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百年经典散文·吾国吾民卷

作家出版社
简介
中华百年经典散文·吾国吾民卷

描写华夏这片古老土地的沧桑变迁、人情风物、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心理、展示地域文化的散文，历来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南人北人、都市乡村；历史掌故、风土人情；古道西风、小桥流水；茶坊酒肆、市井人家，北人的豪爽刚烈，南人的精明练达……

本书遴选的20世纪近70位顶尖作家的100余篇散文精品，每一篇都堪称令人陶醉的美文。读者可以看到中华大地一幅幅风景画和风情画，了解国人的所思、所想、所感、所为，感受到蕴含在人情风物后面的深层文化内涵。

（作家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ISBN：7506329018）

西湖雅言（节选）

俞陛云

俞陛云（1867～1950），浙江德清人。著有《唐五代两宋词选释》、《诗境线说》等。

西湖山脉，自天目山来，旧传谶记有云：“天目山乘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海门一点巽峰起，五百年间出帝王。”钱武肃王有国时，不欲其语闻之中原，更其末句为异姓。苏东坡作表忠观碑，特表其事，首曰：“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龙飞凤舞，萃于临安。”即用谶语也。

宋绍兴淳熙之间，颇称康裕，君臣耽乐湖山，无复新亭之泪；故林升有“暖风熏得游人醉，却把杭州作汴州”句，论者遂以西湖比西施之沼吴。张志道诗云：“莫向中原夸绝景，西湖遗恨是西施。”为南京慨也。

西湖游船，大小皆黑色，犹是南宋遗制，望之点点，如黑鸬鹚。见明王稚登《客越志》。

元至正间，西湖冰合，人在冰上行走，故老云六十年前，曾有此异。见《委巷丛谈》。

楼攻《观西湖竞渡》诗：“二分烟水八分人。”想见当时竞渡之盛。

西湖雪景最佳，凌云翰有雪湖八咏：曰灵鹫雪峰、冷泉雪涧、巢居雪阁、南屏雪钟、西泠雪樵、断桥雪棹、苏堤雪柳、孤山雪梅，见明田汝成《熙朝乐事》。

西湖竞渡，宋时最盛，自二月八日为始，而端午尤盛，是日画舫齐开，游人如蚁，龙舟六只，俱装十太尉七圣二郎神杂剧，饰以采旗、锦伞花篮、闹竽鼓吹之类。帅守在一清堂弹压，立标竿于湖中，挂锦采银碗、官楮，以赏捷者。有一小节级披黄衫青帽，插孔雀尾，乘小舟横节杖取指挥，以彩旗招诸舟，金鼓齐鸣，分为两翼，远近排列成行。再挥以旗，诸舟竞发，先至标所者取赏，声喏而退，余舟皆犒以钱。

南渡以后，都城自收灯节后，贵游巨室，争先出郊，谓之探春，至禁烟节为最盛，等于端午。龙舟皆彩旗叠鼓，交午曼衍，粲如织锦。内有经御前宣唤者，锦衣花帽，自别于众。京兆为立赏格，内贵客赏犒无算，士女两堤骈集，几无置足地。水面画楫比栉，亦无行舟之路，欢歌箫吹之声，振动远近。至午则诸只皆至里湖，傍晚泊断桥，千舫骈聚，粉黛罗列，桥上少年，放纸鸢以相钩牵，线绝者为负。爆仗起轮走线之戏，多设于此。至月上渐散，绛纱笼烛，车马争门而入，日以为常。张武诗云：“都城半掩人争路，犹有胡琴落后船。”盖纪实也。

西湖擅名，虽盛于唐，然题咏自白舍人、张处士外不多见，惟杜荀鹤、方玄英、温飞卿诸诗称赏之。杜诗云：“两岸雨收莺语柳，一楼风满角吹香。”方诗云：“云藏吴相庙，树引越山禽。”温诗云：“钱唐湖上春如织，渺渺寒湖带晴色。”皆言其风物之胜也。

于忠肃公祠墓在南山，易代后过者咸深敬仰，其断简残篇，流传人口，如“谢客只容风入户，卷帘时放燕归梁。”“萧涩行囊君莫笑，独留长剑倚青天。”“风穿疏牖银灯暗，月转高城玉漏迟。”“岸帻耻为寒士语，调羹不用腐儒酸。”“渭水西风吹鹤发，严滩孤月照羊裘。”“一团清气难随俗，数瓮黄齑足养廉。”其孤介之操，闳雅之才，略见于诗，不仅诗以人重也。

西湖游船之命名，有以姓者，有以形者，有以色者，有形色杂者。朱竹有《说舟》一篇，历樊榭增益数十事，为《湖船录》。

杨铁崖首倡西湖竹枝词，和者数百家，颇有佳句；惟山郭义仲以吴中柳枝词答之，因赋诗云：“说与钱塘苏小小，柳枝愁是竹枝愁。”

宋时新年灯火最盛，鳌山灯品，以苏灯为最，其圈片大者径三四尺，皆以五色琉璃造成山水人物花鸟。福州之白玉灯晃耀射目，新安所进，圈骨皆琉璃，号无骨灯。西湖诸寺皆张灯，明星万点，照耀湖山，以三天竺灯为尤盛。宫禁所赐，贵所施，备极新奇，都人群往观之，妇女盛妆出游，衣皆尚白，因灯月所宜也。

西湖才女之著名：曹妙清，字比玉，号雪斋。能鼓琴，行草书皆有法度。事母至孝，三十不嫁，风操可尚。张妙净，字惠莲，号自然道人。初居西湖，晚居姑苏之春梦楼。皆一时名媛。与杨廉夫为文字友，曹尝和其竹枝词云：“美人绝似董娇娆，家住南山第一桥；不肯随人过湖去，月明夜夜自吹箫。”张诗云：“忆把明珠买妾时，妾起梳头郎画眉；郎今何处妾独在，怕见花间双蝶飞。”二人之风致可想。廉夫答妙清绝句云：“红牙管蒂紫狸毫，雪水初融玉带袍；写得薛涛萱草帖，西湖纸价顿能高。”玉带袍者曹氏佳砚之名，去萱草帖者，状其孝也。

宋时西湖之“苏堤春晓”等十景，已盛传于时，帅参王洧有西湖十景七言绝句十章，颇工。后之作者，以千百计。

恽南田题《西湖夜泛图》云：“湖中半是芙蕖，人在绿云红香中来往，月光与水相涵，若一片碧玉琉璃世界，拍洪崖游汗漫，未足方其快也。”见《南田画跋》。

钱竹汀有游湖上诸刹怀古德诗；如虎跑寺之寰中，法相寺之行修，灵隐寺之慧理，凤林寺之道林，皆高僧也。见《潜研堂集》。

贾似道葛岭园林，有在山椒者，题曰“风月无边”。见《齐东野语》。西湖诂经精舍之第一楼，有额题“风月无边”，为彭刚直公所书，光绪间毁于火，今知者鲜矣。

宋时西湖亭榭寺观，所画山水，多萧照、李唐二人之事。萧在太行山为盗，一日掠行客，遇李唐，囊皆画具，叩其名，乃夙慕之。萧照遂弃盗从，李尽以所学授之。

高彦敬，字房山。尝游西湖，见素屏雅洁，乘兴画奇石古松，后数日，赵文敏见之，为补丛竹。后虞文靖题诗其上，云：“不见湖州三百年，高公尚书生古燕。西湖醉归写古木，吴兴为补幽篁妍。”

天竺寺僧若芬，善山水，求者日众。若芬曰：“世间宜真不宜假，如钱塘八月潮，西湖雪后诸峰，极天下伟观，二三子当面蹉过，却求玩老僧数点残墨何耶？”其时净慈寺僧惠崇善山水，六通寺僧梦窗善龙虎猿鹤芦雁，长庆寺僧慧舟善小竹，虽千百成林，而不见冗杂。上天竺僧仁济字学东坡，竹学俞子清，梅学杨补之，自云用心四十年，作花圈稍圆耳。胜地名蓝，高僧辈出，不易得也。

游宴最盛者为涌金门北之丰乐楼，以其舟车均便也，建于淳祜九年，瑰丽峥嵘，俯瞰平湖，千峰连环，一碧万顷，柳汀花坞，历历栏槛间。游桡冶骑，菱歌渔唱，往往会合于楼前。至元末始毁。踞湖山之胜，极士女之娱者，垂二百年。

唐长庆初，禅师圆修居于定业院，栖息松上，有鹊巢其旁，人鸟相忘，人遂呼为鸟巢禅师。白乐天守杭，往参之，曰：“大师所居甚险。”师曰：“太守险。”白曰：“弟子何险之有？”师曰：“心火相构，识浪不停，得非险！”乐天深服之。旧名来鹊寺，明宣德间改建凤林寺，圆修骨塔存焉。

湖上群山，其岩穴幽深者如金鼓洞，以伐石者闻其下有金鼓声得名。黄龙洞以松上有蜿蜒物，其气勃然而黄，故名黄龙。他若紫云、烟霞诸洞，皆天然石穴，莫详其始自何年。惟北山之栖霞洞在妙智庵左，地多怪石，隐翳榛莽中，宋贾似道见而异之，命施畚插剔幽而入，见益奇邃，其中穹然如夏屋，双石相倚为门，风从而出，寒栗不可久留。仰视左穴，有四五通明，大者圆径丈许，山中诸洞，惟此洞以人力搜剔而出也。

西湖莲花有红白二种，白者香而结藕；红者艳而结莲。瞿宗吉诗云：“画阁东头纳晚凉，红莲不及白莲香。”者是也。

西湖所产菱芡之类，两角者为芰，四角者为菱。红者皮薄而鲜美，东坡诗云：“乌菱白芡不论钱。”但乌菱老而沈泥者，颇不佳，不若改乌菱为红菱，于西湖更切。

金鱼，宋初甚少，至南渡始盛。西湖南屏万工池，有金鱼，东坡诗“我识南屏金鲫鱼，重来抚槛散又余。”其后惟玉泉最盛，大者长二尺。吴山大井中有金鱼数十头，父老云已一二百年，从无施食，兼以寒泉阴窦，仰蔽天目，而久久犹存，殆神物也。

孤山梅花，以林和靖著名。然唐时孤山有梅花，白乐天《忆西湖梅花齐萧协律》诗云：“三年闷闷在余杭，曾与梅花醉几场。伍相庙边繁似雪，孤山园里丽如妆。”则唐代已见赏于名公矣。

西湖白梅外，更有红梅、腊梅，皆见东坡诗。腊梅色黄白，酷似蜜脾，檀心为上，磬口次之，花小而香幽淡。东坡诗云：“万松岭上黄千叶，玉蕊檀心两奇绝。”但花时已叶落，不知何以云千叶也。

世所奉观音，多作白衣大士像，惟西湖有黑观音堂，在集庆寺之东。弘治间，太监张庆游山至此，见黑衣女子行入此庵，索之不见，见座中有黑漆观音，礼拜而去。自此香火遂盛。

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唐以前为三百六十寺，钱氏立国，宋代南渡，增为四百八十寺，海内都会寺院，未有加于此者。僧之派有三：曰禅、曰教、曰律，今之讲寺，即宋之教寺也。中天竺寺为禅院十刹之一，上天竺下天竺寺为五山教院之二。杭州西湖之昭庆寺、六通寺、法相寺皆律院，不在五山十刹之列，大抵僧家以禅刑为宗旨；而教所以致禅。苏子由云：禅虽诃教，终以教致禅，禅若不敢教，是杜所入门。教而不知禅，是不识家也，律则慎摄其威仪，涵养其智定，禅与教所兼资焉。

唐时天竺寺、孤山寺，榴花皆极盛，本名安石榴，亦名海榴。白乐天天竺寺诗：“宿因月桂落，醉为海榴开。”孤山寺诗：“山榴花似结红巾，容艳新妍占断春。”钱武肃名，当时讳石榴为金樱。

杜鹃花湖上诸山皆有之，宋时惟菩提寺南漪堂最盛。今南山一带，春时吐萼，笼崖被涧，灿如霞绮，俗称映山红。

西湖图作者甚多，难得佳者，摹景则滞，离景则虚，惟戴文进所绘最为超脱。元时有玉涧僧作西湖图，但写意而已。刘伯温以长歌题之。其后洪静夫藏有西湖图四幅，款云李嵩作，寺观峰坞，皆有标题，工巧绝伦，盖进御物也。

西湖有酒馆而无茶坊，富家燕会至湖上，有专供茶事者，曰茶博士，王希范有赠西湖茶博士诗。嘉靖二十六年有李氏者，忽开茶坊于湖滨，饮客云集，远近仿之，旬日间开茶坊者五十余所，徵逐酣歌，无殊酒馆，特以茶为名耳。

童御史巨乡行乐湖山，手构一室，栋宇略具，护以箔幕，小可卷舒，出则携之，或柳堤花坞，赏心处便席地布屋，吟酌其中，题曰“云水行亭”。又编巨竹为桴，放湖中随波流止，风清月皎之夕，吹洞箫芦苇，然有出尘之想。题曰“烟波钓筏”，渺然若莲叶仙人也。

南湖净慈寺，有高阁，凭虚而出，可瞰全湖，学士钱溥赋诗，有桥字韵，和者百余人，皆未稳帖；惟僧法聚和云：“天空水月三千顷，春老莺花十二桥。”盖西湖水面凡三千八百亩，而里六桥外六桥，于湖景最切云。

冷泉亭建于唐时，至宋时郡守毛友忽拆去之，其自叙云：“昔人加亭于冷泉，如明镜加以绘画，山翠水光为遮去者过半，今拂拭蒙翳，顿还旧观。”作诗云：“面山取势俯山中，亭外安亭自蔽蒙；眼界已通无障碍，胸中陡觉有真空。试寻橹响惊时变，却听猿声与旧同；万事须臾成怀里，我来阅世一初终。”夫湖上之胜，冷泉亭最为幽秀，白乐天苏东坡极称赏之，独毛君以拆去为佳，好恶之不同如此。其诗有橹声句，冷泉乃涧水，不容舟橹，不知其橹声何来也？

宋时两宫夜游湖上，道经万松岭，索火炬三千，临安府尹赵从善仓卒无以应，乃取瓦舍妓馆各处芦帘，实以脂油，卷而束之，系于夹道松上，照耀如同白日。

沈石田以画山水擅名，尝寓西湖宝石峰僧舍，为求画者所窘，刘邦彦嘲以诗云：“送纸敲门索画频，僧楼无处避红尘。”

二月十五日为花朝节，俗以二八两月为春秋之中，故以二月半为花朝，城内及西湖寺院启涅会，讲孔雀经，拈香者群集。二月十九日下天竺寺建观音会，倾城士女皆往，其时马塍园丁，竞以名花荷担叫卖。

宋孝宗游天竺灵隐，问僧净辉曰：“飞来峰既是飞来，何不飞去？”答曰：“一动不如一静。”又见观音手持数珠，问曰：“何用？”曰：“念观音菩萨。”问：“自念作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孝宗大喜。

贾似道见一蜀僧徘徊湖上，因问曰：“汝为何？”僧答曰：“某诗僧也。”似道适见湖中渔翁，遂命赋之，僧请韵，贾以天字为韵，僧应口吟曰：“篮里无鱼欠酒钱，酒家门外系渔船；几回欲脱蓑衣当，又恐明朝是雨天。”贾喜厚赠之。

宋理宗时尝制一舟，悉用香楠木抢金为之，至景定间，赐汉国公主。驸马杨镇，乘之泛湖，倾城聚观，为之罢市。是时先朝龙舟多沈没，惟小鸟龙舟赐杨郡王者尚在，相传此舟一出，必有风雨之异，他若大绿、间绿、十样锦、胜金羁等舟，皆民间物也。

宋以后湖船之制，较宋时差小，而槛窗敞豁，便于眺望；如烟水浮居、湖山浪迹等舟。其尤胜者，以关轮脚踏之舟。贾似道后，无仿为之者。

明正德间，日本国使臣经西湖，题诗云：“昔年曾见此湖图，不信人间有此湖；今日却从湖上过，画工还是欠工夫。”西湖盛名，闻于海外久矣，故游湖者挹山水清辉，雅宜诗酒怡情，歌童舞女，已非本色，更以豪贵猩鄙杂之，所谓花上晒，松下喝道者也。宋范景文诗云：“尽逐春风看歌舞，几人着眼到青山。”可针砭游湖之病矣。

西湖夏夜观荷，风露送凉，清香徐引，傍花浅酌，如对美人浅笑款语。秋夜赏月，则烟波镜净，上下一色，渔灯依岸，城角传风，万籁阒寂，惟有清奇之兴者尝之。高青邱有夏夜湖上观荷诗，叶梦得有夜泛西湖看月诗，皆能写其清景。

南北山幽谷，竹林中产兰蕙，一干一花，而香足者为兰，一干数花；而香不足者为蕙，春时取置盆中，宿根移植腻土，多不服盆，供一时清玩。其茎叶肥大，乃自闽广来，非西湖山中所产也。

牡丹花，唐长庆间开元寺僧自都下携来，谓之洛花，宋时渐盛。东坡吉祥寺观牡丹诗，其后西湖寺观园林皆有牡丹，虽备各色，而粉红色独多。其一株百余朵者，出自昌化富阳，湖上无此种也。

莼菜自越中湘湖来，四月初生者，嫩而无叶，名雉尾莼，叶舒长，名丝莼。西湖昔日无莼，宋沈文通送人守钱唐，有“从公醉紫莼”句，或自越中来者。田叔禾云，闻渔人言，西湖第三桥近出莼菜，不下湘湖，今则三潭印月及长桥一带，所产日多矣。

西湖诸山皆有杨梅，而烟霞坞、十八涧、东墓岭产者，肉松核小，味尤甜美。宋时梵天寺月廊数百间，其旁多植杨梅，东坡以西凉葡萄、闽广荔枝拟之。

西湖当大雪时，登南北两峰，俯瞰平湖城市，远眺江上，则大地山河，银融玉琢，当风迥立，欲羽化登仙矣。或放舟湖中，周览群山，若银涛耸涌，玉树琪花，晃然夺目，凌云翰雪，曲尽其妙。

选自《越风》增刊1集·2卷·4期，1937年

·204·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弘一

弘一（1880～1942），俗名李叔同，原籍浙江平湖。著有《弘一诗文选》、《华严集联三百》等。

杭州这个地方，实堪称为佛地；因为那边寺庙之多，约有两千余所，可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

最近越风社要出关于“西湖”的增刊，由黄居士来函要我做一篇西湖与佛教之因缘，我觉得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广泛了，而且又无参考书在手，于短期间内是不能做成的。

所以现在就将我从前在西湖居住时，把那些值得追味的几件零碎的事情来说一说，也算是纪念我出家的经过。

我第一次到杭州，是光绪二十八年，七月。（本篇所记的年月，皆依旧历。）

在杭州住了约莫一个月光景，但是并没有到寺院里去过。只记得有一次到涌金门外去吃过一回茶而已，而同时也就把西湖的风景，稍微看了一下子。

第二次到杭州时，那是民国元年的七月里，这回到杭州倒住得很久，一直住了近十年，可以说是很久的了。

我的住处在钱塘门内，离西湖很近，只两里路光景。在钱塘门外，靠西湖边，有一所小茶馆，名景春园，我常常一个人出门，独自到景春园的楼上去吃茶。当民国初年的时候，西湖那边的情形，完全与现在两样；那时候还有城墙及很多柳树，都是很好看的。除了春秋两季的香会之外，西湖边的人总是很少，而钱塘门外，更是冷静了。

在景春园的楼下，有许多的茶客，都是那些摇船抬轿的劳动者居多。而在楼上吃茶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吃茶，同时还凭栏看看西湖的风景。

在茶馆的附近，就是那有名的大寺院——昭庆寺了。我吃茶之后，也常常顺便地到那里去看一看。

当民国二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在西湖的广化寺里面住了好几天，但是住的地方，却不是在出家人的范围之内，那是在该寺的旁边，有一所叫做痘神祠楼上的。

痘神祠是广化寺专门为着要给那些在家的客人住的，当时我住在里面的时候，有时也曾到出家人所住的地方去看看，心里却感觉得很有意思呢！

记得那时我亦常常坐船到湖心亭去吃茶。

曾有一次，学校里有一位名人来演讲，那时我和夏尊居士两人，却出门躲避，而到湖心亭上去吃茶呢！

当时夏尊曾对我说：

“像我们这种人，出家作和尚倒是很好的！”

那时候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有意思，这可以说是我后来出家的一个远因了。

到了民国五年的夏天，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说及关于断食方法的，谓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要行断食时，须于寒冷的季候方宜，所以我便预定十一月来作断食的时间。

至于断食的地方呢？总须先想一想，及考虑一下，似觉总要有个很幽静的地方才好。当时我就和西泠印社的叶品三君来商量，结果他说在西湖附近的地方，有一所虎跑寺，可作为断食的地点。

那么我就问他，既要到虎跑寺去，总要有人来介绍才对，究竟要请谁呢？他说有一位丁辅之，是虎跑的大护法，可以请他去说一说。于是他便写信请丁辅之代为介绍了。

因为从前那个时候的虎跑，不是像现在这样热闹的；而是游客很少，且十分冷静的地方啊！若用来作为我断食的地点，可以说是最相宜的了。

到了十一月的时候，我还不曾亲自到过，于是我便托人到虎跑寺那边去走一趟，看看在哪一间房里住好。

回来后，他说在方丈楼下的地方，倒很幽静的；因为那边的房子很多，且平常的时候都是关起来，客人是不能走进去的，而在方丈楼上则只有一位出家人住着而已，此外并没有什么人居住。

等到十一月底，我到了虎跑寺，就住在方丈楼下的那间屋子里了。

我住进去以后，常常看见一位出家人在我的窗前经过，即是住在楼上的那一位，我看到他却十分的欢喜呢！因此就时常和他来谈话，同时他也拿佛经来给我看。

我以前虽然从五岁时，即时常和出家人见面，时常看见出家人到我的家里念经及拜忏，而于十二三岁时，也曾学了放焰口，可是并没有和有道德的出家人住在一起，同时也不知道寺院中的内容是怎样，以及出家人的生活又是如何。

这回到虎跑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欢喜而且羡慕起来了！

我虽然在那边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里头却十分地愉快，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菜蔬，更是欢喜吃，及回到了学校，以后我就请用人依照他们那种样的菜煮来吃。

这一次，我之到虎跑寺去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

及到了民国六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

在冬天的时候，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经，而于自己的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

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面去过年。

我仍旧住在方丈楼下，那个时候，则更感觉得有兴味了。于是就发心出家，同时就想拜那位住在方丈楼上的出家人作师父。

他的名字是弘详师，可是他不肯我去拜他，而介绍我拜他的师父。

他的师父是在松木场，护国寺里面居住的，于是他就请他的师父回到虎跑寺来，而我也就于民国七年，正月十五日受三皈依了。

我打算于此年的暑假来入山，而预先在寺里面住了一年后，然后再实行出家的。

当这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件海青，及学习两堂功课。

在二月初五日那天，是我的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就先于两天以前到虎跑去，在那边背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我的母亲回向。

到了五月底的时候，我就提前先考试，而于考虑之后，即到虎跑寺入山了。

到了寺中一日以后，即穿出家人的衣裳，而预备转年再剃度的。

及至七月初的时候，夏尊居士来，他看到我穿出家人的衣裳但还未出家，他就对我说，既住在寺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即出家，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

我本来是想转年再出家的，但是承他的劝，于是就赶紧出家了。

于七月十三日那一天，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所以就在那天落发。

落发以后，仍须受戒的。于是由林同庄君的介绍，而到灵隐寺去受戒了。

灵隐寺是杭州规模最大的寺院，我一向是对着它很欢喜的，我出家了以后曾到各处的大寺院看过，但是总没有像灵隐寺那么的好！

八月底，我就到灵隐寺去，寺中的方丈和尚却很客气，叫我住在客堂后面芸香阁的楼上。

当时是由慧明法师作大师父的，有一天我在客堂里遇到这位法师了。他看到我时，就说起既系来受戒的，为什么不进戒堂呢？虽然你在家的时候是读书人，但是读书人就能这样地随便吗？就是在家时是一个皇帝，我也是一样看待的。那时方丈和尚仍是要我住在客堂楼上，而于戒堂里面有了紧要的佛事时，方去参加一两回的。

那时候我虽然不能和慧明法师时常见面，但是看到他那种的忠厚、笃实，却是令我佩服不已的。

受戒以后，我就住在虎跑寺内。到了十二月，即搬到玉泉寺去住，此后即常常到别处去，没有久住在西湖了。

曾记得在民国十二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到杭州去过一回。那时正是慧明法师在灵隐寺讲楞严经的时候。

开讲的那一天，我去听他说法，因为好几年没有看到他，觉得他已苍老了不少，头发且已斑白，牙齿也大半脱落。我当时大为感动，于拜他的时候，不由泪落不止！

听说以后没有经过几年工夫，慧明法师就圆寂了。

关于慧明法师一生的事迹，出家人中晓得的很多，现在我且举几样事情，来说一说。

慧明法师是福建的汀州人。他穿的衣服却不考究，看起来很不像法师的样子，但他待人是很平等的。无论你是大好佬或是苦恼子，他都是一样地看待！

所以凡是出家在家的上中下各色各样的人物，对于慧明法师是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他老人家一生所做的事情固然很多，但是最奇特的，就是能教化“马溜子”（马溜子是出家流氓的称呼）了。

寺院里是不准这班马溜子居住的。他们总是住在凉亭里的时候为多，听到各处的寺院有人打斋的时候，他们就会集了赶斋去（吃白饭）。

在杭州这一带地方，马溜子是特别来得多。一般人总不把他们当人看待，而他们亦自暴自弃，无所不为的。

但是慧明法师却能够教化马溜子呢！

那些马溜子常到灵隐寺去看慧明法师，而他老人家却待他们很客气，并且布施他们种种好饮食，好衣服等。他们要什么就什么，而慧明法师也有时对他们说几句佛法。

慧明法师的腿是有毛病的。出来入去的时候，总是坐轿子居多。

有一次他从外面坐轿回灵隐时，下了轿后，旁人看到慧明法师是没有穿裤子的，他们都觉得很奇怪，于是就问他道：“法师为什么不穿裤子呢？”他说他在外面碰到了马溜子，因为向他要裤子，所以他连忙把裤子脱给他了。

关于慧明法师教化马溜子的事，外边的传说很多很多，我不过略举了这几样而已。

不单那些马溜子对于慧明法师有很深的钦佩和信仰，即其他一般出家人，亦无不佩服的。

因为多年没有到杭州去了。西湖边上的马路、洋房也渐渐修筑得很多，而汽车也一天比一天地增加，回想到我以前在西湖边上居住时，那种闲静幽雅的生活，真是如同隔世，现在只能托之于梦想了。

选自《越风》增刊1集，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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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乡试

陈独秀

陈独秀（1880～1942），原名乾生，字仲甫，别号陈由己，笔名三爱，安徽怀宁人，现代革命家、学者。有《独秀文存》行世。

江南乡试是当时社会上一件大事，虽然经过了甲午战败，大家仍旧在梦中。我那时所想像的灾难，还远不及后来在考场中所经验的那样厉害；并且我觉得这场灾难是免不了的，不如积极地用点功，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以后好让我专心做点正经学问。所以在那一年中，虽然多病，也还着实准备了考试的工夫，好在经义和策问，我是觉得有点兴趣的，就是八股文也勉强研究了一番。至于写字，我喜欢临碑帖，大哥总劝我学馆阁体，我心里实在好笑，我已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意再上进，习那讨厌的馆阁字做什么！我们弟兄感情极好，虽然意见上没有一件事不冲突，没有一件事依他的话做，而始终总保持着温和态度，不肯在口头上反驳他，免得伤了手足的感情。

大概是光绪二十三年七月罢，我不得不初次离开母亲，初次出门到南京乡试了。同行的人们是大哥，大哥的先生。大哥的同学和先生的几位弟兄，大家都决计坐轮船去，因为轮船比民船快得多。那时到南京乡试的人，很多愿意坐民船，这并非保存国粹，而是因为坐民船可以发一笔财，船头上扯起一条写着“奉旨江南乡试”几个大字的黄布旗，一路上的关卡，虽然明明知道船上装满着私货，也不敢前来查问，比现在日本人走私或者还威风凛凛。我们一批人，居然不想发这笔横财，可算得是正人君子了！

我们这一批正人君子，除我以外，都到过南京乡试的，只有我初次出门，一到南京，看见仪凤门那样高大的城门，真是乡下佬上街，大开眼界。往日以为可以骄傲的省城，——周围九里十三步的安庆城，此时在我的脑中陡然变成一个山城小市了。我坐在驴子背上，一路幻想着，南京城内的房屋街市不知如何繁华美丽，又幻想着上海的城门更不知如何的高大，因为曾听人说上海比南京还要热闹多少倍。进城一看，使我失望了。城北几条大街道之平阔，诚然比起安庆来在天上，然而房、屋却和安庆一样的矮小破烂，城北一带的荒凉，也和安庆是弟兄。南京所有的特色，只是一个“大”。可是房屋虽然破烂，好像人血堆起来的洋房还没有；城厢内外惟一的交通工具，只有小驴子，跑起路来，驴子头间一串铃铛的丁零当啷声，和四个小蹄子的得得声相应和着，坐在驴背上的人，似乎都有点诗意。那时南京用人拖的东洋车、马车还没有，现在广州人所讥讽的“市虎”，南京人所诅咒的“棺材”和公共汽车，更不用说；城南的街道和安庆一样窄小，在万人哭声中开辟的马路也还没有；因为甲午战后付了巨额的赔款，物价已日见高涨，乡试时南京的人口，临时又增加了一万多，米卖到七八十钱一升，猪肉卖到一百钱一斤，人们已经叫苦。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南京人的面容，还算是自由的，快活的，至少，人见着人，还不会相互疑心对方是扒手，或是暗探。这难道是物质文明和革命的罪恶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别有原因的。

我们这一批正人君子，到南京的头一夜，是睡在一家熟人屋里的楼板上，第二天一早起来，留下三个人看守行李，其余都出去分途找寓处。留下的三个人，第一个是大哥的先生，他是我们这一批正人君子的最高领袖，当然不便御驾亲征，失了尊严；第二个是我大哥，因为他不善言辞；我这小小人自然更不胜任，就是留下看守行李的第三个。午后寓处找着了，立刻搬过去，一进屋，找房子的几个正人君子，全大睁着眼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异口同声地说：“这屋子又贵又坏，真上当！”我听了真莫名其妙，他们刚才亲自看好的房子，怎么忽然觉得上了当呢？过了三四天，在他们和同寓中别的考生谈话中间，才发见了上当的缘故。原来在我们之先搬来的几位正人君子，来找房子的时候，大家也明明看见房东家里有一位花枝招展的大姐儿，坐在窗口做针线。等到一搬进来，那位仙女便化作一阵清风不知何处去了。后来听说这种美人计，乃是南京房东招揽考先生的惯伎，上当的并不止我们这几位正人君子。那些临时请来的仙女，有的是亲眷，有的是土娼。考先生上当的固然很多，房东上当也不是没有，如果他们家中真有年轻的妇女，如果他们不小心把咸鱼、腊肉挂在厨房里或屋檐下，此时也会不翼而飞。好在考先生都有“读书人”这张体面的护符，奸淫窃盗的罪名，房东哪敢加在他们身上！他们到商店里买东西，有机会也要顺带一点藏在袖子里，店家就是看见了也不敢声张、因为他们开口便说：“我们是奉着皇帝圣旨来乡试的，你们污辱我们做贼，便是污辱了皇帝！”天高皇帝远，他们这几句大话，未必真能吓倒商人，商人所最怕的还是他们人多，一句话得罪了他们，他们便要动野蛮，他们一和人打架，路过的考先生，无论认识不认识，都会上前动手帮助。商人知道他们上前帮着打架还不是真正目的，在人多手多的混乱中，商人的损失可就更大了，就是闹到官，对于人多势大的考先生，官也没有办法。南京每逢乡试，临时增加一万多人，平均一人用五十元，市面上有五十万元的进账。临时商店遍城南到处都有，特别是状元境一带，商人们只要能够赚钱，受点气也就算不了什么。这班文武双全的考先生，惟有到钓鱼巷嫖妓时，却不动野蛮，只口口声声自称寒士，商请妓家减价而已，他们此时或者以为必须这样，才不失读书人的斯文气派！

我们寓处的房子，诚然又坏又贵，我跟着他们上当，这还是小事，使我最难受的要算是解大手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头痛。屋里没有茅厕，男人们又没有用惯马桶，大门外路旁空地，便是解大小手的处所。我记得那时南京稍微偏僻一点的地方，差不多每个人家大门外两旁空地土，都有一堆一堆的小小金字塔，不仅我们的寓处是如此，不但我的大哥，就是我们那位老夫子，本来是个道学先生，开口孔、孟，闭口程、朱。这位博学的老夫子，不但读过几本宋儒的语录，并且还知道什么“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他也是天天那样在路旁空地上解大手，有时妇女在路上走过，只好当作没看见。同寓的有几个荒唐鬼，在高声朗诵那礼义、廉耻、正心、修身的八股文章之余暇，时到门前探望，远远发现有年轻的妇女姗姗而来，他便扯下裤子登下去解大手，好像急于献宝似的，虽然他并无大手可解。我总是挨到天黑才敢出去解大手，因此有时踏了一脚屎回来，已经气闷，还要受别人的笑骂。骂我假正经，为什么白天不去解手，如今踏了一脚屎回来，弄得一屋子的臭气！“假正经”这句话，骂得我也许对，也许不对，我那时不但已解人事，而且自己贼得很厉害，如果有机会和女人睡觉，大约不会推辞，可是像那样冒冒失失的对一个陌生的女子当街献宝，我总认为是太无聊了。

到了八月初七日，我们要进场考试了。我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长个子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的三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好容易打扫干净，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一条号筒内，总有一两间空号，便是这一号筒的公共厕所，考场的特别名词叫做“屎号”。考过头场，如果没有冤鬼缠身，不曾在考卷上写出自己缺德的事，或用墨盒泼污了试卷，被贴出来；二场进去，如果不幸座位编在“屎号”，三天饱尝异味，还要被人家议论是干了亏心事的果报。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挂起遮住太阳光，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是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一条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煮饭做菜，我一窍不通，三场九天，总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烂熟或煨成的挂面。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于我意外有益！

1937年

原载《宇宙风》散文10日刊第51、52、53期

选自《实庵自传》第2章

·206·

北京十大特色

陈独秀

陈独秀（1880～1942），原名乾生，字仲甫，别号陈由己，笔名三爱，安徽怀宁人，现代革命家、学者。有《独秀文存》行世。

有一位朋友新从欧洲回来，他说在北京见了各国所没有的十大特色：

（一）不是戒严时代，满街巡警背着枪威吓市民。

（二）一条很好的新华街的马路，修到城根便止住了。

（三）汽车在很狭的街上人丛里横冲直撞，巡警不加拦阻。

（四）高级军官不骑马，却坐着汽车飞跑，好像是开往前敌。

（五）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六十几岁的老头子，都上街拉车，警察不曾干涉。

（六）刮起风来灰尘满天，却只用人力洒水，不用水车。

（七）城里城外总算都是马路，独有往来的要道前门桥，还留着一段高低不平的石头路。

（八）分明说是公园，却要买门票才能进去。

（九）总统府门前不许通行，奉军司令部门前也不许通行。

（十）安定门外粪堆之臭，天下第一！

1919年6月1日

选自《独秀文存》卷2，亚东图书馆

·207·

龙山梦痕序

刘大白

刘大白（1880～1932），原名金庆，浙江绍兴人。著有诗集《旧梦》、《邮吻》等。

一

又向山阴道上行，千岩万壑正相迎；

故乡多少佳山水，不似西湖浪得名。

若耶溪上迎归客，秦望山云认旧邻；

云水光中重洗眼，似曾相识倍相来。

遮莫四年前，从杭州回到离开已久的故乡去，在船上偶然胡诌了这两首七绝。在这两首七绝里，似乎我是一个恋念故乡，讴歌故乡者，跟平时厌恶故乡，咒诅故乡的我，不免有些矛盾。然而我所厌恶，所咒诅的，是故乡的社会，故乡的城市；至于故乡的山水，我是始终恋念着，讴歌着，以为远胜于西湖的。“不似西湖浪得名”，我自信是一个确论；——虽然也许是一个偏见，但是逛过西湖而“又向山阴道上行”的，不乏其人，大约其中也未始没有赞成这个偏见的吧。

我对于故乡的社会，故乡的城市，以为正跟故乡的名产臭豆腐乳一样，是霉烂了的，——不但霉烂了，而且被满身粪秽的逐臭的苍蝇，遗下了无数蝇卵，孵化成无数毒蛆，把它窟穴而糟踏得龌龊不堪了的，所以不但厌恶、咒诅，甚而至于骇怕了。因为厌恶、咒诅而且骇怕，甚而至于十多年来，离开了它，不敢偶起那重向山阴道上行的一念；虽然有我所恋念、讴歌，而以为远胜西湖的山水，招魂也似地邀着我。不得已，不得已，万不得已而必须向霉烂了的，龌龊不堪了的故乡社会，故乡城市中一走，真无异受了森罗殿上阎罗天子的判决，被牛头马面推入臭秽不堪的沸屎地狱中去。那一次的“又向山阴道上行”，正是佛陀也似地下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而有这一行。

我的老家，是在作鉴湖三十六源之一的若耶溪的上游，作龙山正南面屏障的秦望山的南麓。我在这溪流山脉之间，曾经度过了二十多年看云听水的生活。因此，故乡的社会，故乡的城市，无论怎样使我厌恶，使我咒诅，甚至使我骇怕，而若耶溪上的水声，秦望山头的云影，总不免常常在十多年来漂泊他乡的我的梦痕中潺潺地溅着，冉冉地浮着。远客言归，佳邻访旧，自然跟这梦痕中萦绕着水侣云朋，“似曾相识倍相亲”，而且也只有这梦痕中萦绕着而超然于故乡社会，故乡城市之外的水侣云朋，能跟我“似曾相识倍相亲”了。

二

龙山，也是我故乡名山之一，而且跟秦望山的北面，恰恰是一个正对，从若耶溪下游泛舟而往，不过三十里而遥，故乡生活的二十多年中，我也曾登临过多少次，似乎也应该萦绕于我的梦痕中了。然而它是很不幸的。它不幸而长在我所厌恶，咒诅，而且骇怕的故乡的城市当中，不幸而沉浸在我所厌恶，咒诅，而且骇怕故乡的社会的霉烂而且龌龊不堪的空气当中，它也不免臭腐乳化了。况且，它是一座濯濯然无木——而且几乎无草——的童山；它的身上，又满缀着无数的土馒头。这些土馒头的馒头馅，又正是臭腐乳也似的社会底一部分分子的朽腐的骸骨。它身上藏垢纳污地包含着这许多朽腐的骸骨，正仿佛一方面臭乳上窟穴着无数毒蛆，所以它虽然是一座名山，而差不多已经成了我那腐败的故乡的社会，故乡城市的代表物了。这样的一个腐败社会腐败城市的代表物也只能给与我以厌恶，咒诅，以及骇怕，那里有恋念讴歌的可能？那里有若耶溪水，秦望山云也似地“似曾相识倍相亲”的可能？——即使不幸而有时现出于我的梦痕中。

夸大狂的唐代诗人元稹，曾经说什么——

我是玉皇香案吏，

谪居犹得住蓬莱；

……

仙都难画亦难书，

暂合登临不同居；

把龙山称为仙都，比作蓬莱。虽然那时候的越州社会，越州城市，也许未必现在那么霉烂，那么龌龊不堪，值得这样一夸；但是仙都咧，蓬莱咧，已经不过是一种幻觉，把龙山称为仙都，比作蓬莱，尤其不过是一种错觉罢了。也许，因为我不是什么玉皇香案吏，没有那样的福分，所以可以称为仙都比作蓬莱的龙山，到了我的眼底，也不幸而臭腐乳化了。

三

在我的梦痕中臭腐乳化了的龙山，居然迁地为良，在我的朋友徐蔚南，王新甫两先生的梦境中，留下了许多美妙的痕迹，并且他俩更用美妙之笔，把这些美妙的梦痕描绘下来，成为这二十篇《龙山梦痕》的美妙的小品。虽然他俩所描绘的，不单是龙山，而兼及于那些稽山镜水；但是龙山毕竟是一个主题。龙山何幸，竟有这样美妙它的福分呢？

自然，凡人对于客观的景物的印象，往往因为主观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异乡景物，又很能引起游客们称奇揽胜的雅兴，不比“司空见惯”者有因熟而生厌的心情。他俩梦痕中的龙山，美妙如此，不外乎这两种因缘。所以我对于他俩梦痕中的把龙山美妙化，决不能因为主观的不同和我那因熟生厌的偏见而否认它；何况更有他俩美妙之笔，给它增加美妙化呢？

情绪是一种富于感染性的东西，用美妙文字写下来的美妙的情绪，尤其富于感染性。十多年来厌恶咒诅而且骇怕龙山的我，读了他俩美妙的《龙山梦痕》，也不免受了他俩美妙的情绪的感染，而引起我在儿童时代所感到的一丝美妙的梦痕来了，这一丝梦痕，是关于龙山顶上的望海亭的。望海亭在龙山顶上，而跟它遥遥相对的，在城外北面二十里左右，还有一座梅山顶上的适南亭。这座适南亭，不知什么时候，早经失掉了它上方的栋宇，只剩下了几条石柱子矗立着。幼年的时候，从我的老家往嫁在梅山左近的五姑母家去，一路靠着船窗，左右眺望，望见龙山顶上的望海亭以后，不久就会望见这座净剩了石柱子的适南亭。那时候我的五姑母，曾经告诉我关于这两座亭子的一段故事。据说：

这两座亭子，本来都在王母娘娘的蟠桃园里的。它们都是明珠为顶，琉璃为瓦，珊瑚为椽，翡翠为梁，白玉为柱的宝亭。后来齐天大圣孙悟空管了蟠桃园，他因为偷吃蟠桃，被玉皇大帝降旨查办：他想，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两座亭子也偷了走吧。于是从耳孔里取出金箍棒来，喝一声变。变成了一条长扁担。把这两座亭子挑起，溜出南天门，向下界走来。走到此地，回头一看，后面许多天兵天将，已经奉了玉皇大帝的旨意，一窝蜂地赶来了。他因为要抽出金箍棒来，去抵敌那些天兵天将所以只好把挑着的两座宝亭，慌忙一放，恰恰放在龙山和梅山的顶上。那些天兵天将，一时捉贼要紧，慌着追赶大圣，也不及来检取这两件贼脏；所以这两座亭子，至今留在这两座山上。不过这两座宝亭，禁不起尘世浊气的熏蒸，经过了不多的时候，那些明珠，琉璃，珊瑚，翡翠，白玉，就渐渐变成凡间的砖瓦木石了。只有梅山顶上，因为从前有一位仙人梅福，曾经住过，留着一点仙气，把浊气克化了一点；所以下截的柱子，虽然已经变了凡间的顽石，而上截的明珠，琉璃，珊瑚，翡翠，还不曾变动。然而正因为不曾变动，却惹起南海龙王的垂涎，不久就派了他部下的龙将，驾起一阵龙风，把那些明珠，琉璃，珊瑚，翡翠统统抢了去，做他那修理水晶宫的材料去了。这就是龙山顶上的望海亭，至今完好，梅山顶上的适南亭，却只剩下几条石柱子的缘故。

我那时候已经从父亲的书橱里偷看过《西游记》，很羡齐天大圣孙悟空的为人。听了这一段《西游记》所不载的轶话，一面觉得很有趣，一面还埋怨那《西游记》的作者，为什么不把它一并记在书里；所以至今还牢记着，成了我儿童时代的一丝美妙的梦痕。不过这一丝美妙的梦痕，虽然常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着，却一向只是孙悟空中心，而不是龙山中心的。如今被他俩美妙的《龙山梦痕》所感染引起我儿时旧梦中的一丝美妙的梦痕，不觉把它的孙悟空中心，移动而龙山中心化了。

向来的龙山，在我的梦痕中，不幸而臭腐乳化，这实在由于我那厌恶故乡，咒诅故乡，而且骇怕故乡的主观的心理所作成。其实，山灵何辜，竟不幸而蒙此不洁呢？如今他俩所写的美妙的《龙山梦痕》，使我读了，竟能把它移入于我的梦痕中，为龙山解秽；不但我感他俩，我那梦痕中的龙山，也是感他俩的。

然而，对于《龙山梦痕》的作者，固然应该感谢；而我却应该怎样为龙山解秽呢？因此，我只有把儿童时代所感到的一丝美妙的龙山梦痕，写了下来，作为我对于龙山忏悔的馨香，花果，同时也作为我对于《龙山梦痕》的作者酬献的明珠，南金。

·208·

上海的少女

鲁迅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现代思想家、文学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野草》等。有《鲁迅全集》印行。

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然而更便宜的是时髦的女人。这在商店里最看得出：挑选不完，决断不下，店员也还是很能忍耐的。不过时间太长，就须有一种必要的条件，是带着一点风骚，能受几句调笑。否则，也会终于引出普通的白眼来。

惯在上海生活了的女性，早已分明地自觉着这种自己所具有光荣，同时也明白着这种光荣中所含的危险。所以凡有时髦女子所表现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她在喜欢，也正在恼怒。这神气也传染了未成年的少女，我们有时会看见她们在店铺里购买东西，侧着头，佯嗔薄怒，如临大敌。自然，店员们是能像对于成年的女性一样，加以调笑的，而她也早明白着这调笑的意义。总之：她们大抵早熟了。

然而我们在日报上，确也常常看见诱拐女孩，甚而至于凌辱少女的新闻。

不但是《西游记》里的魔王，吃人的时候必须童男和童女而已，在人类中的富户豪家，也一向以童女为侍奉，纵欲，鸣高，寻仙，采补的材料，恰如食品的餍足了普通的肥甘，就想乳猪芽茶一样。现在这现象并且已经见于商人和工人里面了，但这乃是人们的生活不能顺遂的结果，应该以饥民的掘食草根树皮为比例，和富户豪家的纵恣的变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但是，要而言之，中国是连少女也进了险境了。

这险境，要使她们早熟起来，精神已是成人，肢体却还是孩子。俄国的作家梭罗古勃曾经写过这一种类型的少女，说是还是小孩子，而眼睛却已经长大了。然而我们中国的作家是另有一种称赞的写法的：所谓“娇小玲珑”者就是。

8月12日

选自《南腔北调集》

·209·

“京派”和“海派”①

鲁迅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现代思想家、文学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野草》等。有《鲁迅全集》印行。

去年春天，京派大师曾经大大的奚落了一顿海派小丑，海派小丑也曾经小小的回敬了几手，但不多久，就完了。文滩上的风波，总是容易起，容易完，倘使不容易完，也真的不便当。我也曾经略略的赶了一下热闹，在许多唇枪舌剑中，以为那时我发表的所说，倒也不算怎么分析错了的。其中有这样的一段——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亦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眼中跌落了……”

但到得今年春末，不过一整年带点零，就使我省悟了先前所说的并不圆满。目前的事实，是证明着京派已经自已贬损，或是把海派在自己眼睛里抬高，不但现身说法，演述了派别并不专与地域相关，而且实践了“因为爱他，所以恨他”的妙语。当初的京海之争，看作“龙虎斗”固然是错误，就是认为有一条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因为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到底搬出一碗不过黄鳝田鸡，炒在一起的苏式菜——“京海杂烩”来了。

实例，自然是琐屑的，而且自然也不会有重大的例子。举一点罢。一，是选印明人小品的大权，分给海派来了；以前上海固然也有选印明人小品的人，但也可以说是冒牌的，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所以的确是正统的衣钵。二，是有些新出的刊物，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了；以前固然也有京派开路的期刊，但那是半京半海派所主持的东西，和纯粹海派自说是自掏腰包来办的出产品颇有区别的。要而言之：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

到这里要附带一点声明：我是故意不举出那新出刊物的名目来的。先前，曾经有人用过“某”字，什么缘故我不知道。但后来该刊的一个作者在该刊上说，他有一位“熟悉商情”的朋友，以为这是因为不替它来作广告。这真是聪明的好朋友，不愧为“熟悉商情”。由此启发，仔细一想，他的话实在千真万确：被称赞固然可以代广告，被骂也可以代广告，张扬了荣是广告，张扬了辱又何尝非广告。例如罢，甲乙决斗，甲赢，乙死了，人们固然要看杀人的凶手，但也一样的要看那不中用的死尸，如果用芦席围起来，两个铜板看一下，准可以发一点小财的。我这回的不说出这刊物的名目来，主意却正在不替它作广告，我有时很不讲阴德，简直要妨碍别人的借死尸敛钱。然而，请老实的看官不要立刻责备我刻薄。他们哪里肯放过这机会，他们自己会敲了锣来承认的。

声明太长了一点了。言归正传。我要说的是直到现在，由事实证明，我才明白了去年京派的奚落海派。原来根柢上并不是奚落，倒是路远迢迢的送来的秋波。

文豪，究竟是有真实本领的，法郎士做过一本《泰绮思》，中国已有两种译本了，其中就透露着这样的消息。他说有一个高僧在沙漠中修行，忽然想到亚历山大府的名妓泰绮思，是一个贻害世道人心的人物，他要感化她出家，救她本身，救被惑的青年们，也给自己积无量功德。事情还算顺手，泰绮思竟出家了，他恨恨地毁坏了她在俗时候的衣饰。但是，奇怪得很，这位高僧回到自己的独房里继续修行时，却再也静不下来了，见妖怪，见裸体的女人，他急遁，远行，然而仍然没有效。他自已是知道因为其实爱上了泰绮思，所以神魂颠倒了的，但一群愚民，却还是硬要当他圣僧，到处跟着他祈求，礼拜，拜得他“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终于决计自白，跑回泰绮思那里去，叫道“我爱你！”然而泰绮思这时已经离死期不远，自说看见了天国，不久就断气了。

不过京海之争的目前的结局，却和这一本书的不同，上海的泰绮思并没有死，她也张开两条臂膊，叫道“来！”于是——团圆了。

《泰绮思》的构想，很多是应用弗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倘有严正的批评家，以为算不得“究竟是有真实本领”，我也不想来争辩。但我觉得自己却真如那本书里所写的愚民一样，在没有听到“我爱你”和“来”之前，总以为奚落单是奚落，鄙薄单是鄙薄，连现在已经出了气的弗洛伊特学说也想不到。

到这里又要附带一点声明：我举出《泰绮思》来，不过取其事迹，并非处心积虑，要用妓女来比海派的文人。这种小说中的人物，是不妨随意改换的，即改作隐士，侠客，高人，公主，大少，小老板之类，都无不可。况且泰绮思其实也何可厚非。她在俗时是泼剌的活，出家后就刻苦的修，比起我们的有些所谓“文人”，刚到中年，就自叹道“我是心灰意懒了”的死样活气来，实在更其像人样。我也可以自白一句：我宁可向泼剌的妓女立正，却不愿意和死样活气的文人打棚。

至于为什么去年北京送秋波，今年上海叫“来”了呢？说起来，可又是事前的推测，对不对很难定了。我想：也许是因为帮闲帮忙，近来都有些“不景气”，所以只好两界合办，把断砖，旧袜，皮袍，洋服，巧克力，梅什儿……之类，凑在一处，重行开张，算是新公司，想借此来新一下主顾们的耳目罢。

4月14日

选自《且介亭杂文二集》

·210·

“京派”与“海派”②

鲁迅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现代思想家、文学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野草》等。有《鲁迅全集》印行。

自从北平某先生在某报上有扬“京派”而抑“海派”之言，颇引起了一番议论。最先是上海某先生在某杂志上的不平，且引别一某先生的陈言，以为作者的籍贯，与作品并无关系，要给北平某先生一个打击。

其实，这是不足以服北平某先生之心的。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兰芳博士，戏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贯，则为吴下。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而北京学界，前此固亦有其光荣，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然还有历史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稳”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前年大难临头，北平的学者们所想援以掩护自己的是古文化，而惟一大事，则是古物的南迁，这不是自己彻底的说明了北平所有的是什么了吗？

但北平究竟还有古物，且有古书，且有古都的人民。在北平的学者文人们，又大抵有着讲师或教授的本业，论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实在是比“海派”来得优越的，我希望着能够看见学术上，或文艺上的大著作。

1月30日

选自《花边文学》

·211·

北人与南人

鲁迅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现代思想家、文学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野草》等。有《鲁迅全集》印行。

这是看了“京派”与“海派”的议论之后，牵连想到的。

——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

二陆入晋，北方人士在欢欣之中，分明带着轻薄，举证太烦，姑且不谈罢。容易看的是，羊之的《洛阳伽蓝记》中，就常诋南人，并不视为同类。至于元，则人民截然分为四等，一蒙古人，二色目人，三汉人即北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因为他是最后投降的一伙。最后投降，从这边说，是矢尽援绝，这才罢战的南方之强，从那边说，却是不识顺逆，久梗王师的贼。孑遗自然还是投降的，然而为奴隶的资格因此就最浅，因为浅，所以班次就最下，谁都不妨加以卑视了。到清朝，又重理了这一篇帐，至今还流衍着余波；如果此后的历史是不再回旋的，那真不独是南人的如天之福。

当然，南人是有缺点的。权贵南迁，就带了腐败颓废的风气来，北方倒反而干净。性情也不同，有缺点，也有特长，正如北人的兼具二者一样。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

缺点可以改正，优点可以相师。相书上有一条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这并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

不过做文章的是南人多，北方却受了影响。北京的报纸上，油嘴滑舌，吞吞吐吐，顾影自怜的文字不是比六七年前多了吗？这倘和北方固有的“贫嘴”一结婚，产生出来的一定是一种不祥的新劣种！

1月30日

选自《花边文学》

·212·

呜呼广东人

苏曼殊

苏曼殊（1884～1918），原名戬，字子，后改名玄瑛，法号曼殊。广东香山（今中山）人。著有《苏曼殊全集》。

吾悲来而血满襟，吾几握管而不能下矣！吾闻之：外国人与外省人说，中国不亡则已，一亡必亡于我广东人手。我想这般说，我广东人何其这样该死；岂我广东人，生来就是这般亡国之种么？我想中国二十一行省，风气开得最早者，莫如我广东。何也？我广东滨于海，交通最便利，中外通商以来，我广东人于商业上，最是狡猾。华洋杂处，把几分国粹的性质，淘溶下来，所以大大地博了一个开通的名气。这个名气，还是我广东的福，还是我广东的祸呢？咳，据我看来，一定是我广东绝大的祸根了！何也？开通二字，是要晓得祖国的危亡，外力的危迫；我们必要看外国内国的情势，外国内种逼处的情形，然后认定我的位置。无论其手段如何，根本二字，万万是逃不过，断没有无根本的树子，可以发生枝叶的。依这讲来，印在我广东人身上，又是个甚么样儿？

我看我广东人开通的方门，倒也很多。从维新的志士算起，算到细崽洋奴，我广东人够得上讲开通二字者，少讲些约有人数三分之一；各省的程度，实在比较不来。然而我广东开通的人，虽有这样儿多，其实说并没有一个人，也不为过。何也？我广东人有天然媚外的性质，看见了洋人，就是父爷天祖，也没有这样巴结。所以我广东的细崽洋奴，独甲他省。我讲一件故事，给诸位听听：香港英人，曾经倡立维多利亚纪念碑，并募恤南非洲战事之死者二事，而我广东人相率捐款，皆数十万，比英人自捐的还多数倍。若是遇了内地的什么急事，他便如秦人视越人的肥瘠，毫不关心。所以这样儿人，已经不是我广东人了！唉，那晓得更奇呢！我们看他不像是广东人，他偏不愿做广东人，把自己祖国神圣的子孙弃吊，去摇尾乞怜，当那大英、大法等国的奴隶，并且仗着自己是大英、大法等国奴隶，来欺虐自己祖国神圣的子孙。你看这种人于广东有福？于广东有祸？我今有一言正告我广东人曰：“中国不亡则已，一亡必先我广东；我广东不亡则已，一亡必亡在这班入归化籍的贱人手里。”

于今开通的人讲自由，自思想言论自由，以致通商自由，信教自由，却从没有人讲过入籍自由，因为这国籍是不可紊乱的。你们把自己的祖宗不要，以别人之祖宗为祖宗，你看这种人还讲什么同胞？讲什么爱国？既为张氏的子孙，何可为李氏的子孙？倘我中国都像我广东，我想地球面皮上，容不着许多惯门归化的人。呜呼我广东！呜呼我广东！这是我广东开通的好结果！这是我广东人开通的好结果！

我久居日本，每闻我广东人入日本籍者，年多一年。且日本收归化顺民，须富商积有资财者，方准其入归化籍；故我广东人，旅居横滨、神户、长崎、大阪等处，以商起家者，皆入日本籍，以求其保护，而诳骗欺虐吾同胞。东洋如此，西洋更可想见。呜呼，各国以商而亡人国，我国以商而先亡己国！你看我中国尚可为吗？你看我广东人的罪尚可逭吗？吾思及此，吾悲来而血满襟，吾几握管而不能下矣！

选自《苏曼殊全集》

·213·

北京的街道及公众卫生

邵飘萍

邵飘萍（1884～1926），报人、政论作家。著有《实际应用新闻学》、《新俄国之研究》、《邵飘萍文集》等。

我昨天走过宣武门，遇着五六辆汽车，里面坐的好像全是外国人，大约是初到北京来游历的，他们的鼻子上，都套着一个黑罩。有一两位没有黑罩的，也都把手帕紧紧裹着。鼻上黑罩，乃时疫盛行时预防空气传染之用。我当时觉得很奇怪，现在北京并没有什么很著名可怕的时疫，他们何以预先都把黑罩套上，好像到时疫最盛地方去探险救护的样子呢？前后一看，一辆汽车的中间，必有一两部粪车。只见汽车也没有法子，还是慢慢地跟着粪车走。汽车里面坐着的人，个个身首异处的摇摆着，又好像已经昏迷不省人事的样子。我料他们也必有一种很奇怪的感想，以为中国人何以本事那么大，既不怕臭，也不怕那街道高低，身子颠越，天天肯受着种奇怪的生活，一句话也没有。我当时一同被挤在粪车中间，七高八低的在那里摇摆，但是鼻子上并没有带着黑罩。他们对我微笑着，真是惭愧得无地自容，我一转念，呵呵，北京的粪车，大约是世界闻名的了，所以他们来游历，都预先带着鼻罩来。但是，一个首都所在的地方，街道坏到这步田地，恐怕他们更要诧异以为想像不到的事情呢。你们知道街道怎样会坏的？北京的马路，一大半都被“死症公所”里面的人吃掉了。这句话决不是随便瞎说的，现在修马路的经费，五分之二用在路上，五分之三是用在人员的开支和奸吏的吞没，这不是一大半马路明明被他们吃掉了吗？

至于粪车这个问题，原是警厅的责任，应该从速去解决的。但是说起来，总是没法子。难道警察的力量，连一些粪都不能调度么？从前警察的精神散漫，总推说窝窝头都没有吃，还管他粪不粪。现在要办警捐了，警捐办起来，至少也须做一两件事情给我们看看。倘若老是现在的样子，恐怕人民是不见得肯始终默认的呢。

我所举的，不过是北京两件最坏的东西，其余还多着哩。再过几天，北京的街道，就要恢复到一二十年前的模样。且看“死症公所”的老爷们吃下去那许多石块水门汀如何能消化啊？

1924年5月22日

选自1924年5月23日《京报》

·214·

上海气

周作人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现代作家。著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苦茶随笔》等。

我终于是一个中庸主义的人：我很喜欢闲话，但是不喜欢上海气的闲话，因为那多是过了度的，也就是俗恶的了。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这个上海精神便成为一种上海气，流布到各处去，造出许多可厌的上海气的东西，文章也是其一。

上海气之可厌，在关于性的问题上最明了地可以看出。他的毛病不在猥亵而在其严正。我们可以相信性的关系实占据人生活动与思想的最大部分，讲些猥亵话，不但是可以容许，而且觉得也有意思，只要讲得好。这有几个条件：一有艺术的趣味，二有科学的了解，三有道德的节制。同是说一件性的事物，这人如有了根本的性知识，又会用了艺术的选择手段，把所要说的东西安排起来，那就是很有文学趣味，不，还可以说有道德价值的文字。否则只是令人生厌的下作话。上海文化以财色为中心，而一般社会上又充满著饱满颓废的空气，看不出什么饥渴似的热烈的追求。结果自然是一个满足了欲望的犬儒之玩世的态度。所以由上海气的人们看来，女人是娱乐的器具，而女根是丑恶不祥的东西，而性交又是男子的享乐的权利，而在女人则又成为污辱的贡献。关于性的迷信及其所谓道德都是传统的，所以一切新的性知识道德以至新的女性无不是他们嘲笑之的，说到女学生更是什么都错，因为她们不肯力遵“古训”如某甲所说。上海气的精神是“崇信圣道，维持礼教”的，无论笔下口头说的是什么话。他们实在是反穿皮马褂的道学家，圣道会中人。

自新文学发生以来，有人提倡《幽默》，世间遂误解以为这也是上海气之流亚，其实是不然的。幽默在现代文章上只是一种分子，其他主要的成分还是在上边所说的三项条件。我想，这大概就从艺术的趣味与道德的节制出来的，因为幽默是不肯说得过度，也是Sophrosune——我想就译为“中庸”的表现。上海气的闲话却无不说得过火，这是根本上不相像的了。

上海气是一种风气，或者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未必一定是有了上海滩以后方才发生的也未可知，因为这上海气的基调即是中国固有的“恶化”，但是这总以在上海为最浓重，与上海的空气也最调和，所以就这样的叫他，虽然未免少少对不起上海的朋友们。这也是复古精神之一，与老虎狮子等牌的思想是殊途同归的，在此刻反动时代，他们的发达正是应该的吧。

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选自《谈龙集》，1927年出版，北新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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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之杭州府狱

周作人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现代作家。著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苦茶随笔》等。

一八九六年，即前清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先君去世，我才十二岁。其时祖父以科场事系杭州府狱，原来有姨太太和小儿子随侍，那即是我的叔父，却比我只大得两三岁。这年他决定往南京进水师学堂去，祖父便叫我去补他的缺，我遂于次年的正月到了杭州。我跟了祖父的姨太太，住在花牌楼的寓里，这是墙门内一楼一底的房屋，楼上下都用板壁隔开，作为两间，后面有一间披屋，用作厨房，一个小天井中间隔着竹笆，与东邻公分一半。姨太太住在楼上前间，靠窗东首有一张铺床，便是我的安歇处；后间楼梯口住着台州的老妈子。男仆阮元甫在楼下歇宿，他是专门伺候祖父的，一早出门去，给祖父预备早点，随即上市买菜，在狱中小厨房里做好了之后，送一份到寓里来（寓中只管煮饭）。等祖父吃过了午饭，他便又飘然去上佑圣观坐茶馆，顺便买些杂物，直到傍晚才回去备晚饭，上灯回寓一径休息。这是他每日的刻板行事。他是一个很漂亮、能干而又很忠实的人，家在浙后东海边，只可惜在祖父出狱以后，一直不曾再见到他，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我在杭州的职务，是每隔两三日去陪侍祖父一天之外，平日自己“用功”。楼下板桌固然放着些经书，也有笔砚，三六九还要送什么起讲之类去给祖父批改。但在实在究竟用了什么功，只有神仙知道。自己只记得看了些闲书，倒还有点意思，有石印《阅微草堂笔记》，小本《淞隐漫录》，一直后来还是不曾忘记。我去看祖父，最初自然是阮元甫带领的，后来认得路径了，就独自前去。走出墙门后往西去，有一条十字街，名叫塔儿头，虽是小街却颇有些店铺，似乎由此往南，不久就是银元局；此后的道路有点模糊了，但走到杭州府前总之并不远，也不难走。府署当然是朝南的，司狱署在其右首，大概也是南向。我在杭州住了两年，到那里总去过有百余次，可是这署门和大堂的情形如何，却都说不清了，或者根本没有什么大堂也未可知；只记得监狱部分，入门是一重铁栅门，推门进去，门内坐着几个禁卒，因为是认识我的，所以什么也不问，我也一直没有打过招呼。拐过一个弯，又是一头普通的门，通常开着，里边是一个院子，上首朝南大概即是狱神祠，我却未曾去看过，只顾往东边的小门进去，这里面便是祖父所居住的小院落了。门内是一条长天井，南边是墙，北边是一排白木圆柱的栅栏，栅栏内有狭长的廊，廊下并排一列开着些木门，这都是一间间的监房。大概一排有四间吧，但那里只有西头的一间里祖父住着，隔壁住了一个禁卒，名叫邹玉，是个长厚的老头儿，其余的都空着没有人住。房间四壁都用白木圆柱做成，向南一面上半长短圆柱相间，留出空隙以通风日，用代窗户，房屋宽可一丈半，深约二丈半，下铺地板，左边三分之二的地面用厚板铺成炕状，很大的一片，以供坐卧之用。祖父的房间里的布置是对着门口放了一张板桌和椅子，板床上靠北安置棕棚，上挂蚊帐，旁边放着衣箱。中间板桌对过的地方是几叠书和零用什物，我的坐处便在这台上书堆与南窗之间。这几堆书中，我记得有广百宋斋的四史，木板《纲鉴易知录》，五种遗规，《明季南略》，《北略》，《明季稗史汇编》，《徐灵胎》四种，其中只有一卷道情可以懂得。我在那里坐上一日，除了遇见廊下炭炉上炖着的水开了，拿来给祖父冲茶，或是因为临时加添了我一个人使用，便壶早满了，提出去往小天井的尽头倒在地上之外，总是坐着翻翻书看，颠来倒去的就是翻弄那些，只有四史不敢下手罢了。祖父有时也坐下看书，可是总是在室外走动的时候居多，我亦不知道是否在狱神祠闲坐，总之出去时间很久，大概是同禁卒们谈笑，或者还同强盗们谈谈。他平常很喜欢骂人，自呆皇帝、昏太君（即是光绪和西太后）起头一直骂到亲族中的后辈，但是我却不曾听见他骂过强盗或是牢头禁子。他常讲骂人的笑话，大半是他自己编造的，我还记得一则讲教书先生的苦况，云有人问西席，听说贵东家多有珍宝，先生谅必看到一二，答说我只知道有三件宝贝，是豆腐山一座，吐血鸡一只，能言牛一头。他并没有给富家坐过馆，所以不是自己的经验，这只是替别人不平而已。

杭州府狱中强盗等人的生活如何，我没有看到，所以无可说，只是在室内时常可以听见脚镣声响，得以想像一二而已。有一回，听见很响亮的镣声，又有人高声念佛，向外边出去了。不一会听禁卒们传说，这是台州的大盗提出去处决；他们知道他的身世、个人性格，大概都了解他，刚才我所听得的这阵声响，似乎也使他们很感到一种感伤或是寂寞。这是一件事实，颇足以证明祖父骂旁人而不骂强盗或禁卒，虽然有点怪僻，却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了。在这两三年之后，我在故乡一个夏天乘早凉时上大街去，走到古轩亭口，即是后来清政府杀秋瑾女士的地方，店铺未开门，行人也还很稀少，我见地上有两个覆卧的人，上面盖着破草席，只露出两只脚在外，——可以想见上边是没有头的，此乃是强盗的脚，是在清早处决的。我看这脚的后跟都是皴裂的，是一般老百姓的脚。我这时候就又记起台州大盗的事来。我有一个老友，是专攻伦理学，也就是所谓人生哲学的，他有一句诗云：“盗贼渐可亲”，上句却已不记得，觉得他的这种心情我可以了解得几分，实在是很可悲的。这所说的盗贼与《水浒传》里的不同，水浒的英雄们原来都是有饭吃的，可是被逼上梁山，搞起一套事业来，小小的做可以占得一个山寨，大大的则可以弄到一座江山，刘季、朱温都是一例。至于小盗贼，只是饥寒交迫的老百姓，铤而走险，他们搞的不是事业而是生活，结果这条路也走不下去，却被领到“清波门头”（这是说在杭州的话），简单的解决了他的生活的困难。清末革命运动中，浙江曾经出了一个奇人，姓陶号焕卿，在民国初年为蒋介石所暗杀了。据说他家在乡下本来开着一片瓦铺，可是他专爱读书与革命运动，不曾经营店务，连石灰里的梗灰与市灰的区别，都不知道。他的父亲便问他说，你搞那什么革命，那么为的是啥呢？他答说，为的要使得个个人有饭吃。他父亲听了这话，便不再叫管店，由他去流浪做革命运动去了，曾对人家说明道，他要使得个个都有饭吃，这个我怎好去阻挡他？这真是一个革命佳话。我想我的老友一定也有此种感想，只是有点趋于消极，所以我说很可悲的，不过如不消极，那或者于他又可能是有点可危了吧。

1946年作

选自《知堂回想录》，1980年版，香港三音图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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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除庭草斋夫谈荟

陶行知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著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记》、《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和《行知诗歌》等。

不除庭草斋夫

好几年前，我见着曾国藩写的一副对联，先看下联，是：“爱养盆鱼识化机，”心里很不以为然。因为鱼的自由世界是江，河，湖，海；那一处不可以认识它们的化机，何必要把活泼泼的鱼儿捉到盆里来呢？盆是鱼的监牢；盆鱼是上了枷镣锁拷的囚犯。现在舍掉江，河，湖，海之大而要在监牢式的小盆里追求造化之机，不但是违反自然，而且是表示度量之狭隘。我素来反对笼中养鸟，所以不知不觉的对于盆中养鱼，也发生一种深刻的不满。我便带着这种不满意的态度去看上联。我见上联写的是：“不除庭草留生意，”不禁连叫几声好，欢喜得把心里的不满都忘掉了。从此我便想用这个意思来造一座斋舍，称它为不除庭草斋。但是吃着早餐愁晚餐的人那有馀款造房子？退一步想，斋主虽做不成，何妨做个斋夫？好，就这么说，这个不除庭草斋夫的头衔，恕我自封了。需要斋夫的人们，请看清这个名字来找我；否则你要除草，我不除草，弄僵起来，怎么办呢？

一碗面的代价

去年有一天下午我带着饿肚到新爱伦影戏院看影戏，乘着休息的十分钟，走到门口，下了一碗面吃。这碗面费了十四铜板，连煮带吃只用了五分钟，可算是经济极了。看看还有五分钟，便乘机问问面摊营业的情形。摊贩姓沈。整套器具值十八元，材料成本计二元，月纳巡捕房照会捐二元。每月可赚三十元。我说，你的进款比乡村教师还要好一点。他说，“苦来些，”每天深夜四点钟回家，早上七点钟就要出来买材料，准备一天卖的面饺，如果不是这样，一家人便不能活。我看沈君脸色黄瘦，确是辛苦太过的结果，十四个铜板一碗的面，虽是平民的午餐，但是另一平民的康健换来的。今年想起此事，发生无限感慨，便写了一首诗想送老沈，但老沈已是不知去向了。

“新爱伦门前面一碗，

化了一十四个小铜板。

摊贩名字叫老沈，

自做伙计与老板。

每月可赚三十元；

教师不如摆面摊。

那知他说，‘苦来些，

一夜只睡三点钟；

若要多睡一刻儿，

儿女冻饿谁做东？’

将他从头望到底；

一株枯树立秋风。

面儿代价我知了。

不是紫铜是血红！”

老吴的白话文

一天我在弄堂中遇见老吴摆着一个山芋摊子，备有马，牛，羊，鸡，犬，猪六种竹签代表六等奖品，我看见那个猪字，疑他已经受了新文学的影响，却又见那犬字便疑他对于老文学还有眷念之情。我因好奇心便问他改“豕”不改“犬”之缘故，才知道他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不彻底之文学改良家。这是我送老吴的一首游戏诗：

“老吴卖山芋，

抽签定赢输。

签分‘马’，‘牛’，‘羊’，

又有‘鸡’，‘犬’，‘猪’，

劝将‘犬’改‘狗’。

他说要依书，

我说书中‘豕’，

不是你的‘猪’，

好像小脚婆，

想做大脚姑。

数数桃和李，

老吴胜老胡。”

史督师对国民训话

史督师可法虽是死了二百八十六年，但是他的精神没有死。他还在我们当中活着，永远的活着。请听一听他的训话吧！

二百八十年前，李自成陷北京，崇祯帝自缢，清兵入关破李自成，据明朝而有之。南方将领荫立福王史公被马士英等所忌，自请为督师出镇淮阳。他祭二陵毕上疏对福王说：

“若晏处东南，不思远略，贤奸无辨，威断不灵，老成投簪，豪杰裹足，祖宗怨悯，天命潜移，东南一隅，未可保也。”

当时南方诸臣不自觉悟，将亡国之罪尽推在北方诸臣身上，而史公独说公平话：

“北都之变，凡属臣子皆有罪。在北者应从死，岂在南者非人臣？”

十一月清兵入宿迁，还攻邳州，他又上疏说：

“夫将所以能克敌者气也，君所以能御将者志也。庙堂志不奋，则行间气不鼓。”

在同疏里又说：

“在北诸臣死节者无多，在南诸臣讨贼者复少：此千古之耻也。”

我们现在看了这番话，该作何感想？现在是民主国，以国民代君，以公仆代臣，则史公所说的话还有那一句不切中时弊呢？

公元1645年4月15清兵进攻扬州，史公孤军血战十日，多铎五次致书劝降，都不启封，城破自杀未遂，被清兵执去，多铎相待如宾，口呼先生，说：“今忠义既成，先生为我收拾江南，当不惜重任也。”史公怒说：“头可断，身不可屈！”

这是史督师自己实践的最后一句话，也就是他对中华民族亿万年不朽之遗嘱。我们可忘记没有？

“明史”称史公“短小精干、面黑、目灿烂有光、廉、信、与下均劳苦。军行，士不饱不先食，末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我们看了这段话便知道史公之忠义报国，不是偶然的了。

明朝之亡，原因很多，主要的是主庸臣贪；史可法太少，而魏忠贤，吴三桂辈太多；魏忠贤，吴三桂辈起得太早，而史可法起得太迟。中华民国之史可法有几位？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出来呀？

小孤山

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乘船经过江西之小孤山，口吟两绝，向它表示我的敬意。

谁说孤山小？

脚根立住了。

号令长江水：

“东流两边绕！”

谁说孤山小？

年纪忘记了。

东西往来舟，

浮沉知多少。

农夫之歌

四年前，听仲香唱保定“农夫歌”。声调悲壮，令人奋发，可惜原著之词不能宣达歌中精神。我早想依调另制一词为现代农人一鸣不平。去年适有友人从中原与西北考察回来。对该地农人生活和我说得很详细。据这位朋友说，山东，河南，陕西，甘肃等省自耕农不愿自己有田地。何以呢？因为在天灾人祸中，有田不易耕种，还须纳粮。钱粮不但是一个子不能少，而且是寅年要纳卯年粮，不，寅年要纳午年粮。有的地方拿田契送人也没有人要；没有人要，只好驼重利，卖儿女去纳粮。虽然自己有田还是代较富的地主耕种。这又是什么道理？因为代人耕种，每日尚可得工钱糊口。若是自耕，则必等到秋收，始有米吃。人早已化为白骨了，所以不得不弄掉自己的田去耕别人的田。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啊！我听了这番话便依保定“农夫歌”调为我们的不幸的同胞写一幅小影：

“穿的破布衣；

吃的草根面；

背上背着没卖掉的孩儿，

饿煞喊爹爹。

牵着牛大哥，

去耕别人田。

太阳晒在光头，

心里如滚油煎。

九折三分

驼利纳粮钱。

良民变成匪，

问在何处伸冤？

人间蝗虫飞满天！

飞满天，

无有农夫谁能活天地间？”

“未”之命运

听说日攻马占山，

日军未入山海关，

山海关内还有关，

关外不如关内欢。

听说日军将入关。

日军未上紫金山。

紫金山下满江水；

船夫袖手看船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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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值得留恋

郭沫若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作家、学者、翻译家。著有诗集《女神》，历史剧《屈原》、译作《浮士德》，学术论著《甲骨文研究》等。

在重庆足足呆了六年半，差不多天天都在诅咒重庆，人人都在诅咒重庆，到了今天好些人要离开重庆了，重庆似乎又值得留恋起来。

我们诅咒重庆的崎岖，高低不平，一天不知道要爬几次坡，下几次坎，真是该死。然而沉心一想，中国的都市里面还有像重庆这样，更能表示出人力的伟大的吗？完全靠人力把一簇山陵铲成了一座相当近代化的都市。这首先就值得我们把来作为精神上的鼓励。逼得你不能不走路，逼得你不能不流点小汗，这于你的身体锻炼上，怕至少有了些超乎自觉的效能吧？

我们诅咒重庆的雾，一年之中有半年见不到太阳，对于紫外线的享受真是一件无可偿补的缺陷。是的，这雾真是可恶！不过，恐怕还是精神上的雾罩得我们更厉害些，因而增加了我们对于“雾重庆”的憎恨吧。假使没有那种雾上的雾，重庆的雾实在有值得人赞美的地方。战时尽了消极防空的责任且不用说，你请在雾中看看四面的江山胜景吧。那实在是有形容不出的美妙。不是江南不是塞北，而是真真正正的重庆。

我们诅咒重庆的炎热，重庆没有春天，雾季一过便是火热地狱。热，热，热，似乎超过了热带地方的热。头被热得发昏了，脑浆似乎都在沸腾。真的吗？真有那样厉害吗？为什么不曾听说有人热死？过细想起来，这重庆的大陆性的炎热，实在是热得干脆，一点都不讲价钱，说热就是热。这倒是反市主义的重庆精神，应该以百分之百的热诚来加以赞扬的。

广柑那么多，蔬菜那么丰富，东西南北四郊都有温泉，水陆空的交通四通八达，假使人人都有点相当的自由，不受限制的自由，这么好的一座重庆，真可以称为地上天堂了。

当然，重庆也有它特别令人讨厌的地方，它有那些比老鼠更多的特种老鼠。那些家伙在今后一段相当时期内，恐怕还要更加跳梁吧。假如沧白堂和较场口的石子没有再落到自己身上的份时，想到尚在重庆的战友们，谁能不对于重庆更加留恋？

1946年4月25日

·218·

南京印象（节选）

郭沫若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作家、学者、翻译家。著有诗集《女神》，历史剧《屈原》、译作《浮士德》，学术论著《甲骨文研究》等。

一、梅园新村之行

梅园新村也在国府路上，我现在要到那儿去访问。

从美术陈列馆走出，折往东走，走不好远便要从国民政府门前经过。国府也是坐北向南的，从门口望进去，相当深远，但比起别的机关来，倒反而觉得没有那么宫殿式的外表。门前也有一对石狮子，形体太小，并不威武。虽然有点近代化的写实味，也并不敢恭维为艺术品。能够没有，应该不会是一种缺陷。

从国府门前经过，再往东走，要度过一段铁路。铁路就在国府的墙下，起初觉得似乎有损宁静，但从另一方面想了一下，真的能够这样更和市井生活接近，似乎也好。

再横过铁路和一条横街之后，走不好远，同在左侧的街道上有一条侧巷，那便是梅园新村的所在处了。

梅园新村的名字很好听，大有诗的意味。然而实地的情形却和名称完全两样。不仅没有梅花的园子，也不自成村落。这是和《百家姓》一样的散文中的散文。街道是崎岖不平，听说特种任务的机关林立，仿佛在空气里面四处都闪耀着狼犬那样的眼睛，眼睛，眼睛。

三十号的周公馆，应该是这儿的一座绿洲了。

小巧玲珑的一座公馆。庭园有些日本风味，听说本是日本人住过的地方。园里在动土木，在右手一边堆积了些砖木器材，几位木匠师傅在加紧动工。看这情形。周公似乎有久居之意，而且似乎有这样的存心——在这个小天地里面，对于周围的眼睛，示以和平建设的轨范。

的确，我进南京城的第一个感觉，便是南京城还是一篇粗杂的草稿。别的什么扬子江水闸，钱塘江水闸，那些庞大得惊人的计划暂且不忙说，单为重观瞻起见，这座首都的建设似乎是刻不容缓了。然而专爱讲体统的先生们却把所有的兴趣集中在内战的赌博上，而让这篇粗杂的草稿老是不成体统。

客厅也很小巧，没有什么装饰。除掉好些梭发之外，正中一个小圆桌，陈着一盆雨花台的文石。这文石的宁静、明朗、坚实、无我，似乎也就象征着主人的精神。西侧的壁炉两旁，北面与食厅相隔的左右腰壁上，都有书架式的壁橱，在前应该是有书籍或小摆设陈列的，现在是空着。有绛色的帷幕掩蔽着食厅。

仅仅两个月不见，周公比在重庆时瘦多了。大约因为过于忙碌，没有理发的闲暇吧，稍嫌过长的头发愈见显得他的脸色苍白。他的境遇是最难处的，责任那么重大，事务那么繁剧，环境又那么拂逆。许多事情明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但却丝毫也不敢放松，不能放松，不肯放松。他的工作差不多经常要搞个通夜，只有清早一段时间供他睡眠，有时竟至有终日不睡的时候。他曾经叹息过，他的生命有三分之一是在“无益的谈判”里继续不断地消耗了。谈判也不一定真是“无益”，他所参与的谈判每每是关系着民族的生死存亡，只是和他所花费的精力比较起来，成就究竟是显得那么微末。这是一个深刻的民族的悲哀，这样一位才干出类的人才，却没有更积极性的建设工作给他做。

但是，轩昂的眉宇，炯炯的眼光，清朗的谈吐，仍然是那样的有神。对于任何的艰难困苦都不会避易的精神，放射着令人镇定，也令人乐观的毅力。我在心坎里，深深地为人民，祝祷他的健康。

我自己的肠胃有点失调，周公也不大舒服，中饭时被留着同他吃了一餐面食。食后他又匆匆忙忙地外出，去参加什么会议去了。

借了办事处的一辆吉普车，我们先去拜访了莫德惠和青年党的代表们。恰巧，两处都不在家，我们便回到了中央饭店。

二、谒陵

中山门外通向紫金山下的中山陵的路，怕是南京所有的最好的一段公路吧。水门汀面得很平坦，打扫得也很干净。两旁的路树，树皮青色而有些白晕，不知道是阿嘉还是白桦。剪齐了的头迸发着青葱的枝叶，差不多一样高，一样大，正是恰到好处。

在我是九年不见了，一望的松木已经快要成为蓊郁的林子了。空气新鲜，含蕴有相当浓烈的臭氧的香味。

九年前，正当淞沪战事很紧张的时候，我曾经来过陵园两次。但两次都失掉了谒陵的机会。一次是在雨中，一次却遇到空袭。今天多谢八天的休战延期，更多谢费德林博士开了汽车来作伴，我们一道来谒陵。

中山陵的样式，听说是取像于自由钟。从地图上看来确实有那样的味道。陵场的规模宏大，假使在飞机上鸟瞰，钟形一定了如指掌，但从平地望上去却是很容易忽略的。钟口是向着上面的，我不知道，设计的当时设计者究竟是怎样的用意。这样岂不是倒置了吗？自由钟应该向着人间，为什么向着天上？中山先生是执掌自由钟的人，陵墓应该安置在钟柄上，为什么反而安置在钟口上去了？这用意我实在不明白。

陵场墓地是用水门汀面就的，呈出白色。碑亭陵寝等一切的建筑都是白壁青瓦。毫无疑问是象征着：“青天白日”。宏大的碑亭里面的一通宏大的石碑刻着：“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中山先生于此”。文字很简单而有力。这可表明中山先生所受的是党葬了。从“党权高于一切”的观念来着想的话，或许正是应该。但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的我，我感觉着中山先生是应该膺受国葬或人民葬才合式。假使碑文能改为“国父孙中山先生之墓”，那不会更简单而有力吗？我在脑子里画了一个图案，想把那倒置的自由钟再倒过来。墓地不用白色的水门汀，而改为红色的大理石，象征着“青天白日满地红”。那样或许和中山先生的博大的精神，崇高的功业更相配称吧？

虔诚地在陵墓的坡道上走着，一面走，一面浮泛着一些印象式的，或许是不应该有的思索。

阳光相当强烈。到了郊外来，紫外线更加丰富，又是走的上坡路，虽然有不断的清风涤荡，总感受着热意的侵袭。谒陵的人差不多都把外衣脱下了，但我为保持我的虔敬，我连我中山装的领扣都没有解开。

日本鬼还算客气，对于陵庙还没有过分的摧残，听说仅在西北角上有了一些破坏，都已经修补好了。在陵庙下的一段平台上安置着一对大铜鼎，左右各一，显然是被日本人移动过的。左手的一只在腹部有一个炮弹的窟窿，这更表明日本人曾经移到什么地方去作过试炮弹的靶子的。

陵堂有兵守卫。右侧进门处有题名簿，让谒陵者题上自己的名字。中山先生穿着国服的大理石像正坐在中央，我们走到像前去行了最敬礼，并默念了三分钟。我感觉中山先生的周围孤单了一点，假使每天每天有不断的鲜花或禾穗奉献，陈列在四周，或许会更有生意的吧！守卫如能换成便服，或许也会更适当一些的吧！

陵堂的内部非常朴素，两侧和后壁的腰部嵌着黑色大理石，刻着国父手书的《建国大纲》和其他文字，都是填了金的。这些便是惟一的装饰了。可惜中国的雕刻界还不甚发达，在我想来，四壁如有浮雕，刻上中山先生的生平，主要的革命战役，应该是题内所应有的文章吧！这些是容易做到的事，在将来或许也会逐渐实现的。

步出陵堂，居高临下，眼前一望的晴明，大自然正在浓绿季中。但一接触到袒呈在右手前面的南京城市，却不免在自己的眼前罩上了一层无形的薄雾。由高处看都市，本来是最不美观的，没有十分建设就绪的南京市，愈加显见得是疮痍满目。但我又一回想，制止了我的感伤。中山先生无疑是更喜欢那急待拯救的人间的，他是人民革命家，他不会长久陶醉于自然风物里面，而忘记了人民。自然地又联想到了列宁墓所在地的莫斯科红场。墓是红色大理石砌成的，与人民生活打成了一片。或许中山先生是更喜欢那种作风的吧？……

衬衫已经湿透了，谒陵既毕，我想是可以解衣的时候了。在步下陵道的时候，我便脱下了我的中山装。费博士却忠告我：那样是会着凉的。我又只好穿上了。

顺便又参观了明陵。那些石人、石兽的行列很有古味。石兽中的一个被人打碎了。费博士说：他前次来时都还是完整的。这不知道又是什么人的恶作剧了。石兽中有麒麟、马、骆驼、象等，两两相对，或跪，或立，体态凝重，气韵浑厚，实在是值得加意保护的东西。所有的石像，身上都涂过青绿，已经斑驳了。象与象之间有嫩松栽植成行。这些大约是为避免成为轰炸的目标，在敌伪时代所造下的伪装吧？

廖仲恺先生的墓就在明陵的西边，我们也去参拜了。墓场的结构朴素而庄重，建筑时一定是费了苦心的。可惜保卫得不周密，颇呈荒芜的景象。有些地方颓败了，并未加以修理。墓场全体，在一切的石质和水门汀上也都是涂过青绿的。不知是谁呈献在墓前的花环，已经老早枯槁了。

——仲恺先生假如不遭暗杀，中国的情形或许又会两样吧？这样的感想不期然地又浮漾了起来。

可诅咒的卑劣万分的政治暗杀！

可悲痛的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

三、游湖

一出玄武门，风的气味便不同了。阵阵浓烈的荷香扑鼻相迎。南京城里的炎热，丢在我们的背后去了。

我们一共是六个人：外庐、靖华、亚克、锡嘉、乃超、我。在湖边上选了一家茶馆来歇脚，我们还须得等候王冶秋，离开旅馆时是用电话约好了的。

一湖都是荷叶，还没有开花。湖边上有不少的垂柳，柳树下有不少的湖船。天气是晴明的，湖水是清洁的，似乎应该有游泳的设备，但可惜没有。

陈列着的一些茶酒馆，虽然并没有什么诗意，但都取着些诗的招牌。假如有喜欢用辞藻的诗人，耐心地把那些招牌记下来，分行地写出，一定可以不费气力地做成一首带点词调味的新诗，我保险。

时间才十点多钟，游湖的人已相当杂沓。但一个相熟的面孔也没有。大抵都是一些公务人员和他们的眷属，穿军服的人特别多，我们在这儿便形成了一座孤岛。

刚坐下不一会，忽然看见张申府一个人孤零零地从湖道上走来。他显得那么孤单，但也似乎潇洒。浅蓝色的绸衫，白哔叽的西装裤，白皮鞋，白草帽，手里一把折扇，有点旧式诗人的风度。

——一个人吗？

——是的，一个人。

我心里暗暗佩服，他毕竟是搞哲学的人，喜欢孤独。假使是我，我决不会一个人来；一个人来，我可能跳进湖里面去淹死。但淹死的不是我，而是那个孤独。忽然又憬悟到，屈原为什么要跳进汩罗江的原因。他不是把孤独淹死了，而一直活到现在的吗？

张申府却把他的孤独淹没在我们六个人的小岛上来了。我们的不期而遇也显然增加了他的兴趣。

接着王冶秋也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位在美军军部服务的人，是美国华侨的第二代。

冶秋是冯焕章将军的秘书，他一来便告诉我们，冯先生也要来，他正在会客，等客走了他就动身。

这在我倒是意料中的事，不仅冯先生喜欢这种民主作风，便是他自己的孤独恐怕也有暂时淹没的必要。我到南京来已经四天，还没有去拜望他，今天倒累得他来屈驾了。

十一时将近，游湖的人渐渐到了高潮。魁梧的冯将军，穿着他常穿的米色帆布中山服，巍然地在人群中走来了。他真是出类拔萃地为众目所仰望，他不仅高出我一头，事实上要高出我一头半。

我们成为了盛大的一群，足足有十一个人，一同跨上了一只游艇，游艇有平顶的篷，左右有栏杆，栏杆上相向地摆着藤杌藤椅，在平稳的湖面上平稳地驶着。只有行船的路线是开旷的，其余一望都是荷叶的解放区。湖水相当深，因而荷叶梗子似乎也很长。每一片荷叶都铺陈在湖面上，放怀地吸收着阳光。水有好深，荷叶便有好深，这个适应竟这样巧合！万一水突然再涨深些，荷叶不会像倒翻雨伞一样吸进水里去吗？要不然，便会连根拔起。

在湖上游船的人并不多，人们似乎都集中到茶酒馆里去了。也有些美国兵在游湖，有的裸着身子睡在船头上作阳光浴。

湖的本身是很迷人的，可惜周围缺少人工的布置。冯将军说，他打算建议由国库里面提出五千万元来，在湖边上多修些草亭子，更备些好的图书来给人们阅读。这建议是好的，但我担心那五千万元一出了国库，并不会变成湖畔的草亭子，而是会变成马路上的小汽车的。图书呢？当然会有，至少会有一本缮写得工整的报销簿。

冯将军要到美国去视察水利，听说一切准备都已停当了，只等马歇尔通知船期。冯将军极口称赞马歇尔，说他真是诚心诚意地为中国的和平劳心焦思，他希望他的调解不要失败。听说有一次马歇尔请冯吃饭，也谈到调解的问题，他竟希望冯帮忙。冯将军说，这话简直是颠倒了。我们中国人的事情由马帅来操心，而马帅却要我们中国人帮他的忙。事情不是完全弄颠倒了吗？

是的，马歇尔在诚心诚意图谋中国的和平，我能够相信一定是真的。就是他的请冯将军帮忙，我也能够相信是出于他的诚心诚意。但我自己敢于承认我是一位小人，在我看来，马歇尔倒始终是在替美国工作。中国的和平对于美国是有利益的事，故尔他要我们中国人替他帮忙。要争取和平，中国人应该比美国人还要心切。事实上也是这样。不过争取和平有两种办法，有的是武力统一的和平，有的是放弃武力的和平；而不幸的是美国的世界政策和对华政策所采取的是第一种倾向。这就使和平特使的马歇尔左右为难了。消防队的水龙，打出来的是美孚洋油，这怎么能够救火呢？

但我这些话没有说出口来，不说我相信冯将军也是知道的，只是他比我更有涵养，更能够处之泰然罢了。

中国人的一厢情愿自然是希望美国人帮忙中国人的解放，帮忙中国的建设，然而马歇尔可惜并不是真正姓马。

船到两座草亭子边上的一株大树下停泊了。冯将军先叫副官上岸去替每一个人泡了一盅茶来，接着又叫他买馒头，买卤肉，买卤鸭，替每一个人买两只香蕉。茶过一巡之后，副官把食物也买来了，一共是荷叶三大包。真是好朋友，正是大家的食欲被万顷的荷风吹扇着的时候。于是大家动手，把藤茶几并拢来放在船当中，用手爪代替刀叉，正要开始大吃，冯将军说，不忙，还有好东西。他叫副官从一个提包里取出了一瓶葡萄酒来，是法国制的。冯将军是不喝酒的人，他说，这酒是替郭先生拿来的。这厚意实在可感。没有酒杯，把茶杯倾了两盅，大家来共饮。不喝酒的冯将军，他也破例喝了两口。

这情形令我回想到去年七月初的一个星期日，在莫斯科，舟游莫斯科运河，坐的是汽艇，同游者是英国主教和伊朗学者，但感情的融洽是别无二致的。天气一样的晴明，喝酒时也一样的没有酒杯。转瞬也就一年了，在那运河两岸游泳着的苏联儿童和青年男女们，一定还是照常活泼的吧！当时有一位苏联朋友曾经指着那些天真活泼的青少年告诉我，那是多么可爱的呀，不知怎的世间上总有好些人说苏联人是可怕的人种。但这理由很简单。不仅国际间有着这样的隔阂，就是在同一国度里面也有同样的隔阂。有的人实际上是情操高尚，和蔼可亲，而被某一集团的人看来，却成了三头六臂的恶鬼，甚至要加以暗杀。问题还是在对于人民的态度上，看你是要奴役人民还是服务人民。这两种不仅是两种思想，而且是两种制度。只有在奴役人民的制度完全废除了的一天，世界上才可以有真正的民主大家庭出现。

值得佩服的是那位在美国军部服务的华侨青年，他对于饮食丝毫不进。听说美国军部有这样的规定，不准在外面乱用饮食。假使违背了这条规定，得了毛病是要受处分的。这怕是因为近来有霍乱的流行的缘故吧？平时在外间喝得烂醉的美国大兵是很常见的事，然而今天的这位华侨青年倒确确实实成为了一位严格的清教徒了。

把饮食用毕，大家到岸上去游散。不期然地分成了两群。冯将军的一群沿着湖边走，我们的一群加上张申府却走上坡去。一上坡，又是别有天地。原来那上面已经辟成了公园，布置得相当整饬。这儿的游人是更加多了。茶馆里面坐满的是人。有些露天茶室或餐厅，生意显得非常繁昌。也有不少的游客，自行在树荫下的草地上野食。

我们转了一会，又从原道折回湖滨，但冯将军们已经不见了。走到那大树下泊船的地方，虽然也泊着一只船，但不是我们的那一只。毫无疑问，冯将军们以为我们不会转来，他们先回去了。我心里有点歉然，喝了那么好的酒，吃了那么多的东西，竟连谢也没有道一声。但我们也可以尽情地再玩了，索性又折回公园里去，到一家露天茶室里，在大树荫下喝茶。

四、秦淮河畔

在夫子庙的一家老式的菜馆里，座场在店后，有栏杆一道俯临秦淮河畔。

黄任老、梁漱溟、罗隆基、张申府都先到了，还有几位民盟的朋友。他们对于我这位不速之客开始都有些轻微的诧异，但经我要求也参加作东之后，却都欢迎我作一个陪客。我自己觉得有点难乎为情，又怕人多，坐不下，告退了几次，但都被挽留着。自己也就半分地泰然下去。

我是第一次看见了秦淮河。河面并不宽，对岸也有人家，想来威尼司的河也不过如此吧！河水呈着黝黑的颜色，似乎有些腥味。但我也并没有起什么幻灭的感觉。因为我早就知道，秦淮河是淤塞了。对于它没有幻想，当然也就没有幻灭。河上也有一些游艇，和玄武湖的艇子差不多，但有些很明显的是所谓画舫，飘浮着李香君、葛嫩娘们的瘦影。

任老在纸条上写出了一首诗，他拿给我看。那是一首七律，题名叫着《吾心》。

老叩吾心矩或违？十年只共忆无衣。

立身哪许人推挽，铄口宁愁众是非？

渊静被殴鱼忍逝？巢空犹恋燕知归。

谁仁谁暴诚堪问，何地西山许采薇？

任老没有加上什么说明，我也没有提出什么探询，但我感觉着我对于这诗好像是很能够了解。

任老将近七十了，是优入圣域的“从心所悦不逾矩”的年龄，因而他惟恐有间或逾矩的危险。

十年抗战，共赋无衣，敌忾同仇，卒致胜利，而今却成为追忆了。团结生出裂痕，敌忾是对着自己，抚今思昔，能不怅惘？十年本不算短，然因此却嫌太不长了。

世间竟有这样的流言散布：当局将以教育部长一席倚重任老，用以分化民盟。因而，众口铄金，一般爱戴任老的人也每窃窃私议，认为任老或许可能动摇。这诗的颈联似乎是对于这种流言和私议的答复。我记起了当年的袁世凯似乎也曾以教育部长之职网罗任老，任老却没有入奸雄的彀中。

心境无疑是寂寞的，但也在傍徨。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的期中，任老的住宅曾被军警无理搜查过。这样被殴入渊的鱼，虽欲逝而实犹不忍。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吧，职业教育运动是抛荒了。这芜旷了的岗位值得留恋，就跟春来的紫燕一样回到自己的空巢去吧！

义利之辨不能容你有丝毫的挟杂。孰仁孰暴，对立分明，而两者之中不能有中立的余地。像伯夷、叔齐那样，既不赞成殷纣王，又不赞成周武王，那种洁身自好的态度似乎是无法维持的。“何地西山许采薇？”是想去采薇呢，还是不想去呢？还是想而不能去呢？耐人寻味。

凭着栏杆，吟味着诗中的含义，在我自己的心中逐句替它作着注解，但我没有说出口来。诗是见仁见智的东西，尤其是旧诗。这些解释或许不一定就是诗人的原意，正确的解释要看诗人自己的行动了。

起初很想和韵一首，在心里略略酝酿了一下，结果作了罢。

无端地想起了熙宁罢相后，隐居钟山的王荆公，不知道他的遗址还可有些什么存在？

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受着时代的限制，却能够替老百姓作想的执政者，恐怕就只有一位王荆公吧？王荆公的政策也不过想控制一下豪强兼并者的土地财富，使贫苦的老百姓少受些剥削，多吃两碗白米饭而已。然而天下的士大夫骚然了。这一骚然竟骚然了一千年，不仅使王荆公的事业功败垂成，连他的心事也整整受了一千年的冤屈。做人固不容易，知人也一样困难。这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类似宿命的斗争。地主生活和地主意识不化除，王安石是得不到真正了解的。在今天差不多人人都可以喊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了，有的已在主张“战士授田”，然而假使你是地主，要你把自己的田拿出几亩来交给耕者或战士，看你怎么样？王安石已经寂寞了一千年，孙中山也快要寂寞到一世纪，遍地都是司马光、程明道，真正替老百姓设想而且做事的人，恐怕还须得寂莫一个时候的。

客人陆续地来了，蒉延芳、盛丕华、包达三、胡子婴、罗淑章，还有两位我不知道姓名的。人太多，已经超过了十二位。梁漱溟先行告退了。我自己又开始感觉着未免冒昧，泰然的二分之一又减去了二分之一。

蒉延老比任老要小几岁，但他们似乎是竹马之交。他爱用家庭的韵事来和任老开玩笑，有时竟把任老的脸都说红了。他也相当兴奋，为了下关事件说过好些慷慨激昂的话，又说任老是他所最佩服的人，任老的话就是他的“上谕”。

——郭先生、罗先生，蒉老念念不忘的是昨晚上我们到医院的访问：你们要交朋友吗，罗？任老是顶够朋友的，我老蒉也是顶够朋友的。

任老把蒉延老和我的手拉拢来，说：好的，你们做朋友。

我只客气地说：我把你们两位当成老师。

——周恩来是值得佩服的啦，我感谢他，他昨晚上送的牛奶，我吃了两杯啦！

——任老，你这样穷的时候，还拿钱来请客，我心里难过。将来回到上海的时候啦，我要还席，就在我家里啦！任老，就请你约同郭先生、罗先生、章先生、诸位先生……

上了席后，差不多还是蒉延老一个人在说话，喝酒也很豪爽，连我戒了酒的人都和他对了几杯。

任老对我说，他不是单纯的商人，他对于教育很有贡献。假使谁有子弟的话，他所创办的位育中学是值得推荐的。我可以安心把子弟寄托在那儿，断不会教育成为坏人。

这话令我回想到我自己的孩子。在上海的，还小。在日本的，一时还不能回国。我问有没有小学部，据说没有。要把自己的子弟教育成为一个不坏的人，实在是今天每一个人的切身问题。伪善者滔滔皆是，尽力在把别人的子弟豢养成鹰犬或者奴才。实在是伤心惨目！

秦淮河里面忽然有歌吹声沸腾起来。我的耳朵听不清楚是什么内容。想来大约也不外是小调或平剧之类吧！

有一位朋友嫌其嘈杂，加了一句厌恶的批评。但蒉老却满不在乎地说：这满有意思嘛！

是的，我也感觉着应该满有意思。在我脑子里忽然又闪出了一个想念：在十年二十年之后，这秦淮河的水必然是清洁的，歌声可能要更加激越，但已经不是人肉市场了。

这是我对秦淮河的另一种幻想，但我不相信它会幻灭。人民得到翻身的一天，人民的力量是可以随处创造奇迹的。

——这满有意思嘛！

我渴望着：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后再游那样的秦淮河，而任老、蒉老和列位诸老，也都还健在。

·219·

丛墓的人间

叶圣陶

叶圣陶（1894～1988），江苏苏州人，作家、教育家。著有小说集《隔膜》，长篇小说《倪焕之》，童话集《稻草人》，散文集《剑鞘》、《未厌居习作》等。

上海有种种的洋房，高大的，小巧的，红得使人眼前晕眩的，白得使人悠然意远的，实在不少。在洋房的周围，有密叶藏禽的丛树，在交枝叠蕊的砌花，凉椅可以延爽，阳台可以迎月。在那里接待密友，陪伴恋人，背景是那样清妙，登场人物又是那样满怀欢畅，真可谓赏心乐事，神仙不啻了。但是我不想谈这些人和他们的洋房，我要引导读者到狭窄的什么弄什么里去。

在内地有这么一个称谓，叫做“上海式房子”，可见这种房屋的式样是起源于上海而流行到内地去的。我想，再减省不得再死板不过的格局，要数上海式的房子了。开进门去，真是井一样的一个天井。假如后门正开着，我们的视线就可以通过客堂，直望到后面一家人家的前门。客堂后面是一张峭直的扶梯，好让我们爬上楼去。最奇妙的，扶梯后面还不到一楼一底的高度，却区人为三，上是晒台，中称亭子间，下作灶房。没有别的了，尽在于此了。倘若要形容家家相同的情形，很可以说就像印板文字那样，见一个可以知道万万。住在这种房屋里的人们，差不多跟鸽子箱里的鹁鸽一样，一对对地伏在里边就是了，决说不到舒服，说不到安居，更说不到什么怡神悦性的佳趣。但是，假如一对夫妇能占这么一所房屋，他们就是十二分的幸运者，至少可以赠给他们“准贵族”的称号了；更有无量数的人，要合起好几对来，还附带各家的老的小的，才得以占这样一所房屋，他们连鹁鸽都不如呢！

最大的限度，这样一所房屋可以住七八家人家。待我指点明白，读者就不会以为是奇闻了。客堂以及楼面各用板壁划分为二，可以住下四家，这是天经地义，所以平淡无奇。亭子间可以关起门来自成小天地，当然住一家。各家的饭都在自己的领域里做，那么灶房里也可以住一家。在晒台顶上架起些薄板，只要像个形式，不管风来受冷，雨来受淋，就也可以住一个单身汉或者一对孤苦的老夫妇。再在楼板底下，客堂后半间的上面，搭成一个板阁，出入口就开在扶梯的半腰里，虽然出进非爬不可，虽然陈设不下什么床铺，两三个“七尺之躯”还容得下，所以也可以住一家。这不是八家了么？

情形如此，我们还称这是一所房屋，似乎不很适当了。试想夜深人睡的时候，这里与那里，上层与下层，都横七竖八躺满了人，这不是与北城郊外，白杨树下，新陈错杂的丛墓相仿佛么？所不同的，死人是错乱纵横躺在泥土之中，这些睡着的人是错乱纵横躺在浑浊不堪而其名尚存的空气之中罢了。

丛墓里的死人永远这样躺着，错乱纵横倒还没有什么关系，这些睡着的人可不然，他们夜间的墓场也就是白天的世界。一到晨梦醒来，竖起身子，大家就要在那里作种种活动；图谋生活的工作，维持生活的杂务，都得在这仅够横下身子的领域里干起来。他们只有身体与身体相摩，饭碗与便桶并列，坐息于床铺之上，烧饭于被褥之侧：今天，明天，今年，明年，直到永远！

在这个领域里实在也无从整理，当然谈不到带着贵族气息的卫生。苍蝇来与他们夺食，老鼠来与他们同居；原有的窗户因为分家别户不免少开几扇，一部分清新的空气就给挡驾了，于是疾病之神偷偷地溜了进来。这家煨破旧的泥炉，那家点无罩的煤油灯，于是祝融之神默默地在那里相度他的新领土。小孩在这个领域里产生出来，生活过来，不是面黄肌瘦，软弱无力，就是深深印着这么一个观念，杂乱肮脏就等于生活，于是愚蠢者卑陋者的题名册上又要添上许多名字。总之，这活人的丛墓面前清清楚楚标着这样几个无形的大字，就是“死亡，灾难，愚蠢”。

是谁把这什么弄什么里化成丛墓的呢？是谁驱使这许多人投入丛墓的呢？这些真是极其愚笨的问题。人家出不起独占一所屋子的钱，当然只好七家八家合在一起住。所以，如果要编派处分，谁也怪不得，只能怪住在丛墓里的人自己不好，你们为什么没有富足的钱！你们如果怪房东把房价定得太贵，房东将会回答你们说：“我是将本求利的，这房屋的利息是最公道的呢。我并不做三分息四分息的营生。你们不送我个‘廉洁可风’的匾额，倒怪起我来了么！”你们如果去怪市政机关没有限制，没有全盘的规划，市政机关会回答你们说：“就因为我们没有限制，你们才有个存身之处。有了限制，你们只好住到郊野去了！至于空阔舒畅的房屋尚没有人住的，某处有一所美国式的洋房，某处有一所带花园的别墅，某处某处有什么什么，你们为什么不去买来或租来住呢？”他们都不错，只有你们错，你们为什么没有富足的钱！

为千错万错的人们着想，只有两条路。其一，回复到上古的时代，空间跟清风明月一样，不用一钱买，在山巅水涯自由自在地造起房屋来。其二，提倡货真价实到二十四分的精神生活，尽管七家八家挤在一起，但是天理可以胜人欲，妙想可以移实感，所以大家能优游自适，无异处高堂大厦。

假如既已出了轨的世运的车是继续向前奔驶的，那么回复到原来的轨道是没有希望了，第一条路通不过去了。假如理学不昌，生活不能不依赖物质，那么七家八家死挤，总是莫大的悲哀，第二条路又通不过去了。

这似乎颇有点绝望。但是也不尽然。平心而论，同是一个人，所占空间应该是同样大小，没有一个人配特别占得多，也就没有一个人该特别占得少。你能说出谁配多占谁该少占的理由么？能够做到所占均等，能够做到人人得有整洁舒适的居所，那么，丛墓就恢复为人间了。这决不是开起倒车，退到歧路那儿，然后郑重前进的办法所能办到的。这须得加速度前进，飞越旧的轨道，转上那新的轨道。

什么事情的新希望都在于转上新的轨道。困在丛墓中而感到悲哀的人们，就为这一点悲哀，已经有奔向新的轨道的必要了。

1924年7月19日作

选自《脚步集》，1931年，中国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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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园林》序

叶圣陶

叶圣陶（1894～1988），江苏苏州人，作家、教育家。著有小说集《隔膜》，长篇小说《倪焕之》，童话集《稻草人》，散文集《剑鞘》、《未厌居习作》等。

一九五六年，同济大学出版陈从周教授编撰的《苏州园林》，园林的照片多到一百九十五张，全都是艺术的精品：这可以说是建筑界和摄影界的一个创举。我函购了这本图册，工作余闲翻开来看看，老觉得新鲜有味，看一回是一回愉快的享受。过了十八年，我开始与陈从周教授相识，才知道他还擅长绘画。他赠我好多幅松竹兰菊，全是佳作，笔墨之间透出神韵。我曾经填一阕《洞仙歌》谢他，上半专就他的《苏州园林》着笔，现在抄在这儿：“园林佳辑，已多年珍玩。拙政诸图寄深眷。想童时常与窗侣嬉游，踪迹遍山径楼廊汀岸。”这是说《苏州园林》使我回想到我的童年。

苏州园林据说有一百多处，我到过的不过十多处。其他地方的园林我也到过一些。倘若要我说说总的印象，我觉得苏州园林是我国各地园林的标本，各地园林或多或少都受到苏州园林的影响。因此，谁如果要鉴赏我国的园林，苏州园林就不该错过。

设计者和匠师们因地制宜，自出心裁，修建成功的园林当然各各不同。可是苏州各个园林在不同之中有个共同点，似乎设计者和匠师们一致追求的是：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讲究亭台轩榭的布局，讲究假山池沼的配合，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讲究近景远景的层次。总之，一切都要为构成完美的图画而存在，决不容许有欠美伤美的败笔。他们惟愿游览者得到“如在图画中”的实感，而他们的成绩实现了他们的愿望，游览者来到园里，没有一个不心里想着口头说着“如在图画中”的。

我国的建筑，从古代的宫殿到近代的一般住房，绝大部分是对称的，左边怎么样，右边也是怎么样。苏州园林可绝不讲究对称，好像故意避免似的。东边有了一个亭子或者一条回廊，西边决不会来一个同样的亭子或者一道同样的回廊。这是为什么？我想，用图画来比方，对称的建筑是图案画，不是美术画，而园林是美术画，美术画要求自然之趣，是不讲究对称的。

苏州园林里都有假山和池沼。假山的堆叠可以说是一项艺术而不仅是技术。或者是重峦叠嶂，或者是几座小山配合着竹子花木，全在乎设计者和匠师们生平多阅历，胸中有丘壑，才能使游览者远望的时候仿佛观赏宋元工笔云山或者倪云林的小品，攀登的时候忘却苏州城市，只觉得在山间。至于池沼，大多引用活水。有些园林池沼宽畅，就把池沼作为全园的中心，其他景物配合着布置。水面假如成河道模样，往往安排桥梁。假如安排两座以上的桥梁，那就一座一个样，决不雷同。池沼或河道的边沿很少砌齐整的石岸，总是高低屈曲任其自然。还在那儿布置几块玲珑的石头，或者种些花草：这也是为了取得从各个角度看都成一幅画的效果。池沼里养着金鱼或各色鲤鱼，夏秋季节荷花或睡莲开放。游览者看“鱼戏莲叶间”，又是入画的一景。

苏州园林栽种和修剪树木也着眼在画意。高树与低树俯仰生姿。落叶树与常绿树相间，花时不同的多种花树相间，这就一年四季不感到寂寞。没有修剪得像宝塔那样的松柏，没有阅兵式似的道旁树：因为依据中国画的审美观点看，这是不足取的。有几个园里有古老的藤萝，盘曲嶙峋的枝干就是一幅好画。开花的时候满眼的珠光宝气，使游览者只感到无限的繁华和欢悦，可是没法细说。

游览苏州园林必然会注意到花墙和廊子。有墙壁隔着，有廊子界着，层次多了，景致就见得深了。可是墙壁上有砖砌的各式镂空图案，廊子大多是两边无所依旁的，实际是隔而不隔，界而未界，因而更增加了景致的深度。有几个园林还在适当的位置装上一面大镜子，层次就更多了，几乎可以说把整个园林翻了一番。

游览者必然也不会忽略另外一点，就是苏州园林在每一个角落都注意图画美。阶砌旁边栽几丛书带草。墙上蔓延着爬山虎或者蔷薇木香。如果开窗正对着白色墙壁，太单调了，给补上几竿竹子或几棵芭蕉。诸如此类，无非要游览者即使就极小范围的局部看，也能得到美的享受。苏州园林里的门和窗，图案设计和雕镂琢磨功夫都是工艺美术的上品。大致说来，那些门和窗尽量工细而决不庸俗，即使简朴而别具匠心，四扇，八扇，十二扇，综合起来看，谁都要赞叹这是高度的图案美。撮影家挺喜欢这些门和窗，他们斟酌着光和影，摄成称心满意的照片。

苏州园林与北京的园林不同，极少使用彩绘。梁和柱子以及门窗阑干大多漆广漆，那是不刺眼的颜色。墙壁白色。有些室内墙壁下半截铺水磨方砖，淡灰色和白色对衬。屋瓦和檐漏一律淡灰色。这些颜色与草木的绿色配合，引起人们安静闲适的感觉。而到各种花开的时节，却更显得各种花明艳照眼。

可以说的当然不止以上写的这些，病后心思体力还差，因而不再多写。我还没有看见风光画报出版社的这册《苏州园林》，既承嘱我作序，我就简略地说说我所想到感到的。我想这一册的出版是陈从周教授《苏州园林》的继续，里边必然也有好些照片可以与我的话互相印证的。

1979年2月6日作

选自《叶圣陶散文乙集》，1984年版，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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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菜

叶圣陶

叶圣陶（1894～1988），江苏苏州人，作家、教育家。著有小说集《隔膜》，长篇小说《倪焕之》，童话集《稻草人》，散文集《剑鞘》、《未厌居习作》等。

我家屋后有一亩多空地，泥土里时常翻出屋脊的碎屑，墙砖的小块来，表明那里从前也建造过房屋。短而肥的菊科的野草是独蒙天择适存在那里的，托根在瓦砾砖块之间，居然将铅色的地铺得碧绿。许多顽皮的小孩子常聚在那里踢铁球，——因为那里僻静，可以避他们父母和先生的眼——将父母给他们买点心的钱赌输赢，他们玩得高兴时，便将手里的铁球或拾起小砖投那后屋的檐头和屋面的小雀练眼功。檐头和小雀都没中，却碎了后窗的玻璃。这也不止一次了。

我想空地废弃，未免可惜；顽皮孩子虽不觉得可恶，究竟没什么可爱，何必准备着游戏场供他们玩耍；便唤个竹匠编成竹篱，将那片空地围起来，这样觉得比以前安静严密了。我更向熟识的农人说起，“我要雇一个人在那里种菜，兼做些杂事，看有相当的人可以荐来试试。”

我待雇到了人，让他做主任，我自己做他的副手。劳动是人生的真义，从此可得精神的真实的愉快；那片空地便是我新生活的泉源。我只是热烈而深切地期望着。

农人福堂因此被荐到我家来了。他的紫赤的皮肤，粗糙而有坚皮的手，茸茸的发，直视而不灵动的眼睛，口四围短而黄的胡子，都和别的农人没甚分别；但是他还有一种悒郁的神情，将农人固有的特征，浑朴无虑的态度笼罩住。

“你种什么东西都会？”我问他。

“我从小就种田，米麦菜豆都种过，都会。”他的语音很诚恳，兼欲将他自己的经历称述得详细而动听，但是他仅能说这么一句。

“那很好，我屋后那片空地将由你去种。”

他去察看了他新的工作地，回我道，“那里可以画做二十畦。赶紧下秧，二十天之后，每畦可出一担菜。今年天气暖，还来得及种第二批哩。”他说时面作笑容，似乎表示这对主人有莫大的利益。我也想，“土地真足赞颂呀，生生不息，取之无尽。于此使我更信pantheism了。

我们最先的工作是剔去瓦砾砖块。福堂带来一柄四齿耙，五斤多重，他举起来高出头顶一尺光景，用力往下垦，四齿齐没入泥里。他那执柄端的左手向上一提，再举起耙来，泥土便松了一方，砖瓦的小块一一显露。力是何等地可贵，他潜藏着时，什么都不与相关，但是使用出来，可以使什么都变更。他工作了两点多钟，空地的六分之一翻松了，坐在阶上吸黄烟休息。

我的希望艳羡的心情，在他下第一耙的时候已欲进溢而出，人生真实的愉快的滋味，这回我可要尝一尝了。他一停手，我急急地执着耙的柄，学着他那姿势和动作工作起来。但是那柄耙似乎不服从我的样子：我举他起来时，他在空中只是前后左右地摇晃；着地时他的四齿入土仅一寸光景；我再用力将他举起，平而结实的泥土上只有四个掘松的痕迹。我绝不灰心，这样总比以前松了些，我更下第二耙，第三耙……奇怪，那柄耙的重量为什么一回一回地增加！不到二十耙，我再也不能举起了。一缕焦烘烘的热从背脊散向全身，似乎每一个细胞都在燃烧着。呼吸是急促了，外面的空气钻入似地进我的鼻管，几乎容受不得。两手失了正常的知觉，还像执着那柄耙——虽然已放在地上——所以握不紧拳来。

福堂将烟管在石阶上敲去里面的烟灰，说道：“这个不是先生做得来的，你还是捡砖瓦罢。去了砖瓦，待我先爬成几畦，打好了潭，你就可以下菜秧了。”

我既自认是他的副手，我应当服从他的指挥，况且捡砖瓦一样是一种劳动。那句“就可以下菜秧”又何等地可喜，何等地足以勖勉我。我就佝偻着身子，两手不停地拾起砖瓦，投在粗竹丝编的大畚箕里。他继续他先前的工作，手里那柄耙一上一下，着地的声音沉重而调匀，竟像一架机器。

我踏在已捡去砖瓦的松软的泥土上，鞋帮没了一半，似乎踏着鹅绒的毯子。泥土的气息一阵一阵透入鼻管，引起一种新鲜而快适的感觉。蚯蚓很安适地蛰伏着，这回经了翻动，他们只向泥土深处乱钻；但是到后半段身体还赤露着的时候，他们就不再钻了。菊科的野草连根带叶地杂在泥里，正好用作绿肥；他们现在是遭逢了“人为淘汰”了。

我不觉得时间在那里移换；我没有一切思虑和情绪。我化了，力就是我，我就是力。这等心境，只容体会，不可言说。

“先生，你可以歇歇了。”福堂停着工作在那里唤我，我才回复了平时的心境。腰部酸痛了，两腿战战的不能再站了，脑际也昏晕而作响。我便退到阶前，背靠着门坐下，闭着眼睛养神。这时我才感觉那从未感受的健康的疲倦。

两天之后，二十个畦都已下了菜秧。我看福堂造畦，心里很佩服他。他不用尺量，只将耙轻轻地爬剔，自然成了极正确的长方形的畦；而且各个畦的面积都相等呢。他又提起石潭槌来在畦上打成一个一个的潭，距离也无不相等，每畦恰是一百个。至于下秧是我的工作了：将菜秧放入潭里，拨些松泥掩没了根部，就完事了；但在我这不能算是轻易的事。插满了一畦，我又提一桶水来灌溉。那些菜秧自离母土，至少已经一天，应是饥渴了。

我站在畦间的沟里四望，嫩绿的叶一顺地偃在畦上，好似一幅图案画，心中起一种不可名言的快感。我以前几曾真将劳力成就过一件事物？现在那些菜，却受了我劳力的滋养了。据福堂说，隔上两三天，他们吸足了水，就能复原竖起来。此后加上粪肥，便轰轰地生长，每天要换一个样子呢。

菜园里更没有繁重的工作了。每天晨晚由福堂浇一回水，有时他蹲在畦间捉食叶的小虫。我家事务简单，他往往大半天闲着，于是只是坐在廊下吸烟，一管完了又一管，他那副幽郁的神情和烟管里嘴里缭绕的烟气总将他密密地笼罩住。

我天天去看手种的菜，距下秧的时候已是十五六天了，叶柄还是细细的，叶瓣也没有长大许多，更有呈露淡黄色的，这个很引起我的疑惑。福堂懒懒地向我说，“这个大约因为这里是生地的缘故。但二十天之后，三棵一斤总有的。”他这句话，超过预料的成熟期有半个月，成色又打了三折，不由我不动摇对于他的坚信。这里是生地，他来时不是不晓得。他从小就种菜，根据他的经验推测种植的成绩，也不至相差到三分之二。究竟为了什么呢？

我细看叶瓣，几乎瓣瓣有小孔，前几天固然也有发见，但如今更是普遍而稠密了；有些瓣子上多孔通连，成为曲线描绘的大窟窿。我满腔的惋惜，不禁责备福堂道，“你捕虫太不留心了，菜竟被吃到这般地步。”

“这个不容易呀！”他勉强笑着，翻转一瓣叶子，就见一条黑色的幼虫坠下，他检寻了一会，“在这里了，”从泥上拾起那条虫，掷在脚下踏烂了。有时一坠下去就寻不见，只得舍了它，一会儿又在那里大吃了。

我想他时间尽多，慢慢地细细地捉虫，一定不至于此；又不是十亩八亩一个人照顾不周。以我主观的意见替他想，他过的是最有意思最有趣味的生活，就应当勤于他的职务，视为惟一的嗜好。何以他喜欢吸黄烟胜于农作？何以他绝不负职务上的责任，对于菜的不发育和被侵害又全无同情心呢？

我再四推想，断定他是“怠业”了。他于种植的技术，一定有许多不够精明之处；于他现在的职务，又一定没有做得周到完密；否则成绩何至于这么坏？但是为了什么呢？

福堂依他的老例，坐在廊下吸烟，我乘着没事，问他家里的状况。他就告诉我以下的话。

“我家里有四亩田，是爷传下来的。我种这四亩田，到今二十多年了。我八岁上爷就死了。我听你先生说，种田最有滋味，这话不大对。……滋味呢，固然有的，但是苦，苦到说不出！我夜夜做梦，梦见我不种田了。真有这一天，我才乐呢。”

“我终年种田，只有一个念头刻刻迫着我，就是‘还租’。租固然是应当还的，但我要吃，我要穿，我也想乐乐，一还租，那些就办不到了，没有了。只有四亩田，那里能料理这许多呢！”

“我二十岁上生了个女儿，这是天帮我的，我妻就去当人家的乳母，伊一个人倒可抵六七亩田呢。伊到今共生了六胎，二三四五全是女，都送给人家养去，第六胎是个男。伊生了这个男孩，照例出去当乳母，由大女儿看守着他，时时调些米浆给他吃。”

“他生了不满四个月，身上有些发烧，不住地啼哭。我不懂为什么，教大女儿好好抱着他，多给他吃些米浆。但是他的啼哭总不肯停，夜里也没一刻安静，声音慢慢地变得低而沙了。这么过了三天，他就死了。待我入城唤他母亲，伊到家时，他的小眼睛已闭得紧紧了……”

福堂不会将更哀伤的话讲述他的不幸了。但是足够了，这等没有修辞工夫的话，时时可以从不幸的人们口里听见，里面深深地含着普遍而摧心的悲哀，使我只是瞪视着庭中的落叶，一缕奇异而深刻的悲绪，彷徨惆怅，无有着处。

福堂再装上一管烟，却不燃着吸，继续说：

“伊从此变了个模样了。伊不常归家，到了家只是哭，和我吵闹。这也不能怪伊，伊和我一样地舍不得这个儿子。但是我向谁去哭，和谁去吵闹？”

“今春将大女儿嫁了，实在算不得嫁，给夫家领了去就是了。但我的肩上总算轻了些。”

“家里只我一个人。”

“先生，你若是不嫌我，我愿意长在这里，四亩种不得的田，我将转给他人去承种了。”

我才明白，他厌恶种田，我却仍使他做老本行，这便是不期然而然怠业的缘故。

我所知于人生的，究竟简单而浅薄，于此更加自信。我和福堂做同一的事务，感受的滋味却绝对相反，我真高出于他么？倘若我和他易地以处，还没他这般忍耐，耐了二十年才决然舍去呢。偶然当一柄耙，种几棵菜，就自以为得到了真实的愉快，认识了生命的真际，还不是些虚浮的幻想么？

从“种田的厌恶种田便致怠业”，推衍出“作工或教书的厌恶作工或教书便致怠业”，更可归纳成一个公式：“凡从事X的厌恶X，便致怠业”。人们在无穷尽的道路中，频频被不期然而然的怠业羁绊住两条腿，不能迈步前进，是何等地不幸和可耻！

X决无可以厌恶的地方，可厌恶的乃是纠缠着X的附生物。去掉这附生物，才是治病除根的法子。

艺术的生活……

那些远而越的忧虑，一霎时在我心里风轮似地环转。我就觉这个所谓“现在的我”，是个悲哀，怅惘，虚幻，惭愧……的集合体。

又隔了二十多天，园里的菜真离了土了，叶瓣是薄薄的，一手可以将叶柄捏拢来；平均四棵重一斤。煮熟了尝新，味道是苦的。

以后我吃味道不好的菜蔬和果子，或者遇见粗制的器物，就联想到我家园里的苦菜，同时那些远而僭越的忧虑便在我心里风轮似地环转。

1921年2月6日

选自《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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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所

茅盾

茅盾（1896～1981），浙江桐乡人，作家、文学批评家。著有长篇小说《蚀》、《子夜》，短篇小说集《创造》，话剧《清明前后》，学术论著《夜读偶记》等。

门前的马路并不宽阔。两部汽车勉强能够并排过去。门面也不见得怎么雄伟。说是不见得怎么雄伟，为的想起了爱多亚路那纱布交易所大门前二十多步高的石级。自然，在这“香粉弄”一带，它已经是惟一体面的大建筑了。我这里说的是华商证券交易所的新屋。

直望进去，一条颇长的甬道，两列四根的大石柱阻住了视线。再进一步就是“市场”了。跟大戏院的池子仿佛。后方上面就是会叫许多人笑也叫许多人哭的“拍板台”。

正在午前十一时，紧急关头，拍到了“二十关”。池子里活像是一个蜂房。请你不要想像这所谓池子的也有一排一排的椅子，跟大戏院的池子似的。这里是一个小凳子也不会有的，人全站着，外圈是来看市面准备买或卖的——你不妨说他们大半是小本钱的“散户”，自然也有不少“抢帽子”的。他们不是那吵闹得耳朵痛的数目字潮声的主使。他们有些是仰起了头，朝台上看，——请你不要误会，那卷起袖子直到肩胛边的拍板人并没有什么好看，而且也不会看出什么道理来的；他们是看着台后像“背景”似的显出“××××库券”，“×月期”……之类的“戏目”（姑且拿“戏目”作个比方罢），特别是这“戏目”上面那时时变动的电光记数牌。这高高在上小小的嵌在台后墙上的横长方形，时时刻刻跳动着红字的阿拉伯数目字，一并排四个，两个是单位“元”以下，像我们在普通账单上常常看见的式子，这两个小数下边有一条横线，红色，字体可也不小，因而在池子里各处都可以看得明明白白。这小小的红色电光的数目字是人们创造，是人们使它刻刻在变，但是它掌握着人们的。“命运”。

不——应当说是少数人创造那红色电光的记录，使它刻刻在变，使它成为较多数人的不可测的“命运”。谁是那较多数呢？提心吊胆望着它的人们，池子外圈的人们自然是的，——而他们同时也是这魔法的红色电光记录的助成者，虽然是盲目的助成者；可是在他们以外还有更多的没有来亲眼看着自己的“命运”升沉的人们，他们住在上海各处，在中国各处，然而这里台上的红色电光的一跳，会决定了他们的破产或者发财。

被外圈的人们包在中央的，这才是那吵得耳朵痛的数目字潮声的发动器。很大的圆形水泥矮栏，像一张极大的圆桌面似的，将他们范围成一个人圈。他们是许多经纪人手下做交易的，他们的手和嘴牵动着台上墙头那红色电光数目字的变化。然而他们跟那红色电光一样，本身不过是一种器械，使用他们的人——经纪人，或者正交叉着两臂站在近旁，或者正在和人咬耳朵。忽然有个伙计匆匆跑来，于是那经纪人就赶紧跑到池子外他的小房间去听电话了，他挂上了听筒再跑到池子里，说不定那红色电光就会有一次新的跳动，所有池子里外圈的人们会有一次新的紧张——掌不住要笑的，咬紧牙关眼泪往肚子里吞的，谁知道呢，便是那位经纪人在接电话以前也是不知道的。他也是程度上稍稍不同的一种器械罢了。

池子外边的两旁，——上面是像戏院里“包厢”似的月楼，摆着一些长椅子，这些椅子似乎从来不会被同一屁股坐上一刻钟或二十分的，然而亦似乎不会从来没有人光顾，做了半天冷板凳的。这边，有两位咬着耳朵密谈；那边，又是两位在压低了嗓子争论什么。靠柱子边的一张椅子里有一位弓着背抱了头，似乎转着念头：跳黄浦呢，吞生鸦片烟？那边又有一位，——坐在望得见那魔法的红色电光记录牌的所在，手拿着小本子和铅笔，用心地记录着，像画“宝路”似的，他相信公债的涨落也有一定的“路”的。

也有女的。挂在男子臂上，太年轻而时髦的女客，似乎只是一同进来看看。那边有一位中年的，上等的衣料却不是顶时式的裁制，和一位中年男子并排站着，仰起了脸。电光的红字跳一，她就推推那男子的臂膊；红字再跳一，她慌慌张张把男子拉在一边叽叽喳喳低声说了好一大片。

一位胡子刮得光光的，只穿了绸短衫裤，在人堆里晃来晃去踱方步，一边踱，一边频频用手掌拍着额角。

这当儿，池子里的做交易的叫喊始终是旋风似的，海潮似的。

你如果到上面月楼的铁栏杆边往下面一看，你会忽然想到了旧小说里的神仙：“只听得下面杀声直冲，拨开云头一看”，你会清清楚楚看到中央的人圈怎样把手掌伸出缩回，而外圈的人们怎样钻来钻去，像大风雨前的蚂蚁。你还会看见时时有一团小东西，那是纸团，跟纽子一般模样的，从各方面飞到那中央的人圈。你会想到神仙们的祭起法宝来罢？

有这么一个纸团从月楼飞下去了。你于是留心到这宛然各在云端的月楼那半圆形罢。这半圆圈上这里那里坐着几个人，在记录着什么，肃静地一点声音都没有。他们背后墙上挂着些经纪人代表的字号牌子。谁能预先知道他们掷下去的纸团是使空头们哭的呢还是笑的？

无稽的谣言吹进了交易所里会激起债券涨落的大风波。人们是在谣言中幻想，在谣言中兴奋，或者吓出了灵魂。没有比他们更敏感的了。然而这对于谣言的敏感要是没有了，公债市场也就不成其为市场了。人心就是这么一种怪东西。

选自1936年2月《良友画报》第114号

后收入《印象·感想·回忆》一书

现选自《茅盾全集》第11卷，1986年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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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风土杂忆

茅盾

茅盾（1896～1981），浙江桐乡人，作家、文学批评家。著有长篇小说《蚀》、《子夜》，短篇小说集《创造》，话剧《清明前后》，学术论著《夜读偶记》等。

晚清左宗棠进军新疆，沿途筑路栽树，其所植之柳，今尚有存者。那时湘人杨某（忘其名）曾有诗曰：

大将西征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有人说，创现在新疆地主引水灌田的所谓“坎儿井”，不是左宗棠而是林则徐。但“坎儿井”之创设，也是左宗棠开始的，“坎儿井”者，横贯砂碛之一串井，每井自下凿通，成为地下之渠，水从地下行，乃得自水源处达于所欲溉灌之田。此因砂碛不宜开渠，骄阳之下，水易干涸，故创为引水自地下行之法。水源往往离田甚远，多则百里，少亦数十里。“坎儿井”隔三四丈一个，从飞机上俯瞰，但见黑点如连珠，宛如一道虚线横贯于砂碛，工程之大，不难想见；所以又听说，新省地主计财产时，往往不举田亩之数而举“坎儿井”之数，盖地广人稀，拥田多不为奇，惟拥有数百乃至数千之“坎儿井”者，则开井之费已甚可观，故足表示其富有之程度也。此犹新省之大牧畜主，所有牛羊亦不以数计，而以“山”计；何谓以“山”计？据言大“把爷”羊群之大，难于数计，每晚放牧归来，仅驱羊群入山谷，自山顶望之，见谷已满，即便了事。所以大“把爷”计其财产时，亦不曰有牛羊若干千百头，而曰有牛羊几山。

本为鲜卑民歌，从鲜卑语译成汉文的《敕勒歌》，其词曰：“敕勒川，阴山下；天如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前人评此歌末句为“神来之笔”，然在习惯此种生活之游牧民族，此实为平凡之现实，不过非有此生活实感者，也道不出这一句的只字来。此种“风吹草低见牛羊”之景象，在今日南北疆之大草原中，尚往往可见。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丰茂的牧草，高及人肩，几千牛羊隐在那里啃草，远望如何能见？天风骤来，丰草偃仰，然后知道还有那么多牛羊在那里！

新疆是一块高原，但在洪荒时代，她是中央亚细亚的大内海的一部分。这一苍海，在地质学上的哪一纪始变为高原？正如亚洲之边缘何时断离而为南洋群岛，同样尚未有定论。今新省境内，盐碛尚所在有之。昔年自哈密乘车赴吐鲁番，途中遥见远处白光一片，似为一个很大的湖泊，很是惊异，砂碛中难道竟有这样的大湖泊？及至稍近，乃辨明此白皑皑者，实非流动之水而为固体之盐。阳光逼照，返光甚强，使人目眩。因新疆古为内海，故留此盐碛。然新省之盐，据谓缺少碘质，迪化的讲究卫生的人家都用苏联来的精盐。又盐碛之盐，与云南之岩盐不同；岩盐成块如石，而盐碛之盐则为粒状，粗细不等，曾见最粗者如棋子而形方，故食用时尚须略加磨捣。

吐鲁番地势甚低。新疆一般地形皆高出海面一二千公尺，独吐鲁番低于海面数百公尺，故自全疆地形而言，吐鲁番宛如一洞。俗谓《西游记》所写之火焰山，即今之吐鲁番，则其热可想而知，此地难分四季，只可谓尚有寒暑而已。大抵阳历正二三月，尚不甚热，白天屋内须衣薄棉，晚上还要冷些；五月以后则燥热难堪，居民于正午时都进地窖休息，仅清晨薄暮始有市集。以故吐鲁番居民家家有地窖，街上跨街搭荫棚，间亦有种瓜果葡萄盘缘棚上者，市街风景，自有一格。最热之时，亦在阳历七八月，俗谓此时壁上可以烙饼，鸡蛋可以晒熟；而公安局长蹲大水缸中办公，则我在迪化时曾闻吐鲁番来人言之，当必不虚。

然吐鲁番虽热，仍是个好地方，地宜植棉，棉质之佳，不亚于埃及棉。又多产蔬菜水果。内地艳称之哈密瓜，其实不尽产于哈密，鄯善与吐鲁番皆产之，而吐鲁番所产尤佳。石榴甚大，粒粒如红宝石。葡萄在新疆，产地不少，然以吐鲁番所产，驰名全疆。无核之一种，虽小而甜，晒为干，胜于美国所产。新疆有民谣曰：“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瓜；库车的杨姑，一朵花。”（《新疆图志》亦载此谣）然则哈密之瓜。固有其历史地位。惟自马仲英两度焚掠而后，哈密回城已成废墟，汉城亦萧条冷落，未复旧观，或哈密之瓜亦不如昔年乎？这可难以究诘了。民谣中之“库车”，在南疆，即古龟兹国，紫羔以库车产者为最佳；“杨姑”，维族语少女也。相传谓库车妇人多美丽，故民谣中如是云尔。库车居民多维吾尔族（即元史所称畏兀儿族）。不仅库车，南疆各地皆然。

迪化自春至秋，常有南来燥热之风，云是吐鲁番吹来，故俗名“吐鲁番风”。吐鲁番风既至，人皆感不适，轻则神思倦怠，重则头目晕眩，且发烧；体虚者甚至风未到前三四日即有预感。或谓此风来源实不在吐鲁番，而在南疆塔里木盆地之大戈壁，不过经由吐鲁番，逾天山缺口之大坂城而至迪化耳。大坂城者，为自吐鲁番到迪化所过的天山一缺口，然已甚高；过大坂城则迪化已在脚下，此为自南路进迪化之一要隘。

忆《隋书》谓炀帝得龟兹乐，列为燕乐之一，此后中国燕乐，龟兹乐实居重要部分。古龟兹国，即今新疆库车县。龟兹乐何如，今日新疆维族之音乐歌舞是否与龟兹乐相似，颇难猝下断语。盖自伊斯兰教代佛教而后，天竺文物，澌灭殆尽；今日新省维吾尔民族之歌舞，与中亚各民族之歌舞想相近似。迪化每有晚会，往往有维族之歌舞节目；男女二人，载歌载舞，歌为维语，音调颇柔美，时有顶点，则喜悦之情，洋洋欲溢，舞容亦婉约而雍穆；盖在维族的民族形式歌舞中，此为最上乘者。据言，此旧为男女相悦之歌，今倚旧谱而填新词，则已变男女相悦而为政治之内容矣。以我观之，旧瓶新酒，尚无牵强之痕迹。我曾问维族人翻译哈美德：“新词是谁的手笔？”他答道：“也不知是谁，大概是许多人集体的作品。”

维语为复音语文，其字母借用阿剌伯文的字母。书写时，横行而自右至左，外行人视之，似甚不便，然彼人走笔如飞，形式且极美丽。文法不甚复杂，曾习他种外国语者，用功半年，即可通晓。在新疆，虽有十四民族，然维吾尔语，实为可以通行全疆之语言，此因维族人数约占全疆总人口之半，其他各少数民族大都晓维语；哈萨克族人口在全疆仅次于维族，其语文与维语大同小异，其字母，亦为阿剌伯文字母。迪化每开大会，演说时例须用三种语言，即汉，维，及蒙古语，平常的集会，为节省时间，仅用汉，维两种语言，则因蒙族人在迪化者倘不解汉语，大概都能懂维语。

迪化在阳历十月初即有雪。但十月天气最佳，可说是“寒暖适中”。十二月后始入正常的寒冬，积雪不融，大地冻结，至明年四月初始解冻（有时为三月中旬）。冬季少风，南方冬季西北风怒吼之景象，以我所得短暂之经验而言，在迪化是没有的。然而冬季坐车出门，虽在无风之日，每觉寒风刺面入骨，其凛冽十倍于南方的西北风，此因户外空气太冷之故。室内因有大壁炉，且门窗严闭，窗又为双层，故融暖如春，然而门窗倘有罅缝，则近此罅缝之处，冷风如箭，触之战栗；此亦非风，而因户外空气太冷，冷故重，觅罅隙而钻入，其劲遂似风。室内铺厚毯，亦以防寒气从地板之细缝上侵。关西大汉张仲实素不怕冷，在家时洋服内仅穿毛线衫裤，无羊毛内衣，某日忽觉腿部酸痛，举步无力，此为腿部受寒之征象，然不明寒气从何来；越一日始发见寒气乃从书桌下来，盖书桌下之地毯一角上翘，露出地板之罅缝，寒气遂由此浸润。北方人常言地气冷，故下身所穿必须较上身为多，必解冻以后，乃可稍疏防范。三月中，有时白天气温颇高，往往见迪化人上身仅穿一单衫而下身仍御厚棉裤。

最冷的日子通常在阴历年关前后；白天为零下二十度，夜间则至四十余度。此为平均的气温。在此严寒的季节，人在户外半小时以上，皮帽，大衣领皮、眉毛、胡须等凡为呼吸之气所能接近之处，皆凝积有薄薄白霜，胡须上往往还挂着小小的冰珠。人多处，远望雾气蒸腾；此亦非雾，而为口气凝成，真所谓“嘘气成云”了。驴马奔驰后满身流汗，出气如蒸笼，然而腹下毛端，则挂有冰球，累累如葡萄，此因汗水沿体而下，至腹下毛端，未及滴落，遂冻结为珠，珠复增大，遂成为冰葡萄。

地冻以后，积雪不融，一次一次雪下来，碾实冻坚，平时颇多坎坷的路面，此时就变成了平坦光滑，比任何柏油路都漂亮。所以北方赶路，以冬季为最好。在这时候，“爬犁”也就出现了。“爬犁”是土名，我们的文绉绉的名称，就是“雪橇”。迪化的“把爷”们，冬季有喜用“爬犁”者。这是无轮的车，有滑板两支代替了轮，车甚小，无篷，能容二人，仍驾以马。好马，新钉一副高的掌铁（冬季走冻结的路，马掌铁必较高，于是马也穿了高跟鞋），拖起结实的“爬犁”，在光滑的冻雪地上滑走，又快又稳，真比汽车有意思。但“爬犁”不宜在城中热闹处走，最好在郊外，在公路上。维族哈族的“把爷”们驾“爬犁”，似乎还是娱乐的意味多，等于上海人在夏天坐车兜风。我有一首歪诗记之：

纷飞玉屑到帘栊，大地银铺一望中；

初试爬犁呼女伴：阿爹新买玉花骢。

北方冬季少霜。如有之，则其浓厚的程度迥非南方人所能想像。迪化冬季亦常有这样的严霜。晨起，忽见马路旁的电线都变成了白绒的彩绳，简直跟耶诞节人们用以装饰屋子或圣诞树的比手指还粗些的白绒彩绳一样。尤其是所有的树枝，也都结起银白的彩来了。远望就同盛开了的银花。如果树多，而又全是落叶树，那么，银白一片，宛如繁花，艳的风姿，和盛开的樱花一般——而樱花尚无其洁白。此种严霜，俗名“挂枝”，不知何所取义，或者因其仅能在树枝上见之，而屋面地上反不能见，故得此名。其实霜降普遍，并非独厚于“枝”，不过因为地上屋面皆已积雪，本来是白皑皑的，故遂不觉耳。但因其“挂枝”，遂产生了神话：据说天山最高之博格达峰为神仙所居，有冰肌雪肤之仙女，为怜冬季大地萧条，百花皆隐，故时以晶莹之霜花挂到枝头。此说虽诞，然颇有风趣，因亦记以歪诗一首：

晓来试马出南关，万树银花照两间。

昨夜挂枝劳玉手，藐姑仙子下天山。

照气候说，新疆兼有寒带、温带以及亚热带的气候。天山北麓是寒带，南麓哈密、鄯善一路（吐鲁番因是一个洞，作为例外）是温带，而南疆则许多地方，终年只须穿夹，是亚热带的气候了。但橘、柚、香蕉等，新疆皆不产，或者是未尝试植，或者也因“亚热带”地区，空气太干燥之故，因为这些终年只须穿夹的地方，亦往往终年无雨，饮水、灌田的水，都赖天山的万年雪融化下来供给人们。除了上述数种水果外，在新疆可以吃到各种水果，而尤以瓜，苹果，葡萄、梨、桃为佳。瓜指甜瓜，种类之多，可以写成一篇文章；“哈密瓜”即甜瓜之一种，迪化人称为甜瓜，不称为哈密瓜。这是大如枕头的香瓜，惟甜脆及水分之多，非南方任何佳种香瓜所可及。此瓜产于夏初，窖藏可保存至明年春末；新疆人每谓夏秋食此瓜则内热，惟冬日食之则“清火”，苹果出产颇多，而伊犁之二台所产最佳，体大肉脆，色味极似舶来的金山苹果，而香过之。二台苹果熟时，因运输工具不够，落地而腐烂于果林中者，据云每每厚二三寸，在伊犁，大洋一元可购百枚；惟运至迪化，则最廉时亦须二三毛一个。

梨以库车及库尔勒所产最佳，虽不甚大，而甜、脆、水分多，天津梨最好者，亦不及之。梨在产地每年腐烂于树下者亦不可胜计，及运至迪化，则每元仅可得十枚左右。南疆植桑之区，桑椹大而味美，有黑色白色两种；惟此物易烂，不能运至他处。据言当地维族人民之游手好闲者，每当桑椹熟时，即不工作，盖食桑椹亦可果腹；桑椹在产地，人可随意取食，恣意饱啖，无过问者。

初到哈密，见有“定湘王”庙，规模很大，问了人，才知这就是城隍庙。但新疆的城隍何以称为“定湘王”，则未得其解。后来又知道凡汉人较多的各城市中都有“定湘王”庙，皆为左宗棠平定新疆以后，“湖湘子弟”所建；而“定湘王”者，本为湖南之城隍，左公部下既定新疆，遂把家乡的城隍也搬了来了。今日新疆汉族包含内地各省之人，湘籍者初不甚多，然“定湘王”之为新疆汉族之城隍如故。

迪化汉族，内地各省人皆有，会馆如林，亦各省都有；视会馆规模之大小，可以约略推知从前各该省籍人士在新省势力之如何。然而城隍庙则仅一个，即“定湘王庙”是也。每年中元节，各省人士迫荐其远在原籍之祖先，“定湘”庙中，罗天大醮，连台对开，可亘一周间。尤为奇特者，此时之“定湘王”府又开办“邮局”，收受寄给各省籍鬼魂之包裹与信札；有特制之“邮票”乃“定湘王府”发售，庙中道士即充“邮务员”，包裹信札寄递取费等差，亦模拟阳间之邮局；迷信者以为必如此然后其所焚化之包裹与信札可以稳度万里关山，毫无留难。又或焚化冥镪，则又须“定湘王府”汇兑。故在每年中元节，“定湘王府”中仅此一笔“邮汇”收入，亦颇可观。

昔在南北朝时，佛法大行于西域；唐初亦然，读三藏法师《大唐西域记》已可概见。当时大乘诸宗皆经由西域渚国之“桥梁”而入东土，其由海道南来者，似惟达摩之南宗耳。但今日之新疆，则除蒙族之喇嘛外，更无佛徒。汉人凡用和尚之事，悉以道士代之。丧事中惟有道士，而佛事所有各节目，仪式多仍其旧，惟执行者为道士而已。蒙族活佛夏礼瓦圆寂于迪化，丧仪中除有喇嘛诵经，又有道士；省政府主席李溶之丧，道士而外，亦有喇嘛数人。

伊斯兰教何时始在新疆发展而代替了从前的佛教，我没有作过考据，然而猜想起来，当在元明之交。道士又在何时代行和尚职权，那就更不可考了，猜想起来，也许是在清朝季世汉人又在新疆站定了脚跟的时候。但当时何以不干脆带了和尚去，而用道士，则殊不可解，或者是因为道士在宗教上带点“中间性”罢？于此，我又连带想起中国历史上宗教争论的一段公案。南北朝时，佛法始来东土，即与中国固有之道教发生磨擦，其间复因北朝那些君主信佛信道，时时变换，以至成为一件大事。但自顾欢、慧琳、僧绍、孟景翼等人一场无聊的争论以后，终于达到“三教”原是“一家”的结论；然而这种论调，也表示了道教在当时不能与佛教争天下，故牵强附会，合佛道为一，又拉上孔子作陪，以便和平共处；故当时释家名师都反对之。不谓千年以后，伊斯兰教在西域既逐走佛徒，和尚们遗下的那笔买卖，居然由道土如数顶承了去，思之亦堪发噱。

然道士在新疆，数目不多，迪化城内恐不满百，他处更无足论。普通人家丧事，两三个道士便已了事。此辈道士，平日几与俗家人无异。

新疆汉族商人，以天津帮为巨擘。数百万资本（抗战前货币之购买力水准）者，比比皆是。除迪化有总店，天津有分庄而外，南北疆之大城市又有分号。新疆之土产经由彼等之手而运销于内地，复经由彼等之手，内地工业品乃流入于新疆。据言此辈天津帮商人，多杨柳青人，最初至新省者，实为左宗棠西征时随军之负贩，当时称为“赶大营”。左西征之时，旷日持久，大军所过，每站必掘井，掘井得水必建屋，树立小小之市集，又察各该处之土壤，能种什么即种什么。故当时“赶大营’者，一挑之货，几次转易，利即数倍，其能直至迪化者，盖已颇有积累。其魄力巨大者，即由行商而变为坐庄。据言此为今日新疆汉族巨商之始祖。其后“回疆”既定，“赶大营”已成过去，仍有“冒险家”画依样之葫芦，不辞关山万重，远道而往，但既至镇西或迪化，往往资斧已罄，不能再贩土产归来，则佣工度日，积一二年则在本地为摊贩，幸而获利，足可再“冒险”矣，则贩新省之土产，仍以行商方式回到天津，于是换得现钱再贩货赴新省；如此每年可走一次，积十年亦可成富翁，在迪化为坐庄矣。但此为数十年前之情况，如此机会，早成过去。

抗战前，新省对外商运孔道，为经镇西而至绥边，有绥新公路，包头以东则由铁路可抵天津；此亦为新疆多天津商人之一因。抗战后，绥新公路为新省当局封锁，表面理由是巩固边防。目前新省对外商运，已经有组织地集中于官商合办之某某土产公司之手，情况又已不同。

博格达山为天山之最高峰。清时初定天山南北路后，即依前朝故事，祭博格达山。据《新疆图志》，山上最古之碑为唐代武则天所立。其后每年祀典，率由地方官行之，祭文亦有定式，《新疆图志》载之。

博格达山半腰有湖（俗称海子），周围十余里，峭壁环绕，水甚清，甚冷；此处在雪线之下，故夏季尚可登临，自山麓行五十余里即到。自此再上，则万年雪封锁山道，其上复有冰川，非有特别探险装备，不能往矣。山巅又有一湖，较山腰者为大。当飞机横越天山时，半空俯瞰，此二湖历历可睹，明亮如镜。《新疆图志》谓山上积雪中有雪莲，复有雪蛆，巨如蚕，体为红色，云可合媚药。二十九年夏，有友登博格达，在山腰之湖畔过一宿，据云并不见有雪莲雪蛆，亦无其他奇卉异草，珍禽瑞兽，惟蚊虫大而且多，啮人如锥刺耳。湖边夜间甚冷，虽当盛夏，衣重裘尚齿战，乃烧起几个火堆，卧火旁，始稍得寐。又山腰近湖处有一庙，道士数人居之，不下山者已数年，山下居民每年夏季运粮资之，及秋，冰雪封山，遂不通闻问，俟来年夏季再上山探之。在全疆，恐惟此数道士为真能清苦。诗以记之：

博格达山高接天，云封雪锁自年年。

冰川寂寞群仙去，瘦骨黄冠灶断烟。（其一）

雪莲雪蛆今何在？剩有饕蚊逐队飞。

三伏月圆湖畔夜，高烧篝火御寒威。（其二）

雪莲有无，未能证实，然天山峭壁生石莲，则余曾亲见。离迪化约百余公里，有白杨沟者，亦避暑胜地，余曾往一游。所谓“白杨沟”，实两山间之夹谷耳，范围甚大，汽车翻越数山始到其地。此为哈族人游牧地，事前通知该管之“千户长”，请彼导游，兼代备宿夜处。“千户长”略能汉语，备马十余匹，请客人作竟日之游，出“白杨沟”范围，直抵焉耆境之天山北麓。途次经过一谷，两岸峭壁千仞，中一夹道长数里，山泉潺潺，萦回马足；壁上了无草木，惟生石莲。此为横生于石壁之灌木，叶大如掌，形似桐叶，白花五六瓣甚巨。粗具莲花之形态，嗅之有浓郁之昧，似香不香，然亦不恶。询之“千户长”可作药用否？渠言未知可作何用，惟哈族人间或以此为催生之剂，煎浓汤服。石莲产于深谷，盖不独白杨沟有之。

夏季入山避暑，宿蒙古包，饮新鲜马乳，是新疆摩登乐事。但亦游牧民族风尚之残余。维、哈两族之“把爷”每年夏季必率全家男女老小，坐自家之大车，带蒙古包、狗，至其羊群所在之山谷，过一个夏季的野外生活。秋凉归来。狗马皆肥健，毛色光泽如镜面，孩子们晒成古铜色，肌肉结实。

马乳云可治肺病胃病；饮了一个夏季的马乳，据云身必健硕，体重增加。但此恐惟在山中避暑饮之，方有效验；盖非马乳之独擅神效，亦因野外生活之其他有益条件助成之也。维、哈族人善调制马乳，法以乳盛革囊中，摇荡多时，略置片刻，又摇之，如是数回，马乳发酵乃起沫，可食。味略酸而香冽，多饮觉微醺；不嗜酒者饮马乳辄醉。初饮马乳者，常觉不惯，然经过一时期，遂有深嗜，一日可进十数大碗，而饭量亦随之增加。然马乳新鲜者，城中不易得。马肉制之腊肠，俗名马肠子，维、哈、蒙等族所制者甚佳。据云，道地之马肠子，乃用马驹之肉，灌入肠管后挂于蒙古包圆顶开口通风之处，在风干之过程中，复赖蒙古包中每日自然之烟熏，——盖包中生火有烟，必从顶上之孔外出也。马肠子佳者，蒸熟后色殷红，香腴不下于金华火腿。避暑山中者，倘能骑马爬山，饮马乳，食馕（一种大饼），佐以自制之奶皮（即牛乳蒸热后所结之奶皮）、草莓果酱、马肠子、葡萄，睡蒙古包，则空气、阳光、运动、富于养分之饮食，一切都有，对于身体的益处是不难想像的！

维族哈族人有嗜麻烟者，犹汉族人之嗜鸦片。麻烟比鸦片更毒；故在新省亦悬为厉禁。麻烟自印度来，原状不知如何，但供人吸用者则已为粉状，可装于荷包中，随时吸食。因其简易，为害更烈。

食麻烟后，入半醉状态，即见种种幻象；平日想念而不可多得之事物，此时即纷陈前后，应接不暇。嗜钱财者即见元宝连翩飞来，平常所未曾见而但闻其名之各种珍宝，此时亦缤纷陆离，俯拾即是；好色之徒则见粉白黛绿，围绕前后，乃至素所想念之良家子亦姗姗自来，偎身俯就。人生大欲，片刻都偿，无知之辈，自当视为至乐。旁人见食麻烟者如醉如痴，手舞足蹈，以为癫疯，而不知彼方神游于极乐幻境也。既而动作停歇，则幻境已消，神经麻痹而失知觉。移时始醒，了无所异，与未吸食同。

然而多次吸食之后，即可成瘾；瘾发时之难受，甚于中鸦片毒者。同时，肺部因受毒而成喘哮之病，全身关节炎肿，毒入脊髓，伛偻不能挺立，不良于行；到这阶段，无论再食与否，总之是去死不远了。

维哈族人之嗜赌博者，以羊骨为博具，掷地视骨之正反，以定输赢。据说他们结伴贩货从甲地至乙地，在途中往往于马背上且行且赌，现金不足，则以货物作抵押，旅途未终，而已尽丧所有，则转为博进者之佣工，甚至以佣工若干年作为赌注而作最后之一掷者。

维吾尔（元史称畏兀儿）族人口占全疆总人口之半数，南疆居民，什九为维族。奉伊斯兰教。旧时阿訇（教中长老）集政教大权于一身，教长同时即为一部落或一区域之行政首长。今则阿訇惟掌教，不复能过问地方行政矣。维族人兼营商业，游牧，及农业；手工业（如裁缝、木匠，泥水，织毯等）亦多彼族中人。南疆所产之绸，色彩鲜艳，图案悦目，亦多为维族工人所织造。

在文艺美术方面，维族人具有天才，土风歌舞，颇具特色，此不赘言。尝观一出由民间故事改编之短剧，幽默而意味深长，实为佳作。此种民间故事，大都嘲笑富而不仁之辈。短剧内容，写一富人路遇一穷人，穷人向彼行乞，富人不应，且骂之。既而同憩于路侧，穷人徐问富人何来，将赴何处，且进以谀词。富人大喜，乃夸其家宅之美，夸其子，夸其骆驼，终乃夸其所爱之狗。穷人随机应变，亦盛赞其房屋之美轮美奂，其子之多才多艺，其骆驼之健硕，其狗之解人意。富人大喜。穷人乃乘间复请周济。富人怫然掉头不顾。二人于是无言。富人解行囊，取馕食之，不能尽，则以所余投畀路旁一野犬，穷人至是复乞分一小块馕，富人仍不肯，谓宁投畀狗食，不与汝懒虫，荷囊而起，将行。穷人忽思得一计，遂追语之曰：你不是有一条很好的狗么？我适从你家乡来，见你的狗已死。富人大惊，问故。穷人曰：因为你的狗吃了你那匹骆驼的肝，所以死了！富人更惊，复问骆驼何故致死。穷人曰：因为你的儿子死了，你的妻杀骆驼以祭你子。富人惊极而号哭，复问子何因死。穷人曰：因为你的家中失火，你的儿子被烧死了。至是，富人大哭，捶胸发，如中风狂，尽弃其行囊，并自褫其衣，呼号痛哭而去。穷人大喜，乃尽取富人之行囊、衣物，坐于道旁，从行囊中取馕食之，未尽一枚，而富人已大呼而来，指穷人为偷儿，夺还各物，且将夺其手中之余馕。穷人急逃，富人追之，幕遂下。维族风俗，杀骆驼致祭，乃最郑重之典礼，又谓狗食骆驼肝必死。

维族乐器，有长颈琵琶（四弦），鼓，箫，琴（铜丝之弦甚多，而以小竹片鼓之，广东人亦常用之，称为洋琴）等数事。所谓长颈琵琶者，实似一曼陀令，而颈特长，在三尺以下；意谓当别有名，但曾询翻译人哈美德，则云是琵琶。或者吾人今日习见之琵琶已经汉化乎。

维族人席地而坐。炕之地位占全室过半有强，或竟整个房间是一大炕，炕上铺毡，毡上更有大坐垫。有矮几，或圆或长方。维族人上炕坐时，足上仍御牛皮软底靴，实则此为袜子；下炕则加牛皮鞋，无后跟，与吾人之拖鞋相仿，出门亦御此鞋。长袍左衽，无钮扣，腰束以带。头上缠布，或戴无帽结之瓜皮小帽，帽必绣花，而甚小，仅覆头顶之一部。至于戴打乌帽，穿长统靴，则已为欧化之结果。哈族人装束相同。两族女子平日亦穿靴。

日常饮食，为牛乳、羊肉、馕、奶皮、酥油、水果、红茶，而红茶中例必加糖。菜肴中甚少菜蔬。待客，隆重者宰一羔羊，白煮，大盘捧上，刀割而食。主人倘割取羊尾肥脂以手塞客人口中，虽系大块，客人须例张口承之，不得以手接取徐徐啮食，更不得拒而不受。盖此为主人敬客之礼，不接受或不按例一口吞下者即为失礼。客人受后，例须同样回敬主人。

所谓“抓饭”者，乃以羊油蒸饭，又加羊肉丁与胡萝卜（黄色）丁子；因其非羊油炒饭，而为蒸饭，故虽似炒饭而味实不同。俄国风之“萨莫伐”在新疆颇为流行，有钱之维族人家都置一具。盖嗜饮红茶，维哈及其他各民族皆然也。

新疆十四民族，除汉族外，维族兼营农业、商业，牧畜，手工业，已如上述。蒙族及哈族则以游牧为主。哈族在北疆居近汉人众多之大城市者，亦种地，惟视为副业；种地不施肥，用休耕制，下种后即自驱羊入山，不复一顾，待秋收时再来收割，有多少算多少。据闻南疆维族人之养蚕者，亦如我们之养野蚕然，蚕置桑树上，即不复措意，蚕及时成茧，亦在树上。此因南疆气候温和又无雨，故得如此便宜省事也。蒙族多逐水草而游牧，故小学亦设蒙古包中，跟着他们一年迁徙数次。

余如柯尔柯斯、泰阑其、泰吉克、塔塔尔等族，本皆为中亚细亚民族，今在苏联中亚境内亦有诸族；然此诸族在新省者尚多在游牧阶段。锡伯、索伦二族，乃乾隆年间由满洲移往，今多居伊犁一带，人数不多，亦为农牧兼营者，仍保存其自族之语言，然能汉语及维语者甚多。人谓此族人习语言，特有天才。

据说南疆之罗布淖尔尚有最原始之小部落在焉。此为水上居民，住罗布淖尔中，与其他人民几无往来，不知牧畜，惟恃捕取罗布淖尔之鱼介为食；人数无确计，度不过数百人而已。罗布淖尔在南疆大戈壁之一端，塔里木河注入之；此一带为其他民族所不到，故此小小部落尚能自生自息，保留其原始状态。

游牧民族多喜养狗，盖警卫羊群，管束羊群，皆有赖于狗。而庞大骆驼队中亦必有狗若干头任巡哨纠察之责。新省之游牧民族既多来自他处，来时携狗自随，是故新省之狗，种类亦甚多。大概而言，有蒙古种、西藏种、各式中亚种，及此诸种之混血种，凡此皆为帮人办事的狗。再加以汉人豢畜供玩弄之叭儿种，形形色色，不可究诘；我尝戏语，狗与甜瓜在新省种类之多，巩甲于全国。

迪化人家，几乎家家有狗。此种狗，半为供玩弄而豢养。自南梁（即南郊）至城门之一段路上，群狗竟分段而“治”。倘有他段之狗走过其“地盘”，必群起而吠逐之，直至其垂尾逃出“界线”而后已。因此，狗的行动范围，颇受限制，除非跟了主人同走。然此种无理取闹的狗们，都为叭儿种或其混血种；至于禀有“帮人办事”的天性的猎狗族类，则无此习气。

野羊又名黄羊，毛直而长，佳者可以羼入狐坎中混充狐之腹皮。黄羊跳走甚速，在无边之戈壁滩上，虽小跑车亦不能追及之。黄羊肉又甚鲜美。猎黄羊须用合围之法，侦得其群居之处，四面包围击之；若二三人出猎，往往不能有所得。盖黄羊甚为机警，目力甚好，人在二三里外，黄羊即见之。

迪化是省会，饮食娱乐之事，自然是五花八门的了。汉族人开的酒馆，大抵是混合了山东、陕西、天津各帮烹调的手法，可以“北方菜”目之，然厨子则多甘肃籍。城里有一家自称“川菜馆”的，据试过的人说，毫无川菜风味；或亦可说，仅在菜单上看得见川菜风味。至于官场大宴会，倘用中菜，还是“北方味”的馆子来承办，可异者竟有烧烤乳猪，而且做得很好。但挂炉鸭子则从未见过，简直绝对不用鸭子，有时用鹅。冷盆极多。倘是一席头等的菜，所用冷盆多至二三十个，圆桌面上排成一圈。这许多冷盆，例必杂拌而食之，故有一大盘居中，为拌菜之用。冷盆中又必有“龙须菜”一味，此为海菜。亦有海参，则为苏联货。有鱼翅。此外各种海味则因抗战后来源断绝，已不多见。乌鲁木齐河中产一种鱼，似属鲇鱼一类，尚为鲜美，此为迪化惟一可得之鲜鱼。

“汉菜”而外，有清真教门馆与俄国式西菜。

娱乐之事，除各种晚会外，惟有电影与旧戏。电影院皆为各族文化促进会所办之俱乐部所附设，苏联片为多。国产片仅抗战前的老片子偶有到者。

旧戏园有五六家，在城内。主要是秦腔，亦有不很纯粹之皮黄。故李主席寿辰，曾在省府三堂演旧戏；据说这是迪化最好的班子，最有名的角儿，所演为皮黄。但我这外行人看来，也已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汉族小市民喜听秦腔。城内几家专唱秦腔的戏园，长年门庭如市。据说此等旧戏园每三四十分钟为一场，票价极低，仅省票（新省从前所通用之银票，今已废）五十两（当时合国币一分二厘五），无座位，站着看，屋小，每场容一百余人即挤得不亦乐乎；隆冬屋内生火，观戏者每每汗流浃背，幸而每场只得三四十分钟，不然，恐怕谁亦受不住的。电影票价普通是五毛三毛两种，座位已颇摩登。然因所映为苏联有声片，又无翻译，一般观众自难发生兴味，基本观众为学生与公务员。

电影院戏园皆男女分座。此因新省一般民众尚重视男女有别之封建的礼仪也。但另一方面，迪化汉族小市民之妇女，实已相当“解放”；妇女上小茶馆，交男友，视为故常，《新疆日报》所登离婚启事，日有数起，法院判离婚案亦宽，可谓离婚相当自由。此等离婚事件之双方，大都为在戏园中分坐之小市民男女。这也是一个有趣的对照。归化族（即白俄来归者）之妇女尤为“解放”，浪漫行动，时有所闻，但维哈等族之妇女就不能那么自由了，因为伊斯兰教义是不许可的。然又闻人言南疆库车、库尔勒等地风气又复不同，维族女子已嫁者，固当恪守妇道，而未嫁或已寡者，则不以苟合为不德云。

选自《茅盾散文速写集》（下），1980年版，人民文学出版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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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烟雨记

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茑萝集》，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散文集《闲书》、《屐痕处处》、《达夫日记》等。

一

悠悠的碧落，一天一天的高远起来。清凉的早晚，觉得天寒袖薄，要缝件夹衣，更换单衫。楼头思妇，见了鹅黄的柳色，牵情忘远，在绸衾的梦里，每欲奔赴玉门关外去。当这时候，我们若走出户外天空下去，老觉得好像有一件什么重大的事物，被我们忘了似的。可不是么？三伏的暑热，被我们忘掉了哟！

在都市的沉浊的空气中栖息的裸虫！在利欲的市场上吸血的战士！年年岁岁，不知四季的变迁，同鼹鼠似的埋伏在软红尘里的男男女女！你们想发见你们的灵性不想？你们有没有向上更新的念头？你们若欲上空旷的地方，去呼一口自由的空气，一则可以醒醒你们醉生梦死的头脑，二则可以看看那些就快凋谢的青枝绿叶，预藏一个来春再见之机，那么请你们跟了我来，Undich，ich Schnuere Den Sachand Wandere，我要去寻找伍子胥吹萧吃食之乡，展拜秦始皇求剑凿穿之墓，并想看看那有名的姑苏台苑哩！

“象以齿毙，膏用明煎”，为人切不可有所专好，因为一有了嗜癖，就不得不为所累。我闲居沪上，半年来既无职业，也无忙事，本来只须有几个买路钱，便是天南地北，也可以悠然独往的，然而实际上却是不然。因为自去年同几个同趣味的朋友，弄了几种我们所爱的文艺刊物出来之后，愚蠢的我们，就不得不天天服海儿克儿斯Hercules的苦役了，所以九月三日的早晨，决定和友人沈君，乘车上苏州去的时候，我还因有一篇文字没有交出之故，心里只在怦怦的跳动。

那一天（九月三日）也算是一天清秋的好天气。头上虽没有太阳，然而几块淡清的空处，和西洋女子的碧眼一般，在白云浮荡的中间，常在向我们地上的可怜虫密送秋波。不是雨天，不是晴日，若硬要把这一天的天气分出类来，我不管气象台的先生们笑我不笑我，姑且把它叫风云飞舞，阴晴交让的初秋的一日吧。

这一天的早晨，同乡的沈君，跑上我的寓所来说：

“今天我要上苏州去”。

我从我的屋顶下的房里，看看窗外的天空，听听市上的杂噪，忽而也起了一种怀慕远处之情（Sehnsuchtnachder Ferne）。九点四十分的时候，我和沈君就摇来摇去的站在三等车中，被机关车搬向苏州去了。

“仙侣同舟！”古人每当行旅的时候，老在心中窃望着这一种艳福。我想人既是动物，无论男女，欲含总不能除，而我既是男人，女人当然是爱的。这一回我和沈君匆促上车，初不料车上的人是那样拥挤，后来从后面走上了前面，忽在人丛中听出了一种清脆的笑声来。“明眸皓齿的你们这几位女青年，你们可是上苏州去的么？”我见了她们的那一种活泼的样子，真想开口问她们一声，但是三千年的道德观，和见人就生恐惧的我的自卑狂，只使我红了脸，默默的站在她们身边，不过暗暗的闻吸闻吸从她们发上身上口中蒸发出来的香气罢了。我把她们偷看了几眼，心里又长叹了一声：

“啊啊！容颜要美，年纪要轻，更要有钱！”

二

我们同车的几个“仙侣”，好像是什么女学校的学生。她们的活泼样子——使恶魔讲起来就是轻佻——丰肥的肉体——使恶魔讲起来就是多淫——和烂热的青春，都是神仙应有的条件，但是只有一件，只有一件事情，使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她们当作神仙的眷属看。非但如此，为这一件事情的原故，我简直不能把她们当作我的同胞看。这是什么呢，这便是她们故意想出风头而用的英文的谈话。假使我是不懂英文的人，那么从她们的绯红的嘴唇里滚出来的叽哩咕噜，正可以当作天女的灵言听了，倒能够对她们更加一层敬意。假使我是崇拜英文的人，那么听了她们的话，也可以感得几分亲热。但是我偏偏是一个程度与她们相仿的半通英文而又轻视英文的人，所以我的对她们的热意，被她们的假话一吹几乎吹得冰冷了。世界上的人类，抱着功利主义，受利欲的催眠最深的，我想没有过于英美民族的了。但我们的这几位女同胞，不用《西厢》、《牡丹亭》上的说白来表现她们的思想，不把《红楼梦》上言文一致的文字来代替她们的说话，偏偏要选了商人用的这一种有金钱臭味的英语来卖弄风情，是多么煞风景的事情啊！你们即使要用外国文，也应选择那神韵悠扬的法国语，或者更适当一点的就该用半清半俗，薄爱民语（La Languedes Bohemiers），何以要用这卑俗的英语呢？啊啊，当现在崇拜黄金的世界，也无怪某某女学堂卒业出来的学生，不愿为正当的中国人的糟糠之宝，而愿意自荐枕席于那些犹太种的英美的下流商人的。我的朋友有一次说：“我们中国亡了，倒没有什么可惜，我们中国的女性亡了，却是很可惜的。现在在洋场上作寓公的有钱有势的中国的人物，尤其是外交商界政界的人物，他们的妻女，差不多没有一个不失身于外国的下流流氓的，你看这事伤心不伤心哩！”我是两性问题上的一个国粹保存主义者，最不忍见我国的娇美的女同胞，被那些外国流氓去作践。我的在外国留学时代的游荡，也是本于这主义的一种复仇的心思。我现在若有黄金千万，还想去买些白奴来，供我们中国的黄包车夫苦力小工享乐啦！

唉唉！风吹水绉，干侬底事，她们在那里贱卖血肉，于我何尤。我且探头出去看车窗外的茂茂的原田，青青的草地，和清溪茅舍，丛林旷地吧！

“啊啊，那一道隐隐的飞帆，这大约是苏州河吧！”

我看了那一条深碧的长河，长河彼岸的粘天的短树，和河内的帆船，就叫着问我的同行者沈君，他还没有回答我之先，立在我背后的一位老先生却回答说：

“是的，那是苏州河，你看隐约的中间，不是有一条长堤看得见吗！没有这一条堤，风势很大，是不便行舟的。”

我注目一看，果真在河中看出了一条隐约的长堤来。这时候，在东面车窗下坐着的旅客，都纷纷站起来望向窗外去。我把头朝转来一望，也看见了一个汪洋的湖面，起了无数的清波，在那里汹涌。天上黑云遮满了，所以湖面也只似用淡墨涂成的样子。湖的东岸，也有一排矮树，同凸出的雕刻似的，以阴沉灰暗的天空作了背景，在那里作苦闷之状。我不晓是什么理由，硬想把这一排沿湖的列树，断定是白杨之林。

三

车过了阳澄湖，同车的旅客，大家不向车的左右看而注意到车的前面去，我知道苏州就不远了。等苏州城内的一枝塔尖看得出来的时候，几位女同学，也停住了她们的黄金色的英语，说了几句中国话。

“苏州到了！”

“可惜我们不能下去！”

“But we will come in the winter。”

她们操的并不是柔媚的苏州音，大约是南京的学生罢？也许是上北京去的，但是我知道了她们不能同我一道下车，心里却起了一种微微的失望。

“女学生诸君，愿你们自重，愿你们能得着几位金龟佳婿，我要下车去了。”

心里这样的讲了几句，我等着车停之后，就顺着下车的人流，也被他们推来推去的推下了车。

出了车站，马路上站了一忽，我只觉得许多穿长衫的人，路的两旁停着的黄包车、马车、车夫和驴马，都在灰色的空气里混战。跑来跑去的人的叫唤，一个钱两个钱的争执，萧条的道旁的杨柳，黄黄的马路，和在远处看得出来的一道长而且矮的土墙，便是我下车在苏州得着的最初的印象。

湿云低垂下来了。在上海动身时候看得见的几块清淡的天空也被灰色的层云埋没煞了。我仰起头来向天空一望，脸上早接受了两三点冰冷的雨点。

“危险危险，今天的一场冒险，怕要失败。”

我对在旁边站着的沈君这样讲了一句，就急忙招了几个马车夫来问他们的价钱。

我的脚踏苏州的土地，这原是第一次。沈君虽也来过一二回，但是那还是前清太平时节的故事，他的记忆也很模糊了。并且我这一回来，本来是随人热闹，偶尔发作的一种变态旅行，既无作用，又无目的的，所以马车夫问我“上哪里去？”的时候，我想了半天，只回答了一句“到苏州去”！究竟沈君是深于世故的人，看了我的不知所措的样子，就不慌不忙的问马车夫说：

“到府门去多少钱？”

好像是老熟的样子。马车夫倒也很公平，第一声只要了三块大洋。我们说太贵，他们就马上让了一块，我们又说太贵，他们又让了五角。我们又试了试说太贵，他们却不让了，所以就在一乘开口马车里坐了进去。

起初看不见的微雨，愈下愈大了，我和沈君坐在马车里，尽在野外的一条马路上横斜的前进。青色的草原，疏淡的树林，蜿蜒的城墙，浅浅的城河，变成这样，变成那样的在我们面前交换。醒人的凉风，休休的吹上我微弱的面上，和嗒嗒的马蹄声，在那里合奏交响乐。我一时忘记了秋雨，忘记了在上海剩下的未了的工作，并且忘记了半年来失业困究的我，心里只想在马车上作独脚的跳舞，嘴里就不知不觉的念出了几句独脚跳舞的歌来：

秋在何处，秋在何处？

在蟋蟀的床边，在怨妇楼头的砧杵，

你若要寻秋，你只须去落寞的荒郊行旅，

刺骨的凉风，吹消残暑，

漫漫的田野，刚结成禾黍，

一番雨过，野路牛迹里贮着些几浅渚，

悠悠的碧落，反映在这浅渚晨容与，

月光下，树林里，萧萧落叶的声音，便是秋的私语。

我把这几句词不像词，新诗不像新诗的东西唱了一回，又向四边看了一回，只见左右都是荒郊，前面又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长路，所以心里就害怕起来，怕马车夫要把我们两个人搬到杳无人迹的地方去杀害。探头出去，大声的喝了一声：

“喂！你把我们拖上什么地方去？”

那狡猾的马车夫，突然吃了一惊，噗的从那坐凳上跌下来，他的马一时也惊跳了一阵，幸而他虽跌倒在地下，他的马缰绳，还牢捏着不放，所以马没有跳跑。他一边爬起来，一边对我们说：

“先生！老实说，府门是送不到的，我只能送你们上洋关过去的密度桥上。从密度桥到府门，只有几步路。”

他说的是没有丈夫气的苏州话，我被他这几句柔软的话声一说，心已早放下了，并且看着他那五十来岁的面貌，也不像杀人犯的样子，所以点了一点头，就由他去了。

马车到了密度桥，我们就在微雨里走了下来，上沈君的友人寄寓在那里的葑门内的严衙前去。

四

进了封建时代的古城，经过了几条狭小的街巷，更越过了许多环桥，才寻到了沈君的友人施君的寓所。进了葑门以后，在那此清冷的街上，所得着的印象，我怎么也形容不出来。上海的市场，若说是二十世纪的市场，那么这苏州的一隅，只可以说是十八世纪的古都了。上海的杂乱的情形，若说是一个Busy Port，那么苏州只可以说是一个Sleepytown了。总之，阊门外的繁华，我未曾见到，专就我于这葑门里一隅的状况看来，我觉得苏州城，竟还是一个浪漫的古都，街上的石块，和人家的建筑，处处的环桥河水和狭水的街衢：没有一件不在那里夸示过去的中国民族的悠悠的态度。这一种美，若硬要用近代语来表现的时候，我想没有比“颓废美”的三字更适当的了。况且那时候天上又飞满了灰黑的湿云，秋雨又在微微的落下。

施君幸而还没有出去，我们一到他住的地方，他就迎了出来，沈君为我们介绍的时候，施君就慢慢的说：

“原来就是郁君么？难得难得，你作的那篇……我已经拜读了，失意人谁能不同声一哭！”

原来施君是我们的同乡，我被他说得有些羞愧了，想把话头转一个方向，所以就问他说：

“施君，你没有事么”我们一同去吃饭吧。”

实际上我那时候，肚里也觉得非常饥饿了。

严衙前附近，都是钟鸣鼎食之家，所以找不出一家菜馆来。没有办法，我们只好进一家名锦帆榭的茶馆，托茶博士去为我们弄些酒菜来吃。因为那时候微雨未止，我们的肚里都响得厉害，想想饿着肚在微雨里奔跑，也不值得，所以就进了那家茶馆——一则也因为这家茶馆的名字不俗——打算坐他一两个钟头，再作第二步计划。

古语说得好，“有志者事竟成！”我们在锦帆榭的清淡的中厅桌上，喝喝酒，说说闲话，一天微雨，竟被我们的意志力，催阻住了。

初到一个名胜的地方，谁也同小孩子一样，不愿意悠悠的坐着的，我一见雨止，就促施君沈君，一同出了茶馆，打算上各处去逛去。从清冷修整狭小的卧龙街一直跑将下去，拐了一个弯，又走了几步，觉得街上的人和两旁的店，渐渐儿的多起来，繁盛起来，苏州城里最多的卖古书、旧货的店铺，一家一家的少了下去，卖近代的商品的店家，逐渐惹起我的注意来了，施君说：

“玄妙观就要到了，这就是观前街。”

到了玄妙观内，把四面的情形一看，我觉得玄妙观今日的繁华，与我空想中的境状大异。讲热闹赶不上上海午前的小菜场，讲怪异远不及上海城内的城隍庙，走尽了玄妙观的前后，在我脑里深深印入的印象，只有两个，一个是三五个女青年在观前街的一家萧琴铺里买萧，我站到她们身边去对她们呆看了许久，她们也回了我几眼。一个玄妙观门口的一家书馆里，有一位很年轻的学生在那里买我和我朋友共编的杂志。除这两个深刻的印象外，我只觉得玄妙观里的许多茶馆，是苏州人的风雅的趣味的表现。

早晨一早起来，就跑上茶馆来。在那里有天天遇见的熟脸。对于这些熟脸，有妻子的人，觉得比妻子还亲而不狎，没有妻子的人，当然可把茶馆当作家庭，把这些同类当作兄弟了。大热的时候，坐在茶馆里，身上发出来的一阵阵的汗水，可以以口中咽下去的一口口的茶去填补。茶馆内虽则不通空气，但也没有火热的太阳，并且张三李四的家庭内幕和东洋中国的国际闲谈，都可以消去逼人的盛暑。天冷的时候，坐在茶馆里，第一个好处，就是现成的热茶。除茶喝多了，小便的时候要起冷痉之外，吞下几碗刚滚的热茶到肚里，一时却能消渴消寒。贫苦一点的人，更可以借此熬饥。若茶馆主人开通一点，请几位奇形怪状的说书者来说书，风雅的茶客的兴趣，当然更要增加。有几家茶馆里有几个茶客，听说从十几岁的时候坐起，坐到五六十岁死时候止，坐的老是同一个座位，天天上菜馆来一分也不迟，一分也不早，老是在同一个时间。非但如此，有几个人，他自家死的时候，还要把这一个座位写在遗嘱里，要他的儿子天天去坐他那一个遗座。近来百货店的组织法应用到茶业上，茶馆的前头，除香气烹人的“火烧”锅贴“烧山芋”之外，并且有酒有菜，足可使茶客一天不外出而不感得什么缺憾。像上海的青莲阁，非但饮食俱全，并且人肉也在贱卖，中国的这样文明的茶馆，我想该是二十世纪的世界之光了。所以盲目的外国人，你们若要来调查中国的事情，你们只须上茶馆去调查就是，你们要想来管理中国，也须先去征得各茶馆里的茶客的同意，因为中国的国会所代表的，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无耻与贪婪，这些茶客所代表的倒是真真的民意哩！

五

出了玄妙观，我们又走了许多路，去逛遂园，遂园在苏州，同我在上海一样，有许多人还不晓得它的存在。从很狭很小的一个坍败的门口，曲曲折折走尽了几条小弄，我们才到了遂园的中心。苏州的建筑，以我这半日的经验讲来，进门的地方，都是狭窄芜废，走过几条曲巷，才有轩敞华丽的屋宇。我不知这一种方式，还是法国大革命前的民家一样，为避税而想出来的呢？还是为唤醒观者的观听起见，用修辞学上的欲扬先抑的笔法，使能得着一个对称的效力而想出来的？

遂园是一个中国式的庭园，有假山有池水有亭阁，有小桥也有几枝树木。不过各处的坍败的形迹和水上开残的荷花荷叶，同暗淡的天气合作一起，使我感到了一种秋意，使我看出了中国的将来和我自家的凋零的结果。啊！遂园吓遂园，我爱你这一种颓唐的情调！

在荷花池上的一个亭子里，喝了一碗茶，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在正厅上却遇着了许多穿轻绸绣缎的绅士淑女，静静的坐在那里喝茶咬瓜子，等说书者的到来。我在前面说过的中国人的悠悠的态度，和中国的亡国的悲壮美，在此地也能看得出来。啊啊，可怜我为人在客，否则我也挨到那些皮肤嫩白的太太小姐们的边上去静坐了。

出了遂园，我们因为时间不早，就劝施君回寓。我与沈君在狭长的街上飘流了一会，就决定到虎丘去。

（此稿执笔者因病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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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茑萝集》，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散文集《闲书》、《屐痕处处》、《达夫日记》等。

杭州的出名，一大半是为了西湖。而人工的建设，都会的形成，初则是由于唐末五代，武肃王钱（西历十世纪初期）的割据东南，——“隋朝特创立此郡城，仅三十六里九十步；后武肃钱王，发民丁与十三寨军卒，增筑罗城，周围七十里许。……”（吴自牧《梦粱录》卷七）——再则是由于南宋建炎三年（一一二九），高宗的临安驻跸，奠定国都。至若唐白乐天与宋苏东坡的筑堤导水，原也有功于杭郡人民，可是仅仅一位醉酒吟诗携妓的郡守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和帝王匹敌的。

据说，杭州的杭字，是因“禹未年，巡会稽至此，舍航登陆，乃名杭，始见于文字。”（柴虎臣著《杭州沿革大事考》）。因之，我们可以猜想，禹以前，杭州总还是一个泽国。而这一个四千余年前的泽国，后来为越为吴，也为吴越的战场，为东汉的浙江，为三国吴的富春，为晋的吴郡，为隋唐的杭州，两为偏安国都，迭为省治，现在并且成了东南五省交通的孔道，歌舞喧天，别庄满地，简直又要恢复南宋当时的首都旧观了。

我的来住杭州，本不是想上西湖来寻梦，更不想弯强弩来射潮；不过妻杭人也，雅擅杭音，父祖富春产也，歌哭于斯，叶落归根，人穷返里，故乡鱼米较廉，借债亦易，——今年可不敢说，——屋租尤其便宜，铩羽归来，正好在此地偷安苟活，坐以待亡。搬来住后，岁月匆匆，一眨眼间，也已经住了一年有半了。朋友中间晓得我的杭州住址者，于春秋佳日，旅游西湖之余，往往肯命高轩来枉顾。我也因独处穷乡，孤寂得可怜，我朋自远来，自然喜欢和他们谈谈旧事，说说杭州。这么一来，不几何时，大家似乎已经把我看成了杭州的管钥，山水的东家；《中学生》杂志编者的特地写信来要我写点关于杭州的文章，大约原因总也在于此。

关于杭州一般的兴废沿革，有《浙江通志》、《杭州府志》、《仁钱县志》诸大部的书在；关于杭州的掌故，湖山的史迹等等，也早有了光绪年间钱塘丁申、丁丙两氏编刻的《武林掌故丛编》、《西湖集览》，与新旧《西湖志》、《湖山便览》以及诸大书局大文豪的西湖游记或西湖游览指南诸书，可作参考；所以在这里，对这些，我不想再来饶舌，以虚费纸面和读者的光阴。第一，我觉得还值得一写，而对于读者，或者也不至于全然没趣的，是杭州人的性格；所以，我打算先从“杭州人”讲起。

第一个杭州人，究竟是哪里来的？这杭州人种的起源问题，怕同先有鸡蛋呢还是先有鸡一样，就是叫达尔文从阴司里复活转来，也很不容易解决。好在这些并非是我们的主题，故而假定当杭州这一块陆土出水不久，就有些野蛮的，好渔猎的人来住了，这些蛮人，我们就姑且当他们是杭州人的祖宗。吴越国人，一向是好战、坚忍、刻苦、猜忌，而富于巧智的。自从用了美人计，征服了姑苏以来，兵事上虽则占了胜利，但民俗上却吃了大亏；喜斗、坚忍、刻苦之风，渐渐地消灭了。倒是猜忌，使计诸官能，逐步发达了起来。其后经楚威王、秦始皇、汉高帝等的挞伐，杭州人就永远处入了被征服者的地位，隶属在北方人的胯下。三国纷纷，孙家父子崛起，国号曰吴，杭州人总算又吐了一口气，这一口气，隐忍过隋唐两世，至钱武肃王而吐尽；不久南宋迁都，固有的杭州人的骨里，混入了汴京都的人士的文弱血球，于是现在的杭州人的性格，就此决定了。

意志的薄弱，议论的纷纭；外强中干，喜撑场面；小事机警，大事糊涂；以文雅自夸，以清高自命；只解欢娱，不知振作等等，就是现在的杭州人的特性；这些，虽然是中国一般人的通病，但是看来看去，我总觉得以杭州人为尤甚。所以由外乡人说来，每以为杭州人是最狡猾的人，狡猾得比上海滩上的滑人还要厉害。但其实呢，杭州人只晓得占一点眼前的小利小名，暗中在吃大亏，可是不顾到的。等到大亏吃了，杭州人还要自以为是，自命为直，无以名之，名之曰“杭铁头”以自慰自欺。生性本是勤而且俭的杭州人，反以为勤俭是倒霉的事情，是贫困的暴露，是与面子有关的，所以父母教子弟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教他们游惰过日，摆大少爷的架子。等空壳大少爷的架子学成，父母年老，财产荡尽的时候，这些大少爷们在白天，还要上西湖去逛逛，弄件把长衫来穿穿，饿着肚皮而高使着牙签；到了晚上上黑暗的地方去跪着讨饭，或者扒点东西，倒满不在乎，因为在黑暗里人家看不见，与面子还是无关，而大少爷的架子却不可不摆。至于做匪做强盗呢，却不会，决不会，杭州人并不是没有这个胆量，但杀头的时候要反绑着手去游街示众，与面子有关；最勇敢的杭州人，亦不过做做小窃而已。

唯其是如此，所以现在杭州人，就永远是保有着被征服的资格的人；风雅倒很风雅，浅薄的知识也未始没有，小名小利，一着也不肯放松，最厉害的尤其是一张嘴巴。外来的征服者，征服了杭州人后，过不上三代，就也成了杭州人了，于是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几十年后，仍复要被新的征服者来征服，照例类推，一年一年的下去，现在残存在杭州的固有杭州老百姓，计算起来，怕已经不上十个指头了。

人家说这是因为杭州的山水太秀丽了的缘故。西湖就像是一位“二八佳人体似酥”的狐狸精，所以杭州决出不出好子弟来。这话哩，当然也含有着几分真理。可是日本的山水，秀丽处远在杭州之上；瑞士我不晓得，意大利的风景画片我们总也时常看见的吧，何以外国人都可以不受着地理的限制，独有杭州人会陷入这一个绝境去的呢？想来想去，我想总还是教育的不好。杭州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总非要彻底的改革一下不可。

其次是该讲杭州的风俗了。岁时习俗，显露在外表的年中行事，大致是与江南各省相通的；不过在杭州像婚丧喜庆等事，更加要辅张一点而已。关于这一方面，同治年间有一位钱塘的范月桥氏，曾做过一册《杭俗遗风》，写得比较详细，不过现在的杭州风俗，细看起来，还是同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里所说的差仿不多，因为杭州人根本还是由那个时候传下来，在那个时候改组过的人。都会文化的影响，实在真大不过。

一年四季，杭州人所忙的，除了生死两件大事之外，差不多全是为了空的仪式；就是婚丧生死，一大半也重在仪式。丧事人家可以出钱去雇人来哭。喜事人家也有专门说好话的人雇在那里借讨采头。祭天地，祀祖宗，拜鬼神等等，无非是为了一个架子；甚至于四时的游逛，都列在仪式之内，到了时候，若不去一定的地方走一遭，仿佛是犯了什么大罪，生怕被人家看不起似的。所以明朝的高濂，做了一部《四时幽赏录》，把杭州人在四季中所应做的闲事，详细列叙了出来。现在我只教把这四时幽赏的简目，略抄一下，大家就可以晓得吴自牧所说的“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观殆无虚日”的话的不错了。

一、春时幽赏：孤山月下看梅花，八卦田看菜花，虎跑泉试新茶，西溪楼啖煨笋，保塔看晓山，苏堤看桃花，等等。

二、夏时幽赏：苏堤看新绿，三生石谈月，飞来洞避暑，湖心亭采莼，等等。

三、秋时幽赏：满家巷赏桂花，胜果寺望月，水乐洞雨后听泉，六和塔夜玩风潮，等等。

四、冬时幽赏：三茅山顶望江天雪霁，西溪道中玩雪，雪后镇海楼观晚炊，除夕登吴山看松盆，等等。

将杭州人的坏处，约略在上面说了之后，我却终觉不得不对杭州的山水，再来一两句简单的批评。西湖的山水，若当盆景来看，好处也未始没有，就是在它的比盆景稍大一点的地方。若要在西湖近处看山的话，那你非要上留下向西向南再走二三十里路不行。从余杭的小和山走到了午潮山顶，你向四面一看，就有点可以看出浙西山脉的大势来了。天晴的时候，西北你能够看是见天目，南面脚下的横流一线，东下海门，就是钱塘江的出口，龛赭二山，小得来像天文镜里的游星。若嫌时间太费，脚力不继的话，那至少你也该坐车下江干，过范村，上五云山头去看看隔岸的越山，与钱塘江上游的不断的峰峦。况且五云山足，西下是云栖，竹木清幽；地方实在还可以。从五云山向北若沿郎当岭而下天竺，在岭脊你就可以看到西岭下梅家坞的别有天地，与东岭下西湖全面的镜样的湖光。

若要再近一点，来玩西湖，我觉得南山终胜于北山，凤凰山胜果寺的荒凉远大，比起灵隐、葛岭来，终觉回味要浓厚一点。

还有北面秦亭山法华山下的西溪一带呢，如花坞秋雪庵，茭芦庵等处，散疏雅逸之致，原是有的，可是不懂得南画，不懂得王维、韦应物的诗意的人，即使去看了，也是毫无所得的。

离西湖十余里，在拱宸桥的东首，地当杭州的东北，也有一簇山脉汇聚在那里。俗称“半山”的皋亭山，不过因近城市而最出名，讲到景致，则断不及稍东的黄鹤峰，与偏北的超山。况且超山下的居民，以植果木为业，旧历二月初，正月底边的大明堂外（吴昌硕的坟旁）的梅花，真是一个奇观，俗称“香雪海”的这个名字，觉得一点儿也不错。

此外还有关于杭州的饮食起居的话，我不是做西湖旅行指南的人，在此地只好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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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都的秋

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茑萝集》，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散文集《闲书》、《屐痕处处》、《达夫日记》等。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罢，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

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

还有秋雨哩，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像样。

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息列索落地下起雨来了。一层雨过，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天又青了，太阳又露出脸来了；著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斜桥影里，上桥头树底下去一立，遇见熟人，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微叹着互答着的说：

“唉，天可真凉了——”（这了字念得很高，拖得很长。）

“可不是么？一层秋雨一层凉了！”

北方人念阵字，总老像是层字，平平仄仄起来，这念错的歧韵，倒来得正好。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房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颗儿，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显出淡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尘沙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Golden Days。

有些批评家说，中国的文人学士，尤其是诗人，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色彩，所以中国的诗文里，颂赞秋的文字特别的多。但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然？我虽则外国诗文念得不多，也不想开出账来，做一篇秋的诗歌散文钞，但你若去一翻英德法意等诗人的集子，或各国的诗文的Anthology来，总能够看到许多关于秋的歌颂与悲啼。各著名的大诗人的长篇田园诗或四季诗里，也总以关于秋的部分，写得最出色而最有味。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不单是诗人，就是被关闭在牢狱里的囚犯，到了秋天，我想也一定会感到一种不能自己的深情；秋之于人，何尝有国别，更何尝有人种阶级的区别呢？不过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士”的成语，读本里又有着很普遍的欧阳子的《秋声赋》与苏东坡的《赤壁赋》等，就觉得中国的文人，与秋的关系特别深了。可是这秋的深味，尤其是中国的秋的深味，非要在北方，才感受得到底。

南国之秋，当然是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廿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

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1934年8月，在北平

选自《当代文学》第1卷第3期，1934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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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园林建筑之美

宗白华

宗白华（1897～1986），哲学家、美学家、诗人。江苏常熟人。著有《宗白华全集》、《美学散步》、《艺境》等。

飞动之美

《考工记》中已经讲到古代工匠喜欢把生气勃勃的动物形象用到艺术上去。这比起希腊来，就很不同。希腊建筑上的雕刻，多半用植物叶子构成花纹图案。中国古代雕刻却用龙、虎、鸟、蛇这一类生动的动物形象，至于植物花纹，要到唐代以后才逐渐兴盛起来。

在汉代，不但舞蹈、杂技等艺术十分发达，就是绘画、雕刻，也无一不呈现一种飞舞的状态。图案画常常用云彩、雷纹和翻腾的龙构成，雕刻也常常是雄壮的动物，还要加上两个能飞的翅膀。充分反映了汉民族在当时的前进的活力。

这种飞动之美，也成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文选》中有一些描写当时建筑的文章，描写当时城市宫殿建筑的华丽，看来似乎只是夸张，只是幻想。其实不然。我们现在从地下坟墓中发掘出来实物材料，那些颜色华美的古代建筑的点缀品，说明《文选》中的那些描写，是有现实根据的，离开现实并不是那么远的。

现在我们看《文选》中一篇王文考作的《鲁灵光殿赋》。这篇赋告诉我们，这座宫殿内部的装饰，不但有碧绿的莲蓬和水草等装饰，尤其有许多飞动的动物形象：有飞腾的龙，有愤怒的奔兽，有红颜色的鸟雀，有张着翅膀的凤凰，有转来转去的蛇，有伸着颈子的白鹿，有伏在那里的小兔子，有抓着椽在互相追逐的猿猴，还有一个黑颜色的熊，背着一个东西，蹲在那里，吐着舌头。不但有动物，还有人：一群胡人，带着愁苦的样子，眼神憔悴，面对面跪在屋架的某一个危险的地方。上面则有神仙、玉女，“忽瞟眇以响象，若鬼神之仿佛。”在作了这样的描写之后，作者总结道：“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胶形，随色像类，曲得其情。”这简直可以说是谢赫六法的先声了。

不但建筑内部的装饰，就是整个建筑形象，也着重表现一种动态。中国建筑特有的“飞檐”，就是起这种作用。根据《诗经》的记载，周宣王的建筑已经像一只野鸡伸翅在飞，可见中国的建筑很早就趋向于飞动之美了。

空间的美感

建筑和园林的艺术处理，是处理空间的艺术。老子就曾说：“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室之用是由于室中之空间。而“无”在老子又即是“道”，即是生命的节奏。

中国的园林是很发达的。北京故宫三大殿的旁边，就有三海。郊外还有圆明园、颐和园等等，这是皇帝的园林。民间的老式房子，也总有天井、院子，这也可以算作一种小小的园林。例如，郑板桥这样描写一个院落：

十笏茅斋，一方天井，修竹数竿，石笋数尺，其地无多，其费亦无多也。而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非唯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彼千金万金造园亭，或游宦四方。终其身不能归享。而吾辈欲游名山大川，又一时不得即往，何如一室小景，有情有味，历久弥新乎！对此画，构此境，何难敛之则退藏于密，亦复放之可弥六合也。

（《郑板桥集·竹石》）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天井，给了郑板桥这位画家多少丰富的感受！空间随着心中意境可敛可放，是流动变化的，是虚灵的。

宋代的郭熙论山水画，说“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林泉高致》）可行、可望、可游、可居，这也是园林艺术的基本思想。园林中也有建筑，要能够居人，使人获得休息。但它不只是为了居人，它还必须可游，可行，可望。“望”最重要。一切美术都是“望”，都是欣赏。不但“游”可以发生“望”的作用（颐和园的长廊不但领导我们“游”，而且领导我们“望”），就是“住”，也同样要“望”。窗子并不单为了透空气，也是为了能够望出去，望到一个新的境界，使我们获得美的感受。

窗子在园林建筑艺术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有了窗子，内外就发生交流。窗外的竹子或青山，经过窗子的框框望去，就是一幅画。颐和园乐寿堂差不多四边都是窗子，周围粉墙列着许多小窗，面向湖景，每个窗子都等于一幅小画（李渔所谓“尺幅窗，无心画”）。而且同一个窗子，从不同的角度看出去，景色都不相同。这样，画的境界就无限地增多了。

明代人有一小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窗子的美感作用。

一琴几上闲，

数竹窗外碧。

帘户寂无人，

春风自吹入。

这个小房间和外部是隔离的，但经过窗子又和外边联系起来了。没有人出现，突出了这个小房间的空间美。这首诗好比是一张静物画，可以当作塞尚画的几个苹果的静物画来欣赏。

不但走廊、窗子，而且一切楼、台、亭、阁，都是为了“望”，都是为了得到和丰富对于空间的美的感受。

颐和园有个匾额，叫“山色湖光共一楼”。这是说，这个楼把一个大空间的景致都吸收进来了。左思《三都赋》：“八极可围于寸眸，万物可齐于一朝。”苏轼诗：“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就是这个意思。颐和园还有个亭子叫“画中游”。“画中游”，并不是说这亭子本身就是画，而是说，这亭子外面的大空间好像一幅大画，你进了这亭子，也就进入到这幅大画之中。所以明人计成在《园冶》中说：“轩楹高爽，窗户邻虚，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

这里表现着美感的民族特点。古希腊人对于庙宇四围的自然风景似乎还没有发现。他们多半把建筑本身孤立起来欣赏。古代中国人就不同。他们总要通过建筑物，通过门窗，接触外面的大自然界。“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诗人从一个小房间通到千秋之雪、万里之船，也就是从一门一窗体会到无限的空间、时间。这样的诗句多得很。像“凿翠开户牖”（杜甫），“山川俯绣户，日月近雕梁。”（杜甫）“檐飞宛溪水，窗落敬亭云。”（李白）“山翠万重当槛出，水光千里抱城来。”（许浑）都是小中见大，从小空间进到大空间，丰富了美的感受。外国的教堂无论多么雄伟，也总是有局限的。但我们看天坛的那个祭天的台，这个台面对着的不是屋顶，而是一片虚空的天穹，也就是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这是和西方很不相同的。

为了丰富对于空间的美感，在园林建筑中就要采用种种手法来布置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例如借景、分景、隔景等等。其中，借景又有远借、邻借、仰借、俯借、镜借等。总之，为了丰富对景。

玉泉山的塔，好像是颐和园的一部分，这是“借景”。苏州留园的冠云楼可以远借虎丘山景，拙政园在靠墙处堆一假山，上建“两宜亭”，把隔墙的景色尽收眼底，突破围墙的局限，这也是“借景”。颐和园的长廊，把一片风景隔成两个，一边是近于自然的广大湖山，一边是近于人工的楼台亭阁，游人可以两边眺望，丰富了美的印象，这是“分景”。《红楼梦》小说里大观园运用园门、假山、墙垣等等，造成园中的曲折多变，境界层层深入，像音乐中不同的音符一样，使游人产生不同的情调，这也是“分景”。颐和园中的谐趣园，自成院落，另辟一个空间，另是一种趣味。这种大园林中的小园林，叫做“隔景”。对着窗子挂一面大镜，把窗外大空间的景致照入镜中，成为一幅发光的“油画”。“隔窗云雾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镜中。”（王维诗句）“帆影都从窗隙过，溪光合向镜中看。”（叶令仪诗句）这就是所谓“镜借”了。“镜借”是凭镜借景，使景映镜中，化实为虚（苏州怡园的面壁亭处境逼仄，乃悬一大镜，把对面假山和螺髻亭收入镜内，扩大了境界）。园中凿池映景，亦此意。

无论是借景、对景，还是隔景、分景，都是通过布置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扩大空间的种种手法，丰富美的感受，创造了艺术意境。中国园林艺术在这方面有特殊的表现，它是理解中国民族的美感特点的一个重要的领域。概括说来，当如沈复所说的：“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字也。”

这也是中国一般艺术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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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口

许钦文

许钦文（1897～1984），浙江山阴人，现代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西湖云月》，散文集《无妻之累》等。

在故都，对于我的知识关系最大的虽然是沙滩的大楼；因为四妹的缘故，石附马大街红楼的印象也不浅；可是关于生活，最不能忘怀的是宣武门外的菜市口。

因我十八岁初到“北京”时就到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去住，言语隔膜，怕得骡车夫故意捣乱，行到菜市口，一见着“北半截胡同”的牌子，就着急得要命，又恨又怕，不知道南半截胡同原是在北半截胡同里面的，闹了许久才清楚，所以还没有到达寓所，就先把这地方于慌忙中看了个明白。

有名的《呐喊》是在绍兴县馆里产生的，想来作者，当时也常在菜市口这地方经过。我的《故乡》，《赵先生底烦恼》，《鼻涕阿二》和《毛线袜》的一大部分，还有《回家》的后半，也都在这地方写成，如今一回忆着，总还觉得有些感情。《故乡》的原稿大半都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当时的晨报馆也就设在菜市口一边的丞相胡同里。

虽然故都，在路面不曾铺好的时候，有人说天晴时像个香炉，下雨以后是个墨盒；所谓香炉，就是一有风就要刮起灰尘来。可是从菜市口出发，东往骡马市大街，由珠市口而到前门；北进宣武门去西单牌楼等处，早都没有了这种情形。而且一到夜间，风总停息；我曾屡次同伏老于月下从公用库一直的踱回寓所，边走边说，只觉有趣；到了菜市口，说声“明天见！”他进丞相胡同去看校样，我到绍兴县馆里去写稿子。

即使到了半夜过，南半截胡同里卖果儿冰糖和油硬面饽饽的叫声仍然不时可以听到；花两三个大子儿，不但可以点点心，也是很助兴趣的。

从菜市口去文化街的琉璃厂固然很近，离先农坛和天桥也不远；元庆的杰作《大红袍》就是傍晚游了天桥，当夜在绍兴县馆里一气呵成功的。

故都的浴堂里面总是烧得很暖热的；菜市口附近的浴堂，价钱便宜，也还干净；在那里先剃个头，洗澡以后躺一下，于懵懂中很容易“捉住意境”；我的初期的小说，大概是这样想好了格局的。

广安市场想是由“菜市”而来的；出售的菜蔬固然很多，部分也分得仔细，不但卖猪脚爪猪舌头各有专摊，连鸡爪鸭掌也是分别卖的。于晨光曦微中，一般“好家婆”，蓬着头发，挽着篮子，接二连三的出入其间，富有“生的情趣”。

在菜市口，最热闹的是中秋节的前几晚，成串的葡萄，血红的柿子，更其醒目的是高大的“兔二爷”，耸着两耳，翘着嘴巴，真是神气活现；一经看到，我总有“笑不得”之感。卖水果和兔二爷的摊子是这样的多，从丞相胡同的口子一直摆到北半截胡同，简直不留一点空地。

每到年边，杀羊也颇可观，好像整夜都在做屠的工作，一到早晨，店堂里一长排一长排的挂得密密层层，地上结起点点的红冰。

菜市口的店铺，自然同故都一般的商家一样，只要你进去，无论是只买一两个铜子的茶叶，总也好好的招待，临走还说声“回见！”他们不但应付主顾来得客气，就是对于学徒，似乎也比南方的商人和气得多。

因为到和济去印书面，接洽校样，我也曾常从菜市口西行，往来于广安门头。元庆且很喜欢在那里游玩；虽然比较的冷静些，却也富于故都的情趣，很是朴素。

“广安门”，这固然做了元庆的画题；他的杰作之一的《一瞥》，以流畅轻快的笔调胜，也是取材于此的。

曾经有过两回，我为困窘所袭，深深地陷入悲观；不知所措，无可奈何地漂泊北上。可是一到前门下车，不觉兴奋起来，就以为人生的路本来很广，以前固执，只是可笑。这是因为故都的道路广而直，建筑雄壮，空气又清，很远的景物一望可见，形成着伟大的气魄；站在丁字路的菜市口，也可以这样感觉到。

选自《北平一顾》，1936年12月，宇宙风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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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人的“那个”

许钦文

许钦文（1897～1984），浙江山阴人，现代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西湖云月》，散文集《无妻之累》等。

报载有上海人游玩了杭州在这样说：“西湖的风景的确不错，不过杭州人有点那个！”

所谓“那个”，大概是指“刨黄瓜儿”。这在本非杭州人而已在西子湖畔住了十多年的我，看了以后，不无感想。首先要在这里说的是，有些杭州人刨上海游客的黄瓜儿，影响所及，提高物价，于我是有害无利的。而且，住在西湖边上的人，每到春秋佳日，六桥三竺间如“山阴道上”，蜂拥般游客中，总有几位是亲友，在一道走走，陪着玩玩，迎往送来，略作应酬之际，往往连带的被刨黄瓜儿进去。所以，“杭州人的那个”，不但上海人感觉到，有些杭州人也是感觉到的。“那个”、“那个”的并非全是杭州人；原来只是一小部分的杭州人，像拉黄包车的，踏三轮车的，自由营业的，开汽车的，划西湖船的，开旅馆、饭店、酒楼以及茶社之类的；自然还有摊主与走贩之流。

要在这里说明的是，要这样“那个”的并非个个“发洋财”；春去夏来，西子湖头就渐形冷落，由六折七扣而对折三折，旅馆自动减价。从接客的在城站兜拦的起劲，你争我夺拉客人，以同行为对敌，可见其生意的清淡。一到寒冬，拉黄包车的多在街头巷尾索索的发抖，因为许久拉不到客。朱门的大餐社前常常可以罗雀。西湖船十九登陆，扑在院子里，划船的如无相当副业，只好等候平粜米的救济。据说西湖船曾经高价到五百万元一天。但是这种日子可有多少呢！他们的“那个”，只是一年之计在于春。“只见和尚吃馒头，不见和尚受戒”，上海人就感觉得他们是“那个”了。

杭州称作天堂是早有的事；虽然“雷峰夕照”已见不到，“南屏晚钟”也就减色，可是环湖柏油马路是使得“天堂”现代化了的。流线型的汽车一个电话就可以叫到，三名子的凉轿仍然到处可以乘坐。为着观瞻，西湖是专门雇着许多清湖夫在捞蕴藻的。并非杭州已经各处干净，近日报载街头巷尾垃圾多。像同春坊下面的一带，小菜最多，也较便宜，可以说是与许多杭州人生活关系最密切的街道，天一下雨就像是个墨盒。许多中城下城的巷中，即使晴天走路也得注意，一不小心就会满裤子溅上烂泥，因为路面的石板多活动，一踏着就翘起来，而水沟排泄不灵，下面是积着污水的。

再说“那个”，是要多破点钞。一个春天过去，上海人送到杭州来的钱委实不少；听说在和尚经手寺院里的募化簿上，有许多是用金条计数的。但这出于“信士”的自愿，不在所说“那个”的范围内。

其实“那个”，也有的是可以避免的。热闹在六桥三竺间，使得红桃绿柳增色的，游客以外是香客。香客可分两种，阔绰的和非阔绰的。非阔绰的香客多是来自嘉湖一带的蚕娘及其夫君，他们夜航来到，黎明登岸，晚即回船，旅社客栈“那个”他不得。背着“朝山进香”的黄布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成群结队的两只脚去，来回步行，拉黄包车的和踏三轮车的都“那个”他不得。自带柴米，集体饮食，餐社、饭店、茶馆酒楼也都“那个”他不得。他们使用汗血所换些许金钱，经不起“那个”，怕被“那个”，不敢同要“那个”者接近，也就同“那个”无关。由此可见，被“那个”的是可以被“那个”的。据说某国有过这样的时候，市上的物价分着好几种，卖给从外国过去考察的特别贵，因为大概是资本家，叫做“剥削”剥削者。杭州人的“那个”，未必存心如此；其为“那个”却是无所不同的罢。

三月三十一日《中国新报》在“杭州春游盛况空前”的标题下，说是如此春游盛况为二三十年所未有。正当一般公教人员上吊的上吊，跳河的跳河，大家感到生活困难，将要活不下去的时候，似乎奇怪，会有这种情形。其实不然。如今米虽然贵，并不缺少；布虽然贵，并不缺少；油盐酱醋虽然贵，也都并不缺少。“胜利”以来，接收的很多发财，营商的很多发财；贪一下，奸一下，就都可以发财，只是安分守己的老实人在吃苦。《中国新报》这记载，证明了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据说寺院之中，菩萨面前，阔绰的血唇烫发的妇女在叩头；西装革履的阔少，放下司的克在三跪九叩。发了洋财，新了装束，内心依然。内心依然，发了洋财，只是新了装束的很多很多。他们是香客，也是游客。本来是香客，发财了，也就遨游起来，是阔绰的。给某国“剥削”的未闻喊“那个”，是资本家，不在乎区区被“剥削”的；发了洋财遨游西子湖畔的当也不在乎被“那个”的区区；诚信的香客以杭州为佛地，总以为多花点在佛地是好的，也不至于喊“那个”。那么喊“那个”的只是寒酸的游客罢。并未阔绰，也要遨游西子，在这年头儿；皂白不分的同被“那个”，呜呼冤哉！

选自《论语》第153期，1948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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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慧殿三号——北平杂写之一

朱光潜

朱光潜（1897～1986），字孟实，安徽桐城人，美学家、教授。著有《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诗论》、《谈文学》、《孟实文钞》等。

慈慧殿并没有殿，它只是后门里一个小胡同，因西口一座小庙得名。庙中供的是什么菩萨，我在此住了三年，始终没有探头去一看，虽然路过庙门时，心里总要费一番揣测。慈慧殿三号和这座小庙隔着三四家居户，初次来访的朋友们都疑心它是庙，至少，它给他们的是一座古庙的印象，尤其是在树没有叶的时候；在北平，只有夏天才真是春天，所以慈慧殿三号像古庙的时候是很长的。它像庙，一则是因为它荒凉，二则是因为它冷清，但是最大的类似点恐怕在它的建筑，它孤零零地兀立在破墙荒园之中，显然与一般民房不同。这三年来，我做了它的临时“住持”，到现在仍没有请书家题一个某某斋或某某馆之类的匾额来点缀，始终很固执地叫它“慈慧殿三号”，这正如有庙无佛，多一事不如省一事。

慈慧殿三号的左右邻家都有崭新的朱漆大门，它的破烂污秽的门楼居在中间，越发显得它是一个破落户的样子。一进门，右手是一个煤栈，是今年新搬来的，天晴时天井里右方隙地总是晒着煤球，有时门口停着运煤的大车以及它所应有的附属品——黑麻布袋，黑牲口，满面涂着黑煤灰的车夫。在北方居过的人会立刻联想到一种类型的龌龊场所。一粘上煤没有不黑不脏的，你想想德胜门外，门头沟车站或是旧工厂的锅炉房，你对于慈慧殿三号的门面就可以想像得一个大概。

和煤栈对面的——仍然在慈慧殿三号疆域以内——是一个车房，所谓“车房”就是停人力车和人力车夫居住的地方。无论是停车的或是住车夫的房子照例是只有三面墙，一面露天，房子对于他们的用处只是遮风雨；至于防贼，掩盖秘密，都全是另一个阶级的需要。慈慧殿三号的门楼右手只有两间这样三面墙的房子，五六个车子占了一间；在其余的一间里，车夫，车夫的妻子和猫狗进行他们的一切活动：做饭，吃饭，睡觉，养儿子，会客谈天等等。晚上回来，你总可以看见车夫和他的大肚子的妻子“举案齐眉”式的蹲在地上用晚饭，房东的看门的老太婆捧着长烟杆，闭着眼睛，坐在旁边吸旱烟。有时他们围着那位精明强干的车夫听他演说时事或故事，虽无瓜架豆棚，却是乡村式的太平岁月。

这些都在二道门以外。进二道门一直望进去是一座高大而空阔的四合房子。里面整年地鸦雀无声，原因是惟一的男主人天天是夜出早归，白天里是他的高卧时间；其余尽是妇道之家，都挤在最后一进房子，让前面的房子空着。房子里面从“御赐”的屏风到四足不全的椅凳都已逐渐典卖干净，连这座空房子也已经抵押了超过卖价的债项。这里面七八口之家怎样撑持他们的槁木死灰的生命是谁也猜不出来的疑案。在三十年以前他们是声威煊赫的“皇代子”，杀人不用偿命的。我和他们整年无交涉，除非是他们的“大爷”偶尔拿一部宋拓圣教序或是一块端砚来向我换一点烟资，他们的小姐们每年照例到我的园子里来两次，春天来摘一次丁香花，秋天来打一次枣子。

煤栈，车房，破落户的旗人，北平的本地风光算是应有尽有了。我所住持的“庙”原来和这几家共一个大门出入，和它们公用“慈慧殿三号”的门牌，不过在事实上是和它们隔开来的。进二道门之后向右转，当头就是一道隔墙。进这隔墙的门才是我所特指的“慈慧殿三号”。本来这园子的几十丈左右长的围墙随处可以打一个孔，开一个独立的门户。有些朋友们嫌大门口太不像样子，常劝我这样办，但是我始终没有听从，因为我舍不得煤栈车房所给我的那一点劳动生活的景象，舍不得进门时那一点曲折和跨进园子时那一点突然惊讶。如果自营一个独立门户，这几个美点就全毁了。

从煤栈车房转弯走进隔墙的门，你不能不感到一种突然惊讶。如果是早晨的话，你会立刻想到。“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几句诗是恰好配用在这里的。百年以上的老树到处都可爱，尤其是在城市里成林；什么种类都可爱，尤其是松柏和楸。这里没有一棵松树，我有时不免埋怨百年以前经营这个园子的主人太疏忽。柏树也只有一棵大的，但是它确实是大，而且一走进隔墙门就是它，它的浓荫布满了一个小院子，还分润到三间厢房。柏树以外，最多的是枣树，最稀奇的是楸树。北平城里人家有三棵两棵楸树的便视为珍宝，这里的楸树一数就可以数上十来棵，沿后院东墙脚的一排七棵俨然形成一段天然的墙。我到北平以后才见识楸树，一见就欢喜它。它在树木中间是神仙中间的铁拐李，庄子所说的“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拿来形容楸似乎比形容樗更恰当。最奇怪的是这臃肿卷曲的老树到春天来会开类似牵牛的白花，到夏天来会放类似桑榆的碧绿的嫩叶。这园子里树木本来很杂乱，大的小的，高的低的，不伦不类地混在一起；但是这十来棵楸树在杂乱中辟出一个头绪来，替园子注定一个很明显的个性。

我不是能雇用园丁的阶级中人，要说自己动手拿锄头喷壶吧，一时兴到，容或暂以此为消遣，但是“一日曝之，十日寒之”，究竟无济于事，所以园子终年是荒着的。一到夏天来，狗尾草，蒿子，前几年枣核落下地所长生的小树，以及许多只有植物学家才能辨别的草都长得有腰深。偶尔栽几棵丝瓜，玉蜀黍，以及西红柿之类的蔬菜，到后来都没在草里看不见。我自己特别挖过一片地，种了几棵芍药，两年没有开过一朵花。所以园子里所有的草木花都是自生自长用不着人经营的。秋天栽菊花比较成功，因为那时节没有多少乱草和它作剧烈的“生存竞争”。这一年以来，厨子稍分余暇来做“开荒”的工作，但是乱草总是比他勤快，随拔随长，日夜不息。如果任我自己的脾胃，我觉得对于园子还是取绝对的放任主义较好。我的理由并不像浪漫时代诗人们所怀想的，并不是要找一个荒凉凄惨的境界来配合一种可笑的伤感。我欢喜一切生物和无生物尽量地维持它们的本来面目，我欢喜自然的粗率和芜乱，所以我始终不能真正地欣赏一个很整齐有秩序，路像棋盘，长青树剪成几何形体的园子，这正如我不欢喜赵子昂的字，仇英的画，或是一个中年妇女的油头粉面。我不要求房东把后院三间有顶无墙的破屋拆去或修理好，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它要倒塌，就随它自己倒塌去；它一日不倒塌，我一日尊重它的生存权。

园子里没有什么家畜动物。三年前宗岱和我合住的时节，他在北海里捉得一只刺猬回来放在园子里养着。后来它在夜里常作怪声气，惹得老妈见神见鬼。近来它穿墙迁到邻家去了，朋友送了一只小猫来，算是补了它的缺。鸟雀儿北方本来就不多，但是因为几十棵老树的招邀，北方所有的鸟雀儿这里也算应有尽有。长年的顾客要算老鸹。它大概是鸦的别名，不过我没有下过考证。在南方它是不祥之鸟，在北方听说它有什么神话传说保护它，所以它虽然那样地“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却没有人肯剿灭它。它在鸟类中大概是最爱叫苦爱吵嘴的。你整年都听它在叫，但是永远听不出一点叫声是表现它对于生命的欣悦。在天要亮未亮的时候，它叫得特别起劲，它仿佛拼命地不让你享受香甜的晨睡，你不醒，它也引你做惊惧梦。我初来时曾买了弓弹去射它，后来弓坏了，弹完了，也就只得向它投降。反正披衣冒冷风起来驱逐它，你也还是不能睡早觉。老鸹之外，麻雀甚多，无可记载。秋冬之季常有一种颜色极漂亮的鸟雀成群飞来，形状很类似画眉，不过不会歌唱。宗岱在此时硬说它来有喜兆，相信它和他请铁板神算家所批的八字都预兆他的婚姻恋爱的成功，但是他的讼事终于是败诉，他所追求的人终于是高飞远扬。他搬走以后，这奇怪的鸟雀到了节令仍旧成群飞来。鉴于往事，我也就不肯多存奢望了。

有一位朋友的太太说慈慧殿三号颇类似《聊斋志异》中所常见的故家第宅，“旷废无居人，久之蓬蒿渐满，双扉常闭，白昼亦无敢入者……”但是如果有一位好奇的书生在月夜里探头进去一看，会瞟见一位散花天女，嫣然微笑，叫他“不觉神摇意夺”，如此等情……我本凡胎，无此缘分，但是有一件“异”事也颇堪一“志”。有一天晚上，我躺在沙发上看书，凌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共着一盏灯做针线，一切都沉在寂静里，猛然间听见一位穿革履的女人滴滴搭搭地从外面走廊的砖地上一步一步地走进来。我听见了，她也听见了，都猜着这是沉樱来了——她有时踏这种步声走进来。我走到门前掀帘子去迎她，声音却没有了，什么也没有看见。后来再四推测所得的解释是街上行人的步声，因为夜静，虽然是很远，听起来就好像近在咫尺。这究竟很奇怪，因为我们坐的地方是在一个很空旷的园子里，离街很远，平时在房子里绝对听不见街上行人的步声，而且那次听见步声分明是在走廊的砖地上。这件事常存在我的心里，我仿佛得到一种启示，觉得我在这城市中所听到的一切声音都像那一夜所听到的步声，听起来那么近，而实在却又那么远。

选自《论语》半月刊，1936年9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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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门大街——北平杂写之二

朱光潜

朱光潜（1897～1986），字孟实，安徽桐城人，美学家、教授。著有《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诗论》、《谈文学》、《孟实文钞》等。

人生第一乐趣是朋友的契合。假如你有一个情趣相投的朋友居在邻近，风晨雨夕，彼此用不着走许多路就可以见面，一见面就可以毫无拘束地闲谈，而且一谈就可以谈出心事来，你不嫌他有一点怪脾气，他也不嫌你迟钝迂腐，像约翰生和包斯威尔在一块儿似的，那你就没有理由埋怨你的星宿。这种幸福永远使我可望而不可攀。第一，我生性不会谈话，和一个朋友在一块儿坐不到半点钟，就有些心虚胆怯，刻刻意识到我的呆板干枯叫对方感到乏味。谁高兴向一个只会说“是的”，“那也未见得”之类无谓语的人溜嗓子呢？其次，真正亲切的朋友都要结在幼年，人过三十，都不免不由自主地染上一些世故气，很难结交真正情趣相投的朋友。“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虽是两句平凡语，却是慨乎言之。因此，我惟一的解闷的方法就只有逛后门大街。

居过北平的人都知道北平的街道像棋盘线似的依照对称原则排列。有东四牌楼就有西四牌楼，有天安门大街就有地安门大街。北平的精华可以说全在天安门大街。它的宽大，整洁，辉煌，立刻就会使你觉到它象征一个古国古城的伟大雍容的气象。地安门（后门）大街恰好给它做一个强烈的反衬。它偏僻，阴暗，湫隘，局促，没有一点可以叫一个初来的游人留恋。我住在地安门里的慈慧殿，要出去闲逛，就只有这条街最就便。我无论是阴晴冷热，无日不出门闲逛，一出门就很机械地走到后门大街。它对于我好比一个朋友，虽是平凡无奇，因为天天见面，很熟习，也就变成很亲切了。

从慈慧殿到北海后门比到后门大街也只远几百步路。出后门，一直向北走就是后门大街，向西转稍走几百步路就是北海。后门大街我无日不走，北海则从老友徐中舒随中央研究院南迁以后（他原先住在北海），我每周至多只去一次。这并非北海对于我没有意味，我相信北海比我所见过的一切园子都好，但是北海对于我终于是一种奢侈，好比乡下姑娘的惟一一件的漂亮衣，不轻易从箱底翻出来穿一穿的。有时我本预备去北海，但是一走到后门，就变了心眼，一直朝北去走大街，不向西转那一个弯。到北海要买门票，花二十枚铜子是小事，免不着那一层手续，究竟是一种麻烦；走后门大街可以长驱直入，没有站岗的向你伸手索票，打断你的幻想。这是第一个分别。在北海逛的是时髦人物，个个是衣裳楚楚，油头滑面的。你头发没有梳，胡子没有光，鞋子也没有换一双干净的，“囚首垢面而谈诗书”，已经是大不韪，何况逛公园？后门大街上走的尽是贩夫走卒，没有人嫌你怪相，你可以彻底地“随便”。这是第二个分别。逛北海，走到“仿膳”或是“漪澜堂”的门前，你不免想抬头看看那些喝茶的中间有你的熟人没有，但是你又怕打招呼，怕那里有你的熟人，故意地低着头匆匆地走过去，像做了什么坏事似的。在后门大街上你准碰不见一个熟人，虽然常见到彼此未通过姓名的熟面孔，也各行其便，用不着打无味的招呼。你可以尽量地饱尝着“匿名者”（Jucognsio）的心中一点自由而诡秘的意味。这是第三个分别。因为这些缘故，我老是牺牲北海的朱梁画栋和香荷绿柳而独行踽踽于后门大街。

到后门大街我很少空手回来。它虽然是破烂，虽然没有半里路长，却有十几家古玩铺，一家旧书店。这一点点缀可以见出后门大街也曾经过一个繁华时代，阅历过一些沧桑岁月，后门旧为旗人区域，旗人破落了，后门也就随之破落。但是那些破落户的破铜破铁还不断地送到后门的古玩铺和荒货摊。这些东西本来没有多少值得收藏的，但是偶尔遇到一两件，实在比隆福寺和厂甸的便宜。我花过四块钱买了一部明初拓本《史晨碑》，六块钱买了二十几锭乾隆御墨，两块钱买了两把七星双刀，有时候花几毛钱买一个磁瓶，一张旧纸，或是一个香炉。这些小东西本无足贵，但是到手时那一阵高兴实在是很值得追求。我从前在乡下时学过钓鱼，常蹲半天看不见浮标晃影子，偶然钓起来一个寸长的小鱼，虽明知其不满一咽，心里却非常愉快，我究竟是钓得了，没有落空。我在后门大街逛古董铺和荒货摊，心情正如钓鱼。鱼是小事，钓着和期待着有趣，钓得到什么，自然更是有趣。许多古玩铺和旧书店的老板都和我由熟识而成好朋友。过他们的门前，我的脚不由自主地踏进去。进去了，看了半天，件件东西都还是昨天所见过的。我自己觉得翻了半天还是空手走，有些对不起主人；主人也觉得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卖给我，心里有些歉然。但是这一点不尴尬，并不能妨碍我和主人的好感，到明天，我的脚还是照旧地不由自主地踏进他的门，他也依旧打起那副笑面孔接待我。

后门大街龌龊，是无用讳言的。就目前说，它虽不是贫民窟，一切却是十足的平民化。平民的最基本的需要是吃，后门大街上许多活动都是根据这个基本需要而在那里川流不息地进行。假如你是一个外来人，在后门大街走过一趟之后，坐下来搜求你的心影，除着破铜破铁破衣破鞋之外，就只有青葱大蒜，油条烧饼，和卤肉肥肠，一些油腻腻灰灰土土的七三八四和苍蝇骆驼混在一堆在你的昏眩的眼帘前晃影子。如果你回想你所见到的行人，他不是站在锅炉边嚼烧饼的洋车夫，就是坐在扁担上看守大蒜咸鱼的小贩。那里所有的颜色和气味都是很强烈的。这些混乱而又秽浊的景象有如陈年牛酪和臭豆腐乳，在初次接触时自然不免惹起你的嫌恶；但是如果你尝惯了它的滋味，它对于你却有一种不可抵御的引诱。

别说后门大街平凡，它有的是生命和变化！只要你有好奇心，肯乱窜，在这不满半里路长的街上和附近，你准可以不断地发见新世界。我逛过一年以上，才发见路西一个夹道里有一家茶馆。花三大枚的水钱，你可以在那儿坐一晚，听一部《济公传》或是《长坂坡》。至于火神庙里那位老拳师变成我的师傅，还是最近的事。你如果有幽默的癖性，你随时可以在那里寻到有趣的消遣。有一天晚上我坐在一家旧书铺里，从外面进来一个跛子，向店主人说了关于他的生平一篇可怜的故事，讨了一个铜子出去。我觉得这人奇怪，就起来跟在他后面走，看他跛进了十几家店铺之后，腿子猛然直起来，踏着很平稳安闲的大步，唱“我好比南来雁”，沉没到一个阴暗的夹道里去了。在这个世界里的人们，无论他们的生活是复杂或简单，关于谁你能够说“我真正明白他的底细”呢？

一到了上灯时候，尤其在夏天，后门大街就在它的古老躯干之上尽量地炫耀近代文明。理发馆和航空奖券经理所的门前悬着一排又一排的百支烛光的电灯，照像馆的玻璃窗里所陈设的时装少女和京戏名角的照片也越发显得光彩夺目。家家洋货铺门上都张着无线电的大口喇叭，放送京戏鼓书相声和说不尽的许多其他热闹玩艺儿。这时候后门大街就变成人山人海，左也是人，右也是人，各种各样的人。少奶奶牵着她的花簇簇的小儿女，羊肉店的老板扑着他的芭蕉叶，白衫黑裙和翻领卷袖的学生们抱着膀子或是靠着电线杆，泥瓦匠坐在阶石上敲去旱烟筒里的灰，大家都一齐心领神会似的在听，在看，在发呆。在这种时候，后门大街上准有我；在这种时候，我丢开几十年教育和几千年文化在我身上所加的重压，自自在在地沉没在贤愚一体，皂白不分的人群中，尽量地满足牛要跟牛在一块儿，蚂蚁要跟蚂蚁在一块儿那一种原始的要求。我觉得自己是这一大群人中的一个人，我在我自己的心腔血管中感觉到这一大群人的脉搏的跳动。

后门大街，对于一个怕周旋而又不甘寂寞的人，你是多么亲切的一个朋友！

选自《论语》半月刊，1936年1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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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扬州人

朱自清

朱自清（1898～1948），浙江绍兴人，散文家、学者。著有散文集 《背影》、《欧游杂记》，长诗《毁灭》，学术论著《经典常谈》、《诗言志辨》等。

有些国语教科书里选得有我的文章，注解里或说我是浙江绍兴人，或说我是江苏江都人——就是扬州人。有人疑心江苏江都人是错了，特地老远的写信托人来问我。我说两个籍贯都不算错，但是若打官话，我得算浙江绍兴人。浙江绍兴是我的祖籍或原籍，我从进小学就填的这个籍贯；直到现在，在学校里服务快三十年了，还是报的这个籍贯。不过绍兴只去过两回，每回只住了一天；而我家里除先母外，没一个人会说绍兴话。

我家是从先祖才到江苏东海做小官。东海就是海州，现在是陇海路的终点。我就生在海州。四岁的时候先父又到邵伯镇做小官，将我们接到那里。海州的情形我全不记得了，只对海州话还有亲热感，因为父亲的扬州话里夹着不少海州口音。在邵伯住了差不多两年，是住在万寿宫里。万寿宫的院子很大，很静；门口就是运河。河坎很高，我常向河里扔瓦片顽儿。邵伯有个铁牛湾，那儿有一条铁牛镇压着。父亲的当差常抱我去看它，骑它，抚摸它。镇里的情形我也差不多忘记了。只记住在镇里一家人家的私塾里读过书，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叫江家振。我常到他家玩儿，傍晚和他坐在他家荒园里一根横倒的枯树上说着话，依依不舍，不想回家。这是我第一个好朋友，可惜他未成年就死了；记得他瘦得很，也许是肺病罢？

六岁那一年父亲将全家搬到扬州。后来又迎养先祖父和先祖母。父亲曾到江西做过几年官，我和二弟也曾去过江西一年；但是老家一直在扬州住着。我在扬州读初等小学，没毕业；读高等小学，毕了业；读中学，也毕了业。我的英文得力于高等小学里一位黄先生，他已经过世了。还有陈春台先生，他现在是北平著名的数学教师。这两位先生讲解英文真清楚，启发了我学习的兴趣；只恨我始终没有将英文学好，愧对这两位老师。还有一位戴子秋先生，也早过世了，我的国文是跟他老人家学着做通了的。那是辛亥革命之后在他家夜塾里的时候。中学毕业，我是十八岁，那年就考进了北京大学预科，从此就不常在扬州了。

就在十八岁那年冬天，父亲母亲给我在扬州完了婚。内人武钟谦女士是杭州籍，其实也是在扬州长成的。她从不曾去过杭州；后来同我去是第一次。她后来因为肺病死在扬州，我曾为她写过一篇《给亡妇》。我和她结婚的时候，祖父已死了好几年了。结婚后一年祖母也死了。他们两老都葬在扬州，我家于是有祖茔在扬州了。后来亡妇也葬在这祖茔里。母亲在抗战前两年过去，父亲在胜利前四个月过去，遗憾的是我都不在扬州；他们也葬在那祖茔里。过中间叫我痛心的是死了第二个女儿！她性情好，爱读书，做事负责任，待朋友最好。已经成人了，不知什么病，一天半就完了！她也葬在祖茔里。我有九个孩子。除第二个女儿外，还有一个男孩不到一岁就死在扬州；其余亡妻生的四个孩子都曾在扬州老家住过多少年。这个老家直到今年夏初才解散了，但是还留着一位老年的庶母在那里。

我家跟扬州的关系，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现在亡妻生的四个孩子都已自称为扬州人了；我比起他们更算是在扬州长成的，天然更该算是扬州人了。但是从前一直马马虎虎地骑在墙上，并且自称浙江人的时候还多些，又为了什么呢？这一半因为报的是浙江籍，求其一致，一半也还有些别的道理。这些道理第一桩就是籍贯是无所谓的。那时要做一个世界人，连国籍都觉得狭小，不用说省籍和县籍了。那时在大学里觉得同乡会最没有意思。我同住的和我来往的自然差不多都是扬州人，自己却因为浙江籍，不去参加江苏或扬州同乡会。可是虽然是浙江绍兴籍，却又没跟一个道地浙江人来往，因此也就没人拉我去开浙江同乡会，更不用说绍兴同乡会了。这也许是两栖或骑墙的好处罢？然而出了学校以后到底常常会到道地绍兴人了。我既然不会说绍兴话，并且除了花雕和兰亭外几乎不知道绍兴的情形，于是乎往往只好自己承认是假绍兴人。那虽然一半是玩笑，可也有点儿窘的。

还有一桩道理就是我有些讨厌扬州人；我讨厌扬州人的小气和虚气。小是眼光如豆，虚是虚张声势，小气无须举例。虚气例如已故的扬州某中央委员，坐包车在街上走，除拉车的外，又跟上四个人在车子边推着跑着。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指出扬州人这些毛病。后来要将这篇文收入散文集《你我》里，商务印书馆不肯，怕再闹出“闲话扬州”的案子。这当然也因为他们总以为我是浙江人，而浙江人骂扬州人是会得罪扬州人的。但是我也并不抹煞扬州的好处，曾经写过一篇《扬州的夏日》，还有在《看花》里也提起扬州福缘的桃花。再说现在年纪大些了，觉得小气和虚气都可以算是地方气，绝不止是扬州人如此。从前自己常答应人说自己是绍兴人，一半又因为绍兴有些憨气，而扬州人似乎太聪明。其实扬州人也未尝没憨气，我的朋友任中敏（二北）先生，办了这么多年汉民中学，不管人家理会不理会，难道还不够“憨”的！绍兴人固然有憨气，但是也许还有别的气我讨厌的，不过我不深知罢了，这也许是阿Q的想法罢？然而我对于扬州的确渐渐亲热起来了。

扬州真像有些人说的，不折不扣是个有名的地方。不用远说，李斗《扬州画舫录》里的扬州就够羡慕的。可是现在衰落了，经济上是一日千丈的衰落了，只看那些没精打彩的盐商家就知道。扬州人在上海被称为江北佬，这名字总而言之表示低等的人。江北佬在上海是受欺负的，他们于是学些不三不四的上海话来冒充上海人。到了这地步他们可意会忘其所以的欺负起那些新来的江北佬了。这就养成了扬州人的自卑心理。抗战以来许多扬州人来到西南，大半都自称为上海人，就靠着那一点不三不四的上海话；甚至连这一点都没有，也还自称为上海人。其实扬州人在本地也有他们的骄傲的。他们称徐州以北的人为侉子，那些人说的是侉话。他们笑镇江人说话土气，南京人说话大舌头，尽管这两个地方都在江南。英语他们称为蛮话，说这种话的当然是蛮子了。然而这些话只好关着门在家里说，到上海一看，立即就会矮上半截，缩起舌头不敢啧一声了。扬州真是衰落得可以啊！

我也是一个江北佬，一大堆扬州口音就是招牌，但是我却不愿做上海人；上海人太狡猾了。况且上海对我太生疏，生疏的程度跟绍兴对我也差不多；因为我知道上海虽然也许比知道绍兴多些，但是绍兴究竟是我的祖籍，上海是和我水米无干的。然而年纪大起来了，世界人到底做不成，我要一个故乡。俞平伯先生有一行诗，说“把故乡掉了”。其实他掉了故乡又找到了一个故乡；他诗文里提到苏州那一股亲热，是可羡慕的，苏州就算是他的故乡了。他在苏州度过他的童年，所以提起来一点一滴都亲亲热热的，童年的记忆最单纯最真切，影响最深最久；种种悲欢离合，回想起来最有意思。“青灯有味是儿时”，其实不止青灯，儿时的一切回忆都是有味的。这样看，在那儿度过童年，就算那儿是故乡，大概差不多罢？这样看，就只有扬州可以算是我的故乡了。何况我的家又是“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呢？所以扬州好也罢，歹也罢，我总该算是扬州人的。

选自《人物杂志》，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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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行杂记

朱自清

朱自清（1898～1948），浙江绍兴人，散文家、学者。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长诗《毁灭》，学术论著《经典常谈》、《诗言志辨》等。

这回从北京南归，在天津搭了通州轮船，便是去年曾被盗劫的。盗劫的事，似乎已很渺茫；所怕者船上的肮脏，实在令人不堪耳。这是英国公司的船；这样的肮脏似乎尽够玷污了英国国旗的颜色。但英国人说：这有什么呢？船原是给中国人乘的，肮脏是中国人的自由，英国人管得着！英国人要乘船，会去坐在大菜间里，那边看看是什么样子？那边，官舱以下的中国客人是不许上去的，所以就好了。是的，这不怪同船的几个朋友要骂这只船是“帝国主义”的船了。“帝国主义的船”！我们到底受了些什么“压迫”呢？有的，有的！

我现在且说茶房吧。

我若有常常恨着的人，那一定是宁波的茶房了。他们的地盘，一是轮船，二是旅馆。他们的团结，是宗法社会而兼梁山泊式的；所以未可轻侮，正和别的“宁波帮”一样。他们的职务本是照料旅客；但事实正好相反，旅客从他们得着的只是侮辱，恫吓，与欺骗罢了。中国原有“行路难”之叹，那是因交通不便的缘故；但在现在便利的交通之下，即老于行旅的人，也还时时发出这种叹声，这又为什么呢？茶房与码头工人之艰于应付，我想比仅仅的交通不便，有时更显其“难”吧！所以从前的“行路难”是唯物的；现在的却是唯心的。这固然与社会的一般秩序及道德观念有多少关系，不能全由当事人负责任；但当事人的“性格恶”实也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的。

我是乘船既多，受侮不少，所以姑说轮船里的茶房。你去定舱位的时候，若遇着乘客不多，茶房也许会冷脸相迎；若乘客拥挤，你可就倒楣了。他们或者别转脸，不来理你；或者用一两句比刀子还尖的话，打发你走路——譬如说：“等下趟吧。”他说得如此轻松，凭你急死了也不管。大约行旅的人总有些异常，脸上总有一副着急的神气。他们是以逸待劳的，乐得和你开开顽笑，所以一切反应总是懒懒的，冷冷的；你愈急，他们便愈乐了。他们于你也并无仇恨，只想玩弄玩弄，寻寻开心罢了，正和太太们玩弄叭儿狗一样。所以你记着：上船定舱位的时候，千万别先高声呼唤茶房。你不是急于要找他们说话么？但是他们先得训你一顿，虽然只是低低的自言自语：“啥事体啦？哇啦哇啦的！”接着才响声说，“噢，来哉，啥事体啦？”你还得记着：你的话说得愈慢愈好，愈低愈好；不要太客气，也不要太不客气。这样你便是门槛里的人，便是内行；他们固然不见得欢迎你，但也不会玩弄你了。——只冷脸和你简单说话；要知道这已算承蒙青眼，应该受宠若惊的了。

定好了舱位，你下船是愈迟愈好；自然，不能过了开船的时候。最好开船前两小时或一小时到船上，那便显得你是一个有“涵养工夫”的，非急莘莘的“阿木林”可比了。而且茶房也得上岸去办他自己的事，去早了倒绊住了他；他虽然可托同伴代为招呼，但总之麻烦了。为了客人而麻烦，在他们是不值得，在客人是不必要；所以客人便只好受“阿木林”的待遇了。有时船于明早十时开行，你今晚十点上去，以为晚上总该合式了；但也不然。晚上他们要打牌，你去了足以扰乱他们的清兴；他们必也恨恨不平的。这其间有一种“分”，一种默喻的“规矩”，有一种“门槛经”，你得先做若干次“阿木林”，才能应付得“恰到好处”呢。

开船以后，你以为茶房闲了，不妨多呼唤几回。你若真这样做时，又该受教训了。茶房日里要谈天，料理私货；晚上要抽大烟，打牌，哪有闲工夫来伺候你！他们早上给你舀一盆脸水，日里给你开饭，饭后给你拧手巾；还有上船时给你摊开铺盖，下船时给你打起铺盖：好了，这已经多了，这已经够了。此外若有特别的事要他们做时，那只算是额外效劳。你得自己走出舱门，慢慢地叫着茶房，慢慢地和他说，他也会照你所说的做，而不加损害于你。最好是预先打听了两个茶房的名字，到这时候悠然叫着，那是更其有效的。但要叫得大方，仿佛很熟悉的样子，不可有一点讷讷。叫名字所以更其有效者，被叫者觉得你有意和他亲近（结果酒资不会少给），而别的茶房或竟以为你与这被叫者本是熟悉的，因而有了相当的敬意；所以你第二次第三次叫时，别人往往会帮着你叫的。但你也只能偶尔叫他们；若常常麻烦，他们将发见，你到底是“阿木林”而冒充内行，他们将立刻改变对你的态度了。至于有些人睡在铺上高声朗诵的叫着“茶房”的，那确似乎搭足了架子；在茶房眼中，其为“阿”字号无疑了。他们于是忿然的答应：“啥事体啦？哇啦啦！”但走来倒也会走来的。你若再多叫两声，他们又会说：“啥事体啦？茶房当山歌唱！”除非你真麻木，或真生了气，你大概总不愿再叫他们了吧。

“子入太庙，每事问，”至今传为美谈。但你入轮船，最好每事不必问。茶房之怕麻烦，之懒惰，是他们的特征；你问他们，他们或说不晓得，或故意和你开开玩笑，好在他们对客人们，除行李外，一切是不负责任的。大概客人们最普遍的问题，“明天可以到吧？”“下午可以到吧？”一类。他们或随便答复，或说，“慢慢来好罗，总会到的。”或简单的说，“早呢！”总是不得要领的居多。他们的话常常变化，使你不能确信；不确信自然不问了。他们所要的正是耳根清净呀。

茶房在轮船里，总是盘踞在所谓“大菜间”的吃饭间里。他们常常围着桌子闲谈，客人也可插进一两个去。但客人若是坐满了，使他们无处可坐，他们便恨恨了；若在晚上，他们老实不客气将电灯灭了，让你们暗中摸索去吧。所以这吃饭间里的桌子竟像他们专利的。当他们围桌而坐，有几个固然有话可谈；有几个却连话也没有，只默默坐着，或者在打牌。我似乎为他们觉着无聊，但他们也就这样过去了。他们的脸上充满了倦怠，嘲讽，麻木的气分，仿佛下工夫练就了似的。最可怕的就是这满脸：所谓“然拒人于千里之外”者，便是这种脸了。晚上映着电灯光，多少遮过了那灰滞的颜色；他们也开始了有些生气。他们搭了铺抽大烟，或者拖开桌子打牌。他们抽了大烟，渐有笑语；他们打牌，往往通宵达旦——牌声，争论声充满那小小的“大菜间”里。客人们，尤其是抱了病，可睡不着了；但于他们有甚么相干呢？活该你们洗耳恭听呀！他们也有不抽大烟，不打牌的，便搬出香烟画片来一张张细细赏玩；这却是“雅人深致”了。

我说过茶房的团结是宗法社会而兼梁山泊式的，但他们中间仍不免时有战氛。浓郁的战氛在船里是见不着的；船里所见，只是轻微淡远的罢了。“唯口出好兴戎”，茶房的口，似乎很值得注意。他们的口，一例是练得极其尖刻的；一面自然也是地方性使然。他们大约是“宁可轮输在腿上，不肯输在嘴上。”所以即使是同伴之间，往往因为一句有意的或无意的，不相干的话，动了真气，抡眉竖目的恨恨半天而不已。这时脸上全失了平时冷静的颜色，而换上热烈的狰狞了。但也终于只是口头“恨恨”而已，真个拔拳来打，举脚来踢的，倒也似乎没有。语云，“君子动口，小人动手；”茶房们虽有所争乎，殆仍不失为君子之道也。有人说，“这正是南方人之所以为南方人，”我想，这话也有理。茶房之于客人，虽也“不肯输在嘴上”，但全是玩弄的态度，动真气的似乎很少；而且你愈动真气，他倒愈可以玩弄你。这大约因为对于客人，是以他们的团体为靠山的；客人总是孤单的多，他们“倚众欺”起来，不怕你不就范的：所以用不着动真气。而且万一吃了客人的亏，那也必是许多同伴陪着他同吃的，不是一个人失了面子；又何必动真气呢？老实说来，客人要他们动真气，还不够资格哪！至于他们同伴间的争执，那才是切身的利害，而且单枪匹马做去，毫无可恃的现成的力量；所以便是小题，也不得不大做了。

茶房若有向客人微笑的时候，那必是收酒资的几分钟了。酒资的数目照理虽无一定，但却有不成文的谱。你按着谱斟酌给与，虽也不能得着一声“谢谢”，但言语的压迫是不会来的了。你若给得太少，离谱太远，他们会始而嘲你，继而骂你，你还得加钱给他们；其实既受了骂，大可以不加的了，但事实上大多数受骂的客人，慑于他们的威势，总是加给他们的。加了以后，还得听许多唠叨才罢。有一回，和我同船的一个学生，本该给一元钱的酒资的，他只给了小洋四角。茶房狠狠力争，终不得要领，于是说：“你好带回去做车钱吧！”将钱向铺上一撂，忿然而去。那学生后来终于添了一些钱重交给他；他这才默然拿走，面孔仍是板板的，若有所不屑然。——付了酒资，便该打铺盖了；这时仍是要慢慢来的，一急还是要受教训，虽然你已给过酒资了。铺盖打好以后，茶房的压迫才算是完了，你再预备受码头工人和旅馆茶房的压迫吧。

我原是声明了叙述通州轮船中事的，但却做了一首“诅茶房文”；在这里，我似乎有些自己矛盾。不，“天下老鸦一般黑，”我们若很谨慎的将这句话只用在各轮船里的宁波茶房身上，我想是不会悖谬的。所以我虽就一般立说，通州轮船的茶房却已包括在内；特别指明与否，是无关重要的。

1926年7月，白马湖

选自《背影》，1928年10月，亚东图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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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的踪迹

朱自清

朱自清（1898～1948），浙江绍兴人，散文家、学者。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长诗《毁灭》，学术论著《经典常谈》、《诗言志辨》等。

（一）“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

这是一张尺多宽的小小的横幅，马孟容君画的。上方的左角，斜着一卷绿色的帘子，稀疏而长；当纸的直处三分之一，横处三分之二。帘子中央，着一黄色的，茶壶嘴似的钩儿——就是所谓软金钩么？“钩弯”垂着双穗，石青色；丝缕微乱，若小曳于轻风中。纸右一圆月，淡淡的青光遍满纸上；月的纯净，柔软与平和，如一张睡美人的脸，从帘的上端向右斜伸而下，是一枝交缠的海棠花。花叶扶疏，上下错落着，共有五丛；或散或密，都玲珑有致。叶嫩绿色，仿佛掐得出水似的；在月光中掩映着，微微有浅深之别。花正盛开，红艳欲流；黄色的雄蕊历历的，闪闪的。衬托在丛绿之间，格外觉着娇娆了。枝欹斜而腾挪，如少女的一只臂膊。枝上歇着一对黑色的八哥，背着月光，向着帘里。一只歇得高些，小小的眼儿半睁半闭的，似乎在入梦之前，还有所留恋似的。那低些的一只别过脸来对着这一只，已缩着颈儿睡了。帘下是空空的，不着一些痕迹。

试想在圆月朦胧之夜，海棠是这样的妩媚而嫣润；枝头的好鸟为什么却双栖而各梦呢？在这夜深人静的当儿，那高踞着的一只八哥儿，又为何尽撑着眼皮儿不肯睡去呢？他到底等什么来着？舍不得那淡淡的月儿么？舍不得那疏疏的帘儿么？不，不，不，您得到帘下去找，您得向帘中去找——您该找着那卷帘人了？他的情韵风怀，原是这样这样的哟！朦胧的岂独月呢；岂独鸟呢？但是，咫尺天涯，教我如何耐得？我拚着千呼万唤；你能够出来么？

这页画布局那样经济，设色那样柔活，故精彩足以动人。虽是区区尺幅，而情韵之厚，已足沦肌浃髓而有余。我看了这画，瞿然而惊；留恋之怀，不能自己。故将所感受的印象细细写出，以志这一段因缘。但我于中西的画都是门外汉，所说的话不免为内行所笑。——那也只好由他了。

（1924年2月1日，温州作）

（二）绿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

梅雨潭是一个瀑布潭。仙岩有三个瀑布，梅雨瀑最低。走到山边，便听见花花花花的声音；抬起头，镶在两条湿湿的黑边儿里的，一带白而发亮的水便呈现于眼前了。我们先到梅雨亭。梅雨亭正对着那条瀑布；坐在亭边，不必仰头，便可见它的全体了。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这个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儿的；仿佛一只苍鹰展着翼翅浮在天宇中一般。三面都是山，像半个环儿拥着；人如在井底了。这是一个秋季的薄阴的天气。微微的云在我们顶上流着；岩面与草丛都从润湿中透出几分油油的绿意。而瀑布也似乎分外的响了。那瀑布从上面冲下，仿佛已被扯成大小的几绺；不复是一幅整齐而平滑的布。岩上有许多棱角；瀑流经过时，作急剧的撞击，便飞花碎玉般乱溅着了。那溅着的水花，晶莹而多芒；远望去，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纷纷落着。据说，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了。但我觉得像杨花，格外确切些。轻风起来时，点点随风飘散，那更是杨花了。——这时偶然有几点送入我们温暖的怀里，便倏的钻了进去，再也寻它不着。

梅雨潭闪闪的绿色招引着我们；我们开始追捉她那离合的神光了。揪着草，攀着乱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过了一个石穹门，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边了。瀑布在襟袖之间；但我的心中已没有瀑布了。我的心随潭水的绿而摇荡。那醉人的绿呀！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我想张开两臂抱住她；但这是怎样一个妄想呀。——站在水边，望到那面，居然觉着有些远呢！这平铺着，厚积着的绿，着实可爱。她松松的皱缬着，像少妇拖着的裙幅；她轻轻的摆弄着，像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令人想着所曾触过的最嫩的皮肤；她又不杂些儿尘滓，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我曾见过北京什刹海拂地的绿杨，脱不了鹅黄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见过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绿壁”，丛叠着无穷的碧草与绿叶的，那又似乎太浓了。其余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也太暗了。可爱的，我将什么来比拟你呢？我怎么比拟得出呢？大约潭是很深的，故能蕴蓄着这样奇异的绿；仿佛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这才这般的鲜润呀。——那醉人的绿呀！我若能裁你以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她必能临风飘举了。我若能挹你以为眼，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舍不得你；我怎舍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抚摩着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么？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不禁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

（1924年2月8日，温州作）

（三）白水

几个朋友伴我游白水。

这也是个瀑布；但是太薄了，又太细了。有时闪着些须的白光；等你定睛看去，却又没有——只剩一片飞烟而已。从前有所谓“雾”，大概就是这样了。所以如此，全由于岩石中间突然空了一段；水到那里，无可凭依，凌虚飞下，便扯得又薄又细了。当那空处，最是奇迹。白光嬗为飞烟，已是影子；有时却连影子也不见。有时微风过来，用纤手挽着那影子，它便袅袅的成了一个软弧；但她的手才松，它又像橡皮带儿似的，立刻伏伏贴贴的缩回来了。我所以猜疑，或者另有双不可知的巧手，要将这些影子织成一个幻网。——微风想夺了她的，她怎么肯呢？

幻网里也许织着诱惑；我的依恋便是个老大的证据。

（1924年3月16日，宁波作）

（四）生命的价格——七毛钱

生命本来不应该有价格的；而竟有了价格！人贩子，老鸨，以至近来的绑票土匪，都就他们的所有物，标上参差的价格，出卖于人；我想将来许还有公开的人市场呢！在种种“人货”里，价格最高的，自然是土匪们的票了，少则成千，多则成万；大约是有历史以来，“人货”的最高的行情了。其次是老鸨们所有的妓女，由数百元到数千元，是常常听到的。最贱的要算是人贩子的货色！他们所有的，只是些男女小孩，只是些“生货”，所以便卖不起价钱了。

人贩子只是“仲买人”，他们还得取给于“厂家”，便是出卖孩子们的人家。“厂家”的价格才真是道地呢！《青光》里曾有一段记载，说三块钱买了一个丫头；那是移让过来的，但价格之低，也就够令人惊诧了！“厂家”的价格，却还有更低的！三百钱，五百钱买一个孩子，在灾荒时不算难事！但我不曾见过。我亲眼看见的一条最贱的生命，是七毛钱买来的！这是一个五岁的女孩子。一个五岁的“女孩子”卖七毛钱，也许不能算是最贱；但请您细看：将一条生命的自由和七枚小银元各放在天平的一个盘里，您将发现，正如九头牛与一根牛毛一样，两个盘儿的重量相差实在太远了！

我见这个女孩，是在房东家里。那时我正和孩子们吃饭；妻走来叫我看一件奇事，七毛钱买来的孩子！孩子端端正正的坐在条凳上；面孔黄黑色，但还丰润；衣帽也还整洁可看。我看了几眼，觉得和我们的孩子也没有什么差异；我看不出她的低贱的生命的符记——如我们看低贱的货色时所容易发现的符记。我回到自己的饭桌上，看看阿九和阿菜，始终觉得和那个女孩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毕竟发现真理了！我们的孩子所以高贵，正因为我们不曾出卖他们，而那个女孩所以低贱，正因为她是被出卖的；这就是她只值七毛钱的缘故了！呀，聪明的真理！

妻告诉我这孩子没有父母，她哥嫂将她卖给房东家姑爷开的银匠店里的伙计，便是带着她吃饭的那个人。他似乎没有老婆，手头很窘的，而且喜欢喝酒，是一个糊涂的人！我想这孩子父母若还在世，或者还舍不得卖她，至少也要迟几年卖她；因为她究竟是可怜可怜的小羔羊。到了哥嫂的手里，情形便不同了！家里总不宽裕，多一张嘴吃饭，多费些布做衣，是显而易见的。将来人大了，由哥嫂卖出，究竟是为难的；说不定还得找补些儿，才能送出去。这可多么冤呀！不如趁小的时候，谁也不注意，做个人情，送了干净！您想，温州不算十分穷苦的地方，也没碰着大荒年，干什么得了七个小毛钱，就心甘情愿的将自己的小妹子捧给人家呢？说等钱用？谁也不信！七毛钱了得什么急事！温州又不是没人买的！大约买卖两方本来相知；那边恰要个孩子顽儿，这边也乐得出脱，便半送半卖的含糊定了交易。我猜想那时伙计向袋里一摸，一股脑儿掏了出来，只有七毛钱！哥哥原也不指望着这笔钱用，也就大大方方收了完事。于是财货两交，那女孩便归伙计管业了！

这一笔交易的将来，自然是在运命手里；女儿本姓“碰”，由她去碰吧了！但可知的，运命决不加惠于她！第一幕的戏已启示于我们了！照妻所说，那伙计必无这样耐心，抚养她成人长大！他将像豢养小猪一样，等到相当的肥壮的时候，便卖给屠户，任他宰割去；这其间他得了赚头，是理所当然的！但屠户是谁呢？在她卖做丫头的时候，便是主人！“仁慈的”主人只宰割她相当的劳力，如养羊而剪它的毛一样。到了相当的年纪，便将她配人。能够这样，她虽然被揿在丫头坯里，却还算不幸中之幸哩。但在目下这钱世界里，如此大方的人究竟是少的；我们所见的，十有六七是刻薄人！她若卖到这种人手里，他们必拶榨她过量的劳力。供不应求时，便骂也来了，打也来了！等她成熟时，却又好转卖给人家作妾；平常拶榨的不够，这儿又找补一个尾子！偏生这孩子模样儿又不好；入门不能得丈夫的欢心，容易遭大妇的凌虐，又是显然的！她的一生，将消磨于眼泪中了，也有些主人自己收婢作妾的；但红颜白发，也只空断送了她的一生！和前例相较，只是五十步与百步而已。——更可危的，她若被那伙计卖在妓院里，老鸨才真是个令人肉颤的屠户呢！我们可以想到：她怎样逼她学弹学唱，怎样驱遣她去做粗活！怎样用藤筋打她，用针刺她！怎样督责她承欢卖笑！她怎样吃残羹冷饭！怎样打熬着不得睡觉！怎样终于生了一身毒疮！她的相貌使她只能做下等的妓女；她的沦落风尘是终生的！她的悲剧也是终生的！——唉！七毛钱竟买了你的全生命——你的血肉之躯竟抵不上区区七个小银元么？生命真太贱了！生命真太贱了！

因此想到自己的孩子的运命，真有些胆寒！钱世界里的生命市场存在一日，都是我们孩子的危险！都是我们孩子的侮辱！您有孩子的人呀，想想看，这是谁之罪呢？这是谁之责呢？

（1924年4月9日，宁波作）

选自《踪迹》，1924年12月，亚东图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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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的夏日

朱自清

朱自清（1898～1948），浙江绍兴人，散文家、学者。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长诗《毁灭》，学术论著《经典常谈》、《诗言志辨》等。

扬州从隋炀帝以来，是诗人文士所称道的地方；称道的多了，称道得久了，一般人便也随声附和起来。直到现在，你若向人提起扬州这个名字，他会点头或摇头说：“好地方！好地方！”特别是没去过扬州而念过些唐诗的人，在他心里，扬州真像蜃楼海市一般美丽；他若念过《扬州画舫录》一类书，那更了不得了。但在一个久住扬州像我的人，他却没有那么多美丽的幻想，他的憎恶也许掩住了他的爱好；他也许离开了三四年并不去想它。若是想呢，——你说他想甚么？女人；不错，这似乎也有名，但怕不是现在的女人罢？——他也只会想着扬州的夏日，虽然与女人仍然不无关系的。

北方和南方一个大不同，在我看，就是北方无水而南方有。诚然，北方今年大雨，永定河大清河甚至决了堤防，但这并不能算是有水；北平的三海和颐和园虽然有点儿水，但太平衍了，一览而尽，船又那么笨头笨脑的。有水的仍然是南方。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便在水上——有人称为“瘦西湖”，这个名字真是太“瘦”了，假西湖之名以行，“雅得这样俗，”老实说，我是不喜欢的。下船的地方便是护城河，曼衍开去，曲曲折折，直到平山堂，——这是你们熟悉的名字——有七八里河道，还有许多杈杈桠桠的支流。这条河其实也没有顶大的好处，只是曲折而有些幽静，和别处不同。

沿河最著名的风景是小金山，法海寺，五亭桥；最远的便是平山堂了。金山你们是知道的，小金山却在水中央。在那里望水最好，看月自然也不错——可是我还不曾有过那样福气。“下河”的人十之九是到这儿的，人不免太多些。法海寺有一个塔，和北海的一样，据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盐商们连夜督促匠人造成的。法海寺著名的自然是这个塔；但还有一桩，你们猜不着，是红烧猪头。夏天吃红烧猪头，在理论上也许不甚相宜；可是在实际上，挥汗吃着，倒也不坏的。五亭桥如名所示，是五个亭子的桥。桥是拱形，中一亭最高，两边四亭，参差相称；最宜远看，或看影子，也好。桥洞颇多，乘小船穿来穿去，另有风味。平山堂在蜀冈上。登堂可见江南诸山淡淡的轮廓；“山色有无中”一句话，我看是恰到好处，并不算错。这里游人较少，闲坐在堂上，可以永日。沿路光景，也以闲寂胜。从天宁门或北门下船，蜿蜒的城墙，在水里倒映着苍黝的影子，小船悠然地撑过去，岸上的喧扰像没有似的。

船有三种：大船专供宴游之用，可以挟妓或打牌。小时候常跟了父亲去，在船里听着谋得利洋行的唱片。现在这样乘船的大概少了罢？其次是“小划子”，真像一瓣西瓜，由一个男人或女人用竹篙撑着。乘的人多了，便可雇两只，前后用小凳子跨着：这也可算得“方舟”了。后来又有一种“洋划”比大船小，比“小划子”大，上支布篷，可以遮日遮雨。“洋划”渐渐地多，大船渐渐地少，然而“小划子”总是有人要的。这不独因为价钱最贱，也因为它的伶俐。一个人坐在船中，让一个人站在船尾上用竹篙一下一下地撑着，简直是一首唐诗，或一幅山水画。而有些好事的少年，愿意自己撑船，也非“小划子”不行。“小划子”虽然便宜，却也有些分别。譬如说，你们也可想到的，女人撑船总要贵些；姑娘撑的自然更要贵罗。这些撑船的女子，便是有人说过的“瘦西湖上的船娘”。船娘们的故事大概不少，但我不很知道。据说以乱头粗服，风趣天然为胜；中年而有风趣，也仍然算好。可是起初原是逢场作戏，或尚不伤廉惠；以后居然有了价格，便觉意味索然了。

北门外一带，叫做下街，“茶馆”最多，往往一面临河。船行过时，茶客与乘客可以随便招呼说话，船上人若高兴时，也可以向茶馆中要一壶茶，或一两种“小笼点心”，在河中喝着，吃着，谈着。回来时再将茶壶和所谓小笼，连价款一并交给茶馆中人。撑船的都与茶馆相熟，他们不怕你白吃。扬州的小笼点心实在不错：我离开扬州，也走过七八处大大小小的地方，还没有吃过那样好的点心；这其实是值得惦记的。茶馆的地方大致总好，名字也颇有好的，如香影廊，绿杨村，红叶山庄，都是到现在还记得的。绿杨村的幌子，挂在绿杨树上，随风飘展，使人想起“绿杨城郭是扬州”的名句。里面还有小池，丛竹，茅亭，景物最幽。这一带的茶馆布置都历落有致，迥非上海北平方方正正的茶楼可比。

“下河”总是下午。傍晚回来，在暮霭朦胧中上了岸，将大褂折好搭在腕上，一手微微摇着扇子；这样进了北门或天宁门走回家中。这时候可以念“又得浮生半日闲”那一句诗了。

选自《你我》，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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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朱自清

朱自清（1898～1948），浙江绍兴人，散文家、学者。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长诗《毁灭》，学术论著《经典常谈》、《诗言志辨》等。

南京是值得留连的地方，虽然我只是来来去去，而且又都在夏天。也想夸说夸说，可惜知道的太少；现在所写的，只是一个旅行人的印象罢了。

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你可以摩挲，可以凭吊，可以悠然遐想；想到六朝的兴废，王谢的风流，秦淮的艳迹。这些也许只是老调子，不过经过自家一番体贴，便不同了。所以我劝你上鸡鸣寺去，最好选一个微雨天或月夜。在朦胧里，才酝酿着那一缕幽幽的古味。你坐在一排明窗的豁蒙楼上，吃一碗茶，看面前苍然蜿蜒着的台城。台城外明净荒寒的玄武湖就像大涤子的画。豁蒙楼一排窗子安排得最有心思，让你看的一点不多，一点不少。寺后有一口灌园的井。可不是那陈后主和张丽华躲在一堆儿的“胭脂井”。那口胭脂井不在路边，得破费点工夫寻觅。井栏也不在井上；要看，得老远地上明故宫遗址的古物保存所去。

从寺后的园地，拣着路上台城；没有垛子，真像平台一样。踏在茸茸的草上，说不出的静。夏天白昼有成群的黑蝴蝶，在微风里飞；这些黑蝴蝶上下旋转地飞，远看像一根粗的圆柱子。城上可以望南京的每一角。这时候若有个熟悉历代形势的人，给你指点，隋兵是从这角进来的，湘军是从那角进来的，你可以想像异样装束的队伍，打着异样的旗帜，拿着异样的武器，汹汹涌涌地进来，远远仿佛还有哭喊之声。假中你记得一些金陵怀古的诗词，趁这时候暗诵几回，也可印证印证，许更能领略作者当日的情思。

从前可以从台城爬出去，到玄武湖边；若是月夜，两三个人，两三个零落的影子，歪歪斜斜地挪移下去，够多好。现在可不成了，得出寺，下山，绕着大弯儿出城。七八年前，湖里几乎长满了苇子，一味地荒寒，虽有好月光，也不大能照到水上；船又窄，又小，又漏，教人逛着愁着。这几年大不同了，一出城，看见湖，就有烟水苍茫之意；船也大多了，有藤椅子可以躺着。水中岸上都光光的；亏得湖里有五个洲子点缀着，不然便一览无余了。这里的水是白的，又有波澜，俨然长江大河的气势，与西湖的静绿不同，最宜于看月，一片空蒙，无边无界。若在微醺之后，迎着小风，似睡非睡地躺在藤椅上，听着船底汩汩的波响与不知何方来的箫声，真会教你忘却身在那里。五个洲子似乎都局促无可看，但长堤宛转相通，却值得走走。湖上的樱桃最出名。据说樱桃熟时，游人在树下现买，现摘，现吃，谈着笑着，多热闹的。

清凉山在一个角落里，似乎人迹不多。扫叶楼的安排与豁蒙楼相仿佛，但窗外的景象不同。这里是滴绿的山环抱着，山下一片滴绿的树；那绿色真是扑到人眉宇上来。若许我再用画来比，这怕像王石谷的手笔了。在豁蒙楼上不容易坐得久，你至少要上台城去看看。在扫叶楼上却不想走；窗外的光景好像满为这座楼而设，一上楼便什么都有了。夏天去确有一股“清凉”味。这里与豁蒙楼全有素面吃，又可口，又贱。

莫愁湖在华严庵里。湖不大，又不能泛舟，春天却有荷花荷叶。临湖一带屋子，凭栏眺望，也颇有远情。莫愁小像，在胜棋楼下，不知谁画的，大约不很古吧；但脸子开得透逸之至，衣褶也柔活之至，大有“挥袖凌虚翔”的意思；若让我题，我将毫不踌躇地写上“仙乎仙乎”四字。另有石刻的画像，也在这里，想来许是那一幅画所从出；但生气反而差得多。这里虽也临湖，因为屋子深，显得阴暗些；可是古色古色，阴暗得好。诗文联语当然多，只记得王湘绮的半联云：“莫轻他北地胭指，看艇子初来，江南儿女无颜色。”气概很不错。所谓胜棋楼，相传是明太祖与徐达下棋，徐达胜了，太祖便赐给他这一所屋子。太祖那样人，居然也会做出这种雅事来了。左手临湖的小阁却敞亮得多，也敞亮得好。有曾国藩画像，忘记是谁横题着“江天小阁坐人豪”一句。我喜欢这个题句，“江天”与“坐人豪”，景象阔大，使得这屋子更加开朗起来。

秦淮河我已另有记。但那文里所说的情形，现在已大变了。从前读《桃花扇》《板桥杂记》一类书，颇有沧桑之感；现在想到自己十多年前身历的情形，怕也会有沧桑之感了。前年看见夫子庙前旧日的画舫，那样狼狈的样子，又在老万全酒栈看秦淮河水，差不多全黑了，加上巴掌大，透不出气的所谓秦淮小公园，简直有些厌恶，再别提做什么梦了。贡院原也在秦淮河上，现在早拆得只剩一点儿了。民国五年父亲带我去看过，已经荒凉不堪，号舍里草都长满了。父亲曾经办过江南闱差，熟悉考场的情形，说来头头是道。他说考生入场时，都有送场的，人很多，门口闹嚷嚷的。天不亮就点名，搜夹带。大家都归号。似乎直到晚上，头场题才出来，写在灯牌上，由号军扛着在各号里走。所谓“号”，就是一条狭长的胡同，两旁排列着号舍，口儿上写着什么天字号，地字号等等的。每一号舍之大，恰好容一个人坐着；从前人说是像轿子，真不错。几天里吃饭，睡觉，做文章，都在这轿子里；坐的伏的各有一块硬板，如是而已。官号稍好一些，是给达官贵人的子弟预备的，但得补褂朝珠地入场，那时是夏秋之交，天还热，也够受的。父亲又说，乡试时场外有兵巡逻，防备通关节。场内也竖起黑幡，叫鬼魂们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我听到这里，有点毛骨悚然。现在贡院已变成碎石路；在路上走的人，怕很少想起这些事情的了吧？

明故宫只是一片瓦砾场，在斜阳里看，只感到李太白《忆秦娥》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二语的妙。午门还残存着，遥遥直对洪武门的城楼，有万千气象。古物保存所便在这里，可惜规模太小，陈列得也无甚次序。明孝陵道上的石人石马，虽在残缺零乱，还可见泱泱大风；享殿并不巍峨，只陵下的隧道，阴森袭人，夏天在里面待着，凉风沁人肌骨。这陵大概是开国时草创的规模，所以简朴得很；比起长陵，差得真太远了。然而简朴得好。

雨花台的石子，人人皆知；但现在怕也捡不着什么了。那地方毫无可看。记得刘后村的诗云：“昔年讲师何处在，高台犹以‘雨花’名。有时宝向泥寻得，一片山无草敢生。”我所感的至多也只如此。还有，前些年南京枪决囚人都在雨花台下，所以洋车夫遇见别的车夫和他争先时，常说。“忙什么！赶雨花台去！”这和从前北京车夫说“赶菜市口儿”一样。现在时移势异，这种话渐渐听不见了。

燕子矶在长江里看，一片绝壁，危亭翼然，的胡惊心动魄。但到了上边，逼窄污秽，毫无可以盘桓之处。燕山十二洞，去过三个。只三台洞层层折折，由幽入明，别有匠心，可是也年久修了。

南京的新名胜，不用说，首推中山陵。中山陵全用青白两色，以象征青天白日，与帝王陵寝用红墙黄瓦的不同。假如红墙黄瓦有富贵气，那青琉璃瓦的享堂，青琉璃瓦的碑亭却有名贵气。从陵门上享堂，白石台阶不知多少级，但爬得够累的；然而你远看，决想不到会有这么多的台阶儿。这是设计的妙处。德国波慈达姆无愁宫前的石阶，也同此妙。享堂进去也不小；可是远处看，简直小得可以，和那白石的飞阶不相称，一点儿压不住，仿佛高个儿戴着小尖帽。近处山角里一座阵亡将士纪念塔，粗粗的，矮矮的，正当着一个青青的小山峰，让两边儿的山紧紧抱着，静极，稳极。——谭墓没去过，听说颇有点丘壑。中央运动场也在中山陵近处，全仿外洋的样子。全国运动会时，也不知有多少照相与描与登在报上；现在是时髦的游泳的地方。

若要看旧书，可以上江苏省立图书馆去。这在汉西门龙蟠里，也是一个角落里。这原是江南图书馆，以丁丙的善本书室藏书为底子；词曲的书特别多。此外中央大学图书馆近年来也颇有不少书。中央大学是个散步的好地方。宽大，干净，有树木；黄昏时去兜一个或大或小的圈儿，最有意思。后面有个梅庵，是那会写字的清道人的遗迹。这里只是随宜地用树枝搭成的小小的屋子。庵前有一株六朝松，但据说实在是六朝桧；桧阴遮住了小院子，真是不染一尘。

南京茶馆里干丝很为人所称道。但这些人必没有到过镇江，扬州，那儿的干丝比南京细得多，又从来不那么甜。我倒是觉得芝麻烧饼好，一种长圆的，刚出炉，既香，且酥，又白，大概各茶馆都有。咸板鸭才是南京的名产，要热吃，也是香得好；肉要肥要厚，才有咬嚼。但南京人都说盐水鸭更好，大约取其嫩，其鲜；那是冷吃的，我可不知怎样，老觉得不大得劲儿。

1934年8月12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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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的夏天

老舍

老舍（1899～1966），北京人，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猫城记》、《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话剧《龙须沟》、《茶馆》等。

在太平年月，北平的夏天是很可爱的。从十三陵的樱桃下市到枣子稍微挂了红色，这是一段果子的历史——看吧，青杏子连核儿还没长硬，便用拳头大的小蒲篓儿装起，和“糖稀”一同卖给小姐与儿童们。慢慢的，杏子的核儿已变硬，而皮还是绿的，小贩们又接二连三的喊：“一大碟，好大的杏儿喽！”这个呼声，每每教小儿女们口中馋出酸水，而老人们只好摸一摸已经活动了的牙齿，惨笑一下。不久，挂着红色的半青半红的“土”杏儿下了市。而吆喝的声音开始音乐化，好像果皮的红美给了小贩们以灵感似的。而后，各种的杏子都到市上来竞赛：有的大而深黄，有的小而红艳，有的皮儿粗而味厚，有的核子小而爽口——连核仁也是甜的。最后，那驰名的“白杏”用绵纸遮护着下了市，好像大器晚成似的结束了杏的季节。当杏子还没断绝，小桃子已经歪着红嘴想取而代之。杏子已不见了。各样的桃子，圆的，扁的，血红的，全绿的，浅绿而带一条红脊椎的，硬的，软的，大而多水的，和小而脆的，都来到北平给人们的眼，鼻，口以享受。

红李，玉李，花红和虎拉车，相继而来。人们可以在一个担子上看到青的红的，带霜的发光的，好几种果品，而小贩得以充分的施展他的喉音，一口气吆喝出一大串儿来——“买李子耶，冰糖味儿的水果来耶；喝了水儿的，大蜜桃呀耶；脆又甜的大沙果子来耶……”

每一种果子到了熟透的时候，才有由山上下来的乡下人，背着长筐，把果子遮护得很严密，用拙笨的，简单的呼声，隔半天才喊一声；大苹果，或大蜜桃。他们卖的是真正的“自家园”的山货。他们人的样子与货品的地道，都使北平人想像到西边与北边的青山上的果园，而感到一点诗意。

梨，枣和葡萄都下来的较晚，可是它们的种类之多与品质之美，并不使它们因迟到而受北平人的冷淡。北平人是以他们的大白枣，小白梨与牛乳葡萄傲人的。看到梨枣，人们便有“一叶知秋”之感，而开始要晒一晒夹衣与拆洗棉袍了。

在最热的时节，也是北平人口福最深的时节。果子以外还有瓜呀！西瓜有多种，香瓜也有多种。西瓜虽美，可是论香味便不能不输给香瓜一步。况且，香瓜的分类好似有意的“争取民众”——那银白的，又酥又甜的“羊角蜜”假若适于文雅的仕女吃取，那硬而厚的，绿皮金黄瓤子的“三白”与“哈蟆酥”就适于少壮的人们试一试嘴劲，而“老头儿乐”，顾名思意，是使没牙的老人们也不至向隅的。

在端阳节，有钱的人便可以尝到汤山的嫩藕了。赶到迟一点鲜藕也下市，就是不十分有钱的，也可以尝到“冰碗”了——一大碗冰，上面覆着张嫩荷叶，叶上托着鲜菱角，鲜核桃，鲜杏仁，鲜藕，与香瓜组成的香，鲜，清，冷的酒菜儿。就是那吃不起冰碗的人们，不是还可以买些菱角与鸡头米，尝一尝“鲜”吗？

假若仙人们只吃一点鲜果，而不动火食，仙人在地上的洞府应当是北平啊！

天气是热的，可是一早一晚相当的凉爽，还可以作事。会享受的人，屋里放上冰箱，院内搭起凉棚，他就会不受到暑气的侵袭。假若不愿在家，他可以到北海的莲塘里去划船，或在太庙与中山公园的老柏树下品茗或摆棋。“通俗”一点的，什刹海畔借着柳树支起的凉棚内，也可以爽适的吃半天茶，咂几块酸梅糕，或呷一碗八宝荷叶粥。愿意洒脱一点的，可以拿上钓竿，到积水滩或高亮桥的西边，在河边的古柳下，作半日的垂钓。好热闹的，听戏是好时候，天越热，戏越好，名角儿们都唱双出。夜戏散台差不多已是深夜，凉风儿，从那槐花与荷塘吹过来的凉风儿，会使人精神振起，而感到在戏园受四五点钟的闷气并不冤枉，于是便哼着《四郎探母》什么的高高兴兴的走回家去。天气是热的，而人们可以躲开它！在家里，在公园里，在城外，都可以躲开它。假若愿远走几步，还可以到西山卧佛寺，碧云寺，与静宜园去住几天啊。就是在这小山上，人们碰运气还可以在野茶馆或小饭铺里遇上一位御厨，给作两样皇上喜欢吃的菜或点心。

就是在祁家，虽然没有天棚与冰箱，没有冰碗儿与八宝荷叶粥，大家可也能感到夏天的可爱。祁老人每天早晨一推开屋门，便可以看见他的蓝的，白的，红的，与抓破脸的牵牛花，带着露水，向上仰着有蕊的喇叭口儿，好像要唱一首荣耀创造者的歌似的。他的倭瓜花上也许落着个红的蜻蜓。他没有上公园与北海的习惯，但是睡过午觉，他可以慢慢的走到护国寺。那里的天王殿上，在没有庙会的日子，有评讲《施公案》或《三侠五义》的；老人可以泡一壶茶，听几回书。那里的殿宇很高很深，老有溜溜的小风，可以教老人避暑。等到太阳偏西了，他慢慢的走回来，给小顺儿和妞子带回一两块豌豆黄或两三个香瓜。小顺儿和妞子总是在大槐树下，一面拣槐花，一面等候太爷爷和太爷爷手里的吃食。老人进了门，西墙下已有了阴凉，便搬个小凳坐在枣树下，吸着小顺儿的妈给作好的绿豆汤。晚饭就在西墙儿的阴凉里吃。菜也许只是香椿拌豆腐，或小葱儿腌王瓜，可是老人永远不挑剔。他是苦里出身，觉得豆腐与王瓜是正合他的身份的。饭后，老人休息一会儿，就拿起瓦罐和喷壶，去浇他的花草。作完这项工作，天还没有黑，他便坐在屋檐下和小顺子们看飞得很低的蝙蝠，或讲一两个并没有什么趣味，而且是讲过不知多少遍数的故事。这样，便结束了老人的一天。

摘自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第4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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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蓉略记

老舍

老舍（1899～1966），北京人，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猫城记》、《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话剧《龙须沟》、《茶馆》等。

今年八月初，陈家桥一带的土井已都干得滴水皆无。要水，须到小河湾里去“挖”。天既奇暑，又没水喝，不免有些着慌了。很想上缙云山去“避难”，可是据说山上也缺水。正在这样计无从出的时候，冯焕章先生来约同去灌县与青城。这真是福自天来了！

八月九日晨出发。同行者还有赖亚力与王冶秋二先生，都是老友，路上颇不寂寞。在来凤驿遇见一阵暴雨，把行李打湿了一点，临时买了一张席子遮在车上。打过尖，雨已晴，一路平安的到了内江。内江比二三年前热闹得多了，银行和饭馆都新增了许多家。傍晚，街上挤满了人和车。次晨七时又出发，在简阳吃午饭。下午四时便到了成都。天热，又因明晨即赴灌县。所以没有出去游玩，夜间下了一阵雨。

十一日早六时向灌县出发，车行甚缓，因为路上有许多小渠。路的两旁都有浅渠，流着清水；渠旁便是稻田：田埂上往往种着薏米，一穗穗的垂着绿珠。往西望，可以看见雪山。近处的山峰碧绿，远处的山峰雪白，在晨光下，绿的变为明翠，白的略带些玫瑰色，使人想一下子飞到那高远的地方去。还不到八时，便到了灌县。城不大，而处处是水，像一位身小而多乳的母亲，滋养着川西坝子的十好几县。住在任觉五先生的家中。孤零零的一所小洋房、两面都是雪浪激流的河，把房子围住，门前终日几乎没有一个行人，除了水声也没有别的声音。门外有些静静的稻田，稻子都有一人来高。远望便见到对面青城雪山，都是绿的。院中有一小盆兰花，时时放出香味。

青年团正在此举行夏令营，一共有千名以上的男女学生，所以街上特别的显着风光。学生和职员都穿汗衫短裤（女的穿短裙），赤脚着草鞋，背负大草帽，非常的精神。张文白将军与易君左先生都来看我们，也都是“短打扮”，也就都显着年轻了好多。夏令营本部在公园内，新盖的礼堂，新修的游泳池，原有一块不小的空场，即作为运动的练习骑马的地方。女学生也练习马术，结队穿过街市的时候，使居民们都吐吐舌头。

灌县的水利是世界闻名的。在公园后面的一座大桥上，便可以看到滚滚的雪水从离堆流进来。在古代，山上的大量雪水流下来，非河身所能容纳，故时有水患。后来，李冰父子把小山硬凿开一块，水乃分流——离堆便在凿开的那个缝子的旁边。从此双江分灌，到处划渠，遂使川西平原的十四五县成为最富庶的区域——只要灌县的都江堰一放水，这十几县便都不下雨也有用不完的水了。城外小山上有二王庙，供养的便是李冰父子。在庙中高处可以看见都江堰的全景。在两江未分的地方，有驰名的竹索桥。距桥不远，设有鱼嘴，使流水分家，而后一江外行，一江入离堆，是为内外江。到冬天，在鱼嘴下设阻碍，把水截住，则内江干涸，可以淘滩。春来，撒去阻碍，又复成河。据说，每到春季开水的时候，有多少万人来看热闹。在二王庙的墙上，刻着古来治水的格言，如深淘滩，低作堰……等。细细玩味这些格言，再看着江堰上那些实际的设施，便可以看出来，治水的诀窍只有一个字——“软”。水本力猛，遇阻则激而决溃，所以应低作堰，使之轻轻漫过，不至出险。水本急流而下，波涛汹涌，故中设鱼嘴，使分为二，以减其力；分而又分，江乃成渠，力量分散，就有益而无损了。作堰的东西只是用竹编的篮子，盛上大石卵。竹有弹性，而石卵是活动的，都可以用“四两破千斤”的劲儿对付那惊涛骇浪。用分化与软化对付无情的急流，水便老实起来，乖乖的为人们灌田了。

竹索桥最有趣。两排木柱，柱上有四五道竹索子，形成一条窄胡同儿。下面再用竹索把木板编在一处，便成了一座悬空的，随风摇动的大桥。我在桥上走了走，虽然桥身有点动摇，虽然木板没有编紧，还看得到下面的急流，——看久了当然发晕——可是绝无危险，并不十分难走。

治水和修构竹索桥的方法，我想，不定是经过多少年代的试验与失败，而后才得到成功的。而所谓文明者，我想，也不过就是能用尽心智去解决切身的问题而已。假若不去下一番功夫，而任着水去泛滥，或任着某种自然势力兴灾作祸，则人类必始终是穴居野处，自生自灭，以至灭亡。看到都江堰的水利与竹索桥，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确有不甘屈服而苦心焦虑的去克服困难的精神。可是，在今天，我们还时时听到看到各处不是闹旱便是闹水，甚至于一些蝗虫也能教我们去吃树皮草根。可怜，也可耻呀！我们连切身的衣食问题都不去设法解决，还谈什么文明与文化呢？

灌县城不大，可是东西很多。在街上，随处可以看到各种的水果，都好看好吃。在此处，我看到最大的鸡卵与大蒜大豆。鸡蛋虽然已卖到一元二角一个，可是这一个实在比别处的大着一倍呀。雪山的大豆要比胡豆还大。雪白发光，看着便可爱！药材很多，在随便的一家小药店里，便可以看到雷震子，贝母，虫草，熊胆，麝香，和多少说不上名儿来的药物。看到这些东西，使人想到西边的山地与草原里去看一看。啊，要能到山中去割几脐麝香，打几匹大熊，够多威武而有趣呀！

物产虽多，此地的物价可也很高。只有吃茶便宜，城里五角一碗，城外三角，再远一点就卖二角了。青城山出茶，而遍地是水，故应如此。等我练好辟谷的工夫，我一定要搬到这一带来住，不吃什么，只喝两碗茶，或者每天只写二百字就够生活的了。

在灌县住了十天。才到青城山去。山在县城西南，约四十里。一路上，渠溪很多，有的浑黄，有的清碧：浑黄的大概是上流刚下了大雨。溪岸上往往有些野花，在树荫下幽闲的开着。山口外有长生观，今为荫堂中学校舍；秋后，黄碧野先生即在此教书。入了山，头一座庙是建福宫，没有什么可看的。由此拾阶而前，行五里，为天师洞——我们即住于此。由天师洞再往上走，约三四里，即到上清宫，天师洞上清宫是山中两大寺院，都招待游客，食宿概有定价，且甚公道。

从我自己的一点点旅行经验中，我得到一个游山玩水的决窍：“风景好的地方，虽无古迹，也值得来，风景不好的地方，纵有古迹，大可以不去。”古迹，十之八九，是会使人失望的。以上清宫和天师洞两大道院来说吧，它们都有些古迹，而一无足观。上清宫里有鸳鸯井，也不过是一井而有二口，一方一圆，一干一湿；看它不看，毫无关系。还有麻姑池，不过是一小方池浊水而已。天师洞里也有这类的东西，比如洗心池吧，不过是很小的一个水池；降魔石呢，原是由山崖裂开的一块石头，而硬说是被张天师用剑劈开的。假若没有这些古迹，这两座庙子的优美自然一点也不减少。上清宫在山头，可以东望平原，青碧千顷；山是青的，地也是青的，好像山上的滴翠慢慢流到人间去了的样子。在此，早晨可以看日出，晚间可以看圣灯；就是白天没有什么特景可观的时候，登高远眺，也足以使人心旷神怡。天师洞，与上清宫相反，是藏在山腰里，四面都被青山环抱着，掩护着，我想把它叫作“抱翠洞”，也许比原名更好一些。

不过，不管庙宇如何，假若山林无可观，就没有多大意思，因为庙以庄严整齐为主，成不了什么很好的景致。青城之值得一游，正在乎山的本身也好；即使它无一古迹，无一大寺，它还是值得一看的名山。山的东面倾斜，所以长满了树木，这占了一个“青”字。山的西面，全是峭壁千丈，如城垣，这占了一个“城”字。山不厚，由“青”的这一头转到“城”的那一面，只须走几里路便够了。山也不算高。山脚至顶不过十里路。既不厚，又不高，按说就必平平无奇了。但是不然。它“青”，青得出奇，它不像深山老峪中那种老松凝碧的深绿，也不像北方山上的那种东一块西一块的绿，它的青色是包住了全山，没有露着山骨的地方；而且，这个笼罩全山的青色是竹叶，楠叶的嫩绿，是一种要滴落的，有些光泽的，要浮动的淡绿。这个青色使人心中轻快，可是不敢高声呼唤，仿佛怕把那似滴未滴，欲动未动的青翠惊坏了似的。这个青色是使人吸到心中去的，而不是只看一眼，夸赞一声便完事的。当这个青色在你周围，你便觉出一种恬静，一种说不出，也无须说出的舒适。假若你非去形容一下不可呢，你自然的只会找到一个字——幽。所以，吴稚晖先生说：“青城天下幽”。幽得太厉害了，便使人生畏；青城山却正好不太高，不太深，而恰恰不大不小的使人既不畏其旷，也不嫌它窄；它令人能体会到“悠然见南山”的那个“悠然”。

山中有报更鸟，每到晚间，即梆梆的呼叫，和柝声极相似，据道人说，此鸟不多，且永不出山。那天，寺中来了一队人，拿着好几枝猎枪，我很为那几只会击柝的小鸟儿担心，这种鸟儿有个缺欠，即只能打三更——梆，梆梆——无论是傍晚还是深夜，它们老这么叫三下。假若能给它们一点训练，教它们能从一更报到五更，有多么好玩呢！

白日游山，夜晚听报更鸟，“悠悠”的就过了十几天。寺中的桂花开始放香，我们恋恋不舍的离别了道人们。

返灌县城，只留一夜，即回成都。过郫县，我们去看了看望丛祠；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可是很清幽，王法勤委员即葬于此。

成都的地方大，人又多，若把半个多月的旅记都抄写下来，未免太麻烦了。拣几项来随便谈谈吧。

（一）成都文协分会：自从川大迁开，成都文协分会因短少了不少会员，会务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不大旺炽。此次过蓉，分会全体会员举行茶会招待，到会的也还有四十多人，并不太少。会刊——《笔阵》——也由几小页扩充到好十几页的月刊，虽然月间经费不过才有百元钱。这样的努力，不能不令人钦佩！可惜，开会时没有见到李人先生，他上了乐山。《笔阵》所用的纸张，据说，是李先生设法给捐来的；大家都很感激他；有了纸，别的就容易办得多了。会上，也没见到圣陶先生，可是过了两天，在开明分店见到。他的精神很好，只是白发已满了头。他的少爷们，他告诉我，已写了许多篇小品文，预备出个集子，想找我作序，多么有趣的事啊！郭子杰先生陶雄先生都约我吃饭，牧野先生陪着我游看各处，还有陈翔鹤，车瘦舟诸先生约我聚餐——当然不准我出钱——都在此致谢。瞿冰森先生和中央日报的同仁约我吃真正成都味的酒席，更是感激不尽。

（二）看戏：吴先忧先生请我看了川剧，及贾瞎子的竹琴，德娃子的洋琴，这是此次过蓉最快意的事。成都的川剧比重庆的好得多，况且我们又看的是贾培之，萧楷成，周慕莲，周企何几位名手，就更觉得出色了。不过，最使我满意的，倒还是贾瞎子的竹琴。乐器只有一鼓一板，腔调又是那么简单，可是他唱起来仿佛每一个字都有些魔力，他越收敛，听者越注意静听，及至他一放音，台下便没法不喝彩了。他的每一个字像一个轻打梨花的雨点，圆润轻柔；每一句是有声有色的一小单位；真是字字有力，句句含情。故事中有多少人，他要学多少人，忽而大嗓，忽而细嗓，而且不只变嗓，还要咬音吐字各尽其情；这真是点本领！希望再有上成都去的机会。多听他几次！

（三）看书：在蓉，住在老友侯宝璋大夫家里。虽是大夫，他却极喜爱字画。有几块闲钱，他便去买破的字画；这样，慢慢的他已收集了不少四川先贤的手迹。这样，他也就与西玉龙街一带的古玩铺及旧书店都熟识了。他带我去游玩，总是到这些旧纸堆中来。成都比重庆有趣就在这里——有旧书摊儿可逛。买不买的且不去管，就是多摸一摸旧纸陈篇也是快事啊。真的，我什么也没买，书价太高。可是，饱了眼福也就不虚此行。一般的说，成都的日用品比重庆的便宜一点，因为成都的手工业相当的发达，出品既多，同业的又多在同一条街上售货，价格当然稳定一些。鞋、袜、牙刷、纸张什么的，我看出来，都比重庆的相因着不少。旧书虽贵，大概也比重庆的便宜，假若能来往贩卖，也许是个赚钱的生意。不过，我既没发财的志愿，也就不便多此一举，虽然贩卖旧书之举也许是俗不伤雅的吧。

（四）归来：因下雨，过至中秋前一日才动身返渝。中秋日下午五时到陈家桥，天还阴着。夜间没有月光，马马虎虎的也就忘了过节。这样也好，省得看月思乡，又是一番难过！

选自1942年10月10日《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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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与潮州

杜重远

杜重远（1899～1943），辽宁开原人。爱国民主人士、革命先烈，陶瓷改革家、教育家。其著述结集为《杜重远文集》出版。

汕头为广东重要商埠，南通南洋，北达淞沪，商务发达，帆轮云集，由沪赴香港赴广州者必经之区，实南北交通之孔道也。

市中人口十七万许，商户八千余家，多半营出入口事业。出口之大宗首推抽纱，年达五百余万圆；次为瓷器，年达二三百万圆不等。抽纱纯系女子的手细工，即棉纱或麻纱抽成种种之花纹，用以敷桌或作物垫之用，欧美士女极爱用之，故有许多西商专作此种营业，运售于彼邦，汕头左近之妇女几乎人手一方，成为家庭中之重要生产事业。

瓷器之产地为枫溪与高陂。枫溪距汕头约七十余里，交通有潮汕铁路。瓷质粗松，耐火度不高，多系陶器，年产约在百万圆左右。高陂距汕头约二百二十里许，交通赖韩江之便，瓷质细密，耐火度甚高，最佳品可比江西之景德镇产品，年产约在二百万圆左右。两者重要之销场全在南洋，惜乎作法守旧，式样粗劣，近为倭邻大宗之机械品所压倒。

汕头气候虽较上海为热，然夏令多雨，且忽雨忽晴，阴云蔽日，凉风四起，并无溽署之苦。汕人无论男女老幼，多短服，跣足，着木覆，行声嗒嗒，颇有岛国风味。市中有中山公园，系民国十五年所建设。园中有假山真水，花坛竹木，布置极为雅洁，全园系半湖半陆，湖中小船荡漾，出没于假山之间，颇有小西湖之概。陆地设有足球场，篮球场，手球场，及天桥木马等物，专供市民运动之需。惜乎市民无此清福，尽为穿灰服载圆帽者所专用。

汕市每岁出口货约值二千五百万圆，入口货约值六千万圆，此溢出之数，全赖华侨每岁汇款以补偿之。华侨汇款最多时每岁可入四千八百余万圆，近以南洋事业不振，华侨多无生机，故去岁汇款仅在三千三百万圆左右。

粤胞心灵手巧，性坚忍，尤富于冒险，观于制造品之敏速及航游遍世界二事，可以证之。惟赌兴豪勃，到处表现，旅馆中牌声震耳，夜以继日，是则吾国各处旅舍特有之现象，固无论矣；漫游街中见有高悬牌匾，上书“山铺票”及“山铺新票”等字样。余初以为山西票庄之意，乃详视室中，战士数人，或数十人，环聚一案，大赌特赌，毫无羞涩避忌之态，是又开一新眼界矣！

后赴枫溪考察瓷业，乘潮汕铁路，阅一时半即至。潮汕铁路纯为商办，内部虽不十分完备，然能准时开车，准时抵站，已属难得。车分头二三等。三等皆普通乘客，买票登车，毫无揩油；二等则买票者与不买票者参半，且多有以三等票乘二等车者，查票员检票时，亦不敢深予追问，盖恐其背后皆有枪阶极，动辄享以“耳光”之答礼！头等多系灰色的朋友，手持长枪，足登革履，大声喧嚷，怒目横眉，一若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出彼等之虎威也者。须有较高之长官同来时，则此辈方肯减格入坐于二等中。至枫溪，详查瓷器制法，仍是几百年前之旧式，以牛蹄蹈土，以老妇臼泥，惟辘轳昔用木制，今改洋灰，昔用手转，今改足登。制造之速，实远出于江西湖南工人之上，是即粤工心灵手巧处。但样式古老，不适于用，是则无人能为改弦更张者。至于窑长费火，种种消失，较诸以机械制造以科学管理者更不可同日而语也。

枫溪视察后越一日赴潮州，即韩文公被贬之地，道途整齐，商贾林立，远非韩公贬谪时代所可比拟。韩公之古迹甚多，惜事忙不及细览。由潮州改乘小火轮渡韩江，历二十小时而至高陂。此地为瓷业之中心，瓷店一百二十余家，瓷户两千余户，环绕于五六十里范围之内，工人三四万人，直接间接赖此以求食者不下四十万众，瓷业与地方关系之重要概可知矣！制法与枫溪同，特以瓷质优良，卖价较高，然近以南洋商业凋敝，外瓷充斥，价值日就低廉，益以瓷户素无积蓄，所需经费多贷自瓷店，而瓷店又转贷自外商，辗转盘剥，利息殊大，此亦瓷业不振之一大原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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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镇上的黄昏

魏金枝

魏金枝（1900～1972），浙江嵊县人。著有《魏金枝短篇小说选集》、《编余丛谈》、《文艺随笔》等。

来此古西溪边，已是梅花落后，满山杜鹃花映红的时节，心胸烦愁，天天吃活虾过去，正像活了好几个世纪般，自己觉得自己是苍老了！第一原因为着无事可做，第二原因也为着不愿去做，因之疏散放闲，行尸般踱来踱去，立起坐倒，天天过着一样刻板的生活。生命浸在污腐的潦水中，于是永古不会伸出手来，只用恶毒眼睛，向四周以残酷的望，寻求人吃的老虎般，在找些弱者来消遣我的爪牙。今天重读下面这点记录，不觉自己也寒悚起来了！

“一早起来，街上就夏天的苍蝇般，喧扰着人声，铁匠打铁声，叫卖声。关于这些，我照哲学上的五个W考问起来，一个也得不着答案。他们也只像我一般走着巡回继续的路，——譬如第一次过了阴沟桥从街上走转来，第二次又过阴沟桥从街上走转来——这么起早落夜喧扰着吧了！

但是早上究竟空气新鲜些，还可以到树林下听听鸟声。再不然时，就到街上去直冲横撞地夹着乱走。这么一来，要顾到乡下人的笋担柴担，以及他们的油瓶，着火的黄烟竹管等等足以损害我衣裳的东西，于是我可以稍稍提出一点精神。因此我记起一件事实，自己觉得好笑起来。在我们村间，大夏六月的戏台下，有许多赤膊的农人，他们老是挨挨挤挤的将汗污故意揩到别的着衣人身上去。我呢，仿佛如此，不过揩去的是烦愁吧了。这样，也就把每天的上午消去了！

可是黄昏，——说起黄昏，不要我自己经历它，感悟它，以前早就在前人的书本中认识它的面目了。——真是每日难过的难关。而我也一点不客气的张着口把种种无聊像饮食般吞下去了。有人说起这个地方，在金人南下的时节，因为二军相持，曾经过杀戮奸淫，只剩了张三李四，赵五王六这十八家。在现在每个早上看起来，正也和别个市集一样，繁闹也一样了。只有在黄昏时候，我们无论到哪里，见着些冷静的散了的市场上堆着的稻草废缚，小油火摊上铁丝网里把着的黧黑的绍兴臭腐乳，肉店铁钩上的流着鼻血的臭猪头，焦黑的猪肝猪脾，茶店里狼藉的桌椅，或是听到些黑的小麻雀在屋檐上孤寂的叫声，以及任凭哪一片店里疲乏店伙们的呵欠声，隔岸树上伸长头颈吐出的乌鸦声，在这黄昏的晚上，仿佛在我口里鼻子里闻味着一股焦涩的木头烬余的气息。而那些懒惰的街狗，在这个市过人散的当口，就颓废的带着它自己疵尽了皮毛的身子，无气力地来躺在店廊的石板上。闭着它们的眼睛，连头颈都委放在地上。有时有几个孤寂的行人，也茫茫然若有所思若无灵魂般走过去，竟踏在它们身上，于是它们就很忠厚地抬起来看两眼，走了几步又躺下来。有几只它们竟公然不惧，不以为意，略略张了张眼，将脚缩进一点，合上眼就算了！

这宗时光最热闹的所在，要算汽车站边了。末班车还未到站的时光，天未大黑，有些憩工的汽车夫，负手挟着烟筒的老人，放学归来的儿童，以及承受新闻纸彩票号单的商人，在那里徘徊。当然在他们心里，也有所希冀，有所等待；但是看起来，他们对于生命的需要，总是可有可无般的。凡是这些人们，命运虽然主宰了他们，他们却也知道它不能对于他们增长了什么意义与价值。所以对于万事都是无意识的。每每这个时光，临桥的一家馆子里，总有几个做白心宝的客人，在楼上聚餐，一个二十多岁，养了博士式的西洋发——将发儿一概掠到后面，光光的掩护在大小脑之间——的伙计，老又在临街的一张小方桌上动手杀鳝鱼了。于是那些所有在路上徘徊的闲人，都温文漫斯地踱拢来，消解他们的无聊。起先就是那个管板桌上生意的下等堂倌，他将肩上的抹布抹净了方桌，又到灶梁上坐着灶神的所在，拿出两根三寸来长的竹钉，然后在篮里取出鳝鱼来。他是老得手都起颤抖，眼毛盖没了他的视线，那种苍老衰颓的样子，仿佛觉得他的心肝也被这店里的油腻蒙污了似的。他用发抖的右手，执住那根钉，左手捏住一条鳝鱼的身子，一滑一滑地想去钉住它的尾子。可是这还想挣扎的它，将它的尾子像结儿般扭起来了。于是他几次放下他右手的钉子，想去帮助握紧鳝鱼的身体；等他将身子恰巧摆布妥当，拿起钉子去钉的时光，它的带血和沫的身体，又盘绕在他的手上，死命地用力滑出它的身体。于是他的钉子又放下来了。而那楼上博士式的堂倌，只是点起纸烟在那里吸，眼看他的助手脸上急出大的汗珠，一若无事地昂首冷笑着，时时吹他的烟灰。那些旁观的老人们，眼上罩着一层灰色的沈闪，皱起眉毛在微微地不自觉地摇着头。别的也都一声不响地立着。这些黄昏中的一个，有个小孩子，他很聪明地说：‘执住头里，钉住头里。’于是众人的眼光，都朝到这孩子的身上去了。这老堂倌才羞涩地换转他的手法，将左手执住那鳝鱼的上身，将钉子正确地‘吱’的一声，钉在鳝鱼的头部，然后又钉住那尾子，于是众人把嘴唇掀动着，太阳穴上起了阵酸辣的记号——皱了两皱；又朝那孩子用怨恨似的眼光看了两看。那老堂倌自己觉得自己的笨拙，也羞惭地俯下去了。鳝鱼的突出的眼珠，正圆圆睁睁地发赤，而身体又宛转地想转侧着，口部的咽喉一上一下地冲动着。于是那博士发的堂倌才将他的纸烟头掉转来塞在竹烟管里，拿出一柄光亮的刀，‘嘶’地照准正中解过去，而且一面就敏捷地取出肠胃，把骨脊丢在篮里。为表示他的能干起见，他并不抬起头来，一面杀他的鳝鱼，一面哼着一曲歌。旁边的人，不知是在听呢，还是看，静默地立着发呆。楼上的客人，此时已用了些酒，伸出他紫涨的头，看着这些快要落锅的馔食，向外喷出些烟圈后，喊：‘鳝片，炒鳝片，多放些胡椒。’‘不，还要多放些油，不要干燥无味。’又一个同样紫涨的头伸出来喊。于是店里的人，老板管账先生伙计们都应起来了。看客们猛然都抬起头，向楼上的食客，在迷的眼光里，发出些羡慕的神气。一个顶老的，他叹了口气，又轻轻地闭了闭唇，咽了口唾液。随同大家相对地发呆了。

汽车来时，鳝鱼总也杀完了。仍是起先的老堂倌出来收拾桌子。一群旁观的看客，于是慢慢地踱到汽车边看另一件去了。”

选自《莽原》第12期，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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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与上海

曹聚仁

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笔名陈思、丁舟等，浙江省浦江县人，现代作家。著有《文思》、《国学概论》以及小说《酒店》，散文集《鱼龙集》等。

祖敛吾兄：

据一位教授吾友的建议，“乌鸦”博士应该赠与吾兄；众望所归，兄亦毋庸谦逊；什么时候行赠与典礼？请您择吉一下；打一电报给齐如山，请他南来襄赞一切。

北平有东交民巷，上海有公共租界，法租界。租界起先也如东交民巷之仅保洋人；承洋人开恩，许我们阴庇其间，逐渐推广，乃有现在这么大。东交民巷不加推广，以至日本飞机满城飞，这是北平华人的大不幸。海派教授穿西装，当三大公园未开放时，穿西装的可以昂然（待考）而入；市政厅音乐，穿西装的可以昂然而听，跑马厅赛马，穿西装的可以昂然而看；洋人迎面来，穿西装的可以昂然而谈以视低等华人之吃雪茄外国火腿者何啻天壤之别。有租界斯穿西装，无租界乃穿长衫，公共汽车之有无，固其小焉者也。

海派教授对话必用洋语，高等华人不成文法上如此说。低等华人讲洋泾浜，高等华人则讲洋语；沪东某大学开校务会议，自提案讨论交谈以至撤尿揩屁股都是洋语；茶房叫“仆欧”，女士叫“密司”，未婚妻叫“飞洋伞”，现代叫“摩登”，起码上海人所以自别于阿木林者亦在此。俗话云：“靠天吃饭”，洋人就是我们的天，天可不尊乎？京派教授虽不穿西装，其靠天吃饭则一也，故西装可不穿，而洋话不能不讲。

海派教授，怕人家说他“怕死”。他住在租界，决不是怕死！华界的马路太糟，自来水味咸，电灯又暗，又没有抽水马桶，自然非住租界不可。他或者说“怕死”也不要紧，革命的发祥地在环龙路，舆论中心点在望平街，改组派要借大世界做选举场，文武名公的私邸都在租界，租界能保障生命，与穿西装说洋话的原则并无不合。“并非怕死”与“怕死也不要紧”这两层理由，保持了海派教授尊严。可是近年来情势稍有不同，洋人似乎并不保障安全，先后出了什么绑案，暗杀案，许多名教授相惊伯有，搬来搬去。于是“并非怕死”这条理由取消，只留一条“怕死也不要紧”的理由。不过住租界穿西装说洋话，比住华界穿长衫说华话好得多，那又是天经地义，海派教授可以自豪者仍在。

京派教授不怕死乎？那又不然。海派教授以西装，洋话，租界作掩护。京派教授则以学问作掩护。京派教授素来是学富五车的。一字训诂，可以说他三五点钟。五四运动的风气所播，大家曾抛开书本从社会问题的实际讨答案，那京派教授不仅要从尊严的宝座上倒下，且面对着统治阶级，有杀头的危险。京派教授的领导者梁启超胡适赶忙开国学书目，叫青年转向古书堆中去。近来以新考证学、新考古学驰名的大教授已成京派重心了。京派教授对统治阶级说：“听你们做去罢，我们只管我们的学问。”京派教授的另一途，由教授而得名，办一个什么评论之类，有建议，有批评，有注解，时价相合，可以成交。是则统治阶级方爱护之不暇。所以海派教授不必谈学问，京派教授非谈学问不可。因兄所论，引申一点，还有余意，且听下回分解。

选自《笔端》，1935年初版，上海天马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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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与海派

曹聚仁

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笔名陈思、丁舟等，浙江省浦江县人，现代作家。著有《文思》、《国学概论》以及小说《酒店》，散文集《鱼龙集》等。

沈从文先生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三十二期，畅论海派文人的丑态。说：“‘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吾人今日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试为引申之，‘投机取巧’，‘见风转舵’……这就是所谓海派；邀集若干新斯文人，相聚一堂，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从官方拿到了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也就是所谓海派。感情主义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谓海派。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以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也就是所谓海派。”结末说：“妨害新文学健康处，使文学本身软弱无力使社会上一般人对于文学失去它必需的认识，且常歪曲文学的意义，又使若干正拟从事于文学的青年，不知务实努力，以为名士可慕，不努力写作却先去做作家，便皆为这种海派的风气作祟。”海派之罪大恶极至此，虽用最黑的咒语诅咒它灭亡，亦不为过。

然而，今日之“京派”有以异于“海派”乎？“京派”和“海派”本来是中国戏剧上的名词，京派不妨说是古典的，海派也不妨说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吾友”辛祖敛先生《论北平与上海》说，“京派的艺术家有梅博士足以代表，海派的艺术家则刘大师当仁不让。”若大家闺秀可嘲笑摩登女郎卖弄风骚，则摩登女郎亦可反唇讥笑大家闺秀为时代落伍。梅博士若笑刘大师卖野人头，刘大师必斥梅博士不懂文艺复兴。试就京派之现状申论之，胡适博士，京派之佼佼者也，也讲哲学史，也谈文学革命，也办《独立评论》，也奔波保定路上，有以异于沈从文先生所谓投机取巧者乎？曰：无以异也。海派冒充风雅，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而京派则独揽风雅，或替摆伦出百周纪念千周纪念，或调寄“秋兴”十首百首律诗关在玻璃房里，和现实隔绝；彼此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海派文人从官方拿到了点钱，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吃吃喝喝；京派文人，则从什么文化基金会拿到了点钱，逛逛海外，谈谈文化；彼此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一成为文人，便无足观”，天下乌鸦一般黑，固无间乎“京派”与“海派”也。

所以，海派文人百无一是，固矣。然而穿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在街头往来，在市场往来，在公园往来，她们总是社会的，和社会相接触的。那些裹着小脚，躲在深闺的小姐，不当对之有愧色吗？沈从文先生要叫京派来扫荡海派只怕言之过早呢！我看明日的批评家，决不站在京派的营垒，只对于海派在漠视与轻视以上取扫荡的态度，应当英勇地扫荡了海派，也扫荡了京派，方能开辟新文艺的路来！

中国今日还没有大作家，也没有大批评家；寂寞的文坛，也不容许批评家露脸，此起居注派所以风行一时也！呜乎！

选自《笔端》，1935年初版，上海天马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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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北京

冰心

冰心（1900～1999），福建长乐人，女，作家、翻译家。有诗集《繁星》、《春水》，散文集《寄小读者》，短篇小说集《超人》，译作《园丁集》、《先知》等。

大概是在一九一三年初秋，我到了北京

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打电报把我父亲召到北京，来担任海军部军学司长。父亲自己先去到任，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个，几个月后才由舅舅护送着，来到北京。

实话说，我对北京的感情，是随着居住的年月而增加的。我从海阔天空的烟台，山青水秀的福州，到了我从小从舅舅那里听到的腐朽破烂的清政府所在地——北京，我是没有企望和兴奋的心情的。当轮船缓慢地驶进大沽口十八湾的时候，那浑黄的河水和浅浅的河滩，都给我以一种抑郁烦躁的感觉。从天津到北京，一路上青少黄多的田亩，一望无际，也没有引起我的兴趣！到了北京东车站，父亲来接，我们坐上马车，我眼前掠过的，就是高而厚的灰色的城墙，尘沙飞扬的黄土铺成的大道，匆忙而又迂缓的行人和流汗的人力车夫的奔走，在我茫然漠然的心情之中，马车已把我送到了一住十六年的“新居”，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中剪子巷十四号。

这是一个不大的门面，就像天津出版社印的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的封面画。是典型的北京中等人家的住宅。大门左边的门框上，挂着黑底金字的“齐宅”牌子。进门右边的两扇门内，是房东齐家的住处。往左走过一个小小的长方形外院，从朝南的四扇门进去，是个不大的三合院，便是我们的“家”了。

这个三合院，北房三间，外面有廊子，里面有带砖炕的东西两个套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都是两明一暗，东厢房作了客厅和父亲的书房，西厢房成了舅舅的居室和弟弟们读书的地方。从北房廊前的东边过去，还有个很小的院子，这里有厨房和厨师父的屋子，后面有一个蹲坑的厕所。北屋后面西边靠墙有一座极小的两层“楼”，上面供的是财神，下面供的是狐仙！

我们住的北房，除东西套间外。那两明一暗的正房，有玻璃后窗，还有雕花的“隔扇”，这隔扇上的小木框里。都嵌着一幅画或一首诗。这是我在烟台或福州的房子里所没有的装饰，我很喜欢这个装饰！框里的画，是水墨或彩色的花卉山水，诗就多半是我看过的《唐诗三百首》中的句子，也有的是我以后在前人诗集中找到的。其中只有一首，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的，那是一首七律：

飘然高唱入层云

风急天高忽断闻

难解乱丝唯勿理

善存余焰不教焚

事当路口三叉误

人便江头九派分

今日始知吾左计

枉亲书剑负耕耘

我觉得这首诗很有哲理意味。

我们在这院子里住了十六年！这里面堆积了许多我对于我们家和北京的最初的回忆。

我最初接触的北京人，是我们的房东齐家。我们到的第二天，齐老太太就带着她的四姑娘，过来拜访。她称我的父母亲为“大叔”，“大婶”，称我们为姑娘和学生。（现在我会用“您”字，就是从她们学来的。）齐老太太常来请我母亲到她家打牌，或出去听戏。母亲体弱，又不惯于这种应酬，婉言辞谢了几次之后，她来的便少了。我倒是和她们去东安市场的吉祥园，听了几次戏，我还赶上了听杨小楼先生演黄天霸的戏，戏名我忘了。我又从“汾河湾”那出戏里，第一次看到了梅兰芳先生。

我常被领到齐家去，她们院里也有三间北屋和东西各一间的厢房。屋里生的是大的铜的煤球炉子，很暖。她家的客人很多，客人来了就打麻雀牌，抽纸烟。四姑娘也和他们一起打牌吸烟，她只不过比我大两三岁！

齐家是旗人，他本来姓“祈”（后来我听到一位给母亲看病的满族中医讲到，旗人有八个姓。就是童、关、马，索、祈、富、安、郎），到了民国，旗人多改汉姓，他们就姓了“齐”。他们家是老太太当权，齐老先生和他们的小脚儿媳，低头出入，忙着干活，很少说话。后来听人说，这位齐老太太从前是一个王府的“奶子”，她攒下钱盖的这所房子。我总觉得她和我们家门口大院西边那所大宅的主人有关系。这所大宅子的前门开在铁狮子胡同，后门就在我们门口大院的西边。常常有穿着鲜艳的旗袍和坎肩，梳着“两把头”，后有很长的“燕尾儿”，脚登高底鞋的贵妇人出来进去的。她们彼此见面，就不住地请安问好，寒暄半天，我远远看着觉得十分有趣。但这些贵妇人，从来没有到齐家来过。

就这样，我所接触的只是我家院内外的一切，我的天地比从前的狭仄冷清多了，幸而我的父亲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在小院里砌上花台，下了“衙门”（北京人称上班为上衙门！）便卷起袖子来种花。我们在外头那个长方形的院子里，还搭起一个葡萄架子，把从烟台寄来的葡萄秧子栽上。后来父亲的花园渐渐扩大到大门以外。他在门口种了些野茉莉、蜀葵之类容易生长的花朵，还立起了一个秋千架。周围的孩子就常来看花，打秋千，他们把这大院称作“谢家大院”。

“谢家大院”是周围的孩子们集会的地方，放风筝的、抖空竹的、跳绳踢毽子的、练自行车的……热闹得很，因此也常有“打糖锣的”的担子歇在那里，锣声一响，弟弟们就都往外跑，我便也跟了出去。这担子里包罗万象，有糖球、面具、风筝、刀枪等等，价钱也很便宜。这糖锣担子给我的印象很深！前几年我认识一位面人张，他捏了一尊寿星送我，我把这尊寿星送给一位英国朋友——一位人类学者，我又特烦面人张给我捏一副“打糖锣的”的担子，把它摆在我玻璃书架里面，来锁住我少年时代的一幅画境。

总起来说，我初到北京的那一段生活，是陌生而乏味的。“山中岁月”、“海上心情”固然没有了，而“辇下风光”我也没有领略到多少！那时故宫、景山和北海等处，还都没有开放，其他的名胜地区，我记得也没有去过。只有一次和弟弟们由舅舅带着逛了隆福寺市场，这对我也是一件新鲜事物！市场里熙来攘往，万头攒动。栉比鳞次的摊子上，卖什么的都有，古董、衣服、吃的、用的五光十色；除了做买卖的，还有练武的，变戏法的、说书的……我们的注意力却集中在玩具摊上！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棕人铜盘戏出。这是一种纸糊的戏装小人，最精采的是武将，头上插着翎毛，背后扎着四面小旗，全副盔甲，衣袍底下却是一圈棕子，这些戏装小人都放在一个大铜盘上。耍的人一敲那铜盘子，个个棕人都旋转起来，刀来枪往，煞是好看。

父亲到了北京以后，似乎消沉多了，他当然不会带我上“衙门”，其他的地方，他也不爱去，因此我也很少出门。这一年里我似乎长大了许多！因为这时围绕着我的，不是那些堂的或表的姐妹弟兄，而只是三个比我小得多的弟弟，岁时节序，就显得冷清许多。二来因为我追随父亲的机会少了，我自然而然地成了母亲的女儿。我不但学会了替母亲梳头（母亲那时已经感到臂腕酸痛），而且也分担了一些家务，我才知道“过日子”是一件很操心、很不容易对付的事！这时我也常看母亲订阅的各种杂志，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等，我就是从《妇女杂志》的文苑栏内，首先接触到“词”这种诗歌形式的。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做了弟弟们的塾师，他并没有叫我参加学习，我白天帮母亲做些家务，学些针黹，晚上就在堂屋的方桌边，和三个弟弟各据一方，帮他们温习功课，他们倦了就给他们讲些故事，也领他们做些游戏，如“老鹰抓小鸡”之类，自己觉得俨然是个小先生了。

弟弟们睡觉以后，我自己孤单地坐着，听到的不是高亢的军号，而是墙外的悠长而凄清的叫卖“羊头肉”或是“赛梨的萝卜”的声音，再不就是一声声算命瞎子敲的小锣，敲得人心头打颤，使我彷徨而烦闷！

写到这里，我微微起了感喟。我的生命的列车，一直是沿着海岸飞驰，虽然山回路转，离开了空阔的海天，我还看到了柳暗花明的村落。而走到北京的最初一段，却如同列车进入隧道，窗外黑糊糊的，车窗关上了，车厢里的电灯亮了，我的眼光收了回来，在一圈黄黄的灯影下，我仔细端详了车厢里的人和物，也端详了自己……

北京头一年的时光，是我生命路上第一段短短的隧道，这种黑糊糊的隧道，以后当然也还有，而且更长，不过我已经长大成人了！

1981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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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严谨的亲属称呼

冰心

冰心（1900～1999），福建长乐人，女，作家、翻译家。有诗集《繁星》、《春水》，散文集《寄小读者》，短篇小说集《超人》，译作《园丁集》、《先知》等。

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有时同学的长辈来了，她就向我介绍说，这位是我的Aunt，或者说这位是我的Uncle，我也只客气地和她或他握一握手，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亲属关系。

在中国，这两个字的覆盖面可太广了！Aunt可能是伯母、婶母、姑母、姨母、舅母，甚至是表伯母……，Uncle呢，也可能是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甚至是表伯父。当我的父母，把他（她）介绍给我们时，我们都得深深地鞠一个躬！

其实，不但是亲戚，父母亲的好友来了，我们也是张伯伯、李伯母、王阿姨地叫得亲热得很！

就拿我们自己的朋友们来说，一般来谈公事或业务的，孩子们都不近前，我们也不给孩子们介绍。但是有几位特别爱孩子也会“招”孩子的爱的，就不同了！比如四十年代，我们住在重庆歌乐山的时候，老舍就常来我们家玩，他是最能“招”孩子的，只要“舒伯伯”一进门，孩子们就围上前去，拉着胳臂抱着腿地说笑个不停，有时还把平时自己争着吃的糖果，塞到舒伯伯的嘴里。五十年代我们都回到北京，孩子们也都长大了，不好意思拉胳臂抱腿了，可是只要舒伯伯来了，孩子们总是围着不走，我们要谈正事，也只好把他们撵开。

此外就是沙汀。我们的孩子都是在重庆长大的，说的是一口的四川话，也特别爱听四川话。沙汀来了，说话是他永远改不了的四川口音。孩子们就高兴得像“他乡遇故知”似的，用四川口音亲热地叫“沙伯伯”，让座倒茶，忙个不停，也得由我们把他们撵开。

再就是夏衍夏伯伯了，我们是在五十年代中期，同在一个对外访问团里认识的。这时孩子们都长大成人，还做了教师了，他们最佩服、最喜欢夏伯伯。夏衍来了，我的第二代第三代孩子就赶紧去拿烟盘（因为文藻和我都不抽烟，桌上不摆烟盘），他们知道夏伯伯烟瘾大得很，一天不停地抽烟，这时夏衍就从容地从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来。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把我的几位朋友称为舅舅，而不是伯伯，也不知为什么。如赵朴初是赵舅舅。朴初的秀劲的书法、铿锵的诗词，都使他们拜服，特别是他和我们的谈话，既亲切又风趣，他们坐在旁边都舍不得走开。还有就是巴金舅舅，他们爱读他的文章，佩服他的风骨。我同巴金从三十年代就认识了，我曾写鲁迅先生赠瞿秋白的一副对联送他：“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就感到这已说尽了一切。他到北京必来看我，《关于女人》也是他带到上海开明书局去付印的。后来因为他也摔了腿，多年不来了，但我们的通信始终是密而不断。

此外就是萧乾了。他的学名叫“萧秉乾”，是我三弟为揖的同学好友，十一二岁时就常来我家。大学毕业后，他当过编辑，又是驻外记者，又是作家，又是翻译家。他游遍四海，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但是他还是毅然地回到了他热爱的祖国。但回来后并不顺利，他当过右派，住过门洞，他却一点也不后悔。如今好了，当上了文学馆长，可以安富尊荣了吧？他却仍是闲不住，几乎在每一本杂志上，我都看到他的文章，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花鸟虫鱼，只要抓到一个题目，他就能写上几万字（要是我，早就晕死了）。这“孩子”的精力太充沛了！

因为他每次给我写信，下面总署“弟秉乾”，孩子们不懂得这“乾”是“乾坤”的“乾”，而读做“乾湿”的“乾（干）”，就亲昵地叫他“饼干舅舅”，他也高兴地“哎”了一声！

说到亲属，中国有一句谚语“远亲不如近邻”，我则以为“近邻不如好友”。（现在重楼叠阁的房子太多了，“近邻”都互相不“认识”。）而且我们中国朋友之间，并不像西方人那样，互称为先生或女士，而是“称兄道弟”，“称姐道妹”。我总觉得我们中国的社会，是一个亲密温暖的大家庭！

·245·

关于北京城墙的存废

梁思成

梁思成（1901～1972），广东新会人，建筑学家。著有学术论著《中国建筑史》等。

北京成为新中国的新首都了。新首都的都市计划即将开始，古老的城墙应该如何处理，很自然地成了许多人所关心的问题。处理的途径不外拆除和保存两种。城墙的存废在现代的北京都市计划里，在市容上，在交通上，在城市的发展上，会发生什么影响，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应该慎重的研讨，得到正确的了解，然后才能在原则上得到正确的结论。

有些人主张拆除城墙，理由是：城墙是古代防御的工事，现在已失去了功用，它已尽了它的历史任务了；城墙是封建帝王的遗迹；城墙阻碍交通，限制或阻碍城市的发展；拆了城墙可以取得许多砖，可以取得地皮，利用为公路。简单的说，意思是：留之无用，且有弊害，拆之不但不可惜，且有薄利可图。

但是，从不主张拆除城墙的人的论点上说，这种看法是有偏见的，片面的，狭隘的，也缺乏实际的计算的：由全面城市计划的观点看来，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见树不见林的。

他说：城墙并不阻碍城市的发展，而且把它保留着与发展北京为现代城市不但没有抵触，而且有利。如果发展它的现代作用，它的存在会丰富北京城人民大众的生活，将久远的为我们可贵的环境。

先说它的有利的现代作用。自从18、19世纪以来，欧美的大都市因为工商业无计划、无秩序、无限制的发展，城市本身也跟着演成了野草蔓延式的滋长状态。工业，商业，住宅起先便都混杂在市中心，到市中心积渐地密集起来时，住宅区便向四郊展开。因此，工商业随着又向外移。到了四郊又渐形密集时，居民则又向外展移，工商业又追踪而去。结果，市区被密集的建筑物重重包围。在伦敦、纽约等市中心区居住的人，要坐三刻钟乃至一小时以上的地道车才能达到郊野。市内之枯燥嘈杂，既不适于居住，也渐不适于工作，游息的空地都被密集的建筑物和街市所侵占，人民无处游息，各种行动都忍受交通的拥挤和困难。所以现代的都市计划，为市民身心两方面的健康，为解除无限制蔓延的密集，便设法采取了将城市划分为若干较小的区域的办法。小区域之间要用一个园林地带来隔离。这种分区法的目的在使居民能在本区内有工作的方便，每日经常和必要的行动距离合理化，交通方便及安全化；同时使居民很容易接触附近郊野田园之乐，在大自然里休息；而对于行政管理方面，也易于掌握。北京在20年后，人口可能增加到400万人以上，分区方法是必须采用的。靠近城墙内外的区域，这城墙正可负起它新的任务。利用它为这种现代的区间的隔离物是很方便的。

这里主张拆除的人会说：隔离固然是隔离了，但是你们所要的园林地带在哪里？而且隔离了交通也就被阻梗了。

主张保存的人说：城墙外面有一道护城河，河与墙之间有一带相当宽的地，现在城东、南、北三面，这地带上都筑了环城铁路。环城铁路因为太近城墙，阻碍城门口的交通，应该拆除向较远的地方展移。拆除后的地带，同护城河一起，可以做成极好的“绿带”公园。护城河在明正统年间，曾经“两涯梵以砖石”，将来也可以如此做。将来引导永定河水一部分流入护城河的计划成功之后，河内可以放舟钓鱼，冬天又是一个很好的溜冰场。不唯如此，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10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北京城内本来很缺乏公园空地，解放后皇宫禁地都是人民大众工作与休息的地方；清明前后几个周末，郊外颐和园一天的门票曾达到八九万张的纪录，正表示北京的市民如何迫切的需要假日休息的公园。古老的城墙正在等候着负起新的任务，它很方便地在城的四面，等候着为人民服务，休息他们的疲劳筋骨，培养他们的优美情绪，以民族文物及自然景色来丰富他们的生活。

不唯如此，假使国防上有必需时，城墙上面即可利用为良好的高射炮阵地。古代防御的工事在现代还能够再尽一次历史任务！

这里主张拆除者说，它是否阻碍交通呢？

主张保存者回答说：这问题只在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几个城门，便可解决的。而且现代在道路系统的设计上，我们要控制车流，不使它像洪水一般的到处“泛滥”，而要引导它汇集在几条干道上，以联系各区间的来往。我们正可利用适当位置的城门来完成这控制车流的任务。

但是主张拆除的人强调着说：这城墙是封建社会统治者保卫他们的努力的遗迹呀，我们这时代既已用不着，理应拆除它的了。

回答是：这是偏差幼稚的看法。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它今天是人民的博物馆。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是在天安门上由毛主席昭告全世界的。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切建筑体形的遗物都是古代多少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杰作，虽然曾经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所专用，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是我们大家的民族纪念文物了。

同样的，北京的城墙也正是几十万劳动人民辛苦事迹所遗留下的纪念物。历史的条件产生了它，它在各时代中形成并执行了任务，它是我们人民所承继来的北京发展史在体形上的遗产。它那凸字形特殊形式的平面就是北京变迁发展史的一部分说明，各时代人民辛勤创造的史实，反映着北京的成长和文化上的进展。我们要记着，从前历史上易朝换代是一个统治者代替了另一个统治者，但一切主要的生产技术及文明的、艺术的创造，却总是从人民手中出来的；为生活便利和安心工作的城市工程也不是例外。

简略说来，公元1234年元人的统治阶级灭了金人的统治阶级之后，焚毁了比今天北京小得多的中都（在今城西南）。到公元1269年，元世祖以中都东北郊琼华岛离宫（今北海）为他威权统治的基础核心，古今最美的皇宫之一，外面四围另筑了一周规模极大的，近乎正方形的大城；现在内城的东西两面就仍然是元代旧的城墙部位，北面在现在的北面城墙之北五里之处（土城至今尚存），南面则在今长安街线上。当时城的东南角就是现在尚存的，郭守敬所创建的观象台地点。那时所要的是强调皇宫的威仪，“面朝背市”的制度，即宫在南端，市在宫的北面的布局。当时运河以什刹海为终点，所以商业中心，即“市”的位置，便在钟鼓楼一带。当时以手工业为主的劳动人民便都围绕着这个皇宫之北的市心而生活。运河是由城南入城的。现在的北河沿和南河沿就是它的故道，所以沿着现时的北京饭店，军管会，翠明庄，北大的三院，民主广场，中法大学河道一直北上，尽是外来的船舶，由南方将物资运到什刹海。什刹海在元朝便相等于今日的前门车站交通终点的。后来运河失修，河运只达城南，城北部人烟稀少了。而城南却更便于工商业。在公元1370年前后，明太祖重建城墙的时候，就为了这个原因，将城北面“缩”了5里，建造了今天的安定门和德胜门一线的城墙。商业中心既南移，人口亦向城南集中。但明永乐时迁都北京，城内却缺少修建衙署的地方，所以在公元1419年，将南面城墙拆了展到现在所在的线上。南面所展宽的土地，以修衙署为主，开辟了新的行政区。现在的司法部街原名“新刑部街”，是由西单牌楼的“旧刑部街”迁过来的。换一句话说，就是把东西交民巷那两条“郊民”的小街“巷”让出为衙署地区，而使郊民更向南移。

现在内城南部的位置是经过这样展拓而形成的。正阳门外也在那以后更加繁荣起来。到了明朝中叶，统治者势力渐弱，反抗的军事威力渐渐严重起来。因为城南人多，所以计划以元城北面为基础，四周再筑一城。故外城由南面开始，当中开辟永定门，但开工之后，发现财力不足，所以马马虎虎，东西未达到预定长度，就将城墙北折，止于内城的南方。于公元1553年完成了今天这个凸字形的特殊形状。它的形成及其在位置上的发展，明显的是辩证的，处处都反映各时期中政治、经济上的变化及其在军事上的要求。

这个城墙由于劳动的创造，它的工程表现出伟大的集体创造与成功的力量。这环绕北京的城墙，主要虽为防御而设，但从艺术的观点看来，它是一件气魄雄伟、精神壮丽的杰作。它的朴质无华的结构，单纯壮硕的体形，反映出为解决某种的需要，经由劳动的血汗，劳动的精神与实力，人民集体所成功的技术上的创造。它不只是一堆平凡叠积的砖堆，它是举世无匹的大胆的建筑纪念物，磊拓嵯峨，意味深厚的艺术创造。无论是它壮硕的品质，或是它轩昂的外像，或是那样年年历尽风雨甘辛，同北京人民共甘苦的象征意味，总都要引起后人复杂的情感的。

苏联斯莫冷斯克的城墙，周围七公里，被称为“俄罗斯的颈环”，大战中受了损害，苏联人民百般爱护地把它修复。北京的城墙无疑的也可当“中国的颈环”乃至“世界的颈环”的尊号而无愧。它是我们的国宝，也是世界人类的文物遗迹。我们既承继了这样可珍贵的一件历史遗产，我们岂可随便把它毁掉！

那么，主张拆除者又问了：在那有利的方面呢？我们计算利用城墙上那些砖，拆下来协助其他建设的看法，难道就不该加以考虑吗？

这里反对者方面更有强有力的辩驳了。

他说：城砖固然可能完整地拆下很多，以整个北京城来计算，那数目也的确不小。但北京的城墙，除去内外各有厚约1米的砖皮外，内心全是“灰土”，就是石灰黄土的混凝土。这些三四百年乃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坚硬如同岩石，据约略估计，约有1100万吨。假使能把它清除，用由20节18吨的车皮组成的列车每日运送一次，要83年才能运完！请问这一列车在83年之中可以运输多少有用的东西。而且这些坚硬的灰土，既不能用以种植，又不能用作建筑材料，用来筑路，却又不够坚实，不适使用，完全是毫无用处的废料。不但如此，因为这混凝土的坚硬性质，拆除时没有工具可以挖动它，还必须使用炸药，因此北京的市民还要听若干年每天不断的爆炸声！还不止如此，即使能把灰土炸开，挖松，运走，这1100万吨的废料的体积约等于十一二个景山，又在何处安放呢？主张拆除者在这些问题上面没有费过脑汁，也许是由于根本没有想到，乃至没有知道墙心内有混凝土的问题吧。

就说绕过这样一个问题而不讨论，假设北京同其他县城的城墙一样是比较简单的工程，计算把城砖拆下做成暗沟，用灰土将护城河填平，铺好公路，到底是不是一举两得一种便宜的建设呢？

由主张保存者的立场来回答是：苦心的朋友们，北京城外并不缺少土地呀，四面都是广阔的平原，我们又为什么要费这样大的人力，一两个野战军的人数，来取得这一带之地呢？拆除城墙所需的庞大的劳动力是可以积极生产许多有利于人民的果实的。将来我们有力量建设，砖窑业是必要发展的，用不着这样费事去取得。如此浪费人力，同时还要毁掉环绕着北京的一件国宝文物——一圈对于北京形体的壮丽有莫大关系的古代工程，对于北京卫生有莫大功用的环城护城河——这不但是庸人自扰，简直是罪过的行动了。

这样辩论斗争的结果，双方的意见是不应该不趋向一致的。事实上凡是参加过这样辩论的，结论便是认为城墙的确不但不应拆除，且应保护整理，与护城河一起作为一个整体的计划，善于利用，使它成为将来北京市都市计划中的有利的，仍为现代所重用的一座纪念性的古代工程。这样由它的物质的特殊和珍贵，形体的朴实雄壮，反映到我们感觉上来，它会丰富我们对北京的喜爱，增强我们民族精神的饱满。

·246·

金陵的古迹

石评梅

石评梅（1902～1928），乳名心珠，学名汝璧，山西平定人，现代作家。著有《偶然草》、《涛语》等。

一、鸡鸣寺

由东大参观后，步行游鸡鸣寺，沿途张绿树作幕，铺苍苔作毡，慢慢地上台山（即鸡鸣山），幸而有两旁的杨槐遮赤日，山间的清风拂去炎热。到了半山已望见鸡鸣寺，隐约现于浓荫中。惠和拉着我坐在路旁的一块石上稍息。望下去，只见弯曲的成了一道翠幕张满的道。赤日由树叶的缝里露出，印在地下成了种种的花纹。在那倾斜的浓绿山下，时时能听到小鸟啁啾，和着她们娇脆的笑声，在山里回音，特别觉着响亮！我同惠和宝珍并着肩连谈带笑地上山去，约没十分钟的时间，已到了鸡鸣寺前，一抬头就看见对面壁上，画着一幅水淹金山寺的图。寺门上有四个大红字是“皆大欢喜”。进去转了有一二个弯就到了正殿，钟声嘹亮，香烟萦绕，八大罗汉里边，只有二三个穿着新衣服——金装，其余都破衣烂裳，愁眉苦眼，有种很伤心的样子！罗汉中也同时有幸与不幸啊！

临窗为玄武湖，碧水荡漾，平静如镜，苍苔绿茵，一望皆青。远山含烟，氤氲云间，我问庙里的道士，说是“幕府山”。窗下一望，可摸着杨柳的顶头，惠风颤荡着，婀娜飘舞，像对着我们鞠躬一样！湖山青碧，景致潇洒，俯仰之间，只觉心神怡然，融化在宇宙自然之中。我们六七个人聚在一桌吃茶，卧薪伏在窗上慢慢地已睡去，我们同芗蘅谈到北京东岳庙里的鬼，说着津津有味的时候，艾一情先生说：“天晚了走吧！”我们遂出了正殿。我临走的时候，向窗下一望，已披了一层烟云的雾，把湖山风景遮了起来。一路瑟瑟树声，哀婉鸟语，深黑的林内，蕴蓄着无穷的神秘和阴森。台城的左右，都是革命志士的坟墓，白杨萧森，英魂赫濯，一腔未洒完的热血，将永埋在黄土深处？

二、明陵

六月二号的清晨，我们由华洋旅馆出发，坐着马车去游明陵，一路乱石满道，破垣颓壁倾斜路旁，烬余碑瓦堆成小屋，土人聊避风雨。一种凄凉荒芜景象，令人不觉发生一种说不出的悲哀！行了有三里路，就到了朱洪武的故宫，现在改为古物陈列室。里边的东西很多，但莫有什么很珍贵的，有宋本业寺嘉定经幢，冶山明八卦石的说明：

朝天宫宋为天庆观之玄妙观，又改永寿宫；明洪武十七年，赐令百额朝贺习仪于此，自杨溥以来即为宫观，此石传有四世。又传冶山之清殿下，为明太祖真葬处，石为青石所刻，在美正学堂在东北角治操场，掘得此石。

方氏荔青轩石刻残石，凤凰台诗碣残石，六朝宫内的禁石础。凤凰台碑记，节录如下：

金陵凤凰台在聚宝门内花冈，南朝宋元嘉中有神爵至，乃置凤凰里，起台于山中……台极壮丽，凭临大江，明初江流徙去，凤去台在，此碑始出土。

此外尚有多种，不暇细看。有明隆庆井床，旧在聚宝门内五贵桥上。鸡鸣寺甘露井石，铜殿遗迹，系粤匪毁殿时所余，重十八斤，佛十七座。明报恩寺塔砖（第八层），高一尺四寸，宽一尺，为苏泥制，上镌佛像多尊。大明通行宝钞铜板。六朝法云寺铜观音像，清瑞云寺古藤狮像，此系神奇如活现，上坐佛极庄严活泼，刻工非常精细，高约四尺余。此外尚有宋朝刀剑数种，梁光宅寺铸名臣铜像。最令人注意的，就是中间所立的方孝孺血迹碑，据云天阴时血迹鲜赤晶莹，有左宗棠书《明靖难忠臣血迹碑记》。在此逗留仅二十分钟，故所得甚少。上述皆当时连看连写，惜未能多留，此团体中旅行之不便处。我出了陈列所的门，她们已都上车，芗蘅仍在车旁等着我。一路青草遍径，田畦皆碧，快到明陵的时候，已看见石人石马倒倾在荒草间，绿树中已能隐约地望着红墙。我们下车走了进去，青石铺地，苍苔满径，两旁苍松古柏，奇特万状。有冶隆唐宋大碑，尚有美英日俄法意六国保存明陵碑，中国古迹而让外人保存，亦历史怪事。正殿内有明太祖高皇帝像，下颚突出，两耳垂肩，貌极奇怪，或即所谓帝王像，应如此。入深洞，青石已剥消粉碎，洞尽处，一片倾斜山坡，遍植柏槐。登其上，风声瑟瑟，草虫唧唧，小鸟依然在碧茫中，为数百年的英魂，作哀悼之歌！

三、紫霞洞

循着孝陵的红围墙下，绕至紫金山前，我一个人离了她们，随着个引路的牧童走去。在崎岖的山石里，浓绿的树荫下，我常发生一种最神妙幽美的感觉。那草径里时有黄白蝴蝶翩跹其中，我在野草的叶上捉了一个，放在我的笔记本里夹着。我正走着山石的崎岖，厌烦极了，觉着非常干燥，忽然淙淙的流水由山涧中冲出，汇为小溪，清可鉴底，映着五色的小石，异常美丽。我遂在一块石头上洗我的手绢，包了一手绢的小石头。我正要往前走，肖严在后边说：“等等我”，她来了，我们俩遂随着牧童去。路经石榴院，遍植榴花，其红如染，落英满地，为此山特别装点，美丽无比。

牧童说：“看，快到了！”只见一片青翠山峰，岩如玉屏，晶莹可爱！过石桥，拾级而上，至半山已可望见寺院。犬闻足音，狂吠不已。牧童叱之，遂嘿然去。至紫霞道院，逢一疯道人，是由四川峨嵋山游行至此，其言语有令人懂的，有令人百思不解的，其疯与否不能辨，但据牧童说：“是不可理，说起话来莫有完”。紫霞道院中有紫云洞，其深邃阴凉，令人神清，有瀑布倒挂，宛然白练，纤尘不染，其清华朗润，沁人心脾！忽有钟声，敲破山中的寂寞，搏动着游子的心弦。飘渺着的白云，也停在青峦，高山流水，兴尽于此。寻旧径，披草莱，回首一望，只见霞光万道随着暮云慢慢地沉下去了。

四、莫愁湖

进了华岩庵，已现着一种清雅风姿，游人甚多，且富雅士。楼阁虽平列无奇，但英雄事业，美人香草，在湖中图画，莲池风景内，常映着此种秀媚雄伟，令人感慨靡已！

登胜棋楼，有徐中山王的像，两旁的对联好的很多：

英雄有将相才，浩气钟两朝，可泣可歌，此身合书凌云阁；

美人无脂粉态，湖光鉴千顷，绘声绘影，斯楼不减郁金香。

风景宛当年，淮月同流商女恨；

英雄淘不尽，湖云长为美人留。

六代莺华，并作王侯清净地；

一湖烟水，荡开儿女古今愁。

同惠和又进到西院，四围楼阁，中凿莲池，但已非琼楼绮阁，状极荒凉，有亭额曰“荷花生日”。两旁的对联是：

时局类残棋，羡他草昧英雄，大地山河赢一著；

佳名传轶乘，对此荷花秋水，美人心迹更双清。

对面有楼不高而敞，额曰“月到风来”，惜隔莲池，对联未能看清楚。再上为曾公阁，横额为“江天小阁坐人豪”，中悬曾文正公遗像一幅，对联为：

玳梁燕空，玉座苔移，千古永留凭吊处；

天际遥青，城头浓翠，一樽来坐画图间。

凭窗一望，镜水平铺，荷花映日，远山含翠，荫木如森，真的古往今来，英雄美人能有几何？而更能香迹遗千古，事业安天下，则英雄美人今虽泥灭躯壳，但苟有足令人回忆的，仍然可以在宇宙中永存。余友纫秋常羡慕英雄美人，但未知英雄常困草昧，美人罕遇知音，同为天涯憾事！质之纫秋，以为如何？

壁间有联，如：

红藕花开，打桨人犹夸粉黛；

朱门草没，登楼我自吊英雄。

撼江上石头，抵不住迁流尘梦，柳枝何处，桃叶无踪，转羡他名将美人，燕息能留千古；

问湖边月色，照过了多少年华，玉树歌余，金莲舞后，收拾这残山剩水，莺花犹是六朝春。

江山再动，收拾残局，好凭湖影花光，净洗余氛见休壑；

楼阁周遮，低徊灵迹，中有美人名将，平分片席到烟波。

莫愁小像，悬徐中山王像后凭湖的楼上，轻盈妙年，俨然国色，眉黛间隐有余恨，旁有联为：

湖水纵无秋，狂客未妨浇竹叶；

美人不知处，化身犹自现莲花。

因尚有雨花台未游，故未能细睹湖光花影，殊为长恨。莫愁俗人，或以为楼阁平淡，荷池无奇，湖光山色，亦不能独擅胜概。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胸有怀抱的人登临，则大可作毕生逗留！湖光花影，血泪染江山半片；琼楼绮阁，又何莫非昙花空梦！据古证今，则此雪泥鸿爪草草游踪，安知不为后人所凭吊云。

未游秦淮河，未登清凉山。雨花台草厅数间，沙土小石，堆集成丘，除带回几粒晶洁美颜的石子外，其余金田战绩，本同胞相残，无甚可叙，省着点笔墨，去奉敬我渴望如醉的西湖罢！

1923年9月3日

原载《晨报副刊》，选自《涛语》，1929年出版，上海神州国光社

·247·

一瞥中的上海

石评梅

石评梅（1902～1928），乳名心珠，学名汝璧，山西平定人，现代作家。著有《偶然草》、《涛语》等。

六月十号的早晨，我们坐了船到“三潭印月”照一个全体像，作为此次旅行团的纪念，藉此又和西湖把晤了一小时。返旅馆后收拾东西，用午餐已十一时；餐后乘车到车站。武高的同学，恰巧也是同天到上海，我们遂挂了一辆车。在车里很愉快地谈天，惠和给我口述《红泪影》的始末，永叔听着津津有味，遂同金环借了去看。当时车里静寂了许久。我闲着无聊得很，遂蜷伏在车上睡去，想想西湖的影片，验验我的脑海里印了许多？这样很模糊地睡去，到了下午四时，芗蘅才喊我起来，同到车外的扶拦上看风景。这样遂把时间慢慢地挨延过去。下午七时到上海，寄宿在女青年会；已有家事工组的同学王郑两君接我们去。女青年会很方便，并且招待的也好，有一个小姑娘伏侍我们；我们的生活也就稍为因地方变更了一点。

上海的天气热极，十一号的上午，商务印书馆的招待黄警顽先生已来领导我们去参观上海的学校。我们因为上海的体育学校比较多；所以我们参观的学校，居多是体育学校。第一个就是中国女子体育学校，距离昆山路很远，在西门林荫路精武体育会内；是个私立学校，在光绪三十四年秋季开办，统计先后共毕业十三次。凡高小毕业就可投考，是个中等程度的性质。所授科目分学、术两部分，就是理论和技术两部分；并余外注重音学，修业年限是二年毕业，经费一学期两千多（自费收入），支出约三千；教员共十三位，女教员五位，舞蹈三人，体操两人。现学生共四十名，分两班教授；我们去参观的时候正上英文，课堂在楼上，拿布屏分作两间；现在校舍正在建筑，此系暂时借住，故一切甚杂乱无章。操场、网球场都是同精武会共用，有拿竹子作下的盾阵，中心为小亭；这也是中国国技的一门。

参观完中国女子体操学校以后，我们就到体育师范参观去；因考试温课，故不能参观上课。这是个比较很有名的学校，我们耳鼓里常听见人说，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设备的器械，同女高同；尚有窗梯水平杠等没有；体育房比较女高宽而短，木板刊地较为合适。有两班学生四十余人，课程亦分理论和技术，性质是中等程度，毕业期限从前是二年，现亦改为三年。外国学校，比较特别清洁，而校舍四围的风景特别美丽。校园中网球场，碧草平铺，如绒毡然。树木荫森，风景甚佳，有小水池，金鱼数头，游泳其中。

沪江女子体育专门学校，在上海西门唐家湾小菜场南首，地址甚小，大概可以够住；性质系高等专门，以中学毕业者为合格，期限是二年毕业，一年分两学期；现分一年级二年级，每级共四十名，每年春秋二季，各招生一次。科目亦分理论同技术。开办尚未及半年，今年正月才开课，现仅有学生二十四人，经费每月两千元。章程上的预定，皆按学期实行；教员选择亦甚严格，均富有学识及经验者。据主事孙和宾云，办体育学校在上海很困难，同行的阻力和妒忌很厉害，所以他日日都是在奋斗之中勉力！学生上课无论技术、理论都一律着操衣，雄赳赳地很有点气概。参观国文上古诗。壁上遍挂矫正姿势的基本体操图。参观器械室，仅几种简单的轻器械，饭厅同栉沐室在一块，尚属清洁。操场在学校对面，拿竹席把上面左右四围都遮起来，非常清凉，系租借民地用的。孙和宾先生令他们的学生，表演二十分钟的舞蹈给我们看：二年级是“雁舞”、“黄莺舞”；一年级表演“蝴蝶舞”同“形意舞”，成绩很好。苟此校能抱着他那最完善的宗旨继续下去，即体育人才将来产出，必较他处为佳。

中华武术会附设体育师范同公共运动场，此外尚有妇孺运动会，无可述者。遂至务本女学参观，学生共五百余，中学四班，高小四班，小学四班；职教员，中学十七人，女十二人，小学九人，女教员十五人。经费，中学七七三○，小学五六三七。地址很大，系女校长。参观体育教授，教员姿态太软，宜于教舞蹈，不宜教体操；教师姿势太快，不能正确，故学生之姿势大半无一个正确的，下肢运动太多，胸腹两部分无运动，故学生多为狭胸弓背，腹部挺出。中学学生，看去像高等小学的学生，成绩既佳，且甚活泼；画画尤以桐乡严蔚然女士为最佳！校园亦很别致巧小；在此用午餐后，遂到第二师范去参观。

第二师范学校，我们先到的是卫生模型展览会，中有花柳病的全体模型，脑充血之各种模型，设备很完全。学生共三百二十，中有女生十人。学级编制一部五班，中有预科一班，二部一班。常年经费连小学四万余。课堂同实验室相连。本二上国语，系北高毕业生教授，端坐在椅上，拿北京话谈故事，听起来和他的神气很像游艺园说大鼓书的。体育馆刚竣工，尚未布置好，共分楼上下两层。学生精神活泼，对于体育甚有兴味研究，所以能产出王庚君之富于研究体、音（者），而在体育界将来必大有贡献！其所著小学体育教授法规现正在付印中。

美术专门学校。为武进刘海粟先生创办，民国元年起至今已二十年，校址共分三院：第一院西门白云观，二院西门林荫路口，三院上海林荫路底。分西洋画科，高等师范科，中国画科，雕塑科，工艺图案科。西洋画科修业期四年，初级师范为二年，其余都是三年。学生二百八十六人，十年度经费为五万二千元。学生课外研究有各种集会，如书学研究会，乐学研究会，工艺美术研究会，文学研究会，画学研究会，舞蹈研究会，讲演会等。我们参观裸体写生，是从外边雇的女子，每月二十元的酬金。补习教育有函授学校，系美术附设。

在上海除参观学校外，蒙黄警顽先生导领参观商务印书馆，他的组织是股份有限公司，现已二十余年，资本金五百万元。分印刷所、编辑所、发行所三大机关，每所又设有所长，总理一切事务。我们到印刷所，在招待室略稍息用茶后，遂参观各处，规模很大，占地约七十余亩，布置极为完备，有印刷工场四，铁工厂，铸工场，各种制造工厂十余处，均系极大之厂屋。各种制造工场十余处，水塔一座，可常储二万加仑之清水。女工哺乳室专为女工有小儿哺乳之用；此外尚有花园同聚院，亦清洁而幽雅。自制机器陈列室，陈列机器各种，皆该所自制品。印刷所工友计男子二千五百余人，女子五百余人，此外零件杂工复不下千余人；尚另联有高等技师，及专门学者。并附设有尚公学校，及养真幼稚园，商业补习学校，毕业后可在本公司服务。因时间关系，仅参观大概而已。

上海地方繁华嚣乱，简直一片闹声的沙漠罢了！所以我除了参观了几个学校和买一点东西外，我就在女青年会伏着看书。我半分的留恋都莫有，对于这闹声的沙漠。

我好容易盼到是今天下午上船去——六月十五号。我觉着异常的高兴，宛如我去西湖一样。下午乘着小船渡到黄浦江，因为颖州船在浦东停着。这船是明天清晨才开往青岛去，所以今天晚上还是住在船上；我们包了一个舱，比较的还减轻点痛苦。热气腾沸，煤炭铺满了甲板，令人感着种说不出的感觉来。我和芗蘅住了一间房舱，把行李收拾后，遂把那圆形的窗打开，让换换这清鲜空气。我们遂锁了门，到甲板上换空气；看小船都在那风浪中挣着进行，我们看见险极了！望黄浦江岸上的灯光辉煌，像缀了一列的夜光珠。江上帆船、海船都一列的排着，红灯绿灯在波光中闪烁着，映出一道光路，照在我的眼帘内。现时暮色苍茫，包围着黑暗之神临到。我觉着很怅惘，遂回到我那六尺长四尺宽的官舱内寻那飘泊的梦去。

今日（十六日）我从迷惘的梦中醒来，从那圆窗中望去，白烟氤氲，雾气沉沉，把一片黄浦江，撑了一支白罗的幕帐，一切的船只都锁在那白雾中间。我梳洗后（到）甲板上去看看，只见一提提的黑煤由浦东往船上挑，黑脸黑手的苦工可怜极了！那时西北角涌来一阵阵的黑云都阴沉沉底陷在最沉闷的幕下！果然没一刻，倾盆的大雨下起来！把甲板上煤冲了个干净。待了一会，我回到房舱去躺着，但无聊极了，只好把《小说月报》拿出来看看；听着窗外雨声渐沥，杂着各种噪音，一阵阵都送入我耳鼓。

十二时，船慢慢地开驶了！遂到甲板上望着吴淞，乘风破浪地向目的地进行去。下午六时已入海，稍觉簸荡，尚不十分的痛苦，一埋首我又回到睡乡找生涯去。晚上一点钟的时候，我醒来睁开眼，开了房舱都静静地在觅香甜的梦哩；残淡的电灯（光）印在我的脸上，耳中只听到船走的声音，我脑筋非常的清楚，清醒。夜寒了。我加了一层毡子盖上，闭着眼凝神地静养着。我忽然想到我毕业后，也一样同在这大海里的波浪危险一样。神秘的人生啊！将奈何？我负着这莫大的恐惧，去敲那社会的门呵……

十七号早晨，梳洗后我出了舱门，一望水天相接，青翠的海水，激着白色的浪花，荡着鱼鳞般的波纹；这是何等的伟大美丽啊？俄而太阳出来，映着碧波，幻出万道银光，直射入我的眼帘。波涛滚滚，破浪直进。我遂把日记本拿到甲板上写着。我同惠和又谈到北京的妹情形，她非常的焦忧！俄而孝颜来叫我回到房舱去吃饼干去。用午餐后睡得二小时，醒来时只见芗蘅同慧文下棋。下午起大雾，船行甚慢；我不觉地发生了无数感慨！晚十二时船停多时，因雾大，不能前进的缘故；同学都头晕呕吐，我同芗蘅倒非常舒适。

十八号，早晨，向海上一望，白雾漫漫，船仍不能开驶，同学大半皆面黄肌瘦，状态极其狼狈。海中浪花翻激，有水母游泳其中。十二时已抵青岛，风景殊佳；下船时大雨倾盆，衣单天寒，此种滋味，真第一次领略。到青岛这天，正是端午节，我们住到了东华旅社的楼上。

本文是《模糊的余影》中的片断，原载1923年9月至10月《晨报副刊》

选自《石评梅作品集》戏剧游记书信卷，1985年初版，书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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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生长的地方

沈从文

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人，作家、学者。著有短篇小说集《八骏图》，中篇小说集《边城》，散文集《湘行散记》、学术论著《中国服装史》等。

拿起我这支笔来，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二十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首先提到一个我从那儿生长的边疆僻地小城时，实在不知道怎样来着手就较方便些。我应当照城市中人的口吻来说，这真是一个古怪地方！只由于两百年前满人治理中国土地时，为镇抚与虐杀残余苗族，派遣了一队戍卒屯丁驻扎，方有了城堡与居民。这古怪地方的成立与一切过去，有一部《苗防备览》记载了些官方文件，但那只是一部枯燥无味的官书。我想把我一篇作品里所简单描绘过的那个小城，介绍到这里来。这虽然只是一个轮廓，但那地方一切情景，却浮凸起来，仿佛可用手去摸触。

一个好事人，若从二百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去寻找，当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镇”的小点。那里同别的小点一样，事实上应当有一个城市，在那城市中，安顿下三五千人口。不过一切城市的存在，大部分皆在交通、物产、经济活动情形下面，成为那个城市荣枯的因缘，这一个地方，却以另外一种意义无所依附而独立存在。试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五百左右的碉堡，二百左右的营汛。碉堡各用大石块堆成，位置在山顶头，随了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走去；营汛各位置在驿路上，布置得极有秩序。这些东西在一百八十年前，是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各保持相当距离，在周围数百里内，平均分配下来，解决了退守一隅常作“蠢动”的边苗“叛变”的。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红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到如今，一切完事了，碉堡多数业已毁掉了，营汛多数成为民房了，人民已大半同化了。落日黄昏时节，站到那个巍然独在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碉堡，还可依稀想见当时角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这地方到今日，已因为变成另外一种军事重心，一切皆用一种迅速的姿势，在改变，在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就正消灭到过去一切隔阂和仇恨……

凡有机会追随了屈原溯江而行那条长年澄清的沅水，向上游去的旅客和商人，若打量由陆路入黔入川，不经古夜郎国，不经永顺、龙山，都应当明白。“镇”’是个可以安顿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单独向深山中村庄走去，与平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洁身信神，守法怕官。每家俱有兵役，可按月各自到营上领取一点银子，一份米粮，且可从官家领取二百年前被政府所没收的公田耕耨播种。城中人每年各按照家中有无，到天王庙去杀猪，宰羊，磔狗，献鸡，献鱼，求神保佑五谷的繁殖，六畜的兴旺，儿女的长成，以及作疾病婚丧的禳解。人人皆依本分担负官府所分派的捐款，又自动的捐钱与庙祝或单独执行巫术者。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有年老人向各处人家敛钱，给社稷神唱木傀儡戏。早祈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活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龙，各处走去。春天常有春官，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傩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苗巫穿鲜红如血衣服，吹镂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娱神。城中的住民，多当时派遣移来的戍卒屯了，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地方由少数读书人与多数军官，在政治上与婚姻上两面的结合，产生一个上层阶级，这阶级一方面用一种保守稳健的政策，长时期管理政治，一方面支配了大部分属于私有的土地；而这阶级的来源，却又仍然出于当年的戍卒屯丁。地方城外山坡上产桐树杉树，矿坑中有朱砂水银，松林里生菌子，山洞中多硝。城乡全不缺少勇敢忠诚适于理想的兵士，与温柔耐劳适于家庭的妇人。在军校阶级厨房中，出异常可口的菜饭，在伐树砍柴人口中，出热情优美的歌声。

地方东南四十里接近大河，一道河流肥沃了平衍的两岸，多米，多橘柚。西北二十里后，即已渐入高原，近抵苗乡，万山重叠，大小重叠的山中，大杉树以长年深绿逼人的颜色，蔓延各处。一道小河从高山绝涧中流出，汇集了万山细流，沿了两岸有杉树林的河沟奔驶而过，农民各就河边编缚竹子作成水车，引河中流水，灌溉高处的山田。河水长年清澈，其中多鳜鱼，鲫鱼，鲤鱼，大的比人脚板还大。河岸上那些人家里，常常可以见到白脸长身见人善作媚笑的女子。小河水流环绕“镇”北城下驶，到一百七十里后方汇入辰河，直抵洞庭。

这地方又名凤凰厅，到民国后便改成了县治，名凤凰县。辛亥革命后，湘西镇守使与辰沅道皆驻节在此地。地方居民不过五六千，驻防各处的正规兵士却有七千。由于环境的不同，直到现在其地绿营兵役制度尚保存不废，为中国绿营军制惟一残留之物。

我就生长到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十五岁时方离开。出门两年半回过那小城一次以后，直到现在为止，那城门我不曾再进去过。但那地方我是熟悉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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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沈从文

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人，作家、学者。著有短篇小说集《八骏图》，中篇小说集《边城》，散文集《湘行散记》、学术论著《中国服装史》等。

有个小小的城镇，有一条寂寞的长街。

那里住下许多人家，却没有一个成年的男子。因为那里出了一个土匪，所有男子便都被人带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永远不再回来了。他们是五个十个用绳子编成一连，背后一个人用白木梃子敲打他们的腿，赶到别处去作军队上搬运军火的夫子的。他们为了“国家”，应当忘了“妻子”。

大清早，各个人家从梦里醒转来了。各个人家开了门，各个人家的门里，皆飞出一群鸡，跑出一些小猪，随后男女小孩子出来站到门限上撒尿，或蹲在门前撒尿，随后便是一个妇人，提了小小的木桶，到街市尽头去提水。有狗的人家，狗皆跟到主人身前身后摇着尾巴，也时时刻刻照规矩在人家墙基上跷起一只腿撒尿，又赶忙追到主人前面去。这长街早上并不寂寞。

当白日照到这长街时，这一条街静静的像在午睡，什么地方柳树桐树上有新蝉单纯而又倦人的声音，许多小小的屋子里，湿而发霉的土地上，头发干枯脸儿瘦弱的孩子们，皆蹲到土地上或伏在母亲身边睡着了。作母亲的全按照一个地方的风气，当街坐下，织男子们束腰用的板带过日子。用小小的木制手机，固定在屋角一柱上，伸出憔悴的手来，便捷的把手中兽骨线板压着手机的一端，退着粗粗的棉线，一面用一个棕叶刷子为孩子们拂着蚊蚋。带子成了，便用剪子修理那些边沿，等候每五天来一次的行贩，照行贩所定的价钱，把已成的带子收去。

许多人家门对着门，白日里，日头的影子正正的照到街心不动时，街上半天还无一个人过身。每一个低低的屋檐下人家里的妇人，各低下头来赶着自己的工作，做倦了，抬起头来，用疲倦忧愁的眼睛，张望到对街的一个铺子，或见到一条悬挂到檐下的带样，换了新的一条，便仿佛奇异的神气，轻轻的叹着气，用兽骨板击打自己的下颌，因为她一定想起一些事情，记忆到由另一个大城里来的收货人的买卖了。她一定还想到另外一些事情。

有时这些妇人各把工作停顿下来，遥遥的谈着一切，最小的孩子已饿哭了，就拉开前幅的衣襟，抓出枯瘪的乳头，塞到那些小小的口里去。她们谈着手边的工作，谈着带子价钱同棉纱价钱，谈到麦子和盐，谈到鸡的发瘟，猪的发瘟。

街上也常常有穿了朱红绸子大裤过身的女人，脸上抹胭脂擦粉，小小的髻子，光光的头发，都说明这是一个新娘子。到这时，小孩子便大声喊着看新娘子，大家完全把工作放下，站到门前望着，望到不见这新娘子的背影时才重重的换了一次呼唤，回到自己的工作凳子上去。

街上有时有一只狗追一只鸡，便可见到一个妇人持了一长长的竹子打狗的事情，使所有小孩子们皆觉得好笑。长街在日里也仍然不寂寞。

街上有时什么人来信了，许多妇人皆争着跑出去，看看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寄来的。她们将听那认字的人，念及信内说到的一切。小孩子同狗，也常常凑热闹，追随到那个人的家里去，那个人家便不同了。但信中有时却说到一个人死了的这类事，于是主人便哭了。于是一切不相干的人，围聚在门前，过一会，又即刻走散了。这妇人，伏在堂屋里哭泣，另外一些妇人便代为照料孩子，买豆腐，买酒，买纸钱，于是不久大家都知道那家男子已死掉了。

街上到黄昏时节，常常有妇人手中拿了小小的簸箩，放了一些米，一个蛋，低低的喊出一个人的名字，慢慢的从街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去。这是为不让小孩子夜哭发热，使他在家中安静的一种方法，这方法，同时也就娱乐到一切坐到门边的小孩子。长街上这时节也不寂寞的。

黄昏里，街上各处飞着小小的蝙蝠，望到天上的云，同归巢还家的老鸹，背了小孩子到门前站定的女人们，一面摇动背上的孩子，一面总轻轻的唱着忧郁凄凉的歌，娱悦到心上的寂寞。

“爸爸晚上回来了，回来了，因为老鸹一到晚上也回来了！”

远处山上全紫了，土城擂鼓起更了，低低的屋里，有小小油灯的光，为画出屋中的一切轮廓，听到筷子的声音，听到碗盏相磕的声音……但忽然间小孩子又哇的哭了。

爸爸没有回来，有些爸爸早已不在这世界上了，但并没有信来。有些在临死时还忘不了家中的一切，便托便人带了信回来，得到这个信息哭了一整天的妇人，到晚上，便把纸钱放在门前焚烧，红红的火光照到街上下人家的屋檐，照到各个人家的大门。见到这火光的孩子们，也照例十分欢喜。长街这时节也并不寂寞的。

阴雨天的夜里，天上漆黑，街头无一个街灯，狼在土城外山嘴上嚎着，用鼻子贴近地面，如一个人的哭泣。地面仿佛浮动在这奇怪的声音里。什么人家的孩子，在梦里醒来，吓哭了，母亲便说：“莫哭，狼来了，谁哭谁就被狼吃掉。”

卧在土城上高处木棚里一个老而残废的人，打着梆子。这里的人不须明白一个夜里有多少更次，且不必明白半夜里醒来是什么时候。那梆子声音，只是告给长街上人家狼已爬进土城到了长街，要他们小心一点门户。

一到阴雨的夜里，这长街更不寂寞，因为狼的争斗，使全街热闹了许多。冬天若半夜里落了雪，则早早的起身的人，开了门，便可看到狼的脚迹，同糍粑一样印在雪里。

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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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人

朱湘

朱湘（1904～1933），安徽太湖人，诗人。著有诗集《夏天》、《草莽集》、《石门集》、《永言集》，散文集《中书集》等。

《官场现形记》里所说的，候差委的人去见上司，要预备下一笔门包的费用，否则，连见面的希望都没有；这种情形，不知道现在还遗存于官场之内否，因为我不曾做过官。一般的访会者，俭省的，只须在传达处递入五厘钱，一张名片的费用。便只索取这五厘钱，——无益于传达处，正与纸钱锡箔一样。

访会最好是在事先约定时间，否则在名片去了，主人来了之间，必有一番的等候！有的时候，即使是时间已经事先约定了，这一番的等候还是不免的。所以，我向一班访会者建议，名片之外，随身不要忘了带一本书，《翟斯特斐尔德勋爵信续集》（Loard Chesterfeild’s Letters）最好。切不可带那种看来这主人是不会喜欢的书，《尝试集》，如主人是旧派，《圣经》，如主人是新派，《托洛兹基自传》，如主人是“国民党”“三民主义”，如主人是“国家主义派”；主人如其自己便是一个作家，那便再好不过了……

主人来了。他如其用手一挥，敬你的烟，你最好是撒一个白谎，说不会，即使几上是放着精致的烟盒，或是“大炮台”的烟罐。熟人是会去自取烟卷的；生客，如其愚蠢，会在“大炮台”的烟罐内取出了一支——“大英牌”。烟卷如其亲手的递到了你的面前，这时便要相机处置了；如其主人知道你是抽烟的，为了礼貌，你便不得不抽，即使是“大英牌”；如其，天幸，他并不知道，你便可以也撒一个白谎，说不会，却不能忘记了再说一声，多谢。

访会的时候，表是不能不带的，不过，当了主人的面，你决不能去看它。坐得时刻太短，又怕主人臆怪；坐得时刻太长，变相的逐客令又会使得你难堪。啊，访会时的痛苦，去留的问题！

端茶送客，这是古礼；在新潮流的现代，古礼是废除了，变相的逐客令是如何的下法，这便要看主人的聪明了。不说话；看时计；讨论气象；问来客的住址；等等。包车夫可以进来领工钱；至于门房，在这一点上，更是一个层出不穷的智囊。

于是你便出来……赶快燃一支烟卷罢。抽烟的时候，你可以自慰：还好，主人并没有“不在家”。

选自《申报·自由谈》，1933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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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铺

艾芜

艾芜（1904～1992），四川繁荣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南行记》，中篇小说《丰饶的原野》，长篇小说《山野》，散文集《漂泊杂记》、《初春时节》等。

一到有墟的地方，就看见人家壁上，贴有“中伙安宿”一类的纸招。这类人家，便叫做伙铺。正午时候，你可以进去单煮午饭，即是路上一般人喊的“打中伙”。天挨晚边了，你可以进去住宿。他们屋里大都是空空洞洞的。仔细去看，首先便是煮饭的灶，以及安置碗盏的立柜。先到的旅客，已经围坐在那里，悠闲地吃烟或者忙忙地作菜了，主人只替旅客煮饭，其余一概由客人去弄。烧的是松木柴，燃得满屋都是烟子，墙壁以及楼板，都是熏的墨黑的。主人的脸上，无论男女小孩，都多多有点黑的痕迹，切菜的板子，不大干净，自不消说。菜刀真钝得可以放在猪肉上，好像在使锯子一般。锅铲令人不可思议，形式如一把小锄头，只可以挖，断断手铲不得的，两手炒菜炒油了，冷水洗不脱，热水也洗不掉，肥皂又没有，怎么办呢？不要着急，店老板娘会告诉你，那灶边上有灰，可以抓来擦手，但是你得小心，莫要鲁鲁莽莽地摸着滚烫的灰哪。

如果你是要坐山轿子，才能走路的话，那么下轿之后看见伙铺定要皱紧眉头的了。但若你是徒步旅行，烂泥溅到腿上，那就极其快活，洗了热水足，围着桌下边的火盆，吃你亲手炒出的菜，你会不知不觉要比平常多吃一两碗的。你吃了晚饭，还不感到怎样疲倦，你可以围着火堆，同男主人，谈点当地的风俗哩。比如你息的是桃岭墟吧，那个瘦得像痨病鬼的男主人，便会告诉你墟背后的山岭上，有无数的野猪，它们虽不吃人，可一发气就拿嘴拱你，一拱就把你拱到半天云里。同时在旁边烧火的女主人，一面吃泡菜，一面吃茶的更会抢着说，桃岭吗，就原是像个猪婆哪，有个地方，你去看真和猪嘴没有两样，拿东西朝鼻子上一敲，会流血哩。男主人见客人不相信，便取下着的烟袋，郑重地说，这断断敲不得的！地方上的人，哪个敢敲？一敲，桂阳州那面的人，准会发瘟。——那就惹出大祸来了。女主人觉得没有补说的必要了，便另外说起别的。哈，在半山腰上，你去看吧，后面全跟的是猪仔仔，都是这个猪婆带的。问明白之后，原来她口中所讲的猪仔仔，全是山侧边的小小坡。

人疲乏了，主人便掌着没罩子的洋油灯，领你上楼去。楼梯没扶栏，只吊一根粗索子，你怕跌落吗？上楼下楼，都可以用手拉着，就绝不至于有任何危险。楼上角落里，至少放有一两个大缸子，起初你会疑心那是米缸子，或者装酱油装酒的。等到你问主人方便处在那里的时候，他便拿嘴巴向缸子那面递了一下。这倒方便得很，只是每次有人方便之后，全楼里总有二十分钟叫你闻不着好气味。因此我感到东方文明特征之一，便是自己方便，别人不方便，结果大家都不方便。

没有床，楼板上铺稻草，就是睡觉的好地方。铺盖自然不大香，但你乖觉一点，把铺盖翻转盖，里子作面子，面子作里子，也可以勉强舒服睡一夜。有些伙铺阔气一点的，还预备有蚊帐，那却大得出奇，挂起来至少可以罩着一二十人。所以一家伙铺，只消置备一张就够了。

女客到了这一带的山路上，对于住的问题，首先就感到为难，多半是伙铺主人，让出自己的房间，权作不得已的解决。再不然，就是和老板娘合铺，跟他拖鼻涕的孩子们，挤在一道睡。而老板呢，便给老板娘，赶到屋背后牛栏上去。——他们大都是一面开伙铺，一面在做庄稼的。假若你是一家人出远门，为了招呼孩子和各种的方便，要求腾一间小房间，让旅客夫妻合住，那他们便万不能答允的。为什么呢？这就是他们还活在古老的封建社会中间，男女的性关系，是看得非同小可的。因此，你同他们提到敌人侵略的事情，他们最感忿怒的，便是妇女被奸污这件事了。

选自《杂草集》初版本，1940年10月，改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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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的春天

刘大杰

刘大杰（1904～1977），湖南岳阳人，学者、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三儿苦学记》，话剧《十年后》，译作《雪莱诗选》，学术论著等。

成都天气，热的时候不过热，冷的时候不过冷，水分很多，阴晴不定，宜于养花木，不宜于养人。因此，住在成都的人，气色没有好的，而花木无一不好。在北平江南一带看不见的好梅花，成都有，在外面看不见的四五丈高的玉兰，二三丈高的夹竹桃，成都也有。据外国人说，成都的兰花，在三百种以上。外面把兰花看重得宝贝一样，这里的兰，真是遍地都是，贱得如江南一带的油菜花，三分钱买一大把，你可以插好几瓶。从外面来的朋友，没有一个人不骂成都的天气，但没有一个不爱成都的花木。

成都这城市，有一点京派的风味。栽花种花，对酒品茗，在生活中占了很重要的一部分。一个穷人家住的房子，院子里总有几十株花草，一年四季，不断地开着鲜艳的花。他们都懂得培植，懂得衬贴。一丛小竹的旁面，栽着几树桃。绿梅的旁面衬着红梅，蔷薇的附近，植着橙柑，这种衬贴扶持，显出调和，显出不单调。

成都的春天，恐怕要比北平江南早一月到两月罢。二月半到三月半，是梅花盛开的时候，街头巷尾，院里墙间，无处不是梅花的颜色。绿梅以清淡胜，朱砂以娇艳胜，粉梅则品不高，然在无锡梅园苏州邓尉所看见的，则全是这种粉梅也。“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和靖先生的诗确是做得好，但这里的好梅花，他恐怕还没有见过。碧绿，雪白，粉红，朱红，各种各样的颜色，配合得适宜而又自然，真配得上“香雪海”那三个字。

现在是三月底，梅兰早已谢了，正是海棠玉兰桃杏梨李迎春各种花木争奇斗艳的时候。杨柳早已拖着柔媚的长条，在百花潭浣花溪的水边悠悠地飘动。大的鸟小的鸟，颜色很好看，不知道名字，飞来飞去地唱着歌。薛涛林公园也充满了春意，有老诗人在那里吊古，有青年男女在那里游春。有的在吹箫唱曲，有的在垂钓弹筝，这种情味，比起西湖上的风光，全是两样。

花朝，是成都花会开幕的日子。地点在南门外十二桥边的青羊宫。花会期有一个月。这是一个成都青年男女解放的时期。花会与上海的浴佛节有点相像，不过成都的是以卖花为主，再辅助着各种游艺与各地的出产。平日我们在街上不容易看到艳妆的妇女，到这时候，成都人倾城而出，买花的，卖花的，看人的，被人看的，磨肩擦背，真是拥挤得不堪。高跟鞋，花裤，桃色的衣裳，卷卷的头发，五光十色，无奇不有，与其说是花会，不如说是成都人展览会。好像是闷居了一年的成都人，都要借这个机会来发泄一下似的，醉的大醉，闹的大闹，最高兴的，还是小孩子，手里抱着风车风筝，口里嚼着糖，唱着回城去，想着古人的‘无人不道看花回”的句子，真是最妥当也没有的了。

到百花潭去走走，那情境也极好。对面就是工部草堂，一只有篷顶的渡船，时时预备在那里，你摇一摇手，他就来渡你过去。一潭水清得怪可爱，水浅地方的游鱼，望得清清楚楚，无论你什么时候去，总有一堆人在那里钓鱼。不管有鱼无鱼，他们都能忍耐地坐在那里，谈谈笑笑，总要到黄昏时候，才一群一群地进城。堤边十几株大杨柳，垂着新绿的长条，尖子都拂在水面上，微风过去，在水面上摇动着美丽的波纹。

没有事的时候，你可以到茶馆里去坐一坐。茶馆在成都真是遍地都是，一把竹椅，一张不成样子的木板桌，你可以泡一碗茶（只要三分钱），可以坐一个下午。在那里你可以看到许多平日你看不见的东西。有的卖字画，有的卖图章，有的卖旧衣服。你有时候，可以用最少的钱，买到一些很好的物品。郊外的茶馆，有的临江，有的在花木下面，你坐在那里，喝茶，吃花生米，可以悠悠地欣赏自然，或是读书，或是睡觉，你都很舒服。高起兴来，还可以叫来一两样菜，半斤酒，可以喝得醺醺大醉，坐着车子进城。你所感到的，只是轻松与悠闲，如外面都市中的那种紧张的空气，你会一点也感不到。我时常想，一个人在成都住得太久了，会变成一个懒人，一个得过且过的懒人。

3月末日于成都

选自《宇宙风》第16期，1936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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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城话旧（节选）

卢冀野

卢冀野（1905～1951），笔名卢前、小疏，诗人、词曲研究家。江苏南京人。著有《中国散曲概论》、《明清戏曲史》等，白话诗《春雨》等，小说集《三弦》等。

马陵瓜

偶阅刘元卿《贤弈编》，谓：“中国初无西瓜，见洪忠宣《皓松漠纪闻》，盖使金虏，贬谪阴山，于陈王悟室得食之。云种以牛粪，结实大如斗，绝甘冷，可蠲暑疾。”《丹铅余录》引五代阳令胡峤《陷虏记》云：“于回纥得瓜，名曰西瓜。”其言与忠宣同，以为至五代始入中国。按忠宣使虏，乃称创见；则峤尝之于陷虏之日，而不能种之于中国。其在中土，则自靖康而后；其在江南，或忠宣移种归耳。

江南以土壤之异，所产瓜实远逊于朔方。都下所重，曰马陵瓜，盖明马后陵园种也。以是取之朝阳门外者，袭而称之，凡瓜形长圆者，咸呼为马陵，成循声误，讹作马铃。

旧时，食西瓜毕每雕镂为灯。以马陵瓜形制灯乃不如椭圆者，余因是自幼不爱之，而爱圆瓜，然瓜灯已久矣夫不见矣。

愚园泉石

门西鸣羊街愚园，为金陵名园之一；胡煦斋重修之，士人称为胡家花园。论者以为泉石之胜，不让吴中狮子林。陈伯严丈诗云：“城中佳胜眼为疲，聊觉愚园水石奇。碧蕊紫荑春自暖，叠岩复径客何之？闲闲簪履相娱地，历历乾嘉最胜时。残月栖楹鱼影乱，真成醉倒习家池。”此诗仿佛未刊入《散原精舍集》。予儿时常游园中，主人胡碧光国，时年已八十余，与话无隐精舍鹿坪间，指点汪悔翁旧日游憩处，未尝不想见当日之盛。匆匆二十年，今园荒已久，碧老人墓木拱矣！不知老人生前所撰《愚园诗话》者，今尚存否？使游斯园者，手是一编，虽无花鸟可以缓眠怡情，亦可供来者之凭吊，知斯园掌故，亦有足裨谈助者也。

成贤街

成贤街，为明国子监所在地（案：南监在今考试院）。今中央大学在此，且仍旧名，亦儒林佳话。予年十四，入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其时沿两江优级师范旧址，仅有一字房（今伯明堂）、口字房（焚去），斋舍。孟芳图书馆前，洋槐夹道，皆民国十年以后光景也。惟大石桥、附属小学，仍多旧观。梅庵、德风亭、六朝松，此二十年来，亦几阅沧桑矣！

惟成贤街一小土地庙，予见其初改杂货肆，改教育馆、饭店，改南京印刷局；此一角落变迁频繁，所成就之人物亦多。前明去今已远，故不可得考。自十六年至今日，不及十年，而此东方之古大学街（成贤街）乃亦有复杂之历史，惜无人更续《南雍志》耳。

媚香楼故址

李香君媚香楼，初不知其地。民国十二三年，在石坝街发见界石，始知栖亦去钞库街不远。日前如让主课，予因以此命题，调寄《高阳台》，霜匮师立成。词曰：“乱石荒街，寒流古渡，美人庭院寻常。灯火笙箫，都唱画苑文章。几栏画壁知难问，问莺花可识与亡？镇无言，武定桥边，立尽斜阳。南朝气节东京煎，但当年厨顾，未遇红妆。桃叶欢歌，琵琶肯怒中郎。王侯第宅皆荆棘，甚青楼寸土犹香。费沉吟，纨扇新词，点缀欢场。”论琵琶蔡中郎事，见侯朝宗《壮悔堂集》。此词在吾师为别调，与金陵掌故，不可不知。

库司坊

相传阮大铖石乐园，即今门西库司坊之韦氏园。而库司坊者，亦即《桃花扇》所谓裤子裆。岂当时已名库司坊，而时人以谐音字嘲之，抑原名裤子裆，改作库司坊乎？不可知矣。阮居金陵盖久，牛首山，献花岩，祖坛均曾小住，或谓《燕子笺》即削藁于献花岩者。衡叔得明刊《献花岩志》，近方翻刻。此书当成于隆万间，故不及收集之作。然《咏怀堂诗集》中于南郊诸胜，颇有题咏。诗之高逸，不让韦孟；五百年一大作乎。日前在库司坊欲寻觅此翁遗迹，渺不可得，案此则可补园墅志所未及。

石观音

门东东花园，徐中山之东园也。附郭旧有湖曰娄湖，今俗讹称为老虎头，误矣。旁有赤石矶，其上即周孝侯读书台。下有石观音。每年六月十九日（旧历），香客麇集于此。七月中旬则移至清凉山。石观音之得名，因寺中石刻观音像一尊，趺坐古井上。相传井中有蛟，为害闾阎，观音菩萨常化身来收伏，其后里人招雕石像，永为镇压。香客来时，每投铜钱入井，久始闻声，井之深可知也。石像极壮严，较小心桥之玉佛古老多矣。

凤池书院

新廊小学旧为津逮学堂，津逮之前身即凤池书院也。武昌张裕钊常讲学于是，张謇、范当世、朱铭盘相偕谒于风池书院，裕钊大喜，自诧一日得通州三生，时以为佳话。其后秦伯虞际唐任山长，改学堂，先君其准任者也。先是，先君创宏育学堂于望鹤冈宅中，不一年，遂与津逮合。今西安行营侯天士处长成，即津逮高第，保定军官学校出身者也。予儿时常侍先君堂中，记庭前有枇杷树一，先君入讲堂，予即嬉戏树下。由今思之，不觉三十年矣。不知树尚在否？先君见背亦已十有二年！

问礼亭

考试院戴季陶院长，在洛阳得孔子《问礼老子图》石刻，筑问礼亭于院中，以《礼运》篇分韵赋诗。时予以第二次高等文官考试襄试委员在闱中，分得”疾”字。为诗曰：“世乱如人病膏盲，不医何由起驱疾。医国良方在六经，经旨惟礼不可失。永明一片石犹存，我常访之游洛日。云昔夫子过柱下，就聃问礼兴周室。国之四维礼冠首，大小戴记有完帙。孝园渊源出家学，见此儒道喜同术。是年移栽向南都，树立华林馆之侧。他时郅治跻成康，请视此亭与此石。”孝园者，季陶先生所署，其园在五台山附近。此诗一夕而就，颇为师友所称。录之，备他日谈掌故者知此亭之落，曾有征诗之举而已。

马回回酒家

今日来京师观光者，殆无不知南门外之马祥兴者。马氏在报恩寺对门设肆究始于何时？此有足述者。曰：始于明初者，如皋冒翁鹤亭言之也。或以问于胡夏庐丈。丈曰：“肆之初设也，予实书其市招，第不知予果明初人否耳。”余亦尝语诸鹤亭翁：“其地为旧报恩寺址。使明时僧伽不食肉，何以有此肆之设”，翁亦为之抚掌笑。

十六年以前，肆舍狭隘，余辈日往来其间，推牛首翁为祭酒，主人大腹便便，帖从复命，所制庖馔，若美人肝之属，皆起于此时；而其价特廉，非如今车马盈门之概也。余所为旧曲，有云蹀躞提壶城外马者，即指此。

雨花台题壁

雨花台侧有泉，许振祎书坡翁句题之，曰：“来试人间第二泉”，因俗呼为第二泉也。春秋佳日，座客尝满。犹忆甲子四月，踏青过此，见壁间有铅笔字，为《蝶恋花》一章，全词已不复省记。中有句云：“每到春来，尚有垂垂子”。初以为咏阶前石榴树耳。坐中有知其事者，为言三十年前，有当垆人，皓腕如雪，城中年少咸集是肆，饮者之意故不在茗。未几，嫁去，则绿叶成荫，子已满枝矣。是词作者必当日坐中少年，所以有牧之之叹也。其事绝韵，因相约赋之，余归，谱北中吕《朝天子》云：

白酒坊

白酒坊在聚宝门内，濮友松先生居之。以前所见，能酒者盖世无出先生右者。先生自少时以迄八十以后，无日不饮；每餐约四五两，徐徐自斟，人亦不敢强也。先生常云：“或谓酒伤人，我谓酒养人；非酒能伤人，人自伤于酒；非酒能养我，我自养于酒也！”三四十年来，吾师之以酒称雄者，若郑受之丈咸，郑义闾世叔师均，皆能狂饮，饮必醉，醉则益酗于酒，说者谓其能饮数斗，实则非能饮者也。盖自人饮酒酒饮酒，以至酒饮人，所得于酒者殊少。予生也晚，不及见顾石公先生，然如友松先生者，吾必谓之真能饮酒者矣。惟真能饮酒者，必以酒而寿。昔汪大绅有《酒人记》、《酒人后记》；若予作《酒人新记》者，必首记濮先生。

两邻寺

予望鹤冈故宅旁有伏魔庵，外家全福巷有常乐庵。两庵皆小寺，各有僧七八人。有年事长者，有年幼者。予幼时，常入寺与诸僧游。知江南寺僧以泰县人为多，且多少年披，以僧为业，非欲穷究竟求解悟者。伏魔庵主持演修，常乐庵主持慧开，予皆见其殉身于色。世俗下流小说多言恶僧窖藏少妇事，颇令人不能置信；然予以两寺之主持观之，天地间定有此事。为僧本要六根清净，而僧人转多不能清净六根；是无大智慧人不能为常人，亦不能为僧人也。人生智慧只此一些，为儒成圣，为释成佛，为道成仙。智慧仍此智慧，人仍此人，儒释道殊无分别耳。

苍崖和尚

八指头陀寄禅之于胡园，曼殊上人苏玄瑛之于旅垣精舍，皆居留南京之近代名僧也。惟苍崖和尚，世知之者少。先是衡阳萧泉俊贤，以佐杂候补于是，偶弄笔效三王山水，为湘僧苍崖所见，大加赞赏；乃邀至门西一破寺，与论画法。不十年，泉之画遂享大名；溯造诣之自来，始知有苍崖师。于是达官贵人，多愿论交，秦淮画舫中常挽苍崖同游。苍崖间作小幅，不愿以画见长，泉事之甚恭谨，其后师亦不知何往。而江南论画师，必数泉，惟泉称其师苍崖。今泉亦垂垂老矣，鬻画海上，寸缣尺素，识者珍之。

程阁老巷

金陵之建筑，修门大约不外八字式、勒马式二种，进门到厅堂，间有旁厅一曰花厅者。三开间或五开间之正房，前有院落，旁有耳房，进数多少不等。有风火墙，亦有用短墙者。若有园，多在宅后进之后。此种格式，不独与大河以北异，即苏常府属之建筑，亦不甚同。相传为前明遗制，故宅愈旧尺寸愈低，格式愈定。今程阁老巷，程阁老家祥之宅，自晚明至今，三百年中未尝翻造，可以为此式之典型。予数至其宅，见梁上之画，顶板之饰，虽历三百年，日渐尘积，颜色淡脱，然入清以后，无此装修也。宅甚坚固，予常询诸主人，每四五十年始一扫拾。不知治营造学者，亦尝研讨及之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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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消逝了的山村

冯至

冯至（1905～1993），河北涿县人，诗人、学者。著有诗集《昨日之歌》，散文集《山水》等。

在人口稀少的地带，我们走入任何一座森林，或是一片草原，总觉得它们在洪荒时代大半就是这样。人类的历史演变了几千年，它们却在人类以外，不起一些变化，千百年如一日，默默地对着永恒。其中可能发生的事迹，不外乎空中的风雨，草里的虫蛇，林中出没的走兽和树间的鸣鸟。我们刚到这里来时，对于这座山林，也是那样感想，绝不会问到：这里也曾有过人烟吗？但是一条窄窄的石路的残迹泄露了一些秘密。

我们走入山谷，沿着小溪，走两三里到了水源，转上山坡，便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住的房屋，建筑起来不过二三十年，我们走的路，是二三十年来经营山林的人们一步步踏出来的。处处表露出新开辟的样子，眼前的浓绿浅绿，没有一点历史的重担。但是我们从城内向这里来的中途，忽然觉得踏上了一条旧路。那条路是用石块砌成，从距谷口还有四五里远的一个村庄里伸出，向山谷这边引来，先是断断续续，随后就隐隐约约地消失了。它无人修理，无日不在继续着埋没下去。我在那条路上走时，好像是走着两条道路；一条路引我走近山居，另一条路是引我走到过去。因为我想，这条石路一定有一个时期宛宛转转地一直伸入谷口，在谷内溪水的两旁，现在只有树木的地带，曾经有过房屋，只有草的山坡上，曾经有过田园。

过了许久，我才知道，这里实际上有过村落。在七十年前，云南省的大部分，经过一场浩劫，回、汉互相仇杀，有多少村庄城镇在这里边衰落了。在当时短短的二十年内，仅就昆明一个地方说，人口就从一百四十余万降落到二十五万。这里原有的山村，是回民的，可是汉人的，是一次便毁灭了呢，还是渐渐地凋零下去，我们都无从知道，只知它是在回人几度围攻省城时成了牺牲。现在就是一间房屋的地基都寻不到了，只剩下树林、草原、溪水，除却我们的住房外，周围四五里内没有人家，但是每座山，每个幽隐的地方还都留有一个名称。这些名称现在只生存在从四邻村里走来的，砍柴、背松毛、放牛牧羊的人们的口里。此外它们却没有什么意义；若有，就是使我们想到有些地方曾经和人生过关系，都隐藏着一小段兴衰的历史吧。

我不能研究这个山村的历史，也不愿用想像来装饰它。它像是一个民族在这世界里消亡了，随着它一起消亡的是它所孕育的传说和故事。我们没有方法去追寻它们，只有在草木之间感到一些它们的余韵。

最可爱的是那条小溪的水源，从我们对面山的山脚下涌出的泉水；它不分昼夜地在那儿流，几棵树环绕着它，形成一个阴凉的所在。我们感谢它，若是没有它，我们就不能在这里居住，那山村也不会曾经在这里滋长。这清洌的泉水，养育我们，同时也养育过往日那村里的人们。人和人，只要是共同吃过一棵树上的果实，共同饮过一条河里的水，或是共同担受过一个地方的风雨，不管是时间或空间把他们隔离得有多么远，彼此都会感到几分亲切，彼此的生命都有些声息相通的地方。我深深理解了古人一首情诗里的句子：“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其次就是鼠曲草。这种在欧洲非登上阿尔卑斯山的高处不容易采撷得到的名贵的小草，在这里每逢暮春和初秋却一年两季地开遍了山坡。我爱它那从叶子演变成的，有白色茸毛的花朵，谦虚地掺杂在乱草的中间。但是在这谦虚里没有卑躬，只有纯洁，没有矜持，只有坚强。有谁要认识这小草的意义吗？我愿意指给他看：在夕阳里一座山丘的顶上，坐着一个村女，她聚精会神地在那里缝什么，一任她的羊在远远近近的山坡上吃草，四面是山，四面是树，她从不抬起头来张望一下，陪伴着她的是一丛一丛的鼠曲从杂草中露出头来。这时我正从城里来，我看见这幅图像，觉得我随身带来的纷扰都变成深秋的黄叶，自然而然地凋落了。这使我知道，一个小生命是怎样鄙弃了一切浮夸，孑然一身担当着一个大宇宙。那消逝了的村庄必定也曾经像是这个少女，抱着自己的朴质，春秋佳日，被这些白色的小草围绕着，在山腰里一言不语地负担着一切。后来一个横来的运命使它骤然死去，不留下一些夸耀后人的事迹。

雨季是山上最热闹的时代，天天早晨我们都醒在一片山歌里。那是些从五六里外趁早上山来采菌子的人。下了一夜的雨，第二天太阳出来一蒸发，草间的菌子，俯拾皆是：有的红如胭脂，青如青苔，褐如牛肝，白如蛋白，还有一种赭色的，放在水里立即变成靛蓝的颜色。我们望着对面的山上，人人踏着潮湿，在草丛里，树根处，低头寻找新鲜的菌子。这是一种热闹，人们在其中并不忘却自己，各人钉着各人目前的世界。这景象，在七十年前也不会两样。这些彩菌，不知点缀过多少民族的童话，它们一定也滋养过那山村里的人们的身体和儿童的幻想吧。

这中间，高高耸立起来那植物界里最高的树木，有加利树。有时在月夜里，月光把被微风摇摆的叶子镀成银色，我们望着它每瞬间都在生长，仿佛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周围，甚至全山都带着生长起来。望久了，自己的灵魂有些担当不起，感到悚然，好像对着一个崇高的严峻的圣者，你若不随着他走，就得和他离开，中间不容有妥协。——但是，这种树本来是异乡的，移植到这里来并不久，那个山村恐怕不会梦想到它，正如一个人不会想到他死后的坟旁要栽什么树木。

秋后，树林显出萧疏。刚过黄昏，野狗便四出寻食，有时远远在山沟里，有时近到墙外，作出种种求群求食的嗥叫的声音。更加上夜夜常起的狂风，好像要把一切都给刮走。这时有如身在荒原，所有精神方面所体验的，物质方面所得获的，都失却了功用。使人想到海上的飓风，寒带的雪潮，自己一点也不能作主。风声稍息，是野狗的嗥声，野狗声音刚过去，松林里又起了涛浪。这风夜中的嗥声对于当时的那个村落，一定也是一种威胁——尤其是对于无眠的老人，夜半惊醒的儿童和抚慰病儿的寡妇。

在比较平静的夜里，野狗的野性似乎也被夜的温柔驯服了不少。代替野狗的是麂子的嘶声。这温良而机警的兽，自然要时时躲避野狗，但是逃不开人的诡计。月色朦胧的夜半，有一二猎夫，会效仿麂子的嘶声，往往登高一呼，麂子便成群地走来。……据说，前些年，在人迹罕到的树丛里还往往有一只鹿出现。不知是这里曾经有过一个繁盛的鹿群，最后只剩下了一只，还是根本是从外边偶然走来而迷失在这里不能回去呢？反正这是近乎传说了。这美丽的兽，如果我们在庄严的松林里散步，它不期然地在我们对面出现，我们真会像是Saint Eustache一般，在它的两角之间看见了幻境。

两三年来，这一切，给我的生命许多滋养。但我相信它们也曾以同样的坦白和恩惠对待那消逝了的村庄。这些风物，好像至今还在述说它的运命。在风雨如晦的时刻，我踏着那村里的人们也踏过的土地，觉得彼此相隔虽然将及一世纪，但在生命的深处，却和他们有着意味不尽的关连。

1942年，写于昆明

选自《山水》初版本，1947年5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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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庙礼赞

楼适夷

楼适夷（1905～2002），又名楼建南。浙江余姚人，作家、翻译家。著有小说集《挣扎》、《病与梦》，诗集《适夷诗存》，散文集《话雨录》等。

四五十部黄包车，接连地由小东门长驱西进，车上坐的都是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洋人，据说是外国来的什么观光团，往城隍庙去观光的。外国人毕竟聪明些，他知道沿外滩一带的高大的白石房子，霞飞路的绿灯红楼，都只是上海的皮毛，要真正地认识上海的心脏，就得上城隍庙去。

城隍庙里薰腾着的香烟，用钢骨三和土重建的黄墙雕角的殿堂里，巍然地坐着穿宋朝服装的城隍菩萨，但是在他面前低首膜拜的，却是身洒巴黎香水，足踏花旗皮鞋，头发烫成一九三三年式的摩登太太。她们倒是的确懂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也跟坐福特飞机的将军，还是一心礼贤下士，摆擂台召四海英雄，征求飞檐走壁人才，以便共赴国难一样。

城隍庙是最大众化的娱乐所。好像上海的高等华人有他们的明园，丽娃丽姐村一样，上海的低等华人，就有他们的城隍庙。三个五个铜子一本的小书，里面有画有字，讲的都是侠客剑仙，路见不平，就会拔刀相助，在动不动就得吃外国“火腿”、中国耳光的社会里，这些英雄当然是极大的安慰，于是就有些商店里的小伙计，立志到峨眉山去修道，以便回来时向他的师傅先生报仇雪恨，还可以打东洋人，救国。其次是六个铜板看一看大头人、小头人、蜘蛛精这些东西，对于甚至花不起二毛钱到电影院看好莱坞大腿的人，是极好的代替品，它跟好莱坞大腿一样，都可以使人忘记痛苦的现实，得到享乐的陶醉。

城隍庙又是大众化的先施、永安，只有在玻璃柜外望望百货商店的大多数的上海人，在城隍庙可以满足他的欲望。两角钱一只的玻璃戒指，也会亮晶晶地发光，于是虽然看见金刚钻戴在别人的身上，但自己也可以拿玻璃光来安慰安慰，用不着对别人起什么不平之感。

城隍庙更代替了皇家饭店和沙利文，据说常熟酒酿圆子、南翔馒头、白糖藕粥、面筋百叶，那种滋味是遍天下找不到的，但城隍庙里可以使你满足。黑漆漆的人群，围满了黑漆漆的摊子，和着苍蝇与一切细菌的种子，狼吞虎咽地把这些美味送进饥饿的肚子里去，培养起强有力的抗毒素，与病菌作长期抵抗。据说这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延续种族的本领。

如果你有兴致，再跑上春风得意楼或湖心亭去喝茶，你更会认识中国民族性的伟大，臭气腾腾的小便处旁，有人正品茗清谈，或独坐冥想，一片喧蒸的人声热汗之中，有人正在拉着胡琴奏乐，或吹着洞箫诉情。有些人面对着行人杂沓的街巷，提着秀眼笼吊嗓子，有些人拿着几张小报，随手抓一些五香南瓜子、甘草黄连头送进嘴里。

虽在闹市，如绝尘嚣，参透了这儿的三昧，才够得上做一个中华伟大国的顺民。但是这种精神，据说也有来源，那便是城隍庙里的一个湖。这湖上有九曲栏杆的九曲桥，桥底下流着泥汤一样的水，被日光蒸发着，发着绿黝黝的光面，放着一阵阵的恶臭。日本的文学家芥川龙之介，曾经亲眼看见有人在这湖里放尿，其实比尿更丑恶万分的东西，都望这湖里丢。但这是列名在中国大观里的名胜佳境，（亦犹万里长城虽被敲指为“新兴满洲国”的新疆界，而在决心收复的决心之下，总还是中国的名胜一样。）所以居住在这湖水里的乌龟，依然相信自己是在名胜佳境里，悠然自得地游来游去，有时候虽抬起头来在水面上喘喘气，或许也觉得恶浊得不好过，但一会儿又把头低下去，快活地顺受下去了。

乌龟的这种伟大的精神，的确对中华民族作了伟大的贡献。所以城隍庙最后还是一个上海民众教育馆。

怪不得几年前被火烧了一次，许多缙绅先生都慷慨解囊，立刻把它重建起来了，更怪不得到上海来观光的西洋人，首先要观光城隍庙！

1933年6月13日

选自《适夷散文选》，1994年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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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

施蛰存

施蛰存（1905～2003），浙江杭州人，作家、学者。著有短篇小说集《梅雨之夕》、《上元灯》，散文集《灯下集》、《待旦录》，学术论著《水经注碑录》等。

如果你相信昆明是一个山城，如一般流亡来的人所乐于称说的，那么拿我现在所小住着的地方比较起来，她就有点不配这个名称了。昆明的确是一个建筑在山国中的城市，如山城这个名词字面上所表示的意义。但是我们如果要想像一个山城，那么像目下的昆明那样地不缺少一切近代物质设备的城市是不会浮现出在我们眼前的。我愿意把山城这个名词用之于宜良，用之于路南，甚至用之于大理，但决不是昆明。

我现在所住着的是一个离昆明一百余公里的小城。说她是一个小城，这是一个外省人的口吻。她实在并不比我所曾到过的宜良路南这些县城更小。她在公路旁边，两小时的汽车可以到达昆明。（然而从来没有一辆营业汽车在两小时间到达过。）她有邮政局和电报局，她能够供给你法国制的脂粉，甚至德国制的花柳病注射剂。然而不管一切，她还是我所旅行过的许多县城中最配称之为山城的地方。这是因为她还保留了一个山城所该有的特殊气息。

我在这里已经算是住下来了。我认识了她的自然环境，我熟悉了她的故事。早晨，我定首先看见妇女们在门口操作，或是扛了农具出城去。当那些幸福的男子起床来，端一个矮凳坐在门口，吃茶，晒太阳或捉虱子的时候，一定是快要到正午了，下午，城里的街上是寂静的，年轻人都聚集在城外汽车站旁边的几家茶馆或小食铺里，等候来往的汽车看热闹。无所事事的日子虽然好像很悠长，但终于会到了黄昏，于是你可以听见牧人在吹起哨子，赶着牛羊进城了。驻屯营里吹起生疏的喇叭，召集士兵归队了。打柴的老妇人伛偻的背上负着一大捆柏枝或松毛从小巷里穿出来了，赶宿站的驮马队从远处就让那第一匹马项下的大铜铃当当地响着，报告那惟一的马店里的老板，让他吩咐伙计给预备草料及其他一切的方便了。一排荒凉的雉堞渐渐没入黑暗的夜色中，于是这小城中惟有西街上是透露着光亮的地方，因为一切的店铺都在西街上，别的铺子虽然都早已关了门，而茶馆及宵夜铺却正当热闹的时刻，何况茶馆及宵夜铺又占了所有的商铺的半数以上。

但是，它们虽则卖夜市，才过十点钟，所有的光亮便已全部熄灭掉。现在是狗的城市了。它们奔逐着，叫嗥着，在绝对的黑暗中，使一个不习惯早睡的旅客，在枕上会仿佛感到土匪来攻城的朕兆。

赶街子是使人们的生活形成一种特殊样式的主因。这里的人从来不作每天的计划。一日之计在于晨，这句古谚是于他们没有用处的。对于他们，每一个月并没有三十天，而是只有六天，因为他们每五天赶一次街子。一切的事情都得在街子天做。买鱼肉鸡蛋，蔬菜米粮，均须到街子天，错过了这个街子天，就得等下一个街子，于是五天就很容易地过去了。约会什么人，也得等街子天，这个街子天他如果不来，则必须等到下一个街子天才会来，因为在这两个街子天中间的四天里，他还得轮流去赶四个地点不同的街子。

医生也是赶街子的。人们倘若生了什么病，五天之内没有变化是幸福的。医生给你诊了脉，给你留下五天服食的药，你就得等到下一个街子天再请教他。否则，倘若你的病不幸而在一二天之内有了变化，那么，这回是轮到你病家赶街子了，你可以被抬舁着到别个城市或乡村里去寻找你的医生。

警察也是赶街子的。据说从前这里曾经有过十五名警察，和一个警察局长。因为生活程度高了，而警察局的经费没有增加，所以不得不把警察的人数从十五名裁减到九名，又从九名裁减到三名，生活程度高了五倍，所以现在是三名警察吃十五名的口粮。在平时，一名警察充当局长的仆人，两名警察轮番在城里十字街中的鼓楼下站岗，城既然小，四面一看就可以看到城门口，有一个警察也就尽够照管了。但在街子天，汉人和夷人在城里乱挤，即使连那充当局长仆人的警察也出动，还是不够维持秩序，所以不得不让那几名被裁的警察来临时服务一下。这就是赶街子的警察，谁知道他们在非街子天做些什么事呢。

人们永远是很迟缓，永远是很闲懒，永远没有时间的观念。很少人家有一个钟或表。既然今天或明天都没有什么关系，上午与下午更有什么分别呢。你说，这不是赶惯了街子所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吗？

我不喜欢，并且也不习惯于这种山城里的生活，但我既在这里住了几天之后，也似乎稍微发现了她一点好处。我常常会想起“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这一副对联，仿佛很可以用来贴在这里的城门上。然而这种和平与淳朴的好处，到底只堪从想像中去追求的，比如你身处于一个烦嚣的都会里，偶尔憧憬一下这样的山城生活，那是对于你很有补益的，若果你真的来到这里住下去，像我一样，我想你倘若不能逃走，一定会自杀的。然而你或许要问，为什么我终于没有自杀，而还在这里住下去呢？是的，请你凑过耳朵来，我将指点给你看一个地方，并且告诉你，那是怎样一个地方，会使我对于这寂寞的山城抱着希望。

选自《待旦录》初版本，1947年5月，怀正文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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驮马

施蛰存

施蛰存（1905～2003），浙江杭州人，作家、学者。著有短篇小说集《梅雨之夕》、《上元灯》，散文集《灯下集》、《待旦录》，学术论著《水经注碑录》等。

我第一次看见驮马队是在贵州，但熟悉驮马的生活则在云南。那据说是所谓“果下马”的矮小的马，成为一长行列地逶迤于山谷里，就是西南诸省在公路出现以前惟一的交通和运输工具了。当我乘坐汽车，从贵州公路上行过，第一次看见这些驮马队在一个山谷里行进的时候，我想，公路网的完成，将使这古老的运输队不久就消灭了罢。但是，在抗战三年后的今日，因为液体燃料供应不足，这古老的运输工具还得建立它的最后功业，这是料想不到的。

西北有二万匹骆驼，西南有十万匹驮马，我们试设想，我们的抗战乃是用这样古旧的牲口运输法去抵抗人家的飞机汽车快艇，然而还能支持到今日的局面，这场面能说不是伟大的吗？因此，当我们看见一队驮马，负着它们的重荷，在一个峻坡上翻过山岭去的时候，不能不沉默地有所感动了。

一队驮马，通常是八匹十匹或十二匹，虽然有多到十六或二十匹的，但那是很少的。每一队的第一匹马，是一个领袖。它是比较高大的一匹。它额上有一个特别的装饰，常常是一面反射阳光的小圆镜子和一丛红绿色的流苏。它的项颈下挂着一串大马铃。当它昂然地在前面带路的时候，铃声咚咙咚咙地响着，头上的流苏跟着它底头部一起一落地耸动着，后边的马便跟着它行进。或是看着它头顶上的标帜，或是听着它的铃声，因为后面的马队中，常常混杂着聋的或盲的。倘若马数多了，则走在太后面的马就不容易望到它们的领袖，你知道，驮马的行进，差不多永远是排列着单行的。

每一匹马背上安一个木架子，那就叫做驮鞍。在驮鞍的左右两边便用牛皮绳绑缚了要它负荷的东西。这有两个作用：第一是不使那些形状不同的重载直接擦在马脊梁及肋骨上，因为那些重载常常有尖锐的角或粗糙的边缘，容易损伤了马的皮毛。第二是每逢行到一站，歇夜的时候，只要把那木架子连同那些负载物从马背上卸下来就行。第二天早上出发的时候，再把它搁上马背，可以省却许多解除和重又束缚的麻烦。

管理马队的人叫做马哥头，他常常管理着四五个小队的驮马。这所谓管理，实在不很费事。他老是抽着一根烟杆，在马队旁边，或前或后地行走。他们用简单的，一两个字——或者还不如说是一两个声音——的吆喝指挥着那匹领队的马。与其说他的责任是管理马队，还不如说是管理着那些领队的马。马哥头也有女的。倘若是女的，则当这一长列辛苦的驮马行过一个美丽的高原的时候，应合着那些马铃声，她的忧郁的山歌，虽然你不会懂得他们的意义——因为那些马哥头常常是夷人——会使你觉得何等感动啊！

在荒野的山林里终日前进的驮马队，决不是单独赶路的。它们常常可能集合到一二百匹马，七八个或十几个马哥头，结伴同行。在交通方便的大路上，它们每天走六十里，总可以获得一个歇站。那作为马队的歇站的地方，总有人经营着马店。每到日落时分，马店里的伙计便到城外或寨门外的大路口去迎候赶站的马队，这是西南一带山城里的每天的最后一阵喧哗。

马店常常是一所两层的大屋子，三开间的或五开间的。底下是马厩，楼上是马哥头的宿处。但是那所谓楼是非常低矮的。没有窗户，没有家具，实在只是一个阁楼罢了。马店里的伙计们帮同那些马哥头抬下了马背上的驮鞍，洗刷了马，喂过马料，他们的职务就完了。马哥头也正如一切的西南夷人一样，虽然赶了一天路，很少有人需要洗脸洗脚甚至沐浴的。他们的晚饭也不由马店里供给，他们都随身带着一个布袋，袋里装着包谷粉，歇了店，侍候好了马匹，他们便自己去拿一副碗筷，斟上一点开水，把那些包谷粉吃了。这就是他们的晚餐。至于那些高兴到小饭店里去吃一杯升酒，叫一个炒菜下饭的，便是非常殷实的阔老了。在抗战以前，这情形是没有的，但在这一两年来，这样豪阔的马哥头已经不是稀有的了。

行走于迤西一带原始山林中的马队，常常有必须赶四五百里路才能到达一个小村子的情况。于是，他们不得不在森林里露宿了。用他们的名词说起来，这叫做“开夜”。要开夜的马队，规模比较的大，而且要随带着炊具。差不多在日落的时候，他们就得在森林中寻找一块平坦的草地。在那里卸下了驮鞍，把马拴在树上，打成一围。于是马哥头们安锅煮饭烧水。天色黑了，山里常常有虎豹或象群，所以他们必须捡拾许多枯枝，烧起火来，做成一个火圈，使野兽不敢近前。然而即使如此警戒，有时还会有猛兽在半夜里忽然袭来，咬死几匹马，等那些马哥头听见马的惊嘶声而醒起开枪的时候，它早已不知去向了。所以，有的马队还得带一只猴子，在临要睡觉的时候，把猴子拴缚在一株高树上。猴子最为敏感，到半夜里，倘若它看见或闻到远处有猛兽在行近来，它便会尖锐地啼起来，同时那些马也会得跟着惊嘶，于是睡熟的人也都醒了。

在云南的西北，贩茶叶的古宗人的驮马队是最为雄壮的。在寒冷的天气，在积雪的山峰中间的平原上，高大的古宗人腰里捎着刀和小铜佛，骑着他们的披着美丽的古宗氍鞍的马，尤其是当他们开夜的时候，张起来的那个帐幕，使人会对于这些游牧民族的生活发生许多幻想。

二万匹运盐运米运茶叶的驮马，现在都在西南三省的崎岖的山路上，辛苦地走上一个坡，翻下一个坡，又走上一个坡，在那无穷尽的山坡上，运输着比盐米茶更重要的国防材物，我们看着那些矮小而矫健的马身上的热汗，和它们口中喷出来的白沫，心里会感到怎样沉重啊！

193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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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故都

吴伯箫

吴伯箫（1906～1982），山东莱芜人，散文家。著有散文集《羽书》、《烟尘集》、《出发集》、《北极星》、《吴伯箫散文选》等。

一别两易寒暑，千般都似隔世，再来真是万幸了。际兹骊歌重赋，匆匆归来又匆匆归去的时候，生怕被万种缱绻，牵惹得茶苦饭淡。来！尔座苍然的老城，别嫌唠叨，且让我像自家人似的，说几句闲杂破碎的话罢。——重来只是小住，说走就走的，别不理我！连轻尘飞鸟都说着，啊，你老城的一切人，物。

生命短短的，才几多岁月？一来就五年六载地拖下去，好不容易！耳濡目染，指磨踵接，筋骨都怕涂上了你的颜色罢；不留恋还留恋些什么？不执着还执着些什么？在这里像远古的化石似的，永远烙印着我多少万亿数的踪迹；像早春的鸟声，炎夏的鸣蝉，深秋的虫吟似的，在天空里也永远浮荡着我一阵阵笑，一缕缕愁，及偶尔的半声长叹。在这里有我浓挚的友谊，有我谆谆然师长的训诲，有我青年的金色的梦境，旷世的雄心，及彻昼彻夜的挣扎与努力；也有我掷出去，还回来：往返投报的情热，及情热燃炙时的疯狂。还有，还有很多；我知道那些逝去了的整整无缺的日子，那些在一生中最可珍贵的朝朝暮暮，我是都给了你了，都在你和平而安适的怀抱里，消磨着，埋葬了。

因此，我无论漂泊到天涯，或是流浪到地角，总于默默中仿佛觉到背后有千万条绳索在紧紧地系着，使我走了一段路程。便回转头来眺望你一番，俯下头去想念你一番，沉思地追忆关于你的一切：当我于风雨凄凉，日晚灯昏，感到苦寂的时候，我想到在你这里那五六个人围炉话尽的雪夜，和放山石，采野花的那些春秋佳日。当我进退维谷，左右皆非，感到空虚的时候，我想到在你这里过骆驼书屋，听主人那忘机的娓娓不倦的谈话，和那巍然宏富的图书馆里，引人入胜的各家典籍的涉猎。在异乡受了人家的欺骗，譬如那热血所换到的冷水的欺骗，我只要忆起你这儿的友人曾信托我，帮助我，在极危急的时候拯救我的各种情形，我便得到很多的安慰；即使抚今追昔，愈想愈委屈，而终于落泪罢，但内心是充满了喜悦的，说：“小气的人呀！我是有朋友的，你其奈我何！”

因此，我念着你西郊的山峦，那里我们若干无猜的男女，曾登临过，游览过，啸遨过：大家争着骑驴，挨了跌还是止不住笑。我念着你城正中昂然屹立的白塔，在那里我们曾俯瞰过你伟大的城阙，壮丽的宫院，一目无边的丰饶的景色。我念着坐镇南城的天坛，那样庄严，使你立在跟前，都不敢大声说话。我念着颐和园昆明湖畔的铜牛，最喜欢那夕阳里骄蹇的雄姿；我念着陶然亭四周的芦苇，爱它那秋天来一抹的萧索。我念着北城的什刹海，南城的天桥，拥着挤着的各色各样的人，各色各样的事。我念着市场的那些旧书摊，别瞧，掌柜的简直就是饱学。我念着，啊，这个账怎么开呢：那些残破的庙宇，那些苍翠的五六百年的松柏，那些灰色的很大很大的砖，一弯臭水的护城河，沿河走着的骆驼同迈着骆驼一样脚步的牵骆驼的人。真是！什么我都想念呢！只要是你苍然的老城的，都在我神经的秘处结了很牢的结了。说来你不信，连初冬来呼呼的大风，大风里飞扬着的尘土，我都想。

苍然的老城，我觉到，绵亘在兴安岭以南，希马拉雅以北，散布在滚滚的黄河，滔滔的长江流域的，星罗棋布，是多少城池，多少市镇，多少名胜古迹啊，但只有你配象征这堂堂大气的文明古国。仿佛是你才孕育了黄帝的子孙，是你才养长了这神明华胄，及它所组成的伟大民族。虽然我们有长安，有洛阳，有那素以金粉著名的南朝金陵，但那些不失之于僻陋，就失之于嚣薄；不像破落户，就像纨子；没一个像你似的：既素朴又华贵，既博雅又大方；包罗万象，而万象融而为一；细大不捐，而巨细悉得其当：真是，这老先生才和蔼得可亲，庄严得可敬呢。

华夏就是这样的国家，零星的干犯，是惹不起她的气忿的，她有海量的涵容；点滴的创伤，她是不关痛痒的，她有百个千个的容忍；不过一朝一夕，时光慢慢地过去，干犯她的，要敬畏她了，要跪倒在她的面前，求她的宥恕了，一处处创伤要渐渐地复原，渐渐地健康起来了。如檐滴之穿阶石似的，一切锢障都在时光的洗炼中屈服在她的腕下了。苍然的老城，你不也正是这样的么？多少乳虎样的少年，贸贸然地走了来，趾高气扬；起初是目空一切的，但久了，你将他的浮夸，换作了沉毅。忽而一天，他发现了他自己的无识，他自己的藐小；多少心胸狭隘的人，米大的事争破天，不骄即谄，可是日子长了，他忽然醒过来，带着满脸的惭愧，他走上那坦荡的大方的道路。芝兰之室怕连砖瓦都是芬芳的罢，蜜饯金枣酸瓤也发起甜来。饱有经验的老人是看不惯乳臭的孩子的，富有历史涵养的地方草木都是古香古色。不必名师，单这地方彩色的薰陶，就是极优越的教育了。何况，在这里，街街巷巷都住持着哲人，诗家，学者呢？对你，不只是爱慕，简直是景仰。“我懂什么呢，”有人这样说：“在此老死罢！”也有人这样说：是大有来历的。

晨昏相对者六年，在第六个夏天，我因为什么事情不得已而将远去，那时我是怎样地愁着，依依的可伶啊！为了你这儿的人们，使我眷恋不舍，一壁整着行囊，一壁落着眼泪，就像第一次离开慈母准备远行一样，那滋味是够凄凉的。脚步迟滞地踏上火车，心随了车轮的辗转而步步沉重，彼此间的牵线，步步加紧，那是不多不少的永诀的情况啊！长年漫漫，悬想之情总算够受了：地方愈远，思念愈深；时日愈久，思念愈切；直将这重负继续担下来，到今天，我有了归来的机会。

旅途上我是怎样的喜欢，又怎样的惧怕呀！喜着眼前的重逢，怕着久别的生疏。提心吊胆，终于到“家”了。望见你那更加苍老了的城垣，还带着亲熟的容光，仿佛说：“来了么？……”那一阵高兴是说不出来的。我知道敌人的炮火，曾给你过分的虚惊，我见了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郑重地问“别来无羔”的话。及至看见你依旧那样镇静，那样沉着的时候，我便禁不住手舞足蹈了。可是你的确又苍老了许多呢。虽说老当益壮罢，但那加添了的一条条皱纹，总不能不使爱你的人们增加几分担心。

现在几天的光阴，又轻轻度过了，梦一般。在几天之中，我温习了多少陈迹，访问着你的每一条大街，每一条小巷，抚摩着往日的印痕，追忆着那些甜的酸的苦的故事，又是一度欢欣，又是一度唏嘘，又是一度疯狂。我很满足，因为你没把我忘记。

展眼我又要走了，那怎么办呢？在这临行时的前宵，听着你午夜的市声，熙攘攘，喘着和平的气息，我怀了万分惆怅。但想到你的长存，比得过日月的光辉时，我也知道自慰。后会有期，珍重罢！希望再度我来，你矍铄依然，带着你永恒的伟大与壮丽，期待我，招呼我。

明朝行时，但愿你满罩了一天红霞，光明里，照顾我到远远的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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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

李广田

李广田（1906～1968），山东邹平人，散文家、学者。著有散文集《画廊集》、《回声》，短篇小说集《金坛子》，学术论著《文学枝叶》等。

先生，你那些记山水的文章我都读过，我觉得那些都很好。但是我又很自然地有一个奇怪念头：我觉得我再也不愿意读你那些文字了，我疑惑那些文字都近于夸饰，而那些夸饰是会叫生长在平原上的孩子悲哀的。你为什么尽把你们的山水写得那样美好呢？难道你从来就不曾想到过：就是那些可爱的山水也自有不可爱的理由吗？我现在将以一个平原之子的心情来诉说你们的山水：在多山的地方行路不方便，崎岖坎坷，总不如平原上坦坦荡荡；住在山圈里的人很不容易望到天边，更看不见太阳从天边出现，也看不见流星向地平线下消逝，因为乱山遮住了你们的望眼；万里好景一望收，是只有生在平原上的人才有这等眼福；你们喜欢写帆，写桥，写浪花或涛声，但在我平原人看来，却还不如秋风禾黍或古道鞍马更为好看；而大车工东，恐怕也不是你们山水乡人所可听闻。此外呢，此外似乎还应该有许多理由，然而我的笔偏不听我使唤，我不能再写出来了。唉唉，我够多么蠢，我想同你开一回玩笑，不料却同自己开起玩笑来了，我原是要诉说平原人的悲哀呀。我读了你那些山水文章，我乃想起了我的故乡，我在那里消磨过十数个春秋，我不能忘记那块平原的忧愁。

我们那块平原上自然是无山无水，然而那块平原的子孙们是如何地喜欢一洼水，如何地喜欢一拳石啊。那里当然也有井泉，但必须是深及数丈之下才能用桔槔取得他们所需的清水，他们爱惜清水，就如爱惜他们的金钱。孩子们就巴不得落雨天，阴云漫漫，几个雨点已使他们的灵魂得到了滋润，一旦大雨滂沱，他们当然要乐得发狂。他们在深仅没膝的池塘里游水，他们在小小水沟里放草船，他们从流水的车辙想像长江大河，又从稍稍宽大的水潦想像海洋。他们在凡有积水的地方作种种游戏，即使因而为父母所责骂，总觉得一点水对于他们的感情最温暖。有远远从水乡来卖鱼蟹的，他们就爱打听水乡的风物；有远远从山里来卖山果的，他们就爱探访山里有什么奇产。远山人为他们带来小小的光滑石卵，那简直就是获得了至宝，他们会以很高的代价，使这块石头从一个孩子的衣袋转入另一个的衣袋。他们猜想那块石头的来源，他们说那是从什么山岳里采来的，曾在什么深谷中长养，为几千万年的山水所冲洗，于是变得这么滑，这么圆，又这么好看。曾经去过远方的人回来惊讶道：“我见过山，我见过山，完全是石头，完全是石头。”于是听话的人在梦里画出自己的山峦。他们看见远天的奇云，便指点给孩子们说道：“看啊，看啊，那像山，那像山。”孩子们便望着那变幻的云彩而出神。平原的子孙对于远方山水真有些好想像，而他们的寂寞也正如平原之无边。先生，你几时到我们那块平原上去看看呢：树木、村落，树木、村落，无边平野，尚有我们的祖先永息之荒冢累累。唉唉，平原的风从天边驰向天边，管叫你望而兴叹了。

自从我们的远祖来到这一方平原，在这里造起第一个村庄后，他们就已经领受了这份寂寞。他们在这块地面上种树木，种菜蔬，种各色花草，种一切谷类，他们用种种方法装点这块地面。多少世代向下传延，平原上种遍了树木，种遍了花草，种遍了菜蔬和五谷，也造下了许多房屋和坟墓。但是他们那份寂寞却依然如故，他们常常想到些远方的风候，或者是远古的事物，那是梦想，也就是梦忆，因为他们仿佛在前生曾看见些美好的去处。他们想，为什么这块地方这么平平呢，为什么就没有一些高低呢。他们想以人力来改造他们的天地。

你也许以为这块平原是非常广远的吧。不然，南去三百里，有一条小河，北去三百里，有一条大河，东至于海，西至于山，俱各三四百里，这便是我们这块平原的面积。这块地面实在并不算广漠，然而住在这平原中心的我们的祖先，却觉得这天地之大等于无限。我们的祖先们住在这里，就与一个孤儿被舍弃在一个荒岛上无异。我们的祖先想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来改造他们的天地，于是他们就开始一件伟大的工程。农事之余，是他们的工作时间，凡是这平原上的男儿都是工程手，他们用铣，用锹，用刀，用铲，用凡可掘土的器具，南至小河，北至大河，中间绕过我们祖先所奠定的第一个村子，他们凿成了一道大川流。我们的祖先并不曾给我们留下记载，叫我们无法计算这工程所费的岁月。但有一个不很正确的数目写在平原之子的心里：或说三十年，或说四十年，或说共过了五十度春秋。先生，从此以后，我们祖先才可以垂钓，可以泅泳，可以行木桥，可以驾小舟，可以看河上的云烟。你还必须知道，那时代我们的祖先都很勤苦，男耕耘，女蚕织，所以都得饱食暖衣，平安度日，他们还有余裕想到别些事情，有余裕使感情上知道缺乏些什么东西。他们既已有了河流，这当然还不如你文章中写的那么好看，但总算有了流水，然而我们的祖先仍是觉得不够满好，他们还需要在平地上起一座山岳。

一道活水既已流过这平原上第一个村庄之东，我们的祖先就又在村庄的西边起始第二件工程。他们用大车，用小车，用担子，用篮子，用布袋，用衣襟，用一切可以盛土的东西，运村南村北之土于村西，他们用先前开河的勤苦来工作，要掘得深，要掘得宽，要把掘出来的土都运到村庄的西面。他们又把那河水引入村南村北的新池，于是一曰南海，一曰北海，自然村西已聚起了一座十几丈高的山。然而这座山完全是土的，于是他们远去西方，采来西山之石，又到南国，移来南山之木，把一座土山装点得峰峦秀拔，嘉树成林。年长日久，山中梁木柴薪，均不可胜用，珍禽异兽，亦时来栖止。农事有暇，我们的祖先还乐得扶老提幼，携酒登临。南海北海，亦自鱼鳖蕃殖，苹藻繁多，夜观渔舟火，日听采莲歌。先生，你看我们的祖先曾过了怎样的好生活呢。

唉唉，说起来令人悲哀呢，我虽不曾像你的山水文章那样故作夸饰——因为凡属这平原的子孙谁都得承认这些事实，而且任何人也乐意提起这些光荣——然而我却是对你说了一个大谎，因为这是一页历史，简直是一个故事，这故事是永远写在平原之子的记忆里的。

我离开那平原已经有好多岁月了，我绕着那块平原转了好些圈子。时间使我这游人变老，我却相信那块平原还该是依然当初。那里仍是那么坦坦荡荡，然而也仍是那么平平无奇，依然是村落，树木，五谷，菜畦，古道行人，鞍马驰驱。你也许会问我：祖先的工程就没有一点影子，远古的山水就没有一点痕迹吗？当然有的，不然这山水的故事又怎能传到现在，又怎能使后人相信呢。这使我忆起我的孩提之时，我跟随着老祖父到我们的村西——这村子就是这平原上第一个村子，我那老祖父像在梦里似的，指点着深深埋在土里而只露出了顶尖的一块黑色岩石，说道：“这就是老祖宗的山头。”又走到村南村北，见两块稍稍低下的地方，就指点给我说道：“这就是老祖宗的海子。”村庄东面自然也有一条比较低下的去处，当然那就是祖宗的河流。我在那块平原上生长起来，在那里过了我的幼年时代，我凭了那一块石头和几处低地，梦想着远方的高山，长水，与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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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

吴组缃

吴组缃（1908～1994），安徽泾县人，作家、学者。著有长篇小说《山洪》，有《吴组缃小说散文集》印行。

天气一冷，山上树木落了叶，草也枯萎了。山居人家已忙完庄稼，日子很空闲。这时候他们上山斫柴，挑到村里和镇上出卖，算是一种业余的营生。他们所卖的柴不外三种：茅草，棍柴，大柴。第一种是最简单的，茅草这东西满山满野都有，只要带一把镰刀，像割稻棵似的一束束割下，摊在地上晒一会，用草索捆起来，立刻可以挑去卖给人家烧用。棍柴大柴就不然，这是树木，斫起来，得用锯，用斧子，不像割茅草那样容易；斫下来以后，卖给了人家，也不是立刻可以烧火的；因为里面含有多量的水分，一时晒不干，烧时不着火；即使着上火，也是嗤嗤地叫着，浓烟直冒，薰得人流眼泪，暂时到底用不得。这是说棍柴。至于大柴，又要麻烦一点。棍柴是树枝，大柴是树干。从树干到可供烧用的劈柴，中间很有些手续。我们家乡的规例，卖柴者只将树干锯成两三尺长的木橛，这样就出卖。人家买下以后，还得用斧子和刀再加一番斫劈的工作，而后放到柴屋里，一堆堆积存起来，第二年才拿出来用。

茅草棍柴都是副燃料，用来引火，热炙已熟的食物，是行的；正经做菜煮饭还是烧大柴合适。冬天是收买大柴的季节。比较宽裕的人家都找一个合意的头脑，整趸的买一大批，以待来年应用。

收买大柴的时候是很有趣味的。每天黎明时候，仅有几只麻雀零落地在屋檐上叫，母亲走到床前，掀开帐子，低低地说：“懒坯，柴来了，起来打码子。”这时候房里还幽暗的很，仅只窗格子上露一点淡白的光。被里是极其暖和的，必定一次两次下很大决心才起得床。起了床，披上衣，瑟缩着身肢，拿了纸笔到后面院子里来。

院子里已经堆满了人和柴担子。柴都一橛橛排好摆在竹片制的套篮里；人都是一家人：祖父，父亲，儿子，侄儿和孙子。他们都穿着紧身棉衣，戴着厚布帽。脖子上吊一只盛锅巴的小袋，把在山上吃剩的锅巴末倒在手掌上，低头舔到嘴里，咀嚼着，不吃的人，把卷起来的长袖口捋下来，罩在嘴沿上，哈着气，藉以取暖。样子都是傻傻的。他们大都坐在自己的扁担上休息着，也有站着的。有那年纪很小的孩子和头白嘴瘪的老头子，因为路远，担子吃力，落了阵，别人都到了，他还不到。做老子，做哥哥或是做儿子孙子的，此时就放下自己担子，又回原路去接他；原意是想替他挑一肩的，但是本人却爱面子，很倔强，不愿意照办，歪着身肢，歪着嘴巴，硬要自己挑着，一路打着辫腿走进来。其实他的担子每头套篮里只摆着一橛二橛柴，看来不过二三十斤。要是这人是个小孩子，就有人不免打趣他，说：“看看和尚挑轻担咧！”“他刚才下山的时候还夸口说太轻了呢！”被打趣的人照例没得回辩，腼腆地放下担子，动一动压痛了的小小肩膊，用袖口抹抹小小额头上的汗，红着脸站到一边去。要是这人是个老头子呢，情形又两样。儿子孙子都开心地望着他，他打一个踉跄，别个身肢也不由得跟着歪一歪，好像这样就可以代替他出一把力气，减轻他的担负似的。这时大家脸上的表情都不约自同的很严肃，纵然老头子的那个不像样的担子和那种吃力的姿势惹人好笑。

对于他们，母亲都熟识。因为买柴的人家喜欢老头脑：老头脑的柴料都是上色的；同时卖柴的也喜欢老主顾：老主顾的秤比较的公平。所以除非不得已，十年八年难得换一次新头脑。有时这一年买了这个头脑的柴，到明年后年又找上那一个，换来换去反正都要互相熟识的。每年收柴，都是我的母亲执秤。母亲嫁过来三四十年，就已经收了三四十年柴了。对于那些小孩子，前不久的那年冬天，就在这院子里，听到他的祖父说今年要替他父亲娶个媳妇了，他父亲那时还是个小伙子，听到这话，就红了脸，把眼睛盯在自己柴担上，低着头，显着怕羞的样子；随后听到他祖父谈新娶的这个小媳妇多么贤德，多么肯吃苦，多么的有能干；又不久，就听到说家里又新添一个小把戏了；现在忽然看见这小把戏能挑得二三十斤柴到这院子里来，果然像个人样了，回头想一想，自然觉得格外亲切，格外有趣似的。对于那些老头子，母亲少不得要谈到他当年的时候，担子一百八十斤，二百斤，都是如何骇人的重；说那几年曾经有挑过二百斤出头的。老头子就喘着气，回答道：“没谈头了，奶奶。”要落土了，奶奶。”说的时候眼睛里泛着凄清的光，神气很衰弱，很颓丧。大家听了也都不免替他感伤。要是安慰他说：“你有好接手的呢！你看你的接手的怕都比你强呢！”这老头子少不得望望他的儿子们，又望望他的孙子们，虽然摇摇头，表示并不见得好，但脸上已经含着微笑了。

于是母亲一壁称着柴，——青年小伙子和壮年人的担子都是一头一头的称，孩子和老人的两头并做一次称——一壁把斤两高声告诉给我，记下码子；一壁还劝劝那父亲要给他孩子少挑一点，因为问问年纪虽是九岁十岁了，但看样子好像不过六七岁，说这是因为劳苦得太过度，伤斫了的缘故；同时自然也少不得劝劝儿子孙子让那老头子歇歇手，来年不要叫他蛮挑了。听话的人很感激。

“是哇，奶奶的话是不错的。可是他们要逞能，要不服老呢！”

“家口重了哇，奶奶，驮不起吃闲饭的哇，奶奶。”

但回答却是这样的。

这时候太阳不过刚出山，照在院墙的头上，涂着一层浅浅的金黄色。院子里鹅卵石铺砌的地上凝结着白色浓霜。大家嘴里说着话，都一口一口地吐着白色的气。称过后，他们把柴橛整齐地堆到院墙脚下，在挑到的柴的价值以内支取一块两块钱，而后把空的套篮挂到扁担的一头，驮在肩上（这上面往往还挂一只装油的竹筒），到街上买了米，打了油，才赶回家去吃早饭。

柴收齐了，得雇一个人来劈来斫的。雇来的那人劈着斫着，我们家里人就忙着把劈好的柴一篮篮搬到柴房里堆墩子。不知为什么，我小时候很喜欢这个堆柴的工作，并且当那人劈着的时候，我还喜欢站在一边呆呆地看。一橛橛的柴，有细有粗，质料也不一样。有那一种叫做“栗柴”的，往往圆径有一尺多阔。劈起来很是吃力。那人歪咬着嘴唇，双手举着大斧在头上，用力对准劈下去，立刻就分成两爿，十分干脆爽快。但有一种疙瘩柴，却不这么容易劈开，常常连劈几十斧子，劈得那人发了火，还是劈不开。那人就好像对付一个最倔强的歹人，在手心上吐口唾沫，搓两搓，咬着牙，瞪着眼，拿出蛮劲来，要和它拚一拚。嘴里狠狠地骂着说：“娘的，看看是你硬，是我硬！”直要劈得成了碎片碎末才肯罢休。这种疙瘩柴，大般都是因为上面曾经有藤罗盘绕过，所以弄得遍身别别扭扭的。如果这疙瘩柴细巧，扭得又整齐，那就不劈它，讨下来，刨去外皮，做灯笼柄，做手棒，都挺别致挺好玩。

劈柴的人是客户居多，因为这种激烈的工作，从天亮做到点灯，中间除吃三顿饭，吸一口旱烟，喝一口茶而外，很少有休息的时候。这只有那些客户吃得消。因为他们吃惯辛苦，不在乎。客户，我们家乡又叫做“江北佬”，因为他们都是江北人。他们的家乡常年有水旱，有兵灾，田租又缴得重，怎么勤劳节俭也很难活命，因此都逃到江南来。他们来的时候是赤手空拳头，给人家做短工，做长工；到冬天就给人家劈柴。赚得的钱，带回老家去养家口。也有很多十几岁的时候来，做到三十四十，积上了几十块钱，在当地娶媳妇成家，永远不回去的。

我现在还记得一个劈柴的人，我曾经做过他的好朋友。这人的真姓名我当时是知道的，现在却不记得了。但样子，脾气，和当时许多情形，我还能说得出。他是一个癞痢头，头上一根头发也没有，只是一个发亮的，光秃秃的老黄色的头。（他劈柴劈得热了的时候，就把戴着的一顶老布和尚帽脱下掷到柴堆上去。）脸子干枯瘦削，有点像他用的那把斧子。身个子高得有点可怕；尤其是两条腿，又细又挺直，简直像缚了高跷似的。在起初，我有点怕他。因为我想像他像无常鬼。后来渐渐混熟了，发现他很喜欢我，并且毫无可怕的所在，我才渐渐不怕他。我给他取个名字叫鹭鸶哥，他也不否认，肯答应我。那时他大约快近五十岁，我是个小孩子。

他有一只阔大的嘴巴，像一只鼋鱼。那只怪样子的嘴巴只在劈柴用力的时候歪斜着撕开来，只在对我作怪样子的笑的时候撕开来，平时总是抿着，现出很苦恼很严肃的样子。他做事很小心，很卖力，好像生怕人家指说他，贬责他似的。比如：他吃饭只肯吃三碗，吃很少的菜。家里人劝他多吃点，他就添一碗；不劝他，他就只肯吃三碗。有时给他一碗较好的菜，比如一碗豆腐煮肉，他一筷子都不动，只当没那碗菜在眼前；要是劝他吃，他就很谨慎，很珍惜地尖着筷子，钳一块豆腐搭在饭上，分做几口吃。他吃饭吃得很快，满满一碗碰到鼻子尖的饭，一口吃去半碗，两口三口就现出碗底。但吃法却又很缓慢，很斯文，并没有饕馋的样子，这恐怕是因为他的嘴巴特别大的缘故。他不大咀嚼，我没有看见他咀嚼过，其实他是有很好的牙齿的。……吃完饭，用舌头舐舐牙齿缝，擤擤鼻涕，一边就弯着高大的身肢，在地上拿了斧子继续去劈柴。一点都不肯打闲偷懒。

有一天下午，我搬了两橛柴在院子里舞花棍。——说是舞花棍，其实我只看见过戏台上孙猴子舞得好看，不知不觉就学着想舞；到底是怎么舞法，我并不知道的。

“你喜欢武艺吗？”

一个像用喇叭筒子放大了的怪嗓子在我后边响着，把我吓了一跳。回过头来，院子里没有第三个人，是鹭鸶哥在撕着鼋鱼的阔嘴巴，瞪着眼睛对我傻傻地笑着。我从来没听见他说过话，也没有看见他笑过。他的脸子摆惯了认真和苦痛的神气，一旦笑起来，竟那么难看，那么不成样子。

他大约是因为院子里没有别人，所以才肯说话的。

他告诉我，练练武艺是要紧的：可以不吃歹人的亏，可以防身，可以操练身体。他说他学过几套拳法，他愿意教给我。一天晚上他下过工，我偷来一盏煤油“照子”。就在院子里，他偷偷地教我打拳。

我舞棍子，不过是小孩子的一时胡闹；对于武艺，并谈不上有多少兴趣；而他的拳法，也一点不能叫我感到兴趣。因为我看见他打得很吃力，有时连腿都站不稳：右腿踢了出去，左腿就难支撑得住，弄得高大的上半身两边乱晃；并且“赫何赫何”地喘着粗气。——那是难怪的，他已经做了十几个钟头的最激烈的工作，他已是个快五十岁的人。

拳虽没有继续打下去，但我们却因此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我发现到这么个怪样子的可怕的外乡人，骨子里却是这样脾气好，这样的叫人愿意和他亲近。

每到院子里只留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那个很难得听见的，像用喇叭筒子放大了的怪喉咙，就缓慢迟钝地拉开了。他告诉我各种柴的名称：那是青皮桧，那是白栗，那是“枫和尚”，“酸痴头”。那一种柴“干蚀”最小，也经烧，是上色柴，那一种柴，过一年，一斤只落得八两，烧起来像茅草。他和我谈打猎：野猪“坐了荡”，比老虎还要来得凶；“天赦”日干打不得獐，打了，是有罪的。又告诉我，碰到凶恶的狗子追在后面咬，不要理睬它；等它走近了，只要随便抬一抬脚后跟，就能刚巧踢到它的下巴颚，踢得它哭悲悲地叫了回去。……他告诉我许多事。一个字一个字地，像背书背不出那样的缓慢迟钝地说着。说一句，歪撕着大嘴巴，用力砍一下，同时鼻里喉头发出一种沉重的用力的声音：“哼！”

一有机会他就和我谈这些心，笑得那种怪难看的样子。有时有别人在跟前，他也偷偷地望我笑一笑，意思是等这个人走了时，他还要同我谈的。

渐渐他和我谈到他自己的事。

谈到他自己的事，他是用一种守秘密的神气，好像在和他的亲密知己报告一件最严肃的事情的一般，作古正经，一点不随便。那时候我还不曾遇到过大人家肯这样认真地来和我谈心。我就不知不觉像大人一样，静心听他说，心里有点不知该怎么办，但也有点高兴。

他谈的许多事情，有些我懂得，有些是超出我当时的理解能力之外的，有些是因为他天天谈，天天谈，老像谈不完，我就很难耐心仔细地听下去。我现在只记得一个大概。大约他在年岁很轻的时候就离开他的家乡，到我们江南来。他的父亲坐了牢，好像是“站笼”。他告诉我为什么他父亲坐牢，背了什么冤屈等等，我当时就没曾了解。他天天和他母亲到那个空场上，远远地看着他父亲站在“站笼”里。是六月天，太阳像火。他父亲的脖子架在上面托板上，身体笔直站在笼里，这样站了许多天。同样站着的不止一个，还有许多人，他说了名字的。看热闹的人也很多。站了几天之后，才把脚下一块板抽去，断了气。他的母亲好像也在那天死的，我已经不记得是怎么死的了。他跟一个邻居到了江南以后，在一个农家做长工。那是一个富裕的农家，有许多牛，许多牲口，每年收许多稻，雇用着许多伙计。他自己是看牛的时候多。他在这人家大约住了很久。因为他的气力大，能做许多别人不能做的事，主人特别看重他。他把这人家的情形谈得很详细的：一条牛有多少出息，一头牲口能驮多少货，一亩田能收多少菜籽，多少稻，多少白菜，他每天又做些什么事情；其他如牛打架的时候怎么对付，牛生产的时候怎么看管，等等，他都说过的。其后他犯了一件什么事，那人家把他打了一顿。他就离开了那人家。大约就在这时候他遇到一次散兵，身上有几块钱全被抢去。那几个兵并没有枪械，力气也不见得比他的大，但他的钱竟被他们抢去。他告诉我，他那时要是会打拳，就不会怕他们。他说一个人只有蛮气力，不会打拳，是没有用的。他就吃了这个亏。因此立刻学了几套拳。

他年岁很大才娶亲。娶的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丫头，花了他许多年的仅有的积蓄。这个丫头比他年小得多。谈到这个女人，他是很气愤的。

“娶媳妇，——哼！——我和你说，——哼！——千万娶不得——哼！——有钱人家丫头，——哼！——千万娶不得。——哼！——那娘的，——哼！——不是好东西。——哼！——那娘的——哼！……

他的阔嘴咬得更歪一点，斧子下去更用一点劲，好像他正砍的是那丫头一般。他说那丫头好吃懒做，三朝两天和他吵闹打架。他们闹闹打打的在一起过了几年，生了一个儿子。他告诉我他那儿子有多好，是什么样子的。此时要是不死，应该像我这么大了。……

说是有一年发黄梅大水，他应差抬一个委员的轿子下乡催税。正走到一座板桥上，那桥断了链子，倒了，他们都翻到水里去。他舍去性命把那委员救上岸，文件东西都没捞着，那委员喝了几口水，又吃了惊吓，回去就生了病。委员倒是个好人，不一定计较的；但是委员的太太却不答允，把他拿到县衙里打了一顿，坐了三个月“班房”。他告诉我班房里的生活多苦，牢子多么不讲情。他叫我不要把这些话谈给别人听，说那是不体面的。他坐满班房回到家里，儿子死了，老婆跟别的男人跑了。家里一点点东西全都给她带走，连他的衣裳都没留下一件。这是当时前不几年的事。

如今他单身一个人住在一个破庙里，白天给人家做短工。他心里的苦，很少有机会谈出来。他说老婆他是不想的，他很想念他的那个儿子。

“做事呀——哼！——总要小心。——哼！——小心是要紧的。——哼！——都是我不小心。——我，哼！——我和你谈呀，——哼！——做事莫冒失。——哼！——我不该——哼！——不该过那个桥。——哼！——他打呢，——哼！——给他打一顿。——哼！——桥是不过的。——哼！——不过桥，——哼！——我的儿子不能死。——哼！——不能死的。——哼！——我做了一生一世，——哼！——我就为儿子。——哼！——儿子死了，——我，哼！——我就没想头了。——哼！——我住破庙，——哼！——我不丑。——哼！——那娘的跟人，——哼！——跟人跑，——哼！——我丑煞。——我，哼！……

到现在，我还好像约约隐隐听得见这个沉重迟缓的声音，还看得见那个瘦削的脸上的一双湿漉漉的眼睛，和那只歪咬着的阔大的嘴巴。但是这个人，应当早就不在世上了。

这几年我们家乡的光景已经大大不同。买得起整趸大柴的人家，有的只好烧烧那冒烟薰眼睛的湿柴，有的只好自己上山割点茅草，检点松针，去塞那常常几天不举火的冷炉灶；还有少数一部分人是逃到了外埠，总之他们都不能像从前那样安闲自在了。至于那些劈柴的，卖柴的人呢，我知道他们大半仍旧在当地天天和死亡饥饿挣扎着，但总之，他们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安心了。

·261·

津沽旧事

张中行

张中行（1909～2006），河北香河人，国学家、文学家、哲学家。著有《文言常识》、《佛教与中国文学》、《禅外说禅》等。

提起天津，如果直述心情而不顾世故，我大概会说，没有什么好感。这不合适，因为，至少是土生土长的，会很不高兴。那就改为较含蓄的说法，是，虽然断断续续，住的时间不算很短，却没有多少爱恋的心情。为什么？总的说是性不相近。分着说就多了。因为我多住在北京，就无妨把这两个城市拉出来，对比一下。但要先附加点说明：一是限于我的印象，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二是限于旧时代，因为时代新了，特点就越来越不显著。以下说旧而显著的。其一是，北京年老，天津年轻。城市，我喜欢年老的，轻些说是有的可看，重些说是还有的可学。其二是，北京书多，读书人多，天津差得不少；其结果是北京文苑气浓一些，天津市井气浓一些。文苑气浓有什么好？理由可以由大文章来，这里我不想作，只说小文章，是臭味相投。其三是，天津租界多，占据花园洋房的，外来的大多是洋商人，本土的大多是下台政客，可厌可恨。其四是，重商加五河下梢，风气也受影响，表现为，北京朴厚多一些，天津机心多一些，俗语所谓十个京油子斗不过一个卫嘴子是也。其五是，由卫嘴子就联想到天津语音。语音能不能分高下？可惜昔年听刘半农先生讲课，没问他；只好向侯宝林、姜昆之流请教，学天津活，他们是为了逗哏的。最后再说个其六是，每次坐火车往天津，由北站到东站一带，东望，无数简陋小屋麇集在沼泽地之上，心里总不免有些怕；北京也有贫民，但地基高，不潮湿，又惯于在院里种两三棵枣树，秋天由墙外望去，绿叶红实，都放光，就颇有诗意。总之，我在北京住时间长了，总觉得天津非息影之地，安老就更不成。可是人间的事，很少是先希望而后就随着实现的，所以我还是在天津住了一个时期，加起来总不少于两年吧。一段是整的，由1935年夏到1936年夏，是大学毕业以后找饭碗，到南开中学教一年书。其余都是断断续续，因为我的家乡离天津近，在它的北面约百里，语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许多亲友就移到那里去住。这样，整加断断续续，绵而延之，我与天津的过从就不少于半个世纪，也总当有些难于忘怀的吧？想想，也确是这样，为己身计，任其湮灭可惜，所以决定说说。还是专凭印象，记忆中的，浮上来就抓住，沉而不浮的就只当没有。

由入境说起。是1935年8月中旬，为到南开中学就职，由北京出发，带着衣物，乘火车往天津。中午到，人生地不熟，当然以投亲为省力。有个大祖母娘家的表叔在东北角附近一个洗染店任经理，于是雇洋车（天津名胶皮）到他那里去。表叔很热情，先问吃过饭没有。知道还没吃，就带我到东北角（其时习惯称官银号）一个小饭铺去吃。他说他已经吃过，给我要了一菜一汤，主食为花卷。还记得菜是清炒虾仁，七寸盘，满满的，雪白，味道很好，价一角六分。这是到天津吃饭的开卷第一回，可是影响远大，是近年以来，偶尔三五个人小聚，对于是否要虾仁，我必是反对派，因为与天津那开卷第一回相比，质量大不如，而价则高百倍以上，总以为不合算。

干脆就顺着口腹之欲说下去。先内后外。内是南开中学的教师食堂，菜花样不少，质量不坏，只记得最喜欢吃的是烧茄子，一盘价一角或一角二分。还可以点菜，指定做法。其间也闹过笑话，是其时已有小名后来成为大名人的何其芳，点菜，菜名是“素炒白菜”，食堂的人得令转身将走之际，他又加了一句，是“加一点肉丝”。外，大街上，包子铺到处都是，最有名的是狗不理，我都不欣赏，因为肉多，油多，太腻。吃多次而现在仍想吃的，是法租界一个小铺名新伴斋的肉末烧饼，确是北海仿膳的做法。同往的为多年老友齐君，已于三四年前作古；至于那新伴斋，大概五十年代初就不再有了吧？还有一个菜，是与齐君一起在离劝业场不很远的江苏馆新泰和吃的，名炒全（意为可吃之处具备）蟹。我，与毕卓、李笠翁之流相反，怕吃蟹，因为费力过多而所得甚少，这一次却例外，是不费力而所得甚多，这多里还包括味绝美。可惜平生只此一次，连菜名也只是见此一次。菜之外，还有个必须提及的，是到豆腐坊吃早点。豆腐坊，天津遍地皆是，卖豆浆和炸果子（北京名油条）；因为天津人早点要塞满肚皮，还卖烙饼。豆浆，全国各城市几乎都有，可是天津的不同，不只精致，而且浓。奇怪的是天津人还不知足，要吃“浆子豆腐”（豆浆中加豆腐脑），佐以豆皮（由豆浆浮面挑起来的）卷果子。这样的食品味美，营养价值高，我推为天津一绝。遗憾的是（这一绝）近年来真就绝了，豆浆仍有卖的，只是变白色为灰色，变浓为稀拉桄汤，不像昔年那样好吃了。

转为说精神食粮，买书。前面已经说过，与北京相比，天津读书人不那么多，所以卖书的地点也不像北京，坐贾行商，遍布九城。这也有好处，是省逛的精力。计前前后后十几年，常去看看的只有两处，其一是大户，天祥市场三楼，其二是小户，英租界小白楼。都是卖旧书，小白楼几乎都是外文的，天祥市场则古今中外。俗话说，积少成多，历年所得，量不很少，只是经过十年的秦火，又记忆力越来越差，都买到什么，想说也说不清了。但有一种却还清楚记得，是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的巨著《性心理研究》（六卷本），想读，整部的买不到，只好拼凑，希望集单为整，日子多了，居然就如了愿，其中一半就是由天津淘来的。附带说说，天祥市场买完书，如果恰好是饭时，就到它后身的山西馆（记得有两家）去吃削面。面好，肉卤好，醋尤其好。吃之间，兼听馆主人的山西语音。如变一碗（ｗǎｎ）为一碗（ｗǎｎɡ），就无妨展开幻想之翼，飞到隋唐之际的灵石旅舍，看虬髯客的赤髯，红拂女的长发，兼听旅舍主人的山西语音，也可以说是一种诗意的享受。说起诗意，还可以再添一笔，是，如果节令是秋凉以后，天祥市场和劝业场一带的街头，总飘荡着浓重的糖炒栗子味，不知道为什么，这气味常常使我想到黄花，想到远方，也许连带兴起什么渺茫的想望吗？现在是只剩下一点点记忆了。

食粮说过，依常情，应该重点说人。可是有困难，因为单是亲友，也太多了，说就必致挂一漏万。想顺水推舟，就用挂一漏万法，只说上面提到的齐君。他是我的同乡，由二十年代算起，交往不少于六十年，所以仍须大题小作，只说末尾一段。他由某中学退休，住在唐山道。一次骑车出门，被另一骑车人撞倒，下部骨折，将养很长时期，行路仍然不便。收入不多，病，“寻常车马之客”，如果“今雨不来”，心情的凄凉是可以想见的，所以每年我总要去看他一次。时间必是旧历中秋，因为他是这一天生日。我一般是前一天到，住胞妹家，次日十点多到齐君家。乘车到劝业场，步行过中心花园（原法国花园），前行不远，拐入街口，右方一家院里有一棵石榴树，占一间屋那样大的面积，枝上挂满石榴，我总是把它比作泰山的迎客松。齐君的住处在左方，不很远，所以看过石榴树之后，抬头，常常会看见齐君站在门外，正在向街口张望。都老了，嘴不说，心里当然明白，必是见一次少一次。这种心情延续到酒饭中间，总是使欢聚的气氛暗藏着一些赋别的感伤。有那么一次，齐君大概因健康状况不佳安全检查有所感吧，半直半曲地说了一句：“春天能够多聚会一次也好，秋天，还能见到吗？”我听了，以为不过是老年人容易感伤，并惯于加重说，没有在意。春天来了，仍是忙加不喜欢动，没有去。想不到他挨到五月，就真走了。其后中秋就不再往天津，也就没有再看见那棵迎客的石榴树。

记忆里还有什么呢？想了想，还有可以称为巧遇的，而且不只一件，也无妨拉来，凑凑热闹。一件是气候的稀有。那是1936年1月23日到25日，连续三天，气温降到零下24度，后来听通气象的人说，华北地区气温降到如此之低几十年来只有这一次。其实与常年相比，也不过差几度。可是影响却很大，只说还记得的见闻。一是我住的那个小楼，估计是墙被冻透，不能保温了，夜里上床，像是住在无火炉的房子里。二是贫民区三不管，有一条小巷一夜冻死八个人；暖棚失火（因冷而多烧火），烧死一百多人。三是大沽口外封海，轮船不能进口由飞机空投食品。这是个不称为天灾的天灾，语云，天塌砸众人，为什么我算作巧遇呢？因为其时正是寒假，我应该在北京。至于为什么未回北京，可惜由，1928年起，将近十年的日记，都毁于七七事变的战火，想知道已经不可能了。另一件，说是个什么剧呢？不好说，只好述事实。是1935年深秋（？）某一天的下午，我由西南角上有轨电车东行，大概是想在东南角换车到劝业场一带去吧，车到南门附近，看见街北居士林门外围着很多人看热闹。第二天看报，知道就在那时候，下台大军阀孙传芳到居士林去念佛，被施剑翘（女，为其父报仇）用手打死了。只这一枪，施女成为英雄；孙传芳呢，正在念佛（意在忏悔？），由林友看，也许真就往生净土了吧？总之，就我说是巧，所以直到今日还记忆犹新。

最后说说本应该在开头说的，是游。何以移鸡口为牛后？因为，说一句天津人又会不高兴的话，是与北京相比实在没有什么可游的。说起游，先会想到古。我到天津的时候，县城早已拆掉，城基改为马路。姑且视马路包围的那一方块为城内，我看到的古迹只有费宫人巷。很遗憾，对于朱元璋、朱棣直到朱由检这一群杀人不眨眼的坏蛋，正如对手李闯及其属下那一群（至少是夺得政权以后），我一直没有好感，所以忠于某某云云，也就不值得发思古之幽情。离开古，说眼下，海河可以看看，因为北京没有。其余呢，据说丁字沽的桃花名气不小，我去过一次，现在是印象没有了。剩下还有所谓“园”的，不多。水上公园是很晚才有的，我看过一次，印象如看北京的现代化陶然亭，豪华消灭了野意，商风消灭了诗意。中心公园有优点，是紧凑整洁；缺点是太小，高度近视可以一眼望到边，因而难得有逍遥之趣。比较可取的是北站之外的宁园，面积大，而且有水。记得我初到天津的时候，这个园开辟时间不久，又因为远离闹市，游人不多，所以得暇，有游兴的时候，我喜欢到那里去。记得还在湖里划过船。1936年夏离开天津以后，再到天津，都是暂住，多则三五天，少则两三天，游兴不大，又没有空闲，所以与宁园的关系，只是车过北站的时候，望望而已。是七十年代前期，一次往天津，住在北马路附近胞妹家，一日得闲，忽然有温旧梦之兴，又离宁园不远，就去看了一次。旧事还记得多少呢？但也不免有些怅惘。语云，秀才人情纸半张，其人无所能，又苦于放不下，也只好诌几首歪诗。其中一首题为《重过津沽宁园》，词句是：“宁园一别几多春，白发重来踏劫尘。曲岸垂杨仍拂水，沧波无复荡舟人。”其实，人生不过如此，过去的就应该任它过去。那么，还写这些做什么呢？因为本篇题目明白表示是记旧事，记了，不只还了愿，还可以进一步说明，对于有些旧事，我虽然老了，却没有忘掉。

·262·

北平的庙会

张中行

张中行（1909～2006），河北香河人，国学家、文学家、哲学家。著有《文言常识》、《佛教与中国文学》、《禅外说禅》等。

因为在北平住过几年，而且曾经有过一个家，便有时被人看作“老北京”了。据说乡村人称老北京为“京油子”，意思是不务实际的人，取义似乎没有老北京来得客气，堂皇。

因为被人目为老北京，所以外乡的朋友常以怎样逛北平的问题来问。这问题假若由外宾引导员去答一定很简便，什么西山、北海、天坛、八达岭等等，不上几天，便可逛完。但我总不以此种逛法为然，所以要答复也常不能使人满意，因为我是根本主张欲理解北平的文化是非住上三年五年不可的。

北平不比商埠，有洋房，有摩天楼，假若你到北平去找华丽的大楼，那你只有败兴。那么到北平应该逛什么呢？此非一二言所能尽：假若你对于历史有兴趣，你应该先知道这古城的家世，隋唐的塔，元明的庙不用说，就是商店，也不少几百年以前的。北平也追时髦，然而时髦有个限度，譬如同仁堂的门面，沙锅居的肉锅，你是给他多少钱他也不会换的。

你说北平颓唐，衰老，不合时代，但她仍是这么古老下去，也许时代转换更能给她些光荣，正如秋天的枫叶，愈老愈红。所以你要逛，就须钻入她的内心，靠城根租一所房子，住上三年两年，你然后才有时间去厂甸，去鬼市，逛庙会，吃爆肚，喝豆汁等等；不然你走马看花，专追名胜，那她只有给你一副残破相。

记得知堂先生说北平是元明以来的古城，总应该有很多好吃的点心的。北平不只零吃多，可玩赏的地方也多，单说庙会吧：每旬的九、十、一、二是隆福寺，三是土地庙，五、六是白塔寺，七、八是护国寺，几乎天天有；如再加上正月初一的东岳庙，初二的财神庙，十七八的白云观，三月初三的蟠桃宫，你会说北平真是庙会的天下了。

鉴赏北平应该自己去看，去尝，去听，靠书本的引导就不行。不信你翻一翻《日下旧闻》，《春明梦余录》，以及《北平游览指南》等书，关于庙会就很少记载，盖庙会根本不为高文厚册所看重也。

记庙会颇难，因其太杂。地大庙破，人多物杂，老远望去就觉得乱嘈嘈，进去以后更是高高低低，千门万户，东一摊，西一案，保你摸不着头脑。但你看久了以后，也会发现混乱之中正有个系统，嘈杂之中也有一定的腔调，然后你才会了解它，很悠闲地走进去，买你所要买的，玩你所要玩的，吃你所要吃的，你不忍离开它，散了以后，再盼着下一次。

赶庙会的买卖人是既非行商，又非坐贾，十天来一次，卖上两天又走了，正像下乡的粥班戏，到了演期，搭上台子，就若有其事地吆喝起来，等到会期一过，就云飞星散。庙会的末天的晚上，他们或推车，或挑担，离开这个庙，去到另一个庙，地方总新鲜，人与货仍是那一群。

庙会里货物的种类可真多，大至绸缎古玩，小至碎布烂铁，无论是居家日用，足穿头戴，或斗鸡走狗，花鸟虫鱼，无所不备。只要你有所欲，肯去，它准使你满意，而且价钱还便宜，不像大商店或市场，动不动就是几块钱。

庙会的交易时刻是很短的，从午后到日落，在此时以外没有人去，去也没有人卖。时间短而买卖多，所以显得特别匆忙。人们挨肩挤背地进去，走过每一个摊，每一个案。庙会的东西很少言不二价，常去的人自然知道哪一类东西诳多，哪一类东西诳少，看好了，给一个公道价，自然很快成交。

北平这城有她自己的文化，有她自己的风格，不管你来自天南海北，只要你在这里住久了，也会被她融化，染有她的习惯，染有她的情调，于是生活变成“北平的”了。然而在这同一北平的情调之中，也分成三、六、九等，譬如学生是一流，商贾是一流，而住家则另是一流也。

严格说起来：北平的情调应该拿住家来代表，也唯有住家的生活才真正够得上“北平的”，这一点不能详说了。——我总以为北平的地道精神不在东交民巷、东安市场、大学、电影院，这些在地道北平精神上讲起来只能算左道，摩登，北平容之而不受其化。任你有跳舞场，她仍保存茶馆；任你有球场，她仍保存鸟市；任你有百货公司，她仍保存庙会。

地道北平精神由住家维持，庙会为住家一流而设，所以庙会也很尽了维持之力。譬如以鞋为例：纵然有多少摩登女子去市场买高跟，然而住家碧玉仍然去庙会寻平底，她们走遍所有的鞋摊，躲在摊后去试，试好了，羞答答地走回家去，道上也许会遇见高跟鞋的女郎，但她们不羡慕那些，有时反倒厌恶，她们知道穿上那种鞋会被胡同里的人笑话，那是摩登，是胡闹。

市场是摩登，庙会是过日子，过日子与摩登大有分别，所以庙会的货物不求太精，只取坚而贱，由坚而贱中领略人生，消磨日子，自然会厌弃摩登，这是住家的可取处，也是庙会的可取处。由住家去庙会，买锅买炉，买鞋买袜，看戏吃茶，挑花选鸟，费钱不多，器用与享乐两备，真是长久过日子之道。摩登不解此，笑庙会嘈杂，卑下，只知出入市场，照顾公司；一到自己过日子，东西不是，左右无着，然后哭丧着脸，怨天尤人，皆是不解庙会，离开住家之病也。

庙会专为住家而设，所以十天中开上两天也就够了。住家中有老少男女，色目不同，趣味各异，庙会商人洞明住家情形，预备一切住家需要的东西，不管你是老翁、稚子，或管家的主妇、将出阁的姑娘，只要你去，它准使你有所欲，或买或玩，消磨半日，眉开眼笑地回去。

你是闲人雅士，它有花鸟虫鱼；你是当家主妇，它有锅盆碗箸；你是玩童稚子，它有玩具零食；你是娇媚姑娘，它有手帕脂粉。此外你想娱乐，它有地班戏，戴上胡子就算老生，抹上白粉就算花旦，虽然不好，倒也热闹，使你发笑，使你轻松。

就按我自己来说，是非常爱庙会的，每次都是高高兴兴地去，我想旁人也应该这样。人生任有多少幻想，也终不免于过小家日子，这是快乐的事，也是严肃的事，而庙会正包含这两种情调，所以我爱它，爱每一个去庙会的人。有一次，我从庙会里买回两只鸟，用手提着向家里走，路上常常有人很亲切地问：

“这只鸟还好哇，多少钱？”

我一个个地答复，有时谈得亲热了，不得不伫立在道旁，听他的批评，他的意见，有些人甚至唠唠叨叨地说起他的养鸟历史，热切地把他的经验告诉我，看样这些人也是常去庙会的。庙会使人们亲密，结合，系住每一个人的心。

常听离开北平的人说；“在北平时不觉得怎么样，才一离开，便想得要命”。我自与北平别，便觉得此话千真万确。闲时想了想，北平的事物几乎样样值得怀念，而庙会就是其一。这大概是现在还不能不过小家日子之故，锅盆碗箸，为我所用，花鸟虫鱼，为我所喜，然今皆不习见，即见，亦不若庙会之亲切。爱而至于不忘，此即北平之魄力乎？此种意境，恐非登西山，跑北海，奔波三五日即离开的朋友所能理解也。

1936年5月9日于津南开

选自《北平一顾》，1936年12月，宇宙风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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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三瞥

萧乾

萧乾（1910～1999），北京人，作家、记者、翻译家。有长篇小说《梦之谷》，通讯特写集《人生采访》，散文集《萧乾散文特写选》，译作《好兵帅克》等。

语言是跟着生活走的。生活变了，有些词儿就失传了。即便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要是年纪还不到五十，又没在像东直门那样当年的贫民窟住过，他也未必说得出“倒卧”的意思。

乍看，多像陆军操典里的一种姿式。才不是呢！“倒卧”指的是在那苦难的年月里，特别是冬天，由于饥寒而倒毙北京街头的穷人。身上照例盖着半领破席头，等验尸官填个单子，就抬到城外乱葬岗子埋掉了事。

我上小学的时候，回家放下书包，有时会顺口说一声：“今儿个（北新）桥头有个倒卧。”那就像是说：“我看见树上有只麻雀。”那么习以为常。家里大人兴许会搭讪着问一声：“老的还是少的？”因为席头往往不够长，只盖到饿殍的胸部，下面的脚——甚至膝盖依然露在外面，所以不难从鞋和裤腿分辨出性别和年龄。那是我最早同死亡的接触。当时小心坎上常琢磨：要是把“倒卧”赶快抬到热炕上暖和暖和，喂上他几口什么，说不定还会活过来呢！记得曾把这个想法说给一位长者听，回答是：多那门子事，自找倒楣——活不过来得吃人命官司，活过来你养活下去呀！

难怪有的人一望到“倒卧”，就宁可绕几步走开。我一般也只是瞅上两眼，并不像有些孩子那么停下来。可是有一回我也挤在围观者中间了。因为席头里伸出的那部分从肤色到穿着（尽管破烂，而且沾着泥巴）都不同寻常。从没见过腿上有那么密而长的毛毛，他脚上那双破靴子也挺奇怪。“倒卧”四周已经围了一圈人。一个叼烟袋锅子的老大爷叹了口气说：“咳，自个儿的家不呆，满世界乱撞！”

不大工夫，验尸官来了。席头一揭开，我怔住了。这不正是我在东直门大街上常碰见的那个“大鼻子”吗：枯瘦的脸，隆起的颧骨，深陷的眼眶，脖子上挂根链子，下面垂着个十字架。那件绛色破上衣的肘部磨出个大窟窿，露着肉，腰间缠着根破绳子。

验尸官边填单子边念叨着：“姓名——无；国籍——无；亲属——无。”接着，两个汉子就把尸首吊在穿心杠上，朝门脸抬去。

那时候我只知道“大鼻子”就是“老毛子”，对他的来由却一无所知。

后来才明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沙皇的那些王公贵族挟着细软纷纷逃到巴黎或维也纳去当寓公了，他们的司阍、园丁、厨子和仆奴糊里糊涂地也逃了出来。有些穷白俄就徒步穿过白茫茫的西伯利亚流落到中国，到了北京。由于东直门城根那时有一座蒜头式的东正教堂，有一簇举着蜡烛诵经的洋和尚，它就成了这些穷白俄的麦加。刚来时，肩上还搭着块挂毡什么的向路人兜售；渐渐地坐吃山空，就乞讨起来。这个“大鼻子”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我最后一次见到“大鼻子”是在那两天之前的黎明，在羊倌胡同的粥厂前面。像往日一样，天还漆黑我就给从热被窝里硬拽出来。屋子冷得像北极，被窝就像支在冰川上的一顶帐篷，难怪越是往外拽，我越往里钻。可是多去一口子就多打一盆子粥，终于还得爬起来，胡乱穿上衣裳。那时候胡同里没路灯。于是，就摸着黑，嚓嚓嚓地朝粥厂走去。那一带靠打粥来贴补的人家有的是。黑咕隆咚的，脚底下又滑，一路上只听见盆碗磕碰的响声。

粥厂在羊倌胡同一块敞地的左端。我同家人一道各挟着个盆子站在队伍里。队伍已经老长了，可粥厂两扇大门还紧闭着，要等天亮才开。

一九二一年冬天的北京，寒风冷得能把鼻涕眼泪都冻成冰。衣不蔽体的人们一个个跺着脚，搓着手，嘴里嘶嘶着；老的不住声地咳嗽，小的冷得哽咽起来。

最担心的是队伍长了。因为粥反正只那么多，放粥的一见人多，就一个劲儿往里兑水。随着天色由漆黑变成暗灰，不断有人回过头来看看后尾儿有多长。

就在两天前的拂晓，我听到后边吵嚷起来了。“‘大鼻子’混进来啦！中国人还不够打的，你滚出去！”接着又听到一个声音：“让老头子排着吧，我宁可少喝一勺。”

吵呀吵呀。吵可能也是一种取暖的办法。

天亮了，粥厂的大门打开了。人们热切地朝前移动。这时，我回过头来，看到“大鼻子”垂着头，挟了个食盒，依依不舍地从队伍里退出来，朝东正教堂的方向踱去。他边走边用袖子擦着鼻涕眼泪，时而朝我们望望，眼神里有妒嫉，有怨忿，说不定也有悔恨——

一九三九年九月初。

法国邮轮“让·拉博德”号在新加坡停泊两个小时加完水之后，就开始了它横渡印度洋六千海里的漫长航程。离赤道那么近，阳光是烫人的。海面像一匹无边无际的蓝绸子，闪着银色的光亮。时而飞鱼成群，绕着船头展翅嬉戏。

船是在欧战爆发的前一天从九龙启碇的。多一半乘客都因眼看欧洲要打大仗而退了票。“阿拉米斯”号开到西贡就被法国海军征用了。这条船从新埠开出后，三等乘客就只剩下我、一位在阿姆斯特丹中国餐馆当厨师的山东人和一个亚麻色头发、满脸雀斑的小伙子。餐厅为了省事，就让我们也到头等舱去用饭。

在我心目中，一艘豪华邮轮的餐厅理应充满欢快的气氛。侍者砰砰开着香槟酒，桌面上摆满佳肴和各色果品。随着悦耳的乐声，男女乘客像蝴蝶般地翩然起舞。乘客中间如有位女高音，说不定还会即席唱起她的拿手名曲。

很失望，这是一条阴沉的船，船上载的净是些愁眉苦脸的人。在餐桌上，他们有时好像不知道刀叉下面是猪肝还是牛排，因为他们全神几乎都贯注在扩音器上，竖起耳朵倾听着他们的母亲法兰西的战争部署：巴黎实行灯火管制了，征兵的条例公布了——是的，这是对大部分男乘客切肤的事，因为船一靠码头，他们就得分头去报到，然后，换上军装，进入马奇诺阵线了。女乘客也有自己的苦恼：得忍受空袭，物资的短缺，守着空帏去等待那不可知的命运。他们的眼睛是直呆呆的，心神是恍惚的。一位女乘客碰了丈夫的臂肘一下，说：“亲爱的，那是胡椒面！”他正要把小瓶瓶当作糖往咖啡杯里倒。

正因为大家这么忧容满面，就更显出三等舱里那个有雀斑的小伙子与众不同了。他年纪在二十岁左右，是个最合兵役标准的青年。可他成天吹着口哨，进了餐厅就抱着那瓶波尔多喝个不停。酒一喝光，他就兴奋地招呼侍者“添酒啊！”船上虽然没举办舞会，他却总是在跳着探戈。

每天早晨九点，全船要举行一次“遇难演习”。哨子一吹，乘客就拿着救生圈到甲板上指定的地点去排队，把救生圈套在脖颈上，作登上救生艇的准备。我笨手笨脚，小伙子常帮我一把。因为熟了一些，一天我就说：“这条船上的乘客都闷闷不乐，就只有你一个这么欢蹦乱跳。”

“是啊，”他沉思了一下，朝印度洋啐了口唾沫说，“他们都怕去打仗。我可巴不得打起来。我天天盼！从希特勒一开进捷克就盼起。唉，（他得意地尖笑了一声）可给我盼到了。”

我真以为是在同一个恶魔谈话哩，就带点严峻的口气责问他为什么喜欢打仗。

“你知道吗？我是个无国籍的人，”他接着又重复一遍，“无国籍。我妈妈是个白俄舞女，（随说随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她可能已不在人世了。我爸爸吗？（他猴子般地耸了耸肩头，然后摊开双手）不知道。他也许是个美国水兵，也许是个挪威商人。反正我是无国籍。现在我要变成一个有国籍的人。”

“怎么变法？”他肯于这么推心置腹，使我感动了。于是，对他也同情起来。

“平常时期？没门儿。可是如今一打仗，法国缺男人。他们得召雇佣兵。所以（他用一条腿作了个天鹅独舞的姿势）我的运气就来了。船一到马赛，我就去报名。”

我望着印度洋上的万顷波涛，摹想着他——一个无国籍的青年，戴着钢盔，蹲在潮湿的马奇诺战壕里，守候着。要是征求敢死队，他准头一个去报名，争取立个功。

然而踏在他脚下的并不是他的国土，法兰西不是他的祖国。他是个没有祖国的人——

一九四九年初，我站在生命的一个大十字路口上，做出了决定自己和一家命运的选择。

其实，头一年这个选择早已做了。家庭破裂后，正当我急于离开上海之际，剑桥给我来了一封信：大学要成立中文系，要我去讲现代中国文学。当时我已参加了作为报纸起义前奏的学习会，政治上从一团漆黑开始瞥见了一线曙光。同时，在国外漂泊了七年，实在不想再出去了。在杨刚的鼓励下，就写信回绝了。

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一天，我正在九龙花墟道寓所里改着《中国文摘》的稿子，忽然听到一阵叩门声。哎呀，剑桥的何伦教授气喘吁吁地来了。他握住我的手解释说，是报馆给的地址。然后坐下来，呷了一口茶，才告诉我这次到香港他负有两项使命，一个是替大学采购一批中文书籍——他是位连鲁迅这个名字也没听说过的《诗经》专家，另一项是“亲自把你同你们一家接到剑桥”。口气里像是很有把握。他认为我那封回绝的信不能算数，因为那时“中国”（他指的是白色的中国）还没陷到今天的“危境”（指的是平津战役后国民党败溃的局面）。他估计我会重新考虑整个问题。

在剑桥那几年，这位入了英籍的捷克汉学家对我一直很友好，我常去他家吃茶，还同他度过一个圣诞夜。他一边切着二十磅重的火鸡，一边谈着（诗经）里“之”字的用法。饭后，他那位曾经是柏林歌剧院名演员的夫人自己弹着钢琴就唱了起来。在她的指引下，我迷上了西洋古典音乐。

可是当时他所说的“危境”正是我以及全体中国人民所渴望着的黎明。我坦率地告诉他说，我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中国在重生，我不能在这样时刻走开。

两天后，这位最怕爬楼梯的老教授又来了。一坐下他就声明这回不是代表大学，而是以一个对共产党有些“了解”的老朋友来对我进行一些规劝。他讲的大都是战后中欧的一些事情：玛萨里克死的“不明不白”啦，匈牙利又出了主教叛国案啦。总之，他认为在西方学习过、工作过的人，在共产党政权下没有好下场。他甚至哆哆嗦嗦地伸出食指声音颤抖地说：“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长不了。”随说随戏剧性地站了起来，看了看腕上的表说：“我后天飞伦敦。明天这时候我再来——听你的回答。”对于我说的“我不会改变主意”的声明，他概不理睬。他只伸出个毛茸茸的指头逗了一下摇篮里的娃娃说，“为了他，你也不能不好好考虑一下。”

西方只有一位何伦，东方的何伦却不止一位。有的给我送来杜勒斯乃兄写的一部《斯大林传》，还特别向我推荐谈三五年肃反的那章。有的毛遂自荐当起“参谋”：“你进去容易，出来就难了。延安有老朋友了解你？等斗你的时候，越是老朋友就越得多来上几句。别看香港这些大党员眼下同你老兄长老兄短，等人家当了大官儿，你当了下属的时候再瞧吧。受了委屈不会让你像季米特洛夫那么慷慨激昂地当众讲一通的，碰上了德雷福斯那样的案子，也不会出来个左拉替你大声疾呼。”

于是，参谋出起主意了：“上策嘛，接下剑桥的聘书，将来尽可以回去作客。当共产党的客人可比当干部舒服。中策？当个半客人——要求暂时留在香港工作，那样你还可以保持现在的生活方式，又可以受到一定的礼遇，同时静观一下再说。反正凭你这个燕京毕业，在外国又呆过七年的，不把你打成间谍特务，也得骂你一顿‘洋奴’！”

那一宿，我服过三次安眠药也不管事。上半夜是那一句句的“忠告”像几十条蛇在我心里乱钻。后半夜我只要一阖上眼，就闪出一幅图画，时而黑白，时而带朦胧彩色，反正是块破席头，下面伸出两只脚。摇篮里的娃娃似乎也在做着噩梦。他无缘无故地忽然抽噎起来，从他那委屈的哭声里，我仿佛听到“我要国籍”。

天亮了，青山在窗外露出一片赭色。我坐起来，头脑清醒了一些。

两小时后，我去马宝道了。临走留下个短札给何伦教授：“报馆有急事，不能如约等候，十分抱歉。更抱歉的是害你白跑三趟。我仍不改变主意。”

八月底的一天，我把行李集中到预先指定的地点，一家人就登上“华安轮”，随地下党经青岛来到开国前夕的北京。

三十个寒暑过去了。这的确是不平静也是不平凡的三十年。在最绝望的时刻，我从没后悔过自己在生命那个大十字路口上所迈的方向。今天，只觉得感情的基础比那时深厚了，想的积极了——不止是不当白华，而是要把自己投入祖国重生这一伟大事业中。

1979年5月

选自1979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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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事拾零

杨绛

杨绛（1911～），江苏无锡人，女作家、文学翻译家。著有《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我们仨》等作品。

吾先生

一九四九年我到清华后不久，发现燕京东门外有个果园，有苹果树和桃树等，果园里有个出售鲜果的摊儿，我和女儿常去买，因此和园里的工人很熟。

园主姓虞，果园因此称为虞园。虞先生是早年留学美国的园林学家，五十多岁，头发已经花白，我们常看见他爬在梯子上修剪果树，和工人一起劳动，工人都称他“吾先生”——就是“我们先生”。我不知道他们当面怎么称呼，对我们用第三人称，总是“吾先生”。这称呼的口气里带着拥护爱戴的意思。

虞先生和蔼可亲。小孩子进园买果子，拿出一分两分钱，虞先生总把稍带伤残的果子大捧大捧塞给孩子。有一次我和女儿进园，看见虞先生坐在树阴里看一本线装书。我好奇，想知道他看的什么书，就近前去和他攀话。我忘了他那本书的书名，只记得是一本诸子百家的书。从此我到了虞园常和他闲聊。

我和女儿去买果子，有时是工人掌秤，有时虞先生亲自掌秤。黄桃熟了，虞先生给个篮子让我们自己挑好的从树上摘。他还带我们下窖看里面储藏大筐大筐苹果。我们在虞园买的果子，五斤至少有六斤重。

三反运动刚开始，我发现虞园气氛反常。一小部分工人——大约一两个——不称“吾先生”了，好像他们的气势比虞先生高出一头。过些时再去，称“吾先生”的只两三人了。再过些时，他们的“吾先生”不挂在嘴上，好像只闷在肚里。

有一天我到果园去，开门的工人对我说：

“这园子归公了。”

“虞先生呢？”

“和我们一样了。”

这个工人不是最初就不称“吾先生”的那派，也不是到后来仍坚持称“吾先生”的那派，大约是中间顺大流的。

我想虞先生不会变成“工人阶级”，大约和其他工人那样，也算是园子里的雇员罢了，可能也拿同等的工资。

一次我看见虞先生仍在果园里晒太阳，但是离果子摊儿远远的。他说，得离远远的，免得怀疑他偷果子。他说，他吃园里的果子得到市上去买，不能在这里买，人家会说他多拿了果子。我几次劝他把事情看开些，得随着时世变通，反正他照样为自己培植的果树服务，不就完了吗？果园毕竟是身外之物呀。但虞先生说：“想不通。”我想他也受不了日常难免的腌气。听说他闷了一程，病了一程，终于自己触电去世。

没几年果园夷为平地，建造起一片房屋。如今虞园旧址已无从寻觅。

忆高崇熙先生

高先生是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大家承认他业务很好，可是说他脾气不太好，落落难合。高太太善交际，所以我们夫妇尽管不善交际，也和他们有些来往。我们发现高先生脾气并不坏，和他很合得来。

大约一九五○年，清华附近建立了一所化工厂，高先生当厂长。他们夫妇迁进工厂，住在简陋的办公室一般的宿舍里。我们夫妇曾到他新家去拜访过两次。

一九五一年秋，一个星期日，正是晴朗的好秋天，我们忽然高兴，想出去走走。我记起高太太送了我鲜花，还没去谢谢她。我们就步出南校门，穿过麦田，到化工厂去。当时三反运动已在社会上发动起来，但是还没有转为思想改造运动。学校里的知识分子以为于己无涉，还不大关心。

我们进了工厂，拐弯曲折，到了高氏夫妇寓所。高太太进城了，家里只高先生一人。他正独坐在又像教室又像办公室的客堂里，对我们的拜访好像出乎意外，并不欢迎。他勉强请我坐，拿了两只肮脏的玻璃杯，为我们斟了两个半杯热水瓶底带水碱的剩水。他笑得很勉强，和我们酬答也只一声两声。我觉得来得不是时候，坐不住了，就说我们是路过，顺道看看他们，还要到别处去。我们就起身告辞了。

高先生并不挽留，却殷勤送我们出来：送出客堂，送出那条走廊，送出院子还直往外送。我们请他留步，他硬是要送，直送到工厂的大门口。我记得大门口站着个看门的，他站在那人旁边，目送我们往远处去。

我们俩走入麦田。

我说：“他好像不欢迎我们。”

“不欢迎。”

“所以我不敢多坐了。”

“是该走了。”

我说：“他大概有事呢，咱们打扰他了。”

“不，他没事，他就那么坐着。”

“不在看书？”

“我看见他就那么坐着，也不看书，也不做什么事。”

“哦，也许因为运动，他心绪不好。”

“我问起他们厂里的运动，他说没什么事，快完了。”

“我觉得他巴不得我们快走。”

“可是他送了又送。”

这话不错。他简直依依不舍似的，不像厌恶我们。我说：“也许他怠慢了咱们又抱歉了。”

“他也没有怠慢。况且，他送出院子不就行了吗？”

我们俩自作聪明地琢磨来、琢磨去，总觉得纳闷。他也不是冷淡，也不是板着脸，他只是笑得那么勉强，那么怪。真怪！没有别的字可以形容。

过了一天，星期二上午，传来消息：化工厂的高先生昨天自杀了。据说星期一上午，工间休息的时候，高太太和厂里的一些女职工在会客室里煮元宵吃呢，回隔壁卧房看见高先生倒在床上，脸已变黑，他服了氰酸。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大约正在打主意，或者已经打定主意，所以把太太支使进城。事后回想，他从接待我们到送我们出工厂大门，全都说明这一件事，都是自然的。只恨我们糊涂，没有及时了解。

冤案错案如今正一一落实。高先生自杀后，高太太相继去世，多少年过去了，谁还记得他们吗？高先生自杀前夕，撞见他的，大概只有我们夫妇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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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风光

何其芳

何其芳（1912～1977），四川万县人，诗人、评论家。著有诗集《画梦录》，文艺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论红楼梦》等。

濒长江上游的县邑都是依山为城：在山麓象一只巨大的脚伸入长流的江水之间，在那斜度减低的脚背上便置放着一圈石头垒成的城垣，从江中仰望像臂椅。假若我们还没有因饱餍了过去文士们对于山水的歌颂，变成纯粹的风景欣赏家，那么望着这些匍匐在自然巨人的脚背上的小城，我们会起一种愁苦的感觉，感到我们是渺小的生物，还没有能用科学，文明，和人力来征服自然。这些山城多半还保留着古代的简陋。三年前，也是在还乡的路程中，我于落日西斜时走进了那个夔府孤城，唐代苦吟诗人杜甫曾寄寓过两年的地方，那些狭隘的青石街道，那些短墙低檐的人户，和那种荒凉，古旧，使我怀疑走入了中世纪。我无可奈何的买了几把黄扬木梳。那种新月形的木梳是那山城里惟一的名产，也使人怀想到长得垂地的，如云的，古代女子的黑发。

但溯巫峡而上，一直到了我的家乡×县，我们却会叹一口气，感到了一种视线和心境都被拓开了的空旷。两岸的山谦逊的退让出较多的平地。我们对于这种自然的优容，想到很可以用人力来营建来发展成一个大城市。也就是由于这，三十四年前外国人才要求开辟为商埠，而在地图上便有了一个红色的锚形符号，在那些破旧的屋舍间便有了一座宣传欧洲人的王道的教堂。

这个县城在江的北岸。夹着一道山溪，我们可以借用两个堂皇的名词来说明，东边是政治区域，西边是商业区域。旧日的城垣仅只包围着东边那部分。江的南岸是一片更平旷的大坝，曾有人预计随着这县城的商业的发达，那里会开辟成一个更繁荣的商场，不过这预言至今尚未应验，隔着浩荡的大江，隔着势欲吞食帆船的白色波涛，我们遥遥望见的仍仅是一片零落的屋舍附寄在那林木葱茏的苍色的山麓下，像一些蚂蚁爬在多毛的熊掌上。那是翠屏山。一个漂亮的名字，列为县志里的十景之一。关于十景，当我在中学里作本县风景记那个课题时倒能逐一举出，现在，恕我淡漠的说，早已忘记了。但从忘记中也有还能忆起的，翠屏山其一。此外在县城西边有一个太白岩，相传李太白曾在那里结庐隐居过，但在那岩半腰上实际只有一些庙宇，僧尼，并无任何证物可以说明它与那位饮酒发狂而且做诗的古人有过关系。当我在中学时，春秋旅行常常随着同学们爬上那羊肠似的几百级的石梯，最后在那香烛氤氲，几乎使人窒息的庙宇中吃着学校发的三四个鸡蛋糕。那时我虽不鄙薄名胜或风景，名胜或风景却也一点不使我感到快乐。岩脚下还有一个流杯池，那倒有碑为证，从那被印，被风日侵蚀而显得有一点漫漶的石碑上，我们可以读到一篇黄庭坚手写的题记，说他在什么时候经过这里，当时的郡守陪他游宴是如何尽欢。碑前面是一块大石板，刻着流杯的曲池。后来我在北平南海流水音看见了一个更大的曲池，才想到我家乡的那个胜迹大概是好事者所为，与古碑相映成趣而已。

现在让我又忘掉它们吧。让它们的名字埋在木板县志里再也无人去发掘吧。然而，十景之外，有一个成为人们所不屑称道的地方却是总难忘怀的，它的名字是红砂碛。

顺江水东流而下，在离开了市廛不久但已听不见市声的时候，我们便发见一个长七里半宽三里的碛岸。铺满了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石子。白色的鹅卵。玛瑙红的珠子。翡翠绿的耳坠。以及其他无法比拟刻画的琳琅。这在哪一个孩子的眼中不是一片惊心动魄的宝山呢，哪一个孩子路过这里不曾用他小小的手指拾得了一些真纯的无瑕的欢欣呢。而且他们要带回家去珍藏着，作为梦的遗留，在他们灰色的暗淡的童年里永远发出美丽的光辉，好像是大地给与孩子们惟一的恩物，虽说它们不过是冰冷的沉默的小石子。

因为我的家在江的上游，孩子时候很少有机会经过这个碛岸。就是那仅有的一二次，也由于大人们赶路程的匆促，不愿等待，总是带着怅惘之心离开了那片宝藏，其悲哀酸辛正如一个不幸的君王被强迫的抛弃了他的王国。我常以他日的欢忭安慰自己，我想当我成年时一定要独自跑到那里去尽情的赏玩整整一天，或者两天。

然而我这次回到家乡并未去偿还那幼年的心愿。我不是怕我这带异乡尘土的成人的足会踏碎了那脆薄的梦，我不相信那璀璨庄严的奇境会因时间之流的磨洗而变成了一片荒凉。这回是由于我自己的匆促。匆促，唉！这个不足作为理由的理由使我们错过了，丧失了，或者驱走了多少当前的快乐呢？我们为什么这样急忙的赶着这短短的路程，从灰色的寂寞伸向永远静默的黑暗的路程？

在县城里我只能有一天半的勾留，我在乡下的家更盼切的等待着我。这是久旱的六月天气。一个荒年的预感压在居民们的心上。萧条的市面向我诉说着商业的凋零。

我不能忍耐这一幅愁眉苦脸。对这县城我虽没有预先存着过高的期望，也曾准备刮目相看，因为已别了三年。而且据说它已从军阀手中解脱了出来。然而，容我只谈论一件细微的事情吧。关于我们这民族，我常有一些思索许久仍无法解释的疑惑，比如植物中有一种草卉名叫罂粟，当我们在田野间看见那美丽的微笑着的红紫色大花朵将发出怎样的赞叹啊，数十年来我们的国人竟有许多嗜食它的果汁而成了难于禁绝的癖好，而且那种吸食的方法，态度……我除了佩服我们的国人深深了解所谓“酒要一口一口的喝’的“生活的艺术”而外再也无法描绘了。我不说这种癖好在我的家乡是如何风行，总之我当孩子时候常常在一些长辈戚族的家中见到。他们是不问世事的隐逸，在抚摩灯盘上的小摆设时像古董收藏者，在精神充满时又成了清谈家。我的祖父是一个痛恶深绝的反对党。我却在那时候便疑惑为什么他们与那直接损害他们的身体健康的仇敌相处得那样亲善。如今在统一的名义之下，我对自己说，这种蔓延的恶习也许已剪除殆尽或者至少已倾向衰歇了。然而在街上仍容易见到，并且当我被人低声告诉时，我仿佛窥见了一个看不见的巨大而可怕的蜘蛛网，一种更剧烈的白色结晶性的药粉，竟传到这小城市里而且暗暗流行起来了。据说这种药粉常常被一片小纸包着附贴在女人们系袜带的大腿间以散播到许多家庭里去。但这些蜜蜂的腿是从什么地方攫取它们来的？为什么从前这山之国里没有这种舶来品现在却骤然流行起来？我只能以带有冷漠的疑惑的目光注视着那张贴在许多高墙上的严厉的“禁毒条例”。

此外还有更要使我感到迷惑而难于解释的事，这些诉说着商业的凋零的小市民竟怀念十年前驻扎在这县城里的那个小军阀了。那是一个很有名的小军阀，伴着他的名字有一些荒唐的事实与传说。

他到了这县城不久便把那一圈石头垒成的古城垣拆毁，以从人民的钱袋里搜刮来的金钱，以一些天知道从哪儿来的冒牌工程师开始修着马路，那些像毒蟒一样吞噬了穷人们的家的马路。那时候谁也不曾梦想到世界上有公家估价收买的办法，穷人们只有看着他们的窝被辗车踏过去，怨着命苦，而有钱的人们却以贿赂使工程师的图纸上的路线拐一个弯，或者稍微斜一下，或者另觅一条新途径，保全他们的家宅和祖坟。所以我们现在走着的是忽高忽低，忽左忽右的马路。若是坐在人力车上，我们便像一块巨大的石块，上坡时车夫弓着背慢慢的拉，下坡时他们的脚又像中了魔法一样不能停留。

不过我记得那时富人们也一样蹙着眉头唉声叹气，因为他们虽然可以尽量享用施行贿赂的特权，贿赂要钱，完纳马路捐也要钱，那时的马路捐是一种很重很重的征敛。假若不是那样重，恐怕在层层分肥之后不能剩余一点钱来使马路向前伸展一尺。

我提起这件事并不是责备那位现在已流落到川省偏僻处的军阀，我倒是想说明他在当时的军人中还算一个维新党。他不仅到了什么地方就拆城墙修马路，而且还礼贤下士。凡是从省外回来的大学生，不管是不是真上过大学，只要穿着一身西服去见他，他便给一个秘书官衔。他先后的姨太太在十人以上；而秘书则恐怕在百人以上。除了另有要职的秘书，大概都无薪俸，只是可以随便叫勤务兵用风雨灯到军部去满满的盛一灯煤油。

他建筑了一个公园一个图书馆来装饰这小县城。那图书馆骄傲的踞蹲在一个很高很高的地方，常时要爬上数十级的使人流汗的石梯，因此冷清得像一座古庙。

他是一个野心家。他设立一个政治训练学校，想把他统治的区域“系统化”起来，就是说一切行政人员都用受过他训练的人。他对那些未来的县长，教育局长，或团练局长常常举行“精神谈话”。他说他第一步要统一四川，然后顺长江而下，然后将势力向江的南北一分，统一中国。这大概是他礼贤下士的原因。他喜欢人家穿西服，也就是提倡精神振作的意思。为着使这县城里的各色人等短装起来，他曾施行过一种剪刀政策：叫警察们拿着剪刀站在十字街头，遇见着长衫的便上前捉住，剪下那随风飘扬的衣的前后幅。不知为什么这新政策难于彻底实行。总之昙花一现后便停止了。

然而，已很够了，这些已很够使当时的小市民们蹙着眉头唉声叹气了。自我有知以来，我家乡的人们，在我记忆中都带着愁苦的脸，悲伤的叹息，不过那两三年是他们负担捐税最重的时候，而且他们还有着一种心理上的负担，对于那修马路一类新设施的顽固的仇视。

现在为什么他们还对那时候怀念，带着善意的怀念？

是的，那时候这小城市里商业比较繁荣一点。

我不能不用我自己的解释了……人是可怜的动物，善忘的动物。当我们不满意“现在”时往往怀想着“过去”，仿佛我们也曾有过一段好日子，虽说实际同样坏，或者更坏。我们便这样的活下去。而这便是人的历史。

现在让我们在这忽高忽低，忽左忽右的马路上再走一会儿吧，让我们再赏玩一会儿这人间风景。颓旧的墙粉剥落的屋舍间有新筑成的高楼；生意萧条的商店里陈列着从上海来的时货；十几年前在街头流浪的孩子们现在已成了商人或手工人，但他们的孩子又流浪在街头，照样的营养不足，照样的脏。为着忍受“现在”这一份苦痛，我们是得把“过去”的苦痛忘记。好在我们能够忘记。

我记忆里的那一段亲自经历也就有点儿模糊了。

让我以这回忆来结束我们对这县城的巡礼。

那是一个天气很好的九月的下午，当我享受完了一个礼拜日的悠闲回到学校里去，刚刚踏上了校门外的台阶，便听见一阵连续的机关枪声在河中响起来了。学校的校址临近河岸。最近的交涉冲突我们也稍微知道一点。当我走进饭厅，晚餐已一桌一桌的摆好，突然震撼墙壁屋瓦的炮声怒吼起来了，我们都仓皇的从后门跑出去。在一个低洼的岩脚下我们躲避着。天空蓝得那样安静，但不断的霹雳从山谷反响到山谷。我们看着兵士搬运生锈的大炮到河岸去，一会儿又看着他们搬运受伤的回来。我记不清一直蹲到什么时候我们才回到学校去。但炮声停止后这县城还是在继续着燃烧，巨大的红色火焰在威胁着无言的天空。我们的学校却仅仅毁坏了几个墙壁。那可怕的硫磺弹打在墙壁的石基上没有能够延烧到校内的楼房。

第二天我和同学们出去看了一条街的灰烬。

然而我们又看着一些新的建筑物在那灰烬里茁长起来，渐渐的谁也忘记了那一场巨毁，正如忘记一次偶然的火灾一样。由于消防设备不善，这县城里常有一些大小的火灾发生，依据商人们的说法，这县城是越烧越繁荣。至于那次死亡的人民呢，那更比不上被焚毁的屋舍引人注意了。人这种动物实在是太多太多，天然的夭折与人为的杀戮同样永远继续着，永远不足惊奇。

这县城便是那有名的《怒吼吧，中国》的取景地，现在静静的立在特里查可夫所谓中国的伏尔加河的北岸。

·266·

街

何其芳

何其芳（1912～1977），四川万县人，诗人、评论家。著有诗集《画梦录》，文艺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论红楼梦》等。

我凄凉地回到了我的乡土。

我说凄凉，因为这个小县城对我冷淡得犹如任何一个陌生地方。若不是靠着一位身在北方的朋友的好心，预先写信告诉他家里收留这个无所依归的还乡人，我准得到旅馆里去咀嚼一夜的茕独。我的家在离县城五十六里的乡下。由于山岭的崎岖险阻，那是一小半天的路程。从前到县城里来寄居的地方，一位孤独的老姨母的几间屋子，已卖给某家公司了，现在正拆毁着那些屋顶，那些墙壁和那些半朽的木门。

什么时候我也能拆毁掉我那些老旧的颓朽的童年记忆呢，即使并不能重新建筑？

我已说不清我第一次从乡下进城是在几岁时候了，那是到亲戚家去，途中经过县城。只有高大的城门给我一个深的印象。此外我倒记得清楚在河中搭白木船的情景，暗色的水慢慢流着，母亲和我坐在轿子里，叫人丢几个青铜钱到河水里去，不知是作为镇压还是别的意思，总之，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忧郁。但这和县城没有关系。

后来我们到县城里住家去了。我们住在我祖父和一个商人共有的棕厂里。说是棕厂，实际与普通住家人户不同的，不过存放着许多大捆的棕包而已。而我便和那些愚笨的沉默的棕包一块儿生活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并不知道没有温暖，没有欢笑的日子是可以致病的，但我那时已似乎感到心灵上的营养不足了。像一根不见阳光的小草，我是那样阴郁，那样萎靡。

所以，在别的孩子们的面前，这个县城也许是热闹，阔大而且快乐的，对于我却显得十分阴暗，十分湫隘，没有声音颜色的荒凉。

当我正神往于那些记忆里的荒凉，黄昏已静静地流泻过来像一条忧郁的河，湮没了这个县城。我蜘蹰在一条街上。在我从船上下来，把行李寄放在我那个朋友的家里后，还没有休息到一小时便又走出来了，不是想买东西，也不是想去拜访人，就简单地为着要看一看这个县城和这些街。我在北方那个大城里，当黄昏，当深夜，往往喜欢独自踟蹰在那些长长的平直的大街上。我觉得它们是大都市的脉搏。我倾听着它们的颤动。我又想像着白昼和夜里走过这些街上的各种不同的人，而且选择出几个特殊的角色来构成一个悲哀的故事，慢慢地我竟很感动于这种虚幻的情节了，我竟觉得自己便是那故事里的一个人物了，于是叹息着世界上为什么充满了不幸和痛苦。于是我的心胸里仿佛充满了对于人类的热爱。

但现在，我踟蹰在我故乡里的一条狭小、多曲折、铺着高低不平的碎石子的街上，仿佛垂头丧气地走进了我的童年。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是一个卑微无足道的故事。

我十五岁时进了县里的初级中学，即是说在四五年乡居生活之后又来到了县城里。那时候我的祖父和父亲对于学校教育仍抱有怀疑和轻视的态度，他们总相信这种没有皇帝的时代不久便要过去，而还深深地留在他们记忆里的科举制度不久便要恢复起来，所以他们固执地关闭他们的子弟在家里读着经史，期待着幻想中的太平。所以从私塾到学校在我并不是一件轻易达到的事。然而由于一位长辈亲戚的援助和我自己的坚决，我终于带着一种模糊的希望，生怯的欢欣，走进了新奇的第一次的学校生活。

学校的地址是从前县考时的考棚。一条又宽又长的石板甬道的两旁，立着有楼的寄宿舍和教室和几株高及瓦檐的孤零的梧桐。这便是我的新世界。照样的阴暗，湫隘，荒凉。在这几及两百人的人群中我感到的仍是寂寞。

一月后一个更使人感到寂寞的事件展开在我这个新来者的面前。

那时学校里已施行新学制了，但学生们的年龄有很大的差异，大概从十四五岁到二十四五岁吧。和我同宿舍的有两三个已是成人的高班次的学生。他们对我倒是亲善的；又因为我还幼小，他们似乎有一点忽视我的存在，商量有些秘密的事情并不都避开我。他们在做着一种活动。在和校外的人联络着攻击那时的校长，并且计议在他免职后拥出某一个人来。于是那位常常两手背在后面迈着方步的校长先生终于免职了。不过委派来继任的并不是拟定的人而是一个第三者。

我们县里除了中学还有一个师范学校。两个学校出来的人们彼此倾轧，争斗，敌视得犹如仇敌。这位新校长不幸是从那师范出来的，于是以这种借口，秘密攻击前校长的人们和他的真正拥护者一致联合起来挽留他，而且发动了一个可怕的风潮。

已记不清是一天的上午还是下午了。新校长和着其他的人一块儿到学校里视事。当他们从那又宽又长的石板甬道上走过，走进了校长室所在的后院，两旁宿舍里暴风雨似地拥出了一群武士，嚷着骂着，又狂奔着，一直奔到后院去闹了许久。最后那位可怜的校长交出了校印，在脸上和嘴唇上带着血痕匆匆地逃出校门了。

我没有去亲自欣赏这幕武剧的顶点。我对于这意外的爆发实在有一点惊惶。

武土们都大声地嚷着，笑着，追述着刚才的勇敢：他们围着那位该死的校长在那间屋里，而且用哑铃从玻璃窗掷进去。

接着是他遗留下的行李来替他受惩罚了。箱子在人们的手中破碎犹如一颗板栗。打脱了顶的草帽高高地戴在芭蕉叶上。腰斩后的白绸衫悬在树枝头示众。木板的大本《史记》《汉书》变成无数的白蝴蝶，飘飞在庭院里又栖止在草地上。

以十五岁的孩子的心来接受这种事变，我那时虽没有明显地表示愤怒或憎恶，但越是感到人的不可亲近。对于成人，我是很早很早便带着一种沉默的淡漠去观察，测验，而感到不可信任了。然而这到底是一叶崭新的功课。

并且这一叶崭新的功课还没有完。

当黑夜开始的时候，学校被几十个枪尖都上好枪刺的兵士包围起来了。搜索的结果，仅有八九个新生还没有逃走，于是被禁锢在一间小屋子里过夜。守卫的兵士带着讥讽的神气吓唬我们，说第二天要带到他们的军长面前去审问，也许还要用鞭子抽打我们。我们到底是几个孩子，在商量好明天的答语后，便拥挤地安静地睡去了。

第二天早晨下着大雨，一个年轻的旅长来训诫我们一阵，便把我们释放了。我冒着雨跑到我那位老姨母家里去，淋得几乎成了一尾鱼。

这便是第一次学校生活留给我的记忆。

柔和的黑夜已开始在街上移动。朦胧的街灯投下黄色的光轮。我到底上哪儿去？我走过这条狭小、多曲折、铺着高低不平的碎石子的街，又走过一座桥，难道我要去拜访我昔日的学校吗？那早已拆毁了。那些衰老的建筑物早已卖给某家银行。而在别的地址建筑起一个新的学校了。我再也不能看见那几株高及瓦檐的孤零的梧桐。我再也不能走上那些半朽的轧轧作响的木楼梯，穿着家里缝好的总是过于宽大的蓝布衫。现在我的面前又是一条不整洁的街。它是这小县城的贫血的脉管，走过我身边的都是一些垂头丧气，失掉了希望，而又仍得负担着劳苦的人。

这是我的乡土。

这是我的凄凉的乡土。

对于我那些昔日的同学，虽说我刚才回忆起了他们那次粗暴的发泄，我并不责备他们。假若我现在遇见了他们，在这街上，在这夜色中，我决定当作一种意外的快乐向他们伸出我的手去。我要重新去发现他们的美德。即是当时的他们，留在我记忆中的也有一些是诚实的人。并且，我与其责备他们，毋宁责备那些病菌似的寄生在县里的小教育家。那个常常两手背在后面迈着方步的校长先生，听说现在仍保守着县教育家的地位，而他的一个同党，后来也作过我们的校长的，则听说已流落成一个无赖了。假若我现在遇见了他们，在街上，在这夜色中，我是不是也宽容地向他们伸出手去呢？不，对于他们我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嫌恶之感。虽说，我也应该补充一句，与其责备他们，毋宁责备社会。

这由人类组成的社会实在是一个阴暗的，污秽的，悲惨的地狱。我几乎要写一本书来证明其他动物都比人类有一种合理的生活。

理想，爱，品德，美，幸福，以及那些可以使我们悲哀时十分温柔，快乐时流出眼泪的东西，都是在书籍中容易找到，而在真实的人间却比任何珍贵的物品还要希罕。那些悦耳的名字我在书籍中才第一次遇到。它们于我是那样新鲜，那样陌生，我只敢轻声说出它们的名字。真实的人间教给我的完全是另外一些东西。当我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已完全习惯了那些阴暗，冷酷，卑微。我以为那是人类惟一的粮食，虽然觉得粗粝，苦涩，难于吞咽，我也带着作为一个人所必须有的忍耐和勇敢，吞咽了很久很久。然而后来书籍给我开启了一扇金色的幻想的门。从此我极力忘掉并且忽视这地上的真实。我生活在书上的故事里。我生活在自己的白日梦里。我沉醉，留连于一个不存在的世界。然而既是梦便有一个醒觉的时候，而我又觉醒得太快。现在叫我相信什么呢？我把我的希望寄放于人类的未来吗？我能够断言未来的人类必有一种合理的幸福的生活，那时再没有人需要翻开这些可怜的书籍，读着这些无尽的诳语吗？我们必须以爱，以热情，以正直和宽大来酬答这人间的寒冷吗？

对人，爱更是一种学习，一种极艰难的极易失败的学习。

我重复着我自己的语言。

一切语言都不过是空洞的声音。

我又踟蹰在这第二条狭小、多曲折、铺着高低不平的碎石子的街上。夜色和黑暗的思想使我感到自己的迷失。我现在到底在哪儿？这是我的乡土？这不是我的乡土？我必须找出一个媒介来证明我和这县城的关系。我必须找出一个认识的人。一辆洋车走过我的身边。我说出一个我自己不知道它在哪个方向的地名，我坐了上去。

最后到了一座大门前。

这是一个小学，我有一个认识的人在里面。但说不准在这暑假里他已回到乡下去了。

两扇大木门关得十分严密。我起初轻轻地敲着门环。随后用手重拍，随后大声叫喊。然后侧耳倾听。里面是黑夜一样安静。我想一个学校不会没有门房。我想也许有一个旁门，但问侧边的人家，都说没有。

于是，像击碎我所有的沉重的思想似的，我尽量使力地用拳头捶打着门，并且尽量大声地叫喊起来。

我摸出口袋里的夜明表：八点钟。

·267·

回首可怜歌舞地——西安记游（节选）

徐迟

徐迟（1914～1996），浙江吴兴人，著名诗人、报告文学作家。主要散文集有《徐迟散文集》、《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愉快的和不愉快的散文集》等。

五

小国家的大使，在重庆时是没有汽车的。可是在西安，祝主席就借给了一辆汽车，可以到处跑，威风凛凛。

八日上午坐了小汽车，到临潼去作第二次游历。

隔夜飞沙走石，气候突然变了。这是个灰色的阴天，还是刮大风。一出城市，就看见天空是一副愠怒的脸色。那一辆汽车，也脾气很坏，对我们颇不友善。我们提心吊胆，好像它随时有抛锚的危险。车夫是一个瘦小机伶，但暴躁易怒的性格。他时时摇头太息，咒骂娘，咒骂祖宗。

大使的脸上本来就像铁路大联络站一样，满是路轨。这样一个早上，他的皱纹更密，更深刻了。我早知道他是很神经质的。身为大使，时时顾全到自己的安全，他担忧他被抛在荒野，吃饱山珍海味的肚子吃不消西北风，我们几乎折回来，可是我们到了军需工厂，蔡上校又邀我们烤火，总工程师又检查全部汽车机件。上校一路上不断地说：“我有把握，我有把握！”这一路上却非常不愉快。车子“吁乎！吁乎！”叫起来，车夫就拉拉这里，摸摸那里，骂汽车的娘，大使就惨白了，绷紧了脸。

然而到了临潼，老年的大使又像一个婴孩一样快乐。洗了温泉浴出户外，他那样兴奋、欢笑，因为，我的天！鹅毛大的雪片在飘落了。自然，大家都很高兴。不仅是高兴，是狂喜。

临潼县长又披了他的黑斗篷来到，大家像旧友重逢，用拉丁民族的方式来喝交臂酒。

县长还是哈哈的笑，然后干呛，干呛之后又哈哈的笑。蔡上校洗过温泉，满脸通红，像一个关云长。他是一个好人，不喝酒，不抽纸烟，没有结婚，没有脾气，立刻是大家调笑的对象。

大家假惺惺地问，这场大雪对农作物好吗？大家不假思索地说，好得很，好极了。对于游玩的人，雪片落在骊山山麓，自然都高兴。呵呵手，搓搓手，顿顿脚，又跳两跳，大家都笑都手舞足蹈。

县长建议我们在华清池宿夜。大使神经质地犹豫。县长又建议我们冒风雪到中国的第一个独裁皇帝底始皇陵去打猎。大使还在神经质地犹豫。县长又建议，这几天临潼开县参议会，有川陕一带最好的一个皮影子戏，夜里我们看看中国的古代电影！大使还在犹豫，明天汽车不会陷入雪地吗？

一听到有看siluetadetitere的机会，我是怎样也不肯回西安去的了。这时雪片还在纷飞，使每一个人的情绪都受到诱惑。骊山上已经积起了薄薄的雪景。婴孩一样的大使忽然跳舞了。

我们又上了那吁乎，吁乎的汽车，到始皇陵去打猎。

但我们急于认识皮影子戏的艺术家。我们首先到县参议会。

大雪漫天飞舞，这小县城中，一幢古老大屋底下，一个大厅堂中间，有几个艺员正在摊被而卧。昨夜演罢《人面桃花》，演到夜深两点以后他们在被窝中睁开眼，那样善良地谦逊地和我们点头，向我们微笑。

其中之一，开始指手划脚，讲解皮影子戏怎样演唱。大家不住地似懂非懂地点头。另外的乐师慢慢地从被窝里坐了起来，披上那黑色的棉衣。我看到他们睡在一些乐器中间，要求他们合奏一曲。

这一次是在雪花底下听的音乐。梆子这一个乐器，发出那样怪异的音色的，说出那样多情的，说不完的喁喁情话。她仿佛是《子夜歌》上描写到的女人。在欢乐的时候，她的责任就是尽量的供那薄幸的情郎欢乐。然后，一切凄凉，苦痛，孤单，情焰的燃烧底冷却，都属于她。铃子也是一个多情的乐器，有西北原野的爽朗，急遽地叮响着，然后，悲怆地振荡。音乐的世界是安静极了。这完全是一个古代的世界的残留。我跑到雪飞舞的户外。这音乐不同于西洋的交响形式是不必说。这是西北人民的音乐。两三件指弹乐器，拨着你的心弦一样拨着，我当时就想到，回去看到马思聪，第一句话要告诉他，交响乐队中这样不重视pizzi-cato（指弹弦乐器）是一个大损失。不知道什么情绪这样深沉地感动了我，我凝视着骊山的白雪，听着民间乐师在简单的旋律里演奏出恋爱的欢乐和悲哀的精神。

我被汽车载到了临潼车站，两耳内还是充满了刚才的音乐。怕那辆车在送我们到了始皇陵之后，也许会回不来，我们已经变了计划。我们被介绍给一个黄先生，和黄太太，被引导了去看他们的农场。他们有五十头羊，有七八条乳牛。在兽厩内，我们嗅到了兽味。

黄太太是一个愉快，年轻，可爱的，女孩似的女人。起先，她只是帮助丈夫，养牛羊，和儿女，和娘，和兔子，酿蜂蜜，酿葡萄酒。她很快学习了这一切，现在她丈夫在五里外发现了含锰的铁矿。黄先生现在专心在锰矿上，把农场的事交给她经营了。他们是这样孜孜不倦地，竟事生产的一对夫妻。

他把陇海路上可以利用的铁，机器零件，拆开，凑合，制成了土法开矿的简单的工具。他们是因为河南战事才逃到这里来的。不过三四年，他们不懒惰，不休息，勤恳如蜜蜂，会想办法，肯学习。从畜牧发展到工矿。黄先生拿出了两块矿石来，并且在一张纸上写：

敬烦转询贵国（按：指墨西哥）经营此类事业者

（一）此矿成份是否有开采价值？

（二）为作干电池用之Mo2需提出此矿石内所含Co及Fe请问其方法？

（三）电力选矿机是否有效？

（四）如就原矿石用以炼锰钢是否可以？

（五）所附矿石，有甲、乙两种请惠予化验。

然而这时候，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些，但后来，那些问题也根本没有给答复。我们在纷舞的大雪底下奔跑，打枪，然后回到家内来，喝为我们而榨下来的新鲜的牛奶。用蜂蜜涂在中国式的大饼上面。我们惊喜的，欢呼的是多少年来没有喝到过的新鲜的牛奶。我几乎有生以来第一次喝到这样洁白芬芳的饮料，这样甜蜜蜜的蜜！

六

大厅内已坐了一屋子人。第一排是空着的，前面放着茶，烟，瓜子和花生，我们坐了下去。

正对的舞台上，悬起了一幅银幕。外国电影的电光从观众后面射进来，但中国古代电影的光源却就在银幕背后。

一个白绸子的幕。正中间是光之源。那是一个大油钵，二十斤的酒瓮那样大，烧的是菜油，放在离幕后两的地方。不时可以看见在添油。

那样的幻异，像召唤魔法的火焰。已经懂得在火炉里欣赏炉火的形态的人，能够想像得到，在薄薄的绸幕中央，火焰作着这样抽象形态的飞舞，旋转，燃烧，真是幻异的景象！

跑马戏

忽然在白绸上，贴上了一个风流小生，飘着儒生的衣带。

火焰依然熊熊的在变幻，这风流小生是用牛皮镂空出来的，居然是很清瘦，一副读书人的样子。牛皮上添了彩色。古代的中国电影早已经彩色化了。锣鼓一声响了，梆子响了。

忽然跑出了一个一脸奸相的跟班来。对白。大约是：“今日天气晴丽，不免往郊外寻花问柳一番也。”

他们摇摇摆摆地走出去了。

火焰依然熊熊地在变幻。白幕出现了一匹白马，金色红色的缰辔，奔腾而过。无数的马匹在驰骋了，是没有勾勒的。一个紧身的姑娘骑在—匹马上奔腾，忽然她倒立在马背上。她随着音乐的节奏，耍一套马上的身手。那风流小生和他的跟班站在一角，惊喜叫笑，喝彩，说些评头论足的下流话。三两个紧身打扮的姑娘，个个都有翠眉杏眼，倒竖在马背上，用她们的金莲小足作种种之势，又摔下来，危殆地倒垂在马肚子下面，又拉住了马尾巴凌空飞奔，在一声锣鼓里跳到前面，已端坐在马背上。风流小生急杀乐杀了。

火焰依然在熊熊地变幻那纯洁的形态。马戏班主出来打躬作揖，说唱了一番。他回进去掮出了一个竹竿来，插在地上。又进去掮了一个竹竿来，插在地上。又进去，这次他拿出一圈绳索。他开始把走绳索的场子，用清楚简洁的手法布置了，还在绳子落地的两端用锤子钉得稳稳当当。一个姑娘出来，试试索子，索子紧松正合她意。一转眼，她已经跳到索子上，两只金莲小足就在那起弹性的索子上移动。她摆动了两手，平衡她的楚楚有致的腰身。一忽儿竖起了倒贴，一忽儿几乎跌倒，在索子上转了一个大车轮。风流小生和跟班拍手，跳脚，作怪声，像上海的流氓，重庆的特务一样。

她站在索子上唱了一个民歌。班主出来打躬作揖，收钱了。可是小生不给。班主和跟班一言不合就对打起来。出来了几个打手，而班子里的卖艺的，连同走索子的姑娘，要马戏的姑娘也出来对打。直到风流小生给打倒在地上求饶。

火焰依然熊熊地在燃烧，在变幻，一个召唤魔法的火焰。

坐在黑暗中，像坐在电影院里一样，三两百个人头，注目在白幕上，这是应该在什么报纸的广告上宣传，但却没有人知道底：彩色的形象，动人的情节，夺魂的音乐，而大雪花飞舞着。时间似乎倒退到古代去了。古代已经逃走。我想到这样的艺术有一天也会逃走消失，成为一种“失去的艺术”的。

快活林

酒保抹桌子，放酒盏、竹筷招呼三个彪形大汉，武生打扮。他们大杯的灌，临了还是不肯付账。在中国历史中，大约是充满了这样不肯付账的土匪流氓特务精神的。一张桌子，连同杯盘，翻倒在地。两个党派就动了武。刀枪剑戟，大刀长矛，还有两个用链子带住的铁锤，都上了银幕。这是一出全武行。不过，两个党派之中，总是有一正一邪的。打到最后，正派得胜。在“跑马戏中”，打戏还不够痛快，这里却打得淋漓尽致。我最喜欢的一段，是邪派中间，有一个圆锥形的尖头尖脑的僧家，这僧家被收服的经过。他总是用尖头撞到你的肚子上。这一个杀手所向无敌。后来，正派中出动了精锐部队，把这僧家抱住，举高了，然后倒过这僧家的身子掷下，把尖头钻入了地里。尖头两手两脚乱动，可是没有办法再直立起来。他的同党来了。拔他，拔不出来。摇他，摇不动他。他的尖头尖脑，像和土地生了根一样，牢不可拔了。同党们排了队，死推他，推了许多时候。这才把他从横里死推推了出来。大家松了一口气，可是再一看，他的尖头已经一半折断在泥上里，变了一个平头。

我们大家笑得仰天俯地。后来是邪派因为主将已经损折，正派大胜。一个个绑住了他们，一个个用刀砍死。这皮影子戏就是这个最最噱头。一刀劈开了头脑，脑袋就分成两半爿，还有血流下来。我们正在笑，忽然，梆子，京胡，琵琶，弦子，铃子，磬子，大锣，大鼓，合奏了一个壮丽的序曲。两个小戏已经演完，正戏上场了。

人面桃花

这是“去年今日此门中”这首诗的全部情节，加增了许多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拿故事说，这并不值得怎样的注意。但在这个戏中间，全副看家功夫都出来了，唱词，说白，表情都极尽幽雅。后来那县长和上校都把它夸奖得非凡。这一个戏演了六个小时。必须提起的是这六个小时中，音乐的调性从低沉的部分逐渐地提高到最高的调性。凡尔拉在《鲍莱洛舞曲》与肖斯塔柯维奇在《第六交响乐》中都用过一个十余分钟的增强音。这一个戏的调门儿却越唱越高，越紧张，是一个六小时的渐高的过程，到最后结束时，那简直是逼到最尖的高音，连同乐器像十几条细金丝一样，发出闪闪的抖动的金光来。做工的细腻处也发展到非常的高度。

火焰在熊熊地变幻。而这一切，都是彩色的。人物达数十个，贴在白绸上，按情节而行动，把古代社会认为良善的伦理学，传达给听众观众。现在，从这一个皮影子戏上，我才看到了体味了杜甫这两句诗：

回首可怜歌舞地

秦中自古帝王州

怎样在深夜两点，踏着雪，由县长唤开了城门，到华清池旅舍去睡的，我似乎都记忆得不明白了。术士使唐明皇看到杨贵妃的阴魂，当然就是这一类的皮影子戏。而且，这一定会成为一种“失去的艺术”的。我能够做什么事来保存它？

但立刻，我又回到了重庆，一个全国性的，甚至全世界性的政治大纷纭日益在那里发展。跟着来到的是这些日子，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全面的危机。后来大使给我弄了一张飞机票，回上海了。记得那时，我一回到重庆，我告诉高集高汾的第一句话，是“我做了一个古代的梦！”一直到今天，我都这样想，恐怕这只是一个梦吧。

选自《清明》，1946年7月16日第3期

·268·

撞车记

吴祖光

吴祖光（1917～2003），浙江武进人，剧作家。著有话剧《风雪夜归人》、《林冲夜奔》，电影剧本《国魂》，散文集《后台朋友》、《艺术的花朵》等。

1993年1月18日接到我最为尊敬的好友杨宪益的电话，约我在两天以后，即20日去他家吃晚饭，并且在电话里申明：请了一位四川厨师来做这顿饭，那就更得去了。

但是马上我就明白了，这位“四川名厨”原来就是每个星期一都会到我家来的中国文研院话剧研究员贺黎女士。“啊！”我说，“我今天才知道你是四川名厨！怎么一次也没有给我做过饭？”

为了从去年年底开始的这场又可笑又可气的“国贸官司”，搅得我居无宁日，至今来人采访、电话采访，每天不断，所以能跑到西郊和老朋友一起过一晚也算难得。然而到了杨家，无论主客关心的也还是这个问题，不免又是从头到尾再说一遍，引得大家气一阵、笑一阵：只有咱们这个地方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然而这天晚上我有个约会，上午国贸案的当事人之一——被搜身的倪培璐和她的母亲王士安女士打电话给我，要一起来看我。由于有杨家的晚宴，我把时间订在当晚九点钟，我估计一般的晚餐在八点钟以前一定可以结束了，从宪益住在西郊百万庄到我住的东郊东大桥，路尽管不近，九点到家当无问题，并且约好了老朋友出版家范用，和大师傅、我的学生贺黎一同回家；因为范、我与贺住的是一条线路，可以先到范家，再到我家，最后贺黎到家，叫一部出租车就全解决了。然而事前没想到，贺黎这位烧菜师傅，吃完饭还有洗刷碗筷锅盘的劳动；这一下花去了将近半小时之久，待我们离开杨府，已经到了八点二十分左右。辞别主人，走出百万庄，拦住一辆出租车，时间已到了八点半钟。

看起来已很难在九点以前赶回家，但还是应当绕点路先送范老到雅宝路北牌坊胡同，然后再送我到东大桥。在还没有到达我家之前，我把车钱全交给了贺黎，关照司机送这位女客人去到再北面的展览中心，车近我家门前便叫车停了下来。

我家在体育场路西，但车只能停在路东。本来我可以叫车子往西转弯把我送到门口，但一般我都是自己走过马路，不劳别人；只关照司机把车上的女客人送走就是。这时我看过表，时间已是九点过了十分，马路上行人车辆都已稀少。身后的十字路口正亮着红灯，从南到北已没有车辆过来，而北面有一辆车离我们还很远，根据经验我完全有时间走过去。然而奇怪的事出现了，我正走到马路当中的那两条黄色中线上，而且走的又是划着白线的行人过街道上，突然右脚外侧受到一下猛撞，同时听到急刹车的声音。我全身倒在地上，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身旁，两侧的车门同时开了，一个中年女人，还有一个较老的司机跑过来，几乎同时说：“老先生，我们撞了你……”他俩一边一个把我搀扶起来，女人说：“快，快，快上车！我们送你去医院……”然而我心里想到的只是上午约定的那母女两位客人的来访，我说：“不行，我家里约了客人，时间已经过了……”他俩只是说：“去吧！去医院吧……”我坚决不去，虽然已经感觉右脚疼得厉害。这时已经有后来的几部车停在后面，他们俩把我搀过了马路，我只是说：“我就到家了……”我蹲了下来，用手摸一摸被撞剧痛的右脚外侧部分，发现没有出血，也放了心。虽然疼痛异常，想来没有大害；这时他们已把我搀进了楼门，走到楼梯下了。

他们要把我搀上楼，送我到家，但我拒绝了。这时我最害怕的是：这事绝对不能让妻子知道。这一阵子她对我的监管越来越严，经常叨叨说我不知道照顾自己，我要出门时总是要叫小姑娘陪我出去，而且每天至少有两次到三次叫小姑娘送药给我吃，大多为维生素、蚂蚁粉、丹参片、维脑络通之类的保健药品……我反正是送来就吃，一切惟命是从。所以我马上想到的是：假如妻子知道我竟被汽车撞倒在马路上！那还得了！我今后的行动自由定将被全部剥夺，那我还怎么活？

这位中年妇女是非常文明负责的。由于我坚决不要她送我，她就问我这条路名、楼号和我的居室号，我一一告诉了她，当时我想她可能会知道我，但她的表情却似知而又似不知，只是点了点头。因此我也知道了自己的“知名度”也不过一般而已，真是没啥了不起的。而我心里只是想着怎样瞒过我家女主人，这样的恐慌心理抑制了伤痛。

我已扶住了楼梯栏干，再三说自己能够爬上楼，叫她放心。心里觉得她是好人。我一生中也确实碰见过不少好人，不知如何感谢，当时我的感受真如一位叙述此事的作者所说：“倒像我撞了她似的……”所以她临去时对我说：“明天上午我们来看您……”两人慢慢走出我家的单元门口时，我真是十分抱歉，感觉温暖，虽然右脚面好疼……

我一步步爬上四楼叫开了门，见到客厅里两位客人正在和凤霞谈话。我忍住脚疼慢慢走进去坐下来，在她们不注意时低头看我的脚，我最怕的是有血流出来，却是没有；但是发现右脚边裤腿的两面缝线已全裂开到腿踝处，而且膝盖下面出现一个三角裂口，一撞之威竟然强烈至此，真叫我大吃一惊！于是我又站起走了出去。她们三位正谈得热闹都没有注意我，回到卧室，我匆匆换了一条裤子再走出来，才和我的那位客人谈了一年多以前，国贸这一案的一些内幕情况。培璐的妈妈深以这个建国后消费者告官商第一案没有打出个“说法”，表示遗憾；这只是由于女儿和表姐都是年轻缺少经验，和律师一起“撤诉”了事，上了那个“国贸”的当。

大约半小时以后，客人告辞去了，我送她们母女到房门口。妻子回屋休息，我才得到书房里脱下鞋袜，也才发现右脚右侧正中部分有一块一寸直径的圆形血迹，表皮已经撞碎；虽然没有碰破血管，但整个右脚全都肿得像个馒头一样。我用手摸摸捏捏，都不见有骨折现象，轻轻洗过脚睡了。对妻子我只有决心隐瞒，但家里的几位小姑娘都看见了，见血就晕的小芹这回看见的只是干了的血迹，没有上次见我额角流血那么紧张，却也掩面不敢看。小群胆大，却也见我脚肿这么厉害感觉害怕。

由于走路吃力，我悄悄打电话给我的朝阳医院神医张兰新大夫，他来看过我，给我扎针、按摩。确定没有骨折现象，但亦十分震动，并向我详细询问当时撞车的情况，我告诉他我是在人行道上行走的，但我明明看见由北开来的汽车确实离我很远，因此在这时候我就没有注意右侧的来车，据我的估计那辆来车是开得太快了，发现了我急行刹车时已离我很近，假如再近丝毫，我必然粉身碎骨了。

张大夫问我曾否看见车牌号码？这种情况之下，我哪里顾及这些……

凤霞夫人当然会问我为什么走路一拐一拐的？我只用非常平淡的口气说：“走路不当心，一下踩到路旁土坑里，把脚崴了。”

张大夫为我治疗三四次之后，脚肿大见消退，但是消退到一定程度就消不下去了，至今已过一个月又二十天仍未完全消肿，而且显红色，据医生说是软组织挫伤，并可能伤及骨膜之故。当时张大夫要回哈尔滨家里去过春节，他委托他的另一个病人好友小贾陪我去协和医院照一张右脚X光片，小贾热情地陪着我，并找来另一位年青朋友搀扶我；更想不到的是把医院的骨科主任都请了来，否则见到那排着长队的等待照片的病人，我真不知还要受多少罪？然而很快我就拿到了照片，主任诊断，右脚骨丝毫无损。

尽管彻底消肿至今难以做到，但走路却是日见自如，基本恢复到被撞之前的模样；只是容易疲倦了些，不敢走太长的路了。当然这只能是暂时现象，“伤筋动骨一百天”，还只不过五十天啊。

对妻子的隐瞒几个月来一直未露破绽，是我对任何一个知情者再三关照的成果。但是忽然，我们的好友，朝阳医院另一位康复大夫任小姐打了一个电话给凤霞，对她朗诵一篇北京青年报的文章，题目是《吴祖光受人尊敬》，稿子不长，却谈的恰恰是我被汽车撞伤的事。我是随时注意这一事故对妻子保密封锁的情况的，看到妻子接电话时表情有异，赶紧到隔壁房间拿起电话分机去听，却是正谈的这事，只有暗暗叫苦。然而事有出乎意料之外者，凤霞听了之后，竟没有太多责备，我就算过了关了。

那位曾经以其热情、负责而深深感动过我，并问了我的住址、姓名，声称明天定来看我的女士，多真诚，说话多好听的女士啊！但最后她终于只是说说而已，根本没来……

于是，有好多位好朋友听说此事后埋怨我糊涂。为什么不记住汽车牌号？为什么不问车主的姓名、身份、住址……

我也问，即便来了又怎样？已经撞了，又不是故意撞的。让她负担医药费吧，我除去付了点照片费，医生来看我我也没处交费去。至今没消肿，只有等它消肿吧。唉！算了，算了……再说，我还真怕她来，她一来，我的秘密就全部曝光……虽然后来还是曝光了！

总而言之，在我七十六岁之年，在右额眉梢重创之后，右脚骨又经受一次更为强烈的冲撞考验。结论是：

汽车也没撞死我。

1993年3月12补记，4月19日从青岛写给《随笔》

·269·

半夜跌交记

吴祖光

吴祖光（1917～2003），浙江武进人，剧作家。著有话剧《风雪夜归人》、《林冲夜奔》，电影剧本《国魂》，散文集《后台朋友》、《艺术的花朵》等。

这个题目就叫我琢磨了一阵子，用口语说应该是“摔交”或“摔了一交”，没有说“跌交”或‘跌了一交”的。但说“摔交”不合适，因为“摔交”在目前是一种体育项目：半夜三更，这七十五岁的老头子还跟人家摔交，难道是疯了？神经病？

我要说的是，在刚过去的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深夜，亦即十二月十四日凌晨二时我真的摔了一交，摔得很利害，很危险，弄不好真会送命。

我的生活习惯数十年如一日，改不了；那是每晚就寝，大都在凌晨二时左右。奇怪的是每到深夜，精神更好；写点东西，做点正经事都在晚上八点钟以后到两点这段时候。到了这时候其实仍无睡意，而是心想：这时还不睡，到明天得什么时候才起来呀，才不得不睡的。

就在十三日晚上大概十一点钟左右，正在写一篇小文章的时候，忽然电话响起来，我拿起电话就听到熟悉的香港《明报》记者林翠芬的声音，她说：“吴老，你听说一件和你有关的新闻了吗？”我说：“什么新闻？我没有听说啊。”她说：“我读给你听吧。这是一则香港中国通讯社电讯，标题是：《北京国贸中心起诉吴祖光》。里头说：北京国贸中心的法律顾问韩小京日前透露，国贸中心已以吴祖光侵害其名誉权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起诉，法院业已立案受理。据韩律师介绍，在几个月前的一场涉及惠康超级市场侵害名誉权的诉讼案中，吴祖光在一家报纸上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国贸中心方面认为，该文仅依据某些报纸所载与事实严重不符的单方面的陈述，有些语言带有侮辱性，已构成侵害国贸中心名誉的事实。所以，国贸中心以侵害名誉权起诉吴祖光。”

我谢过小林对我的关心，把电话挂了。

开始我确实有点生气，但马上就觉得滑稽可笑了。显然这个国贸怕报纸，因为这件案子北京很多报纸都有披露，谁都知道你国贸赔礼道歉又自动认罚了。这只能说明这一些表演只是由于羞恼难堪，想找个他们认为可欺的对象挽回点脸面。所以在此后多次被记者提问国贸为何不控告那些“所载与事实严重不符”的报纸而控告吴祖光时，这位律师先生一贯答曰：“我们有选择被告的自由。”因此选了我。

我要去睡觉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我到洗手间去匆匆洗漱之后，把日常衣服脱下来换睡衣。怎么换法呢？已经是终生的习惯了，即是在最后穿睡裤时从来不是坐着而是采取金鸡独立的姿式；左脚站在地上穿右裤腿，然后右脚站在地上穿左裤腿。但是这一回出乎意料的是右腿独立时，突然一下向右歪倒了，闪电一般的急速，根本来不及作任何抢救和纠正，整个身体就倒到右侧去了。右侧是书桌的左角，书桌下面放着一张圆凳，右侧胯骨猛磕在圆凳边上，而右侧眉梢偏上一点更猛地磕在书桌上的玻璃边上。我只觉得头撞得非常疼，赶快跑到洗手间，开亮灯才看见右眉梢上裂开了约半寸长的口子，而鲜血正如开了水龙头那样地流下来，经过嘴唇流到脸盆里。

这下子我真害怕了，妻子早在三个小时前就在北边卧室睡着了，那个小姑娘亦都早已入睡。我本想收拾一下便在小书房里睡觉的，但这回不行了。我按住伤口敲隔壁山东小芹的房门叫她快来，小芹睡眼蒙地爬起来，一看见我就吓傻了。我才想起她最怕血，一个多月以前，由于凤霞不慎摔倒骨折，去医院复诊，打开石膏看到血迹时竟然当场休克。这下子见我血流满面，脸都变青了。我说：“小芹，快去打开大书桌后面的柜子，把里头的云南白药拿给我！”小芹慌慌张张地跑去把书柜打开，但是什么也找不到，说：“什么白药呀，哪个是白药呀？”这当然难怪她，书柜里上下三层，每层靠外边都是药瓶子，大大小小的，她怎么知道哪个是云南白药呀？我只好再次按住伤口跑过去拿了一小瓶白药，又回到洗手间的面盆前，叫小芹赶快把药瓶打开。我把头横向左边，叫她把药粉洒在正在流血的伤口土，她战战兢兢地做了……“啊！”我和小芹同时叫起来。出现了奇迹，不停涌出的一股鲜血立即止住了。出血的部分只留下个小圆圆的淡黄粉迹。

我们伟大的祖国居然有这样神奇的止血药，怎不教人感激！这下子我的灾难结束了，否则我该怎么办？我必需再把衣服穿上，然后下楼出门，有幸拦到出租车最好，不然我就得跑步，去附近的朝阳医院挂急诊。这还是我的有利条件，朝阳医院就在我家不远，但即使跑步总也得十分钟，真要跑的话，这顿跑也得把我累个半死。

而这瓶白药还是我在十多年前偶然一次去友谊商店时买的，那是一大盒，大概装着十小瓶，这么多年过去大部分都送了人，只剩下这两小瓶了；不久前忽然发现就摆在身后的书柜里的，不想这回用上了。

这一下问题解决了，我把脸上的血洗净，伤口贴了一张“创可贴”，一心感激医务工作者发明这么好的药，这么方便的“可贴”，真正是造福无穷呀！这一闹腾，快三点了，居然一点也没有惊动妻子；否则我倒没事，会把她吓个半死。

奇怪的是：伤处始终一点没疼过。而在躺到床上时，才突然感觉右侧胯骨撞在圆凳边上的部位疼得好利害！又想到，肯定这一部分是和眉梢部分同时撞上的，因此它至少也分担了一半的冲撞力：否则额角被撞处也许会把头骨撞裂。它接触的地方是书桌上玻璃板的边沿，假如稍靠右方正是太阳穴，假如稍靠下边则是右眼珠，则其后果定是非死即瞎！

终于平安无事，我倒在床上就睡着了。第二天见到妻子，她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简单一说，正好来客了，她没再深问，否则她那个唠叨埋怨劲儿比跌一大交还难受。

头上贴这么一块异物终是不大好看，但是却无处藏躲，过了一天就是十二月十五日，天津的风流人物、文艺班头冯骥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画展开幕。又是请帖，又是电话，还有大将小田的面邀，再是什么缘由也得参加呀！而伤处显然肿起了一块，这还不说；在右眼梢处和眼皮下边各青了一片，都超过了五分钱币大小，实在难看。这就不得不求助于妻子了，她取出了二十年前由于绝迹舞台而弃置无用的化装油彩，轻轻一抹，便盖住了这两块青。因此那十多天我一直没离开这盒油彩。

在大冯画展上，四方八面的英雄豪杰纷纷拥到，很可能是近年少有的热闹画展了。遇见了好多的新知旧友，无法避免的是，大多数人都注意到了右眉梢上的这块胶纸“可贴”，于是我不得不解说一下这块创疤的来历，于是也不得不受到一些比我更年长者的训诫。譬如说：“都这么大年纪了，还采取这样的姿势穿裤子？”连年轻人都说：“我们都没这样干，您可真是……”

不过一天多点的时间，我成了国贸中心被告的消息也在展览会上被人说到了。真感激舆论立即倒向了我这边，而且立即有一位我叫不出名字的朋友告诉我：“一位年轻律师明天会来看你，愿意帮你打这场官司！”

人总是同情弱者的，不论在什么时代。这也叫做得道多助吧。现在已经至少有六位律师表示愿帮我打官司，我已经具备条件组织一个律师团了。

我的头一个律师彭学军正赶上看见我半夜跌交的狼狈相，他建议应当去照张相，将来打官司提出赔偿时，这是一个重要项目。到底是律师，想得全面周到，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可也是呀，我从来都这样脱裤穿裤，可就从来没有摔过一次嘛！而这次摔这一交正是香港《明报》记者小林打电话告诉我这一场国贸中心的官司之后的两小时，可能我走了点神。

在中国美术馆我提到十几年前买来的云南白药的神奇功能时，围着我的几位老朋友不约而同地叫起来：“啊！十几年前买的，那是真货！”对了，那时候好像还没有伪劣产品。

半个月后摔伤痊愈，只是右眉梢下留下一个坑，成为永远的记念。

1993年1月20日

选自《随笔》，1994年1期

·270·

旅京随笔

黄裳

黄裳（1919～），山东益都人，作家。著有散文集《锦帆集》、《锦帆集外》、《过去的足迹》、《榆下说书》等。

鸡鸣寺

编者要我写一点南京的“文化”情形，这事真困难。南京有什么“文化”呢，干脆地说一句，我找不到什么。在这“劫”余的首都，民生凋敝，文物荡然。这里有大官的汽车，歌女的惨笑，可是绝对找不出什么文化来。夫子庙成了杂耍场，这已经是“古已如斯”的事了，状元境、三山街一带，几乎成了妓女的大本营；跑旧书铺的结果是空带了两手灰尘回来。风流歇绝，我想不仅是“有心人”才会叹息的罢？

我不是复古论者，但是在这种情景之下，如果不高兴去欣赏酒吧间里美国兵的疯狂的音乐与女人们的恶劣的舞姿，而且不认那是“文化”的，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去看看这六朝旧都的古迹似乎还有点意思。然而这也不免要时常遇到“煞风景”的事，譬如我现在还穿了身“军装”，——这也没有办法，我没有余钱去治装——走来走去，低徊于胜迹之侧，就不免为人所奇怪，这岂不是“雅”得有些“俗”了吗？

今天去蓝家庄去看下梁漱溟先生。他老先生的水晶眼镜，白布小褂，双梁布鞋，很使我佩服。我忽然觉得，南京的文化是在这里了。他老先生道貌岸然，使人敬畏，也许是看了我这一套G·I·有点与特殊人物相似罢，有些保留地不大肯多说话，这也是“煞风景”之又一端，没有办法的。

从蓝家庄出来，经过考试院，看了那金碧辉煌的建筑物，只有厌恶，不，南京的文化也绝不在这种“雅”得令人肌肤起栗的地方。

到了鸡鸣寺，看了“胭脂井”，旁边—位背了枪的“同志”警告我不可久留，因为这儿已经成为“军事重地”了，防空司令部在此办公。我只有用了两年来养成的习惯，说了一句：“God Damnit！”

走进鸡鸣寺中，一看“豁蒙楼”、安放了几十张床铺，两只办公桌子，玻璃窗上写了“谢绝参观”的“美术字”，于是完结，这里不用英文，还是用国粹的“呜呼”罢！

只好在大殿里靠窗吃茶，有许多中学生在吃茶念书，预备升学考试，也有不少善男信女于清罄声中，膜拜求福。

凉风中望后湖的芰荷，荒芜的台城，心里平静得很。好像在脑子里开了一部电影，从孙吴开到现在，一部历史电影，还有配音，“玄武湖中玉漏催，鸡鸣埭口绣襦回”……呀，南京的劫余的文化，其在是乎。于喧声笑语之中，我也哼了几句：

眢井空遗六代祠，美人风雨泣燕支。

明※留忆他生梦，笺擘犹传绝妙词。

玉树歌残春似水，景阳钟断梦成丝。

旧情更向何人说，惆怅城头落照时。

好了好了，不再多作笺注，以免无聊，现在日光向暝，满湖芰荷，别有一番零落芜秽之致，我真正十分惆怅，十分惆怅了。

9月4日鸡鸣寺

关于“泽存书库”

冶城的秋色已深，无情风雨，带来了新凉。在这已凉天气未寒时，似乎最宜于登临访胜。记者生涯是忙碌的，原无暇做此雅事，然而近来和平谈判已入牛角尖，一时恐怕也转不出来；与其整日为此无益之事多费时间，还不如来看看南京的文化，“点缀升平”来得有意思。

前天下午到宁海路十九号去看周逆佛海，吃了闭门羹，出来后就在山西路上闲逛，偶尔走进一家旧书店，买了两本端木子畴先生旧藏手题的词集，与老板闲谈，知道山西路口的中央图书馆北城阅览处，即是以前陈逆群的“泽存书库”的遗址。心里一动，遂即走去，投剌之后，被引入一间小巧玲珑的客厅里，里边布置楚楚，沙发古画，不染纤尘。窗外小池假山，居然颇有幽趣。一会，屈万里先生出见。这是一位山东鱼台的老乡，人极朴实，是负责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的，这一组的任务是收藏整理善本、字画、边疆语文、档案违碍书等。现在他事实上负责“北城阅览处”的善本整理事宜，将来重庆的善本下运，日本的善本索回，存于沪港的善本再来，这个“北城阅览处”将成为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丛集之处，与北方的北平图书馆将为公藏的南北双璧了。

我提出了汉奸陈群的“泽存书库”的事问他，屈先生很详细地为我说了一下这个书库的历史，颇有趣味，大可加入、“书林逸话”。陈群字人鹤，是伪府中的老汉奸之一，如果照系统说来，是应当属于“前汉”的。他当过伪内政部长，伪江苏省长，这都是肥缺，刮钱不少，他大都用来买书。当南京沦陷之初，满街都是旧书，没有人敢买，也没有人买得起，这些书大抵连造还魂纸都没人要，大多烧火而已。陈群这时开始收书，于是一般书贾才将这些“废物”收集起来，稍加整理，去拿给陈群去看。

照我们在那家旧书铺中听来，书店老板提起“陈部长”来，真好像是在说开天宝遗事的样子了。那时他们三五成群，挟了书到伪部里去，陈群常亲自接见，忙时也将书留下来，这样，他在伪内政部长伪江苏省政府任内，买书不少；等后来作了伪考试院长以后，刮钱不易，遂渐不能买书。他的“泽存书库”共分三库，他在《自剖书》中自称一百万册，实际南京有四十万册，上海苏州两地有廿八万至卅万册。是他在临命之前昏迷了呢，还是后来有了走漏，不得而知，总之百万之数是远不到的。

最难得的是他家中（南京）还有十多万册，这大抵是最精善的本子，他仰药前亲自写了数百封遗书，都编了目，又督促家人亲自动手整理家中的书籍，编目送到这里，然后才仰药自尽。遗嘱中对“泽存书库”还念念不忘，嘱管事人照旧做事，据那个旧书店老板说还将心爱的骨董每人分赠一件以为遗念。总之，这一切，在汉奸中，算是作风特殊的，也可以说是一个畸人。

这批书，胜利后经行政院批交中央图书馆接收。自本年四月廿三日起开始编目整理，至今大致粗毕，大约再有十数日，即可完事呈报了。现有的书目即已有一千多张。

我顺便又问屈先生关于汪逆精卫的遗书，他说在颐和路三十四号汪宅中共有七千册左右的书，大抵是平常的本子的词曲书，倒并无什么可观，至多也仅是明本而已。

我要求屈先生带我去看看书，我们走出客厅，穿出月亮门，一大间房子里，满地都是蒲包，里边满满的装了零乱的日文书，还没有整理完。

这整个的院子是圆形的，有两层楼，大约有大的藏书房廿余间，里边是一排排的木板架子，触手琳琅，缥缃满架。我们顺序开了门进去看。因为时间的关系，偶尔拿两部看看，就已经有不少善本，现在随便记一点：

一、徐乾学的《明史列传》的稿本（或是传抄本）六十五大册。

二、宋本（春秋集传）。

三、经厂本《诗经》大全，原装大册，明代的豪华装。蓝绫面依然存在。

四、宋绍圣四年福州东禅寺刻《正法念处经》，字画古拙，是北宋遗风，纸极厚重。

五、四雪草堂的《隋唐演义》。

六、弘治本《琵琶记》。

七、《西厢记》（李卓吾评本，万历本，金谷园本。都有精图，还有一种满汉金碧精抄本，抄手工致之至。满文译的汉书，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八、万历本《三宝太监西洋记》（小说）。

陈群的收书大约很像陶阑泉的收开花纸书，即极意求好。他有殿本的《康熙字典》与《全唐文》，都是最初印本，触手若新，实在是书林尤物。此外我还看子几种高丽刊本与抄本，大册皮纸，非常可爱。因为书还没有归类，检查不便，我看了一下厚厚一叠的善本书目，宋本有：（一）《隋书》（建本，残），（二）《范文正公集》（残），（三）《苏集》，（四）《龙田水心二先生文粹》，（五）《黄帝内经素问》（杨守敬跋）。元本有：（一）《唐文粹》（全），（二）《群书钩玄》，（三）《荀子》，（四）《李太白诗》，（五）《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六）《黻藻文章百段锦》，（七）《中和集》，（八）《困学纪闻》，（九）《〈汉书·艺文志〉考证》等。

这只不过是匆匆过眼的结果，疏漏自所不免，而浅学又不能做像缪艺风所发明的那一套“黑口，双阑……”之类的提要，于学人或无用处，不过意在使大家知道在南京，还有这样一个看书的地方而已。

最后我想附说一句，陈群在收书之际，也正是上海我们教育部的委托人在收书的时候。照一些记载，这事不啻是一场争夺战；据说陈群又是不大讲究的，书送来好坏都要，然而他毕竟也收了这些。宋元本固无足观，明本倒的确是不少，而且陈群特别喜欢集部，所以别集类的秘藏尤多。屈先生告诉我说在日本的一部分中央图书馆的书中，明代史料独多，有些真是外面从未听到过的秘籍。听了这话，不禁使我为之怦然心动。真的什么时候才得生活安定，重有余暇来看书呢，在落日秋风之中，走出了“泽存书库”，我心里还是这样的想着。

9月19日深夜

访“钵山精舍”

在石头城的角落里，清凉山旁边，有一个清代留下的古老的书院，清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为了纪念晋代在石头城与苏峻作战的陶侃——那个无事时搬砖的老头儿，说是要惜分阴的——建立了“惜阴书院”。咸丰年间遭乱，毁了一大部分，后来又重修，光绪二十七年改办学校。当时钱塘八千卷楼丁丙的藏书，有继陆氏宋楼售与静嘉堂之后更让给日本人之议。缪荃荪大声疾呼，以为不可以，以为这是国耻，得到了当时的两江总督端午桥（方）的帮助，用了七万两银子买下了。又用了三万多两银子造了四十间藏书楼。是为江南图书馆。丁家的书一起有十二万册，更加上了武昌范氏木樨香馆及宋教仁遗书，共有十六万册。这是民国十六年的数字。

这一次战事，这里的书不曾运出去（只有一小部分由柳馆长诒征运往江西），经过日本人的没收，运到朝天宫的故宫博物院里存藏。胜利以后清查，居然没有损失多少。其中的宋本都完全保存，元本损失了四十余种，听说是被一位小伪官拿去送礼了，陈群处也发现过一种，钵山图书馆自印的秘籍，现在只剩了三千余册（原有九万本）。所以我想去买一部阮大铖的《咏怀堂集》也没有成功。现在的志书有二三十架，三间大房子，在江南藏志者中可以算是巨擘了。还有一个特点，值得提出来的，这里的主持人倒还颇有一点古风。他们重视传抄的工作，如果你拿了丹铅砚笔，带了普通的本子想去借他们的宋本来对勘或抄录的话，他们是非常高兴的。不像北平图书馆那样重门深锁，将宋本书放在玻璃箱中，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之流才有看的福气。大家都在喊学问是公器，可是许多人都不肯拿出藏本来给人看，以免抢去了他的教授的金饭碗，这情形，只要一看那些专作冷门学问的教授中的情形，即可明了。因为这些东西，一向不为人所注意。他们搜到了一二稀见册籍，即可雄踞砧坛大加铺陈，据为私产，殊有专利之势。一旦要钱用时，还可以高价售与图书馆，不过这一着大抵是不大用的，因为这等于卖绝了自己的生路，其悲哀犹如李后主之失去南唐，盖可原谅也。

废话少说，因为主人的好意，我也有幸登楼看了一下好书。由两位老先生（他们服务本馆已经数十年了）引导，沿了已经要颓坏的木梯上楼，开了门进去。在这空洞洞的大楼中，放了几排木书架，没有玻璃，听说这些还是几经努力方向朱家骅要来的。一架架都满满的装了书，样子比“泽存书库”拥挤得多了。据说他们原有的书橱，楠木制的旧橱，已经被当柴来烧掉了，现在还剩下一只，放在隔壁。算是纪念品。

秋阳从窗口照进来，长书桌边还放满了没有整理的书，用草绳拴着。我真为这批书痛心，用草绳拴的地方，那些宋纸都有些磨损了，这就是我们用来对待海内孤本的方法。这样一个图书馆，只有七个人负责理书，没有一部车子（车子都运兵运军火和装姨太太去了），馆方好容易从有关方面借了一部卡车，将积存他处的全部珍本扔上车去，运到龙蟠里，再卸下来，堆在地上。当天因为雇不到工人，于是这些宋元本就只能在潮湿地上睡一夜，幸而还不曾下雨。现在是用每天四千元的工资雇了工人来将这些书陆续运上楼，草绳作捆，掷在楼角，如果你去一翻的话，那全是《四库》底本，商务的《四部丛刊》、《古逸丛书》的底本，毛抄黄跋。……这简直是一种“传奇”，可怜的不能使人相信的“传奇”。

居停主人殷勤地从书堆中找书来给我看。第一部找到了宋小字本《晋书》，这是商务曾经影印过的，板式甚小，厚纸，磁青面，初到手使你不觉得这就是如何可珍的册籍，可是你一看那铁划银钩的字迹，一笔不苟的刻法，你将叹诧这比了麻沙本的字体，比了黄善夫本《史记》的字体，更可爱。我又看了宋本汉书，这是有如黄善夫刊书的字体了，墨光如漆，薄纸上有如雪状的墨痕，有如看宋人墨迹，加于读书的兴趣之外。

关于小字本《晋书》，傅增湘说过：“盖北宋本也（按指自藏小字本《唐书》）字体秀劲，笔意在褚颜之间，断为闽中所刻，与宋健本之锋棱峭厉者迥然不同。盖北宋尚存古意，不似南宋以后专以精丽为长，此时代刀法之变迁，不仅缮工之有优劣也。余旧藏百衲本‘通鉴’，其小字十五六行者与此正同。他如日本官库所藏《初学记》，江南馆所藏《晋书》，其细行密楷，亦类此。”

我前面所写，意殊未尽，翻检藏记，偶得傅沅叔的一段话，抄了来说明正好。傅氏是老辈藏书家，凡老辈都喜欢考究避讳与白口黑口的一大套，而这里却能提出版刻的风气加以注意，难得之至。我虽然不能断定那本《晋书》即是北宋刻，然而它与南宋本的不同，则是不容漠识的事。

黄荛圃自称“词山曲海”，然而士礼居藏词曲为外间所见者绝少，近年来才少有发现。这里有一部元刻的《阳春白雪》，可以算是非常的珍品了。书是蝴蝶装，最可爱的是书前的一张柳如是的小像，作道家装，图作于清初，悬想当是曾经亲自看见过河东君的人物所写。三百年前秦淮河上的名妓，后人曾经为她作过“事辑”。她曾经追求过陈卧子，自称女弟，陈不敢接受；后来才转而看上了钱牧斋，在我闻室中为牧斋检书抄文，有如女秘书。《春浮园集》中有记云：“钱牧老语余言，每诗文成，举以示柳夫人，当得意处，夫人辄凝睇注视，‘赏咏终日’。”原书后面有黄跋，当时未细看，回来检士礼居藏书题跋又不见，不知曾否提到书的来历，也许这是绛云楼中故物，小像也是原写，那么就更有意义了。

此外有王友《〈说文解字〉句读》的稿本，丹铅满纸，可以窥见二三百年前人著书的遗风。宋乾道本《颐堂先生文集》是商务古逸丛书的底本。嘉祐本《唐书》，明活字本《鹤山大全集》，宋巾箱本《欧阳文粹》。宋本《医说》，与明嘉靖翻本对读，真是有趣的事，字体、行格全同，有如临摹古帖，然而风韵相差是不能掩饰的，这里可以看出明翻宋本的可珍，更可以看出宋本的风神，如此，庶几不会从书贾手中买到“宋本”的翻刊书了罢！

宋活字本《壁水群英待问会元九十卷》，明陈白阳藏。宋朝曾经有过胶泥活字，长沙叶德辉藏有《韦苏州集》，说就是胶泥活字；这一本后边有“牌子”，罗列“丽泽堂活版印行，姑苏胡缮写，章凤刻，趋昂印”，可以算是中国活字版史上的纪程碑了。

一部宋刻、宋纸、宋印的《云仙散录》，所用的是宋朝的公文纸，每张都盖有官印，并纪年代，有“开禧元年六月”，“嘉泰四年十二月”字样，都剜空衬纸，以便观览。

这时柳老先生翼谋进来了。戴了眼镜，穿了旧夹袍，六十八岁的高龄，说起话来还是精神贯注的。我有机缘与老先生坐谈，听他述说了九年来流离的经过，他说到激昂的时候，总是说：“非人力所能为”，看了这批书又重新被整理，放在书架上，他说：“书住在此楼三十余年了，八年中迁居流浪了一次，今天仍旧回来，真是神灵呵护……”这使我想起了藏书家在题跋中所常说的那一套神话，然而这却是极富于感情的。

柳老先生追述九年前逃到武汉与当局交涉运书，那时的江苏省教育厅长，柳先生说：“就是周逆佛海”，给了他多少留难、漠视、规避……

胜利以后，他马上飞回来看书，与杭次长立武几次交涉，才在接收大员的机位中占了一个位子。他是非常感慨于南京接收时的紊乱的，曾几次说及。这里我想追述一件已经为图书馆界熟悉了的故事。山东陷敌时，济南的山东省立图书馆长王献唐作了呈文给韩复榘要求派车，韩在呈文上批了两个大字“不理”。

现在，柳先生几次请江苏省教育厅派人来馆看看，得到的结果还是“不理”。据说他们不愿来看，是不敢来，一看之下，书橱没有，人手不足，……在在都要增加经费，可是省府正在关注“苏北难民”，想请“上海小姐”们给弄一笔钱，又哪里管得这些连烧火都不燃的宋元本呢？

我陪了柳老先生缓步去看了他们的藏志，看工人在运书。走下了楼，穿过“陶风楼”，柳先生告诉我，这是纪念陶侃、陶澍与陶端斋（方）的。走过庭前，双梧高耸，旧时的庭宇依然，书房如旧，柳先生指点着这些，说俞理初、胡培都在这儿作过山长，这些旧房中也住过不少名人，如薛时雨的姻戚、袁爽秋都是这儿出身的学生。……叩别出门，坐洋车回去，看看石头城上的一片落日，也真感到有些“古意”，也感到异常的黯然。

9月28日上海

附记：今年夏天，在来薰阁买到两册（阳春白雪），即是那曾经柳如是校过的元本的抚刻本，黄跋也照样影刻了。可惜书中的校笔，与书前的河东君小像没有办法照样刊下来。

36年7月2日重校记

“美人肝”

南京是所谓六朝古都，秦汉以前不谈，仅自孙吴大帝黄龙元年（229年）建都开始，到现在已经是一千七百多年了。其间虽然经过多少次变革、兵火，到现在，总算仍旧是政府所在的地方。想看看南京的文化，极容易联想到古昔，事实上似乎也只有“古昔”还可看。要想找民国三十五年度的新文化，可以说并没有。除了中央研究院的房子还漂亮之外，似乎只有一二种仿效上海方型小报的豆腐干周刊了罢？说也难怪，胜利虽已一年，干戈却尚未化成玉帛，乒乓之声起于天末，又哪里有闲心逸致来讲求礼乐弦歌之事？因此，要在这方面找材料，就异常干枯，而且这仅余的一点“古昔”，也将为当局的“粉饰”而日益消亡。灵谷寺改为阵亡将士墓，豁蒙楼上住了防空的大员，“南朝四百八十寺”这一修饰会弄得古迹荡然。阮步兵的墓碑上刻了党徽，朋友说笑话，不料这位晋代的狂诗人千年之后却变成了“本党同志”，阮公地下有知，不知当怎样“咏怀”也。念郁达夫遗诗“唱破家山饰太平”，即使在多晴好的秋阳之下，也不免有些愤懑了。

提起文化，这应该是历史流传的结晶品。这中间自然包含了两种，其一是太平盛世，衣食丰足之余的余绪；另一种则是世纪末人们疯狂的享乐。前者可以举出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曹官江宁织造时，曾刻“楝亭十二种”，其中有“粥谱”等一二种，讲究吃而及于吃粥，可谓精致了；原书少见，读者大抵还都熟悉《红楼梦》上宝玉挨打以后吃莲叶羹的情形罢？至于后一种则可以举出较近的南明作例，一翻《板桥杂记》之类的书，总该惊异于那些“名士”、“美人”是怎样地在吃着，玩着，穿着。却说明朝的南京，与现在稍有不同，现在繁华中心的新街口一带，当时还是“大内”，商业集中处还在“聚宝门”（今改中华门）一带。如果想了解明代金陵的繁昌情形，我想是非在中华门内外一带多走走不可的罢？自中华门沿城西行，在现在已经十分荒落的西南隅里，正是当时的达官贵人们的园囿所在之地。仅举一例，阮大铖的“石巢园”即在此处，当时人称之为“裤子裆”，现在是“库司坊”。还有一湾小池，两片断石，正是当时咏怀堂遗址，上演“春灯”、“燕子”的所在。中华门外，过“长干桥”，经“雨花路”，两旁的店铺，古色古香，还都十足的带了“旧味”，我想当是太平军后的遗迹罢，自然，时代逐渐加上去的色彩也还是有的。在这里，在仅余一楹的大报恩寺的对过有一家十分不起眼的小店——“马祥兴”。

店虽小却十分有名，是一家清真教门馆子。以一味“美人肝”驰誉当世。听说当汪逆兆铭开伪府于金陵时，曾经时常深更半夜以荣宝斋小笺自书“汪公馆点菜，军警一律放行”，派汽车到这里来买菜回去。这事至今在南京的小报上还津津乐道，甲申三百年祭，金陵就更有了新的马阮，如果依照“历史循环论”讲来，也真是“并非偶然”的罢？

我与朋友也自然是想领略一下这名菜的。坐在暗黑的房子里边，踞了一张古老的座头，与堂倌商量。回答却是没有，原来所谓“美人肝”是一种鸭胰，每只鸭子只有一只胰脏，大小约一寸罢？如果要拼成一盘菜，似乎就非几十百只鸭子不办。店中经常派人在市场上面收，收得与否是没有一定的。

我们就另外请堂倌推荐两样拿手的，就又要了“凤尾虾”与“蛋烧卖”，要半斤黄酒。没有“美人肝”，究竟未免有些遗憾。

看看这家店，前面一间是柜台与锅灶所在地。后面一大间就是卖座的地方，上面搭了席棚，听说战前不是这样子，这是轰炸以后的遗址。里面用木板搭起来的一间，则是“雅座”了。与我们并排而坐的，正是一些“贩夫走卒”，短蓝衫，大肚皮，一杯一杯地喝着。再隔壁，就又有衣冠楚楚的“上流人物”，还带了“红襟翠袖”来，如果讲“民主”，这里却还有一点点。“上流人”的台面亦只不过加上一张白布单，因为他们是在请客。

一会，胖胖的老板用荷叶包了刚刚收到的一些鸭胰给我们看了，他的脸上充满了欣喜之情。“刚刚收到了这一些，就给你加一只美人肝罢。”我们自然欣然接受了。多美丽的质朴的“人情味”。

我的确觉得这是古昔的文化的所在了。我又想到北平的“沙锅居”与另外一家吃烧牛肉的地方。也是这么一个逼狭旧老的小房子，也是这样的三教九流拥挤一堂，一同欣赏他们的美味的方式。西欧与英国人似乎还可以欣赏这些，美国商人大抵绝对不能了解这个了。无论生意多好，“沙锅居”每天只卖半只猪，决不增加，宁愿让十一点来的顾客失望而去，明日请早。清朝的大臣们早朝退班后不及更衣，全副盛服，抬起一脚与贩夫走卒一起围炉烧牛肉吃，老板没有想到“雅座”，更不必说“女招待”了。这大约是中国人的一种特别想法罢。在南京也曾有过陈后主的“临春”、“结绮”，但是词人们总是慨叹于“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坍了。”很自然地归结于“知足长乐”，“满招损，谦受益”融合了道教分子的所谓儒家思想，就是这样。它的好坏与留给中国人民的影响不提，这是地道的中国文化的遗留的事，总是真确的罢？

看题目好像是要大谈其“食道”，不过这个我是不懂的。“美人肝”在我看来殊无异于炒鸡丝，虽然更多一点清淡味，而且它的名字又那么好。此外，我们的便饭实在只用了很少一点钱，比到什么“三六九”之类的地方还要便宜。

10月9日

·271·

成都散记

黄裳

黄裳（1919～），山东益都人，作家。著有散文集《锦帆集》、《锦帆集外》、《过去的足迹》、《榆下说书》等。

关于成都，我最初的记忆是从几位唐朝诗人的诗句里得来的。杜甫晚年曾在这里流寓过一个不短的时期，他住在故人严武的军中。等到严武一死，他就只好再流浪，流浪，不久就客死在耒阳。在这位大伟人的晚期的作品中，我找不到什么光与色，除了那一种重重地压在人心上的衰飒的气氛。

其次就是那一位中国的堂（Don Juan），晚唐的诗人李商隐，也在诗歌里赞颂了成都。出现在他的诗里的是美酒，当炉的厨娘，和妓女。这使我想起他生活着的时代，中原正是在大乱之后，然而在“蜀”这一隅，还是“升平的世界”。当时的人们所寻求的，除了鲜艳的肉和芳醇的酒以外，似乎就更没有什么了。“美酒成都堪送老”，他是预备在酒的麻醉中过了这一生的。

当我所搭的载重汽车从驷马桥驶入成都以后，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先是远远的就已经望见了隐在灯雾里的迷离的城市。在经过了二三小时的夜里行驶以后，心里是早就盼望着早早赶到了的。我站在卡车的前面，迎着早春的夜风，望着越驶越近的布满了华灯的街道，心里微微的感到了一些温暖，觉得是走进晚唐诗句里来了。

在车上就已经受到了两位住在成都的商人善意的警告，说成都的旅馆是常常没有空房间的，担心着会有露宿的危险，所以车一停就跳上了黄包车。看那黄包车夫的行动真是悠闲得很，不过才两个转弯，就已经到了预先打听来的那家旅馆的门口，在最热闹的春熙路上。

侥幸我被接待到一间最后空着的楼上的房间里。这旅馆的布置和北平的旧式旅馆差不多，一进门是一个狭狭长长的过道，里边是一个大的天井，四周环绕着客房。我的房间在里边的第二进里，天井里种了两棵大芭蕉，当我走出我的房间凭倚在栏杆边上的时候，正好摩着它的大而绿的叶子。

安放了行李，洗了脸，我就又走到街上来了。正在旅馆对面是一家茶楼，窗子开着，里边坐满了茶客，还有着急促的弦管的声音。我看见他们一面品茗一面听歌的姿态，真是悠闲得很。然而我却不想走上楼去，因为我不愿再看到那些歌女的姿态。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已经厌恶了这个。记得八九岁时随了大人到北方特有的“茶楼”里去，看见窗前拉了一条绳子，一个个艳装的女人，侧了身子，一只手扶了那根绳子，在努力的喊出不自如的腔调来，两眼总是瞟着两边楼上的什么地方，这种姿态很使我不高兴，从此就不再走进那种茶楼里边去。成都的清唱不知道是怎样一种情形，中国究竟是一个广大的国家，虽然地分隔了那么远，我恐怕真会有类似的情形，倒还不如让我在街上踱着，听着这悠扬的弦管，想着这些风雅的人们在过着“燕子笺”、“桃花扇”时代的那种生活的好吧。

街上的人还是那么多，可是商店都已经在上门板了。灯光渐渐的隐了下去，后来只剩下一个卖甜食的担子的油灯还在闪烁。那是一个老人，疏稀的白发，干净的青布棉袄，勤快的煮着那些甜甜的“吃的”。左面的担子上一排排着十几个碗，里边泡着莲米、西米、青梅、银耳……他的两只手熟练的从里边舀出莲米来，倒在左边的一个小铜锅子里去。放好了水，盖上盖子，一个垂了双髻的女孩子替他抽着风箱。一会儿，他又揭开锅子，加两勺糖，再盖上，添两块枯枝，汤就开了。倒在小瓷碗里，加上一枚有着长长的柄的小铜调羹。我坐在暗暗的灯光里吃了一碗，默想着过去在那儿看过的一张宋人画图，《货郎图》。那小车儿的装置就十分像眼前这一副，多么齐全地安置着那些小巧可也是必备的材料，这个老人和他的小孙女——应当是吧——是多么平安多么和谐的操作着。

我慢慢地吃完了莲子汤，胃里充满了温暖，慢慢地走回去。回头看看，小摊子的灯火还在寒风里摇曳，这时街上的人更少了。我想该不会更有什么主顾了罢？

由于疲倦，回来后就上床睡了。

夜里十一点钟，忽然为一种歌声惊醒。这是一个女人的歌声，另由一个男人用胡琴和着，歌声非常激越凄凉。从直觉里觉得该是“凤阳歌”之类，是流浪人的歌声。胡琴的调子单调地回复着，女的自己还拍了板，更增加了音节上的凄切，我努力想听出她的词句来，可是终于听不出。

一时在枕上想到了很多事情，也都是值得悲哀的事情。

我记起了一个月前过的那些无聊日子，那时我看过的那一出戏，和在戏里扮着护士的那一个女孩子，她那摇摇的身段，雪白的素服，小小的加了黑边的白帽子，和那帽檐下面甜甜的眉眼。

当时她给了我一种悲哀的感觉。路上我时时想起这影子，在南京朱雀路的晚上曾经想起来过，现在就又想起来了。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使我每逢感到忧郁寂寞时要归结于“悲哀”。这使我看人间的风景时失去了颜色，我想我们真不该有那么“一面之缘”。

我在成都的第二个早晨是一个难得的晴天，有着淡黄色日光的晴天。很早我就已经醒来了。算了口袋里仅够吃一顿简单的早饭的钱，我不得不去到一个学校里去找一个旧日的朋友，有没有把握可也完全不能一定。那学校在成都的西南角上，学生则全部住在文庙里边。当我踏进那朱红色的大门以后正好遇见了丁，我们已经有六年没有见面了，然而一见却还能认得。从我们的衣服上看来，他似乎比我还窘，可是他究竟招待了我这个远道的朋友吃了一顿早点，用掉了他才拿到的一点救济金，这笔钱他是要用来维持一个月的。

得了丁的引导，我在一个外国牧师那里拿到一笔“旅费”，这点钱用来买车票到重庆是不够的，我还得等候随后来的朋友，自己先用这笔钱来看看这个城市了。

在一个下着小雨的下午，我踱进了武侯祠。

在红漆剥落的山门上挂着不准许民众公开游览的牌示，因为这里是住了军队的。这使我想起了在百花潭的门口徘徊着，终于不得进去；同时想瞻仰一下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草堂的想望也失望了。这一种游山玩水的兴致，现在似乎已经没有那么浓厚了。可是当时却的确是因为得以踏进这个古柏参天的院子而欣喜着的。

这些苍翠槎的树木，在杜甫的诗里就已经出现过的了。是不是天宝以来的遗物呢，这我无从知道，然而它们的确给这所庙宇增添了阴森的古味。古柏丛中散布着一些卖面食的席棚，雨后零落的样子芜秽得很。有两座唐碑在碑亭里，这恐怕是文献足征的最古的遗物了吧？

再进去是汉昭烈帝的正殿，两廊里塑着蜀汉的文武官僚。大概是很近的塑物，也实在不大高明。我看那大概是以三国演义为蓝本的。五虎将的神态几乎完全一样，除了黄忠特有的白胡子以外，如果没有刻了名位事绩的牌子，我几乎分别不出他们的名字。

昭烈帝的塑像在正殿里，左右有关张陪祀着。在角隅里还有着北地王刘谌的塑像。可是怎么也找不到那位乐不思蜀的阿斗。祀其子而祧其父，这在中国的旧礼教讲起来，似乎是说不过去的事，然而在这里也就可以看出一点人心取舍的标准来，《三国志》引《汉晋春秋》曰：

后主将从谯周之策，北地王谌怒曰，若理穷力屈，祸败必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后主不纳，逐送玺绶。是日谌哭于昭烈之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左右无不为涕泣者。

这在民间戏曲里即是有名的《哭祖庙》。这里的祖庙不知是不是现在的武侯祠，因为庙门本来是还题着“汉昭烈祠”的。

最后一进是武侯的享殿。武侯的塑像全作道家装，这应该是三国演义的功劳，把诸葛亮在民众的眼里提高到神的地位，与吕洞宾成了一流人物。其实他本来是一位儒家，从隐逸的地位走出来，想藉蜀汉做一些事，虽然“羽扇纶巾”，宋朝的苏轼就已经这么说过；后来魏晋人的服履风度，我想也应当从他那里受到相当的影响。

这里也照例有着“灵签”，由道士管理着。我也求了一根，花了一块钱，从旁边买到一张批词。现在已经忘了上边所说的语句，不过只记得里边说的是吉祥的话而已。

从武侯祠的享殿走出来，到隔壁昭烈帝衣冠冢去，要经过一个水阁的小院，那里也有卖茶卖酒的。小院后面有一段短的弯曲的围墙，墙后面全是碗口粗细的大竹子。地方非常幽静，使人想像着古时的隐士，芒鞋竹杖，在这样的院落里徘徊。

在如雾的细雨中我走出了“丞相祠堂”。

我坐了黄包车在凹凸不平的路上走着。经过了有名的“万里桥”；三国时费祎使吴，对送行的人说：“万里之行，始于此矣。”从此就开始了他的穷年累月的长途。那块万里桥的石碣，上面贴满了红红绿绿的什么堂之类的广告纸。那有名的锦江，也只剩下了浅浅的伏流，水的颜色也变黑了，可以和南京秦淮比美了。

小时候有由《警世通言》改编过来的《今古奇观》，深深的沉醉到那美丽的故事里去。在《女秀才移花接木》那一章的故事里，知道了薛涛的故事，和她那有名的“五色笺”。我曾经走遍了祠堂街、玉带桥和其余有名的几条文化街，想在南纸店里买点笺纸，而带回来的却只是失望。他们所有的只是一些刻着粗糙的人物山水画的信纸和已经成了宝贝的洋纸的美丽笺之类，这和北平的本纸店里可复刻的《十竹斋笺谱》一比，就不禁使人叹着风流的歇绝了。

一切旧的渐渐毁灭下去，新的坚实的工业文化还没有影子，成都却已渐染上了浓厚的浅薄的商业色彩，成为洋货的集散地，和一些有钱和有闲者消费的场所。在这里，我对那还多少保持了古代与文化的成都的生活方式，和其他的一切深深的有着依恋的心情。

我去望江楼的那一天，也是一个阴晦的日子。

像江南所有的花园一样，一进门就是夹道的翠竹，和铺了石子的小径。只转了一个弯，就可以看到那块题着“薛涛井”的石碣了。这块碑虽然不过是汉朝的东西，那井还应当是唐代的遗址吧？

这园子里全部的建筑都是同光时代的遗物，崇丽阁的阁门是锁着的。那高大古老的建筑里锁了一楼阴暗。我试着去推了一下那上了锁的楼门，它发出了奇怪的声音来，从雕着精细花纹的木格子里看去，那一层层的木制楼梯上，铺满了灰尘，蝙蝠和燕子在这里找到了它们最好的巢居。

我在“吟诗楼”上坐下来休息。楼前面是一株只剩下了枯条的衰柳，锦江里的水浅得几乎已经可以见底了，对面是一片黑色的房子，使人感到了非常的压迫。

在回廊的另一面有着薛涛的石刻小像，在上面叙述着她一身的事绩。这使我记起了那颇为浪漫的故事。那是说她很小的时候，她的父亲出了“梧桐”的诗题，她就作了“枝迎南北马，叶送往来风”的句子。根据这个，她的父亲就断定了她未来飘零的身世。这故事虽然浪漫，然而那真实性也非常可疑了。这无疑的是传统的试帖诗的表现法。如果是出诸名公钜卿之口，就该说梧桐是栋梁之材一类的话了。

在这样的地方，照例是要有数不清的对联和题额的，也照例都是一些赋得名手的杰作。不过这里边也还有可爱的对联。现在我还可以清楚地记来的是胡宪的一联：

独坐黄昏谁是伴，

怎教红粉不成灰。

我徘徊在这充满了阴暗的园亭中，深深地感到了美人迟暮的哀怜。

最后他们究竟来了。当一天我在街上回来以后，打开我的房间的门，在铺满了可爱的金黄色的阳光的桌子上，我看见了他们给我的便条。

我已经决定要在后天离开成都了。我们就计划怎样消磨这最后的一天。我们到新西门外边骑小川马到草堂寺去。川马小得和驴差不多，骑在上面颠得很不舒服。每一匹马有一个马夫牵着，他很爱惜他的马，不肯使它奔驰。我们骑在马背上，得得地踏上了石桥，览着充满了古风的两旁的店铺和风物，颇有点贾上人在驴背上的境界了。

经过了百花潭，青羊宫，我们走上了一条田垅间的便道，马夫开始让他的小马跑着，这时我回忆起来在归绥骑蒙古马到昭君台去的事，觉得可笑，同时也颇有辽远之感，这实在已经是六年前的旧事了。

草堂寺埋在一丛荒秽里，那有着飞檐的亭阁，已经剥落得不成样子，使人想起水浒传里叙述鲁智深走进瓦宫寺的情景。这里就连那煮粟子粥吃的老和尚也找不到。埋在荒草里的墓塔的碑石上生满了绿色的苔痕，石壁上的浮雕也都盖满了泥污，我们终究离开了这无人的古寺，又骑在那小川马的背上去了。

下午我们去过了一种完全异样的生活，坐在一家据“指南”里说是正宗的川戏的剧院里，当我走进这木造的大厅以后，很快的使我恢复了十几年前在北京听戏时的印象，虽然这印象已经是那么淡，淡，几乎已经没有了些微的痕迹。不过当我一坐上那窄得像一条木棍似的凳子，堂倌随即送过一壶茶，而且把包茶叶的纸系在茶壶盖上以后，我的深深的埋藏着的记忆，又忽然活动起来。好像又已经坐在那已经有了几十百年历史的戏楼里，望着那曾经歌舞过多少名优，演出过各色戏曲，徽腔皮簧的舞台出神了。

这舞台还保持着它古昔的风味，在电灯旁边还骄傲地排着两盏煤气灯，它们发出的光也的确要比淡黄色的电灯要亮得多。

关于川戏，我的知识是很淡薄的。它似乎与皮簧不无关系，因为有许多调子的名称是一样的。关于它的流变，考查起来，应当是颇有趣味的。不过现在我仅是以一个“素人”的资格，来领略一种新的声光色的印象而已。

每一出川戏差不多都有一个颇美丽的名字，很像花曲里的折名。其中有一出是叙说妲己和文王的儿伯邑考的故事的。那女主角利用了繁复的动作刻画她的心理的变化，有不少美丽的身段，这实在是一种发展得很完整的歌剧。

最后的一出戏是宋末的崖山之役，陆秀夫背了幼帝赴海的故事。这出戏里有不少战事的场面，更有不少描写民众流离的地方。在这里充分地表现着川戏在音乐上的特色，主角唱过以后，就有和音起于舞台的四周，更夹杂着一种叫做“海螺”的管乐声，激越，悲凉，流亡的民众的无告的神色，被无情地如实地写出来了。

四川是从古以来就常有战乱发生的地方，这悲苦的经验被写进戏剧里，音乐里，如此深刻，如此广泛的活在每一个蜀人的歌声里，成为一种悲哀的调子。这使我联想起那啼血的子规，和江上的橹声，船夫的歌声，觉得这些似乎是发自同一的源泉，同一的悲哀的源泉。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这个城市，丁送我到车站去。那是一个叫做“牛市口”的地方。这一次是客车了，我被安置在车子中间的座位上，没有左右前后动转的自由，可是在驶过蚕丛的蜀道时，却必然地会有与车篷来接触的机缘。然而我究竟安心多了。车窗外虽然又是阴沉沉的天色，却不必忧愁再重逢被雨打得透湿的那一种不愉快的经验。

1945年春

选自《锦帆集》，1946年11月初版，中华书局

·272·

老虎桥边看“知堂”

黄裳

黄裳（1919～），山东益都人，作家。著有散文集《锦帆集》、《锦帆集外》、《过去的足迹》、《榆下说书》等。

在重庆滞留了颇久，周作人两次公审都未能旁听。到南京后，人地生疏，买了一张地图在街上闲步。走过延龄巷，穿过国府路，看见了那座朱红剥落了的国民大会的大牌楼，再走过去，翻开地图一看，已经到了洪武路。向左一转即是老虎桥，也就是“模范监狱”了。心想何不就去看看周作人呢？于是就又穿过了几湾臭水坑，远远有一座红墙的大院落，走过去看，很多人在那里等候探监。我在人群中走上一问，说是要看汉奸周作人，卫队长答说这星期中已经有人看过了，怕不便；交涉的结果，由我写一张“申请书”给所长，又在门房等了一会，就有一位领了我进去。进了外面的监门，曲曲折折地走了一会，来到一大间办公室，所长降阶相迎。寒暄之后，他让我坐在一张长条的会议桌旁，所长正坐，我在左边第一张椅子上，又泡上两杯茶来。

寂然有顷，我问所长，可有什么规则要预先知道一些。所长问我是否与周认识，我答说不认识。所长说一向不大欢迎记者与他们会见，因为这批汉奸往往一遇机会即大发谬论。我当即声明，决无代为宣传的意思，于是又寂然。

一会，我在窗外看见一位狱吏带了一个老头儿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周作人，不过在印象中，是早已有了一个影子了的，现在看着“正身”，大抵差不多。他穿了府绸短衫裤，浅蓝袜子，青布鞋。光头，瘦削，右面庞上有老年人当有的瘢痕，寸许的短髭灰白间杂，金丝眼镜（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惟一”的一副金器，三十年前的老样子）。

与想像中不同的是没有了那一脸岸然的道貌，却添上了满面的小心，颇有“审头刺汤”中汤裱褙的那种胁肩堆笑的样儿。请他坐了下来。他搓着手，满脸不安，等候我发问。这种“会审”式的访问很糟，简直没有什么话好说，只问他这儿过得还好否，他回答还好。我问这是第几次来南京了，他说南京是他作学生时住过的地方，以后来往路过也有好几次，最后又含糊地提了上前年的那一次南游。那次“荣归”，在当时敌伪的报纸上很宣传过一阵子。我曾经稍翻过一下，也颇领略了一下当时的盛况，记得《苦雨斋打油诗》，中有一首道：“疲车羸马招摇过，为吃千丝到后湖。”悬揣当时的知堂，不致没有汽车坐，这疲车羸马大抵是所谓腴词罢？虽然现在南京市上也正多着这样的马车。

后来他提到最近没有再审的消息，大约是在收集证据的罢？有一位律师愿意为他辩护。他自己写过一篇自白书，两篇“答辩状”，所说的话大约都在那里了。我即发问，一向是佩服倪元璐绝口不言一说便俗的他何以在这次法庭上又说了那么许多不免于“俗”的话？这很使他有些嗫嚅了。最后他说，有许多事，在个人方面的确是不说的好，愈声明而愈糟，不过这次是国家的大法，情形便又微有不同，作为一个国民，他不能不答辩云云。他重复说，现在想说的只是一点，起诉书中说他“通谋敌国”，而日本人也说他“反动”，是“大东亚思想之敌”，事实上绝对没有在两方面都是“敌”的人。除了这点以外，其余的都可不说。

他又说发表在《国闻报》上的一篇《日本管窥之四》，有很多人没有看过。我告诉他这篇文章我是剪存了的，他很惊异，说这篇文章的结论与《日本之再认识》中的结论是相同的。

他又说文人报国的方法，也只有写写文章，不误人便好。他又说其实也可以上前线去一刀一枪的，本来是海军出身，还是武人哩。

我又提起那一次元旦被刺的事，他说这事至今还没有弄清楚，恐怕是日本人的诡计。我就又提起日本人恐怕没有弄死他的意思罢？他说这事有几点可疑。其一，那时他在燕大教书，还未投伪，中央未必要处决他；其二，日本人后来终未能查出这事，其实是应该查得出的；其三，该时他每周有定时出城教书，坐洋车多经荒僻之处，要下手正好下手，为了避免嫌疑，所以才到苦雨斋去刺他的。他又说事后燕大的司徒校长还去慰问过他，后来教育部特派员某氏也去慰问过他云云。

我又问他是否还有许多集外文没有收集，他说没有了。我又记起了有一次偶然在《中华日报》上剪了下来的《参拜汤岛圣堂纪念》的文章，他就说这些应酬文章照例是不收集的，也还有许多在外面。我不禁又想起那张穿了军装检阅童子军的照片来，问了他，他好像觉得无所谓，马上答说，他“演戏两年”，那些都是丑角的姿态云云。

最后话题转到苦雨斋的藏书，我问他是否都已封掉，他答不知。虽然可以通信，但是也不好再去问这些事了。我问他大约还藏有不少鲁迅的遗稿罢，他说有是有的，不过大抵是早年的零碎作品，而且也并非创作。

好像后来苦雨斋也在大批地收书，也颇有些善本，照纪果庵所说，满架琳琅，很是可观的了。他说这也没有什么好东西，他的买书与别人的藏书不同。他所买大抵在别人是不要的，一些西洋书也大抵是生冷的货色。

未能免俗，我又要他写点东西，如近诗之类，他说近来很久不曾作诗了。也难怪，在老虎桥边是很少可能有打油的“雅兴”的。他想了一会说有一次在监中为一位朋友题画的诗，写了下来：

墨梅画出凭人看，笔下神情费估量。

恰似乌台诗狱里，东坡风貌不寻常。

为友人题画梅知堂

读了这诗颇使我“有感”。正如他说过的一句话，虽然是在说别人，也难免不涉及自己，这里“笔下神情费估量”，正是写“自白书”时的写照罢？居然“风貌不寻常”，这在我一些也看不出来，只觉得这个“老人”的愈益丑恶而已。很奇怪，这诗没有衰颓之音，而反倒颇有“火气”，岂真是愈老愈要“向世味上浓一番”乎？

时间拖得太长也不大好，只好请他回去休息了。我就又向所长说希望看一下他们的狱中生活，就又由一位狱吏陪了我走进了“忠”字监。这是一个小院子，里边是孤零零的一所红砖房。其中是一间间的小房间，从门口上面的一小块铁丝网窗中可以望进去，房子极小，可是横躺竖卧的有五个人，汪时、刘玉书、唐仰杜这些老奸都赤了膊席地而卧，有的在一叠饼干匣上面写信。梅思平在里面的角落里看书，殷汝耕在看《聊斋》，王荫泰藏在墙角看不见。走到第四间，“知堂”刚刚回来，在里面一角里的席地上，脱下了他的小褂小心地挂在墙上，赤了膊赤了脚在席上爬，躺下去了。旁边放着一个花露水瓶子。

我又想起了刚刚的那首诗，好一个“东坡风貌不寻常”。不过这儿我没有嘲讽的意思，那情景，真已是够凄惨的了。

附记：这是一篇报导，我只是记下了他的话，其“谬论”在明眼人看来，自然是雪亮的。而且在监狱里辩论也不免为奇谈，因此也就不再加以仔细的批注了。

8月27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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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旧游印象钩沉（节选）

何满子

何满子（1919～），浙江富阳人，杂文家、学者。著有《论<儒林外史>》、《画笺十年》等。

报恩寺

从上海到别的城市，一出车站、机场或码头，第一个感觉是“这里真清静”。五十年代初那阵，初到北京、天津、广州这些如今也已闹哄哄的大都市，印象都如此。而苏州，则在清静之外，还须加上古朴的感觉。出车站过桥进平门，踏着的便是石子路。这些卵石铺成的街道，可能还是明朝或清朝始筑的。除了观前街一带是平整的柏油马路外，其余几乎全是石子路，小街小巷则是石板铺路，与通出去的石板桥构成统一的古朴景观，和我童年时到苏州所见的并无两样。像苏州这样规模的城市，二十世纪中叶仍保留着这种“古装”的，全国大概也只有无锡等少数江南城市才是如此。比如：与苏州齐名的地上天堂，敝乡杭州在二十年代就已不大见得到石子路了。我的一位政治研究院的学友，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张维华教授就对脚下的石子路发过感叹：“这里还是石子路，北方是看不到的，真怪，可是很有味道。”

政治研究院设在北寺塔，这里所说的是院部。我们的住处和活动地则是寺对面的一排平房院子，学员都是华东各高等学校的教师，只有少数是华东各地民主党派的头头。校院长级的知名人士就有不少。和我同住一室的就有两位学院院长，一位就是上面提到的张维华教授；一位是之江大学财经学院的院长胡继瑗。此外，学友中还记得有复旦大学校长章益，圣约翰大学文学院院长黄嘉德，南京大学什么院长孙本文，还有现已记不起名字来的沪江、大夏、持志等大学的校长、教务长、院长多人。总之，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绝非浪言。

与我同来而交往有素的有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贾植芳教授和书法家、诗人、当时隶名于上海音乐学院的潘伯鹰教授。我之所以要提到上述各位，是因为在这几个月里，我们几乎每天在一起逛街，一起泡茶馆，一起喝两盅；礼拜六中午，则一起乘火车回上海，礼拜天又一同乘夜车回苏州。幸亏当时还相当宽松，不然是有被视作“小集团”的危险的。

当时的生活日程大抵是每周有两到三次听大报告，至今还想得起的是一次听院长匡亚明讲学习宗旨之类；另一次是华东宣传部副部长冯定讲哲学。其余讲题和主持人全已忘记，讲的东西当然已全部缴还得一点不剩。听报告以外，上午如不听讲就是小组讨论，下午则是每天两个小时的自学，听报告那天的自学时间则改为讨论上午的报告。下午三点以后是自由活动，也就是我们游逛的时间。因此，除非下大雨或特殊情况，很少在院里晚餐。至少贾植芳和我，五个月之间总共在院里晚餐不上十次。

听报告和进餐都在报恩寺的大殿，进食时真像寺里的和尚开斋，学员里当真还有一位僧人，是上海某寺的高级职事僧，属于民主党派人士的统战系统，说能在报恩寺学习真是“有缘”。食堂里专为他开素食，但进食前没有佛门弟子的祝祷仪式，而且也穿中山装，不戴帽时才能从光头和灸疤上认知他的僧侣身份，此外则是讲话时常带“阿弥陀佛”。那么些人在北寺塔居留那么些日子，只有他一人曾登上塔顶的第九层，此外大概没有第二个。他老是劝人上去看看，说：“远眺太湖，阿弥陀佛，真漂亮啊！”

护龙街上的旧书古玩店

护龙街，如今好像已叫人民路了，十分冷静，汽车是绝对没有的，间或有一二辆三轮车或黄包车。行人很稀少也都很悠徐，在街上溜达，安全是绝对放心的。几乎没有三层以上的房子，或是二层或是平房，显得凋零和衰败。

沿街却有不少旧书店、书画店和古玩店，也有一些卖古钱、案头小摆设和雨花石之类的摊头。据说都是土改后潦倒了的地主家人，拾掇点家里剩下来的小零小碎变点钱。潘伯鹰就曾在这种摊头上花很少的钱买了几十粒石品颇好的雨花石，十分得意。次年春天还专门在他虹口的小楼上，请我和陆澹安欣赏他的水仙花盆里的这些石头。我是外行，陆澹安看了连赞好好，一问价钱，他笑着骂潘公；“你不如抢人家好！”意思是便宜得不像话，等于白送。

苏州是文物之邦，真是藏龙卧虎，哪怕看上去不像模样的一家书画古玩店，也有意想不到的珍品。显然，这些好货都是从倒楣的地主豪绅家里流出来的。那时刚解放不久，文物之类的货品没有人要，标价便宜得骇人。一幅王石谷的翠绿山水条幅，标价只有四十万元；沈石田的行书横披三十万元，翁同和的一幅五言对联更不值钱，只要十万元（当是还没币制改革，万元是后来的一元，上面说的四十万就是后来的四十元）。我的天，简直是糟蹋圣贤！开头我以为是赝品，但潘伯鹰多少懂行，仔细辨认了一会，说是真货。我舅舅家原来有一幅王石谷的山水中堂，日寇侵华时被劫，经常一想起就深表惋惜，我想买这一张条幅送他，也可使他稍得慰藉。心想即使是赝品，也不过是六斤螃蟹的价钱，那时最大的螃蟹每斤只卖七千元（即七角）。于是就买下了。礼拜天带回上海，特地请徐森玉先生去鉴定，徐森老一打开就点头道：“没错，一点不假。”一问价，他只摇头叹气。这幅画一直没机会带回杭州送给舅舅，却在“文革”中给抄了。

砚台就更不值钱了，潘伯鹰只花上十万（十元）买了一块椭圆形的端砚，刻饰上乘，镌有梁山舟的题识。听说后来他送给了沈尹默。

旧书店里也颇有些好书，明版不少，清初刻本更多。但明刻本多数残缺，这些书想必也是土改后地主藏书家捆载而来变点钱的。我非藏书家，对明版什么的并不追求，残本更无兴趣，却淘到了一部完整的《知不足斋丛书》，系字墨精良最早木版印刷本；我在坊间或藏有此书的人处见到的都是竹制印的，这套却是白绵纸印本，盖有“鲍廷博自藏”的阳文长方印记。店主索价八十万，结果六十万（六十元）成交，老板还十分高兴，格外巴结，加送了一本《吴郡墨卷选粹》。在“文革”被抄去的书籍中，我以失去这套《知不足斋丛书》最为心疼。

因为常路过这家书店，有时进去看看书，不进去时也常和老板打照面问个好。彼此熟了，知道他是山东人，姓王，便问他是否是王鏊的后代，居然竟是，因而想起金圣叹的朋友王斫山，问他是否知道。王老板笑道：“知道，是败家子，王家就是他败掉的。”此说正和金圣叹所记王斫山一掷千金的轶事相合，我曾缀一小文以记。这位王老板还介绍了他的一个在临顿路开酒店的堂弟和我们相识，我们以后成了这家酒店的常客。

小酒店里的美食

贾植芳的宿舍在院子靠里，每天下午三点多一点，经过我的门口，就喊：“老何，喝酒去！”于是我们就上街喝酒。有时也有别的人，但以两人对酌为多，一周至少有三四天如此。

开头是不择店家，后来就固定是临顿路上那家王姓的酒店，叫什么店号记不起了，也许就没有店号。临街一开间的门面，有四张小桌子和一些矮椅子。当时没有卖瓶头酒的，都是零酤。老贾和我都还有点量，白干是每人半斤，绍兴酒则每人大约两斤，老贾专喝白干，但这家的白干不佳，我就改喝苏绍。一次店主人还郑重其事地献出了一小坛陈酿，据称已是二十年的旧藏。启封后已凝缩只剩大半坛，酽如蜂蜜，沾唇黏舌。经潘伯鹰开导，方知必须掺以通常的新酒方能饮用，果然香醇异常，为平生所饮过的最陈年的老酒，令人难以忘怀。

但更难忘的是那时在酒店吃到的菜肴，那也算是我一生中所享受到的难得的口福。菜肴不是酒店供应的。酒店里也出售菜肴，只是小碟发芽豆，猪头肉，凉拌海蜇之类，我们通常也要一两碟，所说的可称之为“口福”的，是小姑娘和妇女们提着食盒到酒店里来兜售的。这些都是地主家的妇女，烧的全是过去做给主人享用的家常美味，和通常餐馆供应的菜肴比起来别具一格，风味大异。餐馆里的菜肴大抵带一种无以名之只好称之为“市场味”的流行口味，犹如罐头食品那样规格一律，带有批量生产的统货味道，而这些妇女提来卖的却是精致的家常菜肴。苏州人是讲究吃食的，地主绅士等有钱人家尤精于食事，即使寻常菜肴也都精美别致。通常的红烧牛肉，鸡脯，虾球，葱烤鲫鱼等并不名贵的品色，滋味都各有与众不同的个性，和餐馆中的菜肴相比，一品味就觉得不是庸脂俗粉，真叫大快朵颐。价格也想不到的低廉，一小碟两条葱烤鲫鱼，只要一千五百元，即1954年改币制后的一角五分。牛肉，虾球，半边鸽子，和有松子和花生仁的肉圆，也都是一二千元，顶贵的不超过五千，即后来一角至五角。总之，两人对酌，花一万元（一元）就很丰富满意了。这些地主家的妇女和女孩子在土改后虽已没有质量较好的衣服，但都梳妆穿着整齐干净，言谈举止也很不俗，一副有教养的样子。现在屈身于“提篮小卖”，楚楚可怜，确也令人矜悯。一个小姑娘因为常买她的菜熟悉了，谈起来知道是初中学生，每天放了学才赶紧回家提菜出来卖。我给她点钱，她开头坚拒不收，我硬塞在她手里，才低声说：“多谢！”双眼泫然欲泪。她说她的菜都是“阿”（妈妈）烧的，并说她“阿”能整治整桌的酒菜，自然这点小菜不在话下。我们尝的是苏州大家巧妇的美食，这种机遇应当是空前绝后的，那些日子我们真过上了苏州地主饕餮家的生活。

隔壁是一家小面馆，喝罢酒以后，便叫那家面馆送一碗阳春面过来，就着下酒吃剩的菜下面，拍拍肚皮，万物皆备于我，于是带着微醺，慢慢地踱回宿舍。通常总是当我们经过北寺塔门口，院里吃罢饭的学友也稀稀落落地从报恩寺返回宿舍，在院里进晚餐的人顶多也只有半数。

稍事休息，便上街溜达，这回同行的都是同室的人，最终大抵是进戏院或书场。

熏青豆与文君当垆

我对京剧兴趣不大，而且苏州也不是看京剧的城市。当时只有一家开明大戏院，角色都不入流。只有一回碰上杨宝森到苏州演出，这才引起了政治研究院一群戏迷的兴趣。与我同宿舍的胡继瑗老先生更为兴致勃勃，还有一位圣约翰大学的年青教师孙若鉴，这名字中真没有把握说是记对了，只记得是胖胖的小伙，不到三十，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毕业生，那时刚回国不久。他却是当过票友，上过台的。知道杨宝森到苏州演出，怂恿着大家非去看不可，杨宝森演了十天，他一天不拉地看到底，连礼拜天也不回上海。

张维华教授不算戏迷，我和他联床，很谈得来，虽然早在抗战时候，我在成都时就认得他，但只是相识而已。这回一起在苏州，一谈起来，他的续弦夫人和我的妻子竟是高中时的同学，关系就陡然亲了一层。他那时大约五十来岁，可是却儿女情长，老是想念夫人。我就陪他消磨寂寞，书场他是没有兴趣的，语言就有障碍，于是晚上就陪他上戏院，蹩脚的角儿也照看不误，为的只是打发时光。

多次看戏，即使演员唱做不佳，我们也都大度能容，笑一下就算了。只有一次，演《古城会》，扮关公的红生唱笛腔时腔不圆不说，唱到半路竟断了气，呀呀了半天呀不了字。我们实在不能再忍耐，这才半中间退席，此后再也不进戏院。在我怂恿下，我们改上书场。

张维华从来没有进过书场，双档有情节的片段还能猜懂个大概，单档的开篇之类就不大听得懂唱的什么字眼，我就给他做翻译。听了几场以后也听出了味道，回来路上还别着山东腔学两句。书场似乎叫吴苑书场，名称也不大记得真了。那时书场里的气氛还和解放前一样，一张张方桌，盖碗茶，而且还有干果等小吃。其中一味熏青豆特别可口，这玩意也只有江浙一带才有。以至我们以后说上书场就叫“吃熏青豆去”。1957年和1980年我两次去山东和他会晤，还提“吃熏青豆”的旧事，他还说：“那豆真不错”。

张维华奉命来苏州学习时，正在写一部关于沿革地理的论稿，是一部大书；因到苏州来而中辍，心里老是挂念着写到一半的稿子。那天听书，有一段是《红楼梦》里某一情节的开篇，首句是“秋到重阳秋气深……”其中有一句黛玉嗔怪宝玉的“你哪有这么多的闲工夫往我这里掷”，很触动了他的心境。出书场后，他不断念叨着这句，喟然叹道：“真是，那么多闲工夫往这里来掷……”当时他，我，谁也想不到以后还要浪掷掉不少不少的“闲工夫”，他的那部关于沿革地理的大书始终没有完稿，1980年我去组稿时，只取回他的抗战前在哈佛燕京社少量印行过的《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在我工作的出版社出版，算是我们结交了一场的纪念。

出书场转弯一条小街上，有一家夫妻面馆，我们常去吃夜宵，男的掌厨，女的应门。这是一位很清秀伶俐颇有几分姿色的少妇，我们戏称她为“文君当垆”。张维华常叹息，说苏州真是出美人的地方，女性都长得很秀气。临结业前的一天，他还拉着我，最后一次去看看“文君当垆”。

寻访阖闾城八门

苏州可玩赏之处甚多，要言之不外山水、古迹、园林三类。这三类当然每是重叠的。自然景观中如果没有历史的人文内容，意味就不深厚，比如天平、灵岩这样的山，别处也多的是，不很有出众之处。它们之所以受人青睐，不仅在于它们挨近这座名城，更因为它们有历史的风云和风流痕迹，能供人发点思古之幽情，人杰然后地灵。

但当时满不是发思古幽情的时候，因此我们玩赏名胜古迹的兴趣就被减掉了大半。近处的园林，似乎只到过拙政园、狮子林去浏览了两三次，城南的沧浪亭去过一次。稍远的如留园，直到快离开苏州前几天，才和张维华去游虎丘经过时转了一圈。远郊风景则本来没有去游赏的打算，只因偶然在旧书店里觅到一本南宋人周必大的《吴郡诸山录》，才引起了一点兴趣，有两个礼拜天特地不回上海，约了张维华和潘伯鹰两位，去游了天平、灵岩和石湖。还有一件印象较深的事是，有好几个下午，陪着张维华去勘察苏州古城几个城门的故址，他那时专攻沿革地理，于此道最为留心。

以城市的建制史来说，除了楚国的郢都，即纪南城以外，苏州城即阖闾城是长江以南建城最早的国都了。史载阖闾城建于周敬王六年（前514年），我此刻定下这年份，是查书查来的，可张维华专治这一行，博闻强记，烂熟于心而随口可以说出。我们住在平门里，他就指着平门说，伍子胥攻打齐国就领兵从此门出发，要平掉齐国，故曰“平门”。并且说笑话：“这是你们江南人侵略我们山东的历史见证。”又讲了齐门的历史，说是齐景公的女儿嫁给吴王阖闾的太子，也就是吴王夫差的长兄，不料嫁过来后，太子就死了。齐景公的女儿思乡情切，号哭于此门，因号“望齐门”，略称“齐门”。这些大概是附会之谈，但我后来读唐人陆广微的《吴地记》，果然有此说法。

寻访城址就从近处的平门、齐门开始。手头没有地志书，买了一张石印的苏州风景图，根本不合比例，只能看出大致的方位。苏州的城墙在太平军之役大量毁坏后，就没有增修过，本世纪二十年代拆城筑路以后，城垣已所剩无几，继以日寇侵华时期的破坏，除了盘门还比较完整，其余都已很难辨识。我们多趟陆续寻访的结果，可以断定所谓阖闾城八门，并不像北京或西安城那样，按东南西北的方位按比例开门的。例如盘门和蛇门（今南门），相距就很近，齐门和平门相距也不远，而娄门到匠门（后称相门），就有平门和齐门之隔的双倍的距离。从平门桥北堍东行，大约一刻钟可到齐门；娄门大抵与北寺塔东西成平行，匠门则与玄妙观成一线还要靠南，两门之间步行要四十分钟以上。从匠门沿城往南，还有一座葑门，不属于阖闾城八门之内，因为吴王绝越，正东的门不开。葑门之名大概是由“封”而来，是后代开了门命名的。仔细一考虑，才恍悟原来的八门并无平、齐、阊、胥之类的名称，比如，胥门相传是以伍子胥之名为门，试想建城时，吴王绝不会将一个臣子的名字定为城门之名。旧说伍子胥的住宅在此附近，故称胥门，这就分明是后人命的名了。胥门何在，我们始终寻访不到。因为阊、胥两门并为西边的城门，只能大约估计当在今金门之南某处。1954年前后，张维华函告，他写了一篇《阖闾八门考》，但我始终没有读到这篇文章。

木渎灵岩之游

苏州当时有马车载客。我以为郊游的交通工具，以马车为最理想。汽车太快，想浏览一下沿途的风光，没看清就疾驰而过了。马车则悠徐容与，视界也比关在轿车里宽广，更加上蹄声得得，仿佛就有那么点郊游的味道。

游灵岩山先在木渎吃中饭。木渎虽是小镇，但我在少年时就已留有很深印象。印象得之于一本叫做《滑稽诗话》的小书，书中说有几个三家村冬烘先生改张继《枫桥夜泊》一诗。一个说，霜如何能在天上见到，首句“满天”不通，霜见之于瓦上，应改“霜满屋”。次句“对愁眠”，也不通，对愁哪能眠？应改“对愁哭”。第三句勉强。第四句“夜半钟声到客船”更不通，倘此船航行到了常州，难道也能听到么？应改为“到木渎”。木渎这个地名我从此就牢牢嵌在记忆里了。木渎有家有名的石家饭店，有名菜肺汤，抗战前曾为国民党的大员们赏识，据同行的潘伯鹰说，此菜不可不尝，谭延阖、于右任都曾在该店留题赞扬过的。扫兴的是正好碰上酒店在翻修炉灶，未能一饱口福。但隔壁一家面馆的爆鱼面也很出色，不像一般面馆似的将爆好的现成鱼块，作为浇头加在面上，而是热锅现爆，脆而又嫩，颇为可口。店名叫天兴馆。何以记得呢？这里还有一段因缘。说起来也真是无巧不成书，八十年代初，我到上海淮海路重庆路口一家苏州面馆沧浪亭吃葱油面，和同去的朋友闲谈，偶然提起了在木渎吃爆鱼面的旧事，说其味之佳至今尚能记得。一个上了年纪的苏州服务员插嘴问道：“阿是讲天兴馆？”原来沧浪亭的老掌勺正是天兴馆老厨司的儿子。难怪沧浪亭的葱油面如此精采！沧浪亭以后成了我常去之处，并曾作小文为其葱油面鼓吹。

灵岩的寺宇、宝塔和各种诡奇多姿各像其名的怪石固然值得一看，但吸引我们的是馆娃宫的遗址。什么响廊、采香泾、脂粉塘之类，历来为诗文所艳传。其实说穿了是大煞风景的。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美女的事，在《国语》上是记载着的，可说于史有据；但西施这个人却查无实据，先秦诸子如《管子》、《墨子》、《孟子》、《庄子》等虽然提到西施（一作先施）的名字，盛称其美貌，但从不提到她和吴越战争的关系；《左传》、《国语》有关吴越交战的文献则根本没有提到她的名字，直到汉代赵哗的《吴越春秋》，才提到越王以西施进献吴王的事，或说她是采薪之女，或说她是浣纱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谁也说不清。人们是不但喜欢造神，也喜欢编造风流故事的，于是越说越真，把一件虚无缥缈的事说得有鼻子有眼，风流旖旎，令人心醉。至少在汉代以后的二千年来，故事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俨然成为史实。历代好事之徒不免要在“旧苑荒台”上添上些琴台之类，毁了又修，修了又毁，我们观览的时候，兴趣倒不是所谓吴王和西施的古迹，而是历代诗人文人所塑造装潢过的传奇意义了。

倒是山西南麓的韩世忠墓留下了印象。当时虽已残破，但墓碑前巨大的※※却完好无损，镌刻也相当精致，比起墓主的同僚西湖岳王坟上的旧物来，后者无一件可与之争胜。这才是货真价实南宋遗物，比起灵岩寺里的所谓吴宫旧物来一点也不掺假。连灵岩寺本身也已是本世纪的建筑，没有多少古意了。

天平之游

不知“文革”头几年打砸抢的风暴中，苏州是个什么模样？那些旅游热点地区因无人光顾而萧条寂寞？抑或为免费旅行的大串连的学生所挤满？在1951年那阵，游山玩水的人确实很零落，灵岩还有少许乡下的香客稀零零地来朝拜，天平则游客极少，那天又刮着大风，一派秋深的萧杀之气。

头天一位上海音乐学院的助教朱小姐赶礼拜六回苏州，她是潘伯鹰的学生，自告奋勇陪我们同游，由她准备了些面包点心和熟菜，准备野餐。此人和我们有缘，几年后，1957年夏天，我应张维华之邀，去青岛度假时，又在轮船上巧遇，张维华也因答谢天平之游而请她吃了饭，但这是后话。

天平山以山顶望湖台的一片开阔平坦的巅址而得名，但我们都没有爬山的勇气。而且，和包租的马车夫约定，下午三点一定要启程回城，不耽误他六点钟向车行缴车。同时，朱小姐也要赶夜车回上海。上午赶到天平南麓已经快十一点了，三四个钟头休说山顶，连半山上的白云泉、卓笔峰、飞来峰也来不及转。所谓“天平三绝”，就只能赏览红叶了。时正秋暮，天平红叶虽没有北京西山的满山红染，却要比南京栖霞山的红叶集中而绚烂。光看看这片红叶，就已觉此行之不虚了。

在满地枯叶的枫林中溜达时，发现不少株老枫已经枯死，只剩下秃枝枯干。眼前这片枫林的树龄已有五百年左右，真担心再过百十年后将逐渐凋零。直到1992年秋赴苏为王西野画家祝八旬寿诞时，重游天平，才欣喜近十年来已补植了一批，总算有了“第三梯队”。当然这也是后话。

我们就在枫林下野餐，这时来了一个挑着一小钵一小钵的甜酒酿来卖的汉子，苏州做小生意的人真善解人意。这正是农家口味，别处是不大能碰到的。这玩艺入口甜润，却颇有后劲，潘、张两公一钵下肚，脸上已有春色，面包之类也吃不下了，剩下一大袋后来都犒赏给了马车夫。

于是到天平山庄的听莺阁喝茶。听说沏茶的水是从半山上的白云泉用接长的竹管引来的，那么我们至少也同天平的另一绝照了面。

在天平山庄，话题自然而然地谈到这山庄的主人范允临，连带而及毗邻的范仲淹祠堂。话头又带到更早和苏州这地方有关的春秋人范蠡。苏州这块地面，每踩一步都踏着历史的影子，和鼎鼎大名的古人相联。谈次，大家都有一个同感：以历史年代的辽远和烙在苏州这片土地上的印记之深而言，恐怕要算伍员了。以他命名的地名之多，恐怕也无人能及。胥门以外，有子胥墓，胥山、胥母山、胥江、胥口，胥之不已。可见伍子胥在苏州的民望，可能这里面很大的原因是一种移情作用，古代吴国人在伍子胥身上寄托着亡国之痛。

因此，那天回城的路上，我就吟成了四句：

天平木落秋方瘦，古道车回日已昏。

忽忆吴王诛直士，河灯明处入胥门。

其实那天我们是从盘门一侧入城的，胥门从来没有找到过。但要做诗，凑合那意思，就只好附会一下，否则，第三句就没有着落了。

逛玄妙观

游石湖那次非常扫兴。这回除了我和张维华以外，还有位朝阳法学院的孟云桥教授。他说曾从茅以升那里听来：石湖的行春桥是江南修建最早的石桥，可能不晚于有名的赵州桥。因此想一同去看一下。不料走到南门，天就洒起雨点来，孟说，雨中看风景也别有意趣，于是在南门买了三把伞，撑着走。哪知雨越下越大，道路泥泞起来，只好在河边遥望了片刻，打道回城。

天好像是故意同我们捣蛋，一回到城里，雨霁日出，又是好天了。但此时已是午刻，再回头已无兴趣，商量着只有下午这点时间，别处已不适宜，来苏州几个月，虽常在观前街来回，但玄妙观从未仔细观光过，于是饭后逛玄妙观。

也许是从文字记载中得来的印象，玄妙观一带，就像上海城隍庙、南京夫子庙、开封相国寺那种光景。那天去时，游人真还不少。小摊小铺，卖膏药、梨膏糖，卖盆花、卖鸟儿，卖蟋蟀的都有；还有牵猴子变戏法的汉子，吸引着一小圈观众。看相测字的迷信摊头虽已被取缔，但仍有一看就可以辨识的“地下”术士踅来踅去地在人群中兜生意。我们邂逅一位在东吴大学教书的熟人，告诉我们凡是在广场上摆小书摊的主儿，十之八九就是过去看相测字卖卦的术士。我们走到一个书摊上去一看，陈列的书有《整风文献》和别的新印行的小册子，但大量的却是《关帝圣君觉世经》、《太上感应篇》之类的劝善书。我花了一千元（即后来的一角）捡了一本石印本的《玉历至宝钞》。摊主接钱时，悄悄说：“先生要看个相吧，鄙人就是玄妙观有名的……”报的名字忘记了，不外是“张铁嘴”、“赛诸葛”之类的称谓。我笑道：“你不怕我是便衣警察么？”他抱拳道：“先生不会，先生不是。”他大概判断，要买《玉历至宝钞》的人一定是迷信入骨的主顾，于是兜起生意来了。

玄妙观当然经过了历代的重新修整，但巍峨的三清殿的主架结构看来还是唐宋旧物。殿里的碑刻、石质雕栏都精致而古朴，但为了保护，都用绳子拦着，不许游人接近，只能远处谛视一下。可是，还是有两三个顽皮的孩子，从绳下钻进去，在一尊什么天尊的座下侧着耳谛听着什么。问来的游人，才知道据传说，这尊神像座下有一个洞孔，侧着耳细听可以听到海水波涛声，好像还同八仙过海的神仙故事有牵连。据说，解放前有人要听一听，管事的道士就要收一两个铜元的费，每天也可有一两元的进账。想来不过是道士故炫神奇的敛钱的花样，人们拿一个瓶子贴上耳朵，不是也能听到嗡嗡声么？杭州西湖净慈寺里，有一口据传是济颠和尚从四川运木材由此井送出的大井，和尚拿着灯让游客看一看井里的一截木头，说是用剩下的，也收看钱，是同一类花样经。当然，必须这寺院历史悠久而有名，才能编造出这类神话来。老牌子是无形资产，信然。

观前街依然热闹繁荣，行人熙来攘往，商店生意兴隆，它给天堂的苏州撑着面子。苏州著名的店家，殷实的商号全集中在这里。只要离开观前街，向任何一条小街走几步，就立刻显得清净和古朴，甚至显得萧条和败落，但只有在小街上，特别是沿河的石板路上走着，觉得才是地道的苏州。

虎丘茶楼一席话

逛虎丘那天早晨也是满天阴霾，其时学习已将结束，是最后一个礼拜天了。张维华说，来了一趟苏州，连虎丘都不到，交代不过去。于是陪他上。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我和他建立了真诚的友谊。

天公作美，到闾门大街时云散天霁，秋高气爽。经过留园进去转了半个钟头，那时没有进园买票之说，真是不看白不看。可是留园的破败凋零之状，也真不可久“留”了。进门满地青苔，予人以阴沉荒芜之感。几乎没有游人，只有几个小孩子在泥地上打玻璃弹子。回廊上的窗棂大半是破损的，楼轩也到处是破破烂烂的一副惨相，据说日伪时期破坏以后就没有修葺过。当时刚解放，自然顾不到这些，好在那时也没有多少人有心玩赏园林。除了狮子林，因为是石头，显不出过分衰败外，拙政园也是坍坍败败的，那情况好有一比，像抄了家以后的贾府大观园。

虎丘却非常热闹，这是当时郊外风景点所少见的现象。沿途摊贩、做小生意的特别多。游客中还有外国人，当然是苏联人，这倒颇有苏州往昔的景象。

我们粗略浏览了一下寺塔阁苑，在剑池边作了少许停留，扫视了一阵摩崖后，就到旁边的一个茶楼上当窗对茗剥瓜子，出门时，张维华就说今天要和我好好谈谈天，我猜想他有什么事托我回上海后给他代办，没想到一坐下来他就娓娓地谈他的往事，主要是治学经历。如何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读书，如何在哈佛燕京社做学问，如何治史，治沿革地理，治明代中外交通史，等等。穿插着和一些知名学人的交往，我很感兴趣地听着；作为回报，我也自然不拘地谈了自己的一些往事，彼此谈得都很恳挚。那时，次年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虽还不知具体将怎么干，但形势已很清楚，教会学校和私立大学大概都要归并到国家院校去。他估计齐鲁大学的最大可能是并入山东大学，后来果如所料。他惋惜地表示，如果不是现在的人事制度，他一定要邀我到齐鲁大学去。

我表示感激他的情意，至此，谈话还是很轻松的。忽然，他脸色庄重起来，一边用手指笃着桌面，一面很动情地说：“有几句话，如果我不讲，就对不起我们这番交往了。”

我一愣，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他接着说，他要给我提点忠告。说我资质不坏，也不是无所追求的人，但是，如果老是像现在这样东搞搞，西摸摸，“打游击”一样地打下去，将一事无成。他的语气十分严厉，令我惶恐震悚。最后说，两三天后要分手了，今天特地到虎丘来，是专门为了同我说这句话，一个特殊的环境，让我容易记牢。

我紧紧握他的手，说我一定记牢。

我的确由衷感激他的至诚之言，这一幕至今还清晰地留在脑际。可是，我没有能遵照这规诫做。读书依然杂乱无章，治学贪多务得，东涂西抹，迄今一事无成，如他所料。

虎丘之游，弹指间四十五年过去了，但张维华这番肺腑之言至今仍留下磨灭不掉的印象。苏州旧游的种种真已如烟如梦，那一天的晤对却恍然如昨。以前各篇，诚如题目所示，是从沉埋的记忆中钩出来的，惟有这个印象却是鲜活的，不索而自来，并且陪随着对逝去的故人的感激和愧赧。

1996年

·274·

乡笛

郭风

郭风（1919～），福建莆田人，散文家、作家。著有童话诗集《木偶戏》，散文集《叶笛集》、《山溪和海岛》、《你是普通的花》，散文集《郭风散文集》等。

芦笛

南方的天空是蓝的。蓝色的天空下面，有五月的麦笛和九月的芦笛。

芦笛是很悲哀的，很悲哀的，像他所属的那个季节一样。

夏天是围着绿色围巾的纨子弟；秋天的头发是很白的，秋天是有着萧疏白发的诗人！秋天是洒脱的，有着旷辽的心胸的；但是，你看，他常常孤独地一边结着松懈下去的草鞋，一边寂寞地凝望着那结群地飞过蓝色辽阔的天空，看起来是很寂寞很寂寞的淡褐色的雁群。

我常常听见，在辽远的，辽远的蓝色的湖沼那边，什么人在吹着芦笛，吹着一支凄惋的寂寞的曲子……

我听着，深深地激动了……

因而，我的窗扇慢慢地合着了，可是，我看见，那个吹着曲子的人，单独地走进辽远的，辽远的一座萧疏的林木里去……

而过不久，冬天便来了。

叶笛

叶笛也是很悲哀的，很悲哀的。

叶笛是那个孤单的乡土音乐家吹的，那个南方流浪的行吟诗人吹的……

那个人永远地沉默，永远地不说一句话。而当他用两片绿色的荔枝叶子在嘴上吹着的时候，使你感到一阵微微的惭愧，一阵负疚的微微的阴痛，一阵沉默和反省……

他沿着河岸走着。河流像一条蓝色的流动的叶子，上面照着流动的云絮，像纯白的柳絮一样，河流上面也漂浮着一朵朵白色的柳絮，像流动的云絮一样。

于是他吹起他的叶笛。把汹涌的感情吹进那两张小小的叶子里，祝福着白云和柳絮，和一切有着素淡的心的人们。

他的曲子慢慢地吹得愉快起来，但是有人咒骂他，骂他是不肖的流荡性，把家财流荡完了的败家子弟，于是，叶笛永远是很悲哀的，很悲哀的……

麦笛

而麦笛是愉快的。

笛是小小的笛子，淡雅的，黄色的麦笛子。

麦笛是每个人都会吹的，我们的村子里每个人都会吹的笛子：小孩子最喜欢吹的，天真的笛子；大人也吹的笛子。

麦笛是，捡一支圆胖的麦梗，才刈下来的麦梗，在上面裂了一缝，在嘴上润了一下，便可以吹出很好听的音乐的，简便的笛子。

丰收的季节，那麦穗最结实最可爱的，好收成的日子，便是麦笛最朗亮的日子。

吹着麦笛，把我心中的欢喜吹出来，把劳动的艰苦的欢喜吹出来，我吹着麦笛的歌呵。

吹着麦笛，把春麦的新鲜香味谱着音乐吹出来，把田野的露水和朝阳的香味，和肥料的香味谱着音乐从那小小的麦管里吹出来，把我们的劳动的心跳和希冀谱着音乐从那小小的麦管里吹出来吧！

吹吧。全村的集体的音乐团，我们每人一支麦笛，从这里那里，吹出我们的艰苦的劳作和收成的喜悦吧。

从那山一样地堆积着麦捆的手推车上抽出一支麦梗，每个人吹一支麦笛吧。

吹吧，吹着麦笛，吹着劳动的神圣，吹着梦的甘乐和舒吧！

选自《国民公报·文群》，1942年8月18日

·275·

牙疼

汪曾祺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邂逅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散文集《蒲桥集》、《晚饭花集》等。

我的牙齿好几年前就开始龋蛀了。我知道它真的不一点都没有坏，是因为它时常要发炎作痛。“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说得一点不错。好家伙，真够瞧的。一直懒得去看医生，因为怕麻烦。说老实活，我这人胆子小，甚么事都怯得很。医牙，我没有经验，完全外行。这想必有许多邮局银行一样的极难搞得明白的手续吧。一临到这种现代文明的杰作的手续，我张皇失措，窘态毕露，十分可笑，无法遮掩。而且我从来没有对牙医院牙医士有过一分想像。他们用甚么样的眼睛看人？那个房间里飘忽着一种甚么感觉？我并不“怕”，我小时候生过一次对口，一个近视得很厉害的老医生给我开刀，他眼镜丢了好几年，眯朦胧之中，颤颤巍巍为我画了个口子；我不骗你，骗你干甚么，他没用麻药；我哼都没哼一声，只把口袋里带的大蜜枣赶紧塞一个到口里去，抬一抬头看看正用微湿泪光的眼睛看我的父亲。我不去医牙完全是不习惯，不惯到一个生地方，不惯去见一丝毫不清楚他底细的人。——这跟我不嫖妓实出于同一心理。我太拘谨，缺少一点产生一切浪漫故事的闯劲。轻重得失那么一权衡，我怎么样都还是宁愿一次又一次的让它疼下去。

初初几次，沉不住气，颇严重了一下。因为看样子，一点把握都没有，不知道一疼要疼多少时候，疼到一个甚么程度。慢慢经过仗阵，觉得也不过如此。“既有价钱，总好讲话。”牙是生出来的，疼的是我自己，又不是我要它疼的，似乎无庸对任何人负责，因此心安理得。既然心安理得，就无所谓了。——我也还有几个熟人朋友，虽未必痛痒相关，眼看着我挤眼裂嘴，不能一点无动于衷。这容易，我不在他们面前，在他们面前少挤挤裂裂就是了。单就这点说，我很有绅士风度。事实上连这都不必。朋友中有的无牙疼经验，子非鱼他不明白其中滋味，看到的不过是我的眼睛在那儿挤，嘴在那儿裂而已，自无所用其恻隐之心。多数牙也疼过，（我们那两年吃的全差不多）则大半也是用跟我一样的方法对付过去。忍过事则喜，于此有明证焉。他们自己也从未严重，当然不必婆婆妈妈的来同情慰问我。想来极为惋惜，那时为甚么不成立一个牙疼俱乐部，没事儿三数人聚一聚，集体牙疼一下呢，该是多好玩的事？当时也计划过，认为有事实上的困难。（牙疼呀，你是我们的誓约，我们的纹徽，我们的国，我们的城。）慰情聊胜无，我们就不时谈谈各人牙疼的风格。这也难得很。说来说去，不外是从发痒的小腹下升起一种狠，足够把桌上的砚台，自己的手指咬下一段来；腿那么蜷曲起来，想起弟弟生下来几天被捺下澡盆洗身子，想起自己也那么着过；牙疼若是画出来，一个人头，半边惨绿，半爿炽红，头上密布古象牙的细裂纹，从脖子到太阳穴扭动一条斑斓的小蛇，蛇尾开一朵（甚么颜色好呢）的大花，牙疼可创为舞，以黑人祭天的音乐伴奏，哀楚欲绝，低抑之中透出狂野无可形容。……以此为题，谈话不够支持两小时。此可见我们既缺乏自我观照，又复拙于言词，不会表现。至于牙疼之饶有诗意，则同人等皆深领默会的。曾经写过两行，写的是春天：

看一个孩子放也放不上他的风筝，

独自玩弄着一半天的比喻和牙疼。

诗写得极坏，唯可作死心塌地的承认牙疼的艺术价值的明证耳。我们接受上天那么多东西，难道不能尽量学习欣赏这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奇境吗？吓。

但人不能尽在艺术中呼吸，也还有许多实际问题。首先，牙一疼影响作事。这个东西解又解不下来，摔又摔不掉，赶又赶不走像夏天粘在耳根的营营的蚊雷，有时会教人失去平和宁静的；想不得，坐不住，半天写不出两行。有一回一个先生教我做一篇文章，到了交卷限期，没有办法，我只有很惭愧的把一堆断稿和一个肿得不低的腮拿给他看。他一句话不说，出去为我买了四个大黄果，令我感动得像个小姑娘，想哭——这回事情我那先生不知还记不记得？再有，牙疼了不好吃东西，要喝牛奶，买一点软和的点心，又颇有困难。顾此失彼，弄得半饱半饥，不大愉快。而且这也影响工作。最重要的，后来一到牙疼，我就不复心安理得，老是很抱歉似的了。因为这不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有一个人要来干涉我的生活，我一疼，她好像比我还难过。她跟我那位先生一样好几个牙都是拔了又装过的。于是就老想，那一天一定去拔，去医。

这时两边的牙多已次第表演过，而左下第二血齿则完全成了一口井。不时缤纷的崩下一片来，有的半透明，有的枯白色，有的发灰，吃汤团时常裹在米粉馅心之间，吐出来实不大雅观。而且因为一直不用左边的牙，右边嚼东西就格外著力，日子久了，我的脸慢慢显得歪起来。天天看见的不大觉着，我自己偶尔照镜，明白有数。到了有一次去照相馆拍照，照相技师让我偏一点坐，说明因为我的脸两边不大一样。我当时一想，这家伙不愧是个照相技师，对于脸有研究，有经验！而我的脸一定也歪到一个不容忽视的地步了。我真不愿意脸上有特色引人注意，而且也还有点爱漂亮的，这个牙既然总要收拾的，就早点吧。——当然我的脸歪或许另有原因。但我找得出来的“借口”是牙。

那个时候，我在昆明。昆明有个三一圣堂，三一圣堂有个修女，为人看牙。都说她治得很好，不敲钉锤，人还满可爱的；联大同学去，她喜欢跟你聊，聊得很有意思。多有人劝我一试。我除了这里不晓得有别的地方，颇想去看看那个修女去了。不过我总觉得牙医不像别的医生。我很愿意我父亲或儿子是个医士，我喜欢医生的职业风度。可我不大愿意他们是牙医。一则医生有老的，有年轻的，而我所见的牙医好像总是那么大年纪，仿佛既不会大起来，也没有小过，富有矿物性。牙医生我总还以为不要学问，就动动家伙，是一种手艺人。我总忘不了撑个大布伞，挂个大葫芦，以一串血渍淋漓的（我小时疑心是从死人口里拔下来的）特别长大牙齿作招牌的江湖郎中。一个女的，尤其一个修道女做这种拿刀动钳子事情，我以为不大合适。“拔”，这是个多厉害的字！但这是她的事，我管不了。有时我脑子清醒，也把医牙与宗教放在一起想过，以为可以有连通地方。我记得很清楚，我曾经三次有叩那个颇为熟习的小门的可能。第一次，我痛了好几天，到了晚上，S陪着我，几乎是央求了，让我明天一定去看。我也下了决心。可第二天，天一亮，她来找我，我已经披了衣服坐在床上给她写信了。信里第一句是：

“赞美呀，一夜之间消褪于无形的牙疼。”

她知道我脾气，既不疼了，决不肯再去医的，还是打主意给我弄点甚么喜欢吃的东西去。第二次，又疼了，肿得更高，那一块肉成了一粒樱樱色的葡萄。不等她说，我先开口，“去，一定去。”可是去了，门上一把锁，是个礼拜天。礼拜天照例不应诊。我拍掌而叫，“顶好！”吃了许多舒发药片，也逐渐落了下去如潮，那个疼。我们那时住在乡下，进城一趟不容易，趁便把准备医牙的钱去看了一场电影。我向她保证，一定看得很舒服，比医医牙更有益，果然。第三次，则教我决定了不再去了，那位修道女回了国，换了另一个人在那里挂牌。不单是我，S也是，一阵子惆怅。她比我还甚，因为修女给她看过牙，她们认得。她一直想去看看她，有一个小纪念礼物想在她临走之前送她带去的。人走了，只有回去了。回去第一件事是在许多书里翻出那个修女所送的法文书简集，想找出夹在里头的她的本国地址。可是找来，找去，找不着。这本书曾经教一个人拿去看过，想是那时遗落了。这比牙疼令人难过得多。我们说，一本精致一点的通讯册是不可少的，将来一定要买。战争已经结束了，人家都已返国了，我们也有一个时候会回乡的吧。

还好，又陆陆续续疼了半年，疼得没有超过记录，我们当真有机会离开云南了。S回福建省亲，我只身来到上海。上海既不是我的家乡，而且与我呆了前后七年的昆明不同。到上海来干甚么呢？你问我，我问谁去！找得出的理由是来医牙齿了。S临别，满目含泪从船上扔下一本书来，书里夹一纸条，写的是

“这一去，可该好好照顾自己了。找到事，借点薪水，第一是把牙治一治去。”

感激我的师友，他们奔走托付，（还不告诉我，）为我找到一个事。我已经做了半年多，而且我一个牙齿也拔掉了。

轻慢拨了几回，终于来了一个暴风式的旋律。我用舌头舔舔我那块肉，我摸不到我自己，肿把我自己跟自己隔开了。我看别人工作那么紧张，那么对得起那份薪水，我不好意思请假。我跟学生说，因为牙不大舒服，说话不大清楚，脑子也不顶灵活，请他们原谅我。下了课，想想，还是看医生。前些时我跟一个朋友的母亲谈起过我的牙疼，她说她认得个牙医，去年给她治了好几回，人满好的，我想请她为我介绍一下。我支了二十万块钱理直气壮的去了。

哈，我终于正式做了个牙齿病人！也怪，怎么牙医都是广东人，不是姓梁就是姓麦，再不就姓甘！我这位姓梁。他虽然有一种职业的关心，职业的温和，职业的安静谦虚，职业的笑，但是人入世不很深，简直似乎比我还年轻些，一个小孩子。候诊室里挂几张画，看得过去。！有一本纪德的书呢。我在沙发上坐了一会，看了几页书，叫我了。进去，首先我对那张披挂穿插得极其幽默的椅子有兴趣。我看他拉拉这，动动那，谨慎而“率”，我信任他。我才一点都不紧张。我告诉他我这个牙有多少年历史，现在已残败不可收拾，得一片一片的拈出来，恐怕相当麻烦吧。我微有歉意，仿佛我早该来让他医，就省事多了。他唯唯答应，细心的检视一遍之后，说“要拔，没有别的办法了”。那还用说！给我用药棉洗了洗，又说一句，两万块。别人要两万五，×老太太介绍，少一点。我简直有点欢喜又有点失望了，就这么点数目。我真想装得老一点，说“孩子，拔吧”。打了麻药针，他问我麻不麻。甚么叫“麻”呢，我没有麻过的经验，但觉得隔了一层，我就点头。他俐俐落落的动钳子了。没有费甚么事，一会儿工夫牙离了我，掉在盘子里。分两块，还相当大，看样子傻里瓜几，好像没睡醒。我看不出它有甚么调皮刁钻。我猜它已经一根一根的如为水腐蚀得精瘦的桥桩，是完全错误。于此种种，得一教训，即凡事不可全凭想像。梁医生让我看了牙，问我“要不要？”唔？要它干甚么？我笑了笑。我想起一个朋友在昆明医院割去盲肠，医生用个小玻璃瓶子装了酒精把割下来的一段东西养在里头，也问他“要不要？”他斜目一看，问医生“可以不可以炒了吃？”我这两块牙不见得可以装在锦盒里当摆设吧，我摇摇头。当的一声，牙扔在痰盂里了。我知道，这表示我身体中少了一点东西了，这是无法复原的。有人应当很痛惜，很有感触。我没有，我只觉得轻松。稍为优待自己一下，我坐了三轮车回来。车上我想，一切如此简单，下回再有人拔牙，我愿意为他去“把场”。

第二天第三天我又去换了换药，梁医生说，很好，没有事了。原来有点零碎牙的地方，用舌尖探了探，空空的，不大习惯。长出一块新肉，肉很软，很嫩，有如蛤蜊。肉长得那么快，我有点惊奇。我这个身体里还积蓄不少机能，可以供我挥霍，神妙不可思议，多美！我好像还舍不得离开那张躺着很舒服的椅子，这比理发店的椅子合乎理想得多。他这屋里的阳光真好，亮得很。我半年没见过好好的太阳，我那间屋子整天都是黄昏。看一看没有别的病人，静静的，瓶里花香，我问梁医生“你没有甚么事吧？我可以不可以抽一支烟？”他不抽烟，给我找了个火。我点着烟，才抽了一口，我决不定是跟他谈纪德的地粮对于病人的影响还是问问他到上海来多少时候，有时是不是寂寞。而梁开口了：“你牙齿坏了不少，我给你检查检查看。”好。他用一根长扦子拨拨弄弄，（一块不小的石粒子迸出来，）他说“你有八个牙须要收拾，一个要装，两个补；三个医一医，医了补；另外两个，因为补那个牙，须锉一锉，修一修。”他说得不错，这些牙全都表演过。他在一张纸上加加减减，改改涂涂，像个小学生做算术，凑得数凑不上来，我真想帮他一手。最后算出来了，等于24万。算着算着，我觉得真是不能再少了，而一面头皮有点痒起来。我既感激又抱歉。感激他没有用算盘，我最怕看人打算盘打得又快又准确。抱歉的是我一时没有那么多钱。我笑了笑，说“月底我再来吧。”我才抽了一口的那根香烟，因为他要检查牙，取下放在烟灰碟里的，已经全烧完了。看了它一眼，我可该走了。

出了门，我另外抽了根烟。梁说那个牙要是不装，两边的牙要松，要往缺口这儿倒；上头那个牙要长长。长长，唔，我想起小时看过些老太婆，一嘴牙落完了，留得孤仃仃的一个，长得伸出嘴唇外头，觉得又好玩又可怕。唔，我这个牙？……不致于。而且梁家孩子安慰我说短时间没有关系。我要是会吹口哨，这时我想一路吹回去。八年抗战，八颗牙齿，怎么这么巧！

这又早过了好几个月底了，那个缺口已经没有甚么不惯，仿佛那里从来也没有过一个甚么牙齿。我渐渐忘了我有一件很伟大的志气须完成，这些牙须要拾掇一下。我没有理由把我安排得那么精美的经济设计为此而要经过一番大修改。我不去唱戏，脸歪不歪也不顶在意。我这人真懒得可以。只是这两天一向偏劳它的右臼齿又微有老熟之意，教我不得不吃得更斯文，更秀气，肚子因而容易饿了，不禁有时心里要动一动我想起梁的话，牙齿顶好不要拔，可惜的，装上去总不是自己的了。但一切如在日光下进行的事，很平和，似有若无，不留痕迹，顺流而下。我离老还很远，不用老想到身体上有甚么东西在死去。

前天在路上碰着一个人，好面熟，我们点了点头，点得并不僵——这是谁？走过好几步，我这才恍然想起，哦，是给我看牙齿的那个梁医生。我跟他约过，……不要紧，在他的职业上，这样的失信人是常常会碰到的。

战争到甚么时候才会结束？战争如海。哼，我这是说到那里去了，殆乎篇成，半折心始，我没想到会说了这么多。真不希望这让S看见，她要难过的。

选自《文学杂志》，1947年9月第2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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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忆青岛

黄宗江

黄宗江（1921～），男，北京人，剧作家。著有《舞台集》、《单枪匹马集》、《卖艺人家》等作品。

能不忆青岛？在我垂暮之年下想起我童年的摇篮……这样说不准确，是在我进入老年之际，又想起抚育了我少年情怀的山川、人物、文化的大海与岛屿。

我是在1932年夏，自己未满11岁时，只因父亲，电话局工程师，自北京调动工作至青岛，我也就跟着全家来了，考入了中学，青岛市立中学。直到两年后的秋天，父亲病故青岛，孩子们才随寡母北返京津。这两年多初中学生生活，是我重要的成长阶段。约五年前曾为《青岛日报》作一文，题为《怀青岛忆“荒岛”》。这“荒岛”尤指离我家不远东方菜市把角一间门面的荒岛书店，一家左翼书店，可说是共产党人开的书店。我在这里得识长者肖军，时为青年肖军。六十年后，1993樱花时节，应《青岛晚报》召，参加青潮笔会，为昔日文化名人旧居悬牌留念。是闻一多、王统照、老舍、沈从文、洪深、梁实秋，并肖军、肖虹和舒群旧居计七处。前来参加此一盛举的当代文化人，依齿序排列：冯英子、吴祖光、方成、束纫秋、（不才忝列其中间）公刘、姜德明、舒展、邵燕祥、肖复兴、赵丽宏、舒婷。海涛声中，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能不念天地之悠悠？……

为其旧居悬牌的先贤中有的我有缘邂逅，有的则无缘得识。虽从未见过闻一多，他却总是那样栩栩如生，怒发丛生地出现在我和许多当代中国人面前，像是“死水”中的“红烛”辉映着他燃烧也似的双目。沈从文已再无缘拜谒，只得见其娟娟书体，如边城湘女，古宋珍瓷。老舍则是有缘拜识，无缘听禅。像我这种北京城生长的后辈在文字上多是私淑吾师的。我初见他本人却不在北京，也不在重庆，而是在赴朝鲜归来驰过鸭绿江的火车上。我和祖光同一车厢，先生穿过人丛招呼我们，他称后辈也是您您的。洪深则是我从事的话剧的一代宗师。我还在美国同美国演员合演过他写的自叙短剧《跨过大西洋的对话——奥尼尔与洪深》，我演洪深。我接触较多的是肖军，并经历了几个年代。我在《怀青岛忆“荒岛”》文中说到我是在荒岛书店得识肖军的，他正担任《青岛晨报》的副刊编辑，邀我和同学少年李普编了个少年文艺的半版周刊，题作《黄金时代》。因无人投稿，乃成为我和李普二人的同人刊物。

更不能忘记介绍我们这两个初中生和肖军相识的是荒岛书店的“店伙”老孙、（乐文），是他告诉我：肖军方写了《八月的乡村》，肖军给鲁迅写了信，鲁迅回了信——尤不能忘记的就是这位老孙是我一生头一个这样问过我：“小黄，你信仰不信仰共产主义？”小黄答曰：“我还很幼稚，还没找到信仰；但是比自命找到了而实际还没有找到的人，还不算幼稚。”好不拗口的话，我那时就那么说的。作为十二、三岁的少年，可谓少年老成；那时代颇有少年习说老话，如今确乎已老，却时而儿语连篇了。我离开青岛后再未遇见老孙，只是听到肖军和李普说起1938年前后在延安见到过他。“文革”后青岛党史资料收集同志简告我：这位老孙，就在和我有关信仰的一番对话的1934年入党，主要就是因为这荒岛书店是一位资产阶级少爷投资，乃历尽党内外斗争，于“文革”结束恢复名誉后即辞世。

话再回到肖军，他那时常穿一身黑西装，挺翩翩的。后来见他晚岁穿着与神情均甚土，据说这种归真返璞中也寄寓着一种民族意识。当时却未见其携肖红来，也许来过，而稚童如我未曾留心。至于舒群，那又是在多年后，在反右的“战场”上得见其挺立不服的姿态与语势，使我联想起呼伦河畔不驯的中华儿女们！……肖军逝世后，我写过一篇悼念文章，题做《火种肖军》。是的，他是火种，他们都是火种。

就在这昔日的荒岛书店，我接触过多少点火的书籍——鲁迅与高尔基，《铁流》与《毁灭》……乃至“春水”般的冰心，她其实也是一团燃烧不断的温火。火光虽或不尽相同，却都是让人们、人类得以生存下去的续而不断的炉火，香火，或钻木取火之火，当来自为伟人马克思、陈毅、张志新……均称赞不已的希腊神话中为人类取火而遭天刑的普洛美修士！

为了凭吊火种，青岛晚报的同志们带我到了昔日东方菜市、今日东方大厦的街头一角，如今是一家花店了，对我就像是昔日书店的荒茔上长满了簇簇鲜花召唤后人。我在这书店，花店前留影留念。花店店伙不免向伴我来的同志打听，得知为六十年前近邻与主顾，乃献鲜花一束，装点了我祭祀昔日“荒岛”之仪。

留影罢，同志们拥着我去寻觅自己儿时的旧居。记得就在路口的小巷里，门牌是龙口路2号，荒园后一座旧楼。记得贴邻1号是前朝赵始市长的有花匠收拾得庭庭的花园并楼宅，现仍略具格局。但我住过的2号荒园只剩下破木板的旧门依稀可辨，却标了3号，遍寻2号无着，想是原来的双号俱都改成同侧单号了。荒园尤荒，仍有一座二层楼，但楼型与位置都不太对头了。再环视才发现隔墙尚有一楼，亟像是我旧居之楼，却被一墙堵死。报社的同志告诉我那就是明日要去参观的老舍旧居，门开在黄县路上了。次日前往，近前端详，才断定就是我住过的楼。时我家住楼上，楼下是二房东。我家1934年秋迁出，老舍先生是次年夏迁入此楼下的，故未得见面。如此说来我就和先生同一旧居了，又何其幸也。

巡访诸旧居时，听得姜德明向我传达女诗人舒婷一语：“遥想故人，应知羞惭。”此语颇中我心。面对诸先贤，如此学问，如此风范，我是深知羞惭的，我岂能为和老舍与肖军有所偶同而沾沾自喜乎？只有自愧自责，但也略有自许自豪处，总在那“荒岛”时代接受过不少火光神启，多少沾了点仙气也。姜德明攻近代现代文学史丛甚力，我乃戏称他“气功”大师，的确，得传与得气否大有不同。这也是我有所寄于比我们失学失传失气更多的青年来者的。

在已故的这些仙长中，坦白说我原来最不敬的就是梁实秋先生了。其实我对他有何研究？不外是先圣鲁迅公骂过他，乃随骂。立在他昔日家门前，我一念顿生：梁移居台湾数十载，是还骂的最佳所在了，却无一诟语，连十分推崇鲁迅的我竟亦未见其微词，这也可谓仙气之一端了。至于他和韩菁清的情书，比起鲁迅和许广平的《两地书》如何？谁费那个劲干吗？

说起仙气，青潮笔会所邀群贤毕至，遗憾的是惟何仙姑未临，仙姑者乃我戏称在海市蜃楼中依稀可见的新凤霞也。她这次病榻书案两忙，未得抽身；她如能来，感慨当最多最深。她是在这个码头上走过红，撞过黑的；确如陕北民歌唱的“黑咕隆咚旧社会，妇女在最底层……”可增一句“卖艺的妇女在最低最底层”。亦如“白毛女”所歌：“旧社会将人变成鬼，新社会将鬼变成人！”这是艺人们尤有实感的。不意妖风一阵，人又变鬼！凤霞在“文革”中惨遭身残，何仙姑成了李铁拐了。终于天变，鬼又变人。凤姑抛杖而起，虽已不再能歌、能舞，却夺笔能写、能绘，再为人间贡奉祥云朵朵，如吸日月书卷之精华，人可成仙矣！

云游驰书，我不是只见人见仙不见物的，我当然见到昔日孤立海中央的小青岛已长堤相通，攀登艰难的崂山已可乘电索求道，过去就是荒岛的黄岛如今已是经济开发区……可见，可触，这一切的走向都顺着改革开放，有多少可报导，不是我这篇抒情寄兴小文所能尽描的。伫立于青岛名胜“太平角”，但见海阔天高，风起云涌，遥想当年那《1957年的夏季形势》此一檄文就是在这海天之际产生的。立在我身旁身受压迫，几经坎坷，几经炼狱，而尚有幸存的文人、诗人、画家、艺人，能不百感俱来，千头万绪乎？……其实人们所期待的也极其单纯，太平角当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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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城中的一个小庭园

何为

何为（1922～），浙江定海人，散文家、剧作家。有散文集《青戈江》、《织锦集》、《临窗集》、《何为散文集》、《北海道之旅》等。

一

苏州城里，黄场桥头七号，并不是显赫的宅第，也不是名胜古迹的所在。它不过是一个老人惨淡经营了多年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庭园。

在这具有悠久艺术传统的历史名城，一千四百多年以来，究竟兴建了多少园林？是一百五十座，一百七十座，或竟是两百座？诸说不一，似乎谁也不能作出确切的回答。

整个城市是园林组成的。古老的、美丽的园林之城，在这里，集中了历代江南园林建筑艺术之大成。每一座园林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每一扇漏窗内外，都足以构成一幅江南山水风景画轴。数不尽的亭台楼阁，假山奇石，回廊曲径，水榭花墙，各以其历史传统和独特格局，分布在大小不同的园林里，吸引着无数游人。

在如此众多的中国古典园林中间，黄场桥头那块园地，显然是不足道的，也不引人瞩目。

然而，它也有最值得怀念的岁月。有许多绚丽的日子。有它的金色时光。这都记录在许多本厚厚的签名簿上。其间也有不少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和其他外文的签名。异国旅人的长长签名，与一连串往事的回忆交织在一起。那几年，包括作家和艺术家在内的二十余个国际友人代表团先后来观光。远方旅游者留下了他们的惊叹和赞誉之声。

在兴旺的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园主人周瘦鹃将近六十岁了。他有一本贵宾纪念册，那是属于他小小园子里最大的荣耀和骄傲。纪念册上，几个伟大创业者的不朽名字，至今墨迹犹在，音容犹在。

也许很少有人知道，周总理也在这本子上留下亲笔题词。由于崇敬和情意真切的思念，老人经常把这本珍藏的纪念册置于枕旁。

有时，夜深沉，往事如潮，老人辗转不寐。于是纪念册里仿佛响起一个伟大的声音。总理在这园子里说过的话，既是对一个老知识分子的艰难历程深表关切，又是对他未来的人生道路寄予莫大期望。那声音时时在他的耳边回响。

二

一九一七年，上海中华书局刊印一部以文言文译述为主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共收二十多个著名外国作家的短篇。其中一篇是高尔基的《叛徒的母亲》。迄今所知，这是我国最早移译的高尔基一个短篇小说。鲁迅对这部《丛刻》的评价很高，誉为“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

金字书脊，浅绿色封面，精装本厚厚一大册，包括五十篇欧美短篇小说的译作。译者周瘦鹃，时年二十二岁。漫长的笔耕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开端。数十年来，他曾是多种有影响的报纸副刊和杂志的编辑。同他的朋友在长期文学活动中，别树一帜，自成一派。

他更为人称道的成就则是园艺。

园艺中的盆栽和盆植，尤其是盆景，是艺术创作中另一类奇葩。它同样具有感人的艺术魁力，给人们的生活中带来自然景色的美，使心灵有所陶冶，生命增添色彩。

早年，周瘦鹃蛰居上海，卖文为生，整天伏案写作，偶有空暇，以盆植自娱，给上海弄堂房子里单调灰色的生活，添上一点绿意，一点生气，在紧张的脑力劳动之余，从绿色的盆景世界中，获得片刻休息。

三十年代初期，他终于有可能迁居，回到他的苏州故园，并且有了一块自己的园地。他精心栽培园艺作物，日久也斐然可观。可惜他的许多盆景，后来又大部分毁于抗日战争的兵燹之中。

在旧中国，依靠园艺制作难以为生，正如依赖文字工作无法糊口一样。新中国诞生了。知识分子这才有可能实现他毕生的愿望和抱负。周瘦鹃如此倾心的园艺事业，也只有到解放以后，才真正受到国家的重视。他相继被选为三届和四届的全国政协委员。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接见过他。

一个出身贫困的老知识分子，走了一长段坎坷的世途，历尽艰辛，如今人民给了他这样崇高的荣誉，他心里自然充满了无比喜悦和由衷的感谢。同许许多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周瘦鹃力求在他自己专业的那个领域里，不断为社会主义祖国作出新的贡献。

他孜孜不倦，经营四季园艺，终年勤奋劳作。同时又继续写文章，不仅在国内，也为东南亚的华侨读者生产精神食粮。这两个园地之间，本来就没有樊篱，不论在哪个园地，他都称得上是一名辛勤耕耘的园丁。

常有不相识的客人慕名而来。在满目葱茏的庭园里，有一老人，瘦高个子，终日穿梭于花树丛中，忙个不停。穿一袭满是补丁的旧短衫，身上泥土斑斑，看上去也确实像个园丁。陌生的来客探询：“周瘦老在家吗？”

他照例迎上前去，怡然回答：“我就是周瘦鹃。”

只有他那副茶褐色的护目镜，似乎说明了他的身份。为了保护长期从事写作而受损的目力，他习惯于戴一副墨镜。

戴眼镜的老园丁有时背上竹筐和锄头，向大自然探寻园艺作品的素材，来往于太湖的山岛之间。

苏州在太湖之滨。太湖三万六千顷，烟波浩渺，群山隐现。一整天的跋涉和攀登，从幽谷峭壁的罅隙中，倘能发现一棵虬曲苍老的枯干，姿态古朴可喜，那将是老园丁最大的收获。

深山岩壑间的松柏，榆树或杉树，黄杨或红枫，经数十年乃至成百年风霜雨露，乃愈见其苍古。野生的枯干虬枝，一经移植，便如枯木逢春，生机萌发，成为不可多得的盆栽上品。

一盆匠心独具的盆景，如同一件富有生命力的艺术作品，贵乎自然，贵乎独创。出于高手的盆栽或山水盆景，是一幅画，也是一件雕塑品，两者兼而有之。在咫尺之间创造一个新的境界，一个诗意的境界，一个现实与梦幻交织的境界。在有限的空间，给人以无限的想像。观赏者宛如身临其境，悠然神往。无怪乎中国的盆景艺术驰誉世界。

对这个老园丁来说，园艺制作就是一种生命的欢乐。乐在其中。艺术家的最高报酬不是别的，而是作品本身所取得的成就。重要的是，艰苦的劳动，无尽的探索，不懈的努力。有播种，才有收获。

他的盆景最多时达六百余盆，蔚为大观。但愿更多的人分享他创造的欢乐。为此，他的园地向每一个人开放，向所有来访者毫无保留地展示他的园艺世界，正如艺术家向人民敞开他心灵的世界。

人们喜欢这块园地。久而久之，黄场桥头七号成为园林城中令人神往的去处之一。远近的人都称之为周家花园。

三

一九六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周总理来到这个花园。

八年前，总理在北京见到周瘦鹃时，许下了姑苏之行的心愿。过了那么许多年，周总理并没有忘记。他从来不忘记，即使是这样一个许愿。

那一次，总理到上海参加会议，利用余暇的时间，仅仅半天，抽空到了苏州。黄昏时分，特地赶来看看周瘦鹃和他的园地。

转眼快到春节了。一年伊始，万象更新。虽然是寒冬时节，庭园里的花事依然很盛。猩红的天竺子缀满绿叶枝头，灿若红豆。冷艳的水仙相继开放，洁白芬芳，清香四溢。吉祥草细柔如兰。装饰着庭径。万年青阔大肥厚的叶丛中，花蕊红艳如玛瑙。整个园子里喜气洋溢。

冬日薄暮，天气晴朗。总理与邓大姐在随行人员陪同下进入园子。像是来探望阔别多年的老朋友，像是到了一个熟悉的家庭，总理同迎候在庭园门口的每一个大人与孩子握手，把这一家最小的女孩抱在怀里。

总理端详一下戴着茶色墨镜的园主人，称他“周瘦老”。到这园子来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习惯地这样称呼周瘦鹃。

总理笑着说，他终于实现了八年前的愿望。今天，参观了美丽如画的苏州园林以后，再到这儿看看，更感到这块小园地别具一格。

园主人邀请贵宾们先到他的“爱莲堂”小憩。这个厅堂起名爱莲，一则是主人爱莲花，再则是借用宋朝周敦颐名篇《爱莲说》中的一句：“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有自况不为世俗所污之意，似乎要借此表明，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骨气的。

今天是“爱莲堂”的节日。古色古香的中国式红木条几上，花架上，八仙桌上，摆满了许多出奇制胜的盆景。雀梅、三角枫、鸟不宿、五针松、六月雪、米叶冬青、瓜子黄杨等等，或作悬崖式，或作枝垂式，或作石附式，或作直干式，变幻无穷，令人目不暇接，所有这些园艺作品，今天为了欢迎来访的贵宾，更显得典雅多姿，玲珑剔透。

周总理坐在一张红木椅上。主人周瘦鹃陪坐在旁边。近处八仙桌旁坐着邓大姐。喝茶，嗑瓜子，闲话家常。

总理说：周瘦老，你的园艺全国有名，广大群众是喜欢的，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都很赞赏，这也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嘛。

总理又说：你有两个园地，一个是园艺，一个是文艺，其实也可算是一个园地吧，都要不断创作新作品呀，要努力为人民多作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周瘦鹃沉浸在幸福中，随手摘下墨镜，眼角闪动着热泪。他不由想起，解放初期他隐居在苏州故园，思虑多端，迟迟不敢动笔。一天，来了一位客人，进了“爱莲堂”，帽子一脱，声音洪亮地通报道：“周瘦老在家吗？我叫陈毅！”陈毅同志当时是上海市市长，心直口快地责问周瘦鹃：为什么你不写文章？不是年龄问题，不是技巧问题，而是时代问题！跟不上时代，这才是问题所在。真是快人快语。一语道破了刚刚解放时不少老知识分子观望不前的毛病。这话出之于诗人兼将军陈毅之口就更有分量了。

还有更难忘的一次，六二年在北京开会，毛主席也耳提面命地对他说过：“要写些新东西！”

是的，新的时代需要更多新的作品。

现在敬爱的周总理在他家里欢聚一堂，又向他提出了殷切的期望。他将如何在自己的园地里耕作，究竟能对人民作出多少贡献，这只有让作品的本身来答复。

总理的坐椅靠着厅堂左上角，旁边立着一座长钟。这座很大的落地长钟，钟面的玻璃光可鉴人。钟座形似玻璃长柜，看得见里面银亮的大钟摆庄严地摆动。时间的脚步，今天移动得太快了。数十分钟的幸福时光，转瞬就过去，留也留不住。

随后，总理回到屋外的庭园里。

灿烂的黄昏夕照下，周总理由园主人随身陪伴，穿过园中小径。园地不大，而花木繁多，其间山石错落，草坪起伏。紫荆架、牡丹台，芍药圃、荷花池，然后是石砌梅屋。梅开在百花之先，在群芳谱中位居第一。今年的梅花又开得早。斜干的单瓣白梅，半悬崖形的玉蝶梅，形态古怪的朱砂红梅，还有江梅，送春梅和铁骨红梅，以及形若“鹤舞”的盆景珍品绿萼老梅，争妍斗艳，纷纷预报早来的春信。贵宾们在香雪海中穿行，时时停下来驻足观赏，倾听园主人的介绍。

使人赞不绝口的是山水盆景。那是一盆盆缩小了的中国山水。艺术家胸有丘壑，腹有诗画，师法我国古代画家的大手笔，以古今名画为借鉴，朝夕揣摩，心领神会，遂使宋代范宽的《长江万里图》和元代倪云林的《江干望山图》等名画，具体而微再现在盆景里。

每一盆盆景如同捕捉了大自然永恒的一瞬间。大自然多么富饶！苔藓鳞皴的古梅，笔立摩天的银杏，嫩叶纷披的垂柳，绝壁悬崖的苍松，直伸不屈的老杉，都是盆景艺术作品最好材料。在许多独创的盆景里，其中有一盆是将四株古柏合栽成组，酷似苏州光福司徒庙里那四株千年古柏的缩影。观赏者疑是进入那个古庙，从盆景里也能使人感到千年古柏的清、奇、古、怪。

总理看得很仔细，提了许多问题，频频点头赞许。人民喜欢这块小园地，这就说明它对人民是有贡献的。

终于到了依依惜别的时刻，周总理应主人之请，亲笔在贵宾纪念册留下题词：“一九六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访周瘦老于苏州爱莲堂。”

这一家人多么希望，多么希望总理再一次到苏州旅行。总理，再来看看这个小小的园地吧！

是日，“爱莲堂”前的一株腊梅，花开甚盛，繁花压枝，香韵满园。

四

一九七八年岁末，冬天的一个上午。

多亏一位热情的苏州朋友带路，我才能在园林城中，找到这个小庭园。

园子在幽寂的小巷深处，长长的青石板道尽头。粉墙剥落，木门虚掩。推门而入，园地里空寂无人。荒芜，凋零，衰落。在冬日淡淡阳光下，一个被遗忘的旧日的花园，有如一个依稀的旧梦。

我站在门前，迟疑了很久很久，无端感到一阵迷惘。

这就是当年游人如织的周家花园吗？

约定与周瘦鹃的夫人见面，不巧她又卧病在床。倘若不是有熟人引路，我几乎不敢相信，这园子曾经也有它绮丽的年华。

不知哪个深院里，琵琶琮。若有若无的丝弦声，隔墙飘过来。是谁在试唱新曲？著名的苏州评弹，使人回肠荡气。曲调忽然转为激昂，清越飞扬，余音不绝如缕，倏忽间又消失在幽深的长巷外。

蓦地静息，四周愈显得寂寞。

半晌，屋内走出一个文静的苏州姑娘，连连表示歉意。这是园主人的女儿。随着她轻轻的步履，我在“爱莲堂”门前停留片刻。人去楼空，景物全非。厅堂被隔开来，住着几户人家。门上似乎还留着被撕碎的封条痕迹，像是一个残存的暴虐印记。

更多的伤痕在园子里。历史的沉重脚步也在这里跨过。暴风雨以后，百花凋残，荒草丛生。天虽已放晴，枯枝残叶上的雨点，依然往下面滴落。昔日的繁华荡然无存，只留下一片凄清的光景。

往事如烟，不堪回首。然而记忆是不会消失的。

长记得那香韵满园的冬日薄暮，一个多小时的幸福时光，周总理坐过的“爱莲堂”，总理走过的园中小径，总理同园主人的亲切交谈，这一切都历历在目。而岁月如流，当年周总理抱过的那个小女孩，现在已是附近工厂里的一个女工。

可是，总理称为“周瘦老”的那个戴眼镜的老园丁，再也不可能从花树丛中探身出来迎接客人了。

对一场突如其来的历史风暴，老人一开始并不介怀，听到一点风声，他也处之泰然。记得六三年四月间，朱德同志偕同康克清同志还一起在园子里漫步，在贵宾纪念册上题词留念。真的，叶剑英同志和李先念同志等都到过他的园子。这花园虽小，历来对人民开放，老园丁没有什么可顾虑的。

那一年酷热的夏天，园子里渐渐失去了和谐宁静。一批又一批不速之客气势汹汹地闯入他的园地。一张接一张打着叉叉的封条盖上他的屋子。经人劝说，老人颤巍巍地把他一生中创造的盆景精品，大约二三十盆，连夜搬到屋顶阁楼上，祈求安全，祈求庇护。他家里的人发现乐观的老人日趋沉默，以后又变得惊惶不安。

传闻张春桥在上海点了他的名。那个恶魔在一次会上狰狞地公开叫骂：“什么周瘦鹃这一类无聊家伙哪！专门弄个盆景啊，那还不是搞复辞！”哼，复辟！周瘦鹃心里是明白的，化名狄克的老牌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对付他这样一个老头并不难；这支远远射过来的毒箭，更阴险的目的是对着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一天，又有几个暴徒窜上他的阁楼，夺去了他最后的精神宝藏，他用大半生时间苦心经营的园地，他全部的精神财富，遭到无情洗劫。一次毁灭性的抄家，一次致命的打击！在狂暴的侵袭中，藏在楼顶上那些最名贵的盆景被抢走了，有的当场被砸碎。从高楼上砸落下来的盆景，发出令人心碎的声音。老人痛不欲生。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周瘦鹃七十四岁，结束了他的垂暮之年。一个老知识分子，毕生在他自己的园地里劳动，临了就这样写完他生命的最后一页！

有多少悲剧的结局，这也是其中一个。

一阵微风吹过。“爱莲堂”前那株腊梅，蓓蕾满枝。还是那棵老梅树。最初的梅花已经开放。高高的树干，带着一丛繁密的蜡黄色梅花，伸向园子的上空，伸向一望无际的长天碧空，似乎正在向苍天诉说一个过去的故事。

1979年5月

选自《榕树文艺丛刊》，1979年第1辑

·278·

老北京的四合院

邓云乡

邓云乡（1924～1999），山西灵丘人，学者。著有《燕山乡土记》、《北京的风土》、《花鸟虫鱼》等。

四合院之好，在于它有房子、有院子、有大门、有房门。关上大门，自成一统：走出房门，顶天立地；四顾环绕，中间舒展：廊栏曲折，有露有藏。如果条件好，几个四合院连在一起，那除去合之外，又多了一个深字。“庭院深深深几许”、“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这样纯中国式的诗境，其感人深处，是和古老的四合院建筑分不开的。

北京四合院好在其合，贵在其敞。合便于保存自我的天地；敞则更容易观赏广阔的空间，视野更大，无坐井观天之弊。这样的居住条件，似乎也影响到居住者的素养气质。一方面是不干扰别人，自然也不愿别人干扰。二方面很敞快、较达观、不拘谨、较坦然，但也缺少竞争性，自然也不斤斤计较。三方面对自然界很敏感，对春夏秋冬岁时变化有深厚情致。让我们先来看看四合院的春、夏、秋、冬。

冬至过了是腊八，四合院春的消息已经开始萌动了。过了二十三，离年剩七天……在腊尽春回之际，四合院中自然是别有一番风光了，最先是围绕着年的点缀。以半世纪前的具体时代来说吧。老式人家还要贴春联，而新式人家或客居的半新式人家，春联一般都免了。但都要打扫房子，重新糊窗户。打扫房屋如果说雅言叫掸尘，北京人说话讲究忌讳，大年下的，什么打呀，扫呀，说着不雅驯，因而也总叫掸尘了。四合院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首先给人以万象一新之感。

可就在这样明媚的春光中，中午前后，忽听得院子里拍打一声，什么东西一响，啊——起风了，“不刮春风地不开，不刮秋风子不来。”北京的大风常常由正月里刮起，直刮到杨柳树发了芽，桃李树开了花。四合院中是不栽杨柳树的。但桃树、李树可能有。而最多的则是丁香树、海棠树，这是点缀四合院春光的使者。

春节也就是北京四合院中人们说的过年，由冬至算起的“九九”计之，一般常“六九”前后，已过“三九”严寒的高峰，天气渐渐回暖，四合院墙阴的积雪渐渐化了，檐前挂着晶莹的“檐溜”，一滴一滴的水滴下来……虽然忙年的人们，无暇顾及四合院中气候的变化，但春的脚步一天天地更近了。

春节到了，拜年的人一进垂花门，北屋的大奶奶隔着窗户早已望见了。连忙一掀帘子出来迎接。簇新蓝布大褂，绣花缎子骆驼棉鞋，鬓上插一朵红绒喜字，那身影从帘子边上一闪，那光芒已照满整个四合院，融化在一片乐声笑语中了……

不必多写，只这样一个特写镜头，就可以概括四合院春之旎丽了。

北京春天多风，但上午天气总是好的。暖日暄晴，春云浮荡，站在小小的四合院中，背抄着手，仰头眺望鸽子起盘，飞到东，看到东，飞到南，看到南……鸽群绕着四合院上空飞一派葫芦声在晴空中响着，主人悠闲地四面看着，这是四合院春风中的一首散文诗。

丽日当窗，你在室中正埋头做着你的工作，听得窗根下面“嗡嗡……”地响着，是什么呢？谁家的孩子正在院子抖着从厂甸新买来的空竹。这又是四合院春风中的一首小诗。

北京的长夏，天气酷热。现在住在高楼里的人们，不能不借助现代的科学技术发明如电风扇、空调、电冰箱等等玩艺消暑降温，可当年老北京的四合院里这些玩艺全都没有，但在四合院里消暑度假，却比现代在用先进的技术制造的低温更适合人体的自然条件，更舒服也更充满凉意，令人神往不置。

四合院里的人们怎样消暑度夏呢？简言之就是冷布糊窗、竹帘映日、冰桶生凉、天棚荫屋，再加上冰盏声声，蝉鸣阵阵，午梦初回，闲情似水，这便是一首夏之歌了。

冷布糊窗，是不管大小四合院，不管贫家富户，最起码的消暑措施。冷布名布而非布，非纱而似纱。这是京南各县，用木机织的一种窗纱，单股细土纱，织成孔距约两三毫米大的纱布，再上绿色浆或本色浆。干后烫平，十分挺滑，用来当纱窗糊窗，比西式铁丝纱以及近年的塑料尼龙纱，纱孔要大一倍多，因而极为透风爽朗。

老式四合院房屋窗户都是木制的，最考究的有三层。最外护窗，就是块木板，可以卸下装上，冬春之交可挡寒风灰沙，不过一般院子没有。二是竖长方格交错成纹的窗户，夏天可以支或吊起。三是大方格窗，是夏天糊冷布及卷窗的，俗曰“纱屉子”。入夏之后，把外面或里面窗吊起，把纱屉子的旧纸旧纱扯去，糊上碧绿的新冷布，雪白的东昌纸作的新卷窗，不但屋始洞然，而且空气畅通，清风徐来，爽朗宜人了。乾隆时前因居士《日下新讴》有风俗竹枝云：“庭院曦阳架席遮，卷窗冷布亮于纱；曼声□（原缺）响珠堪听，向晚门前唤卖花。”这诗第一句说“天棚”第二句便说冷布糊窗。诗后有小注云：“纸窗中间，亦必开空数棂，以通风气。另糊冷布以隔飞蝇，冷布之外加幅纸，纸端横施一挺，昼则卷起，夜则放下，名为‘卷窗’。”

糊冷布最便宜，因而一般贫寒家也有力于此。只是冷布不坚固，一夏过后，到豆叶黄、秋风凉的时候，日晒、风吹、雨打，差不多也破了。好在价钱便宜，明年再糊新的。在窗户上糊冷布、糊卷窗的同时，门房上都要挂竹帘子了。竹帘子考究起来是无穷无尽的，“珠帘暮卷西山雨”，穿珠为帘，固然珍贵，但一般琉璃珠帘，也值不了多少钱。倒是好的竹帘，十分高贵。如《红楼梦》中说的虾米须帘、湘妃竹帘、以及朱漆竹帘等等，都是贵戚之家的用品。一般人家，挂一副细竹皮篾片帘子就很不错了。隔着竹帘，闲望院中的日影，带露水的花木，雨中的撑伞人；晚间上灯之后，坐在黑黝黝的院中乘凉，望着室中灯下朦胧的人影，都是很有诗意的。北京人住惯四合院，喜爱竹帘子，去夏回京，见不少搬进高层楼宇中居住的人，也在房门口挂上竹帘子，只有这点传统的习惯，留下一点四合院的梦痕吧。

四合院消暑，搭个天棚是个十分理想的。尤其是北京旧时天棚，工艺最巧妙。不过搭天棚比较费钱，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才能办到。旧时形容北京四合院夏日风光的顺口溜道：“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这在清代，起码也得是个七品小京官，或者是一个粮店的大掌柜的才能办得到，一般人谈何容易呢？

搭天棚要用四种材料：好芦席、杉槁、小竹竿、粗细麻绳，这些东西不是搭天棚的人家买的，而是租赁的。北京过去有一种买卖，叫“棚铺”，东南西北城都有，是很大的生意。它们营业范围有两大项，一是包搭红白喜事棚，结婚、办寿、大出丧，都要搭棚招待宾客。二是搭天棚，年年夏天的固定生意，它们备有许多芦席等生财，替顾主包搭天棚，包搭包拆，秋后算账。年年有固定的主顾，到时来搭，到时来拆，绝不会有误，这是旧时北京生活中朴实、诚恳、方便的一例。

北京搭天棚的工人叫棚匠，是专门的行业。心灵手巧，身体矫健，一手抱一根三丈长的杉槁，一手攀高，爬个十丈八丈不稀奇，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把式，因而北京搭天棚，可以说是天下绝技。北京旧时搭天棚，上至皇宫内院，下到寻常百姓人家（当然是有点财力的）。清末甲午海战后，李鸿章去日本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换约正是农历四月末，已入夏季，那拉氏在颐和园传棚匠搭天棚，京中市间传一讽刺联云：“台湾省已归日本，乐寿堂传搭天棚。”这是一个有名的天棚掌故。故宫当年也搭天棚。道光《养正斋诗集》中就专有写宫中天棚的事。诗云：

消夏凉棚好，浑忘烈日烘。

名花罗砌下，斜荫幕堂东。

偶卷仍留露，凭高不碍风。

自无烦暑至，飒爽畅心中。

凌高神结构，平敞蔽清虚。

纳爽延高下，当炎任卷舒。

花香仍入户，日影勿侵除。

得阴宜趺坐，南风晚度徐。

诗并不好，但把天棚消暑的特征都说到了。不过这个人们还容易理解，因为是皇宫。而当年监狱中也要搭天棚，则是人们很难想到的。嘉庆、雍正时诗人查慎行因其弟文字狱案，投刑部狱，《敬业堂诗续集》中有《诣狱集》一卷，有首五古“凉棚吟”就是在刑部狱中感谢刑部主事为他系所搭天棚写的。有几句写搭天棚的话，不妨摘引，以见实况。

谓当设凉棚，雇值约五千，展开积秽土，料节日用钱，列木十数株、交加竹作椽，芦帘分草檐，补缀绳寸联。转盼结构成，轩豁开虫天。

这几句文词古奥，但说的都是实情。四合院搭天棚，能障烈日却又爽朗，一是高，一般院中天棚棚顶比北屋屋檐还要高出三四尺，所以障烈日而不挡好风；而是顶上席子是活的，可从下面用绳一抽卷起来，露出青天。在夏夜，坐在天棚下，把棚顶芦席卷起，眺望一下星斗，分外有神秘飘渺之感。

天棚不但四合院中可搭，高楼房同样可以搭。协和医院重檐飞起，夏天照样搭四五层楼高的天棚，可张可阖，叹为观止，真有公输般之巧。1982年夏天到协和医院看望谢国桢老师，见西门也搭着天棚，又矮又笨，十分简陋，不禁哑然失笑。看来北京搭天棚的技艺，今天的确已成为“广陵散”了。

与天棚同样重要的消暑工具，是冰桶。大四合院的大北屋，炎暑流金的盛夏，院里搭着大天棚，当地八仙桌前放着大冰桶。明亮的红色广漆和黄铜箍的大冰桶闪光耀眼，内中放上一大块冒着白气的亮晶晶的冰，便满室生凉，暑意全消矣。即光绪时词人严缁生所谓“三钱买得水晶山”也。

小户人家住在小四合院东西厢房中，搭不起天棚也没有广漆大冰桶，怎么办呢？窗户糊上了新冷布，房门口挂上竹帘子，铺板上铺上凉席，房檐上挂个大苇帘子，太阳过来放下来，也凉阴阴的。桌上摆个大绿釉子瓦盆，买上一大块天然冰，冰上小半盆绿豆汤，所费无几。休息的日子，下午一觉醒来，躺在铺上朦胧睡眼，听知了声，听胡同口的冰盏声，听卖西瓜的歌声……这一部四合院消夏乐章也可以抵得上“香格里拉”了。

除此之外，还有余韵。北京伏天雨水多，而且多是雷阵雨，下午西北天边风雷起，霎时间乌云滚滚黑漫漫，瓢泼大雨来了，打的屋瓦乱响，院中水花四溅……但一会儿工夫，雨过天晴。院中积水很快从阴沟流走了，满院飞舞着轻盈的蜻蜓，檐头瓦垄中还滴着水点，而东屋房脊上已一片蓝天，挂着美丽的虹了。

搬个小板凳，到院中坐坐，芭蕉叶有意无意地扇着，这时还有什么暑意呢？

而仲夏刚过，一阵好雨，一阵凉风，那忽焉而至的已是四合院的秋了。

四合院中秋的感觉，十分敏锐。

到上海后，每爱七八月间回京，常常住到旧历七月下旬再回江南，几乎像辛勤的候鸟一样，年年可以迎接燕山的新秋。其时在宣南还有一间小房，可以容身。虽是宿舍房子，但是平房，又是按四合院的格局盖的。中间院子、四周房子，自然不是一家一院，而是十七八家的大杂院。不过因为有院子，人们可以搬个小板凳在院乘凉，也可在窗前听雨，或坐房中，隔着竹帘望院中雨景……这样还多少有一些古老的四合院的情调。

有一年近中元节时，好雨初晴，金风乍到，精神为之一爽，忽然诗兴大发，写下了下面这样一首诗：

炎暑几日蒸，一雨新凉乍。

劳人时梦达，听雨宣南夜。

朝来天似洗，清风盈庭厦。

隔帘两三花，牵牛娇如画。

散策陋巷行，墙枣已满挂。

居近南西门，胜地人曾写。

古寺龙爪槐，酒家余芳舍。

稍近枣花寺，千年过车马。

俯仰迹皆阵，于今知者寡。

东市起高楼，西巷余断瓦。

倚杖立苍茫，街景亦潇洒。

顾盼感流光，蝉鸣又一夏。

安得逢耦叟，相与说禾稼。

这就是在宣南四合院内外所感受的秋之诗情。这种境界，自己觉得很可爱，忍不住形诸咏唱，写了这首诗，寄给平伯师。他回信道：“奉手书并新著五言，得雨中幽趣，为欣。视我之闷居洋楼，不知风雨者，远胜矣。”

从平伯师的信中，可以看到，从四合院中感觉到的季节情趣、在洋楼中是感觉不到的。他现在虽然住在南沙沟高级洋房中，却也免不了怀念老君堂的古老四合院中的古槐书屋了。

秋之四合院，如从风俗故事上摄取美的镜头。那七月十五日似水的凉夜间，提着绰约的莲花灯的小姑娘，轻盈地在庭院中跳来跳去，唱着歌：“莲花灯，莲花灯，今天点了明天扔……”八月十五日夜间，月华高照，当院摆上“月宫码儿”、月饼、瓜果，红烛高烧，焚香拜月，那就又是一种风光了。

秋之四合院，除去上述者外，还有它绚烂的色彩，几年前写过一篇小文，现引用在后面作为资料，就不必再写了。文的题目是叫《小院》：

造化给人们以光泽和色彩，是公平的。宫阙红墙，秋风黄叶，宫廷有宫廷的绚烂秋色，百姓家也有百姓家的朴实，淡雅的秋色。在那靠城根一带，或南城南下洼子一带偏僻的小胡同中，多是低低的小三合院的房子。房子是简陋的、不是灰棚（圈板瓦、中间是青灰），便是棋盘心（四周平铺一圈板瓦，中间仍然是青灰），很少有大瓦房，开一个很小的街门。这种小院的风格，同京外各县农村中的农户差不多，正所谓“此地在城如在野”了。

小院主人如果是一位健壮的汉子，瓦匠、木匠、花把式、卖切糕的……省吃俭用，攒下几个钱，七拼八凑弄个小院，弄三间灰棚住，也很不错。一进院门，种棵歪脖子枣树；北房山墙上，种两棵老倭瓜；屋门前种点喇叭花、指甲草、野菊花、草茉莉……总之，秋风一起，那可就热闹了，会把小院点缀得五光十色，那真是秋色可观，虽在帝京，也饶有田家风味。至于那些盛开的花花草草，喇叭花的紫花白边，指甲草的娇红带粉，野菊花的黄如金盏，萆茉莉的白花红点，俗名叫做抓破脸儿，还有那“一架秋风扁豆花”淡紫色的星星点点……这都是开在夏尾，盛在秋初，点缀得陋巷人家，秋色如画了。

当然，再有精致一点的小院，这种院子不是北城的深宅大院，而大多在东、西城及南城，“四破五”的南北屋，也就是四开间的宽度，盖成三正，两耳的小五间，东西屋非常入浅，但是整个小院格局完整，建筑精细，甚至都是磨砖对缝的呢……砖墁院子，很整洁，不能乱种花草，不能乱拉南瓜藤，青瓦屋顶，整整齐齐，这个小院的秋色何在呢？北屋阶下左右花池子中，种了两株铁梗海棠，满树嘉果，粒粒都是半绿半红，喜笑颜开。南屋屋檐下，几大盆玉簪，更显其亭亭出尘，边上可能还有一两盆秋葵，淡黄的蝉翼般的花瓣，像是起舞的秋蝶。

小院秋色也在迅速的变化着，待到那方格窗棂上的绿色冷布，换成雪白的东昌纸时，那已是秋尽冬初了。

四合院之冬，首先在于它充满了京华式的暖意，也许有人问，暖意还分式吗？的确如此，同样暖意。情调不同，生活趣味也不同。据说欧洲有不少人家，在有水汀、空调房间里，还照样保存壁炉，生起炉火，望着熊熊的火焰、来思考人事、谈笑家常……更有超越于水汀、空调之外的特殊暖意。

古老的四合院，房后面老槐树的枝桠残叶狼藉之后，冬来临了。趁早把窗户重新糊严实，把炉子装起来，把棉门帘子挂上，准备过冬了……天再一冷，炉子生起来，大太阳照着窗户，座在炉子上的水壶扑扑地冒着热气，望着玻璃窗舒敞的院子，那样明洁。檐前麻雀咋咋地叫着，听着胡同中远远传来的叫卖声……这一小幅北京四合院的冬景，它所给你的温馨，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代替的。

四合院之冬围炉夜话，那情调足以命游子凝神，离人梦远，思妇欷歔，白头坠泪。在狂风怒吼之夜，户外滴水成冰，四合院的小屋中，炉火正红，家人好友围炉而坐，这时最好关了灯，打开炉口，让炉口的红光照在顶棚上成一个晕。这时来二斤半空儿，边吃边谈，高谈阔论也好；不吃东西，伸开两手，静听窗外呼呼风声，坐上两三个钟头也好。40多年前，我曾经留下过一个这样的梦：和一位异性好友，对着炉子默默地坐到十一二点钟，直到她突然说道：“哎呀，该封火了！”这时我才如梦方醒，向她说声对不起，告辞出来……如今这位好友远在海峡那边，可能已有了白发了吧？

儿时趴在椅子上，一早看玻璃窗上的冰棱，是四合院之冬的另一种趣事。那一夜室中热气，凝聚在窗上的图画，每天一个样，是山，是树，是云，是人，是奔跑的马，是飞翔的鸽子……不知是什么，也不管它是什么，每天好奇地看着它，用手指画它，用舌头舔它，凉凉的，是那么好玩。现在还有谁留下这样的记忆呢……

早上爬起，撩起窗一看：啊，下雪了！对面房上的瓦垄上，突然一夜之间，一片晶莹的白色，厚厚的，似乎盖了几层最好的棉絮。满院也是厚敦敦的，白白的……在未踩第一个脚印之前，小小的院落浑然一体，等到大人们起来，自然要扫雪了，先打开一条路，或是扫在一起堆起来。如果有几个孩子，自然也堆雪人了。

雪晨外眺，庭院银装，也许雪继续下着，也许雪霁天晴了。

鹅毛大雪，继续纷纷扬扬地下着。四合院的天空，一片铅灰色冻云压住四檐，闪耀着点点晶莹雪花。在暖暖和和的房中，听着雪花洒在纸窗上的声音，是特殊的乐章。如果晴了，红日照在窗上，照在雪上，闪得人睁不开眼，那四合院是另一风光——但不要以为晴天比雪天暖和，“风前暖，雪后寒”，这是北京老年人的口头语。那冷可真够呛，干冷干冷的。

白雪妆点了北京四合院，那风光，那情趣，那梦境……年年元旦前，收到一些祝贺圣诞、祝贺新年的画片，常见到大雪覆盖的圣诞小木屋图景，却没有见过一幅雪中四合院的图画，常常为此而引起乡愁。

如果用极少的词语来概括四合院的四时，我苦心孤诣地想了这样四句：冬情素淡而和暖，春梦浑沌而明丽，夏景爽洁而幽远，秋心绚烂而雅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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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留饭

新凤霞

新凤霞（1927～1998），原名杨淑敏，天津人，评剧表演艺术家。著有《新凤霞回忆录》等。

童年挣钱养家

从我记事就知道饥寒困苦。那时我在天津南市贫民区一个三不管九道弯的大杂院里住。家家为了没有粮食，饥吵饿斗，大人打架吵嘴骂人，孩子哭喊要吃的，闹肚子饿。常听见大人打一巴掌骂道：“该死的，还不滚一边去……”说着把孩子推出门去。那是三九天哪！孩子冻得喊叫：“我不饿了，让我进屋吧……”做娘的心疼啊！又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解开衣扣用胸贴着孩子暖着。孩子虽然不哭喊了，眼泪却把娘的胸口流湿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知道困苦心疼父母。小胡同里都是大杂院。我们这个大杂院住了十几家。大街地势高，胡同地势低，院子更低，一下大雨屋里就淌河，雨水就要上炕！我们小女孩儿，从小学会用纸剪一个女孩儿，再剪一把笤帚、一个簸箕，用针把它缝在纸人左右手上，说这是“扫天晴”，把“扫天晴”挂在门框上，全家人磕头求天保佑可别再下雨了……我最会剪这个“扫天晴”了，没有女孩儿的人家，我就剪好了送去给挂上。我们没有胶鞋，都是自己用市布做油靴，在鞋掌钉上钉子，鞋帮上好桐油。这种鞋可沉了，穿上双油靴磨得脚长泡，因为又重又硬，还怕磨坏袜子，磨得光脚掉层皮，脚趾头露出鲜红的嫩肉，可我们照样走东跑西，踢踢趿趿走起来带响声，一刻不闲着。下雨天最怕的是看着父母发愁。雨天父亲不能出去卖糖葫芦，一家人大眼瞪小眼，眼看着分文不进，我们是挣一天吃一天的人家啊！

父亲有肺病，一到冬天，他就咳嗽吐血。我从记事就知道学本事挣钱养家。七个孩子加父母共九口人，睁开眼就得要吃要喝呀！光靠父亲卖糖葫芦难保一家温饱。穷苦的孩子们抱团儿。小女孩儿们要挣钱，那年月好道太少了。我们住的那地方是最底层，个子大的当女招待，妓院当使女；小点的只有做零活。我是小不点儿，又瘦又小，去砸核桃，去蛋厂打鸡蛋，去装火柴，到毛线厂捡线头，或者给有钱人家做零活，给老爷太太捶腰砸腿……反正有活就干，为了挣点钱帮助爹妈过日子，一家吃饱饭。

父母都没有文化，常听大姑妈说：“小女孩儿从小得学会拿针用线、缝缝补补，还得会蒸饽饽做饭。”记得七岁上我头次和面，把面和好了，大伯母看了看就狠狠打我一巴掌，她说：“和面要手不沾面，面不沾盆，看看你手上是面，盆里也都沾上面了。过一阵盆里就沾出一个面盆了……小闺女出了门子孝敬公婆，好话背地说，暗挑大拇哥！这是穷苦女孩儿的志气。”我记住了这话，够不着锅台就学做饭，做针线活。我受二伯父家的影响，要学唱戏挣钱养家。我怕把我送进妓院，怕当女招待、童养媳。

七、八岁学唱戏

那年月女孩子挣钱可没有好路可走哇。我决定学唱戏，像堂姐那样，台上花枝招展唱好戏露脸，台下人人喜欢能吃饱穿暖挣钱。自己的道路选择好了，我就天天去二伯母家，首先是给二伯母干活，跟二伯父和姐姐学戏。先学好吃苦受累，才能唱出“格崩脆”的好角儿，还讲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冬天练功，姐姐说：“脱下棉袄来！”我就赶快脱下棉袄，十冬腊月呀，伸不出手来。姐姐推开屋门，向院里泼了一盆凉水，立即冻成了冰。姐姐说：“小凤快跑圆场。”我穿着单衣，猛的出了屋在冰上跑圆场，跑得满身发热，手指头冻得紫红，姐姐不叫停不敢进屋。夏天三伏最热了，姐姐想看看我的功，让我在院里练，在太阳底下还要加上两件衣服。唱戏的不怕冷、不叫热，上了台再冷也不能穿棉袄，再热也要穿上戏装厚衣服，这叫练意志。

小时除了演小角色，在后台还要讨人喜欢，眼里有活，心里有数。记得七、八岁在天津南市“大舞台”跟着堂姐唱戏，这个“大舞台”可是好角占领的大戏院，是彩头班，演连台本戏《西游记》，主演梁一鸣演唐僧，朱小义、李仲林演孙悟空。一天梁一鸣来晚了，大家七手八脚伺候着他赶场，我在旁边看着不敢向前。梁一鸣他误了场扮戏着急，发脾气说：“快！拿衣服，拿靴子。”大家手忙脚乱。忽然他脚蹬上靴子没扎靴子带，必须蹬在凳子上才好扎靴子带，大家忙乱没给准备。我看在眼里，就要上场了，靴子带还没扎上怎么行啊？我赶快过去，双手扶地趴在地上说：“梁老师您蹬在我背上扎靴子带吧。快要上场了！”梁一鸣果然脚踩在我的背上扎好靴子带上了场。这件小事可算是有眼力，救场如救火的行动，后台老板都夸我。姐姐是唱刀马花旦的，她脾气大，我做了好事她高兴，可不当面夸我，她说：“戏班的能耐是靠有心人吃苦受罪，不能靠门户、家族，不能靠外块吹捧，小凤有点心眼是我打出来的，这叫长心真干才能吃饱饭。”为了挣钱，我能吃苦，也听大人话，二伯父高兴了，带着我去妓院、串巷子卖唱，去三不管撂地卖唱，我都去。

跟师父闯江湖学本事

旧社会小演员跟师父闯江湖，到处流浪，跑码头搭班唱戏，或者参加财主的班。财主有自己的戏园子，前后台都是他的，这种财主班，剥削克扣艺人最凶最狠，因为大都是依仗官势，财主本身就是地混子。这种班可不好唱、不好搭，搭班如投胎，投胎都要财，如挣一块钱份子，要扒几层，财主扣消防钱、应酬钱，他家里人生日、孩子满月都要扣钱，开到自己手里就连一半都没有了。我们小演员连饱饭都混不上！

跟着戏班边唱边学，头脑得灵活。人常讲：“人挪活，树挪死。”又讲：“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人不能犯死性，母亲常说：“人不能叫尿憋死！”我为了一家人温饱跟着母亲闯荡江湖，走到哪儿唱到哪儿，那真是：为了吃饭见人就下跪，一边学一边会，走遍天下都受罪呀！有评剧班好说，进后台给祖师爷磕个头，报出自己戏折子值多少钱的份子，这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讲真本事。没有评剧的地方，那就得随着地方上的戏种唱戏。记得在大西北兰州、西安等地，原来只有一个评剧团，主演嫁了人散了班，我就在秦腔班里唱，跟着演个丫环、宫女、跑大兵，扮个傻小子抹一脸黑，演个“店家”、画个三花脸。为了吃饭叫演什么就得演什么，还得认真好好干，不敢有一点调皮捣蛋，要不就被辞退了。

有次去山东烟台、济南、青岛，评剧班散了，我去海边各地卖唱。我在山东梆子班唱过，河北省石家庄丝弦班儿唱过，河北梆子班也唱过。为了吃饱饭什么班都搭、都敢唱，同时也真练出了本事，长了胆子。

从小懂得“黄金有价艺无价”

我十三、四岁在天津唱上主角了。记得曲艺名演员常连安大爷，他跟我父亲是磕头把兄弟，又是邻居。他家孩子多生活也困难，大哥常宝堃艺名“小蘑菇”，他下边的弟弟也排着叫二蘑菇、三蘑菇、四蘑菇……为了吃饱饭，常大爷时常叫我去帮忙，跟大哥、二哥一起去三不管棚里撂地唱一两段。我从小就见什么学什么，梆子、二黄、评剧、曲艺全不挡，能够把冷落场子唱热火起来。这在旧社会叫“帮场子，亮嗓子，练胆子”。常大爷要我参加撂地唱几段，我总是分文不要，“艺亲不图金，浇花浇到根，交人交个心！”这是父亲跟常大爷说的，常大爷过年节给我买花戴，我就高兴极了！

我在旧社会知道“黄金有价艺无价”。搭班唱戏大都是共合班、集体班，因为共合班是大伙经营，没有财主剥削也就招不上官方势力。可是共合班也长不了，因为没有后台支持，只有干一天算一天，兔子尾巴长不了。因此常常换班流浪，也是为吃饱饭哪。

一个人唱一台戏

记得日本投降前1944年，舞台上乱七八糟，男扮女、女扮男，无论京剧、评剧都得猎奇。艺人为了吃饱饭，什么《纺棉花》，什么加演什样杂耍、大杂烩、一赶三、双剧连演、大反串，等等，花样百出。评剧跟着京剧老大哥走。在天津河东天宝大剧院，我跟杨星星大哥演过《拾黄金》。内容是两个要饭的花子拾了一块金子，高兴得不行，对唱、祝贺。除了唱自己剧种各唱段外，还要唱出各个剧种的名唱段来。两人要唱三、四个小时。这都是过年封箱了，演员大都回农村过年了，没有什么人了，财主想出新方法来，留两个演员唱一台戏。一天，星星大哥突然发高烧病倒了，只剩我一个人，怎么办？那时候是不能随便回戏的，回了戏观众可以砸戏园子。这可是“祸头子叫门，等着挨刀哇”！财主看不起我，斜着眼说：“星星烧得说胡话，不能上台了，你说是回戏呀，还是怎么办？”火烧着眉毛了。我一想，练兵千日，用兵一时，好钢得用在刀刃上，说：“行啊！人要逼到头了，是火也得爬上去，是海也得跳下去，我一人来！”请财主为我写一块牌子，“杨星星病了，今天《拾黄金》我小凤一人上场，不看退票，不听走人”。财主带着看不起我的样子说：“行啊！”写出了一块牌子：“新风霞一人演，不看退票”。结果，观众没有退票，但台下观众对我很冷。我把家底全亮了出来，学刘宝全的京韵大鼓《华容道》，白云鹏的《探晴雯》，王佩臣的醋溜大鼓《王二姐思夫》，马增芬的西河大鼓《绕口令》，乔清秀的河南坠子《张庭秀回杯记》，学京剧马连良的《借东风》、《甘露寺》，言菊朋的《让徐州》，梅兰芳的《贵妃醉酒》，荀慧生的《红娘》，程砚秋的《锁麟囊》，学评剧名演员白玉霜的《玉堂春》、《潘金莲》，刘翠霞的《劝爱宝》，爱莲君的《于公案》，花连芳的《马寡妇开店》，加上当时的流行歌曲……一个人唱了一台戏。那时也不请报幕主持人，就靠后台老板，他是唱零碎的张成和老师，还有唱彩旦的董瑞海，他们上去说几句话垫一下场。这一台戏观众是越看越热，最后向台上扔钱、红包，还真唱红了。财主都是生意精，买卖神儿。星星大哥病好以后，他也不让星星大哥上场了，就贴出戏报我一人唱。唱了几场观众也十分喜欢，只是真够累的呀！那时没有扩音设备，真是得“一张嘴贯满堂”。

“给人留饭”

“给人留饭”这是做人的品德。当时我虽不懂，可我心是觉着不对。就在这时来了一位文明戏名旦角张笑影先生，他是杨星星大哥的朋友，同辈演员。他看了两场我一人单唱的《拾黄金》，来后台跟我说：“凤霞，我讨个大，比你早唱几十年戏，吃戏饭早点。我不客气告诉你吧，我是公子哥儿票友，爱戏，开始是清唱，后来下了海进戏班，我才懂了‘给人留饭’的道理。唱主角的要想着四梁八柱，要想着缺了一棵梁柱子也要塌房啊！你这么小，一个人唱了，你想没有想过，后台还闲了一大堆人呀？吃饭想想洗碗的人，做菜的想想吃主儿，做好了木器要想想上油漆的人，唱主角儿要想想乐队，还有那些演配角的绿叶子，想想一般的演员，有了他们你这朵花才能好看，才经得住照哇。你小小年纪一人唱了一个晚上，确实有功夫，不容易。凡事都要量力而行，你是戏曲演员，不是独唱演员，更不是单唱的曲艺，你量力不是就量你一个人，你要量量一班人的力，一个戏班有多少力呀！各种行当：生行、旦行……还有管戏衣包头的、打水的、扫地、打杂的……这些都是力呀，你都要量一量才能是当主角儿的材料了。”听张笑影先生的教导，我去找前台经理，表示：杨星星好了，一同演，如不好，从此再不一人唱《拾黄金》。前后台同行说：“小凤这孩子得到名人指点了，她知道‘给人留饭’了。”张笑影先生看我听话，他主动为我排了《锯碗丁》、《卖妻恨》、《春阿氏》、《蒸骨三验》、《张文祥刺马》等文明戏移植过来的剧目。星星大哥也感谢我，那时唱戏挣钱，不唱就不给开钱；我一人唱，他就不得钱。

“给人留饭”这句话让我受益不小，因为这是为人为艺的德。

唱戏先得想到乐队。我小时因为嗓子好听，什么一学就会，连街上叫卖声我都喜欢听。唱戏要先请一位好琴师。我第一位琴师是评剧界当时最好的琴师张恺，原来是拉河北梆子板胡的，后来改拉评剧，给著名评剧演员刘翠霞拉板胡。刘翠霞去世以后，我就请张老师为我拉弦。张老师手音准、功夫深。他吹、打、拉、弹、乐队走一圈儿样样都好。他本来不会给我这小演员拉板胡的，因我师父张福堂是他的弟弟，我叫他师伯父。他给我拉板胡挣钱多，我贴补他三分之一，我挣的钱比他少。他给刘翠霞拉板胡戴的是金手套，拉板胡要戴手套。因为他是名琴师，脾气大，我虽是主演，也得尊重他，前后台也都尊重他。戏班里不养老，人老了被人看不起。但我对老人尊重，演员乐队跟我合作的，我请的都是老人，因为人人都有老，我是小主演请老人来合作，给我很大帮助，也传给了我很多艺术经验和做人的道理。比方我懂得了步步、事事要“给人留饭”，这是做人的德。

从为了“吃饱饭”到“给人留饭”，是艺人在人生哲理上的一大发展。就是说，自己吃饱了，得想着还有人饿着哪！那种只要自己吃饱了，哪管别人死活的人，是不可交的自私小人，这种人在任何时候也不可亲近。

·280·

思台北，念台北

余光中

余光中（1928～），福建永春人，生于南京。著有散文集《逍遥游》、《听听那冷雨》，诗集《五陵少女》、《白玉苦瓜》等。

隐地从台北寄来他的新书《欧游随笔》，并在扉页上写道：“尔雅也在厦门新一一三巷，每天，我走您走过的脚步。”一句话，撩起我多少乡愁。龙尾蛇头，接到多少张圣诞卡贺年片，没有一句话更撼动我的心弦。

如果脚步是秋天的落叶，年复一年，季复一季，则最下面的一层该都是我的履印与足音，然后一层层，重重叠叠，旧印之上覆盖着新印，千层下，少年的屐迹车辙，只能在仿佛之间去翻寻。每次回到台北，重踏那条深长的巷子，隐隐，总踏起满巷的回音，那是旧足音醒来，在响应新的足音？厦门街，水源路那一带的弯街斜巷，拭也拭不尽的，是我的脚印和指纹。每一条窄弄都通向记忆，深深的厦门街，是我的回声谷。也无怪隐地走过，难逃我的联想。

那一带的市井街坊，已成为我的“背景”甚至“腹地”。去年夏天在西雅图，和叶珊谈起台湾诗选之滥，令人穷于应付，成了“选灾”。叶珊笑说，这么发展下去，总有一天我该编一本《古亭诗选》，他呢，则要编一本《大安诗选》。其实叶珊在大安区的脚印，寥落可数，他的乡井当然在水之湄，在花莲。他只能算是“半山”的乡下诗人，我，才是城里的诗人。十年一觉扬州梦，醒来时，我已是一位台北人。

当然不止十年了。清明尾，端午头，中秋月后又重九，春去秋来，远方盆地里那一座岛城，算起来，竟已住了二十六年了。这其间，就算减去旅美的五年，来港的两年，也有十九年之久。北起淡水，南迄鸟来，半辈子的岁月便在那里边攘攘度过，一任红尘困我，车声震我，限时信，电话和门铃催我促我，一任杜鹃媚我于暮春，莲塘迷我于仲夏，雨季霉我，溽暑蒸我，地震和台风撼我摇我。四分之一的世纪，我眼见台北长高又长大，脚踏车三轮车把大街小巷让给了电单车计程车，半田园风的小省城变成了国际化的现代立体大城市。镜头一转，前文提要一样跳速，台北也惊见我，如何从一个寂寞而迷惘的流亡少年变成大四的学生，少尉编译官，新郎，父亲，然后是留学生，新来的讲师，老去的教授，毁誉交加的诗人，左颊掌声右颊是嘘声。二十六年后，台北恐已不识我，霜发的中年人，正如我也有点近乡情怯，机翼斜斜，海关扰扰，出得松山，迎面那一丛丛陌生的楼影。

曾在那岛上，浅浅的淡水河边，遥听嘉陵江滔滔的水声，曾在芝加哥的楼影下，没遮没拦的密西根湖岸，念江南的草长莺飞，花发蝶忙。乡愁一缕，恒与扬子江东流水竞长。前半生，早如断了的风筝落在海峡的里面，手里兀自牵一缕旧线。每次填表，“永久地址”那一栏总教人临表踟蹰，好生为难，一若四海之大，天地之宽，竟有一处是稳如磐石，固如根柢，世世代代归于自己，生命深深植于其中，海啸山崩都休想将它拔走似的。面对着天灾人锅，世局无常，竟要填表人肯定说自己的“永久地址”，真是一大幽默，带一点智力测验的意味。尽管如此，表却不能不填。二十世纪原是填表的时代，从出生纸到死亡证书，一个人一辈子要填的表，叠起来不会薄于一部大字典。除非你住在乌托邦，表是非填不可的。于是“永久地址”拦下，我暂且填上“台北市厦门街一一三巷八号”。这一暂且就暂且了二十多年，比起许多永久来，还永久得多。

正如路是人走出来的，地址，也是人住出来的。生而为闽南人，南京人，也曾经自命为半个江南人，四川人，现在，有谁称我为台北人，我一定欣然接受，引以为荣。有那么一座城，多少熟悉的面孔，由你的朋友，你的同学，同事，学生所组成，你的粉笔灰成雨，落湿了多少讲台，你的蓝墨水成渠，灌溉了多少亩报刊杂志。四个女孩都生在那城里，母亲的慈骨埋在近郊，父亲的岳母皆成了常青的乔木，植物一般植根在那条巷里。有那么一座城，锦盒一般珍藏着你半生的脚印和指纹，光荣和愤怒，温柔和伤心，珍藏着你一颗颗一粒粒不朽的记忆。家，便是那么一座城。

把一座陌生的城住成了家，把一个临时地址拥抱成永久地址，我成了想家的台北人，在和中国母体土接壤连的一角小半岛上，隔着南海的青烟蓝水，竟然转头东望，思念的，是二十多年来餐我以蓬莱的蓬莱岛城。我的阳台向北，当然，也尽多北望的黄昏。奈何公无渡河，从对河来客的口中，听到的种种切切，陌生的，严厉的，迷惑的，伤感的，几已难认后土的慈颜，哎，久已难认，正如贾岛的七绝所言：

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如果十霜已足成故乡，则我的二十霜啊多情又何逊唐朝一孤僧？

未回台北，忽焉又一年有半了。一小时的飞程，隔水原同比邻，但一道海关多重表格横在中间，便感烟波之阔了。愿台北长大长壮但不要长得太快，愿我记忆中的岛城在开路机铲土机的挺进下保留一角半隅的旧区让我循那些曲折而玄秘的窄弄幽巷步入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下次见面时，愿相看妩媚如昔，城如此，哎，人亦如此。

祖籍闽南，说来也巧，偌大一座台北城，二十多年来只住过两条闽南风味的小街：同安街和厦门街。同安街只住了两年半，后来的二十四年就一直在厦门街。如果台北是我的“家城”（英文有这种说法），厦门街就是我的“家街”了。这家，是住出来的，也是写出来的。八千多个日子，二十几番夏至和秋分，即便是一片沙漠，也早已住成家了。多少篇诗和散文，多少部书，都是在临巷的那个窗口，披一身重重叠叠深深浅浅的绿荫，吟哦而成。我的作品既在那一带的巷闾孕化而成，那条小街，那些曲巷也不时浮现在我的字里行间，成为现代文学的一个地理名词。萤塘里、网溪里，久已育我以灵感，希望掌管那一带的地灵土仙能知晓，我的灵感也荣耀过他们。厦门街的名字，在我的香港读者之间，也不算陌生。

有意无意之间，在台北，总觉得自己是“城南人”，不但住在城南，工作也在城南。台湾最具规模的三座学府全在城南，甚至南郊；北起丽水街，南迄指南山麓，我的金黄岁月都挥霍在其中。思潮文风，在杜鹃花簇的迷锦炫绣间起伏回荡。当时年少，曾餍过多少稚美的青睐青眼，西去取经，分不清，身是唐吉诃德或唐僧。对我而言，古亭区该是中国文化最高的地区，记忆也最密。即连那“家巷”的左邻右舍，前翁后媪，也在植物一般悠久而迟缓的默契里，相习而相忘，相近相亲。出得巷里，左手是裁缝铺子、理发店、照相馆……闭着眼睛，我可以一家家数过去，梦游一般直数到汀州街口。前年夏天从香港回台北，一天晚上，去巷口那家药行买药。胖胖的老板娘在柜台后面招呼我，还是二十年来那一口潮州国语。不见老板，我问她老板可好。“过身了——今年春天，”说着她眼睛一阵湿，便流下了泪来。我也为之黯然神伤，一时之间，不知怎么安慰才好，默默相对了片刻，也就走开了。回家的路上，我很是感动，心里满溢着温暖的乡情。一问一答之间，那妇人激动的表情，显示她已经把我当成了亲人。二十年来，我是她店里的常客，和她丈夫当然也是稔熟的。我更想起十八年前母亲去世，那时是她问我答，流泪的是我，嗫嚅相慰的是她。久邻为亲，那一切一切，城南人怎会忘记？

对我而言，城北是商业区，新社区，无论它有多繁华，我的台北仍旧在城南。台北是愈长愈高了，长得好快，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在城的东北，在松山机场那一带喊他。未来的召唤，好多城南人经不起那诱惑，像何凡、林海音那一家，便迁去了城北，一窝蜂一窝鸟似的，住在高高的大公寓里，和下面的世界来往，完全靠按纽。等到高速公路打通，桃园的国际机场建好，大台北无阻的步伐，该又向西方迈进了。

该来的，什么也挡不住。已去的，也无处可招魂。当最后一位按摩女的笛声隐隐，那一夜在巷底消逝，有一个时代便随她去了。留下的是古色的月光，情人，诗人的月光，仍祟着城南那一带的灰瓦屋，矮围墙，弯弯绕绕的斜街窄巷。以南方为名的那些街道——晋江街、韶安街、金华街、云和街、泉州街、潮州街、温州街、青田街、当然，还有厦门街——全都有小巷纵横，奇径暗通，而门牌之纷乱，编号排次之无轨可顾，使人逡巡其间，迷路时惶惑如智穷的白鼠，豁然时又自得如天才的侦探。几乎家家都有围墙，很少巷子能一目了然，巷头固然望不见巷腰，到了巷腰，也往往看不出巷底要通往何处。那一盘盘交缠错综的羊肠迷宫，当时陷身其中，固曾苦于寻寻觅觅，但风晨雨夜，或是奇幻的月光婆娑的树影下走过，也赋给了我多少灵感。于今隔海想来，那些巷子在奥秘中寓有亲切，原是最耐人咀嚼的。黄昏的长巷里，家家围墙飘出的饭香，吟一首民谣在召归途的行人：有什么，比这更令人低回的呢？

最耐人寻味的小巷，是同安街东北行，穿过南昌街后，通向罗斯福路的那一条。长只五、六十码，狭处只容两辆脚踏车蠕行相交。上面晾着未干的衣裳，两旁总排着一些脚踏车手推车，晒些家常腌味，最挤处还有些小孩子在嬉游。砖墙石壁半已剥蚀，颓败的纹理伸手可触。近罗斯福路出口处还有个小小的土地祠，简陋可笑的装饰也无损其香火不绝，供果长青。那恐怕是世界上最短最窄的一条陋巷了。从师大回家的途中，不记得已蜿穿过几千次了，对于我，那是世界上最滑稽最迷人最市井风的一段街景。电视天线接管了日窄的天空，古台北正在退缩。撼地压来的开路机啊，能绕道而行放过这几座历史的残堡吗？

在《蒲公英的岁月》里，曾说过喜欢的是那岛不是那城。台北啊我怎能那样说，对你那样不公平？隔着南中国海的烟波，向香港的电视幕上，收看邻区都市的气象，汉城和东京之后总是台北，是阴是晴是变冷是转热是风前或雨后，都令我特别关心。台风自海上来，将掠台湾而西，扑向厦门和汕头，那气象报告员说，不然便是寒流凛凛自华中南下，气温要普遍下降，明天莫忘多加衣。只有在那一刹那，才幻觉这一切风云雨雾原本是一体，拆也拆不开的。

香港有一种常绿的树，黄花长叶，属刺槐科，据说是移植自台湾，叫“台湾相思”。那样美的名字，似乎是为我而取。

·281·

危机迫在眉睫

叶楠

叶楠（1930～2003），当代作家。著有《巴山夜雨》、《花之殇》、《苍老的蓝》等。

如果你到了连接雪山冰川下沿的高山草甸，你会看到洁净透明的天空上那轻盈的白云，似乎具有灵性，它在白皑皑的雪巅上，在水晶般的冰川上，在如茵的草甸上，不经意地悠悠飘荡，突然它会猛地下滑到褐色的帐篷上，拉起袅袅的炊烟共舞，然后又倏地去拥抱草地上的羊群，不懂事的羊羔，仰头对它嗔怪地咩咩鸣叫，羊羔还不解云朵的善意的温存的亲昵。牧羊女慵懒地仰卧在草地上，嘴里含着一根带有红花的茎，脸庞上的笑靥，就像那朵盛开的花儿，她并不是无端的笑，她是在回应天空、山川、白云、轻风，回应布满草甸的绚烂花朵、悦耳的鸟鸣；也是回应牦牛、羊群，回应草甸那头传来的高亢的拖着长长的三弯九折花腔的歌声……给予她的温馨。这一切，还包括她自己，构成明丽的和谐的世界。如果没有香喷喷的酥油茶和糌粑等待她，如果没有阿妈催促她返回帐篷的呼唤声，即便是太阳沉落下去，她还会仰卧不起，脸上漾着永远的如醉如痴的笑。夜晚，草地更加芬芳，那静夜的天籁声，会与你的心灵作互相彻悟的絮语，何况，天幕上那似乎伸手可触的星辰，就像是一个个会说话的笑吟吟的明亮的眼睛。在这里，你能感觉到，人是和大自然真正相融在一起的，万物宛如一个家庭的成员。

自然本来是包括人类的，人类和雪豹，和苍松，和岩石，和溪水，甚至于和山岚、云朵，是平等的。自然界中固然有矛盾，有竞争，甚至于有你死我活的厮杀，然而，确确实实存在着天然的和谐与平衡。

当你走入原始的热带雨林，你就会更清楚了，你会看到，从洪荒时代至今的漫长的岁月里，大自然创造了一个多么完美和谐的植物群落——植物社会。从高大的望天树、乔木，到灌木、藤本植物，草本植物，直到孢子植物，它们极合理地占有空间，按自己的需要和方式，共同分享阳光、雨露、大气和土壤的恩惠。望天树有高与云接的树冠，固然得天独厚，但它毕竟不能遮蔽所有的阳光和雨露；藤萝靠它的攀缘技能借助乔木的躯干，延伸到高高的树冠顶端，去争得更多的日照；喜阴植物，乐得在众多如华盖般的树冠下，得到遮掩庇护；寄生植物和寄主共同和睦相处而生存，有些是互惠的，有些是纯赠与的，另一些则是纯受惠者，但都没有怨言。很多种热带兰花，只要能有一个落脚的方寸之地，就可以了，哪怕他的种子由鸟随便带到一个高高的树杈上，或树洞里，它就能发芽，抽出叶片，开出鲜艳的花朵来。不但是兰花，就是粗大的乔木，并不埋怨地面拥挤，缺少扎根的土壤，它们干脆把根伸到空气中，到处飘拂着细根须的气根，直接从大气中吸收水分和营养。它们各得其所，共存共荣。这些植物，不断以新叶代替旧叶，花朵谢了又开，开了又谢，果实抛落了又结，不停地繁衍后代，新生代替死亡，它们的残体化做腐殖质，贡献给大地，滋养它们自己和群落，过剩的还委托充沛的雨水，带到林外的田间，哺育禾苗，给人类提供充足的食粮。所以，在原来的西双版纳，傣家的耕地，不需要施肥，它就是天然的沃田。傣家把那有浓密的莽莽苍苍的雨林的山，称做神山，砍伐神山，是严格的禁忌，他们以神的威力，来保护雨林。傣家从来都是守着原始林，在自己的村寨旁，像种植菜蔬一样，种植薪柴林，定期砍伐，作家用燃料，而不取山林一草一木。

从热带雨林，你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自给自足、和谐的世界，这里的植物之间的生存状态，确是相对和谐和平衡的。你如果再仔细观察，这些植物和动物、非生物之间，也同样是和谐和平衡的。你甚至于惊叹，这里或许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极科学地安排它们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它既是天然的浩大的水库，又是防止水土流失的钢铁般的天然的藩篱。遗憾的是，当人类还没来得及探索清楚这个雨林世界的内涵，它的奥秘，还有那神奇的力量，雨林就被毁灭了！

这只是谈热带雨林群落，其实，地球本身原本是个完美的和谐的整体，当然，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如此的，是在漫长的时间里，由自然界自己创造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万物创造了自己的生存环境，形成高山、平原、沙漠、莽林、湖泊和河流……比如说河流和湖泊，如果没有从源头开始直到终点的茂密的植被，就没有固定的河道和边界，就没有河流湖泊的清澈和充盈，也就没有受其恩泽而膏腴的土地，甚至于也就没有河流和湖泊本身，河流和湖泊与它们相关联的生物和非生物，是相互依存的、互惠的。仅这一项工程，要人类的力量去完成，将是不可能的。就像我们现在还只是去观察苏梅克——列维九号彗星撞击木星，而不能阻止它。还比如，那高原上参天的云杉、冷杉、高山松等，组成的像兵团队列般的针叶林。它们的美和强大，令你赞叹。但是，你仔细想想，在这长年风雪交加的高寒地带，最早，它们的幼苗是怎样成活的？它们得以成活和成林，是一个神妙的过程。我问过很多高原土著，就在这种地域，人工去栽培这些针叶林，会有什么结果呢？回答是，根本无法育活它们，那怕只育活一株。这些针叶林不但护卫着山川，护卫他们所在高度以下的阔叶林、灌木林，直到某些地方（如藏东南察隅河谷和滇西北独龙江河谷低海拔谷底）的亚热带、热带雨林的繁茂，也护卫雪山本身，也就保存了万物生长需要的珍贵的洁净的水。如果祁连山没有了白色的雪巅，也就没有了河西走廊的绿洲。不幸的是，很多雪山，由于失去绿色的屏障，雪线在逐年升高。这是危险的凶兆！

人们常常奢谈改造自然，我认为，这是自欺欺人，是狂妄，人类的力量对比于自然，还微弱得很。

自然当然也有自我完善和弥合创伤的能力，天火可以焚毁森林，然而在烧成灰烬的林地里，再生森林仍然可以重现。草原，只要不过度放牧，它不但可以保持它的茂盛，还可以延伸扩展它的领地。自然状态，草原和食草兽的数量，是相互制约的。但这需要给予它喘息、休养生息的极其漫长的岁月。

而恰恰是人类数量的膨胀，人类的物欲的无止境的追求，强制性地破坏了自然的和谐和平衡，而且是愈演愈烈，频繁的重复。人类所谓开发自然，对于遥远的后果来说，几乎都是带有盲目性的、自私的、短视的。

在怒江峡谷，七、八十度的峭壁上，原来是密集的植被，组成坚固的绿色的墙垣，它加固了陡峭的坡面上的泥土，把咆哮的怒江，囿于峡谷中，一泄千里。它的存在，对于我国西南，无论是从天候、动植物生存，都是不可缺少的。只是因为索取微薄的甚至于有些年成连种子都收不回来的一点包谷，砍伐和焚烧了植被，旱季的怒江，是混浊的细流，雨季则暴烈泛滥，一面面峭壁倒塌，有些地段沿岸几乎已无人类生存的立锥之地了。那怒江塌陷的岩壁，将继续塌陷，它终将成为一条裹着泥石流漫野随意流淌的江河。在这里，你会一目了然地看到，人类对自然残酷的掠夺，造成自然对人类同样残酷的报复。

得天独厚，我国有很多落差很大的江河，为了得到廉价的电能，各地对于修筑堤坝，建造水电站，都是极热衷的。但是，恢复和营造植被，却没有这样的热情。没有了植被，天长日久，大地流失的泥沙充塞了河道，旱季无水，雨季桀骜不驯，既得不到你想得到的电力，还会有难以解决的困扰，那水电站将成为废置的建筑，在那些地方，你可以看到人的尴尬和无奈。

每年为了防御水灾，想到的是加筑堤防、建造蓄水、分洪等水利设施。暂不说这些水利设施，产生的物理的、生态的效应。看一看黄河，你就会知道，仅是加高堤坝的结果，黄河已成为一条年年升高的架在我们头上的悬河。黄河和所有江河上游的沿岸广大地域，没有大面积森林，根绝水患是不可能的。去看看呼伦贝尔草原上出现的黄色沙化带，你就会感到触目惊心！大小兴安岭的森林如果继续砍伐，森林消失了，连现在尚存的呼伦贝尔的绿色草原也再不会存在了，松辽平原也再不会有肥沃的黑土地，水患也就永不会终了。

人类确实有能力轻易地戕害自然，使它遍体鳞伤，气候变得恶劣，环境变得肮脏，一种又一种致命的病毒出现了，物种大量绝灭，灾难接踵而来。人类甚至于，还掌握了毁灭地球的手段。但是，却没有掌握使自己毁坏了的自然，得到改善、恢复和达到新的和谐完美。比如，人不能使灭绝的物种再生，连让长江重新恢复它的清澈，也很难，即便可以，也要经历几代人的努力。问题不仅如此，人类目前在行动上，仍然不给自然以自愈的机会。结果终有一天，受伤害严重的自然，失去了可逆的复苏能力，人类和自然都陷入绝境。

那么，人类在生存发展中，一定要保持原生态而不能有所触动么？当然不是的！而是，当人类每向前迈一步，都要审慎，不仅要考虑全人类的利益（这个看来很伟大的词汇，在对待生态问题上，是不全面的），应该为整个自然界的利益思考和行动，因为自然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共兴共衰、共生共灭的整体。我还想以热带雨林为例，很多国家，轻易地将雨林毁掉（且不要说毁掉的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和尚不清楚的珍宝），为了种植单一的经济作物，如橡胶。以树林代替树林，似乎是可以的，但是，单一的植物林，生存变得困难起来，它不能抗御病虫害的侵入，不能抗御天候的变化（由于植物群落的变更，天候也变得恶劣起来），失掉了原有保持水土的能力，也使土地（包括周围的土地）变得贫瘠。人们不愿（由于急功近利）或没找到合理的取代形式，就取代雨林，不可避免地酿成灾祸。在其他领域也一样，轻率地“改造”自然，大多都是获得这样的弄巧成拙的结果。

难道没听见吗？那干旱土地龟裂的断裂声！被灼焦的树叶在焚风中的呻吟声！被浩浩洪水冲卷的生灵和非生灵的哭号声……还有无林可栖，无枝可依的所剩无几的斑斓猛虎、梅花鹿、雪豹、羚羊、羚牛、飞龙、朱……它们在绝望地哀鸣！这既是它们的悲哀呼叫，也是向人类发出的警号！它警告，没有它们的存在，也就没有人类的存在！它警告，人类应该幡然悔悟！再不能为眼前的区区小利，而毁掉了自己生身繁衍的空间环境！危机迫在眉睫！

选自《随笔》，199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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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小洋楼的价值

冯骥才

冯骥才（1942～），浙江慈溪人，作家。著有小说《义和拳》、《三寸金莲》，散文集《珍珠鸟》等。

天下任何名城的魅力，首先都来自它独有的建筑美。这些风格独特的建筑，是城市情感与精灵的化身，是一方水土无可替代的人文创造，是它独自历史生活的纪念碑。据此而言，津地者，小洋楼是也。

一百年来，天津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入口”。一个是传统入口——从三岔口下船，举足就迈入了北方平原那种彼此大同小异的老城文化里；另一个是近代入口——由老龙头车站下车，一过金钢桥，满眼外来建筑，突兀奇异，恍如异国，这便是天津最具特色、最夺目的文化风光了。

大众俗称之为小洋楼。

小洋楼不仅仅是指一座一座舶来的建筑样式，更是对这独特的城市景观的一种总称。

它与老城那边的景观遥遥相对，看上去格格不入，甚至有点势不两立。于是，此地非同寻常的历史就被这种建筑格局鲜明地勾勒出来了。如果你略通一点中国近代史，粗知九个国家曾经在这里争相占地、开辟租界的经过，特别是读过英国人马克里希写于义和团运动期间的《天津租界被围记》，就会明白这小洋楼绝非天津城市发展的历史延续，其中更没有任何文脉上衍传的必然。小洋楼是一种政治强加，也是一种文化强加。它是中国近代史和东西方关系史上的一个悲剧果实。

然而，只有文化上的蠢人才会把这苦果摘掉，一扔了事；或者当做一个历史的蒙羞的私生子，弃之便罢。我们可以否定某一历史，却不能因此铲掉这历史的依据。何况作为历史的遗存，它不单是确凿的物证，还有更广泛的价值。

通常人们认为历史遗产的价值主要是历史价值，又认为历史价值只属于过去。其实历史的价值是一种被认识的价值。而对历史的认识都是为了现实与未来。那么历史价值最终是一种现实价值和未来价值。

对于历史遗物，你从历史角度研究它，就会认识到它的历史价值；你从文化角度观察它，就会发现它的文化价值；你从审美角度端详它，还会找到它独有的审美价值。

这价值就是财富，历史留下来的财富。

小洋楼中最深厚的价值，还是它的文化价值。从它昔日的社会身份来看，它属于上层社会所拥有。由于小洋楼的地带——租界的权力独立于皇权之外，它便成了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优越的、神秘的、深邃难测的空间，重大事件的后台，世外桃源与世间桃源；那些形形色色特殊人物的种种幕后与隐私，填满了这里的各种各样曲折而美丽的建筑里。这些在今天看来只不过是千奇百怪的房屋，其中许多都是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棋子。不管是事件遗址，还是那些名人宅邸。然而至今我们对它们却是所知甚微。如果谁能叫这些小洋楼开口说话，说不定近代史的一些段落要重新改写。可是如果它们闭口不语，你可以走进这些楼里去用心倾听——

历史建筑所保留的是一种历史空间。由于这空间犹存，历史就变得不容置疑。徜徉其间，历史好像忽然被有血有肉地放大了。过往的生活形态仿佛随时都能被召唤回来。那些在史书中空洞的叙述，到了这里便全都神奇又丰盈地复活。你会从发现到一些独特的细节中，一下子感受到逝去已久的历史人物的某种个性。甚至连昔日的精神也能实实在在地触摸到呢。历史遗物并非历史的遗骸，而作为历史的生命而存在。

事物的文化价值大多是在它成为过去时才表现出来的。事物在成为历史时不是变小，而是变大了。这因为事物的文化价值远远大于它的本身。

比如你仔细观察19世纪末的小洋楼，也就是西方人在天津最早修建的那批房子——比如望海楼教堂、紫竹林教堂、大清邮局等，就会发现，其中不少建筑在风格上具有中西相杂的成分。但这决不表明天津本土对外来文化的主动迎取与接受，而是说明当时（即早期）西方入侵势力的有限。因而使得承建这些房屋的中国人，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审美习惯表现出来。可是到了1900年前后，西方势力急剧加强，这一阶段兴建于租界的房屋，则听命于它们那些唯我独尊的洋主人，一概是各国建筑的原样照搬了。

于是，各个租界的建筑都成了不同占领国的象征。旧中街（今解放路）由于串连式地穿过几个租界，街两旁的建筑便分段呈现出法、英、德等几个国家不同的面貌来。这些建筑就一下子把西方建筑史的不同国家与不同时代的风格琳琅满目地推入津门，这便是天津小洋楼又别称“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由来。

然而，本世纪20年代以来，政局多变，各种身份显要或特殊的人物，从各地来到天津租界这块“超然世外”的空间里建造住宅别墅。这些延续着租界风格建造的小洋楼却不再严格遵循外来的样式规范，而是依从它们中国主人的口味与习惯，并信由中国的设计师们随心所欲地改造，致使各国租界晚期建筑彼此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一种津地所独有的小洋楼风情便悄然形成。

它突出的代表是俗称五大道的街区。低矮的尺度宜人的楼房与花木掩映的庭园，在荫影重重中构成幽静和舒适的环境。严实而不透空的围墙增添了这些住宅的安全感与私秘性。这一切显然都是那些莫测高深的房屋主人所必需。至于建筑样式的千形万状和异国情调，则是为了满足那个时代对外来文化的好奇与奢侈。于是外来文化被改造和中和，成为近代天津城市历史文化的一个象征。

一方面是入侵者的文化强加，一方面是对随之而来的外来文化的改造。这表现了本土文化雄厚强劲的背景与巨大的融合力。从历史角度看。天津小洋楼是西方入侵的一目了然的证据；从文化角度看，它却是本土文化一个奇异的创造。进而说，是在被动历史背景下主动的文化创造。正是这一创造，使独特的历史被独特的文化记载下来。因此说，小洋楼是天津城市标志性的文化财富。

刻下，此地文化人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在《天津老房子·旧城遗韵》图集出版之后，再次组织历史、文化、建筑、博物馆等界学者，对现存小洋楼做全面和彻底考察，同样是穿街入巷，足迹遍及城区。并将重要建筑甄选列表，然后邀集本地摄影名家四十余人，有序地展开拍摄。历经秋露春风，夏暑冬寒，前后整整一年。摄影家们为摄取一帧精美照片。伺得最佳光线，常常一连多日守候景物面前，方有所获；若不能满意，复再返工；此中辛苦，不想亦知。今秋收尾算来，总共摄取照片一万五千余帧！这足以表现此地摄影家的文化意识与责任精神。对于文化，我喜欢责任二字；肩负责任之作，要比那种诉说一己悲欢的小东西的分量重得多，也高远辽阔得多。但这次遗憾的是，图集篇幅有限，载入者不足十分之一，割爱甚巨。然而能够有如是规模，记录历史，展示文化，亦当感到高兴！文化人的幸福之一，常常是被自己的一种奉献行为而感动。

在考察与拍摄中，深感津地小洋楼的浩瀚丰富，精美非常。此地人生活其中，往往对小洋楼熟视无睹，便编者相信读者看过此图集，一定会如对他乡！单一扇门，一根柱，一面墙饰或一个迷人的楼顶，就极尽华美，千姿万态，绝无雷同。小洋楼的历史不是一个悲剧的历史吗？哪来这样的创造的想像与激情？为此，学者们另有深思。小洋楼的文化，由于过去为种种偏执与浅薄之观念所囿，学术界涉及甚微。此次研究文章应是期待已久的学术收获。

津地小洋楼的历史与文化脉络纵横交错，宠杂繁冗。为了使读者读来明了，本图集的编排方式是：文章方面从历史源流做纵向阐述，图片方面从建筑类别做横向展示。故此，分做上下两集。上集为公共建筑，包括行政、金融、工商、教育、宗教等方面；下集为住宅，即名宅与民居。所谓名宅，一是名人故居，二是要人住所，三是建筑奇品。上下两集都有大量的各类建筑细部的展现，力图显示津地小洋楼之绚丽多姿和无穷精华是也。倘若读者为此感到惊异，乃至自豪，并视小洋楼为珍宝，编者便心满意足了。

前年冬日一个聚会上，一位年轻干练的企业界人士到我面前，说他对我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主张颇为赞同，他深知我乃一介书生，编辑出版这样昂贵的图书如举千钧之鼎，便主动提出襄助于我。此图集便是他实践自己诺言的结果。倘没有这位泰丰集团总裁冯兆一先生及其各界知己，尤其是副市长王德惠先生的全力支持，读者至今只能在报端去听我那些无力的文字呼吁而已。

然而从支持者身上，我欣喜地看到他们对小洋楼文化价值的认同。一旦文化人的深谋远虑转化为渐渐宽泛的社会呼应，清明的文明之光便由地平线升起。城市的历史文化形成于过去，认识于现在，施惠于未来。我想，当后人流连于历史文化空间之中，一定会称赞我们这代人文化的远见。

历史属于过去，也属于将来；小洋楼既属于历史，更属于未来。无论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乃至旅游的价值，都会在未来源源不断地显示出来，并作用深远，无可估量。历史的价值在文化中发酵；文化的价值在未来发酵。一旦发酵，则是必成意蕴无穷之好酒也。于是，这里要再次提及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每一代人都有一个神圣的使命，就是把前人的创造留给后人。

丁丑年深秋日于醒夜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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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贴北京

刘心武

刘心武（1942～），四川省成都市人，当代作家。著有短篇小说《班主任》，长篇小说《钟鼓楼》，中篇小说《如意》，散文集《凡尔赛喷泉》等。

已经写过很多次北京，2000年还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图文并茂的《刘心武侃北京》，难道还有可写的？当然！北京之所以说不尽，首先是因为它本身历史悠久变化巨大，尤其今日的北京，由静态北京转型为了动态北京，无论是笔、键盘还是口舌怎么忙个不迭，也还是赶不上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摇身一变”。再，北京之所以说不尽，也是因为我这个定居北京逾半个世纪的老市民的生命体验日日增酽，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一只永能抽出新丝的老蚕。

还要写北京！但这回打算完全任由思绪的飘逸，随手写来。“后现代”理论有“同一空间中不同时间并置”一说，亦即以拼贴方式作为叙事策略，好！就拼贴一个我感受到的北京！

北京的魅惑力常常深藏在若干细节里。

比如羊角灯。在北京内城西北什刹海水域附近，有一条羊角灯胡同。那是一条非常典型的小胡同——不长，不甚直，两边的四合院都不甚峻丽，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还是黄土路面。为什么叫羊角灯？是否明、清时期这里有生产羊角灯的作坊？或者是有专营羊角灯生产销售的商人在此居住？为什么是羊角灯呢？这种灯的样子像羊角？那形状多么奇怪！是用羊角做的吗？怎么个做法呢？后来我有回在枕边翻《红楼梦》，在第十四回里读到这样的描写：“凤姐出至厅前，上了车，前面打了一对明角灯，大书‘荣国府’三个大字……”胡同里的老人告诉我明角灯就是羊角灯，那么，从《红楼梦》里的这种描写可以知道，这种灯的体积可不小，否则上面无法大书府名。再后来又从《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发现有这样的描写：“当下园之正门俱已大开，吊着羊角大灯。”我翻的是庚辰本，但在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子里，第十四回的描写里“大书‘荣国府’三个大字”被篡改为“上写‘荣国府’三个大字”，而第七十五回的描写则篡改为：“当下园子正门俱已大开，挂着羊角灯。”瞎改的前提，一定是觉得羊角制作的灯上纵然可以写上描红般的大字，却绝不可能在灯体上“大书”，不可能是“大灯”；改动者怎么就不细想想，倘若真是仅如羊犄角本身那么大的灯，怎么能与贵族府第省亲别墅的正门相衬？而且，那样窄小的灯内空间，也很难安放点燃的蜡烛呀。

北京有句土话：叫真儿。也有人写作“较枝儿”。就是对事情认死理，对似乎是枝节的问题也要研究个底儿透。这种群体性格仍存在于今天的北京市民里。

我曾这样想像过，在玻璃远未普及的情况下，也许是有一种把羊角高温融化后，再让那胶质形成类似玻璃的薄片，然后将其镶嵌在竹木或金属框架上，于是便将那样的灯称作羊角灯。在一个初秋的傍晚，夕阳仿佛在什刹海里点燃了许多摇曳的烛光，我在湖衅向一位曾经当过道士的葛大爷提起这事，说出自己的猜测，结果先被他责备：“哎呀，可千万不能胡猜乱想呀。”后听他细说端详，才把羊角灯搞清楚。原来，那灯的制法，是选取优良的羊角，截为圆筒，然后放在开水锅里，和萝卜丝一起闷煮，待煮软后，用纺锤形楦子塞进去，用力地撑，使其整体变薄；如是反复地煮，反复地撑——每次换上鼓肚更宽的木楦，直到整个羊角变形为薄而透明的灯罩为止；这样制作的羊角灯罩的最鼓处直径常能达于一尺甚至更多，加上附件制为点蜡烛的灯笼，上面大书三寸见方的字，提着或挂在大门上面，当然都方便而得体。

我感谢葛大爷口传给我这关于北京旧风俗的知识。但他那期望旧有的风俗都能原封不动地予以保留的心态，我却并不能认同。有一回他在鼓楼与钟楼之间卖风味小吃的地方遇上了我，见我正在那儿津津有味地吃一盘灌肠，竟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他认为那灌肠的颜色不对，本应是玫瑰红的，怎么成了浅褐色？我告诉他原来那种颜色是放了食物染料，有副作用，去掉有好处，他说那这还能叫灌肠？他还认为只有用那种铜把下面镶着象牙或骨头制成的双齿叉戳着吃灌肠才对谱，现在一律用筷子夹着吃太离谱！卖灌肠的汉子高声对他说：“如今谁花那么多钱投那个资？再说想置办那样的叉子也没见有地方供应！老爷子，别捏酸假醋穷讲究啦！来一盘尝尝是真格儿的！”他竟仍把脑袋当拨浪鼓摇，背着手一径走了。那也是我跟葛大爷最后的一面。如今这座城市离老谱的事儿真是太多太多了。葛大爷能眼不见为净，也好。

许多外地人感叹，北京胡同的名称真有味道，有的真是优美极了，比如百花深处——今天尚存；杏花天——可惜已经消失。但对这些觉得优美文雅的胡同名字表达欣赏时，务必不要轻易发出“古代北京人给胡同取名字是多么注意推敲呀”这类的感叹，因为事实的真相是，明、清时期北京人给胡同取名字其实多半是很不注意推敲的，制酱作坊所在就叫酱房胡同，存卖劈柴所在就叫劈柴胡同，形状像裤裆就叫裤裆胡同，存粪的胡同就叫粪缸胡同，而狗多需打就叫打狗巷……这是最主流的取名法。到辛亥革命以后，这才有人出来加以矫正，办法是尽量谐音而使用字雅化，如劈柴胡同改为辟才胡同，裤裆胡同改为库藏胡同，粪缸胡同改叫奋章胡同，打狗巷则改为大格巷等等；有的改得应该说非常成功，如烂面胡同改为烂漫胡同，大墙缝胡同与小墙缝胡同改为大翔凤胡同与小翔凤胡同，打劫巷改为大吉巷等等；有的改法则未免有些个胶柱鼓瑟，如把明代一度与宦官魏忠贤合伙误国的客氏（皇帝的奶妈）住过的奶子府改为遒兹府，把闷葫芦罐胡同改成蒙福禄馆胡同……体现出北京人爱面子的特性不是随时代衰减倒是随时间愈坚。

我一度对胡同今名后面被遮蔽住的原名极感兴趣，但探究得多了，却觉得既扫兴又败趣。现在再有老北京向我指出，我对某某胡同名字的欣赏是误读，极愿将那胡同的“真名实姓”给予点破时，我会将食指竖在唇边，然后哀求他说：“难道就不能让我保留几分美丽的误读吗？像什刹海边的鸦儿胡同、大金丝套胡同和小金丝套胡同、真如镜胡同、藕芽胡同”……我就愿以它们目前的名字来放纵自己的想像。说实在的，别的地方我不敢说，像北京这种性格的空间，对其适度地误读不仅不是坏事，而且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必要的审美姿态。

我在1980年10月写成的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开篇便是其中角色的叩问：“有什么变化呢？”然后我写到他的失望——他所期待有所变化的东单十字路口，尤其是西北角把口的丑陋建筑，三十年来直到他那天凝望时仍没有拆改。我在1998年出版了《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一书，这本建筑评论与环境随笔集的第一部分是评论长安街上的三十五座建筑，其中第三十五座基本上就是《立体交叉桥》那个角色所看到的简陋的菜市场，其门面顶部使用了一点云形手法，呈现出一种略有变化的弧形轮廓线。这本书到2001年已经第四次印刷，但那张本是写实的东单菜市场照片已经成为历史照片，现在从王府井大街南口到东单南大街南口的整片地方，是一线硕大而高档的建筑，名称叫新东方广场，其中包括五星级大饭店，大型商场，写字楼和豪华住宅。入夜，这座立面由银色合成金属与淡灰色玻璃幕墙构成的现代派建筑顶部以略带橘色的强光营造出梦的境界，配置在建筑物前面的喷水池则喷溅出仿佛由碎玉珍珠构成的水柱与水帘，无论是对之凝望还是行走在那庞然大物面前，都会令一些单个的生命备感自己寒酸渺小。如果《立体交叉桥》里的那位角色现在置身于这样一个空间里，他会对这巨大的变化产生什么想法呢？是欢呼“啊，这正是我所期望的变化”，还是茫然疑惑：“啊，难道我需要的是这种变化么？”

长安街另一边西单十字路口的变化更是全方位的，我仅仅半年没去，前些天去到那里，简直无论站在哪一角朝哪一个方向望，都几乎完全认不出来了。概而言之，是一点点葛大爷所浸泡过并且熏给我的那种老北京的味儿全没有了。四望基本上全是高楼大厦，虽然有的用了一点民族化的亭檐素材，但其占据主流的建筑语汇却是西方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在东北角的文化广场中央有玻璃金字塔，让人马上想到法国巴黎卢浮宫广场的玻璃金字塔，只不过小许多也瘦许多罢了。西北角是美籍建筑家贝聿铭设计的中国银行总行，他简直就是把给香港设计的那座中国银行大厦截成三段移到北京摆放这个路口而已，这样地对待北京的空间，是功还是过？

我们都知道上海这些年变化很大。但上海历史很浅，它一出生便定位于“洋场”。它的变化其实更准确地说是恢复与展拓。北京是古都。这不仅是中轴线上还完整地保留着紫禁城、景山、钟鼓楼，内外城无数街道胡同与名胜古迹都还蕴含着古都风貌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弄出那么多的洋味儿，而且还不是古典的西洋味儿，主要是些西方现代派与后现代派的洋味儿，难怪引出了争论：这究竟是发展，还是破坏？

我对北京的变化心情是复杂的。我居住在北京安定门外护城河边。北京内城有九个门，直到清末甚至民初，这些城门的分工是很明确的，正阳门是皇帝专用，其他如朝阳门是进粮车的，阜成门是进煤车的，东直门是进木材车的，西直门是进载水车的，德胜门是进出兵车的，崇文门是进酒车的，宣武门是出刑车的，那么安定门是专门用来通行什么车的呢？粪车。一点不错，记载分明，很多年里，城里厕坑里掏出的粪便，由粪车从安定门运出，也并不运到很远的地方，像我现在所住的高层居民楼，以及附近若干相似的居民楼，包括一些盖得很华美很气派的写字楼和商厦，以及生意总是好得不得了的麦当劳、肯德基快餐店，所在的地皮几十年前大体上都是粪厂。所谓粪厂，是一种行业，把城里的粪用粪车运到这种地方以后，把车里的粪卸下摊开，利用阳光将其晒干，然后再搜集到一起，卖给种粮食、果树、花木的农民作为肥料。那时候一出安定门便会有一股厚重的粪臭迎人而来，刺鼻熏衣，沾附难除，所以人们能不从那里过就一定不从那里过。那时如果是住在安定门外，一定是最穷最没有办法混得最惨的人。

我还没有把安定门外当年的真相讲完，几位年轻邻居就捂着鼻子大声喊：“别说了别说了！”但是当一位外地人听说我住在安定门外护城河边时却恭维我说：“呀，我去过那地方，又繁华又美丽，你这人真有福气啊！”

我从安定门住处的阳台望出去，北京城东、南、西三个方位的天际轮廓线历历在目。三面都有高楼大厦的剪影，东部尤其密集。入夜，远近的霓虹灯光灿烂闪烁。这座城市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越来越大的变化，一批又一批的城市居民陆续享受到了抽水马桶，粪厂的历史已经结束并被许多忽略遗忘。对这样的变化我怎么能不拍手称快呢？

也不能说以往的安定门外一无是处。安定门外曾有一处满井。据明末《帝京景物略》一书载：“出安定门外，循古濠而东五里，见古井，井面五尺……井高于地，泉高于井，四时不落，百亩一润……井傍，藤老藓，草深烟，中藏小亭，昼不见日。”到清朝乾隆时期，《水曹清暇录》一书也还这样记载：“……井高于地，泉平于眉，冬夏不竭。井旁丰草修藤，绿葺葱。士人酌泉设茶肆，游者颇多。”但到晚清的《天咫偶间》一书里，就已经变成“白沙夕起，远接荒村，欲问昔日之古木苍藤，则几如灞岸隋堤，无复藏鸦故迹矣”。一位祖辈定居安定门内的老北京张大哥跟我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城墙以及安定门等城楼都还大致完好时，他曾在安定门外找到过满井遗址，那里已经搭满了小房子，成为低收入人家的居住点，在一块空地上有口井，井口很高很大，盖着大石板，有位老奶奶跟他说那井叫满井，他从石板缝朝下扔石头，过了约半分钟，听见一种仿佛闷嗽的声音传了上来，说明那井虽然已经绝对不满了，里头毕竟还是有水。

但现在满井连遗迹也荡然无存了。我曾试着顺护城河往东走了不止五里路，试图寻找到哪怕是一丝丝关于满井的踪迹，可是我看到了价格近一万元一平方米的商品房，看到了大型的建材商场，还有婚纱摄影店，以及一家郁金香洗脚屋……就是没有什么满井。我遇到一位穿着浅绿彩绸衣，手持水红色舞扇的老大妈，显然她是要赶赴河沿绿地参加老年秧歌队的健身活动，我跟她打听满井，她和颜悦色地回答我：“马……什么？普里马斯特超市么？咳，这边没有，您得——”我没听她说完便道谢跑开。

像满井的消失，以及人们对它的遗忘，这样的变化，能不令我遗憾与惆怅吗？

北京已经赢得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权。为此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新北京，新奥运。”奥运会诚然是新的，北京为什么必得争新弃古？这是某些文化界人士提出的问题。

刷新北京的努力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号和计划上，而是在紧锣密鼓地加以实施。在北京大北窑一带，原来已经修建了相当高耸的国际贸易中心、嘉里中心等现代派建筑，如今则进一步启动了CBD即北京中央商务区的宏大工程，那里将高楼林立，并可望出现耸入云霄的超高级摩天楼财富大厦，以体现中国真的已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CBD曾被一些传媒昵称为“北京的曼哈顿”。美国纽约“9.11事件”发生后，这种提法才淡化以至消匿。曾有文化界的朋友打电话来，希望我在他们拟就的一份意见书上签名，以阻止这种令“北京不再是北京的”计划实施。我没有参加签名。这些年我乐于自由表达个人独立见解，不想贸然卷入任何群体性的，尤其是具有情绪性的粗糙表态。我看到了报纸上登出的资料，还从电视上看到了CBD总体设计的三维动画，据说那设计刻意避免了曼哈顿的缺失，摩天楼之间保留了开阔的绿地，甚至摩天楼本身也还在平台上设置了绿化带；而且财富大厦等主体建筑是请德国名设计师精心设计的，采取了新简洁主义的手法，很新潮，也很实用。但我的印象却只觉得刻板乏味。抛开那还是不是北京的问题，即使拿到一片空白的地方建造，似乎也还是没有太多视觉上的冲击力与心理上的亲和力。当然，也许功能性很到位。

大北窑毕竟离天安门广场已有数公里远，而国家大剧院可就在广场旁，紧挨着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现在所实施的设计方案是法国建筑师安德鲁的。他设计的外观看去像个透明的大水泡。有更多的文化界人士对此忧心忡忡，甚至是痛若切肤，为此我一天之内接到过五次电话，要求我在表示反对的信件上签名，还接到厚厚的资料，是提供给我用以写文章抨击那个“大尿泡”的。北京的城市面貌以及相关的人文精神真的跌落到了我们为此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危急关头了吗？奇怪的是，当我看过所有相关资料后，我却很欣赏安德鲁的设计。古老的文明需要注入新鲜的血液。我想到了如今还健在的前门箭楼。这座箭楼是在二十世纪开头时被“八国联军”轰毁后又重建的，重建时并没有“照本宣科”，帮助重建的德国建筑师加大了楼体总体积，在楼身添加了大理石平台栏杆，在楼窗上方添加了拱形檐饰，在楼肚上则添加了体积巨大的装饰性部件，后两项添加物具有与中国古典建筑语汇相异的西洋趣味，但是人们很快接受了这座箭楼，以至到今天许多中国人以为明、清时的前门箭楼就是这么个模样。我讲不出很多的道理，只是觉得安德鲁的设计能给古老的北京增色，就像上海浦东的金茂大厦给上海大大地增色了一样，或许那增色添彩的程度还会大大超过。

于是我对北京实施中的CBD和国家大剧院的相反态度被一位文化界朋友斥为“机会主义”。在北京的城市发展问题上我没有什么主义。但我对北京的深厚感情促使我抓紧一切机会促进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求得和谐之美。

北京很大，很丰富。从1999年秋天起，我在东北郊农村一处开辟了一间用于休憩与写作的书房，因为是在温榆河边，所以把它称为温榆斋。今年夏末秋初我有意沿着离我最近的温榆河漫游，并且画了不少水彩写生。我这才发现离城不过二十多公里的温榆河畔还能找到若干自然植被丰茂的富有野气的河段，这真让我欣喜。只是温榆河水的气味不好，有些河段的气息恶臭难闻。但是已经有了很具体的治理计划，将关闭一百多处市区通过来的排污口，并全面进行清淤。治理后的温榆河流域两岸将有宽达二百米的人工绿化带。人工绿化措施当然要拍手欢迎，但我最关心的还是对既有自然植被生态的维护滋养。昨天我到了一处隐秘的河湾，是一位小村里的小伙子带我从杂草树丛中摸过去的，一群花喜鹊从芦苇丛里窜飞而去，蒲草的长叶仿佛美女的秀发在微风里摇曳，还有些蒲棒没有熟裂化为飞絮，村民唤作“人儿菜”的野蓼开出串串红紫的花穗，据说它初春的嫩芽用开水焯熟凉拌起来非常可口；河湾里的绿萍忽然荡动起来，原来是一对小野鸭大大方方地游了过来；蜻蜓掠过我们身前，身体上有醒目的蓝色斑点；粗大的榆树旁蜉蝣成团搅动，快活地撞在我们脸上，享受着它短暂的生命……从我们所在的地方，看不到房屋，看不到电线杆，一点城市的迹象也没有。这难道也是北京？啊，有一种非自然的声音渐渐逼近，紧跟着蓝天里出现了银色的飞行物，那是飞机，天竺机场，也就是目前北京惟一的国内兼国际民用航空港就在附近，大概离这个小河湾顶多也不过三公里。我找块石头坐下来，打开画夹子，并且用唱歌般的调子说：“这也是北京……”

选自《山花》，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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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古语

王为政

王为政（1944～），江苏丰县人，当代画家。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听画》、《傲骨》，散文集《瑞士之旅》，美术作品集《王为政画集》等。

敝乡江苏丰县，属徐州市，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之地。这是一块古老的土地。古老到什么程度？《旧通志》云：“先有徐州后有轩（轩辕黄帝），惟有丰县不记年。”如果此说可信，那么至少在4000多年之前便已有“丰”这个地名存在了。有据可查的历史是：春秋战国时，丰始属宋，后被宋王偃定为国都。周赧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6年），齐、楚、魏灭宋，丰隶楚。秦时，丰为沛县一乡，称“丰邑”。秦末，丰与沛分设，始为县，属泗水郡。汉开国皇帝刘邦、相国萧何、御史大夫周昌、绛侯周勃、燕王卢绾，皆为丰人。《史记·高祖本纪》开头便点明：“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到高祖十二年南击英布还归过沛，“高祖曰：‘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史记》集解：“李斐曰：‘沛，小沛也。刘氏随魏徒大梁，移在丰，居中阳里。’孟康曰：‘后沛为郡，丰为县。’”楚汉相争时，丰县与整个徐州地区均为刘项逐鹿的战场，《水浒》中有民歌云；“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恰似虞姬别霸王。”唐诗人白居易曾任徐州刺史，到过这里，“徐州古丰县，有村名朱陈。”宋诗人苏轼在知徐州时也曾写道：“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悠悠古风，留下无尽余韵。

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生活的人民，世世代代不仅延续了漫长的历史，而且在方言中至今保留着许多古语，若加以发掘整理，对于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研究似不无用处。本文试将记忆中较深刻的略举一二。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孟子·梁惠王上》：“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中国成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下同）的释义是：“俑：木制或陶制偶人，用于殉葬。开始用俑殉葬的人。比喻首开恶例的人。”至于为什么以俑殉葬是“首开恶例”？又有二说。一说是：孔夫子仁而爱人，认为以人形俑殉葬有损人的尊严。另一说是：孔老二坚持奴隶主的“礼”，坚持用活人殉葬，认为以俑代之则破坏了“礼”。两说差别甚大，且不去管它，反正“始作俑者”是“首开恶例的人”就是了。

在今天的普通话里，“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已经仅仅在书面语中使用，而日常口语中谁还说这样的话？偏偏在我的家乡是个例外。我们那里，如果谁带头做了坏事，连不识字的老翁、老妪和学前儿童都会指责他“作俑”，极其贴切、熟练地运用这个成语典故，尽管他们并不懂得这个典故本身。我幼时在家乡听“作俑”听得耳熟，只是不知该如何写，也不知典出何处。后来读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才恍然大悟，迎刃而解，“作俑”就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缩语，这是毫无疑问的了。

一蹴而就

《中国成语大辞典》对“一蹴而就”的释义是：“蹴：踏。就：成功。踏一步就成功。形容事情轻而易举，一下子就能完成。”《简明古汉语词典》（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下同）对“蹴”字的释义是：“①［动］踩，踏。例高台芳树，飞燕蹴红英（秦观词）。②［动］踢。例蹴球尘不起，泼火雨新晴（白居易诗）。”

这些解释大体都说得过去。但如果详究这个“蹴”字，总觉得用“踏”来解释“一蹴而就”，动作太大，还不够“轻而易举”；以“踩，踏”来解释飞燕对花瓣的“蹴”，似也不够轻柔，过头了一些；“蹴球”自然可以解释为“踢”球，但那连尘土都不惊动的“蹴”，似乎也不便称“踢”。中国是足球的故乡，我们今天看足球赛，仍可看到带球的动作，并未把球踢起，只是用脚使之在地上移动，称为“踢”合适吗？还是“蹴”来得贴切。

在我的家乡，“蹴”是一个常用字。假如你用脚毫不费力地、轻而易举地把一物移开，普通话里叫什么？其他地方的方言里叫什么？没有一个合适的字，北京人只好用“踢”、“蹬”、“踹”，但都不够准确。我家乡用“蹴”，把“轻而易举”的意思体现得十分准确而形象。只不过，在读音上，不是读作ｃù，而是读作ｑǔ，这是方言之中的方音。

万剐凌迟

如果你买了一条活鱼，烹调之前，首先要剐鳞、剪鳍、开膛，这道工序叫什么？北京人叫“拾掇鱼”、“收拾鱼”、“修理鱼”，顶多说“剖鱼”，这已经很“文”了。其他地方的人，我还没有听到有更精彩的说法。

我们家乡叫“迟鱼”，这个“迟”字怎么讲？当是“凌迟”之意。《简明古汉语词典》：“【凌迟】先分割犯人的肢体，再割断其咽喉。古代刑罚。”这种刑罚便是俗语所称“万剐凌迟”、《简明古汉语词典》对“剐”的释义与“凌迟”完全相同。在现代社会，我们已经看不到凌迟那种野蛮、残酷的刑罚，但人们对于鱼却仍然如此。试想，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在手，人毫不怜惜地持刀剐鳞、剪鳍、开膛，全不管鱼的垂死挣扎、鲜血淋漓，岂不正是“凌迟”的古刑再现吗？这个“迟”字用得非常准确、非常古老又非常富有活力，我相信这样的语言是不会死的。

未成年而死曰殇

《简明古汉语词典》解释“殇”字的第一义即为“未成年而死”，可是这个“殇”字，在现代除了书面语偶然出现，在口语中已基本消失了。以北京人为例，如果哪家的孩子未成年而死，人们谈起，也只说“死了”、“没了”、“无常了”之类，而没有人文绉绉地说“殇”。

可是在我的家乡至今用“殇”字。说起夭折的孩子，便是：“唉，殇了！”即使是大字不识的老奶奶也这么说，使你怀疑自己是在和古人对话。其实，她说的是百分之百的口语，只不过同时又是古语罢了。

麻叶层层叶光

苏轼在知徐州时，曾于谢雨道上得《浣溪沙》五首，其一曰：

麻叶层层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

垂白杖藜招醉眼。捋青捣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

此首写徐州农村初夏景象，极富生活气息。其时新茧初成，农妇煮茧缫丝，满村飘香。而庄稼尚未成熟，青黄不接，百姓乃以青麦充饥，并眼巴巴盼着豆叶早黄，其景其情，呼之欲出。

现在要说的是“麻叶层层叶光”，“茼”（音ｑǐｎɡ）为何物？《宋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第1版，1978年新1版，1978年3月湖北第1次印刷）注“茼，麻类植物，可供搓绳织布之用。它的叶子像苎麻，可是薄一点。”这个解释基本正确。是我幼时常见的植物，它高约一米多，主干挺直，叶有长柄，叶片肥大，略似泡桐。说“叶光”，是和麻叶的表面的粗涩相对而言，其实叶并不那么光，表面有绒毛，摩之有薄绒般的手感。夏季开黄花，夏末秋初结实，为半球形，侧面有瓣状起伏，顶端呈放射状，儿童喜欢用它蘸了紫桑椹的汁去盖“印”，印出一个美丽的圆形图案。成熟之后，农民把它连根拔下，捆成束，埋在浅水的淤泥中，待发酵腐烂，取出漂净，那洁白的丝就可用了，搓缰绳、井绳和生活中用的各种绳子，连办丧事时“披麻带孝”，披的也是而不是麻。我少年时代离开家乡之后，在别处再没见到这种植物，和别人说起，人家似乎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常用的字典里甚至查不到“”这个字。然而这个字还活着，活在故乡的土地上，活在故乡人的口语中。苏学士不愧为“朱陈旧使君”，他笔下的故乡风物，勾起我亲切的记忆，并且印证了方言中的古语。

这里附带还要提及“捋青捣软饥肠”一句。《宋词选》对此句的解释是“把青麦炒成的干粮来充饥。捋青，摘新麦。捣，碎麦炒的干粮。”这里有两个问题可以讨论。其一，“捋”字，《简明古汉语词典》的释义为：“用手握住条状物，向一端滑动。”这是正确的，所以，“捋青”不可以简单地解释为“摘青麦”。其二，尚未完全成熟的青麦，内部尚呈稠糊状，无法磨成面粉，也无法捣碎。我家乡农民的做法是；将青麦放在石磨中碾轧，轧成略似粉条的不规则的条状物，即可生吃，或者直接将麦穗在火上烤熟了吃。或许苏学士那个时代，还有用石臼捣烂了再炒的办法，但决无捣碎的可能。

炙手可热

北京的夏天，暑热袭人。北京人对此怎么讲？“呼热的！”“跟蒸笼似的！”“火烧火燎的！”如此而已。在我的家乡，人们则说；“炙得慌！”

《简明古汉语词典》对“炙”的释义是：“①［动］烤肉使熟。例饮醇酒，炙肥牛（古乐府《西门行》）。引伸为熏灼。例焚炙忠良（《尚书》）。②［名］烤熟的肉。例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两种解释都可以和“火烧火燎”直接挂上钩，而我们家乡人却不说“火烧火燎”而用了一个炙字，意义准确又简明扼要，窃以为十分可取。

这厮恁地无礼

《水浒》中人物动辄骂道：“这厮恁地无礼！”《简明古汉语词典》对“恁”字的注音释义，一读nèn，为代词，“那”意，为副词，“如此，这样”意：一读nín，为代词，“您”意。在我的家乡，“恁”字是常用的，前一种意思确如上述解释，如：“你咋恁不讲理！”“这本书恁好！”读音为ｎèｎɡ；但后一种说法就成问题了，“恁”字不作第二人称的尊称（您），而是第二人称的复数（你们），读音为ｎéｎ。比如“你们家”、“你们学校”，称为“恁家”、“恁学校”，“你哥哥”可称为“恁哥”，即使谈话的对方只是一个人，也照样用这个复数，没有道理可讲，只是约定俗成。北京话也有相似的例子，如“们”（我们），既可作复数，也可作单数，“这是我的”，明明是单数第一人称，北京人却说成“这是们的”，听的人都明白，也是约定俗成。最近在某报见到有人写文章说到“恁”字，举我的一位同乡为例，说他对人总是尊称“恁”，并解释为“您”，这是误解了，我家乡的方言中根本没有“您”这个字和这个意思，无论对多么尊贵的人，一律称“你”，也可称“恁”，但决不是“尊称”，如果要表示尊敬，那就需要在“你”之后再加上“老人家”三字，这三个字连读很快，外地人听不大清楚。

选自《随笔》，1995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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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城与名人

韩作荣

韩作荣（1947～），黑龙江海伦人，当代作家、诗人。著有《裸体》、《城市与人》、《圆的诱惑》等。

忧患与别离

长沙作为屈贾之乡，屈原、贾谊的“伤心”处，楚湘文化初始便带有一种悲壮、忧郁的色彩，也透露出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参政意识和修身、格物、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雄心。屈原的《离骚》，篇名就是“遭遇忧患”、“离别的忧愁”之意。这位楚王朝的远房宗室、左徒，自称为古帝颛顼的后代，以香草、美人、明玉为喻，将自己刻划成“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涉江》）的艺术形象。屈原是位政治诗人，其诗也是政论性极强的“政治抒情诗”。《九章·惜往日》中的“受命昭以昭时”，“明法度之嫌疑”，便是直写楚怀王让屈原制定“宪令”，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的政治变革。

屈原，这个身上披着江离和白芷，把秋兰连结成串作为饰物的人；赞颂唐尧、虞舜、夏禹诸先贤，鄙视桀、纣恶行的人；痛斥党人、奸佞，绝不与之同流合污的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人；求绳墨与规矩之正道，宁死也不苟合求容的人；愤懑历兹，悲叹生不逢时，用柔软的蕙草揩抹眼泪，泪却滚滚而下沾湿了衣襟。

《离骚》的艺术成就，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浪漫主义的艺术形态，开创了楚辞，竖起了诗歌新的里程碑，其“神高驰之邈邈”，于高空下望，仆从伤悲，马也裹足不前。然而，去不忍，归故国而无“美政”，他只好投水而死了。《离骚》阔大恢宏，波澜起伏，气象万千。可中外诗史中第一个自杀的诗人，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不忍”离去，却彻底离去了。

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政治家的愿望与诗人的理想合一，这是儒家人生哲学赋予中国诗人的一大特色。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政治家的身份与诗人的身份的奇妙结合，正是多数中国诗人的突出形象。诗成了发泄官场失意的工具，成为历史的政治活动失败的安慰。”“正变美刺、咏史述志、吊古怀旧、官场酬往、交游赠答”，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痛苦、悲哀、离乱成了诗的养料。诗，常常成为灵魂的避难所，幻想治国、平天下的诗人从不拷问自身，照样活得潇洒风流。

可屈原自杀了，在一个“礼崩乐坏”、“争于气力”的血肉杀夺的时代，他向天发问，提出170多个“什么与为什么”，他的伟大，便是敢于问“天”，这是对一切道德——历史价值根据的质问。在儒学的一重世界里，天道即人道，天人合一，“天”不言，君王代天立言，实际上，屈原向“天”发问，已体现了他对信念的怀疑，绝望，对现实的绝望，对自身生命的绝望。在《悲回风》之中，这“临乎绝望”之音，“将沉渊之绝笔”，“心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整个信仰的生命被猛然抛入虚无的深渊、过去的信念和理想不再可信，而深渊的彼岸又是荒漠和虚无，诗人无路可走，不得不自杀。

屈原之后的贾谊，被贬后被称为贾长沙，亦是一位“政治家”。上《治安策》批评政治；写《过秦论》分析秦之成败得失；俟罪长沙，写《吊屈原赋》，以屈原的遭遇比况自己，抒发胸中愤懑。其著名的写猫头鹰的《鹏鸟赋》，在文学史上颇有价值，为骚体诗发展为汉赋的代表作，系“出风入雅大文章”，其中仍充满着对人生、社会的理想和哲思，自己怀才不遇的不平情绪和不妥协的精神。

《楚辞》中和政治关系不大的，为屈原整理、加工的民间创作《九歌》，这些祭祀鬼神用的乐歌，《湘君》、《湘夫人》，以深刻的关心和同情歌唱这一对湘水配偶神，彼此热烈相爱而终无缘会合，写得悲怨缠绵，如泣如诉，颇有艺术魅力；《少司命》职在掌管子嗣和儿童，这位一手仗剑，一手抱着幼儿的美丽女神，充满了人性和爱；《东君》为太阳神的乐歌，是对光明的憧憬；《山鬼》则又是一个善良美丽的女性形象，爱情的真挚热切、率直缠绵，读来清新而幽艳……

长沙人中真正所谓看破红尘，执著于艺术者，要数唐代的和尚怀素。怀素为酒徒，常喝得酩酊大醉，放荡不羁，超逸脱俗，曾将用坏的笔集成一堆葬在山下，做成坟丘状，号称“笔冢”。寺院里种有万株芭蕉，和尚便在芭蕉叶上写字，称寺庙为“绿天”。酒酣兴起，常常提笔而出，无论墙壁、器具、衣物、或别人穿着在身的衣衫，碰到什么，挥笔就写。“其草书潇洒超逸，并无狂怪习风，行笔从容不迫，有如庖丁解牛，平淡天真中枯润交错，似全无法度，却极具法度、挥洒从容，游刃有余，真个是人也逍遥，书也逍遥，其笔意只能领悟，却无法摹仿。”

谈屈原、贾谊、怀素，让人不能不想到南宋词人辛弃疾。想起辛弃疾，不能不想到那气似奔雷，雄深雅健的词章——“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以及“溪里卧剥莲蓬”的无赖小儿。

辛弃疾锐意抗金，持论劲直，不为迎合，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期，绝不尸位素餐，庸庸碌碌，虽受投降派压制，仍雄心勃勃。孝宗淳熙六年，调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期间整顿乡社，弹劾贪官，浚筑陂塘，兴办教育，影响颇大的事，是他在长沙“奏乞别创一军，以湖南飞虎为名。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

辛弃疾选择五代马殷所建营垒的故基，创建新营，限期一月完成。时值秋雨连绵，所需20万片瓦无法烧制，于是他便下令两天内每户献瓦20片，给钱100文，20万片瓦如期凑齐。垒营所需石材量大，他则调集全城囚犯，到长沙城北驼咀山开凿，按罪轻重定量，凿石量多质好者可以赎罪。囚犯拚命取石，所需石材也如期凑齐。营垒筑成，则募步兵2000，马兵500，皆壮健勇武之士。辛弃疾又派人到广西购战马500匹。骏马强兵、兵器精良，并加以严格训练，飞虎军士气旺盛，骁勇善战，大有辛词“壮岁旌旗拥万夫”的气势。此军维持了数十年之久，金人称为“虎儿军”，十分畏惧。

或许因弃疾豪爽、尚气节，识拔英俊，在词家争斗秾纤，珠圆玉润、四照玲珑之时，辛词却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排宕，不可一世，其不平之鸣，随处辄发的英雄语，抚时感事，磊砟英多，“绝不作妮子态”，其词虽也间作妩媚语，也是豪迈中见精致。所谓“词人合一”，词豪，是其胸襟磊落雄豪所致。

然而，屈原投水，贾谊年仅33岁便忧伤成疾而死，怀素又把自己给了酒和艺术，人已与冢中的笔无异。辛弃疾呢？任湖南安抚使仅一年，便被调离，其痛楚惜别，曾写下“盈盈泪眼”、“日暮行云无气力，立尽西风雁不来”的忧伤愤满之句。

或许，这些早年致力于经邦治国、兵马戎机的艺术家，以其忧国忧民的作品和身体力行的政绩，孕育了湖湘文化最早的胚胎，亦养育了一个民族的精神。

湘人精神

湖南近代史上曾出现了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

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任弼时、林伯渠、李富春、陶铸、胡耀邦……这些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几乎尽人皆知。

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湖南有3位（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十员大将，湖南人占了6位（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许光达）；57员上将，湖南人有19位（王震、邓华、甘泗淇、朱良才、苏振华、李涛、李志民、李聚奎、杨勇、杨得志、肖克、宋任穷、宋时轮、陈明仁、钟期光、唐亮、陶峙岳、彭绍辉、傅秋涛）；100多名中将，湖南人有45位。

著名的革命先烈，还有蔡和森、何叔衡、邓中夏、郭亮、毛泽民、毛泽覃、杨开慧、黄公略、王尔琢、左权、段德昌、向警予……

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湖南则涌出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禹之谟、马益福、刘道一、刘揆一、杨毓麟、焦达峰等一大批民主革命的领袖人物和革命英雄。

至于魏源这样杰出的思想家，谭嗣同、唐才常这样的维新志士，是用智慧和鲜血点亮了照彻暗夜的薪火。

清末出现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彭玉麟、曾国荃、郭嵩焘等挽救清朝危机的“中兴名臣”。曾、左位至军机大学士，彭玉麟位至兵部尚书。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其中有4位非湘籍，但为曾国藩保举的原湘军幕宾李鸿章等）；位至巡抚者14人；位至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参将、副将、州、府道员的不可胜计。

对此，正如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所指出的，“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夫支持国势原不限于一地之人，然人才所集，大势所趋，亦未始无偏重之处。”

和副市长颜克初谈及湖南人士鼎盛的原因，他也讲：用穷来解释，恐解释不通，国内有更穷的地区；用富来解释，也解释不通，有比湖南更富的省分；用好斗来解释，也不准确，好斗者湘人远逊于边地民众。说来说去，只有一个解释，是历史和文化的作用，究其原因，应首推渊远流长的楚湘文化的薰陶。颜克初告诉我，随便找一个不识字的湘南老宿，他会从三皇五帝一直谈到慈禧太后，说得头头是道。湖南人聪明，他父亲早年曾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唐代向朝廷纳粮，由澧水下洞庭，经水路到京城，由于历时太长，皇粮成了霉米，于是湖南人便想出了只纳钱、不纳粮的主意。可这样的大事如何向皇帝开口？湖南的新科状元便在皇帝每日必经的路口用蜜糖写了“澧州粮米可免”6个字。皇帝出恭，看路旁蚂蚁堆成了字，便随口念了出来，语音刚落，暗隐在侧的状元便跪下谢恩。这传说真实性如何且不论，但湖南人的聪明才智从这传说中便可见一斑。

人是文化的存在。马克思称人是“社会条件的总和，世界历史过程的总和”，而历史的真正主体是精神。不仅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社会形式、艺术和科学也是如此。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又造就了一代代人。文化的具体体现，或许该称之为渊博、宽阔的容纳、学识和创造力。代表一个地域的文化特征，则集中表现在人的精神品质。

1920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曾写就《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文中说：“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

说起来，拼斗之惨烈、气贯霄汉，用血与火照亮历史，撼人心魄者，要数宋末知谭州、湖南安抚使李芾的壮烈殉难了。

德祐元年7月，元大将阿里海牙率数万大军南下，长沙城的宋军已外调征战，城内空虚。李芾临时募兵不足3000。9月，城被围困，李芾亲冒矢石，与诸将分兵死守，城中百姓亦纷纷助战。日久，矢尽粮绝，李芾令百姓集羽扇造箭，抓雀捉鼠充饥。将士受伤，芾亲临抚慰，元兵派人招降，当场诛杀以示坚贞，部属皆同仇敌忾，誓作殊死战。

城死守百日余，援兵不至，危在旦夕。长沙人尹谷得知元兵已登城，便积薪扃户，举火自焚。邻人来救，但见尹谷正冠端笏危坐于烈焰中。李芾得知，感叹不已，洒酒祭奠。当日正是除夕，李芾留宾佐会饮，众人皆悲愤刚介，誓与长沙共存亡。随后，李芾召来帐下部属沈忠，给他一些银两，令他处死自己一家。沈忠无奈，怀不忍之心先将李芾全家人灌醉，然后逐个杀之。共一十九人，李芾也从容就戮。沈忠放火焚烧了知潭州府熊湘阁，再回家杀了自己的妻子，继而跑到火场，放声大哭，自刎而死。城破之后，与李芾协力守城的安抚司参议杨霆则跳水自尽，妻妾奔救无及，也一道殉情。其时在岳麓书院读书的数百学子，与元兵搏杀，破城。后大部分都献出了生命。

近代史中，最令人尊崇者，当首推谭嗣同，这位长沙浏阳人，是为中国近代革新事业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其“我自横刀向天笑”的伟大献身精神，曾鼓舞了千百万爱国志士。戊戌变法失败后领导自立军反清起义的首领唐才常是他的密友；以反袁护国、“再创共和”而彪柄青史的蔡锷，是他在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中最年幼的学生。

谭嗣同虽对光绪帝抱有很大希望，幻想通过皇帝的支持实现自上而下的改良，以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但其骨子里充满了对君主制的憎恶。曾言：“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直斥“君为独夫民贼”，他把一切封建皇帝视为“大盗”，把历代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思想家皆骂为“乡愿”，认为正是这些“大盗”与“乡愿”互相利用，互相勾结，才形成了一张“尽窒生民之灵思”的封建天罗地网。他认为天地万物，无不处在变化日新之中——“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时不新，何以寒暑发敛之迭更？草木不新，丰缛者歇矣；血气不新，经络者绝矣；以太不新，三界万法皆灭矣。”

谭嗣同在戊戌变法中以鲜血和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他认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并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凛然气概，慷慨赴死。

梁启超称谭嗣同为“中国为国流血第一烈士”，并指出：“谭浏阳之《仁学》，以宗教之魂，哲学之髓，发挥公理，出乎天天，入乎人人，冲重重之网罗，造劫劫之慧果，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实禹域未有之书，抑众生无价之宝”，不愧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

戊戌变法，湖南是惟一积极推行光绪帝新法诏令的省份。正如毛泽东早年所指出的，“谭嗣同熊希龄辈领袖其间，全国无出湖南之右”。变法失败，唐才常1900年在两湖地区发动自立军起义，又惨遭失败而壮烈牺牲，“是役自男爵、道员至诸生，死者千数。”一些著名烈士，皆为谭嗣同所办时务学堂的高材生。此悲壮的一幕，开启了辛亥革命的先声，湖南的大批维新志士，很快与康有为、梁启超决裂，投身于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民主革命的旗帜之下。

自立军起义失败10年之后，辛亥革命终于在两湖地区首先爆发和成功，绝非偶然！这与湖南源远流长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于湖湘学派

梁启超曾指出，“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

集残明遗献之精华，将楚湘文化湖湘之学推至极致者，是王船山（1619～1692年）。船山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早年在长沙岳麓书院就学，后隐居家乡衡阳曲兰石船山下，故称船山先生。这位明朝遗臣，清之逸民，著有《读四书大全说》、《周易内传》、《春秋世论》、《读通鉴论》、《宋论》、《庄子解》等，著书凡四十年而终。据曾国藩极力搜集刊刻的《船山遗书》计，共320卷之多，也并非船山的全部著作。王船山和黄宗羲、顾炎武被称为清初三大儒。刘人熙称：“其为学，旁搜远绍，浩瀚闳深，取精百家，折衷一是。楚人士称之曰‘周子以后，一人而已。’天下之士宗之曰：‘孟子以后，一人而已。’”谭嗣同亦认为“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称其思想“空绝千古”。历史学家侯外庐也认为，王船山的思想，“蕴含了中国学术史的全部传统”。清末民初之际，知识界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这就难怪清政府也不得不答应湘军首领们的愿望，让船山享受“从祀文庙”的殊荣。船山当时在读书人的心目中，成了诸葛孔明一样羽扇纶巾的智慧化身。清末科举废除八股文，改考经义策论，船山的《读通鉴论》、《宋论》成了学子攻读的范本。洋务派后期领袖人物，担任过湖广总督、军机大臣的张之洞，在题船山草堂楹联时，是这样写的——

自滇池八百里而下，潇湘泛艇，岣嵝寻碑，名迹访姜斋，风月湖山千古；

孕衡岳七二峰之灵，挥麈谈兵，植槐卜相，雄才张楚国，文章经济一家。

所言已非仅是“旷代之师”的学者，而是“挥麈谈兵”、“植槐卜相”，大略“雄才”的政治家、军事家形象。事实上，从清末民初的历史来看，凡研究船山学者，没有不与政治、军事沾边的。

湖湘学派，作为宋代重要的，自成体系的理学学派，源于北宋湖南道州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此说亦为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之源）。

周敦颐把“无极”作为世界的本体，提出了从无到有，阴阳对立、五行相生、变化无穷的宇宙生成说。对湖湘学派的形成、发展、影响深远。之后，“足开湖湘之学统”的胡宏，则“力行所知，亲切至到，析太极精微之蕴，穷皇王制作之端，综事理于一原，贵古今于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见天理之端，综事理于一原，贵古今于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见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发无声无臭之妙。使学者验端倪之不远，而造高深之无极。”

胡宏最著名的弟子张，是南宋抗金名相张浚的儿子。张遵父命求学于胡宏，“遂得湖湘之传”，归长沙，在妙高峰下创建城南书院（今长沙第一师范校址），后主教岳麓书院。适时朱熹来书院讲学，大批学子来聆教，所乘马匹一时间竟将岳麓书院前的池水喝干。

湖湘学者主张在日用伦常和经邦济事的活动中，去察识心性义理，形成了把心性哲理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的湖湘学风。胡安国以《春秋》为“经世大典”；胡宏主张“理欲同体”，“圣人不绝欲”，只不过天理与人欲作用不同；张强调“知行互发”，以及湖湘弟子留心经济之学，无不是这一学风特色的具体体现。王船山把天、道、心、性奠定在气、物、情、欲等感性存在的基础之上，抑制了理学走向空疏、虚诞的严重弊端，适应并推动了实学思潮的发展。

船山以气为本的哲学思想体系，近代各家都从中汲取了自己所需的养料。曾国藩等理学经世派从船山理学思想中吸收了儒家伦理内核以及“明体达用”的学术思想特色。谭嗣同则汲取了其理学思想中的精深哲学体系的形式，服膺其“道不离器”、“理欲同体”的哲学命题。杨昌济则继承了王夫之的“行可兼知”的思想，提出“力行尤要”的主张。

船山学说中经世致用的实学倾向，深受近代各家各派推崇。湘军集团的治理军队、兴办洋务，便是这种实学的具体体现。而船山学说中的浓厚的民族主义意识，其“华夷之辨”的议论，反满的激烈言论，对近代民族意识的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说到湖湘文化、湖湘学说对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影响，我们不能忽视岳麓书院的作用。

这座香樟护道，始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的宋代四大书院之冠，坐落于岳麓山下已历千年。宋真宗赐书的“岳麓书院”四字门额曾使书院名声大振。宋代全盛期曾有“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的民谣，可见学子之众。书院曾经兵毁重建。清代康熙以“学达性天”四字赐给书院，乾隆亦赐“道南正脉”匾额。

书院的前厅、正厅两边壁墙之上，刻有四个大字：忠、孝、廉、节，每字高1.6米，宽1.2米，手书石刻，相传为朱熹手迹。两廊的正面刻有乾隆年间御史欧阳正焕所书“整齐严肃”四字，形略小于朱熹字。前厅后有文昌阁，旧制书院生员凡及第者，均题名于阁内。湘水校经堂，为道光十六年湖南巡抚吴荣光所建。六君子堂，为祭祀创建或修复岳麓书院最有劳绩者。半学斋，为五开间一进的旧式房屋。“半学”两字取自《尚书·说命篇》：“惟教半学”一语，意为半教半学，教学相长。此斋为历代书院山长、高等学堂领导者居住之所。

书院是幽静的，院中石头铺地，庭前古木参天，树皮上敷满苔青色，不时有鸟声从枝叶间透出来，让人感到确是个极好的读书处。于静谧中，我想到书院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中湖南的那些著名人物，几乎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而湖湘之学，大抵也是在这里薪尽火传，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命运。这书院，也该是“动极而静”、“静极复动”，动静“互为其根”，致使人世间“万物生生变化而无穷焉”吧。

湖南近代的几个人才群体，曾就读于岳麓书院、城南书院者，先后有贺长龄、贺熙龄、陶澍、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曾国荃、刘长佑、唐才常、沈荩。谭嗣同虽没有直接在书院就读，但其师欧阳中鹄深受湖湘文化影响，尤崇拜王船山，后还有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光绪二十四年肆业于岳麓书院。

毛泽东青年时代受杨昌济的教育、引导，对哲学有浓厚兴趣，他注意经世致用，倡导实践躬行，湖湘文化的三大要素：推崇理学、经世致用、伦理践履，在青年毛泽东身上都有着明显的体现。城南书院，即毛泽东就学的长沙第一师范的前身。1916年，毛泽东曾寄居岳麓书院读书。1918年6月再次寓居书院主编《湘江评论》，被查封后，1919年，毛泽东又在书院半学斋主编《新湖南》。

无湘不成军

说船山史论是一部军事理论经典，从军事战略角度论及，是不差的。在湖南，“士乃嚣然喜言兵事”，“无湘不成军”，几成传统和特殊的社会风气。

对于船山的史学宏论，“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戎机，遂能削平大难。”湘军的领导人物，郭嵩焘、彭玉麟、罗泽南等，在组建湘军之前就被穷论古今兴亡，讲求经邦治国的《读通鉴论》、《宋论》所吸引。而被杨昌济称之为实践船山理论的实行家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与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战争高潮同步进行。320卷遗书，曾国藩亲自校阅了117卷，为了校对讹字，“乃复查全书，辩论经义者半，校出错讹者半。”

从曾国藩的日记看，其钻研船山史论，均在征战形势危急，前途未卜的时候。据同治元年的记载；

10月27日：“阅王而农先生《通鉴论》数首，论先主、武侯、鲁子敬诸人者。”

10月28日：“阅王而农《通鉴论》杨仪、杨资诸篇。是日接李世忠咨，九洲贼势浩大，深以为虑。”

10月29日：“阅《通鉴论》何晏等篇。是日闻贼窜江北之信，又闻季弟病重、宁国粮路未通，为之忧灼，不能成寐。”

接下来11月载有几乎每日必读的记载，多在“二更末”、“二更三点”夜间研修。而曾国藩很多精采的军事思想，如“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占城池土地为意”、“多用活兵”、“少用呆兵”、“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等，也正是这个时期提出的。同治五年，曾国藩围剿捻军，又一次陷入“制敌无术”“深为忧灼之境”时，又开始认真披阅《读通鉴论》，是年7月6日始，至8月初三“凡三十卷阅毕”，并马上接阅《宋论》，毕，又回头重温《读通鉴论》。

船山在“两论”中曾经指出农民战争的“败亦走，胜亦走，无所不走”之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得湘军、淮军晕头转向，穷于应付。但曾国藩很快认识到捻军“如蚁旋磨，忽左忽右”，“多打几个圈圈”的特点，总结出捻军作战的“四长三短”。正如曾国藩所说，“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他把自己摆进去，审时度势，寻求用兵治国的方法。

曾国藩治下的湘军，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曾文正的“多条理、少大言”、“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说，被梁启超誉为“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其“非有入地狱手段，非有治国若烹小鲜气象，未见其能济也。”

曾国藩每次扎营，都以罗盘定方位，查各营所掘壕沟，用竹竿量验。每营都步行亲量，看是否已掘自一丈五尺。曾还亲点各营兵勇之名，并每日传见百夫长数人，了解军情，记载其答问、批评。并察颜观色，辨识部下的品质、才能。其日记载有他对一些人的印象，如：朴实；眼圆而动，不甚可靠；语次作呕；明白安详，拙直、长工之才；等等；曾国藩知人善任，通过这种谈话的方法，识别提拔了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名将。如刘松山原来不过一名“长夫”，后为统帅大军的名将。

曾国藩明确主张：“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他在与其心腹幕僚赵烈文论军事时说：“胜负不在形而在气，在屡败而无伤，亦有一蹶而不振，气为之也。”左宗棠同样强调指出，“盖练兵之要，首练心，次练胆，而力与技其下蔫者也。”与孙子兵法、与船山所论如出一辙。

对于古称“天堑”的长江天险，船山曾指出，江东之险，并不在眼前的浩浩大江，“江东之险在楚、楚之险在江与汉上流”此为“得失之枢”。湘军与太平军决战，故先拼夺武汉，“于武汉设立重镇，则水陆东征之师，恃武汉为根本，大营有据险之势，军士无反顾之虞。军火米粮，委输不绝，伤痍疾病，休养得所。”

湘军攻克九江之后，安庆争夺成为湘军与太平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曾国荃率领湘军精锐，团团包围安庆，深沟固垒，挖筑双层长壕，外层拒援军，内层困守敌。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在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率领下，在湖北连破黄州、德安、孝感、随州、云梦、黄梅、蕲州等地，直扑武汉；在江西连破吉安、瑞州、吉水、新淦、永丰等地。曾国藩自己身陷祁门，几次险遭被俘杀身之祸，但他始终咬紧牙关，不分安庆之兵，不撤安庆之围。他以打死仗，“打掉门牙和血吞”的拼死之心，咬住关键处，历时一年多的血战，安庆攻克，太平军自此陷入难以挽回的困境。此后，李秀成虽攻占了江浙大片土地，并再破江南、江北大营，却仍然无补于安庆失守后的战略大局，太平天国终被镇压。

曾国藩之后，左宗棠曾率部分湘军精锐，于1876至1878年，讨平了从浩罕入侵的阿古柏，收复了祖国新疆的大片河山。1881年，曾纪泽以左宗棠的武力为后盾，经过艰苦卓绝的外交斗争，又从沙俄手中索还了伊犁。左公所写“大将筹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和春风度玉关”之诗，其情其景，颇得后人敬仰。其收复新疆之周密筹划、精细运算，制定的“层递灌运”、“缓进急战”战略，灵活机动地调整发挥，左公归复新疆之“五年计划”，率如其言，可谓成竹在胸。

1884年爆发中法战争。左宗棠、彭玉麟全力支持湘军宿将王德榜，配合老将冯子材，取得震惊中外的谅山——镇南关大捷。此役导致法国茹费里内阁的垮台。左宗堂73岁高龄，亲赴福建前线督师，指挥防务，先后遣王待正和湘军水师名将杨岳斌，乘木帆船冒险偷渡台湾海峡，增援孤岛血战中的台湾军民，其反侵略，护卫国土的神圣，终为湘军增添了一段光荣的历史。

左宗棠年青时即自称“亮白”，以诸葛亮自居，后又自称“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委实有些自夸，且自视甚高。可“历古以来，书生戎马，而兵锋所指，东极于海，西尽天山，纵横轶荡，未有如宗棠者也。”确也展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

谭嗣同、梁启超的学生，中国近代最著名的青年军事家蔡锷，曾认真研究了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思想。1911年蔡锷在云南任协统，为训练官兵，辑录了影响极广的《曾胡治兵语录》。“语录”分为十二部分：一将才，二用人，三尚志，四诚实，五勇毅，六严明，七公明，八仁爱，九勤劳，十和辑，十一兵机，十二战守。每一部分前面，蔡锷都加了按语，画龙点睛地指出要点，并结合中外军事理论的发展变化，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蔡锷所辑《曾胡治兵语录》，曾是黄埔军校的主要军事教材。正如周恩来所说：蒋介石办黄埔，“是以《曾胡治兵语录》及《拿破仑传》为之先的。”毛泽东很小就熟悉许多湘军的掌故，他的名字“润之”，就是湘军二号人物胡林翼（胡润之）的字。而毛泽东在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就批读过《曾文正公全集》。朱德早在云南讲武堂就深受蔡锷影响，并在蔡锷的直接领导下，参加过云南起义和反袁护国两次革命战争，被任命为护国军旅长。

说起来，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的，其“司马九伐之威”，“踔厉中原、震水陆，剑西域，戈横南交；东挞瓯粤，北棱辽海”，以殊勋生拥位号，死而受谥者数百人。而成千上万出身农民、受过战争锻炼的湘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却在湘军解散后纷纷加入哥老会。正如《湘军兵志》所言：“再过二十年，辛亥革命，哥老会与同盟会联合，就把清皇朝推翻了。当年曾挽回过清皇朝国运的湘军，如今竟然做了清皇朝的掘墓人。”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电视台正播放《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这让我想起船山对诸葛亮的评析。船山认为，诸葛亮三分天下，东联孙吴，北伐曹魏的《隆中对》，在刘备到处飘零，无立足之地时，是正确的抉择。蜀汉数十年立国之基由此而定，而最终不能战胜曹魏的原因亦由此而生。蜀恃险而言，但荆州兵利于水，一出宛、洛而气馁于平陆；益州之兵利于山，一剑阁出秦川而情摇于广野。以有险可恃而应对无方，姜维之败，乃是必然。船山认为唐朝只懂用战争实现和平。宋秦桧之和与岳飞之战未尝不可配合起来，“相辅以制女真”。而岳飞却把这两种方式尖锐对立起来，一味排斥和谈，结果反而造成主和派的得势，岳飞也未免失之偏激。“战与和，两用则成，偏用则败，此中国制夷之上算也”。其论确别开生面，言人所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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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雁·细狗

叶广芩

叶广芩（1948～），女，北京市人，当代作家。著有《全家福》、《采桑子》、《黄连厚朴》等作品。

70年代初，我在三门峡库区的农场务农。

10月，天气转凉，滩地的风渐渐变硬，农场的男人们开始躁动不安起来，他们要打雁了。

每到秋天，渭河的芦苇塘里就歇息着成群成群的雁，它们不是今天来了明天走，它们往往要在这个地方盘旋很久，直到很冷了才离开。那些雁都是麻色的，粗看很不起眼，但是在阳光下细看，它们的每一根羽毛都辗转着色彩，随着角度的变换而变得五彩斑斓。

男人们的枪已经准备好了。

我去河边看那些雁，一大片的，有时静得没有一点声息，有时则吵得一塌糊涂。它们在河里觅食，在芦苇丛里歇息，这些齐整的，有纪律的鸟儿，给枯黄惨淡的渭河滩带来了美丽的色彩和无限的生机。秋风吹过，雁在冰水中瑟瑟发抖，我真是可怜它们，白居易有诗说“雪中啄草冰上宿，翅冷腾空飞动迟”，我心里想，怎么还不快走呢，家乡就这么好么，南边比这里要暖多了，危机四伏的黄河滩有什么好留恋的呢？

但那些雁还是迟迟的不走。

一天傍晚，枪声终于响了。

长河落日，萧萧风声，天地间一片血红。我认为他们干打雁这样的事有点儿残酷，雁是义禽，古来对雁的赞美实在是不少的，“鸿雁于飞，肃肃其羽”；“高城残照下，万里一行飞”；“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对这样的鸟儿怎能开枪射杀呢。

我的心里满是悲哀与失望。

大堤上，男人们手里提着淌血的雁迎着我走来，他们很夸张地向我炫耀着，炊事员将一只很秀丽的绿羽雁在我的眼前使劲晃动，得意地说：“今天夜里别睡着了，我给你们做红烧雁肉。”

我看见那只雁的头颈像绳子一样地垂着，眼睛睁着，晶莹的眼睛里反射着落日的余晖，它大概到死也不理解，不明白，没有招谁没有惹谁的它，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

我奔到芦苇丛中，大声地冲着那些雁吆喝。我要赶起那些雁，让它们快走，快走，快走！

没有雁儿飞起，四周死静一片。

它们在更深的苇丛中躲避。

我跌坐在河岸，望着滔滔的河水，只感生命的不易，存在的艰难。

雁尚且如此，更何况人。

我们的炊事员做别的不行，红烧雁肉却做得很地道。农场的人都很兴奋，大家都在为雁肉而熬夜，难见荤腥的人们在厨房溢出的肉香中已经飘飘然，昏昏然，不能自已了。

我没有去凑热闹，早早地躺下睡了。在朦胧状态时，我听见让大家去盛肉的招呼。拖拉机手老张的媳妇敲我的门，说去晚了多半会让那帮“狼”吃光。我说不吃了，老张媳妇隔着窗户说：“那你就亏了。”我还是说不吃。老张媳妇说：“要是真不吃，我就把你那一份也打了。”我说随你。老张的媳妇就咚咚地跑走了。我知道，她得顾及到她的那两个谗肉馋得眼睛发绿的女儿。

夜里，男人们就着雁肉蹲在碾盘上喝酒，是从渭河对面小村沽来的一毛二一两的红薯酒。他们边吃边闹，“老虎、杠子、鸡”的嘶喊传入我的小土屋，清隽高雅的雁与浑浊浓烈的酒风马牛地搅在一起，让人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惆怅。

男人们都吃得很惬意，很酣畅淋漓，他们开始唱了，唱秦腔：有为王打坐在某某地面……

跟大雁没有关系。

炊事员喝得舌头已经发直，不利落地说：“明天还去打……”

男人们纷纷应和着：“……还打。”

第二天，按正常作息时间起床的只有我一个人，我看见石碾上一片狼藉，被嘬啃过的雁骨遍地皆是，厨房的墙根是一堆用开水烫过的杂乱的雁毛，情景惨烈而悲壮。

我来到河边，见苇丛中雁们又在起落，不禁深深吸了口凉气：

糊涂的雁哪——

后来，男人们每天都去打雁，他们吃了多少回红烧雁肉，谁也记不清了，可叹的是那些雁，打了还来，打了还来……

我埋怨它们的没记性，细想那是一种执著，是一种临乎死生而不惧的气节，一种伏清白以死直兮的精神。

我不如雁。

事后我才知，打雁的并非我们这一个农场，几乎在黄河滩上的所有团队在那个时期对雁都发动了攻击。一到傍晚，河滩上枪声不绝，经过沿途无数的浩劫，南去的雁真正能飞到目的地的大概没有多少了。

就是能到达目的地，那里也未必就是乐园。

我将那些雁羽做成了一把把扇子，为的是纪念那些在黄河滩上永不能再飞起的鸟儿。我被招回城市以后，不少朋友都接受过我馈赠的羽扇，他们为那羽的美丽而惊叹，我就给他们讲那些大雁九死而不悔的故事。

下雪了。

河滩上一片洁白，白得耀眼。

狗们不怕冷，冬天似乎是它们的节日，它们几只、10几只地结在一起，有我们自己的，也有外来串门的，它们在空旷的田野里奔跑跳跃，忽而一群集体朝东、忽而又朝西，跑得莫名其妙。

带头的就是老万的那只纯白大狗。

农场的狗不少，各有各的主人，也就是说，它们每个都有自己的投靠，并不是领导的分配，是自然的结合，谁也说不清楚是怎么的，有只狗就会卫兵一样的厮跟上了你，冲你摇尾，向你献媚，对你毫不掩饰地抛撒出它喜欢你的信息，不由得你不动心。

我的黄儿就是这么找上我的。

黄儿是只漂亮、聪明的小母狗，大眼睛，全身一片金黄。它来自城市，是夏天城里的一些年轻学生来帮助收麦子留在农场的。我在仓库里发现黄儿时，它正奶声奶气地尖叫着，躲避着炊事员的堵截。

我问炊事员为什么要逮这只还没脱尽绒毛的小狗。炊事员说为了吃。又说他下午想做炖狗肉，食堂小黑板上的菜谱都写出去了。炊事员在谈论吃黄儿的时候，黄儿就在麻袋后头藏着，一动不动，听他说话。

我让炊事员把小黄狗给我。炊事员说我要是在下午以前把它给哄出来，就属于我，要是过了午睡时间，我还没有把它搞到手，他就要和美食家们联合采取行动了。

炊事员走了，我就弯下身子爬在地上哄那只狗。黄儿还是不动。我只看见在麻袋与麻袋的夹缝里有一双晶亮的眼睛在闪烁。

中午，我正在午睡，感觉有什么在拱我的门，趿拉着鞋推开门一看，竟是黄儿，天晓得它怎么想通了，会寻到我这儿，它很会掌握时机，赶在了炊事员向它发动总攻之前，及时修正了自己的生存方针，不乏是只聪明的狗。我从地上抱起了黄儿，它很害怕也很虚弱，浑身颤抖着，眼里有水光，那双眼分明在说：“是死是活，我把一切都交给你了。”

黄儿的信赖让我感动，我将它抱进屋来，放在地上，它委屈又胆怯地站在那里，不敢乱动，我将碗里的半块剩馒头掰了喂它，它嗅嗅，不吃。那条小尾巴却在不停地向我摆动。

从此黄儿就跟定了我，成了我的狗，我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

人们都喜欢黄儿，这得益于它的美丽。

农场里最没人气的狗要数老万那只大白狗了，它跟希特勒似的，永远是一脸的严肃与郑重，冷漠得让人想到那不是狗而是什么其他东西。老万的大白丑陋至极，高近一米，细腰长腿短毛，脸特别长，我每每看到白狗那张没有表情的，失却比例的长脸，就感到这应该是马而非狗。除了老万以外，大白不认任何人，我喂黄儿的饭也多被它抢了去，且吃了我的并不领情，任你怎么喊，它是从不搭理你的。

老万对他的狗却情有独钟，说他的狗是上了谱的，叫细狗，产于山东梁山，有皇族血统，自汉朝以来就是皇宫里的宠物，高贵得不行，与我们那些杂种狗非同日而语。

我不知老万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他的狗有“皇族”血统，便被视为高贵，当他骂我是封建王朝的孝子贤孙时，我则卑贱得是提不起来的狗屎，世间的事情不能细想，想来想去便很想不通。我想，皇族的狗也罢，狗屎的人也罢，人和命运的冲突永远是一个伟观，一个难以破译的谜。

狗们倒很有臣服思想，它们对有皇族血统的细狗大白极尽讨好、卑躬之能事，这其中也包括我的黄儿。大白争它的饭，它竟摇着尾巴表示欢迎，有时大白看它一眼，它也激动得翻仰在地上，四爪朝天，把肚子亮给人家。我问过老张媳妇，黄儿一见大白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姿势，老张媳妇说这是狗们对对方表示信赖、友好、甘愿服从的表示，不唯狗，猫也是如此，老虎、豹子也是如此。

皇族的大白称王称霸得厉害。

大白将我的黄儿咬得鲜血直流，我让黄儿出去奋勇争斗，黄儿缩在桌底下不敢出去，我说：“黄儿你窝囊到家了，谁见过挨了咬夹着尾巴钻桌子的，也就是你罢……”

我决心报复一下可恶的大白。

趁它蜷在我窗下晒太阳的时候，我过去逗弄它，大白自有王者风范，任我怎么搬弄，连理也不理。我想，机会来了，就用紫药水、红汞，将那张狭长的狗脸画得如山魈般的花哨。须臾，大白站起，抖动全身伸直前腿，伸了一个大懒腰。我看着郑重的大白，噗哧乐了，它已不是细狗，分明是戏台上的窦尔敦了。

接下来的情景十分微妙，大白迈着皇族的雍容步伐走向那些杂种狗的时候，杂种们一齐冲着它狂咬起来，它们没见过这花花绿绿的怪物，它们把它当成了外星狗。

在集体的厮咬下贵族的大白败得非常惨，直到它被骂骂咧咧的主人弄到冰冷的河里去洗脸，它也没弄明白，平日归顺的臣民为什么会在它午睡醒来之后突然发生了哗变。

冬天是撵兔的季节，也是狗和男人们的活跃时期。陕西的农村有雪天撵兔的传统。在老万的带动下，我们全体出动要跟过冬的兔子较劲儿了。

苍茫的雪野上，只有我们几个人，此外就是一群张牙舞爪的狗。狗们似乎都知道我们要干什么，它们一蹿一蹿地撒着欢儿，表达着它们的兴趣和忠心。

我们一字排开往前趟，男人手里都拿着镰，当兔子惊起时，男人手中的镰便朝着兔子逃窜的地方飞过去，一声呼哨，细狗大白就箭一样随着镰射出，直奔兔子而去。于是，一场追逐在雪地上展开了，兔在前面夺命逃窜，狗在后面穷追不舍，人则分路散开围截，人喊狗叫，气氛热烈。

渐渐地，我窥出端倪，大白追兔，是不声不响地实追，白的狗，白的雪，往往把兔子搞得昏头昏脑，防不胜防。大白在追兔的时候很有策略，它多是从侧路包抄，以其敏锐快捷，从速度上采取主动。而那群杂种狗则不然，它们闹哄哄挤成一团，平时就爱扎堆，撵兔时仍爱扎堆，瞎跑乱咬，全没有章法，不是撵兔，是在起哄。

大白叼着今年猎取的第一只兔子，很幽雅地向老万小跑着走来时，老万对我们说：“什么叫血统，这就是血统，得了猎物给主人送出，绝不私吞，这就叫规矩，这就叫训练有素。”

我们就一齐夸大白。

大白仍旧是一脸的傲慢，不肯降贵纡尊。

这使得我想起了庄子的话：“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

再看我们那群杂种，仍在地里忙活，不知为什么在撕扯打架，我的黄儿也在里头不依不饶地上蹿下跳。

有人跑过去看了一下，回来说：“是为了一只干瘪的死鼠。”

老万手里的镰冷不丁又飞出去了。

大白早已风一样地赶在镰落地点的前面，向另一只兔子发起了攻击。

那边，热闹的一群仍在为那只死鼠而纠缠。

30年后，我在陕西电视台的体育节目里突然又看到了熟悉的细狗撵兔的场面，那是大荔县的农民领着他们豢养的细狗在做表演，他们县成立了“细狗撵兔协会”，电视里说，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协会，它将被列入陕西的体育项目。电视里那些细狗都长得跟大白一样，丑陋而精神，仍旧是一副贵族派头，风采不减当年。一农民爱抚地摸着他的狗对着镜头说：“这狗，是我的心尖子哩，它是有皇族血统的，自汉朝以来就是宫廷里的专用赛犬，尊贵得很。”

电视台的人问这一只狗价值几何。农民说，不贵，也就万把块钱。问养了几只。答曰：六只。问所为何用。答曰：撵兔。

我在屏幕那闹轰轰的背景上寻找老万，我想这样的协会，这样的场面是一定少不了老万的。却没有找到，静下来一推算，老万若在也该是70多的老人了，70多岁的老万大概不会再随着众人在田野里撵兔了……

·287·

幌儿红

谢友鄞

谢友鄞（1948～），浙江鄞县人，当代作家。著有《窑谷》、《马嘶、秋诉》、《嘶天》等作品。

辽西没有太高的山，起起落落、隔三岔五间，山坳里便聚些人家，大些的是村，小点的也是村。大大小小的村都有个把酒家。火红的幌儿高挑在杆顶，杆下可给客人拴马。一壶酒、一匹马、一杆枪，是辽西汉子梦寐以求的生活。

我手挽缰绳，仄身马背，得得得蹄声溅洒在细瘦山径上，浪迹辽西。

经过汉民屯垦村，蒙古族定居的农牧村，朝鲜族稻农村，山东、河北移民闯关东的旱田开发村，幌儿一式招摇。竹箩圈下沿，围一圈细长红布条，随疾疾山风，疯疯地响。幌数有一、二、四、八之分。一个幌的店，只有零星小吃，如煎饼、馒头、豆腐汤；两个幌，能炒菜，叫灶了；四个幌，备有全席套菜；八个幌，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山珍海味，无所不包。

山涌渐渐平息，薄地砾石嶙峋，热辣辣风卷着白汤汤雨，草滩烟瘴迷蒙；走进沙漠后，不知不觉间迷失了方向，连续三天三夜，粒米未进，滴水未沾，劣马瞅着沙坨里白惨惨尸骨，四肢簌簌抖颤。我滚下马背，扯着缰绳，昏天黑地往前跋涉……褐色的土地裸露出来——我精神一振，前方出现一座被漠海包围的孤村。房屋矮趴趴，一半坐进地里，屋顶芨芨草枯黄瑟缩，烟囱剥皮豁嘴，残破不堪，听不见鸡鸣、狗吠，人的静。我心里绝望地一紧，莫非是个死村？！

终于有人从地下钻出来，从地窨子里纷纷走出来，烈日横空，白光煞黑。我呆住了，村人们走路的姿势异常奇特：木乃伊般的老头，七、八岁的孩子，只要是男人，都把双手背在身后；女人们双臂下垂，臀部朝后撅得老高。无论男女老幼，全都向前大倾着身走，双脚一蹭一蹭，像要仆倒似的。身后的黑影拖得好长……

我恍然明白，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起伏不尽的沙坨里，走一步退半步，形成了这种独特的姿势。

走进腰街，一面幌儿耀眼地烧。冷丁从外面进去，眼睛发黑，石蹬一级一级似深不可测。到底了，一间大屋。辽西乡间酒店，大多是家庭式格局：通铺大炕上，铺满黄灿灿炕席，摆着两张、三张炕桌，没有上过漆的桌面油腻乌亮。若有一个汉子，默默地坐在桌前，微侧着身，一只胳膊肘拄在桌沿上，自斟自饮。别的桌子空着。你径直过去，盘腿坐在他的身边，彼此的眼睛默默地对视一下后，搭起话来。提起乡政府的王助理，你们都认识；或者，说起供销社的老张，他不过是站在栏柜后面打酱油称大粒盐的，你们都认识，谁能不认识，汉子马上就会变得不一样了，邀你一堆儿喝酒，喝他的酒，吆喝掌柜的，添盅加筷子，山里人，易熟，好交下。

在掌柜的殷勤扶持下，醉醺醺爬上马背，酒幌拂面，彼此依依不舍地拱手作别，从此你东我西，分道扬镳，也许永远不会再见面了。但在孤独寂寞的乡道上，你的心里会长久地涌满温馨。

辽西地理上毗邻内蒙，历史上缘近女真。你经历山区、草滩、漠海，穿越烂漫的光荫后，终于绕回来了——人烟稠密的城市在望。

商店、旅馆、影剧院、舞厅前，霓虹灯闪闪烁烁，立体声扩音箱里乒乒乓乓如鼓如舞如黑压压酒桶滚涌。从四川、安徽、湖南等省来的手艺人，魔术般涌入城里。掌鞋、崩玉米花、卖变色镜、打家具四项行当，几乎全被他们包揽。有的站稳脚跟后，在闹市租屋赁舍，开起南货店。北方的商店，无论大、中、小，一律只开一、二扇面，呈封闭式格局；他们的铺子，柜台有多长，门就开多大，从街上望去，五彩斑斓的货架，亭亭玉立的女售货员，楚楚动人，一览无余。

豪华的酒店、餐厅前，四个幌、八个幌气魄辉煌，人体感应门自动开启，乐声如水流淌到石板路面上。几位浓妆艳抹的女孩子，穿着水绿、粉红色软缎拖鞋，踅来绕去。那身材苗条，皮肤白皙细腻的姑娘，生意好极了。有单身主雇走过来，用夹带南方昧的普通话搭讪妥，偎依着，姗姗走进餐厅。大多只是陪饮，随阔佬兴致，赠几个钱。酒店老板，暗暗给她们分红。若不然，闹市区的幌儿争相斗艳，她们不在你的门前兜售，甚至将客引到别家，老板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本地姑娘，黑红健壮，说话扬声大气，动不动便嘎嘎大笑。渐渐地，她们学会了讲话细声细气，捂着嘴巴文静地笑。

这座辽西都市，除土著汉民外，不少是百余年间从山东、河北、河南盲流过来的后裔；又杂居着蒙、满、锡伯等少数民族，风习混杂，互通姻好。对外来势力，外来文化，绝无繁华大都会的傲慢、排斥、轻蔑；也不像偏远闭塞的小城镇那样恐惧、狭隘、尖酸刻薄，格格不入。它显示出惊人贪婪的生气勃勃的吸摄力。

我蛰居在闹市后面一条狭窄的巷子间，低矮的小平房笼罩在高楼大厦的阴影里。爬格子累了，步行到城郊大车店，轮圈幌儿高高张扬。掌柜的跟我熟稔，掌柜的晓得文人穷酸：

俄罗斯诗人

死于爱情决斗；

蒙古族诗人

死于酒精中毒：

汉族诗人

死于穷困潦倒…

掌柜的收下我两瓶辽西大曲后，便乐呵呵地牵出那匹租不出去的劣马，任我梦游也似地去寻找，那面属于我的火红的幌儿在哪里？！

选自1989年8月3日《文汇报》

·288·

“北佬”看杭州

张抗抗

张抗抗（1950～），浙江杭州人，女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夏》，中篇小说集《北极光》，长篇小说《情爱画廊》，散文集《橄榄》、《地球人对话》等。

终于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自己呆在北方的年头，累计已有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听起来就比较可怕，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人的半生。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怎么就会在那些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住了这么多年。这个数字，甚至已经超过了从我在杭州出生长大，历经童年少年直到那一个闷热的夏天，挤上火车离开杭州站的整整十九年。

事实变得十分明朗：作为杭州人的十九年，和作为北佬的二十三年之比——故乡杭州不得不退出它多年来占有的统治地位。在正宗的杭州人眼里，我早已被确定为一个北佬；而在我自己，也恍然觉得如果继续自称为杭州人，不仅有假冒伪劣产品之嫌，而且不安不忍。既然是我最终决意放弃了一劳永逸的归期而选择了候鸟的方式，我踏入杭州的土地，心里便把自己作为一个远方的来客。

多年前初到北方的日子，曾有些很见过了世面的当地土著，表示友好地对我说：

你从杭州哪地儿来？那地儿我去过，夏天那个热呀，活活的就喘不上来气儿，没处躲没处藏的。冬天那个冷呀，被窝就像是个冰窖似的。洗的衣服，半拉月也不干，就是干了穿在身上，也潮呼呼的总是湿不拉几。吃饭吧，看着菜挺多，左一盘右一盘的挺花哨，可一吃就见底儿，怪费劲地吃半天，没吃饱，怎么吃也吃不饱，你说这叫什么事儿。还有那满大街晾的背心裤衩子，人就从那尿片底下穿过来穿过去，赶是人脑袋顶着尿布走了。最绝的是一清早，楼底下一片唰唰声，那动静准把人吵醒，探头看人干嘛呢，你知道那是干嘛，一人一只木桶，正刷呢，那味儿！打听半天才明白，原来那是尿盆，白天黑夜都搁在屋里，叫什么马，马桶。也真是，尿盆怎么就姓马……

在那个年龄，虽是豪情满怀，小心眼里却还揣着对故乡的依依惜别之情。听到居然有人敢对杭州如此不敬，当即忍无可忍地与人争辩，面红耳赤地誓死捍卫。费了半天口舌，那人冲我同情地一笑，很是谅解地回答说：

行啦，那地方真要是好，你们干嘛还上这儿来？要我看，你们来这儿就挺不错，不说别的，冬天屋里有暖取，不长冻疮……

时隔二十余年，我在杭州一个阴郁的冬夜里与朋友们聚会，滚烫的黄酒仍然没有激起我的热情。从窗外的小巷里突然传来一阵粗蛮怪诞锣鸣似的吼声，还带着长长的拖腔，像是沿街的叫卖声，又像是高亢的绍兴大板，与江南的温柔很不协调。我问：这是什么？朋友说，她在喊一句话。喊什么呢？我怎么一点儿也听不懂。她喊：门窗关好，东西拿进，火烛小心。每天都喊吗？当然是每天都喊，你忘了这是杭州城里的传统，她一叫，人真的去收衣服，只有等她这一声喊过之后，一天才算是过完了。

我随口说：可真噪音啊。怎么好像农村似的，我看你们杭州也是越来越倒退了……

话音落下的瞬间，我听见了“你们杭州”那几个字。那会儿连我自己也很吃惊。我谈论杭州时已经完全自觉地把“我”排除、分离在杭州之外；我看杭州之漠然就像是每年每年我匆匆到过的一座座与我毫不相干的城市。在我心里竟然和杭州已有了这样的距离，我忽然觉得一种莫名的悲哀。那一刻我开始实实在在地对自己承认：我真的是一个北佬了。

作为北佬，自然首先憎恨杭州的冬和夏，却偏偏总是年年纠缠着春节。湿润的雪花里有一个不很奢侈的梦，只想享受一次江南金色的油菜花和天竺山里漫坡绚丽的映山红。于是，于是这个春天善解人意地收敛了清明的雨水，只留一湖含而不露的薄雾，环绕住若明若暗的群山。山水彼此映照着如诗如梦的层次，不似北方的坦荡一眼能看透。就连报春的杜鹃花也藏得极深，兴冲冲踏入灵隐山里，踩倒遍地筷子般直立着毛茸茸的山蕨菜，才见一丛丛如火如血的映山红从山腰的松林下冒出来，湿漉漉的花蕊喷吐着林间的精气。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这一天我们采花采得热烈又疯狂。这一天拥着满怀的彩云飘然下山。想起多年前的一个春日，曾用装了清水的花瓶，插满一瓶含苞欲放的野杜鹃，托人坐火车千里万里地带去北京。那花苞隔了夜就迫不及待地绽开，惹来长安街上一路惊诧的目光和询问……

西山香山万寿山，却没有这令我的书桌熠熠生辉的烂漫映山红！

过了几天阿虹来说，你采了花去后，山上忽然就一朵映山红也没有了……

也许它们等我就等了很久，终究北大荒的鞑子香不能代替老家的野杜鹃。

便格外珍惜这个积攒了多年的春天，好带回去为北方的冬天解闷。

北佬游春去人多热闹的名胜，“北佬”却知道春在人迹稀少的林深处。有幸在屏风山改稿的那几日，算是重新领略了杭州的妙处。那山不高却如绿屏矗立，公路蜿蜒由密林中穿行。山道弯弯，路边忽见株株香樟蔽荫。屏风山人说，当年修路，有心人就修出这个香樟湾；再往前走，丛丛桂树翠冠锦簇，叫做桂花湾。面迎山崖巨石，是为石壁湾；快到山顶时，一个急转弯，路边骤然闪出两株灿灿的樱花，花期正盛，娇艳的花瓣沉甸甸拂过车窗，似有似无的沁香散了一车，我想这该是樱花湾。再抬头时，一座翘角飞檐的巨大建筑物在山尖巍然升起，如一座绿色的城堡。屏风山疗养院二分院便置身于群山绿树环抱之中，背后为大王峰，竹林婆娑松涛如海。

古色古香的城堡以浅褐色的岩石垒成，三层楼高的石壁上，嵌满爬山虎深褐色的老藤。尚未发芽的藤条没有绿叶的遮拦，清清晰晰地钩出龙飞凤舞的踪影，充满历史感。粗藤如井绳、细藤如发辫，盘根错节地在整面石壁上镶出气势磅礴又千姿百态的图案。远远望去，俨然是一幅精致典雅的九龙壁。不几日，便有一朵朵薄似蝉翼的赭红色叶片，从老藤上不动声色地钻出来，阳光下犹如一只蜻蜓扇着翅膀落满窗台。据说，屏风山的爬山虎在全杭州也屈指可数，是谓屏风山一绝。到了夏天，在二楼阳台上泼上泉水，任清水顺着宽大的台阶和石门顶上缠绕的青藤滴滴流淌，真有些水帘洞的情趣呢。

山前有亭，可眺望缓缓东去的钱塘江；山后有石阶，傍晚时闲散着往下走去，偶尔可觅见灌木丛中飞起一只秃尾巴野鹌鹑，树梢上窜过一只黑花松鼠；石阶渐渐平缓，清纯的暮色中有一方方宁静的茶园，涌来恬适的新绿，间或夹着一片澄黄鲜亮的油菜花地，与夕阳分不出彼此；九溪的水便从翠绿与金黄交错的林子里闪闪烁烁地流过来，像是一抹贴地的轻风，传扬着很久很久以前你熟悉和依恋的气息……

从山中回到城里，城市就变得嘈杂变得拥挤变得俗不可耐。也许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把城市和湖泊、建筑与自然、世俗与审美、以及琐碎与空灵，像杭州那样用一条条短锁链连结的湖滨，将两者截然分开。那道无形的界碑延伸了许多个朝代，于是饮用着钱塘江和西湖水得以繁衍的杭州人，就有了雅俗之间疲于奔命的遗传基因。他们说一种咬文嚼字似乎还有些做作的带有南宋官话遗风的方言，他们说：明朝到平湖秋月去耍子。然后一家人起早踏着三轮板车演杂技一般穿越破旧狭窄的街巷，经过六公园和昭庆寺广场这一片雅俗共赏的过渡地带，就进入了令人爽心悦目的天堂风景区。桃红柳绿间他们用其他城市的居民不可模仿的悠闲步态，走过白居易大诗人当年任杭州太守时下令修建的白堤；他们在岳飞墓前对着永远跪着的秦桧像，一遍遍忿然念出那文人墨客才有兴趣的诗句：青山何处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他们饶有兴趣地徜徉于碑廊或印社之间；在六和塔顶茫然望大江东去而念天地之悠悠。秋来成群结队去满觉垅赏桂而冬至则三三两两游孤山探梅，什么天外天、楼外楼、花港观鱼、龙井问茶，什么小瀛洲、放鹤亭、双峰插云、曲院风荷……置身于西湖山水之中的杭州人但凡开口，是绝对的历史悠久绝对的文化气息浓厚。那个时刻杭州人自我感觉绝对完美无缺，斜睨着那些个傻里傻气东张西望惶惶问路的外地观光客，眼里自然就流出无须掩饰的鄙视，对比之后心里有了充分的满足，于是幸幸福福地回家去。只是，再经过一遍那封锁线似的湖滨长街时，张望马路对岸的城市风景，开始疑惑那份所谓的自豪感，有些虚空有点不够踏实。

果然回到闹市陋巷，就有污秽的噪音充斥于耳：有被吵架围观的人群阻拦的汽车喇叭震天响；可见到什么卖鱼桥什么棺材弄的地名标志；有油烟和公共厕所混杂的异味阵阵飘来……面对实在的人生，杭州人便把刚刚从西湖沐浴来的温文尔雅，毫不吝惜地留在了断桥的那一头……当然一旦如果必要，谁都可以越过那并不存在的边界，随时去湖里“文化”一下的。在这样泾渭分明的隔绝和割裂中来回跳跃，杭州人就生活得很是模棱两可。

所以要谈文化，作为杭州人的骄傲，最终还是落实在食文化上更为朴实。也可说是“实惠”的那个“实”。其实要按中国的四大菜系而论，杭州菜入不了大流派，也就是博采江南各家之长，创下几道脾性独特的风味。

本人虽然身为“北佬”，对杭州菜仍有偏好，尤喜香酥松脆的油炸响铃、肥嫩鲜美的清蒸鳗鱼、玛瑙翡翠般一白一绿的龙井虾仁、肥而不腻的东坡肉。至于杭州名菜叫花鸡、西湖醋鲤鱼什么的，也不过只是吃个名声，吃不出什么名堂。倒是几种家常小菜，却是百吃不厌、常吃常新的，即便走到天涯海角，也是刻骨铭心，时时无端就思之心切，如闻其香，不仅垂涎三尺，而且肝肠寸断。比如荠菜冬笋肉丝、油煎臭豆腐、凉拌马兰头、雪里蕻豆腐、油焖春笋、炒螺丝、香葱鲫鱼……看来口味这个东西是天下第一顽疾，改得了乡音，改得了服饰，却难改饮食的积习。二十三年在北方，常以做南方菜为一大嗜好或是室内娱乐。幸亏老公总算是所谓的上海人，十几岁随父进京，虽是天南海北的兼收并蓄，却还留着南方的口味，吃的问题就没有矛盾。于是有人从杭州来京，家里便托带些诸如此类的土产，圆我的杭州梦。那个时刻有就些为北佬感到惭愧，北佬原来生活得多么粗糙多么简单呵。杭州人把知味观和奎元馆搬到北京，全无知音一个，没出半年，那杭州的温柔与甜蜜却全窜成生冷咸辣的京味了……

恍然明白自己所以能够热爱北方，也许恰是因为恪守了一个杭州的厨房，在心里自以为是在改造着北佬，这内在的杭州人就做得很是有滋有味。

所以杭州城在历史前行的洪流中，首先诞生或者说最为牢固的改革成果，是遍布大街小巷的个体户餐馆。那餐馆的门面都小巧玲珑，样式多是东西合璧，比如荷兰加一点南宋。一家比一家辉煌别致。有生猛海鲜的，就养在门檐下的玻璃柜中，也是装饰。推门进去，洁白的桌布鲜花空调一应俱全，还有西施般水灵灵的杭州妞，轻轻踩着童话般的彩色扶梯，引你到楼上雅座。最与其他城市的个体餐馆不同的是，杭州的个体餐馆决不声嘶力竭地里外拉客，那老板都是笃笃定定的相信自家的生意，牌子已经做出，全靠愿者上钩。东西都是货真价实，如若味道好，上钩不上当，回头再来。

外地的客，港台的客，就说到底还是杭州人有文化，吃也吃得文明。

都感慨杭州发展个体餐馆，真是顺理成章、名正言顺。价格虽比国营餐馆略略高些，但服务却是可心可意的。你说：来一只红烧鳝段，鳝要比大拇指粗些的——果然那鳝肉就不老不木的正好；你说：莼菜汤里不要肉丝，放几只开洋罢——果然汤就合你的口味。醉虾究竟是醉个意思还是醉得不省人事，全由你自己欢喜。

曾在东坡路上一家叫做“开明楼”的餐馆吃过一回，二楼的墙上挂着沙孟海老先生为罗老板写的横联，很提神的。老板和气诚恳，菜也美味精致。过些天，有朋自远方来，说去哪里，自然还是“开明楼”。单的是那楼名，也挺有档次的不是？

却也因此有些担心，杭州人的聪明与智慧，不会就此白白消耗在食文化上了么？你看那杭州人一大早拎着蓝子去买菜，然后不厌其烦地收拾整理再精雕细刻地制作为成品，最后一家人团团围坐津津有味细嚼慢咽地化作人生的全部乐趣。北佬虽然也热衷于吃喝，却是大刀阔斧、饱食一顿管个十天八天。不似杭州人日复一日，乐此不疲；年复一年，无休无止。好像杭州人除了工作以外就琢磨吃，工作赚了钱便用来吃，即使“食在杭州”不够格，也可说是“杭州在食”了。

终于下决心向杭州的好友透露了我的忧虑。人家似笑非笑地一乐，说：

杭州人不是这样会吃，那聪明与智慧从哪里来呢？

对于这一逻辑，我不能苟同。否则等于承认北佬的智商低下。不过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地灵人杰。以此推理，杭州既然已有天堂的美称，可见杭州人必然是比较优秀的。在这个肯定的前提下，经过多年的观察与研究，我在一个春日的下午，恍然大悟地发现，杭州人的聪明与智慧，很可能同喝茶有关。

如果到杭州人家里小坐或是长谈，无论熟客远客，一落座，主人便有清茶奉上。再穷的人家，别的招待没有，茶却是必不可少的。杭州人沏茶，即使客人再多，也决不用茶壶，那样清清爽爽的绿茶，如闷在茶壶里，就白白糟蹋了西湖龙井。做出了几百年的规矩，明明不是龙井，也必用带盖的蓝花瓷杯，一人面前一只，一只杯里一手把茶叶，甩得很慷慨。客人坐了一刻就走，茶不及抿过一口，那杯茶也就倒了，决不吝啬。不像北佬，那把茶叶恨不得砌上一壶喝上一天的。就连我这“北佬”也觉得杭州人喝茶，喝得太奢侈了些。怪不得茶叶价格连年上涨。

杭州人在家里喝茶，显然喝得极不过瘾，或者说，因缺少环境的助兴而不够雅不够“文化”。于是也不知从白居易还是从苏东坡时代起始，杭州就诞生了许多茶室。需要重点说明的是：这“茶室”必须同北方或是江南小镇的“茶馆”严加区分。既是“室”，便是“雅”的代称，决不似“馆”那样三教九流的大众化。所以杭州的茶室一概统统建在西子湖畔那些楼台亭阁、山水林泉的好去处。其中最为出名的，莫过于玉泉、虎跑茶室，据说用刚从石缝里滴嗒出来的矿泉水，沸煮沏茶，无须加盖，只三两分钟，杯中一湖碧波荡漾，那嫩绿的叶子如小舟微微起伏，船头竖一杆小旗，船尾立一柱茸缨枪。喝茶的人坐藤椅围一圆桌，以瓜子话梅佐茶，从容不迫慢慢品尝。家人友人谈天说地，情人窃窃低语，如此廊前树下一坐坐到太阳偏西，那茶也已淡而无色。这才算是真正喝过茶了。悠哉游哉起身打道回城。

这本是天下也难寻的杭州茶道一景，却让北佬来看，就看出些破绽。

首先那粗笨的青瓷杯，每只押金三元五元不等。据说是因为丢得太多不得已而为之。丢者，坦率说便是被窃，试想有哪个外地人，会不远千里地偷这易碎又笨重的瓷杯带回家呢？有句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下面的结论就不便直说了，留与杭州人自省。其二，几乎每一只杯子都是杯口残破，缺把者、裂纹者比比皆是，送到嘴边却担心龙井底漏或是钱江怒潮。看来杭州人喝茶过于热烈竟把茶杯啃出缺口？杭州人抗议说是外地人所为，尤其北佬生性粗蛮是重点怀疑对象。其实平心而论，谁喝茶也不至喝坏茶杯，惟一可信的解释，只能是茶室服务员清洗茶杯时野蛮操作，杯杯相撞，活活地撞出那些茬口，却嫁祸于人。其三，所有的茶室一律不配有流动冲茶的服务，只在茶室中央放一只保温桶，或是发放热水瓶，让顾客自己进行“售后服务”。更有花港蒋庄露天茶室，连桌椅都要顾客自己搬运。服务员小姐婷婷玉立一旁，冷面如霜。这等世界闻名的旅游城市，文革遗风如此顽固，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1991年杭州落成了中国第一家也是惟一一家茶叶博物馆。建在龙井附近一个叫双峰大队的茶园里。茶博的建筑和展室的设计都还新颖别致，内容从茶叶的种植到制作到全国茶叶的种类分布到喝茶的艺术最后一直到茶具堪称丰富，何况用眼欣赏了茶叶接着还可在茶博的茶室用喉舌考察茶叶。价钱也许贵些，茶叶总比外头的好些，这无疑是个诱人的享受。那一天，我们几位朋友来茶博的门口是下午三点钟，却不料小姐已经开始扫地——不卖了不卖了快下班了！她的声音毫无商量余地。可明明大门口写着四点半关门。

作为杭州文化象征的所谓茶博就让人大大扫兴。

“北佬”本因景仰杭州的茶道而多次光顾茶室，所到之处却屡屡窥见了杭州人倒在后门口的“茶脚”，使我从此对杭州人的茶叶文明很有了些疑问。而且还进一步想，如果真是喝茶喝成这样的精明与懒惰，情愿做北佬。

于是走在街上，目光里就有了许多挑剔。

那年春节回杭州，只记得满大街的男人，几乎人人身穿一件黑色的皮夹克；女人则十人有九人穿着一种色彩鲜艳的大花长毛衣。远远望去，就有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甲壳虫与蝴蝶联谊会。今年春，外面世界的时尚有了调整，刚刚开始流行超短裙，杭州城里已是超短裙满天飞，且不管腿长腿短体形胖瘦，一律的超短，一律的黑色。且不知港台或是西方流行的超短裙，因当地女子自己开车、打的、坐地铁，并不会带来行动的不便有很大关系。而国内女子骑自行车，杭州犹盛。穿着超短裙骑车，迎面过来，难免对路人有不甚雅观的显露。可以说再是开放的国家，公共场所仍然必须讲究尊严和文明礼貌。可悲的是国人追赶时髦心切，顾不得那些真正应该讲究的细节，也不考虑自己的条件，只惟恐不被大众的消费认同，而失去了（或从来没有）自己的审美标准。在我看来，杭州女子的服装从来都缺乏自信。北看上海南学广州，一阵风从东刮到西，丝绸之都终是从未有丝绸之乡的光彩照人和飘逸风流，仿来仿去，既无风格亦无个性，终于把自己弄得不伦不类完事。

杭州人无论多么优雅，却不懂得潇洒为何物。

这些年来来去去，冷冷看着杭州城里一轮一轮一波一波的热闹，看着杭州人面对太阳的灿烂笑容和面对月亮的麻木不仁，一点点体会到杭州的陌生和遥远。明明懂得如此谈论我的故乡，也许就有了背叛的嫌疑，心里却仍然黯黯地失望下去。

飘然在千年赞誉中的杭州人，却是从来少有杭州人的自我冒犯和自我检省。——我妹妹去日本留学，写信回来的结论是：天下之大，还是杭州最好。我临走时去舅舅家告别，邻居的一清洁女工对舅妈说：她怎么还在那种地方？你看我，宁可扫厕所，也要回杭州。但凡去过北大荒的杭州知青，被正宗的杭州人蔑视着，心里存下了永远的自卑。杭州反被杭州所累，也是一种悲哀。如同缩小的中国，盘踞在祖先的荣耀和遗产之上，被所谓悠远的历史和文化封闭并围困，年复一年地沉淀下腐叶淤泥，陶醉于一潭死水之中……

便斗胆担着骂名，试着跃居西湖之上来看看杭州。毕竟在遥远的英国大辞典条目上还须填一个出生地杭州，毕竟还有至亲至爱的家人和真挚坦诚的朋友老师同学与我息息相关。我说出关于杭州的真话，从此可在杭州人心目中成为一个无可救药的北佬。

而在北佬眼中，我依然是一个南方人，一个永远的杭州人。

·289·

大江逆行

张抗抗

张抗抗（1950～），浙江杭州人，女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夏》，中篇小说集《北极光》，长篇小说《情爱画廊》，散文集《橄榄》、《地球人对话》等。

墨迹

一条墨迹斑斑的大江，从天边来，到天边去。

岸是白色，水是黑色；岸是绿色，水是黑色；岸是金色，水是黑色；它一路走，一路用自己碾磨的墨汁，写着墨迹斑斑的历史。

它的父亲是灰色的山岩，它的母亲是褐色的泥土；灰与褐调成了黑色。它从上游峻峭的石砬子下来。

它的父亲是高高天上金红的太阳，它的母亲是茫茫旷野上蓝莹莹的冰雪。太阳拥抱了冰雪，橙与蓝生成了黄色。它从上游坦荡的雪原上来。

它的父亲是猎人红红的篝火，它的母亲是山谷中绿色的帐篷。篝火照亮山谷的时候，人们发现了它。它从上游密密的森林中来。

它撞开石砬子、穿越雪原、绕过森林——它自由自在地兜着圈子。在江叉里留下一个个迷人的崴子与小岛。几千年几百年来它以这弯弯曲曲的江道显示自己的风采，得到过多少夸赞和誉美。

如今若是有人坐船从那灌木葳蕤的江湾里西行，望望天，望望水，便迷惑起来——太阳怎么落到身后了？这是往哪儿？

它便咯咯地乐，咬牙切齿地乐——记住了这是条无可奈何的回头路。你必须走主航道，小岛在主航道我侧；你不想同太阳捉迷藏，就白白地将那小岛拱手相让了。

除了那时常迷失方向的太阳，还有那些钉在它身上的红红白白的浮标，还有巡逻艇、嘹望塔……总使它感觉到被肢解、被分割的耻辱。都说水是无法切分的，可它就摆脱不了那种被剖开后，又重新拼接起来的羞愧。好像它是一双鞋、一副手套，走同一条路、为同一个人，似乎是一个整体，却明明又貌合神离。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些汲取它的江水灌溉土地的人，那些造了船让它推着走的人，那些隔江相望嬉戏游泳的人，变得这样互相仇恨？它总为这仇恨觉得隐隐的不安——因为他们似乎因争夺它而仇恨，仇恨中又似乎对它爱得越发痴迷，把它爱成了一条人迹罕至的孤独寂寞的江，一条没有电站大坝江桥水运的无能的江，一条连太阳都经常站错位置的混混沌沌的大江。

它好悲哀。

于是它常常闭上眼睛。它的眼前黑黑。人们看它也黑黑。

于是它常常沉默，缩在它的冰雪母亲怀里，戴上它儿时的小白帽静静怀想，怀想那个没有巡逻艇的远古年代和父亲的石砬子。

它实在憋闷得太久时，便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叫，粗鲁地将母亲白色的庇护砸得粉碎。它承受不了自己的愤怒，便露出尖尖的牙齿咬噬江岸，将自己撕成冰雹和雪片，炸裂成巨大的冰排——那冰块在阳光下竟也透明得发黑，如凝结的血液，缓缓东移。

每年春天，它总要这样爆炸一次、毁灭一次，又复生一次。

它墨迹斑斑地写下自己的欢愉和痛楚。从天边来，到天边去。

黑龙江。

浅滩

用达斡儿话或满语，可以将这条大江的名字译为：平安的江。那江水几千年几万年安分守己地流淌，江中既无礁石险滩也无急流漩涡。虽说是本国疆土上最冷最北的江，但在这条江上行船，却极少有什么风险。从黑河——漠河，逆流而上，只须在两岸恬淡的原野风光中打打扑克、唠唠咯，开饭时如有江里的大鲤子和鳇鱼，便是口福。再在马达的催眠声中甜美地睡上一觉，如此重复四个昼夜，大江就到了源头。

要去源头的洛古河，水路全程一千余公里。

夜气弥漫，白色的双体客船轻盈地顶水起航。风却顺，托舟举手之劳、不费吹灰之力。只唯恐风顺得天一亮就到了终点，心里巴望出点什么事才好。晚风黑得神秘，罩住两岸的旷野村镇，让人觉得似在遥远又深不可测的黑海中航行。只有大江，蜕去了白昼的玄衫，在远天闪烁的星群和忽明忽暗的航标灯辉映下，江面亮晃晃地铺上一层银箔。

忽然船底发生惊天动地的巨响，那巨响来得特别，船的四壁似遭到无数锋利的石块袭击，又似有粗重的金属互相敲击。马达发出绝望的颤抖，舱壁的灯摇摇欲坠。船身似乎就要断裂，却还竟然跌跌撞撞地挣扎，有什么巨大的力量将它死死拽住，它哼哼着，呻吟着，终于，不动了。

有水手们急促的脚步声上上下下地冲上甲板，有喊声、吼声，忙而不乱。有人说，是船搁浅。

只见那船身几乎已横了过来，将船头对着江岸、微微喘息着，似要摆脱江底那双魔爪的纠缠。却无济于事。船头灯雪亮的光柱射出去老远，大江在黑暗中显得更白。

今年水瘦。

没事。江底除了泥就是石头子儿，没啥玩艺儿，船坏不了。

照这情形往上走，浅滩可不老少。

有乘客三三两两在船舷上议论，声音从浓黑的夜雾中钻过来。马达已无可奈何地熄火，整条船停止了呼吸，奄奄一息地瘫软虚浮。江上静寂，唯有船灯亮着，照见洪荒原野上茫无边际的黑暗，也照见自己的孤独。它似被世界抛弃的一条小船，在这渺无人迹的国土尽头，遭受着比沉船更为难耐的寂寞。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沉入了江底还是压根儿甩出了地球之外，也不知道自己是活着还是死去。它眼前明明有光亮，却被吞没在黑暗中；它身上明明有力气，却被困陷在淤泥中；它心中明明有勇气，却消耗在无谓的等待中。

它过得了险滩，却过不了浅滩么？

它过得了险滩，却过不了浅滩。也许就因为险滩太险，而浅滩又太浅了。

它无声无息地钉在黑暗中，如同江心一块突起的礁石。

却竟然没有人抱怨，没有人责难。只有人悄悄地到驾驶台上去，想看看那个大鼻子船长如何趴在江图上一根接一根抽烟，听听那些磨拳擦掌的水手们吵吵巴火。再后来连窗户也懒得趴了，只把信任交给那些满身机油的水手们。客舱里，老爷子枕着自己的行李睡了，行李里有在黑河街里百货买回的电饭锅和电动玩具，会让他做个好梦；妈妈搂着娃娃蜷在长椅上睡去了，娃娃的口水淌出一条小河……没有人抱怨、没有人责难。大江瘦了是因为它一向给得太多，船浅住了就是说大江累了，担不起这多人的重量，要歇歇，歇足了，没准儿明天一早下场透雨。江水就会猛涨上个半尺……

人们很宽容，很谅解。他们习惯忍受飞来的灾祸，习惯于服从命运的安排。浅滩，就像人生、就像人这一辈子，真要顺顺当当、平平安安啥坎儿没有，还倒怪了，倒叫人心里不踏实。浅船说明船大，没听说小船浅住的，船也像人呐……

夜深了，梦中隐隐听到长长的汽笛，如同迷途的孩童委屈的呼叫，时断时续。又似有雄壮的呼应，从远方传来。隔了许久，船身猛地一震，只觉得人整个儿飘浮起来，悠悠地荡开去。马达轰然鸣响，国歌一般庄严。绞盘的缆绳嘎嘎作响，从船头传至船尾。甲板上有粗哑的嗓子欢呼——它，复活了。披衣跑出去，天空什么时候蜕去了那层黑壳，银亮的蝉翼在冰凉的晨风中瑟瑟抖动。朦胧的薄雾中，只见一只小小的货船，从大船旁边摇摇晃晃驶开去。船体上一行白字依稀可辨：黑木拖315。

汽笛又响了，是诚挚的敬礼。甲板上站满了人，朝看不见人影的小船挥手。

是的，那是一只小船。小船不怕浅滩，小船通过了浅滩。小船把大船拽出了浅滩。

它过得了险滩，却过不了浅滩么？

是的，它过不了浅滩。它吃水1.4米而大江枯水期最浅处仅1.2米。浅滩承受不了它的重量、它的雄心、它的深度。它生来是要在大江里航行的，它在浅薄的河道里受挫。它让浅薄拦截了。它悲哀之至。

然而谁都认为这是一条浩浩荡荡、满满登登的平安的江。如果不是江图上有着记载，谁也不会想到在那样深沉、雄浑的大江江床上，浅滩竟一个接一个排到源头……

干旱的六月竟泄露了大江的隐秘。大江从此坦然真实。

夜泊

于是每到天黑尽，船便不再走。浅船总是在太阳下山以后，江上的夜气咕嘟嘟往上冒的时候。往江底抛下锚链，江是船的床榻。

那座小山在薄淡的夕阳里，像只巨大的鸡冠，抖抖擞擞地耸立。鸡冠的边缘是悬崖，顶端一派黑森森的树林，蓬勃得走投无路。崖顶有一座小小的哨所，鸡眼似地瞪着。

那小山在江对岸。远望很有一点江南山水的灵秀，同一路上憨厚笨拙的石砬子，很有些相异。

船泊在江边，伸出漆得锃亮的白色舷梯，半落在水里。不是浅船，满甲板的灯欢喜地亮着，照见四边水里的石子，五颜六色地放光。有人走下船去江里洗脸洗脚，江风湿寒，江水里倒藏住些太阳白天的亲吻，水竟微热，让人觉着大江的温暖与慈善。于是，对这不知名的小山，也充满好奇与好感。

江边有一土坡，生着杂乱的灌木丛。坡顶是一块平坦浓密的原野。紫色的晚霞在地平线上烧出冉冉的荒火，模糊的草地上，星星点点散落着白色的小花，似初春尚未化尽的残雪，在黑暗中提醒着什么。

弯腰采下那小花。是一朵白罂粟。遍地的白罂粟。一个白罂粟的世界。

渐渐地，它沉入弥漫的夜幕。它开过，又谢了。谢了，又开过。它沉入黑暗，犹如从来没有过一般。

没有人知道这个角落。它叫什么，它在哪里，它为什么存在，又为什么被一群陌生的过客冒犯，然后留在他们记忆中飘流到陌生的远方去。

如果没有这偶然的夜泊？

再也不会到这儿来，再也不会见到这自由又孤独的小花。

白夜

终于是没有能走到源头，那神秘的洛古河。

也许一切本来就不会有尽头。当你发现白天与黑夜的循环往复在这里竟然失去了意义；白天与黑夜在这里竟然找不到终点和转折；白天与黑夜在这里是一个夏季的蜜月时，你会开始怀疑从浅滩爬到那再无法前行的开库康，又辗转汽车长途跋涉到这大江的最后一站，究竟是不是一个伟大的壮举；你会怀疑那个守候在大江边的北极村，究竟更像一块墓碑还是里程碑，矗立在人生的旅途上。你不会怀疑继续溯水北上寻到大江之源的乱石滩，会不会是一种徒劳；怀疑……

你到过这个地方，你便什么都可以怀疑。既然太阳不再遵照上帝的休息时间表按时起落升降，那么白天有谁可以证明，黑夜又有谁可以判断——在这大江上游的一个奇特的村子，时间的运转如此随心所欲，何况想像的空间？

那村庄极大。结实而密集的砖房、草房整整齐齐排列在一块阔绰的高地上。那土地之辽阔与肥硕，足够它每年接纳许许多多关里关外来的新人。于是那村庄的边界也就一年年膨胀和拓展开去，直到有了宽敞的街道、镶着五彩磁砖面的邮局和商店。若沿着村子中央那条松树夹道的土路往前走，可以一直走到江边。大江在高高的悬崖下拐了一个小弯，很有些环抱的依恋，情意绵绵地远去。

江对岸是山，山上有被山火燎过的浅褐色的树林。

江边是草地，有金光闪闪的黄罂粟花，花瓣纯金似地灼人。

树林间正有一轮旺盛的太阳，朝气蓬勃地降落。这或许是北极村一天中最威严、最壮观的时刻——整个村庄都沐浴在一片灿烂的金色光芒之中，无比绚丽、无限辉煌。它这般的气派这般傲慢也许是因为它根本不认为这一天将要结束，它仅仅只是躲在地平线下打个哈欠而已——

果然黑夜来得懒洋洋，漫不经心。那夜色极薄极淡，似有似无，轻地飘来，似一阵蓬松的干土，让风吹得弥天旋转，灰茫茫白茫茫一片。夜色似乎就此到了极限，并不加深，好似舞台上的纱幕，若明若暗、若隐若现地透出村舍房顶的电视天线、透出瓜棚马圈、透出栅栏和窗台上的茉莉花……

隐隐绰绰、热热闹闹又安安静静的皮影戏。

还有人。人在视线的百米内走动，清晰可见人形。

北极村，整个儿一首现代朦胧诗。却朦胧得如此淳朴、如此天然。朦胧得让人怀疑太阳曾经是否来过，让人怀疑太阳是否真的去了。夜变得这么浅显、这么稀薄，不像是真的夜，夜被人剽窃了、涂改了；白天被人嘲弄了、欺侮了。夜好软弱、好无能、好虚伪——美丽的北极村。

远来的客人，揉着困倦的眼睛，在江边等候太阳归来，创造他们心中的不夜村。

而家家户户北极村的村民们，却在玻璃窗上挡上厚厚的窗帘。天亮天黑，照睡不误。他们谢绝了太阳这额外的馈赠，他们把阳光还给黑土地。

看来什么都可以怀疑，却不可以怀疑人需要黑夜。需要黑夜保管秘密、需要黑夜慰藉灵魂、需要黑夜休养生息。

白夜？

黑龙江！

选自《青年散文选》

·290·

梦中的河

陆星儿

陆星儿（1951～），女，上海人，当代作家。著有《美的结构》、《啊！青鸟》、《灰楼里的童话》等。

我对家乡海门镇最深的记忆，就是家门口那条无名的大河，河面很宽，我常在河的这岸眺望河的那岸，但不知道如何才能跨越宽阔的河面，从河的这岸到达河的那岸。更令我好奇的是，泊在河上的一条条木船，有篷有舱的住着一家一户，总看见船上的女人在船边弯腰淘米，船上的孩子光脚丫站在船头玩橹。我多想跳上船，过一天船上的日子，或者，让木船渡我横过河面去对岸一游啊！但七岁那年，母亲把我接到上海，从此，我离开家乡一去不再复返，而那个深藏的愿望，仿佛渐渐淡泊以至淡忘。可不记得从哪一年开始，家乡的那条大河，不知不觉地潜入我梦里，成为一个既定的梦境，常常在我睡梦之中闪现，并且反复不变。

那重复的梦境，既清晰又平和，没有故事没有情节，像一幅着色淡淡的水彩画：静静的河，漂泊的船，近处是白色的芦苇，远处是黑色的瓦房……起初，我不能解释，这画面为什么反复在我梦里出现？起初，我以为这梦境只存在于我的生命里。但最近见到叔叔和姑姑，和他们谈及家乡谈及往事，小姑对我说，她经常梦到海门的老房子。

“还有家门口的那条大河？”我迫不及待地说。

“对，那条大河，河边的豆地。”小姑也兴奋了。她还告诉我，远在山西工作的三叔，有一年患重病，正在医院治疗时，却向领导和亲属提出要求，无论如何得让他回家乡一趟，看看南通的狼山，看看还留在海门的老房子，看看房前那条大河。三叔如愿以偿，上了狼山，见了大河。旅途的辛苦，不仅没有加重三叔的病，反而在回归以后，三叔的病有所好转了。我想，一定是家乡的山水在冥冥之中给三叔的生命注入了抗争的力量。

有一天，我也突然地很想回家乡看看。这想法一旦产生，便同火山爆发一般不可遏止。而在离开海门以后的30年里，我好像从未有过这样强烈的想法。我知道，我的人生进入了特定的阶段，需要回顾自己的最初和根本——那是与生命、生活必定有联系的东西。

坐轮船再乘公共汽车回到海门，我一路心跳一路激动一路想像着常在我梦里出现的那条大河。也许，在我见识了很多的大海大江大河之后，再看家乡的大河，会觉得它很小很窄，可我不希望产生这种感觉，但愿真真切切见到的河，比保存在梦境中的河更壮阔更悠长。

扬着尘土的车，在一排破旧的瓦房前停下。陪我同行的叔叔指着瓦房说：“这就是我们家的老房子。”我立刻跳下车，却不见房前有河。“河呢？这里的一条河呢？”我急忙拦住一位路人打听。路人回答：“河填了，喏，都盖起房子了。”我朝前看，过去是大河的地方，正热火朝天地在大兴土木，有的楼房已见规模。而记忆中房前的院子也变成汽车站的小广场，有各种车辆来往。我呆立着，眼前所见的，与梦境中的大河、小船、白色芦苇、黑色瓦房，已迥然不同了。

家乡变了。那幅古朴浅淡的水彩画，真的变成了永远的梦境，再也无处可寻。我漫步踏上“大河”，很轻易地横过“河”面到达了对岸。而这岸和那岸正有高楼平地而起。我心情异样，有惊喜有遗憾，为我们的小镇有了高楼，又为我的家乡没有了大河……

可我还会梦到河吗？

·291·

草原长调

韩少功

韩少功（1953～），湖南长沙人，当代作家。著有《爸爸爸》、《月兰》、《空城》、《马桥词典》等。

天边最后一抹火烧云熄灭，浓浓夜幕低压四野，长夜便开始在热气骤退的草原上流动。天地间只剩下黑暗里点点流萤，一片篝火。牧民们披上御寒的大皮袄，端起盛满马奶酒的大碗，看着铁皮罐下跳动的火苗，一股暖流自然从肺腑升起涌向喉头，化为一种孤独的声音，缓缓的，沉沉的，滔滔而来。

这种声音是不需要聆听的。草原上地广人稀，极目茫茫，游牧者寻居各自的草场，使最近的邻居也可能在几十公里之外，因此歌唱永远指向虚空，是对高山、河流、草地、天穹的一种精神回应，从不需要他人的理解。相比之下，中国江南民歌的戏谑，西北民歌的倾诉，北方戏曲的叙说，以农耕社会的群居为背景，都是唱给人听的歌，太具有文字属性和世俗气味，不适合在这样的寂静中生长。

这种声音又是期待聆听的。歌声总是悠长，才能随风飘送很远；音域总是自由而宽广，乐符才能腾升云端以便翻山越岭。这些歌声隐藏着一种飞向地平线那边的冲动，如同一种呼号，因此只能是慢板而不可能是快板，只能是长调而不可能是短调，只能是旋律的回肠荡气而不可能是节奏的复杂多变。在一个无需登高就可以望尽天涯的草原，在一个阔大得几乎没有真实感的空间，一个人的灵魂不可能不喷发声流，不可能不用这种呼号来寻找遥不可及的耳膜。

也许，蒙古长调就这样产生了。

洁白的毡房炊烟升起

我出生在牧人家里

辽阔无际的草原

是哺育我成长的摇篮

……

一轮红月亮悄悄地升起来。长调潮涌，缅怀着故乡，表达着爱情，也记录着历史和知识——哪怕对一匹马的生长过程，也可以用一岁一曲的方式，把马从小唱到大，循环反复的套曲，配合着歌者相互递让的一个酒碗，既是育马的课程温习，也是怜马的悲情倾吐。这使蒙古人成了一个最长于歌唱的民族，精神几乎全都溶解在歌声里，远古“乐”教传统比汉民族延绵得更为长久。人人都是天才的歌手，不论是酋长，还是僧侣或者牧人。以至于他们的善饮，似乎只是为了使他们有更多放歌的豪兴；他们的嗜肉，似乎只是为了使他们体魄更为健壮厚重，更容易在胸腔内灼烤出西方式的美声和共鸣。他们放牧时骑在马背上的悠闲，或者躺在草地上的散漫，则为他们的歌唱提供了充足时光，为一切辛劳的农耕民族所缺少。歌唱，加上接近歌唱的朗诵，加上接近朗诵的诗化日常口语，构成了他们的语言，构成了他们历史上最主要的信息传播方式。在公元十二世纪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他们甚至没有文字，也不觉得有什么书写的必要。

俄国诗人普希金端详过这个粗心于文字的民族，说蒙古人是“没有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的阿拉伯人”。但这并不妨碍蒙古深刻地改变过俄国，在很多西欧人的眼里，粗犷强壮的俄国人已经眼生，只是蒙古化或半蒙古化了的欧洲人。这也不妨碍蒙古深刻地改变过中国，在很多南方人眼里，雄武朴拙的北方人同样眼生，不过是蒙古化或半蒙古化了的中国人。蒙古的武艺甚至越过了日本海，成为了相扑（摔跤）和武士道传统的源头；甚至越过了白令海峡，融入了美洲印地安人的生存方式以及后来美国人的“牛仔风格”。他们的长调一度深深烙印在其他民族的记忆中和乐谱上。俄国音乐中的悲怆，中东音乐中的忧伤，中国西部信天游（陕甘）、花儿（青海）、木卡姆（新疆）等音乐素材中的凄婉，很难说没有染上色楞格流域和克鲁伦流域的寒冷。从英吉利海峡一直到西伯利亚流行的sonnet（商赖体诗歌），深深藏在蒙语词汇中，很难说没有注入过蒙古牧人滚烫的血温。

北半球这种泛蒙古的大片遗迹，源头十分遥远而模糊，其中最易辨认的，只是公元1206年的“库里尔台”，即蒙古各部落统一后的酋长会议。成吉思登基大汗，热血在歌潮中燃烧，腰刀在歌潮中勃勃跳动，骏马在歌潮中扬蹄咆哮，突然聚合起来的生命力无法遏止，只能任其爆炸，化为一片失控的风暴。后世史学家们的笔尖每到此处也为之哆嗦。马背上的成吉思汗宣布：“人类最大的幸福在胜利之中：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剥夺他们，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上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于是一个散弱的民族从漫长的沉默历史中崛起，以区区不过百万的总人口，区区不过十二万的有限兵力，竟势如破竹横扫东西南北，先后击溃了西夏、南宋、喀拉汗、花刺子模、俄罗斯、波斯、德意志以及阿拔斯王朝，铁骑践踏在莫斯科、基辅、萨格勒布、杭州、广州、德里、巴格达、大马士革，直到穿越冰封的多瑙河，西抵亚得里亚海岸。人类史上一个领域最为辽阔的国家，随着他们似乎永不停止的马蹄和永不回头的尘浪，突然闪现在世人眼前，几乎没收了全部视野。

巴格达城破之时，除了极少数熟练工匠留下来，八十万居民被屠杀殆尽。征服者比虎豹还要凶猛和顽强，可以举家从军，在缺吃少眠的情况下日夜兼程，三天就扫荡匈牙利平原；可以枕冰卧雪，仅靠一点马血、泥水甚至人肉，就精神抖擞地跨越高加索山脉。他们的皮袋既可以储水，又可以充气后用来过河，再加上炼铁技术提供的一点马蹄掌、弓弩、钩矛和钉头锤，这一类简易粗陋的用具就足以助他们永远地向前，“像成群的蝗虫扑向地面”，“不屈不挠，战无不胜”，“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鬼”（见《马修帕里斯的英国史》，1852）。他们是一支歌手组成的军队，因此习惯于激情的喷发而不是思想的深入，因此不在乎法律，不关心学问和教化，不拘泥于任何作战规程，包括不需要什么后勤辎重。相反，他们的后勤永远在前方，在敌人的防线那边，是等待他们去劫掠的一切粮草、牲畜、财宝以及俘虏，是全世界这个取之不尽的大库房。

这些身披兽皮盔甲面色粗黑的武士，说着异族人谁也听不懂的话，对于世界来说是一群不知来历莫知底细的征服者。但武可立国，治国则不可无文。一个厚武而薄文的帝国，体积庞大得口耳难以相随，首尾难以相应，恐怕一时有些手足无措。成吉思汗的战略是首先联合“所有住在毡篷里的人”，从而将部分突厥人纳入自己的营垒，但知识与人才还是远远不够。于是阿拉伯人被用来管理贸易和税收，中国人被用来操作火炮和医药，擅长交际的欧洲人则被遣去处理一些外交事务——其中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给忽必烈大汗当了多年使臣，还在扬州当上地方官。蒙古大汗们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危险，对美物奇器酒香肉肥以外的一切甚至无所用心。元朝一道刻在寺院石碑上的圣旨是这样写着：“长生天帝力里，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达识蛮每：不拣什么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者么道有来……”这一段汉文读来如同天书。其实“和尚”是指佛教徒，“也里可温”是指基督教徒，“先生”是指道教徒，“达识蛮”是指伊斯兰教徒。“每”相当于“们”。全句的意思是：圣上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不论你们念的是什么经，只要是告天祝寿的就统统念起来吧。这里的多元共存态度，作为一种官方文化政策足可垂范后世；但粗野杂乱的行文，愣头愣脑的口吻，如同街头巷尾的大白话，驱牛逐马时的吆喝，透出一股醺醺的酒气，哪有堂堂朝廷圣旨的体统和气象，完全暴露了帝国在文化上的粗放。事实上，帝国在文化上一开始就无法设防而且比比破绽，以弓矛开拓的疆土，最终难逃来自异族文化的肢解和吞食。公元十三世纪后期，经过了一百多年多少有些短暂的强盛，一个不擅长文字的民族，一个缺少思想家和学术典籍的民族，从而也就缺乏成熟国家制度和成熟文化控制的民族，迅速被占领区的其他族群同化，在习俗、语言以及人种上皆有消泯之虞。依稀尚存的帝国也大体上一分为三：旭烈兀的伊尔汗国尊奉伊斯兰教，定都北京的忽必烈在中国接受了佛教（喇嘛教）和儒家思想，别尔克的俄罗斯金帐汗国则部分引入了东正教。各大汗国之间争权内战，腥风血雨，最终耗竭了帝国的生命，其实也是一只军事恐龙在文化四面合围之下的必然倒毙。

像一道闪电，帝国兴也匆匆亡也匆匆，结束得太快，连当事人也来不及想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除了后世少数学人，对于大多数牧人来说，这一段历史如真如幻，似有似无，扑朔迷离，支离破碎，只是草原长调中增加了一则血色的传说。他们的历史总是传说，更准确地说是传唱，是神奇和浪漫，却不一定是真实，于是大多成为闪烁其辞的“秘史”，充斥着各种“秘旨”和“秘址”，欲言又止，语焉不详，是一堆虚虚实实的谜团。他们是要忘记这一段历史吗？是从来就不需要历史吗？对于他们来说，最真实的一份历史，也许总是潜藏在和声四起时歌手们肃穆持重的目光里，潜藏在音浪高旋时歌手们额上暴突的青筋里，是他们长调中一个音符的颤栗或一个节拍的陡转：

一只狼仰天长啸着

一条腿猎套紧夹着

它最后咬断了自己的骨头

带着三条腿继续寻找故乡

……

歌手的眼里有了泪光，也有了历史。他们的历史只易被感觉而不易被理解，等待着人们的心而不是脑。

他们的先民重新回到了本土草原，一无所有。先民对世界的摧毁差不多是一种无意识的冲动，正像他们大规模改进过世界文明差不多也是一种无意识的任性而为。东方的火药、丝绸、机械、印刷术以及炼铁高炉，曾随着他们的背影向西方传播。还有宗教的跨大陆交流，勇武精神的跨血缘渗入，曾沿着他们的泥泞车辙延伸远方。他们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过了什么，直至自己再一次在世界史中悄然退场。这样，当大陆西端的另一些游牧者从草原扑向海洋，目光瞄准了美洲和亚洲的海岸，以远航船队拉动了贸易和工业，东端的这一些弟兄却没有听到汽笛的余音，草原上一片宁静。

欧亚大陆的游牧文明至此东西两分。作为东方的这一支，他们不仅与“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擦肩而过，而且被工业化、民主制度、基督教改革的现代快车弃之而去。直到二十世纪末，他们还只有两百多万人口，书写着一种俄国蒙族和中国蒙族都不懂的新蒙文，是一个特别小的语种。以致人们观察四周的目光，常常会从他们的头顶越过，忽略他们的存在，而一般蒙古人也很难窥探到外部世界的存在。一般来说，语种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但知识生产与经济生产一样，都有规模效益的问题。小语种无法支撑完备的翻译体系、出版体系、研究体系，对思想文化的引进难免力不从心。一个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尚且常有出书之难，蒙古出版市场不及中国的百分之一，也就是四、五个县的市场，委实有些太小，难以咽下全世界那么多文化经典。这使我走入乌兰巴托闹市区的书店时，感受到草原文化的缤纷炫目，也感受到起码有学术译介的明显不足。没有笛卡尔全集，没有尼采全集，更没有福柯和普鲁斯特全集，这当然很正常。架上书大多是诗歌（他们主要的写作体裁），大多是配了图画的少儿诗歌（少儿是这里最能形成规模的购书群体），同样也很自然。这使我突然间理解了一切小语种国家知识生产的困难——如果不是考虑到这一点，新加坡多年前可能就不会果断恢复中文的地位，韩国知识界近年大概也不会展开讨论：是否需要回归汉文或者索性改用英文？这些深谙洋务的国家终于明白，知识竞争是比资本竞争更为根本性的竞争，丢掉老语种（如中文或拉丁文）就难以充分利用历史资源，没有大语种（如英文、中文或西班牙文）就难以充分利用域外资源。他们选择国语不仅需要捍卫民族尊严，而且须有利于整个国民知识素质的优化，有利于在整个世界知识生产格局中抢占要津，不是送一些学子出国留学就能奏效的。

蒙古人不是新加坡、韩国那些单瘦文弱的君子，也不大瞧得起南边那种牛马吃草般的素食习俗，还有那种对数字的精明，对器物制作的机巧。他们从内心深处是不是想成为下一条经济小龙，也并非不是一个疑问。是的，他们使用着很小的语种，在周边各大文化板块的夹缝中几乎孤立自闭，因此他们在接受日本汽车、韩国商场、德国移动电话、美国宾馆和芯片、中国食品和饮水机的时候，可能在人文和科学方面留下诸多巨大的空白。但那又怎么样？他们因此而变化得暂时缺乏深度，可能没有自己的完善工业、强势外交、巨额金元以及足够多的世界级思想领袖，更没有称霸世界的导弹和反导弹系统，但那样的日子就一定黯淡无光？就一天也过不下去？不，与很多人的想像相反，在我看来，蒙古算不上世界上的富强之地，却一定是世界上的欢乐之乡，比如说是歌声、酒香以及笑脸最多的地方。走进这里的任何一扇家门，来人都是贵客。只要席地坐成一圈，大家就成了兄弟姐妹。只要端起一碗奶酒，优美而且不胜其唱的长调便会油然而起。牧人不太喜欢也不太信任没有醉倒的朋友，哪怕是对一个乞丐，也得让你醉成一团烂泥方才满意地罢手。牧人也不太相信自然资源有什么权属，一只鹰或者一只兔子，反正是天地间的东西，只是撞到枪口上了，任何一个过路人都可以入门分享。一个蒙古诗人对我说：“你要知道，蒙古人的天是最干净的天，蒙古人的血是最干净的血。”

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还有支撑这种自豪感的习俗传统和心智特点，穿越一个又一个世纪的风霜，居然从未被外来的文化摧毁。苏联式的革命浪潮，在这里留下了很多马克思的画像和列宁的语录墙；美国式的市场浪潮，使这里都市人的穿戴已从头到脚与东京人或汉城人无异。但这些都像是一种表面涂刷和覆盖，并未动摇蒙古文化纵深的岩层，比如从未动摇过他们对成吉思汗一类前辈英雄的崇敬，决没有中国式的大挖文化祖坟，一次次狂热地“倒孔”和“批孔”。构成这种文化恒定的很多原因中，当然包括了语种。坚守在一个小语种之内，没有完备的翻译体系、出版体系、研究体系，恰好形成了一种死角屏蔽，一种抗震性能最好的微型坚壳，使任何文化冲击都在这里被减弱为余波，任何文化淹没都在这里被过滤为点滴——他们因此而可能无缘于现代变革的迅疾和彻底，但也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现代变革带来的种种心智内伤，比方说避免了一窝蜂“斗私批修”或者一窝蜂“斗公批社”的痛苦震荡。弗洛伊德、霍布斯、尼采、斯密等等，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人被这些思想体系折腾得心事重重和浮躁不宁的时候，陌生的西洋人名与草原照例没有太大的关系。于是蒙古的体制仿造总是要打下折扣，要打下大折扣，比如有了私有制，也只是变形走样的凑合，至少没有普遍的焦虑、轻薄、冷漠以及阴狠为之打底，或者说很难得到深层文化的支持。相反，除了一些生冷怪异的外国资本进入，这里的所谓市场经济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更多一些温暖，常常让位于豪爽慷慨的天性，让位于你我不分公私相济的部落遗风。这使他们仍然有一份心中的淳朴和豪放，有一种从容放歌的心胸。

他们是真的想歌唱，真的想用歌声来抚摸遥远天边。一位副省长，一位司机，一位乡村教师，一位牧羊少年，我所见到的这些人一旦放开歌喉就都成了歌手，卸下了一切社会身份，回归蒙古人两眼中清澈的目光，透过这种清澈来读解世界和生命。他们似乎以歌立命，总是沿着歌声去寻找自己的生活，寻找一种只能属于蒙古人的今天和明天。当乌兰巴托街头已经车水马龙之时，他们也只是把高楼当作新的毡包，把汽车当作新的骏马，把汽油和煤当作新的草料，甚至把多党制的国会当作多部落联合议事的金顶大帐，血管里仍然奔流着牧人们火一样的乐句。

养育我的这片土地

当我身躯一样爱惜

沐浴我的江河水

母亲的乳汁一样甘甜

这就是蒙古人

热爱故乡的人

我在毡包里学会了这首《蒙古人》。我得承认，我在这里度过了一辈子中唱歌最多的时光，实现了我似梦非梦的天堂之旅。

选自《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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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岛拾遗

王安忆

王安忆（1954～），上海人，生于南京，作家。著有《雨，沙沙沙》，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

印度橡树

香港的山上有一棵大树。在蒙蒙雾气之中，看上去好像是一棵舞台上的道具树。它长在崖边上，大半根须悬挂着，约有一米直径左右粗细的一泓根须，笔直地向下伸去，也许是去寻找土地着根，而最终只能在崖壁外的空中齐刷刷的停住，形成树根的奇观。湿润的空气将山上的草叶洗得浓绿油油，大树则是极其鲜艳的褐色。这些根须在没有土壤的空中，能长成这样壮观的一片，也是竭尽了全力。这是一棵年头很久的树，它俯瞰着山下的海湾，云雾下的如林的楼丛，显得很有历史感的样子。但它的苍老是一种滋润和丰腴的苍老，烟雾缭绕，如梦如幻的，处在有些甜美的半睡半醒状态。树下立有一小牌，写道这是一棵印度橡树，在说明它的属科与特性之后，又描绘了它的花叶与果实模样，最后一句说，由于港岛欠缺传递花粉的蜂，它已经久不结果了。我想它硕果累累的日子，野蜂飞舞，花粉像一场小雨，果实叮当。如今，全沉寂下来。香港的山是很寂寞的山。

茶杯

在商场看到一个大茶杯，英国制造，全无花纹，乳黄底上写了几行文字，头一句是，今天我特别想做的事情，下面就列了一二三四几条。第一条：谁也不理睬；第二条：谋杀老板；第三条：堕入情网；然后，喝个酩酊大醉；离家出走；最后一条是：做个好人！其实最想做的事情正是做不到的，所以，每天要做的事正好是反过来：第一，谁都要理睬；第二，对老板唯命是从；第三，没有爱情；第四，头脑得保持清醒；第五，切记回家；最后，做个坏人！这就是人们面临的现状？放一个茶杯在眼前，让思想溜个小差，肚子里使个狠劲，然后吐一口气，再去乖乖地做个坏人。

背行囊的人

文学演讲会是在雨天，到会的人不多，年轻的女性占了大半，男人大约都忙着做生意。前排落座的一个中年男子便分外惹人注意，他脸色疲惫，衣衫不整，脚边放了一个很大的背囊，就像一个旅途中人。他从头至尾专注地听我们讲述文学的事情，脸上则透露着怀疑的表情。当我们的讲述完毕，主持人请听众提问，这男子率先举手要求发言，主持人却装作看不见，请了另一位小姐提问。一轮问答完毕后，男子再次高举起手，终于得到允许。他脸上忽然地布满了怒容，他措辞激烈地向我们置疑，问我们谈到种种文学，却为什么不谈谈劳苦大众的文学，他逻辑混乱，前言不搭后语，态度却越来越愤懑。我忽然想起1987年在此讲座时，在座似也有过这样一个人，此人不知是否就是彼人。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热心到会，发言积极，态度愤懑，言辞激烈，牛头不对马嘴，怀疑主义盛行，再加背有一个沉重的行囊。会议结束后，他背上行囊向外走去，他的背影看上去很落拓也很落寞。人们告诉我，这是一个头脑有问题的人，每一次文学会议都有他到场，然后争先发言。我眼前就出现了这样的场面：雨从摩天的大楼的缝隙间漏进来，人群如流车如梭，一个人背着一副行囊匆匆行走在大楼下面的狭窄街道，就好像走在深谷间的羊肠小路。他马不停蹄地赶赴另一个文学会场，假如晚上不举行文学会议，他便无家可归，流落街头。

书店

香港的书店有时候也像是一个聚会的场所。书店里的人看上去似曾相识，就好比俱乐部的会员。有一天，我专门去书店买书，走了一家又一家。一家书店里，我遇见了多年未见的朋友，一位诗人。我正出去，她正进来，在门口迎面撞上。我们虽然分别很久，可是彼此都立即认出。香港像个人海，两个人却不期而遇。另一家书店里，我遇见了朋友的朋友，他是一个画家，从我们共同的朋友处看见过我的照片，我们同时站在收银处等待交款，他准确无误地叫出了我的名字，并且说出一些我们失之交臂的经过。过后我回想这一天我跑书店，就好像去赴一个又一个约会。

飞机上的小孩

飞机上的人都有一种惯于旅途的表情，他们看上去都是泰然自若，处变不惊的样子。我旁边的先生坐下后便系上安全带，然后放下小桌打开公文包开始办公。人们陆续找到位置坐下，安静等待飞机起飞。在发动机的鸣响中，有一个孩子的声音具有穿透力地响起在我坐椅上方。这是一个美国男孩，说着英语，他的声音清脆而甜美，如鸟的啁啾。他喋喋不休地，对着身边他的父亲说个没完。他还很小，还在学习数数，他有意撮起嘴唇发错音，以期父亲的注意。他总是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他还总说：告诉我实话，告诉我实话。而我很难听到他父亲的回应，他大部分时间是在自言自语。我想，他有一阵是对着舷窗外出神，然后，他喃喃地说：天空，天空，接着他忽然说道：天空上有波涛！他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就去看舷窗外的天空，这时，我看见天空中云彩堆积，缓缓移动，这果然是一副波涛连涌的景象。飞机即将起飞，开始在跑道滑行，孩子激动地对他父亲说：你告诉我实话，上海是怎么样的！就在飞机离开地面的一刻，孩子大声地叫道：再见，香港！香港在这一霎间，忽然变得情意绵绵，然后，飞机便很危险也很欢乐地腾上云天。

1993年3月20日上海

选自《随笔》，1993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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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子的恐惧

方方

方方（1955～），原名汪芳，女，江西彭泽人，当代作家。著有《桃花灿烂》、《乌泥湖年谱》、《埋伏》等。

之一

一天，早上或是上午，有人砰砰地将门敲得山响。虽然未曾有过预感，但既已打上门来，还是只有放开门户为妙。于是开门迎之，一人（多为男士）进门，哈哈打得轰隆隆的，又是久仰又是幸会弄你个措手不及。不知来者为谁，亦不知来意为何。恐怕唐突间得罪某方神仙，于是只得腆着笑脸与之哼哈，小心地从其言谈中分析此为何方人士。待终于弄清此人没有门路去给小报撰写某某印象记，也不会在外炫耀谁谁与他是“老铁”，可把手搭在他肩上走路之类，才算是一口大气松了下来。

便坐在沙发上与之闲谈，心里算计着如何可使其早走。来人是豪爽之徒，已将不拘小节视为自家风度。小坐片刻，便起身大踏步环视家什。三室一厅？不错，混得不错。这家具土了点。怎么买这种颜色？书柜还说得过去。哎呀呀，屋子漏雨？怎么不找我呢？我找几个人帮你修一下，实在是小意思。空调什么牌子的？希岛？直接从商店买的？嗨，要告诉了我，保险跟你以出厂价买到。什么？你都没有煤气户口？这真是不公平。以后这样的事只要给我一个电话，三天内跟你解决问题。嗨，求什么作协？而今靠得住的只有朋友！

说话到如此一步，就想问这位朋友电话号码多少，现在帮忙修屋顶弄煤气户口之类可还来得及不？以及今后可还有门路买到别的什么什物的出厂价。不料未及开口，他老兄的话又岔开了。与你谈文学谈人生谈世事之公与不公以及大谈作家们也开始变得俗不可耐，并列举谁谁一心贪小便宜，什么都想开后门；谁谁一坐下就只谈钱，完全不把心思放在文学上，直谈得你再不敢开口。只暗自惭愧自己险些俗一次给他看了。很想对他说作家之所以谈钱，就像阿凡提当年面对巴依要黄金还是要真理的提问而提出要黄金一样，因为他有的是真理，没有的是黄金。作家也是如此，他们也有的是文学，缺的就是钱，这是不能不谈的。人人都对自己没有的东西充满着向往。只是转念思之，他既这样认为，莫如由他去也，真同他说起这些他不明白的道理，万一他较起真来，还不晓得他老兄要加坐几时才肯离去。于是便打着呵欠附和他几声，算是一个交待。

他在高谈阔论中再次地坐在你的沙发上，随意地弹着烟灰，尽管你已别有用心地不再给他兑茶，他也并不在意。因为他原本就是个不拘小节的人。他只是唾沫横飞地讲他的，间或用中指或小指扣一下鼻孔，将污秽的手指头在你的沙发上或是椅子腿上擦上一擦，就地吐上两口痰（当然他还是知道用自己的鞋将痰拭擦掉的）。如是状数次，视你厌恶之眼光于不顾。

终于他一拍大腿告知你他该走了，说是还有如何如何的要事正等着他去办。让你知道他来你这儿是他给了你多大的面子。于是你也只有嘴上连连地道谢，心里狠狠地骂娘。同时也鄙夷着自己的虚伪，感叹着自己的无奈，谁叫咱是礼仪之邦培养出来的呢？

要命的是他已走了许久，你把自己从一种败胃口的情绪中拯救了出来，你依然没能弄清你的这位朋友姓甚名谁！

之二

有一次你去南方或是北方，你的一个朋友闻讯你来，便急急忙忙地来你下榻的宾馆看望你。或许你与她也只是一面之交，彼此间的了解可说是极其地浅，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来看你，说明她把你放在她心目中也还比较重要的地方，使你的虚荣心得到了一种小小的满足。于是你自然也以十二分的热情接待她，为她端茶削水果什么的。并在这种非常友善的气氛中愉快地聊天。有时心里还会抒情般地想：啊，这是人生多么快意的一件事呀！

但很快她就会问这次你们同行的还有谁谁谁呀？这是个很自然的问题。你自然也会很自然地告诉她，有谁谁，谁谁谁，等等。其中一个异性的名字她可能恰好熟悉，但知之不深，她就会半带好奇地问这个人如何？很可能你对这个人印象不错，也很可能你对这个人印象不好，但无论好坏，你都不好背人面说人坏话。于是你多半只会说嗯嗯，还不错。她听了你的话，心里想法就出来了，至于她想的什么你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她便追问你他哪一点不错。你这时好像不举出一二也说不太过去，于是就将你道听途说的点滴内容一咕噜都说了出来。你若说出来了这些，她则定会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你，然后说出足以令你大惊失色的话来，比方说你对他印象这么好呀？你这么了解他是不是看上他了？到这一刻你才觉出形势有点不妙。你只好解释。可任何事情一旦进入了解释阶段，就是再也说不清楚的了。她会大度地笑笑，劝你说没关系，现在时代不同了，再说我也不是外人等等。这话令你越发地着急，越发地想要表白自己，只是很奇怪的是你越是表白，越反而漏洞百出，让她一边更加地笑个不停。最后弄得你自己也搞不清自己有没有看上你和她一起议论的那个人以及那个人到底是个谁。

事情到此或许也就算了，顶多是使你今后见到你议论过的人暗地里有些尴尬。可怕的是她并不一定如是去想，更可能她会热心快肠地非要为你做点什么才好。比方她硬性认为你是不好意思，于是为你两肋插刀，跑到你与她一起议论过的人那儿，对他说某某爱上了你，心里很痛苦，不知你对她有没有一点意思？当然她会说上你的许多好话，大大地夸你一番，让对方产生良好的感觉，直到那时你才会真正体会到“一失言成千古恨”这一感受。从而你也觉得你再无颜面见你与她一起议论过的人。

纵如此，造成的后果也还不是最差的。被议论者若觉得他无意于你，倒也罢了，了不起你自己委屈委屈，一忍了之。倘若对方恰对你又有一点好感，一直没机会与你接近或一直怕你会给他难堪，经她这么一撮，正好来神，这局面就有一些不好收拾。你就只能像一条狗躲棍子一样躲着那老兄。如此的局面你仍可庆幸，毕竟也还没有到让你觉得不可收拾的地步。最要命的是对方对你素无兴趣且还有一点看法的话，那就算你彻底撞到了枪口上了。设若他在枕边与老婆一起奚落你一顿，老婆还不算一个怎样的醋坛子则活该你走运。假使老婆又醋又恶，那则必然天下大乱。或去你家里泼骂一通，或到你单位骚扰一阵，直弄得你里外不是人，一辈子为这事洗刷不清。那时你才会懊丧地想到在某一年某一天的南方或北方，你随意谈的几句话给你的一生带来的灾难。而在你回想这些的时候你没准能收到你那个热情地去宾馆看望你的朋友寄给你的贺年卡，上面有祝你快乐一帆风顺云云。

之三

这是一个春天或是一个冬天以及是有人请我讲课或是有人请我吃饭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遇上了这么个人。他开口说话时笑容堆得满脸，一口一个方方老师令我耳朵听起来有格外舒服之感。说来惭愧，我大约是一个虚荣心很强的人，喜欢听人家说我的好话，其理由也很简单：听好话比听坏话让人心情愉快。至少在听了很多好话回家的这个日子，是一定不会同先生吵架的，反之就不一定。所以，一听他好话连天地夸我时，我马上就眉开眼笑，心想今晚同先生的安定团结之局面无疑已初步形成了。

他说方方老师呀，你我虽是初次见面，可我心仪已久，只是未曾得有机会，今日得以相逢，真是我三生有幸，我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太太，她也会非常激动的，她也是您的崇拜者（我估计他早早地扯出太太是怕我对他的热情有所顾忌，虽说我是个作家，但归根结底我还是个女人，是女人就天然会对男人有所防范，想必这一点他是很能理解的）。我连忙也客气地道，请代我回去谢谢你的太太。他说我一定我一定。我们两个读你的小说经常一读就是一通宵，读完之后还激动不已，你真是了不起。这种大手笔天下少有。我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就是你，这从你第一篇小说《女大学生宿舍》的字里行间就充分显示了出来。我原本正沉浸在可做中国八十年代后最伟大的作家的幸福之中，叫他如此一说，幸福感顿减一半。我本想告诉他《女大学生宿舍》非我所作，可我又偏不属于那种规范化的君子，我想知道他到底想对我说些什么。便说你这一说大大地增强了我写作的自信心。他对我的话表示出一种惊讶：什么？你难道还有什么不自信的？你已经站在世界的顶峰上了，你完全可以随便地俯看芸芸众生，哪里还会有什么不自信？方方老师太谦虚了。真的，越是伟大的人物越是谦虚随和，平易近人，您看你都对我这么个小人物说了那么多的话，真让我今天做梦都会感到甜蜜。今天这个日子将使我终生难忘……

我的汗毛在他尚无结束之意的言谈中竖了又竖，舒服之感自然业已消失得个干净，满肚子都像是饭后滞食的馊味。原先老想着人活在世上天天被别人夸奖和赞颂是何等惬意的事情，甜言就是顺耳，深觉天下只有毛主席才是最幸福最自在的人，因为没有人会对他说一句不中听的话。可这一会儿，觉得毛主席其实也是不好做的。好话多了并且过火了简直比听坏话更让人痛苦。为了让自己不再承受如此的痛苦，我只好找了个想要去厕所之类的理由逃之夭夭，我甚至不必知道他姓甚名谁，只是想他迟早还会出现。

几天后或几个月后，有朋友电话来告，说某某他到处跟人讲方方这个人真可笑，我故意跟她说她写的《女大学生宿舍》棒极了，她居然默认了。她还以为我真的不知道《女大学生宿舍》是谁写的哩！我其实是故意试试她的。我特意说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她居然也不否认，反而笑笑地同意了。这种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凭她这样的人格，永远只能做个下九流的作家。

不用去确认，这个某某君一定就是称我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的那个人。

之四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闲聊，忽有人报：记者某某来找。这些年因写写画画出了点小名，记者来找自是常事。虽不会有半点的激动，可热情总归也是少不了的。个中原因有三：一为我自己曾经做过几年记者，有旧同行前来，自然不可怠慢；二为有相当的记者见多识广，思想深刻，我由衷地佩服；三则是多少也有几分惧怕，谁晓得同他们侃上一侃，回去后他们会在文章里写些什么？！

来人记者某某，虽说只是在一家小小报纸供职，派头却比什么新华社、《人民日报》的不差半分。好在我这人素无视来头大小、款待有别之作风，一样笑容满面地领他去家中小坐。他倒也不知客气，大摇大摆往沙发上一靠，开口即道：首先说明，找你约稿是我们主编的意思，他本来是叫谁谁来的，可是谁谁不在家，只好让我来了，没法子。我说：那你完全可以不来。他说：既然领导派了，不遵命怎么行？怎么样，你就写一篇吧？我们报纸虽说不大，可认识了我们，你就不愁稿子没处寄了。你手上凡是发不出去的稿，都可以交给我，我在报社也还是个有分量的人物，可以为你多挑几篇发发。既然见了面，认识了，就算朋友。我这个人为朋友办事最卖力。你把手头没有发出去的稿子都拿出来吧。我忙说，我这人志大才疏，老想当一个著名作家，可老没成功，原因就是写作速度慢。这几个月来，什么东西也没写出，要说手头上有的也只是一篇申请修理房子的报告，我们家的屋顶漏雨。他说：哦？作家亲自写报告要求修理房屋，这稿子也有一定的特色，拿来给我看看。我觉得有趣，便双手呈上。记者某某看了报告很是遗憾地告诉我：你的排头又是单位名称，结尾又是申请人姓名，报纸上可能不方便用。我说那就算我少赚几十块钱的稿酬得了。

约稿之事告一段落，记者某某便一支烟一杯茶地同我大谈他对文学的见解，虽知他老兄那些见解价值如屁，可又不好驳他，毕竟人家自我感觉不错，驳他回去没准年都过不舒坦——那时恰值年关将近。只好东一句西一句地由他摆乎，哼哼哈哈地搭上一两句腔。好容易地盼到他谈兴结束，送他出门，临了，他边递给我一张名片边说：我一般不轻易给人名片的，除非是我认为这人可以够档次做我的朋友。我忙打着哈哈说：不胜荣幸，不胜荣幸。他说：不知道你写过什么样的小说，我这个人对文学一向没有兴趣，我只觉得干你们这行，太寂寞也太可怜了，路子也不广。不像我们记者，省长都得让三分。什么时候你想要调到我们报社来，给我来个电话，我肯定会帮你的。虽说我跟你是头一回见面，但你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你这个人不错！我说：行，一旦有一天我失业，一定头一个就投奔你。他是很高兴地笑了，说至于稿子嘛，你那篇差了一点，再努努力吧，下点功夫，多磨一磨，总会写好的，到时候直接寄给我，我尽量想办法给你发，哪怕得罪主编也给你发。我早说过，我这人，为朋友最能两肋插刀。我忙不迭地说着谢谢，谢谢。心里却巴不得他老兄早点儿滚蛋！

很多天很多天过去了，我几乎忘记了记者某某。有一天，我去找先生一同上街，站在报栏前边等人边看报纸时，突然发现某报有作家方方印象记之类的文章，忙怀有几分激动地定睛看下去，见文中言某月某日，“我”去找方方约稿。方方见之忙递烟倒茶，十分谦虚。当即拿出稿子一篇，请“我”指正。“我”阅后，觉得稿子质量不行，便直言不讳，说你这稿如何如何没有写到要点上云云，方方倒也谦虚，对“我”之观点十分钦佩，当即表示同意，并且收回此稿，表示再改。之后则诚恳地与“我”一起谈文学之一二三，非常欣赏“我”的文学观点。两人遂成朋友，并都有相见恨晚之感。等等，等等。

我阅之甚感难堪，便向上望之“我”者为谁。不料见得此名，觉得很是眼熟，却又一时想不出来。回家后便急忙寻出名片夹逐一查之，终于查出“元凶”：这正是那天来访的记者某某——觉得我够得上他的朋友档次的那个人！

选自《随笔》，199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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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相册

叶兆言

叶兆言（1957～），生于南京，作家。著有《死水》、《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等。

朋友们知道我要写南京的老照片，纷纷提供线索，有个朋友特地送来一张巨大的全家福，夹在过了期的报纸中间。这是张摄于70多年前的老照片，朋友指着照片上的一个小姑娘，说这是他母亲，这是他舅舅，这是谁谁谁，照片上有很多人，朋友兴致勃勃，逐一做说明。我看着这张泛黄的全家福，面对朋友的详细介绍，情不自禁想起，在过去的岁月中，不知有多少人，指点着照片上的人物，津津有味反反复复说着故事。朋友的母亲，照片上的小姑娘，现在已经是80多岁的老太太，显然从有这张照片开始，她就像我的朋友那样无数遍地介绍，单调的话题被无数遍地重复，这是谁，那又是谁，谁谁谁当时怎么样，后来又怎么样，先只是说给和她一般大的小朋友听，说给来访的其他长辈听，渐渐地，小姑娘成了大姑娘，该有男朋友了，如果不是自由恋爱，那就听从媒妁之言，订了婚，然后就成了别人的新娘。

不妨想像一下，在蜜月里，新娘向新婚的丈夫描述这张老照片，该是个多有趣的场景。全家福光辉灿烂的过去和幸福美好的前景，在蜜月里时隐时现，真实和想像在时空中交流。以后有了儿女，小姑娘天真的眼光，终于转变成一个母亲的口吻。再以后，做祖母了，再以后，又做了曾祖母，时光流逝，照片上的人物故事，在她口头继续流传，一遍又一遍地追忆重复。

我注意到照片角上斜着的一行小字，那是照相馆的地址和广告：“容丰照相，南京贡院东街，电话181。”显然是一家老字号，电话号码还只有三位数，从为照片配制的硬板上，可以知道这家照相馆很讲究做工。照相馆知道人家拍了照片，拿回去要悬挂的，因此，不仅要拍得好，拍完了，配套还必须要跟上去。过去人家的堂屋中，一个搁照片的镜框是少不了的。很多人家都喜欢搁那种四世同堂的照片，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大团圆更能反映家庭的和睦与兴旺。家和万事兴，通常这种全家福，都会择一个好日子，譬如长辈过生日，又譬如小辈中谁刚从国外学成归来。全家福在一开始就注定有纪念意义。

和全家福异曲同工的是集体合影，集体合影是向外拓展，是家庭的沿伸。全家福向人们展示的是一个家庭的风貌，是窥探家庭的一个窗口，集体合影却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交圈子，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程度，是历史上的某一段经历，个人的某一段生活。从那些合影的庄重表情上，就可以看出门道，很多集体合影，注定应该具有不可小觑的历史意义。集体合影在审美上天生有缺陷，无一例外都是太严肃，太一本正经。和全家福相比，集体合影常常缺少一些人情味。集体合影总难逃呆板的厄运。可以构成集体合影的机会很多，某某大楼奠基或竣工，某某大学本科或速成班结业，某某会议，某某要人接见。在这么一大群人中间，总有些混阔了的人，可以拎出来说一说。因此若有机会和名人合照一张照片，将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情。

照片印好了以后，一式多份，各自珍重保留，有的照片上人实在太多，密密麻麻，必须用针尖小心翼翼指点着，加以注解说明，才能让别人连蒙带猜，说这原来是谁谁谁。集体合影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所不可缺乏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达官贵人来说，这是赏脸给人一个机会，来头越大，有关他的集体合影就越多。同时，集体合影也是人们炫耀自己过去的一个证明。很多人都乐意把自己的毕业照，把同某某名人的合影，挂在家中最为显眼的地方。这种集体合影通常可以成为家庭装饰的一部分。

看集体合影，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时尚。譬如摄于40年代的一张“义诊图”，看起来十分有趣。照片上那么多人，几乎每一位都把脸部肌肉绷紧了。这是把整个医院都集中到了一个画面上，从挂号处到外科内科，从医生到病人，应有尽有。柱子上悬着一副对联，只能看清楚一半，“行善举先要不沾虚名”，下一句由于光线反射，看不出来。画面构图匀称，又不过分呆板，像这样的照片，今天就是打算模仿，也困难。

又譬如摄于1947年的“穿童子军服的孩子们”，由于缺少必要的文字说明，只知道拍摄这张照片的时间和地点。地点当然是在南京，对于这样的照片，也许根本用不着解说。根据我的想像，这似乎是一些难民的孩子，他们光着脚，脸部表情上透露着淡淡的忧伤。如果他们的父母还健在，如果他们的童年十分幸福，他们就绝不会用那样的神情看着摄影镜头。

老照片中，最能流露出一些自然的，还是人们郊游时的留影。过去照相机不像现在这么普及，大家出去玩，真正拍照留念的机会并不多。那年头，爱好摄影的人常常会有不务正业的公子哥嫌疑。由于女孩子一般都喜欢拍照，因此会拍照就等于多了一项勾引女孩子的小手段。我便听说过一个不正派男人的故事，这是一个从德国回来的留学生，学的是医，归国之后，挂的牌子却是精通中西医学，儿科妇科内外科，什么病都敢治。他们家祖上大约是开药铺的，来头尽管不小，医术显然不太高明。在30年代，南京的报纸上，屡屡可以看见他登的行医广告，但是他的诊所很不景气，终于开不下去了。

后来，他便在报纸上登广告，说自己有两台德国的照相机准备出让。再后来，诊所不开了，干脆开了一家照相馆，专门替人拍照。他属于那种典型的好色之徒，只要是美女，就不收钱，拍了照片，放大了，放得满橱窗都是。结果是开照相馆也不赚钱，好在他有些家产，也不在乎。只要漂亮的女孩子源源不断，他就认赔下去。据说他收藏几大本美女照，而那些美女照下方，印有一朵小梅花的，则表示这美女和他关系非同一般。

有很多关于这个男人如何不学好的传说。他吃喝玩乐一辈子，在文化大革命前，生病死了。他死了以后，妻子将他的美女照相簿付之一炬，烧得精光。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来到了，红卫兵小将抄家，从天花板上搜到一本不知猴年马月拍的裸照，不同的女人，各个角度都有。这些裸照介于艺术和淫秽之间，其中当然也有他妻子的写真。裸照事件一度成为最轰动的新闻，他妻子寻死觅活，因为这些罪证活生生的，想抵赖也抵赖不了。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虽然是道听途说，忍不住就会想到那个不学好的男人。有一段时间为了写小说，我翻阅旧报纸，特地留心寻找他当年登的广告。

上中学的时候，正好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那年月用不着认真读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记得我常去一个比我长几岁的朋友处玩。上面提到的那位不学好的男人的故事，最早就是这位朋友告诉我的，因为他是参加抄家的红卫兵小将之一。他是一个年轻的电工，住在一个破旧的房子里，挤在一个大院子角落，也就六七个平方大小。那时候我喜欢摆弄半导体收音机，遇到问题，缺少什么元件，就到他那里去请教。这是个性格有些孤僻的人，不太愿意和别人交往，也许他觉得我比他小几岁，懂的比他少，因此有什么话憋在心里，喜欢对我说。

朋友母亲的骨灰盒，长年累月撂在吃饭的桌子上，每次去他家，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不自在。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于死人，我从小就有一种极端的恐惧，上学时，遇到有地方出殡，总是赶快绕路。他发现了我的恐惧，有一天当着我的面，将骨灰盒不当回事地塞到床肚底下。然而，我仍然感到别扭，原来搁骨灰盒的地方，隐隐约约地总让我觉得，还有什么存在着。此外，挂在墙上的一张老照片，让我不寒而栗。我始终害怕一个人待在朋友的房间里。

墙上挂着的，是他母亲年轻时的照片，那时候她刚上大学，梳着好莱坞女演员似的发型，清纯，健康，而且富贵华丽。她的眼睛地溜溜发亮，明澈的目光遍及小屋的每一个角落。我记得自己当时无论站在哪个角度，只要抬起头，总能感觉得到那活生生的目光。我永远也无法把那美貌的年轻女人，和已经移到床底下用红布裹着的骨灰盒，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照片上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大学生，和这破旧不堪的小房子，和这冰冷的骨灰盒，显得太不协调。那双含情脉脉的大眼睛，注视着每个看照片的人，那微微翘着的小嘴唇，有一种蒙娜丽莎的神秘笑容。

关于朋友母亲的故事，是在后来才逐渐弄清楚。朋友知道我当了作家，感叹之余，喜欢把他母亲的故事说给我听。他的母亲是大户人家的千金，那成片的房子是她的陪嫁，这些陪嫁后来都没收了，她和自己的儿子只能在原来的院子里，搭一间简易的小房子居住。很多可以证明那段历史的老照片，已经不复存在。据说她当年很喜欢拍照，都是男友的杰作。她的男友是国军的军官，喜欢摄影，常常带着未婚妻一起去郊外。那时候，他们开着一辆敞篷的美式吉普，有一次，男友让未婚妻开车，结果把车子开到小沟里，花钱雇了好多当地的农民，才把吉普车从干涸的小沟里弄出来。

年轻的国军军官不知道为女朋友拍了多少照片。他的拍摄技术并不高，也许拿了个照相机到处跑，仅仅是为了讨女朋友的喜欢，照片上的人总是很小，小得和画面不成比例。他的摄影技术进步得很慢，不久，他们结婚了，去照相馆拍了结婚照，又不久，青年军官上了战场，他是学机械工程的，没人说得清楚他在部队具体干什么事，反正很快就阵亡了，接到过一张阵亡通知书，究竟是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后来又传说他做了共军的俘虏，传说他去了台湾，从此就再也没有消息。

朋友的母亲后来和一个三轮车工人结了婚，以后生下自己的独生子，就是我的朋友。这是一场没有丝毫爱情的婚姻，夫妻间经常吵，有时候甚至还动手打架，结果两人终于分开了，也谈不上离婚，母亲带着儿子搬出去住，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儿子身上。一段时间里，过去年代里拍摄的老照片，成了母亲惟一的安慰。到后来，她的神经开始有些不太正常，有一天，她无缘无故勃然大怒，烧掉了所有的老照片，然后得了一场并不太严重的病，说死就死了。她死了以后，朋友从她过去的老同学那里，借了一张两寸的小照片，送到照相馆翻拍，然后又放大，挂在墙上作纪念。

在民间的相册中，差不多每张泛黄的老照片，背后都有故事。这些故事有的很曲折，有的很乏味，但是随着时间的冲刷，都有可能赋予全新的意义。和老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找到许多。记得还是读中学的时候，去学校的路上，调皮胆大的学生，常常以捉弄一个住在沿街的老太太来取乐，他们用小石子往老太太的房间里扔，扔进去，听见有什么东西被打碎了，赶快逃之夭夭。老太太被这些孩子们折腾得实在够呛，她不得不奋起反击，在放学之际，凶神恶煞地守在那，一有学生走近，便破口大骂，有时候，干脆拎了小棍子，歇斯底里地追出来。

几乎所有从那条街上走过的孩子，都知道老太太的故事。这属于那种最容易流传的故事。老太太年轻时是秦淮河的歌女，她当时很漂亮，这一点，挂在她房间里的照片可以作证。一张被放大的玉照，放在一个木头镜框里，永远正对着沿街的窗口，人们从街上走过，情不自禁地就会驻足观望。那是一张人工着色的大照片，是老太太年轻时的芳容，唇红齿白，扯着极细的眉毛，看上去十足的艳丽风骚。我们那时候什么都不懂，不知道歌女是干什么的，给她取了个绰号叫女特务，因为我们看过的一部电影，有个女特务就像她那样漂亮。

关于老太太年轻时候的故事，像长了翅膀的小鸟到处飞翔，好事不出门，坏话传千里，人们忍不住就要议论，说老太太年轻时怎么样怎么样。几乎所有知道老太太故事的人，都知道她和自己的养父，生过一个女儿。这个女儿一直叫她姐姐，解放以后，歌女做不成了，于是这一家人就搬到了这条街上来住。后来不要脸的老头死了，老太太的“妹妹”也离家出走。

我已经记不清老太太是什么时候离开人世的，也记不清自己什么时候，就突然明白了歌女的含义。只知道她孤零零地过了一世，在晚年，调皮的中学生和她作对，她也像恨贼似的痛恨那些中学生。她生活中没有爱，却充满了莫名其妙的仇恨。她死了以后，身份不明的“妹妹”来过一趟，匆匆来，匆匆去，有没有把挂在墙上的那张老照片带走，不得而知。老太太的故事终于在这条街上消逝，有一次做梦，我梦见自己又走在上学的路上，醒来以后，我感到最吃惊的，是竟然还梦到了那张挂在沿街窗户里人工着色的老照片。

散落在民间的老照片，是窥探过去历史的窗户，从这一扇扇窗户，我们踮起脚来，可以遥望过去，可以展望未来，未来离开不了过去。那过去的一切，因为已经成为过去，都将成为亲切的回忆。我喜欢翻阅民间的老相册，老相册里有太多直观的历史资料，那些有时候看上去漫不经心的历史镜头，都是当它们已经永远失去，已经不可重复的时候，才会显得出奇的珍贵。只有一切已经变得不可挽回之际，我们才会突然发现，那些看上去极不起眼发黄的老照片，那些落满时间痕迹的老相册，会突然爆发出谁也预想不到的生命力。在老照片面前，许多文字变得苍白，许多解释都显得没有必要。照片上的人物，永远活生生顽强地存在着，他们记录了过去年代里短暂的一瞬间，这些短暂的瞬间，已经成为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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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生活

皮皮

皮皮（1963～），原名冯丽，女作家。著有《渴望激情》、《比如女人》、《所谓先生》等作品。

邻居

我从没见过她，甚至她死的时候。我妈说，她也住在我们这个楼里，是七楼。她是我们的邻居。

我妈还说，她40多岁，有两个孩子在上学，丈夫是机床厂的工人。前不久，两个人都下岗了。

我问我妈，他们下岗干什么。我妈说没人知道，他们两口子好像都不太爱跟邻居唠嗑。我妈说，她有一次看见这个女的在别的街上叫卖小孩儿袜子。

她从七楼跳了下来，有人说这之前十几分钟看见她丈夫拎着菜筐从楼门里出来，可能是买菜去了。

她落地时，还有呼吸。看见的人立刻就叫120。120到的时候，她已经死了。几分钟后她丈夫回来了。听人说，他紧紧抓着妻子的衣服，满脸都是泪，却哭不出声音。

120的人等了一会儿才把要求对一个围观的男人说了：120没救着人也要钱。那男人低声问是多少钱。120的人看了看死者，说就给一百吧。那个男人想了一会儿，往前近了近，俯身对流泪的丈夫说了几句。那丈夫立刻松开了妻子，站起来，走过来，认真地用目光寻找120的人，好像付120钱的事比身后的事更大。

他把裤子口袋里的钱都掏了出来，不到40块。大家互相看看。那个丈夫突然哭出声了，他说，真是对不起，家里也没有了。

站在最前面的那个男人付了钱，打发120的人走了。我妈说，这个男人不是我们这地方的，可能是来串门儿的。当那个丈夫向他道谢的时候，他鼻子发酸，忍不住，扭头就走了。

大家掏出一些钱放到了菜筐里。我妈说，菜筐里只有一块豆腐，别的他什么都没买。

什么样的笑容

我第一次去西安是恋爱的时候，留下的记忆都是关于爱情的，大都跟西安没什么关系。这一次没有恋爱的拖累，一个人窜了城里的好多小地方。

在马家什字那条回民小吃街上，我觉得很幸福。站在街口一眼望进去，一片灯火。窄窄的巷道两边马家挨着杨家，拉条子挨着饺子。每家门口都有一口大锅，或蒸或煮或炸。每家门口都站着一个伙计或是一个姑娘，他们大声吆喝自家的饭菜，蒸汽和油烟逆着灯光袅袅向上去，一切看上去都那么温暖。

过年了

其实关于过年，谁都能说上几句。这是每个人的事情。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的态度也就了然了。

小时候，我喜欢过年，甚至提前半年就盼着了。过年我可以有很多实惠，就像某些领导干部那样，得到的是真东西。我先是可以有一身新衣服，然后还可以有灯笼鞭炮之类的小玩意，还可以大吃几顿。最后是最重要的，有关精神的：过年大人不打骂我，即使我也像平时那样犯小错误。他们不愿为改正我的小错误，破坏了一年好运。

过年在那时，是我心目中的理想生活。这多少跟愿望有关。

长大了，自己挣钱了，于是就没了过年的愿望。因为什么都可以自己买了。所以有钱有时候也有负作用。过年变得没多大意思了，但依旧过年，因为我的加入可以让父母和家人高兴。过年开始有责任色彩。尽管如此，还是能让自己浑然其间，藏住内心的真实想法：不过年也挺好。

离婚后再跟家人一起过年，心情迥然，发现现在是自己需要家人。只有家人才会那么久那么忠诚地站在你的身后，心里一阵阵发热。

有时除了跟家人一起，我也找到了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乐趣。在年三十儿的下午，人们即将开始或正在准备年夜饭的时候，我一个人上大街。这时的街道几乎没有行人，几乎没有汽车，大街在一年中前所未有的空旷。人都到哪儿去了？管他呐，这一刻里，被拥挤的人群，被拥挤的车辆，被拥挤的生活挤压太久的心灵，慢慢伸展开了。

我曾在日记里写过此时此刻的心情，还有此时此刻的大街。有一句话我是这样写的：“如果没有那么多的汽车和行人，一切都能显出本来的面貌，那么我的笔直宽阔的北方大马路竟也如此壮丽。看到这景致不用出门远游，但要等到过年。”

又开始想过年了。

莫关系

我先吃了一小笼牛肉包子，然后又尝了一块柿子饼，一甜一咸，加一起才四块五毛钱，可我已经饱了。往前是一家面馆，三个妇女围着一口大锅，前后忙着。我停下看看，看锅的中年妇女问我吃不吃，有油泼面、哨子面、西红柿鸡蛋面。我说吃油泼面。

面熟了，盛到一个老婆给我调好佐料的大碗里，然后把一勺烧得滚热的油泼到面上，又热又辣但还是能吃出面香，几口下去，已经满身是汗了。我本来已经不饿，还是暴吃了一碗面，着着实实出了一场汗。的确已经好久没吃到这么舒服的面条，它甚至让我离开后感到一种既简单又实在的快乐。

我走出了马家什字小吃街，又进了另一条小街，这里没有路灯，大树遮闭了一些月光，但还是有人坐在街边聊天。我突然想起来，我没付人家面钱。

我回去，又站到大锅前，煮面的女人没有问我吃什么面，她对我微微笑着，显然她还认得我。我竟忘了说什么。这时拌面的老婆过来，她的脸上有一样的笑容，这笑容感动了我。

我说，对不起，我忘了给钱了。

她们说，莫关系。说完又那样笑着了。

我是东北人，如果在东北遇到这样的事，他们也会说没关系，他们还会说，谁还不兴忘两回，要是没钱就先拿着，以后有了再给。我出门后，他们还会议论我几句，或褒或贬。简单说，我只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和尴尬，不会感动。

可我被西北人的笑容感动了，因为那笑容和心里想的通着，笑容的后面什么都没藏着。他们不觉得我忘了三块面钱有什么了不得，也不觉得我又跑回去还钱又有什么了不得。一句话，就是——莫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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