、古下江、米山铺一线，而其北翼第47师团于当晚在茅坪与由南山寨撤退的第131联队会合，开始向宝庆撤退。

15日，第4方面军调整部署，除令第74军和第18军分别向龙潭铺、石下江和金龙砦攻击外，令第100军以一部肃清当面日军残部，而将主力控置于山门以西；令第73军继续向南山寨攻击。战斗至5月22日，第18军、第94军和第74军先后攻占了金龙砦、黄桥铺、米山铺等地。日军第109联队大部被歼，第133和第120联队也遭到沉重打击。第58旅团被包围于高沙市西北茶铺子的第117大队则被全歼。至6月7日，日军残部在第20军新调来的近10个大队（第64师团3个大队、第68师团1个大队、独立混成第81旅团1个大队、独立混成第86旅团3个大队和第27师团补充人员等)组成的集成部队掩护下，逐次退至宝庆地区。第4方面军收复了所有在此次作战中失去的阵地，恢复了战前的态势。

日军进攻芷江的作战以彻底失败告终。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抗战胜利时的统计，杀伤日军28174人，俘军官17人、士兵230人；台湾国民党当局1989年编印的《抗日战史》记为杀伤日军36358人，俘军官24人、士兵180人。日军第20军当时的统计：战死1017人，病死2181人，战伤1181人；生病：4月份5336人，5月份4657人，6月份14647人。

作战期间，中国空军以绝对优势兵力控制了战场上空，几使日军航空兵完全丧失活动能力，所以日军航空兵出动很少。整个作战期间，日军仅出动过7架飞机，进行了5次空袭，共投弹22枚。中国空军以第2、第3、第5大队及中美混合团第1大队支援作战，战斗机出动960架次，轰炸机出动171架次，共投掷炸弹29吨。但由于日军多在夜间行动，白昼尽量避开公路，由山区小道及浓密森林区间行动，所以效果颇受影响。惟在大黄沙地区围攻日军第108联队的战斗中发挥了最大的威力，歼灭日军炮兵甚众。

附表841老河口地区作战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5年3月）

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村定

第12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

第110师团木村经广

步兵第110、第139、第163联队，野炮兵第6联队

第115师团杉浦英吉

步兵第85旅团三宫满治（独立步兵第26、第27、第28、第29大队）

步兵第86旅团山田三郎（独立步兵第30、第385、第386、第387大队）

战车第3师团山路秀男

第13战车队，第17战车队，机动步兵第3联队，机动炮兵第3联队、搜索队、辎重兵队、警备队、工兵队、通信队及配属的第117师团的第388大队。

骑兵第4旅团藤田茂

骑兵第25、第26联队，骑炮第4联队及辎重兵队

步兵第87旅吉武秀人（属第117师团）

独立步兵第204、第206、第391大队，迫击炮队及工兵队

第6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

第34军司令官栉渊一

第39师团佐佐直之助

步兵第231、第232、第233联队

野炮第39、工兵第39、辎重兵第39联队

附表842老河口地区作战中国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5年3月）

军事委员会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由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代理）

第4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

第38军张耀明

第17师（申及智）第35师（孔从周）

第96军李兴中

第177师（李振西）新14师（陈子坚）

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

第78军赖汝雄

新42师（谭煜麟）新43师（黄国书）新44师（张汉初）

第85军吴绍周

第23师（黄子华）第110师（廖运周）暂55师（李守正）新11师（黄泳瓒）暂62师（鲍汝澧）

第40军马法五

第39师（司元恺）第106师（李振清）新40师（崔玉海）

河南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刘茂恩

第15军武庭麟

第64师（刘献捷）第65师（李纪云）

第3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刘子奇

暂66师（刘子奇）第4纵队（席祥青）第6纵队（陈舜德）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

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

第55军曹福林

第29师（荣光兴）第74师（李益智）第81师（葛开祥）

第68军刘汝珍

第119师（刘广信）暂36师（崔贡琛）第143师（黄樵松）第22师（单裕丰）

第22集团军总司令孙震

第41军曾甦元

第122师（张宣武）第123师（汪朝濂）第124师（刘公台）

第45军陈鼎勋

第125师（汪匣锋）第127师（王徵熙）暂1师（李才桂）

第69军米文全

第181师（张雨亭）暂28师（陈光然）

第47军李宗昉

第104师（杨显名）第178师（李家英）

新8军胡伯翰

新6师（范龙章）暂29师（尹瀛洲）

第33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

第77军何基沣

第179师（许长林）第132师（王长海）第37师（吉星文）

第59军刘振三

第38师（李九思）第180师（董升堂）暂53师（翟紫封）

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

暂9军傅立平

暂27师（王金辉）骑3师第7团及第4挺进纵队

第7军徐启明

第173师（刘昉）

豫南挺进军张轸

第13、第14、第15、第20纵队

附表843芷江地区作战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5年3月）

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

第116师团岩永汪

第109、第120、第133联队

野炮兵第122、工兵第116、辎重兵第116联队

第47师团渡边洋

第91、第105、第131联队

骑兵第47、山炮兵第47、工兵第47、辎重兵第47联队

第58旅团关根久太郎

独立步兵第115、第117大队

步兵第217联队（属第11军第34师团）

独立炮兵第2联队

第69旅团大岩石（属第64师团，对益阳进行牵制性攻击）

独立步兵第52、第53大队

附表844芷江地区作战中国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5年3月）

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何应钦

第4方面军总司令王耀武

第18军胡琏

第18师（覃道善）第11师（杨伯涛）第118师（戴朴）

第73军韩浚

第15师（梁祗六）第77师（唐生海）第193师（萧重光）

第74军施中诚

第57师（李琰）第58师（蔡仁杰）暂6师（赵季平）（配属）第169

师（曹玉珩）（配属）

第100军李天霞

第19师（杨荫）第51师（周志道）第63师（徐志勖）

第86军之第13师（靳力三）

第3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

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李玉堂

第94军牟庭芳

第5师（李则芬）第43师（李士林）第121师（朱敬民）

第26军丁治磐

第44师（蒋修仁）

注：新6军及其新22师、第14师先后空运至芷江，为第4方面军总预备队，因日军全面撤退，未参加战斗。

注释：

〔1〕〔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中译本，第1296页。

〔2〕本节有关日军的命令、计划，均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所编、由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中译本《昭和二十年（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1卷缩写。

〔3〕见蒋介石致李宗仁、胡宗南密电（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引同〔1〕，第136页。

〔4〕转引自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台北1989年版，第8册第362—363页。

〔5〕同〔4〕，第372—373页。

〔6〕同〔4〕，第380—382页。

第五节 局部反攻收复广西

一、中国战区的反攻计划

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后，军事委员会为保卫云、贵、川战略根据地并准备协同美军进行反攻，1944年12月9日决定：在昆明成立陆军总司令部（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总司令，龙云、卫立煌为副总司令），由其“指挥远征军、黔桂湘边区、滇越边区、第四战区及第5集团军”；“美军派遣一总连络官，常川驻在陆军总司令部，综理连络事宜。远征军、第四战区及各边区以下各级司令部均由美军派遣连络官（战时为连络官，平时为教官）担任连络、训练事宜”。〔1〕12月13日，军事委员会又颁发了《陆军总司令所部作战指导要领命令》，规定该总部的任务为“与敌保持接触，并拒止敌由湘桂路各地及越南向昆明及重庆两处之攻击”。〔2〕为了更能适应将来攻势作战的需要，于1945年3月初将所辖兵力缩编为4个方面军及1个防守司令部。

其序列为：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何应钦

第1方面军司令官卢汉

第60军安恩溥（第182、第184师）

第2路军张冲（暂20、第21、第22师）

第52军赵公武（第2、第25、第195师）

直属部队：暂18师、昆明行营山炮团、工兵团

第2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

第46军黎行恕（第188、第175、新19师）

第64军张驰（第131、第156、第159师）

第62军黄涛（第151、第95、第157、第158师）

第3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

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李玉堂

第20军杨干才（第133、第134师）

第26军丁治磐（第41、第44、第149师）

第94军牟庭芳（第121、第42、第5师）

第13军石觉（第4、第89、第54师）

第71军陈明仁（第87、第91、第88师）

第29军孙元良（第169、暂16师）

直属部队：炮兵第1旅一部，炮兵第51团

第4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

第73军韩浚（第15、第77、第193师）

第74军施中诚（第51、第57、第58师）

第100军李天霞（第19、第63师）

第18军胡琏（第11、第18、第118师）

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杜聿明

第5军邱清泉（第45、第96、第200师）

直属部队：第48师、暂19师

总司令部直属部队：

第54军阙汉骞（第36、第8、第198师）

第6军廖耀湘（第14、第23、第207师）

第2军王凌云（第9、第76、预2师）

第53军周福成（第116、第130、荣2师）

第93、第169师，炮兵第5、第13、第41、第49团

通信兵第6团，宪兵第20团总计21个军65个师，另有特种部队。但由于长期与日军拼消耗，减员甚多；更因统治区域缩小，兵源减少，补充困难，而许多官长又吃空额，所以多数部队人员不足，不少师仅及编制人数的一半，甚至更少。

当日军深入贵州、攻占独山时，蒋介石等号召知识青年参军抗日，大后方广大爱国知识青年为挽救祖国危亡踊跃参军。军事委员会成立了青年军编练总监部，将报名参军的近10万名知识青年编为9个师（第201师至第209师）。总监部以罗卓英为总监，黄维为副总监（后又增彭位仁、霍揆章等），蒋经国为政治部主任。

1945年春，中印公路打通后，美援军械大量输入，连同此前已经改装的驻印军、远征军等部，至日军投降前，共装备了美械军12个（第2、第5、新6、第8、第13、第18、第53、第54、第71、第73、第74、第94军，共36个师）及半美械军4个（第46、第52、第60、第62军）。

1945年2月12日，军事委员会拟制了《中国陆军作战计划大纲》。其主要内容为：〔3〕

第一方针

1.中国陆军以开辟海口之目的，于盟军在东南海岸登陆之同时，向桂、湘、粤转取攻势，特须保持重点于黔桂路方面，攻略宜山、柳州，与盟军会师西江。攻势准备于X月底以前完成。

第二部署

2.中国陆军在何兼总司令统一指挥之下，其部署大要如下：

(甲、乙略)

丙、各兵团任务及行动

（1）滇越边区（卢汉部）扼守滇越边境，相机进出越北，掩护国军之右翼。

（2）右兵团（张发奎部）攻略南宁、龙州，确实遮断敌桂、越水陆交通，并对越北方面构筑坚强阵地，阻止敌军东援，巩固中央兵团右侧背之安全。

（3）中央兵团（卫立煌、汤恩伯两部）沿黔桂铁路及其南北地区攻略宜山、柳州后，以主力向梧州、三水突进，与盟军会师西江，以一部经荔浦、平乐、八步向曲江攻击。如盟军已先我进至广（州）三（水）以北地区时，应即以主力使用于荔浦、平乐、八步道进取曲江，切断敌之退路。于攻略宜、柳之同时，即以有力一部（美械1至2个军）于桂穗路方面监攻桂林后，即协同左兵团沿湘桂路进攻衡阳。此项进攻部队于到达东安附近后，即归入左兵团之指挥。

（4）左兵团（王耀武部及第六战区之一个军）以主力攻略邵阳，遮断粤汉铁路，以有力一部攻略祁阳、东安，并依中央兵团一部之协力，攻略衡阳。同时，另以一部由常、桃方面攻略宁乡、湘乡，掩护主力之左侧。

（5）总预备队（杜聿明部）分别控置于昆明、贵阳两地，以备策应全般作战。

（6）国境守备队，以2军留置滇缅边境，掩护中印公路。以93师留置车里、佛海，守备国境。

3.第六战区除应确保现态势，加强工事，积极游击，以阻敌窜扰、掩护国军左侧背之安全外，并抽调1个军于常、澧方面，协力左兵团之作战。

4.其他各战区之策应攻势，预令先敌充分准备，其行动于临时以命令行之。这个计划大纲是为配合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作战而拟制的。由于美军未在中国登陆，而日军又发动了老河口和芷江的作战，因而这个计划没有、也不可能实施。

二、日军实施战略收缩

1945年4—5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法西斯轴心国阵营的失败已成事实。4月24日，苏军突入德国首都柏林；28日，意大利法西斯首领墨索里尼被民众枪决，留在意大利北部的德军向盟军投降；4月30日，德国法西斯首领希特勒被迫自杀；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太平洋战场上，美军于4月1日在冲绳岛登陆，本土决战迫在眉睫。4月5日，小矶内阁总辞职；7日，铃木内阁组成，但当日就得到苏联的通知，不再延长《日苏中立条约》，同时得知苏军正源源不断地向远东调动部队，有可能近期向关东军发动进攻。以上形势的变化，迫使日军大本营重新研究侵华日军今后的作战问题。

由于美军在冲绳登陆，日军参谋本部判断“华南方面不仅对防卫本土的重要程度已大大减小，同时联军在该方面登陆的话，恐怕也不会超出英军夺取香港的范围”，认为“只留下能确保广州、香港的兵力即可，决定把海南岛、金门岛的兵力撤回到广州地区，而从该地区把第27、第40、第104师团经由赣州、南昌调到南京附近”。4月18日下达了“大陆命”第1310号命令：“大本营考虑到对美苏形势的演变，准备向华北、华中的重要地区集结兵力。把第3、第13、第27及第34师团分别从第11军、第23军战斗序列中解除，编入中国派遣军序列（直辖）。”〔4〕

4月22日，日本陆相阿南惟畿为了掩饰战败和防备中国军队跟踪追击，就收缩兵力问题向大本营提出自己的看法：“1.以确保上海、汉口一带为宜。连这些地方都放弃，等于败退。若都撤到华北，粮食将难于自给。2.随着抽调兵力和整理战争布局，要为停战做工作，不管其能否成功。即使要实施作战行动，也要抓住作战的时机进行工作，如能做到不受敌人的追击，就是对我有利，最好以局部停战导致全面停战。对重庆及延安要同时进行工作。”〔5〕

日本大本营虽然下达了从广西撤出第3、第13、第34师团，从广东撤出第27师团的命令，但由于驻越南的第38军正在向法属印度支那的法军进攻，1944年8月25日盟军攻占巴黎后，驻越南的法军脱离了贝当的维希政权，接受戴高乐临时政府的领导，并准备与从越南沿海登陆的盟军协同作战，击歼在法属印度支那的日军，以保持战后继续统治越南、老挝、柬埔寨。因而日军从广西调第22、第37师团和从缅甸调第2师团入越，这些部队与原在河内的第21师团、在岘港和顺化的独立混成第34旅团、在西贡的独立混成第70旅团归驻越第38军司令官土桥勇逸指挥，完全击败法军后才停止作战。从广西至越南的后方补给线必须确保；由于第11军攻占桂林、柳州、宜山、河池地区后，缴获的大量军用物资尚未运完，而且第20军亦正在进行芷江作战，所以该4个师团并未立即行动。“中国派遣军”于4月27日下达撤退命令，规定第3师团于7月上旬从全县出发，经由汉口、郑州开往徐州；第13师团于8月上旬从全县出发，经由南昌、南京开往天津；第27、第40师团于5月下旬从广州附近出发，经由赣州、南昌，然后第27师团开往济南，第40师团开往南京。

由于形势急剧发展，日本大本营“预料大陆战场将面临严峻的局面，尤其延安方面对我占领地区的活动，必将日益激化”，〔6〕急于令侵华日军进行战略收缩，于5月28日又下达了“大陆命”第1335号命令：“1.大本营为适应形势的演变，准备加强华中、华北的战略态势。2.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设法迅速撤出湖南、广西、江西方面的湘桂、粤汉铁路沿线的占领地区，将兵力转用于华中、华北方面。”〔7〕6月4日，侵华日军在大连召开高级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冈村宁次及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参加了会议。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传达了大本营命令的精神，研究了侵华日军今后的行动等问题。6月10日，“中国派遣军”在南京召开各方面军和军司令官会议，同时下达了新的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为：〔8〕

第一作战方针

1.派遣军准备以主力控制华中、华北重要地区，对中、苏采取持久战，同时挫败来攻沿海重要地区之美军，使本土决战容易进行。

2.对美战备重点暂先放在华中三角地带，其次为山东半岛。但应极力在事前识破敌人对华中、华北的登陆企图，以便及时把派遣军的主要战斗力量集中于敌人来攻方面。

3.即使情况已到最后关头，也要确保南京周围、北京周围及武汉周围重要地区。

第二作战指导要领

4.令23军尽快把驻地较远的部队撤回广州附近，使其确保广州、香港地区……

5.令第13军迅速撤回驻在福州及温州的兵力，而以主力确保华中三角地带……

6.令华北方面军、驻蒙军及直辖兵团确保华北重要地区……

7.要使第6方面军在撤回和转调下列兵力之后以所余兵力确保武汉周围重要地区。

（1）把第34军司令部、第39师团等迅速派遣到南满及北朝鲜，使之入列关东军隶下。

（2）把47师团迅速派遣到济南，使之列入第43军隶下。

（3）迅速把桂柳地区的第11军撤回，同时把第3、13、34各师团经九江附近派往南京附近，由总军直辖。

（4）接着尽快撤回长衡地区的第20军，并把第68师团、第22混成旅团、第88混成旅团等派往北京（必要时派往济南），使之列入华北方面军指挥下，同时把第116师团、独立混成第86、87旅团等派往南京，由总军直辖。日军第6方面军根据4月27日的撤退命令，于当月底即已拟制出撤退计划：8月底前完全撤出广西，第11军撤退至武汉地区集中；年底以前完全撤出湖南，第20军退至岳州以北集中。

三、收复广西

日军第11军根据方面军的撤退指示，决定于5月下旬撤出河池、南宁，6月中旬撤出宜山、迁江、来宾一线，6月下旬撤出柳州地区，7月撤出桂林地区，8月中旬末撤出全州地区，大概9月下旬前到达祁阳附近。日军在4月中旬得知大本营已决定撤出广西时即考虑到中国军队必将跟踪追击，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将其压倒，以利于尔后的撤退行动”，因此令第3师团从南宁、第13师团从宜山，由南北两个方向进攻都安，以“全歼都安附近之重庆军第46军”。同时抽调第13师团的第65联队（服部支队），归军直接指挥，专门负责撤退的后卫掩护作战任务。4月21日日军开始向都安进攻。未等到达都安（第3师团一部进至隆安以南，第13师团一部进至保平、九圩），24日即接到“迅速返回原驻地”的命令，遂沿进攻路线后退。

中国第2方面军第一线部队发现日军撤退后即尾随追击。第46军的第175师于4月27日进至都安后，军主力即向都阳山山脉进击，逼向南宁。日军第3师团由南宁经迁江、宾阳、来宾、柳州向桂林逐次掩护撤退。其后卫第58师团独立步兵第94大队于5月25日撤离南宁，第13师团在第65联队掩护下，由宜山经柳州、桂林向全州撤退。第65联队为了“在撤退之前，先将侧背之敌击败，使我军易于行动并掩蔽我军撤退企图”，于5月7日至9日，由河池向六甲发动攻击，击退当面中国军队后于5月19日夜撤离河池，24日撤至宜山，6月13日撤离宜山，18日撤至柳城。此时日军第11军各师团主力均已撤至桂林及其以北地区。

中国第2方面军在日军第3师团之后跟踪追击。第64军在重创日军第58师团的第94大队后，于5月27日占领南宁。尔后第2方面军即分两路追击：以第46军主力向柳州东南迂回攻击，以第64军第156师向龙州攻击。第46军的第175师于5月30日收复宾阳，6月1日收复迁江。该军又先后收复桂平、武宣等县城，继续向柳州逼进。第156师于6月7日收复乐思，8日收复江明，于7月3日收复龙州、凭祥，将日军驱逐至越南境内。

第3方面军由南丹、环江方面向南攻击。其第29军于5月初向河池日军第13师团的第65联队攻击，同时以预11师主力攻击天河。5月20日收复河池，22日收复德胜，6月6日攻占宜山以北的怀远，6月14日收复宜山。第3方面军向柳州追击时第2方面军第46军自柳州南面逼近柳州，予以配合，遂发起攻击，于6月30日收复柳州。日军退向桂林。为追歼撤退的日军，第3方面军以第71军配属第29军的第91师在右，沿桂柳公路，以29军居中，沿桂柳铁路，以第20军的第133师在左，由融县（融安）经百寿（寿城），3路并进，向桂林追击。

1945年7月3日，何应钦向蒋介石报告了今后的作战指导方案。其主要内容为：〔9〕谨查柳州已为我军克复。为适应目前情况、捕捉战机起见，谨拟作战指导要领如下：

甲、第1方面军仍续行原任务，固守滇南阵地，并准备以有力一部相机进入越南。

乙、第2方面军

1.应即准备攻击雷州半岛，并限于8月15日以前占领广州湾。

……

丙、第3方面军

1.应继续攻击桂林，并限7月底以前占领之。

……

丁、第4方面军暂保持原态势，并准备攻击宝庆、衡阳……

戊、总预备军之新6军（欠207师）暂在芷江一带原地不动。第54军应于7月16日开始行动，预定应在8月15日前全部集中百色、田东地区，并自7月16日起归张司令官指挥，准备应付由高平向百色突进之敌。第53军（欠荣2师）应于7月16日开始行动，预定8月10日前集中路南弥勒地区，并自7月16日起归杜司令官指挥。第2军……在保山之2个师应以1个师于7月16日开始行动，开驻云南驿，并应尽先开1个团至云南驿，以接替云南驿机场之守备任务。此时，蒋介石尚未判断出日军在进行大规模的战略收缩，因而从保存实力出发，于7月8日复电何应钦，指示对桂林“不必先行强攻，可用一部兵力严密监视之，以其主力向第二目标超越进攻为妥。若敌果有死守决心，则更应如此，不宜攻坚，以免死伤太大”。〔10〕

7月9日，中国战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特诺提议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从速制定进攻广州、香港的作战计划。在此之前，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早已向何应钦提出过实施局部反攻的战略设想：“先收复雷州半岛，利用广州湾港口，由海路加强补给，然后以主力沿西江强袭广州”及香港。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则认为在衡阳、曲江、赣州有日军机动兵团的状态下遽攻广州，则主力侧背受日军威胁，万一不胜，将招不可挽回的失败，因而坚持在攻占雷州半岛后先攻占衡阳、曲江，再进攻广州、香港。7月14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拟制了《攻略桂林、雷州半岛、衡阳、广州、香港作战指导案》。主要内容为：

作战目标及步骤：先以桂林、雷州半岛、衡阳、曲江、广州、香港为作战目标，拟分三个阶段攻略之。第一阶段攻略桂林及雷州半岛，开辟第一海口；第二阶段攻略衡阳、曲江，俾第三阶段之作战容易；第三阶段攻略广州、香港，开辟第二海口。

作战指导要领：第一阶段仍按7月3日作战指导方案，由第2方面军攻略雷州半岛，第3方面军攻略桂林。惟攻占桂林时间改为8月15日，占领雷州半岛时间改为9月15日。第二阶段对衡阳、曲江之攻略，以第4方面军之全力及第3方面军之主力担任之，并以第三、第七、第九战区协助之，以第六战区策应之。第三阶段对广州、香港之攻略，拟以新1军及第3方面军（欠第27集团军）及另由第三、第七、第九战区抽出之3个健全军担任之，务求数量上构成优势。在第一至第三阶段作战期中，第1方面军及第2方面军在滇桂越边境一带部队的惟一任务为阻止越北敌人之出击，保障我向东作战之成功。［11］

7月17日，第3方面军向桂林追击的中路第29军收复雒容、中渡、黄冕。日军退守永福。7月26日，第169师攻克永福，直趋桂林近郊。此时右路第91师已收复荔浦、阳朔，左路第133师亦收复百寿，形成三面包围桂林的态势。与此同时，第3方面军主力进出越城岭山脉后，向桂林西北推进，第20军第134师于7月18日击退日军独立混成第88旅团，攻占了大溶江与兴安之间的五旗岭，控制了湘桂铁路与公路，遮断了桂林日军的退路。日军第88旅团及第13师团担任后卫的第65联队合力反击。经激烈的反复争夺，24日日军夺占五旗岭高地，困守桂林的日军第58师团在大溶江的独立混成第22旅团的接应下开始向全州撤退。围攻桂林的第29军、第20军及第94军一部加紧攻击，7月28日收复了桂林。日军全部退至全州。8月2日收复灵川，7日收复兴安。

日军第20军为了摆脱第3方面军的紧跟追击，决定以退至全州的第58师团和独立混成第22、第88旅团（其他部队已经全州退去湖南）实施伏击，将第58师团及第22旅团埋伏于全州以北的高地，以第88旅团主力在全州占领阵地，而以一部后退诱敌，同时在城内放火。追击的中国部队以为日军已退，于8月12日凌晨攻入全州。拂晓后，埋伏的日军集中全部火力实施反击。追击部队被迫南撤。日军于14日又重占全州，15日得知日本已经投降，16日“以最快速度轻装向北后退”。第3方面军于17日收复全州。

至此，中国军队在局部反攻中向前推进了350余公里，收复了桂、柳地区及广西全省。由于日军的投降，陆军总司令部的反攻计划也就不必实施了。

整个8年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历次作战中共歼灭日军约53万人（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共歼灭日军52万多人、伪军118万多人），连同受降日军128万多人、伪军104万多人，正面战场共消耗日伪军285万多人。

注释：

〔1〕〔2〕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页。

〔3〕同〔1〕，第137—138页。

〔4〕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昭和二十年（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中华书局1984年中译本，第二卷第二分册第4页。

〔5〕同〔4〕，第2页。

〔6〕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日本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94页。

〔7〕同〔4〕。

〔8〕同〔4〕，第6—7页。

〔9〕同〔1〕，第141—142页。

〔10〕同〔1〕，第141页。

〔11〕同〔1〕，第148—153页。

第六节 日本投降

1945年7月26日，中、英、美三国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发表，宣布三国军事力量在“所有联合国之决心的支持及鼓励”下“即将予日本以最后之打击”，“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1〕27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28日由首相铃木贯太郎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波茨坦公告》不过是《开罗宣言》的“旧调重弹”，“没有多大价值”，日本“根本不屑一顾”，〔2〕公开拒绝了《波茨坦公告》。

8月6日8时15分，美国第一颗原子弹投掷在广岛。8月8日午夜，苏联通知日本：“从明日，即8月9日起，苏联政府将与日本政府进入战争状态。”〔3〕9日凌晨1时前，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向日军关东军发起进攻。9日11时30分，美军又向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10日凌晨2时，日本天皇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于当日6时电请瑞士、瑞典政府将此意转告中、美、英、苏四国。日本政府在12日收到中、美、英、苏四国复文，8月14日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向全国广播天皇的《停战诏书》。9月2日9时，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了日本向盟国投降的签字仪式，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代表盟国受降。先由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及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天皇和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尔后由美国代表尼米兹海军上将、英国代表福莱塞海军上将、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苏联代表杰列维亚克中将以及澳、加、法、荷等国代表相继签字。至此，长达8年的全面抗日战争（此前有长达6年的局部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胜利，同告结束。9月9日9时，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代表何应钦投降，并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在8月10日日本政府通过瑞士、瑞典政府通知中、美、英、苏，表示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当天，蒋介石于22时致电何应钦：“1.敌已无条件投降。2.同时令敌驻华最高指挥官转饬所属，即就现态势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不得破坏物资、交通，扰乱治安秩序，听候所在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或战区司令长官之处置，并限24小时之内答复。3.各战区应注意下列各项：（1）对敌可能之抵抗与阻扰，应有应战之准备。（2）并应警告辖区以内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之任何人投降、缴械……”〔4〕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向何应钦送交一份受降对策：“为预防奸军（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擅先进占城镇起见，应由统帅部先发布命令，在日本投降期间，全国各部队应绝对听候最高统帅部调遣，凡擅自行动者一律视为叛军。”〔5〕

根据蒋介石的要求，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致电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建议命令日军只许向蒋军，而绝不许向中国共产党投降。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了这一建议，指示日本天皇下令所有在华（东北除外）“皇军”向蒋介石投降。〔6〕此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指示魏德迈通知蒋介石：海军准备占领上海、烟台、秦皇岛各港口，“以使中国军队迅速收复失地”。［7］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事，当然完全应允，并提出要求美军派遣5个师在中国登陆，用以控制以南京、北平、广州为中心的3个主要地区，以便保证只由他的军队接受日军投降。其实，杜鲁门也清楚地知道“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中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占领华南都有极大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由于共产党人占领了铁路线中间的地方，蒋介石要想占领东北和中南就不可能”。“假如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护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8〕

在美国积极支持下，蒋介石于8月10日、11日连续发出电令，要求各战区“以主力挺进解除敌军武装”，“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9〕但给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电文却是另一种内容：“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区之部队，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管辖，勿擅自行动。”〔10〕8月21日，何应钦在致冈村宁次的第一号备忘录中命令日军：“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11〕据冈村宁次说，他依据美国及蒋介石的意图，下令所部只向蒋军投降，不向其他抗日军队投降、缴械；对非蒋军的其他抗日军队“不仅应坚决拒绝，而且应根据情况，毫不踌躇地行使自卫的武力”。〔12〕为了帮助国民党军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接受日军投降和抢占各战略要点，美国为国民党军打前站，以海军陆战队第6师进占青岛，以第1加强陆战师进占天津、北京、秦皇岛、唐山等地，并在天津建立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两栖作战军司令部，以阻止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接受当面日军的投降，尔后以大量飞机、军舰抢运国民党军到这些地方。从9月1日开始，当月就运送了14万国民党军到华北地区。

日本投降后，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为中国大陆（东北归苏军受降）、台湾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应投降的日军为：华北方面军（326244人），华中第6方面军（290367人），京沪地区第6、第13军（330397人），广东方面第23军（137386人），台湾方面第10方面军（169031人），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第38军（29815人）。总计投降兵力1283240人。共有1个总司令部、3个方面军、10个军、36个师团（内战车师团1个，飞行师团2个）、41个独立旅团（内骑兵旅团1个）、19个独立警备队及支队、6个海军特别根据地队及陆战队。

投降的伪军，据日军的报告，南京伪国民政府所属部队（绝大多数为国民党军投降日军的）计15个军、52个师、9个旅及特种兵，共约282万人；华北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所属部队计13个集团（相当旅）及炮兵、工兵等，共约55万人；伪蒙军计9个师及直属部队，共约14万人。以上合计约351万人。这仅是冈村宁次报告的所谓正规伪军人数，实际上伪军远远超过此数。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统计，仅所接收的伪军就有24个军、64个师、13个旅及其他134个较小的单位，共计683569人，枪357254枝。

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共划分16个受降区。其受降长官、受降地点及日军投降代表、部队集中地点分别为：

河内区第1方面军司令官卢汉

日军第38军司令官土桥勇逸集中于越南北方（具体地点由卢汉指定）

广州区第2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

日军第23军司令官田中久一集中于广州及雷州半岛

汕头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

日军第23军司令官田中久一集中于汕头

长沙区第4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

日军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集中于长沙、衡阳

南昌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日军第11军司令官笠原幸雄集中于南昌、九江

杭州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

日军第13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集中于厦门、杭州

京沪区第3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

日军第6军、第13军司令官十川次郎、松井太久郎集中于南京、上海

汉口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

日军第6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集中于汉口、武昌

徐州区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

日军第6军司令官十川次郎集中于徐州、蚌埠、安庆

平津区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集中于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

太原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

日军第1军司令官澄田赉四郎集中于山西（具体地点由阎锡山指定）

郑州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

日军第12军司令官鹰森孝集中于郑州、洛阳、开封、新乡

郾城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

日军第12军司令官鹰森孝集中于郾城

济南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

日军第43军司令官细川忠康集中于济南、青岛

归绥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

日军驻蒙军司令官根本博集中于包头

台湾区台湾行政长官陈仪

日军第10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集中于台湾（具体地点由陈仪指定）至1946年2月，绝大多数日军已缴械完毕。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统计，收缴的日军主要武器装备有步骑枪685897枝、手枪60377枝、轻重机枪29822挺、各种火炮12446门、战车383辆、装甲车151辆、军用汽车（包括特种车辆）15785辆、军马74159匹、飞机1068架（内堪用者291架，待修者626架，不堪用者151架）、军舰26艘（每艘90吨至1000吨），另有快艇、炮艇、潜艇计29艘。以上不包括伪军的武器装备（大多数伪军一变而为国民党军，仅少数缴械）。

国民党利用其合法地位完全垄断了受降，而在敌后，坚持8年抗战的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等全被排除在受降之外。不仅如此，国民党还诬蔑抗日人民武装为“奸匪”，企图以收缴和美国援助的大量日械、美械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以及收编的大量伪军一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其实早在日军投降之前，国民党就决定消灭人民抗日武装了。1945年5月22日，配合盟军登陆的《东南战场作战计划》呈给蒋介石。其主要内容为：〔13〕

第一方针

1.东南战场为期与盟军会师之目的，应即划分剿匪区，集结必要兵力，以军事为主、党政为辅，先积极剿灭防线内及沿海、沿江各要地之奸匪，再于沿海、沿江各要地挺进有力部队，彻底建立以军事为主之党政军一元化据点，准备接应盟军之登陆。

第二指导要领

2.各战区应以剿灭奸匪、接应盟军登陆为主任务，以保守根据地为副任务。针对实况，划分剿匪区，集结必要兵力，配合党政、地方武力、敌后游击队及运用伪军，限制奸匪之活动区域而逐次剿灭之。

3.挺入敌后沿海各要地之部队，应彻底以军事为主，建立党政军一元化据点，并运用伪军，广为巩卫据点之外围，绝对清剿奸匪之潜伏。常备必要译员及向导，准备接应盟军之登陆。

4.对于敌我中间地带大股奸匪之清剿，应针对敌、匪、我之态势，集结必要兵力，妥为部署。一面以稳扎猛打之原则，依碉堡构成坚固地带，区分为进剿部队及守碉部队，逐次推进而剿之；一面防制敌之流窜，以免妨害国军之进剿。并具体部署了第三、第七、第九战区的“行动准据”。蒋介石于28日批示：“仰严督各战区积极实施。务于限期内完成任务，并将督剿情形随时具报。”〔14〕

正是由于国民党的上述决策，严重影响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局势的发展。

但人民对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公正的选择。

注释：

〔1〕《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77—78页。

〔2〕日本太平洋战争研究会：《日本最长的一天前夕》。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译本，第6页。

〔3〕〔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中译本，第1638页。

〔4〕转引自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抗日战史》。台北1994年版，第12册第113页。

〔5〕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临时）档案2567号。转引自罗焕章、高培《中国抗战军事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678页。

〔6〕〔7〕美国陆军部：《在中缅印战区时已不多》，第381页。转引自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8〕《杜鲁门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中译本，第72页。

〔9〕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1984年版，第37卷第309页。

〔10〕同〔4〕，第142页。

〔11〕同〔4〕，第175—176页。

〔12〕《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中译本，第15页。

〔13〕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140页。

〔14〕同〔13〕，第141页。

后论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战，终于在世界人民的支援及反法西斯盟国的配合下获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耻辱，一改近百年来中国在抵抗外国侵略的主要战争中屡屡失败的历史。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各阶级、各政党和各族人民(包括广大爱国侨胞)团结起来进行的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因而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由各阶级、各政党和各族人民及广大爱国侨胞共同奋斗获得的。仅就战场上的作战而言，抗日战争的胜利则主要是由国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分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共同奋战获得的。为了全面地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有必要对正面战场作战的主要经验、教训作一简略的论析。

一、战略决策

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的抗日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消耗”战略。这一战略是随着中日关系和国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直到全面抗战开始后才确立的，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即有了基本的战略构想。当时国民党内实际最高决策者蒋介石，虽然痛恨日本之侵略，在思想上已较“九一八”事变之前的“不先剿灭共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则不能攘外”〔1〕有了初步的转变，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但仍定不下坚决抗战的决心。他在1931年10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非惟于国无益，而反速其亡”。〔2〕其实蒋介石也公开说过：“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以至于长城战役，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当的方案来执行抗日之战。关于如何使国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我个人总想不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只有忍辱待时”〔3〕。当时连抗战的决心尚未定下，如何能产生抗战的战略构想？“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国民党最高当局对日的方针，其实仍以妥协为主，更未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当日军占了热河向长城推进，与中国守军在喜峰口、冷口等地激战之际，蒋介石于1933年4月6日发出了《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说：“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如我剿匪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偷生怕死者视之，非特我革命军中所不齿，直视为亡国奴之不若，是其死有余辜，本总司令决不稍加姑息”。〔4〕

1935年，日本公开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企图使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中国共产党及时发表了要求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抗日战争的“八一宣言”。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军追击红军入川。蒋介石到四川，认为“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这时国民党才“致力于实行抗战的准备”，〔5〕才产生了抗日战略的初步构想。当时蒋介石设想的对日政策指导方针是：“一面呼吁和平，期求集体安全，一面整备国防，充实军备，至和平绝望时期，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6〕至于如何达到持久战的目的，则尚无明确的设想。

1936年5月，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又增兵华北，8月，日伪军进攻绥远，9月，日军侵占丰台。10月间，蒋介石在洛阳召集主要将领商讨抗日方策。陈诚在其回忆录中说：“二十五年（1936年）十月，因西北风云日紧，奉委员长电召，由庐山随节进驻洛阳，策划抗日大计。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时间等基本决策，即均于此时策定。”〔7〕当年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秉承蒋介石的意图，在拟制的《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中，将作战指导要领写为：抗日战争“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折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8〕。这时，抗日的持久消耗战略正式提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基本形成。“七七”事变爆发后，随着日军的侵略扩展，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亦日趋坚强，7月17日在庐山发表了空前强硬的对日谈话后，19日向全世界公开了这次谈话，并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9〕但当时国民党高层内部仍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国力微弱，与日本作战必败，力主忍痛求和。如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徐永昌，连致函电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王宠惠及阎锡山等，动员他们进行“和平活动”。7月21日，又致函蒋介石，说“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否则“实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险”。〔10〕胡适、陶希圣甚至写出放弃东三省、承认“满州国”以换取日本让步的条陈交给蒋介石。蒋在其7月31日日记中写道：“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11〕8月间，在南京召开的有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等参加的国防会议中，在蒋介石力阻和议、中共代表提出《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的情况下，经研究、讨论，最后决议“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至此，持久消耗战略基本上已形成为中国全面抗战的战略总方针。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要决策者们对持久战的认识，大多仍侧重于战术运用方面。8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向军队发表的演讲中就说：“观察倭寇此次的企图，在倾其全国可能对华的兵力，运用飞机大炮战车的威赫，要求速战速决，先解决冀察，压服我国……我们的应敌战术是什么?第一，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消耗战”；第二到第五战术是“守住一个地方或一个据点，无论敌人如何猛烈轰炸、冲锋射击，我们只是镇静防护”，“要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充分利用民力与地物……坚守阵地，乘虚出击”，“讲求防避敌机大炮战车毒气等的战术和方法”。〔12〕9月1日，蒋介石在出席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时说：“现在我们要争取最后的胜利，必须设法使战胜必需具备的要件——即全国军民的战斗准备和战时必需的物质条件，逐渐充实调整起来，尽可能的迅速准备妥当，则一年的战争，一定可以维持下去。”他还说：“我们与苏俄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到相当时间，他自然要参加我们这一次为正义、为自由而发动的神圣战争；不仅苏俄要参加，他现在还在运用他的外交，使各国都不能旁观。”〔13〕可以看出，蒋介石这时还存在着依赖国际力量迅速结束战争的幻想，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持久抗战的思想。

淞沪会战结束、上海失陷之后，蒋介石等才认识到“这一次战斗，决不是半载一年可了”，但对战争的长期性依然估计不足。11月19日，蒋介石在南京国防最高会议上作《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他说：“日本占领上海以后的气焰，各国是受不住的，尤其英国是决不能忍受的”。“如果我们继续努力抗战下去，一定可以达到各国在远东敌视日本、包围日本的目的”；日本“在二三年以内一定站不住，决不能持久下去”，“占地愈大，派兵愈多，旷日持久，师老民怨，断不是他先天不足的国力，所能应付的”，“他现在如冒险前进，想要进攻南京，那就是他失败的开始”。〔14〕

南京陷落，陶德曼调停失败，特别是日本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后，蒋介石等方认真考虑持久抗战的问题。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军事报告中说：“敌之最高战略为速战速决，而我之最高战略为持久消耗。”〔15〕蒋介石向与会代表进一步阐述这一战略说：“运用广大国土、众多人口，坚持持久抗战，以创造有利之机势，而谋取最后胜利。”〔16〕他说的“有利之机势”，仍然主要为依靠国际力量打败日本。如1938年1月，他在开封召开的第一、第五战区团以上官长军事会议上说：抗战以来“许多国家在加紧准备，要来消灭日本”。“虽然与他冲突得最厉害的英、美、法、俄各国目前还没有参加战争，与我们共同一致来打日本，但这并不是国际不动，而是时机未到。只要我们誓死不屈，持久抗战下去，敌人就时刻陷在危机的深渊，一有失利，或一旦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各国就会毫不迟疑的加以打击”。“一旦时机到来，他就要失败；他的失败就是我们的成功。”〔17〕

徐州会战结束后，德国决定召回在华的军事顾问；日本又通知驻汉口的各国领事，宣称即将进攻武汉，要求各国的军舰、商船撤离芜湖至湖口间的长江江面，而英、美等国虽对两大阵营的政策有所改变，但并无积极支援中国抗战和干预日本侵略行为的表示，这就促使蒋介石等进一步坚定了持久抗战的决心。1938年8月13日，蒋介石在纪念“八一三”抗战一周年的讲演中公开宣布：“我们的战略，是以持久抗战消耗敌人的力量，争取最后决战的胜利。”〔18〕众所周知，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而所谓全局，则包括空间、时间两方面的因素，既要照顾到战争的各个方面，又要照顾到战争的各个阶段。战略总方针，是从敌我双方实际出发而制订的实现战略目标的基本途径和方法，不仅要能指导当前阶段的战争，而且还必须能指导尔后阶段的战争。综观蒋介石的各次讲话、命令和军事委员会的作战计划，到此时为止还都是以加强防御措施、保卫武汉核心为中心，尚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指导尔后阶段战争的具体方针。

当武汉会战接近尾声、日军在大亚湾突然登陆时，蒋介石认为“我军战略政略皆有重新检讨之必要”，曾分别向高级将领征求今后对战争指导的意见。如致昆明行营主任龙云的电报说：“倭寇在粤登陆，战局又进一步，对于以后外交军事之战略与政略之运用，吾兄荩筹硕画，必有所见，请详告是荷。”〔19〕经过对一年半抗战实践的总结，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从战略上将抗日战争划分为两个时期：“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退军、岳州沦陷为止，是抗战第一时期”，“从今以后的战争，为第二期”。第一期是“拿我们劣势的军备，一面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一面根据抗战的经验来培养我们自己的力量，以逐渐完成我们最后战胜的布置”。现在“已经完成战略上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部署”，今后“第二期的抗战”则是“遂行转守为攻的任务，达到转败为胜的目的”。〔20〕两个战略阶段任务的规定，标志着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总方针已经全面形成并确立。

而1938年5—6月徐州会战时期，毛泽东于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讲演了他的《论持久战》。该文也已通过周恩来等传至国民党许多高层将领手中。文中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错误思想，提出持久战总方针，以及预测抗日战争将经历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这三个阶段。这是毛泽东对近一年全面抗战经验的科学总结，可惜没有得到国民党军队高层将领的重视。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在1946年10月总结抗日战略总方针决策的根据时说：“我国因军事落后，且未有充分作战准备，不宜实施迅速决战之战略；但我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资源散在各地，具有长期作战之条件，故我国对倭作战之最高指导方针，不能不根据此项优劣相反之客观条件，实施持久消耗战略。”并进一步阐述：“我以军备不足，对有多年准备而挟有现代陆、海、空军之敌，为求粉碎其速战速决之计划，以避免为其不断之攻击所歼灭，乃策定持久消耗之最高战略，一面不断消耗敌人，一面扩散战场，分化敌之优势。在第一期，以空间换时间，俾增强战力；在第二期则坚持敌后游击，以便积小胜为大胜。”〔21〕

如果不论其他方面，仅从总体上就战略总方针的本身而言，国民党采取持久消耗战略总方针符合中日力量对比的客观实际；其一面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一面培养自己的力量以及在战争初期实施以空间换时间等的原则，就战争全局而言，也是符合中国的特点的。国民党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8年的抗战，并在战争初期主动开辟淞沪战场，分散了日军的兵力，对粉碎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和对实行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这是正面战场的主流，应当予以肯定。

但是我们从实行全民族的全面抗战和实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坚持持久抗战来分析，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方针主要存在着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将持久抗战规定为两个阶段，实质上“持久”中仍含有“速胜论”的思想。

蒋介石把卢沟桥事变至武汉退军、岳州失陷间的抗战定为第一期，实施的是“防御的战略”；把以后的抗战定为第二期，第二期应实施“转守为攻的战略”。湘北作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后，认为“抗战局势已临到胜利的一个大转机，国际外交形势亦随之一天一天好转”，“敌力已疲，我们进攻的时机已到”，“今后的战略运用和官兵心理，一定要彻底转变过来，要开始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22〕“从今以后，敌我两军真是到了短兵相接决战的阶段”。〔23〕

认为由战略防御直接转变为战略反攻，其间不存在一个战略相持阶段，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证明它不符合中国持久抗战的实际情况。这主要是由于蒋介石等从主观愿望出发分析形势，过分夸大了日军的困难，将战略方针的制订建立在不适当的情况判断的基础上。这时日军虽然已无力继续进行战略进攻，但在总的力量对比上仍处于优势地位。其武器装备及战斗素质仍远强于中国军队。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战略相持阶段，使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相反的变化，“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然后中国大体上将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而走到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阶段”。〔24〕武汉退军、岳州失陷时，中国还没有达到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阶段。毛泽东曾对此进行过中肯的评论：“另有一些人，口头上赞成持久战，但不赞成三阶段论。这也是不对的。所谓持久战，所谓长期战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战争的三个阶段之中。如果承认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赞成三个阶段，那末，所谓持久与长期就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内容与现实，因而就不能实现任何实际的战略指导与任何实际的抗战政策了。实际上，这种意见仍属于速胜论，不过穿上‘持久战’的外衣罢了。”〔25〕

事实也证明了两阶段论的错误：1939年2月17日，蒋介石向各战区发布反攻命令说：“敌国国内，财政已濒绝境，经济将告崩溃，兵员伤亡，征补为难，国民反战，情绪高涨，且以在我国境，战区延扩过广，兵力不敷分配，仅占若干交通点线，犹复处处有被我军突袭之虞”，“侵华军事，日暮途远，进退维谷”，“此次反攻，实为我国抗战以来之最好时机”，〔26〕4、8、9月分别准备发动春季、夏季、秋季攻势，但因日军先期发动进攻，且中国军队的攻击精神与能力均感不足，所以皆未能实施，当然谈不到反攻的战果。

1939年9月，欧战爆发，日军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进攻的日军又被迫退回，国民党军事当局遂召开第二次南岳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说：“我们抗战的进程，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已达到了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阶段。”〔27〕遂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全面的冬季攻势作战。11月19日，蒋介石亲自向各战区下达作战任务及进攻开始日期，令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八、第九、第十及鲁苏、冀察战区各自向当面日军进攻，并要求第五战区“进取汉口”，第九战区“向武昌挺进，同时攻击南昌……进袭瑞昌、九江之敌”等。〔28〕共投入132个师、9个独立旅，于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在华北、华中、华南同时向日军发动反攻。在两个多月的战斗中，的确给日军以一定的打击，有些战役还获得了较好的战果，但从战略全局来看，冬季攻势失败了。蒋介石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他在冬季攻势总评中说：“第三战区以14个师及配属大量火炮攻击沿江防守一师团之敌军，并未受桂南及其他战区任何战事之影响，但该战区正式交战仅三昼夜，即告停止”，“未几而萧山失陷，望风溃退”；“第九战区以九师之众，前后围攻大沙坪者几逾一月，我军官兵之死伤，不可谓不大，敌方播音，且称为‘空前之持续战斗’。但师久无功，并未收到任何战果”；“第五战区……发动全力，而未能克复钟祥与信阳之任何一据点”；“第四战区粤北之役(指昆仑关之战)，虽能转败为胜，但丧师折兵，遗弃仓库辎重，损失至巨”；“桂南之役”，“第38集团军……全军毫无秩序的溃散，卒致此次大失败”等。〔29〕蒋介石承认冬季攻势失败，但把失败的原因完全推到下级将领的作战指导方面，没有认识到战略决策方面的失误。他说：“此次冬季攻势失败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准备不周到”；“另外一个缺点，就是不能发挥炮兵的威力”和不会“活用兵力”等，〔30〕因而规定：“以后凡团长以上各级指挥官，对于战术、战略的思想，应完全转变过来：从前是被动的，现在要主动；从前是消极的防御，今后要积极的进攻；从前战略是步步后退的，今后的战略是要节节进攻。”〔31〕还不切实际地要求“下期攻势，我们各战区不仅要进占敌人的小据点，而且要能进攻或威胁敌人在各战区的最重要的根据地。”〔32〕

1940年4—6月间，德军扩大侵略，席卷北欧，英军自敦刻尔克撤退，法国贝当政府投降；侵华日军攻占宜昌，打开了入川的大门。国内外形势均极严峻。国民党军事当局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防止日军侵入四川。为保卫重庆，制订了《拱卫行都作战计划》及《拱卫行都交通破坏计划》，实行“破路清野”，以“阻敌西进”。其时当然谈不到进攻“敌人在各战区的最重要的根据地”了。经过枣宜、上高、中条山及第二次长沙会战等无情的战争实践后，蒋介石也开始认识到既定战略决策不切实际。1941年10月召开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时，他已不再讲战略上的转守为攻、转败为胜，不再讲进占敌人的小据点、进攻或威胁敌人的重要根据地等话，而是恢复第一阶段的调子，强调持久防御。他说：“我们对敌的方略，就是要争取时间，要持久战斗，使敌人对我们阵地，不能随便被他袭击占领，然后我们随时捕捉战机，来歼灭他。这是我们此次抗战最紧要的战略方针。换句话讲，就是要延长时间，而不一定要去争取不能争的空间、地点。”〔33〕他对这一期间战役的评价较为实事求是。例如他说：“我们南宁、福州与此次长沙之收复，乃是敌军无力固守，而不是我军实力克复的。这并不是我们的光荣，而是我们的耻辱。”〔34〕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加以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蒋介石又下令发动全面游击，并进而准备令各战区实施大规模的反攻。军令部曾制订过1942年夏季、秋季攻势作战计划及1944年总反攻计划，企图“夺回宜昌”、“会师武汉”，但均无力实施，仅停留在书面上。

直到1944年2月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时，蒋介石才承认中国抗战分三个阶段。他说：“我们的抗战(从第二期开始)，又经过整整五年的奋斗牺牲，到今天又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们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到了。”“现在抗战的局面，真是攻守异势、今昔易时，敌我形势已经完全转变过来了。”〔35〕但对正面战场而言，他说得早了一点。因为虽然由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原因，国内外总的形势已具备了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的条件，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也已开始考虑并制订配合盟军实施战略反攻的计划，但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还没有真正达到与日军“优劣相反的地位”，还没有向日军进行战略反攻的战斗力。蒋介石讲话后仅两个月，在日军发动的豫、湘、桂会战中，正面战场即遭到惨痛的失败，损失50余万军队及约40个师的武器装备，并沦丧了大片国土。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客观事实面前，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对持久抗战战略方针的分阶段问题作了事后的总结。他说：“持久消耗战略”的“大方针下”，“国军作战指导之具体运用，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持久抵抗时期，第二期为敌我对峙时期，预定之第三期为我总反攻时期。”但至1945年“七月间，谋配合盟邦行全面反攻(时)，而敌即于八月七日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战乃光荣胜利。”〔36〕

第二个问题是：以战役上阵地防御的持久消耗战作为达到战略上持久消耗战的主要手段。

为了抵挡日军突然发动的进攻，制止其长驱直入，争取时间稳住战局，以保障军队实施战略展开和国家转入战时体制，于战争初期，在一定时间、空间里实施坚守防御的阵地战，是应该而且必要的；在整个战争进程中，对某些重要战略据点、交通枢纽等地进行阵地防御战，也是应该而且必要的。但从战争总体看，在技术装备、战斗素质等方面均处于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则不宜于以持久的阵地战作为抗日作战的主要形式。日军的火力强度——不论远射火力还是近射火力，以及其杀伤力、破坏力都远远超过中国军队。将主要兵力部署在固定地域内的阵地上，必然陷于日军绝对优势的火力之下；更由于中国军队缺乏远射火力，日军在我步兵轻武器有效射程之外，我方只能被动挨打；当日军接近至阵地火网之时，工事已多被破坏，人员已伤亡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依托工事发扬火力和减少伤亡的阵地防御优点就难以充分发挥，反而导致杀伤日军较少而自身伤亡过大。更何况中国土地广大，日军可以回避阵地设施迂回进攻。如果加大防御正面，则势必处处设防、处处薄弱，更易于被日军突破。同时，阵地防御战虽能消耗一部敌人，但难以歼灭敌人，难于达到战略上消耗日军的目的。所以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敌强我弱的形势尚未发展到平衡，或至优劣相反的地位时，阵地战(包括阵地防御和阵地进攻战)不能作为主要手段，只能在战役中为了达到辅助目的实施局部的阵地战。至于为节节抵抗以求消耗日军和争取时间目的而采取的半阵地战性质的运动防御(亦称“机动防御”)，则是完全必要的。

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的主要决策者和多数高级将领墨守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登战役所形成的防御理论〔37〕，囿于已成定势的军事思想，对持久消耗战略的理解和实施，都是企图以战役上阵地防御的持久消耗战来达到战略上的持久消耗战。“七七”事变爆发不久，蒋介石在讲到当时华北和淞沪战场的情况时就曾说：“到今年十二月为止，(后方部队)可以陆续增援不断，来稳固原定的阵线，达到持久战的目的。”〔38〕以后多次讲话都强调作战时要“固守阵地，屹立不动”，“持久不退，消耗敌力”；〔39〕训示军队“持久战最应注意的，是要有与敌作持久阵地战的心理”；〔40〕“我们要持久抗战，就要不怕阵地毁灭，不怕牺牲一切，要以精神胜过物质，争取最后胜利。第一道阵地失了，还有第二道阵地可以抵抗；第二道阵地再失掉了，还要在第三、第四道阵地抵抗……处处设防，步步抵抗……必可长久维持，来达到持久抗战的目的。”〔41〕正面战场的作战正是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第一阶段的各次战役，除李宗仁指挥的徐州会战前期的台儿庄作战等采取的是阵地战与运动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攻势防御作战外，其他战役全是单纯的阵地防御作战。

当然，蒋介石也曾说过“以战术的速决战达成战略持久战”的话。如1940年3月7日，在参谋长会议的第二次训话中说：“现在我可决定一个新原则，就是抗战的战争中，在战略上是要持久坚韧，而在战术上是要速战速决。这是我们抗战战术惟一要诀。”3月9日上午，他又说：“我们所谓持久抗战，乃是从战略上而言。至于战术上，我们还是要速战速决。”当天下午再一次强调：“持久抗战，乃战略方针，而速战速决，是战术原则。”〔42〕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已到“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阶段，要求部属转变战略战术，“对敌采取积极的攻势”。当转守为攻并未能转败为胜，且又因政治原因对抗战转为消极时，他很快又恢复为以持久的阵地防御战为主。1941年10月21日，蒋介石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作题为“说明现代战争之特性与今后整军抗战之要旨”的讲话，对与会将领说：“我们的抗战……最高的方略……就是要用持久战。不仅在整个战争上，我们的抵抗要一年一年的坚持下来，一直打到他在各方面都消耗欲竭、困陷穷途，然后一举来歼灭他。就是在每一次战役，甚至于在每一个战斗上，我们的战法，都要沉着坚定，延长时间，争取时间……我们必须要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法……总要用持久战的原则。”〔43〕事实上从1939年发动冬季攻势直至日本投降，虽然正面战场上各次战役在战术运用上较第一阶段有所发展，但绝大多数战役的作战形式仍然是以持久的阵地防御战为主，与日军对拼消耗，因而造成军队损耗过大、人员伤亡过多，并经常处于被动地位。

第三个问题是：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基本上执行的是消极防御的路线。

这里所说的“积极”与“消极”，是就军事战略而言的，不是指政治上的抗战，也不是指战役上的作战指导。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实施的作战全部是消极防御，蒋介石自己已经作出过明确的结论。1940年2月，他在柳州军事会议上说：“从前(指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前)是消极防御”，“无论武汉、徐州、南京、上海、南口、晋北等次的会战……我们的战略、战术是消极的防御。”〔44〕其实，不仅战略防御阶段执行的是消极防御，而且从武汉失守一直到1945年日军实施战略收缩时为止，正面战场(不包括缅甸战场)的整个战略相持阶段(除了因形势判断有误，在速胜论思想促使下发动的1939年冬季攻势外)，在战略上执行的仍然是消极防御。

1940年以后，由于外援的逐渐增多，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在武器装备上逐渐有所改善；经过补充，兵力有所增多(正面战场兵力约300万)；经过轮训，不少部队的战斗素质也有所提高。而这时的在华日军，不论武器装备还是战斗素质，都逐渐下降，而且多数时期兵力也有所减少(正面战场兵力约30余万)，后来连制空权也从日军手中转移到中国军队手中。根据这种情况，按照一般道理，中国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应当主动积极地集结和机动兵力，造成局部优势，以正规军和游击军不断地、广泛地发动局部歼灭战的战役和战斗，以增大、加速日军的消耗，转变优劣对比的形势，为战略反攻创造条件。蒋介石也确实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训示部属要寻敌人“薄弱空虚之点”，“乘虚抵隙，断然攻击”，“由小的胜利，积累而成大的胜利；由局部的胜利，扩展为全部的胜利”〔45〕等等。但由于总的战略思想是消极防御，特别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事当局主要决策者们的反共思想日益抬头，抗战意志日趋消极，虽然表面上号召部队“趁此大好时机，我们必须到处乘虚进攻”，但绝大多数高级将领都了解蒋介石等保守实力、准备将来的想法。何况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自1941年以来从未下达过主动组织、实施进攻战役(不包括缅北、滇西反攻作战)的命令；连日军撤退后，下级组织反攻以收复日军刚占领的阵地都下令不准，高级将领们当然心领神会，也就不可能真正执行蒋介石的表面文章了。正如蒋介石所描述的那样：不仅在日军不进攻时“大家守着不动，最多派少数游击队去应付应付”，〔46〕即使在日军进攻时，许多将领也是“挨日退却”，即在阵地上“打了两天三天，就不奉命随便退却，甚至于退到数百里的后方”，“或取巧避战”。〔47〕事实上除1939年冬季攻势外，其余所有战役都是在日军发动局部、短暂性的有限攻势战役时，方被动地应战、抗击；而当日军认为已达到作战的预期目的而自动撤返原防时，国民党军队为保存实力，亦不乘势组织反攻。有时战区做好反攻准备，即将发动反攻时，蒋介石也下令停止，不许反攻。如浙赣会战等仅以恢复日军进攻前的原态势为满足。而且在恢复原态势时，不少是跟在撤退日军之后“追击”。正如蒋介石所说：日军“来进犯时，我们不能抵御，而他撤退时，我们亦不能截击，让他来去自如。”〔48〕如果日军不退回原防，国民党军队则无力或根本就不积极夺回失去的阵地。如桂南会战中对南宁，枣宜会战中对宜昌，浙赣会战中对金华、兰溪等就是例子。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日军“华北方面军”为策应长沙作战，以第35师团强渡黄河、占领郑州，后来撤至中牟留驻；特别是建立霸王城(邙山头)桥头堡阵地后仅留2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驻守，而第一战区数十万军队却没有实施反攻将其收复，汤恩伯的所谓精锐兵团竟与之长期地和平对峙。事实说明国民党军在战略上实行的基本上是一条消极防御的路线。

二、作战指导

如上所述，国民党军事当局在总体战略上虽实行的基本上是消极防御的路线，但在不同的战略阶段和不同的战役中，情况有所不同。

(一)战略防御阶段

战略防御阶段的各主要战役，多是单纯的阵地防御战。但也有例外。徐州会战前期，第五战区的作战指导却采用了阵地战的守势与运动战的攻势及游击战的袭扰相结合的攻势防御：在预选的战场，以一部兵力坚守阵地，吸引、抑留和消耗敌军；以一部兵力游击敌后，破坏交通，袭扰据点，牵制敌军；以主力兵团迂回敌军侧背，实施强有力的攻击，变内线为外线，于被动中争取主动，从而获得了台儿庄战斗的胜利。太原会战前期的忻口作战，第二战区的作战指导也采取了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的方针，属于攻势防御性质。如以卫立煌军坚守正面阵地，以第18集团军用游击攻势袭扰日军，破坏飞机场、炮兵阵地，大大减少了日军的进攻能力。正面守军亦能实施有力的反突击。如郝梦岭军英勇攻击，虽然牺牲重大，但日军消耗亦巨。在日军突破阵地时守军能及时组织反冲击，坚守阵地20余日。能较长时间地遏止日军攻势，这对粉碎日军速战速决战略和实施持久抗战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战略防御阶段的其他各次战役，总的来看，多数部队在阵地防御战斗中都打得坚强，不怕牺牲，不少将领的抗战意识亦极为强烈。但从战斗实际过程看，由于作战指导多不符合一般阵地防御原则，所以或者损耗、伤亡过大，或者防守时间不长，遭到了一些原本可以减轻或避免的损失。最主要的不足有两点。

1.一线式防御阵地

阵地防御通常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实施的，目的在于利用有利地形，依托既设永备或野战工事，充分发扬火力及增强生存力，从而提高自身的战斗力，完成守住要地或遏止敌人前进及消耗敌人的任务，因而必须使防御阵地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在强大敌军攻击下，能使阵地体系不被割裂，防御态势不被破坏；即使阵地在承受不住敌人的猛烈攻击而被突破某一点时，也应能经过防御部队的顽强战斗，恢复原态势。这就要求阵地正面较小，阵地纵深较大，在敌人主要进攻的方向上，构成多道阵地的防御体系，并筑有若干支撑点或防御枢纽部。这样既可增强抗击敌人连续冲击的力量，在敌人突破前沿阵地时，可依托纵深的阵地继续抗击敌人，或依托后方阵地和支撑点或防御枢纽部实施反冲击，消灭突入之敌。

战略防御阶段各战役中国守军的阵地编成，绝大多数为一线式阵地，正面既大，纵深又小，一旦被日军突破一点，即全线动摇。而且多数部队对工事构筑不太重视。一般在一道阵地上仅筑一条堑壕，没有侧防工事和机枪预备掩体，也没有掩蔽设施和伪装，所以部队伤亡极大。一支部队通常只能守几天，即要轮换下来整补，而且阵地易被突破。

2.分散的兵力部署

日军的武器装备占有绝对优势，其炮兵及航空兵的火力远远超过中国军队，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在坦克掩护下日军步兵的多梯队部署也使其具有极强的多波次连续冲击的能力。这就要求在主要防御方向上既要能抗住日军的攻击，又要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损耗、伤亡，同时还要有快速机动的应变能力，以应付战斗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因此防御部署上应当将主要兵力、兵器集中在主要防御方向上，形成重点，并要作纵深配置，以加强纵深的抗击能力；同时还应掌握强有力的预备队，以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及时封闭突破口及消灭突入阵地内立足未稳的日军；或在敌人改变主攻方向时，能快速变更部署，组成新的主要防御方向。

在战略防御阶段的战役指导上，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大多是分兵把口，将主要(甚至全部)兵力、兵器都部署在宽广正面的第一线上，形不成真正的重点，并缺少纵深配置，以致处处防守，处处薄弱。同时很少部署强大的预备队，只要日军突破第一道防线的阵地，就无力在纵深内进行强有力的抗击。一旦有后续增援部队到来，即用以轮换前线伤亡较大的部队，逐次使用于第一线。战役最高指挥官手中始终不能掌握一支有力的应变部队，以致防御体系一旦被破坏，即无力恢复原态势，只能被迫溃退。另外，在总的部署上虽是兵力分散，但在具体配置上及机动时又多为密集队形，不知疏散，以致伤亡增大；有时部队尚未进入战斗，即已伤亡近半。

(二)战略相持阶段

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事当局和一些高级将领总结了第一阶段作战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台儿庄作战的经验，从理论上认识到一线式阵地的专守防御和缺乏机动兵力等的缺点，力求予以改进。如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说：“一线式阵地之不能改正，乃是我们官长指挥能力缺乏，而为我军自抗战以来战术上失败最大的一个耻辱。”“以后各高级指挥官务必根据已得的经验……彻底改正。”“我们将来消灭敌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战术战略上都要能迂回包抄敌人，来切断敌人后方的交通，断绝敌人一切接济……要运用这个战术，原则上必须注意正面部队与后方预备队妥当的分配，宁使正面部队少，而要在后方控制充足的预备队。即使正面被敌军冲破了，而我们仍可机动使用预备队，在他的侧背去打败他。而且我有了充分的预备队，就可以保持主动，迂回敌人侧背，从左右和后方去包抄他，击灭他。”〔49〕他还要求以后“各种防御计划，应着重于积极防御”，〔50〕并指示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此后作战计划，应先取攻势防御，总以先用少数相当兵力，利用工事坚强抵御，待敌军久攻不克、兵力疲惫时，我军再用主力集中转取攻势。”〔51〕以后正面战场上各主要战役虽然在作战指挥上有优有劣，但基本上都是以此作为指导方针的。如指挥正确，可获得不同程度的战役胜利。如第一、第三次长沙会战及上高会战等。蒋介石称之为“磁铁战”，说“先要如磁石之吸引铁质，紧紧地把他吸住，处处钉住他、牵住他……使他愈引愈近，愈吸愈紧，欲退不得，欲进不能，始终不能脱离我们的掌握之中，最后陷他在进退维谷的绝境，我们就可以乘着这个机会来消灭他。”为达到此目的，还要发动“第五纵队战”，派遣各种小部队，“潜入敌人阵地或后方，侦察敌情，扰乱敌军，突击他，奇袭他。”〔52〕薛岳则称之为“天炉战”，较蒋介石所说的有所发展并更为具体。他的战法是：以一部兵力为挺进兵团，“任敌原占地区内主要交通通信之破坏及敌援军之阻击”；以一部兵力为警备兵团，“任第一线(即绪战地第一网形阵地带)之作战，敌进犯时迟滞消耗敌军，尔后转为尾击兵团”；尾击兵团“待敌通过第一线阵地后，衔尾猛攻，参加决战，力制(止)敌筑路，截击敌辎重，断敌补给，击敌后援”；以一部兵力为诱击兵团，令其“占领绪战地第二、第三网形阵地带，迟滞消耗敌军，尔后转为侧击兵团”；侧击兵团“位置于决战地左(右)前方，适时侧击敌军而歼灭之”；以主力为守备兵团，令其“先担任决战地之守备，俟敌攻势顿挫，断行反击，歼灭敌军”；以一部兵力为预备兵团，令其“占领决战地后方要点，必要时参加决战，扩张战果；或依情况占领预备阵地，收容决战地部队，转移作战”。〔53〕

从理论上，仅就战役指导而言，上述方针应属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但在实际上，除客观原因外，由于国民党的抗战始终缺乏群众性，未能发动群众参加抗战，而只靠军队作战，形不成强大的威力；又由于许多高级将领或因“怯懦”，“与敌接触，挨日退却”，或为保存实力“不服从命令”、“取巧避战”，或因“没有指挥的学力与技能”，再由于缺乏独立作战、因敌制宜的能力，不能机动灵活地指挥作战，因而并未能真正或完全执行上述方针，理论与实践脱节，所以在许多战役上指挥不统一、计划不周到、判断不准确、部署无重点、协同不密切、战斗不积极等缺点依然存在，有的较第一阶段作战更为严重，由此导致战役失败或不能全胜。军事委员会及最高指挥对上述问题亦未着力解决，只是理论上说了。

三、军队概况

全面抗战开始之前，中国军队除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外，各派系军队名义上均已成为国民党控制的国民政府的“国民革命军”(自称“国军”)。但由于长期处于不同地域、政治、经济条件下及曾经互相敌对等原因，“国军”并未真正统一。许多地方实力派的军队，如阎锡山的晋军、李宗仁等的桂军、刘湘等的川军、龙云等的滇军等，都仍然由地方实力派所掌握，各有自己军校培养的军官和自己的军需制度，具有相对独立的权力。即使是已经改编为中央军队的原西北军、东北军等的各部队，在人事等各方面也仍然自成系统，与中央保持一定的距离。

全面抗战开始之后，全国军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团结抗日。各地方实力派的领袖都发表声明，拥护中央政府的抗日政策，服从中央的领导，先后派出部队投入前线，与中央直系军队并肩作战，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战斗，都曾创造过大小不同的良好战绩。但是，在共同抗日的大前提下，各派系之间的利害关系和隔阂并未实际消除，因而在统一指挥、兵力运用、部队协同等许多方面仍存在不和谐的因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总体战斗力的充分发挥。

为了进一步研究正面战场的作战，我们将国民党领导的“国军”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概略的探讨。由于“国军”的90%以上为陆军，所以这里主要以陆军为研究对象。

(一)军官素质

作战的胜败固然是以军事力量的优劣为物质基础，但军队战斗力能否充分发挥，则直接取决于各级军官指挥效能的高低。一般说，要想夺取战役、战斗的胜利，不能仅靠物质力量的优势，还要靠高超的指挥艺术及旺盛的士气。抗日战争中，敌后和正面两个战场的实践已经证明：即使在劣势条件下，因指挥卓越，造成局部优势和主动，从而获得胜利的战例并不鲜见；相反，在兵力及态势均占优势的情况下，因指挥失误导致失败的战例也不在少数。可见，各级军官的素质对军队战斗力的发挥，至关重要。

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统计，抗战开始时指挥200万“国军”的将级高级军官经过铨叙的正式将官共1247人(军政部统计中未经铨叙的将官500余人)。其中出身地方军校及行伍者393人，内有总司令2人、军长35人、师长63人；出身保定军校者388人，内有总司令4人、军长25人、师长36人；出身陆军大学者215人，内有军长2人、师长9人；留学国外军校者159人，内有军长1人、师长6人；出身黄埔军校者92人，内有军长7人、师长20人(陆军大学及留学国外的亦多为黄埔军校毕业生)。至抗战后期的1944年时，黄埔及陆军大学出身的将官大为增加，均已达到1000多人以上。陆军大学出身的将官绝大多数担任参谋长及参谋处长等职务；黄埔军校出身的将官，担任正、副集团军司令以上的32人、军长40人、师长132人；保定及地方军校、行伍出身的将官较前有所减少，但绝大多数战区的正、副司令长官由这几种出身者担任。另有军长71人、师长149人。留学的人数虽增加至285人，但没有任军、师长者，而任集团军正、副司令以上的有9人。〔54〕

从上列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抗战期间担任军长以上的高级将领多数为保定军校及行伍出身者，少数为黄埔军校出身者。师长一级的将领则主要为黄埔、地方军校及行伍出身者。从发展趋势说，黄埔出身的军官发展极快，军队最主要的指挥官、师长至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由该校出身者充任的在1944年已占三分之一至一半以上。

保定军校系北洋军阀于1912年创立，每期2年，共办9期，1923年停办。该校虽然在当时是中国最为完善的正规化军事学校，毕业的学生具有较高的军事素养，但所学的课程大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军事学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军事科技及战略战术的发展多无深刻的认识。黄埔军校的课程较保定军校有所提高，吸取了国外一些新的军事学术，但抗战时期的将官大多毕业于前几期，学制很短，仅6个月，所学内容当然有限。地方军校(如东北讲武堂等)的学术水平一般说不如保定军校。不论哪种军校，除陆军大学外，均属于养成教育，在作战指挥方面，最多学至团一级的战术。即使担负深造教育的陆军大学，也以师战术为主，对大军团作战的指挥作业练习很少。一些早期毕业于军校的将领，在内战时期有过指挥作战的实践经验，但由于战争本身仍停留在，甚至还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水平(通常是一线堑壕式的攻防作战)，所以大多数将领的战术素养和指挥能力提高得很少，缺乏对抗现代化装备强敌的理论与实践。至于行伍出身的将领，虽有不少人战场经验较为丰富，作战也很勇敢，但对现代战争的性质和技术缺乏必需的认识。

抗战以前成长起来的将领，离开军校以后很少有机会再参加正规的深造教育；更由于连年内战，升迁甚快，不少人职务高了，而其军事素养并未随之相应提高，并没有具备指挥其所统率的军、师部队的卓越能力。1933年，蒋介石的德国总顾问曾对蒋提出过意见，说一个军人“苟不先任下级官长，遍充排、连、营、团长各职多年，断不能于短期之内具有高级指挥官经验，无论如何勇敢，亦于事无济。”〔55〕抗战期间军队伤亡大，加以部队多次扩编，军官的升迁更快，许多军、师长不过三四十岁，能真正独当一面、心有全局的优秀将领为数甚少。当然，战争中学习战争，同样可以提高军事素养与指挥能力，甚至比入校深造学得更迅速、更扎实。但由于种种原因，“国军”中这种将领为数并不多。

抗战期间，作为军事素质另一重要方面的恪尽职守、不怕牺牲和主动精神、铁的纪律等，比之军事技术、指挥能力而言，“国军”的将领同样缺乏。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曾向蒋介石提出他对这方面的看法。他说：“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长和团长的素质不一，但不乏优秀之士，至于军长、师长，则问题颇大。这些人中很少是有效率的，他们很少亲临前线，更极少监督命令是否执行。对于来自前线夸大甚至错误的报告，不经查证，即予接受。经常忽略搜索和警戒的重要性，常因而造成大乱。一般的师长，似乎认为只要自距离前线50英里处发一命令，即已尽到责任。这些军官中，有许多是相当勇敢，但大多数的人均缺乏道德的（和）勇气。”〔56〕接替史迪威的第二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对“国军”高级将领的军事素质也颇不满。他说：“在我接触的国军高级军官中，我发现很少视为是有效率或是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我并不怀疑他们对于委员长的忠诚，但作为蒋的参谋长，我必须评估他们的作战能力和知识、他们带兵的资格，以及他们配合全盘作战计划、执行命令的意愿。”〔57〕当然，这些美国将军们是从美国将领的情况出发，并以轻蔑中国军队的态度作出种种评论，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有的还夸大其词。事实上中国军队的师长没有位置于自己部队后方50英里指挥作战的情况，中国军队高级将领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更不在少数，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的集团军总司令和军长、师长就有多人。不过，也不可否认“国军”中确有许多将领缺乏指挥大军团进行现代作战的军事素养。

其实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军事素养及品德不能适应战争要求的情况也非常清楚并表示不满，在历次军事会议上都提出批评。如1938年1月11日在开封军事会议上说：“我们过去的失败，完全由于我们高级将领缺乏学问的研究”；〔58〕1938年11月26日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说：“高级将领不学习、不研究已成的学术”，“以致已有的知识不能用之(于)实际，而战斗的学问和技能亦不能及时进步”，“全靠部下的牺牲，敌来只是驱策官兵凭血肉之躯向前一战便了，结果不是事倍功半，就是徒劳无功。这就是徒然牺牲，无补大局，害了部下，害了国家”；〔59〕1940年3月6日在参谋长会议上说：“如果我们仍只知沿袭陈规，一切都只是刻板的依照军官学校与陆军大学所讲的战术战略去做”，“就一定不能收得抗战的成效”，“我们一般高级指挥官的参谋长，一定要……打破一切旧习……研究出新的革命战术”，“才能获得制胜千里的效果”，〔60〕等等。对将领们“疏忽、骄傲、欺骗、犹豫和迟疑”，以及“怯懦、不守纪律、不服从命令、蒙蔽军情、贪污、走私营利、荒淫无度”等，也经常在会议上批评。蒋介石的批评有时有以偏概全的过激成分，并不是“国军”所有将领的素质都这么差。但难以否认这种情况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真正具有卓越素质的优秀将领并不多，特别缺乏优秀的高级参谋人员。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应蒋介石之请陈述的“国军”缺点：“团以上司令部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61〕正是由于高级将领的军事素质不高(抗战后期较前稍有提高)，优秀的高级指挥官不多，又受前述战略决策、作战指导片面性的影响，所以正面战场的许多战役战斗，有的本来不应失败的却失败了，有的本应获得更大的胜利却未能获得，而且部队伤亡过大，以致消耗的敌人远比自身的消耗为少。

蒋介石既然清楚许多高级将领的军事素质不能适应抗战的要求，德国顾问和美国的史迪威等又都曾建议更换无效率的高级将领，而蒋介石为什么没有动作呢?这就牵扯到政治问题了。不是蒋介石不想更换，而是他不敢更换。他担心这样做会影响到他的统治。国民党当局曾说过：当时一部分(实际是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国军队尚存有地方派系色彩，平时裁汰尚虞酿成风潮，抗战期间采取此种断然措施，在政治上当然不行。〔62〕

全面抗战开始时，“国军”的中下级军官(上校至少尉)，据军事委员会军政部统计，共有13.4万人。其中旧式陆军中学堂和小学堂出身的约3万余人，保定、黄埔及各兵种军校出身的约6万人，行伍出身的约4万人。抗战期间伤亡严重，每年要补充4.5万人方够需要。其中四分之三由各种军校及速成训练班培训，其余从部队中的士兵提升。但由于伤亡过大、过快，至1943年时，部队正式军校出身的仅有3758人，其余均为非正式军校(包括速成训练班等)及行伍出身的军官。〔63〕据统计，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军校及各分校毕业的学生在15万人以上，另外各速成性质的训练班训练了97577人，又从士兵中提升了84235人，才弥补了基层下级军官的缺额。〔64〕

许多战争中提升的下级军官原本都是经过多次战斗考验的优秀士兵，正如冯玉祥所说：百分之八十五勇敢善战的军官都是行伍出身。〔65〕不过，他们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有的甚至是文盲，又没有受过正规、系统的军官教育，所以在军官必备要素——指挥才能和训练能力方面不如正式军校出身的军官，也不能完全适应现代战争对基层军官的要求，因而他们升迁极慢，能晋升至团级指挥官的为数很少。

正式军校出身的军官，一般说在战术运用、战斗指挥和训练部队方面能力较强，而且也并不是都不如行伍出身的军官勇敢善战。抗战期间曾出现过许多作战勇敢、指挥卓越的中下级军官。但正式军校毕业的军官也存在着学非所用的问题。在校学的当时现代化、标准化的装备在绝大多数部队中没有；到达部队后，所学知识又和部队实际脱节，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难以适应现状，这就影响了战术、技术能力的发挥。

抗战后期，虽然因外援的逐渐增加在装备上有所提高，但许多军官的素质却有所下降。如汤恩伯所说：“各级干部多不是本科出身，学工兵的可带步兵，老百姓可以当军需。名册上什么都有，实际都是外行。”〔66〕这虽不是所有部队的情况，但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从而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

(二)军队战斗力

抗战开始前的中国，经济落后，军事工业极为薄弱，只能生产步兵轻兵器，且不能完全自给，重兵器全靠进口，所以军队的武器装备远劣于日军。在军事训练上，除中央直系军队在德国顾问指导下受过不同程度的良好训练外，大多数军队的训练内容落后，很不适应当时的战争。抗战前期，不少地方系军队仍采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战法，如在战斗部署上，不论进攻和防御，都还不知疏散，仍用相当密集的战斗队形，以致增大伤亡；有的甚至在尚未到达阵地之前就已被日军炮火及航空兵杀伤近半。抗战胜利前夕，西北马鸿逵、马步芳系军队依然如此。〔67〕

除了军官素质、军队装备及训练程度外，士兵的素质也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民国以来实行的是志愿兵制，军队士兵都是招募来的破产农民、失业青年及难民等，国民政府没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役兵源。抗战期间部队伤亡极大，虽然抗战开始时有不少爱国青年及华侨自愿参军，但毕竟有限，远远不能弥补前线战斗伤亡的缺额。所以兵员的补充及其素质就成了影响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早在1933年国民政府就颁布了“兵役法”，准备实行征兵制。1936年开始真正实行。首先在华东、华中六省建立了师管区、团管区，至当年底共征集了约5万新兵。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很快侵占了华北、华中等大片国土，这时国民政府的兵源主要来自西南、华南各省。由于兵役制度不健全，征兵单位多与地主豪绅及乡镇保甲长勾结，造成强拉壮丁、受贿换人、冒名顶替及虐待壮丁等弊端丛生。许多壮丁受到非人的待遇，不但难得温饱、缺乏医护，而且常常受到毒打，甚至用绳子捆起来，形同囚犯，致使人民视兵役如瘟疫，深恶痛绝。被征、拉的壮丁，病、死及逃亡现象十分严重。据国民政府发布的资料，抗日战争期间共征集壮丁1400余万(不包括在征拉过程中病死、逃亡的人数)，但实际送到部队的壮丁仅1200万人。〔68〕这些送到部队的壮丁，一方面由于多数是强拉来的，思想抵触，加以军官虐待，官兵关系紧张，多不安心于军队生活，常想逃跑；一方面由于壮丁本身缺乏文化，90%以上为文盲，接受军事训练的能力甚低，而担任训练新兵的后补团、补训处对训练新兵的工作极不积极，仅以能看住新兵不使逃走为满足，所以补充到战斗部队的新兵，连基本的战斗知识及技能也不具备；再者是他们的体质也极不壮健。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国军”的战斗力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全面抗战开始时部队老兵多，补充至第一线的也多是由后方部队中抽调来的受过训练的老兵；特别是军官及士兵当时怀有强烈的爱国激情，抗战意识高昂，所以虽然在武器装备、训练程度及军官指挥能力等各方面逊于日军，但部队士气旺盛，战斗力强。不仅装备训练较好的中央直系军队战斗力强，在淞沪会战等战斗中表现出色，就是装备、训练较差的地方系军队的战斗力也极强，在徐州、武汉会战中顽强战斗，创造了出乎日军意料的英勇战绩，使世界各国刮目相看。但随着兵员素质的下降，特别是受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战略消极的影响，许多高级将领的抗战意志逐渐衰退，军队的腐败现象日趋严重，许多军队的战斗力随之下降。豫、湘、桂会战一溃千里，即是明证。

抗日战争后期，蒋介石多次谈到军队的战斗力问题。

1941年10月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说：日本“最近每次取攻势来进犯我们，最多不过十天或两周的战斗力，在此期间如攻不下我们据点阵地，他固然要退却，就是攻下了我们的据点，他也没有确实固守的力量。从前年到现在，除宜昌之外，历次战役，都是如此。他现在不仅无力扩张战区，而且也不敢再存消灭我们野战军的妄想……这样疲惫衰竭的敌人，我们为什么还不能消灭他?为什么他来犯时我们不能抵御，而他撤退时我们亦不能截击，让他来去自如呢?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军队实在太无用、太怯懦……不如从前。”“这次长沙会战，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敌人，一定可以俘获敌人很多的官兵，一定可以缴获敌人无数的军械；即使没有一万俘虏，也总应该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该有十人。但是现在你们连十个俘虏都没有，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职守?”“现在并不是我们打不过敌人，而是由于我们高级将领的精神堕落，胆识太差，不研究，不上进，只知道做官，而忘却了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务。”“总之，我们各战区这几次战役以来，一般将领的精神、决心和意志，实在是一天不如一天。在抗战开始的两年，大家都有拼战致胜的决心，有消灭敌人的志气，但到现在几乎完全消沉了。”〔69〕

1942年9月，西安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说：“我们当初对敌的重要策略，就是尽量诱敌深入，使他战线延长、战区扩大，使敌人不能不到处布置兵力，而不敢随便抽调。但是他现在竟敢从各战区自由抽调兵力集中某一战区，来进攻我们某一点……暴露了我军战斗力量已低落到了极点！我们明知敌人现在要进攻我们一个地区，绝对没有新的兵力可以增加，只能从各战区东抽西调，集中起来，妄求一逞。而我们不能够乘虚抵隙，去攻击他，来粉碎他在我战区的活动。即如这次浙赣路的战事，就是如此。我们明明知道敌人用来进犯我们的兵力，完全是从各战区抽调而来，但我们各战区在他未抽调以先（前）既不能出击阻止，而在事后又不敢乘机攻破他的弱点。这就是由于我军士气之消沉与战意之缺乏，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对敌策略与作战能力毫无之表现。”〔70〕

1944年2月，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说：“现在敌人以一个大队组成战斗单位，到处窜扰，而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作战，有自己的人民来协助，对他这种小兵力的窜扰，竟不能做有效的打击，实在是莫大的耻辱……被人家讥笑我们军队兵员的名额，徒然有如天文台上的数字，而实际作战，毫无力量可言。”〔71〕蒋介石这些批评过头的话带有“恨铁不成钢”的成分，但无庸讳言，大多数“国军”的战斗力确实不如抗战前期了。蒋介石虽然看到了抗日战争后期军队战斗力下降的严重性，但他难以改变这种局面。

(三)军队纪律

除了官兵素质、武器装备及训练程度外，军队纪律的好坏，也是影响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说，军队纪律主要指战场纪律和群众纪律两方面。抗战时期的“国军”，虽然各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并不相同，但从整体说，抗战前期军纪不好的部队较少，而抗战后期军纪败坏的部队则较多。不过应当说明的是，战场纪律方面，前后期的变化较小，而群众纪律方面，后期的变化较大。这是与高级将领抗战意志的衰退和军队腐败同步演变的。

在战场纪律方面，由于“国军”中存在着不同的派系，且各派系之间及与中央之间的隔阂并未完全消除，所以从全面抗战开始之初，因怀有个人私心，不完全服从命令的高级将领即已有之。如第29军军长宋哲元，既未按中央的命令至保定指挥部指挥作战，也未按中央的指示集中兵力做好抗战的准备，致贻误战机，使平、津迅速失陷；又如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既拒不接受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令其派部北上的命令，又不执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及中央令其防守津浦路的命令，不战而退，致日军不战而占领山东；再如第20军团军团长汤恩伯，不积极执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令其侧击峄、枣及南下进攻日军的命令，俟蒋介石亲自下令方执行，致丧失有利时机，使台儿庄战斗虽胜而不能全歼残敌等。但总的来看，绝大多数部队能够坚决执行命令，英勇奋战，不怕牺牲，如参加淞沪会战的各部队，参加徐州会战的第22集团军、第20集团军及第59军等。

徐州会战后期，因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指挥有误，造成数十万大军匆匆突围，此后部队将领违纪的事件逐渐增多。如豫东作战时，第8军军长黄杰、第27军军长桂永清、第88师师长龙慕韩、第187师师长彭林生等均不执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命令，放弃防地，擅自逃走，致兰封、商丘等重要战略要点不经战斗即为日军占领。

这类违犯战场纪律的事件较多，蒋介石对此亦多次批评，如1938年11月，蒋介石曾指出武汉会战中沿江要塞失陷的原因：“马当与田家镇要塞司令官，及守备富池口的师长，都是弃职潜逃”。〔72〕1941年10月，蒋介石在指出一般将领的缺点时说：“我们一般将领目前最大的缺点：第一，就是怯懦……与敌接触，挨日退走，不知廉耻，不守纪律，不服从命令。第二，就是虚伪：各级报告不确实，蒙蔽军情，欺骗上官。第三，就是贪污：走私营利，荒淫无度。”同时还举出了谎报军情的例子：“如这次第九战区湘北作战……军令部根据你们的报告，绘给我一张敌我全般态势图，说我们所有的部队，都摆在侧面平江、金井一带。照这样的部署是很对的，我当时很放心。哪里知道事实完全相反，我们的主力，竟是完全分散在各地，甚至不知道部队的去向所在，而仅有一军在平江方面。这样你们的报告，还可作为依据吗?因为报告太不确实，以致判断错误。要不然，我们这一次决不会有这样的损失。”“部下骗上官，上官更骗他高级长官，如此层层虚伪，欺人自欺……那无论你有多大的武力，都要失败。”〔73〕

至于与军纪有关的其他方面的缺点，1942年9月蒋介石归纳出12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赌博；二是走私；三是运吸鸦片；四是勒索扰民；五是经营商业；六是加入帮会；七是军官带眷属住在部队附近；八是新兵殴打官长，中途哗变；九是部队接收新兵之弊病：士兵发生疾病而任意弃丢不顾，省出伙食费归入接兵官私囊，强拉民众充数，为防其逃跑，乃用绳索串缚，视同罪囚等；十是高级主官不到下层部队；十一是部队主官不能彻底监督命令之执行；十二是说谎。〔74〕这虽不都属于战场纪律，但与战场纪律有着密切的关系。很难设想这样腐败的军队能具有战斗力。当然，蒋介石讲的可能有些以偏概全，“国军”的部队不会全都如此，但也不会是个别现象，说它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当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在群众纪律方面，各部队的情况并不相同。原西北军系统等部队执行得比较好。就“国军”总体而言，群众纪律的败坏是和军队战斗力的下降趋势相一致的。抗战初期虽然也有违纪现象(如蒋介石说：“上海作战的实况，我亲眼看见”，部队在“失利溃乱”时有“抢劫掳掠”行为〔75〕），但毕竟是在特殊环境下的少数行为。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人民群众是坚决拥护和积极支持“国军”的抗战的。当时的军民关系相当融洽，如台儿庄作战的胜利就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分不开。至武汉会战时期，有些部队的违纪现象已较严重。如第九战区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向蒋介石报告九江失利的原因时就提到“军纪不良，民众逃亡”。报告说：“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时，因运输困难，战时增设部队又骤难足额，沿途鸣枪拉夫、搜寻给养。不肖者且因而强奸掳掠。军行所至，村舍为墟。职由阳新徒步经瑞昌至九江时，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志。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76〕上述扰民事项发生在作战期间，人民虽然痛恨，也还只是消极地逃避。迨至抗战中、后期，每年作战的时间相对减少，“国军”与日军常常处于和平相持态势，而这时军队的群众纪律却更为败坏。例如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督察官关民权在考察晋南一带驻军后向蒋介石报告说：部队或偷运敌货、毒品，企图厚利；或就地征粮，不付价款；或烧毁人民器物门窗；或三五成群黑夜化装扰民，行同土匪。〔77〕这种情况在中原地区尤为严重，发展至人民群众无法忍受、从而群起反抗的地步，并提出“反对不抗日、光扰民的军队”等口号。

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时，汤恩伯几十万大军有的“一经与敌接触，亦即南撤”，有的“不战而退，望风披靡”。第一战区在《中原会战检讨》中总结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军民不能协同”。检讨说：“此次会战期间，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尤以军队到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各部队转进时所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言之殊为痛心。”〔78〕造成这种令人痛心结果的原因，第一战区也承认是由于部队“不守纪律，扰及闾阎”，但绝不是《检讨》中所说的不守纪律者仅“绝对少数不肖之士兵”。拉夫、征粮、贩毒、走私等等，哪一件也不是“绝对少数不肖之士兵”所能做到的。其根本原因，主要是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及绝大多数的高级将领们抗战意识极端衰退，保存实力、坐待胜利的消极战略，促使军队日趋腐败，以致军纪荡然、军民关系紧张，在局部地区甚至发展为对抗，并截击部队，收缴武器，用以抗日。

四、敌后游击

全面抗战开始时，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尚未真正认识到持久抗战的必然性，当然也就不可能认识到敌后游击作战的重要性。虽然在个别训令中曾命来不及撤离、仍留在敌占区内的部队及前线部队“施行游击战，袭击敌军后方”，但实际上并不重视，更没有任何指导措施；京沪地区失陷之后虽已初步认识到在正面抗击日军的同时还应袭扰、破坏其后方，并在作战指导上开始部署部队攻击日军后方(如台儿庄作战时令第3集团军以有力一部向兖州以北进攻等)，但仍未真正认识游击战对抗战的重要意义，而且对游击战的性质和任务也还缺乏深刻的理解，将游击战视为正规战的一种，甚至连破坏敌军后方交通及后勤设施的行动亦排除在游击战任务之外。如1938年1月，蒋介石在开封军事会议上讲：“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才能够担任；决不是临时集合民、枪，编成队伍就可称游击队，能够胜任游击战。这种临时集合的队伍，只能叫别动队……别动队的任务……扰乱敌人后方，破坏敌人交通和兵站、仓库等”。〔79〕

华北敌后游击队的蓬勃发展及其对台儿庄胜利所起的重要作用，使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开始认识到游击战对抗战的重要意义。就在此时，毛泽东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该著作刚一发表，中共代表周恩来就在武汉把其基本精神向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的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后又将它转述给蒋介石，蒋介石也非常赞同。〔80〕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蒋介石在武汉组织部分战区高级将领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朱德在会上作了关于加强游击战重要意义的发言，并将与周恩来共同起草的一份由国共两党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递交蒋介石。〔81〕武汉失守后，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中共方面周恩来、叶剑英参加会议。蒋介石在会上“特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前方，决以我三分之一力量投入敌人后方”的训示，并令“各战区将前方地区划分为若干游击区，并指派有力部队担任游击，从事敌后作战。”〔82〕为扩大游击效果，还于1939年1月变更“国军”战斗序列，增设冀察、鲁苏两个战区，命第51军挺进山东，命第69军、第97军挺进河北，进行游击作战。与此同时，决定按中共建议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致电延安中共，要求派干部任教官，负责教授和训练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游击战的政治工作。叶剑英率30余名中共干部于1939年2月10日到达南岳，2月15日开学。开始时蒋任命汤恩伯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后为加强控制，改为蒋介石自兼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及叶为正、副教育长。

国民政府军的游击战区在以后短短几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冀察战区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山东省黄河以北一部地区。该战区以鹿钟麟为战区总司令，下属部队除第69、第97两军外，新5军及第40军先后划归该战区；此外，河北民军、察哈尔及河北各游击纵队、保安旅、保安团亦隶属之。该战区主力：朱怀冰的第97军、庞炳勋的第40军及孙殿英的新5军等均驻于河南省北部之林县、新乡、孟县各附近地区。仅石友三的第69军驻于河北省南部威县附近。所部高树勋的新6师驻于河北盐山及山东乐陵一带。真正活动于河北中部的，主要是张荫梧、乔明礼等河北民军各部及丁树本、侯如墉等游击纵队。由于日军迭次扫荡，仅一年多的时间，至1940年5月，河北境内除张荫梧的河北民军因制造摩擦被第18集团军大部歼灭外，其他部队大部被日军所歼，残部均退出河北省境。“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免职，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兼代”，“冀察战区时已名存实亡”。〔83〕第40军及新5军退至晋豫边区、太行山区南部，合编为第24集团军。庞炳勋任总司令，马法五接任第40军军长之职。后又将刘进之第27军划归第24集团军序列。该集团军实际已成为第一战区的部队。

太行山南部地区，前出于第一战区之北，仍为敌后游击战区性质。由于日军认为“盘据在华北管区内之重庆军”军心涣散，战斗力衰退，“剿共第一，治安肃正应首先讨伐共军；第24集团军的存在，并无大害，相反，使其与中共对立激化，则是上策”，〔84〕因而其第1军不断向太行山区北部的中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攻，而很少向太行山区南部的第24集团军进攻。但至1943年4月间，日军“为了振作第1军官兵的士气，并粉碎日军从华北撤退的敌方宣传，以及有利于促进重庆阵营崩溃”，决定“以第18集团军和第24集团军双方为攻击目标”，实施太行山区的作战。〔85〕对第18集团军的进攻一直“未能取得大的战果”。〔86〕对第24集团军的进攻，则开始不久，新5军军长孙殿英即率部投敌；接着因部队溃散而“化装便衣潜伏的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在日军第35师团田中彻雄少尉率下士官11人及孙殿英秘书的“说服”下，随之去新乡投降日军。至此冀察战区事实上已被彻底消灭。〔87〕

鲁苏战区辖长江以北、老黄河以南的津浦路以东地区。于学忠为该战区总司令。下辖第51军、第57军、新4师、税警部队及山东、江苏的20多个保安旅、几十个保安团。牟中珩的第51军、缪澄流的第57军及吴化文的新4师驻于鲁南沂蒙山区附近及郯城等地区；韩德勤的第89军及陈泰运的税警总队驻于苏北的宝应、连云港、盐城各附近地区。该战区坚持时间较长，直至1943年春吴化文率部投敌后，“鲁苏战区仅存据点”才“丧失殆尽”。“军事委员会基于事实，乃命鲁苏游击战区各部放弃鲁南、鲁北各根据地，向皖北转移。不久，战区亦随之撤销。〔88〕

至于“各战区将前方地区划分若干游击区，并指派有力部队担任游击、从事敌后作战”的游击区和敌后作战，如第一战区之中条山，第五战区之大别山，第六战区之江汉三角地带及第九战区之庐山等等，区内驻军与战区其他部队完全一样，由战区直接部署、指挥、供应，驻地与前方部队连接在一起，其作战亦与正面各战役在完全统一的命令下一致行动。因而，这些前沿阵地的所谓游击区属于正面战场范围；其战斗配合的敌后作战亦属于正面战场各战役范畴的敌后作战，与战略上的敌后战场之游击战，性质完全不同。

冀察和鲁苏两敌后游击战区的兵力相当雄厚。据国民党军事当局统计，鲁苏战区的正规军约10万人，地方保安旅团及游击队约15万人，总数达25万。冀察战区亦大致如此。以如此众多的兵力进行游击作战，应该大有作为，但事实上不仅未能发展，反而驻地日蹙、兵力日削，在不过三四年的时间里即彻底失败。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以正规战的作战指导进行游击战

游击战属于“非正规的作战”。它没有战线和后方，而且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它的作战形式、战术运用等也和正规战有所不同。概略地说，在作战指导上更强调主动性，要实行其先发制人、出敌意外、要“游”要“击”的战术。“游”是为了“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是为了“发扬自己的特长，避开敌人的特长”。“游而不击要不得，击而硬拼还是要不得”。〔89〕在兵力运用上更强调灵活性，“按照情况灵活地分散兵力或集中兵力，是游击战争的主要方法，但是还须懂得灵活地转移(变换)兵力”；“死板、呆滞，必至陷入被动地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90〕在作战形式上强调游击战的同时还要适当实施运动战。主力兵团的正规军“一般以集结使用突击敌人为经常”，但必须吸取游击队隐蔽接敌、突然袭击等特点。当敌人大军云集、分进合击，无法实施各个击破、不利于我正规军集结行动时，也应化整为零、分散机动、趋吉避凶、寻敌弱点，准备再次集中击敌。决不能死守防地、呆滞不动。

但是，冀察、鲁苏战区的正规军并不是按上述游击战的一般原则指导作战的。其受领的首要任务是“将正规军配置于各游击区，确保根据地”，其次才是“相机出击”。而确保根据地的主要手段仍然沿袭正面战场的“抵牛战术”，以阵地防御战抵抗日军。如1939年6月间，日军第5师团等向鲁苏战区鲁南游击根据地实施扫荡时，国民党当局记载第51军阻击由诸城南下的一股日军的作战经过：日军沿诸(城)莒(县)公路攻占枳沟第113师第339旅主阵地后，“继向清水沟阵地进攻，战况激烈异常，我军伤亡甚重，旋我第339旅奉令向金花山转移，敌乃趁势继续西迫……7日8时进占我337旅第674团蒋峪阵地后，复向小关进攻，守军1个排全部牺牲，阵地遂陷。近午，敌续攻大关，于历经血战后，亦陷敌手。我第674团团长率主力退守马鞍山，第3营占领太平山。同时，第337旅韩子乾旅长亦命该旅第673团于穆陵关占领阵地，以为策应。7日夜，第113师……依据战区总司令部作战指导，遂作如次之处置：1.以第678团在管帅镇附近占领阵地，阻敌西进。2.第339旅向金花山转移，阴止由安丘南下之敌。3.第337旅占领沂山山地……4.师长率师直属队于武家洼附近占领阵地。”作战的结果，阵地连续失陷，人员伤亡甚众，而部队被迫“全部转入沂山山区”。总司令部所在之朱位及副总司令沈鸿烈司令部所在之东里店等根据地“均告失守”。在没有后方、补充困难的敌后游击战场采用这种专守防御阵地战的作战指导，当然不仅不能发展，而且无法持久。国民党军方在编写的战史中也不得不承认“我鲁南游击根据地，虽据有地形之利，惟以山区交通不便、补给困难，尤以处于内线地位，在缺乏机动、出击之条件下，殊多不利。”〔91〕

更何况进入游击战区的各正规军部队不仅不习惯于经常灵活变换位置的“游”，也不愿主动找敌弱点，以运动战实施突袭的“击”，大多以不被日军围攻为满足；即使遭到日军分进合击，也不敢分散兵力、化整为零，仍以师、团为单位机动，很难保密。所以更易陷于被动，遭受较大损失。对规定的“相机出击”任务，国民党军事当局曾作如下分析：由于“‘相机’二字涵义含混，有欠明晰肯定，往往予部队以投机取巧之机会。虽明知可为而不为，不可为则更不为”，〔92〕因而自身损失较大，而消耗、消灭的日军则较少。

(二)扰害人民失去了群众的积极支持

敌后游击战必须有人民群众参与，并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持。刘伯承曾说过：“游击队要依靠广大的工农群众进行侦察警戒，要做到我们明白敌人，敌人不明白我们；我们能袭击敌人，敌人不能袭击我们。这首先要靠我们在政治上争取了广大工农群众才能实现。”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游击战与群众的利益密切结合。“没有和群众利益结合的游击战争，就不是游击战争了，而是‘别动队’”。〔93〕毛泽东说：游击部队“除军事部署以外，最主要的是紧密依靠乡村广大人民群众。”〔94〕否则不能发展、巩固根据地，不能牵制、消耗、消灭大量日军，不能达到建立敌后游击战区的目的。

但是进入敌后游击战区的“国军”正规部队囿于其性质及传统作风，且又得不到正确、必要的政治教育，所以积重难返，在对待群众方面依然故我，很少改进。初至敌后时还较为收敛，颇受当地群众的欢迎；时间稍久，许多将领和部队即故态复萌，“不思收复失地，反奸淫掳掠百姓，平日声色玩好，优游自得，军国大事置之度外”，〔95〕从而失去了群众的信赖，再也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至于战区建立前即已在该地区活动的各种游击部队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其中有“国军”撤退后由爱国人士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人民武装，有未及撤走、留于敌后主动游击的“国军”部队，还有很多由土匪、流氓或帮会头目借抗日之名，欺骗、裹胁部分群众拉起的队伍。抗战初期风起云涌，很短时间内组建起名目繁多的游击队，其数量庞大，遍及各地。开始一段时间确曾造成强大的声势，并不断地破坏铁路、道路、通信线路及袭击后勤设施，给日军以一定程度的威胁。但当日军抽出兵力进行有计划的扫荡时，情况便发生了变化：真正抗日而又不太扰民的，能得到群众一定程度的支持和掩护，继续存在；那些不抗日却扰民的，则或被消灭，或变成纯粹的土匪团伙。至1939年战区成立时，存在的游击队已发生了初步的分化：具有强烈民族感、真心抗日的，大多转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队伍；其他大部分游击队则被国民党军事当局编入冀察、鲁苏两战区的游击队或保安团队序列中。如鲁苏战区即编有18个游击区司令部，下辖67个保安团，另外还有1个保安师和38个保安旅。〔96〕这些番号极多的保安部队，虽然人员成分、军事素质和政治思想并不相同，但总的来说抗战意识和战斗能力是不强的。国民党军事当局对其不免有所袒护，但也不得不承认：“各省游击部队，分子繁杂，良莠不齐。一般干部多未接受军事教育，服从观念淡薄，军纪有欠严肃。故在协同作战上……为保存实力，甚少主动协力，彼此各自为谋”。〔97〕他们“往往自成系统，不相统率，甚至磨擦火并，游而不击”，〔98〕而在日军扫荡时，则埋枪逃走。于学忠曾指出：“查各保安部队及地方团队，每于敌人向我进犯时即将人员疏散，枪支埋藏。此举不但予敌以任意窜扰之机会，本身失却自卫能力……有违游击战之本旨。”〔99〕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么多必须靠当地人民供应、补充而又得不到人民群众支持，又处在日军不时进行扫荡这一严峻形势下的敌后游击部队(包括正规部队)，实难长期存在于敌后，于是再次发生分化：一部分投入中共抗日阵营，一部分被日军歼灭，而相当大的部分则彻底转向与抗日人民群众为敌的方面，投降了日军。据日军特务机关1940年的情况报告：“国民党游击队”“士气大为沮丧”，“投降倾向显著，已至日趋没落之地步”。〔100〕事实确是如此，不仅相当多的地方游击部队相继投敌，就是敌后战区的正规军也大批降敌。鲁苏战区第57军军长缪澄流企图投敌，后被粉碎；接着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39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又阴谋投敌，被国民党处决。但这股逆流并未能遏止。冀察战区方面，新5军军长孙殿英、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第69军军长毕泽宇、游击第1纵队司令丁树本、第2纵队司令夏维礼、豫冀边区游击指挥官杜淑、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司令侯如墉、暂3师师长杨克友、暂4师师长王廷英、预备8师师长陈孝强等相继投敌。鲁苏战区方面，鲁苏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游击第1支队司令丁丛堂、第2支队司令颜秀五、第6支队司令陈才福、第7支队司令秦庆霖、第11支队司令范杰、江苏保安第8旅旅长杨仲华、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兼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新6师师长赵云祥、新181师师长陈光然、新13旅旅长黄贞泰、特务旅旅长郭俊峰、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徐继泰、新4师师长吴化文、苏北游击纵队第1支队司令吕其赓、山东游击队第2纵队司令厉文礼、苏北游击纵队第2支队司令张良才、山东保安第5师师长齐子修、山东保安第8旅旅长邱吉胜、第112师副师长兼第334旅旅长荣子恒、山东保安第4师师长刘景良等先后投敌。他们降日后，即在日军指挥下进攻游击战区内尚存的游击据点，加速了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区的失败。

(三)限制中共发展制造武装摩擦

国民党虽然在国难当头的严峻时刻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但它并未真正、完全放弃反共企图。抗战之初，日军正处于战略进攻阶段，侵略势头极为迅猛。大敌当前，国民党的“国军”与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合作得较好，抗战也很坚强。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最高当局的主要决策者们也不愿听到正确评价共产党英勇抗日的言论。如1937年9月间，正当华北日军长驱直入、“国军”连连败退之际，共产党的第115师在平型关以伏击战打死日军精锐的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千余人，获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全国的民心、士气为之振奋，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意志与胜利信心。蒋介石却对此不高兴。他于1937年11月5日在南京的国民党最高军事会议上说：“现在一般人——本党的同志当然除外，要为共产党捧场，为共产党宣传，这种盲目的举动和错误的宣传如不及早纠正，影响所及，将使日本更有所借口来加紧侵略，国际上再将发生不良的反响，我们国家之前途，将更陷于危险的境地。现在由共产党所改编过来的军队，他们固然善于游击战，能够扰乱敌军的后方。但一般盲目捧共的人，即借此一点，毫不假思索的为他们作过分夸大的宣传，似乎只有这一部分军队才能够抗日……这种荒谬悖理的宣传，如不及早纠正，只有一天一天的助长共产党的嚣张。”“尤其看到现在社会上流行着的这一种宣传，并非全由共产党故意张扬出来的，而是由一般无常识的非共产党员……为共产党鼓吹。这实在是我们要严正的指导其改正过来的。”〔101〕

共产党领导的第八路军深入敌后实施战略展开，至1938年10月，已作战1400余次，歼灭日、伪5万余人，收复了大片国土，创建了晋察冀、冀鲁豫及山东等7个大的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钳制了大量日军，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军的战略进攻，对正面战场“国军”的作战，在战略上给予了有力的支持。这对抗日战争来说，本是极为有利的局面。但由于共产党在积极抗战中不仅没有大的损耗，反而有了大的发展(从出师时的4万人，发展为15万余人)，因而使国民党最高当局的主要决策者们大为恼火，开始作限制共产党的准备。1938年12月，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时，暗中指示第17军团军团长胡宗南积蓄力量准备反共，同时升任对武汉失守负有重要责任、被李宗仁正式电请军事委员会查办的胡宗南为第34集团军代总司令，并将陕、甘及豫西的大多数“国军”编入第34集团军序列，或明令胡宗南负责督训，以加强其掌握的兵力。胡宗南曾向第71军军长宋希濂透露过蒋介石的重要指示：“我们和日本人打了一年多的仗，中央的部队牺牲是这样大，但是共产党却利用这个机会，大大扩充势力，它们的军事力量，不仅控制了山西的大部地区，而且发展到了河北、山东、河南、安徽、苏北等地……这样下去，我们不是亡于日本，而是会亡于共产党……我们必须准备和积蓄我们的力量，我们必须限制他们。”〔102〕

事实果然如此发展。1939年1月，国民党的第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设立“防共委员会”的议案，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国民党正规军进入刚成立的冀察、鲁苏两敌后游击战区，按照《异党问题处置办法》和《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与共产党争夺敌后控制区。后来国民党给敌后游击部队的信中明确指示：“防止异党活动而消灭赤祸于无形，事关党国大计。”〔103〕这成为敌后部队制造摩擦的理论根据。

共产党早在1937年8月4日就向国民党提出关于敌后战场的建立与对待友军的原则：“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104〕10月4日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前方指挥员，指示对友军“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105〕为了在国共关系上粉碎“敌人的挑拨，汉奸的破坏”，消除“某些分子惧怕群众运动，以及党和八路军影响的扩大”，以免“影响抗日的团结”，同年12月24日又向各地、各部队的各级军政首长及政治机关下达命令，要求“在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口号下，与各统一战线的地方工作当局协商，群众工作的进行，必须注意尽量取得他们的同意与合作，从抗战利益出发，说服他们采纳我们的意见与建议。万一不能同意时，不应勉强，而应暂时让步。”“为避免不必要的磨擦，为减少可能发生的磨擦……对于友党友军及地方当局某些弱点，应采取善意的批评与建议，避免讥笑与讽刺。”“除宣传党的主张和八路军胜利之外，对于政府抗战的决心及其他好的设施与表现，友军抗战的英勇与牺牲的精神，应加以表扬与赞勉。”“因征兵或抽捐税的事，引起群众与政府磨擦时，我们应居中调解，避免对立。”“帮助政府进行征兵动员，予以必要之保证……”〔106〕此后又多次指示部队“注意勿与友军冲突”，提出“国共两党均须用极大努力……在敌人后方创设许多抗日根据地”，并要求新四军向“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派队活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加以当时国民党并未重视、实际上也无力顾及敌后游击，所以在1937年至1938年间，中共抗日武装与大多数国民党系统的抗日游击队和地方政府保持了较好的友军关系，共同抗日，并尽力帮助他们组织抗日武装。如中共鲁西北特委与山东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帮助他建立了10个支队的抗日队伍；中共派杨秀峰、张存实等一批共产党人帮助张荫梧成立深泽抗日学院，培养一批抗日干部，从而才组织起庞大的河北民军。

但是，当冀察、鲁苏两战区成立、国民党部分正规军进入后，形势逐渐发生变化。与胡宗南以武力进攻中共，制造反共的“陇东事件”、“邑(今旬邑)事件”等相呼应，一些反共的顽固分子，如鹿钟麟、张荫梧之流，在正规军的支持下也开始制造摩擦和进行军事挑衅，不仅向先被日军占领原为政府军驻守、后由中共武装收复的地区进攻，而且向早已建立的中共抗日根据地进攻，并不断捕杀共产党员。为了团结抗战，中共采取了极为宽容的态度。如河北民军重要首领乔明礼在准备进攻冀中根据地时，在深县附近被中共吕正操部俘获。由于他表示悔悟，要求抗日，中共不但发还了被缴获的300余枝枪，而且应允每月补给军费700元、发给冬衣5000套。中共冀南军区司令员宋任穷亲自将其送回，刘伯承和邓小平还派杨秀峰、王宏坤前去慰问。但他回去后继任了河北民军总司令，继续反共。在国民党军队坚持反共摩擦的情况下，中共部队被迫实施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反击。于是国共两党领导的武装部队有时就发生武装冲突。

但即使如此，共产党仍极力忍耐，以保持团结抗日的局面。如1940年4月1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新四军各将领，指示对国民党方面的“军事挑衅，极力忍耐，不还一枪”，“对一切尚能与我合作抗日之部队及虽然不好但尚未向我进攻之部队，均须极力联络，不得侵犯其一人一枪”，“号召一切友军反对内战，拥蒋讨汪，团结抗战”。〔107〕以后又指示向相邻的国民党军“直接派人或间接托人或公开寄信发传单，表示我们完全不愿意同他们摩擦，请他们顾全大局，保存友谊，以免两败俱伤，渔人得利”，并规定“当他们迫于某方命令向我进攻时”，“先让一步，表示仁至义尽，并求得中途妥协，言归于好”等。〔108〕

国民党当局并不因共产党的忍耐、容让而放弃反共政策，相反，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加致力于反共。正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中所说的：“自从美国参战后，国民党即深信日本终将被击败”，“国民党主要力量集中于北方抑制共产党”。例如1942年3月23日，蒋介石向全国各战区下达电令：“国军以先肃清黄河以南奸伪(指共产党)，以利抗战之目的，各战区同时行动，一举歼灭华中、华南方面之奸伪；华北方面，亦相机袭攻，巩固并扩充游击地。”〔109〕

这样，国共之间的武装冲突就无法完全避免。

日军则企图利用国共的矛盾渔翁得利。日军的主要打击目标是坚决抗日的中共部队，对不游不击的国民党系某些部队不采取行动。日军“华北方面军”的《肃正建设纲要》中的“作战指导要领”就明确规定：“讨伐的重点在于剿灭共军，为此要善于利用国共的相互倾轧。在皇军势力暂时不能控制的地区，应默许那些不主动求战的杂牌军的存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引导他们占据真空地带，以防止共军侵入。”〔110〕如1941年11月间日军进行的“鲁南作战”，就是日军“第12军利用鲁南共军与重庆方面的于学忠军之间的矛盾，以消灭共军为目的”而发动的。〔111〕当然，对于必须控制的地区，日军仍是要进攻的。如1942年2月间进行的“鲁中作战”，目的就是为了“歼灭盘据在以临朐南、博山东南山岳地带为根据地进行活动的于学忠所属重庆军”的。〔112〕

正是由于国民党为限制中共发展而引起的国共摩擦，使敌后战场的总体抗战力量受到削弱；而日军得以利用矛盾，集中兵力加强“治安战”，使国共两党的敌后部队都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但是共产党的部队受到良好的政治教育，抗日意志坚强，依靠人民群众，得到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又采用了避实击虚、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广泛发动群众性的游击作战，民兵联防，以破击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粉碎了日军“铁壁合围”、“拉网扫荡”、“梳篦扫荡”和“辗转抉剔”等各种残酷、频繁的大规模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以及封锁、清乡等，不仅坚持住了各抗日根据地，而且愈战愈强，很快恢复并获得更大的再发展。国民党的敌后部队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又采用了不适合敌后游击的呆板战术，而且与抗日的友军为敌，所以在日军扫荡、围攻下，大批将领率部投敌，反转来协同日军围剿残存的抗日据点。因此，国民党敌后战场游击战的失败，自然也就难以避免了。

注释：

〔1〕［日］古屋奎二等：《蒋总统秘录》，台北1976年版，第7册第185页。

〔2〕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转引自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245页。黄仁宇《从大历史角度解读蒋介石日记》第120页引用的《蒋总统大事长编》等书中摘录的此日蒋的日记中，在“徒凭一时之兴奋”后，增加了“不具长期之坚持”一句。

〔3〕蒋介石：《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载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研究会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四第653页。

〔4〕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o绪编》，第35页，台北1981年版。

〔5〕同〔3〕。

〔6〕转引自吴相湘《中国对日总体战略及若干重要会议》。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4页。

〔7〕见《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23页。

〔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

〔9〕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转引自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221页。

〔10〕见《徐永昌日记》1937年7月14、16、18、20日日记。

〔11〕转引自《寻找真实的蒋介石》，第222页。

〔12〕蒋介石：《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同〔3〕，第608—610页。

〔13〕蒋介石：《最近军事与外交》，同〔3〕，第624、625页。

〔14〕同〔3〕，第654—657页。

〔15〕《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版，第107页。

〔16〕蒋介石：《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讲演词》。载1938年4月3日《新华日报》。

〔17〕蒋介石：《对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训词》。载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第66页。

〔18〕蒋介石：《八一三周年纪念告战地民众词》。载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一册第2089页。

〔19〕1938年10月14日蒋介石致程潜、龙云电报。同〔17〕，第123页。

〔20〕蒋介石：《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一)。同〔17〕，第127、131页。

〔21〕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第一章。转引自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1985年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第一册第6、36页。

〔22〕蒋介石：《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同〔17〕，第190、193页。

〔23〕蒋介石：《参谋长会议闭幕训词》。载《先总统蒋公全集》，引同〔18〕，第二册第1419页。

〔24〕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册第296页。

〔25〕毛泽东：《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同〔24〕，第386—387页。

〔26〕蒋介石：《致各行营主任各战区长官等及全体将士指示国际形势对我愈趋有利，各战区同时转取攻势以粉碎敌人企图电》。同〔17〕，第183页。

〔27〕同〔17〕，第194页。

〔28〕蒋介石：《指示冬季攻势各战区作战任务及开始日期手令》。同〔10〕，第197页。

〔29〕蒋介石：《柳州军事会议闭幕训词》。同〔18〕，第1380、1381页。

〔30〕蒋介石：《参谋长会议训词》(三)。同〔18〕，第1399页。

〔31〕蒋介石：《柳州军事会议训词》(三)。同〔18〕，第1365页。

〔32〕同〔30〕，第1400页。

〔33〕蒋介石：《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一)。同〔18〕，第1556页。

〔34〕蒋介石：《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同〔18〕，第1554、1555页。

〔35〕蒋介石：《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一)。同〔18〕，第1712、1714页。

〔36〕同〔21〕，第6、14页。

〔37〕1916年2月，德军向法国凡尔登地区进攻，攻击持续6个半月，仅突入法军防御纵深7—10公里，始终未能突破法军防线。当年下半年，战场主动权逐渐转入法军手中。10月，法军转入反攻，德军被击退至原进攻出发地区。这个战役，德军投入兵力69个师，损失35万人以上。法军在这次战役中主要经验是采用野战工事与永备工事相结合的防御作战，构筑有大纵深的3—4道防御阵地，并有完备的堑壕体系和障碍物配系。在防御作战过程中，法军快速机动调整战役部署，使德军在突破地段所取得的优势迅速消失；同时灵活地使用预备队，实施反冲击和短促的连续反突击，以夺回失去的阵地，并不断轮换第一线阵地的守军，使本军不致丧失战斗力。这是世界战争史上一个成功的阵地防御战例，为陆军大学等学术研究及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

〔38〕同〔13〕，第620页。

〔39〕同〔12〕，第610、611页。

〔40〕蒋介石：《对左翼军各将领训话》。同〔3〕，第642页。

〔41〕蒋介石：《以光荣的牺牲求最后的胜利》。同〔3〕，第634页。

〔42〕蒋介石：《参谋长会议训词》(二)、(四)及《参谋长会议闭幕训词》。同〔18〕，第1397、1407、1418页。

〔43〕蒋介石：《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三)、(一)。同〔18〕，第1572、1556、1560、1561页。

〔44〕蒋介石：《柳州军事会议训词》(一)。同〔18〕，第1365页。

〔45〕〔46〕蒋介石：《西安军事会议闭幕训词》。同〔18〕，第1657、1658页。

〔47〕同〔34〕，第1554页。

〔48〕蒋介石：《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二)。同〔18〕，第1567页。

〔49〕蒋介石：《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二)、(五)。同〔17〕，第145、179页。

〔50〕蒋介石手令。同〔17〕，第125页。

〔51〕蒋介石手令。同〔17〕，第182页。

〔52〕同〔43〕，第1572、1573页。

〔53〕《第九战区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3、1174页。

〔54〕据台湾近代史研究所张瑞德《抗战时期国军各阶层成员出身背景及素质的分析》一文中的数字(有的可能不太准确)统计。此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

〔55〕《德总顾问整顿部队意见书》。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

〔56〕〔美〕查尔斯·F·罗马纳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载美国陆军部军史局长办公室编《美国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印缅战区》，华盛顿1953年版，第153页。

〔57〕〔美〕魏德迈：《艾伯特·C·魏德迈报告书》。纽约亨利霍特出版公司1958年版，第325页。

〔58〕同〔17〕，第63、81页。

〔59〕蒋介石：《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三)。同〔17〕，第151、152页。

〔60〕蒋介石：《参谋长会议训词》(一)。同〔18〕，第1391页。

〔61〕蒋介石：《整军训词》。同〔3〕，卷十八第208页。

〔62〕见梁敬《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56页。

〔63〕见何应钦《对五届十一中全会军事报告(31年11月至32年8月)》。载台湾国民党编印的《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下册第562页。

〔64〕见冯玉祥《冯玉祥回忆录》。上海文化出版社1949年版，第152页。

〔65〕见张瑞德《抗战时期陆军的教育与训练》。载《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台北1991年版。

〔66〕汤恩伯：《部队的缺点在哪里》。载《汤恩伯先生纪念集》，台北1964年编印。引同〔54〕。

〔67〕见白崇禧《白主任委员训词》(二)。同〔64〕。

〔68〕见许高阳《国防年鉴》。台北1966年重版，第35—38页。

〔69〕蒋介石：《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二)、(三)。同〔18〕，第1567、1569、1579页。

〔70〕蒋介石：《目前对敌军两个严重问题以及我军的对策之研究》。同〔18〕，第1660页。

〔71〕同〔35〕，第1712、1711页。

〔72〕蒋介石：《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五)。同〔18〕，第178页。

〔73〕同〔34〕，第1554、1553页。

〔74〕蒋介石：《西安会议讲评》(三)。同〔18〕，第1651—1653页。

〔75〕同〔17〕，第70页。

〔76〕《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报告书》。同〔53〕，第697页。

〔77〕《山西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快邮代电》(1939年10月5日)。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78〕《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同〔53〕，第1252—1253页。

〔79〕同〔17〕，第95、96页。

〔80〕见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

〔81〕见李默庵《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82〕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抗日战史》。台北1991年出版，第十一册第2页。

〔83〕同〔82〕，第38页。

〔84〕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译本，(下)第308页。

〔85〕同〔84〕，第309页。

〔86〕同〔84〕，第313页。

〔87〕同〔84〕，第311页。

〔88〕同〔82〕，第128页。

〔89〕刘伯承：《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和《对目前战术的考察》。载《刘伯承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4、121页。

〔90〕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同〔24〕，第239、240页。

〔91〕同〔84〕，第144页。

〔92〕同〔84〕，第八册第99页。

〔93〕同〔89〕，第47、351页。

〔94〕毛泽东：《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同〔24〕，第97页。

〔95〕见《各地驻军扰民情况》。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96〕同〔84〕，第127页。

〔97〕同〔84〕，第5页。

〔98〕见《各战区游击队整理办法》。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99〕《鲁苏战区第51军机密作战日记》1942年2月6日于学忠电。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下)第1913页。

〔100〕同〔84〕，第157页。

〔101〕蒋介石：《出席最高国防会议致词》。同〔3〕，第650、651页。

〔102〕宋希濂：《鹰犬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

〔103〕见“山西第五区党务指导委员会”文件。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04〕毛泽东：《对国防问题的意见》。同〔24〕，第22页。

〔105〕毛泽东：《正确对待配属八路军指挥之友军》。同〔24〕，第70页。

〔106〕毛泽东：《在友军区域内应坚持统一战线原则》。同〔24〕，第130、131页。

〔107〕毛泽东：《目前在华北华中方针》。同〔24〕，第537、538页。

〔108〕毛泽东：《对中间派应采取的方针》。同〔24〕，第545页。

〔109〕见《第二集团军机密作战日记》所记《委座寅梗令一元特电》。同〔99〕，第1009页。

〔110〕同〔86〕，(上)第227页。

〔111〕同〔86〕，(下)第8页。

〔112〕同〔86〕，(下)第26页。

后记

本书是在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的热情鼓励及关怀下写成的。在写作过程中，承蒙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领导多方面的支持与指导，承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碚图书馆、中共重庆市北碚区委、北碚区政府、北碚区地方志办公室及魏启琰先生在资料、物资等多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与帮助，承蒙李默庵、段仲宇、侯镜如、覃异之、郑庭笈、宋瑞珂、杨伯涛、史说、张长顺、罗焕章、常淑珍同志提供资料并提出宝贵意见；本书还吸取、参考了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本书写作过程中负责管理、财会、打字、绘图、交通、联系等事务的王力之、耿道庸、黄光祖、黎光辉、周良锋、胥显明诸同志积极工作，忘我劳动，保证了本书的顺利完稿。特别是本书完稿之后，因种种原因，在当时情况下找不到出版单位之际，江苏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刘卫同志，审读书稿后，愿冒赔本等风险，大力支持，使本书得以出版，并安排谬亚奇同志（第一版）和鲁从阳同志（第二版）任本书责任编辑。他们工作极为认真负责，对书稿逐字逐句推敲，对人名、地名、史实多方查核，一丝不苟，保证了本书的质量，特此致以诚挚的谢忱！

本书第一版执笔人为：

绪论：郭汝瑰、郭寿航、阮家新、田昭林

第一章：田昭林、戚厚杰

第二章：黄玉章

第三章：党德信、武月星、潘刚德初稿，马仲廉统修

第四章：田昭林、陈阳平、孙东寿

第五章：赵秀昆、潘刚德

第六章：胡翔、黄厚瑚、倪丁一、高秋萍、谭奇金初稿，阮家新统修

第七章：潘刚德、黄厚瑚初稿，马仲廉统修

第八章：王楚英、卢继东、田昭林

后论：田昭林

全书由田昭林修改和统稿，再由王文荣、张毓清、何理、陈柏江、徐焰、张海麟审阅，最后由郭汝瑰、黄玉章定稿。

本书第二版修订者：田昭林。

以下情况需作说明：

一、本书的章下各节内容丰繁，因此以节为相对独立的单元，在节的后部列附表及注释，便于读者阅读。

二、本书中涉及大量中外地名。同一地名，由于引用资料的不同而有异写、异译的情况，以及某些历史地名有异于今名的情况；一些小地名，见于当年作战用地图及文件档案，很难核查其现今的规范地名。虽然我们与本书责任编辑在地名核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难免有不如意之处。

三、关于引文，由于有些出版物中的引文未能忠于历史档案，或者原编者所加标点不尽妥当，及排版中出现的错别字未能校正，因此本书在引用这些文字时略有更改。又，为使引文中的数字（包括部队番号）与记述性文字中的数字（包括部队番号）统一起见，引文中的数字也改用阿拉伯数字。

四、书中所附作战地图为本书不可缺的内容。图中黑线代表抗日力量，灰线代表日、伪力量；实线箭头代表进攻方向，虚线箭头代表撤退方向。

本书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谨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