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美风暴：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恐30年

[美]迈克尔·莫雷尔 比尔·哈洛 著

朱邦芊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初期突袭

第二章 “43号首长”

第三章 最黑暗的时刻

第四章 最美好的时光

第五章 不完美风暴

第六章 “基地”组织的9条命

第七章 漫长的行动

第八章 “基地”组织之春

第九章 2012年9月11日

第十章 蔓延的“谈话要点”

第十一章 曲解的逻辑

第十二章 背叛

第十三章 未来的长期战争

第十四章 永远铭记

致谢

缩写对照表

版权页

本书中所有的事实陈述、见解或分析均为作者本人的看法，并不反映美国中央情报局或其他任何美国政府机构的官方立场或看法。本书的任何内容均不应解释为美国政府对于信息真实性的声明或暗示，也不应解释为中情局对于作者看法的支持。中情局对本书的材料进行了审核，以防泄露机密情报。

献给

参与中情局与恐怖分子之战的人们

——他们是最优秀的无名公仆

“基地”组织及其分支团体的分布

图片来源：由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安全和恐怖主义研究项目”（CPOST）提供。

注：地图绘制时间为2015年年初。

前言

第一个电话打来时，酒水都还没有上来呢。那是2013年8月4日，我和妻子玛丽·贝丝带女儿萨拉出门吃晚餐，为她庆祝20岁的生日。我们坐在华盛顿特区一家顶级餐馆外的花园里。“弗朗索瓦旅店”（L’auberge Chez Francois）餐馆坐落在波托马克河畔，掩映在弗吉尼亚州大瀑布城连绵起伏、绿树成荫的丘陵之间。那是个美好的夜晚，温湿度适宜，萨拉也容光焕发。她和父母在一起，而她的父亲碰巧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副局长。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CIA反恐中心（CTC）的高级官员们给我打了9个电话。为了保密，我每次都要走到花园旁边的空地那里。有几次我不得不用自己的手机来跟进CTC的电话，不是打给CIA局长约翰·布伦南（John Brennan），就是打给奥巴马总统的白宫反恐顾问丽萨·莫纳科（Lisa Monaco）。起初，玛丽·贝丝和萨拉因为这些电话有些扫兴，说了些“可别是今天晚上”“可别在生日晚餐的时候出事儿”之类的话。但随着电话一次次响起，气氛变得有些滑稽，我们一扫刚才的沮丧，开怀大笑起来。每接过一个时长5分钟的电话后，我刚坐下来30秒或60秒，电话铃会再次响起。虽说我把电话响铃设置成了震动模式，不至于打扰其他客人，但我频繁穿过拱门走向空地，还是惹得餐厅里所有的人都对我侧目。那大概是自2006年8月“基地”组织密谋在大西洋上空击落数架飞机以来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恐怖威胁，那天晚上我接到的每个电话都与此有关，旁人当然毫不知情，连玛丽·贝丝和萨拉也被蒙在鼓里。我们点了一个生日蛋糕，打包回家了。

***

我们吃这次生日晚餐的时间是在我担任副局长最后一周前的星期天傍晚。5天之后，我就会辞去任职三年半的中情局副局长的职务，进入CIA的“过渡程序”，准备在服务33年之后从局里退休。

此前的15年里，我一直被“基地”组织及其造成的威胁所困扰。20世纪90年代末，我监测到越来越多有关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恐怖组织的情报，令人不安。那时我还在担任中情局前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的执行助理。和特尼特一样，我被自己亲眼所见的情况吓到了，担心政府内外几乎无人重视我们发出的警报。

随后在2001年年初，我开始负责为新近当选的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做每日情报简报。我日复一日地在总统的简报会上发出警告，它们无不显现不祥的征兆，却又因为缺乏明确的可操作性线索而令人沮丧。“9·11”事件爆发当天，我就在总统身边，还在“空军一号”（美国总统专机）上俯瞰从五角大楼的废墟中冒出来的滚滚浓烟，这样的时刻实在难熬，令人无法不因恐怖主义的问题而焦虑，并发誓一定要竭尽所能地防止这样的悲剧重演。

“9·11”事件后的10年里，美国及其首要的情报机构CIA在与恐怖主义的斗争中战绩辉煌，但也有少数惨重的失败。两者我都有幸参与：从CIA未能正确评估伊拉克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的能力，到将奥萨马·本·拉登绳之以法。我还不得不应对在“9·11”事件之后付诸实施的那些进攻性反恐计划所面对的政治阻力，尤其是CIA对捕获的“基地”组织高级特工进行刑讯逼供，其次是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所采取的行动，以确保恐怖分子绝不能再利用“9·11”事件前存在于海外情报搜集和本土执法之间的脱节。

***

2013年10月初，就在我退休前的几个星期，我接到了一个值得信赖的好友打来的电话，他请我考虑写一本书。我说：“不行，那不是职业情报官该干的事儿。”但事后回想那个电话，我却改变了主意。有三个原因让我改变了主意，并最终促使这本书面世。首先，我想讲讲CIA与恐怖组织战斗的非凡故事，那个组织在2001年9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屠杀了近3000人。就保护国家安全而言，没有哪个部门或机构比CIA的贡献更大，我希望让美国人知道这一点。

其次，在不危及我们行动的前提下，我认为可以也应该让美国人民更了解CIA的日常工作。这至关重要，因为大众文化制造了很多关于CIA的神话。神话之一是CIA无所不能——没有他们无法窃取或发现的秘密，无坚不摧，战无不胜。这说的是汤姆·克兰西
[1]

的小说中特工杰克·雷恩的传奇故事。还有相反的观点，认为CIA百无一用，净是把经手的一切都搞砸的人。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电视剧《糊涂情报员》
[2]

和2008年同名电影中的虚构故事。另外还有致命的一点，人们认为CIA是一家恶棍机构，胜败无常，总是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无视美国民选领袖的权威，从不受其指挥或控制。这说的是著名的特工杰森·伯恩
[3]

的故事，与之相关的书籍和电影系列颇受追捧。

事实上，所有这些传奇故事都歪曲事实，颠倒黑白。CIA对多错少。以我的经验来看，CIA官员总是本着他们认为最有利于国家的原则行事，并且只会在国家民选领袖的批准、授权和指导之下采取行动。有必要为CIA绘制一幅准确的肖像，因为CIA是在民主制度下运作的秘密组织，行事高效并遵守美国宪法和各项法律，美国人民应该对此有信心。

最后，同时也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我希望告诉美国人，“基地”组织及各个相关组织对美国的威胁仍存在，这让我忧心忡忡。恐怖主义的威胁并未远去，它没有随着本·拉登一起消亡在阿伯塔巴德
[4]

。它还会伴随我们数十年，而美国必须为此做好准备。若非如此，我们必然会在本土遭受另一场毁灭性的袭击。

总之，正是出于这三个原因，我决定写书，并决定把焦点放在CIA与恐怖主义的战斗上——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战争。

***

2013年7月，来自也门的恐怖威胁报告直线上升。情报很清楚：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AQAP），这个与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领导层关系最为密切、对美国威胁最大的组织，正在计划数起针对美国利益的袭击。报告明确指向若干个重要目标和重大袭击。但情况几乎总是这样，因为缺乏关于目标、地点和时间的具体细节，这个情报难免令人失望。

我原本希望自己能够平静地度过在任的最后几周，但那不过是一厢情愿。我原本计划探访CIA各处，对CIA的男女同事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国家和身为副局长（并曾两次作为代理局长）的我付出的所有艰辛努力，结果不得不取消计划。我白天、黄昏和夜晚的时间（包括那次生日晚餐）如今都得耗在这些新的恐怖威胁汇报上了。

我们的反恐专家每天都会向我做数次简报，我再把他们的信息和分析报告带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副职委员会上——这是由美国政府中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部门和机构的副职组成的一个决策论坛。在副职委员会上，各部门和机构共享信息以便理解问题，制定策略应对问题，向“首长”（各机构的一把手）并最终向总统提出政策建议。我对与会者说：“这是我担任副局长三年半以来最严重的威胁报告了。”

他们对此很重视。副职们向主管委员会上各自的上司以及奥巴马总统提出了行动建议。总统决定保护我们的外交人员，打击恐怖分子。他命令该地区的大使馆关闭一段时间——其中的一些雇员返回美国，从而缩小美国的暴露范围。

总统还下令在也门实施一次无人机轰炸。无人机的打击目标是AQAP成员，美国确定他们就是恐怖袭击的主谋。行动取得了成功，粉碎了那次阴谋。后来得知，AQAP原本图谋同时攻击美国驻也门的外交机构和也门的军事设施。该计划被阻止，因为涉案的很多主要成员死于美国的空袭。这次行动拯救了成百上千人的生命。关于与“基地”组织的战斗，有一系列未公开的情报和军事胜利，这要算其中的一次。这也是我作为情报官的最后一次行动——是我最后一次参与这场深刻影响我的职业生涯的战斗。

***

以下CIA与“基地”组织做斗争的故事就是从这样一个人的视角来讲述的：他总是身处创造历史的事件当中，从来无意于党派纷争（不管决策者想听什么，他总是力求找出并汇报真相），他前后服务过6位总统，其中3位来自共和党，另外3位来自民主党。当然，与这个故事相关的很多事情我不能细说，因为这是机密，应继续保密。我可以保证的是，从我这个局内人的叙述中，读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自冷战最黑暗的时期以来，我们这些CIA特工是如何应对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的。

[1]
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1947—2013），美国畅销小说作家，擅长写作以冷战时期为背景的政治、军事科技以及间谍故事，其名字已经成为军事小说的代表。下文中的杰克·雷恩（Jack ryan）即为代表作《猎杀红色十月号》（The Hunt for Red October
，1984）等多部小说中的虚构人物。——译者注。除特别说明外，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所注。

[2]
《糊涂情报员》（Get Smart
），挖苦情报员的美国电视喜剧系列，在20世纪60年代广受观众的喜爱，前后7次获艾美奖。

[3]
杰森·伯恩（Jason Bourne）是美国惊悚小说作家罗伯特·勒德伦（Robert Ludlum）笔下的虚构特工，该系列小说在2002—2007年被翻拍成电影《谍影重重》三部曲。

[4]
阿伯塔巴德（Abbottabad），巴基斯坦北部山城，位于首都伊斯兰堡以北150公里。

第一章　初期突袭

1998年8月7日，星期五，莫莉·哈迪（Molly Hardy）是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工作的CIA官员。莫莉来自美国佐治亚州，在世界各地度过了她漫长的职业生涯，同时还独自抚养着一个女儿。莫莉是一名财务人员，工作出色。她的工作是分配并跟踪CIA为保护美国国家安全而向情报来源支付的款项，她经手的大多是现金——各种币种和面额的现金。1998年8月，她已经是个51岁的外祖母了，还盼着回家去看她的小外孙女呢。

1998年夏天的数周以来，情报人员搜集到恐怖分子之间的谈话内容，涉及一次迫在眉睫的袭击、一个即将来临的“好消息”。但这次谈话没有说明具体的目标、地点和时间安排，所有这些缺失的细节在8月7日这天清晨都一清二楚了。

上午10点半，莫莉和其他人都在内罗毕的美国使馆，他们听到一阵枪声和手榴弹的小规模爆炸声。“基地”组织的人体炸弹突破了使馆的安全屏障。喧闹声把使馆内的员工吸引到了窗边，包括莫莉在内。莫莉预感到了即将发生的事情，随即提醒大家远离窗户并“蹲下来”。就在那时，一个威力巨大的汽车炸弹爆炸了——摧毁了大半个使馆以及一座邻近建筑的大部分。逾两百人死亡，包括12名美国人，伤者超过4000人。莫莉的临终遗言极具英雄气概，挽救了使馆很多同事的性命。莫莉是死于本·拉登之手的第一批CIA阵亡人员之一。

***

在距离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那里的美国驻坦桑尼亚使馆几乎同时遭受了袭击）8000英里（约13000公里）之遥的华盛顿，当时正是午夜。我和妻子玛丽·贝丝及3个孩子正在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的三居室小房子里酣睡。那是一个中层情报官员能够负担得起的房子。我们的两个大孩子，萨拉和卢克，都有自己的卧室，但小儿子彼得还睡在主卧室的婴儿床上。当时，我是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的执行助理，我的职位要求之一便是在家中配备一部专门的STU–III型保密电话，以便随时讨论机密情报。因为我家面积狭小，保密电话安装在主卧室的地板上，就在彼得的婴儿床下面。那天晚上，跟往常一样，电话被埋在成堆的脏衣服下面。

电话铃声把我惊醒了。我想抢在玛丽·贝丝或彼得被惊醒之前接起电话，但这个愿望落空了，彼得大声表达了他的不满。我以前也曾在半夜接过电话，但这一次与众不同。CIA作战中心的高级值班人员，也就是办公时间之外局里的最高长官告诉我，美国国防部（DOD）的卫星系统在东非探测到了两次巨大的爆炸。他补充说，其他的报告，其中最重要的来自国务院行动中心，也已经确认美国驻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的使馆发生了大爆炸，并且这很明显是恐怖袭击。我告诉这位官员叫醒特尼特局长，把一切都向他汇报。在我做特尼特的执行助理的两年时间里，只有两次在半夜叫醒他，这是其中之一。我匆匆洗了个澡，跳进汽车，直奔办公室。

***

在我职业生涯的这一时刻，我已在CIA工作18年，CIA主要有三个基本使命：暗中收集秘密情报，为总统及其高级顾问进行全方位分析，以及执行隐秘行动，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在我小时候就认识我的人都想不到我会去CIA工作。我直到高中才开始认真读书。大学期间，我住在家里，从不出国旅游，一门外语都不会说。

我主修经济学，梦想能进研究生院读博士，以教书为生。但我的一个教授可不这么看，他说：“你应该向CIA投简历。”他强调中情局招募经济学家，那个职位或许很适合我。教授知道，经济学是为数不多的培养批判性思维的学科之一——这是成为一名成功的情报分析员必备的最重要技能。

老实说，我那时对CIA几乎一无所知，也不知道经济学家在那里能干些什么，更无意加入这一行列。我闹着玩儿似的寄出了申请书，没想到几个月后居然收到了参观邀请，这让我大吃一惊。我还从未去过华盛顿特区，大学4年住在家里，生活节俭，因而觉得出门观光是一大乐事。我出发前往首都，根本没打算接受CIA的工作要约。

然而在抵达华盛顿后，我看到一群才华横溢的人全身心地致力一项重要的使命。我看到CIA在帮助国家应对大量挑战，包括正在持续的伊朗人质危机和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情况。CIA需要年轻人来帮忙解决一些极其复杂的问题。这很让人动心，但我对招聘人员说我真的很想读研究生。“没问题，”他说，“你先来这儿。干得好的话，我们最终会公费送你去念研究生的。”（CIA后来兑现了这个诺言。）我接受了一个入门级别的工作岗位，年薪15000美元，自此开始了自己的情报分析员生涯。

作为一名分析员，我在早期有幸参与了一些重要的工作。例如，我领导了一个小团队，将来自不同情报源的信息和菲律宾政府公布的选举结果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费迪南德·马科斯
[1]

总统在1986年从科拉松·阿基诺
[2]

那里窃取了总统选举的胜利果实。马科斯玩了一个新花样：他在预计有大量选民支持阿基诺的地区，有组织地剥夺了数百万选民的公民选举权。我们的分析表明，如果是在公平选举的情况下，马科斯绝对不会获得54∶46的多数票，反而会是阿基诺大获全胜。CIA的调查结果发挥了关键作用，里根政府决定在选举后远离马科斯，促使后者仅数周后便在和平的“人民力量革命”（People Power Revolution）中下台。身为一名年轻的分析员，我欣喜地看到自己的工作居然有这样的影响力，我完全被工作迷住了。随后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参与了一个较大的团队，致力揭露尚处于萌芽期的朝鲜核武器计划，该计划至今仍是个严重的威胁。我们的工作包括帮助美国与朝鲜就该问题展开首轮外交谈判——分析员为美国的谈判团队提供实时协助。

但我的大多数时间还是花在东亚经济问题上，它们事关重大，但绝非间谍小说的素材。然而，1996年一个意想不到的兼职任务改变了我的职业轨迹。当时，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及其副手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针对有关情报部门收集经济情报的抱怨颇多，CIA局长约翰·多伊奇（John Deutch）及其副手乔治·特尼特正在积极应对（彼时法国刚刚将CIA在巴黎的一位高级官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据说他窃取了法国贸易政策的情报）。鲁宾和萨默斯认为，情报部门为获取其他国家的经济数据，以及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计划而付出的大部分努力毫无必要，还可能对美国与那些国家的外交关系造成不良的后果。我当时只是偶尔见过特尼特几次，他让我领导一个跨部门团队调查这个问题。

我得出的调查结果是，鲁宾和萨默斯是正确的。情报部门搜集的大部分经济情报都可以从公开渠道获知，或者说都是些行内人所谓的“开源”情报。虽然这项调查结果反对维持现状，但受到了好评，特别是特尼特，他对我说他喜欢报告的严谨及其所表达的清晰结论。鲁宾和萨默斯自然也喜欢这一结果，这倒是在意料之中，鲁宾还致信多伊奇，称赞了这项调查。

仅仅18个月之后，多伊奇局长就辞去了CIA局长职务，由特尼特继任。1997年12月11日，我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医院等待着玛丽·贝丝诞下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彼得。电话铃声响了起来，电话既不是候诊室的，也不是护士站的，而是产房里的。玛丽·贝丝刚开始分娩，她看上去可不太开心。接电话的随访护士也没好脸色，她把电话递给我，略带讽刺地说：“找你的。”电话的另一端是我的朋友格雷格·塔贝尔（Greg Tarbell），他当时是特尼特局长的每日情报简报官，在我后来任职副局长和代理局长时，他成为我的参谋长。塔贝尔足智多谋，居然查到了产房的电话号码。

塔贝尔有些兴奋地说：“我知道你很忙，但我觉得你一定想知道这个消息：特尼特今天早上告诉我，他还记得你在那次经济情报研究中的出色表现，正考虑让你当他的新执行助理呢。”受命担任局长的执行助理是职业生涯的重大机遇，但我当时的心思不在这件事上也属情有可原，我只说了句“挺有意思的”就挂了电话。玛丽·贝丝问：“谁打来的？”我回答她说：“哦，没什么。”这是CIA官员对付追问不已的配偶的标准答案，然后就接着忙我那天的正事儿——一有要求就递上碎冰块。

彼得出生几天后，我回到工作岗位。特尼特打电话叫我去他的办公室，给了我这份工作。我刚一踏入他那间长方形的办公室，他就从私人储物箱中拿出一支雪茄递给我，恭喜彼得的出生。我在兴奋中当场接受了这个岗位。

但是，我不会用“兴奋”一词来形容我前几周的工作，“压垮”是个更合适的字眼。我此前从未做过这样的工作。工作占用了我所有的时间，我必须每天24小时、每周7天随时待命。我当时是局长唯一的执行助理，如今根据局长的需要，可以配备两三个了。我很不情愿起身去餐厅吃午饭，连上厕所也尽量避免，因为我担心哪怕离开片刻，收件箱里的新邮件数目就会翻上一番。此外，我起初对人们谈论的事情全然摸不着头脑。特尼特和局里各部门高级下属之间的交流经常使用简称和缩写，不是长年浸淫于斯的人就会完全无法理解。要学的代号太多了，搞得我头晕眼花。此外，向我涌来的事务，其广度和范围也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工作了几个星期以后，特尼特在我提交报告时问：“你还行吧？”我撒了个小谎，告诉他一切正常。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确逐渐赶上了工作的节奏，也学会了这套行话。我勉力应付，慢慢习惯了我一生中最好的工作。

这个工作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其中之一便在于和特尼特一起工作，他是我平生仅遇的一位最脚踏实地、平易近人的高级政府官员。特尼特是希腊移民的后代，少年时曾在父亲开在纽约皇后区的小餐馆里收拾餐桌，学会了踏实勤奋。他身上那股邻家大叔的气质，让人没法不喜欢他。他的才华丝毫没有居高临下的气息，上至国王，下至餐厅员工都觉得他是最好的朋友。大家的感觉是对的。特尼特有时不修边幅，有时非常邋遢，给办公室带来了轻松闲适的气氛。他在办公室里时而突然冒出几句摩城唱片
[3]

发行的金曲，比如艾瑞莎·弗兰克林
[4]

的《尊重》（Respect
）等，时而精准地模仿各国领导人（他模仿亚西尔·阿拉法特
[5]

简直就是一绝），时而还会在局里的走廊上运球。特尼特从不把自己太当回事儿，在这个须万分投入、往往事关生死（这毫不夸张）的工作场所，这是个异常重要的特质。

我喜欢为他工作。这个岗位的工作职责有四个部分——其中任何一项都能让我忙得不可开交。第一项任务是审核送到局长办公室的每一条情报，包括信件、备忘录、电子邮件、电报、电话以及私人拜访，并迅速决定特尼特是否有必要知道此事，如果有必要知道，那么是立即告知，还是可以列入当晚的“阅读手册”。每一分钟都有大量情报从很多不同的来源涌入CIA。如果我把太多的情报转给上司，他就会疲于应付，无力关注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向局长隐瞒了某些关键的情报，就可能会出大乱子。

第二项任务是审核并整理他需要做出的决策，包括以正式的褐色文件夹递送上来的各部门请求局长对于各类问题给出官方意见、某人非正式询问的问题需要知道答案，以及其他机构起草的需要局长签署并发送的信件。如果我认为某件事属于例行公事——如果我相信自己很清楚特尼特对此有何看法，就可以用一台机器（即自动签名机）来签署那份文件。然后，我会把以局长名义发出的文件的复印件放进他的夜间阅读材料中。就是这台自动签名机，让我犯下了任职执行助理后的第一个错误。

一个名叫琼·登普西（Joan Dempsey）的CIA高级官员（她刚刚卸任特尼特的参谋长）递给我一封信，说需要立即签署并送达国防部长。信的主题是情报界的技术问题，我对此完全不了解，但她向我保证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要在大厅另一头找个人开动机器，在她起草的信件上盖上“乔治·J.特尼特”的签名章就成了。我相信她的判断，照做并把最终信件的复印件放进特尼特当晚在家阅读的厚厚一叠材料中，还写了一个便条告知我已经把这封信送交国防部长了。第二天早上，我又收到了这封信，上面布满特尼特独特的潦草字迹。他在抬头处写上“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永远”两个字写满了整张纸的抬头部分……还拐到右侧一路向下，横穿底部，再一路向上写满了左侧空白处。他在最后一个“永远”后面写道：“在致内阁成员的信上使用自动签名机！”

我自然很懊悔，我在这封信上贴了一个便利贴，写道：“我不太明白您的指示。可否清楚说明？”我把它放进了当晚的阅读文件中。他很有幽默感地接受了我的回复，这充分证明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上司。

我的第三项任务是，在特尼特即将参加某个会议时，确保事先准备好他需要的一切。这可能是这个岗位上最困难的任务了，因为CIA下级和情报界其他机构提交上来的某些材料表述糟糕，立意不明，逻辑混乱，要么就是过于冗长。我不得不匆忙修订很多东西，特别是他在白宫会议上要用到的谈话要点。我一般都干得不错，但有时也会失手。有一次，他读了一页谈话要点，对其评价不高，问道：“这是哪个白痴写的？”我举手答道：“大概是我吧。”

第四项任务是完成他吩咐我去做的任何工作。我可以充当传达好消息或坏消息的信使、局里人员士气的报告人、旅伴、很多笑话的嘲弄对象，以及很多幽默的参与者。有一次，特尼特吓唬我，要把我当作礼物送给某位全球级领导人，那位仁兄对青年男子有着特殊的兴趣，他竟然还很过分地在我上洗手间时从招待这位领导人的晚宴上迅速离席。还好，我总算在局长的车队离开总统官邸时跳上了最后一辆车。还有一次，在局长的会议室举行的一场大型会议中，我们正在讨论另一位外国领导人提出的请求：该国最近以CIA的名义为我们提供了行动支持，这位外国领导人想要6架直升机作为“报酬”。对于这位领导人的请求，特尼特回答说：“我们给他3架直升机，再加上莫雷尔怎么样？”会议室爆发了一阵哄堂大笑。

但我也有过得意之时。一天午前，特尼特及其高级领导团队在他的办公室里，正要动身前往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一个特别重要的声明——解释CIA为何没有成功预测到印度会在1988年5月进行核武器试验。特尼特让房间里的每个人依次提出一个建议。我迅速估计出自己会是最后一个，但不知道特尼特是否准备问我，因为我是办公室里资历最浅的人。当一群人都说完了轮到我时，特尼特的确问了一句：“你怎么看？”我说：“把你的裤子拉链拉好！”我们刚一进房间，我就注意到他敞着的拉链了。大家都忍不住大笑，特尼特说：“总算有一个有用的建议了。”特尼特说话的风格生动活泼。

***

人们难以想象CIA局长每天要操心的是怎样一堆麻烦的全球问题。在每个日历年的开始，CIA局长都必须向参众两院的情报监督委员会阐述与他有关的问题。1998年1月，特尼特就是这样做的，他有不少问题要讨论。他谈及5项主要的挑战，每一项都需要我迅速适应，这让我猝不及防。他的烦恼清单上，第一类是对全体美国人造成威胁的跨国事务。这一类别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恐怖主义、毒品走私、情报战（如今我们称其为网络战），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余波，这最后一点很有意思。

紧随这些烦恼之后的便是第二类——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造成的威胁。美国这两个宿敌的发展轨迹截然不同——俄罗斯衰落、中国崛起，两国都试图进行艰难的政治和经济转型。接下来就是来自伊拉克、朝鲜、利比亚和伊朗等国家的威胁。特尼特清单上的第四项是中东、南亚和波斯尼亚等动荡地区。最后，他提到了自然灾害、种族冲突和外国政府管理不善所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突然导致对美国军事和经济资源的大量需求。

那可真是好长的一份清单，局长无法忽视其中的任何部分。但我可以告诉诸位，这些威胁中有一个后来成了他（以及我）人生中最大的关注焦点，那就是国际恐怖主义。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在此前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接触过那个斗争领域，兰利
[6]

的绝大多数同事会说，反恐并非当务之急。但特尼特不这么认为。在“9·11”事件之前的那几年，恐怖威胁就已经让他夜不能寐了。他全神贯注地笃志于此。

反恐战场上有一大群令人眼花缭乱的坏家伙：应该对数起大规模攻击美国的事件负责、在“9·11”事件之前袭击美国设施最多的黎巴嫩真主党（Lebanese hezbollah）；埃及的伊斯兰集团（alGama‘a al-Islamiyya）和伊斯兰圣战组织（Islamic Jihad）等恐怖主义组织，后者策划了1981年刺杀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巴勒斯坦的组织是以色列遭遇多次袭击的原因；中东以外的很多其他组织——从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Irish Republican Army）到秘鲁的“光辉道路”
[7]

。但其中特尼特高度关注（关于该组织的所见所闻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一个叫作“基地”的组织，其领导者是一个名叫奥萨马·本·拉登的男人。

***

1957年，本·拉登出生在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
[8]

，他父亲是这个王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奥萨马的意思是“狮子”。本·拉登毕业于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King Abdulaziz University），他选修了建筑工程和商业管理的实用课程，但这个选择无疑是迫于家庭的压力，他真正热爱的是宗教，研究《古兰经》及其对于穆斯林该如何生活有何意义。在学校时，本·拉登和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的成员走得很近，那是一个致力在穆斯林社会推行伊斯兰教法的组织。他热爱诗歌、黑骏马和足球，还是英式橄榄球的狂热追随者。

大学毕业后，本·拉登被吸引到了阿富汗的战场。他觉得自己负有支持阿富汗“自由战士”的宗教责任，20世纪80年代初，他又去了南亚。在往返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时，他的职责是组织外国人去阿富汗与苏联作战，并为此提供资金。（20世纪80年代，CIA从未与本·拉登合作把苏联人逐出阿富汗，尽管多年来有过很多这类讹传。）本·拉登在南亚的经历使他坚信，意识形态驱使之下的人可以打败装备先进、训练有素的军队。这样的经历决定了他一生的走向。

本·拉登的一生有两个优势：从家庭获得的部分财富在早年帮助了他，更重要的是他的个人魅力。他的个性极具吸引力。这不是美国式的那种震慑全场的支配型人格，而是轻声细语、富有诗意、动作柔和的阿拉伯式的魅力。

***

1991—1996年，本·拉登在苏丹把商业投机与“圣战”结合在一起，这时CIA就开始注意他了。本·拉登在苏丹建立了恐怖分子训练营，并资助了数百个阿富汗战争的老兵去苏丹参训。1992年年底，本·拉登资助了在也门亚丁一家旅馆的爆炸案，当时这家旅馆里住着美国军人。1996年，他派遣部下去索马里，为军阀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Mohammed Farrah Aidid）充当顾问，对俗称“黑鹰计划”（Black Hawk Down）的惨案负有责任。这些都是本·拉登针对美国的初期突袭，但我们要到多年以后才了解到他的影响。我们后来还得知，在此期间，本·拉登开始对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产生兴趣，这一兴趣多年未减。

本·拉登的早期活动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矛盾。就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与“基地”组织的战斗始于1998年的东非或“9·11”事件。但从本·拉登的角度来看，他早在1992年就开始与美国作战了。

CIA知道本·拉登在1996年年底便从苏丹转移到了阿富汗，同行的还有很多随从。我们不知道本·拉登当时只是恐怖分子的资助人，还是恐怖组织的头目。因为他的大名在情报中出现的次数太多，CIA决定查出真相。1996年，CIA成立了一个代号为“亚历克情报站”（Alec Station）的特别小组来跟踪本·拉登。与一般的CIA情报站不同，这个情报站位于美国，驱车可达CIA总部。（代号“亚历克”是小组负责人长子的名字。）其最初的目标是查明本·拉登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到1997年，亚历克情报站得出了结论。CIA了解到本·拉登是某个恐怖组织的领导人，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哈里发帝国”，并把这个情报告知了决策者。正如我们得知并报告的那样，美国是本·拉登实现宏伟蓝图的关键——因而是首要目标，或者像“基地”组织提到我们时所称的“远敌”。为了实现建立“哈里发帝国”的愿望，他必须把美国赶出中东，然后推翻那些他认为得到美国支持的叛教领袖，也就是当时在该地区各国当政的领导人，“基地”组织所谓的“近敌”。

不仅我们得到的情报揭露了这一事实，本·拉登本人也如此公开宣称。他非常明确地宣布了袭击美国的意图。本·拉登从1995年年中到1998年年初至少5次公开声明，承认他痛恨美国及其所代表的一切。他坦率地宣布了自己的意图，希望迫使我们从伊斯兰世界撤军。他声称计划获得并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称其为“宗教任务”。在国际关系上，有时判断某人意图的最佳指标就是他声称自己要做什么。并且，因为在伊斯兰世界预先警告敌人是一种宗教义务，特别关注他必须要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尽管情报部门这样做了，本·拉登的公开声明却没有引起美国媒体的关注，哪怕他的某些声明是直接针对美国新闻机构的。

为了给他华丽的言辞增加分量，在塔利班的保护之下，本·拉登的实力与日俱增。“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建立了训练营，从世界各地招募新人，培养出大批忠诚的“圣战”分子。本·拉登增强了伪造文件的能力，建立了各类安全转移资金的机制。

CIA并非只是搜集本·拉登及其活动的情报，它积极尝试暗中削弱本·拉登。亚历克情报站致力瓦解其财源，逮捕他派往海外的部下，并将其绳之以法。多亏特尼特，我们没有坐视不管，但除了亚历克情报站之外的CIA其他人员并没有像局长那样认真对待“基地”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亚历克情报站有可能是当时最重要的CIA行动小组，其领导者是一名分析员。我本人也是专业分析员，我坚信这条职业轨道上的人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我怎么也想不通亚历克情报站的领导者迈克·朔伊尔（Mike Scheuer）并非受训特工，而且特工在该小组中的作用也很有限。

亚历克情报站也没有得到完成工作所需的支持。部分是因为朔伊尔的个性。他是个狂热分子。“9·11”事件前几年，我认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或关心“基地”组织了。他的分析评估总是非常准确，但他倾向于激怒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朔伊尔总是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NSA，以及他自己的行动处上司发生矛盾。（迈克匿名出版了几本书，趁机发泄了一下，但最终还是含恨离开了中情局，并质疑我们对这场战斗的决心。）但我相信，CIA之所以没有给他足够的支持，部分原因就是朔伊尔的分析员身份。当时，CIA的行动部门和分析部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我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职业生涯时，这两个部门的办公地点位于总部的两侧，各部门人员也在不同的餐厅吃饭。行动处内盛行一种“非我族类”的文化。我觉得DO（我们这么称呼行动处）之所以拒绝了朔伊尔，就是因为他不是本处人员。

缺乏支持的另一种表现是，并非各级管理层都能理解亚历克情报站的工作人员为何如此热情，也不是所有的CIA主管都理解这一点，因为威胁本身还尚未一目了然，他们无法觉察到威胁（整个政府部门乃至整个国家也是一样）。曾有人提醒亚历克情报站中的一名分析员，说她在本·拉登身上浪费了太多时间。

朔伊尔频繁抱怨情报站缺乏支持。例如，他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局里地理行动小组（我们各个海外情报站的负责人）的支援，也没有得到情报界其他机构的帮助，更不用提外国情报部门了。朔伊尔还认为，他的CIA长官没有尽力敦促那些部门来主动提供帮助。他的某些指责过于夸张了，但其中的一些也反映了现实。朔伊尔在一次局长办公室会议后，曾多次来我的办公室诉说他的沮丧之情。我自己也不知道，像亚历克负责人这样的行动主管是否应该得到更多的支援。我认为如此，偶尔也会跟特尼特汇报这种看法。

要证明亚历克工作站有多缺乏支援，最好的例子就是行动处领导层对于亚历克情报站抓捕本·拉登计划的反应了。当时行动处归脾气暴躁的冷战专家杰克·唐宁（Jack Downing）领导。1997年秋，我们经总统授权摧毁和瓦解恐怖组织，该计划号召某个代号为TEODPINTS、战绩平庸的阿富汗部落去伏击本·拉登，活捉他（尽管他总是由训练有素的武装分子重兵守护）并将其迅速转移到一个洞穴里藏一个月，直到美军飞机秘密地乘虚而入，将其偷偷带离阿富汗。朔伊尔及其团队在1998年春提交给特尼特的这个计划充满想象力和进取精神，但几乎没有成功的机会。这是一个过度复杂的准军事行动。在这样一个行动中，变数越多，失败的风险就越大，而亚历克情报站的这个计划中有很多变数，还有附带伤害的问题，因为本·拉登的身边看起来总是妻儿环绕。中情局高级官员组成的“秘密行动审查组”负责审核每个秘密行动计划，他们认为此次行动成功的概率只有30%。总而言之，这是个考虑不周的计划。

但亚历克情报站的计划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它竟然出现在局长的办公室里。朔伊尔的层层领导中没有一个人认为他的计划是明智的。行动处通常会保护手下的人，除非所有人都支持他们想出来的计划，否则不会让他们去见上司。但这一次，他们把朔伊尔带进了局长办公室，让他来汇报，然后等他刚一出门，他们就告诉特尼特（在我看来的确如此）这个计划不可行。

我自问，朔伊尔的上司们为什么要让他那样出丑。在我看来，原因就是他只不过是他们毫不尊重也毫不感激的分析员。更有甚者，他们似乎对亚历克情报站的任务也不够尊重，以至没有派自己人去参加，直到东非爆炸案之后威胁成真，朔伊尔的工作才被他们那一代中最好的行动主管所取代。

亚历克情报站早年工作方式的后果之一便是，我们本应在“基地”组织安插自己的间谍，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尽管我们从外围的间谍那里了解到该组织及其计划和意图的零星情报，但我们几乎无人能接近“基地”组织的领导层，就算有也屈指可数。这显著降低了我们侦查并粉碎一场处于准备之中的袭击的机会。这是亚历克情报站的基本职责，它的失败导致我们在东非的大使馆被炸。直到亚历克情报站易主，安排了一位职业行动主管负责，东非爆炸案引起局里其他人的注意之后，这一失败才得以纠正。

正确的做法是，迈克·朔伊尔应担任亚历克情报站的高级分析员，而不应该是主管。那份工作从一开始就应该让一个富有经验的行动主管来做，还应大力推动其他的秘密岗位为亚历克情报站提供支援，这些都是唐宁及其领导团队的失败之处。

***

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大使馆遭遇爆炸袭击，迫使我早上5点便驱车直抵办公室。特尼特已经在那里了。我收集并仔细阅读了关于爆炸案的所有材料，为局长标出关键段落，他当时正在和政府各部门的同僚不停地打电话。早上8点，我们把所有的相关人员都集中在局长的会议室，仔细检查我们已知和未知的情报，讨论我们需要如何应对。特尼特走进会议室，坐在他往常的位置上（他总是坐在中间的位置，而不是会议桌的主位，在奉行平等主义的CIA里，这是个受人尊敬的姿态）立刻向与会代表问道：“是谁干的？”朔伊尔就坐在局长的对面，几乎不假思索地答道：“是‘基地’组织，毫无疑问。”当时我们还没有一丁点儿的情报能把“基地”组织和这次袭击联系在一起，但没有人质疑朔伊尔，因为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对的。

星期天傍晚，爆炸发生仅仅两天之后，我们从线人那里得到情报，证实了朔伊尔的直觉性判断。当天晚上，我们聚集在特尼特的办公室，我听到他用一部保密电话与克林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桑迪·伯杰（Sandy Berger）、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国防部长比尔·科恩（Bill Cohen）以及NSC的其他成员举行了一次关于此次袭击的电话会议。特尼特向他们简要汇报了情况，这些情报均表明，本·拉登应该对包括CIA员工莫莉·哈迪在内的12名美国人的死亡负责。那是整个美国第一次意识到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存在。

那天晚上，特尼特给我上了关于领导力的重要一课。我们在等局长与总统的电话会谈要点记录，却迟迟未到。我越来越不耐烦，大声抱怨道：“他们到底是在那儿干什么呢？”特尼特劝我说：“冷静一点儿。他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了。”他继续说，在危急情况下，每个人都竭尽所能，无须再施加压力，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只有在没有危机的正常情况下，才需要在他们屁股上迅速踢上一脚。”他说。

在使馆爆炸案发生后不久，特尼特去见了亚历克情报站的工作人员，鼓舞他们的士气，我也陪同前往。对他来说，这倒不算是什么不同寻常的事。他经常会“四处走走”，喜欢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总部大楼的任意一间办公室里。他爱和局里的各级人员谈笑，远胜于和高级行政长官交往。但这一次却很不愉快。

在他做完简要的非正式讲话后，一位对迈克·朔伊尔忠心耿耿的女分析员举手说道：“局长先生，我希望你知道，如果几个月前你让我们执行抓捕本·拉登的计划，就不会发生这次的使馆爆炸案了。”她把这次袭击和数位美国人的死亡怪罪在特尼特身上。我认为这种说法令人震惊、非常无礼，并且远非事实。在CIA的文化中，这样的冲动极不寻常，但看起来她的很多同事完全赞同她的做法。值得赞扬的是，特尼特没有厉声斥责，而只是说每个人都有权坚持自己的意见。实际上，抓捕本·拉登的计划几乎没有可能成功，而且我们后来通过情报来源得知，炸毁使馆的计划在提议抓捕本·拉登之前很久便开始筹谋了。后来，在TRODPINTS抓捕本·拉登的计划获准后，他们很令人遗憾地连一个像样的方案都拿不出来。

一旦我们确定“基地”组织应该对使馆爆炸案负责，克林顿总统就希望能给予有力的回击。“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训练营是显而易见的目标，我们非常幸运地截获了“基地”组织的一次联络信息，获悉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其他高级头目几天以后有可能在阿富汗霍斯特附近的一个训练营会面。那里成了一号目标。但总统和其他人希望至少打击两个目标，因为有两个大使馆遭到了袭击，他希望能打击阿富汗之外的某个地方，借以展示美国乐于打击的对象不限于该组织的庇护所。从一份其他可能地点的清单上，我们选中了位于苏丹喀土穆
[9]

的一个制药厂，我们怀疑那里为“基地”组织生产了化学武器。

8月20日——美国实施军事反击的那一天，特尼特凌晨2点就被克林顿总统的电话惊醒了，他问特尼特是否赞同这个计划。特尼特后来告诉我，他对总统说，攻击霍斯特附近的训练营是显而易见的事，但他对于打击希法阿制药厂的计划不太确定。特尼特告诉我，总统大致上说：“没问题。我希望‘基地’组织明白，如果他们还想袭击我们，就得先想一想我会怎么反击他们。”

结果证明，美国的反击（我们与“基地”组织的新战斗打响的第一枪）并不太成功。美国对训练营的打击只击毙了几个恐怖分子，因为在75枚导弹击中训练营之前不久，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领导层刚刚离开霍斯特。虽说我们永远无法证实，但我强烈怀疑有人暗中通知了他。美国派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乔·罗尔斯顿（Joe Ralston）将军前往巴基斯坦，告知当地政府，美国巡航导弹很快将会越过巴基斯坦的领空射向阿富汗。巴基斯坦政府中的某个同情者有足够的时间提醒本·拉登，我怀疑的确有人这么做了。

对制药厂的打击则更糟。结果证明，这个工厂没有参与化学武器的生产。促使我们决定打击这一设施的关键情报，即CIA在工厂外面采集的土壤样本含有化学武器的一种前体（甲基磷羧基硫酸O–乙酯，或称EMPTA），即使从最乐观的情况来看也是不可靠的。我们对于厂主与本·拉登有关的评估也错了，他是无辜的。

我确信，本·拉登及其同伙把我们对“基地”组织训练营和喀土穆制药厂的失败攻击看作胜利，而非侥幸脱险。首先，本·拉登死里逃生，其结果是在极端主义者中赢得了更高的地位；其次，他确信我们在全世界面前自取其辱，炸了一个被此次打击的批评者称为“阿司匹林工厂”的地方。这无疑越发助长了他的威风。

东非爆炸案的主要后果之一便是CIA局长更加坚定了。1998年12月，我们和英国的同行在伦敦开会——会上主要讨论的就是“基地”组织的威胁。在会议结束后搭飞机回国途中，特尼特拿出一本法律公文用纸，手写了给CIA领导层和情报界所有机构领导的信件初稿。［当时，除了领导自己负责的机构外，CIA局长还领导着情报界的所有机构。2005年4月，国家情报总监（DNI）接管了这一职责，这是2004年年底《情报改革和防恐法案》（Intelligence Reform and Terrorism Prevention Act
）获得通过并签署的结果。］特尼特怒气冲冲地写了45分钟，写完后，他从本子上撕下那几页纸递给了我。他只是说：“接着。”读到他写的内容，我被他的语言震惊了。局长明确表示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与“基地”组织处于战争状态，应动员一切努力和资源应对这场战争。

对CIA来说，这个“我们开战了”的备忘录正如其名，成为1999年初期CIA行动部门用来审核CIA对“基地”组织策略并提出改进的一项指令。其他情报机构也有一个类似的备忘录。随后在1999年春，有关本·拉登正在计划另一次行动的情报传来，而我们查找“基地”组织头目并将其在战场上除掉的努力毫无结果，特尼特要求采用新策略——一个不受资源或授权限制的策略。作为回应，1999年秋，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也制订了所谓的“计划”，该计划包括将大批资源向“基地”组织问题转移，以及CIA与其他情报部门，特别是NSA的更大规模整合。这个工作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胜利，比如，在千禧年前的那段时期瓦解了一些美国境内和海外的袭击（特尼特曾告诉克林顿总统，有5~15次袭击），但这些成功都没有让我们更加靠近本·拉登。

使馆爆炸案发生后，白宫对本·拉登也越来越重视。作为关于反恐的总第1986号总统文件的补充，多份新的秘密行动授权，即所谓的《通知备忘录》（MONs），得到了批准，赋予CIA更大的权限抓捕本·拉登。

公众有一个常见的误解，认为CIA自行决定秘密行动。实情并非如此。秘密行动既可由CIA提议，也可由白宫的最高国家安全长官提出。但只有获得白宫的批准后，CIA才可以制订实际的计划。计划的政策目标出自白宫，而中情局制定方案以达成这一目标，生成一份调查令草稿或MON草稿基本上就是批准CIA进行具体行动的一整套授权。该草稿会由局里和各个情报机构进行检查，包括司法部在内；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都同意后，还需总统签字才能正式获批。CIA随后将依照其法律义务，通知国会的领导层、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以及向CIA提供资金的两个国防拨款小组委员会。尽管只是技术性地“告知”国会，但国会实际上可以扣留行动款项，从而阻止计划启动。作为这一流程的参与者，我可以告诉诸位，认为这一流程的所有环节只是例行公事地加盖橡皮图章就大错特错了。

人们或许会问，既然需要这么多步骤，那还怎么保密呢？答案是，大部分内容并非机密。大多数秘密行动都会泄露出去，但与普遍的看法截然相反，机密并非从国会泄露（事情总有例外），通常是从白宫泄露的，因为白宫官员出于政治原因希望让美国人民知道，他们正在采取行动应对某个针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也可能是执行分支机构的官员，他们泄露机密的目的是在政策辩论中获得优势。

东非爆炸案余波未尽之时，克林顿总统就签署了与本·拉登有关的一系列新的MON。在东非爆炸案发生之前，CIA只获得了抓捕本·拉登的许可，但明令禁止使用致命武器。这一新的MON草稿准许CIA利用其在阿富汗的代理人采取行动，在行动过程中如若判断抓捕不可行，则可杀死本·拉登。这一步意义重大——原则上同意CIA杀死一名恐怖分子。克林顿政府的态度是，根据《武装冲突法》（Law of Armed Conflic
）规定，杀死一个对美国造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且无法抓捕的人属于自卫，而不是暗杀，其后的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也都保持同一立场。

1998年圣诞夜那天上午，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桑迪·伯杰（Sandy Berger）将这份MON草稿交给了克林顿总统。白宫告诉我们，总统当天就会签署这份MON，在办公室等待他签署文件的责任就落在了我身上。我的工作是得到总统已经签署这份文件的确认，以便我们总部的官员可以把总统的指示传达到战场。局长办公室的其他官员都已经回家或者在休年假，而我还得坐在电话前等待。玛丽·贝丝在家里招待着她的父母和弟弟，他们是来我家过节的。家里还有3个当时都不满6岁的孩子，等着爸爸回家和圣诞老人的到来，当然，谁先谁后并不重要。我的缺席让大家都很沮丧，但我不能告诉他们，我在等克林顿总统签署刺杀本·拉登的命令。

圣诞夜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总统走进白宫的军情室，阅读并签署了那份文件。白宫军情室打电话通知我，我转而打电话通知了局长、CIA的总顾问，以及我们的国会事务主任。我请后者通知相关的国会议员，他当晚和次日就完成了这项工作。然后，我传话给反恐中心，以便他们可以把指示传达给我们在战场上的人员，当时已是圣诞节的凌晨了。我上了自己的车，回家参加圣诞夜庆祝活动，心想我们的这次回击，肯定比“基地”组织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猛烈。

但事实上，我们仍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军事和准军事前线上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当然，还应该进行更多的秘密行动，对本·拉登及其寄主塔利班施加更大的压力，但美国并未尽其所能地追踪“基地”组织，也未能有效防御我们担心的那种袭击。即使像比尔·克林顿那样一位目标明确、意志坚定并且广受欢迎的总统，也面临着种种限制。一次针对两个大使馆发动的袭击——包括莫莉在内的12名美国人被杀，仍不足以让美国人民意识到应该全力以赴支持我们的行动。这还要等上两年半的时间。

[1]
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1917—1989），菲律宾政治人物，独裁者，于1965—1986年统治菲律宾。1986年，他因选举舞弊，导致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被迫流亡美国。

[2]
科拉松·阿基诺（Corazón Aquino，1933—2009），菲律宾第11任总统（1986—1992），媒体通常称其为阿基诺夫人。

[3]
摩城唱片（Motown），其前身塔姆拉唱片（Tamla）公司1959年1月12日创建于美国底特律，初期以灵魂音乐和黑人音乐为主，目前为环球唱片旗下子公司。

[4]
艾瑞莎·弗兰克林（Aretha Franklin，1942—　），美国流行歌手，演唱的歌曲跨越灵魂乐与流行乐，有着“灵魂歌后”的称号，1967—1973年是她的演唱事业巅峰期。

[5]
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1929—2004），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领袖，巴勒斯坦领导人。他是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之一。

[6]
兰利（Langley），美国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的一个社区，CIA总部所在地。

[7]
“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秘鲁的极左反政府游击队组织，他们从不自称“光辉道路”，而自称为“秘鲁共产党”。

[8]
利雅得（riyadh），沙特阿拉伯的首都。

[9]
喀土穆（Khartoum），苏丹共和国的首都。

第二章　“43号首长”

少棒联盟
[1]

的孩子都梦想着参加世界系列赛
[2]

，钢琴学生希望能在卡内基音乐厅现场演奏，年轻的CIA分析员梦想的职业则是为美国总统做日常简报。我也一样。我在CIA日渐成熟，羡慕着那些为总统做《总统每日情报简报》（PDB）的官员，其中包括一个名叫查克·彼得斯（Chuck Peters）的官员，我们都叫他皮特，他为乔治·h.W.布什总统做过每日情报简报，曾经完全重写了分析员起草的每日情报简报文章，甚至还自行拟就了PDB，并电话通知大吃一惊的分析员到他的办公室，在他写的PDB上签名负责，他是局里的一个传奇人物。还有一个名叫约翰·布伦南的官员，他是我的朋友，如今是CIA的局长，他也曾经担任比尔·克林顿的首席情报简报官。

2000年12月，我被任命为新当选总统乔治·W.布什的简报官，梦想终于成真了。我当时的上司、负责局里分析工作的领导温斯顿·威利（Winston Wiley）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分配给我这份工作时说：“这份工作，没有谁能做得像你一样好了。”

虽然我知道威利说得有些夸张，但如果他认为派我去做对局里有利，那么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他和我提到简报官的岗位时，我们刚刚结束有关亚洲事务的会议从夏威夷归来。我5岁的儿子卢克正在幼儿园做他的“扁扁人”
[3]

作业，孩子们要做的是带着剪纸玩偶“扁扁人”去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地方拍照。带着这个目的，我就把“扁扁人”带去了夏威夷。威利听说后，坚持开车带着“扁扁人”和我去瓦胡岛和茂宜岛兜风，在陡峭的火山旁、迷人的绿色山谷中，以及美丽的沙滩上到处拍照。卢克的作业可捡到了大便宜。威利就是这样一个能够让部下忠心耿耿的上司。

我当场就接受了威利的任命。他要求我每天早上都得去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身为总统的简报官是一个巨大的荣誉，但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因为简报官向总统介绍的情况及其做出的评论都有助于塑造最高指挥官的世界观，从而影响其关于重大国家安全问题的决策。这当然是国家安全团队的高官众所周知的，他们会密切注意简报官跟总统都说了些什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曾经致信乔治·特尼特投诉我，说我向布什总统汇报的中国台湾与美国的关系问题并不准确，他希望修正记录。特尼特给我看那封信时，我由衷地意识到这个岗位关系重大。几个月后，我再次深感这个岗位至关重要——这一次是布什总统的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史蒂夫·哈德利（Steve Hadley）。一个星期六的上午，特尼特和我开车带着哈德利去戴维营，我们俩进行了一次有关简报和总统的谈话。这次谈话让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获益匪浅，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哈德利说：“CIA的分析塑造了总统的世界观，他根据你们的分析制定策略。因此，你们责任重大，每时每刻都要做好准备。”

跟威利谈过工作后，我穿过套间去见了威利的首席副官杰米·米西克（Jami Miscik），她刚刚在位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州长官邸为即将就任的布什总统做过几天的简报。米西克说的话把我吓坏了。“你真的需要每天做好准备，”她说，“他会连珠炮似的快速质问你，希望你能回答其中的大多数问题。他会测试你，看你知道多少东西，还会测试你是否愿意在达到所知的极限时承认自己不知道。如果真的不知道，他可不希望你靠猜测或推断给出答案。一句话，准备好迎接这个挑战吧。”突然之间，我想打退堂鼓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时，几乎已经把临阵脱逃的想法置于脑后。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妻子玛丽·贝丝。虽说我这个人向来都是先接受任务然后才告诉她，但她还是同意了我的决定。这个决定不仅在职业角度上可以理解，对我们俩来说，从家庭的角度来看也是合乎情理的。当时我们的3个孩子分别只有7岁、5岁和3岁，我们计划半夜开始工作，中午下班回家，正好能去学校接孩子，辅导他们写作业，更多地陪陪孩子们。

我只准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便动身前往得克萨斯州，被介绍给即将就任的总统，当他的专属情报简报官了。我走进位于奥斯汀的州长官邸的厨房，未来的总统刚理完发。乔治·W.布什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给了我一个有力的握手，直视着我的眼睛说：“欢迎来到得克萨斯。拿杯咖啡，跟我上楼去书房。”

***

这份工作是另一次炮火的洗礼。第一天，我旁观着威利完成了大部分的简报工作，不过，他让我汇报了一篇关于中国军队现代化的文章，让我“小试身手”。第二天，我自己完成了整个简报，威利在一旁观察。我询问未上任的总统星期六是否需要简报，他说：“没必要，但如果你认为我需要知道什么事情，就给我打电话吧。否则我们就星期一见。”从那时开始，我就单飞了。

第二天的情况体现出我们这位新任“首席客户”——CIA的分析员都这么称呼美国总统——的期望值之高。简报结束时，威利解释说，CIA计划更改简报的提交形式。在几句具体的说明之后，未来的总统打断了他。“温斯顿，”他说，“我不关心形式。我不关心你们是在上面还是侧面装订，用曲别针把它别在一起，还是钉在一块。我关心的是内容。”未来的总统继而就他对情报界的期望讲了30分钟。他说：“有人想伤害美国。我要你们查出来他们想干什么，然后向我汇报。我不想听那么干有多难；我知道这很难，但我期待你们做到这一点。”我自忖：“对于情报收集工作者来说，这倒是个不错的任务说明。”总统补充道：“作为总统，我要就国家安全做出很多艰难的决策，我希望你们能够把那些决策充分告知每一个人。”我想：“这可是对我们的分析员提出的很棒的任务说明。”我还想：“我真的很喜欢这家伙。”随后便是点睛之笔，未来的总统说：“我猜在我当上总统后，就会看到真家伙了。”温斯顿和我突然意识到，未来的总统可能认为我们隐瞒了什么大事，没有给他看CIA最敏感的机密，但我们已经给他看了“真家伙”了。未来的总统把标准提到了几乎无法企及的高度。我们回到位于奥斯汀的办公室，给特尼特局长打电话，汇报了情况：“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糟糕的时刻。”

布什总统总是这样不断提高标准，永远要求属下进步。有一次，在“空军一号”上，我向他提交了一份情报报告，那份报告是基于一位中东领导人向我们的情报站负责人所做的说明而完成的。总统读完报告说：“迈克尔，这挺有意思的。但我真心想知道的并不是这位领导人通过CIA对我说了什么，而是他在我背后对萨达姆·侯赛因
[4]

说了些什么。”

除了要应对非常高的标准外，那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经历——结识了美国的第43任总统。他对我既尊重又喜爱，拿我当他的家人看待，甚至视如己出。在克劳福德牧场进行简报之前，我们会一起喝燕麦粥，聊聊前一天晚上的棒球比赛，再一起把早餐盘子洗净烘干（这是第一夫人的吩咐）。我第一次去牧场拜访的时候，未来的总统就坚持带我参观一番。我们钻进一辆高尔夫球车，在特勤人员的跟随下，布什驱车穿过整个牧场，为我讲解迥然各异的奇佳景观，巨细靡遗地介绍了当地的动植物群。

我立刻体会到，总统是个平常人——不拘礼节、平易近人。2001年1月，在牧场进行的一次简报中，电话响了起来，未来的总统接起了电话，简单地说了一句：“当然啦。”打完电话后，他向我解释说第一夫人正在布置他们位于牧场的新家，她要他听完简报以后买些灯泡回去。然后，他说：“伙计，你今天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简报结束后提醒我买灯泡。”另一次是在克劳福德，我进门时发现总统在收拾屋子——捡起报纸、摆正靠枕这类事情。我对他说：“总统先生，知道贵为总统也要干家务活儿真是件好事。”他回答道：“伙计，你可不了解我老婆！”所有这些都让我在总统身边感觉非常自在，我最担心的是，搞不好哪天一不小心称他为乔治，而不是总统先生。

从1月8日星期一开始，提交简报就是我的责任了——在两任总统交接过渡时期是每周5次，总统正式就职之后是每周6次。我凌晨4点开始工作，筛选出最重要的最新情报和分析，决定向总统汇报哪些内容、次序如何，还要把与每个主题有关的额外信息记在脑子里，以备总统或房间里的其他人［几乎总是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和白宫幕僚长安迪·卡德（Andy Card）这几个人］提出问题，他们几乎总会提问。总统有一次对我说：“我很好相处。你该担心的是房间里的另外几个家伙。”那感觉就像是每周6天、每天都要进行研究生院的论文答辩。

并且，这位总统还有个新花样，我们跟从前的总统都没这么干过——和他一起出行。总统的首次出行是去拜访墨西哥总统比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在动身前一天，他问我是否可以同行。考虑到我们从未这么做过，对于应该怎么做也毫无头绪，我竟然回答道：“我觉得对于区区30分钟的简报来说，这趟旅程未免太长了。”特尼特和我走出椭圆形办公室时对我低语道：“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居然拒绝了美国总统。”毫不奇怪，总统如愿出行，我日后再也没有如此毫无技巧地回应总统的询问。别的不说，我可是个学东西的快手。

无论总统去哪儿我都随行——当天或通宵的国内旅行、出国访问、假期旅行、假期时去他父亲位于缅因州肯纳邦克波特的家，更多的是去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牧场。2001年，阵亡将士纪念日
[5]

的那个周末，总统是在肯纳邦克波特庄园度过的，当我走上庄园的车道去做简报时，他正和心爱的小狗巴尼玩叼球游戏。他把一只网球扔过草坪，巴尼在后面狂追，总统说：“迈克尔，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这是一次考试。”“哦，天呐，”我想，“可别是考试！”总统接着说：“我们8月是该待在这里享受70华氏度（约为21摄氏度）的好天气呢，还是去100华氏度（约为38摄氏度）的克劳福德？”我当然知道“正确”答案，但我反其道而行之。“总统先生，毫无疑问，我们该待在这儿。”“错了，”总统咧嘴笑着补充道，“迈克尔，我对你很失望。”

一次简报通常包括七八个事项，这些内容都放在一本蓝色皮质的三孔文件夹中。文件夹上面写着“总统每日情报简报”这几个字，总统的名字也压印在封面上。房间里的其他人也会收到自己的副本，不过，除卡德之外，每个人都已经在与总统开会前听取了自己的简报。如果赖斯或副总统问过某个具体的事项，他们的简报官会在我进入椭圆形办公室前提醒我，以免我措手不及。

给总统看哪些东西，以及如何汇报复杂的问题以便总统领会关键之处，这都由我决定。我一般会在简报手册中以寥寥数语提及每一事项，例如，提醒他我们上一次告诉他的与这一主题有关的内容，新情况如何推进了事态的发展，并给他做要点概述。总统随后会阅读该事项，往往相当仔细。但当事态复杂或文章结构不佳时，我就不得不多做一些工作。一天早上，我在桌子上看到一份两页纸的报告，里面有关于巴勒斯坦起义的一个详细图表。我读了几遍还是不明所以。在深入阅读和仔细研究图表后，我总结得出的要点是，虽然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暴力水平居高不下，但大多数暴力事件都发生在3个镇子里。我认为这很有意思，所以就让制图员把所有的暴力事件绘制在一张地图上，显示出三个聚集点，我只给总统看了这张地图，口头解释了要点。

总统在读过一份报告或听完我的简报之后，会向我提问该事态的详细内容，更常有的是向房间里的高级官员询问这一情报的政策影响。第一个主题讨论完毕，我们就会继续讨论文件夹里的下一个主题。简报通常用时30分钟，但真正进行的时间往往长得多。

布什上任时拥有一支意志坚定、态度决绝的国家安全团队，其中包括副总统迪克·切尼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而他本人在外交方面缺乏特别深厚的背景。但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父亲既是美国前总统，也曾担任过CIA局长。总统告诉我，他的父亲乔治·H.W.布什向他强调了每日情报简报的重要性。他显然铭记于心，我发现他对于我每天上午给他带来的各个主题都非常感兴趣。总统一贯能够很快地理解问题的本质，我发现他关于政策的主观直觉都恰到好处。我有时认为总统决策过快，但从我自己做领导的亲身经历来看，我也知道快速决策总比犹豫不决或毫无结果要好。

对我来说，最特别的时刻包括人称“41号首长”的乔治·H.W.布什总统来参加简报会，在我任职简报官的岁月里，他来了大约15次。作为前总统，他有权前来听取简报；作为国家安全专家和CIA前局长，他对此也很感兴趣；作为在局里深受敬重的人，我们非常欢迎他到场。就在总统接受正式任命数天前的一个上午，“41号首长”参加了我们在布莱尔国宾馆召开的简报会。在讨论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0年衰败后采取的重建俄罗斯军队的措施时，前总统对即将就任的新总统和我们大家说：“我以前讨论过这个话题。你们处理吧，我要去和孙女们玩了。”

正像米西克预言的那样，“43号首长”问了很多问题。他有兴趣知道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是如何知道这些情况的。对于间谍向我们提供的情报，他想知道情报提供人的地位，以便他自行判断情报的可靠度。情报提供人也许是首相办公室的副官，在会议上听到与会者在讨论这个问题，或者是副官的朋友，间接听到了这个情报。如果情报来自被截获的通信内容，他会想知道通信双方的具体情况，通信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电话、电子邮件还是传真，等等。我回答说，我和CIA行动处及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制定了不同的机制来获取我需要的情报。我现在可以与总统及房间里的其他人共享美国情报界，甚至整个美国政府内部的某些最敏感的情报。

乔治·特尼特陪我进行了总统就职后的第一次简报会，在克林顿政府中，他从1997年便开始担任CIA局长。那次以后，特尼特只是偶尔参加简报会，我大多数时间都是独立工作。到了2月的第二个星期，这种情况结束了。布什总统在一次简报会结束时问我：“乔治能明白我每天都想看到他跟你一起来吗？”

“他会明白的，我回到局里就告诉他。”我回答道。

“那就好。”总统说。从来无此惯例，但特尼特像所有CIA局长一样，欣然遵命。一开始比较尴尬，因为布什团队没有告诉特尼特他们是否计划让他一直在场，直到2月底才做出决定。

我问特尼特是否希望主持简报会，他迅速决定还是让我继续进行“现场解说”，他会定期来做“精彩点评”。事实证明这很成功。在总统的旅途中只有我随同前往，但如果特尼特在华盛顿，我就会请他陪同前往。每天请自己的上司在旁监督自己的工作，这多少有些奇怪，就像是被任命为开场四分卫，却发现教练也挤在人堆里碰头讨论战术一样。我担任他的执行助理已有两年了。特尼特和我走得很近，他通过定期向我提供有用的建议和批评来帮我改进。

我和特尼特每天早上都会在他位于白宫旧行政办公大楼里的“市区”办公室碰头。我们在那里设计简报内容，特尼特决定当天对其中的哪一条情报做评论。然后，我们会在上午7点55分穿过西行政大街，8点到达椭圆形办公室去做简报。总统几乎从不迟到。

特尼特在场对总统特别有用。对于出现的几乎每一项国家安全问题，特尼特都能解释问题的缘由，以及克林顿政府曾试图如何处理，奏效与否。我起初担心赖斯对特尼特谈论政策可能会反应不佳，但她看起来也很欣赏这种背景介绍。起初，布什对于克林顿解决问题的任何方法都抱着提防的态度，例如试图以美国的信用来调停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但特尼特的评价似乎缓解了这个趋势。特尼特在国家安全政策上实现了一种连续性，而大多数美国总统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最初几个月的简报非常难做，这倒不是总统或房间里其他人的缘故，而是因为CIA未能提供质量足够高的产品满足总统的期望。特尼特会定期从报告中抽出若干情报——有时是在我的再三催促之下，因为他认为不必要将它们呈交给总统，或者因为总统已经知道了它们所反映的情况，抑或是因为分析见解不够深刻。我们的中东分析报告通常会成为批判对象，通常情况下，中东地区的分析员完成的情报分析报告都不能对总统的思考有所促进。这些报告偶尔会成为漏网之鱼，总统读后会看着我说：“少来这些胡扯。”这就是客户反馈。但应该肯定的是，CIA的分析部门一直努力提高业务水平，随着时间的流逝，被特尼特撤下或被布什批评的报告数量迅速减少。

在布什总统就任后的前几个月里发生了很多国际事件，它们占据了简报会的大部分时间。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最大的一场危机是一架美国海军EP–3型侦察机与一架中国战斗机在中国南海上空相撞，并被迫降落在中国海南岛的一个军事基地。随后发生了一场为期10日的外交危机，我认为事实证明我们的分析对总统极有帮助。有一份报告看来特别有用，它把中国关于此事件对美国的公开声明与其1996年在台湾海峡危机（当时中方采取的行动是进行大规模导弹发射及军事演习，而美国的反应则是派遣一艘航空母舰开至台湾海峡）期间的声明进行了比较。比较结果表明，中国对于EP–3事件的关注要比对“台海危机”少得多，这说明美国方面需要耐心。布什的确很有耐心，危机和平地结束了。

虽然简报会充斥着对严肃问题的分析和讨论，但也不乏轻松的时刻。我尤其记得总统的小狗巴尼大嚼特嚼特尼特便鞋上的流苏，而CIA局长却极力想要给布什留下他对此毫不在意的印象。我还记得，总统某天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讲了一个不太好笑的笑话，没一个人觉得好笑，总统转向我说：“迈克尔，你的工作是听完我的笑话以后就开始笑——就算它们一点儿也不好笑。”

在戴维营的一次简报会上，布什总统、乔治·特尼特、史蒂夫·哈德利和我正围坐在一张咖啡桌旁讨论一份简报文件。巴尼的喉咙里卡了一片塑料，总统是第一个注意到的。总统和我两人都把简报手册从膝上推开，试着去够桌子下的小狗。总统一把就抓住了巴尼，那片塑料从狗嘴里掉了出来，落在地板上。我迅速抓起那片塑料，并自豪地说：“总统先生，我找到了。”总统回答说：“干得好，迈克尔。”而特尼特和哈德利全程都在进行他们的实质性讨论。总统看了看他们，既恼怒又哭笑不得。

***

说到“基地”组织和本·拉登，2001年年初的简报会主要关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围绕着2000年10月恐怖分子袭击美国军舰“科尔”号的责任问题。克林顿总统卸任前尚无明确情报证实“基地”组织领导层与造成17名船员死亡、39人受伤的爆炸案有关。1月25日，我们为新任总统写了一份报告，概述了我们的初步评估，即该计划是由阿富汗的“基地”组织指挥的。由于我们无法确凿无疑地明确责任，而且布什总统认为运用巡航导弹打击“小麻烦”并无重大军事意义，所以在2001年春夏美国计划给予“基地”组织更强硬的回击期间，无须对“科尔”号爆炸案做出回应。

第二个问题事关最初几个月呈交给总统、旨在提高总统对“基地”组织的认识的报告。我们向总统提交了若干份分析报告，这些报告讨论了该组织位于阿富汗的训练营、筹款能力和活动网络、与塔利班的复杂关系，以及塔利班与我们某些盟友间的多方面关系。简言之，CIA认为美国正面临一些主要的国家安全威胁，我想尽可能多地让总统对此有所了解。

回顾过去，我认为如果当时情报界能够就“基地”组织所造成的威胁为新政府提供一份《美国国家情报评估》（NIE），应该会大有裨益。NIE是情报界的主要成果，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各机构分析员关于某个问题的权威报告，经情报界的领导层讨论并批准。我认为，当时如果有这样一份文件，有助于新政府把“基地”组织放到相关背景中分析，帮助新政府理解在情报官员看来“基地”组织问题有多严重。

但我要补充的是，在政府过渡期和新政府前3个月，几乎没有关于“基地”组织正在谋划恐怖袭击的具体威胁报告。但这种情况在春季发生了剧烈变化。实际上，从春季到初夏，我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有关“基地”组织恐怖威胁的大量报告上，其恐怖程度也与日俱增。从4月底到7月初，我们不断获得令人非常不安的情报，“基地”组织的成员互相告知“好消息即将出现”，“重大胜利”呼之欲出。没有一份报告谈到具体的位置、时间或袭击方式，但我把所有这些情报都汇报给了总统及其整个国家安全团队。

4月18日早上，我像往常一样，走进特尼特在旧行政办公大楼里的“市区”办公室。他一见到我，就以不容辩驳的口气说：“今天我来做简报。”前一天晚上，在他主持的每日反恐最新情报会上，我们的官员向他简报了有关本·拉登正在谋划多起重大袭击的可靠情报。分析员正在写报告，并把这一情报整合进去加以解释，但特尼特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向总统汇报了。他和我换了座位，以便离总统和副总统更近一些（在我做简报的一整年里，这是唯一一次），他以经典的特尼特风格进行汇报，其间既有详细解说，又不乏精彩点评。那天上午有很多精彩点评。特尼特一旦被调动起来，就会令旁观者惊叹不已。他是个出色的简报人，说话条理清晰，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深信不疑，那天上午，他以言谈、语调和身体语言表达了他对于“基地”组织即将袭击我们的深切关注。在他发言期间，我注意观察了总统及其高级顾问们的反应，但我当时并不清楚这个战术是否奏效。我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清楚特尼特的激情从何而来，如果能够结合上一届政府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他的激动就合情合理了——东非爆炸案、千禧年前的多次未遂袭击以及“科尔”号遇袭事件。第二天，也就是4月19日，分析员提交的报告（基于特尼特在前一天口头汇报的同一个情报）题为“本·拉登计划多起行动”。后来，“9·11”事件委员会报告中的一个章节标题即引述了特尼特关于这一时期的表述：“系统的红色警报灯闪烁不断。”

这是特尼特唯一一次主讲简报，之后我们就又恢复往常的简报形式。威胁报告仍在继续，其他的报告标题为“本·拉登的袭击或迫在眉睫”和“本·拉登计划高调袭击”等，但我察觉到人们对这些报告心存疑虑。一天早上，副总统问我，有没有可能这些威胁报告都是“基地”组织给我们设下的骗局，他们或许有意为之，旨在引起我们的注意，并让我们在做出反击的过程中无谓地消耗资源。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的国防部幕僚也向我们提出了同样的疑问。时任国防部特别助理的史蒂夫·坎博恩（Steve Cambone）曾来到特尼特的办公室，告诉他五角大楼认为这些情报纯属骗局。特尼特告诉坎博恩：“我要你看着我的眼睛，我要你听好我说的话，这可不是骗局，这是实实在在的危险！”但副总统理应知道答案。所以我让CIA的分析员考虑一下到底是否存在这种可能性，他们以一份题为“奥萨马·本·拉登的威胁真实存在”的报告回复了我。当我简报完那份报告时——那天是在“空军一号”上，总统开玩笑地对我说：“好吧，迈克尔。你倒是会推卸责任啊。”我讲这件事只是为了保证准确记录这段历史，因为总统说的话后来传出去了，并被误认为是对如今很出名的8月6日简报的回应，下文中很快就会提及该简报。最重要的是，总统只是跟我开了个玩笑，而不是对这份报告或CIA就“基地”组织的袭击所发出警告的严肃评论。

7月中旬，威胁报告霎时间消失了，某些情报甚至称重大袭击已被推迟。当时我们无法解释为何中断了恐怖活动，就算如今也无法给出全面的解释。我们的确知道，春末夏初时节，本·拉登去各个训练营激励士气，关于这一情况，我们看到了不少报告。在这些谈话中，“族长”（他的部下都这么称呼他）谈到了“好消息即将来临”和“准备打击世界的偶像”。这种话传播开来，我们截获了一些内容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很难说清楚威胁为何在7月中旬戛然而止。我猜测随着劫机者就位潜伏下来，本·拉登及其领导层就停止谈论袭击的事情，连泛泛而谈也停止了。他们需要展开秘密行动。随着逐渐接近实施恐怖袭击的时间，他们仍保持沉默，努力保证他们的杀人计划绝无干扰。有两个时刻需要担心恐怖分子：截获他们的谈话内容时，以及截获不到任何信息时。当然，这就意味着时时刻刻都要小心。

8月，总统休了个长假，待在他的克劳福德牧场，我也去了那里。那年夏天的早些时候，我拜访了局里的每一个分析办公室，谈论了他们计划在“夏季低迷期”写些什么内容——7月末和8月的那几个星期，我们很难获得所需的足够数量的优质PDB，因为很多人都休假了。所以我们尽可能地做好准备。和恐怖主义分析员会面时，我请他们撰写了如今非常有名的8月6日PDB，标题为“本·拉登决定打击美国”。我请他们写这份报告的原因是，那年早些时候，只要特尼特和我向总统简报“基地”组织的威胁，总统都会直接问我们：“有迹象表明这次威胁的目标是美国吗？”他显然非常担心这种可能性。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特尼特也同意我的看法）是一致的：“总统先生，尽管没有具体的情报表明我们得知的这些恐怖袭击的目标是美国本土，但本·拉登比任何人都更乐于让战斗在美国的东西两岸打响。”鉴于总统经常问这个问题，我希望分析员们深挖这一主题。

由此产生的报告后来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份解密并公布的PDB文件。随便读读就会明白，我们认为“基地”组织对美国本土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威胁并不限于破坏美国的海外利益。仔细阅读这份报告会发现，它没有告诉总统“基地”组织会在何时何地以怎样的方式打击美国——我们甚至认为春末夏初的威胁报告与对美国本土的灾难性攻击之间存在关联。后来，一些分析员声称（其中的一些人对“9·11”事件委员会这样说）他们本来想在这份报告中体现这种关联。然而，我们那天早上读到的这份报告中并未体现。

8月6日的简报会是在总统牧场的起居室里举行的。只有一个人在场，他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常务秘书史蒂夫·拜根（Steve Biegun），他临时代替赖斯及其副手史蒂夫·哈德利，他们俩会在8月换班来牧场陪同总统。在汇报前，我先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份报告。总统仔细阅读了报告。我想不起来我们就这份报告进行了哪些深入讨论，随后我们就转到下一个简报内容。我没有把它看作“燃眉之急”或是迫使我们采取行动的报告，总统也没有那样解读。

***

在威胁日增的这段时间里，CIA并非只是搜集情报并将其转达给决策人。CIA还致力瓦解可能正在部署的所有计划。作为简报官，我不清楚这些行动的细节，但我后来得知，其间特尼特接触了数十位外国同行并敦促他们采取行动。多亏了他们的努力，有将近20个国家逮捕和扣押了一批恐怖主义嫌疑人。在我们的帮助下，很多攻击美国驻中东和欧洲外交机构的计划被瓦解或被迫中止，武器藏匿地点也被曝光。

但这样的行动强度难以长时间维持下去，在缺乏具体的威胁报告时尤其困难。因此，在一个阶段的激烈行动之后，我们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即依然密切关注下一次可能遭受的攻击，但不再像过去几个月那样快速反应了。由于缺乏额外的情报指导，根本别无他法。

[1]
少棒联盟（Little League），全称为世界少年棒球联盟，是美国的一个非营利运动组织。

[2]
世界系列赛（World Series），美国职棒大联盟每年10月举行的系列赛。这是美国及加拿大职业棒球最高等级的赛事，由美国联盟冠军和国家联盟冠军进行七战四胜制的总冠军赛。

[3]
“扁扁人”（Flat Stanley），一本儿童书里的主角，他因为不小心，被书柜压扁了，然后发现因为自己扁扁的，可以做很多事情。

[4]
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1937—2006），伊拉克第5任总统。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其政权被美国推翻，其本人也在逃亡半年后被美军掳获。经伊拉克法庭审判，于2006年11月5日被判处绞刑，并于12月30日当地时间清晨6点5分执行，终年69岁。

[5]
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美国联邦法定节日，在每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

第三章　最黑暗的时刻

9月11日凌晨，我在位于佛罗里达萨拉索塔市的旅馆房间里时睡时醒，看了一眼旅馆里嘀嘀嗒嗒的闹钟，大约是凌晨3点半，这是我平常起床工作的时间。我最常做的噩梦是睡过了头，美国总统找不到我。

这是9月的第二个星期，总统抵达佛罗里达州展开为期两天的行程，参加他的教育新政策活动。我随行向他报告最新的情报，这已经成为常规。

我在萨拉索塔忙碌时，两个年轻人正在缅因州波特兰市的凯富酒店办理退房手续。两个月前，总统在他父亲位于肯纳邦克波特的海边夏季别墅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周末，我当时就住在那家酒店。我在佛罗里达州洗澡、穿衣时，1500英里外的这两个年轻人驾车走了一小段路程，到达波特兰国际机场，登上了早上6点飞往波士顿的航班，然后转搭美国航空公司11号班机飞往洛杉矶。他们的名字是穆罕默德·阿塔（Mohamed Atta）和阿卜杜勒阿齐兹·奥马里（Abdulaziz al-Omari）。

因为是在外出中，那天早上只有一位经常与会的高层人士预定参加总统的简报会，他就是白宫幕僚长安迪·卡德。白宫战情室主任、海军上校德博拉·勒韦尔（Deborah Loewer）也将在场解答总统或许会问到的有关政策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想和华盛顿的康多莉扎·赖斯及其副手史蒂夫·哈德利交流感兴趣的内容。

上午7点55分，我和勒韦尔走进了殖民湾海滩度假酒店的总统套房。我们通过特勤处的检查站，在总统房间外的大厅里等候。总统刚跑完4.5英里，正在更衣。当我们在大厅里和总统的个人助理聊天时，美国航空公司的11号班机（一架载有9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波音767飞机）从波士顿的洛根机场起飞了。在被劫持的四架飞机中，这是第一架。

早上8点刚过，幕僚长卡德开门招呼我们进去。我们看到布什总统正坐在桌旁喝咖啡、看报纸。他的身边摆满了甜点，但他一样也没碰。他一见到我们就问是否欣赏了海滩的夜景。我告诉总统，我听到了海浪声，但没有亲眼看到。“迈克尔，你该换个工作了。”他开玩笑说。他放下报纸问道：“今天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吗？”这是布什总统任期最重要的一天，但那天的情报简报会实在是平淡无奇，重点是巴勒斯坦起义反抗以色列的最新进展。与某些媒体的报道相反，简报会上没有任何有关恐怖分子的内容。

我放在总统文件夹中的一份情报报告吸引了他的注意，内容与美国截获的两位（非同盟国）世界领袖之间的一段电话交谈有关，他拿起电话，打给华盛顿的赖斯博士，他们只谈了几分钟。简报会在8点25分就结束了。仅仅6分钟后，11号班机的空乘人员联系美国航空公司地勤人员，说：“我不确定，但我认为我们被劫持了。”而仅仅1分钟后，劫机主脑穆罕默德·阿塔企图联系11号班机的驾驶舱，实际上却接到了航空管制台，他说：“我们劫了几架飞机。只要你们保持安静就没事儿。”

我离开了总统的房间，搭电梯下楼，钻进车队里，坐在我的座位上。这个车队将要把总统送到萨拉索塔的艾玛·e.布克小学，他预定在那里发表演讲。很快，几位白宫高级官员就来和我坐在一起，其中包括政治顾问卡尔·罗夫（Karl Rove）、新闻发言人阿里·弗莱舍（Ari Fleischer）和白宫通信主任丹·巴特利特（Dan Bartlett）。我在此前8个月的时间里与罗夫和弗莱舍建立了不错的交情。弗莱舍经常会和我聊体育比赛，罗夫也常拿PDB跟我开玩笑。（他并不属于可以完全阅读PDB的少数白宫官员之一。）“你那手提箱里的东西，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全都有。”他会这样嘲笑我。“卡尔，但愿你知道的跟我一样多。”我会这样回击他。

在驱车前往小学的路上，上午8点46分，美国航空11号班机重重地撞上世贸中心北塔的北侧，撞击位置为93~99层之间。当时的速度是每小时490英里。

就在我们快到小学时，弗莱舍的手机响了。他听了几秒就合上了手机的盖子，转身问我：“迈克尔，你知道有一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了吗？”我说“不知道”，但告诉他我会打几个电话了解一下。车队停下来时，我说：“阿里，我真希望这是一次事故而不是恐怖袭击。”他停顿了一两秒——“恐怖主义”这个词一时间在他脑际萦绕，然后说：“当然，我也希望如此。”

我当时的猜测是一架小型飞机因为恶劣的天气而迷了路，不小心撞上了世贸中心。我在教室外打通了CIA行动中心的电话。值班人员在电话中匆忙地告诉我，事故中的飞机是一架大型商用客机。我对于此事无关恐怖主义的希望开始破碎。

我关上手机，走进高级人员休息室时，看了看手表。当时是上午9点。布克小学在休息室里放了一台电视机，每个人都紧紧盯着来自纽约的新闻报道。9点3分，我们看到联合航空公司的175号班机（一架承载着6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波音767飞机）撞进世贸中心南塔南侧的77~85层之间。在撞击的瞬间，联合航空175号班机的时速接近600英里。

现在确凿无疑——这是恐怖分子的蓄意行动。在隔壁的教室里，安迪·卡德走向总统，总统当时正和16名二年级小学生、一大群记者以及其他人一起听一个女孩儿和她的宠物山羊的故事。上午9点5分，卡德在总统耳边低语道：“第二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美国遭到袭击。”

CIA总部此时正在上演这一天的很多奇怪巧合之一。我在给总统做简报时，CIA的几个高级官员正在和柯克·利波尔德（Kirk Lippold）舰长共进早餐，这次早餐会在很久以前就定下了，美国军舰“科尔”号在也门遭遇袭击时，利波尔德正是那艘军舰的舰长。这群人当时正在感慨美国大众对恐怖主义威胁不够重视，利波尔德认为恐怖分子会制造一些“大事件”来吸引大众的注意。几分钟之后，遭到袭击的消息就传到了房间。CIA人员迅速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利波尔德也赶回了五角大楼——正好赶上美国航空公司的77号班机撞进这栋建筑。

亚历克情报站的反应是噩梦成真。第二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的报道到达情报站时，所有人立即异口同声地说：“这就是‘基地’组织计划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一直在等的。”

总统结束了和学生们的互动活动，走进高级人员休息室。他用一台保密电话打了很多个电话，这部电话与总统形影不离，以便随时应对这种意外情况。他和副总统以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通了话。通话期间，他附近的一台电视机正在播放第二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南塔的画面。一名工作人员提醒总统注意看镜头，摄影师捕捉到了这一时刻，这张难忘的照片后来出现在各个报纸和杂志上。我当时站最左侧，手里拿着我的手提箱。

总统打电话时，我除了站在一旁看着外，无事可做，阿里·弗莱舍则在一旁的桌子上为总统不久后的全国演说撰写初稿。我站在那里，被摄入镜头时，开始担心总统的安全以及在校的其他人的安全。事实上，大家很久以前就知道总统当日当时会出现在布克小学。我怀疑会有一架飞机撞向这个小学。我想过提醒总统的特勤负责人，但我猜他大概也想到了这一点，因为他看上去和我一样—非常紧张。

上午9点30分。布什总统回到一间教室，向全国发表演说。在学生、教师和记者的簇拥下，他说美国显然遭到了恐怖分子的袭击，承诺将追捕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人，并补充说“我们绝不能容忍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活动”。

上午9点37分，总统结束讲话的数分钟后，美国航空公司的77号班机（一架载着6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波音757飞机）撞向了五角大楼的西翼。CIA的一名专职司机（我在简报工作期间已经跟他很熟了）当时就在五角大楼的大门口，他在等给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递送PDB文件的同事。他说飞机撞向大楼的冲击力把他的车都震得离开了地面。

自幼儿园时期以来，我的孩子们最好的朋友的父亲是一位教师，他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郡上班，那里刚好是五角大楼的所在地。他后来告诉我，飞机径直飞过他正在上课的活动教室，飞机的轰鸣声听上去就像起落架会碰到学校的屋顶一样，他以前从未听到过这种声音。他对一个同事或学生说：“哇，飞得真低啊！”然后就继续讲课了。仅仅几分钟之后，一名迟到的学生说一架飞机撞进了五角大楼。“哦，那是肯定的，”他对男孩说，心想这个学生就是在胡说八道，“赶紧坐下，打开数学书吧。”又过了几分钟，活动教室里的人全部被疏散，他向这个男孩道了歉。

总统在布克小学发表演说时，特勤人员让我们这些站在员工区的人尽快回到车里坐好。他们说，只要总统演说完毕，坐进他的轿车，车队就立即出发。我赶紧爬进高级员工乘坐的面包车。数分钟后，我们就加速驶向了萨拉索塔－布雷登顿国际机场，那里距离学校只有3.5英里。

我们抵达机场的时候，收到了五角大楼遇袭的消息。可怕的猜测大行其道：有多少架飞机遭劫持，还会有多少个目标？我还想到了我的家。我怀疑在家里的玛丽·贝丝是否知道纽约市和华盛顿发生了怎样的恐怖事件。我的孩子们在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的学校里，我向上帝祈祷，希望发生的事情没有使他们惊吓过度，或是过于担心我的安危。毕竟，我即将登上的飞机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了。

等到所有的人都上了飞机，“空军一号”的引擎轰鸣起来。飞机会沿着跑道加速前行，然后开始迅速爬升——这一次的宽体飞机爬升坡度比我想象中要陡峭得多。时间是上午10点。

离地后，我问总统的军事助理［他手里拿着“核足球”（这是个手提箱，里面装着最高统帅启动核战所需的代码）］我们要去哪儿。他回答道：“我们只是飞几圈。”我和“空军一号”上高级人员隔间里的几个人挤在一起，那是个有4个位子的小房间，距离总统的空中办公室不远，我们在那里惊恐地看着实况新闻报道。我们看见有人从世贸中心的顶层一跃而下，迈向死亡，又看到南塔瞬间坍塌，消失在烟尘之中。数十秒无人说话。然后，有人打破了沉默，轻声说：“天啊。”

此时在CIA总部，乔治·特尼特正决定疏散大楼里的工作人员。在他的会议室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提醒特尼特，1993年第一次世贸中心爆炸案的主脑拉姆齐·优素福（Ramzi Yousef）多年前曾策划用飞机撞击CIA总部。还有飞机在空中飞行，特尼特力求万全。

不出意料，疏散命令对反恐中心不适用。在亚历克情报站，主管们告诉员工，如果他们想走，认为需要回家和家人待在一起，那么他们可以走。但无人离场，全员坚守岗位。食物、帆布床和充气床垫纷纷现身。

亚历克情报站的工作人员着手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这究竟是谁干的？”“还会发动更多的袭击吗？”工作人员向全球的CIA情报站紧急发送最高优先级信息，请每个单位都去联系其外国对口机构，排查可以为此次袭击提供线索，以及可以判断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的相关信息，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官员们开始思考扩大行动计划的规模来追踪“基地”组织。

特尼特下达疏散命令几分钟后，联合航空公司的93号班机（一架载有4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波音757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附近坠毁。93号班机的乘客已经知道了劫机者的意图，他们用手机打电话给自己的爱人，并奋起反抗，对劫机者发起反击。他们的行动拯救了数千条生命，因为劫机者的袭击目标是美国国会大厦。

我站在高级人员隔间里，此时新闻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DFLP）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总统把我叫到他的空中办公室询问我的看法。“总统先生，”我说，“DFLP是一个拒绝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组织，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行动由来已久，但他们没有能力实施这样的袭击。”（后来，DFLP的一位高级成员否认了起初的声明。）正当我要离开时，总统让我转告特尼特，如果特尼特掌握了有关此次袭击的犯罪人信息，就立即告诉他——总统。总统说：“迈克尔，我希望第一个知道。你明白了吗？”他的口气极其严肃。“是，长官。”我答道。

在我离开总统办公室时，安迪·卡德有话想跟我说，并把我拉到“空军一号”的总统客舱里。他告诉我，白宫收到了对“空军一号”的威胁，而让人尤其担心的是，打恐吓电话的人使用了“空军一号”的代号——天使。我感谢卡德跟我共享这一情报，但我认为这不需要太担心。我估计如果飞机上已经安装了炸弹，早就爆炸了，并且我们现在有战斗机护航，上方还有一架空中预警机（AWACS），根本无须担忧有人试图驾机撞向我们。

我回到飞机上的工作人员隔间，拿起一部电话，飞机上几乎每个座位旁都有这样一部电话。电话响了两声，在波音747上层舱室里工作的一个空军机组人员说：“长官，有什么事吗？”我请他帮我把电话接到特尼特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并给了他电话号码。“长官，我们接到命令，要保持总统和军事助理的所有通话线路畅通。”他答道。我告诉他是总统本人让我打这个电话的。“我立即帮你接通。”他说。几秒后，局长办公室的电话就响起来了。

特尼特的办公室和很多联邦政府部门一样处于危机之下。特尼特下令疏散人员后，他和属下正忙着重新安置到一个安全的场所。特尼特不在电话旁，但他的秘书把电话交给身旁最近的高级官员科弗·布莱克（Cofer Black），他是中情局反恐中心的负责人。布莱克很镇定，收集并转达了当时CIA所了解的情况，内容并不比世界上其他人所了解的多。我转达了总统的要求，如果收到任何对此次袭击负责的情报，希望能在第一时间告知总统，并请他通知局长。我挂电话时，不知何故总觉得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

总统的军事助理告诉我，我们正飞往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总统将会在那里再次发表公开演说，飞机也将重新配给——补充额外的食物和饮用水，因为不知道下一站会去哪里，或在空中停留多长时间。军事助理向我提议，“空军一号”的部分乘客，那些看来不属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人都留在巴克斯代尔。飞机降落前不久，我得知自己不会被赶下飞机，而负责美国国内事务的所有白宫工作人员、同机的几个佛罗里达州国会议员以及大部分的随行记者都要下机了。

我们降落在巴克斯代尔后，总统在重兵保护之下匆匆离去。我决定留在飞机上。一位特勤人员走进机舱，说任何人不得打电话或泄露总统的位置。我觉得好沮丧。我原本打算给玛丽·贝丝打电话，让她知道我很安全，还想确定她和孩子们也都还好。

留在飞机上的人中有两名国会议员，他们接到通知，要另寻他法继续剩下的旅程。我们在一起观看直播的新闻报道。其中一个人知道我是总统的情报简报官，他向我询问我认为这次袭击背后的主使是谁。我告诉他，奥萨马·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应该对此负责，为此我愿意赌上身家性命。

（第二天，我在办公桌上发现一份新闻报道，其中引用了一位佛罗里达州国会议员的话，他对记者说，一位“总统的随行国家安全高级官员”在袭击发生后数小时之内便告诉他，本·拉登是罪魁祸首。我的一个同事在这则新闻旁给我留言问：“这个高级官员是你吗？”我无意制造新闻，但看来事与愿违。）

下午1点45分。“空军一号”出发了，乘客比抵达时少了很多。军事助理告诉我，我们要飞往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附近的奥法特空军基地，那里是美国战略司令部（STRATCOM）的所在地，总统将在STRATCOM的地下碉堡中通过一条安全视频线路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这位助理随时将大家的一举一动通知我，我对此非常感激。

我们离开巴克斯代尔大约15分钟后，安迪·卡德走进飞机的员工舱说：“迈克尔，总统想见你。”我走进总统的空中办公室时，能看出来总统非常专注和坚定。过去的几个小时里，我亲眼看到他从和平时期的总统转变为战时的总司令。他直截了当地问我：“迈克尔，这是谁干的？”我说：“长官，我还没有看到任何指向责任人的情报，所以我要说的只是我的个人观点。”他说他知道。我说，这样一个复杂的行动，有两个国家有能力做到——伊拉克和伊朗，但袭击美国对两国来说都弊大于利。更准确地说，罪魁祸首肯定是一个非国家的行动者。我还补充说，跟踪的结果定会指向奥萨马·本·拉登和“基地”组织，为此我敢赌上孩子的未来。

总统问我：“什么时候能知道结果？”

“我不确定。”我回答道，并向他汇报了CIA在过去的恐怖袭击后确定责任人所需的时间——沙特阿拉伯的霍巴大厦爆炸案（并非“基地”组织所为）、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美国使馆爆炸案以及也门的美国军舰“科尔”号遭袭事件。每个案件的破案时间大不相同，我得出结论说：“可能很快，也可能要假以时日。”

我和总统讨论这些时，还不知道CIA总部的分析员已经把恐怖袭击和“基地”组织联系了起来。他们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那里获得了4个航班的乘客名单，并在CIA的已知恐怖分子数据库中进行了查询。分析员在美国航空公司77号班机的乘客名单中查到了结果。那个航班上的3名乘客已知与“基地”组织有着确定的联系（“9·11”事件之前，还没有可以在劫机者登机前对其进行标记的全国禁飞名单）。我没有得到任何可以向总统汇报的此类情报，尽管最高统帅曾经下令“第一个告诉我”。

美国东部时间下午3点过后不久，我们乘坐的飞机在奥法特降落。我们乘车来到STRATCOM地堡的门口。地堡指挥中心的保密视频会议已经设置完毕。我进去时，看到总统、安迪·卡德和STRATCOM的指挥官、海军上将理查德·米斯（Richard Mies）坐在一张桌子旁，桌前有一个大屏幕。屏幕上的画面是位于三四个不同地点的华盛顿高级官员。乔治·特尼特向总统和其他人解释了证实3名劫机者与“基地”组织存在联系的情报。特尼特解释完后，总统转过身来直视着我的眼睛，他没有说一句话，但他的表情告诉我，他很失望。他原本不想在电话会议时才得知这些事实。我注视着他，想传达的内容是：“我很抱歉，但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令我愤怒的是，我们没有服从总统的命令。我在脑海中仔细搜索了每一种可能：我跟科弗·布莱克说得不够清楚？布莱克没有把我的口信转给特尼特？特尼特在百忙之中忘记了，还是特尼特有意压住这个情报想亲自来做简报？我没等视频会议结束就从指挥中心后排的座位上起身走出门。我走进附近的一个办公室，给CIA行动中心打电话，请特尼特的执行助理来接电话。在用各种脏话表达了我对没能满足总统期待的失望之后，我让他们把特尼特刚刚向总统汇报的情报立即发给“空军一号”，因为我确信特尼特在电话会议中不可能面面俱到。我告诉他们总统很失望，我本人也是如此。助理告诉我，他不能发出这个情报，因为情报禁止泄露给大楼以外的人。“向美国总统禁止？”我怒吼道，“少废话，赶紧发！”我摔了电话。这一天的压力太大，开始影响到我了。

当我回去参加安全视频会议时，他们正在争论总统是否应该回华盛顿去。华盛顿的特勤主任说：“不行，总统先生，我们还不知道您回来是否安全。”但争论并未持续很长时间，因为总统简短而坚定地说：“我马上回去。”

此后不久，我们便回到了“空军一号”，启程飞往华盛顿。起飞几分钟后，服务人员给我送来一份手写的情报，是特尼特的执行助理发来的。封页上有一个便笺：“抱歉，迈克尔。以下是我们知道的一切。”

我把这份材料浏览了几遍，标记了几页的内容。安迪·卡德带我前去见总统，我向他解释了这份材料——其中的一些内容指出发生后续袭击的可能性很大。这一天的情况已经让我们冷静了下来，而这个消息却带来了新的刺激。总统读完文件后便把它递还给我，说：“谢谢你，迈克尔。”

我们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日已黄昏。机上所有人早已心力交瘁。“空军一号”上灯光朦胧。军事助理指着窗外叫我看，距离我们的翼梢约100米远的地方停着一架F-16战斗机。军事助理小声说另一侧也有一架，他说：“他们是哥伦比亚特区的空军国民警卫队派来的。”战机离得非常近，我们甚至可以看清飞行员的面部。下方远处就是五角大楼，今天早些时候撞机的浓烟依然缭绕，出事现场的应急车辆灯光闪烁。这是最黑暗的时刻。这一天以来，我第一次热泪盈眶，但这并不是最后一次。

总统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后便立即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返回白宫，大多数工作人员则挤进面包车紧随其后。我在安德鲁斯的访客中心等待CIA的车接我回总部。一天下来，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打电话给玛丽·贝丝。我告诉她，我在安德鲁斯等车，还说有很多话想对她说。她的声音令人宽慰。她只是说：“快回家吧。”最终我还是回到了CIA办公地，找到自己的车子，开车回家了。在我驱车离开CIA大楼时，那天发生的一切重重地压上心头，我不禁失声痛哭。

我把车开到弗吉尼亚州北部的我家门口，收音机一直开着，总统就要演讲了。我坐在车里听了几分钟才走进房子。玛丽·贝丝正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收看总统面对悲伤的国民发表演说的直播。他请求大家为受害人的家庭祈祷，说美国将会战胜这场恐怖的悲剧，并承诺这样的经历定会让美国更加强大。总统说美国“会对恐怖分子和窝藏他们的国家一视同仁”，这是一个政策层面的重大变化，后来成为“布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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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

总统演讲完毕后，我走进3个孩子各自的房间，看到他们都在沉睡，身边围绕着毛绒玩具。他们看上去就像平常夜晚一样平静而满足。我想到，有成千上万的孩子再也看不到自己的父母了。我亲吻了3个孩子的额头，轻轻地对他们说我爱他们。

***

在兰利，了不起的爱国能量空前高涨。当天早些时候，被疏散回家的CIA工作人员克服了交通堵塞，返回总部，他们既不能也不愿置身事外。还有大批新近退休以及退休多时的CIA前工作人员驾车来到比往常戒备更加森严的正门前表示：“我希望回来上班。我愿意做一切需要做的事情。”

***

“9·11”事件委员会认为，9月11日遇袭的部分原因是缺乏想象力。我一直都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果我在2001年春天和初夏走进椭圆形办公室——当时的威胁报告正盛，说“总统先生，CIA的分析员可以想到的一种可能是，‘基地’组织成员会在美国使用机场X光机漏查的开箱刀劫持多架飞机，控制驾驶舱，并利用飞机本身作为武器，驾驶飞机撞向本土的著名建筑物”，总统的反应会是这样的：“好吧，我知道分析员会凭空想象出很多种可能。我想知道的是，‘基地’组织的确切计划是什么。”没有足够的事实支持，想象力永远也不会成为决策的基础，它也不应有这样的作用。

“9·11”事件不是想象力的失败，它是国家的失败。人们可以认为，这是CIA、FBI和NSA的特定失误所致，事情本不该如此，这是事实：FBI的外勤办公室没有仔细调查阿拉伯青年的反常飞行训练情况并报告给华盛顿，CIA没有把两名“9·11”事件劫机者赴美的情况通知FBI，不一而足。情报界未能充分渗透“基地”组织，发现威胁，这也是事实。但是，最终导致“9·11”事件的失败远比那些失误深刻得多，原因包括：国家安全相关机构没有得到与威胁水平相当的资金；未能实行1996年戈尔委员会制定的20条有关航空安全的明智建议，该委员会是在环球航空公司800号班机坠毁后由克林顿总统成立的；在东非和“科尔”号爆炸案后没有积极追捕“基地”组织。

我相信，从整体来看，这些代表了美国的失败，因为美国人民未必会支持所需的行动。他们未必会在政府其他部门面临大幅削减预算时，支持在国家安全领域大幅增加资源；他们未必会支持给数十万旅行者带来不便的航空安全方面的变化——例如航空业就反对戈尔委员会的建议；他们也未必会在大使馆或“科尔”号遇袭后支持对阿富汗开战。不，“9·11”事件本身就会激发采取这些步骤所需的支持。美国的典型特质之一便是：我们往往是对事件做出被动反应，而不会预先采取措施。而在“9·11”事件上，我们为这种国民特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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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原则（Bush Doctrine），指布什政府所奉行的“共和党色彩的国际主义”路线，在国家安全政策和外交中遵循“美国利益至上”和“以实力求和平”两大原则，其显著特征在于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政策。因此，布什原则也被称为“先发制人原则”。

第四章　最美好的时光

一般星期六上午，乔治·特尼特和我都会开车去位于马里兰州凯托克廷山的戴维营，与总统在他那栋人称“月桂苑”的办公综合楼里会面。月桂苑是个舒适如家的世外桃源，里面到处是真皮沙发和厚垫椅子，还有个经常使用的大壁炉。（特尼特和我第一次去戴维营向总统做简报是乘直升机去的。布什总统听说后对我们说：“听上去挺贵的。”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坐直升机去过那里，总是开车前往。）一般来说，我们会径直前往办公楼右后方那间总统的小型私人办公室。跟我们一起去的几乎总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或她的副手史蒂夫·哈德利。总统常常会像牛仔一样，一只脚翘在桌子上，而我会进行当天的PDB。然后，我们经常会进行广泛的时局环顾，总统表现出对国际事务的广泛兴趣——包括在日常简报中一般不会出现的很多主题。在“9·11”事件之前，我们的非正式会议有时会持续两个小时。会议结束后我们往往会受邀留下来吃一顿自助早餐，有时还会见到那些周末碰巧在戴维营做客的国家领导人。有一次，我就坐在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身旁，他正和乔治·特尼特拿错综复杂的法国政治开着玩笑。那天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的上司还对法国政治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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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2月底的一个星期六，总统在简报会后单独接见了特尼特。我当时并不知道布什在月桂苑的总统办公室里请求特尼特留任CIA局长。当我们回到局长那辆全副武装的雪佛兰萨博班车里准备启程返回华盛顿时，他才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一点儿也不吃惊，因为过去几个星期以来，我亲眼看到两人关系大大加强，我深为自己的上司感到骄傲。CIA局长极少有人有幸为一位以上的总统效力。

***

9月15日星期六，特尼特局长和我像往常一样，在周末驱车前往戴维营的总统度假地，但这一次的星期六简报会非比寻常。布什让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全体成员都来戴维营，讨论美国对4天之前国家遇袭一事当如何回应。每个部门和机构的正（内阁级别的长官）副手都参加了会议，很多人还带来了其他高级官员。例如，特尼特带了副局长约翰·麦克劳林（John McLaughlin）和CIA反恐中心主任科弗·布莱克。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开始前，特尼特和我给总统做了PDB。这是有史以来听众最多的一次简报会，包括总统和副总统、特尼特、卡德、赖斯以及哈德利，还有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我向总统汇报了来自CIA信源的两份报告，概述了恐怖分子针对美国中东军事基地的重大恐怖主义袭击计划。但我指出：“总统先生，我们不太相信这些报告，因为不相信信息源得到这些情报的渠道。”拉姆斯菲尔德厉声说：“那你就不该向总统报告这些。”我直视着国防部长，解释道：“我担心的是别人，也许是战情室，会提醒总统注意这些，我希望让他知道我们的看法。”总统察觉到了紧张的气氛，说：“唐，没关系。继续吧。”我觉得每个人都紧张不安。

简报会后是早餐时间，正副手们都聚集在月桂苑吃点心、喝咖啡。我没有受邀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但我决定在乘车回华盛顿前先吃点儿东西。早餐快结束时，总统、科弗·布莱克和我在房间一侧谈话。一个国务院高级官员走过来，向总统表达了他的意见，说美国对袭击做出的第一反应是通过外交手段，这一点至关重要，他说我们应该说服塔利班，让他们交出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的高层领导者。这名官员走开后，布什总统看着科弗和我说：“可恶的外交。我们要开战了。”

总统对布莱克和我所说的只是一时的气话，也是在取悦他的听众——他的CIA简报官和一名强硬的CIA行动指挥官。实际上，美国的确给了塔利班机会让他们交出本·拉登及其左膀右臂，但塔利班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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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特尼特提出了一份详细的多层面计划，旨在追踪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其中包括美国将使用武力。CIA是当天与会的部门和机构中唯一提出计划的机构。在“9·11”事件发生仅仅4天之后，CIA就准备好做出回应了。我们的准备就绪绝非偶然。2000年10月，亚丁港的美国军舰“科尔”号爆炸案后，距离总统大选只有一个月时间，特尼特就已经准备毫不留情地回击了，他（以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桑迪·伯杰）让CIA反恐中心出具一份计划，积极追踪和瓦解“基地”组织。12月，反恐中心提交了一个他们称之为“蓝天”（Blue Sky）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非常详尽（例如，概述了阿富汗数百个不同部落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利用他们来对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建议的计划成本高昂，预计将花费当时CIA的全部预算。“9·11”事件发生后，“蓝天”备忘录成为作战计划的核心部分。

CIA的计划得到了批准，总统命令特尼特付诸行动。不到两个星期后的9月26日，CIA派遣的第一支由CIA工作人员组成的队伍抵达阿富汗。这支队伍名叫北部联盟联络小组（Northern Alliance Liaison Team），8名组员搭乘一架CIA多年前购买的摇摇晃晃的俄罗斯老式直升机，立即开始组织当地武装力量奋起反抗塔利班的领导，因其一直在当地为“基地”组织提供避难所。10月17日，美国特种部队加入了CIA在阿富汗的行动。

该计划旨在调集北部联盟的军事力量（不屈服于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部落组成的队伍，完全独立但组织良好）席卷南部，推翻塔利班的统治。他们将由CIA人员和地面特种部队指挥，并得到美国大规模精确空袭的支援。同时，反对塔利班，并由CIA组织的普什图部落将在南部和东部起义。这样一来，塔利班将会面临来自北部联盟的传统军事威胁，以及来自己方阵营的普什图人的叛乱暴动。

“9·11”事件发生几天之后，特尼特把属下的反恐中心负责人科弗·布莱克带到白宫去详细讲解该计划。布莱克个人魅力惊人，充满自信，其全球战略意志坚定。他早年曾参与追踪著名的恐怖分子豺狼卡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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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此赢得了广泛尊重。当我们走进白宫，和总统坐在一起时，他的豪放个性一览无余。

布莱克随身带着他的大图板，上面贴着“基地”组织领导层的照片和情报。他向总统保证，只需几个星期就可以摧毁“基地”组织。我看着特尼特，我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他无法履行这个承诺。我们没有那样的情报，也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然后，布莱克有条不紊地讲解了一大叠图板，说“本·拉登，死亡”，随手把这张图抛到肩后的墙上。“扎瓦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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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如此这般。我看了看安迪·卡德，他也在看我。我想“这样跟美国总统说话可不合适”，并且我相信卡德也是这么想的。

那天晚些时候，总统在向新闻界讲话时说，他想抓住本·拉登，“无论生死”。第二天上午，某些媒体批评了总统在前一天发表的声明，总统得知后笑着对特尼特说：“科弗昨天把我煽动起来了。乔治，这阵子你最好别带他来见我啦。”卡德告诉总统，我曾短期担任布莱克的副手——我此前曾向幕僚长提到过此事。总统笑着看了看我，说：“这不可能。”

***

我的简报工作量暴增。“9·11”事件前，我凌晨3点醒来，4点抵达CIA为上午8点的PDB做准备。“9·11”事件后，我半夜12点半就得起床，凌晨1点半开始工作，因为每天早上要讲解的材料比以往多得多。其中包括“威胁矩阵”（Threat Matrix），这是一种新的夜间汇编，收集了过去24小时内情报通信中出现的所有恐怖威胁。这个“矩阵”有很多页，通常会包括五六十个需要分别报告的威胁。我需要彻底了解该“矩阵”，因为总统经常会问我具体的威胁记录（他在我早上见他之前得知了该情报），“迈克尔，给我讲讲第12条和第24条”，或者“迈克尔，讲讲第56条”。这些条目或许是报告有人计划炸世界上某个地方的美国大使馆，或是有人计划袭击一艘经过红海的美国油轮，还可能是有关袭击中美洲某个核电站的传言。

“9·11”事件之后的那几周，威胁报告的数量急剧增加。其中的一些报告反映出美国情报界及其盟友加强了情报搜集工作，对我们此前未加注意的某些计划提供了深刻见解；一些报告则反映了各种各样的极端主义组织企图“山寨”袭击的计划；一些报告是现存的信源同时传递了推测和事实，并未对两者加以区分。还有一些人在报告时就知道那些威胁不是事实—这是在拥挤的剧院里大叫“着火啦”的反恐版。基本要点是：一些新增的情报反映了真实的袭击计划，另一些却并非如此。我不得不帮总统整理出来。

我不但需要回答总统关于情报界发来的威胁报告的问题，还必须向他汇报“想象出来”的威胁。“9·11”事件后，CIA邀请了好莱坞的编剧，大家集思广益，猜想可能的袭击手段——因为“9·11”事件之前几乎无人想到“基地”组织会劫机并利用它作为武器。这些编剧想象的场景将会以一种特殊的“红细胞”格式上呈总统，这种格式的文件设计独特，上方印有声明，提醒读者它并非普通报告，而是同时运用了情报和想象力的高度推理性文件。我们尽可能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保证国家安全的方法。总统仔细研究了每一份“红细胞”报告，但我怀疑它们对于总统没多大用处。

每件事都火烧眉毛，这种紧迫感令人筋疲力尽。我驾车闯过一个个停车牌和红灯，冲向办公室，因为路上一个人都没有，也因为我的确很着急。有一次，我劳累过度，错过了麦克林镇的出口——这是离CIA最近的小镇，一路开到了哥伦比亚特区，开出去数十英里后才意识到自己错过了出口。那天早上回到正轨上后，我不得不庆幸自己在这样疲惫的状况下开车还能活着。

无论我有多疲惫，只要我开上CIA门口那条长长的车道，就会在使命感的激励下清醒过来，我身边到处都有标志提醒我这种使命感。总部综合楼的入口一直有人严密把守，在“9·11”事件之后的那段日子，安保力量大大增强。普通的安保人员（SPO）比平常警惕性更强。人手大规模增加，道路的中央隔离带和入口大道两侧停了很多武装悍马车，里面坐着增援的安保人员。

安保人员仔细审查我的徽章后，我就会慢慢开进占地约1平方千米的综合楼，经过一个写着“乔治·布什情报中心”的大理石标牌。1999年，国会为表彰担任过第11任CIA局长的第41任总统而为这个建筑如此命名。综合楼是由两座主要建筑组成的。我工作的地方叫作“原总部大楼”（OHB）。1959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为这个建筑植奠了基石，那是我出生的前一年。和OHB相连的是两栋6层高的玻璃幕墙塔楼，叫作“新总部大楼”（NHB）。NHB是1991年启用的。里根总统在大楼启用两年前为这座建筑举行了开工仪式，我当时是围观者之一。

朋友和邻居们经常会问我，在兰利有多少工作人员。我的回答是“很多”，因为实际数字是保密的。但只要看看进出的车流或是巨型停车场的俯瞰照片就知道，CIA是个庞然大物。我没法跟人解释兰利这个地方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至少在法律意义上如此，那样只会让人大惑不解。总部的实际位置是在人称“麦克林”的地方，但每个人都不管不顾地称之为“兰利”。然而，他们并不把CIA叫作“公司”，这种叫法看来只在老派电影和小说中才广为流行。

在相对和平的时期，总部大院常常被称为“园区”。铁丝网篱笆环绕着绿树成荫的院落，一条条步道和象征性的艺术作品与安装在基座上的卫星天线和老式间谍机争夺着空间。但此时并非和平时期，所以我快步走向自己位于7层的办公室，在那里彻夜工作，收集最新的情报，日出后不久便要向总统报告。

我不是独自工作的，还有一群出色的分析员为我提供支持。他们年轻有天赋，还渴望学习。他们的工作包罗万象，从为我的很多问题寻找答案（我常常把写过有关内容的某个分析员从睡梦中叫醒）到复印整批简报。他们还多次帮我摆脱困境。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半夜去工作，黎明前，我发现自己穿着两只颜色不同的鞋——一棕一黑。我一筹莫展，最后找到了一名PDB支持分析员，命令他报出自己的鞋码。结果鞋码正合适，我立马征用了他的鞋，以便在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不致看上去衣冠不整。在我2001年的简报工作期间为我提供支持的那些年轻分析员，有些如今已经成功晋升为CIA的高层。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

“9·11”事件之前的PDB内容都是情报分析和报告，如今又增加了一个维度。在打击“基地”组织的战争中，现场做出的行动决策越来越多，优先级别也越来越高。我会向总统时时更新阿富汗战场上的具体情况，而特尼特会向总统补充最新的行动进展。

特尼特去海外旅行了几天，在他离开期间，我开始用一张桌子大小的阿富汗军事明细地图向总统更新军情。这张地图显示了代表美国出战的北部联盟和普什图武装的作战计划，以及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部队保卫其版图的部署。我知道总统喜欢这张地图。特尼特回来以后，在预备会议上看到我准备使用这张地图时，非常明确地表示不希望我这样做，他认为这张地图对总统来说过于详细了。

“我要用这张地图。”我说。“哦不，你不能用。”我的上司回应道。“哦，我就是要用。”我说。那情形就像是一对夫妇在争吵。那天我赢了，总统走进战情室，看见铺在桌上的地图时说：“啊，我的地图。我喜欢这张地图！”我看了看特尼特，得意地笑了。

在唯一一次尝试带布莱克参加简报会后，特尼特开始带布莱克的副手汉克·克伦普顿（Hank Crumpton）出席。克伦普顿是CIA高级官员，他的日常工作便是负责我们在阿富汗的作战行动。克伦普顿是个既聪明又精明的人，还很讨人喜欢，他被从海外的一份美差上召回来，领导对“基地”组织的战斗。克伦普顿的为人与布莱克迥异。克伦普顿会挨着总统坐下，以接近耳语的音量有条不紊地概括最新的情报。就他的工作而言，我认为布莱克会很乐于让克伦普顿替他向总统汇报。布莱克相信，让他的手下直接解决问题于他而言才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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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作战的一切工作在仅仅数周内便准备就绪，但北部联盟开始行动还需要一段时间——这让总统相当气馁。我们的阿富汗盟友日复一日地推迟南进的时间，他们犹豫不决，担心自己在战场上的遭遇。总统每天也会向特尼特表达他的沮丧之情，最高统帅总是在重复着“他们打算什么时候行动”和“他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在干什么”之类的问题。特尼特心领神会，回到兰利后便力促行动，不久以后，北部联盟就开始行动了。一旦开始行动，塔利班的崩溃近在眼前。他们根本无法对抗由美国提供空袭支持的训练有素的北部联盟。

我们的阿富汗盟友在2001年11月中旬攻占了喀布尔，当年年底夺取了塔利班的权力并明显瓦解了“基地”组织。回顾过去，人们很难相信在我们军事介入阿富汗期间——在撰写本书时已经持续超过13个年头，前几个星期便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这是CIA最辉煌的时刻。由激情澎湃的科弗·布莱克领导、克伦普顿及其同僚实施的准军事行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CIA的几位行动官员与一小队特种部队指战员密切合作，创造了奇迹。他们一时调来致命精准的空袭，引导复杂的炸弹命中目标；一时又调来空投，得到他们所需的马鞍，配合其北部联盟的战友开展骑兵行动。这是21世纪的军事战略与17世纪战术的完美融合。

CIA在“9·11”事件之后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我们计划周密，并且作为一个机构，CIA有着极强的机动性，但这同时也是我们熟稔各家势力范围的结果。在“9·11”事件两年前，CIA人员曾多次往返于阿富汗北部，会见了很多部落首领。我的一个朋友曾把装有100万美元的手提箱送到一个重要的北部联盟首领那里。（“那东西可沉了。”他说。）他们经历了多少个漫漫长夜，在漫天星光下围坐在篝火旁，喝着茶讨论着阿富汗人的历史、阿富汗的政治，以及战火纷飞数十年的这个国家的未来。这是情报机构建立深厚持久关系的经营之道——这样的关系帮助我们对“9·11”事件做出了快速反应，并使我们有望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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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恐怖袭击之后的几个月里，尽管美国经历了巨大的悲痛，CIA的同事们却因为美国人民目标一致且态度坚决而获得了极大的推动力。意志决绝的并非只有美国人。传统的外国情报合作机构向CIA传达了善意和良好祝愿，就连我们的长期敌人俄罗斯也不例外。

然而，举国一致的国民意识没过多久就消失殆尽。令人悲哀的是，“兴亡与共”的态度逐渐淡漠，人们开始寻找听任袭击发生的“替罪羊”。密歇根州参议员卡尔·莱文（Carl Levin）公开声称：“美国情报官员在9月11日之前就得到了恐怖行动的情报，如果处理得当，就可以破坏甚至阻止恐怖袭击……这不是诿过他人，而是事关问责。”亚拉巴马州参议员理查德·谢尔比（Richard Shelby）问道：“CIA里有人对9月11日的失败或导致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负责吗？”CIA反恐中心的官员曾是美国最早意识到恐怖威胁并试图解决问题的极少数人，现在他们感到非常孤单。

在我卸任简报官几年之后，这种指责甚至指向了我。我当时和家人在诺曼底度假，回到饭店时看到一张短笺，通知我打一个电话，我立即就认出是CIA总部的号码。我打电话给情报处副主任杰米·米西克，她是我的老朋友了。“迈克尔，你说话方便吗？”她问道。“现在方便，什么情况？”我答道。“据传史蒂夫·拜根（NSC官员，2001年8月6日和我一起去过克劳福德牧场）告诉大家，你在8月6日的简报会上跟总统说，无须担心‘基地’组织会袭击美国本土。他们想把这个情况汇报给‘9·11’事件委员会。”“什么！”我说，“这太荒谬了。这不是事实。8月6日的PDB明确显示麻烦很大，但没有关于时间、地点和袭击方式的确切信息。”我意识到白宫被政治骗子包围了，有人想把我（继而是CIA）甩到一旁。幸运的是，在米西克的斡旋之下，同时还有特尼特的幕僚长约翰·莫斯曼（John Moseman）的努力，此次事件被归咎于CIA和我的看法并没有引起白宫高层官员的注意。

实际上，布什政府的高层官员后来告诉我，他们没有察觉到有人想要打压我，一旦他们得知有人有这种想法，他们也会坚决反对的。他们还说，布什总统永远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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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对CIA的影响远远大于我在CIA工作期间发生的任何事件，很可能也大于该机构历史上经历的任何事件。CIA从未像我们在“9·11”事件之后那样突然且明显地重新调整重心。致力反恐工作的人员数量（包括承包商在内）激增至3倍以上，用于反恐工作的资金量跃升。恐怖主义几乎成为CIA每一个海外情报站和行动部门的工作重点。因此，关于恐怖主义情报的搜集工作也显著加强，恐怖主义情报分析工作也明显改善了。恐怖主义分析员第一次成为分析职级中的“战斗机飞行员”。“9·11”事件之前，从事“更有分量”的地缘政治问题的同事把恐怖主义分析员看作“二等公民”。恐怖主义分析工作如今吸引来局里一些出类拔萃的分析员，这群人后来在成功追捕本·拉登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9·11”事件还在某种程度上让CIA回归其起源状态，仿佛回到了美国“二战”期间的情报机构战略情报局开展准军事行动的那段日子。CIA此前从未如此自由地从事准军事行动，并积极利用这样的职权来保卫祖国。当然，这样积极地利用职权也有负面效果。CIA得到授权而进行的某些行动和活动遭到了政治打压，尤其是我们在“9·11”事件后最初几年里实施的羁押和强化审讯手段。

我们关注恐怖主义的最大负面效果，也许就是为了让CIA成为全球情报机构所需的巨额费用了，为了能把有可能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提前通知总统，我们需要足迹踏遍全世界。我们未能更加清楚地预见某些关键的全球进展，诸如俄罗斯对其邻国的攻击行为死灰复燃，部分原因就是转移资源和关注恐怖主义，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这些失败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历届政府和国会所提供的打击“基地”组织的额外人手无力解决我们需要做的所有事情，所以我们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20世纪90年代，CIA的人手缩减了近25%，这是我们对“和平红利”
[4]

的贡献。那是个精兵简政的时期。“9·11”事件后，随着人手的显著增加，如今CIA的雇员人数只略高于1991年的水平，而当今世界几乎每个方面都比苏联解体后的那段时期复杂得多。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全力关注“基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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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仅在数月之间就在阿富汗取得了最初的胜利，但这后来又如何变成了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战争？那是因为我们最初的目标是确保“基地”组织无法再利用阿富汗作为袭击美国本土的跳板，但后来我们的目标变了，任务变成了力图永久改变阿富汗的政权和社会。把阿富汗的部落社会和文化改造成自由的民主社会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说服塔利班在阿富汗政体内运作，不要涉足外界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许我们应该在把“基地”组织赶出这个国家之后便离开阿富汗，并且我们应该告诉包括塔利班在内的所有阿富汗人：“如果你们让‘基地’组织回来，我们也会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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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担任总统的简报官也是个棘手的工作，超长的工作时间和压力会影响健康，危及婚姻。玛丽·贝丝和我最初认为这份工作会对我们的家庭生活有好处，但事实证明这是个错误的分析结果。10月底，我们决定逃往距离华盛顿特区两个小时车程的夏洛茨维尔过一夜，享受一个短暂的浪漫之旅，来庆祝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问题是我的一天始于午夜12点半，因为那天早上我刚做完简报，尽管我在途中小睡了片刻，但还是疲惫不堪。我们住在一个家庭旅馆，预定了晚上7点的晚餐——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太早，但对我来说却无疑很迟了。我在享用餐后甜点时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多亏玛丽·贝丝，我才没有一头栽进苹果派里。我们走回自己的小屋时，我又一脚滑下楼梯，撞断了扶手。其他客人看着我，显然是在想：“他真是喝醉了。”我回头微笑着看看他们，说：“我没醉。只是太累了。”我觉得他们不会相信我。一次浪漫的逃离就如此收场了。

因为这份工作的要求如此严苛，我从一开始就决定只做一年。2002年1月4日，我该离开了。那天是我最后一次做简报。总统在克劳福德牧场，我把继任者带去，以便为他指点迷津，并把他介绍给总统。我们到达总统召开加密视频会议的移动办公室，比预约的时间提前了几分钟。总统来了，在视频会议开始前，他问我简报内容中有什么新情况。我别无选择，只能汇报了新闻摘要——我们得知奥萨马·本·拉登从阿富汗的多拉波拉逃走了。

美国军方在当地重兵布防，谨慎程度是“二战”以来所未有的，而本·拉登还是逃走了。本该在那里包围他、防止其越过国境线逃向巴基斯坦的军队根本没有到位。总统当时觉得很沮丧，迁怒于捎信的人——也就是我。

总统很少提高嗓门说话，但那天他没忍住。他非常愤怒，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抓狂。他问道：“你们怎么让他跑了呢？他怎么可能逃得走？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我坐在那里想：“这跟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但一个字也不敢说出口。

与美国最有权势的人貌似要把你扒皮抽筋相比，此前所受过的斥责都不算什么了。我可怜的继任者坐在那里，吓得目瞪口呆，无疑在想自己接手的到底是个什么工作。视频会议开始后，切尼、赖斯和特尼特的笑脸出现在屏幕上，总统不由分说地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迈克尔刚刚告诉我说本·拉登逃走了？”

我没有向总统道一声再见便离开了简报官的岗位。我认为自己的简报工作结束后，就不会再见到他了。当他对发生在阿富汗群山之中的事表现出可以理解的愤怒时，我什么都没有说。从韦科驱车前往达拉斯去搭飞机回华盛顿的路上，我的手机响了。电话是总统的个人助理打来的，他询问了我家的地址。几天之后，总统寄来一封亲笔信，感谢我在担任他的简报官期间所做的工作。我很清楚，总统对于我们最后一次简报过程中发生的不快也感到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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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法语tour d’horizon。

[2]
豺狼卡洛斯（Carlos the Jackal），即伊里奇·拉米雷斯·桑切斯（Ilich ramírez Sánchez），出生于委内瑞拉。桑切斯加入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后，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卡洛斯”。让卡洛斯声名大噪的案子是1975年维也纳石油输出国组织突袭事件，之后又陆续实施了多起绑架等恐怖事件。1994年被捕，现正于法国北部克莱尔沃监狱服刑。

[3]
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1951—　），埃及人，“基地”组织的首脑，本·拉登的继任者。

[4]
和平红利（peace dividend），这一政治口号是美国前总统乔治·h.W.布什和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旨在描述削减国防开销之后的经济获益。

第五章　不完美风暴

“爱尔兰路”是美国军方的代号，指代从巴格达国际机场到所谓“绿色地带”的安全区之间那段长12公里的高速公路。“绿色地带”有美国及其同盟伙伴的外交机构、盟军的大量军用资产和指挥部、伊拉克总理办公室、伊拉克国会以及另外几个伊拉克政府大楼。我在2005年年初首次乘车经过“爱尔兰路”之时，这条曾经绿树成荫的美丽大道已经变成恐怖主义危险区。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整日在高速公路上游荡，寻找机会伏击美国或其同盟的护卫队。

我爬上一辆布满尘土和泥浆的黑色装甲车后座，看到前排的两位CIA警卫人员简直是武装到牙齿——不仅随身携带刀具和手枪，居然还配有军用冲锋枪和榴弹发射器。榴弹就公然放在司机和副驾驶之间的置物箱上。此前我还从未见过他们配备的那种圆筒形手榴弹，就天真地问：“那些是什么？”得到的是毫不迟疑、直截了当的回答：“别碰。”那口气仿佛在说：“别问那么多。”我又羞又窘，扭头朝向窗外，看到一颗子弹卡在装甲车几英寸厚的窗玻璃中间。

应局长波特·戈斯（Porter Goss）的要求，我和另一位CIA高级官员一起前往巴格达。我们的任务是调查一起事件：CIA负责调查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的查尔斯·迪尤尔费尔（Charles Duelfer）和与他一起乘车的军方护卫在爱尔兰路上遇袭，导致两名堪萨斯国民警卫队士兵死亡、一名重伤。离开停车场之前，警卫队长扭头对我说：“我想我们还是丑话说在前头，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我才能带你过去。如果在这条路上发生了什么事，你必须绝对服从我的命令——不许有任何质疑。”我使劲儿咽了一口唾沫，说：“是，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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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之后在克劳福德牧场举行的一次简报会上，我们讨论了以色列先发制人，在加沙地带对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的空袭。会后布什总统对我说：“迈克尔，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美国人民。现在我终于明白，以色列为什么在恐怖主义问题上一直都要如此行事。”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有助于了解布什总统关于伊拉克战争的考虑了。总统对伊拉克的关注无疑起源于“9·11”事件，尽管那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布什总统之所以要发动战争，无疑是因为他认为那是保护美国人民的必要之举。然而，同样毫无疑问，伊拉克战争为“基地”组织的说法提供了支持，帮助它传播了该组织的意识形态，这是我们在战前始料未及的。因此，无论从起源还是从效果来说，伊拉克战争都是过去15年恐怖主义故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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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首位简报官的视角来看，布什总统可不是肩负着消灭萨达姆·侯赛因的使命上任的。当然，人们普遍认为布什团队入主白宫时就已经把伊拉克当作攻击目标了，布什任命的一小拨人可能的确如此，但我在总统身上没有看到这一点。伊拉克会定期引起总统的注意，例如，当萨达姆的军队对着执行禁飞区决议的美国飞机开火时，或者有迹象表明国际社会对伊拉克的制裁有些松动时。人们当然关心制裁能否长期进行下去，以及萨达姆无以为继时会作何反应。不过，总统早期并没那么担心伊拉克的一举一动，对后者也没有固有的成见。

有那么一件事，人们可能会做出不同的解读，我在这里一并写出，只是为了澄清是非。2001年春，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向总统提到伊拉克防空系统做出了一些改善，提醒他“如果美国未来要与伊拉克进行军事对抗，这是美国军队必须应对的一个问题”。总统对我说：“没有如果，那是迟早的事，迈克尔。”我知道有人会把这句话理解成布什已经下定决心要与伊拉克开战了，正在寻找战争的导火线。但按照我当时的理解——直到今天也是一样，他只是说据他估计，未来某个不确定的时间，萨达姆必然会逼美国采取行动，要么是他，要么是未来的某位总统，必将应对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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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之后，乔治·特尼特和我继续每周六前往戴维营，但例行程序与以前不同了，简报不再像以往那么随意，更多地关注恐怖主义，并且往往在一间会议室中举行，而不是在总统的办公室。我们可以在一台显示器上看到副总统，他会在一个“安全的地点”通过视频会议与我们连线。就在“9·11”事件之后的这类会议中，有一次，总统和副总统问特尼特和我，伊拉克是否参与了袭击。特尼特和我对总统和其他人说，没有情报表明伊拉克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袭击，而且如果说有哪个国家支持“基地”组织，那更有可能是伊朗，后者应对1996年发生在沙特阿拉伯的霍巴大厦爆炸案负责，有19名美国士兵在爆炸中死亡，另有几百人受伤。但我们很快补充说，同样没有证据表明伊朗与“基地”组织有任何联系。

“9·11”事件之后，我们一度似乎发现“基地”组织与伊拉克有所联系。捷克情报部门告诉我们，它曾经从一处情报源获知，“9·11”事件的劫机者之一穆罕默德·阿塔曾于2001年4月9日上午11时，也就是袭击发生5个月前，与一位名叫艾哈迈德·萨米尔·阿尼（Ahmad Samir al-Ani）的伊拉克情报官在布拉格的伊拉克大使馆会面。捷克人提供了一张模糊的监控照片，他们认为照片上的人就是阿塔。

我把此事告知了椭圆形办公室。经过对该照片的初步分析，CIA认为该情报具备一定的可信度。布拉格美国大使馆的法律参赞（派驻美国海外各使馆的FBI特工人员）会见了那个捷克情报人员，据法律参赞和在场的捷克官员估计，他们有70%的把握判断该情报人员是诚实的，他认定自己提供的关于那次会面的情报是真的。总统问了很多问题，但很遗憾，我们当时实在所知甚少。

伊拉克与此事有关，尤其是与我们认定为劫机者头目的人有关，这一猜想引发了轰动。因捷克内务部长公开证实，此事很快便尽人皆知。2002年12月初，副总统切尼成为首位证实这一消息的美国官员，他在《与媒体会面》
[1]

节目上对提姆·拉瑟特
[2]

说：“我们现已基本证实他（阿塔）确实于去年4月前往布拉格，与伊拉克情报部门的一位高级官员在捷克斯洛伐克（原话如此）会面。”副总统继而指出，我们不知道该会面的目的，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随后开展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与捷克有关的故事看上去不像是真的，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我也随时向总统汇报进展。FBI对阿塔在相关时间段内的行踪进行了详尽调查，尽管我们不是百分之百地确定，但所有迹象都表明那段时间他曾到过美国。捷克人也进行了内部调查，同样无法找到阿塔曾在2001年4月入境的记录。此外，捷克调查人员还得知，在传说中的会面发生时，阿尼其人正在距离布拉格70英里外的某处。

为了让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联系这一传言平息下来，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但少数政府官员（特别是副总统切尼）却三番五次地公开提及此事。不过，总统对此事倒没有那么耿耿于怀。我们就这一事件的调查一有定论，他就再也没有问起过。

“9·11”事件后的4个月里，我每天早上都要跟总统一起工作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也就逐渐了解了他何以如此担心伊拉克。在我看来，总统关于伊拉克的想法是由“9·11”事件震撼人心的影响所引发的，他的担心也不无道理：“9·11”事件已经如此可怕，如果萨达姆想到他可以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为对付西方的恐怖主义工具，抑或向某个国际恐怖主义团体提供武器的话，事情还有可能更糟。尽管情报界认为这两种情况都不大可能发生，但我觉得总统一定认为这些是他无法忽视的风险，尤其是美国刚刚遭受到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袭击。说到底，总统先生之所以决定对伊拉克开战，就是因为担心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会被用来对付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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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任总统的简报官整整一年，任期结束时，我喜忧参半。终于卸下了这份繁重的工作重担自然令人欣慰，但与此同时，想到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目睹并时而参与这么多改变历史的大事件又让我很难过。

卸任简报官工作后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我参与了PDB的制作过程，领导CIA内部一个负责提交PDB并为简报官提供支持的部门。（除了总统的私人简报官外，还有一批简报官负责面向政府高级官员执行类似的使命，包括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还有其他高级官员。）这个工作岗位也事关重大，但远不似往日那般刺激，要知道，我曾经每周六天接受美国总统的直接盘问。

大约9个月后的2002年初秋，我被选为情报处副主任杰米·米西克的两名副手之一。米西克是史上第一位担任CIA首席分析员职务的女性，是我的同龄人。米西克曾经在特尼特从副局长到局长的过渡期间担任他的执行助理，我目睹了她在提名过程中的出色表现：思虑周全、计划缜密，事事亲力亲为，在CIA执行全方位、无死角的管理工作。

在新的岗位上，米西克要求我集中精力确保分析处在人员、计划和过程等问题上进行适当的投入，以便提供最精准的情报分析报告，即从雇用最卓越、最聪明的人到保证分析人员拥有他们所需的技术来处理日益增加的情报量。不出所料，我还要帮助米西克和她的首席副手司各特·怀特（Scott White）监管CIA所有情报分析报告的制作。在关于伊拉克的问题上，我们当时最关注的是其与恐怖主义的联系，而不是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这多少有点儿令人意外。

乔治·特尼特领导风格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和中情局内部有才干的人建立密切的关系，在遭遇特定课题时选择特定的人，无论其在整个等级链中的级别和地位如何。他的说法是，需要有人做某件事时，他得有一个“心腹”（比喻义，不过有时候他也真的会戳那人的肚子）。我所在的机构情报处（DI）一直是特尼特在处理有关伊拉克恐怖主义分析时的必到之处，但如果要应对伊拉克及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他会选择国家情报委员会（NIC）的一位高级官员鲍勃·沃波尔（Bob Walpole）做他的“心腹”。NIC是由高级分析员组成的情报机构，当时它直接向CIA负责，如今NIC向国家情报总监负责。这不是说情报处不提供关于伊拉克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事实上，整个情报界绝大多数的情报分析报告都是由情报处提供的。区别只是就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言，特尼特和他的副手约翰·麦克劳林主要通过沃波尔而不是情报处本部与CIA的情报人员接触。这让我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不如对其他伊拉克问题那样了如指掌。这是特尼特心腹策略的一个缺点，当被选中的个人是通常职责范围之外的人时，这一缺点尤其突出。这不是借口，只是一个说明，我后面的故事会涉及相关事项。

2002年秋天和随后的冬季，我对伊拉克的兴趣日益浓厚，米西克也请我越来越多地插手其间。我在好几个事件中发挥了作用，现在回头看，它们都事关重大。一次是在那年10月，白宫让CIA审核一份讲话稿。白宫工作人员希望总统在辛辛那提发表讲话，言明美国政府对伊拉克的关注。米西克把草稿交给我，请我利用周末时间审读。严格来讲，CIA不该对政策问题发表看法，但它的作用是确保总统及其高级助手不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搞错事实或关键的分析性判断，又或者说些不该说的话，导致我们未来很难再获取情报。最后这一点的重要性一点儿也不低。

我聘请的一群分析员在审读草稿时发现了这样一句话，称萨达姆“被发现试图从非洲购买多达500吨的氧化铀——那是浓缩过程所需的必要原料”。尽管从英国情报界提供给我们的一份报告中的确能够得出这一结论，但出于种种原因，整个美国政府内部的情报分析人员都不相信这一点。事实上，就在前一天，CIA官员还在国会一次禁止旁听的会议上作证，说明我们不相信英国方面的报告。我分别在周六和周日的两份备忘录中向白宫的讲稿撰写人说明了这一情况，但我发现他们执意要在讲稿中这样写。因为未能删除这些语句，我走进特尼特的办公室把整个情况告诉了他。他立即按下一部保密电话的按钮，接通了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史蒂夫·哈德利。特尼特简单综述了我们对讲话语句的担心，让哈德利把讲稿中的那几句话删掉。特尼特挂断电话后跟我说“哈德利说删掉了”，那几句话确实没有出现在总统辛辛那提的讲话中。然而短短几个月后，在总统的国情咨文讲话中却神秘地出现了英国“黄色结块”
[3]

的字眼，造成了灾难性的政治后果。

那一时期，副总统切尼和他的几位工作人员曾数次前往CIA总部，就与伊拉克相关的问题和CIA分析员进行“深谈”。外部得知这些探访后，有些观察员指出，这是企图将情报政治化，决定CIA情报分析的走向。我倒不这么认为。

事实上，这些探访的原因恰是我们的工作不够严密。PDB过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接受方能够提出问题，并能在24小时内获得大部分问题的解答，解答需要由专家级分析员以书面备忘录的形式提交。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副手们总是要求我们提交大量的所谓“PDB备忘录”，其中许多是关于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及其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事项，而且我们就许多问题的解答并不尽如人意。不同的备忘录似乎总能让阅读者得出不同的结论，在恐怖主义问题上尤其如此。因此，也是为了在更深层次上了解相关问题，副总统才频频造访CIA。

我参加过至少两次这类会议，在我看来，它们恰是最佳政府治理的典范。我觉得那些到访CIA的高级官员（陪同切尼前来的有他的国家安全助手“滑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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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等人）希望深入挖掘、了解我们所知所想的一切。副总统非常认真，每次来都带着很多问题，但他并没有就特定问题刨根问底、争论不休。提问题是他的权利——也的确是他的责任，分析员理应充分而诚实地回答那些问题。分析员们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只不过有几次，充分诚实就意味着要告诉副总统他未必想听到的事。根据我的经验，情报分析员热衷于告诉决策者后者做错了什么——我们的分析员在这一点上可是很少错失良机。

2002年秋就是这样繁忙的多事之秋（匆忙完成关于伊拉克的分析性评估、辛辛那提讲话、政府密切关注伊拉克），致使我们这些CIA的人认为战争多半就要开打了。我们没有那么天真。意识到这一点让我们明白，我们做出的每一份情报分析报告都会引发重大后果。

***

2002年6月，在米西克的指导下，CIA的恐怖主义分析办公室作为反恐中心的一个组成部分，撰写并发布了一份机密报告——《伊拉克与“基地”组织：解读一段暧昧不明的关系》（Iraq&al Qa‘ida：Interpreting a Murky Relationship
）。就其范围和意图来说，这份文件与我读到的几乎其他所有文件都不一样。它更像是一道智力题，试图看看分析人员能够在可能的范围内将证据延伸解读到何种程度。这样一来，其论证的所有弱点都和可信性一样显露无遗。就萨达姆与“基地”组织合作的可能性问题，该报告采取了激进立场，报告开头的“范围说明”写道：“本情报分析报告全面评估了伊拉克政权与‘基地’组织的联系，对高层决策者的关注给予了回应。我们的做法是有意激进地寻求建立联系，所基于的假设是这两个敌对势力有所联系的任何迹象都有可能构成对美国的极大威胁（强调说明）。”就伊拉克和“基地”组织的关系问题，该报告给读者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二者可能是有联系的，五角大楼和副总统办公室的职员们早已被洗脑，自然喜欢这样的报告。

但该“范围说明”并没有被仔细阅读，有些阅读者想当然地认为，该报告阐述了CIA关于“基地”组织和伊拉克关系的真实想法。因此米西克请分析人员撰写了第二份报告，这一份不是煽动性的“最坏情况”分析，而是根据现有的证据陈述了他们的真实想法。这份同样由恐怖主义分析办公室的分析员撰写的报告草稿所得出的结论与第一份截然不同，它指出了萨达姆此前和当时为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组织提供的支持，但就“基地”组织和伊拉克政府之间联系这一重要问题，其得出的结论是，尽管二者在过去曾有接触，但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在“9·11”事件之前、其间和之后有任何合作关系，也没有证据表明伊拉克参与了“9·11”事件或事先知情。

米西克让我负责审读这第二份题为“伊拉克对恐怖主义的支持”（Iraqi Support to Terrorism
）的报告，为的是确保它禁得起细读，且作为一份最终报告，它能得到所有分析人员的支持，而不仅仅是就同一主题提供了第二个视角。我的做法和我历来对同类情况的处理方式一样，我将报告仔细阅读了好几遍，在纸张边缘写下了无数问题，继而在米西克的会议室与所有分析人员一起就报告展开讨论，与会者既包括这份新报告的作者，也包括前一份分析报告的作者，以及恐怖主义和伊拉克问题分析员。我们一起研读了这份新报告和它的关键结论，该过程持续了几个小时。因为问题至关重要，米西克也加入了我们，这样一来，这份最新报告的作者们就能够解答我所有的问题和担忧，所有分析员也能够就关键性判断达成一致了。

其后，这份新报告被分发出去，但并未受到所有部门的欢迎。“滑板车”利比打电话给米西克，说这份报告的结论是错误的，忽视了几条重要情报。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很大，以至当时站在米西克办公室里的我和怀特都听到了他说的话：“把这份报告收回去！”米西克拒绝了他，说她的报告是有分析员支持的。利比将事件升级，报告给了特尼特的副手麦克劳林。米西克说，如果要她收回报告，她就辞职。麦克劳林和特尼特都支持米西克的原则立场——该报告代表了CIA对该问题的看法。最终特尼特打电话给哈德利，说：“我们关于伊拉克恐怖主义报告的讨论到此为止。”此事至此算是告一段落。利比恐吓米西克是我从业33年看到的最明目张胆的企图将情报政治化的尝试，那也不是利比最后一次这么做。

就连布什总统也就这次争论表明了立场。每年圣诞前夜，米西克都会亲自为总统做PDB，让简报官休息一天。2002年12月24日清晨，她前往戴维营去见总统。当天简报结束，就在米西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总统说他知道了关于伊拉克恐怖主义报告的争论，希望她明白他本人是支持她的。总统说他希望米西克和她的分析员们继续“实事求是”。总统的这一表态关系重大。

尽管有这份报告及其结论，仍有不少高级政府官员，尤其是副总统，继续公开暗示伊拉克和“基地”组织有持续不断的联系。这与分析不符，但暗示仍在继续，这并不利于美国人民了解真相。在《华盛顿邮报》2003年8月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70%的受访者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本人可能与“9·11”事件有牵连。

事实证明，那份题为“伊拉克对恐怖主义的支持”的报告整体判断是正确的，如果说那些判断有错，那就是它们事实上高估了伊拉克与“基地”组织的联系。错误判断之一是萨达姆的情报机构与“基地”组织在“9·11”事件之前很久就有联系。该情报来自一位名叫伊本·沙伊哈·利比（Ibn al-Shaykh al-Libi）的“基地”组织特工，他在接受埃及情报部门的审问时提供了这一情报。在利比被移交美国关押后，否认了他说过的话，称他之所以跟埃及人那么说，只是因为他觉得那是他们希望听到的。

萨达姆倒台后，美国从未在伊拉克情报部门或其他任何伊拉克政府机构的档案中发现任何迹象，表明伊拉克人与“基地”组织有过一丝一毫的联系。

遗憾的是，米西克、怀特和我都没有以同样严谨的态度对待CIA分析员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的评估。虽说对于这一点我们都很后悔，但我认为其部分原因在于特尼特让国家情报委员会来牵头。对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的高级官员鲍勃·沃波尔小心谨慎，经验丰富，所知甚多，颇受欢迎。2002年秋发表的那份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情报评估（NIE），正是由沃波尔直接与分析员及其中层管理人员合作起草的。NIE代表了整个情报界对某个问题的权威看法，得到了认真对待：由分析员们参加的协调会议非常严格，NIE是经过整个情报界每一个机构的领导人批准的。

这份特殊的NIE题为“伊拉克在继续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其中写道，“我们判断伊拉克罔顾联合国各项决议和限制，继续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该评估还提到巴格达方面正在积极实施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计划、伊拉克在重建其核武器计划，以及伊拉克拥有的导弹射程超过了联合国的设限。

关于这份NIE的争议很少（有一个机构，即国务院的情报所，对该评估报告的一个方面，也就是核问题，提出了异议，除此之外均认同它的结论），因为从全球各地的情报部门到智囊团再到联合国本身，几乎每一个考察该事务的人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没有局外人、没有一个持不同意见的团体、没有人迫使各方展开更广泛的讨论，以使分析员进行更严谨的评估。小集团思想也是个问题。有人认为是布什政府中那些采取主张强硬路线的人迫使情报界选择了这一立场，这一看法显然是错的。没有谁促使我们做什么。分析员们都已在情报界工作多年，他们早在布什总统上任很久以前就已经是CIA的分析员了。

最大的异议来自美国能源部（DOE）。虽说DOE分析员也同意伊拉克人正在重建其核武器计划，但他们不认为伊拉克人从海外购买的铝管是用来制造离心机的。CIA分析员认为，这些铝管的大小正好可以用来制造离心机转子的外壳，那些离心机能够产出高度浓缩的铀。虽然伊拉克人声称铝管是用来制造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的，但我们不这么认为，因为就火箭发射系统来说，它们太高端，也太昂贵了。DOE就CIA的观点提出了长篇大论的异议，但美国国家地面情报中心（NGIC）同意CIA分析员关于铝管是为了建造离心机的意见，同时也支持它们并非用于制造火箭的观点。NGIC是常规武器的权威部门，因为其在这个问题上的专业度很高，情报界的高级领导人都很看重它的看法。

在我还在为总统做简报期间，曾经为总统现场展示过伊拉克从一家外国公司购买的铝管。CIA曾经通过秘密渠道获得过一根铝管，一个周六，我把它带到戴维营去给总统看。那根铝管直径约15厘米，长约1.2米。特勤人员警觉地看着我携带着那么一根管子进月桂苑做简报，但没有上前阻止我。（还有一次，我在事先征得特勤处同意的情况下，带着一个新的恐怖主义暗杀工具走进了椭圆形办公室。CIA不允许我在本书中详细描述该工具，虽然将近15年过去了，但它仍属极敏感信息。）我把那根铝管给总统看，向他解释了它的作用。但那部分简报多半没什么用，总统似乎不感兴趣，一根管子本身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本该对此心知肚明。

当然，问题不仅仅在于简报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比这严重得多的问题是我们错了。我们关于铝管的分析是错的，它们的确是用于建造火箭发射系统的，我们怎么也想不出伊拉克人为什么会购买因技术领先而非常昂贵的铝管。这突出了一个与分析有关的问题，即镜像法分析。在这个具体事件中，我们知道美国军队根本不会使用这种高端的铝材来建造火箭发射器，因此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伊拉克人也不会这么做。

除了关于导弹的判断，那份NIE中几乎其他所有判断也都是错误的。我们后来发现的证据表明，萨达姆已经终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目的是早日摆脱令伊拉克经济陷入困境的制裁。一旦制裁解除，他当然打算重启该计划。但情报界和CIA的问题在于，我们关于伊拉克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绝大多数判断都是错误的。

如果米西克、怀特和我像对待伊拉克与“基地”组织的联系问题那样，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我不知道最终的结果会不会有所改变。也许会，也许不会。但如果当时我们这么做了，得到正确答案的概率会大得多。

***

在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我最重要的工作或许就是参与撰写了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就伊拉克问题在联合国发表演讲的讲稿。

2002年年末，约翰·麦克劳林把鲍勃·沃波尔和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身为特尼特副手的麦克劳林和我一样，也是以情报分析员的身份入行的。除了是个分析员外，约翰还是专业魔术师，他曾为阿根廷总统表演魔术，拿着一张1美元的钞票，反复折成一个小方块，再打开，最后变成了一张100美元的钞票。阿根廷总统看着约翰说：“我想聘用你来做我的财政部长。”离开政府部门后，麦克劳林有一次来我家吃饭，他在饭后宣布，为了让孩子们高兴，他打算给他们变魔术。孩子们聚拢在麦克劳林身旁，每人手里拿着一张1美元的钞票，因为我跟他们讲过阿根廷总统看魔术的故事，他们这是要来变现了。

作为情报分析界的领袖，麦克劳林也有魔术师般卓越的表现，关于这门特殊的技艺，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约翰的方法后来也变成了我的方法，那就是连珠炮似的提问，迫使分析员们比独自思考时想得更深入。在所有在世的中情局前副局长中，我觉得约翰算是我们这个行业首屈一指的大师。

那天在他的办公室，麦克劳林对沃波尔和我说：“白宫已经决定，我们需要在联合国创造一个‘阿德莱·史蒂文森时刻’。”（这是指1962年8月史蒂文森手持U-2侦察机拍摄的照片，在古巴导弹计划问题上与苏联人对峙。）“你们需要撰写3份文件，为讲稿撰写人提供这一事件的相关信息。”麦克劳林说。

和往常一样，沃波尔的任务是撰写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文件，而我则牵头撰写另外两份文件：一份事关伊拉克与恐怖主义的联系，另一份事关该国的人权记录。麦克劳林明确规定，这些文件绝不可凭空编造，必须根据已经完稿的现成情报来编写。为撰写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文件，鲍勃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已经发布的NIE。我用作凭据的则是我们颇有争议的伊拉克恐怖主义文件——至少在“滑板车”利比的办公室里如此，以及CIA分析员就伊拉克糟糕透顶的人权记录所做的其他工作。

这3份文件在各部门传阅了一周左右，之后麦克劳林就把它们发给了白宫。这3份文件显然被一一阅读过了，因为一天下午，以哈德利为首的若干白宫官员专门到访中情局就3份文件进行讨论。他们问了很多问题，旨在清楚地了解我们在说什么，偶尔也会问我们为什么会在文中漏掉某个具体的情报。会议进行得很顺利，我们也再没有听到白宫就这3份文件有任何其他意见。后来我们了解到，国务卿鲍威尔已被选为在联合国讲话的官员，他的讲稿撰写人正在为他撰写讲稿。

2003年1月底，鲍威尔希望和手下的几位工作人员一起来CIA做最后的定稿工作。这真是我从业多年听到的空前绝后的奇怪要求，但他的目的也一目了然：鲍威尔并非要发表一些乔治·特尼特和约翰·麦克劳林无法支持的言论，他只是希望人们看到他的姿态；在CIA准备联合国讲稿，在讲话时有特尼特的支持，这就是最好的表态方式。特尼特答应了鲍威尔的要求，让我负责确保鲍威尔及其助手们的一切要求都得到满足。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特尼特的决定。特尼特的分析部门领导米西克认为，在中央情报局准备政策讲话，此举跨越了情报与政策之间的界限，即情报官员应该就形势进行客观分析，由决策者来制定政策。米西克对此反应非常强烈，提出她本人将不参与这一过程。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深刻理解了她坚持原则的立场。我自己当时的看法是，我们的任务只是对国务卿的讲话进行事实核查，而不用参与撰写。此外，虽说鲍威尔在CIA准备讲稿可能会制造一些认知方面的问题，但我觉得大家真正做了哪些事情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我们一方面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另一方面又能履行对美国人民的责任，两者并不矛盾。

鲍威尔带着他的讲话草稿走进CIA，草稿中包含有大量未知来源的信息。我被派去调查何以如此。国务卿的两位讲稿撰写人都是中情局前雇员，因此我亲自去找他们询问：“你们撰写讲稿的依据是什么？”我本以为他们会拿出沃波尔和我在麦克劳林的要求下撰写的3份文件，没想到他们给我看的东西全然不同，那是几份由副总统办公室撰写的文件。我随手翻了翻那几份文件，看到的判断完全超出了CIA的分析结论，其中的事实也是我闻所未闻的。

副总统的工作人员不仅自行撰写分析报告，将他们的观点强行灌入国务卿的讲稿，还空降到CIA总部为自己的观点游说。副总统的工作人员约翰·汉纳（John Hannah）带着他的文件夹来到兰利，里面满是关于萨达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情报”，他甚至还私自占用了米西克的私人会议室。

我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要拿到该讲话的每一份草稿，与鲍勃·沃波尔和分析员们坐在一起讨论，问他们：“这里的所有事实都确凿无误吗？分析都是正确的？我们可不可以无条件支持这份文件？”该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分析员们会问：“这是哪儿来的？”汉纳加入了我们，用手翻着他厚厚的文件夹，取出一份情报报告说：“从这儿来的。”随后分析员们和汉纳就要花时间辩论这份情报的可信度或意义，每次辩论都是分析员们获胜。就这样，我们慢慢地从讲稿中删去了副总统的工作人员擅自加入的全部内容。

由政治官员进行这种程度的情报分析，这是我职业生涯中前所未见的。副总统办公室的官员试图身跨两界，既做分析员又做决策者。在五角大楼道格·费斯（Doug Feith）的办公室里也有同样的故事发生，费斯是国防部长身边最高级别的政策顾问，他设立了他自己的情报分析部门。

我的办公室距离米西克的会议室只有三五米远，汉纳在分析过程中问我可否单独与他聊聊。我说：“当然。”他礼貌地问我，为什么英国方面提供的伊拉克在非洲购买铀的情报没有出现在讲稿里。“因为我们不相信那份情报。”我说。“但是，”他说的也不无道理，“在沃波尔的NIE中提到了啊。”“嗯，”我说，“我觉得在NIE中有提请注意的警告，不管怎么说，分析员们有足够的理由说明他们为什么不相信这份情报。”我提出可以把分析员请过来亲自向他解释，他同意了。我们的一名顶级分析员花了几个小时帮他理清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路。汉纳再也没有跟我提及此事，我也没再听到有关传说中的伊拉克企图购买铀的只言片语，直到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讲话中提到这一点。

每一份讲话草稿都要经过我和分析员们的共同审查，每完成一轮，被临时安顿在特尼特局长会议室的国务卿鲍威尔都要字斟句酌地浏览一遍。我觉得他是希望充分了解其中的信息，以便于以公众理解的方式抑扬顿挫地讲出来，并确保特尼特和麦克劳林都支持他发表的讲话。整个周末，国务卿总共在会议室里待了几十个小时，提问更是接连不断。

在此过程中，主要是麦克劳林、沃波尔和分析员们在回答问题，鲍威尔请我们逐点提供支持最终判断的证据信息。随着我们深入挖掘信息，我似乎看到很多证据链在我眼前瓦解了。瓦解的不是白宫添加的材料——我的团队已经删除了那些没有根据的材料，在我眼前土崩瓦解的是NIE中用来支持判断的许多事实。我产生这种想法，但没有对特尼特、麦克劳林和米西克说明，因为我认定NIE中的很多判断还是有实实在在的事实基础的。我很后悔当时没有这么做，不过，我确实不知道如果我对他们说了，情况会有什么不同。

我们还错过了一个更加重要的机会，是关于我们对萨达姆拥有的移动式生物武器生产能力的判断。这一判断基于我们从四个来源获知的情报。其中一个来源隶属于国防情报局（DIA），在2002年NIE发布之后（但在我们与鲍威尔的讨论会之前），DIA获悉此人是一个“编造者”（出于多种原因，这个情报源撒了谎，这么做往往是为了使他本人看上去更有价值）。DIA修正错误，撤回了原始情报。但讲话草稿中提到了该情报源及其情报，包括当天与国务卿一起出现在会议室中的DIA代表和我们的分析员在内，谁都没有提到该情报是编造的且已被撤回之事。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绝口不提。几个月后我得知此事时非常震惊，给米西克写了一张便条，称这一事件是“分析失当”。

另一个来源是一个德国人，他有一个好记的代号“弧线球”
[5]

。在战争爆发后，并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库存，我才听到有人议论说，德国人并不信任他们自己的情报源。在撰写讲稿时，我并不知道CIA驻欧洲分部的特工们希望麦克劳林了解德国人对“弧线球”说的话有所怀疑。麦克劳林的执行助理召集特工和分析员们开了一个会，后者坚称他们相信该情报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他三个情报源支持他的说法（这通常不是证实某人可信度的理由），并且由国家实验室进行的一次独立调查也表明该情报是可信的。（国家实验室是为美国政府进行关于核武器和其他先进武器研究的机构。）不管怎么说，分析员们显然提出了有力证词，说明执行助理没有理由突出强调德国的担心。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麦克劳林或特尼特当时了解这一争论。最终的事实证明，“弧线球”确实是个编造者，他后来承认之所以撒谎，是因为他个人意欲除掉萨达姆。

如今回头看，这可能是个转折点。如果分析员告诉了鲍威尔、特尼特和麦克劳林四个情报源里有两个可信度低，可能就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了。即使我们不会因此而认真审查更大范围的问题，起码也会认真审查一下移动实验室这个具体问题。三人中起码有一个一定会说：“如此说来，难道这份讲话稿中还有什么地方缺乏可信度？”

国务卿讲稿中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部分内容的审查相当系统全面，而关于恐怖主义部分的讨论很短，但颇富戏剧性。讲稿该部分的第一稿（那是由“滑板车”利比或副总统办公室的某位助手写的，没有经过我的审查）虽然没有直接说，但暗示了萨达姆是“9·11”事件的同谋。那当然不对，国务卿鲍威尔立刻看出了错误。好几位白宫高级官员，包括赖斯和哈德利，都与国务卿一起参加该会议，利比当时也在场，鲍威尔对特尼特说：“乔治，你不相信这些关于伊拉克和‘基地’组织的鬼话吧？”特尼特说：“不，国务卿先生，我们都不信。我不知道那些话是从哪儿来的，不过我们会改正的。”特尼特继而转身跟CIA恐怖主义分析办公室副主任菲利普·马德（Philip Mudd）说：“这一段重写。”利比没说一句话。那是另一次将恐怖主义分析政治化的企图。国务卿最后在联合国关于伊拉克和恐怖主义问题的讲话，基本上与马德在鲍威尔和特尼特对话之后那几个小时所写的没有出入，且内容完全符合关于此话题的第二份CIA文件——《伊拉克对恐怖主义的支持》。

***

国务卿鲍威尔近年来好几次表示出懊恼，说情报界没有一个人公开站出来向他道歉，他们罔顾他一贯诚实严谨的声望，向他提供了糟糕的情报作为他联合国讲话的事实依据。我绝对相信CIA没有任何人会故意误导他，将情报分析政治化，或者试图提供不准确的情报，但CIA和整个情报界的确辜负了他和美国人民的期望。因此，作为当时提供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分析报告的领导层中的一员，我希望借此机会向国务卿鲍威尔公开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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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的逼近，CIA内部许多中东问题专家的观点都是明确反战的，他们担心推翻萨达姆政权可能会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虽说CIA不应该明确提供政策建议，但我认为，我们在战前确有责任就战后可能出现的情况提供一个详细的分析，就战争最终带来政局稳定还是一派混乱的问题，明确列举出可能的关键决定因素。这份分析报告根本没写（鉴于总统决策的重要性，那应该是一份《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没有分析员倡议撰写这样一份文件，在整个领导层中（从CIA的一线主管到总统）也没有哪个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我个人对战争的情绪很复杂。一方面，基于分析员的观点，我认为萨达姆拥有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正在重新启动其核武器计划，也正在制造不同射程的导弹来发射那些武器。我不怎么担心萨达姆会把这些武器提供给“基地”组织，反倒更担心他最终会自己使用那些武器。我担心他得到核武器之后会有信心在该地区推行更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更糟的是，萨达姆多年来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的数十次决议，联合国在他眼里无关紧要。另一方面，萨达姆并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我对美国的军事行动感到有些不安，这是在国家安全并没有危在旦夕时，将年轻的美国士兵推向生死未卜的战场。我担心军事行动会造成始料未及的后果，那一定是规模庞大且意义深远的。

事后诸葛亮们批评起开战决策来自然不费力气。我理解总统为什么会觉得战争是必要的，也很难说有谁在面对同样的事实和精神负担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毕竟，国会的大多数成员也出于与总统相同的原因，认为那场战争非打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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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我们知道自己判断失误，我已经在执行另外一项任务了。我们不是突然之间醒悟的，而是慢慢地了解到真相。随着盟军在伊拉克的地面部队未能发现任何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的证据，特尼特启动了对整个事件的彻底调查。最终真相大白之时，我们意识到，那是CIA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情报失误。

关于失误原因，相关文件和说法已有很多，我也并不想为失误找借口或者为我们自己辩护。但在花了很多时间分析我们为什么会如此大错特错之后，我觉得我有几个颇有价值的解释。这当然不是全面彻底地分析这次重大的情报失误，而只是突出说明几点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

首先要说的是，CIA关于萨达姆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判断既不新鲜也不稀罕。这两个事实当然不是在为CIA的错误开脱，但我们确有必要将它们考虑在内。这一分析结论可以回溯到克林顿政府执政时期，认为萨达姆拥有核武器计划的也不仅仅是美国情报界。关注这一事件的各个外国情报机构都持同样的观点，各国智囊团、知名大学教授甚至联合国也是一样。如果2002年你在伊拉克军事和情报官员中进行一次民意调查，相信你会发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会说，他们的上司正在实施积极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

有人认为是布什政府迫使情报界相信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根本站不住脚，没有人迫使我们——我们早就相信了这一点。至于我们向白宫提供了它想听到的情报，这一说法也很容易反驳。看看萨达姆与“基地”组织的关系问题吧。我们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拒绝提供我们没有确切把握的情报。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如果我们认为萨达姆可能没有那些武器，采取那样的立场无疑是疯了。一旦入侵伊拉克，有无库存立刻就会大白于天下。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疯狂到明知很快就会被证明错误，还要硬着头皮去打仗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大错呢？答案是情报界的分析和搜集部门都犯了大错——人们迄今为止一直不怎么讨论后者的错误。

首先，来看情报分析问题。分析过程出现的问题很多，但缺乏情报源不该算作其中之一（伊拉克是CIA和整个情报界的首要关注焦点）。其中一个问题是我所谓的“分析蠕变”。起初关于萨达姆及其计划的猜想变成了肯定的判断。我们最聪明的分析员团队在犯错之后吃一堑长一智，总算是看出了这个“分析蠕变”的问题。

其次，偏见无处不在。其中之一便是情报界分析员的“后见偏见”，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没有获得情报，导致萨达姆险些买到核武器，因此他们不想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另一个是“历史偏见”，我们知道萨达姆拥有化学武器并曾用它们对付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和伊朗人；如果他曾经拥有这种能力，他必定仍然拥有。

再次，评论偏见。20世纪90年代末，当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还是个普通公民时，曾经领导一个委员会评估情报界在一段时间内就外国弹道导弹对美国的威胁作何判断。他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分析员，并在团队会谈和最终报告中责备分析员只关注最有可能的结果，而不是最糟糕的结果。事实上，分析员们应该对两者予以同样的关注，不过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关于萨达姆的武器计划问题，拉姆斯菲尔德的委员会也产生了自己的偏见。

最后，巩固偏见，即如果事实可以支持人们的观点，人们就倾向于接受它们，反之则拒绝接受。我们依赖的某些情报源显然是外部团体有目的地送到我们眼前的，如异见团体伊拉克国民大会（INC），这类组织根本就不会有它不喜欢的情报诸如“萨达姆拥有核武器”，而我们却把这些情报源的报告误当成了事实。美军入侵伊拉克之后，伊拉克国民大会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比（Ahmed Chalabi）曾经吹嘘他的组织成员提供的情报，称他们是“误报英雄”。好吧，这么说也不无道理。

然而到目前为止，分析员们犯下的最大错误（这一错误可以囊括上述所有问题）并非他们就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得出了错误结论，而是他们没有严厉地追问过自己——对自己的判断到底有多自信。如果你如今拿到分析员撰写NIE时掌握的所有情报来读，得出的结论多半会是萨达姆拥有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计划，且正准备重新启动核武器计划。但如果分析员们在当时考虑得全面一些，严厉地追问自己对那些判断到底有多自信，他们很有可能会说：“我们不是很自信。”这会向总统和其他决策者传达一个完全不同的信息，也很有可能会影响后者的决策。

任何人看到如今已经解密的NIE关键判断，都会知道文件结尾的文本框简要地讨论了分析员的信心水平，说明分析员对其关于萨达姆拥有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并正在重启其核计划的判断高度自信。但分析员们在做出该声明之前并没有真正认真地思考过，那只是他们的直觉反应，并不表明他们对信心水平问题进行了全面评估。整个过程中缺乏这样一个严格的评估。当时，评估根本就不属于分析员的分析手段。

为什么我认为如果我们当时仔细考察了这个问题，会报告我们的信心水平较低呢？因为我们分析的绝大多数情报至少都是4年前的情报了，这些情报可以回溯到1998年，也就是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被赶出伊拉克之前；在核查人员离开该国之后，我们得到的情报相当有限。此外，我们之所以认为萨达姆已经启动积极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所依据的多半是间接推断的证据。如前所述，我们过于依赖这一认知，即他曾经拥有化学武器，曾经使用化学武器，且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时险些就要拥有核武器了，那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他曾经拥有化学武器且曾经希望拥有核武器这一事实，实际上与他在2003年是否这样做毫无关系。

除了在NIE的关键判断中就信心水平有几句简短说明外，在其他方面，我们也给人们留下了分析人员高度自信的印象。NIE的文本措辞字斟句酌，“关键判断”部分却写得很潦草。在给总统撰写情报分析时，分析人员都自认是相关问题的权威。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从未挑剔过乔治·特尼特著名的“大灌篮”
[6]

的说法。分析员谈论或撰写其判断的方式往往会导致所有人都相信那就是一个“大灌篮”，也就是说，萨达姆肯定正在实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没有谁曾经跟我、米西克、麦克劳林、特尼特、赖斯或总统说：“你知道吗，他有可能根本没执行什么计划。”这句话一定会让每个人警觉起来的。

在伊拉克情报失误出现之后，CIA情报分析部门曾花很长时间考虑导致我们失误的原因是什么。米西克设立了一个吸取教训工作组，名为“伊拉克评估小组”。这是一项重要措施，因为它表明情报处愿意对失误承担责任。该评估小组全面而严格地对问题进行了审查，指出了若干失误之处，也提出了若干重要建议。美国军队在飞机失事之后会定期进行“安全整顿”，米西克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就专门花了几天时间，让评估小组将其调查结果通报给CIA的每一位分析员。后文还会谈到米西克是如何善后的，她表现出了卓越的领导能力、正直的态度和专业作风，由于她的努力，CIA如今的工作方式比那时合理多了。

评估小组提出的一个关键建议后来得到了采纳，那就是在以后所有的重要情报分析中，分析员必须就其对所表达判断的信心水平进行全面评估和明确表态。这一做法如今已经成为分析员和决策者根深蒂固的习惯。信心水平如今已经是CIA、情报界和战情室每天日常对话的常规话题。关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 Assad）是否在2012年和2013年对自己的人民使用了化学武器的问题，分析员的信心水平也成为讨论内容的一部分。起初分析员的信心水平很低，但几个月后，他们的信心水平就很高了。决策者非常清楚分析员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因为在此期间，我们在副职委员会会议上也会定期就此展开讨论。

情报界之所以会在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方面出现失误，还有第二个主要原因。与分析失误不同，人们很少在公开场合或政府内部讨论过这个原因，事后也没有就这个原因展开调查，并汲取教训。那就是情报搜集员（包括CIA和NSA的情报搜集员）未能渗入萨达姆的核心集团，只有在那里才有可能了解到真相。CIA和NSA的行动部门领导层应该要求相关人员对汲取的教训进行评估，但他们没有这样做。

当然，要接触到萨达姆身边的那几个人非常困难（只有这几个人真正了解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现状），其主要原因是伊拉克是一个“禁区”，也就是美国政府从未或极少正式出现的地方。我们在伊朗和朝鲜等不透明的政权中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总是不怕麻烦、竭尽全力确保所有行动都在暗中进行。但困难始终不能算作借口，因为迎难而上是情报界的本分所在。此外，我们至少应该告诉总统及其国家安全团队，我们无法接触到萨达姆本人及其核心圈子。

我觉得CIA的情报搜集方面失败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把关注焦点放在了在伊拉克的秘密行动上，这应该在未来的工作中引以为戒。20世纪90年代，美国一直专注于伊拉克的政权变化——1998年美国国会公开宣称这是美国的国策，CIA自是行动先锋。当时，我们的行动官员日常工作的目标就是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建立联系，他们可能会参与颠覆萨达姆政权，当时也为我们提供应该针对萨达姆展开行动的具体地点。我们搜集情报的关注点是在萨达姆的军队中找到逊尼派成员，他们可能愿意且能够颠覆萨达姆政权并掌控国家（并在此过程中与美国建立一种新的、全然不同的关系）。因此，在关于伊拉克的其他问题（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的情报搜集工作就受到了影响。

要知道CIA没有权力授权秘密行动，这是需要获得美国总统指示并签字的一项决策。秘密行动需要付出很多隐性代价，其中之一便是它会让人分心，无法进行传统的外国情报搜集工作。当一届政府给CIA分配任务，让它进行某项秘密行动时，它并不会分派更多的人来执行这一任务。国会的各监督委员会会收到关于那些秘密行动的简要通知，有时候也会提供额外资金，但不会仅以新计划为由提高CIA的人员管理费用。这样一来，那些本应该试图从萨达姆的核心圈子搜集情报、发现萨达姆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和能力的人，就被派去寻找愿意颠覆萨达姆政权的那些将军了。

我们掀起了一场不完美情报的完美风暴，我们未能搜集到有用的情报，从而避免不精确的分析，也没有严厉地追问自己对已掌握的情报到底有多自信。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两点中的任何一点，情报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会不同——政策结果也可能会有所不同。

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后，率领搜查人员在伊拉克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查尔斯·迪尤尔费尔的结论是：萨达姆希望维持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假象，以便震慑他的头号敌人伊朗。但迪尤尔费尔发现，萨达姆原本以为，以美国情报部门的卓越能力，应该能够发现真相，因此美国最终可能会减轻对伊拉克的制裁，且更重要的是不会对伊拉克发起攻击。事实证明，连萨达姆都对美国情报部门的能力过于信任了。

查尔斯·迪尤尔费尔曾给我讲过一个关于萨达姆的故事，很有启发性。在被美国监禁期间，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萨达姆病了，需要医疗护理。他被带到美国的一个军事基地，竟在那里调戏起一位护士来。不出所料，护士没有理会萨达姆的调戏。在回监狱的路上，萨达姆问他的美国护卫（萨达姆已经跟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什么护士对他不理不睬。护卫开玩笑说：“美国女人喜欢脸上有毛的男人。”第二天萨达姆就开始蓄须了。几周后，萨达姆走进即将审判并宣判他死刑的伊拉克法庭时，留着满脸大胡子。包括一位CIA前分析员在内的媒体评论人都猜想萨达姆是希望自己的样子更像伊斯兰教徒，以博取法庭中宗教人士的同情。公众没有想到，真实的原因是他想博取一位美国护士的欢心。萨达姆总是对美国人判断错误，这就是一个幽默的例子。

迪尤尔费尔还跟我说，萨达姆曾说过，他认为美国不反对他于1990年入侵科威特。实际上，萨达姆说：“你看，如果你们这帮家伙不想让我进入科威特，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说你们会部署50万军队、6个航空母舰战斗群、1400架战斗机和32国组成的盟军？我又没疯，如果你们跟我说了，我才不会踏入科威特半步呢。”他又一次以为美国足够聪明，知道他在做什么，因而认为我们对他入侵科威特没意见。这是他的又一次判断失误。

所有这些故事为我们描述了一幅我们和萨达姆相互判断失误的图景。这也正是我们会发动战争，导致他的政权最终覆灭的原因。

***

我们害怕“基地”组织，如果一个像伊拉克那样的政权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拱手送给该组织，我们害怕可能会给美国带来灾难，这让我们最终选择了战争。奇怪的是，我们一路向伊拉克进军的主要成果是创造了一个环境，帮助“基地”组织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基地”组织意识形态的扩散早在塔利班2001年年末垮台后、其部分行动人员离开南亚之时就开始了，关于美国人意欲让伊斯兰国家陷入战争的说法则进一步加速了它的传播。

[1]
《与媒体会面》（Meet the Press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制作的新闻访谈节目。该节目是全世界播映史上最长久的节目，从1947年11月6日首播持续播出至今，也是美国收视率最高的晨间访谈节目。

[2]
提姆·拉瑟特（Tim Russert，1950—2008），美国记者，主持NBC星期日访谈节目《与媒体见面》长达16年，曾采访过众多政治人物，以材料准备充分、提问尖锐但不失恭敬、分析时政深入浅出著称。于2008年6月13日在工作时因心脏病突发离世。

[3]
“黄色结块”（yellowcake），浓缩的铀矿半精炼氧化物的俗称。

[4]
“滑板车”（Scooter）是切尼的国家安全助手小欧文·路易斯·利比（Irve Lewis Libby，Jr.）的绰号。

[5]
“弧线球”（Curveball），意喻此人手段狡猾。

[6]
“大灌篮”（slam dunk），篮球术语，此指确凿无疑之事。

第六章　“基地”组织的9条命

2013年年初，CIA的反恐分析员们来到我的办公室，提出举行一次副职委员会的预备会议，与会者包括政府中各主要国家安全部门和机构的副职们。在我任职副局长期间，这已经是家常便饭。在一次会议上，一位分析员递给我一张纸条，说：“关于‘基地’组织对美国的威胁，我们的看法都在这里了。”那是一张量表——一张恐怖威胁量表，最左端是“毫无威胁”——那位分析员说“那是最好的状况”，最右端是“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分子”——另一位分析员补充道“那可不是什么好事儿”。“没错。”我答道。

前一位分析员没有受到我的干扰，继续指出，量表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点的左侧就是“基地”组织在“9·11”事件发生时的状态：有能力同时实施若干灾难性袭击，导致数千人丧命；稍靠左一点儿，恐怖威胁程度是能够实施单次重大袭击，导致数百人丧命；再往左，在“毫无威胁”的右侧是孤狼——与“基地”组织没有联系但受到该组织的意识形态蛊惑的个人，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就属于这一类别。

我把这张表拿到副职委员会的会议上给同事们看，并跟他们说：“这是个好办法，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看待来自‘基地’组织的威胁，并以此为依据考察我们今后应当如何对付这一组织及其同盟。”他们都表示同意。当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分子是所有人的噩梦，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但即使事情没有那么糟糕，恐怖袭击仍然相当可怕。我们可不敢自我陶醉，美国公民和同盟国家的安危可全都靠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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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拉登乐于见到美国介入伊拉克。他认为，美国向伊拉克派遣士兵完全符合他设定的路线。他认为，苏联入侵阿富汗并投入了大量金钱和大量年轻人，这种行动大大削弱了苏联的国力。他还认为，“圣战”组织把苏联赶出阿富汗的行动，是对其国际声望的一次沉重打击，对苏联的解体功不可没。他现在想照猫画虎来对付美国，即把美国拖进阿富汗和伊拉克，眼看着美国耗费大量资源，然后再把美国赶出中东，最好能在此过程中摧毁这个国家，毕竟在他的想象中美国一直都在企图破坏并最终摧毁伊斯兰教，是他的头号敌人。

但本·拉登本人远离伊拉克。在美伊战争爆发之前和最初的几个月，他躲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区。那几年，我们从未找到他确切的藏身之处。2005年，他搬到了位于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一座新建豪宅，准备在那里度过接下来的6年。他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目标是继续领导“基地”组织袭击西方世界，同时还要应对他的组织所发生的迅速而显著的变化。区区5年里，“基地”组织在CIA分析员威胁量表上的威胁程度几起几落。那是一段非同寻常的历程，既表明了该组织的脆弱，也显示了它的恢复力。

我认为，这段历史给反恐工作最基本的教训是——“基地”组织有9条命。当西方及其同盟持续对“基地”组织施加压力，当“基地”组织担心其自身的安危更甚于其行动时，该组织的能力便日渐消退；当压力消失，“基地”组织又可以自由运作之时，其能力便日益增长。无论“基地”组织在何方采取行动，这个模式都会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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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年底被赶出阿富汗之后，本·拉登的某些高级属下迁至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的偏远地区，但大多数属下藏身于巴基斯坦多个居民区内事先安排好的藏匿处，并迅速重新组织起来。与此同时，很多关键成员决定离开南亚，重返原住地。这样一来，无论是留在南亚还是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都构成了威胁。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开始将“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在南亚以外广泛传播开来。伊拉克战争并未触发该意识形态的传播，却强化了它的负面效应。

到2001年年底，作为“9·11”事件的主谋，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Khalid Sheikh Mohammed，KSM）声名日隆，促使其投入一项新的任务——为“基地”组织主管外围行动。KSM在巴基斯坦的藏身之所进行指挥，迅速开始策划打击西方的新行动。KSM在短期内便启动了数项密谋，包括理查德·里德（Richard Reid）在2001年12月企图用鞋子炸弹击落美国航空公司从巴黎飞往迈阿密的一架飞机，以及2002年4月成功袭击了突尼斯的一座犹太教堂，导致19人丧生。KSM还计划利用从沙特阿拉伯招募的行动人员劫持飞机撞向伦敦希思罗机场，雇用来自东南亚的恐怖分子对加州摩天楼群实施类似的飞机袭击，还派出一队巴基斯坦人偷运炸药到纽约，准备袭击加油站、铁轨和桥梁。除了这些密谋，KSM还准备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对美国领事馆、机场的西方旅行者和居住在卡拉奇地区的西方人同时实施打击。KSM因成功发动“9·11”事件而信心倍增，越发好斗。我们后来得知，他还亲手斩下了《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尔·珀尔（Daniel Pearl）的头颅，残暴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相信KSM就是邪恶的化身。

珀尔遇害次日，我碰巧重新负责为总统做简报。我是替我的继任者代班的，他当时休假一天。我和特尼特进行简报前的最终准备会议时，他问我是否要给总统播放珀尔被斩首的视频，这段视频已经被“基地”组织发布到互联网上了。我说：“我看过了，但无论如何都不能给总统看这个视频。”特尼特和我在进入白宫西翼大楼后遇上了赖斯，她也询问了有关那段视频的事。现在，我开始怀疑不给总统播放这段视频是不是个错误的决定。在关于珀尔被谋杀的讨论中，赖斯对总统说“如果您想看的话，迈克尔有这段视频”，答案就变得确凿无疑了。总统厉声说道：“我为什么想看那东西？”我觉得自己的能力得到了证明，我还没有丧失对于该向总统上报哪些信息的判断力。

在“9·11”事件后的混乱状态下，那些来自南亚的行动负责人不止为KSM的密谋工作，他们还针对当地目标实施自己的计划，其中一些还造成了很大影响。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里杜安·本·伊索穆丁（Riduan bin Isomuddin），离开了阿富汗，成为恐怖组织“伊斯兰祈祷团”的行动领导人。他协助策划了2002年10月的巴厘岛爆炸案，造成逾200人死亡，还为2003年8月雅加达的万豪酒店爆炸案筹集了资金。

2000年10月，阿布德·拉希姆·纳希里（Abd al-Rahim al-Nashiri）在也门的亚丁港协助袭击了美国船只“科尔号”并得手，他也在“9·11”事件后逃离了阿富汗，重返波斯湾，这一次是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策划的。他在那里策划了2002年11月对位于也门沿海的法国内燃机油轮“林堡号”的成功袭击。2002年11月被捕时，他正在策划一系列的袭击活动，包括袭击位于沙特阿拉伯的一座美国大楼、驾机撞向停泊在阿联酋拉希德港的一艘美国军舰，以及袭击途径直布罗陀海峡的油轮等。

总之，在“9·11”事件之后，尽管失去了阿富汗的庇护，“基地”组织在短期内仍进行了其史上重要的密谋，密谋的范围显示了本·拉登所建立的组织的实力，尤其是在必要情况下重新在巴基斯坦各城市安顿下来的计划。这反映了“基地”组织的自信心，也反映出在“9·11”事件的余波中流入“基地”组织的资金增加了，这笔资金大部分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私人捐款。没有什么比一次成功的袭击更有助于恐怖组织筹集资金了。

所有这些行动负责人的共同点是什么？其共同点有三。第一，他们都致力“事业”和反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圣战”，本·拉登本人即是如此。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前在阿富汗与苏联作战，并目睹自己的朋友在最终取得胜利的战斗中死去。第二，他们希望体验KSM体验过的成功，他们希望取得对抗敌人的一场伟大胜利。KSM迅速崛起，在“9·11”事件后进入“基地”组织的最高领导层，这成了其他人效仿其职业道路的强大动机。第三，这些行动为他们在谈判桌上赢得了筹码。不是所有的恐怖分子都富有头脑、训练有素，实际上，很多人缺乏这些素质。但这些行动负责人都是这一代恐怖分子中的精英，极度致命——在阿富汗的战争中身经百战。这些行动负责人穷凶极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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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CIA打击“基地”组织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在此期间，我们对该组织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另外，由于CIA在“9·11”事件后获得了新的资源和授权，巴基斯坦政府也承诺共同打击“基地”组织，我们的工作有所回报。在我们所提供的情报的帮助下，巴基斯坦人接连逮捕“基地”组织的高级负责人。2002年3月，扎因·阿比丁·阿布·祖巴耶达赫（Zayn al-‘abidin abu Zubaydah）率先被捕。阿布·祖巴耶达赫是“基地”组织的主要协调人，1996年曾帮助本·拉登将其队伍从苏丹转移到阿富汗。他曾资助艾哈迈德·拉希德
[1]

的旅费，并因为欲对洛杉矶国际机场实施“千禧年”系列袭击而企图进入美国。他负责“基地”组织的伪造文件行动，并管理该组织在阿富汗的一系列训练营，“9·11”事件中的一些劫机者曾参加其中的一个训练营。“9·11”事件后，阿布·祖巴耶达赫还曾帮助阿布·穆萨布·扎卡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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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50多名士兵偷渡出巴基斯坦，以便他们前往伊拉克。他们成为伊拉克主要的极端主义因素，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杀死了美国和联盟军的数百名士兵，此后又演变成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大肆发展的“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

祖巴耶达赫被捕后，他的同伴、“9·11”事件的主要协调人拉姆齐·本·希布赫（Ramzi bin al-Shibh）于2002年9月在卡拉奇被捕，KSM于2003年3月在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
[3]

被捕。巴基斯坦人和我们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以至“基地”组织余下的领导人及其行动负责人开始冒更大的风险，再次转移。“基地”组织的一些高层人士从巴基斯坦的定居区迁往伊拉克，在那里被软禁家中，但大多数搬到了联邦直辖部落地区（FATA），也就是巴基斯坦西部临近阿富汗的边境地区。

FATA非常偏远。这是个小地方——面积与马萨诸塞州大致相当，但崎岖险峻，山谷中散布着一些村庄。如果把山区面积也算进FATA的面积，其大小就上升到得克萨斯州的规模了。FATA是个半自治地区，居民极度自主。他们基本上不认为自己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对巴基斯坦军队和情报官而言，那里是危险地带；对于在那里参与军事行动的美国人来说，那里极端危险。

因为“基地”组织对FATA很陌生，他们难以在那里找到落脚之处，在此期间，该组织的能力急转直下。缺少了高级负责人、本地支持网络以及资金渠道，“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技能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美国的威胁都日益降低。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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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为总统做了一年简报，而且担任过情报处管理部门的三把手，我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命。2003年夏，我成为CIA高级专员，负责与英国情报分析部门联络。我们的关系很简单：美国和英国的目标是共享情报分析报告，看看我们在哪些方面达成了一致、在哪些方面还有分歧，并寻找产生分歧的原因。这一过程强化了我们为各自高级决策者提供的情报分析报告。

与我打交道的大多是英国内阁办公室的评估人员，那里的分析员每周要为首相和其他国家安全高级官员撰写2~4份评估报告。分析员撰写评估报告的依据是来自英国政府部门、CIA和NSA等同盟国机构以及公开来源的情报，他们尤其依赖英国三个情报搜集机构提供的情报，即负责搜集国内情报的英国安全局（军情五处）、负责搜集国外情报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以及与美国NSA对等的机构——政府通信总部（GCHQ）。

内阁办公室的分析员们每周必须向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JIC）提交评估报告。JIC是成立于1936年的英国政府机构，成员包括来自该国各情报部门的高级领导人，以及来自外交部、国防部和内阁办公室的国家决策者。JIC会稍作修改或不做修改便批准文件，或将文件退给分析员做更大的修改，抑或是根本不予批准。JIC是分析员的评估报告提交至首相的必经通道。美国没有设立类似的机构。

2003年夏到2006年年初，我作为代表被派往英国，与情报分析界接触，主要关注两件事：一是伊拉克，我们未能在那里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那里的安全和政治形势正在迅速恶化；二是“基地”组织，包括该组织构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及其长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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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开始履行这项新任务时，恐怖主义的威胁仍然一触即发，因为尽管“基地”组织当时正在FATA挣扎，但人们对“9·11”事件、对紧随其后的袭击筹谋之严重程度仍记忆犹新。

如此密切的关注对于我们战胜真正的威胁自是必要，但也有可能引发很多“假阳性反应”。影响最大的恐怕要数他们认定会在2003年年末发起的那场袭击威胁了。情报界某个通常不参与情报分析的部门认为，它发现了“基地”组织头目与国外行动人员取得联系的一个极其凶险狡猾的通信方式。（按照规定，我不得在本书中解释该通信方式，因为这仍然属于高度机密的情报。）

但我们的恐怖主义分析员对此情报不予采纳，因为几乎没有证据证明存在这种通信方式，我们从未见过这种方式，而且以“基地”组织的能力，似乎也不可能实现。情报界的许多高级领导人也不相信存在这种通信方式，但在理论上，我们不能轻易排除这种可能性。要是这种分析不幸言中了怎么办？

调查结果均以简报形式通报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以及国土安全部等相关部门。有些情报看上去已经非常具体，表明圣诞节前后的某几天将对某些航班发动恐怖袭击。

我们没有时间充分调查那些断言，以确定威胁存在与否。如果排除了那些可能性，若干跨大西洋航班却被成功地袭击了，人们就有理由攻击美国政府无视威胁。因此国土安全部下令取消了英国航空公司和法国航空公司的部分越洋航班。

在此之前，整个事件被严格保密。就在圣诞节前几天，CIA情报分析部门的二把手打电话给我，并将实情告知于我。他认为如果英国人对我提及此事，我最好心中有数。和CIA分析员一样，英国的情报分析员也不完全相信这个说法或结论。

不过，美国政府仍在继续采取能够将损失降到最低的措施。取消航班引发了严重的混乱，人们的恐慌情绪开始蔓延，已经不仅限于具体的航班了。就在圣诞节后，我的家人和朋友海因德一家去伦敦度假。海因德乘坐的是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回美国时，他们问我航班是否安全。这让我陷入了一个经典的职业伦理困境。作为一名情报官员，你不能有选择性地提供警报或建议。你向朋友们提供的建议不得与政府向公众提供的指导性意见不同。在当时的情形下，美国政府为谨慎起见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与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分析员的想法截然不同，我们认为威胁报告是假的。因此我只好含糊其词地回答说：“嗯，很多人都在努力确保那些航班的安全。”

最后，海因德一家还是按照原计划乘坐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回国了。乔、夏伦和他们的4个女儿惊奇地看到4架美国喷气式战斗机护送他们进入美国领空，直到飞机在杜勒斯机场安全降落。当夏伦打电话给我太太报平安时，我说：“你看，大家都在努力确保他们的安全吧。”

几个月后，我了解到原始警报的来源并不可靠，情报分析也问题重重。事实上，最终证明情报分析做得糟透了，对该分析的监管也有欠缺。但这一事件充分说明了当时人们的想法，反映出一旦涉及恐怖主义威胁，人们的态度就是“怎么小心谨慎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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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任职与英国情报分析界联络的代表期间，真实发生的事情是“基地”组织正在巴基斯坦的FATA发展和重建。和伊拉克一样，“基地”组织的死灰复燃也是美国和英国的头等优先事项。“基地”组织已经明确宣布下一个袭击目标是西欧。美国人倾向于认为“9·11”事件是一次罕见的美国事件，但事实上，在“9·11”事件中丧生的英国人比英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恐怖主义袭击都要多。我们的英国同事坚信，本·拉登跟他们之间的纠葛还在后头呢。

随着“基地”组织在FATA活动的时间越来越长，它逐渐与当地的军事组织建立起密切关系，其中有些是阿富汗组织，它们之所以跨越边境，为的是躲避驻扎在阿富汗的北约军队。“基地”组织在当地一扎根，就开始了它的重建之路。

由于在该地区开展工作非常困难，并且美国花费了很长时间才了解该如何开展工作，“基地”组织很快便站稳了脚跟。在那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基地”组织的压力缓解，它也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时机。到2005年年中，该组织已经强大到足以在西方开展复杂行动；到2006年年中，它重新获得了足够强大的能力，已经可以再次对美国本土展开“9·11”事件风格的大规模袭击。对于一个不断迁徙且失去了大部分高级头目的组织来说，这样的反弹速度着实令人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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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职CIA派驻在英国情报分析界的代表期间，我参与了英国方面与CIA反恐中心情报分析员的若干次谈话，与英国人讨论了大家越来越担心的事项。这类谈话中最重要的一次当数2003年秋反恐中心分析办公室副主任菲利普·马德来访那次。马德说话直接坦率、切中要害是出了名的，他可没兴趣跟人拐弯抹角。他的话见解深刻：我们已经看到“基地”组织的复苏，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它很快就会重建起“9·11”事件时期拥有的能力。马德带领分析员们一起探讨了相关细节：“基地”组织在FATA的某些城市利用当地的民兵组织壮大自己，再次获得巨额资助，又开始训练实施袭击的行动人员。这是个严重警告。

2004年3月，马德里若干辆通勤火车上的10枚炸弹发生爆炸（另外3辆火车上也有炸弹，但没有引爆）。这是西班牙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恐怖袭击，造成191人死亡，逾1800人受伤，且就发生在西班牙大选前3天。由于各袭击之间进行了很好的协调，几乎同步行动，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一定是“基地”组织所为。但西班牙的调查结果和我们获得的情报最终表明，该袭击与本·拉登及其在FATA的领导层无关。那些袭击者来自一个由摩洛哥人、叙利亚人和阿尔及利亚人组成的组织，他们与“基地”组织唯一的联系是本·拉登的教导鼓舞了他们。这是第一次因受到本·拉登的启发而爆发的重大袭击。我们和英国朋友现在不得不担心还有很多袭击计划正在谋划，策划者不只是本·拉登及其同党，还有很多崇拜但从未见过本·拉登的人。

波特·戈斯于2004年秋天担任CIA局长，他非常担心我们无法足够清楚地了解在FATA发生的一切，因而下令大幅增加针对“基地”组织的情报源，那是自“9·11”事件以来增幅最大的一次。我们基本上算是涌入该地区，以保证我们搜集关于“基地”组织复苏的有价值情报的机会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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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初，我在伦敦。那是一个凉爽的早晨，我正在英国国防部与英国分析员们开会。上午9时刚过不久，有人走进会议室，言简意赅地说：“伦敦发生了多起爆炸事件。”话音刚落，在场的人都起身离开了会议室，会议结束了。路面堵得一塌糊涂，我后来才知道，之所以路面上有那么多人，是因为那天早上伦敦地铁列车上发生了3起自杀性爆炸，人们都是从地铁站涌上街头的。没过多久，第4枚炸弹在塔维斯托克广场的一辆双层巴士里引爆了。这些袭击共造成52人死亡，近800人受伤。

我的第一反应是拿起电话打给玛丽·贝丝，她正与孩子们在佛罗里达州她父母家里过暑假呢。那不勒斯时间早上5点，我的电话铃声吵醒了她。“打开电视，”我说，“我很好。我爱你。我得走了。”然后就挂断了电话。那天剩下的时间我一直都在与英国人讨论，对本次袭击进行初步评估。

直到最后，夜深时分，我决定回去睡一会儿。我可以走路回去，但那天晚上我身心俱疲，因而选择乘坐公共汽车。上车后，我吃惊地看到所有乘客的行为跟平常没有任何不同。要知道仅仅12个小时之前，在距离此地仅4公里的地方，一位自杀式爆炸袭击者制造过一场爆炸案。然而，公共汽车仍然满员，没有人表现出一点儿惊慌，没有人用怀疑的目光看其他乘客。那就是英国人著名的“保持冷静，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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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英国人就是秉持着这种态度，在多年前经受了希特勒的闪电战和数百起爱尔兰共和军制造的爆炸事件。

几天后，我约见了我在内阁办公室评估工作组中的主要联络人。他似乎不怎么想见我。显然，世界上的每个情报机构都在等着见他们，希望能了解到目前为止英国发现了哪些关于袭击的情报，以便回国向各自的总部汇报。他和同事们都在忙着分析情报，没空通报。我注意到他的不安，试图让他别那么担心。“我不是来要通报的，”我说，“我来是为了表达哀悼之情。”此举虽小，但很真诚。我清楚地记得乔治·特尼特在2001年9月13日的简报中告诉乔治·布什总统，前一天，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蒂尔勒夫（Richard Dearlove）爵士及其他几位英国高级情报官员专程飞到美国，只待了一个晚上，为的就是向美国情报界致哀。那个举动让我们所有人感动至深，我希望以我微不足道的方式表达同样的哀悼之情。有了这一解释，房间里的气氛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我的联络人慷慨地腾出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接待我。

在接下来与英国分析员共事的那几周，我发现在英国，指手画脚的人相对较少，这让我印象深刻。英国当局迅速部署警察和情报部门的工作，但英国政客和英国媒体似乎并不像他们的美国同行那样，一遇到这类事件就急于找个（除恐怖分子以外的）替罪羊，把责任归咎于他人。这似乎是他们的通常做法。从一开始，英国人就及时对实施袭击的恐怖主义秘密分部进行了深入调查，但他们没有急着放马后炮。直到2010年10月，他们才启动了对袭击的独立调查。那次调查名为“死因调查”，最终于2011年5月就程序改善提出了一些建议，但相对于美国从“9·11”事件到2012年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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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事馆遭袭等一系列事件，指手画脚的人真是少之又少。

英国的评估明确指出（我们自己的评估也是一样）7月7日在伦敦实施的恐怖袭击是本·拉登和“基地”组织所为。与马德里的情况不同，这是一个在FATA受训的组织，就这样，我们关于本·拉登实力与日俱增的担忧第一次在战场上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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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我和英国人合作最密切的事项都是非常严肃的大事——伊拉克和“基地”组织，我在任期间倒也不乏个人的得意时刻。最值得一提的当属英国女王伊丽莎白邀请玛丽·贝丝和我一起出席白金汉宫的招待会。有趣的是，邀请函上没有标注做出回复的电话号码。当我询问如何告知白金汉宫我们很荣幸能被邀请参加时，得到的回答是“没必要答复，因为没人会拒绝女王的邀请”。我把这个回答复述给玛丽·贝丝，她说“礼仪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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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里对这一点可没有解释清楚。

接下来就是该穿什么的问题。邀请函上注明我应该身着“晚礼服”，也就是那种带长尾的黑色燕尾服，佩戴白色蝴蝶领结，身穿白色马夹。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前往租赁店了。邀请函上还注明玛丽·贝丝应该穿过膝长裙，如果是无袖长裙，当佩戴长过肘部的手套；如果是有袖长裙，则应佩戴一般的手套。邀请函上还明确说明绝对不能穿黑色长裙，因为黑色是悼念专用色。由于玛丽·贝丝有限的衣橱里只有黑色长裙，她只好也和我一样临时租赁一条裙子。

在租赁店，接待玛丽·贝丝的是两个可爱的女人，她们店里约有80条不同款式的长裙，各种尺寸都有。裙子租赁店的店长乔娜对玛丽·贝丝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从头到脚打量了她一番，然后从架子上拽出一条漂亮的深红色镶珠长裙，说：“嗯，亲爱的，试试这条吧。”玛丽·贝丝刚一穿上身，乔娜就把一条人造钻石项链围在她的脖子上，还在她的肩上搭了一条深红色披肩。我们立刻就选定租下了。玛丽·贝丝问如果要买那条裙子需要多少钱，答案几乎令她窒息，那条裙子比我们的车还贵。店里可都是高端的裙子。

精心打扮一番之后，我们在约定时间到达了白金汉宫。穿越了层层安全关卡，我们终于走上了铺着红地毯的主入口。玛丽·贝丝曾作为游客参观过白金汉宫，但这一次她说感觉完全不同。珠光宝气的宾客络绎不绝，女王的卫兵身穿制服站在那里十分耀目。宫殿本身富丽堂皇：近20米高的天花板、镀金的装饰线，大师级的艺术作品随处可见（我们就在一处看到了一幅伦勃朗的画）。这一切简直令人瞠目结舌。

用过酒水和晚餐，我们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来到画廊，并被告知应该在那里等待女王接见。最终，女王的3个卫兵正步穿过房间，这些相貌凶狠的彪形大汉在地板上跺着脚，预告王室成员即将到来。首先出现的是威塞克斯伯爵夫人索菲（女王幼子之妻）。索菲的出现是暖场的举动，她可爱而外向，头戴冠冕，那颗巨大的蓝宝石引人注目。随后出场的是女王，她看上去端庄而威严。站在她身边的是她的丈夫爱丁堡公爵菲利普。最后出场的是查尔斯王子和卡米拉，卡米拉一出现便十分抢眼，她温和、亲切而外向，坚持要和每个人握手，滔滔不绝地说起她刚刚在美国过得多开心。玛丽·贝丝立刻变成了卡米拉的拥趸。

接见完毕，招待会（以及我们童话般的夜晚）就结束了。我们走出宫殿前门，从宫门处远望长着一对翅膀的胜利女神尼克的金色雕塑。玛丽·贝丝说：“女王从卧室里看到的风景肯定很美。”我则又想起了“基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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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为代表被派驻英国情报分析界的那段时间里我在“9·11”事件的严酷考验中培养起来的信念更加坚定了，那就是我们跟恐怖主义者必有一战。因此在2005年秋，当得知有机会担任CIA反恐中心的副主任时，我激动不已。但在我履职之前，华盛顿的官僚作风还上演了一段小插曲。

2005年年末，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的顾问菲利普·泽利科（Philip Zelikow）要求见我。我们聊了一会儿从伊拉克情报失误中汲取的教训，之后他对我说：“国务卿希望由你来担任国务院的情报和研究局（INR）的局长。你感兴趣吗？”这对我来说可是连升三级——那是一个由总统任命、须经参议院确认的职位，会让我在情报界各机构的首脑中占有一席之地。我说我需要一两天时间考虑一下。

在考虑之后，我打电话告诉泽利科，我已经接受了反恐中心副主任这一低阶职位，此时反悔很不合适。我还告诉他，打击恐怖主义是我坚定的信念。

就在第二天下午，美国国家情报副总监，也是未来的CIA局长，迈克尔·海登（Mike Hayden）将军打电话给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海登都是我极为敬重的人。

“迈克尔，”他说，“我想让你知道，如果你接受了代表国务卿赖斯的那个工作岗位，那不仅是国务卿对你发出的邀请，也是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Negroponte，时任国家情报总监）和我对你的邀请。”我陷入了两难。我真正想要的是反恐中心的工作，但美国情报界最重要的两个人（严格地说，他们都是CIA局长的上司）都希望我去国务院工作。

于是我给CIA情报处的上司打电话，询问他我该如何行事。“我回头再给你打过去吧。”他说。当时我并不知情，但没过多久，CIA的副局长、海军中将、海豹突击队队员伯特·卡兰（Bert Calland）拿起电话痛责海登将军，说后者未经过戈斯局长或他本人私自给一位CIA官员打电话讨论工作职位实属莽撞无礼之举。

此事发生的那段时间恰逢CIA和刚刚成立、地位在CIA之上的国家情报局的关系极为紧张。多年以来，CIA局长一直是整个情报界的一把手，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CIA之外的人们认为，CIA这是受到了压制，也该杀一杀它的威风了。CIA内部的观点则是，国家情报局要求做出的那些改变，要么是在重复CIA已经做过的工作，要么根本就是将国家置于危险之中。要解决的事务堆积如山，而对于其中几乎每一项事务，双方都要争论一番。

但无论如何，卡兰的行为可不是官员该有的聪明举动。海登告诉这位海军上将，作为国家情报局的二把手，他有权在任何时候就任何问题与我谈话。然而不知为何，CIA的这位高层领导决定要拿我撒气。

好吧，我猜我得去国务院工作了。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泽利科，他邀请我与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会面。我不认识佐利克，但他想在提名程序开始之前见我一面。

我与佐利克的会面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们讨论了全球各个区域和各种情报的分析方法。与总统人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讨论就是另一回事了，起初倒也进展顺利，但后来我提到了一个可能的问题。有一次我告诉工作人员，关于导致入侵伊拉克的错误情报，我曾当面接受过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工作人员的问询。我解释说在与那些工作人员的会面中，我认为副总统办公室的某些工作人员越界了，企图左右关于“基地”组织与伊拉克关系问题的分析，他们这么做不对。我刚一说完便发觉，从行政角度来看，这样做可能有问题——或许这件事就此告终了。

几天后我接到泽利科打来的电话，他直言不讳地说：“迈克尔，事情没办成。”就这样，我在国务院的工作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遗憾的是，到那时，我真正想要的反恐中心的工作也给了别人。我在CIA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戈斯的副手们认为（并非戈斯本人），我同意接受国务院的工作，就是对CIA不忠。最终我在CIA之外的国家反恐中心（NCTC）得到了一个职位，这是个新组织，其人员来自情报界各个机构。这个名字注定要在整个政府部门引发混乱，但NCTC与CIA反恐中心截然不同。我的职位是NCTC的分析处处长，力求确保在恐怖主义问题，国内情报和国外情报之间做到无缝对接。这是个不错的工作，但和我刚刚错过的那两份工作是没法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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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NCTC工作了仅仅4个月后，我又回到了CIA。迈克尔·海登于2006年5月底接替了波特·戈斯。就在几周前，CIA的三把手凯尔·福戈辞职，后来他因欺诈罪名被起诉和逮捕。海登请我回到CIA接手福戈的工作。

海登正是当时CIA最需要的人，我希望加入他的团队。海登是我曾经共事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早在他上小学时，他的橄榄球教练、匹兹堡钢人队的传奇老板丹·鲁尼（Dan Rooney）就因为海登比其他队员聪明，让他做了球队的四分卫。海登还是个很棒的简报员——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简报员，他能够用极简单的方式解释复杂的问题，往往用体育运动比喻，让人极易理解，在这方面堪称大师。他常用的一个修辞复句是：美国法律限制了CIA的职责范围，但一方面美国希望它首屈一指的情报机构在界限之内行事，另一方面它希望该机构“在撞球的球杆前涂上白垩”——也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保障国家安全。这种说法不但在CIA内部鼓励了适当的冒险，也明确了美国人民希望我们做什么和不希望我们做什么。

海登是一位卓越的领袖，他为CIA确定了新的战略和战术目标。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管理方法，通过将目标分成多个可处理的模块来管控一个庞大的机构。他抓住最重要的事务，像伊朗和朝鲜等重大问题，以及领导人培训和培养语言技能等管理难题，命令属下定期汇报。这些有计划性的调研让人们始终关注最迫切的问题，最终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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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在2006年7月成为CIA高级领导团队的一员，当时，来自巴基斯坦“基地”组织的威胁达到了“9·11”事件以后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CIA指挥系统的三把手，我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整个行政秩序正常运转。我对这部分业务并不熟悉，也借此机会学习了大量信息技术、联邦预算、安全等方面的新知识。我对CIA情报分析和业务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始终了然于胸。我保证自己每天都收到情报简报（在中情局历史上，我是第一位要求听取情报简报的三把手），也尽可能地参加每天的反恐例会。

当时CIA面临着严重的士气问题。戈斯给了他的几位主要副手太多授权，这些副手大多都是他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带来的，而他们又没能合理地使用那些授权。好几位高级官员都被排挤出局，还有很多退休了，另有许多人也在考虑离职或退休。也有官员像我一样，在其他政府部门轮值。从乔治·特尼特上任到迈克尔·海登任期结束的那些年，是我服务于CIA30年间最糟糕的时期。虽说是戈斯的副手们将事情搞砸了，但戈斯本人必须承担责任，毕竟是他选择了那些副手，继而又给了他们太多授权。我坚信如果他另选贤才组建团队，他在任期内也能够在该职位上有所成就。海登迅速采取行动扭转局面，并成功地做到了，其间，他并用了多种战术，包括频繁撰写便笺给工作组，定期召开“全体”会议并在会上讨论CIA面临的关键问题及我们应如何应对，以及亲自前往华盛顿和海外的工作组视察等。

这么做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当时，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正在反弹。“基地”组织死灰复燃的迹象在2006年8月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发现有一个“基地”组织行动组正在密谋对往返于英国伦敦和美国的10~15架航班实施爆炸袭击。他们计划将爆炸物的不同原料混入看上去很平常的物质，例如“果珍”，再装进平常用的液体饮料瓶中偷偷带上飞机。如果这次袭击成功，后果可能会比“9·11”事件更严重，将导致数千人丧生，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更是毁灭性的。

以英国为首的几个国家开展的情报和执法工作非常出色，最终粉碎了该袭击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裔英国公民前往FATA受训，英国方面知道了他的行踪，他在返回英国后便被置于监视之中，不久真相就浮出了水面，他和另外十几个人正在筹划用瓶装液体来干一件大事。我们还了解到，另外一名身在巴基斯坦的英国人正在就该计划与“基地”组织领导人密切联络，而最终是CIA的分析员让我们看清了真相，他们想起来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准备在太平洋上空击落几架航班的计划细节，在该计划中，恐怖分子也是计划将爆炸物藏在日常的容器中。随着相关人员在巴基斯坦和英国被逮捕，该计划被粉碎了。该计划表明了“基地”组织颇有“9·11”事件风格的创意，也表明它有能力将行动人员送往英国随时待命。那次我们侥幸逃脱，但它明白无误地向世人表明，“基地”组织已起死回生。

几个月后，CIA的反恐分析员在一份文件中总结了前几个月的工作，警告决策者，FATA的“基地”组织又恢复了实施大规模灾难性袭击的能力。听到该组织死灰复燃了，CIA大楼里弥漫着挫败感。在会上讨论时，不时会听到“他们又回来了”或者“我们又要被袭击了”之类的话。

2007年夏初，美国情报界在CIA的领导下就“基地”组织的威胁撰写了一份《国家情报评估》，这份评估得出的结论和CIA的那些文件一样令人警醒。该评估报告说，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领导人正在策划在美国本土发动影响巨大的袭击，那些袭击将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极其严重的破坏和惨重的经济损失。该评估报告还补充说，“基地”组织已经恢复了在美国本土实施打击的核心能力。根据情报界的分析员在该评估报告中做出的分析，“基地”组织藏身于FATA，培养了训练有素的行动长官，而其高级领导人现在也不那么担心自己的安危了，这些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时间集中精力筹划袭击，也更有能力发动袭击。

这两份文件对布什政府和国会发出了重大警告——极端危险的“基地”组织又回来了。显然，华盛顿那一时期的做法（偶尔针对“基地”组织领导人发起反恐行动）并不奏效，我们需要更激进的策略才行。

这两份报告的发布引发了一个政策流程，尽管拖延的时间可能太长了，但的确促使布什政府在2008年8月采取了行动。反恐行动的频率大幅增加，也常常能在战场上除掉“基地”组织的领导人。要知道2007年一整年，美国在战场上连一个“基地”组织领导人都没除掉。（用迈克尔·海登的话来说，就是“2007年成绩为0”。）我们又开始对“基地”组织施压——这一次施加的压力巨大。

总统做出决策之后的几个月是多事之秋，每件事都证明他的新政策是英明正确的。“基地”组织在2008年9月20日袭击了伊斯兰堡的万豪酒店，导致50多人死亡，近300人受伤。袭击万豪酒店之后，“基地”组织曾企图在2009年袭击纽约地铁，但最终因为情报界和FBI的出色工作而夭折。

关于美国针对“基地”组织领导人采取的更激进的反恐行动，有一个不实的说法：这些激进的反恐行动是在奥巴马总统上任之后才开始的。这么说有失公允，布什总统离任之前6个月就开始了反恐行动，奥巴马总统继续沿着同一方向前进——二人的做法都非常合理。当时的美国面临着自“9·11”事件以来最为严重的威胁，整个国家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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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一年一度的节日晚会在总部主楼的大厅里举行，这是年度盛事。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许多国家的大使和情报官员都会出席。所有在国家安全领域工作的人都会欣然前往，彻夜狂欢。2009年12月，CIA局长利昂·帕内塔（Leon Panetta）首次举办的节日晚会尤其特别，提供各种意大利美食和美酒，大蒜的味道充斥着整个大厅。接下来的好几周都能听到有人讨论那天的美食。这非常有助于我们与许多外国同行巩固关系。那年的晚会与帕内塔每天在办公室使用的咖啡杯风格统一，那个杯子的一侧写着“CIA”，另一侧写着“来自加州的意大利裔美国人”。

晚会即将结束时，帕内塔局长的天才幕僚长杰瑞米·巴什（Jeremy Bash）把我拉到一边，跟我说CIA副局长史蒂夫·卡佩斯（Steve Kappes）计划在来年春天退休，而我作为情报处处长，在局长那份短短的候选继任者名单中位列前茅。卡佩斯是秘密情报界的传奇人物，也是一位民族英雄，曾参与说服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任职CIA副局长已有4年，认为是功成身退的时候了。巴什说：“我全力支持你。”几个月后，我在帕内塔的办公室里面试该职位。与其说是面试，那气氛更像是闲聊，我们聊到了各项事务，聊到彼此的合作，以及我们要共同应对的那些人。他跟我说他的名单中我排在第一位，但他还想跟另外几个人聊一聊。之后几周一直杳无音信，我对事情的进展一无所知。

帕内塔在CIA出师不利，他在听证会上称水刑为酷刑，导致很多行内人担心新一届政府上台后，上一届政府批准的很多事情都会被秋后算账。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在CIA内部越来越受敬重。人们认为他对白宫颇有影响力，他与副总统拜登和奥巴马的首席幕僚长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的私交甚好，这让他就谁最终批准各海外情报站站长的人选问题，在与国家情报总监丹尼·布莱尔（Denny Blair）的官僚扯皮战中取得了胜利。帕内塔还被认为非常关心CIA的员工，在2009年霍斯特基地遭到袭击时，他带领我们渡过了难关。我们原本以为那次袭击的发动者是自己人，那次自杀性爆炸导致7名美国人、1名约旦人和1名阿富汗人死亡。

最重要的是，帕内塔被认为是一个正常人，他非常有趣，有很强的幽默感，他会讲各种笑话——其中大多数是有点儿庸俗的笑话，也会被别人讲的笑话逗笑，还很会自嘲。他对员工发表讲话时也总是笑料不断，其中多数并不是讲稿撰写人写进去的。可以说，他张开了双臂保护着CIA，也处处受到CIA的拥戴。

有一次，帕内塔当着好几百人的面宣布，他准备不顾讲稿撰写人的反对，讲一个笑话。“我决定不听他们的建议。”他继续说，“有个农夫，处处呵护他的3个女儿。事实上，他总是拿着一把短枪在家门口与她们的男朋友们见面。一个周五下午五点半，有人敲门，农民拿着枪去开门。门口的年轻人说：‘你好，我叫艾迪，来找贝蒂，我们一起去吃意大利面，她在家吗？’农夫想了想，说：‘好的，她马上就出来。’过了半个小时，又有人敲门，农民又拿着短枪去开门。门口的人说：‘你好，我叫乔，来找芙罗，我们一起去看表演，她准备好了吗？’农夫又停顿片刻说：‘嗯，她已经准备好了。’过了半个小时，敲门声第三次响起，农夫带着短枪去开门。门口的人说：‘你好，我叫恰克，来找帕克。’农民对他开了枪。”
[7]

如果这个故事由房间里的其他人讲出来，一定要被人批判政治方向不正确了。但利昂的眼睛亮亮的，神情暖暖的，反倒让听众觉得：“哈，真好玩。”

早在成为他的副手之前，我和帕内塔就成了好朋友。我们都喜欢打高尔夫球，尤其是采用他的两杆规则，即无论第一杆距离球洞多远，第二杆自动按好球计算，这一规则减少了杆数，让比赛能进行下去。对高尔夫运动吹毛求疵的人自然不会喜欢这个规则。有几次，只要帕内塔在周末没有回他位于卡梅尔谷心爱的农场，他就会去午间弥撒，然后去打高尔夫球，来我家吃晚饭。

有一次，我邀请他一起观看有他支持的旧金山49人队参加的美国橄榄球联会冠军赛，比赛下午6点30分开始，他下午3点打电话来，问：“我可不可以早点儿去，把亚洲冠军赛也一块儿看了？”我挂断电话，跟玛丽·贝丝说：“利昂要早点儿到。”她回答说：“快点把家里收拾收拾，我很高兴他这么喜欢待在咱们家，竟然要求早点儿来。”

帕内塔不但喜欢在我家观看体育比赛，还与我的几个孩子和他们的朋友分享他的政治观点。孩子们会在晚饭后围在桌边，向帕内塔提问。那样子就像一个研究生院的学术讲座。玛丽·贝丝和我也会仔细倾听他坦率的见解，往往都是关于政治、政策和人性的常识。帕内塔在晚饭桌边谈论的中心思想是：“有着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人可以（应该说必须）坐在一起，就美国所面对的难题探讨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他对孩子们说：“我在国会的那些年总喜欢妥协，我喜欢白天争个面红耳赤，晚上一起喝杯酒、吃顿牛排便尽释前嫌。”他说他对当前的僵局深感失望，并告诉孩子们：“我对共和国的未来感到害怕。”他那番话的意思让我警醒。

2010年早春的一天晚上，他在我家吃完饭准备回家，我送他到门口时他停下来对我说：“哦，我忘了说，我明天就要宣布你将接替史蒂夫，担任副局长了。”2010年5月7日，我宣誓成为中央情报局历史上第24任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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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任副局长期间，每天都得早上4点45分起床，穿上运动衣，带上白天要穿的西服、领带，跳上我那辆装甲SUV，开车去离家不过几英里远的地方上班。到了办公楼，我开始健身、淋浴、更衣，早上6点整便坐在办公桌前，浏览和回复夜间从海外各地发来的电子邮件。

早上6点15分，我的简报官会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门口，这是我一天中最棒的一次会面。像我自己10年前的做法一样，这位简报官也会利用晚上的大部分时间整理出一个厚达几百页的笔记本，既包括情报分析，也包括原始情报，以供审阅。我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国际最新热点，以及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让我得以迫使分析员更加深入地考察那些情报。通过与我的简报官、幕僚长和行政助理们谈话——他们会参加简报会，我每天都会提出许多问题，请分析员们最好在24小时内做出解答。

利昂·帕内塔担任局长时，我不得不在早晨7点半之前结束每天的简报会，以便前去参加他的简报会。他喜欢我在场，同时在场的还有他的幕僚长杰瑞米·巴什以及情报处处长，这样我们就能够从分析和行动两个方面与他共同讨论相关议题了。参加完局长的简报会，我手上往往会拿着一个待办事项清单。

在帕内塔和他的继任者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担任局长期间，局长在简报会之后都要召开CIA领导层全体会议。局长会简要通报他前一天参加的会议中提到的关键事项，让我们知道他那天都参加了哪些重要会议，并问一些问题。之后，会议室里的高层领导会依次向大家通报具体事项。这样做可以极大地帮助局长和我了解最新进展，也有助于局长推进他的工作日程。

我每天剩下的时间大致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项工作是出席在白宫举行的各机构副职的会议（一天往往要开好几个会），我去开会前要请CIA的专家事先向我通报相关事项，开完会回来后，我也会把会上传达的内容概括传达给那些专家。第二项工作是完成送到我办公室的案牍工作，我总是试图在下班之前做完大部分，但每次都不得不把一部分带回家，每晚还要加班两三个小时。第三项工作是内部会议，主要是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或试图推进CIA未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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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CIA的副局长，我每天都要应对一大堆令人头疼的威胁和挑战，更不用说我还要管理一个如此庞大的机构，其规模足以与一家世界500强公司媲美了。我每天要处理的大事包括，对我们在阿富汗的战争提供支持、“阿拉伯之春”的进展以及伊朗和朝鲜的行为，这只是一小部分。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作为副局长期间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国际恐怖主义，和我15年前担任乔治·特尼特的行政助理时没有区别。我每天早上那本厚厚的简报本里至少有一半都是与恐怖主义相关的事项——每天如此。我到白宫去参加的会议中也至少有1/3与恐怖主义有关。

同样的问题也是行政部门那些同事每天面对的最主要的事务，他们的工作要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副职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我本人就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在白宫反恐和国土安全顾问约翰·布伦南的领导下，我们频繁开会探讨有关恐怖主义的问题。

我在这些反恐会议上与同行相处的时间比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在情报方面，我共事的关键责任人包括NSA副局长克里斯·英格利斯（Chris Inglis）和国家反恐中心副主任迈克·莱特尔（Mike Leiter）。在行动方面，关键责任人有我、FBI副局长肖恩·乔伊斯（Sean Joyce）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先是詹姆斯·“胡斯”·卡特赖特（James“Hoss”Cartwright），后来是海军上将桑迪·温尼菲尔德（Sandy Winnefeld）］以及主管情报工作的国防部次长迈克·维克斯（Mike Vickers）。我深有感触，在所有这些机构中，CIA是唯一一个日常肩负恐怖主义情报和行动双重任务的机构，这突出了CIA在这个问题上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与维克斯成了好友。我和维克斯，加上布伦南，恐怕是美国政府高层中最关注“基地”组织的三个人了。维克斯早年曾在特种部队服役，后来也曾担任CIA的行动官员。他曾深度参与过CIA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支持，将苏联赶出其领土的行动。在电影《查理·威尔逊的战争》
[8]

中，那位才华横溢的年轻CIA武器分析员的原型就是维克斯，他在华盛顿特区的公园里进行了快棋车轮战。因为认识了一位职业生涯被好莱坞拍成电影的人物，我的孩子们都觉得我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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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职们争吵不休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美国的无人机行动。这些行动曾在过去5年间为保护美国免受恐怖分子的袭击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我看来，毫无疑问，这些战斗阻止了另一次与“9·11”事件规模相当的袭击。它们消灭了“基地”组织在南亚的核心领导人。在那里，多位“基地”组织领导人在战场上被消灭，致使该组织为招募新人、筹集资金和筹划袭击事件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那些行动还削弱了“基地”组织在也门的领导层，瓦解了该组织在那里谋划的几个针对美国的袭击。

关于这些无人机行动的有效性，最好的证据或许要数本·拉登本人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了。2011年，美国发动袭击杀死本·拉登之后，我们从他的住所中发现了许多文件，从中我们了解到本·拉登认为无人机战斗是美国打击“基地”组织的最有效武器。我们还了解到，他一直在苦思冥想希望找到无人机行动的工作原理，以及如何反击才能打败它们。

关于法律的讨论一直是所有副职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关于无人机的法律。根据战争法，附带伤害是允许发生的。如果操作无误，无人机战斗可以做到无比精确，将附带伤害减到最小，我们也尽一切可能防止这类损害发生。附带伤害不是完全没有，但接近于零，因为那些无人驾驶飞行器（UAV）及其携带的导弹算得上是战争史上最精确的武器。

那么，又该如何看待那些重大附带伤害的指控呢？这些指控多半言过其实，大都源自“基地”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宣传，它们希望阻止无人机行动，另外，那些国家自己发动的空袭所伤害的妇女和儿童也被算作了美国实施无人机行动的附带伤害。当然，这些也源自人性，一位新闻记者曾经采访一个死亡的恐怖主义分子的父母，他们打心眼儿里相信自己的儿子是无辜的，从未加入过极端组织。这对父母告诉那位记者说，儿子的死被定性为附带伤害。

我担任副局长时，一位出色的美国记者联系政府，说她准备写一篇关于无人机战斗造成的附带伤害严重性的报道。她指出，她所在的公司是美国一家顶级媒体机构，现已出钱编辑了一册有关无人机及其后果的全面清单。她列出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历次无人机行动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以及在若干行动中丧生的妇女和儿童人数。她说无辜丧生的人数远远高于她从美国官方获得的估计数据，并要求美国政府就此做出解释。

由于CIA一直在认真监控美国无人机行动实际造成的伤害，政府部门的上司要求我请她到办公室来讨论一下数据。我要求她提前把有谎报嫌疑的美国无人机行动清单发给我们。我逐一调查了那份清单上列出的每一次行动。

见面时，我一一核对了整张清单上列出的行动。那些行动总共分三类：（1）她出示的清单上那些美国发动的战斗的确发生过，但没有导致妇女和儿童丧生，清单上却显示有；（2）清单上列出的美国发动的战斗实际上是当地军方实施的；（3）清单上列出的美国发动的战斗根本未曾发生，而且当地军方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到此为止，最重要的是第一类。我会跟她说：“你提供的数据显示，在这次行动中有6人丧生，其中包括3名儿童。但我可以告诉你，美国那天确实实施了无人机行动，但只有两名成年人死亡。”我想做但不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是给她看美国政府为每一次行动拍摄的录像，这样她就能够亲眼看到在那些行动中丧生的人数和类别了。事实证明，她的清单中列出的任何一次战斗中均无妇女和儿童死亡。

我和那位记者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查看了她清单上列出的每一次有谎报嫌疑的行动，最后，她决定不再写那篇报道，因为她不再认为那份研究是可信的。事实上，我觉得当她走出我的办公室时，她担心的是她拿到的数据在故意误导读者。她是那种希望对事实真相刨根问底的新闻记者，那天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政府方面之所以决定由我来与这位记者交谈，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我们有一个经典的两难困境。公众听到的坏消息是那些无人机行动缺乏准确性，我们说：“相信我们吧，打击目标非常精确。”公众给出的回答是：“只有出示证据，我们才能相信你们。”但我们不能出示证据，因为那涉及敏感信息。这样的争论缺乏说服力也就不足为奇了。虽说我进行的这类媒体互动可以产生正面效果，但我们真正依赖的是国会行之有效的监督过程。长期以来，国会的各个委员会一直都在监督无人机行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公众的代表，他们必须确信，那些行动实施的谨慎程度远比批评界所认为的高得多，而且必须向美国人民明确这一点。关于美国无人机行动的问题，他们在多个场合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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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界关于无人机问题的误解很多，附带伤害并不是唯一的误解，还有武器系统本身的性质问题。有人称其为前所未有，因为武器的发射者距离目标如此之远，让战斗变得丧失了人性，很像是一场计算机游戏而不像战争。言外之意是，因为它没有人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就更有可能使用它来替代传统武器系统。但无人机并非前所未有，美国的武器库中有很多此类武器系统。无人机驾驶员和在战场上瞄准对手后扣动扳机的狙击手有什么区别？无人机驾驶员和从5万英尺（1英尺=0.3048米）高空投放炸弹的B-2战斗机驾驶员有什么区别？无人机驾驶员和在宙斯盾舰上按动按钮，指挥巡航导弹打击地球上数百英里之外的某个目标的武器专家又有什么区别？人们对无人机有很多夸张的说法，几乎没有一个符合事实。

有些问题提得很有道理，其中包括：无人机行动事实上造就了更多恐怖分子，不是吗？这些行动让那些在无人机行动中丧生之人的亲友变得更加激进了，不是吗？还有那些不顾事实、仍然深信有许多平民（包括妇女儿童在内）在无人机行动中丧生的人也变得更加激进了，不是吗？这些行动非但没有把恐怖分子驱逐出战场，反倒把更多的恐怖分子带到了战场上，不是吗？或许是——我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导致人们选择用暴力来追求他们的政治和宗教理想，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即使无人机的批评者们说得对，无人机行动造就了更多的恐怖分子，我们还有另外的道路可走吗？即使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解决最初导致恐怖威胁产生的问题，但也必须应对迫在眉睫的威胁：恐怖分子正在谋划打击美国，杀害美国公民。

我们不妨用另一种方式思考一下无人机问题的这个具体方面。我们利用无人机发射武器的反恐行动，针对的是美国认为会对海外和本土的美国人造成直接和迫在眉睫的威胁的那些人。作为一个国家，利用无人飞行器来应对这一威胁，不让美国士兵用生命去冒险，难道不是更好的方式，难道要让美国士兵前往战场参与地面作战，以身赴死？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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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讲述了“基地”组织的脆弱和韧性。这种看似矛盾的二元性从何而来？它有两个来源：首先，恐怖分子很容易从战场上消失，但让他们停止招募新的恐怖分子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次，恐怖主义不是一项资本密集型的活动。恐怖行动要想取得成功，需要领袖、行动人员、资金和安全的操作空间。这些因素都很容易丧失，也很容易重新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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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隧道的工作始于也门的一个穆斯林清真女寺的浴室。“基地”组织的行动人员有条不紊地挖掘隧道，这条隧道通向附近一个安保设施严密的监狱，他们有20多名同伙被关押在那里。他们挖了两个月。那条隧道长约140米，终点就在一个监狱牢房的地下。

2006年2月5日，23个“基地”组织行动人员利用那条隧道逃走了。逃脱者包括纳赛尔·乌哈希（Nasir al-Wuhayshi），他如今领导着“基地”组织的头号分支机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他还是整个“基地”组织仅次于艾曼·扎瓦希里的二号首脑；如果扎瓦希里死了，乌哈希就是该组织的领导者。另一个从监狱里逃脱的人是贾迈勒·巴达维（Jamal al-Badawi），他曾是袭击美国“科尔号”军舰那个“基地”组织小组的领导人。也门人很尴尬，美国人则怒不可遏。

越狱之前，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曾遭到也门的痛击。在“9·11”事件带来的短暂繁荣之后，美国和也门的军事行动终结了来自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威胁。然而就在越狱发生几周之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就重新活跃起来。仅仅25个月后，它再次发动了一次重大威胁。2008年3月，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用迫击炮向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美国大使馆开火，却击中了附近的一所女子学校。2008年9月，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武装人员伪装成警察，用自动化武器和火箭推进式榴弹袭击了美国驻也门大使馆，造成包括1名美国人在内的12人丧生。如今美国大使馆墙上的爆炸痕迹仍清晰可见。

一次越狱改变了全局。这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说明“基地”组织的脆弱与韧性之间仅一线之隔。

[1]
艾哈迈德·拉希德（ahmad rashid，1948—　），记者和作家，著有多部有关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亚外交政策的畅销书。

[2]
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本·拉登的副手，“基地”组织第三号人物。

[3]
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一座城市，毗邻首都伊斯兰堡，是巴基斯坦主要的工商业城市，约325万人。

[4]
“保持冷静，继续前进”（Keep Calm and Carry On），英国在“二战”期间制作的宣传海报，原计划在纳粹占领英国后用以鼓舞民众的士气，2000年被人发现并广为流传。

[5]
班加西（Benghazi），利比亚北部沿岸的港口城市。2012年9月11日，那里的美国外交公寓遭到袭击。

[6]
“礼仪小姐”（Miss Manners）是美国记者、礼仪作家朱迪斯·马丁（Judith Martin）的笔名。马丁从1978年起在各大报纸开设“礼仪小姐”专栏，致力研究和推广人际交往中的礼仪问题，2005年获美国国家人文奖章。

[7]
笑话里的对话都是押韵的顺口溜。这位农夫按照第三个小伙子的韵脚，推测他准备和自己的女儿上床，因而果断开了枪。

[8]
《查理·威尔逊的战争》（Charlie Wilson’s War
）是一部2007年上映的美国传记剧情电影，改编自众议员查理·威尔逊争取预算，帮助阿富汗抵抗苏联红军的真实故事。本片改编自乔治·奎尔（George Crile）的同名著作。

第七章　漫长的行动

2009年，我还在担任CIA的三把手时，CIA曾接待过凯文·贝肯
[1]

的来访。是的，你没看错，就是那个凯文·贝肯。他当时在华盛顿参加演出，CIA公共事务办公室邀请他来参观。就这样，我成为他30分钟友好来访的接待人。我们讨论的范围很广，还转而提到了六度分隔理论。贝肯开玩笑说：“我敢打赌，我与奥萨马·本·拉登之间也是六度分隔。”我们最资深的行动官员当时也受邀参与了接待，他接住包袱，诙谐地答道：“自打走进这个门，你和本·拉登之间的分隔值已经大大低于6了。”

***

在多拉波拉从我们的眼皮底下逃脱之后，本·拉登便真正消失了。谣言满天飞，也有人说“亲眼见过”，但关于他在哪里、准备做什么，我们事实上没有得到任何情报，因为他的安保工作做得很好。有些观察家猜测说他可能已经死了。我们根据极少的证据认为他还活着，很可能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某个地方。他仍然是精神领袖，但已经不是“基地”组织的行动头目了。我们估计“基地”组织的日常管理工作已经移交给了他的副手艾曼·扎瓦希里。

我们大多是凭一己之力追捕本·拉登的。巴基斯坦人和阿富汗人只是互相指责：巴基斯坦人信誓旦旦地说本·拉登在阿富汗，阿富汗人却说本·拉登在巴基斯坦。我从不记得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曾为寻找本·拉登给我们带过路。

CIA无法像追捕白鲸那样孤注一掷，把全部精力倾注到本·拉登一个人身上。本·拉登酿成的祸患不断扩散，对美国及其世界各地的盟国造成了不可否认的威胁。但本·拉登仍然是头号目标，因为他是该组织著名的领袖，也是南亚以及全球各地“圣战”的有力动员者。我一直努力抓捕他，并且从未放弃，但对抓捕有用的情报少得可怜，不免让人大为沮丧。同样令人沮丧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我们要经常面对国会、白宫和媒体的同一个问题：“你们怎么还没有抓到本·拉登？”我们的一位资深行动官员用一句略带讽刺的俏皮话回答了那个问题，但那是真话，他说：“因为他藏起来了！”而我则会回答说，因为抓捕本·拉登并非易事，往往还要提到FBI花了17年才找到“大学炸弹客”
[2]

，花了7年才找到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实施爆炸
[3]

的埃里克·鲁道夫，这两个人都在美国境内，那可是FBI的地盘，而不是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其他国家。

已经退休的反恐中心前主任、曾主管CIA所有秘密行动的何塞·罗德里格斯（Jose Rodriguez）曾跟我说，他曾一度厌烦回答为什么还没有抓到本·拉登这个问题，以至他发誓如果再有人问这个问题，他就要说：“滚蛋！”当天晚上，罗德里格斯的太太帕蒂在晚餐时一脸无辜地问道：“你们为什么还没有抓到本·拉登呢？”罗德里格斯没有告诉我他是如何回答帕蒂的。

我们试图定位本·拉登藏身之处的做法非常系统。我们倾注了大量心血了解并寻找他的藏身之处，但收效甚微。另一条线索是关注他在公开场合的发声。本·拉登时不时会发布一条音频声明，偶尔还会发布一条视频，CIA分析员抓住每一个机会研究技术细节、图像、背景等信息，试图找到蛛丝马迹，表明哪怕是本·拉登藏身的大致范围。我们试图逆向分析那些信息是如何从本·拉登处传到媒体的——看看我们能否回溯到源头。我们投入了大量资源，尤其是分析员们花费了大量时间，但这一方法也未能给我们带来回报。

我们的另一个做法是研究他是如何与最近的下属联络的，试图利用那条联络路径找到他。我们猜想本·拉登足够狡猾，不会利用现代化的通信手段，而是依赖信使与他的恐怖主义组织保持联系。从2002年开始，我们从被羁押者那里得知，有一个人在“9·11”事件之前曾为本·拉登效力，在“9·11”事件之后则为KSM跑腿儿。一位被羁押者告诉我们的官员，他是作为信使为本·拉登来回传递消息的。另一位被羁押者猜测说他可能就是与本·拉登生活在一起的那一类人。这个人的假名，也就是他的阿拉伯昵称，是阿布·艾哈迈德·科威提（Abu Ahmed al-Kuwaiti）。

让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我们监禁的“基地”组织两名最高级别官员——KSM和阿布·法拉杰·利比（Abu Faraj al-Libi）的反应。当我们问到阿布·艾哈迈德时，两位都非常合作，非常详细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然而，关于阿布·艾哈迈德，KSM说自己记得阿布·艾哈迈德，但否认他是本·拉登的信使，并且说他在“9·11”事件后离开了“基地”组织——这和其他被羁押者的说法有出入。阿布·法拉杰则坚称他不认识阿布·艾哈迈德，也从未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这又与其他人的说法截然相反，他们说这两个人关系密切。关键之处在于，KSM在审讯结束后回到牢房，要求其他囚犯不得提到任何有关“信使”的事。KSM和阿布·法拉杰都曾向我们提供对“基地”组织极其不利的情报，但两人又分别以自己的方式保护阿布·艾哈迈德。这让我们对信使的兴趣暴增。

我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了解到阿布·艾哈迈德的真名，又花了好几年才确定他的大致方位——在巴基斯坦境内。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动用了CIA的力量招募人员，并动用了国家安全局的力量搜集通信情报。那是一次团队合作。其后，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精确地定位阿布·艾哈迈德的所在地，盯上他、跟踪他，并让他带我们找到下一个头目。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他究竟是与本·拉登直接联系的那个信使，还是仅仅是层层信使中的一个。但我们希望如果找到了他的住地，他会以某种方式让我们找到他的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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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周要开三次反恐会议，在2010年8月举行的那次会议上，反恐中心的高级官员们对帕内塔局长和我说，他们需要在会议结束后与我们单独谈谈，有事要向我们报告。那算不得异常之举，因为反恐中心常常会有敏感信息告诉我，我们称之为“开小会”。但那天的小会是我参加过的意义最重大的一次。

“我们找到了那个人，确信他就是阿布·艾哈迈德。”反恐中心的高级官员告诉我们。他们说“他住在巴基斯坦的阿伯塔巴德”，并解释说他的住处离巴基斯坦最主要的军校（其地位等同于西点军校）不远。反恐中心的高级官员告诉我们阿布·艾哈迈德的经历和他追随本·拉登的历史。他们说，阿布·艾哈迈德和他的兄弟阿布拉尔一起住在阿伯塔巴德。反恐中心的高级官员不确信他是不是本·拉登的信使，但这兄弟俩采取了大量的行动安全措施，例如两人只在出了阿伯塔巴德城几英里之后才会打开并使用手机，这让反恐中心的官员觉得其中必有隐情。

反恐中心的简报员将两兄弟居住地的卫星照片分发给我们。那是一处院落，围墙高有3.5~5.5米，上面密布着带刺的铁丝网。住地内似乎还有内墙将整个院子分成几部分，奇怪的是，最大的那间屋子竟没有窗户。最奇怪的是，这幢建筑的第三层有一个室外露台，被隐蔽墙围了起来。“谁会给露台建围墙？”帕内塔问道，“露台不就是为了看风景的吗？”“没错。”一位分析员说。

有趣的是，在那天的会上，大家明显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却没有一个人说出来——本·拉登有可能就住在隐蔽墙后面。我后颈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尽力让自己不要过于乐观。帕内塔说出了CIA反恐中心已经知道的事情——我们要详细了解AC1及其住户的情况，AC1是CIA为阿布·艾哈迈德位于阿伯塔巴德的院落设定的代号。

接下来的几周，反恐中心一直未间断向局长和我通报关于该院落的更多情报。反恐中心了解到，两兄弟花了一大笔钱买下了那处地产，但他们没有明显的收入来源；这个大院比该地区的其他住家都大，也更值钱，却没有安装电话和互联网；两兄弟以化名住在阿伯塔巴德，而关于他们的这一住处，他们的妻子都在对自己家里的其他人说谎。关于这个谜题的另一个情报是，院落中的住户是自行焚烧垃圾，不像附近的其他人那样等人来收垃圾。此外我们还发现，有很多孩子住在这个院子里，但没有一个去上学，这在巴基斯坦的高档社区里实属罕见。所有这些都很可疑，但无法证实什么。

我们把这些情报送往白宫。最先知道情报的是我的朋友和一同共事的CIA官员约翰·布伦南。布伦南立即看出了这条情报的重要意义，让我们将同样的简报告诉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吉姆·琼斯（Jim Jones）将军和他的副手汤姆·多尼伦（Tom Donilon）。这两位又请我们通知奥巴马总统。所有这些简报会都是在位于白宫西翼一间装有护墙板的地下战情室里进行的。

在9月21日的PDB中，我们向最高统帅回顾了我们对信使发生浓厚兴趣的这段历史，从几年前通过“基地”组织的在押犯获得的信息，到最近从那个院落观察和了解到的情报。我们告诉总统，除了两兄弟外，似乎还有一两个人住在院子里，并突出强调了阿布·艾哈迈德和他的兄弟有可能窝藏了本·拉登。总统下达了两个命令：第一，他希望获得更多关于那处院子的信息；第二，关于我们当前所知的一切，他命令我们不要向任何人通报。与总统共事的那些年，他从未对其他任何事务有过如此严格的保密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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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崇拜奥巴马总统。他聪明，在任何重要会议上都能全神贯注。我觉得他很快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提出的问题也切中要害。然而，奥巴马总统有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做一项决定（这一点和布什总统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是因为他很想在行动之前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与此同时，总统做决定的方式也需要让国家安全系统中的竞争派系满意。他在利比亚问题上的决定（尽管很不幸地被形容为“幕后领导”）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在一次讨论该问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有一半的成员明确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在利比亚进行任何军事干预，因为我们已经在向利比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已经对利比亚时任政权实施制裁了。这一派争论说，尽管卡扎菲针对本国人民的行为令人发指，但美国的干预没有任何战略利益。另一半成员也一样慷慨激昂，争辩说我们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包括必要时让美国军队开进利比亚，阻止卡扎菲继续屠杀同胞。卡扎菲正在实施屠杀，且为挽救自己的政权，他将来也必行此不义之举。

在国家安全局的历次会议上，总统一般都会倾听顾问的意见并提出问题，但不会在会议室里做决定，他更喜欢仔细考虑一下相关事务，与他最亲近的助手讨论一下。但关于利比亚的决策不同，他当场就做出决定。他决定支持温和的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宣布设立禁飞区，并支持对屠杀平民的利比亚政府实施空袭——但只动用其他国家没有的军事能力，如此就能让会议室内的各方都满意了。听到他做出这项决定，我前倾身子对丹尼斯·麦克多诺（Denis McDonough）耳语道：“这就是为什么他当上了美国总统！”

我还发现总统个人对此事也非常在意，而远非媒体描述的那样漠不关心。我觉得之所以存在这种矛盾形象，是因为总统在一大群人中的表现不同于在小群体中的形象。他在一大群人中会比较安静，但在人少的环境中他的个性就会突出得多。总统在2013年1月一个寒冷的日子请我去椭圆形办公室，告诉我他选择约翰·布伦南担任下一任CIA局长，当时他的态度亲切极了。讽刺的是，我跟约翰都向总统推荐了彼此做局长，而那天在椭圆形办公室，我问总统他以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他说：“在这儿还从未碰上过，伙计。”他确实问我有没有其他感兴趣的工作岗位，因为他说他不想失去我。我开玩笑地说：“我一直想做美联储主席。”他笑了。我跟我们的第44任最高统帅相处得非常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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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IA，你得习惯于处理敏感信息，但在我33年的CIA工作生涯中，没有比关于本·拉登的情报控制得更加严格的信息了。直到突袭前几周，国务卿才从白宫知晓该情报，因为关于我们是否该立即采取行动的讨论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国家反恐中心主任也是在突袭前几周才被告知，因为我们需要考虑“基地”组织可能会采取什么报复行动。美国司法部长、FBI局长和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都是在突袭前一两天才知道消息的。

在首次对总统通报情报之后的数周和数月，白宫召开了很多后续会议，且安保级别都很高。布伦南安排会议，确保会议主题不致外泄。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方日程表上，那些会议被列为“无关紧要的会议”。每次我们开会，战情室内的安保摄像头都会被关闭。每当工作人员进来给总统送饮品，大家都会停止谈话。

即使在CIA内部，我们也极其严格地保守该秘密。我之所以授权让CIA反恐中心主任“审查”参与行动的人，是因为我知道他不会滥用授权。事实上，我知道他会比我更谨慎。当反恐分析员希望将我们了解到的关于阿伯塔巴德的一切都写在一份书面简报中时，他们会去找CIA的开源情报中心——该部门负责挖掘对国家安全有重大意义的公开情报。但反恐分析员们不会请人调查阿伯塔巴德，而会请他们就巴基斯坦的若干个城市展开调查。和本·拉登本人一样，我们的分析员追踪本·拉登的一切也在暗中进行。

美国国会监督委员会就是另一回事了。在白宫不知情的情况下，帕内塔一直将大致情况通报给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帕内塔没有征求白宫的同意，因为他知道后者一定不会同意。我跟帕内塔说我支持他的决定。当突袭临近时，汤姆·多尼伦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提出，CIA现在不妨让情报委员会的领导们参与进来。帕内塔说他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多尼伦对此颇不高兴，但这样做极有助于帕内塔和我与情报委员会保持良好的关系。在那些简报中，我们也没有泄露任何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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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总统命令我们掌握更多关于那个大院的情报，我们集思广益，探讨如何才能获得更多信息，了解清楚藏在AC1那几面墙后面的人和事。几周以后，帕内塔因为没有人想出好主意而有点儿不耐烦了，开始用他自己的想法轰炸CIA反恐中心的人。他的主意可多着呢，他问：“我们能否拧开那个院落排放污水的管道，对流出来的水做DNA测试？”大院外面有几棵树，他问能否让我们的人爬上树安装监控摄像头。（显然帕内塔不是唯一一个想到这个办法的人，因为没过多久，就有人看到阿布·艾哈迈德和他的兄弟在院外砍伐那些长得好好的树。）

11月5日，帕内塔在他的办公室举行了会议，他又在催促人们搜集更多关于该院落的情报。帕内塔要求在几天内把一份列有10个建议的清单分别提交给他和我。他的幕僚长杰瑞米·巴什更过分，命令反恐中心把他们能想到的一切（不管行动上可行与否）都写在一张纸上给领导过目。反恐中心确实这么做了，提交了38个五花八门的点子。这份所谓的“38表”洋洋洒洒几页篇幅，它还真管用，局长很满意。

有些情报搜集工作还是颇有成效的。2010年秋，我们又掌握了两份情报，强化了我们关于本·拉登可能就在阿伯塔巴德那个大院里的论断。第一，我们了解到，还有第三个家庭住在那个院子里，其规模与我们认定的本·拉登在此时应该有的家庭规模大致相当，而且这第三个家庭中的成员从未离开过大院，邻居们也对他们的存在一无所知。反恐中心的分析员们认为，值得注意的是，虽说这个大院的所有人是阿布·艾哈迈德和他的兄弟，但住在主屋中楼上两层的却是这三个家庭，那是屋里最好的位置。这是我们的分析员予以重视的许多有趣的数据点中的一个。

第二，我们发现阿布·艾哈迈德仍然在圈子内——他仍然在为“基地”组织工作。这一情报是解开整个谜题的重要一环，它排除了我们担心的一种可能性，即阿布·艾哈迈德只是个前恐怖主义者，已经不再为“基地”组织工作了。我无权解释我们具体是如何获得这两份关键情报的，但我可以向诸位保证，那可是最出色的间谍工作。

我们在2010年12月10日将这份新情报通报给总统，这次，总统请我们考虑，一旦他决定采取行动，美国应该如何追捕本·拉登，即“终结方案”或“行动构想”。起初，他命令我们不要让军方参与该计划，但帕内塔和我却已向国防部的高层通报了情况，包括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副主席胡斯·卡特赖特和国防部次长迈克·维克斯。（此举是为了提前告知这些同事，因为我们知道一定会需要与他们合作，不过这么做也是为了让迈克·维克斯能够在我们最初提出行动方案时提供帮助。）我们开始在反恐中心和特别行动处（SAD，CIA的准军事部门）为各类不同的行动制订计划。

2011年1月24日，总统请我们将军事事项纳入讨论。在帕内塔和我的建议下，他决定让我们去找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JSOC）统帅、海军中将比尔·麦克雷文（Bill McRaven）。军方的特种行动人员曾几乎每晚都在阿富汗实施我们正在考虑的那种突袭。

几天后，麦克雷文在迈克·维克斯的陪同下来到CIA，他在我的办公室加入了这次行动。他听取了情报，没有表达任何个人感情，只是说“干得漂亮”，还说他会派两名最出色的行动计划人员来帮我们。两天后他们就来了。不久，麦克雷文来找我，要求在行动中加入一些空袭计划人员，因为直升机完成的地面突袭需要空军的支持。我说没问题。我还答应了国防部的要求，让空袭计划人员看了突袭方案。这是十分必要的，但知情者的增加难免让我有些担心。

CIA官员和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军事计划人员整合出一套行动方案，并呈交总统过目。这套方案包括一次秘密袭击、一次通过直升机空降部队展开的地面袭击和一次以秘密方式将军队送达的地面袭击，等等。我们也曾考虑让巴基斯坦自己实施袭击，为迫使巴基斯坦采取行动，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今晚要突袭这个大院，希望你我能并肩战斗。”但是，巴基斯坦也好，我们的其他同盟也罢，都不知道我们一直关注着阿伯塔巴德的这个院子。

每个计划都有其不足之处。以空袭为例，它会导致院内妇女和儿童死亡、会令马路对面院子里的那一家人死亡，还会（几乎一定会）给附近的居民造成附带伤害，毫无疑问，因为有些武器瞄不准目标。（我们有必要使用大量武器，包括掩体爆破炸弹，以防院内有地下室或隧道。）此外，可能没有机会通过文件、材料或在场人员搜集信息，没有机会百分之百地证明我们的确抓到了本·拉登。

秘密运送部队的地面行动也有缺点，那就是需要行动队秘密潜入巴基斯坦，并且很可能必须杀出一条路来。这样一来，很可能造成美国士兵伤亡或被俘。通过直升机运送部队的地面行动的风险则是会造成美国士兵伤亡，并且巴基斯坦军方很可能会在直升机进入阿伯塔巴德之前很久就发现我们的行动。

任何涉及巴基斯坦的行动方案都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大院的住户可能会接到密报并逃走。我们并不担心巴基斯坦官方会把消息透露给本·拉登，但巴基斯坦一方涉及的人员太多，无法保证没人走漏消息，也无法保证政府或军队内部某个“基地”组织的同情者不会采取行动保护本·拉登（依我看，这正是在东非大使馆爆炸案发生之后的那段日子里，本·拉登躲过了美国巡航导弹袭击的原因）。

我们开始计划向总统进行一次重要汇报。多尼伦那时已经被提拔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想首先听取汇报这一点毫不奇怪，因而将汇报日期定在了3月4日。帕内塔和我希望在见多尼伦之前做一次模拟练习，所以在2月25日，我们和美国军方高层一起在帕内塔局长的会议室预先将汇报演练了一遍——该汇报将涵盖所有相关情报和我们已制定的所有备选行动方案。但这次我们还有新消息要透露。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按比例制作了一个大院的模型，模型大小约1.2米见方，帕内塔和我走进会议室时，它就被放在会议室的桌子上。模型的精确度极高，甚至连树木和灌木丛的位置以及圈养动物的笼子大小和位置都极为精确。

预备会议进行得很顺利，为多尼伦做的简报也一样顺利。会议一开始他就问，就各种备选方案而言，我们能够以多快的速度实施行动，因为总统担心我们的行动速度不够快。多尼伦还对最终的总统简报会做出了指示，他说：“你们要重点说明为什么判断本·拉登就藏身于此。”多尼伦还有一些后续问题，我们都在3月10日和他进行的另一次会议上一一解答了，他在那次会议上的结束语是：“好啦，现在我们可以开会向总统通报情况了。”第二天多尼伦告诉我们，向总统汇报的日期定在了3月14日。

在我们关于各种终极备选方案的讨论中，CIA官员偏爱一个能让他们参与行动的方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CIA追捕本·拉登10多年，他们希望能在最后一击中有所作为。这可以理解，但帕内塔和我都非常清楚，地面行动必须由JSOC来实施。针对此事，他在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后，帕内塔对我说：“还是让专业人员来做此事吧。”他的意思是JSOC在这类事务上的经验要比CIA丰富得多，但他说的话在CIA内部没有被很好地传达，这番话传到反恐中心和特别行动处的底层时被断章取义，员工们认为这话是我说的，而且认为这多少是对我们自己人的不尊重。我虽然充分同意帕内塔的决定，但我们完全可以对内部勇士们做出更充分的解释，我一贯对他们充满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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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的会议是总统召我参加的最重要的一场会议，我们深入探讨了两个问题——情报和备选行动方案。在情报问题上，我们向总统言明要点，即我们认为“阿布·艾哈迈德很可能将本·拉登窝藏在阿伯塔巴德的这个大院里”。我们强调当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本·拉登就在那里，只有强有力的间接证据。

我们详细讨论了每个终极备选方案。因为有向袭击目标泄密的风险，总统立即否定了涉及巴基斯坦人的方案。总统还否定了将部队秘密运送至巴基斯坦的地面袭击方案，那太复杂了，在行动结束后，我们很难将部队撤离巴基斯坦。会议结束时，我们只有两个备选方案了，即空袭以及通过直升机运送部队的地面袭击。总统明确表示他希望行动时间越早越好，虽然他并未明说，但那天会议结束时，许多人都觉得他倾向于选择空袭。

3月29日，我们再次与总统见面。因为担心附带伤害，他一开始就否决了秘密空袭的方案。总统认为通过直升机运送部队的地面袭击是最佳方案，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知道本·拉登到底在不在那里，能够现场获取重要情报，最小化非战斗人员的伤亡。他问比尔·麦克雷文是否认为此举可行，麦克雷文说：“总统先生，我只有演练之后才能明确无误地告诉您可行与否。我会在两周后给您答复。”

由于CIA预先想到会有这一天，我们建造了一个与阿伯塔巴德的院子大小完全一样的实体模型。在那里，麦克雷文将他在行动中要派遣的海军海豹突击队队员召集在一起，第一次向他们通报了潜在目标的情况。来开会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以为是要让他们去抓捕卡扎菲，后者当时正在利比亚兴风作浪。直到面对我们建造的阿伯塔巴德大院实体模型，他们才知道袭击目标的真实身份。那天，我们的首席行动官员对海豹突击队队员说：“这次我们不去利比亚。我们已经找到奥萨马·本·拉登，你们的任务是去抓捕他。”虽然他们力求掩饰激动的神情，但队员们显然心潮澎湃了。在我们的基地训练并在美国国防部的一个基地进行实战演练之后，海豹突击队准备出发了。

海豹突击队虽然隶属美国军队，但总统明确表示，CIA将是这次行动的指挥方。因为总统希望行动秘密进行，如果很遗憾本·拉登不在那里，袭击行动也没有被巴基斯坦人发现，美国将尽可能对行动不事张扬，表现得若无其事。这就意味着行动的指令是从美国总统传达到CIA局长，再传达给JSOC统帅。连美国国防部长都被排除在这次行动的指令范围之外了。JSOC的人将被临时派遣到CIA来执行这次行动。

我们与总统的会面日益频繁。4月就有过3次会议。月中，麦克雷文向总统通报了团队演练的结果，他的结论是：“我们可以实施行动。”麦克雷文建议，如果要发起袭击，最好安排在4月30日深夜。夜间四周漆黑一片，戴夜视镜的人将占有巨大优势。

但选择在30日行动有个问题，有人提出，4月30日周六晚上要举行一年一度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按照惯例，总统要在晚宴上讲话。他们问：万一当总统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金碧辉煌的舞厅里举行正式晚宴，与一群记者谈笑风生时，一群美国人却在巴基斯坦因行动失败而牺牲，这该怎么办？时任国务卿希拉里一句话就打消了人们的担心。“让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见鬼去吧，”她说，“如果我们以某种政治事件为由做出一个重要的行动决策，上帝会帮助我们的。”

不过，有人提出一个新的备选方案待审核——联合计划团队从未认真研究过这个方案。该方案是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军将领卡特赖特提出的，与大院中那位被CIA称为“踱步者”的人有关。我们能够确定，有一名男子经常孤身一人在大院正屋旁边的小树林里散步。每个人都认为那是本·拉登，但我们无法走近确定他的身份，哪怕是身高都无法确定。帕内塔请专家们目测踱步者的身高——本·拉登的身高远超1.8米，很遗憾，得到的答案是“1.5~2.1米”。这一分析并未能将形势向前推进一步。

在一次会议上，卡特赖特言明立场，说那位在院中踱步的神秘男子很可能就是奥萨马·本·拉登，我们可以用一架无人飞行器直接从院中把他抓走。CIA曾经从某个消息来源获知卡特赖特可能会提出这一建议，我们不同意这么做，于是我坚决反对。我说，如果本·拉登在院中，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卡特赖特对那位踱步者的身份判断是正确的。我还指出，虽然美国近年来使用无人机作战的经验丰富，但并非所有战斗都能取得成功，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爆炸的物理过程。我争辩道，如果本·拉登在阿伯塔巴德，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可以抓住他。但是我们根本抓不到他，或者本·拉登从突袭中逃走的可能性都不可小觑。

另一个问题是，巴基斯坦对我们入侵其领土会做何反应。如果巴基斯坦提前发现了这次直升机机降部队突击，或者其反应速度超出所有人的预料，麦克雷文计划让他的手下在大院中缴械投降，再由高层官员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有一天在会议结束时，总统给麦克雷文下达了一个新的指令。他告诉麦克雷文，他不想让麦克雷文的部下在巴基斯坦的监狱里待上几个月，应该重新商讨一个外交解决方案。总统否决了这个方案，他说：“万一遭遇那样的情形，你们必须背水一战。”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决定，看到麦克雷文的脸色，我知道他也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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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月召开的那些会议中，我们长时间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本·拉登住在那个大院里的概率到底有多大。连续几周我们一直在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首席分析员说她有95%的把握确定本·拉登就在那里。高级分析员（也就是为总统做简报的人）说他有80%的把握。反恐中心的分析员当然很清楚CIA曾在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上有过失误，那时，CIA之所以犯下重大错误，就是因为全盘接受了间接证据。但分析员反复核查这份情报，自问：“还能做出什么别的解释吗？”他们从伊拉克失误中汲取教训，在其简报中列出了其他所有可能的解释，但都不如本·拉登就在那里的这种解释有说服力。反恐中心的主任还多做了一步，他召集了一个“紧急小组”，组员都是他信任的CIA分析员，他们很聪明，但都没有参与过这次行动或分析。他请紧急小组的组员们彻底核查情报，并向他报告有没有疏漏之处—关于AC1之谜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解释。组员们核查之后，也支持本·拉登就在那里的结论，尽管没有反恐中心的分析员们那么确信。紧急小组有50%~80%的把握，而我自己有60%的把握。

各种估计不一而足，难怪总统有些困惑，他问帕内塔为什么大家给出的概率数字相差如此之大。帕内塔马上转过身对我说：“迈克尔，要不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用了几秒钟时间整理思路，继而向总统解释说，大家对概率的判断差距之所以大，并不是因为人们获得的情报不同；我向他保证，每个人分析的都是同一套数据。我对他说，事实上，判断差距反映的是个人经验的不同。反恐中心的人倾向于认为概率较高，他们因过去几年的成功而对自己的判断更有信心，毕竟他们粉碎了一个又一个恐怖主义计划，消灭了一个又一个“基地”组织高级领导人。而包括我在内的判定概率较低的人，则因为经历过情报失误而对分析判断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尤其是我们拿到的都是间接证据。我的情况是，CIA在战前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判断失误始终是我的心头重负。事实上，我告诉他：“总统先生，我认为2002年关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间接证据，要比现在我们用于证明本·拉登住在阿伯塔巴德的大院中的证据还要有力。”我补充说：“即使我们在院中已经安排了一个线人，该线人告诉我们本·拉登就在那里，我的成功把握也不会高达95%，因为线人总会说谎，会搞不清楚状况。”

迈克·维克斯后来对我说，当我说到我们当时关于伊拉克的证据更有力时，房间里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在他看来，总统全神贯注地听我说话，也完全理解了我说的内容。总统继而问道：“迈克尔，如果你只有60%的把握，会不会不选择突袭行动呢？”“不，总统先生，”我说，“即使只有60%的把握，我也会选择实施突袭行动。鉴于这一次涉及的人物如此重要，我们的证据已经足够有力了。”总统后来对人们说，他自己对于本·拉登住在大院中的把握只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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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知情的高级官员热烈地讨论了是否实施突袭行动的问题。有人认为风险太大。副总统则对情报信不过，担心任务失败可能会影响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还有国防部长鲍勃·盖茨，作为一名职业CIA官员和CIA前局长，他居然也说情报不够充分，认为让美国军队参与行动太过冒险。他还提到这类军事行动几乎总是出错。他屡次提起“沙漠一号”的悲剧，那是在卡特执政时期，美国为解救伊朗人质危机事件中被扣押的人质而采取的一次军事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他对我们说，30年前，在那场悲剧发生时，他就坐在同一间战情室的会议桌前。国防部长认为，如果我们采取行动，就应该选择无人机。卡特赖特也反对突袭，也认为无人机方案是更好的选择。

然而，除了上述3位外，国家安全团队的其他成员都赞成实施突袭行动。但即便人们已经就此达成共识，仍有一派认为我们应该等到有更确切的情报之后再行动。帕内塔和我做出了3点回应：（1）没人能保证等待的时间更长就会获得更多的情报；（2）得知情报报告和分析的人越来越多，这些情报随时可能泄露，会有人给本·拉登通风报信；（3）即使没有收到警报，也不能保证本·拉登不会另觅他处安家，因为我们不知道这里是这位“基地”组织领导人的长期住处还是临时住处。没有全天候监控（根本就不可能全天监控），后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都会让我们不得不回到起点重新开始。

帕内塔提出的论点或许是最有力的，每个人对此都心知肚明，但没有人愿意说出来。他暂时放下政策意见提供者的身份，仅仅作为情报提供者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一直秉持着一个简单的原则——美国人民会如何看待？”他补充道：“我认为，毫无疑问，如果他们知道了我们所知道的信息，即使他们跟我们一样信心水平差异极大，他们也一定希望我们实施行动，抓捕那个必须对‘9·11’事件所有死难者负责的人。”这是个很有说服力的见解。

在战情室召开的最后一次“无关紧要”的会议上，总统让高层领导者们表决他们是否赞成实施行动。副总统和鲍勃·盖茨表示不赞成，其他人都赞成。但第二天早晨盖茨身边的3位级别最高的官员，包括迈克·马伦海军中将、迈克·维克斯和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èle Flournoy），都来找盖茨，力图说服他赞成实施行动。在近一个小时的会议之后，盖茨打电话给汤姆·多尼伦，说他改变主意了，现在他赞成实施行动。出于多种原因，我一直很崇拜鲍勃·盖茨，他乐于接受他人的意见、愿意倾听下属的意见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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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过程中，只有两件事情始终如一——我们一直在尽力获取更多情报，也一直在质疑分析员到底有多大把握证明本·拉登就在那里。尽管我们竭尽全力，仍无法获得更多有用的情报，帮助总统决定到底要不要对阿伯塔巴德的大院展开行动。

分析部门在最后的“行动”决定之前，又新成立了一个紧急小组。2011年4月，布伦南希望评估一下如果我们抓住本·拉登，“基地”组织会如何实施报复，这是他的分内之事。要考察这个问题，他就需要得到国家反恐中心（NCTC）的帮助。除了关注手头的中心任务——“基地”组织可能采取哪些报复行动，该组织的领导人迈克·莱特尔还向布伦南建议，由NCTC组成一个正式的紧急小组，评估CIA分析员得出的本·拉登就在阿伯塔巴德的结论。

布伦南和莱特尔两人都来问我的想法。我很清楚CIA反恐中心本身做出的另外一种分析，也知道反恐中心主任亲自下令成立了紧急小组。我虽然觉得这么做有些多余，但仍然表态说：“为什么不呢？”要做出一个如此重要的决定，怎么小心谨慎都不为过。因此莱特尔召集两名NCTC的分析员和两名CIA的分析员组成了一个紧急小组，并将他们派往他的办公处所，再次审核该情报。这4位分析员未能达成共识，他们的意见很不统一。其中一人说本·拉登住在那里的概率是60%（和我本人的信心水平一致），另外两个人对此事的把握大概有50%，还有一人认为概率只有40%，我觉得他这么说的意思就是他认为本·拉登根本就不在那里。每一位分析员都觉得，关于我们在大院看到的一切，本·拉登就在那里的结论就是最好的解释。即使如此，莱特尔仍然将团队的结论通报给了总统，重复了我先前就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说的那些话，这是在冷静地提醒总统，得出本·拉登就在阿伯塔巴德这一结论的证据严重不足。

***

4月29日，就在我们与总统会面的前一天，帕内塔局长办公室的保密电话响了起来，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伦打来的。他通知我们，总统已经下令实施行动。帕内塔感觉到那将是历史性的一刻，就手写了一份备忘录作为记录。他写道：

接到汤姆·多尼伦的电话，说总统已经决定对AC1实施行动，决定发动突袭。行动的时间安排、行动决策和指挥都由麦克雷文海军上将负责。行动指令是向大院发起进攻，抓住本·拉登，如果他不在那里就撤退。上午10点45分，麦克雷文海军上将传达了这些指令。

这个星球上只有几个人知道如此重大的事件即将发生，而我是其中之一，每个人都对结果一片茫然，我完全无法描述当时心中的万般感慨。就在突袭前一个小时左右，帕内塔的办公室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他问我就此事到底怎么看：“他在那儿吗？”“长官，”我说，“不管我们能不能在那儿抓住他，我都不觉得奇怪。”帕内塔没说别的，只是回答道：“我也是。”我们只有听天由命了。

突袭过后，媒体评论员们曾谈到总统的“勇敢决定”。我觉得做出行动决定并不是最难的部分。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采取行动，事实上，我们的理由已经充分到总统必须采取行动。如果他不采取行动，之后人们又知道了CIA曾认为本·拉登就在那里，就会大大有损他的总统形象和美国的可信度。在我看来，勇敢的部分在于总统决定如何采取行动。他决定让美军发动地面袭击，让美国人为这次行动冒生命危险，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最终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他本来可以选择那个容易实施的方案，也就是动用几架B-2轰炸机将大院炸平。正是因为他的决定，我们大大减少了附带伤害，确信我们抓住了本·拉登，并从大院获得了极其珍贵的情报。

事实证明，我们关于是否在记者协会晚宴那天晚上发动袭击的争论毫无意义，因为那天巴基斯坦的天气很糟糕，麦克雷文决定将行动推迟一天。

***

CIA局长那间装了护墙板的会议室变成了临时指挥中心，那里与我和帕内塔的办公室只隔了一个狭窄的过道。那张表面磨得很光滑的长桌上堆满了电子设备，CIA和JSOC的人员正在操作它们，以便始终与位于阿富汗贾拉拉巴德的麦克雷文海军上将的总部保持联系，并监控该地区周围的各个传感器。CIA的几位高级官员也在那里，但他们都不在传感器附近。

尽管我们对CIA的高级工作人员都进行了最高级别的安全调查，但其中的很多人仍然不知道我们认为已经找到本·拉登，也不知道我们即将创造历史。我们对CIA官员和内阁官员保密，并不表示对他们有任何不信任，而是就这般重要的行动而言，多一个人知道行动计划，就多一分无意间泄露情报、破坏行动的风险。在袭击之后的那段日子里，我常常不得不向许多人解释（或者说是道歉），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提前得知行动的消息。

高级别的行动保密措施也差点儿让我后院起火。我的一个朋友给了我几张5月1日华盛顿首都冰球队主场迎战坦帕湾闪电队的总决赛球票。鉴于原定于4月30日发起的突袭被推迟了一天，我觉得也有可能会因为次日糟糕的天气再次推迟，这样我就能去看球赛了，所以就收下了球票。

然而，到了5月1日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左右，大家确信巴基斯坦的天气很适合，行动就要开始了。我不想浪费球票，就给玛丽·贝丝打电话，让她来我的办公地把球票取回去送给别人。作为副局长夫人，玛丽·贝丝有自己的CIA通行证，通常能够直接将车开到总部大楼门前，在没有人陪同的情况下走进总部。但如果她在5月1日那天走进我的办公室，就会看到临近会议室的所有人都忙忙碌碌，可能会猜出有大事要发生。她也是众多没有“必要知道”的人之一。于是我让保安在楼下拦住她，“无论如何都不要让她上楼”。但他们的做法比我说得更过分，他们决定在CIA的前门截住她，那里距离总部大楼主入口还有400米。他们的态度不由分说：“夫人，这是球票。”那语气和神情仿佛在说：“您必须在这儿止步。”那几个月我总是加班加点，已经让她很不高兴了，保安这种冷若冰霜的接待简直是雪上加霜。

然而，真正惹恼她的是另外一件事。她在那天上午的晚些时候给我打电话，说我应该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往学校参加我们的女儿萨拉高中时期的最后一次全校合唱表演。“不过一个小时而已，”她说，“不管你在做什么，都没这件事重要。”她的态度很坚决。“对不起，”我只能这么说，“不行，真不行，我得走了。”玛丽·贝丝后来对我说，她那天下午和傍晚都在生我的气。到了晚上8点左右——在我保持“无线电静谧”近8个小时之后，她坐在沙发上自忖：“不如跟他离婚吧。”只有在总统决定把有关突袭行动的消息告诉美国人民之后，我才能给她打电话。我还是没有告诉她我们做了什么，只是说总统要跟全国人民说几句话，那时她就会理解我，并且希望她能原谅我。她问：“发生什么糟糕的事了吗？”我说：“不，是好消息。”“你们抓住他了？”她问。玛丽·贝丝已经在本·拉登的故事里浸淫了太长时间，完全能够猜到“好消息”是指什么。我只是回答她说：“我爱你，得走了。”至少我的婚姻算是保住了。

***

那天早些时候，帕内塔局长和我在装备好的CIA局长会议室里监控突袭情况。我们坐在大会议桌的中间，通过安全视频会议与身在阿富汗的麦克雷文海军上将和白宫保持联系。局长在严格意义上是行动指挥，但事实上他和我对实际行动没做出什么贡献。我们都是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第二天，局长在CIA的大礼堂召开全体会议，通报关于此次突袭的情况，他一度提到工作组，说因为这是一次保密行动，他被委任指挥行动。他停了几秒，说：“好吧，那纯属扯淡。我根本就没指挥。”他和整个听众席的人都大笑起来。

但在实施突袭行动时可没人能笑得出来。在突袭行动中，有一架参与突袭行动的直升机在大院上方低空飞行时坠毁了，那可让我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在场的海豹突击队员的安全。随后第二个念头很快便冒了出来：“看来鲍勃·盖茨警告得没错，只要实施这种行动，就会有糟糕的事儿发生。”我还想：“看来行动是没法秘密进行了。”那肯定会把阿伯塔巴德城里的所有人都惊醒的。CIA官员注意到附近的居民纷纷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谢天谢地，当地没有立即启动安全响应，突袭总算没有被扼杀。

直升机坠毁时，我注意到麦克雷文海军上将非常冷静，一点儿都没有惊慌。他的大将风度让我冷静下来。我一贯对麦克雷文崇拜有加，我觉得他算得上是美国军队有史以来培养的最出色的战士之一。他在许多场合的表现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没有哪一次像直升机坠毁的那一刻更让我充满崇敬之情。直升机坠毁发生短短几分钟之后，麦克雷文便宣布没有人受伤，行动继续进行，并安排一架备用直升机替代那架坠毁的直升机。之所以还有备用直升机，是因为总统之前坚持准备一架备用机，以备作战团队撤离时使用。

关于突袭行动的实际情况，记者和参与者们已经向公众描述得再详细不过了，我就不再重复一遍。然而，公众并没有充分了解的事实之一是，在突袭结束之后，我们仍然无法确信抓住了本·拉登。

在参与行动的直升机离开了巴基斯坦领空之后，我和帕内塔去白宫见总统和他的高级国家安全团队，讨论下一步的行动。如果总统这时宣布本·拉登已死，而过几天他却又活蹦乱跳地出现了，这可是谁都不想看到的情形。在场的海豹突击队员们说，他们认为死在三楼的人看着像本·拉登，还说他们审问了屋里的几名妇女和儿童，其中一个说死去的那个人是“奥萨马族长”。即便如此，仍没有足够有力的证据证明那个人就是本·拉登。尸体被运达阿富汗后，麦克雷文曾将它平放在飞机棚的地板上，并请他手下一位个子较高的队员躺在它旁边，估计一下那个死者的身高，看看是否与传说中身高足有1.92米的本·拉登相符；看样子身高差不多。CIA的科技专家动用脸部识别技术，说他们有90%~95%的把握认定我们抓到了自己要找的人，我把这一分析结果通报给总统。但他认为，只要有一丝一毫的不确定性，他就不应该将这个消息通知给公众。有人说我们可能要等到第二天，拿到初步的DNA分析报告后再通知公众，或者再等一天，直到最终的DNA分析报告出炉。直到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海军上将打电话给他的巴基斯坦同行阿什法克·卡亚尼（Ashfaq Kayani）将军时，一切才有了起色。马伦还未开口说话，卡亚尼就告诉他，本·拉登已被抓获。得知了这个消息，并且确信消息已经开始走漏，总统才觉得可以向全世界宣布此事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收到位于阿富汗的美国军事实验室发来的初步DNA测试报告，结果是阳性的。当天晚些时候，我们又收到了美国的一个实验室发来的最终DNA测试报告。该实验室称，尸体不是本·拉登的可能性只有万亿分之一。哪怕是对疑心最重的分析员来说，这个结果也足够好了。）

晚上11点35分，总统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我坐在战情室的一把椅子上观看他的讲话，就是在这间战情室，我们制订了那么多规划，行动才最终得以实施。然而，事实证明我那天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媒体对袭击事件的兴趣之浓厚，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因此白宫新闻办公室召开了一次“媒体吹风会”。那是与媒体会面的场合，通常都是由高级官员主持的，以便媒体能够原封不动地使用官员的说法。然而，由于敏感原因，例如谈及情报问题，他们不能在报道中有名有姓地引用高级官员说的话。这样一来，关于媒体可以如何提及高级官员，就会事先确定基本规则，例如“政府高级官员”“军方高级官员”。

我要负责向媒体解释，是什么情报促使我们得出本·拉登很可能就在那处院落中的结论。我解释得很小心，没有泄露任何机密情报。在我之后是国防部次长迈克·维克斯，他就突袭行动本身通报了媒体。

当帕内塔局长和我走出西翼大楼，走上西行政大道时，已经是凌晨1点了，我们的警卫正等在那里接我们回家。我们听到附近的拉法叶广场上有狂欢者在高喊“美国、美国、美国，CIA、CIA、CIA”，那种感觉很不真实，我自言自语道：“我再也听不到有人这么喊了。”帕内塔和我拥抱在一起。那是我们那天的第二次拥抱，第一次是在突袭行动过程中，也就是在海豹突击队队员进入地面作战19分钟后（当海豹突击队位于巴基斯坦的地面指挥宣布“以上帝和国家的名义，杰罗尼墨，EKIA
[4]

”时，这句暗语表明海豹突击队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要找的人）。

接下来的那段日子里，我们感到无比自豪、满足和欣慰。我从未如此百感交集。在突袭行动结束后的那天早晨，我一到办公室就看到桌面上放着一封信。那是外国情报处的一位关系很好的同事和朋友写给我的，CIA和我一直与他并肩战斗打击“基地”组织。我后来还收到了很多类似的信件，但没有哪一封写得如此优美、如此动情。信中写道：

亲爱的迈克尔：

我谨代表许多人，为如此卓越的成功向你和CIA献上最诚挚的祝贺和最深切的职业敬意。它的启动、构想、规划和执行都堪称完美。CIA的表现如此出色，简直是教科书一般的典范。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当代史就是由一次次令世人震惊的事件和日子铸就的。今天，历史站在了正义的一边，它将被后世铭记于心。在“基地”组织的威胁最终结束之前，我们曾经取得过很多成功，以后还会有很多，但今天，美国写下了新的篇章，向世人证明，没有人能逃过正义的审判。真了不起。向你们每个人表示祝贺。

***

尽管我们取得了成功，但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尤其是CIA与巴基斯坦的情报部门三军情报局（ISI）的关系。长期以来，两个国家之间以及两个情报处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在本·拉登遇袭之前，情况进一步恶化。2011年1月，被任命为驻拉合尔领事的美国公民雷蒙德·戴维斯（Raymond Davis）在该地杀死了两名试图抢劫他的武装分子。一辆从美国使馆开来帮助戴维斯的汽车意外撞死了第三位巴基斯坦人。戴维斯在巴基斯坦的监狱里待了近两个月，美国向巴基斯坦施加了巨大的外交压力他才获释，我们还赔偿了死者家属240万美元。巴基斯坦人认为戴维斯事件是对他们感情的极大伤害，本·拉登的遇袭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不满。

因此在突袭结束几周之后，总统派他的南亚特使马克·格罗斯曼（Marc Grossman）和我一起前往巴基斯坦，着手修复两国关系。我的任务是与巴基斯坦ISI局长艾哈迈德·帕夏（Ahmad Pasha）陆军中将会面，在民事机构大多对军方言听计从的巴基斯坦，帕夏是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我连夜飞抵巴基斯坦，之后被带到帕夏将军位于伊斯兰堡外一处军营里的家。那里让我想到安置在所有美国军事基地的家庭。我被请进一个小小的会客室，在场的只有我和帕夏将军两人，没有助手，没有书记员。一个用人送来果汁和小点心。寒暄并问候了彼此的家人之后，我们就坐在那儿看着彼此，沉默了一两分钟。之后我们都笑起来，因为那实在太尴尬了。但我们面前要处理的可不是什么笑得出来的事。

帕夏向我解释说，美国，尤其是CIA，让巴基斯坦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我明确表示理解。他解释说，那种尴尬是双重的：其一是让他的情报局感到尴尬，因为他们没能发现本·拉登；其二是让巴基斯坦军方感到尴尬，因为它竟未能阻止发生在该国腹地的一场袭击。帕夏说，如果美国的某个盟国在美国来一场空袭，杀死一个逃犯之后再把他的尸体运走，我们就会感同身受了。他说得没错。

但我希望帕夏也能理解我们的立场。我解释说，我们找到了世界头号通缉犯，他就住在距离巴基斯坦军校不足1.6公里的地方——显然他已经在那里住了很多年，尽管巴基斯坦官方一直争辩说本·拉登不在巴基斯坦。我提醒帕夏，美国（包括奥巴马总统）曾公开声明，如果我们发现了本·拉登，就一定会上门去抓他。这已经是很明确的警告。最后，我对帕夏说，尽管我知道他和巴基斯坦的大多数高级官员都不知道本·拉登本人就在阿伯塔巴德，但我们不可能不怀疑有某个级别的巴基斯坦安全官员知道他的存在。我说：“美国人很难相信贵局的阿伯塔巴德分局或者阿伯塔巴德警察局从来没有质疑过在那个大院中发生的事。”

关于突袭本·拉登的事就这样陷入了僵局，但我们接着谈到了“我们该往何处去”的问题。我们最终进行了颇有成效的讨论，且效果显著，以至帕夏突然决定我们应该立即去拜访其上司阿什法克·卡亚尼将军，继续与他会谈。卡亚尼当时是军方统帅，是巴基斯坦极有权势的人。那时已经很晚了，但帕夏一再坚持，他说：“跟我一起来吧，我开车。”我猜想卡亚尼住在同一个军营里，没想到他却住在城市的另一端。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没带手机，没人知道帕夏会把我带到哪里去。我们驶离时，我的警卫看到好像是他们的上司（也就是他们应该保护的人）在夜色中绝尘而去，就跳上自己的车开始狂追。帕夏也有警卫，也在追他们的上司，但是他们有极大的优势，知道我们要去哪儿。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颇有喜剧感——尽管我的警卫团队当时肯定不这么认为，他们在车流中疾驰，确保我没有被绑架。我手下的一名警卫应该也不认为这很幽默，他在卡亚尼的军营门口勇敢地推开了帕夏的警卫，为的是确保我没事。我的警卫队长那时已经在任10年了，后来他跟我说，那可是他职业生涯中感觉最糟糕的一刻。

***

突袭本·拉登后，我还要完成一项相关的任务，但这项任务执行起来就远没有那么痛苦了。奥巴马总统知道我在“9·11”事件时期与布什总统在一起，因而在突袭行动实施几天之后，他私下里请我飞往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就这次行动给他的前任做一次完整的简报。这是奥巴马总统一个非常慷慨的举动。

布什总统还像往常一样亲切。但那天，他就像个孩子走进了糖果店。他想知道行动的所有细节，与我同行的还有一位CIA的高级分析员以及一位JSOC的高级官员。我们向前总统通报了情报工作和突袭行动本身。最后布什说：“你知道，我本来今晚要跟劳拉一起去看电影，但这可比我看到的任何电影好看多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待在家里。”那也是我和我曾经为其做简报的人私下相处的一段时光。他送给我一枚纪念币，那是一枚由军队统帅和其他高级官员分发的极有价值的奖章，那是他的最高统帅币。他把它递给我时，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我第一次觉得“9·11”事件真正结束了。

***

在我任职副局长期间，我的工作人员每周五会整理出一个阅读文件夹供我周末阅读。每周五晚上我离开兰利时，会带几十份长达数页的高度机密文件回家。我把这些文件存在保险箱里，我们称之为敏感类情报设施（SCIF）。SCIF本身就像银行里一个小型的贵重物品保管室，它在我家的阁楼上，由多个警报系统和监控摄像头保护着。我的警卫们始终在我家附近。

2011年8月，我首次担任代理局长期间，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从保险柜里取出周末阅读的材料，并将一堆材料放在膝上，盘起腿开始阅读。大约一半的材料是我们的反恐分析员们撰写的，列出了他们在突袭本·拉登期间挖掘出的宝贵文件中都获取了哪些情报。我一直在等待这份文件，所以静下心来，开始认真地逐字阅读。

大多数读到的材料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对本·拉登位于阿伯塔巴德办公室的文件进行挖掘的众多成果之一是，“基地”组织仍随时准备对西方发起攻击。那些文件表明，在被击毙前的几个月里，本·拉登还在忙着与他手下的主要行动人员讨论在美国发动足以造成大规模伤亡的袭击，以及如何打击全球石油工业的运营基础设施——石油管道、终端和油轮。石油工业一直是“基地”组织的打击目标，2006年2月，“基地”组织对沙特阿拉伯的艾卜盖格石油加工厂发起袭击，那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加工厂，沙特阿拉伯出口的一半石油都要在那里加工。此外，不出所料，本·拉登强调了“基地”组织始终有意向袭击商务航班。

我继续往下读，并沉浸在那份文件中。被缴获的文件也明确表示，到那时为止，美国仍然是“基地”组织的首要目标。本·拉登将我们看作头号大敌，称我们为“异教徒之首”。尽管美国及其盟友极大地打击了“基地”组织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以外行动的核心领导层，但“基地”组织以及受它启迪而成立的类似组织仍然热衷于攻击我们，且仍有能力造成巨大伤害。读完全部材料，我坐在那里。那份文件再度印证了我对该组织的所有直觉。

出乎我意料的是，分析员明确表示我们在突袭前对本·拉登在该组织中所发挥作用的理解是错误的。在突袭前，我们以为是本·拉登的副手艾曼·扎瓦希里管理“基地”组织的日常运营，事实上相当于“基地”组织的CEO，而本·拉登只是该组织的精神领袖，相当于“董事长”。但对文件进行挖掘后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结果显示本·拉登不仅在阿伯塔巴德远程运营着“基地”组织，他也是该组织的微观运营者。他亲自批准人事任命和运营费用，并亲自参与袭击的策划工作。他仍然亲自参与恐怖主义日常运营，且亲自管理着“基地”组织在全球与日俱增的分支机构，尤其是也门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这当然使得从战场上除掉本·拉登的意义大大增加了。

[1]
凯文·贝肯（Kevin Bacon，1958—　），美国电影演员、话剧演员，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以1984年主演的电影《浑身是劲》（Footloose）而闻名。

[2]
大学炸弹客指西奥多·约翰·“泰德”·卡辛斯基（Theodore John“Ted”Kaczynski），美国数学家、罪犯，绰号“大学炸弹客”（unabomber）。1978—1995年，他为了对抗现代科技在全国各地投放炸弹，以邮包或放置炸弹的形式造成3人死亡，23人受伤。

[3]
1996年7月27日，亚特兰大奥运会举办期间，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百年奥林匹克公园内发生一次恐怖袭击。爆炸造成1人死亡、111人受伤，还有1人因心脏病发作死亡。这次袭击是由基督教恐怖主义组织天军成员埃里克·鲁道夫（eric rudolph）实施的，目的是惩罚比尔·克林顿的民主党政府在堕胎议题上的立场，并意图迫使政府取消正在举办的奥运会。

[4]
原句是“Geronimo EKIA”，杰罗尼墨是美军给本·拉登取的代号，EKIA是Enemy Killed in Action的缩写，意为“已在行动中杀死敌人”。

第八章　“基地”组织之春

由于不得不在突袭本·拉登之后的那段时间与帕夏将军打交道，我和他成了熟人。我们有过很多次诚恳的交谈，有关我们协作的反恐工作，也有关我们各自的国家及其未来。我觉得他是一个充满民族自豪感的巴基斯坦爱国者，有时候他的想法会带有民族主义的烙印（帕夏是我遇到过的民族主义观念最重的巴基斯坦领导人）。在阿伯塔巴德袭击行动过去几个月后，我们曾在我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办公室里讨论巴基斯坦的未来及其优先事项。帕夏强调说，巴基斯坦对印度的关注将是重中之重，他说：“因为印度过去、现在和将来一直都是事关巴基斯坦国家存亡的威胁。”我对他的观点无法苟同。我对帕夏说，印度当前正在关注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印度从很早以前就不再把巴基斯坦作为它的唯一对手了。我补充说，帕夏和他的政府还陷在时间的怪圈中，而就在他们还在无谓地担心印度时，早已有其他严重得多的威胁让他们身边危机四伏了。“巴基斯坦生死存亡的威胁是你们的经济现状和境内的军事势力扩张。看看整个阿拉伯世界如今是什么样子吧。”我说。帕夏没有回答。

***

2012年年初，就在我与这位巴基斯坦同行进行这番谈话时，北非和中东的部分地区正在进行着一场革命。这将是自阿拉伯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推翻奥斯曼帝国之后，该地区意义最深远的一场变革。而就我们应对恐怖主义者的威胁而言，这场革命最终帮助“基地”组织发展壮大也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

预测革命的发生是一门不严谨的科学。在CIA，我们可以很准确地提供战略警告，但在战术方面就没有那么出色了。就像一个气象学家告诉你：“冬天要来了，看来今年冬天会很冷。”这当然是重要信息，但你真正想知道的是周四会不会下雪，以及这场暴风雪的肆虐程度。

多年来，CIA的分析员们一直都在警示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强大压力。在一份又一份情报中，他们告诉决策者，如果阿拉伯世界再不发生巨大变革，现状将无以为继。分析员们提供了一整套分析，其中提到的政治、人口、经济和社会趋势都表明该地区的独裁主义政权会陷入困境，因为这些政府无法满足国内民众的期望。这里有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我们都能意识到的，另一个是我们意识不到的。我们能够意识到的问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找不到工作，担心自己和孩子没法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我们意识不到的问题是，社交媒体正在以一种深刻的方式迅速传播这些人的观点。

我们未能在战术上提出警告，无论是“接下来的几个月，突尼斯将有大事发生”，还是“我们讨论多年的压力如今正在整个地区积聚，形势日趋危险”。有人指责我们未能就“突尼斯将有大事发生”提供警告，那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2010年12月17日，阿拉伯的暴动之火在突尼斯点燃，街头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因不满宰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总统的暴虐政府对待他和其他公民的方式而自焚。布瓦吉吉事件催生了一系列游行示威，在不到4周的时间里便结束了本·阿里长达23年的统治。没有哪个情报机构能够预测这样一连串事件，尽管我们早些时候的确指出突尼斯的这场危机可能会终结本·阿里的统治，而突尼斯政府垮台之后，我们也的确警告过这场革命会扩散到该地区的其他地方。我们当时撰写的一份文件的题目就是“茉莉花革命会在突尼斯周边国家得到响应”（Jasmine Revolution Resonating in TunISIa’s Neighborhood
）。

然而，我们无法充分解释为什么我们没能意识到整个地区的压力已经积聚到相当危险的水平。为什么呢？不是因为资源不足——中东和阿拉伯世界一直是CIA倾注大量资源的领域，之所以没能看到这一趋势，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太过依赖相关国家几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以为他们能帮助我们了解阿拉伯人民的情绪。我们未能及时打开一扇自己观察的窗户，而且我们依赖的那些领导人都是孤立的，对即将击溃他们的浪潮一无所知。

当时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情报界在通过社交媒体挖掘大量现有情报方面做得不够。社交媒体不但传播观念，它也正在成为那些反对现有政权之人的组织方式。“阿拉伯之春”，尤其是社交媒体激发的那些游行示威，让我们措手不及，迫使我们加派了一倍的人手去监管社交媒体平台上现有的大量情报，将其作为政治变革和政治运动的风向标。我们已经习惯于窃取秘密，因而对在推特上传播的向全世界公开的重要信息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说句良心话，我当时并不清楚，至今也仍不明白，我们未能“预警”“阿拉伯之春”到底有什么严重后果。如果我们事先向决策者们发出了精准的预测，我并不认为会对最终事件的发展有任何影响。

不管我们在事件逐渐升级到后来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的那段时间犯了多少情报分析错误，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因为它让人们有了虚幻的希望）——对整个事件来说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街头暴动发生后的错误判断。我们想告诉决策者，这次人民暴动将破坏“基地”组织所宣传的意识形态，从而削弱“基地”组织。我们的分析员认为，那些抗议会在整个阿拉伯地区传递一个信号，即没有“基地”组织带路，没有“基地”组织声称的必要的暴力，一样可以发生政治变革。事实正好相反，除少数例外情况，人民争夺自决权这一事件的非预期后果是，几个主要国家突然丧失了与“基地”组织和其他军事集团作战的意愿或能力。

简言之，“阿拉伯之春”有利于整个中东和北非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发展。埃及和利比亚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而正是在这两个国家，我再次被卷入历史旋涡的中心。

***

受到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下台事件的启发，2011年1月，埃及也爆发了大规模公众抗议活动。数万名抗议者袭击了开罗和其他几个主要城市，要求结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长达30年的统治。许多抗议者的诉求是合理的，因为埃及民众的生活条件非常糟糕，社会贫富差距惊人。西方人已经习惯欣赏令人目眩的金字塔和美丽的红海海滨度假村的照片，却看不到成百上千万的人民生活在赤贫之中。对美国决策者而言，那是一个艰难的时刻，因为穆巴拉克一直是美国的忠实盟友。埃及作为阿拉伯文化的中心，是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该地区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而美国官员也无法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埃及之所以能与我们最亲密的中东盟友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要仰仗少数几位领导人的支持——穆巴拉克就是其一。

游行示威的规模与日俱增，时而会有暴力事件，大部分都是政府方面诉诸暴力，力图平息抗议。白宫的副职委员会每天开会讨论美国是否应该出手，又当如何确保和平解决，并取得稳定的成果。我是作为CIA的代表去参加那些会议的。我们没有商讨出明确的答案，然而与会者就几个问题达成了一致。首先，人民革命是一辆高速运行的列车，你绝对不能阻止它前行。显然，革命的后果取决于埃及而不是美国。其次，美国感激穆巴拉克多年来在中东和平及反恐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支持，尽管他对国内局势似乎已经无力回天，他在位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但我们认为他还是有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让埃及和平过渡到一个新型政府。国家安全局、国务院和国防部等部门一致认为，美国政府既不能直接支持穆巴拉克，也不能直接支持那些力图推翻他的人。我们的最佳做法是公开宣称美国支持和平解决，并进行外交努力，暗中促使穆巴拉克设计出一个方案，既能避免大屠杀，也能确保埃及和平过渡到一个稳定的新政府。

大家请我去参与这项工作。十几年前，我曾经与埃及情报局局长奥马尔·苏莱曼（Omar Suleiman）打过很多次交道。苏莱曼个子很高，为人低调，说话得体，是个喜欢穿西装的军队将领。他对该地区的安全问题极有见地，遇到复杂的问题，我们往往会询问他的看法。你可以向苏莱曼咨询任何一个关于地区事务的问题，然后靠在椅背上听他发表长达半小时的演讲，其中不乏睿智的洞见。没人会打断他讲话，只有他自己每隔几分钟就习惯性地清清嗓子，那是他在整理思路，准备就当前的话题拓展开去。

随着埃及的局势迅速失控，美国不断促使穆巴拉克通过妥协解决危机，但埃及总统事实上一直在顽强抵抗。游行示威持续4天之后，穆巴拉克任命苏莱曼为副总统，这着实让世界大吃一惊，因为埃及副总统的位置已经空缺了将近30年。除了自己的家人外，苏莱曼是穆巴拉克最亲密的顾问。抗议者对这一决定并不买账，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穆巴拉克通过提拔自己最强有力的盟友握住权力不放的又一举措。

与此同时，一位国际商人的中间人开始和我接洽（我不能透露有关他或这位中间人的更多信息）。这位商人是苏莱曼的朋友，希望我转达苏莱曼向美国政府发出的消息。中间人提供的凭据无可挑剔，经过与那位商人的几次会谈，我可以确信两点：他直接与苏莱曼联络，以及他考虑的是埃及和美国的最佳利益。我向帕内塔局长和各位副职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通过这位商人与苏莱曼对话。那段日子我们进行了好几次谈话。苏莱曼希望传递给白宫的主要信息是，他非常担忧自己国家的稳定，希望能消除危机。他想知道的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政府希望开罗怎么做。

虽然他并未言明，但我们猜想苏莱曼（他完全可以拿起电话，直接联系帕内塔局长或者我）是在避嫌。如果有人看到他与我通话，内部人士就会认为他与穆巴拉克作对。事实上，他的提议也的确如此，但他不愿意公开与上司作对。保密是必要的，因为即使是埃及间谍组织的头目，也有可能被人盯上。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他正在寻找一种方式安然渡过这场危机，甚至能就此获得更高的职位，可能会成为埃及新一任首脑。我一直认为，苏莱曼是为自己才来这浑水的。

我把苏莱曼的意思传达给副职们，大家决定由我来给这位埃及的间谍头目回信，一五一十地告诉他美国的建议。穆巴拉克准备发表一次重要讲话，人们预期这是这场危机中的关键一刻，而此时我与美国国家安全代理顾问丹尼斯·麦克多诺一起坐在他位于白宫西翼的办公室里（那间办公室的大小相当于一间步入式衣帽间，与椭圆形办公室只相隔几步）起草了一份清单，列出了美国政府希望在穆巴拉克的讲话中听到的要点。我们认为，这些要点有助于缓解当前的危机。麦克多诺的打字速度快得超乎我的想象，之后他便把讲话要点打印出来。基本要点包括：

我已经听取了人们的意见，准备立即辞去总统职位。我正在把权力转交给一个由埃及社会各界代表组成的过渡委员会，该委员会将暂时管理国家并出台适当的机制举行选举，以便决定由谁来带领埃及走向未来。这一切将以和平和安全的方式进行。

我和丹尼斯回到战情室，副职们仍在那里，他把讲话要点给会上的每个人看，确保大家都了解详情。当所有人都在讲话要点上签字之后，麦克多诺把那张纸递给我说：“去吧，老兄。”

我在战情室里找到一个私密房间，打电话给我的联络人。我告诉他，我有一份来自美国政府最高层的信息要传达给苏莱曼。我仔细地一一传达了那些要点。我的联络人显然将它们逐字记录了下来，因为有几次他请我说得慢点儿，重复一两个短语。他说他会立即把该信息传达给苏莱曼。后来，我的联络人给我回了电话，说苏莱曼不仅收到了消息，并且已经说服穆巴拉克在讲话中提到那些要点。

接下来的那次关于埃及问题的首长会议在2月1日召开，碰巧与穆巴拉克的讲话同时进行。我们都抱着极大的希望坐在战情室的多块大屏幕前观看讲话，但很快就发现穆巴拉克并没有遵从苏莱曼给他的讲话要点，而是朝着另一个方向渐行渐远。穆巴拉克谈到了高尚年轻人的和平抗议，说市民被那些一心想要制造冲突和诉诸暴力的人利用了。他明确表明，保护国家的安全是他神圣的职责，直到任期结束，他将一直致力于此。他说将不再连任总统，这是最符合示威者意愿的一句话。埃及民众迅速做出了激烈的反应。穆巴拉克的军队随后付诸暴力镇压。（倒台后的穆巴拉克被指控犯有谋杀罪，称他要为一些示威者的死亡负责。）

我感觉糟透了，主要是因为埃及，但也因为我的个人外交以惨败收场。在我看来，苏莱曼的影响显然远不及穆巴拉克的妻儿，尤其是他儿子贾迈勒，穆巴拉克已经准备让贾迈勒做他的继承人。

穆巴拉克的讲话对美国政府而言是一个转折点。总统在第二天早晨公开表示，埃及“必须现在就开始和平有序地过渡”，以此作为我们疏远这个长期盟友的第一步。

随着暴力升级，美国政府内部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公开放弃一个长期盟友让许多人感到难以接受，但其他人则认为是这样做的时候了。决定性的一刻发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赖斯（Susan Rice）问奥巴马总统，他想让历史如何评价自己，是站在穆巴拉克一边，还是站在埃及人民一边。总统当即决定放弃穆巴拉克，他发表声明说：“我们必须听到埃及人民的声音。埃及人民已经明确表示事态已没有回旋的余地：埃及已经发生了变革，它的未来掌握在人民手中。”总统完全站在了抗议者一边。他选择放弃穆巴拉克，后者不久后便辞职，苏莱曼宣布政府的控制权将由埃及军方接管。

开罗的大街小巷一片欢腾，而中东其他国家的权力中心则义愤填膺。此事件的后劲儿强大，我在不久后访问埃及、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时就亲身感受到了这一点。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们不理解我们为何如此干脆地放弃了穆巴拉克这样一位长期盟友。他们没有明说，但那个始终悬在心头的问题就是，如果类似情形发生，我们是否也会如此不讲情面地放弃他们。事实上，我们在埃及当时的情形下别无选择，我们根本救不了穆巴拉克，即使救他对美国的政策有利，我们也是一样无能为力，何况我们无利可图。

不管2011年年初发生在整个中东地区的事件意义有多么重大，如果不是因为这对我们的反恐战争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影响，我根本不会在本书中提及此事。尽管从长期来看该地区的民主法治将会取得更大的发展，但至少从中短期来看，“阿拉伯之春”的最大赢家是“基地”组织。

穆巴拉克的继任者是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他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主要成员，上任伊始就授予自己极大的权力。事实证明，穆尔西是个极其糟糕的领导人，在政治和经济事务方面都做出了错误决策。不管民选领导人有怎样的优势，他们都无法抵消治理不善产生的恶果。这让埃及内外的许多人感到沮丧，他们原本希望穆尔西能领导埃及重新振兴经济，过渡到民主政治。这种不善治理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尽管埃及境内打击恐怖主义的机制大多未变，但人们并没有政治意愿利用那些机制。埃及的军事、情报和执法界基本上都不再打击“基地”组织，因为他们没有获得政治支持，无法继续致力于此。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埃及已被打压了近20年的“基地”组织就重新抬头，在西奈和埃及其他地方建立了新的根据地。这样一来，“基地”组织就能够从这些据点打击以色列、对以色列和约旦至关重要的能源管道，以及埃及境内常有西方人出入的旅游景点了。西奈从一个深水潜水和海滨度假胜地变成了战区。

穆尔西的政府基本上无所作为。最后白宫派反恐领袖约翰·布伦南去告诉穆尔西，“基地”组织正在埃及迅速恢复势力，其首要目标是要杀死穆尔西并颠覆埃及政权。虽然布伦南成功地让穆尔西关注了此事——埃及部分恢复了针对“基地”组织的反恐行动，但几个月后，埃及军方受够了穆尔西，迫使后者在上任一年多之后下台了。

然而，破坏已经造成。“基地”组织在该地区最大也最重要的阿拉伯国家赢得了极大的阵地。我们至今仍在为埃及对其关注不够而付出代价，因为“基地”组织已经完全控制了西奈，仍旧在埃及的几个重要城市制造威胁。“阿拉伯之春”本是民主自决和表达公众意愿的鼎盛时期，却变成了形式最糟糕的暴力和压迫的催化剂。从反恐角度来看，“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

***

在该地区的另一个主要国家利比亚，我们经历了另一种倒退。在那里，问题不是他们缺乏打击“基地”组织的意愿，而是无能为力。

从表面看来，利比亚似乎不怎么让情报界感兴趣。该国尽管国土面积较大，但境内大多是沙漠。以人口来说，利比亚甚至排不进世界前100位。但单看数字可能会导致误判。我在CIA工作的30年里，相对其国土面积和人口来说，利比亚让我们投注的精力和资源极大。利比亚有600万人口，我们的大部分精力都倾注在这个国家的一个人身上了，他就是穆阿迈尔·卡扎菲。卡扎菲为利比亚选择的道路令他为国际社会所不齿——寻求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运用恐怖主义作为管理国家的工具。他还导演了1988年泛美航空103号航班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的爆炸案，这一恐怖主义行为导致机上259人死亡，地面11人死亡。1986年，一家美国士兵常光顾的柏林迪斯科舞厅发生爆炸，导致两人死亡，其幕后策划人也是卡扎菲。

其后，在2003年年初，就在美国及其盟友对伊拉克开战时，利比亚政府代表前往CIA的英国同行那里，提出卡扎菲或许愿意主动磋商销毁该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CIA和英国情报官员与卡扎菲及其高级领导层秘密会晤，最终达成了一个协议，旨在不费一兵一卒，销毁利比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该协议一经达成，美国及其盟友就开始笨拙地与利比亚修复关系，因为自卡扎菲在1969年掌握政权以来，我们的关系一直很紧张。2006年，美国已经与利比亚重建外交关系，27年来首次向其首都的黎波里派驻大使。

虽说我们对“兄弟领袖”卡扎菲政权的残暴独裁性质不抱任何奢望，但在“9·11”事件之后的那段时间里，如果他的政权能够帮助我们阻止“基地”组织和类似组织的袭击，我们还是非常愿意与其合作的。这的确帮助了我们。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基地”组织希望颠覆世俗阿拉伯政权，卡扎菲和我们一样痛恨和害怕“基地”组织。由于本·拉登的组织中有多个顶级领导人都是利比亚人，所以卡扎菲的帮助非常有用。

情报界充斥着古怪的合作伙伴，其中没有谁比利比亚人更古怪了。但就是因为这种“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思维定式，我们与他们展开了合作。2010年年末，就在他们的革命开始之前几周，我出访了利比亚。作为CIA的副局长，我此次出访的目的是确保利比亚仍将继续与我们合作打击“基地”组织。

我在利比亚的主要联络人，也就是那次访问的接待方，是卡扎菲的国内情报部门负责人阿卜杜拉·塞努西（Abdullah Senussi）。塞努西其人以残暴闻名，他曾参与炸毁航班、屠杀囚犯，还可能曾试图暗杀外国领导人。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不知道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我发现我面对的是一个风度翩翩的谈话对象。

虽然我很清楚塞努西是个硬汉（他还是卡扎菲的连襟），但那次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我面前的塞努西聪明、坦率、风趣。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进行了密集的会谈，而按照协定，也就是他上司的要求，他应该向我阐述他的观点，即美国在恢复与利比亚全面外交关系方面的动作太慢了。完成这一例行公事后，我们就开始详细讨论起“基地”组织，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共同打击该组织。塞努西就像按下电灯开关一样，毫不费力地从第一个话题转向了第二个。

那天的会谈快结束时，我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话题，谈到了各自的家庭。我们谈起了孩子，在我看来，他视年仅16岁的女儿阿努德为掌上明珠。我也可以在人际交往层面跟他讨论我的孩子们，他们的年龄与阿努德差不多。到会议结束时，我不得不提醒自己记住塞努西为“领袖”做过的那些糟糕之事。

我的下一站是与利比亚的国外间谍机构头目阿布扎德·奥马尔·杜尔达（Abuzed Omar Dorda）进行为时3个小时的午餐会。那间餐厅坐落在一个罗马废墟旁，是的黎波里最豪华的餐厅之一。我们的大餐桌设置在餐厅的正中间，杜尔达坐在我对面。警卫人员（他的和我的）把我们周围的餐桌都坐满了。杜尔达在午餐前、餐中和餐后都不停地抽烟。那很像电视剧《黑道家族》（The Sopranos
）中的情景。

我在吃饭时发现，说教是利比亚高级官员性格特征中的一部分。情报头目利用午餐的大部分时间对我说，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穆斯林，只不过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他说：“迈克尔，你就是个穆斯林，你只是还没有接受真主的旨意。”他愉快地指出，总有一天我会接受的。当我提到我曾在天主教学校学习过8年，可没学到这个时，他又跟我谈起了耶稣在伊斯兰教中的重要意义。在我看来，他的说教并非只是外交辞令。事实上，杜尔达对于自己对我说的话深信不疑，我觉得他的真诚和他对我与真主之间关系的关心很讨喜。

任何两国之间的情报合作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人际关系和信任。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此次出访利比亚取得了成效。在一天之内，我和塞努西成了熟人。在一个非常基本的层面来看，我们之间建立了信任关系。我离开利比亚时，我们两个情报部门的关系更加紧密了，我也知道起码可以在有需要时拿起电话打给他。这很重要，因为利比亚有一个非常高效的情报部门。

没过多久，我就不得不那么做了。2011年年初，利比亚抗议活动四起，民众与安全部队的冲突也此起彼伏，最严重的流血冲突发生在该国的第二大城市班加西。2月底，美国国务院决定暂时关闭位于的黎波里的美国大使馆，大使馆雇员（以及任何想要离开利比亚的美国公民）均需撤离。让这些人全部快速撤离的唯一途径就是包下一艘前往马耳他的邮轮。美国国务院可以负责安排邮轮，并随后安排一架航班将最后几名美国人接回来，但仍有人担心他们在从大使馆前往邮轮停泊地的黎波里港口这一路上的安全。

白宫的官员们知道我刚刚与塞努西打过交道，就请我去找他，请他协助确保大使馆的雇员能够安全撤离。2月24日，我给塞努西打电话，请他在我们的外交人员前往港口时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他承诺说他会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也践行了自己的承诺。近200名美国人安全离开了利比亚，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那一时期，每次跟塞努西谈话，他都竭尽全力说服我，称起义反对卡扎菲的人并非为了寻求自由，他们是“基地”组织的全权代理。毫无疑问，在各种反对者派别中，的确有忠于“基地”组织意识形态的极端分子混杂其间，但大多数人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结束“兄弟领袖”长达40年的统治，摆脱压迫和剥削。

美国政府当时的政策是支持反对者的目标，我们也给了他们极大的帮助——除了提供致命武器外。最终，反对者通过北约组织和其他盟国获得了军事支持。

2011年3月，《纽约时报》的4名雇员在艾季达比耶城外被卡扎菲的部队逮捕后，我在塞努西那里开的后门第二次派上了用场。被逮捕的人是一名曾获普利策奖的新闻记者、一名摄像师和两名摄影师（其中一名是女性）。我们后来了解到，他们遭到了毒打，觉得自己可能无法活着逃脱魔掌了。

新闻记者在战区工作时，低阶士兵往往认为他们是间谍，便将他们抓获。白宫再次请我帮忙，我拿起电话打给塞努西。他说叛军真的是“基地”组织的行动人员，并且我们应该与利比亚政府协作打击他们，这番说教之后，我终于把话题转移到了几位新闻记者身上。我告诉塞努西，那4个人真的如他们自己所说是新闻记者而非间谍，应该释放他们。我打完电话两天之后，他们被释放了。我不清楚《纽约时报》的领导层是否知道，正是因为CIA的努力，这些新闻记者才得以被释放。

塞努西对此事表现出的合作态度，并非因为我们有私交，尽管那确实给了我机会。我们之所以能够合作，是因为塞努西坚信，如果他在这些战术事务上帮助了我，就更容易说服我相信利比亚真的是在遭受“基地”组织的袭击，我们就能看到自己的错误了。他打的是一张战略牌。

我与塞努西第三次打交道，原本是为了给他敲一记警钟。那年5月，北约组织与阿拉伯联军已经活跃了好几周时间，他们打出的旗号是要保护利比亚人民免受其政府的迫害。华盛顿还没有一个高级官员公开要求卡扎菲下台。白宫认为形势需要改变，所以请我与塞努西再次对话。这次是为明确指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结束当前的暴力冲突，那就是卡扎菲必须下台。我传递这个信息时，塞努西就一再重复道：“这是很重要的信息。这可是大事。”

我最后一次与塞努西打交道是最有戏剧性的。暴力冲突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双方都有大量伤亡。卡扎菲政权显然已是穷途末路，并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政权必将被暴力颠覆，只是有可能还要拖延一段时间。为了加速独裁者统治的灭亡，我那些副职委员会的同事问我，能否说服塞努西做出正确的选择，帮助利比亚实现美好的未来而非停留在过去。他们的想法是，如果该政权中有一个像塞努西这种级别的人改变了立场，会有更多人效仿，或许能够促使该政权加速灭亡，挽救成千上万利比亚人的生命。

然而，我绝对不想在电话中跟他谈及此事。我这种身份的人打过去的电话询问很可能会被监听，我的提议本身就足够置塞努西于死地了。因此我联系他，问他能否在埃及或突尼斯见面。他同意了，我们选定突尼斯的杰尔巴岛作为见面地点。但仅仅两天后，他给我传话，说会面必须在利比亚和突尼斯的边境线上进行。我觉得或许那位领导人不想让塞努西冒险前往离家那么远的地方，所以我说没问题，并派遣了一个警卫小队去突尼斯，低调评估一下我们拟议的见面地点。该小队报告说，为了到达拟议的会面地点，他们不得不穿越利比亚难民聚居地，为了躲避战乱，数十万难民涌向边境。不过，我仍然坚持按原计划启程。

然而，就在我们拟议会面时间的一周前，塞努西传话过来，说他不会与我见面了。我后来了解到，卡扎菲拒绝让他前往边境，可能是因为猜到了我的意图，害怕他的情报主管也在寻找摆脱当前危机的途径。

当然，我从没忘记塞努西绝不是好人。当我们与某个极权主义独裁政府的情报头目打交道时，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当时我之所以要与他对话，是想加速一个暴虐政权的灭亡，将此过程中的伤亡人数降到最低。

既然我未能成功诱使他与我当面会谈，我只能退而求其次，解决方案就是用开放线路电话与他讨论，希望能取得最好的结果。“阿卜杜拉，”我说，“你得知道，卡扎菲的时间不多了。你必须知道这只是早晚的事。现在最重要的是，考虑一下你的国家，还有怎样做才能对你和你的家人最有利。”他非常清楚我在说什么，但他说：“不，迈克尔，我是不会在这样的艰难时刻离开领导人的。”他非常坚持，逼着我不得不拿出绝招儿。

“阿卜杜拉，我亲爱的朋友，”我说，“想想你的女儿吧，想想她的未来。如果你选择了正确的立场，你可以挽救她，她在利比亚还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他接下来说的话让我脊背发凉。“迈克尔，”他说，“领导人对我来说比我的家人更重要。”我从他说话的语气中可以分辨出，那不是专门说给窃听的人听的漂亮话，他是非常认真的。讨论结束了，塞努西不想改换阵营。那是我最后一次与他谈话。

2011年8月，卡扎菲政权终于垮台，塞努西逃跑了。2012年3月，塞努西在毛里塔尼亚被捕。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希望能拘留他，并以反人类罪审判他。2012年9月5日，他却回到了利比亚。其后，他的女儿阿努德也被捕了，后来被释放，在前往监狱探望父亲之后，她在监狱门口被一伙歹徒绑架，她最终还是获得了自由。2013年12月，她公开要求由海牙国际刑事法庭来审判她父亲，此举不是因为她知道父亲有罪，而是因为塞努西在那里将被公开审判，而如果在利比亚受审，他必死无疑。然而，2014年春，塞努西和其他36名利比亚前官员还是被关在的黎波里的监狱受审。（截止到我撰写本书时，还没有审判结果。）

***

卡扎菲倒台后的那段日子，利比亚一片混乱。该国的所有机构都解散了，最重要的是负责打击恐怖主义的安全部门也解散了。权力真空横扫全国，政府里充斥着民兵团体，而他们除了打倒卡扎菲外，根本没有任何政治纲领。有些民兵还有着极端主义的世界观，这无疑给了“基地”组织机会。利比亚军队战败的另一个后果是，大批传统武器不只在利比亚扩散，还蔓延至整个阿拉伯地区，大大增强了从马里到埃及各国“基地”组织分支机构的军事实力。

我们越来越担心“基地”组织的扩张，2012年1月，白宫再次派我前往利比亚（随行的还有主管情报工作的国防部次长迈克·维克斯。因为CIA和国防部队极端重要的协作，维克斯经常作为我的旅伴前往世界各地）。我的目标是说服新上任的利比亚总理，让他必须尽快建立一个能够处理“基地”组织问题的情报部门（卡扎菲时期的情报部门已经解散了）。我在该国境内停留的时间是上午9时到下午5时，出于安全考虑，我的警卫小组不允许我在那里过夜。

在大使和维克斯的陪同下，我直抒己见，指出“基地”组织正将目标瞄准利比亚，必须建立一个情报部门来应对该组织的威胁。我向利比亚总理解释说，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的一位领导人当时就在的黎波里购买了大量武器。但总理把皮球踢过来，说他只是临时政府领导人，有很多事要做，他需要时间考虑如何才能“正确”地建立一个情报部门。我告诉他，如果他是指卡扎菲前情报部门的“过火行为”，他得知道世界上的许多民主国家都有合法运作的情报部门，利比亚当然也可以设立一个。

磋商仍然毫无结果。我很失望，并对总理强调说，我肯定“基地”组织正在利比亚境内扩张势力，其必将发动有损于利比亚、欧洲和美国利益的袭击。会议结束了，他只是含糊其词地承诺，表示会建立一个情报部门。但我知道他不会。

不到一年，我的警告就不幸言中了。

***

无论是在利比亚还是在埃及，我们都吸取了重要的教训。

在埃及军队向穆尔西发起进攻的当天，我接到一位阿拉伯驻美国资深外交官打来的电话。他单刀直入地说：“迈克尔，你怎么看埃及的事？”我说：“这是好事。穆尔西正在引领国家走向灭亡，走向不稳定，走向极端主义。现在埃及又有了新的机会。”我知道我说的这番话并不符合美国政府的政策，但我一生中所受的教育都告诉我要说真话。那位大使说：“我今天早上都在打类似的电话，你是第一个说这是好事的人。你说得没错。”

不是每个国家都做好了准备迎接民主，而民主制度要想有效运转，需要的不仅仅是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它当然需要建立政党、争取政治支持，以及选举的自由，但它还需要言论自由、有效的多重信息源，以及可以鉴别并执行选民在选举中所表达偏好的机构。将民主强加给那些不具备这些特征，又无法很快发展出这些特征的国家，必然会导致不稳定，并产生一系列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后果。加沙就是现成的例子。2006年，选民们选出了一个恐怖主义组织作为领导机构。你一定清楚一个恐怖主义组织会领导加沙走向何处，哈马斯正在朝着那个方向阔步前行——那就是毁灭。

第九章　2012年9月11日

就在我匆忙出访的黎波里，警告利比亚政府其境内存在威胁因素的8个月后，在该国第二大城市就发生了悲剧。我希望在此强调，发生在班加西的事件原委始末，我们大多是事后才知道的——有些细节直到今天还不十分清楚。在危急关头，人们往往要等到遮天蔽日的烟雾散去才能了解真相，而在这场危机中，那是真正的战火硝烟。尽管最终的政治危机是在班加西爆发的，人们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理解此次事件的重要背景，那就是“阿拉伯之春”助推了“基地”组织意识形态和垄断特权的传播，这是第一次显现出来。

***

2011年，卡扎菲退出了利比亚的政治舞台，这当然是好事，因为成千上万的利比亚人民不会再被屠杀。但紧接着，政府垮台让极端主义组织有了繁荣发展的空间。说到底，革命之后的利比亚人民是否过上了比先前更好的生活？我不确定。我可以肯定的是，发生在利比亚的一切有利于“基地”组织在整个北非和撒哈拉腹地的发展，包括毛里塔尼亚、马里和尼日尔的部分地区。替代卡扎菲的那个羽翼未丰的政府缺乏最起码的执政能力，意识形态各不相同的民兵组织统治着国内的大部分领土，而国内各处都能轻易获得卡扎菲囤积的传统武器，且由于边境安保形同虚设，那些武器很快就在整个地区扩散开来。

由于缺乏治理，2012年春夏，整个利比亚，特别是该国东部地区的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极端主义迅速抬头。CIA的分析员们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一形势，撰写了数十份情报分析报告，详细说明了利比亚局势何以变得越来越危险。其中之一撰写于2012年7月，题为“利比亚：‘基地’组织正在建立避难所”。这些文件被发放到局里的执行机构和国会情报委员会成员及工作人员手中。对某些曾支持推翻卡扎菲政权的参议员来说，这可算不得好消息。一位国防部的高级官员曾对我说，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一次秘密听证会上，他就曾因对利比亚东部的局势过于乐观而遭到斥责。

通常情况下，我连CIA某个海外基地是否存在都无法确认，更遑论描述其使命了。但由于2012年9月11日发生在班加西的悲剧事件及其颇有争议的后续进展，CIA在那里的角色自那以后就被解密了，这才让我得以在此讨论。

班加西在利比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数年里，它一直是卡扎菲的大多数反对派的聚集地，且一直被美国用作关键前哨站，以便在革命期间了解动态，并对利比亚东部在卡扎菲之后的关键决策人施加影响。CIA已在那里建立了站点，其使命是在利比亚东部搜集情报，包括与那里的恐怖主义分子相关的情报，因为很长时间以来那里一直是极端主义的温床，也是“基地”组织领导层中许多起关键作用的利比亚人的出生地。CIA驻班加西基地很好地行使了这一使命。与某些媒体报道相反，CIA驻班加西基地并没有参与将利比亚的武器运送给叙利亚的反对派，驻利比亚的任何其他CIA官员或机构也绝对没有参与此事。

美国国务院设在班加西的机构一直被误以为是美国领事馆。事实上，它是一个临时特派机构（TMF），并没有持续派驻高级人员在那里工作，利比亚政府也从未给予它任何正式的外交地位。这一临时特派机构占地面积广，里面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建筑物。CIA基地与该临时特派机构不在同一栋建筑里，因而被称为“附楼”。

在9月11日袭击发生前的那几个月，班加西发生了许多针对美国及其他盟国机构的袭击事件，其中针对临时特派机构的就有大约20起。CIA的分析员报告了每一起重大事件，包括一枚土制炸弹被扔进临时特派机构院墙内、一次针对联合国利比亚特使护卫的袭击，还有一次针对英国驻利比亚大使的暗杀计划。

因为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CIA至少两次重新评估过班加西的安全状况，并数次提出安保需要升级。直到2012年9月11日的悲剧发生之后，我们才了解到该临时特派机构只做过微不足道的安保升级。CIA不为美国国务院的行动提供具体的安保。为什么该临时特派机构只进行了微不足道的安保措施改善，为什么没有派国务院的警卫官员保护美国大使克里斯·史蒂文斯（Chris Stevens），为什么允许他在“9·11”事件纪念日那天出访此地，为什么允许他在班加西过夜，这些全都是谜团（我很想知道史蒂文斯大使决定于2012年9月11日前往班加西时，他和警卫小组之间的谈话内容）。这些都是致命的错误。读者想必还记得我在前一章中提到我的警卫人员甚至都不允许我在的黎波里过夜，在我看来，我的警卫组长带到利比亚去保护我的人马不亚于一支小型军队。

随着“9·11”事件纪念日的临近，阿拉伯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安全局势动荡不定。9月初，CIA向其在全球各地的所有情报站和基地发出了电报警告，通知他们有可能遭受袭击。我不是说我们获得了有关袭击计划的具体情报，我们没收到具体情报。按照常规，我们每年“9·11”事件纪念日那天都会发送这类电报警告，但我们不想让我们的同事和来自美国政府的同事过度警戒。

我们还向开罗多发了一份电报，因为我们从社交媒体得到了具体的情报，表明那里可能会发生一次暴力示威，抗议在美国拍摄的一部名不见经传的电影，许多穆斯林认为该影片侮辱了先知穆罕默德。社交媒体上的帖子煽动示威者围攻美国大使馆并杀害美国人。事实上，美国驻开罗大使馆也从社交媒体得到了同样的消息，并且已经采取预防措施。2012年9月11日，一伙暴徒冲破院墙，在那里纵火、扯下美国国旗、升起一面黑色的伊斯兰旗帜，此时，美国驻埃及大使和大多数工作人员并不在开罗。最终埃及的安全部队恢复了秩序，但抗议者在开罗大获全胜的消息很快便通过阿拉伯媒体传播出去，也传到了班加西。

2012年9月11日，我在约旦首都安曼与该地区相应的情报机构开会。我已经去过以色列，按计划，第二天将启程前往沙特阿拉伯。那天早些时候，我看到了关于开罗事件的报道，事件虽然麻烦，但似乎已经结束，既没有造成太大损失，也无人员伤亡。我与约旦军方总指挥和约旦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吃了晚饭，一回到酒店就与华盛顿取得了联系，并在当晚睡觉之前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那天晚上，我在熟睡中被敲门声惊醒，一名助手告诉我发生了另一事件，这一次发生在美驻班加西临时特派机构里，CIA安全官员已经做出紧急反应，希望提供协助。我的助手告诉我，一名国务院官员遇害，大使不知去向。她说其他人都已经被安置在位于班加西的CIA基地，目前看来那里是安全的，还说我们在的黎波里的站长正派警卫人员从的黎波里赶往班加西，以加强安保措施。

第二天一大早，我的助手再次重重地敲我的房门，告诉我CIA基地遭遇了严重袭击。我匆匆穿上汗衫便赶往位于我房间楼下大厅里的指挥站。指挥站里有一个两张桌子大小的安全帐，里面设有保密电话和电脑，能够访问CIA的最高机密网络。

我们在CIA用一个名为“实时”（Sametime）的即时通信软件，供全球各地的工作人员非正式地快速取得联络。我用“实时”软件联络到CIA的黎波里站站长，请他向我汇报最新进展，看看有没有我能帮上忙的。但我不想招人烦，我认为我们外派的高级官员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被CIA副局长在具体问题上指手画脚。

在我们用“实时”软件通信期间，站长重述了他所知道的关于附楼遭到袭击的情况，截至那时，袭击刚刚结束。他告诉我，已有两名官员在针对附楼的迫击炮袭击中死亡——我在键盘上打出“我很难过”几个字，这样一来，美国人的死亡总数就达到了4人，其中包括史蒂文斯大使，已经有报道说他已在班加西的一家医院死亡。史蒂文斯对阿拉伯文化有着深刻理解，并具有在阿拉伯世界高效工作的卓越能力，是外交界的传奇人物。其他三人分别是在临时特派机构袭击事件中身亡的国务院联络官肖恩·史密斯（Sean Smith），以及在附楼遇袭中身亡的两名警卫格伦·多尔蒂（Glen Doherty）和蒂龙·伍兹（Tyrone Woods）。

在我们近两个小时断断续续的即时通信谈话中，站长说他已经决定将他的人撤出班加西，正在为他们和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准备返回的黎波里的交通工具。我好几次问他有什么需要，我能不能帮上忙。他说他觉得目前不需要什么了，我说希望他能“在确保大家都安全时通知我”，还说我正准备前往安曼大使馆，他可以在那里联系到我。我在下线之前打出几个字：“坚持住，我为你们祈祷。”从电脑旁走开后，我对工作人员说站长应对危急形势的态度让我刮目相看，我为他感到骄傲。他冷静而果断，并且所做的决策都是正确的。

在驻约旦大使馆，我打电话给彼得雷乌斯局长，告诉他我认为我应该立即结束访问。他同意了，我挂断电话后就对工作人员说：“准备回国。”

***

戴维·彼得雷乌斯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因在战场上立下赫赫大功而闻名，也曾有很多媒体报道他的事迹。但要了解他，做他的副手是我领导生涯的重要一课。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他能够有效地让一个组织朝着他希望的方向发展，每件事情他都亲力亲为，从领导力培训这样的宏观战略行动，到他希望向我们的海外盟友提供哪些具体型号的武器这类小事。他纯粹是靠自己的人格魅力成就了这一切，他总是不停地催促，总是在询问某一个指令的后续进展，直到其彻底完成为止。

几乎和每一任局长一样，彼得雷乌斯也逐渐爱上了CIA的工作。在他到任两三个月后的2011年秋，他在一个周五下午走进我的办公室，关上门，坐下来，郑重地说：“迈克尔，我曾经是美国中央司令部（CENTCOM）的统帅，还是驻伊拉克与阿富汗联军总司令，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一份工作。这里的任务至关重要，这里的能力独一无二，这里的工作人员是我共事过的最棒的人。我很幸运。”我知道他的每句话都发自肺腑。

遗憾的是，CIA对他的感觉截然不同。他并不像帕内塔那样与组织内部大多数人建立起个人联系，部分原因是他说话的语气和身体语言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他不希望有人反驳他（在我与他互动时，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并非如此）。部分原因是他出身于四星上将，与工作人员的期望与CIA的文化不符。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都得以改善，在他离职后，CIA的人都很想念他。

彼得雷乌斯对我很好。他允许我管理副职委员会的整个流程和CIA的日常运作，并全程向他做详细汇报。他还有意培养我，帮助我成长为更好的管理者。令我难过的是，他迫于形势必须提前从CIA离职，我也知道，因为让整个组织失望了，没有人比他更难过。

2012年11月8日我才得知他的婚外情一事，那是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举行几天之后，在他辞职的前夜。他那天没来上班，也没有跟我联系，但那天下午总统前来视察，并通过工作人员请我代表彼得雷乌斯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大约晚上9点，彼得雷乌斯终于打来了电话。他的语气像往常一样不容分说，他给我讲了有关婚外情的详细经过，并对我说“迈克尔，我要辞职了”，说他已铸成大错，辞职是获得救赎的第一步。他还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挽救自己的婚姻和家庭，说“我无法一边做这件事，一边管理CIA”。他给我念了他写给工作组的短信。我不知道该如何作答，只是一个劲儿地重复：“我理解。”

第二天下午，我接到了美国总统打来的电话。他和我一样，认为彼得雷乌斯的辞职令人遗憾，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并请我再次出任CIA的代理局长，他说：“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高层保持稳定。”我当然立即答应了，无论是为了CIA还是为彼得雷乌斯将军，我都义不容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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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9月13日早上回到华盛顿，也正是从那时起，我们才开始了拼接班加西事件始末的漫长过程。数周过后，大部分细节才为人所知。我对该事件的了解大多来源于情报界提供的一份分析材料，那是由国家反恐中心牵头、在CIA的分析员充分协调下撰写的。当时，这份材料是我们能够获得的最充分的信息，在袭击事件发生几周之后完成，并且我们与两个国会情报委员会分享了这份材料。这份分析材料的依据是所有现成的信息源，其中最重要的是临时特派机构和附楼内的视频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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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班加西袭击事件当晚和次日凌晨那几个小时发生的事情，外界有很多传言。一个传言说只有一次长达四个小时的袭击，另一个传言则说几次袭击都是提前数周，甚至数月周密地组织计划好的。事实上，当晚发生了三次袭击，没有证据显示袭击是经过周密计划的，但每一次都是由伊斯兰激进分子实施的，其中有些与“基地”组织有联系，而且三次袭击一次比一次猛烈。既然恐怖主义的定义是为政治目的而对人或财产施以暴力，那么发生在班加西的每一次袭击毫无疑问都是恐怖主义行动，不论施暴者所属的组织如何、计划程度如何，也不论对临时特派机构发动袭击之前是否有抗议活动（这个问题在接下来的数周和数月有着极大的政治意义）。

第一次袭击是针对美国的临时特派机构发动的。因为提前监控了社交媒体和其他通信手段，我们得知开罗游行示威和暴力活动的煽动者是因为看了视频网站YouTube上的一个视频，其中对先知穆罕默德有负面描绘。我们认为，在960公里外的班加西，激进分子一定是听说了美国驻开罗大使馆被成功袭击，才决定在自己所在城市的美国机构也制造一些麻烦，但我们至今仍不能明确他们的动机。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们受到启发，认为可以复制他们的“兄弟们”在开罗取得的胜利。有些人可能是受到了艾曼·扎瓦希里的怂恿，这位巴基斯坦“基地”组织领导人在前一天刚刚号召利比亚人为一名死于巴基斯坦的利比亚裔“基地”组织成员报仇。还有人可能是被那个视频煽动起来的，但我要说明我们的分析员从未说过该视频是引发班加西袭击事件爆发的一个原因。恐怖主义头目艾哈迈德·阿布·卡塔拉（Ahmed Abu Khattala）可能是那几次袭击的罪魁祸首之一，他说他的袭击动机事实上就是那个视频。卡塔拉现被关押在美国，因参与袭击而被起诉。

我认为，在没有事先计划的情况下，班加西的激进分子们打了几个电话，聚集了一群有同样想法的人去了美国临时特派机构。他们大约在当地时间晚上9点40分发起袭击，那一次袭击并没有什么组织，他们看上去更像是一伙暴徒，来临时特派机构的目的就是闯入大院，逮着什么就破坏什么。这是我对临时特派机构和附楼监控视频的解读，看过视频的情报分析员也做出了同样的解读。

在评估视频信息时，分析员发现几乎没有迹象表明那次袭击是事先周密计划好的，没有迹象表明现场有人指挥、控制、组织和协调，甚至没有迹象表明在袭击临时特派机构过程中采用了最基本的军事战术。一些袭击者携带了小型武器，很多人则赤手空拳。视频中看不到重型武器。大多数袭击者从前门进入之后，就经过那些建筑物跑到了大院的另一头，仿佛因为自己刚刚占领了美国机构所在地而欢呼雀跃。他们看似并非在寻找并伤害美国人，看样子就是打算抢些东西，破坏财物而已。他们只是成功地闯入一些房间，并没能闯进每一个房间，如果不知道悲剧即将发生的话，那情景更像是一场闹剧。他们进入建筑物后，很快就带着偷来的东西出去了，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个Xbox游戏机，还有人从美国人的驻地偷了一个公文包。暴徒们开始纵火，但没有迹象表明纵火是要针对谁。他们冲进了一幢有美国人藏身的建筑物，没有发现美国人便很快离开了。在整个过程中，临时特派机构没有一位国务院警卫向他们开枪。

显然，这是一伙暴徒发起的掠夺和破坏行动，但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然而，那伙暴徒中的成员形形色色，其中有些是顽冥不化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正是这伙暴徒在几幢建筑物里纵火，导致两名美国人死亡。看过视频之后，我倾向于将其公之于众。我不知道为什么白宫没有公布该视频，国家情报总监吉姆·克拉珀（Jim Clapper）和包括我在内的其他几位高级情报官员都曾督促白宫公布视频。在本书撰写之时，那些视频仍然没有被解密。

当暴徒纵火时，大使和肖恩·史密斯就在主楼里，浓烟很快就包围了整幢大楼，导致他们窒息而亡。那天晚上无论暴徒是在主楼还是其他地方纵火，都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是明确针对大使或美国官员的。

在暴徒冲进大院大约一个小时后，CIA基地的行动人员赶来协助国务院的同事。CIA警卫队那天晚上打响了美国的第一枪，他们与袭击者交火，迫使其撤退，之后帮助国务院的警卫人员寻找大使（未能成功）。他们发现了肖恩·史密斯的尸体，却没能找到大使，同时组织大家撤退到附楼。国务院警卫不得不快速通过临时特派机构旁边街道上的路障，争取进入CIA基地。我们的警卫则选择从另一条路回到CIA基地，路上没有发生意外。

当晚的第二次袭击是针对CIA站点的。袭击发生时，刚过午夜，几分钟前，CIA队员才刚刚从临时特派机构返回。我的看法是，袭击了临时特派机构的暴徒当中的某些人，也就是其中武器最精良、积极性最大的人，在国务院警卫人员通过路障之后，跟着警卫人员回到了附楼。附楼的袭击者都配有轻型武器和火箭推进式炸弹，CIA和国务院的警卫在短暂交火之后就把他们击退了。然而与第一次袭击不同，这次袭击更有组织，其明确的目标就是要杀害美国人。

在临时特派机构遇袭三个半小时之后，CIA和军方人员赶到班加西增援，他们包了一架飞机从的黎波里出发，前往班加西援助自己的同事。在班加西机场耽搁了一会儿之后，他们于凌晨5时到达附楼，有些人已经占据了CIA基地主楼顶上的阵地。他们到达之后连一分钟都没有耽误，因为当晚的第三次袭击就要开始了。有媒体称，最后一伙袭击者是尾随我们的人员从机场到达附楼的，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大约在凌晨5点15分，第三次袭击开始了，这既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复杂的一次。我后来的分析表明，在激进分子第一次被驱离附楼之后，他们重新组织起来，拿到了重型武器，且极有可能招募了新的战斗人员。最重要的是，他们回来时带来了迫击炮，共发起了5轮迫击炮袭击，其中3轮直接向附楼楼顶开炮，导致格伦·多尔蒂和蒂龙·伍兹牺牲，另有几人重伤。

袭击事件发生很久之后，我问自己：“为什么袭击者只炮袭了5轮？”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发起更多的袭击，因为他们已经迫使我们的警卫人员从阵地上撤离了。符合逻辑的答案显而易见——他们只有5门迫击炮。如果这次袭击经过了数日、数周乃至数月的周密规划，恐怖分子一定会拥有更好的武器装备，在第一次进攻临时特派机构和第一次进攻CIA基地时就会带上那些武器。第二次袭击附楼时也不会只有5轮炮袭。毕竟当时的利比亚境内随处都能找到武器，包括迫击炮在内。相反，这3次袭击都是临时发起的，只不过因为激进分子有了更多的时间组织战斗，使得袭击的复杂程度不断升级。

当然，当晚的事件令人发指，但如果没有几位CIA行动人员和美国军人大无畏的英勇行为，事情的结局可能会更糟。如果CIA行动人员没有对临时特派机构做出反应，那里的伤亡人数无疑会更多。在CIA基地的战斗中，两位特种部队军官的表现相当突出。在的黎波里，当第一次袭击开始时，他们就表现出美国最精锐部队的士兵该有的反应。他们主动前往班加西，与我们的警卫人员并肩作战，打击恐怖分子。尽管严格地说这不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但他们所受的训练和经验、出色的判断力以及在枪炮之下的沉着冷静，使他们在短时间内有效控制了附楼。每个人都在寻求两位军官的指挥，他们也的确给予了指挥。在炮袭开始之后，正是他们在楼顶发现了死伤的人员。

格伦·多尔蒂和蒂龙·伍兹牺牲在楼顶，那里还有一位受伤的警卫几近昏迷，动弹不得。因为担心迫击炮还会随时开火，两名特种部队军官临时决定，由其中一名军官将这个身高1.8米、体重210多斤的警卫用皮带捆在另一名军官的背上。那是对体力、专注力和决断力的极大考验，那名军官背着那位受伤的警卫爬上楼顶边缘的矮墙，又艰难地爬下摇摇晃晃的梯子，要知道，在此期间敌人的战火威胁从未停歇。因为在应对班加西事件时英勇无畏的表现，两位特种部队军官均受到了嘉奖。

第十章　蔓延的“谈话要点”

2014年4月2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关于“班加西谈话要点及迈克尔·J.莫雷尔在决定政府口径方面的作用”的公开听证会。特选引言：

德温·努内斯（Devin Nunes）先生，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第22国会选区的国会议员：莫雷尔先生……我读了你的证词，无论你干了什么，都是有理由的，对不对？无论你干了什么。

米歇尔·巴赫曼（Michele Bachmann）女士，来自明尼苏达州第6国会选区的国会议员：莫雷尔先生，他们（白宫）没有必要改变什么，因为你替他们做出了改变。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此。这就是你今天接受委员会听证的原因。你为白宫做出重大的实质性改变。

林恩·威斯特摩兰（Lynn Westmoreland）先生，来自佐治亚州第3国会选区的国会议员：你知道，这看起来像是——我的意思是，如果从大多数人看待整个事件的角度来看，他们编辑的那些谈话要点，都是有利于政府的，你看，政府就是希望这样塑造自己在利比亚的形象。

彼得·金（Peter King）先生，来自纽约州第2国会选区的国会议员：莫雷尔先生，这份谈话要点从头至尾都问题重重。要相信你的说法，几乎需要完全相信你的证词。

***

我的CIA生涯中有很多难忘的经历，而我离开该机构几个月后的这次经历着实有些古怪。2014年4月，我被传讯在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的公开会议上就班加西袭击事件作证。

这不是我第一次在国会露面。我此前曾出席过数百次，但公开出席并现场直播是一次全新的体验（我过去列席的国会会议都是禁止旁听的，只有一次例外）。这并没有烦扰我。让我震惊的是，在我站着宣誓所言无虚之后，仍然听到会上有不少国会成员指责我说谎。我一贯认为自己诚实得有些过分，因而听到德高望重的政要们质疑我的操守，着实令我震惊。下面就是事情的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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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治应该止于国界，也就是说，国家安全政策应当是玩弄权术的禁区。两党都应该遵守这一原则，因为两党的政治家都知道，制定国家安全政策已经够难了，不应再任由赤裸裸的政治斗争来增加其难度，并且两党都清楚，为了让国家强大，在原则、宗旨和实践上我们均需要在国内保持团结。遗憾的是，随着我们的政体演变得越发党派化，并且几乎每一件事情都政治化了，就连国家安全和这个领域中最重要的问题，即恐怖主义和我们对恐怖主义做出的回应也是如此。两党都难辞其咎。

班加西就是这种新局势的典型代表，它是政治强行侵扰国家安全的典型代表。这不是第一次了，却是我记忆中最重大的一次。我成为辩论双方中一方的攻击对象，本章就是从这样一个视角，详细讨论了班加西事件中的政治角逐。我相信，班加西是美国式政治出现问题的一个例子，即政客们关心的是赢得政治筹码，而不是合力推进国家的利益。我在本书中花时间讨论此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希望让它成为一个范例，告诉人们政客们为什么会对国家安全危机无动于衷。

应该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本章余下的内容都很详细——实际上都是细枝末节。如果你身处华盛顿的政治圈，希望知道全部的事实，那就继续读下去。否则就请翻到本章的末尾，我在那里总结了美国应该从班加西事件中汲取的教训。

***

在那个具有决定性的夜晚，当在班加西参与地面作战的人员继续其一贯表现（执行任务、彼此保护、相互照应）之时，华盛顿的政治之轮却开始缓缓转动。2012年总统竞选期间，班加西就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浮出水面，很可能到2016年总统竞选结束时，它还是个重要议题。2012年大选辩论时的主要问题就是奥巴马政府是否故意淡化这次袭击中的恐怖主义元素，以保全奥巴马在竞选活动中宣称的“美国在针对‘基地’组织的战争中取得了重大进展”。而2016年大选辩论的重要议题无疑将是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应该为班加西事件承担怎样的责任。

为了追踪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少数媒体和一小撮政客对我实施了人身攻击。他们的说法是：我在CIA如何看待和描述班加西事件方面“做了手脚”，尤其是CIA应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要求而撰写的、如今非常著名的“谈话要点”，而且我这样做要么是与白宫和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共谋的，要么就是我考虑到政治因素自行决定的。有人认为，我此举的目的是帮助奥巴马总统于2012年再次当选，并保护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还有人认为，我在此事上对国会撒了谎，旨在掩盖自己的所作所为。

我认为自己在离任之前已经澄清了这种说法。我在国会的封闭会议上作证共三次，即两次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一次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而在白宫决定于2014年春公开与这一“谈话要点”有关的政府内部电子邮件后，在白宫的要求下，我又向媒体详细报告了这份公开的“谈话要点”。

2014年年初，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开了一份关于班加西事件的报告，这个问题再度浮出水面。一家媒体依据报告中涉及两党部分的一处引用，认为我在编辑谈话要点时就清楚“谈话要点”是错误的（涉及两党部分的参议院报告并未如此陈述），还依据该报告共和党“补充意见”部分的另一处引用，指责我在回答委员会提出的有关“谈话要点”的某个具体问题时说了谎（参议院报告并未如此陈述）。有趣的是，几乎没有什么新闻媒体注意到这个故事。实际上，除了负责撰写这篇报道的首席记者外，甚至都没有其他记者打电话询问我这些指控。

但随后有一些参议员也加入了这场混战，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说我是骗子，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质疑我为何要违背自己的就职宣誓。这些公开言论引起了我的注意，不但因为我一直很尊敬这两位参议员，他们一直关心和重视美国国家安全，还因为这些针对我的指控丝毫没有根据。

接下来便是沉重打击了，两位我最尊敬的参议员公然反对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佐治亚州的参议员萨克斯比·钱布利斯（Saxby Chambliss），以及该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理查德·伯尔（Richard Burr）公开质疑我的职业操守。参议员钱布利斯说：“这太奇怪了，我一直以为迈克尔是个诚实的人。”

这些参议员的指控都很严重。情报官员的基本原则便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无论听众想听什么，无论对政策和政治会产生什么影响，也无须顾及对自身的影响。情报官员必须全然超乎党派，保持中立。我被指控违反了该基本原则，我还被指控对国会撒谎，这对政府行政部门的任何人来说都是一项严重的指控，因为误导国会就会破坏美国民主宪政的核心支柱——国会对政府执行部门的活动具有监督作用。

作为对这些指控的回应，我坐下来写下了我的看法。我把它写成了给孩子们的家信，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从媒体得知的情况以及几位参议员对我的指控不实。我希望他们了解事实真相。这正是我撰写本章的目的。实际上，本章的开始部分和我写给孩子们的信一样。有些人会不喜欢他们读到的内容，但我会按照自己接受的教育去做，即把事实和分析摆在桌面上，还真相以原貌，而不管结果如何。

2月底，当我写完给孩子们的信后，我遇到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代表迈克·罗杰斯（Mike Rogers）。不久前的一个星期天，罗杰斯和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面对国家》（Face the Nation
）节目上见过面，并决定找时间一起坐坐，聊聊近况。

罗杰斯聪明坚韧，致力国家安全工作。早在他以另一种方式为国家服务（任职FBI特工）时，这种观念就根深蒂固了。他从国会退休是美国的一大损失，当国会失去其最好的人手时，国会山
[1]

的运行不畅就不言自明了。

关于该如何应对这场有关我和班加西事件的争论，我询问了罗杰斯主席的看法。“如果我要求你再次作证，你会怎么做？”他问道。我立即回答说：“如果你让我在公开听证会上当着美国公众的面作证，我会抓住这个机会。”他说：“我稍后联系你。”两天后，我们俩达成一致意见，于2014年4月2日在听证会上作证。

帮情报委员会主席一个忙去听证会作证于我并没有什么损失（尽管他从来没有让我帮忙）。我通过国会的朋友得知，罗杰斯几个月来一直承受着压力，人们质疑其领导能力，希望他“在班加西问题上的态度更加强硬一些”。但罗杰斯力求实事求是，他甚至告诉我说：“迈克尔，我从所有可能的角度审查了班加西问题，一直在寻找能够证明情报程序受到政治影响的证据，哪怕只是蛛丝马迹，但我就是找不到。”然而，把我带到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让我在公开会议上作证，一定有助于主席在核心会议上取得某些成员的支持。

在听证会上，我详细解释了CIA分析员对于班加西局势的看法，以及这些看法是如何演变的，我还详细解释了产生这些“谈话要点”的程序，包括我本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直面针对我的指责。会议持续了三个半小时，与会人员问了很多问题，有些问题问了好几遍。听证会不时陷入一片骚动——部分原因或许是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在听证会前曾对委员会的某个成员说“干掉莫雷尔”，但尘埃落定之后，没有丝毫证据表明CIA的机密情报分析或是公开“谈话要点”的制作过程受到政治因素的左右。毫无证据。这样的证据根本就不存在，因为这样的事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

***

那些反对我的人认为，CIA和我与白宫共谋，声称那里发生过抗议活动，企图掩盖“基地”组织与此次袭击有关的事实，从而保全奥巴马总统称其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的竞选主题。下面是实际发生的情况。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关于班加西事件的最初情报相当有限。分析员的工作是基于现有的信息得出结论，并将结论告诉总统及其国家安全团队。情报分析员没空等到一切都真相大白才做出判断，那样就不符合程序了。

我从安曼返程时（我是去拜访美国在中东的伙伴，没有以任何方式介入班加西事件分析报告的制定过程），分析员们正在制定他们关于该事件的第一份完整报告，这份报告将于9月13日上午发布并呈交高层决策者和国会。

9月12日凌晨，分析员发布了一份简短的报告，但这主要是基于我们掌握的为数不多的事实而形成的一份有关袭击后果的概述。这份更新过的报告里有一个后来一直困扰我们的关键错误。简言之，9月12日的报告把这次袭击描述为一次有组织的军事进攻，而第二天（13日）的报告中删除了这一特征描述，很多评论者把这一变化看作情报部门将分析结果政治化的证据，但事实绝非如此。

9月12日那份报告背后的真实故事远不至于邪恶到为了政治目的而更改分析结果。实际情况是那个关键的句子并非分析员所写，它是在分析员当天完成工作、回家后被加进去的。作者是一名CIA高级编辑，熟悉军事事务但不了解利比亚情况，也不清楚班加西发生了什么。这名编辑认为12日凌晨的情报更新需要一个要点，就加上了这句话。她没有告诉分析员加上了这句话，否则他们一定会删掉这句话的。第二天上午分析员们来上班，对那个改动非常不满。就这么一个单纯的官僚主义低级错误，竟成了他们指控我们政治掩护的素材。

9月13日的报告（这份情报分析远不只是简单的事实更新）说了4件事。首先，针对临时特派机构实施的袭击是由临时特派机构外的抗议活动演变而来的自发性事件。其次，抗议活动及其后的袭击事件是由当天早些时候的开罗事件所引发的（没有提及视频网站YouTube上毁谤先知穆罕默德的视频）。再次，有证据表明激进分子参与了此次袭击，分析员们使用“激进分子”一词极其明确地表明恐怖主义分子参与了袭击，因为对恐怖主义分析员来说，激进分子和恐怖主义分子是同义词。实际上，这份报告中称，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人参与了此次袭击。这里的要点非常重要：分析员认为班加西事件从一开始便是恐怖袭击。无论袭击是不是由抗议演变而来的，它仍然是恐怖主义袭击。最后，9月13日的报告称，没有证据显示本次袭击事件是有预谋的——本次袭击事件的责任人没有提前数天、数星期或数月进行计划，也可能是在几个小时之前确定了袭击计划，但仅此而已。

分析员们独立得出了结论，没有受到白宫、国务院或包括我在内的CIA领导层的干预。实际上，所有这些判断都是情报部门协作的成果，可以说这些判断是情报委员会做出的而不是CIA（因此，如果有阴谋的话，那可是个有众多分析员和机构参与的大阴谋）。不同于媒体和少数参议员的说法，我从未参与做出此前曾有抗议活动这个判断。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上司彼得雷乌斯局长完全赞成分析员们的看法。在袭击发生次日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会议上，彼得雷乌斯概述了分析员们关于袭击是由抗议活动自发演变而来的看法。包括国防部长帕内塔在内的一些负责人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认为示威者不会携带武器出席抗议活动。彼得雷乌斯为分析员们的情报分析工作提出辩解，认为利比亚遍地都是武器，分析员们的判断实际上是相当合理的。

诚然，在相关信息完备之后，表明有关抗议活动的判断不够准确。事实表明，当时临时特派机构外并没有抗议活动，尽管情报界的某些人士认为附近的确发生了抗议活动，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袭击者在发动袭击前聚集在临时特派机构外，可能被当事人解读为抗议活动。分析员们其他的初步判断经住了时间的考验。

并且，分析员们对于抗议活动的判断并不是凭空编造的，有两件事导致他们得出了这个结论。首先，有十几份报告（既有情报报告，也有新闻报道）声称袭击发生时临时特派机构外正在举行抗议活动。其次，在撰写发布于9月13日的报告时，分析员们掌握的所有信息都表明当时发生了抗议活动。

人们批评CIA的分析员，说他们应该联系当晚在场的临时特派机构工作人员，问问他们情况如何，是否发生了抗议活动。但这绝非情报分析员的工作方式，他们是分析员，不是侦探。他们坐等情报送上门来，而不是出去搜集情报。此外，FBI刚刚针对4名美国人的死亡事件展开调查，如果CIA的工作人员在FBI介入之前便会见目击证人，将会引起FBI的极大关注。

我确实认为可以批评分析员，也可以批评CIA和我，没有全力敦促现场人员更加迅速地获得更多、更好的情报。例如，FBI花了若干天时间，与目击证人谈话，才最终完成并发布了该机构的情报报告。我们应该努力争取早点儿得到那些报告。

9月14日星期五上午，我的上司戴维·彼得雷乌斯带领一个团队赶往国会山，向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HPSCI）做简报。前一天，他刚刚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做过类似的简报。他这两次简报的谈话要点与CIA分析员写于13日的那份报告内容相似。

我没有陪同局长前往HPSCI，直到当天下午才得知发生了什么。我在局长会议室参加了两次常规但很重要的会议——每周三次的反恐情况更新会和每周一次的叙利亚情况更新会，会议间歇，彼得雷乌斯局长的幕僚长递给我一份班加西事件的谈话要点。

他说他担心我还没有意识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我需要尽快了解情况——关于那天上午的HPSCI简报会，委员会高级委员、众议员查尔斯·阿尔伯特·“多奇”·拉伯斯伯格（C.a.“Dutch”Ruppersberger）索要谈话要点的机密文件，以便他与其他人周末应对媒体有关班加西事件的提问。他补充说，彼得雷乌斯局长同意了这个请求，要点草稿已经在CIA内外传阅了。他说：“这份就是最新版本的谈话要点。”

我事后得知，这份谈话要点是反恐中心恐怖主义分析办公室（D/OTA）的负责人起草的，她当时陪同彼得雷乌斯去了国会山。她回到总部后就迅速起草了这份文件。她与局里分析部门和行动部门的实务专家调整了这份草稿，并且由于这个问题公开讨论了FBI正在调查的情况，她还与我们法律顾问办公室的律师协调过。

在按照实务专家和法律顾问办公室给出的建议修订后，D/OTA向CIA的国会事务办公室（OCA）呈交了这份谈话要点的草稿，OCA又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步骤，召集CIA公共事务办公室（OPA）的人员开了一个协调会。这个过程没有实务专家的参与。

这是一个重大错误。OCA和OPA的工作人员的做法远远超出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职责范围，并且编辑谈话要点也超出了他们的专业知识范围。这两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草稿上做了相当多的改动，包括把草稿第一句话里的“袭击”改成了“示威”，这句话原本是“班加西袭击事件是由开罗美国大使馆外发生的抗议活动过程中自发产生的，并演变成对美国临时特派机构的直接攻击……”，编辑会议要点的参与者称记不清当时为何要做这样的改动，但一些人说他们认为原句的逻辑有问题，声称将“袭击”变成“攻击”意义不大，因为“袭击”和“攻击”是同义词。在我看来，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即使做了如上改动，第一句话里依然存在袭击/攻击的概念。再说，与某些媒体和国会的指控相反，这处改动不是我做的。实际上，在他们做出这一改动之时，我都不知道有人要求公开这份谈话记录。

OCA和OPA的工作人员还删除了“与‘基地’组织有联系”这句话，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不致过早地将袭击的责任归咎于任何人或团体，泄露FBI的调查结果。他们有理由担心这个问题。我们的法律总顾问斯蒂芬·普雷斯顿（Stephen Preston）当天发了一封CIA内部电子邮件，邮件中写道：“各位，我知道大家急于把这份报告赶出来，但我们应该稳一稳，确定提交这份报告是否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SS
）、司法部（DOJ）及FBI的明确指示相抵触，考虑到犯罪调查的需要，我们不能做出此事由何人所为这样的声明，甚至在内部也不能说，更不要说公开发布了。”同样，这个改动也是在我获悉有人要求公开这份谈话记录之前就发生了，当然，这同时也排除了针对我的另一项指控：声称是我从谈话要点中删掉了涉及“基地”组织的内容。这可不是我干的。

我的确认为删掉“与‘基地’组织有联系”这句话是不对的，这句话没有把责任归咎于某个具体的团体或个人，以免影响FBI的调查。保留这句话会让谈话要点更完善一些。

随后，OCA和OPA向彼得雷乌斯局长呈交了自己的版本，局长要求添加一项重要的内容。他要求补充说明CIA早在几个月前就对安全状况日益恶化的利比亚东部局势进行了评估，并在“9·11”事件纪念日之前数天就发出了警告，等等。做了这些改动之后，OPA在政府内的对应部门（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FBI、国家反恐中心，以及其他机构）传阅了这份草稿，各部门又提出了更多的修改建议。

这是OCA和OPA犯下的另一个错误，他们无权牵头与政府其他部门协调这份要点报告，而应该由恐怖主义分析办公室的实务专家来牵头。这些专家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要点报告已经在其他国家安全机构间传阅了。

在报告传阅期间，FBI提出了一个最大的改动，他们要求把“我们明确知道，伊斯兰激进分子参与了此次暴力示威活动”这句话改成“有迹象表明，伊斯兰激进分子参与了此次暴力示威活动”。FBI不希望这份谈话要点如此明确地描述犯罪嫌疑人，因为调查还在进行中。最后，国务院希望删掉把伊斯兰激进组织“伊斯兰教法虔信者”（Ansar al-Sharia）与本次袭击联系起来的一句话。国务院的理由是，我们掌握该组织最初发布的一份公开声明，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但该组织很快又收回了这个声明。当时，该组织参与了袭击的其他证据都还属保密信息。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那个星期五的下午，在我站在局长会议室、得知有这样一份谈话要点草稿并阅读这份文件之前。当我浏览这份谈话要点时，局长的幕僚长站在那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包含事先警告的文字。尽管这是事实，但我依然认为加进这些语句的做法很欠考虑，我向幕僚长明确表达了我的看法。首先，当务之急是向国会成员提供资料，以便他们描述2012年9月11日发生的情况。CIA在班加西袭击事件发生前的数月、数周乃至数天内都干了些什么与目前要做的事全然无关。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这些说法是CIA企图自吹自擂，表明“我们的工作尽职尽责”，把对CIA的指责引向别处。我认为，华盛顿内部各机构间的程序关系复杂，我们这么做难免会得罪其他机构。与某些批评者的说法相反，我的立场并不是要保护国务院，而是保护CIA。并且，我在获悉国务院不喜欢那些关于警告的语句之前就做出了这个决定，即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于2014年年底发布了一份报告，该委员会的几位成员在这份报告的“补充意见”部分质疑我的职业操守，他们所暗示的情况与我的决定是截然相反的。

在我发泄自己对于警告语句问题的不满时，幕僚长一个字也没说，但他的身体语言表明他赞同我的意见。实际上，我认为这正是他把这份谈话要点交给我的本意，我相信我的反应和他的预期一模一样。

除了保护CIA外，我还认为如果我们声称自己警告过国务院，对他们不太公平，因为没有给他们机会解释收到警告后做了或没做哪些事情。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这类讨论。几个月以后，一切就会真相大白，证明国务院在“9·11”事件纪念日之前的数月就收到过我们的提醒，却未能采取充分措施。但在9月的第二个星期，CIA无法知道这个情况，而我认为仅仅为了保护CIA而这样说是不公平的。

同样，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认为我越权删除了那些有关警告的语句。鉴于这是“CIA的谈话要点”，这样的指责实在荒谬。但如果考虑到我对材料进行删改的首要目的是保护CIA，他们的说法就显得格外愚蠢。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段有关事先警告的内容是我的上司戴维·彼得雷乌斯建议加进去的。局长的幕僚长没有告诉我这一点。如果我知道的话，那天晚上我就会走进局长的办公室跟他讨论一番。尽管我表明自己不喜欢那段有关警告的内容，但星期五晚上我也没有改动这份谈话要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关于班加西事件的报告中说我在星期五改动了原文，这点并不准确，因为我告诉下属，在他们充分协调机构间的审议过程之后，我要看看这份谈话要点。

第二天是星期六，上午我的行政助理通知了我两件事。第一件是国务院在事务性层面通知我们，说他们拒绝加入这段有关事先警告的内容，并且出于这个原因，这份谈话要点被搁置一旁（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国务院不喜欢这份谈话要点）。第二件是有关奥巴马的国家安全副顾问丹尼斯·麦克多诺的，他希望在当天举行的副职会议上讨论这份谈话要点，这让我想起来他已经知道了国务院不喜欢有关事先警告的语句。星期六上午，我把这些事如实汇报给彼得雷乌斯局长及其幕僚长，告诉他们我赞成国务院的立场并解释了原因。彼得雷乌斯并未在这一点上争论，也没有告诉我起初是他要求加进这段内容的。

副职会议进行到最后，麦克多诺也没有提出谈话要点的问题，所以我就提了。我告诉同事们，我有些担心这份谈话要点，并且我知道其他机构也是如此。我并没有说自己担心的是什么。我最后说，在把谈话要点提交国会山之前，我会亲自进行编辑并分发给相关的副职们。麦克多诺只是说：“谢谢你，迈克尔。”

那个星期六是CIA的“家庭日”——这是一年一度的庆典活动，CIA雇员的家属们将受邀参观CIA总部大楼。因为情报工作的特殊性质，CIA工作人员的家属们几乎不允许访问CIA。但在一年一度的“家庭日”，雇员们可以带亲人来观看展览会，试穿伪装服，看看间谍装备，做做测谎鉴定，并参观局长和副局长的办公室。所以当数百人结队穿过我的办公室问好时，我正在考虑我的助理桌子上那份待处理的谈话要点呢。那天上午晚些时候，我最终坐下来编辑了谈话要点。我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而我做出的实质性贡献是删掉了那些有关事先警告的语句。

我还删掉了“激进分子”前面的“伊斯兰”一词，因为这个举动，我被批评了（指控我试图淡化“基地”组织在此次袭击中发挥的作用）。我是出于降低风险的考虑去掉“伊斯兰”一词的。因为YouTube上那段毁谤先知穆罕默德的视频，伊斯兰世界的很多国家都举行了示威游行，我可不希望鼓励美国人说出任何让情况变得更糟的话。并且，我错误地以为“激进分子”可以传递和“伊斯兰激进分子”相同的信息，即这是一场恐怖袭击。

在我与副职与会者们协调这份谈话要点时，还未做任何重大的改动。在整个过程中，白宫只提议了三处改动，并且所有改动都是编辑性质的——没有一处涉及分析判断，这粉碎了有关白宫在编辑这份谈话要点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的阴谋论。最后，我在国会事务办公室把这份谈话要点呈交国会山之前，请实务专家和彼得雷乌斯局长审查了这份文件并签字确认。大家都照做了。

媒体的一篇报道称，我在是否加进这段警告内容的问题上“驳回”了上司的要求。相信我，我不会在任何事上反驳彼得雷乌斯局长。我和局长就这段警告语句谈过一次，他没有反对我删除这段话的决定，何况他还有机会在过程结束时要求重新加上这段警告语句。但他没有这样做。

尽管我是第一个承认这份谈话要点本该做得更完善的人——应该把这些要点写得更明确、更坚定，但其中做出的分析判断与CIA在13日上午呈交给决策者的内容完全一致。这包括关于对临时特派机构的袭击是由自发的抗议活动演变而来的。简言之，我们允许HPSCI向公众公布的内容与我们机密文件中的内容完全一致。同样重要的是，CIA并不知道第二天会有高级行政官员在公共场合使用这份谈话要点。我们不知道苏珊·赖斯会在星期日早间新闻节目中使用这份报告。

很久以后，也就是2014年春，我才知道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是如何取得这份谈话要点的。白宫为赖斯大使参加星期日节目准备了一系列谈话要点，这份文件就混在其中。同样，CIA的这份谈话要点与赖斯和其他高级官员在此前4天里看到的最终情报内容并无显著差别。

但白宫制作并送达赖斯工作人员的谈话要点中确有一些不同。“目标”部分有一句话是：“强调这些抗议活动源自互联网上的一段视频，而不是政策方面的重大失败。”白宫认为，他们的谈话要点与班加西事件无关，而是与该地区发生的更广泛的抗议活动有关。但这种解释站不住脚，因为白宫谈话要点的“目标”部分里还有下面这句话：“表明我们必将把伤害美国民众的人绳之以法。”而在那段时间里，有美国民众受伤害的唯一一个地方就是班加西。我对白宫谈话要点的解读是，他们把班加西袭击事件归咎于那段视频——CIA在自己的谈话要点或是机密分析报告中可不是这么说的。

白宫关于其谈话要点并非针对班加西事件的态度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后果。这意味着白宫的谈话要点无须与执行部门有关班加西袭击事件公开声明的其他材料一起，于2013年春公之于众。这样一来，CIA的谈话要点就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我对白宫的谈话要点还有一个看法。我一直认为，白宫任何负责国家安全的人和负责政治事务的人之间都应该有一条明显的警戒线。在我看来，关于班加西事件并非源于更重大的政策失败那句话是一个政治声明，而不是有关国家安全的声明。

赖斯大使在星期日那档节目上的言论引发了一系列反应，逐渐变成了一波缓慢的浪潮，最终打消了总统提名她担任国务卿的念头。她所说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与CIA的要点一致，但她还提到是那段视频引发了班加西的抗议活动。我不知道她为何这样说，这是一个只有她才能回答的问题。或许她此番言论的依据是白宫的谈话要点，或许她自有其看法，决策者有权这样做。在这方面，她也许是在“综观全局”。毕竟，分析员的确认为那段视频导致了开罗袭击事件，而至少班加西抗议活动的动机之一便是开罗有人“成功”地越过了美国大使馆的围墙。比较难以解释的是赖斯为何说班加西有“大量安保”，这一点在CIA和白宫的谈话要点中都没有提及。

星期六上午，也就是赖斯大使参加星期日节目的前一天，在我编辑那份谈话要点之前，还有过一次谈话，有些人把这次谈话看作CIA和我将此事政治化的证据。一家媒体指控我在编辑这份谈话要点时知道那里没有发生抗议活动，因为在我编辑谈话要点那天上午，CIA驻的黎波里情报站的负责人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了我当地的情况。以下才是实情：

受到这一地区性暴力事件的影响，伊斯兰国家的每一个CIA情报站负责人都要每天发送情况报告。在的黎波里情报站9月15日星期六提交的那份《情况报告》中，情报站负责人特别提及班加西袭击事件“不是／不是抗议活动的升级”。“不是”这个词重复了两遍加以强调。这份情况报告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我意识到这与分析员们的看法不一致。

然而，还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该负责人在那封电子邮件中给出的两种解释都不能令人信服。他提到某些新闻报道说那里并没有抗议活动，但这种说法毫无说服力，因为也有新闻报道说发生了抗议活动。他还解释说，他在班加西的行动人员当晚赶到临时特派机构时并没有看到抗议活动。这一点也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当他的下属赶到临时特派机构的时候，袭击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如果那里曾经发生抗议活动的话，此时显然也已经云消雾散了。最后，该负责人自己所属的情报站在此前一天通过Cia的一个消息来源发了一份报告，说临时特派机构外发生了抗议活动，这个事实让我感到震惊。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我立即要求这名负责人发一封更加详尽的邮件，为他的看法提供“证据和合乎情理的解释”。

那天上午，我采取了另一个措施。在副职委员会会议上，我将情报站负责人对抗议活动的看法告诉了与会者；我指出，这位负责人的看法与分析员不同，我们会努力解决这一分歧，之后再把结果通知各位。这并非试图掩盖负责人观点之人应有的举动——媒体和国会里的人曾针对此事指控我。

这位负责人对我分派的任务迅速做出了反应，9月16日星期日一大早，他就将后续邮件发给我了。我做了两件事。首先，我责成分析员阅读邮件，在当天下午5点前以书面形式告诉我该负责人的意见是否以某种方式改变了他们对于是否发生了抗议活动的判断。其次，我把负责人发来的电子邮件转发给彼得雷乌斯局长，告诉他：“先生，关键在于我不知道怎样理解这封信。我们需要让分析员看看这封信，看看能否改变他们的看法。我已经让他们这么做了。”局长回复了我的邮件，他说：“期待看到分析员们的结论。”

当天下午，分析员做出了反馈，给局长和我分别发送了一份备忘录。他们还是坚持自己最初的看法，但他们说会考虑这一问题。

我处理该情况的做法完全符合规范和程序。不管国会的某些成员和某些媒体评论员提出什么样的指控，在CIA，行动人员负责搜集情报，而分析人员负责评估，仅此而已。这是这个机构有史以来一贯的工作方式。行动人员是CIA的眼睛和耳朵，分析人员则是这个机构的代言人。分析人员有权获得现有的所有信息，而现场的行动人员却不具备这个优势。

有人说我在这场辩论中“站在了分析员一边”，并且是我做出决定，让CIA“支持分析员的看法而不是情报站负责人的看法”。在CIA，正副局长不会告诉分析员该如何思考，也不会决定CIA的分析内容。分析员决定一切。

尽管CIA的官方结论由分析员负责完成，但CIA的情报站负责人却可以（实际上是受到鼓励了）把自己的看法记录在案，尤其是当他们的看法与分析员不同的时候。情报站负责人可以在情报界和政治圈传播自己对于某种情况的评估意见［这些评估意见被称为“土狼”（aardwolf），是以一种对生存环境十分敏感的非洲哺乳动物来命名的］。CIA驻的黎波里情报站的负责人并未就抗议问题做出这样一份评估意见。

在CIA制作完谈话要点的7天后，也就是9月22日，分析员们基于初步评估之后几天收到的新信息改变了判断，他们解释说，现场一开始就有武装袭击者，这意味着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袭击，而不是和平抗议活动的升级。利比亚政府从临时特派机构的多部监控摄像机里找到并查看了安保监控录像，没有看到当时发生了抗议活动，9月18日，利比亚政府通知了我们的情报站，并在数天后移交了这批监控录像，分析员们才改变了自己的判断。

***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班加西事件争议不断。以当时的一篇媒体报道为例（最近的一本书也再次提及此事），这篇报道指控CIA的高级领导层命令班加西基地的人员“暂停”，不要帮助他们的国务院同僚。以下是真实情况：袭击开始几分钟后，临时特派机构就致电我们的情报站，要求立即增援。CIA人员立即采取行动，全副武装跳进车里。为了帮助身处险境的人，他们不畏艰险、勇往直前。这也正是我期待他们做出的反应。他们花了大约15分钟装配武器并部署完毕。我期待情报站负责人会有不同的反应，而他的反应也确实如我预期。他必须保证不让手下白白去送死，所以他试图从当地利比亚民兵武装那里获得援助。几分钟内局势就明朗了，当地民兵无法增援。在打这些电话的时候，应急响应团队因事情毫无进展而沮丧不已。尽管耽搁了不过5~8分钟，我相信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不啻永恒。绝不是高高在上的领导层下令拖延的。在那种情况下完全情有可原，也是我们的现场负责人做出的正确决定。

然而，关于这种拖延是有预谋的指控被媒体扩散，彼得雷乌斯局长让我找来媒体人士，召开了一个背景情况介绍会。在那次会上，我谨慎叙述了从情报站接到临时特派机构请求增援的第一个电话，到CIA安全小组抵达大使所在大楼的全部经过，总共时长约一个小时，详细程度精确到分钟，因为安全小组起初决定不去临时特派机构，而是试着向一支民兵武装请求支援。随后，我又花了30分钟左右回答问题。第二天，很多媒体报道了真实发生的情况，只有非主流小报还在无由地指控“暂停”的问题。

我在那天实际上召开了两次背景情况介绍会。第二次是和十几个国家安全记者召开的，而第一次是与《华盛顿邮报》的戴维·伊格内修斯（David Ignatius）举行的一对一的会议。我非常尊重伊格内修斯对于国家安全问题的评论，我一直认为他的评论公正而富有见地，因此我希望伊格内修斯能有机会如他所愿，尽量多提出问题，并且我希望他的问题可以帮助我做好准备，应对大批记者。OCA没有邀请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的安德烈亚·米歇尔（Andrea Mitchell）参加集体会议，在这一点上我们很失策。他们只是忘了。米歇尔很生气，我也一样。米歇尔在很多方面都算得上是国家安全记者中的佼佼者，把她遗漏了是个天大的错误。几个星期以后，我碰巧遇到了她并向她致歉，她颇有幽默感地接受了我的道歉。几年前，当我还是乔治·特尼特的执行助理时，米歇尔在做一个关于CIA的报道，她问我：“乔治在CIA的大厅里运球，这是真的吗？”我回答道：“安德烈亚，如果你告诉我，你丈夫［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时任美联储主席］准备如何调整利率，我就回答这个问题！”

我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一次闭门听证会上对两个问题的回答也颇有争议。参议员钱布利斯和伯尔正是因为这些问题质疑我的操守。第一个问题是参议员伯尔提出的，指向了那天作证的所有证人：“是谁把‘基地’组织从谈话要点里删除的？”因为我当时不知道答案，所以我就说不知道。我的回答是诚实的，但事后，在我离开政府部门前，参议员伯尔在一次私人会面时告诉我，他预期我会说：“我不知道，参议员，但你应该知道，我本人在这个过程的某个阶段亲自编辑了这份谈话要点。”我同意参议员伯尔的说法，并且当时就对伯尔表明我的态度。我希望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SSCI）班加西报告的“少数意见”部分可以采纳这次谈话的内容，但事与愿违。

第二个问题是，“向白宫呈交的这份谈话要点的目的是协调还是告知？”我说是告知。这显然不正确，因为白宫曾经提议做些改动——尽管只是编辑层面的改动，我们也都接受了。重要的是，我无意在这个问题上误导国会。我的回答是无心之过。我的回答想要传达的意思是，我们绝不允许白宫（或就这个问题而言，不允许任何人），在未经CIA认可的情况下做出实质性改动。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不够明确？的确如此。我是否应该说得更清楚些？毫无疑问。蓄意误导国会？绝无此事。

在第二天召开的一次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闭门听证会上，我坐在国家情报总监吉姆·克拉珀身旁，罗杰斯主席问国家情报总监：“在制作谈话要点期间，是谁删掉了……与‘基地’组织有关的信息？”此时我没有说话，人们对此也是一片哗然。我一语不发的原因同样是我不知道是谁删掉了涉及“基地”组织的内容。后来，众议员彼得·金试着重新定义了主席的问题，说罗杰斯主席的问题是：“谁改动了那份谈话要点？”言外之意是：“莫雷尔对那份谈话要点做了大量改动，他怎么能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但是金错了，这个问题的范围要小得多。但同样，如果我在国家情报总监回答之后说“我不知道是谁删掉了有关‘基地’组织的内容，但你应该知道，我删掉了一些其他内容”，就会让委员会更满意了。

赖斯大使在她的公开声明里使用了这份谈话要点，从而引发了关于班加西事件的最大争议。她成了导火线，事实证明，她被提名担任国务卿的事也受到了影响。有一次，为试图结束对她本人的攻击，赖斯希望直接面对指责自己的人。11月27日，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林赛·格雷厄姆和凯利·阿约特（Kelly Ayotte）召开了一次会议。当时还担任国家安全副顾问的丹尼斯·麦克多诺要求我陪同赖斯大使去国会山。他明确表示，我的工作就是表明那份谈话要点与情报界制作的机密分析文件内容完全一致。我同意了这个要求。

现在回头看，参加这次会议是一个错误。从本质上说，这次是一场政治性的会议，我参加这个会议就是把自己横插到政治斗争中去。我确信麦凯恩、格雷厄姆和阿约特也是这么认为的。我确信他们认为我在政治斗争中偏袒一方。这不是情报官员应该去的地方。我与会是因为在政治上太天真了，并为此付出了代价。

会议在一间保密的参议院会议室中举行。新闻媒体占据了通向这个房间的走道，在记者大声提问的时候，摄影师也抓拍了我很多照片。当晚晚些时候，一个朋友发电子邮件给我，说我看上去就像是赴刑场一样，并力劝我在这样的场合要强颜欢笑。但会议开始后就没有什么值得一笑了。

参议员麦凯恩、格雷厄姆和阿约特坐在桌子的一侧，赖斯大使和我坐在另一侧。麦凯恩和格雷厄姆二话不说，上来就开始攻击赖斯大使。他们屡次称赖斯为“政治打手”，有时没等她把话说完，就用新问题打断她。参议员阿约特并没有说尖刻无情的话，看起来真的对弄清真相更感兴趣。

我无声地见证了这一切，直到赖斯让我说明那份谈话要点与机密情报分析完全一致。随后就轮到我遭受攻击了。我随身携带了那份谈话要点和9月13日机密情报分析文件的复印件，并试图向参议员们表明，谈话要点中的每一个句子在机密情报分析文件中都有相应的内容。麦凯恩和格雷厄姆把矛头转向了我，攻击我手下分析员的工作能力、判断力和操守，在我话刚说到一半时便打断我，就像他们对付赖斯那样。“你们为什么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承认那里没有举行示威活动？”他们问道，“你们为什么没有立即会见现场人员？”“你们为什么不把这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

在被连续问及一系列问题时，我一度犯了个错误。一位参议员问我，是谁在谈话要点中删掉了涉及“基地”组织的内容，我误答是FBI。我当时想的是FBI所做的一处改动，当时FBI要求在谈话要点中做一处改动，以便他们在描述此次袭击的责任方时不致过于具体，因为FBI当时刚刚开始调查。我把这两个改动弄混了，我犯了个错误。在我驱车返回总部的路上，和我一起去开会的国会事务主任告诉我，他认为我犯了一个错。我立即回应道：“如果我犯了错，那就马上纠正。”回到CIA总部并核实事实后，我立即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从谈话要点草稿中删掉有关“基地”组织内容的决定是CIA内部做出的，这个决定远在我获悉存在这样一份谈话要点之前就做出了。我立即命令国会事务办公室把我的错误告知参议员身边的工作人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在几个小时之内完成了此事。参议员们对我的澄清之举做出了回应，他们发布了一篇新闻稿，其中引用了我说错的话，并以此在有关班加西事件未得到回复的问题上猛烈抨击政府。

更糟糕的是，几个月以后，参议员格雷厄姆公开坚称他问过我“是谁改动了这份谈话要点”。实际上，他问的是：“是谁把‘基地’组织的相关内容从这份谈话要点中删掉了？”格雷厄姆对于他向我所提问题的陈述就不准确，这就给公众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对于一个如此笼统宽泛的问题，我绝不可能只是犯了一个无心之过。格雷厄姆还坚称，我花了24个小时来修改记录，还说我是因为说FBI做出了所有的改动，所以接到愤怒的FBI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之后才修改记录的。就像很多人对班加西事件的讨论一样，事实与此有天壤之别。参议员们问的是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确实有可能犯错：“是谁把‘基地’组织的相关内容从这份谈话要点中删掉了？”格雷厄姆、麦凯恩和阿约特在与赖斯大使开会当天发布了一份新闻稿，那上面说得很清楚。

以下便是那份新闻稿的说法：“今天上午10点左右，在CIA代理局长迈克尔·莫雷尔的陪同下，赖斯大使要求召开一次会议，我们问莫雷尔先生是谁改动了公开的谈话要点，删掉了涉及‘基地’组织的内容。莫雷尔先生说是FBI删掉了相关内容，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破坏正在进行之中的犯罪调查。这一意外的事实及其背后的推论都让我们很吃惊。”“但是，当天下午4点左右，CIA工作人员联系我们，表示代理局长莫雷尔在我们早前的会议上失言了。CIA如今声称，是该机构删除了涉及‘基地’组织的内容，而不是FBI。他们无法给出为何如此行事的理由。”

此外，FBI从未因我在3位参议员面前汇报时所犯的错误打电话埋怨我。而且，正如他们发布的新闻稿中所表明的那样，我在几个小时之内便修正了会谈记录，而不是24个小时。

***

综合来看，我发现那些攻击CIA和我之人的看法中有3个明显的可笑之处。第一个是CIA评估班加西事件的记录与那些指控政府行政部门之人的记录之间有显著的差异。

分析员们的判断是基于他们在24小时之内得到的信息，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他们只对当晚班加西发生的事情（即临时特派机构外面的抗议活动演变成袭击）判断错误。他们仍然相信自己的其他判断。

与其他结论的对照：

·美国军方奉命退出，没有向美国驻班加西的国务院官员和CIA工作人员施以援手
。错。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关于班加西事件的报告、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关于此事的报告，以及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关于班加西事件的报告均特别强调这一断言是错误的。

·班加西的CIA人员奉命退出，未能增援他们在临时特派机构的同事
。错，原因我已经解释过了，并且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都认为没有证据支持这一指控。

·CIA和白宫共谋编造了班加西的故事，以便保护总统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政治利益
。还是错。我已经解释过，这样的阴谋不存在，也没有证据支持这样的假说。研究过班加西事件的国会委员会从未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二个可笑之处是，有些人认为包括我在内的CIA领导层应该强迫分析员们接受的黎波里情报站负责人的看法，即临时特派机构外没有发生抗议活动，而与此同时，他们又坚决反对该负责人的另一种看法，即此次袭击临时特派机构的动机之一可能是YouTube上的那段视频。这些批评者们不能两边占便宜，既接受我们的情报站负责人符合他们说法的观点，又反对其不符合他们说法的观点。

第三个也是最可笑之处：我的批评者们指控我在班加西事件上误导了美国人民，事实是他们才是误导公众的人——他们关于该事件的每一个字几乎都是如此。例如，我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开作证之后，一小撮国会成员以及少数媒体在大量评论中谈到我和我在班加西事件中的作用，其中有很多事实都搞错了。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
[2]

曾说：“每个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无权扭曲事实。”

迈克尔·穆凯西（Michael Mukasey）在我作证数天后所写的评论文章是有关这一点的最佳例证，他曾经担任过布什政府的司法部长，当时写文章支持我的批评者们。穆凯西是美国地方初审法院的前法官及前律师，他在区区十几个段落中就犯了7个事实错误。以下便是其中的一些例子：

·穆凯西先生写道：“莫雷尔先生把谈话要点中的‘恐怖主义分子’改成了‘极端主义分子’。”不，我没有。白宫在2013年春发布的电子邮件中说得很明白，没有人把“恐怖主义分子”改成“极端主义分子”。谈话要点的原稿是我们最资深的分析员写的，他写的就是“极端主义分子”。

·穆凯西先生写道：“他（指的是我）在谈话要点中把‘袭击’替换成‘示威’。”不，我没有。我的宣誓证词和电子邮件中都说得很明白，这一改动是CIA的其他人做的，在我看到这份谈话要点之前就改动了。

·穆凯西先生写道：“而袭击发生后不久，CIA便应白宫的要求帮助起草‘谈话要点’，这给他（还是指我）传达了信息，暗示他打算进行一些私下的谈话。”谬之大矣。从来没有人说过白宫要这份谈话要点。同样，正如所有证据表明的，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向彼得雷乌斯局长索要的这份谈话要点。

甚至连众议院班加西事件特别委员会主席、众议员特雷·高迪（Trey Gowdy）在接受委员会主席任命之后的日子里也都搞错了事实。高迪在当选国会议员之前是一名出色的联邦和州检察官，他当然以善于揭露事实并基于事实得出结论而自豪。但即使是他，也会犯错。

在受命担任主席后的媒体见面会中，高迪说我把CIA谈话要点中的“袭击”改成了“示威”，这绝非事实。他说我把谈话要点中的“恐怖主义分子”改成了“极端主义分子”，这也绝非事实。他还说谈话要点的初稿含有CIA向国务院提出警告的内容，这同样绝非事实。后期版本的草稿中包含警告的内容，但初稿和最终版本中并没有。即使是国会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在班加西问题上也会犯错。

在我作证之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参议员麦凯恩和格雷厄姆企图说明我的到场所引出的问题比回答的问题还要多，彼时他们也犯了数量大致相同的事实错误。参议员麦凯恩说的黎波里情报站负责人在袭击事件发生后立即提交报告，说并没有发生抗议活动。但那份报告并不是立即提交的，而是袭击发生3天后提交的。参议员还说，我在袭击事件发生时担任代理局长。又错了，我当时是副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才是局长。参议员格雷厄姆说他知道我没有删掉谈话要点中涉及“基地”组织的内容，“但别的事情都是他（指我）干的”。错，CIA内外的很多人都在谈话要点上做了改动。

我不知道我的批评者为何都在细节上大错特错。这或许是工作人员水平差，或许是某些媒体人士不断重复不准确的事实所致。例如，高迪的某些错误说法就照搬了迈克尔·穆凯西的错误。无论如何，这些错误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因为不准确的事实会导致错误的说法和结论，这又会导致美国人民产生错误的理解。政府批评者们所犯的错误与他们所指控的政府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

***

在班加西事件的争论期间，我担任了4个月的代理局长，从2012年11月初直到2013年3月，在此期间我们进行了两项研究：一项是我们关于抗议活动的分析为何是错误的，另一项是关于我们如何才能将那份谈话要点做得更完善。两项研究都找出了CIA内部的失误，也都总结出了多方面的教训。2013年1月，我将第一项研究（关于抗议活动的分析）提交国会。但白宫援引总统特权，好几个月都不允许我把第二项研究（关于那份谈话要点）提交国会山。在白宫公开发布与那份谈话要点有关的所有电子邮件之后，我未经许可便提交了。但那是在我离任前几个星期的事了，我本该尽早提交的。

我从所有这些事中吸取了两个重要的教训。首先，CIA应该置身于与谈话要点有关的事务之外，尤其是那些可能会被某些人出于政治目的而被抓住不放的问题。想要公开谈论国家安全问题的人应该自己写谈话要点，然后，CIA可以就准确性和公开的问题给他们提供建议，但最初执笔是充满危险之举。CIA人员并未受训如何与美国人民交流，有时我们会干得一团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我们看来，“极端主义分子”与“恐怖主义分子”是同义词，许多公众显然不这么认为。

其次，当政府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混乱之中时，最佳的解决方案是提高透明度，越早、越透明越好。我知道，像我这样终生从事秘密工作的人说出这话有些奇怪，但如果政府在班加西事件开始成为政治争论的焦点时便把2012年9月11日袭击的完整监控录像公之于众，发布自己关于此事的谈话要点，以及与CIA谈话要点变动有关的一系列电子邮件的话，我们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并且，政府方面不向国会提供有关班加西事件的任何材料，这本身就是个错误。

***

最让我感到沮丧的是，所有围绕着谈话要点和政治展开的争论意味着大多数公众都漏掉了关键的问题——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当如何尽可能保证海外的美国外交人员的人身安全？班加西不会是恐怖分子袭击的最后一个美国外交使团驻地。恐怖分子必然还会做出其他尝试，其中的一些会成功。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那些在海外为美国服务的人。

我认为降低这种威胁的关键点有三个。第一，美国需要在世界上的某些热点地区实行战术预警，就像我们在战场上为保护士兵而实行的那种预警。如果我们在班加西实行了战术预警，在极端主义分子准备袭击临时特派机构和附楼时，我们肯定会听到传闻。任何形式的预警（哪怕只提前几分钟也好）都能在生死攸关之时起到关键作用。第二，我们必须为服务于海外的美国人提供最好、最新的安保。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冲在前线，理应得到最佳的安保。班加西事件中的安保做得不够。第三，只要恐怖主义分子对我们造成威胁，我们和盟友就必须与之做斗争，否则他们就会一直盯着我们。当然，以上三个关键点都所费不赀，会耗费大量资金。重点在于，保护海外的美国人本来就要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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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的观点与美国当前政体的真面目有关。政客们对赢得政治资本念念不忘，考虑的只是党派优势，以至他们把相同的态度和行为附加在国家公务员身上。职业情报人员受训要客观行事，并不需要关心政治，他们对此很难理解。他们也记不得我们是以相同的职业精神和献身精神为民主党与共和党服务的。对于CIA在谈话要点上搞政治的指控，显然来自那些只会在政治环境中思考和工作的人，他们全靠不顾事实地捏造谈话要点（或32个热点）赢得胜利。

***

2014年4月14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班加西事件听证会。引言摘录：

主席（迈克·罗杰斯先生，来自密歇根州第8国会选区的国会议员）：莫雷尔先生……你是否曾与白宫的人口头交谈过那些谈话要点的性质和内容？

莫雷尔先生：没有，先生。

主席：你是否曾与白宫的人，我指的是任何人，讨论为苏珊·赖斯在9月16日面对美国公众做准备的事？

莫雷尔先生：没有，先生。实际上，我甚至都不知道她会参加星期日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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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14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班加西事件听证会。引言摘录：

简·沙科夫斯基（Jan Schakowsky）女士（来自伊利诺伊州第9国会选区的国会议员）：谢谢你，莫雷尔先生。我真的很感谢你来作证，并且，鉴于你为美国家服务了30年，一直以保卫我们的安全为最高宗旨，从未参与党派纷争，我相信你今天所说的一切。

詹姆斯·郎之万（James Langevin）先生（来自罗得岛州第二国会选区的国会议员）：你总是把国家放在第一位，在我看来，你一直尽职尽责，自从我加入这个委员会后，我在场期间，只要你出现在我面前，在委员会面前作证，你一直表现得非常坦白和直率。今天你来到这里，并且是自愿来的，这个事实本身就再次证明，你对待真相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

[1]
国会山（Capitol Hill），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一个街区名，也是美国国会大厦所在地，常用来指代美国国会。

[2]
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1927—2003），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家，曾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美国参议员。

第十一章　曲解的逻辑

每份新工作都有要克服的障碍。2006年7月5日，我开始了一份新工作——CIA的第三把手，而我的新办公室门口最近因为成为犯罪现场而被胶带封锁了。这可不是开玩笑。我在前面说过，之前用这间办公室的是福戈，他因为一系列不正当行为正在接受调查，后来承认犯有腐败罪，因为他曾私自将CIA的一份合同交给了他的朋友。2006年5月中旬，FBI查抄了其在CIA的办公室及其住所。最终福戈被判在联邦监狱里服刑数年。

福戈是美国西海岸的一个“投机商”，所以CIA新任局长迈克尔·海登大概希望找个中西部的老实人来恢复这个机构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最后，我除了负责行政、预算、信息技术、安保和人事外，还负责维持CIA的良好秩序和纪律。

在被提拔到CIA高层之前，福戈只是个中层人员，他上一份工作在海外，因对到访的国会成员照料有加而得到提拔。福戈把那些人招待得很好（我履新两个星期后，在办公室的书柜里找到20~25瓶好酒，这是福戈特别招待“合适的”访客时用的），同时又说了他的局长乔治·特尼特和CIA其他高层领导人的很多坏话。他可真行。

***

开始新工作两天后，CIA一位高级律师拜访了我。他说需要“给我阅读（向我汇报）一份隔离计划”。这是CIA的说法，意思是把我带进一个涉及敏感行动的信任圈，在此语境中是指CIA的羁押和审讯计划。这一计划涉及CIA在“9·11”事件后在全世界建立的数个秘密监狱，以及实施严酷的审讯手段，从关押在那些监狱里的“基地”组织最高级也最强硬的领导人那里获得重要信息。该计划从2002年便开始实施了。

在我签署了一份文件之后——主要是说我知道未经授权便泄露相关信息，就会被关进监狱——律师向我通报了CIA羁押设施的位置。他还向我简单通报了“强化审讯手段”（EIT，CIA对于严酷手段的叫法），这些手段旨在教训被羁押的人，负隅顽抗到此为止，他们已经山穷水尽，最好还是接受现实，诚实地充分回答我们的问题。他详细解释了每一种手段。我一直认为其中的一些手段非常残酷，尤其是水刑，但我也得知，在最初获批的10种手段中，现在只有6种还在使用，包括抓住被羁押者以引起他们的注意和禁止他们睡觉。水刑已经不允许使用了，实际上，这种手段已经有3年多没用过了。

律师还解释说，CIA前后只羁押了大概100人，对其中不到1/3的人使用了强化审讯手段。他特别提到只有3个人被施以水刑——最后一次使用水刑是在2003年。他还告诉我，以这种手段审讯被羁押者的时间很短（在长达多年的羁押期内，只在早期的数天或数周对被羁押者使用这种审讯手段）。他还说，在向我汇报的当下，我们几乎抓不到新的恐怖组织的高层人物，其他强化审讯手段也很少使用了。但如果我们抓到了某些知道即将发动袭击或知道本·拉登当前位置的“基地”组织高层人士，还是会使用那些手段。

***

2008年11月4日，巴拉克·奥巴马当选美国第44任总统，他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奥巴马在大选中赢得了53%的选票，在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是民主党赢得选票最多的一次。他赢得了365票，而约翰·麦凯恩只得到了173票。以新任总统最喜欢的棒球运动的行话来说，这是一个“大比分的获胜”（blowout）。

奥巴马希望给美国带来前瞻性的重大变化，但在他大选胜利之后，人们开始用接二连三的马后炮攻击布什总统在“9·11”事件余波中使用的某些反恐手段。到目前为止，那些手段中最具争议的是CIA的引渡、羁押和审讯计划（经常合并缩写为RDI）。引渡是个长期做法，也是克林顿政府使用的主要反恐手段，由CIA把恐怖主义嫌疑人从被捕之地转移到其原住地，或其被指控、通缉或进入法律程序的其他地方。

新任总统在竞选期间对于这些计划的态度表达得很明确。他呼吁结束引渡，认为这种做法“在深更半夜把罪犯送到遥远的国家去受折磨”。他也呼吁停用“在法律之外设置的秘密监狱”。他把残酷的审讯手段叫作“折磨”。他还认为，所有的这些做法都与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及其对全人类博爱、宽容和尊重的承诺不相称。

***

大选前的几个月，情报界开始为新总统做准备，当时的国家情报总监迈克·麦康奈尔（Mike McConnell）要求我（我时任CIA情报处主任和首席分析员）在过渡期间发挥重要的作用。情报界向竞选人提供国家安全简报，这是前所未有的。我和一支团队一起向约翰·麦凯恩做简报，他长期在国会工作，并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任职，其实并不需要听取简报。关于国家安全的事务，他知道的和我们一样多。

此外，我还和另一支团队一起为莎拉·佩林（Sarah Palin）做了她平生第一次国家安全简报。佩林州长对于如何激励外国领导人很感兴趣，这让我印象深刻，她善于了解人性，深知应当如何与人相处。但她对世界的认知与其竞选伙伴的截然相反。她对关键的对外政策和眼下的国家安全事务几乎一无所知。她询问了许多有关人性的问题，却几乎没就事务本身提出任何问题。这些对她来说太难了，在我看来，她似乎知道这一点，但这不是她的错。她被放在那个位置上，让我觉得很可怜。

除了向竞选人做口头报告，我们还为新总统将会任命的高级官员提供书面简报。我们也为新任总统本人准备了两套简报资料，一套是关于CIA最敏感的计划（这套材料准备了不到10份），另一套是为了祝贺当选而准备的世界领导人小传。

经布什政府批准，我们还准备在大选后尽快向当选者提供PDB，但白宫加上了一则重要的警告——只有总统当选人及其已经公开提名担任高级国家安全职务的人才可以收到PDB，其他人都不行。

这不是白宫在搞政治，这是布什总统继续其8年一贯的做法，出于保护信息的目的而对阅读PDB的人员数目加以限制。在我为总统做简报的那一年间，有好几次都是我要求在分发名单上加上某个人。布什总会严厉盘问为何此人需要知道相关内容，而这些人就是他的政府高级官员。他每一次都会对我说：“收到PDB的人越多，它的重要性就越低。”诚如其言。那正是PDB的基本特征。

麦康奈尔还要求我在过渡期间去芝加哥担任现场协调人，负责让当选总统尽快熟悉情报事务，如果麦凯恩当选的话就是去凤凰城。麦康奈尔选择了两个高级分析员作为新当选总统的简报官，但他希望我也去旁听。与我为布什简报期间的情况相反，如今我来做画龙点睛的评论，而由他人来做详细汇报。

奥巴马竞选获胜后，麦康奈尔说他希望由他本人亲自为当选总统做前两次简报，即选举两天后的11月6日星期四和11月7日星期五。麦康奈尔要求我和两位简报官中的一位和他一起去，以便他向新任总统介绍我们。简报会于上午9点在设在FBI芝加哥现场办公室的一个机密会议室中举行。

当选总统在9点之前微笑着进入会议室，陪同的是他在大选期间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的几位助理，以及预定要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人。这个团体包括丹尼斯·麦克多诺、马克·利珀特（Mark Lippert）以及吉姆·斯坦伯格（Jim Steinberg）等人。在互作介绍和祝贺当选之后，麦克多诺抱歉地说明，他接到的命令是只有奥巴马能听简报，其他人则不可以。当选总统则表示，他希望他的团队成员都在场。我很欣赏当选总统的表态。他的要求很有道理：他希望可以和自己的高级助理们讨论他读到和听到的内容会产生什么政策影响。但麦康奈尔坚持白宫的命令，尽管我认为：“现在该是变通的时候了，就让他们都在会议室吧，事后再请白宫方面原谅。现在可是为接下来的4~8年建立关系的时候。”

微笑和乐观的态度都不见了踪影，双方都不愿让步。奥巴马及其团队在附近的一间办公室里召开会议，当选总统最后回来说：“好吧，我今天先听简报，但从明天开始，你把它发给我就好了，我自己看，直到你同意我的人也在场为止。”情报界与新上司从一开始便关系紧张。

尽管麦康奈尔计划留在芝加哥过夜，还让我在那里待上几个星期来监督简报会，并在过渡期间促成其他的独立简报会，这一计划现在看来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当选总统在其团队缺席的情况下不愿接受任何现场简报。因此，麦康奈尔和我决定返回华盛顿，但把我们送到芝加哥的空军飞机已经返航，要到第二天才能再过来。

我们临时改变了主意。尽管麦康奈尔的警卫小组不希望如此，但他还是决定乘坐当天的商业航班返回华盛顿，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和纳税人的钱。麦康奈尔和我，以及他的两名警卫，匆匆通过奥黑尔机场的安检，在其他乘客登机前上了飞机。我们在飞机上遇到两个碰巧分配到飞往华盛顿国际机场航班的联邦空警。空警和麦康奈尔的警卫交谈了一会儿。空警问：“你们带武器了吗？”警卫回答：“带了。”空警继续问道：“好吧，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也带武器了，机长和副机长也都带了。”我当时想：“如果有人想劫持这架飞机，他们会吓一大跳的！”

几个星期以后，布什政府让步了，同意让奥巴马指定的几个助理出席简报会。我回到芝加哥与麦克多诺和利珀特协作，开始为当选总统及其团队协调有关反恐、反扩散、中东和平及地区热点问题等一系列内容广泛的简报会。我努力改善曾经像芝加哥之冬一样冷淡的关系，最终在风城
[1]

度过了一个月中最好的日子。

我发现总统在多次简报会上有些沉默寡言，很少提问。麦克多诺和利珀特却在他们的上司面前问了很多问题并分享了他们对于多项事务的看法。当选总统专心听着他们的发言。他们在自己上司面前自由自在，长篇大论，甚至还会主导谈话，这一点让我很吃惊。在我看来，这标志着奥巴马乐于倾听他人的看法，创造出一个欢迎下属发言的环境——我认为这对于任何决策者而言都是个极其重要的品质。

***

在我组织的简报会中，12月9日那次是首次为当选总统介绍情报界最敏感行动（秘密行动）的会议，这些行动是总统通过使用总统调查令，以明确的书面形式授权CIA进行的。这些是美国政府最敏感和秘密的行动，任何新总统在宣誓就职前都必须听取有关它们的简报，因为这些行动是他的计划，他需要坦然面对。这样一来，引渡、羁押和审讯计划便首次摆在了新总统面前。

由于我当时已经回到华盛顿，无法参加会议了，该简报会由我的上司迈克尔·海登主持。作为日常工作事项的一部分，海登就强化审讯手段向当选总统及其团队进行了第一次深入简报。海登希望这次会议可以打消当选总统对该计划的敌意，他解释说对于这些手段有很多误报。海登强调说通过该计划获得了很多重要情报，并重点说明只有6种强化的手段可资使用；他还强调，那些依然获准使用的手段就像最初的10种手段一样，被司法部认定不属酷刑。为了证明此言不虚，他在国家情报副总监戴维·谢德（David Shedd）身上演示了其中的一种手段——扇耳光。

几个月后，我从奥巴马的几个顶级助理那里听说，当选总统对于这次简报的反应与海登预想的大不相同。这次简报实际上让总统确信这些手段实属不当行为，坚定了他如何处理它们的看法。2009年1月22日，就在奥巴马总统就任的第二天，他就签署了一份总统令，禁止所有强化审讯手段的使用，并命令今后任何政府机构的审讯工作都要遵循《陆军战地手册》列明的规则。他还命令CIA关闭所有的羁押设施（这些设施在2006年就都已经腾空了），从此不再运作。总统对于引渡的态度则发生了彻底转变，尽管媒体大多没有注意到此事。他巧妙地认可了继续使用引渡的做法，称其为“短期移交”，但在此过程中他要求执行部门加强监督。

奥巴马在宣布引渡、羁押和审讯的新手段时明确表示，这么做并非回头针对布什总统的所作所为，而是要向前看。他希望大家忘记过去。实际上，在签署这份总统令前几天，他曾告诉乔治·斯蒂芬诺伯罗斯
[2]

，说他没有兴趣对布什时代的审讯计划进行广泛的调查。

***

事实很快证明，不回头看的做法纯属一厢情愿。奥巴马首先选择由约翰·布伦南担任CIA局长，他既是当选总统的情报界过渡团队的负责人，也曾在竞选过程中担任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问题顾问。但在2002年制订羁押和审讯计划时，布伦南是CIA的第四号人物，人权团体坚决反对他被提名。布伦南不希望总统陷入早期提名的争夺战中，便从考虑的人选中退出了。奥巴马改而将其带入白宫，成为他的反恐领导人，这个职位无须参议院的批准。

奥巴马随后提名利昂·帕内塔，在他成为新的CIA局长的任命听证会上，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自由派成员不停地向帕内塔提问，问他是否认为水刑属于酷刑。帕内塔说属于酷刑。那些参与了该计划，并由司法部确认水刑合法、不属酷刑的CIA人员对此很不高兴。帕内塔最终争取到了那些人的认可，但出师不利。

马后炮在2009年3月仍在继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通过投票，以14∶1的结果决定审查CIA已废止的羁押和审讯计划。委员会主席黛安娜·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和副主席基特·邦德（Kit Bond）在一份联合声明中称，审查的目的在于“塑造未来的羁押和审讯政策”。他们特别提及该审查将会包括对文件的仔细审核以及与CIA人员的面谈。范斯坦后来告诉我，激励她的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即CIA使用EIT是不道德的，CIA应该永不再犯，无论总统是谁。范斯坦说她希望委员会的报告将成为让该计划走向终结的致命一击。进行调查的时机也就在范斯坦于2009年1月当选该委员会主席之后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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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员范斯坦是我任职副局长期间很熟悉的人。她对很多问题的立场都很坚定。她维护国家安全的立场鲜明，承认情报工作在保卫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性，让我对她深怀敬意。参议院中几乎无人能在这些方面与其匹敌。她还充满了创意。在帕内塔初任局长期间，她开始了后来成为该委员会一系列“提神剂”的做法。在过去，委员会成员坐在讲台上而让局长或者我坐在证人席，如今则是我们都围坐在一张桌子旁。会议气氛变得不拘形式，谈话内容也更加丰富。范斯坦甚至带了咖啡和甜甜圈到会上来。这些会议如此成功地确保了委员会充分知情，以至该做法后来也被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广泛采纳。

国会监督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CIA是一个在民主制度下运行的秘密情报组织，让CIA的两个监督委员会（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及其在众议院的对等机构）满意并向美国人民表明CIA依法行事并高效运作，这一点至关重要。

我在CIA最高领导层团队工作的七年半时间里，亲眼见证了我们与这两个委员会的关系因种种原因而起起伏伏。我相信，CIA领导层和两个委员会的领导层对于维护关系正常运转都负有责任，但最终这个责任还是在CIA局长身上。

关系运转最好的时期是在利昂·帕内塔任上。帕内塔的办法是他、我以及领导人团队里的其他人（实际上是整个中情局）都应该对两个委员会完全开放，采取主动。当国会认为（无论准确与否）CIA试图隐瞒某事的时候，事情就会越来越糟。帕内塔还做了些有助于改善关系的小事情，例如，只是为了保持联系的电话问候，或是在局长的餐厅举办晚宴等，所有这些都带来了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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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帕内塔局长反对委员会关于CIA的羁押和审讯计划的研究，但还是给予了委员会空前的CIA文件访问权限。简言之，委员会可以得到几乎任何东西——数以百万计的文件。但帕内塔也要求委员会在CIA的地盘上审查文件——分析文章、情报报告、行动电报、电子邮件以及文件等。这些文件中有CIA一些最敏感的信息，包括有可能导致某人认出我们的信源的信息。如此，便开始了对这一计划的两党联立的国会审查。

几个月之后的2009年8月，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加入这场回顾过去的斗争。司法部职业责任办公室（OPR）刚刚向他呈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基于该办公室始于2008年的独立审查，严厉批评了司法部检察官的法律判断（这名检察官写了一份备忘录，授权CIA应用强化审讯手段），以及在备忘录上签字表示同意的检察官的法律判断。司法部职业责任办公室提议霍尔德采取措施，问责那些水平低下的检察官。此外，这份报告还建议他重启早期的司法部决定，重新起诉参照布什政府司法部的指令，CIA在该计划中有可能滥用授权的少数案件。

霍尔德把第一个建议指派给他的一个高级助理来做决定（司法部长最终决定，不采取针对检察官们的行动），但他接受了第二个建议。8月24日，霍尔德宣称他要启动初步调查分析，调查CIA在审讯被羁押者的过程中是否违反了联邦法律。这是把整个过程都诿过于CIA的另一记重拳，对于曾经把案子送到司法部审查过的CIA人员来说，简直是在他们的肚子上狠狠揍了一拳。这显然像是对同一行为的重复起诉，尽管它并不符合法律的定义。

霍尔德的决定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审查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司法部将会进行一项犯罪调查，帕内塔局长表明，他不会强迫当前的CIA员工参加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面谈。这是帕内塔的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但这意味着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很可能无法听到掌握第一手资料的CIA人员对该计划如何管理运作的看法，尽管委员会依然可以请员工自愿出席面谈，也可以如此对待前任官员，包括特尼特局长、戈斯局长和海登局长。但委员会在其工作结束前很久都没有要求前任及现任人员参与面谈，也没有在司法部调查结束后要求与员工对话。

委员会中的共和党少数派成员认为毫无面谈的调查无法做到彻底和公平，他们在12月底退出了审查团队。所有这些都未能劝阻多数派的行动，委员会的调查继续进行了下去。在这一刻，该研究不再是这个委员会的努力目标，如今它只是民主党多数派的目标而已。

事情的发展让人多少稍感安心，霍尔德让大家知道，没有人会因为符合上一届政府法律建议的行动而遭到起诉。他关心的是那些可能越权行事的人。霍尔德委任约翰·德拉姆（John Durham）为特别检察官。德拉姆了解这一事项，这是因为他曾接受布什政府的司法部任命，调查一桩涉及销毁CIA盘问“基地”组织高级特工录像带的事件。但如今他有权查阅大量的CIA记录——关于羁押审讯计划的每一份文件，并可以约谈每一个他想约谈的人。现在，关于那个不复存在的羁押审讯计划，竟然启动了两项独立调查。

***

录像带事件让我第一次发觉自己深陷EIT问题。第一次在现场应用EIT的时候，CIA人员认为录影存证是个好主意。大部分原因是为了自保。阿布·祖巴耶达赫被捕时身负重伤，如果他在抓捕过程中死了，我们的人员希望留有CIA没有在抓捕过程中杀死他的明确证据。但在祖巴耶达赫康复之后，录像依然继续了下去，CIA人员很快就认为录影存证不是个明智的计划，要求批准销毁这批录像带。反恐中心的人以及行动处的上司也倾向于销毁录像带，但CIA和白宫的律师们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包括CIA局长波特·戈斯和国家情报总监约翰·内格罗蓬特）说：“不要这么快。”这成为我们数年间备感沮丧和忧虑的根源。CAI反恐中心担心的是CIA人员的面孔出现在录像带中，一旦泄露或公布了录像带，这些人员的个人安全岌岌可危。另外，在此期间，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丑陋形象出现在新闻中。尽管伊拉克预备役军人的流氓行径与CIA人员得到充分授权在少数已知是恐怖分子的人身上使用审讯手段之间没有任何可比性，但如果CIA的影像公之于众，这种差别也就消失了。水刑无疑是残酷的，并且公布这些影像会对CIA产生毁灭性的后果，破坏美国在海外的声誉，并会损害服务于海外的美国人员的人身安全。

2005年11月8日，CIA行动部门——国家秘密行动处的领导何塞·罗德里格斯因相关部门缺乏行动而日益沮丧，他自作主张，下令销毁了这批录像带。CIA的两个律师告诉他，这样做并不存在法律障碍，他是否这样做只是个策略问题。因此，尽管戈斯和内格罗蓬特以及CIA的高级律师和白宫的高级律师都反对如此行事，罗德里格斯还是下了销毁令，随后通知了指挥系统。大约两年后，有关他所作所为的新闻被泄露给了《纽约时报》，后续的媒体和国会的批评风暴导致约翰·德拉姆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此事。在为期3年的调查结束后，德拉姆裁定他没有理由起诉罗德里格斯，因为后者告诉他自己是得到了法律授权才销毁录像带的。但德拉姆的结论是不存在这种法律授权，CIA的律师们做出了错误的法律判断。德拉姆建议CIA内部设置“问责委员会”，检查律师们在此事中的表现，并评估罗德里格斯的表现。

CIA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把第一个任务派给了CIA的总法律顾问，把第二个任务派给了他的副手，也就是我。具体而言，他要求我组织一批高级官员，成立问责委员会来评判罗德里格斯的行为。但鉴于罗德里格斯的资历，他在接受德拉姆长达3年的调查时所忍受的痛苦折磨，以及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我选择独自处理这件事。罗德里格斯同时还在接受另一项调查，这对他来说纯属意外，他本以为德拉姆的决定可以结束此事。我选择在附近的一个宾馆小酌时通知他此事。我向他解释了局长要求我做的事情，以及我决定如何处理。罗德里格斯告诉我说，他很感谢我处理此事的方式，并且彻底坦诚地回答了我关于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为何如此行事的全部问题。

在广泛地审查此事大约一个月后，2011年12月21日，我让罗德里格斯到我的办公室来听取我的决定。我告诉他，尽管我知道他相信自己下令销毁录像带是为CIA及其人员做出了贡献，但我认为他的行为是不恰当的。我告诉他，书面记录清楚表明，他知道自己的上司不同意销毁这批录像带，更不用说白宫的顾问了。“如果一个组织的成员无视其上司的意愿而自作主张，任何组织都无法运行下去。”我继续说道，“何塞，如果你手下的人做了他们明知你反对的事情，你也会无法忍受的。”我告诉他，考虑到这些问题，我决定发给他一封斥责信，以向广大员工传递指挥系统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号。他再次感谢了我处理此事的方式，但也向我表明，他仍然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必要和公正的，因而也是恰当的。我知道，他直到今日还是这样认为。（因为此事属内部人事问题，我事先征求了罗德里格斯的意见，他同意我把此事讲出来。）

***

两个调查中率先结束的是司法部的调查。2011年6月底，司法部长霍尔德宣布了约翰·德拉姆的初步调查结果。霍尔德公开表达了我已经在私下谈话中得知的情况，德拉姆检查了CIA与每一位被羁押者的每一次交流，审核了CIA人员是否曾使用了未经授权的审讯手段，如果使用了未经授权的审讯手段，那么这样的手段是否违反了反酷刑法规或其他适用的法规。

经过两年的调查，德拉姆确定只有两件事（两名被羁押者的死亡）需要进行完整的犯罪调查。公众熟知这些案件，但出于法律的原因，我没有获准在这里讨论。重要的是，德拉姆确定对其他审讯问题都不必展开犯罪调查。

在仅仅一年之后的2012年8月，德拉姆就得出了两个被羁押者死亡的调查结论，宣布两起案件均无须提出指控。但这并非意味着完全免除责任，因为不仅有两个人死亡，而且德拉姆告诉彼得雷乌斯局长和我，如果不是因为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他很可能会针对两起案件提出刑事指控（尽管司法部在数年前便知晓这两个人的死亡事件，但拒绝就两起案件提出起诉）。

接下来便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研究了——那主要还是一份民主党人士的报告。2012年深秋，委员会成员经过3年多的努力后宣称，他们完成了此项工作，并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长达6000多页的报告和一份500多页的“摘要与结论”。范斯坦主席希望在12月就这份报告进行表决，这个时机极为关键。尽管委员会中几乎所有的共和党人士都反对所采用的调查方式，因而反对报告本身，但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奥林匹娅·斯诺（Olympia Snowe）却支持这份报告，可是，数天之后她便要在当时的国会结束时退休了。因此，参议员范斯坦希望在斯诺仍在任时举行投票，以便使其对这份调查报告的支持在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属于“党派立场”的投票。

范斯坦行事从来不靠运气，她邀请了哈里·里德（Harry Reid）出席并向与会的委员发表演讲，里德作为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是该委员会的当然委员。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有人告诉我，里德告诉与会的参议员们，这份报告［他或者很多委员（如果有的话）还没有完整读过］是自20世纪70年代的派克委员会
[3]

报告以来最重要的情报监督报告。还有人告诉我，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不知道里德应邀出席之事，事后因自己没有受到同样的礼遇而大发雷霆。报告的投票结果是9票对6票通过了——除了斯诺之外，结果确实是严格按照党派划分的。

我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坐在办公室里阅读这份报告的摘要和结论。这份报告的调查范围以及针对CIA涉及“基地”组织被羁押者的活动的谴责力度都令人目瞪口呆。这份报告中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指控，包括：（1）羁押和审讯计划未能产生具有独特价值的情报（这一内容后来由该委员会人员修正为eiT未能产生有价值的情报）；（2）CIA所采用的手段经常超出司法部的授权；（3）CIA在这个计划的存续期间对这一计划管理不善；（4）CIA在该计划上系统性地误导了白宫、司法部、国会以及美国人民（也就是说，CIA撒谎了）。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想：“即使这份报告里有一半的内容是真实的，那也太糟糕了。”这份报告非常引人注目——文采斐然，其判断看似有事实根据，并有大量的脚注。它不禁让我怀疑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因为这些指控听上去不像是在说我本人服务了30年，如今又在领导的CIA。我下决心在亲眼看到CIA对这份报告的评论之前，暂且推迟做出自己的评论。

我们的回应经过了深思熟虑。我当时担任代理局长，把我们最优秀的人员都调到了这个项目上——其中无人曾亲身参与该计划。我让我的幕僚长格雷格·塔贝尔在几周时间内放下本职工作，全面整理我们做出的所有回应，他是CIA在分析方面最有才华的人之一。格雷格把大张的纸钉在他办公室的墙上，试图记录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每一条结论和案例研究中的所有事实。

随着我们的人员前来陈述他们对这份报告的看法，我也开始获悉他们找到的补充更新内容——那可不是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研究报告作者们的恭维。他们发现，该委员会正确地指出，CIA在早期并未妥善管理这一计划，结果导致某些被羁押者受到虐待，其中一人死亡（但委员会没有说明的是，CIA的督察长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并迅速修正了它）。他们还发现，该委员会得出的大部分结论是完全错的。结论认为，该委员会关于这一计划之效率的分析存在严重缺陷，CIA实际上获得了大量情报。

我相信，制作该委员会研究报告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极大地伤害了这个委员会、CIA以及我们的国家。在我看来，这些成员做出这份报告就是为了取悦他们的政治主子，他们写的起诉人摘要意在象征性地支持死刑。我认为他们对于那些材料一见钟情，似乎这些材料证实了他们希望看到什么，并把那些不符合他们说法的事实想方设法地敷衍过去。

参议员范斯坦也对这份报告中的很多缺陷负有重大责任。她在其成员众所周知的这份CIA计划的适当性方面表达了个人非常强烈的看法——这个举动无疑会让那些负责撰写报告的人难以保持客观的态度。这个错误就连CIA最初级的分析管理人员也绝不会犯。何况我们无数次告知参议员范斯坦这份报告存在严重错误——我本人也告诉过她好几次。在一次会议上，我向她简述了这份报告中的事实错误、逻辑错误以及情境错误（后一种情况是指提供的事实虽然准确，但缺失的其他事实是理解该问题所必需的）的具体例子。我还指出，那些例子只是冰山一角。我告诉她，这份报告中充斥着这样的错误。

事实错误。这份报告的“发现和结论”部分的第6页上写着：“2006年9月6日之前，CIA限制委员会除主席和副主席外的成员访问有关这一计划的信息……”不正确。CIA从未限制访问，限制访问的是白宫。此处还有一个情境错误，这份报告中没有一处声明，该委员会的某些领导人听取了简报，其中包括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帕特·罗伯茨（Pat Roberts）和HPSCI主席波特·戈斯，他们支持只限领导层了解该计划。他们也不希望各位成员听取简报。

逻辑错误。这份报告的第一个发现是：“CIA对强化审讯手段的使用并非获取情报或被羁押者合作的有效方法。”以下是支持该判断的第一个事实：“……在39名被羁押者中，已知7人被CIA使用了强化审讯手段，但他们在被CIA羁押期间没有提供一条情报。”嗯。这是不是说39人中有32个人提供了情报呢？这听起来像是说EIT很有效，而不是相反的结论。

情境错误。在辩称CIA曾阻碍国会监督该计划时，这份报告说：“2002年9月，这些手段获批并使用之后，CIA才就其强化审讯手段向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做了简报。”这是事实，并且听上去很糟糕。但这份报告适当地遗漏了其他一些为这个问题提供不同线索的有趣事实。报告并未提及2002年8月第一次在阿布·祖巴耶达赫身上使用EIT，当时国会正处于夏季休会期间。HPSCI的领导层在9月4日听取了简报，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领导层在9月27日也听取了简报。这很难说是对国会截留信息。

各种类型的错误遍布在这份报告的数千页内容中。其中的大多数错误，连一个聪明的高中生都不会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曾公开表示过这份报告瑕疵重重。以上便是原因。这份报告并不像参议员范斯坦所说的那样会名垂青史，这是像我这样在CIA服务33年的老兵前所未见的最糟糕的分析报告之一。

***

历史上从未有哪个计划会产生如此激烈的争议和辩论。它是否合法？是否属于酷刑？是否有效？是否必要？是否属于正确的做法？鉴于这个计划是CIA对“9·11”事件以及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更多威胁的主要回应之一，我愿意讨论一下这个主题。

第一点是，我们实际上是在讨论两个不同的计划。一个是被羁押者计划，即CIA在世界各地建立了秘密监狱，关押有价值的被羁押者；另一个是使用强化审讯手段（严厉手段）来获取被羁押者不愿提供的信息。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因为可以在eiT告缺的情况下实行羁押计划。在一份报告中将两个计划合二为一就是在抹黑历史，两个计划都需要分别说明。

第二点是，情境必不可少。为了全面考虑这个计划，对于当时的关键决策者——布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以及特尼特局长——每天所面临的情况的理解至关重要。

我在“空军一号”上的最后一次公务行为是就乔治·特尼特局长的下属刚刚送交给我的一份情报报告向布什总统做简报。尽管信息源的可靠性不明，但鉴于不到12个小时前所发生的情况，这个信息本身尽管惊人却可信。那份报告是我们密切合作的众多国外情报机构之一提供给我们的，报告显示“基地”组织准备了第二波袭击。每个人都想到了这种可能性，在报告中却是白纸黑字。总统非常仔细地阅读了这份报告，把它递还给我，只说了句：“谢谢你，迈克尔。”

由这份报告开始，在“9·11”事件后的几个月里，各种情报报告纷至沓来——不夸张地说有数千份之多，明确显示出“基地”组织会再次袭击美国本土。

其中的一些报告讨论的是“基地”组织可能会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甚至是简陋的核设备。这也很可信，因为这与“9·11”事件前关于该团体对此种武器很感兴趣的报告一致，也与“9·11”事件后关于本·拉登与巴基斯坦的核专家见面的报告一致，还与我们在如今可以进入的“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前训练营中所得知的情况相符。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他们对毒药和低级化学武器的实践研究，以及最令人担忧的炭疽杆菌的生产，那是一种致命的生物武器。只需少量的炭疽杆菌（区区一克而已）便可杀死一亿人。如果炭疽杆菌得以高效生产并传播，在地铁系统快速扩散的空气中释放少量炭疽杆菌便可杀死成千上万人。

在我致力打击“基地”组织的15年工作生涯中，那一次是持续时间最长的重大威胁报告。我们确信美国会再次遭受袭击。从特尼特位于原行政办公大楼的“市区”办公室走到白宫西翼的5分钟时间里，了解所有情报的特尼特和我一般会问彼此：“今天会不会再遭到袭击？”我认真考虑过纽约或华盛顿发生核爆炸的可能性，甚至还告诉妻子（我们当时住在杜勒斯机场附近，在华盛顿特区以西大约50公里），如果华盛顿遭受了这样的袭击，就开车带着孩子们一刻不停地往西走。那真是个超现实的场景。

这份报告在总体上给白宫带来了巨大压力，尤其是给CIA防止另一次袭击带来了巨大压力，2001年12月，理查德·里德企图击落从巴黎飞往迈阿密的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这又进一步加大了这种压力。最重要的是，我们片刻也不会忘记，区区十几个恐怖分子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便杀死了3000人。如今我们获悉，另一场这样的悲剧，甚至更糟糕的情况，或许即将来临。

就在威胁报告大量涌来的同时，我们于2002年3月捕获了“基地”组织的高级特工阿布·祖巴耶达赫。祖巴耶达赫对“基地”组织的人事和运作了如指掌。在标准审讯手段之下，祖巴耶达赫基本还算合作，但后来就变得傲慢而含糊其词，他显然隐瞒了信息——那些可能会挫败袭击、拯救生命的信息。

CIA反恐中心的职业情报官正是在这种情境中升任CIA的领导层，并推荐使用了一套严厉的审讯手段。简言之，他们走进局长办公室说：“如果我们不采用这些手段，美国人就会死。”这种说法绝非夸张，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认为。乔治·特尼特在被说服之后与白宫进行了一次相似的谈话，审讯计划就此问世。

这个计划使用了一套特别的手段——立正抓领、囚禁、控头技术、扇耳光、在狭窄空间里关禁闭、与昆虫同室、面墙站立、保持受压姿势、剥夺睡眠以及水刑，这些主意是从哪儿来的？两位心理学家（为CIA服务的承包商）帮助培训美国军人，一旦在战场上被捕，应如何忍耐残酷的审讯，他们在提供这样的培训时认识到，某些手段能够有效地使人服从回答问题。在发现最冷酷无情、执着于意识形态的“基地”组织特工拒不合作的情况下，这两位心理学家建议CIA使用这些手段。

***

CIA的羁押计划（建造我们自己的监狱，即所谓的“黑牢”）出现得更早一些。我们和盟友抓获了一些人，并且认为他们知道未来的袭击计划，以及谋划袭击美国的其他组织高级领导人的下落。国防部拒绝接收他们，所以我们当时只有两个选择：把他们带回美国进入司法程序，或是把他们移交给原籍国。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无法保证能够从他们那里获得情报。因此，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创建自己的羁押系统，我们可以在任何时间问他们任何我们想知道的问题，我们还可以持续监视他们，获得他们在与其他被羁押者谈话时可能透露的情报。监狱的地点是在东道国政府知晓与协作的情况下确定的，那些国家希望美国感激它们、提供一些财政支持，并对此保持沉默。我们可以满足前两个要求，但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能满足它们的第三个要求。

***

第二点是羁押和审讯计划并不是像好莱坞电影所描述的那种劣迹斑斑的CIA行动。CIA提出了这个计划，但只有在白宫的明确批准之下才能实施。

在参议员范斯坦的工作人员完成了关于这个计划的报告之后，我和她进行了一次对话，当我和布伦南局长告诉她，布什总统知道这个计划时，她大吃一惊。参议院委员会花费了数千万美元和4年的时间完成调查之后，其领导人依然不清楚美国总统签字同意了这个计划。她的工作人员翻阅了数百万份文件，但不知何故，没有一个人想到去查看布什总统的备忘录，那份备忘录清楚地表明总统批准了羁押和审讯计划。

CIA还曾就这一计划向国会做了简报——最初只是情报委员会的领导层，后来是整个委员会。我们在国会做过大约40次单独的简报。领导层听取简报时（前后一共有8个不同的成员），并未对这一计划提出反对意见（其中一个成员希望查明白宫确实批准了这个计划）。要么是得到了批准，要么是在某些情况下，有人甚至担心CIA这么做并不足以从被羁押者那里获得情报。2004年年初，CIA临时停止了eiT的使用，因为CIA希望确保在法律有所变化时，该计划仍然合法（CIA这样做过好几次），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高级成员杰伊·洛克菲勒（Jay Rockefeller）参议员还曾批评CIA不愿承担风险。

我认为国会成员在当时之所以做出那样的反应，原因就是他们了解威胁的严重性。他们定期听取简报，他们感受到的来自“基地”组织的威胁，同布什政府感受到的一样猛烈。抓住KSM后，参议员洛克菲勒在CNN告诉沃尔夫·布利策
[4]

说：“我们要严加拷问他……我相信我们会对他非常非常强硬……他的确掌握情报。获得那些情报可以拯救美国人的生命。我们无法承受得不到那些情报的后果。”

而参议员范斯坦本人最初并不是听取这一计划简报的国会成员之一，她在2002年说：“如果不是为了‘9·11’事件……那就一切照常了，我对此毫无疑问。我认为，只有真正的袭击才会让我们有所警醒，意识到威胁是这般严重，我们必须干一些从来不愿意干的事来保护自己。”

第三点是这个计划的合法性。EIT是否合法？就像司法部职业责任办公室的审查所表明的，司法部的法律工作办公室（该部门因其向总统和所有执行机构提供法律建议而遭到指控）当时是否提出了正确的法律意见尚有讨论的余地。我们很难知道，如果当时此事上诉到最高法院，后者的决定会是怎样的。但要记住，在应用EIT的时候，司法部告诉CIA这是合法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这样，到此为止，包括水刑在内的这些手段在司法部看来并没有违反国内法或美国的条约义务。它们被认为不是酷刑。因此，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把当时CIA人员的行为称作施加“酷刑”是错误的，大大伤害了CIA的行动人员。

并且，司法部的法律判断并不只是一次性的决定。这种判断在多次法律意见中被反复巩固，在立法层面出现变化之后，这些法律意见中有很多被CIA援引，CIA的高层领导人也努力确保司法部和白宫认可CIA及其人员在法律范围内工作。

第四点有关效率。强化手段很有效率，我对此深信不疑。我为什么如此认为？因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以及CIA对其做出的回应，在作为副局长的最后几个月里，我十分详尽地研究了这个问题。我阅读了一个个专题研究，那些被羁押者在被施以EIT前只提供了有限而含糊的一般情报，而在被施以EIT之后就愿意合作了，提供了大量的具体情报。

“9·11”事件的主谋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就是最好的例子。KSM的行为与合作程度在强化审讯手段实施前后有着天壤之别。在应用EIT前，他负隅顽抗，不愿说话，而在实施EIT之后，他很合作，也愿意如实回答我们问他的几乎所有问题。

此次审讯的结果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情报宝库。KSM提供了他被捕前参与的一系列计划的信息。其中的一个阴谋是炸毁布鲁克林大桥
[5]

。KSM变得合作以后透露“基地”组织长期以来一直对炸毁美国各地的吊桥很感兴趣。他具体说明了“基地”组织培训其新成员炸毁这类桥梁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他说他已经命令从克什米尔移民到美国的入籍公民伊曼·法里斯（Iyman Faris）去炸毁布鲁克林大桥了。由于KSM提供了这一情报，法里斯遇上了FBI。他最终被捕、被指控，并因犯有恐怖主义罪而被定罪。他被判处20年徒刑，如今仍在服刑。

KSM还告诉了我们有关阿马尔·巴卢希（Ammar al-Baluchi）的情况，在他被捕前，阿马尔·巴卢希与他合谋进行了一系列的袭击。KSM被捕后，巴卢希负责主持了一次蓄谋已久的针对伦敦希思罗机场的袭击，以及在卡拉奇实施多次袭击。在巴基斯坦当局抓获他的时候，他再过几天就要完成袭击卡拉奇的准备工作了。我坚信，如果没有使用严厉的手段，KSM绝不会告诉我们这些计划。

随后便是本·拉登行动。第一个告诉我们有关阿布·艾哈迈德在阿伯塔巴德窝藏本·拉登这一消息的是被关押在另一个国家的恐怖分子。于是我们向自己关押的人询问有关阿布·艾哈迈德的情况，被施以EIT的被羁押者以及其他未被施以EIT的人都谈到了这个人。但我确信，采用EIT获得的情报使我们把阿布·艾哈迈德提升到我们针对本·拉登问题所追踪的领导人名单的首位。有关阿布·艾哈迈德的最具体的情报来自一个被施以EIT的被羁押者。正是KSM和阿布·法拉杰（Abu Faraj）对于阿布·艾哈迈德故作不知——他们在接受EIT后牢骚满腹以及在他们诚实回答数百个其他问题之后仍然如此，才让我们把阿布·艾哈迈德作为关注焦点。我们认为，他们在那么多其他事情上说了实话，却特意对阿布·艾哈迈德的情况说谎，说明这个人一定特别重要。

坦率地说，如果没有全面的羁押计划，我们就无法抓住本·拉登。羁押计划是抓捕本·拉登行动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并且，EIT使我们向“基地”组织的领导层投入了更多的资源。我不知道EIT是否不可或缺，但这些手段显然有助于我们在那个人身上投入极大精力，并最终带我们找到了本·拉登。

被羁押者（特别是KSM）除了吐露情报，让我们破坏了具体袭击计划并把“基地”组织的很多高级特工绳之以法外，还提供了有关这个组织本身的大量信息，这使得分析员更好地了解了“基地”组织，并向我们的行动人员提供了如何破坏该组织及其能力的线索。实际上，在2007年有关“基地”组织的《美国国家情报评估》中，有超过70%的人员情报是从被羁押者那里获取的。“9·11”事件委员会的报告中有将近一半的脚注表明，具体信息来自CIA的被羁押者。

第五点有关必要性。EIT尽管有效，但为了获取如此重要的情报是否必要？或者是否存在其他也许不太严苛的方法？尽管本计划的CIA前线人员认为EIT是完全必要的，但CIA反复表示关于这一点我们永远不能确定，在我任职代理局长期间也是如此。现在回过头看，我认为我们当时的克制是装模作样。没错，必要性当然是一件不可知的事情。但我认为这几乎可以算是一个全然无关的要点，因为必要性几乎总是不可知的，有关国家安全的艰难决策也是如此。“二战”期间在广岛和长崎引爆原子弹，迫使日本及时投降是否必要？我们永远无法确定。亚伯拉罕·林肯停止执行人身保护令，对于美国北方赢得南北战争是否必要？我们永远无法确定。和这些问题一样，历史学家关于EIT的必要性问题还要争论很长时间，他们也的确应该这样。

这就把我们引到了最后一点。既然这些手段合法、有效且至少被认为是必要的，那么它们是否正确呢？让另一个人遭受严厉的审讯手段是否道德？虽然司法部认为这些手段不属酷刑，但理性的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见仁见智。

参议院关于EIT的报告给阅读者留下的印象是布什政府中竟无一人曾经思考过这个难题。绝非如此，当然有人思考过。比方说，当时的CIA高级官员确实知道，总有一天自己会因为这些手段的冷酷无情而面对严厉指责，但他们认为，为了保卫国家，这些手段是非常必要的。而早在2003年年初的一次总统国家安全会议上，鉴于政府一直公开声明美国对待被羁押者一直是人道的，CIA的高级律师斯科特·穆勒（Scott Muller）就提出了人们能否接受EIT的问题。会后，穆勒写道：“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都表示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CIA在过去和现在对于这些强化审讯手段的使用得到了再次肯定，没有以任何方式被质疑。”

就EIT而言，其道德问题有两个主要方面。无论他人有多邪恶，让他遭受严厉的审讯手段是否道德，尤其是由世界上代表着人类尊严和人权的国家来实施这些手段？与此同时，不这样做的道德又是什么？如果认为若不使用这些严厉的手段，你的决定很可能会导致美国人在本可阻止的恐怖袭击中丧生，其道德又是什么？这些难题复杂且令人极其不快。某些人让它们听起来非黑即白，其实不然。参议院的报告在任何方面都没有提到这个最难以解答的问题。

***

人们总是问我，如果我是决策者，或者当时担任CIA局长，我会怎么做。坦白说，我也不知道。而且我也不相信那些确凿无疑地声称自己会拒绝这么做的人。我认为，对那些当时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来说，在面对和布什总统、康多莉扎·赖斯和乔治·特尼特所面对的同样事实时，做出决定是非常艰难的，因为那种情境太不同寻常了。我认为那些声称自己确切知道该做什么的人只是对自己不够诚实而已。

我辞去政府工作后不久，便接受了电视新闻节目《60分钟》（60 Minutes
）的采访，在那个节目里，我对于这一复杂问题的看法被浓缩成几句话。我在采访中说，EIT不是酷刑，但这些手段与美国人的价值观不符，因此，我认为不该那样做。这在电视上是常有的事，简单的原声摘要无法传达非常微妙的观点。

在那次访谈中，我提到了一个具体的手段——水刑。我指的不是整套的手段。我认为，人们应该对每一种手段进行单独的道德讨论，而布什政府正是这样做的。在CIA向白宫提交了一系列可能采用的手段之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告诉我们，其中的一种手段越过了白宫的道德底线，因而不能使用。当然，对于单个手段的道德判断也因人而异。

水刑给我个人带来了很多困扰。当我任职代理局长和副局长的时候，我决定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来区分是非曲直。只有当CIA行动内容泄露并被刊登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上，而我作为一个美国人会为CIA所采取的行动感到自豪时，我才会批准那个行动。有了这个简单而有决定性的判断标准后，我相信不那么严厉的手段才恰如其分。例如，我可以凭良心告诉美国人民，“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在审讯过程中心不在焉的时候，薅住他们的后脖领子，甚至长时间不许他们睡觉，这都是正确的做法。与此同时，我却怀疑自己能否凭良心告诉美国人民，给某人施水刑也是正确的做法。因此，对这些手段来说，我认为（不过我同样不敢言之凿凿）我会在一个不同的地方来画这道底线，并始终明白，即使大家都应用了同一条简单而具有决定性的判断标准，其划定这道底线的位置也可能不同。

但我有一个道德困境。基于在监督CIA对参议员报告做出的回应时，我对这个计划进行了审核，我相信，在所有残酷的手段中，水刑是两个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另一个是剥夺睡眠）。这就让情况变得更复杂了，不是吗？

***

白宫、CIA以及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之间关于在该委员会的报告摘要中可以公布多少内容，才不致让国家安全处于危险境地这一问题经过了数月的争论，最终，报告在2014年12月9日公之于众了。

新闻报道和预测的一样不堪入目。大多数注意力都集中在对于某些秘密监狱活动的最生动的描述上。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事实是，大多数虐待事件都出现在CIA人员逾越司法部授权的极少数案例中。所有这些案例，CIA早在10年前就向自己的督察长、司法部和国会报告了虐待的情况。司法部对每一次虐待事件都进行了调查——前后两次。参议院的报告给人的印象是，这类虐待非常普遍，在该计划实施的8年间经常发生，并且是由参议院的调查人员揭露出来的。所有这些印象都是错误的。

对我来说尤其麻烦的是，大多数新闻机构都不太注意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少数党的报告或CIA的报告，甚至完全不关心。这两份报告都抨击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多数党成员所写的内容，最重要的是报告中关于该计划执行效率的判断，以及CIA向其他执行机构和国会谈及该计划时的坦率程度。简言之，包括记者、评论员和社论撰写人在内的大多数媒体人士都把参议院的发现当作真相——没有任何质疑。这可不是第四阶级
[6]

最光辉的时刻。

此外，媒体对于参议院报告中没有讨论的两个关键问题兴趣阙如，即导致布什政府和CIA认为有必要使用严厉手段的情境，以及表明白宫、司法部和国会充分听取了相关简报的冗长系列文件。在该委员会发布报告的同时，CIA也发布了本机构与其他执行机构和国会之间关于EIT问题的互动情况，但被媒体完全忽视了。

CIA的很多资深退休人员，尤其是前局长迈克尔·海登、前副局长约翰·麦克劳林、前高级律师约翰·里佐（John Rizzo）以及秘密行动处前负责人何塞·罗德里格斯等人都活跃在媒体圈，力图澄清参议院人员为新闻界准备了数月的一篇文章（该委员会的成员实际上是在发布报告的前几天向记者们提供这份报告的，以便记者们在参议院召开关于此事的新闻发布会之后便可以发布他们自己的第一篇报道）。其他的前任官员在乔治·特尼特的领导下开设了一个访问量很高的网站，即CIASAVEDLiVES.com，把有关这个计划的重要文件都集中在一起，至今他们仍在这个网站上继续添加材料。

美国人民对于整件事情不屑一顾。在参议院报告公布以及媒体大肆宣传自己的发现的数天后进行的民意调查中，大多数美国人说，为了保护同胞的生命，他们支持使用严厉的审讯手段。在进行的一系列民意调查中，这个看法相当一致。

***

佛罗里达湾海岸上，夕阳西下。天近傍晚，我正在佛罗里达州的那不勒斯市参加一个海滩聚会，我的岳父岳母住在那里。这是我从CIA退休后过的第一个圣诞节。这也是我多年以来身边没有跟着警卫人员和通信人员团队的第一次家庭旅行。我完全不去想CIA、国家安全，或是我过去生活的任何方面。

我天生不喜欢聚会，因为我不喜欢招待会式的寒暄。但在那个特别的夜晚，我认识了一些相当有趣的人。聚会上的宾客之一是来自美国顶尖法学院的宪法学教授，他教了几十年的宪法。在得知我最近参加了奥巴马总统的情报和通信技术调查小组后，教授问了我很多问题。他尤其感兴趣的是国家安全局的电话元数据项目和我们小组对于这个项目的建议。

但我对他关于强化审讯手段的看法很感兴趣，因为关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报告长期争议不断，这件事也出现在新闻中。这是我就这个问题所进行的最有意思的一次谈话，教授告诉我，他认为某些手段确实不合法，司法部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还告诉我，他认为很多手段与美国对人格尊严的捍卫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相抵触。因此，他的结论是，他反对使用这些手段。随后便是关键的评价了，他说：“我强烈反对，也就是说，除非我是美国总统，并且某人走进我的办公室说这是防止有可能导致成千上万美国人死亡的大规模恐怖袭击的唯一方法。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决定的责任落在了我的肩上，我也会说试试这个方法吧。然后，我就会站出来把我的这个决定以及这样做的理由告诉美国人民，并且接受相应的后果。”

对我来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位法学教授所描述的正是林肯所经历过的关键时刻。在南北战争时期，林肯总统违反了前10项宪法修正案中的一系列条文，那是他深信不疑的原则，因为他认为，为了拯救国家，有必要这样做。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危险的决定不能由下级做出。在EIT这个例子中就不是这样。美国政府的执行部门和国会的最高级别官员都参与了决定——他们本来也应该如此。

***

关于EIT问题的讨论，一位英国高级官员最近告诉我发生在“二战”期间的一件事。1940年6月，英国皇家邮轮（rmS）“兰开斯特里亚”号从法国撤离英国军队和平民。一枚德国炸弹炸沉这艘船的时候，船上有6000~9000人，其中4000~7000人遇难。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首相下令向英国人民封锁这个消息，并把官方记录封存到2040年。显然，隐瞒如此大量的人员死亡事件绝非正确的做法——丘吉尔也知道这一点，但他觉得英国人民无法承受这样糟糕的消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决定向人民隐瞒真实情况。尽管使用EIT的决定是另一码事，但我理解那些决策者为什么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

[1]
风城（Windy City），芝加哥的别称。

[2]
乔治·斯蒂芬诺伯罗斯（George Stephanopoulos，1961—　），美国记者、政治家，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要职，现任美国晨间新闻节目《早安美国》的主持人。

[3]
派克委员会（Pike Committee）是20世纪70年代纽约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奥蒂斯·G.派克（Otis G.Pike，1921—2014）主持之下的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的俗称。

[4]
沃尔夫·布利策（Wolf Blitzer，1948—　），美国记者、电视新闻主持人。他从1990年起在CNN担任记者，是《战情室》（The Situation Room
）节目和日间节目《沃尔夫》（Wolf
）的主持人。

[5]
布鲁克林大桥（Brooklyn Bridge）位于纽约，横跨纽约东河，连接纽约市的曼哈顿与布鲁克林。

[6]
第四阶级（the fourth estate），又称第四权（the fourth power），是指在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制衡的力量。第四阶级通常指的是新闻媒体。

第十二章　背叛

CIA的一个雇员常去聊天室玩，他的网名是TheTrueHOOHA。以下便是2009年1月的一次聊天记录。

TheTrueHOOHA：真见鬼！

http：//www.nytimes.com/2009/01/11/washington/lliran.html？_r=1&hp（提到了《纽约时报》关于所谓的美国在伊朗行动的一篇文章。）

TheTrueHOOHA：《纽约时报》在搞什么鬼？

他们是想发动战争吗？

天哪！

他们就像维基解密一样。

User19：兄弟，他们只是在报道啊。

TheTrueHOOHA：可他们在报道机密的东西。

TheTrueHOOHA：此外，是哪个匿名消息来源告诉他们这些的？

TheTrueHOOHA：应该用枪打碎那些人的蛋蛋。

TheTrueHOOHA：我想知道的是，他们总共浪费了多少钱？

TheTrueHOOHA：这些就是搞砸了“我们可以监听奥萨马的手机”整件事情的人，也就是一次又一次窃听我们电话的人。感谢上帝，他们总算完蛋了。

User19：《纽约时报》吗？

TheTrueHOOHA：希望他们今年就破产。就是他们。

几分钟以后的一次谈话：

User19：报道政府的阴谋是不是违反了职业道德？

TheTrueHOOHA：违反了国家安全法，而不是职业道德。

User19：哦。国家安全。

TheTrueHOOHA：嗯，是的。

TheTrueHOOHA：那东西保密总是有原因的。

TheTrueHOOHA：不是因为“哎哟，我们希望我们的公民不会发现这个”。

TheTrueHOOHA：而是因为“如果伊朗知道我们在干什么，这玩意儿就没用了”。

TheTrueHOOHA是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网名。

***

在本书前言中，我解释了我任职副局长的最后数周都在忙于处理来自“基地”组织第一号分支机构（AQAP）的严重威胁，消息可靠。除此之外，我在那个岗位上的最后数周还做了另一件大事。2013年6月5日，英国《卫报》（The GuarDIAn
）发表一篇报道，声称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每天都在收集威瑞森
[1]

公司数百万用户的电话记录。这当然指的是如今解密了的电话元数据项目，其操作符合《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
）的规定。

在这个项目中，电话公司根据一个笼统的法庭指令，向NSA提供打出和打进美国电话的以下信息：发起呼叫的电话号码、被叫号码、通话时间以及通话时长。电话公司不会向NSA提供呼叫者的身份或通话内容。这就像是分享除去人名信息之外的信封外侧的内容，而不分享信封里面的东西。

第二天，《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也发表了一篇报道，说NSA在信息通过美国时，拦截了国外的个人电子邮件通信内容。这个项目符合《外国情报监视法案》（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第702条的规定，致力收集外国人之间路过美国的通信内容，这是由互联网的性质决定的。

4天之后，《卫报》透露其信息来源是一个名叫爱德华·斯诺登的年轻人。斯诺登通过《卫报》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声称他越来越关注NSA大规模监视美国本土与海外公众一事，他希望能就此事展开一场公开辩论，他还为了证明自己对此事的关心，利用他在NSA的工作之便取走了文件。斯诺登说，他已经在5月20日逃到了香港。

从2009年开始，斯诺登就是NSA的承包商，工作岗位是系统管理员。他最后的一份工作是在夏威夷的NSA办公楼里。尽管他在飞往香港时仍是NSA的承包商，但我们很快得知，斯诺登2006—2009年曾在CIA工作。在此之前，他以安全专家的身份服务于语言高级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of Language），这是马里兰大学与情报界的合伙企业。他在那里首次通过了安全调查。

在6月中旬的一次简报会上，布伦南局长和我表明，我们需要了解一些事情，越快越好。第一，斯诺登从NSA偷走的材料中是否有CIA的文件或情报？第二，他在CIA工作期间是否窃取过某些机密情报？第三，他是如何在CIA谋得工作的，2009年又是在怎样的情形下离开CIA成为NSA的承包商？第四，斯诺登是否为某家外国情报机构工作——无论其是否有意为之？

第一个问题，他在NSA期间是否窃取了CIA的某些情报。起初，澄清这个问题困难重重，令人抓狂。斯诺登事件的主要受害者NSA面对这起大规模的安全事件如此烦恼是可以理解的，因而起初拒绝让CIA人员参与他们的安全调查。直到我打电话给位于米德堡（Fort meade，NSA总部）的NSA副局长克里斯·英格利斯，才消除了这个障碍。英格利斯是一位出色的情报官，也是我的朋友，他立即明白了我的请求的重要性，简短地说：“我来处理。”CIA人员甫一获得许可就发现情况不妙。斯诺登这个机灵鬼虽然是个级别相对较低的计算机系统管理员，却找到了如何访问数百万文件的方法。我们还不太清楚他窃取了哪些文件，但潜在损失的范围不可估量。并且，随着CIA人员对斯诺登有权限访问的信息进行筛选，他们发现有风险的文件中不仅有NSA的秘密，也有CIA的。

关于斯诺登在CIA工作期间是否窃取了机密情报，我没有获准公开有关人员通报给我的答案，因为如果一旦泄露，便事关国家安全。

关于斯诺登在CIA工作的问题，我可以说得更多一些。令人惊异的是，2006年，这个高中退学、拥有普通高中同等学历证书并在美国军队预备役（他在那里并没有完成基础训练）待了不足5个月的人，却被CIA雇用为通信支持人员（TISO）——这是一个重要的岗位，保证了无论我们的人员身在地球的哪个角落，都可以安全地与彼此联络。斯诺登自学了计算机技术其他没有特长。当时，CIA仍处在“9·11”事件之后的大规模扩展期间，TISO是最需要人手的领域之一。这就是斯诺登被录用的原因。

斯诺登的入职申请、工作表现以及行为举止引起了CIA的注意，其中包括保密问题。斯诺登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问题真相大白、CIA对他采取行动之前便离开了这里。所以，这个CIA关注的人在CIA把自己的顾虑通知情报界其他机构之前便离开了CIA，加入了为情报界工作的承包商行列。他甚至还加了薪水，他先为戴尔公司工作，后来在为NSA提供服务的博思艾伦汉密尔顿公司任职。

关于我们面临的第四个大问题，即斯诺登是否可能与外国情报机构有牵连，我们得知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但我没有获准在这里跟诸位分享。我能说的是，斯诺登的第一站是香港，后来又去了俄罗斯。那些国家的情报机构无疑对斯诺登和他偷来的情报怀有极大的兴趣。中国人和俄罗斯都想要斯诺登偷来的数据，还有他掌握的情报界的信息。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情报人员无疑接触上了他，给了他数百万美元来换取他偷来的文件，用来解答他们希望了解关于NSA和CIA的一切问题。但我猜测，以斯诺登的思维模式和他对所有情报机构的明显厌恶之情，他会说：“不，谢谢。”我担心的是，斯诺登可能很不明智地把中国人，或者更有可能是俄罗斯人，引向了他的文件宝库。斯诺登觉得自己很聪明，但他在此前的工作岗位上从未能充分认识我们的对手俄罗斯和中国的强大能力，因而他缺乏足够的智慧认识到自己在何时以及如何被人利用了。

中国人和俄罗斯人显然对斯诺登向其提供机密情报的记者们更感兴趣。他们也无疑是中国人、俄罗斯人以及其他人的目标。这些记者还算遵守职业道德，拒绝发表他们获得的最敏感的情报。但不发表与保护机密情报免于落入情报机构之手是全然不同的两回事。他们对这类情报的保护程度尚且存疑。他们同样也不知道我们对手的能力。

***

在我任职副局长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我接到丹尼斯·麦克多诺打来的一个电话，他在2013年年初被提拔为总统的幕僚长。“总统想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斯诺登泄露事件引发的一些问题。他希望你能参加。”我答应考虑一下这个请求，并和我的一位导师讨论了此事，那是个情报界的老手。

“你疯了吗？”导师问道，“33年以来，你马上就要成为平民了。”他建议，我绝对不应该同意参加总统的委员会。“丹尼斯保证不会太麻烦的，”我对导师说。“对，他们总是那样说，”他指出，“他们需要有人做这个工作，迈克尔，作为你的朋友，我要告诉你的是，那个人可不必是你。”

我没有遵照导师的建议。最后，我认为不能拒绝总统和麦克多诺。考虑到斯诺登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损害，我也不能拒绝。所以，甚至在我从政府退休以前，我就成了总统的情报和通信技术调查小组的一名成员，同组成员还有3位著名的法学教授——芝加哥大学的杰夫·斯通（Geof Stone）、哈佛大学的卡斯·森斯坦（Cass Sunstein）以及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彼得·斯怀尔（Peter Swire），小组中还有迪克·克拉克（Dick Clarke），他是政府前高级官员，在恐怖主义、网络安全和其他国家安全问题上拥有丰富的经验。

调查小组的办公室位于华盛顿特区K大街的一幢联邦政府办公楼里，我开始在那里钻研这个问题。让我感到吃惊的第一件事便是“斯诺登事件”有好几个起因，我将这一事件定义为斯诺登长期以来成功窃取大量情报，以及国内外对NSA工作的强烈负面反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个起因就是NSA在搜集情报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政府机构如果未能胜任，通常会陷入麻烦，而这次NSA陷入麻烦，至少部分原因是它完成了本职工作，因为在某种程度上鼓舞斯诺登的正是NSA情报搜集能力的广度和深度。

我认为，“9·11”事件后的10年里，美国情报界的所有组成机构中没有一个比NSA更成功。CIA官员做出这样的声明非同小可，因为在情报组织之间多少存在着职业竞争。实际上，我还稍微有点儿懊恼，因为相对于CIA来说，NSA实在是战功赫赫。NSA搜集的重要情报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在总统和国家安全决策者每天面对的情报拼图中，最重要的一些碎片就是由该局（还有其他机构）搜集的。

值得一提的是，NSA获取如此大量情报的所有行动都得到了执行部门的批准，并且是在国会的监督之下进行的。某些行动甚至是在外国情报监视法庭（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的监督之下进行的，该法庭由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指派的联邦法官组成。此外，凡是没有经由国家情报总监（DNI）管理的严格要求过程所搜集的情报，NSA都没有散播到情报界其他机构和决策者那里。总之，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说，NSA的所作所为都不能说明它是个恶棍机构。与此相反，它所做之事都是DNI分派给它的，并且它完成得很出色。

斯诺登事件的另一个起因是，尽管NSA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仍然存在两个内部问题：一个是直接原因，另一个则间接赋予了斯诺登窃取如此大量情报的能力。第一个问题是，NSA（这个世界上能力最强、在窃取数码资料方面极其老练的情报组织）被小偷掏了个底朝天。人们本来以为，在世界上所有政府机构中，最不可能遭此大盗的便是NSA了，但结果证明NSA竟然如此脆弱。

在其位于夏威夷的工作地点，也就是斯诺登每天上班的地方，NSA的计算机网络缺乏稽查功能，否则斯诺登的偷窃行为绝不可能成功。就像个人信用卡的稽查功能一样，当人们以非正常类型和数据量的模式访问数据时，该稽查功能便会发出警报。客观地说，NSA在米德堡的总部配备了安全措施，但其网络的外部区域（像夏威夷这样的地方）相当脆弱，那里甚至还没有安装最新的网络安全设备。NSA设施的安全更新在何时进行只是时间问题，夏威夷在那个名单上的排名很靠后。

第二个内部问题是，NSA是一个以保密性著称的组织，其内部人员之间却有着惊人的透明度。NSA的文化是个人可以自由讨论他们正在从事的事务。NSA有自设的维基网站，其雇员可以张贴自己项目的信息，包括他们与CIA人员合作的项目，其他同事也都可以看到。他们的想法是传播知识并从他人的成功中学习经验，但考虑到永远有意在窃取机密的内部人员，这就产生了巨大的安全漏洞。斯诺登利用了这个漏洞，在这些维基词条中窃取了很多情报。情报界的通常态度是，情报只应在有正当的知晓需求的人中间分享，这种内部的开放性不啻是一种离经叛道。

斯诺登事件的最后一个起因便是某些媒体未能准确描述他们在斯诺登文件中看到的东西。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直奔最阴暗的角落而去，而这产生了政治影响。这是草率的报道。6月6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头条新闻标题是“监视你的电话”，这篇报道中有如下语句：“当你打电话给身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奶奶时，NSA知道你干了什么。”福克斯新闻说：“NSA了解你打电话的习惯。”微软全国广播公司节目（MSNBC）说NSA在“审查你的电话”。美联社说：“政府知道你打电话给谁。每一天。每一个电话。”最早报道的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写道：“你能接受一个了解你一切行为的政府吗？”

所有这些都是一派胡言，但应该原谅那些不明真相的普通公民。这样的报道会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即NSA在美国进行的监视比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媒体报道给人们造成的印象是NSA在监听电话、阅读电子邮件——这两件事它都没有干过。民意调查表明，这些不准确的感觉在决定接下来进行的政治辩论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我在K大街的办公室继续研究时发现，第二件让我吃惊的事情是，我们处理的基本问题就是在几个阵地上失去了信任：相当比例的美国人对其政府失去了信任，我们的一些盟友对美国失去了信任，海外的客户对很多美国公司失去了信任，这些客户如今关心的是NSA与这些公司存在秘密交易，在他们的软硬件上设置了“后门”，危及了他们的产品。

应该声明，我对于失信于盟友的担心程度远逊于其他两个问题。政府通常会按照自己的利益运作，我相信友邦的公民会克服暂时的受辱感，他们的政府也足够务实，知道自己也在搜集盟友和敌人的情报。间谍是世上第二古老的职业，我们的大多数盟友在美国建国很久之前便从事此业了。表达一点儿不满对于国内的政治消费而言是必要的——但这绝非主要障碍。自我在CIA工作以来，我从没有注意到一个单纯的间谍丑闻会长时间影响双边关系，并且我确信斯诺登所披露的事情也是如此。

调查小组提出了46条建议。鉴于大众对于斯诺登泄露事件的强烈反应，我开始确信，如果国家准备开始为恢复大众对政府的支持迈出第一步，我们小组就必须提出一系列强有力的建议。如果我们在大规模抛售情报机密前对NSA项目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我会赞成对NSA的工作方式做出一些改变。但鉴于大众的强烈抗议，如今温和的措施根本不可能奏效了。如果我们希望重新获得已经失去的支持，就必须提出一些强烈的建议。

两条建议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们比余下的都重要得多，并且我相信，无论是否发生了斯诺登事件，我们都应该提出这些建议。第一条是小组对于215电话元数据项目的建议：政府不再拥有这些数据，并且在每次查询这些数据前必须得到法庭的许可令，这种做法与当时NSA拥有这些数据并可在一个宽泛的法庭许可令之下从中获取信息的情况正好相反。我认为，这条建议以及总统对它的批准，对于赢回美国人民的信任和让这个项目得以继续下去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没有赢回信任，我担心国会将会取消整个项目——这在本质上等同于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而且这样做也合情合理。尽管NSA没有做过违法的事情，并在215项目中承诺不滥用权力，但小组的法学教授们，特别是杰夫·斯通，让我坚信政府手中的这种权力有滥用之虞，因此我们必须建议让未来的政府，甚至是政府中的流氓分子，更难越权的措施。

让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第二个建议是，把搜集何种情报以及如何搜集的决定权放在高级决策者手中，尤其是那些有着显著的政治、经济或外交政策风险的情报搜集。在很大程度上，过去NSA只是尽可能地搜集所有情报，而不必考虑它是否应该被搜集。的确，相关部门已经采取了某些监督措施，但这种监督不足以覆盖具有特殊风险的所有情报搜集工作，也鲜有涉及应怎样搜集情报的问题。当然，这种冒险活动的最佳例子就是针对盟友的高级领导层的间谍活动。只有着眼于利益与风险全局的高级决策者，才可以就搜集什么情报以及如何搜集做决定。归根结底，只有高级决策者才可以决定是否“应该”的问题。

还有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整套建议，这些建议的提出不是为了赢回信任，而是确保不会出现另一个斯诺登。这些建议没有任何媒体报道。在这一章中，我们推荐了两个根本性的改变：一是政府从每5年评估一次其雇员的安全风险改为持续进行，二是保密计算机网络须安装最先进的安全软件。结果证明，最安全的网络不在情报界，而在华尔街。这当然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毕竟华尔街所保护的东西非常重要——客户的钱。

但这一章还呼吁做出另一个改变，那是一个不太可能问世的彻底变革。我们的审查小组认为，最严密的安全措施不仅需要提供给情报界的员工和网络，还应该提供给能接触到机密的所有政府雇员，包括白宫和其他部门出于政治原因被任命者。毕竟，士兵切尔西·曼宁
[2]

在窃取情报并将其传给维基解密网站时，既非情报界雇员，也未在情报界的计算机网络上操作。为了保证不发生另一个斯诺登或曼宁事件，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必要的，并且这些措施也是继续保守机密所必不可少的。如果不做出我们建议的改变，恐怕此类事件还会再次发生。

我在起草建议时非常努力，力求加入适当的措辞，对情报工作做出合理的调节，尽管总体而言是加强了对情报工作的监督。我的同事们对此也很支持。毕竟，我们试图平衡的是赢回信任——促进隐私和公民自由，而不必破坏情报界完成其重要工作所需的能力。

令人惊讶的是，审查小组在其推荐的内容方面团结一致，几乎没有发生争论，也几乎没有出现戏剧场面。

最后，总统对审查小组的大部分建议都表示支持。他接受了70%的建议，包括我认为最重要的那两条；他同意研究一下其中15%的内容，又否决了另外15%的内容。他否决的内容与NSA的组织结构有关。尽管我没有不同意这些建议，但也并不把它们看作赢回信任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的建议中最终有多少被采纳，以及它们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恢复公众对NSA、情报界，以及对政府的信任，尚有待观察。

在这份报告公之于众后，我认为媒体大多曲解了这份报告的广度和我们关于215项目的主要建议。一些媒体将这些建议称为“情报界的彻底改革”，并说审查小组建议终止215项目。两种说法都不正确。

尽管我们提出了很多建议，但都不是彻底的变革。我们所建议的变化往往是建议增设检查和审核层，让某些类型的行动更加烦琐一些，而不是完全不可行。

215项目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看到了这个项目的真正价值，并向总统建议改变方法，而不是全盘推翻这个项目。我们建议，215项目的数据库应该脱离政府的控制，每次查询数据库都应该单独申请法院指令。

虽然我们没有集体讨论过，我还是认为这个数据库事实上应该包括美国的所有电话记录，还应该包括电子邮件。但现在的数据库尚未包含所有电话的元数据，也尚未包含所有电子邮件的元数据。它本该如此。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也门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AQAP）向美国派遣了多个行动小组准备发动袭击，而情报界得知了这些计划并在215数据库中搜寻AQAP位于也门的电话号码，却一无所获，因为AQAP使用的电话系统没有包含在215项目数据库中。一旦袭击取得成功，这些事实公之于众后，想象一下美国大众的怒火吧。

***

我最后还有两个想法：一个有关斯诺登事件所造成的损失，另一个有关斯诺登其人。我认为斯诺登事件所揭露的机密信息给我们造成的损失之大将被载入史册。就是这样。毫无疑问，该事件造成的危害已经很严重了，并且还会继续扩大。斯诺登泄露215电话元数据项目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已经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和对事态的忧虑，此外，他还破坏了一个收集海外恐怖分子电子邮件信息的更加重要的项目，也就是前面提到的702项目。

泄密事件发生后的数周之内，全世界的恐怖主义组织就开始按照斯诺登透露的情况调整自己的行动了。通信源头枯竭，策略也发生了变化。恐怖分子转而采用更加安全的通信平台，他们使用了加密手段并避免采用电子通信手段。ISIS就是从斯诺登事件中学习改进的恐怖主义团体之一，他的所作所为对ISIS的崛起“功不可没”。总之，斯诺登让美国及其盟友更不安全了。这句话我可不是随便说说的：美国人很可能会因为爱德华·斯诺登的行为而死于恐怖分子之手。

斯诺登所造成的危害并不限于恐怖分子调整其策略。外国情报机构已着手研究他们目前从媒体上得到的大量情报数据，并制订出了如何阻碍美国搜集情报的方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伊朗的MOIS（即伊朗的CIA）这类机构有若干组聪明的年轻人整日研究新闻报道，致力制定对策。此外，我们知道外国情报机构会输出其总结的经验教训。俄罗斯和中国的这类机构会研究我们的策略，然后会向其他相对落后的外国情报机构提供如何挫败美国情报搜集工作的技巧。作为回报，他们会获得信息访问许可和影响力，而那只会增加我们的烦恼。

泄密事件中麻烦最大的要算是《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情报界《2013财政年度国会预算说明书（CBJB）》了，这是情报界所谓的“黑色预算”。这份说明书列出了我们优先处理的事项、我们认为自己在情报方面取得了哪些重大成功，以及哪里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对我们的敌人来说，得到这份资料就像是在美国国家橄榄球职业联赛（NFL）前得到了对手的战术图解集一样。我向大家保证，俄罗斯的对外情报局（SVR）愿意花数百万美元购买这份文件，他们现在连1.25美元的《华盛顿邮报》钱都免了，因为这份文件在网上是免费的。应该给予肯定的是，在DNI的要求之下，《华盛顿邮报》没有全文发布这份文件，以保护最敏感的秘密，但损失仍是巨大的。

这只是关于被披露的材料。我们不知道斯诺登及其媒体伙伴还掌握了什么其他文件可能会在未来某一时刻发布。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会有更多的内容被公布出来，从而造成更大的损失（在本书撰写期间，即斯诺登从美国脱身18个月之后的2015年年初，他所泄露的材料不断由媒体发布出来）。我们也不知道外国情报机构已经获得了斯诺登窃取的哪些情报，只是没有披露出来而已。

关于损失我还想再多说一句，那是关于早期的一个观点，说外国人已经对美国的产品失去了信任。缺乏信任的结果是，美国信息技术公司损失了数亿美元的海外销售额。人们如今因为担忧美国政府会用IT产品来收集情报，从而避免使用这些产品。这种信任最难恢复。2014年秋，苹果公司决定加密其产品上的全部数据，由此可见，就连苹果公司也不得不如此回应其丧失的信任。为了美国经济考虑，我们只能希望美国的公司会赢回信任。

斯诺登的动机是什么？我能肯定的是，他可不单单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隐私和美国公民，乃至海外公民的自由。这就排除了他只是想告发我们的动机。他窃取并向记者透露的大量情报与隐私权无关。我们的情报界应该如何收集那些有可能触及美国公民隐私的情报，这一点可以进行合法性的讨论。但我建议，这些讨论应该在国会监督委员会面前进行。在数十万能够接触到机密情报的人中，谁都无权只是因为不喜欢某个具体项目而决定披露信息。如果斯诺登认为隐私权遭到了践踏，他有很多渠道可以让美国的国会民意代表了解到他的关切。如果他不信任国会监督者、部门监察员和总检察长会采取行动，只需把单纯讨论隐私问题的一两份文件放进棕色信封，寄给《华盛顿邮报》即可（顺便说一句，我可不是赞成这种举动）。与此相反，他备份了大概能装满一拖车的文件，掏空了一个文件仓库，其中绝大多数文件他都不可能读过，也理解不了多少。然后，他把这批文件发给了形形色色的国际新闻组织和其他人，上帝知道那都是什么人。

这么说来，如果他的主要动机不是保护隐私权和公民自由，那又会是什么呢？我不能确定，但我强烈怀疑他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这个他最喜欢的主题——爱德华·J.斯诺登。斯诺登非常自我，这一点显而易见，他自我膨胀，甚至认为自己知道的比（来自不同党派的）两位总统、多届国会的情报委员会、两任政府的司法部，以及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任命的数十位《外国情报监视法案》的法官都要多。这纯属傲慢。

关于他为什么如此行事的问题，完整的答案需要他和反间谍人员以及第一流的心理学家坐下来谈几个月才能得出。但我的直觉是，斯诺登觉得自己在为CIA和NSA工作期间无人赏识和充分认识到他自以为是的才华，让他觉得自己怀才不遇。这是情报人员设法利用敌人来发掘情报的经典做派，如果发现某人为敌方工作，不妨说他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同、报酬和荣誉，而如果他背叛了自己的国家，我们就会给他这些。正是这样的心理导致奥尔德里奇·埃姆斯
[3]

和罗伯特·汉森
[4]

为敌人从事间谍工作。需要强调的是，我不是说斯诺登是在外国情报机构的鼓励下做出这些事情的，而只是说相同的心理动态可以激励某人单独行动，造成同样的损失。总之，我认为他是想沉重地打击不赏识其才华的机构，以此向全世界表现他有多聪明。

自2013年6月以来，他原本就已经膨胀的自我一定是以指数级加速膨胀了。媒体和国际组织把他捧上了天，他的感觉一定像坐着热气球一样飘飘然。从欧盟到各国政客，各种机构团体都在考虑提名他当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这无疑更让他觉得自己价值非凡。某些新闻组织授予他偶像的地位。我还记得一家媒体还就美国应该搜集哪些外国情报予以还击的问题求助于他。这种荒唐事简直让人震惊。这就像是跑到达拉斯牛仔队
[5]

的设备经理面前，问他球队星期日的比赛应该怎么打一样。

***

2013年6月21日，美国司法部起诉爱德华·斯诺登从事间谍活动。如果我能有机会和斯诺登对话，我只会问他一个问题，那就是：“爱德华，你对美国人民有着足够的信任，因而你认为他们可以也应该自行判断自由和安全之间的恰当平衡。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一点，那么你也必然相信，美国人对你的披露行为可以也应该做出判断。那么你为什么不回美国，在由你的同胞组成的陪审团面前接受审判呢？”

我知道有些读者会想：“你当然会说斯诺登的坏话了，因为他暴露了情报界系统性的不当行为，你可是在那里工作33年了。”我的回答是，他披露的项目都是合法的，并且获得了美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批准，而他造成的损失却是巨大的。作为一个曾经专门评估该损失的人，我可以告诉诸位，斯诺登所作所为的代价极大。如果他真的认为他的行为属于公民抗命，体面的做法是表明自己的立场，然后接受后果。

***

在整个事件中，我最担心的是NSA的工作人员。媒体和某些政客把他们效力的组织妖魔化，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把NSA的官员妖魔化了。他们不该受到这样的待遇。他们每天上班，拿工资；他们长时间工作，得不到公众的赞扬；他们执行任务保家卫国，拯救生命，这毫不夸张。他们才华横溢，专业又敬业。

NSA及其工作人员在搜集情报方面无可指摘。NSA从未在未经执行部门批准和国会情报委员会或法庭的监督之下执行过任何项目。NSA从来没有违反法律，也绝不会滥用215项目授予它的权力。总之，NSA及其人员是奉命行事。

NSA官员是爱国者，而爱德华·斯诺登是个叛徒。

[1]
威瑞森（Verizon），目前美国最大的无线通信服务供应商。

[2]
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1987—　），本名布拉德利·爱德华·曼宁（Bradley Edward Manning），曾为美国陆军上等兵，2010年因涉嫌将美国政府的机密文件外泄给维基解密网站而遭逮捕。

[3]
奥尔德里奇·埃姆斯（Aldrich Ames，1941—　），美国CIA前官员，情报分析员，因向苏联和俄罗斯出售美国情报，于1994年2月被捕。

[4]
罗伯特·汉森（Robert Hanssen，1944—　），美国FBI前特工，1979—2001年为苏联情报机构做间谍反美。

[5]
达拉斯牛仔队（Dallas Cowboys），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在得克萨斯州阿灵顿市的一支球队。

第十三章　未来的长期战争

2001年9月11日上午，纽约市消防局的米哈尔·贾奇（Mychal Judge）神父得知一架飞机刚刚撞上了世贸中心大楼。他把方济会的修道服换成牧师的制服，带上消防头盔，加入勇敢者组成的队伍，匆匆赶向双塔。到达现场后，纽约市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发现了他。米哈尔神父带着一贯的露齿微笑看着市长说：“我总是这样的。”片刻之后，当米哈尔神父径直冲进危险地带去增援他的消防员时，南塔崩塌掉下来的残骸把他击倒了。当消防员和现场急救员把米哈尔神父虚弱无力的身体抬出瓦砾堆时，一位摄影师捕捉到了这一刻。米哈尔神父是现场搜救出来的第一个受害人，也是纽约市官方记录的第一个恐怖袭击遇难者。

几乎就在米哈尔神父倒下的同时，五角大楼海军作战中心的年轻军官凯文·谢弗（Kevin Shaeffer）正在追踪纽约恐怖袭击事件。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美国航空公司77号班机撞穿了这座大楼，他的办公室因爆炸而烧成一个橙色的火球。在撞击的那一刻，凯文被撞到房间的另一端。后来他得知，他的29位同事全部都在那一刻殉职了。高温熔化了他的胸牌，但或许多少有点儿预示的是，他制服上的绶带毫发无损。凯文还记得他参加过的紧急情况训练，捂灭了吞噬他的衣服和头发的火焰。凯文呼吸着航空燃油和浓重的黑烟，爬过管道中涌出的水流，爬过电线，爬向他在残骸中瞥见的蓝天。他大声呼救，起初却无人应答。

附近的陆军上士史蒂夫·沃克曼（Steve Workman）听到爆炸声后冲向了烈火中的作战中心。他发现了凯文，立即意识到他伤势严重。史蒂夫立即帮助凯文脱离险境，并抬高其双腿以免他休克。在史蒂夫的协助下，凯文上了赶来现场的第一批急救车中的一辆，并在史蒂夫的陪同下去了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途中，史蒂夫询问凯文一切可以让他保持清醒的事情，包括生活、家庭和嗜好等。医院里最出色的创伤医生判断凯文的生存机会有50%。他身体的烧伤面积达50%，是Ⅲ度烧伤，呼吸极其困难。在接下来的数周，凯文与感染、肺内积液以及伤痛进行了艰苦搏斗。10月初，凯文在手术期间心脏停搏了两次，但每一次都抢救了回来。数月以后，经过17次手术和无数个小时的痛苦理疗，凯文终于康复。他是“9·11”事件的伤者中最后一批走出医院的人之一。

***

为什么要讲这些故事？因为它们强调了两个极其重要的要点：第一，这个世界非常危险；第二，需要英雄来保护我们远离那些危险——美国外交官、情报人员、军人以及联邦执法人员，更不用提地方警官和消防员了。而在我看来，毫无疑问，由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存在，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危险，很遗憾，我们也会愈加需要英雄，也就是像米哈尔神父、凯文和史蒂夫这样的人。

***

2013年2月，就在奥巴马总统考虑2014年后美国军队是否仍然应该驻扎在阿富汗时，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伦对国家反恐中心主任马特·奥尔森（Matt Olsen）和时任CIA代理局长的我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要求我们与总统进行一次有关国际恐怖分子（主要是“基地”组织）的谈话，谈谈其威胁在未来将如何发展，以便总统可以在更广阔的背景中思考阿富汗问题。这是一个极好的问题，为了准备会议，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CIA最优秀、最聪明的国际恐怖主义专家讨论了两个小时。

和往常一样，房间里最聪明、最有见地的人是反恐中心主任罗杰（因为他从事秘密工作，我不能使用他的真名）。罗杰是我在CIA共事过的最努力、最专注的人，他负责管理这个中心已经有好几年了——比他的任何前任都长，并且成绩斐然。他在工作中很难相处，因为他把标准设得非常高，但要论保卫国家免受“基地”组织之害，没有人比他更出色了。在我的继任者接管工作之前5分钟，我最后的公务行为是打电话给罗杰，就为了告诉他，我认为他是我共事过的最有天赋的特工。他在电话的另一端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平静地说：“谢谢你。”

罗杰在那次准备会议期间提出了最有见地的想法，那晚回家后，我写下了准备告诉总统的话。2013年2月21日，我向总统陈述了CIA的想法。我谈到我们如何看待当时面临的极端主义威胁、“9·11”事件以来这种威胁是如何变化的，以及我们认为将来会怎样演变。此外，我还概述了我们海外伙伴的现状，这对于我们应对威胁至关重要。我谈话的主题（当时距撰写本书的时间已经快两年了，而且是在ISIS崛起之前很久）是与宗教激进主义的战争远未结束，会有好几代人被迫卷入这场战争。我告诉总统，我的儿孙辈这两代人还会继续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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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职业生涯的第20个年头，我受命担任乔治·W.布什的第一任简报官，其间我有几个月的时间都在提供不确定的简报，说“基地”组织将会在某地袭击我们。当然，那些简报会也包括2001年8月6日《本·拉登决定袭击美国》那份报告。职业生涯进入第30个年头后，我又受命担任CIA副局长，成为巴拉克·奥巴马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副职委员会成员。我以这样的身份在随后的三年半里就“基地”组织、我们与其斗争所取得的成功，及其仍将对我们构成的诸多威胁等内容，向总统做了很多次简报。其中包括2013年2月21日汤姆·多尼伦要求做的那次简报。

在本章中，我想给大家（本书的读者）做一次有关我们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的简报，我会像对美国总统汇报那样，只不过这里谈论的是公开的情报。关键问题是当今面临的威胁是什么、它会如何发展，以及美国应该怎样应对。因为CIA并不提供政策建议，最后的那个问题并非情报官员通常会向总统简报的内容，但鉴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在本书中会提出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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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开始，我们先来看看两个纲领性的要点。首先，受奥萨马·本·拉登的意识形态启发的极端主义分子认为自己和美国开战了，他们想要袭击我们，并且这两个事实在短期内都不会改变。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这一点，不管上一次本土遇袭已经过去了多久。

其次，在“9·11”事件后与恐怖主义分子的斗争中，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极端主义分子也是如此。我们的伟大胜利是“基地”组织的核心领导层受到沉重的打击，几乎被推翻，这个组织目前仍活跃于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区，他们对2001年9月发生的恐怖事件负有责任。打击如此严重，以至巴基斯坦“基地”组织的实力不足以再次发动“9·11”式的恐怖袭击了，也就是那种杀死数千人的多重并发式的复杂袭击。

“基地”组织的重大胜利使其意识形态和特权得以广泛传播，从如今的尼日利亚北部以北延伸至主要集中于马里北部的萨赫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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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并从北非的摩洛哥延伸至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势力范围包括东非的某些部分，主要是索马里，但肯尼亚也被其染指；横跨亚丁湾进入也门并向上延伸至伊拉克和叙利亚，还包括南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以及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大约20个国家的国境线内存在着具有“圣战”意识形态的恐怖主义组织。

这种意识形态的传播源于本·拉登在东非、也门和美国（1998年大使馆爆炸事件、2000年“科尔”号爆炸事件以及“9·11”事件）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基地”组织的这些胜利在伊斯兰世界催生了本·拉登的大量拥趸，他成为楷模。“9·11”事件后逃亡南亚的本·拉登追随者反对西方干涉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正如本·拉登所愿）都极大地促进了意识形态的传播。“基地”组织这一旗号的传播得到极大的促进，或许是“阿拉伯之春”产生的结果，这为“基地”组织的运作提供了避风港，并为其提供了他们期待已久的新成员、资金和武器。

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因为在可用资源日渐减少之时，极大地扩展了美国的外交、情报和军事资源需求。无论是哪一届政府和哪一届国会，国务院从未获得在全球发挥作用所需的资源。情报界和美国军方在“9·11”事件后获得了大量资源，但这些预算在最近几年持续下降，未来很可能还会继续下滑。这些预算削减并非自动进行的，这是政府、国会和美国人民有意识的选择。

这两个“胜利”（好人的胜利和坏人的胜利）显著改变了威胁的局势。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变化：来自最初那个“基地”组织的威胁减少，但来自新兴组织的威胁明显增加；引人注目的大规模袭击的威胁减少，而小规模袭击的威胁迅速升温。这些变化正在发挥作用。国家情报总监吉姆·克拉珀在2015年7月告诉国会：“财务决算完成后，2014年将会成为自编制这类数据45年来对全球恐怖主义最为致命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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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总体角度来说的威胁。单个恐怖主义组织构成的威胁又如何呢？这就是本次简报接下来要谈的问题。

ISIS。从ISIS谈起是个很好的开端，不仅因为其成长速度比我们记忆当中的任何恐怖主义组织都要快，还因为它对我们构成的诸多威胁，其范围之广正如我们所见。

ISIS起源于“基地”组织。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时候，“基地”组织经过估量，选择在那里与美国对抗。该组织在伊拉克成立，以阿布·穆萨布·扎卡维为头目，此人在“9·11”事件前曾在阿富汗接受过“基地”组织的训练，并于战前在伊拉克北部领导了一个伊斯兰激进主义组织。他和本·拉登的关系时好时坏：他不喜欢巴基斯坦方面指挥他，但又完全认同本·拉登的意识形态。另外，还有许多竞相奔赴伊拉克加入对抗西方的“圣战”的外籍人士，这也让他获益良多。

扎卡维的组织名为伊拉克“基地”组织（AQI），奉行的是不止袭击联军和伊拉克政府，也袭击什叶派的邪恶战略。其目的是发动内战，极力破坏伊拉克的稳定，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难度。令人遗憾的是，伊拉克联军临时政府（美国在入侵伊拉克后组建的执政实体）做出的两个决定帮了AQI的忙。这些命令在战斗结束后的几个星期便发出了。其决定导致伊拉克军队和国家安全机构崩溃，即伊拉克政府内部职位不得由萨达姆的复兴党成员担任，以及与复兴党有密切联系的所有组织均须立即解散。伊拉克逊尼派叛乱分子、什叶派武装，以及AQI填补了这些空缺。

美国及其盟友和伊拉克人经过多年的努力，大体控制了伊拉克的局势，尤其是摧毁了AQI。到2009年1月布什政府执政末期，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AQI摇摇欲坠。这一胜利一直持续到2011年年底，当时美国最后一批军队撤出了伊拉克。然而，AQI很快就从军事真空中获益，其中一个原因是该组织面对的军事和情报压力减轻了，另一个原因则是总理努里·马利基（Nouri al-Maliki）一看到美军撤离伊拉克，就壮起胆子朝独裁方向大步前进，事事都在疏远和削弱逊尼派。温和的逊尼派开始转而支持AQI。

介入叙利亚的事务也让AQI得到了好处（AQI就是在参加叙利亚的战斗时改名为ISIS的）。ISIS把叙利亚和外国战士纳入自己的行列，建立了自己的武器和资金供应链，在与阿萨德政权的斗争中积累了大量战场经验。这一点，再加上伊拉克的治安真空和马利基疏远逊尼派，导致ISIS日益壮大，最终在2014年春夏成功奇袭伊拉克西部，占领大量领土。ISIS如今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控制的领土面积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任何一个恐怖组织都大。

值得一提的是，ISIS并不是第一个夺取并占据领土的极端主义组织。索马里的青年党（al-Shabab）在多年前便是这样做的，至今仍然占领着那里的土地，2012年，伊斯兰马格里布地区的“基地”组织在马里也是这样，而也门的“基地”组织也在大约同样的时间做了同样的事情。我充分相信极端主义组织在今后的岁月里也会试图夺取领土，有时会成功夺取，但没有哪个组织像ISIS那样如此迅速地占领了这么多领土。

尽管“基地”组织和ISIS的领导层之间存在着很深的隔阂，但值得一提的是，ISIS实际上就是“基地”组织。ISIS和本·拉登的共同目标是建立一个“全球哈里发国”，将西方及其在中东的盟友视为主要的敌人，并把暴力看成是达成目标的最有效手段。ISIS之所以不是“基地”组织的正式组成部分，唯一的原因就是这个组织不想服从扎瓦希里的领导。这是个“谁该发号施令”的问题，而不是愿景不同的问题。

ISIS对美国构成了4个重大威胁。第一，ISIS威胁到了整个中东地区的稳定。ISIS威胁到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领土完整，两个国家或其中之一的崩溃会势如破竹地殃及整个地区，随之扩散的便是教派和宗教纷争、人道主义危机，以及国境线的暴力重划，发生这一切的地区始终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息息相关。

第二，ISIS在战场上的成功及其堪比麦迪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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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准的互联网说教，吸引了容易受到诱惑的年轻男女前往叙利亚加入ISIS。截至本书撰写之时，至少两万名外籍人士从大约90个国家涌入叙利亚和伊拉克参战，规模超过了10年前在伊拉克作战的士兵数量。如今，叙利亚的外籍战士比20世纪80年代把苏联赶出阿富汗的外籍战士更多。这些外籍人士的战斗经验越来越丰富，为了完成ISIS的事业，他们也日益激进。

这些战士中有一个特殊群体令人担忧。在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圣战”崇拜者中，有3500~5000人来自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他们都可以轻松出入美国。

需要担心的是两种可能性，这些武装分子离开中东地区，要么自行实施袭击，要么就是在ISIS的领导下发动袭击。前一种袭击已经在欧洲发生了，但尚未出现在美国（但一定会出现的）。2014年春，法国年轻人迈赫迪·内穆什（Mehdi Nemmouche）参加叙利亚内战之后返回欧洲，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犹太人博物馆射杀了三个人。

后一种袭击，即ISIS指导下的袭击，目前尚未发生，但也一定会发生。如今，这样的袭击相对简单（规模较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ISIS实施复杂袭击的能力会日益加强。这正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长期安全港给ISIS带来的好处，该组织也正在为此进行筹划。他们已经宣布意在袭击美国——就像本·拉登在“9·11”事件前一年所做的一样。

第三，ISIS正在全球其他极端主义组织中建立其支持者队伍，同样，其速度也远胜“基地”组织。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及和阿富汗，还有更多的地区也紧随其后。ISIS让这些组织变得比此前更加危险，因为他们会越来越多地以ISIS的敌人（包括我们）为目标，他们的表现也会比ISIS更加残忍。前一种情况我们在2015年年初已经见识过了，一个与ISIS有关联的利比亚组织杀死了一名美国人，他们袭击了的黎波里的一家饭店，那里有外交官和国际商人频繁出入。仅仅在数周之后，我们又见识了第二种情况，另一个与ISIS有关联的利比亚组织将21个埃及科普特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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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首。

第四，ISIS的信息刺激了全球从未去过叙利亚或伊拉克的青年男女，他们希望实施袭击以证明其与ISIS团结一致。美国已经发生了这种受ISIS启发的袭击——一个同情ISIS的人用斧头袭击了两名纽约警察。“基地”组织也曾在这里“鼓励”发动这类袭击：2009年年底，胡德堡枪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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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13人死亡；2013年春，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造成5人死亡，近300人受伤。

我们可以预期的是，美国将会发生更多的此类袭击。受到ISIS启发的个人发动的袭击活动在世界各地快速增多——自ISIS控制了如此广阔的领土以来大约已有10次。加拿大已经发生了两起这类袭击，包括2014年10月对国会大厦发动的袭击。还有一次袭击于2014年12月发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还有很多此类袭击计划（在澳大利亚、西欧和美国）在恐怖分子实施前遭到了瓦解。

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AQAP）是也门的“基地”组织，该组织与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合作最为密切，它对美国本土造成的威胁甚至比ISIS还要大，至少目前如此。“基地”组织最近针对美国的三次袭击企图全是AQAP所为，即2009年圣诞节的自杀式炸弹袭击、2010年的打印机墨盒袭击计划，以及2012年的非金属炸弹计划。其中两个计划差点儿就为“基地”组织带来巨大的成功。坦率地说，如果明天AQAP击落了从伦敦飞往纽约，或者是从纽约飞往洛杉矶或者美国任何地方的班机，我一点儿也不会感到意外。

AQAP的一个高级领导人比其他人更加危险，那就是易卜拉欣·阿西里（Ibrahim al-Asiri），他出生于沙特，是AQAP的首席炸弹专家。阿西里是设计可以逃过安检的新型爆炸装置的幕后主谋。他聪明而富有创造力，正在培训AQAP新一代的炸弹专家。在过去几年里，他无疑已经培训了数十人。他很可能是当前最危险的恐怖分子了，他是一个邪恶无比的工艺大师。

他曾制作了一枚直肠炸弹，并找来他的弟弟阿卜杜拉，企图用这枚炸弹刺杀沙特阿拉伯最高级别的安全官员，时任内政大臣，如今已是王储的穆罕默德·本·纳伊夫（Muhammad bin Nayef）王子。阿卜杜拉伪装成一个悔改的恐怖分子，有一次为表现他悔过自新的诚意，他前去拜见穆罕默德王子，在会面过程中引爆了这个装置。阿卜杜拉点击手机上的一个按钮引爆了炸弹，此时两人正肩并肩地坐在地板的垫子上。阿卜杜拉当场死亡，整个房间里包括天花板在内，到处都是他的身体碎块，而穆罕默德王子坐的位置离他只有数英寸远，却幸存了下来，只受了一点儿轻伤而已。他甚至都没有在医院过夜。科学家就爆炸的物理学原理解释了穆罕默德王子得以幸存的原因，但王子不接受这一解释。王子认为真主为了一个目的而拯救了他，那就是继续保卫国家免受恐怖主义的戕害，尤其是AQAP这个与沙特阿拉伯王国位于同一个半岛的组织。我认为王子的推论令人信服。

阿西里的炸弹用途远非仅仅杀死自己的兄弟。阿西里是尼日利亚年轻人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勒穆塔拉卜（Umar Farouk Abdulmutallab）内衣炸弹案的主谋，那枚炸弹几乎炸毁了一架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底特律的班机。阿西里还造了一枚藏在打印机墨盒里的炸弹，一旦把这个墨盒放进打印机，就几乎无法被发现了。这枚炸弹的目标是击落一架或多架货机。传统的机场扫描查不出打印机墨盒，受过专业训练识别炸药的工作犬也找不到它。他还做过一件非金属的自杀式炸弹背心，也是用来炸毁班机的，并且他也试验过通过外科手术在人体内植入爆炸装置。

2015年1月，AQAP的能力在巴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两兄弟袭击了讽刺杂志《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
）的办公室，因为这家媒体讽刺先知穆罕默德。此次袭击导致12人死亡，是一次有组织的袭击，充分展示了其计划、组织能力和精确度。两兄弟逃离现场，两天后在巴黎东北方向30公里外被发现，他们劫持了人质，在被包围9个小时后被警方击毙。在两兄弟被包围期间，还有第三个人因同情他们而实施了袭击活动，他在巴黎的一个犹太教洁食市场劫持并杀害了4名人质，最终也被警方击毙了。袭击《查理周刊》是法国自1961年以来最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该事件连续几天都是媒体重点报道的新闻。

两兄弟之一曾在2011年去过也门，在那里参加了AQAP举办的恐怖主义训练营。他见到了该组织的行动领导人、美国人安瓦尔·奥拉基（Anwar al-Awlaki），后者准备在美国和西欧发动袭击。在巴黎行动期间，两兄弟宣布他们忠诚于AQAP，AQAP随后称其指挥两兄弟袭击了《查理周刊》的办公室并资助了他们的行动。如果AQAP的声明是真的——我认为的确如此，这就是AQAP袭击西方获得的首次成功，也是自10年前的伦敦爆炸案以来，“基地”组织在西欧实施的规模最大的恐怖袭击。

那么如今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及其高级领导层对美国本土还构成威胁吗？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仍有能力对美国发动袭击，但只是些小规模的袭击，即单次致死人数不超过100人的袭击。我并非对这种袭击的严重程度不屑一顾，而是想说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已经不再有能力实施“9·11”事件式的袭击事件了。

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曾经两次具备那样的能力——“9·11”事件之前那段时间以及2006—2010年。美国准军事和军事干预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决定与CIA合作打击“基地”组织时，首次削弱了它的能力。2008年8月，布什总统开始采取激进的反恐行动，奥巴马总统也延续了这一政策，再次削弱了它的能力。

但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只是当前不具备这种能力，这不能说明它的能力日后不会恢复。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实际上，按照阿富汗的发展趋势，这很有可能发生。如果美国将军事力量撤出阿富汗，对阿富汗来说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政府控制喀布尔和大多数城市，而塔利班则会控制阿富汗南部和东部的大片领土。（最坏的结果是塔利班在美国军队撤离后的18个月内便会叩响喀布尔的大门。）如果那时“基地”组织仍未垮台的话，他们在巴基斯坦联邦直辖部落地区（FATA）的领导层会在塔利班那里找到安全港。某些成员会留在巴基斯坦，但很多人会穿越国境线回到阿富汗。此外，如果美国不能或选择不与那里的“基地”组织作战，这个组织就会东山再起，最终会再次对美国本土构成“9·11”事件式的威胁。如果这一切发生了，就意味着我们过去14年来（这是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战争）在阿富汗的一切努力终成泡影。那会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和也门一样，南亚也有一个我最担心的恐怖分子——法鲁克·卡坦尼（Farouq al-Qahtani）。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领导层把卡坦尼派到阿富汗作为后备力量，以便“基地”组织丢掉了巴基斯坦的避难所后可以在那里重新集结。卡坦尼带着自己的人马去了历史上最不适于居住的地方——阿富汗的库纳尔省和努尔斯坦省，那里山峰陡峭，河谷狭窄，行军极其困难。卡坦尼在那里的塔利班和当地居民中发展了自己的拥趸，随着越来越多的行动人员加入，他的“基地”组织分支机构日益壮大。

出生于卡塔尔的卡坦尼是美国反恐专家最糟糕的噩梦。他很聪明，作战老练，还是个富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他是极少数有可能取代本·拉登的“基地”组织领导人之一。与当前的“基地”组织领导人艾曼·扎瓦希里相比，我倒是更担心卡坦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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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本·拉登死亡6周后，扎瓦希里成为“基地”组织的新任首脑。扎瓦希里于1951年5月出生在埃及的一个显赫家庭。他父亲的叔叔拉比耶·扎瓦希里（Rabi’a al-Zawahiri）是开罗艾资哈尔大学的大阿訇，他的外祖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曾经担任开罗大学的校长，并在利雅得创建了沙特国王大学。在少年时代，扎瓦希里便开始了与伊斯兰激进主义长达一生的联系，甚至曾与一些同学讨论如何推翻纳赛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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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的统治。1980年，和其他受到意识形态激励的极端主义者一样，扎瓦希里在靠近阿富汗国境线的巴基斯坦城市白沙瓦遇到了年轻的奥萨马·本·拉登并与他建立了联系。1981年，从巴基斯坦回国后，扎瓦希里受人连累，被判入狱，据称是因为参与刺杀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若干年后，扎瓦希里出狱，成为“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EIJ）的新领袖，美国认为这个组织和“基地”组织一起参与了1998年的东非使馆爆炸案。仅仅两年以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和扎瓦希里的“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合并，结束了之前的合作关系，扎瓦希里成为该组织的二号人物。

扎瓦希里的个人领导魅力不如本·拉登，这可能是他在阿伯塔巴德搜捕发生6周后才被公开任命为“基地”组织新领袖的原因之一。自接任后，他主持了该组织的全球扩张工作，但这主要是地区性加盟行动的结果，而非因扎瓦希里的领导。2013年，扎瓦希里公开驱逐ISIS，取消其特权并剥夺它作为“基地”组织全球分支的地位，因为后者无视扎瓦希里禁止ISIS介入叙利亚的命令。扎瓦希里像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其他高级领导人一样高度重视团结，所以驱逐ISIS的举动可以解读为扎瓦希里的重要举措，但未能将ISIS纳入组织领导，也是他的一项重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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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罗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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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The Khorasan Group）。ISIS并非叙利亚唯一的恐怖主义组织。那里反抗阿萨德总统的第一个“圣战”组织是“努斯拉阵线”（Jabhat al-Nusra，又译为“胜利阵线”）。ISIS是从以前的伊拉克“基地”组织发展而来的，而努斯拉则是脱胎于之前的一个叙利亚极端主义组织，在美国占领伊拉克期间，伊拉克“基地”组织崛起之时，该组织帮助外籍武装分子从叙利亚转移到伊拉克。和ISIS不同，努斯拉完全属于巴基斯坦“基地”组织领导的阵营。努斯拉是“基地”组织的正式成员，接受扎瓦希里的领导。

在反抗阿萨德的斗争初期，扎瓦希里从巴基斯坦派遣了一支自己的特工队伍前往叙利亚。扎瓦希里派遣这支特工队伍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协助努斯拉与阿萨德作战，二是利用叙利亚作为行动基地袭击西方世界，包括对美国发动袭击。这支来自巴基斯坦的特工队伍叫作呼罗珊。像AQAP和AQSL一样，呼罗珊组织有能力对美国实施成功的袭击。并且像ISIS一样，努斯拉在叙利亚的安全港越多，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袭击西方的能力也就越强。

博科圣地组织
（Boko Haram）。最后，我担心的还有博科圣地组织。虽说该组织目前尚未关注美国本土或西欧，但未来有可能这样做。考虑到博科圣地组织实现其主张的野蛮手段（博科圣地组织每年大概会杀死1000个尼日利亚人，2014年，博科圣地组织绑架了200名尼日利亚女学生，因为该组织认为女孩不该念书）以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尼日利亚人为其行动带来的优势，如果它真的发动袭击，会造成极其令人担忧的后果。也就是说，博科圣地特工可以在尼日利亚的众多海外侨民之中藏身匿迹。

其他组织。
其他的“圣战”组织可以列一个长长的清单，主要集中在非洲——但同时也更为广泛，它们对美国的利益和盟友构成了区域性威胁。这些组织经常发动袭击，其中最著名的3次分别是：2012年9月对美国驻班加西临时特派机构发动的袭击、2013年9月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袭击事件（一些来自索马里青年党的恐怖分子袭击了一家高档购物中心，该组织与“基地”组织有关联），以及2013年1月阿尔及利亚因阿迈纳斯小镇袭击事件，来自马里的恐怖分子在阿尔及利亚东部一个由英国石油公司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合营的天然气工厂里劫持了人质。在这3次袭击中，恐怖分子杀害了逾100人，其中包括7名美国人。美国人在海外定居旅行的风险从未如此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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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部分“事件远未结束”的警告是本简报最重要的部分。“基地”组织如果在安全港待上一段时间，就会再次试图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基地”组织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都表现出了对获得核武器、放射装置、化学武器以及生物武器的兴趣。他们还会再次尝试。

近期叙利亚的温和逊尼派反对者获得了一台电脑，提醒我们“基地”组织极其渴望获得此类武器。这台电脑是ISIS在2014年1月与反对者交火后撤退过程中留下的。其中有35347个隐藏文件有关该组织的情报宝库，其中很多文件清楚地表明ISIS对于获得生物武器感兴趣。一份长达19页的文件阐述了如何制造生物武器，其中包括如何将病死的动物体内的腺鼠疫细菌制成武器，还有一份26页的文件基于宗教的理由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做了辩护。第一份文件声称：“生物武器的优势在于所费不多而人员伤亡巨大。”第二份文件提出：“如果无法以其他方式击败不信教的人，就可以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把他们全部杀光，把他们及其后代从地球上一扫而尽也在所不惜。”尽管这批文件中有一些已经过时——可以追溯到本·拉登发动“9·11”恐怖袭击前的日子，但还是突显了极端主义分子染指世上最危险武器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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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到了简报的最后一部分，我将试着回答最难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恐怖主义，以及我们将如何结束这一威胁？

决策者以及美国民众必须接受的最重要的观念是，如果我们想保证本土和海外美国人的安全，就必须持续对“基地”组织施压。永远如此。这个观念必须成为我们的“基地”组织政策的基础，无论它搬迁到哪里。

但这并不等于美国需要成为对“基地”组织施压的唯一行动者。恰恰相反，如果其他国家在具备了必要的能力时能够带头施压，我们只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采取行动，这样就再好不过了。这不仅不会为“基地”组织针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宣传提供可乘之机，而且从长远来看，这也是最有可能得到美国人民支持的方案。

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首先，美国情报界和军方必须和我们的盟友一起，投入资源并付诸努力来增强前线国家的情报、安全、军事以及法治的实力，以对抗“基地”组织，尤其是那些弱败已久以及因“阿拉伯之春”而被削弱的国家。这需要长期的努力，必须是一个成体系的持续过程，并且需要资金的支持。

其次，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仍然不够，还需要前线国家有意愿利用这种能力来对抗极端主义组织。在这一点上，美国外交必须带头。美国国务院需要积极采取行动，说服这些国家在其国境内与恐怖主义做斗争。总统及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也必须积极支持这样的外交政策。

再次，我们需要愿意在必要时走出国境采取行动的全球伙伴，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国家了。这是美国外交官的另一项任务，包括顶级外交官和美国总统在内。例如，2013年1月法国在马里就是这样做的。

法国政府越来越关注来自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的威胁，并采取了行动。AQIM从利比亚获得了成千上万武器的增援，并利用了马里政治危机所造成的北部治安真空。结果，AQIM得以控制了面积相当于得克萨斯州的一大片领土，施行伊斯兰教法，并为形形色色的“圣战”分子开办训练营。法国获悉自己会成为AQIM的头号目标，派遣了数千人的地面部队与敌人针锋相对，击毙了数百名恐怖分子，使他们退回山区，并使他们丧失了至关重要的安全港。法国树立了榜样，我们时时需要其他盟友提供这类援助。

2011年，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在索马里采取了相似的措施。这两个国家一直密切关注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青年党的成长，并采取了协调行动：埃塞俄比亚直接调用自己的军队，而肯尼亚则调用了雇佣军。和马里的情况一样，这一举措成功击毙了数百名恐怖分子，从敌人手中夺回了宝贵的领土。因此，青年党如今非常弱小。美国起初并不太支持这种冒险之举，我们怀疑这种行动是否有效，但如今见到了成效，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提供支持。

最后，美国需要采取无可替代的行动。不论是载人飞机还是无人机发动的空袭，也不论是地面特种部队的单独行动还是由他人提供近距离支援的行动，甚或是使用传统军事力量，美国都需要具备行动的意愿和能力。并且，行政部门和国会的领导层必须向美国人民解释这样做的重要性。领导层不该顺应民意，领导层的工作是引导最符合美国长期利益的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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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但不足以赢得长期的战争，因为恐怖分子越来越多。为了赢得长期的战争，美国及其盟友首先必须解决滋生恐怖分子的那些问题。我们必须标本兼治，我们必须削弱“圣战”者对于一些感到幻灭的穆斯林青年的吸引力。恐怖分子认为，仇恨和暴力是对待当今世界和伊斯兰教所承受压力的唯一做法，我们必须让这种说法名誉扫地。这种努力在本质上就需要赢得一场思想的战争，但也需要通过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来减少幻灭的穆斯林青年的数量。反激进化的努力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9·11”事件以来，反激进化一直不是美国的工作重点，但这方面的行动与情报、执法及军事行动同样重要。美国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若干措施，但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从未真正开始针对青年男性和部分女性加入恐怖主义组织的根本原因来制定政策。我在战情室谈论一个小时的反激进化，背后都需要花上千小时来讨论如何应对已经成为激进分子的青年男女。美国政府花在反激进化相关项目上的资金在政府的反恐预算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

“我们为什么没有直击问题的根源？”这样的问题并非无理。答案有两个。首先，那些企图袭击美国的个人永远是重中之重。这始终比长期问题更重要。其次，反激进化所涉的问题众多而复杂，需要多个国家采取正确的措施。这些问题涉及良好治理、反腐败、经济发展、提供社会服务（尤其是教育）、宗教宽容，以及许多其他事项。最重要的是，对于“基地”组织的每一次意识形态宣传，都必须大声发表并广泛传播反向意见。美国和我们的盟友应该这样，那些年轻人越来越激进的政府应该这样，伊斯兰学者和神职人员也该这样。

印度尼西亚是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最佳例子，它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自“9·11”事件发生到2006年，印度尼西亚遭受了16次恐怖袭击，逾300人遇害。在接下来的8年里只发生了5次袭击，14人遇害。2015年年初，只有大约150个印尼人参加了叙利亚内战，相对于其人口数量和过去的恐怖主义来说，这是个非常小的数字。虽说出色的情报和执法工作都起到了作用，这些工具依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考虑到接下来的几年里会有很多恐怖主义分子获释出狱，印尼政府的反激进项目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雅加达项目的核心内容是政府愿意与任何机构展开合作，只要这些机构可以用正确的信息来影响年轻人。这个项目是系统性的，影响力遍及印尼社会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其所传递的信息主要有两个：极端分子对伊斯兰教的解读与《古兰经》不符，以及容忍意义非凡。

宗教组织在印尼社会中很普遍，因而是向“基地”组织传达政府反向意见的重要渠道。例如，雅加达与教长和清真寺合作，特别针对青年和学生团体传达了伊斯兰教义的各种观点。学校也是该项目关注的焦点，课程中强调了包容和忍耐。学校里现在会介绍世界上所有的宗教，而不仅仅是伊斯兰教，学校在激进主义方面发挥作用的某些问题上，比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提供了多重视角。

该项目还利用了流行文化。流行音乐家精心打造了旨在打击激进思想的教育产品，政府通过这些流行音乐家与年轻人交流。作为极端主义的替代品，歌词内容有关容忍的音乐在印尼，事实上在整个东南亚都非常流行。所有这些都得到了各种媒体，如书籍、文章、时事通讯、互联网、电视以及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电视节目和互联网关注的是城市人口，广播电台则会影响到乡村地区。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专注、努力和资源。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应该如此。这需要这些政府的引导，还需要美国的支持。

***

于我而言，这是本书最重要的一章，因为这关乎“基地”组织威胁的未来发展，以及我们将怎样应对。但是，在本章分享我的想法并不是说国际恐怖主义是美国面临的唯一国家安全问题。恰恰相反，恐怖主义只是我们国家所面对的众多安全问题中的一个。“基地”组织尽管危险，也只是让我夜不能寐的若干麻烦之一。

我认为国家安全问题可以分成两类：国家安全威胁，以及如果未能及时处理则会发展成威胁的国家安全挑战。除了恐怖主义，我们面对的威胁还包括“网络空间”——网络间谍活动、网上犯罪以及网络战争，伊朗，朝鲜，毒品与人口贩卖，对手的情报活动，等等。我们面对的挑战也有很多，包括中国的崛起、俄罗斯的冷战式行为、巴基斯坦等关键国家的未来稳定，以及目前仍是全球最重要地区（中东）的历史变迁。

关于威胁，引起我注意的是其中的两个——网络空间和伊朗。网络世界如今是情报机构窃取国家安全秘密的首选场所。有几个国家有能力攻击美国的重要基础设施——交通运输、金融、能源等，毫不夸张地说，可以让我们的国家陷入停顿。外国政府和公司都会利用网络空间来窃取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每年的损失数以千亿计。网络犯罪主要是有组织的犯罪团体所为，如今所能产生的利润和贩毒一样多。随着越来越多的对手得到了网络工具以及越来越多更加先进的工具被开发出来，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关于伊朗，我们很容易立即想到核武器问题，但我们与伊朗的问题要严重得多。伊朗希望成为中东地区的霸权。简言之，它希望重建波斯帝国，这个帝国在公元前500年时的人口数量占全世界的45%。此外，很多伊朗领导人认为应该把以色列斩草除根。伊朗本身把恐怖主义作为治国之道，还支持恐怖主义组织袭击以色列，包括那些最著名的组织——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和哈马斯。伊朗支持那些希望推翻当地政府的波斯湾叛乱团体，还支持2015年年初推翻了也门合法政府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Houthi）。还有最重要的问题，即伊朗的核武器计划。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伊朗都会是令美国头痛不已的一个问题。

在国家安全的诸多挑战中，没有哪一个比中国更重要了。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种关系有两面性，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正面的包括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这对于两国的未来都很重要。此外，基于我和中国对等机构的会议内容，我们双方在全球国家安全方面的兴趣交集的部分大于关系紧张的部分，这就产生了合作的机遇。负面的包括中国相对于美国是一个崛起的力量：中国希望在东亚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而美国当前在那里掌有控制权；负面的关系还包括这样的事实，即两个国家都将对方视作假想敌，都在为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好计划，为此加强训练，并且都必须为它的军队装备现代化的武器。等式负面一侧的这些趋势导致两国关系紧张。关键的问题，即主要的挑战，是如何减少不利的因素，同时利用有利因素，推动关系向前发展。这将是下一任总统的主要工作。奥巴马总统在亚太地区重建平衡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谈话，从而开启了这个议程，我们的下一任总统必须积极推进这一议程。

当然，美国准备应对所有的问题，如果要取得成功，需要很多条件，包括一流的情报工作。为什么？因为情报工作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情报，决策者就无法理解这些问题中的很大一部分，无法针对它们制定政策，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就无法实施他们制定的政策。这么想想就会明白了：几乎每一个使用公开信息的专家都可以对欧元区危机、德国政治或日本经济提出真知灼见。但只有情报界可以就“基地”组织的计划、意图和能力，伊朗核武器计划的现状，或朝鲜的导弹能力等问题提出见解。总之，现在正是情报人员的关键时刻。

应对这些问题还需要教育我们的盟友和对手，让他们明白美国是怎么一回事。在我33年的职业生涯中，我经常会因人们对于美国及其政策的误解而感到吃惊。例如，伊朗的最高领导人以及朝鲜的领导层都认为美国想要推翻他们的统治并正在这样做。这不是事实。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开启乌克兰危机的基辅街头抗议活动背后有美国的支持。这也不是事实。误解甚至是阴谋论的数量之大，令人担忧，因为这既产生了威胁，又使得处理这些威胁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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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2010年年底，我在喀布尔看望了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Karzai），那是在维基解密事件发生仅仅数周之后，一个网络组织发布了秘密情报，将其张贴在自己的网站上，并向几家新闻机构发放了数千份美国国务院的电报。这些文件是切尔西·曼宁提供的，她此前在派驻伊拉克的美军服役。这些电报中有很多都透露了美国外交官与外国领导人的讨论，以及我们的外交官关于种种外国政策问题的看法。这对美国外交政策造成的伤害是直接而重大的。

那天，当我走进卡尔扎伊的办公室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恭喜你，迈克尔。”我说：“总统先生，恭喜我什么呢？”“因为维基解密啊。”他说。我说：“总统先生，我不懂您的意思。”他说：“维基解密真是个出色的CIA行动。干得不错。”我开玩笑地回答说：“要是我们真有那么棒就好了。”但卡尔扎伊可没觉得这是我在说笑，他真的相信事实如此，他真的认为CIA为了在官僚制度中胜人一筹，泄露了数千份机密的国务院文件。这就是一个误解和阴谋论的例子，在世界各地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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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处理美国所面对的国家安全威胁和挑战还需要美国的领导。地球上的其他国家都没有资源或公信力来起到领导作用。美国的领导是减少我们所面临的多种威胁，应对多种挑战的必要条件。决策者们（其中最重要的是总统和国会的领导层）都有责任教育美国人民认清威胁以及美国必须起到的重要作用。

决策者们必须以我在反恐中心的同事们那样的紧迫感来处理美国所面对的威胁和挑战。CIA反恐中心的任何一间重要办公室门口都有一个标志，就是“9·11”事件当天双塔熊熊燃烧的照片，顶部印着一句话——“今天是2001年9月12日”。这就是反恐中心工作人员工作时的心态，也是CIA与我上文中提到的所有这些威胁进行斗争时的心态。

最后，美国只有在国家强大的情况下才能减少自己面对的威胁并应对诸多挑战，也只有在美国的政治领袖做出继续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策后，国家才能持续强大。因为说到底，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其经济和社会状况。这正是为什么美国的领导人必须携手合作、讨论棘手问题，达成协议并做出决策。对一个国家来说，没有什么比未来安全更加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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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回到本章开篇时的那两个故事上来。首先是史蒂夫和凯文。

史蒂夫因为在“9·11”事件期间的英勇行为而赢得了军人奖章，这是和平时期对英勇行为的最高奖赏。袭击发生后，他成为一名伤亡救助人员，帮助他人度过悲痛的时光。如今，他在美国国防情报局继续为国家服务。

凯文康复后在“9·11”事件委员会工作，他还在我们的反恐中心为CIA工作过，帮助保卫国家免受其他袭击。他在那里工作到本·拉登被绳之以法，然后他觉得自己总算可以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

关于凯文还要多说一句。在9月11日入院的最初几个小时，医生们不确定凯文能否活下来。他们在很长时间里也不确定他是否还有生育能力，但凯文和他的妻子后来生了3个漂亮的孩子，当然，他们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史蒂夫。

最后是米哈尔神父，他与凯文和史蒂夫一样，在人们需要他的时候挺身而出。2001年9月10日，米哈尔神父在纽约市一个重新装修的消防站的献词中做了他的最后一次布道。他说：

世界就是如此。日子有好有坏，有起有伏，有悲有喜。但从事这个工作从未让人感到无聊。你按照上帝的意志行事。你每天都像平常日子一样来上班时，不知道哪一天会穿上装备，出去执行任务。这是一个未知，也是一个意外。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穿上装备。无论召唤是大是小，你不知道上帝召唤你去做什么。但它需要你，它也需要我，它需要我们所有的人。

米哈尔神父、凯文和史蒂夫。我认为他们都是英雄，他们都是真正的领袖，他们的行为告诉我们，美国在处理我们如今面对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继续面对的非常困难的问题时，在全世界发挥着多么重要的领导作用。

[1]
萨赫勒（Sahel），非洲撒哈拉沙漠和中部苏丹草原地区之间的一条长度超过3800公里的地带，从西部大西洋延伸至东部非洲之角，横跨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尼日利亚、乍得、苏丹共和国和厄立特里亚9个国家。

[2]
麦迪逊大道（Madison Avenue），美国纽约曼哈顿区的一条大道，常被用作广告业的代名词。

[3]
科普特基督徒（Coptic Christian），指埃及的基督徒，是当代埃及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是公元1世纪时信奉基督教的古埃及人的后裔。

[4]
胡德堡枪击案（Fort Hood shootings），是指2009年11月5日，美国得克萨斯州美国陆军胡德堡基地所发生的一起“圣战”分子大规模枪击案。

[5]
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Ganal Abdel Nasser，1918—1970），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1952—1970年担任埃及实际最高领导人，被认为是历史上最重要的阿拉伯领导人之一。

[6]
呼罗珊（Khorasan），历史地理名词，指现今土库曼斯坦、伊朗和阿富汗一带，也是伊朗地名。

第十四章　永远铭记

我在CIA工作了33年。从第一天开始，我就被CIA的使命所激励——保卫国家安全，并且由于工作的重要性日益提升，那种激励只会随着时间逐渐加强。我还被每天负责保卫国家安全的人们的奉献精神所驱使。每天早上7点左右，CIA的停车场将近一半都停满了车。晚上7点，还有半个停车场的车没有开走。有的员工因为过于执着于某个行动而拒绝了当之无愧的升职，有的员工还要离开家人和朋友长达数月。

这群人是我共事过的最有奉献精神的人。经常有人问我有关CIA的电影和电视剧，他们问：“《国土安全》里描述的是真事吗？”“《猎杀本·拉登》里讲的事情正确吗？”我的回答总是一样的：“不，都不是真的，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CIA人员在工作中的激情。”我总是解释说那些影视剧充分证明了要完成任务所需的激情，例如《国土安全》中的卡丽这个角色或《猎杀本·拉登》中的马娅，都是对无数CIA人员工作激情的完全准确的描述，尤其是在反恐中心工作的那些人。

一个年轻人（他是CIA史上最优秀的研究员之子）在他的工作申请书里书面回答了一个问题，我认为他的答案朴素而完美地捕捉了那种奉献精神。那个问题是：“如果你有机会见到过去或现在的某人，他会是谁？为什么？”他的回答是：“如果我有机会见到某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会选择见到在CIA工作时的我父亲。我爱我的父亲，因为他就是父道的定义：冷静、强大、能干。除了他带回家的那些嘉奖和他获得的晋升之外，他在CIA的职业生涯总是在我的视线之外。我的父亲是活跃在秘密岗位上的无数默默无闻的英雄之一。我最希望见到的就是工作时的父亲，因为在我看来，我见到的父亲会是个超人。”

***

我在职业生涯中从那些做出过最大牺牲的男女同事身上得到了特别的启发和激励，就是那些在执行任务时失去生命的CIA人员。CIA最特别的地方是中部大厅的北侧，那里是我们的纪念墙，一颗颗星星蚀刻在大理石上，每颗星星代表着一位牺牲的英雄。我有一个简单的座右铭——我每天的工作不要辜负那些星星所代表的牺牲者。新员工入职CIA的第一天，当我带领他们做就职宣誓时，都会向他们提出这个挑战。

2010年5月我就任副局长之后，坚持今后所有员工都在总部主楼大厅里举行就职仪式，这样就可以在这些星星面前坚持自己的誓言。有人觉得还是别这么麻烦了，提出了很多官僚主义的借口：“整个部门在大楼之间来回移动太花时间了”“我们必须把主要出入口封闭一个小时”“我们要为每一个宣誓就职的人准备椅子和讲台”，诸如此类。每遇到有人企图拒绝我的命令，我的回应都很简单：“我不管。照着做就是了。”连续几天这样的来回之后，反对方也厌倦了每次都要碰一鼻子灰，也就放弃了他们的想法，把就职仪式搬到大厅举行，现在依然如此，所有的新员工都会举起右手，面对着纪念墙宣誓。

新员工进行就职宣誓前听我演讲时，我会告诉他们：“我希望你们知道，你们加入的并不是普通的公司，也不是普通的政府机构。”我说，他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就要加入这样的一个组织，每天从事间谍活动，在全球窃取机密，并让美国总统能够充分理解那些机密，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让美国更加安全。“美国政府中没有哪个机构像这里一样。”我会这么说。我还会告诉他们，他们每天的工作都会是意义非凡的，因为情报工作“从未像如今这样重要过”。

作为结束语，我会告诉他们，我希望他们注重工作的质量。“‘足够好’不是我们在CIA的标准，”我会这样告诉他们，“要对每一个细节追求卓越。”我还会补充说，“总统、纳税人和墙上的这些星星值得你们为之付出。”

我在CIA的任期快要结束时，听到我这些话的不仅是新员工，还有他们的配偶和伴侣。在我加入CIA领导团队后，我的妻子玛丽·贝丝更多地参与到CIA支持员工家庭的工作中。在我担任副局长后，她有了个想法，员工就职宣誓时，他们的配偶和伴侣也该在场观礼。这是个好主意，是把员工的家庭和CIA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的第一步。我退休时，布伦南局长向玛丽·贝丝授予了CIA纹章奖章，这是非员工能够得到的CIA最高奖章，她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一奖章，原因之一就是她如此热爱这里，把员工的配偶和伴侣都邀请到就职典礼现场。我为她感到非常自豪。

如今有配偶和伴侣参加的就职典礼是由局长定期举行的，对CIA来说，这种做法相当新鲜。2006—2008年，我在局里担任三把手时就主持过就职宣誓。2010年被任命为副局长时，我坚持再次负责这项工作，尽管我在白宫的工作经常会让我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当戴维·彼得雷乌斯在2011年9月来到CIA时，他坚持举行这个仪式。他认为，入职第一天就能听局长强调这个组织的价值，会让人对此印象无比深刻。约翰·布伦南至今仍在沿用这个做法。虽说我不再担当此任让我有些遗憾，我真的热爱这个工作，但我确实认为局长主持宣誓仪式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1980年11月30日，我到CIA上班的第一天，我的宣誓就职是由人事处处长这位中层领导在一间教室里主持的。我不记得那个人是谁，甚至都不记得举行仪式的那个房间在哪里。而如今的新员工会永远记得他们的就职宣誓是站在CIA最重要的一面墙前由局长主持的。

***

纪念墙不仅对新员工有意义。它对于我个人而言也意义非凡。我觉得那里是让我头脑清醒的地方。在事情看起来一团糟的日子里，在一切都像是出了问题的日子里，我都会在纪念墙前徘徊（我有办法偷偷溜出办公室，免得我的警卫人员看到后跟上来）。几分钟后，一切都条理分明。无论这一天有多糟糕，和我们陨落的特工的亲友所经历的，以及在余生中将要继续经历的时刻相比，都黯然失色。精神上焕然一新后，我总是会目标明确地回到办公室。我还会在雕刻匠一年一度来CIA加上新的星星那天去纪念墙那里，站在远处看着大理石屑被纷纷凿下，渐渐出现一颗星，这是一个中情局人员可以体会到的最有意义、最感人的体验之一了。

在撰写本书的时候，纪念墙上有111颗星，在未来一定还会增加。它们可以追溯到1947年中情局成立的时候。与这些星星相伴的是荣誉榜，上面简单罗列了在执行任务中牺牲的人员的姓名。其中一些条目是空白的，因为就算这些人员阵亡了，他们与CIA的关系也不能公开。从1947年到2001年9月11日一共有80颗星。“9·11”事件后添加了31颗，他们几乎全是以某种方式参与了与“基地”组织作战的员工。

在这31颗星中，迈克·斯潘（Mike Spann）是第一颗。迈克是在美国对“9·11”事件做出反应之后牺牲在阿富汗的第一个美国人。2001年11月26日，我于凌晨1点来到了办公室，为总统每日简报做准备。我在办公桌上发现阿富汗的员工发来的一份电报郑重地摆放在桌子中央。9月25日星期日，迈克和一名队友前往阿富汗北部马扎里沙里夫附近的一个北部联盟的监狱。那里是北部联盟关押在战场上俘虏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囚犯的地点之一。

这个常规的任务出了差池。迈克的工作是从囚犯那里获得可能会加速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覆亡的情报，以及有关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任何情报。那天跟迈克说话的一个囚犯是美国公民约翰·沃克·林德（John Walker Lindh），他此前决定为塔利班出战。那天上午的晚些时候，监狱发生了暴动，阿富汗警卫对此失去了控制。越狱的囚犯追向美国人。迈克用他的AK–47战斗到剩下最后一颗子弹，又拔出手枪直到弹仓打空，然后赤手空拳地打到最后寡不敌众。11月27日，北部联盟军队和美英特种部队在美国空袭的支持下重新控制了这个监狱，之后才找到了迈克的尸体。

我放下电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对自己说：“我要把这个给总统看看；他会想看这个的。”我用黄色荧光笔标注了电报上的部分文字。布什总统和我有一个默契，他只读我标注的内容，就可以大致了解一份文件的重点了。我试着在这份10页纸的电报中尽可能少地做标注，又不致丢掉大意。我把这份电报放进PDB文件夹，放在了专为总统制作的分析文章和我认为他想看的两三份情报报告的前面。

我像往常一样在特尼特局长位于旧行政大楼的办公室里和他碰头，一起准备给总统的简报。局长的简报官已经给他看过我准备呈交总统的东西。特尼特看了我一眼，说：“你不要把关于迈克·斯潘的电报给总统看。他不需要知道这件事。”我反驳说我认为他想知道我们失去了迈克这件事，迈克是他作为总司令所指挥的战斗中第一个牺牲的美国人，并且我相信他也想知道细节。特尼特的优点之一就是他会听取意见，改变自己的想法。他缓和下来，简短地说：“希望你是对的。”

特尼特和我走进了椭圆形办公室，向总统问了好。他已经坐在副总统身边了。我把手册递给他，并给迪克·切尼、安迪·卡德和康多莉扎·赖斯分发了手册。在我分派手册时，特尼特告诉总统说我们昨晚在阿富汗失去了一名特工。特尼特告诉总统，我已经把报告电报放进了他的文件夹里，但“它也许不该出现在此时此地”。总统什么也没说就开始阅读。我很快就明白，他不只是在读标注的部分，他在读整个电报。并且他也没有跳读，而是仔细地读了每一个字。他用了将近20分钟读完了电报。总统合上文件夹，没有读其他文件，问迈克有没有家人。特尼特说：“有，迈克的妻子叫香农，也是个CIA特工，他们有3个孩子。”总统看着卡德说：“我想给香农打个电话。”我强忍住眼里的泪水。

***

马扎里沙里夫附近的监狱是CIA在“9·11”事件后发生伤亡的第一个地点，在与巴基斯坦接壤、靠近阿富汗霍斯特的CIA基地却是“9·11”事件后发生重大伤亡的地方。2009年12月30日，一个伪装成CIA的情报源，自称可以准确定位“基地”组织二号人物扎瓦希里的自杀炸弹杀手引爆了他填满炸药的背心，造成7名CIA特工死亡，并导致其他几人重伤。这是CIA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生情报源（或至少假装成情报源）杀死其CIA专案官员的案例。

当时我还在担任情报处主任，也就是CIA的首席分析员，和家人在圣诞节到佛罗里达州度假，回到华盛顿时已是12月30日星期三的晚上。31日是政府法定假日，我一大早就到办公室去赶进度了。我经常这样做，在路过副局长史蒂夫·卡佩斯的办公室时，我停了下来。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看到他正和行动处的几位高级官员坐在一起。我立即觉察到大事不妙，因为房间里的气氛极端阴沉。我坐了下来，他们告诉我发生的情况。我大吃一惊，不仅因为损失的规模和悲剧的性质，还因为我认识其中的一个牺牲者——CIA基地负责人詹妮弗·马修斯（Jennifer Matthews），我和她非常熟，我们在职业生涯的早期曾一起工作过3年。

仅仅数天之后，帕内塔要求中情局的高级领导层团队和他一起出席在多佛空军基地举行的遗体移交仪式。殡葬中心的指挥官接待了我们。他向我们汇报了事情的经过，解释说7位阵亡人员的家属都在离我们不远的一个大房间里，又补充说我们要先去见见他们。他说那里一共有大约100人——母亲、父亲、姨妈、叔叔、配偶和子女。他请帕内塔对大家说几句话。然后我们都走进人群，和家属们谈谈。他补充道：“很多处于你的地位的人会担心自己在这种场合该说些什么。不用担心。你要知道，他们还在震惊之中，不会记得你说了些什么的。他们只会记得你也在这里。”他最后解释说我们会与家属们待上大约一个小时，然后就一起去停机坪参加移交仪式。

虽然家属们可能真的不记得帕内塔说了些什么，但他那天实际上讲得很精彩。他先是对着大群人演讲，然后又在小群家属中告诉他们CIA在霍斯特的工作及其重要性。他告诉他们这个行动的潜质，详细说明了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个最终被证明是人体炸弹杀手的人那么感兴趣。

从那时起，我在类似的场合也了解到，阵亡人员家属迫切想知道3件事情，一是自己的亲人所做的工作对国家安全非常重要；二是自己的亲人恪尽职守，有所成就；三是同事们都尊敬并热爱他们的亲人。在我担任副局长，后来又成为代理局长时，我会仔细研究阵亡者的个人档案，以便自己可以给家属举出具体例子，说明这3个简单而动人的要点。

在移交仪式上，CIA领导团队站在停机线上，注视着7口金属棺材从一架C–17运输机后舱一个一个地运到车上，然后运到CIA基地殡葬中心去。每一次移交都以牧师在C–17后舱的棺材前做祷告，戴白手套的8人移交小组对覆盖着国旗的棺材敬礼作为开始。随着移交小组抬着棺材走下C–17的坡道，指挥官会呼叫：“举枪。”这是致敬的命令，军官纷纷敬军礼，平民把右手放到胸口。移交小组随后抬着棺材走过30米左右的路程，将其抬上移交车辆。每一次移交都耗时10分钟左右，整个过程用了一个多小时。天气刺骨寒冷——温度低于冰点，寒风肆虐。

接下来的几周，我和帕内塔参加了阵亡人员的葬礼和追悼会。每一次都很特别，但其中有两次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中。第一个是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的葬礼，在波士顿郊外的一个小镇举行。葬礼弥撒非常美，但弥撒之后发生的事情不同寻常。当我们离开教堂前往墓地的时候，我看见了一家5口（母亲、父亲，还有3个孩子）站在他家的前廊，全都立正站着，右手放在胸口。接下来的几个街区还有更多的人立正致敬。他们站在私家车道、十字路口以及沿路两侧。随着我们接近墓地，沿途的人越来越多。30分钟车程中，有数百个，也许有上千个美国人立正向我们的特工致敬。他们站在约零下10摄氏度的户外，举着大大小小的美国国旗，很多人把手放在胸前，还有人举着标语，上书“感谢你保护我们”。帕内塔说：“我希望每一个国会成员都能看到这一幕。”我在想：“我希望每一个美国人都能看到这一幕。”

当天几个小时之后，我参加了在我的老家俄亥俄州阿克伦市举行的另一位阵亡同事的追悼会。斯科特·罗伯逊（Scott Roberson）这名特工留下了他的妻子和腹中待产的女儿，斯科特和妻子已经为她起好了名字，叫派珀。斯科特的一个军官好友致了悼词。在悼词结束时，这名军官说他对未来有一番憧憬。他说他看到一个年轻女子和她的丈夫、孩子站在CIA大厅的纪念墙前。他说这个年轻女子把手放在纪念墙的一颗黑色的星星上，告诉她的家人关于斯科特的生平以及他献身为国家服务——他对自由的贡献。他说，在他的憧憬中，这个年轻女子——父母给她取名叫派珀的人，为她从未谋面的父亲感到非常自豪。

***

我担任副局长后去过一趟阿富汗，CIA在那里安排了很多人员。我执意参观了霍斯特的遇袭现场。那个可怕的日子留下来的伤痕依然清晰可见，尤其是我见到的露台瓦楞棚顶上的许多小洞，就连钢梁上都有一个，这些都是那件自杀式背心的巨大爆炸力射出来的滚珠打穿的。我还看见了帕内塔局长几个月前题词的纪念碑。碑上铭刻着《以赛亚书》第八章
[1]

中的几句话：“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

在“9·11”事件后执行任务时阵亡的31位特工中，我见过绝大多数人的家属。尽管情绪激动、热泪盈眶，我总是会告诉他们同一件事：CIA永远与他们同在，如果他们有麻烦，只需拿起电话打给我。在决定退休的几天以后，我在半夜醒来的时候想：“今后谁来照顾这些家庭，谁会来实现我的承诺，谁会在电话的那一端呢？”我在床头柜上找到纸笔，潦草写下“把对这些家庭的责任移交给新的领导团队”。随着我在中情局的日子逐渐减少，这个便条变成了我的两个行动。首先，我写信给我做出承诺的这些家庭，告诉他们，我的离去不会影响对他们做出的承诺。“CIA会一直在你们身边。”我这样写道。

我工作的最后一天晚上举行了我的退休典礼，在我演讲的最后，我挑战了高级领导团队。我告诉他们有关我与很多阵亡人员家属会面的事情，有关我对他们做出的承诺，以及我刚刚写给他们的信。我解释说准备把这个责任转给团队成员来信守承诺。我最后大声念出那些在执行任务时牺牲的人员姓名和牺牲地点。会场一片寂静，别针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到。我的同事们会面对这个挑战的，我对此确信无疑。

***

CIA人员纪念基金会是一个帮助CIA在执行任务期间牺牲的特工家属的组织。这个基金会是在迈克·斯潘去世后旋即成立的，它的基本使命是资助此类特工的孩子和部分配偶的学费。此外，它还向刚刚发生悲剧损失的家属提供财务支援。从基金会成立以来，将近80个学生从奖学金和助学金中获益，总额超过了310万美元。这个基金会确认在接下来的17年时间里会有超过100人有资格申请奖学金和相关的资助。在已经从基金会的慷慨中获益的人里，迈克·斯潘的大女儿艾莉森·斯潘（alison Spann）在2014年从佩珀代因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

我这本书的部分稿费收益将会捐赠给CIA人员纪念基金会。有关更多的信息，请访问以下网址：http://www.CIAmemorialfoun dation.org/。

***

我想以一个故事来结束本书，它关乎我何以为本书起了这个书名。我退休后，CIA很多部门送给我小礼物——大大小小的纪念牌和其他纪念品。在我任职副局长的最后一个月前后，我每天晚上都会带回家几个这样的礼物。我把它们放在阁楼的储藏室里，发誓在某个时候要好好欣赏一番。其中一块纪念牌是反恐中心送给我的，我担任副局长和代理局长期间与CIA的这个组织合作最为密切，这是我深深钦佩和尊敬的一群人。再也没有谁比反恐中心的工作人员更加敬业了。但就算是他们送的这块纪念牌，也被放进了储藏室。

两年前，在与我的私人助理举行日常会议的时候，一个执行助理说，有一个身患复杂遗传病的9岁男孩有一个梦想，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成为CIA特工。安全办公室的一些人听说过这件事，希望助他梦想成真——哪怕一天也好。他们邀请他和他父母一起来参观CIA，并希望我能花上几分钟和他聊聊。“没问题。”我告诉执行助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小男孩和他的家庭后来会成为我和我家的密友。

布兰登患有线粒体病。人的身体中除红细胞外，每个细胞的组成都需要线粒体，它们负责产生身体所需的90%的能量。患有这种疾病的人，他的线粒体不能正常工作，这夺走了身体维持生命、保持生长所需的能量。这种病的症状包括肌肉无力和疼痛、肠胃失调、吞咽困难、生长不良、发育迟缓、易感染，以及心脏病和肝病等，取决于发生机能障碍的特定线粒体的类型。

布兰登受到其中一些症状的长期折磨，但这种病既没有打垮他惊人的元气，也没有打消他参观CIA和“抓坏蛋”的渴望，我们欣然接受了这个请求。布兰登在CIA逗留了几个小时。反恐中心的分析员们编了一些假情报，布兰登把它们拼凑起来，破获了恐怖分子的阴谋，确定了他们的身份，并在地图上标出了他们的位置。然后，我们的警卫人员给布兰登穿上（合身的）工作服，戴上战斗头盔，并让他参加了一次“突袭”，最后俘获了“恐怖分子”。他最后的任务是到副局长的办公室来向我做汇报，告诉我他完成了哪些任务。我在办公室门口见到了他，他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用强有力的握手介绍了自己。我把他引到我的沙发上，递给他一些现烤的巧克力饼干，这是局长食堂专门为他准备的。布兰登对饼干置之不理，径直说道：“长官，我来向你汇报。”他继续向我介绍分析结果、行动的准备以及行动本身，完全没碰饼干。我告诉布兰登，他是来过我办公室的最好的简报官之一，我可是认真的。我为我的员工让布兰登的CIA之旅如此令人难忘而感到非常自豪。

布兰登立刻就让我感到他很特别。他聪明绝顶，追根究底，温和而富有爱心。我当然爱上了他。从他第一次来我的办公室后，我的家庭和我本人与布兰登以及他全家度过了很多快乐时光，有时他感觉良好，有时不太舒服。但他总是充满元气，总有新把戏要给我们看，总有新玩意要来分享。

当新闻上说总统选择约翰·布伦南来领导CIA时，我收到了布兰登的一封亲笔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莫雷尔先生：

我是布兰登。我希望你得到CIA局长这份工作。我真的非常支持你。你永远会得我这一票！我知道，担任CIA副局长也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还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你是我的英雄！我都等不及要见你了！

你的朋友，

布兰登

在我退休后不久，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节目播放采访我的那集的那天晚上，我和家人都在布兰登家，我在接受采访时发表了对于叙利亚的意见。我当时很紧张，那是我第一次上电视。布兰登一遍遍地告诉我没问题。的确如此。当晚离开他家的时候，我向布兰登提到自己离开CIA时收到以前的同事们给我的很多礼物，我邀请他来我家看看“我的战利品”。他大大的黑眼睛亮了起来。

布兰登到访的那天，我正在苦思冥想给本书起一个合适的书名。我向亲友们分享了一堆可能的书名，没有一个能用。每一个名字都有毛病，其中很多书名的毛病还很大，所有这些书名都是我的主意。我被卡住了。布兰登来看礼物的那天上午，我决定去阁楼的储藏室看看那些礼物，拿出一些真正特别的给布兰登看，比如属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联邦官员的一把手枪、“二战”期间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携带的一把匕首、波兰抵抗组织与纳粹战斗时用过的一把刀，还有很多。我在储藏室里翻找时，偶然碰到反恐中心的礼物。这让我想起了与“基地”组织作战的一次重大胜利，当时在帕内塔卸任局长转任国防部部长后，我接任代理局长。这块纪念牌上面写着：“感谢你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战争中，对我们团队无条件地支持。”我一时间灵光乍现。我有书名了。

***

除了CIA人员纪念基金会外，我撰写本书的部分稿费收益还会捐给联合线粒体疾病基金会下属的布兰登·赫舍尔·利奇研究基金，他们正在努力治疗这种折磨着我的好朋友布兰登的疾病。

[1]
原文错误。应为《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

致谢

本书最难写的一部分，或许就是这个段落了，我在职业生涯中取得过各种成功，我要在这里感谢那些发挥重要作用、帮助我获得成功的人，那些在我经历失败时帮助我熬过去的人，还有那些帮助我完成本书的人。致谢过程充满危险，因为我不想漏下任何人，但我知道这是难免的。

我不知道感谢他人该止于何处，但从哪里开始却轻而易举，那就是我的父母——约瑟夫和艾琳·莫雷尔夫妇。他们俩都没念过大学，我父亲是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蓝领工人，母亲是家庭主妇，但他们给了我两个重要的礼物，我在CIA的工作和生活中所取得的成功大部分仰仗于此，我对这一点绝对有把握。

我的母亲教给我勤奋，她教给我无论做什么都要全力以赴。她没做完手上的活儿以前绝不休息。她是这种精神的最佳典范，例如，她做完饭后不是坐下来和全家一起吃饭，而是先清理厨房。奇怪吗？也许吧。是不是教会我怎样勤奋工作的重要一课呢？绝对是的。

我的父亲教给我无论做什么都要追求卓越，他坚持认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时会把我惹哭）我永远要全力以赴。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在地下室我父亲精巧的木工作坊里做一个鸟舍。他几次三番来看我的成果，说：“还不够好，再做一个。”我提出抗议，他拿锤子砸碎了我的成果。我重新开始，最后终于做成了一个接近完美的鸟舍。他对我很严厉吗？当然。他是否教会了我无论做什么都要追求完美？对极了。

把这“两课”放在一起，就有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组合——勤奋和追求卓越。对取得成功而言，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可靠了。

从我刚开始职业生涯时，就有无数同事花时间指导我，向我展示勤奋工作带来的快乐，并用锤子砸碎我准备不足的成果——就像我父母那样。这些导师中的一些人在前文已经提到了，但更多的人还没有提及。我非常感激吉姆·克拉珀、乔治·特尼特、迈克尔·海登、利昂·帕内塔、戴维·彼得雷乌斯、约翰·布伦南、斯科特·雷德（Scott Redd）、约翰·麦克劳林、史蒂夫·卡佩斯、休·特纳（Hugh Turner）、杰米·米西克、温斯顿·威利、戴夫·科恩（Dave Cohen）、迈克·巴里（Mike Barry）、马蒂·彼得森（Marty Petersen）、汤姆·埃尔莫尔（Tom Elmore）、玛丽·迈耶（Mary Meyer）、肯特·哈林顿（Kent Harrington）、吉姆·哈里斯（Jim Harris）、莱恩·利特克（Len Litke）、加里·克纳（Gary Coene），以及迪恩·霍夫曼（Deane Hoffman）。他们都教会了我很多。

还有数不清的同事。他们不是上司，而是和我一起工作、叫我上司的人。我无法列举他们所有的人，连列举大多数也做不到，但我必须感谢其中的一些人，因为他们勇于指出我的错误，给了我重要的礼物。（我会只写每个人的名字及其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尽管有一两个人在本书前文提到过了。）以下是我任职代理局长和副局长期间的特别助理，他们是丽萨·o.和布伦达·o.、我的幕僚长格雷格·T.，以及我的直属下级梅罗伊·P.、休·B.、弗兰·m.、格伦·G.、迈克·S.、约翰·B.、弗兰克·a.、约翰·P.和休·G.。这些人都是CIA前所未有的强力领导人。

我还想特别感谢以下人士，没有他们，我就无法完成工作：我的简报官，他们保证了我持续了解最新情报，日复一日地给我举行我一天之中最愉快的会议；我的行政助理们，他们忍耐了我的无尽要求和喜怒无常；我的警卫小组中的很多人，他们总是站在我的身边。在我任职代理局长和副局长的三年半时间里，这些努力奉献、富有才干的警卫人员成为我的家庭成员和孩子们的榜样。我欠他们的太多了。同样，希拉·S.领导的CIA秘书组，以及CIA的食堂工作人员都用自己的无上技能和专业精神在工作中支持了我。

在致谢中，我不能不感谢那些曾经或仍在CIA反恐中心服务的同事们。没有人比他们更勤奋工作，孜孜不倦地保卫我们国家的安全。在我担任副局长的3年时间里，没有哪个团体比他们更直接地与我一起工作，他们一直是我的灵感源泉。其中有两个人应该获得特别的肯定，他们是该中心长期以来的负责人罗杰，以及中心关键部门的长期负责人埃玛。国家欠了他们一个大大的感激，因为为了保护国家免受另一次袭击，再也没有谁比他们做得更多。

在我33年的CIA职业生涯中，我为6位总统工作过，并有幸与其中的两位非常熟悉。我永远都要感激乔治·W.布什总统和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他们给了我难以置信的机遇，让我能够以自己梦寐以求的方式为他们、为我们的国家服务。我很感激他们的信任和领导力。这两个人都有其批评者，但就大部分内容来说，那些批评者并不理解美国总统所面临的问题有多复杂。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乔治·W.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两人总是把美国的利益放在他们心中的最高位置。

我在政府工作的经历确实是一次探险，我崭新的个人生活也是如此。迈克尔·海登让我的过渡期变得非常轻松，他向我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还把我介绍给私营部门中的很多人；乔治·特尼特、彼得·科塞尔（Peter Corsell）、约翰·斯卡利特（John Scarlett）、约翰·库什曼（John Cushman）、梅尔·伊默格特（Mel Immergut）以及格伦·格斯特尔（Glenn Gerstel），他们都贡献了自己的智慧、指导和友谊；美国商会的Ceo老汤姆·多诺霍（Tom Donohue Sr.），他的儿子、阿德尔菲资本公司的Ceo小汤姆·多诺霍，固特异轮胎及橡胶公司（Goodyear Tire and Rubber）主席兼Ceo里奇·克雷默（Rich Kramer），CBS新闻部的主席兼总裁杰夫·法格（Jeff Fager）和戴维·罗兹（David Rhodes），塞尔伯吕资本管理公司的经营合伙人史蒂夫·范伯格（Steve Feinberg），奥比斯运营公司（Orbis Operations）的Ceo乔希·梅恩（Josh Mayne），“权威演讲局”（Leading Authorities）的CEO马克·弗伦奇（Mark French），以及SAP/NS2的CEO马克·泰斯托尼（Mark Testoni），他们都在私营部门给我提供了早期的机会。

从CIA退休后，我先是在灯塔全球战略公司落脚，这是一家华盛顿特区的公司，擅长帮助美国公司在这个充满永无止境的地缘政治复杂性的世界上畅行无阻地运作。灯塔公司由4位美国政府前官员管理，他们是迈克尔·阿伦（Michael Allen）、杰里米·巴什、菲利普·莱因斯（Philippe Reines）和安德鲁·夏皮罗（Andrew Shapiro），每个人都有10年以上的职业经验，作为个人并支持其上司致力国家安全：迈克尔曾是乔治·W.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并曾担任迈克·罗杰斯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幕僚长；杰里米曾任利昂·帕内塔在CIA和五角大楼的幕僚长，菲利普和安德鲁曾在国务院为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工作。和我一样，公共服务也融入了他们的基因，我喜欢在灯塔的工作和团队，以及他们在一切工作中秉持的价值观。我要特别感谢梅雷迪思·斯蒂恩（Meredith Steen），她是我在灯塔公司的同事，没有她，我什么也做不了。当我打算在2014年年底重返政府工作时，灯塔公司对此表示理解并非常支持——只要我不带走梅雷迪思！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弗中心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他邀请我担任贝尔弗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让我有机会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些领袖人物那里检验本书中的很多想法。格雷厄姆是我在兰利办公室的常客，他总会在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上提出深刻的见解，我很高兴我们的职业关系能在哈佛继续下去。

此外，在本书完成的后期，随着问题的汹涌而来，我的女儿莎拉以及她的朋友杰克逊·阿克塞拉德（Jackson Akselrad）和沙扬·凯尔巴西（Shayan Karbassi）在互联网上花了无数时间回答了在他们看来无穷无尽的问题，还花了无数时间进行了额外的事实核查。我要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很多人读过本书的手稿并提出了深思熟虑的评论。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玛丽·贝丝、莎拉、卢克和彼得，他们都读过手稿并花了几个小时做出了有价值的反馈。卢克特别帮忙起了各章的标题，因为有他的协助，这些标题更加有力了。我要感谢他们和手稿的其他读者，每个人都提出了有益的批评——乔治·特尼特、史蒂夫·哈德利、约翰·麦克劳林、迈克·维克斯、约翰·莫斯曼、约翰·里佐、彼得·科塞尔、尼克·夏皮罗（Nick Shapiro）、艾拉·罗森（Ira Rosen）、格伦·格斯特尔（Glenn Gerstell）以及萨姆·维诺格勒（Sam Vinograd）。特别是格伦和萨姆提出的评论既完整又贴切，无论怎样形容都不算过分。

芝加哥大学的“芝加哥安全和恐怖主义项目”（CPOST）为本书提供了地图。我要感谢CPOST的主任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他不但是个优秀的学者，还是我的良友，还要感谢制作了这张地图的两位主要的研究人员凯文·鲁比（Keven Ruby）和文森特·鲍尔（Vincent Bauer）。他们的工作很出色。

对我来说，撰写本书是个让我大开眼界的体验。这迫使我反思自己在CIA工作中某些最关键和最难熬的时期。我要感谢威利版权代理公司（Wylie Agency）的安德鲁·威利（Andrew Wylie），他促成了我与出版业接洽，且让我十分高兴的是，让我和肖恩·德斯蒙德（Sean DesMONd）以及“十二”出版社（Twelve Publishing）的杰出专业人员取得了联系，他们帮我构思、撰写并完成了本书。

在肖恩的指导下，我设法让本书内容翔实、易于理解并富有娱乐性，同时又与大众分享有关美国及其盟友在未来将要面临的来自恐怖分子的威胁的重要信息。他的编辑工作让本书更加翔实而易读。整个过程中，肖恩向我提出了很多问题，他认为读者很有兴趣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我相信这个过程为本书增色不少。我十分享受与肖恩一起工作，现在还认为他不仅是个同事，还是我的朋友。肖恩的助理莉比·伯顿（Libby Burton）也在我无法尽数的很多方面让本书更加出色。

我该怎么说我的朋友及合著者比尔·哈洛呢？正是他在某天临近中午时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准备写书，才让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他在一路上都伴随着我。他知道该问什么问题来把我记忆深处的想法唤出来，他精雕细琢的文笔在句子和段落之间流畅自如。并且，他对于如何处理复杂问题的判断也总是恰到好处。在合著本书的几个月里，我们只有几次意见不同，比尔每一次的看法都是正确的。没有他，我无法完成本书。他是个优秀的作家，还是个更出色的良友。

致谢从哪里开始毫无疑问，如何结束也毋庸置疑，那就是对于亲友的深深谢意。我的姐姐卡伦随时向我提供帮助，她在我忙于工作的时候把年迈的父母照顾得很好。我的妻弟夫妇彼得和苏珊·马尼恩不仅支持我的工作，还在很多方面是我的榜样，虽然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夫妇二人的好友香农和乔·海因兹夫妇不但提供了友情的支持，还是我们孩子的第二父母。

最大的感谢和爱当然要给玛丽·贝丝和我们的3个孩子莎拉、卢克和彼得。身为国家安全界高层人士，长时间工作的日子在孩子们还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他们为我的长时间工作，为永远没完没了的电话，还为我很多次就算人在他们身边，心思却记挂着远方的情况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一开始并不明白为什么父亲那么多晚上都不在家，但如今他们理解了。他们现在知道，为国家服务是全家的事，需要全家人的爱和支持。我对这些年轻人的成长和他们所选择的有趣的人生方向感到非常自豪。

玛丽·贝丝和我第一次约会时告诉我，她想过一个冒险的人生。我认为自己做到了——实际上比她期望的还要惊险。在我完成的所有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中，她的担子最重——操持家务以及应付我很多与工作有关的情绪波动。如果没有她，我无法完成保卫国家的工作。玛丽·贝丝本人也为CIA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她努力改善了CIA成员的家庭生活，尤其是那些海外员工和其家属，以及亲人在战区服务的国内家属。布伦南局长授予她CIA纹章奖章，我对此非常自豪。我总是说，她能忍受我这么久，这件事本身就配得上一枚奖章，她还真得到了一枚。我深深地爱着她。

缩写对照表

按字母顺序排列：

AQAP　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

AQI　伊拉克“基地”组织

AQIM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AQSL　“基地”组织高级领导层

CBS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IA　美国中央情报局

CTC　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恐中心

D/OTA　中情局反恐中心恐怖主义分析办公室

DCI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DFLP　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

DI　中情局情报处

DIA　美国国防情报局

DNI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DO　美国中央情报局行动处

DOD　美国国防部

DOE　美国能源部

DOJ　美国司法部

EITs　“强化审讯手段”

FATA　巴基斯坦联邦直辖部落地区

FBI　美国联邦调查局

HPSCI　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

IC　情报委员会

INC　伊拉克国民大会

ISI　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

ISIS　“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

JIC　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

JSOC　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

KSM　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

NATO　北大西洋公司组织

NBC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CTC　美国国家反恐中心

NGA　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

NGIC　美军国家地面情报中心

NIC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

NIE　《美国国家情报评估》

NSA　美国国家安全局

NSC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OCA　中情局国会事务办公室

OPA　中情局公共事务办公室

OPR　美国司法部职业责任办公室

PDB　《总统每日情报简报》

SAD　美国中情局特别行动处

SSCI　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

TMF　美国临时任务设施

不完美风暴：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恐30年

[美]迈克尔·莫雷尔 比尔·哈洛　著

朱邦芊　译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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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8年4月第3版

字 数：274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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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书书号：978-7-5086-8449-9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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