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刘勃 著

浙版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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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刘勃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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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编目数据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6
ISBN：9787533948887

目　录

1. 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统一与分裂

1. 一、大分裂的时代

2. 二、周制还是秦制

3. 三、分裂的代价

4. 四、为什么国家林立就意味着战乱

5. 五、为什么欧洲不统一

2. 晋代衣冠成古丘——贵族还是官僚

1. 一、贵族社会结束后的新问题

2. 二、士族的扩张

3. 三、九品中正制

4. 四、毕竟不是贵族

5. 五、皇权，也是一种必要的恶

6. 六、汰侈与任诞

7. 七、儒家过时了

8. 八、“受用了老庄”

3. 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游牧者的抉择

1. 一、先有农耕，后有游牧

2. 二、贫困的游牧者

3. 三、来如天坠，去若电逝

4. 四、起火的世界

4. 皇帝，杀不杀——地位不同的不同选择

1. 一、凄凉的御驾亲征

2. 二、贾充和司马伷

5. 西晋灭吴——三国最后的英雄们

1. 一、陆抗与西陵

2. 二、羊祜、杜预、王濬

3. 三、打还是不打

4. 四、金陵王气黯然收

5. 五、晋武帝的宽容

6. 司马炎——非典型的开国之君

1. 一、以孝治天下

2. 二、好皇帝

3. 三、兄弟怡怡

4. 四、周公还是太公

7. 司马衷——我看不见，我听不到

1. 一、惠帝的沉默

2. 二、混乱的开始

3. 三、一个皇后的前半生

8. 贾府的女人们——事关贾充

1. 一、贾母柳氏

2. 二、两个妻子

3. 三、韩寿偷香

4. 四、婆媳之间

9. 八王之乱大事记

1. 事件一贾后杀杨骏（291）

2. 事件二楚王玮杀汝南王亮，贾后杀楚王玮（291）

3. 事件三赵王司马伦杀贾后（300）

4. 事件四齐王司马冏杀赵王司马伦（301）

5. 事件五长沙王司马乂杀齐王司马冏（302）

6. 事件六河间王司马颙杀长沙王司马乂（303—304）

7. 事件七东海王司马越杀河间王司马颙（304—306）

8. 事件八东海王司马越死（311）

10. 张华——天下本无事

1. 一、赵王司马伦

2. 二、太子司马遹

3. 三、不可能的政变

4. 四、张华之死

11. 陆机——诗人之死

1. 一、遗少的难题

2. 二、南方来的战斗“机”

3. 三、“进趣获讥”

4. 四、拖稿法与还乡潮

5. 五、西晋的叶名琛

6. 六、善良的成都王

12. 司马家的王爷们——名都的陷落

1. 一、围城内外

2. 二、胡骑凭陵杂风雨

3. 三、不切实际的愿望

13. 那些姓刘的匈奴——夏禹还是单于

1. 一、洛阳的匈奴贵族

2. 二、《徙戎论》

3. 三、汉朝的继承人

4. 四、刘聪的纠结

5. 五、汉—赵政权的结局

14. 石勒——奴隶出身的帝王

1. 一、乱世的法则

2. 二、两个文人

3. 三、刘邦的粉丝

15. 王导和司马睿——去南方①

1. 一、两个不重要的人

2. 二、南方的忧郁

3. 三、南北对话

4. 四、打回北方去

16. 祖逖与刘琨——闻鸡起舞的少年

1. 一、早年

2. 二、并州刺史刘琨

3. 三、流民帅祖逖

4. 四、成败之间

5. 五、英雄之死

17. 王敦——可儿，可儿

1. 一、王与马，共天下

2. 二、大将军王敦

3. 三、第一次建康保卫战

4. 四、事情正在起变化

5. 五、第二次建康保卫战

18. 石虎——野兽的叹息

1. 一、战神与“率性”

2. 二、暴君中的暴君

3. 三、父子兄弟相残

4. 四、悼武天王冉闵

19. 慕容翰——燕国的流浪者

1. 一、初试锋芒

2. 二、开始流亡

3. 三、宇文部的疯子

4. 四、归来的大将

20. 后记

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统一与分裂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岔路口。在很多问题上，都面临着至关重要的抉择。

最关键的，也许是下面三个：

第一，统一还是分裂的问题。

第二，贵族政治还是官僚政治的问题。

第三，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关系的问题。

本书的头三篇文章，先对这三个问题作一简单梳理。后面提到的所有人和事，都是要放到这个背景下来理解的。

一、大分裂的时代

提到魏晋南北朝，很多人都会不假思索地说，这是一个大分裂的时代。

这是一个事实判断。

从公元196年，曹操胁迫汉献帝迁都许昌算起，到公元589年，隋军南下灭陈结束，整整三百九十四年时间，中间除了有西晋短暂的例外，天下一直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所以习惯上，也把这个时段称为“四百年的大分裂”。实际上，考虑到至晚从董卓进洛阳算起，东汉的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处于半独立的状态，而隋的国祚短促，隋唐易代之际，又是一种割据战乱的景象，分裂的年头，还不止四百年。

这是一个价值判断。

因为，如果天下同时存在许多小国，大家彼此相安无事，或者虽然有事，但至少没有搞到对邻国必灭之而后快的地步，那么，这个年代大概就会被称为各国独立的时期。

比如欧洲加起来，和中国是差不多的面积，却至今同时存在那么多国家。但并不必说，欧洲是分裂的。

使用“分裂”这样一个带有强烈贬义的词，其默认的前提是，只有统一状态，才被认为是正常的，合理合法的。

近代以来，是欧洲先进中国落后。国人痛苦地面对这个事实，于是有了各种反省。反省的过程里，想象力简直发挥到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地步（有趣的是，照有的反省家的说法，缺乏想象力，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弊病）。比如有了一种说法，欧洲独立而竞争的小国，给欧洲提供了充分的活力；而大一统的天朝，就不免死气沉沉。

这一说本身倒还不失为理解问题的一个视角。但问题是有人还进而质问，中国人一听说分裂就愤怒，却从来不反省，为什么一定要统一。

这么说，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赤裸裸的诬蔑了。

二、周制还是秦制

有史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大概可以归结为两套模式：据说由文武周公（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所创立的周制，和战国以来逐渐形成，在秦始皇手里集大成的秦制。

周制的特点，是封邦建国（简称封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往往称为分封制），实质上就是给地方相当大的自治权力。

秦制则是反封建的，坚决大一统，“以天下为郡县”，各级地方政府都要在中央的领导和监管下运作。

秦统一之前，山东六国未必喜欢被统一。秦汉统一之后，很长时间里各地的独立意识也还相当强。降及东汉末，四百多年大体处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这个体制的弊端也暴露得比较充分。

于是从汉末到魏晋，很多人都开始反省了。比如编年体断代史《汉纪》的作者荀悦，比如曹魏的宗室曹元首，而其中最有名的，可能是东吴名将陆逊的孙子，堪称一代文豪的陆机。

陆机有一篇论文，叫作《五等论》。因为根据儒家讲述的历史，周朝的封建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所以“五等”也就是封建的别名。其中说道：

见绥世之长御，识人情之大方，知其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图身；安上在于悦下，为己存乎利人。故《易》曰“悦以使人，人忘其劳”，孙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乐，则己得与之同忧；飨天下以丰利，而己得与之共害。

这段是分析人性。大概意思是人都是自私的，所以要想天下长治久安，就要让天下人都得利。所以，满足大家的利益，才符合天子的利益。那么，怎样才能满足大家的利益呢？

利博而恩笃，乐远则忧深，故诸侯享食土之实，万国受传世之祚。夫然，则南面之君各务其政，九服之内知有定主，上之子爱于是乎生，下之礼信于是乎结，世平足以敦风，道衰足以御暴。

所以，就该把天下分割成一块块的，封给那些诸侯（“诸侯享食土之实”），让他们世代相传（“万国受传世之祚”）。于是，诸侯知道这些土地实实在在就是自己的，一定会用心打理，也就会善待土地上的人民（“上之子爱于是乎生”）。人民知道这家侯爷会世代统治自己，也就会对之有发自内心的崇敬（“下之礼信于是乎结”），于是，和谐美好（“世平足以敦风”）而抗风险能力强（“道衰足以御暴”）的社会，也就构建出来了。

从这番话，我们大概可以看出两点。

第一，陆机的议论是从人性自私的基础上发出的，他引用了很多先贤的议论，也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立论的。有的反思家说，18世纪，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第一个提出，人出于自私目的的行动，可能最终得到一个有利于社会的结果，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给了人的私欲以合法性，而这也是现代西方的动力之源。这实在是相当扯淡的说法。在基督教传统里，提出这一点也许有振聋发聩之效，但对中国的老祖宗而言，这从来不是什么不传之秘。

当然，这也反证了，适度肯定私欲当然很重要，但如果没有诸多其他条件相配合，光有这么一条理论，影响其实也就那么回事，抬得太高不合适。

第二，陆机的议论虽然确乎首先是为皇帝考虑的，但民生也是他很关心的问题。这篇文章里还提到：封建君主，施政时考虑自己的利益（“五等之君，为己思政”）；郡守县令们，则是在为别人打工（“郡县之长，为吏图物”）。所以对这些中央任命的地方官而言，不停折腾，才能以最快速度取得最多政绩（“进取之情锐”）；让老百姓享受到实际的好处，好名声却也许要到卸任之后才能获得（“安人之誉迟”）。所以侵害百姓而让自己获益，是在职官员从不忌讳的行为（“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惮”）；实际效果很糟糕但适合传播炒作的事，大家都很乐于去做（“损实事以养名者，官长所夙慕”）。这些都显然是基于秦汉时期大量存在的事实，发出的很沉痛的议论。

陆机等人揭出的秦制的病况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没有人能够否认。但问题是，他们开出的周制的药方，疗效就只能说“药到命除”了。

三、分裂的代价

西晋的一个特点，就是恢复封建制。普天之下，又重新出现了一个个诸侯国。当然，有的学者认为，西晋的诸侯国从根本来说还是和周制下的那种有很大区别的，错就错在皇帝不该再给诸侯王军事权力（当时的说法叫“都督某地诸军事”）。好吧，虽然他们把这事儿说得有点绕，但结果也没啥不一样的。

总之，这些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拥有事实上独立的地盘的王爷们，很快开战了。

几乎自相残杀，屠戮殆尽之后，各族胡人登场。他们建立起一个又一个政权，但除非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和自己的邻国和平共处。

公元4世纪，短短一百年间，将近二十个政权，在黄河流域、辽河流域和四川盆地建立起来，又纷纷迅速灭亡。

国名

创建者

建立年代

民族

亡于何时何国

西晋末建立的二国

成汉

李特—李雄

304

巴氐

347年亡于东晋

汉、前赵

刘渊—刘曜

304

匈奴

329年亡于后赵

东晋初年建立的四国

后赵

石勒

319

羯

351年亡于冉魏

前燕

慕容皝

337

鲜卑

370年亡于前秦

前凉

张寔

317

汉

376年亡于前秦

前秦

苻洪

350

氐

394年亡于后秦

淝水之战后建立的十国

后秦

姚苌

384

羌

417年亡于东晋

后燕

慕容垂

384

鲜卑

407年亡于北燕

西秦

乞伏国仁

385

鲜卑

431年亡于夏

后凉

吕光

386

氐

403年亡于后秦

北凉

段业—沮渠蒙逊

397

汉—匈奴

439年亡于北魏

南凉

秃发乌孤

397

鲜卑

414年亡于西秦

南燕

慕容德

398

鲜卑

410年亡于东晋

西凉

李暠

400

汉

421年亡于北凉

夏

赫连勃勃

407

匈奴

431年亡于吐谷浑

北燕

冯跋

407

汉

436年亡于北魏

五胡十六国，匈奴、鲜卑、羯、氐、羌，一成（成汉）一夏（大夏）二赵（前赵、后赵）三秦（前秦、后秦、西秦）四燕（前燕、后燕、南燕、北燕）五凉（前凉、后凉、北凉、南凉、西凉）……对今天的学生而言，只是难以记忆的专有名词，而对身处其中的人们而言，都是真真切切的修罗场。

每一个政权的兴废，都意味着一系列恐怖的屠杀。失败者往往被屠戮殆尽，胜利者也毫无安全之感。动荡之中没有人还能够继续生产，于是开始缺粮，每粒米都变得贵如黄金。于是有人因饥饿而倒下，很快成为了别人的食物，而吃人者很快也成为了别人的食物。

这时中国北方的人口，据葛剑雄教授相当保守的估算，是死亡了四分之三。

2012年的电视剧《兰陵王》，开头是这样一个情节：一个渔夫在吃鱼的时候，发现鱼肚子里是人的手指，吓得惊慌失措。然后他被告知，这是因为大量死者的尸体，被抛入了黄河，为鱼所食。

鱼腹中吃出手指来，这个史有明文；渔夫会因此大惊小怪，却完全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现代编导的想象。那已经是魏晋南北朝的末期了，那时的人们，对此类事件经历太多，能对着这根手指发出一声叹息，就算是有些小清新情怀了。

于是，相比这样的人间地狱，大一统政权的专制腐败，也就显得不那么难以容忍了。

到了唐朝，天下重新一统，又有人重提封建的事。柳宗元奋笔疾书，著《封建论》力驳此说之荒谬。他极力证明，社会发展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封建体系就是那个简单社会的产物。到了商汤、周武王的时代，它就只是一个暂时还无法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汤、武之所不得已也”），而并不代表什么政治理想（“封建非圣人意也”）。到了更复杂的阶段，它就更加完全不切实际。实行郡县制，由于糟糕的政策，固然仍可能导致动乱（“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实行封建制，却是无论采用什么政策，都必然导致动乱（“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再到宋朝，苏轼写《秦废封建》：

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指之前关于封建和郡县优劣的各种讨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到这一步，要郡县（中央一统）不要封建（地方自治），在知识官僚那里算是基本达成了共识。古代的普通老百姓倒未必能理解“统一”这么有高度的问题，老百姓有切身体验的，是太平和战乱。

两相比较，结论也很明确。一位无名诗人的诗句，被无数人反复引用：

宁作太平犬，勿为乱离人。

这是立足于现实，对抽象的反思之反思。为什么要统一？是四百年尸山血海打出来的觉悟。

四、为什么国家林立就意味着战乱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依托大河发展起来的文明。而河流的上游和下游之间，往往是这样一种关系：利益相关性很高，但同一性很差，所以就很容易有矛盾爆发出来。

远的例子，可以看到齐桓公葵丘之盟。有一条盟约是“毋雍泉”，就是强调别在河流上筑坝。因为枯水季节，上游的国家筑一个坝，下游就可能没有水喝；而水流量大的时候，下游的国家筑坝，又可能引发上游的洪水。然后，两国间的战争就爆发了。

齐桓公强调这条，是希望以国际霸主的身份来协调解决此类问题。而霸主的权威还不够大，所以那时还是战乱不断。

近的例子，则不妨看几年前的一则新闻（如果愿意的话当然还可以找到一堆类似的新闻）：2012年12月31日，山西长治市的一家化工厂发生苯胺泄漏事故，污染物顺流而下到了河北。但是，山西省的有关部门没有立即向河南、河北通报这件事，直到五天之后，这两个省份才知情。

有人开玩笑说，要是搁春秋时期，这事就够引发中原大战了。现在有中央政府镇着，这样的事虽然仍极端恶劣，但是协调解决的成本，无论如何要小得多。

而且不得不承认，掠夺扩张，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文明只能控制而不能消灭之）。身边有个富裕的邻居，往往是忍不住要抢的。

除非，存在着一种什么障碍，可以让主动进攻抢劫者吃亏。

但这种障碍，古代中国基本是没有的。恰恰相反，它的地理形势，还对某些地方的抢劫者特别有利。

大体而言，发展经济的话，下游比上游有些优势，因为下游的冲积平原出产往往更丰富，而且下游如果需要上游的某些物资，那么顺流而下的船舶，基本什么都能运过来。但上游想要下游的东西，那物流成本就太高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运作，一般就只能以轻而小的奢侈品为主。

但如果开战的话，优势反过来了。河道成了上游的后勤补给线，而下游逆流仰攻，如果不能速战速决，很快就要面临没饭吃的问题。

所以，下游先发展，上游来征服，世界范围里看这都是一个很常见的模式。

在埃及，来自尼罗河谷（上埃及）的蝎子王纳尔迈，征服三角洲的下埃及，建立埃及的第一个王朝，后来埃及的一连串王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体都是这么一路走来。

在两河流域，苏美尔人是率先跨过文明门槛的人群，他们生活的地方，已经临近两河的入海口。然后，中游的巴比伦成了美索不达米亚的中心；再然后，又是来自上游的亚述统治这片土地。

比起那两个更古老的文明，中国的疆域辽阔得多，牵涉到的变量也更多得多，但上下游间的关系，仍然是核心问题之一。

在北方，关中平原被认为是最典型的帝王基业，洛阳盆地也还有一定的竞争力。如果成就事业者的根据地在这两块地盘之外（比如曹操），其军政才能就会获得额外的称道。

马匹产地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尤其是马镫发明之后，骑兵在古代战场上几乎无敌，而北方的大平原，又是最适合骑兵发挥优势的所在。所以譬如代北（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山西北部及河北西北部）、河北这样的地方，也就格外重要了。

北方统一之后，眼光投向长江流域。长江最重要的支流汉水发源于陕西的秦岭南麓，控制了南阳就控制了汉水上游。另外，控制汝南则控制淮水上游，控制山东则控制泗水上游，总之，相对北方而言，南方就是下游。

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过许多次的北方大规模南征，从汉末建安十三年（208）的赤壁之战开始算起，西晋太康元年（280）的灭吴之战，东晋太元八年（383）的淝水之战，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的瓜步之战，隋开皇九年（589）的灭陈之战……南下路线，总是大同小异。取得最终成功的两次，都是下游渡过淮河，在长江北岸进逼，使得南方不敢妄动；上游取得襄阳，然后大军顺流东进。于是，南方的都城南京很快就成了一座孤城，这时北方就可以轻易完成最后一击。

总之，只要北方自己的内部矛盾能解决好，南征基本是轻车熟路。后来的蒙古灭南宋，清军灭南明，大体也遵循同一种进攻套路。南方如此美好，灭她又是如此容易，北方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让我如何不想吞了她？

五、为什么欧洲不统一

当然，也可能还有人会这样反思，为什么在欧洲，就可以保持各国独立的状态，而不是非得打到统一才能获得和平？

这个问题当然不容易解答。但若简单归结为“国民性缺陷”“契约精神缺失”之类，显然也是草率的办法。

欧洲有很多的特殊性。

首先就是，欧洲和古老的大河文明根本不同。除了伏尔加河算是例外（以伏尔加河为母亲河的俄罗斯本身也是欧洲的例外），欧洲又没有大的河流，多瑙河2850千米，莱茵河1232千米，在世界长河里，根本排不上号。

欧洲地形崎岖，一道道山脉切割出小块小块的平原。八爪鱼似的大陆伸出去许多半岛。每个大的半岛，都天然适合成为独立的国家。紧挨着大陆的不列颠岛，当然更是如此。拿张中国地图比较一下，差别一目了然。

欧洲的森林覆盖率还很高，黄河流域哪怕是生态没被破坏的上古时期，也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在中国缺少遮蔽的平原上，建立城市倒是比较方便。很长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比欧洲是遥遥领先的。在欧洲，是小红帽去森林里看外婆；在中国，则是白素贞进城来找男人。民间故事的不同风格，很能反映背后的环境差异。

少大河，多乱山，到处丛林密布，在古代社会，这些都构成了人类迁徙交流的巨大障碍，自然更是统一的巨大障碍。

而且，欧洲不是一个孤立的文明。很长时间里，它是作为一个较落后的存在，而与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相邻的。所以它的边缘地区，就很容易产生一种离心力。

凭什么西班牙就要和欧洲内陆联为一体而不是融入北非了？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可比翻越比利牛斯山轻松便捷多了。

凭什么希腊就不能和小亚细亚是一个整体？横过希腊中部的品都斯山脉，本就经过爱琴海与土耳其南部的托罗斯山脉相连，早在古典时代，希腊半岛和小亚细亚沿海，本来就共同构成了希腊世界。

事实上，西班牙、希腊甚至意大利南部，就都做过诸如此类的选择。而且要注意，这些地方是欧洲的边缘地区，但在当时，却绝非落后地区。

而中华文明的周边，除非接受中国的影响，没有谁跨过了文明的门槛。中心意味着发达，边缘意味着落后，很长时间里是中国人对天下根深蒂固的认知。所以，边缘地区就算存在着一些离心力，也很少会有这种来自外部的吸引力。

然后，基督教发挥着和儒家思想完全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它垄断着欧洲教育，却并不积极培养以行政工作为本职的文职人员，结果是导致那时欧洲的政府（如果可以称之为政府的话）执行力极差；另一方面，它又是个普世宗教，所以要求王公们至少要有全欧洲的视野。

结果就是，英国国王还搞不定不列颠的时候，已经在觊觎法兰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德意志还根基不牢的时候，已经想染指意大利。这种眼高手低的毛病，使得近代以前，连地区性的统一都难以完成，遑论整个欧洲了。

另外，国人往往不大注意一个西方人自己很乐于承认的事实：古代欧洲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很落后的。我手边的一种美国教材甚至称：“中世纪早期的西欧（按，中世纪早期的下限，一般划在公元10世纪末）仅有一些不大的部落社会，基本上还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经济。”(1)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就意味着仅就社会组织化水平而论，公元后1000年的西欧（尤其是现在最发达的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甚至还不如公元前1000年的西周。在这样贫弱的基础上，当然不能建立尤其是不能维持一个长时期的大一统政权。所以古代欧洲不统一，至少部分是落后造成的。而近代以来的欧洲，又发展得实在太快。焕然一新的所谓“现代性”使得古代社会的那些规律纷纷失效，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总之，欧洲的道路独一无二，它最终开辟出来的境界，可以赞佩羡慕，但实在无法复制照搬。自己的路，终究还是只有自己走。

摸着石头过河，其此之谓欤？

(1) [美]J.E.麦克莱伦第三、哈罗德·多恩：《世界科学技术通史》，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该书曾获2000年度美国世界史学会图书奖，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主流意见。

晋代衣冠成古丘——贵族还是官僚

《水浒传》第十九回，阮小五面对围剿的官军，慷慨高歌：

打鱼一生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

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这首曲子，古人听来解气，现代人则大抵是觉得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革命很不彻底。

但设身处地地想，古人大概也并不糊涂。所谓“历史局限性”，往往都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

一、贵族社会结束后的新问题

和前面所说的封建和郡县密切相关的，还有一组概念，就是贵族和官僚。

封建体制下，贵族握有大权。一般说来，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封地。尽管他们要对某些更高级别的贵族称臣，但在封地上，他是事实上的统治者，不论什么事务他都有权处理，不存在什么军政、民政、经济、文化之类的分工。他终身享有这些权力，而且可以传诸子孙。

而高度发达的官僚体系，出现得则要晚得多。贵族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官僚们常常心底很渴望，但并不能真的获得。理想状态（ideatype）下的贵族和官僚，会有如下的区别：

贵族

官僚

终身

有任期

世袭

不世袭

有封地

无封地

无分工

有分工

贵族风度靠自律

行政业绩受监督

用政治学的术语说，就是贵族和他拥有的那些行政资源是合而为一的。甚至于，更高级的贵族（比如天子或国王）可以杀死他，却不能剥夺他的贵族身份，死，他也还是以贵族的身份去死的。

官僚和这些资源却是可以分割的，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在位的话，权力是你的，时机合适你可能呼风唤雨。但不论因为什么原因，只要你离开了岗位，那这一切就都和你无关了。

春秋战国的大变革，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官僚取代贵族的过程。按照秦始皇的理想，最终大权独揽而能够传之万世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皇帝自己。

秦朝二世而亡，但祖龙魂死业犹在，始皇帝的这个梦，历代帝王，总是要力所能及地做下去的。

这样，古代中国的皇帝、官僚和民众，就构成了这样一种三角关系：

皇权要靠官僚系统才能体现，官僚系统则要在皇权之下才有合法性。从这点上说，他们是一伙的。民是他们剥削的对象。

理想中的官是不世袭的，民通过各种途径是可以成为官的，官民身份随时可能互换。从这点上说，他们本是同根生。只有皇帝是代代相传的，地位超然。

正因为皇位代代相传，所以皇帝希望自己的江山长治久安，老百姓当然也普遍渴望太平年月。从这点上说，他们有共同利益。倒是官员往往喜欢捞一票就走。所以，皇帝会跟官员宣讲“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的道理，很有为人民代言的样子；而老百姓有点“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心理，也就不奇怪了。

比较理性的时候，皇帝有两种心态：

第一，天下是自己的，而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对民还是要好一点，至少不能弄得民不聊生。

第二，官员实际上是自己家的临时工，而临时工是不可信任的，所以要加强监管。中国古代的官制，什么行政、立法、司法的分立，是没有的，但却确实有一个相当独立的监察系统。而且国家的纲纪，条条款款，针对官员的，至少不比针对老百姓的少，叫作“王法治官不治民”。

不考虑那些高尚的例外（这类例外绝对数量并不小，但相对比重恐怕还是不高），官员也是两种心态：

第一，既然我是临时工，那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而且与其长期效益好，不如任内效果好；与其真的干得好，不如让雇主觉得我干得好。前面引的陆机的文章所指出的种种问题，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第二，为什么我就只能是临时工？更多的权益更好的保障更少的监管，才是更合乎理想的状态。

总之，正像韩非子说的，“主卖官爵，臣卖智力”，既然是做买卖，就免不了讨价还价的环节。皇帝希望给官员更少的待遇而除了实现自己的意志官员啥也别干，官员则当然希望更好的待遇和待遇之外更多的牟利机会。这样一来，官僚系统和皇权之间，就成了一种充满张力的关系。

二、士族的扩张

秦汉时期的官员们已经很清楚，直接要求自己也可以政治权力世袭，恢复贵族时代的那种局面，是皇权所不能容忍的。

但是，贪污一点钱，求田问舍，用于自己家族在社会上的发展，皇帝就不会太干涉了。

这一层，秦国大将王翦对秦始皇的一番话，说得最清楚：“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所以趁大王您用得着我的时候，“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

而始皇帝的反应是“大笑”，臣下这点小算盘，还是可以谅解的。

这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过程。累积的结果，就是西汉和东汉的社会，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所谓：

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

这是夸东汉。换个角度看，则是家族门第在两汉的意义，已经完全不同。

西汉也有大家族，但这些家族和朝廷几乎是对立的关系。政府里是所谓“布衣将相之局”，充满了给中下层出身的人的机遇。甚至于，皇帝娶个外围女当皇后（汉武帝娶卫子夫，汉成帝娶赵飞燕），也没什么人废话。

到东汉，官僚和强宗大族，就是合作的关系了。旧宗族基本被官方消灭了，官员发展自己的家族势力成了新的豪强，而这些新兴家族的成员又成了官员的候补梯队。至于战国到西汉一直最活跃的单身游士，反而变得没什么地位（“一夫之用，不足为强弱”）。至于婚姻关系，门当户对是最重要的原则，东汉的皇后，基本就来自几个开国功臣的家族。

东汉的皇后，除了光武帝的郭后（当时天下还未定），安帝的阎后（安帝是以旁支即位的），灵帝的宋后和何后（天下已经乱套了），都来自南阳的阴、邓两个家族和西北的马、梁、窦三个家族。

光武（郭、阴）

明帝（马）

章帝（窦）

和帝（阴、邓）

殇帝（一百天时即位，两岁驾崩，没有皇后）

安帝（阎）

顺帝（梁）

冲帝、质帝（都是小孩，没有皇后）

桓帝（梁、邓、窦）

灵帝（宋、何）

这些大家被称为士族，写作世族和势族亦无不可。三种不同的写法，刚好说明其三个特性：“势”是说他们有权有势；“世”是说他们有来历有年头，不能是暴发户；“士”则是说他们有文化。所谓东汉的“儒者气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大家族的气象。

儒家本来就重视宗族关系（“亲亲之道”），东汉按照儒家的理想选拔官员，就有两个标准显得特别重要：一个是道德表现，一个是经典阅读。

道德的高低不容易比。比如，要想被“举孝廉”，你孝顺廉洁的名声哪里来？就需要作秀，更需要炒作。后来被称为“二十四孝”的故事里，好些都是东汉的：

郭巨家里很穷。有个三岁的儿子，他的母亲曾减食给孙子吃。郭巨对妻子说：“穷得妈都养不活，儿子又分母亲的食物，还是把儿子埋了吧。儿子可以再生，母亲不可复得。”于是就掘了个三尺多深的坑，突然见到黄金一釜，上面写着：“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姜诗事母至孝；妻子庞氏，对婆婆也特别恭谨。母亲喜欢喝江水，庞氏就走六七里路打江水来给婆婆喝。母亲又嗜好吃烤鱼，夫妇常烧给她吃。这一天，房子旁边忽有涌泉，味道就和江水一样。泉眼里还每天跳出两尾鲤鱼，保证姜家的餐桌供应。

这些神头鬼脑的故事，不是说真的穷人就一定碰不到编不出，但有财势的宗族，编上这么一个，然后迅速找强力人士配合宣传，从而造成社会影响，可能性总是要大一些。

另外一些主人公身份比较明确的故事，这点体现得更明显：

陆绩六岁的时候，到九江见袁术。袁术拿橘子款待他，陆绩就把三枚放进怀里。辞行时，橘子掉了出来。袁术说：“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陆绩跪下来回答说：“这是我母亲爱吃的，所以打算带回去孝敬母亲。”袁术大为惊奇。

陆是吴四姓之一，陆绩他爹陆康做过好几任太守（汉末的郡守和今天类比的话，大概处于低于省长但高于地级市市长的地位）。袁术出自汝南袁氏，更是有名的“四世五公”（四代人有五位做到三公）的家族。这件事，怎么看都像是两大家族配合演出的一场戏。

王祥早年丧母，继母朱氏经常在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但王祥对继母仍很孝顺，继母想吃新鲜鱼，天寒地冻的时候，王祥就脱下衣服躺在冰上，希望用体温解冻。冰突然自动融解，双鲤跃出。

这个王祥不是别人，正是后来东晋时影响巨大的琅邪王氏的老祖宗。

那时的传播资源有限，最重要的就是大家族间的口碑。举孝廉这么玩法，当然也就只能是“家贫无孝子”了。

选官的另一个标准是看经学，也就是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但东汉的经学，和西汉也有很大的不同。班固说过一段很中肯通透的话：

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

西汉读书比较便宜。即使是个普通农家子弟，冬天农闲的时候也可以去读书，三个冬天读下来，一部儒家经典就算学通了。所以在西汉的时候，公孙弘这样放了半辈子猪的人，也可以因为通儒学而被举贤良，并一直做到丞相的高位。

到了东汉，这就完全不可能。因为一代代学者已经给经典做了连篇累牍的注释，几个字可以解释出几万字来。现在光读经典没有用，这些注释你都要熟读背诵，你必须从注释中寻找正确答案。那时纸虽然已经发明，但还远未普及，几十万字注释就得搜罗许多车竹简在家囤着，这真是件烧钱的事。至于读书，得把一辈子搭进去（“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更是穷人赌不起的。

打比方说，西汉经学像是二十多年前的高考，上课听完，各自回家复习，然后考试去；东汉经学则像现在的高考，要给孩子报一圈辅导班，还有各种靠钱堆出来的“素质教育”。于是穷孩子吃亏，也就不可避免了。

于是，东汉就出现了一些世代研究某部儒家经典，从而世代能当大官的家族。比如前面已经提到袁术、袁绍家族，他家就是专攻《易经》；再如弘农杨氏（著名的聪明人杨修就来自这个家族），《尚书》研究就是他家的特长。

这样，官僚的行政资源虽然不能世袭，但是他可以把行政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源传给下一代，然后再通过社会资源的优势，在行政资源的竞争中稳占先手。

这条曲线救国的路，到底是走通了。就在曹丕逼汉献帝让位的那一年，一个划时代的制度出台了，那就是九品中正制。

三、九品中正制

九品指人的品级，可以简称“人品”。另外，当时也出现了“官品”，也分九个品级。但九品中正制的九品，是指前者。

九品的源头，一般是追到班固。《汉书》里有一篇《古今人表》，把古今人物分成了九个等级，选一些例子介绍如下：

上上圣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周公、孔子……

上中仁人：女娲、伯夷、管仲、颜渊、孟子、荀子……

上下智人：仓颉、少康、百里奚、介子推、董狐、乐毅……

中上类：秦穆公、程婴、老子、伍子胥、勾践、商鞅……

中中类：齐桓公、扁鹊、孙子、列子、孟尝君、荆轲……

中下类：吴起、庄子、秦始皇、李斯、陈胜、项羽……

下上类：宋襄公、专诸、智伯、庞涓……

下中类：丹朱、夏桀、太康、赵括、秦二世……

下下愚人：蚩尤、共工、后羿、商纣、妲己、夫差、赵高……

也有学者指出，还可以上溯得更早一些。这不奇怪，喜欢给人分等级，本是人的天性。选择“九”这个最大的个位数，也是很自然的反应。欧洲中世纪最后的大诗人但丁写《神曲》，把西方的古今人物各归其位，也是地狱、炼狱、天堂各分了九层，可说是不谋而合。

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国家新设了一种官职，叫作“中正”。选拔人才的时候，就由中正官把人按照上上（一品）、上中（二品）、上下（三品）、中上（四品）、中中（五品）、中下（六品）、下上（七品）、下中（八品）、下下（九品）来分类。

而这种人的品级，就成了之后他们官职品级的依据。

和汉朝的察举制比，九品中正制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举荐人不同。察举制是由地方官来向朝廷举荐人才，而地方官的任命，一般说来要讲究“避籍”。也就是说，这位长官是外地人：他上任之前，和本地的士族本没有什么关系，将来他总是要升职或调任或退休的，那就和本地士族也脱离关系了。

这种情况下，当然也不能排除他会偏袒士族，但必要性总小得多。毕竟，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朝廷对他的考核，他和本地士族固然有合作关系，但也难免有冲突矛盾。

中正就不同了。中正官基本都是由中央的官员兼任的，而“各以本处人任”。他本来就是当地士族的成员，评定人物时，他如果不对士族有额外的照顾，将来自家孩子要选官，而中正换了别人，他怎么指望别人会照顾他呢？

这样，人才选拔权就由中央派驻地方政府的代表，转移到各地士族进入中央政府的代表手里。

在东汉地方官察举的情势下，士族已经全面占优；现在，朝廷更是一溃千里。

然后，举荐标准不同。东汉的察举标准虽然已经明显向士族倾斜，但是多少还遮遮掩掩，表示要公平公正地从全社会选拔人才，贫寒子弟也确实还有些出头的机会。九品中正制就连这层伪装都撕掉了。到了西晋，更是公开提出：“二品系资”。

二品是指人品被评为上中品（二品）。由于上上品本是留给圣人的，大家都表示谦虚，以为如今所不能有，这个最高品一直空缺，所以上中品也就成了实际上的最高品。

所有品级中，是三到九品拢共算一类，而这个最高品单独算一类。所谓“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

将来是否有良好的仕途，这个二品是基本前提。有了二品，就可以做五品以上的清官，甚至“平流进取，坐至公卿”。而三到九品的人品，就只能在六到九品的官员岗位上沉沦。至于那些根本没资格被中正品评，人品没品的，就只能老老实实去服徭役做苦力了。

而所谓资格，其实就是门第。就是说，要想被评为人品二品，一定要出身大家族，不然德才兼备也不行。

这样，魏晋士族终于取得了秦以后其他任何朝代的大家族梦寐以求而不能得的东西，他们的特权得到了体制的公开承认和保障。

他们几乎又已经是贵族了。

四、毕竟不是贵族

说士族几乎是贵族，当然也就是说，他们毕竟还不是贵族。

因为，像西周，或者中世纪西欧的那种严格意义上的贵族要想存在，是必须要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

这里不得不说，国内中学历史教学中，有些概念相当自相矛盾，以至于在专业历史研究中，现在已经很少见到这些概念了，不过问题是专业研究和中学教学之间几乎没啥交流。

封建作为一个古老的汉语词语，指的是西周那种行政权分散的社会结构；即使现代所说的封建，它的英文对译词是feudalism，也是指一种行政权分散的社会结构。

所以封建就不能集权，集权就不会封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王朝”，根本就是一个没法说通的提法。

多数人只在中学教科书上读到郭沫若先生的“战国封建说”。其实，中国啥时候进入封建社会，当时各种争论，堪称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往上，有推到西周的，这是配合传统的封建概念的提法，其代表人物比如范文澜先生。

往下，也有说秦汉是奴隶社会，魏晋才进入封建社会的，这当中不乏何兹全、王仲荦、唐长孺这样的大家。这么分，是追求和欧洲大致同步，因为希腊罗马是奴隶社会，中世纪是封建社会（当然，现在西方人连这个其实也不大认可）。

说魏晋才进入封建社会的学者，他们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当时人身依附关系和庄园经济（feudalism的含义本就和庄园有关）都大大发展，看起来和欧洲中世纪颇为相似。

很多士族都拥有自己的依附民，当时的称呼五花八门，叫什么“部曲”“佃客”“荫户”之类的都有。部曲、荫户为士族服务，但不向国家缴税或承担任何其他义务。在官方的户籍统计中，这些人根本不存在。

南朝宋建立的时候，国家登记的人口是590万，大概只相当于今天上海市常住人口的四分之一。南方最后的政权陈灭亡的时候，整个南方的账面人口只有200万，今天苏南的任意一个地级市，都远不止这个数字。当时的战乱虽然导致了规模巨大的死亡，但人也不应该少到这个地步，原因就是士族挟藏了大量人口。

很多士族还拥有不止一个巨大的庄园。我们拿著名文学家，出身第一流士族的谢灵运做例子。大家都知道，谢灵运有句名言：

“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这话听起来是夸曹植，但曹植已经死了一百多年，其实还是夸自己：以为天下才子加起来，也不过和自己打个平手。但说到财产，他的语气倒很谦虚。他在《山居赋》中写道，人不能太贪，“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也不是非追求不可的东西，守着自家园林过过恬静的隐居生活，其实也是很好的。

就是这个他用来“抱疾就闲，顺从性情”的园子，有人考证，南北绵延长约四十里，东西距离宽狭不一，总之大概折算下来，总面积约六百平方里！里面名山秀水、珍禽异兽无所不有。为了让大诗人更好地游山玩水，他家的奴仆数百，开山伐木。以至于地方官员看到谢灵运率领的旅游队伍，曾误以为是山贼出动。

谢灵运当然不是个例，当时的士族都对圈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江浙地区有点经济价值的山林湖泊几乎被他们分光占尽了。朝廷隔个几年就要出台一次政策禁止此类行为。同样的政令出台如此之频繁，可见朝廷之重视，自然也可见政策之无效。

拥有这样的庄园，谢灵运之流如果真想关起门来过日子，一切全靠庄园的出产供应，不与外面的世界发生任何经济交往（“灌蔬自供，不待外求”），大概也确实可以的。

这里又要说一下另一个常见的自相矛盾的提法，“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在一个足够大的庄园内部，可以有一些简单的生产分工，同时出产人衣食住行所需的各种产品，从而达到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

而小农如果是指个体农民的话，那他显然不可能生产自己的全部日常所需，他肯定是要依赖交换的。所以真正的小农经济，反而不可能自给自足。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古代大多数时候，在中国的农村，集市一直相当繁荣。商品经济之发达，远非同时期的欧洲所能比拟。只有在这个时代，小农经济萎缩，商品经济也跟着被打退到近似欧洲的水平。

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这个时候的人，不那么用得到钱了。魏文帝曹丕曾经发布过诏令，说汉朝的五铢钱不要再用了，大家就拿布帛做交换媒介吧。汉代大量使用黄金作为货币，这个时代黄金却几乎消失不见。汉代给官员发的工资是钱，这时却往往是直接给一块地（叫“禄田”），或者安排几个劳动力（“力役”）为你服务就算了。而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欧洲中世纪早期，也是几乎没有货币的。

谢家这样规模的园林在中国历史上骇人听闻，但如果和欧洲的贵族庄园对照，那就不难找到相似之处。不过当时欧洲的贵族多半是文盲，不可能有谢灵运这样华丽的文学描写罢了。另外，封山锢泽是欧洲一向的传统，中国却把这当作劣迹，皇权重振之后，皇帝为了彰显对百姓的爱心，大抵是要主张任凭人民自行开发，鼓励开山伐木或者围湖造田的。那么，贵族的私有财产会得到比较好的保护，“公有地悲剧”则不免在中国发生，环境以飞快的速度遭到巨大破坏。

但刨去这些表面的相似，毕竟还有根本的不同。

正像秦汉那样的大一统帝国不是封建社会一样，即使是魏晋，也仍然不是封建社会。

马克思的论断仍然是很有说服力的。西欧中世纪的领主的“家庭的历史，他的门第的历史等等，这一切给他把土地占有制个性化起来并且把土地占有制正式地弄成他的门第，弄成一个人格”。

伟大导师的话简单概括，就是他们因为占有土地，于是就有了贵族身份。

但对魏晋士族来说，门第可以帮助他们更快更方便地掠夺吞并土地，却从来不是因为有了土地，就能提升自己的门第的。

即使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东西仍和秦皇汉武的时候一样：政治权力。

毕竟，有些事情，经历过了，就回不去了。

秦汉那样的大一统帝国虽然崩解，中国也不可能真的回到封建体制那种把权力分解到地方，各地贵族并不特别频繁往来的状态。

而且当时的士族还必须应对胡人入侵的问题。众所周知，应对外敌入侵向来是政府扩张权力最重要的动力之一。欧洲长期没啥强有力的政府，一个原因就是“非同寻常的安全性是欧洲文明的基本因素”（马克·布洛赫语）。

最重要的权力也许已经不属于皇帝，但仍然属于中央。

所以士族们仍然不断地在往首都集中。比如在东晋，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是五个最重要的家族，那正是因为他们先后主导着中央决策。

写《山居赋》的谢灵运，展示巨额财富的同时，也流露出深深的失意。这绝不是出于文人那种“万物皆堪落泪”的矫情，而是因为当时他已经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而这自然也就意味着，谢家的堂前燕子，早晚要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从这个意义说，出仕的士族，可以称为“贵族化的官僚”。但再贵族化，终究仍是官僚。

五、皇权，也是一种必要的恶

大一统皇权有多少毛病，当时人已经认识得很深刻。有个叫鲍敬言的人，写过一篇《无君论》，虽然现在已经只剩只言片语，但什么“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无道之君，无世不有，肆其虐乱，天下无邦。忠良见害于内，黎民暴骨于外”……已经可以看出，骂得真是非常解气。

但问题在于，或者说可悲之处在于，有时候，一个东西你不能只看到它的存在造成了多少麻烦，还得看到，如果没有它，又会产生多少麻烦。

有的历史书上爱讲什么君权与相权之争。其实总体而言，相权在君权面前微弱得很，皇帝废掉丞相，甚至干脆撤销丞相这个职位，都未见得是多难的事情。

真正构成皇权的劲敌，甚至于，除了皇权都难有什么东西对它加以制衡的，是整个官僚系统，而不是哪个具体的官。

皇权对于官僚系统发挥着两个作用：一个是对官员进行监督；一个是协调不同官僚派系间的关系，造成一种平衡。

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是一个死硬的共和派，这导致他对皇帝怀有很大的偏见。现在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提比略、克劳狄这些罗马皇帝都被他丑化了，人家本来还算是相当能干的政治家，甚至尼禄，也没有不堪到塔西佗描写的地步。

但即使是这个塔西佗，也不敢奢望皇帝消失，罗马回到元老院说了算的状态中去。因为他知道，不论有没有皇帝，罗马都已经是一个empire，也就是现代中文所称的“帝国”了。

——所谓帝国，是指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且属于不同民族，并在相当程度上依赖武力征服。和有没有皇帝，本来关系就不大。顺带一提，现在人喜欢汉帝国、唐帝国的叫，感觉很拉风，霸气侧漏的样子，其实古籍中，是很少有这类提法的（“帝国”这个词当然是有的，不过是指只存在于幻想中的五帝时代的那种高尚的政治制度，含义和现在完全不相干）。

帝国内部的矛盾如此之多，有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皇帝在，各方矛盾可以被拉回到谈判桌上来，可能被逼到宫廷的阴暗角落里去，但总还不至于被释放到战场上。

这一层道理，中国和西方没什么不同。强大的皇权之下，官场倾轧再阴鸷惨烈，一般还是局限在官场之内。虽然会因为派系之争闹得良法美意不能落实，奇葩恶政纷纷出台，但无论如何，官员们不会也很难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矛盾。

甚至于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权之所以总体上比罗马显得更稳定，就是因为皇权更公开更有合法性，皇位继承法更加有章可循的缘故。

但魏晋南北朝这个士族当道的时期就不同了。没有皇权坐镇，矛盾很快就变为战争。在西晋，虽然还没有出现罗马那种禁军直接废立皇帝，甚至拍卖皇位的情况，但各方角力的焦点之一，确实就已经是对禁军指挥权的争夺。

东晋和南朝又是另一种情况。首都建康在下游的扬州（包括长江下游江南的广大地区，和今天的扬州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上游的荆州既是扬州的屏障，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上下游之间矛盾不断。东晋的王敦、桓玄、刘毅、司马休之，刘宋的谢晦、刘义宣、沈攸之，南齐的萧衍，梁末的王琳……长长的名单，每个人都把矛盾变成了战争。

即使不打仗，也还有一个问题。

士族垄断了行政资源，但士族内部，资源如何分配，却处于相当不稳定的状态。你是官，你的儿子当然还可以当官，但却未必还会到你所主管的部门，你所治理的地方。

田余庆先生的名著《东晋门阀政治》，一个重点讨论的内容，就是这些门阀对重要的职能部门和行政区的争夺。

既然势力范围有不确定性，陆机文章中鼓吹的那种贵族对自己地盘上的人民的那种“子爱之情”，当然也就不能有了。

贵族把封地的人民当作自己的财产，多少有些爱惜；官僚是替皇帝打理财产，对人民更不爱惜，但他要受皇帝的监管。

虽然这爱惜和监管，经常也就是说说，但总归聊胜于无。

而“贵族化的官僚”就不同了，一方面，他们对百姓不会有贵族式的爱惜，另一方面，他们也不会受到普通官僚那样的监管。

所以，各种不负责和胡折腾也就层出不穷了。

六、汰侈与任诞

被称为名士教科书的《世说新语》里，有一篇《汰侈》，一篇《任诞》。换成流行语表达，刚好就是：有钱，任性。

士族奢靡生活的记录非常多。西晋开国时的太尉何曾，“帷帐车服，穷极绮丽”，每天吃饭要花一万钱，还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史书上特别提了一句，“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那时的饼泛指面食，这话大概是说，他只吃开花馒头。对比可以磕掉牙砸死人的死面疙瘩，这么成熟的面食发酵技术，可真是划时代的伟大发明。难怪皇宫里的食物，他根本瞧不上，进宫时从来不吃东西。

石崇、王恺的故事更是特别有名。王恺饭后用糖水洗锅，石崇便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四十里的紫丝布步障，还配上绿绫里子，石崇便做五十里的步障，全用锦缎；石崇用花椒涂墙，王恺便用赤石脂涂墙壁。《诗经》里说，“椒聊之实，蕃衍盈升”，花椒是能生孩子的象征，所以本来是后妃的住处涂的；赤石脂则是一种色彩条纹的风化石，五石散的原料之一，据说有壮阳的功效。

这类士族斗富的故事，往往喜欢把皇帝拉出来做个陪衬的角色。王恺是晋武帝的舅舅，所以常常得到外甥的帮助。晋武帝曾经把一棵二尺来高、枝条繁茂的珊瑚树送给王恺，好让他压倒石崇。没想到石崇拿起铁如意一击，珊瑚树应声而碎。王恺既惋惜，又认为石崇是妒忌自己的宝物，不禁“声色俱厉”。石崇淡淡地说了一句：“不足恨，今还卿。”叫手下的人把家里的珊瑚树都拿出来，三四尺高，“条干绝世，光彩溢目”的有六七枚，至于像刚砸碎的那种就更多了。

今天我们生活在社会财富大爆炸的时代里，所以看到这些古代富豪的享受，容易觉得也不过如此。理解这个问题，必须设身处地：同样的产品，背后凝结的劳动力，古代和现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半米高的珊瑚（西晋一尺合公制24.12厘米），以今天水下作业的能力获得毫不稀奇，当时得到一株，可能就要付出好多渔民的性命。

瞎糟蹋东西，背后自然是对人的不尊重。

出身太原王氏的王济请晋武帝吃饭，皇帝觉得一份猪肉鲜美异常，询问制作的方法。王济回答：“我家的猪肉，都是喝人奶长大的。”

石崇请客，总是让美人给客人劝酒。客人不喝，就把美人推出去杀掉。来自琅邪王氏的王敦在石崇家做客，耍酷就是不喝。已经三个美女被推出去杀掉了，《世说新语》写道：“颜色如故。”这句话主语省略了，不知道一点不变脸色的到底是石崇还是王敦。大概两个人都是吧，他们淡定地看看那些美丽的头颅，再看看彼此的脸色，比赛着谁更没有人性一点。

不把普通人的劳动甚至性命当回事，确实是当时士族公开信奉的价值观。一本叫《金楼子》的书（作者是梁朝的一个皇帝）里引用了这样一种观点：三人行，必有食物。两个士族，一个下等人，碰到荒年断粮，士族当然就可以把下等人吃掉，“譬犹蒸一猩猩，煮一鹦鹉耳”。古人相信，猩猩和鹦鹉都会说话，而下等人，也只是会说话的禽兽而已。

看到这样的文字，真让人不知道，到底谁才是禽兽。

石崇花钱这么任性，是因为挣钱也这么任性。他没继承到什么家族遗产，他父亲去世时，有意把所有的家产都分给了他的兄长，而留下遗言说：“这孩子虽小，将来能自己发财。”

果然知子莫若父，后来石崇做荆州刺史期间，“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换作一个皇权森严的时代，一个省的省长，当然仍然可能贪污纳贿无所不用其极，但直接这么兼职当强盗，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士族在官员岗位上获益如此之多，但却并不会因此对工作稍微重视一点。他做官时挑三拣四，一个官职如果被认为不够“清”，士族根本就不乐意去干。

所谓“清官”，跟后世所谓的居官清廉可没有半毛钱关系，指的是那些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的官职。总之，一旦要面对具体事务，就会被认为污浊不堪。晋元帝时，有一个御史中丞给皇帝上书说：

“……当官者以治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尽礼为谄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骄蹇为简雅。”

在政府部门里，大家认为从事具体工作的人是“俗吏”，依法办事的人是“苛刻”，遵守礼制的人是“谄谀”。而办事拖拉却被认为是“高妙”，行为放荡却被认为是“达士”，傲慢乖僻却被认为是“简雅”。

这种评价体系，简直是违背了行政运作的基本规律。但这番话确实言之有据，整个东晋南朝这类案例简直擢发难数。

王徽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做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桓冲问他：“你知道你身在哪个部门吗？”王徽之回答：“不知道是哪个部门，只是经常见有人牵马来，我可能是个管马的。”桓冲又问：“你知道本部门有多少马吗？”王徽之答：“不问马。”桓冲只好问：“马最近死了多少？”王徽之回答：“未知生，焉知死？”

王徽之不愧是王羲之的儿子，是那种真正有文化修养和才情的士族。“不问马”和“未知生，焉知死？”都出自《论语》，这种割裂原文而切合情景的创造性引用，其间的捷悟和底蕴可真是令人赞赏——如果他此时不是一个军人的话。

桓冲大概是很无奈，只能说：“你在我这里也已经很久，还是要帮我料理些事务。”王徽之半天不答，只是往空中看，最后用手拄着腮帮子说：“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西山早上的空气，还真是让人神清气爽。

有学者认为，这个西山应该是指伯夷叔齐隐居的首阳山，这是王徽之自陈有隐居之意。我觉得他们可能想多了，王徽之大概就是习惯把自己整成这么个形象：“我好喜欢你看我不爽又拿我没辙的样子。”

《世说新语》以“孔门四科”开篇。其中《德行》四十七章，《言语》一百零八章，《政事》二十六章，《文学》一百零四章。德行的事迹偏少，政事一门更少得可怜，而且有些案例，换到其他时代实在也无法想象会被认为是正面典型。

顾和做监察官员，鼓吹宁可让吞舟的大鱼漏网，也不能根据社会评价，对官员进行认真的考核（“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这么一句等于宣布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的话，让上级领导叹息赞赏了好久。

简文帝做相国的时候，事情动辄一拖一年，别人催他，他就说什么“一日万机”，快不起来。他真有那么忙吗？倒是可以肯定，听人家聊天谈玄，他是很有时间的。

再如下面这个例子：

王安期为东海郡。小吏盗池中鱼，纲纪推之。王曰：“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

王承做东海郡守，小吏偷了政府池塘里的鱼，执法人员要依法查办，王承却说，周文王的园囿可是和百姓共享了，偷点鱼又算作什么？

这可真是一句话就混淆了三个概念：

第一，文王之囿，是周文王的私人财产；东海郡的池鱼，却是当地的公共财产。这是财产性质不同。

第二，可以到文王之囿樵采打猎，好处给了民众；白拿公家池鱼的，却是小吏，也就是公务员。这是获益者不同。

第三，文王批准在先，民众才进去分享；小吏拿鱼的时候，这行为却是被明令禁止的。所以又有行为是否合法的不同。

但只要是不管事，就够从容高妙的。要说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他拿来做比方的是周文王，还是儒家的调调，就显得有些土气，要是能引两句当时正流行的《庄子》，那就更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了。

七、儒家过时了

和任何时代的当权派一样，士族要为自己的优势地位找理论依据。

秦汉的政治理论，叫王霸杂之也好，儒表法里也罢，总之，大概归结下来就是儒家和法家两套。

儒家、法家的共同点，是都很尊崇君主，区别是尊君之外，儒家贵民也贵官，法家贱官也贱民。

法家是士族最痛恨的。按照法家的逻辑，官是狗官，民是愚民，贵族是死贵族（因为都被干掉了），只留皇帝一个人在那里爽。

这么论，自己明摆着就是打击对象。所以士族当然不会是法家。甚至于，皇帝给太子的指定阅读书目里，如果出现了《韩非子》之类的书，他们立刻就会群情激愤，纷纷上表抗议。

儒家倒是士族多年来尊崇的。至少在东汉后期，很多士人对儒家经典里的道理，还真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信仰和追求的。

但是儒家理想很丰满，汉末现实太骨感。

儒家强调君主的崇高地位，更强调道义的伟大价值。按照“道”来运作的政府与社会，才合乎理想，而士人，正是道的承担者。于是士人们的道德责任感爆棚，所谓：

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

不愿意打扫房间（陈蕃少年时的一件著名事迹，是被人教训“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却号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名士领袖陈蕃，去豫章郡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拜访一位当地名士。公职人员劝他先去政府部门，他说，我这么做有历史依据，当年周武王就是这么做的。

你是谁呀，你就敢自比周武王？

很明显，不管你的出发点是为皇上好还是存着私心，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就是皇帝不能容忍的。

于是皇帝身边的宦官们出手比炼了《葵花宝典》还快，绣花针轻轻一点，就戳中了士人们的死穴。

他们被禁止出来做官，这当时叫作“锢”；还被扣上一顶最难听的帽子，叫作“党”。

自打孔孟以来，不管儒家的最终理想是什么，直接目标都是做官，不给做官可真是莫大伤害。小人才会有党（所谓“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以君子自居的士人怎么受得了这种恶名？

党锢之后，士人们大概也想通了。还是好好关心自己家的事，就别“移孝作忠”了。皇上好不好，天下怎么样，由他去吧。

《三国志·邴原传》里讲过一个故事，曹丕做魏王的太子的时候，一次召集宾客们讨论问题。曹丕问：君主和父亲都得了绝症，这时候有一颗药，只能救一个人，请问是该救君主呢，还是救父亲呢？

这可真是“我和你妈都掉水里了你救谁”之前最大的伦理难题。当时大伙议论纷纷，只有邴原一脸“你们都是白痴”的表情坐在一旁。曹丕当然就问到他头上了，于是：

原悖然对曰：“父也。”太子亦不复难之。

邴原的态度如此不客气，曹丕却不为难他，我觉得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等于给了曹丕一个暗示：既然你们这么孝敬你爹，我要玩个禅（篡）让（位）游戏，你们也就不至于为汉朝皇帝跟我过不去了吧。

鲁迅先生有个一针见血的论断：“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

两下一拍即合。

魏晋时，儒家的正统地位并没有倒，但肯定是没什么人真信了。

说当时人不讲忠，也不尽然。看起来司马家就有一个曹魏的大忠臣，司马懿的三弟，人称“温厚廉让，博涉经史”的司马孚。

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篡位的计划，据说司马孚这个当叔叔的从未与谋。司马昭的手下杀了皇帝曹髦，百官对这事当然躲着走，只有司马孚赶过去，坐在地上，把皇帝的尸体枕在自己的大腿上痛哭，还上奏太后，要求捉拿主谋。

司马炎登基，把曹魏最后一个皇帝迁到金墉城（洛阳的城中城，相当于大人物的监狱），司马孚又赶过去，拉着皇帝的手，流涕唏嘘，悲不自胜地说：“臣死的那天，仍然是大魏的纯臣。”

后来，老头去世前果然留下遗言，自称“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

司马孚对曹魏的感情并非一定不是真诚的。不过司马家一步步的权力扩张，他当然也并不阻拦，他的儿子司马望“领中领军，典禁军”，掌握着首都军权，这是篡位路上最关键的角色之一（当时父子怎么相处的，让人很好奇）。晋朝建立，晋武帝孝敬他这个三叔祖，封他安平王，食邑四万户，是“邑二万户为大国”规格的双倍，这种好事他也视为理所当然地接受了。

这样，篡位的过程他没出力，篡位的经济收益他最大，曹魏忠臣的名声他占着，活到九十三岁，死的时候正是西晋最好的年头，及时避开了后来的大动乱，真是人生赢家，莫过于此。

前面提到的那个一定要吃开花馒头的何曾可以证明，穷奢极欲，外宽内忌没有关系，把父母的丧事办好，和妻子一年只见面三四次，见面时衣服穿得特别整齐，自己朝南坐，妻子朝北坐，按照礼节行过酒就离开……做好这类事，就可以享受“内尽其心以事其亲，外崇礼让以接天下”的美誉了。

那个和石崇斗富失败的王恺，是大儒王肃的儿子。王肃当时差不多可算是“天下儒宗”级别的人物，唐太宗之后，更是历代配享孔庙。2013年11月，习近平主席考察曲阜孔府时，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他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孔子家语》，其实就是王肃所注。可就是这么一位善于宣讲大道理的大儒，教导出来的儿子，却除了神经病一样烧钱，没有任何值得留传下来的事迹。

所谓理想主义者特别容易蜕化为虚无主义者，当儒家的话语权被这批人把持的同时，谈论《周易》、老庄的风气，就兴起了。

八、“受用了老庄”

其人可兼尊显之达官与清高之名士于一身，而无所惭忌，既享朝端之富贵，仍存林下之风流，自古名利并收之实例，此其最著者也。（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晋人之于老庄二子，亦犹六经注我，名曰师法，实取利便；借口有资，从心以扯，长恶转而逢恶，饰非进而煽非。晋人习尚未始萌发于老庄，而老庄确曾滋成其习尚。（钱锺书《管锥编》第三册）

对魏晋士族来说，三本书有特别的重要性，也就是《周易》《老子》和《庄子》。由于这三本书都玄之又玄，所以并称“三玄”。研究“三玄”，或借着它们做各种发挥的学问，也就被称为玄学。

这三本书，《周易》本是五经之一，地位从来不低，现在只是换了一种解读方式。《老子》在西汉初兴旺过一阵，但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已经过气了几百年。至于《庄子》，则从来没有被这么重视过。

魏晋玄学的出现，从学术史的角度讲，有它内在的规律；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也可能有它特别重大的意义。作为在中文系教文化史的老师，我当然不至于砸自己的饭碗，否认它的价值。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姑且专讲实用，不管其他。

《老子》讲无为而治，也就是社会自我调节是最主要的，政府别太多事。对士族而言，也就是我们干什么，皇上你别管。但《老子》里提到圣王，语气还是很客气的。所以喜欢老子的，可以算是玄学家里的温和派。

重视《庄子》的话，则很容易态度激烈得多。政治之黑暗，儒生之虚伪，都是庄子最擅长剥皮打脸的东西。《庄子》读得投入了，就很容易像嵇康那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甚而“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了。

但是，士族的主流，是不主张这么读《庄子》的。

山涛推荐嵇康去做官，嵇康就写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说，官场的作风，我很不习惯，有七件事一定受不了（“必不堪者七”）。

第一，我爱睡懒觉，但官场上不应该睡懒觉（“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

第二，我怕带下属。我情绪一来，就要弹琴唱歌，射箭钓鱼，身为领导带着一帮子下属，在他们面前这样不合适（“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

第三，我怕见领导。穿上官服，一本正经地坐着，腿脚麻痹了不能动，身上痒了却不能去抓虱子，这个我受不了（“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第四，我怕写信。当官了交际就多，人家给你写了信，不回复就是“犯教伤义”，勉强回复几封，很快就感觉顶不住了（“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

第五，我怕吊丧，但官场社交最重视吊丧，这个问题无解（“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

第六，我怕见俗人，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眼前全是白痴而不能骂（“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

第七，我怕处理公务（“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

所以我不去做官，推荐我做官的人，我就要和你绝交。

嵇康一直是门阀名士的偶像，但嵇康的这个态度，后来的名士显然并不欣赏。他们会发表一些很高明的议论，直接或间接地批评嵇康的境界还是有点低。

你喜欢老庄，反感周孔。可是你真读懂老子、庄子，又真的读懂周公、孔子了吗？难道你没有发现，在终极意义上，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吗？

你把自然和名教对立起来，难道没有发现，名教正是基于自然本性创建出来的吗？

归隐，最重要的是一种心态，追求的是内心而不是身体的自由。那么，身体在哪里，有那么重要吗？

在山林，内心可以归隐；在官场，内心仍然可以归隐。碰到俗人就愤怒，看见公务就厌烦，说到底还是修为欠缺的结果。真正自由的灵魂，是可以做到“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仍然与天地精神往来的。

这就是所谓“大隐隐于朝”啊！

阮瞻见司徒王戎，王戎问道：“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这之间有什么同异呢？”

阮瞻回答说：“将无同？”“将无”二字是语气助词，表示不大确定的意思，这是跟大人物说话要留有一点余地。总之，阮瞻的回答其实就是一个字：“同”。

于是王戎咨嗟良久，即传命征辟阮瞻到自己的司徒府来工作。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当时称为“掾吏”，这事因此成了一个著名典故，叫作“三语掾”。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对话基本一样，但主角换成了阮修和太尉王衍。版本会多起来，正说明了这种价值观的流行。

这些相信“将无同”的名士和嵇康之间的分歧，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境界太高，真的好吗？

我们不管嵇康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和动机到底怎样（学术界争论很多），就文论文，它当然是展示了嵇康狂狷不羁的性格，但换个角度看，嵇康也承认，官场规则就是官场规则，不该为谁就发生改变。

这样，嵇康式的选择就是：我追求“自然”，我就摆脱“名教”；我羡慕隐士，我就远离官场。隐士比较自由，官场可以富贵，二者不可得兼，挑一个放弃一个，是很公平的事。

而所谓可以一边当官一边讲自然，说穿了，不就是把持行政权力却可以任性胡为的另一种说法吗？

睡懒觉，想唱就唱，一边聊公务一边抓虱子，不给人回信（还有把别人托他捎的书信都丢进长江，并且高调宣称“不做致书邮”的，那你当初不能不收人家的书信吗？），到别人的丧礼上混闹，觉得人家是寒人就给人家死脸看，啥公务也不处理……这些嵇康认为进了官场就不能再这样的事，后来的名士在行政岗位上，哪一件少干了呢？

但有了他们那套更“高明”的对《庄子》的理解，这些就都不但不是混闹，而且是境界是情怀了。

信法家，就要受监管；信儒家，就要能自律。玩玄学的话，就怎么任性都没关系了。

相比经学，玄学对士族门阀而言还有一个好处。

第一次读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时，他有一个判断标准，我是有点弄不大清楚里面的逻辑的。

一个家族，如果还在研究经学，田先生就断定：此时它的地位还不怎么高。这个家族已经开始谈玄了，田先生就说：好，现在他们的地位已经高起来了。

我当然知道他的结论是正确的，因为还有其他各方面的材料都指向这个结论。但是，如果谈论玄学就意味着家族地位提高，为什么大家不早早地抛弃经学都去谈玄呢？为什么即使在玄学最盛的时候，还有很多二三流的门阀，还坚守着经学的阵地呢？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明白。因为经学再烦琐可厌，毕竟有相对清晰的标准，而玄学就是一种感觉。

比拼经学，高门大姓是占尽优势，但他们毕竟还是需要付出相应的努力才能保持这个优势，真碰上一个平民学霸，头悬梁锥刺股囊萤映雪凿壁偷光地跟你较劲，还真有可能招架不住。

谈玄就不一样了。我是王谢的乌衣子弟，只需要把自己拾掇得飘飘然若神仙中人，说几句没头没脑的话，这就叫“正始之音，正当尔耳”，玄学大师的感觉就出来了。而一个苦孩子十年寒窗积累的谈玄经验，我只需要一句“你的感觉不对”，就可以把你打进十八层地狱了。

所以，一个家族不是因为谈了玄学才提升了自己的地位，而是背后不知道有多少付出，才换得传统的大姓点头：你们也可以谈两句玄了。

这是一种多么便捷的维护自己垄断地位的方法啊。

只可惜，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不这么想。

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1)——游牧者的抉择

温和的土地产生温和的人物，极其优良的作物和勇武的战士不是从同一块土地上产生出来的。（希罗多德《历史》）

建安十五年（210），著名的铜雀台落成。曹操在铜雀台的附近大量种植了朱橘，但许多年过去，树上从来也没有长出橘子。这是十分奇怪的事情，直到东汉中期，河南省的柑橘类水果还可以大量收获，本不该有水土不宜的问题。

十五年后，曹操的儿子曹丕行幸广陵故城（今淮阴），准备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都已经整装待命，然而扫兴的是，这一年冬天异常寒冷，水道冻结，战船竟然无法进入长江。

这样的大事，曹魏的史官当然会予以记录。而这也是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淮河冰冻的记录。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异常寒冷的时期。年平均气温，大概比现在要低1~2℃，比之西汉，更要低上2~4℃。对于中原地区的人民来说，这是个糟糕的问题，意味着粮食减产，一些果蔬不再能生长。而对更北方的游牧民族来说，更无疑是灭顶之灾。

(1) 蔡琰《悲愤诗》中的诗句。蔡琰也就是有名的蔡文姬，这首诗描写了汉末动乱的景象。

一、先有农耕，后有游牧

在欧亚大陆上，草原植被自欧洲多瑙河下游起，呈连续的带状东伸，经罗马尼亚、俄罗斯和蒙古，直达中国的东北，构成了世界上最宽广的一个草原地带。

这也是游牧者的广阔舞台。

最早为文献记录描绘的游牧者，是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写道：

在这件最伟大的事业上面，他们竟想出了这样的办法，以致任何袭击他们的人都无法幸免，而在如果他们不想被人发现的时候，也没有人能捉住他们。原来他们并不修筑固定的城市或要塞，他们的家宅随人迁移，而他们又是精于骑射之术的。他们不以农耕为生，而是以畜牧为生的。他们的家就在车上，这样的人怎么能不是所向无敌和难于与之交手的呢？（《历史》4.46，王以铸译本）

这段话很好地总结了游牧人无敌的奥秘。另外，它也包含着这样一个判断：相比定居的农耕生活，游牧生活的诞生要比较晚（希罗多德还提到，斯基泰人相信自己是最年轻的民族）。不是人们先过着游牧生活，后来才发明了农业；而是因为“竟想出了这样的办法”，才抛弃农业，选择游牧的。

由于农耕文明所创造的财富远远不是游牧者所能比拟的，而且后来的历史上，一再出现游牧人群在武力上征服农耕民族的帝国，然后却接受了人家生活方式和政权结构的故事，人们往往不相信希罗多德的说法。游牧生活是原始的狩猎—采集和农耕文明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这种社会发展模式，显然更加深入人心。

但更晚近的研究则表明：希罗多德是对的。简单而有力的证明是：要过游牧生活，必须要先有驯化的牲畜；而野生动物要想被驯化，只有在定居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西汉时期，与匈奴间的战争与和平是牵动国家命运的大事。这很容易让人觉得，这种对立古已有之。司马迁写《匈奴列传》时，追溯到周代的猃狁，春秋时期的戎狄，把他们都当作是匈奴的前身。后来还有学者，甚至把商代的鬼方也牵扯进来。

但更仔细地比勘过文献和考古资料后，学者们发现，猃狁也好，戎狄也罢，过的都不是游牧生活，而是采取了一种农耕和畜牧并行的混合经济。既然也有农耕，那就意味着，他们并不像后来的匈奴、蒙古等真正的游牧民族那样，有那么强的流动性。

他们生活的地方也许偏北一点，但也还不是北方草原，总体而言，他们和华夏错居共享着中原，是所谓“华夷杂处”。

西周晚期以来，戎狄对华夏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华夏的应对之策，是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推出一位又一位霸主。在霸主政治强大的压力面前，戎狄开始节节败退。他们有的被屠杀；有的放弃畜牧，融入华夏，甚至建立过和华夏一样的定居国家（如中山国）；有的则逃亡北方。

一路往北，气候变得越来越寒冷，降水量也越来越少，农耕变得完全不可能。放牧牛羊，逐水草而徙成了唯一出路。

他们是自行摸索，发现了这条出路，还是和斯基泰人接触，发生了融合，从而学会了这个方法的呢？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东西方虽然悬隔辽远，但对游牧者而言，草原是一条流畅的通道。斯基泰人的某些分支，确实来到了东方，他们也就是汉文典籍中所称的“塞种”，后来中国北方的游牧文化中，也确实包含着明显的斯基泰因素。

总之，到了战国中期，传统意义上的戎狄基本消失了。

而匈奴横空出世。

二、贫困的游牧者

对于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人很容易有过高或过低的评价。

司马迁写道，匈奴人不是勇士，发现形势不利，他们从来不以逃遁为耻辱。他们追逐着利益，而不知道德为何物（“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不难从这番话里感受到高高在上的鄙视，还有愤懑：汉军长期寻求与匈奴正面决战，匈奴却总是避实击虚。司马迁虽然身在宫廷，对前线的这些情报却不会陌生。

另一方面，天苍苍野茫茫的美景，也很便于汉人的小清新展开想象。农耕文明（当然还有现代文明）将人划分为森严的等级，充满压迫。包括压迫者在内，每个人都被拘束压抑于狭小的空间内，忙碌着琐碎无聊的事情。草原上策马驰骋，放牧射猎，才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象，才是自由而浪漫的生活。

当然，我们还可以比较庸俗地替游牧者算一算账。

草原能够提供的基本生活生产资料稀少，本不是适合人生活的地方。游牧者被农耕民族排挤、放逐于此，虽然硬是打通了一条谋生之路，但生活状况，总不会太好。

在汉族的农业精华区，只需要一亩土地，就足够一个五口之家生活。换成川西羌族地区那种较贫瘠的山地，要养活同样的人口，就需要六至十亩。而在蒙古的大漠草原呢？

一般认为，一户人家需要三百至四百只羊才够维持生活，每只羊需要二十亩草场，也就是说，这个数字陡然飙升到六千至八千亩。

所以，草原上能够养活的人口是很少的。贾谊曾经用轻蔑的口吻说，匈奴人的数量，不过相当于“汉之一大县”。

另一方面，游牧生活所需要的劳动力，却并不少。

一个徒步的牧人可以照管一百五十至二百只羊，骑马的牧人则可以放牧五百只，两个骑马牧人协作，就达到了两千只。

这让人很容易想到，牧人们应该协同放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但游牧者却没有这样做。

这不是他们缺乏协作精神（事实是很多时候协作精神可以看作是游牧人群的优势），而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如果把所有的牛羊都集中在一起，那么一次瘟疫或者雪灾，就有可能毁灭所有的生命。所以，还是不要把鸡蛋放到一只篮子里，分散放牧，可以规避风险。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死结：游牧经济能养活的人口少，需要的劳动力多，永远处于紧缺的状态，永远不可能有多少剩余的财富。

这也就意味着，几乎每个人都得忙于生产自己所需的食物，不太需要也供养不起一个庞大的统治阶级和各种闲人。对把“人人平等”看作最高价值的小伙伴来说，这个事实听起来也许还不错。而且由于男人基本养不起女人，女人很大程度上也是自己养活自己的，所以游牧者男女之间也往往比较平等，某些女权主义者可能也会对此表示欣赏。

但是也必须指出，这样的社会也有一个小小的代价：这里不存在明确的分工，不会有专业人士，也就不会有五花八门的发明。甚至于，食盐、糖、织物、铁器、药品、茶叶、粮食……肉奶皮毛之外的一切东西，几乎是你能想到什么，他们就缺少什么。而人类毕竟是一种食谱偏素的杂食性动物，不可能仅仅依赖肉食，虎狼和老鹰大量吃肉而不用担心胆固醇增高和动脉硬化，人类并不自带这类技能。

总之，这样贫弱的经济基础上，不可能诞生一个复杂的社会，或者甚至不正确地说，不可能有“文明”。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爵士坦白而残酷地说：

除了在一些历史时期里，他们越出自己的领地，扑向定居的邻人，游牧社会注定要痛苦地徘徊在荒无人烟的环境中，以不大的血缘团体和小队的形式永久地迁徙流动。这种在恶劣的地带产生出有效的、绝妙的经济成果的社会手段，证明是对更高文化发展的一种无法逾越的障碍。

三、来如天坠，去若电逝

游牧者确实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军事能力。

在严酷的环境中，游牧者磨炼出强健的体魄、残忍的性格。草原上的许多灾难突如其来，游牧者必须学会对哪怕一点点风吹草动保持异乎寻常的敏感。而平静的农耕生活，日复一日寒来暑往，一切似乎处于不变的循环当中，太容易磨损人战斗的意志和对信息的好奇。

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拥有娴熟的骑术和大量的马匹。这意味着难以置信的机动能力和灵活性。汉景帝时，晁错一篇著名的论文分析了胡汉的实力对比，他认为匈奴有三项优势，而汉人有五项，所以总体上还略微占优。但在实战中很快就可以发现，这篇文章细节没有大误，却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之上，即匈奴人愿意和汉军正面对决。

游牧人当然不愿意和你正面对决。他们只是不断地骚扰，远遁，骚扰，远遁……只有当你被频繁的骚扰和险恶的环境折磨得疲惫不堪时，他才会发动最后一击。

所以，为了在速度上追及对手，单单优良的马种本身，就是中原王朝需要付出几万人的生命去换取的梦想。从大宛获得汗血宝马，汉武帝喜不自胜，写下了“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的诗句，这时候，不知道这位雄才大略的君王心中是否也有一瞬间想到，天马西来的漫漫长路，沿途铺满了汉军将士的尸骨。

冲向定居文明时，想到那些连绵的粮仓，璀璨的织物，巍峨的宫殿，蛾眉广袖的汉家女子……每个游牧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对子女金帛的热望，这太容易转化为高昂的斗志。而稍微远离一点边疆，农耕者可能就无法理解战争。现代人捍卫疆土的热情，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发达的传媒手段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不可能想象会有这样的景象：

一个汉代的农民打开电视，看见屏幕上出现遍地的尸体、哭泣的妇孺、燃烧的房屋。一个主持人面对摄像机，一脸悲愤地对你说：半个时辰之前，匈奴骑兵刚刚突袭了我云中郡，造成了多少人口伤亡，多少财产损失……未央（宫）台特派记者司马迁在现场为您报道……

所以内地居民也许根本感受不到战争的威胁。哪怕国家的征发是完全合理的，在他看来也是对日常生活莫名其妙的打扰。何况即使目标合理，征发过程中也会充满了执行官吏的暴虐和讹诈，所以完全合理的征发在古代根本不可能存在。缺乏训练、没有组织、毫无斗志的农民茫然地走上战场，以几十倍、数百倍的人数，却在出现时如天空坠落、离去时如闪电飙逝的游牧者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实在是毫不意外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汉朝对匈奴的胜利即使不说是一个奇迹，也至少足够令人惊叹。

当然，胜利的前提是，此时对游牧者而言最重要的发明马镫尚未出现，骑兵战术的优势，尚未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刚刚经历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战乱，汉军将士的英勇奋锐，历代王朝难有其匹。

即使如此，汉武帝对匈奴的征伐，代价仍极其惨重。元狩四年（前119）那次最重要的胜利，相应的自身损失是“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马匹的损失使得巅峰期的汉军失去了追击能力。

实际上，汉军的战斗力除了来自卫青、霍去病等人的天才指挥和高素质的战士（号称正面对抗胡人可以以一敌五），更重要的因素是背后那架高速运转的行政机器，后来的一份奏章总结道：

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计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师老械弊，势不可用，此一难也。边既空虚，不能奉军粮，内调郡国，不相及属，此二难也。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牛又当自赍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卤，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军出未满百日，牛必物故且尽，余粮尚多，人不能负，此三难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风，多赍釜薪炭，重不可胜，食糒饮水，以历四时，师有疾疫之忧，是故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力不能，此四难也。辎重自随，则轻锐者少，不得疾行，虏徐遁逃，势不能及，幸而逢虏，又累辎重，如遇险阻，衔尾相随，虏要遮前后，危殆不测，此五难也。

而这台行政机器居然硬是克服了如此之多的困难，完成了对前线的支持。当然，无可避免的，这也意味着这台机器变成了一头无休止地吞噬社会财富的巨兽。

更大的损失来自战场之外，史书中写道：“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也就是说，为了完成反击匈奴的动员，不但文景之治几十年积累的巨大财富化为乌有，汉武帝还可说是用尽了流氓手段在发掘新的财源。最终，国家掌握的户口，减少了一半：两千万人消失了。我们不知道这当中有多大比例是在频繁的征发徭役中死去，又有多少人是为了逃避这些征发而背井离乡地流亡。

这样的机器，是不可能长期运转的。

而只要草原存在，游牧人的战斗力就不会减弱。至于他是叫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则根本无关紧要。

四、起火的世界

东汉，就已经是一个收缩型的政权了。

汉光武帝刘秀和他的功臣们眷恋东方的繁华，放弃了旧都长安，而选择了建都洛阳。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方的情形：君士坦丁大帝要在东方的拜占庭建设一个新罗马，于是，拜占庭最终就抛弃了罗马城。

即使在西汉，东部地区也比关中更具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只是因为首都在那里，各地的社会精英才会源源不断地涌向关中。现在既然首都也到了东方，西部就开始有些被遗忘了。那里的汉人越来越少，官方统计，比之西汉末，东汉的关中人口减少了五百七十余万。

而内附的南匈奴，和来自甘青河湟地区的羌人和氐人迅速填补了空缺。

天气正在一年年变得寒冷，当然，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当时人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只看见游牧人不断离开自己的领地，涌向汉人生活的地方。即使是汉人抛置不要的土地，对这些来自寒苦之地的人而言，大概也可以称得上“流奶与蜜之地”。

在最艰苦的环境里，由于劳动力紧缺，这些游牧人大多有追求生育率最大化的婚姻习俗。比如父亲去世，儿子就娶父亲的妾侍；哥哥去世，弟弟就娶嫂子为妻。总之，绝不让任何一个女人的生育能力闲置。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相抵消，这也仅是一个保持人口稳定的策略而已。但现在处身于良好的环境之中，死亡率大为下降，于是这些少数民族的人数就呈现出狂飙突进之势。

汉明帝时代，作为大将军窦固讨伐匈奴战略的一部分，投笔从戎的班超开始经营西域。西汉的经验已经证明，西域至关重要。丝绸之路的商贸意义倒并不是汉朝关注的重点所在，关键在于：歼灭匈奴主力如此地困难，那么更好的选择也许是，利用游牧经济的脆弱性，固守长城一线，让匈奴无法从农耕区获得补给，然后等待其自行崩溃。但是，那个时代的塔里木盆地有相当发达的绿洲农业，如果让匈奴得到西域，长城战略的意义至少要大打折扣。

班超在西域的努力非常成功，许多西域小国视他如父母。但这位天才的将军和战略家很快发现，自己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碍，不是匈奴的挑战，不是西域小国之间无休止的纠纷，不是进入西域的汉人多半是流氓冒险家不易管治，而恰恰是东汉朝廷。

朝廷里的儒家官僚对西域的动乱云扰感到厌烦，尤其是，维持那里的统治开销巨大，为了减轻人民的税负，为了让前线的士兵回家和妻儿团聚，他们建议放弃西域。

这个建议差一点变成事实。一方面，这说明了当时的许多中央官员是如此短视：如果不能带来直接的收益，哪怕是国家安全方面的投入他们也视为浪费；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即使在其盛世，东汉财政也异常吃紧，以致不得不时时面对“眼前疮”与“心头肉”之间的艰难抉择：西域也许是“心头肉”，填不满的财政窟窿却是“眼前疮”，前者重而缓，后者轻却急。

财政吃紧的一个原因，当然是人口数的减少。官方统计，东汉盛世的人口，比西汉少了一千多万。当然，多数学者相信，东汉的实际人口数至少不少于西汉，只是太多人依附于门阀，国家统计不到他们罢了。

对当时社会而言，这大概也未见得就是坏事，各方面的迹象都表明，东汉的社会经济之繁荣，大大超过西汉（当然，我们也不能确定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但政府如何筹措传统的边疆政策所需的庞大开销，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行政官员的创造力倒也不容小觑，很快，一个聪明的法子被想出来了：既然少数民族源源不断地涌入，那就利用他们戍守边疆。

北方和西北，南匈奴是对抗北匈奴的重要力量。聪明的汉人将军，都善于利用羌人的内部矛盾，例如最为人诟病的段颎将军对羌人的大屠杀，执行者也正是羌人。在东北地区，汉朝利用乌桓来对抗鲜卑，后来又向鲜卑人购买北匈奴的人头。

只要整体上汉朝实力还占据优势，这些少数民族都还乐于用屠刀挥向自己的同族兄弟并无顾惜。即使没有汉人，游牧人也本来就这样进行着自相残杀的游戏，现在游戏还有赏金，何乐而不为？

看起来，这确实是个收效良好而成本颇为低廉的方案。当然，汉朝的君臣不知道，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罗马帝国正采用着同样的政策。

并且，不论是中国还是罗马，结果也没有什么不同。

东汉末，战乱、瘟疫、饥荒……接踵而至。中国的人口，跌到历史的谷底。到三国归晋之时，官方统计的人口数仅七百六十余万，比起之前的太平之世，“十不存一”竟似乎并非文学描写。实际人口当然不止此数，但类似赤壁之战这样决定历史命运的战争，曹操、孙权、刘备三方的军队数加起来，竟不超过二十万（《三国演义》中“八十三万人马下江东”的故事当然是小说家的夸张），也足可见人口之少了。

内迁的胡人和这些惨剧当然并非全无牵连，但总体而言，他们的损失不大。其结果就是，汉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为降低。

阎步克先生比照了多种人口史，修正后得出的境内外人口数的比例是：

境内

境外

比

西汉末

5959

181

33:1

东汉后期

5648

316.8

17.8:1

西晋

1616

474

3.4:1

国内的主流历史著作，往往将后来的民族仇杀归咎于东汉时期就开始的汉人压迫。学者们罗列的事实大多没有问题，但如此总结，却至少有将问题简单化之嫌。

汉人掌握着先进的生产技术，有丰富的组织管理经验，也更习惯于高强度的劳动，这使得汉人人口虽然减少，但经济方面仍然占据着绝对优势。

经济差距本来就几乎一定会导致矛盾，而民族隔阂，则基本堵死了通过沟通消弭矛盾的可能。

当经济优势和政治优势属于同一方的时候，通过建立威权体系，勉强可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一旦两个优势分属双方，社会的撕裂也就难以避免。

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是难以解决的。耶鲁大学法学院的蔡美儿教授在《起火的世界》中指出，在俄罗斯和中东、东南亚、拉美、非洲的许多国家，市场和民主竟是两种难以并存的价值。因为市场往往把经济优势带给一个少数族群，民主则必然把政治优势赋予一个多数族群，所以既市场又民主，对这些国家往往就是灾难的开始。

3.4∶1，看起来汉人还不是一个少数族群。但平土人脆弱，这一点点人口优势，已经完全不足以支撑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主导地位了。

大分裂的时代终于拉开序幕。

皇帝，杀不杀——地位不同的不同选择

一、凄凉的御驾亲征

魏国小皇帝曹髦受不了司马昭的气，决定讨伐这个权奸，于是带了几百个“僮仆”，“鼓噪而出”。古文用词很精准，这四个字，带着一种又热闹又荒诞的凄凉感。看起来，这只能是羊入虎口，然而，御驾亲征开始竟然很顺利。

曹髦碰到的第一波阻截，来自司马昭的弟弟司马伷率领的部队，结果僮仆们喊了两嗓子，司马伷就带头撒丫子跑掉了。这里要说明一下，司马伷并不是无能之辈。后来西晋灭吴的漂亮仗，此君是总指挥。

司马家的又一标人马，领头的是贾充。皇帝的好运气没有继续，贾充给手下一个暗示，人家就拍马上前，把皇帝给捅了个“刃出于背”，穿了。

二、贾充和司马伷

贾充和司马伷，为什么作风是如此不同呢？

是前者道德高尚，不愿意做这么不要脸的事，而后者彻底是个无耻之徒吗？

是前者政治敏感度高，知道杀了皇帝要挨骂，还可能被司马昭牺牲掉平息众怒（后来确实很多人要求司马昭杀了贾充），而后者是个傻愣吗？

显然都不是。

有些人常常有个误会，以为千里为官只为财，然后一旦有机会当了官，就专心以搂钱为事。事实上，达到一定地位的官，贪污腐化一下，可能只是顺势而为，并不怎么上心，所以很多以贪腐的名义落马的官僚，是真心不知道自己贪了多少。

——于建嵘教授旁白：“有一个任省级官员的同学，一次与我谈心里话说：兄弟，你总批评我们这些当官的拼命往上冲，这是因为你没有当过官，不知道当官的感觉。那种感觉真的让人非常受用，就是不贪污受贿，那种前呼后拥，指点江山，有什么事给个眼色就有人办等等官威，也让人感到此生没有白过。而官越大，这种感觉就会越明显。”

既然谋的是高升，那么人家操心的，其实第一是站队（即我是谁的人），第二是免责。而且这个第一第二，次序绝不能错。

司马伷是司马昭的亲弟弟，队在娘胎里已经站过了，即使危急关头遁了，也不会被认为立场有问题。所以他优先想的是免责。

贾充不同，他是外姓，只是跟着司马昭混，而且还有传闻说，司马昭的老子司马懿梦见了他老子贾逵，于是被吓死了，对他实在是很不利。一旦在狙击皇帝这个大是大非的关头掉了链子，他以后在司马家就没法混了。所以这时站队最重要，免责问题，就只好往后搁了。

事实上，此事后来一直给贾充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当然，总的说来他这次赌博还是赢了。他的立场指数因此飙升，司马昭到底没舍得杀他，他完全进入了司马氏集团的核心圈，后来女儿贾南风还成了晋朝的皇后，于是才有了八王之乱前期的那些重口味的故事。

所以，司马伷和贾充两个的行为虽然刚好相反，但这是因为所处的地位不同导致的。背后的官场逻辑，其实完全一样。

西晋灭吴——三国最后的英雄们

一、陆抗与西陵

晋武帝泰始八年（272）的冬季九月，东吴的昭武将军、西陵督步阐，举城向晋王朝投降。

类似这样的叛乱，这些年来并不少见。北方的政权——不管是原来的曹魏，还是现在的晋——一向注重对东吴官员的宣传和策反工作。从东吴内部来说，政府缺乏凝聚力是老问题（众所周知的，如赤壁之战时的投降派言论），几个大家族一直带有半独立的性质，利益从来没有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现在尤其糟糕的是，新的东吴主孙皓性情暴戾，擅杀大臣，在他的治下，很多人都缺乏起码的安全感。于是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叛乱就可能发生，两年前，孙皓的堂弟，都督夏口的前将军孙秀，就带着老婆孩子和几百亲兵，连夜逃到了晋朝。

但是步阐降晋，还是具有特别的严重性。西陵（今属宜昌）地理位置险要，是东吴的西大门，也是当年名将陆逊大破刘备之地。陆逊曾经断言：一旦西陵有失，吴国将失去整个荆州。

果然，晋政府对西陵志在必得。他兵分三路接应步阐：荆州刺史杨肇直奔西陵与步阐会合，车骑将军羊祜统率步兵主力进攻江陵（今湖北江陵），意图切断吴军西进的路线，而巴东监军徐胤的水军，则顺流而下攻打西陵以西的建平，形成包夹之势。

而东吴方面，第一个要面对这一紧张态势的，是刚刚接手整个国家西境军事不久的镇军大将军陆抗。作为陆逊的儿子，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西陵的重要性。

然而陆抗的应对措施，在他麾下诸将看来，无疑是迟钝和软弱的。他没有立即对西陵发起进攻，相反却抽调大量人力物力，修筑包围西陵的漫长工事。

诸将显然认为，现在三军锐气正盛，应该乘势一举攻克西陵。但陆抗更了解自己当年在西陵亲手打造的防御体系，问题不是这样容易解决的。如果一时攻城不下，而晋军已经赶到，吴军就处于被内外夹击的局面。

为了使诸将心服，陆抗听任他们按照各自的意图发动了几次攻击。果然，在西陵坚厚的城墙下没有任何斩获。于是，众将才开始齐心协力筑围防守。

这时，羊祜率领的五万晋军，已经迫近了江陵。围绕这座城市，近几十年来各股政治势力已经进行过无数次争夺。所以有一种意见认为，陆抗应该把夺回西陵的任务交给属下，而亲自到江陵城布置防御。但陆抗仍然坚持，西陵的重要性大于一切。

当初，陆抗因为江陵以北的道路平坦开阔，曾命令江陵督张咸修筑大水坝截流，使河水漫上平地，外可以阻敌入侵，内可以防止叛乱者出逃。这时，羊祜扬言说将破坏大坝，让自己的步军通过。陆抗听到这个消息，反而传令张咸迅速拆除大坝。诸将都迷惑不解，他们多次向陆抗劝谏，但陆抗不听。

谜底很快揭开了，羊祜的真实目的是想利用大坝阻住的水流运送粮草，掘坝的情报，仅仅是一个烟幕。等羊祜到了当阳（今湖北当阳），听说大坝已毁，只好改用车辆来运粮，效率大为降低。

于是，陆抗可以集中力量，凭借新筑好的长围对付接应西陵的西晋杨肇部。一个月的相持之后，杨肇力屈计穷，乘着夜色败走。羊祜、徐胤两路晋军见无利可图，也只好撤退。

于是，陆抗攻下了西陵，诛杀了步阐和同谋的文武官员数十人，夷灭了他们的三族。其余的人陆抗都请求吴主孙皓赦免，因此免罪的有数万人。

陆抗向东撤回了自己的驻地，脸上没有骄矜的神色，谦和冲淡如同平常。

羊祜则遭到了晋政府有关部门的弹劾。作为这次战役西晋军队的总指挥，他可以调度的有八万之众，陆抗却仅三万人可用。但羊祜的主力滞留在江陵，从而导致杨肇的失败。于是，杨肇被免为庶人，羊祜也被贬为平南将军。

西陵之战以陆抗完胜而告终。这是陆抗与羊祜之间的第一次交锋——众所周知，这不是最后一次。

接下来的故事成为美谈。西陵之战后，羊祜从江陵回军，从此致力于建立恩信，以让吴人归心。每有战事，一定要约定日期才开战，不作奇袭、突击的打算。将帅有想献计出奇制胜的，羊祜总是灌他们的酒，让他们喝醉，没机会把计谋说出来。

羊祜在吴境内行军，收割了吴人的粮食，都计算其价值，送绢匹过去补偿。逢到与众人在江、沔游猎，总是只到晋国边境为止。有已被吴人射伤的鸟兽而落入晋兵之手的，都送回去。于是，吴国边境的人都心悦诚服。

羊祜与陆抗两军在边境对峙，常互通使者。陆抗送酒给羊祜，羊祜饮之不疑。陆抗生病，向羊祜求药，羊祜把配好的药送过去，陆抗当即服下。

很多人都劝陆抗加个小心，陆抗说：“岂有鸩人羊叔子哉（叔子，是羊祜的字）！”他相信羊祜的人格，下毒这种下作之事必然与他无关。

这种礼尚往来的较量，颇具上古贵族之风。然而，无论羊祜还是陆抗，都不可能真的忘了两国的政治利害，大家都很清楚这种风度背后心理战的含意。陆抗传令戍边将士说：“如果对方专行德信，而我方一味暴虐，我们的人心就将不战而自服了。大家各保分界而已，不要追求那些细微的利益。”

发布这道命令的时候，陆抗的心情想必十分沉重。单纯比较军事才华，也许他比羊祜还要胜上一筹，可现在的局势，却好像一个剑宗高手，被逼上比拼内力的境地。羊祜背后，是中原国家强大的国力，而自己的背后呢？

西陵之战的两年之后，陆抗病重，临终前上疏，向孙皓谈到了吴国的政治局势，字里行间充满了忧虑。当然，陆抗重申了西陵的问题：

“西陵和建平两地，是国家的屏障。地处长江上游，又两面与敌境接壤。如果敌人乘舟顺流而下，就好像风驰电掣一样迅速，是不能指望靠别处来应援的……我曾经请求屯精兵三万至西陵，但是主事者因循拖拉，却至今没有同意派遣。”

二、羊祜、杜预、王濬

陆抗在忧虑中去世，羊祜却也并不感到扬眉吐气。在朝廷之中，羊祜最大的政敌如贾充、荀勖、冯之徒，也许相对不那么重要，其更著名的敌人，则是两个同族兄弟——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和后来的名士领袖王衍。

王衍是著名的清谈家，他去见羊祜的时候，照例是“辞甚俊辨”。然而，有当代颜回的声誉的羊祜，看到这种表现，只会想起“巧言令色，鲜矣仁”的古训，自然不会表示欣赏。表演欲受到挫伤的王衍因此发怒，竟至于拂袖而起。而在西陵之战中，羊祜按照军法，几乎将王戎处死。被文人怀恨，那往往意味着你的任何作为，都将受到振振有词的非难。所以当时的舆论评价说：“二王当国，羊公无德。”

羊祜可以并不在乎王家兄弟的攻击性言论，但谋划的大事受到阻挠，则不能不令他感到压抑愤懑。晋武帝咸宁二年（276），羊祜上书请求伐吴，虽然晋武帝本人支持，却还是因为朝臣的反对而作罢。羊祜于是发出了那声著名的叹息：“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

咸宁四年（278）的夏季六月，羊祜因病请求回洛阳朝见，得到了批准。司马炎再次向羊祜咨询伐吴的计划，深表赞赏，并提出了让羊祜在病车上指挥诸将的设想。羊祜表示推辞，他很清楚，这已经不是自己可以做到的了。

到了这一年冬季十一月，羊祜病危，举荐杜预代替自己的职务。终于，晋武帝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在《晋书》中，羊祜和杜预的传记被放在了一起。这不仅仅是因为二人都在灭吴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还有其他的相似之处。

羊祜不喜欢王衍，但他的气质和当时的名士，也有许多相通之处，比如对日常行政事务显出某种程度的不耐烦，而爱好《老子》和自然风光。登上襄阳城外的岘山，羊祜置酒言咏，想到自从有宇宙以来，就有了岘山，而登山远眺的人，却大抵湮没无闻，心中涌起悲伤。杜预要扬名于后世的心态则表现更加直接，后来，他略显夸张地刻了两块石碑记录自己的功勋，一块沉于万山之下，一块立于岘山之上，杜预说：“谁知道将来深谷会不会变成高山，高山会不会变成深谷。”

这样的情绪和行为，显然带有文人情调。看起来，他们也确实都不像军人：羊祜在军队里，轻裘缓带，不穿盔甲，他的办公区附近，仅用十几名卫士；杜预不能骑马，射箭不能穿透铠甲的表现，更差不多成了典故。

羊祜和杜预担任地方官员，都称得上泽被一方。杜预善于进行大型的政策规划，水利建设方面尤其业绩卓著。羊祜的事迹，甚至被金庸写进了《神雕侠侣》：

“……三国时襄阳属于魏晋，守将羊祜功劳很大，官封太傅，保境安民，恩泽很厚。他平时喜到这岘山游玩，去世之后，百姓记着他的惠爱，在这岘山上起了这座羊太傅庙，立碑纪德。众百姓见到此碑，想起他生平的好处，往往失声痛哭，因此这碑称为‘堕泪碑’。陈六弟，一个人做到羊太傅这般，那当真是大丈夫了。”

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深谙官场的游戏规则。羊祜以低调和谨慎知名，凡是他参与谋划的事，他一定会焚去草稿。杜预在外居官，则往往会向中央的要人行贿。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的回答是：“只求免祸，并无什么额外的追求。”

而灭吴的第三个关键人物，王濬，则与他们完全不同。

王濬从小就并不是一个被舆论好评的人。即使是所谓的浪子回头之后，他所重视的，仍然只是建立世人瞩目的功业，而不那么在意更长远的声名。王濬还籍籍无名的时候，为自己修筑宅院，将门前的道路开辟得特别宽阔。他说：“我要在这里放置将军的帅旗！”

王濬做过羊祜的参军。羊祜的侄子对羊祜说：“王濬这个人，好大喜功，奢侈铺张，不可以让他独当一面，而应该设法限制他。”

但是羊祜的看法刚好相反，他注重王濬的行动力，很多时候，恰恰应该放手让王濬去做他想做的事。

羊祜确信，攻打吴国，应该凭借上游的地势。所以早在西陵之战的那一年，羊祜就秘密上书晋武帝，让王濬继续担任益州刺史，并治理水军。于是，晋武帝命令王濬解散益州的屯田部队，而大造战船。

屯田军的人数之少，显然出乎王濬的意料。要靠这五六百人打造伐吴的主力舰队，无异于天方夜谭。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从益州各郡，抽调一万名士兵前来修船。然而王濬并无调兵的虎符，此事不在他的权限以内。

这时，王濬充分表现出了他的胆大妄为。没有经过任何上级的批准，征兵造船的集结号就这样吹响了。他的设想是，既成事实之后朝廷也只好追认。当然，王濬完全可能因此被加诸意图割据谋反之类的罪名，可是他在所不惜。

王濬所造的大船连舫，方圆一百二十步，可容纳二千余人。船上以木为城，甲板上可以驰马来往。史书上说：“舟楫之盛，自古未有。”

造船削砍下来的木片顺流而下。吴国的一位地方官员拿着木片向孙皓禀报说：“晋一定有了攻吴的计划，应该增兵建平。”也许是漠不关心，也许是无能为力，孙皓没有理会这个意见。这时吴人所能做的，就是用铁索横拦江面，阻住航道。

三、打还是不打

很多迹象表明，晋武帝司马炎是一个优柔寡断，很容易被不同意见左右的人。他对灭吴计划显然十分热衷，但却始终未能发布总攻的旨意。

积极谋划伐吴的羊祜去世，晋武帝哭得十分哀痛，那一天天气寒冷，泪珠冻结在天子美丽的须发上（史书中提到，司马炎“立发委地”）。旋即，灭吴的计划再次被搁置起来。

咸宁五年（279），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指出：第一，孙皓荒淫凶暴，如果他死了而新君主即位，吴国的政治局势可能会好转；第二，自己已经造了七年的船，每天都有朽败；第三，他本人也已经年近七十，来日无多。总之，任何一点变故，都可能导致错失伐吴的良机。

差不多所有主张伐吴的观点，都会把吴主孙皓本人，当作一个重大有利条件。史书上孙皓的形象，确实是一个典型的亡国之君，荒淫、暴虐、奢侈、妄想狂，并有极度的神经质——当然，史书上的亡国之君，大抵也总是这么一个形象，很少会有什么创意。由于所能见到的史料太少，所以不能断定孙皓是一个单纯的变态杀人狂，还是企图加强政府的权力，从而有意杀戮世家大族的重要人物。总之，吴国的内部矛盾因他而激化，从而给了晋朝可乘之机。

王濬的上疏一度似乎让司马炎拍板了伐吴计划，但不久之后吴军即将北上的谣言，却又让他觉得此事还是再缓一缓更好。

归根结底，司马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朝廷之中，反对伐吴的意见始终占据着主流。这些意见往往并不针对问题的具体细节，但理论层次很高，在大方向上具有无比的正确性。例如山涛说：“自古以来如果不是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现在放过吴国留作外患，不也很好吗？”

杜预也不断地上表，在前一道奏本一个月没有得到批复之后，杜预终于忍不住把话说得十分直接：伐吴的利益显而易见，阻挠伐吴的大臣实际上也无法指出现在的作战计划有什么缺陷。他们之所以总是在提不同的看法，只是由于伐吴不是自己谋划的，成功了他们也没有利益。

写到这里，史书上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场景。表章送到晋武帝面前的时候，他正在和大臣兼著名学者张华下围棋。张华于是推开棋盘说：“现在讨伐吴国，将不劳而定，希望您不要再犹豫了。”于是，晋武帝终于下定决心。

这一年冬十一月，晋军大举伐吴，派遣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出涂中（今安徽滁州），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今安徽和县一带），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今湖北鄂城），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今湖北汉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巴东监军唐彬下巴、蜀，由东至西，总共发兵二十余万。

这时，距离羊祜去世，已整整一年。

也许，杜预这道上疏的另一个作用是，提醒司马炎要给自己身边一向阻挠伐吴的重臣也分润一些好处。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伐吴最大的反对派贾充，被授予符节、黄钺和大都督的职务，率领中军驻扎在襄阳，在名义上负责各路伐吴军队的总调度。

四、金陵王气黯然收

战争的过程几乎毫无悬念。太康元年（280）的头几个月里，在长江中游发起进攻的各路晋军都取得了很大的战果，来自益州的战船尤其势不可当。吴人设置于江中的铁锥铁索几乎没有构成任何障碍。据说，王濬用巨大的火炬使铁索熔解断开，又扎了数十只大筏，铁锥都钉在筏子上被一起带走。大概是认为这个铁索横江的法子工程浩大而又过于无效，罗贯中抛开史书的记载，在《三国演义》中宣布，这是孙皓身边一个奸恶的宦官想出的主意。

于是，王濬攻克西陵，杀了吴都督留宪等。紧接着，乐乡（今属湖北钟祥，这是当年陆抗亲自镇守的地方）、江陵也落入了杜预手中。大军挺进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东吴将领感叹说：“北方来的军队，好像是飞过了长江。”

吴国西部防御迅速崩溃的原因显而易见。镇守西境的名将这些年来大多谢世，接任的少年人不论能力还是威信，都还远非足够。更致命的问题是，吴国国力早已衰退，只能集中力量保住夏口以东的地区，一旦试图向西部增兵，变得空虚的首都建业附近，就将直接面对晋安东将军王浑的攻击。

王濬、杜预节节胜利的时候，东吴丞相张悌率领三万军队，渡过了长江。张悌可以有其他选择，比如敛众固守，但是在张悌看来，这和坐以待毙也没有什么区别。吴军的士气本来不振，一旦看到王濬和王浑两支晋军会合，人心将彻底涣散。而如果能抢在王濬到来之前击溃王浑，也许还有最后一线希望。

这线希望看来是如此渺茫，也许，即使张悌本人也并不指望真能抓住它。只不过，既然吴国已经注定灭亡，如果百年基业竟没有一个为它死难的人，那么这才是最大的耻辱。

渡江后，张悌包围了一支七千人的晋军，对方请求投降。张悌的军师诸葛靓提议屠灭他们，张悌没有同意。然而，两军的主力正面交锋，张悌的精锐部队没有冲破晋军的阵脚，吴军开始溃散，原本投降的晋军，这时在背后发起了攻击。

大局已定。

张悌推开了诸葛靓拉他逃离战场的手，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里，似乎带着一些如释重负的意味：“在我还是孩童的时候，就被你家丞相赏识提拔。我常常怕自己不能死得其所，辜负了名贤知遇。今天以身殉社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张悌是襄阳人，他的童年，正是诸葛亮在襄阳的时候。(1)

张悌渡江作战失败，晋军斩首七千八百级，吴人大震。

此时，王浑的部下中已有人意识到，最好的选择是直取建业。但王浑是一个老练的官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知道，违命出击，胜利了也不值得赞赏；败了，罪责却很严重。于是王浑吩咐部下说：“根据诏令，王濬应归我指挥，你们所做的，仅应该是准备好战船，等他到来一起前进而已。”

确实，晋武帝最初的安排，是王濬攻下建平后，归杜预调遣；如果能一直打到建业，那就接受王浑的指挥。但战场上的形势，随时会发生变化，铁一般的官场规矩，有时也并非颠扑不破。显然，王浑不了解王濬这个人。

和羊祜一样，杜预也深知，应该放手让王濬去做他想做的事。所以在此之前，杜预已经主动放弃了对王濬的指挥权，反而写信鼓励他直取建业。王濬大喜，把杜预的信上奏朝廷。

于是，王濬的水师从武昌顺流而下，直取建业。吴国的正规水军万余人望旗而降。孙皓还试图组织最后的抵抗，在一位口出大言的将军的倡议下，又临时招募了两万人，此事成了一场闹剧，当夜士兵全部逃光。

此时的孙皓，已经陷入极度的煎熬之中。那些出身世家大族的官员显然都不介意吴国灭亡，只等晋军一到，就正好投降。这种局面可能并不十分让孙皓意外，但糟糕的是身边的人甚至更加不可靠。他们在自己面前挥刀大呼，做出忠勇的表情，可是领到赏赐之后，就飞奔然后消失。接下来，人们把一切罪责都归结于自己和自己宠信的大臣，建业城里的局面正在一步步走向失控。首先，一位部长级官员被愤怒的群众抄家并杀死；随后孙皓发现，自己的财宝和女人，都成了人们打劫的对象；再然后，为了销毁罪证，这些人开始放火焚烧皇宫。

据后来王濬的描述，孙皓在宫中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已经到了“逃身窜首，恐不脱死”的地步。他很可能已经比任何人都更急于向晋军投降。有蜀国后主刘禅的先例，他知道这样的话多半不会有生命危险，可留在这座混乱的皇宫里，那就什么都难说了。

然而，王浑的军队仍然屯扎在长江北岸，观望不进。直到这时，西晋朝廷中，以名义上的伐吴总指挥贾充为代表的大臣们，仍然不断宣称伐吴是一个错误的决策，王浑有理由为自己这个政治上深得中庸之道的选择感到得意。

三月十五日，王濬的水军经过三山，这是建业以西的最后一处险要，此时，距离最终目标，已不过五十里。王浑派人邀请王濬到自己那里商谈，但王濬正意气风发，他扬帆直指建业，回复说：“顺风顺水，船无法泊岸。”

王濬虽然清楚地知道，立下灭蜀奇功的邓艾很快便死于冤狱，但是，建立不世功业的雄心，这时压倒了一切。

这一天，王濬战士八万，战舟百里相连，鸣鼓呐喊着进入石头城，接受了孙皓的投降。

(1) 张悌所谓的诸葛家的丞相究竟是谁，颇难确定。这里取了《资治通鉴》胡注的旧说。

五、晋武帝的宽容

自己围守差不多不设防的建业城已有百日，最终却被别人轻而易举地摘取了胜利果实，王浑显然咽不下这口气。“今者违命，胜不足多”，这是王浑的信条，现在，他要让王濬也明白这一点。

王浑出身于第一流的豪门太原王氏，又与晋武帝是儿女亲家，他在朝廷里的能量显然不容低估。不服从指挥调度，私吞吴国宝物，乃至于意图谋反……各种罪名迅速被制造出来堆积到王濬头上，有关部门也积极配合，一再要求将王濬移交司法机关（廷尉）。以至于王濬在一道奏章中发出这样的感慨：“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贵臣，祸在不测。”

但王濬运气毕竟要比邓艾好。无原则的宽容，差不多是司马炎一贯的脾性，在二王争功的问题上，他既不追究王濬抗命，也不斥责王浑诬陷，大家一概升官。

吴国被灭，一直激烈反对伐吴的贾充十分恐慌，到宫里去请罪，晋武帝抚慰了他。不久之后，贾充发现自己被列在封赏名单的显要位置，食邑增加了八千户。

听到吴国灭亡的消息，骠骑将军孙秀不但不向晋武帝道贺，反而南向流泪，怀念当年孙策如何创业，并背诵“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样表达亡国之痛的诗句。孙秀是早年流亡到晋的东吴宗室，他以这样敏感的身份，却敢于公开发表这样的议论，是个人的勇气，也很能说明环境的宽松。

孙皓被押解到洛阳。晋武帝显然想把对孙皓的接见举办成一个庄重同时又具有亲和力的盛典，并尽可能扩大影响。所以当天列席的，不但有文武官员和四方来使，连最热衷于对政治发表五花八门意见的太学生们，也被允许参加会见。晋武帝对孙皓说：“朕设了这个座位等你，已经有很久了。”

有点出乎意料，孙皓当即接口：“臣在南方，也设了这个座位以等待陛下。”

对这个阶下囚的口头便宜，司马炎也没有计较。

当初，吴丞相张悌殉国的时候，他的军师诸葛靓流着眼泪从战场上逃生。诸葛靓本来是北方人，他的姐姐是琅邪王司马伷的妻子，他本人则和晋武帝是少年时的朋友。司马炎很念旧情，知道诸葛靓逃到了姐姐家里，就去那里找他。诸葛靓拒不相见，躲进茅房，而皇帝居然也一直追到茅房里面，说道：“想不到今日复得相见！”

诸葛靓再次流下眼泪：“我不能像豫让、聂政那样做尽忠的刺客，再次面见陛下，实在是羞惭的事情！”司马炎想任命诸葛靓为侍中，诸葛靓坚持不接受。他回到故乡，终生不向朝廷所在的方向就座。

大多数吴国的臣子和士人则不必有这样的节操，事实是，如此安全地展示节操，本身就是上流人士的特权，与他们本也无关。总而言之，望风归降是一个正确的抉择。晋武帝下诏，吴国州牧、郡守以下的地方官员，一概不予更换，吴地素有名望的人士，都根据才能安排官职。将吏随孙皓渡江者，免除十年赋役，百姓则免除二十年。

然而，宽容的结果，显然并不总是这么美好。西晋的政治体系，本身已经面临着危机。

司马炎——非典型的开国之君

一、以孝治天下

晋武帝司马炎是西晋的开国皇帝，然而所有人都清楚，他并不是这份基业的缔造者。司马炎称帝之后，给自己的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都追加了皇帝头衔，《晋书》之中，也给予上述三人本纪的待遇。如果仅从交代清楚司马家发家史的角度看，这种写法倒也无可厚非。

司马家的家教良好。司马氏与曹氏对政权的争夺，胜负的关键，有时似乎纯出于偶然。比如，假如曹丕比司马懿更长寿一些，那结果将会如何？然而，人的寿夭，亦非仅决定于天数，曹操父子都对传统的社会规范和习俗表示怀疑（所谓“魏武好法术，魏文慕通达”），然后很自然的，怀疑论者堕落成享乐主义者，吃五石散，酗酒，纵情声色。司马家不能说与这些完全无关，但至少在司马懿、司马昭这两代，他们秉承儒家传统，大体上，还是选择了一种比较有节制的生活方式。

当然，他们不会是多么有道德感的人，只不过言辞和公开举动上既然标榜礼教，也就多少会有些习惯成自然。司马懿装病时精湛的演技为人所津津乐道，但也有险些穿帮的时候。一次突然天降大雨，司马懿想起晒在外面的书册，忘了自己正在扮演一个僵卧的病人。正像那些寻常读书人所做的那样，他起身把书收进家来。

同样的，“以孝治天下”的口号，有时也得到了相当认真的对待。司马懿到了晚年，厌恶他的原配妻子。他生病了，妻子来看他，他竟然说：“老物可憎，你过来干什么？”“老物”于是羞愤绝食，而司马懿对此简直不以为意。然而接下来，司马师、司马昭等一帮子兄弟也统统跟着不再进食，一直等到司马懿屈服，向母亲道歉了才算罢休。

咸熙二年（265）八月，司马昭去世；十二月，司马炎接受魏帝的禅让。这样紧张忙碌的气氛，使得大晋的广大臣民仅仅为司马昭穿了三天丧服，司马炎本人也不过穿到司马昭下葬，即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第二年八月，司马炎想把丧服重新穿起来，并趁机恢复儒家理想中服丧三年的优良传统。对此，朝臣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比如：

汉朝以来，为先帝服丧一向是服一天算服一个月的，结结实实服满三年，有必要吗？

已经脱掉丧服现在又重新穿上，经典上是否可以找到依据？

如果皇帝个人穿上丧服而大臣们都不穿是否合适？是不是会显得只有父子之道，而不讲君臣之道？

……

最终，此事作罢，但司马炎仍然坚持素食素服，度过了三年。之后不过几个月，即泰始四年（268）三月，司马炎的母亲王太后去世。司马炎于是便开始了新一轮的素食素服。自然，其间君臣间再次有一回是否有必要这样做的讨论。

泰始十年（274），司马炎的皇后去世。这一回，讨论的热点是太子是否应该为母亲服丧三年。不必惊诧晋朝君臣的不厌其烦，事实上，后来的历史学家也加入了争论，其中有一些人（比如令人敬佩的王夫之）态度更是称得上慷慨激昂。

二、好皇帝

灭吴的这一年，前将军、青州刺史胡威去世。在天下一统，形势一片大好的气氛里，这件事很难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胡威生前曾经和晋武帝讨论时政，认为朝廷对官员过于宽贷。晋武帝以自己对尚书郎以下的官吏的严厉措施为自己辩护。胡威说：“我所陈述的，难道是丞、郎、令史这一类官吏吗？要处理到像我这种级别的官员，才可以整肃教化，彰明法度。”

正像前面我们已经一再提及的，司马炎很宽容。他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但也没有追究胡威尖锐的态度。事实上，即使更猛烈的抨击司马炎仍然可以一笑置之。

晋武帝曾向司隶校尉刘毅问起，自己可以和汉代的哪一个帝王相比，刘毅竟然回答说：“桓帝和灵帝。”

桓灵在位期间，几乎已经成了黑暗时代的代名词，晋武帝有理由对这个评价感到惊奇。于是，刘毅答道：“桓帝、灵帝出卖官职的钱都进了国家的仓库，陛下出卖官职的钱则进了个人的腰包。凭这一点来说，大概还不如桓帝、灵帝。”

于是，司马炎大笑说：“桓帝、灵帝的时代，听不到你这样的话，现在朕有正直的臣下，已经胜过桓灵了。”

对儒家思想中理想君主的模板，司马炎无疑相当熟悉。既然他愿意标榜自己“诸生家”的出身，他当然也愿意去迎合这个标准：允许和鼓励大臣们发表批评意见，无疑是理想君主必须要有的素质之一。只是问题是，很多时候司马炎缺少甄别这些意见的能力。他很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胡威、刘毅提出的问题的严重性，他只是满意自己那个宽容的姿态。能够迅速说出那个证明自己优于桓帝、灵帝的漂亮句子，他心里多半是得意的。

也是在灭吴的这一年，司马炎决定裁去驻扎在各州郡的军队。这个决定后来对晋王朝的命运造成了几乎致命的打击——面对四面八方的叛乱，地方政府束手无策。司马炎之所以要这样做，有经济方面的考量，但传说中周武王灭商之后，“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的图景，无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无论如何，这位理论上应该是创业者的皇帝更大程度上却是一个公子哥。他注重仪表，精心修饰自己的发型和胡须。他喜欢那些贵族间的游戏，大臣们比赛谁更富有的时候，他都乐于去掺和一把。如著名的石崇、王恺斗富的故事里，提到晋武帝作为王恺的外甥，“每助恺”。比如赐给王恺二尺多高的珊瑚树，好让他压倒石崇。然而，谥号为“武”于他实在是一个绝大的误会，司马炎不喜欢军事，祖父司马懿杰出的指挥才能，对他而言竟成了家门的耻辱。晋武帝的胡贵嫔是将军胡奋的女儿。两个人玩樗蒲游戏（类似后世的掷色子）的时候，胡贵嫔不小心用箭划伤了晋武帝的手指。晋武帝发脾气说：“你真是个将种！”胡贵嫔说：“有一个人，他的祖上向北伐灭了公孙渊，往西挡住了诸葛亮，不知道不是将种又是什么？”于是晋武帝“甚有惭色”。当然，晋武帝对女人的强烈兴趣，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灭吴之后，他把孙皓的后宫也接收过来，五千宫女被从南京带到洛阳，于是，掖庭中的女性创纪录地达到了一万人。人数太多反而导致失去了明确目标，晋武帝就坐上羊拉的车子，听凭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宴饮入寝。

好在，儒家学说是很人性化的，上述种种都算不上很严重的问题，在典籍中不难找到辩护，皇帝不必为此受到太多的指责。就以好色的问题为例。当齐宣王声称自己是一个好色之徒的时候（“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当即回顾了太王好色的典故，并总结说：“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于是，司马炎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继续好色下去。

此时司马炎最大的心病，也许只剩下一件事了：他有一个优秀得过分的兄弟。

三、兄弟怡怡

司马炎从曹魏手里接手政权相当顺利，但是他能坐上这个宝座，并非没有遭遇过挑战。他的父亲司马昭曾多次说过：“天下是景王的天下，我不过是居摄相位而已。”司马昭抚摸着自己的坐床，又说：“这是桃符的座位。”

景王指的是司马师，桃符则是司马攸的小名。司马攸是司马炎一母所生的弟弟，但名分上是堂兄弟，因为他已经过继给司马师为子。

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在《三国演义》中面目模糊，似乎无甚分别。实际上，司马昭在哥哥面前，很可能有些自卑感。当年司马懿与曹爽争斗得最激烈的时候，遇事从来只和大儿子商量。司马昭不能抱怨父亲偏心，关键时刻，司马师可以魔术般变出“死士三千”为父亲效命，而司马昭只能在一旁怔怔地看着。发动政变的前一天晚上，司马昭终于被告知了行动的计划，结果，这一夜他无法安席，而司马师则坦然偃卧，酣睡如常。

司马师去世时没有儿子。他的原配夫人姓夏侯，是曹氏的亲族，司马家夺权的行动开始之后，这个女人让司马师感到不安，所以不得不被毒死。在此之前，两个人感情应该不错，这一年她二十四岁，却已经留下了五个女儿。后来，司马师当然会续弦，并且还有别的女人，但没有人给他带来一个男孩儿。于是，司马昭才成了司马家权力的继承者，才有了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的事。

司马昭宣称要传位给司马攸，自然不完全是对兄长的缅怀。他有理由更偏爱这个小儿子，司马攸有能力，也有一批善于制造舆论的支持者，所谓“才望出武帝之右”。当然，司马炎也得到了司马昭身边一批元老重臣的拥戴，他们说，司马炎有及地的长发，过膝的双手，这些都不是人臣可以拥有的相貌。

兄弟俩争夺继承权的具体细节不得而知，但不难想象其间的激烈程度。《晋书》当中，武帝一朝许多大臣的传记里，都谈到了他们当时的站队问题。如卷三十五《裴秀传》，卷四十《贾充传》，卷四十三《山涛传》等。

司马昭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的长子，然而，他对这个选择很不安，他向司马炎讲述汉文帝和淮南王刘长的故事、魏文帝曹丕和陈思王曹植的故事。司马炎当然不会不熟悉这些掌故，这都是些当了皇帝的兄长虐待兄弟的故事。司马炎看见，讲着讲着，父亲就流下泪来，他自然也就必须做出诚惶诚恐的反应，对父亲郑重承诺。最后，司马昭临终时，拉着司马攸的手放到司马炎的手里，要他善待这个兄弟。

司马昭看来是多虑了。晋武帝即位后，至少就表面上而言，气氛不失为一片祥和。晋朝总结曹魏灭亡的教训，认为其中重要一条，是皇帝太过防备自己的亲人，各地的宗室都没有权力，起不到拱卫朝廷的作用。因此，晋武帝一登基，就大封了一批同姓王。他没有打压昔日作为竞争对手的兄弟，司马攸得到了优待，被册封为齐王。而司马攸也显得高风亮节，朝廷允许诸王自己选拔封国的官吏，只有齐王主动放弃了这项权力，全部官员的任命，都请求皇帝指派。

四、周公还是太公

咸宁元年（275）冬天，洛阳城发生了大瘟疫，死者数以万计。第二年，晋武帝本人也染上重病。很多大臣都觉得，皇帝的御体已经无法康复，在私下里或半公开地，他们开始讨论继位者的人选问题。

太子的智商，一直是大家多年来所担心的，而武帝其余的儿子年纪还小，显然也并不适合继位。于是，很多人再次想起了齐王司马攸。齐王没有前往自己的封国，这些年里，他留在朝廷，没有做什么大事，但是他孝敬、节俭、体恤下情、关心民生，一点一点积累起比当初更高的声望。有人于是找到贾充，说起一些“立人当立德”的话题。贾充既是重臣，两个女儿又分别嫁给太子和齐王，他的表态，自然具有相当的分量。贾充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保持了沉默。

出人意料的，皇帝痊愈了。他很快知道了朝臣们的议论，无疑，这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他不能容忍当初的对手取得成功，即使是在自己死后也不行。

晋武帝的反应相当强烈。在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即使沉默也是天大的错误，于是他迅速削夺了贾充的兵权。这一点，和后来灭吴时他对贾充一味纵容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照例，史书上提到这时有奸佞小人离间晋武帝和司马攸的关系。但很难说这点挑拨当真对晋武帝的决定起到了多大作用，他们大抵只是奉承上意而已。终于，晋武帝下诏，要求齐王前往自己的封国。

尽管如此，以孝治天下的形式仍神圣不可侵犯。孝悌自来并称，兄弟一伦与孝道密不可分。孔夫子更是说过，“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一句话中，就包含着政治学的全部精髓。从诏书的措辞里，我们还是仅看得到皇帝对齐王的尊崇。司马攸被比作西周初的第一任齐国国君太公望，是诸侯的领袖，让他就国，是进一步突出他的特殊地位。同时，晋武帝还增加了齐国的封地，进一步提高齐王仪仗方面的待遇，并额外加封司马攸的一个儿子为王。

朝臣里有太多老狐狸，当然不会为这些美妙的言辞所迷惑。他们太熟悉这种明尊实贬的把戏：齐国是一个大国，但没有驻军，而齐国周边各地，则多有重兵屯驻，这等于是把司马攸包围监控了起来。他们纷纷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许多仍然出自儒家经典，比如说齐王是皇帝陛下一母所生的弟弟，所以更适合被比作周公旦而不是太公望，而周公，恰恰是留在朝廷的。

然而，皇帝态度坚决，不为朝臣的请求所动，或者，恰恰是朝臣的所请使得皇帝更加坚决。齐王称自己需要养病，并请求为母后守陵。他提出这个请求看来十分自然，齐王自幼就是以孝心知名的。但皇帝相信这只是借口，他认定齐王只是不愿意脱离权力中心，好继续等待机会而已。至于养病，任何时候，生病难道不都是最常见的推托借口吗？

晋武帝派御医去探视齐王，御医知道皇帝想听到的是什么，所以带回来的消息总是齐王健康状况良好。晋武帝于是召见司马攸，司马攸“以礼自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比较习惯于端着。在皇帝面前，他更是强撑着让自己举止如常。于是，晋武帝越发确信司马攸并没有病，勒令他赶紧上路。

就这样，司马攸踏上了前往封国的征程。仅仅挨过了几个晚上，他便呕血去世。晋武帝听到这个消息，不能不表示后悔，他杀了御医，自己则失声痛哭。这时有人出来劝解，于是，皇帝便收住了眼泪。

这种藏着掖着的较劲方式看来使人气闷，不过如此含蓄的权力争夺，在大晋朝很快将成为绝响。十余年后，处身于八王之乱中的人们回想起这段往事，一边把本朝的衰落归结于此，一边却也许甚至会有温馨之感。

司马衷——我看不见，我听不到

一、惠帝的沉默

和汉朝第二个皇帝刘盈一样，西晋第二个皇帝司马衷的谥号，也是一个“惠”字。照谥法，“惠”是柔弱爱民的意思。说晋惠帝爱民，也不算没有理由吧。听说老百姓没饭吃的时候，他问了一句：“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糜呢？”

这可能是他最“脍炙人口”的一句名言了。

两个惠帝是很不一样的。刘盈政治上低能，论智力，却未必是笨蛋；司马衷却是真正的白痴。刘盈敏感而脆弱，所以只做了几年太平皇帝就死了；司马衷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最坚强的人，在那段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岁月里，他在皇位上硬生生地挺了一十七年。

哪怕是白痴，既然生在皇家，就不怕没有女人送上门来。在司马衷还是太子的时候，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甚至使尽了手段。根据史书的描述，这个叫贾南风的女人身上，综合了女性所能有的一切丑恶品质——嫉妒，残忍，永无止境的权力欲，淫荡，还有异乎寻常的丑陋。

白痴终究是白痴，很多人很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忧国忧民的大臣就开始担心大晋朝的前途。多次欲言又止之后，老臣卫瓘终于借着酒劲，用手抚着御床对晋武帝司马炎说：“这个座位，实在可惜了。”

于是，晋武帝决定考验一下自己的儿子。然而皇家父子，是很少有机会面对面交流的，所以武帝密封了尚书决定不了的公文，交给太子司马衷处理。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考试，而显然，太子毫无自力更生过关的可能。所以贾南风很清楚，必须要由自己来为这公文提交一份答案。

接下来的故事，可以看作是作弊学的一个典型案例：贾妃请外人代为对答，第一份答卷已经制作完毕，这时东宫的给使张泓说：“太子不读书，这是皇帝所知道的，而答诏里引用了这么多古代经义，他一定会追查谁是代笔的人，并增加处罚，不如直话直说。”于是，就由张泓另起了一份草稿，让太子誊抄了一遍。这份文墨粗通的文稿让晋武帝十分高兴，他将之拿给卫瓘看。结果，自然反而是卫瓘大为尴尬。于是众人知道了卫瓘曾经说过什么。贾充秘密派人对贾南风说：“卫瓘这老奴才，几乎败坏了你们家！”这件事自然也就注定了后来卫瓘的死亡。

对贾充父女而言，这个过程自然是惊心动魄的，但司马衷本人则很可能并没有太在意。既然他是白痴，则第一当然无法裁决这个问题，但第二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太子之位已经岌岌可危。史书里没有提及司马衷自己对这事的反应，或者，是觉得无关紧要吧。

公元290年，司马衷登上了帝位，而实际的朝政大权，却是在杨太后和她的父亲杨骏手里。这个局面，显然是皇后贾南风所不能接受的。

一连串钩心斗角之后，皇太后被废，杨氏一家以谋反的罪名被绑缚刑场。有人为杨骏求情说：“杨骏连儿子都没有，他哪里有谋反的道理呢？”的确，没法把江山传诸子孙，那么做皇帝的热情自然会小得多。杨骏并不是什么好人，但确实并没有谋反的意图。对这个算是颇点中要害的问题，惠帝有怎样的反应呢？

史书上写道：“帝不答。”

一脸茫然的沉默，这大概是司马衷留在历史中的一张标准像。

二、混乱的开始

权力落在了贾后的手里，她对这个粗蠢的丈夫无法满意，倒也并不奇怪。正史、野史上或含蓄、或津津乐道地记述了她的许多淫行。而至于惠帝的反应，则似乎是无事可记。他是已经蠢到失去一个男人起码的嫉妒心的地步了吗？自然，也许正是这份糊涂，使他不必成为鲁庄公，或者武大郎。

遗传，有时确实是一件很难说的事情。白痴惠帝，却有一个聪明刚猛的儿子（不是贾后所生）。不可避免的，这位太子成了贾后的眼中钉。又是一连串的阴谋。张华等大臣为了挽救太子的命运进行了竭尽全力的抗辩，然而终究无能为力。太子被废后，朝臣们的反应更是达到了“众情愤怒”的地步，然而惠帝却仍只是一个懵懂的看客。

再后来，天下就越来越乱了。

谁也不放过谁。司马家的王爷，一位接着一位进京，又一位接着一位死去。因为手上都有兵权，所以无论谁死的时候，都要带上几千几万人陪葬。

皇后贾南风自然难逃一死，王爷们也算是恶有恶报。另外，美丽的绿珠坠楼了，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美男子潘岳被杀了。大才子陆机、陆云兄弟也掉了脑袋，大名士王戎为了不至于掉脑袋跳进了粪坑。因为害怕掉脑袋，也不愿意跳粪坑，张翰回到南方吃鲈鱼莼菜去了。留在北方的人没东西吃，只好把活人和牛马肉拌在一起作为粮食。八千多妇女被沉入了易水，锦绣洛阳城被打劫一空后，又险些被焚烧为灰烬。

只有皇位上的司马衷是不能动的。只要不杀他，坏事做尽也不算是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这块招牌留着也好。且他坐在皇位上又是那样的安静，要他照着自己的意思发布诏书，他从来也不会违拗，哪里再去找比这更好的招牌呢？

这块被高高举起的招牌看着这一切，又好像是什么都没有看见。

还有一件事也不妨一提。

惠帝的第二个皇后羊氏后来又成了前赵君主刘曜的妻子。不管是出于一个帝王还是出于一个男人的虚荣心，都让刘曜忍不住问了羊氏这样一个问题：

“我和司马家那小子比起来怎么样？”

羊氏是这样回答的：

“陛下是开基立业的圣主，他却是一个亡国的暗懦男人，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他贵为帝王，有一个妻子、一个儿子，加上他自己三人而已，这都不能庇护。妾在那个时候，实在不想活下去。本以为世间男子都是那样，而自从侍奉您以来，才知天下真有大丈夫啊！”

大学者钱穆把这句话当作西晋王公贵族临难苟且的诸多例证之一，这当然是对的。然而也不能忽视，这句谄媚的话，很可能是真诚的。

刘曜有儒家修养，也有野蛮剽悍的气质，这样的男人自有他的魅力。单纯从一个女人的角度，他当然比惠帝优秀得多。在刘曜的前赵政权里，羊氏还是有点发言权的，这也许可以说明她和刘曜之间真有些感情。甚至，也许是从那时开始，羊氏才感受到一点夫妻生活的甘美。

这是很后来的事了。这时候晋惠帝早已经死了，就是他泉下有知，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反应。就像当初他没有对贾南风床上有那么多男人匆匆来去提出什么异议一样。

但是，一个人真的可能白痴到一点点感情都没有了吗？

不必弄清，那究竟是哪一次战乱了。前侍中嵇绍——当初被司马氏诛杀的大名士嵇康的儿子——追随在惠帝的身边。临行前，有人对嵇绍说：“这次出行，安危难测，你有好马吗？”

嵇绍回答说：“做臣子的护卫圣驾，生死以之，要好马干什么呢？”

混战中，惠帝的扈从侍御全部逃散，只有嵇绍护卫在惠帝的身前。乱刀斫在嵇绍身上，飞溅的血花落到了惠帝身上。

惠帝说：“这是忠臣，不要杀他。”

杀红了眼的士兵回答说：“奉皇太弟的命令，只是不要冒犯陛下您一人而已。”

于是，惠帝就落到了皇太弟司马颖的手里。自然，这块招牌是要擦洗得清清爽爽的，于是左右的侍从过来，要为惠帝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

有点出人意料，这时候，惠帝说话了。

惠帝说：“我的衣服不要洗，上面有嵇侍中的血。”

我仿佛看见，那一刻，那张永远麻木迟钝的脸上，是有眼泪流过的。

三、一个皇后的前半生

贾南风死后，晋惠帝立了第二个皇后羊献容。抄书：

永康元年（300）十一月，“羊氏被立为皇后”。

永兴元年（304）三月，“丞相司马颖上表，要求废皇后羊氏，把她幽禁到金墉城”。

同年七月，“张方再次废黜太子司马覃及羊皇后”。

十一月，“留台大赦，恢复羊氏的皇后地位”。

永兴二年（305）夏四月，“张方废羊皇后”。

四月或五月，“皇甫昌等人诈称东海王司马越的命令，从金墉城中把羊皇后迎接出来。……事起仓促，百官开始都追随他们这样做，不久发现有诈，就一起诛杀了皇甫昌”。

同年十一月，“立节将军周权，诈称收到檄文，自称平西将军，复立羊皇后。洛阳令何乔攻打周权，杀了他，又废了羊后”。

是月，“太宰司马颙假传圣旨说，因为羊后屡次为奸人所立，派遣尚书田淑给留台旨意，赐羊后死”。

是月，“诏书多次到留台，司隶校尉刘暾等人上奏，坚持认为：‘羊庶人门户残破，废放空宫，门禁峻密，没有机会和奸人构乱。大家不论贤愚，都说她是冤枉的。现在杀一个枯穷之人，而令天下人伤心惨痛，对治国有什么好处呢！’……羊后因此得免”。

光熙元年（306），“晋惠帝至洛阳，复立羊皇后”。

“后来洛阳令何乔又废了羊皇后，等到张方率先到洛阳，当天就恢复了羊后的地位。”（此则存疑）

起起落落的背后，当然都是有复杂的政治斗争的，这里，我不想再提了。

这，就是史书上记录下来的，一个女人的前半生。

后来，她说的有些话被记录下来，作为寡廉鲜耻的标志。还有人从一鳞半爪的史料里看出来，这个女人很坏很坏。

有了这样的经历，我想，如果她真成了一个坏人，也不奇怪。

贾府的女人们——事关贾充

一、贾母柳氏

杀死高贵乡公曹髦可能是贾充生平最著名的事迹，尽管，此举并不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风格。贾充是典型的官场人物，换句话说，多数事情上他并不喜欢过于招摇。

在一些人事关系上，贾充显得相当大度。他乐于引荐士人，并且总是对之提携到底。有依靠贾充而走进仕途的人，转而去投靠别的权贵，贾充也并不改变对他的态度。这种宽容毫不令人惊奇，在后世的秦桧、严嵩等人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类似故事的更详细的细节。

能这样做，可能是基于贾充一种相当清醒的优越感，他知道自己不必介意什么。查看一下贾充的履历表，会发现他不停地在对这样那样的官爵和赏赐表示推辞。这当然也不是他性情淡泊。不过为了有些无关紧要的利益而引得朝臣侧目，贾充知道这是不值得的。

当然，贾充不可能取得所有人的好感。有一批“刚直守正”的大臣对他抨击不已，例如说他除了讨领导欢心外一无所长。不过，任何当权派要想避免这种性格的人士的批评，本来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很明显，仅仅依靠圆滑是不够的，官场上要前程远大，在某些关键时刻站稳立场，更是尤其重要。比如，司马伷临阵脱逃问题不大，但作为外姓，贾充面对曹髦绝对不能退缩。即使如此，当时的情形仍不太可能像小说描写的那样夸张。弑君的行为过于大逆不道，贾充指示手下行动时不会那样嚣张跋扈。贾充对成济所说的两句话，第一句是“司马公养你何用？正为今日之事也！”各种史料大抵记述一致，但这句话的意思仍多少是含混的。而第二句“司马公有令，只要死的”，则仅在《魏末传》中可以找到依据。

事实上，杀死曹髦这件事，后来一直对贾充构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吴主孙皓被俘到洛阳后，贾充问他说：“听说你在南方，凿人的眼睛，剥人的脸皮，这算是何等刑法？”孙皓显得十分坦然：“为人臣子的，杀了他的君王以及邪恶不忠的，就处以这种刑法。”

贾充只有沉默，而不能作任何辩驳。

知识分子喜欢借古讽今，九斤老太也一样，所以要说“一代不如一代”。

贾充的母亲柳氏，就是一个特别富于正义感的老太太。和很多老人家一样，她喜欢听那些古代忠臣孝子的故事，然后借他们来批判当今社会。听说了成济弑君的新闻，老太太觉得这完全超出了道德底线。所以一有机会，她就要把成济骂上一顿。自始至终，她完全不知道成济的行为是出于自己儿子的指使。

这件事在当时传为笑柄，史书上没有提及贾充对此的反应。

我的脑中浮现出这样的情形：老太太又在义愤填膺地痛骂，贾充在一旁，神色有些尴尬，然而正对母亲的时候，他总是赔上一个笑脸，甚至附和一句：“娘说得是。”

本来贾充可以避免这种尴尬，但是他知道，不能让母亲面对某些她无法接受的事实。不管怎么说，这一幕有时会让我感受到一些温暖。

二、两个妻子

柳老太太临终前，贾充问母亲有什么遗言。老太太说：“我让你把李新妇接回来，你都不肯，其他还说什么？”终究，老太太什么也没有说。

老太太口中的“李新妇”，是贾充的前妻，曹魏中书令李丰的女儿。高贵乡公正元元年（254），忠于曹魏的李丰为司马师所杀，全家遭到流放。贾充作为司马氏的一党，这个时候必须和妻子划清界限。等到晋武帝登基，王朝更迭所造成的政治动荡已成了往事，很多历史问题也就不再追究，大批流放者得以回到洛阳，李氏的名字，也出现在遇赦者的名单中。

朝廷的大赦令人感恩戴德，却也带来了许多家庭纠纷。这时贾充已经娶了第二个妻子，应该怎样处置两个妻子的关系，就成了一个难题。当时类似的现象并不在少数，他们闹到朝廷的礼官那里请求决断，由于两个女人很可能都出身于根基深厚的家族，所以礼官也只能表示茫然。

贾充的选择则是十分明确的。他拒绝了晋武帝让他“置左右夫人”的特别优待，并称自己作为丞相，要以身作则，将李氏安置在永年里，便不再与她往来。

当然，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并不是真正的理由。贾充的后妻郭槐性格强悍，十分善妒，她神经质地不容忍贾充和任何其他女人接近。家中的两个乳母先后被郭槐所杀，原因仅仅是贾充抚摸亲吻儿子，而儿子此时又被乳母抱在怀中，郭槐便觉得贾充抚摸亲吻了乳母。接下来的结果是很多厌恶贾充的人乐于看到的，两个襁褓中的孩子都因为恋慕乳母很快夭折，贾充因此没有了后代。

要郭槐接纳李氏，那当真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贾充对这个老婆显然不敢说什么不是，但郭槐却仍不肯就此甘休，她不让丈夫和李氏往来，却决定自己去见上一面。

贾充劝阻说：“李氏有‘才气’，你去了，还不如不去。”

这句话越发激起了郭槐的斗志，她“盛威仪”而出发，众多侍婢追随在她身后。这样大的排场，很自然地将接下来一幕的喜剧效果放到了最大：见到李氏后，郭槐的膝盖不自觉地发软，于是就拜了下去。

事后，贾充倒是有些得意：“语卿道何物？”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这则八卦新闻被收入了《世说新语》的“贤媛篇”中，但作注的刘孝标对事件的真实性表示了怀疑：郭槐性格强狠，但并非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泼妇，不少证据表明，她甚至不乏政治上的眼光。她的膝盖，又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地软了？

这个怀疑只怕并无多少道理。气场有时候和能力无关，有了能力，也未必就不会在某个瞬间，折服于气场。

何况，又是在那样一个常常把风度看得高于一切的时代。

李氏“淑美有才行”。她的父亲李丰，被江东人当作中原名士的代表，是何晏、夏侯玄一流的人物。我们也不难由此想象，她继承着怎样一种风度。如此，郭槐被李氏的气质所震慑，“膝盖软了”也是很可能的事。

三、韩寿偷香

贾充的办公室里曾任用过一个叫韩寿的年轻人。韩寿是容止出众的美男子，贾充与宾客僚属饮宴的时候，他的小女儿贾午常躲在暗中窥探，贾午看中了韩寿，因此派婢女去向韩寿传递情意。婢女夸耀了贾午的容貌，于是韩寿动心了。他成功地悄悄翻过贾府的墙垣，与贾午相会。贾府上下没有一个人觉察到这件事，只是贾充发现女儿常显得欢悦异常，微微感到有些奇怪而已。

故事读到这里，我也微微觉得有些奇怪。贾午的姐姐贾南风据说极其丑陋，晋武帝曾说：“贾氏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一句话道明贾家的基因一向如此，看来，贾午是个美女的概率也实在不大。那么，韩寿帅哥看清贾午相貌的一刹那，联想起婢女“光丽艳逸，端美绝伦”的形容，该有多大的心理落差？

或许贾午是贾家的例外，又或许是韩寿别有所图，总之，幽会仍然悄悄进行了下去。为了表达对情郎的爱意，贾午越来越不考虑后果。她盗取了父亲收藏的西域进贡的香料，送给了韩寿。这种奇香“一著人则经月不歇”，因此韩寿的同事们很快便发现了韩寿身上的香气，并向贾充说起。贾充知道，这种香料皇帝仅仅赏赐给了自己和大司马陈骞。联系前因后果，贾充很快猜到了问题所在。

贾充并没有做《西厢记》里的老夫人，要拆散这对“小情人”，而是很干脆地把女儿嫁给了韩寿。

韩寿偷香的故事，成了后代很多爱情传奇的蓝本。但故事本身，尤其在韩寿一方来说，却难说有多少爱情的成分。或许只是因为充满欲望，甚至这种欲望里根本难说情欲的比重究竟能有多大。这个故事如此流行，也许只说明男人的庸俗梦想是如此普遍。

用上那种奇异的香料，就几乎注定意味着消息泄露，这原该不难想到的吧。实在不好推想，会这样做是因为韩寿性格太过轻浮，还是，干脆他就是有意想让贾充知道的？

后来，韩寿官至散骑常侍，河南尹。晋惠帝元康初年，韩寿去世，追赠骠骑将军。

四、婆媳之间

贾充的大女儿贾南风，对自己的婚姻大概不能像妹妹那样满意。尽管多数人看来，她嫁得远比妹妹要好。

她是太子妃，而太子却是个白痴。

贾南风继承了母亲善妒的性格，而对丈夫的不满，则更加重了她的暴戾。贾南风曾经亲手杀过好几个人，一次，她用戟投掷已经怀孕的妾妇，一个已经成形的胎儿，随着锋刃落到了地上。

此事当然使得晋武帝大为恼怒，他决定要将贾妃废黜。这个时候，贾南风的婆婆，武帝的皇后杨芷挽救了她。杨后提醒司马炎，在晋朝建立的时候，贾充的功劳有多么至关重要，所以对他的女儿要格外加以宽恕。晋武帝听从了，最终只是由杨皇后将贾妃找过来，训诫了一番。

晋武帝去世，贾南风由太子妃变成了皇后，而杨后则是杨太后了。这之后，贾后与太后的父亲杨骏进行了激烈的权力争夺，晋惠帝元康元年（291）三月，贾南风取得胜利，杨氏家族被满门抄斩。当然，根据惯例，对太后本人不必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只需在政治上将之边缘化即可，而太后的母亲，也不妨加以特赦。但贾后显然不愿意接受这种处置，她暗示朝臣上书，要将太后关入金墉城。金墉城是洛阳防御外敌时的堡垒，平时实际上被用作囚禁皇室成员的监狱。如果当初没有杨太后的劝阻，贾南风被废的话，金墉城就将是她的归宿。

经过讨论，囚禁太后的提议得到了批准。然后，贾南风终于将太后之母押上刑场，刑场上，太后抱住母亲号哭叫喊，她割断头发，跪下来以额触地，然而却没有人认真理会。太后只好上表，对儿媳妇自称妾妇，表示愿意去她那里当奴仆，只请求保全母亲的性命。但贾南风全然不予理睬。

贾后撤走了太后身边的最后一些侍从，断绝了她的粮食，不久后太后饿死，贾后怕杨太后的鬼魂向先帝哭诉自己的遭遇，所以给她下葬时盖住她的脸，并施下了很多巫术和符咒。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贾南风对太后如此仇恨，史书上提供的解释是，她不知道杨太后在晋武帝面前说过自己的好话，反而对她严厉地训诫自己深觉不满。

也可能有其他的原因。比如，不妨补充这样一条：杨芷是晋武帝晚年所立的皇后，死时也不过三十四岁，贾南风的年纪，实际上比她还要略大一些。她们见面时的心态，想必与一般的婆媳有所不同。杨后“婉嫕有妇德，美映椒房”，而贾南风则长得“短形青黑色，眉后有疵”，郭槐见李氏时那种“不觉膝软”的感受，贾南风很可能也曾经有过。

她比你美，她占据着道德制高点，她是你的长辈……眼前的同龄人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比你占据着优势，即使知道她是在为自己好，也不免令人不快，何况贾南风又是那样暴戾的性情。十多年压抑在贾后心里的，也许不仅是误会，作为这种情绪爆发的结果，那些残酷手段令人发指，却并不奇怪。

八王之乱大事记

《资治通鉴》读到西晋部分，止不住地头昏脑涨。后来翻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见其中说：“惠帝时八王之乱，《晋书》汇叙在一卷；《通鉴纪事本末》，亦另为一条。然头绪繁多，览者不易了。”一时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

赵翼是厚道人，整理叙述了八王之乱的本末。下面部分主要是据他的整理译写的，算是为后面几篇文章，提供一份人物表和一个大纲。

事件一贾后杀杨骏（291）

人物：（加×者在此事件中死亡，下同）

贾南风：惠帝皇后

杨骏：杨太后之父（×）

司马亮：汝南王，司马懿之子，武帝的叔父

司马玮：楚王，惠帝之弟，武帝第五子

晋武帝临终前，安排汝南王司马亮，和皇后的父亲杨骏一同辅政。但是杨骏藏匿了遗诏，反而假传旨意，让司马亮出镇许昌。司马亮是一个懦弱的庸才，老实地接受了杨骏的安排。

惠帝即位后，杨骏擅权。但杨骏并没有执政能力，只会滥肆封赏收买人心，为人却严厉琐碎而又专横刚愎，结果引起了朝廷上下的普遍不满。于是，贾后利用这种心理，联络楚王玮，轻而易举地杀杨骏，废杨太后。这之后，征召司马亮入朝，与卫瓘一同辅政。

事件二楚王玮杀汝南王亮，贾后杀楚王玮（291）

人物：

贾南风：见事件一

司马亮：见事件一（×）

司马玮：见事件一（×）

老迈颟顸的司马亮与少壮派的楚王司马玮关系紧张。楚王玮谄事贾后，诬陷司马亮、卫瓘有废立皇帝的阴谋，贾后一向与卫瓘有仇（参看《司马衷——我看不见，我听不到》一篇），当然也乐意除掉他们。于是，贾后先指示楚王玮杀了司马亮和卫瓘，又以此为罪名，杀了楚王玮。

事件三赵王司马伦杀贾后（300）

人物：

贾南风：见事件一（×）

司马遹：惠帝太子，非贾后所生（×）

司马伦：赵王，司马懿第九子，惠帝的叔祖

司马冏：齐王，惠帝的堂弟，司马攸（参见《司马炎——非典型的开国之君》一篇）之子

孙秀：司马伦的亲信

所谓八王之乱，明显分两个阶段。中间有将近十年的太平岁月。

贾后荒淫日甚，废太子司马遹。赵王伦一向谄事贾后，他的亲信孙秀游说他说：“太子被废，人们都说您也参与了此事，应该废黜贾后，来洗雪自己的名声。”

太子为人聪明，孙秀因此担心他恢复地位后，也不会信任赵王伦，所以又劝赵王伦不如等贾后杀掉太子后再废贾后，这样还可以赢得为太子报仇的名声。孙秀于是对贾后一党煽风点火，贾后果然杀了太子。赵王伦于是与齐王司马冏率兵入宫，废贾后，把她幽禁到金墉城，不久又让她服金屑酒自尽。后面张华一篇会讲到这件事。

于是，赵王伦自任相国、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但赵王伦才具平庸，实际上又受制于孙秀。孙秀等恃仗权势，纵横肆虐，齐王冏因此心中不平，孙秀发觉了问题，便让齐王冏出镇许昌。

——这一事件中著名的插曲甚多，比如“绿珠坠楼”，比如美男子潘岳之死。

事件四齐王司马冏杀赵王司马伦（301）

人物：

司马伦：见事件三（×）

司马冏：见事件三

司马颙：河间王，比较疏远的宗室，惠帝的堂叔，当时镇守长安

司马颖：成都王，惠帝之弟，武帝第十六子，当时镇守邺中

孙秀：见事件三（×）

赵王伦、孙秀装神弄鬼，假称司马懿的指示，要赵王伦尽快入西宫称皇帝。于是，赵王伦篡位，以惠帝为太上皇，并把他幽禁到金墉城。于是，齐王司马冏及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一同起兵讨伐司马伦。赵王伦兵败，他的部下叛变，杀孙秀，迎惠帝复位。不久后，司马伦也被诛。

这一时期，朝廷中声望最高的人物无疑是成都王颖和齐王冏。成都王颖以退为进，回到邺城，广收名誉。而齐王冏入京，惠帝拜齐王冏为大司马，身份地位，就好像司马懿、司马师在曹魏时一样。

——赵王伦称帝后封赏极滥，貂尾、蝉羽等高官的饰物不足，只好拿其他东西混充。“狗尾续貂”的出典即在此。

——之前的政变、动乱基本局限在京师以内，这次则几乎扩大为全国性的战争，部分战役打得相当惨烈，战事前后持续六十多天，将近十万人丧命。

事件五长沙王司马乂杀齐王司马冏（302）

人物：

司马冏：见事件三（×）

司马颙：见事件四

司马颖：见事件四

司马乂：长沙王，惠帝之弟，武帝第六子

司马冏大权在握后，沉湎酒色，横行不法。校尉李含从洛阳奔赴长安，诈称有诏书让河间王司马颙讨伐司马冏，司马颙于是上表，要求废掉司马冏，以成都王司马颖辅政。并传檄给洛阳城中的长沙王司马乂，让他作为内应。司马冏得到消息，派兵攻打司马乂，但反而被司马乂所杀。

——来自东吴的张翰，因秋风起，思鲈鱼、莼菜而回江南的事，即在这期间。

——这一次战事主要集中在洛阳城中。以前洛阳城内的变故如贾后杀杨骏，楚王玮杀汝南王亮、卫瓘，赵王伦杀贾后，多是一方掌握军权，另一方便只能束手待毙。这次的状况则是双方都手握强兵，“飞矢雨集，火光属天”，乱箭都能落到惠帝的面前，群臣死者甚多。

事件六河间王司马颙杀长沙王司马乂（303—304）

人物：

司马颙：见事件四

司马颖：见事件四

司马乂：见事件五（×）

司马越：东海王，皇室疏宗，惠帝从叔祖

张方：河间王颙部将

论实力，齐王司马冏强，而长沙王司马乂弱，所以上一事件的结果大出河间王颙的意料。河间王颙本来指望齐王冏杀掉长沙王乂，自己再以此为罪名，讨伐齐王冏，进而废掉惠帝，改立成都王司马颖，自己做宰相。现在，这个计划就全落空了。

而成都王颖则认为长沙王乂待在洛阳是个障碍，使自己不能遥控朝政。于是成都王颖与河间王颙的部将张方，各自率兵杀向洛阳。司马乂与张方等连续大战，先胜后败。此时，东海王司马越在洛阳城内，担心城破后牵连到自己，于是联合殿中诸将，收捕了司马乂送到金墉城，而迎司马颖入洛阳。

结果，司马乂为张方所杀，而司马颖并没有留在京城，不久后便回到邺城。

——战争规模再次升级，洛阳城内外，军民死者无数，后面《司马家的王爷们——名都的陷落》将详写这次战争。

事件七东海王司马越杀河间王司马颙（304—306）

人物：

司马颙：见事件四（×）

司马颖：见事件四（×）

司马越：见事件六

张方：见事件六（×）

司马腾：东嬴公，司马越之弟

王浚：司马越一党，平北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

司马炽：豫章王，惠帝之弟，武帝第二十五子，后来的晋怀帝

在河间王颙的拥护下，成都王司马颖被立为皇太弟，担任丞相，在邺城遥控朝政。不满这种局面的人，奉惠帝讨伐司马颖，荡阴一战，司马颖获胜，干脆把惠帝掳到邺城。东嬴公司马腾、平北将军王浚起兵讨伐司马颖，司马颖战败，只好又拥着惠帝回到洛阳。此时司马颙派遣张方救援司马颖，张方于是挟持惠帝和司马颖回到长安。司马颙废掉司马颖的皇太弟身份，改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

东海王司马越从徐州起兵讨伐司马颙。司马颙又命司马颖统兵迎敌，司马颖在河桥战败，司马越的军队进入函谷关，迎惠帝还洛阳。司马颖流窜于武关、新野之间，不久被人杀死。司马颙虽然仍据有长安，但已没有实力，不久后有诏书征召司马颙入京，司马颙在途中为人所杀。

——从这里开始，敌对双方都开始借助胡人的力量。这之后，王爷们逐步退出舞台，而原来充当打手的胡人，则变成了主角。

事件八东海王司马越死（311）

人物：

司马越：见事件六（×）

各地乱军：这已经不属八王之乱的范畴了

惠帝驾崩，怀帝即位。此时天下分崩，谁也无力挽回大局。永嘉五年（311），司马越出讨石勒，卒于途中。

张华——天下本无事

【张华】（232—300）西晋大臣、文学家。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西南）人。晋初任中书令，加散骑常侍。排除异议，力劝武帝定灭吴之计。统一后出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的统治。惠帝时，历任侍中、中书监、司空、封壮武郡公。后被赵王司马伦和孙秀所杀。以博洽著称。其诗委婉妍丽，《诗品》评为“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也有感慨忧时之作。原有集，已散佚，后人辑有《张司空集》。另著有《博物志》。

——《辞海》

公元291年的一系列动乱，看起来并没有对西晋的统治造成致命的伤害，接下来的八九年间，中央政府的格局大体稳定。尤其是元康二年到元康五年，《资治通鉴》都只写了寥寥几行，显得无事可记。

《晋书》和《资治通鉴》在这个问题上观点一致，能维持这样一个局面，很大程度上是张华的功劳。

《晋书》中有一点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写到两晋之际的杰出人物年轻时的经历时，往往会提到张华对他的器重。这个大人物此时还默默无闻，但是张华发现了他。这些记录不一定都是事实，但却很能看出张华的爱好和影响力。他以发现人才为乐，而人们以获得他的评语为荣。甚至于《搜神记》里还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只成精的老狐狸，为了证明自己的才学，立刻就想到，去找张华。

在当时，也许有人心中甚至会存着这样的指望，就好像西汉初年的平灭诸吕一样，外戚杨氏的灭门，也可能意味着一个好的开始。

一、赵王司马伦

元康六年（296），原本坐镇关中的赵王司马伦被调回洛阳。赵王伦贪婪而无能，这是满朝大臣素来所知，现在他应付不好关中的局面，导致不得不另行派人接替他的职务，倒也并不出人意料。

至于赵王伦究竟惹下了什么样的麻烦，则未必有多少人格外地给予关心。仅仅是大体知道，由于赵王伦执法不公，激起了羌人、氐人的叛乱。至多，还有人记住了一个叫孙秀的名字。雍州刺史曾专门上表，要求朝廷处死孙秀，以向羌、氐谢罪，而赵王伦到底也没有舍得杀掉这个人。

赵王伦回到洛阳后，孙秀为他谋划奔走，于是更多人都对孙秀有了印象。史书中并没有提到孙秀的相貌，但孙秀的儿子孙会曾被人评价说，这模样做奴仆也嫌太丑，那么，这个当爹的长得大概也好不到哪里去。

孙秀形象不佳，并且信奉五斗米道，时常有些装神弄鬼的举动。这颇能迷惑一些人，自然也使自信较有教养的人士格外感到厌恶。

当时没有人能预见到，这个人竟会成为朝廷中炙手可热的人物。当然，更没多少人能预见到，关中的这次叛乱，将会伴随着干旱和瘟疫迅速扩散。叛乱本身虽然在元康九年（299）被平定，但是因此造成的大量流民涌入汉川地区，却直接促成了五胡十六国中第一个割据政权成汉的诞生。之后持续三百年的民族仇杀，就此拉开序幕。

回朝之后，赵王伦并不安分，不断谋求更多的权力。他谄事贾后，想取得录尚书事的职权。自从汉武帝时代以来，尚书虽然位秩不显，但拥有这个头衔，却意味着进入了国家权力的核心层。这项要求因为遭到了张华、裴等人的坚决反对而作罢。当然，这足以使赵王伦与张、裴等人结下深仇大恨。

这仇恨一样也称不上引人注目。此时，人们关注的焦点，显然是太子司马遹。

二、太子司马遹

对当今皇帝的智商，大家都已不抱什么希望，于是，正像皇帝“何不食肉糜”的典故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一样，太子幼年时就如何聪明的故事，也有了广泛的流传。群臣发现（或愿意发现），太子身上有宣皇帝司马懿之风。又有说法是，当初武皇帝就是为了看重太子的聪明，才终于下定决心传位给当今皇帝。而最常被人念叨的就是这件事：太子还是皇孙的时候，一次夜里皇宫失火，武皇帝登楼观望。太子牵住他的衣裾，拉他走入暗中。太子说：“黑夜里发生这种情况，应该预防突发事变，人君不宜暴露在光亮之中。”

那一年，太子可才刚刚五岁。大家都会记得强调这一点。

先皇和当今皇帝为了培养太子，确实费尽了心思。太子身边的教师阵容极其强大：何劭为太师，王戎为太傅，杨济为太保，裴楷为少师，张华为少傅，和峤为少保。以上诸公，无一不是天下士子的楷模。然而，在宫廷淫奢糜烂的氛围面前，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再一次被证明是微不足道的。

太子年岁渐长，也变得越来越不好学，老师只是他捉弄的对象。太子舍人杜锡经常对太子加以规劝，太子感到厌烦，便把针放在杜舍人坐的毡子里。杜舍人是本朝名臣杜预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端凝的性格，虽然被针扎得流血，但始终强忍着，脸上神色不变。有了这一层对比，自然使大家越发要摇头叹息。

和很多纨绔子弟一样，太子性情残暴，奢靡无度，热衷一些奇怪的巫术。太子的母亲谢贵妃是屠夫家的女儿，太子也越来越显得更适合继承母亲的家业，一块肉拿在手里掂量掂量，斤两他就能知道得分毫不差。后来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的时候，在这件事后发议论说：“古者择女必求之于名门，取其幽闲令淑者，良有以也。”孩子不好则归咎于母亲当然是男人的习惯性思维，想必晋代的官员，也有不少人表达过同样的见地。

不过无论如何，太子看起来还是比当今皇帝头脑要清楚一些。肉案上功夫了得，一定要往乐观上想的话，还可以回忆汉朝陈平丞相的名言，“吾宰天下，亦如是肉”嘛。

既然贾皇后是大家普遍厌恶的，那么当然，照例有人把太子变坏归咎于皇后，说是她有意把太子往邪路上引。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现在，更坏的传言出现了：贾后已经对太子不满，她在准备对太子下手了。

这一次，传言是真的。

皇后贾南风强烈的嫉妒性格，大概是遗传自母亲郭槐。但是，郭槐有政治头脑，这一点贾后却并没有能够继承。母女俩之间一个显而易见的差别就是，她们对太子的态度全然不同。

郭槐对太子很好，太子直到后来身陷囹圄的时候，仍然感念着郭槐的恩德。而皇后和太子的关系，显然也成了郭槐的一块心病，以至于临终前，郭槐还拉着皇后的手反复叮嘱，要她善待太子。可以确定，郭槐的这种善意并不仅仅是出于老太太对年轻人的疼爱。这牵涉到一个简单的判断：贾后自己没有儿子，所以要保证贾家的权势和安全，必须要和未来的皇帝搞好关系。

然而，贾皇后却甚至不具备这点最基本的判断力。她热衷于掌握权力，但并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自己的权力抓得更牢靠一点。郭槐曾经希望皇后的外甥女能够成为太子妃，太子自己也乐意这门亲事，对这个显而易见的好机会，皇后却坚决反对。而最终使贾氏家族和太子变成敌人的，则是皇后的外甥贾谧。

三、不可能的政变

贾谧是韩寿和贾午的儿子，因为贾充无子，所以他以外孙的身份，成了贾家的继承人。这些年来，贾谧是洛阳城里的明星人物，倚仗贾后的权势，他成了朝廷里说话最管用的人。贾谧生活奢侈，热爱文学，潘岳、陆机、左思这些文学史上不能不提的名字，都出现在贾谧的清客名单里。很难说，纨绔性格再加上了文人的轻狂，究竟该算一种什么影响。

担任常侍之后，贾谧的工作任务中增加了“侍讲东宫”一项，两个自以为是的年轻人从此不得不时常见面。这种关系，当然很难和谐。

贾谧时常对太子无礼，而太子发现不能使贾谧折服后，就干脆把他晾在一边。郭槐训斥贾谧，要他在太子面前注意自己的身份，但如同寻常人家一样，祖母对孙儿训诫，照例难有什么效果。至于其他人要发表什么意见，更是徒然给自己带来麻烦。太子和贾谧下棋时发生了争执，御弟身份的成都王司马颖帮太子说了两句话，竟也就被赶出了洛阳。太子身边的人劝太子做些让步，不然只怕不知道贾谧要到皇后跟前说些什么。当然，这也一样徒劳。

竞争的不仅是下棋。太子和贾谧都聘定了王衍的女儿，太子听说贾谧将要迎娶的姐姐长得更漂亮，因此便抱怨起来。

总之，贾谧和太子的冲突开始难说有多少政治动机，或者，很大程度上仅仅是虚荣心的较量和荷尔蒙的对抗。但问题是，他们身份如此，不论动机如何，政治后果都不可能不严重。

贾谧使得皇后相信，太子一旦即位，贾家就会面临覆灭的命运，于是，皇后有了废立太子的心思。而太子身边的人也意识到危机，很自然的，他们想起了张华。

贾皇后独揽朝政以来，她信任亲族，不属外戚的朝廷重臣只有张华。这些年来，全亏了张华竭尽忠诚，弥合朝政中的过失疏漏。何况，当年张华曾顶住满朝大臣的压力，全力支持武皇帝伐吴，看起来，他也应该是一个勇于决断的人。

应该如何对付贾后的图谋，太子左卫率刘卞去探张华的口风。但令人失望的是，张华打起了太极。情绪激动之下，刘卞慷慨激昂起来，他说：“我本来是须昌的小吏，受您的成全提拔才有今天。我感念知遇之恩，所以言无不尽，可您却对我疑虑重重！”刘卞分析了行动的前景：太子身边聚集着很多有才能的俊杰，护卫太子的军队不下一万精兵，而张华拥有商代贤相伊尹一样的身份，如果愿意发布命令，皇太子便可以入朝总领录尚书事。最后，刘卞说：“这样把贾皇后废黜在金墉城，只需两个小宦官的力量而已。”

然而张华仍然表示了拒绝。不久后，刘卞要协助太子废黜皇后的言论泄露，被调任为雍州刺史。刘卞感到不安，于是服毒自杀。

如果刘卞知道，就在几个月前，裴也向张华提过差不多类似的建议，很可能他就不会做这样徒劳的尝试了。

和刘卞相比，裴的官阶无疑要高得多，和张华的关系也亲近得多。更重要的是，裴是外戚，郭槐就是他的姨母，本来他是不折不扣的贾氏一党。但是，连他都看不下去贾后“淫虐日甚”的作为，所以他也找张华商量起废贾后的计划。

和裴说话，张华就显得坦诚得多。他仍然说道，这样的行动不可能取得皇帝的支持，终究名不正言不顺。但更重要的是，他强调了这一点：“各诸侯王都势力雄厚，各有朋党。恐怕一旦政变发生，性命、国家都不免危殆，对社稷并没有好处。”

确实，洛阳的禁军都牢牢控制在贾后手里，张华仅有威望，手中没有任何军权，刘卞所夸张形容的种种优势，大抵只存在于想象，成功除掉贾氏一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更致命的是，军事政变的闸门一旦打开，最终释放出来的将是什么，谁也无法预测。

四、张华之死

陷害太子的过程，手段繁复花巧，很适合作为电视剧的情节。贾后把太子骗进宫中，把他灌醉，然后让他抄写诏书。诏书当然是假的，上面有这样的文字：

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当手了之。并与谢妃（太子之母）共要，刻期两发，勿疑犹豫，以致后患。(1)

这些大逆不道的句子出自美男作家潘岳之手，这使得这起阴谋尤其适合成为谈资。

太子醉得昏昏沉沉，根本弄不清自己抄的究竟是些什么，就照着写了，于是就有了太子谋反的证据。

在张华、裴等人的激烈抗议下，太子没有被赐死，而是被废黜为庶人。那一天，太子更换了衣服出去，拜接了诏书，走出承华门。然后，太子乘坐粗陋的牛车，和妻儿一起在兵士们的押送下进入了金墉城。这凄凉的景象，无疑给洛阳的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废黜太子激起了如此大的不满，使得贾后非常不安。贾后派宫女到民间去打探消息，宫女带回来的怨言使贾后越发固执地认为，对自己的一切威胁都来自太子，所以非要置太子于死地不可。于是，一起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投毒案发生了。贾后配好了毒药派人去给太子下毒，由于太子只吃自己煮的东西，投毒者实在找不到机会，便用药杵将太子打死。

有人早就等待着这一天。

太子被废之后，赵王司马伦就有了废贾后的打算，但孙秀考虑到太子“聪明刚猛”，并不是一个容易控制的角色，所以提议说，与其废掉皇后再迎回太子，不如等皇后害死太子之后，再废皇后。

现在，一切时机都已成熟。宗室普遍对赵王伦表示支持，军队也站在了他这一边。但为了让这一行动更加名正言顺一些，还要再拉拢一些装门面的人物，毫不意外，赵王伦想起的也是张华，这样重大的关头，他愿意显示一下自己是多么“不计前嫌”。

但张华再次拒绝了武装政变的要求。赵王伦派去的使者对张华发怒说：“刃将在颈，你还说这样的话吗！”这位使者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好像自己身后已经是一个死人。

赵王伦的成功轻而易举。自负才华横溢的贾谧在手执利刃的军人面前只会大喊“阿后救我”。贾皇后当然没有能力救他，直到齐王司马冏出现在她面前，贾后仍然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她问：“你为什么来这儿？”

这位年轻的齐王回答：“有诏令要逮捕您。”

“诏书应该从我这儿发出，你哪来的什么诏书！”贾后这样说。等到她一切明白过来的时候，她感叹道：“系狗应该系狗的脖子，却反倒系在狗的尾巴上，我怎么能不是这么个结果呢？”

在茶余饭后传播这样的蠢话，无疑是一件快活的事情。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享受这种快乐，赵王伦尤其是在孙秀清洗贾后一党的时候，有意扩大了打击范围，很多新仇旧怨都要借机了结。张华的名字也出现在要处死的名单中，刀果然架到张华脖子上了。

被逮捕的时候，张华为自己申辩，称自己是忠臣。于是，执法官问道：“你身为宰相，太子被废黜，却不能为气节而死，这是为什么呢？”

张华回答：“式乾殿前的争议，我劝谏的过程全部都记录在案，可以复查。”

执法官又问：“劝谏而不被采纳，为什么不辞职？”

张华无言以对，于是和裴等人一起被杀，并被夷三族。

关于张华之死，一向都议论纷纭。在当时这样一种政治局势下，早有人预见到张华非死不可。诸如此类的言论不妨摘录一些。比如，“张茂先华而不实，裴逸民（裴字逸民）贪得无厌，他们抛弃朝廷的典礼而依附于作乱的皇后，这难道是大丈夫的作为吗！裴几次都有心推举我，但我常常担心他沉溺于深渊，余波会牵连我，怎么能撩起衣服而跟随他呢？”比如有人对着张华的尸体痛哭说：“我早就劝告您辞职，而您不肯，今天果然不免一死，这是命呀！”

这些话里面有对张华的同情，但优越感也同样明显。早早置身事外，似乎最足以体现智力的超卓和品德的圆满。至于恰恰由于张华他们的存在，为天下百姓多维持了差不多十年的太平日子，则是微不足道的。

后代学者中，有不少人给了张华更严厉的批评。和贾氏一党周旋，是张华的罪过，没有抢先发动政变除掉贾后，更是张华的罪过。王夫之说：“西晋灭亡，不是贾谧之流能够灭亡的，而是张华灭亡的。”

张华确实不是能够力挽狂澜的大臣。也许可以这样猜测他的心态：他已经年近七十，年轻时孤注一掷的冲动已经被岁月消磨殆尽。和很多读书人一样，他最在乎的就是名誉，而此刻他的好名声已经几乎达到了顶点，为了自己，他确实也不再有赌博的必要。要说他身上还有一点带赌博意味的东西的话，就是他预感到动乱将会发生，但是仍希望自己可以“优游卒岁”，他赌动乱会发生在他安静地去世之后。

这样的想法很不高尚，但也未见得有多么惊人的卑鄙。何况，好像也确实很难对张华提出更高的要求了。张华出身寒微，手无兵权，与贾后划清界限则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极力论证张华行废后之举成功的可能性，在我看来，这位令人尊敬的学者这次用错了力气。从张华对裴所说的话看，他更担心的不是废后本身结果如何，而是对在此之后该怎样收拾局面，他完全没有信心。

不管怎么说，张华这个无论如何都拒绝军事政变的人死了。而所有的人都看到，赵王伦的成功是如此容易，以致大家都觉得，不妨也试上一把。

张华死去的这一年，关内侯敦煌人索靖，预知天下将要大乱，指着洛阳宫门外的铜驼感叹说：“以后，大概会在荆棘中看到你吧！”

(1)陛下应当自己了断，不自己了断，我就要进宫替您了断。皇后也应该尽快自己了断，如不自己了断，我就要亲手来了断。同时与谢妃约定，到时一起举事，请不要迟疑犹豫，从而导致后患。

陆机——诗人之死

出仕当官，是很大的诱惑，也太容易使人后悔。古人说到后悔进入仕途，“东门黄犬”与“华亭鹤唳”，是两个最常用的典故。

前一个是说秦朝的相国李斯。他被赵高陷害，被判腰斩于咸阳市，临刑前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李斯是河南上蔡人，这当然是怀念自己布衣时代的生活。

后一个说的就是陆机。他也是要被处死时，说了句：“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华亭在今上海市松江区西。东吴灭亡后，陆机没有立即北上到洛阳求官，作为前高干的子弟，在华亭墅度过了一段优游岁月。

一、遗少的难题

陆机是东吴名将陆逊的孙子，陆抗的儿子。

西晋灭吴的那一年（280），陆机十九岁，刚刚步入仕途。庸俗地看，这个运气比他的哥哥陆晏、陆景要好，但比弟弟陆云要略微坏一点。

陆晏是夷道监军，陆景是水军都督，都是东吴军队系统里的重要人物。从晋军方面说，他们是重点打击的对象；从陆家忠义的家风说，他们有殉国的责任。所以他们也就确实战死了。

陆机当时是牙门将，这是杂号将军的一种，手下也没多少军队。他大概是被擒了，《晋书·杜预传》说：“凡所斩及生获吴都督、监军十四，牙门、郡守百二十余人。”陆机大概就在其中。

所以有人推测，这之后陆机就作为俘虏到过一次洛阳。因为晋朝优待俘虏，所以在洛阳他的行动倒没受太大拘束，而且很快就被放回家了。确实不无可能。

陆云比陆机还要小两岁，身体也不大好，这时未到军中，所以逃过一劫。

灭吴之前，晋朝对东吴投降过来的人士，当然是优待的。吴已经灭了，政策就要转向，要表彰忠义了。当初被孙皓迫害打击的，这个要提拔；在东吴时地位相当高，吴被灭后展示过气节才投降的，可以给予一定优待；在东吴还没有做过官的，也欢迎你来为新政府工作。

但已经在东吴做了官，没机会没条件没资格表现气节，而现在还想做官的，那肯定就要降级了。

陆机刚好就是最后一种。

所以，弟弟陆云可以很早就应了扬州刺史的征辟，陆机就只能一直在家隐居，这一待，就是十余年。(1)

这期间，陆机、陆云兄弟有很多诗文唱和。兄长陆机对弟弟有很多勉励，期待他重振家声。身为兄长而说这样的话，当然包含着对自己混得不如意的羞惭。弟弟陆云则常常显得很矛盾，既对在晋朝任职颇感愧疚，又对在家业国事上有所作为，颇觉期待。

这真是一个死结。要继承祖、父的遗志，则不能为新政权效力；要再现祖、父的辉煌，则必须加入新政权。

哥哥陆机早晚也要面对这个问题。他个子比陆云高，嗓门比陆云大，性子比陆云雄健慷慨，这种自相矛盾，在他身上表现出来，当然也就更尖锐激烈得多。

陆家虽是武将，但是很有文化传承的家族。

陆抗的传记中保存着他的几道奏章，多引经典，写得文采斐然。陆逊更是以“书生”自居，尤其是，大破关羽之后，他居然以抚边将军、华亭侯的身份，而回扬州举了个茂才，真是“仕而优则学”的典范。

家学本有渊源，陆机更是青出于蓝。十余年里，陆机写了很多文章。人虽然在家隐居，文章却不胫而走。所谓“誉流京华，声溢四表”，“况乃海隅，播名上京”。

这些年里，吴地隔三岔五有叛乱发生。到太康九年（288），东吴故地发生了多次地震，按天人感应的思维，这会被理解为南方人怨气郁结不小。这一年初，晋武帝已经下过“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的诏书，地震之后，引用江东的人才的力度想必会大大增强，甚至于，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你不来也得来，你这么坚决不来是不是对朝廷有什么想法”之类的作风也不可避免。

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陆机北上赴洛阳了。著名的《赴洛阳道中作》是这么写的：

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

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

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

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

山泽纷纡余，林薄杳阡眠。

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

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

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

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

哭哭啼啼的调子，完全看不出要去当官的好心情。

(1) 俞士玲《陆机陆云年谱》，根据二陆的文集和其他相关史料，指出了《晋书·陆机传》中不少错误和表述不严谨的说法。本文多处利用了俞的考证成果，非学术文章，不能一一注明。

二、南方来的战斗“机”

陆机对北方的态度，似乎并不友好。史书上说：“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指中原）人士。”

其实，当时的主流，肯定是北方人看不起南方人。不过大多数南方人对北方人的嘲戏，选择了忍气吞声，所以陆机毫不客气的反击态度，格外引人瞩目，足以为他赢得看不起“中国人”的名声。

各类史料里，陆机和北方人吵架的例子确实非常多。

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

陆机见王济，王济出身太原王氏，有名的花天酒地的公子哥儿，也是有名的臭嘴。

王济指着面前的几斛羊奶酪说：“这么好吃的东西，你们江东没有吧？”

陆机回答：“千里湖（在溧阳，不过今天已经没有了）的莼菜汤，没搁盐豉（大豆烧熟发酵后加盐做的调味料）的时候，跟这玩意儿口味算一个档次的。”意思是，加上盐豉，您就歇了。

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

一个公开场合，卢志问陆机：“陆逊、陆抗是你什么人啊？”

当时人最重“家讳”，当面喊人家祖、父的名字，就和当面打脸差不多。所以陆机当时就怒了，一巴掌抽了回去：“就像卢毓、卢珽和你的关系一样。”

陆云觉得兄长有点太过，出门后劝解：何至于此，他或许是真不知道这层关系，这才不小心说错了话。但是陆机很严肃，我爷爷我爸爸是什么人，天下还有不知道的吗？“鬼子”（“子”读上声，儿子的意思）怎么敢这样！

细想下来，陆机的逻辑是有问题的。知道陆逊、陆抗是一回事，知不知道你陆机，又是一回事，至于知不知道你陆机和他们的关系，更是另一回事。

从陆机骂卢志“鬼子”看，对怎么和卢志交往，他准备工作是做得很足的。卢是河北大姓，传说有个叫卢充的，曾与女鬼（当然是大家族的女鬼）结婚生子。这个卢充，就是卢志爷爷的爷爷的爸爸。

我连你爷爷的爷爷的爸爸的八卦都打听清楚了，我爸爸是谁你不知道？这也太伤自尊了。所以你卢志是不小心说错话了我要反击，是真不知道我更要骂。

和王济不同，卢志总体而言算个靠谱的人。他是成都王司马颖最主要的谋士，后来，正是因为他，成都王司马颖少添了不少乱。八王之乱中早期的死难者，很多亏得他的建议才得到了安葬，死者家属也拿到了一笔说得过去的抚恤金。张方要劫惠帝去长安的时候，惠帝身边别人全跑了，就卢志还留在惠帝身边。张方要烧洛阳他给拦了，更算功德无量。再后来成都王颖落魄，也只有他，一直追随到成都王死，表现出相当可敬的忠诚。

当然，总体而言靠谱不影响某一件事上狭隘阴暗。陆机当众给他来这么一下，卢志是怀恨在心了，这算是为后来陆机的杀身之祸埋下了根芽。

陆机还攻击过左思。左思要写《三都赋》，对东吴首都建业的情况不了解，就去找陆机打听。这之后陆机给陆云写信说：

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

这边有个粗鄙的北方佬，竟想写《三都赋》，等他写完，稿子用来盖酒罐，想必是极好的。

左思是客客气气来求教的，这次完全是陆机主动出击。当然，后来陆机看到左思写成的作品，认输了：承认人家写得好，甚至放弃了自己写《三都赋》的计划。可见，这不是什么文人相轻，恰恰相反，作为文人，他乐意承认同行的才华，但认清楚才华之前，他还是喜欢对北方人（“伧父”是南方人骂北方人的口头禅）攻击了再说。

陆机写过一篇《羽扇赋》，虚构了一场辩论，宋玉、唐勒和山西、河右的诸侯争论，到底是羽扇好还是麈尾好。

宋玉、唐勒都是战国时楚国的文人，当然是南方人。羽扇是南方人爱用的，比如陆机的好朋友顾荣，后来指挥作战时就曾“麾以羽扇”。

山西、河右则是陆机这个时代许多北方名士的老家。麈尾是用麈尾巴毛做的拂子一类的东西，是这些名士清谈时必备的道具。

既然是陆机写的，那结论当然是羽扇好。宋玉滔滔不绝，最后说得诸侯们“伏而引非，皆委扇于楚庭，执鸟羽而言归”。

不知道陆机是不是真就这个话题和北方佬辩论过，总之，码字作文，确实是宣布自己胜利的好办法。

这些都还是日常小事，几乎捅了大娄子的，是元康八年（298）的“晋书限断”事件。

这一年，西晋朝廷里有一场大讨论，就是本朝的历史，该从哪一年写起。一派意见认为，当然是从司马炎接受曹魏禅让开始；另一派则认为，应该上溯得早一点，在司马昭甚至司马懿的时代，既然已经大权在握，晋史就已经可以开始了。

这不是抽象的理论问题，也不是把本朝史拉得越长越有面子。关键在于，从晋武帝司马炎开始的话，有资格继承帝位的，就只能是司马炎的后代；上溯到司马懿，则身为其后代的宗室王（如当时很活跃的赵王司马伦），要提出皇位继承权，就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

面对这么重大而且实际的问题，高级官员们都忙着站队。像陆机这种官场上的小把戏（当时任秘书监著作郎），连站队都轮不上，本来只需要扮演好围观群众这个很有乐趣的角色，或者顶多帮大人物打理一点文案工作就可以了，但是他居然发表意见了。

陆机大喝一声，当然应该从晋武帝开始算，但不是从曹魏禅位算，必须等太康元年（280）灭了东吴之后才可以算。这之前，“三国同霸”，谁也不算！

正统问题，一直是东吴的一块心病。曹丕可以宣称，皇位是汉献帝让给自己的，所以自己是正统；刘备可以宣称，原来的皇帝没有了，我身为宗室，只能勉为其难地即位，所以我才是正统。而孙权什么理由也没有，所以对他来说最好的解释就是，大家都是“霸”，谁也不是正统。

在三国鼎立的时候，讲讲这套理论也还罢了。现在已经是我大晋的天下，还这么讲，连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这种常识都不懂了吗？

史书上没提陆机此论一出，大家都是什么反应。估计第一反应都是有点晕，以为这家伙是从三国穿越过来的，但好在都是官场老手，迅速稳定情绪，装没听见，继续把讨论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晋书·贾谧传》里，保存着当时讨论的纪要，对陆机的意见，就根本没提。

秘书监贾谧，是皇后贾南风的侄子（其实是外甥，这事儿有点绕，前文有述，这里不捋了），当时最有权势的外戚，他身为陆机的直接领导，没有把问题扩大化，而是派潘岳出面，以自己的口吻给陆机写了一首诗。

派潘岳去对付陆机，当然是绝佳人选。

陆机形象好，潘岳更是帅得让大妈围着他跳广场舞（“妇人遇之，莫不连手共萦之”）。

两人都是文学大家，后世以为“陆海潘江”，似乎更看重陆机，当时的风评，却大概是认为潘高于陆。

两人还有仇，当年西陵之战，陆机的父亲陆抗大破晋军，导致荆州刺史杨肇丢官免职，而这个杨肇不是别人，正是潘岳的岳父。如果诗人的话竟然可信，那么潘岳是非常爱自己的老婆的（《悼亡诗》至今还是中文系学生的背诵篇目），当然也应该是非常敬重自己的岳父的。

潘岳代贾谧写的诗里，讲的道理没啥可说（本来这种事就只是假装讲道理的样子，能有啥可说呢），不过其中有“在南称柑，度北则橙”两句，似乎是个警告：在家，你是个玩意儿，到北方来就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陆机的回应则是：“惟汉有木，曾不逾境。惟南有金，万邦作咏。”别把我比木头，是木头我就不到北方来了。我是金子，金子到哪里都是金子。

三、“进趣获讥”

陆机和贾谧的关系，多少是个悬案。

按照《晋书·陆机传》，陆机先是“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后来又“豫诛贾谧功，赐爵关中侯”，这个人品实在让人有点发寒。

不过要说陆机跟贾谧有多“亲善”，那是真不见得。就好比“晋书限断议”这个例子，陆机对贾谧的宣传导向就相当不配合。从现在能找到的各种材料看，陆机虽然名列贾谧身边的“二十四友”，但他和贾谧一党的人，尽在闹别扭。

潘岳是贾谧的死党，看见贾谧（或说贾谧的外婆）的车扬起的尘土，都要躬身下拜的。而陆机和潘岳的关系很不好。除了上面那场争论外，还有一条潘陆交锋的记录是这样的：

士衡在座，安仁来，陆便起去，潘曰：“清风至，尘飞扬。”陆应声答曰：“众鸟集，凤凰翔。”

看见潘岳来了，陆机就要走。潘岳说：“清风来了，尘土飞扬。”陆机应声回答：“凡鸟落下，凤凰飞翔。”——“众”是普通的意思，“集”是落下的意思，“集”字上隹下木，正是鸟在树上栖息的样子。

这么公开的彼此不给脸，矛盾是尖锐到一定地步了。

潘岳和石崇是好朋友，而石崇的外甥欧阳建，发表了很多鄙视陆机的文学水平的言论。什么“张（华）、潘（岳、尼）与二陆为比，不徒步骤之间也”，什么“二陆文辞源流，不出俗检”（《太平御览》卷五九九）。大师想打笔仗，却自己不出手，让小杆子冲锋陷阵，这是传统文化的“精髓”。

“二十四友”中又有京兆杜斌、弘农王粹。杜斌是杜预的从兄，王粹是王濬的孙子，而杜预、王濬是灭吴的关键人物。论起来，这几位的家族和陆机都有国仇家恨，相处的时候，陆机的脸色，大概也不会怎么好吧。

有可能，只是因为贾谧有权有势，又是秘书监的领导，而陆机作为秘书监的工作人员，对顶头上司表示过尊敬。贾谧也看重他的族望和文名，就顺手把他放进自己身边的圈子里来。大家也说不上多亲多近。

不过，以陆机一向“不推中国人士”的讨人嫌姿态，对谁稍微谄媚一点，“以进趣获讥”就免不了了。

说诛杀贾谧的政变中陆机有功，这就更可疑了。

这种顶层的权力之争，人不在关键位置上，要想立功还真不容易。政变当然要有兵，所以首先要争取拉拢的，是禁卫系统的军官，这和陆机当然没关系。陆机既不属于贾谧集团的核心层，和赵王司马伦当时更没什么关系，参与计划拟定，传递关键信息之类，他都没啥机会。

杀了贾谧后他“赐爵关中侯”，其实恰恰可说明，他并没在这事里出什么大力。

西晋不比秦汉，关中侯这个头衔，已经不怎么值钱，当初晋惠帝即位的时候，就曾“二千石以上皆封关中侯”。

政变时赵王伦对三部司马（禁军中的戟盾、弓矢和硬弩部队）放过话，我的军队要打进中宫废皇后了，“汝等皆当从命，赐爵关中侯。不从，诛三族”。这意思，只要不武装对抗，能跟着赵王伦起哄的，就可以封个关中侯了。

政变成功后，赵王伦自知这事自己干得不地道，就想花钱买好评，封赏搞得国库都空了，修饰官帽的貂尾不够用，最后只好拿狗尾巴代替，留下一个“狗尾续貂”的掌故。至于关中侯的头衔，也是搞大派送的，“文武官封侯者数千人”。

所以，能够认清潮流看清形势，没有自绝于人民坚决要为贾谧陪葬，这大概也就是陆机的功了。

但政变之后，赵王司马伦确实对陆机挺重视。

也好理解，赵王伦的权力来路不正，尤其是，诛贾谧人家可以接受，张华这样忠厚的老臣也杀，自然大失人心。

所以，他跟原来构成文官集团骨干的北方文化士族闹得很僵。他们都不愿意到赵王伦这里来任职。赵王聘任谁，谁就宣布自己生病，最极端的，有看见赵王的使者来请自己上任，飞身上马就跑，还在马背上转身说你敢追我就放箭的。

正因为在原官僚集体那里获取的支持不够，在这个班子的边缘发掘可用的人物，就是必需的了。陆机作为边缘人里名望特高的，很自然就被看中了。

赵王伦给自己加了丞相的头衔，而引用陆机为相国参军。陆机后来自己说：“相国参军，率取台郎，臣独以高贤见取，非私之谓。”大概是实话。

在赵王伦手下任职这件事，后来成了陆机被人诟病的一个理由。

但陆机当然也有自己的理由。

这么些年，陆机对北方士人摆出相当有攻击性的对抗姿态，但骨子里，他对这些“伧父”“众鸟”的态度，当然是很在乎的。

他早年和兄弟唱和，大多写的是四言诗。但后来五言就渐渐多起来，这是北方流行的时髦诗体。有人猜测，陆机十年隐居，干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琢磨新诗体该怎么写。具体地说，陆机的五言诗是学的曹植，这个明眼人也都看得出来。

《水经注》里说，陆机到洛阳途中，曾经遇到王弼的鬼魂，两人讨论了一通玄学，但王弼对陆机那种“题纬古今，综检名实”的风格不大欣赏。《晋书·陆云传》则说，碰到王弼鬼魂的是陆云，陆云本来不通玄学，被王弼教导一番，然后就成名嘴了。

两个故事也不矛盾。总之，就是陆家兄弟在玄学上都下了功夫，而且希望在自己和王弼之间，建立一点联系。当时洛阳玄学正风行，曹魏正始年间是玄学兴起的年代，而王弼是正始男神，无数北方士人心目中的偶像。

既求交往，又瞧不上，不管多么瞧不上，终究还要求交往，这种心理，我们都知道其实是很常见的。

但这么多年过去，北方人士对陆机兄弟的认可，还始终停留在口头表彰的层次上。朝廷里需要有一些南方人装门面，不然体现不出咱们是一个统一政权，但权力中心当然不给你进。陆机、陆云兄弟和其他所有的南方名士，就只好一直在一些低级闲散的官位上蹉跎着了。

现在，赵王伦主动把比较清要的工作岗位送到面前来了，我为什么不接？

陆机对东吴感情那么深，对晋朝这个北方人的政权的认同，本来就只是基于理智，因为无法改变事实而选择屈服而已。那屈服于谁不是屈服啊？对这个政权内部合法性的辨析，他当然不必像北方士人那么考究。

另外，陆机身上，承担着一些很实在的责任。

《陆机传》说，陆机“志匡世难”，他有没有这么高远的志向，难以断定。但他在北方待着，显然有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向朝廷举荐南方人物。

随便翻检《晋书》的传记和《陆机集》中的表章：

纪瞻，丹杨秣陵人。开始举孝廉，没去，后来又举秀才，是当时担任尚书郎的陆机给他考的试。

贺循，会稽山阴人。因为“无援于朝，久不进序”，后来“著作郎陆机上疏荐循”。

郭讷，籍贯不详，但肯定是南方人，做过县令，因仕途不顺而离任，然后陆机向朝廷夸他“风度简旷，器识朗拔，通济敏悟，才足干事”。

戴渊，广陵人。本是无行少年，打劫时碰巧打到陆机头上，陆机觉得他气度不凡，“在舫屋上遥谓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复作劫邪！’”戴渊于是感悟，改过自新，学当官了。后来陆机向朝廷举荐这个专业强盗，称他是“东南之遗宝，宰朝之奇璞”。

……

总之，很多南方人进入仕途，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陆机的推荐。

要想被推荐，就得找陆家兄弟，在南方人心目中应该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的。以至于在民间传说中，除三害的周处，也是受到陆家兄弟的教导后才改过自新进入仕途的。事实上，周处比陆机整整大二十五岁，比陆云更要大上二十六岁，这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吾彦是东吴的一个将军，吴被灭时，他的城防战打得很漂亮，而且是孙皓投降之后才投降的，算得忠勇双全。所以晋武帝很欣赏他，曾问吾彦说，陆喜、陆抗这两人比起来，谁强些？吾彦回答：“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

后来，陆机兄弟知道了这个回答，很恼火，你是我爹陆抗提拔的，怎么能说他还有不如人的地方呢？于是就“每毁之”。有人劝陆机说：

卿以士则（吾彦字士则）答诏小有不善，毁之无已，吾恐南人皆将去卿，卿便独坐也。

这话交代了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就是南方人本来是围绕在陆机周围的。大家在北方受歧视，当然要抱团取暖，而陆机，是南方人的核心之一。

所以，陆机在官场上混得如何，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几乎是整个南方士人集团的事。对陆机而言，清高啊恬退啊，文章里写写可以，实践起来太奢侈，赵王伦把机会送上门来，哪怕明知是烫手山芋，陆机也要接。

四、拖稿法与还乡潮

赵王伦是一座冰山，这个陆机早有预感，但问题比他预感的还要严重得多。

因为这座冰山还爱玩火，他想当皇帝。

赵王伦篡位之前，陆机应该是吓坏了。在一个名声不好的王爷手下任职，无非挨北方名士两句骂（反正本来也要对骂的）；为乱臣贼子篡位出力，那后果可就严重了。赵王伦吃相难看，手段拙劣，他最终不可能成功，这个可不难看得明白。

篡位的流程，当然是曹丕以来的老办法，禅让。就是说，形式上必须要晋惠帝主动来让，于是，就需要笔杆子出手，以惠帝的口吻写一篇“我想让位给叔爷爷赵王司马伦”的大文章。

陆机知道，赵王伦优待自己，本来就看中了自己这支笔，现在自己又已经被调任到了中书省做侍郎，写这篇文章，简直成了本职工作。

最终，陆机想了这么个拖稿大法：借口为兄弟陆云的妻子发丧，不去上班，也就躲着不写。后来陆机回忆说，自己吊丧时，陆云很是哭了一回。按照当时一般人分配感情的方式，这一哭，伤心亡妻的成分比较少，担忧哥哥和家族命运的成分会比较多。

最终，那篇禅文到底是谁写的，《晋书》也没给明确的说法。不过，结合其他一些材料看，确实不是陆机的手笔。毕竟，这个时候愿意出手的投机者，还是不少的，也不是非用得着陆机不可。

能想出这么个主意，陆机大概也算费尽了心机。但这个成功，仍然差点毫无意义。

称帝之后，赵王伦把自己弄成了众矢之的，然后在各方势力的讨伐下，他就垮了。

新得势的王爷开始追究赵王伦的党羽，那篇禅文的作者，当然也是要严惩的对象。陆机有重大嫌疑，于是就被移交司法机关（廷尉）处理，一家老小，都被投进了监狱。

禅文的草稿和定稿，在中书省都有存档，只要一核对笔迹，很容易就可以证明陆机的清白。

但是，打击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办案人员往往是唯恐不能把问题扩大化的。人家为什么一定要替你去核对呢？

所以，说到底还得靠贵人相助。最后，幸赖成都王司马颖等人出面说情，陆机死罪减等，流配边疆。接下来就赶上大赦（清除政敌就要滥刑，收买人心就要大赦，所以那一阵两者同样普遍），连徙边也免了。

这时候八王之乱差不多逼近高潮，朝廷的局势眼瞅着不可收拾，于是南方士人的回乡潮，也就出现了。

纪瞻、贺循等人相继南归。最著名的例子，则是好酒而任性，人称“江东步兵”（来自江东而有阮籍之风，所以叫江东步兵，阮籍曾任步兵校尉）的张翰。当初他北上得莫名其妙，遇见要去洛阳的贺循，聊得投机，于是也不跟家人招呼一声，就一道往洛阳来了；现在秋风一起，他说是思念江东的菰菜、莼羹、鲈鱼脍，于是撂下一句：“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于是便弃官回家。真是今天我任性地走了，正如当初我任性地来。

陆机的姐夫，和陆家兄弟并称“江东三俊”的顾荣倒是没有走。他在齐王手底下任职，本来明明不是酒鬼，却偏偏每天把自己灌得醉醺醺的，完成不了起码的工作。暗地里他给朋友写信说，自己看见刀和绳子就想自杀。

但他还是不走。

不好好干活，是因为怕被当作是齐王的死党，将来齐王垮台，自己也要跟着陪葬；留着不走，是因为江东顾家名望太大，辞官朝廷也不会答应，如果辞得太坚决，也许还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自己走得潇洒的张翰对顾荣就很体谅：“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

这个时候，正是陆机回家最好的时机。

本来，他会面对和顾荣一样的困境，可是现在他已经“退居散辈”，在洛阳赋闲，此时回家，情理和制度上都没有障碍。

包括顾荣在内，都劝陆机回家。但陆机到底还是决定留下。

《陆机集》里的好多诗文，都纠结着一个问题：究竟是否只有归隐才意味着安全，积极进取是不是一定会招致祸患。他想到傅说，想到伊尹，想到萧何，想到陈平，借此证明也不是每个热心当官的人都是下场糟糕的。他也知道，伊尹、萧何的时代和现在完全不同，于是他最终告诉自己，“生何足惜，功名所叹”，翻译过来，就是做官比活着更重要。

他的南方老乡，自己在收拾行囊的时候，大概也是颇有些不希望陆机、顾荣他们回去的。虽然大家都在说，大晋朝要完，但这种吐槽的话，原是稍不如意就有人爱说的，他们那时也未必自信，这个预言就一定那么准确。

自己跳出北方的这些是非和残杀，是保全自身，也可以很体面地说，是替南方士人保存元气；陆机他们留在北方，那么如果将来朝政重回正轨，自己再想回来，也是多了一级台阶。

看起来，陆机将会是很好的一级台阶。

陆机感谢成都王司马颖的救命之恩，又觉得他“推功不居，劳谦下士”，认准了这是自己的明主。于是，四十三岁的陆机就像四十三岁情路坎坷的老姑娘终于撞见了自己的男神，“遂委身焉”。

成都王颖是晋武帝的第十六个儿子，年纪虽然不大，但绝对是大人物，当时的身份是“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节，加黄钺，录尚书事，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大将军”表明高贵的身份，“都督中外诸军事”，就是所有中央和地方的军队，理论上都归他管；“假节，加黄钺”，意味着在军队里，他基本可以说杀谁就杀谁；尚书省是中央决策部门，“录”是总领的意思，“录尚书事”就是所有的行政事务，他都有权插手。

这位年轻的大人物对陆机也很赏识，在他的安排下，陆机成为了平原内史。内史这个名称容易引起误会，其实是地方官，诸侯王并不治理自己的封国，封国的行政长官叫内史。平原国的国都在今天的山东平原县南，与成都王颖的根据地邺城（今河北临漳）距离不远。

成都王颖又引陆机入自己的幕府，“为司马，参大将军军事”。

然后，天下当然还要接着乱，邺城的成都王颖要和洛阳的长沙王司马乂开战了。

成都王颖把伟大而光荣的任务给了陆机，他委派给陆机的头衔和权力是：

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将王粹、冠军牵秀等诸军二十余万人。

当年，陆机的爷爷陆逊为东吴大都督，在猇亭大破刘备时，麾下各部，不过五万人。看起来，陆机强爷胜祖的机会到了。

五、西晋的叶名琛

成都王的这支军队，开出去确实是很拉风的。所谓：

列军自朝歌至于河桥，鼓声闻数百里，汉魏以来，出师之盛未尝有也。

既然是汉魏以来，也就是说什么赤壁之战啊，西晋灭吴啊，规模统统比不上这一趟兄弟相残。

然而作为统帅，陆机的表现却很丢人。

还没开战，一个叫孟超的军官就纵兵大掠百姓。陆机想整顿军纪，把带头抢劫的人给抓了。结果孟超率领铁骑百余人，直入陆机麾下夺走人犯，还回头对陆机说：“你一个貉奴，做什么都督？”

貉子是一种长得像狐狸的小兽，穴居于河谷、山溪附近的疏林中。北方人眼里，南方人就和狐狸、貉子差不多，所以“貉子”“貉奴”是常用的骂南方人的话。

面对北方文士的挑衅，陆机的反应向来是很机敏的，嘴上从不饶人。但此刻面对这么一个粗鄙的北方丘八，陆机似乎是一下子不知所措了。

史书上没提陆机被骂时是什么反应，在场的其余诸将看到这一幕又是什么反应。但总之，陆机最终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陆机身为都督，手握节钺，杀孟超的权力理论上是有的，但他到底没有杀。

成都王颖有个最宠信的太监叫孟玖，孟超就是孟玖的兄弟。满营的将佐和孟超的关系如何虽然不好确定，但他们都是北方人，看陆机这个说话带着南方口音的貉子主帅不爽，那是摆在脸上的。真杀了孟超，只怕他们要一起哗变。

陆机不敢。

有人说，“陆机仰慕的祖父陆逊在其‘未远其名’时亦遇到过类似的情形，而陆逊选择不杀最终赢得声誉”，陆机或者也有类似的考虑。这个脑洞开得未免有点大。

别人都知道你有本事杀，而你选择不杀，那是恕道；别人都拿准了你不敢杀，等着看你的笑话，结果你就真给别人看了笑话，那就是，没啥好解释的。

所以接下来战局的发展，就完全不是陆机可以控制的了。

陆机的主力部队推进得比较慢，孟超就公然宣称，陆机与长沙王勾结，意图谋反。然后孟超不听陆机的调度，轻兵独进，结果被长沙王乂打得全军覆没。

然后各支冲到洛阳城外想抢功的军队，纷纷被打败。不用长沙王亲自杀到，败兵就冲散了陆机的大营。二十万大军彻底崩溃，“赴七里涧而死者如积焉，水为之不流”。

于是，陆机当然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

粗读《陆机传》，会觉得这一战中陆机的无能是惊人的。一不能整顿军纪，二不能协调和同僚的关系，三不能赶紧辞职，整个作战过程中，看不见他这个主帅存在的作用，比之“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实在也不遑多让。

但转念想想，就是真让他那身为一代名将的父、祖和他易地而处，要想改变大局，怕也一样很难。

陆机面前摆着三个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士人和宦官的关系。

君王照例是会比较信任宦官的，无论明断还是昏庸，都是如此，无非是用到什么地步，是有效控制还是被反制的区别。

士人有自己的社会基础，不听皇上的，也还有地方可去，宦官则只有君王给予的权力，离开了皇权他得不到任何社会认同。所以，认为宦官对自己的忠诚度更高一些，对皇帝而言并非一个不理性的判断。在魏晋这样一个士人势力庞大的时期，更是如此。政治斗争如此残酷，士人们却笑看云卷云舒，照旧高官厚禄的例子，不知道有多少。

而且，宦官和皇帝朝夕相处，彼此间有一种来自日常生活的亲近感，这也不是难得见上一面，见面都谈正事说大道理的士人所能取代的。对成都王司马颖这样一个成长于深宫，精神似乎从未断奶（很多次，他表现出来的对母亲的依恋是惊人的）的大孩子，当然更是如此。

所以，成都王颖身边的宦官，是万万不能得罪的。孟玖想让自己的父亲为邯郸令，左长史卢志这些北方士人，心里肯定也是不爽的，但从不为这事抬杠。倒是陆云出来替他们当了出头鸟，说的还是对宦官而言最犯忌的话：“此县皆公府掾资，岂有黄门父居之邪！”

所以，早在陆机担任大军统帅之前，弟弟就已经替他把最不能得罪的人得罪过了。这也是陆家家风如此，英雄一世的陆逊陆伯言，结局可也是被孙权派去的宦官轮番责骂，给活活骂死的。

第二个问题，是南人和北人的矛盾。

这个前面已经说了很多，陆机到成都王颖门下，尤其算是冤家路窄，因为成都王颖向来最信任的谋士，正是卢志。也就是被陆机当面叫过祖父、父亲的名字，还骂作“鬼子”的那位。

成都王颖的地盘在幽冀一带，而卢家世为冀州大族，所以现在陆机是到了人家的根据地。

成都王颖对卢志向来是“爱其才量，委以心膂”，成都王要是当了皇帝，卢志对自己将成为中央的行政长官，大概也是自信满满。

但偏生陆机、陆云兄弟凭空出现，一下子获得了成都王颖异乎寻常的信任和厚遇。成都王颖对陆机说：“若功成事定，当爵为郡公，位以台司，将军勉之矣！”这正是卢志心目中自己的位置，他怎么可能不羡慕嫉妒恨呢？

第三个问题，是军事统帅权的争夺。

当时成都王颖方面的共识是：第一，长沙王手下只有残缺不全的禁军，所以仗能打赢是必需的；第二，打完这一仗，成都王颖走过必要的程序就要即位当皇帝，也是必然的。

所以，当这一仗的统帅，就是白捡一份开基定鼎的功绩。

卢志是文人，这个位置倒轮不到他来夺，但邺城现放着一位北中郎将王粹，是最合适的人选；就是牵秀、石超等人，军中的资历也远比陆机深厚。

至于军队的中层，孟玖一向插手比较多。除了孟超是孟玖的弟弟之外，“王阐、郝昌、公师籓等皆玖所用”，所以得罪了孟玖，也就等于把这些人都得罪了。

在这种情况下，陆机这个都督，实在是没法当的。所以陆机的第一反应，也确实是跟成都王“固辞”。

但成都王不答应，就你了。

这时，陆机唯一可以依赖的，只有成都王的充分信任，所以他跟成都王说：“想当年，齐桓公信任管仲，建立了九合诸侯的功业；燕惠王怀疑乐毅，本可以吞并齐国却功败垂成，今日之事成功与否，关键在您，而不在我陆机。”

这是跟成都王要一个承诺：我在前线，要做什么，您都要允许我放手去做；而不管别人在您耳边说我什么，您都不要听。

当时卢志也就在旁边。前一个比喻他应该听着很不爽，自比管仲的应该是我，哪里轮得到你陆机？后一个比喻，则令他大喜过望。

他立刻开口接话了：“陆机自比管乐，而把您比作昏暗的君主，自古命将出师，没有臣下凌驾在君主之上还能够取得成功的。”

成都王的反应是，“默然”。很明显，卢志的话他听进去了。

当时陆机内心应该是已经几乎绝望了。您既坚决要任用我，又并不信任我，我带着一大群骄兵悍将，在北方士人和宦官们的冷眼围观下，这仗可怎么打？

但陆机不能再推辞。当初靠拖稿大法没为赵王伦写禅文，已经表明我是会一面在人手下任职一面怀有二心的人，现在继续如此，就证明自己对成都王也并不忠诚。那么，推掉的就不是这一次任命，而是整个仕途。自己当初没听人回家的劝告而选择留在北方，就彻底成了笑话。

也许唯一还可以稍存指望的，就是自己这边情况虽然糟糕，但长沙王那里会更糟糕。看见二十万大军的浩大声势，他能不战而降。

但是很不幸，长沙王司马乂，被认为是此时司马家的王爷中，唯一一位将帅之才。

六、善良的成都王

大败之后，陆机还能追求的，就只剩让自己死得尽量像个名士了。

他脱下戎装，换上丧服，静静地等待收捕自己的人到来。

他对来者说，吴国灭亡之后，自己受到晋朝和成都王的厚恩，这次本不想统兵，却没有获得批准，结局如此，大概都是命运吧。他给成都王写了一封“词甚凄恻”的信，又长叹说：“华亭的鹤鸣，以后再也听不到了吧。”

《晋书》上说，陆机死的那一天，“日昏雾昼合，大风折木，平地尺雪”。也许是碰巧，也许只是《晋书》的作者喜欢用这种方式表达对陆机的同情。

《晋书》还说，陆机“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这个就感觉不大可信。毕竟，陆机打了败仗是实实在在的。士兵可没工夫了解高层的那么多算计和苦衷，救死扶伤之不暇，流泪多半也是为了悲叹自己的命运，对无能的主帅，不当作怨气发泄的对象，就算很体谅了。

同情他的，是历代文人。仕和隐之间的纠结，他们往往都有，读陆机的传记和诗文，很容易就代入进去。但要说他们从中吸取了什么经验教训，那就只能是说说了。就像跟已经吸上毒的人再讲吸毒的危害不会有效果一样，跟求官的人讲官场凶险，有什么用呢？

成都王颖的心态，则要复杂一些。

他这支“汉魏以来，出师之盛未尝有也”的部队，给人三下五除二地打成这样，他心里一方面是挂了火，一方面怕也很茫然：优势明明这么大，怎么就败了呢？

他需要一个解释，而主帅通敌，显然就是一个很好的解释。

所以诸将捏造了一通陆机心怀两端的鬼话，他一下子就信了。但这套鬼话也确实太不合情理，杀了陆机之后不久，成都王又有点怀疑，自己的处置是不是错了。

事到如今，诸将当然由不得他改主意，于是又伪造了一份陆机下属的口供给他看，证明陆机确实谋反。

成都王颖看了口供，松了一口气，证据如此确凿，那就不能只杀陆机一个人了，于是他诛了陆机的三族。

当初陆机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曾说“非臣毁宗夷族所能上报”，算是一语成谶。

《晋书》上说，这位王爷“貌美而神昏”，“然器性敦厚”。这个评价大概是不错的吧，正因为相信自己善良，所以不能承认自己做错了事。

司马家的王爷们——名都的陷落

在这种事情上，我们往往逃不过现世的审判，我们树立下血的榜样，教会别人杀人，结果反而自己被人所杀。

我已经两足深陷于血泊之中，要是不再涉血前进，那么回头的路也是同样使人厌倦的。

——莎士比亚《麦克白》

一、围城内外

永兴元年（304）的正月二十五日傍晚，太阳已经西沉，巨大的黑影慢慢覆盖到洛阳城的城楼上。因为要躲避城外的流矢，所以只能躲在雉堞后面向西观望。当然，不看也可以知道，千金堨的水坝已经被掘开，所以本该流进洛阳城的河水，现在漫向了别的地方。

千金堨截住的水流，是洛阳城舂米的水碓的动力来源。这意味着，现在洛阳城里的舂米设施，已经全部瘫痪。

掘开大坝的人叫张方，河间王司马颙的大将。几个月前，张方奉河间王之命，率精兵七万，出函谷关向东，讨伐洛阳城中的长沙王司马乂。同时起兵的，还有居于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他的军队从东南方向杀来，与张方一起，对洛阳城形成包夹之势。

自从惠帝即位以来，王爷们之间这样的打打杀杀，早已屡见不鲜。但这一次，似乎给洛阳城的生活带来了最大的困难。王公大人家的婢女们，都被调来用手舂米供给军需；一品以下本来不必从征的官吏家里，现在连十三岁的男孩，都要服役；同时，又调发奴仆补充兵员；城中物价飞涨，一石米已经卖到了一万钱，是太平年月的数百倍之多。

身处围城之中的东海王司马越开始担忧。看得出来，守城的士兵现在军心浮动，洛阳城被攻破，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他知道，成都王颖、河间王颙要对付的是司马乂，自己和司马乂关系其实说不上密切，但是，城破之后，多半也免不了玉石俱焚的命运。

于是，司马越决定采取行动。

这个时候，城外的张方看着洛阳城高大的城垣，心中笼罩着恐慌。去年八月，他曾经一度攻进了城内，但不久之后，他的军队一见到惠帝的车仗，就立即溃散，一直退到城外的十三里桥才收住阵脚。看来这个白痴皇帝的震慑力，仍然巨大，司马乂把他抓在手里，确实是拥有了一张王牌。

后来，张方趁夜进攻扳回了一些局面，但是也就再无法取得更大的优势。而他的盟友成都王司马颖，处境还要糟糕。司马颖的先锋官显然十分低能，张方是个行伍出身的老粗，不知道那个叫陆机的人文笔有多么优美，在文人圈子里有多么高的声誉，张方只知道陆机率领的军队在司马乂的攻击下一触即溃，结果尸体堆积，使七里涧的水为之不流。然后，从去年直到现在，据说成都王颖的部队前后被杀或被俘虏的，已经有六七万人之众。

张方想，也许，自己该回长安了。

两个决定几乎是同时做出的。唯一的区别是，撤兵需要一个准备的过程，政变，却越快越好。

司马越联合了一些厌战的将军，趁夜把司马乂拘捕起来。第二天，司马越启奏惠帝，下诏书罢免司马乂的官职，把他关进了金墉城。然后打开洛阳城门，迎接成都王颖和张方。

不难想象，城门打开后，看到围城外的军队人数如此稀少，并且疲惫不堪，那些参与政变的人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于是有人开始策划，再把司马乂救出来，继续与成都王颖对抗。但是这时，司马越已经骑虎难下，他很清楚司马乂如果获释，对自己而言意味着什么。这时有人向司马越建议，可以把司马乂交给张方。

二十八日，张方把司马乂从金墉城带走，放在火上烧烤良久，才杀死了他。司马乂痛苦的叫声，扩散在黑夜里。

外戚杨骏专权，然后被杀；汝南王司马亮专权，然后被杀；楚王司马玮跋扈，然后被杀；贾氏家族专权，然后全部被杀；赵王司马伦篡位，然后被杀；齐王司马冏专权，然后被杀……西晋政权闹到现在，杀戮早已绝不新鲜。但是司马乂之死，还是有一点特殊意味。他是这段时间的政治斗争里，第一个死于特别残酷的杀人手法的失败者。

事实上，张方将军的出现，多少也算是一个标志。

之前出场的那些王爷和外戚，大抵是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并往往还沾染着文人的酸腐劲头。他们生活腐化，心胸狭隘，行为龌龊，缺乏远见，更缺乏魄力，当然也包括缺乏破坏的魄力。典型的例子比如，在危机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有人提议杨骏放火烧了云龙门制造混乱，然后乘势反戈一击，杨骏的回答居然是：“云龙门是魏明帝所建造的，功费巨大，为什么要把它烧了呢？”

正因为如此，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动乱，洛阳城内搬走了尸体，洗净了血污，竟然就大体还维持着原来的模样。

但是张方与他们完全不同，他来自东汉以来就已经被边缘化的西北地区，世代贫贱，洛阳城里的繁华景象对他来说是极具震撼力的视觉盛宴。而多年来作为一个纯粹的军人，他无疑更喜欢赤裸裸的暴力。

这时远在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遭到了攻击，急召张方回去救援。所以这一次，张方没有在洛阳城逗留多久。撤兵西去前，张方掳掠了奴婢一万多人。一路上军队缺乏粮食，就宰杀活人拌着牛马肉吃掉。

这次离开只是暂时的，不久之后，张方还要回来。

二、胡骑凭陵杂风雨

长沙王乂死后，敌对的双方变成了东海王司马越和成都王司马颖。这是八王之乱中，影响最深远的一场对峙。一直到东晋初年，各股政治势力之间恩怨利害的源头，往往都可以追溯到这里。

谁胜谁负，初看起来并无悬念。成都王颖是惠帝仅剩的三个兄弟之一，受封四郡，五年前讨伐赵王伦的时候，就已经声誉卓著，现在更被册封为皇太弟，成了合法的皇位继承人。而司马越只是司马懿的侄孙，能被封王已十分勉强，仅食六县。如果不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收捕了长沙王乂，也许他自己都想不到，他会走到权力争夺的旋涡中心来。

司马越也有优势，他在洛阳，很容易以惠帝的名义发号施令。但问题是，在反复的拉锯战乱中，皇帝名号的光辉，正在渐渐黯淡。果然，荡阴一战，成都王颖的军队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对皇帝的乘舆望风远避，司马越被打得溃不成军，而惠帝本人脸颊受伤，身中三箭后，落入成都王颖的手中。

司马越逃回了自己的东海封国，开始寻找另外的支持。在他的关系网里略微兜了个圈子之后，便联络上了鲜卑和乌桓人的骑兵。成都王颖也并非没有胡人的支持，匈奴的刘渊声称，将发动匈奴的五部之众，对抗鲜卑与乌桓。

但是这支援兵显然太遥远了，司马颖没有能力坚持到他们到来。

事实上，成都王颖的部队并非被鲜卑骑兵击败，而是在恐慌中自行溃散的。司马颖没有把握守住邺城，觉得还是拥着皇帝，逃到洛阳去比较安全。但是他的母亲程太妃舍不得离开，他于是又开始犹豫。

成都王颖对邺城一直表现出一种惊人的眷恋。当年讨伐赵王伦时，他到了洛阳，然后很快就回到邺城。这一次，还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但是之后又有两次，本来他都大有机会留在洛阳独揽朝政，可是他都宁可选择回到邺城遥控。从洛阳到邺城，直线距离超过二百公里，以当时的交通通信条件，可以想象遥控是何其不易。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此，才先后给了长沙王乂和东海王越扩张权力的机会。

最初决定奔赴洛阳的时候，成都王颖麾下，还有甲士一万五千人，他的谋主兼朝廷的中书监卢志连夜调度，黎明前三军已经整装待发。这之后在母子俩犹豫期间，大众逃散。等到终于出发时，就只剩殿中武士千余人了。

永兴元年的成都王颖，实际年龄不足二十五周岁。一段时间以来，他掌控着国家最高行政权力，但是很可能，他是个心理上还远没有独立成熟的孩子。

长安的危机解除后，作为成都王颖的老盟友，河间王司马颙再次派出他的大将张方东进接应。张方击败了留守在洛阳城里的东海王越的小股部队，然后就驻扎下来。

毫不奇怪，落魄而来的司马颖，不能指望张方对他会有多么尊敬。既然皇帝被从邺城带了回来，张方也就理所当然地开始对朝政发号施令。和之前的专权者相比，他显然更不适合做一个决策者。前者往往还只是胡滥封赏，任用亲信，张方则干脆纵容他的士兵在城市里抢劫。

很快，洛阳城就变成了一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即使对抢劫者自己而言，也是如此。

于是，和上次屯兵洛阳城外的时候一样，张方又觉得自己该回长安了。这次的区别是，这个武人不知道怎么灵机一动，做出了一个很可能他的主子河间王颙也未必喜欢的决定，把皇帝一起带走。

十一月初一，张方带兵入殿，他指着自己的车乘，要惠帝上车。惠帝吓得转身飞奔，躲避到后园的竹林里，但张方的士兵很快找到了他，把他拉出来。这个时候群臣逃散，只有中书监卢志一个人留在惠帝身边，他对哭泣的皇帝说：“事到如今，只有一切都听张将军的了。”

于是，惠帝被接到张方的营垒里。接下来，张方开始搬运后宫的收藏，可以想象，这个情景混乱不堪。西部来的士兵开始奸污宫女，争夺宝物，珍贵的丝织品被用来垫衬马鞍，魏晋以来的积蓄，因此扫地无遗。

为了断绝人们回到故都的心思，张方传令放火，要烧掉宗庙和宫室。这个时候，大概很多人都会想起一百年前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情景，董卓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也许，还有人低声背诵起了蔡琰的《悲愤诗》。

卢志站了出来，他说：“董卓无道，焚烧洛阳，怨毒之声，百年之后还可以听到，怎么能效仿他的做法呢！”

张方毕竟还有些顾忌，已经点着的火把被放了下来，洛阳城暂时逃过一劫。

在此之前，那个令成都王颖留恋不已的邺城，已遭到了洗劫。邺城是中原仅次于洛阳的大城，建安九年（204）由曹操开始营建，至此时刚好一百年。鲜卑族的士兵打进邺城后胡作非为，尤其热衷于掠人妇女，以至于带他们来的幽州刺史王浚也觉得闹得太过分，于是传令说，有胆敢挟藏妇女的处斩。这个时候，晋政府的官员还有他的威严，使鲜卑人害怕了，为了掩盖罪行，他们把抢来的八千女子，沉入了易水。

也正是因为这点威严，胡人武士的破坏欲望，还没有被完全释放出来。邺城内的主体建筑，都还得以保全。但是十三年后，邺城王宫还是没有逃脱被焚毁的命运，纵火者是羯族人石勒，后面将专门谈到他。

八王之乱至此已接近尾声。仍然留在这场闹剧的舞台上的，只剩下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和东海王司马越，他们将完成最后的演出，并拉开更大的动乱的序幕。

手下的将军把皇帝劫持到长安，不久后又废黜了成都王颖的皇太弟身份，这两件事使河间王颙成为众矢之的。东海王越以迎回天子车驾为名，向他发动进攻；而当年追随成都王颖的将军们，也把他当作了攻击的目标。

为了减轻压力，司马颙恢复了成都王颖的部分职务，让他回洛阳去，希望他能镇抚自己原来的部下。但司马颖只是不断流亡，而不曾有任何作为。他已经没有权势，没有地盘，没有军队，仅剩下当年的一点名声。就是这点名声要了他的命，因为担心有人用他的名义号召作乱，一个深夜里，他被人绞死。

临刑之前，这位年轻貌美的王爷，只是想要一盆热水，好好洗一个澡。

另外，司马颙也愿意把惠帝送回洛阳。但问题是，经过这次洛阳之行，张方和他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看惯了皇帝和各位王公在自己面前畏畏缩缩的模样，张方对这位主子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敬畏。何况在这一点上张方并不糊涂：如果让司马颙和东海王越达成和解，自己立刻会成为牺牲品。

张方说：“我们有地理优势，国富兵强，奉天子来号令诸侯，谁敢不从？怎么能拱手受制于人！”

这话不乏依据，关中这块土地有过光辉的历史，司马颙被说动了。

但是，他错估了形势。

在战场上，河间王颙的军队节节败退，他开始焦虑，期待谈判，而张方是谈判最大的阻力。由于这时司马颙已经无法通过正常的程序对张方下达命令，便决定采用暗杀的方式。暗杀的确成功了，但是司马颙再一次错估了形势，此时他已经没有了谈判的资本。捷报频传的东海王越已经看准，仗继续打下去将会有更大的战果。

司马颙杀了刺杀张方的刺客，算是给自己一个心理上的交代。但对战局他毫无办法，最后匹马逃进了太白山。从此政治上他已无足轻重，到永嘉初年，他在赴洛阳途中被人扼死时，已经很少有人还关心这件事了。

鲜卑人一直杀进了长安城，他们的兴趣，显然不在什么奉迎天子车驾回洛阳。鲜卑人的抢劫中，两万多长安居民和官吏死亡。朝中官员逃散，跑到山里捡橡树子吃。回想一百年前的李傕郭汜之乱，人们会觉得，历史惊人地缺乏创意。

三、不切实际的愿望

这时已经是公元306年。这一年的六月初一，晋惠帝回到了洛阳，五个月后，他吃了几块麦饼，然后在显阳殿驾崩。有人说，这只是一起偶然的食物中毒事件，更多的人则认为他死于东海王越的谋杀。但对惠帝而言这无关紧要，也许他反而会感到庆幸，他终于不必再木偶似的被人搬来搬去，他可以休息了。

即位的是皇太弟司马炽，是为晋怀帝。他开始遵奉旧制，在东堂听政，每到朝廷会集群臣宴会时，就与大臣官员们讲论各种时政，探讨儒家经典的内容。黄门侍郎傅宣感叹道：“今天又看到了武帝的时代了。”

与其说傅宣说了一个事实，不如说，这句话反映了朝臣们当时共同的美好愿望。

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愿望，更可怕的时代，正以黑云压城之势逼来。

看起来，东海王司马越取得了这场八王纷争的最后胜利，他已经是洛阳城中实际的最高权威。但和其他王爷一样，他无法恰当地运用手里的权力，朝廷里新的矛盾开始激化，而外面的情况已经变得前所未有地糟糕。当初还是打手小兄弟的胡人种落，现在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权，而尤其近在咫尺的威胁，是匈奴人建立的汉国的军队。

晋怀帝永嘉四年（310），洛阳城的饥困一天比一天严重。司马越派出使者，用羽檄征召天下的军队。怀帝叮嘱使者说：“替我告诉四方的将军们，现在来还来得及，再迟些，就一切都晚了！”

然而，终于没有军队到来。

东海王越对洛阳城里的局势感到绝望，他选择了离开。四个月后，司马越病逝在项城。某种意义上，这对他来说是个幸运的结局。又过了一个月，追随他的十多万人全部死于石勒的屠杀。

司马越带走了洛阳城里最后的精锐部队。所以洛阳的各政府办公部门，都只有挖掘壕堑以自守，皇宫反而无人理会。饥饿的恐慌笼罩，死人交横，盗贼公然行动，桴鼓之声不绝，洛阳城已经草木皆兵。

怀帝终于也没有能够离开洛阳。他身边的大臣和宦官贪恋家产，不想走。洛阳城中已经开始人吃人了，可是这些人还有家产可以贪恋。他实际上已经上路了，没有车乘，那就步行出西掖门，但到了铜驼街的时候，在这条昔日洛阳城最繁华的街道上，他遭遇了盗贼的抢劫，因而不得不退回。天子的警卫，已经连普通盗伙都对付不了了，显然，更不用指望他们去面对即将到来的匈奴大军了。

永嘉五年（311）的五月，汉军对洛阳发动总攻。在河南境内，晋军先后十二次失败，三万将士阵亡。第一位到达洛阳城下的汉国将军实际上已经有可能拿下这座都城，但是考虑到自己的身份，他决定把这份功劳留给更尊贵的人。

洛阳城的陷落因此推迟了两个星期，但这只是加重了对城里的人内心的折磨。这位将军把军粮辎重屯放在当初张方留下的旧营垒中，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他烧毁了停泊在洛水上的船只，这是怀帝逃往东南方向的最后希望。

六月初五，汉军王弥部到达宣阳门。初六，汉始安王刘曜的军队到达西明门。十一日，宣阳门被攻克，围城军队进入南宫，登上太极前殿，纵兵大掠，史称“悉收宫人珍宝”，但实际上，此时很可能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好抢了。

怀帝出华林园门，想逃奔长安，没有成功，于是做了刘曜的俘虏。这之后，王弥和刘曜进行了简短的辩论。王弥认为洛阳在天下的正中，四面山河可以作为要塞，有现成的城池、宫室可以利用，应该让主上迁都洛阳。但是刘曜的看法不同，洛阳是四面受敌之地，现在大乱方兴，是没有办法守住的。

但是刘曜也不愿意把洛阳留给别人。所以他下令挖掘各个陵墓，然后把宫庙、官府，都付诸一炬。

这一次，任谁再站出来，也没有用了。

五年之后，刘曜的军队又出现在长安城外。

长安城内的，是怀帝的侄子，晋愍帝司马邺。怀帝被杀后他在这里登基，作为晋朝皇权在北方仍然存在的最后象征。为了争夺这个象征，晋的臣僚王公们继续明争暗斗。愍帝身边的人为了保证把他控制在自己手里，拒绝他去其他任何地方；而其他地方的人则因为害怕愍帝身边的人坐大，拒绝向长安发起救援。还有人实际上等待着愍帝死亡，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名正言顺地登上皇帝的宝座。

被包围的长安也是内外断绝，一斗米价值二两黄金，城里又开始人吃人。在今后的日子里，这将成为许多人的日常生活。

不想战死，那投降就是必然的了，但城里的人还想卖一个比较好的价钱，于是西晋历史上最后一个丑陋的镜头出现了。将军索写信给刘曜说，城里的粮食还足以支持一年，绝不是容易攻克的，如果能给他高官厚禄，他就献出长安。

刘曜的回答很干脆：“我带兵十五年，从来不使用阴谋诡计，一定会不惜兵力取胜。如果你确实还有军队和粮食，那就请和我继续打下去，如果没有了，那也请早点明白天命吧。”

建兴四年（316）九月十一日，晋愍帝开长安城东门向刘曜投降。和洛阳不同，长安没有什么好再被焚毁的，晋愍帝在这里登基的时候，这座古老的都市，就已经人口不满百家，蒿草荆棘丛生。

那些姓刘的匈奴——夏禹还是单于

一、洛阳的匈奴贵族

刘渊的生年不详，但大抵是在曹魏嘉平年间（249—254）。到了魏元帝咸熙时（264—265），刘渊作为任子到了洛阳。也就是说，此时他的年纪，最大不超过十五周岁，最小则才刚刚十岁。

这差不多是出国留学的中学生的年纪。和现在很多即将远行的孩子一样，刘渊到洛阳去，要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尽管没有去过那里，但通过其他途径，一个大概的认识，还是有的。

刘渊是匈奴左部帅刘豹的儿子。这一支匈奴在东汉光武帝的时候迁到长城以南，生活在晋阳（今山西太原）附近的汾涧之滨，到曹操时被分割为五部。因为他们的远祖冒顿单于娶了汉高祖刘邦的宗女，又曾与刘邦约为兄弟，所以就改姓了刘氏。这样，和汉人交际的时候多少会方便一些。匈奴人在这里势力很大，所以并州的门阀大抵希望能和他们建立起一种伙伴合作关系。当地最大的家族太原王氏，就一直把刘渊视为重要的朋友。后来，这个家族的嫡宗王浑、王济父子，都曾多次向皇帝推荐刘渊，或者为他辩护。

所以，刘渊熟悉汉人，事实上，他接受的就是汉文化的正统教育。很小的时候，刘渊就能相当到位地实践汉人那种略显夸张的孝道，他在母亲丧礼上的表现如此符合礼法的要求，以至于得到过汉族高级士人的称道。然后，刘渊学习过好几部儒家经典。这可能会导致他到洛阳后略有失落，因为在那里，这些名义上保持着神圣性的典籍早已经不时兴了。在洛阳还谈论这些，就好像在巴黎的贵族沙龙里，却一丝不苟地穿着那些大众名牌一样。

秉承着匈奴人粗犷尚武的习性，刘渊还是对和战争有关的书籍更感兴趣。他喜欢阅读孙吴兵法，还有《左氏春秋》（《左传》历来是被很多人当兵书来读的）。他曾经对同学谈论过自己的理想：“随何、陆贾不会统兵，周勃、灌婴不懂治国，我常常为此而感到羞愧。前者在汉高祖的时代却不能建立封侯的业绩，后者遇到了汉文帝却不能振兴礼乐教化，难道不可惜吗？”基本上，这是以出将入相自诩了。

在洛阳期间，刘渊有过两次实现自己军事梦想的机会。晋武帝的女婿王济推荐刘渊去指挥灭吴的战争；关陇地区发生秃发树机能的叛乱时，再度有人提议，临时授予刘渊将军的职务，让他率领匈奴士兵前去敉平。这两个设想都很快被否决，理由是同一个，晋政府不可能对一个匈奴人感到放心。

以上事件可以作为种族歧视的证据。但是从另一面说，这样的建议能够被提交到晋武帝面前认真讨论，恰恰也可以说明歧视并不极端。这可能造成刘渊对某些具体的人产生怨愤，但对汉民族本身，他没什么敌意。少年刘渊到了洛阳，之后他在这里生活了至少十五年。这是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日后回想起来，多半注定会有一种亲切而感伤的情愫。洛阳城里最精致的汉文化氛围在刘渊身上，会打下深深的烙印。

同样的感受，可能也存在于刘渊的儿子刘聪身上。除了和父亲一样博览经史之外，刘聪还擅长写草书和隶书，文章做得也不差。如果说，这个评价可能是史官的谀辞，那么不容否认的是，年轻时代的刘聪写作了一百多首抒情诗，以及五十余篇赋、颂之类的作品。仅从这个数量上，也可以感受到他作为一个文学青年的热情。

刘聪来到洛阳时，年纪一样不足二十岁。和父亲相比，他受到的待遇更像一个明星，京师的名士无不和他结交，张华、乐广这样的舆论领袖都给他突出的评价。一次，刘聪和王济一起去拜访豫章王司马炽，即后来的晋怀帝。司马炽见到刘聪，说出久闻大名的话来。宾主双方交流了文学上的心得之后，开始比赛射箭，结果是刘聪得十二筹，而王济和司马炽都只有九筹。就这个结果看，这次较量没有因为身份尊卑而弄虚作假，是几个年轻人之间真正的体育竞技。

而当时大多数匈奴人，与汉人打交道时的感受，则要糟糕得多。

二、《徙戎论》

问题的源头要上溯得很远。新莽时期和东汉初年，中原大乱，大量匈奴人趁机内迁。等到汉光武帝大抵平定了天下之后，他本来有机会将这些匈奴人全部赶走，事实上，他手下一些好战的将军正是打算这么干的。但是光武帝考虑到当时天下疲敝，于是下诏说：“如果动员天下一半的力量，就确实能够消灭这个大敌，难道不是我最大的心愿吗？但要是时机未到，那就还是与民休养吧。”看来，汉光武帝是想把问题留给子孙后代。但糟糕的是，即使子孙后代真的比我们更高明，积重难返的处境里，他们要面对的困难也比我们要大得多。

剑桥中国史的作者说道：“在此时刻，光武帝犯了他在位期间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也许属于中国历史中最坏的一个。”

直觉上，会觉得这个西方人有一点危言耸听。第一，即使赶走了匈奴人，同一时期大量涌入的羌人、氐人也会造成同样的麻烦；第二，如果能处理好民族关系的问题，这本来可以都不是问题。

但问题恰恰在于，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处理好这种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既然朝廷无法建立起一个有效的考评体系，那官员们重视的，便永远是字面上的政绩，而不是现实的民生。所以他们很少会认真考虑，该给自己和当地少数民族领袖之间的关系怎样一个定位。而政府的小官吏乃至于一般汉族群众，也乐于对胡人进行讹诈乃至赤裸裸的侵夺。因为言语不通，胡人们没有能力把自己所受的冤屈向上反映。历史总是这样，直到大动乱最终发生之前，人们总是认为压迫行为是十分安全的。

当然，也不乏乐于对胡人表示亲善的汉人，但那几乎都是些唯恐天下不乱之徒。和政府希望他们做的相反，为了发泄自己对处境的不满，他们煽动胡人暴动甚至叛乱。

这样的事件贯穿了后汉、三国的历史。到了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太子洗马江统奏上一道表章，即著名的《徙戎论》。江统对胡人充满敌意，但是他也承认错误多少在汉人一方，“士人百姓习以为常，玩忽对待，经常欺负他们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

江统对少数民族可能酿成的祸乱忧心忡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的设想是，发给他们路上的口粮，把关中的胡人全部迁回他们的故土。这方面，江统是典型的文人，没有进行成本核算的能力。现在早已经不是光武帝时代，这些人在这里时间最长的，已经定居了差不多三百年。就凭一点口粮而不给拆迁补偿，显然无法打发。何况，根据晋政府的运作能力，就是这一点口粮能否确保发到胡人手里，也要打个大大的问号。那么，将要面对的不是一两个“钉子户”，而是人数达五十万之众，男子随时可以全部变为骁勇善战的士兵的匈奴和羌、氐民族，后果如何，可想而知。

朝廷拒绝了江统的提议。之后不到十年，戎狄乱华的事情果然发生。当时的人都佩服江统的远见卓识。但其实，如果他的计划付诸实施，也许不过是将惨祸再提前个几年而已。

三、汉朝的继承人

被授予兵权的提议第二次被否决后，刘渊表现出来的情绪相当激动。在一个公开场合，他称自己“本无宦情”。这句话差不多是当时热爱玄学的官僚的口头禅，这也可算刘渊融入了洛阳环境的证据之一。他又说自己已经有死在洛阳的打算。这句话差点为他真的招来杀身之祸，齐王司马攸因此向晋武帝进言说，不除掉刘渊的话，并州迟早将不得安宁。这个细节未必可靠，因为史书作者热衷于找人来说些精准异常的预言，而司马攸是当时晋皇室中唯一让人感觉舒服一点的人。当然，即使此事是真的，晋武帝没有因此把刘渊怎么样，也不出意外。

刘渊显然有点过于悲观。事实上不久后刘渊的父亲去世，他就回到并州接任了左部帅的位置。到太康十年（289）以后，刘渊被任命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换句话说，他对匈奴人的领导权大体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这期间，他除了在五部匈奴中取得崇高的威望之外，也使得“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从游焉”。到元康（291—299）末年，刘渊因部落中有人叛逃出塞而被免官，但旋即，居于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又起用了他。于是，刘渊就又到了邺城。

这时司马家的王爷们已经打得天翻地覆，并且都开始尝试动用胡人的力量。成都王颖想到即将面对乌桓、鲜卑骑兵的攻击，感到恐惧。于是，刘渊向他建议说：“现在二镇强盛，有众十万，恐怕宿卫军队及邺城附近的士庶难以抵御，我愿意为殿下回到并州，游说五部匈奴，以赴国难。”

短暂的犹豫之后，成都王颖同意了。

在此之前，并州的匈奴人已经开始谋划推举刘渊为大单于，发动叛乱。他们派人来接刘渊回去，当时成都王颖没有同意，刘渊便让来人先回并州，组织力量以声援成都王颖的名义起兵。史书评论道：“这实际上是对成都王的背叛。”

刘渊的谋划主要是在为自己考虑，这没有疑问。但大体上，他的所作所为也没什么对不住司马颖的地方。临行前，刘渊叮嘱司马颖不要放弃邺城，那样即使到了洛阳，政治影响力也将丧失殆尽。司马颖没有听从，而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刘渊所言不虚。乃至于司马颖已经失利之后，刘渊仍然按照承诺发兵救援，派遣步骑二万，准备向鲜卑人发动攻击。

这个决定在匈奴人内部引起激烈的辩论。刘渊的从祖，一直极力支持他起事的左贤王刘宣这时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晋人无道，把我们当奴隶一样看待。现在司马家的父子兄弟自相残杀，这是上天已经放弃了他们，而让我们兴复呼韩邪单于的业绩。鲜卑、乌桓是我们的同类，可以作为后援，怎么能攻打他们呢？”

当初，南北匈奴分裂，衰落之后有总数十余万落(1)的北匈奴从此自称鲜卑。所以，刘宣称鲜卑为同类，不仅是出于少数民族之间的亲近感，而且是有坚实的依据的。但是，刘渊仍然反对这个意见。也许在他看来，和汉化程度更浅的鲜卑人合作，那也就更明确了自己胡人领袖的身份。刘渊说：“当为崇冈峻阜，何能为培（小土堆）乎？”他想做的是大禹王、周文王那样的人物，以戎夷的身份，却能使天下归心。当然，刘渊也清楚，匈奴人的身份会使汉人接受自己的时候有点困难。于是，刘渊想到，昔日汉王朝的荣光在当时人的心中，还有重大的影响力。

永兴元年（304），刘渊于左国城南郊（今山西方山县境内）设坛，即汉王位。在刘渊和他的拥戴者眼里，这一时刻自然是无比庄严的。刘渊发布了长篇诏令，完整地回顾了西汉、东汉以及蜀汉的历史。他歌颂了刘邦、刘秀等英明帝王的业绩，感叹后主刘禅所遭受的窘迫和屈辱。最后，刘渊指出，现在上天意识到自己的过失，为降临到汉朝身上的灾难感到后悔。

所以，洗雪耻辱的重任，当然就落到了他这个汉朝外甥的肩上。刘渊追认刘禅为孝怀皇帝。在洛阳的时候，刘渊也许曾从安乐公刘禅的宅第附近经过，至于他那时的心情，则当然不得而知。

事实证明，刘渊“崇冈峻阜”的政治蓝图完全与他可以动员的力量脱节。至少，匈奴士兵“毒于骨髓”的仇恨，没有办法克制住不发作出来。一次战役中，将军刘景竟把三万多男女百姓沉入了黄河，刘渊听说后大怒，他说：“刘景还有什么脸面再来见朕！天道难道能容忍这种行为？我所想要消灭的，只是司马氏家族罢了，普通民众又有什么罪？”

这种愤怒很可能是真诚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刘渊不能不尊重族人的兽性和报复心理。所以他所做的处理，仅仅是将刘景由灭晋大将军降职为平虏将军。那么理所当然的，类似的事件也就不能不一再发生。而既然匈奴人不收起屠刀，刘渊为汉报仇的宣言，传到汉人耳朵里，自然也就是一个毫无欺骗性的谎言，汉政权完全没有可能真正得到多数汉人的拥戴。

永嘉四年（310），称帝还不足三年的刘渊去世。临终前，除了让太子刘和即位外，刘渊还委任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置单于台。这是实行胡汉分治的一个标志，当然，也标志着刘渊对做夏禹或者周文王，已经完全绝望。

(1) 一般认为，落的概念略近于户，则十余万落当为不下五十万人。

四、刘聪的纠结

刘聪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拥兵十万屯于京师近郊。他和新即位的太子将发生矛盾倒也毫不稀奇。刘渊尚未殡葬，斗争即已展开。结果是刘和被杀，刘聪登上了皇帝位。这场胜利来得十分轻易，对汉国的实力没有构成什么影响，所以就在第二年，刘聪继续对晋政府发动攻势，并最终攻下了洛阳，俘获了晋怀帝司马炽。

怀帝被带到了刘聪面前。前面提到过，当初刘聪在洛阳时，曾与还是亲王身份的司马炽有过一些交往。故旧重逢，作为绝对优势的一方，刘聪并不想显得盛气凌人，他用一种拉家常的方式，提起了一些往事，又问：“这些，爱卿你还记得吗？”

怀帝说：“臣怎么敢忘记呢？只遗憾当时没有早识龙颜。”

刘聪又问：“你家的亲骨肉，为什么互相残杀到这个地步？”

怀帝回答说：“大汉将应天受命，所以我们自相驱赶杀戮，正是替陛下扫清道路。这是天意，不是人所能决定的。再说，如果我家能够尊奉武皇帝的基业，九族和睦相处，陛下哪里还能得到天下呢？”

这番话让刘聪听得很高兴，他甚至因此把自己的一个宠妃赐给了司马炽。但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为了卖弄自己的成功，刘聪还是忍不住要羞辱一下这个会说话的老朋友。他让司马炽穿上僮仆的青衣，给群臣巡行酌酒劝饮。很多晋的旧臣见此情形，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些眼泪让刘聪觉得不安全，自己胜利者的优势仿佛也并不那么可靠了。于是，刘聪就把怀帝鸩杀了。

三年多之后，晋愍帝司马邺的命运几乎一模一样。他也做了刘聪的俘虏，刘聪起先也不想杀他，但最终他也死于怀念晋室的人们的眼泪。一次刘聪出猎，让司马邺手持画戟为先导。人们指着司马邺的背影说：“这就是过去长安城里的天子。”然后，遗老们开始潸然泪下。

杀死两个晋朝皇帝的时候，刘聪心头多半也阴云笼罩。在很多方面，不管他汉化得已经有多么深，他终究得不到汉人真正的拥戴。也许他有预感，自己这个汉政权维持不了多久。对现实世界的不安转化成对另一个世界的期待。据说，刘聪的一个儿子曾经死而复生，他告诉刘聪，在这个过程里，他到不周山上见到了刘渊。刘渊说，有一个叫遮须夷的国家，正在等待着刘聪去做那里的君主。

临终之前，刘聪不断听到鬼魂的哭泣声，而那个早已死去的儿子，也在光天化日下出现。对此，刘聪没有感到害怕，他说：

“这孩子是来接我的吧。想不到死后真的有神灵存在，这样的话，我不为死而悲哀了。”

五、汉—赵政权的结局

刘聪一共在位九年。当上皇帝之后，他的生活很快腐化。长年在外征战，先后打下洛阳、长安的，是他的堂兄弟刘曜。尽管取得了如此的成就，但刘曜并不像是一个高明的将军，因为他打过的败仗几乎一样多。

不过也应该考虑到，很多时候刘曜是在没有封赏，乃至缺乏补给的情况下作战的，他要保证士气实在非常困难。因为刘聪沉溺于酒色之中，实际上操纵朝政的是一些宦官。于是“军旅岁起，将士无钱帛之赏，而后宫之家赐及僮仆，动至千万”。

君主荒淫，阉竖乱国，奸佞挑拨离间，忠良苦谏之后或者被杀，或含愤而死……同样的故事历史上早已反复上演过多次，并且仍将不断涌现，只是演员姓名不同而已。在汉政权里，要说有什么显得有点特殊的人物，那应该是靳准。

当初，刘聪篡位后，因为自己不是刘渊的嫡子，就立了一个具有嫡子身份的皇太弟刘乂。至于刘聪的内心，当然还是希望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刘粲，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埋下了隐患。靳氏家族似乎有出美女的传统，靳准有两个女儿嫁给了刘聪本人，一个女儿是刘粲的正妻，还有一个堂妹是皇太弟刘乂的妾。但是，刘乂把这个妾给杀了，而且出口不逊。于是，靳准就站到了刘粲一边。

靳准设计了一系列的阴谋，杀害了大批正直的大臣，并最终陷害了皇太弟刘乂。因此被坑杀的人数达一万五千之众，使得平阳城内的街巷为之一空。刘聪病死，刘粲当上汉国皇帝。部分是因为靳准巧妙的诱导，刘粲的全部兴趣都集中于在后宫游乐和举行宴会。他把一切军国大事全部交给靳准处理，于是靳准看准时机，发动政变杀了刘粲。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赵高和秦二世之间的故事，看来史书还是愿意把靳准塑造成一个模式化的奸臣。但接下来的事件，有一系列难以理解的地方。靳准的行为比赵高要极端得多。他不但不分男女老幼，公开处死了汉国皇族的全体成员，而且挖开刘渊、刘聪的陵墓，把刘聪的尸体斩首，把刘家的宗庙焚毁。靳准痛骂刘渊说：“这个屠各种的小丑。”值得注意的是，靳准自己也是匈奴屠各种的人，这使得这句话显得格外刺耳。

靳准声称，自古以来没有胡人当天子的，所以他对晋称臣，想派人把传国玉玺和怀、愍二帝的尸体都送回东晋。但是，这并没有为他赢得汉国内部汉人的支持，至于东晋政府，谁都知道，那股力量微弱而且遥不可及。

西方是刘曜的势力，东方则是石勒，汉国的首都平阳处在他们的包夹之中。于是，刘曜和石勒都率兵杀回，以靳准手上这点可怜的兵力，完全没有对抗的可能。总之，靳准已经用一系列行动封死了自己所有的退路，这简直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自杀行为。从之前的表现看，靳准并不愚蠢，那么，是对刘氏的仇恨，使他宁可必死，也选择要这样做的吗？

民间有一种富于想象力的说法，赵高是赵国的公子，为了复仇投身到秦宫廷，从而在内部瓦解了秦朝。要是把这个设定安在靳准身上，也许还更容易把故事编圆一些。

这时是晋元帝大兴元年（318）。由于胜券在握，刘曜讨伐靳准时没有急于进兵。他先在赤壁称帝，然后派人给靳准传话说：“刘粲确实乱了人伦，靳准废了他，我才可以当上皇帝，也算大功一件。如果能早早迎接我的车驾的话，我不但可以免除靳准的死罪，还会非常倚重他。”

靳准不相信刘曜的话，但他身边的人相信自己可以得到赦免，于是就杀了靳准，向刘曜投降。

乍看起来，刘曜早年的经历与刘渊、刘聪完全一致，先学习汉文典籍，后到洛阳游历。然后落实到具体的经验，则可能感受迥异。刘曜“形质异众”，大概是典型的胡人相貌，这使他更难融入洛阳名士的生活圈。然后，他在洛阳犯罪被判处死刑，只好亡匿到朝鲜，即使遇赦回来后，也仍有不容于世的担忧。所以也难怪，永嘉五年刘曜攻克洛阳，选择了将之付诸一炬。他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可能充满了愤懑和不快。

平定了靳准之乱后，刘曜把国都迁到长安。又下诏说：“我们的祖先从北方兴起，光文皇帝刘渊建立汉国宗庙，是为了顺从民众愿望。现在应当改国号，奉单于为祖先。”群臣上奏说：“陛下您曾在中山称王，中山本是赵国的领土，请求改国号为赵。”

刘曜听从了，又将冒顿配祀上天，刘渊配祀上帝。

于是汉国变成了赵国，史称前赵。这个变化说明了这个政权在进一步匈奴化，但是，早年的汉化教育，还是对刘曜影响深远，刘曜在长安城里兴办了太学，后来热衷于证明汉文化的生命力的学者显然更愿意谈论这个细节。这一时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匈奴人几乎和所有的其他少数民族关系都在变得更糟。本来依附于刘渊的羯族人石勒独立，建立了另外一个赵政权，史称后赵。而巴人、氐人、羌人和刘曜之间，也都战争不断。

刘曜自己做了皇帝之后，他的军队补给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而厌战、恐战的情绪还在增长。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刘曜攻打前凉，他聚集了甲兵二十八万五千人，百余里的范围内，钟鼓之声仿佛使大地震动，黄河沸腾。凉州刺史张茂感到恐惧，因此派使者向刘曜称臣。其实，刘曜完全不敢让他的军队出击。因为这个庞大的军团里，有三分之二的人是被裹挟而来的，而剩下三分之一的老兵疲惫困顿，也已经快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一次恫吓很成功，但是刘曜不可能永远有这样的好运。太宁三年（325），刘曜与后赵军队作战。一次大胜之后，本来可以乘势追击，但是因为深夜里军中“无故大惊”，只好后撤。好容易驻扎下来以后，再次发生莫名其妙的骚乱，士卒崩溃。最终，刘曜竟然就这样从河南境内一路退回到长安。

和他的军队一样，刘曜自己的情绪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他年轻时就爱喝酒，现在更是嗜酒如命。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公元328年和后赵决战之前。醉醺醺的刘曜听不进任何人的劝谏，一概认为是妖言惑众，将劝说的人处死。等他终于睁开蒙眬的醉眼，发现敌人势力强大而且迫在眉睫的时候，刘曜就觉得，还是把自己灌醉比较好，能够减少一些恐惧。

在后赵骑兵的冲击下，刘曜的军队溃散，他在昏醉中退走。马陷入一道石渠，刘曜摔到冰上，受了十余处伤，身体三处被洞穿，于是做了石勒的俘虏。石勒把刘曜装上马车，给他治疗，仍然给他提供酒和女人，希望他写信给自己留守在长安的儿子，叫他们投降。这时刘曜清醒过来，在信中要儿子坚守，不要以自己的生死为念。石勒于是杀了刘曜。

有没有这封信其实已经无关紧要。前赵大势已去，于次年（329）为石勒所灭。汉—前赵政权，在十六国中率先建立，也第一个灭亡。

石勒——奴隶出身的帝王

我还记得，在高中历史课上，当老师要求我们把五胡十六国的名字都背下来的时候，教室里响起了一片哀叹之声。幸好，这些一闪而逝的国家的帝王姓甚名谁，没有被作要求。即使当时有积极的同学背过几个，现在想必也忘得一干二净。没有什么比为了考试而记忆的东西，遗忘得更快的了。

所以，我不能肯定，有多少像我这样只是喜欢随便翻翻书的人，会熟悉石勒这个名字。

石勒是五胡中的羯族人，十六国中后赵的建立者。我想过，石勒的生平是不是也适合被改编成电视剧之类的东西。结论当然是不。石勒出身卑贱，曾被人贩卖为奴隶，而后来成为了统一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君主，这样的故事的确足够传奇。但是，他毕竟没有成为天下的共主，还不足以被放置到盛大的权力中心来供观众们神往。而且，后赵的历史也远不够长，他的史官还来不及把石勒发迹前的种种劣迹涂抹得不着痕迹，所以，这个人物也远远达不到电视剧主人公所应有的正面标准。

但也正因如此，阅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轻松一些。吕思勉先生曾经花过很大的心力证明，无论是反秦还是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的屠城记录未见得比项羽少。而浏览石勒的生平，则不必有这样的曲折，我们可以大致清楚地看到，这个后来几乎有点开明君主面目的人，本来是怎样一番模样。

一、乱世的法则

西晋末年，战争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到全国。正规军很快面临兵员不足的问题，王爷和将军们便四处抓起了壮丁。汉人固然要抓，至于那些已经内迁至汉人居住区的夷狄，既然非我族类，抓起来就更加不必受到良心的谴责。

石勒就是这无数夷狄中的一个。

在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当中，羯族最为弱小，血统上又和汉人悬隔最远，高鼻深目的模样怎么看怎么透着古怪。石勒和他的族人无疑是受尽了压迫。根据我们所习惯的某些故事叙述的套路——比如《勇敢的心》里梅尔·吉布森那样的，石勒将会成为一个反叛者，率领自己的族人发动一场民族主义的革命。

但这是英雄的逻辑，那时的石勒却更像是个奴才。我的意思是，谈不上野心，但充满了欲望。奴才要争取的，也就只是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比现状稍好一些，然而为了这个，他比一般人更不介意践踏道德的底线。

石勒显然认为，相比站在自己穷苦的同胞一边，还是为有权有势的汉人出谋划策更加明智。他找到一个叫郭敬的有势力的汉人，对他说：“现在一片饥荒，守穷没有出路。胡人们没有东西吃，应该哄骗他们，说将要率领他们去冀州糊口，趁机把他们抓起来卖掉。”

不能说这不是一个精彩的创意。遗憾的是，有人比他行动得更早，规模也远远要更大，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这位当地的最高军政长官有和他同样的构思。于是，在前往诱拐自己少数民族兄弟的途中，石勒被戴上了枷锁，然后从并州被卖到了冀州。

这次失败并没有让石勒改变自己努力的方向——投靠一个主子。他先是设法结识了一个叫汲桑的马场主，靠汲桑支持的力量来打劫过往的客商和附近的其他养马场，再用抢来的东西讨汲桑的欢心。和汲桑的马场一样，附近的那些养马场也是西晋的国营单位。但在这整个国家机器濒临崩溃的时代，执法部门不可能还顾得上来制止这些不正当竞争。

这个过程里，石勒自然体现出了他的才能。但据常理推断，应该也只是那些属于黑道上好汉的勇猛、嗅觉和手腕，主导着事件进程的无疑还是汲桑。政府官员扶植黑社会以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样的年头，想必不会是什么稀罕事。

局势越发乱了起来。晋朝的皇帝被权臣从洛阳挟持到了长安，这无疑为地方上的各路势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在讨伐乱臣的名义下，可以明目张胆地扩大地盘和扩充军队。这个时候，汲桑当然也只是小人物，他需要抱上更粗的大腿。于是，石勒追随着汲桑加入了某一股势力，并卷入战争之中。在这支军队里，很多人是囚犯和山野里的亡命之徒，石勒不是军事天才，不能把这些人改造成训练有素、军纪严明的部队。但是凭借着因对死亡的恐惧而激发出来的凶悍和残忍，已经足以取得很多胜利。不幸的是，他们的对手每每具有同样的心理，所以很多时候，失败也不可避免。

然后，就是逃亡和寻找一个新的主子。

在《晋书·石勒载记》中，记录了石勒身上的很多奇迹，以暗示石勒后来的成功是天命所佑，早已注定。这种粗劣的神秘主义手法，自然会为今天的读者不屑一顾。除此之外，说石勒很早就有了要建立自己的功业的想法，也一样不是让人可以轻易信以为真的结论。

投靠郭敬，投靠汲桑，投靠张都，一直到后来追随匈奴的刘渊，石勒总是在寻找一个强有力的主人。与其说这个过程，是为了一个巨大的野心而准备的漫长的隐忍负重，倒不如这样看：在这样的乱世里，似乎只有这么做，才能为生存赢得起码的安全感。石勒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总能在适当的时候，抱上他当时所能抱到的最粗的大腿。

再然后呢？不要忘了，乱世的诸多法则里永远有这样一条：这个年代里不但有诸多异常惨重的失败，而迎来的成功之巨大，有时候连成功者自己都猝不及防。

二、两个文人

这里想岔开去说两句主流通史。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写道：“石勒是受尽苦难的羯族小帅和农民。因为他受尽苦难，养成了强烈的破坏性和报复性，也养成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

等再看白寿彝那套书的时候，就会觉得能这样谈论苦难和性格的关系是何其可贵。也许白的书更多一些那个时代的偏见，但若是书中频繁地出现类似这样的表述：“石勒在长期的实践中，加上他的好学，见识大为提高，特别是提出了统一的愿望。”这恐怕更不免令人惊疑。

事实上，即使手下的军队已经扩充到数万乃至十余万人的规模之后，石勒仍然保持着早先的流寇作风。他的军队在华北大平原上游荡，并且两次冒冒失失地闯入了江汉一带。即使攻下了邺城，这个从曹操开始就大力经营的繁华都市，石勒也只选择大肆烧杀掠抢之后弃之而去。

石勒的流动势力引起了晋朝名将，也是白衣如雪的诗人刘琨的关注。在一封进行和平试探的信件中，刘琨指出了石勒的缺陷：“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

刘琨的统兵才能远远不能和石勒相比，他的征兵点曾创造过一天内数千人投奔，而同时又有数千人逃亡的纪录。这样的客流量也许会令一个旅游景点的老板满意，对一个将军而言却简直失败到家了。但这并不影响刘琨在高屋建瓴的战略规划上比石勒更有眼力，或者，这就是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刘琨和文盲石勒的差异之处。

在石勒奠定基业的过程里，真正引人注目的读书人有两个。一个是张宾，他是赵郡中丘人，远离魏晋的文化中心洛阳，当然也就没机会接触到那时最时髦的玄学。实际上魏晋玄学的影响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广泛，基本没有溢出洛阳最高级的世族，普通人就是想对这种高档文化消费品感兴趣，只怕也会被大喝一声：“你这厮若识得子弟门庭时，狗头上生角！”所以，张宾对玄学基本没什么认识。换句话说，就是他的知识构成和气质，都还接近比较传统的儒生。

这个说法也许会有人反对，因为张宾去投奔石勒的时候，选择的方式是提了一把剑堵在军营门前大喊大叫，这个姿态十分豪侠。不过，觉得儒生文弱至少在那时是个错觉。西汉讲《诗经》的大师辕固，七老八十的时候还能一矛刺死凶悍的野猪；东汉的士人们遵照《礼记》上“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原则，都讲究如果父亲遇害不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最好亲自动手一剑把仇家给宰了。所以，不妨认为横剑在手是传统儒生的几个典型造型之一。

《晋书》把《张宾传》附在《石勒载记》之中，可见张宾对石勒影响之深。在他的身上，堆砌着“机不虚发，算无遗策”之类的诸葛亮级的人物才能享用的形容词。据说，石勒能够成功的关键性决策，都是张宾的功劳。而在张宾早死之后，石勒看着手下的谋士，则流下了曹操哭郭奉孝式的眼泪：“右侯（张宾）舍我而去，让我和这些家伙谋划大事，老天也太残酷了。”

对我们这些一般读者而言，另一位文化人的名声，显然比张宾要大得多。因为在《世说新语》中，我们已经反复领教了他的事迹。比如，他官居晋朝太尉，是大美男子，手拿白玉柄的麈尾，手的颜色和玉柄没有分别。他还很清高，觉得谈钱真是耻辱，只愿意用“阿堵物”来称呼这种肮脏的东西。

这个人就是王衍。

《晋书》精心布局了石勒和王衍之间的遇合。在故事的一开始，石勒还是一个卑贱的小贩的时候，他曾有一次倚门长啸。魏晋人的“啸”不是大喊大叫，而是一种高度复杂的口哨，大世族大名士的特权。石勒何以能够掌握这项专利技术不得而知，但是这啸声却引起了真的大世族大名士王衍的注意。王衍说：“刚才那个胡人小子，我听他的声音包含着雄奇的志向，恐怕将成为天下的祸害。”

王衍吩咐手下人去把石勒抓起来，但是为时已晚，王衍也就没有继续追究。而到了两人第二次碰面的时候，情形已经全然不同。

一支晋朝军队，名义上是来讨伐石勒的，不过真实目的不过是逃出洛阳这块是非之地，所以王衍之类的文化精英也混迹其中。偏偏东进的途中，领兵的王爷病故，于是王衍反而被推举为全军主帅，好歹，他还一向顶着太尉这个全国最高军事长官的头衔。

这样的部队人数再多，也不会有什么战斗力的。所以石勒率领着他的部下展开了一场即使在那个时代也显得触目惊心的屠杀。十万人陷入了石勒骑兵的包围圈中，在如蝗的箭雨中束手待毙。最终尸体堆积如山，只留下了几位王爷和王衍等朝廷高官的性命。可以想象，这样大规模的屠杀必然需要耗费很长时间，王衍一直处身于这个修罗场的中心，死亡的气息重重包围着他，但始终就是不发动最后一击。

经历了这样的煎熬之后，王衍被带到石勒面前。

石勒问王衍晋朝衰乱的原因。

王衍称自己从小就是不管世事的（所以不知道原因所在）。

石勒好像跟王衍聊起了一些兴致。

王衍劝石勒称帝。

石勒发怒说：“你的名头传遍天下，身居重任，年纪轻轻就在朝廷里做官，一直到现在头发也白了，怎么能说不管世事呢。使天下破坏到这个地步，正是你的罪过造成的！”

终究，石勒觉得动刀子杀王衍这样的文化人是不人道的，便选择了把他和他的同伴赶回房里，半夜里推倒屋墙压死的办法。

王衍临死前对身边的人说：“呜呼！我们虽然不如古人，但如果不是一向崇尚浮虚的玄学，而是同心合力以匡正天下，还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

出于对故事的偏嗜，我把这些内容抄录了下来。要是换作一个认真读史的人，则上述内容所包含的全部信息只有一点，即王衍死于石勒之手。石、王二人早年的遭遇过于传奇不足采信（何况一些细节明显不合情理），王衍临死前的低语怎么流传下来的也令人怀疑。史书会写成这样的原因，只不过是唐代的著史者相信，王衍作为清谈领袖该为那个时代的崩溃负责。这个判断想必今日仍会受到欢迎，毕竟文人气质介入政府行为将会造成灾难，这是托克维尔以来诸多学者反复提醒我们的自由主义精义之一。

所以，著史者不但要借石勒之口坐实王衍的罪过，还需要他亲口忏悔。这种环环相扣的故事当然比靠理性分析推出的结论有感染力多了。张宾在石勒政权中的作用究竟有多大，我们也无法断言。毕竟史书是儒生写的，儒家精神，一种不容置疑的历史政治学说才是建构社会和谐的基石，这是我们的史书的基本信仰所在。

三、刘邦的粉丝

石勒对历史很感兴趣，可惜不识字，不然很可能也会有一部伟大领袖读史之类的作品流传下来。我读到的几乎所有写到石勒的文字，都会照录他和群臣之间的这么一段对话：

在后赵的势力达到鼎盛的时候，一次宴会上，石勒问身边的大臣说：“我能和古代的哪一等开国君主相比呢？”

做臣子的当然不会放过这样拍马屁的机会，于是回答说：“您的神武筹略超过汉高祖刘邦，雄艺英武胜过魏武帝曹操，禹、汤、文、武以来无人可比，大概仅次于轩辕黄帝了吧？”

石勒大笑说：“人怎么能没有自知之明呢？你的话也太过分了。我如果碰到汉高祖刘邦，应当北面侍奉他，和韩信、彭越辈争先而已。如果碰到光武帝刘秀，那就要和他在中原并驾齐驱，不知道鹿死谁手。大丈夫做事应该磊磊落落，绝不能像曹操、司马懿父子那样，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狐媚以取天下。我的才能，应该在刘邦、刘秀之间的样子，又怎能与轩辕黄帝相提并论呢？”

这番话说得非常漂亮，有一种现代政治家在闪光灯前的从容得体。既流露出恰到好处的自负，又展示了自己在历史方面的见识。不过，令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石勒对刘邦、刘秀的评价问题。

前后汉两位开国君主孰优孰劣，还在汉光武刘秀创业的时候，就已经被议论纷纷。当然，这种比较是永远不会有结论的，不过石勒更推崇刘邦，倒是丝毫不出意外的事情。

太史公是太了不起的作家。不管是出于实录还是塑造的才能，总之，《高祖本纪》里刘邦的形象，尽管不招文人、小资的喜欢，但却毫无疑问地为后来没文化的成功者提供了一个样板。众所周知，石勒之后，还有一位远远要更成功的帝王对刘邦推崇备至，那就是明太祖洪武皇帝。

刘邦不读书而照样成就大业，这真让文盲、半文盲的石勒、朱元璋们感到既亲切又兴奋。刘邦的欲望常常不加掩饰，他的一些虚荣心在较有修养的人看来，也属于毫无必要（比如为了父亲当年说他不如二哥会挣家当，当了皇帝之后，他还一定要在老爸面前出这口气），这也是很有人情味，或者说“很人性化”的。刘邦常常残忍无情，但这种辣手中又仿佛总是包含着统筹全局的智慧和当机立断的果决。这想必也会令后来的成功者们觉得，自己的狠辣手段也得到了美化，并且确实是不可或缺的。

相比之下，刘秀秀美、阴柔、隐忍，甚至看起来有些畏缩，直到一向被视为偶像和保护人的兄长死去，才在毫无退路的绝境下一瞬间爆发出烟花般灿烂的才华。这样的人格普遍存在于今日坊间流行的日本漫画的男主角身上，也许会更受小女生的追捧，但对石勒、朱元璋这样的粗鲁汉子而言，却实在太不着边际了。

古人的习惯，他说什么什么事情，是自己所不能做到的，其实往往倒正是在说自己的志向所在。石勒多少也沾染上了这种汉人习气。他讲自己要北面侍奉刘邦，其实倒正是在说，自己要拿刘邦作为榜样。

石勒把武乡的老家老人和故旧接来，按照年纪排定座位，谈论平生。这时，石勒发现当年和自己争夺沤麻池经常打斗的老邻居李阳没来。石勒说：“李阳，是个壮士，为什么不来呢？当初打斗是老百姓的仇恨，现在孤正要在天下树立威信，怎么会和匹夫记仇呢！”于是马上派人把李阳请来。喝到酒酣耳热的时候，石勒抓住李阳的手臂说：“孤往日吃足了你的老拳，你也饱尝孤的毒手。”于是重赏了李阳。

石勒传令说：“武乡，就是我的丰沛啊。我死了之后，魂灵也会回去。免除那里三世的赋税。”

“道旧故为笑乐”，“魂魂犹乐思沛”，“复其民”，一连串几乎一模一样的细节。即使石勒话里没有明确把武乡和丰沛对照，这个场面也无疑会被当作高祖还乡的一次模仿秀。

《晋书·石勒载记》富于文学性，对石勒生活细节的记述更多于后赵政权的基本国策。这使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很多事情上，石勒都或自然或刻意地在展示一种粗鄙无文而恢宏大度的气质。然后，刘邦毕竟做出了一个提示：等到天下大体安定之后，你可以在心里看不起和提防文化人，但大面儿上，总得尊重和任用他们。这个方面，应该说是石勒学习得最好的。石勒在局势粗安的时候兴办学校，并亲自给学生们考试，一个文盲怎么点评经生的卷子颇令人好奇，可惜这些细节史书都阙如了。

下面这个例子也是常被提起的：

石勒召见樊垣，见这位大儒衣冠破旧，大惊说：“樊参军怎么穷到这个地步？”

樊垣生性诚朴，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刚才碰到无道的羯人强盗，把我家财抢尽。”

石勒大笑说：“羯人强盗暴掠别人竟到这个地步吗？我来偿还你吧。”

樊垣（忽然意识到怎么可以在眼前这个羯人大头子面前说羯人的坏话呢，何况后赵的法律规定，对羯人只许称“国人”，根本就不能提“羯”字）非常恐惧，叩头哭着认错。

石勒说：“我的法令是防禁俗士的，不关你们这样的老书生。”于是赏赐樊垣车马、衣服、钱三百万。

当然，实际上还有多少儒生也遭到了羯人的抢劫但得不到石勒的召见是经不起追问的。正如刘邦实行着叔孙通的礼仪，听人诵读着陆贾的《新语》，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废除秦代不许私人藏书的禁令一样。

刘邦对石勒最重要的影响，也许是在立储问题上。石勒的太子石弘，从小跟汉人学习儒家的典籍，是一个性格柔懦的文学青年。对此，石勒并不是没有疑虑，这时，大臣徐光劝他说：

“汉祖以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圣人之后，必世胜残，天之道也。”

石勒因此而“大悦”。如果真是这句话让他对继承人有了信心，那他对刘邦的态度，也真是只有用“粉丝”来形容了。

然而，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石勒学汉高，终究没有学个十足。至少，大肆屠戮功臣一条，他是绝没有做到，天下未定的局势由不得他这样做。正是因此，石弘开创不了汉文帝那样的治世，结果倒更近于明朝的建文帝了。

石勒死后不久，中山王石虎篡夺了帝位。石勒的帝国的寿命，不但比不了高祖光武，连他所瞧不起的曹操和司马懿、司马昭，也都胜过了他。

王导和司马睿——去南方(1)

(1)普及性的杂谈文字，不能如学术文章一般详注出处。不过仍应说明，本文中的部分内容，只是对陈寅恪的《述东晋王导之功业》的白话译写而已。

一、两个不重要的人

永兴元年（304）八月的某一天，河阳津渡口的官吏又开始盘查前来渡河的各色人等。这项例行公事的工作最近得到了上峰特别的重视，成都王司马颖亲自下令，不允许让任何王公贵族渡过黄河。不久前，成都王颖把惠帝的车驾劫持到邺城，同时被掳的亲王也不在少数。成都王杀心不算太重，不想对自己这些叔伯兄弟连挥屠刀，但当然也不愿意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地盘上成为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力量，于是便只想把他们集中在邺城监管起来。当然，作为基层的办事人员，渡口的官吏未必清楚这一层政策意图，他只需要执行好命令即可。

眼前策马而来的这个人看起来就有些可疑，官吏们上前拦住了他，喝令他返回。这时候后面又有一骑马跟过来，马背上的乘客看来和被拦住的这人很熟络，他用马鞭轻轻敲了敲被拦住的这个人，说道：

“舍长，有令禁止贵人过河，怎么你也被拦在了这里？”

舍长是很小的官，官吏们当然也就不再有阻拦的必要。看着这个人弃岸登舟，也许还有人喃喃自语地说：“看这家伙好大的威风体面，原来却只是个舍长。”

事后，官吏们大概能够获知，他们上当了，他们放过的倒还真是一位王爷，琅邪王司马睿。再往后，一系列天崩地裂的浩劫中，官吏们如果能侥幸留得一命，那他们多半会从此把自己的麻痹大意描述成一种远见卓识，并且声称，正是他们，为大晋朝留下了半壁江山。

当然，在永兴元年，司马睿从邺城逃到洛阳，不久后又回到自己的琅邪封国，这看起来无论如何不像一件大事。史书上甚至不愿意浪费笔墨记录一下成都王颖对此事的反应。司马睿是世袭琅邪王，他的祖父是司马昭的弟弟，论起血缘来与当今皇帝已经是疏而又疏。此时的司马睿在司马家诸多的王爷之中并不显山露水。他身上最足以构成谈资的，倒是一桩丑闻，据说他的母亲夏侯太妃给老王爷戴了一顶绿帽子，司马睿其实是她和一个姓牛的小吏所生。

当然，有欣赏司马睿的人物，比如出身琅邪境内最大家族临沂王氏的王导。但王导在王家一样算不上头面人物。在当时，王爷们和自己封国内的世家结交本是惯例，但王家更多的人还是愿意选择看起来更有作为的东海王司马越，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王衍。即使是王导，他和司马睿是朋友，多年以后他们仍然乐意提起这份“布衣之好”或“管鲍之交”，但王导却也是在东海国任参军之职。

司马睿回到自己封国，是王导的建议，很可能部分也是出自东海王越的授意。回到琅邪国后，司马睿也成了东海王越的势力中的一分子，当然，并不特别重要。正如对司马越而言，王导也远不如王衍那么重要一样。

不重要的好处，就是比较容易从权力斗争中脱身。永嘉元年（307）九月，司马睿被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与王导一起南渡建邺。平吴之后，这个昔日的吴国都城已经失去了重要地位，正是一个适合不重要的人去的地方。

三国归晋之后，东吴的故土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帝国。它像是长江以南一块巨大的漂浮物，无法给以一个准确的定位。

晋武帝颁布过优待吴地士人的诏令，然而诏令显然不曾得到有效的推行。征服者的优越感萦绕在广大官员和人民的心头，足以抵消皇帝圣旨的效力，何况皇帝也未必真的很在意这项政策。太康年间，吴郡人蔡洪举秀才入洛阳，洛阳人对他的评价是：“你是吴楚的人士，亡国之余，有什么特殊才能，敢来接受这样的选拔？”

这样地域歧视的文字在史料中俯拾皆是。同样遭到嘲笑的，还有文采风流的陆机、陆云兄弟。而著名的“除三害”故事的主角，勇猛可以屠虎斩蛟的周处，在西北战场上，可以说是被几个愚蠢的王爷给轻易地玩死了。

出身寒微的陶侃在洛阳时曾被人嘲笑为“小人”，嘲笑者是谁却有两种不同的记载，温雅，抑或是顾荣？事实似乎不难判断，有学者这样分析道，温雅来自太原望族，把陶侃视为小人那是理所当然。而顾家虽然是吴中高门，但是在洛阳，顾荣的地位比陶侃又能高出多少呢？(1)

一个激愤的说法是：“扬州地区没有担任郎官的人，而荆州江南，竟无人在京城任职。”话说得如此绝对自然有些夸张，然而吴人极少能够进入权力中枢，却是事实。

另一方面，朝廷的势力，似乎也难以在吴地扎根。相比而言，蜀地倒是容易治理得多，曹魏与蜀汉固然曾是死敌，但曹操父子崇尚刑名，诸葛亮则是家世相传的法家，虽然政权更迭，政策上却仍然体现着一种延续性。

东吴各大家族的名士们在中央前途无望，也就越发控制住在家乡的权力不能放松。曾经有人向晋武帝建议，派遣年长能干的亲王去东吴坐镇，也许能够改善局面。但事实上，晋武帝所封的吴王司马晏并未到自己的封国去，即使去了也不会有什么效用，吴王晏患有风疾，几乎丧失了视力，并且被公认为“于武帝诸子中最劣”。

晋武帝曾经感叹，“吴人轻锐”，容易动乱而难以安定。他采取的对策是，让东南六州的将士轮流到江东驻守镇压。当然，这只会加剧吴人的抵触情绪，并且，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比如，到了八王之乱的时候，这项政策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

西晋后期，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决策中夹杂一个明智的措施，一部分吴人得到了引用。但是，要北方士人真正接纳他们，显然还需要时间。

已经没有时间了，随着中原的动荡，滞留在洛阳等待机会的南方人大多数打算回去。于是就有了张翰思念鲈鱼莼菜，而辞官回乡的故事。辛弃疾在他的名作《水龙吟》中，以“尽西风，季鹰归未”这样的句子，就张翰做出这样对国家民族缺乏责任心的选择表达了委婉批评。然而，这只能是一个宋朝人的想法，在当时，张翰们对这个北方人的政权，还实在难以有太深的感情。

(1)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君子小人”条。

二、南方的忧郁

东汉末年，王导的伯祖父王祥曾经率领族人，在庐江隐居二十多年。隐居是诗意的说法，真实的原因当然是躲避战乱。庐江是魏吴两国势力交界的地方，因此，琅邪王家对江东大概本不陌生，王导一再鼓动司马睿南下，多少也是吸取了自家先人的经验。

司马睿到建邺之后，最初一段日子过得相当冷清。作为政府派驻此地的最高军政长官，他等待着当地名流来拜谒自己。然而，一个多月过去，竟然无人对之加以理会。

这位琅邪王再不引人注目，但是要说吴地人士对他的到来一无所知或毫不介意，一样也不合情理。但问题是，他们也在等待。

永嘉元年（307），中原的局面看起来也还没有坏得不可收拾，相反，倒是有些回光返照的迹象。新皇帝即位，让人们多少抱有一些希望。朝廷内外的各股势力尽管仍在明争暗斗，但王爷们抡刀动枪的自相残杀却已经停止。面对各地的叛乱，政府军在战场上也还有能力取得一些胜利。所以这一年，在中央任司徒之职的王衍布置退路，营三窟之计的时候，也仅仅考虑到“有江汉之固”的荆州和“有负海之险”的青州，江东地区，还不在他的视野之内。

而只要北方的政府还足以应对危局，司马睿就只是一个随时可能被调走的地方官员。江东士人也就不必对他格外重视。

对于中原的乱局，江东士人本有观望的传统，东汉末年即是如此。大体说来，这里的人们没有太大的野心（也可说这是基于对自身实力的一种清醒的认识），他们愿意接受一个外来的政权，只需要这个政权能够保障自己的家族利益即可，但却从来没有考虑过在自己人中推出一个称孤道寡的人来。孙氏家族尽管籍贯是富春，但出身寒微，不被各大姓看作是自己人，何况孙坚父子又是以袁术部曲的身份，杀回江东的。当初，经过漫长的磨合，顾、陆、朱、张这些大家族们接受了孙吴政权，现在，他们未必不希望再有一个孙权出现。事实上，在司马睿之前，一个叫陈敏的人，也向江东士人寻求过合作。

陈敏当时任职于广陵，平灭了当地的叛乱后他有了割据江东的图谋。江东士人们对陈敏显然不抱太大的希望。也许是事先商量好的，他们中许多人以各种理由推托，不接受陈敏的任命，但以顾荣为代表的另一些人则到陈敏身边任职，以便不至于和他关系完全搞僵。顾荣在试图讨好陈敏的时候，曾明确把他比作孙权、刘备，而吴士最终彻底放弃了陈敏，也是因为确认他不足以“蹑桓王之高踪，蹈大皇之绝轨”。桓王指孙策，孙策谥为长沙桓王；大皇指孙权，孙权谥为大皇帝。可见，江东士人们并不认为陈敏可以比肩孙策和孙权。

经历了陈敏事件，无疑也会使吴士们在选择归附对象的时候，越发地审慎。

接下来的一幕是著名的。那一年的三月初三，为了提高司马睿的声望，王导联络了自己的族兄王敦，以及其他北方流亡来的名士，烘托着司马睿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走秀。

三月初三在当时是格外重要的节日，修禊祓除、曲水流觞都是必不可少的活动，后来流芳千古的《兰亭集序》描绘的即是这一天的景象。这一天，王导让司马睿乘上肩舆，安排了威严的仪仗，王敦、王导兄弟，以及诸名士骑马侍从。江东人士见此景象后都感到惊异，一个跟着一个地在道左下拜。然后，王导建议司马睿派自己去拜访了吴士的领袖贺循、顾荣。终于，这两个人都接受了司马睿的邀请，这之后，吴地的士人，也就纷纷前来了。

这样故事性的记载，真实与否，历来容易为人所怀疑，何况事件发生的时间，与诸多史实也确有难以合榫之处。《晋书·王导传》中记载：“及（司马睿）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据文意，观禊事似当在永嘉二年的三月初三。《资治通鉴考异》以为，王敦至建康，应是永嘉四年之后的事，“睿名论虽轻，安有为都督数年而士庶莫有至者！陈敏得江东，犹用周、顾以收人望，导为睿佐，岂得待数年然后荐之乎？”因此《通鉴》写这段，把时间放在永嘉元年九月，并删去王敦。实则如果此事真在永嘉四年，亦未必不合情理。永嘉四年洛阳倾覆在即，吴士才真正除了归附司马睿别无选择。之前王导对他们不是不推荐，而是推荐了人家也未必肯来。至于江东士人们何以对陈敏竟比对司马睿还热络些，更不难理解。陈敏是军人，对吴士曾屡动杀心，司马睿却不会有此种行为。“宁得罪君子勿得罪小人”，也是人之常情。

虽不能确定其真实性，然而，它确实真切地反映出王导在司马睿身边的作用，以及此时南北士人们的心态。北方的名士翼戴司马睿，这样盛大的排场固然对吴士颇具震撼力，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这当中传递出一个信息：如果北方的局面将会好转，这些大家族的名流，很快就会有回去的一天，又何必如此奉承这样一个皇室疏宗的王爷？而如果中原的形势已经绝望，除了拥戴眼前这个人，还能够有什么选择呢？

王导是司马睿身边最重要的人，或者说，司马睿更多只是形式上的代表，只有王导，才是王马组合中真正的关键人物。然而王导似乎并未做出多少业绩，在他的传记里，甚至难以找出几件值得称道的具体事件来。能看见的，倒是不同的人物一致对他作出高得惊人的赞誉。司马睿说他是自己的萧何，北方流亡来的士人则交口把他比作管仲。永嘉五年（311）洛阳倾覆，这前后他们潮水般涌向江东，很多人刚到建邺的时候感到不安，觉得这里根基微弱，随时将会步中原的后尘，但是见到王导之后，担忧就消失了。

这样强烈的反差，使得有学者觉得，《晋书·王导传》只是一份谀辞汇编，“徒有门阀显荣，子孙官秩”而已。

那个时代的当事人里，肯定也有人会赞同这个意见，比如司马睿的录事参军陈。当时，按照王导的建议，司马睿从流亡过江的人中选拔了一批掾属，人数达一百多人，这就是著名的“百六掾”。“百六掾”中有多少人具备政治才能显得可疑，他们绝大部分出身高级士族，直到此时，仍保留着在中原时的旧风气，习惯逃避事务，只求得自己安逸。陈对司马睿说：“洛阳还太平的时候，朝臣们都认为尽心尽责是平庸，傲慢放纵是优雅，受这种风气的流行感染，国家才至于败亡。现在您的幕僚仍然如此，只怕会重蹈覆辙。希望从今以后，接受任职却又称病不负责任的，全部免官。”

这样一点简单的考勤要求，被公认为苛刻，王导也不接受陈的意见。陈出身贫贱，在司马睿府中本来就是个另类。他这样义正词严而喋喋不休地说下去，越发使自己变成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不过结局总算还并不太坏，他被打发到地方上去做太守。

史书上没有提及陈登程时的心情，但愤懑和失望，大概不可避免。在他的心目中，王导无疑是这些尸位素餐者的代表人物，最多算得一个滥好人而已。

陈的遭遇，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共同的悲情。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司马睿和王导确实没有采纳他意见的余地。风气一旦形成，改变自非一朝一夕之功，可是面对北方的威胁，司马睿要把流亡士人统一到自己旗下来，却必须只争朝夕。王马组合的根基本极微弱，做这样一个假设并不离谱：反腐倡廉、勤政爱民的口号被提出，并且三令五申要落到实处，于是被厌恶的就不是陈而是琅邪王本人。世家大族们开始寻求另外的人选代表自己，这其间的利害关系当然又难以协调。不久后，江南分崩，在任意一次稍具规模的南侵中，王朝最后的生机断绝，蛮族的屠刀雪片似的洒向南方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至少，十余年后的王敦之乱，就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

所以王导只有向司马睿提出，要“政务宽恕”，要“事从简易”，要“抚绥新旧”。实际上即是对各种贪渎行为给予默许。当年陈还在北方州郡里做督邮的时候，曾一次检获当地大族隐匿的人口三千人，此事在王导眼中，大概竟可算前科。众所周知，王导欣赏的政策，是宁可使吞舟的大鱼漏网，也不愿意这样以“察察为政”的。

很多人指责王导昏聩，于是王导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不幸的是，翻检史书，会发现他的预言很大程度上竟成为事实。任何变革都意味着进入雷区，而昏聩的态度，在当时竟是最有效的黏合剂。只有这样，才保障了建康（愍帝司马邺即位后，建邺改名建康）的流亡政府终于得以建立。自然，这也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东晋不可能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权。

三、南北对话

该如何做好协调工作，王导确实精于此道。他拟定的那个“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的十七字方针看似无甚新意，实际贯彻起来却极考验施政者的能力。尤其是“抚绥新旧”一条，“新”是指刚刚逃亡过来的北方士族，“旧”则是说江东土著，单独安抚一面容易，同时取得他们的支持却有极大的困难。

很容易的，王导让北方人觉得王马组合是他们利益的代言人（事实上很大程度也确乎如此），然后，王导动员各种手段，试图瓦解南方士族的心理防线。他是那种见面熟的人，交际场上的明星，善于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受到了重视。《世说新语》中的几则逸事颇能见出他的技巧：

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人人有说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说。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群胡同笑，四坐并欢。

王导担任扬州刺史期间，宾客数百人的集会上，他没有让一个人受到冷落。当时的临海郡，治所即在今天的浙江临海东南，这位姓任的客人，当然是南方人。王导一句话“您来了扬州，临海便再无人才”，真是极大的赞誉，立刻便解除了他的孤独感。至于在胡人面前，弹指的动作和“兰阇”二字，含义如何虽然不易确定，但效果同样显著。(1)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

炎热的夏天，刘惔去见王导，看见他用冰凉的弹棋盘放在肚子上降温，同时说着：“何乃渹。”

吴语中，“渹”是冷的意思，“何乃渹”也就是“真凉快”。王导学作吴语，在北方士人刘惔眼里自然显得可笑，传到江东人耳中，喜剧效果只怕也一样强烈。然而，乡音亲切，这样做无疑是拉近了王导与吴士的距离，所以在陈寅恪先生看来，此举与北魏孝文帝为推行汉化政策而禁止鲜卑人用鲜卑语，有着类似的政治内涵。

王导与陆玩间的交往，许多例子要更加典型。王导向陆玩请求两家通婚，陆玩拒绝了，并且回复的刻薄程度，几乎接近关羽那句虎女不与犬子相配的名言：“小土堆上不长松柏，香草臭草也不会被放入同一个容器。我陆玩虽然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

陆玩对王导的态度一向轻忽，以说玩笑话为乐。很可能，王导预料到他的拒绝，甚至也预料到会有一个刻薄的答复。但请婚仍然是必需的，给对方一个拒绝你的机会，让他的虚荣心在拒绝中得到满足，原也是一种套近乎的方式。

然而，牵涉到切实的经济利益，很多问题便非任何高明的交际手腕所能解决。比如出身义兴周氏的周玘，就对这些北方侉子，觉得越来越怒不可遏。

义兴周氏宗族强盛，忠勇的周处虽然战死于北方，但这些年来，周处之子周玘却是江东的风云人物。到永嘉四年（310）的时候，周玘已经有“三定江南”的美誉。(2)司马睿对之十分忌惮，因此在人事任命中，对周玘明显刻意压制。而司马睿的亲信刁协，又对周玘加以轻侮。但这只是事件的导火索，背后还有更深的社会根源。

在当时，江东士族大抵可以分为两类。如上文已经多次提及的顾荣、贺循、陆玩等人，都可以划归为文化士族。他们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尽管未必熟悉时尚的玄学，但秉承东汉以来的传统，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却称得上家学渊源。义兴周氏则是另一类士族的代表，它是首屈一指的武力强宗。

流亡过江的北方人也大概可以分为三等：上层阶级即是晋的皇室，以及当年洛阳的公卿士大夫们，他们得意于自己的门第，也得意于自己的文化品味；中层阶级是北方的一般士族，他们不以学术见长，然而往往以勇猛善战著称，后来的历次南北战争，正是他们构成了南方军队的骨干；下层即是士族的底层以及一般庶族，此时他们的势力分散而薄弱，只能随遇而安，接受南方人的风俗，融入南方人的社会。他们风光的日子要拖到一百多年以后，直到南朝历史的中后期，他们中才有人物抛头露面，呼风唤雨。

上流社会的人物追随司马睿荟萃到建康，这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中层该如何确定自己的去向，却颇费踌躇。建康实际已成为新的首都，他们挤不进去；吴郡一带是顾、陆等江东大族的根据地，已经被盘踞得无缝插针，自然也难以立足；而由于思念故土，他们也不想再继续向南迁徙。于是，京口晋陵一带，也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晋陵郡的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镇江、常州、无锡三市及周边地区，而周玘及其宗族生活的义兴郡治所阳羡，则是今天的宜兴。两地紧邻，今天坐长途汽车往来，时间大抵不过数十分钟，车票花费仅人民币一二十元。当时当然不可能如此便捷，但彼此接触，仍然十分轻易和频繁。

北来的中层阶级与义兴周氏距离如此之近，利害冲突自然无可避免，双方又均为武人，则一有仇衅，便往往不惜以武力解决。最终，据说周玘决定联络南方的各种势力，杀尽北方人中的当权派，让司马睿转而代表南方的利益，但司马睿识破了他的计划，于是导致周玘忧愤而死。其间波折的真相今天已不可能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临终前周玘给儿子周勰留下这样的遗言：“害死我的，是那些北方侉子，能够为我报仇，才是我的儿子。”

一年后，周勰果然发动了叛乱。叛乱本身很快被平定，但因为周勰的行为有“因吴人之怨”的群众基础，也使得司马睿对此事未敢深究，周勰本人未受到任何处分，司马睿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抚慰了他。

总体而言，南北文化士族的交流，看来就要和谐得多。有一次，司马睿在顾荣面前流露出缺乏归属感的情绪，司马睿说：“寄人国土，心常怀惭。”顾荣立刻回应了“王者以四海为家”这样动人的言辞，并列举古代的例子，证明迁都可能预示着美好的未来。

当然，如果经济冲突也不可避免的话，言谈投机就显然是不够的。看来，危机确实就在眼前，北方大族习惯了奢靡的生活，现在集聚于建康，生活稍稍安定之后，求田问舍的兴致就重新勃发。而建康既然是东吴的旧都，它附近的庄园，自然都垄断在吴士的手里。但最终，这场资源争夺没有发生。王、谢等大家族选择了到当时略显荒凉的会稽郡去置办家业。后人欣赏王羲之的书法、谢灵运的诗文的时候，会很自然地觉得，浙东的幽美山水是他们作品中灵性的重要来源。但也许不得不扫兴地指出，这道文艺源泉里，一开始就渗透着阿堵物的气息。

顾荣等人选择拥戴司马睿的时候，内心大概有这样一种自信，这个政权不会强大到足以摆脱对自己的依赖的地步，北方的来客很快将后继乏人。当初，孙吴政权就是这样一步步变成一个江东人的政权的。但是出乎他们的预料，这一次的局面和当年大不相同。北方的动乱比之东汉末要严重和漫长得多，北方士人一波又一波地涌向江东，反而是本地人越来越被边缘化，最终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到了很久以后的南齐永明年间（483—493），一个吴地的士人对顾荣破口大骂，并扬言要掘开他的坟墓，原因是顾荣引北方人渡江，才导致了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却都仕途不顺。他的愤怒不合历史潮流，但大体上也算合情合理，只不过南方意识到这一点，已经迟了一百七十年。

(1) 此则中所说的胡人很可能是天竺人。“弹指”是天竺的礼节，“兰阇”自然是梵语，是“寂静”还是“喜悦”的意思，学者说法不一，但均可通。

(2) 惠帝永兴元年（304）讨石冰，永嘉元年（307）讨陈敏，永嘉四年（310）诛钱璯。

四、打回北方去

众名士一起登上建康城南的新亭游玩宴乐，出身汝南大族的周忽然长叹说：“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于是众人相视流泪。只有王导愀然变色说：“现在我们应该勠力皇室，克复神州，怎么能像楚囚一样相对哭泣呢！”

《世说新语》中的这则故事，在今天的语文课堂上，仍常常会被从爱国主义的角度加以阐释。然而，当年刘义庆编撰此书时的看法显然和老师们不同，这一则被放置在《言语》篇而不是《德行》《政事》之类的篇目中，这似乎是一个明显的暗示：王导只是一个喊口号的高手而已。

口号当然是必需的，它让人们恢复中原的激情得以宣泄，所以恢复中原的行动，也就可以是不那么迫不及待的了。发挥着类似口号作用的，当然还有侨立郡县与白籍户口。司马睿划出一部分土地安置流民，并给这些地方冠以流民北方故乡的名字。白籍则是一种临时户口，与永久性的户籍写在黄纸上不同，因为使用白纸登记而得名。既然在南方的户口是临时的，当然也就意味着政府向人民宣告，大家北归的日子并不遥远。结果是，这一“临时”就“临时”了整个东晋，一直到南朝后期白籍才被废除。不过，白籍户口可以减税，可以免除对国家的许多义务，有此实惠，北方人中除了极少数理想主义者，也就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向政府循名责实了。

永嘉四年（310）十月，洛阳城危在旦夕，晋怀帝传檄各地方镇发兵入援，皇帝诏书的语气已经近乎哀告，然而，他始终没有等来一兵一卒。

其间，司马睿倒是对北方发起过一次军事行动，不过攻击对象不是刘曜、石勒的叛军，而是寿春的扬州都督周馥。

周馥曾请求怀帝迁都寿春，这就得罪了想把皇帝垄断在自己手里的东海王司马越。这时候，司马睿还算是东海王越一党的成员，所以他接受东海王的指示，向周馥发动进攻。当然，更实际的理由是，司马睿对自己势力范围内的这支异己力量，早就耿耿于怀。

后来，司马睿和曾在周馥手下任职的华谭有过对话。司马睿先指责周馥谋反，被华谭反驳后又改口说：“周馥具有方镇的地位，手握强兵，朝廷征召他他不去，朝廷危险的时候又不能扶持，也算是天下的罪人。”

华谭的回答十分斩截：“这话不错。要说朝廷危险而不能扶持，周馥应该与天下共受其责。但应该受到指责的，绝不仅是周馥一人。”

永嘉七年（313）四月，占据长安的秦王司马邺称帝，并改元建兴，是为晋愍帝。愍帝任命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都督陕东诸军事，交托的任务，则是“领精兵二十万径造洛阳”。面对愍帝派来的使者，司马睿的答复是：“方平定江东，未暇北伐。”

愍帝对此当然也无可奈何。司马睿那里，只有一个叫祖逖的军事顾问（军谘祭酒）坚持要收复北方的失地，于是，司马睿给了他一千个人的口粮，三千匹布，让他自己去组建军队。

这之后，司马睿忙于把自己的势力向长江中游推进。当然，北伐仍然在理论上具有最高纲领的地位，于是他也几次准备发兵北上，但很快都以各种理由而半途停废。

建兴四年（316）十一月，长安失守，愍帝向刘曜投降。消息传到建康后，司马睿身披铠甲，亲自带军队露宿于野外，向各地发布檄文，限定出兵的日期。但意外还是不出意料地发生了，因为水道运送的粮食没有及时抵达，这次北伐行动仍然流产。然后，司马睿杀了督运粮草的官员，算是给人们一个交代。

督粮官人头落地后，行刑者把刀在柱子上擦拭，结果血竟然逆流而上，一直到二丈多的柱子顶端才流下。围观的人都信誓旦旦地说亲眼看到了这样的景象，这种坚定甚至打动了七百年后的司马光，不记录神奇灾异的《资治通鉴》破例保留了这个细节。

于是王导等人都上奏疏承认错误，请求免除职务。司马睿说：“政令刑罚失当，都是我糊涂闭塞造成的。”到底一个人也没有治罪。

建兴五年（317）二月，一位北方的地方官员逃回江东，声称带来了愍帝所写的最后一份诏书，其中命令司马睿“统摄万机”。三月，百官请求司马睿称皇帝尊号，司马睿不同意，百官坚持，于是司马睿慨然流涕说：“孤是一个罪人。诸位贤良如果逼我不止，我将返归琅邪封国。”他传呼私人奴仆，让他们准备回国的车驾。最终，双方都做出了让步，司马睿依照魏、晋旧例，先称晋王。

六月，刘琨等一百八十位北方将领联名上书晋王司马睿，请求他登基，晋王再次表示了拒绝。

但事已至此，晋王将当皇帝的说法虽然官方还没有认可，却已经失去了小道消息应有的神秘性。小道消息中的小道消息产生，有人重提晋王是夏侯太妃和牛姓小吏所生的传闻，另外有人则回应说，图谶中有“牛继马后”的说法，这一切，也是上天早就注定好的。

事情拖到第二年（318）三月，愍帝的死讯终于传到了建康。于是司马睿穿上斩衰丧服，别居倚庐。群臣又一次请求司马睿称帝，这一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

南方士人的代表纪瞻说：“晋朝没有皇帝，到现在已经两年，陛下您应该继承大业。看看现在的皇室成员，您还能让位给谁呢？只有您光践大位，才能让祖先的神灵和广大人民有所倚靠。如果您再逆天时、违人事的话，大势一去，就再也无法挽回了。如今洛阳、长安都已经毁灭于战火，宗庙没有主人，刘聪在西北已经自称皇帝，您还在东南搞谦让，救火还有谦让的吗？！”司马睿仍不答应，命人把御座撤掉。纪瞻对把手伸向御座的人大喝说：“帝座上应列星，敢动者斩！”这样忠勇的气概，使得司马睿终于为之改容。

但也有官员支持司马睿的谦让，认为晋王应该先平定中原，然后再称帝。很快，这个实心眼的人被赶出了朝廷，不久后又因为对朝廷心怀不满而被治罪。

三月初十这一天，司马睿登皇帝位，改年号为太兴。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犯人得到大赦，文武百官的爵位都上调二等，曾投帖建议新皇登基的吏员格外加位一等，老百姓投帖的则授予吏员身份，这样的获益者，总共有二十余万人。

祖逖与刘琨——闻鸡起舞的少年

刘琨年轻的时候……实在是轻佻巧佞之徒；祖逖……要论早年的志向，或者也是好乱乐祸之辈。

——《晋书·刘琨祖逖传》

洛阳城的月光下，荒野的鸡鸣声中，两个少年翩翩舞剑的情景，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这时的刘琨刚刚二十出头，祖逖略微年长一些，但也不超过二十五岁。

当时两个人的职务，都是司州主簿。司州也就是京畿地区，国家的核心地带，州治即是洛阳，而主簿掌管着本州的各种文书。年轻人热衷于谈论政治，这个身份无疑给他们提供了数不清的话题。这时武皇帝刚刚去世，新即位的太子大家在悄悄议论他是否是个白痴，而各种社会、政治矛盾都已暴露得十分清晰。显然，就看谁来点燃那根导火索了。

于是，祖逖对刘琨说：“如果海内鼎沸，豪杰并起，我们两个在中原，要彼此避开。”

“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这句话在有些书上，仅被理解成祖逖要和刘琨各自干出一番事业。我想，还是唐代的史臣看得更加准确，祖逖不是安分的人，他“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艰”，这是在跟刘琨说：为了现在的友谊，将来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不要挨得太近，可不要由我们来争锋逐鹿。

这是一个狂热的梦想，也是一个苍凉的预言。真的天下大乱之后，他们确实都成为了拥有独立——也许该说孤立——力量的豪杰，并且，从此一南一北，再也不曾有机会见上一面。

一、早年

最初看起来，祖逖这句话和多数年轻人的豪言壮语一样，仅仅是说说而已。祖逖的工作在几个王爷之间调动，只是按部就班地升迁。刘琨在仕途上似乎要得意一些，并且活跃在一个贵族文化沙龙里。他是金谷园的“二十四友”之一，这个团体才华横溢，但出入于权贵之门，说起来并不那么好听。

西晋的八王之乱，两个人都没有能够置身事外。荡阴之战，前侍中嵇绍血溅帝衣，与这位忠臣的表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时惠帝身边的“百官侍御皆逃散”，在逃散的人群中，就可以看见祖逖的背影。

这之后，祖逖在洛阳城里安静地居住下来。他目睹了其后这座古老都市所经历的劫难，然而没有再介入任何纷争。祖逖先后拒绝了范阳王司马虓、高密王司马略、平昌公司马模等人发出的邀请。等到东海王司马越任命他为典兵参军、济阴太守的时候，祖逖的母亲去世，他更可以用守丧的名义，名正言顺地不去上任了。

刘琨被卷入得则要深得多，永康元年（300）之后的一系列无聊而恐怖的动乱中，刘琨的活动相当频繁。他的对手为刘琨兄弟的脑袋开出的悬赏是“封三千户县侯，赐绢五千匹”。并且，厌恶他们的不仅是敌人，刘琨的兄长刘舆被人比作油垢，意思是沾上就不免被污，刘琨和这个哥哥走得很近，他的名声，这期间大约也不会好上很多。

事实上，正是在刘舆的建议下，光熙元年（306）刘琨出任了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匈奴中郎将。这仍然是王爷们争权夺利的计划中的一部分。并州虽称边境，其实却接近中央，它向南通往河内郡，往东则联系司州和冀州，并州出产的武器精锐，并州的健儿和良马更是驰誉中原。控制并州，就是在北方多了一个战略重镇。

所以，刘琨一开始可能并没意识到自己此行的意义。他在这一年的九月底出发北上，从此他的人生，将全然改变。

二、并州刺史刘琨

沿途的经历，对刘琨显然是个考验。他已经亲历过战争，对流血和死亡并不陌生，然而眼前的景象，还是触目惊心。

刘琨上任的两年之前，在并州已经出现了一支实力强劲的反政府武装，匈奴人刘渊建立了汉政权。魏晋以来，匈奴人和羯人大量涌入并州，各种民族矛盾积蓄已久，这时一并爆发。两年内，匈奴人的势力迅速扩张，并州东南的一系列军事重镇落入了刘渊手中。也就是说，并州刺史的行政命令已经无法下达到本州的东南地区。

然后，并州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刘琨的前任司马腾，实际上是在刘渊和饥荒的双重压力下逃离的。他在离开时，兼职充当了人口贩子，抓了大批胡人作为奴隶贩卖到太行山以东。另外一万多逃亡者组成了他的军队，这支队伍的名字真切地点出了当时并州人的心境，叫作“乞活”。

刘琨招募了千余人，上任的道路变成了转战之旅。一路上交替出现在刘琨眼前的，是大批绝望中流亡的难民，和暴露于荒野中的白骨。一时是哀号之声刺穿了天地间的和谐之气，一时则是不闻半点人声的死寂。山路险峻，群胡数万周匝山野。政府高官的身份不能带来安全感，刘琨于途中写了一道奏章，其中略微夸张地说道，一睁开眼看见的就是敌人，只要挪一挪脚跟，就可能遭遇新的劫掠。

因此耽搁在路上的时间，远比预计的要漫长。只有在壶关，他得到过一次物资支援，所以最终携带的资粮告罄，唯有靠薇、蕨之类的野菜充饥。刘琨出身高贵，在洛阳时更是生活豪奢，交往的朋友里不乏像石崇这样的人士，他们以肆意烧钱而精于美食著称。不难想象，眼前的食物会令他格外难以下咽。刘琨还曾作了一首《扶风歌》以描写当时的场景：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可见上任的途中过得是如何凄凉。

足足半年以后，刘琨终于到达了并州的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当两山之间的缝隙里，隐隐露出晋阳城城垣一角的时候，可能会让人有长出一口气的感觉，但走进晋阳后就会发现，这里的景象，更加令人绝望。

刘琨这个并州刺史已经没有了办公的地方，因为府寺建筑早就被全部焚毁。城市内荆棘遍布，豺狼在大街上行走，僵卧的尸体覆盖了地面。

在描写自己这段经历的诗作中，刘琨尽情宣泄了脆弱的伤感情绪，并表达了对洛阳城华美宫阙的思念之情。“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这样的句子也许会让人觉得，这位作者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然而，这一次诗人比诗歌坚强。

擦干了眼泪，掩埋了尸体，剪除了荆棘，重建了府朝市狱，以城门为战场，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来犯之敌。刘琨来晋阳的途中，洛阳城里晋惠帝驾崩；当刘琨筚路蓝缕地在晋阳进行市政建设的时候，他的哥哥刘舆又策划了一起政变。然而，现在这些都已经和刘琨无关，他要考虑的，只是怎样面对眼前并州的危局。

此时，汉政权建都于离石，位置在晋阳的西南方向，相距大约仅三百里，快马奔驰，在一日之内就可以到达。看起来晋阳的处境相当危险，但是刘琨相当程度地瓦解了匈奴人的联盟，使得大批匈奴以外的胡人部落不再对刘渊表示效忠。加上一些其他因素，最终，反而是匈奴人选择了迁都。

北方大动乱的风暴还在愈演愈烈，在刘琨的经营下，晋阳城成了一个难得的避风的孤岛。终于，这里人口慢慢聚集，一处传出鸡鸣犬吠之声，远远地，也可以听到一些呼应了。

然而，这差不多也就是刘琨所能做到的极限。

史书上称，刘琨长于使远方的人前来归附，但却没有能力安抚和驾驭他们。所以恢复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形，一天之内，晋阳城有大量流民到来，也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人离开。

这可能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刘琨的名士习气。在洛阳城，刘琨交际的圈子大抵不出皇亲国戚、政府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几个身份往往是交叉的）这个范围。即使是到各地奔走游说的那几年，他接触的也仍是朝廷的方面大员。刘琨很容易让这些人感受到自己的魅力，也懂得如何利用他们的心理弱点。但此刻，面对眼前这些来自底层的饥民，即使充满同情心，刘琨恐怕也不免和他们彼此隔膜，缺乏沟通。很多时候，他并不知道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

尤其致命的是，本质上，刘琨仍然是一个公子哥儿。一旦情况稍有好转，对奢侈生活、音乐还有女人的爱好，他就无法克制。永嘉六年（312），即洛阳沦陷之后的一年，这个局势紧张的关头，他为了一个音乐家而处死了一位重要的将军。这时，连刘琨的母亲都对儿子感到绝望，她说：

“你没有深谋远虑，也不能驾驭豪杰，专门想除掉那些胜过你的人让自己安心，还靠什么取得成功？这样下去，我也逃不过你带来的灾祸。”

老太太的担忧迅速成为事实。这位将军的儿子为父报仇，投靠了匈奴刘聪，也带去了晋阳的全部军政机密，然后他作为向导，引着汉军杀来。匈奴人的进攻证明了一点：这些年里刘琨没有赢得部下的忠诚。上党太守投降，雁门的乌丸反叛，太原太守和并州别驾则干脆联手献出了晋阳。刘琨仅率领几十个骑士败走常山，他的父母则没有能够逃得出来。

其后，刘琨虽然在拓跋鲜卑的帮助下赢得了一次反击，但是元气已伤，他只能将自己的驻地向北后撤一百多公里，驻扎到了阳曲（今山西阳曲县）。

三、流民帅祖逖

刘琨身上天然具有一种煽动性，如果机缘合适，他甚至能够让人做出几乎是忘我的奉献。但是和一切煽动一样，这种影响力很难持久。所以刘琨多次制造出希望，最后却都没有能够把握。

而祖逖，则完全是另一种人。

天下分崩，北方大乱之后，汉族人口开始大量地向南流徙。祖逖率领着自己的族人、乡党和宾客也加入其中，希望避难于淮泗。这个角色很适合他，才十四五岁的时候，祖逖就有“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的名声，是个带头大哥型的人物。看起来，祖逖的作风能与群众打成一片，他把车马让给老弱，自己步行，药物、衣服、粮食的配给都不搞特殊。但同时，祖逖的领袖权威是不容挑战的，而管理的手腕和谋略，也一样是他的特长。

流民的生活极其艰苦，在移动的过程中，能够生存下来的都不得不变成了军队。因为和刘琨前往晋阳途中的遭遇一样，抢劫随时随地都会发生，所以必须要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加以对抗。

乱世中，抢劫者的身份十分复杂，只要稍微有一点实力，大家都可能会干这种营生。哪怕同是天涯沦落人，也会相逢就抢不相识，那些实力强大的流民武装，一样也会盯上其他流民的钱袋。

祖逖的队伍，就是这种强大的流民武装。

根据惯例，正在经营江左的琅邪王司马睿会找出理由拒绝已经军事化的大股流民过江。但也许因为范阳祖氏是“北州旧姓”，司马睿觉得可以信任，祖逖和他的人一度被允许住在京口。初到江南的祖逖财源紧张，衣服用度都相当寒酸。但是有一天，拜访者发现他那里忽然焕然一新，问起时，祖逖回答的态度十分平淡：

“昨夜忽南塘一出。”昨天夜里去秦淮河南，干了一票。

当然，打家劫舍的行为，许多并不是在祖逖的策划下做的，但问题是祖逖会提供庇护。手下的人作案失手落入法网，他就设法将之解救出来，国家的官吏对此毫无办法。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和财产权，祖逖不可能会对诸如此类的人道主义说教有任何同情。这时他显然只注重军人的拥戴，而他比刘琨更清楚，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拿理想主义的激情感染他们之外，你还需要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

晋元帝建武元年（317），祖逖重新渡江北上。今天镇江和扬州之间，长江几乎已经只是一道窄窄的水流，但当时的景象完全不同，这里已经邻近喇叭状的入海口，江面宽阔，波翻浪涌，气势悲壮。正是在这种气氛下，船到江心，祖逖说了那句千载之下，仍然激励人心的名言：“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

很明显，祖逖和东晋流亡政府的主流作风格格不入。祖逖一心北伐，而后者只图偏安，这当然是主要的差别。但那些热衷于谈论世界的本质是否虚无、圣人的人格究竟怎样的高级士人，更愿意用一只看不见的手对老百姓加以盘剥，而不喜欢明目张胆地杀人越货，这可能也是他们与祖逖的分歧之一。

四、成败之间

翻检刘琨在并州时的战绩，感觉可能相当令人沮丧。胜少败多，并且胜利往往只是在延缓失败，而失败则意味着精兵勇将的阵亡和战略要地的失去。

除了南方的刘氏匈奴之外，刘琨东北面的邻居，是西晋的幽州刺史王浚，此人倚仗鲜卑骑兵，在八王之乱后期的战争中起家。从过去的渊源上说，刘琨和他属于同一个政治派系。当然，谁都知道，这点渊源是不可靠的。

果然，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少数民族盟友，刘琨和王浚打了一仗，结果是刘琨的族弟刘希被杀，整整三个郡的百姓被王浚掳走。

这一阶段里，羯族人石勒正在迅速崛起。刘琨很早就注意到这个变化，认为这是情况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他希望能够说服石勒归顺晋朝。为此，刘琨特意找到石勒失散的母亲给石勒送了过去，并劝他效忠皇室，建立功业。石勒回报以厚礼，然而回信的措辞则含着讽刺意味：“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

下面这个决定，对刘琨来说差不多是致命的。晋愍帝建兴二年（314），石勒准备长途奔袭幽州的王浚。这时刘琨本可以出兵抄掠石勒的后路，然而他却按兵不动。原因是石勒在出兵前给刘琨写了一封信，这次没有再说什么“非腐儒所知”，而是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称消灭王浚是为了报效刘琨。于是刘琨大喜过望，他向各州郡公告了这条新闻，以展示自己多年来积蓄的诚灵所取得的成果。

可能这条新闻还在传播途中，王浚就已经为石勒所吞并，并且石勒立刻就掉转枪口指向了刘琨。至此，西晋东北地区的八个州，已经有七个在石勒的统治之下，刘琨不得不承认，被夹在匈奴人和石勒之间，自己已经“进退唯谷，首尾狼狈”了。但事实也许更糟，因为两股势力的其中任意一个，这时都不是刘琨对付得了的。

公元315年八月，刘琨的军队在襄垣战败，如果不是匈奴人急于集中力量拿下长安，因而主动撤退的话，实在看不出刘琨有什么扭转局势的希望。

公元316年，刘琨被朝廷委任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名义上该管的地盘越来越大，以致听起来很像是一个讽刺。一度，他收编了一支从鲜卑拓跋部流亡出来的军队，看来是恢复了一些实力，但这只是回光返照。十一月，石勒的伏击战术让这支军队全军覆没。

从此，刘琨只有依附于鲜卑段部，已经不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了。好在，刘琨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即能够伴随着失败，不断提高自己的声望。这一点的精神意义仍是至关重要的，他成为了一个留在北方，精忠报国的象征性存在。

晋元帝太兴二年（319），祖逖的军队和石勒手下的将军桃豹在蓬陂坞对峙。两军驻扎在同一个大城的两个堡垒里，相持四十多天，双方都已经筋疲力尽，并且，粮食都快吃完了。

于是祖逖用布囊盛土，调集一千多人往高台上运送，就好像是运米的样子。另外，单独有几个人停在道边休息，只有他们的担子里，装的是真正的白米。

不出所料，桃豹的士兵袭击了落单者。那几担白米让他们误以为祖逖军粮充足，所以失去了战斗下去的勇气。然后，祖逖又成功劫获了对方补给上来的粮食，于是桃豹只有带人在夜幕掩护下逃走。

这可能是祖逖北伐的故事中最著名的片段，以其戏剧性而为人所津津乐道。然而这种胜利并不是关键性的，祖逖面对的形势仍然严峻而错综复杂。

被阻不得过江的流民，当然还有豫州境内原来的居民，都在这一带建立坞堡以自守。依据形势，坞堡组织的领袖一时接受晋政府的册封，一时又依附于石勒。他们彼此之间是结盟还是攻战，也变化无常。除了石勒的后赵政权这个最大对手外，稍有不慎，这些大大小小的坞堡，也都完全可能变成敌人。

北伐刚刚开始的时候，祖逖并不太善于和这些坞堡主打交道。由于交际不善引发的战斗持续了几乎两年，还有一个本来倾向于东晋的坞堡主因此倒向了石勒。这时祖逖调整了策略。尽管无法确切知道他使用了什么方法，但他确实使几股颇具实力的半割据力量愿意接受他的指挥。对于黄河南岸那些较弱小的坞堡主，祖逖则显得态度开明。由于他们往往已经把儿子送到石勒那里作为人质，所以祖逖听任他们同时归附晋赵双方，又不时派出游击部队伪装抄掠他们，以向后赵方面表示他们和自己没什么交情。

这种富于人情味的做法让这些坞堡主感恩戴德，从此，他们就成了祖逖在石勒那里的眼线。情报战上的先手，使祖逖在战场上可以接连获胜，他几乎收复了黄河下游南岸的全部地区。出于慎重，石勒停止了在河南的军事活动。于是，这里的生产，终于得到了一点恢复的空间。

兵荒马乱的年头，这一点点恢复足以使人感念无已。一次军民联欢的酒会上，豫州耆老把祖逖比作父亲，又把当前的形势描述为“三辰既朗”，大意即是，祖将军庇佑下的天，是明朗朗的天。

石勒开始向祖逖示好。他派人修缮了后赵境内祖逖先人的坟墓，又请求祖逖开放边境的贸易。祖逖的回应具有典型的中国式智慧，即不予回应。

但这绝不意味着祖逖不同意石勒的建议，他只是不给答复而已。没有许可证的交易结果也相当理想，“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

应该承认，《祖逖传》中描述祖逖北伐的胜利，不无夸大的成分。(1)祖逖去世后不到二十年，东晋一位大臣回顾他屯田的收益，结论也相当悲观。所以，此时的局势很可能是，祖逖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战果，但也无力再打下去，暂时的和平与通商，对双方都是最好的选择。

宋代明代的士大夫们，对和谈有一种条件反射似的敌意。东晋时还不至于如此，但反感一样是存在的。比如咸和八年（333），石勒遣使到建康修好，晋政府就焚烧了他的礼物。公开接受石勒的要求很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不满情绪，所以祖逖没有这样做，而宁可选择睁一眼闭一眼的方式。这样即使被追究起来，也无非就是渎职，而对于晋政府的官员来说，恐怕很少有比渎职更普遍和微不足道的罪过了。

(1)如不提对张平、樊雅之战的艰苦；又如太兴二年对石虎的一战，在《祖逖传》与《石勒载记》中，对胜负的记录完全相反。

五、英雄之死

刘琨一直看好祖逖行政、用兵的才能，听说祖逖被任用时，曾经写信给自己的亲朋故旧说：“我枕戈待旦，立志枭平逆虏，常担心祖逖抢在我的前面。”

但他没有机会跟祖逖竞争了。甚至于，刘琨没有能够看到太兴三年（320）祖逖所取得的北伐以来最大胜利。在此前两年，刘琨已经遇害。

刘琨一直和鲜卑部落关系良好，曾在战场上多次得到他们的支持。所以失去阳曲之后，他远走幽州蓟城，投奔了鲜卑人段匹。刘琨仍然保持着他诗人特有的乐观，他热烈地设想着怎样在河朔地区为朝廷立功，怎样用晋元帝赠送的名刀，亲手割下刘聪、石勒的头颅。但是鲜卑部落内部从来都不是稳定的，最糟糕的是，刘琨的儿子卷入了他们的内乱。

段匹很尊敬刘琨，应该说，这个鲜卑人是一个正直的好人，然而他不是圣徒，他不能不顾虑别人利用刘琨的号召力来生事，那对他将构成致命的打击。

刘琨预感到自己非死不可，于是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握中有悬璧，本自荆山璆。

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

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

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

重耳凭五贤，小白相射钩。

苟能隆二伯，安问党与仇！

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

吾衰久矣夫，何其不梦周？

谁云圣达节，知命故不忧。

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

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

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

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

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

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

诗的题目是《重赠卢谌》。后来这首诗令许多读者感动不已，尤其是最后几句更被反复传唱，然而当时它却并没有打动获赠者。卢谌诚惶诚恐地回答说：“这诗里有帝王的大志，不是做臣子的所该说的话。”卢谌是个庸人，刘琨应该也是知道的。大概是这个时候他太想找人倾诉，但却实在找不到人了吧。

反复犹豫之后，段匹终于还是动手了。刘琨是被绞死的，根据汉人要留个全尸的观念，这是一种很厚道的杀人方式。

不厚道的是东晋的执政者。段匹的实力还很强大，他之所以效忠朝廷，完全是出于个人的道德感，朝廷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控制得了他。所以东晋方面害怕因为纪念刘琨而得罪了段匹。最终，经研究决定，中央政府顾全大局，没有为刘琨发丧。

三年后的某个夜晚，祖逖仰望天空，他看见豫州的分野上，突然多了一颗妖异的星星。祖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说：“这是为我出现的吧。”

这一年七月，朝廷任命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也就是说，是祖逖的顶头上司。河南地已经恢复，现在要有人来过江摘桃子了。

何况，戴渊是江南本地人。在北方，他没有故土，没有先人的坟茔，没有对童年的记忆，也没有失散或死难的亲人和朋友。这样的人对光复中原历来最不热衷，安排戴渊来担任上面这个职务，朝廷的政策意图，也可说是太明显了。

祖逖已经病重，糟糕的消息还在不断传来，荆州的王敦和晋政府的矛盾正在不断激化。一旦发生内乱，要对外进兵就更不可能了。祖逖不太瞧得起王敦，但现在他已经没有力气像当年那样对王敦的人瞋目厉声大喝了。他的最后一点精力，只能留到营缮武牢城的壁垒上，他知道，一旦自己不在，后赵的军队就会杀来，豫州百姓平静的生活，将就此结束。

很多人都看见了那颗奇怪的星星，对朝政的不安使他们得出了同一个结论：今年西北大将当死。

九月，祖逖去世，豫州的百姓哭之如丧父母。谯、梁两地，更是为之立祠祭拜。自然，那些当年遭他劫掠的流民的冤魂，已经无人过问。

当祖逖最初冀图北伐时，晋政府只给了他一千个人的口粮，三千匹布，没有士兵，没有兵器盔甲。没有那肮脏的第一桶金，祖逖只能一事无成。他转型得非常及时，局势稍微安定，他就变成了一个勤政、廉洁而又公平的地方官员。或者不得不承认，当时那种情况下，道德上也许有人可以比他更高，但那几乎注定是空洞的崇高。事情，不可能做得比他更好了。

有时，想到这一点，不免使人心头发堵，或者对历史产生更悲观的感想。所以，我还是宁可把下面这个场景放到文章的最后。

晋阳城被重重包围，城中窘迫无计。于是，刘琨乘月登楼清啸，城外的人听见，都不禁凄然长叹。月过中天，刘琨吹奏胡笳，悲凉激越的音乐声中，胡人骑士们开始流泪，乃至低声啜泣，每个人心头，都泛起故乡大漠的风光。等到天将黎明，刘琨再次吹起胡笳时，他们都忘了战争，纷纷拨转马头，绝尘而去。

这一段出现在《晋书·刘琨传》中，却没有被收入《资治通鉴》。司马温公是一个平实严谨的历史学家，大概，他不能想象会有如此传奇性的事件。

但如果这是事实，倒也并不难以解释。战争和仇恨使人变成野兽，变成杀戮机器，然而总是这样，当兽化达到顶点的时候，人也会变得无比脆弱。灵魂深处有某个点，在那里，他将一触即溃。

清啸吹笳，并不是为了退敌刻意制定的一个策略。刘琨只是累了，感到厌倦，他需要一个空旷的地方，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去宣泄一下情绪。他走上城楼，这时他的眼中没有敌人，也没有听众。

于是，刘琨吹奏出的旋律，就轻轻地敲打在这个点上。

晨光熹微，胡骑的身影，在烟尘中渐渐隐去，刘琨缓缓放下手中的胡笳，他还沉浸在自己的状态里，没有发觉城外的变化，只觉得心里柔软到了极点。

王敦——可儿，可儿

桓温行经王敦墓边过，望之云：“可儿！可儿！”

——《世说新语·赏誉》

南京大学的北园一带，曾经是东晋四位帝王的陵寝，元帝、明帝、成帝和哀帝。这就是所谓“鸡笼山之阳”的西陵。如今的时间，总是会比历史上的时间表现出更强的侵蚀力。已经很少有迹象表明，这个几年前我每天上课的地方，在1972年还进行过一次考古发掘。那时南京大学正在准备迎接它的百年校庆，到处是工地和刚建好的大楼。施工带来的噪声和泥泞有时会扰乱我们的生活。对这些，陛下们的亡灵应该比我们更能泰然处之，即使地基的桩子，就打在他们的头顶上。翻开历史，会看见这几位皇上在位的时候，时局是怎样的混乱和困顿。他们不会介意这一点点嘈杂。他们惯了。

一、王与马，共天下

晋元帝司马睿登基的时候，上演了奇怪的一幕。司马睿邀请王导和自己一起坐到御床上。王导当然立刻表示了推辞，他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

司马睿这样一个素无名望的皇室疏宗能够有这样一天，确乎该算是意外之喜。有人觉得这个有失体统的举动是兴奋过头的表现，正如有人认为刘备授权诸葛亮可以取刘禅而代之，是焦虑过头的表现一样。但是反过来，也正如刘备临终前的做作可能是对诸葛亮（或者对李严）的敲山震虎，在很多人看来，司马睿实际上是给了王导一个警告，提醒他收敛一点，不要总端出一副他才是王马组合真正核心的样子。

此时琅邪王家确实权倾中外。除了王导在中央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外，更令司马睿不安的是，王家的另一个强势人物王敦，正以江州刺史兼为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广交六州诸军事，牢牢控制着长江的上游。

事实上，早在打造江东的政权之前，王家就已经有了把江汉地区留作退步的打算。第一个前往那里的人是王澄，他是当时王家的领军人物王衍的弟弟，王衍为他弄到了荆州刺史的任命。欢送他上任的场面十分盛大，但王澄迅速地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看见树上的喜鹊窝，王澄旁若无人地脱了衣服爬上树去，把小鸟捉到手上玩弄起来。

王衍缺少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然而大局观还是有的，所以能意识到荆州的重要性。糟糕的是，王澄的大局观如何虽不得而知，但与兄长一样对具体问题束手无策倒确是事实。偏偏荆州的局面纷乱，大股流民涌入之后，到处都是具体问题。王澄很快就搞得怨声载道，一连串惨败之后，他已经输得只剩下那份会迅速地将人得罪得忍无可忍的名士风度。于是路过江州豫章的时候，他得罪了自己的同族兄弟王敦。王敦决定杀他，闪避屠刀时，王澄最后展示了一次自己上树掏鸟窝的本事，他爬到了房梁上，但这并不足以使他逃得一命。

然后，王敦开始为自己经营荆州。王敦本人的用兵才能并未见得有多高明，但是，他善于选择带兵的人选。平定湘汉地区叛乱的过程里，立下最大功绩的是陶侃和周访。他们的共同点是：第一，作战勇猛，指挥有方；第二，缺乏政治根基，也缺乏政治流氓的作风。所以一旦取得战果后，可以比较容易地把他们排挤掉。最终，陶侃被打发去广州，周访略微难处置一些，他对没有取得荆州刺史的职务耿耿于怀，但暂时也只有隐忍于襄阳。

另一方面，王敦取得了吴兴郡大族沈氏、钱氏的支持。吴兴沈氏是与义兴周氏齐名的武力强宗，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和周氏一样，沈家在东晋建立的过程中，也处于被排挤打压的地位。司马睿逼死周玘，周玘任太守的吴兴郡连带着也受到了诸多不公正对待，现在，吴兴人有理由为自己寻找另外的同盟者，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于是，王敦身边多了一个叫钱凤的谋士，而沈家的头面人物沈充更多时候则留在吴兴。吴兴郡的范围大体相当于今天浙江临安、余杭、德清一线西北，兼有江苏宜兴的一部分地区。这意味着，一旦王敦要对建康的司马睿政府有什么举动，除了他的大军可以顺长江而下外，还埋伏下一把可以迅速切断建康与三吴地区联系的尖刀，而三吴，正是建康后方的粮仓。

当初司马睿确实可能并未想过自己可以当上皇帝，但是，既然已经是皇帝了，他就不想仅做一个受人操控的傀儡。

哪怕从一些看似微小的细节里，群臣也会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太子读书，皇帝交付给他的，是一部《韩非子》。众所周知，韩非讲苛刑峻法，讲阴谋诡计，讲君权大于一切，讲除君主以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显然，根据韩非的逻辑，像现在这样一个各大门阀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政治格局，实在是不能容忍的。

太兴元年（318）三月，即晋元帝司马睿正式即位的当年当月，群臣见到这样一份诏书。诏书的开篇，对古代传说中的（当然也是王导提倡的）清静为政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具体论述的部分，却透露出对各级官员行政能力的关注，以及惩办不法或无能的官吏的意图。到七月，新的诏书措辞变得严厉，要求官员们端正自身，有法必依，打击地方上的豪强，清算被隐瞒的户口。尤其是，州牧刺史要互相监察，不得顾私亏空，如果下属官吏有不法行为，朝廷将认真追究其领导责任。

相关的一系列措施，后来被称为“刻碎之政”。此时王导名义上虽仍被推崇，实际上元帝却已经疏远了他。甚至于，中书郎孔愉说王导的好话，就因此被赶出了朝廷。

帮助元帝推行这些政策的，最主要的是两个人，刁协和刘隗。刁协是渤海饶安人，出身二流士族；刘隗籍贯彭城，自称是汉代楚元王刘交之后，然而他的父亲不过是个东光县令而已，可见家世并不显赫。

这两个人家族地位如此，毫不奇怪。元帝的新政策针对着北方大族和南方几乎全部士族，只有倚靠这样北方来的没什么根基的人物。史书上对刁、刘二人的评价很不友善，这固然是因为流传下来的第一手材料大概都出自他们的政敌之手。但很大一部分记录也可能就是事实。刁协在八王之乱期间，先任太常博士官，随后又相继奔走于成都王司马颖、赵王司马伦、长沙王司马乂、东嬴公司马腾的门下，一直郁郁不得志，最后才投奔了晋元帝。他喜好卖弄官威，借醉酒而辱骂指责公卿大臣的脾性，很可能来自大半辈子压抑蹉跎的愤懑。刘隗的履历表要单纯得多，但当年在洛阳，他也有被贵戚子弟排挤出秘书郎的经历。现在打击世家大族的时候，刘隗格外富于战斗性的表现，多少也会与此有关。

司马睿委刘隗以刑宪，很快，大批名流纷纷获罪。他们中很多人确实劣迹斑斑，罪名自然也绝不难找，已经被许多人忽略遗忘的儒家礼仪规范是最好的理由。居叔母丧而结婚，有罪；居叔父丧而嫁女，有罪；居丧期间请客，免官，削去侯爵；明知别人居丧而接受邀请，罚俸……在刘隗的弹劾下，汝南大族的周终于被免官（虽然很快又复职了），就连王导本人，也不得不打了一回辞职报告。

二、大将军王敦

史书中盛赞王导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司马睿此时的冷遇，但是有迹象表明，他并不真的那么淡定。似乎是为了贯彻皇帝的新政策，王导派出八部从事巡行扬州诸郡，调查地方官员施政的得失。然而在听取他们汇报工作时，王导只对刚巧也来复命的顾和的意见表示了赞赏。

顾和说：“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法网的漏洞，大得让吞舟的巨鱼可以脱身倒也无妨，至于关注舆论，明察秋毫，那可真是倒行逆施了。

王敦在武昌（今湖北鄂州）的反应，远比王导要激烈得多。他上疏夸耀自己兄弟在建立江东政权时所建立的功勋，从而向元帝抱怨王导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王敦称，这种做法已经使人心失望。甚至，他的奏疏中还出现了“天下荒弊，人心易动”之类的言辞，这已经是近乎赤裸裸的威胁了。

王导在元帝之前看到了这份奏疏，他毕竟是个识大体的人，或者说，没有搞到不能转圜的地步，他不想采取这样强硬的态度把矛盾激化。所以王导把奏疏封上，退还给王敦。但是王敦再一次把奏疏送到建康。这样一来二往，朝中人士大抵都预感到，王敦可能会有所动作。

照例，这种时候会流言四起。预测王大将军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时，他当年的作为也会被反复提起。

在琅邪王家，王敦无疑是个另类。他说话带着南方人的口音，举止像乡下人，对各类高雅艺术不感兴趣，但敲起鼓来，那“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傍若无人”的风范，倒确实能令人叹其雄爽。

还在洛阳的时候，王敦做过太子舍人。愍怀太子被贾后陷害驱逐的时候，曾有诏令禁止东宫的属官送别太子，但是王敦和几个同僚对此置若罔闻。当年，这个有情有义的行为曾得到过官员和洛阳市民们的赞赏，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却很可能成了王敦一贯胆大妄为的证据。

流传更广的逸事是：王敦曾与王导一道到石崇家里去做客。石崇家喝酒的规矩是，美人劝酒，客人不喝，这个美人就会被拉出去杀掉。王导心软，因此本不能喝酒的他只好把自己灌得大醉，而王敦则故意放下酒杯，神色自若地看着一个又一个年轻美丽的生命断送在面前。

说到这里，不免使人们感叹大将军性情的“刚忍”。而下面这件事现在说起来，分明就像预言。石崇家的厕所也规格特殊，里面珠环翠绕，有众多婢女服侍，还备有新衣供客人更换。没见过这阵势的男人往往害羞不能如厕，但王敦进入后，解手更衣，神色傲然。有人甚至活灵活现地提到，当时厕中的婢女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此客必能做贼。”

太兴三年（320），围绕着梁州和湘州的刺史人选的问题，朝廷和王敦展开了不动声色然而激烈的较量。王敦的根据地是荆州和江州，此时的荆州虽然荒弊，却毕竟仍是“用武之国”，而此时从江陵至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正提供了充足的兵员。

但一旦王敦想向长江下游有所动作，荆州西北的梁州和南方的湘州，就可能成为他后方的威胁。所以这两个州，尤其是梁州刺史站在谁那一边，不管对朝廷还是对王敦，都可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梁州：之前，梁州刺史正是周访。平定荆州流民叛乱的过程中，王敦曾向周访许诺过，杀死流民首领杜曾，荆州刺史的位子就是你的。但是，当周访做到这一点之后，王敦却拒绝兑现诺言，他给周访写了一封信，好言抚慰，并附送珍贵的玉碗和玉环。但这远不足以平息周访的愤怒，周访把玉碗砸得粉碎，说：“我难道是一个商人吗？可以靠宝物来取悦？”

于是，周访在襄阳（此时襄阳为梁州州治）务农训兵，成为王敦最大的心病。但是这一年八月，周访去世。对此，王敦和朝廷都迅速做出了反应，王敦派亲信去控制襄阳地区的军权，朝廷则调湘州刺史甘卓任梁州刺史。

甘卓是东吴名将甘宁的曾孙，算是较早拥戴晋元帝的那批南士中的一员。而当初，他又有在江州与王敦并肩作战的经历。甘卓出任梁州，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选。

但王敦还是取得了优势，周访的儿子们没有继承父志的打算。周访的家族也出自汝南周氏，但东汉末即已南来，所以现在他们既与北方士人集团缺少共同语言，也难以被江东人真正当作自己人。周访之子周抚和周光很可能都觉得，需要一场大动乱才能改善自己家族的地位。于是，他们选择了站在王敦一边。

湘州：既然甘卓被调往梁州，湘州刺史就空缺出来。王敦提议，由自己的亲信沈充接任，朝廷当然不可能同意。晋元帝于是找到自己的叔父，谯王司马氶。元帝用沉痛的语气向司马氶谈起当前的局势，表达了想让他出镇湘州的愿望。司马氶表示愿意接受任务，但是他也强调，经过这些年的战乱，湘州残破，他需要三年时间来做准备。

十二月，司马氶被正式任命为湘州刺史。上任途经武昌，王敦邀司马氶赴宴。酒席上，王敦说道：“大王您是素雅佳士，但恐怕非将帅之才。”司马氶回答：“这是明公您不了解我，铅刀虽钝，难道没有一割之用？”

事后，王敦似乎对司马氶的话觉得好笑，他对钱凤说：“他不知道害怕而学说豪言壮语，足以知道他在战场上不能有所作为。”

王敦的判断也许并不仅是因为司马氶的回答，他的信心更多还是来自湘州的处境。在危机一触即发的关头，一个需要三年时间来筹集战备的地方，哪里用得着给以太多顾虑呢？

祖逖：即使后顾之忧已经排除，王敦的大军要想东下，还必须首先克复一道障碍，就是豫州刺史祖逖。

祖逖看不起王敦。王敦曾派人到建康联络各大族的名士，向他们透露了一点自己想调整朝廷的政策和人事安排的意图。祖逖当即对王敦的使者大声呵斥，他称呼王敦的小名，警告说“阿黑”要是敢来这一套，他就率三千兵马用长矛戳他的脚赶他回去。祖逖的军队虽然集中于北方前线，但只要稍许后撤，立刻就会成为横亘在荆扬二州之间的铜墙铁壁。

但是，一切如王敦所愿，周访去世后一年，即太兴四年（321）八月，祖逖也忧愤而卒。

祖逖的弟弟祖约接手了祖逖的军队，很显然，无论才能还是做人，祖约都无法和他的兄长相比。祖逖披荆斩棘地收复河南地，朝廷一向不闻不问，一旦有所收获，朝廷却要来摘取胜利果实。祖逖虽然愤懑，却还不会向朝廷发作，祖约可就不见得了。现在，朝廷不但不能指望这支军队为自己效力，甚至，它本身也随时可能变成对朝廷的威胁。

三、第一次建康保卫战

晋元帝只有寻求办法打造一支自己可以直接控制的新军，但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政府获得兵员的渠道实在有限，基本不出以下几途：一是料简逋亡，二是谪发罪犯及其家属，三是调发奴客。

料简逋亡就是去找到那些没有进行户口登记的人，这显然并非易事；当时犯罪率再高，仅靠犯罪分子当兵，人数也差得太远。但是，要在短时间内组建出一支规模可观的军队来，也就别无选择了。

太兴四年（321）五月，根据刘隗的建议，晋元帝下诏发奴客为兵。奴客指的是大家族的奴婢和佃客，他们是门阀的私有财产，本来只为主人效力，没有对国家服役的义务。现在元帝这么做，等于是对各大家族的抢劫。

这样做的结果是，刘隗和元帝的另一个亲信戴渊，分别得到一万士兵，然后一个出镇淮阴，一个出镇合肥，以掎角之势拱卫建康。但同时，也把本来还举棋不定的世家大族，越发推向了王敦一边。

永昌元年（322）春正月，王敦以“讨刘隗，清君侧”为名，自武昌起兵，大军开到于湖，又上表陈说刁协所犯的罪行。同时，吴兴的沈充也起兵响应。

消息传到建康，晋元帝的回应是痛斥王敦“狂逆”，宣称“是可忍孰不可忍”，自己将“亲率六军以诛大逆”。这时候，建康城内有过这样一番对话。太子中庶子温峤说：“王大将军这次的举动，似乎还是有原因的，不能算太过分吧？”仆射周则认为：“我们的皇帝诚然并非尧、舜，又怎能毫无过失？做臣子的，怎么可以就发兵来威胁呢！举动如此，怎么能说不是叛乱，王处仲（王敦字）傲慢无君，他的欲望还有止境吗？”

不管是当时还是后世的评价，温峤、周都可算得晋朝的忠良。然而温峤竟认为王敦的叛乱可以谅解，即使是周，似乎也认可王敦所说的元帝的过失。则当时的一般舆论如何，也就显而易见了。

战局并没什么悬念。司马氶在湘州只能固守，而无力出击。梁州的甘卓起先承诺与王敦一起发兵东下，随后却又祭出了忠义的大旗，但他真正的选择其实是按兵观望，既不帮助王敦，也不出击王敦的武昌老巢，并且坐视长沙陷落，司马氶等人被擒或遇害。

建康保卫战眼看即将打响，刘隗、戴渊回师戍卫。刘隗开始对最后的决战还显得信心十足，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将会成为被牺牲掉的对象。

元帝拒绝了刘隗杀尽王氏亲党的建议，这意味着，他对抗王敦叛乱的决心，并不像诏书中表现出来的那么坚决，还是希望能够为最后的谈判留下充足的余地。果然，元帝开始重新亲近王导，到三月份，王导被任命为前锋大都督，即反击王敦的总指挥，元帝说：“王导以大义灭亲，可以把我做安东将军时的节借给他。”

在对王敦作战的体系中，刘隗实际上被放置到一个不甚重要的位置上，他被派去驻守金城。金城是建康的一个防御堡垒，而建康另一个更重要也知名得多的堡垒石头城，守将则是周札。周札是被元帝逼死的周玘的亲弟弟，有了这一层身份，即使抛开史书上“矜险好利”之类的评价，周札开石头城门迎接王敦，也没什么令人惊奇的。

朝廷的军队在王导等人的指挥下一触即溃。被强行征发的奴客部队缺乏战斗力是一方面，但根据王导后来的表态，他们本来就没有做过取胜的打算。在太宁二年（324）的一封信中，王导承认自己此时“心思外济”。而在评价周札开门迎接王敦的行为时，王导则说，群臣中稍有见识的，都与周札想法相同，如果不是王敦后来的表现，那他这次进兵建康，简直是“所谓流四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这种作为，可说是王导辜负了元帝的信任。但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此时元帝对王导本已无所谓信任，只是等着走完这个过场，好比较从容地进入和王敦谈判的阶段而已。

刁协、刘隗战败以后，都进宫面见元帝。元帝拉着他们的手流泪呜咽，给他们提供马匹，劝他们出逃避祸。刘隗在北方的彭城老家还有亲人，得以一路逃到石勒那里；刁协则没这么好运气，走到江边就为人所杀。

王敦进入建康，并不急于去朝见元帝，而是放纵自己的士兵抢劫。这大概是一种猫捉老鼠的心态，王敦知道，眼看着皇宫、朝廷里的人四散奔走，元帝心里的恐慌会有多么严重。很快，王敦就得到了元帝使者带来的消息。元帝说：“你如果还没有将朝廷置于脑后，那请就此罢兵，天下还可以相安；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朕将回到琅邪，为贤人让路。”要回琅邪封国去的话头，元帝说过已不止一次，然而这一回，这个失败者的语气里似乎反倒有些要挟的意味。

这个要挟是有效的。进入石头城后，王敦对自己此举将获得什么样的评价就显得有些担忧。作为一个门阀气氛里成长起来的人，他仍不得不相当重视舆论。王敦确实不希望元帝就此退位，这会使自己显得过于猴急。现在，自己已经可以专断朝政，但要换一个皇帝，却还为时太早。

换太子，倒似乎可行。于是，王敦召集百官，提出了太子不孝的问题，温峤——我们记得他是很谅解王敦的这次起兵东下的，但这时他的态度截然不同——第一个站出来力证太子“以礼观之，可谓孝矣”，群臣对温峤的话一致表示赞同，王敦也就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

这之后王敦开始调整朝臣和封疆大吏的人选。此时王敦有两个选择，一是进一步提高南北士族的地位，取得他们的支持；一是杀掉他们中的一些人立威，从而把权力更直接地掌控在自己手里。

王敦身边的人也分成两派。劝王敦选择前一种办法的例如谢鲲，他指出，这样甚至可以使王敦之前的行为都抹去叛逆的名声。王敦当然清楚他说的是事实，但是王敦也清楚，这多半也意味着即使将来有一天自己能够改朝换代，也不会拥有比元帝大多少的权威。

谢鲲是谈玄的名士，王敦把他招入自己的幕府只是装门面而已，更多的人，也就是王敦手下的实干派们都支持王敦挥起屠刀，他们一直觉得自己是被压抑的群体，对既得利益阶层，当然充满仇恨。

然后，王敦还要听取王导的意见，于是有了这样一番对话。王敦问：“周和戴渊这两个人，是南北之望，应该做三公了吧？”

王导不答。

王敦：“如果不做三公，那就该是尚书令，仆射了？”

王导又不答。

王敦：“如果都不行，那就应该杀了他们！”

王导仍不回答。

这等于是默认了王敦最后的决定。王敦刚刚起兵的时候，建康城内的王氏宗族生死难料，王导于是带着族内二十多人，每天早上跪在朝廷前待罪。那时王导托周为自己求情，周也确实在元帝面前极力为王导做了辩护。但是，周卖弄他的名士风度，不但没有告诉王导自己做了什么，反而一再对王导的恳求表现出不屑的态度。王导也是名士，但生死攸关的问题上王导不得不庸俗起来，因此不能和另一位名士心意相通，这样王导便对周有了怨恨。

周、戴渊终于被杀于石头城南门之外，临刑前周忠义坦荡的风度使围观者流泪，当然也越发刺激起了名士们反对王敦的情绪。很久以后，王导翻检中书省的旧档案，才发现了周为他辩护的表章，王导流泪说：“我不杀伯仁（周字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另外一些人，更是王敦非杀不可的。比如梁州的甘卓，比如“一门五侯，宗族强盛，吴士莫与为比”的周札。

甘卓的结局证明了观望者并不总能后发制人。他在王敦东下时驻军猪口，但之后就延俄不进。这样的举动没有对王敦构成打击，却更加使王敦意识到威胁。于是建康的局势稍稍稳定之后，王敦就派人闯进甘卓的卧室谋杀了他。早已取得了在襄阳根深蒂固的周访子侄的支持，使得王敦很容易就做到了这一点，周访的儿子周抚接手了甘卓的兵权。

和周、周访不同，来自义兴的周札则是江南的地头蛇，虽然是他第一个开石头城门迎接王敦，但义兴周氏的势力之强，还是令王敦不得不担忧。太宁元年（323），王敦派沈充袭击周札的根据地会稽，果然是“江东之豪，莫强周沈”，乡里乡亲的更有一山难容二虎的仇恨，沈充猛不可当，周札拒战而死。

四、事情正在起变化

第一次起兵胜利后王敦并未留在建康的朝廷，而是把大权都交托给王导后，就很快回到了武昌。之后“四方贡献多入其府，将相岳牧皆出其门”，王敦做起了天字第一号的权臣。

永昌元年（322）年底，晋元帝去世，时年四十七岁。史书上对元帝的评价是“恭俭有余而明断不足”，所以导致祸乱内兴。更具体地说，明断不足的意思应该不是缺乏决断，而是有决断的冲动而没有决断的能力，在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企图强行收回权柄，结果导致失去了所有实力派人物的支持。

即位的是元帝的儿子司马绍，是为晋明帝，也就是王敦曾经想废黜的太子。王敦将再次叛乱，明帝获悉这一情报的过程，被描述为一个动人的智勇小英雄的故事：王敦的侄子中有一个小男孩王允之，王敦喜爱他的聪明，常把他带在身边。一次王敦夜里还在喝酒，王允之先睡下了，这时王敦忘了他的存在，开始和亲信钱凤一起谋划造反的事。王允之全部听在耳中，于是这孩子立即大吐，弄得脸上衣服上都是。钱凤离开后，王敦意识到问题，便拿着灯来察看王允之的情况，发见他睡在呕吐的秽物里，就不再疑心他了。

王允之回去后把消息告诉了自己的父亲王舒，王舒便和王导一起向明帝禀明此事，明帝暗中开始戒备。

实际上，朝廷当然不可能拖到这时候才知道王敦谋反的图谋。在此之前，王敦暗示朝廷征召自己，明帝也就只好亲手写了诏书。太宁元年（323）夏四月，明帝赐给王敦黄钺和班剑，给予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优待。众所周知，这些待遇往往正是篡位的铺垫。王敦把自己的镇所移到姑孰，屯兵在于湖。姑孰在今天安徽的当涂，可说正是建康西南的门户，也就是说，王敦如果再次起兵，秦淮河与建康城墙，就已经是朝廷的第一道防线。

但王舒和王导主动向明帝通风报信，这对朝廷而言仍有巨大的积极意义。这至少是一个重要的表态：这一次王氏宗族中大多数人态度不会像上次王敦进兵时那么暧昧，他们愿意拥戴朝廷。

年号从永昌换成太宁，时隔虽然并不久，但是形势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元帝去世，更重要的是他的新政策告终，朝廷和门阀大族间的矛盾亦随之消失。那么，司马家的人毕竟是中原正朔的代表，尊奉他，总比尊奉另外一个皇帝更名正言顺一些。所以，当初是王敦与差不多全体门阀联手在对抗司马睿那根基不牢的皇权；现在，却变成王敦和他身边的那批失意者，为了自己的野心而挑战固有的政治格局了。

王敦自己多少也清楚这一点，何况近来他的身体状况不佳，时间也已经不多。这种焦虑时时流露出来，王敦一边吟诵“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一边用铁如意敲打着唾壶，结果打得壶口尽缺。

太宁二年（324）五月，王敦得了重病。钱凤问他，如果一病不起，后事该如何安排。王敦回答：“我死之后，最好解散兵众，大家归顺朝廷，保全门户，这是上计；回到武昌去，收兵自守，向朝廷进贡，这是中计；趁着我还有一口气，全力向下游进攻，图个万一侥幸，这是下计。”

但是钱凤等人在现有的权力分配体系中处境远要比王敦糟糕，因此野心燃烧得也比王敦更加灼热，按照王敦的设想，他们就只能退居乡里了。钱凤私下里和他的同党说：“王公所说的下计，才是上策。”

王敦对抗东晋政府的社会基础虽然已经变得薄弱，但是仅凭军事力量，他的人至少仍可以取得暂时的成功，建康城仍然处在危殆之中。

这个时候，郗鉴的出现，就显得至关重要。

实际上，当初元帝要对王敦进行反击，还有一支力量可以利用，就是长江北岸的流民。因为长期与胡羯作战，这些流民都已经成为战斗力极其强悍的军队。但也正是因此，晋元帝和世家大族把他们视为不安定的因素，害怕他们过江之后会威胁到自己的垄断地位。因此长期以来，东晋政府只是给予他们的领袖——即所谓流民帅——一个太守、刺史、将军之类的名号，而让他们继续留在江淮之间。既然并不信任，那么不到最后关头，元帝当然也就不敢动用这股兵力。

反过来，流民帅也一样不信任政府，王敦兵临城下的时候，元帝终于决定冒险调当时任兰陵相的苏峻过江应援，但是苏峻却拒绝奉诏。

郗鉴的作用就在于，他可以成为政府和流民之间一道沟通的桥梁。郗鉴是山东高平金乡人，家族在地方上势力深厚，虽然和第一流豪门还有些差距，但也不至于大到说不上话。永嘉之乱后，郗鉴被乡里推为盟主，率千余家避难于鲁地的邹山，在与石勒作战的过程中，三年众至数万。换句话说，郗鉴也是流民帅之一。

永昌元年（322）七月，即王敦攻入建康后不久，郗鉴退保合肥，不久后奉诏渡江。朝廷显然是希望郗鉴和他的军队能站在自己这边。王敦当然也看得到这一点，他没有反对朝廷征召郗鉴的原因可能是，当年在东海王司马越的幕府里，他和郗鉴做过一段时间同事，凭这段旧谊，也许倒可以让郗鉴反过来支持自己。

次年，郗鉴在明帝的任命下回到合肥，和当初的区别是，他得到了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的职务，当初，元帝就是让戴渊居于这个地位上对抗王敦的。王敦对此当然不满，但不好公开反对，就推荐郗鉴为尚书令回朝廷任职。明帝也不敢公开对抗王敦，于是只好再将郗鉴调回。这一次，郗鉴途经姑孰时面见了王敦，王敦似有意似无意地跟他聊起了一些洛阳时的旧人。

王敦：“乐广才能有限，考察他的实际水平，哪能胜过满奋呢！”

郗鉴：“乐广道韵平淡，但愍怀太子被废时，却能慢慢匡正局面。满奋则是节操有损的人，怎能和乐广相提并论！”

王敦：“满奋那个时候，危机交急。”

郗鉴：“大丈夫当生死以之。”

论起往事，该是乐广于王敦有恩，满奋跟王敦有仇。当年愍怀太子被废，王敦等人冒险为之送行，司隶校尉满奋收捕了他们，而河南尹乐广则极力解救。不过枭雄论世，当然应该着眼于才能而不仅纠缠于恩怨，王敦是在强调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而郗鉴的回答含意则十分明显，忠义的价值更高于性命。

郗鉴的话让王敦厌恶，之后他把郗鉴羁留了很久，但到底觉得不便下手杀他，还是放他回到建康。

进入朝廷后，郗鉴“遂与帝谋讨敦”，密谋的内容史书没有记载，但分析前因后果可以推断，郗鉴将帮助明帝引用流民的力量。

五、第二次建康保卫战

太宁二年（324）五月二十七日，明帝下诏讨伐王敦。王导再一次被任命为大都督，不过这一次，他显然要尽心尽力得多，听说王敦已经病重，便率领王家子弟为王敦发丧，这个举动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不久后，王敦见到了明帝罗列自己罪状的诏令，诏书开列出来的最高赏额的悬赏，竟然不是给自己而是给钱凤的首级的，这说明皇帝直接把王敦当作了一个已经死掉的人。

王敦当然很愤怒，但他的病情确实已经沉重，不能亲自领兵，只好把指挥权交给了自己的哥哥王含。王敦自己没有儿子，因此把王含的儿子王应收做继承人。王敦并不信任王含的能力，可是王应年纪还小，另外他则已经找不到可以托付的人了。

七月初一，王含、钱凤率水陆五万人开至江宁，驻扎于秦淮河南岸。朝廷在这一线布防的是温峤，他收兵北岸，烧断了河上的朱雀桁，做好了打持久战的打算。

初三夜间，政府军渡河发动了一次反击，取得了胜利。王敦听说了这个消息，痛骂自己的兄长是个“老婢”，他支撑着想起来亲自指挥，但这个努力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临死前王敦让王应立刻即位称帝，如果这个遗嘱是真的，那大概可以解释为王敦对取胜已经不抱希望，所以要让自己的继承人好歹过几天皇帝瘾。因为这次出兵前，王敦似乎尚无自己马上当皇帝的打算。他曾吩咐手下攻打建康时不必顾忌明帝的生死，但要保护好“东海王与裴妃”，他很可能属意于暂立东海王司马冲为帝。

王应没有这样做，他的选择是秘不发丧。史书上称这之后王应“日夜纵酒淫乐”，这条记录也真假难辨，因为未必不是对失败者的诬陷。

王应还是一个少年，不久前王导写给王含的一封信里甚至夸张地称他“断乳未几日”。但他暂不公布王敦的死讯以免军心浮动，此时至少不算不明智。政府军眼下取得的战果，显然不是决定性的，而吴兴沈充的“众万余人”，却已经赶来应援。之前，明帝曾试图拉拢沈充，称只要他倒向朝廷，就可以坐上三公的高位。但是沈充的智商让他不相信这样美好的许诺，而他的道德感更不允许他这样做，他说：“丈夫共事，终始当同，岂可中道改易，人谁容我乎？”

直到十七日，局势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流民帅刘遐、苏峻各率精兵万人到达建康，明帝夜间召见犒劳了他们。沈充、钱凤也听说了这个消息，于是想趁北方来的军队立足未稳的机会打它一个措手不及。二十五日，他们渡过秦淮河，首先突破建康原有守军的防御，进攻至宣阳门，然后开始捣毁那里的防御工事。显然，他们还是低估了流民军的应变能力和战斗力，这时刘遐、苏峻从侧翼发动攻势，叛军大败，赴水而死者就达三千人之多。紧接着，刘遐再次在青溪击溃了沈充。

二十六日，王含等人烧毁营帐，连夜逃遁。该去往哪里，王含、王应父子发生了争执。王含想投奔荆州的王舒，王应则以为还是去江州刺史王彬那里更好。王舒、王彬都是王敦的堂兄弟，区别是王舒一向阿附王敦，王彬却多次与王敦有过激烈的争辩，尤其是周被杀之后，他为周流泪辩护，弄到王敦几乎要杀他的地步。王应说：“王彬在别人强盛的时候，能够坚持己见，那么看到我们落难，也会有恻隐之心。王舒是循规蹈矩的人，怎么能够指望他有出人意表的行为？”

但不管他的分析理由如何充分，儿子还是要听从父亲的意见。结果，王舒见到他们父子后，就把他们沉入江中。而王彬果然秘密准备好船只，等待王应的到来，但事既至此，他也只好空自遗憾。

叛乱平定的速度很快，钱凤、沈充等人也先后被旧同僚或老部下所杀。尽管被叛卖者是乱臣贼子之流，但是史书上还是照例对出卖他们的人给予了谴责。刘孝标认为应该把王舒开除出人类的行列，《晋书》和《资治通鉴》则都用一种报应不爽的语气写道，沈充的儿子终于为父亲报了仇。政治正确之外，始终保持着对基本人伦的肯定，用流行的概念，这大概也算是一种价值多元。史家的这个传统直到新中国建立，才宣告结束。

石虎——野兽的叹息

晋元帝太兴二年（319），祖逖光复中原的脚步受到了阻碍，他的北伐军败在了后赵大将石虎的手里。收拾残兵的时候，祖逖很可能会想起当年与自己一道闻鸡起舞的好朋友刘琨。当初，如果不是刘琨把石虎送交给后赵主石勒，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石虎多半也只是填入沟壑的无数具无名尸体中的一员，而不会成为现在这个令自己头疼的对手。

就在一年之前，一直坚守在北方的刘琨已经遇害。他如果泉下有知，也一定会为这件事而后悔。那次他企图结好石勒，真正的礼物是石勒失散多年的母亲，石虎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附属品。刘琨多半对石虎并没有什么印象，就是再努力回想，只怕也无法回忆起，当初那个年仅十七岁的石虎，究竟是怎生模样。

一、战神与“率性”

石虎和石勒之间的关系不大容易说清。史书上说，石虎是石勒的侄子，但两人有时又以兄弟相称。可以肯定的是，石勒早早就流亡在外，石虎倒是一直跟随在石勒母亲的身边。

关于石虎的童年，史书没有太多记述，但被侮辱和受压迫，乃是当时羯人共同的遭际，石虎也不会例外。当石虎来到石勒身边的时候，石勒已经拥有了一支纵横河朔、杀人如麻的军事力量。一开始，石虎很可能记不住当时石勒那个“镇东大将军、督并幽二州诸军事、领并州刺史，持节、征讨都督、校尉、开府、幽州牧、公如故”的长头衔，但周围的各色人等，对自己这位叔叔（或哥哥）的恭敬和畏惧，则是很容易感受得到的。并且，作为这位领军人物的至亲，石虎无疑很快分享了这种敬畏。由一个人人得而欺凌之的“羯胡”，陡然变得有权有势起来，无疑使石虎的心理，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晋书·石季龙载记》记载(1)，石虎到了石勒军营中之后的表现是：“性残忍，好驰猎，游荡无度，尤善弹，数弹人，军中以为毒患。”

将士们的不满显然让石勒感到了压力。这时，石勒对这个多年来并无接触的侄子并没什么感情，纵容他胡作非为而得罪多年来跟自己一道打天下的老兄弟，显然是不值得的。于是石勒决定杀掉石虎来平息愤怒。不过，这孩子总是母亲王氏一手拉扯大的，处死之前，还是有必要和老太太打声招呼。

于是，王氏对石勒打了一个比方：“跑得快的牛还是小犊子的时候，很容易毁坏车辆。你还是忍一忍吧。”

石勒最终听从母亲的劝告放过了石虎。很难说，对他而言，这个决定是幸还是不幸。

“快牛为犊，多能破车”，老太太这个预言很快得到了应验。没过几年，石虎便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弓马便捷，勇猛冠于当时。攻取城邑之后，往往屠城，很少有活下来的人。但是统率军队，严厉而不烦琐，所以无人敢违背他的号令。而任命他进攻讨伐，所向无敌。”这样的评价，即使挪到《项羽本纪》之中，恐怕也看不出羼入的痕迹。

后来，石虎夸耀自己的功绩说：

“主上自从建都襄国以来，端身拱手，坐享其成，全靠着我身当箭石，冲锋陷阵。二十多年来，在南方擒获刘岳，在北方赶跑索头，向东平定齐、鲁之地，往西则平定秦州、雍州。攻克十三州，成就大赵功业的，是我！”

根据对手的反应，也可以体会出石虎的震慑力。在东晋方面的文件里可以看到，一提起北伐与石虎作战，很多奏章中失败主义情绪弥漫。有一次，历阳附近的警报传来，引起了东晋朝野上下一片恐慌。司徒王导被临时授予了一系列军事长官的头衔，皇帝亲自参加阅兵仪式，除了在边境前线紧密布防外，司空郗鉴则调重兵增援首都的防卫工作。而实际上，当时仅仅是石虎麾下的骑兵十多人在历阳附近游弋而已。

所以，尽管对石虎的滥杀有些不满，但是其赫赫战功，还是足以令石勒将石虎视为最亲密的战友。并且，一度石虎还认定自己将成为石勒的接班人。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当后来发现自己并没有成为权力中枢的二号人物的时候，石虎表现得异乎寻常地愤怒：

“这位子本该是我的，却授予那黄口小儿。一想起来就让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等主上归天后，他的后代将被杀得一个也不留下！”

怎样由一个政权和平过渡到另一个政权，王莽发明了一整套的禅让仪式。他的新朝虽然短命，但这套仪式在后来的历史上却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因而被反复上演。

即使通过小说《三国演义》，我们也可以了解禅让的大致程序。东汉的末代皇帝献帝下诏责备自己德行浅薄，尤其是宣布本朝气数已尽，将让位给能带领大家开创新时代的魏王曹丕。尽管任何人都知道，曹丕早已对皇位虎视眈眈，心急如焚，但这位接手人也要再三表示谦让不就。直到献帝反复要求，众家大臣也纷纷进言，并巧妙地征引经典和纬候图谶，证明新王朝的建立是天命所归，曹丕这才勉为其难，登基坐殿。然后，应该还有一整套“改正朔，易服色”之类的烦琐工作，遗憾的是曹丕命短，这套工作还没做完就已经驾崩了。

如果你觉得这套仪式虚伪可笑，那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会喜欢看到故事像下面这样发展，可以肯定，石虎绝不虚伪。

石勒的太子石弘是一个儒雅柔弱的青年。他对权力似乎并没有太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石虎为人凶残，并且在军方的势力根深蒂固。在这场权力角逐中，自己不可能是他的对手。石勒病重，临终前嘱托石虎要做周公、霍光那样辅佐幼主的大臣。石弘本人则显然不抱这样的指望，就在石勒去世的当天，他就提出要将皇位让给石虎。

一般说来，当时出让皇帝的宝座之后，生命就不会再受到威胁。如汉献帝逊位之后，又过了十四年才去世，不但远比曹丕死得晚，而且成为整个东汉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活过五十岁的皇帝之一。所以在石弘看来，让位很可能是保全自己性命的唯一办法。

但是，石虎拒绝了。

石勒有他的忠臣。愿意捍卫石弘的皇帝地位的人不是没有，他们先后向石虎发起挑战，于是就有了一系列惊险的政治权谋和战争。在这些势力大抵被消灭干净之后，石弘再次提出让位，而石虎再次坚决拒绝。

这之后，石弘流着眼泪回宫，对太后说：“先帝的骨肉真的不会再有遗存了。”

大臣中也有说劝石虎接受石弘的禅位的。尚书奏议说：“请您按照尧舜的旧例行事。”

石虎的答复是：“石弘愚昧昏暗，居丧无礼，应当将他废黜，谈什么禅让！”

石弘被废的那一天，群臣纷纷流泪，宫女们更是放声大哭。也许是因为早在意料之中，当此局面，唯有这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自己，神色从容，言语淡然。不久后，石弘和太后程氏、秦王石宏、南阳王石恢等人一起被石虎杀害。

从政治游戏的规则上说，通过禅让得到帝位，无论如何也会比这样硬抢来得名正言顺一些。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石虎选择了这样一种最粗暴，说起来也最难听的夺权方式？

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提到，明朝人修《元史》，“其目的仍在保持中国文化的完整性，甚至抹杀事实，削足就履，硬把蒙古人写为中原的汉人”。同样的道理，我们似乎也不能忽视后赵作为一个羯胡政权的性质。很可能，许多胡人特色的制度和风俗，也在唐代修史者的著作中被抹去了。

比如，石虎深信自己才应该是石勒的继承人，是否在部落继承法中有它的依据？因为儒家的政治思想体系中，无论如何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支持他的这个想法。而他和石弘的矛盾，或许还有一层胡汉文化之争的因素。

汉人那套禅让程序的虚伪和繁文缛节，显然是石虎不感兴趣的。何况，石虎对石弘早有一种深刻的怨毒，就更不愿意给他这样一个比较体面的下台方式。既然，会抡起两把板斧向围观群众排头砍去的黑旋风李逵，也可以被誉为有“赤子之心”，那么就不妨认为石虎粗豪而朴实，也算是一种“性情流露”。当然，这样赤裸裸追求自己欲望满足的“真性情”，在石虎和他的儿子们身上，绝不会仅是这样昙花一现。

(1) 石虎字季龙。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叫李虎，《晋书》是唐代修的，于是就有了避讳问题。《晋书》对石虎，一直都是称字的。

二、暴君中的暴君

废掉石弘后的第三年，即晋成帝咸康二年（336），一大批大型工程建设项目纷纷上马。令人印象深刻的如建于襄国的太武殿，据说殿基便高达二丈八尺，长六十五步，宽七十五步，外用有纹理的石块砌成，“以漆灌瓦，金珰，银楹，珠帘，玉壁，穷极工巧。殿上施白玉床、流苏帐，为金莲华以冠帐顶”。

又将洛阳的珍宝运于邺城。于是动用了车辙有四尺宽、两尺深的四轮大车，和能装一万斛粮食的大船。运送途中，一口铜钟落入了黄河。三百人下河将钟捆扎停当，然后用一百头牛来拉，才将之拉出了水面。

尤其异想天开的是，在邺城南边“投石于河”，想用这种办法来建一座飞桥。结果耗资“数千万亿”，而终于没有成功。

这一年，后赵境内大旱，黄金一斤仅仅能买到粟二斗，“百姓嗷然”。

咸康八年（342），参加邺城、洛阳、长安的宫殿台观建设的民工有四十多万。河南四州准备南伐，并、朔、秦、雍地区预备西讨，青州、冀州、幽州计划东征，每处都是每五个男丁中就抽出三人充当士兵。各州制造盔甲武器的人一共有五十多万。又有船夫十七万人，其中被水淹死，被虎狼吃掉的，据说有三分之一。

石虎下令：“被征发的士兵每五人出车一辆，马四匹，牛二头，米十五斛，绢十匹，调赋不备的一律处斩。”老百姓卖儿鬻女也无法供应军需。走投无路，结果道路边的树上，随处可见上吊者的尸体在风中摇摆。

晋康帝建元二年（344），尽管已经有了失败的教训，但石虎对造一座大桥仍然痴心不改。结果，又是“用工五百余万而桥不成”，石虎大怒，“斩匠而罢”。

晋穆帝永和元年（345），除了各项工程仍在继续外，石虎开辟了一个从灵昌津起到荥阳东境的阳都的广大猎场。此时石虎身体已经发胖，体重不能骑马，便造了大量的猎车。

或许比起成吉思汗要“将苍天覆盖的地方，都变作蒙古人的牧场”的豪迈设想，这个猎场的规模还是小了些。但“猎车千乘，环数千里以养禽兽”，也已经实在惊人。可以想象，这个过程里仅仅是拆迁问题，就足以导致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具体操办此事的官员乘机上下其手，以“侵犯野兽”的罪名掠夺百姓财物，因此而死的有百余家之多。

随便什么暴君故事，选拔民间美女以充实后宫，这样的节目一定不可或缺。只不过，石虎这里，“夺人妻女十万余口”的数字实在有些惊人。并且在选美的过程中，她们的丈夫自杀或被杀的，也在三千人以上。

顺带一提，石虎的儿子石邃，也许是所有爱好美女的人士中，最得“意淫”真谛也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个。他的欣赏习惯是，将看中的女子的头砍下来，洗净血迹后用玉盘盛放，然后再召集群臣，慢慢观赏。

永和三年（347），石虎开始发掘前代的陵墓“取其金宝”，被掘的陵墓中最著名的，便是秦始皇陵。所幸，石虎似乎没有找到墓室的中心，挖出来的主要仅是一些铜柱。所以今天我们对始皇帝陵墓内有何玄机，仍可以抱有幻想。

这时候，有一个叫吴进的僧人提醒石虎要居安思危，他进言说：“胡运将衰，晋朝会复兴，应该苦役汉人，来镇住他们的气运。”

这一年九月，石虎的太子石宣出行。石虎在后宫高楼上远望儿子车马的气派，大笑说：“我家父子如此，如果不是天崩地裂，还有什么好忧虑的呢！只需要抱子弄孙，每天寻欢作乐而已。”

以上内容都摘抄自《晋书》或《资治通鉴》。当然，我不能肯定这其中没有夸张的成分，正如也不能认为它们就全部出自捏造。毕竟，穷怕了的人反而越发对财富有无穷的贪欲，而早年的苦难则很容易磨灭人对同类起码的同情心。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谈到这段历史，则是如此说的：“诸胡虽染汉化，然蛮性难骤除，往往而发。最显见者曰淫酗，曰残忍。”又说：“盖浅化之民，性情暴戾，处粗野之生活中，尚堪放纵自适。一旦处复杂之人事，当柔靡之奉养，转使野性无所发抒，冲荡溃决，如得狂疾。”

有些令人惊奇的是，这样一个野兽般贪婪和残酷的石虎，竟然笃信佛教。谈及十六国时期的佛教传播，首先要说起的就是石勒、石虎礼敬一个叫佛图澄的西域僧人。在石虎执政的时代，和尚更是被捧到了“国之大宝”的地位，凡佛图澄所到之处，无人敢向他所在的方向吐痰或便溺。

原因也许很简单。在这个时代，毫无安全感是所有人共同的体验，被杀者如此，杀人者也一样如此。所以，需要一个宗教世界的彼岸寄托。

三、父子兄弟相残

石虎好色荒淫，自然有很多的儿子。有几次，石虎对自己和孩子们的父子之情做出了乐观的预言，但是很快，他就不得不面对事实。

石虎众多的儿子都把父亲的性格为人继承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自己反倒显得有些面目模糊。稍不小心，就会把他们的作为混淆起来。他们在史书中匆匆来去，你争我夺，做出各种令人发指的暴行，然后或被兄弟所害，或被石虎亲自处死。

哥哥如何杀死兄弟，父亲如何杀死儿子，史书中有许多工笔细描的记述。我不想在这里详细抄录，即使是好莱坞的恐怖片，也未必想象得出如此之多的变态残忍的杀人办法。这些内容除了让人怀疑人性中的恶究竟可以被放大到何等地步外，没有其他的意义。我想说的是，诸如此类的杀戮到后来慢慢变得无法控制，哪怕是看来处在操纵者地位上的石虎本人。

在准备杀死又一个儿子及其姬妾子女的时候，一向疼爱的小孙子上前牵住石虎的袍襟。这时，石虎也不禁考虑是不是放过这个孩子，然而行刑的宦官们已杀红了眼睛，他们从石虎的怀抱中将小孩抢了出去。孩子拉着石虎的衣服大叫，竟至连衣带也拉断了。

石虎因此受了惊吓，生了一场大病。

后来，石虎发过这样一声感慨：“我要用三斛纯净的草灰来清洗我的脏腑，为什么总是生下这样凶恶的儿子，一到二十岁就要谋杀他的父亲。”

随着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杀掉的儿子越来越多，我想石虎的内心，一定非常孤独。

处死儿子所造成的动乱愈演愈烈，石虎已经病重，无力解决这个问题。这时他所能倚仗的，就只有羌人的领袖、冠军大将军姚弋仲等少数人了。

受命出征之前，姚弋仲对石虎的批评完全不留颜面：“儿子死了愁苦吗？为什么生病？儿子小时候不选择好人来教导，结果使他犯了叛逆之罪。既然是因为叛逆而将他处死，又还有什么好犯愁的呢？再说你老是生病，册立的太子又太年幼，如果你不能痊愈，那么，天下一定大乱。你首先想想这个，不用管外面的叛乱！”

一向轻于杀戮的石虎这时对姚弋仲毫无脾气。他已经老了，不再有力量了。而且，一定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人跟石虎这样说话了，我甚至忍不住猜想，这些羞辱的话是不是会勾起石虎的一些回忆。比如想起十七岁以前，那个没有追随石勒，还只是一个任人呵斥打骂的羯胡石虎。

更本质的危机感则是：尽管现在的东晋王朝孱弱不堪，但历史上汉人政权的赫赫声威，还是使得胡人心目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难以克服的敬畏心理。所以，虽然已经事实上统治了中原，但是他们仍然不敢相信，自己会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前赵靳准之乱时，就有这样的话流传，“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有人提出不如把玉玺还给晋朝。后来更著名的事例则如，前秦的王猛在临终前反复叮嘱他的君主苻坚，东晋绝对不可以攻击。前面提到过僧人吴进向石虎提议，迫害汉人“以厌其气”，也是同样的心理反应。

应该说，少数民族领袖的这种心态造成的社会影响，常常是灾难性的。不真是自己的东西，自然也就不必对它的未来负责，享用一天是一天吧。我不知道，石虎强烈的破坏性和这种心理，是不是也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

灾难和恐慌连续不断，这种情况下一些偶然发生的灵异事件，也就格外容易被传说得活灵活现，并且包含着意义重大深远的隐喻。比如，在石虎大宴群臣的时候，数百头白雁降落到马道的南边。石虎命人放箭射杀它们，却一无所获。一位太史私下里对石虎说：“白雁集于殿前，这是宫室将荡然一空的征兆。”

更有文化斗争意味的奇迹是，太武殿画像上的古代圣贤，某一天忽然都变成了胡人的形象，十余天后，头却又都缩入了肩膀之中。在这种不祥之兆下，石虎优礼佛图澄，自居胡人而强调佛是“戎神”，也是寻求同盟军的意思吧。

四、悼武天王冉闵

这段历史上前赴后继的政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个杰出人物（不管你视他为英雄还是屠夫）取得了广泛的拥戴，于是成为领袖。但是，他们中没有人能把人们对他个人的效忠转化成对政权的忠诚。于是，随着这个大人物的死亡，动乱就接踵而至。

石虎死了，果然天下大乱。起先，争来斗去的还都是他的子侄。后来，石虎的嫡亲子孙被屠戮殆尽，而他的养孙石闵，脱颖而出。

石闵其实是汉人，本姓冉。

我身边曾有人用非常不满的语气问过：现在究竟有多少人知道冉闵？中学教科书上固然是不提的，哪怕是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恐怕也未必人人清楚这是怎样一个人。

冉闵掌权之后，做的最重要的一项决策是：“汉人斩下一颗胡人的首级送到凤阳门的，文官进位三等，武职的，都拜为牙门将。”

西晋末天下大乱以来，汉人一直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仇恨的力量早已积蓄到临界点上，这一下闸门打开，立刻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于是，就有了一日之内，斩首数万的收获。

于是，共大杀胡羯二十余万。他们的尸体被抛诸城外，为野狗豺狼所食，而很多人仅仅因为鼻子高些胡须多些，也被误杀。

于是，被后赵迁徙到青、雍、幽、荆四州的百姓，和氐、羌、胡、蛮等少数民族，总共几百万人纷纷都想逃回自己的故乡。道路交错，途中他们互相攻击抢掠，结果最终能到达目的地的，不过十之二三。

这是这段历史里，最大规模的民族仇杀。生产全部停止，到处都是死尸。

于是，所有的胡人势力都联合起来围攻冉闵。冉闵曾十战十胜，但终于十分悲壮地失败。《晋书》中关于冉闵被擒的描写，再一次使人联想起太史公的千古名篇《项羽本纪》，“垓下之围”的那一段。冉闵最终被杀于遏陉山，结果山附近七里之内草木枯死，随即蝗虫大起，五月不雨。

于是，胡人们认为是冉闵的灵魂作祟，尊之为悼武天王，立庙祭祀。这一天，大雪漫天。

我觉得无话可说。像许多现代人一样，我已经脆弱得无法面对这样大规模的死亡，但同时，以我贫瘠的想象力，确实也想不出当时这种情形下，还可以有什么其他出路。

不妨一提的，倒是这两年颇为流行的一种论调：“严厉又慈爱的腾格里天父，就会派狼性的游牧民族冲进中原，给羊性化的农耕民族输血，一次一次地灌输强悍进取的狼性血液，让华夏族一次一次地重新振奋起来。”

如果说，有什么狼血输送成功的典型例证，冉闵应该就是吧？

这样的“强悍进取”，这样的“重新振奋起来”，会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

慕容翰——燕国的流浪者

一、初试锋芒

西晋末中原地区的大动乱，为东北地区的各股势力提供了发家致富的机会。面对汹涌而至的难民潮，慕容廆最好地把握住了机遇。

慕容部是鲜卑人的一支，徙居大棘城（今辽宁义县西）之后，慢慢地开始了农耕生活。慕容廆本人汉化很深，因此比起他的鲜卑族同胞来，他更善于和汉人的士大夫打交道。而和当地那些出身名门望族的汉族高官相比，他则要远为低调和务实，更清楚该如何给背井离乡的人们提供安全感。因此，尽管对难民征收的赋税每每高得惊人，仍足以使汉人们“慕义而至”。

毫不奇怪的，慕容廆的成功引起了各方面的不满。晋元帝太兴二年（319），慕容廆面临着将被高句丽、鲜卑段部、鲜卑宇文部联合攻击的局面。尽管他很快巧妙地瓦解了敌人的联盟，但是，单剩下一个宇文部也并不好对付。宇文部的士卒数十万，连营四十里，迫使慕容廆不得不考虑，是否应该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到根据地大棘城，先固守一段时间再说。

慕容廆的庶长子慕容翰此时驻军在徒河，慕容廆想把他召回，但是慕容翰拒绝了。和父亲相比，慕容翰对此时大棘城的防御更有信心，他相信，自己的军队作为一支奇兵留在外面，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

犹疑之后，慕容廆答应了这个大儿子的请求。果然，慕容翰的这支军队产生了巨大的震慑力。宇文部的首领悉独官甚至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慕容翰素来以骁勇果敢著称，现在不进城，或许会制造祸患，应当先攻取他，城里不足为虑。”

于是，他分出数千骑兵攻击慕容翰，但慕容翰仅仅是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圈套，就把他们引诱进了自己的埋伏圈。把这支骑兵全部俘获后，慕容翰乘胜进军，这时慕容廆得到了消息，也杀出了棘城，担任他的部队前锋的，是他的嫡子慕容皝。大军排成方阵向前推进，最终，还是慕容翰侧翼的突破摧毁了宇文部士兵战斗下去的勇气。悉独官只身逃脱，慕容廆尽数俘获他的士众，并缴获到皇帝玉玺三纽。

在慕容部扩张的过程中，这一战无疑是重要的一环，也正是因为这次胜利的战果，使得东晋政府才开始对慕容廆重视起来。第二年，慕容廆得到了安北将军、平州刺史的任命。

二、开始流亡

慕容翰以建威将军的身份知名，但他并非只是一员沙场上的猛将。史书上提到他喜欢儒学，这大概是事实。儒家学说强调那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身份意识，慕容翰也有这样一份固执：牢记自己庶子的地位，于是也就并不要求与之不相称的权力。

咸和八年（333），慕容廆去世，慕容皝接替了他的位置。对慕容翰这个雄武过人的庶兄，慕容皝感到不安。慕容翰很快感受到这一点，他把自己的功业归于父亲的任命，然后叹息说：“这正是上天赞助我国，而非人力所致。现在别人却认为我雄才难制，我怎么能坐以待祸呢！”于是，慕容翰出奔到鲜卑段部。正像《春秋》上多次写到的那样，出奔是个不错的选择，段部首领的段辽久闻慕容翰的才名，热情接待了他。

同样受到排挤的还有慕容皝的同母弟慕容仁和慕容昭，他们却不愿意像慕容翰这样退让，甚至，他们正是把慕容翰看作反面典型的，“男子汉举事，不成功无非一死，不能像慕容建威那样偷生异域”。于是反击开始了。慕容昭很快被杀，但慕容仁在辽东的势力却根基深厚。慕容皝的军队在那里惨败，忠于他的辽东地区的地方官，也只能放弃城郭逃回辽河以西。

这样的局面，当然是一直受到慕容部威胁的其他鲜卑部落愿意看到的。宇文部、段部都站到了慕容仁那一边。咸和九年（334）春二月，段辽派弟弟段兰率兵攻打慕容皝，慕容翰也在他的军中。

段兰是一个勇锐的指挥官，在硬碰硬的交战中击败了慕容皝派来迎战他的军队，然后，他打算乘胜追击。这时，慕容翰劝阻了他，慕容翰向段兰说起为将者务须谨慎的原则，并且强调慕容皝有打伏击战的爱好，无论如何，这样孤军深入，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

段兰看穿了慕容翰的用心，他有些刻薄地指出：“现在还有慕容仁在辽东，如果真能灭了慕容皝，我就迎接他充当你们国家的继承人，也没什么对不起你的，不会让你宗庙绝祀。”

但慕容翰仍然固执己见，命令自己所部准备返回。段兰不得已，也只好撤兵。

慕容皝并非庸才，几年之后，他逐渐扭转了不利的局面。咸康二年（336），慕容皝灭了慕容仁，东晋十六国是中国历史上特别寒冷的一个时期，这几年里尤其如此。辽东湾的海面冻结，慕容皝的骑兵从冰面上飞驰而过，面对这仿佛从天而降的奇袭，慕容仁“狼狈出战”，很快即被擒杀。

段部成为了慕容皝的下一个目标。东北地区的几个鲜卑部落中，段部以令支（今河北迁安西）为都城，位置偏于西南，与后赵接壤。咸康三年（337），慕容皝自称燕王，但外交上他的态度显然是十分灵活的，就在这一年年底，他向后赵的石虎称藩，联络石虎夹击段部。

次年正月，石虎的大军向段部发动全面进攻，慕容皝则乘机攻略了令支以北的各城镇。先应对哪一个对手，成了摆在段辽面前的难题。慕容翰提议，石虎的军队更迫在眉睫，应当先集中力量击退后赵，然后再作其他打算。这是一个务实的计划，但是段兰对上次的事件耿耿于怀，他发怒说：“前番就是被你所误，才导致了今天的祸患，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于是率领自己的全部人马，迎击慕容皝。

慕容皝果然有埋伏，段兰大败，被斩首数千级，慕容皝掠走了段部五千户人家以及数以万计的牲畜。同时，石虎的大军长驱直入，段辽的地盘连连失守。段兰这一败，让段辽不敢再战，他带领着余部放弃令支，逃奔密云山。将要出发的时候，段辽拉着慕容翰的手哭着说：“不听你的话，我这是自取败亡。现在这样我也认了，只是令你失去了安身之所，我深感惭愧。”

慕容翰于是向北投奔宇文部。

三、宇文部的疯子

和段部相比，宇文部显然不是一个好去处。历史上，慕容部与段部大体关系还算不错，交往不断，时常通婚，矛盾爆发仅是这些年的事情。宇文部却是慕容部的世仇，何况，棘城反击战过去也才不过二十年左右，在宇文部，想必有不少人对当初慕容翰带给他们的一系列惨败还记忆犹新。

此时宇文部的首领是宇文逸豆归，他对慕容翰的才能和名望一向忌惮。慕容翰便佯装癫狂，终日喝得醉醺醺的。有时喝躺下了，连大小便都不起身，有时又披散头发，又唱又吼，还跪拜乞食。于是，宇文部的人们慢慢忘了他曾经是一个令人敬畏的英雄，把他当作笑话，不再监视他，当然也不会留意，这个人四处游走，东张西望，究竟是在看些什么。

两年多过去了。

和疯醉中的慕容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些年里，慕容皝越来越成长为一个真正的领袖。这不仅是说，他在一系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更重要的是，他不再是当年那个只会靠“用法严峻”来巩固自己权力的年轻人了。他知道，需要宽容和利用那些可能会带来危险，但是确实有才能的人。于是很自然的，他想起了慕容翰这个流亡在外的兄长。

咸康六年（340），商人王车来到了宇文部。王车找到了慕容翰，表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慕容翰没有说话，只是抚摸胸口，又点了点头。

王车回去后，向慕容皝汇报了这一情形，于是慕容皝说：“慕容翰想回来了。”

接下来，就是精心策划的逃亡计划。慕容翰偷了宇文逸豆归的名马，带着儿子绝尘而去。在一条道路旁边，慕容翰停了下来，他走到一个隐蔽处，把手伸进去。

一副弓箭。

这是王车奉慕容皝之命，事先给他预备好的。慕容翰能够拉三石的硬弓，用的箭特别长。时隔多年，手指重新触碰到弓弦的时候，可以想象，慕容翰不禁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同时心头涌起了久别的豪情。

宇文部的追兵实际上没有对慕容翰构成威胁，只是给了慕容翰一次宣告勇者归来的机会而已。慕容翰远远地对他们说：“我在外流浪太久，现在既然已经上马准备回乡，没有再耽搁的道理。我过去是装疯卖傻骗你们，不要以为我当年的本事真的丢了。你们不要逼迫我，那是自寻死路。”

追骑小看慕容翰，径直奔驰而来。慕容翰又说：“我在你们国家已久，有些感念之情(1)，不想杀死你们，你们离开我一百步把刀立起来，看我射一箭，一发中的的话，你们就回去，如果射不中，你们就上来吧。”

于是追兵中便有人解下佩刀插在地上，慕容翰一箭正中刀环，追兵就这样被吓得四散逃走。

百步射环，算是慕容翰对宇文部的收容之情做了一个了断。之后，他将成为宇文部的噩梦。

(1)《晋书·慕容皝载记》作“吾处汝国久，恨不杀汝”，《通鉴》咸康六年则写作“吾居汝国久，悢悢不欲杀汝”，从上下文意看，《通鉴》较合情理。

四、归来的大将

这些年来，慕容翰醉眼蒙眬，却看清了宇文部的一切山川形势，并牢牢记在心里。咸康八年（342），慕容翰提议慕容皝出兵高句丽，很明显，这是在为最终解决宇文部做准备工作。攻打宇文部，高句丽将成为后顾之忧；而宇文逸豆归只是“自守之虏”，攻打高句丽，却是安全的。

这一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高句丽的丸都被攻陷，宫室被焚，城墙被拆毁，连高句丽王父亲的坟墓也被挖开。最后，燕军带着其历代收藏的宝物，还有男女五万余口撤回。

次年（343），宇文逸豆归派兵攻燕，结果被慕容翰等人杀得大败。又是一年之后，慕容部对宇文部发动了最后的攻击。

宇文逸豆归遣南罗城主涉夜干率精兵迎战。慕容皝认为涉夜干勇冠三军，所以派人快马给慕容翰送信，让他暂避其锋芒。慕容翰答复说：“逸豆归把国内能用上的精兵全部交给了涉夜干，而涉夜干素有勇名，是宇文部全国都依赖的人。现在我打败他，宇文部也就不攻自溃了。涉夜干这个人我是一向了解的，虽有虚名，其实易与，不应该躲避他而打击我军的士气。”

于是两军决战。慕容翰亲自杀出冲阵，涉夜干当即应战，这时慕容皝的小儿子慕容霸从侧翼杀出，斩了涉夜干。宇文部的军队果然因此崩溃。燕军乘胜追击，一路攻克了宇文部的都城，宇文逸豆归逃亡漠北，最终死在那里，宇文氏于是散亡。

和许多领袖人物一样，容人之量和猜忌之心交织在慕容皝身上。这些年来信用慕容翰，并不意味着慕容皝已经觉得这位庶兄真的可靠。而随着宇文部的覆灭，以及慕容恪、慕容霸等家族年轻一代杰出人物的成长，慕容皝就有了更多猜忌的资本。

慕容翰与宇文氏交战时，被流箭射中，长期卧床养伤。后来伤势渐愈，便在家中试着骑马。有人告发慕容翰假称有病却私下练习骑乘，有想作乱的嫌疑。慕容皝于是赐慕容翰死。慕容翰说：“我当初负罪出逃，后来又再返回，今天才死，已算是晚了。不过羯贼占据中原，我不自量力，原想为国家荡平他们，以统一华夏。这个志向不能实现，我死了也会遗憾，这就是命吧！”遂服毒而死。

慕容廆、慕容皝、慕容俊三代创业，建立了前燕政权。慕容翰的故事，仅仅是其间一段小小的插曲，很多概述性的通史，便不会提及他的名字。略微使人有些奇怪，《资治通鉴》给了他很多笔墨，很多细节描写得远比《晋书》中他的传记要生动，尤其是，多次记录了他剖白心迹的独白。

我也喜欢这个故事。它的叙述朴素而强烈，有史诗风格，而随着慕容翰“仰药而死”，这个人物的一生，大体算是不曾有过太大的罪恶和过失。道德完人多半使人气闷；而在这段历史上，又有太多令人心动的人物，在一些重大抉择的关头，却做出了肮脏或愚蠢的决定。当然，也许这才是真实的人性。然而懦弱如我，有时也真是需要一些简单的英雄主义的故事。比如，这样一个悲情然而道德上可敬的结局。

我在这里抄下了慕容翰一生的故事，暂时懒得去想，这其中可以挖掘出多少阴暗心理，或者这个故事在多大程度上不是事实。

后记

之前我出过四本随笔。

第一本叫《小话西游》，自拟的书名，本是《西游杂俎》。

第二本叫《读罢春秋不成歌》，自拟的书名，本是《失败者的春秋》。

第三本叫《歧途哭返说战国》，这次是用的自拟书名。

第四本叫《战国五大公知》，自拟的书名，本是《孔子决战孔子》。

这个系列，倒是本来就没想过该叫什么，最终会以什么书名出现，我现在也还不知道。

写春秋之前，吐槽过流行的书名风格，后来自己的书，一本本题目如此，脸早被打肿得不成模样了。所以要提醒自己，如果不打算码完字放到网上就算，嘴巴还是不要太贱，出版社有它的想法也有它的难处，总要彼此体谅。

这本书里的文章，其实多半是七八年前写的，曾陆陆续续发表在《读库》和另外一些杂志上。和我的另外几本书不一样，写下这些文字，意思本不在说史，而差不多竟是咏怀。所以，介绍史事本不全面，前后文风也不统一。现在，蒙浙江文艺出版社不弃，竟愿意出版，当然是要深表谢忱的。

既然要成书，太没头没尾的不好。虽然是写魏晋，但自知不配学那些名士的任性，“吾本乘兴挥翰，兴尽搁笔，何必完篇”的事还干不出来。于是写了三篇浮光掠影勾勒全景的文章放在前面，希望能够算作交代。

还是忍不住说一句，其实，这里的有些文章，倒是我自己最喜欢的。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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