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幽默书房”丛书

作者：[英]J.K.杰罗姆；[英]乔治·格罗史密斯；[英]威登·格罗史密斯；[加拿大]斯蒂芬·里柯克

品牌方：99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幽默书房”丛书

幽默书房：三怪客泛舟记

幽默书房：三怪客骑行记

幽默书房：闲人痴想录

幽默书房：小人物日记

幽默书房：小镇艳阳录

“幽默书房”丛书

在“幽默书房”这套译丛的具体书目甄选过程中，致力于挖掘幽默文学中的翘楚之作，文学史上的经典，比如钱锺书先生“叹为奇作”的《小人物日记》，《绅士》杂志所评“史上最幽默的50部文学作品”之《三怪客泛舟记》，林语堂先生眼里的“现代大家”、享誉世界的加拿大幽默大师斯蒂芬·里柯克经典佳作《小镇艳阳录》，这些作品在市面上已难觅其踪，1957被著名的经典文学丛书“人人文库”收录、《三怪客泛舟记》续作《三怪客骑行记》更是首次推出简体中文版。

版权信息

幽默书房：三怪客泛舟记

作者：[英]J.K.杰罗姆

译者：劳陇

品牌方：99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译者的话

第一章 多愁多病——药石无灵

第二章 计划出游——河上美梦

第三章 准备行装——能者多劳

第四章 干酪风波——包装纠纷

第五章 气象莫测——行李难运

第六章 古城胜迹——迷宫遭难

第七章 水闸风光——小姐遭殃

第八章 妙人妙曲——难得知音

第九章 拉纤趣闻——寻闸奇遇

第十章 船上夜宿——深宵冥思

第十一章 半夜险遇——怀古幽情

第十二章 情侣处处——投宿无门

第十三章 小狗闯祸——游伴失踪

第十四章 绝世美肴——人间妙乐

第十五章 驾船奇术——各显神通

第十六章 河上悲剧——少妇轻生

第十七章 钓鱼艺术——妙用无穷

第十八章 牛津船赛——精彩摄影

第十九章 雨中归航——重返伦敦

译者的话

劳陇

这本《三怪客泛舟记》可以说是英国幽默小说的代表作，自从十九世纪末问世以来，历经半个多世纪，始终盛誉不衰，译本遍及世界各国，到处受到欢迎。作者杰罗姆·K.杰罗姆（1859—1927）是十九世纪末期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和戏剧家，尤其以幽默作品驰名英国文坛和世界文坛。一八五九年出生于英国斯坦福郡。父亲是一个传教士。他在伦敦受的教育。十五岁父母双亡，所以十六岁就开始工作谋生，先后当过铁路职员、教员、记者、演员等。后来从事写作，当过杂志编辑，写了不少小说、戏剧、散文，其中以这本《三怪客泛舟记》最为著名。

这本书是他在三十岁时写的，起初在杂志上连载时，就以它独特的幽默风格博得读者的赞誉。全书出版后更风行一时，不胫而走。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畅销书。曾译成欧洲各国文字，亚非一些国家也有译本出版。一九五六年拍成电影，颇享盛誉。在我国高等院校的英语教科书中有很多内容摘引自此书章节。正如作者在自序中说的那样：“我也曾写过其他一些书，似乎比这本书更为隽妙，更为幽默；可是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却牢牢记着我是《三怪客泛舟记》的作者……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总以写了这本书而感到自豪。”这些话是符合实情的。

这本小说并没有多少特别动人的故事和曲折离奇的情节，只是写三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在家里闷得发慌，于是带了一条小狗，驾着一只小艇，沿着泰晤士河到处漫游。由于他们主观片面，自以为是，脱离实际，耽于幻想，又不通世故人情，所以到处碰壁，出尽洋相，搞得狼狈不堪；最后铩羽而归，逃回伦敦，躲在屋里叹气。

就是这样一本松松散散，不像小说的小说，却偏偏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受读者欢迎，其原因何在呢？依我个人看来，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这本书的语言诙谐，轻松自如，别有一种幽默风格。它不是一本正经地说故事、讲道理，而是以一种漫谈的方式，跟你随便聊聊河上泛舟的所见所闻，有时说得高兴，给你讲一两段笑话，刻画几个滑稽可笑的人物，使你捧腹大笑；有时兴致所至，就发一通议论，冷嘲热讽，针砭世态人情，使人啼笑皆非。所以，读这本小说，犹如听相声一般，读者不自觉地跟着它的思路走，被它的诙谐隽妙的语言所吸引，越听越有滋味，觉得妙趣横生，乐而忘倦。所以，有的评论家说，杰罗姆的幽默风格，兼有狄更斯与马克·吐温两家之长，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这话可能是有道理的。另一方面，书中刻画的没落资产阶级的病态心理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状态，特别生动传神，惟妙惟肖。例如，开卷第一章，描写有闲者，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生活空虚，神思恍惚，没病找病，疑神疑鬼，搞得浑身是病，惶惶不可终日。第六章描写资产阶级小姐们，爱慕虚荣，专好打扮，出去郊游划船时，打扮得花枝招展，一心牵挂着那身衣服，战战兢兢，寸步难行，“死要面子活受罪”，狼狈不堪。第八章，通过德国歌唱家表演的故事，描写知识分子死爱面子，冒充内行，不懂装懂，结果纸老虎戳穿，大煞风景。第九章，描写一对情侣在河边拉纤，只顾自己情话绵绵，不顾船上人的死活，结果几乎酿成惨剧。第十六章，描写泰晤士河上的钓鱼客专爱吹牛，虚报成绩，你哄我骗，越吹越玄，结果谎话戳穿，一切化为泡影。诸如此类的事情，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是常见的现象，所描写的那些人物，也让读者们感到“似曾相识”。作者信手拈来，刻意渲染，刻画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使读者于会心微笑之余，也能有所启发，更深刻地认识到何为虚伪。所以，书中的描写虽有时涉于夸张，但都是建筑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故读者不觉得离奇荒诞，反而觉得真切动人，趣味盎然。这部小说之所以几十年来到处受到读者的喜爱，其原因恐怕亦在于此。

近年版本的序言这样写道：

杰罗姆书中所写的那个维多利亚时代跟现在已经大不相同了。前一世纪的伦敦社会现在已成为遥远的历史陈迹。那时候街道上挤满的是载客的公共马车，四轮车，和叮叮当当的双层马车。那时候，街道上驶得最快的要算自行车了，因为，按照那时的规章，在摩托车前面一定要有个人拿着红旗引领着，不允许开快车。这条规章直到一八九六年才被废除。谈到那时的物价，跟战后相比，更令人惊诧。作者的母亲，杰罗姆老太太在日记中写道：“煤价已涨到六便士一吨了。前途不堪设想。”杰罗姆在他的自传中说，他当时当小职员每小时工资仅两个半便士，他觉得吃饭很成问题，因为每餐至少得九个便士，还得留下一便士给女招待作小费……这些情况，现在看来，就好像是另一个星球上的事了。现在是情况虽然改变，但人的本性却依然如故。杰罗姆笔下的那些穿着衬衣、叼着烟斗的年轻公务员，你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在泰晤士河从金斯敦到里士满一带还常常可以遇到，他们彼此互相戏谑调笑的光景和前一个世纪也并无异样。机智是短暂的，而幽默却是永恒的。杰罗姆笔下那三位不朽的朋友所闹的许多笑话，有时看来似乎有点粗俗，不够文雅；但是，他们的魅力却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失。在作者的讥讽嘲笑后面似乎蕴藏着一种奇谲的、却是真实的哲理，这就使他的那种荒诞不经的幻想具有它自身的价值。

我想，这本幽默小说所以能具有永恒的价值，其原因大概也在于此吧！

今天，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的思想意识已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在自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的。“旧社会死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所以我们读了书中那些滑稽可笑的故事，也许在我们自己身上也可能或多或少地找出一点影子来，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风靡全球的典型英国幽默小说，对于今天我们中国的读者，可能会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吧！

第一章　多愁多病——药石无灵

我们这一伙一共是四位——乔治、威廉·赛莫尔、哈里斯和我，还有一位“忙得没人睬”（小狗名）。那天，大伙儿坐在我的房间里抽烟、聊天，谈到我们近来情况非常不妙——所谓不妙，当然是从医学观点上说的。

大家都觉得浑身不舒服，心里直发慌。哈里斯说他常常莫名其妙地头脑发昏，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乔治说，他也常常发昏，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至于我自己，心中是有数的：我的肝脏有病，确确实实肝脏有病。因为我刚才看了一张著名的“平肝丸”的说明书，上面写着诊断肝病的各种症状，而所有这些症状，我全都有。

说也奇怪，我无论看到哪种著名药品的广告，总是不由自主地感觉到我正患着那种病，而且已经病入膏肓。广告上写着的各种症状，和我自己切身所感觉到的一模一样，丝毫不差。

记得有一次，我有点小毛病——大概花粉热之类吧，我到大英博物馆去查医书。我查到了所需要的资料之后，坐在那里，闲着没事，就随便翻翻《医学大全》，想了解了解一般疾病的治疗方法。我记不清最初翻到的是什么病症——大概是一种极其凶险的不治之症，我看了书上列举的各种“预示症象”，还没有看到一半，我就断定，我已经得了这种不治之症。

我坐在那里吓得浑身冰凉。后来，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又翻了其他几页。我翻到伤寒症，看了症状后，我发现我得伤寒症已经好几个月了，自己还一点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病；翻到舞蹈病，不出所料，我确实有这个病，于是我开始对我的整个病情产生兴趣，决心要彻底查个明白，所以按照字母次序一个一个查下去——查到疟疾，我知道我正患着疟疾，再过两个星期就要到最严重的阶段。查到勃莱脱氏症（一种肾脏病），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虽然得了这种病，但还比较轻，从这一点看来，我大概还能活上几年。霍乱症我也有，还有严重的并发症；而白喉似乎我生来就有。我提心吊胆，战战兢兢查完了二十六个字母，最后的结论是：只有一种病我没有得，那就是婢女膝盖病[1]。

对于这一点，我起初感到很不痛快；这分明是看不起我。为什么不让我得婢女膝盖症呢？为什么这样歧视我呢？后来慢慢想想，也就想开了。反正《医学大全》上其他的病症我全都有了，人不能贪得无厌，只是没有婢女膝盖病，也就算了吧。看来我的痛风症已经到了严重恶化阶段，自己还漠然无知；很明显，发酵病我从小就有的。这是最后一种病症，之后书上再没有其他的病了。因此，我断定我所患的病症到此告一段落了。

我坐在那里默默思量。我想，从医学观点看，我这个病例该多么有趣啊！医学院课堂里得到了我，那是多么宝贵的财富啊！医科学生有了我，就无需在“医院里轮流实习”了。我本身就是一家活医院。医科学生只要在我身边转上几圈，就可以拿上文凭毕业了。

于是，我开始怀疑，我到底还能活几天呢？我想自己检查一下。我按按脉搏，起初找不到脉搏，后来忽然一下子跳了起来。掏出表来数数，跳了一百四十七次。我要检查心脏，却找不到心脏在哪里。我本来一直认为我是有心脏的，总是在那里跳的。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不明白。我用手拍遍了我的前胸，再由胸部拍到头部，再向两侧拍，向背后拍。但是，什么也感觉不到，听不到。我想看看自己的舌头，把舌头尽量地伸出来，我闭了一只眼，用另一只眼去瞄，我只能看到舌尖部分，所得到的唯一结论是，我肯定已经得了猩红热。

我走进阅览室时，是个身强力壮、精神饱满的人。从阅览室里爬出来的时候，已成了一个浑身是病、衰弱不堪的废物了。

我去找我的医生。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往常我感到有点小毛病，就去找他号号脉、看看舌苔、聊聊天气，他分文不取。所以，我想我得报答他，有了这样的好机会，绝不能让他错过。“医生最需要的是临床实践，”我心想，“他在我身上可以得到充分实践。他看我这样一个病人所得到的实践，远胜过他看一千七百个普通平常的病人，那种病人每人只有一两种病。”所以，我马上就去找他。他问：

“哎，你有什么病啊？”

我说：“好朋友，我不想把全部病情告诉你，浪费你的宝贵时间。因为，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只怕我的病情还没完全说完，你已经撒手归西了。我只想告诉你，除了婢女膝盖病，其他的病我都得了。为什么没有得婢女膝盖病，我也说不明白，但事实就是如此。”

于是我就告诉他，我是怎样发现这些病症的。

他用手掰开我的嘴往里瞧，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腕，又趁我不防备猛地在我胸口上捶了一下——我说他这一手很不正派——接着又侧过头来撞我。然后他坐下来开了药方，折叠好交给我。我把药方放在口袋里，就走了出来。

我没有打开药方看，而是直接拿到最近的一家药房里。伙计看了药方，又还回给我。

他说他们那里没有。

我说：“你们不是药房吗？”

他说：“正因为我们是药房。如果我们是合作商店兼家庭公寓，也许能为您服务。但是我们只是药房，所以无能为力。很抱歉。”

我打开药方一看，上面写的是：

牛排一磅

啤酒一品脱

每六小时服一次

每晨散步十英里

每晚准十一时上床

注意：凡是你不懂的东西不要往头脑里乱塞。

我一直照方而行；这药方也真灵。说实在的，我的生命之所以能维持到今天，依然健在，主要就是靠这张药方。

现在，我们再转回来谈谈以前所提到的那张“平肝丸”的说明书。我发现说明书上列举的症状我全都有，其中最主要的一种症状就是：“对一切工作普遍的厌恶情绪。”

我一生中由于这个毛病所身受之苦真是一言难尽。从襁褓时期起我就得了这种病。在儿童时期，这种病一天也没有离过身。那时候，他们可不知道这是我肝脏有病呀！那时的医学远不如现在发达——他们把我这种病说成是懒病。

“哼！你这个不上进的小鬼头，”他们说，“你不能起来干点正经活吗？”唉，他们哪里知道我是有病啊！

他们不给我吃什么药，却用鞋底狠狠打我的脑袋。说也奇怪，在头上打几下往往真会把病治好——当然这是暂时的。我知道在头上打几下，确实对我肝脏有很大的作用；使我急于想离开那里，马上去做他们要我做的事。真比吃一整匣的丸药还要灵验得多。

你知道，有时候这种祖传秘方确实比药房里所有的名贵药品还要灵验。

我们在屋里坐了半个小时，彼此诉说患病的苦况。我对乔治和哈里斯谈到我早上起床时多么难受；哈里斯对我们谈到他上床睡觉时多么难受；乔治站在炉边地毯上做了一个滑稽可笑的姿势，说明他晚上的感觉多么难受。

这时候，波贝子太太（女仆名）敲着门问我们要不要开晚饭。我们彼此相对苦笑了一下，说没办法，只好勉强对付一点吧。哈里斯说肚子里有点东西，也许可以减少一些病痛。波贝子太太送来了菜盘，我们大家慢吞吞地走到饭桌前，摆弄着一小块牛排、一点葱和几块果酱饼。

我那时一定虚弱极了，因为我吃了半小时之后，就什么也不想吃了——这对我说来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况——甚至干酪也不想吃了。

勉强对付吃完之后，我们又斟满了酒杯，点上烟斗，继续讨论我们的健康问题。到底我们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谁也弄不清楚；但是我们一致认为，这是由于操劳过度所致。

“我们需要的是休息。”哈里斯说。

“对，彻底休息，全面改变环境，”乔治说，“这是由于我们用脑过度而引起的整个机体的衰退现象。必须改变环境，排除一切思虑，才能恢复精神的平衡。”

乔治有个表弟，他在警察局的事故记录上常常写的是医科学生，所以乔治说起话来，自然带点家庭卫生顾问的味道。

我完全同意乔治的建议：我们要找个幽静而古朴的地方，远离尘嚣，在悄静的小巷里，明媚的阳光下，梦幻似的度过一周恬美的生活——在世人遗忘的角落里，神仙隐藏的地方，摆脱一切尘世的纷扰——栖息在“时间”的悬岩之上、古怪的鹰巢里，在那里，十九世纪的惊涛骇浪遥远而渺不可及。

哈里斯说，他知道我所说的那种地方，他可受不了。在那种地方，人们八点钟就得上床睡觉；想弄一份《公正报》看看，却永远买不到；要买点烟丝得走上二十英里。

“我不同意，”哈里斯说，“要换个环境、充分休息的话，最妙莫过于海上旅行了。”

我坚决反对海上旅行。你要是到海上旅行几个月的话，那确实对你很有好处；可是要在海上耽误一个星期，那简直糟透了。

星期一早晨开船的时候，你精神饱满，满心想到海上去享受一番。你高高兴兴地向岸上的老朋友们挥手告别，然后点上满满一烟斗的烟，在甲板上踱来踱去，俨然就是库克船长、弗兰希斯·德莱克爵士和航海家哥伦布三位一体的化身。到星期二，你就开始觉得不妙，有点后悔了。等到了星期三、四、五，你实在受不了，简直要死了。到了星期六稍稍有点起色，你勉强起来坐在甲板上，喝点牛肉茶；好心肠的旅客们问你今天觉得怎么样，你有气无力地对他们微微一笑。到星期日，你开始走动走动，吃点干的东西。可是，到了下个星期一早晨，你却得拿了提包和阳伞站在船舷上，准备上岸了。到那时候，你才开始感到海上旅行有点意思。

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小舅子到海边去短期旅行，调养身体。他买了一张从伦敦到利物浦的来回卧铺票。可是他到了利物浦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把他的回程卧铺票处理掉。他满城奔走，到处兜售那张票，最后大打折扣，以十八个便士卖给了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脸色很难看，医生建议他去海滨休养，锻炼身体。

“海滨太好啦！”我小舅子把票塞到他手里，亲热地说，“你去了一次，会让你一辈子忘不了的。至于锻炼，你只要在船上坐着，就会像在陆地上翻跟斗一样，运动量够大的啦！”

后来，我的小舅子是乘火车回来的。他说，对于他的健康而言，西北铁路公司的火车旅行就够了，不必到海上去翻跟斗。

我还认识一位朋友，准备在海上航行一个星期。开船前，船上的管事问他，吃饭是按顿付款还是预付全程的餐费。管事建议他采取后一种办法好，因为那样便宜得多。他说，一星期的全部餐费只要两镑五先令。早餐是一道鱼，还有烤肉；午餐是四道菜。下午六点钟是正餐，有汤、鱼、冷盘、肘子、鸡、甜食、色拉、干酪，还有点心。到晚上十点钟，还有一顿夜宵。

我的朋友是个老饕，他决定采取预付两镑五先令的办法，并当场付了款。

船离开希尔纳斯时准点开了午餐。他觉得肚子里并不像他预期的那样饿，所以只吃了一小块烧牛肉和一点奶油杨梅就吃不下去了。到了下午，他心里直纳闷，觉得几个星期来吃的似乎尽是烧牛肉，又觉得他几年来一直是用奶油杨梅当饭的。

那牛肉和奶油杨梅在肚子里也不安分，老是作怪。

到了六点钟，管事告诉他正餐准备好了。可是他一点也提不起兴致来。只是看在两镑五先令的份上，似乎不能不去应付一下。他扶着缆绳和桌子椅子勉勉强强走下舱去。刚到餐室，一阵大葱火腿和煎鱼炒菜的香味扑鼻而来。他一阵恶心，直想吐。大管事笑容满面地走过来问：

“先生，您要吃点什么？”

“我要……我要马上离开这里。”他有气无力地答道。

他们赶快把他扶上舱面，把他的身子撑直了，在避风的地方站着，就撒手不管了。

在这以后四天里，总算平安无事，他每天只吃几片薄薄的船长饼干（我是说薄薄的饼干，并不是薄薄的船长），和苏打水勉强维持生命。到了星期六，稍稍有点起色，吃了一杯淡茶和几片烤面包。到星期一，他狠吃了一顿炖鸡。可是到星期二就得上岸了。他站在码头上，目送着那条轮船袅着轻烟渐驶渐远，不由得心中无限怅惘，叹息道：

“轮船开走了。一去不复返了。可是船上还有我两个英镑的食品，我是一点都没有碰过啊！”

他说，要是让他在船上再待一天的话，他准能把那些好东西全部报销了。

所以，我对于海上旅行坚决反对。说老实话，这倒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从来不晕船的。我是替乔治担心。可是乔治却说，他是毫无问题的，他最喜欢的就是航海；他只是劝我和哈里斯不要冒险，他肯定我们两人上船就得病倒。可是哈里斯说，他至今想不明白人们怎么会晕船——他认为那都是故意装出来蒙人的，他自己常常想尝尝晕船的味道，可是始终未能晕过一次。

于是，他跟我讲了许多航海的故事，说他有一次经过英伦海峡，风狂浪大，全船的人都缚在床上，一动也不敢动；只有他和船长两人，安然无恙。有时说他和二副。一般总是他和另一个人。要是没有另一个人，那准是他一个人了。

说来奇怪，人们在岸上是从来不晕船的。在海上，你会遇到许许多多晕得发昏的人。有时整船的人全都晕倒；可是，在岸上我就没有碰到一个懂得晕船的人。我真纳闷，那成千上万在船上晕头转向的人，上了岸，都到哪里去了呢？这个谜，我无法解答。

后来，我在雅茅斯遇见一位朋友，他以实际行动帮助我解答了这个谜。那天，船正要离开索森德码头，我看见那位朋友拼命地把身子从舱口伸出去，这样很危险。我走过去想搭救他。

“喂，快把身子缩进去，”我摇摇他的膀子说，“你要掉到海里去啦！”

“天哪！我巴不得掉到海里去呢。”这是我听到的唯一的回答，我只好撒手不管了。

三个星期之后，我在巴斯旅馆的咖啡室里又遇见了他，他正津津有味地谈他多么喜欢航海生活。一位和蔼的年轻人正在恭而敬之地向他请教。他回答说：“我是从来不晕船的，可我得坦率地说，只有那一次，船离开霍恩角的时候，我感到有点头晕。第二天早上，那条船整个儿沉没了。”

我说：“您还记得有一天在索森德码头附近，您在船上晕得不行，盼着能掉进海里吗？”

“什么索森德码头？”他似乎茫然不解地问。

“对啦，那船正开往雅茅斯，那是三个星期以前的星期五。”

“喔，对了！对了！”他似乎恍然大悟，“我想起来了。那天下午，我确实有点头晕。你知道，都是船上的那个酸泡菜搞的。那样漂亮的船上竟搞出那样的酸泡菜来，简直糟透了。你尝了没有？”

对我自己来说，我已经发明了一种预防晕船的妙法，叫做“自我平衡方法”。你站在甲板中央，当船颠簸翻腾的时候，你就不断地摆动你的身体，使它永远保持垂直。当船头升起时，你就尽量把身体向前俯，直到鼻子差不多碰着甲板；当船尾升起时，你就尽量向后倒。这种方法，施行一两个小时，确实很有效，可是你要坚持一两个星期继续保持平衡，那就够受了。

乔治说：

“我们还是到河上去划船吧！”

他说，在河上，我们可以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得到安静的环境；两岸的美景可以使我们的心情（当然包括哈里斯的心情）舒畅，不致胡思乱想；而强烈的运动又可以使我们增进食欲，睡眠更好。

哈里斯说，乔治似乎不宜参加这种活动，因他已经睡得够多了；如果睡得更多，那是很危险的。他说，乔治实在没法比现在睡得更多了。因为一个人每天只有二十四个小时，冬天、夏天都一样。如果睡眠超过二十四小时，那还不如死了的好——死了倒可以省去一笔膳宿费用呢。

不过，哈里斯又说，这个划船计划对他倒是非常合适的，简直达到了T点[2]。我不懂得什么叫T点（只知道有一种六便士的T形饼，那是面包、黄油和蛋糕拼凑起来的，价钱确实便宜，你要是没有吃过中饭，那倒是挺合适的），这个计划看来对谁都合适，值得赞扬。

这个计划对我也达到了T点，我和哈里斯异口同声地说，乔治这个主意太好啦。可是我们心中有点纳闷，怎么乔治这个笨蛋居然会想出这样的好主意来。

只有“忙得没人睬”对这个计划似乎无动于衷。它对于河上的玩意儿向来不感兴趣。

“你们倒想得美，”它说，“你们喜欢，我可不喜欢。河上没有我的事，风景与我无缘，我也不想抽烟。要是我看见一只死老鼠，你们肯定不肯把船停下来；如果我想睡觉，你们还是一个劲儿地划，会把我摔到河里去的。你们要是征求我的意见我会说，这全都是蠢人干的蠢事。”

最后，三票对一票，议案终于通过了。

第二章　计划出游——河上美梦

我们把地图展开，讨论出游的计划。

我们准备下星期六从金斯敦出发。当天早上，哈里斯和我先把船划到彻特西，在那里和乔治相会，因为乔治要到下午才能离城前来（乔治每天在一家银行里睡午觉，从上午十点睡到下午四点，只有星期六他们在下午两点就把他叫醒撵了出来）[3]。

我们是露营还是住旅馆？

乔治和我一致主张露营。我们说露营多么逍遥自在、多么富有野趣，很有中古时代的遗风。

你看，那金黄色的残日在寒冷忧郁的云层后面缓缓沉落。鸟儿们像啜泣的孩子一样悄悄地停止了歌唱；只有偶尔一两声松鸡的哀鸣和水鸟的怪叫打破水面无边的寂静。漫长的一天就这样消逝了。

在河岸两边朦胧的树林里，黑夜之神率领他魔影般的队伍悄无声息地蹑足潜进，驱走了白昼最后的余晖；他们飘忽而悄静的步伐，掠过河畔迎风摇曳的丛草，掠过哀伤叹息的芦苇。最后，黑夜之神登上了阴暗的宝座，张开他黑沉沉的双翼，笼罩了整个世界。几点疏星点缀着他那虚幻的宫殿；一片寂静统治着大地。

于是，我们把小船划进一个幽静的河湾，在那里我们支起帐篷，做一顿简朴的晚饭，悄悄地吃了。饭后，我们满满地装上了烟斗，一边吸着，一边低声絮语、娓娓轻谈。在谈话暂时中断的时候，我们听到船边汩汩的流水声，好像在倾诉着一些古怪神奇的故事，又好像在低声吟唱着一些古老的歌儿。那些歌儿过去已经唱了几千年，今后还要继续歌唱几千年，一直唱到这小河的溪声衰老而枯竭。我们一向爱慕这条小河变幻多姿的景色，依恋它温暖和煦的怀抱，所以对于这些美妙的歌声还能领略几分，只是我们无法用言语来表述我们听到的神奇故事。

我们在河边坐着。看那一轮皓月似乎也爱恋着这一带清溪，俯下身来和小溪接一个甜蜜的吻，又伸出她银白色的双臂把它紧紧地环抱在怀里。我们凝望着这条小溪不断地流着，流着，一路歌唱，一路絮语，一直流到那浩瀚的大海——百川之王。我们谈话的声音逐渐微弱，逐渐消失；我们的烟斗也渐渐熄灭；我们这几个平凡庸俗的年轻人，此时似乎也感到情思绵绵，一半儿欢喜一半儿愁，说不出别有滋味在心头。于是我们站起身来，相对一笑，磕掉了烟斗中残余的灰烬，彼此互道一声晚安。我们躺在广阔无垠的静穆星光之下，听着潺潺流水和瑟瑟风声，悠悠然进入梦境。在梦里，我们又回到从前那个年轻而美好的世界——那时候她那年轻美丽的面容是那样甜蜜，还没有被若干世纪的忧伤哀愁添上许多皱纹；她那慈爱的心肠也没有被孩子们愚蠢、罪恶的行为挫伤而衰老——那时候，她就像初生儿的母亲一样温柔，用自己醇厚的乳汁哺育我们这些儿女——到后来，虚伪、邪恶的文明引诱我们，使我们脱离了她那慈爱的怀抱；人世间充满了奸诈虚伪、恶意嘲讽；使我们回想起过去和她在一起的纯洁朴素的生活，回想起几千年前人类诞生时朴实无华的老家，不能不感到羞愧而无地自容。

哈里斯说：“要是下雨，怎么办呢？”

哈里斯这个人简直像块木头。他毫无诗意——从来没有那种虚幻的、不可捉摸的怀想。哈里斯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流泪。如果他眼眶里充满了泪水，那，我敢打赌，准是他吃了生大葱，或者，烤羊肘上抹了太多的沃斯忒辣酱。

要是你夜晚和哈里斯一起站在海滨上，对他说：

“听哪！你听见没有？那不是碧海深处鲛女在曼声歌唱吗？那不是哀怨的精灵为海草萦绕的白骨在唱着挽歌吗？”

哈里斯准会勾住你的膀子说：

“老朋友，我全明白：你准是感冒了，在发烧。好吧，你跟我来。我知道那边转角上的一家酒店里有最好的威士忌；你只要喝上一滴，包你马上没事。”

无论在什么地方，哈里斯准知道在转角上可以买到最出色的美酒。我相信，如果你在天堂里（假设有天堂之类的话）遇到哈里斯，他准会迎上来对你说：

“老朋友，真高兴在这里又遇见了你。我已经在转角处找到一个绝妙的去处，在那里你可以得到优质的玉液琼浆。”

可是，这一次在露营问题上，哈里斯的实用主义观点倒确实提得非常及时。在下雨天露营实在是不太美妙。

你看，天色将近黄昏。你全身已经湿透，船里还泡着两英寸高的水，什么东西都是湿漉漉的。你好不容易在到处泥泞的岸上找到一块稍为干一些的地方，把帐篷拖上岸来，两个人忙着要把它支起来。

帐篷浸透了雨水，异常沉重；它紧紧压着你，缠着你的身子，无法动弹，简直要叫你发疯。可是，雨还是瓢泼似的洒下来。在天好的时候安帐篷就够麻烦的了，而在下雨天，这个活简直就不是人干的。你对面的那个家伙，非但不帮你的忙，反而跟你捣蛋。你刚把这边按得好好的，他那边使劲一扯，又全部搞垮了。

“喂！你在干什么？”你大声喊叫。

“你干什么？”他大声回答，“你不能松松手吗？”

“不要再扯了，全都给你扯乱了，你这蠢驴！”你高声喊。

“我没有扯乱啊！”他大声回答，“你那边不能松一松吗？”

“就是全给你扯乱了！”你大声吼叫，简直想过去揍他。你把绳子使劲一拉，把几个桩子全都拔了出来。

“哎！这个糊涂蛋！”你听他在咕哝着，接着又狠狠地拉了一下，我这边也全给拉垮了。你放下木槌，准备走过去跟他理论，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同时，他也正向你的方向走来，要跟你论理。于是两个人就隔着帐篷来回转，你追我赶，互相骂个不停。最后整个帐篷垮成一堆；两个人隔着这堆废墟，瞪着对方，同时愤怒地叫道：

“你瞧你搞的！我是怎么对你说的？”

同时，还有第三个人，他一直在船里戽水，两个袖子里灌满了水，嘴里一直在嘟嘟囔囔地骂个不停。他忽然听到轰然一声，不知道你们搞什么名堂；心里直纳闷儿，怎么那个倒霉的帐篷还没有支起来。

最后，好歹把帐篷支起来了，船里的东西也搬了些上来。这时候要想点燃柴禾显然是办不到的，大家只好点个酒精炉围在一起坐着。

晚餐的主食就是雨水。面包中三分之二是雨水；牛肉包子里雨水也极其丰富；果酱、黄油、盐和咖啡都和雨水混合在一起，成为一碗浓汤。

吃完晚饭，你发现烟丝已经湿透，无法抽了。幸亏你还有一些那种可以使人陶醉的妙品，只要你适量地暍一点，就可以振作精神，恢复对人生的兴趣，最后恬然入梦。

在梦里，你觉得有一只大象突然压在你的胸口上；又觉得好像火山突然爆发，把你摔到海底深处——而那只大象仍然睡在你的身上，安然不动。你惊觉起来，肯定已经发生了极其可怕的事情。你最初的感觉是世界末日已经降临；后来想想又觉得不大可能，也许是发生了盗劫、谋杀或者火灾之类吧；于是你就拼命呼喊求救。可是，喊了半天，没人睬你；你觉得似乎有几千条腿在踢你；你感到窒息，透不过气来。

你觉得好像还有另一个人也在同样受罪。你听到床底下传来微弱的呼声。你想，不管怎么说，总不能白白地送死吧。于是发疯似的挣扎起来，手脚乱挥乱舞，嘴里乱叫乱嚷；最后，好像冲了出来，你发现你的头脑已在清新的空气之中。你模模糊糊看见离你两英尺的地方有个坏蛋，半裸着身子，准备要杀害你；你正想冲过去跟他拼个你死我活，忽然，一下子醒悟过来，原来那个坏蛋不是别人，正是吉姆。

“啊！原来是你！”吉姆也认清了是你。

“正是我！”你擦擦眼睛说，“出什么事啦？”

“我想大概是比尔的帐篷吹倒了吧！”他说，“比尔到哪里去了？”

于是我们两人扯起嗓子使劲地喊，简直喊得地动山摇，才听得那边废墟底下有人瓮声瓮气地在答应：

“你们帮我把头向外拉一拉，好不好？”

比尔挣扎着爬出来，浑身是泥，糟蹋得不成样子。他还怒气冲冲，没来由地发着脾气——显然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我们故意安排出来作弄他的。

第二天早上，三个人都说不出话来，因为昨天晚上都得了重感冒。大家的心情都极为恶劣，直想吵架。在整个吃早餐的时间里，彼此嘶哑着嗓子不断地低声咒骂。

所以，我们最后一致决定，只有天气好时才在外面露宿；要是下雨，或者我们想改变生活方式的话，那就得像那些有身份的旅客那样，住旅馆，住饭店，或者住客栈。

“忙得没人睬”对我们这个妥协办法极表赞同。它生来不喜爱那种高雅孤独的生活。它爱的是吵吵闹闹的场面，虽然庸俗一点，却感到无穷乐趣。看看“忙得没人睬”的模样，你会想象它是上帝的小天使，由于某种不可泄漏的天机，故意使它化身为叭儿狗，降生人世的。它脸上有一种悲天悯人的表情，似乎发愿要拯救这个恶浊的世界，使之变得更美好、更高尚。那些虔诚的老太太、老先生们看了它那种表情，准会感动得掉下泪来。

当我开始收养这位小天使的时候，总觉得它是不可能在我这红尘世间长留的。有时候它坐在地毯上抬眼望我，我也望着它，心里想：“唉，这条小狗是不会在人世间长留的。总有一天上帝会召它回去，让它驾着云车，遨游苍穹。”

可是，后来这位小天使竟咬死了人家几十只小鸡，我不得不一家一家替它赔偿损失。它在街上打架达一百一十四次之多，每次我都得揪着它的脖子拖回来，一路上乱踢乱吠。有一次，一位怒气冲冲的妇女拿着一只被咬死的小猫叫我瞧，骂我是蓄意杀人犯。还有一次，有位邻居把我叫去，说我不该纵犬行凶，逼得他在寒冷的夜晚躲在工具棚内两个多小时不敢探出头来。还有一个不相识的花儿匠跟人家打赌，说这只小狗在几小时内准能咬死多少只耗子，居然还赢了三十个先令。经历了这许多事件之后，我才觉得这位小天使也许还可以在人世间多逗留几时。

“忙得没人睬”最爱在人家狗圈前转悠，它经常纠集全城最声名狼藉的坏狗，开拔到贫民区里跟另一批声名狼藉的坏狗打群架，这是它“平生”的最高理想。所以，我以前说过，它对于住旅馆，住饭店，或住客栈的建议是完全赞成，毫无异议的。

这样，我们四个对于住宿问题就一致同意解决了。现在唯一要讨论的问题是该带些什么东西。在这个问题上又要发生争执了。哈里斯说这一晚上，他发表了太多言论，迫切需要出去喝一点，解解渴。他说绕过广场那边有个地方，你可尝到最出色的爱尔兰名酒。

乔治说他感到酒瘾又发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不发酒瘾）。我也有一种预感，觉得应该喝一小杯热热的威士忌，加一片柠檬，否则旧病就要复发了。于是大家一致同意，辩论暂告结束，明晚继续进行。与会人员一起戴上帽子，退出会场。

第三章　准备行装——能者多劳

第二天晚上，我们又聚集在一起，讨论和安排出游计划。哈里斯说：

“现在，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带些什么东西。杰，你去拿张纸把它记下来。乔治，你把杂货铺的商品目录给拿过来。还得有人给我拿一支铅笔来。这样，我就可以开列清单了。”

这是哈里斯一贯的作风：无论什么工作，他总是慷慨大方地自己承担下来，接着又把它转移到别人身上去。

哈里斯常常使我想起我那可怜的浦杰叔叔来。无论什么时候，浦杰叔叔要是在家里干点什么活，他准能把一家人搞得晕头转向，鸡犬不宁，你简直无法想象。那天，镜框铺里送来一幅画，放在堂屋里，准备挂起来。浦杰婶婶问他该怎么办，浦杰叔叔就说：

“好吧，交给我吧！你们谁也甭操心。全交给我一个人得了。”

于是，他脱掉外套，开始进行工作。他先叫一个女孩子去买六个便士的钉子，马上又支使一个男孩子赶上去告诉她钉子的尺寸，接着一步一步地把一家人全都动员了起来。

“维儿，你去把我的锤子拿来，”他喊道，“汤姆，你把我的尺子拿来。我得要一部梯子，最好还要一把厨房用的椅子。吉姆，你赶快到戈格尔先生那里去，对他说，‘我爸爸问你好，问你腿痛好了没有。他想问你借个酒精水准器，行不行？’玛丽亚，你可别走开，你得给我拿蜡烛照亮。对啦，等一会儿那女孩子回来，还得给我出去买点挂画儿用的绳子。汤姆！汤姆到哪儿去了？汤姆，快过来，你还要把画捧起来递给我。”

于是，他自己把画举起来看，结果又掉了下去。画从框子里掉了出来，他赶快去按住玻璃，却又把手割破了；他急得满屋子乱蹦，要找他的手帕，可怎么也找不到。原来手帕还在他脱下的那件外套的兜儿里。他又不知道外套搁在哪里了。于是满屋子的人放下工具，去帮他找那件外套。他自己又到处乱转，大家碰来碰去，乱成一团。

“天哪，满屋子的人，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外套在哪儿吗？从来没有见过你们这样一批家伙，——说良心话，我从来没有见过。瞧，你们整整六个人——就找不到我刚脱下五分钟的一件外套。唉，简直全是……”

于是他站了起来，却发现那件外套正好压在他的屁股底下，于是大声叫道：

“得了，得了，别找了。我自己找着了。要叫你们这些家伙找点东西，我还不如央求一只老猫。”

他花了半个小时才把手指包扎好。接着家里的人把工具、梯子、椅子、洋蜡等一古脑儿全搬了过来；然后他再一次动员，全家人，包括看房丫头和打杂女工，整整齐齐排了一圈，听候他使唤。他要两个人替他扶住椅子，第三个人帮他登上椅子，还要扶住他的身子，第四个人给他递钉子，第五个人把锤子传给他。然后他按住了钉子，准备敲锤子时，钉子又一下子掉了。

“你瞧！”他伤心地说，“钉子又掉了。”

于是一家人全都趴在地上，四处寻找钉子；而他一个人却站在椅子上咕哝：“你们要叫我站在椅子上过夜吗？”

最后钉子总算找到了，可是锤子又丢了。

“锤子哪里去了？我刚才拿着锤子是干什么来的？你们七个人干瞪着眼，就不知道我刚才拿锤子是干吗的！”

大家总算把锤子找到给了他；可是他刚才划在墙上准备钉钉子的那个记号又找不到了。于是大家又得爬上椅子去帮他找那个记号。大家找到的地方都不一样。他挨个儿骂我们全是笨蛋，叫我们下去。他自己又拿起尺子来重新量了一下。他计算要在离墙角三十一又八分之三英寸的二分之一处钉个钉子，心算又算不清楚，把脑袋搞晕了。

我们大家帮他心算，可是各人算的答案全不一样，互不服气，争吵起来。吵吵闹闹中，又把原来量的那个数字给忘了。浦杰叔叔只得拿起尺子来再量一遍。

这一次他想用一根绳子来量；他站在椅子上，身子倾斜成四十五度把手伸出去，离他要量的地方还差三英寸左右，忽然绳子断了，把他摔在钢琴上面。他整个身子，从头到脚全都压在琴键之上；众键齐鸣，百音并奏，其音乐效果之美妙，实在无法形容。

浦杰婶婶说，她真不愿意让孩子们站在一旁听这样的妙乐。

最后，浦杰叔叔又找到了钉钉子的地方，左手把钉子按在那里，右手举起锤子。可是第一锤就砸在自己的大拇指上，他痛叫一声，摔掉锤子；锤子刚好砸在别人脚趾头上。

玛丽亚姑姑站在一旁慢条斯理地说，往后浦杰叔叔再要在墙上挂个画儿什么的，最好事先通知她一声，让她可以早作安排，到妈妈家去住上一个星期，等画儿挂好、大功告成之后，再转回家来。

“唉！你们这些妇道人家，什么事都要大惊小怪，”浦杰叔叔振作起精神来说道，“我呀，我就是喜欢干干这种小玩意儿。”

于是，他又试了一下。这第二下钉子穿透了墙上的灰泥，锤子陷进去一半；浦杰叔叔整个身子都扑在墙上，几乎把鼻子压扁了。

我们大家又把尺子绳子找出来，再量着打了一个新的窟窿。这样折腾来折腾去，一直忙到半夜才算把画儿挂了起来——挂得歪歪斜斜，摇摇欲坠。画的周围几码地方，墙上尽是窟窿，密密麻麻，好像耙子耙过的一般。一家人都搞得筋疲力尽，人仰马翻，只有浦杰叔叔一个人依然精神抖擞。

“你瞧瞧。”他从椅子上重重地踩下来，刚好踩在打杂女工脚趾的鸡眼上。他对自己搞的杰作打量了一番，得意洋洋地说道：“嗨，别看这么点小玩意儿，要是换了别的人，准得找个工匠来干才行。”

我知道，哈里斯将来准是浦杰叔叔这一流的人物，我也对他明说了。我说我们不能让他一人担此重任。我说：

“不，还是我来承担这个工作吧。你去把纸张、铅笔和商品目录拿来。乔治，你把东西记下来。”

我们开了第一张清单，但只能作废，因为，要是把清单上所开列的东西全都装上船去，那条船在泰晤士河上游肯定是挪不动的。所以，我们只好把清单撕掉，彼此相视而笑。

乔治说：

“你知道，我们采取的这种思想方法完全不对头，我们决不能考虑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只能考虑我们必不可少的是什么东西。”

乔治有时候真有点聪明，你不能不感到惊冴。他说的这句话确实是无比明智的道理，不但对于我们这次河上旅游适用，而且对于人生的整个航程都是适用的。试看，在我们人生的航程中，有多少人在他们的航船上装满了许多一无用处的东西，使航船常常有倾覆的危险。这些东西，他们认为都是航行的舒适和愉快所必需的，实际上都是些毫无用处的烂木头。

你看，他们那个可怜的小船上堆积如山的都是些什么货色？那些鲜衣华服，那些高楼大厦，那些仆从如云——实际上一无用处；那些高朋贵友——实际上对你漠不关心；那些华筵盛馔——实际上没有人真正享受；那些繁文缛节，那些虚情假意，还有——唉，那个最无聊，最沉重的包袱——日日夜夜担心你邻人对你的看法，那种无谓的忧惧，那种奢靡的生活，使你感到腻烦；那种恣意的享乐，使你感到厌倦；那种虚假的场面，就像古代犯人头上的铁帽子，一戴上就会使你头脑出血，神志昏迷。

这些都是烂木头，朋友——都是烂木头。把它们掷到海里去吧！这些烂木头压得你的船无法行驶，使你这个划船人累得几乎要昏厥过去。它使你的船沉重又危险，无法航行；使你无时无刻不在忧惧恐慌之中，得不到片刻的宁静闲适；使你无心观赏两岸如画的美景——那浅滩上飘忽的云影，那涟漪上闪烁的波光，那两岸乔木的亭亭倒影；还有那金碧灿烂的秋林，那黄白相间的百合花，那迎风摇曳的芦苇；还有那雪橇，那芝兰，那淡蓝色的勿忘我草。

朋友，把那些烂木头全都掷掉吧！让你的人生之舟轻快地行驶，船上装的都是你真正需要的东西——一个温暖的家庭，一两个知心的朋友，几个你真正心爱的和爱你的人，一只猫，一条狗，一两支烟斗；衣食只求温饱，酒倒不妨多带一些，因为犯起酒瘾来，实在是有些危险的。

这样，你就会觉得你的船很容易驾驶，不致有倾覆的危险；即使倾覆了，也没有多大关系，因为船上那些朴实耐久的东西都是经得起水浸的。你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和工作，你可以尽情享受人生温煦的阳光，你可以倾听风神传送来你周围人们心弦上鸣奏的乐曲。

亲爱的读者，请原谅。我信口乱扯，扯得太远了。让我们言归正传吧。

开清单的事，我们就交给了乔治，他开始工作。

“我们不要带帐篷了，”乔治说，“我们可以要个有顶篷的船，那就方便和舒适得多了。”

这个意见看来很不错，我们就采用了。读者们也许不知道我所说的那种玩意儿吧！那是在船上安上几个铁箍，上面支一个很大的帐幕，四面垂下来，从船头直到船尾；这样，船就成了一间小屋子的样子，那里面倒是很舒适，只是有点闷气。可是，话得说回来，什么东西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的，正如俗语常说，丈母娘死了也得给她付丧葬费呢。

乔治说，这样，我们就得每人带一条毯子、一盏灯、几块肥皂和一把梳子（别对人家说）、一把牙刷（每人一把）、一个面盆、牙粉、刮脸器（罗列了那么多项目，简直像做法文练习了），还要几条洗澡用的大毛巾。因此我想到人们每到水边去旅游之前，总要大张旗鼓地做好洗澡的准备，可是到了那里却并不怎么想洗。

你到海滨去旅游也是如此。我记得我在伦敦的时候，总是想到了海滨，准得畅游一番，早晨早早起床，没吃早饭就到海水里去泡上一泡。所以我诚心诚意地装上了一条游泳裤和一块洗澡大毛巾。我想象我穿红色游泳裤最合适，因为那和我的肤色相配。可是，到了海滨，清早起来就不怎么想游泳了，不像我在城里时那样起劲了。

相反地，每天早上我只是想赖在床上不起来，最后起来了，首先想到的却是吃早餐。有一两次，理智战胜了感情，我决心想游一游。早晨六点钟就起床，半裸着身子，拿了游泳裤和毛巾，踉踉跄跄地冲出门去。可是我得到的却并不是乐趣。清早起来迎面的朔风吹得你刺骨寒冷，在海滩上人们好像故意把那些三角尖尖的石子铺在上面，故意把那些岩石都磨得尖锐怕人，又铺上一层沙泥叫你看不见。他们还故意把海面移到三英里之外[4]，使我不得不蜷着身子，缩着肩，颤颤抖抖，一颠一跛地穿过六英寸深的海水，来到海面。到了海面上，风浪大得简直叫你无法忍受。

一个巨浪打将过来，把我冲到岩石之上，僵僵地坐在那里。我刚刚看清楚，叫了一声“啊哟”，一个巨浪又打回去，把我卷到半海之中。我发狂似的挣扎着要游回去，但是眼看是游不回去，再也见不到我的亲人和朋友了；我心中默默地忏悔，我小时候不该对小妹妹那么粗暴。我万念俱灰，一心等死；忽然海水退潮了，又把我撂在海滩上面，像沙盘鱼一样的趴在那里。于是我站起来，回头一看，原来我挣扎了半天，才游了两英尺的距离。我一颠一跛地回去穿上衣服，爬回家里。到了家里，我又得打起精神，装作游得很高兴的样子。

这一次我们讨论的时候，大家也觉得我们毎天早上得痛痛快快地游一游。乔治说，每天在船上，清晨一觉醒来，马上投入清澈的碧流之中，那该多么愉快啊！哈里斯说早饭前游上一阵再好不过了，那会大大增进他的食欲。乔治却提出抗议，他说要是洗澡会使哈里斯增进食欲，吃得比现在更多的话，他就坚决反对哈里斯洗澡。

乔治说，要是船上当真装满了够哈里斯吃的食物，逆流而上，那个航程恐怕太艰难了。

我劝乔治说，只要能够让哈里斯在船上干干净净，高高兴兴，即使多带几百磅食品也是值得的。后来，乔治总算同意了我的观点，取消了反对哈里斯洗澡的意见。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要带三条洗澡毛巾，免得你等我，我等你。

至于衣服，乔治说两套法兰绒衣服就够了，如果穿脏了，我们自己可以在河里洗的。我们问他，你在河里洗过法兰绒衣服没有？他说：“我自己没干过；可是我知道别人洗过的，那是很容易的事。”我和哈里斯不太相信他说的话，很难想象三个体体面面的年轻人，既无地位又无势力，也没有任何洗衣服的经验，居然能够用一小块肥皂在泰晤士河里就把自己的衣服裤子洗得干干净净。

后来我们才知道乔治原是个可耻的骗子，但已经为时太晚了。乔治显然对于他说的那些事儿一无所知。你只要看看后来我们穿的那些衣服——但是，这个，正如小说中常说，且待下回分解吧。

乔治强调指出我们要多带一些替换用的衬衣和祙子，以备万一翻船时替换之用；还要多带些手帕，以备随时擦东西；还要带一双橡皮靴和划船用的靴子，如果翻了船，那是用得着的。

第四章　干酪风波——包装纠纷

于是我们讨论吃的问题。乔治说：“我们从早饭开始。”（乔治最讲实际，从不说空话。）“吃早饭，我们要有个油煎锅，”（哈里斯说油煎食物不好消化；我们说他是个蠢驴，别废话了。乔治接着说下去）——“还要一把茶壶、一只锅和一个酒精炉。”

“绝对不要煤油炉。”乔治郑重其事地说。我和哈里斯一致赞成。

我们过去曾经有一次带过煤油炉，可是“只此一遭，下不为例”。我们回想那一个星期，简直就像住在煤油铺里一样，到处都是煤油味。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到处渗透、无孔不入的东西。我们把煤油放在船头上，它一直渗到船尾，使整个船上没有一件东西不沾上煤油味；它又渗到河里，使风景也饱含着煤油味，把空气全搞混了。有时一阵带煤油味的西风吹来，有时一阵带煤油味的东风吹来，有时是一阵带煤油味的北风，有时是一阵带煤油味的南风；无论风从何方来——来自北极的冰天雪地也好，来自南非的炎荒沙漠也好——给我们吹来的总是一阵扑鼻的煤油味。

煤油还向上空渗透，使灿烂的夕阳黯然失色；到晚上，皎洁的月光也油气熏人。

我们想在马罗地方把油味甩掉。我们在桥边上了岸，全城绕了一圈，可是油味紧紧跟着，一步不离。整个城里都充满了油味。我们走过教堂墓地，似乎死人都是泡在煤油里的。走过高地大街，煤油气熏天，我们真不知道那里的住户是怎样过活的。后来，我们朝伯明翰的方向走去，走了一里又一里，仍然甩不掉，整个乡村也泡在煤油里了。

最后，我们半夜里在僻静的旷地上一棵倒霉的橡树底下，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大家狠狠地下了个毒咒（我们一星期来为了这个煤油一直在诅咒，可是那诅的都是无伤大雅的普通咒；这一次却下狠心诅了个毒咒），以后无论如何，决计不在船上带煤油炉——当然，如果生了病，那又当别论。

所以，这一次我们一致决定，只带酒精炉。可是，就是酒精，也够呛。无论你吃包子，吃蛋糕，全成了酒精制品了。不过，对身体健康来说，多吃点酒精总比煤油要好一点。

早饭还要吃点什么呢？乔治建议要有火腿炒蛋，那比较容易做；还要冷肉、热茶、面包、黄油和果酱。中饭，他说我们要有饼干、冷肉、面包和果酱——但是，千万不要干酪。因为，干酪跟煤油一样，气焰太猖狂了：它简直要把整个船都吞下去，它的气味从食品篮子里发射出来，使船上一切东西都沾上干酪臭味。你简直不知道你吃的是苹果馅饼、德国香肠，还是奶油杨梅。它们全都成了干酪制品了。那味道实在太冲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的朋友在利物浦买了几块干酪，都是那种味道极其醇厚的优质干酪；其气味之冲简直有两百匹马力的劲儿，可以传送到三英里之外，在两百码之内把任何人都熏倒。当时，我正在利物浦，那个朋友跟我商量，要我把干酪带到伦敦去，因为他自己要迟一两天才回去，而干酪搁久了怕会变质。

我说：“啊！老朋友，我理当效劳，毫无问题。”

我双手把干酪接了过来，又雇了一辆出租马车。那车子，车身已破旧不堪；据车老板说，拉车的算是一匹马，可是它两腿蜷曲，气喘吁吁，悠悠晃晃，就像个梦游病者。我把干酪放在车厢顶上，全班人马以蒸汽压路机的最高速度，像送殡队似的凄凄惶惶地走着。可是，走到马路转角上，忽然风头一转，把干酪的臭味全都吹到马的鼻子上。那马就像中了邪一般，鼻孔喷气，四蹄生风，以每小时三英里的速度狂奔起来。风还不住地向这个方向吹来，那马愈跑愈快，竟达到每小时四英里的速度，把路旁那些瘸腿跛子、胖老太太们，全吓得惊慌失措，无处躲藏。

后来到了站头，马车夫和两个搬运工人使劲把马勒住。可是他们三个还勒不住，幸亏另外有一个人，比较沉着镇定，他用手帕包住了马的鼻子，又烧了一点牛皮纸，才算把它稳住了。

我买了车票，捧了那包干酪，大模大样地走进站台。站台上的旅客们纷纷向两旁躲开，鞠躬如也地给我让出道来。车子很挤，后来我找到一个车厢，里面已有七个人；其中有一位态度执拗的老先生竟不让我进去，我不管，挤了进去，把干酪放在行李架上，回过头来对他咧着嘴笑了一笑，又对他说今天天气很好，哈哈哈。过了几分钟，这位老先生毕竟沉不住气了。

“这车厢里挤得很。”他说道。

“空气闷得慌。”他旁边的一位先生接口说。

于是他们两个使劲用鼻子嗅着，连连嗅到第三嗅的时候，两个人都感到憋气，受不住了，同时站起来，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接着一位胖太太也站了起来，嘴里嘟嘟囔囔地说，一位体体面面的夫人竟要受这份洋罪，太气人了，于是拿起了她的一个旅行袋和八个包裹走了出去。其余四位旅客还安坐不动。后来坐在角落里一位神情严肃的旅客，看衣着和神气像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他说闻着这股味儿，使他想起停尸场上的死孩子，实在受不了。其他三个人也忙着站起来，要挤出门去，彼此撞个满怀。

车厢里只剩下我和一位穿黑外套的绅士。我笑着对他说，这车厢就算是我们俩包的了。他也笑着说，有些人为了芝麻大一点事儿，就沉不住气，大惊小怪。可是他说了这话以后，似乎也有点神色不安，态度异常。到了克鲁维车站，我对他说，咱们下去喝一点吧。他表示同意，一起挤到冷食部去。到了那里，我们觉得舒了一口气，又顿足，又掸衣服，又把阳伞挥舞了一阵。一位女侍者走过来问我们要点什么。

我对我的朋友看了一眼，说道：“你说呢？”

他说：“我要半英镑白兰地，要纯的，小姐！”

他喝完酒之后，却悄悄地溜了，溜到另外一个车厢去了。我认为他这种做法，很不大方。

从克鲁维车站以后，这个车厢就是我的一统天下了，虽然其他的车厢还是拥挤不堪。列车在各站停留时，有的旅客们看到我这个空车厢，非常高兴。“玛丽亚，您瞧，这里空得很呢，快来吧！”“汤姆，好极了，我们马上进去！”两人同时欢呼。于是他们忙着跑过来，拿着大包小包，争着冲进车厢来。可是，第一个人刚踏上踏板，开车门，一阵风来，马上熏倒，倒在后面人的怀里。旅客们都走过来，嗅了一嗅，一个个垂头丧气，只好挤到别的车厢去了；有的宁愿多贴几个钱，乘头等仓走了。

到了游斯顿站，我拿着干酪下车到我朋友家里。他夫人走进堂屋来，四周嗅了一会儿，说道：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老实说！”

我只好直说：

“这是干酪。汤姆在利物浦买的，叫我带回来的。”

我又接着解释道，这跟我毫不相干，请她谅解。她说这一点她完全理解：她要等汤姆回来跟他算账。

我的朋友汤姆在利物浦逗留太久，超过他预定的时间。过了三天，他还没有回来。他夫人又把我召唤去，说道：

“汤姆对您说，这些干酪该怎么办？”

我说，他指示，这些干酪要放在比较潮湿的地方，谁也不许碰。

她说：“哼，谁也不会碰它的。他闻过这味儿没有？”

我说他大概是闻过的，而且似乎非常喜爱这味儿。

她问我：“如果我找个人，给他一个英镑，让他把这些干酪拿出去埋了，你说，汤姆会生气么？”

我说，如果她这样办了，恐怕汤姆一辈子永远不会再有笑脸了。

她忽然想起了一个好主意，说道：

“您能否替他代为保管几时？我给您送过去，好不好？”

“夫人，”我回答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倒是很喜欢干酪的味儿的。这一次我带了这干酪从利物浦来到这里，一路上真可以算得是一次愉快的假日旅行。可是，生在人世间，我们不能不考虑其他的人。我现在住的那个公寓的房东太太是个寡妇，而且，据我了解，她还有个孤儿。孤儿寡妇最怕的是受人‘欺凌’；所以，她对此很反感。如果把你丈夫的干酪放在她那幢房子里，我想，不言而喻，她一定要认为这是严重的‘欺凌’行为，我可不愿意承担这个欺凌孤儿寡妇的名声。”

“那，好吧，”我朋友的夫人站起来，说道，“唯一的办法只有我带着孩子到旅馆里去住，等干酪吃完了再回来。反正，无论如何，我不能再和这干酪住在一起了。”

她说到做到，马上带了孩子出去了，把屋子交给一个打杂女佣看管。她问那个女佣能不能忍受干酪的味儿。女佣问道：“什么味儿？”把干酪凑近她的鼻子，她使劲嗅了一下，说道，好像有点甜瓜的味儿。于是我们推断这味儿对她危害不大，决计把她留在屋里。

后来，计算旅馆费用，共计十五英镑。我的朋友把所有的费用加起来一算，每磅干酪的成本合到八先令六便士。他说，他虽然喜爱干酪，可这样大的价格实在花不起。于是下决心要把它处理掉。他想把它扔进运河里，可驳船夫抗议说他们闻着这气味就要昏倒。他半夜起来悄悄地把它扔在教堂的墓里。可是看墓人发现后大吵了一场，说这是个阴谋，要使墓地里的死尸都惊醒起来，这样就断了他的生计。

最后，我的朋友总算处理掉了那些干酪，把它们带到一个海滨城市，埋在海滩上。后来这个地方声名远震。旅客们说那里的空气特别浓郁，对于肺病患者，大有好处。大家蜂拥而去，盛况多年不衰。

所以，我虽然喜爱干酪，可是这一次却完全支持乔治的意见，船上决计不带干酪。

“我们不准备吃下午茶，”乔治说（听到这句话，哈里斯的脸色马上沉了下来），“可是我们把下午茶和晚餐合并起来，美美地吃一顿正餐。”

听到这里，哈里斯又高兴起来了。乔治建议正餐要有水果馅饼、冷肉、番茄、水果和生菜。至于饮料，我们带有哈里斯的一种极妙的液体制剂，和水掺和在一起就成为柠檬汽水。茶叶要多带一点；还要带一瓶威士忌，乔治说，要是翻了船，那是用得着的。

我觉得乔治唠唠叨叨老是谈翻船的事，这种精神状态对于出门旅游很不相宜。

不过他说带威士忌，我倒是满心欢喜，举双手赞成的。

我们不准备带啤酒和葡萄酒，在河上划船喝酒是不合适的，它使你昏昏欲睡。要是在傍晚时分，你在城里转转，看看姑娘们，那时，喝上一杯，倒是挺不错的。可是，烈日当头的时候，你可千万别喝酒，那可够你受的。

晚上我们分手之前，把要带的东西，开列了一张长长的清单。第二天是星期五，晚上我们把那些东西收集在一起，准备包装。我们找了一个大旅行提包，准备装衣服，又找了两个大筐子，准备装吃的和烹调用的东西。我们把桌子搬到窗口，把要包装的东西放在屋子中间；大家坐在一旁，愣愣地看着。

我说，包装的事归我来。

我对于包装工作一向是很自负的。我觉得我生平最拿手的杰作之一就是包装，那是无人能比的（有时我自己也觉得奇怪，我的拿手杰作何以如此之多）。我对乔治和哈里斯郑重提出，叫他们把包装的事完全交给我。他们两人马上表示同意，毫不犹豫。这使我感到有点不妙，怕他们别有用心。果然，乔治点上了烟斗，仰面朝天地躺在躺椅里，一动也不动；哈里斯把双腿搁在桌子上，点起一支雪茄，悠悠地吸着。

他们这种态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原来我的打算是，我来主持这个工作，而乔治和哈里斯则跟着我的指示来回转，不停地干。有时候，我也要走过去，把他们推在一边，说：“瞧，你们干的……”“看我怎么做的……”“这不简单吗？”这也无非是指点指点而已。可现在他们采取这样的态度，不能不叫我生气。我生平最痛恨的就是：我一个人忙着工作，而别人却坐着安然不动。

有一次和我同住的那个家伙就是这样对待我的，真把我气得几乎发疯。他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看我一个人忙个不停；我走到哪里，他眼睛就转到哪里。他说，看我这样忙忙碌碌，对他大有好处，使他认识到人生并不是悠悠忽忽的一场虚梦，而是需要严肃认真工作的神圣事业。他说他真想不明白，他在遇到我以前是怎样过日子的；那时候，从来没有哪个人能让他这样看着不停地工作。

我可不是他那种人。我不能坐着不动而看人家辛辛苦苦地劳动。我得起来监督他们，我得把手插在裤兜里，跟在他们后面，对他们指手画脚，教他们这样那样地做。因为我这个人生性爱勤劳，这是改不了的。

但是，这一次我却一句话也没说，马上动手包装起来。包装花的时间可真不少，这是我原来没想到的。后来，总算把东西全装了进去，我坐在提包上捆扎起来。

“喂，这些靴子你要不要装进去？”哈里斯在一旁说道。

我往周围一看，果然把靴子给忘啦。哈里斯就是这种作风，他总是在一旁冷眼看着，一声不吭，非得等你包装停当之后才开口。乔治还在一旁笑——笑得那样的无聊，那样的讨厌，那样的刺耳，简直把我气疯了。

我只好把提包打开，把靴子装进去。可是，我刚想把提包捆起来，忽然又想起了一件心事，不由得心惊肉跳。我的牙刷装进去了没有？我怎么想也想不清楚，到底我的牙刷装进去没有？

我每次出门旅行，这牙刷问题总是最伤脑筋的一件事，常常搞得我神魂颠倒。我晚上做梦，梦见我没带牙刷；醒来时冷汗淋淋，赶快爬起来找牙刷。到第二天早晨，我把它装在提包里，可我还没有刷牙呢！又得把提包打开，一直翻到底才把牙刷找了出来。我重新包装时，却又把牙刷忘了。我又得跑到楼上去找；直到最后五分钟才算找到，急急忙忙用手帕包了赶到车站上去。

所以，这一次，我又得把整个大提包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来，找那支倒霉的牙刷。东西撒了满地，翻得一塌糊涂。简直就像太古混沌初开时期一般。我把乔治和哈里斯的牙刷全都找到了几十遍，偏偏就是找不到我的那支牙刷。我把东西一件一件装进去，每件东西都倒过来摇上几摇。最后总算在靴子内找到我的那支牙刷，然后再重新包装好。

等到包装完毕，乔治又问了，肥皂装进去没有？我说，我才不管你什么肥皂不肥皂呢！一边使劲把提包拉上，赶紧捆起来。可是我发现我把自己的烟丝袋也装了进去，只得再打开来找。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一直到晚上十点五分才算包装完毕。可是还有那两个大筐子呢？哈里斯说，我们在十二小时之内必须出发，其余的东西还是让他和乔治去包装吧。我表示同意，坐在一旁看他们两个去干。

他们两人一开始显得非常轻松愉快——显然这是故意装出来给我看的，表示他们多么能干。我在旁一言不发，咱们等着瞧吧！说实在的，要是乔治死了，那哈里斯准可算得是天下第一号包装大笨蛋了。你看那一堆堆的盘子、碟子、杯子、锅子、瓶子、罐子，还有包子、炉子和饼子，还有西红柿等等，撒了一地。我有一种预感，这些东西马上就会骚动起来的。

果不其然，杯子首先打破了。这是开场戏，好戏还在后头呢！他们这种表现，无非显示他们多么能干，好叫我欣赏吧！

接着哈里斯把杨梅酱搁在番茄酱上面，把瓶子砸破了，又得用匙子一匙一匙从地上掏起来。

随后轮到乔治表演了。他一脚踩在黄油上面。我一声不吭，走过去，坐在桌子边上，冷冷地瞧着他。这使他更加生气，比我说话还要厉害。我感到他们心神不定，手忙脚乱，到处乱踩，把东西搁在身子后面，转身又忘了，到处乱找。他们把馅饼放在笨重的东西下面，压得稀烂。

他们把盐罐打翻，洒得到处是盐。还有那个黄油！哎，我从来没有看见哪两个人像他们那样对付那一先令两便士的黄油！乔治把黄油从鞋底下掰了下来，想要放到水壶里去。先是放不进去，后来放了进去又掏不出来，只好一点一点把它刮出来，全都堆在椅子上面。哈里斯一屁股坐下去，全都粘在裤子上面。两个人站起来四处乱找，只是找不着。

“我敢赌咒，我确确实实放在那把椅子上的。”乔治看着那把空椅子发愣。

“我亲眼看见你放的，才一分钟呀！”哈里斯说。

于是两个人又在屋子里来回转着找，转到中间两人碰在一起，彼此瞪着眼睛对看。

“太奇怪了，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怪事。”乔治说。

“简直神出鬼没！”哈里斯说。

后来，乔治转到哈里斯背后，才发现了黄油。

“天哪！原来就在这里。”他怒气冲冲地叫道。

“在哪里呀？”哈里斯大声地问，不住地转着身子。

“别转啦！你停一停行吗？”乔治怒吼，要冲过去打他。

最后，他们总算把黄油取了下来，放在水壶里面。

在这样混乱的场面里，当然少不了“忙得没人睬”的份儿，它特别起劲。它一生最大的志愿就是捣乱和挨骂。哪里不需要它，它就挤到哪里去。要是人家讨厌它，把它恨得要命，甚至把东西掷到它头上，它就更感到称心适意，没有虚度了一天的光阴。

它的最高目标就是要让人家在它身上绊倒，对它痛骂一个小时。如果达到了这个最高目标，它就更加喜气洋洋，不可一世了。

无论什么东西要装包，它准得跑过去坐在上面。无论什么时候哈里斯或乔治伸出手来要摸点什么东西，它准得把它那个冰凉的湿湿的鼻子送上去，因为，它深知他们要找的就是那个鼻子。它把脚爪伸到果酱里面，它跟茶匙打架，它把柠檬当作耗子，钻到食品篮子里去吃耗子——哈里斯忙着拿油煎锅去打它，它已经吃掉了三只耗子。

哈里斯说我鼓励它干坏事。可我并没有鼓励它呀。这样的狗是不需要什么鼓励的。这是天赋和固有的罪恶本性使它干出这些事儿来。

到晚上十二点五十分包装完毕。哈里斯坐在大提包上说，但愿没有什么东西打碎吧！乔治说，打碎了就打碎了，提它作甚。这句话似乎对他是很大的安慰。他又说想上床睡觉了。大家都想上床睡觉了。哈里斯今晚住在这里，大家走上楼去。

我们拈阄分床。哈里斯和我睡一床。

他问：“你喜欢睡里面，还是外面？”

我说，我一般喜欢睡在床的里面。

哈里斯说，那是老法。

乔治问：“明天什么时候叫醒你们？”

哈里斯说：“七点。”

我说：“不，六点。”因为我还要起来写几封信。

为此，我和哈里斯又发生了争执。最后采取折中办法，六点半。我们说：“乔治，明天早上六点半叫醒我们。”乔治没有吭声。过去一看，原来他早已睡熟。

我们把浴盆放在他的床前，让他一早醒来，就可以投入水中。我们自己也上床睡觉了。

第五章　气象莫测——行李难运

第二天早晨，是波贝子太太把我们叫醒的。

她高声喊道：“先生们，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快九点啦！”

“九什么？”我惊叫起来。

“九点钟！”她从门上钥匙孔里回答说，“你们恐怕都睡过头了。”

我叫醒了哈里斯，告诉了他时间。他说：

“你不是说过要六点起床吗？”

“对，我说过的，”我回答说，“可你为什么到六点不叫醒我呢？”

“你不叫醒我，我怎么能叫醒你呢？”他回敬我一句，“瞧，现在看来我们得十二点以后才能赶到河边了。哼，我真没想到你居然还会起床！”

“哼，”我说，“这还算是你走运。我要不叫醒你，怕你整整要睡上两个星期呢！”

就这样我们两人对骂了一阵子。后来忽然听得那边一阵鼾声如雷，才停止了对骂。原来我们忘记了那边还有个乔治，正酣睡未醒呢！那位老兄原来说天亮要叫醒我们的，可此刻却张大着嘴，跷起了大腿，躺在那里纹丝不动。

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只要我起身以后，看到别人酣睡不醒，我心中那个气呀，就没法说了。我看到一个人生命中最宝贵的光阴竟这样在无情的酣睡中白白地消失，我实在感到触目惊心。

你瞧，这个乔治，就这样把无比珍贵的光阴糟蹋了。他虚度了他的大好年华，将来回想起来，就追悔莫及了。我想，他还不如起来吃点火腿炒蛋，或者跟小狗逗逗玩儿，或者跟女佣调调情儿，总比这样躺在那里无声无息地消灭自己的灵魂要好得多呢！

想到此处，实在感到无比痛心。我和哈里斯同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心要拯救乔治的灵魂。我们有了这个崇高的信念之后，就把彼此之间的争执忘掉了。我们一起跑过去，剥开他的衣服，哈里斯用鞋在他头上猛击一下，我在他耳边大喝一声，他悠悠地醒转来了。

“怎—么—回—事—儿？”他坐起来，含糊不清地说道。

“起来吧！你这个没头脑的肥仔！”哈里斯吼道，“差一刻就十点了。”

“什么！”他惊叫一声，跳下床来，刚好掉在浴盆里面，“——哪个混蛋把这东西放在这里的？”

我们对他说：“你这个蠢蛋，连浴盆都不认识吗？”

我们穿好衣服，准备进行下一步工作时，忽然想起我们把牙刷、衣刷和梳子（我早知道牙刷是我的致命伤）全都装在提包里了，赶快跑下楼去从提包里兜底掏了出来。一切完毕之后，乔治忽然又想起了他的刮脸器。我们对他说，今天早晨就请他委屈一点吧，别刮脸了。我们已经下定决心，决计不能为他，或者，任何人，再打开这个鬼提包了。

他说：“别胡闹！我这副样子，怎么能到伦敦城里走动呢？”

确实，他这副样子，城里人是受不了的。但是，人家受得了受不了，关我们什么事呢？还是哈里斯说得爽快：“城里人忍着点吧！”

我们下楼去吃早饭。“忙得没人睬”邀请了其他两只狗为它送行——它们一直在门口打架消磨时光。我们用阳伞止住它们的打架，然后坐下来吃猪排和冷牛肉。

哈里斯说：“早餐美美地吃一顿，最最重要。”

他一口气吃了几块猪排，还说，猪排得趁热吃，牛肉倒可以等一等。

乔治拿起报纸来，给我们读了几段严重划船事故的新闻，又念了天气预报。预报说：“雨，寒冷，由阴湿转晴（还有一些反常的恶劣气候现象），偶尔有当地的暴风雨，东风，中部地区（伦敦及海峡地区）普遍低气压。晴雨表：下降。”

我认为世界上一切作弄人的、最无聊、最愚蠢的恶作剧之中，最最使人气恼的就莫过于这个“天气预报”的骗局了！它所预报的恰恰是昨天或者前天已经发生的情况，而和今天将要发生的情况恰恰相反。

我记得有一次在晚秋时候，就因为我们相信了当地报纸上天气预报的鬼话，把一个美好的假日全都牺牲了。星期一预报说：“预期今日将有大雷阵雨及风暴。”因此，我们取消了原定的野餐计划，整天在家里等着，等雨过了再说。眼看着门前许许多多的红男绿女，乘着马车、轿车，欢天喜地地一路过去。天上阳光灿烂，万里无云。

“唉，可怜的人们，”我们在窗前看他们一个个过去，叹着气说道，“眼看他们回来时要淋得透湿透湿了。”

我们想象他们回来的时候淋得落汤鸡似的坐在火炉前面发抖，不觉暗暗发笑。我们只顾自己在屋里看看书，或者摆弄摆弄海草或贝壳的样品来消磨时光。到了中午时分，阳光直射屋内，气候转热。我们开始有点怀疑，这大阵雨和偶尔的风暴到什么时候才降临呢？

“哎，下午准得来，你看着吧！”我们彼此安慰说，“这些人淋得湿透了回来，那才有趣呢！”

到了下午一点，房东太太走过来说，天气多好，要不要出去逛逛啊。

“不，不，”我们回答说，心里暗自发笑，“我们才不出去呢。我们不想淋得湿透回来。不，决不……”

眼看整个下午快过去了，还是没有一点雨意。我们只好自我安慰说，马上就要下了；那些人们刚要回来，就要遇见倾盆大雨，又无处躲避，准得淋得透湿透湿。可是，雨还是一滴没掉。整日天气晴朗，晚上依然月光皎洁。

第二天早晨，我们看到报上的天气预报是“温和，晴转稳晴，气温上升”。于是我们大家穿得轻飘飘地走出门去。可是走了不到半个小时，天就开始下起倾盆大雨，外加阵阵刺骨寒风，一整天都是如此。我们回到家里时浑身冰凉，骨节酸疼，只好爬上床去睡觉。

气象这个东西实在神秘莫测，我是永远摸不清的。那个晴雨计也不管用，跟天气预报一样荒唐。

去年春天我住在牛律城的一个旅馆里，那里挂着一个晴雨计。我走过去看看，上面指的是“大晴天”，可是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而且一整天没有停。我想不明白。我敲敲那个晴雨计，那个指标突然上升，指着“极干燥”。旅馆里擦鞋侍童刚走来，他站着说道，这大概指的是昨天的天气。我猜想那可能指的是两星期以前的天气，可是侍童说那是不会的。

第二天早上我再去敲一敲，那个指标升得更高了，而外面的雨也下得更大了。到星期二我再去敲敲，那个指标转向“稳晴”、“极干燥”、“极热”。因为有塞子塞住，指标再不能往上升了。要不然它肯定还要上升的。晴雨计的构造如此，再要上升就要破裂了。所以它预报气象，只能到此为止。要是没有塞子阻住的话，显然还会指示出“干旱”、“旱灾”、“中暑”、“沙漠灼热”等等精彩的气象来，可是现在只能满足于一般的“极干燥”指标，聊以解嘲而已。

在此同时，雨还是连连不断地降下来。由于河水泛滥，城里较低的地区全都淹没了。

旅馆的擦鞋侍童对我说，没有问题，长期的大晴天准会到来的，但不知道是哪一天。他把“求签书”卷首印的一首诗念给我听：

长期预报，长期过去；

短期指示，立即过去。

那一年夏季始终没有见过晴天。我推测晴雨计上指的大概是明年春天的气象。

现在还有一种新式的晴雨计，那种长长的垂直型的。对于这种晴雨计，我始终摸不着头脑。它一边写着“昨天上午十点，”一边写着“今天上午十点”，可是，你说，谁能每天一到十点准去看表呢？指标随着“雨”和“晴”上升或下降；上面还标明风势大小，一头写着“Nly”（北向），一头写着“Ely”（东向）。（可这和伊利镇“Ely”又有什么关系呢？）[5]你去敲敲它，它什么也不能告诉你。你还得把它按海平标准和华氏温度表折算。可是算了半天，你还是得不到解答。

但是，说老实话，到底有谁真正想知道什么天气预报呢？我们出门碰着坏天气就够倒霉的了，谁还愿意预先知道这种倒霉事儿呢？我们喜欢的是那种说好话的预言家。譬如说，清早起来，我们看到天上阴云密布，心里直盼望它能转晴。看见一位老先生，我们向他请教。那老先生蛮有把握地抬头一看，说道：

“不妨事，先生，不妨事，天气会转好的。马上就会云开见日！先生。”

“哎，他真懂事，”我们心里说，“老人家说话就是有道理！”我们向他道了早安，走出门外。

可是，出得门去，天气却始终没有晴朗，整天雨下个不停。可是我们对于那位老先生却始终抱着好感，毫无怨言。我们说：“不管怎么说，他终是尽了心的。”

相反地，如果那位老先生告诉你天气不会好起来，你就要对他满怀怨气，抱恨终生。

你高高兴兴地问他：“你看，这天气就会晴朗起来吧！”

“不，先生，我看好不起来。这坏天气是铁定的了。”他摇摇头说道。

“哼，老笨蛋，”你嘴里咕哝着，“他懂得什么！”即使后来证明他的预测完全正确，可是你不会感激他，反而更加恨他，甚至心里还觉得这个坏天气似乎和他的倒霉预测有关。

今天早上天气特别晴朗，阳光灿烂。所以尽管乔治念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天气预报，“晴雨计，下降”、“大气干扰，以斜线侵入欧洲南部”、“气压上升”等等，我们听了毫不在意。乔治觉得他念了半天，毫无作用，自觉无趣，就顺手捞了我卷好的一支香烟，悄悄地溜了出去。

我和哈里斯把桌子上东西收拾完了，把行李搬到大门口，等候马车。

这些行李堆在一起，看起来确实是洋洋大观。有旅行大提包，有手提包，还有两个大筐子、一大卷毯子、四五件大衣、雨衣，几把阳伞。还有个大西瓜，太大了，没处放，只好单装一个口袋。还有好几磅葡萄干，另外装了个口袋。一柄日本纸伞，一只油煎锅，柄儿太长，不好装，另外用牛皮纸包了起来。

看来场面确实不小。我和哈里斯似乎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为什么不好意思，自己也说不明白。马车没有来，可是街上的孩子们看到这许许多多展览品，大感兴趣，纷纷过来参观。

第一个走来的是皮格家的孩子。皮格是附近的蔬菜店老板，此人最拿手的本领就是收罗社会上最调皮捣蛋的一些孩子给他打杂差。但凡这一带地方孩子淘气，干了什么出奇的坏事，那准是皮格家孩子的最近杰作。据说大柯兰胡同的谋杀事件发生之后，当时街坊们纷纷议论，就断定是皮格家孩子出谋划策的。后来那孩子到十九号去送菜，就被那家住户抓住了严加盘问（还有二十号的住户正好也在台阶上，帮着一起盘问），要那孩子提出“不在现场”的证据来，要不然，就得给他吃苦头。那时候我还不认识那些孩子们，据我后来看到那些孩子们的所作所为，我认为那个“不在现场”的证据是完全靠不住的。

皮格家的孩子首先从转角上走过来。显然，他一看见那个场面就急急忙忙跑过来，可是后来看到旁边还有我和哈里斯，还有“忙得没人睬”，他就放缓了脚步，只是直瞪瞪地瞧着。我和哈里斯感到讨厌，对他皱皱眉头。要是别的懂事的孩子可能会感到没趣了，可是皮格家的孩子向来是满不在乎的。他走到离我们大约一码的地方站住不动，靠在栅栏上，嘴里拿根稻草嚼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们。显然，他决心要看个水落石出。

过了一会儿，杂货店的孩子从街对面走过来。皮格家孩子跟他打招呼，说道：

“嘻！你瞧，四十二号楼下的房客要搬家了。”

杂货铺的孩子走过来，站在台阶的那一边。鞋铺的小伙计也过来和皮格家孩子站在一起。蓝柱子旅店的洗瓶童工站在墙脚边上。

“嗨！看样子大概他们不会挨饿了吧！”鞋铺的小伙计说。

“哎，你身边总得带点东西啊，”兰柱子旅店的孩子反驳说，“要是你驾着小船横渡大西洋的话。”

“他们不是去横渡大西洋的，”皮格家孩子插嘴说，“他们是去寻找斯坦莱[6]的。”

这时候，我们周围已经围了一小圈人，他们在互相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派观众（年少而轻浮的一派）认为我们是举行婚礼，并说哈里斯就是新郎；而另一派比较年长而思虑周密的人则倾向于送殡队的看法，并说我就是死者的兄弟。

最后，来了一辆空马车（这条街上平时用马车的不多，平均每分钟出来三辆空马车，到处乱转，妨碍行人），把我们人和行李一起装上车子，并且赶走了“忙得没人睬”的几位好友（它们紧跟着恋恋不舍）。在群众欢呼声中，我们驱车而行。皮格家孩子掷了一个胡萝卜，表示祝贺。

我们十一点到达滑铁卢车站，询问十一点五分的客车在哪个站台开出。这当然是没人知道的。在滑铁卢车站上，从来没有人知道哪班客车从哪个站台开出，或哪个站台上哪辆客车开往何处，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给我们拿行李的搬运工人说可能是第二站台，可是他问另一个工人，却说他听得谣传说是第一站台；而站长先生却肯定说是郊区站台。

为了彻底解决问题，我们跑到楼上去问车运管理员，他说刚才碰到一个人说是在第三站台上看到那辆列车。我们又赶到第三站台，那里的负责人员却说那辆列车是开往南安普敦的特快，要不，就是开往温泽的环行车。他们肯定那车不是去金斯敦的，可是，为什么不是，他们又说不出什么道理来。

于是我们的搬运工人说，那么肯定是在高层站台上了。他说他认得那辆车。我们又跑到高层站台上，问那个开车司机，是不是开往金斯敦的，那个司机当然不会有肯定答复的，不过他觉得那似乎是很可能的。他说，不管怎么说，如果不是十一点五分去金斯敦的客车，那准是九点三十二分去弗吉尼亚温泉，或者十点去怀特岛的特快，或者开往那个方向的其他任何地方。他说，反正你们到了那里，准知道了。我们在他手里塞了半个银币，求他帮忙，十一点五分把车开往金斯敦，好不好。

“这条铁路上的事，是谁也搞不清的，”我们说，“谁也不知道你在哪里，开往何处去。反正你认识道路，就把车悄悄地弯到金斯敦去就好啦。”

“对啦，先生，我也搞不清，”那位庄严的司机说道，“反正总得有车去金斯敦的。我就开了去吧！把那个银币给我。”

就这样，我们终于乘了伦敦和西南铁路公司的火车到达金斯敦。

后来，我们打听后，才知道我们乘的那辆车实际上是开往埃克斯特的邮车。滑铁卢车站上的人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找那辆车，始终不知去向。

我们的船就停在金斯敦桥边的码头上。我们走过去，把行李装好，踏上了船。船家说：“先生们，好了吗？”

“好啦！”我们说。于是，哈里斯划桨，我掌舵。“忙得没人睬”满脸不高兴和怀疑的神色，独自坐在船头上。我们一行四众，向河面驶去。今后两个星期这艘船就是我们的水上之家了。

第六章　古城胜迹——迷宫遭难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你可以说是暮春，也可以说是初夏。你看那枝头嫩叶、原上芳草，逐渐由浅绿转成浓绿，正是一年中最美好时节；恰如一个妙龄少女，芳梦初醒，情怀乍展，羞羞怯怯地正要进入少妇时期。

金斯敦后街的那些优雅的巷陌通向河滨，在闪烁的阳光下景色如画。你看，那潋滟波光中轻舟荡漾；拉纤的小路上绿树成荫；岸上一带村舍整齐清洁；哈里斯穿着橘红橙黄相间的运动衣，喘着气在划桨；远处都铎王朝故宫的浅灰色宫墙隐约可见。这一切构成一幅无比美妙的图画，明媚而又恬静，生气蓬勃而又安谧闲适。所以，这时候虽然尚在清晨，而我却似乎悠然入梦，沉湎于连绵的遐想之中了。

我缅怀旧日金斯敦盛时，撒克逊的“君王”们都在那里加冕，称之为“金银格斯敦”。伟大的恺撒曾在那里渡河，高山坡上到处安扎着罗马禁卫军的营帐。恺撒和后世的伊丽莎白女王一样，喜欢到处流连，只是他比女王尊严得多，从来不涉足那些村舍小店。

我们英国的那位贞洁女王最喜欢的就是那些村舍小店。在伦敦周围十英里之内所有出色的小酒店，几乎没有一处女王没有光临过，察访过，甚或驻跸过几天。有时我常常胡想，如果我们的哈里斯改过自新，学做好人，终于成为英国的总理大臣而逝世，那么，他现在所光顾过的那些小酒店，是否都将成为名胜古迹，上面标志着“哈里斯喝一杯啤酒处”、“哈里斯一八八八年夏天喝两杯冰镇威士忌处”、“一八八六年十二月哈里斯被店老板驱逐处”等等题词，供游人们瞻仰怀念呢？

不过，如果这样的话，那名胜古迹就未免太多了。还不如倒过来，把哈里斯没有光顾过的酒店作为名胜吧，上面写着“伦敦南部哈里斯从未光顾过的酒家”。这样，人们出于好奇，也许会蜂拥而去，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吧！

回想当年，可怜懦弱的爱德隈君王对于这个金银格斯敦一定是心怀怨恨的。那加冕礼的盛馔可能对他过于丰盛了。也许那个塞满了蜜梅的野猪头不对他的胃口（我也不喜欢那玩意儿），也许葡萄酒和蜂蜜酒喝得太多了。他悄悄地从热闹场中溜出来和他心爱的爱尔姬芙一同观看清宵月色。

也许他俩手拉手、肩并肩地倚在窗畔，凝望着河上恬静的月光，而远处欢乐场中欢呼喧闹的声音一阵阵隐约可闻。

可是，那粗暴的奥多和圣·邓斯敦主教却蛮横无理地闯进安静的房间，对温和恬美的皇后肆意辱骂，又把可怜的爱德隈王拉回到纵酒狂饮的筵席上去。

若干年之后，在战争杀伐声中，撒克逊的君王和撒克逊的欢宴一同归于地下，金斯敦一度沦于寂寞；直到后来汉普顿大院成为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宫殿，金斯敦又恢复了旧日的繁荣。河边，皇家的画舫如织，欢呼争渡。丽衣华服的贵胄们昂首阔步走到码头上，高喊道：“多少渡船啊！好家伙，上帝保佑！”

在金斯敦周围有许多古老的庭院，说明当日这里正是皇家的城邑，许多皇亲国戚、显贵大臣都住在君王的周围。那条通往王宫的大道上，当日是一派欢乐景象，骏马驱驰，佩剑铿锵，美女如云，花枝招展。那些宏伟宽广的房屋，带着凸出的方格窗；大型的壁炉，山墙式的屋脊，使人回想起过去那个时代：男人都穿着紧身上衣和长筒袜，女人穿着珠光宝气的胸衣；人们赌起咒来也特别地深奥莫测。那些房屋都是在“人们精心建筑”的时代建造起来的，所以那些红砖密砌的墙垣越老越坚固；坚实的橡木楼梯，人们上下走动时，绝不会嘎嘎作响。

谈到橡木楼梯，使我想起在金斯敦一所房屋里有一座极其华美的橡木雕刻楼梯。这房屋现在是市场里的一家店铺，过去显然也是显贵的宅第。我有个朋友住在金斯敦，有一天到那个铺子里去买了一顶帽子，他无意之中伸手到兜里掏出钱来当场付了款。

那个店老板（跟我朋友是熟识的）起初自然有点不好意思，后来，他定下神来，觉得应该巴结巴结这位顾客，让他以后可以多多照顾，就问我朋友愿意不愿意鉴赏一些精美的古代橡木雕刻。我的朋友表示愿意，老板就带他穿过店堂，走上楼梯。那楼梯的扶手都是精工的橡木雕刻，一带墙上都是橡木镶板，其雕工的精美简直可以与王宫媲美。

他们从楼梯上走到客堂里，那是一间宽阔明亮的房间，四壁都糊着天蓝色的墙纸，颜色很漂亮，可有点刺目。这房间并没有什么特色，我的朋友想不明白店老板为什么带他来。后来店老板走到墙边，用手敲敲，里面发出橐橐的木头声。

“橡木，”他解说道，“一度到天花板，全都是橡木雕刻，就跟你在楼梯上看见的一样。”

“可是，我的老天爷！”我的朋友诧异地叫道，“难道说你把那些精雕细刻的橡木全用蓝色墙纸盖起来了！”

“正是这样，”老板回答说，“花的钱可不少啊！当然，你先得全部盖上木板才能糊墙纸啊。可是这样，屋子就敞亮多了。要不，这屋子实在太阴暗了。”

我们决不能说这位老板做得不对（当然在他心里觉得这样舒服得多）。他的想法和一般的住户人家一样：生活总要过得轻松愉快一些，不要像住在古董铺里一样。橡木雕刻有一些点缀点缀，那是很好的。可是，住在这样满是橡木的房间里，对于那些没有橡木嗜好的人来说，不免要感到闷气了——那就跟住在教堂里一样。

在这里，可悲的问题是，那个对橡木不感兴趣的人，堂屋里偏偏镶满了橡木板，而那个喜爱橡木雕刻的人，却要花昂贵的价钱到各处去收买。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如此：人们有的东西大多是他不需要的，而需要的东西却偏偏没有。

结婚的人有了妻子，却似乎并不需要她；而单身汉却整天叫嚷得不到一个妻子。穷人自身都养不活，却拖着八个胖大小子；而有钱的老两口无儿无女，死后万贯家财却无人继承。

还有姑娘们的情人问题。有了情人的姑娘从来不稀罕什么情人。她们说，情人最讨厌，没有最好。“为什么那些情人不去跟相貌平庸的老姑娘史蜜丝或布朗小姐谈情说爱呢？她们巴不得有个情人呢！我们可不要情人，也从来不想结婚。”

我们不想多谈这一类的事了，谈起来叫人心里难受。

从前，我们学校里有个孩子，我们管他叫桑德福·默顿。他的真名字是斯蒂文斯。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出色的孩子。他真正地好学不倦。一早醒来就坐在床上读希腊文，以致被他父母痛责；整天捧着法文读本背不规则动词，简直一刻不离。头脑里充满了一些古怪、玄虚的念头，什么要给父母争气，要为学校争光，长大了成为渊博之士等糊涂想法。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古怪的小家伙，可是他从来不做坏事，就跟未出生的婴儿一样纯洁。

但是，很遗憾，这个孩子平均每星期要生两次病，简直就无法上学。从来没有哪个孩子像桑德福·默顿那样容易生病的。在周围十英里之内无论出了什么病，总有他的份，而且总是病势严重。大伏天他会得支气管炎；十二月圣诞节前后他会得花粉热。六个星期的干旱之后，他会得风湿病；十一月寒雾弥漫的日子，他一出门就会中暑。

可怜的孩子，他们长年用笑气对他麻醉，因为他经常牙痛，把牙齿都拔掉，全部装上假牙。后来又转为神经痛和耳房痛。他一年到头伤风，只有一次他患九个星期的猩红热期内，他没有伤风；又经常生冻疮。一八七一年全国闹霍乱大恐慌时期，我们地区是唯一幸免的；可是全地区有一个著名的霍乱病例，那就是小斯蒂文斯病例。

他一生病就得待在床上，就得吃鸡汁、乳蛋糕和暖房里种的葡萄。他躺在床上悄悄地哭泣，因为他们不让他做拉丁文练习，又抢走了他的德文文法书。

我们这些平庸的孩子们却和他不一样。我们并不想当什么好学生替父母争光；我们巴不得生病，哪怕牺牲十个学期的功课能够生一天病也好。可是我们偏偏什么病也不生，甚至脖子都从来不发硬。我们到冷风里去胡搅，还是没有病，反而精神更好。我们吃发病的东西，可是身体反而更胖，胃口更好。我们想尽方法要生一点病，可是直到学期结束，一点病也不生。但是，假期一到，病就来了。一开始，就得了感冒，接着大咳其嗽，一直连绵不断地生病，直到假期结束。等到学期一开始，说也奇怪，什么病全都好了，怎么也病不起来，身体越来越健康。

唉！这就是人生。我们就像地上的野草，割了下来还要放到炉子里去焙炙。

现在，我们转回来谈谈橡木雕刻的问题。看来，我们的祖祖辈辈的美学和艺术观念，确实是非常高明的。你看，三四万年前普通的日常用具，今天在地下发掘出来就成为艺术珍品。我真想不明白，古代盛菜的碟子、斟酒的杯子、剪蜡烛的剪子之类，今天大家都当作宝贝。它们本身到底有什么真正的艺术价值？说穿了，还不是因为年代久远，给它们添了一层光晕，才使人们赞赏不已吧！今天我们挂在墙上的“青花古瓷”不过是几个世纪以前日常使用的器皿吧！那些红色的牧羊童、黄色的牧羊女，今天我们的友人们互相传观，假充内行，啧啧称赏，在十八世纪也不过是普通壁炉上的装饰品，做妈妈的用来哄骗啼哭的孩子！

将来还不是这样吗？今天一文不值的东西，到明天不都成了无价之宝吗？今天我们日常用的柳条纹菜盘，到公元二〇〇〇年时恐怕都要被大人物陈列在壁炉架子上了。今天我们日常用的绘着金边金花（不知名的）的白色高脚酒杯，被使女琪茵不小心打破了几个，到几百年之后被发掘出来，恐怕也要精心修补，陈列在架子上作为珍品，只有家里的女主人才能拂拭吧！

在我住的带家具的公寓的卧室里，摆着一只瓷质的小狗。那是一只白色的狗，蓝蓝的眼睛，浅红色的鼻子，上面还有几点黑斑，脖子直僵僵的，脸上的表情很和善，可透着傻气。我并不喜欢它。要把它当作艺术品，我实在有点反感。我的那些无聊的朋友们常常嘲弄它，就是我的房东太太本人也并不喜欢它，说是因为她姑妈送给她的，所以不能不放在那里。

但是，两百年之后，非常可能，这只瓷狗在什么地方被发掘出来，也许缺了一段尾巴，短了一条腿。它准会陈列在玻璃橱里，作为古代的瓷器出售。过往的人们看了赞赏不已，他们对于狗鼻子上那种神妙的浅红色非常惊叹，猜想那丢掉的半条尾巴该多么地美。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里是认识不到那只瓷狗之美的，因为我们看得太多了。正如我们对于夕阳和繁星一样，每天看见，习以为常，就觉察不出那种景色的美了。对于这只瓷狗也是如此。到公元二二八八年时，人们将对它欢呼赞叹。这种瓷狗的制作将成为失传的艺术。我们的子孙想象不出我们用什么妙法制作出这种瓷狗来的，对我们的智慧无比钦佩。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称颂我们为“十九世纪卓越的艺术大师，制作出这种美妙无比的瓷狗”。

到那个时候，我们大女儿在学校做的“刺绣”成绩将列为“维多利亚时代的织锦珍品”而成为无价之宝。今天在路边小酒店里用的蓝白色的啤酒杯将从地下发掘出来，虽然残缺不全，仍然要按金子等量的价钱出售。有钱的阔人们把它用来装客拉冽冰汽水。日本的旅游家们将到处搜罗劫后残存的“兰加特的礼品”和“马加特的纪念品”，带回哲多去，作为古代英国的珍宝。

我胡思乱想，想到这里，哈里斯忽然甩掉了桨，从他的座位上摔了出来，仰面朝天，两条腿伸在空中。“忙得没人睬”一阵乱叫，还翻了个跟斗；头上的食品筐子也翻倒，东西全都掉了出来。我大吃一惊，可尽量保持镇静，和颜悦色地问道：

“喂！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哼……”

下面哈里斯说的那些话儿，我想还是不说为妙。我承认我是有错误的，但是，无论如何，说那种不堪入耳的骂人话是不能原谅的，尤其像哈里斯那样也算是受过教育的人。我那时正在胡思乱想，心不在焉，一时把我掌舵这件事给忘了，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可这样，我们的船就拐到拉纤的小路那边去了。一时之间，我们和米德尔塞克斯河岸胶在一起，简直分不清是人是岸。后来发现情况不妙，赶紧把船分开来。

可是，哈里斯说他划桨已经划够了，要跟我换换工作，我们就换了。但是船还胶住在岸边，划不动，我只好上岸拉纤，把船拉过了汉普顿宫院那一段。你瞧，沿河那一带古老的宫墙多么可爱啊！我每次经过这里，看到那景色总要悠然神往。那古老的宫墙多么醇美，多么谐适，多么绚丽啊！墙上到处是斑斓的藓痕苔迹，一枝袅娜的藤萝悄悄地爬出了宫墙，偷觑着河里的游船如织；那边又簇拥着几丛翠绿的长春藤。多么令人心醉的一幅图画。墙上每隔十英尺就有几十种不同的颜色，斑驳陆离，美不胜收。如果我是画家，能够描绘，我准能画出一幅无比绚丽的图画来。我常常想，要是能住在汉普顿故宫里，那多好啊！那里多么幽雅，多么恬静；清早人们还没有起来的时候，我一个人悄悄地在宫院里散散步，多么富有诗意啊！

但是，我仔细想想，要是当真住在那里，恐怕并不那么美妙吧！到晚来，那古老的宫院里多么阴森，多么可怕。孤灯照壁，魔影憧憧，听得远处脚步声，走过那凄冷的石廊，渐渐地走近，又渐渐地消失；四周是死一般的无边沉寂，只听得自己的心房在怦怦跳动。

我们，无论男人、女人，都是太阳的儿女。我们热爱光明，热爱生命。我们都愿意离开乡村，拥到城市里来，而乡村就越来越荒凉了。在白天，在灿烂的阳光下，我们周围的自然界是生气蓬勃的；我们看到那巍巍高山，郁郁森林，感到心神舒畅；可是，到晚来，大地已经沉睡，只有我们还醒着，啊！这世界是何等寂寞凄凉，我们不能不感到恐惧，正如小孩子关在冷静的房间里一样。我们独自坐着呜咽啜泣，我们向往那灯光灿烂的街道，向往那人声喧闹的城市；我们要听到人们心灵的回响。当我们在无边的寂静中，听到寒风飒飒吹过暗林，感到自己是何等地孤独和渺小。我们周围是憧憧鬼影，叹息声声使我们哀伤。让我们赶快到大城市中聚集起来吧，在那里，万盏明灯构成无比巨大的营火，让我们大家围着营火，一起欢呼，一起歌唱，我们就感到无所畏惧了。

哈里斯问我有没有到汉普敦故宫的迷宫中去逛过。他说他去过一次，那是给人家当向导。他说把迷宫的导游图看一看，似乎那迷宫简单得很，只是骗骗傻子的玩意儿——不值得花那两便士的门票。可是他说那个导游图简直是开玩笑，和真实的路线完全不符，跟着它走准得迷路。那天和哈里斯一起去逛的是他乡里来的一位表弟。哈里斯对他说：

“我们只是去那里转一转，将来人家问起来也可以说我们游过迷宫了。实际上那玩意儿简单得很，说不上什么迷宫。你只要记住，总是往右手第一个转弯走，就行了。只要十分钟就游完了。我们转一转马上出来，还得吃中饭呢！”

他们两人一进去就遇到不少人。他们说在里面已经转了三刻钟，还是找不着路，真够呛。哈里斯说，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跟着他走。他说他刚要进去，转一转就出来。他们向哈里斯表示感谢，就一个个跟在他后面走。

他们这一伙在一路之上又带上了不少人，都是因找不到出路而发愁的。后来差不多迷宫内所有的游客都吸引到哈里斯身边来了。那些人原来在迷宫中迷失方向，进又进不去，出又出不来，走投无路，只怕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人了，急得要哭。他们看到哈里斯这一伙，好像遇到了大救星，绝处逢生，重又鼓起勇气来，紧紧地跟在队伍后面走。大家为哈里斯祈祷祝福。据哈里斯说，跟在他身后的至少有二十人以上。有一个妇人抱着个孩子，说她在迷宫中已经转了一个上午。她紧紧地揪住哈里斯的膀子不放，生怕失去了这个大救星。

哈里斯坚持向右手转的原则，可是道路越走越长，漫无尽头。他的表弟说，看来这个迷宫实在大得很。

“当然咯！这是全欧洲最大的迷宫嘛！”哈里斯说。

“对啦，一点不错，”他表弟说，“我们至少已经走了两英里了。”

哈里斯自己开始有点怀疑，可是他还坚持这样走。后来他们看见地上有个半便士的小面包。哈里斯的表弟赌咒说，他在七分钟之前就在那儿看到它了。哈里斯说：“这是不可能的。”可是那个抱孩子的妇女却说：“肯定是的。”是她亲自从孩子手里拿下来掷在那里的，那时她还没有遇见哈里斯呢。她又说，真倒霉，遇到了哈里斯这个骗子，跟着他乱走一气。这一下可把哈里斯气坏了，他把导游图拿出来，向大家解释他的理论。

“这导游图可能是没错的，”队伍中的一员说道，“可是你得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图上的哪一点啊！”

关于这一点哈里斯也弄不清，于是他建议最好的办法还是回到进口处重新开始。大家对于重新开始这一点不大赞成，可是大家一致同意有必要回到进口的地方。于是大家一起向后转，跟着哈里斯向相反的方向走去。可是走了十几分钟，大家发现又回到原来的中心来了。

哈里斯起初想哄骗大家说是他有意这样走的，可是他感到群众情绪不对，有点可怕，他只好说这是没有料到的。

不管怎么说，大家都觉得应该重新找个出路。大家已经知道现在所在的地点，就把导游图再拿出来研究，看来路线似乎非常简单，于是第三次重新开始。

可是，三分钟之后又回到原来的中心地点。

后来，他们简直就没法离开那个地点。无论他们往哪里走，最后总是回到原地中心。这几乎成了一条定例。所以，有的人就站在原处不动，等候别人转了一圈再回到原地来。过了一会儿，哈里斯又拿出导游图来看，大家看见他那副样子，越发生气，叫他拿了这图见鬼去吧！哈里斯说，这时候他开始感到，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失去人心了。

最后，人们急得几乎发疯；他们高声喊叫管理员。那个管理员走过来，爬在墙外的梯子上，向大家大声地指示路线。可是人们这时候已经搞得晕头转向，什么也听不明白。管理员只好叫他们站在原地别动，等他走过来。大家挤在一起等候着。管理员爬过墙头，走向前来。

说也真巧，那个年轻的管理员偏偏又是个新手。他走来走去，可就是走不到他们的跟前来，后来他自己也迷失了道路。大家不时看见他在围墙的那边跑来跑去。他也看见了他们，向他们那边奔过去。他们在这边等着他，等了五分钟，可他又在原来的老地方出现了，又问他们到底在哪里。

他们没有法子，只好等着，一直等到那位年老的管理员吃完了饭过来，才把他们带领出去。

哈里斯说，根据他的判断，这个迷宫确实是很不错的。我们一致同意，等我们回来的时候，让乔治到那里去逛一逛。

第七章　水闸风光——小姐遭殃

哈里斯谈他在迷宫的那段经历时，我们的小船正在通过莫尔赛水闸。过闸时花了好些时间，因为只有我们一条船通过，而那水闸又很大。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看见莫尔赛水闸只有一条船的时候，因为实际上它是泰晤士河上最繁忙的一个水闸，就是波尔特水闸也比不上它。

我有时候站在河边上看那个水闸，简直看不到一点水的影子，只看见一幅五彩缤纷的图象，其中有鲜艳夺目的运动衣，有漂亮花哨的草帽和便帽，有五光十色的阳伞，有丝光闪闪的毯子和披肩，还有飘扬的丝带、洁白的纱衫。从码头上远远望去，就像一只极大的盒子，里面装满了万紫千红的花朵，像彩虹一般重重叠叠地堆积起来。

在天气晴朗的星期日，那闸上从早到晚，总是热火朝天。各式各样的船只，从上游来的，从下游来的，密密麻麻地排了一长队，在闸门口等候着。从故宫到汉普顿教堂那一带，阳光灿烂的河面上，游船如织，远远望去，只见许许多多的彩点，黄的、蓝的、白的、绛红的、淡红的，五光十色，美不胜收。汉普顿和莫尔赛一带的居民这一天倾城而出，穿着他们的划船服装，带着他们的小狗，在水闸周围，到处晃悠，调情逗趣，吸烟聊天，观赏河景。男人们漂亮的外衣和便帽，女人们华丽的服饰，欢蹦乱跳的小狗，往来如织的游船，白色的帆篷，衬托着优美的风景，潋滟的波光，构成一幅无比绚丽的图画。这是我在死气沉沉的伦敦城近郊所看到的最赏心悦目的景象。

河上游览是人们展览服装的最好机会。我常常想，爱美是人类的天性，我们出门去总要穿得漂漂亮亮，人家才看了舒服。我对于自己的服饰总喜欢带点红的颜色——红与黑。你知道我的头发是棕黄色的，人家对我说，配深红最合适。我想最好再打上一条蓝色的领带，穿上一双俄国式皮鞋，腰里系上一条红色的丝巾——丝巾比皮带好看得多。

哈里斯总欢喜橙黄和橘红，或者两者混合的颜色，我认为他这种配色很不高明。因为他的皮肤太黑，和橙黄不相配，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劝他用蓝色作底子，衬托着纯白或乳白的颜色最好看。可他就是不听，唉！越是糊涂人越是固执；对于衣着的颜色也是如此。他这身打扮穿出去准叫人笑话。要换点别的颜色，再配上一顶适当的帽子，那要好得多呢。可他就是不听！

乔治为了这次旅游也置办了一些新装，可我看了实在受不了。我不想对乔治说我的看法，可叫我怎么说呢！星期三晚上乔治买了新装回来给我们看。我们问他这叫什么颜色。他说他也不知道，说这种颜色大概没有名称的。人家对他说这是一种东方的色彩；他就买来穿上了。他征求我们的意见。哈里斯说，这身衣服要给稻草人穿上，放在花坪里驱赶鸟雀，倒是挺合适。可是，要让人穿的话，那只有马盖特的黑人才合适。否则，只会叫人恶心。乔治听了大为生气；可是哈里斯说，你既然不愿意听别人的意见，那又何必多此一问呢？

我和哈里斯之所以讨厌这身衣服，主要因为它颜色太显眼，会引起游人的注目。

姑娘们穿得花花哨哨坐在游船里，确实是很好看的。在我的印象中，最最袅娜动人的莫过于“划船装”了。可是，太太小姐们都得明白，穿划船装是为了划船用的，并不是放在玻璃橱窗里供展览的。如果你老是想着这身漂亮服装而一点不想游览观赏，那实在是很煞风景的。我记得有一次出去郊游就碰着这样的两位小姐。那一次真游得其乐无穷！

那两位小姐打扮得漂亮极了——浑身绮罗、绣花簇锦、丝带飘香，穿一双纤巧的皮鞋，戴一副浅色的手套。可是她们这身打扮是为了照相用的，不是为划船用的。她们是法国时装杂志上“划船装”的模特儿。要穿了这身服装真正去游山逛水，那就叫人啼笑皆非了。

首先她们觉得这船上太脏了。我们把她们的座位小心地擦了又擦，请她们放心坐下，可她们就是不放心。一位小姐用手套的中指在座垫上轻轻抹了一下，伸出手去给另一位小姐看。两人同时皱皱眉头，叹了口气，勉勉强强坐了下来，那神气就像基督教初期的殉道者在受大刑之前装出的那副泰然自若的样子。你划桨总不免要溅出几点水珠来，可是一滴水珠就会把她们的衣裳全毁了——这水渍留在衣服上是永远洗刷不掉的。

所以我划桨的时候特别小心谨慎。我把桨在离水面两英尺的地方放平了，轻轻地放下来；每划一桨，总要停一停，让桨上的水滴干了，再轻轻地划第二桨。（划了一会之后，那个划前桨的人回过头来对我说，他感到自己划桨技术欠佳，很难和我配合；如果我同意的话，他想停下来坐着，学习学习我的划桨法；他对此深感兴趣。）尽管我划得这样地小心谨慎，可有时总不免有一两滴水珠溅在她们的衣裳上。

那两位小姐很有涵养，她们一声不吭，只是两个人身子挤得更紧一些，又把嘴唇抿得紧紧的。我看得很清楚，每当一滴水溅在身上时，她们就战战兢兢地向后退缩。看到她们默不作声地忍受着苦痛，这种克制精神实在令人钦佩。可是我就更加觉得于心不安。我是非常敏感的人。我划桨的时候就更加提心吊胆，手忙脚乱。越是小心，溅起来的水珠越多。

最后，我实在应付不了，只好放弃了这项工作。我跟划前桨的人商量，彼此换个工作。他同意，说这样可能更好一些。于是我们就换了位置。两位小姐看见我离开她们身边，似乎去了一个包袱，松了一口气，有点高兴的样子。唉，可怜的小姐们！你们且慢高兴。瞧着吧，人家还不如我哩！原来，接替我的那个小伙子是个马大哈，整天嘻嘻哈哈，什么也满不在乎。对于别人的感觉如何，他从来不放在心上，昏头昏脑，就像一头纽芬兰的小狗。你跟他生气，瞪着眼看他一个小时，他根本没瞧见；就是瞧见了，也满不在乎。他划起桨来，旁若无人、兴高采烈、冲劲十足，溅起来的水珠就跟喷泉一样，满船的人吓得一动也不敢动。他在两位小姐身上泼了差不多有半缸的水后，才轻松自如地对她们笑着说：

“啊！对不起，真对不起！”又把自己的手绢递起去给她们擦水。

“没关系，一点没有关系。”两位小姐轻声细语地说。她们有苦说不出，只好悄悄地把外套和棕毯拉过来盖着身子，又把花绸阳伞撑开来抵挡一阵子。

到了吃中饭的时候，两位小姐就更加受罪了。你请她们坐在草地上，草地上尽是尘土；请她们靠在树干上，那树干有半个月没打扫了。她们把花手绢铺在地上，端端正正地坐在上面。有个人拿了一盘牛肉包子走过来，在树桩上绊了一下，肉包子撒了满地。天保佑！包子没有掉在她们身上。可是，这个预兆不妙，吓得她们胆战心惊。以后无论什么人，拿点什么东西在身边走动，姐妹俩总是战战兢兢地瞅着那个人，直等他坐了下去，才算放下心来。

“小姐们，现在你们，”吃完饭之后，划前桨的朋友高高兴兴地对她们说，“可以随我来，把衣服洗一洗吧！”

小姐们起初没有听明白，后来明白了他的意思，就说她们不知道怎么个洗法。

“不妨事，不妨事，我会教你们的，”那位朋友大声说，“那是很有趣的，你只要躺在河岸上——不，靠在河岸上，把衣服在水里来回晃荡几下就行了。”

那位年长的小姐说，她们没有穿工作服，恐怕洗起来不方便。

“啊，没有关系，”那位朋友轻松地说，“只要把裙子卷起来就行了。”

于是，他就教她们这样做了。他又说，出来旅游，这玩意儿最有趣了。两位小姐也说，有趣得很。

现在我回想起来，我很怀疑，难道那位年轻朋友真是那样糊涂，不通人情吗？也许，他是故意……不，那是不可能的！你瞧他那脸上的表情多么纯朴、多么天真无邪啊！

哈里斯说，他要上岸到汉普顿教堂去，瞻仰汤玛斯夫人之墓。

“汤玛斯夫人是谁啊？”我问道。

“谁知道她是谁呢？”哈里斯回答说，“反正人家说这位夫人的坟墓很有趣，所以我要去看看。”

我坚决反对。也许我这个人性情有些特别；我是从来不欣赏那些坟墓和墓碑的。我知道，无论你到哪个城镇或乡村去旅游，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跑到教堂里去鉴赏那些古墓。可是我从来不会享受这份乐趣。我从来不想跟在教堂里气喘吁吁的老管事背后，爬到那阴暗冰凉的墓地里去，读什么墓碑的碑文。即使那石碑上嵌着个破裂的铜像，也不会引起我丝毫的兴趣来。

我对于墓碑上刻的动人的词句，漠然无动于衷；对于当地家族的历史，也毫不感兴趣。这种冷漠的态度，使可敬的教堂司事们大为吃惊。我一到那种地方就急于想离开，这也使他们感到伤心。

有一次，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日早晨，我独自靠在一个乡村小教堂周围矮矮的石墙上，静静地吸着烟，欣赏着周围恬美的景色，沉浸在一种平静而愉悦的心情之中——你看，那古老教堂灰色墙垣上藤萝缠绕，木门廊上雕刻古朴，一条白色的小径迂回地通向山坡，两旁高高的白杨成行，整齐的篱笆上露出几家茅舍，远处一湾银色的小溪，几处苍翠的山峦。

这景色多么优美、多么富于田园诗意，使我心灵得到感召。我感到我心地善良而纯洁，祛除了一切邪恶的思念。我将在这里隐居，不再做任何坏事，永远过着纯洁无瑕的生活，直到我白发苍苍的暮年。

这时候，我本着上帝仁爱的精神，宽恕了我亲戚朋友的一切邪恶乖戾的行为，我为他们祈祷祝福。他们并不知道我为他们祈祷。他们仍然在干着坏事，完全没有想到我在这遥远平静的乡村里为他们祈祷。但我仍然为他们祷祈，但愿他们能够知道我所做的一切，因为我希望他们获得幸福。我正沉浸在这种仁慈而崇高的思念之中，忽然听得一阵尖锐刺耳的声音，打破了我的沉思。有人在叫喊：

“好啦！好啦！先生，我就来啦！好啦，先生，你别着急！”

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个秃顶的小老头儿，正一颠一跛地从墓地那边奔跑过来，手里拿着一大串钥匙，每走一步那钥匙就“叮当”作响。

我以沉静而严峻的神色示意他赶快走开，可是他还是向这边走来，一边尖声尖气地喊叫：

“我就来啦！我就来啦！我的腿有点毛病，走路没有以前灵便。先生，来吧！”

“走开，你这讨厌的小老头儿。”我说。

“先生，我马上就来了呀！”小老头儿说，“我的太太刚才一看见你就叫我来的。随我来吧，先生。”

“走开，”我重复说，“马上走开。要不，我爬过墙来宰了你。”

他似乎有点惊骇。

“你不是来看古墓的吗？”他说。

“不，”我回答说，“我从来不看古墓。我是靠在这边石墙上站一会儿。快走开，不要打乱我的思路。现在我心灵中充满了美好而崇高的思想。我要沉思，我感到心神恬适。不要来捣乱，不要用那些胡说八道的墓碑来破坏我纯洁美好的思想。快走开；要不，找个人来把你活活地埋葬了，我情愿担负一半埋葬费。”

那个人感到迷惑不解，一时不知所措。他擦了擦眼睛，对我仔细端详了一番，觉得我表面上看来像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想不明白。

他说：“先生，你不是本地人吧？你不是住在这里的吧？”

“对，”我说，“我不住在这里。我要住在此地，那你就甭想待下去了。”

“那么，”他说，“你不是来看古墓的吗？这里葬着不少人物哪。还有棺材呢！”

“你是个骗子，”我气愤地说，“我不要看你的那些坟墓。我干吗要看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坟墓，我们家族的坟墓。我的博基叔叔在坎塞尔草原墓地上的那个坟是那里全村的骄傲；我的祖父在波坞的地下灵堂里容得下六个人；我的祖姑姑苏珊在芬契兰教堂墓地里有个砖砌的墓，墓碑上有壶形的浮雕，全部用最好的白石盖顶，花的钱可真不少。我要看坟墓，就得到那些地方去鉴赏。我不要看别人的坟墓。要是你自己埋葬了，我倒会去看看的。这是我唯一能为你效劳的。”

他痛哭流涕。他说那边有个坟的墓碑上还嵌着人的骸骨呢，还有个墓碑上的碑文是从来没有人能够阐释的。

我仍然毫不动摇。他万分痛心，嘶哑着嗓子说道：

“那么，你去看看那个纪念灵堂里的窗棂，好吧？！”

我什么也不要看。最后，他甩出了他的王牌。他靠近我身边，压低了嗓音悄悄地说：

“我还在墓穴里找到几个骷髅呢！”他说，“来吧，看看那个骷髅吧。”

我听到这话，转身拔脚就跑。他在后面紧紧追赶，一边叫喊道：

“回来吧，看看那些骷髅吧！回来吧，看看那些骷髅吧！”

但是，哈里斯对于这些坟墓啊、墓碑啊、墓志铭啊，却感到乐趣无穷。不让他去看一看汤玛斯夫人之墓，使他痛心万分。他说这一次旅游，他第一个心愿就是要瞻仰汤玛斯夫人之墓。要是早知道不让他去看，他就不该参加了。

我提醒他说，我们还要在五点钟以前赶到汉普顿去接乔治呢！于是，他把怒气都转向乔治，把乔治大骂了一顿。该死的乔治，为什么他整天晃荡，把苦差使撂给我们，让我们划了这条头重脚轻的船去迎接他呢？为什么乔治不能来干点正经活呢？为什么他不能向银行请半天假跟我们一起来呢？该死的银行，他在银行里搞的是什么鬼把戏？

“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在银行里干什么正经事，”哈里斯接着说，“我每次去看他都是一样。整天坐在玻璃窗后面，装模作样，好像在那里工作。可一个人在玻璃窗后面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呢？我们每天得工作谋生。为什么他就不能做工呢？这种人有什么用处呢？他们那个银行又管什么用呢？银行里拿了你的钱，可是你开张支票去取钱，他却在支票上写上什么‘无效’、‘透支’等等，划得一塌糊涂。那是干吗的？上星期我就上了两回当。我实在忍无可忍。我要取消我的存户。要是乔治在这里的话，我就可以上岸去看看古墓了。我就根本不相信他在银行里，他一定在什么地方游逛取乐，把苦差使都推给我们。我受不了，我得上岸去喝一杯。”

我告诉他这里离酒店还有好几英里呢。他就转过来骂这条河了。他说这种河有什么好处，干吗大家要到河上来划船，渴得要命，就是喝不到一滴酒呢？

每逢哈里斯这样昏头昏脑、乱发脾气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睬他。过一会儿，气泄完了，他也就安静了。

我告诉他食品筐子里还有浓缩的柠檬汁，在船头上还有一加仑水，把两者掺和起来就是一种清凉饮料，很提神的。

这一下，他就冲着柠檬汁骂了起来。他管柠檬汁以及姜汁啤酒、紫莓糖汁之类的东西叫做“主日学校的泔水”，他说这一类东西毫无益处，只会使你消化不良，损害你的肉体和灵魂。英国人的罪行多一半就是这种东西造成的。

可是，他说实在渴得要命，非喝一点不可。他爬上座位，斜着身子去找酒瓶。这瓶子在筐子最底下，摸不着。他尽量斜着身子去找，另一边又要掌舵，一时搞得糊涂，把舵的方向弄错了。整个船撞在岸上，砰的一声把他摔下座位，一头栽在食品筐子里。他两手抓住船舷，两条腿伸在半空中，吓得一动也不敢动，生怕掉下水去。就这样倒栽了半天，后来，我使劲抱住他的双腿，才把他拖了回来。可这一下，他更加生气，暴跳如雷。

第八章　妙人妙曲——难得知音

我们的船停泊在坎普顿公园的柳荫之下，我们就在那儿吃了一顿午餐。那是沿着河边的一片小小的草地，柳荫低垂、景色宜人。我们刚吃到第三道（果酱面包）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位先生，穿着衬衫，叼着一只烟斗。他对我们说，你们已经闯入私人园地了，知道吗？我们说，对于这一问题尚未作充分考虑，很难作确切的结论。但是，如果像他这样一位有身份的先生断定我们已经闯入，我们相信那是没有错的。

那位先生作了肯定的答复。我们向他表示感谢。可是他仍然逗留不走，而且脸色非常难看。我们问他，是否还有其他可以效劳之处。哈里斯爱好交友，拿了一片果酱面包请他吃。

可是这位先生大概是什么禁吃果酱面包协会的会员，对于我们的友好表示，竟断然拒绝，而且态度非常粗暴。他似乎痛恨我们这种贿赂行为，并且说他唯一的职责就是把我们赶走。

哈里斯说，如果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当然义不容辞，但是，要请教他，将采取何种手段来完成他的职责呢？哈里斯体格相当魁梧，就像人们所说的那种“惹不起”的人物，这位先生对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就说，他要回去跟主人商量一番，再回来跟我们算账，要把我们全都捅到河里去。

当然，这位先生一去不复返了。说穿了，他实际上要求的不过是一个先令而已。近年来夏天在这一带确实有不少这一类的流氓痞子，自称是园地主人的代表，专对那些胆小怕事的傻瓜进行敲诈，骗去了不少钱财。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你的姓名、住址留下来，对他们说，要是在这里坐一坐确实造成了什么损失的话，请他们的主人自己来找你算账。可是河上的游客大都胆小怕事，不肯找麻烦，宁愿受他们的敲诈，而不愿采取坚决态度来制止这种歪风邪气。

不过那些所谓主人们的行为也有应该谴责之处，必须加以揭露。近年来这些河边的地主的扩张野心越来越大，如果听任他们为所欲为，恐怕整个泰晤士河都要堵死了。他们在那些小河流和水湾里到处插上木桩，用铁索围上，树上钉着告示牌，标明某某的私产。我每看到这些告示牌，不由得怒火中烧，恶念萌生，恨不得把那些木牌全都扯掉，把挂牌的人脑袋捶得粉碎，埋葬起来，再把木牌插在他们的坟墓之上，作为墓碑。

我把我这种痛恨的心情对哈里斯讲了，岂知哈里斯比我恨得更凶。他说，他不但要把这些挂牌的人全杀掉而且要把他们的满门大小、至亲好友，全都斩尽杀绝，再把他们的房屋烧得精光，方能消他的心头之恨。我说，你这种做法未免太过分了。他说：“一点也不过分。这是他们罪有应得。我还要到他们的废墟上去大唱滑稽歌曲呢！”

我听了哈里斯那种杀气腾腾的口吻，心里很不好受。我们本来只是为了主持公道，并不是为了报仇雪恨，何必如此狠毒呢？我劝了他半天，才使他回心转意，同意以基督教的仁爱精神对待那些坏人，决计不杀他们的全家大小、至亲好友，也不到他们的废墟上去大唱滑稽歌曲了。

读者诸君大概没有听过哈里斯唱滑稽歌曲吧！要是你听过一次的话，你就知道，我这番劝告给人世间积了多少功德了。哈里斯自己坚信不疑，他是善唱滑稽歌曲的，可是听他唱过歌的朋友们的看法恰恰相反：哈里斯是绝对不能，永远不能，也绝不能容许他唱什么滑稽歌曲的。

哈里斯每当在宴会上有人请他唱歌，他总回答说：“好吧，我只能唱一支滑稽歌曲，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他说话的口气似乎他那支歌唱得无比美妙，你要不听上一听，准会抱恨终身的。

“啊，好极了，”女主人说，“哈里斯先生，就请你唱一支吧！”于是哈里斯站起身来，走到钢琴前面，满面笑容，好像一位气度恢宏的艺术家要给大家一番美妙的艺术享受。

“诸位，请静一静，”女主人转向大众说道，“哈里斯先生就要为我们唱一支滑稽歌曲了。”

“啊，多妙呀！”大家低声细语。人们从各处赶来听唱歌，有的从保管室里，有的从楼梯头上，有的从其他各个角落里，纷纷汇集到客厅里来，团团坐定，笑眯眯地等待他唱歌。

于是，哈里斯开始唱了。

你听吧！他唱的是滑稽歌曲，当然你对嗓子的要求不能太高；对于乐节和调门也不能要求太严。有时候，一个音符他刚唱到一半，忽然发现调门太高，就突然往下一甩，这也是可能的。拍子也不能定得太死。有时候，他唱的曲和钢琴伴奏差两个节拍，他就回过头来和弹钢琴的争吵几句，然后再重新开头唱起，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无论如何，唱歌曲总不能没有歌词吧！

谁知道我们的哈里斯先生刚唱了第一乐章的头三句就把下面的词儿全都忘啦，就只好把头三句来回地唱，一直唱到大家起来和声合唱。有时一句词儿刚唱到一半，突然中断，他嘻嘻地笑着说：“真有趣，怎么想不起了。上帝保佑，快想出来吧！”于是拼命地想，忽然一下子想起来了，就不管乐曲奏到哪里，马上接下去就唱，你就凑合听着吧！你说……唉，我还是把哈里斯唱歌的场面简单描述一番，让读者们自己去评判吧！

哈里斯（站在钢琴前面，向期待着的听众说）：“诸位，我唱的只怕是一支古老的曲子了。你们大概都知道的，都知道的。可是我只会唱这一支。那是小歌剧《俾拿福陛下》[7]中的法官唱的歌曲。哎，不对，不是《俾拿福陛下》。哎，哎，我的意思是说另外一支歌曲。哎，哎，你们都是知道的。你们都要跟着合唱的，懂吗？”（听众们低声细语，满怀着喜悦的心情等待参加和唱。一位小心翼翼的钢琴家很漂亮地演奏了“陪审团审讯”一幕中法官唱段的序曲。接着该哈里斯开口唱了。可是他一声不响。小心翼翼的钢琴家只好把序曲再演奏一遍。于是哈里斯开口唱了，却脱口而出地唱了《俾拿福陛下》中第一公爵唱词的头两句。小心翼翼的钢琴家想要继续奏序曲，不对头；想要伴奏“陪审团审讯”中法官的歌曲，又配不上。他苦苦地琢磨，哈里斯到底唱的哪一节，哪一段。一时想不明白，倒把头搞昏了，他只好停止演奏。）

哈里斯（很亲切地鼓励钢琴家）：“很好啊，很好啊！你演奏得不错啊！真不错！继续演奏下去吧！”

小心翼翼的钢琴家：“我只怕有什么地方搞错了，你唱的是哪一段啊？”

哈里斯（脱口而出）：“可不是‘陪审团审讯’中法官的唱词吗？你难道不知道吗？”

哈里斯的几个朋友（在座后叫道）：“不对，不对，你这个糊涂蛋，你唱的是《俾拿福陛下》中海军大将的唱词。”

（于是哈里斯和他的朋友们争吵了好半天，始终弄不清哈里斯到底唱的是什么。后来朋友们建议，不管他唱的什么，只要哈里斯能唱下去就行。哈里斯满怀委屈的心情，请钢琴家再重新演奏。钢琴家开始演奏海军大将唱词的序曲。哈里斯抓住他认为最适当的时机，开始唱了。）

哈里斯：“我年轻的时候当上了律师。”

（全场哄堂大笑。哈里斯以为是替他喝彩，洋洋得意。可是钢琴家想起了自己家里的老婆和孩子，实在没有勇气再为他伴奏了，只好请求退席，由另外一位意志比较坚强的钢琴家接替他。）

新的钢琴家（兴冲冲地）：“好吧，老朋友，开始唱吧，我跟着你伴奏。我们不必管它什么序曲了。”

哈里斯（此时他逐渐有点明白自己搞的什么名堂——笑着说）：“老天爷，我得请诸位原谅。我大概把两支曲子混起来了。这都是詹金斯把我搞糊涂的，你们都知道的。现在再唱吧！”

（开始唱。声音瓮里瓮气，好像是地窖子里发出来的，又好像是大地震即将来到的预兆。）

“我年轻时候有一个时期，当律师事务所的小当差。”

（对钢琴家低声说）“调门太低了，老朋友。麻烦你，再来一遍，好不好？”

（他重唱前面这两行，变成极其尖利的假嗓子。听众们大吃一惊。坐在火炉旁边一位神经衰弱的老太太吓得哭起来了，大家把她扶了出去。）

哈里斯（接着唱）：

“我擦了窗户又扫地，

我又……

“啊，不对，不对……‘我擦了前面大门的窗子’……不对，‘我擦了地板上的泥，”啊，不对，他妈的，请诸位原谅。真有趣，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唉，我——我——好吧，我们开始合唱吧，我来开个头（唱）：“我呀，地得儿，地得儿，地得儿，地，

女王的海军一直是我统领的，”

“现在大家合唱——就是把这两句重复地唱，都明白吗？”

大众合唱：

“我呀，地得儿，地得儿，地得儿，地，

女王的海军一直是我统领的。”

唉！可怜的哈里斯完全不知道自己出尽了洋相，也不知道听众们陪着他无辜受罪，该多么气恼。他只道大家非常欣赏他的妙曲。他说，宴席结束后，还要大显身手，唱那支滑稽歌曲呢！

谈到宴会和滑稽歌曲，我不禁想起过去经历的一段很奇妙的事儿，我自己也在其中充当配角。从这一事件里，我们可以认识到人们普遍的一种心理状态，很值得纪录下来，以供读者一噱。

那一次，我参加了一个很时髦的高级文化人的集会。与会的人都穿得漂漂亮亮，谈话也很轻松愉快，大家都很高兴。其中只有两位年轻人，是刚从德国回来的两个学生，似乎局促不安、很不耐烦的样子。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水平太低，对于我们那种高雅的风度、明哲的谈吐，领略不了，所以显得格格不入。事后我们一致认为，这两个年轻人根本就不该参加这种聚会。

我们演奏了德国音乐大师的几段乐曲。我们讨论了哲学和伦理学。我们彼此很文雅地互相调笑，有时也讲了些笑话——当然是很高尚的。

宴会之后，有人朗诵了一段法国诗歌，大家赞赏一番。一位夫人唱了一支西班牙的哀伤歌曲，唱得悱恻动人，有几个人潸然泪下。

后来，这两位年轻人站起来，问我们有没有听过史乐逊·鲍斯箴先生（他刚到，就在下面的餐室里）唱的那首著名的德国滑稽歌曲。

在我们的记忆中都没有听过这首名歌。

两位年轻人说，这是他们生平所听到的最最滑稽的歌曲。如果我们愿意听的话，他们可以请鲍斯箴先生来唱一唱，因为他们跟他很相熟。他们说鲍先生曾在德皇陛下面前唱过这支歌，皇帝陛下笑得直不起身子来，大家只好把他抬到龙床上去。

他们又说，这支歌谁也没有鲍先生唱得那么好。他唱的时候神情非常严肃，大家只知他唱的是一曲悲歌；可是，神情愈严肃，滑稽的意味就更浓。他的声调和表情丝毫没有一点滑稽的气息。正由于他那种极端严肃，甚至可以说是悲伤的神情，才使听的人更觉得滑稽可笑，简直乐不可支。

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大家都迫切希望能够好好地乐一乐。两位年轻人就下楼把鲍斯箴先生请了上来。

鲍先生看起来很高兴。他一请就来，一来就坐到钢琴前面去，一句闲话也不说。

两位年轻人对我们低低地说：“你们听着吧！准会让你们笑痛肚皮的。”他们俩穿过房间，在鲍先生背后不显眼的地方悄悄地站着。

鲍斯箴先生自己弹钢琴伴奏。他奏的序曲听不出一点滑稽的意味。那是一种奇异的、充满激情的曲调，听了使人感到不寒而栗。大家窃窃私语，说这是真正的德国风格，我们得好好地享受一番。

我自己不懂德语，在学校里学过一点，可两年之后全都忘啦，以后也从来没有碰过。可是我不愿意人家看出我不懂德语，所以我想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我把眼睛盯着那两个年轻学生，一举一动都摹仿他们，这样就不会露出破绽来了。他们嗤嗤地笑，我也嗤嗤地笑；他们大声喊叫，我也大声喊叫；有时候我自己还装着暗自发笑的样子，似乎我比别人更能领会歌中的幽默意味。我自己觉得这个方法很巧妙，一点也不会露出破绽来。

在歌唱进行中，我注意到其他许多人也像我一样，把眼睛盯住那两个年轻人。年轻人嗤嗤地笑，他们也嗤嗤地笑；年轻人喊叫，他们也喊叫；有时候年轻人继续不断地嗤笑、喊叫，以致放声大笑，大家也跟着一道起哄，这场面就无比热闹了。

可是那位德国教授看来并不高兴。他最初听到我们的笑声，脸上是一种惊奇的表情，好像他从来没想到我们会以笑声来欢迎他的。我们觉得这太有趣了。我们说这种严肃的表情本身就是最大的幽默。如果他自己觉得滑稽而笑上一笑，那就破坏了幽默的气氛。所以，我们越是笑个不停，他的表情就越加严肃，由严肃而转为恼怒，更转而为忿恨，最后他瞪着眼看着我们大家（只有那两个年轻人除外，因为他们站在他背后，他是看不见的）。这一下更使我们笑得前俯后仰。我们说，这简直要笑死人了。他的歌词本身就妙趣无穷，再加上他这副一本正经的表情。哎唷！简直要我们的命了！

唱到最后一节，他的表情越发精彩了。他瞪着眼恶狠狠地看着大家，好像要拼命似的，要是我们事先不知道这是德国滑稽歌曲的特殊风格，真要被他吓坏了。最后，他配合奇妙的音乐，唱出一种如泣如诉的调子，如果不知道这是滑稽歌曲，真要叫人凄然落泪了。

全曲在哄堂大笑声中结束。我们说这是我们生平所听到的最最滑稽的歌曲了。我们说，尤其奇妙的是，在这样的场面里，德国人看起来似乎是丝毫没有幽默感的。我们建议教授把它译成英文，使人民大众都能听懂，都能领略什么才是真正的滑稽歌曲的味道。

可是，鲍斯箴先生站起身来，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脸色非常可怕。他用德国话骂我们（我觉得用德国话骂人效果特别好）。他又顿足，又挥拳，又使用他所知道的一切英国话痛骂大家。他说他生平从来没有受过这样大的侮辱。

原来，他唱的根本不是什么滑稽歌曲。歌曲大意是讲一位住在哈兹山里的姑娘，为了拯救她情人的灵魂而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后来情人也死了，两人的阴灵在天上相会；最后一节说她的情人抛弃了她的阴灵而和另一个阴灵相爱——详细情节我说不清了，反正这个歌曲是极其悲惨的。鲍斯箴先生说，他有一次为德皇陛下唱了，皇帝竟像小孩子一样地啜泣起来。他又说，大家公认这是德国语言中最悲惨、最伤心的一支歌曲。

唉！那天的场面实在太让人难堪了——太难堪了。我简直没法说了。我们要找那两个恶作剧的年轻人算账，可是他们在乐曲告终时早已不声不响地逃之夭夭了。

那一次的聚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了。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哪一次宴会结束得这样凄凉而黯淡。大家连“再见”都没有说一声。每个人默默地走下楼梯，慢慢地踱出大门，躲在阴暗的地方。我们低声向侍役要了帽子和大衣，轻轻地推开大门，悄悄地溜了出去，急急忙忙转过街角，免得再和其他的人相遇。

从此以后，我对于德国歌曲再也不感兴趣了。

我们三点半钟到达了森伯莱水闸。在进闸之前，那一带的景色是非常优美的，尤其是闸门阻挡河水回流的那一段更为动人；可是你千万不要在逆流中划船。

在这一方面，我是有过经验的。记得那一次在逆流中我划了半天，问那掌舵的人，这样划行吗？他说，行倒是行，可还得加把劲。他说话时，船正在两个水堰之间的桥梁之下。我听了他的话，就弯下身子，更加使劲地划。

我划得非常卖力。我全身有节奏地、不停地转动，我把手臂、脚腿、腰背全部的力量都投入了战斗。我投桨投得又快、又冲、又准，姿势非常漂亮。那两位朋友说，看我划船真是一种艺术享受。划了五分钟，我心想一定已经划过那个水堰了。可抬头一看，船仍然在桥底原来的地方。我发疯似的转了半天，船却胶着在原处，丝毫未动。从此以后，遇到逆流，我再也不敢领教，只好另请高明了。

我们向华尔顿划去。那是沿河比较大的一个城镇。跟沿河其他的城镇一样，它在河边上露出的只是小小的一角。所以在船上望去只以为它是个五六户人家的小村庄。从伦敦到牛津这一带，只有温莎和阿宾顿两城在河上看去比较像样。其余的城镇都隐藏在转弯的角落里，在河边只露出街道的一角。我很感谢它们这种谦逊的态度，把河上风光留给成行的绿树和阡陌纵横的田地。就是雷丁城，虽然在河边占了不少地方，大大地破坏和玷污了河上风光，可是它最丑恶的面貌仍然隐藏起来，毕竟还算是知趣的。

在华尔顿一带，恺撒大将当然占有相当的地位——这里有他的营帐和城壕之类。他是常来河上的游客。还有伊丽莎白女王也常来此地。你无论走到哪里，总离不开那位女士。克林威尔和布雷德肖（这里指的是杀害英王查尔斯第一的刽子手，不是那个著名的导游家[8]）也在这里漫游过。把他们这些人组织起来，倒是一个很好的旅游队。

在华尔顿的教堂里有一个铁制的“钳器”，是古代用来钳制泼妇长舌的铁器。现在人们不使用这种东西了。我想这大概是因为铁的产量稀少，而钳制妇女的长舌却非用铁器不可。

在那儿的教堂里，有些著名的坟墓。我很担心，只怕哈里斯经过那里又要上去看了，可是哈里斯却似乎并不在意，所以船就安然过去了。过华尔顿大桥以后，河流非常曲折，风景极为优美。可是在这里划船或拖船却有许多麻烦，常常会使掌舵的和划船的人争吵起来。

在河的右岸，我们经过奥特兰公园，那是有名的古迹。我记得那是亨利第八从某人（记不清什么人了）手里抢过来自己居住的。那公园里有个岩洞，据说很奇妙，可我买了门票去看，什么也没有看到。已故的约克公爵夫人住在奥特兰，她很喜欢狗，养了一大群。她专门有一个葬狗的墓园，每只狗有一块墓碑，上面刻着墓志铭。

唉！我敢说这些狗也并不比一般的基督徒差，确也应该享受这份礼遇的。

过了华尔顿桥第一个转弯处就是著名的“柯威木桩”——恺撒大将和卡锡甫罗纳斯曾在那里交战。卡锡甫罗纳斯在河里插满了木桩（上面一定也挂着告示牌的）阻挡恺撒渡河。可是恺撒还是渡过了河。木桩挡不住，他现在在这些河湾里正需要像恺撒这样的人。

哈利福和谢帕顿都是靠近河边风景优美的地方，可是没有什么特色。谢帕顿教堂的墓园里据说有一块墓碑上面刻着一首诗。我很担心，只怕哈里斯又要到那里去晃悠了。所以，船靠近栈桥时，我看他正呆呆地望着桥头，就冷不防地把他的帽子甩到河里。他慌慌张张要找他的帽子，又恼恨我这种无礼的举动，一时就把他心爱的坟墓给忘啦。

在韦布里奇地方，三条运河：韦河（一条美丽的小河，小船可以航行到吉尔福德，我一直想去探测一番，始终未能如愿），伯恩河和贝辛斯托克河在这里汇合流入泰晤士河。在那城镇的对面就是一座水闸。将近水闸时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闸门上有一件乔治的运动衣，走近去仔细一看，原来运动衣内还藏着乔治本人。

于是，“忙得没人睬”就汪汪乱叫，我尖声喊叫，哈里斯大声吼叫，乔治挥舞着帽子大喊，跟我们打招呼，一时乱成一片。水闸管理员慌慌张张跑出来，以为有人掉到水闸里面，后来一看没事，似乎颇为懊丧。

乔治手里拿着一个油布包着的古怪东西，一头是平平的、圆圆的，另一头伸出了一个长长的柄儿。

“这是什么东西？”哈里斯问，“油煎锅子？”

“不对，”乔治说，他眼睛里闪着一种奇异、热情的光芒，“这是本季度里最时髦的东西，河上游人谁都带上一个——班卓琴。”

“哎唷，可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你会弹班卓琴啊！”哈里斯和我异口同声地叫道。

“不怎么会，”乔治回答，“可是人家说，那是很容易的。我带着说明书呢！”

第九章　拉纤趣闻——寻闸奇遇

我们总算把乔治找到了，就得让他好好地干点活。不消说，乔治当然是不愿意工作的。他推托说，他在城里已经干得很累了。可是哈里斯生性冷酷，毫无恻隐之心，他冷冰冰地说道：

“那好吧！你就换换工作，到河上来辛苦辛苦吧。换换工作总是好的，对谁都有好处。赶快干去吧！”

凭良心说——就凭乔治的良心说——是没有任何理由反对的。可是他还要耍花招；他说他还是在船上煮茶的好，要我和哈里斯去拉纤。他说煮茶是最累的活，我和哈里斯看来已经很累了，还是让他去干吧！我们听了他这些鬼话，根本没有答理，就把纤绳塞给他。他乖乖地拿了纤绳上岸去了。

纤绳这玩意儿，说来奇怪，真有点不可思议。你耐着性子，仔仔细细像叠一条新裤子似的把它卷得整整齐齐的，可是不到五分钟，你再把它捡起来，就已经乱成一团糟，简直把你气死。

我并不想故意侮辱纤绳。可是我深信不疑，你随便拿一条纤绳，把它拉直了，平平整整地放在草地上；再过三十秒钟，你回头再看时，那绳子准是乱成一团，七缠八绕，满是结子，你简直找不到绳头在哪里。你得坐在草地上，耐着性子，一边理一边骂，理上半个小时，才能理出点头绪来。

这是我对于一般纤绳的看法。当然，我不否认，也有那种特别可尊敬的纤绳；我不敢说没有。也可能有那种特别自觉的，忠诚老实的纤绳，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它们认识到自己不是针钩织物，不能尽打结儿。你把它撂在一边，它就自觉地一圈一圈叠起来，叠得整整齐齐。我相信这样的纤绳可能是有的；我也真诚希望会有这样的纤绳。可是，我就是没有遇到过。

所以在到达水闸之前，我就亲自掌管这条纤绳。我不让哈里斯碰它，因为他太粗心了。我慢慢地、小心地把绳子卷起来，在中间打了个扣子叠起来平平整整地放在船底下。哈里斯像做科学实验似的把它搬出来，放在乔治手里。乔治紧紧地捧着它，拿过去，像脱新生儿的褓衣一般小心翼翼地把它解开来，可是才解开了不到十几码光景，那玩意儿又乱成一团糟，就像放在门口擦皮鞋的破烂棕垫一般。

你要跟纤绳打交道，准会出现这种情况，几乎成了一定不易之理。那个在岸上拉纤的人，纤绳解不开来，就埋怨船上的人，心里这么想，他嘴里就不由得骂出来了。

“哼，你这个笨蛋，你把这纤绳搞成什么样子？你要把它结成鱼网吗？简直一团糟。你这笨家伙！你不会好好地把它卷起来吗？”他一边拼命地要解开绳子，一边嘟嘟囔囔地骂着。他把绳子平放在纤道上，绕着绳子来回地转，想把绳头找出来，可始终找不到。

与此同时，船上那个卷绳子的人却认为这都是解绳子的人搞乱的，把气都出在他身上。

“你把绳子拿过去的时候还不是好好的么！”他怒气冲冲地喊道，“你搞的是什么玩意儿？做什么事都是这样毛手毛脚的。你要是上绞头台啊，嗨，准会把绞索都搞乱了，好家伙！”

两个人都怒气冲天，恨不得用纤绳把对方绞死。争吵了十分钟之后，第一个人怒吼一声，发疯似的在纤绳上乱蹦乱跳。他想找个绳头，总是找不着，就随便抓住一段绳，使劲地扯，想把它扯直了。当然，这样扯只能把结子扯得更紧。于是第二个人跑上岸来，瞎帮忙。两个人七手八脚，你碰着我，我撞着你，乱成一团。两个人同时抓住一段绳子，朝不同的方向拼命地拉，只是拉不动，心里想不明白，到底在哪里牵住了。闹了半天，总算把绳子解开了；可是转身一看，那条船却不见了，它悄没声地溜到水堰那边去了。

有一次我亲眼看见这样一个场面。那是在波万奈附近，那天早晨正刮着大风。我们拉着纤向下游走去，走到河湾处，看见两个人瞪着眼睛对看着。他们脸上那种懊丧和悲痛的神气，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两个人手里扯着一条很长的纤绳，显然是出事啦。我们停下来，走过去问他们怎么回事。

“唉！我们的船溜了！”他们生气地回答说，“我们正在解这根绳子，可是回身一看，它竟溜走了！”

显然，他们对于那条小船那种卑鄙无耻、忘恩负义的行为是非常痛心的。

我们在下游半英里的地方找到了那个逃犯，它被芦苇丛挡住在那里。我们把它拖回来交给那两个人。我敢下赌，在一个星期之内，他们绝不会让那条捣蛋的小船再下水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两个人拿着纤绳在河岸上来回奔跑找船，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在河上拉纤，我亲眼见到许多妙人妙事。最常见的一种情况是：两个人拉着纤，一边起劲地谈话，一边急匆匆地向前走；在船上的那个人叫他们停下来，拼命地呼喊，发疯似的摇晃着那支船桨，可是那两个人就是不停。通常总是船上出了什么意外的情况，也许是船舵松开了，也许是船篙掉在水里，也许是帽子吹到水上，飞快地顺流而下。船上的人要拉纤的人停下来，起初说话很客气，很有礼貌。

“喂，请您停一停，好不好？”他笑嘻嘻地说，“我不小心把帽子掉在河里了。”

随后，他沉不住气，说话有点不客气了：“喂，汤姆——迪克，你们听见没有？”

接着，气更大了：“真该死，你们这两个糊涂蛋！快停下！唉，你们……”

说罢，他按捺不住，跳了起来，双脚乱蹦，脸涨得通红，嘴里乱叫乱骂。河岸上的小孩们都聚拢来看他的表演，指手画脚地嘲笑他，用石子掷他。可是他那条船还是被拖着一个劲地往前跑，达到每小时四英里的速度。

其实，这一类的纠纷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只要拉纤的想着自己是拖着船的，常常回过头来看看船上的朋友怎么样，就行了。所以拉纤最好还是一个人拉，不要两个人一起拉。两个人一起拉，聊起天来就会忘乎所以。至于那条船本身，如果不遇到什么阻碍，它是不会自动去提醒那两个拉纤人的。

那天晚上，吃过晚饭之后，乔治跟我们讲了一段好笑的事，说明那些成双做对的拉纤人，有时竟糊涂到什么地步。

他说，有一次他和另外三个人在傍晚时分从梅顿海特拉着满载的一条船往前走。走到科克汉水闸附近，他们看见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姑娘并肩拉纤，两个人情话绵绵，正谈得出神。两个人手里握着一支钩竿，钩竿上挂着一条纤绳，绳头拖在水里。后面却没有一条船，周围附近也看不见一点船的影子。显然，那纤绳原来是拖着一条船的。后来，不知出了什么倒霉事儿，纤绳和船分了家，那条船不知漂到哪里去了，无影无踪。可是，不管出了什么事，那一对情侣却漠不关心，仍然专心致志地往前拉。他们手里拿着钩竿，竿上挂着纤绳，他们觉得自己唯一的职责就是一个劲地往前拉。

乔治正想喊叫，提醒那一对情人；可是他忽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没有喊出声来，却把船钩伸出去，钩住了那纤绳的绳头，打了一个扣儿，扣在自己的船栓上，于是他们俩就把船桨搁起来，不用再划了，靠着船尾坐着，悠悠然吸起烟来。

就这样，那一对情侣就心甘情愿地把满载的一条船和船上四个笨重家伙，辛辛苦苦一直拉到马罗的地方。

乔治说，后来船到水闸时，那一对情侣回过头来一看，才知道拉错了船，白白地拖拉了两英里，便怀着无限懊丧和怨恨的心情，狠狠地瞥了我们一眼。乔治说，要不是那位温柔的姑娘婉言劝阻，那个年轻人简直要破口大骂了。

那位姑娘首先从惊慌的情绪中安定下来，紧紧地搓着双手，无可奈何地问道：

“哎呀，亨利，那么我们的姑姑到哪里去了呢？”

哈里斯赶紧问道：“后来他们到底找到了那位老太太没有呢？”

乔治回答说，他也不知道。

有一次乔治和我亲眼看见，由于拉纤的和被拉的人彼此漠不关心，几乎闯了大祸。那事发生在河边斜坡的一条纤路上。我们正在对岸搭帐篷，所以对对面发生的情况看得很清楚。我们看见一条小船被拖着在河里飞快地驶行，拖船的是一匹高头大马，马上坐着一个小孩。船上懒洋洋地躺着五个人，神情悠闲得很；特别是那个掌舵的人，更显得满不在乎的样子。

船经过的时候，哈里斯低低地对我说，“你瞧吧，那个掌舵的准会把舵的方向弄错了。”果不其然，正说着，那个人当真把方向弄错了。整个船碰在河岸上，只听得哗啦一声响，好像撕破了四万条纱巾一般。接着船上的两个人，一只大筐子，三把桨从船的左侧摔出来，扑倒在河岸上。另外两个人从船的右侧摔出来，坐在地上，船篙、桅子、帆布、手提包、瓶子等等，撒了一地。最后一个人在二十码以外的水里冒出头来。

这样，船减轻了重量，速度就更快，那个小孩子在马上高声唱歌，赶着马向前奔驰。岸上那几个人爬起来，瞠目相看，愣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儿。急忙扯起嗓子，拼命叫喊小孩子赶快停下。可是那小孩子遛马遛得正欢，根本没有听见。一边拼命地喊，一边拼命地跑；愈跑愈远，渐渐看不见了。

对于这一类不幸的事件，我并不感到遗憾。我只希望那些没头脑的年轻人——这种人多得很——都要尝尝滋味，吃点苦头。这种人不但自己冒着极大的危险，而且威胁着河里其他的船只。他们的船在河里没命地跑，根本顾不了其他的船，其他的船也没法躲避。他们的船索准会挂住别的船上的桅子和桩子，把船上的人摔下河去，或者割破了面皮。对付这种年轻人，最好的办法是把你的船停得稳稳的，等他们的船靠近时，就用船篙的末梢使劲去捅，把它们捅得远远的。

在我过去拖船的经历中，最最有趣的莫过于看姑娘们拉纤了。那种动人的场面实在妙不可言，你千万别错过了。一般总得有三个姑娘一起拉纤才有意思；两个姑娘拉着纤绳走，一个姑娘在她们周围打转，不停嗤嗤地笑。一开始她们免不了要被绳子缠住；有时缠住了腿，就得坐下来慢条斯理地解开来；有时缠住了脖子，差一点就会绞死。后来好容易把绳子解开，她们就没命地狂跑起来，几乎把船都拖翻了。跑了不到一百码光景，就喘得透不过气来，突然停了下来，坐在草地上吃吃地笑。那船就蹚到河中心，不停地打转。你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赶忙拿起桨来。姑娘们站起来看，感到很奇怪。

“嘻！嘻！你瞧，”她们笑着说，“船溜到河中心去了。”

随后，她们总算比较安定地拉了一会儿。忽然有一位姑娘觉得裙子松开了，得用别针别起来。她们就停了下来，可船却在岸边上搁浅了。

你得跳上岸去，把船推开。你高声喊叫，叫她们不要停下来。

“喂，出了什么事啦？”她们高声答应。

“不要停！”你大声吼叫。

“不要什么？”

“不—要—停，继—续—拉！”

“我说，爱米莉，你回去问问，他们到底不要什么？”一位姑娘说。爱米莉就跑回来，向你们要什么。

“你们不要什么？”她问道，“出了什么事啦？”

“没事，”你回答说，“什么事也没有，只是叫你们继续拉，不要停，懂吗？”

“为什么不要停？”

“嗨，你们要停了，船就没法走了。你们得照顾着船啊！”

“照顾什么？”

“照顾这条船，你们总得让船走啊！”

“喔，我明白了，我告诉她们。我们的纤拉得不错吧？”

“很好，很好，实在好得很。只是千万不要停。”

“那还不容易。我以为出什么事了呢！”

“没什么，那简单得很。你们只要不停地拉着走，就行啦！”

“我明白了，麻烦你，请你把我的红围巾给我，在座垫底下。”

你找到了红围巾递给她。这时候，另外一位姑娘走过来，也要围巾；她们又顺便把玛丽的围巾也带了去。可是玛丽说她不要围巾，叫她们把围巾带回来，再把她的梳子带去。这样，折腾了大约二十分钟，才又重新拉起纤来。可拉到转弯角上，姑娘们看见一条母牛，你又得上岸把母牛赶走了。

只要是姑娘们在拉纤，你们船上的人就别想有一刻消停。

书归正传。那天乔治总算乖乖地接过了纤绳，把我们稳稳当当拉到了潘登河湾。接着我们就讨论晚上住宿的问题。大家决定当晚睡在船上，但是一时拿不定主意：是在那里停泊，还是继续划下去，划过斯坦因斯。大家觉得太阳还在半空，停泊未免太早，于是决定继续划下去，一直划到伦尼米达。那地方离此大约三英里半，是河畔树荫下一个僻静的地方，是停泊的好去处。

可是，后来我们回想起来，当时实在打错了主意，不该继续划下去，早该在潘登河湾停下来。要是我们清早起来，向上游划个三四英里，实在算不得一回事；可是你划了一天，精疲力竭之后，再要划三四英里，那简直受不了。在这最后几英里内，你无心观赏两岸景色；不想说话也不想笑。每划半英里就像划了两英里。你想不明白，怎么划了半天，老是在那个地方。你觉得那地图一定画得不对。你觉得自己一刻不停地至少已经划了十英里，怎么水闸还看不见一点影子。你怀疑是不是有人偷偷地把水闸搬走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向上游划船，简直要了我的命。那一次我是同一位小姐——我的表妹——一起去划船的。我们原来打算划到戈林地方去。天色渐晚，我们急于要找个投宿的地方——至少我表妹如此。我们到贝森水闸时已六点半钟。暮色愈来愈浓，她焦急起来，她说一定要找个地方吃晚饭。我说我也正在着急。我把随身带的地图拿出来看看，到底还有多远。在地图上，下一个水闸——沃林福特——离此一英里半，再过去五英里就到克利佛了。

“这就好了！”我说，“七点以前，我们就可以通过下一个水闸。就只有一个水闸了。”我定下心来，安安稳稳地划着。

船穿过了桥洞，我就问她，看见水闸没有？她说没有，没看见什么水闸。我“喔”了一声，接着再划。又划了五分钟，叫她看看，有水闸没有。

“还是没有，”她说，“一点影子也没有。”

“我说，你——你，水闸大概总认识吧，要是你看见了的话？”我带点怀疑的口吻问她，我只怕她会生气。可是她并不生气，只是说还是让我自己看看的好。我就放下了桨，抬眼向前望去，只见暮色苍茫中，这一带河流在一英里之内空荡荡地看不见一点水闸的鬼影子。

“你说我们会不会迷失了方向？”我的同伴说。

我觉得这不大可能，便又对她说也许我们已经进了水堰口，很快就会到闸门前了。

这些话一点也不能使她得到安慰；她开始哭了起来。她说我们俩准得淹死；这是她要跟我出来玩应得的惩罚。

我觉得这样惩罚有点太过分了。可是我表妹觉得并不过分，她只希望这场灾难早点过去。

我想方设法安慰她，劝她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我说看来我划得还不够卖劲，不够快，不然，我们早就该进闸了。我又加劲地划了一英里。

这时候，我自己也有点害怕起来了。我又把地图拿出来看，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沃林福特水闸离贝森水闸一英里半。这地图一点没有错，我自己也记得那个水闸，因为我去过两次。那么，我们现在到底在哪里啊？到底怎么回事啊？我开始有点怀疑，我是不是在做梦？大概我现在正躺在床上做梦，一会儿就会有人来叫醒我，告诉我已经十点多啦。

我问我表妹，她是不是觉得好像在做梦。她说她也正要问我同样的问题。于是我们两人都觉得是睡着了在做梦。但是如果我们都是在梦中，那么那个真正做梦的人是谁呢？梦中人又是谁呢？越想越糊涂了。

可是，我还是继续拼命地划，还是看不见水闸的影子。天色越来越黑。河面暗影憧憧，更觉阴森可怕，神秘莫测。我想到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想到水边迷人的女妖，整晚坐在岩石上，引诱人们掉到旋涡里淹死。我越想越害怕，心中默默地祈祷，但愿我过去没做过坏事，但愿我能唱更多的圣诗。正在这样神思恍惚的时候，耳边忽然飘来一阵美妙的乐声，原来是一台手风琴正在拙劣地奏着“他引导他们前进”的乐曲。谢天谢地，我们得救了。

我一向对于手风琴奏的乐曲是不感兴趣的，可是，此时此刻，听到这琴声就如天上的仙乐一般，比奥菲斯的七弦琴、阿波罗的长笛，或其他任何乐器所奏的乐曲更为美妙动人。说实在的，在我们当时的心境中，要是真听到天上的仙乐，只会使我们更加悲伤；因为我们听到那种动人心弦的和乐，一定要把它当作是上帝的召魂曲，就更陷于绝望的苦痛之中。可是，现在那台喘着气的手风琴所奏的时断时续、节拍不匀的“他引导他们前进”的乐曲却使我们感到无比亲切动人，心灵得到无上的安慰。

美妙的乐声越来越近；后来奏乐曲的那条小船靠拢我们，并船而行。原来船上是一群乡村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正在月夜泛舟（那天晚上没有月亮，那可不是他们的过错）。我生平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伙可亲可爱的人们。我向他们欢呼致意，请问他们到沃林福特水闸怎么走；我告诉他们说，我们已经找了两个小时了。

“什么？沃林福特水闸！”他们回答说，“上帝保佑！先生，那个水闸已经拆掉了一年多了。现在没有什么沃林福特水闸了。你们已经快到克利佛了。我的老天爷，这位先生竟然还要找沃林福特水闸呢，比尔，你瞧！”

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真想紧紧拥抱他们，为他们祝福。可是水流太急，不容我拥抱；我只好说了声“谢谢”，可是这两个淡淡的词儿怎能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呢！

我们一再向他们道谢。我们说夜色多么美好，祝愿他们一路愉快。我想请他们到我那里去住一个星期，我表妹也说她妈妈见到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我们一路唱着《浮士德》中的《军士合唱曲》回家，总算及时赶到家中吃了晚饭。

第十章　船上夜宿——深宵冥思

哈里斯和我起初怀疑贝尔·威尔水闸是不是跟沃林福特水闸一样已经拆掉了。后来，乔治把我们一直拉到斯坦斯，接着就由我和哈里斯替他拉纤。那玩意儿真够呛，我们就像拉了五十吨东西走了四十英里似的。一直拉到下午七点半才算完事。我们回到船里，把船靠近左岸边，找一个停泊的地方。

我们本来打算划到大宪章岛[9]。那是河上一处优美的地方，河流绕过一片青葱的山谷，我们原想在岸边许多美丽的小河湾中找个地方支起帐篷来。可是，这时候我们对于风景似乎不感兴趣，不像早上那么起劲。哪怕船停泊在装煤的驳船和煤气厂之间，只要有一点地方可以过夜就行了。我们不要什么风景。我们要的是吃晚饭和睡觉。可是，我们还是把船划到一个叫做“野餐之角”的地方，在大榆树底下一个很舒适的角落里停下船来，把船缆系在伸出的榆树根上。

那时，我们准备吃晚饭了（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没有喝茶），可是乔治不赞成。他说，我们最好趁天还没有黑、看得清的时候，先把船上的帆布帐篷支起来，等一切安排好了，再坐下来舒舒服服地吃一顿晚餐。

可是我们谁也没想到支个帐篷竟那么费事。在我们想象中，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你只要把五根拱形的铁条插在船上，上面铺上帆布帐篷，在下面系好就行了。只消十分钟就完事。

唉，我们把那个工作看得太容易了。

我们拿起拱形铁条，要插到船上预制的插口中去，可谁也没想到那是多么危险的事。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我们居然死里逃生，一直活到现在，那真是一个奇迹。唉，那玩意儿简直不是什么铁条，那是魔鬼。首先，它跟那个插口对不上，插不进去。你得用脚使劲踩，使劲踢，还得用船篙狠狠地捶打。后来，总算勉强插了进去，可是你又发现插错了地方，你又得重新拔出来再插。

可是你怎么也拔不出来；两个人拼命搏斗了五分钟，忽然它一下子蹦了出来，那弹力太大，把我们几个全都摔下河去，几乎淹死。那铁条中间还有些个铰链，那玩意儿真气人，专找你身上最娇嫩的地方，冷不防地刺进去。我们在铁条的这一头使劲压，要迫它就范，可铁条那一头却冷不防跳将出来，猛地砸在你脑袋上，真该死。

最后我们总算把铁条插好，只等铺上那个帆布帐篷了。乔治摊开了帐篷的一头系在船头上。哈里斯站在中间，我站在船尾。哈里斯在中间传递，我在船尾等着把帐篷接过来。可是等了好半天，帐篷就是不过来。乔治在船头上，干得很好，可是哈里斯是个生手，在中间一下子全搞乱了。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他自己也说不明白。总之，经过十分钟以超人的力量奋斗之后，他以一种神秘莫测的手法，竟把自己整个身子都卷在帐篷里面了。卷得那么紧，包得那么严，他怎么也脱不出身子来。当然，他是拼命挣扎的，为他的自由权利而奋斗——这是英国公民天赋的神圣权利。在他挣扎的时候（我事后才知道），竟把乔治也拖倒了。乔治狠狠地咒骂，拼命挣扎着要爬起来，终于把他自己也卷到帐篷里面去了。

这些情况我当时全不知道。我对于这个工作完全是外行。我只知道，执行他们的命令，在船尾等着，等帐篷传递过来。我和“忙得没人睬”两个一直在船尾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站着。帐篷里面那种翻滚扭打的情况，我们是看见的。但是我们只道这是一种必要的工序，所以不敢随便插手，怕打乱了工序。

我们也听得帐篷底下有瓮声瓮气的说话声音，我们猜想他们大概感到这种工作非常麻烦吧。所以我们决心静静地等着，等情况明朗一点，再插手进去。

可是我们等了好半天，情况却越来越糟了。最后，乔治挣扎着从船的一边探出头来，开口说话了。

“你这个笨蛋！你不能伸伸手吗？像个塞满了香料的木乃伊似的僵僵地站着。你没看见我们快闷死了么？”

我一向乐于助人，绝不能袖手旁观，赶快过去搭救他们。等到哈里斯解放出来时，他脸上已经搞得漆黑一团了。

后来忙了一个小时，总算把帐篷安置好。我们把船板擦干净，准备吃晚饭。我们把水壶放在船头上煮开水，马上又跑到船后去忙旁的事情，好像把煮水的事全忘了一般。

你在船上煮开水必须采取这种办法。要是你在旁边等着，急于要水开起来，那水就根本不睬你，一点声息全无。你必须走得远远地去忙着做饭，好像根本不想喝茶似的，甚至瞧都不瞧一眼，那水很快就咕嘟咕嘟地响起来，急于要泡茶了。

要是你心里真是焦急的话，还有个好办法，就是高声谈话，说你们一点不想喝茶，根本不要什么开水。你得走近壶边大声地说，让它听见。你大声嚷嚷：“我一点不想喝茶。乔治，你呢？”乔治就大声回答说：“不喝，我最不爱喝茶。我们有柠檬汁，那比茶好得多。茶不好消化。”说着说着，那水就沸滚沸滚了，甚至溢出来把火都浇灭了。

我们煮茶时就采取了这样的巧妙办法。所以当晚饭一切安排好时，茶也就煮开了。我们点起灯来，蹲在一起吃晚饭。

我们需要的就是这顿晚餐。

接着在三十五分钟之内整个船上鸦雀无声，只听得刀叉碰着碗碟，叮当作响，还有四副牙床切切嚓嚓的摩擦声音。三十五分钟之后，哈里斯首先开口“啊”了一声，把自己的左腿放了下来，又把右腿搁了上去。

五分钟之后，乔治也说了一声“啊”，把他的碟子摔到了岸上；再过了三分钟，“忙得没人睬”打了一个滚，伸直了四腿躺着，这是它上船以后第一次感到称心适意的表现。接着我也“啊”了一声，把头向后一仰，恰恰碰在船篷的铁条上，可我毫不在意，甚至嘴里也没有骂一声。

一个人肚子填饱以后，心情多么舒畅啊！对于自己和世界上的一切感到多么满意啊！人们常说，心地纯洁使人幸福快乐；可是肚子饱饱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而且花的代价更小，效果更快。我们饱饱地吃了一顿丰盛适口的美餐之后，我们感到胸襟多么宽大、多么豁达，心灵多么崇高、多么仁慈啊！

我们的消化器官对我们的智能的指挥作用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我们的肚子不答应，我们就别想工作，别想思考。它支配着我们一切的心情和灵感。吃罢了火腿、炒蛋之后，肚子命令说：“工作吧！”吃罢了牛排和啤酒之后，肚子命令说：“睡觉吧！”喝罢了茶（每杯两茶匙，不要放着超过三分钟）之后，肚子命令大脑说：“现在，起来，显示你的力量吧！你要雄辩，你要深沉，你要温柔；用你澄澈的双眼观察自然和人生；展开你联翩的浮想，让它的洁白的双翅翱翔于太空之中，像神灵一样，飞越纷扰动荡的大地，穿过星光灿烂的云衢，走向永恒。”

吃完了热气腾腾的油煎饼之后，肚子命令说：“你要糊里糊涂，懵懵懂懂，像一头无知无识的畜生——像一只没有头脑的动物，两眼漠然无神；没有一点理想，没有一点希望，没有一点恐惧，没有一点恋情，没有一点生命之火花。”喝完了足量的白兰地之后，肚子命令说：“来吧，傻家伙，你要咧嘴傻笑，你要满地打滚，让你的同胞们看了哈哈大笑；你要满嘴胡言乱语，哼哼唧唧，唾沫乱喷；用你自己的表现来证明：可怜的人们灌了半杯黄汤之后，就会失去一切理性和智慧，变成一只浑头浑脑的小猫咪。”

我们大家都是受肚子支配的最可怜的、实足的奴隶。朋友们，不要去寻找什么道德和正义，还是好好照看你的肚子吧！只要你小心地吃，合理地吃，你的心灵自然就会充满了美德和善意。你自己不用费一点气力，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善良的公民，一个忠诚的丈夫，一个慈爱的父亲——一个高尚而虔诚的人。

在吃晚饭之前，哈里斯、乔治和我心情都非常恶劣，乌眼鸡似的直想吵架。可是吃过晚饭之后，大家心情舒畅，满面笑容地相对坐着，甚至对我们的小狗也是笑容可掬。我们彼此相亲相爱，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亲可爱。哈里斯走过来的时候，不小心踩着了乔治脚趾头上的鸡眼。这事要发生在晚饭之前，乔治准得大发脾气，把哈里斯痛骂一顿，骂得他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叫每个有感觉的人听了都会发抖。

可是，现在乔治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老朋友，稳着点儿，小心踩了我的鸡眼。”

哈里斯呢，要是在晚饭前听到这话，他准会气冲冲地说：“在这样不满两丈的小船里走来走去，谁也免不了要踩着乔治的脚趾头的；自己的腿长得那么长，就该自觉一点，别到这样的小船里来，还是趁早把腿挂在船舷上的好。”

可是现在哈里斯却和和气气地说：“老朋友，真对不起。”乔治又接着说“没关系”，这是他自己不好；哈里斯接着又说，这是他的过错。

听了他俩这番谈话，真叫人心情舒畅。

我们点起了烟斗，看着静悄悄的夜色，悠悠然谈起话来。

乔治慨叹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永远这样呢——远离这充满着罪恶与诱惑的人世，去过那恬静的生活，一心为善。我说这也正是我所企冀的。于是我们大家讨论，我们四个是否可以一起离开这里，去到一个近便的、设备完善的荒岛上去，在丛林中度过一生呢。

哈里斯说，去荒岛他有点害怕，因为听人家说，那里潮湿得很。可是乔治说，那没有关系，只要好好地排水就行了。

我们接着就谈排水的事。乔治想起了他父亲亲身经历过的一段有趣的事儿。他说，有一次，他父亲跟一个朋友一起在威尔斯岛旅行，住在一家小客栈里；客栈里另外还有几个人，他们一起度过了黄昏。

那天晚上大家都很高兴，睡得很晚。他们两人（当时乔治的父亲还很年轻）回去睡觉时，也觉得有点陶陶然。他们两人（乔治的父亲和他父亲的朋友）睡在一个房间里，两张不同的床上。他们拿了蜡烛上楼，刚进房门，一阵风来，烛焰一晃灭了。他们俩只好在暗中摸索，脱了衣服，爬上了床。他们自以为分别爬上了自己的床，可是实际上爬到一张床上去了——一个人从这一头爬上去，头冲着上首；另一个人从那一头爬上去，把脚搁在枕头上。

静默了一会儿之后，乔治的父亲首先叫道：

“乔！”

“怎么回事儿？汤姆？”乔回答，声音是从床那一头来的。

“你瞧，我床上还躺着一个人，”乔治的父亲说，“他把脚搁在我枕头上。”

“唉，真是怪事，汤姆啊！”另一个人回答说，“天晓得，我床上可不也躺着一个人吗？”

“那你怎么办呢？”乔治的父亲问道。

“哼，我要把他捅下去。”乔回答说。

“对啦，我也要照办。”乔治的父亲回答说。

只听得两人挣扎了一会儿之后，地板上“砰砰”两声响，接着又听得一个悲惨的声音说道：

“哎唷，汤姆啊！”

“嗯。”

“你怎么样了？”

“唉，老实对你说了吧，那个人把我捅下来了。”

“我也一样。我说这个客栈真有鬼，你说呢？”

哈里斯问道：“那个客栈叫什么名字？”

“叫‘猪猡吹哨子’，”乔治说，“你干吗要问？”

“喔，这就不对了。那不是同一家客栈。”哈里斯说。

“你这话什么意思？”乔治问。

“你说巧不巧，”哈里斯低低地说，“我的父亲有一次在一个乡村客栈里也遇到这么一回事，一模一样的。我起先只道是同一家客栈呢！”

那天晚上我们十点钟上床睡觉。我本来觉得很疲倦了，一定睡得很好；岂知睡得并不好。平常我脱了衣服上床，一着枕就睡着，第二天早上人家打门叫我，已经八点半了。可是今天晚上，什么都别扭。换了个新地方，船板硬硬的，睡的地方又难受（我躺在那里，脚放在一个座位底下，头放在另一个座位上面）；听着船旁汩汩的流水声，树林间簌簌的风声，只觉得心烦意乱，焦躁不安。

我起初勉强睡了几个小时，后来觉得船上好像在晚间长出了一块东西——因为刚开船的时候没有这块东西，而到了第二天早晨又不见了——老是顶着我的脊骨往里钻。我勉强睡了一会儿。我梦见我吞吃了一枚金镑，有些人在我背上钻洞要把那金镑掏出来。我觉得他们这种做法太狠了，我求他们松松手，说算是我欠他们一个金镑，到月底还他们，行不行。他们不理我这一套，非要马上掏出来不可，他们说到月底要算利息，太麻烦了。我很生气，跟他们吵起来，狠狠地骂。他们越发狠狠地钻，我受不了，惊醒了。

船里气闷得很，我头脑发胀。我想到凉快的夜气中去清醒清醒。我随便抓了几件衣服披上——有的是我自己的，有的是哈里斯和乔治的——从帐篷下面悄悄地爬出来，走到岸上。

那是星光灿烂的夜晚。月亮已经西沉，大地上静悄悄的，只有天空中闪烁的星光。我们，大地的儿女们，都已沉睡了；在无边的沉寂中只有天上的星星正在和大地对话，谈着玄妙的哲理，那声音浩大而深沉，我们这些孩子们的耳朵是永远听不见的。

这奇异的星光，那么清冷，那么明澈，使我们感到震慑。我们好像一些孩子们，娇嫩的小脚无意中踏进了半明半暗的、上帝的神圣殿堂，产生了一种不可言说的崇敬之心。我们站在那光影朦胧，宏伟而深沉的圆穹之下，带着一半企求，一半恐惧的心情，仰望着上面飘忽无定的神奇幻象。

但是，夜又充满着安慰人心的力量。在它的伟大力量的感召下，我们那渺小的忧愁就感到羞惭而潜匿无影了。白天充满着思虑和烦恼，我们的心灵中充满着邪恶和悲苦的意念，世界对我们是如此残酷不仁。可是，夜晚，就像慈爱的母亲，用它温柔的双手抚摸着我们灼热的额头，我们抬起泪眼仰望着它。它向我们微笑，脉脉无言，可是我们完全懂得它的心意。我们把烧得发烫的双颊投入它的胸怀里，而我们一切的苦痛烦恼就都消失了。

有时候，我们的苦痛极其深切，我们站在它面前默默无言，因为没有语言能够表达我们的苦痛，我们只能呜咽呻吟。而夜的心灵却充满着怜悯之情，它无法解除我们的苦痛。它紧紧握着我们的双手，而我们眼底的那个世界就变得渺小而遥远。我们依附着它的黑色的双翼，暂时飞进了一个更加伟大的境界，在那里发出一种神奇的光辉，昭示了人生的真谛，像一卷书籍展示在我们眼前，我们认识到“苦痛”和“忧愁”只不过是上帝的两个小天使而已。

只有那些带着苦难的荆冠的人们才能看到那神奇的光辉。可是当他们回到尘世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再谈那神奇的光辉和他们认识的玄妙的道理。

从前，几个英勇的武士骑着马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旅行。他们路过一片深林，里面长满了纠缠蟠结的荆棘，刺伤了他们的皮肤，使他们迷失了途径。树林里浓荫密布，透不过一丝阳光，更显得阴森可怕。

当他们经过那幽暗的森林时，有一个武士脱离了队伍，独自个骑马走得很远，再也找不回来了。武士们失去了同伴，心情非常悲痛，像怀念逝者一样地哀悼他。

后来，他们终于到达了旅程的目的地，一座美丽的城堡。他们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寻欢作乐。有一天大家围坐在大厅上燃着木柴的壁炉边，喝得醉醺醺的，都感到心神舒畅。忽然，他们失去的那个同伴回来了，向他们招手。他衣衫褴褛，像个乞丐，身上满是伤痕；但脸上却焕发出一种神奇的光彩，显示出他满怀的喜悦之情。

他们问他遭遇的情况。他告诉他们在黑暗的森林中迷失了途径后，日日夜夜到处游荡，后来浑身创伤，流血不止，躺在地上，奄奄待毙。

正在他垂死的时候，啊！在茫茫的黑夜里出现了一位神圣的女神。她握着他的双手，引导他走过了许多杳无人迹的弯曲小径，最后走到了黑暗森林的尽头，透出了一线光亮，那是白昼的光亮，就像太阳底下的一盏小灯一样。在那神奇的光亮中我们迷途的武士好像在睡梦中看到光华灿烂的仙景，那景色如此美妙，使他忘记了身上的流血创伤。他站在那里只觉得心神舒畅，一种愉悦的心情比海洋还要深，没有人能够探测其底蕴。

霎时间那仙景消失了。那武士跪倒在地，感谢那圣洁的女神，在黑暗森林中指引迷途，使他看到那神奇的仙境。

那个黑暗的森林的名字就叫“忧愁”，可是那个武士看到的仙境到底是什么，我们谁也说不出来。

第十一章　半夜险遇——怀古幽情

我第二天早晨六点钟醒来，发现乔治也醒了。我们俩翻了个身，想要再睡一会儿，可怎么也睡不着了。要是没有什么特殊理由，要我们必须马上穿衣起床，不能再睡一会儿的话，那我们看了表之后，准会翻过身去再睡，一直睡到十点钟才起来。可是，我们觉得也没有什么理由必须要再睡两个小时才起来，而且睡到那个时候起来也实在有点无聊。在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下，自然我们觉得还是赶快起来的好，实在不愿意在床上哪怕再挨一分钟了。

乔治说大约在十八个月以前，他也遇到过这样一种尴尬的情况，闹得糟透了。那时候，他住在一位吉宾斯太太的公寓里。有一天晚上，他的表出了毛病，在八点一刻时停了。前一天晚上上床时，不知什么缘故他忘了上发条。可是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照旧把表挂在枕头边，连瞧都没有瞧一眼。

这时正在冬季黑夜最长的时候，而且一个星期以来一直大雾弥漫，所以早上醒来时天色总是黑魆魆的，乔治根本摸不清那是什么时候。他爬起来拿表一看，正指着八点一刻。

“上帝保佑我！”乔治惊叫起来，“我得九点钟赶到城里去呢！这可怎么好！为什么没有个人来叫醒我呢？哎哟，真糟糕。”他甩掉了表，从床上跳起来，洗了一个冷水澡，穿上衣服，来不及等热水，用冷水匆匆刮了个脸，就急急忙忙冲出去。他又看了看表。

那个表又走起来了，不知是不是因为甩了一下受到了震动，或者由于其他的缘故，乔治也说不清楚。反正那个表确确实实已经从八点一刻走到八点四十分了。

乔治掏出了表，冲下楼去。客堂里黑洞洞的，静悄悄的，不见人影，炉子也没有生，早饭也没有做。乔治说这个吉宾斯太太真够糊涂的，晚上回来时得好好教训她几句。他急忙披上大衣，戴上帽子，抄起一把阳伞就向前门走去。可是门还没有开。他又狠狠地咒骂吉宾斯太太这个懒惰的老婆子，为什么到了时候不肯起来好好地干活。他想不明白，气冲冲地打开门锁，推开大门，奔了出去。

他急急忙忙走了大约有四百码光景，心里忽然奇怪起来，怎么街上冷清清地没有几个人影，店铺都没有开门呢？确实，天气很黑，雾很浓，但是那也不能停止营业啊！真是怪事。天尽管黑，雾尽管浓，他自己还得急急忙忙赶去干活呀，怎么旁的人就可以关起大门来睡觉呢！

后来走到了霍尔本。店铺家家上着门；公共汽车一辆也没有！街上一共只看见三个人：一个警察，一个推了一车青菜上菜场去的人，还有一辆破旧不堪的马车。乔治又掏出表来一看，差五分到九点！他站住了数数自己的脉搏，弯下身子摸摸自己的大腿。后来，他拿着表，走到一个警察面前，请问他知不知道现在什么时候了。

“什么时候？”那警察带着怀疑的神色对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好吧，你自己听着敲钟吧！”

乔治静静听着。感谢邻近的一只钟居然敲起来了。

乔治听罢钟声，很生气地说道：“怎么才敲三点钟呢？”

“对啦！你想敲几点钟呢？”警察回答说。

“你瞧，不是九点吗？”乔治把表给他看。

“你知道你住在什么地方吗？”那位公共治安的保卫者严厉地问他。

乔治想了想，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他。

“喔！这就是你住的地方，是吗？”警察回答说，“好吧，我劝你悄悄地回家去，带着你的表；以后再不许来跟我们捣乱了。”

乔治一路寻思着走回家去，推门进屋。

起初，他想脱了衣服上床睡觉，后来想到还得重新起来穿衣服，重新洗脸洗澡，那太麻烦了，所以决定靠在椅子上迷糊一会儿就算了。

可是，他怎么也睡不着，觉得比任何时候都清醒。他点起灯来，拿出了棋盘，想自己下棋消遣。可是，他提不起一点兴致来，时间实在过得太慢了。他丢开了棋盘，想看看书吧，可是书也看不进去，毫无趣味。他又披起了大衣，想出去溜达一会儿。

街上一片沉寂，阴森森的有点怕人。遇到所有的警察都以怀疑的眼光看着他，提起马灯来对他照着，跟着他走。后来，搞得他自己也怀疑起来，好像自己真干了什么坏事似的，只好悄悄地溜到一条小巷中，躲在漆黑的门洞里，听着警察们啪嗒啪嗒的脚步声，走近来又走远去。

当然，他这种鬼鬼祟祟的举动只能更加引起警察们的怀疑。他们走过来，把他从门洞里拖出来，问他在那里干什么。他说“没什么”，只是出来溜达溜达（那时是凌晨四点钟）。警察们看来不相信他的话，两个便衣警察走过来，把他押到他自己家里。看他走进屋里，把门锁好；他们就在对面一个角落里站着，监视着这所房子。

他进了屋子，本来想生个火做点早饭吃，借以消磨时光。可是，不知怎么的，他无论拿起什么东西来，无论是一铲煤块或者一把匙子，总是抖抖嗦嗦的，不是把东西弄掉，就是自己绊倒，发出很大的声响。他生怕把吉宾斯太太吵醒了，那样她一定以为贼人进来，会打开窗户大叫“警察！”。那样，两个便衣侦探准会走过来，给他戴上手铐，押到警察局去。

想到这里，他真觉得胆战心惊。他想象自己到了公堂上受审，怎么也分辩不清，法官判了他二十年徒刑。他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心碎而死。他越想越害怕，再也不想做什么早饭了。把大衣紧紧裹住身子，战战兢兢地坐在圈椅里。一直到七点半钟，吉宾斯太太才走下楼来。

他说，自从那一次之后，他再也不敢早早起床了。这对他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乔治给我讲那段真实的故事时，我们俩正裹着毛毯坐在一起。他讲完故事之后，我用船桨去捅哈里斯，叫他醒来。捅到第三下时，他醒来了。他翻了个身，说再躺一分钟就下床，还说要把他系带子的长筒靴拿过去。我们又用船篙刺了他一下，让他明白过来自己到底睡在什么地方。他蓦地一下子坐了起来。那“忙得没人睬”原来舒舒服服地躺在他的胸口上，给吓得慌慌张张地爬到船的那边去了。

于是，我们就卷起了帐篷。我们四个人把头伸出船舷，看到那河里冷冰冰的水，不由得打起寒颤来。头天晚上，我们原想清晨早早起来，推开了毯子被单，卷起了帐篷，大家一齐高声欢呼，跳到水里去痛痛快快地游泳一番。可是，现在不知怎么的，真正到了早上，那种兴致却全都消失了。那水看起来是那样湿漉漉、冷冰冰的；那风吹来又冷得刺人。

“喂，哪位先跳下水去啊？”哈里斯终于开口了。

大家互相推让，谁也不愿带头。乔治采取的办法是躲到船里去穿袜子。“忙得没人睬”不由自主地吠叫起来，似乎它想到那玩意儿就觉得害怕。哈里斯自言自语地说，只怕跳了下去再也回不来了，转过身去找他自己的裤子。

我自己虽然无意跳水，却也不愿认输。我想水底下可能有隐藏的树桩和水草之类，危险得很。于是，我想出一个折衷的办法：到河边去，把水舀起来往身上泼。我拿了一条毛巾走到河边，沿着一根伸出的树枝爬过去，把毛巾浸在水里。

真冷得够呛！风好像刀子似的！我实在没有勇气把水往身上泼。我想还是回去穿衣服吧，刚转过身来，猛听得喀嚓一声，哎哟！那个该死的树枝折断了，我连人带毛巾一起掉到水里。只觉得咕咚一声，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身子已经落在河中心了，肚子里灌足了半加仑泰晤士河水。

“老天爷！老杰下了水啦！”我正把头伸出水面来冒冒气，却听得哈里斯说道。“我真没想到他有这样的勇气。你说呢？”

“在水里泡得不错吧？”乔治拉长了调子说道。

“美得很！”我气愤愤地回了他一句，“你们这些不中用的家伙，敢下来么？我是从来不放弃这种好机会的。干吗不来试试啊？只要咬一咬牙就行啦！”

可是，我始终没有能够劝动他们下水。

那天早上穿衣服时，发生了一桩非常有趣的事儿。我从水里爬起来回到船上时，身上冷得要命，便急忙抄起一件衬衫披上，可不小心又把它掉到水里去了。我气得要命，可乔治那个鬼家伙却在旁边捧腹大笑。我对他说，这种事有什么可笑的。可是他却笑得更厉害。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笑得这样发疯似的。后来我实在忍不住气往上冲，指着他的鼻子狠狠地骂，骂他是个满嘴喷蛆的疯子。他却笑得越发起劲。后来，我把衬衫捞上来一看，发现那原来不是我的衬衫而是乔治的，我却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我想想觉得实在滑稽，不由得自己也笑了起来。我看看乔治本人，又看看他这件湿漉漉的衬衫，越看越好笑，越笑越起劲。后来，笑得太起劲了，一个不小心又把衬衫掉到水里了。

“你啊——你——你不想把它捞起来吗？”乔治带着嘲笑的口气问道。

我一时来不及回答他的问话，只是笑个不停，后来勉强在笑声中迸出几个字来：

“那不是我的衬衫——那是你的。”

他一听此话，神色大变，满面笑容顿时变作一团怒气。我从来没有看见哪个人面部表情的转变会如此神速。

“什么？”他暴跳如雷，“你这个笨家伙！做事为什么不能小心点呢？干吗不到岸上去穿衣服呢？你根本不配待在这船上。给我走开。把船篙给我！”

我想跟他解释一番，说明这事儿多么滑稽可笑。可是，乔治这个蠢家伙毫无幽默感，一点不能领略其中的妙趣。

哈里斯建议我们早餐吃炒鸡蛋，他说他会做。听他的口气似乎炒鸡蛋是他的拿手好戏；每逢出去野餐或者划船，总是他做这个菜，因此很有点名气。我从他的谈话中体会到，人们吃过他的一次炒鸡蛋之后就觉得其他百菜无味；也有的人想吃吃不到，因而朝思暮想，恹恹成病，终于一命呜呼的。

我们听他说得津津有味，大家直流口水，赶快把炉子、煎锅，以及筐子里所剩的几个没砸破的鸡蛋一起交给他，请他赶快动手吧。

哈里斯对于打鸡蛋似乎不大在行，很感到困难——困难的倒不是把鸡蛋打破，而是打破了之后如何放到煎锅里去，那实在是非常棘手的事。不是蛋黄掉在裤子上，就是蛋清淌到袖子里。后来，好不容易总算把半打鸡蛋全都放到了煎锅里，哈里斯就蹲在炉子旁，用一把叉子不断地搅拌着。

根据我和乔治的观察，这炒鸡蛋实在是极其伤脑筋的事。你看他只要稍为靠近一点炉子，准得把手指烫痛，只好把手里的东西全摔掉，绕着炉子跳舞，乱甩手指，嘴里不断地咒骂。我和乔治每次看他，他总是在这样精彩地表演着。起初我们只道这是鸡蛋烹调艺术中一种必要的工序。

我们本来不知道炒鸡蛋是怎么回事。我们猜想可能是红印第安人或者桑威治岛人的一种特殊的佳肴，制作时必须要举行跳舞或念咒语的仪式。“忙得没人睬”也跟着起哄，把鼻子伸过去闻闻，滚油溅出来把它烫痛，它也跟着跳起舞、念起咒语来了。这真是我生平见到的最有趣、最动人的表演了。所以后来表演结束时，我和乔治都感到非常惋惜。

但是最后的结果却并不像哈里斯吹嘘的那样美满。全部工作的成绩实在小得可怜。放到煎锅里去的是六个鸡蛋，可是煎出来的却只是一茶匙烧焦了的黑乎乎、无法下咽的东西。

哈里斯说这都是由于那只煎锅不好。他说要是有个煎鱼锅子和煤气炉子，那成绩肯定好得多了。因此，我们一致决定，在没有具备必要的烹调设备之前，我们决不再尝试炒鸡蛋了。

我们吃完早饭之后，阳光已经很明朗，风势也停息了，正是人们所期望的一个明媚的早晨。眼前的景色似乎并不像是十九世纪的光景。我们凝望着河流中闪烁的波光，觉得年光倒流，似乎又回到了那个难忘的一二一五年六月的早晨[10]。我们，英国自由民的子孙，穿着土布衣服，腰里佩着短剑，正在期待着历史展开那震烁古今的光辉的一页。四百多年之后，又有一个名叫奥立佛·克林威尔的人，深刻地研究了这段历史之后，将它的伟大意义普遍晓谕给平民百姓。

那是一个美好的夏日清晨——阳光明媚，空气柔和而恬静。但是在周围的气氛中似乎预示着一场风暴即将来临。约翰王是在邓克乐芙脱大厅中过夜的；前一天在斯坦斯那个小城镇里整天听到甲士们的刀剑铿锵、战马的蹄声嗒嗒，将校们阵阵欢呼，那些满脸胡子的弓箭手、钩镰兵、长矛兵以及说着异国语言的长枪手们不断地在咒骂和戏谑。

甲胄鲜明的武士和侍从们远道奔驰而来，一路上风尘仆仆。整晚上那些胆小怕事的居民们不断地打开门户来迎接那些粗暴的士兵，供给他们膳宿，而且要最好的膳宿，否则屋里的主人和一切东西都要遭殃，因为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刀剑就是法律，就是法官，就是原告和刽子手；它要什么就拿什么，只要它称心满意，饶了主人的性命，那就算是大恩大德了。

在市场里营火的周围坐满了公爵们的队伍，他们大吃大喝，喝醉了放声歌唱，恣意地赌博和喧闹。夜色愈浓，他们的兴致愈高。闪烁的火光照耀着他们面前堆积的兵器和他们粗犷的形态。镇上的孩子们偷偷地跑过去窥探，心里直发愣。农村里健壮的娘儿们溜到附近酒店里跟那些趾高气扬的士兵们打情骂俏，而农村里的小伙子们没人理睬，只好躲得远远地看着，咧着大嘴傻笑。田野里闪耀着远处营帐里的点点灯光，那里驻扎着几位大公爵的队伍，而约翰王的法国雇佣兵却像蹲伏的野狼似的在城外到处流窜。

每一条黑暗的街道上都布满了哨兵，每一处高地上都闪耀着点点营火。漫长的黑夜渐渐消逝了。在美丽的古泰晤士河流域上透露出熹微的晨光，伟大的一天就要开始了。那一天将要决定今后若干世纪英国人的命运。

自从拂晓以后，在两个岛屿中的下面一个——正在我们现在站立的地方的上首——有工人喧嚷的声音。他们正在把昨晚上搬来的大帐篷竖立起来，木匠们正在钉一排排的座位，伦敦来的学徒工用五颜六色的丝带和金银色的布条把周围点缀起来。

现在，你瞧！那边沿着河湾的大道上，从斯坦斯来的十几个强壮的持戟兵——公爵的卫士——正在向我们走来，用粗嘎的声音高声谈笑；然后，他们在对岸离我们大约一百码的地方站住，扶着他们的刀戟，静静地等待着。

新的甲兵队伍每小时不断地蜂拥而来，盔甲鲜明，在朝阳中闪闪发光。到后来，一眼望去，大路上尽是闪耀的甲胄和奔驰的战马。一队队骑兵欢呼疾驰，无数的旗帜随风飘扬。有时队伍中一阵骚动，两旁的士兵纷纷让出道来，接着一位高贵的爵爷，骑着骏马，带着他的扈从和卫士，奔驰而过，登上他的席位，在他统领的藩属和奴隶之上，高高站着。

在对岸古柏山的山坡上，聚集着许多好奇的市民和乡农们，他们从斯坦斯赶来看热闹，谁也摸不清这喧闹的场面到底为的是什么，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这是一个伟大事件，将给人民带来极大幸福；但是老年人却摇头叹息，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儿。

在这河面上直到斯坦斯一带，星罗棋布地摆满了大小船只和柳条的舴艋小艇——这类小艇现在已很少看见，只有那些穷苦的渔民还在使用。那些强壮的船夫们使劲地把船只划过激流（很多年后在那里建筑了漂亮的贝尔威尔水闸），现在聚集在一起，大着胆子尽量靠拢那些有顶篷的大驳船。那些驳船停泊在那里，准备把约翰王运送到对面的岛上去，签署那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宪章》。

转眼到了正午时分，我们和其他许多人已经耐心等候了好几个小时了。忽然传来消息，说那个狡猾的约翰王已经逃脱了贵族们的掌握，带着他的雇佣兵悄悄地溜走了。他已另作安排，不准备签署那个给予人民自由的宪章了。

事实并非如此！这一次他已经落在贵族的铁掌之中，再也休想挣扎溜逃了。我们远远望见大道上一片尘土飞扬，渐行渐近，马蹄嘚嘚声也越来越清晰。在几支分散的行列中有一队盔甲鲜明的公爵和武士，正在向前迈进。许多公爵的卫士前后左右簇拥着一位君王，那就是约翰王。

他骑马到达那驳船等待着的地方，几位大公爵走向前来迎接他。他向他们含笑致意，很客气地说了几句话，好像他是被邀请来参加一次盛宴的。可是，正当他准备下马时，他却回过头来迅速地瞥了一眼，看看他的落在后面的法国雇佣军队，又看看包围着他的狰狞的公爵们的队伍。

是不是为时太晚了？不。只要他对他身边那些毫无戒心的骑士们狠狠一击，只要对他的法国雇佣军队一声呼唤，只要对他前面没有准备的行列拼命一冲，那么，那些公爵们可能会后悔的，后悔他们今天对他反叛的狂妄行动！即使到了这样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个比他更坚强的人仍然可能扭转危局的。如果说在那里的是理查王的话，啊！英国人的嘴唇可能就沾尝不到自由之杯，而自由权利的享受可能就要推迟一百多年。

但是，约翰王，在英国的武士们冷酷无情的神色面前，胆怯了，他失掉了勇气，垂下他的手臂，抓住了缰绳，跨下了马背，迈步登上了最前面的那条驳船。公爵们跟随着他，带甲的手掌紧紧握住了刀柄，于是发出一声命令：“开船。”

那几条沉重的、装饰华丽的驳船缓缓地离开了伦尼米达岸边。它们缓慢而笨重地驶过了那汹涌的激流，最后，“喀哒”一声响，船靠拢了那个至今命名为大宪章的小岛。约翰王踏上了岸。在一片沉寂中，我们屏住了气息等候着，直到一阵欢呼响彻云霄，我们知道，英国的自由殿堂的伟大基石已经巩固地奠定了。

第十二章　情侣处处——投宿无门

我正坐在河岸上，怀念着历史上的伟大场面，乔治却对我说，要是我闲着没事，还是下来帮他洗洗碗碟锅子的好。叫我不要沉湎在光辉灿烂的古代历史中，还是回到多灾多难的现实生活中来吧。我只好下船去帮他用一根树枝和乱草刷那个锅子，最后用乔治的湿衬衫把它擦得发亮。

我们来到大宪章岛上，看到一个茅舍里有一块石头，据说《大宪章》就是在那上面签署的。但是也有些人说，《大宪章》是在对岸伦尼米达签署的。到底在哪里签的，我不愿作任何结论。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比较倾向于岛上签署之说。确实，如果我是当时在场的公爵之一，我一定要劝他们还是把那个狡猾的主顾扣留在岛上的好，因为在那里他就很难搞什么突然袭击，或者其他的花样了。

在野餐之角附近的安格凯克大厦广场上有一个小修道院的遗迹。据说亨利第八和安妮·保琳[11]曾经在修道院的园地里私会过。他们还常常在肯特的海维堡和圣奥尔本斯一带地方私会。说实在的，那时候的英格兰人恐怕很难找到一块地方，哪对荒唐的情侣没有在那里调情说爱过的。

年轻人在房间里谈情说爱的时候，你有没有闯进去过？那实在是非常令人难堪的。譬如说，你正想到堂屋里去坐坐，可是你走到那里把门一推，却听得里面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似乎有人惊觉起来。你推门进去一看：爱米丽正站在窗口，全神贯注地望着马路对面；你的朋友约翰·爱德华却站在屋子的那一头，正在鉴赏墙上挂的别人家亲戚的相片，看得津津有味。

“啊！”你在门口站住，说道，“我不知道这里还有人呢！”

“喔！是吗？”爱米丽冷冰冰地说道，显然她不相信你的鬼话。

你逗留了一会儿，说道：

“屋子里黑得很。你们干吗不把煤气灯点上？”

约翰·爱德华说“喔”表示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个。接着爱米丽说，爸爸关照过下午不要点煤气灯。

于是，你对他们谈了几条最近的新闻，又谈了你自己对于爱尔兰问题的看法。他们对此毫无兴趣，只是随口敷衍地说“喔！”“是吗？”“真是的！”“嗯”“可不是吗？”等等。这样勉强对付了十分钟之后，你侧着身子，磨磨蹭蹭地挨到门口，就溜了出去。你一踏出门，那个门马上就自动地关上了，你不免感到惊讶。

半小时之后，你又想到保管室里去抽抽烟。那屋里唯一的一张椅子却正由爱米丽占着。约翰·爱德华呢——我们说话得含蓄一点——却端端正正地蹭在地板上。他们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盯了你一眼。那一眼之中含着无限深意，大家都是文明人，不必细说，你转身就走；那门也就“砰”的关上了。

这时候你真感到有点胆战心惊，再也不敢到别的屋子去乱闯了。在楼梯上下踱了一会，只好回到自己卧室里坐着。可是坐着实在无聊，过了一会你戴上帽子，踱到花园里去散散步。你走过曲径，走到凉亭面前，顺便往里面瞧了一眼，那一对情侣正好又在角落里依偎着。他们也看见了你，显然他们觉得你这个人不怀好意，为什么老是盯着他们。

“为什么不能专门设一间谈情说爱的屋子，让有情人安心待在里面呢？”你自言自语地说着。最后，你只好到客厅里拿了阳伞溜到大街上去了。

想当初亨利第八那个痴情的孩子跟他的小安妮闹恋爱的时候，也正是这般光景。他们俩在温莎和兰斯伯雷一带到处逛荡，如醉如痴，白金汉郡的老百姓们偶然撞着他们，一定要惊讶地说：“啊哟！您在这里！”亨利第八就红着脸回答说：“是的，我刚好来这里看一位朋友。”安妮就接着说：“在这里碰到你们，真高兴。实在巧得很！我刚在街上遇见亨利第八先生；我们正好是同路。”

于是那些老百姓们自觉地离得远远的，悄悄地说道：“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不要在这里打搅他们的绵绵情话。我们到肯特去吧！”

可是他们到了肯特，第一眼看见的又是亨利和安妮正在海维堡附近打得火热。

“哎哟，真倒霉！”他们说，“又是这一对。我真受不了。我们还是到圣奥尔奇斯去吧，那里比较僻静。”

可是他们到了圣奥尔奇斯，这一对可怜虫又躲在寺院的墙荫下接吻。那些老百姓觉得无路可走，只好逃到海上去当海盗了，直到他们两个结婚之后才回国来。

从野餐之角到旧温莎水闸这一带是河上相当优美的风景区。沿着河岸绿树成荫的一条道路上，点缀几处精美的茅舍，风景如画，一直通往乌斯洛大钟旅店。那个旅店也是河上一家出色的旅店，在那里你可以喝上几杯美酒。这是哈里斯说的，在这一类问题上，哈里斯的话是绝对可靠的。旧温莎水闸也是一处名胜。爱德华坚信者[12]在这里有一所行宫。当年戈德温大伯爵就在这里按照那个时代的司法观念被判有罪，终于导致了王弟的死亡。戈德温大伯爵掰了一块面包拿在手里。

“如果我是有罪的，”伯爵说，“我吞下这块面包，就会把我噎死。”

他把这块面包放在嘴里，吞下去，果然噎死了。

经过温莎水闸直到博文奈一带风景单调得很，一无可取。我和乔治拉纤经过霍姆公园，那个公园在河的右岸，从阿尔贝特一直延伸到维多利亚桥。我们到达达查特时，已经晚上十点，大家都想睡觉了。

船经过达查特时，乔治问我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在河上旅游的情况。我说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忘不了的。

那天是八月份银行例假的前一个星期六，同游的也是我们这三个人。大家一路划船，到达查特时，已经疲乏不堪，肚子也饿得发慌。我们拿了一个大筐子、两个袋子，以及毛毯、衬衣等等，急于上岸找一家旅店。我们经过一个很漂亮的小旅店，门廊上雕刻的是铁线莲和藤萝的图案，可是没有金银花的图案。我那时不知怎么心血来潮，一心想要金银花的图案，非要不可。我说：

“慢着，我们不要进去！我们再往前走几步，看看有没有刻金银花图案的旅店。”

我们往前走，又看见一家旅店。那家旅店也很不错，而且门上刻的是金银花图案。可是哈里斯说，门口站着的那个人神气很讨厌，不像个好人，穿的那双靴子又那么难看。于是，我们只好再往前走，走了不少路却始终没有再找到一家旅店。我们问路上一个行人，找旅店往哪里走。

那个人说：“嗨，你们这样走越走越远了。你们得向右转弯，往回走，就可以找到牡鹿旅馆了。”

我们说：“喔，那里我们已经去过了。可是我们不喜欢那家旅店，它门上没有金银花的图案。”

“那么，好吧，”那个人说，“就在它对面，有个庄园主的院子，你们去试过没有？”

哈里斯说，我们也不想到那里去——它门口站着的那个人很难看——哈里斯不喜欢那个人的红头发，也不喜欢他穿的靴子。

“那么，我真不知道你们该怎么办了，”那个指路人说，“因为这里只有那两家旅店。”

“再没有别的旅店了？”哈里斯大声说。

“再没有了。”那个人回答说。

于是乔治开口了。他说，要是哈里斯和我愿意的话，不妨另外找几个人专门给我们盖个旅馆住住。至于他自己，他准备回到牡鹿旅店去了。

唉！人世间任何一个伟大的人都不可能事事如意的。我和哈里斯慨叹世间一切欲念的虚妄。我们只好跟着乔治走了。

我们拿了行李回到牡鹿旅店，把行李放在门廊里。

那位主人迎上前来说：“晚上好，先生们！”

“啊，晚上好，”乔治说，“我们要三张床铺，行吗？”

“非常抱歉，”那位主人说，“只怕没有办法了。”

“哎，没关系，”乔治说，“两张也行。我们中间有两个人可以睡在一张床上，是不是？”乔治接着说，眼睛看着我和哈里斯。

哈里斯说：“对，两张也行。”他认为我和乔治可以舒舒服服地挤在一张床上。

“非常抱歉，先生，”那主人又重复一遍，“实在我们这里一张空床也没有了。事实上，有好几位先生已经两个人、甚至三个人挤在一床了。”

这真把我们吓着了。

还是哈里斯有办法，他是个老出门。他笑嘻嘻地对主人说：

“哎，那也是没办法的。我们只好熬一熬吧。你就想法在弹子室里给我们安排个地铺吧。”

“真对不起，先生，弹子室已经睡了三位先生，咖啡室里也睡了两位，实在没办法再给您们安排了。”

我们只好拿起行李到庄园主的院子里去，那地方不大，倒也很不错。我说这比那家旅店还要好呢。哈里斯也说：“对啦。这地方很好，我们也不必去管那个长红头发的家伙了——说实在的，他天生那头红头发也是没法子呀！”

哈里斯说话的态度非常和蔼，也很通情理。

可是庄园主院子里的人没等我们开口就打了回票。那位女主人在门口迎着我们，说对不起，她在一个半小时内已经打发走了十四批客人了。我们很谦恭地提出了马圈、弹子室和煤窖等等的要求。女主人只是轻蔑地付之一笑，说那些地方早已住满了。

我们又请问女主人在整个村子里是否还可以找到一个藏身之处，权宿一宵呢。

“好吧，如果你们不怕受罪——我可不劝你们去——沿着伊顿路下去半英里光景有个小小的啤酒店……”

我们没等她说完，就抄起筐子、袋子、外套、毛毯、小包，直奔啤酒店而去。看来，那路程不是半英里，而是一英里。我们气喘吁吁地奔到那里，冲进酒吧间。

那个啤酒店的人态度很坏，只是冲着我们发笑。他们说整个店里只有三张床铺，可现在已经住了七位单身客人和两对夫妇。住在酒吧间里的一位好心肠的驳船夫指示我们说，不妨到牡鹿旅馆隔壁的那家杂货店去试试。我们回身就走。

杂货店也住满了。在那里我们遇到一位老太太，她很和蔼地把我们带到四百多码以外的一个女朋友的家里，说她有时也愿意出租房间的。

那位老太太走路很慢，我们走了二十多分钟，才到那里。一路上她唠唠叨叨诉说腰背酸痛，走路多么困难。

老太太女朋友家里的房间早已租光了。她介绍我们到27号去。27号也住满了，把我们送到32号。32号也住满了。

于是我们又折回到原路上，哈里斯坐在大筐子上叹气，说他实在不能再走了。他说这个地方倒很安静，他愿意死在这里了。他请求我和乔治代替他跟他母亲吻别，并告诉他的亲戚们说他宽恕了他们的罪过，已经幸福地升入天堂了。

正在这样山穷水尽的时候，忽然仁慈的天使化身为一个小孩在我们面前出现了（这是天使最最感人的化身）。那小孩一手拿了一个啤酒罐头，一手拿一根绳子，系着什么东西，他每走过一块石板，就把绳子放下来，敲一下，又收回去，发出一种极其古怪而难听的声音，好像有人在受罪。

我们请问这位仁慈的天使（这是我们后来才发现的），是否能找到一间孤零零的屋子，里面住着几个极其衰弱的老人（最好是老太太或者风瘫的老先生之流），我们只要吓唬一下，他们就会乖乖地把床铺让出来给我们三个亡命之徒睡一晚。我们又说，如果找不到这一类的屋子，他是否能给我们介绍一个空的猪圈，或者没用的石灰窑，或者诸如此类的地方。小天使说他不知道这一类的地方——至少在附近没有。不过，他说，如果我们愿意和他一起去的话，他母亲倒有一间空房间，可以安顿我们三个过夜。

我们三个在月光之下一起俯下身去，紧紧拥抱着小天使，为他祝福，那情景极为动人。可是，那小孩被我们真挚的感情深深感动，一时支持不住，竟倒在地上，我们三个一起压在他身上，哈里斯因情绪过于兴奋而昏了过去，他紧紧地抓住小孩手里的啤酒罐头，几乎把啤酒全倒光，才悠悠醒来。他一醒来拔脚就奔，我和乔治紧紧地赶上去。

我们到了小孩家里，那是个小小的茅舍，有四间房间，小孩的母亲——多么仁慈的心灵呀！——给我们热火腿作晚餐。五磅火腿被我们一扫而光。接着还有果酱馅饼，又喝了两壶茶，就上床睡觉。房间里有两张床，一张是两英尺六英寸的推轮矮脚小床（可以推到大床底下的），归我和乔治两个睡，我们俩得用被单紧紧裹住身子才能睡上去。另外一张是那个小孩的床。归哈里斯一人占有。第二天早晨起来，我们看到他的两条光腿直直地伸出在床外，足有两英尺长。我们洗澡的时候，就把毛巾挂在他腿上。

从此以后，我们再到达查特时，对于旅馆问题，就再也不敢挑剔了。

书归正传。我们在这一段旅程里，倒没有遇着什么惊心的事儿。我们把船稳稳地拉到猴子岛附近，停下来吃了午餐。我们准备吃冷牛肉，却忘记了带芥末。可我多么想吃芥末啊！我觉得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这样迫切地想吃芥末粉。我平时对于芥末并不感兴趣，甚至吃也不想吃。可是，这时候我却觉得非吃不可。只要给我一点芥末粉，我情愿把一切世界全都抛弃了。

我也不知道在这广漠无垠的宇宙之中到底有多少个世界，但是，此时此刻，任何一个人能够给我一匙芥末，他就可以得到所有一切的世界。每当我想要什么东西而得不到的时候，我就是这样不顾一切的。

哈里斯也说，他愿意为了芥末而牺牲一切世界。这时候，要有人来给我们一罐芥末，他就可以终生享有一切的世界而得到无穷的幸福。

可是，你瞧着吧！要是哈里斯和我当真得到了芥末，那准会把刚才的诺言忘得一干二净。人总是这样的：当他情绪激动的时候，就会做出这种荒唐可笑的诺言。等他冷静下来想一想，就会认识到他所要求的东西和他许诺的代价是多么地不成比例了。我听说有一个人爬到瑞士的高山顶上，急于想喝啤酒，发下誓愿，说只要给他一杯啤酒，他情愿放弃一切世界。后来他在一家小酒馆里得到一瓶巴斯牌啤酒，那老板要他给五个法郎，他却大发雷霆，说这是最最卑鄙无耻的敲诈行为，他要写信给《泰晤士报》揭发他。

因为得不到芥末，我们整个船就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大家一声不响，悄悄地吃完了冷牛肉。我们感到人生是多么的空虚而无聊。我们回想起欢乐的童年，欷歔叹息。可是，后来苹果馅饼来了，大家心情似乎开朗起来。接着，乔治在筐子底里又掏出了一罐菠萝蜜，滴溜溜地滚到船中间，我们看了，觉得人生毕竟是值得留恋的。

我们对于菠萝蜜特别喜爱，三个人一条心。我们看到罐头上美丽的图画，想到那甜蜜蜜的果汁，大家心里乐滋滋的，相视而笑。哈里斯拿了一把调羹，眼巴巴地等候着。

我们想找一把刀子开罐头。我们翻遍了大筐子，又翻了两个袋子。我们把船底下的板子全拉开来。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岸上去，逐个检查。可是，翻来翻去，就是找不到一把开罐头的刀。

哈里斯想用小洋刀去开，结果刀子折断了，手上又拉了个大口子。乔治想用剪刀去开，剪刀飞起来几乎砸穿了眼珠。他们正在包扎伤口时，我想用船篙的尖头在罐上砸个小孔，可船篙蹦起来，把我摔在船和岸的中间，陷在两尺深的泥淖里，而那个罐头却安然无恙，滴溜溜滚过去，砸破了一只茶杯。

我们大家气得几乎发疯。我们把罐头拿到岸上，哈里斯找了一块大而尖的石头。我又到船上去把桅杆拿来。乔治紧紧地握住了罐头，哈里斯把石头的尖端对准了罐头的顶盖，我把桅杆高高举起，使足了全身力量，狠命地砸下去。

那天乔治全靠他的那顶草帽，总算大难不死，保住了性命。他至今还保存着那顶残破的草帽，作为珍贵的纪念品。有一次冬天晚上，大家正抽着烟听孩子们胡诌他们的惊险经历，乔治把那顶破草帽拿出来展示一番，把那段惊险故事，加油加醋，说得大家毛骨悚然。

哈里斯那天还算运气，只是皮肉受了点伤。

后来我又接过了那个罐头，用桅杆狠命地捶，直捶得我筋疲力尽，心里发慌。接着哈里斯又拿过去捶打。

我们把罐头捶成扁的，又把他捶成方的，又把它捶成几何学上各式各样的形状——可就是不能搞出一个小孔来。接着乔治又拿过去翻来覆去地敲打，把它搞成一种稀奇古怪、极其狰狞可怕的形状，乔治自己看了也害怕起来，把桅杆摔掉了。我们三个人围着罐头坐在草上地，直愣愣地看着它发愁。

那罐头顶上有一个凹的痕迹，好像咧着嘴在对我们狞笑。这一下可把我们气坏了。哈里斯狠狠地冲过去，把罐头抓起来，使劲扔出去，扔到河中心，看着它沉下去，一边跳脚拍手地骂。沉没以后，我们马上回到船上，使劲地划，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我们一直划到梅登海特。

梅登海特这个地方俗不可耐，一无可取。河上的那些阔佬和他们的浓妆艳抹的女伴们在这里常来常往。城里那些漂亮的旅馆里住的尽是些花花公子和芭蕾舞女郞。还有那个“妖巫的厨房”里放出了河上的魔鬼——汽艇——到处横行。《伦敦月刊》上的公爵们在梅登海特都有他们的“小公馆”。通俗长篇小说里的女主角经常跟别人家的丈夫偷偷跑到这里来宴饮作乐。

我们急急忙忙驶过了梅登海特，才觉得心里舒畅一些，悠闲地划过博尔德至科克汉水闸一带宽阔的河流。克利芙登的树林仍然穿着秀丽的春装，沿着河边绵延不断的一片翠绿，高低起伏，浓淡相间，正是这河上最优美的景色。我们慢慢地荡着小船离开这一带恬静的境地。

我们就在科克汉下面的水湾里停下船来，喝了下午茶。我们通过水闸时，已暮色苍茫了。蓦然地刮起了一阵劲风，出乎意料之外，刮的倒是顺风。因为平时我们在河上划船时，无论到哪里，风向总是和我们作对。早晨起来你一开船，就遇着逆风；划了一阵之后，你心想回来的时候，该是顺风了吧，岂知，刚喝完下午茶，那风向又转了；你又得顶着风，拼命地划回来。

可是，有时你划船忘了带帆篷，那风向却终是顺着你，来回都一样。唉！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别扭。人生来注定要受罪的，谁也逃不出这个规律。

但是，今天傍晚时分，老天爷似乎打错了主意；风不是迎面吹来，而是从我们背后吹来。起初我们假装不知道，一声不响，后来，趁老天爷不防备，突然把帆张了起来。我们就放下了桨，在船上静静地躺着；那帆鼓足了风，在桅杆上猎猎作响，那船就飞也似的向前奔驰了。

我掌着舵。

我觉得世界上最最销魂荡魄的事就莫过于顺风扬帆了。你好像在梦中御风而行，飘飘欲仙。那风神飞驰的双翼把你的身子托起，推向前进，你不知身在何处。你不再是泥土塑成的、在地上爬行的渺小的生物了；你已经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你的心房和它的心房一起震颤。它展开光辉的双臂将你环抱，把你贴住她的心房。你的心灵和它融为一体；你的四肢飘飘飞扬！大气呼啸着为你歌唱，茫茫大地变得遥远而渺小。你的头顶上接云霄，你向它伸展你的双臂，亲密如兄弟一般。

河面上空荡荡地不见人影，只有在远处的河流中停着一条钓鱼的平底船，上面坐着三个钓鱼人。我们掠过水面飞驰过两岸的树林，谁也不吭一声。

我正掌着舵。

我们靠近平底船时，看到那三个钓鱼人，都是老头儿，神情肃穆。他们坐在平底船的三把椅子上，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那钓鱼丝。鲜红的落日向水面射出奇异的光辉，把两岸树林染得像火烧一般，云层里焕发出灿烂的金光。这是一个极其迷人的时刻，充满着神奇的希望和幻想。那小小的帆篷耸立在蔚蓝色的天空前面，在我们周围，晚霞如彩虹般笼罩着大地，而在我们后面，苍茫的暮色已悄悄地爬上来了。

我们好像古代传奇中的武士，扬起风帆，驶过那神秘的湖泊，正在驶向那渺不可知的、夕阳的国土，那伟大的落日的故乡。

可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驶进那夕阳的国土，却撞翻了那三个老头儿钓鱼的平底船。起初我们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因为帆篷挡住了我们的视线。但是，从晚风中传来呼喊的声音，我们揣测似乎已经闯入了某些生灵的境地，而引起了愤怒和不满的情绪。

哈里斯放下了帆篷，我们才看清楚发生的情况。原来我们把那三位老人从椅子上打落到船底挤成一堆。他们正在缓慢而吃力地彼此分别爬起来，把撒落的鱼儿慢慢地捡起来。他们一边吃力地工作，一边不停地谩骂——不是那种普通的、简短的谩骂，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长篇的、综合性的谩骂，涉及我们整个生活经历、前途命运，以至我们的三亲六眷以及一切有关的事物——实在是一顿结结实实、有声有色的谩骂。

哈里斯对他们说，他们整天坐着钓鱼，太闷了，有点小小的刺激也是好的，应该感谢我们。他又说，像他们这把年纪，还沉不住气，意气用事，实在使他感到失望和痛心。

但是，这些话都无济于事。

乔治说，以后得让他来掌舵。他说，像我这样耽于幻想、思想不集中的人是不适合于掌舵的，还是让他这样平凡庸俗的人来掌舵吧；否则，这全船的人都得淹死。他就拿过了舵线，把我们一直送到马罗。

到了马罗，我们在桥边上了岸，一起到皇冠旅馆去过了夜。

第十三章　小狗闯祸——游伴失踪

马罗是我所知道的河上最美好的旅游中心之一。那是个非常热闹、富有生气的小城镇。虽然总的说来，风景并不算很美，可是那里有很多奇妙的名胜古迹——在坍塌的“时间”之桥上残存的几个拱门，使我们怀念起那已经消逝的旧时代——当时马罗庄园的主人是撒克逊人阿尔达，后来征服者威廉王夺取了它，又赠送给马蒂尔达女王，再后来传给沃里克的公爵们以及那个圆滑世故的佩吉特勋爵，他是连续四代君王的枢密大臣。

马罗周围的田野也是很怡人的。你划完船之后，可以在这一带散散步，观赏河景。从这里经过夸里森林和草地直到科克汉这一段的河上风光最令人心醉。亲爱的古夸里森林啊！在你的蜿蜒起伏的曲径中，在你的环回萦绕的山坡上，至今还使人怀念着古代明媚夏日的风光！在你的绿荫低垂的树林中，似乎还徘徊着过去欢声笑语的幽灵！在你的树叶嘁嘁低语中似乎还听到回肠荡气的古代的回声！

从马罗到松宁一带景色就更加优美了。在马罗桥右岸上游半英里光景峙立着巍峨的古毕沙门寺院，在它的古老的石壁里曾经回荡过圣殿骑士团骑士们的阵阵欢呼。它曾经是克利芙斯的安妮的宅邸，后来伊丽莎白也在那里住过。毕沙门寺内有许多传奇戏剧性的传说。有一间卧室挂满了绣帏；还有一间密室深藏在宽厚的高墙之内。曾经亲手打死自己小儿子的圣德夫人的幽魂，至今仍常常在晚间出来行走，她想在魔盆中洗净自己罪恶的魔掌。

那位左右着君主命运的沃里克就安葬在这里，他现在无须再为人世间国家王室的兴衰操心了。在普瓦蒂埃建立功勋的索尔兹伯里也葬在这里。在进入寺院之前，你在河的右岸可以看到毕沙门教堂，在那里有一些古墓和墓碑，那是真正值得鉴赏的。大诗人雪莱也在马罗住过（在西大街有他的故居），他曾在毕沙门岸边轻舟荡漾，并撰写了他的著名的《伊斯兰的起义》。

再往上游过去不远就到了赫尔利水闸，那一带景色之美可以使你流连一个月犹觉未能尽兴。从水闸过去走五分钟光景就到了赫尔利古村，那是河上最古老的遗迹，据远古渺茫的传说，这个村子建立在“西勃脱王和奥发王的时代”。再过去，在一个美丽的河湾环抱中，你可以看到梅德门海姆寺的遗迹。

著名的梅德门海姆僧人，人们一般称之为“地狱火焰会团”，臭名远扬的威尔克斯就是它的成员之一。这一会团信奉的格言是“随心所欲”，至今在寺院废墟的门道中还可以看到这个碑文。在这个伪装的寺院和那一伙不虔诚的荒唐僧人出现之前许多许多年，在这同一地点却有一个极其严肃的寺院，其中的僧人跟五百年后的那些逍遥放荡的不肖门徒截然不同。

那就是西斯特教团的修士，他们的寺院建立在十三世纪。修士们不穿僧服，只穿粗布的褂子和头巾；不吃肉，不吃鱼，不吃鸡蛋。他们睡在干草上，半夜起来做弥撒。白天只是劳作、念书和祈祷。他们生活的场所寂静得像坟墓一般，谁也不开口说一句话。

多么严酷的一个集团啊！在那样一个上帝特加优惠、风光如此明媚的地方，却过着那样严酷的生活。奇怪的是，他们对于周围大自然各种美妙的声音——溪头流水的低吟、河边细草的絮语、树林中瑟瑟的风声——丝毫无动于衷，不能从中领悟出人生的真谛。他们整天在沉默中倾听着各种声音，却等待着上天的召唤；尽管上天用各种各样的妙音感召他们，他们却充耳不闻。

从梅德门海姆到可爱的汉勃尔登水闸，这一带充满了恬静的美。经过格陵兰斯就到了我的报社经理的朴质无华的河畔住宅。这位经理是个沉默寡言，平易近人的老先生；在夏天，常常可以在这一带遇见他，有时兴致勃勃地荡着轻舟，有时跟水闸看守老人娓娓谈话。再过去就可以看到对岸的亨莱，那一带比较荒凉单调。

我们星期一早晨起身很早，早饭前在河里洗了一个澡。回来以后，“忙得没人睬”干了许多蠢事，闯了不少祸。我和“忙得没人睬”在一个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那就是对于猫的问题：我爱猫，而“忙得没人睬”不爱猫。

我每遇到一只猫，就亲切地唤它“可怜的小猫咪！”，俯下身去，抚摸它的面颊。它把小尾巴像铁柱似的笔直地竖起来，把它的背弓起来，把鼻子在你裤子上磨蹭——充满了温柔和恬静的感觉。可是如果“忙得没人睬”遇见一只猫，那准要吵得四邻不安，在十秒钟之内闹得天翻地覆，叫你一辈子忘不了。

我倒并不责怪狗（我一般至多不过在它头上敲几下，或者用石子扔它），因为我认为这是狗的本性，无法改变的。在所有的狗中，猎狐狗最最凶暴，比其他的狗至少要坏四倍。我们这些善良的基督教徒，必须耐着性子对它进行多年的教育改造，才能稍稍地改变猎狐狗的凶暴本性。

我记得，有一天，在海马凯特百货商店的门厅里，四周拴着许多的狗，正在等待它们的主人购完货物领它们回去。在那里有一只马斯第夫猛狗、一两只柯利狗、一只圣贝内特狗、几只寻猎物的狗和纽芬兰狗、一只野猪猎狗、一只法国卷毛狗（头上很多长毛，而中间有一段癞皮）、一只牛头狗、几只罗瑟尔·亚凯特的小狗（才老鼠一般大），还有几只约克郡的野狗。

这些狗都很耐心地、驯良地坐在那里。门厅里一片寂静；一种平静而顺从，略带点忧伤的气氛弥漫着整个房间。

后来，来了一位可爱的年轻夫人，带着一只看来很温顺的小猎狐狗。她用皮带把它拴在那里，一边是一条牛头狗，一边是一条卷毛狗。那猎狐狗坐在那里，向四周看了一会，又抬头看看天花板，好像在想它的母亲。它打了一个呵欠，又看看其他的狗——它们都很安静、沉默而又庄重。

小猎狐狗看了看右边的牛头狗，它似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它又看看它左边的卷毛狗，对方正很神气地坐得笔挺。它们谁也没有惹它，可它突然出其不意地咬住了卷毛狗的前腿，疼得那狗“汪汪”乱叫，惊破了门厅里的一片沉寂。

它第一次出马就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使它信心百倍，决心大干一场，要使这个死气沉沉的门厅活跃起来。它向卷毛狗猛地扑过去，又狠狠地向柯利狗进攻。柯利狗惊醒了，就不顾一切地跟卷毛狗狠斗起来。猎狐狗又回转原地，咬住了牛头狗的耳朵，想要把它拉倒。可那个牛头狗却似乎毫无成见，碰到什么就咬什么，它竟跟看门人干起来了。于是猎狐狗就可以腾出身子来跟那个好勇斗狠的约克郡野狗大战一场。

凡是深通狗性的人全都知道，在这样的时候，所有厅里其他的狗，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都会参加这拼命的斗争，好像身家性命、生死存亡，都在此一举。大狗跟大狗乱斗，小狗跟小狗乱咬，并抽空子咬大狗的腿。

整个门厅乱成一片，就像地狱里造了反一般，喧闹的声音达于户外。海马凯特百货商店门口顿时挤满了人，大家纷纷打听，到底出了什么事？是不是教区委员会在开会，或者有人被杀害了？为了什么缘故？有人拿了棍子和绳子来要把这群乱狗驱散，也有人报告警察局，让他们马上派人来。

正在这样闹得沸反盈天的时候，我们可爱的年轻夫人回来了。她抱起了她的心爱的小狗（那小狗刚把一条野狗咬得浑身是伤，此时却装得像新生的小羊羔一般温顺），搂在怀里，跟它亲嘴，问它那些该死的野狗怎么欺侮它，把它咬伤了没有。那条小狗依偎在她的怀里，以可怜巴巴的神色望着它的女主人，似乎在说：“多亏您及时赶来救了我，才逃脱了这一场灾难。”

那位夫人说，商场里的负责人没有权力把那些没教养的野狗放进来跟有身份人家的高贵好狗混在一起。她一心想向当局提出控诉。

你瞧！这就是猎狐狗的本性。所以我并不责怪“忙得没人睬”专门跟猫吵架。可是，那天早上它却对自己鲁莽的举动似乎感到有些后悔。

我上文提到，那天早上我们洗了一个澡，回来走在大街上。走在道路中间，忽然一只大猫从前面屋子里蹿出来，连蹦带跳地走过马路。“忙得没人睬”发出一声欢呼——正像一位勇将看到敌人落在自己掌握之中发出的欢呼——犹如克林威尔当日看见苏格兰人冲下山坡时发出的那种激昂的呼声。它飞也似的扑向它进击的对象。

它的对象是一只极大的黑色雄猫。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硕大而难看的雄猫。它的尾巴掉了一半，耳朵只有一只，鼻子也被咬去了一大块，看起来肌肉很发达，雄壮有力，神色泰然自若，满不在乎的样子。

“忙得没人睬”以每小时二十英里的速度猛扑过去，可是那只猫却不慌不忙，若无其事，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它的生命已受到威胁。它仍然声色不动地踱过来，直到那个蓄意暗杀的凶手已在一码的距离之内，它才在马路中间坐下来，带着一点疑问的神色很和气地看着“忙得没人睬”说道：

“喔！你来找我吗？”

“忙得没人睬”并不是胆怯怕事之徒。可是，此时此刻，那只大雄猫凛然的神色却使这条英勇非凡的狗冷了半截。它突然站住，瞪着眼跟大雄猫对看了一会。

双方一言不发。可是我们可以想象它们俩正在进行着精神上的对话，大致如下：

雄猫：“我能为你效劳吗？”

“忙得没人睬”：“没什么事，多谢您啦！”

雄猫：“你有什么要求，尽管直言相告，千万不要客气。”

“忙”（身子往路边退）：“不，没什么。不麻烦您啦！我——我只怕我找错了对象。我本来以为认识您的。真对不起，打扰您啦！”

雄猫：“没关系，我很乐意为你效劳。你当真没有什么要求吗？”

“忙”：“没有，什么要求也没有。多谢您啦！您太好了。再见。”

雄猫：“再见。”

于是雄猫站起来，继续连蹦带跳地走过去。“忙得没人睬”把尾巴夹在屁股里，退到我们身边，躲在我们背后悄悄地站着。

直到今天，只要你一提到“雄猫”二字，“忙得没人睬”就吓得畏畏崽崽，可怜巴巴地望着你，似乎在说：

“请您别……”

吃过早饭以后，我们上街买东西，准备船上三天的粮食。乔治说要买蔬菜——不吃蔬菜，对健康不好。他说蔬菜他会做，最容易不过。我们买了两磅土豆、一升青豆、几棵大白菜。我们在旅馆里买了一个大牛肉锅饼，几个醋栗果馅饼，一条羊腿，还有水果、蛋糕、面包、黄油、果酱、火腿、鸡蛋，以及其他一切我们在城里所能搜集到的东西。

我们离开马罗的那个场面真可以说是我们生平的最大杰作。那场面既庄严而又隆重，但并不显得虚悬。我们在城里的铺子里买东西的时候，都坚持买的东西必须立刻跟我们一起送回去。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店铺往往欺骗顾客，说什么：“好，先生，马上派伙计给您送去，您没到家东西就到了！”可是等你回到了家里，却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又得三番两次回去催，有时甚至争吵起来。为了防止这种拖延情况，我们总是在铺子里坐等，等他们包装好了，立刻派伙计跟我们一起回去。

我们在各个铺子里买东西都坚持这一条原则。所以，最后我们购货完毕时，许多小伙计拿着筐子、篮子跟在后面，排着一字长蛇阵，浩浩荡荡直奔河边而去，好不威风。其场面之伟大，恐怕是马罗市有史以来难得见到的。

队伍排列的顺序如下：

“忙得没人睬”，叼着一根棍子。

两只不像样的野狗，都是“忙得没人睬”的好朋友。

乔治，捧着大衣和毯子，叼着一只短烟斗。

哈里斯，态度装得很潇洒，一手拿着一个装得鼓鼓的大提包，一手拿了一瓶柠檬汁。

蔬菜店和面包铺的两个小伙计，拿着篮子。

旅馆的搬运工，搬着个大筐子。

糖果店的小伙计，拿着篮子。

杂货店的小伙计，拿着篮子。

狮子狗。

乳品店的小伙计，拿着篮子。

过路人，拿着一个袋子。

过路人的知心朋友，手插在口袋里，嘴里叼着一只陶瓷烟斗。

水果店的小伙计，拿着篮子。

我自己，拿着三顶帽子和一双靴子，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六个顽童，四条野狗。

我们到达码头时，船夫问道：

“先生们，你们要的是小火轮，还是水上大游艇？”

当我们告诉他，我们的船是双桨的小游船时，他大为惊奇。

那天早上我们跟河上的小火轮船闹了许多纠纷。那时，正是河上的亨莱赛船节的前夕，所以河面上来了不少的小火轮，有的是单个儿的，有的还拖着游艇。我生平最恨的就是河上的小火轮。我想凡是在河上划船的人都有此同感。我一见小火轮就心中有气，真想把它引到一个偏僻的所在，悄悄地把船上的人绞杀了。

你瞧着那小火轮在河上作威作福的样子，不由得让我怒火中烧，恶念横生。你不禁要怀念过去淳朴的旧时代，那时候你瞧着哪个不顺心，只要一把斧子、一支箭就可以结果他的性命，何等痛快。你瞧船尾上掌舵的那个家伙，手插在裤兜里，嘴里叼着雪茄烟，那不可一世的样子，真该把他宰了，也不算是破坏治安。他们拉起那个威风凛凛的汽笛，赶得你走投无路。我相信，如果你把他们杀了，河上任何一个审判团都会判你为“有正当理由的杀人”，而赦免一切罪行。

他们总是拉起那个汽笛来把人家赶走，何等威风。可是，我不吹牛，老实对你说，就凭着我们这条小小的游船，就整得他们走投无路。在那一个星期内，我们每看到一条小火轮就设法阻拦它、纠缠它，搞得它晕头转向。我敢说，我们在捣乱的成绩方面，超过了河上所有其他船只的捣乱成绩的总和。

“小火轮来了！”我们船上有人远远看见敌人的踪影，马上就喊叫起来，于是我们摆开阵势，准备迎敌。我掌握住航线，乔治和哈里斯坐在我的两边。大家背对着那条火轮，让我们的小船自由自在地荡到河心去。

小火轮继续前进，不停地拉着汽笛。我们的小船继续荡向河心。到将近一百码的时候，小火轮的汽笛发疯似的鸣叫起来。船上的人都靠在船舷上向我们吼叫，可我们根本没有听见。哈里斯继续讲他母亲的一段故事，乔治和我听得津津有味，一个字也不肯放过。

小火轮最后发出了一阵狂鸣，几乎把锅炉炸破。它只好把引擎倒转，放掉了汽，扭了几下，在河滩上搁浅了。这时轮船上的人都聚到船头上向我们吆喝；岸上的人也站住了向我们喊叫；河上往来的船只也停下来向我呼喊；后来整条河上下几英里之内乱成一片，好像炸开了锅。这时候，哈里斯才停止了他讲得津津有味的故事，抬头看了一眼，稍带惊讶地说道：

“哎，乔治，你瞧，那好像是条小火轮吧！”

于是，乔治回答道：“哎，可不是嘛！我也好像听到点声音。”

这时候我们自己也慌张起来了，不知道怎样才能把我们的小船划开来，不要塞住了河道。轮船上的人聚拢来向我们纷纷发出指示：

“向右划，你，你这笨蛋！向左首，往后退，不，不是你。是那个人，把舵线放松了，会不会——对，两个人一起干，不是那样搞。唉，你呀——”

于是小火轮上放下了一只小船来帮助我们。经过一刻多钟的努力，才算把我们的小船划开来，打通了道路，小火轮继续开下来。我们对轮船上的人千恩万谢，请求他们是否可以拖我们一程。他们睬也不睬。

我们发现还有一个好法子可以激怒小火轮上那些趾高气扬的家伙：你假装问他们是不是出来举行水上宴会的，请教他们是丘比特公司的团体，还是贝蒙特赛的戒酒会，请问他们能不能借给一个平底锅。

那些老太太们不习惯于河上活动，看见了小火轮往往吓得要命。我记得，有一次从斯坦斯到温莎去——那一带河面上这种机器怪物特别多——跟我们一起去的有三位这种胆战心惊的老太太。那场面非常动人。她们老远看见有条小火轮的影子，马上就逃上岸去，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直到轮船看不见了才放下来。她们说，大家都是有身家老小的人，绝不能把性命当儿戏。

我们到汉勃莱登水闸时发现船上没有水了，拿了个罐子到水闸看守人那里去要点水。

乔治是我们的发言人。他笑容可掬地向主人问道：

“啊，请你给我们一点水，好吗？”

“当然可以，”那位老先生说，“你随便拿吧，要多少拿多少。”

“多谢您啦，”乔治低低说，向周围看了一看，“可您的水在哪儿啊？”

“喔，老朋友，总是在那个老地方嘛，”他随口答道，“你背后就是。”

“我没看见呀！”乔治说着转过身来。

“怎么，老天爷，你没长眼睛吗？”那位先生说着把乔治的身子扭转过来，指着河流叫他看，“那么多的水难道你没看见吗？”

“啊！”乔治领会了他的意思，惊叫起来，“可我们总不能把河水都喝了呀！”

“是的，可是你可以喝一点儿啊，”老先生回答说，“我过去十五年来一直喝的就是这个水。”

乔治对他说：“从足下的尊容看来，似乎不能作为这水品质优良的广告。”所以他宁愿喝井里打起来的水。

我们后来再过去一点，在一家茅舍里找到了一点水。我敢说，如果我们了解一下，恐怕那个水也是河里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就认为那水没有问题。正如俗语常说：“眼不见为净。”

我们后来在那个季度里曾经尝试了一次喝河水，结果并不成功。我们那天在下游划船，在靠近温莎的一个河湾里停下船来想喝茶。我们的水罐里空了，要喝茶就得用河水。哈里斯认为不妨试一试。他说只要水煮开了，就没有问题了。他说，只要水一开，细菌全都杀死了。于是我往壶里灌满了泰晤士的河水，亲眼看着它煮得开而又开。

我们沏好了茶，正要坐下来舒舒服服地品尝一番。乔治刚把杯子举起来，还没有沾着唇，忽然停杯不饮，惊叫起来：

“瞧，那是什么玩意儿？”

“你说的什么？”我和哈里斯同时问。

“你瞧那边！”乔治说，眼光向西边看。

哈里斯和我顺着他的眼光往西看，看见在那缓缓的水流中，一条狗正在顺流而下。那是我生平见到的最最安详、最最和平的一条狗。我从来没有看见一条狗那样地心满意足、一无牵挂。它好像做梦似的仰面躺着，四脚朝天。看来体格丰硕，胸部饱满。它非常安详地、平静地、庄严地顺流而下，后来跟我们的小船相并而行，最后在芦苇丛边停了下来，就在那里舒舒服服地过夜了。

乔治说他不想喝茶了，把茶倒进河里。哈里斯也说他不渴，接着也把茶倒了。我喝了一半，可我后悔，真不该喝。

我问乔治，我会不会得伤寒。

他说：“喔，不会的。”他认为我很有可能免于此难。可是，不管怎么说，还得再等两个星期才能判定我到底有没有逃过此劫。

我们从河湾向上游划到沃格莱芙。这是抄的一条近路，从河的右岸马希水闸上游半英里的地方抄过去就到。抄这条近路很不错，因为这一带绿树成荫，景色很美，又可以省去半英里的途程。

在河湾的入口处，当然，也布满了木桩和铁链，到处挂着告示牌，发出威吓：任何人敢于闯入水区之内，就要受到拷打、囚禁，甚至处以死刑等等。我想这些河边的恶霸们何不把河上的空气也霸占起来，每人吸一口空气就罚款四十先令呢？可是，实际上这些木桩和铁链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只要稍为动动脑筋就可以躲避过去。至于那些告示牌呢，你只要花五分钟时间，趁左右无人，就可以把它们摘下来摔到河里去。

我们从河湾上行，中途停下来上岸吃了午饭。正当吃午餐时，我们遇到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

在这件事上，哈里斯也受到了一些惊吓，但是，跟我和乔治所受到的惊恐比起来，那就无可比拟了。

你瞧，经过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正坐在离水边大约十码的草地上，准备舒舒服服地吃顿午餐。哈里斯把一个牛肉大锅饼放在膝盖上，用刀切割。我和乔治拿着盘子准备分饼。

“你们有一把匙子吗？”哈里斯问，“我想用匙子舀肉汁。”

食品筐子就在我们身背后，乔治和我同时转过身去在筐子里找匙子。不到五分钟，匙子找到了。可是，我们转回身来一看，哈里斯和锅饼全都不见了。

那是一片空荡荡的草地。在几百码之内，不见一棵树木或一点篱笆。他不可能滚到河里去，因为我和乔治坐在靠河的一边，他一定要在我们身上爬过才能滚到河里去。

乔治四周看了一会儿，不见踪影。我们俩相对瞠目而视。

“也许他被抓到天上去了？”我问道。

“可是，他们不会把锅饼也抓去吧！”乔治说。

乔治的反驳似乎很有道理，我们只好放弃了哈里斯升天的论点。

“我猜想实际的情况可能是，”乔治提出了一种比较通俗而切合实际的看法，“那块地方发生了地震。”

他又接着带点哀伤的声调说：“我真后悔，不该让他在那里切那个锅饼。”

我们一声长叹，又转过头去看看哈里斯最后在地球上生存的地方，可是不看犹可，一看吓得我们毛骨悚然，血管里血液全都凝结了。原来那边高高的草丛上端端正正放着一个哈里斯的脑袋——只是一个脑袋——满脸涨得通红，充满着怨恨的神色。

乔治首先恢复了神态，高声叫道：

“快说！你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你的身体到哪里去了？”

“呸！你们这两个蠢驴，”哈里斯的脑袋开口说，“我知道准是你们搞的鬼！”

“搞的什么？”乔治和我惊叫起来。

“你们叫我坐在这里——多么恶毒的诡计！还要叫我捧着那个锅饼。”

我们看见地面上似乎升起了一点东西，像是一块锅饼，可已经搞得一塌糊涂；接着又看见那个浑身污泥的哈里斯连滚带爬地从地里钻了出来。

原来，哈里斯无意之中坐在一条小沟渠的边上，自己完全不知道，因为茂草把那个渠完全掩盖了。后来，他把身子向后一靠，就连人带饼一起掉到沟里去了。

哈里斯说他生平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惊心动魄的事。起初他想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只道是世界末日来临了！

哈里斯至今仍然坚信这是我和乔治搞的阴谋。唉，任何清白无辜的人都不免要蒙受嫌疑的，正如古诗所说：“孰能免谤言？”

真是不白之冤呀！

第十四章　绝世美肴——人间妙乐

吃过午餐之后，正遇着顺风，把我们一路安稳地送往沃格莱芙和什普莱克。依偎在河湾的环抱中的沃格莱芙城那时沉浸在夏日午后柔和的阳光里，正如一幅古雅的图画，长久地留存在你的记忆之中。

在沃格莱芙的乔治龙酒店里有一块著名的招牌，一面是R.A.莱斯利画的，另一面是同一流派的霍奇森画的。莱斯利画的是战斗的场面，而霍奇森设想的是战场的景色，“战斗之后”——图画完成后，乔治愉快地饮了一大杯啤酒。

《桑德福和默顿》的作者戴曾在沃格莱芙住过，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戴也是在那里被杀害的。那里的教堂里有一块萨拉希尔夫人的纪念碑。那位夫人每年捐赠一个金镑，指定要在复活节分赠给两个男孩、两个女孩，其条件是那些孩子们必须“从来没有不孝顺父母的行为，从来没有骂过人，说过谎话，偷过东西，或打碎过玻璃窗”。你想想，为了每年要得到5个先令，你得放弃那么多的利益！实在有点划不来。

据城里的传说，许多年以前，有一个孩子确实没有做过这些坏事——至少没有人知道他做过这些坏事。其实，人们所要求也不过如此而已，因此，他就得到了荣誉的冠冕——后来在市政厅的玻璃匣子里展览了三天。

至于那位夫人捐赠的钱后来到哪里去了呢？谁也不知道。有人说那钱总是交给附近的那个蜡像陈列馆的。

什普莱克是个美丽的村庄，但是它在山顶上，所以在河上看不见。但尼逊是在什普莱克教堂里结婚的。

松宁以上的河流迂回曲折，绕过了许多小岛。那一带比较荒凉寂寞。河岸上很少人行走，只有在傍晚时分可以看到几对乡村情侣。在亨莱我们已经访问了阿里和菲茨努德尔勋爵的遗迹，而烦闷肮脏的雷丁城还没有到达。在这一段河流里最适合于人们作遐想，缅怀过去的时代、已经消逝的人物面貌和那些可能发生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事物。

我们在松宁上岸，绕着村子转了一圈，那里真是美丽得像仙境一般。整个村子看来像是舞台上的布景，而不是用砖木构造起来的。每所房屋都掩映在玫瑰丛中。这时候，正当六月初旬，鲜花怒放，灿烂得像云霞一般。如果你在松宁留宿，最好住在教堂后面的波尔旅馆里，那是个真正典型的乡村旅店。在门前有个碧草萋萋的方形庭园。傍晚时分，绿树荫下的椅子上聚集了许多老人，喝着啤酒，谈着乡村新闻。旅馆里面有许多低矮古怪的房间、方格子的窗棂笨重的楼梯和曲折的回廊。

我们在美丽的松宁漫游了一小时左右，因为时间已晚，来不及赶到雷丁去，所以我们决定回到什普莱克，在附近的许多小岛之中找一个地方过夜。到那里安顿好了之后，乔治说，我们还有不少时间，可以好好地做一顿精彩的晚餐。他说，他要给我们表演一番河上的烹调技术。他说船上还有蔬菜、残余的冷肉，以及其他零零碎碎的东西，正好做一份爱尔兰大烩菜。

这个主意太妙了，使我们垂涎欲滴。乔治找了些木柴生起火来，哈里斯和我动手削土豆皮。我真没想到土豆皮竟这样难削，简直可以说是我生平干过的最艰难的工作。我们开始削的时候很起劲，简直可以说是轻松愉快。可是第一个土豆才削完，我们愉快的心情就完全消灭了。你削得愈多，那土豆上留下来的皮似乎更多。等到上面的皮全削光，芽眼剔尽，那剩下来的土豆差不多就没有了——至少说，所余无几了。乔治走过来一看，剩下的土豆就跟青豆一般大小。他说：

“嗨，那样削不行！你们把东西全糟蹋了。你们还是刮吧！”

于是我们就开始刮了，岂知刮比削更加艰难。你看那个土豆长得那样奇形怪状，上面尽是疙疙瘩瘩的疣子和窝眼。我们辛辛苦苦刮了二十五分钟才刮了四个。后来只好停工了。我们说，晚上还得留出时间来刮我们自己身上的土豆皮呢！

我从来没见过像刮土豆皮那样麻烦的工作，简直把你搞得头发昏。谁也不相信四个土豆上竟能刮出那么一大堆的土豆皮，厚厚地盖在我和哈里斯的身上。这说明，只要你工作细致、精打细算，就能取得大的收获。

乔治说，那样一大碗爱尔兰烩菜里只有四个土豆，太不像样了。因此，我们又洗了半打土豆，连皮放在锅里煮。我们又放了白菜和大约两公升的青豆。乔治把它们搅和了，看看锅里还空得很。于是我们再把两个食品筐子翻腾了一番，把剩下的零零碎碎全倒在锅里。还有吃剩的半个猪肉包和一点冷肉也放了进去。乔治又找到半听沙汀鱼，也倒在锅里。

他说，爱尔兰烩菜有个最大优点，就是你可以把所有残余的东西全都处理掉。在筐子里，我又找到几个破碎的鸡蛋，也放了进去，乔治说，这样汤汁就更浓了。

我记不清其他还有些什么好东西。总之，把剩下的东西全都报销了，一点没有浪费。在整个烹调进程中，“忙得没人睬”一直非常热心。我记得快结束的时候，它思索了一番又走出去。过了一会儿，它叼了一只死的水老鼠回来。显然它把它当作对我们这次盛宴的一大贡献。到底它是否出于捐助的诚意，或者具有讽刺的意味，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大家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那死老鼠到底要不要放进去？哈里斯认为放进去很好，跟其他东西调和在一起，味道更美。乔治坚决反对，他说这种办法无先例可援，他从来没听说过爱尔兰烩菜里搁死老鼠的。我们必须慎重考虑，不要乱搞试验。

哈里斯说：“古人说过，‘自古成功在尝试’。不尝试，就没有成功。像你这样保守的人只能阻碍世界的进步。想想看，那第一个吃法国香肠的人，那是什么样的精神！”

那个爱尔兰烩菜真是个极大的成功。我生平从来没有尝过这样的美肴，特别地新奇而开胃。一切吃厌了陈旧的老式菜肴的人们，请来试试吧！这是最最现代化的美肴，它的味道是举世无双的。

而且，它富于营养。正如乔治所说，它的原料是第一等的。如果那青豆和土豆煮得烂一点，那就更好了。但是，没有关系，我们都有牙齿。至于那个浓汤，那简直就是一首诗。对于胃口弱的人，也许觉得太浓腻一点。但是，营养是丰富的。

我们最后喝了茶，吃了樱桃馅饼。在喝茶的时候，“忙得没人睬”跟水壶进行了一场搏斗，结果惨遭失败。

在这次游程中，“忙得没人睬”一直对那把水壶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每当煮开水的时候，它总是坐在旁边，带着迷惑不解的神气看着它，有时对它乱吼乱叫，似乎要激怒那水壶。到壶里水快开，嘟嘟作响、水汽直冒的时候，它认为这是对它的挑战，准备扑过去大战一场。可是，每当这个时候，总有人过来把它战斗的对象——水壶，拎走了，它只好扑一个空。

今天，它决心要先下手为强。刚听到壶里有嘟嘟的声音，它马上就站起来，怒吼着猛扑过去。那水壶虽小，却也不甘示弱，竟狠狠地喷了它一脸。

“好呀，你竟敢！”“忙得没人睬”张牙咧嘴，一声怒吼。“你这个长鼻子、歪脑袋，肮脏不堪的恶棍，竟敢对我这样勤劳勇敢、庄严高贵的狗爷爷如此无礼。我得教训教训你。来吧！”

它冲向那可怜的小水壶，抓住壶嘴扭打起来。

于是，在这无边寂静的深夜里，我们听得一声惨叫，令人毛骨悚然。接着，“忙得没人睬”逃出了小船，以每小时三十五英里的速度绕着全岛狂奔了三匝，时时把鼻子贴在冰凉的湿土上，以减轻疼痛。

从那天起，“忙得没人睬”对那把水壶抱着一种疑惑、恐惧而又仇恨的心理。每当它看见水壶的时候，它先要吼叫几声，接着马上向后退缩，尾巴就耷拉下来。要是水壶放到炉子上，它马上就逃上岸去，悄悄地坐在那里，直到煮茶程序全部完成之后，它才敢回到船上来。

吃完晚饭后，乔治取出班卓琴来，想弹奏一曲。可是哈里斯反对，他说他有点头痛，神经不够坚强，接受不了。乔治认为音乐对他有帮助，可以安抚神经，消除头痛。他把琴弦轻轻拨了几下，使哈里斯领略音乐的妙趣。

可是，哈里斯说，他情愿还是头痛吧！

乔治直到如今没有学会弹班卓琴。在河上的时候，他有几次晚上想练习练习，可始终未能成功。哈里斯一听他弹琴就骂开了，骂得叫人受不了；接着“忙得没人睬”就没完没了地叫个不停。不给人家一个练习的机会，这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我弹琴的时候，它总要这样没完没了地吼叫呢？”乔治怒气冲冲地说。他手里拿着一只皮鞋，瞄准了那条小狗要掷过去。

“为什么它吼叫的时候，你总要这样没完没了地弹琴呢？”哈里斯反驳了他一句，一手接住了那只皮鞋，“你随它去吧。它没法不叫。它的耳朵是能够鉴别音乐的；听了你的演奏，它不能不叫。”

所以，乔治决计在回家以前，不再练习班卓琴了。但是，他回家以后，还是没有练习的机会。房东皮太太对他说，非常抱歉，她自己倒是很喜欢听的，可是楼上的那位太太正怀着孕，医生说乔治的演奏会损害她孩子的健康。

乔治深夜把班卓琴带到广场的周围去演奏。可是当地居民向警察局报告，要求他们派人在夜间监视他，把他逮捕起来。居民们提出的证据确凿，他不能不起誓，在六个月之内决不再演习。

后来，他对于此道完全失去了信心。在六个月期满之后，他曾经一度想再试一试，可是人们对他的态度总是这样冷酷——世界对他总是这样无情——使他灰心丧气。过了几时，他在报上登了个广告，把那只班卓琴以极低的价格售脱了——“主人对此已毫无兴趣”。从此，他再也不搞音乐，改玩纸牌了。

练习音乐实在是令人伤心的事。你本来认为，社会上为了培育人才，一定会尽一切力量鼓励人们从事乐器演习的，岂知事实恰恰相反！

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想练习吹苏格兰风笛。他在这方面所受到的阻力之大，真使人感到惊奇。连他自己家里的人也没有一个给他一点点的鼓励。首先他的父亲就坚决反对，一谈起这个问题态度就非常冷酷。

我那朋友常常很早就起床练习；但是他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因为他姐姐反对。他姐姐是个虔诚的宗教徒，她说清早起来听到这种声音是个不祥之兆——一整天就得倒霉。

于是他改变方针，到深夜全家睡着了之后再练。但是这个办法也不行，因为他败坏了他全家的名声。有人深夜回来，在他家门口听到他吹奏的乐声，第二天便在城里到处散布消息，说昨天晚上杰弗逊先生家里发生了谋杀事件；他亲耳听到那被害人的喊叫声、谋害人恶毒的咒骂声，又听得苦苦哀求的声音，最后又听得咕噜咕噜一阵响，那个被害人就咽气了。

后来，他家里人让他还是在白天练习。他在厨房的后间里练习，四面的门窗都关紧了。但是，尽管采取了这样严密的措施，有时候那些特别精彩的曲调还不免漏传到前面堂屋里来，使他妈妈听了几乎伤心落泪。

她妈妈说，听见这声音使她想起他可怜的爸爸。（可怜，他爸爸是在新几内亚海滨洗澡时被鳄鱼吞噬的——他妈妈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联想，她自己也说不清。）

后来，他们在后花园深处搭了一个小棚，离正屋大约有四百码光景。他们叫他拿了风笛到那里去吹。有时客人来访，并不知道有这回事，家里人也没有告诉他。那客人在花园里散散步，突然听到风笛声声，传入耳鼓，不免大吃一惊。要是神经坚强的人，不过感到一阵痉挛而已；要是不太坚强的人，就不免要吓得发疯了。

必须坦率地说，一个业余爱好者初学吹风笛时，那个声音确实是不好受的。我听了我的年轻朋友的吹奏之后，深有此感。看来风笛这种乐器是极其难吹的。在你吹出第一个音符之前，必须将全身的气都憋在胸部——至少，我看杰弗逊是这样吹的。

一开始那音调极其雄壮，极其豪放，正如临阵冲锋的号角一般，使你感到精神振奋。随着那声调愈来愈柔和，愈来愈微弱，到最后一节，吹到一半时，只听得咝的一声，便戛然而止、寂然无声了。

你必须要有强健的体魄才能吹奏风笛。

年轻的杰弗逊学风笛只会吹奏一个乐曲——但是从来没有人因为他乐曲少而感到不满。他吹奏的曲调，据他自己说，叫做《坎贝尔来了，好啊——好啊》。可是他爸爸坚持说那是《苏格兰的蓝色铃铛》。别人谁也说不准那是什么曲调，不过大家一致认为，听起来很有点苏格兰的味道。

陌生人听了他的曲调之后可以作三次猜测；大多数人每次猜得都不一样。

哈里斯吃晚饭以后觉得很不舒服，我想一定是那个爱尔兰烩菜在他肚子里作怪：他对于这种高级食品是不大习惯的。我和乔治让他留在船上，我们自己则决定去亨莱转一圈。哈里斯说，他只要有一杯威士忌和一只烟斗，就可以把整个黄昏消磨过去了。我们回来的时候只要吆喝一声，他就把船从岛上摇过来接我们。

“别睡着了，老朋友。”我们临行时叮嘱他说。

“放心吧，只要我肚子里的烩菜还在起作用，我是睡不着的。”他咕哝着说，一面把船摇回岛去。

那时候，亨莱正在筹备赛船节，热闹非常。我们在那里碰到不少城里的熟人，很是高兴。所以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快到十一点钟，我们才动身回来，还要走四英里的长路——那时候，我们才想起还要吆喝我们的那条小船。

那天晚上正下着小雨，冷气逼人，很觉阴沉可怕。我们在无边黑暗寂静的旷野里，拖着沉重的步伐，一边低声谈话，心里直嘀咕，不知道我们走的道路对不对。我们想到那个温暖的小船，想到低垂的帆布帐篷里透露出柔和的灯光，想到哈里斯、“忙得没人睬”，还有威士忌。我们一心想加紧脚步，赶快回去吧。

我们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幅的图画：我们想象我们拖着饥饿和疲倦的身子回到船里；我们想象在河边阴森可怕的树阴下躺着那条萤火虫似的小船，我们亲爱的小船！多么温暖、多么舒适、多么愉快。我们想象我们在船里吃晚饭，嚼着冷冻肉，互相传递着面包。我们仿佛听到刀叉叮当作响，听到我们的阵阵笑语，透过了帆布帐篷，洋溢在黑沉沉的河面上。我们归心如箭，加紧了步伐，要尽快实现我们美妙的梦想。

后来，我们总算踏上了拉纤的小路，心里才高兴起来。因为，在这以前，我们实在摸不准我们走的道路到底对不对——是离河岸越走越近，还是越走越远。你知道，当你又困又累的时候，又摸不准道路，真会把人急死的。我们经过希普莱克的时候，钟正敲着十一点三刻。乔治若有所思地问道：

“你还记得我们住的是哪一个岛吗？”

“不，”我回答说；我也开始思索起来，“我不知道那里一共有几个岛啊？”

“只有四个，”乔治回答说，“只要哈里斯醒着，准能找到。”

“要是他睡着了呢？”我问道；但是我们觉得不会的。

我们走到第一岛的对岸大声喊叫，毫无回音；我们又跑到第二个岛的对面喊叫，同样没有回音。

“喔，我想起来了，”乔治说，“我们住的是第三个岛。”

我们满怀希望地跑到第三个岛对面喊叫。

还是没有回音！

这问题就严重了！时间已过半夜。希普莱克和亨莱所有的旅店早已客满。我们总不能走遍全城，把每一家住户从半夜里唤醒，向他们租房间吧！乔治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说，我们去找个警察，把他打一顿，他就会把我们关起来，在派出所里住一晚了。但是，我们又想：“也许警察把我们饱打一顿，而不把我们关起来呢？”

我们不能整个晚上到处去找警察打架啊！而且，万一我们打得太狠了，他们把我们关上六个月，那可怎么办呢！

我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摸索到第四个岛的对面再去喊叫，同样地毫无结果。雨越下越大了，看来一时不会停。我们浑身湿透、寒冷透骨、狼狈不堪。我们心里开始怀疑起来：是不是只有这四个岛，也许还有别的岛吧？我们是不是靠近那些岛了？也许离那个岛还有一英里吧？也许我们走到河上别的地区去了？在黑暗之中，一切东西都变得奇幻莫测。我们开始体会到那个“森林中迷失的婴孩”是多么痛苦啊！

现在正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时候——我知道，这句话是小说书中常用的俗套，但是我现在不能不用它。因为我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抱定一个宗旨：一切必须严格地忠于事实。因为要忠于事实，我有时就不免要引用小说中的陈词滥调了。

正当这样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时候——我必须这样说，我忽然看见在我们下游不远的地方，从对岸的树林里闪出一道奇异的光线。起初我疑心它是鬼火，因为，那光线是如此黯淡、如此神秘。后来我忽然灵机一动，想到这正是我们小船上的灯光。于是，我们隔着水面扯起嗓子狂叫，简直要把黑夜之神从他的卧床上惊醒起来。

我们屏住气息静候了一分钟。啊！听啊，这茫茫黑夜中最神妙的音乐！我们的“忙得没人睬”正在对岸吠叫，响应我们。我们马上大声喊叫回答它，其声音之大简直可以把七个长眠人[13]一起惊醒——为什么必须惊醒七个长眠人，而不是一个？我至今想不明白。接着，过了约摸一小时光景——实际上，我想，至多不过五分钟，我们才看见我们小船上的灯光缓缓地移过来，又听得哈里斯半睡半醒的声音，问我们在什么地方。

哈里斯的态度非常奇怪，有点难于捉摸。他看起来似乎不只是一般的疲倦。他把船停在岸边，那个地方我们根本无法上船，而他自己却马上又睡着了。

我们又大声地叫唤了半天，他才悠悠醒来，逐渐恢复了神志。最后，我们终于平安登上了船。

我们上船以后注意到哈里斯脸上带着一种哀伤的神情，似乎经历了一场大难。我们问他发生了什么情况，他只说了两个字：

“天鹅！”

看来我们原来停船的地方正在一个天鹅巢穴的旁边。我和乔治走了之后，那只雌天鹅回来了，跟他争吵起来。哈里斯把雌天鹅赶走，过了一会儿，它又把它的老伴儿带来了。哈里斯跟这一对天鹅大战了一场。由于他的机智勇敢，终于打退了天鹅，大获全胜。

半小时之后，它们又带了十八只天鹅，卷土重来！根据哈里斯的描述，他们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那些天鹅要把哈里斯和“忙得没人睬”拖到水里去，把他们淹死。哈里斯以战斗英雄的姿态同它们进行了四小时激烈的斗争，终于把它们全部歼灭了。

“你说到底有多少只天鹅？”乔治问道。

“三十二只。”哈里斯迷迷糊糊地回答说。

“你刚才不是说十八只吗？”乔治又问。

“不，我没说过，”哈里斯咕哝着说，“我说的是十二只。你以为我数都数不清吗？”

到底那场天鹅战争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始终搞不清楚。我们第二天向哈里斯问起这件事，哈里斯说：“什么天鹅？”他以为我和乔治在做梦。

我们经历了那一番艰难恐怖之后，重新回到船上，心情多么高兴啊！我和乔治饱餐了一顿晚饭。饭后，要是能找到威士忌的话，我们本想好好地喝一点，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我们盘问哈里斯，他把威士忌搞到哪里去了。他却茫然无所知，似乎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威士忌”，也不知道我们谈的是什么。“忙得没人睬”好像是了解实情的，可是他就是不肯说。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要不是哈里斯老是捣乱的话，我可能睡得更好一些。我模模糊糊记得，那晚上哈里斯把我吵醒了至少有十二次。他提着马灯来回地转，要找他的衣服。他似乎整个晚上尽想着他的衣服。

他两次把我和乔治推开，说是把他的裤子压住了。第二次推的时候，把乔治气坏了。

“你半夜三更起来找裤子，到底是干吗？”他怒气冲冲地说，“干吗不躺下来好好地睡觉。”

我第二次醒来时，发现他因找不着袜子在那里发愁。最后一次，我模模糊糊记得，他在我身边翻过去，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真见鬼，我的阳伞到哪里去了？”

第十五章　驾船奇术——各显神通

第二天早晨我们醒得很晚。由于哈里斯的恳切要求，我们吃了一顿清淡的早餐，一点没有什么好吃的。后来我们进行了一次大扫除，把船上的东西都放得整整齐齐（这工作经过长时间辛苦的劳动。这解决了我思想上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家庭妇女只收拾一间屋子，却是整天忙个不停）。大约十点钟的时候，我们开始出发，决心要好好地玩上一天。

我们一致同意，今天要划船而不要拉纤。哈里斯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乔治和我划船而由他掌舵。我完全不同意这个意见。我说，如果哈里斯还通点情理的话，他就该建议，由他和乔治划船而让我休息。我觉得在这一次旅游中，我做的工作太多了，超过我应有的份额。对此我深有反感。

每次出来，我总觉得我做的工作太多，超过我所应该做的。可是，你知道，我并不是反对工作的，我热爱工作，工作（work）对我有极大的魅力。我能坐着几个小时看书（work）[14]，我喜欢收藏书，离开了书会使我心碎。

你给我书籍愈多愈好；收藏书籍已成为我的癖好；我的书房里塞满了书籍，连一寸的空隙都没有了，我必须扩充一间厢房来存放书籍。

而且，我对书籍非常爱护。你瞧，有许多书籍我已经保存了好多年，可上面一个手指印也没有。我以我的藏书为最大的骄傲。我常常把书取下来拭去上面的尘土。谁也不能像我这样完善地保存书籍。

但是，我虽然热爱工作，我仍然要求公平合理。我决不要求超过我的应有份额的工作。

可是，现在我做的工作，往往不是我所要求的——至少，在我看来如此。这使我感到很烦恼。

乔治劝我不必为这个问题烦恼。他说，这完全是因为我顾虑太多，所以才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太多了；事实上，我所做的工作还不到我所应做的一半呢。我想，他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无非是安慰安慰我而已。

我常常注意到，在每一条船上，每一个船员都觉得所有一切工作都是他一个人干的。在哈里斯的思想里，他觉得只有他一个人在工作；我和乔治把工作都推在他身上。而乔治则认为哈里斯除了吃饭睡觉以外什么也没有干；只有他——乔治一个人——才真正做了些有用的工作。

他说，他从来没跟像我和哈里斯这样的一对懒虫出来旅游过。

哈里斯听了这话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哼，老乔居然还有脸谈工作！”他笑着说，“他要干上半小时的工作准得要了他的命。你瞧见乔治工作过没有？”他转过脸来问我。

我同意哈里斯的意见，确实没看见乔治工作过，至少在这次旅游开始以来没有见过。

“哼，你怎么会知道我工作不工作呢？”乔治反驳哈里斯说，“天晓得，你上船以来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睡觉啊！你看见哈里斯清醒过没有，除了吃饭以外？”他转过脸来问我。

说老实话，我不能不支持乔治的意见。自从上船以来，哈里斯确实没有做过一点有用的事。

“真见鬼！不管怎么说，我总比老杰干得多吧？”哈里斯辩解。

“是的，你不可能比他干得更少。”乔治附和说。

“我看老杰把自己当作船上的客人了。”哈里斯接着说。

唉，真气人！我把他们两个人和这条破船辛辛苦苦从金斯敦带到这里，我为他们料理一切，照顾他们的生活，为他们辛苦劳役。这就是他们的报答！这世界上还有公道吗？

最后，为了应付当前的困难局面，我们决定作如下安排：哈里斯和乔治把船划到雷丁，到雷丁以后归我拉纤。叫我拉着那样一条沉重的船，迎着激流往前走，那实在是不好受的，我真不愿意干。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时期，我倒是常常要求做艰苦的工作；现在我情愿把这个机会让给年轻人了。

我注意到河上的那些划船的老手，遇到艰苦的划船工作，也大多采取这种退让的态度。他们往往自己躺在船底的垫子上，鼓励那些新手们拼命地划，一边跟他们讲讲自己过去在划船季节里的那些英雄事迹。你一看就知道那准是个划船老手。

“你们现在干的能算是艰苦劳动吗？”他抽足了烟，慢条斯理地跟那两个汗流浃背的新手说。那两个新手已经拼命地在逆流中划了一个半小时了。“你知道，在去年的划船季节里，吉姆·毕福尔斯、杰克和我三个人，从马罗划到戈林只花了一个下午时间，一刻也没停过。杰克，你还记得吧？”

杰克此时在船头上找了些毯子和大衣，做了个舒适的铺位，已经睡了两个小时。他听得有人问他，迷迷糊糊，似醒非醒地想起来确实有那么一回事。他还补充说：他们一路上还迎着激流、顶着狂风。

“我想大概总有三十四英里的路程吧！”第一个发言人接着说，又拉了个垫子枕在头下。

“没有，没有，汤姆，不要太夸大了，”杰克带着纠正的口气咕哝道，“至多不过三十三英里吧！”

杰克和汤姆讲话讲得太累了，转过头去又睡着了。那两个头脑简单的年轻人听了，觉得自己能为这两位杰出的划船名将效劳，感到非常荣幸，因而划得更加起劲了。

当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听老前辈讲这些故事，非常相信，听得津津有味，一字一句都融化在脑子里，还要求他们多讲一些。可是现在的年轻人不行啦，对于老辈讲的话似乎失去了信心。在去年划船季节里，我们——乔治、哈里斯和我——带着一个年轻的新手划船，一路上跟他讲了许多精彩的划船故事。

我们给他讲了所有传统的老故事——那些河上的划船老手们反复讲了好多年的陈旧的谎话——另外还编了七个富有创造性的新鲜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是根据我们一个朋友几年前经历的一段真事，再加以夸大，说得活灵活现，任何一个小孩子听了都会深信不疑的。

可是，那个年轻人就是不相信，要求我们把精彩的本领当场表演出来。他还说，他敢打赌，我们是办不到的。

今天早晨我们也谈了我们的划船经验，回忆了我们最初学习划船时的那些情景。我记得我第一次划船时一共是五个人，每人出了五个便士，在里金特公园的湖里租了一条奇形怪状的船，把身上搞得透湿，后来在公园看守人的小屋里晾干了。

后来，我对于水上活动很感兴趣，曾经有好多次在郊区的砖厂里撑筏子——这个运动特别有趣，而且富于刺激性，那是你想象不到的——尤其当你把筏子撑到河池中心，而编制筏子的那些木材的主人突然拿了棍子在池边出现时。

你看见这位先生之后，第一个反应是不想跟他会见，也不想跟他谈话，如果可能的话，你希望能够客客气气地躲开他，在他对面的河岸上悄悄地溜上岸，赶快逃回家去，假装没有看见他。而那位先生呢，恰恰相反，他一心要找着你，拉住你的手跟你谈话。

他似乎认识你的父亲，跟你本人也很熟悉，可是你并不因此而愿意和他亲近。他说，他要教你怎样用他的木板编成筏子，可是实际上你早已懂得怎样编筏子，他这种善意的帮助未免多此一举，你也不想再给他添麻烦了。

可是，你的态度虽然冷漠，而他却热情可嘉。他不辞辛苦地在河池边来回奔跑，一心要跟你会晤。

如果他是个气喘吁吁的矮胖子，你可以很容易地躲开他。但是，如果他是个长腿的年轻小伙，那你就不可避免地要和他会晤了。会晤的时间一般极短，而且绝大部分的对话都是他主导的，你不过偶尔用惊叹词或单音节词答应几声；一有机会你马上就滑脚溜了。

我撑筏子搞了大约三个来月，对于这门技术已相当熟练。后来我决计正式从事划船，并参加了一个里亚划船俱乐部。

我常常星期六下午在里亚河上划船，很快就掌握了划船技术。遇到河上的莽汉和大驳船时马上躲开，免得撞翻。尤其是河上常常碰着拉纤的纤绳，我一看见立即以最漂亮的方式在船底躺平，就不会被纤绳绊着，摔到河里去了。

但是那时我划船还没有什么风度。后来到泰晤士河上才学会了划船的风度。现在人们对我的风度极为赞赏，认为那种风度奇妙之至。

乔治到十六岁的时候才开始划船。那天是星期六，他跟八个年纪差不多的小家伙一起到丘城租了一条船，想划到里士满再回来。其中有一个满头乱发的年轻人名叫乔斯金，他在海德公园的人造湖里划过一两次。他对他们说划船这玩意儿有趣极了。

他们到码头上时，正在迅速退潮，又刮起了一阵劲风。但是他们毫不在意，仍然过去挑选船只。

码头旁停着一条舷外装铁架的、八只桨的大赛船，他们一看非常中意，便决定要那条船。当时船夫不在那里，他的孩子在当家。孩子劝他们不要那条大赛船，给他们介绍了两三艘很舒适的家庭游艇。他们坚决不要，他们觉得一定要坐在那样的大赛船里才显得气派。

那个孩子只好把船推出去。他们几个脱掉了外套，准备上船就座。那孩子建议乔治坐第四座，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有点发胖，在那伙人里面显得很沉重了。乔治说第四座很好，马上踏上船去，坐在船头上，背对着船尾。他们纠正了他的位置，其余的人也陆续跟着上船。

掌舵的那个孩子胆子特别小。乔治跟他详细说明了掌舵的原则。乔斯金自己划尾桨。他跟其他的人说，划船容易得很，大家只要照着他的样子划就行了。

大家准备好了，在码头上的孩子就用船钩把船推出去。

后来的情况，乔治实在没法说清楚了。他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一开始，第五座划手的桨托就把他的腰部狠狠捅了一下，同时，似乎由于一种魔法，他的座位突然不见了，把他摔在船板上。他还注意到第二座的划手也莫名其妙地躺在船底上，两脚朝天，还在那里生气。

到丘城桥的时候，他们以每小时八英里的速度，要侧着船身，横穿桥洞。那时候，只有乔斯金一个人在划船。乔治爬回到他的座位上，想要帮乔斯金一把力，可是，不知怎么的，他刚把桨投到水里，就突然不见，溜到船底下去了。他不由得大吃一惊，几乎摔到河里去。

这时候，那位掌舵手把两条舵线全抛在水里，自己放声大哭起来。

后来他们是怎么样划回来的，乔治完全搞不清了。他只记得一共花了四十分钟时间。桥上围着一大堆人，兴致勃勃地看他们的精彩表演。每个人都向他们指手画脚，大声吆喝。他们三次想设法通过桥洞划回去，三次被打回来，回到桥洞底下。那位掌舵手每次抬头看到头上那座桥安然不动，不由得又放声大哭起来。

乔治回想起来说，那天下午他根本就没有真正划过一桨。

哈里斯对于海上划船，比河上划船更为熟悉。他认为，作为一种体育运动，海上划船更好。我可不同意。我记得去年夏天曾到伊斯特本海边去划船。因为很多年以前，我常在海里划船，自己觉得很有把握。岂知我过去的那些经验全都忘光了。每当我把一只桨投到海里时，那另一只桨准得高高地翘在空中。后来，我没有法子，只好站起身来，才把两只桨都投在水里。那天海上有不少高贵的绅士淑女们，我只好这样怪模怪样地在他们面前划过去。后来，我在海滩边中途上岸，找了一位老船夫才把我送回去。

我最喜欢看那些老船夫们划船，特别是那些按小时雇佣的老船夫。他们划船的态度是如此安详，如此悠闲，使人产生一种美感。他们从来不急躁，从来不紧张，从来不跟别人剧烈竞争（这在十九世纪已成为人们愈来愈严重的通病）。他们从来不想争取超过别人。如果另外一条船赶上来，超过了他，他漠然无动于衷。事实上，跟他一路的那些船只，几乎全都超过了他。有些人遇到这种情况，不免要恼火，要生气，而老船夫却始终心平气和，处之泰然。这对于那些利欲熏心，一心向上爬的人们，无疑是一副清凉剂。

一般说来，要学会普通随便地划船并非难事，可是在划船的时候遇到年轻姑娘时，要保持平静的心情，却非经过长期的训练不可。在这种时候，年轻的小伙子们最最感到苦恼。“真奇怪！”那个小伙子说。他的桨在五分钟之内跟你的桨磕碰了二十次。“我平常独自个划船的时候，划得蛮好，没有这么多毛病。”

看两个新手划船时想要互相配合，那是非常有趣的。划前桨的觉得没法跟划尾桨的配合，因为尾桨手的那个划法实在太怪了。划尾桨的对此非常恼火，他说在过去十分钟之内已想尽一切办法要适应前桨手的那种拙劣的划法。前桨手认为这是对他的极大的侮辱，他对尾桨手说：“不必替我操心了，你自己划得像样就行啦！”

“也许，我来划尾桨，可能好一点。”他接着说；显然他觉得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

他们换着划了一百码光景，仍然不见起色。那个前桨手忽然灵机一动，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对你实说了吧，这毛病是你拿错了我的桨，”他转向前桨手大声地说，“快把你的桨给我！”

“哦，原来如此，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我拿着这只桨老是不称手，”前桨手回答说。他似乎恍然大悟，很高兴地跟尾桨手换了个桨，“这样，就准行啦！”

可是，还是不行。尾桨手得把手伸得长长的，几乎脱出了骱，才能抓住前面那只桨。而前桨手每回把桨往回拉的时候总要狠狠地打在尾桨手的胸口上。这样划太别扭了，他们只好换回来。最后，他们一致结论，认为那个管船的给他们的这两只桨不对头。于是他们联合起来指着管船的大骂一通，而他们彼此之间就消除了一切误会，和好如初了。

乔治说，他一直想学学撑平底船，换换口味。可是，撑平底船也并非易事。跟划船一样，你要学会撑撑船倒并不困难。可是，你要撑得从容大方，不搞得浑身是水，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

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第一次撑平底船，就几乎发生了惨剧。一开始自己觉得撑得不坏，有点得意忘形。他在那个平底船上来回地走，漫不经心地把篙子随意乱戳，看起来姿势很漂亮。有时候跑到船头上撑几篙，又跑到船尾戳几下，完全像个老资格的样子。你瞧，多么神气啊！

可是，好景不长。他太神气，就出事啦！他一边撑船，一边观赏河景，得意洋洋，忘乎所以，不小心把腿向前多迈了一步，身子就落了空，脱离了平底船。可是那根篙子却牢牢地插在河底泥土里。他只好紧紧地抱住那篙子不放，而那个平底船却飞也似的顺流而下了。当时，他那样子实在不大雅观。河岸上的一个野孩子看见了，马上招呼他的伙伴，喊道：“快来瞧呀！‘真正的猴儿爬竿’，多有趣呀！”

我那时在平底船上，没法去援救他，因为那天不巧得很，我们出来只带了一根篙子。我束手无策，只好坐在船上看着他，看他抱着篙子缓缓地沉下去，他脸上的表情使我终生难忘，那蕴含着多么深刻的思想啊！

我看见他缓缓地沉到水里去，拼命地挣扎，浑身湿透。那样子实在可笑，我不由得笑起来。可是，才笑了一会儿，我忽然惊觉起来，我想到我自己的处境多么危险，就没法再笑了。我坐在这平底船上，手里没有一根篙子，听凭这条失去控制的船，顺着急流往下冲，要是撞在水坝上，可怎么好呢！

我开始怨恨我的那位朋友，他不该那么匆匆忙忙地离开平底船。他至少得把篙子留给我呀！

船漂了大约有四百码光景，我看见在河中央停着一条钓鱼的平底船，上面坐着两个老渔翁。他们看见我的船向他们直冲过去，惊叫起来，叫我赶快闪开。

“我没法闪呀！”我高声喊叫。

“你得想法子啊！”他们回答说。

船靠近时，我向他们说明我的困难情况。他们借给我一根篙子，才算把船撑住了。离水堰只有五十码了。谢天谢地，遇着了这两位水上大救星！

我第一次撑平底船，跟我一起去的有三位朋友，他们要给我表演怎样撑平底船。我们四个人不能同时出发，所以我说我先去找一条平底船，自己先练习一会儿，等他们到来。

我那天下午没有租着一条平底船，因为全给人家撑走了。我只好坐在河岸上看看河景，等那三个朋友到来。

我在那里刚坐了一会儿，忽然看到有一个人在那里撑船，他穿的外衣、戴的帽子竟和我的一模一样，这使我大为惊奇。那人显然是个新手，他的撑法非常滑稽可笑。他把那根篙子到处乱戳，不知道想搞些什么；显然他自己也不知道在搞些什么。有时候他把篙子往上游撑撑，有时候往下游撑撑，有时候他乱戳一气，让那条船绕着篙子转。结果他自己也感到奇怪而烦恼起来。

过一会儿，河上的人都被他的表演吸引住了，聚拢来看。有些人还互相打赌，猜测他会把船搞到哪里去。

正在那时候，我的三个朋友也来了。他们站在对岸看那个人表演。那个人背向着他们，所以他们只看见他的外衣和帽子，马上断定那个人就是我——他们的老朋友——正在那里做精彩表演。他们觉得有趣极了，于是，毫不客气地对那个人嘲笑起来。

我起初不知道他们弄错了人。我心想：“怎么对一个毫不相识的陌生人这样放肆嘲弄，太没有规矩了。”我正想喊出声来责备他们，忽然想起他们一定是弄错了人，于是我一声不响，躲在树的后面，看他们到底怎么搞。

你瞧，他们把那个人嘲弄得多么起劲啊！他们站在那里，整整五分钟不停地喊叫着讥笑他，嘲弄他，挖苦他，用下流话侮辱他。他们把一些陈旧的老笑话搬出来讥刺他，又编了几个新鲜笑话挖苦他。他们又把平常彼此之间互相取笑的那些私人和家庭之间的笑柄也搬了出来，显然那个人是完全弄不懂的。后来那个年轻人实在被糟蹋得不像样子，忍不住把脸转了过来，他们才认清了他的真面貌。

我那三个朋友总算还懂得一些礼貌，一看清那个人的真面貌，一时就吓呆了，不知所措。后来他们向那个年轻人解说一番，说他们弄错了人，把他当作一个熟识的老朋友，所以才敢这样放肆地乱开玩笑，实在对不起得很。

当然，那个年轻人知道他们弄错了人，也就算了，不和他们计较了。

我记得哈里斯给我讲过他在布洛涅海边洗澡时的一段有趣的经历。那时他正在海滩旁边游泳，忽然有人从背后抓住他的脖子使劲往水里按。他拼命地挣扎，可那个人却是个赫尔克里士般的大力士，他怎么挣扎也逃不出他的掌握，使劲地踢也不顶事，他正想用更严厉的手段对付他，那个大力士忽然松手了。

他站起来，看看那个蓄意谋害他的人到底是谁。那个人却正站在他身旁哈哈大笑。可是那人回头一看从水里冒出来的哈里斯的脸，就吓得不知所措，满面羞惭。

“真对不起你，”那个人结结巴巴地说，“我把你当作了我的一个朋友。”

哈里斯说，还算运气，没有把他当做自己的亲属；要当作亲属的话，那准得把哈里斯淹死，就没命啦！

驶帆船也得有技术知识和实践经验——可是，我小时候不是这样想的；我觉得那是很自然的事，不必费多大的劲。我认识一个孩子，他也有这种想法。所以，有一天正刮着大风，我们俩想去试试这种玩意儿。我们先到雅茅斯，想航行到亚尔去。我们在桥边船坞里租了一条帆船，就出发了。

“今天风浪很大，”我们开船时，船老板说，“你们到转弯角上，最好收缩帆篷，转船头贴风驶行。”

我们说，我们记住了，然后高高兴兴跟他说了声“再见”，就开船了。其实，我们心里满不知道什么叫“收缩帆篷”，什么叫“贴风驶行”。

我们一开始先是划船。划得相当远，城市已看不见了，面前是白茫茫一片海水，水面上卷起一阵狂风。我们想时机已到，可以张帆了。

赫克托——我记得这是那孩子的名字——继续划船，我开始把帆篷摊开来。那工作看来很麻烦，可我终于完成了。接着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哪一头是帆顶？哪一头是帆底？

似乎出于一种天然的本能，我们把帆底当作帆顶，想把那个帆颠倒着挂起来。忙了好半天，只是挂不起来。在那帆篷的心里，可能认为我们是在玩“丧葬”的游戏，认为我充当“死尸”，而把帆篷当作“包尸布”。

后来它（帆篷）发现我们不是搞的这个玩意儿，它生气了，用帆杠狠狠打了我一下，接着赌气停住不动了。

“赶快把帆浸湿，”赫克托说，“泡在水里，浸得透湿！”

他说，航海人员总是把帆浸湿了再张起来的。我照他的吩咐把帆浸湿了，可是不浸犹可，一浸更糟了。一条干的帆篷缠着你的双腿，裹着你的脑袋，就够难受的了；而一条湿漉漉的帆篷缠着你，就更加要命了。

我们俩最后好歹总算把帆挂了起来。但是它并不是正挂，也不是倒挂，而是歪歪斜斜地挂着。我们割了一段缆绳，把它紧紧缚在桅杆上。

后来，那条帆船居然没有沉没，实在是个奇迹。到底为什么缘故没有沉没，我没法解说。后来，我也常常想这个问题，可是始终找不到一个满意的解答来说明这个奇迹。

我想这也许是由于世界上一切事物天然的顽固本性所形成的。可能那条帆船早晨看到我们那种荒唐的行为，认为我们是故意出来自杀的，因此它故意阻挠我们，不让我们如愿以偿。这是我所能提供的唯一的解释。

我们俩死命地抱住船舷不放，才保持身子没有掉到海里，可是搞得筋疲力尽了。赫克托说，海盗和航海家们遇到大风暴往往鞭打船舵或者拖进主帆，他说我们不妨试试。我说，不要出花样了，任凭它顶着风去跑吧。

后来决定采取我的意见，因为那比较容易做。我们尽力抱着船舷，任凭那船顶着狂风乱跑。

那船向上游行驶了大约一英里，其速度之快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以后也决不再想经历了。在转弯地方，船身倾侧，帆篷一半没在水里。后来船身又奇迹般地纠正过来，飞也似的向一段低低的泥滩上冲去。

那泥滩救了我们的命。那条船一头扎进了泥滩中间就胶住不动了。我们现在不再像畚箕里的豆子那样任人颠簸了，我们可以自己摆布了。我们爬出来，砍下了那个帆篷。

我们驶帆船总算驶得过瘾了。我们不想再驶了。我们已经很全面、很激动、很痛快地驶了一次帆船。现在，我们想换换方式，还是划船吧。

我们拿起了船桨，想把船从污泥里推出来。正推的时候，一只桨折断了。我们拿起第二只桨来，非常小心谨慎地继续推，可那只桨更糟，一下子也折断了。于是，我们赤手空拳，无计可施了。

在我们前面是一片泥滩，延伸出去约有一百码光景，后面则是茫茫大水。这时候，我们一筹莫展，只好坐在那里等人来搭救了。

在那样刮大风的日子里，海滩上是很少人来的。我们等了三个小时，才看见了一个人，那是个老渔夫。他费了好大劲才把我们解救出来，把我们狼狈不堪地拖到船坞里。

那次航行花的钱可真不少：要酬谢老渔夫的救命之恩，要赔偿折断的船桨，还要付四个半小时的租船费用，把我们几个星期的零用钱全都花光了。可是，我们得到了经验——人们说，经验是无价之宝，无论花多少钱都是划得来的。

第十六章　河上悲剧——少妇轻生

将近十一点钟，我们望见了雷丁城。这一段河流很不干净而且沉闷。人们大都不愿意在附近久留。但是这个城镇本身却是个有名的古迹，它的历史可追溯到埃塞雷特王的时代，当时丹麦人把兵舰停泊在凯内特，从雷丁出发在威塞克斯地区四处掳掠。后来埃塞雷特王和他的兄弟艾尔弗雷德并肩作战，击溃了丹麦人——埃塞雷特主持祈祷，艾尔弗雷德指挥战斗。

在后来的岁月里，每当伦敦发生了任何不幸的事件，雷丁就成为最近便的逃遁的地方。每当威斯敏斯特寺里发生了纠纷事件，议会就搬到雷丁去。到一六二五年，司法机构也随着去了。所有的法庭审判都是在雷丁举行的。那时候伦敦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可以把那些律师和议员老爷们全都赶走，那倒是很合算的事。

在议会斗争的时期，雷丁被埃塞克斯公爵所围困。二十五年之后，奥林奇亲王在那里击败了詹姆斯王的军队。

亨利第一就安葬在他在雷丁亲自建立的贝内迪克泰恩寺内，至今还可以找到遗迹。在这个寺内，伟大的冈特的约翰和布兰奇夫人结了婚。

在雷丁水闸我们遇见了我的几个朋友，他们用一条小火轮一直把我们拖到斯特里特莱附近一英里的地方。有小火轮拖着多么舒服啊！我觉得那比划船惬意多了。要不是那些小船老是来捣乱，这段航程一定更加愉快。那些小船老是挡住我们的去路。为了避免撞坏它们，我们就得常常减缓速度，甚至停下来。这些小船扰乱轮船的航线实在不能容忍，必须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而且，那些小船态度蛮横得很。你得使劲地拉汽笛，几乎把锅炉都炸破，它们才慢慢地让出道来。我要是有可能的话，真想把这些小船撞沉一两条，教训教训它们。

在雷丁以上那一段河上风光就非常可爱了。可是蒂尔赫斯特附近的那条铁路很煞风景。从马帕尔杜汉到斯特里特莱一带，风光无比绮丽。从马帕尔杜汉水闸再过去一点就到了哈特威克大厦，在那里查尔斯第一曾玩过九柱球。在盘普恩附近有个美妙的小旅店叫天鹅旅店；那一带是美术鉴赏家和当地居民们常常流连的地方。

我朋友的小火轮把我们拖到岩洞附近就不拖了。哈里斯的意思，认为该轮到我来划船了。这是毫无道理的。早晨我们早已讲好，我把船拖到雷丁上游三英里的地方。现在已经离雷丁十英里了，早就该他们划了。

可是我没法说服乔治和哈里斯，使他正确对待这个问题。为了避免多拌口舌，我拿起桨来就划。我划了才一分钟光景，乔治看到河面上有个黑黝黝的东西。我们把船靠拢去，乔治在船边上伸出手去，想把它捞起来。忽然他一声惊叫，急忙把手缩回来，面色吓得煞白。

原来那是一具女人的尸体，轻飘飘地躺在水面上，面容恬美而安详。她那相貌不算很美，由于衰老过早，显得消瘦憔悴。她生前一定备受贫困折磨，但是此刻神色却非常恬静，好像一个久病之人，终于脱离苦海升入天堂的样子。

我们并不想在那里停留，做验尸工作。不久，岸上有人看见了过来料理此事，我们感到如释重负，深为庆幸。

我们后来了解到那个女人生前可悲的遭遇。当然，那也不过是一个从古就有的、极其寻常的爱情悲剧而已。她爱上了一个男人，受了欺骗——或者说，她自己欺骗了自己。不管怎么说，她犯了罪行——正如我们有许多人常犯的那种罪行。当然她的亲属朋友们非常震惊、愤怒，都和她断绝了关系。

可怜这女人孤苦伶仃，又蒙着极大的耻辱，独自在这个世界上挣扎，其光景就越来越悲惨了。有一个时期，她整天干十二小时的苦工，只挣得每星期十二个先令。她要付去六个先令养育她的孩子，只剩下六个先令维持她自己的肉体和灵魂。

只凭每星期六个先令要长期保持肉体与灵魂的统一是很困难的。这两者之间的维系极为薄弱，时时有分离的可能。我想象有一天，她比往常更清楚地认识到生命的苦难和虚幻；嘲讽的幽灵在对她威吓。她向她的亲友们作了最后一次呼吁，可是那些尊贵的人冷漠无情，对于这个被遗弃的女人的哀鸣置若罔闻。最后她向她的孩子告别——迷惘地抱着她的孩子接吻，没有流露出一点感情的激动。她买了一个便士一匣的巧克力糖放在孩子手里，就此永别了。她用最后的几个先令买了一张火车票来到了戈林。

看来，她一生中最伤心的忆念就萦绕在这戈林河畔的绿树荫下，芳草地上——女人们对于她受难的地方往往怀有一种奇特的依恋之情。也许，在她的满怀怨恨中，她还回想到在河畔浓荫低垂的地方曾经度过了她一生中最甜蜜、最欢乐的时刻。

她整天在河畔的树林中叹息徘徊，待到夜幕降临，苍茫暮色笼罩着水面的时候，那女人展开双臂，投入河流之中——那唯一知道她的欢乐与哀怨的河流。古老的河流伸展出温柔的双臂环抱着她，把她忧伤的头脑紧贴在自己的胸口，于是，她的一切苦痛全都消失了。

可怜这个女人始终蒙着罪名——蒙着罪名而生，蒙着罪名而死。但愿上帝拯救她，以及其他一切蒙有罪名的人——如果现在还有的话。

在左岸上的戈林和右岸上的斯特里特莱都是很可爱的地方，值得人们盘桓好几天。由此直至盘普恩一带的河流，最适合于晴日驶帆或月夜泛舟，周围的乡村风景如画。我们本来打算当天赶到沃林福特，可是这一带清溪的迷人笑容使我们流连忘返。因此我们在桥边舍舟登岸，走到斯特里特莱，在波尔旅店吃了午餐，“忙得没人睬”得到很大的满足。

有人说河的两岸的山脉原来是连接在一起的，形成一道屏障，挡住了现在的泰晤士河，而在戈林上游汇成一个大湖泊。这种说法不知是否可靠，我不过在这里顺便提一提吧！

斯特里特莱是个历史悠久的地方，跟河边的大多数城镇一样，其起源追溯到不列颠和撒克逊的时代。戈林比起斯特里特莱来，似乎不那么优美、值得流连，但是它本身也有些动人的地方，而且，它离铁路很近，如果你想不付清旅馆账单而偷偷溜走的话，那倒是很方便的。

第十七章　钓鱼艺术——妙用无穷

我们在斯特里特莱住了两天，把我们的衣服洗了。这一次是我们自己洗的，是在乔治的督导之下在河里自己洗的，其结果大大地失败。说得更确切一些，可以说比失败更糟，因为衣服比没洗以前更脏了。在没洗以前，我们的衣服确实非常之脏，但是还可以对付着穿穿。可是，洗了之后呢，你瞧，从雷丁到亨莱这一带河流里的水比以前更清澈了，因为这一带河流里的污染都聚集起来，吸收到我们的衣服里去了。

斯特里特莱的洗衣妇洗了我们的衣服之后认为必须要按一般的价格三倍收费。她说这些衣服看来不像是洗过的，而是像从土里挖掘出来的。

我们老老实实地照单付款，一声也没有吭。

泰晤士河的斯特里特莱和戈林一带是个很大的钓鱼中心。在这里垂钓是非常美妙的。这一段河里鱼特别多，梭鱼、鳊鱼、鲢鱼、钩鱼、鳗鱼，什么都有；你可以在这里坐着钓上一整天。

确实有些人是整天在这里垂钓的。可就是钓不着鱼。我从来没有听说有哪位先生在泰晤士河里钓着什么鱼，至多只能钓着几条鱼尾子或者一只死老鼠——那当然和钓鱼是毫不相干的！当地出版的《钓鱼指南》上对于能否钓到鱼的问题，只字未提。书上只是说这是个“钓鱼的好地方”。这句话，我敢作证，说得一点不假。

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比这里更适合于垂钓了，而且，你可以在这里长时期垂钓。有的钓鱼客在这里钓上一天，有的钓上一个月。如果你高兴的话，不妨住在这里钓上一年：其结果都是一样。

《泰晤士河钓鱼指南》上说，“在附近也可以钓到鲑鱼和鲈鱼”，这句话可说得不对。在这里，鲑鱼和鲈鱼可能是有的。我相信这是事实。因为你在河岸上散步时，确实看到这些鱼在浅水处游着，有时还游到水面上伸出嘴来吞噬饼干之类。如果你到河里洗个澡，这些鱼就向你身边挤过来，叫你无法转动，讨厌得很。可是，你要想在钓钩上放些虫饵把它们钓上一条来——那，你想都别想！

我自己算不得什么钓鱼好手。可是，有一个时期，我在这上面确也用过一番功夫，自己觉得很有长进。可是那些钓鱼老手却对我说，我是永远成不了材的，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他们说我投竿的方式很不错，在这方面很有些才能，而且我生性懒散，也适合于钓鱼。可是，他们却断定我绝对成不了真正的钓鱼客，因为我的想象力不够。

他们说，凭我这点想象力，当个诗人，或者通俗小说作家，或者新闻记者之流，那还差不离。可是，要在泰晤士河上当个钓鱼客，那就差远了。你得有更丰富的想象和更高的创造能力。

在有些人的印象里，似乎只要你能够随口撒谎，毫不脸红，就可以当钓鱼客了。这是不对的。要大胆编造谎话并非难事，任何一个最起码的钓鱼新手都能做到。难的是那些细节的描述。你要说得活灵活现、入情入理、无懈可击，最好要引经据典，叫人家听了不能不信，这才显得出老钓鱼客的真本领。

譬如说，你一进屋子就说：“嗨，我昨天晚上钓了五十多条鲈鱼！”或者说：“上星期一我钓着一条鲦鱼，重十八磅，从头到尾足有三英尺长。”那一类的话是谁都会说的，不高明。这不需要什么技巧，算不得什么艺术，只要你有点冲劲就行。

有资格的老钓鱼客对于这一类的谎话，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他们的说谎术，本身就是一门学问。

他一声不响悄悄地走进屋子，不脱帽子，找了一个最舒适的座位坐下，点上烟斗，慢慢地一口一口抽着烟，任凭那些年轻人海阔天空地胡吹一阵。等到场子静了下来，他才拿下烟斗，磕掉烟灰，然后慢条斯理地说：

“哎，星期二下午我倒钓着些鱼，可我不想跟别人谈，谈出来没有多大意思。”

“喔，为什么呢？”大家赶紧问。

“因为，我要跟人家说了，恐怕谁也不会相信的。”这位老先生心平气和地说着，语气中没有丝毫怨意。接着他又点起了烟斗，又让店老板给他来三杯威士忌。

屋子里静默了一阵子，谁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反驳这位老先生。他只好自动地继续说下去。

老先生意味深长地说道：“说真格儿的，要是别人对我这样说了，我自己也不会相信的。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呢？那天我在那里整整坐了一个下午，简直没有钓到什么东西——只有几十条鲦鱼和一些鲑鱼。我觉得今天运气不佳，准备收拾钓竿回家去，可是忽然钓丝上猛地掣了一下。我心想大概又是个小玩意儿，想把它扯起来看看。可是，天哪！你要扯得动才怪呢！我花了半个小时——整整半个小时——才把那条鱼拖上岸来。我时刻提心吊胆，生怕把钓丝扯断了。最后，总算安全上岸。你猜怎么着？嗨，竟是一条大鲟鱼！四十磅重的大鲟鱼！先生，你想想看，一根钓线钓上了这么一条大鱼，你听了不免感到惊奇吧！——老板，再给我来三杯威士忌。”

接着，他又谈到看见这条鱼的人们是多么地惊讶；谈到他回家后，他老婆是怎么说的，他的朋友乔·布格尔又是怎么想的。

有一次，我曾经问起河边上一家旅店的老板，问他听到那些钓鱼客讲的故事，是否有时感到有些吓人。他回答说：

“不，先生，现在不害怕了。起初听到这些故事是有点惊讶的。现在，上帝保佑，我和我老婆都已经听惯了。他们都是这样讲的。哎，都是这样讲的。”

我认识一位年轻人，他是个最最诚实的人。他一开始用虫饵钓鱼时，就下定决心，虚报鱼数决不能超过百分之二十五。

他说：“我要是钓到四十条鱼，就说五十条，以此类推。我虚报绝不超过此数，因为，你知道，说谎话是有罪过的。”

但是他这个百分之二十五的计划完全行不通，没法使用。因为他每天钓到的鱼，最多不过三条。三条再加上百分之二十五，怎么算呢？至少，对鱼来说，是没法计算的。

所以，他把百分比增加到三十三点三，但还是行不通。因为他往往只钓到一两条，就没法算了。为了简化手续起见，他干脆把鱼数加倍计算。

这样他坚持了几个月，渐渐感到这个办法也不妥当。因为人家谁也不相信他只虚报一倍。他的谦逊精神使他处于不利地位，和其他钓鱼客比起来就相形见绌，因此得不到别人赞赏。譬如说，他钓到三条鱼报称六条，可见他明知另外一位先生钓到一条鱼却报称二十条，心中不免感到愤愤不平。

最后，他定了一条原则，至今信守不渝：每钓到一条，就以十条计算，并以十条为基数。例如，如果他一条没钓到，就报称十条——因为按照他的钓鱼理论，钓鱼数字决不可能低于十条，所以以十条为基数。如果他偶尔钓到一条，就说是二十条，两条就说是三十条，三条就说是四十条，以此类推。

这个办法简单明了，便于计算，所以，据说现在的钓鱼会社一般都采用此项办法。确实，两年前泰晤士河钓鱼协会的委员会正式向会员们推荐了这一办法。但是，有些老会员却表示反对，他们坚持数字必须再增加一倍，每条以二十条计算，方能考虑。

如果你在泰晤士河边住着，晚上闲着没事，我劝你不妨到附近的小旅店去，在堂屋里坐坐，挺有意思。你准会遇着一两位老钓鱼客，跟你谈些钓鱼故事。跟他们聊上半个小时，管叫你一个月吃不下饭去。

那天，不知道哈里斯上哪里去了。下午他很早出去刮了个脸，回来后擦他那双白皮鞋整整花了四十分钟，后来一直没看见他。船上只有我、乔治和“忙得没人睬”。晚上，我们在沃林福特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路过一家河边的小旅店，在里面休息一会儿。

我和乔治去到堂屋里，坐了下来。有一位老先生也在那里，他吸着一只长长的陶瓷烟斗。我们很自然地就聊了起来。

他对我们说，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对他说，昨天天气也不错。于是我们大家一起预测，明天天气大概也不会坏。乔治又谈到今年的庄稼长势很好，等等。

后来，我们偶然提到我们是初次来到此地，明晨又要启程他往。

接着，谈话沉默了一会儿。我们的眼睛在堂屋里四处打量。最后，眼光转到壁炉架上挂的一个满是尘土的大玻璃匣子，里面放着一条鳟鱼。这条鱼，马上把我们吸引住了。嗨，真了不起！乍一看，我还当它是条鳕鱼呢！

那位老先生随着我们的眼光转，就说道：“你瞧，那家伙不坏吧！”

“真了不起。”我应声说。乔治问老先生，估计那条鱼有多重。

“十八磅三盎司。”我们的朋友说。他站起来，脱掉了外套，接着说，“我还记得，那是十六年以前的事了，正是下月三号那一天，是我把它钓上来的。就在那边桥下，我用一条小毛毛鱼就把它钓了上来。他们说，河里有这样一条鱼。我说，我要把它钓上来，当真就钓上来了。现在这样的鱼在这里很少见了。再见，先生们，再见。”

说着他走了出去，堂屋只剩下我们二人。

我们还是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条鱼。真是一条出色的鱼啊！我们正看着，又来了一位当地的运货人。他也住在旅店里，手里拿着一杯啤酒走到堂屋门前，眼睛也看着那条鱼。

“那条鳟鱼可真不小啊！”乔治转过面去对那人说。

“哎，你说得不错。”那人回答说。他喝了一口酒接着说，“先生，这条鱼钓上来的时候，你们大概不在这里吧！”

“不在这里。”我们对他说，我们是初来贵地，情况完全不了解。

“喔，”运货人说，“那就无怪你们不知道了。我钓到那条鱼，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

“那么，这条鱼是你钓到的了？”我说。

“正是的，先生，”这位和气的老朋友说，“我就是在那边水闸下钓到的——那时的水闸和现在可不一样。那是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说也奇怪，我只用一只苍蝇就把它钓了上来。本来我只想钓到些梭子鱼之类，没想到竟是一条鳟鱼。当时，我看到钓线上挂着那么个大家伙，差点儿把我吓坏了。你瞧，整整二十六磅！再见，先生们，再见！”

五分钟以后，又来了第三位客人，跟我们描述了一番他是怎样在一个寒风瑟瑟的早晨钓着那条鱼的。他走了以后，又来了一位态度严肃、声色不动的中年人，默默地靠着窗口坐了下来。

我们彼此没有交谈。过了一会儿，乔治转过面去向那位新来的朋友说道：

“请原谅，我们都是初次来到贵地。恕我们冒昧向您请教。能否请您谈一谈您是怎样钓到那条大鱼的？”

“什么？谁对你们说那条鱼是我钓到的？”那位朋友惊讶地问道。

我们说，谁也没有对我们说过；但是我们似乎直觉地感到那条鱼是他钓到的。

“啊！真是奇事——奇妙之至，”这位声色不动的先生忽然纵声大笑起来，“一点不错，你们完全猜对了。正是我钓到的。可是你们怎么会猜着的？天哪！简直太奇妙了！”

于是他接着又描述他是怎样花了半个小时才把这条鱼拖上岸来，怎样又把钓竿折断了。他说回到家里一称，这条鱼足足有三十四磅。

接着他又走了出去。后来，旅店老板来了。我们就把那几位先生讲的那条鳟鱼的历史对他复述了一遍。他觉得非常有趣，我们大家一起捧腹大笑。

“真有趣！你想想，吉姆·贝兹和乔·莫格尔斯、琼斯先生和老毕莱，全都说那鱼是自己钓来的。哈！哈！哈！好得很，”这位诚实的老朋友笑着说，“好呀，他们自己钓来的鱼居然会送给我，挂在我的堂屋里，他们实在太好了。哈！哈！哈！”

于是，他就给我们谈了这条鱼的真正历史。原来这条鱼是老板自己钓来的。那是好多好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时，他还是个毛孩子。他并不懂得什么钓鱼的技术和方法，完全是凭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好运气。记得那天是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从学校里逃学，溜出来钓鱼；把一根绳子缚在树根上就把这条鱼钓了上来。

他说，把这条鱼带回家去就免了他挨一顿打；甚至老师还夸奖他，说是他学习比例算法和实践相结合取得的成绩。

这时候，有人把老板唤了出去。我和乔治又转过头来看着这条鱼发愣。

真是一条神秘莫测的鱼啊！我们越看越感到奇怪。

乔治心情很激动，抑制不住，就从椅子背上爬上去想看个仔细。

好！椅子绊倒了。乔治紧紧抓住玻璃匣不放。“哗啦”一声，连人带椅一起压在玻璃匣上。

我大吃一惊，赶快走过去问：“你没有把鱼压坏吧？”

乔治小心翼翼爬起来，瞧着说：“但愿没有压坏！”

但是，糟了。这条鱼已经压得粉碎，碎成了一千片——没有一千片，至少也有九百片。我没有数清楚。

我们觉得很奇怪，想不明白：一条肚子里塞得满满的鱼的标本怎么会碎成那么多碎片呢？

要真是制成标本的鱼，那真是怪事了。

原来这不是一条鱼，是石膏制成的模型。

第十八章　牛津船赛——精彩摄影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离开了斯特里特莱，把船拉到卡拉姆，停泊在那儿的水湾里，就在帐篷底下睡觉了。

从斯特里特莱到沃林福特一带，河上风光比较平淡无奇。从克利夫以上六英里半的水面上没有一座水闸。我想这是特丁顿上游最长的一段浩浩荡荡没有阻碍的水面了。牛津大学俱乐部在这里进行八名划船选手的预选赛[15]。

虽然划船的人们对于河面上没有水闸感到满意，但是观赏风景的人对此就未免感到美中不足了。

对我个人来说，我是十分喜爱水闸的，它可以打破拉纤时那种单调沉闷的气氛而使你高兴起来。我喜欢坐在小船里，从水闸的阴凉的深水处慢悠悠地升到水面上来，重新看到河上一幅新的图景。或者，从水面上慢慢地沉下去，好像离开了这个世界，然后等着那个阴森森的闸门“嘎吱嘎吱”地启开，中间露出狭狭的一道阳光，逐渐扩大，最后，豁然开朗，广阔美丽的河面又在你面前展开了。你的小船就好像从囹圄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笑靥相迎的河面之上。

这些水闸都是优美的风景点。那个矮胖胖的管闸老人，他的笑容可掬的妻子，他的明眸皓齿的女儿，都是最可爱的人，你可以同他们随意聊天。在闸门前还可以碰到其他的船只，交流一些河上的新闻。泰晤士河上要是没有这些鲜花点缀的水闸，就不成其为人间仙境了。

一谈到水闸，我就想起有一次在夏天的早晨，我和乔治在汉普顿大院遇到的一件趣事。

那天阳光灿烂，水闸前面熙熙攘攘。当我们的船在水闸里渐渐上升时，一位随处拉生意的摄影师正在给大家拍照，这是泰晤士河上常有的事。

起初我没有弄清这是怎么回事。我忽然看见乔治慌慌张张地把自己裤子拉平，把头发摆弄摆弄，又把帽子掀在脑后，像个油滑少年似的。他脸上装出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摆出一副潇洒大方的姿势，坐在那里，还拼命把两只脚掩盖起来。我不知道他搞什么名堂，不由得大为惊愕。

我首先猜想他大概突然看见了一位他所认识的女朋友。我四下张望，看看他到底瞧见了谁。突然之间，所有水闸前面的人一个个都变成木头人似的一动也不动了。他们就像日本扇子上画着的人儿那样，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样子十分古怪可笑，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些姑娘们都抿着嘴微笑。你瞧，那样子多可爱啊！男人们都把脸绷得紧紧的，显得非常严肃庄重。

后来，我一下子搞明白了。我想我也得赶上拍照啊！而且，我们的船在最前面，要是我们照得不好，就把整个照片毁啦，那是对不起大家的。

于是，我赶快扭转身子，在船头上摆好了姿势。我悠然自得地斜倚一只船篙上，态度显得英勇而又机敏。我理了一下头发，让一绺卷发斜挂在前额，脸上带着一种若有所思的表情，嘴角流露出一丝轻蔑的笑意。人们说，这种表情对我最合适。

我们站在那儿，等待着那最关键的时刻到来。这时，忽然听得背后有人喊道：

“喂！瞧你的鼻子！”

我此时不能转过身去看出了什么事，也不知指的是谁的鼻子。我偷偷地瞟了一眼乔治的鼻子！那鼻子好好的，怎么也看不出有什么毛病。我把眼睛朝下看看自己的鼻子，那鼻子还跟平常一样，端端正正的。

“瞧瞧你的鼻子，你这蠢驴！”那个人又扯大了嗓门叫道。

“把你们的鼻子推开，行不行？你——你们这两个带狗的蠢家伙！”

我和乔治都吓得不敢转身。摄影师把手按在快门上，马上就要拍照了。难道他们都在吆喝我们吗？我们的鼻子又怎么啦？干吗要把我们的鼻子推开呢[16]？

现在，整个水闸都咆哮起来了。从我们背后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

“看看你们的船，先生！你们两个戴红帽和黑帽的家伙。你们两个死鬼要不赶快滚开，照片就全给你们照去了。”

这时，我们才朝前一看，看见我们的船头正卡住在闸门的木档上，流进来的水不断把船身托起，使它向一侧倾斜。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要被水淹没了。说时迟，那时快，我们赶紧抄起桨来，使劲向闸门那边捅去，总算把船推离了那个木档。可是，那桨的反冲力量却把我们两个摔倒在船上，四脚四手，仰面朝天。

我和乔治在那张照片上照得简直不成样子。这大概是命中注定，活该倒霉：正当我们两个仰面摔倒，满面惊慌，嘴里乱嚷“不好啦！可怎么办呢？”四条腿伸在空中，疯狂乱舞的时候，那位摄影师“啪”的一声，把整个镜头都照到那个倒霉的照相机里去了。

洗出来的照片上，毫无疑问，我们的脚，占着最主要的地位，其余的景物就几乎看不见了。四只大脚充塞了整个画面的前景。在脚的后面，你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其他的船只和周围零星景物。所有水闸上的风景人物，和我们的脚相比之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大家看了这张照片，都觉得意兴索然，谁也不愿意订购了。

有一条小火轮的主人原先预订了六张照片，后来一看底片，就一张都不要了。他说，谁要是能够在照片上找到他的那条小火轮影子，他就把六张全买下来。可是谁也找不出来。我猜想那大概是在乔治右脚跟后面的某处地方。

这桩生意还引起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那个摄影师一定要我和乔治每人购买几十张，因为照片上十分之九的画面都被我们占有了。但是我们断然拒绝。我们说，我们不反对照全身照，但是我们要照从头到脚正面的全身照。

在斯特里特莱上游六公里是沃林福特城，那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一直是英国历史演变的活动中心。在不列颠人的时代，他们占领了这地方，筑起了一座粗糙的、泥土墙的城。后来，罗马军团赶走了他们，建筑了坚固的城垣，代替了泥土墙。至今，那城垣的遗迹还没有随着时间的迁移而湮没，足见那时候的泥石匠筑城技术何等高超。

但是，时间老人虽然不能摧毁罗马人的城垣，而罗马人本身却早已碾为齑粉了。在后来的岁月里，野蛮的撒克逊人和高大的丹麦人在这块领土上征战逐鹿，直到诺曼底人长驱直入，才告结束。

这个城一向是城垣坚固，壁垒森严的，后来，到国会战争时期，被费尔法克斯的军队长期围困，弹尽粮绝，终于沦陷，而城垣也随之拆毁了。

从沃林福特到多彻斯特一带，河流两岸，山峦起伏，风景如画。多彻斯特坐落在离河一英里半的地方。你可以驾一叶小舟，顺泰晤士河逆流而上，到达这座小城。但是更近便的道路是从戴斯水闸舍舟登岸，穿过田野，步行前往。古老的多彻斯特一直是块太平乐土，笼罩在恬静安谧的气氛中。

多彻斯特，跟沃林福特一样，也是一座古城，其历史可追溯到不列颠人的时代，当时人们称之为凯尔·多伦——“水上之城”。后来，罗马人在这里筑起了大规模的营地，环绕营地的城堡，现在看来，像是低矮平坦的丘陵。在撒克逊人时代，这儿是威塞克斯的首都，曾经一度非常强盛宏伟。如今，它远离着风云激荡的新世界，只是默不作声地在一旁瞌睡，做梦。

克利夫顿·汉姆顿是个很优美的旧式村庄。村里花木扶疏，恬静宜人，绕着村子一带，河上风光十分绮丽。要是你在克利夫顿上岸过夜，住在巴利·莫氏客栈最好不过了。我相信，那是在河上游最奇妙的一家老式旅店。它坐落在桥的右侧，离村子很远。它那低矮的山墙，茅草屋顶和格子窗棂，使这家客栈凭添一层迷人的传奇色彩。走进客栈里，更觉古色古香，传奇气息就更浓了。

可是，在这里，现代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是住不惯的。因为这些女主人公大多“身材颀长”，而且“要尽力抬高自己的身份”。她们要是住在莫氏客栈里，恐怕一抬头就要碰撞屋顶了。

醉汉们要在这客栈里投宿也够他受的。从这间房间走到那间房间有许多曲曲折折的楼梯，叫他们摸不着头脑。要上楼去找卧室，或者起身后再找床位，那简直无法可想了。

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就起床动身，因为中午时分我们要赶到牛津。人们在野外露宿，往往起身特别早。我们躺在船板上，裹着毛毯，枕着旅行包，就不像在家里躺在铺着鸭绒被的床上那样，老想“多赖个五分钟”了。我们吃完早饭后，八点半钟通过了克利夫顿水闸。

从克利夫顿到卡拉姆一带，河岸平坦，单调，使人意兴索然。经过卡拉姆水闸——这是河上最深最阴凉的水闸——之后，两岸风光就渐渐优美动人了。

在阿宾顿，河流沿着街道而过。阿宾顿是一个典型的乡村小镇——恬静安谧，非常整齐清洁，但使人感到沉闷。它以历史悠久而自豪，但是，在这方面，它能同沃林福特和多彻斯特相比吗？这是很成问题的。从前这里有一所闻名遐迩的修道院，可是，现在在那圣洁的墙垣里却正在酿制啤酒。

在阿宾顿的圣·尼古拉斯教堂里，有一块约翰·布莱克和他妻子珍妮的纪念碑。他们俩结婚后过着幸福的生活，于公元一六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同一天去世。在圣·海伦教堂里有这样的记载：W.李于公元一六三七年去世，“他一生中所生的孩子只差三个就要满两百个了”。你屈指一算，就知道W.李先生的家庭中共有一百九十七个成员。他曾五次连任阿宾顿市长——对他那个时代无疑是有很大贡献的。但是，在今天人口过剩的十九世纪，但愿他这样的大人物还是少一点吧！

从阿宾顿到牛尼汉姆·考特雷一带河流，风光秀丽。牛尼汉姆公园更值得一游；每逢星期二、四开放参观。公园的屋子里收藏着许多精美的图画、古玩；那个庭园也很美丽。

在那水闸后面的萨尼福特水堰下面有个水潭——那是个投水自尽的好地方。那里水的潜流非常急湍，掉在里面就没有命了。从前有两个人在这里洗澡淹死了，因此人们在这里建了个尖石塔，作为标志。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常常把石塔的石级当作跳水板，要去亲身验证一下，这地方到底有多大的危险。

伊夫雷水闸和磨坊离牛津还有一英里光景。河上的画家弟兄们常常把它作为写生的对象。不过，那真的景色，要是和图画相比，那未免要使你失望了。我觉得，世界上一切东西，实物总比不上画面美。

十二点半左右，我们通过伊夫雷水闸以后，就开始收拾船上的东西，作登岸的准备；然后再尽力划完最后一英里的航程。我知道从伊夫雷到牛津那段水道是最难航行的。你得从小在那里长大，才能识得那个水性。我曾在那里经过好几次，可是始终没有摸透它的脾性。我想，如果有人能够平平稳稳地从牛津一直划到伊夫雷，那他准能跟他的妻子、丈母娘、姐姐和从小看他长大的老佣人在一起和和睦睦地过日子了。

那水流一会儿把你冲向右岸，一会儿冲向左岸，一会儿冲向河中央，又把你转上三转，再推向逆流。最后，还要把你撞在学院的大驳船上，碰得粉碎。

因此，在这短短的一英里航程中，你的船总要挡住别的船，别的船也要挡住你。彼此互不相让，就不免要谩骂起来，恶语伤人了。

我也想不明白，不知为了什么缘故，人们在河上特别容易发怒，吵架。有些芝麻大的事儿，你在岸上碰到了满不在乎的，可是，在河上遇到了，就会使你暴跳如雷。在岸上，我看见乔治或者哈里斯干了蠢事，出洋相，我只是哈哈一笑了之。可是在河里看见他们那副呆头呆脑的样子，就要生气，用最刻薄的话骂他们。要是别的船挡住我的路，我就恨不得抄起船桨来，把他们全杀了。

在岸上最最温和柔顺的人，一到船上就变得性情暴躁，残酷无情了。我有一次跟一位小姐去划船。她本来是个极其温柔可爱的姑娘，可是，一到水上，你听到她的说话，会使你毛骨悚然。

“喂，那个混账男人，”当一个倒霉的划船人挡住她的去路时，她会这样高声痛骂，“你睁开眼睛瞧瞧，你走的是什么道儿！”

“真该死，这个鬼东西！”要是船帆挂不好，她会把它没命地摇晃，狠狠地痛骂。

可是，我刚才已经说过，那姑娘在岸上的时候，是多么温顺，多么善良啊！

我想，这河上的空气可能对于人们的脾气起一种恶化的作用，所以，就是那些船夫们也变得脾气粗暴，常常吵架谩骂，那种恶毒的语言，要是他们平心静气的时候想一想，准会感到后悔无穷的。

第十九章　雨中归航——重返伦敦

我们在牛津很愉快地玩了两天。牛津城里小狗特别多，“忙得没人睬”在到达的第一天就打了十一次架，第二天又打了十四次，它高兴得像进了天堂一般。

那些体质羸弱或者生性懒散的人，可能不喜欢向上游划船；他们常常在牛津雇条船向下游划去。可是，那些精力充沛的人，肯定喜欢向上游划船的。他们觉得顺流而下没有多大意思。他们要挺直腰板，奋力划桨，顶着逆流前进，那才够劲呢——至少，在哈里斯和乔治划桨、我掌舵的时候，我是有这种感觉的。

我奉劝那些打算在牛津出发划船的人，最好带着自己的船去——当然，如果别人不觉察，带着人家的船去，也是可以的。那些船一般是在泰晤士河上马罗以上的地方租赁的。那些船大多不错，相当牢固，不会渗水；只要你小心使用，很少会破碎或者沉没的。船上有坐人的地方，配备齐全——或大致齐全——你坐上去就可稳稳当当地划船了。

可是，这些在马罗上游租赁的船，外表都不漂亮。这种船并不是叫你去出风头，摆架子的，凡是租这种船的人，趁早打消这种无聊的念头。有人说，这也许是这种船的最大优点。

租用这种上游船的大多是很谦逊、不爱虚悬的人。他们喜欢把船停泊在树荫之下。他们大多在清晨或黄昏之后才划船，因为那时候河边上看他们的人就寥寥无几了。

他们一看见熟人，就马上跑上岸去，躲在树荫后面。

有一个夏天，我们一伙人也租了那样一条上游船，想到河上去玩几天。我们谁也没有见过那种船，就是见到了，也不会认识的。

我们预先写信去订了一条船——一条划双桨的游船。我们提着大包小包来到船坞，向那个人说了我们的名字。那个人说：

“喔，对了，你们就是写信来订租划双桨的游船的人吧？好吧，吉米，去把泰晤士河的骄傲号游船拖出来。”

那个叫吉米的男孩去了五分钟之后，他费劲地拖来了一条古老的烂木头船。那条烂木头船看起来好像是新近从什么地方挖掘出来的古物；而且挖掘的时候很不小心，把许多地方都碰坏了。

一看到这块烂木头，我首先想的是，这大概是件罗马时代的遗物。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说不清楚——可能是口棺材吧！

泰晤士河上游两岸经常有罗马时代的古物出土，所以我的推断不是没有理由的。可是，我们队里有个态度严肃的年轻人，很有点地质学家的派头，他对我的罗马古物的论点嗤之以鼻。他说，这种东西，任何一个智力最低下的人（他很遗憾，不能把我包括在这一类人里面），都能一眼看出，这是一头鲸鱼的化石。他指给我们看，上面有许多迹象，证明这是属于前冰川时期的。

大家意见相持不下，我们只好去请教那个男孩。我们叫他不用害怕，尽管照实直说：这到底是远古时代鲸鱼的化石，还是罗马时代的棺材？

那个男孩却回答说：这是“泰晤士河的骄傲”号游船。

起先我们以为那个男孩故意说笑话，很有风趣。有人还赏了他两个便士，说他聪明，说得有趣。可是那个男孩翻来覆去老是那样说，唠唠叨叨，我们不由得心烦起来。

“得了，得了，小家伙，”我们的领队严肃地说，“别再胡说八道了。快把你妈妈的洗衣盆搬回去，给我们拖一条游船出来！”

这时候，船老板自己走了过来。他说，他以他的人格担保，这确确实实是条游船，而且，正是专门挑选出来送我们在河上旅游的那条“划双桨的游船”。

我们听了很不高兴，咕哝了好半天。我们认为他至少应该刷上白漆，或涂上桐油，或多少加点工，才能把游船和船的残骸区别开来。但是船老板认为这船一点没有毛病。

他听了我们的话，面有怒色。他说，他把船坞里所有的船都挑了一遍，才挑出了这条最好的船。他认为我们应该加倍地感激他才是。

他又说，据他了解，现在停泊在这里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拼凑在这里的）这条“泰晤士河的骄傲”号游船，在最近四十年来一直为游客服务，从来没有人对它不满。他不知道我们有什么理由这样横加指责。

我们无法再跟他理论了。

我们用几根绳子把这条“船”紧紧地绑起来，又找了些糊墙纸把比较破烂的地方糊上，然后，祈祷一番，就踏上了船。

我们租那条破船只用了六天，可是船家竟向我索取了三十五个先令。事实上，我们只消花四先令六便士就可以在河岸附近任何一个废木料市场上买下来了！

现在，书归正传，再谈我们这一次的游程吧！船行到第三天，天气变了。我们在蒙蒙细雨中从牛津启程回来。

在晴朗的日子里，灿烂的阳光照耀在河流那欢跳的浪花上，它使苍老灰褐的树干闪着金光；它使苔藓斑驳的泥墙、石桥披上银装；它照亮了林间阴凉的小道；它照遍了小镇、幽巷、草地、芳径，使它们更加明媚动人；它追逐着浅水中的云影；它亲吻着百合的花朵；它嬉戏在水堰旁潋滟的波光之上；它依偎在河边蒙眬的芦苇丛里；它在河湾的深处偷觑，浅笑；它使磨坊的水轮飞溅银珠；它使远航的风帆展开笑颜；它使河上的气氛更加和煦、更加温馨。那是一条金光闪闪、充满着欢乐的仙溪。

如今，这雨中的河流——多么凄凉，多么忧郁啊！雨点不停地洒落在滔滔的浊流上，汩汩的水声就像一个女人在黑暗的房间里低低啜泣，而岸上黑魆魆的树林笼罩在氤氲的水雾中，一片沉寂。它们像是河边的幽灵，像那些作恶多端的野鬼，或者，像那些落魄朋友的游魂，以怨怼的目光，默不作声地看着你。这是在怨恨重重的大地上流过的一条幽灵出没的河流。

阳光是大自然的血液。当大地，我们的母亲，失去了太阳的光辉时，她注视我们的眼光就显得黯然无神。这时和她在一起，就感到凄凄戚戚。她好像不认识我们，更无心照顾我们。她像一个失去了亲爱的丈夫的寡妇，当孩子们抚摸她的双手，抬头向她凝视时，她冷漠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那天，我们整天都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划着船。这种工作是很使人郁闷的。起初，我们还装得很高兴的样子。我们说，换换口味也是好的，我们喜欢看到在不同气象中的河上景色。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期望在游程中一直阳光普照。我们安慰自己说，大自然即使在潸然泪下的时候，也仍然是妩媚动人的。

在最初几个小时里，我和哈里斯的确划得劲头十足。我们俩唱起了一支关于吉普赛人生活的歌曲。吉普赛人的生活多么快活！他们不怕风吹雨打，更不怕阳光炙晒！他们多么喜欢下雨；雨水有说不尽的好处，他们嘲笑那些厌恶下雨的人。

乔治可没有像我们那样起劲，他紧紧地撑着那顶雨伞不放。

在吃中饭之前，我们就挂起了帐篷，整个下午一直挂着；仅仅在船头上留出一点空隙，可以供一个人划桨和掌握方向。就这样，我们走了九英里，在离戴斯水闸不远的地方，我们停船过夜。

说实话，那个晚上我们实在没有过好。滂沱大雨下个不停。船上的东西全都淋得透湿。晚饭自然就做不成了。当你肚子不饿的时候，吃冷牛肉馅饼是非常倒胃口的。我一心想吃小鱼和炸牛排，而哈里斯唠叨着要吃肘子和奶油白汁。我们把吃不下的馅饼都送给了“忙得没人睬”。它很不高兴，认为这种施舍是对它的侮辱。它独自个坐在船尾上生气。

乔治恳求我们不要再谈论那些美味佳肴了，还是让他把那没放芥末的、冰凉的烧牛肉吃完了吧！

晚饭吃完后，我们一起玩用便士作赌的牌戏。才玩了约摸一个半小时，乔治就赢了四个便士——乔治玩牌总是交好运——我和哈里斯每人输了两个便士。

我们觉得不能再赌了。哈里斯说，打牌入了迷，会产生一种病态的激情，有害健康。乔治还想继续赌下去，让我们两人有个翻本的机会。可是我和哈里斯决定听天由命，不再作任何拼搏了。

打完牌后，我们调了些烈性酒，团团围坐在一起，呷酒聊天。乔治跟我谈到他认识一个人，两年前，向上游划船，也是在这样下雨的晚上，睡在潮湿的船板上过夜，得了风湿病，没法医治，在十天后，就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了。乔治又说，他还很年轻，刚订了百年之好，准备结婚。他说这是他生平所见到最悲惨的一件事。

乔治的故事使哈里斯想起了他的一个朋友。那朋友一直在志愿军里工作。在一个湿淋淋的雨夜——“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晚上”——他在阿尔德肖特睡在帆布帐底下露宿。早上，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了瘸子，终身残废。哈里斯说，回城后要把我们介绍给那个人，看到他会使我们心碎的。

他的话自然使我们起劲地谈到坐骨神经痛、发烧、风寒、肺病、支气管炎等等各种病症。哈里斯说，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在晚上得了重病，而医生又离得这么远，可怎么办呢？

谈了这许多丧气话之后，大家觉得应该换换空气，谈些轻松愉快的事了。我一时心血来潮，就建议乔治拿出班卓琴来，给我们唱一支滑稽歌曲。

我得称赞乔治，他对于唱歌一向爽快，不需要别人一再催促的。他从来不说“乐曲没有带来”之类的推托话，而是马上去取出他的班卓琴，开始弹奏起《两只可爱的黑眼睛》。

我过去一直认为《两只可爱的黑眼睛》是一支极其平凡的曲子。岂知那天晚上乔治竟奏得那样悲哀动人，使我大为惊奇。

当那悲哀的乐曲演奏时，我和哈里斯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抱头痛哭一场；我们费了好大劲，才忍住了满眶热泪，屏息敛气地听他弹那个回肠荡气的乐曲。

当合唱开始时，我们拼命地想使自己高兴起来。我们重新斟满了酒杯，就进行合唱。哈里斯满怀激情，以震颤的嗓音，开始领唱。我和哈里斯跟着唱下面的歌词：

两只可爱的黑眼睛，

哦，多么令人吃惊！

只是为了诉说那男人的过错，

两只……

唱到这里，我们唱不下去了。乔治伴奏到“两只”二字时那种无可言说的凄凉乐调使我们悒郁的心情无法忍受了。哈里斯像小孩子一般呜咽啜泣起来。那只小狗也跟着汪汪乱叫，似乎把它的心脏或者喉咙都要叫破了。

乔治想要再唱一支歌。他认为，只要把调子再加强一些，演奏时更“洒脱”一些，就不至于那样地悲惨了。可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不同意他作这种试验。

我们坐在那里无事可做，只好上床睡觉了——实际上，并没有睡觉，只是脱了衣服，在船舱底下辗转反侧。约摸过了三四个小时，才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到第二天清早五点钟，大家就起床，吃早饭。

第二天的天气，依然如故。大雨继续倾盆而下。我们裹着雨衣，坐在帐篷底下，听凭那船慢慢地漂流下去。

在早上，我们中间有一个人——现在我记不清是谁，很可能就是我自己吧——又想起试着唱唱那支吉普赛的老曲子：“我们是大自然的儿女，我们喜欢下雨天，”可是实在唱不下去。唱到“我不管下雨，我不管！”这句歌词时，已经明确地唱出了我们每个人哀伤的心情，似乎没有必要再唱下去了。

不过，有一点我们大家是一致同意的：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旅游的计划进行到底。我们出来的时候打定主意要痛痛快快地玩两个星期，我们就得不折不扣地玩上两个星期，即使因此而送了命！当然，这对于我们的亲朋好友来说，是件惨痛的事。但是，这也是无可奈何的。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这一次屈服于天气而放弃了原定计划，那么，此例一开，就后患无穷了。

“就只有两天啦，”哈里斯说，“我们都年轻力壮。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安然无恙的。”

下午四点左右，我们开始讨论晚上的安排。这时，船刚过戈林，我们决定再划一会儿，到盘普恩去过夜。

我们都坐在那儿，想象未来的前景。我们想，五点钟的时候，应该可以到盘普恩停船上岸。大概六点半吃完晚饭。晚饭后，我们就得冒着大雨在村子里一直溜达到睡觉的时候，或者坐在灯光黯淡的小酒店里看历本。

“啊，这时候阿尔罕布拉大戏院里可正热闹啊！”哈里斯说，他从帐篷里探出头来，看看外面的天色。

“然后，再在——[17]吃一顿晚饭。”我不知不觉地接着说。“如果我们还没有下定决心在这个破烂的棺材里等死的话，”乔治说着，恶狠狠对这破船看了一眼，“我们不妨考虑一下：五点钟马上就有一趟火车离开盘普恩，我们就可以乘那趟车，及时赶回伦敦城里，舒舒服服吃一顿；然后，再到你们所说的那个好地方去。”

大家都沉默不语，面面相觑。每个人心里都怀着鬼胎，想从别人脸上看到自己的卑劣思想的反应。在沉默中，我们把旅行袋拖出来，里里外外翻了一遍。又伸出头去，向上游看看，向下游瞧瞧。河面上空荡荡的，连一个鬼影子都没有。

二十分钟之后，人们看到：有三个人带了一条畏畏葸葸的叭儿狗，从斯旺的泊船处蹑手蹑脚地走上岸来，向火车站走去。他们身上那副打扮，邋遢不堪，包括下列项目：

非常肮脏的黑皮鞋、更加肮脏的划船服、破烂的棕色呢帽、湿漉漉的雨衣，还有雨伞。

我们对盘普恩的管船人撒了个谎，因为我们没脸对他说我们是从雨里逃出来的。我们把船和船里的一切东西都交给他看管，并且吩咐他明天早上九点把船准备好。要是，我们说，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情，使我们不能及时赶回来，我们会写信告诉他的。

七点钟，我们赶到潘丁敦，坐车径直去到我刚才所说的那个饭店。在那儿，我们稍微吃了点东西，就把“忙得没人睬”留在那里，并且吩咐饭店在十点半做好晚饭。然后，我们继续前往莱赛斯特广场。

在阿尔罕布拉大戏院门前，我们招引了许多人前来围观。当我们走到售票处前面时，售票员粗声粗气地指示我们，叫我们绕道卡斯脱尔街到后台[18]去，又说我们已经误场半个小时。

我们解释了半天，才使那个售票员相信，我们不是“从喜马拉雅山来的世界著名的柔体杂技演员”。他收下了钱，让我们走进院去。

在戏院里，我们更加引起了轰动。观众们羨慕的目光随着我们优美的古铜色脸膛和美不胜收的服装来回打转。我们成为全剧院瞩目的中心人物啦！

这是我们生平最最感到自豪的时刻。

第一场芭蕾舞演完后，我们就起身离座，重新回到那个饭店去。那儿已经把晚饭准备就绪，就等我们开吃了。

我必须承认，那顿晚饭我们吃得非常痛快。十天来，我们一直只靠冷肉、烧饼和火腿面包维持生命。那种饭食虽然简单而富于营养，可是一点不能激发起我们的食欲来。现在，这红葡萄酒的美味，法国果酱的芳香，洁白的餐巾和长条的面包，正如一个久别重逢的好友，在叩敲着我们的心灵之门。

我们大家都一声不响，没命地狂吞痛饮。酒足饭饱之后，我们身子也坐不直，刀叉也拿不动，只好靠在椅背上，随意地摆弄摆弄。我们把腿在桌子底下伸直，餐巾掉在地上也不管，仰着头悠然自得地鉴赏那被油烟熏得黑糊糊的天花板。我们伸出手去把酒杯安放在桌子上，觉得自己的心灵是多么美好，多么仁慈，多么宽厚啊！

这时，坐在窗口的哈里斯拉开窗帘，向街上望去。

湿淋淋的街道在黑暗中闪烁发光，昏暗的街灯随着阵阵狂风摇曳。雨点不停地洒落在水洼里，顺着落水管流到潺潺的排水沟里。有几个浑身淋湿的行人躲在滴着水的雨伞下面，还有几个女人拎着裙子急匆匆地走过街心。

“好吧！”哈里斯伸手拿着酒杯说，“我们完成了一次愉快的旅游。我们衷心感谢我们年高的泰晤士河父亲——不过，我想，我们离开他老人家的时候，也作了精彩的表演。我们为平安离船的三位先生干杯！”

“忙得没人睬”后脚踩在地上，前脚趴在窗口，凝望着窗外沉沉的黑夜，短短地叫了一声，表示它同意我们的祝酒词。

[1]婢女因常常跪着劳动而引起的膝盖骨炎症。

[2]英语中“达到T点”即“恰到好处”之意。

[3]当时英国习惯，星期六下午半天休息。所有的工厂、办公室、银行等下午一两点钟就关门，商店则照常营业。

[4]这是说退潮的时候。

[5]“Ely”是“Eastly”（东向）的缩写，也可以作伊利镇（在剑桥郡）讲。此处用作双关语。

[6]斯坦莱（1841—1904），英国探险家，在非洲失踪。

[7]指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小歌剧《俾拿福陛下》。

[8]布雷德肖（1602—1659），英国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政治家，是1649年审讯英王查尔斯第一的最高法庭庭长。英国一本流行的导游书也叫做“布雷德肖”。

[9]在伦尼美德地方。1215年6月15日，英国约翰王被贵族公爵所迫，在那里签订了“大宪章”，对英国的封建贵族作了让步。

[10]指英国约翰王被贵族所迫，签署《大宪章》的日子。

[11]安妮·保琳（1507—1536），英王亨利第八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一世之母。

[12]指英国国王，1042—1068年在位。

[13]据古代传说，有七个基督徒，因逃避迫害，在洞穴中沉睡了两百年，被称为“七个长眠人”。

[14]英语“work”一词，有两个意思，（1）工作，（2）著作，书籍。作者利用这个双关词作文字游戏。前面的work指工作，后面的work指书籍。

[15]在这种预选赛中，选出最优秀的八名划船手，参加牛津与剑桥大学的船赛。

[16]英语“nose”一词有“鼻子”和“船头”两个意思。作者运用这双关语，作文字游戏。群众说的是指“船头”，“我”和“乔治”却当作是“鼻子”。

[17]在——附近有一家出色的小饭店；你在那里可以吃到我所知道的最好吃而又最便宜的法国式大菜，再花上三先令六便士买一瓶上好的红葡萄酒。好啦，我不必在这里傻里傻气替他们做义务广告了！——原注

[18]因为售票员错把“我们”当作杂技演员了。——原注

版权信息

幽默书房：三怪客骑行记

作者：[英]J.K.杰罗姆

译者：常晓梅

品牌方：99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一章

三人求变——趣闻揭示谎言的陷阱——乔治薄情懦弱——哈里斯出谋献策——老船长与快艇新手的故事——快活的水手——陆风中航行危机四伏——海风中航行如天方夜谭——埃赛尔伯塔直言争辩——潮湿的河边——哈里斯提议骑行——乔治顾虑逆风——哈里斯提议黑森林——乔治畏惧爬山——哈里斯定夺上山方案——哈里斯太太打断谈话。

“我们需要改变一下了。”哈里斯说。

这时门开了，哈里斯太太探头进来，说埃赛尔伯塔让她来提醒我，要带克拉伦斯早点回家。我觉得，埃赛尔伯塔对孩子过于神经质了，其实孩子什么事也没有。那天早上，他姑妈带他出去，见他眼巴巴地盯着糕点店的橱窗看，就领他进去，给他买了奶油面包和柠檬杏仁馅蛋糕吃，直到吃得撑肠拄腹，任何美味都不再刺激他的食欲。自然，午饭时他没有胃口，只吃了一份布丁，埃赛尔伯塔就担心他哪里出毛病了。哈里斯太太还让我们看着时间抓紧上楼，不然就会错过缪里尔在《爱丽丝漫游记》中“疯帽子茶会”片断里的表演。缪里尔是哈里斯的老二，芳龄八岁，是个阳光、聪明的小女孩，但我更喜欢看她扮演严肃的角色。我们说抽完烟立马就上去，并拜托她让缪里尔等我们到了再开始。她答应说尽量，然后就走了。门刚关上，哈里斯又接着说起来。

“你们懂我的意思吧，”他说，“是脱胎换骨的改变。”

问题是如何才能得以实现。

乔治提议去“出差”，这倒是像他出的主意。这个单身汉自以为已婚妇女都傻得好哄[1]。我曾认识一个年轻小伙儿，是个工程师，他借口“出差”想去维也纳，他妻子问：“什么差事？”他说是去视察奥地利首都周边的矿井，还得写报告。她提出要跟着一起去。她属于心深似海的那种女人。他极力劝阻，说矿井不是漂亮女人该去的地方。她说自己也想到了，所以并没打算要陪他下井。她会在早晨与他道别后自己找点儿乐子等他回来，像逛逛维也纳的商店，买买需要的东西。既然他这么说出口了，这会儿也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了。在长达十天的夏日里，他视察了维也纳周边的矿井，晚上还煞有其事地写报告，然后由他妻子把报告寄回公司，可这些全是多余的。

想到埃赛尔伯塔和哈里斯太太皆属此类女人，我就感到悲哀，但又不能老“出差”——这个借口要留着在不得已时用。

“不成，”我说，“做人要坦荡，得像个爷们儿。我就明确地告诉埃赛尔伯塔，男人从不珍惜到手的幸福，再者，为了学会欣赏自己身上的闪光点（因我认为应该得到欣赏），我打算离开她和孩子们至少三周。我要告诉她，”我转向哈里斯，“是你让我明白了我应该这么做的，我们要感谢你——”

哈里斯急忙放下杯子。

“老兄，”他打断我，“拜托你可别这么说。她会全都告诉我媳妇儿的，而且——无功不受禄，我可受不起啊！”

“你当然受得起啦，”我坚持道，“这可是你的提议。”

“我那是受了你的启发，”哈里斯再次打断我，“是你说过，男人不能一成不变地生活，没有波澜的家庭生活会让大脑生锈的。”

“我那也是泛泛一说。”我解释道。

“你说的很在理，”哈里斯说，“我还想着回去说给克拉拉听呢。我知道，她很赞赏你的理性。我肯定，如果——”

“咱们还是别冒这险了，”我打断他，“这事儿需慎重，我想到个办法，我们就说是乔治的主意。”

有时我看到乔治不够朋友的样子就郁闷。你也许认为他定会乐意为两兄弟排忧解难，恰恰相反，他不是很情愿。

“你们要是那么做了，”乔治说，“我可就告诉她们俩，我原本想的是办个聚会，带上孩子们，我带着我姑妈，大家一起热闹下。我们去诺曼底，我知道那里有一栋古朴瑰丽的城堡，我们去把它租下来。海边宜人的气候特别适合娇弱的小孩子们，还有你们在英国喝不到的牛奶。我要说清楚，都是被你俩给否了，说咱们自己出去潇洒更开心。”

对付乔治这种人，客气是没用的，只能来硬的。

“你若真是这么想的，”哈里斯说，“我举双手赞同。我们就租下那城堡，你带上你姑妈——我负责促成这事儿——我们去度上一个月的假。孩子们都喜欢你，杰和我就把孩子们交给你了，我俩不掺和。你答应要教埃德加钓鱼的，你再扮野兽和孩子们一起玩游戏。自上周日，迪克和缪里尔就一直在说你扮演的河马。我们去树林里野餐，就我们十一个人，晚上听音乐、朗诵诗。你知道吧，缪里尔已经会背六首诗了，其他孩子也学得很快。”

乔治扛不住了，他也就是血气之勇，但他不服输，他埋怨我们刻薄、怯懦和虚伪到竟然玩弄这种低劣的把戏，他也爱莫能助。还说，我若无意独自饮完这一整瓶红酒的话，可以给他倒一杯。随后又说，其实也无所谓，因为埃赛尔伯塔和哈里斯太太都是明眼人，她们肯定不会相信这是他的主意。他这样说倒是有点不合常理。

这个小问题解决了，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改变？

和往常一样，哈里斯赞同海上游。他说自己知道一艘快艇，正适合我们自驾游，这样就不用带上一大堆闲人，既能节省开销，我们又能尽兴地潇洒一把。若给他配个小伙计搭把手，他就能扬帆远航了。我们也知道那艘快艇，还向他提过，也和他一起坐过。船上有一股浓浓的舱底污水和霉腐味，一般的海风根本无力驱散。说到那气味，你们可能宁愿去莱姆豪斯贫民窟待上一周。若遇雨天，快艇上无处避雨，小客厅面积只有三点七二平方米，仅炉子就占去了一半的地方。那炉子中看不中用，你去点火，它就散架；冲澡是在甲板上，你一脚踏出浴缸，浴巾就被吹跑了。船上有趣的事都让哈里斯和他的小伙计包圆儿了，诸如拉帆、收帆、保持滑行、偏转倾斜之类的，而把削土豆皮、洗碗这样的活儿留给了乔治和我。

“好吧，那么，”哈里斯说，“我们去弄一艘好点儿的快艇来，配船长的，搞得气派点儿。”

我还是反对了这个提议，因我了解那船长，他想在所谓的“近海”区内驾驶快艇，这样方便和妻子及家人保持联系，更不耽误他去泡钟爱的酒吧。

多年前，我曾做过一件傻事，自己租了一艘快艇。那时我少不更事，又碰巧三件事情赶一块儿了：一是好运来袭；二是埃赛尔伯塔说想去沐浴海风；三是恰好在她说过此话后的第二天早晨，我在俱乐部随意拿起一期《运动员》杂志翻阅时，偶尔看到一则广告：

致游艇爱好者——百年不遇的绝好机会！

“罗格号”快艇，重二十八吨，超奢华配置的“海上猎犬”。主人临时有公务外出，现对外出租，租期长短均可。有两间舱室、客厅、沃芬考夫制竖式钢琴、全新铜壶。租金：一周十基尼[2]。有意者请联系珀特维公司，地址：巴克贝利三号A单元。

我仿佛觉得是祈福应验了。“新铜壶”我不感兴趣，毕竟洗洗涮涮的事不是当务之急，倒是对那沃芬考夫制竖式钢琴动心了。我脑海里出现埃赛尔伯塔在夜幕下弹奏的情景——弹到副歌时，稍经指导，船员们同声合唱，伴随着“猎犬”在银色的浪尖上跌宕起伏，我们欢快地向家飞驰。

我打上车，直奔巴克贝利三号A单元。珀特维先生看上去是一位朴实的绅士，他的办公室在四楼，看起来也很朴素。他给我看了一张“罗格号”顺风飞驰的水彩画。甲板与海面成九十五度角，甲板上不见人影，我猜想他们都滑到海里去了。确实，除非被钉牢，否则我想没人能在这近乎直立的甲板上站得住。我向代理商指出了这一缺陷，他解释说，画中表现的是“罗格号”成功扣圈击败对手，在梅德韦挑战赛[3]上奋勇夺冠的场面。珀特维先生以为我了解这项赛事而无需多问。在靠近画框处有两个小点儿，起初我当成蛾子了，后来才得知它们分别代表这一著名赛事的亚军和季军获得者。另有一张“罗格号”停泊在格雷夫森德的照片，虽然不如前一幅画夺人眼球，但看上去要平稳得多。我的问题皆得到满意解答之后，我决定租上两周。珀特维先生说，也幸亏我只租两周。后来我才明白，因恰好和另一租期错开了，不然，若要租三周的话，他就无法租给我了。

办完租船手续，珀特维先生问我是否有中意的船长，我说还没有，谁知这竟也是一件幸事——似乎我的好运来了挡都挡不住，因为珀特维先生肯定地说，现任船长高尔先生是不二人选——并让我放心，他是一位优秀的船长，他老马识途就像深谙自己的妻子一样，而且从未出过任何安全事故。

天色尚早，快艇还停靠在哈里奇[4]。在利物浦街上我看了眼时间，十点三刻。一点时，我和高尔先生在甲板上聊着。他人长得壮实，带有父亲的慈爱。我对他讲了我的意思，我们取道外围的荷兰岛屿，再北上去挪威。“好的，好的，先生。”他答应着，看似对此行兴致盎然，说自己会很开心的。聊到为行程准备食品时，他更加兴致勃勃。坦白地说，高尔先生让准备的食品量，大得出乎我意料。若在海盗德雷克[5]那个年代，又在加勒比海一带[6]，我必定会担心他图谋不轨。但是，他慈父般地笑着告诉我，我们并无多带，船员们会把剩下的东西分了打包回家的——好像是惯例了。我感觉自己分明是在给船员们准备过冬食物，但又不愿显得那么吝啬，就没再说什么。需要准备的酒也多得令我咂舌。我只根据实际需求量张罗着，这时，高尔先生又来替船员们争取待遇。我不得不承认，作为船长，他确实很为下属着想。

“高尔先生，我们不想在船上纵酒狂欢。”我说。

“纵酒狂欢！”高尔先生说道，“哦，他们只在茶里滴几滴而已。”

他说自己一直坚信，要善待有作为的人。

“他们会更加努力地为你做事的，”他说，“而且他们还会再来与你合作的。”

我心里可真不希望他们再来了。人还没见到呢，我已开始讨厌他们。在我看来，这些贪婪的船员就知狂吃海喝。但高尔先生诚意地坚持，加之我年少无知，也只好作罢，由他去了。他向我承诺会亲自监督，确保不造成任何浪费。

雇用船员的事我也委托给他了，他答应办到，说再帮我雇上两个成年人和一个小伙计就够了。如果他意指吃光喝光这档子事，我看他是低估了船员的能力。不过，他也可能指的是扬帆出海。

回家的路上，我顺路去了一家常去的裁缝店，订制了一套快艇服和一顶白色帽子，裁缝师傅们答应给加班加点地及时赶制出来。回到家，我告诉了埃赛尔伯塔这一切，她听后眼笑眉飞，唯有一点令她担忧——裁缝能否来得及也给她赶做一套快艇服？女人就是这样！

其实不久前，我们才度了蜜月，但因为一些事而缩短了假期，所以这次我们决定不邀请任何人，我们自己在快艇上独享二人世界。感谢上苍让我们做出这个明智的决定。周一，我们穿戴整齐，开始了海上蜜月之旅。我忘了埃赛尔伯塔当时穿的什么，但不管穿什么，都让她看起来妩媚动人。我穿着深蓝色镶白穗边的衣服，感觉自己也是一名英俊的水手。

高尔在甲板上迎接我们，并告知午饭已做好。我得承认，高尔先生找来的厨师确实很棒，至于其他船员的能力，此时还无法定论。单就他们休息时的样子，看得出他们是一群快活的水手。

我打算等船员们一吃完正餐，我们就开航。到那时，我抽着雪茄，埃赛尔伯塔依偎在我身旁，我们倚靠着船舷，遥望祖国的白崖缓缓地沉入地平线。埃赛尔伯塔和我已经准备就绪，在甲板上独享着二人世界，就等他们了。

“他们好像一点也不急。”埃赛尔伯塔说。

“在这十四天的航行中，”我说，“如果他们要吃完船上一半的食物，就得每顿饭都吃很长时间。我们还是别催他们了，不然他们连四分之一都吃不完。”

“他们准是睡着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都快到下午茶时间了。”

他们确实很安静。我前去看了看，朝着梯子下面叫了三声船长，他才慢腾腾地上来，嘴里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他比我上次见到时显得又胖又老了。

“你们要是准备好了，高尔船长，”我说，“咱们就出发吧。”

高尔船长从嘴里拿出雪茄。

“今天不走啊，先生，”他答道，“这是您同意的。”

“哦，今天怎么了？”我问他。我知道水手们讲迷信，也许他们认为周一不吉利。

“日子没问题，”他解释说，“是风的事儿，看样子风向不会变了。”

“可是我们必须要等风向改变吗？”我问道，“我看现在正合适，我们正好是顺风。”

“啊，是啊，”高尔船长说，“您说得太对了，如果在顺风时出海，我们注定都会葬身鱼腹[7]。您看，先生，”看到我一脸惊讶，他继续解释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陆风’，也就是说，直接从陆地上刮来的风。”

我想了一下，他说得没错，这风的确是从陆地刮来的。

“夜里风向可能会改变，”他很期待地说，“不管怎样，现在风不大，船也很平稳。”

说着他又叼上了雪茄。我回到船尾，向埃赛尔伯塔解释了迟迟不走的原因。她看起来已经不像刚上船时兴致那么高了，她要弄清楚为何风从陆地刮来就不能航行。

“不从陆地刮来，”埃赛尔伯塔说，“就一定是从海上刮来，那又会把我们吹回到岸边的，我觉得现在的风向正是我们所要的。”

我说：“那是你没经验，亲爱的。看似我们所要的，其实不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陆风，一般是很危险的。”

埃赛尔伯塔又问为何刮陆风就非常危险。

她这样不休地争辩，我有点儿恼火了，大概是我心里有些许的不痛快吧。小船随着海浪的起伏单调乏味地摇晃着，正在渐渐地磨灭我起初那份热情。

“我和你说不清楚，”我答道，这是实话，“但在这时开航，纯属蛮干。我太在乎你了，亲爱的，所以我不能让你去冒不必要的风险。”

我以为话至此就了结了，可她说了句“早知如此，我们还不如周二再上船呢”，然后就下去了。

早晨时，风向转成北风。我一早起来，就去告诉高尔船长。

“是的，是的，先生，”他说，“真不走运，却又爱莫能助。”

“您认为我们今天还是不能走吗？”我试探着问他。

他只笑了笑，并没有介意。

“嗯，先生，”他说，“如果您要去的是伊普斯维奇[8]，我可以说，今天的风向再适合不过了，但您说了，我们的目的地是荷兰海岸。您为何偏要去那儿啊？”

我把这消息告诉了埃赛尔伯塔，我们决定上岸去等待。哈里奇镇算不上热闹繁华，傍晚时可谓寂寥。我们在多佛阁喝了一会儿茶，吃了点儿豆瓣菜，然后返回码头，去找高尔船长和船。我们等了他一个小时。他回来时，看上去比我们开心得多。若不是他说过，他只在就寝前才会喝上一杯热酒的话，我肯定以为他是喝高了。

第三天早上，刮起了南风，这让船长相当焦虑，似乎我们走也不安全，停在原地也不安全，唯有祈求在尚未发生任何不祥之前，风向会改变。至此，埃赛尔伯塔已经开始厌恶这快艇了，她说自己宁愿在浴缸里待上一周，因为那至少不会这么摇晃。

我们在哈里奇又等了一天一夜，直到周四的晚上，依旧刮着南风。我们住宿在“王首”酒店。到了周五，风从正东方向刮来。我在码头见到高尔船长，就向他提出，该可以开航了。好像我的执着惹恼了他。

“如果您多一点行业知识的话，先生，”他说，“您自己就能判断，这根本不可能，风是直接从海上刮来的。”

我说：“高尔船长，那请您告诉我，我租的这是什么？快艇，还是船屋？”

他似乎愣了一下。

他说：“快艇。”

“我的意思是，”我说，“它到底能不能移动？如果它只能停在这儿不动，”我接着说，“就请您实话实说，那我们去弄几箱常春藤养在船上，让其茎长出来缠绕舷窗，再在甲板上栽些花，搭个凉篷，把船装饰得漂亮些。但是，如果它可以移动——”

“可以移动！”他打断我说，“要等风向对了，‘罗格号’才能开航——”

我问：“那哪个风向才是对的？”

高尔船长面带困惑。

“这一周里，”我接着说，“北风，南风，东风，西风——全都刮了个遍。您要是能在指南针上再找出第五个方向，就告诉我，我等着风从那里刮来。如果不能，如果那锚还没在海底生根，我们今天就把它起上来，看看会出什么事。”

他看出我是动真格了。

“好吧，先生，”他说，“您是老板，我是雇员，您要坚持走，我就听从您的指挥。我只有一个孩子，还在指靠我呢，感谢上帝。而且，您的遗嘱执行者也无疑将准备履行他们的职责。”

他那般严肃劲儿，给我印象很深。

“高尔先生，”我说，“请如实告诉我，不管天气怎样，我们还能走出这死胡同吗？”

船长又恢复了他的慈祥和蔼。

“您看，先生，”他说，“这个海岸很独特，我们只要能出去，就没事了。可是，我们乘这样一只不靠谱的小船离港——说实话，先生，得要求超强的技术去应对险情。”

船长向我保证，他会像母亲照看熟睡的婴儿那样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他这个比喻，令我感动不已，于是我离开了。十二点再次见到他时，他正坐在“链与锚”酒吧的窗前观察着天气。

下午五点，时来运转。我在商业街邂逅两位玩快艇的朋友，他们因舵杆弯曲变形而不得不停船靠岸。我跟他们讲了我的遭遇，他们听后略感惊讶，更觉好笑。船长和两个船员仍在观看天气。我跑回“王首”酒店，让埃赛尔伯塔做好准备。我们四人蹑手蹑脚地走到码头，找到我们的船。只有那个小伙计在船上，于是这两个朋友掌舵开船，六点我们已沿着海岸，欢快地高速北上了。

那一夜，我们停靠在奥尔德伯勒。第二天，继续开往雅茅斯，在此我的朋友不得不同我们告别，于是我决定也同快艇告别。清早，我们在雅茅斯沙滩拍卖了剩余物品。虽然亏了些钱，但和高尔船长扯平了，因而颇感得意。我把“罗格号”交给了当地一位水手，给了他两镑钱，请他负责开回哈里奇，我们乘火车返回伦敦。也许不是所有的快艇都像“罗格号”那样，也不是所有的船长都像高尔先生那样，但从此我对快艇和船长不再感兴趣了。

乔治也认为，弄一艘快艇要操很多心，所以我们放弃了这个想法。

“那就去河上游，咋样？”哈里斯提议。

“我们曾经在河上度过愉快的时光。”

乔治默默地抽了一口雪茄，我又剥开了一个坚果。

“河也非同昔日了，”我说，“具体我说不清楚，但总觉得——是潮湿——大概是河上的湿气吧，老让我的腰痛病发作。”

“我也是的，”乔治说。“现在不知怎么搞的，我在河边就睡不着觉。春天时，我在乔那儿待了一周，每天早上七点我准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

“我只是建议，”哈里斯说。“其实去了对我也不利，会犯痛风病的。”

“最适合我的，”我说，“是山里的空气。去苏格兰徒步旅行，你们说咋样？”

“那里总是湿漉漉的，”乔治说。“前年，我在苏格兰待了三周，就没有一刻干爽过——我不是指喝酒啊。”

“那去瑞士会很舒服，”哈里斯说。

“她们绝对不会同意我们自己去瑞士的，”我反对道，“你记得上次的事吧，所以我们这次要去的地方，必须是娇惯的女人和孩子们难以生存的地方，一个只有糟糕的酒店、旅途遭罪的国家，我们生活得艰苦、要出力，甚至还会挨饿——”

“停！”乔治打断说，“冷静点儿！别忘了，我要和你们同行的。”

“有了！”哈里斯喊道，“骑行！”

乔治面露疑惑。

“骑行要爬很多的坡，”他说，“还得逆风而行。”

“那自然就会有下坡和顺风喽。”哈里斯说。

“我没有注意过。”乔治说。

“想来骑行是最佳选择了。”哈里斯坚持说。

我基本同意了他的提议。

“我知道骑行的路线，”他接着说，“穿越黑森林[9]。”

“啊？那可全是上坡路。”乔治说。

“不全是，”哈里斯反驳道，“三分之二吧。还有一事你忘了。”

他谨慎地环视四周，然后压低声音悄悄地说，“上山有小火车，滑雪电缆车那种——”

这时门开了，哈里斯太太进来说，埃赛尔伯塔正在戴帽子，缪里尔等不到我们，已经演完“疯帽子茶会”了。

“明天四点，俱乐部见。”哈里斯起身悄悄对我说。一起上楼时，我又把这话告诉了乔治。

第二章

棘手之事——埃赛尔伯塔会怎么说——她一吐真言——哈里斯太太所言——对乔治实言相告——我们决定周三出发——乔治建议脑补的方式——我和哈里斯的疑虑——骑双人自行车谁最卖力？——前座人的理论——后座人的理论——哈里斯如何丢了夫人——行李问题——已故波杰叔叔的锦囊妙计——背包客故事的开头。

当晚，我先发制人对埃赛尔伯塔拉开了心理战。我故意在开始表现出焦躁情绪，想必她肯定会说点什么，然后我因势利导，把焦躁归结于精神压力过大所致，这样就自然地把话题引到我的健康状况上来，显然，要改善这种状况，必须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我想，使个小技，没准儿她会主动建议说：“不，亲爱的，你需要改变，彻底的改变。听我一句劝，出去放松一个月吧。不，别说让我跟你一起去，我知道你会这样想，但我不会去的，因为你需要多和其他男同胞交流。叫上乔治和哈里斯跟你一起去吧。相信我，像你这样大脑高度紧张，就需要暂时出去放松一下，别再为家事操心了，把孩子们要上音乐课，还有靴子、自行车、每天吃三次复方大黄酊、做饭、家装、邻居的狗、肉店账单等等，统统忘到脑后去。找一个山清水秀的乡村去转转，新奇的环境会让你焦虑的神经平和许多，并给你灵感。你去吧，给我留点儿空间，让我有机会想你、念你的好。虽然你一直都很好，但我可能会出现审美疲劳，这是人之常情，就像人们会对司空见惯的阳光雨露的恩赐和皎洁明月的美丽变得麻木一样。走吧，回来时我希望看到身心焕然一新的你，甚至一个更开朗、更优秀的你。”

但是，即便我们满怀期望，却往往不能如愿以偿。从一开始，埃赛尔伯塔似乎就没在意我的焦躁，我不得不想法子引起她的注意。我说：

“你要原谅我，我今晚心情不好。”

她说：“哦，我没觉出有何异常啊，你怎么了？”

“我也说不清楚，”我说，“但这种感觉已经持续几周了。”

“都是那威士忌惹的祸，”她说，“我们不去哈里斯家的话，你从不喝它。你知道你受不了那种烈酒的，你不胜酒力。”

“不关威士忌的事，”我说，“没那么简单。我觉得是精神上的问题，不是身体上的。”

“你又在看那些评论了，”她更加同情地说，“为何不听我的劝，把它们都烧了呢？”

“和那些评论也无关，”我说，“近期还真有一两篇满是奉承之言的。”

“那，到底是为什么？”她说，“总得有个原因吧。”

“没，没有原因，”我说，“关键就在这儿，我只是感到一种莫名的心神不宁，这种感觉挥之不去。”

埃赛尔伯塔瞟了我一眼，我看出她有点好奇，但她并未说什么，我只好接着自语道：

“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这些平静安宁的日子，还有这平淡如水的幸福，所有这些反倒让我忧郁不安。”

“我不抱怨这些，”她说，“因为我们可能还会遭遇另一种烦扰，那是我们更不喜欢的。”

“我说不上，”我说。“如果一个人年深日久地生活在快乐中，可以理解他甚至想尝试下痛苦的滋味。有时我在想，天堂的圣人们是否感到过这持久的宁静也是一种负担？我觉得那种地久天长，一成不变的幸福生活会让我疯掉的。”我继续说着：“我是个怪胎，有时我连自己都看不懂，曾几何时，甚至讨厌自己。”

通常情况下，我稍微含蓄地表达一下内心深处隐藏的难以言表的情感，埃赛尔伯塔都会受到触动，但今晚奇怪了，她无动于衷，只是提到天堂以及我可能遭受的影响时，她才叫我不要担忧，说自寻烦恼是在犯傻。至于我的古怪，她说这由不得我。倘若有人愿意容忍我的话，那就不算事儿。她还说，单调的生活也不足为奇，凡人都是如此。说到这儿，她倒挺理解我。

她说：“你不知道，偶尔我也好想离开，甚至离开你，但我清楚这不现实，所以就不去纠结了。”

我头一次听她这么说，感到极度惊诧和悲伤。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说，“不像一个贤妻该说的。”

“我知道，”她说，“所以我过去从未说过。你们男人永远不会明白，”她继续说道：“不管一个女人有多爱他，他都会偶尔让她感到厌倦。你不知道有时候我多想戴上帽子说走就走，没人问我要去哪里、为何去、去多久、何时回。你不知道有时候我多想订一顿我和孩子们喜欢吃的晚饭，而你见到饭就戴上帽子，头也不回地去俱乐部。你不知道有时候我多想邀请几个好姐妹来家里坐坐，但我知道你不愿意。我想去见想见的人，累了就想上床睡觉，躺够了再起床。但夫妻和睦相守，必定要为对方有所舍弃和让步，不能总是随心所欲。有时候放松一下也不错。”

后来，我仔细琢磨埃赛尔伯塔的这些话，确实很有哲理，但说心里话，我当时的感受是痛心和恼火。

“如果你想，”我说，“要甩掉我——”

“喂，别没事找事啊，”埃赛尔伯塔说，“我只是想让你离开一段时间，让我忘记你的一两个小毛病，让我体会到在其他方面你是多么可亲可爱，从此心切地盼你回家，就像从前我不常见你，总是盼你回家一样。眼下，也许我变得对你有点冷漠，因为你天天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如同人们忽视了太阳的光辉一样。”

我不喜欢她这样说话的语气，显得她有点轻浮，与我们此时谈论的话题也不符。一个女人竟高兴地盘算着要离开丈夫三四周，在我看来总归不是件好事，有失妇道，也压根儿不像是她会做的事。我开始感到担忧，对这次出行的兴趣荡然无存了。若不是因为乔治和哈里斯，我就会果断放弃。只是，反悔有失尊严，我一时也想不出两全的办法来。

“很好，埃赛尔伯塔，”我说，“你会如愿以偿的。没有我，你独自去度假，你会玩个痛快的。只是作为一个丈夫，我能否出于好奇地问一下，你都打算做些什么？”

“我们去租下福克斯顿的那套房子，”她回答说，“我和凯特一起去。如果你愿意帮个忙的话，”她又说，“你就去劝哈里斯和你同行，然后，克拉拉就能加入我们了。在嫁给你们之前，我们仨曾有过一些快乐时光。能重温旧日，真是太开心了！你觉得，”她问道，“你能说服哈里斯先生跟你一起去吗？”

我答应说尽力。

“你太好了，”她说，“多劝劝。你还可以拉上乔治一起去。”

我说乔治去了也没多大好处，他一个光棍汉，去不去对别人都没什么意义。可惜，女人永远听不懂讽刺的话。埃赛尔伯塔只是说，让他一个人落单，有些不够情义。我答应会叫上他一起走。

下午在俱乐部见到哈里斯，我问了一下他那边的进展情况。

他说：“噢，都还好，没什么大问题。”

但他的语气听起来像是不太满意，所以我又问了些细节。

“她很赞同，”哈里斯说，“说乔治的主意棒极了，会对我有好处的。”

“听着没错啊，”我说，“有什么问题吗？”

“这是没问题，”他说，“但不只这个。她还说了些别的事。”

“我明白了。”我说。

“她对浴室装潢迷疯了。”他接着说道。

“我听说了，”我说，“埃赛尔伯塔也被她影响得开始狂热了。”

“唉，我只能同意马上着手去办。在咱们出行这件事上，她的态度好得我无话可说。可这要花掉我一百英镑啊，至少。”

“要那么多吗？”我问。

“起码是，”哈里斯说，“保守估计得六十。”

听他这么一说，我很是同情。

“还有炉灶呐，”哈里斯说，“家里近两年出的所有状况，都归结是那炉灶所致。”

“我理解，”我说，“我们结婚后搬过七次家，炉灶的质量是一次不如一次。眼下的这个不仅是劣质，简直就是恶心人，专在我们办聚会时出毛病，给人添堵。”

“我们要买新的了，”哈里斯说，但听上去他有点怏怏不乐。“是因为克拉拉认定两件事同时办，可以省下不少钱。我知道，”他说，“女人若想买钻石皇冠，她就会说是为了省下买帽子的钱。”

“你预计新炉子要花多少钱？”我颇为好奇地问道。

“不知道，”哈里斯回答说，“我想，还得二十镑吧。然后，我们又聊起了钢琴。你注意过，”哈里斯问，“钢琴和钢琴还有什么不同吗？”

“好像有的钢琴弹出的声音更响亮些，”我说，“但用起来都会习惯的。”

“我们家的钢琴是高音出了问题，”哈里斯说，“顺便问下，高音究竟是什么？”

“就是键盘一端弹出尖声的键，”我解释说，“听上去像是你踩了它的尾巴似的。那些精彩的乐段总是在尾声的高音部分绽放华彩。”

“她们还想要更高级的，”哈里斯说，“嫌我们家旧钢琴的高音键组不够多。我只好把它放在孩子的房间里，再买架新的，放在客厅。”

“还要买别的吗？”我问。

“没了，”哈里斯说，“暂时她还没想到别的什么。”

“你回家就会发现，”我说，“她又想到另一样东西了。”

“什么？”哈里斯问道。

“位于福克斯顿的度假房。”

“她去福克斯顿买房干什么？”哈里斯问。

“住啊，”我说，“夏天去避暑。”

“她计划要回威尔士老家探亲的，”哈里斯说，“带上孩子们一起回去度假，那边叫我们回去看看。”

“有可能，”我说，“她先去威尔士，再去福克斯顿，或者，在回家的路上，顺道去趟威尔士，但不管怎样，她想要一套福克斯顿的度假房。也许是我搞错了——站在你的角度，我希望是错了——但我感觉不会错的。”

“这次旅行，”哈里斯说，“要花不少钱。”

“这真是个白痴的提议，”我说，“从一开始就是。”

“我们听了他的话，真是太笨了，”哈里斯说，“不定哪天他会给我们惹上麻烦的。”

“他总是瞎搅和。”我表示赞同。

“还那么倔强。”哈里斯又说。

说着，我们听到大厅里传来他的声音，问是否有他的信件。

“最好别和他说什么了，”我建议，“这会儿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跟他说了也没用，”哈里斯回复说。“反正现在，我得先把浴室和钢琴的事办妥。”

乔治走了进来，看上去心情不错。

“嘿，”他说，“都顺利吧？你们都搞定啦？”

他说话的那种语气，我总是不太喜欢，我注意到哈里斯也烦他这点。

“搞定什么？”我问道。

“出发去远行啊，”他说。

我觉得应该把事情和乔治讲明白了。

“在婚后的生活中，”我说，“男人谋事，女人顺从，这是她的义务，教义上都是这么讲的。”

乔治叉着手，眼睛盯着天花板。

“没事儿时，我们可能会开开玩笑，斗斗嘴，”我继续说着，“但到了正事儿，都是按规矩来的。我们已经和老婆们说了，要离开一段时间，她们自然感到伤心，想跟我们一起去，不能去的话，就希望我们能待在家里陪她们。但既然已经说出了我们的意愿——那事情就这么定了。”

乔治说：“原谅我，一个单身汉，听别人说东说西，我什么也不懂。”

我说，“你错就错在这儿了。你想知道什么，就该来问我或哈里斯啊，我们不会糊弄你的。”

乔治谢过后，我们接着讨论眼下的事。

“我们何时出发？”乔治问。

“要我说，”哈里斯答道，“尽早吧。”

我猜想，哈里斯是要在他太太又想出新花样之前快点走出去。于是，我们决定下周三出发。

“那路线呢？”哈里斯问。

“我有个主意，”乔治说，“你俩不是急着要脑补吗？”

我说：“我们也不想成为另类，差不多就行了。没错，前提是花费和麻烦都不大。”

“没问题的，”乔治说。“我们对荷兰和莱茵河已不陌生，所以，我提议坐船去汉堡，去看看柏林和德累斯顿，再经纽伦堡和斯图加特，到达黑森林。”

“我听说，美索不达米亚有一些名胜美景，”哈里斯低语道。

乔治说，去美索不达米亚就太绕路了，而柏林—德累斯顿这条线路还算可行。不管怎样，他说服我们同意了。

“自行车的话，我想，”乔治说，“还跟以前一样，哈里斯和我骑双人车，杰——”

“不行，”哈里斯果断地打断他，“你和杰骑双人车，我来单骑。”

“我都行，”乔治说，“那就我和老杰骑双人车吧，哈里斯——”

“我不介意该轮到我骑双人车了，”我插话说，“但我不能全程都带着乔治，大家一起分担吧。”

“好的，”哈里斯同意了，“我们一起分担。但要先说清楚，他也得出力才行。”

“他得什么？”乔治问道。

“他得出力，”哈里斯毫不含糊地重复了一遍。“不管什么情况，包括上山。”

“天哪！”乔治说，“你一点运动都不想做吗？”

这双人自行车，总让人别扭的就是前座理论和后座理论。前座的人说后座的人只坐不出力，同样，后座的人说只有他自己在使劲蹬，而前座的人只会吹。这是个永远解不开的谜。烦人的是，当审慎女神[10]在一边耳语，提醒你不要过度消耗体力，以免得心脏病时，正义女神[11]又在另一边对你说，“为何活儿全都叫你包干了？这不是出租车，他也不是你的乘客，”还要听他嘟囔：

“怎么啦——脚蹬子掉啦？”

哈里斯刚结婚不久时，曾给自己惹过一次大麻烦，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后座的人的情况。他和他妻子在荷兰骑车子，道路崎岖不平，十分颠簸。

“坐好，”哈里斯头也不回地说。

哈里斯太太以为他说的是“下车”。至于她怎么会把“坐好”听成是“下车”，他俩谁也说不清楚。

哈里斯太太解释说：“如果你说让我‘坐好’，我为何要‘下车’呢？”

哈里斯解释说，“我要是想让你‘下车’，又干吗说‘坐好’呢？”

这件事让他们吃足了苦头，虽已过去，但他们至今仍争执不休。

可是，不管怎么解释，铁板钉钉的事实是哈里斯太太跳下车了，而哈里斯仍卖力地向前骑，误认为她还在后座上坐着。起初，她以为他拼命地往山上骑，只为显摆一下。那时他们都年轻，他也常爱自鸣得意。等他到了山顶就会下车来，优雅却不以为然地倚着车子等她走过去。但事与愿违，当她看着他越过山顶，又疾风似火地冲下一个长而陡的斜坡时，她惊愣了，接着怒火中烧，随即感到惊慌失措。她不顾一切地冲向山顶大喊起来，可他连头也没回。眼睁睁地看着他消失在一英里半之外的树林中，她坐在地上哭了起来。那天早上他们有过小争吵，她想或许是他真生气了，有意借故抛弃她。她没带钱，也不会荷兰语。过路的旁人似乎很同情她。她极力想告诉他们自己的困境，他们揣摩着她是丢了什么东西，但又拿不准具体是什么。他们带她去了最近的一个村庄，帮她找来警察。从她的比划中，警察判断是她的自行车被偷了。他们就发了封电报，结果在四英里以外的村庄里发现一个小伙儿，正骑着一辆过时的女士自行车。他们就用马车把这个倒霉的小伙儿给拉了过来，但似乎这小伙儿和他的自行车都不是她要找的，只好又放了他。警察也不知所措了。

与此同时，哈里斯正自我陶醉地继续前行。他仿佛突然感到自己变成了一个体魄健壮，技能全面的骑行者，于是，他和以为还在后座的太太说：

“数月来，这车子从未像今天这么轻巧，我感觉是这里的空气很给力。”

他还安慰太太别怕，准备体验他的飞车速度。说着，他俯身于车把，竭尽全力地踩了起来。自行车在路上颠簸驰骋，仿佛被注入了生命，纵横穿梭于农舍、教堂、狗群和鸡群之间。路上老人们驻足凝视，孩子们欢呼加油。

他这样愉快地飞奔了约五英里，后来，如他所说，他渐渐发觉哪里有点不对劲。不是后座的沉默让他惊讶——因风声在耳边呼啸，加之车子不停地嘎嘎作响，而是一种空虚感席卷而来。他伸手向背后摸去，空无一人。他急忙跳下车，几乎是摔了下来，然后回头望去，这条宽敞笔直的路一直延伸到密林深处，却不见一个人影儿。他赶紧骑上车，顺着来的路往回骑上山顶。十分钟后，他到了一个四岔路口，下了车，努力回想着自己来时走的路。

他正在绞尽脑汁地回忆，一个侧身骑马的人恰巧经过。哈里斯拦下他，跟他讲自己把妻子弄丢了。此人既没表现出惊讶也没表示同情。他们正说着时，一个农夫过来了，骑马人又把这事儿告诉了农夫，他的语气听上去不像是在讲述事故，倒像在讲故事。农夫听后，仿佛认为哈里斯是故弄玄虚而令他惊讶。没能从两人那儿得到任何有用的线索，哈里斯暗自骂了几句，又重新骑上车，只好挑了中间一条路，碰碰运气了。半路上，迎面走来几个人，一个年轻小伙儿走在两个年轻女子中间，他们看上去对他很好奇，仔细打量着他。他问她们有没有见到他的妻子，她们问她的长相，他的荷兰语不好，无法确切地描述，只能说出她非常漂亮、中等身材。显然，这个回答所提供的信息不够充分，太笼统了。任何男人都会这么说，没准儿还能讨个老婆回家。她们问她的穿着打扮，他实在是想不起来。

我怀疑是否有哪个男人在离开女人十分钟后能说出她的穿着。他记起她穿了一条蓝色半身裙，但上身穿的什么，却记不得了，可能是衬衫，他还隐约记得一条腰带，那上衣的款式呢？是绿色、黄色还是蓝色的？是带领子的，还是系蝴蝶结的？她的帽子上是带有羽毛，还是用花朵装饰的？或者根本没戴帽子？他不敢确定，担心一旦弄错了，就会白跑几英里路却发现追错了人。两个年轻女子咯咯地笑了起来，这让当时处于那种心情的哈里斯颇为恼怒。那年轻小伙儿似乎着急打发他，就建议他到下个镇上的警察局去问问看。哈里斯找到了警察局。警察给了他一张纸，让他详细地写清楚有关他妻子的全部信息，以及何时何地丢的。他说不上具体位置，只记得吃中饭的那个村庄的名字，那时她还与他同在，吃完了饭，他们一起离开的。

警察一副怀疑的样子，他们提出三点质疑：第一，她真是他的妻子吗？第二，他真的是丢了妻子吗？第三，他为何把她弄丢了？好在有位会说点英语的旅馆老板热心帮忙，才使得警察打消了疑虑。他们答应帮着寻找。到晚上时，他们用一辆篷车把他太太带到他面前，同时还给了他一张账单。他们的重逢温情不足。他太太不是个好演员，始终不会掩饰自己的情绪。她坦承，在这个情形下，她无意去掩饰情绪。

骑车的问题解决了，还剩下老生常谈的行李问题。

“我建议还是按常规列张清单吧。”乔治说着就准备开始写。

这是我告诉他们的办法，是我多年前从波杰叔叔那里学来的。

“每次在打包前，”叔叔总是说，“先列个清单。”

他做事井然有序。

“拿张纸，”——他总是先这么说——“把可能需要的全部写下来，再仔细看一遍，确定没有多余的东西。设想你睡在床上，要用到什么？很好，写下来——再换一个想想，起床了，要干什么？洗漱，用什么洗呢？香皂，把它写下来。就这样想着写着，直到写完为止。然后再想要带的衣服，先从脚上开始，你都穿什么？靴子，鞋子，袜子，全写下来吧，这样一直写到头上戴的。除此之外，你还需要带点什么？一点儿白兰地，写下来。开瓶器，写下来。把所有需要的都写下来，就不会忘带什么了。”

他自己每次都是这样做的。列好清单后，再仔细查看一遍，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以确保东西都带齐。之后，他会再检查一遍，划去所有可能用不到的。

然后，他又常常把清单弄丢了。

乔治说：“我们只随身带够一两天用的就行了，大件行李必须托运。”

“我们必须要当心，”我说，“我知道曾经有个人——”

哈里斯看了看表说，“等上了船你再讲吧，半小时后，我得去滑铁卢车站接克拉拉。”

“用不了半小时就讲完了，”我说，“这是个真事儿，而且——”

“还是留着吧，”乔治说，“我听说黑森林晚上都会下雨，会有时间听你讲的。现在要做的是写完清单。”

现在回想起来，我从未能讲完过那个故事，老是被事情打断。那确实是真事儿。

第三章

哈里斯的一个缺点——哈里斯与守护神——获得专利的自行车灯——理想的车座——“检修者”——他有鹰的眼睛——他的方法——他开朗自信——他简单又低端的品位——他的貌相——如何摆脱他——预言家乔治——避免说外语招致不幸的策略——乔治欲知人之本性——他提议冒险一试——他的慎重——条件达成，哈里斯同意支持。

周一下午哈里斯过来了，手里拿着一份自行车宣传单。

我说：“你要是听我的，就把它放下吧。”

哈里斯问：“放下什么？”

我说：“那个崭新的、已获专利的、引发自行车领域革命的、打破纪录的垃圾东西。不管是什么，广告宣传单就在你手里拿的。”

他说：“哦，我还不清楚。咱们要上几个陡坡，我想，确实需要一个质量好的刹车。”

我说：“我们是需要个刹车，这我同意，但不需要一个我们自己都搞不懂的新奇玩意儿，还老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这是自动的。”他说。

“这不用你说，”我说，“凭直觉我就能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上山时轮子会侧偏，所以我们得把它扛上去。到了山顶，呼吸了新鲜空气，它突然间又回归常态。下山时，它开始反思自己无用，为此而感到懊悔，最后是绝望。它会自言自语道：‘我不配作刹车，没能帮上这几个兄弟的忙，反倒成了他们的累赘。我真该死。我就是这样。’然后，不吭一声地它又罢工不干了。这就是刹车干的好事。把它放下吧。你人好，”我继续说，“但就是有个缺点。”

“什么？”他气呼呼地问。

“你太容易轻信他人，”我答道，“看到广告，就盲目地听信和跟从，傻瓜们所想到的与骑车有关的新奇东西，你都一一试验了。你的守护神能干、尽责，她已把你看透。听我一句劝，别去挑战她的耐性。自从你开始骑行，她一定忙个不停。你这样继续下去，会把她逼疯的。”

他说：“倘若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想，那生活就不会有任何改善。如果没有人愿意做新的尝试，世界就会停滞不前。正是由于——”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打断他说，“我同意，人在三十五岁前是该尝试新事物，但过了三十五岁，我认为就该多想想自己了。咱俩都已经努力过了，尤其是你，还曾被一个有专利的煤气灯炸伤过——”

他说：“你知道，我确实认为那是我的错造成的，肯定是我拧得太紧了。”

我说：“我倒认为，是因你处理事情的方式不当所致，你该反思下，可以多听听大家的意见。我嘛，当时并没注意你干什么呢，只记得咱俩正在惠特比路上骑着车，心情平静而愉快，还讨论着三十年战争[12]的事，突然“砰”的一声，你的煤气灯就像枪击一样爆炸了，把我也掀到了沟里。我告诉你媳妇儿你并无大碍，让她别担心，有两个人会把你抬上楼，而且医生也将带着护士马上过来，但她当时那表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他说：“你要是想到把灯捡起来就好了，我想找出引起爆炸的原因。”

我说：“当时根本顾不上，我估摸着把那些碎片捡起来得花两个小时。至于爆炸，那广告词上说它是史上最安全的灯，这本身就意味着出事故的可能性，除了你，人人都明白。还有那个电车灯。”我继续说着。

“哦，那个电灯照明效果的确不错啊，”他回答说，“你自己也这么说过。”

我说：“在布赖顿的国王路上，它灯光灿烂，还吓惊了一匹马。但我们一出肯普镇走进暗处，灯光也随之熄灭，你只好鼓足勇气摸着黑骑。你还记得吧，为了物尽其用，你曾常在阳光明媚的下午亮着车灯骑车到处跑。等到了该开灯时，它自然已疲惫得要关灯休息了。”

“那个破灯是有点儿烦人，”他喃喃自语道，“我记着呢！”

我说：“我都恼火，更别说你了。还有那些车座。”我继续说道——希望他能牢记教训：“你能想出还有哪个打广告的车座你没有试过吗？”

他说：“我一直希望能找到最理想的车座。”

我说：“你就别想了。这个世界本不完美，悲喜参半。也许另有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那里的自行车车座是彩虹做的，填充的朵朵白云。但在这个尘世间，最简单的事就是去适应艰苦的环境。你在伯明翰买的那个车座，从中间分为两半，看着像是一对肾脏。”

他问：“你是指那个按解剖学原理制作的车座吗？”

“应该是，”我答道，“车座的包装盒封面上印有一张图，是一个坐着的骨架——或者说是骨架坐着的那个部位。”

他说：“没错，它展示的是准确的部位——”

我说：“不说细节了，我总觉得那张图不够雅观。”

他说：“从医学角度来说，那是对的。”

“可能吧，”我说，“对一个瘦骨嶙峋的人来说，是的。我试过，我只知道，像我这个肉体之躯，坐上去简直是痛苦不堪。每次骑在石头或凹槽上时，就会被夹一下，就像是坐在了性情急躁的大龙虾上。你用了有一个月呢。”

“我想应该充分试驾后才能给出一个公正的评价。”他回答说。

我说：“你倒是也给了家人一个艰难的考验[13]，如果我能这么说的话。你媳妇儿告诉我，自从嫁给你，从未见过你在那个月里那么脾气暴躁，一点儿不像基督教徒。你还记得座底带弹簧的那个车座吧？”

他问：“你是指那个‘弹簧座’？”

我说：“我是指让你猝然上下颤动，像打开玩具盒即跳出的奇异小人一样的那个。有时你还能回坐到原位，但有时就不能。提起这些事，不仅是要回忆那些痛楚，我想让你记住，这个岁数不宜再冒险尝新了，这是不明智的。”

他说：“别老喋喋不休地提我的年龄。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

“什么的男人？”

他说：“你若不想要，就别要了。但下山时，你和乔治被甩到教堂屋顶上，可别怪我啊。”

“我不能替乔治承若，”我说，“你知道，有时一件小事都能惹怒他。如果真是出了你说的这种事，他会火的，不过，我负责向他解释说这不是你的错。”

“车子没问题吧？”他问。

“那双人车，”我答道，“好着呢。”

他问：“你检修了吗？”

我说：“没有，也不会有谁去检修。现在一切正常，在我们出发之前都没有问题。”我体验过这种所谓的检修。以前在福克斯通有个人，我常在利斯见他。有天晚上，他提议我俩第二天去远途骑行，我同意了。我一早就起床，对我来说算是早的，还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为此我感到沾沾自喜。他迟来了半小时，我一直在花园里等他。那天风和日丽。他见面时说：

“你这自行车挺漂亮的，好骑吗？”

“哦，车子都差不多吧！”我答道，“早上骑起来飕飕儿的，午饭后就蹬着费劲了。”

他抓住车子的前轮和车叉，猛力地晃动。

我说：“你不能那么晃，会晃坏的。”

我想不通他为何要这么做，车又没招惹他。再说了，要晃，也该是我，轮不到他呀。我当时的感受就像是他在打我的爱犬一样。

他说：“这前轮是摇晃的。”

我说：“你这么摇，当然是晃的啦。”其实，之前是好的——一点也不晃的。

他说：“这样有危险，你有钉锤吗？”

我本该坚决点，不听他忽悠，可一想，没准儿他真的懂点行，就到工具房去找工具。我回来时，见他正坐在地上，两腿夹着前轮子，手在来回摆弄着玩儿，车子的其余部分倒放在他旁边的卵石小路上。

他说：“你的自行车前轮有问题了。”

“貌似是的，不是吗？”我答道。但他这种人对幽默永远都不敏感。

他说：“我觉得好像是轴承都有问题了。”

我说：“别再为此费心劳神了，你会把自己搞累的。咱们还是把它装上就动身吧。”

他说：“我们应该找找毛病出在哪里，反正轮子已经下来了。”听他说得好像轮子是偶然自己掉下来似的。

我还没来得及阻止，他就已经不知从哪儿拧下个什么零件，接着十几颗小滚珠撒下来，滚在路上到处都是。

“快拾起来！”他嚷着，“快拾起来！一个也不能丢。”他的神情有些紧张。

我们蹲在地上来回找了半个小时，才找到了十六颗。他希望全都能找到，否则，会严重影响车子的质量。他说拆卸自行车时，千万要小心，不能丢掉任何一颗滚珠，应边拆边数，并确保安装时把所有的滚珠放回原位。我答应他一旦我要拆自行车，一定会牢记他的忠告。

保险起见，我把滚珠都放进帽子里，又把帽子放到门口台阶上。我知道这事儿办得不聪明，真是傻透了。我一般不犯糊涂的，一定是被他影响的。

然后他说，安装时，他会保证帮我装好链子，说着，就立马开始拆卸齿轮箱。我力图劝阻他，我告诉他，我的一个经验丰富的朋友曾正儿八经地对我说过：

“若是齿轮箱出了毛病，就干脆把车子卖了，重买辆新的，会更划算。”

他说：“说这话的人根本不懂行。再没有比拆齿轮箱更简单的了。”

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没错。不到五分钟的工夫，他就把齿轮箱拆成了两半，倒放在地上，弯腰又找开螺丝了。

他说自己总是百思不得其解，螺丝怎么就不见了。

我们继续找着螺丝，这时，埃赛尔伯塔出来了。看见我们，她似乎很惊讶，以为我们数小时前就已经出发了呢。

他说：“我们很快就好。我正帮你丈夫检修他的车子。车子不错，但所有零件都需要不时地进行检查。”

埃赛尔伯塔塔说：“你们干完了若想冲洗下，不介意的话，可以去后厨房洗。姑娘们才整理完卧室。”

她告诉我说，要是见到凯特，她们可能要一起乘船去玩玩，但她一定会回家吃午饭的。我原本可以花上一英镑和她一起去玩玩的。站在这儿，看这傻瓜拆卸我的自行车，我感到心堵。

常识一直在耳边提醒我：“阻止他，别让他再胡闹了。你有权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免遭毁坏。他是个疯子，抓住他的颈脖，把他踢出门外去！”

但每当会伤及别人的感情时，我总是心太软，只好任由他在那儿瞎捣鼓。

螺丝还没找全，他就不找了，还说等你不想找时，螺丝自己会出来的。现在，他要修理车链条。他先将其调紧到不能转动，之后又调得比原先松了一倍。然后，他说我们最好想想如何能把前轮重新安上。

我掰开前叉，他费了半天劲，也没装上。过了十分钟，我让他掰着前叉，我来装轮子。于是，我们交换了位置。才一分钟的工夫，他又放下车子，双手合十夹在大腿间，围着槌球草坪走了一小会儿，边走还边提醒我当心手指不要被车叉和轮辐夹伤了。我回复他说，凭我个人的经验，他提醒得很对。只见他用两块抹布把手包好，我们又接着干起来。终于把轮子安装好了。刚装完，他突然大笑起来。

我问：“你笑什么？”

他说：“唉，我就是个傻缺。”

这是第一次，他的话令我对他刮目相看。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我们忘记装滚珠了！”

我赶紧找我的帽子，它在路中间，被揉成了一团。埃赛尔伯塔塔的爱犬狼吞虎咽，居然在吃那些滚珠。

“他会害死自己的，”埃布森说——我记得他是叫埃布森。那天分别后，一直没再见过他，老天保佑。——“那可是钢珠啊。”

我说：“我倒不担心这狗。这个星期，它已吃下一条靴带和一盒针了。大自然是最好的向导，看来小狗们需要这种刺激了。我在担心我的自行车。”

他心情愉快地说：“好，我们必须把所有找到的滚珠都安上，相信吉人天相吧。”

我们找到了十一颗，一侧放了六颗，另一侧放了五颗。半小时之后，轮子又归置原位了，但现在车明摆着是摇晃的，连小孩儿都能看出来。埃布森说暂且没什么问题。他看起来有些乏了。若此时我提出让他回家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走的。但我决定得先让他把车子给装好再说。至于骑行，我已经打消了念头，这自行车所带给我的那点自豪感，也被他抹杀了。现在唯一的乐趣就是看到他被自己刮了、磕了、夹了。于是，为了让他振作精神，我端上一杯啤酒，还夸了他几句。我说：

“看你修车真让我获益良多，不仅是你的技术与熟练令我赞叹，还有你身上的开朗自信，以及你那无法言喻的冀望乐观，使我深受启发。”

受此鼓励，他立即着手重新修理齿轮箱。他把车子靠墙立着，在外侧干了起来。一会儿，又把车靠在树上，在另一侧捣鼓了一阵。接着，我帮他扶车，他躺在地上，头在前后轮之间，从下面忙乎一番，机油滴到了身上。然后，他接过车子，弓腰跨上，像个驮鞍似的，又终因失去平衡，翻倒在地，磕了脑袋。他说了三遍：

“谢天谢地，终于修好了！”

又说了两遍：

“不，决不会是这样！”

第三遍说的什么，我不想去回忆了。

之后，他大发脾气，拿我的车子出气。但我欣慰地看到我的车之魂，使得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升级为几乎是他和车之间的一场混战。此时，自行车倒在石子路上，他压在车子上。彼时，双方互换位置——他倒在路上，自行车压在他身上。现在，他站起来了，两腿紧紧地夹着车子，为胜利而自豪。然而，胜利只是昙花一现。顷刻间，自行车挣脱了出来，倒向他，一侧的把手正好击中他头部。

差一刻一点时，污手垢面、衣容不整、伤口血流不止的他爬起来，擦了擦额头说：“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了。”

车子看起来也像是吃尽了苦头。说不清哪一方损伤严重。我带他去了后厨房，没有苏打水和适当的用品，他将就着冲洗干净后，我送他回家了。

我又叫了一辆出租车拉着自行车去最近一家修车铺。领班上前来看了看，问道：“你想怎么修？”

“我想，”我说，“尽量让它恢复如初吧。”

“有点难度，”他说，“我尽力吧。”

他尽其所能，因而收了我两镑零十便士。但木已成舟，实难挽回了。我只好在季末，把它送给了代理商，请他代卖。我不想欺骗人，交代他告诉有意向的买家这是去年的一款车，但他认为无需提及年份之事。他说：

“做这一行，真假不是问题，关键是怎么让人能相信你。现在，你知我知，这辆车不像是去年的款了。从外观上看，倒像是骑了十年的。我们不提年份，尽力卖个好价钱就行了。”

我把这事交由他处理，他给了我五英镑，说已经超出了他预估的价位。

自行车可为你提供两种锻炼的方式：“检修”和“骑行”。总之，我确信那些以修车为乐的人从中获得了最大的好处。他不受天气的影响，不受路况的困扰。给他一把钉锤、一捆碎布、一个油罐，和一个能坐的东西，他就能快乐一天。当然，他也得克服一些不利因素，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快乐。他永远都像个修车匠，还时刻惦记着设法改装那偷来的自行车。不过，他几乎从未敢越雷池一步，这倒也没什么关系了。有些人误认为他们能在同一辆自行车上兼得这两种方式的运动，那是煎水作冰，不可一车二用，因其承受力有限，你只能二选一，当“检修者”或是骑行者。我个人喜欢骑行，所以我一直谨慎，不为任何检修的诱惑所动。每当车子出了毛病，我就推到最近的修车铺去。如果离镇子或村庄太远而走不到的话，我就在路边等着搭乘路过的马车。我发现，我的主要诱惑来自于四处游荡的检修者。他们只要看见车坏了，就会像乌鸦见到路旁的死尸般地猛扑过来，在示意友好的叫声中带着得意。起初，我总是婉言谢绝。我会说：

“没什么，不烦劳您了。您忙自己的去吧。权当是帮我了，请您离开吧。”

然而，经验告诉我，在这种异常情况下，礼貌无济于事。现在，我就直接说：

“你走开吧，别碰我的车，否则，我就敲掉你那愚蠢的脑袋。”

如果你很坚定，再拿根短粗的棍棒，一般来说，就能赶走他。

这一天的晚些时候，乔治进来了。他问：

“唔，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我说：“周三前我这儿没问题，只要你和哈里斯没事。”

他又问：“双人车没问题吧？”

“双人车，”我说，“一切正常。”

他说：“不需要检修一下吗？”

我答道：“岁月和经验告诉我，几乎没有什么事能让一个男人坚定信念，那么眼下，我只对屈指可数的几件事坚信无疑，其中之一就是这辆双人车不需要检修。如果我还活着的话，我敢说从现在起到周三早上，没有人会去检修它。”

乔治说：“我是你的话，不会为这种事动气。也许在不远的某一天，你的车子出毛病了，不得不送去修理，虽然你早就想歇歇脚，但离最近的修车铺还隔着几重山，你只好向路人大声求问油罐该放哪里、钉锤怎么用。当你费力地把车靠树放稳时，你就该盼着能有人来帮着清洗链条，再给后轮胎打点气。”

我觉得乔治的责备有些道理——有一定的预见性智慧。我说：

“原谅我的漠视。其实是早上哈里斯在这儿——”

乔治打断说：“别说了，我明白。另外，我是来和你说别的事。你看。”

他递给我一本用红布封面装帧的小册子，是为德国游客编写的英语会话指南。第一章是“在汽船上”，最后一章是“在医院”，最长一章的主题是在火车车厢里的会话，显然，会话者们都是些粗鲁、爱吵架的疯子：“先生，您不能离我远点吗？”——“不行，夫人，我旁边这人很胖。”——“咱不能把腿放好吗？”——“劳驾，请把胳膊肘放低点。”——“夫人，希望您靠在我的肩上，不会感到有何不便。”不管这话是否带有讥讽意味，其意思很明显——“我确实得请您挪一下了，夫人，我快喘不动气了。”编者给出的情景想必是车厢里的乘客此时都挤成了一团。该章的结束语是：“谢天谢地，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了。”一声虔诚的感叹，在当时的情形下，听上去一定像是大合唱。

在书后附录里，列出了德国游客在英国旅游期间保持健康和愉快的一些贴士，其中主要的几条有：要始终随身携带消毒粉、晚上锁好房门、仔细清点零钱。

“这种书没什么意思，”我说，把书还给了乔治。“我个人是不会把它推荐给将要来英的德国游客，我觉得会引起他们的反感。我也看过在伦敦出版的几本指南，是写给出国游的英国人看的，全是垃圾。不知哪位有学问的白痴，把七国语言混为一谈，装模作样地编写了这些当代欧洲旅游手册，提供的都是些错误的资讯和攻略。”

“你不可否认，”乔治说，“这些书的需求量很大。我了解到，已卖出数千册了。在欧洲的每个城市，到处都能听到人们在照搬书里的会话。”

“有可能，”我说，“好在没人听得懂。我在火车站站台以及街角也见到过有人在大声念书里的会话。没人知道他们讲的哪国语言，也没人能听懂他们说的什么。可能真要是有人听懂了，他们就会受到攻击。”

乔治说：“也许你是对的。我真想看看，如果有人听懂了，会是什么情况。我建议，咱们周三早上早点到伦敦，就以这本书为指南，花上一两个钟头逛街和购物。我想先买一两件小东西——帽子和卧室拖鞋。我们的船十二点才从蒂尔伯里出发，所以我们有宽裕的时间。我去试试书里写的这些会话方式，看看效果怎样，再看看以这种方式和外国人说话，他们作何反应。”

这个主意极富冒险性，我很感兴趣，主动提出陪他一起去，到时我等在店外。我说哈里斯也应该会愿意一起进店的，或等在外面。

乔治说这并不是他最初的计划。他想的是我和哈里斯都陪他进店里。哈里斯看上去很强悍，有他在场给撑腰，我在门口可随时报警，他说愿意去冒险一试。

我们走到了哈里斯家，把这个想法说给他听。他仔细地看了一遍书，特别是与买鞋帽有关的章节，然后说：

“乔治若是照这书里写的去和卖家说话，那他需要的就不是支持了，他需要被送进医院。”

这话让乔治很生气。

“看你说的，”乔治说，“好像我是个愣头愣脑、有勇无谋的小青年。我当然会避免用那些粗俗、侮辱人的语言，而选用礼貌一些、不惹人生气的话来说的。”

这一点沟通好了，哈里斯同意配合，我们决定下周三一早就出发。

第四章

哈里斯何故认为家里不需闹钟——孩子们的社交本能——孩子关于清晨的思考——不眠的守夜人——他神秘莫测——他急于求成——夜思——早餐前的创作——好羊与恶羊——善良的弊端——哈里斯的新炉子出师不利——波杰叔叔的日常出行——老年市民被视为赛跑者——我们抵达伦敦——我们以游客的语言说话。

星期二傍晚，乔治来到哈里斯家，并留下过夜。我们认为这样的安排要比他自己的提议更妥当。他原本想让我们一早出发时顺路去他那儿接上他，就是说我们要把他从被窝里拖出来，摇醒，从而开启新的一天——这实为一桩累人的差事。我们还要帮他找东西、装行李，等他用完早餐。从旁观者看来，是既无聊又可笑，简直令人生厌。

我清楚如果乔治睡在哈里斯的“乞丐窝”里，他准能按时起床。我自己体验过，知道是什么情况。你以为是大约午夜时分，实际上可能要更晚一点儿。你刚入睡，突然被过道里的吵闹声惊醒，听着像是骑兵队在你的房门外疾驶而过。你在半梦半醒间，弄不清究竟是夜贼入室，还是世界末日，或煤气爆炸。你腾地坐了起来，仔细辨听。没过多一会儿，已是次日早晨了，你又听到猛烈的摔门声，像是有人或是茶盘里的什么东西从楼上滚了下来。

“我告诉过你的。”外面有人说，紧接着又听到什么硬东西弹撞你的门板，从其声音维度判断，像是头部。

这时，你慌乱地满屋子到处找衣服。睡前你放衣服的地方已空无一物，衣服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此时，这场谋杀案，或是革命，或无论什么，仍未得到制止。你沉静了片刻，俯身把头探到衣柜下面，想找拖鞋，结果听到了远处持续的砰砰敲门声。你猜想，受害者应该就藏在那里，他们是要把他拉出来解决了。你能及时去营救他吗？敲门声停止了，一个可爱、令人欣慰的声音懦怯地问道：

“爸爸，我能起床么？”

你听不到另一个声音，只听那小孩儿回答说：

“不是，是洗澡——没有，她没受伤，只是弄湿了。好的，妈妈，我会把你的话告诉他们的。不是，一个意外而已。嗯，爸爸再见。”

接着，这孩子提高了嗓门对着屋内的远处喊道：

“你们还得再上楼。爸爸说不到起床时间呢。”

你也回到床上躺下，听到有人被拽上了楼，显然是很不情愿。看得出主人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几个没住人的房间正好都在孩子们的房间楼下。你可以断定，那个被拽上楼的孩子仍在顽强抵抗，但还是被按回到床上。你能相当精准地定位跟踪这场搏斗，因为每次孩子被摔回到席梦思上，在你头顶正上方的床架就会震动，而每次你听到地板上咕咚一声，你就知道那孩子成功地挣脱下床了。过一会儿，搏斗的声音减弱了，也可能是床已散架，你又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但是瞬间，仿佛是瞬间，你又睁开眼睛，清醒地看到眼前的一切。你的房门半掩半开着，门口摞着四张严肃的面孔，正直勾勾地盯着你，感觉你是被特别存放在这里的某种天然珍品。见你醒了，最上面的那个脸跨过其他三个镇静地走进来，友好地坐到床边。

“哎呀！”他说，“我们不知道你醒了。我都醒了一会儿了。”

“我猜到了。”你简短地答道。

“爸爸不喜欢我们起得太早，”他接着说，“他说只要我们一起床，房子里所有的人都会被吵醒。所以，当然了，我们不能起得太早。”

他的语气温顺，折射出善良、自尊的天性，和自我牺牲的觉悟。

“你这还不算起床么？”你诱导性询问。

“哦，不算，我们还没起床呢，你看，我们都还没穿好衣服。”这倒是明摆着的。“爸爸早上总是很累，”孩子接着说，“当然啦，那是因为他白天工作很辛苦。你早上也会累吗？”

这时候，他转过身去，才发现其他三个孩子都已经跟进来了，他们围成半圆坐在地上。从神态上看出，他们明显是误认为这里将要上演脱口秀或魔术表演之类的节目，正在耐心地等着你起床后表演点儿什么。第一个进来的孩子意识到他们竟然来到客人的卧室，感到很吃惊，立马命令他们出去。他们却不理睬，也不争辩，坐在那里鸦雀无声。突然，他们同时都扑到第一个孩子的身上。你从床上看过去，他们手脚挥舞扭成一团，活像一只喝醉的章鱼在寻找自己的屁股。他们谁也不说一句话，这似乎是一种成规。你若穿着睡衣，从床上跳起来，只能是添乱；你若穿得低调简单，待在原地呵斥住手，他们充耳不闻。所以，最简单的办法还是让大儿子去处理吧。他确实不一会儿就把他们都撵出去，随即关上门。但是，门接着又开了，一个孩子，一般是缪里尔，一头扎了进来，像是被弹弓发射进来似的。长发成了她的软肋，因为容易被人抓住。她很清楚这一点，只见她一手紧握头发，另一只手握拳出击。大儿子再次打开门，他聪明地顺势把缪里尔当作武器，去抵挡进攻的人墙。你能听见缪里尔的头和外面两个头碰撞发出的闷响声，他们被冲散了。完胜后，他又坐回到床边。从他身上看不到战斗过的艰辛，他已将其全抛在脑后。“我喜欢早晨，”他说，“你呢？”

“有些，”你表示赞同，“很不错，但有些不是那么太平。”

他毫不理会你的异议，他那脱俗的脸上流露出恍惚的神情。

“我想把生命永远定格在早晨，”他说，“此时的一切多么美好。”

“嗯，”你回答说，“如果你老爸邀请了一位急躁易怒的客人来家里过夜，又事先没提醒他这里的情况，也许你会的。”

他从沉思中回过神来，恢复了平常的自己。

“花园里真让人陶醉，”他建议说，“你不想起床去打会儿板球么？”

若想睡觉的话，这个主意不可取，但现在，事已至此，比起无奈地清醒着躺在床上，这个计划还不赖，于是你同意了。

那天，后来你才得知，孩子们的解释是因你睡不着，一大早就醒了，想去打板球，而孩子们接受的教育是任何时候都要以礼待人，陪客人是他们的职责。吃早饭时，哈里斯太太抱怨说，至少你该让孩子们穿好衣服，再带他们出去。哈里斯也感伤地对你说，有你这一次的榜样和助长，他数月的努力全都泡汤了。

到了周三早上，乔治大概是嚷着要五点一刻起床，还让孩子们跟他学绕黄瓜架骑车的技术，并说服了哈里斯同意借用他的新车。这次，哈里斯太太没有责备他，因为她感觉这不可能是乔治一人的主意。

哈里斯的孩子们没有以牺牲朋友或伙伴为代价来逃避责怪的意思。他们个个都很诚实且勇于担当。他们对事情的理解很直接。你向他们解释你原本没打算清晨五点就起床去槌球草坪打板球，或是效仿罗马天主教徒用十字弓[14]射击绑在树上的假人，其实，你真想随心所欲，美美地睡上一觉，直睡到八点被轻柔礼貌地叫醒，并送上一杯茶水，他们听后会先感到惊讶，接着是歉意，最后是负疚。至于眼下乔治不到五点就醒来，究竟是睡到自然醒的，还是因为一个意外飞进他卧室窗户的自制飞镖吵醒的，这个纯学术问题因为可爱的孩子们坦率地认错和自责而得以解决。如同大儿子所说：

“我们本该想到乔治叔叔白天还有很多事要做，我们本该劝他多睡会儿的，这都是我的错。”

但是偶尔改变一下作息时间，对任何人都没有坏处，而且，我和哈里斯都认为，这对乔治来说是有益的锻炼。我们早就决定，等到了黑森林，每天五点钟起床。其实，乔治自己提出四点半就起床，但我和哈里斯说差不多五点起就够早了，不会耽误我们六点出发，这样，能赶在白天最热的时候之前，骑完多半的路程。偶尔可以早点走，但不必天天如此。

那天早上我自己五点起来的，比我计划的要早。睡前我给自己定的“六点，准时起”！

我知道有人到点自己就能准时醒来。他们躺下时对自己说“四点半”，“四点四十五”或“五点一刻”，视情况而定，等时间一到，他们立刻睁开眼睛。真是不可思议，你越细想，就越觉得神奇。一定是脱离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某个“自我”，无需借助钟表、太阳，或任何我们认知的某种媒介，当我们熟睡时在给计时，在黑暗里默默地为我们守望。时间一到，它会轻声地说“时间到了”，我们即刻醒来。我曾跟一个守河堤的老伙计聊过，他的工作要求他每天早上涨潮前半小时起床，他说从来没有一次晚起过一分钟。后来，他甚至从不用掐算潮汐的时间。晚上疲惫地躺下，睡个无梦的好觉，到了早晨，那隐形的守夜人犹如潮汐自身，会在不同的时间点默默无闻地负责叫早。是他的灵魂在夜幕下游走于泥泞的河岸，还是那守夜人通晓大自然的规律？何是何非，这个老伙计自己毫无察觉。

我的情况有所不同。我的守夜人似乎对自己的工作有些生疏。他尽其所能，却急于求成，他越怕出错，就越容易错。比如，我告诉他，“五点半，请叫醒我”。结果，才两点半，他就开始叫我了。我看了下表，他说也许是我忘了给表上发条。我把表放到耳边，听见表针在走。他又认为可能是表出问题了，他坚信至少已是五点半了。为了让他心悦诚服，我穿上拖鞋去楼下餐厅看表。深更半夜裹着睡衣、趿拉着拖鞋在房间里游走，可想而知会出什么状况。多数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所有东西——特别是带尖角的——都在暗自得意，准备要袭击他。你若穿着一双厚实的靴子，所有东西都会为你让路，但你若光脚穿着绒绣拖鞋穿梭于家具之间，你就会踢到什么。我非常生气地回到床上，拒绝听他荒谬的狡辩，他竟然说房子里所有的钟表合谋起来骗我。过了半个小时，我才又睡着了。从四点到五点，他每隔十分钟就叫醒我一次。我真后悔，不该让他叫我起床。到了五点，他累了，自己去睡了，把这差事交给了一个女孩子，结果，她比平时晚了半个小时才来叫我。

就在这个周三，我被他烦的不得不五点就起床，只为躲避他。起来后又无所事事，火车八点才开，行李都已打包，已经在前一天晚上同自行车一起送到芬乔奇街车站[15]了。我走进书房，想写上一个小时的东西。一直认为大清早不适宜搞创作，腹中空虚。故事只写了三段，然后，自己通读了一遍。我的作品曾遭受过一些非议，但还没有看到褒扬这三段内容的评论，因为我已将其扔进了废纸篓里。我坐下来，仔细回想是否有任何慈善机构愿为处于衰退期的作家赞助点儿补助金。

不能再这样随心乱想了，我拿了个高尔夫球放进口袋，选了一根球杆，溜达着进了小围场。两只羊正在吃草，它们尾随着我，对我打球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其中一只是友善、富有同情心的老羊，我想她并不懂这项运动，大概是被我大清早跑来做这般无聊的事所吸引。我每击一球，她就咩咩地叫：

“好——球，太——好——啦！”

她高兴得好像是她自己打了好球。

另一只老羊脾气古怪、难以相处，她的朋友在给我加油，她却在泄劲。

“臭——球，太——臭——啦！”我几乎每击一球，她都这样瞎起哄。事实上，有几个球打得相当漂亮，可她就是故意跟我作对，想激怒我。我能看出来。

一场意外的事故，令我深感遗憾。飞得最快的其中一球，正好击中那只好羊的鼻子。见此，恶羊大笑起来——笑得洋洋得意、肆无忌惮，笑声嘶哑粗俗，而好羊却被吓得呆立在那儿，一动不动，像是被粘在了地上。恶羊头一回变换了声调，咩咩叫道：

“漂——亮，很——漂——亮！打——得——很——精——彩！”

如果我击中的是那恶羊，我宁愿倒贴钱。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总是好人多磨难。

我在围场里待得忘了时间，埃赛尔伯塔来告诉我已经七点半，要吃早餐了，我才想起胡子还没刮呢。我急忙随便刮了两下，这令埃赛尔伯塔很不高兴。她怕我邋遢的形象会让外人觉得我精神抑郁，有自杀倾向，以至于会让邻居们说闲话，以为我们夫妻不和。她还暗讽我说，我的相貌不容糊弄。

总之，我很高兴，这次和埃赛尔伯塔道别时不用啰唆个没完，我可不想惹她难过。我本该多向孩子们叮嘱几句的，尤其是我的鱼竿，别拿去当板球门柱用了，而我又讨厌赶火车。在离火车站还有四分之一英里时，我赶上了乔治和哈里斯，他俩也在急乎乎地跑着。他们晚来的原因是——当我们并排小跑时，哈里斯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都怪厨房的新炉子。今早是第一次用，不知何故，锅里的腰花溅出来烫伤了家里的大厨。他希望等我们回来时，炉子就用得顺手了。

我们差点儿误了火车，真有俗话所说“死里逃生”的感觉。我们气喘吁吁地坐进车厢，回想着早上发生的一切，波杰叔叔赶火车的情景又历历在目。一年中有二百五十天，他都在赶九点十三分的火车，从伊灵公园去穆尔盖特街。

从他家到车站走路八分钟。他总是说：

“留出一刻钟的余地，就不用着急忙慌的了。”

可他实际上总是提前五分钟才出门奔跑。我不知何故，但这是郊区这一带的习俗。那时，许多长得肥实的伦敦绅士住在伊灵——我想现在还有一些仍住在那里——他们赶早班火车去市里上班，但都不提前出门。他们一只手拿着黑包和一份报纸，另一只手拿把雨伞。无论天气好坏，他们都是在距车站还剩四分之一英里时，开始狂奔。

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主要是女佣和跑腿的男孩儿，时而还有沿街叫卖的小贩加入，通常在晴朗的早晨，不约而同地聚在一块儿，看着他们匆匆跑过，还为跑在最前面的人加油。这算不上是表演赛，他们跑得不好，也跑不快，但他们都很专注，拼了老命在跑。与其说这个场面激起了人们对美的崇敬，倒不如说是对尽心竭诚精神的由衷敬佩。

偶尔，人群中会下个赌注，娱乐一下。

“二比一，穿白马甲的老先生会输！”

“十比一，押老吹管，赌他路上不摔跤！”

“押帝王紫峡蝶[16]！”这个绰号是一个喜欢昆虫学的年轻人送给我叔叔的一个邻居的，一位退伍军人——他待着不动时仪表堂堂，但一动起来脸就涨得通红。

我叔叔和其他人要给《伊灵报》[17]写信，强烈投诉当地警察坐视不管，编辑也将就“下等阶层的文明退化”一题发表社评，特别是针对整个西郊地区。但均未见效。

其实，不是我叔叔起得晚了，而是在出门前的一刻，总会出各种状况。先是早餐后找不到报纸。通常一看到他惊讶愤怒的表情，我们就知道波杰叔叔又丢东西了。这时，他总要怪罪全世界的人，却从不对自己说：

“我是个粗心的老头，总是丢三落四的。我老不记得把东西放哪儿了，自己也找不到了。我这样一定给大家惹了很多麻烦，我必须得改改了。”

相反，他的逻辑很奇怪，他深信任何时候丢了东西，都是家里其他人的错，而自己没错。

“刚才还在我手里拿的！”他大声叫嚷着。

听他的口气，你还以为他生活在魔法师中间，是他们对东西施了咒语只为惹他生气。

“你会不会放在花园里了？”我婶儿提醒道。

“我为何要放在花园里？我不想放那里，我要带上火车看的。”

“你没放口袋里？”

“上帝保佑这个女人！都差五分九点了，要是报纸一直在我口袋里，你以为我还会站在这儿找吗？你当我是白痴啊？”

这时，有人会说，“这是什么？”然后递给他一份叠得整整齐齐地报纸，也不知从哪儿拿来的。

“我真希望你们都别碰我的东西。”他吼叫着，粗暴地一把夺过报纸。

他打开提包，把报纸放进去，又停下来，扫一眼，愤而不语。

“又怎么了？”婶子问道。

“这是前天的！”他回答说，气得喊不出话了，把报纸一把摔在桌子上。

偶尔换个说法，说是昨天的多好啊，但他每次都说是前天的，若在周二，他就会说上周六的。

真是骑着驴找驴，我们最终在他身子底下找到了。然后，他略露笑容，那是牵强的微笑，是一个人感到自己与一群不可救药的白痴共命运时所露出的疲倦的笑容。

“每次都是，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他只说一半就不说了，还得意自己有自控力。

这事儿解决了，他朝门厅走去，我的玛丽亚婶婶照例把孩子们都叫来，准备和他道别。

我婶儿每次外出，都要和每个家人亲切地道声别，即使是去隔壁邻居家串个门。她常说，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个孩子不见了踪影，其余六个孩子一经发现，便毫不迟疑，立马一哄而散，四处去找。他们刚一走开，失踪的孩子不知从附近的哪个角落冒出来，还总是义正词严地为自己开脱。然后，又立刻跑去找那几个孩子，让他们别再找了。就这样你找我，我找你，至少五分钟过去了，这期间我叔叔找到雨伞又丢了帽子。最后，大家终于重新聚齐在门厅，此时，客厅里九点的钟声即将敲响。那冰冷、逼人的钟声总是把我叔叔搞得不知所措。慌忙中，有的孩子他亲了两遍，有的他又错过了，记不准亲过谁了，谁还没亲，只好从头再来一遍。他常说，一定是孩子们故意捣乱，我也不想坚持说这个指控全无道理。尤其是一个孩子脸上老是黏糊糊的，还总是这孩子最缠人，这更给他增加了麻烦。

如果一切都太顺利，没惹出什么乱子，这时大儿子就会出来编谎子，说家里所有的钟表都慢了五分钟，害得他一天上学迟到了。这会让我叔叔性急地冲到门口，又猛然想起自己既没拿包也没带伞。孩子们全都跟着他冲出去，两个人抢着拿伞，其他的争着提包，我婶儿也无可奈何。当他们回来后，大家发现叔叔还是把最重要的东西忘在了门厅的桌子上，不知道他回来要怎么说了。

九点过一点儿，我们到达滑铁卢车站，立刻展开了乔治的试验计划。我们翻开题为“在出租马车站”这一章，走到一辆双座马车前，摘下帽子，向车夫问“早安”。

这位车夫不想在礼节上输给外宾，不管真外宾还是冒充的，他叫一个“查尔斯”的朋友帮他“拉住缰绳”，自己跳下车厢，朝我们鞠了一躬，若特维多普先生[18]在世，他定会感到自豪。车夫以代表国家的口气，欢迎我们来到英格兰，还为女王陛下此刻不在伦敦而深表歉意。

我们不知该如何以礼回应，书里没有写到。我们称呼他“马车夫”，对此他又朝着马路鞠了一躬。我们问他能否送我们去威斯敏斯特桥路。

他把手放在胸前，说非常乐意。

乔治选用了这一章里的第三个句子，问他车费是多少。

这个问题让谈话沾上了铜臭味，似乎伤害了他的感情。他说从不向尊贵的客人收费，倒是可以给他纪念品——钻石领带夹、黄金鼻烟盒，诸如此类的小东西，能让他记住我们。

随着一小群人聚集过来，车夫的玩笑也开得越来越没边儿了，我们不想再多说什么，便上了马车，在一片欢叫声中离开了。刚过阿斯特利剧院[19]，有一家鞋店，看上去像是我们要找的地方，于是，就让马车停了下来。这家店里的靴子爆棚，早上还拉着百叶窗呢，靴子已经摆出店外了。一摞一摞的靴盒子摆到了人行路上和对面的排水沟里，门上和橱窗上到处悬挂着靴子，遮帘也仿佛成了灰蒙蒙的藤蔓，挂满了一串串黑色和棕色的靴子。店内就像一个靴子博物馆，我们进去时，店主正忙着用凿子和锤子拆开一个装满靴子的货箱。

乔治摘下帽子说：“早上好。”

店主连身都没转一下，让我第一感觉是他不太好说话。只听他咕哝了一句什么，可能是“早上好”，也可能不是，又继续埋头干他的活。

乔治说：“我的朋友X先生推荐我来你这里。”

按书上写的，他本该回应说：“X先生真是个好人，能为他的朋友服务是我莫大的荣幸。”

而他却说：“不认识此人，从没听说过。”

这令我们很尴尬。书里列出了三四种买靴子的方法，乔治认真挑选了以“X先生”为情景的这个最文雅的一种。你和店主多聊聊“X先生”，以此增进和他之间的友谊和了解，然后，你就自然从容地直奔主题，那就是，你要买“物美价廉”的靴子。但显然，眼前这个粗俗、倔强的店主不喜欢这些繁文缛节，同他这样的人做生意，必须干脆点儿。乔治放弃了“X先生”，翻到前一页，随意挑了一句。不幸，正好挑中一句万能的废话。在当下我们被靴子围堵，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这句话无疑暴露了我们的愚笨。这句话是：“有人告诉我，你这儿卖靴子。”

店主这次放下了凿子和锤子，看着我们，声音沙哑、一字一顿地说：

“你说我囤这些靴子要干吗——闻味儿么？”

他是属于开始沉默不语，但发起火来就不可控制的那种人，内心的压抑像酵母一样在体内慢慢发酵。

“你说我是干什么的，”他接着说，“靴子收藏家？你说我开这店是为什么——锻炼身体？你以为我对靴子情有独钟，爱不释手吗？你以为我四处挂的靴子，只为观赏？还不够多吗？你觉得你是在哪里——国际靴子博览会？你说这些靴子都是干什么用的——古董收藏？你还听说过有人只开店不卖鞋吗？你觉得靴子只是用来装饰美化店铺的？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头号白痴？”

我一直坚持认为这些旅行会话书一点儿不实用。我们想要的是这个有名的德语习语“保持冷静，别发火”[20]所对应的英语表达。

把这本书从头至尾看完，也没找到类似的表达。但值得称赞的是乔治从中选用了一句再恰当不过的话，他说：

“等你进新款靴子了，我会再来的。再见！”

说完我们就回到车上离开了，店主自己站在挂满靴子的门口中间还朝我们嚷嚷着。我听不见他说的什么，但过路人看上去好像挺感兴趣。

乔治想再去一家鞋店重新一试，他说正好也要买一双卧室拖鞋，但我们都劝他等到了另一个城市再买，那里的零售商肯定更习惯于这样的说话方式，或是更友善、随和一些。但是，说到买帽子，乔治坚持说不戴帽子，他就不能去旅行，于是，我们只好在黑修道士路上的一家小店门口停下来。

这家店主是个喜气开朗、目光炯炯的小个子，他服务热情周到，而不是拒人千里之外。

当乔治照着书上写的问他，“你这有帽子么？”他没有生气，只是停下来挠着下巴，稍作思考。

“帽子，”他说，“让我想想。有的，”——此刻，他慈祥的脸上露出愉快的微笑——“没错，我想起来了，我是有顶帽子。但是请告诉我，您为何问我这个？”

乔治解释说，他想买旅游帽，关键要“质量好”。

店主的脸拉了下来。

“哦，”他说，“您这下难住我了。您要是想买劣品帽子，实际不值那个标价，也不能戴，只能拿来擦擦窗户的话，我倒能给您找一顶。可您要质优的——没货，我们没有库存。但是，等下，”乔治脸上流露出失望的表情，他接着说，“别急，我这儿有一顶帽子，”他走过去拉开一个抽屉，“不算太好，但比我卖的大多数帽子要好些。”

他拿上前来，平摆在手掌上。

“您觉得怎样？”他问道，“您能接受吗？”

乔治戴上帽子，走到镜前照了照，然后从书里又选了一句评论的话说：

“我戴着大小正好，但是，请告诉我，我适合戴吗？”

店主后退几步，从远处打量了一番。

“坦白地说，”他回答说，“我觉得不适合。”

他转身对着我和哈里斯说：

“其实，你们的这位朋友相貌英俊，但不显山露水。这会儿戴上帽子，我觉得更是真人不露相了。”

这时候，乔治已感到足够开心了，不想继续跟这位店主玩儿了。他说：

“好吧。我们还要赶火车，多少钱？”

店主答道：“四镑六，先生，我觉得，其实也就值这个价钱的一半。您是想用牛皮纸还是白纸包起来呢，先生？”

乔治说不用包了，然后付了四镑六银币就走了，我和哈里斯也跟了出去。

在芬乔奇街，我们和车夫讲到了五先令的车费，并付给了他。他再次礼貌地鞠了一躬，请我们代他向奥地利国王问好。

在火车上我们分析总结，二比一得出本次试验以失败告终。乔治垂头丧气，把书扔出了车窗。

我们看到行李和自行车已装上了船，十二点顺着潮水扬帆启程了。

第五章

必要的离题——从一个哲理故事说起——本书的魅力之一——算不上成功的报纸——宗旨：“寓教于乐”——问题：何为教，何为乐——最受欢迎的游戏——英国法之行家见解——本书的又一魅力——广为流传的歌曲——本书的魅力之三——少女深居的森林——对黑森林的描述。

故事讲的是一个苏格兰人爱上了一个姑娘，渴望娶她为妻，但他同本民族的人一样谨慎有加。他发现周围许多被看好的联姻却最终逃不出分手的结局，只因新娘或新郎误把对方想象得太完美，这不禁令人失望和沮丧。他决定自己决不让此理想破灭的事重演，所以就采取了以下求婚方式：

“珍妮，我只是个穷小子，既没钱给你，也没地。”

“哦，但你还有你自己啊，戴维！”

“我倒希望能有点别的什么，姑娘。我是个无能之辈，珍妮。”

“不，不，有很多人长相比你差得多，戴维。”

“我没见过，姑娘，我觉得我也不该在乎这个的。”

“平凡一点更靠谱，戴维，这样你在外面就不会拈花惹草，在家里也不会指手画脚。”

“珍妮，你可别信那个，菜园里最活蹦乱跳的雄火鸡并不是最漂亮的。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追着女生跑的人，我怕你会对我生厌的。”

“哦，但你有一颗善良的心，戴维，而且你很爱我，我知道的。”

“我真的很喜欢你，珍妮，可我不能保证这种感情能维持多久。我有自己的做事方式，不受任何事情左右。我妈妈会告诉你，我的脾气很坏，像我那穷鬼老爸，我想，随着年龄的增长，脾气也不会改的。”

“是你对自己太苛刻了，戴维，你是个诚实的人，我比你自己更了解你，我相信你会让我幸福的。”

“可能吧，珍妮，但我依旧担心，若好男人嗜酒成性，那对妻儿来说，也不是一件幸事。每当威士忌的香味扑鼻而来，我就变成了泰河湾的鲑鱼，肆意豪饮，怎么喝也喝不够。”

“即使这样，你在清醒的时候，就是个好人，戴维。”

“没喝醉的话，珍妮，也许我是的。”

“戴维，那你会和我永不分离，为我工作赚钱吗？”

“我没有理由不娶你，珍妮，但先别跟我谈工作的事，我实在承受不了。”

“不管怎样，你会尽心尽责，对吧，戴维？就像牧师说的，没人能比你做得更好。”

“珍妮，那只是我最好的一面，而且我不能保证都能做到。咱们都是普通人，你很难再找到比我更渺小的凡人了。”

“好，好，你说的都是实在话，戴维。很多小伙儿喜欢用甜言蜜语对姑娘许下爱的誓言，却不信守承诺，伤了姑娘的心。你说的都在理，戴维，我要跟你在一起，看看到底会怎样。”

至于结局如何，故事没有交代，但感觉这位姑娘无论如何都不能抱怨自己争取来的成果。不管她是否抱怨过——因为女人说话总是没有逻辑，男人在那种事上也好不了多少——想到自己不该受任何责备时，戴维定会心满意足。

我希望对本书的读者同样是坦诚相待，在此，我真诚地公开本书的缺点，以免误导读者。

本书信息纯属无用。

如果有人想以本书为指南游历德国和黑森林，他可能尚未到达诺尔[21]就会迷路。但不管怎样，对他来说，这已是再好不过的。离家越远，他碰到的困难只会越大。

我不擅长提供实用信息。这一认识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有深刻的经验之谈。

早期我从事新闻业，就职于一家报社，是当今许多通俗期刊的先驱。我们提出寓教于乐，至于何为教、何为乐，由读者自行判断。我们向婚期即至的新人读者们提供详尽的忠言，若得以采纳，他们将会在幸福天堂里羡煞旁人。我们还以实例和数据向订阅者们提供养兔致富之秘笈。令其惊讶的是，我们在坚守新闻工作的同时也养起了兔子。我经常引用官方来源，明确地证实养兔赚钱之道：具备一点判断力，精选十二只兔子，饲养三年则可年赚两千英镑，且收入持续猛增，不想赚钱都难。也许他并不缺这钱，也许他不知该如何用这笔钱，但他确实已盆满钵盈。尽管我知道很多人已行动起来，却尚未遇见一年身价值两千镑的人，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大概是持续走俏的养兔风潮削弱了人们的判断力吧。

我们告诉读者冰岛有多少人秃顶，而且据悉，数据一定确切；需要多少条红鲱鱼首尾相接从伦敦一字排到罗马，这对那些打算一试的读者来说一定有用，可帮助他们一开始能订购准确的数量；还有女人平均一天说多少话。我们为读者提供诸如此类的精准信息，使他们变得较其他报刊的读者更明智和博学。

我们告诉读者如何治愈猫的痉挛病，其实我个人对此不以为然，我不相信其治疗效果。如果我养的猫得了痉挛，我会打个广告把它卖了，或是送人。但我们报刊的宗旨是有问必答。有傻瓜写信求方子，我只好浪费一个清新美妙的早上查找资料，最后终于在一本旧烹饪书的结尾处找到了答案。我始终纳闷为何会在这里，这和本书的主题没有丝毫关系。即使你治好了猫的痉挛，书中并未提及可用猫做一盘美味菜肴。女作者在书里加了这一段纯属慷慨。我倒是希望她没写该多好。她可知为此我们收到了大量愤怒的来信，还失去了至少四位订阅者。有位读者说，因为听信了我们，导致他厨房里价值两英镑的盘碟遭受损坏，更不用说一扇窗户的破碎和他本人疑似血液中毒。雪上加霜的是，他家猫的痉挛反倒更重了。然而，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处方：用两腿夹住猫，轻柔点，不要弄伤它，然后用剪刀在它尾巴上利索地切开一道整齐的口子，不要剪断尾巴，千万小心不要剪断，只是一个切口。

我们向此人解释说，他本该在花园或者煤窖里进行手术的，傻瓜才会选择在厨房里做，而且没有帮手。

此外，我们还介绍一些礼仪技巧，教读者如何称呼同辈人和主教、怎样喝汤；教腼腆的小青年如何在客厅里展现从容优雅的姿态；借助图示教男士和女士跳舞；为读者解答宗教方面的疑惑、给出道德准则、提升教会的声誉。

报纸因前卫了点儿而销量不好，以至于我们员工人数不多。我记得自己负责的部分包括“给妈妈的建议”——我是在房东太太的帮助下写完的。她离过一次婚，失去了四个孩子，我认为她在家庭生活方面具有权威性；还有“初学者文学辅导”专栏的“家具与装修设计指南”——真心希望我写的东西对读者具有指导性意义，尽管我自己用不上；以“亨利大叔”署名的每周一文，“给年轻人的忠告”，也是我负责的。“亨利大叔”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伙计，他阅历丰富，理解和包容年轻的一代。他自己年轻时经历过艰难困苦的磨炼，几乎成了万事通。时至今日，我重读“亨利大叔”的忠告，仍感到获益匪浅，虽然这么说不合适。我常想，假如我严格地遵从“亨利大叔”的忠告，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我会更加明智，少犯错误，也更有成就感。

一位寡言少语、面露疲倦的小妇人，住在托特纳姆法院路[22]一间卧室兼起居室的屋子里，丈夫进了精神病院。她负责我们的“烹饪专栏”、“教育指南”——我们是指南大全——和“流行风尚”几个部分。那一页半篇幅的“流行风尚”，其高慢、个性的语言风格，据我所知，如今依旧可见：“我必须得跟你说一说，上周我在古德伍德赛马会[23]上穿的那件绝世礼服。C亲王——算了，我真不能再重复那个傻帽说的话，他实在是太蠢了——还有那位高贵的伯爵夫人，我猜，都要羡慕忌妒恨了”——等等。

可怜的小妇人！我见她穿着破旧的灰色羊驼毛衣，上面沾有墨迹。也许去“光辉的古德伍德赛马会”，或任何空气新鲜的室外待上一天，能让她看上去气色好一点。

我们的老板——是我见过的一个最厚颜无耻，愚昧无知的人——记得他曾一本正经地告诉一个通讯记者说，本·琼森[24]写《拉伯雷》[25]是为支付母亲的葬礼费用。你当面给他指出错误时，他也就一笑置之——他仅凭一本廉价的百科全书，就为“通用信息”栏目写了数页内容，总体上倒也写的不错。而我们办公室的勤杂员，仅靠一把好剪刀，负责编写着“机智与幽默”这个版块。

工作累，薪水低，唯一支撑我们的只有一个信念：我们为指导自己的同胞们开阔眼界、提升素质而努力。世界上所有的游戏中，自古以来普遍最受欢迎的当属上学了。你叫来六个孩子，让他们在门阶上排排坐，而你手拿课本和教鞭走来走去。这个游戏我们尚在襁褓时就开始玩，姑娘小伙儿都在玩，我们成熟以后继续玩，直玩到我们拖着瘦削的肢体，蹒跚着走向坟墓为止，从不厌倦。唯有一点不足：六个孩子都吵着嚷着要和你争拿课本和教鞭。我确信，尽管新闻业存在许多弊端，但依旧是极受欢迎的职业，其原因在于：每一个记者都认为自己是那个手持权杖走来走去的男孩儿，政府，阶层，群众，社会，艺术和文学则均是其余坐在门阶上的孩子。是记者在指导他们的言行，提升他们的思想。

喔，我离题了，说这些是想为我一直不情愿提供实用信息开脱。下面，我们言归正传。

有个署名“气球驾驶员”的人来信咨询制造氢气的事儿。在大英博物馆研读了相关资料后，发现这事儿轻而易举——起码是这样，但我还是提醒这位“气球驾驶员”，不知何许人也，要做足安全措施，以防万一。这还不够吗？十天后，一位面色红润的女士来到办公室，手里牵着说是她十二岁的儿子。孩子貌不出众，妈妈把他推上前来，摘下帽子，这时我才明白他为何戴帽子。他没有眉毛，头上除了零散的小短毛，一点头发也不剩，这让他的头看上去像个煮老的鸡蛋，剥皮后，撒上些黑胡椒粉。

“上周的这个时候，他还是个头发自来卷的帅小伙。”这位女士说。她提高了嗓门，感觉要跟我们理论这事儿。

“他怎么了？”我们的主编问。

“这就是答案。”女士气冲冲地说。她从暖手筒里掏出一份我们上周的那期，一把甩到主编面前。上面有我写的关于制造氢气的内容，被用铅笔划了出来。主编拿起来，看了一遍。

“他就是那个‘气球驾驶员’？”主编问道。

“是他，”女士承认说，“可怜无辜的孩子，看他现在成了什么样子！”

“有可能再长出来的。”主编说。

“有可能再长，”她提高音调反驳说，“也有可能不长。我要问问你们打算怎么解决。”

主编建议给他洗个头。我还以为她会一腔怒火向他扑去，但那一刻她只动口，没动手。看来她并不想要洗头，她要赔偿。她还对我们报纸的总体特点、实用性、公众支持度以及编者们的理性和智慧，评论了一番。

“我确实认为我们没错，”主编劝说道——他是个性格温和的人。“他来咨询信息，而且得到了解答。”“你不会在逗我玩吧？”女士说（我确定主编并无说笑之意，他一向庄重）。“那你们会遭报应的。哎呀，我恨不得——”她说着，爆发的火气让我俩像受惊的小鸡仓皇地往各自的椅子背后躲去，“把你们的头也整成这副模样！”我明白她是指那个男孩的头，她还极其粗俗地对主编的相貌说三道四。总之，这女人绝对不是善者。

我在想，当时她要是真那么做了，她不会有任何凭据。但是我们的主编有过跟法律打交道的经历，他始终坚持远离官司。我听他说过：

“要是有人在大街上拦住我，要我的手表，我坚决不给。要是他威胁硬抢，即使我不擅长打架，也会拼力保住的。可是，他若为达目的，决定要闹上法庭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从口袋里拿出表来递给他，庆幸自己捡了便宜。”

最后主编给了这位女士一张五英镑的纸钞算是摆平了，这可是我们一个月的利润。等她带着毁了容的儿子离开后，主编和蔼地对我说：

“我绝对没有责怪你的意思，这不是你的错，是命。你还是继续写道德方面的建议和评论吧——在这方面你是佼佼者，但千万不要再去碰什么‘实用信息’了。我说过，不是你的错，你提供的信息没有问题——这一点不容质疑，只是你与此无缘。”

我真该早听他的建议就好了，我和同事们则能省去很多麻烦。我不知为何会是这样，但事实就是如此。如果我向一个人推荐从伦敦到罗马的最佳路线，他会在瑞士丢失行李，或刚离开多佛港就差点翻船。如果买相机的人听了我的建议，他会因为拍摄军事要塞而被德国警察拘留。我曾经费了很大一番工夫，告诉一个鳏夫如何娶到他在斯德哥尔摩的小姨子，我帮他查好了船离开赫尔的时间和最好的旅店。我所提供的信息从头至尾没有任何差错，全程安排得天衣无缝，可是至今他一直不理我。

所以，我开始抑制自己为他人提供信息的热情了。如果做到的话，在那些纸页里将不再看到任何实用信息。

不会有城镇的描述、历史回忆录，也不会有建筑艺术、道德训诫了。

我曾经问过一位外国智者对伦敦的评价。

他说：“城市很大。”

我问：“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他回答：“人。”

我问：“与巴黎、罗马、柏林等其他城市相比，您觉得伦敦怎样？”

他耸了耸肩，“就是大一点吧，”他说，“还有什么可说的？”

蚁冢看上去相差无几，众多宽窄不一、四通八达的通道上，蚂蚁们蜂拥一团，有些身兼要职的在奔波忙碌，有些停脚打趣，有些背负重担，有些却在沐浴阳光的温暖。堆积如山的谷仓里贮满了粮食，不计其数的房间里，蚂蚁们梦游仙境、美酒佳肴、谈情说爱。角落里堆着它们同胞的白色尸骨。蚁穴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有的筑在沙地上，有的建在石头下；有的昨日刚完工，有的很久前就已建成，有人说甚至早于燕子到来之前，有谁知道呢？

此外，也再读不到民间传说和故事了。

每个有村庄的山谷都有自己的歌。我来给你讲民俗故事，你以此作诗，配出自己的乐曲。

曾经住着一位姑娘，又来了一个小伙儿，他们彼此相爱，双双骑车远走高飞。

这首歌词曲单调，用多种语言写成，因为这个小伙儿似乎曾是一个强悍的流浪者。多愁善感的德国人对他记忆犹新，同样，蓝色阿尔萨斯山[26]的居民们也记得他这位来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还去过艾伦湖畔[27]。他不愧是一个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据说，那些痴情的姑娘至今仍在聆听他那渐行渐远的脚步声。

这片废墟遍布的土地，很久以前曾是充满欢声笑语的家园，流下了许多传说。这里，我再次提供菜谱给你，你来为自己做一道美味菜肴。取精选人心一或两颗，外加激情一束——数量本不多，顶多有半打，再佐以善恶，用死亡酱汁调味，好了，你随时随地可以上菜了。“圣徒牢笼”、“要塞幽灵”、“地狱墓穴”、“情人跳跃”——菜名任你起，反正味道都一样。

最后，书里再也没有山水名胜介绍了。不是我犯懒，而是要克己。风景介绍是最好写的，但却是最难读懂、最无用的。在吉本[28]不得不相信旅行者对达达尼尔海峡[29]的描述，以及英国学生主要通过阅读《恺撒纪事》[30]了解莱茵河的年代，每一位环球旅行者，不论行至何方，都有义务竭尽全力将其所见所闻记录清楚。只熟悉佛利特街景的约翰逊博士，能津津有味地品读约克郡荒野之美；只知道萨里郡[31]的猪背山[32]最高的伦敦市井，读到斯诺登山[33]的描写时，定会欣喜若狂。然而我们，更确切地说是蒸汽机和相机，改变了这一切。如今每年都在马特洪峰[34]脚下打网球、在瑞吉雪山[35]顶打台球的人，不会因你凝聚心血地详尽描绘格兰扁山脉的魅力而感动。对一般人而言，欣赏了十几幅油画、上百张摄影作品、上千张画报里的图片，以及两三张尼亚加拉的全景图之后，作家笔下的瀑布令他兴味索然。

我的一个美国朋友，是位有文化修养的绅士，热爱诗歌，他说一本仅18便士的湖区[36]摄影作品集，要比柯勒律治[37]，骚塞[38]，华兹华斯[39]湖畔派三诗人[40]的所有作品更能体现湖区风光的特点和风景的内涵，效果更加逼真。我依然记得他谈到文学作品中的景色描写时说，作者若能把刚享用的正餐生动地描写一番，他将为之感动。但这又涉及到另一论题，即每种艺术形式均有其适合诠释的领域。我的朋友坚持认为，正如讲故事不用画布和颜色一样，用文字展现风景，即使写得再精彩，也实为下策，视觉效果还是要用眼睛去感受更震撼。

有关此问题，让我想起了上学时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们上的是英国文学课，老教授是一位满头白发、和蔼亲切的绅士。我们先读了一首冗长又婉转的诗歌，很惭愧，我已把作者和诗歌的名字忘得一干二净。读完后，我们合上书，教授让我们用自己的语言复述刚读过的内容。

“告诉我，”教授用鼓励的语气说道，“这首诗都写了些什么。”

“老师，”第一个男生答道——他低着头，显然是不情愿，仿佛这个主题是强加给他的任务，否则他自己是永远不会去做的——“是描写一位少女的。”

“对了，”教授赞同地说，“但我要求你用自己的语言讲述，我们不说少女，是吧？我们说姑娘。是的，是讲的一个姑娘。你接着说。”

“一个姑娘，”那男生重复道，这个称呼的改变明显让他很是尴尬，“住在一片森林里。”

“什么样的森林？”教授问。

男生盯着他的墨水瓶仔细地看着，又抬眼去看天花板。

“快说，”教授催促道，有点儿不耐烦了，“你刚才看了十分钟森林的描写，肯定能说出点什么吧。”

“长瘤子的树，缠绕的树枝。”——男生重新开始说。

“不对，不对，”教授打断他，“我不是让你重复原文，我是让你用自己的话描述一下姑娘住的森林是什么样的。”

教授不耐烦地用脚点着地，那男生急得脱口而出：

“老师，就是那种一般的森林。”

“告诉他，什么样的森林。”教授指着第二个男生说道。

男生回答说是一片“绿色的森林”，这个答案令教授更恼火了。他说这男生是木头脑瓜，我至今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接着轮到第三个男生回答了，显然，他在前一刻如坐针毡，右胳膊上下挥动，像是错乱的旗语信号。其实不管教授问不问他，接下来都该他发言了。他脸涨得通红，憋得有话说不出。

“是一片漆黑阴郁的森林。”他喊道，紧张的情绪一下释放了许多。

“一片漆黑阴郁的森林，”教授重复道，面露满意之情，“那为什么是漆黑阴郁呢？”

这个男生依然从容应答。

“因为太阳照不进来。”

教授觉得他发现了班里的诗人。

“因为太阳照不进来，或者这样说更好，因为阳光无法穿透。那为什么阳光不能穿透森林呢？”

“老师，是因为树叶太茂密了。”

“非常好，”教授说，“姑娘住在一片漆黑阴郁的森林里，枝叶繁茂的天篷遮挡着阳光，无法穿透进来。森林里都生长着什么呢？”他指向第四个男生。

“老师，长着树。”

“还有呢？”

“毒蕈，老师。”他顿了一下说。

教授不太确定是不是毒蕈，他看了一眼课本，发现是对的，诗中确实提到了毒蕈。

“非常正确，”教授承认说，“是长着毒蕈，还有呢？树底下还有什么？”

“老师，有土。”

“不对，不对，树旁边还长了什么？”

“噢，老师，是灌木。”

“灌木，很好。咱们继续。森林里有树和灌木，还有呢？”

教授点到最后的一个小个子男生，他本以为还早着呢，轮不到他回答森林的问题，正自娱自乐地玩着画圈打叉游戏。听到叫他，一时发懵，答不上来，但感觉应该说个与森林相关的，就答出黑莓，碰碰运气。结果答错了，诗人没有提到黑莓。

“克洛布斯托克当然常想到吃的东西。”教授评论说，这男生正为自己的机智应答得意时，教授的话引得大家一阵哄笑，教授自己也很开心。

“你说，”教授指着中间的一个男生继续提问，“除了树和灌木外，森林里还有什么？”

“老师，还有急流。”

“非常好，急流怎么样呢？”

“老师，潺潺流淌。”

“不对，不对，小溪水潺潺，急流应是——？”

“咆哮，老师。”

“对，咆哮。为何会咆哮？”

这问题费脑筋了。一个男生——我认为他在班里不算高智商的——回答说是因为那个姑娘。为启发我们，教授换了种方式问道：

“它何时会咆哮？”

那第三个男生，再次替我们解了围，他解释说急流直泻，跌下岩石时，会奔腾怒吼。我猜想肯定有些同学模糊地感到，这急流一定是个胆小鬼，碰到这么点小事就发出那么大响声，我们觉得勇敢一些的急流会越挫越勇，一路向前，不辞劳怨。若是每次冲下岩石都要发出怒吼，我们视其为缺乏斗志。但教授似乎对他的回答相当满意。

“那么，还有什么和姑娘一起住在这森林里呢？”教授接着问。

“老师，还有鸟。”

“没错，鸟在森林栖息。还有呢？”

除了想到鸟，我们算是黔驴技穷了。

“想一想，”教授说，“什么动物长着尾巴，还会爬树？”

我们想了一会儿，然后有个学生猜是猫。

答错了，诗人根本没提猫。教授想听到的答案是松鼠。

我想不起更多关于森林的细节了，只记得还提到了天空。抬头从繁茂树木的缝隙间仰望到天空，时常飘着云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姑娘偶尔会被雨淋湿。

我细述这件事，是因为我联想到了文学作品中的风景描写。当时我不明白，现在还是不懂，为何第一个男生的总结不够充分。即使怀着对这位诗人的崇高敬意，不管他为何方圣人，谁都不可否认诗里所描写的森林就是“那种一般的森林”，不可能是其他什么。

我可以给你洋洋洒洒地描写黑森林，我可以给你翻译那位写黑森林的诗人黑贝尔的作品，我可以用数页的篇幅来描写奇峰异石的峡湾、载欢载笑的山谷、松林密布的山坡、壁立千仞的巅峰、浪花翻滚的小溪（这里，爱整洁的德国人任由溪水四处流淌，无需规矩地流入木水槽或排水管），还有美丽的白色山村和孤寂辽阔的田野。

但我怀疑，你们阅读时会跳过这些描述性文字。倘若你勤勉认真——或因脑筋迟钝——逐字阅读，我笔下描绘的景色，依旧比那语言简洁、朴实无华的旅游指南所展示的效果要逊色很多。

“一片风景如画的山区，南部和西部是莱茵河平原，周边山峦陡峻。其地质构造主要是杂色砂岩和花岗岩，海拔低处由广阔的松林所覆盖。水流众多，水量丰富，人口聚居的溪谷土壤肥沃，农业发达。有质优、舒适的旅店，但品尝当地葡萄酒时要谨慎，不可恋酒贪杯。”

第六章

我们缘何去汉诺威——国外的先进做法——英语学校教授外语礼貌会话的方法——首次透露的一段真实历史——让英国学生开心的法语笑话——哈里斯的父性本能——道路洒水工的技艺——乔治的爱国心——哈里斯一着不慎——他的所作所为——我们救了哈里斯一命——不眠之城——御马评论家。

周五，我们平安顺利抵达汉堡，之后，经由汉诺威[41]前往柏林。这样走有点绕路，只因一个黑人同伴儿要去向汉诺威地方法官说明他为何会出现在迪肯家禽饲养场的事。

“是吗？”

“是的，长官，巡警说的一点不假，长官，我确实在那儿，长官。”

“哦，你承认了？那你说，半夜十二点，你背着包去迪肯·亚伯拉罕家禽饲养场干什么？”

“请您听我解释，长官。是的，长官，我背了一袋甜瓜去马萨·乔丹家。没错，长官，马萨·乔丹他人很好，他叫我去的。”

“真的，长官。马萨·乔丹很随和。我们一直坐在那儿聊着——”

“有可能。但我们问的是你在迪肯家禽饲养场干什么了？”

“好的，长官。我正要说呢，我在马萨·乔丹家待到很晚了，我对自己说，我说，尤利塞斯，你和老婆生了气，现在好不容易刚躲出来。她是个话篓子，长官，太——”

“好吧，别管她了。这城里和你老婆一样爱唠叨的可多了去了。从乔丹家回你自己家的路和你去迪肯·亚伯拉罕家不是顺路，离了半英里远，你是怎么去的？”

“我正要给您解释呢，长官。”

“好的。你打算怎么解释？”

“哎呀，我想，长官，我一定是走岔了。”

我想我们也有点离题了。

一开始，由于种种原因，汉诺威给你的印象是一座单调、乏味的城市，但你会渐渐喜欢上它的。其实它由两个截然不同的城市组成：一个是现代新城，道路宽阔，景观漂亮，花园幽雅，而相邻的却是一个十六世纪老城。古老的木房悬立于狭窄蜿蜒的小巷两侧，从低矮的拱门，可以瞥见带回廊的庭院。无疑，这里曾经马队川流不息，或被笨重的六马大车堵塞拥挤，它们在等候其富商巨贾的老爷和娴静丰满的夫人，而如今，小孩与小鸡四处乱跑，雕刻的阳台护栏上晾挂着破旧的衣裳。

汉诺威充满着浓厚的英伦气息，尤其在周日，门窗紧闭的店铺和当当响的钟声都让人觉得仿佛置身于阳光明媚的伦敦。不仅我自己明显感觉到这种英式周日的氛围，乔治也感觉到了，不然我会以为是幻觉。午饭后，哈里斯和我叼着雪茄在附近散步回来时，发现乔治在吸烟室的安乐椅上睡得正香。

“毕竟，”哈里斯说，“只有纯正血统的英国人才能感知英式周日的内涵。看到我们的传统竟被彻底摒弃，我深感遗憾。看下一代人将如何继承和发扬。”

于是，我们分坐在椅子两头，陪着乔治。

人们说，要想学标准德语，就要去汉诺威，可问题是，出了汉诺威这个小地方，没人能听懂这标准德语。所以你要想清楚，是留在汉诺威讲标准德语呢，还是操着蹩脚德语游历四方。千百年来，德国境内诸侯割据，导致德语方言种类繁多。波森[42]的德国人要想与符腾堡[43]人交谈，往往得借助法语或英语；在威斯特伐利亚[44]，受过贵族教育的小姐会因听不懂梅克伦堡[45]方言而令其父母感到惊讶和失望。确实，非英语母语者在约克郡荒原或白教堂区[46]周边讲英语时，同样会感到不知所措，但这与德国的情况不同。在德国，不仅是乡下或没文化的人说方言，实际上，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语言，人们以此为自豪并一直沿用。受过教育的巴伐利亚[47]人承认，从学术上讲，北部德语更标准，但他会一直坚持说南部德语，还要教会孩子们说好。

我认为，本世纪德国将会用英语来解决自己的语言难题。除农民阶级外，所有的孩子都会说英语。相对于其他语言，倘若英语发音再随意一点，用不了几年，它无疑将成为世界通用语言。所有外国人一致认为，就语法而言，英语是最简单易学的。德国人在比较了英德两种语言后，会对你说英语没有语法可言，因为德语的每个句子中的每个单词都受到至少四条不同且不关联的语法规则的制约。很多英国人似乎也得此结论，但他们错了。事实上，英语也有语法，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学校会认识到这一点，从而使英语语法走进课堂，甚至还将渗透到文学和新闻领域。但眼下，我们先保留外国人无视英语语法的观点。语音是我们学习英语的绊脚石，拼写的设计似乎主要是为掩盖读音规则。这一招挺妙，借以考查英语学习者的推断力，否则，他一年内就能把英语学到手。

这是因为德国的语言教学法有别于我们。在德国，当十五岁的学生走出文理中学[48]或高中校门时，他就能用所学语言进行交流。而在英国，我们的方法堪称举世无双，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却效果甚微。一个毕业于不错的英格兰中等学校的英国男生，不能流利地和法国人谈论有关女园丁和阿姨的话题，或许因男生对此不熟悉，因而，对话显得乏味。当然，也有例外，聪明的学生兴许能谈谈时间，或聊几句天气，他一定熟记了大量的不规则动词。其实，外国人在听英国人讲话时，几乎不去关注不规则动词的使用。同样，他可能还选择性地记了一些并不常用的法语习语，就连当今法国人也从未听过，或者根本听不懂。

究其原因，十有八九，他是跟《阿恩第一课》这本教材学的法语。这部名作历史非凡，且颇具教育意义。起初是一位在英国居住多年的风趣的法国人当笑话写的，意在讽刺英国社会的会话风格。从这点来看，此书超凡脱俗。之后，他把书交给了一家伦敦的出版公司，精明的经理读完后，即刻找来了作者。

“你这本书，”他对作者说，“写得妙极了。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多谢夸奖，”法国作者高兴地答道。“我在求真的同时，尽量避免过分辛辣的文字。”

“很逗，”经理赞同说，“但若不够一针见血，我感到不会畅销的。”

作者的脸沉了下来。

“你的幽默，”经理继续说，“一定会有人指责是咄咄逼人、夸夸其谈，也会在有思想和学识的人士中产生共鸣。但从商业角度，那小部分读者不在考虑之中。我有个想法，”经理环顾四周，确定房内无他人后，身子前倾，压低声音，悄悄地继续说，“我想把它以课本形式出版，让学校做教材用！”

作者目瞪口呆，无言以对。

“我了解那英国老师，”经理说，“这本书他定会感兴趣的，正符合他的方式方法。他永远也看不到其实自己是最愚笨、最无用的，他还会给书一个响吻，就像小狗舔鞋油一样。”

这个为贪婪而牺牲艺术的作者同意了。他们换了个题目，加了一个词汇表，其余的原封不动。

所有的学生都用过这本教材，“阿恩”因此成了英国语文学教育的守护神。有朝一日这本书过气了，一定是因为又编造出了更加荒唐的课本。

不管怎样，为避免学生即使是出于喜欢“阿恩”而只学到点皮毛，法语课请来了“一位母语是法语的绅士”为学生授课——教学大纲里是这样写的，然而，英国这一教育方法更加严重地阻碍了学生的提高。顺便提一下，这位母语者一般是比利时人。他不失为一位俊杰，的确能用母语交流，其流利程度还算过得去。但他在此遭遇了滑铁卢，不管是教任何学生还是任何内容，他分明不能胜任教学工作。事实上，他似乎更适合哄学生们玩耍，总是扮演一个喜剧角色。任何一个相貌高贵的法国人都不会下嫁到英国学校去教书。如果他天性和善，喜欢带给人欢乐，定会受到上司们的器重，班上的学生也自然把他当成活宝。每周会有固定的两至四个小时白白浪费在这老掉牙的闹剧上，而厌倦了学习的孩子们却每每期盼这开心一刻。然后，自豪的父母带着作为继承人的儿子来到迪耶普[49]，结果发现这孩子连叫辆出租车的法语都不会。这时，他们不是去责怪教育体制，而是该体制的受害者——孩子。

我只谈法语教学，因为法语是我们希望孩子们学好的唯一一门外语，会说德语则被认为是不爱国而受到轻视。我们为何要浪费大量时间，用这种我从未搞懂的方法来教法语呢？不懂语言也没什么不体面的。暂且不说娱乐记者和女性小说家，因法语是他们的工作所需，芸芸众生均以会说点法语为荣，实在是荒谬可笑。

在德国的学校，教学方法有所不同，学生每天上一小时的外语课。该理念是为了让学生循序渐进地学习，而不是在下一次上课前早已把上次课内学的知识忘得一干二净。课堂上没有滑稽的外国人带给学生们消遣娱乐，所授外语课程均由已熟练掌握该门语言的德国老师承担，其语言水平不亚于母语。也许，该方法不利于学生掌握像遍及各地的英国游客那么纯正的发音，但其优势在于：学生们不会给老师起绰号“青蛙”或“香肠”，也不必为在法语或英语课上展示才智而精心准备。他只需坐在那里，为自己的前程努力学好这门外语，尽量不给周围的人添麻烦。毕业后，他能用外语交流，不仅涉及折叠小刀、女园丁、阿姨等话题，还能随着话题的转换，自如地谈论欧洲政治、历史、莎士比亚，或音乐杯。

从盎格鲁—撒克逊人[50]的视角来看德国人，我可能会在书中找出把柄来批判他们，但换一个角度，我们却能从中受益匪浅。就普通教育而言，他们几乎处处优越于我们，我们完全不是对手。

充满魅力的艾伦里德城市森林[51]位于汉诺威的南部和西部地区，在这里上演了一场悲剧，哈里斯担任主角。

周一下午，我们和众多自行车骑手们一同穿越这片森林，这里是汉诺威人在风和日丽的下午休闲放松、亲近自然的圣地。林荫路上，到处是兴高采烈、无忧无虑的人们，其中，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骑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一看便知她是个初学者，不禁让人本能地感觉到她也许会需要帮助。一贯侠义豪情的哈里斯，建议我们离她近点。哈里斯自己有女儿，确切地说，有一个女儿，他有时跟乔治和我说，随着年龄增长，他女儿将不会再在前花园里放轮转烟火了，定会出落得像天仙一样，亭亭玉立、楚楚动人。为此，哈里斯自然很关注所有三十五岁上下的漂亮姑娘。用他的话说，她们让他想起了家人。

我们骑了大约两英里，猛然发现前面不远处是一个五岔路口，有个人正手拿软管往路上洒水。水管的每个接口处都连接着一对小轮子，随着洒水工身体的移动，管子在他身后像一条巨大的蠕虫蜿蜒蠕动。洒水工双手紧握水管，一会儿对着这边，一会儿对着那边，一会儿举高，一会儿压低，那蠕虫好似张开了大嘴，以每秒大约一加仑[52]的速度喷射出一股粗壮的水柱。

“这办法可比咱国内的巧多了。”哈里斯饶有兴致地看着。他现在总是对所有英国的惯例做法进行苛责。“多简单、高效、经济呀！你们看，一个人五分钟就能搞定，要是在国内，用咱的老牛破车，这段路能在半小时内干完就不错了。”

和我骑一辆双人车，在后座的乔治说：“是啊，这办法还有个好处，那洒水工稍不小心，就能在顷刻间浇湿一大片人，躲都躲不及。”

乔治持截然相反的观点，他是地道的英国人。我记得，曾因哈里斯建议英国该引进断头台一事，乔治满怀爱国热忱地和他动起了怒气。

“这样多干脆利落。”哈里斯说。

“我无所谓。”乔治说，“我是英国人，对我来说，有绞刑就足矣。”

“尽管咱们的洒水车有弊病，”乔治继续说道，“但只是你的腿会有不适，而且是可以避免的。更何况咱们的水车还能拐弯和上楼呢。”

“看得让我震撼，”哈里斯说，“实在是高明。我曾看见一个人站在斯特拉斯堡人头攒动的广场一角，就把整个广场都洒上水了，还不会淋到人们身上。他们精确地把握距离，真是太神奇了。他们能把水先洒到你脚尖，再让水越过你头顶，又刚好落到你脚跟。他们能——”

“停一下。”乔治说。我问：“为什么？”

他说：“我要下车，到树后去看完这场表演。也许真如哈里斯所说，这一行里不乏能手。但我觉得这个艺术家好像缺点什么。他刚刚淋湿了一只狗，这会儿又忙着给一个标识牌浇水。我要等着看他干完。”

“废话，”哈里斯说，“他不会淋湿你的。”

“这正是我想确认的。”乔治一边说着，一边跳下车来，走到一棵参天大榆树后面站着，掏出烟斗，开始往里面塞烟叶。

我不想自己骑着双人车，只好也停下靠在一棵树上，走到乔治身边。哈里斯喊了句什么，大概是我们给生养我们的祖国丢脸之类的，就骑车走了。

紧接着，我听见一个女人痛苦的叫声。环视树的四周，我感觉哀声来自于先前提到的那位年轻优雅的女士。刚才只顾说洒水的事，都把她给忘了。这时，她正骑车经过，被那软管喷出的倾盆大雨淋个正着。她仿佛被惊呆了，既不知下车，也不知转向。她身上越来越湿，彻底成了落汤鸡，而那洒水工，不知是醉了还是瞎了，一直不停、无所顾忌地继续往她身上喷水。旁边十多个人朝他喊着骂着，他全当耳旁风。

此时此境，哈里斯父爱大发。他及时出手，干了一件漂亮的事。倘若那一刻他能表现得理智和冷静些，就会成为此次事件中的救美英雄，而不是像接下来发生的这样，在一片辱骂与威胁声中仓皇离开。他毫不犹豫地向那人冲过去，把他撞翻在地，又一把夺过管子，抓住喷嘴，试图拧向一边。

在把水管夺到手的刹那间，他本该做的，或任何尚有理智的人该做的，是关上开关。然后，他可以尽情地和洒水工一起踢足球、打羽毛球[53]，那些当场冲上前去想帮忙的二三十人，会为他鼓掌喝彩。哈里斯后来向我们解释说，当时他只想着夺过水管，向那白痴浇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洒水工好像不谋而合，只想守住水管，当作武器，把哈里斯浇个透。结果自然就成了两人协作把方圆五十码以内所有活的和死的东西统统给泡汤了，他们自己却安然无恙。一个男士全身被淋透了，他愤怒地不管三七二十一，也冲上前去加入决斗。于是，这三个人就拿着水管转着圈地喷水。他们向空中喷射，如同春分雨露水洒人间；他们朝地面喷扫，急流河水冲得人们抬脚跳跃，有时水柱冲向人们的腰线，凉得他们弯下了腰。

谁也不愿松手撤退，谁都没想着关闭龙头。你也许认为，他们是在与大自然的某种太古之力作生死搏斗。乔治计了时间说，不出四十五秒，竞技场就被他们清空了，有生者无一幸免，唯有一只毛还在滴水的狗。这个水神在水的冲击力下，来回翻滚，一时滚到这边，一时滚向那边，但仍然顽强地一次次挣扎着站立起来，冲着被它视为失禁的地狱之力，发出抗议的吼声。

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抛戈弃甲，扔下自行车，纷纷逃进树林里，躲在树后探出湿漉漉的脑袋，怒目而视。

最终，一个明白人来到现场。他不畏骤雨急流，勇敢地向消火栓[54]爬去，看到铁钥匙还插在上面，迅速将其拧紧。随后，那些几乎成了落汤鸡的人也开始从四十棵树后一一走了出来，嘴里都嘟囔着什么。

起初我在想，把哈里斯丢下的衣物运回旅馆，是用衣架还是衣篮子更适合。我认为是乔治的机敏救了哈里斯一命。因为没被淋湿，乔治跑得很快，冲在了人群前面。哈里斯本想对众人做个解释，被乔治打断了。

“你快上车。”乔治把哈里斯的车子推过来给他，并催促道，“快走，他们不知道咱们是一起的。你可以绝对相信，我们不会泄密的。我们在后面磨蹭着，挡住他们的道。你要走之字形，以防他们向你射击。”

我希望本书能真实地记录事实，没有夸张，所以，我把写好的对此事件的描述拿给哈里斯看，生怕万一夹杂了虚构内容。哈里斯坚持认为有些夸张，但承认可能有一两个人被水“溅”湿了。我提出在街上随便用个洒水管试试，在离他约二十五码的距离对着他，让他说到底“淋”湿算不算夸张，他拒绝了。他还执意说当时介入的人顶多不超过六个，我说的四十人简直是荒谬不实。我提出陪他重返汉诺威，去当地认真调查一下，他同样也拒绝了。既然这样，我坚持己见，我对那个事件的叙述是真实、保守的，那是一些汉诺威人至今想起都心惊的痛苦回忆。

我们当晚就离开了汉诺威，赶到柏林吃的晚饭，饭后还散了会儿步。柏林这个城市有些令人失望，市中心人们摩肩接踵，市郊一片死气沉沉。那条著名的菩提树大街[55]像是牛津街[56]与香榭丽舍大街[57]的拼接，一点也不庄严，且相对于其长度，街道过宽。剧院高雅迷人，那里更看重演技，而不是场景和服装。虽不知道是否长期上演，经典剧目会重复但不连续上演，所以，一周内你去同一家剧院，每晚都能欣赏到新剧。歌剧院虚有其表，两个音乐厅俗气平庸不说，设计很糟糕，且结构过于空旷，缺乏舒适感。柏林的咖啡馆或餐馆的营业高峰时段是午夜至凌晨三点，但那里的大多数常客早上七点又得起床去上班。柏林人或是解决了现代生活的无眠节奏这一大问题，或是与卡莱尔[58]一同在追求永恒。

除了圣彼得堡，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城市流行柏林这样的夜生活，但圣彼得堡人不用早起，那里当下流行走出歌剧院再进音乐厅——雪车过去快的话也要半个小时——音乐厅午夜十二点才开始营业。若想凌晨四点过到涅瓦河对岸，你只有摸黑辛苦自己的双腿了，因游客们喜欢坐的火车，五点才开始发车。这些火车省去了俄国人早起的痛苦，晚饭后他向朋友道声“再见”，即可自在地驾车前往车站，不会给朋友家里造成任何不便。

波茨坦，堪称柏林的凡尔赛，是一座森林和湖泊环抱、如田园诗般美丽的小城。走在无忧宫[59]宽广而幽静的园内林荫道上，不难想象清瘦、傲慢的腓特烈大帝[60]与尖刻讽刺的伏尔泰[61]一起闲庭信步的情景。

在我的建议下，乔治和哈里斯同意柏林不宜久留，我们继续前往德累斯顿。多数在柏林能见到的，在别处也有，甚至更好。于是，我们决定坐车穿行市区饱览柏林风光。旅馆的门房把我们推荐给一位出租马车夫，并向我们保证说，车夫会带着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所有值得看的一览而尽。车夫早上九点来接我们。他看上去很是令人满意，开朗、机灵、见识多。他说的德语简单易懂，还会讲点英语，偶尔能对德语做个补充。我们对车夫本人无可挑剔，但他的马却是我坐过的马车中最不通人情的畜生。

它对我们一见生厌。我第一个从旅馆里出来，它转过头，上下打量着我，目光冰冷、呆滞。然后，它转向面朝它站立的另一匹马看过去，那是它的朋友。我知道它说了些什么。它直言不讳，且脸部的表情丰富。

它说：“炎热的夏季竟然还有人到这儿来，真可笑，不是吗？”

紧接着，乔治跟了出来，站在我身后。这马同样又转过头看着乔治。我还从没见过马的身子扭得像它这样，倒是见过长颈鹿用脖子耍把戏的，很是博人眼球，但这家伙更像是在结束了阿斯科特赛马会[62]上尘土飞扬的一天，又和六个老伙计一同美餐了一顿后最享受的样子。如果我刚才看到它从两条后腿之间看着我的话，我怀疑自己是否会惊讶。它似乎更偏爱乔治。然后它又转向它的朋友。

“太奇怪了，不是吗？”它评论道，“不知他们从何方来”，说着，它开始用舌头把左前腿上的苍蝇舔走。我不禁好奇它是否在幼年丧母，是猫给养大的。

乔治和我坐上马车，等着哈里斯。他很快就来了。我心想，他看着还挺利落的，穿了一件白色法兰绒灯笼款套装，这是他专门为在热天骑行而做的，他的帽子看着有点怪，但遮阳效果好。

那匹马瞧了他一眼，叹了声“老天爷”，就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上腓特烈大街，留下哈里斯和车夫在人行道上傻站着。主人喊它停下，但它置之不理。他们急忙追赶我们，终于在多萝西娅街拐角处追上了。我没听清车夫对马说了什么，他语速挺快，有些激动，我只听到些只言片语：

“我得要谋生，不是吗？谁让你自作主张的？是啊，你倒是一人吃饱了全家不愁。”

马打断主人的话，独自走上多萝西娅街。我猜它说的是：

“赶紧的吧，别啰唆那么多了。咱们把这活干完，看看可能的话，再去背街多转转。”

在勃兰登堡门[63]对面，车夫勒住缰绳，手拿马鞭跳下马，走过来为我们讲解。他指向蒂尔加藤公园[64]，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起国会大厦[65]。他俨然像个专业导游，告诉我们国会大厦精确的长、宽、高。之后，他介绍了勃兰登堡门，他说这门是由砂岩建成，以雅典卫城的“前门”作为蓝本。

这时，一直闲来无事舔自己腿玩儿的马扭过头来，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车夫又紧张起来，这次说成了是以雅典卫城的“山门”为蓝本。

马径直走上菩提树大街，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主人去劝阻它，但它马不停蹄地一路疾奔。从它跑起来时抬前腿的姿势，我感觉它在说：

“他们看过那个门了，不是吗？这就够了。至于剩下的，你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即使你清楚，他们也听不懂，你说的是德语。”

穿过菩提树大街时，一路上都是这样。马同意停下来，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好好看看每处景点，了解下景点的名称，但一听到介绍和描述，它就会打断，直接往前走去。

“这些人就是想，”它仿佛自言自语道，“回家后告诉人们，他们到此游过。我要是对他们不公，要是他们不这么傻帽，他们会得到更有用的信息，而我这傻主人讲的都是背的旅游指南里面的，谁还会关心塔有多高？即便告诉你，五分钟后你也就忘了，若能记住，那是因为你脑袋里一无所有。主人的讲解真让我烦。他为何不快一点，好让我们都能回家吃午饭？”

回头想想，我怀疑这个斜视的老畜生可能有感知。不管怎样，确实有过几次，我很希望它来打断导游的讲解。

但正如苏格兰人所说，人们总是爱“以怨报德”。有时，我们非但不感谢那匹马，反倒咒骂它。

第七章

乔治纳闷——德国人酷爱秩序——黑森林的黑鸟乐队[66]七点演出——瓷狗它优于同类——德国人与太阳系——整洁的乡村——山谷改造——德式瀑布——德累斯顿丑闻——哈里斯的滑稽表演——表演未受赏识——乔治和他的姑妈——乔治、靠垫、三少女。

在柏林到德累斯顿大约剩最后一刻钟的路上，乔治一直注视着窗外，他说：

“德国人为何把报箱装在树上？为何不像我们那样装在前门上呢？我可不喜欢为取封信还得爬树，而且，这对邮递员也不公平，先不说累人，要是碰上大块头的邮递员，在风高的夜晚送信，那绝对是高危工作。即便是安在树上，为什么都安在树梢上，而不放得低一点呢？不过，也可能是我理解有误。”他突发奇想地接着说道，“德国在许多方面都比我们先进，说不定他们改用飞鸽传书了。就算是这样，我还是不明白，他们在训练鸽子时，为什么不聪明一点儿，让鸽子把信直接送到地面来。即使对一般中年人来说，爬树取信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我顺着他的目光向窗外看去，我说：

“那不是报箱，是鸟巢。你一定了解这个民族，德国人爱鸟，但只爱干净整洁的鸟。没人管的话，鸟会任性地随处筑巢，按照德国人的审美标准，这样不美观。所以在德国，你根本看不到任何的街头涂鸦和四处竖立的石膏像，甚至连一面旗子也看不到。虽然筑起了鸟巢，鸟儿仍住在巢外。它们往草地上乱扔东西，诸如小树枝、吃剩的虫子之类，什么都有；它们行为不雅，会当众谈情说爱、和妻子吵架、给孩子喂食，这一切令房主感到震惊。他对小鸟说：

“‘你什么都好，我喜欢看着你，听你唱歌，但就是不喜欢你的做事方式。你住进这小盒子里去吧，把垃圾都放在里面，不要让我看见。你想唱歌了，就出来唱，但你的内务不能暴露在外，宅在盒子里，不要弄脏花园。’”

在德国，人们把秩序当作空气一样热爱，连婴儿都会随着摇铃打起拍子，鸟儿也渐渐喜欢住进盒子里，并且鄙视个别仍在树上和篱笆里筑巢的鸟儿，视其为野蛮流浪汉。慢慢地，每只鸟都自信地在合唱队中获得一席之地，它们感觉到那不合拍、不着调的鸣叫定会让严谨的德国人恼火，根本行不通。热爱音乐的德国人善于管理，他们训练强健且鸣肌发达的鸟引领大家，在统一的时间，随着钢琴的伴奏声，在露天啤酒店里引吭高歌，而不是清晨四点在树林里浪费才华。事情一直这样顺利进展着。

德国人热爱大自然，视其为优美的威尔士竖琴[67]。他对花园情有独钟，在自家花园的南北两面各种七棵玫瑰，若这些花长得高度和形状不同，他会夜不成寐。他给每朵花都绑个小木棍，虽有碍观瞻，却为花儿能在静静地绽放风采而感到心满意足。湖边的锌板排成行，他每周将其搬回厨房冲洗一次。在几何形状草坪的中心，有的仅如一块桌布大小，通常用栏杆围着，他在里面放一只小瓷狗。德国人都十分宠爱狗，但一般更爱瓷狗，因为这种狗从不在草坪里挖坑埋骨头，也不会用后腿在花坛里扬土。这是德国人眼中理想的狗，你把它放在哪里，它就待在那里不动；你不让去的地方，它从不会去。你还可以根据养犬俱乐部的最新标准，全方位打造一只完美犬，或根据自己的喜好，打造一只个性犬。与其他犬不同，它的品种不受限制。你可用瓷料打造一只漂亮的蓝色犬或粉色犬，再夸张一点，你甚至可以拥有一只双头犬。

在秋季的某个固定日子，德国人会把花和灌木种在地里，用中国席子盖上；到春天的某个固定日子，再把席子掀开，让花和灌木往高长。若偶遇异常的暖秋或倒春寒，这些不幸的植物就遭殃了。当自己的计划被不按规矩出牌的太阳系打乱时，没有一个真正的德国人能够应对。既然不能操控天气，他索性就不理睬了。

白杨是德国人最钟爱的树。那些无视秩序的国家可能会推崇瘦骨嶙峋的橡树、枝繁叶茂的栗树，或飘扬舞动的榆树，然而，德国人对所有这些都看不上眼，认为这些树恣意生长、杂乱无章。唯有白杨树，种在哪就长在哪，怎么种就怎么长；它不会恣意妄为，也不会随风飘舞；它不枝不蔓，挺拔伫立，符合德国树的标准。渐渐地，德国人拔除了所有其他树种，用白杨树取而代之。

德国人醉心的乡村，如同淑女想象中所喜欢的那种高贵的野蛮人——需要美饰。他喜欢林中步行——去餐馆，但林间小路不能太陡，路的一边须有砖砌的排水沟，此外，路上每隔约二十码要安装凳椅，供人们歇脚、擦汗，因为德国人不愿坐在草地上，就像英国主教不会梦想着从独树山[68]滚下去一样。他喜欢在山顶看风景，喜欢看看那里石碑上的景点介绍，喜欢坐在小桌前分享一路经心带上来的价廉的啤酒和“三明治”。若还能见到树上张贴的警示公告，明令禁止一些行为，则更会给他一种舒适与安全感。

德国人不拒野外风景，除非太过荒凉。倘若真认为是太荒野，他会着手去改造。我记得在德累斯顿附近发现一条风景如画的狭窄山谷，通向易北河[69]。山涧溪水伴着蜿蜒的小路湍流而下，奔腾飞泻一英里，跌跌撞撞涤岩荡石，掀浪卷沫；两岸树木丛生、枝叶浓密。我着魔了似地沿小路一直走，直到转弯，忽见近百个工人正忙着治理山谷，让小溪更具魅力。他们小心地搬起并运走所有阻碍溪流的石块，用砖和水泥加固两岸，把悬垂的树枝和灌木、交错缠绕的藤蔓和爬山虎连根拔起，或修剪整齐。再往前走一点，我看到了他们的劳动成果——德国人心目中的山谷。溪流已变宽阔、平缓，在碎石子铺成的平坦河床上潺潺流过，两岸挡墙上建有石檐，向下每隔一百码，搭有一个浅木平台，共有三个，以减缓坡度。岸上地面已清理干净，并按一定间隔，种上了小白杨树苗。棵棵树苗被藤条编织带围绕，外加铁棒支撑。当地政府希望在两三年内“完成”对整个山谷的改造，使其符合爱整洁讲秩序的德国人本性，便于他们行走游览。到那时，每隔五十码有凳椅，每隔一百码有警示标语，每隔半英里有餐馆。

从梅梅尔到莱茵河，都在重复着相同的做法，整治乡村，改造环境。我清楚地记得韦尔山谷，这里曾经是黑森林中最浪漫的山谷。最近一次我走入时，看到数百名意大利工人在那里安营扎寨，辛苦劳作，强迫天然的韦尔小河按照人的意志改道而行。他们在这里用砖砌河岸，在那里炸开岩石，又修建水泥台阶，让河水安静平缓地顺流而下。

因为在德国，听不到人们说任其自然，大自然必须得依规矩行事，要为孩子们树立好榜样。当一位德国诗人注意到，在罗多雷，飞泻而下的瀑布与骚塞诗中所写有所不同时，他惊讶地无法止步提笔作头韵诗，抒发激情，而是匆匆离去，向警察报告。接下来，那浪花飞溅和奔腾咆哮之美景即将成为往事。“喂，喂，怎么搞的？”负责人会严厉地质问瀑布，“我们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你是知道的。你悄悄地流下来，行不？你以为这是在哪儿？”

于是，地方市政给水流配上锌管、木槽和旋梯，教其以德式风范理智地缓缓流淌。

德国就是这样一个严谨、整洁的国家。

周三傍晚，我们抵达德累斯顿，在那里度过了周日。

综合各方因素，德累斯顿应该是德国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但需要你去细细品味而不是走马观花。在那里待上一个冬天，她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宫殿和花园，以及优美的环境和浓郁的历史氛围，定会让你心旷神怡。若只停留一周，你就如同雾里看花、不知所云。不像巴黎和维也纳，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瞬间便如过眼烟云，德累斯顿的永恒魅力，在于她更多地折射出德国人的品性。它是音乐家的麦加圣地。在德累斯顿，你花五先令即可在歌剧院欣赏一场演出，同时，也遗憾地收获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的厌烦感，你不愿再费尽周折去英国、法国或美国的任何一家歌剧院看整场演出了。

德累斯顿最大的丑闻仍然是关于奥古斯特二世[70]，他一直被卡莱尔称作“罪恶之人”，以拥有一千多子女使欧洲蒙受灾难而臭名昭著。据说，因坚持要求个好名分而被他抛弃的情妇，被他囚禁在城堡里长达四十年之久，可怜的女人！那几间曾令她伤心欲绝、郁郁而死的狭窄房间至今对外开放，一座座因其可耻行径而甚感羞辱的城堡，如同是散落在战场的累累白骨，分布在德累斯顿附近。导游讲的这些故事大多都是“少儿”不易。他的等身画像悬挂在华丽的茨温格宫[71]，这座宫殿最初是为他而建的斗兽场，当时人们已厌倦了市场上的斗兽表演。他眉毛浓密，彪悍狂野，其修养与品位常常流露出动物的兽性痕迹。毫无疑问，今天的德累斯顿主要归功于奥古斯特二世。

然而，最令外地人震撼的当属有轨电车。这些大型车辆模仿爱尔兰司机的驾驶风格，以每小时十到二十英里的速度在街道上穿梭，闪过一个个弯道和拐角。除身穿制服的警官不准许外，人人乘坐电车出行，身穿晚礼服去舞会或歌剧院的女士，和携带篮子的搬运工人并排而坐。它们是大街上的老大，任何人与物都必须为其让路。你若是挡了路，被救起时还能侥幸活下来的话，那么，等你痊愈后，还得因妨碍交通去交罚单。血的教训告诉你，不要冒犯有轨电车。

一天下午，哈里斯一个人出去“闲逛”。晚上，我们在望景楼[72]听乐队演奏时，哈里斯随意说了句，“这些德国人没有一点幽默感。”

“此话怎讲？”我问他。

“唉，今天下午，”他说，“我上了一辆有轨电车，想欣赏一下市容，所以就站在外面那个小平台上——你管它叫什么？”

“站位[73]。”我猜想。

“就是它，”哈里斯说，“唉，你知道这种车有多晃？你知道在拐弯和刹车、起步时如何站稳吗？”

我点点头。

“我们差不多有六个人站在那儿，”他接着说，“当然，我是第一次，没经验。电车猛然起步，我向后闪了一下，正好摔倒在身后一位胖先生身上。他自己也没站稳，又倒在一个拿着装小号的绿呢布箱的小男孩身上，他俩谁都不笑一下，只是站在那儿绷着脸。我刚要道歉，还没等我说出口呢，不知何故，车又来个急刹车，自然，把我又向前甩去，我一头撞上了一位白发老人，看着像一位教授。唉，他也是冰块脸，没有一丝的表情。”

“兴许，他正在思考什么事。”我说。

“不可能三个人都在想事情吧，”哈里斯回道，“一路上，我和他们每个人都撞了至少三次。你看，”哈里斯继续解释说，“他们很清楚何时拐弯，知道如何去平衡自己。而我，一个生人，什么也不知道。我在那个平台上闪来闪去、东倒西歪的，一会儿胡乱抓住这个人，一会儿是那个人，一定看上去很搞笑。我没说这是高级幽默，但本该把多数人都逗乐的，可那些德国人好像并没觉得有什么滑稽好笑的——只是显得有点担心而已。有个人，个子不高，他背靠制动器站着，我一共五次摔倒在他身上，我数了。本以为第五次时，无论如何也该让他笑一下吧，但他愣是没笑，只是看着有点烦了。他们太无趣了。”

乔治在德累斯顿也有过一次历险。在老市场附近有一家店，橱窗里摆着几个待售的靠垫。这家店主要做玻璃和瓷器生意，靠垫好像是试卖的，都很漂亮，缎面上有精美的手工刺绣。我们多次路过这家店，每次乔治都要停下来，仔细端量这些靠垫。他觉得他姑妈一定会喜欢。

乔治一路上都在惦记着他的姑妈，每天都给她写一封长信，每到一个城市，他都会给她买礼物寄回去。依我看，他做的有点过了，我不止一次地劝过他。他姑妈会见到我们的姑妈，会跟她们说的，那样的话，事情就难办了。作为侄子，我反对乔治开这个头，让我们不好做人。但是他听不进去。

所以，在周六午饭之后，他一个人走了，说是去那家店给他姑妈买个靠垫。他说用不了多久就回来，让我们等着他。

我感觉我们等了很久。他回来时两手空空，看上去心事重重。我们问他靠垫在哪，他说没买，他改变主意了，因他觉得他姑妈不会喜欢靠垫的。显然是出了什么事。我们刨根问底，追其原因，他就是不搭理。我们问了差不多有二十遍，他才简短地应付了一下。

晚上，碰巧只有我俩在一起。这次，他自己提起了这个话茬，他说：

“这些德国人，有时候他们很奇怪。”

我问：“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嗳，”他回答说，“我去买那个靠垫。”

“给你姑妈买。”我补充道。

“为何不行？”他反问。只见他瞬间恼怒起来，我还从没见过对姑妈如此敏感的人。“我怎么就不能送个靠垫给我姑妈呢？”

“你别激动，”我劝道，“我没说不能。我很敬佩你这一点。”

他消了消气儿，继续说：

“橱窗里有四个靠垫，你记得吧，都差不多一样的，每一个上面有个标签，写着二十马克[74]。我的德语说得不流利，但费点劲，还是能表达清楚的，而且只要他们说慢点、清楚点，我也能听个八九不离十。我进了那家店，一个年轻姑娘走上前来，一个漂亮、娴静的小女孩，简直可以用端庄来形容。并不是所有的售货员都有这种气质。我一辈子也没这么震撼过。”

“震撼什么？”我问道。

乔治总认为他告诉你故事的开头，你就能知道结尾，真让人无语。

“所发生的事啊，”乔治答道，“我这正在讲给你听的。她微笑着问我想买点什么。我听清楚了，不可能有错。我在柜台上放了一枚二十马克的硬币，说：

“‘我要买一个靠垫。’

“她盯着我看，好像我要买的是羽毛床垫。我想可能她没有听清，所以又大声地重复了一遍。我又没抚摸她的下巴，她却看上去那么吃惊，或者是愤怒。

“她说，她认为我一定是搞错了。

“我不想和她多啰唆，再把自己绕进去了。我说没搞错。我指着那二十马克的硬币，第三遍重复说，我要买一个靠垫，‘一个二十马克的靠垫。’

“这时，另一个女孩儿走过来，她年纪稍大点。前一个女孩儿就把我说的话给她重复了一遍。她似乎很激动，不相信她说的——感觉我看起来不是那种要靠垫的人。为了证实，她自己亲口问了我一遍。

“‘您说您要一个靠垫？’她问道。

“‘我已经说过三遍了，’我答道，‘我再说一遍——我要一个靠垫。’

“她说：‘那不行。’

“这时，我发火了。我要不是成心想买，我就不会来这里。那橱窗里摆着靠垫，明明就是要卖的，我搞不懂为什么我不能买。

“我说：‘我要买一个！’话很简单，我说得很坚决。

“这时，又过来了一个女孩儿。我猜想，这家店的全部店员也就她们仨了。这第三个女孩儿眼睛水汪汪的，像个顽皮的小姑娘。换在其他场合，我见到她会很高兴的，但是现在，她的出现只会让我更加恼火。我不明白，一个靠垫还要三个人来卖。

“前两个女孩儿开始给第三个女孩儿解释这件事的经过，还没说到一半，那第三个女孩儿就咯咯地笑了起来——她是那种爱傻笑的女孩儿。然后，她们仨就像雌鹪鹩[75]一样叽喳个不停，还边说边不时地向我看过来。越是看我，那第三个女孩儿就越笑得厉害。话没说完，三人都笑面瘫了，三个小傻瓜。你会以为我是个小丑，在给她们单独表演呢。

“第三个女孩儿定了下神，向我走过来，又咯咯地笑着对我说：

“‘如果你得到了，你会走吗？’

“起初我没太听懂，她又说了一遍。

“‘这个靠垫，你得到了之后，你会立刻——离——开吗？’

“我告诉她，我巴不得赶紧走呢。但是，我又说拿不到靠垫，我就不走。此时，我打定了主意要买下那个靠垫，哪怕是在店里耗上一整晚。

“她又回到那俩女孩儿旁边。我以为她们要拿给我靠垫，成交这桩生意呢。不曾想，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两个女孩儿站到了第一个女孩儿身后，三个人继续咯咯地笑着。天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她俩把第一个女孩儿向我推了过来，推到我面前，然后，我还没反应过来呢，她就双手搭着我的肩膀，踮起脚尖，吻了我。之后，她用围裙捂着脸，跑开了，第二个女孩儿也紧跟着跑走了。第三个女孩儿打开门，显然是让我离开，我稀里糊涂地就出了门，忘了拿上那二十马克。我倒不介意那个吻，虽不是特别想要，但我确实想买个靠垫。我不想再回到那家店了。我全然不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我说：“你说的要什么？”

他说：“一个靠垫啊！”

我说：“我知道，你是想要靠垫。我指的是，你用的哪个德语词。”

他答道：“kuss。”

我说：“这你就别怨人家了，不过确实有点分不清，‘kuss’听起来像是靠垫，但却不是的，那是吻的意思，‘kissen’才是靠垫。你把这两个词搞混了——以前也有人犯过这样的错误。我自己也不太清楚这种事情，但你要了一个二十马克的吻，而且，从你对那女孩儿的描述看，有人可能认为这个价码还算合理。总之，我不会告诉哈里斯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也有一个姑妈。”

乔治同意了我的话，最好不要让哈里斯知道。

第八章

曼彻斯特的琼斯先生和琼斯小姐——可可的功效——给和平协会的建议——中世纪的主题：窗户——基督教徒的爱好——导游的语言——如何修复时间残迹——乔治试用一瓶——喝德国啤酒的后果——哈里斯和我决定一次善行——寻常的雕像——哈里斯和朋友们——没有胡椒的天堂——女人与城市。

我们在德累斯顿火车站的候车大厅等候检票进站，下一站要去布拉格。乔治逛了书摊回来时神情激动地说：

“我看到了。”

我问：“看到什么了？”

他激动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他说：

“来了，正朝这边走着，他们两个。等会儿，你们就亲眼见到了。我没有说笑，这是真事儿。”

这段时间，报纸上一些还算严肃的新闻报道都在谈论海蛇的事，我以为他此时也一定在说这件事。但转念一想，在距离海岸三百英里的欧洲中部，不可能有海蛇。没等我细问，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你看！”他说，“我没吹牛吧？”

我扭头一看，看到了在欧洲大陆火爆的英国酷男和他女儿。恐怕，在英国国内也几乎没人有幸遇见他们。他们正活生生地向我们走来，有血有肉的大活人，这不是做梦——他们就是英国的“米勒”和“米斯”，几十年来，他们完美无瑕的形象一直出现在欧洲大陆的漫画刊物和舞台上。男士身材高挑，黄头发，大鼻子，留着长长的邓德里雷络腮胡[76]。他身穿黑白相间的西装，外搭一件长至脚踝的浅色外套，头戴绿色面纱装饰的白色盔帽，身边挂着望远镜，手戴淡紫色手套，还拿了一根长于他身高的登山杖。他的女儿身材纤细修长，但我不知该如何描述她的衣服：我那贫寒的祖父可能更熟悉这种穿衣风格。我只觉得过于短了些，都露出脚踝骨了——请恕我冒犯——从艺术的角度，露脚踝有失雅观。她的帽子不知为何让我想起了赫门兹夫人[77]，她脚上是一双侧拉链靴子——我想是“普鲁涅拉厚呢面料”的——戴着连指手套和夹鼻眼镜。她也拿了根登山杖（德累斯顿方圆百英里内并无山脉），腰系黑包。她的门牙外凸，像兔子牙，身子外形看上去像踩高跷的。

哈里斯急忙跑去拿相机，自然，他又没找到。每次他要用相机时，就找不到了。我们每次见他像只丧家犬，东一头西一头四处翻找，还大声嚷着：“我的相机呢？我到底把它搁哪儿了？你俩谁都不记得我搁哪儿了吗？”——我们就知道他是那天第一次碰到值得拍的东西了。过后，他才想起来相机在包里。每逢这种情况，相机一般都在包里。

父女俩不仅追求外表的逼真，连一招一式、举手投足都准确、到位、传神，每走一步都目瞪口呆地凝视四周。男士手拿一本翻开的旅行指南，他女儿拿了一本常用语手册。他们说着没人能听懂的法语，讲着连自己都没法翻译的德语！男士用登山杖戳戳工作人员，以引起他们的注意，他女儿见到有人喝可可的广告，说了声“粗俗”，就转身走开了。

的确，她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即使在英格兰这个礼仪之邦，按照海报宣传的，喝可可的女人似乎对人间万物别无所求，最多也就是一块三尺装饰薄纱。据说，在欧洲大陆，她可舍弃所有其他生活必需品。可可生产商说，可可是女人的饮食，也是衣装。当然，我只是顺便一说。

果不其然，他们立刻成了引人注目的中心人物。我因帮了他们点小忙，有幸跟他们聊了五分钟。他们非常友善。那男士告诉我他叫琼斯，来自曼彻斯特，但不知具体的区域，甚至不知曼彻斯特在何方。我问他要去哪里，显然他也不知道，说视情况而定。我又问他是否感到带着登山杖穿越拥挤的城市很不方便，他承认有时候确实碍事儿。我还问他是否感觉戴着面纱会干扰视线，他解释说只在苍蝇漫天乱舞时才戴上。然后，我问那女士是否觉得风很凉，她说确实感受到了阵阵凉风，尤其是在拐角处。其实，我并没有像写的这样一个接一个地问问题，我是边聊边问。而后，我们愉快地相互道别。

对于这次奇遇，我思考了很久，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性观点。后来我在法兰克福巧遇一个人，向他描述了这对父女，他说也曾在巴黎见过，是在法绍达事件[78]结束的三周后。我们在斯特拉斯堡遇见一位就职于英国某钢厂的游客，他也记得在柏林见过他们，当时正处于德兰士瓦[79]问题引起的骚动期。我由此推断，他二人是失业演员，受雇来为世界和平做公益。法国外交部为平息巴黎暴民叫嚷要与英国开战的怒火，找来了这两位人气演员，到各个城市去巡演。人们一般不会对其陶醉的事要置于死地。当法国公民们看到这对英国公民——不是在漫画里，而是鲜活的真人——他们的暴怒即刻成了爆笑。这一策略的成功实施，促使他们后来又去为德国政府效力，其成效不言而喻。

我们的政府也可借鉴此经验，找几个矮墩墩的法国人在唐宁街[80]附近耸着肩膀，吃着青蛙三明治。在需要时，派他们到全国各地巡回表演，或几个懒散邋遢、留着平头的德国人，吸着长烟斗四处游逛，嘴里说着：“这样吧。”民众一定觉得滑稽，会惊呼道：“跟这种人打仗？太荒唐了。”若是政府不采纳这个建议，我就推荐给和平协会[81]。

我们不得不延长了游览布拉格的时间，因为这是欧洲最好玩的城市之一。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包含着久远的历史和传奇故事，郊外的每一处都曾是刀光剑影的战场。就在这里孕育了宗教改革运动[82]，揭开了三十年战争[83]的序幕。有人说，如果当时布拉格的窗户再小一点、更实用一点的话，也许就能为这个城市免去一半的灾难。第一个大灾难[84]的导火索，是活活地把七名天主教议员从市政厅的窗户扔向楼下一群手持长矛的胡斯信徒[85]抗议者。之后，又发生了把帝国议员从城堡区[86]旧堡的窗户扔出去——布拉格的第二次“扔出窗外事件[87]”，进而引爆了第二场重大灾难[88]。此后，人们猜想，在布拉格决定其他重大问题时，之所以未再发生暴力事件，一定都是在地窖里商讨完成的。然而，从情感上讲，布拉格之窗对于每一个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来说，是一种永远无法抗拒的诱惑。

提恩教堂[89]至今还存放着约翰·胡斯[90]布道用过的讲坛，已被虫蛀了。今天，人们在同一张桌前，依然能听到这位天主教[91]牧师的布道声音，而远在康斯坦茨[92]，有一块被常青藤半掩的石头告知人们，胡斯和杰尔姆在此被处以火刑。历史真是讽刺！同在提恩教堂，还安葬着天文学家第谷·布拉厄[93]，他坚守一千一百条教义和一份人性，误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却又以精确、客观地测量进行着天文观测。

失明的齐什卡和开明的瓦伦斯坦[94]一定经常火急万分地疾驰于布拉格的狭小街巷，这些脏污的街巷两旁尽是风格各异的宫殿建筑——布拉格人把瓦伦斯坦称为“英雄”，这个城市也因他这位公民而实感骄傲。在瓦尔德施泰因广场他那幽暗的宫殿里，他祷告用过的小房间被视为圣地，对外展示，人们似乎相信他的灵魂永存。布拉格城里弯曲狭小的街道上，一次次逐队成群、填街塞巷。一时来了西吉斯蒙德[95]的龙骑士军团，后面是凶猛追杀的塔博尔派[96]军队；一时来了面色苍白的新教徒，紧追其后的是喜获胜利的马克西米利安[97]天主教军队；一时被撒克逊人、巴伐利亚和法国联军占领；一时又来了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98]的圣徒，还有腓特烈大帝的钢铁战车，电闪雷鸣般涌进城门，展开了桥上激战。

犹太人一直是布拉格的一个突出特色，他们偶尔为基督徒所热衷的相互屠杀充当帮凶；悬挂在老新犹太会堂[99]拱顶的旗帜，证明了犹太人帮助天主教徒费迪南德抵抗瑞典新教徒的勇气。布拉格隔都[100]是欧洲最早建立的犹太区之一。矗立至今的小犹太教堂，布拉格的犹太人已在此祷告了八百年之久。在厚实的墙壁上有一些小孔，是为犹太妇女们虔诚地聆听祈祷而留下的。附近有一处名为“生命之屋”的老犹太公墓，看上去拥挤不堪。几百年来的法规要求以色列人的遗骨只能埋在唯一这块巴掌大的地方，所以，难以计数的破旧墓碑，层层叠叠、错乱挤塞着，仿佛被地下骈肩叠迹的灵魂挤推得东倒西歪。

犹太区的围墙早已被夷平，但是在布拉格生活的犹太人却仍聚居在这贫民窟里。如今，污水横流的街巷正在飞快地改造修建中，宽敞崭新的大道预示着该区终将成为布拉格最美丽的景区。

在德累斯顿时，有人建议我们不要在布拉格说德语。多少年来，德国少数民族与占多数的捷克人之间的种族仇恨笼罩着整个波西米亚。在布拉格的某些街区，若被误认作是德国人的话，对于忍耐力随着种族而改变的人来说是件很麻烦的事儿。但我们坚持讲德语，因别无选择。据说捷克语具有古老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其字母表由四十二个字母组成，不禁让人联想到学中文，同样，学捷克语也不可速成。我们认定，在布拉格讲德语应该不会有什么风险。事实上，我们并未遭遇任何伤害。我唯一能想到的原因是，布拉格人极其敏锐，我们虽外表看上去和德国人没什么两样，但说出的德语无形中带有口音上的细微差别和语法小错误，他们一听就能判断出，我们并非纯正的德意志人。我不敢断言，仅是推测而已。

为安全起见，我们还是跟着导游四处游览。我接触过的导游都不完美，此人明显有两点不足。他的英语很烂，甚至不能称之为英语，我不知道该叫什么语。这不全是他的错，他是跟一位苏格兰女士学的英语。我的苏格兰语还不错——这是了解当代英国文学前沿研究所必备的，但要听懂地道的苏格兰语土腔，又夹带着斯拉夫口音，偶尔还冒出几个德语变形词，着实是挑战我的才智。与他对话的头一个小时里，我们总是感觉他快窒息了，好像随时都会死在我们手里。一个上午下来，我们才逐渐适应了，放弃了听他每次开口说话就有的冲动——把他仰卧放在地上，撕开他的衣裳，让他呼吸得更加顺畅。后来，我们能听懂几句了，由此发现他的第二个不足。

他好像最近发明了一种洗发生发剂，并说服了当地药店的药剂师参与推销。有一半的时间，他不是向我们展示布拉格城市的美丽，而是这种制剂使人类受益的潜在功效。看在他滔滔不绝地讲解景点和建筑的分上，我们一致认可了他对这个劣质生发剂所付出的令人心生怜惜的热情。

结果是现在他三句不离那发明，而对宫殿和教堂的废墟当作无聊之谈粗略草率地一带而过，引发我们对腐朽的贵族产生了成见。他认为，他的职责不是带我们去感受时间的摧残，而是引导我们关注修复创伤的方法。那些头破血流的英雄和光头圣徒跟我们有何关系呢？我们关心的当然应该是现实世界，是长发飘逸的美女，或是因为她们明智地选用了“戈比”生发剂而将拥有一头飘逸的长发，还有留着浓密胡须的年轻男士——如标签上的照片所示。

他潜意识地把世界分成了两部分，过去（“使用前”），一个病态的、不为人喜的乏味世界，和未来（“使用后”），一个富足、欢乐、上帝保佑众生的极乐世界。他的这种想法与他从事中世纪历史古迹导游的身份很不搭调。

他给了我们每人一瓶生发剂，送到旅馆，好像是我们开始和他聊天时，无意间问他要过。我个人没什么感觉，说不上好与不好。一连串的失望令我沮丧，还有一股挥之不去的石蜡味儿，虽然很淡，依然能引来他人的评论，尤其是已婚男人。我至今连样品也没试用过。

我把我的那瓶给了乔治，他要去是想送给在利兹的一个熟人。我后来得知，哈里斯也把他那瓶给了乔治，也是要送给那人的。

自从离开布拉格，乔治发现我们每餐都有洋葱，他归结为欧式烹饪中盛行放大蒜的原因。

在布拉格，我和哈里斯还为乔治做了件好事儿。我们发现，有一段时间乔治迷上了比尔森啤酒[101]。这种德国啤酒会让人上瘾，尤其在炎热的天气，但不能无节制地贪杯。虽不上头，可是慢慢地会伤害肾脏。一到德国，我就一直在告诫自己：

“现在开始，我不喝德国啤酒了，倒是可以喝点这里的白葡萄酒，加点苏打水，也可以偶尔来杯果珍或汽水，啤酒就算了——无论如何，永远都不要去碰它。”

这一决定有益健康，我还建议所有来德游客也下此决心，而且希望自己能坚持做到。虽也督促乔治，但他拒绝用任何严格的清规戒律约束自己。他说适量喝点有好处。

“早上一杯，”乔治说，“晚上一至两杯，是不会伤身的。”

也许，他这样说有一定道理。但在他连喝六杯后，我和哈里斯就为他担忧了。

“我们该做点什么让他戒掉，”哈里斯说，“他越喝越多。”

“他跟我说过，这是遗传，”我回答说，“好像他家人总感到口渴。”

“可以喝阿波利纳里斯矿泉水[102]，”哈里斯说，“再往里挤点柠檬汁，肯定没坏处。我是担心他的体型，这样下去，他会失去那天生的好身材的。”

我们反复谈论着这件事，终于在上帝的启示下，确定了一个方案。为美化城市，在布拉格新建了一座雕像。我忘了是什么人物，只记得是一座普通的街边雕像，一位脖子僵直的普通绅士，骑着一匹普通的马——始终保持后腿站立，前蹄腾空扬起。但仔细看去，这座雕像与众不同。他手托自己的羽毛帽子，而不是常见的手握刀剑或指挥棒；马尾也显得有点儿细小，不是瀑布般的飘散，看上去与他桀骜不驯的举止很不协调，让人感觉，有这样尾巴的马是不会马踏飞燕的。

雕像暂时竖立在查理大桥[103]另一端不远的小广场上，在尚未最终确定安放地址前，市政官员们明智地决定，以现场视觉效果来选择最佳位置。为此，他们制作了三个雕像的粗仿品——只是木制的轮廓而已，不可近看，但远观效果逼真。他们把其中一个立在了弗朗茨·约瑟夫大桥的入口处，第二个放在了剧院后面的空地上，第三个放在了瓦茨拉夫广场[104]正中央。

“要是乔治不清楚这件事的内幕，”哈里斯说——我俩在外散步一小时，他留在旅馆给他姑妈写信——“要是他没见过这些雕像，那咱就可以利用它们，让他戒酒瘦身。就在今晚行动。”

吃饭时，我们谨慎地试探了乔治，发现他对雕像之事一无所知。饭后，我们拉他出了门，穿过几条小巷，来到那座真雕像面前。乔治匆匆看了一眼，就往前走了，他对雕像一贯如此。但我们劝他停下来，认真仔细地观看。我们带他围着雕像转了四圈，尽可能把每一处看点都告诉他。我觉得，我们都快把他惹烦了，但就是为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我们给他讲那个马背上的人的历史，告诉他雕塑家的名字、雕像的重量和尺寸。我们把整个雕像全印在他的脑海里，这样，在我们讲完后，他唯有对雕像了解得最清楚。我们要让雕像深入他心。在他答应次日上午再同我们来一趟之后，我们才最终放过他，因为白天看得更清楚些。为此，我们看着他把雕像的确切位置记在了小本子上。

然后，我们陪他去了他最喜欢的啤酒馆，坐在他旁边，跟他讲一些趣闻轶事，比如，喝不惯德国啤酒的人，喝了太多之后疯了，变成了杀人狂；年轻人喝了一命呜呼；还有些酒仙，因酒而终身与漂亮姑娘无缘。

十点钟时，我们开始往回走。这是个暴风雨来临前的夜晚，浓重的乌云下洒落一道柔和的月光。哈里斯说：

“咱们别原路返回了，沿着河边走吧。今晚的月色好美。”我们边走，边听哈里斯讲他的一个故人的悲惨经历，那人现住在智障康复中心。哈里斯说他之所以想起这个故事，因为也是在这样一个夜晚，他和这位可怜的朋友最后一次一起散步。他们当时正沿着泰晤士河河堤走着，他的朋友坚持说，自己看到了在威斯敏斯特大桥的拐角处有威灵顿公爵[105]的雕像，把哈里斯吓坏了，因为众所周知，那座雕像一直耸立在皮卡迪利大街上。

正在此刻，那三座雕像仿制品中的第一个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它在一个栏杆围起来的小广场中央，在我们对面稍高处。乔治突然止步，斜靠在码头的墙上。

“怎么了？”我问，“头晕了？”

他说：“嗯，有点，咱们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

他站在那儿，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那座雕像，声音沙哑地说：

“说到雕像，我怎么觉得它们一个个都像极了。”

哈里斯说：“我不同意——照片倒有可能，有些照片确实很难区分。但每座雕像都有自己突出的特点。就拿咱们刚才看的那座雕像来说，”哈里斯继续说着，“就是咱们去啤酒馆之前看到的那座，一位骑马人的雕像。在布拉格，你能看到其他骑马人的雕像，但和这个完全不同。”

“不，它们都一样，”乔治争辩道，“全都一样。都是同一匹马，同一个人，一模一样的。白痴才会说它们不一样，简直是瞎编。”

他看上去是和哈里斯动真气了。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我问。

“我为什么会这么想？”乔治冲着我反问道，“哎，你们看看那边那个该死的东西！”

我说：“什么该死的东西？”

“哎，就是那雕像啊，”乔治说，“看看吧！同样是那匹后退站立只有半条尾巴的马，同样是那个没戴帽子的人，同样——”

哈里斯说：“你现在说的是咱们在环形广场看到的那座雕像。”

“不，我不是说的那个，”乔治说，“我说的就在那里。”

“哪一个啊？”哈里斯问。

乔治看着哈里斯，而哈里斯如果用点心的话，是一个不错的业余演员。此时，他表现出真切的惋惜之情，还略带一点震惊。接着，乔治又转过来盯着我看，我努力模仿哈里斯的表情，同时又略表自责之意。

“你要坐出租车吗？”我拿出最和蔼的语气问乔治，“我跑去叫一辆来。”

“见鬼了，我坐车干吗？”乔治冷淡地答道，“你俩老兄听不懂笑话吗？我咋感觉像是和两个糊涂的老女人出来了似的。”说着，就自顾自往桥上走去，留下我俩紧跟在后面。

“幸好你只是开了个玩笑，”我们赶上他时，哈里斯说，“我知道一个痴呆的病例，一开始——”

“噢，你这个蠢货！”乔治打断他说，“没有你不知道的事。”

他的态度极不耐烦了。

我们带他沿着河岸走过剧院，告诉他这是条近路，事实上，确实是的。在剧院后面的空地上，立着第二座木质雕像仿品。乔治看到它，又停下了脚步。

“怎么了？”哈里斯体贴地问道，“你不舒服吗？”

“我不信，这不是近路。”乔治说。

“我保证，这就是的。”哈里斯坚持说。

“好吧，那我走另一条路。”乔治说着，转身走了。我俩还像前一次那样跟随其后。

在费迪南德大街上，我和哈里斯聊起了私立精神病院，哈里斯说英格兰的精神病院管理不善。他的一个朋友，就住在精神病院里——

乔治插嘴说：“你好像有很多朋友在精神病院里。”

他话带嘲弄的语气，似乎暗指哈里斯的朋友大多都是精神病。但哈里斯并没有生气，他声调轻柔地说：

“是啊，一想到那么多人迟早落得那个结局，确实是很离奇。我现在时常提心吊胆的。”

在瓦茨拉夫广场拐角处，走在前面不远的哈里斯停了一下。

他双手插兜，凝视着街道，不禁赞叹道：“这条街真美啊。”

乔治和我也跟着他欣赏起这条街来。在距离我们两百码的广场中央，竖立着那幽灵般雕像的第三个仿制品。我认为，这个比其他两个都做得好——仿真度最高，最具欺骗性。它挺立在空旷的夜空下，轮廓被映衬得格外清晰：马后腿站立，马尾细得出奇；免冠的骑士，手拿羽毛帽子，指向天边的一轮明月。

“我想，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乔治说，声音里带有一种感伤，他那盛气凌人的气势已荡然无存。“我要叫辆出租车，如果有的话。”

“我就觉着你看上去怪怪的，”哈里斯说，语气很温和，“是因为头晕吗？”

“可能是吧。”乔治答道。

“我看出来了，”哈里斯说，“但我不想说。你出现幻觉了，不是吗？”

“不，不，不是这样的，”乔治立刻否认，“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哈里斯严肃地说，“我来告诉你吧。就是你喝的德国啤酒在作怪。我知道一个人——”

“这会儿我不想听他的事，”乔治说，“我相信你说的是真事，但不知何故我听不进去。”

“你喝不惯这种啤酒。”哈里斯说。

“我再也不喝了，从今晚开始，”乔治说，“你说得对，好像我是不适宜喝。”

我们和他回到宾馆，看着他上床睡下。他变得非常知礼，也很知恩。

后来有一天，我们白天骑了一整天的车，晚饭时饱餐了一顿美食。饭后，我俩给乔治点上了一根大雪茄，又挪开了他周围的东西，然后，向他坦白了我们为帮助他而设的这一局。

“你们说咱一共看到了几座雕像的复制品？”乔治听后问道。

“三座。”哈里斯说。

“就三座？”乔治说，“你确定吗？”

“确定。”哈里斯说，“怎么了？”

“哦，没事！”乔治说。

但我觉得他不太相信哈里斯的话。

离开布拉格，我们去了纽伦堡，中途经过卡尔斯巴德。德国良民临终时，都留下遗愿要葬在这里，就像美国良民愿意葬在巴黎一样。我对此有所怀疑，因为这个小地方接纳不下大批人马。这里的人们早晨五点起床，六点至八点，乐队在长廊伴奏，斯普鲁特温泉广场上跳舞的人群挤满了长达一英里的路。在这里，你会听到人们说着各种语言，比你在巴别塔[106]听到的语种还多。每隔十多米的距离，你就能看到波兰犹太人、俄国亲王、中国官吏、土耳其帕夏[107]，还有仿佛是从易卜生[108]戏剧里走出来的挪威人，有法国贵妇、西班牙王公、英国伯爵夫人，以及黑山共和国[109]的山里人和芝加哥的百万富翁。在这里，游客能买到世界上所有的奢侈品，但只有一样除外，就是胡椒。这里方圆五英里以内，千金难买胡椒，而你买到的心爱之物又不值得带走。对于一支占卡尔斯巴德五分之四的动物肝脏消费者大军来说，胡椒就是毒药。防重于治，为此，胡椒被谨慎地拒之于外。于是乎，卡尔斯巴德出现了“胡椒党”，他们到没有限制的地方，去尽情享受胡椒给人带来的刺激。

如果你期待在纽伦堡看到中世纪的风貌，你要失望了。虽说古典韵味的街角和美丽别致的景色令人目不暇接，但处处呈现浓郁的现代气息，甚至那些古迹也几乎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年代久远。说到底，一座城市就像一个女人，年龄写在了脸上。纽伦堡犹如一个风度娴雅的女士，经过新鲜油漆和涂料的粉饰，在强烈的汽灯和电灯光下，不易看出她的实际年龄。但近距离细看，那斑驳的墙壁和灰塔历历可辨。

第九章

哈里斯违法——助人为乐却麻烦缠身——乔治走上犯罪之路——视德国为福地的人们——英国犯罪者的无奈——德国犯罪者得天独厚的优势——关于床的法规——一种低廉的违法——乖顺的德国犬——甲虫犯错——各行其道的民族——自觉守法的德国男孩——如何推婴儿车走入歧途——德国学生：约束的任性。

从纽伦堡到黑森林，我们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惹上了麻烦。

先是哈里斯在斯图加特辱骂了官员。斯图加特这个城市清洁、明亮、风貌迷人，可谓德累斯顿的缩影。此外，市内景点比比皆是，游客无需周折便可一饱眼福，如中型画廊、小型文物博物馆、半个宫殿等，你可怡然自得地逐一参观。哈里斯并不知自己辱骂的是一位官员，他误认为是消防员（看上去很像），骂他是“蠢驴”。

在德国，你不可称呼官员“蠢驴”，但此人也的确就是。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哈里斯急着要离开城市花园，看见面前的一扇大门开着，就跨过警示线，走上了大街。哈里斯坚持说没看见警示线，不过在线上明显有个标示牌，上面写着“禁止通行！”站在大门旁的男士拦住了哈里斯，把标示牌指给他看。哈里斯谢过后，继续前行。那人追上来解释说，这件事不能就此了结，哈里斯必须再跨过警示线回到花园里才行。哈里斯指着标示牌上的“禁止通行”，表示若原路回到花园，意味着二次犯规。那人自己也反应过来不对，于是让哈里斯绕过街角，从正常入口进入花园，然后，转身再从那个门出来。所以哈里斯叫他蠢驴。这件事耽误了我们一整天时间，哈里斯还被罚了四十马克。

在卡尔斯鲁厄我因为偷自行车也惹了麻烦。我不是有意而为，原本只想帮个忙。火车马上要开了，我忽然想到哈里斯的自行车还在货车车厢里。没人过来帮我，我就自己跳上货车，及时把它搬了下来。我正得意地推着车下站台时，突然在一些牛奶桶后面，看到了靠墙立着的哈里斯那辆车。原来我搬了别人的车，不是哈里斯的。

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处境。若在英格兰，我去向站长解释下我的过错就完了。但在德国，只向一个人解释这种小事还不够，他们会带着你转一圈，去给六七个人解释一遍。万一这其中有人正好不在，或当时没空听你讲，通常就会留下你过夜，第二天早上你再去做解释。所以，我想还不如把它藏在一处隐蔽的地方。我便装作没事似的走了几步，发现一个小木棚，再合适不过了。我正往里推车的时候，却不幸被一个戴红帽的铁路官员瞧见了，他看上去像个退役的陆军元帅。他走上前来说：

“你在干什么？”

我说：“我要把它推进木棚里，挡路了。”我尽量控制语气，表明我的行为是善意且是熟虑的，这样，他还会感谢我。但是，他反应麻木。

“是你的车子吗？”他问。

“这个，不完全是。”我回答说。

“那是谁的？”他声色俱厉地问道。

“我没法告诉你，”我回答说，“我不知道是谁的。”

“你是从哪儿弄来的？”他接着以怀疑的语气问道，几乎令我感到侮辱。

“我是，”我泰然自若地答道，“从火车上弄来的。”

“事实是，”我继续坦率地说，“我搞错了。”

他没让我把话说完，只说了句他猜也是如此，就吹响了口哨。

接下来的情节，回忆起来很无趣。幸运的是——他们说我们中间有贵人——这件事发生在卡尔斯鲁厄，这里有我一个德国朋友，还是个蛮重要的官员。我不愿再细想，假如火车站不在卡尔斯鲁厄，或者我的朋友不在家的话，我的遭遇会是怎样。我虽安然逃脱了，如俗话所说，是九死一生，不过，事与愿违，这件事给我的人品染上了污点。我免受惩罚一事在当地警察圈里至今都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误判。

但是，与乔治的违法行为相比，所有的小罪过都显得微不足道。自行车事件使我们陷入一片混乱，结果把乔治给弄丢了。后来才知道，当时他在警察局外等我们，而我们全然不知，以为他可能自己先去了巴登。因急于离开卡尔斯鲁厄，也许是欠考虑，我们就急忙上了一班火车，赶向那里。乔治等得烦了，就回到火车站，结果发现我们已经离开。他的行李也不在了，他的火车票在哈里斯手里，我们三人的钱都在我的手里。乔治口袋里仅有一点零钱，他随即借故存心走上了犯罪的歧途。后来看到传票上所列罪状，吓得我和哈里斯汗毛都竖了起来。

在德国乘火车旅行，可谓有些繁琐。你可能以为，在出发地车站买一张前往目的地的车票，即可到达目的地。其实不然。火车进站了，你正要挤上车时，却被民警挥手示意离开。你的证件呢？你把车票拿给他看，他解释说，单凭一张车票不行，你只完成了第一步，还得回到售票处去，再买一张“快速列车票”。凭此票，你再次进站，以为万事大吉了。还好，你能上车了，但你既没座位，也没站位，还不能走动。你还需再买一张“座位票”，这样，才能保证你在此行程中有一席之地。

我常常在想，要是有人坚持只买一张车票，能怎么样。能让他跟着火车在六英尺宽的轨道上跑吗？或者他能给自己贴张标签，混进行李车厢吗？再假设只买一张快速列车票，却执意不买或没钱买座位票，又会怎样呢？他们会让他躺在货架上，还是把自己挂在车窗外呢？

再说乔治，他的钱刚好够买一张去巴登的三等慢车票。为避开民警的查问，他等到火车开动了，才一步跳上车厢。

这是他犯的第一宗罪：

（a）列车行进中上车；

（b）无视工作人员劝阻。

第二宗罪：

（a）持三等车票乘坐头等车；

（b）拒绝工作人员让其补差价的要求。（乔治说他不是“拒绝”，他只是告诉工作人员他没有买票）

第三宗罪：

（a）持三等车厢票进入头等车厢；

（b）拒绝工作人员让其补差价的要求。（乔治再次为该报告欠准确性而争辩。他把衣兜翻出来，一共只有八分德币，全都给了工作人员。他主动提出乘坐三等车厢，但这趟车上没有三等车厢。他又提出乘坐货车，但是他们不接受）

第四宗罪：

（a）占座，却未付座票；

（b）在走道里游荡。（既然他未付钱不能坐，而他又没钱付，不知他该如何是好）

但在德国，解释是不能作为理由的，因而，从卡尔斯鲁厄到巴登也许是他有史以来最昂贵的行程之一。

回想起这一案子，以及在德国频繁遭遇麻烦的经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德国对一般英国年轻人来说是个福地。医学院学生、寺院吃斋饭的人和在休假的陆军中尉会觉得伦敦生活枯燥乏味。正常的不列颠人以犯法为乐，否则人生味同嚼蜡，任何事都不能令其感到称心如意，唯一的满足是惹出点乱子来。而当下在英格兰，这样的机会并不多。为陷入困境，年轻人需要持之以恒去寻找。

一天，我和我们的高级教会执事聊起此话题。那是十一月十日的早晨，我俩都有些焦急地翻阅着警方报告。头一天夜里在标准区，同一帮年轻人又滋事被传唤了。我的教会委员朋友有儿子，我有个外甥，视同自己的儿子，溺爱他的母亲送他来了伦敦，只为学习工程学。幸运的是，在拘留人员的名单里没有看到我们熟悉的名字。提着的心放下了，我们又聊起了对愚昧、堕落的年轻人的教化问题。

“这很重要，”我的教会委员朋友说，“标准区该如何维护其形象。在我小时候，这里就是这样，晚上总是吵闹不堪。”

“好无聊。”我说。

“太单调了，”他说，“你不了解。”他继续说道，那布满皱纹的脸上飘过一丝空幻的神情，“从皮卡迪利广场[110]走到藤街警察局，你会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厌倦。可是我们又能怎样呢？什么也不能！有时候你把路灯弄灭，接着就会有人过来再把它点亮。若是有人辱骂了警察，他压根不理睬，甚至不知道自己受到辱骂。即便是知道，他似乎也不往心里去。假使你想跟考文特花园的门房打一架，你就可以去。不过一般来说，门房会占上风。他若赢了，你得赔付五先令，他若没赢，你得付半英镑[111]。我从没觉得这个项目有何令人兴奋的。一次，我试图驾驭一辆双轮双座马车，这一直被认为是现代伦敦街头风气之典范。一天深夜，我在迪恩街的一家酒吧外偷偷拉走了这辆马车。之后，先是在金色广场[112]，我碰到一个招手搭车的老妇人，她带着三个孩子，两个在哭闹，另一个昏昏欲睡。我还没来得及躲走，她就把三个小孩子塞进了车厢，记下了我的车号，付给我一先令，说是诉讼费，然后指给我一个地址，位于她叫北肯辛顿的地方稍远一点。

“实际上，此地在威尔斯登的另一侧。我们一路兼程跑了两个多小时，鞍马劳顿。这是我记忆中所经历的最慢的一次旅程。有一两次，我试着劝说孩子们同意我把他们送回给老妇人。但每当打开活板门要和他们说时，那小儿子就喊叫开了。我找其他马车夫送他们去，多数的车夫用当下一首流行歌的歌词回应我：‘噢，乔治，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点儿吗？’有一人还主动提出愿意帮忙把我的最终遗言捎给我妻子，而另一位承诺说待春暖花开时，他会来把我挖出来，为我举办一场派对。我坐在车夫座位上，想象着自己送的是一位脾气暴躁的老将军，在距离目的地六英里远一个人烟稀少的偏远地区，把他放下，让他自己坐在路沿石上骂娘。届时他也许会碰到友好人士，也许碰不到，取决于具体情况和他自己的运气。我从未想过自己竟驾车负责把这些无助的孩子送到偏僻的郊外。

“不，伦敦，”我的教会委员朋友叹了口气总结说，“想在这里犯法都几乎没有机会。”

但是现在，在德国，麻烦是唾手可得。这里有诸多清规戒律，又都极易触犯。我建议那些想给自己惹麻烦，却又在自己国家没有机会的英国年轻人，买一张去德国的单程车票，因为往返票的实际有效期仅一个月，可能用不上。

在《国家公民知法守法指南》里，他会看到一个列表，所列之事明知故犯，均会给自己带来乐趣和刺激。在德国你不可把床悬挂在窗外。他可以从这一条做起。仅在窗外晃一下床，不用等到吃早餐，麻烦就来了。而在国内，他甚至可以把自己挂到窗外去，只要不妨碍别人采光，或下落时不会砸伤过路人，没人在意你。

德国不允许在大街上穿奇装异服。我认识的一位苏格兰高地朋友来德累斯顿过冬。刚来头几天，就因穿着问题和撒克逊政府官员争辩起来。他们问他穿这些衣服做什么。他脾气有点倔，回答说就是穿衣而已。他们又问他为何穿这样的衣服，他说为了保暖。他们直白地告诉他，他们不相信他，并且用一辆封闭式的四轮马车把他送回到他的住所。英国大臣的个人证言，足以向德国官方证明苏格兰高地短裙是很多端庄文雅、安分守法的英国臣民的传统服装，而他们仅限于外交层面接受了该陈述，其个人看法至今未改。他们虽已渐渐习惯了英国游客，但有一位受邀来和几个德国官员打猎的莱斯特郡的绅士，刚在酒店门外露面，就立刻被连人带马一起带走，去警察局解释他的轻浮穿着。

另一个是你不能在城里的大街上喂马、喂骡子，或是喂驴，不论是谁的。若你有心情喂别人的马，必须先和这牲口约定时间，必须去官方授权的地点喂食。你不能在街上摔碎玻璃制品或瓷器，实际上，任何公共场所都不行。一旦打碎了什么，必须把所有碎片全捡起来。至于如何处理这些碎片，我也说不上，我唯一能确定的是，你不能随处乱扔，也不能随地乱放，或者明确地说，不能以任何形式舍弃它们。很可能，你得终生随身携带，直至陪你一同入土为安。或者，也许你会获准将其吞咽下肚。

你也不能在大街上用十字弓箭射击。德国的立法者并不满足于惩治常人的不良行为——那些想做但不能做的事，他挖空心思地设想那些流浪狂人可能会干出的所有事情。在马路中间倒立不违法，因立法者们还没想到这一点。也许某一天，哪位政治家去马戏团看杂技表演时，会意识到该项的遗漏。回去立刻着手制定条款，禁止在马路中间倒立，并明确罚款标准。这就是德国法律的魅力所在：每一个不端行为明码标价。不像在英国，搞得你彻夜难眠，不知道将会被警告后无罪释放，还是要交40先令的罚款，或与地方法官陷入不和，被判七天监禁。在德国，你准确地知道自己为寻乐而买单的价格。你可以把钱全摊在桌上，打开那本知法守法指南，然后筹划一个只花五十芬尼[113]的假日。你若想体验一个超优惠的夜晚，我建议你在得到警告后，继续在人行道上逆行。选好你要去的街区，只走僻静的背街，我估计，花不了三马克，你就能在人行道上通宵尽情地逆行。

德国禁止夜幕下“成群结队”漫步于城里。我不很确切多少人够得上是“一群人”，而且，和我曾讨论过此事的德国官员们，谁都不能定出一个准确数字。一次，我的德国朋友和他妻子、岳母、五个孩子、妹妹和准妹夫、两个外甥女一同步行去剧院，我问他是否感觉在冒险犯法，他把我的话当真了，随即瞟了一眼这一行人。

“哦，我觉得不会吧，”他说，“你知道的，我们都是一家人。”

“法律条款并未说明一群家人可否，”我回答说，“只说一‘群’人。我别无他意，但仅从词源上讲，我个人倾向于把你一家人视为一‘群’人。至于警察是否认同，还有待证实，我只是给你提个醒。”

我朋友对我的担心不以为意，但他妻子认为最好不要冒任何风险，以免华灯初上，聚会就被警察给搅散了。于是，他们分开行动，约好在剧院大厅会合。

你还不能随心所欲地朝窗外扔东西，猫也不能作为理由。来后的第一周，夜里我常被此起彼伏的猫叫吵醒。有一天我忍无可忍，就收集了几样武器——两三块煤、几只硬梨、两个蜡烛头、在厨房桌子上找到一个剩鸡蛋、一个苏打水空瓶子，还有几样类似的东西——打开窗户，朝着噪声传来的地点连续轰炸。我认为什么也没击中，因我从没听说过有谁打中过，即便是他看见了猫，也许，除非巧合，原本瞄准的是别的什么，结果歪打正着。我认识几个神枪手，女王奖得主——这类人——在五十码以外的射程，用猎枪向猫射击，均是毫发无伤。我常想，除了靶心和奔跑的鹿等一类货色，真正出色的神枪手是自诩射中了猫的人。

但反正是猫都跑开了，可能被鸡蛋熏的，我拿起来时就注意到像是不新鲜了。我又回到床上，心想这下该安静了。不曾想，才过十分钟，响起了极速的门铃声。我没理会，但敲门者过于执着，我只好穿上睡衣，下楼去开门。一个警察站在门口，面前放了一小堆我之前扔出窗外的东西，除了鸡蛋，一个没少。显然，他把这些东西都捡回来了。他问：

“这些都是你的吗？”

我说：“曾经是的，但我已和它们断绝关系了。现在谁想拿走都行——你也可以。”

他对我的提议漠然置之，说道：

“你把这些扔出窗外的。”

“没错，”我承认，“是我扔的。”

“你为何要这么做？”他问。德国警察有自己的问话套路，从不随意改变问题，也从不少问一句。

“我想把那几只猫赶走。”我回答道。

“什么猫？”他问。

这种问题也就德国警察会问。我带着极尽所能的讽刺腔调对他说，实在是惭愧，我无可奉告，因为我还不认识它们。但我答应，倘若他能把这个区的所有猫都召集起来的话，我愿意试试看能否从叫声中把它们辨认出来。

这位警察没有幽默细胞，也幸好他没听懂，因我相信，和穿德军制服的人开玩笑，要受到重罚，会被定义为“对官员傲慢无礼”。他只是说，警察没有帮助我认猫的义务，他们只负责给我开罚单，因为我向窗外扔东西。

我问他，在德国夜夜被猫叫吵醒，该怎么办，他说我可以告发猫的主人，然后警察也会向他提出警告，必要时，可下令把猫给灭了，但谁来当这刽子手，行刑期间猫会怎样，他没给出进一步解释。

我问他有何建议能让我找到猫的主人，他想了一下说，我可以跟踪到家里。话至此，我不想再和他多纠缠了，越说越繁难。结果是，那晚的猎猫花去我十二马克的银子，而来找我了解情况的四位官员，竟无一人感觉到这其中的荒唐。

然而，在德国，大多这些错事和蠢事，与踩踏草坪这一弥天大罪相比，都变得无足挂齿。不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你都不可踩踏草坪。草在德国被奉若神明，你将其踩在脚下，等同于在伊斯兰祷告垫上跳角笛舞[114]，是对神灵的亵渎。就连狗都知道敬奉草坪，它们从不去踩踏，你若看到有狗在草坪上蹦跳奔跑，就能确定那一定是只邪恶的外来狗。在英格兰，我们会在防止狗进入的地方，用支墩牵起六英尺高的带刺铁丝网。在德国，他们只在场地中间立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狗禁止入内”。纯正血统的德国犬见此牌，即刻转身走开。我曾在公园见过一个园丁穿着毡靴、小心翼翼地走进草坪，严肃而毅然地把一只甲虫从那里挪到沙地上。之后，又严厉地注视着，确保它不会再走回头路。这只甲虫自感万般羞愧，急忙沿水沟走到标有“出口”的路上去了。

在德国公园，道路职能划分细致，不同的路专属不同的群体，没有人会冒自由与财富之险，走不属于自己的路。有专供“骑车者”走的小路，有专供“步行者”走的小路，有“骑马人”走的大路；有小型车辆走的路，也有大型车辆走的路，还有儿童走的路，及“单身女士”走的路，却没有专属于光头男士或“新女性”的路，我一直认为是个缺憾。

在德累斯顿的大花园，我曾遇见一位老妇人，站在七条岔路口，无助、惶惑。每条路上都有警示，提醒人们走自己该走的路，不可任性走错。

“对不起，打扰下，”得知我会说英语，又能看懂德语，她便对我说，“请你告诉我，我是哪种人，该走哪条路？”

我仔细打量她一番，得出她是“成年人”和“步行者”，就指路给她。她看了看，似乎很失望。

“但我不想去那边，”她说，“我能走这条路吗？”

“天啊，不能的，夫人！”我回答道，“这条路是儿童走的。”

“但我不会伤害他们的。”老妇人笑着说。她看着就不像是那种会伤害孩子的人。

“夫人，”我告诉她，“如果我说了算，我会信任您，让您走这条路，即便是我大孩子在路的那头走着，但现在我只能告诉您这个国家的法律规定。像您这样心智成熟的妇人，冒险走此路，意味着要面临罚款，即使不是监禁的话。您该走那条路，这里标的很清楚——步行者专用。您若听我的建议，就赶快沿着那条路走吧，您不可在此犹豫、久留。”

“那条路的方向压根不是我要去的。”老妇人说。

“但那是您应该去的方向。”说完，我们就分开了。

公园里，有的座位上写着“成人专座”。急于想坐下的小男孩见此标识，会直接走开，去找儿童该坐的座位，并小心翼翼地不让鞋上沾的泥土弄脏座位。假设在摄政公园[115]或圣詹姆斯公园[116]也有座位标着“成人专座”，周围五英里的所有孩子都会争着过来，把座位上的孩子拽下来，自己上去坐一坐。至于“成年人”，他大概根本无法挤进围了座位有半英里路的孩子堆里去。在德国，若小孩子偶然没注意坐在了不该坐的地方，一旦有人给他指出来，他会立刻起身，低垂着头，感到害羞和抱歉地手挠着头走开的。

这并不代表德国儿童被温情主义政治所忽视。公园里均有专为儿童提供的场地，配有沙堆。孩子在这里尽情地玩耍，做泥饼、建沙堡。在他眼里，只有用这里的泥做成的泥饼，才是圣洁的。否则，他得不到满足，心灵深处也会感到厌恶。

“那个饼，”他会对自己说，“本该，却并没有用政府提供的专门做饼用的泥做成，也不是在政府专门策划和维护的泥饼生产点制作的，它不会给人真正送来福气。那是一块非法饼。”虽然他父亲已交了罚款，他自己也接受了教训，但他依旧感到良心不安。

简单的家用婴儿车在德国也能给人带来刺激。这个被称为“幼儿车”的东西，竟在德国法律中占据数页的篇幅，详细规定了哪些合法，哪些不合法。读过这些条款，你会得出：只有外交官在城里推着婴儿车走街串巷才是合法的。你不可推车四处闲逛、不可走得太快、不可挡他人的去路。若有人挡了你的路，你必须为其让路。若要停车，必须到指定的专用停车点，而且到了那里，你必须停下来。你不可推车过马路，即使你和孩子就住在对面，也不允许。你不可将婴儿车随处放置，除指定的地点外，也不可推车随处行走。可以说，你在德国推着婴儿车出门，不出半小时惹的麻烦，得耗上你一个月的时间去解决。英国的年轻人若想和警察过招，最见效的办法就是带上婴儿车到德国来。

在德国，夜里十点后，必须把前门锁上；十一点后，不得在家里弹钢琴。在英格兰，晚上十一点后，我倒是从没想过要弹钢琴，也没想要听别人弹，但这与明令禁止是两回事。现在在德国，我从未像这样，每到夜里十一点，就特别想坐下来听《少女的祈祷》[117]或《赞帕》[118]序曲。然而，对于遵纪守法的德国人而言，夜里十一点之后的音乐已不再是音乐，而是罪孽，因而不能成为人的精神寄托。

在整个德国，唯有学生渴望着超越法律的自由和任性，但仅限于个别界定明确的行为。按照习俗，学生享有某些特权，但却是严格受限，并充分了解的。比如，允许学生因喝醉而睡在排水沟里，只要他在次日早上给发现并送他回家的警察小费，就能免受其他处罚，但前提是他必须选择背街的排水沟。所以，在意识到自己即将失忆时，他会拼尽全力绕过街角，只为能够无忧地倒下。在某些区域，他可以按住户的门铃求助，这里的房租一般较低。但这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一套按铃方式作为暗号，以此判定来者的身份。所以，深夜敲门，最好要清楚人家的暗号，否则，你若持续按门铃，就可能惹来一桶凉水而湿身。

此外，还允许德国学生在晚上熄灭路灯，但是有一种偏颇观点，认为他熄灭了太多的路灯。爱玩闹的学生通常会计数，以每晚六盏灯为尽兴。而且，深夜里他还可以在回家的路上又喊又唱，不超过凌晨两点半就平安无事。在一些饭店，他可以搂住小姐的腰。为避免发生丑闻，学生经常光顾的饭店招聘女服务员，都是从上了年纪的保守女士中精挑细选。这样，学生在享受调情的乐趣时，不必担心，也不会有失体面。

这就是遵纪守法的德国人民。

第十章

游客眼中的巴登——午后窥见清晨之美——圆规测出的距离——双腿测出的距离——乔治遵从自我良心——懒惰的自行车——海报宣传的骑行：安逸——海报骑手的服装与姿态——家庭宠物之狮鹫[119]——有自尊的狗——遭辱骂的马。

关于巴登，唯一能说的是它与同类度假胜地别无两样。我们从这里正式开始骑行，计划用十天走完黑森林，包括多瑙河谷沿途的一段盘山路，其中从图特林根到锡格马林根这段二十英里的山谷景致，大概是全德国最美的。在此，多瑙河溪水蜿蜒流经古雅淳朴的村庄和绿草映衬的古刹，依稀可见腰间紧系麻绳、赤脚光头的修士，以及手拿曲柄杖，羊群山坡放的牧羊人。溪水在树木丛生的岩石和陡峭如削的悬崖间流淌，荒废的要塞、教堂或城堡屹立于高耸入云的奇峰顶上。眺望孚日山脉[120]，那里的一半居民因你讲法语而痛苦不堪，另一半居民因你讲德语而受到侮辱，所有居民一听你讲英语顿感愤怒和蔑视。在那里，同陌生人谈话真令人感到胆颤心惊。

我们的骑行计划未能圆满实施，因为现实是此岸，理想是彼岸。午后三点我们还信心满怀地说：“明早五点起床，五点半简单吃点，六点就出发。”

“这样，赶在烈日当头之前，我们的行程就走得差不多了。”一个人说道。

“在这个季节，清晨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你们不觉得吗？”另一人补充说。

“哦，当然啦。”

“天气凉爽，空气清新。”

“晨光朦胧而醉人。”

第一天早晨，大家遵守诺言，五点半准时集合。谁都不吭一声，后来个别人有点发急，又有人开始抱怨饭菜及许多其他事宜，团队里充斥着紧张、急躁的气氛，随时有发泄的可能。到了晚上，诱惑者的话[121]在耳边响起：

“我觉得如果我们六点半准时出发的话，时间也够了吧？”

美德弱弱地反对说：“那就改变了我们先前的决定。”

诱惑者反驳道：“决定为人而做，不是人为决定而生。”这个魔鬼按照自己的意图阐释《圣经》经文。“再说，早起会打扰整个宾馆里的人，想想那些可怜的服务员吧。”

美德用更加柔弱的声音说：“但在这一带，大家都习惯早起。”

“他们那都是不得已，可怜的人们！咱就说好六点半早餐，准时开饭；这样也不会打扰任何人。”

如此一来，罪恶伪装成善良。睡到六点，还虚伪地说是出于对他人无私的考虑，然而其良心却并不认同。我知道这无私的考虑后来让起床时间又延迟至七点。

同样，用圆规测出的距离与实际骑行的距离之间有误差。

“以每小时十英里的速度，一天骑七小时就是七十英里，很轻松愉快的。”

“还要爬几个陡坡吗？”

“那另一面就是下坡嘛。就算一小时八英里，一天骑六十英里吧。我的老天爷！要是一小时平均八英里都骑不到，那我们就坐巴斯椅[122]走吧。”理论上，似乎确实不可能比八英里再慢了。

到了下午四点钟，责任以略低于喇叭的音调发声了：

“哎，我想我们该赶路了。”

“哦，不用急！别大惊小怪的。这儿的景色真不错，是不？”

“很宜人。可别忘了，我们离圣布拉辛还有二十五英里呢。”

“多远？”

“二十五英里，甚至再远一点。”

“你是说，我们才骑了三十五英里？”

“就这些。”

“胡说。我怀疑你的地图不准。”

“不可能啊。你知道的，我们一早出发，就一直不停地在骑。”

“不是的，我们八点才走的。”

“差一刻八点。”

“好吧，差一刻八点。我们是每隔六英里就停一下。”

“我们只是停下来看看风景而已。到国外旅游，却不看风景，那白来了。”

“而且，我们还上了几个陡坡。”

“今天又格外的热。”

“嗯，反正别忘了还有二十五英里才到圣布拉辛。”

“还要爬坡吗？”

“要的，有两个，上去下来。”

“我记得你说过，到圣布拉辛不是一路下坡吗？”

“最后十英里是下坡，我们这不是还有二十五英里嘛。”

“从这里到圣布拉辛，沿途没有什么景点了吗？那边湖上的那个小地方是什么？”

“那不是圣布拉辛，或附近任何地方。开这个头可不太好。”

“过度劳累才不好呢，凡事都该适度。从地图上看，那个风光秀美的蒂蒂湖[123]小巧玲珑，感觉那里的空气应该清新。”

“好吧，我都行。是你们提出要去圣布拉辛的。”

“哦，我对圣布拉辛没什么兴致！深山峡谷里一个偏远的小地方。我觉得，这个蒂蒂湖一定好看得多。”

“也近得多，不是吗？”

“五英里路。”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就去蒂蒂湖。”

在出行的第一天，乔治就发现了理论与实践的不一致性。

“我认为，”乔治说——他骑着单车，哈里斯和我骑着双人车走在他前面——“我们应该坐火车上山，再骑车下山。”

“通常是这样的，”哈里斯答道，“但在黑森林，不是每座山都通火车。”

“我有点怀疑。”乔治抱怨地嘟哝着，然后又沉默了。

“况且，”寻思了一会儿，哈里斯说，“你不能只想着下坡，真的，那多没劲。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大家又一阵不语后，这次，乔治先开腔了。

“你们俩老兄别因为我而过于耗费你们的体力。”他说。

“你什么意思啊？”哈里斯问。

“我的意思是，”乔治解释说，“要是正好有车上山的话，你们可别因为怕破坏我的感受而放弃不坐。我自己是打算坐火车上去的，即便是平淡没劲。我要遵从自己的良心。已经连续一周早上七点起床了，我合计着得补偿下自己。你们千万不要考虑我而不坐车。”

我们答应记住他的话，然后大家继续专心骑车，直到乔治再次打破沉默。

“你说你这车子是什么牌子的？”他问。

哈里斯告诉了他。我记不清生产商了，因这无关紧要。

“你确定吗？”乔治继续问道。

“我当然确定，”哈里斯答道，“哎，怎么了？”

“噢，和海报上说的不符，”乔治说，“没什么。”

“什么海报？”哈里斯问。

“就是给这个牌子的车做广告的海报，”乔治解释说，“出发前一两天，我在斯隆大街[124]的一幅广告牌上见到过，一男士骑了一辆这个牌子的单车，手拿小旗。他分明根本没用力气，只是坐在车上，陶醉在清新的空气里，车轮自动飞转，一切安然无恙。可骑上你这辆车，我得拿出吃奶的劲儿，这是个懒家伙，你不蹬，它就不走。我要是你，就去投诉。”

想想也是，现实中几乎找不到海报里那种车。我只记得见过一张海报展示车手在奋力蹬车，但那是因他正被一头公牛追赶着。通常情况下，广告设计的宗旨是说服仍在观望的新手，骑车运动就是坐在奢华的车座上，由无形的天界神力推动你朝着心向往之轻疾而去。

海报里一般是美女骑行者，给人一种睡在水床上不如骑车上山能得到身心彻底放松的视觉效果。它向人展示，乘夏日白云飘过的仙女也比不上少女骑手来的自在。她身着靓丽的骑行夏装，虽然保守的女房东拒绝为她提供午餐，见识短浅的警察为安全起见，会在传唤之前给她裹上毯子，但她对此不屑一顾，以一副慵懒妩媚的姿态，骑车上坡下坡，穿梭于拥挤不堪的街道，跨越坎坷不平的道路。她金色的秀发随风飘散，窈窕的身材轻盈舒展。她一只脚踩在车座上，另一只搭在车灯前，此时坐在车座上，彼时双脚随意放松，还点上烟，在头顶上挥动着中国灯笼。

而展现男士骑行的广告相对少见。他没有女骑手那般技艺高超、姿态万千，他只会几个简单动作，如站在车座上挥舞旗子、边骑车边喝啤酒或牛肉汁等。人们认为，他必须做点什么来给大脑充充电。连续数小时静坐在单车上，不做事，不思考，任何秉性活泼的人也会变得呆滞。故而，我们看见临近峰顶时，他兴奋地脚踏车蹬，起身面向太阳或四周美景，吟诗作赋。

偶尔，海报会展现一对骑行情侣，由此人们意识到，原来在单车上谈情说爱，比在过时的客厅或花园门口更有情调。两人各自跨上车，当然，车的款式也得是情侣款，然后，二人尽情地沉浸于甜蜜时光的回忆中。他们沿着林阴小道，穿过集日里拥挤的镇子，开心地骑着“柏孟塞公司[125]生产的全英最佳底部托架”或“坎伯威尔公司生产的无接缝尤雷卡高电阻铜镍合金”自行车，不用蹬车，不需导航，他们只要设置好方向和回家的时间，就万事大吉了。当埃德温边骑车边探出身子和安杰利娜耳语着老套的情话，安杰利娜为掩饰羞红的脸，而转头向身后地平线望去时，两辆神奇的车子依旧平稳地齐头并进。

艳阳高照，道路干爽。身后没有严厉的家长，旁边没有多事的姑妈，街角没有窥视的调皮鬼弟弟，他们一路畅行，快乐无忧。哎！为何我们年轻时就没有这些“全英最佳”或“坎伯威尔尤雷卡”呢？

大概“全英最佳”或“坎伯威尔尤雷卡”是累了，正倚靠大门立着。一整下午都在驮着年轻人马不停蹄地奔跑。他们心有不忍地下了车，让车子歇歇脚。他们坐在树荫下的草坪上，绿草绵远干爽，小溪在脚边流淌。现世安稳，岁月静好。

这就是自行车海报设计者致力于传递的理念——现世安稳，岁月静好。

但我想错了，现实里并不像海报所展现的那样，骑车从不费力气。现在回想起，曾见过有些海报上的绅士们在奋力蹬车——几乎可以说是在玩命。他们累得瘦削又憔悴，眉毛上挂着串串汗珠，让人感到若是海报后面还有座山的话，他们不下车就得累死。但这是他们自食其果，因为他们坚持骑劣质车。倘若像海报中间那位明智的年轻人骑上“流行帕特尼”[126]或“巴特西邦德”牌子的车，所有这些无用功则可省去。他们尽可心怀感恩，面带笑容，或许偶尔要倒蹬几下，以防充满青春活力的单车一时昏了头飙车过猛。

你们这些疲惫的小伙子，沮丧地坐在里程碑石上，筋疲力尽，以至于连绵之雨浸湿了全身也无意理会；你们这些疲乏的姑娘，披着湿漉漉的直发，着急赶时间，心里想咒骂，却又骂不出口；你们这些秃头胖子，在喘息和咕哝声中，你们的背影渐行渐远，直至消失在无尽的路上；还有你们这些满脸通红、灰心丧气的夫人，虐心地蹬着即转得慢又蹬不动的轮子。你们为何不买“全英最佳”或“坎伯威尔尤雷卡”的车呢？为何满大街跑的都是那些杂牌车呢？

许是骑车同世间凡事一样：海报很丰满，生活很骨感？

德国有样东西让我一直兴致不减，这就是德国狗。在英国，那几种狗早已司空见惯，产生视觉疲劳了：有大驯犬、达尔马提亚狗、小猎狗（毛色有黑、白，或毛发粗糙，但都吵闹、好斗）、牧羊犬和斗牛犬，再没见过新品种。但在德国，狗的种类繁多，有的见所未见，若不是听犬吠，你认不出来，真是太新鲜有趣了。乔治在锡格马林根[127]拦下了一条狗，让我们都去看。它看上去像是鳕鱼和贵宾犬杂交的品种，我能肯定，它就是鳕鱼和贵宾犬杂交的。哈里斯想要给它拍张照，但它跳上栅栏，消失在灌木丛里了。

我不清楚德国饲养员的真实想法，他尚未公开。乔治认为他是想繁育狮鹫。倒是有不少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猜想，在一两处我确实也看到成功的迹象，但我依然相信这纯属巧合。德国人注重实际，而且我没见过狮鹫这种动物。若只为猎奇，不是已经有了达克斯狗[128]！还要更奇葩的吗？再说，家里不便养狮鹫，人们会不时地踩到它的尾巴。我认为德国人是想培育美人鱼，然后训练其捉鱼。

因为德国人不喜欢任何懒惰的生物，他们喜欢看狗干活，德国狗也确实爱劳动，这一点毋庸置疑。在德国人看来，英国狗一定生活得不幸。设想一条狗，身强力壮、活蹦乱跳，又聪明智慧、活力四射，却像被囚禁了一样，整日无所事事！你做何等感受？难怪这狗觉得没有知音，它向往不可企及之事，且常常自找麻烦。

与之相比，德国狗一脑门子的事儿，它忙得不可开交。瞧它套着牛奶车走路的样子，即使在教会捐赠时间，也没见过哪位教会委员自我感觉如此得意。它其实并没干什么，车是人推的，它只汪汪叫。这就是分工的理念，大家各司其职。它对自己说：

“这老人不会叫，但他能推车。太好了。”

它对工作表现出的热情和自豪感称得上是一景。有一条路过的狗貌似说了句嘲笑的话，怀疑牛奶的成色，它戛然止步，全然不顾对交通造成的影响。

“劳驾你再说一遍，你说我们的牛奶什么？”

“我没说什么呀，”那狗以无辜的口吻弱弱地回嘴道，“我只是说天气晴朗，又问了牛奶的价钱。”

“哦，你问牛奶的价钱了，是吗？你想知道吗？”

“是的，谢谢。我想你能告诉我。”

“你说对了，我能。它卖——”

“哦，快点！”老妇人催道，她又累又热，急着早点送完这趟奶。

“知道了，但是岂有此理，你听到它说我们牛奶什么了吗？”

“哦，别理它！有辆电车要转过来了，会把我们都撞翻的。”

“知道了，不过我真是介意，人都有自尊。它问牛奶的卖价，我得让它知道！我们的奶值二十倍——”

“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就知道，”老妇人幽幽地喊道，同时拼尽自己微弱的力气把它往回拉。“天啊，天啊！我不让你跟着来就好了。”

电车正向他们逼近，出租司机朝他们大喊，一条大狗拖着装有面包的车从街对面过来想搭把手，后面跟着的孩子在尖叫，一小群人围过来，警察也火速赶往现场。

“我还没和你细算，这奶就比你值二十倍了。”送奶狗说。

“哦，这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你这个法国狮子狗崽子，吃卷心菜的——”

“得啦！我就知道你会捅出乱子来，”可怜的送奶老妇人说，“我说过的，它会捅出乱子来。”

此刻它正忙着，顾不上听她说话。过了五分钟后，交通才恢复正常，送面包的小女孩捡起了滚上泥土的面包圈，警察记下了街道上所有人的姓名和住址后也离开了，它这才回想起刚才发生的一切。

“确实是有点混乱。”它承认。接着，它开心地、毫无顾忌地边摇晃边说：“但是我让它知道了牛奶的价钱，我料它也不会再来打搅我们了。”

“但愿如此。”老妇人说，心疼地看着洒了一地的牛奶。

然而，它最热衷的运动是在山顶等另一条狗，而后向山下狂奔。每逢此时，主人的主要职责就是跟随其后，来回跑着捡起它落掉的东西，有烤面包、卷心菜、衬衫等。跑至山底，它又停下来等着它的伙伴。

“我跑得不错吧？”当主人拉长了脸走上来时，它气喘吁吁地自我评价说，“要不是那个笨蛋小男孩，我肯定又赢了。我拐弯时，他正好挡着我。你看到了吧？我要是早点看见就好了。讨厌的小屁孩！他为何那样号叫？是因为我撞倒他，又从他身上踩过去吗？好吧，谁让他不快闪开呢？人们把孩子丢在一旁不管，等着绊倒别人，真是过分。嗬！这些东西都掉出来了？你应该仔细装好。是没想到我能跑这么快吧？每小时二十英里冲下山来。你一定最了解我，我是不会让老施奈德的狗轻而易举就超过我的。但是，好啦，你是不会想到的。你确定把掉的东西都捡回来了吗？你确信吗？换上我，我就不能‘确信’，我会跑上山再确认一遍。你觉得很累？哦，好吧！要是丢了什么，别怪我就行了。”

它很任性，坚持要在右边第二个路口拐弯，实际应是第三个，但谁也说不服它。它确信自己能来得及过马路，待亲眼见到推车被撞毁时，才无话可说，真心悔过，可又有何用？因它的身材和力气犹如小公牛，其主人一般又都是步履蹒跚的老人或小孩儿，它便随心所欲，而主人对它的最大惩罚不过是闭门思过，主人自己拉车外出。可是，德国人太善良，往往不忍心这么做。

简直无法相信狗拉车是自寻开心，我深信，德国农民设计和制作这种小巧的挽具和推车纯粹是为哄狗高兴。在其他国家——比利时、荷兰和法国——我见过这些挽用狗被虐待、当苦力用，但在德国，你永远见不到这种事。德国人虐待动物的方式令人震惊。我曾见过一个德国人站在他的马前，把他能想到的所有骂人的称呼都用上了，而那匹马却无动于衷。我还见过一个德国人，骂马骂得累了，就叫他妻子出来帮着骂。她来后，他把马的所作所为好一通告状。这女人听了也像她丈夫一样，怒发冲冠。于是，两口子左右各站一边，同时向马开骂。他们骂了它过世的母亲，又辱骂它的父亲，并对它的相貌、智商、道义感，及综合能力进行挖苦和讽刺。可怜的马以极大的耐心忍受着连珠炮似的辱骂，它听了一会儿，做出一件在此情况下最漂亮的事，它平和、悄然无声地走开了。那女人随即回去接着洗衣服，这男的跟着它上了街，嘴里还不停地骂着。

德国人是最心地善良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虐待动物或儿童是前所未闻。他们把鞭子当乐器，从早到晚甩得劈啪响。但我曾在德累斯顿的街上看见一个意大利马车夫用鞭子抽马，他几乎快被愤怒的人群私刑处死。在欧洲，唯有德国，游客可以舒适安全地乘坐马车，不必担忧车辕间他那温顺、合作的动物朋友会过度劳累，或受虐待。

第十一章

黑森林农舍：屋里人欢马叫——香气四溢——凌晨四点后乔治绝不赖床——必经之路——我超乎常人的直觉——不领情的一群人——哈里斯：俨然一位科学家——他的快乐与信心——村庄的位置及原址——乔治的计划——乘坐马车漫步，感受法式优雅——德国马车夫梦中惊醒——向世界推广英语的人。

有天晚上，我们累得筋疲力尽，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只好借宿在黑森林的一家农舍。屋内热闹非凡，令人陶醉。我的隔壁是奶牛，马在楼上，鹅和鸭在厨房，猪崽、孩子和小鸡在屋里自由穿行。

你正在穿衣，忽听身后一声咕哝。

“早上好！你这儿有土豆皮吗？我看是没有，再见。”

接着又传来咯咯声，只见一只老母鸡在拐角处伸出脖子来。

“今早天气晴朗，不是吗？你不介意我把这只虫子带进来吧？在这家里，想找个清静的地方美餐点东西都真难。从小到大，我一直吃饭慢，要是和十几个伙伴一起吃，它们会跟我抢食的，都要凑过来多吃一口。你不介意我到床上去，对吧？这样他们可能就看不到我了。”

你还没穿好衣服，各种头发蓬乱的动物在门口探头进来偷看，它们显然把房间当成临时动物展了。仅从头部，你分辨不出它们的性别，就权当都是公的吧。你关门也没用，因为门上没锁，你前脚离开，它们后脚又把门推开了。你若像浪子[129]一样吃早饭，基本是给他人提供机会：一两头猪会进来串门，陪你共进早餐；一群老鹅在门口对你说三道四，从它们窃窃私语和惊讶的表情，你能感觉到它们在八卦你。或许，奶牛也会屈尊朝屋里瞟上一眼。

我想，正是这种诺亚方舟的模式，赋予了这家农舍一种独特的气味。这是一种无可比拟的气味，仿佛是把几朵玫瑰、林堡干酪[130]、发油、一些石楠花、洋葱、鲜桃以及肥皂沫，外加少许大海的空气和尸体的腐味，全部大杂烩了。你说不出具体某种气味，但能嗅出每一种的存在——所有尘世间已知的气味。这里的住户对这种混合气味情有独钟，他们舍不得开窗，怕它流失，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其密封保存。要想感受不同的气味，你可以去室外闻闻木本紫罗兰和松树，而室内只有这屋子扑鼻的气味。我听说人很快就能适应，一旦离开，甚是想念，以至于辗转难眠。

因次日我们要走的路程很长，所以打算早起，如果不会打扰到房东一家的话，想六点就起床。我们问女主人是否方便，她说没有问题，但到时她可能不在家，因为该轮她到镇上去，离家大约八英里远，所以七点前她一般是赶不回来。不过，她丈夫或哪个儿子可能会在那个点回来吃饭。总之，会有人回来叫醒我们，给我们准备早饭的。

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叫早，四点钟大家都自动起来了。我们四点起床是为了避开那吵得人头疼的噪声和嘈杂。我说不上住在黑森林的农夫们夏季几点起床，感觉他们好像整夜都不睡似的。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先是穿上结实的木底靴子，在屋里绕圈健身散步。他上楼下楼来回三次，才算是正式起床。完全清醒后，接下来，他再到楼上的马厩去叫醒马。（这里的房屋通常依山的陡坡而建，顶层是一楼，放干草的阁楼在底层）然后，马好像也必须先绕圈健身散步。看着马走完步，他又下楼到厨房去砍柴。砍够了，他心满意足地哼起小曲儿来。看到这一切，我们决定要向他学习。那日早上，连乔治都急着要起床。

四点半，我们简单地吃了早餐，五点就出发了。我们的路线是要翻越高山，在村里打听得知，好像是一条必经之路。我想人人都清楚这类线路，通常，它最终会把你带回到原点，否则，你宁愿如此，因为这样你总能知道自己的方位。从一开始我就有种不祥的预感，结果还没走两里路，果真我们遇上了麻烦。这条路出现三岔路口，按照一个被虫蛀的破旧路牌所示，左边的路通向一个我们前所未闻的地方——地图上都找不到，路牌上指向中间这条路的标示已经不见踪影，所以，我们一致同意，走右边的路肯定就能回到村里了。

“那位老人家明明说的，”哈里斯提醒我们，“让我们一直绕着山走。”

“哪座山？”乔治问道，这是关键问题。

我们面前有大大小小六座山。

“他告诉咱们，”哈里斯继续说，“会见到一片树林。”

“这点我不怀疑，”乔治说，“不管咱们走哪条路。”

事实上，每座山都是浓荫蔽日。

“他还说，”哈里斯低语道，“大约一个半小时咱们就能登顶。”

“就是这句话，”乔治说，“让我开始不相信他了。”

“那，咱们怎么办？”哈里斯说。

幸好我的方向感很强，这算不上什么优点，我也从不夸耀，不过是一种天生的动物本能意识。一路上这种直觉时有出现——每当面临高山，悬崖，河流等类似障碍时——这绝不是我的过错。我的直觉判断很准，是地球不靠谱。我带着他们走中间这条路，路上没有一段直路是超过四分之一英里的。我们上坡下坡骑了三英里后，突然发现前方是黄蜂窝，此路不通。这也怪不得我，如果中间这条路能一直向前延伸的话，我们就会顺利到达目的地，对此我深信不疑。

即便如此，我来灵感了，仍可继续发挥我的天赋，找到一条新路。但毕竟我不是天使——这点，我坦率地承认，我不想为这帮不懂感恩的乡巴佬再劳神费力了。何况，我想乔治和哈里斯无论如何是不肯再继续跟我走了，所以，我决定洗手不干，哈里斯自愿接替我。

“哎，”哈里斯说，“我想你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满意吧？”

“相当满意，”我坐在石头堆上回答说，“到目前，大家都安然无恙。我原本还想继续带路，但是你们不给鼓励，换作艺术家也不会干的。你们因为不知此处何在，就对我不满，你们没想，说不定此处正是目的地呢。我什么也不说了，我并不期待你们谢我，你们自己走吧，我和你俩分道扬镳。”

也许我的话里带有怨气，但我是情不自禁。一路辛辛苦苦，连句好听的话都没有。

“你别误解我们，”哈里斯说，“我和乔治都觉得，没有你的帮助，我们永远也来不到这里。就冲这一点，所有功劳都归于你。可是，单凭直觉容易出错，我提议咱们还是相信科学吧，科学具有较高的准确性。现在，太阳在哪儿？”

“你不认为，”乔治说，“如果我们原路返回村里，花上一马克雇个男孩当向导，其实更省时吗？”

“那会浪费好几个小时，”哈里斯果断地说，“这事儿交给我好了，我一直在看这方面的书，很感兴趣。”他拿出表，自己开始原地转圈。

“这太简单了，”他继续说，“你把时针指向太阳，然后平分时针与十二点之间的部分，平分线指向的就是北方。”

他来来回回摆弄了一阵子，最终确定了方向。

“我找到了，”他说，“那边是北，黄蜂窝的方向。把地图给我。”

我们把地图递给他，他面朝黄蜂窝方向坐下，研究起地图来。

“从这看，托特莫斯[131]，”他说，“是在南偏西南的方向。”

“从这看是什么意思？”乔治问。

“哦，就是从咱们眼下所在的方位。”哈里斯回答说。

“可咱们在哪个方位？”乔治说。

这个问题让哈里斯为难了一会，但最后他又振作起来。

“咱们在哪儿并不重要，”他说，“不管在哪儿，托特莫斯都在南偏西南的方向。快点走吧，别再浪费时间了。”

“我没太明白你是怎么辨别出方向的。”乔治一边说，一边站起来背上背包。“这倒是不重要。咱们是为健康出来的，还能一路欣赏美景！”

“肯定没事的，”哈里斯轻松、自信地说，“咱们十点前就到托特莫斯啦，别担心。等到了那儿，咱们就去吃点东西。”

他说他自己想吃牛排，外加一份煎蛋卷。乔治说，他要等看到托特莫斯后，再考虑吃什么。

我们走了半个小时，面前出现一片空地。我们看到了早上经过的村庄，就在我们脚下两英里远的地方。村里有座古雅的教堂，楼梯建在教堂墙外，这种设计并不多见。

又见教堂，令我悲伤。我们一路艰辛地走了三个半小时，却明摆着才走了四英里路，哈里斯倒是蛮开心的。

“哎，”哈里斯说，“咱们终于知道现在在哪了。”

“你说过这不重要的。”乔治提醒他。

“实际上，真是不重要，”哈里斯说，“但知道了也无妨。现在我对自己更有信心了。”

“我没看出这有什么好处。”乔治嘟囔着，但哈里斯大概没听见他说的话。

“现在，咱们，”哈里斯继续说，“在太阳的东边，托特莫斯在咱们的西南边，所以，如果——”

他突然打住了。“顺便问下，”他说，“你们还记得我说的那个平分线是指向北方还是南方？”

“你说是北。”乔治答道。

“你确定吗？”哈里斯追问。

“确定，”乔治说，“但千万别因此影响到你的测算，很可能你之前就错了。”

哈里斯想了一下，然后，松开了眉头。

“对啦，”他说，“当然，是北，肯定是北，怎么可能是南呢？咱们现在必须向西挺进，走吧。”

“我是很想朝西走的，”乔治说，“指南针指向哪，对我来说都一样。我只想说一句，此刻，咱们是向正东走的。”

“不，不是的，”哈里斯反驳说，“咱们在向西走。”

“我再说一遍，咱们在向东走。”乔治说。

“拜托，你别再说了好吧，”哈里斯说，“你把我弄晕乎了。”

“我不管，”乔治回嘴说，“宁肯那样，我也不想走冤枉路。我告诉你，我们是朝正东方向走的。”

“岂有此理！”哈里斯反驳说，“太阳在那边呢。”

“我看到了，”乔治说，“一清二楚。根据你的科学说法，也许太阳原本就在那里，也许不是。我只知道，咱们下山来到村里时，山上有一大块岩石的那座山应该在咱们的北面。眼下，咱们应该是面朝东。”

“你说得对，”哈里斯说，“我一时忘了咱们刚才转弯了。”

“我要是你的话，我会养成做笔记的习惯，”乔治发着牢骚，“因为我们在行进中，变化多端。”

我们转身朝西走去。又爬了四十分钟的坡，我们面前再次出现了一片空地，在我们脚下还是那个村庄，不过这次是在我们的南边。

“这太离奇了。”哈里斯说。

“我倒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乔治说，“如果你一直绕着村子转圈走的话，你自然会不时地瞧见它。只要能见到，我就很开心，这证明咱们还没有彻底迷路。”

“它应该在咱们北面才对呀。”哈里斯说。

“那还得再走大约一个小时。”乔治说。

我一声没吭。对他俩，我是气不打一处来，不过看到乔治和哈里斯也着了急，我暗自欢喜。哈里斯居然幻想依据太阳来判断方向，真够荒唐的。

“我要是能确定，”哈里斯若有所思地说，“到底那条平分线是指向北还是南就好了。”

“我能确定，”乔治说，“这是关键点。”

“指向北是不可能的，”哈里斯说，“我来告诉你原因。”

“不劳烦你了，”乔治说，“我早就知道不可能。”

“你刚才还说指向北呢。”哈里斯责问道。

“我根本没那么说，”乔治反驳道，“我是说你说的它指向北方——这是两码事。你若认为不是北，那咱们就朝反方向走，反正是要变一下的。”

于是，哈里斯用反向推算，确定了方位，我们再次一头扎进密林里。艰难地攀登了半小时后，那个村庄又一次进入我们的视野。这次，我们爬得更高些，村庄位于我们和太阳之间。

“我觉得，”乔治站在那儿，眼望山下的村庄，说道，“从这个方向看那个村庄是最清楚的了。然后还剩下最后一个方向了。等咱们绕村一圈后，就下去到村里歇歇脚吧。”

“我想这不是同一个村子，”哈里斯说，“不可能的。”

“还是那座教堂，没错，”乔治说，“但也有可能是和布拉格那座雕像有三个复制品一样的情况。可能，当地政府仿照那村子建了几个逼真模型，安放在森林各处，以测试哪个方位视觉效果最佳。总之，咱们现在该往哪走了？”

“不知道，”哈里斯说，“我无所谓的。我已经尽力了，可你除了牢骚什么也没干，还把我搅糊涂了。”

“我也许是挑剔了点，”乔治承认说，“但你们也换位想想，你们一个说自己有直觉，最终把我带到了密林深处的黄蜂窝。”

“黄蜂要在林中筑巢，我也没办法。”我说。

“我没说你有办法，”乔治说，“我不想争辩，只是陈述客观事实而已。你们另一个又口口声声什么科学原理，结果带着我连续几个小时上山下山，而自己却南北不分，甚至连是否曾转过弯都不确定。我自己既没有超凡的直觉，也不是什么科学家。但在那边，两个农田以外的地方，我看到有个人，我去把他割的草买下来，估计一马克五十芬尼差不多。然后让他放下手里的活儿，把咱们领到能看见托特莫斯的地方。你俩愿意跟着，就一起走，不愿意的话，你们就另辟蹊径，自己看着办吧。”

乔治的计划既缺乏独到之处又显得操之过急，但此时此刻得到了我们一致同意。幸好，我们走的是离最初偏离方向很近的一条路，并在那位割草农的帮助下，我们终于踏上征途，比预期时间晚四个小时抵达托特莫斯，饿得我们闷着头狼吞虎咽地吃了整整四十五分钟才停嘴。

原本打算从托特莫斯走到莱茵河，但考虑早上多走了冤枉路，我们决定像法国人常说的那样乘坐马车优雅地逛逛。为此，我们雇了一辆精致的马车，拉车的马匹本来长得肉滚滚的，但和车夫相比，就显得瘦嶙嶙了。德国都是双骈马车，只用一匹马拉，给人一种视觉上的不平衡，但这是当地一景，造成的假象是本应双马驾车，只是眼下不知另一匹马的去向。这位马车夫的驾车水平让人不敢恭维，他入睡后进入最佳状态，因不管怎样，此时不会出事故。马一般来说很有灵性，凭借经验，它能独当一面安全行车。倘若德国人训练马能在终点收费，那马车夫就可以下岗了。乘客们也感到如释重负，因为在他清醒时，却无暇挥鞭赶马，那十有八九他是陷入了麻烦，或在忙于摆脱麻烦，而他往往更擅长自找麻烦。记得一次在黑森林，我和几位女士一起乘车下山，这是一条盘山路，山坡陡峭，路的两侧均与地面成七十五度角，近乎垂直。一路上我们颇感兴奋与惬意，看见马车夫闭目小憩，更是开心不已。不知是因噩梦还是消化不良，他突然惊醒，抓住缰绳，猛地一把将在内侧的马拉到了悬崖边上。马的身子一半悬挂崖边，仅靠挽绳拉着，但车夫看上去淡定从容，我还注意到，那两匹马似乎同样也适应了这种突发情况。我们下了车，车夫也下了车，他从座位下拿出一把大折叠刀，分明是为随时应对类似情况一直备在车上的。他熟练地割断挽绳，只见马径直向坡下滚去，直到滚了约五十英尺，跌落在路上才停了下来。它重新站立起来，在原地等着我们。我们又回到车上，由一匹马拉车继续下山，与那匹马会合。之后，车夫用几节绳子再次把马套住，我们接着上路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显然车夫和那两匹马对这种下山方式早已司空见惯。

很明显，他们认为这种方式快捷、方便。若是眼下这位车夫建议我们把自己牢牢地绑在车里，然后连人带车一起滚到山底，我也不会惊讶的。

德国马车夫的另一独特之处是他从不用勒马停车，他不是通过控制马的步速而是通过操控刹车装置来调节行驶速度。对于八英里的时速，他轻拉刹车，使刹车片和车轮摩擦，持续发出像磨锯一样的声响；至于四英里的时速，他则用力扳刹车，于是，你的旅途就伴随着嘎吱和尖叫的声音，让人联想到杀猪般的叫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若要停车，他只需把刹车拉到底。如果刹车好用的话，估计在不到两倍于车身长的制动距离内，马车就能停下来，除非那匹马格外的强健。德国的马车夫和马分明不知这世上还另有停车妙招。那马也是竭尽全力、马不停蹄地拉车，直累到挪不动脚了才肯停下休息，而其他国家的马却是随时听命歇脚。我知道有的马安于慢步，但这德国马似乎天生只会飞奔疾驰，且难移本性。毫不夸张地实话实说，我曾见过一位德国马车夫，情急之下为避免撞车，他急中生智用双手刹闸，而把掉在挡泥板上的缰绳冷落一边。

瓦尔茨胡特是莱茵河上游流经的一座十六世纪的古老小城，在这里，我们亲历一件欧洲大陆屡见不鲜的事：英国游客因外国人是英语盲而感到惊讶和忧伤。我们进站时，他正用略带萨默塞特郡口音的纯正英语向搬运工做解释，他告诉我们说，这已是他第十遍解释了。其实事情很简单，他买了一张去多瑙埃兴根[132]的火车票，打算去看多瑙河的源头。但事实上并不像传说的那样，多瑙河的源头不在那里。他想把自行车运到恩根[133]，把背包运到康斯坦茨，待他抵达后去取。可解释了半天，对方仍茫然不解，他是又急又气。按年龄，那搬运工很年轻，但看上去却像个可怜的老头。我主动上前帮忙，如今想起有些后悔——尽管我不愿这么想，但我觉得那个哑口无言的搬运工后来也宁愿我没帮这个忙。他对我们说，三条路线均很麻烦，需多次转车。因为我们的车马上要开了，没时间和他们细说下去。那位英国游客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有些事情往往是越解释越复杂，而搬运工只想着立马把活儿搞定，然后歇口气，放松一下。过了十分钟，我在火车上回想此事时，猛然想到我虽赞同了搬运工的主意，经伊门丁根[134]运送自行车是最佳路线，也同意了他订到伊门丁根的票，却忘了交代车子要在伊门丁根转运的事。我若是悲观者，此刻一想到那自行车至今多半仍滞留在伊门丁根，就会放心不下。但我认为，正确的心态始终是乐观看事物，或许搬运工已经办妥了在伊门丁根转运的事宜，或者自行车在那位游客结束旅程前已奇迹般地回到了他身边。还有我们运到拉多尔夫策尔[135]的背包，但我记得贴的标签上写着康斯坦茨市，这让我颇感安慰。如果当地铁路部门发现背包无人认领，一定会很快把它转送到康斯坦茨的。

但这一切与我想从事件中获取的人生哲理无关。其真相在于这位英国佬气愤地发现德国铁路搬运工竟然听不懂英语。我们跟他说话时，他气得措辞有失分寸。

“太谢谢你们了，”他说，“本来这件事很简单。我想自己乘火车去多瑙埃兴根，然后步行到盖辛根[136]，再从盖辛根乘火车去恩根，最后从恩根骑单车去康斯坦茨。但不想一路背着背包，就把它托运到康斯坦茨，我到后去取。我一直在跟这个笨蛋解释了有十分钟，但他死活听不懂。”

“是很没面子，”我表示理解，“有些德国工人除了母语什么语言也不会。”

“我一遍遍地跟他解释，”那人继续说，“拿着时间表说，又用手比划，根本就是对牛弹琴。”

“不太可能吧，”我说，“这是不言自明的事。”

哈里斯对这人挺生气，真想批他一顿。是他自己选择来国外这偏僻之地旅游的，还把行程搞得如此复杂，而他连一句德语也不会，这只能怪他自己愚笨。但我制止了哈里斯的冲动，并对他说其实这人在无意识地协助一项公益事业。

也许，莎士比亚和弥尔顿[137]为在那些碍眼的欧洲大陆人中传播英语语言付出了一点努力，牛顿和达尔文让英语成为外国文人学者和有识之士不可或缺的语言，狄更斯和奥维达[138]（你们这些只知道文学界有《新寒士街》[139]的人，一定会为这位在国内备受嘲笑而在国外却享有盛誉的女士而感到震惊和悲哀）则推动了英语的进一步普及，但是这位英国佬把英语知识从圣文森特角[140]传播到乌拉尔山脉[141]。除了母语，他不会或不愿去学任何一门外语。他手握钱夹，游遍欧洲大陆的每个角落。或许人们会为他的无知而惊讶，对他的愚钝甚为恼火，对他的霸道感到气愤，但是他在让欧洲英国化这一事实永远抹不去。因为他，瑞士农民在冬夜踏雪去参加为每个村子开办的英语培训班；因为他，马车夫、门卫、女服务员和洗衣女工坚持研读英语语法书和会话常用语手册；因为他，国外的店老板和商人不惜花费数千英镑把子女送到英国的各个城镇去读书；因为他，每一位国外的酒店老板都在招聘广告里加上一句：“英语熟练者方可申请。”

如果讲英语的民族都规定用其他语言取代英语，那么英语一统天下的伟大进程就将终止。现在这位英语母语者就站在陌生人群里，把钱袋里的硬币摇得叮当响。

“这里的钱，”他喊道，“是付给所有会讲英语的人的。”

他才是伟大的教育家。理论上，我们可能会责骂他，但事实上，我们应该向他脱帽表示敬意。他是英语的传播者。

第十二章

为之烦恼的德国人秉性——绝妙的风景，却无餐馆的踪影——欧洲大陆人对英国人的评价——他竟不知进去避雨——手拿砖头疲惫不堪的来客——对狗的伤害——不理想的居住地——盛产水果的地区——快乐的登山老人——乔治忽觉天色已晚便匆匆下山——哈里斯紧随其后为其指路——我不愿落单而紧跟哈里斯——专为外国人设计的发音。

德国人生性爱把餐馆开在每处景区的旁边，这令英国上流社会人士烦恼不已。不论在高山之巅、幽谷之底、鼪鼬之径，还是在飞流直泻的瀑布旁或蜿蜒流长的清溪边，随处可见频频客满的小馆。置身酒桌间，有谁还能写景抒情，笔下生花？当烤小牛肉和菠菜的香气氤氲，谁又能沉浸在对历史烟云的遐想之中？

一天，为振奋意志，我们去登山，山林茂密，藤蔓盘绕。

“山顶上，”我们停下来喘口气，再紧紧裤腰带时，哈里斯尖刻地说，“有一家奢华的餐馆，可以尽情地享用牛排和李子馅饼，畅饮白葡萄酒。”

“你当真？”乔治问。

“当然是的，”哈里斯答道，“你知道这帮人的做法，他们见缝插针，连一片树林也不得安宁。所有的山上垃圾遍布，不留一片净土。”

“我估计，”我说，“要是我们不磨蹭的话，将近一点就到了。”

“正好赶上‘午餐’，”哈里斯咕哝着，“也许还能吃到附近捕来的小蓝鳟鱼。在德国，人们似乎全然不能抵御美食与美酒的诱惑，真受不了！”

我们继续向上爬，沿路的美景让我们忘却了不满。我估计的没错。

差一刻一点，走在前面的哈里斯说：

“我们到了，我看见峰顶了。”

“看见那家餐馆了吗？”乔治问。

“没有，”哈里斯回答说，“但应该在的，没问题，你瞧着吧。活见鬼！”

五分钟后，我们登上山顶。环视了四周，又面面相觑。

“好壮丽的景色，不是吗？”哈里斯说。

“很壮观！”我赞同地说。

“美妙无比！”乔治赞叹道。

“他们这次算是聪明了一回，”哈里斯说，“没把餐馆建在景点边上。”

“他们好像是隐蔽起来了。”乔治说。

“一定是迫于无奈，否则才没人在乎呢。”哈里斯说道。

“没错，在这地方，”我评论道，“建个餐馆没什么不对的。”

“我倒想知道他们究竟建在哪儿了。”乔治说。

“那咱们就找找？”哈里斯来劲了。

这主意不错，我自己也很好奇。我们说好分头四处去寻找，然后返回山顶，汇总情况。半小时后，我们都回来了。大家心照不宣，结果清楚地写在每个人的脸上——我们终于发现，在这大自然的深处，尚有一方净土未受饮料食品的污染。

“我怎么也不信这是真的，”哈里斯说，“你呢？”

“看来，”我回答道，“这里是全德国唯一没有饭店的景区了。”

“还是被我们三个外国人发现的，”乔治说，“没费吹灰之力。”

“那是，”我说，“好运带给了我们更加纯净、高雅的感官盛宴，不受人类那些低级本性的诱惑。眺望远处山顶上的灯光，是不是也是醉了？”

“说到自然[142]，”乔治问，“你说走哪条路下山最近呢？”

“左边那条，”我查看了旅游指南后回答说，“是去日光小道的——对了，我发现那里有家金鹰酒店，口碑很好——约两小时的路。右边那条，虽远点，但视觉更广阔，景色更优美。”

“各处的景色，”哈里斯说，“都大同小异，你说不是吗？”

“我个人的话，”乔治说，“会走左边那条路。”说着，哈里斯和我跟在他后面走了。

但是，我们没能按预期的时间到达山下。这一带暴风雨说来就来，我们才走了不到一刻钟，就面临一个抉择，是找个地方避雨，还是穿着湿透的衣服继续前行。我们决定选择前者，于是就挑了一棵掩护严实的树下去避雨。本来在一般情况下，这是没问题的，但黑森林的雷雨可不是一般情况。起初，我们相互安慰说，这样的大雨下不长。后来，我们尽力安慰自己，自我解嘲说，若雨下个不停，我们再湿也无所谓了。债多不愁。

“这样看来，”哈里斯说，“我倒希望这山上有个餐馆就好了。”

“饥寒交迫不好受，”乔治说，“再等五分钟，雨不停我也得走了。”

“这深山幽境，”我说，“天晴时很迷人。雨天里，尤其是已过了年龄——”

这时，忽然传来一声招呼，循声而去，约五十英尺开外处有一位身材魁梧的先生，正撑着一把大伞站在那里。

“你们不进来吗？”那位先生问道。

“进哪里去？”我反问道。我第一反应以为他是那种没事寻开心的傻瓜。

“进店里来啊。”他回答说。

我们离开树下，急忙向他奔去，想看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刚才从窗户喊你们，”我们走近时，那位先生说，“但我想你们怕是没听见。看样子这雨还要下一个小时，那你们就淋成落汤鸡了。”

他是位和蔼的老先生，似乎很为我们担心。

我说：“您能出来叫我们，真是太感谢了。我们没疯，若知道不出二十米远就有个饭店的话，我们也不用在树下站半小时了。这饭店被树林隐藏得太深了，我们压根没想到它竟然就在附近。”

“我想着你们可能就不知道，”老先生说，“所以就出来了。”

仿佛店里所有的人都一直在窗边看着我们，纳闷我们为何可怜巴巴地站在树下。多亏了这位慈善的老先生，不然，我想，这帮傻瓜一下午都会这样看着我们。店老板解释说他觉得我们像英国人。这话不假。欧洲大陆人深信英国人都是疯子，如同英国农夫深信法国人以食青蛙为生[143]一样。即使你个人努力设法去消除他们的偏见，也无济于事。

这是一家舒适的小餐馆，饭菜做得不错，但果酒只能说还过得去。我们在那儿待了两三个小时，等身上干了，填饱了肚子，又聊了会儿景色，正要离开时，突如其来的一件事让人感到太多的不幸令这世间不平静。

一位游人走了进来，脸上一副忧心忡忡的神色。他手拿一块绑着绳子的砖头，紧张不安又急匆匆地进来，谨慎地关上门，确定上好了锁，又往窗外仔细地张望了一阵，然后才松了口气，把砖头放在身边凳子上，开始点餐。

这事儿似乎有点神秘莫测，人们奇怪他拿砖头想干什么，为何关门时如此谨慎，为何又恐慌地向窗外张望，而且因其形象太凄惨，人们不敢靠近，所以，我们也就打消了前去询问的念头。随着酒足饭饱，他的心情好了起来，叹气也少了。之后，他伸展双腿，点燃一根闻之欲呕的雪茄，呼出烟雾，沉浸在满足和平静之中。

刹那间又出事了。事情来得出乎意料，令人措手不及。记得一位女服务员手拿平底锅正从厨房走过来，我见她走向大门口。紧接着，整个房间像炸了锅似的乱作一团，让人联想起滑稽闹剧中那些变换的场景，此时是飘浮的白云，悠扬的音乐，摇曳的鲜花和斜卧的仙女，彼时突然变成大呼小叫的警察，打滚哭喊的婴儿，衣着时髦的和小丑装扮的互相掐起了架[144]，还有香肠和哈利昆小丑[145]，滑梯和小丑。只见平底锅一碰触门，门忽然打开，仿佛所有的罪魔都挤在门外，正等着进来。两头猪和一只鸡率先冲了进来，懒在啤酒桶上睡大觉的猫也噌地起来瞪大了眼睛，女服务员扔了锅晕倒在地上，拿砖人腾地一下从座位上跳起来，把桌子掀翻，连同桌上的所有东西全都挡在了他面前。

人们环顾四周，寻找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发现原来是一只杂种犬，长着竖直的尖耳朵和松鼠的毛尾巴。店老板从另一扇门冲出来，欲将它踢出门外，却错踢到了那头肥猪。这一飞脚踢得稳、准、狠，如猛虎下山重重地落在它身上。人们为这可怜的畜生感到难过，并同情它，然而，任何怜悯之心都无法感受它的痛之切。它停止四处奔跑，在屋子中间坐下，为自己所遭遇的不公恳求一视同仁的太阳公公给做主。附近的山谷里回响着它的诉求，大家一定好奇山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突变。

那只母鸡也顷刻四处逃窜，咯咯咯叫个不停。这只家禽真是不可思议，它似乎轻而易举就飞上了墙，又和猫一起把几乎所有幸免落地的物品全都打翻在地。不到40秒的时间里，屋里九个人都在争相去踢同一条狗，不时地可能有人踢中，因为狗偶尔会停止汪汪吠叫，转为哀嚎。但它并未因此而气馁，它义正辞严地争辩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包括偷鸡猎猪之类。总之，这场游戏还挺划算。

此外，它还得意地发现，自己每挨一脚，屋里大多同伴就会挨两脚，还有那倒霉蛋——一动不动，呆坐在屋中间哀叹的猪——肯定平均要挨上四脚。争相踢狗的人们，如同是在踢足球：球是滚动的，你去踢时，它已不在原处，而由于惯性，你拼力飞起的脚，不能中途停止，必须落到实处，才不至于让自己扑通一声摔个仰面朝天。即使有人踢中了，也纯属意外，而且，在不经意间踢中的同时，自己不禁会绊倒在狗身上。所以，每个人每隔半分钟就绊倒一次，那头可怜的猪全然丧失了招架避让之力。

说不清这场混战持续了多久，终因乔治正确的决策而停止。他一直在设法抓住另一头逍遥自由的猪，而不是狗。把它堵在墙角后，成功劝说它停止在屋里转圈地乱跑，而是出去兜兜风，于是，它长嚎一声，冲出门外。

我们总是失去后才知珍贵。此时在狗的眼里，与那消失的猎物相比，一头猪，一只鸡，九个人和一只猫，全都一文不值。它愚蠢地紧随其后冲了出去，乔治立刻关上大门，插好门闩。

这时老板站了起来，查看着所有打翻在地的东西。

“您的狗很顽皮。”他对手拿砖头进来的那个人说。

“那不是我的狗。”那人绷着脸解释说。

“那是谁的？”老板问。

“我不知道。”这人回答说。

“这样不行的，你知道吧。”老板边说，边捡起一幅德国皇帝的画像，用袖子擦去上面的啤酒。

“我知道不行，”这人回答说，“我从没想过行。我一遍遍向人解释那不是我的狗，但没人相信，真是够了。”

“不是你的狗，你为何要带着它到处跑？”老板问，“它好在哪？”

“我没有带着它到处跑，”这人解释说，“是它老跟着我。今早十点开始它就缠上我，一直跟着。十多分钟前趁它只顾撕咬一只鸭子时，我赶紧跑进来，还以为把它甩掉了呢。看来回去的路上它不会放过我的。”

“你没朝它扔石头？”哈里斯问。

“我没朝它扔石头！”这人轻蔑地重复说，“我不停地扔石头，扔得胳膊都酸痛了，而它却当成是玩游戏，还把石头都给我送回来。这块讨厌的砖头我已经拿了一个多小时了，想找机会灭了它，可它总是和我保持距离，我逮不住它，它就坐在六英寸远的地方，张着嘴巴看着我。”

“很久没听到这么有意思的故事了。”老板说。

“能让人开心，我很高兴。”这人说。

然后，他留下来帮老板收拾残局，我们继续上路。在门外十几码远处，那只忠诚的动物在等待它的朋友，虽看着疲惫，但十分满足。它明显有点古怪和神经质。我们生怕会被它喜欢上，还好，它漠视我们从身边走过，唯有对这位待它薄情的人耿耿忠心，着实令人感动，我们也不想去动摇它的忠心了。

在圆满结束了黑森林之旅后，我们继续骑行，途径布赖萨赫[146]和科尔马，抵达曼斯泰。从那里，我们开始了孚日山脉的短途游，去探索现任德国皇帝所描述的世外桃源。布赖萨赫曾是岩石上的城堡要塞，莱茵河一度绕古城的一侧流过，如今又流经另外一侧，因为还是毛头小伙子时，莱茵河似乎不能确定自己所走的道路。作为居住地，布赖萨赫一定在喜欢寻求刺激和变化的人群中独具魅力。不论战争双方及起因如何变化，布赖萨赫必定卷入其中。人人都来包围它，多数人占领它，又遭沦陷，仿佛没人能够坚守住。那里的居民永远搞不清自己的国籍和身份。某一天他成了法国人，在他尚未学会法语去报税时，他又成了奥地利人，正当他努力向你学习，争当奥地利好公民时，却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奥地利人，而成了德国人，尽管形形色色的德国人一定对他迟疑不定。某一天他发现自己信奉天主教，紧接着又成了激进的新教徒。唯有一成不变的是，不论他此刻享有何种身份，都必须为此支付高额的费用。当人们思考这一切时，不禁纳闷儿，在中世纪，除了国王和税收员外，为何人们要如此艰难地生存下去。

论资源的丰富和风光的秀美，孚日山脉和黑森林的山脉不可同日而语，但正是这极度贫乏吸引了游人的眼球。这里的农民没有莱茵河对岸居民那种安富尊荣的平庸神态，这里的村庄和农田更有一种落日的韵致。该地区的另一特色是众多的历史遗迹，许多城堡坐落于在你看来只有雄鹰才会筑巢的悬崖峭壁之上，还有一些由古罗马人建造、毁于吟游诗人[147]时代的古建筑，这些迷宫般的断壁残垣占地数英亩，游人可在此游览漫步几个小时。

这里见不到蔬菜和水果商，想吃就自己采摘，大多是野生的。来此地旅游很难遵守行程，因热天里人们无法抵制果肥汁甜的诱惑，一般都忍不住驻足、采摘、品尝。这里野果满山坡，就像英国的路边长满了黑莓，有我吃过最好吃的木莓，还有野草莓、加仑子和醋栗。这里不提倡小孩子闯进果园偷摘果子吃，算不上有罪，但他会生病的。山中果园随处可见，擅自闯入去偷吃水果就和鱼想免票进入游泳池一样的不明智。当然，尽管如此，这种错事时有发生。

一天下午，爬山时来到一片高地，我们在那里逗留了很久，水果也吃得过量，因实在太丰盛，种类太多了。我们先吃了些晚熟的草莓，又吃木莓，然后，哈里斯发现了一棵青梅树，上面已结了些青梅，太棒了！

“这是一路上我们经历的最开心的事，”乔治说，“可要玩个痛快啊。”表面听来这个建议不错。

“真遗憾，”哈里斯说，“梨还没熟。”

他为此郁闷了一会儿。后来我们发现一些成熟的金梅，令他略感安慰。

“我看，咱们走得太往北了点，没有菠萝了，”乔治说，“我想吃新鲜菠萝，这些常吃的水果一会儿就吃腻了。”

“我发现咱们不该吃那么多丛生果，树上的倒没怎么吃，”哈里斯说，“我想再吃些青梅。”

“有人上山来了，”我看到后说，“看着像是当地人，他该知道哪里青梅多。”

“这老伙计走得挺带劲。”哈里斯评论道。

他上山的速度确实惊人，而且我们从远处看得出，他心情大好，扯开嗓门又唱又喊的，还一边挥着手臂。

“好一个快乐的老头儿！”哈里斯说，“看着他，心情都好。可他为何要把拐杖扛肩上？为何不拄着上山呢？”

“你确定？我觉得那不是拐杖。”乔治说。

“那能是什么？”哈里斯问。

“呃，我看，”乔治说，“更像支枪。”

“你说咱们是不是做错什么了？”哈里斯提出。

“你看这会不会是人家的私人果园？”

我说：“你们还记得大约两年前发生在法国南部的惨案吗？一个士兵经过一家房屋时顺手摘了几个樱桃吃，结果樱桃的主人，那法国农夫出来了，一句话没说，直接开枪把他打死了。”

“但肯定不能因为人家摘了水果就开枪打死人，这在法国也是禁止的吧？”乔治说。

“当然是的，”我答道，“绝对是违法的。他的法律顾问辩护时只说他当时情绪异常激动，特别担心他那些樱桃。”

“我想起来点了，”哈里斯说，“你既然说到这儿。后来，发生这悲剧的地区——好像叫‘公社’——向那位死者的亲属支付了高额赔偿金，才算是摆平了。”

乔治说：“我不想再待在这儿了，再说，天也晚了。”

哈里斯说：“他走那么快，会摔伤自己的。而且，我看他并不知道路。”

我感到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很孤独，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记得小时候，我很喜欢跑下陡峭的山坡。我要试试看能否找回当年的感觉。这属于急跳运动，但应该说对肝脏有益。

那晚我们住在巴尔，是去圣·奥蒂林伯格路上的一个欢乐的小镇。圣·奥蒂林伯格是一座独特的旧修道院，位于群山环抱之中，那里的服务员都是修女，牧师管账。在巴尔时，晚饭前进来一位游客。他看上去像是英国人，但说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语言，倒是听起来很优美、好听。老板茫然地盯着他，老板娘直摇头。这位客人叹了口气，试着换了一种语言，这下似乎有点唤起我的记忆，虽然当时我说不上是哪国语言，但大家依然听不懂。

“真糟糕。”他大声自语道。

“啊，你是英国人！”老板大声说，一下子兴奋起来。

“先生看着累了。”聪明的小老板娘补充道。

“先生要点餐。”

他俩的英语都讲得很漂亮，几乎跟他们的法语和德语讲的一样好。他们忙活了一阵，让他感觉很舒服。吃饭时，他坐在我旁边，我顺势和他聊了起来。

“你说，”我出于好奇地问道，“你刚进来时说的哪国语言？”

“德语。”他解释说。

“哦，”我答道，“你说什么？”

“你没听懂？”他继续说。

“是我的问题。”我说，“本人才疏学浅，现学现用。不过，当然，这是两回事。”

“可他们都听不懂，”他回答说，“老板和老板娘，这可是他们的语言。”

“我想不是这样的，”我说，“没错，这里的孩子们都讲德语，老板和老板娘也会一点德语，但整个阿尔萨斯大区和洛林地区的老人们还是说法语。”

“我也和他们讲法语了，”他又说，“他们同样听不懂。”

“确实很奇怪。”我表示同意。

“何止是奇怪，”他说，“简直莫名其妙。我有现代语言的学位证书，曾以法语和德语的优异成绩获得过奖学金。在校时，我的语言结构准确，发音纯正，都是超群出众的。可来到国外，几乎没人能听懂我说的话。你说这是为什么？”

“我想是因为，”我回答说，“你的发音太完美了。你记得那个苏格兰人在平生第一次品尝纯正的威士忌时说的话吧：‘酒也许是纯的，但我不能喝。’同样，人们会认为你说的德语不是一种语言，更像是一种摆设。若要让我说的话，我会建议你尽量多发错几个音，多犯些语言错误。”

此类情况寰宇皆同。每个国家都专为外国人使用其语言而保留特殊的发音体系，本国人自己却从不这么说，所以，当他们听别人说时，就听不懂了。我曾经听到一位英国女士向法国人讲解‘有’这个单词的发音。

“你发的，”这位女士纠正道，“好像这个词的拼写是H-a-v。不对，词尾还有个字母‘e’呢。”

“但我认为，”这个学生说，“词尾这个e您并没有发出声来。”

“你也不用发声，”老师解释道，“这个‘e’是不发音的，但它会影响到前面元音的发音。”

在此之前，他说have很流利，自那以后，一遇到这个词，他就卡壳，需要先定神想想，然后发出的音只有通过上下文才能听懂。

早先殉道者们所受的磨难撇开不谈，我想，没有几个人像我一样那么苦练德语单词“教堂”的标准发音。在我尚未练成之前，早已决定在德国不去做礼拜，免得为此烦恼。

“不对，不对，”我的老师总是解释说——他是一位严谨勤奋的绅士，“你发的像是K-i-r-c-h-k-e，没有k这个音，应该是——”接着他又给我示范一次，这是那天早上他第二十次给我示范这个词的正确发音，但郁闷的是我怎么也没弄明白他和我的发音究竟有何不同。于是，他又试着用另一种新方法。

“你是从喉咙发出的音。”他解释说。他说的没错，确实如此。“我要你从下面这里发音。”他用粗壮的食指给我指出正确的发音部位。虽经一番刻苦练习，我还是发不对这个词，只好为自己解脱说，

“恐怕我真的学不会了，”我说，“你看，这些年来我都是用嘴说话，从不知道人还能用腹部说话，我怀疑现在的自己能否活到老学到老。”

我在漆黑的角落里和寂静的街道上练习了数小时，期间还惊吓了偶遇的行人，最后终于掌握了这个词的正确发音。老师为我感到高兴，我也为自己而高兴。可来到德国之后，却发现没人听得懂，问路去教堂，连教堂的影子也没见到。我不得不放弃这个纯正的发音，再次苦练，重拾自己起初那个错误的发音，然而，人们都能懂，告诉我教堂在街角处，沿着下一条街就走到了，还真就是。

我认为，还是跟着老师在课堂上学习语音的效果更好，那些发音技巧学生不可能无师自通，也往往用不上。如下是语音课的讲授方式：

“把扁桃体紧贴喉头下面，然后，隔膜凸起的部位向上拱起，几乎——但没有——触及小舌，尽量用舌尖伸向甲状腺，深吸一口气，紧缩声门。好，你们双唇闭合，说‘Garoo’。”

他们听后依旧是茫然，不知所措。

第十三章

深度观察德国学生的性格与行为——德式击剑[148]——实用与滥用——印象派观点——滑稽事——野蛮格斗秘籍——少女对绷带情有独钟——大学生酒会——火蜥蜴式干杯[149]——给陌生人的忠告——险成悲剧——关于两个男人和两位夫人——和光棍的趣事。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顺路参观了一个德国大学城，想深入了解大学生活，德国朋友们出于礼节，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

在英国，十五岁以下的孩子多在玩耍，之后才开始学习，直到二十岁。而在德国，情况恰恰相反。孩子们夏季早晨七点就去上学，冬季则是八点。在学校里，他们勤奋学习，故而十六岁就已精通古典著作和数学，对历史的了解毫不逊色于那些自以为是的政客，并在现代语言方面功底扎实。自然，大学四年八个学期的时光对他们来说就显得太过优哉游哉了，除非有人立志当教授。很遗憾，他们不想成为运动员，虽然具备了运动员的潜质。他们偶尔踢足球，更不常骑单车，而是多待在空气沉浊的咖啡馆里打法式台球[150]。通常，他们大多时间都花在闲逛、喝啤酒和决斗上，富二代加入学生联谊会——特等联谊会的会费一年约四百英镑，中产家庭子弟加入会费稍低点的学生社团或同乡会。这些团体中不同国籍或民族的学生又各自组成更小的圈子，有来自斯瓦比亚[151]的斯瓦比亚人、法兰克的后裔法兰克尼亚[152]人，和图林根[153]人等等。自然，这势必导致——我想我们戈登高地人团[154]一半的学生都是伦敦人——每所大学都会有几十个学生社团，每个团体均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帽子和代表颜色，成为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此外还有团体专属的啤酒馆，穿不同颜色服装者被谢绝入内。

社团里从事的主要活动是著名的德式击剑，有时也同其他联谊会或社团对手进行比赛。

击剑的详尽介绍常见，在此我无须赘述，仅从印象派的角度来描写一下我的第一印象。比起熟视无睹或人云亦云，我认为先入之见更具真实和实用性。

法国人或西班牙人会设法说服你，建斗牛场主要是为了公牛的利益。你以为牛是因疼痛而嘶叫，实则只是笑话自己在场内的滑稽表现而已。你的法国或西班牙朋友会拿它在扣人心弦的比赛中光荣地战死沙场和死于屠宰场那冷血残忍的屠刀下相比。你若不坚持己见，就会心血来潮也希望在英国建个斗牛场，以重振骑士精神。难怪托克马达[155]对宗教法庭[156]的人道深信不疑。如果把一个可能正在遭受痉挛或风湿病痛折磨的胖绅士绑在肢刑架上约一小时，他的身体则会大有改善。当他再站起来时，关节活动得更灵活自如——可以说，多年来从未这么活泛过。英国猎人视狐狸为羡慕嫉妒的对象，它在免费获得精彩狩猎一天的同时，还吸引众人的眼球。

务实让人们对一切不愿看到的东西漠然置之。在德国大街上，每三个男人中就有一人身带剑伤，那是学生时代参加近百场击剑比赛留下的见证，将终生携带。他们从幼儿园就开始玩击剑，在习武厅练习。他们认同击剑并非野蛮的观点——既不会冒犯他人，也不会有失身份，而是磨练了德国年轻人冷静和勇敢的特质。倘若要在这样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证明此观点的话，只能充分证明它的片面性。但是有人怀疑，职业击剑手的品质是否等同于士兵的品质？毫无疑问，在战场上，士兵们更需要勇气和锐气，而非莫名的冷淡。事实上，德国学生并非为武力而更需勇气，也非为悦己而习武，他们为的是发扬具有两百年历史的尚武精神。

击剑使人变得残酷，或许有技术含量——我听说有——但不显见，它与理查森秀[157]上演的大刀搏斗相差无几，完美地融合了滑稽与低俗。在追求格调的望族领地波恩[158]，和外国游客如云的海德堡[159]，比赛更规范化。我听说比赛大厅是金碧辉煌，有花白头发的赛场医生救死扶伤，有身穿制服的忠诚仆人端茶递水，还有多彩的仪式伴随比赛全程。而在一些更加本土化的大学里，外来学生稀少，多不参与，人们所看到的比赛本色质朴，场面平淡无奇。

这些比赛确实索然寡味，我强烈建议敏感的读者们甚至跳过此段描写。该话题无法美饰，我也无此打算。

赛场室内空荡肮脏，四壁溅满了啤酒、鲜血和蜡油的污渍，屋顶上烟雾缭绕，地板上铺满锯末。一群学生嘻嘻哈哈，抽着烟，聊着天，有的席地而坐，有的坐在椅子和长凳上。赛场情况大致如此。

格斗者面对面站在场地中间，酷似我们在日式茶碟上见过的日本武士。他们形象古怪呆板，头戴护目镜，颈部裹着厚厚的防护，身上套着看似脏棉被的服装，戴有护垫的手臂伸直举过头顶，仿佛一对笨拙的机械机器人。他们由助手们领进比赛位置，这些助手也穿戴了护具——一顶大大的皮质尖角帽保护头和脸部的安全。人们像是听到了脚轮发出的响声，那是裁判员就位发出的指令，即刻便开始五次长剑的快速交锋。这种比赛毫无欣赏可言：没有步法移动，没有战术技巧，没有优雅艺术（我个人印象）。最终是强者胜出，虽手臂戴有沉重的护具，站姿造作，但他却能一直手握笨重的长剑，在攻守时体力丝毫不减。

比赛的看点是伤者，他们多在头顶或左脸这两处受伤，有时一块带有毛发的头皮或脸皮直接被削掉。这时，皮肤的主人，严格地说是前主人，颇感骄傲且小心翼翼地将其存入信封，并在晚宴上拿出来炫耀。当然，每一道剑伤都是鲜血四溅，溅到医生、助手和观众的身上，喷到屋顶和墙壁上，浸透格斗者的衣服，滴在锯末上凝成一滩。在每个回合结束之际，医生立刻冲进赛场，用那尚在滴血的手按压裂开的伤口，并用随从端在托盘上的湿棉球擦拭消毒。当伤员重新站起来继续拼杀时，伤口再次血如泉涌，模糊了他们的视线，脚下也开始打滑。你不时地看见，有的半边脸被削个洞，以至于牙齿裸露到耳根，所以在接下来的决斗中，他似乎在对着面朝这一半的观众龇牙笑，而对另一半则始终保持一张严肃脸。有时，格斗者的鼻子被刺裂，显露出一种高傲的神气。

既然学生立志要身带剑伤离开母校，且越多越好，那我怀疑他们是否施了苦肉计，哪怕是比赛规则规定的范围内些微的防守疏忽。最终的胜者属于受伤数量最多的人。虽身缠绷带，失去人形，但一个月过后，他走在大街上，收获无数德国少年的嫉妒和少女的倾慕，而那些只受了几处轻伤的人只能郁闷和失望地隐退而去。

然而，拼杀仅仅是开场，有趣的还在后面。在更衣室上演的第二幕里，医生大多是医科学生，那些获得学位后，急需实习的年轻人。我不得不说，我所接触的医生们貌相平平，却对工作充满热情。这一现状也许怪不得他们，要怪只能怪体制，不能吸引理想的医生来做此工作。对伤口的处理与受伤本身同等重要，每一场手术都只能残忍地进行，整个过程均有医生的同伴在仔细观看他平静而享受地实施手术。伤口整齐又开裂较大的剑伤颇受众者青睐，医生有意缝得粗陋，以期留下永久疤痕。这种随后经人为粗笨地处理过的剑伤，通常能使这位幸运的勇士喜获一个带着至少五位数嫁妆的新娘。

这些两周举办一次的德式击剑赛，学生平均每年参加十几次，另有一些比赛是不允许观看的。若有学生因在决斗中不自主地轻微移动了头部和身体而颜面丢尽，他只有去挑战联谊会里最优秀的击剑手才能重塑形象。他主动请战并得到批准，实则为惩罚，那么他的对手就会尽可能多地给他留下鲜血淋漓的剑伤，他以此向大家证明，哪怕头颅切掉一半，他依旧静立不动。

我怀疑这种击剑比赛有何可圈可点之处，即便有，也只涉及两位格斗者，相信对观众会产生恶劣的影响，事实也的确如此。我十分清楚自己，绝对没有暴力倾向，所以对此反应一般。赛前，我的心态是好奇加悬念，虽对解剖和手术略知一二，已有心理准备，不至于那么惊眩，但还是急于知道自己是否对血腥场面会有不适感。当看到他们拼杀得血流不止，皮开肉绽，筋骨外露时，我感到一阵厌恶和怜悯。但在第二场决斗时，我必须承认，我的爱心已开始被磨灭。到第三场时，在满屋子罕见的血腥热气熏染下，用美国习语来形容，我开始杀红眼了[160]。

我希望看到更加刺激的场面，我观察了周围每个人的表情，发现大部分都和我有同感。如果需要一种东西能有效激发现代人的嗜血欲望，当属德式击剑。但这是好现象吗？我们大谈文明和人道，可是，虚伪到自欺欺人的人们哪里知道，人身上的野蛮本性潜藏其内，尚未转化为恶行，也许偶尔显露，我们无需担心它的消失，但是过度引导并不可取。

认真地想来，决斗有许多好处值得称赞，但德式击剑没有任何意义，显得孩子气。虽说比赛残酷、野蛮，但依旧改变不了它幼稚的性质。剑伤本身没有任何内在价值，不是伤口的大小赋予它们威严，而是受伤的原因。威廉·退尔[161]算得上是一位世界英雄，但我们如何去评价那些为了每周两次用十字弓射击儿子头顶的苹果而成立俱乐部的父亲呢？这些年轻的德国绅士可以去逗一只野猫，也同样能取得令其引以为豪的成就！只为受伤而参加社团，无疑把自己的智商降低到一个托钵僧舞者[162]的水准。有游客给我们讲过，中非土著人在喜庆佳节里以蹦跳和鞭打自己的野蛮方式来表达感情，但欧洲人并没有必要去模仿他们。其实，德式击剑与决斗可谓是南辕北辙，如果德国人自己看不出其中的滑稽所在，我们只能为其幽默感缺失而遗憾了。

但国民对本国击剑很支持和推崇，有人即使不赞同，至少不难理解。一项关于不提倡但却宽恕醉酒行为的大学校规更是让人难以辩驳。并非所有的德国学生都醉酒。实际上，多数人即便倦态十足，但仍头脑清醒。但有少数声称是斗酒学士并得到广泛认可的学生，他们付出代价、日夜狂饮练得的一身酒力，也仅能免其酩酊大醉，不失知觉而已。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这样喝酒买醉，但在大学城里经常见到年轻人不满二十岁却已拥有福斯塔夫[163]的身材和鲁本斯·巴克斯[164]的面色，而德国少女迷恋那张看似用特殊材料塑造而成的沟壑纵横、永远无法填平的脸蛋竟会是确凿的事实。当然，浮肿且有斑点的皮肤和“啤酒肚”肯定是没有回头率的，那外凸的大肚腩仿佛随时会引发整个身躯失衡。可是，当看到年轻人从早上十点的“上午酒[165]”开始喝啤酒，直喝到次日凌晨四点的“大学生酒会”才结束，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

大学生酒会，我们也叫男子交际会。从参加者来看，此聚会有利无弊，或许有些喧闹粗野。主人邀请十几或上百位同学来咖啡馆，为其提供啤酒和廉价雪茄，大家舒服畅快地尽情享用，也许主办方就是联谊会自身。在这里，如同在任何一方，你见证了德国人的纪律和秩序意识。当有人进门时，全体起立，立正敬礼。若一桌人到齐后，先选出本桌主席，再由他公布歌曲数目。这些歌曲页分放在桌面上，每两人一份。他宣布第二十九首，并大声说道“第一段”，接着大家同声齐唱。相邻二人同拿一份歌谱，仿佛是教堂里两人合捧一本《圣歌集》一样。每唱完一段，大家会停一下，等待主席发布指令开始下一段。因德国人都接受过唱歌专业训练，且多数人嗓音优美，总体效果固然精彩。

听他们唱歌感觉如同是在教堂听圣歌，但歌词在不时地帮你纠正错觉。无论是爱国歌曲、伤感民谣或震撼英国年轻人的自然小调，他们都唱得严肃认真，从头至尾没人嬉笑、没人跑调。唱毕，主席高喊“为成功干杯！”全体重复着“为成功干杯！”随即举杯饮尽杯中酒。钢琴师起身鞠躬，大家也鞠躬回礼，紧接着，女服务员进来再次斟满酒杯。

在唱歌的间隙，大家相互敬酒和回敬，却很少听到欢笑声，学生们常以微笑和庄重的点头表赞同。

有一种对特殊客人的特别敬酒方式叫火蜥蜴，表情格外严肃。

“现在，我们，”主席说，“来一个火蜥蜴式干杯。”大家全体起立，像军人集合那样站着。

“酒备好了吗？”主席问道。

“备好了。”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火蜥蜴式干杯准备开始。”主席说，于是大家做好准备。

“一！”我们在酒桌上以画圈的方式摩擦杯子[166]。

“二！”摩擦声再次响起。接着是“三！”

“干杯！”

大家共同一饮而尽，并高举手中的空杯。

“一！”主席再次说道，所有空杯的杯脚在桌上旋转摩擦起来，发出像是石滩上退潮的海浪声。

“二！”又闻海浪起伏声。

“三！”随着咣的一声，杯子重重地落在桌上，大家重新就坐。

大学生酒会上的活动是两个学生相互侮辱（当然，只是开玩笑而已），然后开始拼酒。先指定一名裁判，再将两只大杯倒满啤酒，两人手握杯把相对而坐，这时，所有人的目光聚焦于他们。随着裁判一声号令，啤酒瞬间下肚，先将喝干的酒杯砰地放在桌上的一方为赢家。

外来者若想参加此酒会，体验德式风情，需事先把写有自己名字与地址的卡片别在外衣上。德国学生一向讲礼数，不管自己喝成什么样，也会想方设法确保客人在天亮前平安到家。当然，别指望他能记清地址。

我听说过三个外地人参加柏林大学生酒会险些酿成悲剧的事。这三人决定来一次深度体验。他们讲明了意图，并受到热烈欢迎。随后，他们各自在卡片上写下自己的地址，并把卡片别在面前的桌布上。错就错在这里了。他们本应按照我的建议把卡片仔细地别在外衣上，因不一定总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有可能不经意间坐到桌子的另一边去，但不管坐在哪里，外衣会随身穿着。

凌晨时分，为了让那些尚未喝高的人玩得更舒心，主席提出先把喝趴下的人送回家，其中这三个英国人感到活动有些无聊，就决定把他们弄上出租马车，由一个相对清醒的学生负责送其回去。如果他们整晚一直待在原位也就没事了，但不幸的是，他们四处走动过，没人知道哪张卡片属于哪位绅士——他们自己更是糊涂。在当时一片热闹的气氛中，没人觉得有何问题，三个人正好三个地址，一个不少。我想大家认为即使搞错了，天亮后也能解决好。总之，三个人被送上了出租车，和那个手拿三张卡片头脑尚清醒的学生一起在大家的道别与祝愿声中离开了。

喝德国啤酒就有这点好处：它不会让人醉到英国人所理解的醉酒那个程度，喝多了也不惹人烦，只是累了不想说话而已，他想一个人静静，想睡觉，在哪儿睡不重要——哪儿都行。

那学生让车夫在最近的地址停下，把醉得最厉害的一位弄下车，出于本能想先把他摆脱掉。他和车夫把那人抬上楼，按了旅店的门铃，一位睡眼惺忪的门房给开了门。他们把他抬进去，打算找个地方放下，碰巧一间卧室的门开着，屋里没人，还能有比这更好的事吗？——他们就把他抬了进去。事情办得如此顺利让他俩松了一口气。把他放在床上后，两人得意地回到车上。

在下一个地址他们又停下车，这次按了门铃后，是一位女士开的门。她身穿家居服，手拿一本书。学生手里还剩两张卡片，他看了看上面那张，礼貌地问能否见Y夫人。碰巧，这位女士就是Y夫人。说到幸运，这一路他还真是顺风顺水。他向Y夫人解释说此刻靠墙睡着的那位先生是她丈夫，但她却对丈夫回家反应冷漠，她只是把卧室门打开，之后就走了。这学生和车夫把她丈夫抬进屋，放在床上。他们没有折腾着给他脱衣服，因为确实乏了！他们也没再见到女主人，也就只好不辞而别了。

最后一张卡片是一个单身汉的，他住旅馆，所以，他们把最后这个人抬进了那家旅馆，交给了值夜班的门卫之后就离开了。

话说在他们第一站送人的地方，约八小时前，X先生曾对X夫人说：“亲爱的，我想我告诉过你，有人邀请我今晚去参加一个叫大学生酒会的，对吗？”

“你的确提到过，”X夫人说，“大学生酒会是什么？”

“嗯，就是一种单身派对，亲爱的。学生们欢聚一堂，唱歌、聊天还——抽烟，就是那些事儿，你懂的。”

“噢，好吧，祝你玩得开心！”X夫人说，她是个通情达理的好女人。

“会很好玩的，”X先生说，“我一直想着见识一下这种聚会呢，我可能，”X先生继续说，“我是说，我有可能会晚点儿回来。”

“你说的晚是多晚？”X夫人问。

“难说，”X先生回答道，“你知道这些学生，他们聚在一起会疯狂地玩——我想，肯定会喝很多酒。我不知道我会怎样。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早点回来的，当然是在不扫人家兴的情况下，但如果不行——”

我前面说过，X夫人通情达理，她说：“你最好向谁借把钥匙来，我去跟多莉一起睡，这样的话，不管你几时回来都不会吵我。”

“你这个主意真不错，”X先生赞同地说，“我不会吵你的，我会悄悄地进来钻进被窝的。”

深夜时分，或许是黎明时分，X夫人的妹妹多莉坐起身来，好像听到了什么动静。

“珍妮，”多莉说，“你没睡吗？”

“是的，亲爱的，”X夫人回答说，“没事儿，你接着睡吧。”

“是什么声音？”多莉问，“你说是不是着火了？”

“我想，”X夫人说，“是珀西吧，很可能他黑灯瞎火的绊到了什么。别担心，亲爱的，你睡吧。”

等多莉一睡着，X夫人这个好妻子，不放心地想要悄悄溜过去看看珀西是否安然无恙。于是，她穿上睡衣和拖鞋，蹑手蹑脚地穿过走廊回到她的房间。此时，恐怕只有地震才能吵醒床上的那位先生。她点上蜡烛，悄悄走近床边。

这不是珀西，绝对不是。无论如何，他都不可能是她丈夫。看他此时的睡相令她反感至极，唯一的念头就是把他赶出去。

但她又似乎觉得此人眼熟，就走上前去仔细端详。这下她记起来了，没错是Y先生，她和珀西刚到柏林那天就是在他家吃的饭。

但他在这儿干什么？她把蜡烛放到桌上，坐下来，双手托着脑袋思来想去。猛然间她想起，珀西是跟Y先生一起去参加的酒会。一定是搞错了，Y先生被送到了珀西的地址，那珀西此刻——

各种可能发生的糟糕情况在她眼前闪过。她匆匆回到多莉房间，穿上衣服，悄悄地下了楼。碰巧有辆夜班出租马车经过，她坐上车来到了Y夫人家。她让车夫在外等着，自己飞奔上楼，接连按门铃。依旧是Y夫人开的门，她同样穿着家居服，手拿一本书。

“X太太！”Y夫人惊呼道，“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我的丈夫！”此刻，可怜的X夫人唯一想到说的就是，“他在这儿吗？”

“X太太，”Y夫人挺直腰板反驳说，“你怎敢这么说话？”

“噢，请别误会！”X夫人恳求道，“全乱套了，他们一定是把可怜的珀西送到这儿了，他没回家，我确定是这样的，您去看看吧。”

“亲爱的，”Y夫人说，她年纪要大得多，很慈祥，“别激动，大概半小时前，他们把他送到这儿，实话跟你说，我连看都没看一眼。他在里面，我想他们连靴子都没给他脱呢。你冷静点，咱们这就把他弄下楼，送回家，没人知道的，只能这样了。”

Y夫人看上去确实很想帮X夫人。

她推开门，X夫人走进去，瞬间又面色苍白，一脸惊恐地出来了。

“那不是珀西，”她说，“我该怎么办啊？”

“你以后别再犯这种错了。”Y夫人边说，边向屋里走去。

X夫人叫住了她说，“那也不是您的丈夫。”

“胡说。”Y夫人说。

“真的不是，”X夫人坚持说，“我知道的，他正睡在珀西的床上，我刚从家过来。”

“他在那儿干什么？”Y夫人怒吼道。

“他们把他送去放在床上的，”X夫人说着就哭了起来，“所以我才想到珀西一定在你这里。”

两个女人站在那儿，面面相觑，一时无语，只有在半掩着门的另一边那位先生的鼾声打破了沉静。

“那里面那人是谁？”Y夫人问道，她先镇定了下来。

“我不认识，”X夫人回答说，“从未见过。您认识吗？”

Y夫人没有作答，只是砰的关上了门。

“咱们怎么办？”X夫人问。

“我知道我该怎么办，”Y夫人说，“我和你一起回去把我丈夫接回来。”

“他在沉睡。”X夫人说。

“我知道。”Y夫人边说，边系上斗篷。

“那珀西在哪儿呢？”可怜的X夫人下楼梯时抽泣起来。

“亲爱的，这个问题，”Y夫人说，“你得去问他了。”

“他们竟会出这种错，”X夫人说，“保不准把他怎么样了呢。”

“明天早上咱们就问个清楚，亲爱的。”Y夫人安慰她说。

“这些大学生酒会没个正经，”X夫人说，“我不会再让珀西去了，绝不会——只要我还有口气。”

“亲爱的，”Y夫人说，“只要你尽到责任，他就不再想去了。”据说他的确没再去过。

如我所说，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把卡片别在外衣上，而是别在了桌布上，可谓自作自受。

第十四章

终局前的认真思考——英国人的德国观——上帝穿制服戴头盔——无助弱智者的天堂——德国人的道义感与进取心——德国绞刑的可行性——对好人死后的猜想——军人本能：是全备全能[167]吗？——德国店主——他的谋生之计——新女性的共性——对德国民族的诋毁——骑行圆满结束。

“谁都能当国王，”乔治说，“我也能。”

我们坐在波恩宫廷花园，俯瞰莱茵河。这是我们此行的最后一晚了，明天一早的火车将把我们送上返程之路。

“我要把送给德国人的建议全都写在一张纸上，”乔治接着说，“找家好的印刷公司多印一些，再找人贴在城镇和村庄的角角落落。这事儿一定要办。”

如今的德国人平和、温顺，好像他们唯一的志向就是按时缴税和听令行事，顺服上帝指派的掌权者。必须承认，在他们身上几乎找不到其蛮人祖先的踪影了。对他们的祖先来说，个人自由如同呼吸般重要；他们任命了地方法官顾问，却依旧保留部落的执行权；他们跟随首领，但鄙视服从。在今天的德国，人们大谈社会主义，不过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专制主义。德国选民对个人主义毫无兴趣，他们不但愿意，而且迫切希望所有一切均由他人控制和管理；他们争论的不是政府，而是政府的形式；对他们而言，警察就是宗教，永不改变。在英格兰，我们视身穿蓝色制服的警察为无害的必需品，在普通市民看来，虽然看到警察在城里一些交通拥挤的街区帮扶老妇人过马路，方显其用途，但他主要是充当路标。除了感谢他的服务工作之外，我不知道何时还会想起他。而在德国，人们把警察当神来崇敬，当守护天使来拥戴。在德国孩子眼里，警察叔叔就是圣诞老人和博吉人[168]的共同化身，他施善惩恶，秋千、旋转飞椅、打仗玩的沙丘、室内游泳池、露天游乐场等玩耍的设施都是他给的。纯真的男孩女孩，人人都想取悦于警察，面对警察叔叔的微笑会令孩子倍感得意，被警察拍过头的孩子会变得不易相处，其自命不凡难以容忍。

德国市民好比士兵，警察就是军官。在大街上警察指挥着人们往何处走、走多快。每一座桥头都站着警察，告诉人们怎样过桥。倘若警察不在，他们就坐下来，等待河水从身旁流过。在火车站，为保证旅客的安全，警察会把他们锁在候车室里。时间到了，再把他们放出来，送交给乘警。乘警也是警察，只是制服不同，他负责告知旅客座位在哪，何时下车，并确保他到站下车。在德国，你不必对自己负任何责任，一切均有人来为你办理妥当。你不用照顾自己，不能独善其身也无可厚非。关照他人是警察的天职。如果你是无助的弱智者，一旦出了事，警察难辞其咎。无论你在何处，在做何事，你的一切均由警察负责，他会关照你——对你关怀备至，这点不容置疑。

你若迷路了，他会找到你；你若丢失了东西，他帮你找回来；你若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会告诉你；你若想得到任何值得拥有之物，他帮你弄到手。在德国，你不需要私人律师。你若想买卖房屋或田地，国家起草产权转让书；你若上当受骗，国家替你打官司。国家给你爱，给你投保，甚至为一件小事与你风雨同舟。

“你只需要出生就够了，”德国政府对德国公民说，“剩下的事交给我们去做。不管是家里还是家外、健康还是生病、娱乐还是工作，我们都会告诉你该做什么，并监督你完成，你什么心都不用操。”

德国人的确不操心。如果找不到警察，他就四处游走，直到看见墙上张贴的警方告示。他会认真阅读，然后按照上面写的去做。

记得在一个小镇上——我忘了名字，倒是无所谓，这种事可能在德国的城镇里不足为奇——我看到大门开着，里面通向一个花园，正在举行演唱会。没有门卫，随便谁都可自由踏入此门，免费欣赏演唱会。实际上，相对于四百多米以外的另一个大门，走此门确实方便的多。然而，无一路过的人动心要走这里进去，大家都头顶烈日，苦苦地走向另一个门，在门口买票进入。我还见过几个年轻人留恋地站在空无一人的冰场边上，他们本可以再玩几个小时的滑冰，但没人耍这个小聪明。人群和警察都在半英里外的另一头拐角处，没人过来阻止他们，但他们明白该就此而止。诸类事不禁让人认真思考，德国人究竟是不是罪恶的人类家族中一员？这个平和、温雅的民族会不会就是天使下凡，只为一杯啤酒，因为他们一定知道，唯有在德国才能喝到这货真价实的啤酒？

在德国乡村，道路两旁果树成行。没有任何警示禁止大人或小孩擅自采摘水果，唯有道义。在英格兰，类似情况往往引起公愤，因数以百计的孩子死于霍乱，而医务人员为应对过量食用酸苹果和生核桃所致疾病忙得跑断了腿。公众舆论要求用围栏将果树隔开，以免造成伤害，果农们则想省去围墙和栅栏的开销，但公众不允许，担心会在全社区内传播疾病，导致死亡。

但在德国，僻静的道路两边长满果树，小男孩却不为之所动，情愿走几英里长的路到另一头的村里去买仅值1便士的梨来吃。这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看来，无视这些瓜熟果香、垂实如珠且未加栏护的果树是对机会的可耻浪费，是蔑视上帝的恩赐。

尽管我不确定是否属实，但据我对德国人性格的观察，若听说被判死刑的德国人收到一条绳子，让自己缢死，我不会感到惊讶。这能为国家节省许多麻烦和开支。我不难想象德国罪犯手拿绳子回到家里，认真阅读警方指示后，去后厨房悬梁自尽的情景。

德国民族非常优秀，总体来说，大概是这个世上最优秀的民族，他们和蔼、无私、友善。我确信他们大多数人死后会上天堂。的确，若将其同世界上其他基督教民族相比，人们定会得出天堂主要是德国制造这一结论。但我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去的，我不相信任何一个德国人的灵魂都能自主飞上天去，敲开圣·彼得[169]之门。我想他们应该是以小团队形式，由一位死去的警察负责带队，一同升入天堂。

卡莱尔[170]说过，普鲁士人[171]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在于接受训练的能力，该说法同样适用于整个德国民族。可以说这是个从命的民族，指到哪里就去哪里，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工作需要，经过培训，由一位身穿制服者负责，即派往非洲或亚洲，他必将成为优秀的殖民者，勇于面对一切困难。但却很难说他是先驱者，一旦让其自主行事，他就感觉自己即将消逝而死，并非因黔驴技穷，纯粹是缺乏独断所致。

德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充任着欧洲卫士，军人的本能已渗透到他们的血液里。他们具备诸多军人的美德，同时也饱受了军训的严苛之苦。我听说有一个近期才退伍的德国仆人，其主人差遣他把一封信送到一个人家里，并在那里等待回复。过去了几个小时，仍不见人回来。主人奇怪加焦急，便前去查看，结果发现那人手拿回信，仍在原处等待主人的下一个指令。这事听起来有些夸张，但我个人相信其真实性。

离奇的是，同为一人，作为普通个体如孩子般无助，一旦穿上军装，顷刻变得聪明睿智，富有责任心与积极性。德国人能统治他国，也能被他国统治，唯独不能统治自己。解决的办法似乎可将全体德国人都培训成军官，再让他自己管理自己，如此他则需自主判断和决策，并自我监督，确保他机灵又准确地贯彻执行。

德国人养成这样的品性，自然和学校教育密不可分。学校一直遵循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学生的“职责”观念，这是大家共同的美好理想。但在恪守职责之前，需先明确此处“职责”的定义。德国人的解释是：“盲目完全地服从身穿制服者”。这与英国的教育方针形成对照，但鉴于两国同样繁荣发达，故两种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迄今为止，德国蒙恩赐福，得到了良好的治理。若可持续，表明该方法符合国情。待到体制出故障之日，即是德国开始动乱之时。但也有可能，德国的教育方法颇具优势，优秀的管理者层出不穷。看起来必定是这样。

作为商人，我认为德国人与其英国对手相竞争，始终差了一大截，除非他的脾性有相当大的改变，这正是源于他的美德。对他来说，生活比纯粹赚钱重要得多。在德国，银行和邮局中午停止营业两小时，这期间，员工都回到温馨的家里同亲人共享午餐，或许再吃些甜点后小睡一会儿。他们不指望，也许根本不想同一个站着吃饭、睡觉时电话不离身的民族竞争。在这个国家，阶层间的差别总体不大，不至于像英国人为了追逐高官厚禄而拼得你死我活。除了土豪贵族的地位不可动摇之外，对于多数人来说等级只是浮云。女教授和女烛台匠每周相约在咖啡派对[172]，平等地聊着八卦。马房老板与医生相聚在他们钟爱的酒吧里恳谈共饮。阔气的建筑承包商准备宽敞的马车去乡间旅行时，也会邀请他的管家和裁缝以及他们的家人同行，每人带些酒水和食物，大家共饮共享。在回家的途中，他们一起引吭高歌。只要这般光景常在，德国人不愿意把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浪费在赚钱养老上。他的品位——更要紧的是——他妻子的品位是千古不变的廉价。他喜欢用很多红色长毛绒装饰布以及各种镀金和漆器家具装饰公寓或别墅，喜欢在墙上贴满照片。不过在灯光的照映下，也许绝不比赝品伊丽莎白一世[173]混搭高仿路易十五[174]的画像差几何。他还可能请来当地艺术家涂绘外墙，楼下绘一场血腥大战，而天使般的俾斯麦[175]挥着翅膀影影绰绰飘飞于楼上卧室窗边，在此过程中，他从前门口的粉刷就一直干涉个不停。至于大师级作品[176]，他依旧甘愿去美术馆欣赏，“家中挂名人名画”尚未在这个国度形成风气，他不必挥霍钱财只为把自家变成一个老古玩店[177]。

德国人贪酒好吃。现在仍有英国农民一边对你说种田会挨饿，一边却在享受着一日七餐；俄罗斯全国上下每年举办一次为期一周的美食盛宴，期间不乏有多人因过食煎饼而撑死，但这是一个宗教节日，属于特例。同世界各民族相比，吃货这一美称非德国人莫属。他们清早起床，边穿衣边豪饮几杯咖啡、吞下五六个热黄油面包卷。到了上午十点钟才坐下来用餐，中午一点或一点半时开始吃正餐，对此他们毫不懈怠，认真吃上两三个小时。下午四点进咖啡馆，吃蛋糕、喝巧克力。晚上的时光多花在品尝各种小吃上，一般不吃或很少吃套餐，比如七点时，喝一瓶啤酒、吃一两块夹有奶酪或香肠的面包；在剧场幕间休息时，再来一瓶啤酒和一片火腿；回家前要喝一小瓶白葡萄酒，吃个煎蛋；上床前，最后再吃一片奶酪或香肠，就着更多的啤酒下肚，然后进入梦乡。

但他们算不上美食家。餐厅里不常见法餐厨师和菜单。相比昂贵的红葡萄酒[178]或香槟，他们选择喝啤酒或当地价廉的白葡萄酒。这么做也确实对他们有益。人们不难理解，每次法国酿酒商向德国酒店或商店出售红酒时，仍对色当[179]耿耿于怀。鉴于德国人通常不喝红酒，复仇并不是明智之举，反倒让无辜的英国游客成了替罪羊。也可能法商同时还想到了滑铁卢[180]，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宿怨。

在德国，高档娱乐不可遇也不可求，一切都是那么简单、亲切，没有烧钱的运动，没有华丽的设施要维护，也没有盛装出席的炫富社交场合。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花上几马克去欣赏歌剧或音乐会，他的妻子和女儿们身穿自制的礼服，头裹披肩，步行前往。

德国人质朴无华的品质着实令英国人耳目一新。很少见到私人马车，连出租马车也只有在快捷、干净的电车不经过的地方才有人坐。

他们以此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店主不必讨好顾客。一次，我陪一位英国女士在慕尼黑逛街购物。

她习惯了在伦敦和纽约购物，在这里，不管店主给她推荐什么，她都挑剔抱怨，并不是她真的对商品不满意，这是她的购物策略。她说别家店里有更多物美价廉的东西，并不是她真的认为自己能买到，而只是想让店主给她优惠。她说店里的商品缺乏品位：品种不多，不时尚，太大众化，看上去不耐穿，她也不是有意冒犯，而是如我刚才所说，这是她的策略。店主不辩解，也不反驳，他把东西分别放回包装盒里，再把盒子放回货架原处，然后走进店铺后面的小屋里，关上了门。

“他不再出来了吗？”过了两三分钟后，这位女士问道。

她的语气不像是在问问题，显然是不耐烦。

“应该是吧。”我答道。

“为什么？”她很吃惊地问。

“我想，”我告诉她，“你把他惹恼了。他此刻多半是坐在那门后抽烟看报呢。”

“真是个奇葩店主！”我的朋友边说边拿上自己的东西，气愤地离开了。

“这是他们做买卖的方式，”我解释说，“东西都在这里，你若喜欢，就买走，不想买呢，他们希望你别来评头论足。”

还有一次，在一家德国酒店的吸烟室里，我听一位小个子英国人讲了个故事，换成我的话，我不会讲给别人听的。

“想和德国人砍价，”这个英国人说，“根本行不通。他们似乎听不懂你的意思。我在乔治广场的一家店里看到了《强盗》[181]第一版，就走过去问价。柜台后面是个古怪的老头，他回答：‘二十五马克。’然后又继续看他的书。我告诉他几天前看到一本精装版本才卖二十马克，诸如此类砍价的话，你懂的，可他竟然问我‘在哪里？’我说是在莱比锡[182]的一家店。

“他建议我回到那里去买，似乎并不在意我买或不买这本书。我问：

“‘你最低价是多少？’

“‘我已经说过了，’他答道，‘二十五马克。’他是个易怒的老头。

“我说：‘不值这些钱。’

“‘我从未说过它值，是吧？’他厉声地说。

“我说：‘给你十马克卖了吧。’我想没准儿他会加到二十马克成交。

“他站了起来，我以为他绕过柜台去把书拿出来呢，却相反，他径直朝我走来。

“他这个大块头一把抓住我的双肩，把我拎出门推到街上，然后砰地关上了门。我今生从未如此惊讶过。”

“也许这本书真就值二十五马克。”我说。

“当然值了，”他答道，“超值。但你是念的什么生意经！”

若有任何能够改变德国男人的性格，那就是德国女人。她自身就善变——我们称之为前卫。十年前，没有哪个在乎名声，想要嫁人的德国女士敢骑自行车；今天，数以千计的德国女士骑着车子穿梭于大河两岸。老辈们见此无奈地摇头，但我看到有小伙子赶上去同她们并肩骑行。不久前，女人用冰刀外刃滑冰[183]被认为是女汉子，她们的正确姿势应该是小鸟依人地靠着男性亲人。现在，她们独自在角落里练习8字形花样滑冰，直到有小伙子过来帮忙为止。她们还打网球，而且，说到安全，我甚至见过她们驾驶一辆轻便双轮马车。

她们一向受到良好的教育，十八岁就能讲两三门语言了，但是忘掉的东西比普通英国女人读过的还要多。迄今，教育对她们完全没有派上用场。一结婚就下厨房，并匆忙清空大脑，把空间留给了糟糕的厨艺。然而，倘若她开始醒悟女人存在的意义不是为家务奉献一切，如同男人不能把自己变成赚钱机器一样，假如她有意愿走出家庭、融入社会的话，那么这样一个身心健旺的伴侣，必定能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须知德国男人格外多愁善感，极易受其女伴的影响。有人说他们做情人是最佳的，做丈夫却是最差的。这都是女人的错。一结婚，她就用地毯拍打器，将浪漫赶出家门，抛在九霄之外。当姑娘时，她不懂穿着打扮；嫁为人妇后，她换下身上的衣装，用家里随手翻到的奇怪东西裹在身上。她不再在意自己的形象。原本拥有天使面孔、魔鬼身材，美若朱诺[184]的她心存积怨，欲自暴自弃。为满足对甜食的欲望，她舍弃了热爱和追求美的权利。每天下午你都能在咖啡馆见到她，大口地吃着涂满奶油的蛋糕，大口地喝着巧克力。之后，她火速发福，变得臃肿而满足，魅力也随之荡然无存。

当德国女人戒掉下午咖啡和晚上啤酒，做足运动以保持身材，并在婚后继续阅读烹饪书之外的书籍时，德国政府就会意识到有一股新兴的未知力量需要应对，而且，全国上下处处明显可见老一代妇女正让位于新女性这一现象。

至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人们很好奇。德国仍然是个年轻的国家，它的成熟对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德国人优秀而可爱，将会为实现更加美好的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要诋毁他们，最差也不过是说他们有缺点。对此，他们自己并不清楚，他们认为自己很完美，这正是他们的不明智所在。他们甚至认为自己比英国人优秀，这让人无法理解，人们感觉他们一定是装出来的。

“他们有自己的道理，”乔治说，“但是他们的烟草是国之罪。我要睡了。”

我们起身，依着低矮的石头围墙，凝望着轻柔幽暗的河面上舞动的灯光。

“总的说来，这次的骑行很愉快，”哈里斯说，“很高兴要回家了，可是想到要结束了，还是感到遗憾，你们也能体会的。”

“‘骑行’是什么？”乔治问，“你解释一下。”

“‘骑行’，”我解释说，“我认为是一次旅行，或短或长，漫无止境，要自我把控，在一定时间内必须回到原点。我们时而穿过繁华街道，时而走过田间小路；有时流连数小时，有时数日。但无论时间长短，无论身在何方，我们的思绪随着流沙奔跑。路遇行人，我们点头微笑，有时止步与少数人聊上几句，甚至与个别人同行一段。虽常常感到些许疲劳，但我们乐此不疲。总之，我们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在结束之际颇感遗憾和留恋。”

[1]此处原文为steam-roller，蒸汽压路机，一种速度最慢的交通工具。此处意指已婚女人识破其丈夫的谎言速度之慢，超过蒸汽压路机。

[2]又称畿尼、几尼，是英格兰王国以及后来的大英帝国及联合王国在1663年至1813年所发行的货币。1基尼=1.05英镑=21先令，最初是用几内亚的黄金铸造的，因此得名。

[3]1899年在梅德韦河上举行了皇家海军快艇锦标赛，由此，快艇比赛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

[4]埃塞克斯郡极具吸引力的小镇，位于英格兰东南部，地处斯陶尔河和奥维尔河流的交汇处，在历史上曾被证明是泰晤士河和汉柏（英国东部的一个河流入海口）之间唯一可供水手安全抛锚的地方，因此，被长期作为重要的民用及军用港口。

[5]法兰西斯·德瑞克（Francis Drake，约1540—1596），16世纪英国著名的私掠船长、航海家和探险家。在英国，他是名留千古的英雄，而在西班牙却是恶名昭著的海盗。1588年，德瑞克的舰队在英国一举击溃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英、西大海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被封为英格兰勋爵。

[6]德瑞克在加勒比航线上对西班牙的船队实施了多次袭击，使得西班牙人在加勒比海上渐渐地失去了控制权。

[7]此处英文dead一词是双关语，在上一段意为“完全的、正好的”，而此处船长意指无生命的，表现了船长的诙谐幽默。

[8]萨福克郡一个城镇，位于英国东南部。其历史悠久，狄更斯在小说中提到过此镇，另有著名的伊普斯维奇足球俱乐部。

[9]位于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山区，是德国最大的森林山脉，由于森林树木茂密，远看一片黑压压的，因此得名。许多格林童话故事，如《白雪公主》《灰姑娘》里的故事都发生在此。是著名的旅游胜地，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闻名世界。

[10]“审慎”是古希腊哲学中四种基本美德之一（其他三种分别是正义、坚韧和节制）。在希腊罗马时代，已经被人格化为手拿镜子和蛇的女神，有时也以手拿量角器、书本或卷轴的形象出现。她手中的蛇象征智慧，而镜子则是真理与自省的象征，两者合二为一，即为审慎。

[11]正义女神，是作为法律基础的公正道德的象征。文艺复兴以来通常被描述为手持天秤及长剑，并有时戴有眼罩。现今经常出现于法院的肖像是由代表正义的古希腊法律女神忒弥斯（Themis）及古罗马命运女神福尔图娜（Fortuna）的形象混合而成。自16世纪开始，正义女神常被塑造成带眼罩的形象，代表其客观、不徇私、一视同仁的平等精神。

[12]1618年至1648年，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是欧洲各国争夺利益、树立霸权以及宗教纠纷剧化的产物。战争以波希米亚人民反抗奥国哈布斯堡皇室统治为肇始，最后以哈布斯堡皇室战败并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这场战争使日耳曼各邦国大约被消灭了60%的人口，其中男性更有将近一半死亡，十分惨烈。

[13]此处原文为a fair trial，意为考验期，艰难时期。在前一句中用了同一个短语，其中trial有试用和评判之意。作者通过使用双关语达到幽默的写作效果。

[14]中国弩弓在欧洲的称呼。欧洲十字军战士将十字弓的威名远播于西方世界。在教皇发动十字军东征的两个多世纪，最重要的兵器就是十字弓。

[15]英国伦敦东南部的一个铁路车站，是伦敦面积最小但最为繁忙的车站。

[16]一种温带蝴蝶，分布地在欧洲和亚洲，习惯高飞在树林顶上，地上如有腐尸，雄蝶会被吸引而前往摄食。

[17]当地一家媒体。

[18]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荒凉山庄》中的人物，一向以老绅士为荣，对工业发达后人们失去绅士风范而感到惋惜。

[19]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桥路的一个圆形表演场。1773年由菲利普·阿斯特利创办开业，标志着现代马戏的形成，阿斯特利也被誉为“现代马戏之父”。

[20]德语原文为Behalten Sie Ihr Haar auf，其对应的英语习语是Keep your hair on。

[21]泰晤士河流经伦敦，在此注入北海。

[22]伦敦市中心的一条主路。

[23]英国夏季著名的赛马大会，在位于英国西萨塞克斯郡的古德伍德举行，是为期5天的赛马嘉年华。像其他的英国赛马会一样，出席赛马会的观众们要按照着装礼仪精心打扮。

[24]本·琼森（Ben Jonson，约1572—1637），英格兰文艺复兴剧作家、诗人和演员，其作品以讽刺剧见长，代表作有《福尔蓬奈》（Volpone）和《炼金士》（The Alchemist），抒情诗也很出名。

[25]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约1495—1553），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最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之一，通晓医学、天文、地理、数学、哲学、神学、音乐、植物、建筑、法律、教育等多种学科和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等多种文字，堪称“人文主义巨匠”，主要著作是长篇小说《巨人传》。

[26]位于法国东北部，隔着莱茵河与德国相望。

[27]位于爱尔兰。

[28]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近代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史学的卓越代表，著有史学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

[29]连接马尔马拉海与爱琴海的海峡，属土耳其内海，也是亚洲和欧洲的分界线之一。

[30]恺撒大帝所著，包括高卢之战和罗马内战两本。

[31]英格兰东南部行政郡和历史郡，位于伦敦西南。萨里大学位于该郡。

[32]一种发育在褶曲一翼单向倾斜岩层上的地貌，其特征是岩层倾角较陡，山两侧的坡度较陡，形如猪背，故名。

[33]英国威尔士北部的一座山，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最高点。

[34]阿尔卑斯山脉中最美丽的山峰，位于瑞士和意大利间的边境，海拔4478米。

[35]阿尔卑斯山的最前沿，享有“山峦皇后”的美誉，是瑞士中部最有名的瞭望台，晴天时可以欣赏到阿尔卑斯山脉的全景和延伸到德国的黑森林和法国的平原。

[36]英格兰西北部坎布里亚郡的一片乡村地区，深受欢迎的度假胜地，以湖泊与群山，并因19世纪初诗人华兹华斯的作品以及湖畔诗人而著称。

[37]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文艺批评家，湖畔派代表，与华兹华斯联合出版《抒情歌谣集》，开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集中收有《古舟子吟》等当时最美的诗歌，还有《忽必烈》（1797）及哲学、文艺批评的论著《文学传记》（1817）等。

[38]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1774—1843），英国桂冠诗人，湖畔派诗人之一。他尝试使用无韵的不规则诗句，是19世纪和20世纪自由诗体运动的先行者。

[39]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也是英国浪漫主义运动中最伟大和最有影响的诗人，“湖畔派”三诗人中成就最高者，是20世纪欧美新诗理论的先驱，开启20世纪现代诗风的先河，被称为“第一位现代诗人”。

[40]英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浪漫主义作家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他们远离城市隐居湖区，喜欢歌颂大自然，描写宗法制农村生活，以此抵制资本主义城市文明和冷酷的金钱关系，由此得名“湖畔派”。

[41]德国下萨克森州的州府，德国汽车、机械、电子等产业中心，公认的绿色大都市。

[42]在1846—1918年是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省，首府是波森。德国一战战败后，新政府被迫接受《凡尔赛条约》，将此割让予波兰，成为其波兹南省。

[43]巴登—符腾堡州，简称巴符州，是德国西南部的一个联邦州，州府位于斯图加特，官方语言和常用语言是德语，当地的方言属于法兰克方言等。

[44]德意志西北部的历史地区，相当于现在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全部及下萨克森与黑森两州部分地区。

[45]该地区所使用的德语属于东低地德语。

[46]伦敦东区的一个区域。该区人口种族复杂，目前孟加拉移民占总人口的多半数。

[47]德国东南部的一个联邦州，州府位于慕尼黑。

[48]德国的一种中学类型，为九年制。

[49]法国北部城市，处于英吉利海峡最窄处，是重要的旅游港口、渔港和商港。1942年8月，发生了著名的迪耶普战役，伤亡损失惨重。

[50]人类学上指不列颠祖先的分类：盎格鲁—撒克逊族，盎格鲁（Angles）和撒克逊（Saxons）两个民族结合的民族，大部分英国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裔。

[51]原始天然的城市森林，是纽约中央公园的两倍，被称为汉诺威的“绿肺”。

[52]1加仑=4.546升。

[53]原文是battledore and shuttlecock，类似当今的羽毛球。

[54]此处作者运用了暗喻的修辞手段，生动形象地描写这个强大的喷水管。

[55]菩提树大街位于柏林，是欧洲著名的林阴大道，大街人行道两旁和中央的安全岛上，排排栗树和四季常绿的菩提树婆娑成行，微风吹来，婀娜多姿，一派浪漫风情，整条大街如诗如画，菩提树大街也因此而名。

[56]牛津街是到英国伦敦首选的购物街道，专业的购物天堂。在不到两公里的街道上，云集了超过三百家的大型商场。

[57]香榭丽舍大街是巴黎一条著名的大街。根据法国一个常用的说法，她被看作是巴黎最美丽的街道，街名取自希腊神话“神话中的仙景”之意。

[58]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评论家、讽刺作家和历史学家，其作品在维多利亚甚具影响力。他的人生态度是：我们没有能力去阻止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却有能力去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现在生活的影响。他的经典语录包括：雄辩是银，沉默是金；生命不止，奋斗不息。

[59]18世纪德意志王宫和园林，位于德国波茨坦市北郊，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模仿法国凡尔赛宫所建，宫名取自法文的“无忧”或“莫愁”。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无忧宫宫殿建筑与其宽广的公园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60]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1712—1786），也称腓特烈二世，普鲁士国王（1740年5月31日—1786年8月17日在位），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名将之一，也是欧洲“开明专制”君主的代表人物，并且为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名人，在政治、经济、哲学、法律、甚至音乐诸多方面都颇有建树，为启蒙运动一大重要人物。

[61]本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François-Marie Arouet，1694—1778），伏尔泰（Voltaire）是他的笔名。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主张开明的君主政治，强调自由和平等。1750年，应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邀请到柏林，得到宫廷文学侍从的职位待遇。

[62]每年六月在英国伯克郡阿斯科特镇举行，为期一周。这是夏季里最盛大的社交节日，是全球最具声望、最高贵优雅的融合运动、传统与表演的赛事之一，由安妮女王于1711年设立，一直保有“全世界最豪华、最奢侈赛事”的盛名。人们更习惯将这天称为“女士日”，因为在这一天，众多王公贵族、名媛淑女盛装出席，名媛佳人们戴着造型各异、争奇斗艳的帽子，而男子们也必须穿正式西装套装。

[63]位于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被称为柏林的城市标志。最初是柏林城墙的一道城门，因通往勃兰登堡而得名。现在保存的勃兰登堡门是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由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下令于1788年至1791年间建造，以纪念普鲁士在七年战争取得的胜利。被称为柏林的城市标志。

[64]欧洲最大的都市公园。最初是普鲁士统治者的猎场，茂密的森林、整洁的小径非常适合慢跑、野炊和闲游。

[65]德国国会大厦，官方名称为“帝国国会大厦大会场”，简称国会大厦，位于德国首都柏林中心区蒂尔加藤区的一座建筑，体现了古典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和巴罗克式的多种建筑风格，是德国统一的象征。

[66]20世纪60年代德国的一个摇滚乐队。文中用拟人的修辞手法，生动地将小鸟的鸣唱比作乐队表演。

[67]竖琴与威尔士一直息息相关，其中有一种三排弦竖琴更是威尔士独有的乐器。威尔士人有着独特的竖琴弹奏习惯，他们把竖琴靠在左肩上，右手弹低音弦，左手弹高音弦。

[68]位于新西兰奥克兰市北的肯威尔公园，伊甸山东南方，是一个死火山公园，因山顶只有一棵松树而闻名。

[69]发源于捷克和波兰交接的苏台德山脉，向南进入捷克，再流成一个弧形转向西北流入德国，经汉堡流入北海，是中欧地区的主要航运河道。从河源到德国的德累斯顿为易北河上游。

[70]奥古斯特二世（August the Strong，1670—1733），神圣罗马帝国的萨克森选帝侯（称腓特烈·奥古斯特一世）及波兰国王。因其身形魁梧、力大无穷而绰号“强力王”、“铁腕”，据说可徒手折断马蹄铁、单手破墙。他长期居住在萨克森的首都德累斯顿。因为对母国的热爱，他在德累斯顿进行大规模建设，将其打造为璀璨的文化之都。今天德累斯顿凭借其杰出的建筑和艺术成就享有“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的雅号，要归功于奥古斯特二世。

[71]位于德国古城德累斯顿，是德国的主要地标之一，是举世闻名的巴洛克式建筑艺术作品，建成于1709年，“强者”奥古斯特时代。

[72]位于德累斯顿内城区绰号“欧洲的阳台”的布吕尔平台上的一处建筑，现已不存在。

[73]指戏院、公车车辆满座时的站位。

[74]德国以前的货币单位，1马克约等于4.5元人民币，2002年7月1日起停止流通。

[75]一种个小、短胖、十分活跃的鸟。

[76]源自1858年英国上演的英国剧作家汤姆泰勒的作品“我们的美国表亲”，邓德里雷勋爵是剧中一个和蔼乐观的角色，其独特的形象是脸上蓄着超夸张浓密的腮胡，由此而得名。

[77]赫门兹夫人（Felicia Dorothea Hemans，1793—1835），英国诗人，以写作流行诗而蜚声英国文坛。

[78]也叫法绍达冲突，1898年英、法两国为争夺非洲殖民地在苏丹发生的一场战争危机。最后双方达成妥协，以尼罗河和刚果河为界，英国占领苏丹东部和尼罗河流域，法国占领苏丹西部。

[79]德兰士瓦是1856年至1877年和1881年至1902年间布尔人在现在的南非共和国北部建立的国家，经两次英布战争，1902年沦为英国殖民地，1910年成为南非联邦的一个省。该省现已不存在，但仍是一个著名的地理名称。

[80]位于英国首都伦敦的西敏内，最有名的宅邸便是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的官邸。

[81]也叫国际和平协会（International Peace Society）、伦敦和平协会（London Peace Society），1816年在伦敦成立，旨在推动永久的世界和平。1930年后，该组织解散。

[82]欧洲16、17世纪前后兴起的一场基督教社会改革运动，以反对教会的极端统治、宗教教义的异化和教会组织对民众的压迫而闻名，其实质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宗教组织对社会发展的阻碍而发动的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在欧洲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83]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全欧洲参与的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1618年发生的“布拉格扔出窗外事件”成了三十年战争的发端。

[84]即由“第一次扔出窗外事件”引发的长达15年的胡斯战争。

[85]捷克爱国者和宗教改革家胡斯的信徒（或拥护者），胡斯运动成员。

[86]是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一个区，环绕着世界最大的布拉格城堡。

[87]一般“布拉格扔出窗外事件”所指的是第二次。

[88]1618年波希米亚首都布拉格的新教徒发动起义，冲进布拉格城堡，以侵害宗教自救的罪名将两名帝国大臣及一位书记官共三人从窗口扔出，此即为“第二次扔出窗外事件”。1619年新教徒成立临时政府，由30位成员组成，推举腓特烈五世为王，宣布波希米亚独立，引发白山之战。虽以惨败告终，但战后的严酷处置却酿成影响欧洲深远的三十年战争。

[89]旧城广场上最醒目、最古老的建筑，也可说是布拉格的地标。其前身建于1135年，现在所看到的则是建于1365年，以哥德式双塔建筑著称，顶端装饰着纯金圆棒，教堂的外形酷似童话中的魔鬼城堡，被人们形象地称作“魔鬼教堂”。

[90]约翰·胡斯（John Huss，1371—1415），捷克宗教思想家、哲学家、改革家，是当时社会大变革的先驱者，以献身教会改革和捷克民族主义的大义而殉道留名于世。1415年他被判火刑，激起民愤，加速了“胡斯战争”的爆发。今日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旧城广场设有胡斯雕像，其逝世的7月6日被称为胡斯日，是捷克的公共假日。

[91]原文为papist，含有蔑称之意。

[92]位于博登湖（也称康斯坦茨湖）西端，德国的西南角，毗邻瑞士，是一座有2000年历史的古城，也是一座年轻的大学城。在此举行的第十六次宗教会议（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于1415年7月6日将捷克神学家胡斯处以火刑。

[93]第谷·布拉厄（Tycho Brahe，1546—1601），丹麦贵族，天文学家兼占星术士和炼金术士。曾观察到一颗非常明亮的星星，现在称为第谷超新星。他最著名的助手是开普勒。

[94]瓦伦斯坦（Wallenstein，1583—1634），德国化了的捷克贵族，天主教徒，一生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三十年战争中，作为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总指挥，曾对战争进程发生过较大影响。因被皇室视有通敌嫌疑而被解职，后遇刺身亡。其一生曲折复杂，不仅引起史学家的兴趣，也成了文学家的题材，伟大的德国戏剧家席勒曾以他的事迹创作了不朽名剧《瓦伦斯坦》（1800）。

[95]西吉斯蒙德（Sigismund），卢森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33年—1437年在位），同时还是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国王（1387年—1437年在位）及波希米亚国王（1420年—1437年在位）。1408年，他创设龙骑士团，用以守护匈牙利王室。

[96]15世纪捷克胡斯战争中的激进派，因其活动中心在捷克南方的塔博尔（Tabor），故名。

[97]三十年战争中风云一时的巴伐利亚的公爵。

[98]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Gustavus Adolphus），瑞典国王、统帅、军事改革家。三十年战争时期，指挥瑞典军队击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天主教联盟军队。时至今日，他依然被视为瑞典历史上最杰出的国王。

[99]位于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犹太区（Josefov），是欧洲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犹太会堂，也是现存最古老的双大厅设计的中世纪犹太会堂。

[100]历史上又称为隔坨区（ghetto），是指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市区中因社会、政治或经济等因素而被划分出来作为犹太人居住的地区。

[101]最早于1842年开始生产，因生产于捷克波希米亚的比尔森啤酒厂而得名。具有色泽较浅，泡沫好，酒花香味浓馥，口味醇爽等特点。在当今世界众多的啤酒家族中，比尔森啤酒仍然以独特的原料和传统的加工工艺一枝独秀，誉满全球。

[102]德国产的一种带气泡的矿泉水，以意大利北部城市、古代罗马海港拉文纳第一任主教阿波利纳里斯命名。

[103]横跨于布拉格市伏尔塔瓦河上，是连接布拉格老城、小城和布拉格城堡的交通要道，也是历代国王加冕游行的必经之路，以其悠久的历史和建筑艺术成为布拉格最有名的古迹之一。1357年，遵照捷克国王查理四世之命而建，因此得名。

[104]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的主要广场之一，布拉格新城的商业和文化生活的中心，也被誉为布拉格的“香榭丽舍大道”，街道两旁有许多20世纪初建造的高雅古典建筑。

[105]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1769—1852），别名铁公爵，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军将领，第21位英国首相。在滑铁卢战役（1815）中，彻底击败拿破仑，最终成为了大英帝国陆军元帅，并获得法兰西王国、普鲁士王国、俄罗斯帝国、西班牙王国、葡萄牙王国和荷兰王国六国授予的元帅军衔，是世界历史上唯一获得7国元帅军衔者。

[106]也叫通天塔，据《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当时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为阻止人类这一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

[107]又译“巴夏”、“帕沙”，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文武官员，通常是总督、将军及高官。此称号一般置于名后。

[108]全名亨利克·约翰·易卜生（1828—1906），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名字之一，生于挪威希恩，是一位影响深远的挪威剧作家，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共出版过26部戏剧和一部诗集。据说，他是继莎士比亚之后剧本在世界上被上演最多的剧作家。

[109]位于巴尔干半岛西南部，亚得里亚海东岸上的一个多山小国。

[110]英国伦敦市中心的一处圆形广场，著名的旅游景点，它是伦敦市内著名的交通枢纽，5条繁华大街汇聚于此，所以，人们生动地把这里形容为“伦敦的肚脐”。

[111]一枚半英镑金币相当于10个先令。

[112]位于伦敦中心，皮卡迪利广场北面，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广场。

[113]一种德国旧的辅币或纸钞单位，1马克等于100芬尼，从9世纪一直使用到2001年12月31日止。

[114]17世纪后期至今在英国等国的一种水手跳的传统舞。

[115]英国伦敦仅次于海德公园的第二大公园，于1838年向公众开放，内有若干园中之园，如著名的玫瑰园、玛丽皇后园等。

[116]面对白金汉宫，是皇家公园中最古老、最小、装饰最丰富的公园，原为亨利八世的狩猎场，18世纪时由查理二世聘请法国景观设计师仿凡尔赛宫风格，改建成为法国式花园，19世纪初在英国著名建筑师的进一步美化之下，至今成为伦敦市中心最美丽的公园。

[117]波兰女钢琴家巴达捷芙斯卡作于1856年的钢琴小品。结构单纯，浅显淳朴，亲切感人，虽略带伤感，但又异常柔美，逼真地表现了一个纯洁少女的美好心愿。

[118]法国作曲家费迪南·埃罗尔德1831年创作的一部歌剧。目前仍在演奏的只有《赞帕》序曲。

[119]希腊神话中的怪兽，长有狮子的躯体与利爪、鹰的头和翅膀，因为狮子和鹰分别称雄于陆地和天空，狮鹫被认为是非常厉害的动物。

[120]位于法国东部、与德国交界处的山脉，它绵延于上莱茵省、下莱茵省和孚日省境内莱茵河谷以西地区。在黑森林北部可以观赏到莱茵河谷和孚日山脉的风光。

[121]出自《旧约圣经》：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旨意，听信诱惑者（蛇）的话，吃了禁果，受到上帝的惩罚。

[122]指巴斯（英国）温泉疗养院的一种专供病人或残疾人使用的轮椅。患者在护士的帮助下，可以去洗温泉或在附近活动。

[123]德语中少女湖之意，是德国西南部巴登—符滕堡州黑森林南部的一个湖泊，是黑森林地区最大的天然湖，据说得名于罗马皇帝提图斯。这里的湖水清澈见底，环湖杉树浓郁成荫，湖岸的黑森林美景倒映其中，再加上纯净的蓝色天空和团团白云，被视为黑森林地区最漂亮的湖泊之一。

[124]伦敦的一条时尚购物街，自北向南从骑士桥到斯隆广场。

[125]位于伦敦，生产工具和简单通用的工艺工作台。

[126]自行车品牌。

[127]德国南部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其地标性建筑为西格马林根城堡。

[128]又名腊肠犬。

[129]源于《圣经》浪子回头的故事。

[130]原本产自比利时林堡附近，气味浓烈，但现时德国制的林堡干酪已经取代了比利时生产的干酪，外形为小长条状，红褐色的外壳和奶油色的干酪肉。

[131]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一个市镇。

[132]地处黑森林山地边缘与瑞士的汝拉山脉之间的小镇，著名的多瑙河据说得名这个小镇。

[133]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一个市镇。

[134]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一个镇。

[135]也称博登湖畔拉多尔策尔，是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一个市镇，位于博登湖北岸，离康斯坦茨市往西北20公里，隶属于康斯坦茨市，是唯一一个前面标了“博登湖畔”的城市。

[136]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一个市镇。

[137]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诗人、政论家，民主斗士，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六大诗人之一。代表作《失乐园》与荷马的《荷马史诗》、阿利盖利·但丁的《神曲》并称为西方三大诗歌。

[138]奥维达（Ouida，1839—1908），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女作家，著有西方世界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佛兰德斯的狗》。

[139]作者为英国小说家乔治·吉辛（George Robert Gissing）。寒士街，是一条19世纪靠近英国伦敦旧区穆菲尔兹（Moorfields）的街道，曾为穷苦潦倒文人的聚居地，现已不复存在。

[140]位于葡萄牙西南部一处向大西洋突出的海岬，有“天涯海角”之称。

[141]俄罗斯境内大致南北走向的一座山脉，位于俄罗斯的中西部，是欧亚两大洲分界线。

[142]此处为双关语。前一句lower nature（低级本性）中的nature意为（人的）本性，而本句中用的nature意指大自然。

[143]此处暗示那些没文化的英国农夫认为法国人的主食就是青蛙，其实青蛙是法国的一道精致菜肴。

[144]衣着时髦者（swells）和小丑装扮者（pantaloons）均指一部闹剧中的角色。

[145]传承自19世纪意大利喜剧中头戴面具身穿色彩斑斓菱形花纹服装的丑角。

[146]位于莱茵河上游，与法国隔莱茵河相望，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

[147]游吟诗人，因11至13世纪法国的巡回表演者而得名。

[148]旧时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等国大学生团体进行的用剑或军刀的决斗。

[149]火蜥蜴，其名字来源于一个关于两栖动物的古老传说。据说，它们经常待在洞穴、裂缝、以及树干中，当樵夫砍下这些树木用来生火时，火蜥蜴从中跑出，惊慌而逃，因此得名火蜥蜴，而且火蜥蜴的外表也很像被火苗灼烧后的样子。19世纪20年代的普鲁士独立和革命期间，在布雷斯劳和哈雷的大学生群体中出现一种祝酒游戏，学生拿着点燃的白兰地干杯，象征火蜥蜴浴火重生的精神，后来演变为用更加普遍的啤酒代替白兰地。

[150]起源于法国，也称为卡罗姆台球，其含义是连续撞击两个球，即用主球连续触及两个球，这是法式台球最基本的要求。与英式台球、美式台球球台的最主要区别是没有网袋。

[151]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前公爵领地。

[152]德国的一个地区，范围包括现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和巴登—符滕堡州东北部的上弗兰肯、中弗兰肯和下弗兰肯三个行政区。以8世纪中期征服西欧的法兰克人命名。

[153]德国的一个联邦州，取名于公元3世纪在此定居的图林根人，因其绿色植被覆盖良好，加之位于德国中部，被称作“德国的绿色心脏”。

[154]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英国陆军步兵团，组建于苏格兰东北部的阿伯丁郡。1794年，为应对英法两国之间越来越紧张的局面，贵族戈登公爵筹建了此步兵团。此处指的是一个学生社团。

[155]全名托马斯·德·托克马达（Tomás de Torquemada，1420—1498），西班牙教士，宗教迫害狂，有犹太血统的宗教法庭大检察官，曾任西班牙天主教女王伊莎贝尔的私人忏悔师，推动建立并主持臭名昭著的宗教法庭。据推测，在他任内，圣公所烧死1万多人，超过2万人被判刑。不过，当代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一数字是抹黑西班牙而夸大其辞的结果。

[156]中世纪时由教皇设立的司法机构，目的在于确定并审判那些被认为犯有异端罪行的人。

[157]或称理查森剧场，是约翰·理查森在1798年创建的移动露天演出戏团，19世纪初在伦敦和周边地区巡回演出。

[158]前西德首都，至今仍是德国重要的政治中心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拥有2000年历史，是作曲家贝多芬的出生地。

[159]位于斯图加特和法兰克福之间，是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城市，德国著名旅游文化之都，拥有欧洲最古老的教育机构之一——海德堡大学，曾在此学习和工作的著名思想家有黑格尔、诠释学哲学家伽达默尔和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等。

[160]原文为see things red，早期美国习语，意为失去控制，发怒。

[161]传说中，13世纪反奥地利统治，争取独立的瑞士民族英雄，被迫用箭射落置于其子头顶的苹果，结果成功，儿子安然无恙。外国艺术家们根据此故事创作出不少文学艺术作品，德国伟大的诗人和戏剧作家席勒的最后一部重要剧作便是《威廉·退尔》。

[162]托钵僧舞本是伊斯兰教毛拉维教派的男信徒们每周五晚在礼拜式上跳的圆舞，基本动作很简单，就是无休止地旋转，但每次旋转的时间却长达30到60分钟，令人瞠目。

[163]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中的人物，身躯肥胖、贪恋酒色。

[164]罗马神话中的酒神和植物神。许多著名画家如安尼巴莱·卡拉齐、米开朗基罗和提香等都画过以巴克斯为主题的画，其中以米开朗基罗的醉酒神雕塑最为奇异。

[165]一种德国和奥地利传统的早午餐（不一定吃饭），上午时结伴在酒馆或客栈一起饮酒（通常在周日）。

[166]火蜥蜴式干杯的方式：所有人在桌子上摩擦酒杯，共摩擦三次，口号是“一！二！三！”然后大家一起干杯，之后在桌子上再摩擦三次杯子，最后把酒杯重重放在桌上。

[167]源自《圣经》，意指所信靠的神是一位全备全能（All-Sufficient）的神。

[168]系列漫画书，讲述了一个苏格兰精神病人的系列虚构故事，第一册于1989年出版，之后于1991、1992、1993、1998年连续出版了后续故事，第四个故事于2005年在英国漫画月刊Judge Dredd上连载。同名喜剧彩色电视片于1992年在英国上映。

[169]《圣经》中耶稣的使徒，掌管天堂之门。

[170]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评论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作品在维多利亚时代甚具影响力。

[171]普鲁士（Prussia）为欧洲历史地名，位于德意志北部，通常指1701—1871年间的普鲁士王国，是德意志境内最强大的邦国，经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1871年在普法战争中击败了法国，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加冕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普鲁士有时也是德国近代精神、文化的代名词，同时也是德国专制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来源。

[172]德国研究生和本科生每周参加的聚会，提供小吃和咖啡，旨在为学生提供练习德语会话的机会，对德语学习感兴趣的教工、校友、在校生等均可参加。

[173]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33—1603），16世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黄金时代”。

[174]路易十五（Louis XV，1710—1774），法国国王，在1715年至1774年期间执政。

[175]俾斯麦（Bismarck），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1871）及德意志帝国首任宰相（1871—1890），人称“铁血宰相”、“德国的建筑师”及“德国的领航员”。

[176]指1800年前的欧洲艺术大师，如“欧洲绘画之父”乔托（1266—1327）和达·芬奇（1452—1519）等。

[177]源自狄更斯1841年出版的一部畅销小说《老古玩店》。

[178]原文为claret，尤指产于法国波尔多地区的干红葡萄酒。

[179]法国东北部城市，著名的色当战役发生于1870年的普法战争时期，结果是普军俘虏了法皇拿破仑三世及其军队，决定了普鲁士及其盟军的胜利。

[180]1815年，在比利时的滑铁卢，拿破仑率领法军与英国、普鲁士联军展开激战，法军惨败。随后，拿破仑以退位结束了其政治生涯，从此滑铁卢被用来比喻惨痛的失败。

[181]德国18世纪著名诗人、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的第一部戏剧作品，充满狂飙突进精神。发表于1781年，1782年1月13日于曼海姆首次公演获得巨大成功。

[182]位于德国东部的莱比锡盆地中央，原东德第二大城市，曾是重要的历史城市，歌德称之为“小巴黎”，音乐家巴赫曾在此工作20多年。

[183]滑冰时压外刃，能获得最大的速度。

[184]罗马神话的神后，朱庇特之妻，是女性、婚姻和母性之神，集美貌、温柔、慈爱于一身，相当于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的妻子赫拉。

版权信息

幽默书房：闲人痴想录

作者：[英]J.K.杰罗姆

译者：秦传安

品牌方：99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初版自序

偷懒要紧

爱情是天花

忧郁的乐趣

口袋空空

虚荣

积极生活

事关天气

与猫狗同行

羞涩是一种痛

育婴指南

吃喝之道

带家具的房间

衣冠楚楚

记忆

初版自序

一两位看过本书手稿的朋友说它还不算太糟，我的几位亲戚甚至允诺：如果它能出版的话，他们将慷慨解囊，购买本书。因此，我觉得自己无权再耽搁它的出版了。要不是因为“公众的需求”（就像人们通常说的），我恐怕不敢把自己的这些“痴想”当作精神养料，斗胆呈现在全世界那些讲英语的读者面前。现如今，读者对一本书的要求，是希望它能给自己带来进益、指导和提升。老实说，我这本书连一头母牛也提升不了。无论如何，我不能昧着良心把它当作有用之物推荐给公众，我所能提供的全部建议只是：当您正襟危坐捧读“百佳图书”时，要是读累了，不妨拿起这本小书，翻它几页，权当是换换口味可也。

J.K.杰罗姆

偷懒要紧

老实说，对于这个题目我真的可以自诩为行家。在我小的时候，有位老先生以每学期九几尼的价码（可没有额外的乱收费）把我浸泡在智慧之泉里，还总说从未见过像我这样的孩子，用最多的时间做最少的事。我至今还记得，我那可怜的老祖母在一次教我如何使用祈祷书时，偶然地注意到：我总是对那些不该做的事不亦乐乎，而把几乎每一件该做的事，都丢到九霄云外。

我恐怕不能不承认，老太太的预言多半已成事实。老天帮我！不管我多么懒惰成性，总算也还做了一些我本不该做的好事。然而另一件事倒是被老太太不幸而言中，她说我老是忽略那些应该关心的事，而去关心那些应该忽略的事。偷懒一向是我的强项，我并不把这归功于自己的努力——这实在是一种天赋。不客气地说，只有少数人才具备这种天赋。世上懒人多多，其实许多懒汉只不过是呆汉而已，真正的懒人凤毛麟角。懒人并非那些抄着双手无所事事的家伙，相反，懒人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他们总是忙忙碌碌。

除非你百事缠身，否则就难以充分享受偷懒的快乐。无所事事实在毫无乐趣可言。消磨时光简直是一门职业，而且是一门耗神费力的职业。懒之为乐，一如接吻，只有偷来的，才会甘甜无比。

许多年前我生过一场大病，那时我还很年轻，除了觉得浑身发冷，实在也看不出自己有什么大问题。不过想来事情应当很严重，因为医生说我应该早在一个月之前就去找他，要是这病（且不管是什么病吧）再拖上一周，后果实在堪虞。这真是莫名其妙，我从不知道医生什么时候有过治疗及时的事，也搞不懂为什么耽搁一天就会丧失治愈的希望。我们的医学导师、哲学家兼朋友就像情节剧里的英雄，总是在最紧要的关头，而且仅仅在这一刻，才闪亮登场。这就是神意，谁也拿他没办法。

好了，正如上面所说，我病得不轻，医生安排我到巴克斯顿[1]去住上个把月，并严令我在此期间不能做任何事情。“你需要休息，”医生说，“完完全全的休息。”

前景似乎很是喜人。我心里说：“这家伙对我的心思倒是摸得蛮透嘛。”于是乎，我开始给自己描画即将到来的愉快时光——整整四周甜蜜的闲暇，再添上一点小病小痛：大病不可有，小恙斯足矣——几分苦楚，几分诗意。晚晚地起床，呷一口巧克力，穿着睡衣、趿着拖鞋去吃早餐。躺在花园的吊床上，读几页结局悲伤的言情小说，直到书本从我倦怠的手中无声地滑落。我躺在那儿，出神地望着蔚蓝色的天空，絮云片片，一如白帆点点，听小鸟欢快的啁啾，还有树叶沙沙的细语。或者，如果病体虚弱得无法出门，就让枕头支撑起自己，坐在敞开的窗前，看上去病容憔悴，惹得窗外路过的漂亮女孩频频回首，低回叹息。

我每天两次坐轮椅到科伦纳德去喝水——那该死的矿泉水！虽说我对它一无所知，但一开始就喜欢上了这个主意。“喝矿泉水”，听上去还挺时髦的，有点安妮女王[2]的派头。我想我应该会喜欢的吧。然而——噢！上帝！最初的三四天之后！——矿泉水的那个恶心劲儿，萨姆·威勒的评论（比如“味道就像烧热的熨斗”之类）真算是轻描淡写啦。

如果有什么东西能使病人尽快康复，权威的意见就是让他每天喝一杯那种水，直到他痊愈。我连续喝了六天纯矿泉水，差点没被弄死。不过我很快找到了一种妙法：喝完水之后，紧接着喝一杯白兰地压在上面，可以将那种恶心感稍稍减轻一些。后来，许多名医都告诉我，酒精能把矿泉水中所含的铁质完全抵消。我偷偷地乐了，为自己总算歪打正着做了一件正确的事而庆幸不已。

不过说实在话，“喝矿泉水”还只是我在那难忘的一个月里所遭受的折磨的一个小小部分而已，那一个月差不多把一生的罪都受了。大部分时间我都谨遵医嘱，除了绕着房子和花园瞎转悠，以及每天两小时坐轮椅外出，其他什么都不做。不过，坐轮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打破了单调乏味。这项运动其实要比那些粗心的观察者所认为的要刺激得多，尤其是在你还没有习惯这种让人兴奋的训练时，便更是如此了。那种提心吊胆的感觉，旁人恐怕体会不到。你会确切地感受到每一分钟都必须小心谨慎，每当一条沟渠或是一段碎石路出现在面前，这种感觉就变得格外活跃。每一辆经过身边的车子看起来都会撞上你，上坡下坡更是紧张得找不到自己，生怕自己的命运之神因为一时的犹疑而失去控制（这简直极有可能）：一失手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

但是，这样的娱乐不久也完全失效，随之而来的倦怠直教人无法忍受。我感觉到自己的意志在这种厌倦感之下开始崩溃。我的头脑并不坚强，并且我认为对它提过高的要求亦实属不智。于是，大约在第二十天的早晨吧，我起了个大早，享受完丰盛的早餐，就径直步行到金德·斯卡特山[3]脚下的海菲尔德——一个愉快而忙碌的小镇，穿过一条美丽的山谷，那儿有两位甜蜜漂亮的女人。至少她们当年甜蜜而漂亮，那次我在桥上和其中的一位擦肩而过，我记得她曾莞尔一笑；而另一位则站在一扇打开的门前，把一个不求回报的吻，印在一个小男孩红扑扑的脸上。那是几年前的事了，我敢说她们现在一定出落得更加丰腴活泼。

回来的路上，我看到一个老头在砸石头，心里不免跃跃欲试，想上前助他一臂之力，于是就提议要请他喝一杯，条件是把他的位子让给我来一试身手。老人是个和善的人，当然不好意思拒绝我。我带着憋了三个星期的力气走向石头堆，结果我半个小时干出的活比老头一整天干的还多。但老头也还沉得住气，看不出有什么妒羡之意。

有了这一次的冒险尝试，我越来越深地陷入这种消遣。每天早晨外出远足，晚上则去临时剧场听乐队演奏。虽然如此，日子过得还是很慢，等到最后一天终于过去，我满心欢喜地从痛风和肺病之巴克斯顿飞快地回到伦敦，回到严肃刻板的工作和生活之中。晚上经过海登[4]的时候，我从车里放眼望去，看到炫目的城市之光笼罩在伦敦的上空，心里不由得暖烘烘的。过了一会儿，车子进入圣·潘克拉斯[5]车站，古老而熟悉的喧闹声潮水般地包围了我，那是这些日子以来我所听到的最美妙的音乐。

老实说，这一个月的游手好闲并没有让我享受到偷懒之乐。我所喜欢的是忙里偷闲，假如偷懒成了我唯一可做的事，则不免兴味索然。这真是一种顽固的天性。在我靠着壁炉兴致盎然地清点我到底欠了多少钱的时候，桌子上的信件堆得老高，我必须赶在下趟邮班之前全部回复。当我在晚餐桌旁无谓地消磨大把时光的时候，夜晚繁重的工作就摆在我的面前。如果（由于某些急迫的原因）我不得不早起的话，那正好是我要比平时在床上多赖半个小时的最好理由。

啊！多么惬意，翻个身，一边重新入梦一边教导自己：“只睡五分钟。”我倒真想知道，除了主日学校“讲给男孩们听的故事”中的英雄，世界上到底还有谁会心甘情愿地准时起床呢？对有些人来说，按时起床简直不能容忍。如果必须八点起床，他会毫不犹豫地睡到八点半；当然，要是条件改变，八点半也正好合适，那么不用说，九点之前你不要指望他会从床上爬起来。他们就像政治家一样，总是比自己答应的时间要晚到半个小时。天地良心，他们的确也曾尝试过各种确保准时的方法。他们买闹钟，正如你所知，这是一项狡猾的发明，它总是在不该闹响的时候闹响，惊吓那些受不得惊吓的人。他们让女仆到时敲门叫醒自己，可等到女仆敲门的时候，他们却嘟囔一声“走开”，重又舒舒服服地睡去。我认识一个人，他倒是能准时起床，还洗个冷水澡，但到底还是无济于事，因为这之后他会重新跳到床上去，说是让自己暖和暖和。

我自忖，一旦起床的话，倒是有把握不会再回到床上去。最痛苦的还是让脑袋离开枕头，我发现这事是如此艰难，即使头天晚上下多大的决心，也不会使事情变得哪怕容易那么一点点。浪费了整个早晨之后，我对自己说：“好吧，今天晚上不再多干活了，明天总该起早一点才好。”下定决心，争取早起，又有何难。可是到了早上，我对自己昨夜的雄心壮志就不那么热衷了，反过来一想，要是昨晚能睡得更早一点就好了。并且，接下来的麻烦事就是穿衣服，越想到这一点，就越巴不能把已经穿上的衣服索性脱下来。

床真是一件奇妙的东西，说它是模拟坟墓亦无不可，我们舒展疲惫的四肢，平静地沉入寂静和睡眠。“床啊床啊，美妙的床，对于疲惫的头颅，你就是地上的天堂。”正像可怜的胡德[6]所唱的那样，对于我们这些烦躁的男孩女孩，你就是慈祥的老保姆，无论我们聪明或愚蠢，顽皮或驯良，你都会抱上我们放在你母亲般的膝头，平息我们任性的哭喊。愁绪满怀的强者，痛苦盈体的病人，为负心人泪流满襟的少女，我们像孩子一样，把我们痛苦的头枕在你洁白的怀抱里，你轻柔地抚慰我们，直到我们对你道声“晚安”。

当你转身离去，当你不再安慰我们，我们的烦恼就是真切的疼痛。当我们彻夜难眠，黎明的脚步是那样地姗姗来迟。啊，那些可怕的夜晚，当我们在发烧和疼痛中辗转反侧，我们躺着，像已经死去的活人，凝视着那黑暗的时间在我们和灯光之间缓慢流淌。啊，比黑夜更为可怕的寂静！当我们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当低沉的火苗不时地落下灰烬，时钟的嘀嗒就像锤子一样，正在敲平我们悉心守护的生命。

够了，关于床和卧室恐怕真的说够了。我流连于此实在太久，即使对一个懒人来说，也未免太久了。让我们走出卧室，抽支烟吧。要知道抽烟亦是消磨时光之一法，并且，好像也还不算很坏。烟草这种东西，真是懒人的神赐之福。沃尔特爵士[7]时代之前的国家公职人员拿什么占据他们的头脑，真是难以想象。我认为，中世纪的年轻人之所以成天争吵不休，完全是因为缺乏烟草的缘故。他们无事可做，亦无烟可抽，于是就只能成天争吵打架。如果——十分偶然——没有战争爆发，他们就会在邻里间挑起争端。又如果——不管打不打架——他们的手还稍稍有些空闲的话，他们就用这个时间来讨论谁的情人最好看，而作为论据的，通常是双方所持的斧头、棍棒，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吧。趣味之类的美学问题立马就能得到解决。

十二世纪的青年堕入情网，你可别指望他会后退三步，凝视情人的眼睛，然后告诉她：你太美了，美得简直让人活不下去。他会说他要到外边去看看，倘若正好碰上那么一位仁兄，并打破他的脑袋——我指的是另外那个家伙的脑袋，这就说明他——前一个人——的情人是个漂亮姑娘。但要是另一个家伙打破他的头——不是他自己的，这你知道，而是另一个家伙的——另一个家伙是对第二个家伙而言，这就是说，因为事实上另一个家伙仅仅对于他来说才是另一个家伙，而不是第一个家伙——好了，如果他的头被打破，那么他的女孩——不是另一个家伙的，而这个家伙……[8]你瞧，简单说吧，如果甲打破了乙的头，那么甲的情人就是一个漂亮女孩；反之，如果乙打破了甲的头，则甲的情人不是漂亮女孩，乙的情人才是。这就是他们进行艺术批评的方法。

现如今，我们把谁最漂亮这个棘手的问题交给女孩们内部自行解决。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点燃烟斗作壁上观。

对付这样的事情，她们个个都是高手。她们正越来越起劲地干起了男人们从前的勾当。她们是医生、律师、艺术家，她们经营剧院，设置骗局，编辑报纸。我正期待着有朝一日我们男人彻底无事可做，在床上躺到十二点，每天读两本小说，下午五点享受独自喝茶的好时光，将我们无处发挥的聪明才智用来探讨最时髦的裤子款式，争论琼斯先生的外套做工如何？是否合身？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这真是一幅辉煌的前景——当然是对懒人而言。

爱情是天花

当然，你正在恋爱，假如你此前尚未有过这种经历的话。爱情就像天花，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那么一次。而且正如天花那样，我们一生也只会得一次，你永远不必担心会第二次染上它。男人一旦染上爱情这种天花，就敢到最危险的地方去，耍弄最愚勇的把戏而安然无恙。他能在阴暗的森林里野餐，能在枝叶茂盛的林阴道上游游荡荡，能漫步在布满苔藓的石阶上观赏落日的余晖。他对静谧的乡间小屋的恐惧，不会比对俱乐部的恐惧更多分毫。他能在参加某次家庭聚会的时候，突然跳入莱茵河。目睹了一位朋友的悲惨结局，他依然敢冒险将自己放进结婚仪式的虎口。他在销魂华尔兹的飞速旋转中能保持头脑清醒，然后在黑暗的暖房里休憩，尽管最后所得到的，可能只是一场感冒。他能在芬芳馥郁的月光小径间放胆漫步，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神出鬼没。他能平安无事地翻越篱墙，爬过乱蓬蓬的藜栅而不被钩住，在光溜溜的小路上滑行而不摔跟头。他能直视耀眼的阳光而不目眩。他听到塞壬[9]的歌唱却能舵不转向地继续航行。他紧握自己白皙的双手，却不会被“带电露露”[10]般的魔力抓住。

不，我们绝对不会第二次染上恋爱病。丘比特舍不得在同一颗心上浪费他的第二支箭。只有爱情的侍女——尊重、赞美、友爱——才是我们一生的朋友，我们的心灵之门永远朝她们敞开，而她们伟大的、天神般的主人，她高贵的巡游从来只肯临幸我们一次，然后一去不返。是的，我们还会喜欢一个人，我们还会珍爱一个人，我们也还会对某个人充满非常强烈的渴望，但是，我们决不会再度堕入爱河。男人的心有如焰火，只能一次性地向天空绽放他璀璨的火花。它像流星一样瞬间划过天际，将整个世界笼罩在它的流光溢彩之中。随后，我们再度被琐碎生活的沉沉夜幕所包围，燃尽的空壳落到地上，百无一用，无人理睬，在不为人知的角落慢慢化为灰烬。一旦挣脱囚笼，我们就勇气倍增，像强大的老普罗米修斯那样无所畏惧，攀上奥林匹斯山巅，从日神的战车上偷取众神的圣火。他们是幸福的，趁圣火未泯，赶快去点燃尘世祭坛上的蜡炬。爱情之灯太纯洁了，它无法在我们呼吸的污浊空气里长久燃烧。当然，在它被窒息之前，我们可以用它作为火种，去点燃友爱的和煦之光。

毕竟，这样的和煦之光比热烈燃烧的爱情之火，恐怕更适合我们这个小客厅般的寒冷世界。爱情是那些高庙大殿里的圣洁之火，巨大幽暗的穹顶上，回荡着管风琴的音乐声。当爱情炽烈的火焰摇摇曳曳地熄灭，友爱之火将欢快地燃烧。随着人们日复一日地添柴加炭，在寒冷的岁月里，友爱之火将越烧越旺。老头老太太可以坐在火边紧握他们枯瘦的手，孩子们可以依偎在他们膝前，朋友和邻居也能在炉旁找到欢迎他们的角落，即使是皮毛粗糙的大狗和毛发光洁的小猫，也可以在火炉的围栏上烤烤它们的鼻子。

让我们往火堆上添加仁爱之炭吧。献出你令人欣悦的言辞，伸出你轻柔温和的双手，拿出你体贴无私的行动，用乐观、克制和宽容把炉火扇得更旺。你不必在意风吹雨打，因为你的炉膛里温暖明亮；你也不必在意霭云密布，因为环绕着你的一张张脸庞沐浴着灿烂阳光。

亲爱的埃德温和安吉莉娜，我担心，你们对爱情的期望过高。你们以为，你们小小的心房有足够的养料去喂养这狂暴而饕餮的激情，使它能够持续漫长的一生。哦，年轻人！不要过于信赖这摇曳闪烁的爱情火苗，它将渐燃渐弱，就像岁月的流逝，最终因得不到燃料的补充而熄灭。你们将在悲伤和绝望之中，看着它慢慢地灰飞烟灭。曾经的温暖渐渐变作彻骨的寒冷，每个人都认为错在对方。埃德温满心酸楚地看着安吉莉娜。可怜的埃德温，不再有人满脸绯红、面带微笑地跑到门口，远远地迎接你的归来。现在，你咳嗽的时候，也不再有人哭叫着用双臂搂紧你的脖子，流着眼泪说，没有你她就不能活。最多，她会建议你喝点止咳糖浆，即使如此，你也能听得出她语气里的暗示，她多么想躲避这咳嗽声。

可怜的小安吉莉娜也暗自垂泪，因为埃德温已不再把她赠送的那方旧手帕，像宝物样珍藏在自己马甲的口袋里。

两人都为对方的冷淡而感到惊讶，却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变化。如果他们能够看到这一点，也就不会这样痛苦。那样，他们将从正确的方向——人类天性的褊狭——寻找原因，在共同的失败中再度携手，并且在更现实也更持久的基础上，重新开始建设他们的家庭。然而，遗憾的是，我们总是对自己的短处视而不见，对别人的缺点明察秋毫。偶然落在我们头上的不幸也总要归咎于别人的过错。埃德温要不是变得这样冷漠生疏，安吉莉娜一定会爱他永永远远；而安吉莉娜要是像埃德温初次见到时的模样，永葆青春，埃德温也准会崇拜她直到来生。

当爱情之灯已经熄灭，而友爱之火尚未点亮，那将是你们最困难的时刻，你们将不得不在寒冷中摸索前行，直到生命重现曙光。上帝将赐福给那些在黑暗降临之前能及时找到光亮的人们。多少人只有瑟瑟发抖地坐在将灭的炉旁，直至黑夜来临。

然而，说教又有何用？年轻的爱情在血管里奔涌，谁能想到曾经的涌流将会变得虚弱而缓慢？在二十岁的小伙子看来，他的爱到六十岁时还将同样的炽烈。虽然他想不起在自己的熟人中，有哪个中年人或者老先生还有这样的疯狂之举，但这依然不能动摇他的自信。不管别人的情形如何，他的爱绝不会有丝毫的消减。毫无疑问，没有谁像他那样爱过，因此，世人的经验对他的情形没有指导意义。噢，噢！这个家伙还不到三十岁就加入了讽世者的行列。这不是他的错。我们的激情，好也罢坏也罢，早已随同我们的羞愧一起消失了。我们不再憎恨，也不再悲伤，不再欢乐，也不再绝望，我们年届而立，不再是十几岁的毛孩子了。我们伤心失意，但不会企图自杀；我们畅饮成功，但不会烂醉如泥。

活到这把年纪，我已经学会了处事低调。生活喜剧的后半部分再难有雄奇壮丽的篇章。目标远大的万丈雄心也日渐消磨。时过境迁，对待荣誉亦更加理性。至于爱情——爱情已死。“羞谈年轻梦想”的心理犹如肃杀的寒霜，爬满我们的心。温柔的表白戛然而止，绽放的花蕊悄然凋萎。那株渴望把枝蔓伸向世界的幼藤，如今只剩下枯败的残桩。

我知道，年轻的朋友将会把这些陈词滥调视为异端邪说。一个男人从告别童年到不谈爱情，其间的路还很长，直到斑斑白发爬上两鬓，他们才会幡然领悟这些逆耳之言。年轻女子是从女性作家的小说里得到关于异性的概念，并且，和那些噩梦般的文学作品中的戴怪物面具的男人比起来，毕达哥拉斯拔光羽毛的鸟[11]和弗兰肯斯坦怪物[12]简直是标准的人类范本。

在这些所谓的“书”里，头号情人，或者像人们赞颂的那样叫“希腊神祇”——附带说一句，人们并没有指明和这位先生惊人相似的到底是哪位尊神——可能是驼背武尔坎，或者是双面杰纳斯，甚至是聒噪者西勒诺斯，总之是一些玄妙神秘的神祇[13]。不管怎样吧，作为一个恶棍，他和整个神圣家族的其他神祇并无不同，这也许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然而，即便是他的古典原型，好歹也还有那么一点点男人气概。但躺在四十岁的阴影里，他蔫头耷脑，生气全无。可是，噢，对学校女生来说，这些老家伙的情感世界真是深奥而广大。缩起你们的头吧，尔等年少轻狂的罗密欧和勒安得耳[14]。那些厌于享乐的老情种们的爱情是如此狂热炽烈，需要在每个名词前边加上四个形容词，才能加以描述。

亲爱的女士们，你们只知道啃书本，这对我们这些老混蛋来说真是一桩好事。如果你们真懂得男人，就该知道，男孩们羞羞答答、结结巴巴讲出的故事，要比我们厚颜大胆的滔滔雄辞更加真实。男孩的爱情来自丰满的心灵，成年男人的则常常来自丰满的肚皮。的确，和爱神的魔棒在男孩心头敲击出的奔涌泉水相比，成年男人的缓慢水流恐怕称不上什么爱情。如果你想品尝爱情的甘美，就请畅饮年轻人倾注在你脚下的那汪清泉。莫要等到它变成一条浑浊的河流，你才躬身掬取那清澈不再的浊浪。

或许你喜欢它的苦涩——这是明摆着的，对你的味蕾来说，清澈之水实在寡淡无味，也许只有当它在流动之后变得污浊，才能使你唇舌生津？难道我们真的应该相信人们所告诉我们的：年轻女孩愿意爱抚的，偏偏是那些被下流生活的污行秽德所沾染的双手？

这些正是黄色封面的书中日复一日大声宣讲的教义。我不知道人们可曾停下来思考：那些在上帝的花园里爬来爬去的魔鬼的女帮手们，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危害？她们告诉幼稚的夏娃们和愚蠢的亚当们：罪孽是甜蜜的，而庄重是粗俗可笑的。有多少天真少女没有被她们引诱而堕落为满心邪念的女人？又有多少柔弱少年没有被她们教导：卑鄙小路是通往少女心田的捷径？生活的真相并不像她们笔下的那样。只有说真话，正义才有保障。但是，她们却根据自己的病态想象，胡涂乱抹地描绘粗俗拙劣的图画。

我们想到女人，不要把她们看作——正如她们的性别所显示的——引诱我们堕落的罗累莱[15]，而应视为引导我们向上的美丽天使。她们身上所具备的善恶力量比她们所梦想的要大得多。男人们正是在他们性格形成的年纪吃尽爱情的苦头，然后，他所爱的女孩造就他，或者毁了他。他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塑造成她所期望的样子，好或者坏。我很抱歉我说出不招人喜欢的话：我并不认为女人会自始至终利用她们的影响力来达到最好的结果。女性世界经常被束缚在琐碎平凡的局限性之中。她们心目中的英雄是小王子，为了变成这个样子，多少强而有力的头脑为情所困，“失去生活、价值、名誉和声望”。[16]

可是，女人们，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就可以将我们造就得更好。这全在于你们，你们可以推动这个世界，使其和天堂挨得稍稍近一些，在这方面，你们比所有的传教士都将做得更好。骑士精神并未死去，只是因为无事可做而沉入了睡眠。唤醒它，去完成它的高尚事业，这就是你要做的。你必定无愧于你所受到的骑士般的崇拜。

你们必须比我们更高。红十字骑士的战斗是为了巫娜[17]，杀死蛟龙可不是为了涂脂抹粉矫揉造作的宫廷贵妇。哦，美丽的女士，让你们的头脑和心灵也像你们的脸庞一样娇美，这样，勇敢的骑士才会因为服务于您而赢得荣耀。啊，女人，掀掉你自私自利、厚颜无耻、虚情假意的斗篷，穿上你朴素纯洁的高贵礼服再一次站上前来！一千把利剑（它们曾在可耻的懒惰中锈蚀）现在将扬眉出鞘，为你的荣耀同邪恶决一死战；一千位罗兰爵士[18]擎持着长矛，恐惧、贪婪、享乐和野心将在你的光彩面前堕入尘埃。

在我们尚未因爱过而变得成熟的那些日子，我们的行为是多么高尚啊！为了爱人，什么样的高尚生活我们不能去过？爱就是我们的宗教，我们愿意为之慷慨赴死。我们爱慕的不是那些仅仅和我们自己一样的人类生灵，我们效忠的是女王，我们崇拜的是女神。

我们多么疯狂地崇拜，这崇拜又是多么地甜蜜。啊，小伙子，珍藏你爱情的青春梦想，直到它香断魂销。你很快就会理解托马斯·摩尔[19]的歌词是多么真切，他说生活中没有任何事情有爱情一半的甜蜜。甚至当它带来痛苦，那也是一种疯狂而浪漫的痛苦，和伤心事后的那种迟钝的世俗痛苦全然不同。当你失去它，当你生活的光亮悄然熄灭，世界在你面前展开一条漫长黑暗的恐怖之路，即使在那时，你的绝望里也混杂着一半的心醉神迷。

谁不愿意冒恐怖的危险去体验得到爱情的狂喜？噢，那是怎样的狂喜啊！仅仅是事后的回想也会让你为之颤栗。多么美妙的回味，你告诉她你爱她，为她而活，也将为她而死。的确，你满嘴胡话口出狂言滔滔不绝，噢，当她假装不相信你的话，那对你是如何的残酷！站立在她的面前你何等地心怀敬畏。当你冒犯了她，你是如何痛苦不堪！可是，当你被她欺负，乞求她的原谅，而对自己的过错又一无所知，这对你又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当她冷落你时，世界是多么黑暗！她常常这么干，这小坏蛋，只是为了欣赏你的可怜样。当她莞尔一笑，世界多么阳光。你多么忌妒她身边的每一个人。你多么痛恨那些和她握手的男人以及她亲吻的女人：为她做头发的女仆，给她擦鞋的男孩，甚至她养的小狗——尽管你不得不对它也表示尊敬。你那样急切地盼望她的到来，见到她又显得那样愚蠢笨拙，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真是不可想象，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你任何时候走出家门，最终总会发现自己痴痴地站在她的窗前。你没有足够的勇气走进她家，只能徘徊街角，远远地凝望。噢，要是那屋子突然失火——买了保险，所以不会有什么损失——你将会冒着生命危险冲进去，救出她，任凭自己被严重烧伤。任何能为她效劳的事，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事，也那样甜蜜。你像个马屁精样时刻观察她的一举一动，以期及时察觉她最微小的愿望。执行她的命令让你如此自豪，环绕在她的身边，听候她的调遣，这是何等愉快！你对她倾注了整个生命，却从不想到自己，而这似乎是如此简单的事情。即使不是节假日你也会到她的圣殿，呈上一份微贱的贡品，要是她能屈尊笑纳，你就会认为得到了双倍的报偿。有幸被她轻触过的任何东西都被你视为珍宝——她的小手套，她用旧的丝带，那曾依偎于她的秀发之间的玫瑰花，那凋零的叶瓣上仍留有你题诗的痕迹，只是你现在已经不愿再看一眼。

啊，她多么美丽，多么令人惊叹的美丽。她像天使一样地进到房间，周围的一切顿时黯然失色。她如此神圣，不可触及，哪怕是短暂的凝视，对她也似乎是冒犯。亲吻她的念头会让你立刻联想到在大教堂里演唱滑稽小调。即使是跪在地上胆怯地把她的纤纤小手捧到你的唇边，也够得上是亵渎神圣了。

啊，那些愚蠢的日子！那些愚蠢的日子我们无私而纯洁；那些愚蠢的日子我们简单的心灵里充盈着真理、信念和敬畏，那些满怀高尚渴望和高贵冲动的愚蠢的日子啊。噢，如今这些聪明智慧的日子，我们懂得了金钱是值得为之奋斗的唯一奖赏，我们除了卑鄙和谎言，不再相信别的任何事情；我们除了自己，不再关心任何活着的生灵。

忧郁的乐趣

我能够享受忧郁所带来的乐趣，那是一种透彻的悲凉感所带给人的极大满足，然而没有谁会喜欢突如其来的坏心情。但人人都会遭遇这种糟糕时刻，虽然没人能说出个中缘由。这种现象真是无从解释。某一天，你突然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就像另一天你把自己的新绸伞忘在了火车上一样，你突然陷入情绪低落之中。它对你的影响，大致相当于牙疼、消化不良以及头疼脑热之类对你的一次联合袭扰，你变得愚蠢、烦躁、易怒，对陌生人粗鲁无礼，对朋友也相当危险。举止粗俗，感情脆弱，冲动好斗。成了一个让自己和旁人都很讨厌的家伙。

当是时也，你做无可做，想无可想，虽然你觉得好像应该做点什么，想点什么。你无法安静地坐下来，于是就戴上帽子出门散步，可没等走到街角，你就后悔不该出来，一边想一边就折身回返。你翻开书，试着读上几页，但很快发现莎士比亚满腔陈词滥调，狄更斯沉闷乏味，萨克雷[20]令人生厌，而卡莱尔[21]则过于多愁善感。你一边念叨着作者的名字，一边把书扔到一旁。你嘘的一声把猫轰到屋外，再飞起一脚踹上房门。你想要写几封信，刚戳下几行“最亲爱的姑妈：我刚好有五分钟的空余时间，所以匆匆给你写这封信”之后，足足愣了有一刻钟，再也想不起下面要写的句子。你把信纸塞进抽屉，将蘸水笔往桌布上一掷，站起身来，决定去汤普森家走走。可是，在你戴上手套的时候，突然想到汤普森家实在都是些白痴，他们从不吃晚饭，没准他们还指望你能逗他们的孩子玩耍。你一边骂着汤普森一家，一边打消了出门的念头。

现在，你觉得自己完全垮掉了。你把脸埋在双手之间，心想还不如死掉算了，这样可以去天国。你为自己描绘了一副缠绵病榻的悲惨模样，亲友们围在你的身边垂泪哭泣。你祝福他们所有的人，尤其是其中年轻漂亮的。你死后他们会对你做出评价，你这样告诉自己，并痛恨自己对他们所遭受的损失知之甚晚。比之于你所料定的他们应当给予你的尊敬，看看他们现在的表现，你的内心又不无苦涩。

这样的胡思乱想带给你些许快意，但稍纵即逝。接下来的那一刻，你会想到，有谁会对发生在你身上的什么事情感到悲伤难过呢？真是自欺欺人。谁会在乎两根稻草（不管这两根稻草的计量是如何精确），你是炸死吊死，还是打死淹死，没有人会对你感兴趣。你从未得到过恰如其分的赏识，也从来没人给你应有的奖励。回顾平生，想到自己从摇篮开始就受到不公正对待，不由得黯然神伤。

沉湎于这样的情绪状态足足有半个小时之久，你开始变得狂躁不安，对所有的人和事都怒不可遏，尤其是对你自己，仅仅是由于生物构造方面的原因，才避免了你把自己踢个稀烂。好不容易挨到了上床的时间，这才把你从危险的想入非非之中打捞上来。你连蹦带跳地上了楼，脱下衣服，把它们扔得满房间都是。吹灭蜡烛，跳到床上，就像是押了一个很大的赌注，你做的全部事情，只是要和这该死的时间赌它一把。在床上，你颠来倒去，辗转难眠，差不多有两三个小时之久。你一会儿扯下身上的衣服，一会儿又重新穿上，似乎是以此来打破单调。许久之后，你才断断续续地沉入睡梦，梦里险象环生，醒来已是早晨。

从最低限度说，我们这些可怜的单身汉面对此情此景，大概也只能如此。已婚男人则可以在老婆面前逞逞威风，吃饭的时候打鸡骂狗，睡觉之前，命令兔崽子们先上床。这些做法虽说会在家里制造一些骚乱，但对于一个陷入低落情绪而不能自拔的男人来说，实在也是一种莫大的排遣，因为这种时候，吵架也许是他唯一可以提得起少许兴致的一项家庭娱乐。

形形色色的忧郁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大致一样，病因却各不相同。诗人们说“一种哀愁之感笼罩着他”。哈里提及这种难以描述的沉重心境时，就告诉吉姆他“心里堵得慌”。你妹妹不明白今晚到底怎么了，她沮丧透顶，希望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每天总有年轻人因为“今晚太不爽了”，而在见到你的时候来一句“老家伙，见到你真是高兴死了”。至于我自己，我通常会说“今晚我有一种古怪的心神不宁的感觉”，而且，“心想我也许该出去走走”。

顺便说一下，忧郁从不在傍晚之前到来。阳光之下，满世界都是活蹦乱跳的生命，我们没有工夫停下来垂头丧气。工作日的喧嚣淹没了淘气精灵的声音，它曾在我们耳边低吟浅唱《我主垂怜》[22]。在白天，我们生气，扫兴，甚至发怒，但绝不会“陷入低落情绪”，绝不会意气消沉。要是在上午十点钟出了什么差错，我们（或者最好是你们）就会大声诅咒，捶桌子打板凳；但是，如果倒霉事在晚上的十点降临，我们就阅读诗歌，或是坐在黑暗之中，冥想着这个世界竟是如此空虚。

通常情况下，使我们忧郁的并不是烦扰本身。明确的事实对于脆弱的感情未免是一桩太严酷的事情。我们在一幅画作面前低首落泪，但对现实中的原型却只投以匆匆一瞥，很快就移开我们的目光。真实的苦难中没有哀婉悲怆，一如实在的悲痛中也没有舒适享乐。我们既不舞弄锋利的刀剑，也不打算把噬人的狐狸拥入胸怀[23]。当一个男人或女人乐于咀嚼悲伤，并悉心守护，使之在记忆里新鲜如初，你就可以确信，那一切对他或她已不再是一种伤痛。最初的悲恸已经渐次消弭，事后的回忆反倒变成愉悦。一些老太太每天总要打开散发着薰衣草香的抽屉，查看她们小巧的鞋子，泪眼婆娑地想起一双小脚蹒跚学步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许多年。那些面容娇好的年轻姑娘，每天晚上将几缕青丝珍藏于她们的枕下，那些发丝曾卷曲在一个少年的头上，伤心的泪水曾将它湿透。你们也许会认为我是个令人生厌、愤世嫉俗的冷血动物，我说的一切纯属胡说八道。但我仍然相信，假如她们诚实地扪心自问：如此沉湎于自己的悲伤难道真的能从中寻觅到一丝不快？她们恐怕只好回答：“不是。”对某些人，泪水如同欢笑一样甘甜。臭名昭著的英国男人（我们从古代编年史家傅华萨[24]那里知道这一点）总是悲伤地感受快乐；而英国的女人则走得更远，她们直接从自己的悲伤里得到快乐。

我不是冷嘲热讽。在这个坚如铁石的古老世界里，我不会嘲讽任何能呵护我们温柔心灵的事物。尽管我们男人已经十足的冷漠而平庸，我们还是不愿意看到女人也变成这个样子。不，亲爱的女士们，还是像你们从前那样，多愁善感，柔肠百转，做我们这些干硬面包上甜腻的奶油吧。更何况伤感之于女人，正如说笑之于男人。她们对我们的幽默毫无兴致，再要她们拒绝悲伤就太不公平了。谁说女人的快乐方式不如我们男人的明智合理？假如说，涨红老脸，捧腹大笑，龇牙咧嘴地发出一连串震耳的尖叫，是一种幸福；那么，纤纤素手托腮凝思，温情脉脉、泪眼蒙蒙地穿越时间的黑暗隧道回首前尘旧事，也该是一种幸福吧。谁能说前者就一定比后者更富于理智呢？

我很高兴地看到懊恨女神像朋友一样与我们相伴而行，因为我知道苦涩已从泪水中洗刷净尽，在悲伤女神把她苍白的嘴唇贴紧我们的双唇之前，她娇美脸庞上的芒刺也已被悉数拔除。当我们回忆起曾经的伤痛带给我们的哀弱无助时，时间之手早已抚平滴血的伤口，抹去我们心头的酸楚和绝望。当我们从过去的烦恼中品尝出悲喜参半的甜蜜感受时，我们心头的负担已不再沉重。当骑士襟怀的纽康姆上校面对死神的点名，大声回答“到”的时候[25]，当汤姆和马吉·塔莉维尔冲开分隔他们的浓重迷雾，携手相对，紧拥着对方走向汹涌的弗洛斯河的时候[26]，内心也必定是同样的感受。

说到可怜的汤姆和马吉·塔莉维尔，使我联想到乔治·艾略特[27]关于忧郁主题的一句话。她曾在什么地方说过“夏夜的悲伤”。此语真切感人——就像她生花妙笔下的每一件事情，试想，谁不曾感怀留连那夕阳迟暮的迷离忧伤。那一刻，世界属于忧郁女神，她是一位沉思的、眼睛深陷的少女，她不喜欢白日耀眼的阳光。直到“夜色渐浓，乌鸦的翅膀掠过摇曳的树梢”，她才偷偷地走出自己的小树林。她的宫殿坐落于昏暗之地，她就在那儿和我们会面。在阴影重重的门边，她牵着我们的手，陪我们穿过她黑暗的领地。我们看不见任何有形之物，只仿佛听到她翅膀的瑟瑟声。

在疲乏单调的城市，她的灵魂来到我们身边。每一条昏暗的长街，都有她阴郁的仪容。幽暗的河流在黑黢黢的拱桥下像幽灵一样，静静流淌。混浊的波浪之下，仿佛隐藏着幽深的奥秘。

在冥寂无声的乡村，当树林和篱墙在渐浓的夜色里若隐若现，蝙蝠在我们的脸上扑动它的翅膀，田野里传来秧鸡可怕的啼鸣，这一刻，忧郁的符咒深深地沉入我们心底。我们仿佛肃立在一张看不见的灵床边，在榆树的摇曳中，我们听见垂死白昼的低沉叹息。

一种庄严的悲哀君临万物。巨大的寂静将我们包围。观照乎此，我们对于日常工作的眷注，就变得渺小琐碎，面包、奶酪——哦，甚至还有接吻，似乎没有什么是值得为之奋斗的唯一。此刻纷繁的思绪，难以言表，唯有静静地倾听自己内心的潮水，澎湃汹涌。站在黑暗苍穹下的寂静之中，我们感觉到自己生命的渺小。暗幕四垂，世界不再仅仅是个肮脏的工场，也是一座庄严的神殿，人们可以在其中祭祀天国的神明。在那里，人们在黑暗中摸索的双手，时时能触碰到上帝的手。

口袋空空

此事非比寻常。我坐下来满心想写点机智而新奇的东西，可回顾平生，又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机智而新奇的事——至少此刻没有。唯一想得起来的，大约只有囊中羞涩这么件事了。之所以想起这事，想必是因为我把双手揣进了衣兜。我坐着的时候总是把手揣在兜里，除非当着我姐姐、表姐和姑妈她们的面。她们会大呼小叫地给予我迎头痛击（也许我应该说她们对此善言相劝更合适些），我只好举手投降，将其请出去——我指的是我的双手，而不是她们。她们提出的反对理由惊人一致，盖因为此举实有悖于绅士风度也。老实说你就是吊死我，我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把手揣在兜里就有失绅士风度。我只知道，你把自己的手揣进别人的兜里（尤其是别人把他的手揣进你的兜里），这好像不能被视为合乎绅士风度。真见鬼，你们这些瞻前顾后拘泥礼仪的家伙，一个人把自己的手揣进自己的兜里，就会让他斯文扫地吗？

不过，你们说得也许有些道理。对了，我想起来了，我听说一些人在慈善捐款的时候，当他们把手伸进口袋时，就马上变得怨气冲冲。可那都是些老先生呀。通常我们这个年纪的小伙子，只有把手揣在兜里才会感到轻松惬意。不这样，我们就尴尬窘迫，鬼头鬼脑，想象一下，剧院里的滑稽小丑上台时发现没戴他的戏帽时，大约就是这般光景。还是让我们把手揣进裤兜里吧，右边手里几枚硬币，左边兜里一串钥匙。那种冷冰冰的感觉，就像面对电信局的女职员。

口袋空空时，即便把手揣进兜里，但要想搞清楚它们在里面干些什么，恐怕也是一桩小小的困难。几年之前，我的全部家当有时可以概括为人们通常所说的“叮当作响”。而此时，我会大义凛然地花掉其中的一个便士，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换成零钱，使它们叮当得更响。兜里有十一个便士，比起只有一个先令，不会觉得更拮据些。假如我是个打肿脸充胖子的家伙（就像中产阶级讥讽穷愁青年时所说的那样），我甚至会把一便士换成两枚半便士的硬币。

对囊中羞涩这个题目，我是很有发言权的。我曾是个地方剧团的演员，如果还需要更多佐证的话（我想大概不需要吧），我可以补充说，我曾经还是个“新闻从业人员”。每周靠十五先令艰难度日，有一回只有十先令，另外五先令拖欠未付。我还曾经仅凭一件大衣凑合着对付了两个礼拜。

实实在在的拮据使一个人对于家庭经济问题有着更深刻的洞察，这真是了不起。如果你想认识金钱的价值，那么就靠十五先令过上一周，看还能存下多少钱用于衣着和玩乐。你会发现，为了几文小钱等上一会儿是值得的，为了一个便士徒步一英里也是值得的，难得一饮的小杯啤酒堪称豪奢，一条假领起码要穿上四天。

在你结婚之前，试着过过这种日子吧，这真是一种极好的实习。在送你的儿子上大学之前，让他也试着过过这种日子吧，那样他就不会为每年的零用钱只有一百镑而牢骚满腹。这种生活对某些人大有裨益。他们是些娇弱的花朵，从不喝一八九四年以后的红葡萄酒，普通的烤羊肉在他们看来就是难以下咽的猫食。你偶尔能碰上这样一个可怜的倒霉蛋，不过平心而论，他们主要还是局限于某个奇怪而可怕的圈子里，这个圈子据说只有女小说家才知道。我从未听说过这些可怜虫中有哪位曾对着菜单字斟句酌，我倒是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把他们拽到伦敦东区[28]一些低档酒馆的柜台边，朝他们的喉咙里塞进一份价值六便士的晚餐：牛排四便士，马铃薯一便士，外加半品脱黑啤一便士。这样，在他日后回想起这顿晚餐的滋味时（混合着啤酒、烟草以及烤猪肉的扑鼻芳香真叫人终身难忘），对摆放到他面前的任何食物都嗤之以鼻的次数，也许会稍稍减少一些。还有一些家伙出手大方，他们是乞丐眼里的活宝。他们决不吝啬手里的零钱，却从不记得还上自己的债务。上述体验即使对这种人，也能教会他们一些常识。

有一天，我在摄政街和一位年轻的政府公务员共进午餐，他对我说：“我总是给侍者一个先令的小费。不能比这更少，你知道。”对此我当然深表赞同，至于我自己，要拿出那十一个半便士作为小费则绝无可能。同时我打定主意，总有一天要把这位仁兄骗到一家餐馆去，我记得那儿离考文垂公园[29]不远。那里的侍者干活的时候只穿衬衫，为的是更好地履行他们的职责，这样到了月底，衬衫的袖子就脏得一塌糊涂。我对那里的侍者很熟悉，如果我的朋友给的小费超过一便士，侍者准会紧紧握住他的手，久久不撒开，以此表达他的感激之情。对这一点我很有把握。

关于口袋空空的窘境，虽然人们讲过也写过很多开心的事，但是穷困本身并不开心。为几个便士讨价还价，不开心；被人目为悭吝之徒和小气鬼，也不开心；破衣烂衫、满脸穷相、对自己的住址难于启齿，就更不是什么开心事。俗话说得好，贫贱夫妻百事哀。对于一个敏感的人，贫困就是人间地狱。许多智勇之士对千斤重担毫无惧色，但面对些许穷愁却不免伤心潦倒。

其实，窘迫本身还不算什么实实在在的困难。如果仅仅是紧巴巴地过日子，谁又会真的在乎呢？鲁滨逊[30]难道会因为裤子上打了补丁就惹人侧目？老实说我甚至不记得他是不是穿裤子。他没准像个哑剧演员那样手舞足蹈吧？脚趾头露在靴子的外面，对他来说还是个问题吗？如果他的雨伞是棉布的，只要避雨，又有何妨？破衣烂衫也不会给他带来什么烦恼，因为身边连一个讥笑他的朋友都没有。

独自受穷不过是小事一桩，倘不幸而叫人知道了你在受穷，则殊为不堪。并不是因为寒冷，才使得那个没穿大衣的家伙快步如飞。他会向你解释，长大衣不利于健康，并且根据健康原则，他也从不带雨伞。他这么说的时候，脸就红了，这倒也不完全是因为说谎而害羞的缘故，他也知道没人会相信他的那些鬼话。

人常说：贫穷不是罪过，这话说起来轻巧，但事实好像并非如此，不然的话，怎么会人人皆以为耻呢。贫穷实乃巨大之错误，故惩罚亦如是之严厉也。穷汉将会遭到全世界的鄙视，来自基督徒的鄙视和来自世袭贵族的鄙视差不太多，来自仆从的鄙视也不见得比来自政治煽动家的鄙视更少。喝过不少墨水的年轻人在练习簿上抄录的历代格言，也不会使他赢得更多的尊敬。

就人类的见解而言，外表就是一切。你可以和伦敦最臭名昭著的流氓勾肩搭背地走过皮卡迪利大街[31]，只要他衣冠楚楚。你也会溜进一条僻静的小巷，跟一位外表寒酸的绅士略作寒暄。当然，这位外表寒酸的老兄也同样深明此理（没有谁比他更清楚的啦），他宁可绕上一英里也不愿碰上熟人，那些深知他窘迫状况的富贵朋友，也就全然没有在大街上碰见他而不得不顾左右的烦恼。比起那些碰上他的人，他更是一千倍地希望他们没有看见自己，没有什么事比熟人提出的资助更让他恐惧。他全部的愿望就是自己被彻底遗忘，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倒是常常幸运得很，总能如愿以偿。

人们慢慢习惯了囊中羞涩，正如他慢慢习惯于除此之外的其他事情，帮助他完成这一过程的，正是那位擅长“顺势疗法”的高明大夫——时间。你只要匆匆一瞥，就能说出老穷新困之间的区别。前者是那个表情麻木的家伙，经年的奔波折腾他已经安之若素，处之泰然；后来的新手则对自己的不幸遮遮掩掩，为害怕暴露窘境而凄凄惶惶。他们典当怀表时的情状最能显示出他们的区别。正如一位诗人在某种场合所说的：“真正从容的典当风度来自技巧，而非偶然。”一个人走进当铺，如果像走进裁缝店一样沉着（很可能更沉着），伙计就会对他彬彬有礼，并马上过来招呼他。甚至惹得旁边柜台的女士愤愤不平，冷言冷语地发表评论：“要是个常来常往的主顾，我倒是不介意稍等片刻。”瞧他们办理交易的那种愉快认真的劲头，没准是桩三分利息的大买卖呢。

话说回来，一个人平生头一遭在当铺开口，该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小男孩第一次开口发问也比他自信得多。他先是在店门外徘徊游荡，直到把附近所有流浪汉的注意力都成功地吸引到了自己的身上，并在街区巡警的心头堆起层层疑云为止。接下来，他仔细地打量了一会儿商店的橱窗，目的是想让旁观者认为他正打算买个钻石手镯，或者诸如此类的小玩意儿。终于，他鼓足勇气走了进去，竭力装作若无其事，看上去简直就是个衣冠楚楚的小偷。进到里面，他说话的声音低到简直听不见，以至于不得不重复一遍。此时，他假装漫不经心地提到他的一个“朋友”，等到好不容易吐出“典当”两个字，马上有人告诉他应该走街道拐角的第一个门，去右边的那家店铺。走出商店，他的脸红得让你可以毫不费力地凑上去点着一支香烟，脸上的表情就像是整个街区的人都在注视着他。当他走进右手边那家店铺时，已经想不起自己的姓名和住址，其情形就像个不可救药的白痴。当有人粗声粗气地问他是怎么弄到“那东西”时，他结结巴巴地说着一些自相矛盾的话，要是还没有老实坦白这玩意儿正是当天偷来的，就真算是个奇迹了。结果他被告知，他们压根不想和他这种家伙打交道，他最好是趁早快滚。他只好遵命，直到滚出了三英里开外，他才回过神来，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连自己是如何到那儿的，也全无印象。

顺便说一句，这种事情的尴尬程度也还是要视酒吧和教堂的时钟而定。通常情况下，前者太快而后者太慢。更何况，要想从外面偷眼瞧一下酒吧的时钟，也是个不小的困难。如果你蹑手蹑脚地将酒吧的双开式弹簧门推开一条缝，必定会为自己招来女招待轻蔑的目光，她将毫不犹豫地把你和本地的小偷乞丐归为一类。同样，你还会在已婚顾客这一群体中搅起相当程度的躁动。你压根就没有看到时钟，因为它正好在门的后边。在你悄悄地缩回来的时候，头又被夹住了。除了跳窗而逃，似乎也别无他法。无论如何吧，等你从窗口跳出来，你要是不取出一把班卓琴[32]并开始唱两嗓子，附近那些年轻居民恐怕多少有些失望，他们早已满怀期待地围聚在此，等候多时。

我也想弄明白，到底是由于何种神秘的自然法则，在你把自己的怀表留下“修理”刚半个小时，就准会有人在大街上叫住你，明目张胆地向你打听时间。而当初你刚揣上它的那会儿，压根就没有一个人对此表现出半点好奇。

可敬的老先生、老太太对拮据一事毫无所知（但愿他们永不知晓，祝福他们的满头银发吧），他们将当铺视为人生颓落的最后站台。深知个中况味的人（读者诸君无疑会注意到这点），要是在当铺里遇见了那么多意料之外的家伙，常常会大吃一惊，就像小男孩梦见自己到了天堂。对我来说，与其向朋友借钱，还不如典当来得更加爽快。我总是试图让我的这一观点深入人心，尤其是对那些“最近两天急缺几个英镑”的朋友。遗憾的是并非每个人都能认识到这点，其中的一位就曾发表高论，说他反对的是此事所依据的法则。我认为，如果他说反对的是二分五的利息，则恐怕更接近于事实。老实说，这也确实太高了。

说到底，囊中羞涩只是个程度问题，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拮据——大多数人的情况可能更糟。有些人的缺口是一千英镑，而有的人只缺一个先令。比如说我自己吧，此刻急需五英镑，而且，只借那么一两天，我保证顶多一周之内奉还。读者诸君若有哪位女士或者先生肯慷慨解囊，本人将不胜感激。你们只要将钱装入信封，然后写上“菲尔德暨图厄尔[33]先生亲启”即可，同时务请将信套仔细封好。出于某种担保方面的考虑，我将给你出具本人签名的借据。

虚荣

事事皆空，人人虚荣。女人极爱虚荣，男人亦复如是（如果不是更甚的话）。尤其是孩子们，更无一例外。此刻，一个小家伙正在捶打我的大腿，她很想知道我对她的新鞋子有何评价。老实说我认为不怎么样。它们既少匀称的外形，更无流畅的曲线，臃肿难看到无以复加（而且我敢说还穿错了脚）。但我不能说这些。她希望听到的，是夸奖，不是批评。于是我就将它们胡吹瞎夸了一通，一边在心底里痛骂自己厚颜无耻。那有什么办法呢？要知道除此之外的任何话皆不能使这位自负的小天使心满意足。在某次类似的场合，我曾尝试着巧妙地做回诤友，结果却很失败。那一回，她请求我对她日常的行为举止发表看法，并且要实话实说。“你看我咋样？你高兴和我玩吗？”我觉得这是对她近来品德操行方面的表现加以有益引导的大好时机，便说：“不，跟你在一起我并不高兴。”我让她回想一下这天早晨的事情，作为一个笃信基督的孩子，她的所作所为是否得体：清晨五点把整个屋子里的人都吵醒；七点在楼下打翻一只水壶；八点使劲将猫塞进浴缸；九点三十五分坐在父亲的帽子上。一个举止如此失常的小家伙，怎能指望让一位聪明和善的叔叔感到满意？

她是如何反应的呢？感谢我的坦言相告？对我说的话思之再三并从中受益？决心从现在开始培养自己良好高尚的生活习惯？

没有！她号啕大哭起来。

哭完，她开始骂人：

“呜呜，臭叔叔，呜呜，坏叔叔，呜呜，大坏蛋，呜呜，我告诉妈妈去。”

而且，她果真说到做到。

打那以后，每当被问起对某件事情的看法，我会保留自己的真实观点，而对这个小家伙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毫不顾及事实情况如何。她先是频频点头，而后一路小跑着将我那些肉麻的话向家里的其他人广而告之。看来她还把这当作一种谋取好处的证书，因为接下来我远远地听见：“叔叔说我是好孩子——所以我要两块饼干。”

眼下，她走开了，美滋滋地盯着自己的一双脚丫子，喃喃自语“真漂亮”——十足的自欺和虚荣，其他的种种劣行就更不用说啦。

小孩都这样。记得一个阳光充足的下午，我坐在伦敦市郊的一个花园里，突然听到从楼房的顶层窗户里传来一声尖厉的高音，推测起来大概是想让另一座花园里的什么人听到：“奶奶，我是好孩子，我是顶呱呱的好孩子，奶奶，我要鲍勃的马裤。”

得了，就连动物也爱慕虚荣。那天，我看见一条大纽芬兰狗坐在摄政广场一家商店入口处的镜子前，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顾盼流连，洋洋自得。除了教区委员会的会议上，我还真的从未在其他场合见识过此等风采。

有一次，我在一家农舍里欣逢一场盛大的节日庆典。我不记得具体是什么节日，五朔节，四季节，或者诸如此类，总之是一次庆典吧。人们把一个花环戴在一头母牛的头上。好家伙，那愚蠢可笑的四足动物就成天四处招摇，得意洋洋的样子就像刚穿了件新衣服的女学生。当人们从它的头上摘下花环时，这家伙竟气哼哼的，直到人们重新给它戴上花环，它才安静下来，让人挤奶。这并非珀西神父[34]的民间故事，而是朴素平常的事实。

至于猫，在虚荣心方面简直可以媲美人类。我认识一只猫，听到客人对猫族稍有不敬之词，便会愤然起身，离开房间扬长而去。而一句动听的恭维话，便能让它喵喵地叫上一个小时。

我喜欢猫。它们的不声不响是那样有趣。人们对猫总是摆出一脸尊严的滑稽相，使用“你好大胆”、“滚开，别碰我”之类的语气。但是，他们决不会这样傲慢地对待狗。对于面前走过的任何一条汤姆、狄克或者哈里，他都会这样说：“嗨，伙计，真是幸会。”说实话，遇到认识的狗，我也会拍拍它的狗头，喊它粗俗难听的狗名，推它个狗爪朝天。而它则躺在地上，冲我咧咧狗嘴，对此毫不介意。

倘若在猫的身上也如法炮制，那简直是异想天开。呵呵，在你的有生之年它将不再和你说话。如果想赢得一只猫咪的青睐，你必须谨言慎行，处处留心。初次见面，你最好对它说“可怜的猫咪”，然后语调柔和、满怀同情地补充一句“谁欺负你了”。虽然你对自己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并不比猫咪懂得更多，但在你这方面，多愁善感似乎才是一种最恰当的情绪。而且通常情况下，如果你能让它在相当程度上感觉到你是个外表文雅、举止得体的人，它就会直起身子将鼻子在你身上蹭来蹭去。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你可以冒险摸摸它的下巴，挠挠它的脑壳，聪明的小家伙就会把它的爪子伸进你的裤腿里。一切是那么友好而亲密，就像下面甜美的诗行：

我爱小猫咪，皮毛暖洋洋，

我不欺负她，她不把我伤；

摸摸又拍拍，我把她喂养，

猫咪也爱我，因为我善良。[35]

诗节的最后两行颇为真实地揭示了猫族观念里的人类之善。明说吧，就是摸它，拍它，喂养它。当然，这种关于善良的狭隘理解，恐怕亦不仅仅限于猫咪们。我们对他人的价值评判其实也都倾向于同一标准。所谓好人，就是对我们好的人；坏人嘛，就是那些不按照我们的意愿行事的家伙。说到底，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信念，那就是“万物皆备于我”。世间的男男女女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给予我们赞佩爱慕，满足我们形形色色的需求。亲爱的读者，我，还有您，在我们各自的观点看来，都是宇宙的中心。您——正如我所认为的——被无微不至的万能之神创造出来，为的就是来读我写的东西，并为此掏腰包；而我——在您看来——作为一件物什被发配到现世，当然就是为了写点啥玩意儿供您阅读。星星（我们就是这样称谓那些穿透永恒的寂静从我们身旁飞速滑落的、无穷无尽的其他星球）之所以被缀于天幕，为的是使夜晚的天空在我们眼里趣味盎然。而月亮，连同它永藏着的另一面的黑暗秘密，则是为了使我们能在月光之下风流摇曳，款款多姿。

恐怕，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像波伊瑟尔太太的那只矮脚公鸡[36]，幻想着每天早晨的太阳就是为了它的啼鸣而升起。“虚荣心推动世界运转。”我不相信曾经有过毫无虚荣心的人，即便有过这样的人吧，也必定是个做什么事情都极其无趣的家伙。当然，他没准是个大好人，我们对他应该抱有相当的尊重。他可能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家伙——一个应该装在玻璃器皿里当作样品巡回展示的人，一个应该戳在底座上供人，如小学生，抄书般仿效的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一个没人爱的人，一个谁也不愿意握住他的手把他视为兄弟的人。天使在他们那个行当里，可能是最为出类拔萃的一伙，但我们，可怜的凡夫俗子，就目前的情形看，大概只能看出他们是一群呆板无趣的家伙。就连真正的好人也不免沉闷乏味。

正是我们自身的错误和失败，而不是我们的优点和长处，才使我们和他人同病相怜，惺惺相惜。我们的美德各不相同，而愚蠢却大致一样。一些人虔诚，另一些人慷慨，少数人正直（和他们的言词相比），更少的人或许还很诚实。但在爱慕虚荣之类的缺点方面，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虚荣心就是这样一种自然天性，它使得整个世界亲如一家。从以头皮腰带为自豪的印第安猎人，到为军衔和勋章而洋洋自得的欧洲将军；从以辫子的长度为炫耀资本的中国人，到为纤纤细腰而受尽折磨的“职业美女”；从拖着脏长裙、头顶破阳伞、昂视阔步走过七晷场[37]的波莉·斯提金斯，到用四码长的裙摆横扫客厅的公主；从以粗言俚语惹得同伙大笑的暴发户，到用大段浮夸高调换来满耳阿谀奉承的政客；从用珍贵的石油和象牙换来一些挂在他们脖子上的玻璃珠子的黑皮肤非洲人，到为一串小宝石和在姓氏前面加个空头衔而出卖冰肌玉体的基督徒少女。一切行军，战斗，流血，以及死亡，全都发生在虚荣的俗丽旗帜之下。

呵呵，虚荣心是推动人类前进的真正动力，阿谀奉承是那车轮上的润滑油。如果你想在这个世界上赢得友爱和尊敬，就应该学会恭维别人。对所有人献上你的赞美之词吧，无论高低，不分贫富，何较智愚。这样，你将无往而不胜。颂扬此人的美德，亦称许彼人的恶行。赞美每个人的每件事，尤其要赞美那些他们所缺乏的东西。对丑陋者赞美他们的美丽，对愚蠢者赞美他们的智慧，对粗俗者赞美他们的教养。这样，你的眼力和智慧将被捧上九霄。

每个人都可能被阿谀奉承所征服。那个“绶带伯爵”——我老觉得这是个习惯短语，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除非说的是一位伯爵用绶带做裤子的吊带。有些家伙就这么干，我自己则不喜欢。要想让那玩意儿多少起点作用，你必须把它系得紧紧的，很不舒服。总而言之吧，不管他是绶带伯爵或是其他的什么伯爵，我断言他必定也能被阿谀奉承所征服，在这一点上和其他人并无不同：从女公爵到卖猫食的，从乡村牧童到浪漫诗人——征服诗人远比征服牧童容易，这就像小麦面包比燕麦蛋糕更能吸收奶油。

至于爱情，阿谀奉承乃是爱情最好的活力源泉。让一个人被自恋所填满，那溢出来的部分就能被你所分享。说这话的是一位风趣而诚实的法国人，只是他的名字我这辈子恐怕是想不起来了（真见鬼，当我想要记起某人名字的时候，结果总是怎么也想不起来）。告诉一个女孩，说她是天使，比天使还天使；说她是女神，比一般的女神更优雅高贵，更圣洁纯情；说她比提坦妮亚[38]更妩媚妖娆，比维纳斯更美丽，比帕耳忒诺珀[39]更迷人：总而言之，比一切过去、现在、将来的其他女孩都更值得仰慕，更纯洁可爱，更光彩照人。这样，你就会在她信任有加的年轻心田里留下讨人喜欢的良好印象。天真的可人儿！她对你说的每一个字都深信不疑。欺骗一个女人竟是如此轻而易举。

噢，那些小精灵，她们讨厌奉承，正如她们所宣称的。可是，当你说：“啊，亲爱的，这些话放在你身上可绝不是奉承，而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你就是这样，没有丝毫夸张，地球上自有人类生灵以来，你就是最漂亮、最善良、最迷人、最圣洁、最完美的人。”她们恬静而满意地嫣然一笑，将头靠在你男子气概的肩头，低声说：“你真是个可爱的好人。”

伙计们！设想一个男人在求爱时，试图恪守诚实原则，决心绝不说一句夸张恭维的话，将自己拘泥于精确事实的局限之中。想象一下吧，他神魂颠倒地凝视着情人的双眸，向她温柔低语：你作为一个平常女孩，总的来说不算难看。他握住姑娘的纤纤小手，让她确信那双手是浅褐而略带红色的，接着将她搂到胸前，对她说，你的翘鼻子看上去也还有几分可爱；根据我的判断，你的眼睛在同类物事中亦属平平。

而当另一个男人告诉那个女孩：你娇美的脸庞宛若一朵鲜艳的玫瑰，你飘荡的秀发是被你灿烂的笑容所囚禁的太阳光束，你明亮的双眸是两颗夜晚的星星。那么，不难料想，前者的天赐良缘恐怕就要受到极大的挑战了。

阿谀奉承的方式千差万别，毫无疑问，你的策略也必须因人而异。有人喜欢胡吹瞎夸，对付这种人无需太多技巧。而对那些敏感的人，则应当体贴入微，最好用转弯抹角代替实话直说。很多人喜欢将恭维包装成无礼，像“啊，你傻，你真傻。你总是把自己口袋里最后几个硬币送给你碰上的第一个看上去饥肠辘辘的乞丐”。而另外一些人则只有通过第三者才能吞下你的糖衣炮弹。在这种情况下，丙如果想打中甲，他就应该先向甲的好朋友乙透露：他认为甲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家伙，并再三叮嘱乙不要对其他人提及他说的这些，尤其是不要告诉甲。当然还要注意那个乙是不是个可靠的家伙，要不然他做不到这一点。

道貌岸然的英国绅士总是说“我讨厌阿谀奉承，先生”、“从不让阿谀奉承把我放倒”等等。对付这种人其实很简单，只要恭维他毫无虚荣心就行了，然后，他就任由你摆布。

总而言之，虚荣既是一种缺点，也是一种美德。引述语录本上的先贤格言来将它批倒批臭，倒是不难。但它实在是一种“既可使我们为恶亦可使我们向善”的激情。所谓的雄心，不过是升华了的虚荣之心。我们希望赢得赞美和钦佩（或者用我们更乐意接受的叫法：名声），所以，我们撰写宏篇巨著，我们描绘壮美图画，我们吟唱轻歌曼曲；我们埋头于书斋里，我们穿梭于织机旁，我们忙碌于实验室。

我们希望成为富人，亦并非只贪图享乐（享乐这东西每月只要有二百英镑，任何人就可以在任何地方买到），而是想让我们的房子比邻居的更大，装修更豪华；能让我们的马匹和仆佣比邻居的更多；能让我们的妻子和女儿穿上价值不菲而样式荒唐的新款时装；能让我们举办耗费昂贵的晚宴而自己吃的却不到一先令。为了这些，我们带着清醒而忙碌的头脑为这个世界添砖加瓦，将商业活动拓展到每一个有人的地方，把文明带到最偏僻的角落。

因此，让我们不要再辱骂虚荣了，更恰当的做法应该是对其善加利用。荣誉本身不过是虚荣的最高形态。这种虚荣亦并非仅限于花花公子布鲁梅尔们[40]和杜莉·瓦登们[41]。有孔雀那样的虚荣，也有雄鹰那样的虚荣。势利小人爱慕虚荣，英雄豪杰亦复如是。来吧，我倜傥风流的年轻兄弟，让我们一起将虚荣进行到底。让我们携手互助增进我们的虚荣。让我们夸耀自己勇敢的心灵和勤劳的双手，而不是时髦的发型；让我们夸耀真理、纯洁和高贵，而不是裤子的款式。我们如此爱慕虚荣，以至于不愿在卑鄙下流面前屈尊纡贵，不屑于卑微狭隘的自私忌妒，不想有任何冷酷无情的一言一行。让我们真诚地爱慕虚荣吧，在这个无赖的世界里做一个正直的谦谦君子。让我们为自己的思想高尚、伟业成功和生活愉快而自豪吧。

积极生活

这似乎不是懒人适合讨论的题目，你说是吧？但是你知道，比赛场上往往是事不关己的看客才瞅得最清。坐在路旁的树阴下，心满意足地吸着水烟，有一搭没一搭地嚼着忘忧树叶[42]，我可以气定神闲地观赏生活的大路上，风云际会的人群在我面前连滚带爬地呼啸而过。

这种疯狂的队列永无尽头。急骤的脚步声纷至沓来，日夜不息——有的奔跑如飞，有的亦步亦趋，有的跛足蹒跚，但全都急迫匆忙，醉心于这种狂热的赛跑，全都殚精竭虑，全力以赴地奔向那永不可及的成功地平线。

瞧瞧这汹涌的人流——男女老幼，雅俗美丑，贫富欢愁——全都急促慌张，手忙脚乱，你争我抢。强者将弱者推到一旁，机智者偷偷超过愚蠢者，落后者拽住前行者的胳臂，跑在前面的则奋力踢开身后的人。凑得更近些吧，看看这轻掠而过的一幕剪影。这儿是一位气喘吁吁的老头，那儿有一位羞怯的少女，被一位面庞消瘦、表情坚毅的老妇人所驱策；这儿是一位好学青年正在阅读《涉世手册》，一边盯着书本，一边蹒跚向前，任由众人从自己的身旁跑过；那儿有一位看上去百无聊赖的男人，被一位衣着时髦的女士拽着胳臂肘紧走慢跑；这儿是一个男孩恋恋不舍地回首凝眸，深情地遥望着他再也见不到的阳光照耀的村庄；再看这儿，一个肩宽体阔的男人踏着坚定从容的步伐，大步流星；而那边，一个尖嘴猴腮、弯腰弓背的家伙迈着鬼鬼祟祟的步子，在路上躲躲闪闪地拖沓前行；这儿，一个狡猾的无赖，眼睛一直紧盯着地面，不断从路的一侧走到另一侧，还认为自己正在不断前进；再看那儿，一个表情高贵的年轻人站住了，将目光从远处的目标移向脚下的泥泞，正在踌躇犹疑。

现在，走进我们视线的是一位漂亮女孩，每前行一步，她秀美脸蛋上的皱纹就增加一分；接着，是一个满脸倦容的男子；再接着，是一个满怀希望的少年……

真是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王子和乞丐，无赖和圣徒，屠夫，面包师，做蜡烛台的，补锅匠，裁缝，牧童和水手……熙熙攘攘，拥挤向前。律师头顶假发身穿法袍；年迈的犹太裁缝戴着他脏兮兮的波斯头巾；士兵身着深红色军装；丧事承办人头上是黑色飘带的帽子，手上是破旧的棉手套；老朽的学究哆哆嗦嗦地抚摸着他发霉的手稿；香气袭人的演员披挂着惹眼的海豹皮大衣；巧舌如簧的政客高声叫卖他的万能法案；行走江湖的廉价小贩高举他包治百病的假药。这里还有红光满面的资本家和身强体壮的劳工，科学家和擦皮鞋的，诗人和收水费的，内阁部长和芭蕾演员，红鼻子酒馆老板（吹嘘他整桶整桶的好酒），处世节俭的演说家（每晚收费五十英镑），法官和骗子，神父和赌棍。这儿有珠光宝气的公爵夫人，面露微笑，仪态万方；那儿是个公寓管理员，对拿锅掌勺早已不胜其烦；还有个妓女，摇风摆柳，高视阔步，涂脂抹粉，奇装艳服。

他们摩肩接踵奋力向前。他们尖叫、诅咒、祈祷，他们欢笑、歌唱、呻吟，他们肩并肩、冲向前。决不放慢速度，绝不停止赛跑。不休憩于路旁，不渴饮于清泉，不止步于绿荫。向前，向前，向前……穿梭于炽热、拥挤的人群和飞扬的尘土，前进……前进，否则就会被别人踩翻在地，输掉比赛……前进，怀着忐忑的心情，拖着疲惫的四肢……前进，直到你筋疲力尽，头昏眼花，喉咙里发出奄奄一息的呻吟，告诉后面的人：“我可能要去另一个世界了。”

虽说大道崎岖，亦云生死无常，但除了懒虫和傻瓜，谁能对这样的比赛漠然处之？就像迟来的旅人，坐视神仙的欢宴，最后忍不住夺过小精灵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再纵身投入旋奔的舞圈。谁又能冷眼观看这狂热的骚动，而逍遥物外？比方说我本人，就做不到。老实说吧，什么路边的林阴，心满意足的水烟，有一搭没一搭的忘忧树叶，说穿了不过是些词不达意的比喻罢了。虽然这些风凉话听上去还颇为优雅和达观，但我并不是这样一种人：面对身边发生的有趣事情，还能安坐于林阴中悠然吸烟。我恐怕更像个爱尔兰佬，看到人头攒动，就忍不住吩咐小女儿前去打听打听：那儿是否在打架，——“如果真是打架的话，老爸我倒是很愿意去凑个热闹”。

我喜欢激烈的争斗。我喜欢冷眼旁观。我也乐意听到有人投身这样的争斗，勇敢而公正地为自己杀出一条大路，而不是被幸运或欺骗所绊倒。它沸腾起撒克逊人好战的热血，就像我们学生时代“勇斗恐怖恶魔的骑士”故事一样，这一切使我们激动不安、瑟瑟发抖。

生活战场上的搏斗，同样也是和恐怖恶魔的搏斗。那是十九世纪的巨人和龙，他们守护的金匣子可不像故事书那样容易得到。你瞧，阿尔杰农朝祖先的神庙投去长久的、最后的一瞥，揩去眼眶里的盈盈泪水，出发了……三年后衣锦还乡，腰缠万贯。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做到的”，不消说，那肯定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传奇。

话说回来，一千个小说家里，别指望有一个人会告诉我们主人公的真实经历。他们花上十几页的篇幅，辗转流连于一次茶会，而将主人公一生的历史概括为“他已经成为一个商业巨子”，或者“他现在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世界在他的脚下”。噢，真实的生活在吉尔伯特[43]一首短短的谐谑曲里，也比那些家伙半部传记小说里所写出的多得多。他向我们叙述那个办公室勤杂工如何一步一步升到“女王海军统帅”的整个经过[44]，为我们解释那位顾客寥寥的律师是如何苦心经营，最终成为一名伟大的优秀法官，并且“要放弃曾经的诺言，打算在婚姻方面试试身手”[45]。人们对生活的兴趣在于那些细枝末节，而不是伟大的结果。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部展示一个野心勃勃的家伙人生轨迹的潜藏暗流的小说——他的奋斗，他的失败，他的希望，他的挫折和成功。那将是一部杰作。事实将证明，追求命运女神的故事，就像追求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的故事一样有趣，我对这一点很有把握。不过，顺便说一句，就阅读感受来说，这二者也极为相似。事实上，古人为我们描绘的命运女神与女人非常相像——女神们虽不至于那么蛮不讲理，朝秦暮楚，但实在也差不太多。追求的过程更是彼此并无不同，本·琼森[46]的诗行可以为证：

向女人献上大把的殷勤，她会冷落你；

你狠心撇下她独自一人，她会追求你。

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一个女人绝不会全心全意地关注她的情人，除非她的情人已经毫不在乎她。同样，只有当你在命运女神的面前打个响指，然后掉头而去，她才会对你启齿一笑。

但到了这个时候，你已经不很在乎她是嫣然一笑，还是紧皱眉头。当她的微笑还能使你心醉神迷的时候，她为什么吝啬她的微笑呢？世上事，从来迟。

善良的人说，此事天经地义，理当如此。而且，这证明野心本来就是邪恶的。

一派胡言！善良的人完全错了（在我看来，他们一向如此。我和此辈在任何观点上从来都不一致）。我倒是很想知道，这个世界要是没有野心之徒，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呵呵，它必定像诺福克汤团[47]一样稀稀拉拉、松松垮垮。野心之徒就是酵母，将世界升华为生气饱满的面包。要是没有野心之徒，世界就会停滞。他们是一些好事之徒，清早起床，乒乒乓乓，大呼小叫，叮叮当当，弄出一些通常被留恋床榻的那些懒家伙所深恶痛绝的响动。

千真万确，野心勃勃是个错误。错就错在他们弯腰弓背，满头大汗；错就错在他们开路筑桥，让世世代代的人们稳步前行。这些错误的家伙，当别人在尽情玩乐的时候，他们却利用造物主赋予他们的才干，干一些辛苦劳累的勾当。

当然，他们也寻求回报。人并不像神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但他们在为自己工作的同时，其实也是在为我们所有的人工作。我们休戚与共，息息相关，没有人可以做到只为自己工作。他为自己的利益而敲击的每一下，也帮助了宇宙的成形。溪流在奔涌向前的时候，也推动了磨房的水车轮；珊瑚虫营造自己的小巢，却连起了不同的大陆；野心之徒为自己构筑纪念碑的底座时，也留下了垂范后世的楷模。亚历山大和恺撒为自己的目标而战，却也将文明的腰带绕满了半个地球。史蒂文森[48]为了赢得财富而发明了蒸汽机车；莎士比亚编写剧本，为的是让莎夫人和小莎们拥有一个舒适的家。

知足自满之辈亦自有其用处。他们构成了可以用来描画伟人肖像的洁净背景，他们成为毕恭毕敬（即使不很聪明）的观众，目睹时代的风云际会，在眼前一幕幕展开。只要他们保持沉默，我对这些知足常乐的家伙亦不置一词。但是，出于善良的愿望，千万别让他们高视阔步地招摇过市，他们老是喜欢这么干，而且还吵吵嚷嚷地宣称，他们才是全人类的忠实典范。其实，他们是些搭便车的家伙，是大蜂房里嗡嗡叫的雄蜂，是游手好闲、对别人的劳作评头论足的街头群氓。

叫他们不要把自己想象得有多么聪明睿智，也不要自认为知足自满是件多么明智之举——这些都是他们喜欢干的事。“知足常乐”也许并不错，驴子据说也很知足，可说到底，不管知足的人也好，知足的驴也罢，在任人摆布、随遇而安这一点上倒是并无不同。“嗨，你不必为他操心，”人们常这样说，“他现在很知足，激励对他毫无用处。”这样，你们这些知足常乐的家伙不过是匆匆过客，而那些永不满足的人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如果你足够愚蠢到竟会知足，千万不要表现出来，而应该和其他人一样大声抱怨。如果你还能做那么一点点小事，就应该要求得到大的回报，因为不这样你将会一无所获。在这个世界上，采用“损害诉讼”中的原告那样的索赔法则是必要的：你请求的赔偿数额应该是你准备接受的十倍。如果你满意的结果是一百，一开始你就应该坚持要一千；如果起初你就要一百的话，到最后你只能得到十。

正是因为不懂得这个简单策略，可怜的让·雅克·卢梭才落到那样悲惨的境地。他将自己尘世生活的最大幸福限定为：一座果园、一位和蔼可亲的女人和一头母牛，不用说，到头来他连这些都落了空。当然果园他还是得到了，可女人并不和蔼可亲，还带来了她的老娘，并且也没有母牛。好了，这么说吧，如果他当初就打定主意，要一大片乡村地产，一屋子温柔可爱的女人，一大群牲口，这样他没准就过上了他所希望的那种日子：拥有自己的菜园，一头家畜，甚至，没准还能意外地拥有了那种稀世珍禽——一位真正和蔼可亲的女人。

对那些知足者来说，生活无疑是一件太过沉闷的事情。手中大把的时间无从打发是何等沉重。尘世间有什么事情可以占据他们的思想（假如他们还有那么一点思想的话）？读报和抽烟似乎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智力食粮，其中精力更充沛的家伙，可能顺便也吹吹笛子，聊聊街坊邻居的家长里短。

他们从未体验过对未来的期望是如何使人兴奋，更未曾领略过艰苦努力后的成功所带来的极度喜悦，就像他们从未感受过那些有目标、有希望、有计划的人们的脉搏是如何怦然跳动。生活对于野心家就是一场精彩的赌博，一场需要他们投入全部智慧、精力和勇气的赌博。想要最终赢得胜利，眼要快，手要稳，心要狠，算要准，对鹿死谁手的未知结局要投入你全部的疯狂热情，当然，也还需要足够的运气。他乐此不疲，就像强壮的泳者在扬波逐浪，一如运动好手在争勇角力，恰似骁勇的兵士在冲锋搏杀。

如果他败下阵来，他起码赢得了战斗所带来的残酷快乐；即使输掉了赛跑，至少他还跑过。由奋斗而失败，远胜过浑浑噩噩度一生。

那么，前进，前进吧。前进，女士们先生们！前进，小伙们姑娘们！施展你们的才能，显示你们的力量，挑战你们的命运，考验你们的勇气。前进！演出从不闭幕，比赛始终进行。高尚可敬、恪守道德的先生们，这是人生竞技场上唯一真正的运动，备受贵族、牧师和上流人士的眷顾。自纪元元年以来就枝繁叶茂、生生不息的先生们，前进吧！淑女们，绅士们，投身这场比赛吧。人人皆能参加，个个都可获奖。有给男人的黄金，有给孩子的名声，有给少女的地位，有给傻瓜的欢乐。那么，前进吧，女士们先生们，前进！全都有奖，老幼无遗。赢家虽然不多，但对于其他的人，噢——

你追我赶时的快乐，

是对失败者的奖赏。[49]

事关天气

事与愿违，我本来指望能够灵光闪现，为这篇文章找到一个新颖独特、出人意表的好题目。我对自己说：“我将写下的这一页，定要是个立意崭新的东西，一个从未被人写过也从未被人谈论过的东西，这样，就可以听凭我自由挥洒了。”接下来，我为此搜索枯肠，苦思多日，最终未能如愿。直到昨天，我们的女佣卡婷太太来了——我并不介意在此提到她的名字，因为我知道她不会读到这本书。她从不留意此类鸡毛蒜皮的读物，她除了《圣经》和《劳埃德每周新闻》之外，不会阅读别的任何东西。其他所有的文学作品在她看来都是多余而有罪的。

她说：“天哪，先生，你看上去气色很不好呀。”

我说：“卡婷太太，我正在寻思着找一个别开生面的讨论话题。它必须新颖独特，叫人叹为观止；它必须妙趣横生，使人兴味盎然；它必须新鲜饱满，让人鼓舞振奋。”

她笑了，说我是个有趣的先生。

这回真是很走运。以前，每当我一脸严肃地发表高论，人们莫不轰然而笑；而当我打算讲个笑话，却没一个人心领神会。上个礼拜我就听过一个很棒的笑话，真的很好笑，我整理了一下，心怀鬼胎地把它带到晚餐会上。我已经忘了当时的具体细节，只记得大家正在谈论莎士比亚对于宗教改革的态度。我东拉西扯了几句，马上接着说：“噢，这正好提醒了我。那天，我在怀特切普尔[50]碰上一件很可笑的事。”

“真的，什么事？”他们说。

“哈哈，真是太好笑了。”我回答道，自己先咧嘴大笑起来。“保准让你们笑得满地打滚。”接下来，我就将事情的经过和盘托出。

当我讲完之后（那是一个很长的笑话），环顾四周，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人打破尴尬：“这就是那个笑话吗？”

在我作出肯定的答复之后，人们很礼貌地表示愿意相信我所讲的确实是个笑话。只有一位坐在餐桌另一端的老先生看来喜欢较真，他很想弄清楚究竟是哪句话好笑——是他对她说的，还是她对他说的。我们为此一直争论不休。

有些人则大异其趣。我认识一个家伙，天生是个百事可乐，以至于你想要严肃地跟他讲点正经事，每次都要事先解释清楚：你所说的并不可笑。要是没有让他明白这点，他就会对你说的每一个字都乐不可支，直笑到肚皮疼。我就知道有一回，他在路上被人叫住打听时间，竟突然拍腿大笑起来。人们从不敢跟他说任何真正可笑的事情，一则绝妙的笑话会当场要了他的老命。

扯远了，还是回到眼下吧。我猛烈抨击人们对轻薄言行的无端指责，并逼着卡婷太太为我出个好点子。她于是陷入沉思，突然说“绣样”，她说现在已经很久没听人提起过这东西，从前她做姑娘那会儿，可算是个风行一时的时髦玩意儿。

我拒绝接受这个古怪的创意，央求她再使劲想想。她手里端着茶盘，沉思良久，终于提到“天气”，她确信这是近来最恼人的一样东西。

打从听到那个愚蠢建议一直到现在，我就鬼使神差地满脑子都是“天气”，而且，再也装不下其他任何事。

天气的确是个恶劣透顶的家伙。反正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它是这样，等我想起要读点什么的时候，它即使不是更糟的话，也会很快变糟。

依照我的一得之见，天气这东西从来就是恶劣的。天气就像政府，总是在做错误的事。夏天我们说它热得要命；冬天我们说它冷得死人；春秋两季也总不对劲，后来我们发现其毛病正在于：既不热得要命也不冷得死人，真希望它趁早拿定主意。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念叨着乡下的农田正是因为干旱而荒芜；等到雨从天降，我们又眼巴巴地盼望着日暖风和。如果过了十二月还没下雪，我们就义愤填膺，想弄清楚我们美好的旧式冬天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谈论起来，就好像我们被人欺骗，掏钱买了个假冒伪劣的冬天；而一旦真的下起雪来，我们说的那些话，对于一个基督教国家来说简直是一种耻辱。我们对天气永远不会感到满意，除非每人造一个自己喜欢的天气，而且只留给自己用。

要是不能听由我们安排，我倒宁可彻底没有“天气”这么个玩意儿。

但我以为，恐怕仅仅是对于我们这些城里人来说，所有的天气才是如此不受欢迎。大自然在它自己的家园——乡村，所有情绪都是美好的。

有什么能比下雪更美丽呢！大雪纷飞，万物柔和，四野俱寂，神秘而恬静，田野和森林白皑皑银装素裹，宛若童话里的婚礼。漫步雪野更是怎样地叫人心神俱爽！冻土在我们欢快的脚下吱嘎作响，凛冽稀薄的寒风里，我们的血液兴奋地流淌，牧羊犬遥远的吠声和孩子们爽朗的欢笑清晰可闻，宛如阿尔卑斯山的钟声回荡在空旷的峡谷。再说到滑冰！冰刀上的钢翼飞速划过倾斜的冰面，两耳生风所产生的音乐使我们觉得就像是在飞翔。

接下来，啊，春天多么绚丽——大自然年方十八，正是豆蔻年华。希望充盈的嫩叶，绿芽初绽，新鲜葱翠，纯净明亮，如同年轻的生命，怯生生地探身这个忙乱的世界。果木花开，桃红李白，宛如乡村少女的节日盛装。被刷得雪白的农舍，掩映在稍纵即逝的绚烂云霭里。微风中，布谷鸟的音符吹送过树林。

而夏天，深红暗绿，郁郁葱葱；蜂鸣蝉噪，催人欲眠。点点滴滴的雨珠，向倾听的绿叶低诉庄严幽深的秘密，薄暮的余晖在小巷里流连徘徊。

秋天。啊，华美而忧伤的秋天，金色的光辉，迟暮的庄严；云淡天高，层林尽染；血色残阳，伤心暮霭；收割者忙碌的低语，拾穗人辽远的呼喊；硕果累累的金秋果园，赞颂声声的丰收庆典。

当你看到雨雪冰雹正在乡间履行它们朴素的职责时，仿佛只是大自然忠实的仆人。我们在篱墙间遇到的东风先生[51]，也并不比一个饶舌的朋友更叫人生厌。

而在城里，大自然就不免面目可憎了。涂抹着灰泥的建筑在烟雾迷蒙的太阳下吱吱冒泡，裹挟着烟煤的雨水给路面带来灰浆和泥泞，邋遢的积雪耸起肮脏的雪堆，寒风呼号着扑向阴暗的街道，尖啸着拐过路灯闪烁的街角。城里的天气就像帐篷里的云雀，得非其所，碍手碍脚。城市应该被盖起来，用热水管道供暖，用电力照明。天气是一位乡村少女，一旦流落城市就花容失色，魅力全无。我们喜欢在干草地里和她打闹逗趣，当我们和她在佩尔梅尔大街[52]邂逅相逢，她就不会那么楚楚动人。在那儿，她慌张迟疑，不知所措。她自然率真的欢笑和由衷亲切的话语，在奶牛场听起来是那么悦耳动人，但若放到城市生活的矫揉造作当中，就显得异常刺耳，一颦一笑也让人看了难受。

就在最近，她恩赐了我们一场差不多持续了三周的绵绵雨水。而我，正像曼塔利尼先生[53]描述的那样，成了一只湿漉漉的落汤鸡。

我们隔壁的邻居则常常往屋后的菜园里跑，还说那将给乡村带来一个美好世界——当然不是说他老先生光顾菜园这事，而是说这个多雨的天气。他其实对农事一窍不通，然而自从去年夏天在自家的后菜园里搭了个黄瓜架子以后，就自命不凡地把农学家的高帽子顶到头上，说些冒充行家的荒唐话，期望在别人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好让人人都知道他是个退隐的农夫。然而这一次我恐怕只能相信：他是对的。没准这该死的天气真的能给某些东西带来好处呢，因为它带给我的是相当可观的损害。它既毁掉了我的外套，也损坏了我的脾气。后者我还能承受，讲老实话，脾气这东西我有的是。然而，看到我心爱的旧帽子和长裤正沉浸在湿淋淋的雨水里，在这冷酷世界的风雪交迫之下，迅速地衰朽和颓败，我不由得伤心欲绝。那套崭新的春装，也难逃厄运。多漂亮的套装，现在却焉头耷脑，泥水兮兮，简直惨不忍睹。

这都是吉姆的罪过，全是他的错。要不是因为他，那天晚上我绝不会出门。我正在试穿那身套装，他进来了。一眼瞥见那身衣服，大叫一声，伸开双臂，惊呼“简直不敢相信”。

我说：“还合身吗？”

“棒极了，老兄！”他回答道。接着问我是否打算出门。

我一开始便回答“不”，但最终还是被他否决了。他说，一个男人套上了这么一身行头，就没有权利待在屋子里。“每个公民，”他说，“都对公众负有义务。人人都应该为全民的快乐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出去吧，让姑娘们开开眼。”

吉姆满嘴粗言俚语。我也不知他是从哪儿学来的，不过肯定不是从我这儿。

我说：“你认为这身套装真的能使她们喜欢吗？”他说，那当然，保准会让她们像在乡下游玩一天那么高兴。

这话使我下了决心。那是一个迷人的夜晚，我们出门了。

回家之后，我脱掉衣服，用威士忌把自己仔细擦了一遍，用热水泡了脚，在胸口上敷了一点芥末膏，吃了一碗稀粥，喝了一杯兑热水的白兰地，再在鼻子上涂了一点牛油膏，然后，上床睡觉。

这些及时有力的措施，加之我本人天生的强健体格，总算让我保住了小命一条。不过，说到那身套装……唉，算了，那已经不是什么套装，而是一块挡泥板。

我喜欢那身套装，不过也就那么回事。在这个世界上，我还从来没有特别喜欢过什么东西，除非它忽然遭遇了什么不幸。我小时候养过一只很温顺的老鼠，我很喜欢它，但也只是像其他男孩喜欢一只老麝鼠差不多。有一天，它掉进了一大盘凉在厨房里的奶油醋栗汁里面，要不是有人要求添菜，恐怕没人知道那个可怜的小东西到底遭遇了什么。

我讨厌城里有雨的天气。当然，比起雨天，我更憎恨泥泞。不知什么原因，本人对于泥巴好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我只要在雨水泥泞的日子出现在大街上，就准会招来一身污泥把自己弄得半死不活，这全是因为我对泥水颇有吸引力的缘故，就像那个遭雷击的老太太说的那样，她认为自己对雷电有天生的吸引力。别人雨天出门，能在外面走上几小时，而不给自己弄上一粒泥点。我只要在这样的天气里过一次马路，回家后就完全不堪入目（小时候我可怜的妈妈总是这样跟我说）。如果在全伦敦城里评选唯一一位泥巴大王，我肯定能在所有的竞争者中力拔头筹，对此我很有把握。

我一直希望对这样的厚爱能有所回报，但只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对人们所说的“伦敦大雾”也心怀恐惧。天气恶劣的日子，我一天到晚饱受折磨，心胸憋闷，只好把衣服全部脱掉，钻到床上，远离所有的痛苦和烦恼。在雨天，任何事情都不对劲。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只是在我看来，雨天里街道上的行人、狗、婴儿车、出租马车和大车似乎全都比平时多很多，而且他们也比平时更喜欢挡你的路，每个人都是那么让人讨厌——除了我自己，这真叫人愤怒。还有，同样不知何故，我发现我在雨天带的东西总是比往常多。当你拎着一个手袋，夹着三个包裹，外加一份报纸，天突然下起雨来，想想看，你连雨伞都没法撑开。

这使我想到还有另外一种天气，也是我不能忍受的，那就是四月天气（这样称呼是因为它总是五月来临）。诗人们认为它美妙无比。由于这种鬼天气就连五分钟内的想法自己都搞不清楚，诗人们就把它比作女人，并据此认为它十分迷人。我本人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像这样瞬息万变的脾气，要是放在一位女孩身上倒是完全可以接受。跟这样的人打交道无疑是令人愉快的，她一会儿毫无来由地露齿而笑，一会儿又因为同样的原因掩面而泣；先是傻笑，继而愠怒；时而粗鲁无礼，时而温柔多情；脾气暴躁，活泼天真；吵吵闹闹，沉默寡言；热情奔放，冷若冰霜；拒人千里，猛扑入怀。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分钟之内（注意，这不是我说的，是诗人们说的，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上，诗人被认为是行家）。但这一套把戏如果放在天气的身上，则显然是个缺陷。女人的眼泪不会把人淋得透湿，而雨却可以；她的冷酷不会带来哮喘和风湿，但寒风却容易做到。对于有规律的恶劣天气，我因为早有准备，所以勉强还可以应付。但那种变幻莫测的坏天气，则让我无所适从。当我浑身湿漉漉地低头前行，猛然抬头看见一片晴朗蓝天，就会更加气急败坏。一场透雨过后，太阳露出笑脸，像是对我说：“老兄，你对这样一副落汤鸡的模样不至于太抱怨吧？这可真是的，我也没想到呀，呵呵，我只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像这种玩笑，我认为还是少开为好。

英格兰的四月，总让你来不及撑开或是收拢你的雨伞，尤其，如果它是“自动的”——我指的是雨伞，而不是这不请自来的四月。

有一年四月，我曾买过一把“自动伞”，但只使用过一次。那会儿我很想要一把伞，就走进斯特兰德大街[54]一家商店，询问此事，店主回答：

“有的，先生。你喜欢哪一种？”

我说我喜欢既可以遮风挡雨，又不允许它自己被忘在列车车厢里的那种。

“试一下自动伞如何？”店主说。

“什么是自动伞？”我说。

“哦，那是一种很巧妙的装置，”那人热心地回答，“它会自己打开和收拢。”

于是，我买了一把，发现店主讲的完全正确。它果真能自己打开和收拢，我根本控制不了它。赶上下雨（那个季节每隔五分钟下一次雨），我费老大劲试图让这个暗藏机关的家伙打开，但它丝毫不为所动。我只好站在雨里和这个恶劣的家伙搏斗，摇晃它，诅咒它，而此时，瓢泼大雨正倾盆而下。不一会儿，雨停了，这荒唐的东西突然啪的一声撑开了，并且再也收不拢。在一片晴朗的蓝天下，我高擎雨伞，招摇过市，心里巴望着马上再下一场雨，这样人家兴许就不会认为我是个有精神障碍的家伙。

就在这个时候，雨伞突然收拢了，它是如此出乎意外，以至于把我头上的帽子打飞了。

虽然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会如此，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没有什么事情比得上一个男人弄丢了自己的帽子看上去更滑稽可笑。突然意识到自己脑袋光光，一种悲凉无助的感觉从后脊梁骨将你击中，这是肉体所承受的病痛中最糟糕的情况之一。于是，紧接着就是疯狂追赶，陪伴你的是一只容易激动的小狗，它毫无道理地认为这是一场游戏。追赶的过程中，你肯定要撞倒三四个天真无辜的小孩（他们的妈妈就更不用说啦），再撞翻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胖老先生，最后将一位神学院的年轻女生撞进一个浑身湿透的清扫工的怀里。

当你从这场疯狂追逐中恢复常态之后，面对狂笑欢呼的观众和外观狼藉的帽子，刚才的尴尬就算不了什么了。

总而言之吧，三月风，四月雨，五月鲜花全缺席，城里的春天真的很失败。正如我所说过的，乡下的春天一切都很美好。但对任何一个人口超过一万的城镇，春天这玩意儿，实在应该废除。在世界的这个冷酷无情的城市工场里，春天就像个小孩子，无所适从，在漫天灰尘和震耳喧嚣中了无生趣。在那些嘈杂喧闹的庭院里，在那些污水泥泞的街道上，这个蓬头垢面的小家伙，还在想方设法玩他们简陋的游戏，看上去真叫人悲哀。可怜的小家伙没任何人注意到他，像个多余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小孩。孩子应该明眸皓齿，饱满红润，腼腆害羞；而这些邋遢吵闹的捣蛋鬼，他们面黄肌瘦，枯萎憔悴，孩子气的笑声也已经破碎嘶哑。

生命的春天和四季的春天本应同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得到呵护。但是对于囚困在城市里的我们，春天带来的只有凄风苦雨。想要感受春天的欢快气息，谛听春天的天籁之音，就只能寻觅于新绿未萌的莽莽丛林、荆棘丛生的乡间小路、布满石楠的荒僻旷野以及寂静神秘的茫茫群山。在那里，春天清新蓬勃、生机盎然。舒卷的白云，空旷的荒野，微风徐来，空气清新，迷茫的希望和活力使人颤栗。生活，如同我们身边的风景，宏大、宽广、自由——就像一条七彩路，将我们引向未知的尽头。透过横亘在天边的银色云缝，我们仿佛瞥见了这个躁动的微渺世界的巨大希望和壮美，它的芳香气息乘着三月长风的翅膀，吹拂着我们。

我们所不了解的奇思妙想在我们心头涌动。庄严的声音召唤着我们，奋发努力，建功立业。但我们至今还不理解它的深长意蕴，隐藏于我们内心的回声只能作出挣扎、含混，甚至无声的答复。

向着光明，我们像个孩子样伸出我们的双手，探索并试图抓住我们未知的世界。我们的思想，像丹麦歌谣里那个男孩的一样，悠长，迷惘，我们无法看到它的尽头。

必定是这样。透过这个狭窄的世界，我们所有的思想都模糊未定，幽明难辨。我们能清楚把握的思想全都非常琐碎：二加二等于四，饿了吃饭香，诚实是最好的策略，等等。所有伟大的思想对于我们简单的头脑来说，都模糊不明，深广浩渺。透过缭绕在被时间束缚的生活岛屿上的迷蒙薄雾，我们只能窥见深邃思想的朦胧面影，只能听到远方大海的隐约涛声。

与猫狗同行

今天早上它们让我吃了多少苦头，真是一言难尽。事情是古斯塔夫·阿道夫惹起来的。古斯塔夫·阿道夫（楼下的人为了简便都叫它“古斯迪”）算得上是一条非常优秀的狗，不过那是在辽阔的田野里，或是在宽敞的空地上。我可不希望它进我的房子。它的本意也许很友好，无奈我的房间对于它来说，实在太小。它伸个懒腰，身子就超过了两把椅子加一个装饰柜的长度。它摇摇尾巴，房间看上去就像刚刚有一支浩荡大军横扫而过。它呼一口气，就能把壁炉里的火吹灭。

吃晚饭的时候，它偷偷爬到了桌子底下，在那儿躺了片刻，然后，突然站起身来。我们最早感知它的姿势动作，是通过餐桌的异样：它忽然生龙活虎，似乎想要翻个大筋斗。我们拼命摁住餐桌，努力使它维持在一个水平位置。这样一来，它以为我们阴谋跟它作对，便愤而反抗。结局通常是这样一幅场景：一张翻倒的餐桌，一摊溃不成军的晚餐散落在两排四仰八叉、狂怒不息的男男女女之间。

今天早晨，它以惯常的风度走进我的房间，看派头像是乘着一股美洲飓风。头一件事，就是用它的尾巴把我的咖啡杯从餐桌上扫掉，将里面的内容点滴不剩地全都打发到我胸前的马甲上。

我慌张地从椅子里站起身，嘴里骂骂咧咧，迅速向它逼近。它比我抢先一步到了门口，撞上了端着鸡蛋正要进门的伊莱莎。伊莱莎“啊唷”一声跌坐在地，几个鸡蛋滚落到地板上不同的位置，就地把自己摊开。随后，古斯塔夫·阿道夫离开了房间。我跟在后面大喊大叫，厉声警告它：快些滚到楼下去，一小时之内不要让我再见到你。看来它同意了我的意见，绕过煤铲，走了。我这才回到房间，先把自己弄干，接着再吃完早餐。我料定它已经到院子里去了，但十分钟后，我一眼瞥见过道里，这家伙正坐在楼梯口上。我喝令它马上下去，可它只是一个劲地狂吠跳跃。我只好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

原来是提图斯。它坐在楼梯口的次一级台阶上，不让古斯塔夫过去。

提图斯是我们家的小猫。其块头跟一个价值一便士的面包圈大致相当。它弓着背，骂骂咧咧，活像个医学院的学生。

它的确骂得很起劲。老实说我自己偶尔也这么干，但比起它来，我只能算是业余水平。实话告诉你（请当心，这个话题也就是我们之间说说而已，我可不想让你们的夫人知道我说的话。女人不懂这些事，但你和我，你知道，男人之间就不一样啦），我认为骂人对于男人益处多多。“骂人”是安全阀，恶劣心情通过无毒无害的胡言乱语得以宣泄，从而避免了以另外的方式对你的心智造成严重的内在伤害。当一个男人说：“上帝保佑，我亲爱的好先生。太阳、月亮、星星，究竟是什么使您如此大意（请原谅我使用这个字眼），以至于让您费这么大劲把您光洁灵巧的脚落在我的粗鄙的脚趾上？是不是您没有领悟到行进中你身体的移动方向？你这个聪明正派的年轻人，你呀！”或者类似效果的措辞时，他当然感觉更好。在我们暴怒的时候，骂人会起到同样的平息效果，和众所周知的打碎家具及猛摔房门之类的方法相比，效果亦颇相当。再者说，骂人这种方法更便宜一些嘛。骂人消除一个男人的火气，就像用火药清理洗衣房的烟囱一样有效。隔三差五地爆那么一下，无论对男人，还是对烟囱，均有益处。对那种从不骂人，也不猛踢板凳，又不狂暴地乱捅火炉的家伙，我实在不敢抱持信任。没有相当的出口，由生活的无尽烦恼所引发的愤怒，就容易在我们体内发炎并溃烂。轻微的烦忧，若不被我们随手抛弃，而是和我们并肩而坐，就会变为悲痛；少许的冒犯，若在反刍的温床上被我们反复思量，就会生长成巨大的伤害。仇恨和报复的种子也就会在恶毒的阴影下，生根发芽。

骂人缓解情绪，这就是骂人的作用。有一回我向姑妈解释这个道理，但她不以为然。她说我与这种情绪之间，理当无甚瓜葛。

我也是这样跟提图斯说。我对它说，像它这样一只生长于基督教家庭里的猫，应当对自己的言行感到羞耻。我并不在乎从一只老猫那儿听到这些骂人的话，但看到一只小猫，这么年轻就会骂人，我恐怕不能袖手旁观。

我把提图斯装进我的口袋里，回到书桌旁，一会儿就忘了它的存在。当我再看到它的时候，发现它已经从我的口袋里爬到了桌子上，正在试图吞下那支钢笔。接着它把腿伸进了墨水瓶，弄翻了瓶子。跟着又舔起那条腿来。再接下来，它又骂开了，当然，这回是在骂我。

我把它放到地板上，迪姆便和它吵起架来。我真希望迪姆这家伙少管闲事，提图斯做什么都与它不相干。何况，它自己也不是什么圣徒，只是一只两岁大的猎狐犬，但它却喜欢什么事都插一杠，那作派就像是个白发苍苍的苏格兰牧羊犬。

此时，提图斯的妈妈也加入了进来，迪姆的鼻子被抓伤了，为此我非常开心。我把它们三个放到过道里，这会儿它们还在战斗。我被打翻的墨水搞得心烦意乱，气急败坏。今天上午，如果再有任何一只猫狗之辈敢来捣乱的话，最好带上它的殡葬师一起来。

话说回来，我的确很喜欢猫和狗。它们是些多么快乐无忧的家伙！作为同伴，它们比人出色多了。它们不会跟你反目成仇，也不会和你争吵辩论。它们从不谈论自己，而是在你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的时候，做一个忠实的听众，并且始终保持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它们从不发表愚蠢的评论。它们从不隔着餐桌观察布朗小姐，虽然它们老早就知道她和琼斯先生的关系非同寻常（他前不久才刚刚和罗宾逊小姐结婚）。它们决不会把你老婆的表弟错认作她的丈夫，而把你当成她的公爹。而且，它们更不会要求一个年轻的作者把十四部悲剧、十六部喜剧、七部闹剧和两部滑稽剧放到他的案头，而他自己压根就没写过一部戏。

它们从不说刻薄话，也从不会先是挑剔我们的过错，然后又假惺惺地说“这全是为了你好”。在我们困难的时刻，它们不会婉转地提及我们过去的蠢行和过失，也不会语含讥讽地说：“噢，是的，假如你从前志向远大，如今必定有所作为。”它们从不会告诉我们（就像我们的情人经常所干的那样），说我们远不如从前那样好。在它们眼里，我们始终如一。

它们见到我们总是很开心。它们和我们休戚与共，哀乐同当。我们高兴时，它们快乐；我们严肃时，它们谨慎；我们悲哀时，它们忧伤。

“嗨！快乐吗，想寻开心吗？你算找对了，我就是你的玩伴。我就在这儿，活蹦乱跳地围着你转，跳跳蹦蹦，哼哼唧唧，用脚尖旋转，随时准备陪你玩闹。如果你不相信，就看着我的眼睛吧。还会是什么呢？一个客厅里的捣蛋鬼，并且从来用不着留心家具；或是一个在清新凉爽的空气里蹦蹦跳跳的野孩子；一个跑过田野、奔下山岗的小精灵。难道我们没有让老农夫加弗·高戈尔家的鹅尝过我们的厉害吗！哈，来吧。”

或者，你喜欢安静地思考。很好。小猫帕西可以坐在椅子的扶手上，低声哼哼；大狗蒙特莫伦西蜷缩在地毯上，眼睛一眨一眨地望着炉火，不过有一只眼睛始终停留在你的身上，万一你突然发现老鼠的踪迹，那它就可以大显身手啦。

当我们把脸深埋在自己的双手里，心里希望自己从未出生过时，它们不会正襟危坐地发表高论，说我们一切都是咎由自取，也不会幸灾乐祸地希望那是对我们的警告。相反，它们会静悄悄地走过来，用头轻轻抵着我们。如果是只猫，它会站在你的肩头，撩乱你的头发，说：“天啊，我真为你伤心，老伙计。”明白如话，绝无虚言。如果是只狗的话，它会瞪着真诚的大眼睛，望着你，仿佛是说：“得了，不管怎样还有我呢，我们并肩携手，闯荡世界，不是吗？”

狗非常粗心。它处理事情从来不问你是对是错，从不操心你在生活的阶梯上是升是降，从不打听你是富是贫，是愚是智，是无赖还是圣徒。你是它的伙伴，对它来说，这就足够了。幸运倒霉，荣辱毁誉，非所计也，它反正是铁了心地跟着你、安慰你、守护你，只要需要，它可以把命也交给你——这缺心少肺、痴头傻脑、失魂落魄的狗啊。

噢，我忠诚的老友，你深邃清澈的双眸，你明亮敏锐的目光，在人们没来得及用言辞表达之前，你用眼睛说出了一切。你是否清楚？你只是个没有思维的牲灵。你可曾知道？那个靠在电线杆子上、目光呆滞、一身酒气的笨蛋，他的智商不知比你高出多少。你更不会明白，那一个个自私狭隘的无赖，是怎样靠欺诈为生，他们向乏善举，从无良言，思无不鄙，想无不俗，行无不诡，言无不诈。你可知道这些蝇营狗苟偷偷摸摸的家伙（世界上这种东西有好几百万），他们可比你这个诚实、勇敢、无私的畜生高级得多，就像太阳之于烛光。他们是人啊，你知道，在整个广袤永恒的宇宙中，人是最伟大、最高贵、最聪明、最高级的生命。任何人都会这样告诉你啊。

是的，可怜的小狗，你太蠢，和我们这些聪明的人类比起来，你真是太蠢了。我们懂得政治，还懂得哲学，简单说吧，除了我们是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何处去之外，除了这个小小世界外面的所有事和里面的大部分事之外，我们无所不知。

不过，没有关系，小猫小狗们，正是因为你们愚蠢，我反倒更喜欢你们。我们都喜欢愚蠢的东西。男人不能忍受聪明的女人；而女人，她最理想的男人应该是一个可以被她称作“亲爱的老傻瓜”的人。偶然遇见一个比自己更傻的家伙，是何等令人愉快，我们会立刻爱上他们。对于聪明之辈，这世界必是个崎岖险恶的所在。庸碌之徒讨厌他们，至于他们自己，他们发自肺腑地相互憎恨。

话说回来，聪明人只不过是无足挂齿的一小撮，即使他们有什么不痛快，也还不至于真的会出什么问题。只要蠢人能够活得轻松自在，这个世界总归还算不赖。

在通达世故方面，猫比狗有着更好的名声——他们更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对待朋友也不会过于盲目。我们这些世俗男女，对于猫的如此势利深感震惊。的确，猫喜欢厨房里铺有地毯的家庭，要甚于没铺地毯的。倘若家里的孩子多，他们恐怕更愿意到邻居家去打发无所事事的时光。不过总的来说，猫是冤枉的。你和一只猫交上朋友，它将忠诚地跟随你，荣辱与共，甘苦同尝。我养过的猫，全都是我最坚定的同志。曾经有那么一只，我走到哪它跟到哪，几乎叫人颇为难堪，以至于我不得不央求它，务必帮帮忙，千万别再跟着我到大街上去了。当我回家迟了，它总是坐在那儿等我，跑到过道里迎接我。此情此景，让我觉得自己彻头彻尾像个已婚男人，只是它从来不会先是盘问我去了哪儿，继而对我的老实交代一概不信。

我的另一只猫的习惯是，每天很有规律地把自己灌醉。它每天总有几个小时在地窖门外游游荡荡，目的是逮机会溜进去，舔那些从啤酒桶上滴下来的酒。我提及它的这一习性，并非以此来夸颂此辈，而只是想表明：它们中的某些家伙和人类实在并无不同。假如灵魂转世之说果真属实的话，这些小家伙的确有资格迅速成为一名基督徒，因为它对虚荣的爱好仅次于对酒的爱好。无论何时，只要逮到了一只特别大的老鼠，它就会把它带到我们大家正坐在里面的屋子，将老鼠的尸体摆放在我们中间，等待我们的夸奖。天啊！姑娘们总是大呼小叫。

可怜的鼠辈！它们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让猫狗之徒因捕杀它们而获得荣耀，为了使化学家因发明消灭它们的毒药而财源滚滚。不过，关于老鼠也还有一些吸引人的东西，它的身上有几分诡异和神秘。它们那么狡猾，那么强大，数量惊人，残酷而诡秘。它们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废弃的房子里——破窗烂壁，残砖颓瓦，房门在生锈的合页上吱吱嘎嘎地摇晃。它们知道在船即将沉没的时候及时逃离，没人知道为什么，也搞不懂它们去了哪里。它们在藏身之处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厄运即将降临大厅，那些伟大的名字，亦将死无葬身之地。它们在阴森森的停尸房里神出鬼没。

没有老鼠，恐怖故事就不完整。在鬼魂和凶手的故事里，它们静悄悄地跑过空荡荡的房间，壁板的后面能听到它们磨牙的声音，它们贼亮贼亮的眼睛，透过破旧挂毯的小孔，凝视着。它们尖利的叫声，在这个死亡之夜显得神秘可怖。这时候，阵阵悲风呜咽着扫过坍塌的城堡，像一个哀泣的女人穿过无人居住的空房间。

濒死的囚徒，在他们阴森的地牢里，穿透恐怖的黑暗，看见老鼠猩红的小眼睛，如同明明灭灭的煤火。在死亡般的寂静中，听见老鼠的脚爪子疾速走过的声音。他们尖叫着在黑暗中坐起身来，注视着这可怕的夜晚。

我喜欢读那些关于老鼠的故事，哪怕读得心惊肉跳。我尤其喜欢那个哈托主教与老鼠的故事。正如你所知道的，那邪恶的主教将大量玉米囤积在谷仓里，不准那些饿得快死的人沾边。当饥民向他乞讨食物时，他把他们召集到谷仓，突然关上大门，放火把饥民全部烧死。第二天，来了成千上万只老鼠，它们是被派来审判主教的。哈托主教逃到了他坚固的城堡里，它位于莱茵河当中。封好大门，主教设想自己是安全的。但是，再看看老鼠大军吧！它们游过莱茵河，啮穿厚厚的石墙，愣是把坐在塔里的主教给活活吃掉了。

它们在石头上磨就它们的利齿，

它们此时正将主教的骨头啃吃；

它们是被派来审判主教的罪行，

它们这就要啃完那主教的四肢。[55]

哦，这真是个有趣的故事。

还有哈梅林的彩衣笛手的传说。一开始，彩衣笛手用笛声引走了那些老鼠，后来，当镇长失信于他，笛手就把全镇的小孩引到自己身边，带着他们走进了深山。那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古老传说！我很想知道它的寓意是什么，或者，它真的有什么寓意吗？在行云流水般的韵律之下，像是深藏着某种奇妙的东西。这个画面长时间在我心头萦绕：离奇而神秘的老笛手，吹着笛子，走过哈梅林狭窄的街道，孩子们跟随着他，手舞足蹈，脸上浮现出沉思和热切的表情。镇上的老人们想拦住他们，但孩子们毫不理会。他们听着那神秘奇幻的笛声，不由自主地跟着它。正在玩耍的孩子，游戏尚未结束，玩具就从漫不经心的手里悄然掉落。他们并不知道这样急匆匆，到底是去哪里。神秘的音乐在召唤他们，他们紧紧跟随。至于目的地，他们既不关心，更不询问。只有笛声在他们的心中翻腾震荡，别的声音都渐变渐弱。就这样，孩子们脚步迷离地走过彩衣笛手街，出了哈梅林镇，渐行渐远。[56]

我有时想，有可能彩衣笛手并没有真的死去，或者，他也许还在我们的大街小巷里流连徘徊，只不过他的笛声现在如此轻柔，只有孩子们才能听到。要不然，为什么孩子们在嬉戏时，会突然停下来，站在那儿陷入沉思，两眼茫然，小脸蛋看上去那样庄重肃穆？当我们上前询问，他们只是摇摇鬈发蓬松的头，向身后的同伴递过一个神秘的笑容。我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认为他们正在倾听老彩衣笛手的魔法音乐，而且，他们明亮的眼睛多半已经看见了他若隐若现的孤独身影，正悄无声息地在匆忙而喧闹的人群中快速穿插。

甚至，我们这些成年大孩子偶尔也能听到他的笛声。不过，那令人向往的声音非常遥远，这个喧嚣狂乱的世界却总是嘈杂吵闹，淹没了那梦幻般的优美旋律。总有一天，那甜美忧伤的旋律将会发出清澈饱满的声音，我们也会像孩子们那样，扔掉手中所有的玩具，追随而去。慈爱的双手，会伸出来挽留我们；熟悉的声音，会呼喊着让我们停下脚步。但是，我们轻轻推开那深情的双臂，甩下悲伤的亲人，走出敞开的家门。狂野神奇的音乐在我们心中回响，到那时，我们将懂得它歌声里的隽永含义。

我希望人们爱动物，但不要像许多人那样滥情。女人在这方面是最坚定的惯犯。不过，即便是我们这些知识男性，也常常以荒唐的偶像崇拜为由，将其贬斥为讨厌鬼。一些多愁善感的年轻女士在读过《大卫·科波菲尔》之后，便着手寻找一只来历不明的长毛小狗，它有一个可恶的习性：对男士的裤子吹毛求疵，继而嗤之以鼻地表示轻蔑与厌恶。她们用甜蜜的女孩腔跟那动物交谈（只要附近有人刚好能听见）。她们吻它的鼻子，把它不干不净的脑袋贴在自己的脸颊上，那样子好不叫人感动。我还注意到，这样的爱抚表演主要是当周围有年轻男士游荡时才会发生。

有些老太太则崇拜呼吸短促、浑身虱子的胖卷毛狗。我认识两位老处女，她们曾经患过静脉曲张，因此小腿上的静脉像一种德国香肠，常常引得一条狗在这中间窜来窜去。她们每天早晨用温水给它洗脸，早餐照例总是一块羊肉片。每逢礼拜日，其中一位到教堂去，另一位就留在家里给狗作伴。

有许多家庭，其生活的全部兴趣，都集中在狗的身上。顺便说一句，猫倒是极少受这种超级马屁之苦。猫对荒唐之事颇有平常心，此类愚蠢行为，猫一般会委婉而坚决地予以拒绝。然而，狗似乎乐意接受人们的阿谀奉承。它们鼓励主人做傻事，结果就是，在我所提到的那个圈子里，人们从早到晚滔滔不绝谈论的话题就只有“亲爱的菲多”已经做了什么，平时做什么，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过去正做什么，现在正做什么，将来正做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马上要做什么，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所有这些愚蠢的废话都是说给这个糊涂畜生听的。一天到晚，全家人坐成一排，看着它，评论它的一举一动，互相交流关于它的种种轶闻，回忆它的优点，泪眼盈盈地回想那天他们失去它长达两个小时之久，后来屠夫家的孩子才以最残忍的方式把它送回来。他们看见那孩子一手抓着狗的脖套，另一只手狠揍它的脑袋。

从这些痛苦的回忆里回到现实后，他们争先恐后将一大堆赞美之词一股脑地砸到那畜生身上，直到某位热情过头的家庭成员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疯疯癫癫地猛然扑向那个四足动物，把它搂到胸前，用吻将它淹没。而此时，其他人则忌妒得发疯，站起身来，以与前一个人不相上下的贪婪，紧紧抓住那条狗，低声诉说着赞美和忠诚。

在这些家伙中，每件事情的完成都离不开狗。如果你打算向哪家的大小姐求婚，或是想让老头把他的剪草机借给你，或者，想让母亲报名参加“禁止剧场乐队短号独奏者协会”（真遗憾，迄今为止尚没有这么个组织），你首先得过狗这一关。在他们愿意听听你的请求之前，必须先征得狗的官方批准。如果（这很有可能，因为那家伙的坦诚本性已被它所受到的非自然待遇给扭曲了）那畜生用敌意的撕咬来回答你的友好建议，那么，你的宏图大业就算彻底完蛋了。

“如果菲多不喜欢谁，”父亲此前就深思熟虑地发表过评论，“我看那家伙就不堪信任。你知道，玛丽亚，我以前就经常这么说。噢！它懂这个，上帝保佑它！”

去他的吧！

想想看，那个粗鲁无礼的畜生从前曾经是一只单纯的小狗崽，从头到脚天真无邪，意趣盎然，耽于玩乐，胸中燃烧着勃勃雄心，一心要变成一只大狗、好狗，吠叫起来一如其母。

天啊！生活悲惨地改变了我们的一切。世界如同一架巨大而恐怖的磨机，从一头推进去是新鲜、明亮和纯洁，另一头出来的，却是陈旧衰朽、潦草模糊、皱纹密布。

就连那只名叫“稳重”的小猫，现在也目光呆滞，睡意沉沉，面容暗淡，脚步迟缓，一副庄重威严的假正经模样。有谁会想到，从前，我们叫它“猫咪”，长着一对蓝眼睛，回旋、奔跑、翻跟头，是个疯疯癫癫的小淘气？

一只小猫身上有着怎样非凡的生命力啊！生命在这种小动物身上激发出的活力真的非常美丽。它们四处奔跑，边叫边跳，用后腿站着跳舞，用前爪抓取任何东西，不停地翻跟头，四脚朝天，踢个不停。它们也不知道自己干什么，它们是如此活力充盈。

读者可还记得，你我是什么时候有过这种相同的感觉吗？你是否能记起那新鲜的、青年时代的光辉岁月？我们踩着洒满月光的小路回家，我们觉得如此饱满的生命实在不适合从容漫步，于是就连蹦带跳，手舞足蹈，大喊大叫，直到那些晚归的农夫们的妻子认为我们疯了，而吓得躲到篱墙之内（她们这么做太有理由了），我们才停下来，大笑不止地看着她们迅速跑开，在我们告别的野蛮呼喊声中，血一下子变凉。

接着，我们流下了泪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哦，年轻灿烂的生命！它加冕我们为地球之王；它激荡着我们每一根颤动的血管，使我们飘然欲飞；它振奋着我们充满活力的头脑，叫我们勇往直前，去征服整个世界；我们年轻的心汹涌澎湃，使我们渴望伸出双臂，将那些辛劳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全都拥入胸怀，爱他们所有的人，所有！

啊！那些壮丽的时光，深厚而丰富的时光！我们迸发的生命，犹如一架看不见的管风琴，在我们耳畔奏响陌生、渴望的音乐，而我们年轻的血在咆哮，就像战马为搏杀而嘶鸣。哦，现在，我们的脉搏缓慢而平稳地跳动，我们衰老的关节患有风湿，我们爱上了安乐椅，还有烟斗，嘲笑男孩们的狂热。但是，哦，如何才能再次感受那神祇般的生命，哪怕是短暂一瞬！

羞涩是一种痛

所有伟大的文人都害羞。比如说我，虽然有人曾告诉我，说我的羞涩不大容易看得出来。

我对此感到高兴。要知道它曾经有一阵子极为明显，成为我诸多不幸的根源之一，并且，也给我周围的人带来不便——尤其是女性朋友，她们抱怨得最厉害。

一个羞涩的人，其命运通常不大乐观。男人讨厌他，女人鄙视他，而他对自己，则既讨厌又鄙视。习惯带给他的并不是解脱，除了时间，别无良医。虽说如此，我倒是得到过一个克服此种毛病的秘方。它刊登在一本小周刊的“答读者问”中，是这样写的（我谨记不忘）：“举止从容优雅，讨人喜欢，尤其是对待女士。”

可怜的家伙！我能想象得出，他阅读这份忠告时的苦笑。“举止从容优雅，讨人喜欢，尤其是对待女士”。千真万确！我亲爱的、羞涩的年轻朋友，你难道不是这样做的吗？你刻意掩饰自己的羞怯，装作热情大方，结果，势必因为过分的热情和亲昵，而显得荒唐可笑，令人生厌。然而，如果你率性自然，腼腆含羞，则又会被看作粗俗和愚蠢。

羞涩的人，对于社会加给自己的折磨，亦确有些轻微的报复。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痛苦可以传染。他害怕别人，一如别人害怕他自己。他能使一屋子人扫兴，只要他出场，最活泼热情的家伙也会立马变得神态沮丧，表情紧张。

此类麻烦多半是误解造成的。许多人把羞涩者的胆怯错当成傲慢自大，因而深感畏惧，并认为受到了侮辱。他的笨拙也被视为傲慢无礼，从而招致怨恨。有人刚开口对他说话，他就惊恐莫名，血一下子冲上头顶，全然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他本人，则被视为屈从于激情的不幸结果的绝佳样板。

说实话，在任何场合都遭人误解，这的确是羞涩者的宿命。无论他竭力给别人留下什么印象，结果肯定要弄巧成拙。他要是开个玩笑，就会被视为影射事实，并因为缺乏真诚而备受责难。他的隐喻讽刺之词，却被按照字面上的意义照单全收，于是，他理所当然地为自己赢得了蠢驴的美名。另一方面，他有时想表现得也还善于迎合，便冒险向人献上少许恭维，却不幸被视为讥嘲，从此永遭憎恨。

在旁人看来，上述种种，连同羞涩者的其他烦恼，都甚为有趣，自古以来就是写作滑稽喜剧的绝好素材。但是，如果我们的眼光稍稍深远一些，就会发现这幕喜剧有它不幸的，甚至可以说是悲惨的一面。一个羞涩者意味着一个孤独者——一个失去了全部友谊、断绝了所有社会交往的人。他在世界上孤独来往，却不能融入其中。在他与他的同胞之间，永远横亘着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一堵坚固而无形的墙，他徒劳无益地试图攀越它，最后摔得遍体鳞伤。

在墙的另一边，他看得见那愉快的笑容，听得见那欢乐的歌声，却无法伸出自己的手，去握住墙那边的手。他呆立一旁，注视着快乐的人群，渴望和他们对话，想告诉他们，自己是他们的亲人。然而，人们和他擦肩而过，互相愉快地闲聊，他无法留住他们。他试图追上他们，但他的狱墙跟着他移动，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他。在繁忙的街道，在拥挤的房间，在劳作的艰辛中，在欢乐的旋涡里，无论投靠多数，还是置身少数，无处不是人群麇集，亦无处不能听到人们的欢声笑语，看到人们的眼中闪烁着思想的光芒。而这边，羞涩者孤独徘徊，形影相吊，像个麻风病人，内心中充满了爱与渴望，而世界，对此一无所知。羞怯的铁面铆固在他的脸上，面罩下的真实面目，永远不为人知。亲切的话语和由衷的祝福，不时涌到嘴边，却化为喃喃低语，在铁罩的后面悄无声息，渐次飘零。

他的心为那些疲惫的兄弟而疼痛，但他的同情却哑默无声。对坏事的轻蔑和愤慨噎住他的喉咙，却找不到可以让热烈言辞喷发而出的闸门，最后只能咽了回去，戕害自己。所有仇恨、轻蔑以及对自然的深深热爱，在这些被人诅咒的羞涩者的心中，溃烂腐败，却不能发泄出来，他满心酸楚，陷入悲观愤世之中。

是的，羞涩者就像丑女人，在这个世界上，日子颇不好过。要想活得稍稍轻松舒适一点，需要犀牛那样的厚皮。的确，厚皮是我们的精神外套，没有它，我们就不能适应在文明社会里被人注目。一个气喘吁吁、面红耳赤的可怜虫，两腿战战兢兢，双手哆哆嗦嗦，谁看了都觉得惨不忍睹，要是不能自己治愈，那还不如赶快上吊更好。

这种病是能治好的。对于羞怯的缓解，我可以用亲身经历向你们保证：完全可以。读者或许已经注意到，我并不喜欢谈论自己，但出于人道方面的理由，我还是愿意借此机会交待一下。我老实承认，自己曾经像《巴伯谣》[57]里所提到的那个年轻人一样，是“羞涩中的最羞涩”，而且，“任何时候把我介绍给某位漂亮姑娘，我的两只膝盖就会打架，像是害怕得发抖”。好了，简单说吧，我将——不，我曾经——在前天干过这么一件事。当时，我独自一人（就像翻译《高卢战记》[58]的小学生所说的），把一个铁路餐馆的小姐逼入窘境。我用掺杂着酸楚和哀痛的言辞，指责她的无情和傲慢。我礼貌但坚决地强调：旅行中的英国人有权得到尊重和关心。最后，我直勾勾地盯着她的脸。还要我说更多吗？

真的，如此这般之后，我立即离开了餐馆，慌不择路，一副急急忙忙的样子，不等吃上点东西。但那是因为我改变了主意，并非由于我害怕，这你知道。

害羞的家伙差堪自慰的是：羞怯绝不是愚蠢的标志。虽说任性的小丑厚颜无耻地冷嘲热讽，总是那么游刃有余，但最高贵的本性亦并不必然包含厚度可观的脸皮。和公麻雀相比，马并不算是更低一等动物，森林之鹿也并不比猪更低级。羞怯只不过意味着极度敏感而已，无关忸怩作态，亦非狂妄自大，虽说鹦鹉派哲学总是强调羞怯与此二者密切相关。

的确，自负是治疗羞涩的特效药。当自负在你身上稍一露头，你就会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要聪明百倍，畏葸羞怯如遭重击，离你而去。当你顾盼自雄，环视众生，心想他们的智力与你相比只能算是小孩，你鹤立鸡群，自然不会比他们更觉羞怯。

自负是一个人所能穿戴的最精良的盔甲。在它难以穿透的光滑表面，恶意与忌妒之剑的轻刺，只会闪落一旁，无损你分毫。没有自负的护胸铠甲，天才的利剑就无法在生活的战斗中杀开血路，因为你既要主动进攻又要被动挨打。当然，我所说的自负，并非表现为高视扬鼻和装腔作势。那并不是真正的自负，而只是表演自负而已。就像孩子们扮演国王和王后，翎毛乱颤，长袍曳地，高视阔步。真正的自负不会使人反感，正相反，它往往使人变得亲切、仁爱、简朴。他不需要装模作样，他对自己的性格深感满意，他的骄傲深沉厚实，外表却不露纤毫。无论是赞美还是责难，他都淡然处之，他有足够的诚实堪当信任。他内心的幻想比之芸芸众生，更为高远宏阔，因而不屑分辨他人的细微差别。公爵或贩夫走卒，在他看来都无不同。论人衡物，皆出于己；臧否褒贬，盍假他人。

另一方面，羞涩者又很谦卑——他的谦虚来自于自己的判断，也来自于他过分在乎别人的看法。不过，年轻人这样完全正确。他的性格尚未成形，正从多疑而少信的混沌中慢慢形成，随着经验见识的增加，胆怯会逐步减少。一个男人的羞涩很少能够持续到成年以后。即使他自己的内在力量不能将它摆脱，社会的砥砺通常也会将它磨平。你几乎很难遇到一个真正羞涩的男人——除了在小说里，或是舞台上。顺便插一句，在那种地方，羞涩男人备受追捧，尤受女人的青睐。

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他常以圣洁的金发青年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金发总是伴随着善良。二者中任何一个单独出现，恐怕没有一个体面的观众肯相信了。我认识一位演员，有一次他把假发放错了地方，只好顶着自己的头发匆忙上台饰演主角，而他是黑头发。结果，观众席上对于他的每一次投入高尚情感的表演，都报以一片嘘声，因为他的这个样子在观众眼里就是个恶棍。他——羞涩的年轻人——爱着女主人公，爱得如此真挚热烈（只通过旁白表达，因为他不敢当面对她说）。他那么高尚无私，语调低沉，对母亲那么恭顺，戏里的坏人嘲笑他、戏弄他，他却那样平静地承受一切。最后的结局表明，他是个极聪明的人，虽然没有人理解这点。然后，女主人公告诉他，她也爱他。他那么惊讶，而且，噢，那么幸福！每个人都爱他，乞求他原谅，他报以几句简短、精当而略带挖苦的措辞，并祝福他们。他好像从来都如此快乐幸福，弄得那些并不羞涩的年轻人全都巴不得自己变得羞涩。真正羞涩的男人对此体会更深，他知道现实并不如此赏心悦目。他就远不如虚构里的主人公那么情趣盎然，比较起来，他略嫌笨拙愚蠢，亦稍欠热诚文雅，并且，他的头发也未免太黑了点。所有这些加到一起，结果也就大相径庭。

和他的观念相一致的，是他的忠诚。我对羞涩青年的一种美德深表赞同，那就是他对爱情的专一。当然，其原因也不难找到。真实情况是，他已经耗尽了全部的勇气储备，用来和一个女人四目相对，再让他去经受第二个女人的残酷考验简直没有可能。他承受过全体女性带给他的太多恐惧，绝不敢与更多女人再作周旋。一个已经够他受的了。

好了，那些脸皮较厚的年轻人则大异于是。他所面临的诱惑，实在是他那位羞羞答答的兄弟压根就没遇见过的。他四下打量，无处不是挑逗的眼睛和微笑的嘴唇。置身于这么多挑逗的眼睛和微笑的嘴唇之中，他一时忘了自己究竟属于哪一双挑逗的眼睛，哪两片微笑的嘴唇，昏昏然向错误的女孩求爱，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呢。而羞涩者，除了自己的靴子，从来都不看其他的东西，这可真是眼不见心不烦。羞涩者是有福的！

不过，羞涩者自己倒宁可没有那样的福气，他巴不得能和别人一样“鬼混”，每天臭骂自己不谙此道。时常竭尽全力地鼓足勇气，想要投身浪荡哥儿的行列，但成绩总是很糟。一两次无力挣扎之后，他重新瘫软在地，柔弱可怜。

虽然我说“可怜”，但恐怕从来就没人可怜他。某些不幸给受害者带来巨大的痛苦，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同情。弄丢雨伞，坠入情网，牙疼，鼻青脸肿，坐在了自己的帽子上。此处提到的可能是很少的几个例子，不过，首当其冲的还应该是羞怯。羞涩者被人当作活生生的笑料。他的痛苦是客厅竞技场上的体育运动，看客们兴致勃勃，对他指指戳戳，议论风生。

“瞧啊，”他们窃笑着，此呼彼应，“他脸红啦！”

“快看他的两条腿。”一个家伙说。

“您注意他是怎么坐的吗？”另一个补充道，“坐到了椅子边沿上啦。”

“看上去还挺爱脸红嘛。”一位军人模样的先生讥讽道。

“可怜他不知道该把手放在什么地方，”一位老太太低声道，她自己的手安静地交叉在腿上，“他的手简直叫他不知所措。”

“把他的腿截下一两码不至于有什么损害吧，”喜欢插科打诨的家伙插嘴道，“尤其考虑到他似乎正急着想把它们藏起来。”

接着，有人建议像他那样的嗓音应该去当船长；有人注意到他抓起帽子时的那股拼命劲儿；还有人对他的拙于言辞评头论足；另一些人则对他自然的咳嗽感到不胜其烦。诸如此类，等等等等，直到他的怪癖和那些家伙的唾沫都被抖落干净为止。

这个可怜的孩子，在亲戚朋友那儿情况更糟（和旁人比起来，亲戚朋友对他更有痛心疾首的特权）。他们不但在彼此之间取笑他，而且坚持要他明白自己可笑之所在。他们为了教诲他、开导他，而特意模仿他、丑化他。其中一位仁兄假扮成他，先走到外面，再滑稽而紧张地走进来，然后对他解释：这就是他（那个腼腆的家伙）走进房间时的样子。要么就转身对他说：“这就是你和人家握手时的样子。”然后和屋里的其他人一起演出一场滑稽哑剧，和他们一一握手，像是握着一个滚烫的盘子，再松手掉下。接下来，他们追问他为什么要脸红耳赤，为什么要结结巴巴，为什么那样低声细语，似乎他们觉得他这么做是故意的。再后来，其中一位挺胸收腹，在屋子里像只大肚鸽那样昂首阔步，然后很认真地建议他应当像这样走路。老头拍着他的背说：“孩子，大胆些，谁也别怕。”母亲说：“阿尔杰农，千万别做任何会让你丢脸的事，这样你就永远不必为你做过的任何事而难堪。”她冲他和蔼地微笑着，似乎对自己的清晰逻辑感到惊讶。男孩们说他“比女孩子还要差劲”；而姑娘们对这种加之于自己性别的暗示性诋毁，愤怒地给予还击，她们有把握地宣称，绝对没有一个女孩有他一半糟糕。

她们完全正确，的确没有女孩会这样。据我所知，世界上压根就没有“羞涩女人”这么个东西。当然，或许有亦未可知，但无论如何本人从未碰见过，除非你逮着一个让我见识见识，否则我不打算相信她们的存在。我知道，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与此正好相反。所有女人都被假设为胆小羞怯、惊慌失措的小鹿。被人家看的时候，她们应当脸色绯红，垂下温柔的双眼。人家和她们说话时，她们应当迅速跑开。而男人则被假定为鲁莽大胆，嬉笑打闹。可怜又可爱的小女人为此赞佩我们，但对我们又怕得要命。此种理论固然优雅迷人，但正如大多数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一样，亦只是胡说八道而已。一个十二岁女孩早学会了傲慢自负、冷若冰霜，而她二十岁的哥哥却嗫嗫嚅嚅地站在她身旁。一个女人在音乐会上迟到，她会脸不红心不跳地打断演出，搅扰全体观众；而跟在她身后的丈夫，则弯腰弓背，缩头缩脑，一脸痛苦地连声道歉。

上迄秋波初递，下至蜜月结束，在一切与爱情有关的事情上，女人们全都艺高胆大，举世皆知，无须絮絮。前面所举实例亦殊欠公允，男女的角色定位并不对等。爱情是女人的“生意”，我们做生意的时候，理所当然要把自己的天生弱点搁置一旁——我所认识的最羞涩的男人是给照相馆揽生意的。

育婴指南

哦，是的，我对婴儿倒是颇有些了解。我自己就曾经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虽说时间不长——至少没有我那时穿的衣服那么长。那些衣服的确很长，这个我记得，当我想踢某个家伙时老是绊住我的脚。为什么婴儿要穿如此长的衣服？这虽然不是什么难解之谜，但我还是很想知道，遗憾的是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是不是因为父母们对孩子的尺寸颇感惭愧，于是希望藉此使他们看上去比实际尺寸更大些呢？有一回，我向一个保姆请教此事，她说：

“感谢上帝，先生，他们一直穿长衣服呀，祝福这些小心肝儿。”

当我向她解释，她的回答——虽然我不怀疑她的诚实——几乎没有解决我的疑问时，她答道：

“上帝保佑，先生，您不会叫他穿短衣服吧？可怜的小乖乖。”她说话的口气似乎暗示我在主张某些卑劣的暴行。

打那以后，我在调查这个问题时总是颇为踌躇，因此对我来说，个中缘由——如果真有什么缘由的话——至今仍然是个谜。不过在我看来，给婴儿穿任何衣服，似乎都很荒唐。鬼知道，在我们需要衣服之前，就已经在生活中受够了穿衣脱衣之苦。你也许会认为：那些在床上生活的家伙，好歹总可以免受这种折磨吧。早晨把那个可怜的小倒霉蛋叫醒，脱下一堆衣服，穿上另一堆衣服，再把他放回床上；晚上又把他从床上拎起来，仅仅是倒过去把上面的事情重做一遍，真是何苦来哉？折腾完了之后，我倒真想知道：婴儿夜里穿的衣服与白天所穿的，到底有何不同？

然而，我这样问，恐怕只能使自己显得荒唐可笑（正像别人告诉我的，我这人常常这样），因此对于此类衣服方面的问题我决定不再多嘴，除非某种时尚款式在区分婴儿性别方面能给我们带来极大便利。

就目前而言，此种便利尚属难题。而发型、服饰和谈吐，所能提供的线索亦皆甚少，剩下的办法就只有瞎猜啦。糟糕的是由于某种神秘的自然法则，你总是猜错，于是你就免不了要被所有的亲朋好友尊为傻瓜加无赖。在谈到一个男孩时用“她”，与提及一名女婴时称“他”，其罪大恶极的程度实在不相上下。无论碰巧弄错性别的那个孩子是男是女，你都会被认为是蓄意轻蔑，只要涉及这个话题，就会被视为对整个家庭的人身侮辱。

另外，你如果还爱惜自己的良好名声的话，千万不要使用“它”这个称呼，更不要指望以此来摆脱困境。

有五花八门的方法可以让你忍耻蒙羞，比如残忍地谋杀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家庭，然后将他们的尸体沉入自来水公司的蓄水池，这样一来，你的罪行就会在邻里间招致非议；甚至抢劫教堂也会使你获得衷心的厌恶，尤其是教区牧师的厌恶。不过，假如你想尽情畅饮人类同胞泼向你的轻蔑憎恨的污言秽语，那就让一位年轻母亲听你用“它”来称呼她亲爱的宝贝吧。

最高明的办法是用“小天使”来称呼那种东西。“天使”一词两性通用，此种场合最为适宜，而且这个称号的确颇受欢迎。为了花样翻新，“小乖乖”或“小美人”也很有用，不过，“天使”仍是你赢得最大信任和好感的首选术语。说出这个词之前，应当先哈哈一笑，说的时候再伴之以尽可能多的微笑。另外，无论你做什么，千万别忘了说那孩子的鼻子酷似其父。这一招拍婴儿双亲的马屁（原谅我的粗俗）真是百试不爽。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装作一笑，说：“噢，胡说！”此时，你必须装出兴奋的样子，坚持说那绝对是事实。对此你大可不必良心不安，因为那小东西的鼻子的确大似其父（其所有天性方面都酷似其父），实际上，鼻子只不过是个小缺陷而已。

不要小瞧这些提示，我的朋友，总有一天你会派上用场。想想这样的场景：一边是妈妈，另一边是奶奶，身后是一群衷心赞美的女士（很遗憾不是赞美你），面前是光头小人儿，这时候你就会因为知道该说些什么而感激涕零了。一个男人（我指的是未婚男人）最为尴尬的处境，莫过于经受“看看我的小宝贝儿”的严酷考验。哪怕仅仅是个提议，也会叫他背心发冷，不寒而栗。他说“不胜荣幸”时的一脸苦笑，甚至足以让一位母亲心旌摇荡，除非——正如我一向认为的——此举纯粹是妻子们采用的一种策略，目的是让单身汉朋友知难而返。

无论有什么样的托词，它都是一个残酷的圈套。铃声一响，有人吩咐保姆把婴儿从楼上抱下来。这是一个信号，接着，所有的女性出场，开始谈论“宝宝”。在此期间，你被冷落一旁，暗自神伤，思谋着是否可以突然想起一个重要约会，以及她们有没有相信你的可能。你刚刚编造出一个叫人殊难置信的荒唐借口，正打算说门外有人等你，房门开了，一位身材高大、一脸严肃的女人走了进来，抱着个乍一看不甚起眼的小枕头，一头毛茸茸的。不过本能告诉你，这就是那个婴儿。你可怜兮兮地站起身，试图装出热心的样子。等到在场女士对那婴孩的第一波热烈赞美渐次平息，叽叽喳喳的女士在数量上减少到寥寥四五人（她们通常四五人一组轮流上阵），此时，该轮到你迈步向前啦。你走上前的样子跟走上弓街[59]的被告席没什么两样，接下来，你苦不堪言，呆若木鸡，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孩子。四周鸦雀无声，你知道每个人都在等你发言。你搜索枯肠想说点什么，却惊恐地发现：你的理性能力已经离你而去。在这个绝望的时刻，你的邪恶天赋抓住了机会，使你头脑里冒出了在人类的胡言乱语中最为白痴的评论。你傻笑着，环视四周，嘿嘿地说：“这孩子头发不多，是吧？”好一阵子没人响应，最后，那位庄严的保姆郑重其事地说道：“五周大的孩子，头发一般不会有多长。”随后又是一片肃静，你觉得自己得到了第二次机会，于是乘此良机询问那孩子是否会走路，或者他靠吃什么活着。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无可救药地被视为缺心眼，你能感受到的唯一的东西恐怕只有同情。可保姆却坚决认为，不管你心智是否健全，都不应该逃避义务，你要把自己的职责履行到底。于是她将那捆包袱推到你的面前，用高级女祭司揭示某种宗教秘密时的腔调说：

“先生，抱抱他。”你五雷轰顶，却又无力推拒，只好诚惶诚恐地接过包袱。“胳膊放得更下一点。”高级女祭司说。然后，所有的人都后退一步，专心地注视着你的举动，仿佛你正准备打那个小家伙的坏主意。

你手足无措，既不知道该说什么，也搞不清该做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你必须要做点什么，而此时，你唯一闪现心头的一件事，就是把那个闷闷不乐的小家伙抱在手上悠来荡去，嘴里念念有词地唱“宝贝呜呜小宝贝”，或者在智力上大致与此相当的一些废话吧。“先生，我要是你就不会这么颠他，”保姆说，“这样会使她不舒服。”你迅速决定不再颠他，满心希望自己还不至于做得太过分。

小家伙自始至终用恐惧和厌恶的表情向你致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突然呜哩哇啦尖叫起来，终于结束了这个愚蠢的把戏。女祭司冲过来一把夺过孩子，嘴里念念叨叨：“哦哦，宝贝儿！哦哦，怎么啦？嗯嗯。”“多么令人惊奇！”你松了一口气说：“也没把他咋的呀，怎么就这样呢？”孩子的母亲愤怒地说：“哎呀，还要怎样？孩子绝不会无缘无故哭成这样。”显然，他们认定你用大头针扎了他。

那小子终于安静下来，而且无疑会静一阵子，但是没想到有喜欢恶作剧的好事之徒再次指着你，问那孩子：“宝贝儿，这是谁呀？”聪明的小家伙认出了你，哭得更凶了。

对此，某位胖老太太评论道：“真奇怪，孩子竟然也会讨厌什么人。”“哦，他们知道讨厌谁。”另一位神秘地回答说。“这真叫人惊讶。”第三位补充了一句。于是，每个人都对你侧目而视，确信你是一个最恶毒的无赖，并得意地认为：你的真正本性虽然瞒过了你的同胞，却被一个小孩子尚未开化的本能所识破。

然而，孩子尽管犯有种种罪错和过失，但他们亦并非一无是处。他们充实空虚的心灵；他们将爱的阳光洒在愁云密布的脸上；他们用纤小的手指抚平皱纹，化为笑容。当是时也，我们还能说他们一无是处吗？

古怪的小精灵！他们不知不觉地充任了世界大舞台上的喜剧家。他们给生活的沉重戏剧平添幽默。每个孩子都是坚定地和规矩秩序作对的小捣蛋鬼，他们从来都是在错误的时间，于错误的地点，以错误的方式，做错误的事情。女看护吩咐詹妮，去看看汤米和托迪在干什么，并“告诉他们不能那么干”，她洞悉孩子的天性。给普通孩子一个绝好机会，小家伙要是真的没做什么不该做的事，那倒应该马上去叫大夫。

小家伙们干起荒唐透顶的事情来，堪称天才，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他们面容严峻，表情坚毅，叫人忍俊不禁。两个小家伙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手牵着手，迈着摇摇欲坠的蹒跚脚步往东去，一个脾气暴躁的大姐姐在后面大喊大叫，要他们跟她向西走。这般情景在旁人眼里（那位大姐姐或许应该除外），最为有趣。他们绕着一个哨兵转圈，带着巨大的好奇心紧盯着他的双腿，不时地捅捅他，看是不是个真家伙。他们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坐在公共汽车尽头的那个害羞的年轻人就是“大大”，使受害人感到无地自容。人头攒动的街口让他们意识到，那正是高声大气地谈论家庭丑事的绝佳场所。来到交叉路口正当中，他们突然产生跳舞的冲动；而生意繁忙的店铺的门阶，则是他们选定坐下来脱掉鞋子的好地方。

在家中，他们发现屋里那根最大的拐杖或者一把雨伞（如果是撑开的则更好），对于爬楼颇有助益。他们在一个精确的瞬间发觉自己喜欢玛丽·安，此时那位忠实的女仆正在打扫壁炉，没有东西能够缓解他们拥抱她的激情。说起食物，他们最钟爱的饭菜是可乐和猫食。他们照料小猫时把它翻个四脚朝天；他们对狗表达好感的方式就是拽它的尾巴。

他们是一堆麻烦，他们所到之处一片狼藉，把他们抚养成人所费甚巨。但你还是不愿拥有没有小孩的房子。没有他们聒噪的舌头和淘气的双手，那简直就不是个家。屋子里缺了他们噼噼啪啪的脚板声，难道不显得空寂吗？没有他们的叽叽喳喳七嘴八舌，你难道不会怅然若失吗？

事情本该如此。我有时想，孩子的小手如同分岔的楔子。拒不承认全人类最纯洁的感情（它使女人的生命臻于完美）——母爱，乃是最愚鲁的勾当。那是圣洁之爱，我们这些粗糙的男人几乎无法理解。如果我说，母爱的确不应该淹没其他的一切温情，我希望这不会被视为对母爱缺乏尊重。婴儿不必要占据你的全部身心，就像用围墙圈起沙漠水井的富人，井边难道不正站着另外那些口干舌燥的旅行者么？

在你们身为良母的热望当中，也别忘了做个好妻子。没有必要把所有的思虑和关心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当可怜的埃德温希望你陪他出去走走的时候，不要气哼哼地回答：“什么？丢下孩子！”不要将整个晚上都消磨在楼上的婴儿室里，也不要让你们谈话的内容仅仅局限于百日咳和麻疹。亲爱的小妇人啊，孩子打个喷嚏不会有性命之虞；你前脚出了大门，保姆也不会后脚就跟着当兵的私奔，房子也不会转眼就着火坍塌；你离开孩子床边片刻，猫也未必就会溜进来坐在你娇贵宝贝的胸口上。你为那唯一的小家伙而自寻了太多的烦恼，其他的每一个人却都为你而烦恼。试着想想你另外的责任吧，你娇好的脸庞就不会总是皱纹密布。婴儿室里的快乐，客厅里一样也有。稍稍关心一下你的“大宝贝”吧。陪他跳一小会儿舞，叫叫他动听的名字，偶尔开开他的玩笑。只有头一个孩子才会占据一个女人的全部时间，五六个孩子并不需要像一个孩子那样给予那么多的关注。可是，不等你有更多的孩子，糟糕的事情已经接踵而至：屋子里似乎已经没有丈夫的空间，妻子忙得顾不上关心丈夫，而且在蛮不讲理的丈夫眼里，也慢慢失去了魅力，他学会了到别处去寻找安慰和关怀。

就此打住，打住，打住吧！如果我继续这样啰里啰唆，恐怕就会给自己挣得“婴儿憎恨者”的尊号了。老天知道我并不是这样的人。看到一张张天真无邪的小脸，胆怯无助地围聚在通向世界的大门前，谁还会心怀怨恨呢？

世界！这圆圆的、小小的世界啊！在孩子眼里，是个多么辽阔神秘的地方！屋后的花园看上去是一片多么荒凉的大陆！他们进入楼梯底下的储藏室里，那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探险！他们俯瞰楼下的长街，不知何处是尽头，目光何等敬畏！那就像我们这些大孩子仰望繁星闪耀的苍穹。

他们投向那条最长的街道——那条在他们面前蜿蜒而去、昏暗朦胧的生活长街——的匆匆一瞥，何等沉着老到！有时候，他们的目光又是何等可怜，何等惊慌！一天晚上，我看见一个小不点儿坐在梭霍区[60]贫民窟一个门口的台阶上，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孩子枯萎的脸上被煤气灯照现出的目光——一种呆滞绝望的目光，仿佛看见他悲惨的生活远景在肮脏的庭院里像幽灵一样渐次呈现，恐惧窒息了他的心灵。

可怜的稚嫩的双脚，刚刚开始踏上坚硬的旅途！我们这些成年旅人，在这条路上已经渐行渐远，只能暂停片刻向你扬手致意。你走出黑暗的迷雾，我们回首四顾，看见了你。你遥远的身影是那么小，站在山崖的顶端，双臂伸向我们。愿上帝保佑你成功！我们愿意停下来，牵你的小手在我们的手中，但大海的低吟正在我们耳畔回响，我们无法再作逗留。我们必须加紧赶路，缥缈的航船正等着继续它们前途暗淡的航行。

吃喝之道

我对吃喝一向兴致颇高，即使小时候也是如此——在早年，主要还是吃这方面。那时候，我牙好胃口好，消化能力也好。记得有一次，一位面色青紫、眼神麻木的先生到我们家做客。他盯着我吃饭足有五分钟，看来十分入迷。观赏完毕，他转身问我父亲：

“令郎从未得过消化不良么？”

“我从未听他有过任何那样的抱怨。”父亲答道。接着问我：“你有过消化不良吗，肚子疼？”（他们都叫我“肚子疼”，但那不是我的本名。）

“没有，爸。”我回答。紧接着我又补充道：

“爸，消化不良是个啥玩意儿？”

我们面色青紫的朋友开始用惊异而忌妒的眼神注视着我，然后，用饱含怜悯的语气缓慢地说：

“你会知道的，总有一天会知道的。”

我可怜的、亲爱的妈妈总说她喜欢看我吃饭，打那以后，她的这番话一直带给我愉快的回忆，我在这方面亦必定使她感到相当满意。一个成长中的健康少年，功课繁重，却能小心克制，不使自己太过沉迷于学习，而于进食能力方面，通常倒能满足最严苛的期望。

看男孩们吃饭很有趣，前提是你不必为他们掏腰包。在他们的观念里，所谓饱餐一顿，就是一磅半烤牛排，五六只大个儿马铃薯（越油腻越好，因为更实在），若干蔬菜，四大份约克布丁外加两小份醋栗布丁，几个青苹果，少量坚果，半打甜面圈，以及一瓶姜汁啤酒。吃完他们就去骑马。

他们肯定瞧不上我们这些家伙，就凭一勺清汤、一对鸡翅，竟可以厚着脸皮坐上两个小时！

但男孩们那一边也并非风骚独领。一个小男孩就未曾享受过餍足之乐，他从不满足。他从来不会伸直大腿，两手抱头，双目微阖，沉浸在男人酒足饭饱后飘飘欲仙的幸福之中。对一个男孩来说，什么样的晚餐都大同小异，无非是填饱肚皮而已。而对于一个男人，它却是仁慈仙女的一剂良方。晚餐之后，世界会呈现出明亮而美好的一面。一个心满意足地享用过一顿晚餐的男人，会产生一种热爱全体同胞的渴望。他轻柔地抚摸着小猫，温情脉脉地称呼它“可怜的咪咪”。对屋外德国乐队的乐手们抱有深切的同情，惦念着他们的冷暖。那一刻，他甚至对老婆家的亲戚也恨不起来。

一顿美餐使男人温情的一面袒露无遗。在腹中美食的温和影响下，阴郁乖僻的人会变得兴高采烈，喋喋不休；迂腐古板的家伙，一天的其他时间里好像只靠醋和泻盐活着，饱餐一顿之后，他们皱纹密布的脸上才会荡漾出微笑。他们还轻轻拍着小孩们的脑袋，含糊其辞地表示要给他们六便士。严肃的人变得温和愉快；而势利的年轻人（须发浓密的那种）则忘了让自己惹人讨厌。

我则总是在晚餐之后暗自神伤，那是我唯一能正确欣赏爱情小说的时刻。于是乎，当男主人公最终狂热地把“她”抱在胸前，并抑制住自己的啜泣时，我不禁悲从中来，就像发纸牌时自己只摸到了一张两点；当女主人公最后死去时，我止不住潸然泪下。如果我在清早阅读同一个故事，就会对它冷嘲热讽。消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消化）对心灵有着不可思议的影响。如果我想写点悲惨兮兮的东西——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想尝试着写点儿悲怆兮兮的东西——我就会提前大约一小时吃一大盘热奶油松饼，这样，等我坐下来工作的时候，一种说不出的忧郁感就会漫上心头。我描绘一对伤心恋人在孤独偏僻的路旁篱门前作最后的诀别，悲凉的黄昏暮色四合，远处，牧归羊群丁零当啷的铃声打破悲情满怀的寂静。老人坐看凋萎的繁花，直到视线模糊，泪光迷离。玲珑秀丽的少女守候在敞开的窗前，望穿秋水，但“他没有出现”。似水年华匆匆而逝，阳光般的金丝发缕变得稀疏花白。他们逗弄过的婴孩已经长大成人，并且自己也有了一群矮胖的淘气儿女，和他们一起嬉戏过的玩伴，如今正躺在萋萋荒草下的永恒寂静之中。但他们仍在等待和守望，直到无名夜晚的黑色暗影悄悄地漫过来将他们淹没，直到那个糊涂烦恼的世界从他们疼痛的双眼里渐次凋零。

我看见苍白的尸体漂浮在白沫翻滚的波浪里，临终病榻上的苦涩泪痕斑斑点点，杳无人迹的凄凄荒漠上坟茔片片。我听见女人凄厉的哀号，小孩低沉的呻吟，壮汉干涩的呜咽。这全是因为奶油松糕。一份羊排和一杯香槟，可唤不起我一丝半毫的忧郁想象。

滚圆的肚皮对诗兴大有裨益，老实说，没有哪一种情绪靠瘪瘪的肚皮就能维持。我们没有时间和兴致去沉湎于假想的烦恼，除非我们已经消除了我们真实的不幸。屋子里站着法警，我们就不会为死去的小鸟低徊叹息；我们不知道到地球的哪个角落才能弄到我们的下一个先令，也就不会在乎我们笔下情人的笑容是冷是热，抑或是不冷不热，或者干脆就不在乎关于她们的任何东西。

傻瓜——当我用这样轻蔑的口吻提到“傻瓜”时，我的意思是指持有和我不同见解的那些家伙。如果有一个家伙让我轻蔑有加，那他准是在所有话题上都和我意见相左。傻瓜（我接着说吧）告诉你，精神贫困比肉体饥渴更叫人痛苦难忍，那是因为他们对这二者都没有太多体验。浪漫感人的鬼话而已！用来安慰那些热恋中的小青年倒正合适，他们傲慢地俯视着苍白憔悴、一脸菜色的穷鬼，心里想：“哦，和我比起来，你多幸福啊！”也可以用来宽慰肥胖的老先生，他们喋喋不休地诉说：穷比富好。但是，这些全是胡说八道，全是无耻谎言。疼痛的脑袋很快使人忘掉疼痛的心。断了的手指头会驱散对失去恋人的所有回忆。当一个人感到实实在在的饥肠辘辘，他感觉不到除此之外的任何事情。

我们这些红润饱满、衣食无忧的家伙几乎无法懂得饥饿感是个什么东西。我们倒是懂得什么是食欲不佳，对摆在面前的美味佳肴无动于衷，但我们不知道渴望食物意味着什么（别人在浪费面包的时候，你却为面包而死）。用饥饿的眼睛盯着肮脏的窗户后面正在嗞嗞冒热气的粗糙食物，渴望得到一点豌豆布丁，却掏不出一个硬币来买。只觉得一片面包皮堪称美味，一块硬骨头如同盛宴。

饥饿感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奢侈品，一种开胃增味的调料。仅仅是为了发现从吃喝中到底能获得多少满足，也很值得尝尝饥渴的滋味。如果你想彻底享受你的晚餐，早饭后到乡下一气走上三十英里，这期间不要碰任何吃的东西。等回到家，看到洁白的桌布和热腾腾的饭菜，你是怎样的两眼放光！当你放下喝空的啤酒杯，再拿起刀叉，又会发出一声怎样满足的叹息！吃完饭，把椅子向后一推，点上雪茄，面带微笑地环视众人，这时你感受到的是何等的惬意！

然而，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要确定无疑地保证最后那顿货真价实的美餐，否则那失望就够你受的了。我记得曾经和一位朋友——哦，亲爱的老约瑟夫，我们在生活的迷雾中互相失去对方已经很久了。我最后一次见到约瑟夫·塔波伊斯想必是八年之前。再次见到他那张快乐的脸庞，重又紧握他有力的双手，又一次听到他爽朗的欢笑，那是多么令人愉快啊！他还欠我十四个先令呢。好啦，那次我们一起度假，一天早晨，我们早早地用过早餐，便开始了一次漫长的远足。我们为那天的晚餐订了一只鸭子，并叮嘱：“来一只大的，我们回来的时候肯定非常饿。”正准备出门的时候，房东太太兴致勃勃地走进来，说：“我给先生们弄来了一只鸭子，希望你们满意。如果你们能把它消灭掉，那可真是好样的。”她手里拎着一只家禽，大约有擦鞋垫那么大吧。我们瞥了一眼那东西，心里暗笑，说我们愿意试试。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像一个深知自己实力的家伙那样，自鸣得意。然后，我们就出发了。

不出所料，我们迷了路。我在乡下总会这样，每次都弄得我几乎要发疯，因为你向碰到的任何人问路都毫无用处。指望一个乡下粗人知道到下一个村子的路该怎么走，还不如去向一位客栈女佣打听怎样整理床铺。你把问题喊上三遍，声音才会钻进他的脑壳。第三遍的时候，他才迟缓地抬起头，茫然地看着你。你还得冲他吼上第四遍，他跟着你再把问题重复一遍。他沉思了一会儿，时间足够让你数到二百。然后，他开始以每分钟三个字的速度和你说话，他认为你“最好这么走——”这时他看见另一个傻瓜正沿着这条路走来，就大叫着把我们的问题向那个人重复了一遍，想听听他的建议。两个人为此争论了大约一刻钟，最后才一致认为：你最好径直沿着小路走，再向右拐，过了第三个栅栏门，循着老吉米·麦尔切家牛棚的左侧，穿过七英亩庄稼地，再经过斯奎尔·格拉宾家的干草垛，在一段骑马小路上走一会儿，直到你来到那座小山的对面，那儿早先有个风车——但现在已经没了——再向右一拐，背对着斯提金家的种植园……到这时，你只好对他们说声“谢谢”，头昏脑涨地落荒而逃，对于到底该怎么走仍旧没有丝毫概念，唯一清楚的是：在某个地方（或者其他的什么地方）有个栅栏门，那是你的必经之地。接下来，在下一个转弯处，你遇到了四个栅栏门，每一个都朝着不同的方向！

这样的痛苦考验我们遇上了两三回。我们脚步沉重地穿过田野。我们涉过溪流，攀过棘篱，爬过墙垣。我们为最初迷路到底是谁的错而吵了一通。我们垂头丧气，双脚酸疼，筋疲力尽。虽然经历这种种磨难，但对鸭子的希望却始终在支撑着我们。仙境般的幻象浮现在我们疲惫的眼底，拽着我们向前。想到这点，就如同昏厥的士兵听见了军号的召唤。我们一边谈论着鸭子，一边用对它的渴念互相打气：“快走啊，鸭子要馊啦。”

有一刻，我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诱惑，想走进我们路过的一个乡村客栈，来一份干酪和几块面包，但我们英勇地克制住了自己：饥肠辘辘才能让我们更好地享受鸭子的美味。

最后的四分之一英里我们只用了三分钟，回到镇上，我们幻想着已经闻到了鸭子的香味。我们冲上楼，洗澡，换衣，下楼，把椅子拉到餐桌旁，坐下来，摩拳擦掌。不一会儿，房东太太掀开盘盖，我们抄起刀叉，开始切鸭肉。

那家伙看来的确需要大动干戈。我和它搏斗了大约五分钟，居然未能损其分毫。于是，正在吃马铃薯的约瑟夫建议：如果找个精于此道的人来干这活是不是要好一些。我毫不理会他这个愚蠢的建议，再次向鸭子发动进攻。这回由于我的动作过于生猛，那畜生离开了餐盘，躲到火炉围栏里去了。

我们很快把它弄了出来，我准备再作一次努力。但约瑟夫不高兴了，说他要是早知道晚餐将是一场盲人曲棍球比赛，那还不如在外面随便吃点什么算了。

我筋疲力尽，没力气和他吵架。我一脸严肃地放下刀叉，回到座位上。约瑟夫朝那只倒霉的畜生走过去。他默不作声地专心工作了一阵，接着嘟囔了一句“该死的鸭子”，然后脱掉了外套。

借助于一把凿子，我们终于把那东西分解开了，但它根本就不能吃，我们不得不以蔬菜和苹果馅饼权充晚餐。我尝了一口鸭子，感觉如嚼橡皮。

这样野蛮地对付那只公鸭是桩邪恶的罪过。但在这儿，已经没人遵守传统的乡村习俗了。

我开始写这篇文章时，本来是想谈谈吃喝方面的事，但到目前为止，我似乎把话题完全局限在谈吃上了。好了，大家都心知肚明，喝酒是那种不宜大肆谈论的话题之一。每晚酒醉醺醺地上床被视为男子汉气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清醒的头脑和稳然不抖的手，也不再会为它们的主人招致“女人气”的责备。相反，在这世风日下的日子，恶浊的呼吸、长满酒疮的脸、摇摇晃晃的步态，以及沙哑的声音，已经被视为无赖的标志，而不再是绅士的特征。

然而，即使是在今天，男人的好饮仍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我们总能找到这样那样的借口喝上一杯。一个男人的面前如果不摆上酒杯就不会感到舒服。我们吃饭前喝，吃饭时喝，吃饭后还喝。我们与朋友见面喝，与朋友分别也喝。我们谈话时喝，读书时喝，思考时同样喝。我们为别人的健康干杯，却损害自己的健康。我们为女王、为军队、为女士们、为其他所有能喝酒的人干杯；而且我相信，如果实在不够数，我们就会为各自的丈母娘干杯。

顺便说一下，我们从不为谁的健康而吃饭，却总为他的健康而喝酒。我们为何不这样说：“现在，请大家起立，为某某的成功吃个馅饼？”

老实承认，比起大多数为此而辛苦劳作的男人，喝酒这门日常功课对我来说实在不算什么。我能理解人们借酒浇愁，或是用它赶走疯狂的念头，而且效果颇佳。我能理解无知群氓为何喜欢把自己泡在酒里（噢，的确如此，他们这么干真是骇人听闻）。对我们这些住着舒适的房子、被生活的全部优雅和快乐所环绕的人，那真是不可思议。那些潮湿地窖和四壁漏风的阁楼里的居民，应该爬出他们悲惨的巢穴，走进温暖明亮的酒吧，借着杜松子酒的忘川之水[61]，短暂地逃离他们那个阴暗的世界。

不过，在面对他们的恶劣生活而惊恐地举起你们的双手之前，不妨想想，“生活”对这些不幸的人们到底意味着什么。想象一下他们的牲畜般的穷愁潦倒，想象一下他们年复一年地在狭窄肮脏的房间里苟延残喘。在那里，他们像下水道里的蛆虫一样挤作一团，翻滚，患病，睡觉。在那里，蓬头垢面的孩子尖叫打闹，邋里邋遢、尖声粗气的女人在打架、咒骂、唠叨。外面的大街上充斥着污言秽语，周围的房子是个喧嚣恶臭的疯人院。

想想这些没有思想和灵魂的人，对他们而言，生命的繁花必是一根枯萎的枝条。马在它的围栏里嗅着甜美的干草，心满意足地咀嚼着成熟的玉米；看门犬在它的狗舍里微闭双目，沐浴和煦的阳光，梦见自己在露水沥沥的田野上欢快地追逐，醒来时以一声喜悦的叫唤向那只爱抚的手表达感激。可是，在那些穷困者的泥土般的生活日志里，却从未出现过一缕阳光。自他们从毫不舒适的床上爬起来的那一刻，到他们重新懒洋洋地回到床上的那段时间为止，他们从未有过一刻真正的生活。消遣、娱乐、关爱，他们一窍不通。快乐、忧虑、欢笑、眼泪、爱情、友谊、企盼和失望，对他们只是有闲阶级的词汇。从他们睁开童稚的双眼，第一次俯瞰他们的肮脏世界，到他们带着诅咒永远闭上双目，尸骨被铲到看不见的地方，他们从未感受过人类同情心的温暖，从未为一点思想而颤抖，也不曾为胸中怀有的一点希望而动身出发。以仁慈上帝的名义，就让他们把疯狂的烈酒灌进自己的喉咙，并在那短暂的一瞬感觉到自己还活着吧！

啊！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论情感，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胃才是幸福的真正基础。厨房是我们膜拜的神殿，呼啸的炉火是我们女灶神[62]的圣光，而厨师就是我们首席大祭司。他是一位非凡的魔术师，而且亲切和善。他平息了所有的悲伤和焦虑，他驱散了全部敌意，使一切爱情都幸福喜悦。上帝是伟大的，而厨师乃是传播神谕的先知。让我们吃吧，喝吧，欢乐吧！

带家具的房间

“嗨，你们有房间出租吗？”

“妈妈！”

“哎，什么事？”

“有位先生要租房子。”

“请他进来，我一会儿就上去。”

“您请进来吧，先生。我妈妈这就上来。”

于是，你进了门。过了一会儿，“妈妈”慢吞吞地上了厨房的楼梯，一边走一边解围裙，还朝楼下的什么人吩咐有关土豆的事情。

“早上好，先生。”“妈妈”说，脸上带着疲倦的微笑，“请从这边上楼。”

“噢，大概用不着上去吧。”你说，“什么样的房间？租金多少？”

“哦，”房东太太说，“如果您能上楼的话，我可以带您看看。”

于是，你嘟囔着表示异议，暗示此后任何对浪费时间的抱怨都罪不在你。你跟着“妈妈”上了楼。

在二层楼梯间里，你撞倒了一只水桶和一把扫帚，于是“妈妈”开始数落起使女的不可靠，并越过栏杆，冲着楼下大喊大叫，喝令莎拉上来，马上把那些东西拿走。你们来到房间外，她停住了，手扶房门，向你解释说，房间这会儿不怎么整洁，因为最后的房客昨天才刚刚离开。她还补充说，那天正好是他们的扫除日——一直这样。弄明白了这些之后，你们进了房间。两个人表情严肃地站在那儿，饱览面前的场景。房间的样子的确不敢恭维，就连“妈妈”的脸上也没流露出任何赞美之色。这个尚未出租的“带家具的房间”，在早晨的阳光里看上去实在不能产生愉快的感觉。里面了无生气。不过，等你搬过来并生活其中，那就完全不是一码事了。到那时，每当你抬眼扫视，你熟悉而古老的家居神[63]就会向你的目光致意，你所有的小摆设散布你的周围——你曾深爱过而后又失去的所有姑娘的照片排放在壁炉架上；半打样子难看的烟斗痛苦地散落在显眼地方；一只男用拖鞋在煤箱底下探头探脑，另外一只则栖息在钢琴顶盖上；名画掩盖着脏兮兮的墙壁，你那些亲爱的老友——你的图书，四散凌乱，丢得到处都是；还有你妈妈珍爱的古老青花瓷器，以及她在遥远的往昔里亲手绣制的屏风，她温和苍老的脸庞，那时候还笑意盈盈，青春焕发；她稀松的白发，那时候还翻滚着金褐色的发卷，从斗型女帽沿底下露出来……

啊，昔日的屏风，在你年轻的日子必定风华绝代。郁金香、玫瑰和百合（全生长在同一枝茎干上）金丝银线的光辉新鲜亮丽！从那时起，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冬夏来了又走了。我的朋友，你曾伴着舞动的火光戏耍，直到你变得暗淡，变为灰白。现在，你的灿烂颜色正迅速衰退；嫉羡你的蛀虫已经咬断你光洁柔软的丝线，你正渐渐枯萎，像那双已经死去的手（曾经是这双手把你绣成）。你可曾深切缅怀过那些死去的手？你有时看上去那样表情庄严，陷入沉思，使我几乎认为你正在回首往事。来吧，你，我，还有那微暗的炉火，让我们一起说说话吧。用你无声的语言告诉我，那些青春岁月你还记得什么。当你躺在我年轻妈妈的膝头，她少女的手指伴你五彩缤纷的发丝嬉戏，可曾有过一位少年在她身旁，抓住那双纤手中的一只，固执地握着它，用亲吻使它窒息，以致遗憾地妨碍了刺绣的进程？你脆弱的身体，是不是常被这个笨拙任性的少年置于险地？他粗暴地将你抛掷一旁，他对只能握住一只手深为不满，而要把两只手都紧紧抓住，再仰面凝视爱意盈盈的双眸。此刻，我能透过摇曳炉火的微光看见那个忧郁少年。他是个内心炽热、眼睛明亮的男孩，穿着紧绷绷、花里胡哨的鞋子和紧身裤，雪白的衬衫镶边和衬领，还有——啊！那一头鬈曲秀发。一个浑身野气、无忧无虑的男孩！他会是那位身材高大、肃穆庄重的绅士吗？我总是跨腿骑在他的手杖上。我常常怀着孩子气的敬畏，凝视这位饱经忧患的男人那张沉思的脸庞，我还常叫他“爸爸”。难道他就是那个人么？昔日的屏风啊，你回答我说：“就是他。”你是否真有十足的把握？要知道你提起的可是个严肃的指控。这可能吗？他真的曾穿着神奇的紧身裤，跪下来，把你拾起重新放好，才得到了原谅，他的鬈毛脑袋才被我妈妈的小手轻轻抚平？啊，昔日的屏风啊！少男少女五十年前谈情说爱的方式，难道与现在完全一样么？难道男人女人从无改变？少女的芳心，在珍珠绣花胸衣里和在母亲宽大长衣的下面，难道是同样地搏动么？钢盔与烟囱礼帽对于在它们下面运转的头脑，是否真的并无不同？啊，时间！伟大的克洛诺斯[64]！难道这就是你的力量吗？你不是曾使大海干涸、高山夷平吗？却留下了渺小的人类心弦与你作对。啊，对了！人类的心弦是由一位比你更强大的神祇所织成的。它们伸出了你狭窄的视野，末端紧拴着永恒。啊，你可以刈除绿叶繁花，但生命之根却扎得太深，使你的镰刀[65]无法割断。你也能够为自然重披新装，却不能使她脉搏的跳动改变分毫。整个世界遵从你的律令而循环运转，但人类的心灵却不属于你的王国，在它的诞生之地，“千年犹如昨天”[66]。

无论如何，恐怕我已经离开了我的“带家具的房间”，渐行渐远，几乎找不到回去的路。但我这一回跑题，还是有些理由的，是一件旧家具使我误入歧途。不知何故，我的奇思异想只围绕着旧家具，就像苔藓围绕着古老的石头。一个人使用的桌椅差不多可以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从而被他视为安静的友人。一旦他们不再保持沉默，这些木头木脑的老家伙就会讲出怎样奇妙的故事啊！没有他们的证词，生活的悲喜剧就难以取信于人！那个旧沙发床垫，曾浸透过怎样苦涩的泪水！那张靠背椅，必定偷听过多么热情的耳语！

与旧家具相比，新家具对我毫无魅力可言。我们热爱的是旧东西——旧面孔、旧书籍、旧笑话。新家具能造就一座宫殿，但只有旧家具才能造就一个家。不仅仅是家具本身的陈旧——寄宿公寓的家具通常都很陈旧，而是这种陈旧必须与我们有关，必须陈旧在我们的联想和回忆之中。公寓所配备的家具，无论它们实际上如何古旧，在我们眼里也还是新的，在我们的感觉里，似乎总不能和它们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同样，如果面对的全都是新相识，无论是木制家具还是人（这两类东西某些时候区别甚小），每样东西总是以其最坏的一面给你留下印象。安乐椅那疙疙瘩瘩的木工手艺和闪亮的马鬃垫子意味着任何可能的事情，除了安乐。镜子烟雾模糊。窗帘很久未洗。地毯早已磨损。桌子看上去似乎随便放点什么东西就会立刻散架。壁炉死气沉沉。墙纸丑陋不堪。天花板的样子看起来就像被泼上了咖啡。至于壁炉装饰——好家伙，它们比墙纸更糟糕。

肯定有一些专门生产公寓壁炉装饰的地下窝点。英国各地的每一家公寓里，你都能找到与此一模一样的产品，其他任何地方从未看到过。有两件东西——你管它们叫什么来着？分别摆在壁炉架的两端，在那里，它们绝无安全可言。上面各挂着一长串三角玻璃片，互相撞击，叮叮当当，弄得你神经很是紧张。在普通级别的房间里，还有一对瓷器为这些艺术品锦上添花。可能分别想表现一头坐在后腿上的母牛，或是以弗所的狄安娜神庙[67]的模型，或是一条狗，或者是你能想象出的任何东西。在房间的某个地方，你偶然遇到一个怒气冲冲的不明物体。起初你以为那是哪个孩子随手丢下的一块生面团，仔细一看，才发现似乎是一个半生不熟的丘比特。房东太太把这玩意儿称为雕像。此外，还有一件“绣样”，是这个家族某位傻瓜亲戚的大作；一幅“胡格诺教徒”[68]的画像，两三册福音书经文，以及一份外框漂亮、光洁如镜的证书，其作用是证明这家的父亲接种过牛痘，或者证明他是一个共济会会员[69]，或者诸如此类吧。

你检视完这些五花八门、引人入胜的玩意儿，接着闷声闷气地打听房子的租金是多少。

“这是个不小的数目啊。”听房东太太报出价码，你说。

“好吧，实话跟您说，”房东太太出人意料地坦言相告，“我一直是要……”（她提出一个比方才更高的数目），“而在那以前我通常是要……”（一个更高的数额）。

二十年前公寓房的租金肯定叫人想起来就心惊肉跳。每一位房东太太都会告诉你，只要主要农作物涨价，她通常会得到两倍于你所付的租金，这让你彻底地自惭形秽。比起现在，我们的上一代的年轻房客想必算得上是富裕阶级，要不，他们肯定会倾家荡产。我要是生活在那个年代，恐怕只能住阁楼了。

真奇怪，在寄宿公寓里，生活的规则是颠倒的。你在现实世界中爬得越高，你租的房间就降得越低。在寄宿公寓的阶梯上，穷人在上，富人在下。你从阁楼起步，拼命往一楼奋斗。

很多伟人都住过阁楼，有一些家伙干脆就死在那里。词典上说，阁楼是“储藏废物的地方”，所以这个世界用它们来储存大量的无用之物，古往今来，莫不如此。此类废物有：煽动家、画家和诗人；还有善于玩深沉的家伙，他们能揭示事物的真相；以及那些目光炯炯的家伙，他们能说出无人想听的真理。正是这些废物被世界深藏于它的阁楼之上。海顿在阁楼里长大成人，而查特顿饿死在那里。阿迪生和戈德史密斯在阁楼里写作。法拉第和德·昆西对阁楼也非常熟悉。约翰逊博士在阁楼愉快地安营扎寨，睡眠良好——有时候未免好过了头，睡在他的活动床上，活像个坚强的老雇佣兵，习惯了艰难困苦，对自己毫不在乎。狄更斯在阁楼里耗尽了他的青春年华，摩兰德则在那里度过晚年——唉！那是个酒醉醺醺的、来得太早的晚年。在阁楼倾斜的屋顶下，童话之王汉斯·安徒生做过他的奇幻美梦。穷困潦倒、率性天真的柯林斯曾经把头歪倒在阁楼里摇摇晃晃的桌子上。自负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固执而混乱的萨维奇，在他能租得起比台阶稍稍温软些的床时，就会光顾阁楼。年轻的布卢姆菲尔德、“鲍比”彭斯、贺加斯、工程师瓦特……这份名单难以穷尽[70]。打从人类住宅高过两层以来，阁楼就成了天才的婴儿室。

凡是尊崇精神贵族的人，绝不会因为和阁楼厮混得很熟而感到羞惭。阁楼污迹斑驳的墙壁，因能引起对高贵名字的回忆，反而显得神圣。如果将世界的一切智慧和所有艺术（全都是从大自然中赢来的战利品，全都是从天堂里攫取的圣火）都聚拢分堆，然后，我们一边指点一边评说：瞧，这些伟大的真理，是在显赫的沙龙里，在欢声笑语的涟漪上，在明眸皓齿的火花中，迸发出来的。而这种高深的学问，是在安静的书斋里发现的，在那儿，雅典娜的胸像安详地俯视着散发着羊皮气息的书架；这一堆属于人声鼎沸的大街；那一堆来自开满雏菊的原野。而耸然独立的那一堆，高出其他一切之上，犹如大山高过丘陵，我们将仰望着它说：这是全部财富中最高贵的一堆——这些绚丽的图画，这些奇妙的音乐，这些洪亮的诗句，这些庄严的思想，这些勇敢的行动，它们，是在肮脏卑污的城市阁楼里，在愁惨困苦中，得以熔铸锻炼、打造成形。在那里，人中之王从他们的鹰巢里，俯瞰世界在他们脚下起伏悸动，放飞他们的思想之鹰，让它们的翅膀飞越几个世纪。在那里，阳光涌进破败的窗棂，落在朽坏的木板和破碎的墙壁上。在那里，衣衫褴褛的宙斯们从他们巍峨的宝座上投射出他们的霹雳，摇撼着地球的基座。

啊，世界，将他们塞进你的废物储藏室吧！将他们牢牢地关在里面，为他们加上贫困的锁，焊上密密的栅栏，让他们在狭窄的樊笼里空耗他们英雄的生命吧。丢下他们在里面饥饿、憔悴、死亡。嘲笑他们双手疯狂地敲击着牢门。带着你的烟尘和喧嚣，滚滚前行，从他们身边擦肩而过，忘掉他们。

但是要当心，要防止他们转身刺伤你。并非所有生命都像神话中的凤凰，在痛苦中低吟浅唱甜美的谣曲；有时他们也会喷射毒气——无论你是否愿意，你都必须呼吸这毒气，因为尽管你能束缚他们的手脚，却无法封住他们的嘴。你能将他们锁在屋里，但他们会冲开摇摇晃晃的栅栏，让他们的呐喊越过屋顶，使人们不能不听见这呐喊。你们把狂热的卢梭逐入圣·雅克街最简陋的阁楼，并嘲笑他的愤怒尖叫。然而就是这尖细微弱的声音，在一百年之后膨胀为法国大革命的沉沉怒吼，到那一天，文明社会就会为这声音的巨大回响而震颤。

至于我自己，无论如何，我还是喜欢阁楼。倒不是喜欢住在里面：作为居住场所，它们有诸多不便。上上下下要经过太多的楼梯，这无法让我喜欢，它就像无休无止地踩踏车那样，叫人心情郁闷。天花板的形状，为你撞破脑袋提供的方便甚多，为你修刮胡须提供的便利甚少。寂静的夜晚，聆听公猫在外面的屋瓦上为爱情高唱，虽说余音绕梁，风味实在不佳。

不，如果仅仅是为了居住，最好还是在皮卡德利大厦的一层给我一套房间（我希望有人乐意成全）；但要是为了能在里边思考，就让我在城里最拥挤的街区、楼层在十层以上的地方拥有一间阁楼吧。我对阁楼怀有和托夫兹德吕克教授[71]一样的好感，那种地方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庄严感。我喜欢“悠闲地坐着，俯瞰楼下成群的黄蜂”，喜欢聆听楼下狭窄的街巷里人潮涨退时的低沉呢喃。人看上去多么渺小，多么像一群在无休无止的纷乱中、在它们小小的蚁丘上汗流浃背的蚂蚁！他们匆忙混乱地不停劳作，看上去多么微不足道！他们你推我搡，互相吼叫，彼此抓挠，又多么幼稚！他们叽叽喳喳，尖声喊叫，骂骂咧咧，但他们微弱的声音传不到这里。他们烦恼，焦虑，愤怒，气喘，死亡，“而我，少年维特，则安坐在这一切之上，独自与星星为伴”。[72]

许多年前，我曾经很偶然地和一位朋友分享过一间最为特别的阁楼。在所有设计得稀奇古怪的东西中，从《布兰德萧火车时刻表》到汉普敦迷宫[73]，就要数那间阁楼最为古怪。设计它的建筑师无疑是个天才，可我不得不想：他的才能如果用来设计谜语，肯定比用于设计人类的住所要好得多。欧几里得几何根本无法解释那间公寓，它有七个墙角，两面墙壁斜向一点，窗户正好开在壁炉上方。唯一能摆放床架的位置在房门和碗橱之间，我们想从碗橱里取任何东西，都只有从床上爬过去，结果不说你也知道，我们这样拿到的五花八门的食品，有相当一部分最后都被床单吸收了。说老实话，那么多东西泼撒到床上，倒是颇有利于床铺在夜间变成杂货铺。煤一直是这家铺子里最常备的货物。我们习惯将煤存放在碗橱底下，任何时候需要，就爬过床，装上一铲，再爬回来。当我们爬到床中间时，那可真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屏住呼吸，紧盯煤铲，力保平衡，准备做最后的移动。接下来的一刹那，我们，煤块，煤铲，还有床铺，全都滚作一堆。

我曾听说人们发现了煤层会兴高采烈。不是吹牛，那时候我们每天夜里都睡在一个煤层上，却一点也激动不起来。

然而，我们的阁楼尽管独一无二，却绝没有穷尽建筑师的幽默感。整个屋子布局就是一个独出心裁的奇迹。所有的门都朝外开，这样一来，倘若有谁想离开房间，而你恰好在同一时间下楼，其情形恐怕就不能令你愉快。那屋子没有一楼——它的一楼属于相邻院子里的一座房子，它的前门直接开在一段下通地窖的楼梯上。来访者一走进屋子，就会突然从为他开门的家伙身边摔出去，消失在这些楼梯下。那些神经过敏的客人常常设想，这是专为他们设下的圈套，于是乎，当他们四仰八叉地躺在楼梯底下的时候，就大喊“杀人啦”，直到有人过来将他们扶起。

我最后一次看见阁楼的内部，距离现在已经很多年。之后我尝试着住过不同的楼层，但我并没有发现它们对我来说有多大区别。生活的味道大同小异，无论我们是从高脚金杯中畅饮它，还是从粗糙的石杯里啜饮它。时间为它斟满的，总是混合着同样多的欢乐和悲伤，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等待它。对于一颗疼痛的心，马甲是用细平纹布做的，还是用粗斜纹布做的，亦并无不同。我们在天鹅绒沙发上的笑声，并不见得比在木椅里的笑声更多快乐。我常在低矮的房间里唉声叹气，一旦离去，我的失望却既不会更少，也不会更轻。生活遵照补偿原则运行，我们在一方面有所得，在另一方面，就必有所失。我们的欲望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而我们，总是站在两者之间。蜗居阁楼的时候，我们以油炸鱼和烈性啤酒来享受晚餐的乐趣，当我们住在二楼，要想得到同样的满足，就要到大陆饭店来一份精心烹制的晚餐。

衣冠楚楚

他们说（这些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穿着得体的观念所带给人类心灵的福祉，是宗教也难以做到的。我恐怕只能承认，这些愤世嫉俗者的说法有时也不无道理。我知道，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像故事书上说的，很久很久以前），如果想要让自己振奋一把，惯常的做法是，去把自己最好的衣服全穿到身上。要是我被什么事情惹得不高兴——譬如我请的洗衣工炒了我的鱿鱼；或是我的无韵诗被第十次退稿，还假惺惺地附上编辑的恭维：“版面所限，大作恕不采用，甚憾。”云云；或者，我被自己所爱的姑娘拒绝——要知道，我可是装作从未谈过恋爱的样子去爱她的——顺便说一句，恋爱招式真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但有一招却是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我们每回恋爱全都装得好像从未干过此类勾当一样。我不知道我们的曾孙一代将如何对付这些事情，假如他们坚持不和前人的方法相悖，也只好根据他们的时代，利用他们的头脑，相机行事。

好啦，方才说到，每当此类令人不快的事情发生，并且觉得自己就要垮掉的时候，我就穿上所有最好的衣服，然后出门。这样可以让我找回失去的自尊。崭新的帽子，笔直的裤线（我常把裤子放在床底下，以便小心地保持裤线——我不是说放在地板上，这你知道，是放在床垫和铺板之间），我就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还有别的洗衣工嘛。呵呵，也还有别的好女孩嘛。她们多半会欣赏一个聪明英俊的年轻伙计。我什么都不在乎，我的行事方式是不计较后果。我决心向别的女孩求爱，有了这身行头，我就满有把握这么干。

衣着在求爱时起的作用很是惊人，一身好行头意味着成功了一半。不管怎么说吧，年轻小伙子就是这么想的。为了约会，他们通常花上几个小时来收拾自己，头半个小时决定是穿浅色套装拿手杖戴褐色小礼帽，还是穿黑燕尾服戴大礼帽拿新雨伞。事实上，无论他选择何种装束，结果都一样，准会倒霉。如果穿浅色套装拿手杖，就会赶上下雨，泥水淋漓地回到家，整个晚上都在想方设法把靴子藏起来；如果他选择的是大礼帽和雨伞——就是做梦也没有谁会想到出门只戴大礼帽而不带雨伞，那就像让婴儿（祝福小家伙）离开保姆而独自蹒跚。要知道我多么憎恨大礼帽！曾有一顶这样的帽子跟随我多年，不瞒您说，任何需要戴帽子的时候我只戴它——好家伙，其实也不用担心，它够经久耐用的了。那还是五年前人家送给我的，去年夏天就颇嫌过时，可今年忽然又流行起来了，这使我看上去还颇为时髦呢。

还是回到我们那位青年和他的求爱上吧！如果他戴着大礼帽夹着雨伞动身出发，当天下午准会热得要命，胡子上的定型蜡全都被汗水泡了出来，脑门上整齐漂亮的发卷也被弄成了软塌塌的细绺，活像一团海藻。命运女神从不偏袒倒霉的可怜虫。如果他运气不错，还能模样周全地出现在女友家的门口，她必定又和表妹出门去了，并且，天黑之前不会回来。

一个被笨拙的摩登装束搞得狼狈不堪的年轻恋人，多么羡慕七十年前那些衣冠楚楚的求婚者！瞧他们的样子（在圣诞贺卡上），鬈曲的头发，整洁的帽子，匀称的双腿（裹在紧身裤里），小巧玲珑的粗麻布长筒靴，褶边装饰，手杖以及挂在腰间的小图章。难怪那些头戴宽边女帽，系着浅蓝色腰带的小女孩会低眉顺眼，束手就擒。男人赢取少女的芳心，靠的就是一身好行头！凭着松松垮垮的长裤和紧身短外套，你还能指望得到什么？

衣着对于我们的影响大大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的表现如何，取决于我们穿得怎样。让一个男人陷身于一堆破衣烂衫之中，他就会东躲西藏，抬不起头来，就像让一个人上街兜售他自己的晚餐啤酒。但是，给同一个家伙裹上华贵气派、质地考究的衣服，他就会昂首挺胸地逡巡于通衢大道，晃悠着手杖，朝姑娘们打量，像矮脚公鸡一样充满自信。

衣服改变我们真实的本性。一个男人头戴插着羽毛的烟囱帽，腰里别着把短剑，衣袖上缀满零零碎碎的饰物，他就非变得英勇好斗不可。反之，他要是穿得松松垮垮，就会躲到电线杆子后面，去叫警察。

在细平棉布、斜纹花呢、丝绸和天鹅绒下面，你会发现纯正的优点，忠诚的品德，深深的爱情，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美德，像“牛肉烧烤暨李子布丁学院”里所要求的一样多（没准还会多些）。然而那种行侠仗义的骑士精神，那种“为女人的爱情而决斗”、“为博千金一笑而战斗”的骑士精神，则需要钢刃的撞击声和羽毛的沙沙声，才能将它唤醒，它被埋葬在落满灰尘的挂毯折痕和朽败史书的发霉书页之间的坟墓里。本人对上述说法深表赞同。

我想，这个世界准是正在渐渐老去，它的衣着如今是这样朴素无华，我们已经度过了人类的婴儿时期，那时，我们习惯只穿一件宽大的长袍到处乱跑，还喜欢光着脚丫子。以后到了粗鄙野蛮的时代，那是我们人类的童年，我们不在乎穿什么，却把遍体的文身当作美观，我们也从不理发。再以后，世界长成了一个年轻小伙子，变得华而不实，他用流畅的鬈发和猩红的紧身衣打扮自己，向女人大献殷勤，吹牛皮，说大话——这一切全是为了扮酷。

不过，青年时代欢乐而愚蠢的时光全都消逝了，我们已经变得很冷静，很庄重——有人说，也很麻木。现在的世界是位端庄肃穆的中年绅士，看到自己稍嫌鲜艳的衣服也会心惊肉跳。他们穿黑衣、黑裤、黑帽，还有黑靴。真是见鬼，俨然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正人君子。谁会想到，他当年曾东游西荡，像个游吟诗人或江湖侠客！谁会想到，他当年曾奇装异服，花里胡哨！噢，是的，如今这年头，我们已经越来越明智。

至少，我们自认为是更明智了。而按照如今一般意义上的共识，明智理性和呆板无趣正是密不可分也。

另一种总是和黑颜色相伴相随的品质就是善良。你也许已经注意到：真正的好好先生都是穿黑颜色的衣服，连手套和领带都是黑的，也许过不了多久，他们没准会穿上黑颜色的衬衫。中等好人则在周末穿上浅颜色的裤子放纵一把，其中有些人甚至敢穿花里胡哨的马甲。另一些对未来前途毫不在乎的家伙，则穿着浅色套装招摇过市，臭名昭著的无耻之徒甚至敢戴白色的帽子。无论如何，上流社会总归是不屑于谈论这样的家伙，也许，我在这里也不应该提到他们。

顺便说一句，提起浅色的衣服，你是否注意到，当你第一次穿着浅色新套装出门的时候，他们是怎样盯着你看？第二次，人们也就不是十分关注此事了，等你第三回穿着它招摇过市，全伦敦的人都习以为常啦。我说“你”，是因为我讲的并不是自己的经历，我压根就不穿这种东西。我说过，只有罪孽深重的家伙才这么干。

然而我还是希望事情并非如此，一个人不必打扮成小丑也能行为正派，受人尊敬，富于理性。有时候，我朝镜子里打量着自己那两条拖拖沓沓、圆柱状的袋子（尤其可笑的是，膝盖那儿还崎岖不平），还有竖起来的衣领，加上那顶圆顶毡帽，鬼才知道我有什么权利到大街上乱跑，让上帝的世界面目可憎。接着，一种疯狂而邪恶的念头进入我的内心，我并不想做个好好先生或者受人尊敬（人家说我从不会有理智，所以这也没什么关系）。我想穿上淡紫色的紧身衣，配上红色天鹅绒马裤，一件绿色马甲镶有黄颜色的斜杠；我想肩披一件浅蓝色的丝质斗篷，一支黑色鹰翎在帽子上随风摇摆，再加上一柄利剑，一只猎鹰，一杆长矛，以及一匹烈马。这样，我就可以去招摇四方，使众人的眼睛为之一亮。为什么我们全都想方设法使自己看上去就像在土堆上爬行的蚂蚁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穿得稍稍花哨一点呢？我敢保证，这么做会使我们更快乐。不错，这不过是小事一桩，但我们也不过是小小的一族，而且，装神弄鬼呆板无趣又有什么用处呢？让哲学家把自己弄得像一群老乌鸦吧，如果他自己喜欢的话。而我，情愿做一只花蝴蝶。

不管怎么说，女人就应该穿得漂漂亮亮，这是她们的义务。她们是地球上的花朵，生来就该绚丽多彩。我们男人对她们的无端指责实在太多，善良的人应该知道，没有她们漂亮的衣服和同样漂亮的脸蛋，这老态龙钟的世界就未免太过沉闷。她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光明！她们（当然是我们的亲眷）的到来，给我们暗无天日的单身汉房间带来了怎样一场阳光的风暴！她们的缎带和花边、手套和帽子，还有阳伞和披肩，制造了怎样一阵快乐的混乱！就像东游西荡的彩虹，对我们进行了一次突如其来的造访！

我们那些娇小可爱的少女，身穿色彩鲜艳的衣服出行，在我的印象里，那是夏日里最迷人的景致。我喜欢看着那些粉红、天蓝和雪白掩映于林间，点缀在绿野，反射出阳光。远远地，你能看到那明亮欢快的色彩。此刻，我的窗前就有四个白色衣裙朝一个小山丘上攀登，虽然她们远在三英里之外，我也能清楚地看见她们，起初我还开玩笑地认为她们是路标呢。老远就能看见这些漂亮的可人儿，真是妙趣无穷！尤其，如果她们刚巧是你的妻子和丈母娘，那就更加妙不可言了。

说到田野和路标，倒是提醒了我，我打算在此说几句关于女人靴子方面的正经话。英伦三岛的女士们穿的靴子，对她们来说全都太大。她们从未弄到过一双合脚的靴子，英格兰的鞋匠做不出尺寸足够小巧的靴子。

我一次次看见女人坐在阶梯顶级的扶手上，声称她们连一步也挪不动了，因为她们的靴子磨伤了她们的脚，而且抱怨的原因千篇一律：太大。

到了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本人以全英格兰的丈夫和父亲的名义，号召靴匠们来一场革新运动。我们的妻子女儿，我们的表姐表妹，都不该对自己被弄得一瘸一拐、饱受折磨而无动于衷，商店为什么不能多储备一些“窄型二号”的女靴呢？我发现大多数女人都要这个型号。

女性服饰中还有一样东西也总是太大，那就是束腰，裁缝们把这些东西做得太过宽松，带钩和扣眼常常脱开，还伴有一声雷鸣般的爆裂声。

至于女人为什么要忍受这些错误，为什么不坚持让自己的衣服更合体些，我就不得而知了。要说她们是不愿为穿着打扮之类的琐事而自寻烦恼，几乎不大可能，因为穿着打扮正是她们用心之所在，是她们全都感兴趣的唯一话题，她们一天到晚就谈论这个。你如果看见两个女人在一起，就可以掏空你兜里的钞票来打赌：她们不是在谈论自己的衣服，就是在谈论朋友的衣服。你注意到几个女孩在窗边窃窃私语，想要知道从她们圣洁的唇齿间会掉落哪些甜美有益的辞藻，于是你凑上前去，这样，你就会听见其中的一个说道：

“我把腰带改紧了，去掉一个接缝，现在它非常合身。”

“对了，”另一个说，“我要穿上那件深紫色的胸衣，再戴上黄色的胸饰，到琼斯商店去。帕迪克商店有一种非常漂亮的手套，才一先令十一便士。”

有一回，我和几位女士驱车经过德比郡的一个地方，那是个风景秀美的乡村。女士们兴致很高，一路上都在谈论她们的裁缝。

“多美丽的风景，那儿，”我不时地用雨伞指点着周围的美景说，“看那青葱的远山！白嘴鸟在树林里筑巢，那是察兹沃斯[74]

。瞧那边……”

“是啊，真的很漂亮！”一位女士会说，“噢，为什么不去买一码薄绸呢？”

“什么，就让衬裙那个样子吗？”

“那当然。你管这地方叫什么来着？”

我想把她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不断扑入眼帘的清新美景上。可她们朝四周匆匆一瞥，说声“很迷人”，“真漂亮”，马上又兴致勃勃地欣赏起彼此的手帕来，接着又为细麻纱荷叶边的衰落而相互叹惋。

我相信，要是有两个女人流落到一座荒岛上，她们准会一天到晚争论用海贝和鸟蛋做滚边的各自优点，并且，每个月都会创造出无花果叶的新款时装。

在衣着方面，年轻小伙子也常常颇费思量，只是他们彼此之间从不谈论。男人谈论穿着打扮总不会得到太多的鼓励。纨绔之辈在同伴中不受欢迎，事实上，他们从同伴那儿得到的责骂比应该得到的要多得多。他的这一爱好不过是个无害的缺点，并且，很快就会被克服。话说回来，一个男人如果在二十岁时没有一点纨绔习气，那么等他到了四十岁，准会边幅不修，衣领不洁，外套不整。年轻人稍事浮华是件好事，亦是人情所不免。我喜欢看到一只小公鸡羽毛修整，引颈啼鸣，好像整个世界都是它的。我不喜欢温良恭俭让的家伙，说老实话，谁都不会喜欢这种人，真的不喜欢，不管人们如何奢谈谦卑的价值，就像他们谈论另外那些他们并不懂得的东西。

在这个世界上，举止谦恭是个大错误，尤莱尔·希普的父亲[75]对人性判断想必很差劲，否则他不会告诉儿子：人人喜欢谦卑（他自己就是这样行事的）。通常说来，没有比这些家伙更恼人的东西了。生活中一多半乐趣就是吵架，但你与一个谦卑温顺的家伙怎么也吵不起来。他们将我们的愤怒化解于无形，这正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我们想让怒气喷发而出。我们竭力使自己达到怒不可遏的状态，而当我们正准备充分享受大吵一架的乐趣时，他们却用令人恼怒的谦卑使我们的全部计划化为泡影。

和那个温文尔雅、令人恼火的苏格拉底拴在一起，珊蒂佩[76]的生活无疑是一场漫长的苦难。试想，一个已婚女人命中注定要日复一日地和丈夫一起生活，却没能和他吵上一架，这是一种怎样难熬的日子啊！要知道，作为一个男人，就有责任用吵架这类事情让妻子开心。

天知道她们的生活有多么无趣，可怜的姑娘们！我们男人的娱乐，她们一样都没有。她们不参加政治会议；她们甚至不属于地方业余国会；她们被排斥在大都会列车的吸烟车厢之外；她们也从未见过滑稽小报——即使见过，她们也不知道那是滑稽，因为没人告诉她们。

考虑到妇女生活是如此沉闷空虚，我们实在应当时常为她们提供一点小打小闹，作为她们的娱乐消遣，哪怕我们自己很不情愿。世事洞明的家伙会这么做的，并因此被女人所爱，因为像这样的小小善举会径直进入女人的心房。正是这种自我牺牲的爱情见证，使她告诉女友：他是位多好的丈夫——当然是在他辞世之后。

是的，可怜的珊蒂佩想必度日如年。水桶那一幕[77]尤其叫人齿冷。可怜的女人！她满以为自己的做法会激怒丈夫，哪怕激怒一丁点也好。她劳心费力地在桶里装满了水，再说为了弄到特别脏的水，她没准要走上很长的路。她等待丈夫发火，可丈夫竟然那样对待她！事后，她多半会坐下来，痛哭一场。这可怜的孩子肯定是彻底绝望了，而且据我所知，她也没有母亲来听她把丈夫臭骂一顿。

她的丈夫是位伟大的哲学家，这对她又有何用？在婚姻生活中，伟大的哲学家一文不值。

从前，有个非常不错的小男孩，想到大海上去。船长问他会干什么，男孩说他会倒背乘法表，会把海藻粘在书里，他知道《圣经·旧约》中“begat”这个词出现过多少次，他还会背诵“男孩站在燃烧的甲板上”[78]和华兹华斯的诗《我们是七个》。

“很好——简直好极了。”船长说，“可是，你会搬煤吗？”

在你打算结婚的时候也是如此，不需要伟大的才能，因为它几乎派不上用场。在婚姻生活中，智力的价值要大打折扣。这玩意儿根本没有市场，就连欣赏也休想得到。我们的妻子根据她们自己的标准给我们打分，出色的智力不会得到加分。亲爱的读者，在你们的太太和情人那儿，你们的聪明才智不会留下任何印象，半点也留不下。给她个男人，他能够干净利落地完成任务，并且不打算对此作出自己的判断，也不说诸如此类该死的废话；给她个男人，可以信赖他能把孩子高高举起，以及，在晚餐上无论何时吃到半生不熟的羊肉也不会有任何怨言，这就够了。明智的女人喜欢的就是这样的丈夫，而不是你们这帮讨厌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你们这些家伙，先是惹恼满屋子的人，再用你们的愚蠢将人家的怒火一一扑灭。

记忆

我记得，我记得，

在寒冷的十一月，

黑鹂鸟在那……

接下来的我忘了，那是我平生所学第一首诗歌的开头几句。至于：

嗨，摇呀摇，

提琴与小猫，

对这首歌谣我没什么印象，因为它琐屑轻佻，缺少纯正的诗歌品格。我曾因背诵“我记得，我记得”得到过四个便士。我之所以敢肯定是四个便士，是因为他们当时曾对我说，如果我留着它们，等我再得到两个便士，我就有六便士[79]了。这个意见虽说无可辩驳，却没有使我动心，在我的印象里，第二天上午我就把它给花掉了，只不过到底是怎么花掉的，却一点也不记得了。

记忆就是这样。它带给我们的东西，没一样是完整的。它是个任性的孩子，它所有的玩具都是残破的。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曾掉到一个大垃圾桶里，却记不清后来是怎样出来的。如果我们坚信记忆就是一切，那我就只好强迫自己相信：我至今还待在那个鬼地方。

还有一次（那是几年之后了），我正陷身于一次非常有趣的恋爱场景，但此刻我能够从头脑中唯一唤醒的清晰记忆就是，在最为紧要的关头，有人突然打开了房门，说：“爱米丽，有人找。”那阴沉的语气，给人的印象就像是警察正要来抓她。她对我说的所有甜言蜜语，以及我对她说的所有花言巧语，早被我忘得一干二净。

总而言之，当我们回首往事，生活只是一片崩塌的废墟：这儿一根残损的廊柱，那边矗立着厚重的门垣；一扇破败的窗框，让人依稀辨识出昔日恋人的闺房；一堆烧黑的石块，残留着曾经烈焰腾腾的袅袅余温；还有那一处处青苔，斑斑驳驳；一丛丛常春藤，绿意缠绕。

透过时间的轻柔薄雾，世间万物都隐现出令人愉悦的色彩。就连逝去的悲伤也显得甜美。如今看来，我们的顽童时代十分快乐，充满好奇、嬉戏，以及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呵斥，牙疼，以及拉丁文动词之类，则全都被我们忘得一干二净——尤其是拉丁文动词。于是，我们便以为少年时的自己，必定快乐无忧，惹人喜爱。我们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再恋爱一次。至于当年她曾说只能做我们的妹妹，除此之外不做他想（那意思倒像是说男人的妹妹不怕多），我们心头的悲痛，那些失眠的夜晚，以及我们干热的喉咙啊！这一切，我们都不复记起。

是的，当我们蓦然回首，一切都是光明，没有黑暗。阳光不会给往事投下阴影。我们走过的路在我们身后显得十分平坦，我们看不见那些尖利的石头。我们只在路旁的玫瑰花丛里徜徉过，在我们遥远的视野里，那刺痛我们的粗壮荆棘，只不过是随风摇荡的柔嫩枝条。感谢上帝，记忆就是如此——不断延伸的记忆链条上只有愉快的链环，而明天，我们就会对今日的苦涩和哀痛报以微笑。

一切事物最明亮的一面似乎也是它们最高贵、最完美的一面，因此，当我们短暂的生活沉入我们身后那黑暗的遗忘之海时，最后沉没的总是那些最明亮、最愉快的记忆。它们耸立在水面之上，久久留在我们的视野里；而愤怒的思绪和尖利的刺痛，则被深埋在海浪之下，不再增添我们的烦恼。

我猜想，正是往昔的这种魔力，才使得老人总是那样废话连篇地谈论他们的年轻岁月。那时的世界看上去定是个非常高级的所在，事情也更像它们应有的样子。那时的男孩就是男孩，女孩与现在的女孩也大异其趣。同样，那时的冬天更像冬天，夏天也根本不像今天我们不得不忍受的夏天那么恶劣。那个年代的奇人异事，放在今天，怕是要三个身强体壮的家伙才能相信一半。

我喜欢听我的一位老校友向年轻人讲述往昔的一切，他知道没人会反驳他。讲到最后，他要是没有信誓旦旦地说他儿时的月亮每夜都照临大地，他上小学时最迷恋的运动是披着毯子逗弄发狂的公牛，那才怪呢！

今夕何夕，古今同慨。我们祖辈年轻时代的老人，唱的也是这个调调；今天的年轻人将会对后代变本加厉地唠叨同样的废话。自亚当五十一岁生日起，他就开始嚷嚷：“噢，还我五十年前的美好往昔。”翻开一八三五年的文学作品，你会发现，那时的诗人和小说家也在要求同样的不可能的礼物，就像比他们早得多的德国游吟诗人那样，亦如比德国游吟诗人更早得多的斯堪的纳维亚传奇作者那样。古希腊的早期先知和哲学家也曾为此同声一叹。概乎言之，这个世界打从它被创造的那天起就每况愈下。我可以说，世界首次向公众开放的时候必定是个非常令人赏心悦目的所在，因为即使在今天，这个世界依然令人愉快，只要你尽可能待在阳光下，并在雨天保持好的心情。

当然，不可否认，在创世之初的那个露水熹微的早晨，世界还相当美好。那时，它年轻、新鲜；那时，数百万践踏的脚步尚未将它的青草踩为尘土，数不清城市的喧嚣也未将寂静永远逐除。人类的祖先们赤裸双足，宽衣大袍，在浩瀚苍穹之下与上帝携手漫步，生活在他们眼中想必高贵而庄严。他们住在阳光灿烂、畜哞声声的帐篷里。从大自然慈爱的手中，他们获取满足自己简单需要的东西。他们劳作、交谈、思考；巨大的地球在寂静中运行，尚未承载过多的烦恼和乖谬。

现在，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人类宁静从容的童年时代，已经在遥远森林的空地上，在流水潺潺的小河旁，耗尽了它最后的时光，一去不返。人类生活堕入充满骚动、怀疑和希冀的成年期。安静平和的年代已经结束。工作尚未完成，前进仍须加速。然而，工作是什么？在上帝的伟大设计中，这个世界究竟占多少分量？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虽然我们的双手正在下意识地帮助完成这项工作。我们就像那些在黑暗的深海里忙碌劳作的小珊瑚虫，人人都为自己渺小的目标而努力拼搏，却不曾梦见我们为上帝营造的这个巨大建筑究竟是什么。

放弃对永远不再的往日时光的徒然追悔和渴念吧。我们的工作在我们前面，而不是后面，“前进”才是我们的座右铭。不要再抱臂空坐，凝望过去，仿佛它就是建筑本身，其实它只是基础。也不要再徒费心力，浪掷生命，思量生活从前的已然，却忽视它未来的或然！在我们坐叹失去的机会时，新的机遇正从面前一掠而过。我们不曾留意幸福的来临，因为我们总是专注于幸福的逝去。

许多年前，我常常在夜间流连徘徊于炉旁和童话乐土之间。我遇见一位真正骁勇的骑士。他曾征战四方，历克险境，谁都知道他是位勇猛无畏、久经考验的骑士，从不知什么是畏惧——或许，那些连勇士亦觉胆寒（但并不引以为羞）的社交场合应当除外。这天，骑士沿着一条陡峭的山路疲惫地策马前行。路险难行，他心思重重，忧烦满怀。头顶上悬着巨大的黑色山岩，看上去极有可能崩塌。于是，骑士在岩石底下平躺下来。两侧是陡峭的峡谷，在幽黑深邃的山洞里，住着凶残的强盗，以及下颚滴着鲜血的骇人巨龙。漆黑的夜幕，高悬于道路的上方。这一切攫住了那位优秀的骑士，使他不再奋力向前，而打算另寻出路，一条使他驯良的骏马少些险阻困扰的路。但是，当我们的骑士匆忙间转身回望，不觉大惊失色：看啊！他艰难跋涉过的来路，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那匹战马的后蹄下裂开了一个巨大的缝隙，裂缝是如此之深，没人敢朝它的底部窥上一眼。勇敢的骑士明白已经没有了退路，他只好祈祷善良的圣·卡斯伯特[80]，勇敢而愉快地策马前行。最后安然无恙地走出了险境。

生活的道路没有回程。我们所踏过的时间危桥，每当我们迈出一步，它就沉入永恒。往昔一去不返，它被收集和储藏，不再属于我们。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步既迈，百折莫回。因此，我们最好像那位真正的骑士一样，勇猛向前，不要因为没有退路而徒自悲哭。

每一秒钟都为我们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让我们愉快前行，去迎接它吧！不论我们愿意与否，都必须奋力前进；而且，目视前方总比张望身后能让我们走得更好。

有一天，一位朋友来找我，巧舌如簧地怂恿我学习某种惊人的记忆法，它可以让人记住所有的事情，没齿不忘。我搞不懂这位仁兄何以对此类名堂如此热衷。当我偶尔借到一把雨伞，或者，当一把桥牌打到半中间的时候，我使出独门招式，叨咕一句“天啊，我还一直以为梅花是将牌呢”，只有这种时候才需要好记性。不管我这位朋友如何循循善诱，我还是拒绝了他的建议。老实说，我压根就不打算记住所有的事。对大多数男人来说，生活中的某些事情还是忘掉为好。遥想多年以前，曾有过那样的时刻，我们的行为不够体面、不够正直，我们或许干过一些愚蠢、卑鄙而错误的勾当，我们曾经糟糕地背离了那条完全诚实的道路，比这还要糟糕的是，这一切当时就被揭露了出来。噢，见鬼！我们受到了处罚，经历了徒然自责的疯狂时刻，品尝了耻辱的煎熬，承受了或许来自我们所爱的人的尖刻嘲讽。让我们忘掉吧。哦，时间老人，用你仁慈的双手，抹去我们沉重心头的那些痛苦记忆吧，因为伤心之事总是随着时间的到来而到来，而我们微弱的力量仅能支持到今天。

我并非主张过去的一切都应被埋葬。只是，记忆之弦如果因为绷得太紧而断裂，生活的音乐也就会哑然无声。应该从摩涅莫辛涅[81]的花园里连根拔除的，只是毒草，而非鲜花。你还记得狄更斯笔下那个“回忆缠身的人”吗？他为自己能够变得健忘而祷告，当愿望实现，他又为记忆重现而祈祷[82]。我们并不希望所有记忆精灵都离开我们，我们要避开的，只是那些形容枯槁、目光残忍的记忆恶魔。让那些温柔和善的记忆幽灵缠绕我们吧，只要它们愿意；我们并不害怕它们。

啊，上帝！正如我们渐渐变老，世上的鬼魂也渐渐变多。我们要想见见他们若隐若现的脸庞，要想听听夜里他们衣裙的窸窸窣窣，大可不必到寂静阴森的墓地中寻寻觅觅，亦不必在沟壑纵横的农庄里假寐以待。每幢屋子，每个房间，每把吱吱嘎嘎的座椅，都有自己独特的鬼魂。他们在我们生活的空房间里神出鬼没；他们像秋风中飘旋的落叶，环绕在我们周围。有的依然活着，有的已经死去。我们无法分辨出他们。曾几何时，我们紧握他们的手，爱他们，与他们争吵，和他们一起欢笑，把我们的思考、希冀和目标告诉他们，他们也同样告诉我们这些，直到我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仿佛足以蔑视死神微弱的力量。而现在，他们走了，永远离开了我们。他们的眼睛再也不会凝视我们的双眸，他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见了。只有他们的鬼魂来到我们身边，和我们絮絮而谈。我们透过泪水，看着他们缥缈朦胧的身影。我们将怀念的双手伸向他们，触摸到的却是空气。

那些鬼魂们！他们和我们日夜相随。在阳光灿烂的繁忙街道上，他们就走在我们身旁。在灯光微明的家中，他们就坐在我们身边。我们看见他们从昔日教室的窗户里探头探脑的小脸。我们在树林中、小巷里，与他们蓦然相逢，儿时，我们曾在那里打闹嬉戏。

嘘——，你难道听不见他们在黑莓树丛后面的吃吃低笑？你难道听不见他们在青草萋萋的林间空地上的遥远呼喊？看这儿，穿过寂静的田野，靠近树林的旁边，黄昏的暗影漫地而来。风，吹过小路，我们曾常常于日落时分在这里守候她。看哪！这会儿她就在那儿，多么熟悉那优雅的白色衣裙，纤纤小手晃动着那顶无沿女帽，阳光般的褐发在风中凌乱飞扬。虽然我们知道，她远在关山之外，她已经死了！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此刻，她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能凝视她含笑的双眸，我们能聆听她动人的声音。她将消失在林边的篱墙旁，留下我们独自彷徨；阴影，悄无声息地漫过田野；夜晚的风，吹拂往昔的呻吟。鬼魂们啊！当这悲惨陈旧的世界对长别的哭泣发出回声，当残酷的航船向着大海的深处越驶越远，当冰冷的绿土沉重地覆上我们所爱的人的胸膛，而鬼魂，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并且永远是鬼魂。

噢，鬼魂们啊，这个世界没有你们将会更加悲惨！到我们这里来吧，对我们倾诉衷肠，啊！我们往日所爱的人的鬼魂啊。儿时玩伴的鬼魂，昔日恋人的鬼魂，老友们的鬼魂，所有嬉戏的少男少女的鬼魂，啊，到我们这里来吧，和我们在一起吧，因为世界是如此孤独，新朋友新面孔比不上老朋友老面孔，我们不爱他们，不，我们不会像爱你们那样与他们一同欢笑。啊，我们青年时代的鬼魂们，当年我们携手同行，世界多么欢乐、明亮；而现在，这世界已经老去，我们也身心憔悴，只有你们，才能将光明和清新带还给我们。

记忆，是珍奇的鬼魂酵母。就像一幢鬼魂出没的房子，它的墙壁总是回荡着看不见的脚步声。透过残破的窗扉，我们窥见死者飘忽的身影，而其中最悲伤的影子，正是我们死去的自我的影子。

啊，那些年轻、欢乐的脸庞，洋溢着真实和尊严，以及纯洁善良的思想和高贵的渴望！它们用深邃清澈的眼睛俯视我们，目光里饱含责备！

可怜的少年，恐怕他们太有理由悲哀了。打从我们开始刮胡子的年龄起，欺骗、狡诈和怀疑就爬满我们的心房，而我们原本立志要成为一个伟大而高尚的人。

我们不能预知未来，这真是件值得庆幸的事。要知道，只有极少数十四岁的男孩不会对四十岁时的自己感到羞愧。

我喜欢时不时地坐下来，和那个古怪的小家伙聊聊天，他其实就是多年前的我。我想他也喜欢这样，因为在夜里，每当我独自衔着烟斗，聆听炉火的低语时，他常常会来到我身边。我看见他神情庄严的小脸透过缭绕的烟雾望着我。我对他笑笑，他也对我笑笑。不过，他的笑是那样严肃，那样老成。我们聊着过去的时光。他偶尔会拉起我的手，于是我们就闪过壁炉的黑色铁栅，跳下火光微暗的炉膛，来到炉火背后的空地上。在那里，我们找回了从前的时光，我们和过去的日子一起流连徘徊。他一边走，一边告诉我他的想法和感受。我不时嘲笑他，但马上就深自懊悔，因为他看上去是那样严肃，我为自己的轻佻而羞愧。再者说，这样的言行举止，对于一个年纪要远长于“我自己”（在我成为现在的自己之前，那个小家伙就是“我自己”）的老家伙而言，恐怕不能算是得体。

起初我们聊得并不多，只是互相对视着：我俯看着他满头的鬈发，还有他那个蓝色的小蝴蝶结；他一边小跑，一边歪起头仰视着我。然而，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那对害羞的圆眼睛对我并不是很满意。他发出一声轻叹，像是很失望。过了一会儿，他的羞涩消失了，开始和我闲聊起来。给我讲他最喜欢的童话故事；他会背从一到六的乘法口诀；他有一只豚鼠；爸爸说，童话都是假的，这难道不叫人遗憾么？他多么想成为一名骑士，与巨龙搏斗，娶一位美丽的公主。

到了七岁，他对生活的看法就更实际一些了。他愿意长大成人，做个船员，挣很多钱。没准这正是坠入情网的结果，他大约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恋爱的。那年他六岁，爱上了牛奶店的那个女孩（愿上帝保佑她那对总在跳舞的纤足，别管它们现在长成什么尺寸）。想必他非常喜欢她，因为有一天，他把自己最主要的财产送给了她。那是一把挺大的随身折刀，带有四把生锈的刀片和一个开塞钻。后来，那东西不知何故扎进了它主人的大腿里。她是个惹人喜爱的小家伙。当时，就在牛奶店的外面，她伸出胳膊搂住了他的脖子，为他的慷慨馈赠而吻了他。然而，愚蠢的世人（隔壁雪茄店里的男孩就是其中之一）居然讥笑这爱情的信物。为了此事，我年轻的朋友本准备对隔壁雪茄店里的男孩的脑袋饱以嫩拳，结果非但没能如愿，反倒被隔壁雪茄店里的男孩猛敲了自己的脑袋。

然后，学校生活带着它苦涩的小烦恼、愉快的喊叫和欢乐的嬉戏到来了，还有热泪横流的拉丁文语法以及愚蠢的习字簿。也正是上小学时，他因为练习德语发音而毁了自己的一生（我坚信如此）。同样是在那时，他领教了法兰西民族是多么看重钢笔、墨水和纸。他遇到的每一个法国人，问他的第一个问题都是“你有钢笔、墨水和纸吗？”另一个家伙照例一样也没有，倒是说他兄弟的叔叔三样东西全有。第一个人似乎没有兴趣纠缠另一个人的兄弟的叔叔，眼下他想知道的是：另一个人的妈妈的邻居有没有钢笔、墨水和纸。“我妈妈的邻居没有钢笔，没有墨水，也没有纸。”另一个人答道，开始有些不耐烦。“你的女园丁的孩子有钢笔、墨水和纸吗？”这下难倒了第一个人。等每一个人都被那些该死的钢笔、墨水和纸折腾够了以后，就该轮到他的女园丁的孩子没有钢笔、墨水和纸了。这样的发明令所有的人都张口结舌，当然，法语教科书里的那个家伙除外。但对那个不知羞耻的家伙而言，这些东西压根就没什么用途。他从未想到过道歉，而只是说他姑姑有些芥末。[83]

收获了这些多少算是无用的知识，不久就愉快地忘得一干二净，童年时代就这样去了。红砖校舍从视野里渐次消失，我们摔落到世界的公路上。我的小朋友现在已不再年少。当年的短上衣已经长出了尾巴，那顶破旧的帽子已经悄然长高、闪闪发亮，遥想当年，它曾兼做手帕、水杯和攻击武器，算是派上过大用场。嘴里叼的已经不再是石笔，而是香烟。那烟叫他好不难受，因为它竟然钻进了自己的鼻孔。不久之后，为了显得更有派头，他试着抽雪茄——一支大号的黑色哈瓦那雪茄。他对雪茄似乎不是很适应，因为我随后发现他坐在厨房的背后呕吐，并庄严起誓：再也不抽烟了。

现在，他的胡子用肉眼差不多都能看得出来，于是他马上就喝起了白兰地加苏打，并以男子汉自命；他谈论着“二赔一赌那匹大家都看好的赛马”；提到女演员时，他亲昵地称她们“小艾米”、“凯特”和“贝贝”；他唠叨着自己“那夜输掉了一局纸牌”，听口气像是暗示他已经挥霍掉了数以千计的英镑，不过，说句公道话，他输掉的数目最多可能是一镑两便士。另外，倘若我没有看错的话（在记忆的领地里，光线总是很微茫），他在自己眼睛上放了一个镜片，碰到什么东西都会摔跤。

他的女性亲属总是为诸如此类的事情而揪心，为他祷告（祝福她们的温柔心肠），并深刻地预见老贝利法院[84]的审判和绞索应该是这种浪荡行为唯一可能的结果。他初级小学的校长曾经断定他没有什么好下场，这被视为必将应验的预言。

在这个年龄，他对异性怀有贵族式的傲慢，对自己期许甚高，而对家族里其他的年长男性则持一种温文尔雅、居高临下的态度。总而言之，必须承认，这一时期他多少算是一个令人生厌的家伙。

但那个时期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没多久他就坠入情网，这使他很快就学会了吹牛。我注意到他的靴子对现在的他来说实在太小，头发也梳得一丝不苟。他比平时更多地读阅诗歌，并在卧室里放了一本诗韵辞典。每天早上，爱米丽·简会在地板上发现撕碎的纸片，在上面可以读到“残酷的心与爱情的利箭”，“美丽的双眸与恋人的叹息”，以及更多的老掉了牙的歌谣。少男们非常喜欢吟唱它们，少女们虽说也很喜欢听，却甩着她们娇美迷人的脑袋，装作从来不听的样子。

然而，爱情的进展似乎不太顺利，因为后来他更热衷于散步锻炼，而且睡眠甚少，可怜的孩子，那已经超出了他能承受的程度。他的脸上暗示出各种可能，只是婚礼的钟声和幸福并没有随之而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仿佛消失不见了。我们散步的时候，那个在我身边长大的、小小年纪、孩子气十足的自我，突然，彻底消失了。

我独自一人，路很黑。我跌跌撞撞。既不知道怎么走，也不在乎怎么走，那条路看来也不知道要把我带向何方，那儿并没有引领方向的明灯。

终于，天亮了。我发现我已长成了我自己。

[1]巴克斯顿，英国德比郡一处著名的疗养胜地，以热矿泉闻名于世。

[2]安妮女王（1665—1714），英国女王（在位时间1702—1714），在位期间，将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称“大不列颠王国”（1707），因此她被认为是大不列颠第一位国王。

[3]金德·斯卡特山，英国德比郡一座大山，海拔631米。

[4]海登，伦敦北部的一个小镇。

[5]圣·潘克拉斯车站，伦敦最大的火车终点站。

[6]托马斯·胡德（1799—1845），英国诗人，其诗作多抗议不合理社会现象，其幽默诗亦颇负盛名。

[7]沃尔特·罗利（1552—1618），英国大臣，航海家，殖民者，作家。他是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把烟草和马铃薯传入欧洲。詹姆斯一世时被判犯叛国罪，获释后又到圭亚那进行了一次远征，远征失败而被处死。

[8]作者在这里故意戏仿当时那种绕来绕去、越绕越糊涂的文风。

[9]塞壬，希腊神话中一群以甜美歌声迷惑水手的女妖。

[10]带电露露，当时美国的一位特异功能表演者，据说她的手可使人产生触电的感觉。

[11]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将“人”定义为“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哲学家狄奥根尼将一只拔掉羽毛的鸡拿到柏拉图的学园，对众人说：“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人。”作者在此处将柏拉图误记为毕达哥拉斯。

[12]弗兰肯斯坦，英国作家玛丽·谢莉（1797—1851）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他用尸体器官制造了一个怪物，结果导致了自己的毁灭。

[13]这里提到的希腊或罗马众神是：武尔坎，火与锻冶之神；杰纳斯，古罗马门神，有两个朝向相反的面孔；西勒诺斯，森林之神，酒神巴克斯的养父。

[14]勒安得耳，希腊神话中爱恋海洛（阿佛洛狄特的女祭司）的年轻人，他每夜泅渡达达尼尔海峡与海洛相会，后被淹死。

[15]罗累莱，德国民间传说中的莱茵河女妖，出没于莱茵河的岩石上，以美貌和歌声诱惑水手使其船触礁。

[16]语出英国桂冠诗人丁尼生（1809—1892）的诗Merlin and Vivien。

[17]巫娜，斯宾塞的长诗《仙后》（The Faerie Queene）中真理的化身，红十字骑士圣乔治曾为她屠龙。

[18]罗兰爵士，中世纪传奇里最著名的勇士。

[19]托马斯·摩尔（1779—1852），爱尔兰诗人、作曲家，他的著名作品有《夏日里最后的玫瑰》和《常在万籁俱寂的夜里》等。

[20]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1811—1863），英国作家，其著名小说《名利场》，全面探讨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现实和伦理问题。

[21]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英国历史学家和散文作家，其著作以对社会和政治的犀利批评和复杂的文风为特色。

[22]《我主垂怜》，17世纪意大利人格雷戈里奥·阿列格里（1582—1652）为《圣经·旧约·诗篇》第51篇所谱写的合唱曲。

[23]语出美国作家拉尔夫·爱默生（1803—1882）的《训诫》第150篇。

[24]傅华萨（1333？—1405？），法国历史学家，以其对百年战争（1337—1453）时期欧洲的生动描述而著名。

[25]参见狄更斯的小说《纽康姆上校》的最后一章。

[26]这是乔治·爱略特的小说《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最后一章中的情节。

[27]乔治·爱略特（1819—1880），英国女作家，维多利亚时期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以其对人物心理的淋漓尽致的描绘而著称于世。

[28]伦敦东区，指伦敦东部、泰晤士河以北的地区。长期以来，这一地区是码头工人和底层移民的聚居区。本书作者小时侯即生活于此。

[29]考文垂公园，伦敦著名的文化、商业、旅游和购物中心，英国皇家歌剧院即坐落于此。

[30]鲁滨逊，英国作家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

[31]皮卡迪利大街，伦敦最繁华的大街之一。

[32]班卓琴，又名五弦琴，一种有格子纹的细颈弦乐器，琴身中空，呈圆形。最初由非洲传入欧洲，后成为游吟诗人所钟爱的乐器。

[33]“菲尔德—图厄尔”是伦敦一家著名的出版社。本书的初版即由这家出版社出版。

[34]马斯·珀西（1729—1811），英国高级教士、古董收藏家和诗人，编辑过《古代英语诗遗粹》。

[35]这是一首流传甚广的英文儿歌，约创作于1830年左右。这里引用的是这首儿歌的第二段。

[36]波伊瑟尔太太，乔治·爱略特的小说《亚当·彼得》里的村妇。该书第33章说：“他就像一只以为太阳每天清晨升起来是为听它打鸣的公鸡。”

[37]七晷场，伦敦一处以犯罪和贫穷而闻名的地方，位于大英博物馆和特拉法加广场之间。

[38]提坦妮亚，莎士比亚戏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仙后。

[39]帕耳忒诺珀，希腊神话里的塞壬女妖之一，因用歌声迷惑奥德修斯不成而投海自尽。

[40]乔治·布鲁梅尔（1778—1840），英国著名的花花公子，其剪裁朴素的衣裤代替西服领带而成为男士的流行服装。他嗜赌如命，穷困潦倒，最后死于法国一家精神病医院。

[41]杜莉·瓦登，狄更斯的小说《巴纳比·鲁奇》里的一位美女。

[42]出自荷马史诗《奥德赛》，吃了忘忧树叶可使人忘掉故乡和忧愁。

[43]威廉·施文克·吉尔伯特（1836—1911），英国剧作家和抒情诗人，因其创作的多部喜剧而闻名，长期与作曲家阿瑟·沙利文（1842—1900）合作。

[44]这是轻歌剧《皮纳弗号》的剧情。

[45]这是轻歌剧《陪审团的审判》中的剧情及台词。

[46]本·琼森（1572？—1637），英国诗人。后面所引的两行诗出自他的短诗《影子》。

[47]诺福克，英国东北部海滨的一个区域，建于史前年代，为东安哥里尔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一部分。它的意思是“北部人”，与索福克“南部人”相对。诺福克汤团是当地出产的一种面食。

[48]乔治·史蒂文森（1781—1848），英国铁路的先驱，制造了第一辆实用蒸汽机车（1814）并修建了第一条客运铁路（1825）。

[49]引自美国诗人朗费罗（1807—1882）的诗作The Wind Over The Chimney。

[50]怀特切普尔，伦敦市区东部的一处地方，历史上因发生了几次骇人听闻的谋杀案而声名遐迩，现在则以一家大型超市而闻名。

[51]在英国谚语中，东风常与抑郁和损害健康相关。

[52]佩尔梅尔，伦敦一条繁华大街。

[53]曼塔利尼先生，狄更斯的小说《尼古拉斯·尼可贝》中的人物。

[54]斯特兰德，伦敦一条著名的街道，连接着威斯敏斯特和伦敦市区。

[55]参见英国诗人罗伯特·骚塞（1774—1843）的叙事诗《哈托主教》。

[56]参见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1812—1889）的著名童话诗《哈梅林的彩衣笛手》。

[57]《巴伯谣》，吉尔伯特的作品。

[58]《高卢战记》是罗马大将尤利乌斯·恺撒所写的回忆录，此书是英国小学生最早接触到的拉丁文作品。

[59]弓街，伦敦一条古老的街道，因形似弯弓而得名，靠近考文垂公园，著名的弓街地方法院（1740年建成）即坐落于此。

[60]梭霍区，伦敦中部的一个区，在17世纪居住的主要是移民，现在因其饭店、剧院和夜总会而闻名。

[61]忘川之水，希腊神话里冥府的一条河，亡灵喝了河中的水就会忘记过去的一切。

[62]女灶神，即罗马神话中的维斯塔，掌管圣火。维斯塔神庙里的圣火每年3月1日重新点燃一次，并由六名维斯塔圣女日夜看守，使其永不熄灭。

[63]家居神，指古罗马神话中的家庭守护神拉瑞斯和珀那忒斯。

[64]克洛诺斯，希腊神话中宙斯的父亲，具有毁灭其创造的一切的力量。

[65]在西方传说中，时间之父是个手持镰刀和沙漏的秃顶老人。

[66]引文出自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的诗歌《致我的幼女朵拉》。

[67]以弗所，位于小亚细亚（今土耳其西部）的希腊古城。那里的阿耳忒弥斯（罗马时期称为狄安娜）神庙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68]胡格诺教徒，16至17世纪法国新教徒。

[69]共济会，18世纪在英国建立的秘密宗教组织。

[70]此处提到的“阁楼名人”有：海顿（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古典音乐大师。查特顿（1752—1770），英国诗人，因穷困潦倒于18岁自杀，其作品及生平影响了浪漫主义诗人。阿迪生（1672—1719），英国作家、诗人。戈德史密斯（1730—1774），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法拉第（1791—1867）英国物理学、化学家，发现了电磁感应。德·昆西（1785—1859），英国散文家和批评家。约翰逊（1709—1784），英国作家，辞书编纂者。狄更斯（1812—1870），英国作家，维多利亚时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摩兰德（1763—1804），英国画家。安徒生（1805—1875），丹麦童话作家。柯林斯（1824—1889），英国作家，以其开创性的侦探小说著名。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作家。萨维奇（1697？—1743），英国诗人。布卢姆菲尔德（1766—1823），英国诗人，制鞋者，后来半盲乃至疯癫。彭斯（1759—1796），苏格兰诗人。贺加斯（1697—1764），英国画家。瓦特（1736—1819），苏格兰工程师，蒸汽机的发明者。

[71]托夫兹德吕克教授，英国作家卡莱尔的讽刺作品《裁缝的哲学》中的古怪哲学家。

[72]这段引文出自《裁缝的哲学》第三章。

[73]《布兰德萧火车时刻表》：英国的第一本火车时刻表，由乔治·布兰德萧于1841年出版。汉普敦迷宫：英王威廉三世时期建造的迷宫，位于泰晤士河左岸的汉普敦皇宫，被认为是英国建筑的典范。

[74]察兹沃斯庄园，英国德文郡公爵的府邸，始建于16世纪，是英国颇负盛名的一处私家园林，藏有荷尔拜恩、提香等人的绘画名作。

[75]狄更斯的小说《远大前程》中的人物。

[76]珊蒂佩，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妻子，著名的泼妇。

[77]苏格拉底的妻子一次对他大发雷霆，把一桶脏水泼在他的头上，然而苏格拉底只是平静地说：“唉，我们在打过雷以后总是盼着下雨。”

[78]这句诗出自英国诗人赫尔曼斯夫人（1793—1835）的名篇《卡萨比安卡》的第一行。

[79]英语中，六便士（sixpence）还有“微不足道”的意思，作者在本书中多次用到了这一双关。

[80]圣·卡斯伯特（约634—687），英国著名的修道士、主教和圣徒。

[81]摩涅莫辛涅，希腊神话里的记忆女神，缪斯女神的母亲。

[82]参见狄更斯的小说《回忆缠身的人与鬼魂的合约》。

[83]作者这里所说的是初级法文课本上的会话练习。

[84]老贝利法院，伦敦中央刑事法庭。

版权信息

幽默书房：小人物日记

作者：[英]乔治·格罗史密斯；[英]威登·格罗史密斯

译者：孙仲旭

品牌方：99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尾声

附录

为什么我不可以发表我的日记？我经常看到从来没听说过的人们的回忆录，我也看不出怎么就因为我刚好不是个“人物”，我的日记就不能是有趣的。唯一的遗憾，是我没在年轻时就开始记。

查尔斯·普特尔

于霍洛韦，布里克菲尔德台地，“月桂居”

第一章

我们安了新家，我决定记日记。推销商有点让我们感到麻烦，刮泥板也是。牧师来访，我受宠若惊。

我和我亲爱的妻子卡丽刚刚搬进我们的新家“月桂居”一个礼拜，它位于霍洛韦的布里克菲尔德台地，不包括地下室，有六间不错的居室，靠房子正面那里，还有个早餐间。房子前面有个小院子，前门口有十级台阶，对了，我们一直用链子把前门锁着。卡明斯、戈英和我们别的好朋友总是走侧面的小门，省得用人放下手里的活计去前门开门。我们有个不错的后院，小小的，一直延伸到铁路边。一开始，我们很担心火车的噪音，可房东说我们住上一阵子就注意不到了，还减了两镑房租。他说得一点儿没错：除了院墙墙根那儿给震了道缝，我们没觉得有什么不方便。

下班后从市里回来，我喜欢待在家里。老是不在家的话，家又有什么好？“家，甜蜜的家。”这是我的座右铭。我晚上总是在家，我们的老朋友戈英可能会不拘礼地来串门，卡明斯也会，他住在路对面。他们愿意来串门，我和我亲爱的妻子卡罗琳[1]都会高兴。不过即便没朋友来，我和卡丽也能打发一晚上。总有些事情要做：钉根钉子，弄直一扇威尼斯式百叶窗，往墙上钉把扇子，把地毯的一处钉下去——所有这些活儿，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干好。而卡丽只会缝缝衬衫扣子，补补枕头套，或者在我们新的立式小钢琴上（三年分期付款买的）练练《西尔维亚加沃特舞曲》。那台钢琴由科勒德兄弟公司（用很大的字母表示）的W.比尔克森（用小字母表示）所制。我们的儿子威利在奥尔德姆的银行干得很好，这也让我们很宽心。我们希望能多见见他。下面是我的日记：

4月3日　有推销商上门来做生意，我答应五金商法默森，如果我想买钉子或者工具就去找他。对了，我们的卧室门没有钥匙，门铃也一定得修修。小客厅里的铃铛坏掉了，拉门铃，用人房间里的铃铛响，这不像话。好朋友戈英来串门，可是不肯待，说油漆味刺鼻得很。

4月4日　又有推销商来了，卡丽不在家，我准备在霍因那里买东西，他看上去像是个有礼貌的屠户，有一个不错的干净小店。订了块羊肩肉明天吃，试试买他的看怎么样。卡丽准备在黄油商博尔塞特那里买东西，她订了一磅新鲜黄油，还有一磅半盐，另加一先令的鸡蛋。晚上，卡明斯意外地来了，来给我看他的海泡石烟斗，是在市里举办抽奖时抽中的。他要我小心拿，因为手潮的话，会弄脏上面的颜色。他说他没法待，因为不是很喜欢闻油漆味，出门时，刮泥板把他绊倒了。一定得拆掉刮泥板，否则就要刮出大麻烦——我不常说俏皮话。

4月5日　送来了两块羊肩肉——卡丽没跟我商量，就在另外一家肉铺订购了。戈英来串门，进门时绊倒在刮泥板上。一定得把刮泥板拆掉。

4月6日　早餐时吃的鸡蛋真是岂有此理。送回给博尔塞特，说了些客气话，并告诉他以后没必要再上门请我们订货。雨伞没找到，尽管当时下着瓢泼大雨，还是不得不没打雨伞就去了。萨拉说肯定是戈英先生昨天晚上拿错了，因为门厅那里有根手杖，不知道是谁的。晚上，听到有人在楼下门厅跟用人大声说话，我去看是谁，惊讶地发现是博尔塞特，那个黄油商。他喝醉了酒，还出言不逊。博尔塞特一看到我，就说他再去出力不讨好地侍候市里的职员，就让自己不得好死。我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心平气和地说我想就算是市里的职员，也有可能是位绅士。他回答他很高兴听我这样说，还想知道我有没有见到过一个，因为他从来没见过。他出了门，“砰”的一声把门甩上，差点把气窗震破。接着我听见他绊倒在刮泥板上，让我觉得没拆挺好。他走后，我想到一句本应该用来回敬他的绝妙回答，不过还是留到下次再说吧。

4月7日　因为是星期六，我盼望早点回家，好把几样事情办妥。可是我们公司有两位负责人因病未到，我直到七点钟才到家。发现博尔塞特在等我，白天他已经来过三次，想为昨天晚上自己的行为道歉。他说礼拜一他没办法休银行假日，而是昨天晚上休了。他恳求我接受他的道歉，还有一磅黄油。他毕竟还像个正派人，所以我跟他订了几个新鲜鸡蛋，要求这次可得是新鲜的。恐怕我们到底还是得找几块新的楼梯地毯，旧的不够宽，接不到两边漆过的地方。卡丽建议我们也许可以自己动手，把油漆的地方漆得宽一些。礼拜一我会去看看能不能找到颜色相配的油漆（黑巧克力色）。

4月8日，星期日　去完教堂后，牧师跟我们一起回来。我让卡丽先进去打开前门，我们只在特殊时候才会用这道门。她打不开，我也使出浑身解数后，只得让牧师（对了，我忘了他叫什么）从侧门进来。他的脚绊到刮泥板上，他的裤脚被扯裂了。最叫人恼火的是，卡丽不合适在星期日提出给他补裤子。吃完饭就睡觉。在院子里走了一下，发现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种芥菜、水芹和小萝卜。晚上又去教堂，跟牧师一起走回来。卡丽注意到他穿的是同一条裤子，只是缝过了。他想让我捧收捐献的盘子，让我受宠若惊。

第二章

推销商和刮泥板还是让我们感到麻烦。听够了戈英抱怨油漆。我说了句本人迄今为止最出色的俏皮话。园艺之乐。我和斯蒂尔布鲁克先生、戈英、卡明斯之间有小误会。萨拉让我在卡明斯面前出丑。

4月9日　早上一开始就不顺。我们决定不再与其打交道的那个屠户上门来，无理之极地谩骂我。他一开始就侮辱我，说他不想做我的生意。我只是说：“那你干吗搞这么大阵仗？”他用最大的嗓门喊着，让邻居都能听见：“呸！去你的。哼！像你这种家底的‘玩意儿’，我能论打买！”

我关上门，正告诉卡丽她得明白那丢人的一幕完全该怨她，又传来猛踢门的声音，简直能把门板踢烂。还是那个恶棍屠户，他说刮泥板把他的脚弄破了，马上要去告我。去市里时，我去了五金商法默森的店里一趟，交代他把刮泥板拆掉，也把门铃修一下——我觉得这种小事根本不值得麻烦房东。

又累又操心地回到家里。普特利先生——他是油漆匠兼装饰工，以前送来过一张卡片——说他找不到能配上楼梯上原来漆色的油漆，因为里面有印度深红颜料。他说他为了找到适配的油漆，花了半天时间去大商店里问过。他建议应该让他把楼梯全油漆一遍，只会多花一点点钱。要是让他去想办法找适配的颜色，就会事倍功半。能把活儿干漂亮，他，还有我们都会更满意。我同意了，可又觉得是我耳朵根软。种了些芥菜、水芹和小萝卜，九点钟上床睡觉。

4月10日　法默森亲自来弄刮泥板。他看上去是个很有礼貌的人。他说像这种小活，他一般不亲自干，但是为了我，他会的。我谢了他，然后就去了市里。有几个年轻的职员迟到得不像话。我告诉他们中的三位，如果这事传到负责人波卡普先生的耳朵里，他们可能得丢饭碗。

皮特，一个十七岁的毛孩子，来我们公司才六个星期，竟然跟我说“悠着点儿”！我告诉他，我在公司里已经有幸待了二十年，他听了后傲慢地回嘴，说我“一看就是”。我愤怒地瞪了他一眼说：“我要求你对我尊重点儿，先生。”他回答说：“行啊，继续——要求吧。”我不会再跟他争辩，跟这种人没法理论。晚上，戈英来串门，又一次老调重弹地抱怨油漆味。戈英有时候很招人烦，说话有时不注意场合，卡丽有一次很得体地提醒戈英，她还在场呢。

4月11日　芥菜、水芹和小萝卜还是没出芽。今天是恼人的一天。就因为和杂货店的伙计理论，我错过了8点45分开往市里的公共汽车。他无礼地把篮子拎到了门厅的入口处，把他脏靴子的脚印留在刚打扫过的门口台阶上，这是第二回了。他说他用指关节敲侧门敲了一刻钟。我知道我们的用人萨拉听不到，因为她在楼上收拾卧室，就问那个伙计他干吗不拉铃？他回答说他的确拉了铃，可是拉柄在他手里断掉了。

我上班晚了半个钟头，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最近职员的出勤很不正常，我们的负责人波卡普先生很不幸地挑这天早上突击检查。有人给其他人透了风，结果我成了公司里唯一迟到的人。高级职员之一的巴克灵先生是个好心人，因为他出面，才没让我下不来台。我经过皮特那张办公桌时，听到他对他的邻桌说：“有的主管来晚得真丢人！”当然，那是说给我听的。听到这句话，我没吭声，只是看了他一眼，谁承想还是不幸地让这两个职员笑了起来。后来想到如果我装作根本没听到他说话，会更不失尊严。卡明斯晚上来串门，我们玩了多米诺骨牌。

4月12日　芥菜、水芹和小萝卜还是没发芽。让法默森修刮泥板，可是我到家时，看到三个人在干活。我问那是怎么回事，法默森说在新钻一个眼时，钻穿了煤气管。他说煤气管安到那里真是岂有此理，那样干的人显然根本不在行。考虑到我得花的钱，我觉得他的解释根本安慰不了人。

晚上，用过茶点后，戈英来串门，我们在早餐间里一起抽了一阵子烟。卡丽后来也过来了，可是没待多久，她说烟味让她受不了。我也觉得完全受不了，因为戈英给了我一根他所称的绿雪茄，是他的朋友舒迈克刚从美国带来的。雪茄的样子不绿，可是我想我肯定脸色发绿，因为我吸了一半多一点时，就不得不借口去让萨拉拿酒杯而溜开了。

我在院子里顺着边缘走了三四趟，觉得需要呼吸点新鲜空气。回来时，戈英看到我没吸烟，就又递给我一支雪茄，我礼貌地谢绝了。戈英开始像平时那样闻气味，我早知道他要说什么，就说：“你不是又要抱怨油漆味吧？”他说：“不，这次不了。可是我告诉你，我分明闻到了干腐味。”我并不经常说俏皮话，可是这次我回答说：“你自己就说了不少干腐的话啊。”我忍不住对此哈哈大笑，卡丽说她把两肋都笑得很疼。我以前从来没能让自己的话逗得这样厉害，夜里居然醒了两次，笑得床都打颤。

4月13日　惊人的巧合：卡丽叫一个女的来家里给我们客厅的椅子和沙发做几个印花棉布罩，免得家具上的绿色平布被晒退色。我看到那个女的，认出她就是几年前给我在克拉珀姆的老姑妈做事的那位。这只能说明世界太小了。

4月14日　我整个下午都花在院子里，今天上午在书摊上花五便士买了本特别棒的小书，品相很好，关于园艺的。我找来一些半耐寒的一年生植物的种子种下，想象着会长成生机勃勃、赏心悦目的小世界。我想到一句俏皮话，就喊卡丽。卡丽出来了，我觉得她很不耐烦。我说：“我刚刚发现我们有座公寓楼。”她说：“你什么意思？”我说：“你看有房客呀。”[2]卡丽说：“你喊我就为这件事？”我说：“以往你每次听到我的俏皮话都会笑。”卡丽说：“没错——换个时间，可不是正在屋里忙的时候。”楼梯看着很不错。戈英来串门，他说楼梯看上去挺好，但是让扶栏看上去挺不好，建议我把扶栏也刷层油漆，卡丽也很赞成。我去找普特利，幸好他不在，我就有了让扶栏随其自然的好借口。对了，这话说得很好玩[3]。

4月15日，星期日　三点钟时，卡明斯和戈英来，要我去汉姆斯泰德和芬奇利好好散下步，他们还带来一位名叫斯蒂尔布鲁克的朋友。我们一起边走边聊，除了斯蒂尔布鲁克，他总是落在我们后面几码远，盯着地面，一边用手杖抽打着草。

因为当时快五点钟了，我们四个人商量了一下，戈英建议去“奶牛与树篱”酒馆用茶点。斯蒂尔布鲁克说：“俺喝白兰地加苏打水就够了。”我提醒他们酒馆都是到六点钟才开。斯蒂尔布鲁克说：“没关系——好旅伴。”

我们到了那里，我正想进门，看门人问我：“哪儿来的？”我回答：“霍洛韦。”他马上抬起胳膊不让我进去。我转回头没多久，看到斯蒂尔布鲁克走向门口，卡明斯和戈英紧跟在后面。我看着他们，觉得可以好好笑他们一通。我听到看门人说：“哪儿来的？”让我吃惊——实际上是恶心——的是，斯蒂尔布鲁克回答说：“布莱克希思。”他们三个马上就被请进去了。

戈英隔着门口喊我：“我们很快就出来。”我几乎等了他们一个钟头。他们出来时，都兴致极高，唯一试图向我表示歉意的，是斯蒂尔布鲁克先生，他对我说：“让你等得很不耐烦吧，不过我们多喝了一轮白兰地加苏打水。”我一句话没说就回了家，我没法跟他们说话。晚上我觉得很没意思，不过这件事最好还是先不跟卡丽说。

4月16日　下班后，开始在院子里干活。天黑后，关于昨天在“奶牛和树篱”酒馆的遭遇，我给卡明斯和戈英（他们一直没来串门，倒是奇怪。也许他们感到惭愧。）写信，后来又决定先不写。

4月17日　关于上周的事，想着要给戈英和卡明斯好心地写封短信，并要他们提防斯蒂尔布鲁克先生。后来又掂量一番后，决定什么也不写，而是心平气和地跟他们谈谈。让我万万没料到的，是收到卡明斯写的一封信，语气尖刻，说他和戈英都在等着收到我（注意，是“我的”）对上星期日回家时不正常行为的解释。最后我这样写：“我原以为我是受窘的一方，不过我无条件原谅你们，你们——觉得你们才是受窘一方——也应当大度地原谅我。”我一字不差地在这本日记里抄下了这封信，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所写的最完美、最深思熟虑的文句之一。我寄出了这封信，但在内心里，觉得我实际上在因为被侮辱而道歉。

4月18日　感冒在家。白天在办公室一直打喷嚏。晚上，感冒加重，无法忍受，就让萨拉去买瓶基纳汉牌葡萄酒。在扶手椅上睡着了，醒来时浑身发抖。前门那里传来重重的敲门声，把我吓了一大跳。卡丽很惊慌，萨拉还没回来，我就起床去开了门，原来只是卡明斯。我想起来杂货店的伙计又拉断了侧门的门铃。卡明斯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我刚刚见到戈英了。好了，那件事不用多提了。”无疑，他们都觉得我已经道了歉。

正和卡明斯在小客厅玩多米诺骨牌时，他说：“对了，你想买葡萄酒或者烈酒吗？我堂弟默顿刚刚开张卖酒，他有种很不错的威士忌，四年瓶装酒，三十八先令一瓶。你值得买几打藏着。”我说我的酒窖很小，里面已经满当当了。让我很不高兴的是，就在那时，萨拉进了房间，把一瓶用脏报纸裹着的威士忌放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并说：“请吧，先生，杂货店掌柜的说他的基纳汉酒卖完了，不过你会发现这种也很好，只要两先令六便士，退瓶时还找回两便士。另外，你还想要雪利酒吗？因为他有几瓶价钱是一先令三便士的，干得像核桃！[4]”

第三章

跟默顿先生聊社交的事。萨顿的詹姆斯夫妇来家里。在坦科剧院难受地过了一晚上。试用磁漆。我又说了句不错的俏皮话，可是戈英和卡明斯没必要地生了气。我把浴缸漆成红色，结果始料未及。

4月19日　卡明斯来串门，还带来了他的朋友默顿，他做葡萄酒生意。戈英也来串门。默顿先生很快就不拿自己当外人了，我和卡丽跟他很谈得来，非常意气相投。

他往后靠在椅子上说：“你们一定别对我嫌这嫌那。”我说：“不会的——你对我们也别这样。我们是实在人，不是什么时髦人。”

他回答说：“对，我能看出来。”戈英哈哈大笑，可是默顿极有绅士风度地对戈英说：“我想你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想说的是，我们让人愉快的主人和女主人比那些赶时髦的蠢货强，他们更愿意过简单而健康的生活，而不是下午游荡着去用两便士或者半便士的茶点，打肿脸充胖子。”

听到默顿这番中肯的评论我很开心，就对这一话题总结道：“对，说实话，默顿先生，我们不参加社交，因为不喜欢，还要来来去去花钱坐出租马车、戴白手套、打白领带，等等。好像不值得花那钱。”

关于朋友，默顿说：“我的座右铭是‘少而真’。顺便说一句，我也把它用在葡萄酒上，‘少而好’。”戈英说：“对，有时候是‘便宜还好喝’。不是吗，老头儿？”默顿又说他应当拿我以朋友相待，给我留一打他那种“洛肯巴”牌威士忌，因为我是戈英的老朋友，卖给我就算每瓶三十六先令，比他买时的价钱还要便宜不少。

他记下了给自己下的订单，又说无论什么时候我想要剧院的戏票，就去跟他说，因为他的名字在伦敦的任何一家剧院都管用。

4月20日　卡丽提醒我她上学时的老朋友安妮·福勒斯（现在是詹姆斯太太）和她丈夫要从萨顿来市里待几天，能带他们去看戏，会显得有情有义。我决定给默顿先生写封信，要四张戏票，意大利歌剧院、秣市、萨伏伊或莱森的都行。我给默顿写信提出了这个要求。

4月21日　收到默顿的回信，说他很忙，只是目前弄不到意大利歌剧院、秣市、萨伏伊或者莱森的戏票，不过目前在伦敦上演的最好的戏剧，是伊斯灵顿区坦科剧院的《褐灌木》。信里附了四张座票，另外还有威士忌的账单。

4月23日　詹姆斯先生和太太（也就是福勒斯小姐）来用了肉食茶点，然后我们直接去坦科剧院。我们坐了辆公共马车，到了国王十字区，然后换乘另外一辆到天使旅店。詹姆斯先生每次都坚持让他掏钱，说我已经买了戏票，出得够多的了。

我们到了剧院，很奇怪的是，除了一个拎着篮子的老女人，好像每个人都是来看戏的。我走在前面，把票递过去。那人看了看，然后拿着我的戏票喊道：“韦洛伊先生！你晓得这是怎么回事？”被叫的那位先生过来仔细看了我的票，然后说：“谁给你的？”我很生气地说：“当然是默顿先生。”他说：“默顿？是谁呀？”我很不客气地说：“你应该知道，他的名字在伦敦随便哪家剧院都管用。”他回答道：“呵！是吗？可是在这儿一点儿也不管用。这些票上面没有日期，是斯温斯特德先生管事的时候发出的，现在早就换人了。”我于是没好气地跟那个人说话，詹姆斯——他已经和两位女士一起上了楼梯——大声喊道：“来吧！”我跟他们一起上去，有个很礼貌的服务员说：“这边请，H包厢。”我问詹姆斯：“哎，你究竟是怎么解决的？”让我极不舒服的是，他回答道：“当然是花钱呀。”

这够让我没面子了，我几乎没看懂戏，不过我注定还要再没面子一次。我当时把身子探出了包厢，就在那时，我的领结——是条黑色的小蝴蝶结，用一种新的专利设计别在纽扣上——掉到了下面正厅后排的观众席里。一个笨手笨脚的男人没看到，踩了它很久才发现。后来他捡起来，厌恶地扔到旁边的座位底下。因为包厢和领结的事，我很不舒服。这位萨顿来的詹姆斯先生倒很不错，他说：“别担心——你有胡子挡着，没人会注意，我看这是留胡子的唯一好处。”这句话说得根本不是场合，因为卡丽很为我的胡子感到自豪。

为掩饰领结掉了，那天晚上我不得不一直勾着下巴，结果闹得后脖根疼。

4月24日　几乎一夜都没合眼，在想昨天晚上带詹姆斯先生和太太从乡下来市里看戏的事，因为我们订的位置那些人不认账，还是他掏钱买了包厢座位，而且演的戏还那么糟糕。我给默顿——那个卖葡萄酒的，是他给我们的戏票——写了封挖苦味儿十足的信：“考虑到我们不得不掏钱买座位，我们尽了全力欣赏演出。”我觉得这句话很挖苦人，然后我问卡丽“欣赏”这个词里有几个“p”，她说“一个”。信寄出后我查了词典，发现应该是两个。对此极为恼火。

决定不再为詹姆斯夫妇一事操心，因为卡丽聪明地说：“我们下周哪天晚上叫他们从萨顿过来玩比齐克牌[5]，就可以弥补了。”

4月25日　因为布里克威尔跟我说他妻子用新的平克福德牌磁漆效果绝佳，我决定也试试。回家时，顺路买了两罐红色的。我急急忙忙地用完茶点后，就去院子里漆了几个花盆。我叫卡丽，她说：“你总是鼓捣些新鲜玩意儿，疯狂一时。”可是她不得不承认花盆看上去特别漂亮。上楼去用人的房间，漆了她的脸盆架、毛巾架和衣柜，在我看来增色不少。不过可以说明下等人在品位上不开窍的，是我家用人萨拉在看到时，一点儿也没显出高兴的样子，只是说：“俺觉得以前的样子就挺好。”

4月26日　又买了些红色（在我看来，红色是最好的颜色）磁漆，漆了煤桶，还漆了我们的《莎士比亚全集》书脊，那些书已经几乎要散架。

4月27日　把浴缸漆成了红色，效果让我很满意。不过得遗憾地说，卡丽不高兴，事实上我们为此争论了几句。她说我应该跟她商量，她从来没听说过谁会把浴缸漆成红色。我回答说：“这只是个品位问题。”

幸好没有继续就这个问题吵下去，因为有人说：“可以进来吗？”原来是卡明斯。他说：“你家用人开了门，还让我原谅是她让我进来的，因为她正在拧干袜子。”见到他我感到很高兴，建议我们应该设个明手打惠斯特牌[6]，开心之下我说：“你可以当明手[7]嘛。”卡明斯（我觉得他脾气很不好）回答道：“一贯有趣啊。”他说他不能待，来串门只是想把《自行车新闻报》给我看，因为他已经看完了。

门铃又响了一声，是戈英，他说他“一定得为来得这么勤而道歉，最近哪一天，我们一定得去他那儿”。我说：“我突然想到一件很不一般的事。”“照样是有趣的事。”卡明斯说。“对，”我回答说，“这次我想就连你也会这么说。跟你俩有关：戈英老是在‘来’，卡明斯老是在‘去’，好像很奇怪，难道不是吗[8]？”卡丽显然已经完全忘了浴缸的事，笑了好一阵子，至于我自己，坐在椅子上简直笑弯了腰，直到椅子吱吱作响。我觉得这是我说过的最棒的俏皮话。

在看到卡明斯和戈英一声不吭，脸上也没有笑容时，想象一下我有多么震惊吧。很不愉快地沉默一阵后，卡明斯把之前已经打开的雪茄盒合上，并说：“对——我想，听了这句俏皮话，我应该走了，抱歉我没能看出你的俏皮话有哪里好玩。”戈英说如果一句俏皮话说得不算无礼的话，他倒不介意，可是在他看来，拿名字来当双关语显然有点格调不高。卡明斯接着说，如果是我以外的别人这样说，他会永不登门。这句话很不愉快地结束了一个本来可能会很开心的晚上。不过他们走了也好，因为清洁女工把剩的熟猪肉块吃完了。

4月28日　公司新来的年轻职员皮特——一个星期左右前，他对我很放肆——又迟到了。我跟他说我要向负责人波卡普先生汇报，这是我的职责。让我吃惊的是，皮特极为老实，也极有绅士风度地向我道歉。注意到他在对我的态度上的进步，我真心感到高兴，并跟他说我会原谅他这次迟到。一个钟头后我走过房间时，一个用硬纸揉成的纸团打在我脸上。我猛地转身，可是所有职员显然都在专心工作。我不是个有钱人，不过我可以出半镑来搞清那是无意还是存心。回家回得早，买了些磁漆——这次是黑色的——一晚上都在漆壁炉挡板、画框和一双旧靴子，让它们看上去像是新的。也漆了戈英留下的手杖——他忘了带走——让它看上去像是乌木。

4月29日，星期日　醒来后头疼得厉害，还有明显的感冒症状。卡丽以她特有的风格，不通情理地说这叫“油漆匠绞痛症”，是我过去几天鼻子一直对着油漆罐的结果。我不容置疑地告诉她我比她更明白我是怎么回事。我受了凉，决定泡个澡，温度要高得我勉强能忍受。浴缸里的水放好了，热得我简直受不了。我咬着牙进去。很热，不过很合适。我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

把手举离水面时，我这辈子从来没那么惊吓过，因为可以想象一下我在发现我的手——我以为——上面全是血时，心里有多害怕。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爆掉了一根动脉血管，正要血流尽而死，等到人们发现我时，我的样子就像马拉[9]第二——我记得在图索夫人蜡像馆见过他的样子。然后我想到要拉铃，可是想起来无铃可拉。然后我才想到那只不过是磁漆而已，在滚水里融化了。我从浴缸里出来，浑身上下都是红色，就像我在东区一间戏院里看到的红蕃印第安人。我决定跟卡丽只字不提，但是要让法默森星期一来把浴缸漆成白色。

第四章

市长官邸举办的舞会。

4月30日　收到一份市长大人及夫人发来的请帖，去“和商贸界代表见面”，这让我完全惊呆了，心跳得像个学生。我和卡丽把请帖读了两三遍。我几乎吃不下早餐。我说——我心里也这样觉得——“亲爱的卡丽，我在我们结婚那天领你走过教堂里的过道时，我是自豪的；当我在市长官邸领着我亲爱的、漂亮的妻子走到市长大人及夫人面前时，那种自豪感就算不超过婚礼那次，也会是不相上下。”我看到卡丽的眼里有了泪水，她说：“亲爱的查理，是我为你感到自豪。我为你感到非常、非常自豪。你已经称我为美丽的，只要我在你的眼里依然美丽，我就是幸福的。你，亲爱的老查理，长得并不帅，可是你好，这更可贵。”我吻了她一下，她说：“我不知道那里有没有舞跳，我有好多年没跟你跳过舞了。”

我说不上来我怎么会那样，可是我搂过她的腰，我们傻乎乎地跳起了狂野的波尔卡舞，萨拉偏偏那个时候进来，咧嘴笑着说：“太太，门口有个人想问你要不要好煤。”我气坏了。整个晚上都用来给市长官邸回信，写了撕，撕了写，留话给萨拉要是戈英或卡明斯来串门的话，就说我们不在家。一定得请教波卡普先生该怎样答复市长大人的请帖。

5月1日　卡丽说：“我想把请帖寄给我妈看看。”我同意一答复好就寄。在公司里，我自豪地告诉波卡普先生我们收到了一份去市长官邸的请帖，让我惊讶的是，原来就是他把我的名字提供给市长大人的秘书的。我觉得这让请帖的价值大大降低，不过我还是谢了他。他回答了我的问题，解释了我该怎样复函。我觉得那样回复太简单了，可是波卡普先生当然最清楚。

5月2日　把我的燕尾服和裤子送去街角的小裁缝那里把皱纹熨平。告诉戈英下星期一不用来串门，因为我们要去市长官邸。给卡明斯也送去了类似的短信。

5月3日　卡丽去找萨顿的詹姆斯太太商量下星期一穿什么衣服。我凑巧跟我们的一位主管职员斯波奇说起去市长官邸这件事时，他说：“噢，有人请我去，可是我想我不会去。”就连斯波奇那样粗俗的人也被邀请，让我觉得我收到的请帖贬值很多。夜里，我不在家时，小裁缝送来了我的燕尾服和裤子，因为萨拉没有一先令付熨衣费，他又拿走了。

5月4日　卡丽的母亲把市长大人的请帖——寄过给她看——寄了回来，并表示歉意，因为上面洒过一杯葡萄酒，我气得说不出话。

5月5日　为下周的事，买了一双淡紫色的小山羊皮手套，还有两条白色的领带，以防系的时候弄脏。

5月6日，星期日　布道很沉闷，得遗憾地说，我两次想到了明天在市长官邸举办的招待会。

5月7日　一个大日子，即市长大人的招待会。家里每个人都不高兴。我得在六点半就穿好衣服，因为卡丽自己想占着房间用。詹姆斯太太从萨顿来帮卡丽。所以我忍不住想卡丽还需要用人萨拉只侍候她一个人，这不合理嘛。萨拉老是跑出去给“太太”拿“东西”，我有几次不得不穿着全套晚礼服去应后门。

最后一次是给菜店的伙计开门，他没看到是我——因为萨拉没点亮煤气灯——于是往我手里塞了两个卷心菜和六个煤球。我一怒扔到地下，气昏了头，扇了那伙计一个耳光。他哭着跑掉了，说会告我，我说什么也不愿意打官司。黑地里，我踩到卷心菜上，猝不及防，摔到了石板地上。有一小会儿，我晕头转向，定下神后爬上楼进了客厅，在玻璃烟罩上一照，发现我的下巴在流血，衬衫让煤球弄脏了，左侧裤腿膝盖处也破了。

不过，詹姆斯太太又给我拿来一件衬衫，我在客厅里换上。我往下巴上贴了片鱼骨硬膏，萨拉很漂亮地缝好了裤子膝盖处的破洞。九点钟，卡丽翩然进了房间，样子像是位女王。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她那么漂亮，那么光彩照人。她身穿一件天蓝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缎子礼服，围着肩膀的，还有詹姆斯太太借的一道花边，来做最后的装饰。我觉得那件礼服后面有点太长，前面却无疑太短了，可是詹姆斯太太说这种样式正时髦。詹姆斯太太好心之极，还借给卡丽一把饰有红羽毛的象牙扇，并说它是无价之宝，因为羽毛来自卡楚鹰，那是种已经绝种的鸟。我更喜欢卡丽在舒尔布莱德商店里花三先令六便士买的那把白色小扇子，可是两位女士马上异口同声地反对我的意见。

我们到市长官邸时太早了，那是件很幸运的事，因为我有机会跟市长大人说话。他屈尊跟我聊了几分钟，可是我得说，我失望地发现他甚至不认识我们的负责人波卡普先生。

我觉得我们虽然被邀请来市长官邸，请帖却好像是由一个不认识市长大人本人的人所发出的。去了很多人，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盛况，这杆拙笔完全无望能将其描述。我有点生卡丽的气，她一直在说：“我们谁都不认识，这不是很可惜吗？”

有一次卡丽完全昏了头。我看到有个人好像是佩克汉姆的弗兰契，正要去他那边，卡丽却抓住我的燕尾服后摆，很大声地说：“别撇下我。”

这让一位身穿宫廷礼服、佩了条链子的老先生和两位女士放声大笑。宴会厅里人头攒动，还有，我的天！晚宴极为丰盛——香槟酒敞开供应。

卡丽这餐饭胃口极好，让我高兴，因为我有时候觉得她不够强壮。她几乎尝遍了每种菜式。我很渴，吃不下太多东西。我肩膀上被人猛打一下，转过身，惊讶地看到是法默森，我们那儿的五金商。他用极为热络的口吻说：“这儿比布里克菲尔德台地好多了，不是吗？”我只是看着他冷冷地说：“我根本没想到会在这儿碰到你。”他刺耳地大声说：“说得好——你能来，我干吗不能？”我回答说：“那当然。”我真应该想到更好的话来回敬他。他说：“我可以给您太太要点什么吗？”卡丽说：“不了，多谢您呐。”这样说让我高兴。我用指责的口气跟他说：“你今天一直没有按我的要求让人来油漆浴缸。”法默森说：“请原谅，普特尔先生，我们跟这么多人在一起，请别谈店里的事。”

我还没想出怎么回答他，有位身穿全套宫廷礼服的郡治安官拍了拍法默森的背，像个老朋友般跟他打招呼，并要他去他住的旅店吃饭。我感到震惊。足足有五分钟时间，他们站在那里哈哈大笑，还互相捣肋骨[10]。他们一直说对方一点儿也不显老。他们开始拥抱，也喝起香槟来。

想想看，一个给我家修刮泥板的人，竟然认识我们那里的显要！我正要跟卡丽一起换个地方待，法默森很无礼地抓住我的领子对那位郡治安官说：“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邻居普特尔。”他甚至没说“先生”。郡治安官递给我一杯香槟酒。我觉得无论如何，能跟他共饮一杯是莫大的荣幸，我也这样跟他说了。我们站在那里聊了一会儿，最后我说：“你们现在一定得原谅我去陪普特尔太太。”我走到卡丽跟前时，她说：“别让我把你从你的朋友那里拽走嘛，我一个人站在这么多人中间，谁也不认识，挺开心的我！”

因为吵架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况且时间、地点都不合适，我就向卡丽伸出手臂说：“我希望我亲爱的宝贝妻子会跟我跳舞，就算只是为了能说我们作为市长大人的客人，在市长官邸跳过舞。”因为发现晚宴后的舞会没那么正式，还因为我知道卡丽以前多么欣赏我的舞技，我搂着她的胳膊，跳起了华尔兹。

结果就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我穿的是双新皮靴，我愚蠢地没有采纳卡丽的建议，就是用剪刀尖弄花靴底，要么稍微润湿一下。我刚开始跳，如闪电般，左脚滑了一下就跌倒了，头侧摔到地板上，重得让我有一两秒工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用说，卡丽跟我一同跌倒了，跌得一样重，摔断了她头发上插的梳子，肘部也擦伤了。

一阵哄堂大笑，人们注意到我们真的摔痛了时，笑声马上就停了。一位先生扶卡丽坐到椅子上，我言辞很激烈地说地板上只打过蜡，没铺防滑的地毯或者厚毯，这是危险的。那位说自己叫达威茨的先生坚持要陪卡丽过去喝杯葡萄酒，我愉快地同意卡丽接受了邀请。

我也跟着过去，遇到了法默森，他马上用他的大嗓门说：“噢，是你摔跤了吗？”

我瞪了他一眼算是回答。

他带着令人讨厌的趣味说：“你瞧，老头儿，这种把戏我们是老得玩不动了。我们一定得把这些玩意儿留给年轻人。来，再喝杯酒吧，我们做这个更合适。”

尽管我觉得我接受他的建议是为了免得他啰唆，但我们还是和别人一起进了宴会厅。

经过那次不幸事件后，我和卡丽都不想再待了。正要走时，法默森说：“你们要走吗？是的话，麻烦捎我一程吧。”

我想最好还是同意，可是早知道，我应该先问问卡丽的意见。

第五章

市长官邸举办的舞会之后，卡丽生气了。戈英也生气了。在康明斯家举办的一次愉快的聚会。佩克汉姆的弗兰契先生来看我们。

5月8日　醒来时头疼得很厉害，几乎看不清东西，后脖根儿也好像扭伤了。一开始我想请医生来看看，又觉得没必要。起床后，我感到头晕，去布朗尼什开的药房，他给了我一剂药。在公司感觉很糟糕，不得不回家。去市里另外一间药房买了一剂药。布朗尼什的药好像让我更难受了，一天什么也没吃。雪上加霜的是，我每次跟卡丽说话，她回答得都很不客气——这还是在她总算搭理我的时候。

晚上，我再次觉得很糟糕，对她说：“我真的相信，我昨天晚上在市长官邸吃龙虾蛋黄酱中毒了。”她缝着东西，眼也没抬就说：“每次你喝香槟都会喝出毛病。”我生气了，说：“你真是瞎说。我只喝了一杯半，你跟我一样，都清楚——”我话没说完，她就冲出了房间。我坐了一个钟头等她回来，可是她没有回来。我决定上床睡觉，发现卡丽没说“晚安”就睡觉了，我只好去闩上洗涤室的门，又喂了猫。明天早上一定得跟她谈谈这件事。

5月9日　还有点儿头重脚轻，身上有黑斑。《黑僧人双周新闻》上登出一长串参加市长官邸舞会的客人名单。失望地发现我们的名字被漏掉了，法默森的却赫然在列，后面还带了个M.M.L.[11]，管他是什么意思呢。恼火得很，因为我们订了十几份，准备寄送朋友。写信给《黑僧人双周新闻》，指出他们的遗漏。

我进早餐间时，卡丽已经开始吃早餐了。我自己倒了杯茶，完全心平气和地说：“卡丽，我希望你能稍微解释一下你昨天晚上的行为。”

她回答说：“岂有此理！我还想听你解释一下你前天晚上的行为呢，可别只解释一点点！”

我沉着地说：“真的，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她冷笑着说：“八成儿是不明白，你当时几乎什么也不明白呢。”

她话里有话，我很吃惊，脱口而出：“卡罗琳！”

她说：“别夸张了，对我没用。留给你的新朋友吧，法默森先生，那个卖五金的。”

我正要说话，卡丽发了一通脾气——我从来没见过她这样——要我闭嘴。她说：“现在我还有话要说呢！你口口声声说要去臊臊法默森先生，却是让他臊了你，就在我面前。然后他邀请你去喝杯香槟酒，你又接受了，还不是只喝一杯就算了。你后来又提出，让这个把我们的刮泥板修得一团糟的粗俗的家伙搭我们的马车回家。我就不说他上马车时弄烂了我的裙子，也不说他踩到了詹姆斯太太昂贵的扇子，那是你从我手里碰掉的。他踩到了，甚至没道歉。你们还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吸烟，也没点礼貌地事先请我同意。还没完呢！坐完车后，尽管他没为他搭马车哪怕出一法寻[12]，你还请他进来。幸好他还够清醒，从我的举动中看出不欢迎他进来坐。”

老天知道这番话让我觉得多没面子，可是更糟糕的是，戈英没敲门就进来了，头戴两顶帽子，手里拿着院子里的耙子，脖子上围着卡丽的毛披肩（他从楼下门厅里的衣帽架上取来的），用沙哑的大嗓门为自己宣而告之：“皇家贵人，市长大人驾到！”他像个小丑一样，在房间里正步走了两圈，然后发现我们对他视而不见，就说：“哎！怎么了？小两口吵架，是吗？”

一阵沉默，然后我温和地说：“亲爱的戈英，我不舒服，不是很有心情开玩笑，特别是你不敲门就进来，这种行为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玩儿的。”

戈英说：“非常抱歉，可我来是为了我的手杖，还想着你会送过去呢。”我把他的手杖递给他，我记得我用黑色磁漆漆过一遍，觉得更好看了。他呆呆地看了它一分钟，然后说：“谁干的？”

我说：“哎，干了什么？”

他说：“干了什么？哼，毁了我的手杖！这可是我可怜的叔叔的东西，在我眼里，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它更珍贵了！我得知道是谁干的。”

我说：“很对不起。我敢说漆能弄下来，我是一片好意啊。”

戈英说：“那我只能说，这样自作主张叫人讨厌；我还应该加一句，你比你看上去的还要蠢，只是那可绝对没可能了。”

5月12日　只买了一份《黑僧人双周新闻》，上面有上次漏登的一小串名单，可是那些蠢货把我们的名字印成了“查·波特尔先生及太太”。恼人之极！又写了封信，特别注意把我们的名字用大写字母拼出来，所以这次绝不可能再出错。

5月16日　打开今天的《黑僧人双周新闻》，读到下述一段时怒不可遏：“我们收到了查尔斯·朴特尔先生及太太的两封信，要求我们宣布他们曾出席市长官邸舞会这一事实。”我把这份报纸撕碎扔进了废纸篓。我的时间宝贵得很，不值得在这种无聊琐事上劳神。

5月21日　过去的一周或者十天过得无聊之极，卡丽去了萨顿的詹姆斯太太家。卡明斯也不在家。我想戈英还在生我的气，因为我没打招呼，就用黑磁漆把他的手杖漆了一遍。

5月22日　买了根柄上镶银的手杖，价钱为七先令六便士（以后跟卡丽说只要五先令），给戈英送了过去，还附了封和气的短信。

5月23日　收到戈英的一封奇怪的短信。他说：“生气？根本没有，伙计。我还以为你因为我发脾气而生我的气呢。另外，我发现你漆过的手杖原来不是我可怜的老叔叔的那根，只不过是根只值一先令的，烟草店买的。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很感谢你送的漂亮礼物。”

5月24日　卡丽回来了。好哇！她看上去精神焕发，只是太阳晒伤了她的鼻子。

5月25日　卡丽拿来我的几件衬衫，建议我拿到街角的特里普的店里。她说：“前面和袖口磨损得很厉害。”我张口就来：“恐怕真的是。”[13]天哪！我们大笑特笑，还以为再也停不下来呢。因为我坐公共马车去市里时，正好坐在马车夫旁边，我跟他讲了我关于“磨损”的衬衫的俏皮话，我看他要笑得从座位上摔下来。办公室里的人听了也大笑过。

5月26日　把那几件衬衫留在特里普的店里，我跟他说：“我恐怕这些磨损了。”他全无笑意地说：“肯定会那样，先生。”有些人好像很缺乏幽默感。

6月1日　过去的一周就跟以前一样，卡丽在家里，戈英和卡明斯几乎每天晚上都来串门，有两次我们在院子里坐到很晚。今天晚上，我们就像一群小孩子，玩“结果游戏”[14]。这是种好游戏。

6月2日　今天晚上又玩“结果游戏”，没有昨天晚上那么成功。戈英有几次超出了好格调的界限。

6月4日　晚上我和卡丽去卡明斯两口子家里，跟他们过了一个安静的晚上。戈英在那里，斯蒂尔布鲁克先生也在。过得虽然不热闹，但是愉快。卡明斯太太唱了五六首歌曲，以我的愚见，《不，先生》和《睡眠的花园》唱得最好。但最让我高兴的，是她和卡丽唱的二重唱——而且是经典歌曲的二重唱，我想名字是《爱人，我会的！》。很动听。卡丽的嗓子再好一点，我想职业歌手也不能唱得比她更好。晚饭后，我们让她们又唱了一遍。自从那个星期日散步到“奶牛和树篱”酒馆以来，我一直不喜欢斯蒂尔布鲁克先生，可是我得说他唱滑稽歌唱得不错。他唱的《我们现在不想要老头儿了》让我们又叫又笑，特别是提到格拉斯顿先生[15]的那段歌词。不过有一段歌词我想他不应该唱，戈英却说那段最妙。

6月6日　特里普把几件衬衫送来，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的修补费比我买新衬衫还贵。我这样跟他说了，他硬邦邦地说：“咳，衬衫现在比新的时候还好呢。”我付了他钱，说那是抢钱。他说：“你要是想用穷人穿的那种布料做你的衬衫前胸，就像包装和装订书用的那种，干吗当时不说？”

6月7日　遇到一件恼人之极的事。碰到了弗兰契先生，他住在佩克汉姆，他说话做事极讲派头。我冒昧地请他来家里用肉食茶点，吃顿便饭。我没想到他会接受这么冒昧的邀请，可是他接受了，他以十分友好的口吻，说比起独自一人吃，他更愿意跟我们一起吃。我说：“我们最好坐这辆蓝色的公共马车。”他回答说：“别让我坐蓝色的公共马车，我最近够烦恼的了。我在铜业恐慌中亏了整整一千元。坐这辆吧。”

我们坐着一辆漂亮的出租马车，气派地到了家门口。我在前门敲了三下，却无人来开。我透过接地的玻璃窗格（大惑不解地）看到卡丽正在匆忙往楼上跑。

我让弗兰契先生在门口等一下。我去了房侧，看到杂货店的伙计居然正在抠门上起了泡的油漆。没时间骂他了，我走到房后，从厨房的窗户进了屋。我开门让弗兰契先生进来，并把他让进客厅。我上楼去找卡丽，她正在换衣服。我告诉她我请动了弗兰契先生来家里。她回答说：“你怎么能这样？你知道今天萨拉放假，家里什么也没有，因为天热，羊肉熟食已经馊了。”

最后，一贯是个好人的卡丽不出声地下来，洗了茶杯，铺了台布，我让弗兰契先看我们的日本风景画，我则跑去肉铺买了三块肉。

7月30日　天气很凉，要么我，要么卡丽，或者我们两个人都不舒服。我们好像无缘无故就会吵架，这种不愉快的情形一般出现在吃饭时间。

今天早上莫名其妙地，我们谈起了气球，我们愉快之至。可是谈话逐渐转到了家族事情上，卡丽没来由地，用最不恭敬的语气提起我爸爸在金钱上遇到的麻烦。我反驳她说：“不管怎样，爸爸是个绅士。”听到这里，卡丽突然放声大哭。早餐我一点儿也吃不下。

在办公室，波卡普先生请我去，他说他非常抱歉，可我必须从下星期六开始休年假。弗兰契来办公室坐，让我去他所属的“益康”俱乐部就餐。因为害怕今天早上“拌嘴”后家里的气氛不好，我给卡丽发了份电报，告诉她我要在外面吃饭，不用等我回家。给卡丽买了一只银制小手镯。

7月31日　卡丽很喜欢那只银手镯，我昨天晚上睡觉前，把它放在她的梳妆台上，还附了张充满爱意的纸条。我告诉卡丽我们得从下星期六就休假。她很高兴地回答她不介意，只是天气那么糟糕，她还担心吉彭斯太太无法及时做好她要在海滨穿的衣服。我跟卡丽说我觉得上面有粉红色蝴蝶结的那件褐色衣服看上去就挺好，卡丽说她绝对不会考虑穿那件。我正要再说这件事，又想起昨天的吵架，决定还是闭口不谈。

我对卡丽说：“我觉得我们能去‘老不赖的布罗德斯泰尔斯’[16]就最好了。”让我很惊讶的是，卡丽不单是第一次反对去布罗德斯泰尔斯，还恳求我别用“老不赖”的说法，而是留给斯蒂尔布鲁克和像他那样的先生们用。听到我要坐的公共马车经过窗前，我不得不从家里冲出去，没像通常那样吻别卡丽，我向她喊道：“你决定吧。”晚上到家后，卡丽说她觉得时间那么短，决定去布罗德斯泰尔斯。她还得写信给港景台地街的贝克太太订房间。

8月1日　在爱德华兹的店里订做了一条新裤子，让他们别把裤脚收得太松。上一条就收得太松了，膝盖那里又太紧，看上去像是水手裤，经过皮特——办公室里那个讨厌的年轻人——的办公桌时，我听见他大声喊“号笛舞”[17]。卡丽在吉彭斯小姐那里订了件红色阔罩衫和青色哔叽呢裙子，我一直觉得在海边那样穿很漂亮。晚上，我给卡丽念《交易市场报》时，她自己收拾好一顶水手帽，收拾完之后又让我试着戴了一戴，我们都大笑了一场。卡丽说和我的胡子搭配在一起显得很滑稽，还说我就这样登台演出的话，人们会笑成什么样。

8月2日　贝克太太回信说我们可以住我们以往在布罗德斯泰尔斯住过的房间。这件事就放心了。买了件花衬衫和一双棕色的皮靴，我看到市里很多赶时髦的职员穿，听说很“时兴”。

8月3日　美妙的一天。盼望着明天。卡丽买了把阳伞，差不多有五英尺长。我跟她说那把阳伞可笑，她说：“萨顿的詹姆斯太太有把两倍长的。”这件事就不再提了。我买了顶很漂亮的帽子，好在天气炎热时在海边戴。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帽子，不过是在印度戴的那种头盔样式，麦秸编的。在波普兄弟店买了三条新领带，两块花手帕，还有一双海军蓝袜子。一晚上都在收拾东西。卡丽让我别忘了向希格斯沃斯先生借望远镜，他也总会借给我，知道我晓得怎样爱惜着用。叫萨拉去借。就在似乎万事俱备时，最后一趟送信的邮差给我们带来了贝克太太的信，信上说：“我刚刚把我的整座房子租给了一群人，抱歉我得收回我的话，你们得找别处的房间；不过邻居沃明太太会乐意让你们去住，可是星期一之前不行，因为她的房间整个银行休假周都有人住。”

第六章

我们的儿子威利·卢品出人意料地回到家里。

8月4日　最早一趟送信的邮差送来了我们的儿子威利的一封信，读来愉快，他在信中说他收到了卡丽送的一件小礼物——前天是他的二十岁生日。让我们大为诧异的是，下午，他本人出现在我们眼前，从奥尔德姆一路赶回来。他说他向银行请了假，因为星期一是假期，他想着会让我们小小地惊喜一下。

8月5日，星期日　自从上个圣诞节以来，我们和威利就没再见过面，我们高兴地注意到他长成了一个多么出色的小伙子。人们几乎不会相信他是卡丽的儿子，看样子更像是卡丽的弟弟。我对他星期日穿方格花纹的套装很看不惯，还觉得他今天上午应该去做礼拜，可他说他昨天赶路还累呢，我就忍住了不再多说这件事。我们吃饭时，喝了一瓶葡萄酒，为亲爱的威利的健康干了杯。

他说：“噢，对了，我有没有跟你们说过？我已经放弃了‘威利’这个名字，而是用第二个名字‘卢品’。事实上在奥尔德姆，人们只知道我叫‘卢品·普特尔’。你们去那儿要是叫我‘威利’，他们会听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当然，卢品完全是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卡丽高兴起来，开始说起很多叫卢品的人的历史。我试探着说我认为威利是个不错而简单的名字，还提醒他取的是他叔叔威利的名字，他在市里很有威望。威利用我不怎么喜欢的语气撇着嘴说：“噢，我全知道，老不赖的比尔！”然后自顾自地斟了第三杯葡萄酒。

卡丽很反对我说“老不赖”，可是威利叠用形容词时，她却不吱声。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她。“亲爱的威利，那样意思表示得更多。”我说：“我希望你跟你银行里的同事相处得好。”他回答说：“请叫我卢品。说起银行，里面没有一个职员是上等人，‘老板’是个浑蛋。”我大为震惊，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的本能告诉我哪儿不对劲。

8月6日　银行休假日。九点钟了，卢品还一点儿也没有动身的样子，我敲了敲他的房门，说我们一般在八点半吃早餐，问他还得多久才能下来？卢品回答说他整夜没睡安稳，先是火车让房子震了一晚上，然后是太阳照过窗户刺他的眼，所以他头痛欲裂。卡丽上来问他是不是想在楼上吃早餐，他说他喝杯茶就行了，什么都不想吃。

卢品没下来，我在一点半时又上去，说我们两点钟吃饭，他说“会下来”。可他直到两点三刻才下来。我说：“我们还没看你几眼呢，你得坐五点半的火车回去，所以你一个钟头内就得出门，除非你坐半夜的邮车。”他说：“哎，总督，不用绕圈子了，我已经向行里辞职了。”

我有一阵子说不出话。又能开口时，我说：“你怎么敢这样，先生？你怎么敢不跟我商量就走了这么严重的一步？别回答我，先生！你马上下来，按我说的写封信，收回你的辞呈，为你考虑不周好好道个歉。”

他大笑着回答说：“没用。你要是想知道老不赖的真相，那就是我被炒掉了！”想象一下我有多么沮丧吧。

8月7日　波卡普先生同意我推迟一周休假，因为我们订不到房间。这给了我们一个设法在出发前安排威利去求职的机会。我这辈子的心愿，就是让他进波卡普先生的公司。

8月11日　尽管我们的孩子卢品闲在家里是件严重的事，不过还算让人满意的是，他之所以被要求从银行辞职，只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工作没有兴趣，总是迟到一个钟头（有时候两个钟头）。我们都可以心情愉快地星期一去布罗德斯泰尔斯了。这可以让我不再操心过去几天操心的事，这几天都浪费在和奥尔德姆银行经理通信上了，劳而无功。

8月13日　好哇！到了布罗德斯泰尔斯，房间很不错，离车站近。如果位置在悬崖上，价钱会翻番。下午五点钟房东准备好了可口的饭菜和茶，我们都吃得津津有味，可是卢品似乎吹毛求疵了，因为黄油里面不巧有只苍蝇。晚上雨很大，让我感觉很好，因为这是个早睡的好借口。卢品说他会晚睡，读点儿书。

8月14日　我有点生气地发现卢品昨天晚上并没有看书，而是去礼堂看了一场庸俗的娱乐表演。我表达了我的看法，说体面人不宜去看这种演出，他却回答说：“噢，只是‘仅此一晚’。我当时心里有点儿不舒服，想着可以去看看波莉·普赖斯怀尔，‘英格兰的亮火花’。”我告诉他我得自豪地说，我从来没听说过她的名字。卡丽说：“还是别说孩子了吧。他年龄早已经够大，能自己照顾自己，不会忘记自己是个绅士。记住，你也年轻过。”下了一天大雨，可卢品还是要出去。

8月15日　天气晴了一点，所以我们都坐火车去了马盖特，在码头上遇到的第一个人是戈英。我说：“喂！我还以为你跟你在伯明翰的朋友去了巴茅斯呢。”他说：“对，可是小彼得·劳伦斯病了，他们推迟到以后再去，所以我来了这儿。你知道卡明斯也在这儿吗？”卡丽说：“噢，好呀！我们可得找几个晚上聚一聚，玩玩游戏。”

我介绍了卢品，说：“你会高兴地看到，我们亲爱的孩子回来了！”戈英说：“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他不在银行干了吗？”

我很快转移了话题，尴尬的问题一个也没问到，戈英问起那种问题很有一套。

8月16日　卢品断然拒绝跟我一起在人行道上走路，因为我戴着新的草编头盔，身穿大衣。不知道这孩子以后会成什么样。

8月17日　卢品跟我们只谈了一小会儿。我和卡丽去坐了船。跟她单独在一起让我舒了口气，因为卢品惹我生气时，卡丽总是替他说话。我们回来后，卢品说：“噢，你们上了‘一先令的催吐机’，是吧？下回你就该上六便士一次的‘颠肝机’啦。”我想他指是骑三轮车，可我装作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8月18日　戈英和卡明斯来安排去马盖特过个晚上。因为下雨，戈英让卡明斯陪他去旅馆打台球，他知道我从来不打，事实上也不赞成。卡明斯说他得赶快回马盖特，听到这话，卢品说：“我跟你玩儿，戈英——没问题。绕着布台子走一走让我吃饭有胃口。”我很反感，说：“也许戈英先生不喜欢跟小伙子玩。”让我吃惊的是，戈英说：“噢，不，我喜欢，要是他们打得好的话。”他们就一起走了。

8月19日，星期日　我正要就卢品吸烟（他烟抽得很凶）和打台球的事教训他，可他戴上帽子就出去了。然后是卡丽把我教训了很久，说像对待孩子那样对待卢品显然不合适。我觉得她说得有几分道理，所以晚上我主动递给卢品一支雪茄。他好像挺喜欢，吸了几口后却说：“这是老不赖的两便士一根的——试试抽我的吧。”就递给我一支雪茄，又长，又有劲儿。这说明了很多问题。

8月20日　我挺高兴我们在海边的最后一天过得不错，只是天气不好。晚上去了卡明斯夫妇那儿（在马盖特），因为冷，我们在房间里玩游戏。戈英跟以往一样不知分寸，建议我们应该玩“肉排”游戏，我们都没听说过那种游戏。他坐在一张椅子上，要卡丽坐在他大腿上，我亲爱的卡丽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争论一番后，我坐在戈英的大腿上，卡丽坐在我的膝头，卢品坐在卡丽的大腿边上，然后卡明斯坐在卢品的大腿边上，卡明斯太太又坐在她丈夫的大腿边上。我们的样子很滑稽，我们好一通大笑。

然后戈英说：“你们相信有伟大的莫卧尔人吗？”我们得一起回答：“对——噢，对！”（三次）。戈英说：“我也相信。”接着突然坐起来。这种玩笑开得差劲，结果我们全摔到地上，可怜的卡丽头撞在壁炉挡板的角上，卡明斯太太给她抹了点醋。可是这让我们错过了最后一班火车，不得不坐马车回布罗德斯泰尔斯，花了我七先令六便士。

第七章

回到家里。詹姆斯太太对卡丽的影响。根本找不到事情给卢品做。隔壁邻居有点儿让人烦。有人动我的日记。给卢品找到一个地方。卢品宣布一个消息，让我们吃了一惊。

8月22日　回家了，甜蜜的家！卡丽买了几个漂亮的垫子来垫花瓶。弗里普斯—詹那斯公司写信说抱歉他们没有空缺职位可以让卢品去。

8月23日　我买了一对熟石膏做的鹿头，并把它们染成了棕色，样子正适合挂在我们小小的门厅处，添了些味道。鹿头做得惟妙惟肖。普勒斯—史密斯公司说抱歉他们没有空缺可以让卢品去。

8月24日　只是为了让卢品开心，让他过得高兴些——因为他有点泄气，卡丽邀请詹姆斯太太从萨顿过来在我们家住上两三天。我们一点儿也没跟卢品说，是想让他惊喜一下。

8月25日　萨顿的詹姆斯太太下午来了，还带来了一大把野花。我见到詹姆斯太太的次数越多，越觉得她好，而且她对卡丽忠心不贰。她去卡丽的房间放帽子，却在里面待了快一个钟头聊衣服。卢品说他对詹姆斯太太来访一点儿也不惊讶，而是对她本人感到惊讶。

8月26日，星期日　去做礼拜差点儿晚了，詹姆斯太太整个上午都在滔滔不绝地聊该穿什么衣服。卢品好像跟詹姆斯太太相处得不是很好。我担心我们跟邻居有矛盾，他们是上星期三搬来的。他们的几个朋友——赶着双轮轻便马车来——已经招人厌了。

一两天前的一个傍晚，我图凉快穿了件白色的马甲。我正把拇指插在马甲口袋里（那是我的习惯）走过时，有个人——他坐在马车上，看样子像是个美国人——唱起一首粗俗无聊的歌，什么“我的马甲口袋里有十三块钱”。想来是唱给我听的，这个怀疑也得到了证实，因为今天下午我戴着大礼帽在院子里散步时，有人拿砸炮有意瞄准我的帽子扔，在帽子上炸响了，像雷管那样响。我猛地转身，绝对看到马车上见过的那个人在一扇卧室窗户处把头缩进去。

8月27日　卡丽和詹姆斯太太去买东西，我下班了，她们还没有回来。从后来她们的聊天看，我担心詹姆斯太太正在往卡丽的脑袋里塞进关于穿衣的很多无聊事。我去戈英家请他过来吃饭，可以活跃一下气氛。

卡丽准备了一餐有点儿算是临时凑合的晚饭，包括一小块剩下的熟肉，一小片鲑鱼（我不吃，免得不够转一圈），另外还有牛奶冻和蛋羹，餐具柜上还有一瓶葡萄酒和几块果酱夹心酥。詹姆斯太太让我们玩一种很有意思的牌戏，叫“马金斯”。让我吃惊——实际上是反感——的是，打着打着，卢品站起身以极为讽刺的语气说：“请原谅，这种游戏对我来说太快了，我去后院安静地玩会儿弹子游戏吧。”

要不是戈英（他好像喜欢卢品）建议我们发明游戏，那场面就会变得很难堪。卢品说：“我们耍‘猴子’吧。”然后拉着戈英满屋子转，又把他领到镜子前。我得承认这让我笑得开心。后来大家都不知道因为什么笑话笑起来，又没人跟我解释，我有点儿不高兴。直到上床睡觉前，才发现我的燕尾服的一颗扣子上挂了个椅子罩，整个晚上肯定都带着它走来走去。

8月28日　在天竺葵花圃的正中央发现一大块砖头，显然是邻居扔过来的。帕特斯兄弟公司没空缺能让卢品去。

8月29日　詹姆斯太太正在把卡丽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卡丽出来时，穿了件长罩衫式新衣服，她说“罩衣式”正流行，我回答说它让我来气。她还戴了顶像厨房里用的煤桶那样大的帽子，样子也像。詹姆斯太太回家了，我和卢品都有点儿高兴——自从卢品回到家里后，只在这一件事上，我们头一次意见一致。默金斯父子公司写信来，说他们没有空缺可以让卢品去。10月30日　我很想知道是谁有意撕了我前五六周记的日记，真是太不像话了！我的日记是个大杂烩，足以记下我每天经历的事情，在记录时，我（感觉很自豪地）不辞辛苦。

我问卡丽知不知道是谁撕的，她回答说那怨我，有个清洁女工在屋里面扫地、搞清洁，我还随便把日记乱放。我说那没回答我的问题。这样反驳她，我觉得很聪明，本来还会更有效呢，如果不是我的胳膊肘碰倒并摔碎了桌子上的一个花瓶，桌子是临时放在过道上的。

这件不幸的事让卡丽很不高兴，这个花瓶跟另外一个是一对，没法找相配的，那是伯特塞特夫人——她是卡丽的表亲波默顿夫妇（以前住在多尔斯顿）的老朋友——在我们结婚那天送的。我叫萨拉来，问她知不知道日记的事。她说她根本没进过客厅，扫烟囱的走后，比勒尔太太（清洁女工）打扫那个房间，她自己生了火。我在壁炉里找到一片烧焦了的纸片，仔细一看，原来是我日记里的一张，所以显然有人撕了我的日记来生火。我要求明天让比勒尔太太来见我。

10月31日　收到我们的负责人波卡普先生写来的一封信，说他终于知道有个职位，可以让我们亲爱的孩子卢品去。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损失部分日记后的心情得到了安慰。因为我得承认在过去几周里，我一直都在记录那些人给我的令人失望的答复，我请求过他们可不可以让卢品去求职。比勒尔太太来了，她给我的回答是：“俺可根本没见过什么本子，更别说自个儿去动它。”

我说我决心查出来是谁干的，她听了后说她会尽量帮助我，接着想起来扫烟囱的用几张《回声报》生过火。我要求明天让扫烟囱的来见我。我真希望卡丽没把钥匙给卢品，我们好像连他的影子也看不到。我等他到一点钟，然后困了就睡觉了。

11月1日　我昨天记的日记里写了“困了就睡觉了”，当时没注意，现在觉得很有趣。我刚才没那么操心的话，也许可以说句小小的俏皮话。扫烟囱的来了，他竟敢一直走到门厅口，并把他装烟灰的脏袋子靠在门槛上。可是他很有礼貌，我没法说他。他说是萨拉生的火。不幸的是，萨拉听见了，因为她正在给楼梯扶手掸灰。她对扫烟囱的大发脾气，结果在大门口的楼梯那儿闹了一场，我绝不允许这样。我命令她去忙她的事，并告诉扫烟囱的我后悔麻烦他来。我真的后悔，就因为他来这一趟，门口台阶上落了一层烟囱灰。为了能查出是谁撕了我的日记，我愿意出十先令。

11月2日　我和卡丽安静地过了个晚上，我总是跟她待不够。关于报纸上“婚姻就是一场失败吗？”那些读者来信，我们聊得极其愉快。对我们而言，婚姻不是一场失败。我们聊着自己幸福的经历，不知不觉过了午夜。听到很响的一声关门声，我们吓了一大跳。卢品回来了，他根本没想到把走廊上的煤气灯关掉，连往房间里看一眼我们在哪儿也没有，而是直接上床睡觉，还弄得很大声。我叫他下来一会儿，他恳求我原谅他不下来了，因为他已经“筋疲力尽”，这句话跟后来的事实相矛盾，因为一刻钟后，他肯定在他的房间里跳起了舞，一边还喊着“看我跳波尔卡”诸如此类的胡话。

11月3日　终于等来了好消息，波卡普先生介绍卢品去求职，卢品得星期一去看结果怎么样。噢，我心里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去卢品的房间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可他还在床上，很不舒服的样子，所以我决定到晚上再告诉他。

他说昨天晚上，他当选为名叫“霍洛韦喜剧演员会”的业余戏剧俱乐部的成员，尽管昨天晚上过得高兴，他却是坐在过道风口上，得了神经性头痛。他一点儿早餐也不肯吃，我就由他去了。

晚上，我打开一瓶特酿葡萄酒，卢品居然在家。我们都倒了酒，我说：“卢品，我的孩子，我有你想不到的好消息要告诉你，波卡普先生给你安排了一次求职！”卢品说：“好！”我们干了杯子里的酒。

卢品接着说：“再把酒倒满，因为我也有你们想不到的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我有点儿疑虑，卡丽显然也是，因为她说：“我希望我们都觉得是好消息。”

卢品说：“噢，一点儿没错！我订婚了！”

第八章

谈的全是戴西·马特勒。卢品的新工作。在卡明斯家放焰火。“霍洛韦喜剧演员会”。萨拉跟清洁女工吵架。卢品不请自来地干涉。我被介绍给戴西·马特勒。我们决定为她举办一次聚会。

11月5日，星期日　我和卡丽担心还只是个孩子的卢品，他没跟我们商量还是怎么样就订了婚。吃完饭，他原原本本告诉了我们。他说那位小姐叫戴西·马特勒，是他见过的最有教养、最漂亮、最多才多艺的女孩。他对她一见钟情，就算得等上五十年，他也会等，而且知道她也会等他。

卢品又很热情地说，现在的世界对他来说，是个不一样的世界——一个值得在其中生活的世界。他现在有了生活目标，也就是让戴西·马特勒成为戴西·普特尔，他也保证她不会辱没普特尔家族。卡丽一下子哭了起来，一把搂住卢品的脖子，结果碰掉了卢品手里拿的葡萄酒，他新买的浅色裤子上被溅得到处都是酒。

我说我一点儿也不怀疑我们看到马特勒小姐就都会喜欢她，可是卡丽说她已经爱上她了。我觉得这话说得为时尚早，不过我没作声。那天后来的时间里，戴西·马特勒是唯一的话题。我问卢品她的家里人都有谁，他回答说：“噢，你知道，马特勒，威廉斯，瓦特嘛。”我不知道，不过忍住没再问，因为害怕会惹火卢品。

11月6日　卢品和我一起去了公司，跟我们的负责人波卡普先生谈了很久，结果是卢品同意在乔布·克里南兹的股票经纪公司当职员。卢品私下告诉我它是家卖广告的，他没觉得怎么样。我回答说：“‘讨来的别嫌不好。’”他看上去很难为情，我说这话可不是贬低他。

晚上我们去了卡明斯家放几种焰火。下起了雨，我觉得很没意思。我要放的几个小爆竹有一个不响，戈英说：“往你皮靴上砸，伙计，那样就响了。”我把它往脚尖上砸了几次，就炸响了，声音很大，把我的手烧伤得很厉害。我把剩下的爆竹都给了卡明斯家的小孩儿放。

还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招来很多侮辱我的话。作为精彩的压轴戏，卡明斯往地上插了根棍子，把一个很大的轮盘样的大架焰火绑在上面。他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说它值七先令。点火时有了点儿麻烦，最后终于点着了，可是慢慢转了一两圈又不动了。我带着手杖，所以敲了一下让它转，不幸的是，它掉到草地上。从他们全都气势汹汹吵我的样子，谁看到都会以为我把房子点着了。我再也不会参加焰火聚会，花钱又花时间，还花得可笑。

11月7日　卢品要卡丽去拜访马特勒太太，可是卡丽说她觉得马特勒太太应该先来拜访她。我赞同她的意见，这引起了争执。然而，卡丽说她一张名帖也找不到，我们得再印一些，印好后，还有足够时间讨论拜访的礼节，这样就解决了争执。

11月8日　我在布莱克文具店订了些名帖。我每种订了二十五张，能让我们用很长时间。晚上，卢品把弗兰克·马特勒领到家里，他是马特勒小姐的弟弟，一个很是笨手笨脚的年轻人，卢品说他是俱乐部——指的是“霍洛韦喜剧演员会”——里最受欢迎和最优秀的业余演员。卢品跟我们悄声说我们只用对弗兰克稍加“启发”，他就能让我们哄堂大笑。

晚饭时，年轻的马特勒干了几件有趣的事。他拿起一把刀子，很是精彩地用刀侧在他的脸颊上演奏一曲。他还模仿了一位没牙的老头儿抽雪茄，他老是把雪茄弄掉的样子让卡丽笑得不行。

聊天时，突然提到了戴西的名字，年轻的马特勒说他哪天晚上把他姐姐领到我们家——他的父母很守旧，不怎么出门，卡丽说我们要举办一次特别的小聚会。因为年轻的马特勒一点儿也看不出要走的样子，可是已经快十一点了，作为暗示，我提醒卢品明天早上他还得早起。马特勒非但没有领会暗示，反而开始了一连串的滑稽模仿。他一口气模仿了一个钟头，可怜的卡丽简直眼睛都睁不开，最后她告退了，道了声“晚安”。

后来马特勒就走了，我听到他和卢品在门厅处悄声说话，关于“霍洛韦喜剧演员会”的什么事。让我反感的是，尽管已经过了午夜，卢品还是戴上帽子，穿上大衣，跟他的新朋友出去了。

11月9日　我努力想查明是谁撕了我的几页日记，可还是没结果。卢品的脑子里全是戴西·马特勒，所以我们很少见到他，除了在吃饭时间，他倒是每次都会出现。卡明斯来串门。

11月10日　卢品好像喜欢他的新工作，这让人感到欣慰。用茶点时，谈的全是戴西·马特勒。卡丽几乎像卢品一样，一直把她挂在嘴上。让我反感的是，卢品告诉我，他接受了劝说，要参加“霍洛韦喜剧演员会”即将推出的演出，说他要在闹剧《去我叔叔家》里演鲍勃·布里奇斯，弗兰克·马特勒会扮演老马斯蒂。我明明白白地告诉卢品，我对这件事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并对业余戏剧表演完全不以为然。戈英晚上来坐。

11月11日　回到家时，发现屋子里乱糟糟的，很让人没面子。卡丽站在她的卧室外边，一副吓坏了的样子，萨拉情绪激动，在哭。比勒尔太太（清洁女工）显然喝了不少酒，在用最大的嗓门叫喊她“根本不是贼，俺是个体面的女人，辛辛苦苦挣口饭吃，谁造俺的谣，就抽谁的嘴巴”。卢品背对着我，没听到我进了屋。他站在两个女人中间，我只能遗憾地说，他努力想当个和事佬时，在他妈妈面前说了些很难听的话。我刚好听到他说：“为了一磅卖不了两钱的破日记上少了几页，竟然这么能折腾！”我心平气和地说：“对不起，卢品，这是个看法问题，因为我是这儿的一家之主，你也许应该让我来处理。”

我弄清楚了吵架的原委，是萨拉指责比勒尔太太撕了我的那几页日记来裹厨房里的几块肥肉和剩的东西，上星期从我家带走的。比勒尔太太抽了萨拉的嘴巴，说她什么也没带走过，因为“从来没剩什么东西”。我命令萨拉去干她的活儿，也要比勒尔太太回家。我进小客厅时，卢品的脚正在往空中乱踢，笑得不可开交。

11月12日，星期日　做完礼拜回家时，碰到了卢品、戴西·马特勒和她弟弟。卢品把戴西介绍给我们，我们一起回家，卡丽跟马特勒小姐一块走。我们请他们进来坐一会儿，我好好看了一眼我未来的儿媳妇。我的心重重地沉了下去。她是个大个子的年轻姑娘，我觉得她至少比卢品大八岁，也根本没觉得她长得漂亮。卡丽问她下星期三愿不愿意和她弟弟一起来认识几个朋友，她回答说她再乐意不过。

11月13日　卡丽给戈英、卡明斯夫妇、（萨顿的）詹姆斯夫妇和斯蒂尔布鲁克先生发了请帖，我给佩克汉姆的弗兰契先生写了封短信。卡丽说不如办得漂亮些，另外干吗不邀请我们的负责人波卡普先生？我说我担心对波卡普先生来说，我们不是很够档次。卡丽说：“邀请一下也无妨啊。”我说：“当然无妨。”就给他写了封信。卡丽向我承认，她对戴西·马特勒的相貌有点儿失望，不过觉得她像是个好女孩。

11月14日　目前为止，每个人都接受了邀请，要来参加我们明天晚上举办的颇为隆重的小型聚会。波卡普先生写了封漂亮的信——我会保存起来——说他那时候要在肯辛顿吃饭，不过能脱身的话，会来霍洛韦待一个钟头。卡丽忙乎了一天，做小蛋糕、果酱酥以及果冻等。她说她对明天晚上自己的担子感到很紧张。我们决定在餐桌上放小份的食物，如三明治、鸡肉、火腿和一些甜点，餐具柜上放了一盘漂亮的冷盘牛肉和一盘派桑杜[18]风味口条，谁觉得没吃饱可以吃。

戈英过来打听他明天晚上要不要穿“燕尾服”。卡丽说他最好穿上，特别是弗兰契先生要来，有可能波卡普先生也会露下面。戈英说：“噢，我只是想知道一下，因为我有段时间没穿礼服了，得送去让人把皱纹熨平。”

戈英走后，卢品进来了，因为急切地想讨戴西·马特勒的欢心，而对各种安排吹毛求疵，事实上对什么都不满意，包括我们邀请老朋友卡明斯。卢品说他穿着晚礼服，会像个等着侍候人的杂货店主，要是戴西把他当成那样的人，他可别吃惊。

我大发脾气，说：“卢品，我跟你说，戴西·马特勒小姐不是英格兰女王。我本来以为你聪明得不至于上当，去跟一个比你年龄大很多的女人订婚。我建议你未成家先立业，而不是先让自己娶个老婆当拖累，你得养活她呢，极有可能还得养活她弟弟，他看上去无非是个游手好闲的人。”

卢品不仅不懂事地拒绝接受我的建议，还一下子跳起来说：“你侮辱了跟我订婚的小姐，就等于侮辱了我。我离家出走，再也不踏进你的家门。”

他甩上门就离开了家，不过没关系，他又回来吃晚饭，我们玩比齐克牌，一直玩到了差不多十二点钟。

第九章

我们的第一次重要聚会。新老朋友。戈英有点儿让人生气；但是他的朋友斯蒂尔布鲁克先生居然很有趣。波卡普先生来得不是时候，不过他极为客气，很赏脸。聚会取得巨大成功。

11月15日　重要的日子，自从我们搬进这座房子以来，这是第一次举办重要的聚会。我从市里回来得早。卢品坚持要我请来一个侍者，买了半打香槟。我觉得这钱花得没必要，可卢品说他走了点儿小运，在市里做的一次私下交易中赚了三镑。我希望他别过了两天好日子就去赌前程。晚餐室看上去很不错，卡丽说得对：“就是波卡普先生肯赏脸来，我们也没必要觉得丢人。”

我早就换好衣服，以防有人准时在8点到达，很烦心地发现我的新礼服裤太短了。卢品忘了自己的身份，就我穿普通的靴子而不是礼服靴来挑我的刺。

我挖苦地回答他：“我亲爱的儿子，我已经活到了可以超然于那种事情之外的年龄了。”

卢品一下子笑了起来，他说：“一个人通常就是比他的靴子要高嘛。”

这句话可能说得好玩，也可能不好玩；但我感到满意的是，他没看到我有个饰纽上的红颜色掉了。卡丽穿着我们在市长官邸那天穿的礼服，就像画中人。客厅里布置得很漂亮，卡丽在折叠门上蒙了层薄纱，进门处也挂着，因为我们把那扇门从铰链上取掉了。

侍者彼特斯先生来得准时，我严格要求他在上一瓶香槟没喝完之前，不要再打开一瓶。卡丽准备了几瓶雪利酒和波尔多葡萄酒放在客厅的餐具柜上，还有几个杯子。对了，我们放大并上了色的照片挂在墙上看着很漂亮，特别是因为卡丽在四角挂了几个丝绸的蝴蝶结。

首先到的是戈英，他以一贯的趣味，跟我一张口就是：“喂，普特尔，你的裤子太短了！”

我只是说：“很有可能，你也会发现我的脾气也太短了！”

他说：“那也不能让你的裤子变得更长点儿啊，傻瓜。你该让你太太镶道荷叶边。”

我不知道我干吗浪费时间，把这句侮辱人的话记到日记上。

然后来的是卡明斯夫妇。卡明斯说：“因为你根本没提着装，我穿的是‘半正式’礼服。”他穿了件双排扣常礼服，打了条白色的领带。詹姆斯夫妇、默顿先生和斯蒂尔布鲁克先生来了，可是卢品坐立不安，让人受不了，直到戴西·马特勒和弗兰克也到了。

我和卡丽对戴西的外表感到很吃惊。她穿了套鲜亮的绯红色衣服，领口开得很低。我觉得这种款式不庄重，她应该向卡丽学习，用一小段花边遮住肩膀。耐克尔斯先生，斯普赖斯—豪格先生和他的四个女儿来了；弗兰契先生来了，另外还有卢品的一两个新朋友，是“霍洛韦喜剧演员会”的成员。这些人中有几位的举止好像很有戏剧效果，特别有一位，整晚都在摆姿势，靠着我们的小圆桌，把它压垮了。卢品称他为“我们的亨利”，说他是“我们在霍喜会里的头牌”，在这方面，跟弗兰克演的低俗喜剧中的商人一样好。我听得完全不知所云。

我们听了一阵音乐，卢品片刻不离戴西左右，把她唱的一首歌《某天》吹上了天。这好像是首优美的歌曲，可她做了很多鬼脸，而且照我看，跑调跑得厉害。我不会再请她唱一首，可卢品让她一口气唱了四首，一首接一首。

十点钟时，我们下去吃晚餐，从戈英和卡明斯吃饭的样子，你会觉得他们有一个月没吃过饭了。我让卡丽留下点东西，以防波卡普先生会来。让我生气的是，戈英倒了一大杯香槟酒，一口气就喝掉了。他这样又来了一次，让我担心六瓶香槟喝不到最后。我想留起一瓶，卢品却抄过去，拿到茶几那边跟马特勒家的戴西和弗兰克姐弟一块儿喝。

我们上了楼，那几个年轻人开始胡闹。卡丽马上制止了他们。斯蒂尔布鲁克唱的《你把你表哥约翰怎么样了？》让我们觉得好玩。我没注意到卢品和弗兰克不见了。我问“霍洛韦喜剧演员会”的沃森先生他们去哪儿了，他说：“这叫‘噢，真让人吃惊！’”

我们按要求围成一圈，然后沃森说：“我很高兴介绍著名的布朗丁驴子。”弗兰克和卢品就一下子跳进房间。卢品像个小丑一样把脸抹白了，弗兰克在腰间围了块壁炉前面铺的大地毯。他扮的应该是头驴，看上去也是。他们乐此不疲地上演了一出喧闹的哑剧，我们都尖叫着、笑着。

我忽然一转头，看到波卡普先生在门道中间位置站着，我们不知道，他就到了。我向卡丽示意，我俩马上走到他跟前。他不肯进来。我为屋里愚蠢的行为道歉，可是波卡普先生说：“噢，好像挺有意思嘛。”我看得出他一点也没觉得有意思。

我和卡丽把他领到楼下，可是那张桌子坏掉了。一杯香槟也没有——三明治也一块都没剩。波卡普先生说他什么都不需要，不过可以喝杯矿泉水或苏打水，但也是一点儿也没剩下。卡丽说：“我们还有很多葡萄酒。”波卡普先生微笑着说：“不，谢谢您。我真的什么也不要，不过我很高兴在你们自己的家里看到您和您丈夫。晚安，普特尔太太——我只待一会儿就走，您能原谅我，我知道。”我陪他一起走到他的马车那里，他说：“明天不用麻烦早来，十二点前到就可以了。”

我往家里走时，觉得很泄气，我跟卡丽说我觉得这场聚会办砸了，卡丽却说取得了极大成功，我只是累了，坚持要自己来点儿葡萄酒。我喝了两杯，感觉好多了。我们进了客厅，他们已经开始跳舞。我和卡丽跳了一会儿，我说这让我想起了从前的日子，她说我是个傻乎乎的老家伙。

第十章

回想。我又说了句不错的俏皮话。一再上牛奶冻让我生气。卢品表达他对婚礼的意见。卢品跟戴西·马特勒闹翻。

11月16日　夜里醒了有二十回，口渴得厉害。喝光了瓶子里的水，还把罐子里的水喝了一半。老是梦到昨天晚上的聚会办砸了，很多下层人不请自来，老是戏弄波卡普先生，还往他身上扔东西，到最后我不得不把他藏进储藏室（刚刚发现有一间），并用一条浴巾盖住他。现在觉得荒唐，梦里却真切无比。同一个梦，我做了有十几回。

让我生气的是，卡丽说：“你知道你每次一喝香槟就会出毛病。”我告诉她，我只喝了一两杯，一直喝的都是葡萄酒。我又说好香槟根本喝不坏人，卢品跟我说那是一个旅行推销员瞧得起他，才卖给他的，因为那个牌子的酒一直被西区的一家俱乐部买断。

我觉得是我吃“配菜”——那个侍者是这样叫的——吃得太津津有味了。我跟卡丽说：“但愿我是把‘配菜’配到一边。”我又说了一遍，可是卡丽在忙着收拾为办这次聚会从卡明斯太太那里借的茶匙。刚过十一点半，我正要去上班，卢品下来了，脸色发黄，他说：“喂！总督，你今天早上有价码的脑袋怎么样啊？”我告诉他还不如跟我说荷兰话呢。他又说：“今天早上，我的头像是鲍德温[19]的气球那样大。”我立马说了我所说过的最机灵的话，即：“也许那可以解释近于剧烈的头痛。[20]”我们三个人都哈哈大笑。

11月17日　还感到累，头也疼！晚上戈英来坐，对我们星期三办的聚会赞不绝口。他说各方面都办得漂亮，他过得极为开心。戈英乐意的话，可以是个很不错的人，可你永远不知道会持续多久。例如，他留下来吃晚饭，看见桌子上有牛奶冻，当着用人的面就喊起来：“哦嗬！星期三剩的？”

11月18日　好好睡了一夜，醒来后精神很饱满，良好的感觉回来了。我确信出门应酬的生活不适合我，因此我们拒绝了今天早上收到的伯德小姐的婚礼邀请。我们跟她只是在詹姆斯太太家见过两次面而已，而且去就意味着送礼。卢品说：“我这次赞同你的意见。在我看来，婚礼是一出很蹩脚的戏，只有两个角色——新娘和新郎，伴郎无非是个会走路的先生。除了号哭的父亲和抽鼻子的母亲，剩下全是跑龙套的，穿得漂漂亮亮，只是为了出演不重要的角色。他们还得付钱，方式就是送值钱的礼物。”我不喜欢听演戏的行话，不过觉得说得聪明，尽管无礼。

我告诉萨拉早餐别再把牛奶冻端上来，星期三以来，好像每次吃饭时餐桌上都有。卡明斯晚上来串门，为聚会的成功向我们道贺。他说这是他多年来参加过的最好的聚会，不过又说我们真该告诉他要穿礼服，那样他就可以穿着他的燕尾服参加。我们坐着安静地打多米诺骨牌，后来因为卢品和弗兰克·马特勒闹腾腾地进屋而中断。我和卡明斯让他们一起来玩，卢品说他没兴趣玩多米诺骨牌，建议我们玩“说大话”。我问是不是需要筹码，弗兰克和卢品异口同声地说：“一，二，三，开始！你在格陵兰有不动产吗？”我完全听不明白，那好像是“霍洛韦喜剧演员会”的习惯，在某个成员表现出无知时就会这样说。

尽管我交代过，晚餐时仍然端上了牛奶冻，更糟糕的是，还把它盛在玻璃盘子里，周围堆上果酱，以为这样我就看不出来。卡丽问卢品他要不要来点儿，他回答说：“我不吃二手货，谢谢。”只有我们两个人时，我告诉卡丽，再往桌子上摆那点牛奶冻，我就不在家里待了。

11月19日，星期日　愉快而闲适的一天。下午，卢品出去了，后来的时间都和马特勒家的人在一起。他走的时候神采飞扬，卡丽说：“哎，卢品跟戴西订婚的一个好处是，这孩子好像整天乐呵呵的，虽然得承认这个婚订得好像很不谨慎，可是这样一来，我放心多了。”

我和卡丽晚上又谈了这件事，共同的看法是，早订婚并非一定就意味着婚姻不幸。亲爱的卡丽提醒说我们就是结婚结得早，但是除了有数的几次无关紧要的误会，我们从来没有吵得不可开交。我不由想到（我也这样告诉她）生活中一半的快乐，都源自小小的争执和不打紧的匮乏，这在婚姻的初期都是要忍受的。这种争执通常都是由于贫穷所引起的，但也经常能让相亲相爱的伴侣更为坚定地站在一起。

卡丽说我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淋漓尽致，还说我真是个哲学家。

谁都有虚荣的时候，我得承认卡丽小小的奉承让我得意。我不会假装我能用漂亮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可是我觉得我有能力简明扼要地表达我的想法。九点钟左右，让我们吃惊的是，卢品进来了，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说话的语气很沉重——我得说那似乎很矫揉造作——他说：“有没有白兰地？”我说：“没有，不过这儿有点威士忌。”卢品没兑水就喝了差不多一葡萄酒杯，让我很反感。

我们三个人都不出声地读东西，直到十点钟时，我和卡丽起身去睡觉。卡丽对卢品说：“我想戴西还好吧？”

带着肯定是从“霍洛韦喜剧演员会”学来的满不在乎的神气，卢品回答说：“噢，戴西？你指的是马特勒小姐吧。我不晓得她好不好，但是请再也别在我面前提她的名字。”

第十一章

我们观看了模仿欧文的表演。跟派吉先生结识，不喜欢他。伯文—富塞尔顿先生变得讨厌。

11月20日　一整天没见卢品的影子。买了个便宜的地址簿，花了一晚上时间抄朋友和熟人的名字及地址，当然没抄马特勒姐弟的。

11月21日　卢品晚上露面了几分钟。他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想喝点白兰地，我觉得他表现夸张，没什么效果。我说：“孩子，我没有，我想我就是有，也不会给你喝。”卢品说：“那我去我能喝到的地方。”说完扬长而去。卡丽站在孩子一边，之后的时间都花在别别扭扭的争论上，其间“戴西”和“马特勒”这两个词肯定出现了上千次。

11月22日　戈英和卡明斯晚上来坐。卢品也回来了，还带来了他的朋友伯文—富塞尔顿先生——“霍洛韦喜剧演员会”的一员，那天晚上参加过我们的聚会，还压坏了我们的小圆桌。好的是戴西的名字一次也没提到。话几乎都让年轻人富塞尔顿一个人说了，他不止样子很像欧文，而且似乎也想象自己就是那位著名演员。我得说他几次模仿欧文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到了该吃晚饭时他一点儿也没有要走的样子，我便说：“您不走的话，富塞尔顿先生，就尝尝我们的粗茶淡饭吧——请别走。”他回答道：“噢！谢谢，可是请叫我伯文—富塞尔顿。这是个复姓。姓富塞尔顿的人很多，但是请叫我伯文—富塞尔顿。”

他开始模仿起欧文来，晚上从头模仿到尾。他坐在椅子上伏着身子，他的下巴低得几乎跟桌子一样高，他在桌子下面两次踢到了卡丽，弄洒了他的葡萄酒，并拿着一把刀子在戈英的面前比画，让人不安。晚饭后，他一直把脚伸直搁在壁炉挡板上，喋喋不休地引用戏剧里零七杂八的话，我是一窍不通。他不止一次碰倒火炉用具，哗啦啦响成一片——可怜的卡丽早就头大了。

让我们更吃惊的是，他走时说：“我明天带演欧文的行头来。”戈英和卡明斯说他们想看看，也会来。我忍不住想他们还不如在我们家办次聚会呢，反正他们就是那架势。不过卡丽通情达理地说：“干什么都行，亲爱的，好让卢品忘了戴西·马特勒那件事。”

11月23日　晚上，卡明斯来得早。戈英稍后到，不经我们同意，就带来了一位肥胖——而且我觉得长得很粗俗——的人，名叫派吉，好像满脸都是胡子。戈英根本没打算向我或者卡丽道歉，而说派吉想看模仿欧文的表演，派吉接口说：“没错。”他整个晚上差不多就开了那一次口。卢品来到客厅，似乎情绪好多了。他准备好让我小小地吃一惊。伯文—富塞尔顿先生跟他一起进来，然后上楼做准备去了。过了半个钟头，卢品离开小客厅，几分钟后回来，宣布：“亨利·欧文先生到。”

我得说我们都目瞪口呆。我从来没见过学得那么像的，效果惊人。只有派吉显得没兴趣，他占了最好的一张椅子，噙着一只丑陋的烟斗往壁炉里喷云吐雾。过了一小会儿，我说：“为什么演员总是留那么长的头发？”卡丽马上说：“黑尔先生就不留长发嘛。”[21]我们都笑翻了，除了富塞尔顿先生，他以一种很是居高临下的语气说：“这个玩笑，普特尔太太，就算不是全新的，也是很不合适的。”我觉得这样说话很不给别人面子，就说：“富塞尔顿先生，我想——”他打断我的话：“伯文—富塞尔顿先生，请这样称呼。”这让我完全忘了想跟他说什么。晚餐时，话又都让伯文—富塞尔顿一个人说了，全是关于欧文的，我和卡丽都认为，就算模仿欧文，那也多得过了头。晚餐后，伯文—富塞尔顿先生模仿得有点儿得意忘形，突然揪住戈英大衣的领子，指甲挖到了戈英的脖子——当然是碰巧——挖下来一块肉。戈英理所当然生气了，可是那位派吉——他拒绝吃我们的便饭，免得失去他坐的那把安乐椅——看到这起不幸的小事故，忍不住一阵大笑。我对派吉的行为很生气，就问他：“我想他就算把戈英先生的眼睛挖出来，你还是会笑？”派吉对此回答道：“没错。”然后笑得更厉害了。我觉得最惊人的事，发生在他们就要各自回家时，因为伯文—富塞尔顿先生说：“晚安，普特尔先生。很高兴你喜欢我的模仿，我明天晚上再带一套行头来。”

11月24日　我没带手帕就去了市里，这周我已经是第二次这样了，我的记忆力肯定在衰退。要不是因为戴西·马特勒这件事，我会写信给伯文—富塞尔顿先生，告诉他我今天晚上不在家，可是我想他是那种不管怎样都会来的年轻人。

亲爱的老朋友卡明斯晚上来了，可是戈英送来一封短信，说他希望我能原谅他不露面了，用词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他的脖子还很痛。当然，伯文—富塞尔顿来了，可是卢品一直没出现。派吉那个家伙居然又来了，我真的反感至极，甚至戈英没跟他一起来，他就自个儿来了。我按捺不住，说：“派吉先生，真是没想到哇。”亲爱的卡丽担心场面难看，就说：“噢，我想派吉先生只是想看看另外一套扮欧文的行头吧。”派吉先生说：“没错。”然后又坐了那张最好的椅子，一晚上都没动地方。

唯一能安慰我的，是他不吃晚饭，所以他这位客人倒不费钱，不过这件事我要跟戈英讲讲。整个晚上，都是模仿欧文、聊欧文，我真是听够了。有一次我们很热烈地讨论起来，先是卡明斯说在他看来，伯文—伯塞尔顿先生不仅像欧文先生，而且照他看，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一样好，甚至更好，我试探着说那毕竟只是对原创的模仿。

卡明斯说有些模仿得无疑比原创的更好。我说了句我觉得很巧妙的话：“没有原创，就没有模仿。”伯文—富塞尔顿很无礼地说：“请别在我面前讨论。还有，普特尔先生，我得建议你只谈你懂得的。”对此，那个混账的派吉接口说：“没错。”亲爱的卡丽突然说了句话，完全避免了难堪，她说：“我来模仿埃伦·特里[22]吧。”亲爱的卡丽模仿得一点也不像，但是她很自然，也很滑稽，那段叫人不舒服的对话就这样被岔过去了。他们离开时，我很直截了当地对伯文—富塞尔顿先生和派吉先生说我们明天晚上有事。

11月25日　关于昨天晚上讨论欧文的事，收到了富塞尔顿先生的一封长信。我很生气，回信说我对舞台表演懂得很少或者根本一点儿都不懂，而且对那些完全没兴趣，绝对不想卷进对这个话题的讨论，即使要冒友谊破裂的危险。我从未写过语气这么坚决的信。

星期六下午按通常的钟点回家时，在拱廊附近遇到了戴西·马特勒，我心里一跳，很不自然地鞠了个躬，可她装作没看到我。晚上洗衣娘送来的袜子有一只不成对，我很生气。萨拉说她送去的是两对，可洗衣娘声称只送去了一对加一只。我跟卡丽说了，可她很烦躁地回答说：“我受够了跟她说话，你最好自己去跟她说，她在外面。”我去跟洗衣娘说了，可她声称送去的就是有一只不成对。

戈英这时走进走廊，竟然没礼貌地偷听我们说话，并插嘴说：“那只袜子也别浪费了，做件好事，捐给哪个只有一条腿的人吧。”洗衣娘格格笑得像个傻子。我心里反感，就上楼想把我的领子缝住，因为我衬衫背后的纽扣掉了。

我回到小客厅时，戈英又在说他那句关于单只袜子的愚蠢的俏皮话，卡丽哈哈大笑。我想我失去了幽默感。关于派吉，我很直接地说了我的看法。戈英说那天晚上之前，他跟派吉只见过一次面，一位朋友介绍的，他（派吉）还“请”了一顿不错的饭，戈英想多少礼尚往来一下。一点没错，戈英无动于衷得令人难以置信。我还没回答，卢品就进来了，不幸的是戈英问他戴西·马特勒怎么样。卢品大声说：“管好你自己的事，先生！”然后一下子冲出房间，并且甩上门。之后，那天晚上说的都是戴西·马特勒——戴西·马特勒——戴西·马特勒。噢，天哪！

11月26日，星期日　牧师这次的布道很出色——确实很好。他的长相没能像我们以前那位可亲的老牧师一样引人注目，可是我得说他的布道可是高明许多。有件事很让人恼火，我得提一下。弗恩洛斯太太——她是一位很显赫的夫人，住在卡姆登街上的一幢大房子里——做完礼拜后停下脚步跟我说话，当时我们都在往外走。我得说我感到荣幸，因为她的地位很高。我想她之所以认识我，是因为几乎总是我端着收捐款的盘子，特别是她总是坐在长凳的一头。她是位很有影响的夫人，也许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然而不幸的是，她正要说，起了一阵风，把我的帽子吹到了路中间。

我不得不去追帽子，为了捡回来，真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等到我终于捡到时，发现弗恩洛斯太太已经跟几位衣着光鲜的朋友往前走了，我觉得那时候再过去不大好，尤其我的帽子上还沾了泥巴。我的失望之情难以言表。

晚上（偏偏是星期日晚上），我发现有一封伯文—富塞尔顿先生写的短信，言辞无礼，全文如下：

亲爱的普特尔先生：尽管可能比您年轻二三十岁——这足以让您在这个小小的行星上，应该比我更见多识广——可是我觉得刚好在可能范畴内，您的人生车轮转动得不及写下这些话的在下。人们已经知道在过去，骏马可以超过慢马车。

我写的您可明白？

很好！普特尔先生，请允许我建议您接受verb.sap[23]。承认失败，得体地接受惩罚；因为要知道，您认输的话，我就不可以称您在精神或身体上是个懦夫！

让我们言归正传[24]。

我们的生活是在不同的轨道上。我为艺术，即舞台表演而生，您的生活完全为了逐利——“在账簿中讨生活”。我的账簿由不同的材料所制。您在市里过得体面，我承认，然而多不一样啊！您难道看不出我们之间的天差地别？一道鸿沟，导致我们的思想不可能和谐相处。哈！可是各人有各人的爱好[25]。

我已经发誓要攀登声誉的台阶，我也许得爬行，也许会滑倒，甚至也许脚步踉跄（我们都是软弱的），但我必将到达梯子的最高一级[26]！到达后，人们会听到我的声音，因为我将向下面的万千民众喊道：“Vici！”[27]目前，我只是个业余演员，我的作品不为人知，没错，只有一群朋友知道，还时不时冒出一个敌人。

但是，普特尔先生，让我问问您：“业余演员和专业演员有何区别？”

没有！

且慢！对了，区别有一点。其中之一因为所做的而得到了报酬，而另一个能同样娴熟地做到，却一无所得！

但我也终将得到报酬！因为我，跟我的家人和朋友的期望反其道而行之，已经最终选择以舞台表演为职业。在闹剧结束之后——我来提醒您，那会很快——我将让我的能力为人所知；因为我认为——原谅我的自负形于表——没有一个在世之人，能像我感到并且知道我能够的那样，演好驼背理查德。

而您将会第一个前来服气地低下头。您可能所识甚广，但是您对表演的精妙艺术，却是一窍不通。

恳请以这封信结束这场讨论吧。再见[28]！

真诚的，

伯文—富塞尔顿上

我感到恶心。卢品进屋时，我把这封无礼的信递给他，并说：“孩子，从这封信里，你可以看到你的朋友的真面目。”

让我吃惊的是，卢品说：“噢，没错，他寄之前给我看过。我想他写得对，你应该道歉。”

第十二章

认真讨论了我的日记有何作用及价值。卢品对圣诞节的看法。卢品不合适的婚约又恢复了。

12月17日　打开日记簿时，我看到“牛津米迦勒节学期[29]结束”这几个字，不知为何，让我怀起旧来一发而不可收，但的确有这种效果。过去几周里记下的日记没有多大意思。卢品和戴西·马特勒的婚约破裂，让他完全变了个人，我和卡丽在一起也很不愉快。她上星期六有点没精神，我选了我的几段日记念给她听，想着可以让她高兴一点儿，可是我读了一半，她一句话没说就走出去。她回来时，我说：“我的日记让你听烦了吗，亲爱的？”

让我吃惊的是，她回答说：“我刚才真的没听，亲爱的。我得去跟洗衣娘交代几句。她不知道往水里放了什么东西，结果卢品又有两件染色衬衫掉了色，他说他再也不穿了。”

我说：“什么都是卢品，全是卢品，卢品，卢品。昨天我的衬衫上一个扣子也没有了，我还没吭声呢。”

卡丽只是回答说：“你应该用饰纽，别的男的都那样。说实话，除了你，我还从来没见过谁在衬衫前胸地方缝扣子呢。”

我说：“我昨天确实没缝，因为一个扣子也没有了。”

我又想到另外一件事，那就是最近戈英晚上很少过来坐，卡明斯则一直没来。我担心他们跟卢品的关系不好。

12月18日　昨天我在往后看——今天是往前看。我看到的只有云，云，云。在戴西·马特勒这件事上，卢品完全叫人受不了。他不肯说破裂的原因，但显然在谴责她的行为，可是如果我们试着附和他的意见，他就会说他一句也不想听批评戴西的话，让人怎么办？另外让我失望的，是卡丽和卢品对我的日记根本没兴趣。

今天在早餐桌上，我提起了这个话题：“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我希望我的日记能永远给你们带来开心，另外它出版后能带来版税，这是有可能的，我就不用说了。”

卡丽和卢品都哈哈大笑。卡丽对此感到抱歉，我看得出，因为她说：“我没想着要无礼，亲爱的查理，可是真的，我觉得你的日记没法让人们感兴趣到足以让出版商考虑出版。”

我回答说：“跟最近出版的几本可笑的回忆录相比，我肯定我的日记将被证明完全同样有趣。另外，人们因为日记而成名。要不是因为他们的日记，又有谁会知道伊夫林和佩皮斯[30]？”

卡丽说我真是个哲学家，可是卢品用讥笑的口吻说：“如果是写在大纸上，总督，卖黄油的倒可能出个好价钱呢。”

因为我如今是在往前看，我发誓等今年过完，就不再记日记了。

12月19日　一年一度，又收到去卡丽的娘家过圣诞节的邀请，我们总期盼照例能在佳节团聚一堂。卢品拒绝去，我感到震惊，也表示惊讶。卢品开金口，让我们听到如下的激进演说：“我讨厌过圣诞节时一家人聚到一起。有什么意思呢？呵，有人说了：‘唉！我们怀念可怜的叔叔詹姆斯，去年还在这儿呢。’我们就开始抽鼻子。又有一个人说：‘可怜的莉兹姑姑以前常坐那个角，两年过去了。’我们就又开始抽鼻子。接着又有一个不开心的亲戚说了：‘唉！不知道下一个轮到谁。’我们就又开始抽鼻子，然后继续大吃大喝。直到我起身，他们才发现我们吃饭时，一桌坐了十三个人。”

12月20日　去了斯特兰德大街上的斯莫克森布店，今年他们把店面全清理出来，里头全卖圣诞卡。店里挤的全是人，他们拿卡的动作好像很不小心，扫一眼就又甩下。我跟其中一个年轻的售货员说在有些买卡的人身上，粗心好像是种病。话刚说完，我大衣的厚袖子就挂在了一堆高价卡上，卡装在盒子里，一盒摞一盒，我把那堆全挂倒了。经理走过来，很生气的样子，他从地上捡起几张对售货员说——还故意瞟了我一眼：“把这些放到六便士的那堆，现在卖不了一先令一张了。”结果是，我觉得我有责任买几张因为我摔坏的卡。

我不得不比原计划买得更多，也花了更多钱。不幸的是我没有每张都看过，到家后，发现里面有张粗俗的卡片，上面有个胖护士和两个婴儿，一个是黑人，一个是白人，印着的话是：“我们祝爸爸圣诞节快乐。”我撕了这张卡并扔掉了。卡丽说参加社交和朋友数量增加的最大坏处是，我们今年得寄差不多两打圣诞卡。

12月21日　为了免得邮差过一个辛苦的圣诞节，我们像所有不自私的人们一样，提早寄出了圣诞卡。多数卡片上都有指纹，晚上没注意，我以后都会在白天买圣诞卡。卢品（他自从在一个股票商那里谋过职后，行为上好像不大谨慎）告诉我千万别把圣诞卡后面铅笔写的价钱擦掉，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假如你买的卡上面标着9d[31]。哎，你只需要在9便士的前面用铅笔写个3——后面再加一道长长的下划线，人们就会以为你花的钱是实际的五倍。”

晚上，卢品的情绪很低落，我提醒他乌云后面还有太阳在照耀。他说：“哈！可是从来照不到我。”我说：“别说了，卢品，我的孩子。你在担心戴西·卢品。别再想她了，你从一桩很不合算的事情中脱了身，你该祝贺自己才对。以我们简单的趣味来说，她的观念太高级了。”他一下子站起身说：“我不允许别人说一句她的坏话，你们所有的朋友——包括那个趾高气昂、歪着脑袋的波卡普——加一块儿也不会比她更好。”我没说话，不失尊严地离开了房间，但是在垫子上绊了一下。

12月23日　上午我跟卢品一句话也没说，但到了晚上他似乎很是兴高采烈，我便试着问他准备在哪儿过圣诞节。他回答说：“噢，很有可能在马特勒家。”

我诧异地说：“什么！你们的婚约都解除了，你还去？”

卢品说：“谁说解除了？”

我说：“你让你妈和我都以为——”

他打断我的话：“咳，别管我说过什么。又有了——没错！”

第十三章

我收到一张侮辱人的圣诞卡。我们在卡丽的娘家过了个愉快的圣诞节。有位莫斯先生过于随便。一个喧闹的晚上，其间在黑暗里，我被打了一下。我收到马特勒老先生的一封很不一般的信，跟卢品有关。我们错过了饮酒辞旧岁的仪式。

12月24日　我是个穷人，可是我会高兴地出十先令来查出是谁寄给我那张侮辱人的圣诞卡，今天早上收到的。我从来不侮辱别人，别人凭什么侮辱我？最糟糕的是，我发现自己在怀疑我所有的朋友。信封上的字显然是装出来的，歪的方向跟平时写的不同。我不认为戈英或卡明斯会做出这种下作的事。卢品说他一点儿都不知道，我相信他的话，尽管我不满他又是笑，又是对那个冒犯人的家伙抱有同情。弗兰契先生做不出这种事，我想马特勒家的人也不至于堕落成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皮特——办公室里那个放肆的职员干的？要么是比勒尔太太，那个清洁女工，或者伯文—富塞尔顿？字迹又好得不像是前者干的。

圣诞节我们在派丁顿车站坐上了十点二十的火车，在卡丽的娘家愉快地过了一天。乡下很惬意，不过路上有点泥泞。我们在中午时聚餐，只有十个人，聊了以前的事。如果每个人的丈母娘都和和气气，也不指手画脚，就像我的那位，世界会多么美好啊。趁大家都高兴，我提议为她的健康干杯，说了段我觉得很精彩的话。

我很漂亮地总结道：“值此机会，无论是亲戚、朋友，还是熟人，我们互相之间都怀着美好的感情，都有同样的心思，想的都是爱和友谊。那些跟朋友吵过架而友情不再的，应该亲吻并重归于好，那些不曾失和的，不管怎样也可以亲吻。”

我看到卡丽和她妈妈的眼里都有了泪水，我得说这让我感觉很得意。那位敬爱的老牧师约翰·潘西·史密斯——他曾为我们主婚——说了一番极其令人愉快而且风趣的话，说他会执行我关于亲吻的提议。然后他绕着餐桌走了一圈，亲了所有女士，包括卡丽。当然没谁有意见，可是让我很惊愕的是，一个名叫莫斯的年轻人——我根本不认识他，吃饭时几乎没说一句话——手持一根槲寄生[32]，突然跳起来大声说：“哦嗬！我不明白我干吗不一块儿来。”大家还没意识到他要干什么，他就亲了卡丽，还有别的女士。

幸好这件事被当成笑话，我们都笑起来，不过这是个危险的试验，好长一会儿，我对这样的结果感觉很不安。随后我让卡丽谈谈这件事，她却说：“噢，他不比一个孩子大多少呢。”我说他要是个孩子，胡子倒长得挺长。卡丽回答说：“我可没说他不是个好孩子。”

12月26日　昨天晚上睡得不好，我在陌生的床上从来睡不好。我觉得有点儿消化不良，一年里的这种时候，谁都肯定会碰到这种情况。我和卡丽傍晚回到镇上。卢品回来得晚，他说他圣诞节过得挺好，还说：“我感觉好得像把从劳瑟拱廊那里买的小提琴，只需要多点儿‘银子’，就会感觉好得像五百镑一把的斯特拉迪瓦里呢。”我早就不再费事去听明白卢品嘴里的俚语，也不再请他解释了。

12月27日　我告诉卢品我期望戈英和卡明斯明天晚上来安静地打打牌，我希望这个孩子会主动提出不出门，帮忙陪他们玩儿。然而，非但没有，他还说：“噢，你最好让他们别来了，因为我已经叫马特勒家的戴西和弗兰克来。”我说我不会考虑这样做，卢品说：“那我去发个电报，让戴西别来了。”我建议寄张明信片或者写封信，也能足够快地到她手里，而且没那么奢侈。

卡丽一直在听我们的对话，显然不高兴，她瞅准了时机说：“卢品，你干吗不愿意戴西跟你爸爸的朋友们见面？是因为他们在她眼里不够好呢，还是（也同样有可能）她在他们眼里不够好？”卢品张口结舌，答不上来。他走出房间后，我亲了卡丽一下，以示嘉许。

12月28日　下来吃早餐时，卢品跟他妈妈说：“我没让戴西和弗兰克不来，想让他们今天晚上跟戈英和卡明斯一起玩儿。”这孩子这样说，让我很满意。卡丽回答说：“你能及时告诉我挺好，因为我可以把那条熟羊腿翻过来，上面放点儿芫荽，谁也不知道它已经切过一块了。”她又说她会做几块奶油冻，还要焖几个苹果，这样到晚上就能凉下来。

因为看到卢品情绪不错，我心平气和地问他是不是真的对戈英或者卡明斯不满。他回答说：“一点儿也没有，我想卡明斯的样子很像头驴，不过那部分是因为他光顾‘一口价三先令六便士的帽子公司’，还穿一件别人不要的大衣。至于戈英永远穿的那件褐色的平绒夹克——哼，就像是个流动照相师。”

我说穿衣不能说明一个人是不是绅士，卢品听后笑了一声说：“对，可也不能因为是个绅士就说他的衣服不错啊。”

晚餐时我们很快乐，戴西表现得很是和蔼可亲，特别是那天晚上前半段，当时她唱了歌。但在晚餐时，她说：“你们会用面包做陀螺吗？”说完就开始卷面包，并在桌子上搓。我觉得这样没礼貌，不过，我当然没说什么。让我反感的是，马上戴西和卢品开始互相扔面包丸。弗兰克有样学样，卡明斯和戈英也是，让我很惊讶。接着他们就扔起硬面包皮来，有块打中了我的前额，“请静一静，我的眼睛老是眨。我说静一静！”弗兰克一下子跳起来说：“当，当，乐队开始演奏了。”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不过他们都哈哈大笑，继续打面包战。戈英突然把熟羊肉上面的芫荽一股脑拿起来，一下子扔到我脸上。我怒视戈英，他回答说：“我说，摆出一副生气的样子没用，你头发上还全是芫荽呢。”我在餐桌前站起来，坚持说应该马上停止胡闹。弗兰克·马特勒喊道：“时间，先生们，请注意！时间！”然后就弄灭了煤气灯，我们一下子陷入一片漆黑中。

我摸索着往房间外面走，就在那时，后脑勺上挨了重重的一下，是有意的。我大声说：“谁打的？”没人回答，我又问了一次，还是没人回答。我擦着一根火柴，点亮了煤气灯。他们都又说又笑，所以我没再声张，但在他们走后，我对卡丽说：“今天晚上，圣诞节时送了我那张卡片的人也在场。”

12月29日　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极其生动的梦。后来醒了，再睡着时，又一模一样重做了那个梦。我梦到我听到弗兰克·马特勒告诉他姐姐他不止寄给了我那张侮辱人的圣诞卡，并且承认昨天晚上是他打了我的头。碰巧，吃早餐时，卢品在读刚收到的弗兰克的一封信。

我要他把信封递过来，可以比较一下笔迹。他给了我信封，我把它和装圣诞卡的那个信封作比较。我发现尽管想掩饰，字迹还是有相似之处。我把信封递给卡丽，结果她笑了起来。我问她笑什么，她说那张卡根本不是寄给我的，是“卢·普特尔”，而不是“查·普特尔”。卢品要求看看收信人地址和那张卡，后来大笑着说：“噢，没错，总督，是寄给我的。”我说：“你习惯收到这种侮辱人的圣诞卡吗？”他回答说：“噢，对，也给别人寄呢。”

戈英晚上来坐时，说他昨天晚上玩得很开心。趁此机会，我把他当作老朋友，向他透露了昨天晚上我重重挨的那一下。他一下子笑起来，说：“噢，你的头，是吗？我知道我不巧打到了什么，还以为是面砖墙呢。”我告诉他我觉得疼，用的是这个词的双重含义。

12月30日，星期日　卢品在马特勒家过了一天。晚上他似乎兴致很好，我就说：“你这么高兴我也开心，卢品。”他回答道：“咳，戴西是个很棒的女孩，可是我不得不看低她那位又老又笨的爸爸。就凭他小气得不让人抽他的雪茄，舍不得让别人喝他的酒，每便士都要抠，只离开房间一秒钟，就要弄灭煤气灯，在半张便签纸上给人写信，把上块肥皂剩下的粘到新的一块上，壁炉两边都放一块砖，还有他通常只花半个便士，身子悬在外面搭公共马车的事，我得让他多少知道一点我的想法。”我说：“卢品，你比小孩子大不了多少，我希望你不会后悔。”

12月31日　旧的一年的最后一天。我收到了老马特勒先生一封很特别的信。他写道：“亲爱的先生，很久以来，在一个重要问题上，我一直很难下结论，那就是‘谁是我自己家里的主人？我自己，还是您的儿子卢品？’相信我，我不抱什么偏见，可是我已经极不愿意地不得不做出判断，即我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在此情况下，我有责任禁止您的儿子再踏进我的家门。我感到遗憾，因为这让我跟我有幸认识的最谦逊、最不摆架子和有绅士风度的人们中的一员无缘交往。”

我不想让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不愉快地结束，所以跟卡丽和卢品只字不提这封信。

起了极为可怕的雾，卢品还要出去，不过答应回来喝酒辞旧岁——这是我们一直遵守的习惯。十一点四十五，卢品还没回来，雾浓得厉害。因为时辰将近，我取出烈酒。我和卡丽决定喝威士忌，就新打开一瓶，可卡丽说它闻着像白兰地。因为我知道是威士忌，就说这没什么好讨论的。卡丽显然因为卢品没回来而生气，非要讨论不可，还想让我跟她打个小赌，通过闻味道来决定，我说过会儿我可以尝一口来决定。接下来又是无聊而多余的争论，结果是我们突然看到时间已经是十二点一刻，就这样，我们错过了迎接新年，我们结婚后这还是第一次。卢品两点一刻回来了，他在雾中迷了路——他是这么说的。

第十四章

新年伊始，在公司里意外被提拔。我说了两句不错的俏皮话。我大大提了工资。卢品投机成功，有了辆小马车。得跟萨拉谈谈。戈英行为惊人。

1月1日　本来上周就打算结束我的日记，可是发生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所以我会继续在我去年的日记本所附的散页上写一小段时间。时钟刚刚敲过一点半，我正要离开公司去吃饭时，接到通知，说波卡普先生马上想见我。我开始心跳加速，极为忐忑不安。

波卡普先生正在他的房间里写东西，他说：“先坐一下，普特尔先生，我马上就好。”

我回答说：“不，谢谢您，先生，我站着吧。”我看着壁炉上的钟，足足等了二十分钟，却已经好像是几个钟头。波卡普先生终于站起身。

我说：“我想没出什么事吧，先生？”

他回答说：“噢，天哪，不是！恰恰相反，我希望是吧。”我心里真是卸下一块大石头，似乎马上又能喘上来气了。

波卡普先生说：“巴克灵先生就要退休了，公司里会有些小变化。您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差不多二十一年，因为您在这段期间的表现，我们打算特别提拔您。我们还没决定好怎样任命您，但是不管怎样，您的工资会大大提高，您完全有资格，我大可不必点明这一点。我两点钟约好跟人见面，不过明天还会再通知您。”

说完他就快步离开了房间，我根本没时间说或者想到对他说哪怕一句感激的话。亲爱的卡丽听到这则好消息时的反应我就不用提了。她很实在地说：“终于能给后客厅里添置一个玻璃烟罩了，我们一直想买呢。”我又说：“对，还有你终于可以买那套在彼得·罗宾逊商店里看到的可爱的衣服了，那么便宜。”

1月2日　在公司的整整一天里，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我不想让波卡普先生操心，可是他没让人叫我去，昨天还说今天再找我，我想我也许最好主动去找他。我敲敲他的办公室门，一进去，波卡普先生说：“噢，是您，普特尔先生，您找我？”我说：“不，先生，我以为您想见我！”“噢！”他回答说，“我想起来了。嗯，我今天很忙，明天再找您吧。”

1月3日　仍然处于焦虑和兴奋中，即使在确知波卡普先生捎话说他今天不在公司后，也不能减少我的焦虑和兴奋感。晚上，卢品在忙着看报纸时，突然对我说：“你知不知道白垩坑[33]，总督？”我说：“不，孩子，我想我不知道。”卢品说：“嗯，我给你出个点子吧，白垩坑就像统一公债一样可靠，按票面价值分红百分之六。”我说了句很漂亮的话，即：“可能是按票面价值分红百分之六，可是你爸没钱投资啊[34]。”我和卡丽都哈哈大笑。尽管我特意为了他还重复了一遍，卢品却一点也没注意到这句俏皮话，而是又说：“我给你出了个点子，如此而已——白垩坑！”我又说了句风趣的话：“你小心别掉进去！”卢品皮笑肉不笑地说：“精彩！不新鲜了。”

1月4日　波卡普先生请我去，并告诉我将提拔我为高级职员，我喜出望外。波卡普先生又说他明天会告诉我工资是多少。这意味着又得焦虑一天，我不介意，因为是种好的焦虑。这又让我想到，我忘了跟卢品说我收到老马特勒先生的信，我跟卡丽商量以后，晚上跟卢品提起这件事。卢品在聚精会神地看《金融新闻报》，好像天生是个资本家，我说：“请原谅我打扰你一会儿，卢品，这周你怎么一次也不去马特勒家了呢？”

卢品回答道：“我跟你说过！我受不了老马特勒。”

我说：“马特勒先生写信给我，说得明明白白是他受不了你！”

卢品说：“嗬，他居然有脸写信给你。我去弄清楚他爸爸还是不是活着，我会写信给他，埋怨他的儿子，我还会说得清清楚楚他儿子是个操蛋的白痴！”

我说：“卢品，你妈妈还在场，请注意别说得这么难听。”

卢品说：“我很抱歉，可是在他身上，别的词都用不了。不过，我已经决定不再去他家了。”

我说：“你知道，卢品，他已经禁止你去他家。”

卢品回答说：“咳，咱们就别认死理了——都一样。戴西是个好样的，必要的话，她会等我十年。”

1月5日　我几乎没法记下这条消息。波卡普先生跟我说我的工资会涨一百镑！我站在那里目瞪口呆，有一阵子意识不到这是真的。我每年的工资涨十镑，我原以为这次会涨十五镑，甚至二十镑，一百镑完全是不可思议。我和卡丽都为我们的好运气感到高兴。卢品晚上回到家情绪极好，我让萨拉悄悄去买一瓶香槟酒，跟我以前喝的一样，杰克逊·弗雷尔牌。晚餐时打开了香槟，我对卢品说：“这是为了庆祝我今天得到的好消息。”卢品回答说：“好哇，总督！我也有好消息，双喜临门，对吧？”我说：“孩子，我在公司勤勉工作，处处维护上级的利益，得到的回报是我被提拔，工资也涨了一百镑。”

卢品欢呼三声，我们都猛敲桌子，引得萨拉也来看是怎么回事。卢品要我们再“满上”，然后站直身子对我们说：“我在股票商乔布·克里南兹的公司里干了几个月，没有特别去维护公司上级的利益，作为回报，我的主管分给了我五镑很不错的股票，结果是，今天我赚了两百镑。”我说：“卢品，你开玩笑。”“没有，总督，这是老不赖的事实。乔布·克里南兹让我投资氯酸盐公司的股票。”

1月21日　卢品有了辆小马车，让我很操心。我说：“卢品，你奢侈得离谱，这样做对吗？”卢品回答说：“咳，总得想办法去市里啊。我只是租的，什么时候想不要就可以退掉。”我又问了一遍：“你这样奢侈对吗？”他回答说：“你看，总督，原谅我这么说吧，可你的确有点儿过时了。合计小事，搁现在吃不开了，我不是特别针对你，总督。我的老板说如果我按他的点子，坚持投资大股票，我就能赚大钱！”我说我认为正是投机这件事最让人紧张。卢品说：“这不是投机，而是十拿九稳的事。”我建议他不管怎样，别再继续租小马车了，可他回答说：“我一天赚两百镑，现在假设我每月只赚两百镑，或者就说每月一百镑吧，这可是低得可笑——怎么了，那不是每年一千两百镑吗？一星期花几镑到马车上又算什么呀？”

我没有继续就这个话题谈下去，只是说到秋天我就会高兴了，卢品将会成年，能为他自己的债务负责。他回答道：“我亲爱的总督，我忠实地向你承诺，我投机永远不会买空卖空。我只会听乔布·克里南兹的点子，因为他是个‘懂行’之人。这可是很保险的事。”我觉得多少放心了点。戈英晚上来坐，让我吃惊的是，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听了卢品的点子赚了十镑，他打算请我们和卡明斯夫妇下星期六去他家。我和卡丽说我们乐于从命。

1月22日　我一般不对用人发脾气，可是我得狠狠地说说萨拉最近染上的习惯，那就是她在撤下早餐的东西后抖桌布，让面包皮都掉到地毯上，最后被踩进去。萨拉回答得很无礼：“噢，你老是埋怨人。”我回答说：“什么话，我没有。我只是上周跟你说过你的靴跟上踩了块黄肥皂，在客厅的地毯上到处走。”她说：“你还老是嘟囔你的早餐。”我说：“没有，我没有，不过是抱怨我吃的鸡蛋都没有煮透，没说错啊。我一打破蛋壳，里面的东西就流到盘子上，到处都是，这件事我至少跟你说过五十遍了。”她哭起来，大吵大闹，不过幸好我要坐的公共马车来了，让我有了撇开她的好借口。戈英晚上过来留话说我们别忘了下周六的事。卡丽说得有趣：“既然他从来不曾请朋友过去，我们不大可能会忘。”

1月23日　我让卢品去试试把他最近当作礼物送给我的硬刷子换掉，换成软一点的，因为给我理发的师傅刚刚告诉我刷头发时别刷得太重。

1月24日　给后面那间客厅买的新玻璃烟罩送到了家里。卡丽在它上面和两侧放了几把扇子，满室生辉。

1月25日　我们刚用过茶点就有人来串门，居然是卡明斯，他已经有三周没来了。我注意到他的气色很不好，就问他：“哎，卡明斯，你好吗？你看上去有点儿不舒服。”他回答说：“没错！我心里也不舒服呢。”我说：“咦，怎么回事？”他说：“噢，没什么，我只是卧床两周，如此而已。有段时间，给我治病的医生都几乎不抱希望了，可是没一个人去看我。甚至没人去费事打听一下我是死是活。”

我说：“我这可是头一次听说。有几次晚上我路过你家，还以为你有客人呢，因为房间都亮堂堂的。”

卡明斯回答说：“没有！去的只有我妻子、医生和房东太太——原来房东太太很靠得住。我奇怪你居然没在报纸上读到，我知道《自行车新闻报》上提了。”

我想让他高兴点，就说：“哎，你现在好了吗？”

他回答说：“要问的不是这个，要问的是生场病是不是能让你发现谁是你真正的朋友。”

我说这种话不应该出自他口。更糟糕的是，戈英进来了，他在卡明斯的背上猛拍了一下说：“哦嗬！你见到鬼了吗？你的样子像是吓得要死，就像《麦克白》里的欧文。”我说：“轻点儿，戈英，这个可怜的人刚得过重病。”戈英哈哈大笑，他说：“没错，你的样子也是。”卡明斯平静地说：“没错，我感觉也是——这样说，倒不是说你关心。”

一阵难堪的沉默。戈英说：“没关系，卡明斯，你和你太太明天来我家，会让你开心一点儿，因为我们要开瓶葡萄酒喝。”

1月26日　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七点半时，我和卡丽按说好的去了戈英那儿。我们敲了几下门，也拉了几下门铃，可就是没人应门。最后门闩拉开，门开了道小缝，链子还没取下来。有个只穿着衬衫的人把头伸出来说：“谁？什么事？”我说：“找戈英先生，他在等我们。”那个人说（就我所能听到的，因为有条小狗在狂吠）：“我看没有，戈英先生出去了。”我说：“他马上就会回来。”

他听了猛地关上门，让我和卡丽站在台阶上，街角吹来的风寒冷刺骨。

卡丽建议我再敲。我敲了，这才发现门环刚漆过，油漆沾在我的手套上——结果手套完全弄脏了。

我用手杖敲了两三下。

还是那个人打开门，这次他取下链子开始骂我。他说：“你这样用手杖刮花漆、弄坏清漆是什么意思？你应该感到丢人。”

我说：“请原谅，戈英先生邀请——”

他打断我的话说：“我不管什么戈英先生，还有他的什么朋友。这是我的门，不是戈英先生的，这里住的除了戈英先生，还有别人呢。”

这个人的无礼还不算什么。我几乎没往心里去，跟戈英令人震惊的行为比起来，这件事微不足道。

这时，卡明斯和他妻子到了。卡明斯的脚很跛，拄着一根手杖，不过还是上了台阶，问是怎么回事。

那人说：“戈英先生根本没提等谁来，他只是说刚刚有人请他去克罗伊登，到下星期一晚上才回来。他还带了行李。”

他说完又猛地关上门。戈英的行为让我愤怒得说不出话，卡明斯气得脸色发白，他一面下台阶，一边用手杖往地上猛戳，嘴里说：“无赖！”

第十五章

戈英解释他的行为。卢品驾车带我们兜风，我们不喜欢。卢品把我们介绍给默里·波什。

2月8日　我早餐总是吃不到好香肠，这好像还真成了件事。香肠里要么塞的全是面包或者调味品，要么红得像牛肉。还操心按照卢品的建议投资的二十镑，不过卡明斯也这样做了。

2月9日　刚好过去了两周，关于戈英不寻常的行为——邀请我们去他家，他自己却又不在家——我没见到他，也没收到他的信。晚上，卡丽在忙着给我新买的半打衣领做标记[35]，我敢说卡丽做标记做得比谁都不差。我正在壁炉边烘干，而卡丽却怪我烤煳了时，卡明斯来了。

看样子他身体已完全康复，还打趣给衣领做标记的事。我问他有没有收到戈英的信，他说没有。我说我不相信戈英竟会做出这样不绅士的行为。卡明斯说：“你说他说得轻了，我看他的行为就像个混账小人。”

他话刚一说完门就开了，戈英伸进头说：“我可以进来吗？”我说：“当然。”卡丽语气很冲地说：“嗬，你真是个稀客啊。”戈英说：“对，这两星期，我去了一趟又一趟克罗伊登。”我看得出卡明斯按捺不住，果然，关于戈英上星期六的行为，他语气严厉地责怪戈英。戈英好像吃了一惊，他说：“咦，我那天上午给你寄了一封信，说聚会‘取消了，完全取消了’。”我说：“我从来没收到。”戈英转向卡丽说：“我想有时候信会寄不到，不是吗，卡丽太太？”[36]卡明斯厉声说：“现在不是说俏皮话的时候。我没收到通知说聚会取消了。”戈英回答道：“我在信里让普特尔告诉你，因为我当时忙。不过，我会去问问邮局，我们一定得在我家聚一聚。”我加了一句，说我希望下次见面时他能出现。卡丽哈哈大笑，连卡明斯也忍不住笑了。

2月10日，星期日　我不乐意的是，卡丽被卢品说服下午坐他的马车去兜风。我很看不惯星期日驾马车，不过我也不愿意让卡丽一个人跟卢品去，所以提出我也去。卢品说：“哎，你真好，总督，不过你不介意坐后面的座位吧？”

卢品又加了一件天蓝色大衣，罩在他身上看样子大了不知多少圈，卡丽说这件大衣需要在后面收进很多。卢品说：“难道你以前没见过直统大衣？驾马车时，穿别的就是不行。”他以后可以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因为我再也不会跟他一起驾车了。

他的行为叫人震惊。经过海格特拱道时，他想超过所有东西、所有人。他向路上安安静静走路的体面人大喊大叫，要他们闪开；他还用鞭子抽了一个老头儿坐的一匹马，以致它后腿撑地立了起来；而且因为我得面朝后坐，不得不面对一群坐着驴车的粗人。卢品取笑他们，他们把驴车掉头，追了我们几乎一英里，大声喝叫，放肆地开粗俗的玩笑，笑个没完，还不时往我们身上扔橘子皮。

卢品解释说就算威尔士亲王驾车到德比郡，也得忍受这种事，这话没能安慰我和卡丽多少。弗兰克·马特勒晚上来，卢品跟他出去。

2月11日　有点儿担心卢品，我鼓起勇气跟波卡普先生说起他。波卡普先生一直对我极为照顾，所以我什么都跟他讲了，包括昨天的险遇。波卡普先生和气地回答说：“您没必要担心，普特尔先生。您儿子有这么好的父母，不可能误入歧途。记住他岁数还小呢，很快就会长大。我希望能在公司里给他找个事做。”这个好人的建议让我卸下了重负。晚上，卢品回来了。

我们简单地吃了晚饭，他说：“亲爱的父母，我有件新闻要说说，恐怕对你们会有很大影响。”我揪紧了心，什么也没说。卢品又说：“这可能让你们不高兴——事实上，我觉得肯定会——不过今天下午，我永远退掉了我的小马车。”也许好像不通情理，可是我很开心，我马上打开一瓶葡萄酒。戈英来得正是时候，还带来一大张纸，上面印了头没尾巴驴。他把这张纸贴到墙上，又掏出几条尾巴。那天晚上后来的时间里，我们蒙着眼想把驴尾巴贴对地方。我上床睡觉时，两肋肯定是笑痛的。

2月12日　晚上，我问起卢品他跟戴西·马特勒的事，问他有没有收到她的信。他回答说：“没有；她答应她那位话篓子爸爸不跟我联系。我当然还跟弗兰克·马特勒见面，事实上，他说今天晚上可能来。”弗兰克来了，可是说他不能待，因为还有位朋友在外面等，那人叫默里·波什，弗兰克又说这人很厉害。卡丽让弗兰克领他进来。

他被领了进来，戈英这时也进来了。默里·波什是个身高体胖的年轻人，显然是个很容易紧张的人，因为他马上说他从来不坐双轮双座出租马车，而且非得车夫拉着缰绳先就座，他才会坐上四轮出租马车。

在被介绍时，戈英以他一贯直来直去的方式问：“跟‘波什三便士帽’有关系吗？”波什先生回答说：“有，可是请理解我不亲自试戴帽子。我在生意上根本没主动参与多少。”我回答说：“我希望我能做这样的生意。”波什先生好像很开心，说了一大通制造廉价帽子的困难之处，不过说得有趣。

默里·波什说起戴西·马特勒时，显得跟她很熟。弗兰克有一次笑着对卢品说：“你不留神的话，波什会比你捷足先登！”他们都走后，我提到这句轻浮话，卢品嘲笑地说：“忌妒别人，就是不尊重自己，嫉妒波什这样一头大象，就是瞧不起自己。我了解戴西，像我以前说过的，她会等我十年；事实上，有必要的话，她会等我二十年。”

第十六章

因为卢品的投资建议，我们亏了钱，卡明斯也是。默里·波什跟戴西·马特勒订婚。

2月18日　卡丽最近几次让我注意我头顶的头发稀了，建议我去看看。今天早上，我想用一面小镜子看，不知道怎么弄的，我的肘部碰到衣柜，手里的镜子被碰掉而且碎了。卡丽对此大惊小怪，因为她迷信得很离谱。更糟糕的是，夜里，客厅墙上我的大照片掉到地上，玻璃碎了。

卡丽说：“记住我的话，查尔斯，就要出什么灾祸了。”

我说：“胡说，亲爱的。”

晚上，卢品回来得早，似乎有点儿烦躁不安。我问：“怎么了，孩子？”他迟疑很久才说：“还记得我建议你投资二十镑进去的帕拉奇卡氯酸盐股票吗？”我回答说：“对，没问题，我想是吧？”他回答道：“咳，不是！谁都没想到，那只股票完全垮掉了。”

我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卡丽看着我说：“我怎么跟你说的？”过了一会儿，卢品说：“不过，你特别幸运。我消息知道得早，马上把你的全卖了，幸好还有两镑，所以你毕竟还不算是一无所获。”

我轻松地叹了口气。我说：“我本来就没像你估计的那样乐观，以为可以得到投资的六到八倍；不过这么短时间内能赚两镑，按比例来说也不错。”卢品很恼火地说：“你没听明白。我把你二十镑买的股票卖了两镑，所以你亏了十八镑，卡明斯和戈英可是全赔进去了。”

2月19日　卢品在去市里前，说：“帕拉奇卡氯酸盐股票的事我很过意不去，我们的老板乔布·克里南兹要是在市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我只是跟你说，万一我们公司出什么事，你一定别吃惊。乔布·克里南兹好几天没见到了，我刚刚想到有几个人的确很想找到他。”

晚上，卢品正要出去，以免跟戈英和卡明斯碰上面，戈英就进来了，没敲门，却用他一贯的招数说：“我可以进来吗？”

他进来了，让我和卢品都感到吃惊的是，他好像兴高采烈。我和卢品都没跟他提这件事，他却主动提起来。他说：“我说，帕拉奇卡氯酸盐股票可真是一败涂地！你是个好人，卢品少爷。你亏了多少？”让我极为震惊的是，卢品说：“噢！我根本没买到。我申购时，有什么地方不正规——忘了附支票还是怎么样，所以一张也没买到。总督亏了十八镑。”我说：“我以为你买了，不然我怎么也不会去搞投机。”卢品回答说：“哎，这次没办法，下次你听我的肯定能赚翻倍。”我还没回答，戈英说：“哎，我幸好没亏。我得到了消息，感觉不妙，就劝卡明斯买了我那值十五镑的股票，因为他比我更看好这只股票。”

卢品突然大笑起来，并以极不合适的语气说：“哎呀呀，可怜的卡明斯！他亏了三十五镑。”正在此时，门铃响了，卢品说：“我不想见到卡明斯。”他从门口出去的话，就会在过道那里碰到卡明斯，所以卢品以最快速度打开小客厅的窗户跳了出去。戈英突然跳起来，大声说：“我也不想见到他！”我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他就步卢品后尘，从窗户跳了出去。

至于我自己，想到我的儿子和最好的朋友之一竟像两个偷东西时被打断的毛贼一般跑掉，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怜的卡明斯情绪很消沉，当然也很生卢品和戈英的气。我极力想让他喝点儿威士忌，他回答说他已经戒了威士忌，不过想喝点“糖分少的”，因为有人说那种酒对身体最好。我家里没有，就打发萨拉去洛克伍德的店里买几瓶。

2月20日　我打开《旗帜报》第一眼看到的是：“股票商大亏空！乔布·克里南兹先生潜逃！”我把报纸递给卡丽，她回答说：“噢！也许这对卢品来说是件好事，我一直觉得那里不适合他。”我觉得整件事很让人震惊。

卢品下楼吃早饭，看到他一脸痛苦不堪的样子，我说：“我们知道了那个消息，都为你感到很难过。”卢品说：“你们怎么知道的？谁跟你们说的？”我递给他《旗帜报》，他却一把甩下，并说：“噢，我一点也不在乎！那个我早就料到了，可是我没料到这个。”接着他给我们读了一封弗兰克·马特勒的信，里面语气冷淡地宣称戴西·马特勒下个月就要嫁给默里·波什。我脱口而出：“默里·波什！不就是弗兰克上星期二无礼地带到这儿的那个？”卢品说：“没错，‘波什三便士帽’的家伙。”

后来我们都一声不吭地吃早餐。

事实上，我什么也吃不下去。我不单是太操心，而且是难以下口。我不会去吃臀尖部位的熏咸肉，我要是吃不到五花熏咸肉，就宁可什么都不吃。

卢品起身要走时，我注意到他脸上浮现出一丝坏笑。我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噢！只是个小小的安慰——不过总算是个安慰吧。我刚刚想起来，因为我的建议，默里·波什先生在帕拉奇卡氯酸盐股票上投了六百镑！”

第十七章

戴西·马特勒和默里·波什结婚。波卡普先生让卢品来公司上班。

3月20日　今天是戴西·马特勒和默里·波什结婚的日子，卢品跟朋友去格雷夫森德过了一天。卢品很受打击，不过他宣称这桩事了结了他挺高兴。我希望他别去看那么多综艺表演，可是谁也不敢跟他提这件事。现在我生气的是，他不管在家里哪个地方，都唱一首无聊的歌，什么“格拉斯顿怎么了？他挺好！卢品怎么了？他挺好！”。我可不觉得这俩有谁挺好。晚上戈英来串门，主要的话题是戴西嫁给波什这件事。我说我挺高兴这件事有个了断，因为戴西只会把卢品当猴耍，戈英以他一贯的那种好趣味说：“噢，卢品少爷不用别人帮忙，就能把自个儿当猴耍。”卡丽听到这话当然不高兴，戈英还算够理智，说了对不起。

3月21日　今天我要结束我的日记，因为这是我最快乐的一天，我过去几周——实际上是许多年——的宏愿实现了。早上收到波卡普先生的一封信，要我把卢品领到公司。我来到楼上卢品的房间；可怜的人，他一脸苍白，还说头疼得很。他昨天从格雷夫森德回来。有段时间，他是在一艘小艇上过的，小艇漂在水上，他竟然没脑子到忘了带大衣。我给他看了波卡普先生的信，他以最快速度起了床。我央求他别穿染过色的衣服和领带，要穿黑色的，或者看着稳重的衣服。

卡丽读那封信时浑身发抖，只会一再说：“噢，我真的希望一切顺利。”至于我，我几乎一点儿早饭也吃不下去。卢品下来了，穿得稳重，看上去完全像是个绅士，只是脸色很黄。卡丽给他打气说：“你看上去真不错，卢品。”卢品回答说：“对，是身好行头，不是吗？一个普普通通、绝对受人尊敬的送丧的市内一流公司的初级职员。”他笑得很讽刺。

我听到门厅处传来很嘈杂的声音，还听到卢品喊萨拉把他的旧帽子拿下来。我去了走廊那里，看到卢品在大发脾气，拿一顶新的高顶帽又踢又踩。我说：“卢品，孩子，你在干吗？你真是不像话！送给哪个穷人吧，他会高兴的。”卢品回答说：“我才不会送给哪个穷人来侮辱他呢。”

他出了房门后，我捡起那顶踩坏了的帽子，看到里面有“波什专利产品”的字样。可怜的卢品！我可以原谅他。好像花了好几个钟头才到公司。波卡普先生让卢品去，卢品去见了快一个钟头。他回来时，我觉得他看上去垂头丧气。我说：“哎，卢品，波卡普先生怎么样？”卢品又唱起那首歌：“波卡普先生怎么了？他挺好！”我本能地觉得我儿子被录用了。我去找波卡普先生，可我说不出话。他说：“哎，普特尔先生，什么事？”我的样子肯定像个傻子，因为我只会说：“波卡普先生，您是个好人。”他看了我一会儿，说：“不，普特尔先生，您才是好人，要是您的孩子不能仿效这么一个绝佳的榜样，那才是奇怪呢。”我说：“波卡普先生，我可以回家吗？我今天没法再工作了。”

我的好老板点点头，热情地握了我的手，我竭尽全力，才没让自己在公共马车上哭出来。事实上，要不是卢品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本来会哭出来。他在马车上跟一个胖子吵架，说那人占地方太多。

晚上，卡丽请来了亲爱的老朋友卡明斯和他太太，还有戈英。我们都坐在壁炉旁，用萨拉从杂货店买的一瓶杰克逊·弗雷尔牌香槟酒来为卢品的健康干杯。我躺了几个钟头未能入睡，在考虑将来。我和我的孩子都在同一家公司——我们可以一起乘公共马车上下班，谁也说不准，久而久之，他可能对我们小小的家产生极大兴趣，也许帮我这儿或那儿钉个钉子，或者帮他亲爱的妈妈挂幅画。夏天时，他有可能在我们的小院子里帮忙种花，还帮忙把架子啊花盆啊漆一漆。（对了，我得再买点磁漆。）这些我都想了一遍又一遍，另外还有无数个快乐的想法。我听到钟点敲了四下，后来很快就睡着了，梦到三个快乐的人——卢品，亲爱的卡丽，还有我。

第十八章

有杆针尖式自来水笔用起来麻烦。我们去了志愿者舞会，我在那里糊里糊涂吃了顿高价晚餐。被出租马车车夫严重侮辱。收到一份去绍森德郡的可疑的邀请信。

4月8日　没什么重要的事，除了戈英强烈推荐一种新的针尖式自来水笔，专利产品，让我花了九先令六便士，这钱完全打了水漂，让我不停恼火，动不动就发脾气。墨水漏出了笔帽，把我手上弄得一团糟。有次在办公室，我正在用手掌拍打桌子，好把墨水甩下来，波卡普先生正好进来，他喊道：“别拍了！我想是你吧，皮特先生？”那个小猴子皮特幸灾乐祸，很大声地回答说：“不，先生，请原谅，是普特尔先生和他的自来水笔，整个上午都这样。”更糟糕的是，我看到卢品坐在他的办公桌那儿笑。我想我最好什么也不说。我把那杆笔拿回店里，问他们肯不肯退货，因为写不出字。我本来也没想着全价退钱，不过给一半也行。那个人说他做不到——买和卖是两回事。卢品在波卡普先生公司的行为堪称模范，我唯一的担心是他坚持不了多久。

4月9日　戈英来串门，给我和卡丽带了份去参加由东艾克顿步枪队举办的舞会的请帖，他觉得是件很好的事，因为东艾克顿的成员（威廉·格莱姆先生）已经答应参加。我们接受了他的好意，他留下来吃晚餐，我觉得这次适合尝尝阿尔杰拉汽酒，那是（萨顿的）詹姆斯先生送给我的礼物。戈英呷了口这种葡萄酒，说他以前从来没尝过这种酒，又说他的行事方针是只喝牌子比较响亮的酒。我告诉他这是一位好朋友送的礼物，对礼物一定别过分挑剔，戈英开玩笑说：“可是也不会喜欢到把它灌进嘴里呀。”

我觉得这话说得无礼，也谈不上有趣，可是我自己一尝，觉得他那样说也有几分道理。阿尔杰拉汽酒很像苹果酒，只是更酸。我说也许开瓶时“嘭”的那一下让它有了点酸味，戈英只是说：“噢！我可不这样认为。”我们很开心地玩了扑克，不过我输了四先令，卡丽输了一先令，戈英说他输了六便士。考虑到玩扑克的除了他，就只有我和卡丽，他怎么会输，到现在我还不明白。

4月14日，星期日　我想是因为天气变化无常，醒来时感觉我脸上的皮肤紧绷得像面鼓。和特里尼夫妇——我们教区的，跟我们一起走回来——在我们的院子那儿转了一圈，我很生气地发现鹅卵石道上有一大张报纸，里面包着骨头，显然是邻居格里芬家的哪个小孩扔过来的。每次我们有朋友来，他家的小孩都要爬到他家储物间的空楼梯上，敲窗户，扮鬼脸，吹口哨，还模仿小鸟。

4月15日　让伍切斯特辣酱油把舌头辣得很厉害，都是因为那个蠢女人萨拉在把它放上桌子前猛晃瓶子。

4月16日　今天晚上举办东艾克顿志愿者舞会。按照我的建议，卡丽穿上了她在市长官邸舞会穿过的那套很漂亮的衣服，因为我想到既然那是个与军事有关的舞会，波卡普先生——我相信他是荣誉炮兵连的一名军官——很有可能到场。卢品用他一贯让人听不懂的语言，说他听说这是个“包恩德[37]舞会”。尽管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可是也没有问他。不知道他从哪儿学的这些说法，当然不会是在家里学的。

请帖上面的时间是八点半，所以我想好了我们在一个钟头后到，那样到达的时间刚好，不会显得像詹姆斯太太所说的“落伍”。地点很难找——出租马车车夫下了几次车，一家家酒吧问德里尔堂在哪儿。我纳闷怎么会有人住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好像谁都不知道怎么去。不管怎样，在上上下下走了几条路灯昏黄的街道后，我们到了目的地。我根本没想到它会离霍洛韦那么远。我给了出租马车车夫五先令，他一个劲发牢骚，说给半镑还嫌少呢。他竟然无礼到建议我下次参加舞会时坐公共马车。

迎接我们的是威尔卡特上尉，他说我们来得有点晚，可是总比不来好。他看上去是位很英俊的先生，可是如卡丽所说：“作为军官个头很矮。”他恳求不陪我们了，因为他答应陪别人跳舞，希望我们别拘束。卡丽挽住我的胳膊，我们在房间内来来回回走了几趟，看别人跳舞。我没看到一个认识的人，不过这得归于多数人都穿着制服。我们正要进晚餐室时，肩膀上被人拍了一下，接着恭手以示欢迎。我说：“是派吉先生吧？”他回答说：“没错。”

我给了卡丽一张椅子，坐在她旁边的是位夫人，她跟卡丽很快一见如故。

桌子上的食物很丰盛，香槟酒、红葡萄酒等任饮，事实上，一切都好像做得不惜成本。我承认，我对派吉这个人不是很喜欢，可是我觉得很高兴遇到一个认识的人，就邀请他坐到我们这桌。我得说对一个又矮又胖的人来说，他穿制服的样子很不错，但是我觉得他的紧身短上衣后面很宽松。我去过的晚餐间只有这里人不挤，事实上只有我们在那里，大家都在忙着跳舞。

我帮卡丽和她的新交——她说她的名字叫卢普金——倒了点儿香槟酒，也给自己倒了，然后把杯子递给派吉先生，让他也给自己倒。我说：“你得照顾一下自己。”他回答说：“没错。”他倒了半平底玻璃杯，为卡丽的健康干了杯。接着他嘴里说着“为了她值得尊敬的丈夫和一家之主”，又干了一杯。我们都吃了几块特别棒的鸽肉饼，然后是冰冻甜食。

侍者很殷勤，问我们想不想再来点葡萄酒。我帮卡丽、她的朋友和派吉先生，还有几个刚从舞厅那边进来的人——他们很有礼貌——倒了一些。我想到也许有几位先生在市里认识我，因为他们那么有礼貌。我乐于助人，帮几位女士拿了冰淇淋，同时想起一句老话：“对人礼貌没什么损失。”

乐队又开始演奏，让人跳舞，他们都进了舞厅。女士们（卡丽和卢普金太太）急于想看别人跳舞，因为我还没有吃好晚餐，派吉先生便伸出胳膊让她们挽，陪她们去舞厅，要我稍后也跟着去。我对派吉先生说：“这真是场西区盛会啊。”对这句评论，派吉回答说：“没错。”

我用好晚餐后正要走，一直侍候我们的侍者拍拍我的肩膀来提醒我。我觉得在私人舞会上侍者要小费不正常，但不管怎样，还是给了他一先令，因为他一直很殷勤。他微笑着回答说：“请原谅，先生，这不对。”他指的是那一先令。“你们几位吃了四份晚餐，每份五先令；五份冰淇淋，每份一先令；三瓶香槟酒，每瓶十一先令六便士；一杯红葡萄酒；那位矮个的先生还抽了支六便士的雪茄——总共是三镑零六便士。”

我想我这辈子都没那么吃惊过，勉强告诉他我收到的是私人邀请，他回答说他完全明白，但邀请里不包吃喝。一位站在酒吧那里的先生确认了侍者的说法，向我保证他说得很对。

侍者说如果我有什么误解，他极为抱歉，可那不是他的错。当然，那时候除了付钱没有别的办法。我翻遍口袋，也只能凑个囫囵，还缺九先令，不过我给经理递上一张名片后，他说：“行了。”

我觉得我这辈子还从来没受过这么严重的侮辱，决定不告诉卡丽这件不幸的事，因为那会彻底破坏掉她正在开心度过的那个晚上。我觉得那天晚上对我来说，再也没有什么乐趣可言，而且时间也不早了。我找到了卡丽和卢普金太太。卡丽说她完全准备好可以走了，我们跟卢普金太太说“晚安”时，她问我和卡丽我们有没有去过绍森德郡，我说我好多年没去了，她听了后好心地说：“哎，你们干吗不来住我们家？”因为她邀请得那么不容推辞，也看出卡丽想去，我们就答应下星期六会去拜访她，并一直待到星期一。卢普金太太说她明天会给我们写信，给我们地址和怎样搭火车的详细说明等等。

我们出了德里尔堂后，雨下得很大，路上水流成河，几乎不用说，这种时候很难找到出租马车拉我们去霍洛韦。等了一会儿后，有个人说他拉我们，不过只把我们拉到伊斯灵顿的天使旅店，我们在那儿不费事就能找到一辆出租马车。那段路坐得让人着急，雨点敲打着窗户，马车里面往下淌水。

我们到了天使旅店时，那匹马好像累坏了。卡丽下车跑进门道。到了该付钱时，让我如遭雷击的是，我想起来身上没有钱，卡丽也没有。我跟马车夫解释我们的遭遇，我从来没有这么被侮辱过：马车夫——是个粗野的恶人，我觉得他也不够清醒——把能想到的难听话全用到我身上，还一把抓住我的胡须，扯得我眼泪都出来了。我记下了一个警察（他目睹了马车夫跟我动手）的编号，因为他对马车夫不管不问。那个警察说他不便插手，他没看到动手，还说没钱坐出租马车就是不对。我们不得不在瓢泼大雨中走回家，几乎走了两英里。回到家后，我记下了我跟马车夫的对话，一字不漏，因为我想写信给《电讯报》，提议出租马车只应由政府管治下的人驾驶，以让市民免受叫人面上无光的侮辱以及暴行侵害，就像我已经遭受的那样。

4月17日　我们的蓄水池里又没水了。请普特利来看，他说会很快修好，蓄水池是镀锌的。

4月18日　蓄水池里又有水了。萨顿的詹姆斯太太下午到。她和卡丽在客厅里的壁炉那里挂了帘子，还在上面挂满了蜘蛛、青蛙和甲虫等小玩具，因为詹姆斯太太说那样很时髦。既然是詹姆斯太太的建议，当然总是她说什么，卡丽就做什么。至于我，我宁可让壁炉保持原样。你看，我是个平常人，不会装着去赶什么时髦。

4月19日　邻居格里芬先生来我家，用很让人讨厌的语气指责我或者“有人”在他家的蓄水池上钻了个洞，把水引到并排的我们家的蓄水池。他说他会找人修补，并要我们付账。

4月20日　卡明斯来串门，拄着一根手杖，脚步蹒跚，说他一个星期卧床不起。好像是他正要关上卧室门，但狗玩的一块软木卡到了门口，门关不上；他想把门猛带一下而用力拉门时，结果把门拉手拉掉了，因为卧室位于楼梯上面的尽头，于是他往后倒滚下了楼梯。

卢品听了，一下子从沙发上蹦起来侧着身子冲出房间。卡明斯看样子很生气，说别人的脊梁几乎摔断，这种事根本不应该觉得有什么可笑。尽管我疑心卢品在笑，但我向卡明斯保证他只是出去给一个他等着来的朋友开门。卡明斯说这是他第二次卧床不起，我们却从来没想着让人去打听一下。我说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卡明斯说：“《自行车新闻报》上提了。”

4月22日　我最近一再注意到卡丽在用一样工具打磨她的指甲，我问她在干什么，她说：“哦，我在修指甲，现在很流行。”我说：“我想是詹姆斯太太灌输给你的吧。”卡丽笑着回答说：“对，不过现在大家都这么做。”

我希望詹姆斯太太别来我家了。她每次来，都往卡丽的脑子里灌输某种新鲜的垃圾点子。我觉得我最近肯定会告诉她我不欢迎她来。我敢肯定卡丽用白墨水在黑石板色的纸上写字是詹姆斯太太撺掇的。无聊！

4月23日　收到桑森德郡的卢普金太太的一封信，告诉我们星期六坐什么火车，并希望我们会守诺去她家住。信的结尾是：“你们一定得来我们家住，我们的收费只相当于皇家旅店的一半，但是风景一点不亚于那里。”我看短信顶上的地址，发现是“卢普金家庭及商务旅馆”。

我写了封短信，说我们不得不“拒绝她好意的邀请”。卡丽认为写得很讽刺，而且写到了点子上。

对了，我再也不会在晚上挑布料花纹了。我在爱德华兹的店里订了一套用同样布料做的新套装，好在院子里穿，是在煤气灯下挑的花纹，看上去是稳重的椒盐色混合花纹，还有上下的白道道。今天上午送到家里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发现这是一套样子招摇的衣服。颜色很绿，还有些鲜黄色的道道。

我试了上衣，生气地看到卡丽在格格笑。她说：“你说你要的是什么混合色呢？”

我说：“稳重的椒盐色。”

卡丽说：“哈，你要是想听实话，这看上去更像芥末色。”

第十九章

遇到老同学泰迪·芬思沃思。我们在他叔叔家安静地吃了顿饭，美中不足的是关于芬思沃思先生家的肖像，我犯了几个令人难堪的错误。关于梦的讨论。

4月27日　比平时在公司多耽搁了一会儿，正当我匆忙赶路时，有个人拦住我说：“喂！这张脸我认识。”我礼貌地回答说：“很有可能，好多人认识我，不过我可能不认识他们。”他回答说：“可是你认识我——泰迪·芬思沃思。”的确如此。我们是同学，我有好多好多年没见过他了，怪不得我没认出他！在学校时，他至少比我高一头，现在我至少比他高一头。他蓄着浓密的连鬓胡，几乎已经花白。他坚持要请我喝杯葡萄酒（我从来不这样），还告诉我他在米德尔博勒住，他是那儿的副镇文书，跟伦敦的镇文书级别一样高，实际上还要更高一些。他又说他在伦敦待几天，在他叔叔埃德加·保罗·芬思沃思家。他说他能肯定他叔叔见到我会开心得不得了，他叔叔有座漂亮的房子，沃特尼屋，从马斯威尔丘车站走路过去几分钟就到了。我给了他我家的地址，然后我们就分手了。

晚上，让我吃惊的是，他拿着芬思沃思先生写的一封信登门拜访，信写得很客气，说如果我们（包括卡丽）明天（星期日）下午两点钟能跟他们共进午餐，他将十分高兴。卡丽不想去，不过泰迪·芬思沃思一再要我们去，我们就同意了。卡丽让萨拉去肉铺取消了我们订的半条羊腿，本来是为明天订的。

4月28日，星期日　我们发现沃特尼屋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远得多，钟敲两点的时候才赶到，我们俩都感觉又热又不舒服。更糟糕的是，一条大牧羊犬扑过来迎接我们。它大声“汪汪”叫，后腿立起扑向卡丽，让她的浅色裙子——那是她第一次穿——上面沾上了泥巴。泰迪·芬思沃思出来把狗赶开并道了歉。我们被让进客厅，里面装修得很漂亮。到处是小摆设，墙上挂了几个盘子。有几张挤牛奶的小木凳，上面有绘画；另外还有把白色的木制班卓琴，是保罗·芬思沃思先生的一位侄女——泰迪的堂妹——上的油漆。

保罗·芬思沃思先生看上去是位相貌堂堂的老先生，对卡丽很有骑士风度。墙上挂了很多水彩画，画的多数是不同的印度风景，颜色很鲜艳。芬思沃思说那些画是“辛普兹”所画，又说他自己根本不懂画的好坏，不过权威人士告诉他这些画值几百镑，他买来时每幅只花了几先令，包括画框，是在家门口的一次大减价售卖活动时买的。

那里还有一幅很大的肖像，画框很漂亮，是彩色蜡笔画。像是宗教主题，我对花边领子印象很深，看上去那么逼真。不幸的是我评论了一句，说那张脸的表情怎么让人看着不是很舒服，好像被拧过。芬思沃思伤心地回答说：“对，那是去世后画的——是我的妻姐。”

我尴尬之极，真想找道地缝钻进去。我躬身道歉，悄声说希望我没有伤害他的感情。我们都不出声地站着看这幅画，看了几分钟，后来芬思沃思先生拿出一条手帕说：“她去年夏天还坐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呢。”然后猛烈地擤鼻子。他好像很动感情，我就转过去看别的，站在一幅样子喜气洋洋的中年男人的肖像前。他是个红脸膛，戴着草帽。我对芬思沃思先生说：“这个样子快活的先生是谁？生活好像没怎么让他烦心呢。”芬思沃思先生说：“对，没让他烦心。他也不在了——是我哥哥。”

我对自己言语不慎完全不知所措，幸好这时卡丽和芬思沃思太太一起来了。芬思沃思太太刚才带卡丽上楼取帽子，还刷干净了她的裙子。泰迪说：“肖特来晚了。”但就在这时，提到的这位先生来了，泰迪把我介绍给了他。泰迪说：“你认识肖特先生吗？”我微笑着回答说我未有此荣幸，不过希望不久就能认识肖特先生[38]。他显然没听明白我这句小小的俏皮话，尽管我重复了两遍，还笑了一下。我突然想起那天是星期日，肖特先生也许很讲究。

在这点上我猜错了，因为他餐后说的几句话根本不讲究。事实上，他有几句议论我很感不妥，就找机会跟芬思沃思太太说我担心她会发现肖特先生偶尔有点让人难堪。让我吃惊的是，她说：“噢！你知道，他有这个特权。”事实上我不知道，所以我抱歉地鞠了躬。我看不出为什么肖特先生有特权。

用餐时让我恼火的另一件事，是那条曾经扑向卡丽的牧羊犬被允许待在餐桌下面。我每次脚一动，它就撕咬我的靴子。我很紧张，跟芬思沃思太太说起这条畜生，她说：“它只是玩儿呢。”她突然站起来，放一条名叫比布斯的丑陋之极的猎犬进来。它在那儿挠了一会儿门。这条狗好像喜欢上了我的靴子，后来我发现它把我靴子上的黑色全啃掉了。让人看到我穿这样的靴子，真叫我面上无光。我得说，芬思沃思太太可算不上会安慰人，她说：“哦！我们已经习惯比布斯这样对待客人了。”

芬思沃思先生倒了些不错的葡萄酒，但是我怀疑喝了啤酒再喝葡萄酒不好。喝得让我有点儿想睡觉。也让肖特先生喝得“有特权”到了叫人担心的程度。气温在四月也算得上冷，客厅里面生了火；我们坐在安乐椅上，围着壁炉，泰迪和我滔滔不绝地聊起以前上学的日子，结果让其他人都昏昏欲睡。我心里挺高兴，对肖特先生而言，我们的聊天确实对他有催眠作用。

我们一直待到四点才走，回家那段路走得极舒服，只是有几个蠢货看到我没打鞋油的靴子哈哈大笑。回家我自己打了鞋油。晚上去教堂，几乎睡着了。我以后再也不会在喝过啤酒后又喝葡萄酒了。

4月29日　卢品让我难堪，我越来越见怪不怪，也不介意卡丽训斥我，因为我觉得她那样做有一定道理，可是妻子、儿子，还有两位客人同时让我难堪，这可叫人难以接受。

晚上戈英、卡明斯来串门，我忽然想起几天前的夜里做过的一个梦，想着可以跟他们讲讲。我梦到我看见一家店里有几块很大的冰，后面还有强光。我走进店里，里面热浪滚滚。我发现那几块冰着火了。整个梦那么真实，那么超现实，我醒后一身冷汗。卢品以极为轻蔑的语气说：“真是胡扯。”

我还没回答，戈英就说世界上最最无聊的，就是别人的梦。

我请卡明斯评一评，可是他说他没法不同意别人的看法，我那个梦特别荒唐。我说：“我觉得很真实。”戈英说：“没错，你觉得很真实，可是我们没觉得啊。”这番话引得他们全哈哈大笑。

此前一直没说话的卡丽说：“他几乎每天早上都跟我说他的破梦。”我回答说：“很好，亲爱的，我保证我再也不会跟你或者别人说我的梦，不管我活多久。”卢品说：“听听，听听！”然后自个儿干掉了一杯啤酒。幸好换了话题，卡明斯念了篇极为有趣的文章，写的是自行车比马匹强。

第二十章

在弗兰契先生家吃饭并与哈德福·哈特尔先生见面。

5月10日　收到佩克汉姆的弗兰契先生的一封信，邀请我们今天晚上七点钟跟他共进晚餐，以便和哈德福·哈特尔——一位非常聪明的美国报纸作家——见面。弗兰契为这么晚才通知而道歉，不过他说他是最后时刻才知道有两位客人爽约，他把我们当成老朋友，认为我们不会介意补这个缺。卡丽很不愿意接受邀请，可是我跟她解释弗兰契很有钱，也很有影响，得罪他不好。“我们肯定能吃顿好饭，喝杯好的香槟。”“你从来都是一喝就不舒服！”卡丽不客气地说，她的话我只当没听到。弗兰契先生要我们发电报答复。因为他的信里根本没提着装的事，我发去电报：“幸甚。着礼服否？”没署我们的名字，花了不到六便士就发了电报。

早点回到家里换礼服，因为我们收到电报让我们穿礼服。我想让卡丽跟我在弗兰契家见面，可是她不肯，所以我得回家接她。从霍洛韦到佩克汉姆可真远啊！人们干吗要住得那么远？因为得换乘公共马车，我留的时间充裕——实际上，是太充裕了，因为我们六点四十就到了，据用人说，弗兰契刚上楼换衣服。不过，他在钟敲七下时下来了，他衣服肯定换得很快。

我得说，这是次很精彩的聚会，尽管我们谁也不认识，可他们好像都是很不一般的人。弗兰契请了位职业侍者，显然不惜花费。桌子上有几盏彩色小灯，周围还有花，我得说效果非凡。葡萄酒不错，香槟酒敞开供应。关于那种香槟，弗兰契说他自己认为是天下最美味的。我们总共有十个人，人手一份菜谱。有位太太说她总是收藏菜谱，并请客人在背后签名。

我们都学她的样让人签名，除了哈特尔先生，他自然是贵客。

参加餐会的有：弗兰契先生，哈德福·哈特尔先生，塞缪尔·希尔巴特先生及太太，费尔德太太，波迪克夫妇，普赖特先生，R.肯特先生，最后却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查尔斯·普特尔先生及太太。弗兰契说他抱歉没有女士陪我入席，我回答说我情愿那样，后来觉得这话说得很不给人面子。

用餐时，我坐在费尔德太太旁边。她好像是位消息灵通的太太，耳朵却很背，但不是太要紧，因为都是哈德福·哈特尔先生一个人说话。他知识分子风度十足，他说的话要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就会很让人不安。我但愿能记下他精彩谈话的哪怕四分之一。我在菜谱上稍微记了几点以备忘。

有句议论让我觉得效果绝对突出——不过当然我不以为然。波迪克太太说：“你可真不算正统啊，哈特尔先生。”哈特尔先生的表情奇怪（我现在还记得），他缓慢而声音洪亮地说：“波迪克太太，‘正统’是个夸张的用词，暗指顽固守旧。如果哥伦布和斯蒂芬森[39]守正统，就不会发现美洲或者发明蒸汽机。”大家都很安静。在我看来，这种教训人的话绝对说得不客气，然而又觉得——事实上我们肯定都觉得——他说得让人无法反驳。过了一小会儿，波迪克太太——她是弗兰契的妹妹，充当女主人——从餐桌前起身，哈特尔先生说：“怎么，女士们，这么快你们就不赏脸共坐了？我们先抽支雪茄，你们干吗不等一下呢？”

这句话效果显著。有哈特尔先生在场妙趣横生，女士们（包括卡丽）根本不愿离去，就马上又坐下，大家都笑，还开点儿玩笑。哈特尔先生说：“对了，这是个好现象，你们再也不会被侮辱性地称为正统了。”波迪克太太似乎是个很聪明而且机灵的女人，她说：“哈特尔先生，我们到一半时再找你吧——也就是你们的雪茄吸了一半时。不管怎样，就是取其中庸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取其中庸”这几个字对哈特尔先生的效果，他在解释词语上聪明而且极为大胆，真让我担心。他的话大致如下：“取其中庸，真是的。你们知道吗？‘取其中庸’的意思是‘可悲的平庸’。我说，要坐就坐一等舱，或者三等舱，娶个女公爵，或者她的厨房女佣。取其中庸指可尊可敬，而可尊可敬的意思是乏味。不是吗，普特尔先生？”

被点名询问，把我吓了一大跳，只得歉意地鞠躬，说我恐怕才智不足以贡献意见。卡丽正想说什么，可是被打断了，这让我挺高兴，因为她在论辩上不算机敏，而要想跟哈特尔这样的人讨论什么话题，可得是个特别机敏的人才行。

他又继续说了，雄辩能力令人吃惊，这让他不受欢迎的观点也完全能说服人：“取其中庸跟庸俗的一半便好恰恰相当。一个喜欢喝香槟酒的觉得一品脱太少了，又不敢喝一瓶，转而喝下加量的一品脱，这种人是建造不起布鲁克林桥或者埃菲尔铁塔的。不，他是个半心半意的人，一个折中的人——令人尊敬——事实上，是个取其中庸的人，而且余生都会住在一幢郊区小房子里，房子有灰泥面的柱廊，像是一张有四根柱子的床架。”

我们都笑了起来。

“那种人，”哈特尔先生又说，“只会是个软弱的人，长着软胡子、软头，用的领带是挂上的那种。”

这似乎说得很有针对性，我两次不由自主往衣橱那边看，因为我的确用的是挂上的领带，为什么不可以？这些话如果没针对谁，那可是说得很欠考虑。他接下来的议论也是，肯定让弗兰契先生和他的客人很不舒服。我不认为哈特尔先生有意要针对谁，因为他又说：“我们在这个国家不认识那种人，可是在我们美国的确有，我可不稀罕他们。”

有几次，弗兰契建议应该把葡萄酒瓶在餐桌上轮流倒一圈，哈特尔先生听而不闻地继续往下说，似乎在演讲：

“我们在美国想拥有的，就是你们的家。我们的生活节奏太快，你们简单而闲适的生活和家庭，弗兰契先生，都让我向往。不炫耀，不矫饰！我敢说，无论你是自己坐下来一个人进餐，还是邀请我们来共餐，你都不会在晚餐上换花样。你有自己的服务员——根本不用请侍者来呼气呼到你的后脑勺上。”

我看到弗兰契先生明显不自在起来。

哈特尔先生又说：“只是一顿分量不大的晚餐，有几样好东西，就像你今天晚上摆上来的。你们不会让人去杂货店买一瓶六先令的香槟来侮辱你的客人。”

我忍不住想到了杰克逊·弗雷尔牌香槟，一瓶才三先令六便士！

“事实上，”哈特尔先生说，“如果有谁真的去买那种酒，那他简直跟杀人犯没什么两样。那是懦夫的所作所为，那种人晚上待在家里，跟他老婆玩多米诺骨牌来打发时间。我听说过这种人，我们不想让这种人混到这张桌来。我们这群人都是精挑细选的。我们也不稀罕耳朵背的老女人，她们听不懂有思想的谈话。”

我们的眼睛都转向费尔德太太，她幸好因为聋，听不到他的话，而是继续赞许地微笑。

“在弗兰契先生的桌子上，”哈特尔先生说，“我们也没有那种不开眼的、轻浮的家庭主妇，她们去参加在贝斯沃特街举办的二流舞会，就幻想自己进入了上流社会。上流社会不认识她，根本不稀罕她呢。”

哈特尔先生有一小会儿没说话，趁此机会，女士们都站起身。我小声向弗兰契先生告辞，因为我不想错过最后一班火车，对了，我们差点儿没搭上那趟车，都是因为卡丽把她出来时戴的那顶布制小鸭舌帽放错了地方。

我和卡丽到家时已经很晚。进客厅时，我说：“卡丽，你觉得哈德福·哈特尔先生怎么样？”她直截了当地说：“真像卢品！”我在火车上时，也有过同样的想法，这个比较让我半个晚上没睡着觉。当然，哈特尔先生年纪更大，更有影响，可他的确像卢品，让我想到卢品再长大些而且更有影响后，他会变得多么危险。从某些方面说，想到卢品的确像哈特尔先生又让我感到自豪。卢品像哈特尔先生一样，有自己的，而且有时候是精彩的意见，然而正是那些很危险的意见，要么使一个人完全富有，要么让一个人彻底贫困；要么会成就一个人，要么毁掉一个人。我总觉得过简单纯朴的生活更快乐。我相信我快乐，因为我没野心。不管怎样，我觉得卢品自从在波卡普先生的公司里做事，已经心满意足地安顿下来，并以父亲为榜样。这都让人感到欣慰。

第二十一章

卢品被开除。我们遇到很大麻烦。卢品在别的地方找到了工作，薪水可观。

5月13日　发生了一件极为不幸的事，波卡普先生的公司开除了卢品。我几乎不知道该怎样来写日记。我上个星期六没上班，二十年来，这还是头一次请病假。我想是吃哪块龙虾中了毒。波卡普先生偏偏也没上班，我们最重视的客户克罗比林先生大发雷霆地来到公司说不跟我们做生意了，我的孩子卢品竟然不止腆着脸接待他，而且向他推荐了吉尔特森父子有限公司。以我的愚见，尽管我要批评我的儿子，可这似乎是背叛行为。

今天早上，我收到了波卡普先生写的一封信，通知我卢品没必要来上班了，并想在十一点钟见我。我怀着一颗痛苦的心来到公司，害怕跟波卡普先生见面，我还一直没跟他谈。我早晨根本没见到卢品，到我要走时，他还没有起床，卡丽说我去打扰他根本没好处。在公司里，我心神不定得没法好好工作。

如我所料，波卡普先生请我去，下面的对话是按我记忆所及记下的：

波卡普先生说：“上午好，普特尔先生！这件事很严重。我就不多说解雇您儿子这件事了，因为我知道我跟他迟早要分道扬镳。这家公司有年头，有影响，地位很高，我是这儿的头，等我考虑到进行经营变革的时机已到，我自己会做的。”

我看得出我的好老板有点儿动了感情，我说：“先生，我儿子擅自插手，我希望您不会以为我对此哪怕有一点赞同吧？”波卡普先生从座位上起身，抓住我的手说：“普特尔先生，我怀疑您就等于怀疑我自己。”我十分激动，百感交集中，为表达我的谢意，我差点儿就要称他为“宽宏大量的老先生”。

幸好我及时控制住自己，说他是位“宽宏大量的好老板”。我对我的举动真是难以解释，那就是我坐下来，而让他站着。当然，我马上起来了，可波卡普先生要我坐下，我乐于从命。波卡普先生又说：“您能理解，普特尔先生，我们公司的崇高地位不允许我们向任何人低头。要是克罗比林先生选择把他的事交给别人——我也许可以加一句，给没那么有经验的人——我们不会低头再去恳求他跟我们做生意。”“您不能那么做，先生。”我愤慨地说。“一点没错，”波卡普先生回答说，“我不会那样做。可是我在想，普特尔先生，克罗比林先生是我们最重视的主顾，我甚至可以跟您交个底——因为我知道这话不会再传到别人那里——失去他的后果，我们承担不起，特别是在这种不景气的时候。哎，我想您可以做点儿工作。”

我回答说：“波卡普先生，我会没日没夜为您工作。”

波卡普先生说：“我知道您会。哎，我想请您这样做：您也许可以写封信给克罗比林先生——当然，您一定别让他猜想我对您这样做知道一点半点——跟他解释您儿子只是作为职员被雇用的——事实上很没经验——是出于公司对您，普特尔先生的尊敬才雇用的，这当然也是事实。我不是建议对于您儿子的行为，您的用词应该过分强烈；不过我也许可以加一句，如果他是我儿子，我会骂他胆大包天，决不会轻描淡写。这件事我留给您去做。我想结果是克罗比林先生会看到他的愚蠢举动有何影响，我们的公司就既不会有失尊严，也不会业务受损。”

我不禁想到波卡普先生真是位高尚的绅士，他的态度和说话方式似乎让我因为心生尊敬而激动难抑。

我说：“我寄出前，您想看看吗？”

波卡普先生说：“噢不！我最好不看。按说我对这件事一无所知，而且我完全信任您。您一定要小心地写信。我们不是很忙，您最好明天上午不上班，或者您想的话，整天也可以。我自己明天一整天都会在这儿，事实上整个星期都是，以防克罗比林先生来拜访。”

我回到家里高兴了一点儿，不过我留话给萨拉说我没法见戈英和卡明斯，事实上谁也没法见，如果他们晚上来串门的话。卢品戴着一顶新帽子进小客厅待了一会儿，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我没心情看帽子好坏，也觉得他不应该买顶新帽子。卢品随口回答说：“我没买，是别人送的。”

我现在对卢品疑心很大，不想问他什么，因为我很害怕答案，不过他为我省了这个麻烦。

他说：“我碰到了一个朋友，老朋友，我当时并不认为他是我朋友，不过没关系。因为他聪明地说：‘谈恋爱和打仗，都不择手段。’没理由我们不应该仍然是朋友。他是个见多识广的人，很不错，跟波卡普那种自高自大的傻子很不一样。”

我说：“嘘，卢品！请别伤害了人还要来侮辱他。”

卢品说：“你什么意思，我伤害了人？我再说一遍，我没伤害谁。克罗比林只是对一家死气沉沉、顽固守旧的公司厌烦了，是他自己要换。我只是公事公办地推荐了那家公司——老不赖的比斯[40]！”

我心平气和地说：“我不明白你的俚语，在我的有生之年，也不想学。所以，卢品，我的孩子，我们不说这件事吧。我会，如果这会让你高兴的话，我会努力对你的新帽子奇遇感兴趣。”

卢品说：“咳！没什么，只是他结婚后我一次也没见过他，他说他很高兴见到我，并希望我们是朋友。我请他喝了一杯酒来巩固友谊，他送了我一顶帽子——他自己的一顶。”

我很不耐烦地说：“可是你还没跟我说你的老朋友叫什么呢。”

卢品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噢！我没有吗？嗯，我告诉你吧，是默里·波什。”

5月14日　卢品下来得晚，看到我整天上午都在家里，问为什么。我和卡丽都认为最好不跟他提我正在写那封信，所以回避了这个问题。

卢品出去了，说他要去市里跟默里·波什吃饭。我说我希望波什先生会给他一份工作。卢品笑着出去了，说：“我不介意戴波什的一口价帽子，可是我不会去卖。”可怜的孩子，我看他完全是不可救药。

给克罗比林先生写信花了几乎一整天，有一两次我让卡丽出主意，尽管这样说好像不领情，可她的建议没一条说到点子上，有一两条绝对是愚不可及。当然，我没这样跟她说。我写好了信，带到办公室给波卡普先生看，可是他再次说他信任我。

戈英晚上来串门，我没法不告诉他卢品和波卡普先生的事。让我吃惊的是，他倾向于帮卢品说话。卡丽也来说这件事，说她觉得我对这件事看得过于悲观了。戈英拿来一瓶马德拉白葡萄样品酒，一品脱装，别人送他的。他说这酒可以解愁，我敢说要是再多一点的话，就有这种效果了，可是因为戈英自个儿倒了三杯喝，让我和卡丽没多少来解愁。

5月15日　极为焦虑的一天，因为我想克罗比林先生的信随时会到。晚上送来了两封信——一封给我的，信封背面用很大的金红色字体印着“克罗比林公馆”，另外一封信是给卢品的，我想拆开看看，因为上面有吉尔特森父子有限公司的字样，也就是卢品推荐的那家公司。我拆开克罗比林先生的信时浑身发抖。我给他写了十六页，密密麻麻，他只给我写了不到十六行。

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先生，我完全不同意您的看法。您的儿子在五分钟谈话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比你们公司在过去五年内表现出的还要多。您忠实的，吉尔伯特·E.吉勒姆·O.克罗比林。

我该怎么办？这封信我不敢拿给波卡普先生看，也绝不能给卢品看。危机还在后头呢：卢品回到家，拆开给他的那封信，给我看一张二十五镑的支票，那是向克罗比林先生推荐那家公司的佣金，克罗比林先生显然永远不可能跟波卡普先生做生意了。卡明斯和戈英都来串门，都为卢品说话。卡明斯甚至说卢品以后还会扬名。我想我当时心里不痛快，因为我只是问：“好吧，不过是什么样的名呢？”

5月16日　我跟波卡普先生说了那封信的内容，把信中的语气缓和了一点儿。波卡普先生说：“请别谈这件事了，结束了。您的儿子会自作自受的。”我晚上回到家里，还在想卢品毫无希望的将来。我发现他身穿晚礼服，得意洋洋。他把一封信扔到桌子上给我看。

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信中提到吉尔特森父子公司毫无疑问雇用了卢品，工资为一年两百镑，外加其他福利。我把这封信通读了三遍，想着一定是写给我的。可是你看——卢品·普特尔——一清二楚。我没出声，卢品说：“波卡普现在出什么价钱？你听我的点子，总督，‘开了’波卡普，黏住吉尔特森吧，大有前途的公司！波卡普的公司？僵化的假人，已经固步自封了多年，现在还往后退呢。我想往前走。事实上，我得走人了，因为我今天晚上要跟默里·波什一块儿吃饭。”

兴高采烈之下，他用手杖敲了一下他的帽子，像打仗似的大声高喊“哦哈哈”，跳上椅子，无礼地把我的头发揉乱，盖住了整个前额，然后就冲出了房间，让我没机会提醒他他的年龄和对父母应有的尊敬。戈英和卡明斯晚上来坐，为卢品的事向我祝贺，的确让我心情好了些。

戈英说：“我总说他会发达的，还有，记住我的话吧，他脑子里的东西，比我们三个人加起来的还要多。”

卡丽说：“他是哈德福·哈特尔第二。”

第二十二章

珀西·埃德加·史密斯·詹姆斯少爷。（萨顿的）詹姆斯太太再来拜访我们，并带来了“降神会”。

5月26日，星期日　我们午饭后去萨顿跟詹姆斯夫妇共用肉食茶点。我没胃口，两点钟才吃的午餐，饱得很。整个晚上都让小珀西（他们的独子）破坏了，他似乎是个完全被宠坏的小孩。

有两三次，他走到我面前故意踢我的胫骨，有一次痛得我眼泪都出来了。我和气地跟他说别闹了，詹姆斯太太说：“请别责骂他。我认为对小孩子太严厉不好，会破坏他们的性格。”

小珀西这时喊叫了一声，震耳欲聋。卡丽想让他安静下来时，他打了卡丽一个耳光。

我很生气，就说：“我看孩子不是这样养的，詹姆斯太太。”

詹姆斯太太说：“人们对怎样养孩子想法都不一样——就算你的孩子卢品，也不见得是个完美的典范嘛。”

一位迈兹尼先生（我想是个意大利人）这时让珀西去他跟前。这孩子又是扭身子，又是踢，挣开了迈兹尼先生，他说：“我不喜欢你——你脸脏。”

一位很和蔼的先生伯克斯·斯普纳先生抓住这个孩子的手腕说：“过来，亲爱的，听听这个。”

他从链子上取下怀表，让他的表敲响六下。

让我们大惊失色的是，这孩子从他手里一把抢过去，像玩球一样把它往地上砸。

伯克斯·斯普纳先生脾气极好，他说不难找到一块新玻璃安上，他觉得机件没坏。

有个例子可以说明所谓的见仁见智：卡丽说这个孩子的确脾气坏，可是他的模样弥补了这个缺陷，因为在她看来，他无疑是个漂亮的孩子。

我可能错了，可是我觉得我还从来没见过比他更丑的孩子。这是我的看法。

5月30日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每次听说萨顿的詹姆斯太太要来我家，我就一点高兴不起来。她又要来待几天。我今天准备上班时，对卡丽说：“亲爱的卡丽，我希望我能够比我现在更喜欢詹姆斯太太一些。”

卡丽说：“我也希望，亲爱的，不过既然这么久我都要忍受粗俗的戈英先生，还有人虽好，却最没意思的卡明斯先生，我肯定你不会介意詹姆斯太太偶尔来住一下。她小指头里面的智慧，都比你的两位朋友全身的智慧还要多呢。”

卡丽对我这两位亲爱的老朋友大肆攻击，让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听到公共马车来了，我赶忙吻她一下就走了——也许有点太匆忙了，因为我的上嘴唇碰到了卡丽的牙齿，碰了个小伤口，在后来的一个钟头时间里都很疼。晚上我回到家，发现卡丽在读一本关于招魂术的书，读得入神。书名叫《不存诞生》，作者为弗洛伦斯·辛格利特。我几乎不用想就知道，这本书是萨顿的詹姆斯太太寄给卡丽看的，因为她除了她那本书别的什么都不谈。后来的时间，我都花在把楼梯地毯换地方上了，地毯边开始有些磨损了。

詹姆斯太太来了，跟以往一样，整个晚上全都由她安排。我发现卡丽和她在为办“桌仙”做准备，我想我真的该表明立场。我对这种胡闹一直极度瞧不上眼。几年前，卡丽在我们以前住的房子里和可怜的富斯特斯太太（她现在已经去世了）一度每天晚上都做降神会，我早就禁止这样做。要是我能看出有什么用，倒无所谓。既然以前我就制止过这种事，我决定这次还要这么做。我说：“很抱歉，詹姆斯太太，可是我完全不赞成这件事，更别说事实上，我今天晚上还要接待我的老朋友。”

詹姆斯太太说：“你是说你还没读过《不存诞生》？”我说：“对，我也不想读。”詹姆斯太太似乎感到惊讶，她说：“这本书可是风靡全球啊。”我聪明地回答说：“随便吧，不管怎么样，全球总算还有一个理智的人。”

詹姆斯太太说她觉得我很苛刻，如果人们都像我这样有偏见，就永远不可能发明电报或者电话。

我说那很不一样。

詹姆斯太太尖刻地说：“请问，从哪些方面——从哪些方面说呢？”

我说：“从很多方面说。”

詹姆斯太太说：“好，就说一个方面吧。”

我心平气和地回答道：“请原谅，詹姆斯太太，我拒绝讨论这件事。没兴趣。”

这时，萨拉开门让卡明斯进来，我很高兴，因为我觉得这会让愚蠢的“桌仙”一事收场。可是我完全弄错了，因为又提到这件事时，卡明斯马上说他对招魂术很感兴趣，不过他得承认他不是很信，但也愿意被别人或者事实来说服。

我拒绝参与，结果他们不管我在场就开始了。我离开他们，让他们三个人在小客厅里围着小圆桌坐，他们把它从客厅那边搬了过来。我走到门厅那里，最终决定去散一会儿步。我刚打开门，便进来了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戈英！

他听了我说他们几个在干吗后，建议我们应该也去跟他们坐成一圈，他会进入恍惚状态。他又说他知道关于卡明斯这家伙的一点事儿，也会想出詹姆斯太太的一点事儿。因为知道戈英有多危险，我拒绝让他参加这种愚蠢的表演。萨拉问我她可不可以出去半个钟头，我同意了，想着我和戈英坐在厨房里比坐在寒冷的客厅里舒服。我们聊了很多卢品和默里·波什夫妇的事，卢品那天晚上照样跟他们一块儿过。戈英说：“我说，要是波什这家伙伸了腿，对卢品倒不是件坏事。”

我的心因为极度反感而跳了一下，我对戈英拿这种事开玩笑而严厉批评了他。夜里一半时间在醒着想这件事——另一半时间因为这同一件事做噩梦。

5月31日　我给洗衣娘写了封语气严厉的信。我对这封信很满意，因为我觉得写得很挖苦人。我说：“你送回来的手帕掉了颜色。你要么把颜色还回来，要么把买手帕的钱还回来。”我很想知道她会怎么说。

晚上又办“桌仙”。卡丽说某种程度上，昨天晚上取得了成功，他们应该再次坐下来。卡明斯来了，似乎感兴趣。我点着了客厅里的煤气灯，拿了折梯，修理了一处檐板，那里一直让我看着不顺眼。我一时冲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把正在做降神会的小客厅的地板用锤子很响地敲了两下。我后来感到后悔，因为这是种可笑和蛮干的行为，戈英或卢品才会干这种事。

不过他们根本没提这件事，倒是卡丽宣布有个信息通过桌子传递给了她，是一番精彩的描述，关于我跟她几年前认识的某个人，别人根本不认识。

我们睡觉时，卡丽要我赏脸明天参加，就算是看在她的面子上。她说我显然很不友好，不合群。我答应参加一次。

6月1日　晚上，我不情愿地坐到那张桌子前，我得承认发生了几件奇怪的事。我认为是碰巧，然而还是觉得奇怪。例如，那张桌子老是歪向我，卡丽解释这是要求我问桌仙一个问题。我遵守了规则，我问桌仙（自称名叫莉娜）能不能告诉我我心里一直想着的一个老姑妈的名字，我们以前叫她玛吉姑妈。那张桌子拼出了“凯特”。我们完全不明所以，直到我突然想起她的第二个名字叫“凯特琳”，它想拼的显然是那个名字，我想就连卡丽也不知道，不过就算她知道，她也根本不可能作弊。我得承认那是件怪事。又发生了几件事，我同意参加下星期一的降神会。

6月3日　洗衣娘来过，她说她对手帕的事很抱歉，并退了九个便士。我说，因为完全褪了色，手帕被洗坏了，九便士还不够。卡丽说那两块手帕原先只值六便士，因为她记得是在霍洛韦的博马舍商店买的减价品。那样的话，我坚持退洗衣娘三便士。卢品要去波什夫妇家住几天，我得说这件事让我操心得很，卡丽说我操心得可笑。波什先生很喜欢卢品，可卢品毕竟还是个孩子呢。

晚上，我们又办了降神会，从某些方面讲，这台降神会很不一般，不过一开始有点儿让人怀疑。戈英来串门，卡明斯也来了，恳求也加入我们坐成一圈。我想反对，可是詹姆斯太太——她好像是个不错的灵媒（也就是说，如果有点道理的话）——觉得戈英加入的话，有可能多点儿精神力量。我们五个人就一起坐下了。

我一灭掉煤气灯，手几乎还没放到桌子上，它就猛烈地摇晃并倾斜，开始向房间的另一侧移动。戈英喊道：“乖乖，噢！稳住，伙计，稳住！”我告诉戈英他再不老实，我就会点亮煤气灯，结束这台降神会。说实话，我想是戈英在捣鬼，我也这样暗示了。可是詹姆斯太太说她经常见到桌子腾空而起。桌仙“莉娜”又来了，说了三四遍“警告”，并拒绝解释。詹姆斯太太说“莉娜”有时候很顽固。她经常表现得那样，最好送走她。

然后她猛敲桌子，并说：“去吧，莉娜，你让人讨厌。去吧！”我想我们坐了几乎有三刻钟，却什么也没发生。我的手感觉很冷，就建议我们结束这台降神会。卡丽和詹姆斯太太，还有卡明斯都不同意这样做。在十分钟左右的时间里，桌子有点儿侧向我。我让它拼字母，它拼出了“SPOOF（蒙人）”。因为我听过戈英和卢品用过这个词，而且我听到戈英在压低声音笑，就直接指责他推桌子。他否认，不过我得遗憾地说我不相信他的话。

戈英说：“也许它意味着‘幽灵’，一个鬼。”

我说：“你知道它根本没那个意思。”

戈英说：“噢！很好——对不起我‘说话’了。”然后就站了起来。

谁也没注意这句差劲的俏皮话[41]，詹姆斯太太建议他在旁边坐一会儿。戈英同意了，就去坐在扶手椅里。

桌子又开始动起来，要不是戈英蠢得来打岔，我们本来可以办一台精彩的降神会。在回应卡丽要求以字母作答时，那张桌子拼出了“尼普”，然后又拼了三次“警告”。我们想不出这是什么意思，直到卡明斯指出“尼普”是“卢品”一词倒着拼。这很让人激动，特别是卡丽，她说希望不会出什么可怕的事。

詹姆斯太太问桌仙的名字是不是“莉娜”。桌子明确回答说“不是”，然后桌仙就不肯透露他或者她的名字。后来我们得到一则信息：“尼普会很有钱。”

卡丽说她感到如释重负，可是“警告”又拼了出来。桌子开始猛摇，詹姆斯太太向桌子很柔和地说了话之后，桌仙开始拼自己的名字，一开始拼的是“喝”。

戈英说：“哈！这个我更在行。”

我要他安静，因为名字可能还没写完。

那张桌子拼出了“水”。

戈英这时又插话，说：“哈！那我可不在行。要说的话，是在外面，而不是在里面。”

卡丽要他安静。

桌子拼出了“上尉”，让我们吃惊的是，詹姆斯太太喊出声：“德林克沃特[42]上尉，是我爸爸认识很久的一个朋友，死了好多年。”

这更有趣了，我忍不住想，说到底，招魂术肯定有些道理。

詹姆斯太太要桌仙解释“警告”的含义，因为它用在“尼普”的身上。桌仙又给出了字母，我们得到了“胡说”这个词。戈英这时嘀咕道：“这就对了。”

詹姆斯太太说她不认为桌仙是那个意思，因为德林克沃特上尉是位如假包换的绅士，不会用这个词来回答一位女士的问题，所以又要桌仙用字母回答问题。

这一次，桌子清清楚楚地拼出了“波什”，我们都想到了默里·波什太太和卢品。卡丽有点儿不好受，因为已经晚了，我们就不再坐成一圈。

我们商量好明天再做一台，因为明天是詹姆斯太太在市里待的最后一夜。我们坚决不让戈英再参加。

卡明斯走之前说很有趣，不过他希望桌仙会说说跟他有关的什么话。

6月4日　很期待今天晚上的降神会，想了一整天，白天上班时也在想。我们刚围坐在桌子前，戈英不敲门就进来了，让我很生气。

他说：“我马上就走，不过我带来一个封了口的信封，我知道我可以放心地交给普特尔太太。这个封了口的信封里有张纸，我在上面问了个简单的问题。要是桌仙答得出，我就会相信招魂术。”

我不惜冒犯他，说那也许不可能。

詹姆斯太太说：“噢不！桌仙经常遇到这种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回答问题——甚至让人们在锁起来的石板上写字。很值得试一试。‘莉娜’情绪好的话，肯定会回答。”

戈英说：“好吧，那样的话，我就会变成一个坚定的信徒。我也许会在九点半左右或者十点钟再来，听听结果。”

然后他就走了，我们坐了很长时间。卡明斯想知道他操心的某件事怎么样，可是他根本没得到答案或者任何说明——因此，他说他很失望，还说他认为桌仙没多少道理。我觉得他这样很自私。这场降神会跟昨天晚上的很相似，实际上几乎一样，我们就提到了戈英的那封信。“莉娜”过了很长时间才回答，最后却拼出了“玫瑰，百合和奶牛”。这时桌子晃得很厉害，詹姆斯太太说，“如果那是德林克沃特上尉，我们也让他来回答好吗？”

桌仙的确是上尉，而且最奇怪的是，他给出了一模一样的答案：“玫瑰，百合和奶牛。”

我无法描述卡丽打开封印时的兴奋感，或者我们在读到里面的问题时多么失望，桌仙给的答案牛头不对马嘴。那个问题是：“老普特尔有几岁？”

这让我完全下定了决心。

就像几年前我就反对招魂术那样，这次我还会反对。

我一般情况下很平易近人，然而在不得不选择时，也会寸步不让。

我一边点亮煤气灯，一边一字一顿地说：“这是最后一次在我家里这样胡闹。遗憾的是，我让自己参与了这种无聊的活动。既便有什么意义——这一点我很怀疑——也不会是在好的方面，我再也不允许这样做了。够了。”

詹姆斯太太说：“我觉得，普特尔先生，你很过分——”

我说：“安静，夫人。我是这个家的主人——请理解这一点。”

詹姆斯太太说了一句话，我真的希望我听错了。当时我愤怒之极，对她说什么听得不是很清楚，可是如果我认定了她说的正是我似乎听到的，她就再也不能踏进我这个家了。

第二十三章

卢品搬了出去。我们去他的新公寓吃饭，听到非同寻常的消息，关于默里·波什先生的财产。见到莉莲·波什小姐。哈德福·哈特尔先生请我去。重要。

7月1日　在翻看我的日记时，我发现上个月一件重要的事也没发生。今天卢品从家里搬了出去，他在贝斯沃特街租了套配有家具的公寓，离他的朋友默里·波什夫妇很近。那套公寓一周的租金为两几尼[43]，我觉得这对卢品来说太奢侈了，因为那是他薪水的一半。卢品说一个人住好地段，绝对不会有什么损失，而且用他自己的话说，布里克菲尔德台地有点儿“掉”，他指的是不是“遥远”，我不知道，我早就不再费劲猜他的古怪说法。我说这里的邻里关系对他父母来说够好的了，他的回答是：“这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没什么意思，我可不准备在郊区糟蹋掉自己的生活。”

对于他搬出去这事我们感到遗憾，但也许他一个人会过得更好，他说老马和小马拉不了同一驾车，也许有点儿道理。

戈英来串门，他说这座房子似乎太安静，跟以前一样。他很喜欢卢品少爷，不过卢品偶尔免不了吃一样亏——年轻。

7月2日　卡明斯来串门，脸色很苍白，说他又一次病得很厉害，当然没一个朋友去看望过他。卡丽说她从来没听说过，他便往桌子上摔下一份《自行车新闻报》，上面有如下一段：“我们遗憾地听说大家喜欢的自行车手卡明斯先生（‘高个儿’卡明斯）在拉伊路遇到一桩本来会很严重的事故。有个顽皮的男孩把一根棍子扔到后轮的辐条中，车子翻倒，让我们的三轮车手兄弟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幸好，他伤得还没有吓得那么厉害，可是我们在奇福德的餐会上——有很多会员出席——想念他那张快乐的脸。我们广受欢迎的副会长韦斯特罗普先生——自行车王子——提议我们为‘高个儿’卡明斯干杯，他以最令人开心的风格，说这件事是‘穿越麦田’[44]，可是幸好‘轮子比伤心’多。这句俏皮话令大家哄堂大笑。”

我们都说我们感到很抱歉，并极力要求卡明斯留下来吃晚饭。卡明斯说现在就像以前卢品没在家的时候，让他感觉好多了。

7月3日，星期日　下午，我正从打开的小客厅的窗户望出去，一辆豪华马车停在我们的门口，驾车的是位女士，坐在她旁边的是位先生。因为不想被看到，我很快把头缩进来，结果后脑勺撞在窗扇的尖棱上，几乎被撞晕了。前门处传来两下响亮的敲门声，卡丽匆忙冲出客厅上了楼，我也跟着她上去，因为卡丽以为是波卡普先生，我则以为是弗兰契先生。我隔着楼梯扶手悄悄跟萨拉说：“让他们进大客厅吧。”萨拉说，大客厅的百叶窗没打开，里面会有霉味。又传来咚的一声敲门声，我悄声说：“那让他们去小客厅吧，就说普特尔先生马上下来。”我换了上衣，可是没办法收拾我的头发，因为卡丽正占着镜子。

萨拉上来了，说是默里·波什太太和卢品先生。

我们大大松了一口气。我和卡丽一起下去，卢品一见面就对我说：“我说，你干吗从窗户那儿跑掉？我们吓坏你了吗？”

我愚蠢地说：“什么窗户？”

卢品说：“噢，你知道的。别装糊涂了，你看样子像是在玩木偶戏。”

卡丽问他们想来点儿什么时，卢品说：“噢，我想戴西可以喝杯茶，我可以喝点儿白兰地加苏打水。”

我说：“恐怕我们没有苏打水了。”

卢品说：“别麻烦了。你可以出去拉住马，我想萨拉不知道怎么拉。”

他们只待了很短一阵子，正要走时，卢品说：“我想让你们下星期三都来跟我们一起吃饭，看看我的新地方。默里·波什两口子，波什小姐（默里的妹妹）会来。八点整，没别人。”

我说我们不会装时髦，想早点儿吃饭，因为八点钟太晚了，我们还要回来呢。

卢品说：“瞎扯！你们一定得习惯。要是那么晚的话，我和戴西可以驾车送你们回来。”

我们答应去，可是我得说以我的浅见，波什太太和卢品之间用随便的称呼，这件事该批评一下。谁都会觉得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呢。我肯定不会同意一个才认识半年的熟人叫我的妻子“卡丽”，还让我妻子跟他出去。

7月4日　卢品住的地方看上去很不错，可是那顿饭我想有点太丰盛了，特别是他一开始就让大家喝香槟。我也觉得卢品应该告诉我们，他和默里·波什夫妇以及波什小姐会穿全套晚礼服。因为知道那顿饭只有我们六个人参加，我们压根没想到要穿礼服去。我没胃口。我们坐下来吃饭时，已经足有八点二十了。如果在六点钟，我就会好好吃一顿，当时我饿坏了，吃了点抹黄油的面包，我想那东西多少坏了我的胃口。

我们被介绍给波什小姐，卢品称她为“小女孩”，好像认识她几十年了。她个子很高，姿色平平。我猜她的眼睛周围画了眼影。我希望是我弄错了，她的头发很是金黄，眉毛却是黑色的。她的样子像有三十岁上下。我不喜欢她老是嘻嘻哈哈的，对卢品又拍又掐。另外她的笑声就像尖叫，直刺我的耳膜，更让人恼火的是，根本没什么好笑的。我和卡丽对她都没好感。他们吃完饭都吸烟，包括波什小姐，她说了一句话，让卡丽吓了一跳：“你难道不吸烟吗，亲爱的？”我替卡丽回答说：“查尔斯·普特尔太太还没到那个程度。”波什小姐一听，又刺耳地笑了起来。

波什太太唱了十几首歌曲，我只能重复我以前说过的话——她没有唱对调，可是卢品坐在钢琴旁边，一直盯着她的眼睛。如果我是波什先生，我想我得说说这件事。波什先生对我们很亲切，最后用他的马车送我们回来，我觉得这件事做得很大度。他显然很有钱，因为波什太太有几件漂亮的首饰，她告诉卡丽单是她的项链——她丈夫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就值三百镑。

波什先生说他对卢品极为看好，认为他很快就要飞黄腾达。

我忍不住想到波什先生在卢品的建议下，投资帕拉奇卡氯酸盐公司的股票而损失的六百镑。

那天晚上，我逮到机会跟卢品说话，我说我希望波什先生没有生活得入不敷出。

卢品嗤之以鼻，说波什先生的身家几十万。“波什一口价帽子”这个名字在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和英格兰所有的大城市都家喻户晓。卢品又告诉我波什先生马上就要在纽约、悉尼和墨尔本开分公司，而且正在洽谈关于在金伯利[45]和约翰内斯堡开分公司的事。

我说很高兴听到这些。

卢品说：“哎，他已经给戴西留了一万镑，给‘小女孩’也留了一万镑。什么时候我需要一点本钱，只需提前一天通知，他就会拿出来好几千，他还能随时用现款买下波卡普先生的公司呢。”

在坐车回家的路上，这辈子我第一次就一个激进的想法想得没完没了，那就是贫富真是不均啊。

十一点一刻到家时，我们发现有一辆漂亮的马车，已经等候了两个钟头，还捎了一封信。萨拉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们走的时候没留地址。我一边拆信，一边浑身发抖，担心是关于波卡普先生的坏消息。那封短信写的是：“亲爱的普特尔先生——马上来维多利亚旅馆。很重要。您真诚的哈德福·哈特尔。”

我问马车夫是不是太晚了，车夫说不晚，因为给他的指示是如果我刚好出去，他得一直等到我回来。我觉得很累，真想上床睡觉。我在差一刻就到午夜时赶到了旅馆。我为来得这么晚而道歉，可是哈特尔先生说：“完全没必要，来吃几个牡蛎吧。”在写下这几行字时，我感到我的心脏在猛烈跳动。简而言之，哈特尔先生说他有个有钱的美国朋友，想在我们的业务范围内做一单大生意，弗兰契先生跟他提了我的名字。我们商量了这件事。机会好的话，会有好的结果，这样我就能远远弥补我的老板因为不再跟克罗比林先生做生意而遭受的损失。哈特尔先生刚才说过：“光荣的‘四日’对美国来说，是个幸运的日子，我们用这里最好的葡萄酒来庆祝，为我们的一点生意能做得顺顺利利而干杯吧。”

我热切希望它能为我们所有人都带来好运气。

我回到家时已是两点钟了。尽管那么累，我还是无法入睡，只是偶尔迷糊一阵子——睡着后，一直做梦。

我梦到波卡普先生和哈特尔先生，后者头戴一顶皇冠，待在一座美丽的宫殿里。波卡普先生在室内侍候。哈特尔先生老是取下他的皇冠递给我，并称我为“总统”。

他似乎没注意到波卡普先生，我一再请哈特尔先生把皇冠给我可敬的老板，哈特尔先生老是说：“不，这里是华盛顿的白宫，您一定要留着您的皇冠，总统先生。”

我们都笑了很久，也笑得很响，直到我口渴起来，接着就醒了，再睡着后也只是把同样的梦做了一遍又一遍。

尾声

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

7月10日　过去几天所经历的兴奋和焦虑足以让我白了头。一切都已解决，明天将会板上钉钉。我已经给卢品写了封长信——觉得我有责任这样做——关于他对波什太太的殷勤，因为他们昨天晚上又驾车来了我家。

7月11日　在简短地记下今天上午跟波卡普先生的会面情况时，我发现我的眼里满是泪水。他对我说：“我忠心的属下，我不会只谈您对我们公司的服务有多么重要，对您永远也感谢不够。我们还是换个话题吧。您喜欢你们住的房子吗？对住的地方满意吗？”

我回答说：“对，先生，我很喜欢我住的房子，也喜欢那里的邻里关系，离不开那里。”

让我吃惊的是，波卡普先生说：“普特尔先生，我要买下那座房子的所有权，作为礼物送给我有幸认识的最诚实、最可敬的人。”

他握了握我的手，说他希望我和我妻子会在那里开心地住上很多年。我心里也满满的全是想要感谢他的话，这个好人看到我的窘态，就说：“您什么都不用说，普特尔先生。”然后就离开了办公室。

我发了电报给卡丽、戈英和卡明斯（我以前从来没做过这种事），要后面两位晚上来家里吃饭。

回到家里时，我看到卡丽在喜极而泣，我让萨拉去杂货店买两瓶杰克逊·弗雷尔香槟酒。

我的两位好朋友晚上来了，最后一趟送信的送来了卢品给我的回信。我大声读给他们听，内容如下：

亲爱的老总督，别激动。你又猜错了，我跟“小女孩”订婚了。我上星期四没提，是因为这件事还没完全定下来。我们八月结婚，在我们邀请的宾客里，我希望有你的老朋友戈英和卡明斯。

向每个人致以浓浓的爱意，

还是那个老卢品上。

附录

格罗史密斯兄弟与《小人物日记》

“他音乐学得很好，”乔治·格罗史密斯在汉姆斯泰德所上小学里的老师说，“不过我担心他有一天会当个小丑。”格罗史密斯把这句评语收入他如今已被人遗忘的自传《大众小丑》中，此举的兴致可以理解，因为他于1888年写这本传记时，正值他极为成功的职业生涯达到顶点之时，那是他自1877年起，演了几部吉尔伯特与沙利文合作的歌剧里的小丑，经过一番奋斗达到的。当然，他天生就是位喜剧演员，不过如很多具有天分之人一样，他也是花了一些年头，才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然而，他初涉此业很早，曾经在为儿童举办的聚会上自弹（钢琴）自唱滑稽歌曲，还尝试骑一种新奇玩意，即自行车，而他骑的那辆前轮高达36英寸，难骑，而且更有看头。

他出生于1847年12月，最早的记忆是威灵顿公爵的盛大葬礼和他在五岁时“死心塌地爱上”的女孩。他上北伦敦大学以及附近别的学校期间，一连串这种纯真的情事令他那几年的生活丰富多彩。在他“还穿着短上衣，领子往下翻着”时，他喜欢上了一个女孩，最后娶了她，婚后生活幸福。

他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父亲“幽默感溢于言表，没几个人能像他那样善于机敏应答”，还为乔治和比乔治小五岁的弟弟沃尔特·威登写过演出用小品。乔治及其弟长大后，父亲跟他们合作得越来越多。他们的父亲是驻弓街治安法庭的兼职讼事记者，更主要的职业是专业演讲者和朗诵者，事实上还是位“业内”成员，有很多同为成员的朋友。所以他的两个孩子都跟当时几位舞台名角相熟，其中有爱伦·特里、亨利·欧文和T.W.罗伯逊。

然而一开始，乔治和威登都未有上台演出的想法。威登根据自己的天生所好，上了斯莱德学院和皇家艺术学院，想当职业艺术家。乔治决定学习当律师，同时步其父后尘去弓街做讼事报道，为《泰晤士报》及另外几家报纸报道了约二十年。但是他也不间断表演幽默小品及歌曲——主要由其父亲或他自己创作——他在弓街工作后不久，也开始走遍全国，在剧院、礼堂以及私人聚会上演出，达到了职业演员水准。阿瑟·沙利文[46]听过他唱歌，为之叹服。W.S.吉尔伯特[47]眼光独到，看了他在《社交界》一剧中的业余演出后写道：“格罗史密斯先生的喜剧才能绝非庸常。”著名的多伊利·卡特剧团于1877年开业演出《魔法师》时前途未卜，吉尔伯特和沙利文都邀请乔治·格罗史密斯演出剧中的主角，即魔法师。乔治迟疑许久，最后不顾他父亲及很多朋友的规劝而接演。他一开始签的合同为一个月，但这出歌剧上演了一百七十五场，格罗史密斯在多伊利·卡特剧团总共待了十二年。

他演魔法师一炮而红，成了剧团的台柱，他“创造”了几个著名的角色，包括《皇家战舰皮那弗尔》中的海军大臣、《天皇》中的孝行、《鲁迪格尔》中的罗宾、《耐心》中的本瑟恩和《卫兵的仆从奥凯普尔》中的杰克·波因特。他曾以特有的自谦方式，说自己是“一个说话声音细小的小个子男人”，而且他始终既紧张，又缺乏信心。吉尔伯特在日记里写过在《天皇》一剧取得辉煌成功的首夜演出时，“格罗史密斯紧张得几乎拖累了整出戏”。后来有位评论家这样写他：“格罗史密斯的小个子身材既敏捷，又庄重得滑稽，他的冷幽默，入耳的嗓音，以及快速发音（唱‘饶口歌’）的技巧……让他完全适合这一种类的戏剧及音乐剧艺术。”

与此同时，威登·格罗史密斯也让自己成为一名声誉鹊起的艺术家。他经常在皇家艺术学院和格罗夫纳画廊办画展，并为《笨拙》和《艺术杂志》画画。他为《小人物日记》原版本所作的插图，证明了他成熟的技巧和高超的幽默感。然而他最终也无法抗拒剧院的诱惑。他首次上台演出是在1885的利物浦，不久就在纽约和伦敦演出。1888年，他和欧文在莱森剧院联袂演出。他擅长演出“花花公子和教养不足、不甚开心的小个子男人”——这一才能必定让他与兄长在创作《小人物日记》时起到锦上添花之效。他后来又成为广受欢迎的剧作家，1894年起，他又当上了成功的剧院经理。

乔治·格罗史密斯后来又在萨伏伊剧院演出，并且仍在私人聚会上演独角戏，他觉得后者能让他赚更多钱，更重要的是那更适合他的口味。1889年，他离开萨伏伊剧院——他在那里每年挣两千英镑——而去当一名全职娱乐演员，头七个月，他就挣了一万英镑。他自编自演幽默歌曲及小品，总量超过六百首（段）。在伦敦或者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巡回演出期间，他一丝不苟地排练，发现自己的表演“永远是开心所在”，不仅对他的观众如此，对他自己亦如是。W.S.吉尔伯特曾想让他回到麾下，但终归徒劳。乔治·格罗史密斯于1908年退休，住在福克斯顿，1912年于该地去世。沃尔特·威登·格罗史密斯七年后去世。

《大众小丑》被认为是对一段极为成功的生涯的记录，但也是一本令人惊讶的自传，因为很多地方读起来如同一位在戏剧界籍籍无名者的日记，以致被贬低为“一个小不点的编年史”，好像作者在有意模仿普特尔先生。《小人物日记》以同样简明而单纯的风格写成，看不出企图写成文学精品，但另有一种质朴感——完美地贯穿全书——让它成了一部谐而不谑的幽默作品中的“小杰作”。它先是在《笨拙》杂志上连载，1892年出单行本，之后不断再版，因为它是那种人们会热心地推荐给朋友看的书。很多人，包括希莱尔·贝洛克[48]，都推崇它为“我们这个时代五六样具有永恒价值的成就之一”。它是“生活的切片”，一份社会资料，一本无意为之的现实主义小说，不管多么不加粉饰，在以纯粹的、文学的真实来表现所要描述的生活方面，它几乎达成目标。特别是“小人物”本人——即老实、迟钝和孩子气的普特尔先生，他身上体现了“老生常谈”一词——因为其生活习惯而变得栩栩如生，他一丝不苟、有事必录的做法完全展示了自身。不管是在“月桂居”的门厅处悬挂石膏鹿头以“添些味道”、油漆用人的脸盆架、在市长官邸舞会上喝晕，或者试图跟令人难堪的推销商、目无尊长的年轻职员和说话不知所云的儿子打交道，普特尔先生都令人难忘。我们读这本书时，如果他变得有点让人可怜，如果我们抱以同情的微笑，我们就会一直微笑下去，直至卷终。

J. H.

[1]“卡丽”是“卡罗琳”的爱称。

[2]此处以“border”（地界）和“boarder”（房客）的发音相同而说了句俏皮话。

[3]前一句是利用“slide”的双关含义（“滑的”和“随其自然”）玩了个文字游戏。

[4]雪利酒是种高浓度的葡萄酒，“干”指的是糖度低。

[5]一种纸牌游戏。

[6]一种扑克牌游戏，为桥牌的原始形式。

[7]这里是利用“dummy”（明手）一词的其他含义（如“笨蛋”“傀儡”等）而说的俏皮话。

[8]此处是利用戈英（Gowing）和卡明斯（Cummings）名字在发音上和英语的“去”和“来”接近而说的俏皮话。

[9]让·保罗·马拉（1743—1793），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导人之一，国民公会代表，在浴缸中治疗皮肤病时被刺杀。

[10]英美国家的习俗，交流会意之时的习惯动作。

[11]应为与共济会有关的一个称呼。

[12]英国以前使用过的一种铜币，值四分之一便士。

[13]此处以“afraid”（恐怕）和“frayed”（磨损）的发音部分相同而玩了个文字游戏。

[14]一种游戏，参加者轮流选择写出一个男名、一个女名、地点、两句话以及结果，然后拼成一个故事。

[15]即威廉·格拉斯顿（1809—1898），政治家，1868年至1894年间担任过四届英国首相。

[16]英国东南部海滨城市。

[17]指水手们跳的一种舞。

[18]南美乌拉圭西部边境城市。

[19]托马斯·鲍德温（1856—1923），美国发明家，热气球飞行家，曾首次进行降落伞表演。

[20]此处是就“parashooting”（近于剧烈）和“parachuting”（乘降落伞）发音一样而说的俏皮话。

[21]此处利用“Hare”（人名“黑尔”）和“hair”（头发）的发音相同说了句俏皮话；黑尔先生为当时一位著名演员。

[22]埃伦·艾丽斯·特里（1847—1928），英国女演员，以其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著名。

[23]拉丁语，意为“对聪明人说一句话就够了”。

[24]原文为法语“Revenouns à nos mountons”。

[25]原文为法语，“chacun à son gout”。

[26]喻人生的巅峰。

[27]原文为拉丁语，（Vici）“我征服”，暗指恺撒的名言：“我来，我见，我征服！”（Veni, Vidi, Vici！）

[28]原文为拉丁语。

[29]米迦勒节为纪念天使长米迦勒的基督教节日，为9月29日，米迦勒学期即秋季学期。

[30]约翰·伊夫林（1620—1706），英国作家，其日记发表于1818年，是对他所处时代的有价值的历史记录；塞缪尔·佩皮斯（1633—1703），英国文学家、海军行政长官，其日记后来被解读出版，成为有价值的资料。

[31]即9便士。

[32]西方的一种风俗，刚好站在槲寄生之下的男女要亲吻。

[33]应是一种股票的名称。

[34]此处以“按票面价值”的原文“at par”中“par”的发音与“Pa”（爸爸）发音相同而说了句俏皮话。

[35]做标记是为了在送洗衣服时，不跟别人的弄混。

[36]此处就“miscarry”（寄不到）和“Mrs.Carrie”（卡丽太太）发音接近说了句俏皮话。

[37]音译（bounder），意为“粗俗的人”、“暴发户”。

[38]此处利用肖特（Short）的名字的双关含义（另一含义为“时间短”）说了句俏皮话。

[39]乔治·史蒂芬森（1781—1848），英国铁路的先驱，制造了第一辆实用蒸汽机车（1814年），并修建了第一条客运铁路（1825年）。

[40]“比斯”的原文“biz”为“business”（事务，事情）的俚语说法。

[41]前面戈英利用“spook”（幽灵）的发音类似“spoke”（即“说话”的英语过去式）说了句俏皮话。

[42]即“喝水”（drink water）的音译。

[43]英国的旧金币，值一镑一先令。

[44]此处利用卡明斯的名字和拉伊（Rye）路的双关意义说了句俏皮话。

[45]南非中部一城市。

[46]阿瑟·沙利文（1842—1900），英国作曲家。

[47]W.S.吉尔伯特（1836—1911），英国剧作家、歌词作者，与阿瑟·沙利文合作过多部卖座喜剧式歌剧。

[48]希莱尔·贝洛克（1870—1953），法裔英籍作家，被认为是英国幽默散文大师。

版权信息

幽默书房：小镇艳阳录

作者：[加拿大]斯蒂芬·里柯克

译者：黄仲文　丁振祺

品牌方：99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前言

第一章 史密斯先生的旅店

第二章 杰弗逊·索普的投机生意

第三章 派西尔斯骑士游湖记

第四章 杜罗恩牧师掌管教堂

第五章 玛丽波莎的旋风募捐运动

第六章 小山上圣灵的灯塔

第七章 帕普金先生陷入情网

第八章 赞娜和帕普金命中注定的姻缘

第九章 玛丽波莎银行奇案

第十章 密西纳巴县的大选

第十一章 候选人史密斯先生

第十二章 尾声——开往玛丽波莎的列车

前言

艳阳、蓝天、平静的湖和俊秀的枫树，使加拿大的自然景色显得淡雅而又妩媚。在加拿大辽阔的土地上，尤其是在南部与美国接壤处，大小城镇星罗棋布。镇上的大街、教堂和商店，镇外的郊野、农场和乡村房舍，以及小镇居民生活中的各种冲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独特的社会风貌。

一百多年以前，加拿大不过是一片粗犷的原野和一个落后的殖民地。由于移民拓荒者和他们的后代的艰苦劳动，它逐渐成为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国家。加拿大最著名的幽默作家斯蒂芬·里柯克在本世纪初以此为背景，成功地写成《小镇艳阳录》。

《小镇艳阳录》以浓厚的地方风韵、逼真的人物描绘和独特的幽默讽刺吸引了广大读者。它成为加拿大家喻户晓的一部读物，成为加拿大文学中一本经典作品。加拿大人说，英国有狄更斯，美国有马克·吐温，加拿大有里柯克。

《小镇艳阳录》有十二章，其实是六个短篇故事。这些故事既可以分别成章，又前后相互连贯。第一篇描写玛丽波莎镇旅店老板史密斯在贩卖酒类的活动中化险为夷的故事。第二篇叙述理发师索普在矿业和地产的投机生意中先是暴发、后是亏空的经过。第三篇描绘小镇居民的一次游湖野餐的欢乐与险遇。第四篇描写老牧师杜罗恩。他老朽无能，导致教堂债台高筑。虽经各方努力，问题仍无法解决。后来，终于有人放火把教堂烧了，他弄到一大笔保险金，问题也就迎刃而解。第五篇是银行职员帕普金与法官的女儿赞娜的恋爱故事。第六篇是本书的高潮。它描写玛丽波莎镇与该县竞选活动中的趣事、怪事和丑事。酒店老板史密斯耍弄手段，终于击败对手自由党，一跃而成为保守党国会议员。最后一章是尾声，作者通过故事讲述者的侃侃而谈，回忆童年的岁月，思念沐浴在阳光之中的家乡；小镇风貌，跃然纸上；所述情景，耐人寻味。

这些故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以及小镇居民思想上保守、狭隘、庸俗的一面。本书描写艳阳照耀下的小镇，讽刺小镇的所谓蒸蒸日上、歌舞升平。书中的情景、人物以及里柯克的幽默讽刺，似乎超越了国界。他的描述不同于辛辣的讽刺，更不是肆意挖苦，而是具有一种善意的含蓄的幽默感。因而，本书广泛地长久地得到流传，并被翻译为多种外国文字，里柯克也成为了加拿大享有最高国际声誉的一位作家。

斯蒂芬·里柯克（Stephen Leacock，1869—1944）出生于英国，六岁时随父母移居加拿大安大略省森姆科湖畔的奥里利亚镇。他是西加拿大公学（一所著名中学）的优等生，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后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从事教学工作多年，并任该校经济和政治系的系主任。在教学之余，他大量写作，出版了四十多部书，其中以幽默作品为最多、最佳。代表作之一就是这本《小镇艳阳录》。里柯克于一九四四年病逝。

加拿大人民热爱里柯克。为了纪念这位著名作家，他的那座墙壁雪白的故居已成为里柯克纪念馆。他的故乡奥里利亚镇（书中的玛丽波莎镇）被称为“艳阳城市”。从一九四六年以来，人们设立了年度的里柯克银质奖，把它授给加拿大当年最佳幽默作品的作者。里柯克的主要作品，一直被列入加拿大文学课程的必读书目之中。

翻译《小镇艳阳录》，译者深感并非易事。由于同志们、友人们的鼓励，在该书英文原著问世（1912年）的七十周年之际，译者把它介绍给中国广大读者。译者愿借此机会向曾对本书的翻译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的同志们和加拿大、美国的友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加拿大文学评论家、多伦多大学教授弗兰克·W.华特（Frank W.Watt）先生的指导表示特别的谢意。

鉴于译者水平所限，译文谬误在所难免，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一九八二年一月三日于南京大学

第一章　史密斯先生的旅店

我不清楚你知不知道玛丽波莎[1]。倘若不知道，那也无关紧要。如果你懂得加拿大，你大概会晓得十多个跟玛丽波莎一模一样的小镇的。

请看，小镇沐浴在艳阳之中，坐落在山坡之上。山坡从湖边往上陡升；湖从山脚向外扩展。湖边有一个码头，靠着码头有一艘汽轮。汽轮用两条缆绳系着，缆绳的粗细与露西塔尼娅号[2]所用的不相上下。因为这是个内陆湖，汽轮没有特定的航务。这艘玛丽波莎美女号平日是不开航的，唯独在七月一日[3]和女王生日[4]才“巡回航游”。它载着派西尔斯骑士团和戒酒儿子会[5]等社团的会友们，在地方人士自定禁酒和自定开戒的镇子[6]之间巡回往返。

从地理方面说，这个湖叫威沙诺提湖。注入这个湖的河叫奥沙威比河。这就正如这个县叫密西纳巴县，玛丽波莎的大街也就叫密西纳巴街了。可是，这些名字是无关紧要的，人们才不那样叫呢。他们只消说这个“湖”、这条“河”和这条“大街”就行了。他们又总把大陆旅馆叫作“彼得·罗滨逊旅店”，把药房叫作“埃利奥特杂货店”。好吧，我想人人的家乡都跟我的镇子情况差不多，我用不着多啰唆了。

这个小镇，告诉你吧，有一条宽阔的街道。它从湖边开始往上伸延，通常叫作大街[7]。大街的宽阔是毋容置疑的。在规划玛丽波莎的时候，绝不像规划华尔街[8]和皮卡迪利大街[9]的人们那么鼠目寸光。那里真狭窄真拥挤啊！密西纳巴街可真够宽敞的了，即使你把杰夫·索普整座理发店扳倒放平，把它横在路面上，还够不着马路的中线呢。在这条街的上上下下，粗壮结实的杉木电线杆一根又一根地以彼此不同的斜度竖立着。上面架着的电线，比通常发送横越大西洋海底电报的电信局的电线还要多哩。

大街上有好些顶呱呱的建筑——史密斯旅店啦，大陆旅馆啦，玛丽波莎饭店啦，还有两家银行（商业银行和兑换银行），且不用说一八七八年建造的麦克卡西大楼，格罗弗五金店和它楼上的共济会[10]大厅了。密西纳巴大街和“小街”交叉的十字路口拐角处，是邮政局、消防队、基督教青年会和《玛丽波莎新闻邮报》报馆。事实上，目光敏锐的人一眼就可看出，这是公共机构的一片彼此争妍的景象，只有伦敦的针线街和纽约的南百老汇大道才能与它媲美。所有小街的两旁，枫树挺拔，人行道宽阔，小巧的花园修剪得十分别致，里面长着劲健的水芋兰花，房子带有庭前阳台。然而这种式样的房子，不少已经被改建成为具有意大利式长廊的住宅了。

粗略一看，暑天下午的大街景象是一片永恒的静谧，空空荡荡的街道酣睡在阳光之中。一辆马车停在格罗弗五金店前，系在拴柱上。史密斯旅店的老板史密斯先生的庞大身躯，十有八九出现在店门口的石阶上。他穿着花格子背心。往前几步，麦卡尼律师或许正到邮局去领取他下午的信件。杜罗恩牧师先生，那位英格兰教会的乡区牧师，刚刚开完母亲会，正回家去拿钓鱼竿哩。

但是，这种平静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已。其实，懂内情的人知道，这是个人声鼎沸、熙攘繁忙之地。可不是嘛，在纳特利肉铺（于一八八二年开业）的地下室，起码有四个工人在机器旁忙着制香肠。在《新闻邮报》[11]办公室里，则有更多的人在印刷各式各样的玩意。在长途电话局，四个姑娘坐在高高的凳子上。她们头戴钢质报话帽，嘴巴应接不停；她们被四方召唤，简直应付不过来哟！在麦克卡西大楼的办公室里，牙医啦，律师啦，人人都已经脱掉大衣，准备随叫随到。此外，湖旁铁道岔口那里，一间大锯木厂在盛夏下午一连几个钟头不停地传来锯木声。

忙碌啊！是的，我想一点不假。问问这里的任何居民，玛丽波莎是不是一个人潮如流、繁荣兴旺的镇子吧。问问兑换银行的经理莫林斯吧。他每天十点半匆匆忙忙地从玛丽波莎饭店踉跄到他的办公室。尔后，整个上午，他就难得有空找商业银行的经理一道饮上几杯。再不，问问——好吧，问问镇上任何人，有谁可曾见过能比玛丽波莎更为蒸蒸日上的镇子吧！

当然，假若你是刚从纽约来的话，你就会受骗了。你的判断标准全是错误的。你准以为这地方倒蛮安静呢。仅凭史密斯先生站在那儿闭目养神，你就猜想他在昏昏欲睡。但是，在玛丽波莎住上一年半载，你慢慢就会明白了。建筑物会变得愈来愈高，玛丽波莎饭店愈加豪华，麦克卡西大楼直耸云霄，公共汽车隆隆地滚向车站，火车的汽笛尖鸣，交通频繁，行人都健足疾步。稠密的人群像漩涡似的在邮政局和五分一毛商店[12]进进出出，熙来攘往，川流不息。讲到文娱消遣活动，好吧！听着，长曲棍球啦，垒球啦，旅游啦，歌舞啦，消防队的冬季舞会啦，天主教徒的夏季野餐啦，可多着呢！至于音乐，每逢星期三的晚上，镇上的乐团在公园里演奏；每隔一周的星期五，共济会的铜管乐队在大街上吹吹打打。此外还有玛丽波莎的四重奏乐队啦，救世军[13]的表演啦，举不胜举。可不是嘛，住上那么几个月，你会开始懂得，这里简直是个欢腾若狂之地啊！说到镇子的人口，如果一定要拿出个数字，加拿大每次人口普查的结果都定在五千人左右。但是，在玛丽波莎，众人皆知，这个数字不过是一个恶意忌妒的产物而已。在人口调查之后，《玛丽波莎新闻邮报》社通常都认真地作一次重新估计，它根据不交付报费的订户的数字引申出相应的资料，把人口提升到六千。接着，《玛丽波莎时代先驱报》[14]社把数字估计为六千五百。之后，丧事承办人，也就是替省政府搜集生死数字的那位殡葬工京哈姆先生，把他称之为“长眠者”的数字与他不大感兴趣的那些仍然活着的人们的数字比较一番，得出一个估计，认为活着的人仍有七千之多。此后，又有什么人算出足有七千五百云云。接着，玛丽波莎饭店的掌柜向全体在座的顾客们说，玛丽波莎镇的人口准有九千，看有谁敢跟他打赌。事情就这样敲定了。等到联邦的统计官员们又一次扑将下来普查时，人口数字已经靠近一万大关了。于是，这个镇子又不得不从头开始，把人口数字如此这般地再演算一遍。

不管怎样说吧，镇子欣欣向荣，这点是丝毫用不着怀疑的。正如随便哪一个居民都会告诉你那样，连那条横贯大陆东西部的大洲铁路也穿过玛丽波莎哩。诚然，多数火车只在半夜经过，而且又不停站，一点不错。但是，在夏季万籁俱寂的不眠之夜，你可以听见西行直达列车经过玛丽波莎时发出的一声长长的汽笛声。火车咔吱咔吱地辗过转道铁轨，掠过信号灯。尔后，它跨过奥沙威比河上的高架栈桥，发出沉闷的冗长的轰隆声，逐渐地奔向远方。或者，在一个冬天的傍晚，那就更妙了。约莫八点钟的光景，你可以看见夜班快车。一长串的卧铺和餐车车厢向着北方的矿区风驰电掣地驶去。从车厢窗户透出的灯光闪闪烁烁，明亮辉煌。里面，雕花玻璃制成的餐具和雪白的亚麻台布晶莹夺目，洋洋大观。满面笑容的黑人侍者和下巴夹着餐巾的百万富翁像旋风一般在狂风暴雪之中一掠而过。

我可以告诉你，玛丽波莎的人们以这些火车感到自豪。虽然火车不在那儿停站，那又何妨呢！镇子处于铁路干线这一点就使他们感到沾沾自喜。玛丽波莎镇民的身价因而就比邻近的德坎色镇和尼哥斯镇的居民的身价要高得多。玛丽波莎人处于交通四通八达、生活绚丽多彩的摩登世界的气氛之中。当然，他们还有自己的火车——玛丽波莎地方短程列车。火车就在那边车场编组调度。它向南开往一百英里外的一个城市。这当然是名副其实的火车啰。那个旅客车厢的尾部竖着一个箱子形状的炉子，木柴是从炉顶添进去的。在火车头与旅客车厢之间挂着十七个松木平底车皮，这样，火车在调轨时就能够产生足够的冲击力了。

靠近玛丽波莎的郊外，农场为数不少，离镇子愈远，农场分布就愈为稀落，看起来也就愈为简陋。接着便是丛林、沼泽和北部郊野的岩石山峦。再往前看，虽然颇为遥远，你仍可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伐木山区郁郁葱葱的松林，它莽莽苍苍地向着北方徐徐伸延。

并不是说这个小镇永远欢欣喜悦，永远在阳光中娇艳明媚。其实再没有别的地方像它那样随着季节的更替而改变特色了。在冬天的夜晚，它似乎是阴郁沉闷，昏暗无比。用木板铺筑的人行道上，踩上去霜雪嘎嘎作响。店铺窗户里的灯火暗淡朦胧。很早很早的时候，点的是煤油灯。如今，当然啰，用的是电，或者可以称之为电的东西。电是从十九英里外奥沙威比河下游的发电站输送过来的。可是，奥沙威比河的激流发出的电，不知怎么搞的，传到玛丽波莎那霜雪封窗的店铺里，再滤入小小的灯泡时，它又变成煤油灯一样，与先前一般昏黄，一般朦胧。

冬天过后，积雪融化，冰湖解冻，太阳高照。伐木的人们从林区下山。他们喝得酩酊大醉，七歪八倒地躺在史密斯旅店门外的人行道上——这就是春天时光。那时，玛丽波莎就活像一个凶神恶煞、险象环生的伐木镇。这种情景足以把外来者吓得魂飞魄散。他们不了解，这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其实，不出多久，这些外貌粗莽的伐木山民是会改装易服的，他们会重新变回农民的啊。

之后，太阳照暖大地，枫树露绿成荫，麦卡尼律师便穿上网球裤子——这就是夏日时光。小镇成为一个避暑胜地。从城里来的旅游者络绎不绝。湖边的七所乡间别墅全部客满。“玛丽波莎美女”号彩旗如云；当它在码头起航时，它搅动了威沙诺提湖的湖水，使之泛起白色的泡沫。在汽轮的甲板上，乐队高奏，派西尔斯骑士团的女儿们、姐妹们则翩翩起舞，其乐融融。

可是，好景不长。白昼逐渐变短了，游人先后离去了。茵草旁边的黄菊弯垂，接着叶尽茎枯，花凋花落。枫树先是火红斑斓，然后落叶纷纷。黄昏时刻，天色便已朦胧，股股寒气逼人。玛丽波莎十字路口拐角处阴阴沉沉。救世军围着一盏石脑油灯，提高嗓门，在那里忏悔罪孽——这就是秋天。就这样，一年四季寒来暑往、周而复始。在玛丽波莎的这种更替变幻，与别的地方大体所差无几。

好吧，如果你觉得对镇子已经相当了解，够得上与它的内在生活和动态同呼吸、共浮沉了，那么，请你在六月份的这么一个下午，从街尾走到大街的中段；或者，随你的便吧，反正都是一回事，从码头走到大街的中点，到达史密斯旅店。史密斯先生就站在门口。当你逐渐向他靠近时，你会意识到在你前面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这不仅因为史密斯先生的块头大（据纳特利肉铺的磅秤测定，他足有二百八十磅），也不仅因为他的装束（蓝底色的花格子背心、苏格兰方格花呢的牧人式裤子、灰色的带鞋罩的专卖皮靴，这一整套装束的配色显得有点标新立异）的缘故。他之与众不同，更不仅是因为他的杂色斑驳的硕大脸颊。无疑，这脸孔引人注目；它庄严肃穆，不露声色，令人无法捉摸，是一副天赐命定当旅店大老板的脸孔。远远不止这些。此人性格奇异，有一股强大的支配力，在不知不觉中他就会把你迷住。在他的酒客们的心目中，他所处的地位，据我所知，在历史上恐怕只有拿破仑在他御林军中享有的威望（虽然略逊一筹）才能与之相比。

当你遇见史密斯先生的时候，一开头你觉得他活像一个穿着过分的海盗。随即，你开始意识到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那魁梧的身材令你惊讶。之后，你领悟到，倘若仅仅凭借观察他的外表去猜度他的内心世界，那注定是绝无指望的。比较起来，蒙娜·丽莎[15]的面部表情可以一目了然；至于一般人脸上的神色，更像光天化日之下的一个小泥潭那么简单、肤浅。好吧，等你在他酒吧间喝过一杯，他又用你的教名来称呼你时，你会恍然大悟，原来你是跟旅店业的一个最伟大的思想家在打交道啊。

不谈别的，就拿史密斯先生头顶上方向外伸出的那块大招牌来说吧。上面写着什么东西呢？只是“约瑟·史密斯，店主”，仅此无他了。但是，这玩意闪烁着天才的光辉。前几任店主尽用皇家旅店、女王旅店、阿历山大利亚旅店等等俗套的名称。结果没有人不亏本。一旦史密斯先生买进这一旅店后，他直截了当地打出“约瑟·史密斯，店主”的招牌。艳阳之中，他站在招牌下方，以身表明，像他那么一个体重近三百磅的人，天经地义地该是旅店业的皇帝啊。

但是，今天下午却与往常不同。尽管阳光依然艳丽，镇上依然宁静，史密斯先生却表露出一副前所未有的、近乎无限关注和极度焦灼的神色。

千真万确，这是一个令人焦灼的时刻。史密斯先生正在等待着他的法律顾问的一封电报。法律顾问充当店方代表，到县城去叩见执照处的官员们。如果你对旅店业略知一二，你会明白密西纳巴县执照处官员们所作的决定的分量。比较起来，枢密院大臣们的那些意旨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罢了。

惹出风波的这件事是异常严重的。由于史密斯先生超过规定的时间卖酒，玛丽波莎法院曾对他两次判罚。这样，执照处官员就有权作出决定，吊销他的卖酒执照。

史密斯先生知道他的不是，而且直言不讳。他触犯了法律嘛。至于为什么竟然做出这种蠢事，他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大凡这类犯法的事，事后总是被认为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他何以发疯到这种地步，在出纰漏那天晚上，竟然把店门关掉呢？而且偏偏把密西纳巴县的地区法官佩波利拒之门外呢？何况，对于酒吧按时关门这类事情，一向是由他史密斯本人根据省里规定的严明的执照法亲自掌握的，从来不曾委托过旁人代办。每天晚上十一点，史密斯先生准时会从“大厅”柜台踱到酒吧门口。如果酒吧间里顾客满座，人人又都兴高采烈，眉飞色舞，他就关门大吉。否则，他会稍微推迟，让店门再敞开若干分钟，以便凑够顾客后关门。但是，有一点绝不含糊：除非他确知佩波利法官和麦卡尼律师已经安安稳稳地在酒吧席中或在后边的会客室里，这位老板是从来不敢斗胆关门的。然而，偏偏在那个倒霉的晚上出了漏子，佩波利和麦卡尼吃了个闭门羹。他们简直是被遗弃在大街上，喝不上一杯。他们迫不得已，只好敲打酒吧的后门，然后才得进入。

这种事情，实属不能容忍。开一间旅店嘛，要不就好好经营，要不你就立刻滚蛋。不出所料，笫二天就有人告状，用不着四分钟的工夫，史密斯就被判犯法。他的辩护律师们根本不作任何申诉。须知，这个玛丽波莎法院，倘若主审法官一本正经、公事公办，而法院又有公众舆论作为后盾的话，它可是个赏罚严明、铁面无私的可怕的机构啊。

因此，难怪史密斯先生那么焦虑地等待他的法律顾问的回音了。

他不时交替地俯视街头、仰观街尾。他从绣花口袋深处掏出怀表，皱眉蹙额，认真仔细地观察怀表的时针、分针和秒针。

他盼得心烦意乱，想起了开旅店的人从来就应该是公众的仆人嘛，于是转过身来，走入旅店。

“比利！”他对柜台伙计说道，“有电报就送到会客室！”

史密斯先生的声音是一种深沉的喉音。如果普兰可恩[16]或者爱多华·雷斯克有幸开办旅馆，他们或许能学得这种音调。闲下来时，史密斯先生习惯用这种声调在会客室与人交谈。在洞察力差的人看来，他从大厅走向会客室时，他的脸上不过是一个大腹便便的旅店老板的神色而已。其实，史密斯先生正面临着特许卖酒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最为干脆利落、胆略非凡的有力打击。我是根据史密斯的淑女绅士酒吧间弥漫着的焦虑不安的气氛才讲这话的。任何熟悉玛丽波莎的人都会懂得这种时刻的严重性。

史密斯先生慢慢地从门口穿过“大厅”，简单地说，是摆有桌子和雪茄烟的前厅。他经过酒吧间，进入会客室，或者说，酒吧后室。我曾经讲过，在盛夏下午比较安静的时刻，在会客室里可以看到玛丽波莎的出类拔萃之辈。今天，当史密斯进来时，有四个人在场。他们都抬起头来，带着同情的眼光。显然，他们明白这种局面的窘困。

亨利·莫林斯和乔治·达夫，这两位银行经理都在座。莫林斯颇为矮小，相当圆胖，脸部刮得光洁，年龄不到四十。他穿了一套匀称贴身的胡椒色的银行家西装，头戴大小恰当的硬草编织的银行家帽子。此外，还有金质的领带别针、颇有斤两的表链和图章，这些使人们在外汇兑换事务中感到放心和信赖。达夫也是那般圆胖，那般矮小，脸也刮得同样光洁。他的印鉴和草帽含蓄地表露他的银行也挺棒，跟外汇兑换银行不分高低。根据金融界的行规和他们俩之间的默契，只要对方在场，在史密斯旅店待那么一阵子，或者喝那么一两杯，是完全可以的。当然啰，这也是玛丽波莎银行界的一条金科玉律。

狄斯顿先生也在座。他是中学教员，平常被称为“那个酒鬼”。一般当教师的，除非有夫人陪伴或者有小孩保驾，是不单独进入酒店的。狄斯顿由于间或喝喝啤酒、进出过史密斯旅店和玛丽波莎饭店，也就被人认为是个不可救药的堕落潦倒人物。学校董事会每次给其他教员加薪时，一下子就把年薪提升五十元、六十元。对于狄斯顿，大家都心照不宣，认为给他增加工资是与公众道德的标准水火不相容的。

在场者之中，更加引人注目的，也许就是那位沉默寡言、面容阴沉的人了。他穿着一身黑，加上黑手套和丝质的黑帽子，帽子上别着不少黑色丧章。他把帽子朝上放在椅子上。这就是哥尔葛大·京哈姆先生，玛丽波莎镇的丧事承办人。他之所以这般穿戴，用他的话说，是因为刚刚参加过“殡仪”回来。京哈姆先生遵照他行业的正统观念，从来就忌讳诸如“丧葬”、“棺材”、“棺架”的词语。他总是使用“殡仪”、“灵柩”、“灵车”等经过推敲和斟酌的语汇，旨在衬托出同人间诀别时的庄严性和崇高感，而绝对不会和盘托出死亡的恐怖。

京哈姆先生在酒店抛头露面的举动，与他的行业的主旨并不矛盾。没有谁能像京哈姆先生那般透彻领会殡仪事业的真谛的了。我常常听他解释，活着的人固然令人乏味，但是跟他们保持联络，则是支撑这门殡仪生意的唯一途径。

“要趁他们尚活着，认真地跟他们结识，”京哈姆先生说，“要同他们交朋友，做知心朋友。这样，一旦他们归西，你就用不着操心了，生意会源源不断。”

现下是一个为人分忧、表示同情的时刻，因此，自然由京哈姆先生首先开口。

“约瑟，”他问道，“要是官员们跟你作对，你打算怎么办？”

“弟兄们，”史密斯先生回答说，“我还没有一点头绪呢！要是非得离开，下一步就到城里去呗。可是据我猜测，不至于要滚蛋吧。我可有法子对付，次次都灵。”

“你能在城里开间旅店吗？”莫林斯问。

“能！”史密斯答，“不妨告诉你，如今旅店业大有搞头。只要得法，机会大大的有。城里的旅店生意正越来越兴旺。可不是嘛，就拿开餐馆来说吧……”这时史密斯向在座各位横扫一眼，接着说下去，“可以挣成千上万哩。旧框框不灵了。如今，人们再不喜欢在天花板高高的、窗户大大的普通餐馆吃东西了。你得把他们弄到地下室去。那儿没有窗户，地上铺有锯木粉，侍者不会讲英语。上次进城我就看过那种餐馆，叫老鼠消暑室。要吃便餐吗？那儿设有咖啡馆，地道的法国咖啡馆。吃夜宵吗？有个叫姑娘室的地方，通宵达旦，从不打烊。如果我到城里去，我就准备干这个。嗯，哥尔，你要点什么喝的？屋里有的是啊。”

史密斯先生讲到这里，柜台伙计比利手里正拿着一份电报走进来。

且慢——要是你对史密斯先生以往三年的惊人的发迹，以及在公众中享有的登峰造极的威望茫然所知，你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他和他的伙伴们等待消息那种焦虑的心情。

史密斯先生是从安大略北部西班牙河林区来到此地的。那里是分水岭，河向哈得孙湾入海。玛丽波莎人把那地方叫作“偏僻的北方”。

人们说，他原是伐木工人区的伙夫。直到今天，史密斯先生煎的荷包蛋的两面色泽真使他的“帮手”望尘莫及。

后来，他开过船工客栈。

接着，他跟修筑大洲铁路的工人签订合同包伙。

然后，自然地，整个世界向他招手了。

他来到玛丽波莎，把先前的皇家旅店的“全部家当”买下来。

受过教育的人懂得，一间旅店的“全部家当”，是指四面墙壁以外的一切东西——设备、家具、酒吧间、掌柜伙计比利、三名女招待员。更为重要的是国王爱德华七世[17]颁赐的、后来又经乔治国王[18]认可的贩卖酒料特许证。

以前，对这间皇家旅店可以说是不屑一顾。一旦变成史密斯旅店，它就面目一新，灿烂辉煌。

一开张，老板史密斯先生就扶摇直上，飞黄腾达。

他有各种合格的条件。

他体重达二百八十磅。

他能够从容不迫、不动声色地分别拎起两个醉汉的颈后衫领，把他们同时撵出酒吧。

他裤袋里钞票鼓鼓的，足够开办一家银号。他挥其所有、处处押赌、一把一把地散发钞票。

他本人从未喝醉过。然而，为了对顾客表示殷勤，他又从来不会一本正经地讲什么节制饮食。你喜欢来吗？欢迎光临；你不喜欢吗？那就请便。各种饮料，每杯一律收费五分，或者六杯收费两角五分。食品和床铺，便宜到几乎免费。有谁傻乎乎地到柜台付款，史密斯先生则根据脸色斟酌要价。

一开头，二流子和伐木工蜂拥而至，并且赖着不走。这当然不是史密斯先生期待的“主顾”。他自有锦囊妙计把他们打发走。一群烧炭女工很快地就被招到店里来，把旅店上上下下洗刷了一番。玛丽波莎第一次见到过的真空吸尘器在走廊里吱吱叫。他还从城里运来了四十张黄铜床铺。当然啰，不是给那些客人睡觉用的，而是用来把他们轰走的。柜台后面安插了一个酒吧侍者，他身穿柳条衬衫，大衣笔挺。

二流子们被打发走了。对他们说来，这地方太“高级”了。

为了做高级生意，史密斯先生本人也粉墨登场了。他穿上阔裁质薄的哔叽大衣，轻盈洒脱；上身是花格子背心，一周七日，图案各异；戴上浅顶的毡帽，轻如秋天的树叶；打上藏红和长春绿颜色相间的领结；配上一枚钻石别针，别针嵌着的那颗宝石足有榛木的果子那般大；他的手指戴满戒指。总之，他一身珠光宝气，装饰一个印度的土著王子也不过如此。背心前面悬挂着一串金质方格表链，链子上系着一块金质怀表，怀表的重量约一磅有半，上面标有时、分、秒，甚至四分之一秒。每天晚上，单是为了见识一下史密斯的怀表闻风而至者，就不下数十人。

每天早上，史密斯先生到街对面杰弗逊·索普那里修面。美容艺术能够做到的和花露香水能派上用场的一切努力，都一股脑儿倾注到他这一个人身上了。

史密斯先生成为地方显要，玛丽波莎听从他的使唤，有威望的商业界人士到他的酒吧畅饮。在酒吧间后面的会客室里，你随时可以见到本镇才智方面的佼佼者。

开始时并不是没有异议的。比方说，玛丽波莎的牧师们本来就已经把玛丽波莎饭店和大陆旅馆视之为一种暂且必需、姑且有用的邪恶，他们对史密斯先生大厅里令人眼花缭乱的灯光和人群真是看不过眼啊。因而他们在布道时对史密斯是无不含沙射影的。杜罗恩牧师祷念以“主啊，请您对马修斯第六发慈悲吧！”为开头的经文时，众人皆知，这是诅咒史密斯，欲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同样，长老会教堂另一次礼拜祷念：“啊，国王八世和国王九世啊！阿比兰姆在墨尔齐捷达克的国土上干的是什么东西啊？”这明摆着是在说：“啊！他约瑟·史密斯在玛丽波莎干的是什么鬼勾当啊？”

但是，反对派都被豁达大度和具有远见卓识的慈善捐助所感化。我猜想，史密斯先生想出这个点子，可以追溯到机械旋转木马游艺来玛丽波莎的那天晚上。就在旅店下方的空地上，这个玩意儿旋转不息，叫个不停。它发出的各种音调响彻夏夜的上空。数以百计的小孩把它围得水泄不通。这时，史密斯先生从大街上信步踱来。他头戴轻便呢帽，这表明此时已是薄暮时分。

“坐一下要多少钱，老板？”史密斯先生问道。

“两个人五分钱。”那人回答。

“收下这个！”史密斯先生一边说一边从一叠花票子中抽出一张十元的大票子递给那个人。“让孩子们今晚免费玩个痛快吧！”

那天晚上，旋转木马超额满载，带着玛丽波莎的小孩们疯狂地转呀转的，一直闹到三更半夜。随着消息的传播，父母啦，朋友啦，赞叹者啦都赶到史密斯旅店看热闹。酒吧间里前三层后三层地挤满了人。仅是啤酒一项，那天晚上就卖出四十元。史密斯先生呢，如果先前未曾料到，现下是蓦然领悟：有失必有得，善行有善报。

他对慈善事业愈来愈热心了。史密斯先生支持一切活动，参加各种会社，资助任何团体。他成了共济会会员、森林社社员、派西尔斯骑士，又是劳工会会员。他把一百元捐献给玛丽波莎医院，又把另一百元馈赠给基督教青年会。

他赞助跳舞俱乐部、长曲棍球俱乐部、冰上滑石俱乐部等等。事实上，他是无处不捐。对于以一定条件为前提才聚会以及在讨论时会喉干舌燥引起酒兴的活动，他尤其热心。

结果，共济会在史密斯旅店大摆年度盛宴，派西尔斯骑士团在史密斯餐室举行鲜蚝晚餐。

更显神效的恐怕就是史密斯先生的秘密捐助了。那是一种神不知鬼不觉、偷偷摸摸进行的捐助。这种事，往往在一周之内，镇上是没有人知晓的。通过这种方法，史密斯把一个簇新的洗礼圣水盘送到杜罗恩牧师的教堂，又把一百元钱塞给佩波利法官，让保守党好好挥霍一番。

这样，种种敌对情绪逐渐烟消云散。史密斯旅店得到玛丽波莎公众的认可。连那些主张禁酒节欲的人们也为史密斯先生感到骄傲，夸耀他为镇上增了光。还有过这样的事：杜罗恩牧师居然在大清早静悄悄地走进酒店“大厅”索取捐款。至于救世军的伙伴们，则百无禁忌地随时在那儿进进出出。

唯独留下一道难题。这就是酒吧间什么时候关门打烊的问题。史密斯先生压根儿从来就不考虑什么关门不关门的。这倒不是为了多赚几个钱，主要是为了信誉。依他看来，佩波利法官深更半夜被拒之门外、在人行道上发酒疯，《时代先驱报》的夜班人员星期三晚上被迫回家，嘴里干巴巴的，他实在是于心不忍。史密斯先生的道德信条既简单又扼要——对的就干，敢作敢当。因此，酒吧大门敞开了。

可是，我猜想，哪一个城镇都有妖风邪气，心肠慈悲者往往又姑息恩将仇报的小人鼠辈。正如史密斯对哥尔葛大·京哈姆讲的那样：“在这个镇上，居然有一些卑鄙的家伙偷偷摸摸地告状，呸！”

原先，玛丽波莎法院把起诉全部顶回去了。执事法官戴着眼镜，身前摆好一堆法典，威胁告状的人们说，要把他们押赴监狱。玛丽波莎整个司法界都是站在史密斯先生一边的。可是，经过反复搬弄，指控终于生效。佩波利法官一听说史密斯曾经捐献过一百块钱给自由党，就立刻定史密斯的罪，说他营业超时。这就是第一次判罪。然而，祸不单行，接着又发生我上面讲述的倒霉事件。史密斯第二次被判有罪。这真是大祸临头了。旅店伙计比利拿着电报走进会客室时，就正处于这种危急的情势之中。

“这是您的电报，先生。”比利说。

“上面说些什么？”史密斯先生问。

凡是处理书面文件，史密斯总是摆出一副巧妙超然的神态。我想，在玛丽波莎，不出十个人知道史密斯先生原来是个斗大字不识一个的草包。

比利于是拆开电报，读道：“官员限您三个月关门。”

“让我来看，”史密斯先生说，“没错，是三个月内关门。”

在宣读电报的时候，室内死一般的沉寂。人人等待史密斯先生开口。京哈姆先生本能地流露出职业性的绝望、忧郁的神情。

正如后来人们所说，史密斯先生当时站在那儿，手里端着盘子，把电报“琢磨”了达四分钟之久。之后，他开了腔。

“弟兄们，”他说，“去他娘的！不到我心甘情愿，我才不关门呢。我可有法子。大家等着瞧吧。”

史密斯先生就此停住，再不多讲一个字。

但是，不出两个昼夜，全镇都知道这里大有蹊跷。旅店汇集了木匠、瓦工和油漆师傅。城里来了一位建筑师，他手里拿着一捆蓝图。一位工程师架起经纬仪测量街道的水平线。一帮建筑工人挥舞着锹铲，没命地掘呀挖呀，似乎要把旅店后面的地基掏出来。

“这会迷糊住他们的。”史密斯先生说。

半个镇子的人给引到旅店来，他们诧异极了，兴奋极了。然而这位老板却守口如瓶。

一车一车的方木和二寸厚八寸宽的松木托梁从锯木厂源源运到。人行道上堆着云杉木，足有十六英尺高。

地基愈挖愈深，泥土飞扬，柱子直竖，屋梁交搭。木匠的锤子从早到晚叮叮咚咚地敲个不停。工人们还加夜班，工钱是平日的一倍半。

“多少钱都无所谓，”史密斯先生说，“给我好好干。”

房子神速地成型，门口朝向横街，与门朝大街的旅店连成一个直角。由于房子高高地直插天空，看起来宽敞、雅致。

现在你可以看到安装一长排窗户的地方了，准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玻璃宫殿。窗户宽敞通风。再看看下边吧，地下室也成型了。它呈拱架形，天花板低低的。大横架刨得又平又光滑，正待漆上底色。街上已经放好七箱红色和白色的油漆。

即使到了这一步，人们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一直等到第十七天，史密斯先生才私下在会客室打破沉寂，泄露天机。

“伙计们，你们知道吗？”他说，“这是一个咖啡馆，跟城里一样的，是一个淑女绅士咖啡馆。地下室那一间——莫林斯先生，你要喝点什么？——是老鼠消暑室。这个老鼠消暑室开张的时候，我会请一名法国大厨师来做菜的。等到冬天嘛，我会搞一间‘姑娘室’，像城里旅馆那样的。老子倒想看看，到时谁会把它关掉。”

再过两个星期，这一切都将按计划兑现。不单单增加一个咖啡馆，旅店原来的样子也变了。红色的、白色的油漆往门面上直涂。每扇窗户都挂上一盘悬花垂草。屋顶上竖起一面英国米字旗，它耀武扬威、高高飘扬。旅店的信封、信笺等改变了落款和式样。现在它叫“史密斯避暑凉亭”了。城里刊登的广告，称之为史密斯旅游中心和史密斯北方健身别墅。史密斯先生叫《时代先驱报》的编辑写了一份传单，大肆宣扬清新的空气啦，玛丽波莎的松树林啦，等等。上面还印有威沙诺提湖的大梭鱼的插图。

这份广告传单七月初轰动城市。星期六，人们带上钓鱼竿和捕鱼网，乘着一班又一班的火车拥到玛丽波莎。客人们来得如此神速，简直来不及登记。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在酒吧间卖那么几滴威士忌酒，有谁会对它怎么的？

咖啡馆，嘿，用不着说了，更是锦上之花了。一个是咖啡馆，一个是它下面的老鼠消暑室。

先谈咖啡馆，那里光线充足，爽快宜人，时髦的窗户通风透气，桌面铺上大理石，室内摆有棕榈树，侍者穿着洁白的外衣——这是玛丽波莎光彩夺目的奇迹。可是，除了史密斯先生出于本能心中有数外，镇里谁都不会猜到这些——侍者啦，棕榈树啦，大理石桌子啦——都是通过长途电话借来的。

史密斯先生真是言必信、行必果。他请来了一位法国大厨师。此人带有贵族们通常具有的阴沉脸色，留着一撮胡子，一副皇家气派，这就使人联想起已故的拿破仑三世。谁也不知道史密斯先生是从哪儿把他弄来的。镇上有人说他是个法国侯爵；又有人说不对，他是个伯爵，并且把侯爵和伯爵的区别解释了一番。

玛丽波莎的人谁也没有见识过这样的咖啡馆。它的一边是一排锡锅和一排烧烤食品的通红炭火。锡锅都有盖子，盖子用链条吊着。你揭开锅盖就可以拿已经调配好了的半制品。你可依序挑选好你中意的食料交给厨师，然后目击这位法国侯爵把东西弄到烙铁格条上烹调。你可以亲眼看着东西在锅里转转翻翻，变成了烙饼，或者是看着将鸡腿调味、加辣、火烤、翻转，终于认不出原来的玛丽波莎鸡腿了。

史密斯先生，当然，这下子是得意至极了。

“今天有什么新菜单，阿尔弗？”他踱到侯爵身旁问道。我相信，这位厨师的名字该是阿尔芳斯。但是，史密斯先生能叫出“阿尔弗”，我看也就差不多了。

这时侯爵一边把菜单递给老板，一边用法语说道：“先生，这就是今天的菜单。”

这里顺便说说，史密斯先生是鼓励在咖啡馆使用这种法国语言的。当然，他纯是考虑到法语与旅店生意的关系。而且，我猜想，说不定他还以为法语是一种最新发明哩。

“法语在城里是很流行的，”他说，“当然，并不要求你懂得。”

于是史密斯先生把菜单夹在食指和大拇指之间，盯着它看一阵。菜单上全是用法语写的：玛丽波莎汤，女主人炒的嫩滑里脊肉，史密斯排骨等等。

但是，咖啡馆最妙的东西却是各种价格。任何人一眼就可以从中看出史密斯先生的干脆利落。

一餐的价格固定两角五分。只花一个硬币，你就可以进来，只要有的，你都可以吃。

“先生们！”史密斯先生坚定地宣布，“我是不会向大众多收钱的。我的旅店向来收两毛五一餐，我的咖啡馆也只收两毛五。”

满座？人满之患？

嗯，这可说对了。从上午十一点咖啡馆开门，到晚上八点半打烊，你难得找到一张空餐桌。旅游者啦，访问者啦，行商啦，以及半个玛丽波莎镇的居民们，在小小的餐桌旁边挤成一团。餐具格格碰撞，杯盏在托盘上叮叮作响，酒瓶塞子拔出来时扑扑有声，穿着白色外衣的侍者们穿过来，插过去，阿尔芳斯把食料或焰饼旋着抛到空中，随即接回到锅里，转几下子吃的东西就出来了。史密斯先生呢，他穿着白色法兰绒西装，腰间系着一条宽扁的大红饰带。从早到晚，这里济济一堂，喜气洋洋；狂欢之时，喧闹不堪，人声嘈杂。

人声嘈杂吗？这可是真的。但是，如果你想躲开加拿大八月间耀眼的阳光，踏入幽静迷人的林阴，那么就请稍移数步，走到下面的老鼠消暑室吧。你会感到如愿以偿的。那里有古色古香的深色的横梁（谁相信只在一个月前才装上的），黑漆底色的大酒桶，上面刻有艾蒙蒂莱多·芬诺[19]传奇故事的金粉雕画，以及满盛德国啤酒的高身酒杯，啤酒在杯中冒着泡泡，像青苔那样柔和。那个德国侍者不声不响，像漂浮在杯面上的白沫。盛夏下午三点钟走进这间老鼠消暑室的人，一整天都待在里面不愿出来了。哥尔葛大·京哈姆先生每天在那儿消磨四到七个钟头。他觉得这地方具有殡仪肃穆的所有魅力，却丝毫没有安息的悲伤。

待到夜阑人静，酒过客散，史密斯先生和伙计比利就打开收款机，结算出咖啡馆和老鼠消暑室的亏本总额。那时，史密斯先生会说：

“比利，沉住气吧！一旦我把贩酒执照弄到手，我就把这倒霉的咖啡馆关掉，关得死死的，让他们感到莫名其妙。那些羔羊肉是花多少钱买来的？五毛钱一磅，是吧？我算过了，这群猪猡们每人付两毛五分钱就吃掉值一块钱的东西。说到阿尔弗——呸！我得打发他走了！”

这些话，当然只不过是史密斯先生和比利两人之间的机密而已。

我可不大清楚镇子向执照处请愿这件事是在什么确切的时间发起的。也似乎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主意到底是谁最先提出的。不管怎么说，公众舆论开始气势磅礴地支持史密斯先生，这一点是肯定的。据我猜度，也许在阿尔芳斯给玛丽波莎独木舟俱乐部招待大鱼晚宴（每人只付两毛钱）那天，这种情绪开始公开冒头。人们说，像约瑟·史密斯这么一个大丈夫竟然被三个执照官员赶出玛丽波莎，这简直太不像话了。不管怎么说，这些执照官员算什么呢？可不是嘛，看看人家瑞典的执照制度吧。对了，再看看芬兰和南美洲吧。再不，像这种事，看看法兰西人和意大利人吧，他们是白天喝，晚上也喝的，那又怎么啦？他们不是挺好的吗？难道他们不是爱好音乐的民族？你看看拿破仑大帝，还有维克多·雨果，过半的时间他们是醉醺醺的，可是，你看看他们取得的成就吧！

我援引这些议论，绝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为了说明玛丽波莎公众舆论的变幻趋势。中饭时刻，男人们在咖啡馆坐上一个半小时，他们就执照问题高谈阔论。然后，他们走到下面老鼠消暑室，再议论两个小时。

奇怪的是一些特别的人物，往往似乎是最想不到的，竟然会茅塞顿开。他们平息了反对的情绪，真是令人拍案叫绝。

《新闻邮报》的编辑就是一例。我敢说，镇上再找不出第二个像他那样的提倡戒酒者。然而，阿尔芳斯给他端上一盆特许执照蛋卷，只消一顿饭的工夫就把他弄得服服帖帖的。

再拿佩波利本人来说吧，他是玛丽波莎法院的法官。然而，一盘王牌佳品——诺曼底香辛菜拌面——把他弄得无计可施。那是名不虚传的东西，吃这盘东西犹如逛一趟巴黎那般美妙。吃过之后，佩波利内心泛起了人之常情，省悟到：毁掉一间做出这种名菜的旅店简直是发疯。

与此相仿，学校董事会的秘书让一道奥沙威比湖填鸭堵住了嘴巴，再也不啰唆了。

市政厅的三名官员因为一盘约瑟·史密斯填火鸡改变了观点。

最后，经过狄斯顿先生的劝说，杜罗恩牧师终于来到旅店。史密斯先生和阿尔芳斯一看见他，就立即向他奉上一盘现炸鲜鱼。我想，就算是耶稣的信徒也会垂涎三尺、欣赏赞叹的。

这时，大家都清楚，贩酒执照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请愿的浪潮席卷全镇。请愿书在《新闻邮报》社大量印制，玛丽波莎每间商店的柜台上都放有一张。有些人在请愿书上签名二十次、三十次。

这份请愿书还是一份正规的文献哩。它是这样开头的：“基于天意之恩惠，大地赐赏甘美之珍果与葡萄园，使人类获得欢乐与享受……”只要看看这份请愿书，就使你不由酒兴大发。读过请愿书的人，无不情不自禁地奔向老鼠消暑室的。

请愿书签名结束之时，上面的名字已近三千。

于是，尼文斯律师和京哈姆先生（他以省任官员的身份）把请愿书带到县城。当天下午三点钟，长途电话传回消息，史密斯的执照继续有效三年！

一片欢腾！哈哈！我看一点不错。人人都跑过来要同史密斯先生握手祝贺。他们告诉史密斯，他一个人单枪匹马为玛丽波莎的繁荣作出的贡献远远超过镇上任何十个人凑起来的汗马功劳。他们当中有人提出史密斯应该竞选镇长，另一些人则要推举他担任下次全国大选的保守党议员候选人。咖啡馆里简直是一片欢腾，连那间老鼠消暑室也几乎断了缆，飘荡到什么地方去了。

在一片忙乱中，史密斯先生腾出时间找着掌柜伙计比利：“把咖啡馆和消暑室的收款机端过来，立即算算账目。”

比利会意地问道：“要不要写信归还棕榈树、桌子板凳和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

史密斯回答：“给我立即写出来！”

人们整晚谈笑风生，高谈阔论，道贺干杯。就这样，直至半夜十二点过后很久，史密斯才能抽身到大厅后面他自己的房间去同比利会面。即使在这种时刻，他的仪表却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镇静和尊严。我想，这准是保守党国会议员候选人那一圈新的光环。它已经从史密斯的眉际向四方闪射。根据我的想象，正是在这个时刻史密斯先生有生第一次领悟到，旅店生意成为他登向全国立法机构的恰当门槛。

“这是收款机的总账。”比利说道。

“让我看看。”史密斯先生不动声色地琢磨着这些数字。

“这些是归还棕榈树等等的信件。这是阿尔芳斯到昨日为止的工钱账目……”

就在这个时刻，一件令人惊异的事情出现了。

“比利，”史密斯先生说，“把这些东西统统撕掉。我不准备这样做了。这个不妥当，我不干了。他们给我搞执照，为的是这个咖啡馆。我要把咖啡馆开下去，不需要把它关掉嘛。现下酒吧间每天好歹赚四十元到一百元，老鼠消暑室也还可以。咖啡馆得办下去。”

从此，咖啡馆就一直办了下来。

告诉你吧，它就这样一直办到今天。只要你从史密斯旅店转个弯，就可以看见一个招牌：“淑女绅士咖啡馆”。招牌跟以往一样巨大，一样显眼。

史密斯先生讲过要把咖啡馆办下去。他说得到就做得到！

当然，这里有些变化，一些小变化。

告诉你吧，我不是说现今你在那儿吃的牛肉里脊就一定比得上当年兴隆时期的标准。

无疑，史密斯咖啡馆的羊排，如今跟玛丽波莎饭店或者大陆旅馆的羊排常常大体相仿而已。

当然，自从阿尔芳斯离开以后，像蘑菇蛋卷等名菜影子也不见了。自然喽，阿尔芳斯的离去是不可避免的。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走。只是在一天早上，他销声匿迹了。史密斯先生说是“阿尔芳斯得回祖国他的亲人那里去了”。

正因为阿尔弗离开了，咖啡馆里法语的使用就大为逊色。但是，影响一旦造成，就难以消除。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还用着法语。你仍然可以吃到牛肉里脊、卤汁香肠，可是掌柜比利对法语的拼写感到相当头痛。

至于那间老鼠消暑室，当然是关门大吉了。更确切地说，史密斯让它停止营业，对外则称内部维修。种种迹象表明，三年之内它不可能开门。但是，咖啡馆仍在。现在不用烧烤的炉灶了，没有必要嘛，旅店的厨房就挺方便的。

那个“姑娘室”，我可以说，压根儿从未开业。不错，史密斯先生答应过，他说冬天开，现在还在讲这件事。但是，不知怎么搞的，这里有一种反对的情绪。镇上人人都承认，城里大旅店都有一个“姑娘室”，因而这是没有多大关系的。但毕竟总有那么一些——好吧，你是知道的，像玛丽波莎这么一个地方，舆论是多么的敏感啊。

第二章　杰弗逊·索普的投机生意

直至采矿热潮突然兴起，哈得孙湾附近的郊野发现新银矿，人们为科巴尔特矿、波古平恩矿发狂的时候，杰弗逊·索普才初露锋芒，成为玛丽波莎的风云人物。

当然，在这以前，人人都认识杰夫[20]，都知道史密斯旅店对面那间小小的理发店。大家都认识他，都到他那儿去修面。每天从凌晨开始，跑生意的商人刚从六点半到达的快车上下来，就到那儿刮胡子，变回人形。其他的人接踵而来，在理发店进进出出，络绎不绝。

兑换银行的经理莫林斯把每天早晨在杰夫那里的修面视为恢复神志、清醒复苏的妙方。左一条右一条热毛巾放到他脸上敷啊焐啊。杰夫手上拿着剃刀，在弥漫的蒸汽中操作，既严肃又认真，俨如施行手术的外科医生。

大概我在上面讲过，史密斯先生每天上午是必到的。于是花露水、兰姆液、芳香精、生发油、润肤膏，不问价钱地大量向他挥洒倾泻。杰夫的白褂子，史密斯先生的花格子背心，窗台上的红色天竺葵，架子上绿色的花露水和双蒸风信子香精等等，使这间小小的理发店似乎像伊斯兰国王的女眷的闺阁梳妆房那般绮丽多彩。

我是说，在采矿热潮之前，杰弗逊·索普在玛丽波莎的地位并不显赫，他仅属平庸之辈而已。你绝不能把他跟其他人物相提并论。比方说哥尔葛大·京哈姆吧，他是丧事承办人，是跟生死攸关的事宜直接打交道的。又比方说，邮政局长特里朗尼，他是从联邦政府那里领取薪俸的。在人们的心目中，他简直是自治领内阁的一名部长哩。

人人都认识杰夫，大家又都喜欢他。但说也奇怪，在他“大捞一把”之前，人们对他的各种见解，都不大相信。直至他发了一笔大财，人们才对他刮目相看，异口同声地称赞他是个杰出的人物。我想，他可谓“头脑稳健”。在玛丽波莎的言谈中，天资出众的标志就是头脑平衡、不偏不倚、不冷不热、像放置经纬仪那般摆得平平的。

如我所说，一旦杰夫赚了大钱，人们就看出他有天赋的才华了；一旦他亏掉老本——嗯，但是，不必讲下去了吧，我相信，别的地方也未尝不是这个样子。

这间理发店，你是记得的，它在史密斯旅店对面，彼此隔街相对。

这是一间木质结构建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房子正面的上方砌上一道装潢性的前墙，它大大超出房子本身的高度，使房子成长方形，分外壮观。这种式样的建筑，在玛丽波莎很常见。大家明白，这是为了适应潮流，为了与现代商业的自命不凡和矫揉造作竞相合拍。店前有个红、白、蓝三色斜纹的旋转圆柱标记。店的窗子很大，而门面狭小，彼此颇为失调。

玻璃窗上残留着油漆剥落的“理发店”字迹。那是在玛丽波莎盛行涂写招牌的黄金时代凑热闹搞的。透过玻璃，你可以看见窗台上的天竺葵盆景，杰夫·索普就在里面。他头上戴着一顶细小的黑色便帽。当他身子略向前弯、聚精会神地替人刮脸时，那副眼镜就往下滑，架在鼻梁上。

你把门一推，门档上方的弹簧就发出剧烈的嘎嘎声，门铃也几乎响起来。室内有两张理发座椅，与执行电刑用的电椅的模式相仿。椅子前面是大镜和许许多多的框格。格子里面放着刮胡用杯。杯子可多了，准有十五六个。近来，杰夫的每一个顾客心里都在嘀咕，别人似乎都能够享用单独的杯子，唯独自己用公杯。理发店的一角被隔开，写有“冷热水浴：五角”字样。其实，它已经有二十年不开放了，里面不过放着一些旧报纸和一个拖把罢了。即使是这样，它也给店子增添了一些特色。大镜上面仍然挂着纸板的招牌，通过模糊的字迹可以看出：“土耳其香波：七角五分。罗马按摩：一元。”

在玛丽波莎，人们常说杰夫开理发店赚了钱。也许是这样。说不定正因为赚了钱，他才考虑到投资。然而，毕竟很难相信他能靠剃头发财。你看，修一次面只收五分钱，剃一个头收一角五分钱（或者，如果你乐意，理发两次，付两毛五）。你看，这样他能发大财吗？即使他用两张椅子轮番作业，先剃第一个，再刮第二个，也多赚不了多少钱的。

况且，你看，在玛丽波莎，像修面这种事，可不像城里那样草率马虎、敷衍了事的。修面被视为一种身心的享受，每次得花费二十五分钟到三刻钟不等。

也许，上午的修面似乎稍微仓促一点。但是在漫长安静的下午，杰夫的上身会向顾客略微倾斜，他像诉说机密般以阴沉单调的声音轻轻地同顾客谈话，直到停顿下来。然后，他又慢慢地刮，又停一下。终于，修面被置之脑后，只剩下令人昏昏欲睡的谈话了。

在这段时刻，玛丽波莎这间理发店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催眠宫。当你在靠壁的木扶手椅子上坐着等待的时候，环境的恬静、杰夫的阴沉声调、苍蝇扑在玻璃窗上发出的嗡嗡声、镜子上方钟摆的滴答声……自然会使你的头慢慢地低垂下来，逐渐靠到自己的胸前。于是，你就进入梦乡，那张《玛丽波莎新闻邮报》也就不知不觉地滑到地板上。可不是嘛，只要想想这般情景，就会令你穷打呵欠的了。

当然，小店的真正迷人之处就是谈天说地。告诉你，杰弗逊的拿手好戏，或者说专业特长，是传播各种各样的消息。在修面的半个小时内他给你讲述的东西，远比你多日刻苦钻研百科全书所获得的东西还要多。至于他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的消息，我倒不大清楚。但是，我倾向于，这多半是来自报纸。

在城里，人们从来不读报，或者，他们不是真正地读报，充其量不过抓些鸡毛蒜皮、一鳞半爪的东西。但是在玛丽波莎，情况却迥然不同。他们是把报纸从第一版通读到最后一版的。就这样日积月累、积少成多，他们学识的渊博会使一位大学校长羞愧得两颊发红。任何人只要听听亨利·莫林斯或者彼得·格罗弗关于中国之未来的议论，就知道我说的一点不假了。

当然，杰夫的侃侃而谈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能因人而异。他有一种占卜预测的能力。比方说，碰上张三吧，杰夫一面在剃刀布上磨剃刀，一面侧身斜视，对他打量一番。于是杰夫几乎贴到他的耳边，轻声细语对他说道：“我看到圣·路易斯队一连四场打赢了芝加哥队……”如此这般，他就使顾客出神入迷，竖耳倾听。

他用类似方法对史密斯说：“我看到‘飞行松鼠’在争取王室盾牌的赛马中胜负不分哩。”

碰着像我这种蠢笨的人，他则会不厌其烦地解释德国皇帝如何喜爱那条德国种猎狗。

但是，杰夫谈话中的看家本领，首推财政、金融、货币市场以及头脑精灵的人们发大财这个领域。

我听说过，有一次杰夫在给人修面的中途停了下来，他把剃刀悬空达五分钟之久，绘声绘色地叙述这个领域的事。其时，他眼睛眯成一条小缝，这恰恰就是“大捞一把”或“全盘输光”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头脑。事情非常明白，纯粹是头脑问题。根据人们的判断，杰夫本人的头脑正是属于这种类型。

我记不清杰夫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开始他的投机事业的。大概从娘胎出来的时候他就具有这种念头。毫无疑问，对于运输业股票、石棉联合企业等等，他早已动心。因此，每当他谈及卡尼基[21]先生和洛克菲勒[22]先生的时候，他的思慕向往之情使他的声调宛如滑润肥皂那般柔和。

我猜想，他做投机生意的苗头是从养母鸡开始的。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他在自己的屋后养鸡。他的屋子在理发店后面，隔着一块草坪。先前，杰夫曾带着颇为骄傲的口吻，炫耀他的“贤内助”每天卖给夏季的旅游者们两打鸡蛋。

但是，等到他从报上读到石棉联合企业、铜矿联合公司等等的消息时，养母鸡、卖鸡蛋就似乎是不成体统的小本经营了。一天不过卖二十四只鸡蛋，每只鸡蛋仅值一分钱；这种生意，无论如何是令人汗颜的。我想，我们许多人不正是像杰夫那样吗？一提起自己那少得可怜的收入时，就会感到非常难为情。不管怎样说，记得有一次杰夫就同我讲过，他要把这群母鸡统统卖掉、将钱统统投资到芝加哥市场买小麦的青苗，随即在二十四小时内转手倒卖。他果然这么做了。只不过是他在脱手倒卖的时候，栽了跟头，亏掉了母鸡老本，真是偷鸡不着蚀了一把米。

此后，杰夫的鸡栏空空如也。他的贤内助由于不得已放弃了养鸡的经营，杰夫每天无形之中净蚀大概一个半人的修面钱。然而，杰夫对这个却满不在乎，因为他的心已经飞向育空[23]地区他称之为“转移”采矿[24]的可能性了。

因此，你可以知道，采矿热潮一波及玛丽波莎，杰弗逊·索普就置身其中，随波逐流了。咳，用不着大惊小怪嘛，这似乎是天公的造化。你看，蕴藏着极其丰富的银矿的郊野就在我们北面徐徐延伸嘛。人们原来都以为那只不过是一片荒野哩！银矿就在我们家门口啊！正如我早就看到的，并且给你讲过的，每天傍晚你可以看见夜班快车向北方风驰电掣般掠过。说不定洛克菲勒或者卡尼基或者哪个大亨就在车厢里面哩。正如《玛丽波莎新闻邮报》报道那样，加尔各答的财富正在我们脚跟之前如泉喷涌啊。

因此，难怪整个镇子沸腾起来、发狂了。从早到晚，你可以在街上听见人们在谈论着什么矿脉啦，熔矿炉啦，沉降啦，蕴藏量啦，断层啦，等等。整个镇子活跃地讨论着这些名词概念，活像地质学的野外实习课。在每家旅馆附近，你可以看见穿着矿工服装的人们，他们背着经纬仪和行李袋。在史密斯旅店的酒吧间，人们将一块又一块的矿石传来传去、摸上摸下的。有人说，有的矿石，一磅重的分量就值得十杯酒的价钱哩。

淘矿热简直轰动全镇、席卷全镇。不到两周，人们就在罗伯逊煤炭木材办事处那里隔出一个房间来，开设了玛丽波莎矿业证券交易所。大街上下，几乎人人都开始购买各种股份的临时证券。不久，一个在科巴尔特发了横财的名叫菲茨其普的年轻人回到镇子来。他先前曾在莫林斯那里当过银行出纳员，是一个公认的笨蛋。现在，他身穿英国咔叽衫，头戴平顶帽，他在玛丽波莎旅馆游游荡荡，终日喝得烂醉。大家把他树为“只要肯干，就可以成功”的活样板。

大家都行动起来了。吉姆·埃利奥特用杂货店的全盘家当作为抵押，将银款挤入特马加米孪生兄弟公司。五金店的彼得·格罗弗先用一角三分钱一股的价格买进聂比华公司的股份，继以一角七分一股的价钱转卖给他的弟弟。不到一周，他又用一角九分的价钱把股份买回来。人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他们就是碰运气。佩波利法官把他的老婆的储蓄金抛到泰米斯加明公地公司的股票上去。而麦卡尼律师也迷了心窍，他把他姐姐的全部积蓄买了郁金香优先股的证券。

在那个名叫菲茨其普的年轻人在玛丽波莎旅馆的后室自杀身亡之后，京哈姆先生还用一副带有银质把手的灵柩把他安葬。整个事件带有蒙特卡洛[25]的色彩。

大家都行动起来了。或者说，除了史密斯先生之外，人人都行动起来了。你是知道的，史密斯先生正是从那个地区来到玛丽波莎的。他对于那边的岩石、矿业、独木舟、北方郊野是了如指掌的。他记得，当年他在那儿用丛林的树干撑着独木舟，自己躲在背风的一边啃着干粮，真正是风餐露宿，那是什么样的滋味啊；他懂得，他那时喝尽了最后的一滴威士忌酒，而五十英里内又茫无人烟，那又是何等滋味啊。史密斯先生对这个北方地带并没有利用了多少。唯一的是，他曾经趁土豆刚刚上市，买下一大批；他一次就用十五个车皮把土豆运载到科巴尔特地区，然后在那里转手贩卖。这样，每袋土豆得利五元。

现下，如果说史密斯先生对矿业生意是按兵不动的话，杰夫·索普则是在一开头就迫不及待地栽了进去的。聂比华矿的暂行简章还未曾印制出来，他就兴冲冲地认购股份了。他以一角四分钱一股的价格买下阿比提比开发公司整整一大宗股票（计一百股）。他还跟看管出租马车的邻居约翰逊合伙，组成一个辛迪卡哩。他们以三分二厘半一股的价格买进一千份梅达加米湖公司的股票，马上又“脱手”，倒卖给纳特利肉铺一个制香肠的工人，净赚百分之一的利润。

杰夫会打开理发店大镜下面的小抽屉，给你见识科巴尔特郊野那五花八门的矿业票证，蓝色的、粉红色的、青色的，印上南自马太华、北至哈得孙湾这一带的稀奇古怪的引人入胜的地名。

从一开始，他就具有笃定赚钱的信心。

“赚钱并不困难，”他说道，“在北边郊野，银是大大的有。你在这里买一点股份，那里又买一点，那么，你准会在什么地方得手的。”这时他往往张开剪刀，准备下手，但又接着说下去，“我当然不是说初出茅庐的人不会失手。但是，只要他熟悉地方，头脑又稳重，他是不会亏本的。”

杰弗逊见识过这么多开发矿业的简章，看过这么多有关矿山、松树、熔炉的图片，我想，他大概忘记了自己拫本从来就未曾到过北边郊野。不过，二百英里又算什么？

事情确实不如旁观者看来那样简单。直到我听过杰夫介绍了好一些矿山之后，我才知道矿业生意原来是那么卑鄙诡诈，才知道那些大资本家真是顽固不化。他们明知道有利可图，却偏偏不肯去赚钱。克朗纳宝石公司就是一例。克朗纳是一个好矿，只是由于缺乏起码的常识，它才快要垮台。

“根本就没有好好开发嘛！”杰夫说。“那里银矿大大的有，只消用铲子一铲，银就出来了。地底下厚厚的嘛。可是那些饭桶就是不去碰它，明知有银却不去开采。”

讲到这里，杰夫向克朗纳宝石公司那些粉红色的和浅蓝色的票证瞟了一眼。他带着厌恶的神情，砰的一声把抽屉关上。

静松公司则更糟糕，真是愚蠢无能至极！纯是由于缺乏工程技术，以致好好的一个静松矿山不能给股东们带来钱财。

“那个矿的唯一问题，”杰夫说道，“是他们没有彻底深挖。他们看到矿苗慢慢稀拉变薄，就不继续干下去了，他们回头了。要是他们一鼓作气、往下直捣，矿苗又会露出来的嘛。白银就在下边嘛，唉！”

“但是，最混账的要算北方星辰矿业公司了。每次听到人们讲到这个矿，我总似乎觉得，那简直是一桩触犯刑法的案子。这里面明显地有一个阴谋。”

杰夫继续说：“你知道，我是用三角两分一股的价钱买进的。开头，价格平稳，像铁钉敲牢似的。后来，从城里却来了这么一帮家伙。他们开始把股份的价格搞低，先是压到两角四分。我抓住不放。他们就拼命地把它降到两角一分。今天下午，已经压到一角六分一股了。但是，我不准备松手。决不松手，先生。”

过了两周，还是那帮肆无忌惮的家伙把北方星辰的股票一直压到九分钱一股。可是，杰夫仍然抱住不放。

杰夫说：“他们把它压低，可是我偏要把它保住。”

你看，像这样冷酷无情的善与恶的斗争，是绝无先例的吧。

“现在是六分钱一股了，”杰夫说，“但是，股票是我买的。他们可休想从我身上挤出去。”

几天之后，还是这帮该死的家伙，把价格压得更低了。

“他们已经压到三分钱一股了，”杰夫说，“但是，我还是顶住。先生，你看，他们想得可美了，以为这样就能把它撵出市场。这可办不到。不仅如此，我还把约翰逊的股份以及纳特利肉铺那里的全部股票统统买来哩。我要坚持到最后关头，除非顶到股票变成废纸，否则绝不罢休。”

就这样，这帮从城里来的狠毒透顶的家伙把股票压呀、挤呀、抓呀的。而杰夫呢，就是死死抓住不放。于是乎那帮人就扭呀，缠呀，百般折腾，硬要迫使杰夫松手。就在这个时候，嘿……

这个时候，嘿！固然，也只有矿业生意才会这般光怪离奇。你看，突然之间，似乎像一道万丈闪光，《玛丽波莎新闻邮报》发表了一则电讯，消息说北方星辰的矿山找到了银矿的矿脉，矿苗足足有人行道那般宽厚。这份报纸还报道了，该矿股票的价格突飞猛涨，现今每股高达十七元；即使如此，股票还不容易买得着哩。这个时刻，杰夫站在理发店里，靠着大镜子支撑着自己的身躯。他双颊通红，显得又惊又喜。他手上抓着厚厚的一大叠如今价值四万元的矿山临时票证。

激动啊！不到一眨眼的工夫，全镇就轰动起来。《玛丽波莎新闻邮报》立即印出号外。顷刻之间，杰夫的理发店挤得水泄不通。对面的史密斯旅店则临时找来三个人加班。他们在那个大啤酒桶旁边忙得不亦乐乎。

当天下午，人们就在玛丽波莎的大街上出卖矿山股份，简直是出现了抢购的景象。当天晚上，史密斯旅店的咖啡馆举行了大蚝晚宴；室内，演说接连不断；室外，玛丽波莎乐队吹奏不停。

有趣的是，原来曾经定好了第二天下午给菲茨其普举行葬礼。这么一来，杜罗恩牧师不得不在一两天内重新修改他的星期日布道讲稿，免得过于伤害公众的感情。

但是，我想，杰夫感到最得意的是这次暴发意味着给他带来的那种声誉。他现在根本不必烦神给人修面了。他站在店里，面对着理发椅上的顾客，详细叙述他杰夫如何保住这批股票，那帮人如何想方设法把它搞掉，他又如何不甘示弱，以及他坚持不放时自己如何暗下决心——简直是一部真正的伊里阿特[26]英雄史诗。

几天之后，城里的报纸详尽地报道这个消息，登上了杰夫的近照。照片是在艾德·穆尔照相馆（设在纳特利肉铺楼上）专门拍摄的。杰夫像通常的矿工那样坐在棕榈树丛之间，他一只手放在膝盖上，脚前是一条矿区常见的狗。他脸上流露出敏锐的智力的神采。光是这副面容就能轻而易举地博得四万元了。

我曾经说过，这回杰夫在公众中所取得的威望，对他甚为重要。此外，他的这次暴发，对他说来，无疑也是为了迈拉。

我给你讲过迈拉没有？杰夫的女儿迈拉。对，也许没有讲过。唉，跟玛丽波莎人打交道可真不容易哩。你看，他们跟城里人全不一样。他们相互独立，性格各异。如果你不是逐个分别地对他们进行了解的话，你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迈拉披着金黄色的头发，具有希腊型的脸庞。你可以看到，她突然走出理发店的门，头上戴着一顶宽边帽。帽边的宽度比人们在巴黎看到的起码还要宽六英寸。她花枝招展，沿着大街袅娜到电话局。她穿着《时装图样》杂志新近介绍的一种新装，外加一双美国式褐色长筒靴。她全身上下娇艳别致，这是玛丽波莎人拭目而观、甚表崇敬的东西。好吧，到电话局看看她吧。她就是我在上边提到的四个女接线员之一。她坐在一张高凳上，头上戴着钢帽。她不停地把通话插头拔出来、插进去，似乎用电不花钱似的。好吧，我讲这么许多，意思是说，你大概从中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那些跑生意的商人们老是死死赖在电话局不肯走了。这些商人报出各式各样根本不存在的村庄的名字。你也就明白为什么他们会那般喜形于色、和蔼可亲地在耐心等待了。这就使人理解，男人们生来就是多么温顺平和啊。好吧，待到迈拉下班，脸色蜡黄的克莱荷恩小姐前来接班的时候，这班商人们也就像秋风扫落叶般地纷纷离开了。

这正好说明世上人们相互之间的不同之处。你看，居然就有迈拉这种人，把爱慕她的人视为猪狗，说不定她还会拿香蕉皮朝他们脸上打去，以表示她的彻底独立的精神。另一方面，也有克莱荷恩小姐这种人，她脸色蜡黄。她花四角钱买了一本《古代历史》，用来进行自我修养。然而，如果她用香蕉皮在玛丽波莎打人的话，挨打的人准会大喊大嚷说遭受殴打，并要求将她逮捕法办的。

请勿误会，并不是说迈拉是个无礼轻率、毫不足取的女性，绝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她是个具有多方面天才的女郎。你该到卫理公会社交集会听听她背诵《海盗篇》[27]，那真正是才华横溢。中学的音乐会演出《威尼斯商人》中审判那一场的时候，她扮演的是波舍。玛丽波莎谁都称赞说，她简直把这个角色演活了。

因此，理所当然，一旦她父亲杰夫发了大财，迈拉在第二天早上就辞掉电话局的工作。众人皆知，她秋季就要入戏剧学校学习，三个月之后要成为演剧明星的。

但是，正如我所说的，得到公众的赏识对杰夫关系极其重大。更带关键性的是，你一旦开始受到一点赏识，它就接踵而来。你是知道的，智慧是会立即得到人们的崇敬的。正因为如此，不到一周，杰夫就收到了古巴地产开发公司一袋很厚的材料，里面有各种彩色图片，诸如古巴风光啦，蕉林美景啦，种植园啦，割甘蔗的砍刀啦，以及种种天晓得的什么东西。不知怎么搞的，他们以前就听说过杰夫哩。诚然，至于他们是怎样认识杰夫的，这就不该由性素谦恭的杰夫出面解释了。不管怎样，世界上的资本家毕竟是沆瀣一气的，他们是一家人嘛。你是这号人物，你就是其中一员。就是那么一回事！杰夫这回可弄明白了，像卡尼基、洛克菲勒或者摩根[28]这些人，当然是彼此相识的。他们应该相互认识嘛。

据我所知，这一口袋古巴材料，可能就是摩根本人亲手寄来的。玛丽波莎有些人说肯定是的，另有些人说不是的，反正目前尚未有定论。

不管是谁寄来的，这群写信给杰夫的古巴佬算是够光明磊落、诚恳直率的了。他们主动邀请杰夫参加，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真是慧眼识英雄。谁的头脑精明，立即就会被发现的。与其左顾右盼，犹豫不决，待他经受诸多周折才能挤进来，倒不如干脆利落给他写封信，请他来当经理喽。

幸好，这班古巴佬不至于那么优柔寡断。他们从古巴给杰夫写了封信来，或许他们是通过纽约某个信箱寄来的，反正是一码事，因为邮件是从纽约集散的；况且，古巴跟纽约相距也不算远嘛。我想某些金融界人士办起事来或许稍微拖拉了一点，他们要这样的担保、那样的证明。可是，这群古巴佬却大不一样。你瞧，他们具有西班牙民族的热情奔放的性格。这种奔放的热情在美国生意人身上是找不到的。这就会令你感动不已。你只消把钱寄去就是了，管你快速订购也好，银行汇票也好，银行支票也好，一切任你本人作主，跟他们古巴绅士自己人之间打交道一样。

况且，他们对他们这个企业相当坦率——在垦荒种植园种香蕉和烟草。通过照片，你可以把田里的烟草之类一览无遗。他们不作轻率的许诺，只不过坦白地说：这个企业可能赢利四倍；估计低一点，也许不到四倍。如果弄得好，利润会超过多少，他们则只字不提。

这样，不到一个月，玛丽波莎人人皆知杰夫·索普参与了“古巴田产”的生意，他年底前大概会净捞五十万元。这么重大的事，你怎么不知道呢？这间小小的理发店的里里外外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图片，香蕉种植园啦，哈瓦那海港啦，穿白色上衣、束红色腰带的古巴人啦。他们在阳光之中抽着香烟，他们浑浑噩噩，竟然不懂得种香蕉能够赢利四倍。

我之所以钦佩杰夫，是因为他并没有停止替人修面。他一如既往，仍操旧业。一天，那位看管和出租车马的约翰逊带着五百元来，央求杰夫去问问古巴经理董事会，是否能通融让他投资。这时，杰夫一手把钱接过来，放进抽屉里，然后照常给约翰逊修面，收五分钱。几天之后，杰夫收到古巴佬从纽约发来的信，他们干脆利落地接纳了这笔款子，没有一个不字。其实，他们只知道约翰逊不过是杰夫的一个朋友而已，仅此无它了。当然，这时的杰夫准会感到值得骄傲的。古巴佬的信写得妙极了：杰夫的朋友就是古巴的朋友；凡杰夫的朋友寄来的钱，都会像杰夫本人寄来的钱那样被一视同仁，等等。

杰夫之所以没有放弃修面，也许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为了能有机会同人们谈论古巴。现在，玛丽波莎人人都知道，杰夫·索普已经把科巴尔特的矿业股票抛售精光，并转手投资到古巴垦殖田产上面去了。这就给杰夫赋予了财过百万、神秘莫测以及外国气派的光彩。这是一种西班牙的色彩！也许你曾在你认识的人们中见识过这种气派。人们向杰夫询问古巴的情况，那边气候如何啦，什么是黄热病啦，黑人的长相怎样啦，等等。

“这个古贝[29]呀，看来嘛，是一个岛屿。”杰夫会向他们解释一番。当然，大家也就联想到岛屿是很容易向人们提供发财的机会的。“说到果树嘛，据说长得可快了，你制止不住的。”他接着就不厌其详地谈论种植园的种种技术问题。一直讲到你感到杰夫的无所不知是个奇迹为止。这是容易理解的，一个有钱的人总要懂得这么许多东西才成。你看看摩根、洛克菲勒等等一大串的人物，他们就像杰夫那样熟悉他们在那里一举发迹的国度嘛。这是合乎情理的。

我说过杰夫跟以往一样给人们修面的吧？当然，这也不见得绝对一模一样。现在似乎增加了一些令人更加迷惑不解的东西。如今他往往从语调低沉的谈话陷入到一种想入非非的境地，这就使人们——我就是其中之一——产生了误解。我想，也许是赚钱太多的缘故——你是知道在大城市金钱是怎样影响人的。小小的理发店和玛丽波莎的阳光是更为美好的东西，如果杰夫意识到这一点，而他竟然让铜矿、石棉、香蕉园等成为他梦寐以求的东西，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是要受到玷污的。

说实在的，由于他对大资本家似乎津津乐道，我也许已经对他产生了一些偏见。他老是从报上弄来一些关于大资本家的新闻。

“我从报上看到，卡尼基已经向一所天文台捐献了五万元。”杰夫会这样说。

过几天，在给人修面时，他会停下来，几乎窃窃私语地又这样说：“你在报上看到这个洛克菲勒了吗？”

完全出乎意料，我有一次获悉了杰弗逊之所以从事投机生意的另一个原因。且不用说以前大家都被蒙在鼓里，直到今日恐怕仍然没有别人知道其中的蹊跷。

我是因为有一天晚上到杰夫家里拜访才知道的。他家的房子（我想在上面已讲过）在理发店后面。走出理发店的后门，穿过一块边上长着紫色牵牛花的草坪，就能看见他那幢房子。透过百叶窗和纱门，你可以看见里面的灯光。每当傍晚，理发店空无一人时，杰弗逊通常坐在屋子里面。

室内有一张圆桌，是他的贤内助用来摆餐具开晚餐的。餐后，上面通常铺上一块方格图案的台布，摆上一盏带罩的台灯。杰夫就坐在桌子旁边，戴上眼镜，把报纸摊开，阅读有关卡尼基和洛克菲勒的新闻。他的贤内助在他旁边做针线活，但不靠近桌子。他女儿迈拉呢，如果不是在电话局值班，也在家的。她手肘搁在桌上，阅读马利·科利里[30]的作品。当然喽，只不过是现在，因为她父亲发了财，所以她正在阅读戏剧学校的各种招生简章。

就在这天晚上，杰夫把报纸放下来，开始谈论卡尼基了。我可不知道这是由于报上的什么新闻才引起这话头。

“这个卡尼基呀，我敢跟你打赌，如果变卖他的全部家产，准会值……”杰夫一边这么说，一边眯上眼睛，盘算一番。“……也许值两百万元。至于那个洛克菲勒和那个摩根嘛，其中任何一个人的，也会值两百万元……”

我得打岔两句，在玛丽波莎，如果要知道一个人的真正价值，人们特别喜爱的办法就是设想将他的家产统统变卖，当真当众拍卖。这是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唯一方法。

“你可以看看这些人，”杰夫继续说下去，“他们生财有道。但是他们的钱是怎么打发的呢？嘿！他们把钱散发掉，分给别人！那么，他们把钱散发给谁呢？喔唷！给那些不需要钞票的人们！每次都这样。他们把钱送给教授啦，资助这个研究项目啦，支持那个什么的。那么，穷人们得到多少呢？一分钱也捞不到，而且以后也休想。”

“听着，孩子们！”杰夫接着说下去。其实，眼下在场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孩子们、兄弟们。但是在玛丽波莎，凡真正重要的演说都是对着一群想象中的孩子们发表的。“听着，如果我能从这个古贝赚一百万，我会将钱直接分给穷人们。对，说定了，先生。把它分成一百份，每份一千元。分给那些一贫如洗的穷人们。”

因此，从那时起，我才懂得，这些香蕉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原因而生长的。

真的，从那以后，虽然杰弗逊从来没有直截了当地透露过他的意图，但是他讲了好一些与之相关的话。比方说，有一天他就问我，如果要安排满一间盲人收容所，需要找到多少个双目失明的人呢？又有什么法子才能寻找到这么许多盲人呢？又有一次，他问道，如果登广告收容一批残废的人，是否能够找到足够的数目以作惊人之举呢？我还知道，也确有其事，他找律师尼文斯给他草拟一份文件，计划给密西纳巴县的每一个弱智者分配一公顷古巴的香蕉地。

但是，讲述杰夫想做些什么又有什么用呢？现在，再没有谁知道他曾想过要做什么，也没有谁会关心这件事了。

事情总是要收场的。就算是在玛丽波莎，有的人也准会这么想的。否则，为什么亨利·莫林斯会那样匆匆忙忙地卖掉那张向纽约支取的四万元的汇票呢？否则，为什么在掌柜伙计比利要领取拖欠未发的工钱用来投资古巴的时候，史密斯先生就是不给呢？

噢，是的，一些人准是事先知道了风声、察觉到苗头了。然而，当问题发生的时候，它却显得那样静谧，那样悄然无息。这跟昔日的北方星辰矿业公司、鲜蚝晚宴以及玛丽波莎乐队等等截然不同。这一回，事情平静得出奇，完全是另一个极端。

你记得在纽约发生过的一宗古巴田产诈骗案吧？你记得玻尔特弗里奥·戈麦斯开枪射击警探，然后与玛克西穆·穆雷斯一起挟着二十万元巨款逃之夭夭吧？当然，你记不起来了，是吧？哎呀，城里的报纸也不过用一两寸的篇幅报道一下罢了。况且，这些人的名字也不好记。告诉你吧，这就是杰夫的钱啊——部分的钱啊。莫林斯最先知道这个消息，他收到了经纪人或是什么人的电报。于是他把电报给杰夫看。这个时候，杰夫正在跟一个房地产代理商在大街上走，前往观察镇子后山一块大空地——准备用来收容一批残废的人的那块地皮。

于是，杰夫一声不响地溜回理发店。你可曾见过一只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动物走起来那么一声不响吗？

嗯，杰夫正是这个样子在大街上走的。

之后，虽然这是好久以前的事，这间理发店每天到晚上十一点才关门。杰夫一味埋头替人修面，以便赔偿替约翰逊（车马看管人和出租人）寄到古巴去的那五百块钱。而且……

凄婉动人吗？啧！啧！你可不了解玛丽波莎了。杰夫得起早摸黑地干活，但这算不了什么。如果你是个一辈子勤俭的人，这根本没有关系嘛。至于迈拉，她又回到电话局——人们巴不得她回来哩。她现在说，如果她憎恨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舞台了。她不明白那些女演员们怎么能忍受那种舞台生涯的。

不管怎样说，事情倒不坏。你知道，史密斯旅店的咖啡馆正好是在那个时候开张的。史密斯先生走来对杰夫的贤内助说，他每天需要七打鸡蛋，要现成的。因此，杰夫家又养起母鸡来，而且比以往养得还要多。每天上午，母鸡为刚生下的蛋而欢跃地咯咯叫。这时，如果你想在理发店听杰夫谈论洛克菲勒的话，母鸡的咯咯声会使你听不见洛克菲勒的名字的。

第三章　派西尔斯骑士游湖记

七月一个清晨的六点半钟！“玛丽波莎美女”号汽轮靠在码头边，船上旗帜招展，蒸汽压力鼓得充足，它准备随时起航。

旅游日啊！

七月一个清晨的六点半钟，威沙诺提湖沐浴在阳光之中，湖面平静如镜。水面反射出晨曦的各种色彩。

湖的远方，残存的薄雾在逐渐消散，宛如一朵又一朵棉絮。

潜鸟冗长的叫声在湖面上荡漾。空气清凉新鲜，充满着辽阔的原野、寂静的松林和潺潺的流水的新生气息。在朝阳中的威沙诺提湖啊！别给我讲意大利的湖光，也别给我讲泰罗尔[31]或者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山色了。撇开那些吧！把那些东西移到别的地方去吧！我不需要啊！

旅游日啊！夏天早晨六点半钟开始的旅游日啊！汽轮挂着彩旗；整个玛丽波莎镇的人们又汇集到码头边；乐队的人员头上戴着尖顶帽子、胸前挂着短号，一切准备停当，随时可以吹奏！我说呀，用不着给我讲威尼斯的狂欢节和新德里的接见礼了。别谈了！我才不看呢！我可要闭上眼睛的。提起欣赏五光十色和绚丽多彩的场面，让我游湖吧，让我乘着轮船从玛丽波莎镇顺流而下，到达那个被晨雾笼罩着的印第安人岛吧。你谈你的什么巴佩普尔义勇兵[32]，什么白金汉宫御林军[33]。我可要看穿着制服的玛丽波莎乐队啊！我要看玛丽波莎的派西尔斯骑士团的会友啊！看他们的围裙和徽章，看他们的野餐篮子和五分钱一支的雪茄烟！

早上六点半钟，码头上人群喧闹，轮船只有半个小时就要开航了。请注意——只有半个小时啊。汽轮已经鸣过两次汽笛了（六点钟一次，六点一刻一次）。克利斯蒂·约翰逊马上就会登上操舵室了，他会又一次扯动绳子鸣放汽笛，预告半个小时之后就开船了。大家准备好呀。别想跑回史密斯旅店买夹肉面包了。别那么傻乎乎的想跑到纳特利肉铺隔壁的希腊人小店买水果了。你准会误船的。别管夹肉面包和水果了！管它的！你看史密斯先生不是来了吗？他亲自带上一大篮子好吃的，足可供应一个工厂哩！篮子里面准有夹肉面包。我已经听出来，里面似乎有叮叮当当的声音。跟在史密斯先生后面的是咖啡馆的德国侍者，他带着另一大篮子的东西——不用猜了，那是啤酒。再后面，是旅店酒吧间的侍者。看来，他啥也没有带。但是，如果你了解玛丽波莎的话，你当然会明白，他之所以装出一副若无其事、两袖清风的样子，正是因为他的亚麻布防尘工作服里面已经藏好两瓶黑麦威士忌酒了。我相信你也许知道，当一个人的亚麻布工作服的里袋装有两瓶威士忌的时候，他走起路来的样子可古怪了。你看，在玛丽波莎，带啤酒郊游是顺乎民意、合乎人情的。但是，带威士忌酒——嗯，那就得稍微当心点喽！

我不是说史密斯先生已经来了吗？噢，大家都到齐了。这位是侯赛尔，《新闻邮报》的编辑。他的大衣外边挂着一条蓝色彩带。因为，根据玛丽波莎的派西尔斯骑士团的章程，团友们是要献身于禁酒事业的。这是亨利·莫林斯，兑换银行的经理。他也是派西尔斯骑士团的团友。他臀部口袋塞了一小瓶特级波格蓝酒，作为附在该团章程后面的一条修正案。还有，这位是杜罗恩牧师，可尊敬的敕令牧师。他握着一根钓鱼竿（你大概从未见过印第安人岛岸边岩石中的青鲈鱼吧），还带上一条有钩有饵的拖钓绳，碰上大梭鱼的时候用得着；带上一个兜鱼网，钓到小狗鱼的时候能派用场。此外，他还带上他的长女莉莲·杜罗恩，防备着可能碰上年轻的小伙子。世上可从来没有像鲁珀特·杜罗恩牧师那样的捕鱼人。

也许我应该解释几句，当我提到派西尔斯骑士们的郊游时，大家可不要理解为这是少数人的事。因为，在玛丽波莎，几乎人人都参加派西尔斯骑士团的，正如他们属于任何团体一样。这就是这个镇子的伟大之处，也是它所以跟其他城市如此不相同的地方。任何事务，这里人人都有份。

比方说吧，在三月十七日[34]，你可以看到，人人都佩带一条绿色丝带，都宽颜欢笑，喜气盈盈——你是懂得凯尔特人[35]的性格的——他们都在畅谈本土自治的郡令。

到了圣·安德鲁日[36]，镇上的人就插上一根蓟草，他们彼此相互握手。你可以看见，他们的眼神流露出苏格兰传统的殷实厚道。

至于圣·乔治日[37]，啊！——嘿，再也找不到那样非凡的英国悠久传统的亲切热情了。既然他是一个英国人，他怎能不因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呢？

之后，七月四日[38]到来了。镇上过半数的店铺都挂起美国星条旗。而且，突然地，你可以看见男人们都抽着雪茄烟。人人都在谈论罗斯福啦，布赖扬啦，菲律宾海岛啦。接着你会第一次听说，原来杰夫·索普那家人就是从马萨诸塞州来的。杰夫的伯父就曾参加过邦克山战役[39]（不管你怎么说也罢，杰弗逊发誓说：那一仗是在达科他[40]打的，一点也没有错）。此外，你也会得悉，乔治·达夫就有一个姐姐嫁到纽约州的罗彻斯特。他姐夫的日子过得挺不错的。事实上，乔治本人也曾在那儿待过，只不过那是八年前的事情罢了。啊，在七月四日那一天，人们想象中最为美国化的镇子就是玛丽波莎了。

但是，且慢，请稍微等一等。如果你担心这个镇子与英国的联系是否牢靠，那么，你就在这个月的十二号看看吧。在那一天，人人会在胸前戴上橙黄色的带子，奥兰奇协会的会友们（镇上人人皆是，无一例外）举行盛大的游行[41]。多么忠诚啊！嘿，你也许还记得他们在玛丽波莎车站月台上对威尔士王子宣读的献词吧。那一次，王子到加拿大西部旅行，他不是从这个镇子经过的吗？我想，这就相当彻底地说明问题了。

所以，你很容易弄清楚，这里人人都是派西尔斯骑士、曼松兄弟会会友、共济会会员，正如大家都参加雪鞋俱乐部、女子联谊社一样，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嘛。

好吧，就在这个时刻，轮船鸣过六点三刻的汽笛了——这一回，汽笛声既响又长，如果人还未到场，肯定是赶不上的。除非他那么凑巧能在最后关头赶到。

码头上的人真多啊！轮船上的乘客真挤啊！船上能容下这么多人，真是一个奇迹！但是，这正是“玛丽波莎美女”号之所以令人惊奇之处。

我不知道——我从来未听说过——像“玛丽波莎美女”这种型号的汽轮是从哪儿来的。它是贝尔法斯特[42]的哈兰德—沃罗夫造船厂建造的抑或不是它建造的呢？这可不是哪一个人能一下子就讲清楚的。

依我看，“玛丽波莎美女”号似乎同样地具有能显示玛丽波莎镇的特色的某些奇特的成分。这就是说，它的大小似乎捉摸不定。冬天，它在码头边给冰雪僵冻，风雪又向着它的操舵室的窗户直吹。那时，它看来就像一棵灰胡桃树那般大小，仅似一件孤苦伶仃的小玩意而已。可是，夏天，特别是当你在玛丽波莎待过一两个月，又曾经划着独木舟从它边上经过，它可变得既庞大又崇高，船的黑色的两侧显得气魄雄伟。你越看下去，就越分不清“玛丽波莎美女”号跟“露西塔尼娅”号有什么不同之处了。你只能说，都是大轮船啊！

衡量船的长度、吃水量等等是无济于事的。你看，它船头吃水十八英寸，船尾吃水更深了——起码多半英寸。当它载满游客时，吃水量又增多两英寸了。说到浮在水面上的船身，啊，请看看它前后上下的甲板吧！你从码头走到船上，上方是船顶甲板，旁边是一排窗户。后舱有一张长桌。后舱的上方，甲板上摆满了椅子。前甲板上，乐队围成一个圆圈，站在那儿。操舵室比这更高，它顶上是船名金字招牌、旗杆、钢缆、旗子。至于供应夹肉面包的柜台和机舱等等，分别位于船的不同层次上。位于水平线下的底舱，是船员们睡觉的地方。请你再看看船的楼梯、过道、供蒸汽机用的一堆又一堆木柴……噢，我的天呀，我猜想，这条船不会是哈兰德—沃罗夫造船厂建造的。我看它是建造不出来的。

然而，即使是一艘像“玛丽波莎美女”这般巨大的轮船也罢，也不可能把船上和岸上的人群统统容纳下来的。事实上，人群由两个等级组成——玛丽波莎参加旅游的人是一个等级，不参加游湖的人是另一个等级。一些人为这个原因来到码头，另一些人则为那个原因来到码头。

兑换银行的两个职员并肩站在那儿。但是其中的一人（他别着一个贝壳别针，脸长长的，像马脸一般）正准备出发。而另外一个（别着另一个贝壳别针，脸也是长长的，像另一匹马的脸）却不去游湖。与此相仿，《新闻邮报》的侯赛尔准备去，而站在他旁边的他的兄弟却不去。莉莲·杜罗恩去游湖，而她的妹妹却去不成。人群就如此这般地分为两等。

你想想看，汽船那天失事，上午却是这么的一番景象。

生活是多么的千奇百怪啊！

你想想看，这些人都是这般殷切、期待，要赶上轮船。有的人还急得跑着步来，生怕误了点——就在汽船失事那天的上午。而船长呢，他则穷鸣汽笛，严峻地告诉人们：他不等了，要把迟到的人们抛在后头了——抛在事故之外了。于是人人又都殷切地前簇后拥投身到将要发生的一场事故之中！

也许有史以来生活历来就是如此的吧。

对于这桩事，最离奇的莫过于那些被遗留在后边的人们以及因为这个那个原因而未能参加这次郊游的人们了。他们在事后一再地诉说那天他们是怎样怎样逃脱上船的。

有些情况，的确是很不平凡的。

尼文斯，那位律师，之所以不在场，之所以避开了灾难，只不过是由于他当时到城里去了。

托尔斯，那个裁缝之所以逃脱，仅是由于他原先就不打算去。当天上午他一直睡到八点钟，因而未去。他事后向人们叙述，那天凌晨五点半钟，他就醒了。他想起郊游这件事，只不过是由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他觉得不去倒快活。

至于约多，那个拍卖商，他的情况就更加蹊跷了。在这前一周，他已经跟共济会的兄弟们乘火车郊游过一次。而再前一周，他又参加过保守党人的野餐。因此，他决定不去游湖了。说实在的，他一点也不想去。事后，他叙述道，在前一天晚上，在聂比华街和德坎色街的拐角（他把具体地点讲得一清二楚），有人把他叫住，问他：“你明天参加郊游吗？”约多就像现在他边走边讲那样向那人回答道：“不去！”过了十分钟，当他走到达尔豪斯街和布洛克街的拐角（他提出，可以率领一个调查小组将说话时的具体地点核实清楚），又有一个人把他叫住，问道：“喂，你明天乘船旅行吗？”他又一次回答：“不去！”显然，其声调与上次几乎一模一样。

事后，他告诉人们，当听到这次出事的消息时，他觉得这似乎是神的主宰，他立即双膝下跪，他感激涕零、大谢神恩。

莫理逊的情况也相似。（我是指在格罗弗五金店干活的那个莫理逊。他不是娶了汤姆森斯的一个女儿做妻子的吗？）事后，他说他近来从报上读过许许多多关于事故的报道——矿井事故啦，飞机失事啦，汽油着火啦——这使他感到紧张不安。头一天晚餐时，他妻子曾问他：“你去郊游吗？”他回答道：“不去了，我不大想去。”他还补上一句，“也许你母亲想去的。”第二天天刚黑，出事的消息传遍全镇的时候，莫理逊说闪过他脑际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汤姆森斯夫人就在那条船上。”

他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一点不含糊。他压根儿从来没有想过他岳母会在“露西塔尼娅”或者“奥林匹克”或者其他什么轮船上。他确信他的岳母就在这条汽船上。他说当时任何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他推倒在地，只是没有人推他而已。甚至当他半倒——半跪着——的时候（这就更容易把他推翻在地、踢他一顿了），也没有人来推或者来踢。人们真是丧失了许多机会。

况且，正如我所说的，无论约多也好，莫理逊也好，或者其他什么人，谁都没有料到会出事的嘛，只是待到太阳下山，当他们……

好吧，薄暮时分，你有没有听见湖面两英里外发出的长长的隆隆的汽笛声呢？当你边听、边盘算、边猜想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火红的火箭信号直冲云霄呢？接着，你有没有听到镇上救火车就在你身旁丁零直响呢？你有没有看到人们一窝蜂似的拥向码头呢？

这就是玛丽波莎的人们在那个夏天傍晚的所见所闻。其时，他们看着救生船“麦克金诺”号被抛到湖面上，船的左舷右舷各有长桨七支。十四个人把它撑划起来的时候，水花四溅，泡沫直滚，水一直冒到舷边。

可是，哎呀，我想讲故事是不该这样讲的吧。我想，在意外事件发生之前，对事故本身应该只字不提才对的，这才是真正的艺术技巧啊。但是，你会懂得，描述玛丽波莎也好，听人讲述玛丽波莎也好，只要你熟悉这个地方，一切都是生动的、逼真的。因而，早上游湖人群的情况以及当天晚上那截然不同的情景，都会同时在你脑海中浮现出来的。

好吧，别管事故不事故的——让我言归正传，回到早晨的事。

轮船定于七点起航。这个时间是确切的——不仅是七点，而且是七点整，分秒不差。《新闻邮报》的通告写得很清楚：“船于整七点起航。”密西纳巴大街电线杆上贴着的所有广告开头写道：“嗬！开赴印第安人岛！”它的结尾是：“船开七点整。”码头上的一张大告示也写道：“轮船准点开航。”

因此，七点钟，时针一摆准，汽笛响亮地长鸣。之后，到了七点十五分，汽笛就断然地发出三声爆破式的短促的急叫。到了七点三十分，再是一声愤怒的呼吼——仅仅一声。此后不久，水手们解下最后的一根缆绳。于是，“玛丽波莎美女”号开航了。船上彩旗如云，派西尔斯骑士团的乐队迸发出《枫叶长青》的乐曲，节奏准确分明。

我想，所有游湖活动开始时情况大体是差不多的吧。“玛丽波莎美女”号上，人人拿着折叠椅、轻便凳或者柳条椅在船上窜来窜去，以便找个地方，找个好地方坐下来。往往屁股还未坐热，又唯恐有更好的地方，于是站起来，再那么逐猎一番。人们争着去占没有阳光晒的地方。可是坐下不久，又说他们可不愿向别人讨好，让自己白白冻僵。而坐在阳光之中的人们则说，他们花五角钱，可不是为了被人烤炙的。另一些人说，他们花五角钱不是为了来呼吸煤灰的。更有一些人说，他们花掉五角钱，可不是为了让船上的推进器把他们震得死去活来的。

不过，到目前，事情总算安定下来，不同的人们似乎在船上都有了着落而各得其所了。妇女们，那些老太太，全都被吸引到底层的客舱里，窗户统统关闭，大家围着桌子做针线活儿。她们一下子就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当当的，用她们的话说，好比在家里一样哩。

所有男青年、粗汉子以及乐队的乐师们则在下层甲板的前方，那是全船最脏的地方，放着铁锚啦，缆绳的捆筒啦，等等。

船顶甲板的后方，是莉莲·杜罗恩和劳森小姐。劳森小姐是中学教员，她手上拿着一本德国诗歌——歌德吧，我想是的。还有那位银行职员以及一群青年男子。

船顶甲板中段，站在栏杆旁边的，是杜罗恩牧师和加拉赫医生。他们用望远镜朝岸上眺望。

操舵室前边一小片甲板上，是一群较为年长的男人。莫林斯、达夫和史密斯先生坐在睡椅上。史密斯先生旁边，是玛丽波莎的丧事承办人哥尔葛大·京哈姆先生，他坐在一张轻便凳上。参加这样的郊游，是京哈姆先生的原则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多多少少带有业务性质——因为谁也说不准这种水上活动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怎么说，现今他就在场。他穿着一套整洁的黑色服装。当然，不是他原来那一套职业性的长袍大褂，而是一套轻盈、潇洒、贴身的黑服，像烧过的薄纸一般，它把欢乐和得体二者都兼并在一起，显得恰到好处。

“是呀，”京哈姆先生挥动着黑手套，大幅度地向岸边指画着说，“我晓得这个湖的。非常熟悉。当年我经常在这一带水面上旅行啊。”

“是划独木舟吗？”有人问他。

“不！”京哈姆先生说，“不是独木舟。”他的声调似乎含有某种奇特而深邃的意思。

“是帆船吗？”又有人问他。

“不！”京哈姆先生回答道，“我不会驾驶帆船。”

这时候，史密斯先生插话了：“我可从来没听说过你曾经在水上混过的嘛，哥尔！”

“噢，我不是讲现在。”京哈姆先生解释道，“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我是说我刚来到玛丽波莎那年的夏天。我简直天天待在湖上。嘿，那可妙极喽！食欲大增，身心健康，啥也比不上啊！”

“你们是露营吧？”史密斯先生问道。

“我们晚上扎营。”这位丧事承办人点头称是。“但是，我们白天是在湖上度过的。你可知道，我们在寻找一个家伙。他是从城里来度假的。他划一只独木船出湖，可是失踪了。我们去打捞啊。每天早上太阳一出来，我们就起床。我们先在湖滩上生火、弄早餐，然后抽烟斗。之后，拿起鱼网出发，在湖上过一整天。这是一种伟大的生活。”京哈姆先生结束他的追述，流露出无限留恋的神情。

这时，有两三个人同时追问道：“你们找着这个人吗？”

京哈姆先生停顿了一下，然后回答。

“我们找着了。”他说，“就在过了马蹄角那边的芦苇丛里。可是，太迟了，没有用了。他已经变了颜色了。”

京哈姆先生于是就陷入到一种默默的沉思之中。直到轮船走了半英里的路程，才有人开口打破这种沉寂的局面。像这般的交谈，能够消磨时光。如果要在水上打发一天，有什么能比这更为适宜的呢？

在平静的湖面上，“玛丽波莎美女”号一英里又一英里地顺着水流前进。它经过白杨淀，岸边高高的沙坝上布满了燕子的窝儿。杜罗恩牧师和加拉赫医生交替地用望远镜看燕子窝。燕子啦，湖岸啦，灌木林啦，尽收眼底。

再过去一点，就经过卵石滩。这时，加拉赫医生（他对加拿大历史了如指掌）对杜罗恩牧师说，张伯伦和他的法国探险伙伴们远在三百年前就在这里登陆，这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奇事。于是，杜罗恩牧师（他对加拿大历史一窍不通）说，远在张伯伦之前，造物主之手已经堆砌好了这些山冈和岩石，这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奇事。加拉赫医生接着说，法国人能在这坎坷不平的荒野上走出一条路来，这真是妙极了。杜罗恩牧师说，造物主想得那么周到，它把最细小的灌木安插到特定的地点，这也同样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加拉赫医生说他感到无限敬佩。杜罗恩牧师说他感到无限惊恐。加拉赫医生说当他还是一个小孩时就羡慕得五体投地。杜罗恩牧师说他在孩童时被吓得够呛。

“玛丽波莎美女”号徐徐前行。前面就是印第安人岛的老码头，那里巨大的灰色岩石鳞次栉比。加拉赫医生这时叫杜罗恩牧师注意，指给他看从岸边扛独木舟走进树林那条狭窄的小道。杜罗恩牧师说他不用望远镜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了。

加拉赫医生说，当年背着行李和装备的五百名法国人就在这里跨越岩山的分水岭，前往大海湾。于是杜罗恩牧师说，这就使他联想起当年辛诺芳[43]带领一万名希腊大军通过阿美尼亚无数的山口，终于到达海边的壮举。加拉赫说他经常是多么渴望能够亲眼看见张伯伦，并且同他交谈交谈。杜罗恩牧师则说他因未能同辛诺芳结识而感到万分遗憾。

由于没有什么好谈，他们就改变话题，议论古代的文物和遗址。加拉赫医生问杜罗恩牧师是否哪一天晚上能到他家里看看一些印第安人用过的箭头。那是他在自己的后花园里挖掘出来的。于是杜罗恩牧师就说，加拉赫医生可以在任何一天的下午到他的教长住宅，看一看辛诺芳人入侵希腊的地图，但是务必请在幼婴班和母亲会之间这段时间来。

到这个时候，他们双方都意识到，他们的相互串门还是相当长的时间以后的事，现下话不投机，没有什么可谈的。于是加拉赫医生走向船头。他向史密斯先生（他从来没有学过什么希腊文）讲述当年张伯伦跨越这个岩山分水岭的故事。

史密斯先生抬起头，朝那个分水岭看了半秒钟的时间。他说，他本人在华尼比特北方曾经爬过一个比这险峻得多的山岭；那里的山蝇简直他妈的吓死人。他旋即回过头来，同达夫银行的两个小职员继续打扑克牌。

这就使加拉赫医生明白，你想给别人讲述一些什么东西，他们总是这个样子对待你。如果你单纯为了听取感激之辞或者得到别人的欣赏，那么你大可不必去读什么书、到什么地方旅行或者做些什么好事的，那全是白搭啊！

事实上，加拉赫医生正是在这个时刻死了心。他决定把自己保存的印第安人箭头捐献给玛丽波莎技工学校（你是知道的）。后来这些箭头就被称为加拉赫珍藏品。如今医生对这些箭头已感到索然无味了。他在甲板上蹒跚游荡。他看着亨利·莫林斯在教乔治·达夫如何在没有柠檬的情况下炮制冰镇果子酒。后来，他百无聊赖，走到玛丽波莎乐队那边，端张凳子坐下来。他想，早知如此，他倒不如不来游湖了。

汽轮继续前进，太阳越升越高，清新的早晨变为灿烂的正午，湖面越来越窄。到达尽头，就是印第安人岛——绿草如茵，树木苍郁，一个木桩架起的码头从岸边伸出水面。码头过去，就是奥沙威比河的源头，河水从湖里流出，不远就是河的急流湍滩。在树丛中，你可以看见水电站的红砖房子，你还可以听见那边流水的轰隆声。

印第安人岛被郁郁葱葱的树林和处处缠绕的野藤覆盖着。环绕小岛的一泓碧水平静无比，小岛的景色全然映在湖面上。岛上的景物和水面的倒影相互辉映，只不过是上下方向相反而已。当轮船靠近码头时，汽笛又响了。汽笛的声浪一面透过树丛向岛上传荡，一面又从岸边发出回响。

景色是这般安静、宁谧，这使克莱荷恩小姐（我以前讲过的那位在电话局工作的黄脸姑娘）不禁凄然地说，她真希望日后能够安葬在那儿。但是，人们都忙着提起篮子、收拾东西，谁也没有空去顾及她讲的什么安葬不安葬的话。

我不必给你叙述船儿靠岸时的种种情景。轮船跟码头的木桩碰撞时，全船的人就拥到甲板的一边。克里斯蒂·约翰逊船长大声疾呼，叫人们站到船的右舷。然而谁也找不着右舷到底在何方。我想，参加过玛丽波莎游湖的人都懂得这一套的。

我也不会给你讲述当天如何如何以及树下的野餐又如何如何。反正野餐之后就是演说。佩波利法官在演说中宣传了保守党的政治，从而大大地得罪了人。于是有一个署名柏特利奥特斯·加拿大安西斯[44]的后来写信给《玛丽波莎时代先驱报》，恳求占用该报一些宝贵的篇幅对此事加以揭露。

我应该告诉你，还有跑步比赛哩。比赛是在岛上一片空旷的草地上进行的。它主要是根据年龄分组——十三岁以下的男孩在一起，十九岁以上的姑娘在一起，如此等等。在玛丽波莎，体育竞技一般都按照这个规矩。大家明白，一个六十岁的妇人跟一个小孩比赛，是占有不公正的优势的。

杜罗恩牧师张罗比赛，他决定各人的年岁，并且颁发奖品。美以美教会一位神父从中协助。这位神父与长老会教堂代理牧师职责的一名青年学生站在比赛的终点，他们两人拉扯着冲线的绳子。

他们得寻找、动员那些牧师们来参加比赛。因为其他男人，不知怎么搞的，都已经浪荡去了，溜到卖啤酒的地方了。树丛之中的一堆松树木头上早已安放好了两个大啤酒桶，人们在那儿痛饮。

如果你参加过一次玛丽波莎的郊游，你对这些细节是非常清楚的。

白天就这样过去了。如今太阳西斜，它透过树木投射晚霞。轮船的汽笛响了起来。它喷出一大股白色的蒸汽。人们纷纷回到码头。不一会儿，“玛丽波莎美女”号又在湖面上浮荡，它朝着二十英里外的小镇返航。

我想，你会常常察觉到早上出发郊游与下午回家途中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景的。

早上，人人都生气勃勃，不得平静。他们在船头船尾、上下左右走来窜去。但是，在下午回家的途中，天色近晚，太阳西下，大家也就沉默下来，似是鸦雀无声，昏昏欲睡。

“玛丽波莎美女”号上的人们正是这个样子。现在他们木然地这边一堆、那边一组的坐在凳椅上。他们听着汽轮的推进器那机械的节拍，几乎打起瞌睡。他们一边坐着，一边进入梦乡。太阳西沉了，暮色愈发朦胧，甲板上变成漆黑的一片。这时，环境是那样的安静，使你觉得船上似乎空无一人。

如果你从岸上或者从岛上朝这条船看去，你准可以看见船舱窗口的一排灯光在水中辉映，看见船的烟囱喷冒出伞形的红光。在好几英里以外的岸上，你就可以听见汽船推进器那柔和的砰砰声。

时而你还可以听见人们在船上唱歌——从远处传来的姑娘们和男人们的混合的声音，调子忽高忽低，拖沓悠长：“啊——加—拿—大—！啊——加—拿—大—！”

如果你乐意，你当然可以大谈你们欧洲大教堂那些吟诵赞美诗的唱诗班。可是，对于我们这些熟悉玛丽波莎的人们，傍晚时分在寂静的湖面上荡漾着的“啊——加—拿—大—！”的歌声就足够使我们感到神往的了。

我想，正是在他们这样唱着“啊——加—拿—大—！”的时候，传来了船在下沉的消息。

如果你经历过水上突然而来的紧急事故，你会明白这种奇特的心理状态的——用不着讲一句话，霎时间大家就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消息会神秘地你传我、我传他的一下子就传播开来。

不管怎样，在“玛丽波莎美女”号船上，先是一个人，再是第二个人先后获悉：船在下沉了。据我所知，最先是乔治·达夫，那位银行经理。他静悄悄地走到加拉赫医生跟前。经理问医生是否感觉到船在下沉。医生说，没有的事。他说这一天的早些时候，他确曾想过这事。但眼下，他说船是不会沉的。

根据达夫本人的叙述，他还对麦卡尼律师说过船正在往下沉。然而麦卡尼说他非常怀疑这种可能性。

于是，某人就走到佩波利法官身旁，把法官唤醒，并且告诉他，船已经入水六英寸了，还在不断地下沉。可是佩波利说，此乃纯属胡闹，绝不该有！法官还把这事告诉他太太。他太太说，见它的鬼去吧！她说，果真沉船，这岂不是她最后一次游湖了吗？

消息就这样地传开了。人们三五成群，议论纷纷，正如在类似威沙诺提这样的湖上发生沉船时表现出的那般愤怒和激昂。

当然啰，杜罗恩牧师和另外一些人则较为稳重。他们说别把事情全部当真；况且，世上的事自然地总有两个方面嘛。但是，船上大多数人却对理智充耳不闻。我想大概是有些人给吓呆了。可不是嘛，上上一次沉船时，就曾经淹死过一个人，怎能不使人的神经紧张呢。

哟，不好了，我没有讲过威沙诺提湖的深浅吗？我想当然地以为你是知道的。不管怎么说，湖的一些地方是够深的。诚然，如果你探测的话，从宽阔的芦苇荡到小镇的码头这一英里的水域，你是找不到深于六尺的地方的。啊！啐！我在这里不是叙述轮船在大海洋之中如何沉没，如何把惊呼狂叫的人群带到绿色海洋的万丈深渊。啊，我的天呀，不是的！在威沙诺提湖上，这种事从来不会发生。

然而，问题是这样，这艘“玛丽波莎美女”号是经常会下沉的，它常常船底贴着湖底，等待着人们把它弄起来。

因此，在玛丽波莎附近湖泊这一带地方，要是有什么人姗姗来迟，并且解释说因为沉船而耽搁了的话，大家也就会一下子明白其中的原委或奥妙的。

你看，当哈兰德—沃罗夫造船厂建造“玛丽波莎美女”号的时候，他们在木板之间留下一些缝隙。因此，每个星期天你就得用棉絮去填塞这些缝隙。如果这一点被忽略了的话，船就会进水下沉的。事实上，省里的法律规定，对于像“玛丽波莎美女”号这样的汽轮，每一个季节都必须妥善、认真地堵塞漏洞——对了，我想，用这个词是恰当极了。视察大员们会出差到省内所有大小酒家、旅店里去，看看事情办得怎样，漏洞堵塞了没有。

既然我已经把事情解释得这么具体，你现在大体就可以想象得到，当人们知道原来这艘船儿事前并没有被妥善地塞好漏洞，而且，乘客还得在浅滩上或者在烂泥坝上耽搁半个夜晚、动弹不得时，他们会感到多么的气愤啊。

我并没有说过不存在危险。不管怎么说，当你获悉船儿每走一百码，就下沉一截子，当你看到四周围是黑黝黝的一片湖水，而天色又变得越来越黑时，无论如何，这可说不上是平安无事吧！

好一个平安无事！我想，船儿沉在湖里并不见得比沉到大西洋好得了多少！如果船儿在大西洋出事，毕竟还有无线电电报，以及一大批受过训练的水手和船员嘛。但是，你可知道，如今是在威沙诺提湖上，是在湖的远方，你只能看见那边镇上的灯火。现在，轮船的机器马上要停顿下来——你可以听见蒸汽的吱吱声，因为他们已经开始把炉子的炭火扒出来，把火弄灭，以防止出现爆炸事故。在炉门打开的时候，你可以看见通红的炉火。而当你一转身，你就看到周围是夜幕笼罩的漆黑的湖面。一阵晚风又在芦苇荡中刮起来了。接着，你看到男人们直冲操舵室的屋顶。他们点燃火箭，向镇上呼救——啐，还谈什么平安无事！如果你乐意，你赶快逃命吧，那就安全了。对我说来，还是让我再次回到玛丽波莎吧，回到枫树的夜影之中吧。反正这回是我最后一次到威沙诺提湖郊游了！

安全！啊！也可以这么说。事情过后，别人的惊遇似乎每每都是化险为夷的。你说奇怪不奇怪？但是，如果轮船将沉，你自己又身在其中，看着男人们把所有妇女们一个又一个的拎到船顶的甲板上，你准会同样地感到吃惊的。

然而，我很不理解，有一些人却怎能做到那样的镇静自若。比方说吧，史密斯先生居然面不改色，他若无其事地继续抽烟。他还对人们说，有一次在聂比星湖上，别人如何设法“把他搞沉”。还有一次，他在阿比提比湖上，那艘大得多的、两侧有软翼的轮船直往下沉，他经历了灭顶之灾的危险。

不多久，“玛丽波莎美女”号的船身相当突然地晃了一下，直往下沉。你可以感觉到船儿一直往下沉啊，往下沉啊——难道它永远沉不到湖底吗？湖水已经淹到下舱的甲板了。这时——谢谢老天爷——汽船不再往下沉了。“玛丽波莎美女”号安安稳稳地贴在芦苇滩上。

千真万确，这简直是令人哑然失笑！真是无奇不有！但不管怎么说，要是一个人具有天生的勇气的话，天大的危险也只能使他哑然失笑而已。危险？啐！胡说八道！人人都嘲弄这般见识。恰恰正是这样的小风波为一天水上的郊游增添了风趣啊！

不到半分钟，人们就四下出动。他们寻找夹肉面包啦，讲述笑话啦，等等。还有人谈论利用锅炉的余烬去煮咖啡哩！

我可用不着在事后一五一十地解释这桩事故的前后经过。

我原先以为，“玛丽波莎美女”号的游客们将整夜被困在船上，或者一直等到镇上来人把他们解脱出困境。但是，有一些人走到船头，向着黑漆漆的一片眺望，他们说，船儿距离米勒的渡口不见得会超过一英里。你几乎可以看到嘛，码头可不就在那边的左方嘛。我猜想，还有一些人说，码头就在“船的左舷”嘛。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你置身于一场海上灾难之中，你会晕头转向的，你会理解那种气氛的。

因此，人们就将悬挂救生艇的吊架一下子绕到船边，把那只陈旧的救生艇从船顶甲板往水面吊放。

一些人则倚着“玛丽波莎美女”号甲板上的栏杆，他们侧着身子伸出风雪灯，照着救生艇向下吊放。灯光照出了水色和芦苇。可是，当救生艇一到达水面的时候，从栏杆上看下去，它可真是一件既小又笨的小玩意儿了。于是有人就喊起来：“让妇女和小孩先下船！”可不是嘛，如果这条救生艇连妇女和小孩也承受不住，你把一群又胖又重的男人们往它上面塞，到底又有啥意思呢？

于是，他们主要把一些妇女和小孩安放到救生艇上。小艇就这样向着一片漆黑的水面划去。它载得满满的，差点儿浮不起来。

坐在救生艇左前方的，是一名长老会教堂的学生，他那时候代替神父的职责。他大声说，艇上的人们这回就在神的掌心之中，大家务必听从天公的摆布。然而，他已经将身子蹲将下来，准备着一旦出现什么意外的情况，他就头一个跳出神的掌心。

小艇就这样向前划去，消失在黑暗之中，你只能看见它的左舷的提灯在水上一眨一眨。用不着多长时间，小艇就折回来，载送第二批人登岸。没有多久，甲板上的人们就变得稀疏了，人人都为了要离开汽船而感到不耐烦了。

大概是在救生艇运送第三批人离开的时候吧，史密斯先生以二十五元赌资向莫林斯提出打赌，他说在刚刚上救生艇的这些人还没有上岸回家之前，他史密斯就能笃定先回到玛丽波莎。

谁也不知道史密斯的奥秘。霎时间，只看到他一手拿起木槌，一手抓着一扎油麻绳，一下子就不见了人影，钻到汽轮的底层去了。

人们越发感到莫名其妙。但是，正在这当儿，他们听见有人从救生船——从镇上开来的“麦克金诺”大救生船——那里发出的呼喊声。事情是这样的，早在岸上看到第一批求救的火箭信号时，十四个男人已经各就各位，将救生船“麦克金诺”号从镇上划过来，抢救“玛丽波莎美女”号。

我想，海上营救或者水上救生总会引起人们的激情的。

救生员的勇敢是真正的勇敢。它用于拯救生命，而不是毁灭生灵。

不用说了，事后好几个月人们都在谈论这艘救生船拯救“玛丽波莎美女”号的故事。

这艘救生船早在老麦克唐纳政府时期就运到威沙诺提湖了。可是，我想这回它才是头一次下水。

这么一来，船板之间的每一条缝隙都在入水。但是，划桨的人们并不因此而停顿下来，即使他们与轮船相距还有两英里。

等到救生船到达中途的时候，已经渗入船舱的湖水几乎淹到船的坐板上了。但是，划船的人们还是死劲地向前划去。他们虽然气喘如牛，筋疲力尽——请注意，如果你多年没有划过这样的一条破船烂艇，这简直会要你的命的——但仍然坚持不懈、忠于职守。他们摔掉压舱用的沙袋，又把碍手碍脚的笨重的木块救生衣以及救生带扔到水里去。他们一心向前划，坚决不回头。他们现在离轮船倒是近了些，可离岸边反而远了。

“兄弟们，稳住呀！”在“玛丽波莎美女”号甲板上的旅客向救生艇大声呼喊。而划救生船的人们毕竟没有辜负众望。

等到救生船的人们撑近汽轮的时候，他们几乎已经累瘫了。汽轮上的人们弯出身子，给救生船的人们抛下绳索。救生员一个又一个地被吊到汽轮的甲板上来。在这同时，救生船逐渐地在他们的脚下沉没。得救了！平安无事了！他们得救了！我的老天呀，这真是湖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最精彩的拯救壮举啊！

光是听人们叙述这种场面是没有多大意思的。除非你亲自经历这种救生艇的拯救，否则你是不可能明白的。

并不是说只有这组救生船船员才那样引人注目。

岸上，一条又一条小船，一只又一只独木舟前后相继地从玛丽波莎出发，前往营救汽轮。所有船只都找来了，都出动了，无一遗漏。

帕普金，那位有一副像马脸般的面孔的另一个银行出纳员，并没有参加这次郊游。当他获悉汽轮发出求救信号，当他听说劳森小姐也在轮船上点燃火箭的时候，他就立刻奔到湖边。他找到一只轻舟，抓起一支木桨（两支桨会碍事），发了狂似的向湖上划去。他伸手不见五指，而这只古怪的轻舟却几乎在他脚下沉没。幸好人们发现了他在水中挣扎，把他救了起来。他筋疲力尽，死去活来。人们看着他被绳子捆着、吊到轮船上面去。得救了！得救了！

遇险的汽轮上的乘客就这样折腾半个晚上，拯救着那些前来抢救的人们。只是等到第十批人正要乘坐那只小救生艇返岸的时候——正如你意料不到的那样突然和莽撞——“玛丽波莎美女”号一下子从湖底的泥巴上漂起来，它向上浮了！

浮动？

嘿！当然浮动喽！你瞧，你已经把一百五十名乘客从汽轮上打发走，你有像史密斯先生那样精明的人（他用木槌子和油麻绳把船上的漏缝塞补得好好的），你把玛丽波莎乐队的十位乐师弄到手、指挥着他们将底舱的水全都泼出去，你说轮船还能不浮动吗？啐，它除了浮到水面上，又会怎么样呢？

你接着把杉树的木柴放到刚才你曾经扒灭了的余烬之中，木柴也就慢慢地在炉子里冒烟，开头是吱吱有声，接着便噼噼啪啪地燃烧起来。用不着多久，你就听见轮船的推进器砰砰作响——船尾又颤动起来了。于是，一声悠长的汽笛声向镇上徐徐传去。

这样，“玛丽波莎美女”号再一次鼓足了蒸汽和压力。它的烟囱喷出一长串的火花。它朝着小镇返航了。

可是，操舵室驾驶盘旁边，却不见克里斯蒂的人影。

“史密斯！把史密斯找来！”便成为一致的呼声。

他能把船开回去吗？好吧，你听着。史密斯在坦米斯加明到哈得孙湾这一地带的半数以上的湖泊里，有过被人搞沉的经历。如今请他掌舵，你说他能不能够胜任呢？他本人还曾经在一条流着冰块的河上驾驶过一条约克船，他驾驶着那条船在穆斯河的急流中前进。如今请他帮忙，你说他能不能给“玛丽波莎美女”号掌好驾驶盘呢？因此，不在话下，他把汽轮安安稳稳地一直驶回镇子的码头。

来看啊！看看这灯光，看看这人群啊！嘿，要是联邦人口统计官员能够在这个时刻登记点数，那可多好啊！你听！人们从甲板到岸边、又从岸边到甲板，你呼我应，你问我答的。你听！在这边，人们为轮船靠岸准备着缆绳，钢缆发出吱吱咯咯的响声。在那边，当轮船靠近码头的时候，玛丽波莎乐队的乐师们已经在船顶甲板上围成一个圆形。乐队的指挥拿起他的棒子，……一……二……准备……

“啊，加—拿—大—！”

第四章　杜罗恩牧师掌管教堂

英格兰教会在玛丽波莎的教堂，坐落在一条小街上，从镇中心方向看，比山坡要稍高一些。这里，枫树成荫，比镇上其他地方浓密。教堂上方的树林，和一度用作公墓的草地（一直到选定新的公墓后才废弃不用。新的公墓目前在山坡顶上，人们管它叫内克罗波立斯），衬托着教堂的四周。在教堂的后下方，就是乡区牧师的住宅，中间只隔了一个车棚和一条小巷。住宅不大，砖木结构，墙角是奇数。屋前有矮树篱，有一扇小门和一棵枝叶下垂的梣树，树上结着红红的浆果。

在宅子的一侧，靠近教堂的地方，是一小块草坪，四边围着低矮的树篱。草坪的旁边是两棵野生的梅树，几乎总是白花簇簇。在这两棵树下，放着一张加工粗糙的木头桌子和几张椅子。正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乡区牧师杜罗恩——他主持和掌管这座英格兰教会的教堂——坐在梅树下，阳光透过枝叶，落到地面上，变成无数光斑。因此，他既不是全身晒着太阳，又不是全处在树荫的阴影中。一般来说，你可以看到他在埋头读书。我要告诉你，在草坪终了的一头，也就是树篱最高的地方，有一只黄色的蜂窝，其中有七只蜜蜂是专为配合杜罗恩的。你了解这一点后，就能体会到配合牧师阅读拉丁文是最适合的了。与西奥克里塔斯[45]的田园曲比起来，一个人能在花儿朵朵的梅树下读书，有蜜蜂的嗡嗡声伴奏，难道有更美好的东西吗？如果读的是现代浪漫文学的一些劣货，此时此地，足可使你昏昏入睡。但是有像西奥克里塔斯这样的精神食粮来思考，一个人可以安安全全地闭上双眼，回味阅读的内容，不会有掉入梦乡的危险。

有些人，我觉得，他们的知识停留在离开学院时的水平上。可杜罗恩牧师并不是这样的人。我曾经多次听他说，只要有半个小时的空闲，如果不拿一本希腊的书到草坪上读一读，他就感到是一个损失。这是使大脑活动应该得到休息的一种有效方法。

我们的这位牧师看来对希腊文也具有天赋的才能。我常常听说，有人跟他同坐在草坪上，请他翻译一些段落。而他呢，总是不答应，说不能翻译。如果翻译了的话，势必大大损害原意，最好不译。连试都不必试，那才是绝顶明智的。倘若你不辞辛苦着手翻译，有的内容漏了，有的内容给歪曲了，那才糟糕呢！我相信许多研究经典著作的学者有此同感，他们喜欢读希腊原文，不会胡乱地冒风险把希腊文译成像英语这种可怜巴巴的思想媒介物。所以，杜罗恩牧师说他不可以翻译，我认为他是完全严肃认真的。

有时候，的确，他会大声朗读。那是另一回事。不管什么时候，举例来说，加拉赫医生——当然，我讲的是老加拉赫医生，不是那个年纪轻的医生（他每天下午都要出诊下乡）——常要来，拿他新近获得的印第安人文物给牧师瞧。这时候，牧师总要读一两段给他听。每当加拉赫医生把北美印第安人用的石斧一放到桌上，牧师就拿起西奥克里塔斯写的诗集。我记得有一天加拉赫医生把从铁路路基上挖掘出来的印第安人头颅骨带来了，放到那张树皮都没有刨掉的木桌子上，牧师给他读田园诗，一直读个不停。那个医生，我确实相信，他坐在椅子上打盹儿。牧师只好等着，两只手的十个手指彼此交叉地夹着，书横放在膝上，闭上双眼养养神。万一医生突然醒来，他可以重新朗读。那个头颅骨放在他们两人中间的桌上，上面半空中梅花飘飘扬扬地落下来，一片一片地盖在头颅骨上，像加拉赫医生银霜般的头发一样白。

我不想要你以为杜罗恩牧师先生在树下消磨所有的时间。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牧师的生活是一连串各种各样的活动，循环周转不已。尽管牧师对这些活动感到懊恼，可是他本人却毫无能力阻止其开展。吃过中饭以后，好不容易午后在树下才勉强坐下来，三点钟幼儿班就要开始了。在此以后，中间仅仅隔一个小时光景，到五点钟又有母亲会。第二天上午，有书籍俱乐部，晚上是《圣经》研读班。第三天上午，在十一点半钟，又有早期产业公会研究班。整个星期就是如此，一个活动挨着一个活动，要是一个人能挤出时间坐下来，用个把钟点恢复一下元气，那恐怕要狠狠心才能做得到。总而言之，一个忙碌的人能把他零碎的空闲时间用在阅读高深的经典著作上，显然是有利无害的。我觉得，概括起来说，在教区内的英格兰教会的全体教士中，谁也没有比乡区牧师杜罗恩更忙了。

倘若牧师得以在接二连三的工作中挤出半天时间的话，他就去钓鱼。但也不见得总是去钓鱼，很可能他放弃真正的假日，把整个下午混在他熟悉的孩子们中间玩，逗他们笑，给他们做风筝、玩具和装有发条的轮船。

幸而，牧师对属于他自己所有的各种机械的玩意儿具有特别的爱好和领悟。要不然的话，这类事对这位圣职者就是苛求了。杜罗恩牧师先生对机械的癖好真是不同凡响，在我听过他所作的布道中，要算那次讲飞机的最引人入胜了，其他的都大为逊色（瞧，看你待在飞得高高的耶利米Ⅱ号上，有多神气！）。

有一次，他花了整整两天时间给摄影师的儿子特迪·穆尔做了一只翅膀复杂的风筝，把幼儿班停了四十八个小时。要不然的话，特迪·穆尔哪有机会来享受放风筝的乐趣，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来享受观看风筝被人牵着放的乐趣。要知道，把一只结构复杂的风筝信托给一个幼童，那才是蠢事哩！

同样的，有一次牧师为跛足的小玛乔莉·特里朗尼做了一只机械陀螺，让她看它转：如果让一个有残疾的女孩来旋转陀螺，那是一件不明智的事。杜罗恩先生做的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而且都是为孩子们的。即使他给可怜的小威廉·约多做的计时沙漏还没有做完，小威廉就死了（我想你知道的）。牧师坚持把它做成，怀着同样的乐趣把它送给了另一个孩子。死亡，你知道，对教士和对我们来说相比，是不同的一码事。牧师和京哈姆先生常常一面谈论着死亡，一面穿过长长的草丛，走向新的墓地——内克罗波立斯。如果你在星期日作的散步是走向你妻子的坟地的话（牧师的散步就是如此），恐怕你的步态在别人看来与牧师的步态就截然不同了。

那座英格兰教会的教堂，我前面已说过，靠近牧师的宅邸，是一座比较高的、屋顶有一定弯度的建筑物。教堂内，一些长长的精制的杉木梁伸向尖屋顶。过去，在这同一个地方，原来是一座用石头砌的小教堂，玛丽波莎的成年人都还记得的，那是一座用红色的和灰色的石块筑成的精致古雅的小楼。小教堂旁边有早先的墓地，现在都已刨平，成为新教堂周围的草坪，不过墓上的石碑没有弄走，四散地平躺在地上。当今，已有很长时间不再有新的坟冢安设在那里了。但是，玛丽波莎的儿童们，仍然要到这儿来转悠，朗读横躺在地上的墓碑上的词句，或者寻找古老的墓碑——的确，有些墓碑已经年代久远——可以追溯到四十年或五十年以前。

根据上述种种情况，你可不要以为牧师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你可以蛮有把握地确信他完全不是这样的人，这是因为，假使你留神看他那坐着读希腊文的情景，你会发现每隔一段不长的时间，他就拿出一两张纸片，平放在西奥克里塔斯田园诗集的书页上，纸片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数字。

有时候，牧师干脆把纸片放在木头桌子上，把那些数目字来来回回加起来，先从项目栏由下到上，然后又从上到下细心察看，不要有什么漏掉，又从上到下再细心察看一遍，留意有什么项目应该去掉的。

数学，你知道，牧师是不擅长的。凡是在那个规模不大的英格兰教会神学院攻读毕业出来的人，没有一个人擅长数学。在那个神学院里，葱绿的矮树篱修剪得整整齐齐，校园内还有一个板球场。五十二年前鲁珀特·杜罗恩就是在这儿获得希腊文金质奖章的。现在，你随时可以看得到这枚金质奖章，很方便，它放在牧师住宅内办公桌上没有盖子的盒子里，以防紧急之需。杜罗恩的几个女儿中，不管哪一个，莉莲也好，乔茜苓或者是茜奥多拉也好，都会拿给你看的。然而，我在前面已说过，数学不是牧师的擅长，因此他常要把这一点归咎于（以基督教的圣灵精神，我想你会明白的）他的数学教授。提到教授时，他常常带着怨恨。我经常听到他说，按照他的意见，神学院该解雇——当然也是以基督教的圣灵精神——所有不能胜任职务的——从这个词汇的最虔诚的意义出发——教授。

很显然，教区内的许多教士，或多或少像杜罗恩一样，由于缺乏数学上的训练，都受害不浅。杜罗恩牧师总是觉得自己的情况尤其使人痛心。请看，如果一个人正在给住在镇上南区的贫困家庭做一只模型飞机，由于需要计算铸铁杆的扭曲系数而不得不停搁下来，那么这就可以清清楚楚说明神学院确实没有完成神授的圣职。

但是，我刚才所说到的数目字并不是制作模型飞机时要计算的，而是比这要重大得多。在以往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数字日日夜夜陪伴着牧师。随着时间的消逝，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它变得更加复杂了。

倘若你想，譬如说，算一算一个教堂的债务——一个比较大的教堂，里面可以看到精制的杉木梁，弯度比较大，以用来专门崇仰全能的上帝；屋顶上的瓦是进口的，以赞颂茫茫苍天；门窗上装的玻璃都是彩色的，以褒扬能洞察一切的诸神——如果，我说，你想算一算这样一个教堂的债务，加上利息，共计欠款多少，再减去每年固定的收入，其总数的计算就相当繁杂了。可是，问题并不到此结束，还得加上每年的保险金支出，从中减去牧师薪俸的四分之三，年复一年。然后，突然有一天你想起扣除四分之三太多了，因为你一直把杜罗恩家的小女儿的寄宿学校的费用给忘了（其中包括法文课的学费，她也得上这一门课，她的几个姊姊都学过的呀！）。这样，你手上的算术题足以使一般的算术教科书无能为力、望洋兴叹了。使人恼火的问题是，牧师完全知道，如果掌握了对数，他可以一下子把问题解决。但是，在英格兰教会神学院学习期间，教授在数学书上就停在这一部分，没有教下去。他们只说Logos（理念、道）是一个词，Arithmos（算术）是一个数，在当时看来，似乎也足够了。

所以，牧师不断地把账单拿出来，有时从上加到下，有时又从下加到上，反复算个不停，总数从来也没有一次是相同的。常常可以看到京哈姆先生——他是教区委员——坐在牧师旁边，捉摸着那些数字。至于牧师呢，总要说有了对数表，马上就可以把总数算出来的；只要把对数表翻开，用手指找出有关各列（他移动手指，用查对数表时完全一样的方法比划着说），总数一下子就可找到。京哈姆先生说这是要小心的，对数（我完全引用他的原话）必定是使人感到恐怖的事。

除京哈姆先生外，教区副委员尼文斯律师，担任教区委员会主席的兑换银行经理莫林斯，这两人也常来，把数目审察一番。然而，他们始终也找不出头绪，因为薪俸部分是不能加以讨论的。

莫林斯注意到账目上有一项一百元支出已到期，是火灾保险金。他说，作为一个金融家，他可以肯定这一百元不可能是保火险的。牧师听了连声说是，随即把它改了。莫林斯又斩钉截铁地说账目上的五十元税款一定搞错了，因为教堂根本就不征什么税。牧师就承认说付的当然不是税款。事实上，牧师的那些数目是一笔糊涂账，这一过错毋庸置疑应由两代人以前的数学教授来负责。

有朝一日能窥视一番教堂的财务情况是莫林斯的宿愿。尤其是因为他父亲和杜罗恩牧师在规模不大的、有板球场的英格兰教会神学院里是同窗，他的愿望就更加强烈。然而，莫林斯是一个忙人，正如他向牧师解释的那样，银行业务现在忙得不可开交，以致一个银行家几乎无法称星期日上午是他自己的。亨利·莫林斯显然是无法随意支配星期日上午的。他的那些星期日上午大部分是属于史密斯旅店的。在钓鱼季节，则又属于湖边幽静的某处，那个地方僻远深邃，除了商业银行的乔治·达夫以外，别人是找不到他的。

话不宜扯远，现在让我们回过来细细想想，凡此种种弊端，都是由于建造了新教堂而引起的。

这是问题的症结和焦点所在。

过去，乡区牧师杜罗恩在小小的石块砌的教堂里布道，一连二十五年。他有一个宏愿，他在讲道中也常常提到他的宏愿，这就是在吉德恩造一艘大型的方舟[46]。换句话说，他希望能建立一个象征我主常在的明证，说得明白点，即点燃一座更加明亮的灯塔。

经过二十五年的等待以后，他终于能够点燃一座灯塔了。玛丽波莎的每一个人对这个教堂的建造情况，记忆犹新。首先，人们拆毁石砌的小教堂，腾出地方来造新教堂。破坏教堂，牧师自己说，这几乎是一种亵渎圣主的罪行。说实在的，最初有人建议把石块拆下后建一座主日学校，作为上帝时时主宰我们的次要证明。后来，觉得那样做不切实际，又有人建议应该虔诚地把石块垒成一座墙，让它耸立着，以示纪念。即使如此，仍觉得难以办成，小教堂上拆下来的石块就被虔诚地叠成一个石头堆。不久，石头堆又被带着敬崇神明的感情卖给一个建筑承包商。时至今日，这些至圣的石头，像生活中其他许许多多事情一样，早已被人们所忘却了。

但是，新教堂的建造，我想，没有一个人会忘却的。牧师一心扑在这一工作上，全力以赴。他脱了外衣，和泥水匠一起，在宅基上干，白色的衬衫袖子十分显眼。他自己拿铲挖，亲自指挥筑路机，亲自赶马，鼓动工人，给他们打气加油，直到工人恳求让他们缓一口气。他混在石匠中间，出点子，提意见，帮这帮那，如果石匠不要求休息，他可以无休无止地干。有时，他又待在木匠中间，锯木，敲钉子，问东问西，喋喋不休，木匠不哀求他不停。而且，他日夜跟着建筑师的助手们，和他们一起制图、设计、修改，直到建筑师叫他住手才罢了。

杜罗恩先生无处不钻，样样都要插上一手，活动能量这么大，倘若教区委员们不坚持他去休假的话，新教堂是否能盖成，我看还得打上一个问号哩。那一次，牧师给送到湖那边的麦基诺旅游去了，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外地旅行。

就这样，新教堂盖好了，耸立在玛丽波莎那火红一片的枫树之巅，像小山上的一座灯塔一样。新教堂的位置相当高，从敞开的尖塔那儿（教堂的钟即安设在这里），极目远眺，整个城镇躺在教堂脚下，南面是若干农场的农田和建筑物，铁路像一条重叠的铅笔线，蜿蜒远去。威沙诺提湖展现在眼前，颇像一幅地图。总之，从新教堂的高处你可以观赏一切，例如玛丽波莎的规模和日益增长的繁荣。而这些从原先的石头砌的小教堂是根本看不到的。

教堂内布置就绪后，立即开放。牧师作了在新教堂内的首次讲道。他称新教堂为圣灵的明证，还说是有纪念意义的誓词，把它称为契约书。牧师并说新教堂是锚泊地、避风港和灯塔，同时又是筑在山上的一座城镇。到讲道快结束时，他宣称新教堂是避难方舟，通知上帝的顺民们说，《圣经》研究班本周星期三在地下室碰头，以后每隔三周都在星期三开会。

在赞说新教堂的头几个月里，牧师情绪兴奋，老是说新教堂是虔诚之心的体现，是誓词，是上帝的奖赏，是圣殿。我想当时他忘了营造费用还没有付。后来，营造社的代理人和霍萨那管道和蒸汽配件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登门索取分季付款时，他才恍然醒悟。这些来要求付款的人走后，牧师常常主持一次论述罪孽的特别布道。在讲道过程中，他不时地提到古代的希伯来人习惯上要把不公正的商人处死。他讲这事的时候，是以基督教徒的心平气和的口气说的。

我觉得大家最初对教堂的债务都不以为然。杜罗恩牧师的那些数字说明，要消灭它们也不过是时间问题。只要略作一些努力，只要把教徒们的裤腰带稍稍勒紧些，就可还清全部债款，把它踩在脚下，砸个稀巴烂。让教徒们紧握犁柄，很快就可导向深水处，然后收帆归航，每一个人就可舒舒服服坐在各自的橄榄树下了。

与此同时，即教徒们准备勒紧裤带时，债款的利息仍然照付；如果不付，就加到本金上。

我不知道你是否与任何圣灵的明证或与任何筑在小山上的灯塔打过什么交道。如果有的话，你现在就会发现，先是慢慢地，然后迅猛地，教徒们的境遇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需偿还的项目很多，有建筑货款、管风琴安装费、火灾保险金（数目可大啦），还有取暖设备费、照明设备费。每当牧师把这些数目加起来的时候，他发觉只有对数才能算得清楚。后来，不仅牧师本人发现了，而且全体教区委员和副委员也发现了，教堂所欠的债务已经超过它的偿还能力。隔不多久，消息不胫而走，传到唱诗班的人的耳朵里，跟着全体教徒也知道了，最后镇上的人都知道了：教堂已无力偿还债款。因此，复活节举行了特别募捐，还有特别赠送日，特别捐献周，并同霍萨那管道和蒸汽配件股份有限公司举行了特别活动。当人们注意到乡区牧师宣布举行四旬斋[47]忏悔仪式——主要对象是实业界人士——后，参加的教徒减少了百分之四十。

我想这类情况在其他地方也是相仿的，我的意思是指一种不满情绪，这种特殊的不满情绪在灯塔建成后偷偷地渗入了玛丽波莎的英格兰教会教徒们的心中。这时，有一些人张扬着说，他们一开始就看出有毛病，只不过因为心胸开阔，当时才没有吭声。这一类人总是这样的。另外有些人，他们感到这类情况在不知如何了结前，岁月悠悠，但是他们的嘴唇由于圣灵的滋润和沾湿，张不开来。最糟糕的是有一些人对教堂的所作所为愈来愈不满了。

举例来说，拍卖商约多有一次讲述他是如何进城的，怎样参加了罗马天主教教堂的礼拜式的。我相信，讲得更公平些，该是怎样“偶然闯进去的”，这是唯一的接触这种礼拜式的被认可的方式。他声称他在那儿听到的乐曲才是真正的音乐，还说赞美诗的颂唱和吟诵（这不在他的职业范围内）真是给人印象深刻，无可比拟。

摄影师艾德·穆尔也说他在城里听过一次布道。如果有人能向他保证布道能讲得像那一次一样，你试试看，他会公然抗议你把他关在教堂外面的。当然，没有这样的保证，他可没有心思进教堂。

教义受到了怀疑。教徒们中间有一些人开始对天罚产生了疑问，疑问之大使得他们缺席四旬斋忏悔仪式。说真的，有一天下午，律师麦卡尼将阿他那修士信条[48]提了出来，和牙医乔·密立根谈开了，他们几乎把每一条都加以品头论足一番。

在这期间，你会理解的，杜罗恩牧师坚持不懈地做自己的特别工作。传单、号召书、呼吁书源源不断地从吉德恩方舟送出去，好像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上发出来的呼救信号弹。天长日久，教堂的债务愈来愈沉重地压在他的心上。有时他忘了。有时他半夜惊醒，思索着这些债款。有的时候，当他从被圣灵的明证所照亮的圣域走上街的时候，路过救世军组织，在茫茫苍天之下对着一盏石脑油灯祷告，此时，债务问题象针刺一般戳痛着他的心。

但是，教徒们错了；我认为，把过错归于杜罗恩牧师的讲道，是完全冤枉了。从我自己的了解来说，我可以说牧师的讲道不仅在信念方面鼓舞人心，而且包含许多有价值的知识，诸如希腊文、现代机械以及其他一些证实对教徒们大有好处的种种内容。

不妨先来听听希腊文的情况。凡是牧师在讲道台上作的翻译（从希腊文译成英语，或从英语译成希腊文），他总觉得极为伤脑筋。如果教徒们不是一致赞同的话，只要与一般的译名有些不同，他都表示反对。如果你在场，就可看到，要不是译文一致通过，没有不同意见，那就是被牧师卡住。讲道时他常停下来说：“希腊原文是Hoson，也许你们会同意我把它译成相当于英语的Hoyon。”教徒们当然同意。因此，如果有什么错误存在的话，那纯属教徒们一方面的，因为他们当初可没有提出异议呀！

关于机械的情况，同样如此。如此一类东西，如发电机，或往复式船用发动机，或《科学的美国人》杂志上的各种各样的图片，究竟能有别的什么可以比这些东西更好地说明全能的造物主的至高无上的旨意呢？

其次，如果一个人能有机会出去旅游，见见世面，亲眼看到了由上帝的手所铺展开的大湖，这个人随着汽笛长鸣徐徐离开新筑的湖边码头，又随着可亲可爱的旅伴沐浴在博爱精神之中安安全全、高高兴兴地到达目的地，跨上麦基诺的混凝土登陆阶梯——难道这不是很恰当的、适用的材料，足以建立类比或用作例子说明其他问题吗？即使不用作类比，不管怎么样，难道讲讲这种开心事不是非常有意义的吗？假使教区的委员们当初并不希望牧师对麦基诺之行作出少许报答的话，那又为什么要送他去休假呢？

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矛头针对有关麦基诺之行的讲道的批评，看来总是如此不公正。如果牧师用一般报刊上出现的粗俗的语言来描述他那次经历的话，那才是——我得承认——不相宜的。但是，他说话时总是小心翼翼，足以说明——且慢，请听着，请允许我举例说明：

“几年以前，我运气好，”他就是这样开始的，“发现自己当了航行者，就像漂洋过海的探险家一样，待在大大的、看不到边的一大片水面上，这是上帝亲手铺设在我们西北方向的一片水面，离开海平面有五百八十一英尺高——我讲的是休伦湖。”

请听，刚才他说的与下面讲的在遣词造句上显然不同，“到麦基诺玩了一趟，我怎么也忘不了。”整个语气完全不同了，接着牧师以同样的语言继续说：

“我搭在一只海上的大野兽上——我讲的是北方航运公司的轮船——我站在船头上的栏杆旁边，跟一个挺好的兄弟讲话，感谢上帝，他也是朝西去的——我可以说他是一个做生意跑码头的。——在我们边上，有一个女友，受圣主之宠，坐在甲板的躺椅上。另外靠近我们，有两个人，蒙受天恩，在甲板上一心一意埋头于安分守己的消遣——我指的是玩弹子游戏。”

我不想再引述下去，我把它留给任何一个有分析能力的人，让他对该时该地作出恰如其分的、头脑清醒的解释。看看牧师用自己的简单的话来结束上述类比是否十分恰当。他的话是“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极其美好的上午”。

但是，总有一些人，即使在玛丽波莎也是如此，对任何事物都表示反感或者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们坐在星期日正餐的桌旁，一边吃，一边说明他们不知道杜罗恩牧师究竟讲的是什么，互相探问是否懂了。有一次，牧师从圣灵的明证的门里走出来，听见有人说：“如果那个老笨驴不占了这里的讲道台，教堂就好办了。”牧师听了，好像有倒刺的荆棘戳入了他的心，拔也拔不出来。

也许你知道，像这样一类的话听了后，是如何久久不消，在心际隐隐作痛，使得你盼望再听到一次，以求证实其存在，因为也许你听错了，完全是一个误会。也许别人根本就没有那么说。你当初应该把它写下来就好了。我看见牧师在家里拿了一本百科全书，慢慢地移动着手指把书页翻到竹字头的一栏上，顺着笔画找笨驴的条目。但是，百科全书没有收进这一条目。我还知道他在楼上的小书房里，翻阅《巴勒斯坦动物集》，找笨驴。当然，这本书里也没有。显然，在伟大的古犹第[49]时代人们还不知道这一动物。

就这样，事情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地进展着，债务和各种非难像地平线上一片浓黑的乌云，愈聚愈大。我的意思不是指听之任之，没作一点努力来对待困难，与困难作斗争。可作了一番努力啊！全体教徒的忠仆们时时聚会，讨论对策，务求消灭债务。但是，不知怎么搞的，每一个办法之后，债务逐年愈积愈多。经过一番苦心想出来的对策，都比前一次的对策更加令人失望。

后来，我想他们用“连环信”呼吁书的办法了。你也许记得这种玩意儿，大约在十——十五年前在教士界是十分流行的。先找一些人，请他们每人写三封信，分别寄给三个朋友，请每一个朋友捐赠一毛钱，并且再写三封信，分别寄给他们的三个朋友。这样，三乘三得九，九乘三得二十七，你有没有体会出其中的精巧设计？我想没有一个人会忘记玛丽波莎英格兰教会的教堂志愿者是怎样坐在教堂地下室教区委员会的办公室内，面前堆着三英尺高的信纸信封，源源不断地把呼吁书发出去的。我知道，有的人永远不会忘记那番情景的。肯定，兑换银行的出纳员帕普金先生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的，因为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遇见法官的女儿赞娜·佩波利。他们俩忙得不亦乐乎，写了许许多多呼吁书，一个下午写了八九封。他们发现彼此的笔迹十分相似，你会承认，这在书法史上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巧合，令人惊愕不已。

可惜，这一办法失败了，彻彻底底完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呼吁书发出去了，底稿复写后又四方散发，不知复写了多少，谁也记不清楚了，你可以看到玛丽波莎的不断连环的链子弯弯曲曲一直伸延到洛矶山脉。但是，连一毛钱影子都没有看到。志愿者写了那么多的信，可是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这些呼吁书从来也没有打动收件人的心。

在此以后，又像以往一样忙了一个冬季。首先，他们搞了一个义卖市场，这是由女童会筹备和安排的，设在教堂的地下室里。女孩子们都穿着由城里捎来的特殊的民族服装，地下室里摆了一个个的小摊子，上面什么都有得卖——针插盖、椅子垫布、沙发罩布……应有尽有。如果人们那时踊跃购买的话，恐怕债台一下子就要更加高高筑起来。好在情况并非如此，义卖市场仅亏本二十元。

义卖市场失败后，我记得，举行了幻灯讲座，由杜罗恩牧师讲《意大利及其入侵者》。他们从城里搞到了幻灯机和幻灯片，真是好极了。尽管幻灯片的前后次序给弄得糊里糊涂，但是幻灯片毕竟是幻灯片——意大利的稠密的丛林；成群的鳄鱼；赤身裸体的入侵者，他们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入侵棍棒。[50]可惜的是那天夜晚天气很坏，外面下着鹅毛大雪，而且刮着旋风。要不然的话，他们准可以从这次讲座挣一大笔钱哩！结果是除了幻灯机给打破以外——这是免不了的——损失总算为数微微。

在此以后的种种活动，我很难回忆起来了。但是，我记得总是莫林斯在张罗，借大厅，印入场券，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莫林斯的父亲，我想你还没有忘记，曾经与杜罗恩牧师在英格兰教会的神学院里同窗过。因此，虽然牧师比莫林斯大三十七岁，但是在商业性活动上总是依靠莫林斯，把他当作一个工作人员；而莫林斯呢，也有借助于牧师的地方，虽然他比牧师小三十七岁，但是在教义和其他原则方面则把牧师看作靠山，好像紧紧地靠着一块大岩石一样。

有一次，他们想出了一个念头，认为公众所希望得到的不是什么教诲性的东西，而是轻松的、逗人乐的节目。莫林斯说人们喜欢笑。他说倘若有人能把一大批人聚在一起，设法让大家都哈哈大笑，你准能叫他们做随便什么你要他们做的事。只要他们一开始笑，他们就中计了。所以，莫林斯等人把当地中学里的英国文学教师德里莱先生[51]请来，举办一个朗诵晚会，准备在晚会上朗读从乔叟到亚当·史密斯[52]的诸位幽默大师的作品。他们差一点点就可挣得一琵琶桶的钱。如果到会者真的放声大笑的话，他们就全完了，恐怕口袋里的钱全会给掏光了的。事实上，我后来听到许多人说，他们看到那些好笑的事，简直想脱口狂笑。他们说大家都感到一直好像要爆发成一片哄堂大笑声了。即使碰到一些难以捉摸的东西，大家不想放声大笑也罢，他们说他们仍在竭力克制自己，不要在脸上露出喜形于色的神态。总之，他们说在他们一生中从来也没有像这一次花足劲才得以克制自己不笑。

晚会结束后，主席说，在他提议鼓掌表示感谢时，他说他敢断言：要是人们事先知道晚会上将要讲的是什么的话，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来的。实际情况如何呢？你看，大家只得等着听宣布到底演讲者是谁，结果是德里莱先生，而又听到宣布他将讲授《英国幽默，全部座位一律两角五分》。正如晚会主席自己讲的那样，只要大家事先对演讲有一点点概念，任何一点点什么概念也成，出席的人就会有好几百个的。然而，事先大家一无所知，他们怎能预卜这次演讲将会是非常富有乐趣的呢？

经过搞晚会的尝试后，情况愈来愈坏。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泄气了。要是莫林斯没有在困难重重之中窥见一缕希望之光，想出一个你想象不出来的奇特的、非常令人吃惊的方法的话，那笔债务会怎么样，是不是能偿还得了，我可不敢说。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是银行休假，莫林斯外出。说也凑巧，他在一个大城市里看见人们是怎样募集大批金钱的。他兴高采烈地回来了，激动得不得了，一下玛丽波莎车站，就带着皮包等旅行用品直奔牧师家。那是四月份的一个晚上，莫林斯闯进乡区牧师住宅的前室内，看见杜罗恩牧师郁郁不乐地和三个女儿一起坐在台灯旁边。莫林斯迫不及待地大声说道：

“杜罗恩先生，有了，我有办法了！隔两个礼拜，债务可以全部还清！我们在玛丽波莎开展一个旋风募捐运动！”

且慢！从抑郁消沉的深渊到充满希望之巅的变化太突然了，我得暂且搁笔。玛丽波莎的旋风募捐运动究竟如何，且看下章吧！

第五章　玛丽波莎的旋风募捐运动

是银行家莫林斯告诉玛丽波莎的居民关于旋风募捐运动计划的种种事宜，是他一一解释如何来开展的。他有一次碰巧在一个大城市里，那里用旋风募捐运动的方法为一个大学筹集资金。运动的前前后后他都眼见耳闻，了解到了全过程。

他说他怎么也不会忘记运动最后一天的情景，那时宣布了募集到的总数超过了预期的需要额。场面真动人——市里的实业界人士欢呼啊，笑啊，相互热烈握手。一些教授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两行眼泪挂在双颊上。各学院的院长（他们也掏了腰包）则放声抽泣不止。

莫林斯说这是他所见过的最感人肺腑的事情。就这样，正如我已在上面说的，目睹实况的亨利·莫林斯把旋风募捐运动如何进行，一五一十解释给别人听。他说，首先，少数几个实业界人士默默地聚在一起——要悄悄地，知道的人愈少愈好——把事情先洽谈一下。开始时可以先由一个人约另一个人共进午餐，要悄悄地，商议一下形势。然后，这两个人邀请第三个人——也很可能多请一个——一起吃饭，一般地、泛泛地讨论讨论，甚至也可以利用一部分时间拉扯些别的事情。于是，按照这样的方法，问题可以得到讨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根据不同的方面来观察和考虑。等到一切准备就绪，条件酝酿成熟了，运动的矛头就急转直下。要成立一个中央委员会和若干个行动小组，每一个行动小组选一个主任。还要有记录的和搞秘书工作的。到指定的一天，旋风募捐运动正式开始。

每天，人们在大家都同意的地点集会，共同吃午饭，可以选在饭店，或者俱乐部，或者不管哪一个地方，只要有吃的就行了。如此的集会和聚餐天天进行，人们的兴趣愈来愈浓，每一个人的激动情绪与日俱增。然后，趁热打铁，要当机立断，直捣王府，主席立即宣布运动胜利完成，此时此刻，就会出现莫林斯介绍过的场面。

这也就是他们在玛丽波莎付诸实施的计划。

关于旋风募捐运动本身我不想多说什么。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是一次失败。正好相反，这次运动在许多方面不可能取得更加辉煌的战果了。不过，不知怎么搞的，似乎没有像莫林斯所说的那样有效。也许最初没有人觉察到玛丽波莎和大城市之间的差异，也许试试别的计划，效果可能会好一些。

遗憾的是大家照章办事，搞得太教条一些了。也就是说大家按常规的方法来揭幕，让几个实业界人士聚在一起，而且是悄悄的。

例如，一开始的时候，亨利·莫林斯带了一瓶稞麦威士忌酒，悄悄地跑到商业银行达夫的办公室来，他们商量了一下。隔天晚上，乔治·达夫回访莫林斯，悄悄地到兑换银行来找他，还随身携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酒。过了几天，同样在晚上，莫林斯和达夫一起，一点也不惹人注意地到五金店去拜访彼得·格罗弗，大概还带着两瓶稞麦威士忌酒。在此以后，他们三个人在一个晚上伴着摄影师艾德·穆尔到法官佩波利家去了，假称说去打扑克牌的。第二天，莫林斯、达夫、艾德·穆尔和彼得·格罗弗，还有法官，约好了马具制造商威尔·哈里逊，以钓鱼为借口若无其事地到了威沙诺提湖上。第三天晚上，达夫、莫林斯、艾德·穆尔、彼得·格罗弗、佩波利和威尔·哈里逊，找了邮电局长艾尔夫·特里朗尼，在晚班邮件发出后，随随便便走进了玛丽波莎饭店。第四天，莫林斯、达夫……

嗐，够了！你立刻就可明白事情是怎样进行的。在此就没有必要多啰唆这一部分的旋风募捐运动。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组织起来的力量。

与此同时，请你注意，他们进行磋商，先从一个方面考虑，又从另一方面考虑，反正从多方面加以考虑，就像大城市里的要人在处理重大事情时一模一样。

经过如此一番准备以后，情况发展尚好，已经略具规模，比较具体化了。一天晚上，达夫开门见山地问莫林斯是否愿意当中央委员会主席。达夫单刀直入，莫林斯来不及招架，无法拒绝，但是他回敬达夫一棒，要他当财务委员。达夫见来得突然，也不得不同意了。

这样，事情得到了有力的推动，不到一个礼拜整个组织机构动起来了。有尊贵的中央委员会，下属六个支委员会，或叫小组。每个小组有二十个人，由一个主任来统率。他们把一切组织工作安排得像模像样，看来非常有效。

在一个小组里，银行家都在里面，其中包括莫林斯、达夫和帕普金（佩着玉石饰针），还有大约四个其他的人。他们在艾德·穆尔的照相馆里拍了照，照片上他们排成一行，背景是寒光逼人的大冰山——冬天的景色。看上去这一伙人眼光敏锐，我可以告诉你，都是有见识的人。总之，你当然也晓得，在任何钱财问题上，如果你能把一些有代表性的银行界人士聚集在一起，你就立刻获得了相当大的支配力量。

第二组里有律师：尼文斯、麦卡尼和其他诸人，个个头脑冷静，办事牢靠，就像你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差不多。在开展这类活动时，能够把镇上的律师凑合在身旁，你会发觉自己给装备了一种智慧的动能，那是智囊团嘛，没有这些律师你怎么也无法找到这种动能。

另外一个组里包括了实业界人士，有的是办工厂的，有的是做买卖的，是一伙实干家，如马具制造商哈里逊、五金商格罗弗，以及属于他们一类的人。他们不是空谈家，是脚踏实地的人，他们可以分毫不差地告诉你一块钱可以折成多少个一分硬币。谈论教育问题、道德问题和其他类似的问题，固然无懈可击，但是你要想获得推动事物的力量，要办事的效率，请找实业界人士。在城里，人们已经看到这一点，在玛丽波莎也不例外。难道不是吗？在大城市的大公司里，如果他们发现一个人是有教养的，就不会去雇用他的，一分钟也不会要他。这就是为什么实业界人士总要这样躲躲闪闪，掩盖自己的教养。

其他组里是些什么人呢？有医生，报社编辑，以及其他专门职业工作者，如法官佩波利和拍卖商约多。

一切都组织起来了，每一个组都有了总部，分别设在三个旅馆里，也就是说每一个旅馆或饭店有两个总部，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每天安排一顿比较丰盛的午宴，由史密斯的咖啡馆承办。我想你知道这个咖啡馆的，就在史密斯经营的北方健身别墅和威沙诺提湖垂钓者之家的转角地方。午宴分成许多桌，每一桌都选了桌长，照料喝的东西。各桌之间，当然，展开了竞赛。说真的，这种竞赛是整个运动中最富有生气的部分。

一旦他们组织起来后，工作的开展可惊可喜。先拿第一次午宴来说，等大家都到了，人们一一就座，桌长上任，坐在餐桌的上端。也许有的人赶到那里并不容易。很可能他们必须一直待在店里、银行里、办公室里，要到最后一刻，才匆匆急忙赶去。这是你所看到的最十全十美的一种通力合作。

你已经发现——我敢肯定——有不少桌长和委员并不是英格兰教会的教堂的人。例如，格罗弗就是其中一个。他过去是长老会教友，后来有人把长老会的牧师住宅的栅子朝他的地产推进了两英尺，他就变成了自由信仰者。但是，在玛丽波莎，我已讲过，每一个人对各种事情都感兴趣，而且旋风募捐运动又是一种新鲜事物。不管怎么样，仅仅由于宗教信仰的关系就把一个好好的人排斥在午宴外面，在上帝面前是通不过的。我确信，盛行这一种宗教偏执行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毫无疑问，最令人激动的是亨利·莫林斯在桌首朗读各个团体、会社和个人送来的贺电、贺信和贺词的时刻。先读的是英格兰教会主教管区的主教大人拍给亨利·莫林斯的贺电，称他为“亲爱的德高望重的教友”。由于玛丽波莎电报局有点儿不太可靠，把电码译成“亲爱的不干不净的[53]教友”。尽管如此，有这样一封电报也够撑场面了，错掉个把字母有何要紧。主教大人说，他最真挚的心愿是希望能和他们在一起。

随后，莫林斯又读了玛丽波莎镇镇长写来的贺信——那一年是彼得·格罗弗当镇长。格罗弗在贺信中说，他最深切的渴望是能和他们在一起。接下来的是运输公司的贺信，向他们致以最衷心的祝贺。还有肉类加工厂的贺信，说要与他们同甘共苦。后来，莫林斯读了一封由兑换银行头头（也就是他自己）给他的贺信，通知他说已欣闻他的计划，并保证对他的提议予以最充分的关注。

每一封贺电和贺信读完后，爆发了一阵又一阵的鼓掌声，热烈得连自己的讲话几乎都听不到，也听不到主席招呼注意秩序的话。但是，后来莫林斯又站起来，敲着桌子要求安静，像“砰”的一声打开瓶子般开始作简明有力的讲话，其得到的反响与刚才读贺电时的喧杂情况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他的讲话就像买卖人作的一般，是一个大学教师怎么也不会讲的。可惜我无法把它照样复述一遍。我记得他是这样开头的：“好了，伙计们！来吧！你们晓得，我们干啥都拢在一起，先生们……”整个讲话，就全像这样。

莫林斯讲完后，拿出一支自来水笔，写了一张一百元的支票，以募集总额达到五万元为兑付条件。全场轰动，欢呼声如雷贯耳。

他一结束，乔治·达夫立即跳了起来——你是知道玛丽波莎两家银行之间尖锐的竞争的，做生意都这样直进直出，不含糊的。听我讲，乔治·达夫当场马上跳起来，也开了一张一百元的支票，以募集总额达到七万元为兑付条件。当时那股热闹的喝彩劲儿，你一生中从来也不会看到的。

接着，纳特利走到桌首，把一张面值一百元的以募集总额达到十万元为兑付条件的支票放到桌子上时，全场哗然，又一次陷入喧嚷骚动之中。十万元啊！请你考虑一下吧！这么大的数字可以把你吓得目瞪口呆。在玛丽波莎这么小的地方，五分钟之内筹集到十万元，可真不简单啊！

可是，这又算得了什么！说时迟，那时快，一大群人围着莫林斯，争先恐后地都要向他借钢笔，结果搞得他背心上东一滴西一滴的沾了不少墨水。最后，他们终于恢复了秩序，莫林斯站起来宣布有条件的金额已达二十五万，顿时整个会场似醉如狂，喧嚷喝彩的折腾样子为一支秃笔所难以形容。呀，这类旋风募捐运动的力量真神呀！

我可以告诉你，第二天委员会感到十分自豪。亨利·莫林斯红光满面，喜形于色，身上穿着昨晚那件白背心，胸前的口袋里多插了一支月月红玫瑰花，因为在支票上签名而不小心滴在身上的墨水迹处处都是。他不断地对别人说他早就知道亟须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个运动搞起来，一再地讲他在为某大学的募捐运动中看到的种种情景，讲教授哭了……并且说他正在考虑要不要让中学教师在最后一天也来参加。

回顾玛丽波莎的旋风募捐运动，我决不会认为是一次失败。退一步说，在这类工作中，大家肩并肩地干起来时，表现了博爱精神和兄弟情谊。如果你看到委员会的劝募者那天晚上在镇上肩并肩四处奔走，从玛丽波莎饭店走到大陆旅馆，又到莫林斯的办公室，再到达夫的办公室，大家都肩并肩地走，那么你就会理解的。

我不敢说每一次午宴都像第一次那样圆满，那样有成效。倘若你是一个忙人，你想从店里脱身出来并不那么容易；不少旋风募捐运动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发现他们的时间很紧，勉强才能挤出一点来赶去参加午宴，抢着吃完，吃完就要匆匆奔回去。可是，他们毕竟来了，抢夺各种菜肴。只要午宴不停，他们总是来的。即使他们仅仅只能突击式地冲来，抓着攫着吃一些喝一些，没有时间跟别人说东道西，他们仍然来了。

不，这决不是由于缺乏热情而使玛丽波莎的旋风募捐运动夭折的，而必定是其他一些因素。我不知道具体的因素是什么，但我认为是与金融问题，即会计方面的问题有关。

也许这是因为组织工作计划未臻完善。请看，假使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在中央委员会或小组的总部工作，那么去找谁劝募呢？没有游说对象了！如果让桌长、组长、主任、总部工作人员、中央委员相互游说，又是不许可的，这是因为他们的捐赠应该是自发的。因此，各组所能做的工作就是在某个有可能找到劝募对象的地方等候，例如等在史密斯旅店的酒吧间，盼望有某一个可以对他进行劝募的人撞进来。

你也许会问为什么他们不向史密斯先生本人劝募。哪能不呢？运动一开始他们就看中了史密斯，可惜我没有及早说明。史密斯先生拿出二百元现款，以午餐在他旅店的咖啡馆举行为条件。但是，要用不到一元二角五分的价钱吃到像样的午餐——我的意思是指如果主教大人不参加将会感到遗憾的那种午餐——真是比登天还难。数天以后，史密斯先生把二百元又捞了回来。后来，这一群人就开始动用慈善捐款付餐费。不久，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究竟是再举行一次午宴，以便达到不盈不亏、收支拉平，还是干脆趁早刹车、把运动停下来。

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尽管有成功的地方，有大家拥戴的地方，但是失望是改变不了的。我不是说运动一无是处。毫无疑问，许多人较之运动前彼此促进了相互的了解，知道了彼此的为人。我亲耳听法官佩波利说过，经过这场运动，他摸到了彼得·格罗弗的老底，知道他要干什么。类似这种情况，不胜枚举。旋风募捐运动的真正的毛病是他们一直没有弄清楚要旋的是谁，要运动的对象又是谁。

他们中间有些人，我相信，对旋风募捐运动是真心实意的。我晓得亨利·莫林斯就颇为操心，这是有目共睹的。第一次他来参加午宴时，一身打扮十分讲究，还佩了月月红玫瑰花，穿着白背心。第二天他只插了一支粉红色的荷兰石竹花，穿了一件灰色的背心。第三天，是枯萎的水仙花和羊毛衫。到了最后一天，也就是中学教师该出席的那一天，他只穿了一套工作服，甚至连胡子部没有刮。他看来灰心丧气。

就在当天夜晚，莫林斯跑到牧师家去，把这一令人沮丧的消息告诉杜罗恩。原先是这样安排好的，你是知道的，牧师不该出席任何午宴，以便到了一定时候消息传来，使他猛吃一惊，喜出望外。因此，他所知道的消息只是一鳞半爪，譬如：午宴人群拥挤，大家情绪激昂，等等。有一天，他瞟见一捆报纸上有用约二英寸大小的铅字印的大字标题：二十五万。他克制住了，没有往下读，否则喜从天降的安排就毁了。

我亲眼看见莫林斯走上街，朝杜罗恩牧师住宅的方向走去。时间是四月的中旬，街上还有残雪，天色很黑，而且天气还很冷。莫林斯一面走，一面咬着牙。我知道他口袋里塞着他自己的那张一百元支票，其兑付条件已经告吹。他说，玛丽波莎的下流痞太多，一个人倒不如待在城里的什么总行里。

牧师在一片黝黑中摸出小门来——你可以看得见从他身后开了的门透出的灯光——他同莫林斯握握手，一起走了进去。

第六章　小山上圣灵的灯塔

莫林斯后来说，事情比他所想象的要顺当得多，牧师非常平静。当然啦，要是杜罗恩先生臭骂他一顿的话，或者跟他干起来的话，那事情就要糟得多。然而，事实上，牧师极其沉着，有一段时间牧师简直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莫林斯究竟讲的是什么。莫林斯为此而感到高兴，因为事实证明牧师并没有扫兴和失望；从某一点上来说，他完全有可能是那样的。

说真的，在莫林斯和牧师的谈话过程中，牧师唯一感到欣慰和畅快的时刻是莫林斯讲运动给一些该死的笨驴破坏了。牧师随即就问，那批笨驴对运动的结局是否真的怀有偏见。莫林斯回答说，那是显而易见的。牧师又询问，在各项大力搞的运动中，笨驴是不是致人死命的。莫林斯回答说是的。接着，牧师又问，按照基督教的教义来看，即使只有一头笨驴，是否也是有害的。莫林斯说，一头笨驴也可能使任何事情一败涂地。如此一番对话以后，牧师陷入沉默，几乎一句话也没有说。

不久，牧师说他不该挽留莫林斯太长时间，他已经把他耽搁了很久了。他还说莫林斯乘火车旅途辛苦，想必劳累了；遇到极其劳累的情况，没有别的东西比沉沉酣睡更有用了。至于牧师他本人，不幸尚没有这种金钱都买不到的福分，进不了安眠之门。他得先退入书房，完成几封书信。因此，对于社交活动颇具几分天赋的敏感的莫林斯，发觉该是告辞的时候了，所以就离去了。

时值半夜，莫林斯在街上走着。这是一个漆黑的夜，万籁俱寂。可以确定那是一个一团漆黑的、一点声响也没有的夜，因为这是后来在法庭上供出来的。莫林斯发誓说这是一个漆黑的夜。在法庭询问中，他又承认说，也许有星星，至少可以说有一些不是很重要的星星，但是他没有去数一下，究竟有多少。这些话是在法庭上对证人的询问中获得的。也许那条街上有电灯，同时莫林斯也不愿意否认很可能或多或少有月光。但是，莫林斯可以斩钉截铁地断定：没有以阳光形式存在的任何光亮。所有这一切，你听我说，都是在法庭上的证词。

与此同时，牧师已经步上楼梯，走入他的书房，坐在办公桌面前，准备写信。他也总是在这里撰写布道的稿子。从窗口向外瞧，视线穿过一片光秃秃的枫树林，可以看到教堂的呈弯曲状的轮廓映在夜空之中。在教堂的后面，虽然比较远一些，是牧师星期日前去散步的新墓地（我想我已告诉过你他为什么要去）。再朝远处看，由于窗口朝东，在不很远的地方，静静地躺着新耶路撒冷[54]。对任何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东西可以从窗口眺望了，也没有更好的东西可有助于写作。

尽管如此，这天夜里，牧师的书信料必很难下笔。你瞧，他坐在办公桌旁边，手里拿着笔，头枕在另一只手上，虽然有时写了一两行字，可是大部分时间却坐着一动也不动。事实是这样的：牧师要写的不是若干书信，而只是一种书信。他要写的是辞职书。假使你有四十年没有写过这种东西，要一时一刻找到合适的词句谈何容易！

至少目前牧师就处在这样的窘境中。他先写一段词句，一会儿又坐着不动，思索着，又写下一些东西。看看，想想，觉得没有一句话是合适的。

事实的真相是杜罗恩牧师对遣词造句及所产生的作用具有较高的鉴赏能力，也许他本人并不意识到这一点。当你感到局面超乎寻常、远非一般时，你自然就会——如果你具备这种本能——字酌句斟，用恰当的方法来表达。

我相信，鲁珀特·杜罗恩五十年前获得希腊文奖章以后，仅不过由于命运的不济才使他未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他是一个被埋没了的作家，就像杰弗逊·索普是一个被埋没的金融家一样。实际上，玛丽波莎有许多像这样的人材。据我所知，你本人也晓得其他地方也有这一号人物。例如，我可以肯定玛丽波莎电报局的报务员比利·罗森可以毫不费力地发明镭。同样地，你只要读一读殡葬事宜承办人京哈姆先生的广告，就可发现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他可以把死亡这件可怕的事写成非常吸引人的韵文，柯伦·勃赖恩特[55]的《死观》为之大大逊色。他会选一个标题，既不会冒犯公众，但也不会把风俗习惯驱走。这是他亲自告诉我的。

牧师很想如法炮制，写来写去，跳不出框框，总觉得不合他的心意。他先写：

“自从我来到你们中间，已经四十个年头过去了。四十年前，我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充满理想和热情，愿意为上帝的信徒们服务……”写到这里，牧师停住了，怀疑表达得是否确切，是否清楚，把写的东西读了一遍又一遍，苦苦思索。他决定从头开始重写：

“自从我来到你们中间，已经四十年过去了。四十年前，我是一个消沉忧郁的青年，匮乏理想和朝气，但愿献身于本教会的圣职，但愿数年以后，在我的事业真正开始之前，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至此，牧师把笔又搁住了，把写的东西读了一遍，发现前后矛盾，文理欠佳。他皱着眉头，用钢笔把写的东西打了一个大叉。可不能这么写，这是隐晦的利己主义的牢骚话。他重新开头：

“四十年前，我来到你们中间。当时，我已是一个经受过考验和锤炼的男子汉，但是在数学方面颇——”牧师写到这里又刹车了，他的思路被冲到旁边去了，勾起了他对我在前面谈到过的英格兰教会神学院里的教授的回忆。那位教授对他自己的神圣使命太不负责，把对数都省略不教了。牧师陷入沉思，冥想了很长时间。当他重新又开始动笔写的时候，事情在他看来要简易得多了，最好把个人的恩怨弃之不顾。接着他写道：

“先生们，在教区的发展过程中，有过这样的阶段，当它达到一个时代，产生出如此的岁月，引起的时刻——”

牧师又顿住了，但是他顽强地坚持着，这次不许失败，决不后退。他继续写着：

“引起的时刻使有这样的机会，得以把该时代的主要灵旨萦集在上述阶段的教区的种种圣举上。”

牧师看着写的东西，自认一支秃笔不听使唤。他意识到自己不仅不能把教区掌管好，而且不能用正确的英语把它说出来，牛头不对马嘴，写的东西自己也看不懂。这两桩懊恼事中，后者尤其使他伤心。

他抬起头，眼光透过窗户，扫到教堂映在夜幕上的阴影上。阴影的轮廓神秘玄幻，使你几乎错以为远方闪烁着新耶路撒冷的灯火。接着，牧师又写了，这一次不是写给泛泛世人的，而是专门写给莫林斯的：

“我亲爱的亨利：我想辞职了。请来敝舍一议，好吗？”

牧师最后写毕站起身来时，我想已是深夜了。他一面直起身来，一面朝窗外又望了一下。之后，他似乎觉得有点异常，又望了一下，两眼睁得大大的，挺直了身子，脸孔朝着看到的地方。

那是什么？空中的亮光，在东边？——究竟是在远处，还是就在附近，他说不准。难道是新耶路撒冷的黎明已经来到，照亮了东方吗？抑或是——看——就在教堂里面——那是什么？那个在彩色玻璃窗后面闪耀着把窗玻璃染成鲜红色的红色光亮是什么？看！火舌穿过百叶窗的叶子，直向上蹿，沿着木框——看——猛地一片火焰把玻璃窗冲破，向上一直蹿到天空，把黑沉沉的夜、光秃秃的树林和沉睡中的玛丽波莎街道染成一片通红！

失火了！失火了！骤然，鸣警的钟声划破夜空。

牧师笔直地站着，目瞪口呆。他一只手放在桌上支撑着身子，耳际传来玛丽波莎的火警钟声，向尚在酣睡中的街镇发出警报。他一动也不动地站着，外面街上有了人声，声音愈来愈响，愈来愈杂，急匆匆，乱纷纷。消防马队吼叫着的飞奔疾驰声，粗犷的锣声……在所有的嘈杂声中，最刺痛心的是火焰翻腾的噼啪声，撕裂开通路，蹿跃到有尖顶的教堂的梁上和檐上。火焰在尖顶上熊熊燃烧，像深夜天空中的一把大火炬。

牧师仍然站着，出了神。教堂自焚，真的变成了小山上的点燃了的灯塔。他看到这一切，没吭一声地向前倒了下去，脸孔伏在桌上，人事不省。

不知你有否目睹过像玛丽波莎这样的小城镇的火灾现场，镇上一半的建筑都是木头的，一场火灾的结果你是可以想象得出的。如果在城市里，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对于旁观者来说，不管怎么样，一场火灾不过是壮丽的景色，仅此而已。在那里，每一件事都是安排好的，有组织的，肯定的。这样的火灾在大城市里恐怕只有百年一遇。而对玛丽波莎这样的一大半是木房的小城镇来说，这场火灾是一个极其令人焦灼的恐惧之夜。

那个四月的夜晚，也就是英格兰教会的教堂毁于火焚的夜晚，可能酿成玛丽波莎的一场浩劫。如果火舌蔓伸得远一些，只要一百英尺就够了，也许还不用一百英尺，火势就可从教堂后面的车棚殃及大街上鳞次栉比的木结构店铺的背侧。一旦发生这样的灾难，威沙诺提湖里的湖水全运来也不足以阻止火魔的摧残。玛丽波莎的人们从被半夜的火警钟声从被窝里唤醒起，到东方渐渐发白和太阳升起时止，一直在为战胜和控制这一百英尺而搏斗。

他们灭火，并不是为了拯救教堂，因为从火烧起来那时刻起，教堂是注定要完了的。他们是为了拦阻火焰的蔓延，抢救城镇。人们奋战在窗边，在火光通红烤人的门旁，在张着大口的钟楼的竖通道里。救火勇士们战斗着，街上的玛丽波莎救火车扑通扑通地响着。那街上，火光一片，好像既是忠仆又是魔鬼的怪物和它的同类在厮杀。高高的云梯靠在屋顶上，水龙头里涌出摇晃着冲向上去的水流，在火焰中嗤嗤起泡。

最重要的，他们必须抢救教堂后面的停车木棚，要不然的话，火舌就能伸到玛丽波莎的镇中心。这里，是真正的战场，一切为了城镇的生存。但愿你能看到他们是怎样把皮带管水龙头朝着屋顶木板冲的，想用水柱的力量把木板扯剥下来。他们不但用水猛冲，还爬到屋顶上，拿着斧头，对着椽木拼命砍，使劲把房子搞塌。在奋不顾身的人们周围，浓黑的烟雾一股股地翻滚盘旋。你还可以看见，用来救火的马套着运木头用的铁链，一端系在木棚的立柱上，好把木棚从宅基上拖开。

最重要的，但愿你当时看到史密斯先生，我想你还不至于忘记他，就是那一个史密斯旅店的店主。他蹲在屋顶上，戴着救火队员的钢盔，使出全副本领，砍着坚实的杉木主梁。椽木和屋顶上的木结构已经倒下去了，但是主梁仍然牢得很，砍不断。木棚有好几个地方已经烧了起来，有些救火的人，经不起火苗燎身，耐不住呛人的烟雾，被迫离开了救火现场。而史密斯先生可不如此，真是英雄好汉啊！你瞧，他牢牢地粘着在主梁的角上，以他体重二百八十磅的全部冲击力，用斧头向大梁猛砍！我告诉你，那把斧头只有北方松林区的伐木工人才能抡得起！看他那砍的利落劲，右，左，左，右。斧头砍下去，爽爽快快；砍在大梁上的切口整整齐齐，不差分毫，真了不起。又一下，史密斯！又一斧下来了，干得漂亮！突然人群中一阵叫喊，大梁噼地一响折断了。史密斯先生旋即回到地上，嚷嚷着，指挥着正在把棚子拉倒的人和马匹。整个救火场上，数他的声音最响。

那天夜里，究竟是谁让史密斯先生充当玛丽波莎消防队的头头的，我说不准。我不知道他究竟从什么地方搞到他戴的那顶又大又沉的红色钢盔。而且，在教堂被一场大火烧毁前，我根本没有听说过史密斯先生是消防队的队员。不过，事情常常是这样的。你们这些可怜的心胸狭窄的人，只会订计划，拟草案。碰到要动真刀实枪的事，总是大个子的魁梧好汉冲在前，杀在前。请看看：俾斯麦[56]、格莱斯顿先生[57]、塔夫特总统[58]和史密斯先生——他们的情况多么相似！

我估计事情的发生是十分自然的，史密斯先生一到失火地点时，就戴了别人的钢盔，对救火的人们大声指手画脚，充当了玛丽波莎消防队的头头，宛如俾斯麦和德国国会的关系一样。

火灾爆发得比较晚，在半夜才发生，人们一直搏斗到天光大亮。火势最猖狂时，红通通的火光照亮了整个小镇和树叶全脱光的灰暗色的枫树林。在火光之中，你可以瞥见一大片上了冻的湖，上面仍盖满了雪。大火像一堆巨大的篝火，熊熊燃烧着。湖的另一侧从北方来的夜班快车上的乘客在二十英里外可以把火势看得清清楚楚。一场大火像福光四射的圣灵的明证，玛丽波莎的前人从来也没有见过，后人也永远不会再碰上。大火烧到差不多的时候，教堂屋顶哗啦啦地坍下来了，尖塔摇摇晃晃地倒了。骤然，黑暗一下子罩了下来，灰色的枫树林和结冻的湖面好像一瞬间从天地间抹掉了。

晨曦来临时，玛丽波莎的这座大教堂荡然无遗，剩下来的只是断垣残壁。只是浸透了水的砖头堆，还有烧黑了的各种木料，被皮带水管子浇得嘶嘶发响，发泄着被征服了的火魔的忿忿不平的怒气。

天大亮后，玛丽波莎的人们一面围着被大火烧成的废墟走，一面指指点点，说这是坠下来的尖塔的残骸；那边，在碎砖头中，一堆熔融后又凝结的金属，原来是教堂上面的钟。人们七嘴八舌地谈论着这场大祸的损失，如果再重建一座教堂，要花多少多少钱。人们还纷纷议论，猜测教堂不知有否保过险，保险金额又是多少……在这些人中间，至少有十四个人是首先发现火光的，第一个发出火灾警报的就不止这个数了，至于知道这类火灾可以如何防止发生的人那更是不计其数了。

最令人注目的是教区委员、副委员和教区委员会主席莫林斯等一伙人聚在一起，谈论着这场火灾。午后，从城里来了保险公司的人和火灾鉴定人。他们也在失火现场走了走，跟教区委员们谈了谈。那一天，镇上人声鼎沸，群情激昂，跟公众休假日一样。

在这一切之中，最使人惊讶的是出乎意料的结局。事情怎么会变成那样，是牧师的计算数字中某一方面的误差，抑或是缺乏数学上的基本功，我说不准。毫无疑问，数学教授的遗灵该重重受罚。确凿的事实表明：玛丽波莎的英格兰教会的教堂保了十万元的火险。保险费收据、保险证书，一应俱全，都是签了字的，完全有效，真的是从牧师书房的桌子抽屉里找到的，一点也不是假的。保险公司的人，也许会拒付这笔赔偿金，那就随他们的便吧。但是，确确实实、清清楚楚的事实是：教堂所保险的金额，大约等于全部建筑费用、债务、牧师的薪水和杜罗恩家小女儿的膳宿费用加起来的总和的两倍左右。

这才是旋风募捐运动哩！要说筹集资金，就是要像这样干！我怀疑，有些大学和一些慈善机构的人，四处奔走，用一种缓慢的、非常费力的称为旋风募捐运动的方法来筹集资金，也许要花上整天时间才能募集到五万元钱，不知他们有否想到人世间还有这样干得漂亮的简单方法。

沉重地压抑在教徒们身上的至圣明证被焚为灰烬以后，一切债务和负担也随着被付之一炬、化为乌有了；相反，教堂的烧毁却使其崇拜者们发了财。要讲到随便哪一个小山上的圣灵的灯塔，你可怎么也敌不过杜罗恩牧师掌管的这一个的。

如果你能看见教区委员、副委员和教区委员会主席莫林斯这一伙人就好了，他们一想到因祸得福，就喜形于色，抿着嘴巴暗自偷笑。他们不是一向说所需要的一切不过就是一点儿诚意和努力吗？现在，就像他们说的，正是有了一点点儿诚意，作了一点点儿努力嘛。归根到底，他们可说对了。

保险公司抗议吗？不是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拒付赔偿金吗？亲爱的先生，我发觉你对玛丽波莎的法庭一无所知！我曾经说过，这个法庭是英国式的、执法公正无私的最精确的工具之一，看来你对我的话一点也不放在心上。不是吗？法官佩波利审理了这一起诉讼案，用不到十五分钟的时间就把保险公司的起诉驳回去了！至于法官佩波利的法庭的裁决权限是怎么样的，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有一点我确切知道，在捍卫基督教徒的神圣权利方面——请注意，此处我援引了判决书原文——在提防一窝下流痞（他们施诡计，耍阴谋，凶恶狠毒，钱捞得实在太多）方面，玛丽波莎法庭是举世无双的。佩波利甚至威胁原告，说诬告也要进监狱的，甚至还会受到更厉害的惩罚。

至于火灾究竟是怎样引起来的，一直没有人知道。曾经有过奇怪的传说，大意是说史密斯先生和京哈姆先生的助手被别人看见，他们在深夜拿了一桶煤油（是汽车用的那种油桶）在街上走。但是，这一点被法庭记录彻底否定了，也被史密斯先生本人的证词所否定。史密斯先生指天发誓说，如果他说假话，甘受天诛地灭的惩处——他这次在法庭上的发誓不是他在打营业执照官司中常用的那一种，而是动不动就用死字——他诅咒说根本没有拿一桶煤油到街上去。他还说，不管怎么样，那是他见到过的最差最臭的一种煤油，几乎像糖浆一样差，根本就是没有多大用场的。因此，这一问题就如此解决了。

杜罗恩牧师呢？他有没有恢复健康？怎么啦，你何以会问这样的问题？你的意思是不是指在那次中风以后他的头部有没有损害？不，没有损害，绝对没有，可以说一点儿也没有受到影响。至于那些认得他的、现在还住在玛丽波莎的人，怎么会获得一点儿印象，认为他的大脑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中风受到了伤害，这就不是我所能讲得清楚的了。

代理牧师厄特姆斯特先生的就职——你也许听过他在新教堂里讲过道——与杜罗恩牧师的头部可以说是一点也没有关系。杜罗恩牧师的情况仅仅是过度劳累的重压所造成的一种病症。在教区委员们中间普遍认为：在目前力求专门化的时代里，牧师管的面太宽了；如果他卸掉一些较为次要的职务，他就可以集中更多的精力，专心致志地管好幼儿班。只要管好幼儿班就行了！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在那几棵枫树下稍停片刻，从开着的窗口听听新的幼儿学校的动静；在那儿，你每天下午都可以听见他在跟孩子们谈话的。

就倾听能力、智力和注意力来说，假使我想找一批听众，他们能够听得进去并且理解休伦湖的广袤无垠的话，就让我每一次都面对面地对着幼儿班的双双湛蓝的眼睛吧，让我去讲述关于无边无垠的空间吧！我的这些听众，是刚从更为无边无际的广漠空间脱胎而来的，他们个个仍乳臭未干。当然，也可找成年人来听讲，但是作为听众，我还是喜欢幼儿班，他们颈脖子下面系着围兜，手里拿着玩具熊，小脚还够不到地板。而厄特姆斯特先生则可以痛痛快快地跟成年人讲述采用科学历史的方法去考据《圣经》所发现的各种形式的新的疑窦了。

所以，你会明白牧师的思想，要说有什么改变的话，则是变得更敏锐，他的头脑比以往更清醒健全。如果你要我提供证据，那就请看吧，他坐在簇簇梅花下读着希腊文呀！他告诉我说，因为他的头脑比以前要清晰得多，因此他发现阅读希腊文原著非常顺利、非常容易，在以前，这些原著他读起来颇为困难。

有时候，当他的头脑十分清醒时，他坐在梅花丛下读书，他可以听见从远方传来的阵阵的歌声，其中也有他的老伴的声音哩。

第七章　帕普金先生陷入情网

法官佩波利住在一座大房子里，地板是硬木的，屋前有一个很宽的阳台。站在屋前阳台上远眺，景色从奥尼达街上端开始，威沙诺提湖尽收眼底。

每天下午大约五点半光景，他离开玛丽波莎法院，下班回家。有时候，已经走近家门口了，他常对妻子大声叫喊：

“全能的摩西[59]，玛莎！谁把洒水器丢在草地上了？”

或者，走到离她不远的地方就嚷道：

“喂，圣母！给饥饿的人准备好了晚饭没有？”

佩波利夫人从来也不知道他下一次会说什么。

当他对着洒水器诅咒的时刻，你可以看见他的眼镜像炸药一样迸发火光；如果他嚷嚷的是“喂，圣母”，则从眼镜里泛出和蔼的光芒。

有的日子，你听我说，他会气冲冲地发着牢骚大喊：“受苦受难的恺撒[60]！那条恶狗又把天竺葵咬断了？”或者，你又会听到他高兴得放喉歌唱：“哈罗，流浪汉！哎唷，小狗儿，哎唷，老伙伴！”

同样地，在用早餐的时候，法官一面读着早晨送来的报纸，一面吃东西。有时候，他两脚突然跳了起来，嘴里发出痛苦的嚎叫声，大喊：“永生的摩西！自由党赢了东埃尔金！[61]”或者他读着读着，突然身躯离开餐桌向后靠去，心里痛快得放声大笑——恐怕你没有听到这种笑声——说：“哈，哈！保守党赢了南诺福克。”[62]

佩波利法官怎么的，他究竟站在哪一边？他可是一个具有完善的逻辑头脑的人，只要你思索一下就会明白的。不管怎么样，对一个敏感的、容易激动的人来说，什么东西能比到处乱丢那该死的洒水器更使人恼火呢？对一个好心肠的、心平气和的人来说，有什么东西能比做得讲究的晚餐更使人惬意呢？或者说，你有一只宠物狗，是良种，跟你亲亲热热，纯粹由于看见你回来而高兴得在你身前身后跳着蹦着，能有什么东西比这更令人怜爱呢？反之，有一只杂种恶狗，把天竺葵咬断了，而且年龄也太老了，有什么东西比这更令人憎恶呢？

至于说到政治，请等一下，一切看来都是十分合理的。不管在哪个地方，保守党当选了，佩波利就笑，为之高兴，这完全是因为在坦率的、用正当手段的较量中，看到最好的人赢了，这对一个人的身体有益。如果自由党被选上了，佩波利气得像疯了一样，他自己就是那样说的——请注意，不是由于政治偏见，因为他的职务不允许他那样做——因为一个人不忍看到自己的国家日益堕落下去。

我想，其部分原因是整天坐在法庭上，听诉讼双方申述的缘故。天长日久，一个人逐渐熏陶成具有你也许会把它叫作不偏不袒地评判的脾气。在佩波利身上养成的司法判断的性子非常强烈，有一次我看见他把种水仙花的盆子踢得粉碎，因为那可恶的东西不肯开花。还有一次，他把养着金丝雀的鸟笼整个儿扔到紫丁香树丛里，因为“那该死的小王八蛋老唱个不停”。这儿讲的是司法评判的脾气的典型例子，一点不假。许多法官都具有这种气质，全像佩波利法官一样，是经过范围广阔的、全面的熏陶逐渐地养成的。

我认为，这种公正的素质准是由于宣判徒刑养成的。佩波利希望自己的判决能力高度完美，他花了许多时间在法庭内外提高这一方面的才能。我就曾经听过他宣判过好一些人的徒刑，其中有土耳其苏丹、潘克赫斯特夫人[63]和使人毛骨悚然的德国君主。夏天的傍晚，他常常坐在屋前阳台上，阅读报纸，当他判决俄国的沙皇到盐矿服十年苦役时，眼镜里飞溅出愤怒的火花。不久，隔了几分钟，把苦役改为十五年。佩波利天天读国外新闻（里面报道的事情他是无法改变的），作为一种强烈的、有激励作用的磨炼方式。

因此，你可以很容易想象出，法官的住宅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难以登攀的。具体地说来，你可以看到帕普金先生的窘迫样子，真难受啊！好不容易鼓足勇气走上阳台的阶沿，装作不假思索地以极其自然的语调开口说：“噢，您好！法官，赞娜小姐在家吗？——不了，我不坐了，谢谢——噢，我想我该走了——嗯，没有什么事。”一个人要敢于这样做，必须——让我想想，你会用什么字眼？喔，对了，必须手腕高明，善于随机应变。除此以外，胡子必须刮得光光的，把玉石饰针别在领带上，角度要绝对正确，无可非议。不错，即使这样，他还得先在紫丁香树丛后面逗留半个小时，让激动的心平静下来。离开法官住宅回家的时候，他往往行色匆匆，急急走上奥尼达街。

还有，这就是你称之为爱情的东西。一旦你获得爱情，把胡子刮得光而又光，皮靴擦得乌黑锃亮，你就能做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的确如此，即使你在跨下阳台时给那只狗绊倒，你确是什么事也能做到的。

暂时请你不要以为法官佩波利是一个矜持的、冷酷无情的人，不要以为他总是如此，而且对每一个人都一视同仁。在帕普金先生眼里，他也不得不承认法官不会是这样的人。你只要看看赞娜·佩波利把她的胳臂搂住他的颈脖子，亲亲热热叫他爹爹，那你就明白了。有的时候，有两三个年轻小伙子局促不安地坐在阳台的边上（你知道，年轻人在玛丽波莎的事务中总是被挤在边上的），她照样要发这种嗲劲的。来访者坐的姿势可以说明他们来探望的是法官家的哪一个人。因此，银行经理乔治·达夫来访时，他总是自由自在地坐在阳台上的椅子里，跟法官侃侃而谈。但是，帕普金，或马罗利·汤普金斯，或像他们一类的人来后，总是侧着身子坐着，闪在桌子的边上。见到如此情形，不用说，大家毫无疑问就知道他们来的目的何在。如果来的人对这里熟悉了，也许会把背靠在阳台的柱子上，抽起烟来。可是，这是要有勇气和胆量的。

噢，我恐怕讲得离题了，不过，当然哩，你和我都清清楚楚知道这些情况。我想要说的是：法官在一生中——据我所知——没有对赞娜说过骂人的话。不过，他曾经把她看的小说书扔到葡萄架后面去了，我不否认这一点。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为什么一个姑娘偏要读那些无聊的劣书，像什么《帕拉第圣客的迷惘探索》和《加拉哈德爵士的一生》呢？而书房里摆满了这么多好书，像《约翰·A·麦克唐纳爵士[64]的一生》和《德坎色镇的开拓时代》这一类名著，为什么她却不好好读一读呢？

且慢，我的意思是说法官从来也没有对赞娜讲过粗鲁话，但是在怒火冲天的情况下是个例外。我肯定他也从来没有对儿子奈尔讲过骂人的话，这倒是确凿无疑的。哪儿会有这么一种父亲竟然要咒骂和斥责像奈尔·佩波利这样的好小伙子呢？法官并不以此居功自傲。奈尔在远近四乡中是长得最英俊的。他宽肩膀，大个子，一满十七岁就被送到密西纳巴骑兵团。奈尔从小智力过人，聪明到用不着学习。他思想十分敏捷，在玛丽波莎中学里，纯粹由于智力过剩的缘故，在数学方面他惯常排在班级的末尾。我听到法官讲过十多次，解释为什么奈尔这么聪明，可以常常整晚在玛丽波莎饭店里玩弹子游戏，而别的孩子却得待在家里苦苦读书。

他儿子还是一个看上去力大无比的人哩！现在玛丽波莎的人还清楚地记得：奈尔·佩波利怎样重重地打了自由党组织者彼得·麦克基尼斯一个耳光。那是在大选的时候——请回忆一下——也就是原来的麦克唐纳内阁下台的时候。第二天上午，法官佩波利得审判奈尔——他自己的儿子。人们说玛丽波莎法庭从来也没有过那样的场面。我相信，在罗马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事件，只不过架势小一些，没有那么富有戏剧性而已。我记得法官佩波利欠身向前宣读判决时的表情——你知道，一个法官是受到自己的誓言的约束的——他面容严肃，但是很自傲又很快乐，好像一个人在履行圣职、又被自己的圣职所激励。他说：

“我的孩子，你是无辜的。你打了彼得·麦克基尼斯一记耳光，但是你没有犯罪的动机。你以耶赫塞范特[65]的名义在他脸上印了一个巴掌，使他六个月也退不了；但是，你没有邪恶的目的，也没有害人的意图。我的孩子，打起精神来！把你的手给我！你可以退庭，你的名字决不会受到任何一点点玷污。”人们说这是玛丽波莎法庭上所演出的最动人的场面之一。

假使法官晓得了玛丽波莎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事情，那他要伤心透了，好在他并不知道，这倒是一件挺奇怪的事。倘若他看见奈尔喝得醉醺醺的，满脸红晕，待在玛丽波莎饭店的弹子房里。倘若他晓得——像其他任何人都知道的那样——那个晚上，也就是原来的麦克唐纳内阁倒台那天晚上，奈尔多灌了几杯，变得疯疯癫癫，打了自由党组织者一耳光；倘若他晓得奈尔在临别的时刻也是摇摇晃晃酒气冲人的话——那一天，奈尔与玛丽波莎骑兵团一起，骑马到车站，加入第三支队，开赴战场，当时小镇的大街小巷人头济济，一片喧闹——倘若这些情况法官都知道的话，那么……

好在法官压根儿也没有得到一点风声，而且今后他也永远得不到。因为，假使你带着卑贱的灵魂把发现了的事实真相透露给他的话，其作用除了使他心碎以外，就没有别的好处了。而且，在沉寂的南非大陆某处，从无人祭吊的坟墓里，上面描述的那个人的幽灵就会爬出来斥责你的。所以，有何必要呢？

我在前面所说的一切，是否会使你得出法官有时会对妻子严厉呵斥的印象呢？你是否会因而一时推测她的命运实属可悲和值得叹息的呢？如果这样的话，那正好说明你对这类事情毫无所知，说明你对结婚——只要玛丽波莎还存在结婚这种事——是一窍不通。你跟玛丽波莎中学的生物教师史宾芙金斯小姐一样蒙昧，她常常把为佩波利夫人感到伤心之类的话挂在嘴上。你之所以得出上述印象，完全是由于只看见法官一见洒水器滚在草坪上就像北美艾尔戈金印第安人一般嚎叫的缘故。可是，你是否可以肯定，你能既见树木又见林呢？你是否有把握不犯观点片面的毛病呢？你是否确切意识到，当你像史宾芙金斯小姐一般谈论事情的真相时，你把事物的各个方面都周全地考虑到了呢？有一天晚上，法官回家见到妻子时，他一只手按着太阳穴，另一只手拿着一份关于奈尔在南非战斗身亡的电报。只要你那天晚上在场，也许你对佩波利夫妇会有不同的看法了。那天夜晚，他们俩一声不吭地坐着，他握着她的手，与三十年前他还是城里的一个学法律的学生时两人坐在一起的情景一模一样。

赶快去告诉史宾芙金斯小姐！什么水仙花，金丝雀，发脾气，火冒三丈高！史宾芙金斯小姐懂个屁！

但是，不管怎么样，假使你现在去告诉法官佩波利，数说奈尔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法官是不会相信的。你势必被他嘲笑一番。那边就是奈尔的照片，穿着军装，挂在餐室的墙上，与联邦[66]的奠基人的照片放在一起。照片中，在奈尔的旁边，有一个看上去很威武的人，那是基钦纳将军[67]。也许你听说过这个将军，因为在奈尔的来信中，把他推崇备至。事实上，餐室的四壁上，楼上法官的书房里，更多地挂着各种各样的图片，有南非的，有加拿大远征军[68]（没有一个回来的）出发前的情景，还有骑了马的步兵，不骑马的骑兵，如此等等，只有士兵们和士兵的爸爸们才知道那些东西。

因此，你就可以明白，对一个在军界并无职务的人来说，对一个穿着与军装毫无共同之处的黄色的网球运动衣的人来说，法官的住宅就活像魔鬼之家一般，是不好靠近的。

我想你还记得年轻的帕普金先生，是吗？他是兑换银行的助理出纳员，我已经好几次提到他了。如果你略微了解玛丽波莎，你是常见到他的，我肯定你看到过他早上去取银行的邮件。他身穿一套办公服装，灰颜色的，很贴身，胸前佩了金子的领带针，针的形状做得像骑马用的鞭子。你一定常常见他吃了晚饭到湖边去，一身网球运动员的打扮，嘴里衔着一根香烟，腋窝下面夹着一把桨和深红色的乘小游艇用的坐垫。料必你也看见过他走进杜罗恩牧师的教堂，头上戴着大礼帽，身上披着几乎拖到脚背的长礼服。你也许看见过他在五金店里跟彼得·格罗弗打扑克牌。他手里拿了三张“A”，还煞有介事装出拿的是别的牌的样子，想迷糊人。实际上怎么样呢？除了满脸通红和毛发根根倒立外，别的迹象一点也没有装出来。

在银行业务中，他那一种缄默，你也得好好学学。我的意思是说，万一命运的安排使你掌握到玛丽波莎包装公司的账目上已经透支了六十四元，可你又不敢泄露一点消息，甚至对于你一起打网球的姑娘们也不敢说——我不是说不敢向她们透露一点启发性的暗示，而是不敢真正地告诉她们，不敢，例如，把银行的分类账带到网球场上给她们看——这样，你就学到一种非银行界人士永远不具备的缄默和克制。

噢，我认识帕普金，那是在救火队员的舞会上，他靠在墙上，穿了一身晚会礼服，同药剂师吉姆·埃利奥特聊天。他心里知道当天上午埃利奥特的一张二十七元的支票遭到拒付，但是守口如瓶，一点儿暗示也没有。我不是说他在用晚餐的室内没有只向一两个人以某种方式提到这件事，我是说他靠着墙时不露一点声色。

我跟你讲这些，并不是想表扬帕普金先生；诚然我也不是想批评他。这一类事不过是银行业务中的入门基础知识，这是他亲自告诉我的，就在那一次他解释为什么他不敢泄漏玛丽波莎运输公司财务上的真实情形时说的。一点不错，一旦你掌握了基础知识，你可以了解到许许多多极其有趣的事。

所以，我认为，如果你了解玛丽波莎，而且懂得金融业务的入门知识，你就会同帕普金先生混得很熟。什么？你说你记得他同中学教师劳森小姐有过风花雪月、卿卿我我之时？跟她谈过恋爱？多么荒谬可笑的想法！你有这样的想法恐怕仅仅是因为他救过劳森小姐。“玛丽波莎美女”号下沉的那天晚上，镇上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在船上，帕普金乘了一只小艇去救劳森小姐。这一点不假，但是你搞错了。这不叫恋爱。我听过帕普金自己为此作过不止十次的解释。这一种行为——在夜晚划着一只破破烂烂的小舟，朝一艘正在下沉的轮船驶去，可以表明是一种叫吸引的东西，但不是真正的爱情，不是帕普金后来才感受到的那种东西。说实在的，每当帕普金后来想起那次湖上历险时，连吸引都称不上，只能说是尊重。是的，仅此而已。而且，那又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已经有六七个月之久了。况且，帕普金承认，那时候他还只不过是一个小孩子罢了。

我得说明，帕普金先生和马罗利·汤普金斯一起住在兑换银行的办公处，在顶楼，即三楼，在莫林斯房间的上面。他们住的是非常舒适的套间，有两个卧室，一个起居室。起居室的墙上挂满了网球拍、防止脚陷入雪中的雪鞋、舞会节目单、划船俱乐部的证章，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马罗利·汤普金斯是一个年轻小伙子，长腿，穿一条方格呢裤子，在《玛丽波莎时代先驱报》工作。他身上的那股文学味就是由此而来的。他常读易卜生写的剧作，以及另外一个荷兰作家[69]勃姆斯通·勃姆斯通[70]的作品，是吗？你可以断定他是一个知识渊博的才子。他的确才智出众，连他自己也承认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艾格诺斯蒂克。[71]他和帕普金常常对创世论和进化论展开非常激烈的辩论。如果你在一所应用科学学校学习，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并无地狱，那你对此有何高见？

马罗利·汤普金斯常常绝对性地证实各种奇迹都仅仅是电的现象。而帕普金呢，他则承认这是一场有益的争论，不过他声称在某一次讲道中听到过对这一方面的详尽的解释，可惜一时记不起来了。

汤普金斯常常旁征博引说明洪水与地质学是相互矛盾的。帕普金如何对待呢？他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但是他曾经读过一本书——书名该记下来就好了，那本书把地质学搪塞过去了。

通常在争论中，马罗利·汤普金斯不过在逻辑方面占优势，而帕普金（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在忘记了的事物方面要强得多。因此，探讨往往进行到深夜。帕普金一面听对方的论证，一面悄悄溜进梦乡，沉沉入睡了。帕普金在梦里会发现一个惊人的论点，可以解决全部论战，不幸的是早晨醒来时记不得了。

当然，帕普金从来也没有想到自己在才智方面可以与马罗利匹敌。如果那样想的话，则是十分可笑的。马罗利·汤普金斯读过各种各样的书，他还考虑自己写一本小说——不是小说就是剧本。他说，他所需要的是找机会离开这里，躲到什么地方独个儿思考。每次他离镇进城去时，帕普金总盼望他回来时小说大功告成；但是，他回来时虽然常常眼睛因思考而红红的。可是小说仍然没有脱稿。

并且，我已说过，马罗利·汤普金斯是一个知识渊博的才子，你只要看看起居室里几只竹制书架上的书就知道了。例如，书架上曾经放过一套四十卷装的《大都市百科全书》。这是他靠分期付款的办法买的。每月付两元。后来，书商把书取走了。不久，书架上又摆上一套五十卷的《人类文明史》，也是靠分期付款购来的，每星期付五角，五十年付清。书从他手上拿走时，他已经读完石器时代的一半。以后，又有《名画家生平传略》，每次来一本，挺不错的，你可以读到有关阿赫伦斯、阿钦撒尔、阿克斯[72]以及同类的人物。总之，世上能有什么比自学更值得赞颂的呢？马罗利·汤普金斯对各种各样事物的开始阶段颇为熟悉，讲到名字以字母“A”打头的人物时，你是难不住他的。

我跟你讲了这么多，你可不要以为每个夜晚他和帕普金先生都是在清一色的、勤读好学中度过的，那是不真实的。他们的业余时间相当频繁地是在不值一提的方式中消磨掉的：约几个人在起居室内玩扑克牌，一连好几个小时，不到近半夜不收摊。打扑克牌这玩意儿，可说是一种乏味的游戏，除非押钱，那时才会来劲。而且，假如你在银行工作，整天跟钞票和钱币打交道，赌钱可挺有诱惑力啊！

我看见过帕普金、马罗利·汤普金斯、牙科医生乔·密立根和火车票代售商人米切尔，以及其他几个“小伙子”围桌而坐，面前的火柴梗堆得高高的，抵得上一爿代销店的进货量。十根火柴算一个筹码，十个筹码当一分钱——从这儿可以看出他们并不仅仅是把扑克牌当作一种娱乐来玩的。当然，赌博是一种虚假的快乐和满足。当你半夜醒来，喉干舌燥，想起输了一万根火柴的时候，你会体会到的。可是，吃银行饭的，就是生活在狂风怒涛中，大家都明白这一点。

有时候，帕普金会发誓，决心洗手不干，连续几个星期远远躲开这个肮脏的勾当。可是，也许纯属意外，他发现桌上有一堆火柴梗，或者地上有一根火柴，这又勾起他心中的狂热，手痒痒的。我用他自己的字眼——“狂热”——他把有关这一切和当时的心情告诉劳森小姐时就是用了这个词。劳森小姐答应要治好他的狂热症，可惜，她没有完成自己的诺言。究其原因，这是由于像我前面所讲的，帕普金发现他当初错以为是吸引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尊重而已。让你所尊重的一个女子为你的狂热而操心，能顶什么用呢？

帕普金所了解的有关玛丽波莎的各种各样的人的情况，全是马罗利·汤普金斯告诉他的。帕普金是从外地来的——他出生在沿海省份的南部某地——在玛丽波莎举目无亲。马罗利·汤普金斯常常对他讲法官佩波利的事，说法官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说如果保守党内阁多掌权十五年或二十年的话，如果保守党内阁不是过早夭折的话，那么法官又如何如何肯定会晋升到最高法院的。他常常大谈特谈佩波利一家的情况，以致帕普金一听到佩波利的名字就嫌恶了。但是，一旦他见过赞娜·佩波利，他又嫌佩波利一家的情况听得太少了。他常常同汤普金斯连续几个钟头谈论法官的狗罗弗。至于说到赞娜，只要他一有机会能把她的名字挂到嘴上，他可以讲个不停。

帕普金和她初次邂逅相遇——一种世界上罕见的巧合——是在玛丽波莎的大街上。如果那天他没有上街的话，或者说她那天没有由相反方向来的话，就根本没有那回事了。后来，他们俩彼此承认，这是他们所听到过的最为奇特的巧合之一。帕普金亮相说，那天上午他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似乎要发生什么事情——这种感觉跟他曾经同劳森小姐讲过的那一种感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后者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尊重的预感而已。

帕普金遇见赞娜·佩波利是在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十点三十五分。从此以后，整个世界立刻变了样。过去的一切都给抹去了。连马罗利·汤普金斯最近搞到的《人类分期付款史辑》四十卷新版本，帕普金也不去跟他纠缠不清了。

她那时候正好从寄宿学校回来。寄宿学校放假了，一个姑娘穿着白色的衬衫，打着深红色的领结，带着网球拍走在古老的小镇街上，——我记起来了，在玛丽波莎该是六月了。

帕普金顿时感到整个小镇沐浴在灿烂艳丽的骄阳之中。鸟儿在歌唱，婉转动听。湖上碧波涟漪，欢舞荡漾。人人脸上笑容满面，和蔼可亲。只有生活在玛丽波莎的人，只有年轻的人，才能体会到此时此刻帕普金的感受。

事情很简单，帕普金先生遇见赞娜·佩波利的那时那刻，他一片丹心，心驰神往；他一往情深，死心塌地；他绝对地一见钟情，深深地陷入情网。

这一事件关系重大，如果不结束这一章来好好思索一下，那才是蠢事哩！

第八章　赞娜和帕普金命中注定的姻缘

赞娜·佩波利常常坐在阳台上读小说，一半身子隐遮在弗吉尼亚爬墙草后面。读到一定时刻，她手里的书跌落到膝盖上，一双紫罗兰色的眼睛里流露出不平静的神情，好像内心在思念什么。隔了一会儿，她拿起身边的苹果，咬上一口，但是那种神情仍然没有完全消失。

每当你看到她两手紧握，一声不响地坐着，就知道她正漫游在少女时期美丽的白日梦中。如果你看到她眼睛中那种茫茫然的恍惚神色，这就是说她正梦见一个全身盔甲且有翎饰的骑士把她从多瑙河边一个筑有防垒的城堡高楼中解救出来。有时候，她又梦见在地中海的蓝蓝的水面上，自己被一艘阿尔及利亚海盗船抢走，而她则向法兰西伸开双臂，以示告别。

如果你留意到她的脸上似乎堆着一种顺从的、甜滋滋的表情，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叫罗纳德·歇弗里勋爵的年轻法国贵族正跪在她的脚前。她柔声细气地请他站起来，说她的卑贱出身势必是通向幸福前途的障碍。罗纳德勋爵一听她的话，则捶胸发咒，陷入吓人的状态，就像英国贵族在情场碰到些微失意时所表现的一模一样。

要不然的话，如果不是上述梦境的话，则另有一番好戏。她的心上人恰好回到她身边，高高的个子，威武骁勇，皮肤晒得黝黑，为了她的缘故在苏丹打了十年仗，现在回来了，要她给予回谢。他说，十年内她的容貌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甚至在夜里放哨时也是如此。他正在盯着她，要她有所表示，随便什么示意动作都可以——苏丹十年，名正言顺地给予他们这种权利的机会——此时，赞娜便从自己的头发上摘下一朵白色的玫瑰花——只是一朵。正在这个时候，她忽然听到父亲走上阳台的脚步声，于是她慌忙抓起那本《德坎色镇的开拓者》，像疯了一样读了起来。

她就是这样，咳，常常得救，常常被抢走，常常分离，常常朝法兰西或西班牙伸出双臂，向瓦利阿多里德或霍恩布拉特韦的灰色古老城堡说：“永别了！”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赞娜有一点儿特殊，或有点儿罗曼蒂克，因为玛丽波莎所有的姑娘全像她那样。一个阿尔及利亚的海盗如果闯到镇上来寻求佳偶，要一打姑娘就会有一打的。至于说到一个受伤的英国军官——喔，也许最好不要泄漏什么情况了，否则小小的玛丽波莎镇就将会变成一个正规的军医院了。

因为，请注意，玛丽波莎的姑娘们都挺不错的。你要了解这一点，只要朝她们看几眼就行了。不是吗？在玛丽波莎花一元两角钱你就能买到一件淡蓝色的或浅粉红色的印花布女装，看上去比你在城里所见过的任何一种都要好得多——假使你戴一顶宽边的草帽，取枫树林或网球场上绿茵茵的草地做背景，穿上这么一件女装，那你就会更加惹人喜爱。还有，假如你没有忘记，她们都是有教养的姑娘，都在玛丽波莎中学上过学，能够做十进位的小数计算，无怪乎阿尔及利亚海盗一见到她们，就要磨刀霍霍、虎视眈眈了。

请不要以为她们都没命似的急着要出嫁，原因就是她们不急。我不是说她们不想找一个游侠骑士，或者找一个十七八世纪在中、南美洲沿海活动的海盗，或者找一个匈牙利流亡者，而是说她们感到一般老百姓的普通的婚嫁既可怜又可鄙。所以，就因为这样，每一个姑娘到时候都嫁给一个被迷住了的王子，一起住到镇子南端那些富有魅力的小小屋子里。

我不太清楚你是否知道这一点。一个月花八元钱就可以在玛丽波莎租到一间使人陶醉的屋子。魅力愈大，租金也就愈便宜。至于那些被迷住了的王子们，则是在一些非常奇怪的地方找到的，这些地方是你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的。王子们在干活——由于魔术变幻，他们变了，这点你是知道的——在药房里，在印刷所里，有的甚至在商店里卖东西。但是，要具备能找到他们的本领，你得先读大量关于加拉哈德爵士和迷惘探索之类的小说才成。

这一天，同一般的情况一样，赞娜·佩波利坐在阳台上，迷迷糊糊，臆想着海盗、受伤的军官，还有骑在汗涔涔的战马背上的罗纳德勋爵。至于在梦中见到穿着鲜艳的黄色运动衣的银行助理出纳员骑着自行车经过这儿，则是非常难以设想的。所以，帕普金先生沿着奥尼达街的坡道向上猛踩脚踏车的时候——从他的速度可以证明，他不只是为了经过法官的住宅的——我想赞娜·佩波利不见得晓得有他这么一个人存在。

这么说似乎有点儿夸大。也许她认得他，知道他是兑换银行里新来的助理出纳员，是从沿海省份来的，至于家里有些什么人谁也不清楚；知道他一生中从来也没有坐过小艇，只有到了玛丽波莎才捞到一个机会坐了一下。而且，她还知道帕普金在杜罗恩牧师的教堂里是坐在从前面算起第五排座位上的，知道他的一年薪水是八百元。除此以外，她对他一无所知了。赞娜发现这么一个人猛蹬自行车飞快地掠过，独自捉摸着他之所以要那样匆匆忙忙经过，恐怕是由于他不敢放慢速度吧。

当然，这是完全正确的。自从帕普金先生在大街上遇见赞娜那一天起，他在银行下班后总要骑着自行车从法官住宅门前经过。他也许会在一天内驶过法官家门口二十次，可是他从不敢放慢速度。瞧他，又来到奥尼达街了，一上坡就愈蹬愈快——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要快，然而他克制不住——一到赞娜坐着的阳台边，速度也就快得到了惊人的程度，他身上的小号黄色运动茄克衫也就在风中飘扬起来。顷刻之间，自行车在一阵疾风中闪过，留下一团尘土。下冲的惯性把他无影无踪地带到郊外，轮子滚了好多好多路之后他才敢停下来，或者回头张望一下。

接着，帕普金先生在野外绕一个大圈，故作镇静，设想是看看庄稼的。不久，或迟或早他的自行车又转向镇上，朝奥尼达街驶去，速度又愈来愈快，脚踏转得不见影儿，只听到喳咯声。他又一次冲过法官的住宅，像一粒子弹从枪膛里射出来一样。这样通过两次，他蹬了十五英里路，这可是他拿出了浑身的胆量才能办到的。

住在奥尼达街的人都以为帕普金先生疯了，但是赞娜·佩波利知道他并没有疯。请看，在疾驰而过的自行车和极度沮丧者塔克里特[73]在多瑙河旁最后一次奔袭之间，已经有了一种约隐约现的相似之处了。

我在前面已经给读者介绍过，帕普金先生和赞娜·佩波利第一次是怎样彼此认识的。这与他们的每一件事情一样，纯属巧合，简直无法解释。除非你明白这一类事都是命中注定的，正所谓千里姻缘一线牵嘛。

很显然，前世就有缘分的男女之情就是这个样子，它与一般的爱情的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

帕普金先生和赞娜抄写劝募一角钱的“连环信”呼吁书时，两人坐在一起，帕普金第一次跟她讲了话。这里，我不想描述帕普金先生那时候的所感所受。他们俩齐心协力，至少一起缮写了八封呼吁书。他们发现彼此的笔迹像得出奇，放在一起几乎辨不出有何不同，只不过帕普金的字母是圆角的，赞娜写的字母则是尖角的；帕普金写起来直上直下，赞娜是斜着写的。除了这两点不同以外，两人的笔锋这么相像，简直一模一样，真是世上罕见的巧合。当然，他们写起数字来，可就不一样了。帕普金对赞娜解释说，一个人在银行工作得把7写得端端正正，不允许看上去像9。

他们整个下午都花在写呼吁书上。结束以后，他们俩一起沿着奥尼达街走，缓缓而行。走近家时，赞娜请帕普金到屋里共进茶点，她讲话随便，不假思索，态度是那么自然。这里，我们不便提醒，她已经晚了半个钟点了，被父亲叱责一顿是势在难免的。正当他们俩走上阳台时，帕普金还没有来得及说“好”，就看见法官的身躯出现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块餐巾，眼睛里迸发出爆炸性的火花。法官大声叫道：

“我的天呀！赞娜，你这个该死的丫头，你为什么不能在正正经经的时刻来吃茶点？”

赞娜向帕普金使了一个恳求的眼色，帕普金心领神会，转身就走，逃到奥尼达街上。如果这一情景不像行吟诗人塔克里特的自我牺牲那样富有戏剧性，至少也有若干相同的成分在里面。

帕普金得意洋洋地来到玛丽波莎饭店吃晚饭。那天晚上，他对餐厅女招待赛蒂态度冷淡，跟她保持一定的距离，我敢说在此以前玛丽波莎还没有哪一个银行职员有过如此的表现的。这就像加拉哈德爵士一面跟格韦纳维厄王后[74]的女侍讲话，一面从她手中接过越桔饼。

自从这次接触以后，帕普金先生和赞娜·佩波利经常见面。他们一起在加拉赫医生住宅后面的草坪上打网球——这是玛丽波莎网球俱乐部租的，你记得的，一个月五角钱——帕普金在网球场上表现得勇猛无比，他跃到空中发球，矮小的躯体弯成字母“S”的形状。有时候，在傍晚时刻，他们到威沙诺提湖去，乘着帕普金的小艇，赞娜坐在船头，帕普金在船尾划桨。晚霞映在水波荡漾的湖面上，微风拂脸。他们划得很远很远，一直到天黑了、满天星斗才回来。赞娜常常凝视着群星，说那些星星多么遥远，多么不可思议。帕普金则意识到具有这种头脑的姑娘对于像他这种世间凡人是没有多大用处的。赞娜常要问他哪儿是昴宿星团、木星和小熊星座，帕普金则把那些星的确切位置指给她看。这使他俩都大为惊奇，因为帕普金不知道赞娜居然还记得寄宿学校里教的天文常识书上的那些名字，而赞娜却识不穿帕普金不过是碰碰运气乱指乱点而已。

经过无数次的交谈后，两人讲得十分投机。人逢知己，无话不谈。帕普金差一点儿就想把他在沿海省份家里的情况，把他父亲和母亲的情况一一和盘托出，可是他随即严厉自责。他还没有那种大丈夫气概，不敢把深藏在内心的东西泄漏出来，没有胆量来正视其后果。

请你千万不要根据上述种种活动认为帕普金先生的恋爱道路是一帆风顺的。正好相反，从一开始帕普金本人就感到事情毫无希望。

也许我们得承认：确有一些情况，看来可表明他俩的关系是有进展的。

在六月、七月和八月这么一段时间里，他带赞娜到湖上乘小艇有三十一次。假定每天晚上平均划二英里，那么说帕普金划着小舟载着赞娜驶来驶去有六十二英里，也即十万多码。这显然算得上是一件壮举了。

他曾经在十六个下午同她一起打网球，其中有三次他把网球拍子留在法官的家里，让赞娜保管。有一次他征得赞娜的完全同意后把自行车留在那里过夜了。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呀！没有一个姑娘肯与一个男的开玩笑，让他把自行车整夜靠在阳台的柱子旁，而这个姑娘却不把它当回事，根本无所谓的。

还不止这些哩！他曾经有十四次加入法官家午后的吃茶点。他有七次被莉莲·杜罗恩邀请去牧师家里，因为赞娜也要去。有五次被诺拉·加拉赫请到医生家里用茶点，因为赞娜也在那里。

加在一起算算，不管在哪里，他同赞娜在一起吃饭的次数已相当可观了，使得他在玛丽波莎饭店的餐券用不完，几乎可以多用一倍的时间。餐厅女招待赛蒂的那张面孔逐渐地变得忧郁和无可奈何了，比浪漫故事里描写的更要令人伤心。

表明有进展的何止这些？帕普金买给赞娜吃的冰淇淋，全部计算在内，大约有两提桶，另外还有约半蒲式耳的巧克力。这并不是说帕普金吝啬，舍不得花大钱。恰恰相反，在冰淇淋和巧克力以外，他为她买了一件白色的无袖短衫，一根顶部包金的手杖，大批新领带，还有一双漆皮靴——不管是她用还是他自己用，反正都一样，全是为了她才去买的嘛！

还要加上一笔，帕普金和赞娜差不多每星期日晚上都到英格兰教会的教堂去，持续了两个月。有一天晚上，他们甚至到长老会的教堂去了，这当然是闹着玩的。不过，假使你了解玛丽波莎，你就会明白这是无法无天的越轨行为，是一言难尽的。

尽管有这些进展，帕普金还是觉得希望渺茫，这正好说明种种可怕的浮沉和反复，说明一种希望和绝望的狂妄的交替，表示了这一类罕见的恋爱的特征。

是的，希望渺茫。

每次帕普金瞧着赞娜在教堂里祷告，他认识到她太虔诚了，他配不上。每次他来喊赞挪外出时，总发现她在读勃朗宁[75]或欧玛·卡埃雅姆[76]的作品，他就觉得她太聪明了，他配不上。而且，只要他一看到她，就觉得她太漂亮了，他配不上。

帕普金清清楚楚知道自己不是一个英雄。每当赞娜双手交叉紧握着自己的十指，兴高采烈地谈着十字军参加者、各种军人、救火队员和一般概念的英雄，帕普金就意识到他自己该列入到哪一类人那里。一句话，他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类。假使玛丽波莎爆发一场战争，或者法官的住宅遭到德国人的袭击，那就有机会了。可是，照目前的情况——前途渺茫。

请不要忘记，还有赞娜的父亲。只有苍天才知道帕普金不知想了多少办法来讨好法官。法官佩波利提出的每一个观点他都同意，这可要求在智力上具有较大的适应性才行。他们今天谴责妇女有选举权，第二天又主张妇女应有选举权。今天法官会声称劳工运动把国家搞得精疲力竭，使国家忧心忡忡；隔了一天他又认为只有劳苦大众组织起来世界才有希望。帕普金像万花筒中的彩色玻璃片，不断改变自己的观点，一会儿变一个样。唯一允许他坚信不疑的是加拿大保守党的纯洁性和法官解任通知书的坏透了的可恶性。

尽管帕普金作了如此一番努力，但是法官对他仍不近人情。尽管玛丽波莎的银行职员们一般说来都把法官佩波利的住宅当作他们自己的，但是在赞娜把帕普金带到家里来之前，法官从来没有主动请过他。即使帕普金来过后，法官也要常常坐着嘲笑他，气得赞娜掷下《德坎色镇的开拓者》，猝然离开阳台，奔向卧室。于是，法官的态度马上变了，他重新点燃玉米穗轴做的烟斗，坐着，脸上实实在在地露出满意的微笑。

在所有这一切中，有一件事使人迷惑不解，很奥秘，足以证明帕普金先生的机会是毫无希望的。

是不是就全在这里了？不。帕普金的年俸是八百元，而兑换银行规定，职员年俸起码一千元方可结婚。

我想你对玛丽波莎各银行摧残人的资本主义的残酷性是知道的。在这些银行里，有一大批成熟的、有经验的男子，他们都已十九岁、二十岁或二十一岁了。但是结婚可望而不可即，他们仍不得不靠餐券在玛丽波莎饭店吃饭，住在银行的集体宿舍里，迎合一些资本家的心意和兴致。

不管什么时候，帕普金想起这二百元钱，他就懂得社会不安所包含的是什么意思。事实上，他是依据这一点来解释各种社会不满的：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劳工运动，亨利·乔治[77]，劳埃德·乔治[78]——想起了他自己不足的二百元钱，他对所有这一切也就理解了。

在这段时期内，帕普金先生读了《伟大革命家回忆录》，甚至曾经想过用炸药把亨利·莫林斯炸死。你听到这一点后，就能理解他的思想状态了。

同赞娜·佩波利谈恋爱的道路上，充满着的种种荆棘和阻碍并没有使彼得·帕普金自杀（噢，对了，他曾经自杀过三次，下面要一一叙述的）是另有原因的：他知道，在他同赞娜之间有一件事情永远存在于冷酷的现实之中。

他同赞娜一相识，就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这一问题。每一次他想跟她谈谈自己的身世和父母的情况的时候，总有什么东西使他梗塞住了。他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就是这个问题使他们俩河东河西隔开了。有一次，他严重地意识到事情即将暴露，心情突然无比沉重。这是因为他得到消息说他父亲和母亲准备到玛丽波莎来看他，而他千方百计设法拦阻他们，不让他们来。

为什么？为什么拦阻他们？理由相当简单，帕普金为他们感到害臊和羞耻，真是害臊得要命。帕普金在脑海中好像看到他的母亲和父亲出现在玛丽波莎，给他的朋友们看见，还要到佩波利家去——他一想到这一情景就感到羞惭得要晕过去了。

不，我没有说这里有什么罪恶，或者有不道德的地方。这仅仅表明各人命运的不同，即有钱和无钱的差别，在这一世界上意味着什么。你也许很幸运，未能体会到为你父母的身份而感到羞耻究竟是什么滋味。你会想，这无关紧要啊！内心的诚实和忠厚才要紧哩！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说明你对命运不如你的人的某些非常辛酸和痛苦的感情，一点也不了解。

而帕普金先生正处在这种辛酸和痛苦的感情中。只要他想起父亲和母亲出现在玛丽波莎，他的脸就会涨得绯红，羞愧得无地自容。

只要在脑际勾画出下面一幅图像就够他受的了：他似乎看到他父母从大型高级旅行轿车里出来，司机替他们拉开了门。他父亲在玛丽波莎饭店要租一套房间——请想一想，一套房间！

他一想到这一情景，就浑身不舒服。

什么？你搞错了我的意思吗？因为他们穷才感到耻辱吗？天哪，不，这正好相反，而是因为他们富裕啊！这里所说的富裕与人们在玛丽波莎所用的同一词汇含义不一样。在玛丽波莎，一个富人仅仅意味着一个比较有钱的人，有能力盖一座有阳台的房子，想买什么就能买得起，而不是指另一意义上的富裕——拥有汽车、里兹旅馆[79]、汽艇、避暑的小岛，等等。

嗨，帕普金的父亲——企图继续掩盖事实真相还有什么用处呢？——是帕普金—帕普金—帕普金法律公司的大股东。倘若你对沿海省份有所了解，你会听到帕普金的。这一名字从切达布克托到奇达贝克托，家喻户晓。就此而言，法律公司，以及老帕普金曾当过检察总长这一事实是最不足道的一部分。检察总长！哼，这差事没有油水可捞！不见得比参议员好。不，不，老帕普金像许多律师一样，实际上是一个企业发起人，办公司好像吹肥皂泡，一办就一大批。要是他不在沿海省份，就在波士顿或纽约鼓动投资，筹集资金，发行证券。在纽约游资缺了，就飞到伦敦去。工作完成了，各方面的贷款到手了，他把资金漂浮到密拉密奇河做木材生意，到格兰德浅滩[80]投资捕鳕鱼，到芬迪湾[81]投资捕小鱼。

你也许听到过蒂达尔运输公司、芬迪联合渔业公司以及潘斯佩皮埃克纸浆和造纸股份无限公司吧？噢，所有这些公司都是老帕普金用其他名字办的企业。所以，请设想一下他居然会出现在玛丽波莎！这岂不是简直在开玩笑吗？请设想一下，老帕普金碰到吉姆·埃利奥特，仅仅因为吉姆开了一爿药店，老人家就把他当作药商！或者跟杰弗逊·索普谈话，仅仅因为他为了糊口给别人刮胡须，老人家就把他当作理发师！是啊，像老帕普金这样的人，用不着半天时间就会在玛丽波莎把小帕普金搞得声誉扫地的。帕普金知道这一点。

对帕普金本人来说，问题还不太严重，但是想到佩波利夫妇和赞娜，那可关系重大了。跟他们的一切联系就将全部完蛋了。帕普金很清楚法官对富裕和奢侈是怎样想的。他多次听到法官判处皮埃庞特·摩根和洛克菲勒先生无期徒刑。他不知多少次听到法官说过，年薪在三千元（这是密西纳巴地区法官的工资）以上的人是地地道道的强盗，他们是不配跟诚实的人握手的。够辛辣的了！我该认为他确是如此！但是，与玛丽波莎中学校长马多尔逊比起来，法官还算好的，不能说太那么辛辣。因为马多尔逊先生曾说过，谁的年薪超过一千五百元就是公敌。诚然，校长显然比邮电局长特里朗尼要好得多，因为特里朗尼说过，不管哪一个人，如果他每年从社会所得到的超过一千三百元（选举成功的合法提薪不算），这个人就是社会的一匹害群之马。虽然如此，法官还是够辛辣的。上述这些人，都在玛丽波莎。帕普金可以想象得出他们将会怎样鄙视自己的父亲的啊！

还有赞娜！这是最糟糕的了。帕普金不知多少次听到她说过，她简直是憎恨钻石，不想戴它，又说钻石是坏东西，即使你送给她一个全部用钻石嵌成的冕状头饰，她也不会向你道半个谢！至于讲到汽车和游艇——嗯，问题很清楚，这类东西跟赞娜没有缘分。不是吗？有一个晚上，她坐在小艇里对帕普金说过，她只愿意嫁给贫困的人，一个有理想、而且甘愿为了她去披荆斩棘、排除一切困难的人。帕普金对她的论点未能作答，她生气了，在回家的路上一句话也没有说。

那么，问题来了，彼得·帕普金在玛丽波莎的一家银行里一年挣八百元钱又怎么样呢？你问这个问题，说明你对沿海省份的生活和那里的人的倔劲一点也不了解。我猜想世界上没有人比沿海省份的人更加仇恨奢侈、过度挥霍和诸如此类的事了。而在沿海省份的人中间，在仇视奢侈方面，老帕普金是首屈一指的。

不要把这个人错看了。冬天他穿一件海豹皮长大衣，是的；但是，请注意，这不能与奢侈相提并论，他仅仅是为了肺的缘故。他也抽烟，我得承认，抽的是三角五分一支的高级雪茄烟，并不是因为他喜欢这种雪茄烟，而是因为他的胸部比较嫩弱，非这种烟不行。他吃午饭时喝香槟酒，我承认这一点，但是这绝对不是出于饮酒之乐，而是由于舌头和双唇对酒有特别的钟爱。老帕普金本人的渴望——他的妻子也有同样的渴望——是过俭朴的生活——在什么地方的一个岛上，有鸟儿，有树林。他们已经买下了三四个小岛了——一个在圣劳伦斯河，两个在圣劳伦斯湾，还有一个在缅因沿岸附近，他们正在找有鸟有树的简单生活。老帕普金常说，他希望能有这么一个地方，能使他回忆起他出生成长的、在艾罗斯托克河[82]上游岸边的、古老的小农场，回忆起这个农场上的种种情景。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他常常购置一些古老的小农场，看看是否合乎理想。但是总发现这些小农场非常靠近城市，缺乏田园风味，他不得不把它们划入不动产，连看都没有时间去看一下。

但是——这也就是要着重强调的地方——在独生子彼得是否可以享受奢侈这一问题上，老帕普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沿海省份的人，大英帝国忠诚分子的铁石心肠在他身上根深蒂固。孩子不得奢侈！决不能，先生！从帕普金童年起，老帕普金就订下约法三章，一见有任何奢侈的迹象，就要按照在沿海诸省尚流行的方式“狠狠把它从帕普金身上打出来”。之后，他把孩子送到一所老式学校里，使奢侈从孩子身上扑通扑通地被棍子揍出来。帕普金离开学校后，又被父亲安排到新斯科舍纵帆式帆船上待一年，进一步经受锻炼，好让奢侈在他身上不沾一点边。经过这些磨炼之后——甚至到了玛丽波莎之后——如果小帕普金仍佩着玉石饰针，穿着淡黄色的运动衣，在发薪日打破老规矩结起条状的藏红色丝领带，这正好说明，他保留着的那一罪恶的本性在沿海省份仍需进一步遭受鞭笞。

当然，小帕普金原先是被安排去学法律的。这是他父亲梦寐以求的宿愿，可以把公司的名称叫成帕普金—帕普金—帕普金—帕普金，本来也早就该这样叫了。可惜的是小彼得被愚蠢的考试制度（这种制度，在他父亲的时代就有了）排斥在法律的大门之外。因此，没有别的适当的出路，只得把他掷进一家银行去；“掷他进去”，我想正是这一字眼。所以他父亲决定：既然帕普金得被掷掉，他该被掷得远远的——干净利落地掷到加拿大（你是知道沿海省份人们就是这样说的）。为了把帕普金掷掉，老帕普金请他的一个老朋友帮忙。这个朋友完全符合他的心意，跟他一样厉害，手段一样狠。三十年前，这个人在城里法律学校时常常跟老帕普金混在一起；现在，他住在玛丽波莎，性格凶暴。他立刻给老帕普金回音：“爱德华，遵照上帝的判断！把孩子送来吧！”

帕普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玛丽波莎的。如果帕普金到达后，他父亲的朋友不露声色，粗暴地不文明地对待他，这就是——据我所知——沿海省份人“狠狠鞭打”的过程的继续。

不知我在前面有否提到，若干世代以前，佩波利家族在艾罗斯托克河畔有过田产，法官的父亲就是从那儿来到德坎色地区的？也许没有提到，不过这没有关系。

经过回顾这些往事以后，可以看到：可怕的事情正在不可避免地向帕普金先生迫来。究竟是些什么事情，得留在另一章中加以叙述。

第九章　玛丽波莎银行奇案

自杀，除非经过深思熟虑，否则是不该干的。自寻短见常常要招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在某些情况下给别人的痛苦远远超过给自己的痛苦。

我并不是说自杀一无是处，相反，倒常常发现有无可非议的因素。例如，有的人听过某种音乐后，或者读过某种诗歌后，或者看过用六角手风琴的某种演奏后，有时就觉得某些生命不该继续下去了，觉得自杀也有其光明美好的一面。

但是，以恋爱为借口而自杀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非常值得怀疑的试验而已。我明白，在这里我发表了一种不同的见解，这种见解，跟忠贞不渝的有情人的认识截然相反，他们碰到一星半点儿刺激，就拥抱自杀，好像自杀是一个不该出世的生命的唯一光荣的归宿。

我完全同意，人世间有一种迷人的东西，它具有一种魅力，使人无比激动。再说，假如有一个人，他的心被一个姑娘刺破了，他一边拿起会使心脏永远停止跳动的半品脱氢氰酸，一边又对她表示了宽恕的心情，正在这时，这个姑娘能认识到这颗心的价值，我想世间是再找不到可与之相比拟的事物的。

除了这个问题的一般性优点外，我想恐怕很少有人——相恋的人不算在内——知道五个星期里面自杀四次是什么滋味。可巧啦，这种事情就发生在玛丽波莎兑换银行帕普金先生身上。

自从他结识赞娜·佩波利的那一天起，他就意识到他对她的爱情前途渺茫。她太漂亮了，配给他，就像鲜花插在牛粪里。她太好了，他可承受不起。况且，她父亲仇恨他，她母亲鄙视他。他的薪水太少，而他的父母又那么富有。

这些且不算，还有下面这样的事。有一天晚上，他到法官家去，看见一个诗人在朗读诗句给赞娜听，此时你会立刻领悟到自杀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诗人，神态一本正经，一张公驴脸。他剃了个分头，平直的头发，稀稀拉拉的。他的一双眼睛，像混浊的糖浆。我不了解他是怎么来的——很可能是从城里来的——不管怎么说，那个八月的夜晚，他就待在佩波利家的阳台上。他在朗读诗文——不是丁尼生的，就是雪莱的，也许是他自己的，谁也说不准——赞娜坐在他旁边，两手交叉握着。诺拉·加拉赫也在场，瞧着夜空；乔茜苓·杜罗恩凝视着天空。还有一个矮胖的小女人，向一侧耷拉着头，注视着诗人。总之，就是这么一伙人。

我不明白诗人身上有什么东西能如此吸引女性。但是，大家知道，一个诗人只要坐着，用双手在空中拉锯般地比划，拖着深沉的、傻里傻气的语调朗读诗句，女人全都会被他迷住的。男人都看不起他，如果胆大的话，早把他踢下阳台去了；可是女人听了，却如痴如醉，似疯似癫。

帕普金就那样坐在那里，心中闷闷不乐。他听着诗人朗诵勃朗宁的作品，发觉除了他以外每一个人都懂。他看见赞娜的一双眼睛盯着诗人看，似乎她在紧紧抓住每一个音节（完全不错，她需要这样）。帕普金忍了十五分钟左右，再也耐不住了，他从屋前的阳台的边上溜了下去，连“晚安”都没有说就无影无踪了。

他径直穿过奥尼达街，沿着大街挣扎着走。他思想中只有一个念头——自杀。他朝着大拐角处的吉姆·埃利奥特药房笔直走去，准备买一瓶氯仿，把它喝了，当场死在药房里。

帕普金在街上走着，头脑内想象中的图景如此逼真，连最小的地方都勾画得出。他甚至看到了第二天报纸上用大号铅字排着的通栏标题：

惊人的自杀

彼得·帕普金服毒身亡

他也许希望这一事件会酿成某种公众调查，那么勃朗宁的诗歌问题，以及允许这种诗歌普遍流行是否正当等等都将在报纸上全部公诸于世。

帕普金一面思索着，不知不觉来到了大拐角处。

在炎热的八月夜晚，如你所知，玛丽波莎的药房[83]是一片灯火辉煌，在半条街远的地方，你就可以听见汽水吐着泡沫从汽水柜冲出来的嘶嘶声。店内挤满了人，小伙子，姑娘们，还有老年人，都在喝菝葜汽水[84]，吃巧克力冰淇淋，饮柠檬酸水，以及其他各种用挺长的麦秆吸的发气泡的饮料。人们笑声不绝，高谈阔论，实在难得看到。姑娘们都穿着各种浅色的衣服，有白色的、粉红色的、剑桥蓝色的。汽水柜上有白色的大理石花纹，龙头是银白色的。汽水龙头一直在嘶嘶响，喷溅着泡沫。吉姆·埃利奥特和一个店员，穿着白色的工作服，上面有红色的天竺葵的印花图案，忙得不亦乐乎。真是一片愉快鲜艳的美景，要有多开心就有多开心。

就真正的欢乐和富有生活气息的喜悦来说，巴黎的剧场门厅倒是挺好的写照，但是与玛丽波莎埃利奥特药房的室内景象比起来，恐怕就逊色了。

这天夜晚，药房里特别拥挤，因为是星期六，所有的饭店都早已关门，当然，史密斯旅店是例外。所以，由于各个饭馆都已停止营业，人们都挤到药房来了，像鱼一样拼命喝着吸着。这正好说明由地方居民抉择戒酒或开戒权、禁酒运动以及诸如此类事情的愚蠢。不是吗？如果你把酒店饭馆都关了，不就是等于把人们都赶到汽水柜边去吗？再说，那里的饮料格外多，人们喝得特别欢，不仅有男人，还有姑娘、小伙和儿童。我看见有好几个得抱起来才能坐到埃利奥特药房的高凳子上的八九岁的娃儿，喝着用大号高脚杯盛的柠檬汽水，死命地喝，恐怕足可把肚皮都胀破。他们是由自己的父亲带到这儿来的。为什么父亲肯带，就因为饭馆的酒吧间都关门了。

你想用断绝威士忌和白兰地的办法来阻止人们喝，这有用吗？唯一的结果是把他们驱赶去喝柠檬酸水、菝葜汽水和止咳提神、养气补血的各种药酒，以及他们以前连舔都不舔的东西。因此，从长远的结果来看，他们喝得更多。问题在于：不管你怎么努力，你无法阻止人们去追求痛快。如果他们喝不到陈啤酒和白兰地来得到快乐，就喝纯汽水和柠檬汽水。最后，整个暗淡的禁酒运动给打破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话又得说回来，我在这里并无其他含义，只是说星期六的晚上玛丽波莎的埃利奥特药房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

请设想一下，到这么个无聊的地方来自杀！

请设想一下，走到汽水柜跟前，买五分钱的氯仿加汽水！唉，怎么做得出呢？

此景此情，就是帕普金感受到的一切。请看，当他走进了店，就有人高声招呼他：“哈罗，彼得！”还有一两个人叫他：“哈罗，帕普！”有的问：“近来怎么样？”还有的人问：“最近混得如何？”等等。因为招呼他的人都或多或少喝过了，自然都感到高兴，心情相当愉快。

就这样，结果是事与愿违，他没有买氯仿，反而走到放汽水柜的柜台前，要了一杯搀樱桃汽水的含溴人造矿泉水[85]，后来又喝了一杯充气人造矿泉水和两杯加溴化剂的柠檬人造矿泉水。

我不太清楚你是否知道含溴人造矿泉水在脑力活动上产生的效果。

服了含溴人造矿泉水，你要想自杀就难了。

你不能了。

悲凄、抑郁一扫而空，帕普金只感到轻快，精神为之一爽。总之，一半由于人造矿泉水的药理作用，一半由于辉煌的灯光和衣着鲜艳的姑娘的缘故，帕普金的心情大大好转，毫不介意勃朗宁、杨朗宁了，滚它的蛋吧！至于那诗人，哦，那是该死的！什么诗歌？——全是押了韵的词词句句而已。

因此，信不信由你，不到十分钟，彼得·帕普金离开了药房，径直往佩波利家走去。管它诗人不诗人，要紧的是抓住关键的东西，他买好了三大块埃利奥特冰砖——每一块都是绿色的、粉红色的和棕色的三层。他疾步走上阳台时，正好勃朗宁的诗句已经读得苦涩乏味，生气全无。这时，帕普金的脑子里因为喝了含溴人造矿泉水，热乎乎的，处在微醉的状态。赞娜一见他拿上来三块三色大冰砖，喜出望外，就奔去取吃冰砖用的碟子匙子。帕普金跟着她，去帮她的忙。他们一起把匙子拿出来，大声笑着，无比的开心，令人惊愕不已。要知道，姑娘们才不要含溴人造矿泉水呢，她们本身就饱含它的各种成分嘛！

再说，诗人呢——噢，赞娜告诉帕普金说，诗人已经结了婚，那个耷拉着头的矮胖的小女人就是他的老婆。这时候帕普金是什么心情，你能设想吗？

他们吃了冰砖，诗人吃得最多——最好用桶装才过瘾呐！能称得上诗人的人都这样，他们需要那么多。吃过冰砖，诗人朗诵了几段他的诗作。帕普金发觉自己错怪了他，因为他的诗顶呱呱，是第一流的佳作。那天夜里，帕普金高高兴兴走在回家的路上，步伐轻松，买氯仿的念头早已抛到九霄云外。结果是他并没有自杀。但是，像许多相恋的人们一样，这是付出了代价换来的啊。

帕普金先生后来的几次自杀我不必详加描述，因为其动机和如何谋划跟上面讲的基本相同。

有时，半夜里，他从银行的卧室走出来，到楼下的办公室里，找出银行用作防备不测的左轮手枪，准备为自己送终。同时，他似乎看到报纸上的通栏大字标题：

精明能干的年轻银行工作者

脑浆迸流

可是，把脑袋炸开的话，响声太大，动作太吵闹，帕普金很快发觉只有特种脑袋才适合。所以，半夜过后，他总是把手枪放回原处，又蹑手蹑脚走回卧室。他决定投河，改用溺毙的方法。然而，他走到横跨奥沙威比河的特莱苏尔桥上，发觉在这里投河也不合适——桥太高，河水太急太脏，水的激流太可怕——一句话，不是把自己淹死的理想地方。

他认识到等在铁路的路轨上，待快车过来，往轮子下面钻，一瞬间就完了，这比投河要好得多。虽然帕普金常常抱着这样的打算等火车开来，但是他一直没有找到合他心意的那对轮子，因为究竟是一列快车还是一列高速货车，他实在分不出来。

这些自杀未遂的情况我不想多提了，除非能最终把彼得·帕普金造就为英雄，并且能彻底解决他与赞娜·佩波利的错综复杂的、枝节丛生的风流韵事，那当然是例外。说也凑巧，有一桩事情把帕普金卷入一件无法侦破的银行奇案，成为中心人物。这一案件使一些足智多谋的最优秀的法律人才束手无策，而这些法律人才全都是该地区内最欣欣向荣的一个行业中的佼佼者。

事情发生在一天夜里，帕普金下定了决心，他走到楼下办公室里，找到那支左轮手枪，察看能否使他脑袋开花。当天晚上，消防队员举行了舞会，赞娜跟城里来的一个陌生人跳了四次舞。这人是个大学生，快毕业了，天南海北什么都知道。彼得·帕普金怎么也受不了这个刺激。这天夜里，马罗利·汤普金斯外出了，帕普金回来后，大楼里孤零零地只剩下他一个人，只有看守人吉里斯住在后面添造的小屋里。

帕普金独自坐在房间内，低头沉思，两三个小时一声不响。有两三次他拾了一本书——后来他清清楚楚记得这是一本康德[86]写的《纯粹理性批判》——他想读下去，但又觉得不知讲的什么，都是些无足轻重的事。接着，一阵冲动，他打定了主意。帕普金从椅子上站起来，摸着楼梯，朝银行的办公室走去，准备拿手枪当场把自己击毙，让他们第二天一早就发现他的尸体躺在地板上！

三更已过，空荡荡的银行办公楼内像死一般寂静。帕普金可以听得到木板楼梯在他的脚下吱嘎吱嘎发响。正当他走着，他觉得听到了另一种声音，像是关门或开门的声音。但是，听上去又不像一般的清脆的关门声，而是一种沉闷的浊音，似乎有人在地下室内关上了保险箱的铁门。帕普金站住，听了片刻，他的心怦怦直跳。他灵机一动，把拖鞋脱掉，屏声息气地轻轻走进一楼的办公室，从自己用的出纳员写字台中取出了一支左轮手枪。他紧紧握住手枪，屏住气听楼梯和地下库房内有什么动静。

我得先解释一下，玛丽波莎的兑换银行办公室都在一楼，与街道平齐。一楼下面是地下室，分隔成若干比较矮的、光线阴暗的小间，地上铺着石板。各个小间内堆着好些用不着的办公桌和箱子，箱子里面装着一捆捆的文件和旧账簿。银行的金库也在地面下层的一个小间里。时值秋天——收获卖粮的季节——金库里保管着大大小小的一束一束的钞票，小的五十元一扎，大的十万元一捆。库房内，除了外面街上灯火的反射光以外，没有其他亮光。这种反射光很暗淡，斑斑点点地照在石板地面上。

这时，我想，彼得·帕普金手枪在握，傲立在办公室里，早已把原先进来时厌世的念头忘却。是的，他把英雄啊，风流韵事啊，一股脑儿全忘了。随着黑夜愈来愈深沉，他提心吊胆地警惕着，所有注意力都全神贯注地集中在他所听到的来自库房和楼梯的响声上。

说时迟，那时快，帕普金顿时醒悟过来，事情就像白纸黑字一样一清二楚。他把当英雄的壮志忘了，只想着下面银行的地下金库房间有六万元钱，而他每年赚八百元薪水正是来看着这些钱的啊！

彼得·帕普金站着，聆听那些响声，脚上没有鞋子。穿过窗户射过来的街灯使他的脸显得灰白，真有些吓人。他的心像一把锤子拼命敲击着肋骨。但是，在激烈跳动的心脏中，流着忠于大英帝国的四代忠臣的热血。窃贼若想从玛丽波莎的银行里盗取那六万元的巨款，他必须跨过出纳员彼得·帕普金的尸体才能办到。

帕普金走下楼梯，到砌成拱形的银行金库的地下室去；他步伐矫健，跟他的祖先在阅兵场上的步伐一模一样。当他走下通向地下库房的楼梯时，在楼梯后面边上的过道的阴暗处，匍伏着一个家伙，要是帕普金事先知道就好了。这个人手里也拿着一支左轮手枪，不管已构成犯罪事实与否，他的脸上像帕普金一样果断。他听到出纳员走在楼梯上的脚步声，侧过身子，一声不响地在门口的隐蔽处等着。

接着发生的细节就没有必要一一加以叙述。其详细情况只有一点是有趣的，那就是：有时候一个身穿灯芯绒吸烟服和只穿袜子没穿鞋的银行出纳员，怎样可以在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为玛丽波莎姑娘们在梦中所臆想到的英雄人物。

这一巨变料必发生在夜间三点钟左右，看守人吉里斯在后来的证词中证实了这一点。他说，第一次听见有响声时，他看了一下表，时间是两点半。他知道这只表三天前慢了三刻钟，后来，又走快了，一减一加，料必是三点钟。吉里斯听见银行大楼里有人拿着手枪下楼的脚步声。这在后来进行的法庭调查盘问中具有颇大的价值。

且慢，帕普金的历险还没有讲完哩！他走近银行保险箱的铁门，跪在门前，在黑暗中摸索着砸碎的锁。正当他跪着的时候，听到后面窣窣有声，他跪着转身，看见在过道半明半暗的地方有一个窃贼，手里的枪闪闪发光。剩下来的事情瞬息之间就妥善解决了。帕普金听见一声大喊，是他自己的声音，但是听上去很陌生，似乎是从一个空腔中发出来的。那声音叫道：“放下来！要不然我开枪了！”正在他举起左轮的时候，他眼前闪过一团炫目的火光，随后彼得·帕普金——玛丽波莎兑换银行的助理出纳员——向前一倾，倒在地上，神志不清了。

讲到这里，当然，我该结束一个章回的故事，甚至一部书的故事，或者，起码也该用沙袋朝读者的头部掷去，迫使读者暂停一下，考虑些别的更好。拿通常的公平道理来说，我们得在此刹车，用数一百的办法来调剂一下，或者站起身来，到街上散散步；或者在自己的脑海中描绘彼得·帕普金躺在银行地下金库的石板地面上，一动也不动，两臂张开，左轮手枪仍紧紧抓在手里。可是，我必须继续讲下去。

第二天上午七点半光景，玛丽波莎全镇的男女老少都知道兑换银行的助理出纳员彼得·帕普金被强盗打死在银行大楼的地下库房里。据传，看守人吉里斯也吃了一颗子弹，死在楼梯脚下；强盗抢了五万元钞票，已逃之夭夭。人们还说强盗在人行道上留下了一条血迹，警察局的人正带着警犬在镇北的大沼泽地寻迹追踪。

上述情况，咳，很值得加以注意，就是人们在上午七点半了解到的案件内情。当然，随着时针的转动，人们知道的事态原委愈益详尽。到八点钟，大家知道帕普金并没有死，不过肺部受了重伤。到八点半，又进一步了解到他的中弹部位不在肺部，情况是他的胸骨下方凹进处被子弹打穿了。

上午九点整，真情得到披露：帕普金的心窝处安然无恙，但是弹丸射中了他的右耳，把那只耳朵擦飞了。最后，传来的最终消息证明：他的耳朵并没有被刮走，也就是说子弹未能把耳朵一点不剩地剁了。确切的伤势是帕普金的头部受到擦伤，把他打懵了。倘若子弹再向左靠近一两英寸，就会打中他的脑髓了。从公众的兴趣来说，当然，这与被击毙相差无几。

一点不错，九点钟光景，人们在大街上看到了帕普金本人，头上打斜扎着一条大绷带，指点着强盗的去向。再说看守人吉里斯呢，到八点钟也搞清楚了，他没有死。他的头部是被子弹打穿了，但是伤势是否严重，纯属猜测。实际上，到十点钟左右，人们知道强盗发出的第二颗子弹掠过了看守人头部的侧边，就现下所掌握的消息来看，他的脑部与案件发生之前完全一样。在此，我得补充一点，原先关于血迹、沼泽地和警犬的消息并不确凿。红色的污迹原来可能是血，但是斑斑点点的血迹延伸到纳特利肉铺的地窖时，却变成糖浆了。可是这一点仍有争论，有人说也许强盗出于狡诈，在血迹上倒了糖浆。

人们还想起了：虽然玛丽波莎有各种各样的狗，但是却没有警犬。

因此，到上午十点钟左右，整个案件变得毫无头绪，成了不解之谜。自此以后，它始终是一件悬案。

问题不在于证据不足。有帕普金本人的申述，吉里斯的申述，听到枪声的人的陈述，看到强盗（有的人说有一伙）在夜里跑过去（有的人说走过去）的人的陈述。显而易见，强盗在销声匿迹前，把玛丽波莎的半数以上的街道都跑遍了。

帕普金和吉里斯的交待毫不掩饰，互相并无矛盾。帕普金说他在银行里一听到响声，就从楼上走下来，正巧看见窃贼蹲伏在过道里，是一个大个子，脸上一副凶相，身上穿着一件大褂子。吉里斯的说法与此完全符合，也是在同一时间听到响声的。不过，他先把窃贼描述成一个瘦削的小个子（可是，即使在暗中，看上去也特别杀气腾腾），穿的是一件短夹克。后来他思索了一下，承认在罪犯的个子大小方面自己搞错了。他说，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窃贼的个子比帕普金先生想的还要大些。吉里斯说他向窃贼开了枪，与帕普金先生开枪的时间不约而同。

除此以外，剩下来的是疑云一团，看不清，猜不透。

十一点钟左右，城里的侦探应兑换银行头头的要求，到镇上来了。

但愿你在这两个侦探在玛丽波莎串东走西的时候见过他们——穿着时髦，表情严肃，看不透他们的心思。看样子他们好像本能地、不动声色地把整个小镇都摸透了。他们一声不响地找着史密斯先生的旅店，好像他们事先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打算似的。他们站在酒柜前，一面慢慢呷着什么，一面四下留神，拣拾传入耳内的片言只字——你是知道侦探的工作方式的。偶尔，他们允许一两个旁观者——说不定是他们的党羽——请他们喝酒。从他们喝酒的那种神色，你可以看得出他们仍在注意听各种可能的线索。一旦发现了一点儿线索，不管是在史密斯旅店，还是在玛丽波莎饭店，或是在大陆旅馆，他们就一阵风似地赶去了。

那一天，看到他们在镇上走动——一言不发，派头十足，沉着冷静——使人感到他们这种奇特的、危险的职业真了不起。他们整天在镇上跑来跑去，不讲话，样子与众不同，使你根本无法理解他们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一起在史密斯旅店的餐厅吃饭，在餐厅里花了足足有一个半小时来摆脱人们的尾随，使他们失去线索、嗅不到气味。待少见多怪的人们都走清了，他们同约瑟·史密斯一起坐在酒吧间后面的会客室谈话，防止人们再来打扰。史密斯先生似乎一开始就跟他们十分投机，他们与他身材相当，或者说是类似同号的人物。旅店老板和侦探之间素来相互有亲，都具有同样深奥莫测的缄默，对公众的弱点大家又都心照不宣。

而且，史密斯先生对两个侦探大有用处。“伙计，”史密斯先生说，“我不能太露骨地去打听是哪些人过半夜还在外面，因为在这样一个镇上是行不通的。”

后来，那两个伟大的能人乘五点三十分的火车回城时，很难说得准在他们自命不凡的、看不透的脸容后面是否有富于价值的线索漩涡在翻腾。

但是，倘若这两个侦探也算是英雄的话，那么，帕普金该是何等人物呢？请设想一下，帕普金头上扎着绷带，站在兑换银行的门口，以只有英雄才配得上用的那种罕见的做作的谦逊态度谈论着半夜盗案。

我不知道你是否当过英雄。要不是有纯粹的欢乐，世间没有什么东西可与当英雄相比拟。对经历过生活的煎熬并且认为自己完了的帕普金先生来说，发现自己突然上升而置身于拿破仑·波拿巴、约翰·梅纳德和轻骑兵团突击队员之列——噢，真美极了。现在，帕普金是一个勇士，他自己也知道得清清楚楚是一个英雄，并且还具备了英雄的谦逊本色。一点不假，我相信人们曾经听到他说过，他只是尽了一点他应尽的责任，他还说他所做的别人也会做到。可是，不知哪一个人说：“不错，就是这么一回事。”这时，帕普金向他瞥了一眼，这是受了刺伤的英雄的默默的眼光，其刺痛的程度为语言所无法形容。

如果帕普金知道城市里下午出版的报纸都报道说他已为银行捐躯的话，他会感到更加得意忘形的。

那天下午，玛丽波莎法庭开庭审判——根据法律看，开庭的目的是对已死的盗贼进行法庭调查（可是尸体尚未找到）。看着他们把证人排成一列，进行讯问，真是其乐无穷。在玛丽波莎第一流的刑事律师尼文斯等对证人的询问中，以及在佩波利等首席法官主持的对证人的询问中，有一些内容使你对其问答的精明机灵不胜惊讶，使你听了浑身哆嗦。

他们先传了经理亨利·莫林斯，他待在证人席上足足有一个半小时。全场兴奋得都屏住了气，鸦雀无声，假使有大头针掉到地上，也可听得到。尼文斯先开腔。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亨利·奥古斯特斯·莫林斯。”

“干什么的？”

“兑换银行经理。”

“什么时候出生？”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尼文斯站着，一声不响地瞧着莫林斯。你可以觉察到他在苦苦思索，准备问另一个问题。

“你在哪儿上学的？”

莫林斯回答得很爽快：“家乡的中学。”尼文斯又想了一回，接着问：

“你那个学校里有多少个男学生？”

“大约六十个。”

“几个教师？”

“大约三个。”

尼文斯又停住了，好像在细细体会、彻底消化证词的含义。隔了好久，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他问道：

“我知道昨天夜里你不在银行。上哪儿去了？”

“在湖上打野鸭。”

顿时，全场哗然。你如果能看到莫林斯讲完这句话后法庭上的骚动劲儿就好了。法官在椅子里倾身向前，迫不及待地冲着他问道：

“打着了没有，哈里[87]？”

“那还有错，”莫林斯说，“大约六只。”

“在哪里打到的？什么？在河那边长野稻的沼泽地里？不会吧！你是在野鸭歇着不动的时候打着的呢，还是飞起来的时候打的？”

法庭上这些问题像连珠炮似的一口气向证人轰去。事实上，人们从询问中得知，当年的第一批野鸭已经飞到奥沙威比河的沼泽地带来了。由于这个缘故，下午过去了还不到四分之一的时间，法院就草草休庭了。等到法庭里人们一走空，莫林斯、乔治·达夫和一半左右的证人们就拿着鸟枪出发了。

玛丽波莎镇上的银行盗窃案的真相，据我所知，一直没有水落石出。逮捕了一些人——大多数是流浪者和嫌疑分子，但是始终无法确凿证明他们犯有盗窃罪。在密西纳巴县的另一端，离镇子足有二十英里远的地方，有一个人被逮捕了。他不仅跟人们对盗贼的描绘十分相像，而且有一条木腿。一条腿的流浪汉，在玛丽波莎这类地方，总要受到怀疑的。有什么盗窃案或谋杀案发生了，他们就被凑数抓了起来。

银行里究竟失窃了多少钱，也始终是一件悬案。有的人说一万元，有的人说不止这个数目。至于银行本身，显然是出于维护银行声誉的动机，声称保险箱里的东西纹丝未动，盗贼欲窃未遂。

不过，这一类事情中无论哪一桩，与帕普金先生的得意劲儿都没有多大关系。好运气跟坏运气一样，从来也不是点点滴滴、稀稀拉拉地落到头上来的。在那美好的一天，喜事接二连三地朝彼得·帕普金袭来。上午他成了英雄。在法庭上，法官佩波利当众告诉他，他的事迹完全适合于放到德坎色地区开拓者的编年史里去，并邀请他到家里吃晚饭。下午五点钟，他收到银行总办公室的加薪电报，通知他说他的年俸增加到一千元。这样一来，他不仅是一个英雄，而且是一个有资格结婚的人了。下午六点钟，他出发去法官家，态度坚决，使他得以鼓足勇气踏出生活中关系最重大的一步。

他主意打定了。

他要干一件事，即使过去在玛丽波莎有人干过，但也是很少的。他准备向赞娜·佩波利求婚。这一步，在玛丽波莎，很少人敢于问津。爱情的航道，通过打网球、跳舞和乘雪橇等各个阶段，不断地向彼岸航行。后来纯粹由于环境因素“太坏”，航船被迫抛锚靠岸，航程至此结束。正正当当求婚被看作太一本正经了，太不自然了，只有书中的人物才会那样做。

但是，帕普金认为，普通老百姓不敢做的事，英雄是可以有资格试试的。他要向赞娜求婚，而且还不止这一点呐，他准备直截了当地以大丈夫的气概告诉她：他很有钱。他有勇气正视现实，承担后果。

帕普金果真这样做了。

那天晚上，在阳台上，在被弗吉尼亚爬墙草遮没的吊床旁，他提出求婚。那时刻，运气真的好极了：法官到书房去了；而且，佩波利夫人到放缝纫机的房间去了，真是千载难逢的好运；还有，由于妙不可言的巧合，仆人外出了，那只狗也给系住了。总之，自从开天辟地以来，苍天从来也没有为世间凡人安排过这么好的一系列环境因素。

赞娜是怎么回答的——除了“好吧”以外——我毫无所知。但是，我可以肯定，在帕普金告诉她关于钱的问题时，她就像赞娜这样的好姑娘所应该做的，勇于面对严酷的现实，并不气馁。他跟她讲起钻石时，她表示为了他，她愿意佩带。

他们正讲着这些事儿，还有其他一些事儿——要知道，有许多事要讲的——正在这当儿，从奥尼达街上传来一阵你从来未听到过的骚动声和喧嚷声，一辆华丽的大型高级旅行轿车戛然停在法官家门口。一年仅挣三千元这样菲薄的薪水的法官家门口，有史以来未曾歇过如此高级的轿车。汽车停妥后，里面钻出来一个兴高采烈的男人，穿着一件海豹皮长大衣——不是为了它的华贵好看而穿的，而是为了抵御秋天夜晚的寒气。这个人，当然你知道，是帕普金的父亲。他在城里从晚报上读到了他儿子死亡的消息，就匆匆赶来。司机说，汽车开了两小时又十五分钟，在他们后面还有一列专用火车，坐满了侦探和各种应急人员。但是老帕普金在半路上听说彼得还活着，于是打电报给车站把这列专用火车撤销了。

老帕普金的一双眼睛注视着小帕普金，此时，如果你不知道他是沿海省份人，你很可能会以为他的眼中噙着泪水，以为他要把儿子搂到胸前亲热一番哩！假如他当时没有搂抱彼得，隔了几分钟后，他的的确确拥抱了赞娜，这是以父亲般的爱抚的方式抱的，他们在沿海省份也是这样拥抱美丽的姑娘的。最令人惊奇的是：老帕普金好像对整个情况都了解，用不着听任何解释。

法官佩波利，我想，他看到老帕普金时，拼命拉手，几乎把对方的两只胳臂拉断了。当你听到他们彼此称呼对方“奈德”和“菲利普”时，你会感到他们又回到了孩提时代，在城里那所古老的法律学校一起上课了。

如果帕普金认为自己的父亲不会在玛丽波莎大受欢迎的话，这只能说明他的无知。老帕普金坐在法官家的阳台上，用玉米穗轴烟斗抽烟，似乎他一生中从未听说过哈瓦那雪茄烟。那个秋天，在他待在玛丽波莎的三天时间里，他在杰弗逊·索普的理发店和埃利奥特药房进进出出，在湖边沼泽地打野鸭，每天晚上玩扑克牌，一百根火柴当一分钱……好像他出生下来后没有过过别的生活。当催他回去的电报足足可以塞满一提包时，他才悻悻而去。

帕普金和赞娜在适当的时间结了婚，住在镇上新区小山旁一间富有魅力的屋子里。至今你还可在那里找到他们。

随便什么时候，你都可以看到帕普金在小小的令人陶醉的草坪上修剪绿草，身上穿着一件颜色永远鲜艳的运动衫。

如果你走上前去跟他讲话，或者跟着他走进那像在仙境里看到的屋子，请把你的声音稍稍压低些——尽管你的声音像音乐般悦耳动听——因为室内甜甜地睡着一个像小天使一般的婴儿。小心灵的美梦可不该去打扰，即使少许一点儿也是不应该的。

第十章　密西纳巴县的大选

别问我这是什么选举吧！全国选举也好，省级选举也好，帝国的选举也好，宇宙的选举也好，我几乎都一无所知。

当然，全国各地都在搞选举。然而，我只在密西纳巴县见识过选举的全貌。当然，玛丽波莎镇是全县竞选风暴的中心，它是整个骚动的焦点哩。

我只知道，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竞选活动，它涉及极其重大的议题。比方说，玛丽波莎是否应该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呢？在异国入侵者蹂躏的情况下，德坎色镇学堂是否应该摘下那面曾经飘扬了整整十个世纪的旗子呢？英国人是否应该沦为奴隶呢？加拿大人是否应该成为英国的臣民呢？农民阶级是否愿意表明他们是加拿大人呢？……以及类似这样的其他重大问题。

此外，选举是多么轰轰烈烈、鼓噪一时啊。人们摇旗呐喊，鼓声震耳欲聋，火炬光如白昼。比较起来，密西纳巴县其他地方的选举活动，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小巫见大巫了。

现在既然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对它作一番回顾了。我们可以看出——现在看起来，事情是多么明显啊——通过这次大选，加拿大拯救了大不列颠帝国，密西纳巴县拯救了加拿大，德坎色地区的第三区拯救了密西纳巴县，而我们这些支撑第三区的人们，则——唔……好吧，这可不必细表了。对于这件事，我们倒宁愿表现得谦虚一点为好。如果非说不可，那么，只好平心静气地谈谈，轻描淡写地聊聊，而且，一天之内，议论不宜超过三四次为妙。

但是，如果你事先未曾鉴赏过玛丽波莎政治方面特有的错综复杂的话，那么，你根本不可能理解这场选举。你对大会、运动、提名以及投票等等事宜会感到莫名其妙。

还是让我从头开始吧。在玛丽波莎，一个人如果不是自由党，那他就是保守党，或者既是自由党、又是保守党，操二者于一身。有些人目前是、或者毕生都是自由党或者保守党，他们分别地获得诸如铁杆格列特分子[88]或者老牌托利分子[89]的称号。由于经历过多年的训练，大家对于种种国家大事的内情会迅速地、深刻地掌握。他们能够在四秒钟之内对一项顶复杂的问题作出抉择。事实上，只要他们在上午邮件中抓着一些城市出版的报刊，他们就懂得你提出的任何问题的解决方案了。另外有些人，为了表现得思路宽广而且具有远见卓识，他们会根据本人对当前风向的观测作出判断，分别选举自由党或者保守党。如果对这些问题的判断表明，选自由党会在那些方面对他们有利可图，他们就选自由党。如果对他们毫无油水，他们就会拒绝当那个党的奴隶，就会拒绝做那个政治领导人的仆从。所以说，企图从他们当中寻找顺从的人们，你可不用沾边了。

但是，对玛丽波莎的任何人说来，有一件事是绝不允许的，那就是没有政治观点。当然，总也会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的情况或身份会驱使他们说自己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的。然而，要了解真情也并不太难。让我们看看邮政局局长特里朗尼吧。老早老早，在老麦肯齐执政之时，他是派信员。随后，老麦克唐纳当权，他是拣信员。后来，在老杜柏内阁期间，他是邮件盖章员……特里朗尼总是说他没有什么政治观点。但是，真情表明，他的政治观点委实是太多太多了。

玛丽波莎的牧师们也是如此。他们是没有政治观点的——绝对没有的。然而，英格兰教会的乡区牧师杜罗恩在竞选期间老是在布道时宣讲这样的诗句：“啊！难道以色列就没有一个正直的人么？”或者“什么呀！难道这不就是变一变的时刻吗？”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它告诉在座的自由党生意人：你们还是赶快起立、趁早离开教堂的靠背长椅吧！

与此相仿，长老会教会的牧师说，他的神圣的职业不允许他参与政治，他的神圣的职业不容许他对弟兄们冒出粗暴的言语。但是，每当那位不够虔敬的家伙被抬举到共同体的高位的时候（当然，这是指某保守党人被提名为候选人），他可不让神圣的职业阻挠他畅所欲言的。那时，他巧妙地把保守党分子统统撵出教堂。他进而出示经典，说明远古时代的希伯来人，除去在洪水中被淹死的和某些活该在沙漠中暴卒的人，都是彻底的自由党人。

我是这么说的，有些人被允许宣称不过问政治——政府机构的职员、教会的牧师、学校的教师以及旅店的老板等等便是。但是，在玛丽波莎，把这些人撇开不谈，如果有谁说他没有政治派别的话，他准会被人称之为奸狡的，人们会刺探他追随的到底是哪一派。

事实上，整个镇子，乃至整个县份，是一个政治的漩涡。如果有什么人，只是亲眼见过威斯敏斯特下议院[90]或者华盛顿参议院[91]的会议，却未曾见识过德坎色地区的保守党提名大会或者在区学堂召开的自由党集会的话，那么，他对政治可以说是一窍不通。

因此，当消息传来，说英王乔治解散了加拿大议会，并且向密西纳巴县下达了一个令状或一项指令，要给他另选一个人替代约翰·亨利·巴格肖（因为英王对此人已丧失了信心）的时候，你可以想象玛丽波莎镇激动到何等程度了。

用不着说，皇上在玛丽波莎是非常知名的，而且还是德高望重的。人人都记得，在盛大的加拿大之行中，他访问该镇并在玛丽波莎火车站稍作停留的情景。虽然在那时他还只是个王子，但是车站上欢迎他的人群已经相当可观。大家都觉得，王子没有时间多看一看玛丽波莎，这对他们来说是多么丢脸的一回事啊！因为王子只看到火车站和一些伐木场，他可能对镇子得出一个虚假的印象。尽管如此，大家都来到火车站，所有自由党人和保守党分子又都非常自如地混杂在一起。他们肩并肩地站在那儿，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差异之处。因此，王子是不会察觉他们之间的党派分歧的。绝对不会——你可以看出，他没有察觉这些党派分歧。人们向王子宣读了一份祝词，大谈特谈帝国的太平以及人们的忠诚。他们有意删除任何牵连到修建镇子码头的纠纷以及选择新邮局地址的争吵。这是因为大家有一种顾全大局、考虑得体的看法：让这些事情打扰王子是极其不妥的。当然，等到乔治当了英王，他是要过问这些事情的。然而，无论如何，还是让他感到他的帝国是处于太平盛世为妙啊。

因此，人们煞费心思地在祝词中堆砌令人放心的漂亮词藻借以粉饰太平，从而使王子感到简直是乐滋滋的。我可以担保，在听过这份祝词之后，王子是呼呼入睡的。可不是吗？甚至根据他的副官随员的神情，你就可以看出这个演说产生的效果了。所以，王子当时的感受，你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我想，在玛丽波莎，人们是透彻了解国王的心理的。每当英王或者王子驾临，人们总想方设法使他看到一切事情的美好的一面，好让他知道大家又都精诚团结。你看，佩波利法官跟加拉赫医生——镇上那位最不可救药的自由党人——之所以手挽手地一进一出、形影不离，这也纯是为了让王子感到心情舒畅而已。

因此，当人们获悉皇上对现任国会议员约翰·亨利·巴格肖失却了信心，大家也就信以为真、一声不吭了。丧失了信心吗？好的，一切都好说，他们马上会给国王另选一位。如果国王果真需要，他们还能给他选上半打哩。他们是绝不计较的。他们甚至可以将整个镇子的男人们逐个逐个地推选出来，而绝不希望国王为这种事操心的啊。

不管怎么说，其实，全体保守党人多年以来就已经一直在嘀咕的了。他们不明白国王啦，总督啦，这一层的人物怎么能这般长久地容忍像巴格肖那样的家伙。

密西纳巴县，我说呀，是一个永恒的政治漩涡啊。这可不是城市那种可怜、奸诈、浓厚的金钱气味的政治，而是一种正直坦率、具有真正古老传统的政治。它为农村赢得了荣誉。倘若有人居然愿意接受贿赂或者为了金钱而出卖信念，他会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的。我并不是说人们不愿拿钱——钱当然要拿，为什么不可以拿呢——而是说，如果真的要拿，他得大大方方、心安理得地拿，并且不要声张。人们又可以在政府那儿接受一份公职或者一项合同——这是人之常情嘛。但是，如果接纳，他们得毫不含糊地本着一种胸怀宽广的爱国精神，而绝不是单纯为了这份肥缺。不该这样，先生，丝毫不该这样。

要取得密西纳巴县农民们的选票和玛丽波莎镇商人们的选票的人，必须说服选民们：他就是理想的人物。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只要他能够说服一个选民、说明自己是理想的人选、而其他选民又都知道这件事，那么，大家自然会选他的。

我重复一下，自由党人与保守党人之间的分歧是异常严重的。然而，在两次竞选之间，即使你在镇上住上好一阵子，你对这种分歧也许会一无所闻。只有你深入了解这里的人们，你才能逐渐看出一条鸿沟把他们分隔开来。这种分歧，可以说是无法消除的。你会逐渐发现那些极为微妙的分歧。在开头，你一点也察觉不出来；表面上，大家友好极了。比方说，牙医乔·密立根是个保守党人。他忠于该党，六年如一日。然而，他却与年纪轻轻的加拉赫医生共用一个停放游艇的房子。加拉赫医生可是个自由党人啊。还不止这一点，他们两人一起买了一艘摩托艇哩。又比方说，彼得·格罗弗和阿尔夫·麦克尼哥尔在同一个铺面分别经营五金和油漆，尽管他们两人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派别也罢。

可是一旦选举在即，政治上的分歧也就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自由党人与保守党人分道扬镳、疾恶如仇了。乔·密立根这个星期六用摩托艇，加拉赫医生则下一个星期六用摩托艇。彼得·格罗弗在店的这一边卖五金器材，阿尔夫则在店的那一边做油漆生意。很快你就明白，这一份报纸是保守党的工具，那一份报纸是自由党的喉舌。这一间是自由党的杂货店，那一间是保守党的杂货店，等等。同样地，在选举期间，玛丽波莎饭店变成自由党旅馆，而大陆旅馆变成保守党酒家了。至于史密斯先生的旅店呢，那时总会增添几个酒吧侍者，你可以把它称为独立的自由保守党的旅店。其时，它的酒类还搀有帝制主义的味道哩。说到殡仪馆的京哈姆先生，由于他的职业的自然而然的影响，他是一个先进的自由党人。然而，在选举期间，为保守党人涂搽防腐香油时，他也总会给予特别的关照的。

好吧，到现在，我想你稍微懂得有关密西纳巴县大选的一般政治背景了。

约翰·亨利·巴格肖是在任的国会议员，代表密西纳巴县。他据有自由党的席位。

自由党人称他是久经沙场的战马、英勇善战的骁将、身经百战的闯将、战无不胜的老将，还给他诸如此类的其他美名。而保守党人则称他是食古不化的蠢驴、军中顽固的公骡、暴饮暴食的兵痞、贪污成性的老鬼、劣迹昭著的恶棍。

我想，约翰·亨利·巴格肖也许是世界上政治界的一名佼佼者。他头上白发披垂，冠以浅顶呢帽。他有一副政治家风度的光滑的脸庞，每天花费国家两角五分钱修刮。

在过去的二十年期间，单是为了修刮巴格肖这副脸庞、使得他代表密西纳巴县，加拿大自治领总共花费了两千元。然而，结果说明，这是划得来的。

巴格肖身穿一件政界人士的大衣，每天花费国家两角钱刷新。他穿一双皮靴，每天花费自治领一角五分钱刷亮。

但是，花这些钱是值得的。

玛丽波莎的巴格肖是这个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在过去一连五次选举中，他都是该县的当选者。他把保守党人击败，使他们无地自容。且不说别的，看看他是多么具有代表性啊。他在第三区那边拥有二百英亩土地。他雇用两个工人长年耕作管理，以此证明他是个地道的农夫。每年秋天，他们把肥猪送到密西纳巴县农业展览会以及世界博览会。巴格肖本人则站在猪栏旁边，与评判大员们在一起。他穿上一条灯芯绒马裤，整个下午嘴里不停地啃嚼着一根稻草。这么一来，如果有哪个农民认为巴格肖不配在国会充当代表的话，这只能说明，那个农民是个笨蛋。

巴格肖拥有马具商店的半股股份以及制革厂的四分之一的股份，这就使他成为一位商界人士。此外，他向长老会教堂捐献一张靠背长椅的费用，这就在议会中代表宗教。还有，三十年前，他在学院里读过两个学期的书，这就代表教育。即使巴格肖未能超过现代科学的发展，他起码跟上现代科学的步伐。他在这一间银行存一点钱，而在另一间银行又存一大笔款，这就使他同时既是一个穷鬼、又是一位富翁。

除了上述这些，约翰·亨利·巴格肖也许是玛丽波莎最卓越的演说家。这一点，当然使巴格肖大大沾光的。这里演说家有的是，而且还多得很呢。那些人口若悬河，能够滔滔不绝地讲它两三个钟头。可是，这位久经沙场的战马能把他们统统压倒。人们说，约翰·亨利·巴格肖谈了好几个钟头之后，他就好好地开始发表演说了。这时，皮利科尔斯[92]、德莫斯典斯[93]、西塞罗[94]等人只能望尘莫及。

在一百码以外你就能看得出巴格肖是下议院的一名议员了。他身穿一套椒盐颜色的西装，表明他来自农村选区。他挂着一条粗重的金表链，悬着的印鉴在晃荡，也就表明他代表镇子。从他的淡色短领和雪白领带，你可以看出，他的选民们是诚惶诚恐、笃信宗教的教徒。与此同时，他别着马蹄形的别针，这表明他的选民们有热爱运动的天赋，他们能够清楚地告诉你什么是骏马、什么是蠢驴。

约翰·亨利·巴格肖大部分时间得待在渥太华（虽然他喜爱农场的宁静。每当离开农场之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吧，他是叹一口气的）。如果他不在渥太华，他就在华盛顿。当然，说不定任何时刻都会需要他到伦敦去哩。因而，也就难怪在一年之中他大概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待在玛丽波莎了。

正因如此，在一个初春的下午，巴格肖刚下火车，人人就知道准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了，关于选举的传说是千真万确的了。

巴格肖的一言一行都证实这一点。他给行李员两角五分钱查对他的行李箱。他付给汽车司机五角钱，把他带到大街。他走到卡拉汉烟店，买了两支一毛钱的雪茄烟；然后走到街对面，把这两支雪茄烟送给《时代先驱报》的马罗利·汤普金斯，作为联邦总理的礼物。

整个下午巴格肖在玛丽波莎的大街上走上走下。如果你懂得征兆，你可以发现空气中充满了政治。他在五金店买钉子、油灰、玻璃，在马具店买马鞍，在杂货店买杂货，在玩具店买玩具，等等。总之，举凡一场大规模竞选运动所需要的东西，他应买尽买。

办妥这些事之后，他跟自由党组织者麦克基尼斯、《时代先驱报》的马罗利·汤普金斯和京哈姆（卓越的独立自由党殡仪承办人）来到玛丽波莎饭店的后厢。

从约翰·亨利·巴格肖坐下来之前把门关上的神色看，你可以知道他的心情是异常沉重的。

“先生们！”他说道，“选举是势在必行了。我们即将进入一场重大的斗争。我们得做好准备才是。”

汤普金斯于是问：“这回是辩论关税问题[95]吗？”

“对，先生们，恐怕是这个。整个选举将涉及关税问题。我倒希望辩论其他什么东西的。真是见鬼！他们偏要缠住这事不放。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只好奉陪了。他们为什么不提出贪污问题呢？”这时，这位久经沙场的战马从椅子上站立起来，一边踱来踱去，一边继续说下去：“真是天晓得。我提醒过他们的。我向他们呼吁过的。大家听着，如果辩论贪污问题，我们会轻而易举地取胜。就拿这个选区来说吧——他们为什么不抓住我修建镇子码头或者邮政局花掉那么多钱而大做文章、争个水落石出呢？难道有比这更好的议题吗？让他们说我奸狡，也让我申述我并非奸狡，那不是很好吗？确实，如果不牵连到关税问题，那就妙极了。但是，先生们，暂且不提这个，给我讲一讲这个选区的情况吧。有什么消息？谁要参加竞选呢？”

马罗利·汤普金斯这时点燃了联邦总理送给他的第二支雪茄烟，然后代表大家回答：

“人人都说爱德华·杜罗恩准备参加竞选。”

“哈！”老战马脱口而出，他喜形于色，说道，“是他！好哇！这可好了！——那么，他代表什么政党？”

“独立党。”

“妙极了！”巴格肖说，“独立党，真不错呀。那么，提出什么纲领呢？”

“只是诚实和公德。”

“听着！”这位国会议员说道，“这真精彩！帮我们的大忙了！诚实和公德！求之不得啊！如果杜罗恩果真竞选，并且认真宣传这个，我们准会十拿九稳的。喂，汤普金斯，你可不要错过时机啊。你有什么办法没有？在对方的报纸上登出几篇文章，透露上次选举时我们曾经收买了全县的选民，透露说我们使用大量贿赂腐蚀整个选区。暗示我们曾经将一麻袋又一麻袋的公款在本县散发，并且表示我们这一回还要这样做。那么，可以让杜罗恩掌握大量像这样的材料。于是，他就会把保守党内所有不存偏见的老实人的选票统统引到我们这一边了。”

说到这里，老战马不像先前那般激动了。他接着说：“我唯一担心的是，杜罗恩根本就不会出场。他先前老是说要参加竞选，可是他从来就没有实行过。他是穷光棍，没有钱竞选的。我们必须看到这一点。京哈姆，你不是跟他哥哥挺熟的吗？你无论如何得想想办法，好让我们替杜罗恩存一笔款，并且支付他的竞选费用。可是，你们得想想看，到底这一回他像不像真的出来竞选的模样？”

其实，爱德华·杜罗恩真会干这事的。他会昏头昏脑地打出独立党的旗号，提出诚实和公德的纲领，参加密西纳巴的竞选运动的。玛丽波莎的人们指望他能够干出的，顶多也就不过是这种事情罢了。

爱德华·杜罗恩是乡区牧师杜罗恩的弟弟。多年以前，为了避免混淆，大家习惯叫他小杜罗恩先生。他跟他哥哥一个模样，只是体质更加虚弱。他脸色平庸，毫无生气。蓝色的眼睛，看起来倒和气。爱德华·杜罗恩本来就是、而且从来就是既潦倒又无能。他曾经一度受过工程师的训练。可是他经手修筑的水坝总是决堤，他建造的桥梁总是倒塌，他主持施工的码头又总被春季的洪水所冲垮。他当过厂主，结果又破了产。他还当过承包商，结果还是一败涂地。如今他充任天才晓得的什么测量员或者地产专家。他惨淡经营，勉强能够糊口而已。

在政治思想方面，在玛丽波莎众人皆知，爱德华·杜罗恩本来就是、而且一贯也是荒唐怪诞的。以往，每逢中学召开秋季运动会时，他准来发表多篇演说，大谈古代罗马人、铁特斯·曼里厄斯[96]和奎因特斯·柯迪厄斯。而在同一场合，约翰·亨利·巴格肖则发表一篇演说，大谈枫叶[97]，并且建议放假半天。杜罗恩常常对孩子们讲，要向那些真正伟大的人物学习。而巴格肖则常常告诉孩子们，要向那些极为富有的财主学习。杜罗恩常说，每当他想起古罗马人那种光辉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时候，他心里感到无限的充实。而巴格肖则常说，每当他在眺望辽阔的自治领疆土的时候，他心里洋溢着激情。

连学校里最年幼的孩子都懂得，杜罗恩是个蠢货。即使学校里的教员也不会给他投上一票的。

“那么，保守党这回怎么样？”现在，巴格肖发问了，“有些什么消息呢？他们会把谁抬举出来呢？”

京哈姆和马罗利·汤普金斯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几乎张口结舌。

京哈姆终于开腔：“难道您还没听说他们已经确定了人选吗？”

“是谁？”巴格肖连忙问道。

“他们要提出约瑟·史密斯。”

“老天呀！”巴格肖跳起来。他说，“是史密斯！那个旅店老板？”

“是的，先生。”京哈姆说，“就是他。”

你可曾记得，在历史上，当拿破仑获悉威灵顿公爵[98]要在比利时统率盟军的时候，他脸色发白吗？你还记得吗，当泰米斯托科尔斯[99]听到阿里斯多济顿[100]将要统率斯巴达人的时候，他吓得跳海吗？可能你记不起这些历史事件了，但是这倒会使你想到，当约翰·亨利·巴格肖听到保守党人选定史密斯旅店的老板——史密斯充当候选人的时候，他会作何感想的。

你是记得史密斯的。你曾经看见过他站在他的旅店门前的石阶上——体重两百八十磅，脚上穿着长袜子。你曾经看到他纯是本着为了公益的精神，过了时刻还在贩卖酒类。你会想起那天沉船时，他怎样拯救了数以百计人的生命。你还会回忆得起来，在英格兰教会的教堂被火烧掉的那天晚上，他如何拯救了整个镇子，使它免于毁灭。你也知道他的旅店的，名字叫史密斯北方健身别墅。它就在大街的中部，虽然现在人们开始把它称为史密斯不列颠酒吧。

因此，你可以想象得到，巴格肖这一回可真正像一个联邦政客，他真的脸色如土了。

“我可从来没听说他是个保守党嘛。”他有气无力地说道，“从前他不是总向我们提供经费的吗？”

“他现在是保守党了。”京哈姆先生的语调带着某种威吓的成分，他说，“史密斯说美国和加拿大互惠那套货色使他感到心如刀割。”

“他是个穷凶极恶的骗子！”巴格肖说。

好一会儿大家默不作声。于是，巴格肖又问道：

“在史密斯的竞选纲领中，除了贸易关税问题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呢？”

“有的。”京哈姆先生阴沉地说，“他会提出的。”

“那是什么？”

“戒酒和彻底禁酒。”

听到这么一说，约翰·亨利·巴格肖躺倒在他的椅子上，头部好像给人敲了一棍似的。好吧，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一章。

第十一章　候选人史密斯先生

“伙计们！”史密斯先生走到旅店前面的人行道上，对他的两个旅店雇工喊道，“把那面英国米字旗挂到上边去，把它升得高高的！”

之后，他站在那儿，注视着那面在风中飘扬的旗帜。

“比利！”这回他把旅店的掌柜喊过来，对他说，“再找两面旗子来，把它们挂在旅店后面咖啡馆的屋顶上。然后向城里发个电报，打听一下一百面这样的旗子的价格是多少。还有，把酒吧间里面‘美国饮料’的招牌通通拿走，换上新的‘英国啤酒，随时供应’的广告。把黑麦威士忌酒放进仓库。给我订购苏格兰和爱尔兰威士忌酒。别忘记到印刷厂去给我印一批英国酒料的广告招贴。”

接着，史密斯先生脑子里产生一个新念头。

“我说呀，比利！”他说道，“给城里打个电报，弄五十张乔治国王的肖像来。要好的，彩色的。甭管价钱多少。”

“是，先生！”比利回答。

“还有，比利！”史密斯先生把比利喊住，因为他脑子里又产生了一个新念头（确实是这样，打从史密斯先生投身到政界开始，你可以知道，类似这样的各种念头，如同后浪推前浪一般不断地在他脑海中涌现）。他说，“乔治国王的父亲的画像也要五十张，那个阿尔伯特老国王的画像。”

“是，先生！”

“嗯，我说呀，你听着，搞这些画像的时候，如果方便，老王后的也要一些，我是说维多利娜[101]的。要表现出哀悼样子的那一张[102]，上面有竖琴、狮子和三叉戟的。”

保守党大会后的第二天早上，人们知道约瑟·史密斯被定为候选人。如今，处处都是旗帜和广告招牌。每天黄昏，街上都有乐队演奏。镇上的人声、音乐声和兴奋劲儿，从早到晚，经久不息。

即使在城市，选举期间也是足够热闹的。不过，在城里营业时间内，这种兴奋之情还是有所控制的。但是玛丽波莎是无所谓什么营业时间不营业时间的，因此人们的兴奋也就从不间断了。

史密斯先生得到了保守党大会的赞同。原来曾经有过这种意思，即提名尼文斯充当候选人。可是大家都知道尼文斯是律师，是个读书人，他跟约瑟·史密斯那样具有广博见识的人相比，是希望甚微的。

因此，自然是由史密斯充当候选人。镇子上到处都张贴着“史密斯忠诚于英帝国”的宣传广告；字体写得又大又显眼。人们在胸前别着徽章，徽章的半边是史密斯先生的头像，另一边是乔治国王的头像。旅店旁边的水果店停止了营业，变成竞选委员会的办公室。一群宣传鼓动人员整个白天和半个晚上都在里头，嘴上抽着雪茄烟。

镇上又有另一种宣传广告，上面写着“巴格肖——自由，巴格肖——繁荣！给密西纳巴的老资格旗手投一票”。镇子北部玛丽波莎饭店旁边，便是巴格肖竞选委员会的办公室。一条巨大的白色横幅横跨马路。一群为巴格肖竞选的鼓动人员在办公室里面猛抽烟。

不过，史密斯先生大体估量过，在他的竞选办公室里人们所抽的雪茄烟与自由党人所抽的是二与一之比。在一连五次的选举之中，保守党人能够表现出这般的派头与阔绰，这还是第一次哩。

还得提一提，镇上也有杜罗恩的宣传广告——五幅到六幅——像手帕那般大小的玩意儿，写着这些字样：“爱德华·杜罗恩先生恳求密西纳巴县选民们的选票。”这些东西，你是没法注意到的。杜罗恩先生曾试图在大街上挂一条横幅，上边写着“杜罗恩——诚实”。然而，风却把它吹到湖里去了。

可见，这其实是史密斯和巴格肖之间的竞争。从一开始，大家就心中有数。

我本来希望能够叙述这次最为伟大的竞争的各个阶段以及它的前后曲折，从竞选开始一直讲到最后投票那一天。可是，那就得大费笔墨写几本书了。

头等重要的事，当然啰，是贸易问题。玛丽波莎的两份报纸——《新闻邮报》和《时代先驱报》——就此激烈地进行笔战。它们引证数字，相互格斗。接着，记者们走访候选人，发表访问记，报道候选人对关税问题的各种见解。

“史密斯先生，”《玛丽波莎新闻邮报》的记者说道，“我们希望您就降低差额税率会产生何种后果这一点发表一下您的观点。”

“哟！我的天呀，彼得老弟！”史密斯先生回答说，“这个我可说不上了。来，抽支雪茄！”

“那么，史密斯先生，依您看来，降低英国商品的关税定税价格以及根据互税率惠进口美国商品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天晓得的大笑话，可不是吗？”史密斯这样回答。他对记者说，“你喝点什么东西？啤酒还是土酿？”

在这个简短的对话中，史密斯先生显示出他迅速掌握对付报界人士的全部要领的才能。第二天，该报刊登的访问记说，史密斯先生不愿明确地表示关税差异的原则与正确的财政科学有所矛盾；他坚定地认为与美国进行关税互惠的双边贸易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本国工业按人口平均额的严重削减。

“史密斯先生！”玛丽波莎厂主代表团的团长问道，“如果阁下当选，在关税方面您有何高见？”

“弟兄们！”史密斯先生回答说，“我要把入口关税抬得他妈的高高的，谁也休想再把它降下来！”

“史密斯先生！”另一个代表团的团长开口说，“我一向主张自由贸易[103]——”

“我同意！”史密斯先生立即说，“我也何尝不主张呢。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您对帝国防务有什么看法？”另外一个人提问。

“你说的是啥东西？”史密斯反问道。

“帝国的防务呀。”

“防什么东西呢？”

“防卫一切东西呀。”

“这话是谁说的？”史密斯先生问。

“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呀。”

“那么，渥太维[104]的保守党兄弟们又是怎么说的呢？”史密斯先生问道。

“他们都赞成呀。”

“好的，我也赞成。”史密斯先生说。

这些简短的会话只反映这场伟大的竞赛的第一阶段，即辩论阶段。在这个期间，举例说吧，《玛丽波莎新闻邮报》绝对地证实，玛丽波莎的猪肉价格比南加利福尼亚的甜橙价格高出零点六；而且，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密西纳巴县进口鸡蛋的十年平均数比新奥尔良[105]进口柠檬的十年平均数增加了四点六八二。

这样的数字会使人们思考的，准是那样。

在这以后，竞选就进入组织阶段，接着又是公众大会和群众集会。也许你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县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吧。那景象真是妙极了。开始时，巴格肖的人们坐在高高的马车上，从东到西地穿过这个县，再从南到北地过境一遍。他们遇见一个农民，就走进他屋里大吃一顿。餐后，巴格肖的人就把这个农民带到马车旁，给他喝一杯酒。这么一来，这个人的选票就笃定到手了。待到这个农民后来又得招待保守党人，他这张选票才会变卦和转向。

事实上，对农民表白你是诚挚认真的唯一方法就是走进他家，和他一起大吃一顿。如果你不去吃，他不会选你的，这是公认的政治测试啊。

可是，巴格肖的人刚开始抓住农民的选票，当然啰，史密斯的人的马车也就从相反的方向驾到了。史密斯的人走进农民家里大吃大喝，然后，分发雪茄烟，把农民们又全部转化为保守党人。

或许你会在这儿或那儿看见爱德华·杜罗恩，那位独立派候选人。他尾随上述的政治马车，风尘仆仆地从一个农场瞎逛到另一个农场。他逐个地向农民阐明，他保证做到不施贿赂、不给黑钱、不给美差肥缺。于是，个个都热情地握起他的手，告诉他到邻近的农场怎么个走法。

乡村的组织鼓动之后，选举便进入又一个阶段，公众集会啦，群众大会啦，候选人和他的支持者们跟对方的辩论，等等。

我想，在整个加拿大自治领，没有别的地方能像玛丽波莎那样把贸易问题——即关税互惠问题——剖析推敲得那般彻底，而又能本着那么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起码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人们不谈别的事，只谈这个问题。在街上，某甲会叫住某乙，说他昨天晚上曾在报上读到：纽约的一只鸡蛋的平均价格比玛丽波莎的高百分之一。而某乙会在同一天的晚些时候叫住某甲，告诉他：爱达荷[106]一磅猪肉的平均价格比玛丽波莎一磅牛肉的平均价格低六厘钱（或许高六厘钱——因为一时他记不起来到底是高还是低）。人们一天到晚就跟这些数字打交道。谁的记性好，能记得大部分数字，他就是尖子，就是天生的领袖。

当然啰，这些东西在公众大会上讨论得最为充分。而要把密西纳巴县的大小会议作出全面的公正的估价，则可谓难之又难，需要多少册书才能讲清楚。不过，这里或那里的一些个人演说却非常突出，可以被认为是雄辩演说的杰作。举例说吧，约翰·亨利·巴格肖在德坎色区学校的演讲便是其中之一。《玛丽波莎时代先驱报》第二天便说，这篇讲词将载入史册。是这样的——它深深地埋入史书堆里面去了。

听过巴格肖演说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多么令人不能忘怀的演说者啊！那天晚上演说时，他具有长者德高望重的尊严，表现出一心一意为国效劳的热忱，他的形象几乎大大地超越他的本人。在他演说快要结束时，有人掉了一只别针。别针落在地上发出的声音把室内几个窗户的玻璃也震响了。

“先生们，我现在是一个老人了，”巴格肖说道，“用不着多久，我不但要与政治诀别，我还得要朝着先前的旅行者们一往无前的那个目标走去。”讲到这里，全场鸦雀无声。大家了解，这意味着他在思量着到美国去的事。

“是的，先生们，我是一个老人了。我希望，在我得走的时候，我要尽可能地留下最少最少的怨恶。然而，在我离开之前，我希望大家清楚地了解到，在保守党里面，存在着比任何一个正常的社区内可以容忍的还要多得多的恶棍们。”他继续说下去，“我对谁都没有恶意，我希望对所有人讲话都能从善如流。但是，我要讲的是，一些正常的负责任的人们居然把这么一个臭家伙提名为保守党的候选人，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先生们，在现今的这一场运动之中，复仇式的恶意是无立足之地的。让我们站得高一点，不要沦落到那种低下的地步。人们告诉我说，我的对手史密斯，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沙龙老板。姑且不提这个。人们告诉我，他曾经被判过偷马罪，他是个在作证时专门说假话的人，他是密西纳巴县众所周知的黑心的说谎者。我们不谈这个了。可别让这些东西玷污了我们的唇舌。”

“先生们，别谈了。”巴格肖先生停下来，喝了一口水。他往下说道，“我们倒不如考虑一下提高国民福利的问题。我们可不要只想到我们自己的特殊利益，让我们考虑一下整个国家的大局。因此，我不妨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有关德坎色镇大麦价格的一些实情。”

接着，在一片寂静之中，巴格肖宣读了过去的十六年中十六个不同地方的十六种不同的谷物价格。

“可是，让我回过头来，”巴格肖继续阐述这一个有关全国性的大问题的另一方面，“费一些时间看一看密西纳巴县的沼泽干草饲料的价格吧……”

那天晚上，当巴格肖发表完演说，坐下来休息的时刻，人们感到，自由党在德坎色镇赢得选票的大局已定了。

但是，巴格肖的人在这一点上却低估了史密斯先生的政治天才了。就在第二天，史密斯听到有关这个大会的情况，他便立即把他的几个主要演说人召集起来，对他们说道：

“弟兄们，他们巴格肖的人在统计学方面占了上风了。我们这方面做得太差劲了。”

于是他把目光转向尼文斯，问道：

“前些时候，有一个晚上，你在这里讲过的是些什么数字呢？”

尼文斯掏出一张纸条，念道。

“好，停一停。”史密斯先生问，“咸肉的数字呢？”

“一千四百万元。”尼文斯回答。

“太少了。”史密斯说，“把它弄成两千万元吧。那些农民不会说什么的。”

尼文斯于是将数字改成两千万元。

“那么，干草饲料的价格是多少？”

“两元一吨。”

“把它提高到四块钱吧。我跟你讲呀，”他补充说道，“如果那些农民说这数字不对头，你就叫他们到华盛顿去亲自问一问吧。你可以对大家说，谁要证实，谁就到英格兰去查吧。叫他直接到伦敦去一趟，亲自在那儿翻册查对吧。”

这么一来，在数字方面再也没有什么风波了。然而，我还得说一说，恰当地掌握这些贸易数据，会令人出奇地感到信服的。在竞选中，也许银行家莫林斯在这一方面是拿手的了。他是行家，他对贸易、人口、钱财等等的数字了如指掌。如果他在公众集会上现身说法，其效果是妙不可言的。

无疑，你是听过这一类人物演说的。但是，我倒想问问你，你可曾听说过莫林斯在第四区群众大会上演说的典型的效果吗？

莫林斯本人，用不着说了，他对各种数字都一清二楚。他从来不用烦神作笔记，效果却是非常惊人的。

“好吧，先生们！”莫林斯异常认真地说道，“你们有多少人知道，在以往的十年之中，我们国家在出口方面增长到什么程度呢？谁能说得出十年里全国进口物品增加了百分之几呢？”莫林斯这时稍停片刻，环视全场。可是谁也答不出来。

“我本人现下……”莫林斯说，“不能准确地记得起精确的数字。但是，它无疑是非常可观的。再拿人口问题来说吧。”莫林斯振作起来，正如一个天生的统计学家经常推敲数字的近似值那样接着说下去，“你们有多少人知道，有谁能说得出，我国主要城市每隔十年人口增长百分之几呢？……”

这时他又稍停片刻。不由你不信，谁也答不出来。

“我记不起精确的数字，”莫林斯说，“但是，这些数字都在我家里，可惜没有带来。无疑，那是异常可观的。”

但是，候选人史密斯先生在公众演说期间，有一回遭受到严重的挫折。

按照原先的安排，史密斯先生的竞选政纲上列有彻底禁酒这一项。很快他们就发觉这一招错了。他们已从城里引进一位特约演说家。此人态度冷酷严峻，佩着白色领带，一心一意干他的份内工作。除了他的日常开支以及每次演说后收款若干之外，他不计报酬。我说呀，除了这一点钱以外，他什么也不要。

有一天晚上，自由党人在德坎色区的学校集会的同时，此人在德坎色区的社交厅里发表演说。

“先生们！”他在演说的中间稍事停顿一下，然后说道，“正当我们在这里聚会进行认真讨论的时候，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的对手在他们的会场里干些什么吗？今天下午，有人从镇上给那间无邪的、易于轻信别人的学校送来了十七瓶黑麦威士忌酒。你们知道吗？这十七瓶威士忌酒就藏在黑板和墙之间。任何参加那个会议的人——注意听我的话，任何人——都可以灌足那种令人厌恶的东西，一切都由自由党的候选人付账啊！”

当演说者讲到这里，你可以看见，在场的史密斯的人，你看我，我看你，感到既生气又惊愕。演说到了中途，会场已经空无一人。

由于这样，彻底禁酒的条目也就从政纲中勾掉。竞选委员会以一份声明作为替代，主张采用限制性执照的方式促进戒酒；与此同时，鼓励生产含有酒精成分的饮料，并提出执行严格的酒类贩运规章。含有致醉成分的酒类只有适宜服用者才可使用。

伟大的一天终于到来了，那就是选举日。众所周知，它把史密斯先生的事业推向高峰。我用不着对它详加叙述了，因为这已经成为历史了。

总而言之，参观过玛丽波莎的人都知道大选日是怎么样一番景象的。所有商店，出于习俗，当然都打烊休息。至于大小酒吧间，根据法律，又全都关门。这样，你就不得不从后门进去。人们都穿上节日的盛装。一开头，大家严肃正经地在街上走来走去，正如七月十二日或圣·帕特里克日，在有趣的事情开始之前那个样子。人人不时地观察不同的投票站，看看是否有人投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谁都不愿意第一个去投票，以免遭人捉弄，把选票投给不该投的那个党派。

史密斯先生大多数的支持者们遵照着他的意旨行事。在开头的若干小时内他们都沉得住气，引而不发。依史密斯先生看来，投票也应该采取像捕猎狗熊那般架势的行动。

“兄弟们，暂时扣住你们的选票。”他说道，“别那么急性子。时机到了再动手也不迟。要干得狠、干得妙。”

玛丽波莎的每个投票站都有一个主持选举的官员和两个监票人。那些选民们，我说呀，不时地伸长脖子窥探投票站的里里外外，犹如老鼠察看捕鼠的夹子那样。如果监票人一旦将某个选民顺顺当当地弄进了投票间，在场的人就会把他推到那块小布幕后边，令他就范，要他投票了。至于选举，用不着说的，是采取无记名秘密投票的方式。这样，除了监票人、主持选举的官员和两个或三个在场的人们外，谁也不可能知道此人选了谁。

因此，开头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投票的结果无奇不有，矛盾百出。此外，由于投票站有时事先安排得一塌糊涂，加上监票员们弄不清楚如何登记好选票，也就把自由党的票和保守党的票恰恰统计反了。再者，还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即由于选民勾画记号时过于仓促，或者漫不经心，监票员们得从票箱里把选票重新掏出来好好观察一番，看看到底是选了何人。

我猜想，这也许就是玛丽波莎选举初期的结果如此荒诞离奇的原因所在。

或许这也就是初期报告之所以表明独立党候选人爱德华·杜罗恩将肯定取胜的缘由。可惜的是，当这个消息传出时，你没有看到大街上出现的那种兴奋的景象。早些时候，自由党和保守党召开公众集会时，人们是把杜罗恩忘记得一干二净的。可是，在投票日下午约莫四点钟光景，消息流传说杜罗恩的票数占了优势，这就简直使人们大吃一惊。并不是说大家不高兴，正好相反，大家都兴高采烈哩。人人都走到杜罗恩跟前，同他握手，向他道贺，并且对他说，他们早就知道这个国家正是需要一个正直、诚实、又不带党派观点的代表人物。在交谈中，保守党人公开地声称他们对政党厌烦极了，要与之一刀两断。自由党人则说他们简直是憎恨这个党。而且，有三四个人已经把杜罗恩拉到一旁，向他申诉这个镇上急需的是一个光明正大、清白廉洁、没有党派色彩的邮政局。这个邮政局应该选一块绝对没有党派气息的地皮，而且应该根据一些没有党派瓜葛沾染的合同从事兴建。其中的两三个人自告奋勇，甘愿效劳，要带杜罗恩去看看该买的地皮。他们还告诉杜罗恩关于邮政局长的公职问题，他们对特里朗尼（现任的邮政局长）不抱有任何个人偏见，不存在丝毫恶感敌意，也不会说他哪儿的不是。唯独有一点除外，这就是，特里朗尼完全地、绝对地不适宜担任那个职务。因此，如果杜罗恩是主张建立一个纯洁的文职行政机构的话，正如他曾经说过的那样，他应该首先把特里朗尼净化掉。

爱德华·杜罗恩现下已经开始感受到掌权意味着什么东西了。在他的仪表风度之中，不知不觉地已经产生了一种飘飘然的、了不起的感觉，这是意识到自己手中有权的最初迹象啊。

事实上，在这个短暂的半个小时的掌权期间，杜罗恩有机会稍微懂得什么叫作当权。亨利·麦吉尼斯前来找他，开门见山地要求充当联邦政府的统计员。理由是他手头极为拮据，而且整个冬天关节炎把他弄得丧失了活动能力，他的经济状况窘迫得很哩。纳尔逊·威廉逊则向杜罗恩恳求取得码头工长的职务，因为整个冬天他由于坐骨神经痛而卧床不起，什么其他东西都是不适宜干的。而伊拉斯马斯·阿克则问杜罗恩，是否能够把他的儿子彼得弄到渥太华一个什么部里去。伊拉斯马斯强烈地申诉，他本人曾经费尽唇舌、泼妇骂街般处处给他儿子找工作，可就是不成功。并不是说他儿子彼得不肯学，可他就是生性迟钝（连当父亲的也承认），迟钝得惊人，真是见鬼。彼得对数字毫无缘分，不幸的是他又从未进过学堂受到感化。如果杜罗恩能把彼得弄到渥太华的话，他这个当父亲的会真心地相信那是到了最理想的地方了。说真的，印第安人事务部啦，天文研究所啦，新加拿大海军啦，总会有空额安置一个这样的男孩吧？对于上述这么许许多多的要求，杜罗恩发觉自己都在一一地加以解释了。他说他会非常认真地考虑考虑的。他还请大家包涵包涵、体谅体谅，因为他还得去跟他的同事们研究研究、商量商量，而绝对不应该仅凭本人的意愿支配自己的行动的。事实上，如果杜罗恩在他毕生之中曾经对内阁部长们有过任何忌妒心理的话，那么，在这种时刻，这种妒忌之情也就丧失殆尽了。

但是，杜罗恩的这种好景是不长的。玛丽波莎投票还未结束，消息突然传来，管它是真还是假呢，说是巴格肖在全县占上风了。第二区的选票排山倒海般投向巴格肖；与史密斯相比，是六比二。至于从镇子到乡村沿路一带（干草饲料农场就在那里），据说巴格肖是所向无敌，大获全胜。

这个消息在镇上传播的时候，他们打发派西尔斯骑士团的玛丽波莎乐队（乐队的每一个成员都是自由党人！）操演到大街上。乐队行列的前头尽是红旗，还加上大标语一幅，上面写着“巴格肖永胜！”的字样，字体足有一英尺那么大。开始狂欢了，你是没有见过的。人们在玛丽波莎饭店门口的石阶上把巴格肖围得水泄不通，大家都争着同他握手。他们都说能见到这么一天真感到自豪，并且说自由党是自治领的光荣。他们还说，一提起什么无党无派政治就会使他们感到恶心。瞬息之间，人们在选举办公室着手组织晚上的游行，准备幻灯，草拟讲稿，等等。他们还为巴格肖准备好大大的一束鲜花。鲜花将由四名穿上白色衣服的小姑娘（全是自由党人！）呈献。

这时，投票剩下不到一个小时了。史密斯先生从他的竞选办公室走出来了。他派遣他的选民们到镇上去，这与当年威灵顿公爵统率全军向滑铁卢冲锋陷阵大同小异。选民们于是成群结队地从选举委员会的总部办公室和分部办公室拥出来，人人胸前的大衣襟上都摇晃着蓝色的徽章。

“弟兄们，动手干吧！”史密斯先生对部下说，“投票去！不断地投票吧！投了又投，直到他们把你们赶走为止。”

他对竞选助手吩咐：“比利！向城里打个电报，说我被绝大多数人选上了。并且叫他们立即发个同样的回电。打过电报之后，向乡下的每一个投票站都挂个电话，带个口信说全镇都毫不动摇地倾向保守党。叫各个投票站依葫芦画瓢，回报同样的消息。还有，把木匠们找来，叫他们在旅店前面搭一个讲台。并且再将酒吧间门户上的铰链拆掉，把大门敞开，准备好选举一结束就开张大吉。”

正是这最后的一个小时决定了选举的大局。《玛丽波莎新闻邮报》报社的窗前贴上了大幅海报。海报上附着从城里发来的电讯。电讯报道说约瑟·史密斯被当选为议员。接着全县各地又都发来与此相仿的消息。到了这个时刻，选民们再也用不着犹豫了。他们等得好苦啊！大多数人们已经足足等了一整天了！他们就是不希望在投票中弄出什么差错的啊！现在，他们看到了史密斯的人已经一窝蜂地来到投票站，又听到了外边传来的这些消息，便毫不动摇地蜂拥而上了。等到下午五点钟，投票宣告结束的时候，大家丝毫用不着怀疑，整个县已经得救了，约瑟·史密斯被当选为密西纳巴县的议员了。

我想，如果你能亲眼看到当天晚上玛丽波莎的情景，那有多好啊！它会使你心花怒放的——真是前所未见的欢心喜悦与万众欢腾啊！结果是这样：整个镇子根本就没有一个自由党人，而且根本从来就不存在一个自由党人。他们都是保守党，而且多年以来，他们就全都是保守党人啊。二十年来心头带着苦楚与辛酸去投自由党的票的人们在那天晚上都站出来，招认他们都是保守党人。他们忏悔，说是再不能忍辱下去了。道出这种真情是要作出牺牲的。但是，不管这种牺牲意味着什么，他们都准备承受。

连丧事承办人哥尔葛大·京哈姆先生也出来表白。他说他一直是违心地应付着为约翰·亨利·巴格肖干事。其实从一开始他就心里嘀咕，疑神疑鬼了。他说这种疑心老是缠着他。每天晚上，他本来可以安静地干活，但是这样或那样突如其来的猜疑使他魂不附体，使他几乎不能继续去涂抹防腐香油。可不是嘛，在提出贸易互惠政策的头一天，京哈姆一回到家就对京哈姆夫人讲过，这种政策简直是出卖自己的祖国。不过，值得奇怪的是，许多其他的人都说与京哈姆有着同样的猜疑。特里朗尼就说他曾经对特里朗尼夫人讲过，这简直是发疯了。而杰夫·索普，那位理发师，则说在互惠政策成为街谈巷议的头一天、他回家吃中饭时，就曾经对索普夫人讲过这会窒息本国的商务，并且会引进一种廉价的、华而不实的、次等的美国发式，那就谈不上对英国的真正的忠诚了。请你想一想，京哈姆夫人啦，特里朗尼夫人啦，索普夫人啦，她们早在六个月之前就已经清楚这件事了！可是她们又一直不吭声！况且我想在农村里还有更多更多的京哈姆夫人的啊。这也就再一次证明，妇女对政治是不适当的！

玛丽波莎那天晚上的游行是永远不会令人忘怀的：街上的喧闹，火炬的光芒，派西尔斯骑士团（除了名字本身以外，这是一个彻底的保守党的组织了）的乐队演奏的音乐，还有更重要的，就是那滔滔不绝的演说以及爱国主义的精神。

他们在旅店前面搭好了一个高大的讲台。讲台上坐着史密斯先生和他的主要助手。他们后边锦旗如林。人们给史密斯先生送一大束鲜花。鲜花是由四名穿着雪白色服装的小姑娘们献上的。她们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那四位小姑娘，因为事实证明，她们全都是保守党人。

接着就是演说。佩波利法官说大家不必讲述已经取得的胜利了，因为这是历史。他说由于他的官方职务的缘故，这不是他讲述本人在取得胜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场合，因为他本人所做的事同样已经是历史。而尼文斯，那位律师呢，则说他只讲几句话就够了，因为他曾经做过的任何事情现在都已成为历史。他说，尔后，子子孙孙们将会谈到他这段历史，用不着由他本人来讲述的，因为它已经属于这个国家的历史的一个部分了。其他人的演说也是同一格调。大家绝对不愿意就这题目详加论述（不会超过半个小时），理由是最好留给后代去调查研究。无疑，他们讲对了，不管怎么说，有些东西并没有讲错啊！

史密斯先生呢，当然啰，什么也没有说。他用不着说嘛（这四年内用不着），他是懂得这一点的。

第十二章　尾声——开往玛丽波莎的列车

这班开往玛丽波莎的列车，每天下午大约五点钟离开这个城市。

真怪，虽然你是从那个小镇来的，或者，好多年前就来了，然而，你却不知道。

奇妙的是，在这些漫长的岁月里，你从来不知道火车每天下午就在那边，在城里火车站喷着白色的蒸汽；你从来不懂得哪一天你都可以坐上这趟车回家去。不，不是“家”——当然，你现在不会把它叫作“家”了。现今，“家”是指城里豪华住宅区你的那幢红砂岩大楼房了。从某种意义说来，“家”也意味着是这个陵宫俱乐部，你有时不就是在这儿给我讲述你在玛丽波莎度过的童年的时光吗？

你不大会把“家”这个词用于小镇了。除非夜深人静，当你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读着一本像这样的书的时候，你才把“家”和那个小镇联结在一起。

自然喽，你不知道这班玛丽波莎列车了。我还记得，许多年以前，你还是一个孩子，来到城里寻找出路。那时，你对这班列车是熟悉的，熟悉极了。那时虽然你知道不能坐上它回家去，但是，你对票价多少却一清二楚。有时，在星期五下午工作之余，纯粹是出于一种思乡的心情，你会漫步走到火车站。你眼巴巴地看着玛丽波莎的人们登上列车，你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够回去啊！

可不是嘛，我看，有一段时间，你对那班列车比对城里任何其他东西都要熟悉得多的吧，你多爱它啊，因为它通向那个沐浴在阳光之中的小镇子。

你还记得吧，在你刚刚开始挣钱的时候，你总盘算着等到发了财，发了大财，你会再一次返回家去，回到镇上盖一幢讲究的有阳台的大房子——钱能买到的最好的房子，每一平方尺的木料都刨得平整光滑，门前还筑上一道别致的篱笆，一点不计较钱财。

那将是想象中的一间最豪华、最美好的房子，要比你后来在城里豪华区那间有出入车道、有时髦的养花温室的巨大沙岩宫殿确实要好得多的房子。

然而，如果你已经把玛丽波莎一半忘却，如果你早就记不得回家的路，你就只会像城里这个陵宫俱乐部里的大多数人一样。你相信吗？其实他们几乎都是以前某一个时候从玛丽波莎来的啊。在漫长的沉寂的黄昏时刻，没有谁不在这里梦想着有那么一天能够回去看看的。

他们都是这样想的。多半是出于羞惭，他们才不肯承认罢了。

问问你邻桌的那个人吧。这里有时供应的鹧鸪是否能跟他和你（或者他和什么人）孩提时代在湖边云杉丛里打的野雀相比呢？问问他，他在这里尝过的鸭子能够跟奥沙威比湖畔野稻丛中长大的黑鸭比一比吗？讲到鱼，还有钓鱼——噢，你可甭问他这些了。他不谈则已，要是他一提起孩提时代在磨坊水坝下方捕捉白鲢，在印第安人岛边岩石丛钓那些躲在隐蔽处的青鲈鱼，那就不可开交哪。待在俱乐部里的枯燥漫长的夜晚会嫌太短了。

但是，难怪他们不知道五点钟开往玛丽波莎的列车了。很少有人知道的。数以百计的人们知道五点钟有一班车，问题是他们弄错了。他们当中，那么多的人以为它不过是一列郊区火车。连许多天天乘这趟车的人都以为它只是开到高尔夫球场而已。有趣的是，掠过城市、郊区、高尔夫球场之后，这趟列车逐渐地变成为玛丽波莎列车了，它雷鸣般轰隆着向北方驶去，在漆黑之中，它的烟囱喷射出伞形的火花。

当然，在开始的时候，你是搞不清楚的。拿高尔夫球棒、穿灯笼裤、戴护耳帽的所有这些往火车里挤的人们会造成一种假象，使人人都受骗的。那些郊区居民，他们持有月票回家，有时还紧紧地挤在车厢里的过道上，当然，他们不是玛丽波莎人。然而，如果你再往周围看一看，你就很容易找到玛丽波莎人了。在人群之中，这里或者那里，都有这样的人们，他们的衣着完全没有什么异样，不过，他们看起来有些特别。你看，妇女们的帽子是特殊的，还有，你知道那叫什么——去年时髦的东西吧？啊！对了。当然，准是的，没有错。

不管怎么说，那些是玛丽波莎人，一点也不错。看看那个戴着两块钱一顶的巴拿马草帽、戴着一副耀眼的眼镜的男人吧，他是使密西纳巴县法院大为增色的最伟大的法官之一。戴着宽边黑帽子的人是个高薪职员，他正在跟身旁的人解释这种新气闸的奇异的机械装置（物质宇宙结构最为神奇、最惹人注目的一个明证）。你从前一定见过他的。是玛丽波莎人！啊，是的！每天在车上都可以见到他们。

当然啰，如果火车仍然是在城市的近郊、高尔夫球场区和城市的郊野行驶，你是认不出他们的。不过，等一会儿，城市被渐渐地抛在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火车慢慢地在改变它的特征了。牵引火车穿过城里隧道的电气机车不见了，烧木柴的老式火车给套上了。我想，自从四十年前你还是孩子，一直到现在，很可能你再未看到过这种烧柴的火车头了。它烟囱上方装有一个帽子般的大盖子。烟囱冒出大量的火花。火车每驶过一英里，火花就会引起一宗毁坏东西的案子。

你可曾看见？郊区电气快车从城里牵来的漂亮的车厢正在路过的一个车站一节一节地脱钩，换成大家所熟悉的老式车厢。你看到大红色的坐垫（它一度曾经是多么华丽啊），看到车厢一头那个箱子形状的大炉子。在这深秋的黄昏，炉子生火了，干柴猛烧，火光熊熊，因为你已经离开城市了，松树和湖泊遍布的北部郊野的地势愈来愈高了，冲进车厢的寒气袭人啊！

请你一路眺望窗外吧，已经离开城市很远很远了。你的左右两旁是整整齐齐的农场。每个农场旁边种有榆树和枫树。在那夜幕逐渐披盖大地的暮色之中，你仍然能够看到牲口棚旁边那些高高的风车。从农舍的窗户透射出孤寂的红色灯光，里面一定很舒服啊！它没有城市的嘈杂和喧嚷。啊，你只要想一想它的静谧也就够了。

当你靠着车上的椅背、半睡半醒之时，你一直在想，为什么在以前的这么些年头里自己未曾回过家；你曾经那么多次地盘算过，只要待到事情稍微没有那么繁忙和紧迫，你就坐上火车回到那个小镇子，看看它现在是怎么个样子，与你童年相比，事情变化得怎样。但是，每次假期来了，不知道怎么搞的，你却改变主意了，把探望玛丽波莎这件事搁到下一次了，自己跑到娜拉根色特、娜加哈克特或者是娜加什么的地方去了。

夜幕逐渐降临了，你仍然可以看到那些树木、篱笆和农舍，可是一切都很快地消失在暮色之中。那时，列车变长了，因为火车头和我们坐着的车厢之间已经多挂上了一长串平底车皮和货车车厢了。不过，每经过一个铁道岔道口，我们还可以听见火车汽笛冗长而低沉的呼啸声，这声音逐步变成忧郁的呜咽，传荡到树林中去。因为农场愈来愈稀落，乡间小路又伸延到大片的灌木丛里，那边的树林里都长着高高的美洲落叶松，矮矮的红柳树，地上小树盘根错节、枝条缠绕，恐怕要花费整整两代人的披荆斩棘才能开拓出农田来的。

哎呀，你看！在暗淡之中，出现了一大片白色的亮光——是啊，肯定的，那是奥沙威比湖，人们通常称它是大湖的。有一条河是从这里通到另外一个较为小一些的湖——威沙诺提湖里去的。位于威沙诺提湖畔的玛丽波莎镇已经在那儿等了你整整三十年了。

这确实是奥沙威比湖。辽阔、宁静和墨绿的湖水，水面几乎没有波纹，现今又开始结上一层薄霜，你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奥沙威比湖了。火车沿着湖边驶过，这个湖就像一大片黑黝黝的东西。火车绕过湖的一角，在弯形的路轨上风驰电掣般行驶。

在这么一个充满秋色的夜晚，火车奔驶得多么快啊。我知道你曾经坐过王牌州快车、新股份有限公司快车，以及拥有快速行驶六百英里纪录的从巴黎到马赛的沿海列车。可是，比起这一列疯狂、高速、雷鸣般怒吼的归心似箭的玛丽波莎地方列车，那些快车又算什么呢？你不要说它每小时行驶的速度是二十五英里了，我才不管这些。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亲自去核实一下，这一列客车和货车混杂的火车在夜间疾驶，汽笛向寂静的树林发出尖鸣并且在死寂的湖面上荡漾，它是整个世界上最快的列车啊！

不仅是最快，而且是最好的列车哩——轮子曾经开动过的最舒服、最可靠、最华丽、最高速的列车。

它还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友好。你看，随着火车与镇子愈来愈靠近，旅客们都转过身来相互交谈。城市郊区电气火车里似乎约束着旅客们一举一动的那种局促不安全都消失了，一去不复返了。人们在谈论着（你听着！）收获啦，最近的一次选举啦，地方议员怎样被提名为内阁部长啦，以及为人们所熟悉的诸如此类的老问题。现今，列车长已经摘掉了他那顶发光的帽子，换上了一顶普通的圆形的克赖斯蒂式帽子。你可以听到，旅客们在同列车长和司闸员打招呼，把他们称作“比尔”啦，“山姆”啦，好像他们全是一家人似的。

这是什么地方啦？九点半钟了吧？啊！那么说，我们快要到镇子了——火车现在穿过丛林了嘛！你还记得吧，奥沙威比河上高架栈桥这一头的下边是个大沼泽呀！你看，这就是桥了，火车在沼泽上方的栈桥上轰隆轰隆地开过啊！我们经过信号灯和转道灯了，你听那卡嗒卡嗒的声音！车子快到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阔别多年以后，回到家乡，心里感到紧张、奇怪吗？确实是这样的。好吧，你不要看自己那映在火车玻璃窗上的、被外面黑夜衬托着的脸了吧。经过这么许多个寒暑，谁也认不出你了。在那些漫长的年头里，你在城里搞钱，你的脸已经变了嘛！如果你常常回来走走，那可不至于会这个样子的。

听——你听到没有——火车头发出的长长的汽笛，一声，两声，三声！火车在通向玛丽波莎车站最后的一段路基上拐弯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火车突然地在减速了。车子拐弯了。你看那边一排闪烁的灯光，那边车站的通明的灯光！

这一切是多么清晰，多么淳朴啊！正像三十年以前那个样子。一排旅店客车已经等在那儿了，那是准备接客的。火车进站了，它停下来，在月台边发出嘶嘶声，喷烟冒气，这时，在各种混杂的声响之中，你可以听到司闸员们和搬运工们的喊声：

“玛丽波莎到了！玛丽波莎到了！”

就这样，我们听着听着，在我们的耳际，这呼喊声变得愈来愈轻了，我们又坐在这里了。我们坐在陵宫俱乐部的皮革椅子上，畅谈着我们曾经那么熟悉的那个沐浴在艳阳之中的小小的镇子。

[1]本书描写的这个小镇的名称，似与Mariposa lily有关。Mariposa lily是美洲西班牙语，指一种美丽的多种颜色的兰花，形状像郁金香花。

[2]一艘巨大的英国海轮的船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德国潜水艇用鱼雷击沉。这里讽刺玛丽波莎的一艘小汽轮却用极其粗大的缆绳，意指小题大做。

[3]加拿大在1867年7月1日被命名为加拿大自治领。7月1日是自治领日，即国庆日。

[4]加拿大是英联邦成员国之一。国家元首是英国国王或英国女王。这里是指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1819—1901），她的生日是5月24日。

[5]以禁酒、戒酒为宗旨的民间社团。

[6]根据镇上大多数居民的意见来决定本镇是坚决禁酒或者是容许卖酒的镇子。

[7]大街（Main Street），北美洲的小镇都有一条主要的街道。街的两旁是商店、餐馆、旅店、银行、报馆、药房等。Main Street又指小镇居民，他们的思想具有保守、狭隘和庸俗的一面。

[8]华尔街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1653年荷兰移民在那里筑了一道防卫墙。这条街又短又窄，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美国的主要金融中心。

[9]皮卡迪利大街，英国首都伦敦的闹市之一，那里时装店、俱乐部、旅店、餐馆等林立，但街道并不宽敞。

[10]源于18世纪英格兰的一种秘密会社。

[11]即《玛丽波莎新闻邮报》。

[12]贩卖零星物品或廉价商品的店铺。

[13]一种民间组织。1865年创始于英国，以慈善为宗旨，做救济穷人的事。

[14]即《时代先驱报》。

[15]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绘的一幅世界名画。画中是一个含蓄地微笑着的妇女的肖像。她的面部表情非常丰富、复杂。

[16]普兰可恩（Pol Heary Plancon，1854—1914），法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擅长演唱歌剧乐曲。

[17]爱德华七世，即阿尔伯特·爱德华（Albert Edward，1841—1910），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子。1901年至1910年为英国国王。

[18]指乔治五世（George Frederick Ernest Albert，1865—1936），1910年至1936年为英国国王。他是爱德华七世的儿子。

[19]艾蒙蒂莱多·芬诺（Amontillado Fino），画家。这处似与西班牙镇名Montilla有关，那里的各式葡萄酒，或称雪利酒，素享盛名。

[20]杰弗逊的昵称。

[21]卡尼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美国大资本家，经营钢铁企业。

[22]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feller，1839—1937），美国大资本家，经营石油企业。

[23]地名，在加拿大西北部，与阿拉斯加相连。

[24]杰夫听人说过砂矿开采，但他误为“转移”采矿。

[25]蒙特卡洛，欧洲摩纳哥的赌城。

[26]伊里阿特（liad），指希腊荷马史诗《伊里阿特》。

[27]美国著名诗人爱伦·坡（Edgar Allen Poe，1809—1849）的名作。

[28]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1837—1913），美国大资本家，大金融家。

[29]杰夫把古巴误说为古贝。

[30]马利·科利里（Marie Corelli，1864—1924），英国小说家。她写过许多言情小说。

[31]奥地利西部省名，是一个山区，景色秀丽。

[32]此处似指意大利的仪仗队。

[33]指英国伦敦白金汉宫（英国王宫）的卫队。

[34]3月17日系指圣·帕特里克日（St.Patrick Day）。帕特里克（Patrick，389—461），英国著名传教士，曾被派到爱尔兰传教。

[35]凯尔特人，原居欧洲大陆中部和西部，公元前移居到欧洲各地（包括英国）。

[36]圣·安德鲁日（St.Andrew Day）为11月30日。圣·安德鲁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37]圣·乔治日（St.George Day）为4月23日。圣·乔治是四世纪英格兰著名士兵，民族英雄。

[38]7月4日为美国独立节。1776年7月4日通过独立宣言，美国宣布独立。

[39]邦克山战役系指1775年6月17日在马萨诸塞州查尔斯顿附近的邦克山进行的一次战斗。

[40]达科他即今日美国的北达科他州和南达科他州，位于美国正北部。书中的杰弗逊硬说邦克山位于达科他。其实，位于马萨诸塞州的邦克山与达科他相距为两千多公里。

[41]指7月12日奥兰奇协会会友举行的活动，纪念英王威廉三世（1650—1702）战胜詹姆士二世。

[42]北爱尔兰重要港口。17世纪起造船业兴起。20世纪初，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造船业中心之一。

[43]辛诺芳（Xenophon公元前430年—公元前355年），出生于希腊雅典，将军、史学家，是苏格拉底的门徒。

[44]柏特利奥特斯·加拿大安西斯（Patriotus Canadiensis），作者在开玩笑，这个虚构的名字使人联想起Patriotic Canadian，“加拿大爱国者”，因其声音相似。

[45]西奥克里塔斯（Theocritus，约公元前三世纪），希腊田园诗人。

[46]《圣经》中讲，世界发生大洪水时，诺亚一家和各类生物中的两个乘了一方形大船，得以免遭没顶之灾。

[47]四旬斋为复活节前四十天，不包括星期日。在这期间，基督教徒用斋戒和忏悔的办法来纪念耶稣在荒野中的绝食。

[48]阿他那修士信条，陈述基督教教义，主张三位一体（视圣父上帝、圣子耶稣和圣灵为一体）、基督的化身和赎罪。

[49]犹第（Judea），公元一世纪波斯、希腊和罗马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南部地区。

[50]这些幻灯片可能是指非洲的景色和土著居民，而杜罗恩牧师说成是意大利的。

[51]德里莱先生（Mr.Dreery），此人的名字与dreary相近，意为沉闷、阴郁、干巴巴。

[52]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苏格兰经济学家，著有《国家的财富》等理论著作。这里故意把他列为文学家，还把他说成是幽默大师。

[53]英语中in grace（德高望重、优美雅致）与in grease（不干不净、油污、贿赂）的拼写与读音相近。

[54]新耶路撒冷，指《圣经》中的天国里的圣城。

[55]柯伦·勃赖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1794—1878），美国诗人和新闻记者。

[56]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0），德国政治家，有铁血宰相之称。

[57]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英国政治家，曾多次出任英国首相。

[58]塔夫特总统（William Howard Taft，1857—1930），美国第27任总统。

[59]摩西，《圣经》中的人物，曾把古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奴役中解救出来，把他们带到希望之乡。

[60]恺撒，古神圣罗马帝国统治者的称号。

[61]东埃尔金，地名。指自由党赢得了该地的多数选票。

[62]南诺福克，地名。指保守党赢得了该地的多数选票。

[63]潘克赫斯特夫人（Mrs.Pankhurst，1858—1928），英国人，她主张妇女应有参政权。

[64]约翰·A·麦克唐纳爵士（John Alexander Macdonald，1815—1891），加拿大著名政治家，联邦总理。

[65]耶赫塞范特（Jehoshaphat），《圣经》中的人物。

[66]1867年，加拿大摆脱殖民地地位，成立联邦。

[67]基钦纳将军（Horatio Herbert Kitchener，1850—1916），英国人，在布尔战争中任英国军队的司令。

[68]1899年至1902年，英国在南非从事布尔战争时，加拿大派出的军队。

[69]另外一个荷兰作家，意指易卜生也是荷兰人。其实易卜生是挪威作家。

[70]勃姆斯通·勃姆斯通（Bumstone Bumstone）这里指汤普金斯胡乱地编造一些作家名字。

[71]马罗利·汤普金斯本意是说自己是个agnostic（不可知论者），但错说为eggnostic（艾格诺斯蒂克）。

[72]阿赫伦斯、阿钦撒尔、阿克斯，意指画家，都是臆造的名字。

[73]塔克里特（Tancred，1078？—1112），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诺曼底人领袖。

[74]格韦纳维厄王后（Queen Guinevere），据《亚瑟王传奇》称，她是英国国王亚瑟之妻、兰斯洛特爵士的情妇。

[75]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英国诗人。

[76]欧玛·卡埃雅姆（Omar Khayyam），波斯诗人和数学家，他的诗集曾翻译成英文。

[77]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1897），美国政治经济学家。

[78]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1863—1945），英国政治家，1916年至1922年任英国首相。

[79]里兹旅馆，指非常豪华的旅馆。里兹（Cesar Ritz，1850—1918），瑞士人，开办了许多豪华旅馆。

[80]格兰德浅滩（Grand Banks），在大西洋北端，是加拿大纽芬兰岛东南方的一个大浅滩。那里是著名的渔场，海湾暖流至此折向东去。

[81]芬迪湾（Fundy Bay），位于加拿大新斯科舍半岛和新不伦瑞克之间，以高达六七十英尺的潮水著称。

[82]艾罗斯托克河（the Aroostook）发源于美国缅因州北部，注入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的圣约翰河，全长约140英里。

[83]药房（drug store），这种药房除出售药品外，兼营糖果、饮料和其他杂物。

[84]菝葜汽水，如菝葜浸出液或菝葜香料的汽水。菝葜产于美洲，其根馥郁芳香。

[85]含溴人造矿泉水（bromo-seltzer），一种混合饮料，含溴、小苏打等。可用作镇静剂，并可解除头痛、胃部不适等。

[86]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

[87]哈里，亨利的昵称。法庭上讯问时是不该用昵称的。

[88]格列特（Grit），自由党人。

[89]托利（Tory），保守党人。

[90]威斯敏斯特下议院（the House of Commons at Westminster），指英国议会的下议院。

[91]华盛顿参议院（the Senate at Washington），指美国国会的参议院。

[92]皮利科尔斯（Pericles，前495—429），希腊著名演说家、政治家。

[93]德莫斯典斯（Demosthenes前384—322），希腊著名演说家。

[94]西塞罗（Cicero，前106—43），古罗马演说家、政治家、哲学家。

[95]关税问题（the tariff question），有关征收关税或定出对进口、出口物品关税的税率的问题。这里指加拿大自由党人主张自由贸易，对从美国进口的物品不收关税；美国相应地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物品免税，这称为关税互惠，而保守党人则主张保护关税政策，反对自由贸易，要求征收进口税。

[96]铁特斯·曼里厄斯（Titus Manlius），公元前4世纪古罗马将军。

[97]枫叶（the Maple Leaf），枫树叶是加拿大的象征。加拿大国旗上就有一片枫叶。

[98]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指阿瑟·W.威灵顿（Arthr Wellesley Wellington，1769—1852），英国著名将领、政治家。1815年他统率大军，指挥了著名的滑铁卢战役，战胜拿破仑。

[99]泰米斯托科尔斯（Themistocles，前525—前460），希腊海军将领。

[100]阿里斯多济顿（Aristogiton），公元前6世纪希腊著名爱国者、民族英雄。

[101]维多利娜（Victorina应为Alexandrina Victoria，1819—1901），即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

[102]维多利亚女王于1840年与阿尔伯特王子（Prince Albert，1819—1861）结婚。1861年她的丈夫病逝，她非常悲伤，一连几年隐居，直至1866年才露面。

[103]自由贸易，这里意指酒类的不受限制的贩卖。

[104]渥太维（Ottaway，应为Ottawa），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史密斯没有文化，说不准国都的名字。

[105]新奥尔良（New Orleans），美国港市，在路易斯安那州。

[106]爱达荷（Idaho），美国一个州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