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的归来+黑信封+巢+论小丑》套装

[罗]诺曼·马内阿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流氓的归来

黑信封

巢

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

版权页

目录

诺曼·马内阿：每个阵营的局外人

初篇

巴内绿草

乔尔马尼亚

花脸小丑奥古斯都的马戏场

往昔的痕迹（Ⅰ）

新日历

爪子（Ⅰ）

第一次归来（小说过去时）

开始前的开始

流氓年

布克维纳

切尔诺贝利，1986年

在一片含苞欲放的花丛中

流浪的语言

陌生人

布卢姆日

逃避

往昔的痕迹（Ⅱ）

玛丽亚

国王万岁

乌托邦

佩日普拉瓦，1958年

职员

离开

夜班

蜗牛壳

爪子（Ⅱ）

维也纳躺椅

对前世生活的回忆

第二次归来（后世）

在路上

第一天：1997年4月21日，星期一

第二天：1997年4月22日，星期二

夜的语言

第三天：1997年4月23日，星期三

第四天：1997年4月24日，星期四

午夜对话者

第五天：1997年4月25日，星期五

存在之家

第六天：1997年4月26日，星期六

第七天：1997年4月27日，星期日

夜行火车

第八天：1997年4月28日，星期一

第九天：1997年4月29日，星期二

最长的一天：1997年4月30日，星期三

倒数第二天：1997年5月1日，星期四

最后一天：1997年5月2日，星期五

版权页

诺曼·马内阿：每个阵营的局外人

李静睿

1

我在纽约的时候重读了一遍诺曼·马内阿的《流氓的归来》，这些在过去几年中多次重读的文字突然被这个城市赋予了新的生命。如果站在百老汇大街和阿姆斯特丹大街的十字路口，就会看到马内阿写下的一切：“瑞特救护药房、平民知识分子的咖啡馆（星巴克）、巴基斯坦人的报摊、印度人的香烟铺、墨西哥餐馆、女服装店，朝鲜人的小超市：大筐的水果和鲜花、西瓜和椰子、黑红绿色的李子、墨西哥产的芒果和海地产的芒果……”马内阿不厌其烦列举这些最平常不过的人间场景，夸张地称之为“天堂”。突然警报响了，五辆消防车，像是金属堡垒，带着嘶鸣和喇叭声，行进在街上，连天堂中也有火灾，马内阿说。

我不会嘲笑马内阿对“天堂”的定义。1936年他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布科维纳省，身为犹太人，1941年他和全家一起被遣送到乌克兰的集中营，1945年春回到罗马尼亚。在祖国又生活了41年后，他在1986年再次离开故土，先去柏林，再到美国，从此定居下来，作为一名流亡者。在这本书的最后，马内阿在第一次返乡后回到纽约，把记录行程的蓝色笔记本掉在了汉莎航空的飞机上，他被告知如果发生了奇迹，它将被送到他家，而他的家，“当然是在纽约。是的，上西区，曼哈顿。”

《流氓的归来》在2006年获得美第奇外国小说奖，这是马内阿最重要的一本书，当中蕴藏着理解他其他作品的密码。1997年4月21日到5月2日，马内阿在流亡十年后回到罗马尼亚，万事万物都围绕着这12天发生扭曲，吞吐出种种记忆，关于苦难、尊严、虚无、青年时代对共产主义的真诚信仰、家族秘密（母亲曾经离过婚）甚至自私的情欲（和老情人在婴儿旁边通奸，事后却没有给对方哪怕一个电话），他人生的一切。

《流氓的归来》叙述时间和空间不断发生跳转，你得努力辨析这些关键性瞬间：1997年在纽约的巴内绿草（一家犹太餐馆，马内阿在书中提到自己和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共进午餐）、1986年离开罗马尼亚的生日晚会（一个月前他在“布卢姆日”，即6月16日申请了前往柏林的签证，布卢姆是乔伊斯作品《尤利西斯》的主角，马内阿用尤利西斯的命运喻以自身流亡）、1988年在柏林申请美国签证（1月20日，马内阿称其为D日，决定性的日子）、1933年7月21日（马内阿的父母在罗马尼亚小镇法尔提西尼的公交车站相遇）、1945年4月18日马内阿和父母从乌克兰集中营被遣返回法尔提西尼（警察机关给父亲办理了临时身份证，但他们没有其他有关驱逐的文件证明）、1986年身在布加勒斯特（母亲几乎瞎了，坐在家中回忆家族历史）、1958年在佩日普拉瓦（去劳改营探望父亲，他因为一个圈套被捕）、1997年4月21日回到布加勒斯特的第一天（下午3点入住洲际饭店，这里以前是罗马尼亚安全部的分支机构，外国人管理处，现在他自己成为了外国人）……时空与时空的转换毫无预警，叙述语言又宛如梦语，马内阿并非有意为读者阅读制造障碍，而是似乎他自己就身处命运的多重梦境。

马内阿很容易被拿来和同为罗马尼亚作家的赫塔·米勒比较，两人都书写极权罪恶，都在东欧剧变之前离开了祖国，都是罗马尼亚少有的、享有一定世界声誉的作家。但马内阿坚持以读者稀少的罗马尼亚语写作（这甚至导致了翻译的困难，《黑信封》由英文版翻译，马内阿的另一本小说《巢》则是译自法语），不愿脱离母语，是因为他在虚空之中，曾希望可以将自己的囚禁定义为自由，想象自己是一种语言而非一个国度的居民，即肉身在流亡之时，却能在语言中回归故土。1969年马内阿终于在罗马尼亚出版第一本书，这让他在让人窒息的政治空气中感到自由：“我终于找到了我真正的家。语言所带来的不仅是重生，而且还有一种合法化的形式、真正的公民身份，以及真正的归属感。从这个最终的避难之地被放逐将是最残忍的毁灭形式，将触动我的存在的本质。”

此外，赫塔·米勒几乎所有作品都聚焦于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但马内阿的文字更加混沌而难以定义，他陈述制度的罪恶，却也坦承个人在极权之后坠入虚无。在《流氓的归来》中，他忍不住反复描述苦难，却又多次表示对“受害者”这一标签的抵触，比如他提到自己的父亲，说他可以接受死亡，但不能接受羞辱，在集中营四处蔓延的阿司匹林和面包的黑市交易，而且包括感情的黑市交易，都让父亲感到恶心，“同样令他厌恶的还有那些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自己从压迫者的暴行下解救出来的受害者的暴行。怪物刽子手培养出怪物受害者，他常用他那温和但坚定的声音重复说”。马内阿悲哀地发现在实用主义的世界里，苦难已经被平凡化，“周四的暴行已变成了周五T恤衫上的格言来源，一种立即可用于销售的集体记忆的产品”，与其如此，不如保留尊严。

在回罗马尼亚的第一天，当地电视台打电话想采访他，马内阿拒绝了：“我谈些什么呢——特兰尼斯特里亚、佩日普拉瓦、伊利亚德、我作为一位流亡作家的成功？不，我应该坚持立场。”马内阿还提到昆德拉的一个故事：在对家乡进行过几次秘密探访之后，在1989年的事件之后，昆德拉终于接受了一次官方邀请，前去接受一个将使祖国与其著名的游子达成和解的奖项。可是，就在仪式开始之前，昆德拉突然觉得他无法出席，他把自己像个困兽一样锁在旅馆房间里，从电视上观看仪式的进程，由他的妻子代表他接受荣誉。另外，昆德拉和赫塔·米勒一样，放弃母语，他后来最重要的作品都是以法语写出，昆德拉在自己的小说《帷幕》中也提到，不用主流语言来写作的作家，很难进入主流文学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内阿虽然屡次获得国际文学大奖（包括意大利诺尼诺奖、美国全国犹太图书奖、西班牙2005年最佳外文著作奖、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等等），他却始终未能在读者层面进入真正的主流。我和一个学文学的美国朋友谈论起马内阿时，他很惊讶地说：“我不认为身边会有什么美国人读一个罗马尼亚作家的作品。”

诺贝尔文学奖也最终选择了更清晰地以受害者和批判者身份出现的赫塔·米勒，《流氓的归来》里提到，1997年马内阿的出版商想为他申请索罗斯基金会的出版补贴，为了提高成功率她使用了美国式的激励手段：“罗马尼亚未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戴桂冠者与他的祖国的和解！”但对方最后拒绝了这一申请。

正如《论小丑》中马内阿反复使用自我定位，他是每个阵营里的局外人，他对自己永远边缘化的命运坦然甚至骄傲接受，所以《流氓的归来》中他引用了罗马尼亚流亡者齐奥朗的那句话：“遭排斥是我们唯一拥有的尊严。”

2

《论小丑》在1993年获得美国犹太图书奖，这是他流亡至西方后的最初几年，在纽约巴德学院写下的随笔集。马内阿自己说过，刚到西方时，他想记下自己在罗马尼亚旧日统治下的生活，但因为排斥“受害者”这一身份的功利化，他不愿意再增加一些假东欧剧变之名披露痛苦经历来赚取钞票的文字，最后写出这本书，是想告知读者：“不论我所离开的那个极权社会多么变幻不定，它和西方读者愿意相信的情形是不同的，它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荒谬、邪恶和异常，而是一个人间现实，它仍然存在，并可能以其他面目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形式重获新生。”

书中最重要的《论小丑》一文写独裁者和艺术家的关系，马内阿以“花脸小丑”自喻，对抗“白脸小丑”，即从1965年开始统治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在马内阿看来，自己的祖国早已成为一个荒谬的马戏团，权力的白脸小丑支配着成千上万生活在恐惧中的无名百姓，把他们塞进他马戏团的监狱里。而艺术的花脸小丑唯一能做的，只是忽视他的存在，马内阿认为艺术家不必用严肃的态度反对官僚，这只会提高他们的身价，“因为你反对他们，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承认了他们的权威”。

但权力难以真正被忽视。马内阿1954年就曾拒绝成为劳动青年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候选人而被军事法庭审判，1959年在布加勒斯特获得电气水利工程硕士学位，但他放弃了自己的专业，从1966年开始就在罗马尼亚先锋文学杂志《Povestea Vorbii》上发表作品，该杂志在出版了六期后就被当局取缔，从那时起到1986年流亡，马内阿在罗马尼亚写了十本书，遭遇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审查（《论小丑》中《审查者报告》一篇专写这一主题），甚至有好友亲口告诉马内阿，自己和国家安全部门签了“合同”，得到一个代号，在布加勒斯特的各种私人住所里，他每周要见他的联系人一到两次，汇报马内阿的情况，回答问题，起草安全局所说的“情报记录”。可以说，齐奥塞斯库的统治一路伴随着马内阿的文学生涯，艺术家想忽视独裁者，独裁者却时时以恐惧提醒艺术家：他依然存在，对你的一切了如指掌。

1980年，罗马尼亚官方的御用文人科尔内留·瓦基姆·帝舵在《星期》杂志（这是布加勒斯特市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了针对犹太人的法西斯主义匿名社论，马内阿则很快在《家庭》杂志上做出回应（《论小丑》中全文收录了这篇访谈），在访谈中痛斥帝舵“妄图重燃对另一个时代的绵绵乡愁”。访谈后来引发为一场政治事件，先是安全局的人首次直接找上马内阿，在谈话中暗示他应当移民。随后罗马尼亚官方组织舆论对马内阿进行多方抨击，匆匆捏造出诸多自相矛盾的罪名，“假开明”“局外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不同的语言和信仰”“反党”“自由主义者”。让马内阿尤其感到孤独的是，在那噩梦般的几个月里，他虽然在私下里得到不少朋友的支持和关爱，但在公共领域，却是集体沉默。

还好在任何黑暗时代都有勇敢的燃灯者们，1981年，马内阿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十月，八点钟》，第一篇书评直到1982年2月才出现在罗马尼亚最重要的文学杂志《罗马尼亚文学》上。马内阿说，后来他才知道，在那期刊物出版的前一天，那篇书评的作者和他的几个同事为了确保文章不在最后一分钟，甚至在排版后被撤下，一直等在编辑办公室里。

《论小丑》中马内阿不惜使用最为尖刻恶毒的语言讽刺齐奥塞斯库夫妇：“也许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自由，但它是在这个恶魔出现之后才变成地狱的，在他导演的狂欢节中，人们美化着未来，庆祝着死亡。他渺小而苍白，这个小丑，这个渺小的白老鼠，瘟疫的传播者，一无是处的死人骷髅……最崇高的一对夫妻：一个阴阳人和一个人老珠黄的女人……那个像鸭子一样走路的露露小姐，小小的黄牙上牙龈裸露着，张着嘴，口水流淌下来；而那个臃肿的阴阳人，身穿点缀着穗带和徽章的红色睡衣，结结巴巴地说着话，压在她的身上。荣誉博士小姐，无耻的荡妇。”

但在罗马尼亚政变之后，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抓后三天就被枪决，马内阿对此并没有复仇式的快感，他只是说“没有民主和公开的审判，就让齐奥塞斯库死去，这让我感到震惊。我对他和他太太的死毫无同情，他们几乎毁掉了罗马尼亚整个国家，并让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但我无法接受没有审判的死亡。”

马内阿在《论小丑》结尾处引用歌德的话：“如果你想表现自己的价值，首先要赋予这个世界价值。”花脸小丑虚弱而渺小，他唯一可以与白脸小丑抗衡的，不过是站立在正确的价值之后。

3

马内阿的小说只有《黑信封》和《巢》出版了中译本，两本书有诸多类似之处，比如梦魇式的语言、混乱的人物关系、隐晦而并未解开的悬疑。马内阿喜欢复杂叙事，2011年8月他在某个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反抗简单化”（Against Simplification），文章读起来有点儿令人心酸，马内阿抱怨美国人是“简单化的天才”，但是现在这种简单化却成为趋势，像蓝色牛仔裤一样攻占全球。他用意大利作家克劳迪奥·马格利斯的作品《Blinding》举例，这本在欧洲获得极高声誉的小说很久后才被翻译到美国，而且从未收获它应得的关注，这也并不是孤例。马内阿引用了一个联合国报告（的）数据说，美国的翻译文学数量等同于希腊，而后者只有美国面积的十分之一。

如果以是否简单化为文学划分等级，马内阿可以放心的是，《黑信封》和《巢》即使放在欧洲语境下也能打上四颗星。同样是从纳粹集中营中幸存的犹太作家，他似乎比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更难以脱离往日的阴影，也更致力于繁复，虽然凯尔泰斯已经被公认为是托马斯·曼式深刻的继承人。

《黑信封》和《巢》就像把《流氓的归来》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两部分，主题都是创伤与回忆，前者的创伤来自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后者的创伤来自罗马尼亚极权。《黑信封》的主角托莱亚教授是大屠杀幸存者，他的父亲马尔库·万恰本是毕业于巴黎大学的哲学博士，为了安然度过那些年月而成为一个葡萄酒批发代理商，但在收到一封黑信封匿名信后死去，死因不明，也无人知道是自杀还是被杀，小说中反复出现卡瓦菲斯的诗“野蛮人快要到了”，以暗示他们的生活被野蛮人（极权主义）所摧毁。托莱亚一边试图寻找父亲死亡的真相，一边向心理医生马尔加倾诉，但最后他疯了，被自己的房东夫妇告发，被送入了马尔加的精神病院，而黑信封被撕成碎片，书中隐约出现了一个告密者奥克塔维安·库沙，他来自聋哑人协会，但这个协会事实上从事着特殊的情报和监视工作。马内阿的小说总是会留下诸多谜团，他提供各种闪光碎片用以暗示，却不提供真正的答案，故事和人物被他的语言逼到了墙角，显得模糊不清、无路可走。

在写作《黑信封》时，罗马尼亚的审查制度正在不断壮大丰富，马内阿把托马斯·曼的一句话贴在书桌对面的墙上：“小说因其分析精神、感知力和本质的批判态度，被迫要逃避社会和政治环境，而诗歌之花却可以在边缘静静地开放，宁静而甜美，置整个世界于不顾。”托马斯·曼在纳粹横行时写下这句话。马内阿也说，他选择这句话不仅仅是偶然，《黑信封》中他试图寻到一个隐喻，表现当时罗马尼亚封闭而残缺的社会，表现内心难以释放的压力和痛苦，表现人们的沮丧和挫败感，“我要创造另外一个现实，来表达我们实际的生活：无尽的队伍（为了面包、手套、肥皂、汽油和手纸）、可怕的医院、无处不在的告密者和夸夸其谈的骗术；寒冷、害怕、玩笑、默然、疲乏、恐怖甚至自我的痛苦。孤独的个体和群众。绝望、爱、恐惧、罪恶、脆弱、幻想和噩梦”。

《巢》中也有不确定的死亡。这本书中有三代罗马尼亚的流亡知识分子，都从社会主义的“法定幸福”中来到美国（“法定幸福”是马内阿在《巢》中创造的另外一个词）。第一代是大师迪玛；第二代是迪玛的弟子米赫内阿·帕拉德教授，后来被暗杀于厕所隔间，案件始终没有侦破；第三代是小说的主人公彼得·加什帕尔。加什帕尔为帕拉德的被杀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就接到了匿名的明信片，上面引用了博尔赫斯小说《死亡与罗盘》中的一段话：“下回我会杀了你，我答应给你一个由唯一一根看不见的、无尽头的直线造成的迷宫。”这被认为是一种死亡威胁，因而惊动了学校校警和FBI。

马内阿是一个沉迷于书写自我的人，个人经历在作品中反复出现，几乎让人担心这是创作力衰竭，但从《黑信封》到《巢》，可以模糊看见他的写作主题渐渐发生了转变：流亡之前，他被体制的牢笼所困；流亡之后，他被自由的虚空所困。这种永恒的边缘感已经说不清楚是承受惩罚还是自由选择，他喜欢的齐奥朗还说过：“你与祖国对峙，是出于对绝望的需要，出于对更加不幸的渴望。”《黑信封》就像对这句话的脚注，而在《巢》的故事里，“祖国”也可以替换为“美国”。

马内阿多次写到自己的父亲，写他在集中营中惊恐地发现自己洁白的衬衫领子上有一只虱子，“这样的生活不值得过下去”，但是母亲向他保证，他会重新穿上浆得硬挺挺的白衬衫。然后到了1958年，他又一次坐牢，穿上惨不忍睹的制服，因为没有当场支付两公斤肉钱，父亲被判刑五年。当然，他的父亲没有来到美国，但是从马内阿的命运也许可以想象这一幕如果发生，父亲也不见得会觉得“这样的生活值得过下去”，即使他能保证自己穿上浆得硬挺挺的白衬衫，但生活又不能仅仅是浆得硬挺挺的白衬衫。因为习惯了笼子的鸟，会对天空感到恐惧。

马内阿的书里总是混杂着恐惧与尊严、抵抗与虚无，因为他的人生就是如此，他其实很早就意识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新政权对自己的不友好，但在其他犹太人陆陆续续递报告申请去以色列时，马内阿拒绝以“受害者”自居的逃避行为，因为“我对一切改变命运的幼稚努力都表示怀疑。在我看来，对我们不够完美的、短暂的现状承担起责任，并予以理解，更胜于仅仅做出地理方位的调整这种改变”。《巢》里也写过，加什帕尔要求学校删除关于他是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介绍，因为在家庭中这是一个禁忌的词语，这代表着侮辱：“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从奥斯维辛回来，请一个医生为他去除胳膊上的一块皮肤，那上面文着他的囚徒号码。这是他回来后做的第一件事！他从来就不提及那些年。”

在纳粹的时代，马内阿是犹太人；在齐奥塞斯库的时代，他是被严密监控的作家；在自由的纽约，他是用没有多少读者的小语种写作的流亡者。诺曼·马内阿，一个“异国情调的哑角”，这个词是他的创造，“在自由的狂欢节中，自己是一个异国情调的哑角。”马内阿还说，“我既不想要痕迹，也不想要回忆”（这是《巢》的最后一段），但他显然失败了，他的文字永远如此：一个异国情调的哑角说出的话语，充满痕迹，充满回忆。

初篇

巴内绿草

春天，天堂的光明，穿过整堵墙般大的窗子，照进来。房间里的那个男人，从十层楼的高处朝下看，观望天堂里的热闹：另一个世界中的楼房、招牌、行人。“在天堂里人们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这天早上，他一定也这么重复。

街对面，一幢红砖建筑，庞然硕大。一群群孩子在上舞蹈课和体操课。一条条黄色的出租车龙，被堵在百老汇街和阿姆斯特丹大街的十字路口，吼叫起来，这大都市早晨的脉搏因而跳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然而，这位观望者对下面的喧嚣无动于衷。这时，他细察天空——像是无边的沙漠，在里面移游的动物群，是缓缓运行的巨形云块。

半小时后，他出现在那幢42层楼前的街角上，他就住在这楼里。这楼房并无明显的具体建筑风格，仅是几何的组装而已：对他来说它不过是一个庇身处，一种栖身斗室的组装罢了。斯大林时代的公寓楼……他嘟哝道。不，斯大林时期的建筑并没有那么高。然而，它还是斯大林式的，他对自己反复这么说，显然对自己在来世的所见不买账。这天早上，他将重新回到九年前的自己吗？面对死亡后的新奇生活，难道自己会像那时一样，晕头转向吗？九个年头，犹如腹腔里的九个月，充满了一个早晨所能生产的、冒险的各种新奇。新颖是美好的，正如初端的开头。

左旁，天蓝的招牌，上面写着巨大的白字：瑞特救护药房。通常，他在那家药店买药。突然，警报响了！五辆消防车，像是金属堡垒，带着嘶鸣和喇叭声，行进在街上。瞧，连天堂中也有火灾！

但并无什么危机。片刻后，一切又回到了正常：这不是那家照相馆——他曾经为各种新证件在那里照过相；近旁，面包铺的橱窗、地铁的黄色标记，然后是星巴克——平民知识分子的咖啡馆。当然，那写着白字、带有巨大M的红色标记是麦当劳。它那金属框架的入口处，有身穿牛仔裤黑运动鞋、白网球帽压在眼眶上、右手持一拐杖、左手携一绿色大包的老妇进来，也有两个高大强壮的黑人乞丐，他们各自手持一个白色的塑料杯。巴基斯坦人的报摊、印度人的香烟铺、墨西哥餐馆、女服装店，朝鲜人的小超市有大筐的水果和鲜花：西瓜和椰子、黑红绿色的李子、墨西哥产的芒果和海地产的芒果、黄的白的粉色的文旦果、猕猴桃、胡萝卜、樱桃、香蕉、富士苹果、史密斯苹果，玫瑰、郁金香、康乃馨、百合花、菊花、大花小花、野花人工花、白的黄的红的。矮楼、高楼、更高的楼，各种风格，不同的形状及混杂的各种用处，新世界和旧世界，以及来世的巴比伦。

一个小个子日本人，身穿一件红衬衫，头戴一顶红网球帽，摇晃在两个塞满了大包小包的大袋子中间；一个长胡子的金发男人，穿短裤吸雪茄，走在两个硕大的金发女人中间，她们也穿短裤，绿色的，戴着黑太阳镜，肩头搭着背包；一个瘦高的女青年，没穿长丝袜，她有一头红色的短发，穿透明的衬衫，迷你短裤，荷叶那么点儿大；一个秃顶老头，高大肥胖，怀抱两个小孩；一个矮小敦矬的男人，黑八字胡，脖子上挂金项链；还有乞丐、警察、旅游者，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地球上少不了的。

在阿姆斯特丹大街和七十二街的十字路口，有个名叫威尔第广场的小公园，它的前面，有一块三角形的绿草地，四周有铁栅栏围着，在其中间的白色大理石石基上，是穿燕尾服、戴领带和帽子的威尔第先生。他被自己歌剧里的人物围着，天堂的鸽子在他们的头上宁静地休息。铁栅栏前的长椅上，零散坐着当地的平民：退休的、残疾的、闲逛的无业游民，他们坐在那里，嚼着用纸袋装的炸土豆片，或在啃一块比萨饼。

天堂里的一切这儿都有：食物、衣服、报纸、铺盖、雨伞、电脑、鞋子、家具、酒、首饰、鲜花、眼镜、CD、灯、蜡烛、锁、链子、狗、异国鸟和热带鱼，以及小业主、银行职员、街头艺人、警察、理发师、擦皮鞋的、记账的、卖淫的、乞丐——各种各样的容貌、语言、年龄、身材和体重。而对这个存活者来说，奇异的是：他竟然是在这么个混合体的早晨，庆祝自己九年来的新生。

在这个天国里，所有的忌讳和界限都被取消了，知识之果可以在衣袋里的电子屏幕上找到，长生树在药店里贡献它们的果实，在生命转眼即逝的时代，唯一要紧的是瞬间，而眼前便是瞬间。可是，这不，重新响起了地狱的警报！……但这一次，不是火警。一个白色的尤物呼啸而至，身后留有一个血色大圈，一个红十字和几个红字：救护车。

来世的生活里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他抬头看天，苍天会让奇迹出现；他仰望蔚蓝——那是被楼群顶部的钢筋水泥划出的一个方块，天空可在此方块中被窥见。右边的建筑挡住了视线，那是一排长极了的咖啡色墙壁，沿墙走的是水管，喷水用的。左边，是一堵黄色的墙壁。金黄油漆的墙底上，是斑斓的天蓝色油漆写出的信息：抑郁是体内化学平衡的失调，而非个性的缺陷。

这是告诫，还是信息，很难说。然而，他在那里停了一下，转过脑袋，盯住这神圣的字句，重复了几遍，这才又抬起脚，倒退了一步，继续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行走。长生不老的好处是：获得免疫功能。人不再像前生那样，受猥琐束缚，你一往无前，无所畏惧。

他朝着巴内绿草走去。“这是一个让你想起前生的地方”，一个朋友曾经那么对他许诺。

阿姆斯特丹大街上的楼房是往昔的那种老式的房子，砖红的、深色的、灰的，四五层楼，阳台是黑色的、金属的，其防火梯子由于年长日久而发黑。他初次来这儿的时候，乍看去，觉得纽约市的这个上西区地带像是铁道区，让他想起旧世界[1]。但在他居住的9年或90年里，这一带高楼不断兴起，越来越高。相比之下，他所住的42层公寓楼，像是斯大林时期的火柴盒楼房那么难看……瞧，斯大林这词又回来了，莫名其妙。[2]

沿街面与一度生活里的一样，是一家家店铺：“全项服务珠宝商”、“乌托邦饭店”、“爱茉莉花铺”、“皮鞋店”、“成人录像店”、“中国干洗房”、“指甲沙龙”、“罗马镜框店”。在与七十六街交界的十字路口处有座纪念堂：“河畔大天主教堂”。一个双腿粗胖、披着黑色长发的姑娘从里面走出来。她身穿短袖黑衣、黑丝袜，戴着很大的太阳镜，镜片也是黑色的。街上有三辆巨长的黑色轿车，像是巨型棺材，上面有很小的窗户。从车里走出几个身穿黑服戴黑帽的优雅男人、几个穿黑服戴黑帽的优雅女人、几个身穿葬礼服的大孩子。生命之钟又一次为某人敲响了永恒的时刻。生命便是动态，他没有忘记这一条。赶紧，他走开去。走过几步，他脱离了危险。

奥朵曼奈利。一家餐馆的橱窗玻璃上悬挂着一块绿色的招牌，上面写着：“奥朵曼奈利兄弟——自1900年开业”。餐馆的入口处外面，有两条木长凳。一位老妇坐在右边的那条长凳上。累了，他看着她，一边瘫坐在左面的那条长凳上。

老妇的目光漫无目的，但似乎仍注视着他的举动。好像，他们彼此认得。他觉得她的身影很熟悉，像是在某些夜晚，在某些房间里，突然，氤氲起一种宁静的温柔，这份安全感，瞬间将他包裹起来。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在嘈杂的日间，在街上有过这份感觉。

老妇站了起来。他等着她拉开几步远的距离，然后起身，以往昔的节奏，跟随她。她双腿消瘦，苍白，脚脖子很细；袜子很短，透明的，鞋子轻薄，平底，像是防雨型的；她的白发剪得很短，瘦骨嶙峋的肩膀佝偻前倾；她的无袖连衣裙，宽松型，质地细软，天蓝的底色，上面是红色与橘黄色相间的方格子。她的左手，提一个塑料袋子，如同往昔；她的右手，跟过去一样，拿着裹成团的灰色针织套衫。

他加快了步子，超过她。然后，他突然转过身来，他们面对面。她吓了一跳！她也许认出，这是那个累坏了倒在奥朵曼奈利餐馆门口长凳上的陌生人。他也吓了一跳。像是魔术，竟然在一家饭店的门口，在一张长凳上，出现了这个幽灵！

她走路的样子，身影、衣着、灰毛衣，剪短的白发，有点儿像假发套，那在瞬间看到的侧脸，跟过去一样的前额、眉毛、眼睛和耳朵，还有下巴，都很熟悉。只是嘴巴的线条不再那么完美，而呈弯曲状，现在的双唇也显太薄，没了唇线；鼻子的挺直也消失了，变得宽了；脖子苍老，上面的皮肤是松弛起皱的。

此刻，他保持距离地跟着她。她的侧影、走路的样子、整个形象：你不需要熟识的记号，一切全在你心中，都熟得不能再熟悉了，一切都没变。你没有理由在街上继续跟踪她的踪影。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心不在焉，放慢了脚步，而那个幽灵，如他所盼，消失得无影无踪。

终于，在八十六街和八十七街之间，到了目的地——巴内绿草餐馆。靠窗，老板摊手摊脚地坐在一张椅子里。他佝偻的背脊和硕大的肚子，裹在长袖子带金扣的白大衣褂里。没脖子，他的脑袋上披盖着白发，鼻子、嘴巴、前额和耳朵的线条倒是分明。一个身穿白制服的店员在左边的香肠熟食柜台后面忙碌，另一个在右边的面包烙饼蛋糕柜台后干活。

他向店老板和旁边的年轻人打招呼——这年轻人的两个耳朵都贴在电话机上。然后，他向着左前方走去，那里是餐厅部。

靠墙的一张桌子，一位高瘦戴眼镜的先生，从报纸上抬起头。然后是非常实际的问候：“老小孩，你怎么样？”

熟悉的面孔，熟悉的声音……流亡者们对这类时刻总是怀有感激。

“近来怎么样？有什么新闻？”

“一点儿也没有！就像我们的同事，波兰诗人齐别根纽·赫伯特[3]讲的那样：‘社会制度稳定，执政者们讲道理，人们在天堂里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要过得好。’”

这位小说家对诗人们并不热衷，幸亏这些诗行有点像散文。

“近来如何？我是说在这儿，而不是在华沙，有什么新闻？”

“庆贺！庆贺在天堂的九个年头。1988年3月9日，我搁浅在新世界之岸。”

“孩童们喜欢过周年，巴内绿草是过周年的好地方。它的一切都让人想起犹太区。Oy mein yiddishe mame。古旧的世界，古老的生活。”

一份夹在塑料片里的菜单向我递来。真的，充满了犹太区的诱惑：奶酪汁拌酸黄瓜，炸猪排，小牛肉煎鸡蛋，牛舌加鸡蛋，酱汁熏牛肉加鸡蛋，熏肠煮鸡蛋，家制鸡肝酱，芥末拌腌鱼。

但这是鸡肝酱，不是鹅肝酱；鸡是在美国人工养育出来的，而不是东欧生长的那种；鱼也不是欧洲大陆的，鸡蛋也如此。诱惑存在，正如往昔确实存在过，正如往昔的替身也是存在的那样。瞧，到处是俄国汁，俄国汁拌烤牛肉、拌火鸡、拌胡萝卜生菜沙拉……确实，这就是认同的奥秘，记忆的替身被写进了存活的语言里。

一个年轻、高大、健美的侍者，一眼认出了这个著名的小说家：

“先生，我读过您新出的那本书。”

菲利浦[4]似乎并未因此而得意起来，但也没有感到讨厌：“是吗？你喜欢吗？”

他喜欢，但他承认，不如前一本来劲，那本更加色情。

“好吧，好吧。”小说家同意，他连眼都没从菜单上抬起。

“请给我来份炒鸡蛋和熏鲑鱼，一杯橘子汁。鸡蛋只要蛋白，不要蛋黄。”

侍者转向这位顾客那默默无闻的伙伴：“您呢？”

“一样，一样。”我有点儿结结巴巴。

“你觉得巴内绿草的烹调怎么样？”

巴内绿草餐馆仿制的东欧犹太烹调还算过得去，但为了保持往昔的口味，光是在菜单上加进煎洋葱和犹太馅饼显然是不够的。

“那么，你喜欢巴内的烹饪吗？”

没有回答。

“OK，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到底去不去罗马尼亚？你怎么决定的？”

“我还没有决定。”

“你害怕吗？你还在想芝加哥暗杀事件吗？……那个教授……他叫什么来着？那个芝加哥的教授。”

“古利阿努，全名是约·贝特鲁·古利阿努[5]。不，我跟古利阿努毫不相干。我不是那个神秘派的学生，我也没有背叛过我的大师，我更不是一个因迷恋上了犹太人而要转入犹太教门的基督徒。我只是一个可怜的游民，而非一个叛徒。叛徒是应当受到惩罚的。而我……我不过是一个讨人嫌的老头儿而已。我没有什么花头经。”

“花头经，我不知道，但讨人嫌，你以前倒有一点儿。一个有嫌疑的人，变得愈加可疑起来。这对你可不利。”

六年前，1991年5月21日，约·贝特鲁·古利阿努教授在光天化日下，在芝加哥大学内遭谋杀。从表面看来，这场谋杀执行得无懈可击：在该大学神学院的教员洗手间里，仅一颗子弹，从相邻的小隔间射进了坐在马桶上的古利阿努的脑袋。因这场谋杀案一直未破获，自然引起了多种猜测：年轻的古利阿努教授与他导师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他的导师，著名的罗马尼亚学者、宗教史专家米尔恰·伊利亚德[6]，他才到美国来的；他与芝加哥罗马尼亚社群的关系；他与罗马尼亚流亡国王的关系；他对心理玄学的着迷；等等。当然，甚至还牵涉到他与铁卫军——极右的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运动组织，其成员叫legionari，军团兵——之间的关系。他的导师米尔恰·伊利亚德在30年代支持过铁卫军，而芝加哥很有一些热衷铁卫军的流亡罗马尼亚人。据说，当时古利阿努正准备审阅其导师早年的政治背景。

1991年芝加哥的谋杀案发生时，正值我的一篇论伊利亚德的军团兵经历的文章在《新共和国》上发表。结果，美国联邦调查局找了我，告诫我在与罗马尼亚人及其他人接触时要小心。

这不是我头一次与我面前的这位美国朋友提起这个话题。古利阿努、伊利亚德，还有伊利亚德的犹太朋友米哈伊·塞巴斯蒂安[7]，这些名字最近经常在我们的谈话中出现。

随着我去布加勒斯特的启程日越来越近，菲利浦坚持要我把自己内心不安的原因弄清楚。但我做不到，这些感觉非常含糊。我不知道自己是下意识地避免在那里会面对曾经的自我，还是无法忍受目前他人眼中自己的新形象——流亡者心目中的英雄；被祖国诅咒的逆子。

“我还是有点儿理解的。这种含糊感觉也许别人也有。但这趟旅行可能最终能治愈你的东欧症。”

“也许吧。但对于回归，我还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对于往昔，我还没有完全无动于衷。”

“恰恰因为如此！这趟旅行之后，你就会无动于衷了。谁能回来，谁就会痊愈。”

我们又在老问题上僵住了。但这一次，菲利浦非常顽固。

“你难道不想重见一些朋友吗？看看一些旧地？……你说过，尽管没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想看朋友的。上星期你还提到要去墓地，为你母亲扫墓。”

一阵冗长的沉默。

“今天上午，半小时前，在来这儿的路上，我又见到她了。在阿姆斯特丹大街，突然，她坐在一张长椅上，在那个叫作奥朵曼奈利的餐馆门口的一张木制长椅上……”

我们俩再次沉默起来。离开巴内绿草时，我们的交谈回到了熟悉的话题之上，并恢复了愉快的基调。跟以往一样，我们在七十九街的街角分手。菲利浦朝左边的哥伦布大道拐去，我继续顺着阿姆斯特丹大街朝着七十街和我那幢非斯大林式的斯大林式公寓楼走去。

[1]旧世界，在这里指欧洲。——译注。以下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所加，除非另有说明。

[2]作者用斯大林一词来概括自己“前生”时代的性质——社会主义。

[3]齐别根纽·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1924— ），波兰诗人。著有诗集《光线的一种和声》《赫尔墨斯，狗和星星》《对于客体的一种研究》《我思先生》等。

[4]菲利浦·罗斯（Philip Roth,1933— ），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犹太人。在他出版的20部以上的小说和故事集中，曾数次荣获文学大奖，如《再见，哥伦布》获全国文学奖；《反生活》和《遗产》获全国图书评论奖；《夏洛克在行动》和《人性的污秽》获金福克纳笔奖；《美国牧歌》获普利策奖等。

[5]约·贝特鲁·古利阿努（Ioan Petru Culianu,1950—1991）,罗马尼亚宗教史学家、哲学家、政治评论家和短篇小说家，长期担任美国芝加哥大学神学教授。1991年5月被谋杀，凶手及杀人动机至今不明。

[6]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1907—1986），罗马尼亚出生的哲学家，主要从事哲学、宗教史研究。去世前，为芝加哥大学宗教历史系教授，被视为现代最重要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之一，也被他本国的人视为罗马尼亚的骄傲。代表作有《永恒回归的神话》等。

[7]米哈伊·塞巴斯蒂安（Milhail Sebastian，1907—1945），罗马尼亚犹太小说家。著有《日记：1935—1944》《两千年》等。

乔尔马尼亚

从巴内绿草出来，忽然，我的脑中浮现出波特非诺（Portofino）警官的面孔和他的身影。他宽大的脸颊，他眼光里的忧郁，以及他梳理讲究的头发。他的两手很小，双脚也小，他的微笑很可爱。他是一个小个儿、纤弱的男人，总是穿一身藏青色西装，配天蓝色领带。

我们刚见面不久，他就急于告诉我：在转到目前这个行业之前，他是高中的化学教师。如果说他的外表有点儿像罗马尼亚国家安全部官员的话，他的举动则完全不像。和蔼可亲、对人尊重、毫无罗马尼亚警察那种狡诈或粗鲁。他给人的印象是要保护你，而不是让你害怕，不是想通过阴暗的手段拉你入行。

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对我提供任何保护。他并没有给我防弹衣，也没有提供便衣警察，甚至连推荐给女人单身在外遭受袭击时防身用的催泪喷洒剂，他都没有向我提供。他只是温和友好地向我提出建议，听起来像一位老奶奶好心明智的告诫：在街上要留心，如果在人群中老看到同一张脸，就得改变常走的路线，改变日常出门买报纸杂志的时辰；别打开有嫌疑的邮件。他甚至都没有按惯例要我避免引人注目。但他在把自己的名片给我时，还是在上面加上了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让我以备急用。然而，我的自顾自，我沉浸于自己的思绪的习惯，以及我对社会人事的不甚关心，并没有因为他给的这张护身符而有所改变。相反，我的焦虑与不安反倒增加了不少。

联邦调查局官员杰米·波特非诺与我会见的原因，是我在《新共和国》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文章对米尔恰·伊利亚德所谓的felix culpa（幸福的内疚）提出质疑，对他在30年代与铁卫军的关系提出质疑，而铁卫军在美国和罗马尼亚都很有一批它当年的成员军团兵。我的文章触及了一个危险的题目，古利阿努教授被谋杀便是一个证据。我所在的巴德学院（Bard College）的校领导因此要求FBI出面保护自己的罗马尼亚教授。

与FBI官员见面后一年左右，我收到一封来自加拿大的匿名信。信封上的字体看来非常陌生，而我对手迹辨认学一窍不通。信封里面是一张明信片，上面空无一字。我把信封扔了，但留下了明信片：画面是马克·夏加尔[1]的“殉难者”（The Martyr）的复制品，原画藏于苏黎世艺术馆。它看上去像是犹太教的耶稣受难图。但与基督教的耶稣受难像不同，这幅画上的受难者并不是手脚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是在一个被火焚的集市正中，殉难者的手脚被捆在一根柱子上。画面的前排，有一位母亲、一位提琴师、一位神学师和他的弟子们。殉难者的面孔是长着胡子和鬓角的年轻耶稣：这画的主题是大屠杀。但不是Holocausto（“二战”时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关于它的残忍恐怖，已经变成老生常谈，这是关于东欧大屠杀的恐怖[2]。我无法破译这明信片的暗示。是威胁？还是相反，是支持？此后，我经常会审视这张放在书桌上的复制品。

六年过去了。这期间我既没有受到威胁，也没有被谋杀，而我长期受到的一系列攻击则继续保持了它们内在的一致。比如，1989年之前，罗马尼亚共产党媒体对我的评价是“反党”、“治外法权者”、“世界主义者”；后共产党社会对我的咒骂是“叛徒”、“耶路撒冷的侏儒”、“美国特务”。难道这些便是我对访问祖国感到不安的原因吗？

与菲利浦分手后，我又回到了奥朵曼奈利餐馆门前的那条长凳上。仅一小时前，就在这儿，往昔又重新回到了我眼前。谁知道呢，也许把这一切去对一个美国警察解释会更容易些，起码古利阿努这案子他可以查清楚：“子弹从近旁的另一个厕所隔间射出，用的是小型的0.25英寸口径的贝雷塔（Beretta）；凶手左手持枪，没戴手套，看来不是美国人。致命伤：后脑勺，距头顶部下四指半、右侧枕骨一指半的部位。”显然是职业杀手，谋杀形式是判决式的。地点：厕所。日期：东正教的两位圣人君斯坦丁（Constantine）和依莱纳（Helena）的宴庆日，而古利阿努的母亲为自己取的名字，就是圣人依莱纳这名字。

不知调查官杰米·波特非诺是否还记得被杀者的样子：突然苍老了许多，死亡似乎猛地在死者身上加上了20年。美国警方对活跃在芝加哥的铁卫军追随者们非常了解。他们获悉：铁卫军的头目、神秘的“上尉”克内鲁·翟·科德雷亚努[3]的孙女曾经在该城避难；他们还知道，阿莱桑德鲁·罗内特（Alexandru Ronett）——狂热的铁卫军成员、伊利亚德的私人医生，也住在芝城。谋杀嫌疑集中在罗马尼亚国家安全部及其与芝加哥前铁卫军成员的关系上。警方也许还了解古利阿努的身世和他写过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古利阿努抱怨说，自己对伊利亚德的敬仰，使自己成为他失去批判力的弟子。难道古利阿努，这位伊利亚德的弟子，准备“弑父”吗？他曾经承认：我的导师“比起我所想象的要更亲近铁卫军”。而他出现在流亡中的前国王米盖利（Michele）一旁，以及他与犹太女子结婚并皈依犹太教的计划，显然惹恼了铁卫军成员和罗马尼亚安全部的特工。

古利阿努在被谋杀前的一年中，曾经公开指控铁卫军的“恐怖极端主义”，并谴责了罗马尼亚共产党、共产党后期的秘密警察，以及罗马尼亚文化所具有的民族主义倾向。

美国警方是否也了解到这位教授的热衷呢（古利阿努对魔术、预兆学、狂喜至极的状态、心理玄学等非常着迷）？他们对这一谋杀在罗马尼亚民族主义分子中间产生的影响有所了解吗？一份叫《罗马尼亚之海》（România Mare）的杂志在古利阿努的死亡讣告中写道：“关于那个在黑帮之都[4]避难之人谋杀案的最严重的罪恶，是出现了那篇令人作呕的辩护文章。该文竟然为那个臭狗屎（可惜没有足够的水把他冲进那个看来是命中注定要让他致命的马桶里）辩护。”这份恶语伤人、充满了民族主义歇斯底里狂热的周刊，自1989年以后曾对我发起各种攻击，而在这之前，它的名字叫Sǎptǎmîna，是罗马尼亚安全部的喉舌。调查官波特非诺是否也知道：美国几乎所有研究东欧问题的机关都收到这份赞美古利阿努谋杀案的《罗马尼亚之海》杂志，甚至，还有可能就是这个国家安全部本身向他们发送的呢。

我是否应当向他描述那张印着夏加尔的“殉难者”的明信片呢？是否应当向他描述那个处于中心位置的犹太隔离区之子，描述他身裹祈祷仪式用的带黑边的白披巾？与我起初想象的不同，他的双手和双脚似乎没有被麻绳绑起来，而是被细皮带捆着；天空染着火焰，烟火中可见一只紫色的小山羊与一只金色的公鸡，火堆旁是一位母亲或未婚妻、一个琴师、一位持书的长老。这张明信片是在暗示某种威胁还是对我的支持？波特非诺先生，我没有离经叛道，也不是个改换门庭的教徒。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人，那些人根本不会存在什么指望，我怎么有可能让他们失望！

我对回祖国感到害怕，波特非诺会关心这一点吗？显然，古利阿努好像跟我一样，对回到这个两百多年前变成他祖国的地方（那时他的希腊祖先为躲避奥斯曼帝国的迫害而逃到罗马尼亚定居）也感到恐惧。在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5]的影响下，古利阿努曾经写过两篇近似魔幻超现实主义的散文故事。在这两篇故事中他提到，他所热爱的罗马尼亚（他学习的一直是它的语言），对他来说，渐渐地，变成了乔尔马尼亚。

第一篇故事讲的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化身马库里斯塔王国与乔尔马尼亚国（齐奥塞斯库后的罗马尼亚化身）的间谍勾结，谋杀了当地的独裁者和他的妻子墨尔杜同志[6]，然后建立起一个以色情产品和凶杀队为“民主”特色的香蕉共和国。

第二篇是描述1989年革命以后的罗马尼亚现实。它通过对一本虚构的回忆录（由虚构的作者写成）的虚构评论方式，讲述这场革命的虚假性，揭示它朝着一个虚假的民主社会过渡：其中有前国家安全部人员的暴发致富、阴暗的犯罪、腐败、蛊惑民众，以及前共产党人与新极右运动组织“木卫军”的结盟。故事通过虚构的回忆录和其中虚构的一系列证人，叙述了国家政变、对独裁者和墨尔杜同志虚假而迅速的审判和执行死刑、虚假的烈士葬礼、被“欺骗”的人民，等等。新上任的首领，主席先生，是谋杀他前任的凶犯。这位主席同志以当地的传统幽默，在做形势报告的时候这么宣称：“难道这不是人民的根本作用吗？”即：受蒙骗。

波特非诺先生，总之，这就是乔尔马尼亚！您说得有道理：并不是什么超凡的力量阻止了古利阿努重见自己的祖国，而是乔尔马尼亚或芝加哥的巴尔干人的作为。

那么，朋友、书籍、爱情、笑话、歌曲，所有这些，难道都没有任何意义吗？那我们又应怎么对待它们呢？那养育我们的母亲——我们真正的祖国呢？难道所有这些，都完全彻底地变成了铁卫军军团兵们的领地或共产党人的乔尔马尼亚了吗？杰米，难道这些有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发生在任何时候吗？

跟古利阿努一样，事实上，我对研究祖国的种种矛盾也感到疲倦。我的经历与他的不同，我害怕的不是布加勒斯特的手枪。让我担忧的是，那千丝万缕的纠葛，它们仍然束缚着我。

在奥朵曼奈利饭馆门前走过的行人，没有一个看上去像那位护卫我的FBI天使，而我对此并不在乎。波特非诺警官肯定无法为我解释夏加尔的柴堆。实际上，我在那张长凳上久坐不动，等待的是另一个人。

我所等待的对话人，她对我的了解，比我对自己的了解要深得多，而且她不需要任何解释。她还记得外祖父书店里的那本62年前出版的薄薄的书吗？

她的表兄阿里尔（Ariel）——一个染着一头红发，具有黑极了的目光的年轻放荡的反叛者，对着一群围在柜台旁的人们朗读那本带粉红色薄纸封面，题为“我是如何变成流氓的”（How I Became a Hooligan）的薄书，像是在读一本关于催眠术的指导手册。他的表妹——书店老板的女儿，激情满腔，替他一页一页地翻书。他的评语中一再出现的是：离开！他以澎湃的热忱，抑扬顿挫，反复念这一词，好像在呼喊：革命，拯救，复兴。

“此刻，赶紧，在我们还来得及的时候，离开！”阿里尔还不时地把书翻过来，对着封面上的作者名字，眯起双眼，嘲讽地说：“哈，塞巴斯蒂安，海希特（Hechter）先生的笔名叫塞巴斯蒂安！”

出现在我征途前面的不是古利阿努，而是另一个亡者。他也是米尔恰·伊利亚德的朋友，只不过是另一个时期的朋友罢了，他叫米哈伊·塞巴斯蒂安。我在巴内绿草午餐时提到过他，他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写的《日记：1935—1944》，这几天在布加勒斯特出版了。但他的这部遗作，无法在时间的书架上找到位置。那书店已不存在，外祖父和他的外甥阿里尔也不存在了。但我母亲——她也不在了——肯定还记得“塞巴斯蒂安事件”！我母亲，她具有一流的记忆，保持至今（无论此刻她在哪儿），对此我毫不怀疑。

陈旧而乏味的反犹主义（法西斯执政前的乔尔马尼亚，便是典型的一例），对塞巴斯蒂安来说，似乎属于“人类苦难的边缘”。他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说，犹太人所遭受的外来灾难，比起他们所受的灼炙煎熬着犹太人灵魂的“内部灾难”来说，则是有限而微小的。他说：“没有一个民族像他们（犹太人）那样，极度赤裸裸地招供了自己真实的和想象的罪孽，没有人像他们那样极度严峻地进行自我监督，也没有人像他们那样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圣经》里的预言是地球上最可怕的声音。”这些话写于1935年，而当时，“外来灾难”正在预告即临的祸殃。

1935年，我出生的前一年，在乔尔马尼亚的一个小小的书店里，我妈妈的表兄，即我外公的外甥，阿里尔，愤怒地叫喊：“什么？人类苦难的边缘？”他接着叫喊：“这难道就是塞巴斯蒂安的教诲吗？人类苦难的边缘？他自己马上就会看到这‘边缘’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这之前，1934年，塞巴斯蒂安曾经面临过这么一个丑闻：他出版的小说《两千年》（De douǎ mii de ani）的序，是由他的导师兼朋友纳艾·伊奥奈斯库[7]写的，此人后来成为铁卫军的意识形态专家。这位序作者认为，犹太人是基督教世界削弱不掉的敌人，必须在地球上灭绝他们。

在基督教徒、犹太人、自由派以及极端派的抨击下，塞巴斯蒂安写了一篇题为“我是如何变成流氓的”的卓越文章。在文中，他以极其冷静而准确的态度，明确重申了苦难深重的犹太人的“精神独立性”，“他们所具有的悲剧神经”，以及他们在“骚动不安的敏感质和严厉的批评精神”之间，他们在“自己最冰冷形式下的智慧和自己最不拘泥形式的激情”之间的种种矛盾。

流氓？这是外围的，非路线性的，受排挤的意思吗？这个喜好自称“多瑙河[8]畔的犹太人”的塞巴斯蒂安，曾经这么给自己下定义：“我是个非党派人士，我永远是个异己分子。我只对具体的个人有信心，对他我有很大的信心。”这个“异己分子”是指异己中的异己分子吗？

我母亲很清楚：我身上也有耍弄这类心理把戏的本能。比方说：当我急于想离开犹太人聚居区的时候，当我希望出了犹太人聚居区以后朋友们会张开臂膀欢迎塞巴斯蒂安先生和我，希望在我身上不会出现其他犹太人聚居区的那些笑话的时候，我就耍弄过这类心理把戏。正如塞巴斯蒂安先生说的：其实这是对自己感到疲倦的表现……我母亲却从来没感到有对自己的“所属性”下定义的必要，她就活在其中，她以那种无法解释的、带有宿命论的信仰，生活在这个“犹太”性之中，而她的这份信仰并不为她带来抵御折磨和忧郁的能力。

母亲常说：“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我们没有理由憎恨他们，但也不能期望从他们那儿得到什么好处。而且我们也不该忘记他们所带来的恐怖。”妈妈，你还记得吗？

而我，在13岁、23岁、33岁，以及在以后的年岁里，对这些老生常谈的歇斯底里的反应，都丝毫没有动摇她的坚定不移。母亲一如既往，仍然并永远，保持了自我本色。古希腊哲人说：性格决定命运，而我在自身周围的母系家庭里，在集体的“认同性”中，每日都能见证这一点。

离开，对！阿里尔有道理。时间最终也会说服我。妈妈，你这么反复说的。你说，时间会迫使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会迫使我卷起铺盖出走的，但这要过很久。正如一位诗人所说：“将在很久以后，在晚上/你将会从这里出走，你看着吧。”

难道诗人要比预言家更有预感吗？1997年，塞巴斯蒂安死后半个世纪，他的遗作《日记：1935—1944》出版了，其中描述了由朋友变成敌人所带来的“灾难”：“令人不安的夜晚……隐约的威胁。门好像关不上，遮窗物似乎透明，墙好像也是透亮的。从任何一方，任何时刻，都有可能爆发出某种危险，我虽说不出到底是什么危险，但知道这些危险时刻都在眼前。”

最终，我离开了！怀着内疚，因为没有早走；怀着内疚，因为终于走了。

1934年，塞巴斯蒂安这一人物，以作者的名义宣称：“我欲了解，有哪条反犹太法能够否认我身心中不可逆转的事实，即我出生于多瑙河畔，我热爱这片土地……而我对内部灾难的犹太意识，多瑙河则典型地表现出它君王般的冷漠。”1943年，作者问：“我会回到这些人中间吗？战争会不摧毁任何东西吗？会带来任何不可改变、不可消除的东西吗？”

战争结束后，海希特—塞巴斯蒂安，终于，准备离开了。“永恒的罗马尼亚，这里什么也不会改变”。似乎犹太人的灾难意识，在哈德孙河畔要比在多瑙河畔更容易治愈。[9]

死亡阻止了古利阿努回到罗马尼亚，也阻止了塞巴斯蒂安离她而去。对于我，这位女巫耍弄了另一花招：她让我在后世以旅游者的身份回罗马尼亚。

不仅多瑙河，布克维纳[10]也能为不复存在的身世提供背景。语言、景物、年龄，都不会因为外来的灾难而自动消失。而我对布克维纳的爱，也不可能让乔尔马尼亚消失。乔尔马尼亚和罗马尼亚之间的边界线到底在哪里？

“在这个带着微笑讥讽的文化中，什么都不认真，什么都不严重，什么都不是真的。尤其是，什么都不会不可调和……”这些是塞巴斯蒂安的隐语，也许，古利阿努也这么认为。

“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的任何层次里，有一个概念是完全没有的，那就是不可调和。”有一次，连我母亲年轻的表兄阿里尔都这么赞美。我也可以跟其他许多人一样，在被新老僵局困住时，这么重复：“不可调和在多瑙河畔是不存在的。”

那么外来的灾难呢？我过早地纠缠在这个无聊之中。至于我反复受到围攻的现实，你知道，一个人处在攻击包围之中，不太容易完全避免那种因自以为是而引起的多疑，[11]也很难完全避免感情上的自虐倾向……又是受害者论，这是受害者的怨言吗？我得承认，这想法让我生厌。天哪，又来了，哭哭啼啼、怨声载道的受害者：现在每一个人都亮出了破破烂烂的受害者的招牌——男人、女人、同性恋、双性恋、佛教徒、肥胖病患者、自行车健身员……

但脸谱已经粘在我的脸上——典型的公众敌人，他的另一个面目！

我一直处于“另一个”面目中，无论有意无意，戴不戴面具，即使我没有被认同为母亲所属的隔离区中的一个，或者是任何隔离区中的人。“内部灾难”已经与“外部灾难”——对自己感到疲倦，结成同盟了。

我得避开人们的视线，没有影子，没有身份，仅在黑暗中出现？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最好还是从容地去跟死者交流，他们倒认定我是自己人。

[1]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1887—1985），俄国超现实主义画家，犹太人。代表作有《乡村与我》等。

[2]指历史上“二战”以外，在东欧发生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3]克内鲁·翟·科德雷亚努（Corneliu Zelea Codreanu，1899—1938），铁卫军的创建人，主张反共排犹，鼓吹神秘的宗教热情。

[4]芝加哥曾经是黑手党及各种黑社会的老窝。

[5]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900—1986），阿根廷诗人、小说家兼翻译家。主要诗集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面前的月亮》《圣马丁手册》《影子颂》《老虎的金黄》《深沉的玫瑰》《铁皮》《黑夜的故事》等。

[6]原文名字为Mortu，即“死亡同志”的意思。

[7]纳艾·伊奥奈斯库（Nae Ionescu，1890—1940），罗马尼亚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记者。

[8]多瑙河（Danube），起源于维也纳，流经匈牙利、克罗地亚、贝尔格莱德、罗马尼亚等地。

[9]前者位于纽约市，后者代表罗马尼亚。

[10]布克维纳（Bukovina），欧洲东部一地区，曾属罗马尼亚，现分属罗马尼亚和俄罗斯。

[11]作者的意思是：自己受到攻击也是因为自己在社会上的分量而引起的，因此，越是受到攻击，就怀疑自己是否变得越来越重要。或者反过来说：自己越重要，就越怀疑会受到攻击。而这种现象，在作者看来本身带有自以为是的成分。

花脸小丑奥古斯都的马戏场

“诗人的孤独是什么？”年轻的诗人保罗·策兰[1]曾经在半个多世纪前，“二战”刚结束时，被人这么问道。他是我的布克维纳同乡。

“一道没有痕迹的圈子。”他这么回答。

在日常生活的摩擦琐碎或挣扎中，我看，我的那些作家朋友们都是马戏团的小丑，而我自己，也是这么一个小丑。我们的处境可以比作那个花脸小丑奥古斯都——哈同老人用这么个外号来爱称他具有画家天才的儿子汉斯。[2]这位殷切的父亲用此绰号来暗示儿子的秉性：对日常生活无所适从，一个不切实际异想天开的笨拙之人，对于生活无视自己的喜好而强加给自己的角色，他老想着能得到什么独特的奖励来予以补偿。

不可避免地，在公共场合，花脸小丑奥古斯都出现在他的对手，那个代表了权威的白脸小丑面前。其实，整个人类悲剧，可以在这两个小丑的交锋中体现出来。马戏团的历史，也是人的历史……

花脸小丑奥古斯都总是在自己身上，而非他人身上，找毛病。他躺在那里，等待着自己再次出场的时刻，来继续充当一个卑微、多疑、自嘲的受害者——观众们对这一角色的指望。充当这样一个角色，我渐渐地，在心里累积起怀疑论和逆来顺受的态度——流亡的心理疗法。1986年，我遗弃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这无意中在我的生命里，圆了一个圈：5岁的时候我被流放，那是因为一个独裁者和他的意识形态所致；到了50岁，由于另一个独裁者，由于他与前者相对立的意识形态，我亦处于流亡状态。这个圈子所带来的不幸，不是令我骄傲的原因，相反，这只会激怒我。我满怀希望，东躲西藏，一心盼着：早晚，突然，出现了一道光明，它能中断花脸小丑奥古斯都颠三倒四的独白。

“我相对清白地逃离了独裁专制。我没有玷污自己。而这不是那么容易忘记的事。你还记得巴萨尼[3]的《费拉拉的故事》吗？”

我的对话者没有作声，他没有打断我。他知道我在寻找不做旅行的借口，正因为这个旅行已经不可避免。

我接着说：“作者因为电影《菲茨·康迪尼家的花园》（The Garden of the Finzi-Continis）而在这里很有名气。他的《费拉拉的故事》集里有一篇小说题为Una lapide in via Mazzini，你不觉得意大利文念起来更好听？U-na la-pi-de in vi-a Maz-zi-ni，《马志尼路上的纪念碑》。”

只要能让我平静下来，我的对话者似乎就愿意听下去。

“‘二战’结束后，焦·尧斯（Geo Iosz）出人意料地从布千瓦德（Buchenwald）回到了他的故城费拉拉（Ferrara）。他是那批在1943年被遣送到地狱里的人当中唯一存活下来的。他当年的邻居们现在看到他都感到尴尬，因为他们要忘却过去，忘掉他们内心的内疚。这个‘不受欢迎的证人’，比起当年被遣送到集中营的那夜，决定了终身背离故城的时候，现在更加被‘孤立’。作为对比，我是否应当提到普里莫·莱维[4]？他离开奥斯维辛[5]回到故城都灵市，回到那曾经住过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的家时，是充满了再生的欣喜的。”

听者似乎并不为我的思绪所动，他仍然带着微笑静听。

“总之，我相对清白地逃脱了独裁。我得以与之保持距离。然而我发现：错误或妥协，甚至英雄主义都是可以原谅的，但保持距离则难以得到谅解。”

这位美国朋友看上去没有厌烦我的絮叨，他也没有发现我是怎么回事：我对自己感到厌倦了，真的，真的厌倦了。

“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岂不是一种傲慢？总而言之，我在布加勒斯特那个巴尔干人的世界里，并不是出头露面的。当然，这是另一种傲慢的表现。然后，接着就是移民……移居到遥远的，尽可能遥远的地方。绝顶的傲慢。”

苗条的金发女招待过来了，她穿着迷你裙，右胸前挂着服务员牌子，上面写着名字：玛丽安娜（Marianne）。玛丽安娜是法籍以色列人，在纽约市的一所大学读书，课余时间在纽约上西区七十街的“莫扎特”咖啡馆打工。咖啡馆距离我尝试来世生活的寓所很近。她端来两盘卡斯巴乔[6]，刀叉、面包，还有微笑。

我的伟大祖国，这个达达式国家[7]的伟大……便是我企图向我的听者形容的。我过去并不愿意遗弃她，现在也并不期望重归于她。跟其他地方一样，她具有无法形容的魅力与无法形容的污垢，但其他地方与我无关。

“近几年来，我得了一种特别的病，这病叫‘乔尔马尼亚症’。”

咖啡馆的钢琴师还没有到，“莫扎特咖啡”的午时顾客们也还没有出现。陈列在两个木架上的报纸——咖啡馆尽量想模仿昔日的维也纳的样子，仍在原地。镀金镜框里的莫扎特先生，从眼角里望着墙角那儿两个戴眼镜的顾客。

“对自己的憎恨，是以‘亲爱的，过来吧，让我吻一下’的形式伪装起来的。罗马尼亚人的表达方式，跟他们的灵魂一样，是没法翻译的：Pupat Piata Independentei——我们的大作家卡拉加勒的话怎么翻译？[8]没法翻译，那个充满了魅力和污垢的世界是没法翻译的。这里不是指什么两个个人之间的拥抱，而是在整个国家的污泥浊水中，在彼此激战之后的集体性的拥抱。而就是在那摊污泥浊水中，在另一场激战到来之前，野鸡娼妓、蠢驴学者、狗屁部长，还有无辜的孩子们，全都醉泥般地在那里拥抱。你相信我吧，罗马尼亚人民不需要，不，他们不需要萨特来告诉他们地狱是指别人。地狱可以是温和柔软的，如那静止的沼泽地。”

我不作声了，讲了这么多话累了。我得调节自己的乔尔马尼亚症。

“你听说现在西德人与东德人相互有多么厌恶吗？要具体形容他们之间的厌恶程度，那塞廉或者齐奥朗要比我更合适。”[9]

“好了，别再发牢骚了。你已经写过关于小丑、关于马戏团的书了。你有这么好的故事可讲。上帝给你送了这么个故事，你可别忘了。”

“这么复杂的一个故事，只能用格言的形式。”

“你跟你的老板，一个美国小丑一起走吧。他会在那里像一个超级强权的超级明星那样受到欢迎，就像你说的，那个强大的白脸小丑……你了解所有的内幕，这些全都装在你心里。你还奢求什么呢？”

“一个帝国的，美帝国主义的白脸小丑？在他的旁边，是我这么个花脸小丑，一个流放者！上帝给了我这许多有趣的故事，我却没有充分利用。”

“上帝也无法做到一切。”

“我应该用格言来描写祖国？……我得传布善美、道德、民主？你还记得福楼拜[10]是怎么说的吗？他说：一个人若过分长久地传布善美，最终，他就会变成一个白痴。福楼拜，这个家庭的白痴[11]，他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布道可以改变世界？不，我不那么傻。一位拉比曾经这么说：‘我布道不是为了改变他人，而是为了保持自己不变。’但是，我自己已经改变了，对，我已经改变了。”

我停了极短的一小会儿，喘了口气。这套话题全在我脑子里。这题目我已经琢磨了很长时间，我不需要任何停顿。

“流氓？流氓的意思是什么？是指一个没有根基、不循规蹈矩、无法下定义的人？一个流放者？或如《牛津英语大辞典》对它的解释，这是‘伦敦西南部的一个爱尔兰家庭的姓，此家庭以凶狠著名’？在米尔恰·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文小说《流氓》里，有一个人物这么宣称：‘生活中唯一具有繁殖力的活动，就是流氓的经历。’这里指的是反抗到死：‘民兵和突击队，骑兵和军队……他们都被共同的命运联结起来，一起走向死亡’……‘军团完全彻底地陶醉于一个集体的神话之中’。流亡中的伊利亚德，因为成了著名的学者而平息了自己对罗马尼亚的挫折感？他代表了边区对大都市的报复。那他的犹太朋友塞巴斯蒂安呢？犹太人把他当作敌人，他参加军团的基督教朋友们视他为犹太人，一个外人。拔掉根基、流亡、成为异己，这就是犹太流氓？现在跟你说话的人，是一个反党分子、叛国者、治外法权者，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他又是怎么一种流氓呢？”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从罗马尼亚来的信。这封信没有日期，像一个腐烂的伤口。一位女性朋友从祖国来信说：“困惑、混乱、伤心。你应该每年回来两次，诚挚地问候你的知识界朋友，让别人给你拍照，参加座谈会，上餐馆聚会，以此来取代他们对你的嘲讽。我倒想看看，这样的话，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祖国对你的伤害还会到什么程度。”

还能有什么别的吗？假如会有别的，情况是否会变得好些呢？别让自己被同情收买——这是贡布罗维奇[12]的建议。永远当个外国人！在他流亡阿根廷期间，他常喜欢在一面始终存在的镜子前冲自己伸舌头。

除了滑稽可笑以外，我从这位美国听者那儿什么也没得到。

像往常一样，我们在百老汇和七十街的拐角分手。分手前，我的美国朋友对我们的见面做结束语：“每天，用传真，从布加勒斯特给我发几个字来，让我知道你一切安好。假如你不反对的话，就应该马上走。经维也纳、布加勒斯特、索非亚，然后，从那里回纽约。”

在那个清新的春天早晨之前，这些新老问题已经伴随我很长时间了。我并不需要莫扎特咖啡馆和巴内绿草，或者百老汇和七十街的十字路口来成为它们的靶子。

索尔·贝娄（Saul Bellow）在电话里对我说：“你别再踏上那块土地。回去对你不利。”他这么警告我。我们20年前在布加勒斯特相识，但仅在美国，我们俩变得接近起来。“这倒不是说你将处于什么危险之中，但你会感到非常不幸。恰恰在前几天我读到一份关于另一个罗马尼亚名人的传记。都是些有文化、聪敏的伪君子，如你所知，那些老派的、彬彬有礼的、会吻女士手的绅士们，但暗地里，背后……”

这位伊利亚德以前的朋友，著名罗马尼亚女数学家的前夫，他并不因为我的沉默而改变口吻。他继续说：“你不应该答应这次旅行，你不需要这些麻烦。”

我向他解释：这是因为“友情的专制”，我终于被巴德学院院长利昂·波特斯坦（Leon Botstein）说服了。

我在电话里听到索尔那悦耳的笑声。突然，我看到，他那张满是皱纹的友好面庞，他生动的眼光。

“你不应该。你知道，我经历过这些。取消旅行吧，保护你的平静。在这里你的困难够多的了，但你毕竟有一个优势：距离。可别滥用了。”他说。

[1]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生于泽诺维奇（原属奥匈帝国，帝国瓦解后归属罗马尼亚，今属乌克兰）一个讲德语的犹太血统家庭。全家在纳粹统治时期被关进集中营，仅他自己脱难，并于战后定居巴黎，但用德文写作。他以《死亡赋格曲》一诗成名，震动诗坛。1970年自杀。

[2]汉斯·哈同（Hans Hartung，1904—1989），德裔法籍画家，是“二战”后在巴黎出现的一种以泼油彩为主的抽象油画派（Tachisme）的代表。

[3]巴萨尼（Giorgior Bassani，1916—2000），意大利作家，犹太人。

[4]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1919—1987），意大利作家和评论家，犹太人。

[5]奥斯维辛（Auschwitz），波兰南方一地名，德国纳粹在此设立了最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和处死地，那里的毒气室，曾毒死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犹太人。

[6]卡斯巴乔（Gaspacho），一种南美式的冷豆汤。

[7]源于达达主义，这里是离奇、不规则、超现实的意思。

[8]卡拉加勒（Ion Luca Caragiale，1852—1912），罗马尼亚剧作家、散文家。文中所引是他在一篇题为“电报”的爱情和政治的讽刺故事里的话。其中的每一个词都可以拆开或组合，意思是：大家在独立广场拥抱。

[9]路易斯·塞廉（Louis Céline，1894—1961），法国作家、医生。其写作风格有意独特混乱，并刻意反人物的典型化，重点揭示人生的痛苦面。代表作有：《走向夜末的征途》《从古堡到古堡》《北方》等；埃米尔·齐奥朗（Emile Michel Cioran，1911—1995），罗马尼亚哲学家、作家。1937年后移居法国，极少参加社交活动，从不接受采访。代表作有小说《万念俱灭之中》，以及他用法文写的小说《化解的代价》等。

[10]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法国小说家。作品有《包法利夫人》《萨朗波》《圣安东的诱惑》《三故事》等。

[11]此语出自萨特为福楼拜所写的传记《家庭的白痴》。

[12]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1904—1969），波兰文学家，荒诞派代表人物。作品有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剧作《婚礼》《勃艮第公主伊沃娜》等。

往昔的痕迹（Ⅰ）

1986年7月19日。生日晚会。来客们已经用过了年份久远的来之不易的苏联伏特加、保加利亚红酒以及希腊橄榄和罗马尼亚奶酪。

艺术家们到了，请留神！/艺术家们穿过一扇又一扇门，毛猴子，效颦者，/假独臂人，假瘸子，假国王和假大臣。/他们来了，因魔力和灼热而醉意醺醺，/奥古斯都大帝[1]的子孙们。

客人中有一个瘸腿、满身是汗的人，他是我的朋友，一个诗人。这位腼腆孤僻的诗人，半残疾，他觉得自己跟罗马尼亚民间故事里的一个人物可以互相认同：半骑人半独腿兔（Half-Man-Riding,Half-One-Legged-Hare）。

他个头儿矮小短矬，长着金黄色的胡子，走起路来摇晃拐瘸着身子，并朝着左侧歪斜。他个性温和胆怯，为自己的口是心非感到害怕，并时刻准备承认这一点，还愿意为此付出代价——假如这是他能够活下去的代价。他对自己所写的每一句诗行都感到痛苦，也为别人写的关于他自己或关于他朋友们的文字痛苦。作为一个出版社的总编，他在与审查机构和与作者们的无穷尽交道中，被弄得焦头烂额，为此，他设计了一套赞赏和施加压力并进的复杂程序，来推销他认为有价值的书。

他因写作和由写作带来的痛苦程度，只能与他对妻子的虔诚程度相提并论。尤莉娅每隔两日就得上一家社会主义医院去洗肾，洗肾的机器很老旧，还不时地因停电而中断。于是，除了他的诗和他每天用大量药片控制的神经质以外，尤莉娅的处境也成了对他的英雄主义的一种日常考验。

跟往常一样，此刻，他也是汗津津的。他不断地用捏在一个大而结实的拳头里的一块大白手帕，去擦前额和脸上的汗。但尽管如此，他却不脱去身上的节日外套，为节日打上的领带他也不解开。他和尤莉娅站在一旁，靠书房那边，排列着高高书架的墙壁的那个角落里。他心情激动，因为能与这么多的朋友、诗人、评论家、散文家……毛猴子、效颦者、假国王、假瘸子、皇帝的朋友、花脸小丑奥古斯都……相聚。书籍将我们联合一体，我们在虚荣的竞争中结盟。

党员和非党员，有特权的和被容忍的，大家都是嫌疑犯：所有的人，在社会主义对人的普遍怀疑中，要么是假国王，要么是假瘸子，不然就是假猴子。

1986年7月，布加勒斯特胜利大道（Calea Victoriei）2号15楼的晚会，庆祝的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客人中只有少数人知道，一个月前，在布卢姆日（Bloomsday），即纪念詹姆斯·乔伊斯[2]的流放英雄利奥波德·布卢姆[3]的那一天，我申请了去西方旅行的签证，虽然我并不知道这场旅行会把我引向何处。

流亡生活很快就吞噬了自那个夏夜以后的十来个年头。犹如俄罗斯出产的民间套娃，一个套在一个里面，然后另一个再套在里面，里面还有，它们既相同又不一样，但说到底还是相同，直到最后一个大娃娃把所有其他的都裹进自己的肚子里为止。

幼稚是电视脱口秀的本质，里面的50来岁的孩子们，都在为自己5岁或15岁时的不幸事件——天知道是什么样的不幸——复仇。这些自认为不被理解的孩子们、不被理解的男人、不被理解的女人，加上被虐待的儿童、遭受性虐待的、宗教和宗族的虐待：整个受害论！永不截止的一套责怪……5岁的遭遇，是对50岁、60岁或600岁时免疫力不足的解释吗？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会包裹在岁月形成的犀牛角般的厚皮里，无动于衷！

难道，我应当为没有及时离开祖国而感到内疚，为最终没有守在那里感到内疚吗？在那块土地上，头一次，出现了令人费解的奇形怪状的图像组；而我，在那块土地上，签下了一个要求我付出一切，却什么也不给我的契约。

艺术女士，在过分长久地当了姘头后，仍然那么不可触摸……不过是一个仅偶尔出现在讣告中的章印而已。

回去以前的几个星期里，我重新经历了时间的曲折历程。我仍然记得食物、争论、酒和歌、山和海、情爱和文学的味道。自然，还有友谊，它曾经照亮了无数条死路。而且，连我这样一个出生在侵入者符号之下的人，都仍然具有享受俄摩拉城[4]的欢乐的权利。那个地方和那里的人的魅力并不是被幻想出来的，我可以证明这一点。保罗·策兰也在那里生活过，“二战”后他的布加勒斯特阶段，后来被他以轻松怀旧的口气称为“文字游戏”阶段。还有托尔斯泰，1854年中有七个月，他在布加勒斯特、基什尼奥夫[5]、布泽乌[6]及其他地方逗留过。这种美丽与悲伤的结合，并没有躲过那个年轻人的目光。那时的他，充满了对书籍的饥渴，当然还包括对肉欲的向往；那时的他执着地追求个性与写作的完美，同时还受到赤着双脚的牧羊女吸引，也会在妓院里过上一夜。

呵，密集的瞬间，生命犹如一个瞬间。

胜利日。胜利！那些在1986年7月19日夜晚聚集在布加勒斯特胜利大道的公寓里的人们，他们庆祝的就是这个：胜利。从第一次流放中归来的几十年后，此刻，我面对了真正的流放。在没有许多人知道，在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这个生日晚会，成了即将到来的分离的一次排练。

1945年4月，那个从特兰西尼斯特里亚[7]集中营归来的孩子9岁了，他开始认识食物、衣服、学校、家具、书本、游戏——欢乐。我，以极其厌恶的心情，驱走了对以往的恐惧——“犹太人区的染疾”！痊愈了，起码我这么自以为。我决定要与所有的同胞们分享现实的光辉。这份光辉，是祖国替大家带来的，并让人们平均拥有的。后来，写作迷住了我。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她的破衣烂衫再也无法遮盖那个马戏团世界的悲惨。新的恐惧不仅没有取代旧的恐惧，反而使之更加尖锐：两种恐惧互相勾结了。当我把自己的这些发现公布于众，我被扔进了杂耍圈的中心里。高音喇叭反复地吼道：外国的，外国的，异化了的，反动的，反这个，反那个的。对我来说，再一次，配不上拥有祖国，而我的祖先，也未被允许配有这个祖国。

1986年夏天，我开始与人事保持距离，我感到恐惧，对罗马尼亚共产党，也对民族主义者们感到恐惧。难道，我又重新患上了那个，我以为已经治愈了的“犹太人区的染疾”吗？

10年过去了，时过境迁，我自己也变了。然而，我那份决心不再当受害者的固执，却始终如一。难道我没有从被归属中释放出来这一事实中得到解放吗？……真正的胜利者应该以自信、以新的自我回到乔尔马尼亚；真正的胜利者，在那个他早已离去的地方，即使自己不在，也应当为自己终于成为久被指控的人而感到骄傲，为自己象征了这一切的徒劳而感到光荣。

10个可爱的人可以代表我真正的祖国吗？我的朋友们，10个以上，在1986年的7月里，是在庆祝我50年来的战斗吗？

尤莉娅首先去世了。为了对付信件检查，我的诗人朋友穆古（Mugur）在我走后，给我写的信，是用尤莉娅署名，收信人是我的妻子茄拉（Cella）。

我怀着极度的爱和孤独想念你们。孩子们，我们玩吧！这声音从街上传来。我们也再来玩上一次？诗也在老化，我已经不能再写诗了。我们期望着一个没有事变的季节到来。

在乔尔马尼亚，缺少汽油和出租车。穆古雇了一个卡车司机，往返于那座喀尔巴阡山脉的白脸小丑正在为自己建造的白宫[8]。他白天把尤莉娅送去，到了晚上，又把她接回家。医院里挤满了病人，一片惨景，里面没有暖气，四周的街道黑暗，商店和药房都空空如洗。

诗人写道：“然而，爱情是存在的……啊，是的，爱情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这就像科学中的欧姆定律，我们也得想象出一种人性定律——Loi de l’Homme，即人在自己身后留下的空洞，要比他在的时候所占据的空间更大。空缺是一种过分延长的抽搐：每天一次，每周一次，更频繁的次数……但心灵则不断老化，人不再能承受超出一个人能够承受的重力。我们的友谊经历了多少别扭和羞怯啊！但愿我们一切能够从头开始……现在我们像孩子一样站在窗边，隔着街道相互挥手，只是在我们的中间隔着汪洋。

穆古，浑身是汗，跑在医生、护士、看护们身后，忙着向他们分送礼品、微笑鞠躬，以便继续以布鲁诺·舒尔茨[9]和那个半骑人半独腿兔的情怀写他的书。他盲目固执地要活下去，为了延长他伴侣的生命而活下去。这位诗人因对自己另一半的执着而得以存活。这个代价变得越来越大，尽管与此同时他自己生命的价值不断地被降低。

那份本来属于诗人的痛苦“命运”，已经变成了集体的命运。然而，被分担的包袱，不等于减轻了重量。他这么写道：

我是个瘸子。我颤抖……颤抖的人往往有多种感觉：他要抓、要攀、要捏碎或抚摸，他得穿过漫长的道路，一条崎岖的道路，才能到达目的地；他在感到孤独的同时，又感到身处一个人海广场，广场上的人都在伸手抓一个苹果。这颤抖也正来自人自己的意志，而我自己的那个意志，对我要求得更多：它甚至要我的思想，而我曾经用文字表达过这个思想，即，在指出它的实质是这个还是那个之前，生命就是“多”。

我一直记着这个“多”字。关于这个“多”，穆古讲过一个犹太胖子的寓言故事：此人吃起来巨量而且不断变得更胖，胖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他对质疑的人这么回答：“当他们来火焚我的时候，我要烧很久，得用很多的时间来烧。”

诗人穆古，由于神经质和恐惧，不断地发胖。他的颤抖也加剧了，而且跟他的恐惧症、感冒症，跟缠绕他的悲惨和恐怖同样剧烈。他的来信，因为监审的威胁，变得越来越简短、拘谨。他写道：“我们没有什么特别要埋怨的。”这个“特别”的意思自然是：那不可避免的，还没有发生。“感谢上帝，我们没有什么特别要埋怨的。”穆古就是用这样的暗语，用给茄拉写信的方式，来向我们通报情势，他在上面颤抖的署名是：尤莉娅。

直到1989年，尤莉娅已死，我才第一次收到了他直接写给我个人的信。

你觉得我们还会再见吗？几年前，我是一个完整的人；我有五六颗心，同样数量的手和脚，鼻子和眼睛……犹如任何一个正常的人，不是吗？但现在，我的心都四散了，或是埋入地下或是飘游世界。我尽量用一些纸张，在上面涂些什么话，来取代它们——那些有希望取代的部分。你觉得我们还有望再见吗？我几乎觉得自己是完整的了。这意思是，是半个人了，而不是一个心和眼睛和其余部分都四散的人的百分之一。

我们没有再见。1991年2月，穆古在临近自己的生日时死了。他死的时候，一只手拿着一本书，另一只手拿着一块面包和香肠。

那段时间里，我的另一个朋友保罗也死了。这位外号叫“飞象”的前共产党员，因此而用不着见证后共产党时期的假面舞会取代共产党时期的假面舞会（他自己也在其中扮演了角色之一）的现实了。

茄拉的母亲，伊夫琳，也死了。她曾经以周到和优雅，张罗了1986年7月的生日晚会。在她给我们的最后几封信中，有一次，她说，让我们别再往她家的地址寄信，要我们把给她的信寄到邻居的地址。事实是，我关于伊利亚德的文章发表后，新民主的各种报刊开始指控我亵渎和背叛，当地的爱国主义者们将罪人的丈母娘的邮箱作为靶子，烧毁掉它好几次。

那个其实是永别的晚会上的其他一些来客，有的去了法国，有的去了德国或以色列避难。即使那些留在布加勒斯特的朋友们，也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这个城市也不一样了，而我这个游子也不是没有变化的。亲朋好友中最亲密的，仍旧跟我在一起，他们留在我心里，即使形势把我们隔离开来，也永远如此。

祖国逐渐远去了，越来越退入往昔，越来越钻入我的内心。我不再需要地理和历史来证实它的矛盾重重，来证实它的坠落。

人在自己身后留下的空洞，要比他在的时候所占据的空间更大？那个半人在与他那半瘸的骑座一起消失之前，就是这么预见的。空缺，其实，不过是一颗老化心灵过分长久的抽搐罢了。

那个在街上呼叫“我们玩吧”的孩子，已经远去了，远过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汪洋。

[1]奥古斯都大帝（Augustus，63BC—14AD），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恺撒的继承人，原名屋大维，元老院奉以“奥古斯都”的称号。

[2]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爱尔兰作家，诗人。1902年大学毕业后，流亡到欧洲大陆，先后在法国、瑞士、意大利生活过，1905年以后，定居在意大利的里亚斯特。代表作有《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尤利西斯》等。

[3]利奥波德·布卢姆（Leopold Bloom），詹姆斯·乔伊斯的名作《尤利西斯》中的主人公，一位犹太裔爱尔兰人，小说描写了他于1904年6月16日这一天的24小时内在都柏林所经历的每一个细节。

[4]俄摩拉城（Gomorrah），《圣经·旧约》之《创世记》中所记古城，因其居民罪恶深重而被神毁灭。

[5]基什尼奥夫（Kishinev），一译基希涅夫，现摩尔多瓦首都，位于德涅斯特河右岸支流贝克河畔。

[6]布泽乌（Buzǎu），罗马尼亚县名。

[7]特兰西尼斯特里亚（Transnistria）,位于乌克兰境内。

[8]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s），阿尔卑斯山脉主干东伸部分，位于罗马尼亚，这里用来代指罗马尼亚人；白脸小丑是作者对政治当局的隐喻，白宫是作者对医院的讥讽提法。

[9]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hulz，1892—1942），出生于当年奥匈帝国的咖利夏省（Galicia,现在乌克兰境内）的犹太波兰作家和画家。他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文体风格最优美的波兰、乌克兰散文家。

新日历

1988年1月20日，星期三，这是D日（D-Day），决定性的日子（Decision Day）。我已经在这个过渡性的城市逗留了整整一年。经过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之后，目前已经到了无法再拖延的时刻。“做决定是一个精神错乱的时刻。”克尔凯郭尔[1]这么念叨。犹豫不决似乎没有什么新奇。犹豫不决了一生的荒唐，又被持续了一年多。

说穿了，这一切，不过是归属感着落不明所致，以及这种感觉的可笑性，如此而已。我们的主人公面色苍白，他被自己的滑稽剧选为主角，并被这滑稽剧弄得不知所措。在星球上众多的、被每一时刻的麻烦缠身的人当中，他显然是其中之一。难道，他还没有从禁锢了一生的皮囊中解脱出来吗？难道，尽管他记不住一小时前见过的脸孔，却还没有忘却往昔吗？

“轮到您了。您得与委员会小组面谈。”

穿着蓝制服的女士向他示意。他抓起公文包，从长凳上站了起来。那长凳上另外还挤了五个人。

她说：“您先与法国领事谈。完后，再回到我这边来。”

她向他指了指自己办公桌左边的那扇门。

仅三步，就到里面了。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一位瘦骨嶙峋的先生，请他在自己对面坐下。他坐下，把包放在两臂中间。

“您想用德语？要不，还是用法语？”那位法国人用德语问。

“法语就行。”他，签证申请者，用德语回答。

“那我很高兴，我很高兴，”这位官员微笑着用法语接着说，“罗马尼亚人几乎都会说法语，不是吗？我在巴黎的罗马尼亚朋友对法国社会适应起来一点儿困难也没有。”

“对，对罗马尼亚人来说，法语很容易。”这个罗马尼亚人，用法语确认。

他更仔细地端详这个坐在面前的先生。这个罗马尼亚人，用罗马尼亚语想：如今的时代，所有的考察官都比被考察的要年轻。

这位官员有一张长形脸，鼻子突出，鼻梁细瘦，双眼很黑，显出智慧，头发浓密，他的笑容年轻而悦人。他的领带结是松的，天蓝色衬衫领子的口子也开着，没有系扣子的深蓝色西装，潇洒地从他消瘦的肩头垂落下来。他的声音和蔼亲切，是的，既和蔼又亲切。

“昨天我跟一位罗马尼亚女士提起您。因为知道今天我们要谈话，我就问她是否认识您。”

申请人没有反应。他只是用法语（这语言刚说出了让他吃惊的话）保持沉默。

他面前的法国官员点起了一支香烟，然后，把双手掌心朝下放在写字台的边上。他在皮转椅里舒适地放松了两肩。他在这转椅里显得更自在了。

“您不是一位默默无闻的人。昨天，我看您填的表格，这些书名……这个巧合让我吃惊。”

他在说“这些书”的时候，从书桌上拿起了申请人填的表格。他在空中举起这份表格，然后把它放回桌上。接着是一段冗长而无法解释的沉默。只是过了片刻后，这法国人才重新抑扬顿挫地说：“我看过您的小说《俘虏》（Captives）。”

静谧的房间里，这个节奏完美的句子，令人想到击剑角斗。剑锋所指：中！不，房间里的静谧未被刺破。

那法国人接着说：“我想，大概是在70年代中期，我在巴黎上大学，我选了一门罗马尼亚文。”

申请人摘下眼镜擦拭。

“那时大家都在谈论审查。审查和隐语。独裁制度下的隐语评论？！囚犯们的……隐语。”

申请人抓紧了提包的手柄。他想用自己会说的所有语言这么吼叫：骗子！此刻，他肯定，面前的这个人，不是一般的外交官。难道西方与东方是一样的吗？一样的暗示，一样的语言，一样的陷阱？……这个非党人士，曾经拒绝了与本国的魔鬼达成协议，难道，此刻，他得被迫跟他们的国际同谋成交？难道，在还没有获得无国籍证书之前，他已经变成一个毫无防卫的囚徒了？已经成为一个无名的贱民，一上来就任人宰割？

终于，他用法语结结巴巴地说：“这对我来说非常意外。我不知道，从来没人向我提起这个……我不知道我的这本书竟然出现在巴黎。”

“这对我也非常意外。您想，当我在这表格上看到您的名字……”

他重新把书桌上那张申请人的表格拿起来，再重新把它放下。

“我看到这个名字，那些书名……您应当在法国定居，而不是在德国。”

应当在法国定居……这是建议？一种许诺？一个不用明示的契约？但都不像。他对签证申请人非常有礼，把他当作一个著名人士对待，充满了敬意。如果这些都是些陷阱，那也不是用来对待凡夫俗子的。

“对一个罗马尼亚人来说，最合适的流亡地是法国，这您知道。您很快会有朋友。跟其他许多著名的同胞一样，您会用法文写作……”

没错，这位考察官不仅知道小说《俘虏》的书名和主题，而且了解伊奥奈斯库—齐奥朗—伊利亚德[2]的三重奏，他甚至提到碧贝斯克公主（Princess Bibesco），还有诺亚蕾丝公主（Princess de Noailles）和娃卡瑞斯克公主（Princess Vacaresco）[3]，他爱坚持区分一个是大公主另一个是小公主。他甚至听说过本杰明·冯达[4]。他显然是备了课的。

对话以同样的形式，一直进行到最后。结果，考察官从书桌的另一边，挪到了被考察者身旁。表明他友好的最终证据：名片——他的名片上有柏林的地址和巴黎的地址；邀请晚宴；答应帮忙，任何性质的帮忙——要是有必要，就在那儿，柏林，或者，更理所当然，在巴黎。总之，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情况下，每种情况下，任何时刻，他这么念叨，带着微笑。他与他友好地握手，并穿过对方的眼镜片，送去了这个意思：要是能在这个命运让我们意外认识的地方，共同度过一个晚上，那真是太好了。

这位成了朋友的官员，不仅把他送到门口，而且把他送到那个穿天蓝制服接待员所在的前厅里。他宣布：他的这位朋友，某某先生，已经结束了与法国当局的面谈，现在可以接着与掌管西柏林的其他强权盟国代表交涉了。面对拉丁人的结盟，德国秘书毫不怯弱，她镇静地等着这两个说法语的人分手。

左边的门关上了。这位签证申请者被撂在那儿，继续等待。他看了看表，中午12点差10分。这时，德国秘书终于抬起眼睛，用她短促生硬的德语说：“完了。今天你没事了。明早8点你再来。先到前门登记你的名字，然后9点钟到135室去。”

那天很冷，但有太阳。他先乘公共汽车，然后是有轨电车。下午2时左右，他终于到家了。

他到达这个过渡城市已经有一年多。从一开始，他就在这个自由岛上，感到十分自在。色彩缤纷的广告，繁多的商店，人们自管自的忙碌，这一切，对这个外国人来说，逐渐地，都成了习以为常的生活景色。而仅在这不久以前，他习惯的还只是黑暗和寒冷，监视和举报。这里的自由让他惊喜而又害怕。他已经不再能回去了，但似乎对新生却没有准备。太多的不肯定，太多的心理障碍。在原来那个火柴盒的生存中，在习以为常的挫折和幻想的并存中，不知怎么，他觉得自己绝无仅有，觉得自己是重要的。难道他将丢失那个在岁月长河中成形的、刻入社会暗号的语言吗？这等于自杀，这与回到惯于谋杀的祖国没有什么两样。起码，他这么想。

与法国专员面谈的前一夜，是无数个犹豫不决的漫长之夜中最艰难的一夜。自从他，也是在一个冬天的夜里，扎入这个自由岛以来，那些不眠之夜，一直折磨着他。无论这另一个世界带给他多少欢乐和新生，他仍然害怕，在有了一定年纪的这时，自己会变成一个不断得学说话的孩童，并将在这个第二次儿童时代，磕磕巴巴地，连着手势，用含糊不清的发音，来表达各种感恩之情。

过渡城冲破夜晚的白雾，显露出它豪华的高楼和大道。远处，传来了节日的音乐。这个充满了艺术家和间谍的城市，有着极其丰富的夜生活。他好像看到了那道城墙：它围护自由，使其不受墙外囚徒世界的骚扰；它围护墙那边的监狱，使其不受自由病毒的侵入。

一夜，一日，再过一天，再走上几步，这个50岁之人，便会在这另一个世界，得到新生。从1988年1月21日起的生活，被叫作：来世。

他躺在沙发上，瞧着日历上画着红圈的地方。他起身，用红笔，仔细地在红圈上写上：MARIANE（玛丽安娜）[5]！对着这名字，静想了片刻：不，不够好！他抹去了这个名字，然后，还是用红笔，在这页日历的底边，写了：FRANCE（法国）！接着，他微笑了，像是一个对阿姨耍了把戏而兴高采烈的孩童。他又在那个字旁边加了：ANATOLE，ANATOLE FRANCE（阿纳托尔·法朗士）[6]。他这才又回到沙发里。在里面坐了很长时间，他的右手，一直握着那个法国官员的名片。

与这位巴黎代表共进晚宴，共进许多晚宴？这能洗去自己从令人怀疑的乔尔马尼亚来的嫌疑吗？这需要时间，需要进一步的许多见面。而且连一场关于文学的讨论他都没来得及与这位自己的仰慕者展开呢。不知此人是以何种语言读了自己的书？他慢慢地，将法国官员的名片撕成碎片，一再证明：对于自由世界能够提供的优惠，他显然不懂如何加以利用。

次日，1988年1月21日，这个外国人又来到市中心，沿着库夫斯坦大道，来到了郊区神圣的三国委员会。他按照要求，准8点即到大门，9点，出现在135室门前。他手携提包，在135室门外的长凳上，耐心等着。11点15分，接待女士，不说一句话，向他指着右边的美国门。

跨三步，他进入了门里。办公桌后面一位年轻秃顶的先生，请他在办公桌前坐下。他坐下了，双手捧着提包。

“说英语吗？”这美国人用美国口音的英语问。

“说一点儿。”申请人用含糊其词的国际语回答。

“好吧，不过我们也可以用德文，怎么样？”这美国人继续用带美国口音的德文说。

申请人点了点头。他细心观察面前的这位先生，此考察官甚至比前一天的那位更年轻。他结实的身材，固紧在大翻领的咖啡色制服里。里面的白衬衫的领口非常紧，他的脖子却很粗，很白。双眼很黑，带有审视的目光，双手很小。左手一指戴着很粗的金戒指，与外衣袖口露出的白衬衫袖口上的金扣链相配套。

“护照。”军人的口气，军人的风格。

申请人朝着双臂间捧着的大包低下头去。他从里面拿出一个夹着许多纸张的绿色夹子，从夹子里拿出绿色的护照。考察人一页一页仔细地翻阅。

“您不是头一次到西方旅行。”

对这个评论，申请人没有评论。那位强权代表盯着他看了很长时间，然后，语气坚定地把笼罩室内的沉默打破了：

“您在这之前两次到西欧，一次到以色列。”

沉默开始沉重起来。

“您旅行的经济来源？”沉默被打破了，“您的东欧钱币在西方是不能兑换的。除非政府提供西方货币。而政府只在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下才这么做。”

“我从来没有用政府的钱旅行过。”他赶紧对持怀疑人提出抗议，“我在国外的亲戚给我寄的钱。”

“亲戚？好慷慨……他们在哪里？在哪个国家？”

旅行者不能让可疑的沉默变得更加可疑，于是赶快将自己四散的家族成员们所在的国家一一列出来。

“在美国也有吗？”这位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兴奋起来。“在哪儿？是些什么样的亲戚？”

“我妻子的妹妹。她与一位美国人结婚十多年了。她是两个美国孩子的母亲：一个10岁的女孩，一个4岁的男孩。”

“那么柏林呢？您是怎么来柏林的？您的亲戚总不见得为您选了这么一个地方吧？我想您的亲戚不会热爱柏林的。”

沉默又延长了。这次，这美国人好像对自己很满意。

“我来这儿是因为德国政府提供的奖金，我在申请表的个人履历部分中清楚地解释了。”

“是的，您清楚地解释了。”这位官员承认，并从办公桌上举起了一个卷宗，在空中举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放下，并把它推到一边，它似乎对他再也不重要了。

“你得到了失败者向胜利者提供的奖金，我们可以这么说吗？”

他好像并不急于结束关于德国的话题。战胜敌人完全不是容易的……他好像在提示：这才是把他，一个美国年轻人，和面前的这位上了年纪的东欧人，结合起来的真正原因。

德国是因罪孽感而设立奖金？是的，这位奖金获得者，曾经多次这么认为。这是战败者们向他们无法灭绝的幸存者们提供的奖金？这是战败后的德国，在复兴后，向永远处于失败地位，且注定贫困和移民的东欧提供的奖金？战后的德国，尽管处于被压缩到最大限度的德国边境内，却仍然以同样的旗帜，同样的国歌，保持了勤奋和效率。即使巴伐利亚，也没有像一些人所预见的：歌德和俾斯麦的国家将由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们掌管。新预言家们肯定：犹太人将要求德国人用三代人的时间来证明他们不再反对而是维护犹太人，然后，犹太人才会重新认领他们在灾难中失去的德国国籍。

当然，这不过是一个玩笑而已，这个幸存者，自言自语，重复道。这只不过是一个对事实做了相反结论的玩笑，把事情给看反了，从右向左，犹如希伯来文的《圣经》。而事实是，人们要求，从死亡集中营出来的幸存犹太人，必须向那个想要灭绝他们的国家，用血缘来证明他们的所属。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被允许得到那个令人羡慕的战后德国国籍，这个国家对不再指望享有胜利果实的穷人和失落者们慷慨施舍奖金。

签证申请人自然没有时间来诉说这一切。那个年轻的考察官截断了对话，他开始书写起来，他在填写卷宗里的问答。要不然，他也许会乐于听到这些用来取悦于强权的讥讽联想的。

当申请人从公文包上抬起眼时，他看到，这位美国官员已经站起身来，微笑着向他伸出手来。“先生，祝您好运，祝您好运气！”他向他祝贺，用美国的方式，此刻，他放弃了他们共同敌人的语言。

这个关键日的下一步，是会见英国雄狮，其实它已经不再是狮子了。那位女接待员，此刻，正津津乐道地在讲电话，她没有发现，美国的面试已经完毕。甚至在她放下话筒时，仍然没有注意到她前面的影子。

“接着是跟英国人见面吗？”这个外国人腼腆地问。

“先生，什么也不接着，”她脱口而出，“您的事情结束了。杰克逊先生也替英国人签了字。”

申请人捏紧了提包柄，然后，朝着出口走去。

“先生，请别忘了，明天上午9点30分。”

反正，是完了，却又没完。他转过身来，对着接待女士，不知所措。

“明天您将与德国当局做最后的会谈。在一楼，202室，9点30分。”

这是沉闷阴湿的一天。他向着汽车站，慢得不能再慢地走去。

爬楼梯，用慢得不能再慢的步子，走向三楼，七号单元。他从大衣口袋里拿出钥匙，打开门，在门口待了片刻。房内很暖，静得很。他没有脱下大衣，从桌上拿起那只粗大的红笔，走向日历。他用手指把日历翻到1月20日那页，然后翻到1月21日那一页。他在1988年1月22日星期五那页上，画了个圈：两个粗大的圈，红颜色的。然后，他在上面写着：“假如我活到明天，”接着，又加上括弧，在里面写上：“托尔斯泰公爵，亚斯纳亚·泊利阿纳[7]。”

这位幸存者，又一次得以存活过来。他想起了那位波兰诗人的《天堂的报告》，便大声朗读起来：

天堂里的劳动时间是每星期三十小时

社会制度稳定而执政者讲理

在天堂里人们真的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

很容易猜想出诗人在此指的是何处。要是他将诗句写成散文，那么，那个法国官员和英国与美国的官员们，都将明白这个编成暗语的报告：在天堂里，人们每星期只劳动三十小时，他们的工资却更高而物价则持续下降，体力活并不累人（因为重力比较小），砍木头并不比打字更艰苦。社会制度稳定而执政者讲理。在天堂里人们真的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然后，他试图加以简化：社会制度稳定，执政者讲理，在天堂里人们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对了，这用来当每日的祈祷文很好。

他又把波兰诗人的文字过了好几遍，他在每个诗行里挑选出一些文字，好让明天那个他要会见的德国官员读起来容易些。人们无法准确地将灵魂和肉体区分开来，于是他便带着一滴脂肪和一线肌肉来了。接着，他又概括了下一段诗：只有极少数人见到上帝。他只对少数纯净无瑕的人显露。其余的人只能聆听关于奇迹和洪灾的报告。

那晚无梦，一觉睡到闹钟响。

出门之前，他又退回来，从桌上拿起祈祷文的草稿：在天堂里人们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社会制度稳定而执政者讲理。在天堂里人们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他叠起纸张，放进口袋里。他觉得受到一些保护，他又熬过了一个晚上，他也会熬过这将临的一天。

他在指定的时间，来到了指定的房间。一个矮小短矬的德国官员，没有穿制服打领带，穿一条灯芯绒裤子，一件很厚的羊毛外套，绿色的，里面的羊毛衫，也是绿色的。他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头路分在中间。双手很大，上面有大块浅色的斑，他的前额和头颈上也有类似的斑。

一个半小时的面试后，这外国人晕晕乎乎地出来，记不住被问了些什么。唯一记得的，是这个办事员对他重复了两次的警告：您选择的道路将是漫长的，没把握的，第一步仅是第一步。

对，对……布克维纳，他的出生地，那是第一步，然而，正如他所了解的，德国身份是由血缘认可的，而非取决于出生地点。我们不是法国人，也不是美国人……不，不是美国人，也不是英国人，即使我们是在盟国大委员会的楼里面……这个官员这么解释了，一边站起身，大惊小怪似的，朝天举起了双手、抬起双眼。

“出生在德国并不等于就是德国人！哪怕出生在德国内陆！更别说别的地方……”他重新低下头，念表格上的内容，继续核对上面的外国名字。“啊，对了，布克维纳……以前是奥地利的省份，我们承认。但这只延续了百来年，我们承认。奥地利和德国是两码事，完全两码事。作为从东欧来的，先生您肯定了解这一点。那个疯子毁了德国，正因为他，现在这个盟国大委员会设在柏林……”这个纯德国血统的德国官员，朝着无耻玩弄了德国命运的万能上帝，重新举起了双手、抬起眼睛。“不是吗？那个疯子，就是因为他，德国没完没了地在赔偿，再赔偿，并一再欠下新的债，吞下新的诅咒，并得承受由这个盟国大委员会送来的乞丐和穷人潮水般的入侵。而那个疯子甚至根本不是个德国人，他是奥地利人，众所周知。从那个林兹，从奥地利，来了个疯子阿道夫！……他本人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个事实。而且，即使你是德国人，但你离开德国八百年了，那你还算什么德国人？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您的一位女同胞，她自称：既然她是被驱逐的德国人，她认为，她现在要重归德国。八百年过去了！八百年，您听见了吗？八——百——年，自从德国殖民者远征到了那个，叫什么来着，对了，那个百纳沱（Banat）。”

这个异国名字“百纳沱”，是罗马尼亚西南部的一个省，古老殖民者的后代们至今仍然生活在那里。但他面前的卷宗里并没有这个名字，它也不在布克维纳的旁边，他只是在自己的记忆里找出了它。他显得对自己非常满意。

“对了，对了，bestimmt，百纳沱！八百年之后……人们可以立刻看出区别来，从口音，从用词，从举止，请相信我，请您相信我。”

总之，昨天的面试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前天的也不是这么回事，而今天就不同了：实际上，这位好意的德国代表是想告诫他。

他来到汽车站，然后坐有轨电车，心里想着那位德国官员的话，忘了下车，到了城市的另一头——一个有着低层房屋的郊外住宅区。他叫了一辆出租，让司机开往市中心的纪念大教堂（Gedächtnis Kirche）的废墟附近。

教堂四周的人行道上满是生气勃勃的行人。市中心，到处是人，尤其是年轻人。他，心不在焉，踏上了一条边缘小路，走进了见到的头一家饭馆，弥补这徒劳的一天，犒劳自己受到的令人迷惑的挫折。

晚上，当他打开单元的房门时，黑暗中，他听到室友惯常的问候。“做决定是一个精神错乱的时刻。”与每天晚上一样，克尔凯郭尔先生满怀心计地这么念叨。是的，然而，犹豫不决所带来的精神错乱，也是不能忽略的。于是，这般夜间的争执便毫无疑义。

上床前，他念了晚祷：在天堂里人们真的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上帝只对少数纯净无瑕的人显露。人们无法准确地将灵魂和肉体区分开来，于是他便带着一滴脂肪和一线肌肉来了。在天堂里人们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社会制度稳定而执政者讲理。上帝只对少数纯净无瑕的人显露。在天堂里人们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

一个月之后，他到了巴黎。在那里，他无数次地后悔没把那个盟国委员会的法国仰慕者的名片保存下来。又过了一个月，他又跨出更远的一步，走向另一个世界的来世。这是跨越汪洋的一大步，在1988年3月，这一大步，把他带到了新世界。

在众多外国人中做一个外国人的欢乐，自由女神像和自由的限制及其面具，新街区和新语法，这些不仅包围着他，同时也活在他的身心里，弃国而去的创痛，心灵和头脑的新毛病，身处异地的眩晕，活在自己来世新生活里的机遇。一点儿，一点儿，他开始接受这新日历，接受天堂的飞跃数目：自由流亡生活的每一年，都相当于前世生活的四年。

到美国一年半后，也就是说，按新日历算，便是第六年，柏林墙轰然倒塌。在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喀尔巴阡山的白脸小丑和他的妻子墨尔杜同志受到了审判。他现在是希望重归往昔，重归故国，重过旧日吗？从另一个王国传来的信息打消了他这些念头。他重新审视了以往经历的困惑，重念了波兰诗人关于天堂报告的诗（他已经把它当作祈祷文），又复习了关于天堂的现实警句：抑郁是体内化学平衡的失调，而非个性的缺陷。

奥维德（Ovid），这个被罗马帝国驱逐的古代诗人，生活在遥远的东方，黑海边的托米省（Tomi）的锡西厄沙漠（Scythian），他是否超越了悲哀？此刻，话得反过来说：在托米省与他自己之间，距离日复一日地变得遥远。纽约那多礁石的哈德孙河畔，是他沉船的地方，在他的新家，眼前的罗马，悲伤是用抗抑郁药剂和练身房来治疗的：抑郁是体内化学平衡的失调，而非个性的缺陷。每一种东西都有其疗法。请拨1—800—求助热线。

1997年，新日历的第九年，即柏林D日——1988年冬天的柏林——后的第三十六年，向他提供了回到往昔的空间和时间的机会。

按新日历算来，这时的他，已经有94岁了。老了，太老了，已经不适合再做这般远行了。但是，与此同时，如果按他抛弃前世日常生活那日算起的话，他仅为11岁。对于一个如此年轻而感情冲动的人来说，这类朝圣似乎又显得过早。

[1]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哲学家。

[2]此三人均为罗马尼亚著名作家（其中伊利亚德也是学者），他们都先后离开了罗马尼亚去巴黎居住，并用法文写作。

[3]她们都是罗马尼亚旧贵族，也都是文人和作家，都定居于巴黎并用法文写作。

[4]本杰明·冯达（Benjamin Fondane，1898—1944）,罗马尼亚诗人，20世纪30年代在巴黎定居，“二战”时死于纳粹集中营。

[5]法国象征自由的女神。

[6]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显然，这名字在此既被用来象征法国，又被用来暗喻作者自己。

[7]亚斯纳亚·泊利阿纳（Yasnaya Polyana），阿·托尔斯泰的出生地。

爪子（Ⅰ）

“你总会获准进入的。”那位布鲁克林的教授说，“鉴于具体情况，这是个例外，而上帝总是会为你制造例外，相信我。”我可以接受这样的假设，但这不是有关我的假设。它关乎在那里等我的人——以及上帝，假如他竟存在的话，会清楚地知道那人是谁。我之所以渴望按照他的规矩行事，只因为在那里等我的妇人过去一直都恪守这些规矩。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才会打电话给犹太人丧葬自由协会和犹太教会服务机构，以及位于阿姆斯特丹大街和第六十九街的当地犹太教会堂。每个地方的回答都简短干脆，如出一辙：“给你的拉比[1]打电话。”我没有机会说明，我没有拉比，也不属于哪个犹太教会堂，我想知道的只是，在逾越节那一周，是否允许人们探访犹太人的墓地。即使像我这样的人，永远不属于某个犹太教会堂，而且不属于任何地方，也有权获得此类信息。最后，我打电话给那位布鲁克林的教授，我曾向他介绍过齐奥朗的作品。我问这位热爱虚无主义的悖论的无神论者，他是否可能认识一位拉比。

“当然。我的朋友，拉比所罗门契克。”

我向自己的听众解释了我的两难境地，一面心存疑窦，不知道他是否同意我将他本人安置在上帝的立场上，因为他根本否认上帝的存在。

“你说得没错，”我向他保证，“我可以爬过位于苏恰瓦（Suceava）的墓园——我家乡那神圣的地界——的篱笆。我还没有老到爬不过去的地步。但我不想破坏教规，无论如何，这一次不想。如果不允许进入，我将留在那里，在墓园门前，直到我死去，就像卡夫卡的主人公一样，与教规来个面对面。但首先，我必须了解教规是怎么说的。肯定会有关于例外状况的规定，但我必须知道教规是怎么说的。你明白我的意思。教规！我需要一位拉比。”

“我可以打电话给所罗门，”我的布鲁克林的朋友说，“我这就打。他应该知道，此人无所不知，绝对是无所不知。”

事实证明，那位拉比的确无所不知，只有其他几件事除外。他宣布：“在逾越节那一周的头两天和最后两天进入墓园是遭到禁止的。在这中间可以进入。”我面前就有日历，于是记下了日期：逾越节的头两天将是1997年4月22日和23日，即犹太教历5757年尼散月[2]的13日和14日。最后两天是4月28日和29日，即犹太教历5757年尼散月的21日和22日。这将留给我四天时间，足以达成我的目的。然而，那位拉比又补充了些教规之上和之外的东西。听说我要去的是罗马尼亚，他觉得他可以让自己产生一丝怀疑。那位以传递圣贤智慧为己任的中间人无法掩饰自己的困惑。

“你能想象会有这等事吗？当那位拉比听说是罗马尼亚，‘啊哈，’他说，‘罗马尼亚？罗马尼亚？那我就不敢肯定了。他必须问问罗马尼亚的人。’他就是这么说的。你能想到从阿留沙·所罗门契克口中会说出这样的回答吗？”

阿留沙肯定是位贤人，我不得不承认。第二天，星期五，我打电话给我在布加勒斯特的基督徒朋友。

“难道你在纽约找不到此类信息吗？”我的前同胞惊愕地问。

“我可以。拉比向我解释了教规，但当他听说我要去罗马尼亚……”

我的朋友瑙姆（Naum）——绰号金头脑——大笑起来。我可以听到他在布加勒斯特那一头笑得咯咯的。“妙啊！我没想到你们在纽约还有这么聪明的拉比。”

“我们当然有。美国什么都有，但美国拉比觉得，他不能对罗马尼亚犹太人表示任何权威性。周日早晨——犹太人周日上班，所以这样做没什么问题——请你打个电话，找出相关的规定，特别是苏恰瓦的规定，然后告诉我。”

自然，周日我得到了答案。

“一位好心的女士给我提供了所有必要的信息。”金头脑报告说，“我要求她把所有的话都重复一遍，以便我能把它全部记下来。原话如下：墓园在4月22日至29日间关闭，禁止入内。它将在30日重新开放。那将是——我现在读得很仔细——尼散月——这个词你是怎么发音的——的23日，我重复一下，就是4月30日。所以4月30日是逾越节后的第一天，到那时，进入墓园是允许的。”

我陷入沉默。我的朋友不知道这是对拉比所罗门契克的赞颂，还是对布加勒斯特的那位好心的犹太女士的褒扬，或者，也许它有着完全不同的意味。

“有什么问题吗，说话啊。这样一来，你将不得不多待两天，这不是什么大事。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好好地促膝长谈了。总之，急什么？想想吧，我们已经10年没见面了，老天啊！”

事实上，我们已经将近11年没见了，但金头脑瑙姆在一件事情上是对的：墓园不是问题之所在。真相是，我根本不想进行这次旅行。我想让某个人，最好不是我自己，来对我的神经衰弱症做出解释。比这更理想的是，我能够同时应付神经衰弱症和这次旅行。我需要一个简单的解释，像“你不想回到那个把你踢出来的地方”之类的。我需要一枚适用于各种可能的售货机的硬币。你把它塞进去，三明治、苏打汽水或擦拭眼泪的纸巾就会冒出来。但我得到的都是些可怜的陈词滥调：“1941年秋，你5岁，你在运送牲畜的火车上醒来，旁边挤满了邻居、亲戚和朋友。火车载着你驶向东边，伊甸园的东边。”是的，我知晓所有那些冗长的陈述，它们在电影和演说中，在募集资金的晚宴上，以回忆的名义缓缓道出，并分发给后世。我所需要的是由一个客观的声音做出的简明扼要的总结：“1945年，当战争结束时，你是个9岁男孩，你不知道如何应付你新获得的幸存者的头衔。只有到了50岁，在1986年，你才最终明白了幸存的意思。你又一次离开，但这次是向西，‘决定性的启程’——当时这个短语被用于此类告别——‘目标是西方’。”

那个客观的声音发出风趣的笑声，却增加了言辞的力量：“但与此同时，你已经找到了一个家——语言。”

一个“填隙的”家，那个声音咕哝的就是这个吗？不，只是“家”——“填隙的”听上去太自命不凡了，尽管它极其准确地传达了个中含义。接下来是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幸存者，外侨，治外法权者，反党分子……毕竟，语言就是你的家，不是吗？”是的，我知晓这样的叙述。“5岁时，你第一次遭放逐，因为一个独裁者及其意识形态。50岁时，你第二次遭放逐，因为另一个独裁者及其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一场闹剧，不是吗？”

我可以认可那种简单化的总结，尽管它没能包含希望的陷阱，徒劳无益的教育。隔离的特权是什么？“遭排斥是我们唯一拥有的尊严。”流亡的齐奥朗不断重复道。排斥，是特权和公正？在刚刚步入老年时，放逐提供了剥夺方面的终极教训：为最终的漂泊无根做好连根拔起的准备。“1982年，你是个治外法权者，是党的敌人。10年后，现在，你是个流亡者，你变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治外法权者，就如现在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党本身。”乔尔马尼亚的报纸一直在向其遭放逐的儿子献殷勤：“叛国者”，“耶路撒冷来的侏儒”，“半人”。确实，祖国不曾忘记我，也不允许我忘记它。我的朋友们花了大笔的邮资从大洋彼岸向我发送来这些颂词，一年又一年，一季又一季。1996年，新兴的爱国者们要求“消灭飞蛾”——一种卡夫卡式的简洁表述，指的是遭到鄙视的蟑螂不知怎的变成了飞蛾，漂洋过海地流亡到了天堂。为什么我不能自己构思此类爱慕之语呢？为什么我要把它留给掮客？“你与祖国对峙，是出于对绝望的需要，出于对更加不幸的渴望。”齐奥朗在他的一出独角戏中说。

但仇恨不是我的职业。我将很高兴将它留给别人去发泄，任何人，包括祖国。我满足于将那沸腾的熔岩抛在了身后。1989年后，拒绝所有访问罗马尼亚的邀请并不太难。然而，现在，我发现，要拒绝与巴德学院的院长一起前去那里的邀请很难，院长还是位音乐家，他被安排在布加勒斯特指挥两场音乐会。巴德学院一直是我在美国的东道主。因此，我自然应该成为他在布加勒斯特的东道主，至少是几天。这种10年前想都不敢想的机会本应是快乐之源。它不是。

1996年，当我初次听说那计划中的旅行时，我耸了耸肩，并给出了我认为自己无法进行那次旅行的理由。但利昂·波特斯坦不会接受“不”的回答。1997年冬，他的论点被赋予了新的推动力。“政治状况正在改变，罗马尼亚正在改变。假如你最终还是会回去，也许现在回会比较好。你会有个朋友与你一起去。”我离开祖国已经迟了，虽然并没有真的打算离开。我不准备与那个曾经的自我重逢，或是与那个我已经变成的人调换角色。1990年春，在乌托邦及其小丑倒台后，我有了一次迟到的顿悟。事情发生在巴黎书展（Salon du Livre）的一次文化讨论会上。罗马尼亚代表团头一次不是由通常的那些文化政客组成，而是由真正的作家组成。那是一次情感的团聚，载满了乡愁。然而，一会儿工夫之后，我感觉到那种病态的恐惧的颤抖。我莫名其妙地流汗不止，遭到某种深层的、暗藏的、隐晦的东西的袭击。我不得不走出去，使会堂陷入一片混乱。我的前同胞们一直礼貌友善，只是多少有了点儿改变，仿佛从先前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纠葛中解放了出来。像我这样生活在流亡中，身处本乡本土之外，我就像个背着罗马尼亚语言外壳的蜗牛。那是种诽谤性的欺诈吗？在所有人当中，偏偏是这个“治外法权者”，他能够向世界准确描述罗马尼亚文化吗？“在你与世界的斗争中，你必须站在世界一边。”这是卡夫卡的建议。我曾留意过他的劝告吗？

利昂坚持不懈。我听见自己在说：“也许。”然后是：“我们到时看吧。”“可能吧。”“我会考虑的。”我无法习惯于那种主张，但我正渐渐回过神来。终于，我给出了一个虽然胆怯但清晰可闻的回答：“行。”一面确信我很快就会反悔。我没有。我必须最终打破锁链，或者别人这样告诉我。只有回去一次，无论快乐还是不快乐，才标志着最终的了断，使我获得解放。这类口号，或者一次情感的调解宴会，一次“文化”午餐（在宴席上，我也许会发现自己佩戴着红绿相间的缎带，因我对祖国的海外名声的贡献而受到杰出养老金领取者协会的嘉奖），是否真的会对我有所帮助？在享用了一以贯之的辣味香肠、啤酒和一以贯之的玩笑和拥抱之后，我接下来会在命运的闪电袭击之下晕倒在地，那是最终得到承认的印记：在祖国得到认可。你终于得到了认可，过去的症结已经解决。你不必证明那只是你祖国的问题：进行一场表演以愚弄整个世界。不，你不再需要证明什么……我几乎可以听到金头脑的声音在我的耳边低语。就在这时，突然间，电话铃声将我从半梦半醒之间惊起。

时间是早晨6点，电话另一头的声音不是我爱开玩笑的老朋友的，而是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城镇苏恰瓦的某个人的。那是个礼貌而温和的声音——苏恰瓦商业银行行长的声音。听说我即将返回罗马尼亚，因此他有责任滞后地通知我，去年冬天，布克维纳基金会授予了我文学奖。我家乡的市民会很荣幸，假如……苏恰瓦！布克维纳！从集中营回来后，我是在那里重生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它。我有可能在没有任何庆典、没有电视或公开场合的情况下领取奖金吗？行长向我保证说，庆典一年前就在我这个美国奖金获得者不在场的情况下举行过了。苏恰瓦的银行家似乎不擅长谈论文学事宜，但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用他那我如此熟悉的柔和方言催促我接受“微不足道的”奖励。“微不足道”这个词以及讲话者的名字卡卡（Cucu）赢得了我的心。不过，我还是坚持确立铁的原则——不接受采访，不在公众场合露面。毕竟，旅行的正当性已经得到确认——苏恰瓦的墓地。说实话，我甚至对那种慰藉也不曾有所准备。

1986年秋，在离开罗马尼亚之前，我从布加勒斯特乘了八个小时的火车前往苏恰瓦，进入布克维纳的心脏所在，进行我最后的告别。我一走进车厢，就毫不费劲地认出了我的旅伴，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矮壮男人，膝上放着公文包，全神贯注地看着一张党报。毫无疑问，他就是那个将陪伴我前往目的地的“影子”，还可能一直与我如影随形，直到我安全回来。那是在11月，一个寒冷、灰暗的日子。那几年，罗马尼亚正陷入一种世界末日的气氛之中，很显然，在这种气氛中，我青年时代曾经热闹繁华的小镇也变得步履维艰。人们显得无精打采，沉默寡言。你可以从他们干枯的、皱巴巴的脸上，从他们紧张的问候中，甚至从最普通的交流中，读到悲伤、痛苦和郁积的愤怒。我的“影子”或他可能的替代者潜伏在何处，戴着怎样的面具，这一点儿也不重要。被监视者和监视者显然都同样被判在他们毫无指望的世界中慢性中毒。我并不期待令人愉悦的惊喜，全国各地的情形都如出一辙。然而，苏恰瓦似乎渗透着一种葬礼的悲哀，这只能加重我游移未定的离去的负担。我千方百计地希望能够减轻那种负担。我试图将注意力集中在有趣的方面，将日常事务的阴沉细节变成玩笑成分，但这毫无用处。所有的谈话都会回到老路上，不是回到无处不在的悲惨、恐怖的状态中，而是回到我来访的理由上。我无法让正神情沮丧、面带怀疑地听我说话的我的老迈双亲相信，我的离去只是一次暂时的分离。

在重返布加勒斯特的前一天，我施以安慰的天真努力遭到了反驳。那天早晨，我还躺在床上，我母亲便被领进了我的房间。在过去的一年中，她的状况每况愈下。她双目失明，只能在别人的搀扶下才能行走。

我父母住在一个社会主义风格的街区的小公寓，有一室一厅两个房间。我母亲睡在客厅的长沙发上，负责照料房子的女人睡在旁边的帆布床上。我父亲占据了卧室，在我来探亲的短暂时间内，我与他都睡在这间屋子里的同一张床上。早晨，我们都在客厅里吃布克维纳式的早餐，Kaffeemit Milch[3]，其他所有的日常活动也都在客厅进行，包括吃饭、串门、闲谈。

她没有像往常一样等到吃早饭时再与我说话，而是想趁我父亲去了市场或犹太会堂之时早点儿见我。她想在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与我单独谈谈。她敲了敲门，然后在帮她的人的搀扶下犹豫不决地走了进来。她的心脏状况显然已耗干了她弱不禁风的身体的能量。她在睡衣外面套着件浴袍，脚上穿着我从贝尔格莱德买来作为礼物送给她的拖鞋。那厚厚的浴袍令人惊讶。她终其一生都在抱怨觉得热。现在，她似乎总感到冷，一心想着保暖问题。

在看护者的搀扶下，她来到我的床边。我向那女人做了个手势，让她帮母亲坐在床边。那女人刚一退出，母亲便开始滔滔不绝说起话来。

“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我要你来参加我的葬礼。”

我不想进行这样的谈话，但时间如此有限，我可不能挑起争论。

“我觉得你的这次离开与以往不同。你不会回来了。你会把我孤零零地留在这儿。”

1982年，她曾与我一起住在布加勒斯特，当时，一份发行量很大的官方报纸宣布我是个“治外法权者”。她知道那不是赞美。她也知道，“党的敌人”和“世界主义者”这些词也不是称赞之辞。当一个朋友打电话来问我家的窗户是否被打碎时，她正与我在一起。对于这样的征兆，她通常比我看得更明白。沉默中，我们知道，那些警告激活了我们心底的何种记忆。

我打断她，再次向她说起我前几天一再对她说过的话。她专心地听着，但没有丝毫的好奇。这些话已是老生常谈。

“我希望你答应我，万一我死时你不在这儿，你会回来参加葬礼。”

“你不会死的，说这话毫无意义。”

“对我来说有意义。”

“你不会死的，我们别说这个了。”

“我们必须得说。我想要你参加葬礼。答应我。”

我只能给她相同的回答：“我对回来的事一无所知，我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假如我获准去柏林，那么我会在那里待上半年一年的，这要视获准时间而定。我还没有德国方面的消息。谁知道呢，信也许正躺在某个检查员的抽屉里。不过我听到我已获批的谣传。什么都没有确定，只不过是些谣传而已。”

她重复着她唯一的请求。最后，我心虚地坚决告诉她：“我不能答应。”

她似乎突然间委顿了下去。“这就是说，你不会来了？”

“这说明不了任何东西。它说明你不会死，说这话毫无意义。”

“谁都不知道何时会死，以及怎样死去。”

“完全正确。”

“这正是我们谈论它的原因。”

“谁都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可能会遇到什么。”

“我只是想让你答应。求你了，答应我，我想让你来这里参加我的葬礼。”

“我不能答应。我就是不能。”我随后想也没想地又加了一句：“再说这并不重要。”

“对我来说很重要。”

话说到了尽头，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我竭力想继续下去：“即使我真的没来参加葬礼，我也仍旧在这儿，无论我在哪里。你务必要明白这一点。请记住这一点。”

我无法开始猜想那个回答是否让她满意，而且我将永远也无从知晓这一点。1986年11月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她死于1988年7月，当时我已经到了美国。她死后一个月，父亲才通知我——不是因为他想减轻我参加葬礼的职责，而是因为他知道，假如我回来，我将永远不被允许再离开。他还想让我免去不遵守传统的七日丧期的规定的罪名，他怀疑，不管他的儿子多么痛苦，还是无法遵守这些规定。

1989年夏，父亲在81岁高龄时离开罗马尼亚迁居以色列之前，在一封信里向我描述了母亲生命中最后几个月中的情况。因为只要我还留在德国，她似乎就能坚持活下去，唯一的原因是她也许会收到我的消息。无论是信件和频频打来的电话，还是寄来的含有食物和药品的包裹，都不能让她获得平静。实际上，它们仅仅证实了如她所见的那不可避免的分离。我前往美国的消息最终粉碎了她的幻想：我也许还会回来。再没有什么人或什么事能让她继续挣扎下去，再没有什么希望了。不久后，她的头脑开始糊涂起来。搀扶她变得很难，哪怕是去浴室的几步路。一天，她摔倒了，你得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把她那虚弱僵硬的身子抬起来。那个曾经快言快语的她变得又聋又哑，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当她开口说话时，则是处于一种恍惚迷离的状态中，说的都是她的父亲和我，时常将我俩混为一谈。她相信我们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担心我们回家迟了，或者我们没有告诉她去了哪里。有时她会说自己被杀了——凶手的名字是马尔库和玛丽亚，不知怎的，这似乎并不奇怪。她会产生抵抗的短暂痉挛，但不久就累了，重新陷入睡眠所带来的微薄的安宁中，只有同一种担忧会打破这种安宁：我的儿子在哪里，父亲阿夫拉姆在哪里？这种梦境状态总是以同一种模式出现，并且来得毫无征兆，而接下来的事情也如出一辙：温和地滑入有治疗之功的非现实的宁静之中，现在，那将是她真正的家。“他们回来了吗？那孩子回来了吗？父亲在哪里？还在镇上，还在镇上吗？天黑了……”她不会放这两个幻影走，即使是在她似乎已经放弃了大多数其他的人和事的时候。

她死后，她开始在萦绕不去的怪梦中来探访我。我有时也能感觉到她的存在，在那些我在流浪生活中寻找栖息的无名居所中。气氛会突然发生改变，我感到一种奇特而温柔的拥抱，昔日的温柔的精灵扇动着翅膀掠过我疲惫的眼睑和前额，以一个温柔的拥抱落在我的肩头。

在我重返罗马尼亚之前的那一周里，我又见到了她。我们一起在布加勒斯特的街道上散步。她同我谈及享誉全国的诗人米哈伊·埃米内斯库[4]，并说如果能够与我重逢，她该多么开心。她很活跃，全神贯注于那些似乎会给她带来愉悦的事，但那主要是为了取悦我。突然，她跌进了人行道边的一个壕沟中，就是工人们维修下水管道的那种通风井。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我来不及抓住她。但她抓住了我的胳膊，她苍老、沉重的身躯悬挂在深坑之上，而我则趴在人行道上，左手抓着她，好使她不至跌入深渊。我的右手抠着人行道边缘，左手抓着她瘦骨嶙峋的手指。我可以感到自己在滑动，我无法支撑她身体的重量，她的身子正绝望地在空中左右摇摆，她苍白纤细的双腿在空中无助地踢蹬。

洞底有人在工作。我可以看见他们白色的头盔，但他们看不见我，听不到我徒劳的呼救声。我在竭力尖叫，但发不出一点儿声音。我在窒息，我可以感到自己的力量正在一点一滴地消失。那只苍老的枯手抓着我，正在将我拽进下方黑暗的虚空。我滑向人行道的边缘，准备要么摆脱那个负担，要么让自己被拽进无底的深渊，我的母亲正在那深渊上方挣扎翻腾。我刚刚才重新找到她，我在与她交谈，我无法忍受再次失去她。

不，我不能向那熟悉的触摸缴械投降。那个念头划过我的脑际，让我感到刺痛，但并没有给我所需的力量。恰恰相反，我几乎晕厥，我最后一点儿力气正在耗尽。不过，我还没有失败，事情还没有结束，我仍在挣扎，尽管我知道这么做徒劳无益。

我紧紧地抓着那只抓着我的手，但我可以感到，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那只手正一点儿一点儿地松开。我们一起，滑入了深渊。可是不，事情还没有结束，我不能放弃……我发出呜咽，我精疲力竭，我不断下滑，一寸一寸，越滑越深。我的左手指已经麻木无力，而我几乎毫无用处的右手也几乎无法握紧。事情结束了，我正在松手，无助地，内疚地。事情结束了，结束了。算了吧，结束了，我再也无法坚持，我投降。随着我们的坠落，我感到心脏一阵刺痛，仿佛一把尖锥在不断地刺向我。

我在我位于上西区的熟悉的床上醒来，大汗淋漓，筋疲力尽，垂头丧气。我躺在床上，旁边是被晨光照亮的窗户。这一天是1997年4月16日，星期三，距我预计重返祖国的时间还有四天。

[1]拉比（rabbi），指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员或犹太教众领袖。

[2]尼散月（Nisan），即犹太教历1月。

[3]德语，牛奶咖啡。

[4]米哈伊·埃米内斯库（Mihai Eminescu，1850—1889），罗马尼亚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被称为罗马尼亚诗歌的“金星”和罗马尼亚文化的象征。

第一次归来（小说过去时）

开始前的开始

7月的炎炎夏日。站在买公共汽车票的队伍里，即将踏上旅途的人们用报纸当扇子，并不断用手帕擦拭着汗水。

那个刚到的人，留着平头，发色淡黄，嘴唇丰满，眉毛浓密，似乎一点儿也不介意队伍的缓慢和灼人的酷热。他看上去很讨人喜欢。他的鼻子虽说相当突出，还多少有点儿鹰钩，却并非那么引人注目。他穿着件浅灰色的薄型西装，双排扣，大翻领，内衬白色硬领衬衫，打藏青底洒白圆点的领带，脚上穿的是尖头皮鞋。蓝格子手绢的尖角从外衣右上方的口袋中露出头来。一副衣着无可挑剔的年轻绅士的派头，25岁上下，打定主意要做个体面人。

一只大公文包大小的真皮手提箱靠在墙边，被年轻绅士用脚护着，另外还有只皮筒，看上去简直就像把伞，上面放着他的草帽。

年轻人从胸部的口袋里掏出只熠熠闪亮的褐色皮夹，从里面抽出两张挺括作响的新钞票，将它们折成两半。当他把它们展开时，钞票发出动听的瑟瑟声。他把钞票交给柜台后留着髭须的收银员，身子前倾，报出自己目的地的名称，然后站直身子。他的声音很难听清，因为他只不过对售票员说了句简短的要求。年轻人接过递给他的票，把它放进左边的裤子口袋。接着，他把找给他的皱巴巴的零钱折好，迅速塞在他那精致皮夹中的其他钞票中间。随后，他弯下身，拎起手提箱和皮筒，拿起帽子。他看了看戴在左手腕上的矩形安加牌手表。离车开的时间还有半小时。他转向停车场。唯一一条没坐人的长凳完全位于太阳的暴晒之下。汽车就等在不远处。他坐下来，从上衣内袋中掏出份报纸。《世界报》（Universul）的首页上有用粗体印着的日期：1933年7月21日。编者按用两栏焦躁不安的文字警告说，这个世界“装满了炸药”，不等怀疑论者做出预测，就有可能轰然起爆。不过，眼下这位读者那热切而专注的表情自打买了票后就没变过。那些印刷字并未增强他打量周围情况时所使用的漫不经心的注意力，也未加速那懒洋洋的午后时光慢慢形成中的骚动。他似乎很自得，对他生活的世界、对他习以为常的日子感到心满意足。停车场、湖泊、天空，甚至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旅客都是一种确证：他是世界的一部分，是社会的一分子。只有那些从未凭借足够勤奋的工作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的人才可能无法充分把握这样一个田园诗般的日子所赋予的真谛。

不久，他周围变得越来越嘈杂，人们匆匆奔向售票处和公共汽车。好大的一群人——女人和孩子——好一阵子夏日的喧嚣忙乱。他依旧坐在凳子上，瞧着这阵骚动。他很不情愿地站起身。像往常一样，公共汽车挤得水泄不通。每年圣埃利亚斯节（St. Elias Day）过后都会如此，这一天是法尔提西尼（Fǎlticeni）闻名遐迩的市集日——当地的乌克兰人称它为iarmarok。人群从四面八方涌来。他使劲顺着汽车通道向后挤去，然后停了下来。汽车现在随时都会启动，他不得不安顿下来。他小心地打开那只圆筒，原来它是只三脚凳。他小心地将凳子的三只脚撑开，把它安置在小手提箱旁边，手提箱上搁着他的帽子。

他感觉到自己左边的一位年轻女子正在看他。他在停车场就注意到她了，当时他正在观察涌向汽车的乘客。她一头黑发，长着西班牙人的面容，眼睛乌黑而深陷，腰肢纤细，脚踝精巧，穿一件白色印花图案的短袖连衣裙，高跟小山羊皮凉鞋，拎一只状似篮子的式样奇特的真皮手提包。她是那样苗条优雅，似乎渴望看人和被人看。

英俊优雅的绅士与美丽优雅的女士搭上话是不用费什么周折的。他年轻的男高音先发出平缓的、经过斟酌的音调，她年轻的女低音以快速的节奏发出共鸣，但避免使用更高的声调。

“你会是雷米尔太太的亲戚吗？”

他之前看到她朝汽车匆忙走去时就想到了这个问题。

她吃了一惊，将精致的脸庞转向他，专注地打量着他。

“是，雷米尔太太是我姑妈。我父亲的妹妹。”

短短几句解释之后，他们觉得彼此就像老熟人了。那只三脚凳让年轻男子原本无可挑剔的外表显得有点儿滑稽，但增添了他的魅力。显然，他对自己在社会群体中的地位和在同样人头攒动的公共汽车中的位置都很留心。

话题从雷米尔太太转向她的丈夫——基法，他是个家具商，作家萨多维亚努[1]在法尔提西尼度暑假期间，他又是后者的国际象棋搭档。接下来，交谈又转向雷米尔太太那几个从纯理论的角度上看颇具天才的孩子，继而转向几个共同的熟人，他们住在举办7月市集日的镇子上，俩人这时发现，他们都常常光顾这个镇子。

这一对都没有像他们彼此认为的那样在苏恰瓦下车，而是在两个相邻的集镇下了车——绅士是在伊特卡尼（Itcani），位于苏恰瓦的下一站，而女士则是在布杜杰尼（Burdujeni），位于伊特卡尼的下一站。

由于全神贯注于交谈，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在那种气氛下有一种奇特的东西正在酝酿形成，虽说他们确实感觉到了什么。因为尽管在年轻女子地中海人的活泼的鼓舞下，交谈进行得十分热烈，可他们一直都在有意识地观察着对方。当他们告别时，那种他们其实是在进行一次不是归家而是驶向不可知之地的旅途的感觉在彼此的表情上找到了准确的含义。

根据约定，他们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再次见了面。年轻男子骑着自行车出现在Librǎria Noastrǎ——“我们的书店”前，这是家中等规模的兼作家庭住房的商店，位于布杜杰尼坡形主干道的中段，有着黄色的墙壁和窄小的百叶窗。书店是年轻女子的父母开的，它距伊特卡尼糖厂仅三公里之遥，来自另一个小城的年轻绅士就在那里担任会计之职。这是次轻松而愉快的骑行，特别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早晨。

我最早的记忆与这次旅程有关。一段我出生之前的记忆，一段我未成人形之前的我的形成过程的记忆——往昔之前的一段往事的传奇。

当一位中国古代圣贤问我（因为他有那么多的读者）“在你父母相遇前，你是什么样子”时，我用魔法召唤来这段20世纪30年代中期罗马尼亚东北部的两个相邻小镇间的公路，它由鹅卵石铺就，窄窄地向前延伸着，两边是几排稀稀拉拉的树木，树木上方是平淡无奇、令人昏昏欲睡的天空。一条金黄色的空间令时间、有着必要长度的时间从某处通往另一处，从某事物通向另一事物。童话故事称之为爱情，这由错误构成的喜剧，我们似乎全都需要这样的喜剧。

在那第一次周日聚会之后，伊特卡尼糖厂的会计继续着他对邻镇的拜访。那段由鹅卵石、泥土和灰尘构成的道路渐渐变成了一种磁石般的幻景，使那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成了世界的中心。命运的中国笔触在牧歌式的天空上喧嚷地彼此追逐，绘制的不是未来的景象，而是那一时刻的灿烂星云。

然而，那位年轻绅士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后发现我在半个世纪后才发现的事情，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一辆载着我和母亲的火车上，当时，我母亲几乎已经成了瞎子，我们是去看一位眼科医师，他住的小镇离那些老地方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

早几年前，在我首次前往西方的旅途中，我在巴黎遇到了我母亲那位著名的表兄阿里尔，他是某些奇异的家族传奇的主题。那时，他已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将自己的头发染成绿色、红色或蓝色，也不清楚他是否还像戴高乐时期那样经营武器销售，或者是否像他曾声称的那样，继续为《世界报》（Le Monde）写文章。这位体形笨重的秃顶绅士自己也几乎成了瞎子，像家族中的许多人一样，拥有一座令人眼花缭乱的个人图书馆，在那里，你在挑选摞在一起的书籍时，会面临极大的困境。我母亲是阿里尔所敬爱的舅舅阿夫拉姆——那位书商——的女儿，当我问及我母亲的早年生活，以及她年青时代的长相时，我所得到的回答只是一丝暧昧的微笑。虽然我一再坚持，可他还是拒绝卷入此事。

难道她年青时代有段不安分的时期，在她嫁给我父亲之前？难道当我父亲在公共汽车上遇到她之前，这位妙龄女郎有段令她生活的小镇的褊狭社会所不齿的过去？似乎没有足够的流言蜚语阻止她那位高贵的求婚者在整个求爱期中坚持三年之久。在他们相遇之前我是什么样子？我还不够中国化，不记得往昔之前的往昔，但我可以看见开始之前的开始，那段介于1933年7月至1936年7月的间隔，从公共汽车上的相遇到他们唯一后代的降生，这个后代到来时，与其说是活着，倒不如说是死了。

我外祖父家总是在展示着家族厨艺和外交才能，正是在那里，在我出生时达到顶峰的潜能正在积聚——在伊特卡尼和苏恰瓦举办的奥地利风格的豪华舞会上；在为数寥寥的于布杜杰尼的旧式风格的日历上的神圣日子前往切尔诺威茨（Czernowitz）——布克维纳的维也纳，世界的尽头——的旅行期间；在苏恰瓦的多姆—波斯基剧院，在老旧的电影院中，在那里，银幕会在这对情侣眼前闪现出那个美国、英国或澳大利亚演员的名字——与我同名的诺曼（Norman）；在法尔提西尼和苏恰瓦之间的公共汽车路线上。空气中弥漫着针叶松的味道，再加上有关蒂图列斯库[2]、亚博廷斯基[3]、希特勒、托洛茨基[4]和巴尔·谢姆·托夫[5]的演说，气氛显得十分凝重；乌烟瘴气的房间里弥漫着热腾腾的煎锅的蒸汽的芳香，人们交头接耳地说着闲言碎语，声音嗡嗡作响。黑暗是电力控制的结果，报纸上充斥着有关全球性激情的警报。

但是，没有任何东西比突然将一男一女放置在世界正中心的催眠术更为重要：一个是镇定自若、无依无靠的年轻人，他凭借自己的努力，从一个乡村面包师的卑微家庭中出人头地，他谨小慎微，艰苦勤奋，热衷于保护自己的尊严，赢得同伴的尊敬；一个是热情洋溢的妙龄女郎，贪婪地寻求着命运的征兆，该命运将包含她从自己那些神经质的犹太法典学者和书商的祖先们那里遗传来的恐慌与激情。你也许会说，这是面包与书籍的相遇。

在婚姻的早期阶段，甚至可能在更往后的时间里，两者间的明显差异似乎加强了他们的关系，尽管他俩都将保持自我，直至最后。婚约对孤独，一方面是几乎具有戏剧性的却又是真实的痛苦，另一方面是孤独、判断力和中庸适度。警戒对冷漠，恐惧对审慎，冒险对沉默和尊严。他们结合的结果——命题与对立命题的全无必要的完美而辩证的综合——自然而然地使其产生了新的矛盾，否则，这幕喜剧就会毫无幽默可言。这些矛盾中的某些急躁因子是否融合进了新生儿身上？足够矛盾的是，他们独生子于1936年7月圣埃利亚斯节——法尔提西尼市集日——前夜的早产毫无急躁迹象，而是相当勉为其难。未生者事实上拒绝出生，拒绝激活自己与生俱来的矛盾。他固执地留在胎盘上，这种延迟逗留危及他貌似降生的出世，当母亲和孩子在日复一日地为活命而苦苦挣扎时，这是个对两者来说都危在旦夕的创伤。

在获知比胎儿更重要的年轻母亲还活着时，人人都长舒了一口气。至于那个孩子，只是在他的命运不再如此紧紧依附于他母亲的命运时，他的外祖父老阿夫拉姆才问道：“他有指甲吗？”当被告知我有指甲时，他平静下来说我会活下去。在我认识他的短暂瞬间，以及后来在特兰西尼斯特里亚集中营的那些年里，他理应告诉我，在现实世界中，一个人要活下去不只需要指甲，而且需要利爪。

紧接着早产的是一段充满阳光的空白日子，没有轮廓或记忆。一段田园短诗般的时光，大脑所能记起的只是一闪而过的倾斜街道和进入我外祖父的书店的瞬间情景。记忆对我即将到来的真正出生前的我的样子未做多少说明。越往后，小说也许会越意味深长：我许多年后不停在观看的塔科夫斯基[6]的电影《伊凡的童年》（Ivan’s Childhood）中的一个场景。金发碧眼的孩子，开怀大笑的母亲，幸福而快乐。突然间，水井的辘轳疯狂转动，湖水的镜面被隆隆的爆炸声击碎：战争。

1941年10月的雷声。雷声与闪电在一击之下将舞台的地板劈为两半。驱逐，流放者的押解队伍，火车，黑暗的空虚。我们被猛掷其中的洞穴不是婴儿的摇篮。在我们后面，只有善良仙女玛丽亚的绝望尖叫，她不想让我离开她的怀抱，她在恳求警卫，让她与我们共赴深渊，她，一位基督徒，圣洁的处女，要与她不可能抛弃的罪人们在一起。夜晚、射击声、尖叫声、抢劫、刺刀、死亡、河流、桥梁、冰冷的饥饿、恐惧、尸体——启蒙的漫漫长夜。唯有在彼时彼地，喜剧才即将上演。特兰西斯特里亚，德涅斯特河的彼岸……特兰西斯特里亚，悲伤的彼岸。出生前的启蒙已经开始。

是的，我知道我出生前的模样。我也知道我后来的样子，那是在1945年4月，幸存的亡命国外者被遣返回Patria[7]，那放逐了他们而毕竟未曾设法摆脱他们的祖国。尽管它确实摆脱了其中的一些人——书商老阿夫拉姆，他的妻子海娅，以及许许多多的其他人。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降临在那个小镇，1945年，它仍然被叫作法尔提西尼，就像在1933年一样，那命运的公共汽车的同一起点。

1945年，卡车将我们载回“家”，回到法尔提西尼，回到未被放逐的亲戚们中，但是，卡车并未停在停车场和过去出售通往天堂的公共汽车票的售票处附近。它在集市边停下来，停在贝尔德西亚努街的一个角落里。

铃声响起。卡车尾部的木挡板被移开。从贝尔德西亚努街，一群人奔向我们，那是少数表演者，他们扮演的角色是庆贺归来。一出甜蜜精致如新生儿胎盘的情景剧膨胀了六角形手风琴的风箱的幻想，为的是向胜利者——我们——致敬。

我看着他们哭泣，拥抱，彼此相认。我在卡车车厢的尾部踟蹰不前，一面咬着手指甲。街道是舞台，而我是个不知所措的观众。终于，他们返回身来找这个被留在后面的人，这个被留在过去的人。

在我让自己从车上下来，回归世界之前，我设法再次狠狠地咬了咬手指甲。我已经养成了这个坏习惯。我咬我的手指甲。

[1]米哈伊·萨多维亚努（Mihail Sadoveanu，1880—1961），罗马尼亚写实主义小说家。代表作有《米列里亚·科科尔》等。

[2]蒂图列斯库（Nicolae Titulescu,1883—1941），罗马尼亚外交家，终身致力于维护罗马尼亚国家主权与世界和平的斗争。

[3]亚博廷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1880—1940），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新闻工作者、演说家兼作家。

[4]托洛茨基（Trotsky，1879—1940），苏俄和苏联早期领导人之一，联共（布）党内反对派领袖，1929年被逐出苏联，1938年组织“第四国际”，后在墨西哥遭暗杀。

[5]巴尔·谢姆·托夫（Israel Baal Shem Tov，1700—1760），宗教改革家，犹太神秘主义教派哈西迪教派（Hasidim）的创建者。该派坚信弥赛亚复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

[6]塔科夫斯基（Tarkovsky，1932—1986），苏联著名导演，代表作包括《伊凡的童年》等。

[7]Patria，西班牙语，意为祖国。

流氓年

面包师之子与书商之女的婚前田园诗从1933年持续到1935年。可以满足苏恰瓦及周围地区的所有女士们所需的波兰裁缝沃斯洛威茨太太几乎无法招架来自书商家的订单。未来新娘那位优雅而严谨的骑士坚持护送身着不同服饰的她前往镇上举办的每场慈善舞会。这位身材苗条、神经紧张、肤色浅黑的女人像花朵一样光彩夺目。她活泼的黑眼睛熠熠生辉，脸上的容光因一种其源头不难确定的奇异光环而得到美化。她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总是在争分夺秒，像以前一样，从早工作到晚，可现在，她还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来打理自己的衣着、鞋子、手袋、帽子、手套、扑面粉、发型和花边装饰。

你可以想象马车和汽车里的拥抱，前往苏恰瓦、法尔提西尼和博托沙尼（Botosani）的游览，也许还会去切尔诺威茨。舞会，月下漫步，犹太教会堂的聚会，未来新娘家中的欢宴。电影院、剧院和夏日花园，溜冰场和叮当作响的雪橇铃声，前往布克维纳度假胜地的旅行。也许他们甚至会在那位单身汉的卧室中逗留盘桓。情节不难想象，爱情的急速脉搏随着时间的节奏而悸动，灾难到来之前的最后田园诗般的假日。

因而，1934年可以称作快乐之年。布杜杰尼与伊特卡尼间的几公里道路成了爱情故事中的银河，这爱情始自一辆一年前将这一对从法尔提西尼的圣埃利亚斯节带回的闷热、拥挤的公共汽车上。随着事件的发展，伊特卡尼的人，特别是布杜杰尼——当时的犹太人小镇之都——的居民，热切地讨论着它们：政治争论和女人的闲言碎语在世界剧院的那个特殊角落里等量齐观；无足轻重的小事件与伟大的乌托邦的讨论演说，罗马尼亚语、意第绪语、法语和德语报纸上有关这个星球的喧嚷报道，与工作日的喧闹声交杂在一起。亲朋好友全都参加了这次盛宴，兄弟、姐妹、父亲及其体质虚弱、郁郁寡欢的妻子，我的外祖母海娅，她的绰号是特朱拉（Tzura），意为“痛苦”。所有这些人中的一位热心参与者是美丽的玛丽亚，她是这个家庭收养的父母双亡的乡下姑娘，她渴望能陪伴书商最小的女儿前往她的新家。

所以，1934年是一个快乐之年。可是，年轻的阿里尔，这位消息灵通、受过良好教育、拥护犹太复国主义的叛逆者，却将这一年裁决为流氓年。未来的新娘和新郎像其他聚集在老阿夫拉姆的书店中的人一样，正翻阅着当天的报纸和最近出版的图书。因此，他们也许丝毫不会对阿里尔的宣告感到讶异：一年前出版的小说《两千年》（De douǎ mii de ani），就在布加勒斯特享有succès de scandale[1]之名。印制在灰蓝色封面上的作者的名字是米哈伊·塞巴斯蒂安，约瑟夫·海希特（Joseph Hechter）的笔名，而其具有煽动性的前言的作者是铁卫军的理论家纳艾·伊奥奈斯库。真令人难以置信，这位极右翼民族主义者居然是可怜的海希特的导师！在序言中，军团兵伊奥奈斯库宣称，他的景慕者和门徒不是像他所设想的那样，只不过是个来自布勒依拉[2]的多瑙河流域的普通男人，而是来自多瑙河流域的布勒依拉的一个犹太人。

显然，这一事实不会被忽视或改变：海希特—塞巴斯蒂安及其共同的宗教信仰者，即使当他们是无神论者或被同化时，也无法被认为是罗马尼亚人。罗马尼亚人之所以是罗马尼亚人，是因为他们属于东正教会，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是罗马尼亚人，军团兵伊奥奈斯库解释说。就这么简单！

到1935年，书店已经采购了塞巴斯蒂安的另一卷帙：《我是如何成为流氓的》（Cum am devenit huligan）。在书中，作者宣称，1934年，也就是对那对未来的新娘和新郎来说是如此幸福快乐的一年，是流氓年。“我们为什么要在乎？”书商阿夫拉姆大声问道，只为了激怒他那位叛逆的外甥。阿里尔，怀着疯狂的热忱，坚持贩卖旧闻。纳艾·伊奥奈斯库先生声称，没有任何解决这该死的局面的办法！阿里尔摇晃着他那染成蓝色的乱如蓬草的头发，朗读着由那位军团兵所下的定论：“犹大正在遭受痛苦，因为他让基督出世，因为他看到他却不信仰他。这事本身并非如此糟糕。问题是，我们基督徒不相信他。犹大正在遭受痛苦，因为他是犹大，他将继续忍受折磨，直至时间的尽头。”

塞巴斯蒂安的前友纳艾·伊奥奈斯库已经成了铁卫军的哲学家，一个为一个东正教国度摇旗呐喊的人。在接下来的1935年这一流氓年中，伊奥奈斯库的预言甚至更加清晰无误，而阿里尔极度的担忧则难以挑战。“约瑟夫·海希特，”伊奥奈斯库威胁地写道，“难道你不觉得，你已被寒冷和黑暗所俘获？”“他在说我们，”阿里尔引人注目地耳语道，“我们的军团兵朋友在指我们。”

但假如同化和转化哪一样都无法解决所谓的犹太人问题，还有什么可以担当解决问题的重任呢？阿里尔有益地提供的这种两难境地在当代的指导性著作Mein Kampf[3]中得到了表述。不管阿里尔的听众有何感觉，那位军团兵已表明了观点。最终方案（Final Solution）的黑暗与寒冷不是那个罗马尼亚东正教军团兵的发明。他自打久远得无可追忆的时代算起的所有祖先，已赋予了犹大以一种可以令他感觉到潜在危险的基因。书商阿夫拉姆家可不是如此。

但令1934年和1935年的黑暗岁月与其他年份有所区别的东西是什么？阿里尔会采用约瑟夫·海希特所采用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它们是流氓年。“流氓”一词让他感到欣喜雀跃，他朝自己的听众挥舞着海希特-塞巴斯蒂安的那本袖珍小册子，小册子那粉底黑字的封面很是扎眼，一只猫头鹰君临其上，它是位于布加勒斯特马卡街2号的民族文化出版社（Cultura Nationalǎ Publisher）的徽标。当然，布杜杰尼的“我们的书店”已经订购了几册《我是如何成为流氓的》，其册数超过了已订购的同一作者在前一年所写的那本声名狼藉的小说的册数。“总之，”作者写道，“罗马尼亚的反犹主义是事实而非观念，它偶尔也会变成一种观念。”但对他自己祖国的爱又当如何呢？“给我看看能够根除下面这一无可否认的事实的反犹主义的法律：我出生在多瑙河畔，并且热爱这块土地。”作者勇敢地宣称。

“那么，反犹主义的立法不会动摇你对自己祖国的热爱，这是事实喽？”我们口若悬河的表亲阿里尔大汗淋漓地质问着看不见的作者。“记住，我们犹太人一直在不断地从一个乱石穿空的悬崖辗转到另一个悬崖，在这个世界到处流浪！”他自己那些现在正专心致志地倾听他的议论的家人理当发出一阵哄笑——他隐约地这样认为——对那个约瑟夫·海希特-米哈伊·塞巴斯蒂安。可他们根本没笑。他们只是在对被他们视为年轻演说家的年轻人冥想的东西报以微笑。他们知道，海希特-塞巴斯蒂安先生已经离开了犹太人区，在布加勒斯特宽广而绚烂的舞台上自由驰骋，但他们那像蓝天一样永恒的小镇不明白，既要离开自己的家族，又依然声称自己属于其血统，这种做法意味着什么。

“你书店里的字典是错的！”无所不知的阿里尔喊道，一面指向书架。他的意思是，海希特-塞巴斯蒂安没有使用“流氓”一词的英语含义，或者过春节的印度人所使用的含义，或者该词的斯拉夫语义，即“亵渎者”。阿里尔意指法语troublion一词，或如美国人指出的：“麻烦制造者”。

事实上，1935年的小册子的作者所指的是新流氓主义：传播流言蜚语、插科打诨和辛辣讥讽的混合物，它们在一种新的使命意义的作用下组合在一起，正如约瑟夫·海希特的另一位朋友伊利亚德在他的小说《流氓》中简明扼要地阐述的那样，该书出版于同一年，书店的橱窗中就有展示。反抗是通向伟大的迷幻的道路上的一次通过礼仪[4]吗？“生活中只有一条可预见的道路：流氓主义。”年轻本身就是流氓英雄的载体。“只有当组织成群体，准确无误而又整齐划一地迷醉于一种集体神话时，人类才会获得自由。”——民兵组织和攻击部队，当今世界的罗马军团，年轻人因集体死亡的共同命运而加入其中。

“军团兵们甚至已宣称，民族主义诗人米哈伊·埃米内斯库是这个国度的大流氓，是身着绿衫、口唱歌颂十字军和科德雷亚努上尉的圣歌的殉教者们的神圣先驱！”阿里尔激昂地咆哮道，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一旦他抛下犹大而转向自己那些更为芜杂的混乱思想时，他的听众便不再留心他的话语了。

“集体死亡！”阿里尔叫道，“无论他选择成为什么人，是无神论者还是皈依的犹太教徒，乃至反犹主义者，海希特先生都不能逃避流氓们所威胁的那种黑暗。‘内部的灾难’，他说。现在，既然他的朋友们正在为袭击和集体死亡拍手叫好，那么这正是来自布勒依拉的约瑟夫·海希特的所思所想。不可否认，我们可能是过分的、猜忌的、激动的。但这些祖传的毛病就够了，我们不需要新的敌人，我们得自己面对。有没有人问过我们，我们是愿意要塞巴斯蒂安先生所谓的‘内部的灾难’，还是那个军团兵的灾难？”很难说聚集在老阿夫拉姆的书店中的亲戚们和亲戚的亲戚们是否还有人在听他说话。于是，正如在后来的生活中一样，阿里尔更多地是在自说自话。他们可能还在听，但没有多少愉悦感，而是对那个天才颇感恼怒，因为他认为他们全都是半昏睡的笨蛋。

由纳艾·伊奥奈斯库作序的塞巴斯蒂安的小说《两千年》出版于1934年，《我是如何成为流氓的》这本小册子出版于1935年，与米尔恰·伊利亚德的两卷本的《流氓》同步——这些出版物全都展示在布杜杰尼的“我们的书店”的书架上。要是他的顾客中有谁感兴趣，阿夫拉姆甚至还会订购法语和德语出版物。他妹妹芬妮的儿子阿里尔会留意提醒他注意特殊的书名，并总是这些异国读物的第一个读者。

《两千年》这本书不曾让任何人漠然置之。我在1950年遭遇这本书并非偶然，当时，流氓们的战争已经结束，流氓们的和平正在实施中。它是我在姨妈——我母亲的姐姐，一位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淳朴女人——的家中找到的三四本书中的一本。我当时大约十三四岁，正在对提尔古·福鲁莫斯（Tîrgu Frumos）的亲戚们进行短暂的拜访，结果出人意料地发现了这本小说的初版，它有着蓝灰色的封面和斜体字。无论是社会主义出版社还是公共图书馆都不敢倡导这样的标题和主题。但在布杜杰尼的书商的另一个女儿的家中有这本书，它是过去时光的纪念物，又是新时代的指路灯。我姨妈丽贝卡是那些听表兄阿里尔攻击海希特-塞巴斯蒂安的冗长演说的人中的一个，这位作者本人会用“流氓”一词攻击所有人，包括他的那些攻击过他的犹太同胞。“他有权说出他想要的。但死亡——他怎么能与死亡做交易？”阿里尔叫道，“心思缜密的海希特-塞巴斯蒂安不愿意冒犯自己的导师，接受了那个军团兵的序言，结果，有了它，他的死亡得以宣判。而且，由于像以前一样心思缜密，他还宣称自己是个流氓，以此来回应那些流氓们。仅仅是讽刺？好吧，那是他的事。但死亡……死亡的礼拜式？死亡的迷境，死亡的寒冷与黑暗？这些可不是开玩笑，海希特-塞巴斯蒂安更应当知道这一点。正是在此，讽刺本身中止了行动。我们应该如何应付军团流氓，应付被死亡的魔力神圣化的死亡的英雄？塞巴斯蒂安先生，这位无神论者，这位被同化的罗马尼亚公民，应当早就意识到了所有这一切。”丽贝卡姨妈为我这个初出茅庐的13岁的共产主义者解释说，其实，“我们培育生命而非死亡。《旧约》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生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无可衡量的。”这一急迫的副歌气得人七窍生烟，而它的反面不只是令人发疯。我们太了解死亡的礼拜式会导致什么了，丽贝卡姨妈提醒我。具有远见卓识的阿里尔是对的。我外祖父一家——布朗斯坦家族——以及集镇上的其他所有家庭，随着旋风、骚动和被称作生活的蜂箱的嗡嗡声而摇摆不定，他们似乎对阿里尔所引述的海希特-塞巴斯蒂安的至理名言“将反犹主义变为观念”毫无兴趣。可是死亡的寒冷与黑暗……这样的词汇不会受到轻描淡写的对待。

在这样一个小集镇，邻里关系以及与权威人士的关系是友好和睦的。农人会来老阿夫拉姆这里就法律甚至宗教问题向他请教，或是借一小笔钱。这家人像爱女儿一样爱着玛丽亚，也就是书商从街道上捡回家的那个孤女，大家把她当家人一样看待，她也快乐地留在这个家中。玛丽亚绝无可疑之处，但他们周围的一切，在书籍中，在报纸上，在顾客的眼睛中，猜疑正在不断增加。你不得不小心警惕，极其小心警惕。

书商阿夫拉姆对这些祖传的强迫症始终保持着一种和颜悦色、心存怀疑的超然态度，仿佛庄重与虔诚可以阻挡邪恶似的。然而，他最小的女儿，也就是我母亲，对任何令人怀疑的征兆都会迅速做出反应。丽贝卡姨妈让我记起这些细节，我从家族传说中对它们已耳熟能详。

马尔库，也就是来自伊特卡尼的会计师，我未来的父亲，在与任何人相处时都始终泰然自若，友好和善，小心谨慎。他没有多少朋友，但他也没有敌人。他与形形色色的同事们打交道时都轻松自如，尽管他在自己的亲戚中间觉得更自在。他的非犹太朋友扎哈利亚总让他不知所措，此人堪称当地的唐璜，一味逍遥自在，喜欢参加聚会，与女人打情骂俏，打猎骑马，终其一生都唇带微笑，帽子俏皮地斜扣在脑门上。他们的友情一直牢不可破。马尔库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扎哈利亚会对狂热的口号和口唱圣歌的军团兵产生任何兴趣。

1935年，老阿夫拉姆对阿里尔热烈呼吁的小心谨慎毫不在意。对他而言，敌意和危险是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既然它们是不可避免的，也就不必为它们忧心忡忡。你必须认真履行日常的工作，接受周围的蠢事和苦楚，就这么回事。人们始终记得一个和蔼可亲、体面端庄的人——别无他样。毕竟，阿里尔因其扎眼刺目的衣着和夸大其词的宏论为自己赢得了令人可疑的狼藉声名。除了塞巴斯蒂安的丑闻，或将内部与外部灾难间的对峙理论化外，这家人还有其他事要关心。由于他们全神贯注于婚礼计划，他们的日常生活便被其他的想法所主宰。事实上，准备工作的紧张忙碌让他们想起，他们在这个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生活得如鱼得水。确实，他们没有像约瑟夫·海希特那样出生在多瑙河畔，但布克维纳的山岗也不会被嗤之以鼻。他们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一点儿也不亚于约瑟夫·海希特-米哈伊·塞巴斯蒂安，没打算也没有时间去把微言琐事之类的东西哲学化——阿里尔最近就沉迷在微言琐事之中。

很正常，微言琐事也许会被看作令人惬意的东西：它们具有迷人的甜美与天真。只有滑稽可笑的阿里尔，也就是书商的外甥、新娘的表兄，才可能认为它们是恶兆。它们滴下毒液，只能暂时受到控制而隐而不发的毒液。微言琐事可在完全出乎你意料的情况下招致灾难！“在这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没有什么是不可调和的。”那年轻人朗诵着引自塞巴斯蒂安的语句。阿里尔什么事都全盘吞下，什么事都记得一清二楚，随心所欲地歪曲词义。“逃避”，这正是他对此种做法的称谓。逃避！这个词找到了一位听众，它激发了信任。宿命论，幽默感，快乐主义与忧郁烦恼，腐败堕落与奔放的激情，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激动的阿里尔声称，其方式正是生存的超级技巧：逃避。这就是他带着他那惯常的轻蔑和傲慢神情所一再重复的。可有谁在听呢？他的听众们沉浸在准备婚礼的喜悦中，觉得他们没有理由拒绝快乐，或奔放的激情，或对自己命运的信心，以及被年轻气盛的阿里尔所抨击的一切。

1934年这个所谓的流氓年一直是快乐的，那么为什么接下来的一年会有所不同？书商最喜爱的女儿风华正盛，快乐充溢在整个家庭，兴高采烈的情绪让人想到，这个他们世代居住的地方并不比其他任何地方差。风景与人物，气候和语言——全都为他们所有。他们与邻居相处和睦。灾难？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去怀疑人们瞧你的眼神，或对这个古怪的世界怒不可遏：毕竟，与他们有着相同宗教信仰的人也并非圣徒。偶尔，他们甚至纳闷，不知邪恶是否可能不存在于他们自身，尽管他们所到之处，似乎都在吸引敌意。

生活真的必需毒药的振聋发聩的力量吗？虽说通常经过稀释，而且几乎不存在，可它总是准备在突如其来、令人恐怖的爆发中喷涌而出，将那些甜美的小东西——昨日温和的微言琐事——击得粉碎，并预示着灾难的到来。这正是滑稽的阿里尔所做的，将众多的名字与引言掷向他们，旨在提醒他们其自身已不再留意的陷阱。“就连托尔斯泰也听任自己遭人愚弄。在罗马尼亚短暂逗留期间，他欣然接受了这里的一切。该地及其居民的迷人之处……这位年高德劭的贤人焕发了青春，变得年轻烂漫。”年轻的阿里尔学着教皇的口吻说道。阿里尔，书商的外甥，他居住在布哈西（Buhusi）的妹妹的儿子，轻率狂妄的阿里尔，顶着一头染成蓝色的头发，朗诵着兰波[5]的诗句，能够每隔一周便走上二十五公里的路程，前来与自己的姨父基法·雷米尔下棋，对亚博廷斯基和即将来临的地中海地区的犹太人状况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这是个认为自己比海希特—塞巴斯蒂安处在更优越位置的人。“同化？为何而同化？”那年轻人怒吼道，“为了变得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事事都和谐一致？我们生活在一个对一切都兼容并蓄的国度吗，就像那位布加勒斯特的作家所声称的那样？”他似乎并不在意，舅舅阿夫拉姆脸上挂着消遣的微笑，或是阿夫拉姆的女儿听得过于聚精会神，所以实际上并没在听。

“假如我们一直以来仅仅是像这些人，像那些人，或像其他人，我们会存在这么久吗？五千年！不是两千年，就如那位布加勒斯特的绅士所认为的那样！让我们瞧瞧流氓先生将证明他与自己那些流氓朋友是如何和谐一致的！”老阿夫拉姆及其女儿，演说者本人，就连可怜的内森，也就是那位不知自己该喜欢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的信仰共产主义的裁缝——他们似乎都比那位遭到同化的塞巴斯蒂安处于更优越的位置。当然，拉比约赛尔·维基尼特泽尔，该镇的精神领袖，也处于一个比海希特-塞巴斯蒂安更清醒和优越的位置。他们的家是幻境！家的幻境是塞巴斯蒂安先生不再拥有的东西。

布朗斯坦家族在1934年那个流氓年很快乐，在将举行婚礼的1935年和他们的后代将要出生的1936年也很快乐。在布杜杰尼镇，这几年并非如塞巴斯蒂安、他的批评者阿里尔以及报纸所广泛宣称的那样，是流氓年。流氓时代正在向我们逼近，或者不如说，它们已经抵达此地，老阿夫拉姆从车站背到自己位于布杜杰尼的书店的罗马尼亚语、意第绪语、德语和法语报纸称。虽说到处都沉浸在亵渎辱骂的病态的喜悦中，可在那个东欧小集镇，书商一家仍过着快乐的生活。

如果在那个流氓年之后的半个世纪，我能够问问那位中国圣人，在我出生的前一年，我是个什么样子，他可能会报以老生常谈。他可能会告诉我我已经知道并在随后得到证实的东西：仅仅作为一种假设，作为非现实性，你只能拥有你在后来的现实生活中的长相。例如，我无法成为犹太裔罗马尼亚人安娜·波克尔[6]，也就是那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明星，她离开了犹太人区，径直穿过了无产者国际主义的红色大门；我也成不了世间的犹太裔罗马尼亚人尼库·斯坦哈特[7]，皈依东正教，甚至军团主义；我甚至成不了阿夫拉姆或他的女儿珍尼塔·布朗斯坦，最不可能成为拉比约赛尔，他们聪明的顾问。同理，我不可能成为他们桀骜不驯的亲戚，也就是那位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阿里尔。有可能的倒是，在1935年，即我出生的前一年，我是流氓塞巴斯蒂安——而且50年后，50年以后的10年后，再过10年后，以及所有那些年间，我都将是流氓塞巴斯蒂安。

但在1950年的那个周六，我对此一无所知，当时，我是个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队员，正坐在我姨妈位于雅西[8]附近的提尔古·福鲁莫斯的黑暗房屋的小房间里，轮到我打开《两千年》这本书。

在1935年，我外祖父和我未来的父母同样没有意识到那中国笔触在模糊难辨的天空上绘下了何物，这天空睡意蒙眬地罩在布杜杰尼之上，处于暴风雨到来前的宁静中。他们完全沉浸在准备婚礼的喜悦中——谁能够为此而指责他们。他们忙着草拟名单、菜单、服装目录和演说词，将复杂的计算核对了又核对。庞大的计划正在得到精细的讨论：怎样租下位于糖厂附近的伊特卡尼的药剂师的房子，以供那对年轻夫妇居住，而且家里要有布朗斯坦家的善良仙子玛丽亚的房间；买什么样的新家具；如何应对最近的一起诉讼所带来的债务，书商因这起诉讼而失去了自己的房子。书商阿夫拉姆·布朗斯坦不富裕——尽管他从早到晚地辛苦工作——可一场婚礼毕竟是一场婚礼，而且它将得到书的赞美。客人名单数量不断增加：来自博托沙尼、法尔提西尼和雅西的阿夫拉姆及其妻子的兄弟姐妹，他们全都会带上自己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来自法尔提西尼、罗曼（Roman）和福克撒尼（Focsani）的新郎的父母、姐妹和兄弟，以及他们自己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邻居，朋友和官员——市长，警察局长、法官博斯科亚努，兽医马瑙留；公证人杜米特雷斯库；甚至令人难以忍受的韦克斯勒，此人是书商的竞争对手，从不放过对自己的竞争对手暗施冷箭的机会。有数不清的事情要与人商量，这主要由新娘本人来完成，商量的对象包括厨师舒拉——一位操办婚礼的行家里手——摄影师巴尔特费尔德，还有无价之宝万达·沃斯洛威茨，即那位裁缝。实际上，新娘事必躬亲，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旺盛精力，并且难以取悦。沃斯洛威茨太太已经将新娘礼服反复做了三遍。这位波兰裁缝是个大块头的女人，一副坚定不移的神情，此时还未得到她晚年的一身赘肉和急躁脾性，等到了晚年，只有她那钢青色的眼睛、精巧的手指和嘶哑的声音会让她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当时，就像后来那样，她因无理的要求而气恼不已。然而，她无法拒绝一位忠实的老顾客，这位顾客让她有过那么多的成就感，而且，她不得不承认，这位顾客因其对新设计的创新建议而多次得到她的赏识，她从中获得了灵感，天知道这些灵感来自何方，也许来自于她自己无穷无尽的好奇想象。她甚至设法弄到了一本时尚杂志《时尚》（Modisch），是从切尔诺威茨订购的。衣服的颜色、面料、零碎的搭配，这些全都得比平日更加别出心裁。此刻所需的是冷静的优雅，而不是平常那种下里巴人的全套装备。

没有时间去争论犹大的痛苦。生命，而非死亡，现在主宰着舞台。然而，死亡正蓄势待发，积聚复仇的火焰，时刻准备着，只要轮到它出马，就将大展身手。

[1]法语，意指小说以其内容丑恶引起公愤和震惊而获得的坏名声。

[2]布勒依拉（Brǎila），罗马尼亚县名。

[3]即《我的奋斗》，阿道夫·希特勒的自传，于1925年7月18日出版。

[4]通过礼仪（rite of passage），人类学用语，指为人生进入如出生、命名、成年、结婚、患病、死亡等新阶段而举行的仪式。

[5]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法国19世纪象征派诗人。主要诗集有《地狱的一季》《灵光集》。

[6]安娜·波克尔（Ana Pauker，1893—1960），曾任罗马尼亚共和国政治局委员、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罗马尼亚外交部部长。

[7]尼库·斯坦哈特（Nicu Steinhardt，1912—1989），罗马尼亚作家。代表作有《快乐日记》等。

[8]雅西（Iasi），罗马尼亚东北部城市。

布克维纳

现在，正如在1945年一样，布克维纳距我于此重新发现了常态的梦幻之地——位于摩尔达维亚[1]的法尔提西尼大约一个小时的路程。大约170年前——或者按我母亲的姑妈利厄·雷米尔在其慢条斯理的讲述中告诉我的——据说，奥地利皇帝约瑟夫在参观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时，为Tara de Sus（上国）的壮丽景色所震慑，于是决定将它并入自己的王国。1777年，成为奥地利新省份的布克维纳的人们向维也纳宣誓效忠，庆祝仪式在切尔诺威茨举行，盛况空前。就在庆祝活动的当天，激烈反对此次合并的罗马尼亚王储格里戈雷·戈黑查（Grigore Ghica）被土耳其反叛者刺杀。

“我们来自布克维纳，年轻人，布克维纳。”博根先生会这样对我说。博根先生自己就来自布克维纳，在爱情的召唤下定居在了法尔提西尼。“你很快就会重回布克维纳。”他向我保证。很显然，布克维纳将被重新命名为格拉夫特沙夫特（Graftschaft），博根先生如是说，他是个快活的历史教师，娶了美丽的数学老师欧蒂丽娅·雷米尔，即我的外祖父、书商阿夫拉姆的妹妹利厄·雷米尔的女儿。在我们从特兰尼斯特里亚返回后愉快地度过的几个月里，我遇见了利厄及其儿女——犹太人区里的勤奋用功的孩子，最近从数学系毕业，一夜之间变成了革命的热烈拥护者——以及博根先生。

“布克维纳会被重新命名为格拉夫特沙夫特，就像奥地利的蒂罗尔州（Tirol）一样。”伯尔·博根，我母亲新出现的表亲，用他那德国腔的布克维纳口音说：“这个名字起源于上国那个闻名遐迩的海滩，是拉丁语名字，Silvae Faginales，buk是斯拉夫语，bucovine是古老的罗马尼亚编年史上的用法。”这堂课以一言堂的方式持续着，我只能从博根先生在关键词处的停顿来猜测其重要性。“在1872年，恩岑贝格（Enzenberg）将军发布了一条法令，要求将自1769年以后偷渡进，我重复一下，是偷渡进，布克维纳，并且未曾支付每年四基尔德，四基尔德，的税金的犹太人驱逐出境，驱逐出境。我想，我们的小客人，”——博根先生转向我说：“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到1872年，布克维纳议会中有13个犹太人代表，13个，年轻的绅士，13个！他们全都签署了一份递交给维也纳政府的抗议书，反对这一驱逐法令。”

从博根先生那里我已经了解到一些奇怪的事情。例如，1904年，在布克维纳议会，罗马尼亚人（正如一位奥地利政府官员所记录的那样，他们说着一口“错误百出的拉丁语”）拥有大多数席位，一共22个。“然而，”博根先生强调，“所有少数民族也都按照奥地利的模式，拥有为数甚多的代表：乌克兰人17个，犹太人10个，德国人6个，波兰人4个。”为什么要强调“然而”？

“我们来自苏恰瓦，年轻人，来自布克维纳的苏恰瓦，斯特凡大公[2]的风水宝地！”博根先生说，一面朝我摇晃着手指。“1918年后，当布克维纳重新回到罗马尼亚时，与新的罗马尼亚政府的和解在苏恰瓦比在布克维纳的首府切尔诺威茨进行得更顺利。苏恰瓦的犹太人既说罗马尼亚语，也说德语，为其与罗马尼亚不可切断的联系而乐在其中。从布杜杰尼至罗马尼亚王国，即现在的大罗马尼亚的边界的开放，使得加速那些保留了在奥地利统治时期的公民权利的地主和工厂主的贸易和投资成为可能。犹太公务员得以继续留任，但新的罗马尼亚政府不再任用更多的犹太人。”我新近结识的表亲伯尔·博根继续向我提供着信息。

我父亲说，四年前，我们从被诗人称作“甜美的布克维纳，那令人心旷神怡的花园”的地方被驱逐出来。“但是，事实上，我们并非真的来自布克维纳，”父亲对我说，“你母亲和她父母出生于老罗马尼亚王国，在布杜杰尼，靠近边境线，这倒是真的，只不过是在边境的另一侧。而我出生在勒斯佩兹（Lespezi），离这儿不远，我父母生活在那里。”

布克维纳人——书生意气，精于算计，以说德语及从那些后来证明是我们最残暴的敌人那里借鉴过来的风俗为荣——一直是我们家里永远的笑柄。我清楚地记得这一点。尽管我们本身吃的是Butterbord und kaffemit milch[3]，可无论是我母亲还是父亲都不是生于布克维纳。在家里，我们全都说罗马尼亚语，不是德语。据我现在所了解的，我父亲出生在离法尔提西尼不远的地方。我母亲的兄弟姐妹一直生活在布杜杰尼的老屋里，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就像我的曾外祖父、他的父母和他的祖父母那样。布杜杰尼是个典型的东欧集镇，与小镇伊特卡尼相毗邻，它与自己的邻居的区别仅仅在于，在伊特卡尼还可看见奥地利人影响的痕迹。这两个镇子都渐渐发展成为苏恰瓦市的郊区。

1932年7月圣埃利亚斯节那天，在拥挤不堪的返程公共汽车上与来自布杜杰尼的书商的女儿、美丽的珍尼塔·布朗斯坦相识的年轻人，正是来自伊特卡尼及其糖厂。他惊讶于她与利厄·雷米尔的相像，现在，在战后的头几个月中，我们就住在利厄·雷米尔的家中。婚后，这对年轻夫妇也正是定居在伊特卡尼，在我们遭到放逐之前，我们一直生活在此。

两个镇子，伊特卡尼和布杜杰尼，以及苏恰瓦市，坐落在一个中世纪要塞所在的山岗之上，构成了一个三公里长的三角形的三个角。然而，镇与镇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一如罗马尼亚的布克维纳与奥地利的布克维纳间的差异。伊特卡尼和苏恰瓦所在的“奥地利”的布克维纳对相邻的罗马尼亚的布杜杰尼的影响微乎其微。伊特卡尼那靠近边境的不起眼的火车站被自己的邻居、位于罗马尼亚一侧的布杜杰尼火车站的恢宏气势所笼罩，显得黯然失色。两个火车站都经受住了时代的全部兴衰变迁的洗礼，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成为往昔岁月的见证。

在战前，伊特卡尼不同于布杜杰尼，它以一个室内溜冰场自诩，并且是所有旨在为修建学校、俱乐部或医院进行募捐而举办的慈善舞会的东道主。捷克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等“外国人”都在伊特卡尼的糖厂和石油工厂工作。到了安息日，我那来自布杜杰尼的曾外祖父会四处走走，这时，他通常会身着哈西德派[4]的节日盛装：带腰带的黑缎长袖上衣，马裤，毛边圆礼帽，长至膝盖的白色长袜。在目瞪口呆的布杜杰尼当地人眼中，他就如同一位庄严神圣的亚述王，因此，我母亲告诉我，她的眼睛会因骄傲和泪水而熠熠闪亮。对于相邻的伊特卡尼的那些西方化的居民而言，我曾外祖父看上去一定像个加利西亚[5]的波兰省份的幽灵。

布杜杰尼是个典型的熙熙攘攘的犹太人小镇，各种各样的重大争论和犹太人区的重大悲剧让它深受震动。报纸上登出的最新一起巴黎人的丑闻，与邻街的以自杀相威胁的风流韵事一起挤进了人们关注的视野。居住在通衢大道两旁的人与拥挤在穷闾隘巷中的人分成了两个社会，它是一种长达数世纪之久的等级制度的标志。宗教和政治激情聚了散，散了又聚。对学问和体面生活的尊崇与对金钱的追逐各不相让。在夏加尔绘画中的那由密密麻麻的蚁堆构成的天空上，每朵飘浮的云彩中都搏动着对伟大冒险的渴望。

伊特卡尼的德国氛围一点儿也不独特，而较为稀松平常。伊特卡尼是个通衢要冲，像它所属的整个帝国一样，对“外国人”开放，将他们渐渐吸纳进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主义的社区，这个社区不再属于东方，而是属于西方。犹太人在伊特卡尼不占多数，但它常常会选犹太人当市长，就如我从我父亲和博根先生那里听来的那样。这在邻近的布杜杰尼是很难想象的。弗洛·多克托尔·黑尔曼，也就是那个在特兰尼斯特里亚的首个可怕的冬季，为一小瓶普通药品——后来证明，它对我处于弥留之际的外祖父没有任何作用——而向我母亲索要一大笔钱的人，就是来自这样一个市长家族。她的祖先迪斯切和撒穆尔·黑尔曼位列该镇档案的荣誉名单之中。

1941年10月的驱逐令陡然抹去了伊特卡尼与布杜杰尼间的差异。那些来自布杜杰尼、来自老罗马尼亚王国的人，也就是我的外祖父、舅舅和姨妈，与我们这些来自伊特卡尼的、他们的“德国化了的”共同信仰者们一样，被归入同类人之中。这治好了带有奥地利帝国的优雅做派的布克维纳人的毛病，在他们的盛日，他们对自己那些生活在边境线罗马尼亚一侧的布杜杰尼的独特而吵闹的邻居嗤之以鼻，而后者则对前者的冷若冰霜的礼貌敬而远之。

我父亲常给我看1945年4月18日由雅西警察机关督察员颁发的临时身份证，它只是证明“马尔库·马内阿先生及其家人，包括珍尼塔、诺曼和露蒂，据此于1945年4月14日经尤根尼-雅西海关所在地自苏联遣返。其目的地为法尔提西尼镇，巴亚县，卡扎沃达街。此证明只在其到达新地址前有效，在新地址，他得遵守由人口署制定的法规条文”。没有提供任何涉及1945年的遣返的原因，或是1941年的放逐的原因。“我们没有其他有关我们遭驱逐的文件证明。”父亲简明扼要地说。

正如我现在所了解到的，1941年的打击，其基础在前几个流氓年中就已借由那些振聋发聩的事件准备就绪。1940年9月，安东内斯库元帅[6]宣布全国处于军事状态。这是紧接着军团叛乱之后的事。绿衫人在大街小巷游行，占领了伊特卡尼糖厂，我父亲被迫停止工作，他们还吊死了苏恰瓦的音乐家雅格布·卡茨。布克维纳人听到谣传，说在布加勒斯特的屠宰场进行了“仪式性”杀戮，军团兵将被谋杀的犹太人的尸体吊起来，尸体上盖有KOSHER[7]标记。犹太人被迫从事体力劳动，在犹太人教堂被当作人质。集结在苏联边境附近的部队的德国军官，以元首的“最终方案”相威胁，以此来羞辱犹太人。1941年10月9日清晨的布告要求，镇上的犹太人“立即将拥有的所有黄金、现钞、股票、钻石及宝石上缴到国家银行，并于同日携带手提行李在布杜杰尼报到”。已经关押了120名犹太人的苏恰瓦集中营依据此项新法令被立即拆除。在那一天，1941年10月9日，大街上鼓声阵阵，传达指令：“犹太人立即离开本镇。所有私人物品一律留下。违者处死。”

“一切就是这样开始了，在住棚节[8]的一周内。”我父亲会这样叙述：“向前走，那在战后层出不穷的电影中为人所熟知的声名狼藉的队列。突然间，我们失去了所有的权利，只留下一项职责：死亡。我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背扛行李，慢慢地走下山来。人们排成杂不成行的队列，顺着两边种着白杨的三公里长的公路行进。”是的，就是那条通向布杜杰尼火车站的两边种着白杨的公路，书商阿夫拉姆·布朗斯坦过去常常往来于这条公路，扛送每日的报纸。

火车从布杜杰尼车站出发，驶向人们心知肚明的目的地。德涅斯特河就是我们的冥河[9]，渡过它，我们被运往阿塔基（Ataki）、莫格黑勒夫（Moghilev）、沙戈罗德（Shargorod）、穆拉夫（Murafa）、伯沙德（Bershad）和巴戈（Bug）等地。在1945年春夏的交谈中，这些异国的地名常常被提起。相反，布杜杰尼、伊特卡尼、苏恰瓦这些地名却少有人提，仿佛它们因羞耻而躲藏了起来。

思乡与憎恨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在沉默中转化着。在说过一切、做过一切之后，压迫者们并没能歼灭我们，反倒是他们输掉了战争。在当时，似乎只有这一点是重要的。新纪元已经有了其新的传教士。谁能相信呢，他们之中就有我们温柔的玛丽亚的新婚丈夫。“一个共产党员”，人们交头接耳地说。这对夫妇住在苏恰瓦，但对我们而言，谁都不曾提到要重返甚至是探访我们的老住处，虽说它仅在一个小时的路程之外。重回我们遭驱逐之地似乎是个禁忌。我父母不曾谈论未来，至于他们的后代，当前的生活不啻如天堂，既无过去，也无未来。我们是在4月18日被遣返的，那天，我们在雅西警察机关登了记，决定前往法尔提西尼。起先，我们住在我父亲的哥哥阿伦伯父家中，后来又住在雷米尔家。接下来的两年，我们住在拉道提（Rǎdǎuti），它是布克维纳的一个迷人小镇，离苏联边境不远。

苏恰瓦的名字直到1947年才重新出现在我们谈话的地图之上，那一年，圆圈闭合，我们重新回到了开始的地方。

[1]摩尔达维亚（Moldavia），14至19世纪期间的摩尔多瓦公国所在地，位于今罗马尼亚东北部。

[2]斯特凡大公（stefan the Great），摩尔多瓦王储（1457—1504），因长期抵抗奥斯曼帝国而闻名欧洲。

[3]德语，黄油面包和牛奶咖啡。

[4]哈西德派（Hasidism），犹太教一宗派，18世纪兴起于波兰。

[5]加利西亚（Galicia），欧洲中部一地区，包括波兰东南部和乌克兰西北部的部分地区。

[6]安东内斯库（Ion Antonescu，1882—1946），罗马尼亚军事法西斯独裁者，首相（1940—1944）。

[7]Kosher，按照犹太饮食教规对食品、辅料和添加剂进行的“洁食认证”。

[8]住棚节（Sukkot），犹太教的收割节，在每年9至10月间举行，时间为7至9天。

[9]冥河（Styx），希腊神话中环绕冥土四周的河流。

切尔诺贝利，1986年

1945年4月，卡车停在两条街道的交汇处。卡车尾部的木头挡板被挪开，以便让乘客们出来。又是片刻的等待，一个没有尽头的混乱时刻。等它过去之后，一切都重新快速运转起来。死寂的街道上突然间冒出一群陌生人，从而变得活跃起来，那是些跑向卡车的男男女女。不到几秒钟，他们就来到这些已经从卡车上下来，站在人行道上——进入现实世界——的孤魂野鬼身边。接下来的是拥抱，悲叹，眼泪。

突然间，一个新世界诞生了。小男孩盯着他的父母，那迷惘的眼神与他凝视那些陌生人时一模一样。又过了一两秒，轮到他来接受拥抱和亲吻，抱他的人长着陌生的、有雀斑的脸，有大而粗的手，还有喉咙咕咕作响的声音——伯父伯母，表兄表妹。团聚的兴奋喜悦！团聚？他甚至不记得曾见过这些人。然而，世界刚刚被重新带回到生活中，这些人便身居其中。

这是真正的回归，从于1945年4月将我们带回的卡车上下来，从雅西带回到法尔提西尼，一个摩尔达维亚小镇，这里到处都是鲜花和明信片中的风景，我父亲的哥哥便居住在此。阿伦伯父矮矮胖胖，双颊红润，目光热切，快言快语，是那种哭起来和笑起来都会浑身颤动的人。他用强壮有力的胳膊一个劲儿地紧紧拥抱我们，一个接着一个，热情似火。由于他们居住在摩尔达维亚的法尔提西尼，而不是住在布克维纳的苏恰瓦，所以家族中的这一支未被放逐。法尔提西尼与苏恰瓦间的距离仅为25公里，可此类琐事正是历史闹剧所搬演的东西。

我们被驱赶至蛮荒之地几达四年之久，不到一个月前，战争正式结束，噩梦的幕布即将合拢。在那个早春的午后，未来重新显现，它是个五颜六色的肥皂泡，为了吹起它，我使出浑身力气，充满了眼泪、口水和呻吟，就这样将自己从往日的钳制中拯救出来。这个小演员就此登场，他对赞誉如饥似渴，对新的体验充满渴望。他活着，他幸存了下来，周围的一切都存在着——真是不可思议！有树，有天空，有话语，有各种各样的食物，而最重要的，是有了充满快乐的天地。

1945年4月，我是个9岁的老男人。40年后，在1986年春天，我发现自己身在布加勒斯特的联合广场市场（Piata Unirii Market）。我注视着一辆停在一座官邸似的白色建筑前的卡车，那里是曼努克酒吧，车上拉的是苹果。卡车的后挡板已被打开，两个黑黝黝的年轻人正在把小山似的苹果推倒在人行道上。1986年的那个春季，布加勒斯特几乎样样短缺，却有大量的苹果，它们漂亮极了。

几个月后，我将年满50岁的幼龄。多年来，我已获得了足够的理由去怀疑周年纪念和巧合事件。可在那个春天的早晨，在市场上，在40年后，我突然间在那辆似乎是陡然出现的装苹果的卡车前呆住了。我视若无睹地凝望着卡车及其装载的金灿灿的苹果。我住在附近，离此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就在几天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刚刚发生。我很少外出，避免去公园、露天大型运动场和广场。我公寓的窗户已经连续关了好几天了。

然而，吸引了屋内三个人注意的并不是切尔诺贝利，这三个人是坐在沙发上的我母亲，我本人，以及刚刚从以色列来的堂妹露蒂，我俩都坐在镶边的扶手椅中。

“马尔库在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孤儿。”坐在沙发中的瞎眼女人正在说话。“他父亲死于1945年，你说得对。他有九个孩子。我的祖父，你们的曾外祖父，有10个孩子。那时候，人们会生很多孩子。”

“我们父亲的父亲，我们的祖父，是个农民，”我向露蒂解释说。尽管这个故事她已经听了许多遍了，但也许在10年后，由于她定居在远方的圣地，她已将所有这些东欧故事忘得一干二净。“他是个乡村面包师。他有栋农舍，家里养着牛、羊、马。当我们的父亲还是孩子时，我们的祖母去世了。他留下了三个孤儿：阿伦，马尔库，也就是我父亲，还有努卡，他是最小的孩子，也就是你的父亲。祖父续了弦，又生了六个孩子。我在1945年见过他，当时我们刚从流放地回来。”

瞎眼女人耐心地等待着，等着轮到她继续讲故事——一个苍老、疲倦的声音，慢慢渗入倾听者的记忆中。

“年仅18岁时，我的祖父，你们的曾外祖父，已经是个鳏夫了。他又结了婚，娶的是祖母的妹妹，当时她14岁。15岁时，她生下了自己的头生女，阿德拉，也就是埃丝特的母亲。你们可能听说过埃丝特，她有个儿子，是个独生子，死于“六日战争”[1]。在阿德拉之后出生的是我父亲——亚伯拉罕，阿夫拉姆——然后是两儿一女，女孩是芬妮，阿里尔的母亲。你在巴黎见过阿里尔。”她转向我说，“然后出生的是挪亚，你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接下来又生了一个，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他老早之前就夭折了。接下来是利厄姑妈，利厄·雷米尔，我们回来后在她家住过。还有一个儿子，他去了美国，死在了那儿，是因为癌症，当时19岁。当然，还有他第一任妻子的孩子。所以，他们总共有10个，我祖父的孩子，10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他们非常穷，穷极了，可每周五晚的餐桌上，都会有个叫花子或乞丐与他们一起吃饭，没有一个星期不是如此。”

“吃什么？”

“啊，有什么吃什么，没东西，没什么可吃的。”

“那么你的祖父呢？你了解他吗？我们的曾外祖父。”

“不，他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马瑙留，那个兽医，还有杜米特雷斯库，那个公证人，过去常对我说：希埃娜——他们是这么叫我的——真可惜你没见过你爷爷……他雪白的长袜，他的完美无瑕，他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情。他是个宗教人士，非常博学，非常严厉，这就是他们告诉我的全部。”

“希埃娜（Sheina），这个名字是否来自schön？在意第绪语中，shein是美丽的意思。”

“哦，他们是这么说的……”

她继续说着，可她的声音永远不再能恢复以前的活力。我提出的问题未能取得希望的效果。这不是个新鲜的故事，我们这些以前已经听过许多次的人也不再年轻。这种近乎仪式性的重述是为了来自远方的客人，以提醒她，她把什么留在了身后。

“曾外祖母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个生了那么多孩子的寡妇。她是怎么过来的？”

“社区给她提供了一小笔养老金。孩子们都工作，从小小年纪就开始，特别是男孩子。这是种家族特性。利厄姑妈常说，她的孩子们也常说：‘人必须工作，人必须努力工作，努力工作。’她的儿子从10岁时就开始干活了。他们很穷，他们没衣服穿。那些寒冷的冬天……他们给富家子弟当家庭教师，如法尔提西尼的努斯格尔腾家和霍夫曼家。下午5点，这些人会停下手中的事情，喝茶，吃蛋糕，可他们从未想过要给这些可怜的家庭教师一点儿东西。”

“这些人就是你的犹太同胞，全都是虔诚的人？发明阶级斗争的不是你的叔叔马克思……现在跟我们说说外祖父，你的父亲。”

“那时候，布杜杰尼没有报纸。你只有在几公里外的大城市苏恰瓦才能买到报纸。布杜杰尼当时真的只是个小镇子，可是它很有活力，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我们全家都来自那里，来自布杜杰尼，我祖父，我父亲，我们所有人。我父亲是布杜杰尼第一个通过邮局订阅报纸的人，《晨报》（Dimineafa）——一份，只给他。”

“可你说过，他从未上过学。”

“不，我的意思是他从未上过罗马尼亚语的学校。他在星期六会做什么呢？他自学，那就是他。一直以来，许多人都来向他咨询，就像向律师咨询一样。他是布杜杰尼第一个订阅《晨报》的人。邻居们每天都来读报纸。过了一阵，他订了五份报。他的经营活动就是这样开始的。麻烦也就是这样开始的。当韦克斯勒——这是他的名字——看到我父亲订了《晨报》，他就订了《密涅瓦报》（Minerva）。可韦克斯勒是有钱人，花五个巴尼他就给你一份《密涅瓦报》，还外加一品脱啤酒和一支香烟。这是针对你的竞争，足以毁掉我们。”

“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外祖父多大？”

“在布杜杰尼开始他的第一项报纸业务时，他约莫17岁。最后，他成了该地区第二大报纸发行人。《世界报》的主管斯特里亚·波佩斯库给他授了勋。”

“《世界报》？那不是份右翼报纸吗？”

“当然，还反犹太人。不过，他们还是给他，一个犹太人，授了勋。康斯坦丁·米尔也给了他奖励。我以前告诉过你这些。米尔是民主党派报纸《真理报》（Adevǎrul）的主管，他非常喜欢我父亲。我姐姐丽贝卡结婚时，父亲给他发了邀请信，康斯坦丁·米尔回赠了一份礼物，一条绣花的丝绒床单，还有一封精美的电报。”

“格劳尔，也就是丽贝卡的丈夫呢？他靠什么维生？”

“粮食。”

“那么，一个人做粮食生意，一个人做报纸生意，还有一个人做鸡蛋生意。国际同盟，其总部在布杜杰尼！难道挪亚，也就是外祖父的弟弟，过去不是卖鸡蛋的吗？”

“没错。挪亚——你说对了他的名字——住在博托沙尼时常卖鸡蛋。如你所知，罗马尼亚王公允许犹太人进入该国，就是为了这一点，而不是为了其他任何事——我们只被批准从事经商活动。于是挪亚将罗马尼亚鸡蛋出口到整个欧洲。他就死于那些灰尘，那些打包时的灰尘。他一生都在吸入干草里的灰尘。他得了喉癌，50岁时死去。贝拉婶婶，他的遗孀，继续经营这项生意。她能用三种语言写信，是个一流的女商人。”

“比你更优秀？”

“也许。是的，甚至更优秀。人们过去常常告诉我，我可以当个好律师。他们也是那么说父亲的。他们过去全都常常跑来向他请教。”

“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位优秀律师的，我敢肯定。也许那会让你平静下来。诉讼会让你精疲力竭，帮你放松下来。几年前你告诉我，你多么后悔不曾抽烟喝酒，没有任何也许能让你平静下来的恶习。你就是这么对我说的，记得吗？”

“我的生活不大平静，这是真的。我还是个孩子时就开始工作。父亲，上帝保佑他，因为生意的缘故常常出门。家里的杂事都留给了我。有时他走得比苏恰瓦还要远，到了相邻的国家，到了博托沙尼，多罗霍伊（Dorohoi）。他与学校做生意，出售教材有10%的佣金。作为回报，学校保证，他们的全部教材和文具都印上我们的图章。”

“Librǎria Noastrǎ，‘我们的书店’，这不是它的名字吗？一个很社会主义的名字，不是吗？那么，正是你们将社会主义引入这个国家的。反犹分子对犹太人的观点也许是对的。难道你不记得，到50年代和60年代，所有的书店都叫作Librǎria Noastrǎ？20世纪50年代，你在苏恰瓦的一家Librǎria Noastrǎ工作过；所有书店都为国家所有，都叫作Librǎria Noastrǎ。战前，你们全都被指责为吸人民鲜血的资产阶级剥削者。而当时，你们受到的是传播共产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的指控。”

她视若无睹地看着我们。这个玩笑似乎没有令她感到欢欣鼓舞，政治从来不是她的兴趣所在，她只想能够回到往日的传奇中去。

“我们努力工作，艰难度日。是的，Librǎria Noastrǎ，‘我们的书店’，就是这个名字，它是我们的，不是国家的。一个大差别。”

“哎哟，是的，一个本质的差别。”

“学校只买印有我们图章的书籍和文具，这就是协议。学校9月开学时，订单源源不断，就像面包店的订单一样。晚上，我停下工作时，总是觉得精疲力竭。我从很早就开始努力工作。我们全都工作得很辛苦，父亲，我，还有苏利姆，我的哥哥。结婚后，我还继续帮父母干活。我们被送入集中营时，我父母只带了5000列伊[2]，他们只有这么多钱，不过留在书店的股票值100万列伊。”

“你说你什么都扛。”

“当然。萨多维亚努、雷布瑞亚努[3]、埃米内斯库写的书，所有人写的，方多亚努[4]、塞巴斯蒂安写的书。还有报纸，各种各样的报纸。父亲甚至参加过出版会议。”

“他常常自己从车站把报纸扛回来。这是你告诉我们的，全都是他亲自出马，在黎明，沿着两旁长满白杨的公路。我知道这路，我最近从那条路上走过。”

我在巧妙地利用怀旧情绪，它是往昔岁月的诡计，我的老母亲现在从中检索出的只有一些奇特的口头遗存。就连这也会在不久之后消失，我知道。一切都会消失，那些老故事，还有这个故事，此刻的重述，不久都将成为过去。她正凭着她那看不见的眼睛滑下人们称作传记的雪橇的最后一个弯道。露蒂即将返回耶路撒冷，至于我，谁也不知道到了秋天我会身在何方。我们三人都在试图缓解团圆的紧张感，梳理过往的冲突。1986年是个流氓年，就像以前和此后的那些年份一样，社会主义年，变成国家社会主义年。这就是我现在对这些我通常当作耳旁风的故事倾耳聆听的原因吗？以前，我对这些眼泪汪汪的故事很不耐烦，只因为我无法忍受那恼人的重复：离开，离开，离开。是我终于了解到她是对的呢，还是我只是试图减缓我们近在咫尺的分离的打击？

母亲没有听到我才说的话。最近，她开始变得衰弱起来。

“他常常亲自从车站扛报纸。”我重复道。

“马车只要一个列伊。‘只要一个列伊，父亲，为什么你不雇辆车呢？’‘我需要锻炼。’他说。他每天要走13公里。清晨，在他出发去车站之前，他会吃烤牛排，并喝一杯酒。如果不是那次放逐，他会活到高寿。他很健康，强壮。我的早晨从7点开始，喝点不加糖的咖啡，然后直到下午五六点钟，什么东西都不吃。”

“他付你工钱吗？”

“付我工钱，他自己的女儿？我是他喜欢的女儿。我什么都不缺，他对我有求必应。当然，我工作很努力。我始终都是个快手。”

“还有那个婴儿，你的儿子？你在这件事上也很快吗？”

“你未满九个月就出生了。我生你时差点儿死掉。医生在我的床边从周三守候至周日的早晨。他不知道如何帮我，他认为我要死了。至于婴儿……毫无希望。婴儿会是个死产儿，人们都这么说。所以，当你出生后，没人相信你会活下来。你是那么小，低于正常体重。他们把你放进早产儿保育箱中。只有我父亲保持乐观。他问你有没有指甲：如果他有指甲，他就会活下来。就是这么说的。”

“我在后来的生活中差点儿失去了指甲。他是对的，它们不会在任何年龄都唾手可得，一种生命的标志。”

我们三人都笑了，母亲的笑声短促而虚弱。她几天前才刚刚出院，这也是露蒂风尘仆仆地从耶路撒冷赶来的原因。露蒂就像她的一个女儿，这位自幼就失去母亲的侄女，我父亲弟弟的女儿，是在我们家长大成人的。

我小心翼翼地给咖啡桌上的录音机倒带子。坐在沙发上的瞎眼女人看不到这机器，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录音。她完全瞎了，手术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你的丈夫呢，也就是婴儿的父亲。他是怎么赢得你的芳心的？”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一个很长的故事。我夏天常去法尔提西尼。那是在7月20日，圣埃利亚斯节。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从布杜杰尼去了那儿，都是些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在那个特殊的日子，我正等着从法尔提西尼往家开的汽车，我每年都是那么做的。突然，这个衣着漂亮的年轻人出现了，还带着只折叠凳。”

“折叠凳？”

“汽车总是很挤。他把小凳子摆放在我旁边。过了一会儿，他问，你是雷米尔太太的亲戚吗？法尔提西尼的利厄·雷米尔。雷米尔太太是我姑妈，我说。我长得非常像利厄姑妈，人们都这样说。”那张苍老、皮肤下垂的脸，因时间和疾病而饱受摧残的脸，看着比利厄·雷米尔的脸还要老。大约20年前，我最后一次见到利厄·雷米尔，当时她来——家族的外交使节——说服我中止与那位非犹太姑娘的不合教规的爱情关系，这种关系已招致了整个家族的反感。利厄·雷米尔那平静无忧、一本正经的脸上，没有我现在从面前这位瞎眼面具上读到的那种沧桑感。

“他认识雷米尔太太，还有她的丈夫基法，他是位国际象棋手，是作家米哈伊·萨多维亚努的象棋搭档。基法很难相处，利厄与他经常吵架。他很聪明，从生意方面来说是个家具商，可他总是出入于咖啡馆，将钱赌得精光。那年轻人还认识雷米尔的孩子们，那些聪明、勤奋的学生。当时，雷米尔家在家时说希伯来语，镇上只有她家如此。他问我认不认识波丽娜，那个跛脚的裁缝，她嫁给了他的一位表兄。接着，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他正在追求一个人，兰多小姐。我认识她，伯莎，那个药剂师，一个不错的姑娘。”

“那么，是一见钟情。”

“哎呀，从法尔提西尼到苏恰瓦能有多远？只有一个多小时。他在刚到伊特卡尼时下了车，他在那里的糖厂上班。我继续前往布杜杰尼。我一回家就去找阿玛丽亚，告诉她这一切。阿玛丽亚是我的邻居和朋友。我告诉她，我刚刚在汽车上遇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年轻人，伯莎的一个朋友。”

“那人50年前要比现在好，难道你不会这样说吗？”

“接下来的星期六，我接到他的一张明信片。”康复期的病人继续说，仿佛没有听见我的问题。“‘致珍尼塔·布朗斯坦小姐，尊贵的书商。’上面就写着这些。接着，有一天，我看到他骑着自行车经过布杜杰尼。他停下来，告诉我这个周六在伊特卡尼有场舞会，问我是否愿意与他一起去。那个周六的5点钟，他出现了，当时布杜杰尼的所有人都在屋外的走廊上。他穿着漆皮皮鞋和一件漂亮的夹克。一辆出租车等在那里，可我父母不让我去，他们不知道他是谁。”

“你就那么顺从？我不相信。”

“在那之后，马尔库和我参加了所有的舞会。他总是骑自行车在周六、周日下午来，还有周三晚上。伊特卡尼总有舞会，慈善舞会，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募捐，一所学校，一座溜冰场，猎人俱乐部。我每次都会穿着不同的衣服参加舞会。那套紫色的礼服引起了轰动：紫色的绸缎，加上与之相配的鞋子和帽子。”

“他能够负担得起所有那些舞会吗，靠一位会计师的工资？”

她用手指指了指她干燥的嘴唇，她渴了。我倒了杯水递给她，可她没看见。我把她的手放在玻璃杯上。那手在握杯子时颤抖着。她啜饮了两口，示意我将杯子拿开。我把杯子放在她前面的桌子上。她没有看到它。

“当然，靠他的工资，他在那家工厂收入不菲。他会给我送花，紫丁香和玫瑰，还有信。我们都很年轻，那是不同的时代。”

“给你做衣服的人是谁？”

“沃斯洛威茨太太。”

“那位波兰女士。与我10年前、20年前认识的那个沃斯洛威茨太太同名同姓？她现在一定有200岁了。”

“每套衣服她要300列伊。她现在90岁了，可我听说，礼拜日她还去教堂，每个礼拜日，无论春夏秋冬，风雨无阻。”

“那么，她在国王统治时期、在绿衣军团统治时期，以及在红色斯大林主义者统治时期都为你做衣服？还有现在，在我们热爱的红绿相间的领袖的统治下。你在1941年消失时，她说了些什么？她一定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还有，等你们回来时，她说了些什么？”

“我们被带走时，市长甚至不允许我把拖鞋放进背包中。我把它们留在了走廊上。玛丽亚在车站抓着我们不放，她想跟我们一起上车，不想离开我们。在边境，德涅斯特河附近，在阿塔基，他们让我们下了火车。那是列运送牲口的货运列车，我们一个摞一个，像沙丁鱼。在阿塔基，抢劫开始了，尖叫，殴打，枪击。等我们缓过神来，我们已经到了桥的另一侧。我父母留在了后面。我看到一位士兵，他可能是用枪将我们推出火车的人中的一个。我现在老了，贫穷而可怜的我，可那时……那时我很勇敢。我走向那个士兵，告诉他：先生，我父母留在了后面的阿塔基，他们老了。我给你1000列伊，请把他们带到这儿来。”

特兰尼斯特里亚在我们家里的谈话中一直不怎么被提起。大屠杀还没有变为后来那些年中的流行话题，痛苦也还没有因公开的认罪而痊愈。通常，犹太人区的这些伤心悲叹会令我义愤填膺。但我们现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心平气和了吗？那痛苦的、棘手的矛盾冲突能够变成笑谈吗？

“我们走吧。”她会在1945年和1955年以及接下来的所有年份里不断这样说。“天要黑了……我要走了。”正如诗人所预言的那样。她在布杜杰尼的“我们的书店”中读到过方多亚努-冯达所写的这句诗吗？这位罗马尼亚诗人从巴黎去了奥斯维辛，而不是耶路撒冷。我已最终接受了这行诗句的负重，以及我那现在双目失明、哪儿也去不了的母亲的强迫性预见吗？当听到“异教徒”、“非犹太人姑娘”、“滚开”等词汇时，我不再跳脚大怒，我现在可以容忍所有那些我以前竭力逃避的犹太人区的习性。她又一次示意她的嘴干了，要喝水。她喝了一小口，将杯子递回给我，然后准备重返舞台中央。

“‘我给你1000列伊。’我对他说。他本可以开枪打我，或是搜我的身，把钱全抢走。‘好吧，’他说，‘我会去把你的人带回来，为了1000列伊，可我还想要一罐尼维雅奶油。’”

“尼维雅？他要尼维雅干什么？你怎么会带着尼维雅奶油？”

“我带了，这是上帝的一个小玩笑。我往背包里塞了两罐尼维雅。”

“那么，没带拖鞋，可你带了尼维雅。”

“我把尼维雅给了他，他把我父母带了回来。我们一路都带着他们，直到他们死去，他们一直同我们在一起。当我父亲临死时，弗洛·多克托尔·黑尔曼告诉我，她有一小瓶药，德加冷滴剂，也许会对心脏有所帮助。她问我要1000列伊。”

“在集中营里与死亡做交易？”

“是的，人人都在那么做。我给了她1000列伊。多罗霍伊的韦斯曼恩医生说那毫无用处，已经太迟了。‘你最好用那钱给孩子们买衣服或食物。’他说。可我非得试试，不管什么方法。我父亲那时连药滴也咽不下去了。”

“你是个与痛苦斗争到底的斗士。”

“那又怎样！马尔库从一开始，从他们把我们推上火车起，就变得垂头丧气，到他们把我们扔下火车时也不见起色。我们半夜被辱骂声惊醒，刺刀就在胸前。当他看到自己的衬衫爬满了虱子时，他叫道：‘这不是生活。’他丧失了希望。他一直是个干干净净的人，那么优雅和挑剔，同一件衬衫不会穿两次，连短袜也要熨烫，想想那情景。‘这不是人该过的日子。’他不断地重复说。在特兰尼斯特里亚度过起初的几天后，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着这句话。‘再也不值得活下去了，不值得。’‘值得的。’我总是对他说。‘活着是值得的，就是值得！如果我们挺得住，如果我们活下来，你就会重新穿上干净的衬衫。让我们为了这一点坚持下去。’我们做到了。谁知道我们是否还能回来？”

她突然把身子转向门——有人进来了。

“塞尔路塔？是你吗，塞尔路塔？”

茄拉已平静而快乐地出现在舞台的入口处。

“有许多次，塞尔路塔，我比他还要绝望。”她对自己的儿媳妇说。

茄拉站在门口，看着沙发上的我们三个。我母亲正在对她说话，就好像她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都在场似的。

“有多少次……我得紧紧抓住什么，抓住德国军官的外套不放，求他把我们从想杀掉我们的乌克兰人手中解救出来，那些为德国人服务的乌克兰帮派。我抓着我为其工作的农民的胳膊不放，大冬天里，我得穿着麻袋布做的衣服走上八公里。我工作整整一周，只能换来几个土豆、一条面包和一些豆子。1944年，当苏联人解放我们时，我紧紧抓着约赛尔，我们的拉比，求他上演奇迹，救救马尔库。他们的第一个行动是把犹太男人送到前线去与德国人作战。他们比骷髅好不到哪儿去……”

“可拉比能做什么呢？他认识你吗？”

“约赛尔，苏恰瓦的拉比？他和我们同时遭到了驱逐。他当然认识我。他还认识我父母，在伊特卡尼，在战前。我们过去常定期地给他送钱、油和糖。我去找他，开始哭泣：瞧啊，拉比，瞧我们变成什么样子。我住在没有窗玻璃的破屋子里。孩子们在挨饿，我丈夫正要被苏联人送走。我又孤独又绝望。我瘦得不成样子，体重只有44公斤。”

“他帮你了吗？”

“他帮了，他帮了。他坐在那里，手托着下巴看着我。然后他说：‘回家去。回家去，明天早上，真的会出现奇迹。’每个听过这个故事的人都这样说：上帝的奇迹。‘回家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明天早上，你就会好起来的。’他告诉我。”

“你好起来了吗？”

“马尔库已经逃离了红军。一个奇迹，不是吗？他跑过森林，跑了几天几夜，然后他设法在那里找到了我们，在比萨拉比亚中部，又一个奇迹。”

“瞧啊，逃兵来了。优雅，挑剔，正像你说的那样，穿着白衬衫，像平常一样完美无瑕。”我宣布道，把磁带翻了个面。

“马尔库，马尔库回来了吗？”她焦急地问道。

我父亲刚刚走进来，戴着漂亮的帽子，穿着灰色的夏季西装，白衬衣，蓝领带。只是那只三条腿的折叠凳似乎不见了。像往常一样，还是那个逍遥自在的自我，平静，踱着方步。

“马尔库，你去市场了吗？你买什么东西了吗？”

“他还能到哪儿去？”我插嘴道，“你还以为他会像过去一样，给你带来紫丁香和玫瑰花吗？”

“我买了份报纸，”父亲干巴巴地宣布说，“还有苹果。他们正在卸几辆装着苹果的卡车。”

他把报纸交给我，《罗马尼亚自由报》（România liberǎ）。头条新闻是：“党和国家委员会关于控制和监控环境的公告。5月6日，据记录，受影响最大的地区，包括布加勒斯特自治市在内，核辐射的程度都有所降低。”

“听听，听听，污染减少了，”我说，“自打露蒂从圣地来了以后，新闻公告就变得较为乐观起来。”

报告继续说：“在某些地区，核辐射程度有轻微增加，但它们对人不构成危险。”不构成危险，不过还是建议我们在饮水、吃蔬菜和水果时要更加小心。儿童和孕妇被告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空旷处。空旷处，确实如此！我们应当只消费在官方商业网点出售的牛奶和乳制品——木头语言，比核辐射还要死气沉沉。那么，既然危险已经减少，谨慎务必增强。你真的相信他们吗？控制与监控，那是唯一可以相信的消息，控制与监控。

我们等着吃午餐，等着午后的小睡，那些孤独的时刻。我们全都挤在这间小公寓里，一如我们最近40年来一直挤在思想狭隘的社会主义的狭小限制之内。

“听听这个，几天前……”我从堆在桌上的报纸堆中又抽出一张，开始读起来。“几天前，负责控制与监控的同志告诉我们：‘在5月1日和2日期间，由于风从东北方向——辐射发生区域——向西南方向吹送，记录显示，辐射程度有所提高，刚好超过正常水平。’其准确含义是什么，‘超过正常水平’？灾难？”

可我无法引起任何人对此事的关注。全家人都平静地等着吃午饭。

我坚持不懈。“超过正常水平？‘正常’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还能不能理解‘正常’的概念？再看看这……”我从报纸堆中又抽出一份报纸，可能引起我的听众的反应的机会微乎其微。

“第二天，它说：‘记录显示辐射性相对减弱，但它仍然维持在一个高水平。’相对减弱……但仍然处于一个高水平。苏联人宣称，核污染只会影响苏联境内，而自由欧洲电台——对非自由欧洲的广播——昨天宣称，美国驻布加勒斯特大使馆自己进行了测量，如果他们还没有将使馆人员送回加利福尼亚，也许就意味着事情最终真的没关系。谁知道？无论如何，让我们回到勇气妈妈[5]和她疲惫的心脏。”

“我的心脏不太好。可真正的问题是，妈妈看不见。”那老妇人耳语道。“只要我能看见一点儿东西，那做手术的痛苦也就值了。今天早晨在医院里检查时，我同医生一起待了一个小时。他告诉我，我将来能够看见。啊，谁知道……”

“你能说出光的方向吗？你能看到光吗？”

“是的，我能。”

“还能看到其他什么吗？你能看见谁在房间里吗？或者某人何时在走动？”

“只有些影子。如果有人走近，我可以看见一条影子。现在，当你对我说话时，我只可以辨别出你的影子。我想看看露蒂，那就是我强迫她来的原因。我想再看看她，但至少我可以感觉到她的存在。”

“你是否记得，姑妈……？”

轮到那位以色列客人登台亮相了。

“你是否记得，当我们回到罗马尼亚时，他们是什么时候把我弄上火车的？”

“我当然记得，我怎么能忘呢？他们同意将孤儿从特兰尼斯特里亚遣返回国。你是个孤儿，你母亲在我们遭驱逐之前就去世了。这就是我们把你带进我们家的原因，这也正是你同我们其他人一起进了集中营的原因。你列在遣返的孤儿名单上。可当他们把你弄上火车时，莫伊舍·坎德尔hot arranzhirt az zein yingl zol nemen ir ort。”

最近几年，尤其从她看不见时起，母亲就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意第绪语——犹太人区的代码。我转向茄拉，翻译道：“莫伊舍·坎德尔计划让他儿子顶替她。”然后，我恢复了自己的角色，充当一个已经忘记了这个故事的天真无知的人。

“那怎么可能？你向坎德尔的肮脏行径表示感谢了吗？他可能会摆出一副敬畏上帝的样子，不是吗？”

“上帝会感谢他，不是我。他移居到了以色列，他的一个儿子死于一场车祸。”

“你又要说那些了——上帝，拉比，奇迹。当上帝把你送到特兰尼斯特里亚时，拉比能做什么？”

“送我们去的不是上帝，他把我带了回来。拉比真的在我的生活中上演了奇迹。”

“那张筛子的故事怎么样了？”

“什么筛子？”

“那张神奇的筛子。你不是给我们讲过你哥哥苏利姆的故事吗？他是如何那样安于自己的单身汉生活，直到未来的新娘使了一两个有魔法的诡计。她不是去找一个到处转那张魔法筛子的女人了吗？难道这不正是你迷住马尔库的方法吗，用一张筛子？”

她笑起来，大家都笑起来。

“马尔库不需要筛子。我也从未去找过那女人。她早就死了，在战前。”

“那你的儿子呢，我凭什么会拥有幸福的婚姻？也许那张魔法筛子也为我转动过。”

“你妻子不是我介绍的。你是自己找到她的。”

的确，是我找到的。运气按照我的喜好转动了筛子。

“是的，你没介绍，可你曾阻止我娶另一个人。”

“命运总是注定的。”

过去的冲突已经变成了少许的幽默的靶子。只有讽刺还留有某些毒素。

“千真万确，你保护了我，你让我保护了自己。”

“你，保护自己？你从未保护自己。”

“当我无法保护自己时，筛子就会保护我。你过去常去墓地，吊唁埋在那里的所有拉比。也许他们会按照你的意愿转动筛子，改变命运。”

这个玩笑没什么意思，这个时刻也是如此，我们的和解仅仅意味着我们大家都老了，在这同一个套在大笼子里的小笼子里。

“命运？什么命运？那个你想娶的基督徒女人不是命运。”

“那个基督徒女人？她没有名字吗？她也失去了名字吗？难道不是你要求所有的拉比，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让那个非犹太姑娘失去自己的名字吗？”

那是过去的痛楚在作祟，现在它已变成了好脾气的玩笑。这是顺从还是宽容？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时的宽容？是的，面对死亡。

“拉比真的帮了我，你知道，他们也帮了她，我敢肯定。如果你非得知道，我也在为她祈祷。她过得不错，在英国；她现在有两个孩子，她过得很好。”

“她也许过得很好，可她并没有意识到，你在为她祈祷。”

“她知道，她知道。即使她不知道……”

“你为她祈祷？就连上帝也不会相信这一点。”

“噢，可我确实在祈祷，我祈祷她远离伤害。我不恨她，你一定得了解这一点。”

“为什么你要祈祷呢，既然她安全地远离了此地？她把危险带走了，带到了英国。为她祈祷，这真是太过头了。”

“不，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不希望她受到任何伤害，你知道这一点。我从未说过她的坏话。她有两个孩子，我听说，沃斯洛威茨告诉我的。她总是那么优雅，沃斯洛威茨说。她总是那样，可她不漂亮。”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我从未见过她。可人们都这么说。”

“如果你仍然与沃斯洛威茨有接触，为什么你没有设法给我的前任情人送一张近照，好让她可以看到我的秃脑袋和啤酒肚，让她能够为时间对她的罗密欧的蹂躏而感到高兴？你可能不想让她看见，岁月是如何让我变丑的。那只筛子终有一刻会为我们每个人转动，不是吗？那好，由于切尔诺贝利，筛子现在将唾手可得，它也许会让我们摆脱这些麻烦。你听见报纸上说了什么吗？我们不能待在户外，我们可能遭到辐射。我们不得不保护孕妇和那些可能怀孕的人。烹煮食物，如果我们可以找到可买的食物的话。听听自由欧洲电台，从它们那里了解我们自己国家所发生的事……那只筛子可以将一切都挑选出来，只需轻轻一转。如果它能够将一次恋爱筛选出来，那么我猜，一次核事故将只是个孩子的游戏。”

她没有回答。她累了。桌边坐着我们五个人，吃午餐——茄子沙拉、烤辣椒、肉丸子、土豆、煎饼。我们没有理由抱怨，一切都会好起来，在这介于善恶之间的地方……瞧，金黄的苹果，削去了皮，小心地切成螺旋形的薄片；夺人眼目的苹果，从卡车直接卸在了人行道上，在辐射微尘达到高峰值时。

我们躺下来睡午觉，午睡证明了宁静的东方社会主义对垂垂老矣的西方的优越性。睡醒后，我们会置身于有气无力的对话，再蠢头蠢脑地看两个小时的电视，随着小丑总统结结巴巴地越扯越远——又一天结束了，一去不复返。切尔诺贝利事件将不确定性带入了人们的头脑。任何乏力迟缓的希望感注定会在不确定的时候挨上一记响亮的耳光，遭遇某种不正当的诡计的震撼。头疼，肿胀的眼睑，心悸，反胃？这是神经衰弱的常态，不是辐射。这是那几十年来已渗入我们身体和头脑的毒素。许多人早就感受到了那闪现在虚空之中的紧迫性，但冷漠的力量是无法削弱的。

[1]“六日战争”（Six-Day War），以色列为削弱阿拉伯联盟的力量，消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于1967年6月5日发动的战争，整个战争于6月10日结束，持续了六天，故被称为“六日战争”。

[2]列伊，罗马尼亚货币单位，1列伊=100巴尼。

[3]雷布瑞亚努（Liviu Rebreanu，1885—1944），罗马尼亚作家，代表作有小说《伊昂》等。

[4]方多亚努（Barbu Fundoianu，1898—1944），罗马尼亚犹太裔诗人、剧作家、文学批评家、电影导演和翻译家。

[5]勇气妈妈（Mutter Courage），德国戏剧作家贝托尔德·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执导的戏剧《勇气妈妈和她的孩子》中的主要角色。

在一片含苞欲放的花丛中

1959年夏，我回到苏恰瓦。五年前，我离开了那里，去上大学，如果不是像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1]那样赢得了全世界，那么至少也得到了可以保护我不受外在环境和自身弱点的攻击的盔甲。但我来了，回到了苏恰瓦，又成了个安分守己的人，容我这样说。我的工程师工作没有提供丝毫的保护，此外，事实还证明它完全不适合我。不过，如果你23岁，街道，房间，隐藏在片刻的神秘之后的面孔，女人，书籍，朋友——全都会强化我存在的磁场。

然而，对最终一事无成地被扔进失败的垃圾箱中的畏惧，那轮番扩张和紧缩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惧，总是纠结在我的内心，无论是在沉睡中还是在清醒时。至于我的逃避策略，我对政治事务的不信任甚至扩展到了私下里的人际关系领域。我发现，当我拥有一种“双重解决方案”，即二中择一的可能性时，我会表现得更出色，包括在恋爱方面——就我而言，B计划，也就是由我的工程师工作所构成的安全舱口，在极端或无法预测的状况下非常管用。我的年轻气盛使我蔑视该项工作的暧昧不明和我家族不高不低的社会地位，一面竭力控制着那隐藏的恐惧，像蓄势待发的蜥蜴般不为人注意。永远都那么令人惊艳的艾伯特太太再次扮演起她的家庭角色。她的女儿现在已嫁为人妇并生下一个婴儿，这时也回到了镇上，一如我们青春期恋爱时的情景。我们身边的家人没有改变，他们的后代离开家去上学，等待移民的机会。我身旁的制图板后坐着一位苗条的金发碧眼的苏联女郎，她总是会让我知道——用她那无与伦比的语法错误和不可抵御的口音——她的丈夫将在何时离家。有大量的机会谈情说爱，消遣解闷，而我的职业责任并非能够压倒一切。

曾目睹我昙花一现的声名的高中已经变成了男女合校，我应邀参加的毕业庆典还包括一场舞会。1959届的学生似乎非常放松。在同以前的老师和刚毕业的学生一起度过两小时后，我带着那晚的约会对象离开了，去参加一个为工程师及他们的妻子和女友举行的晚会。那位毕业生只有18岁，可浑身上下毫无幼稚和小家子气的地方。她优雅大方，无拘无束，颇具幽默感。她穿一袭蓝纱礼服，肩上别着一束小花。黎明时分，因饮酒过度和夏日夜晚而变得昏昏沉沉的我们爬上了她家附近的小山，那是古老的扎姆卡（Zamca）要塞的所在地。她似乎既天真无邪又风骚迷人。她身上有种气质，是地中海人、斯拉夫人和安达卢西亚人的混合。她扑闪扑闪的眼睛充满媚惑，但又笃定可靠。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进行了稳定的对话，其标志是一种不曾缩减的惊奇感。手和唇变得越来越不安分，在身体上漫游的手指变得越来越大胆。

我们决定在附近的山中共度周末。然而，在我能那么做之前，我得先杀死昔日的邪魔。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亚美尼亚街，站在一所房屋前，从街道上可以看到它高高的阳台。像以前那些日子一样，我爬上木制楼梯，小心翼翼地叩响门扉。屋内被一片黑暗所笼罩，屋外，按照电影剧本的要求，一轮血红的月亮熠熠生辉。那个夏夜星光闪烁，形单影只的街灯投下昏黄的光影。我到了那儿，从容不迫地让自己挤过那扇昔日的门扉。像过去一样，我刚敲了第一下门，门就打开了。在那个7月的夜晚，命运将这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艾伯特先生和太太去度假了，他们的女婿在外面忙生意。他们的女儿，我以前的甜心，像电影剧本所描述的那样欢迎我。我可以听到她在我发烧的耳根低声说着接下来的舞台对话的台词：“慢点，慢点，朝左，慢点，我们别把他吵醒了。”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不知道会在何处。美丽的艾伯特太太的美丽女儿最终没有嫁给她想嫁的人，而是按照她生长于斯的社会所要求的规则，嫁给了她现在所拥有的人。这对现在已育有一子的年轻夫妇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所以与她的父母住在一起。

我们将会在这所房子里做下不法行径，而就在不久前，我在这里尚被视为这个女儿的丈夫的不二人选。我没有成为惹人注目的艾伯特太太的女婿，她曾有一次突降凡尘，走进我们那狭小而世俗的厨房，带来她非凡的宣言：“我想见见这男孩儿的父母。”男孩没有将期望化为现实，但这个不太可能的夜晚既为最终的结局提供了机会，也为复仇提供了机会。她忙碌的手巧妙而耐心地引导着我，穿过时光的隧道，走向左边的那扇门，它通往昔日的起居室，我对那里了如指掌，因为几年前，我曾在许多个快乐的周六夜晚光临其间。在那里，在那个家庭会客厅中，即将上演悖天逆理之举。

我关上门，将黑暗留在身后。诸神已经点起了罪人之灯，一根小蜡烛在房间的一角摇曳闪烁。客厅中曾安放着一条华贵的沙发的地方现在立着一张双人床，那是为这对年轻夫妇安置在那儿的。一张婴儿床紧靠在双人床边——紧靠在罪恶之床旁边的天真无邪的婴儿床。空气中弥漫着撩人的含蓄，可我们已迫不及待。我冲向那通往过去的灼热的隧道，立即因她身体的每一阵痉挛颤动而旗鼓重振。排射紧接着排射，呻吟紧接着呻吟——精疲力竭，汗湿全身，夜晚的主人们看到了各自所追求的复仇与偿赎。

在旁边的婴儿床中，婴儿浑然不觉地沉睡着。我以前的情人还是同一个人，却也发生了改变。她学会了取悦人的新方法，她老练而充满激情地使用它们。她修长光滑的双腿抬向空中，我们的血液在急剧地泵动，不可阻挡的青春赢得了胜利。

黎明时分，我头昏眼花地将自己扯离那位不贞的妻子的睡床。婴儿一直在安详地熟睡，对婴儿床边淫逸放荡的通奸行径一无所知。

夏日清晨的万应灵药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所感受到的不是爱情，而是饱受蹂躏的迷恋的残渣余孽。事事都进行得完美顺畅——思想，感觉，身体，片时的盲目，随后的分离，发狂似的同步。那是种孩子气的满足感，正是我所需要的，是我所接收到的，是我所带走的。我精疲力竭地爬向亚美尼亚街头，晨风习习的街道上空无一人。我慢慢前行，经过老教堂，左转弯，拐向一片新的公寓街区，直走一段后再次左转，沿着瓦塞勒·伯姆巴克街向前。在街角，在第18号，狭窄的人行道将我带向一扇门，像往常一样，又有一位侍女正睡在那扇门后。

那晚所发生的一切不同于10年前那个少年笨拙的暗中摸索，不同于5年前在弗鲁莫赛街的妓院中的失败努力，不同于2年前与妓女莱切尔·杜·加德相处的夜晚，也不同于仅仅一个月前同那位苏联女郎的调情取乐。终于，所有那些纠结不清的东西达于沸点，轰然爆发。所有那些在jeunes filles en fleur（含苞欲放的处女）的示意下度过的狂热骚动的时光，我用自己那色情过头的笨拙摸索去征服她的所有那些年，那些月，那些天，终于复仇心切地带来了一个愉情悦性的夜晚。

那少女已经牺牲了她的处子之身，不是在爱的祭坛上，而是在婚姻的祭坛上，这婚姻给了她一个儿子。可是，她的美丽没有丝毫的削减。相反，她眼中的蓝色加深了，她金色的头发更加夺目，她的胸脯更加丰满，她的腰身曼妙无比，她的皮肤光滑，闪着古铜色的光芒。她比任何时候都要美丽。她的纵欲不曾失去其分毫妙不可言的激情，反而因她现在经过教育的感官的才能而有所丰富。她似乎命中注定不是为一位丈夫或一个情人而生。可这种怀疑并没有困扰我，反而刺激了我的兴奋感。在那个心醉神迷的夜晚之后，按说我应当通晓事理地给她打电话——那是常规——可让我着迷的不是那个快乐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保持了沉默。虽然我们那晚激情澎湃，我还是没有受到将来相遇的可能性的诱惑，我担心，那会变得普普通通和平铺直叙。

在我同我的新女友，也就是那位高中毕业生前往山中之前，我还有两天的时间。那段时间就像童话故事中所说的那样被拉长了。在魔梳扔下的地方，山脉开始耸现。重新拾回的时光，以及那个帮助我重新拾回它的夜晚，现在已经远去，远在那山脉之后。它们已经属于过去。

现在，在开往摩尔多瓦地区肯普隆格（Cîmpulung Moldovenesc）的火车上，那个姑娘兴高采烈地坐在我身边，一会儿把腿交叉起来，一会儿又放开。她正是我与过去迅速了断的原因。我们发现了出人意料的惊喜——庄严肃穆地俯瞰着小镇的山顶小木屋，朴素无华的木头房间，星光灿烂的不眠之夜，照射在染有鲜红的处女之血的床单上的晨光。这没有丝毫的拙劣模仿。它是真实的，自然的，没有假装或回忆，没有斥责或对未来的计划。它是简单的，完整的，就如我们周围的森林。在新的一夜那轻松自如的做爱后，我变得焕然一新。

然而，不久，积淀的传统风俗宣布了它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触即溃的沉默似乎降临在互不了解的蒙太古家族与凯普莱特家族[2]居住过的小房间中。这两个来自社会主义省份的中低阶层的家庭有无可能发现，它们陷入了一场更适合于贵族气的维罗纳[3]的极富戏剧性的冲突之中？流言蜚语的佞臣已经将阴谋付诸实施。小房间被扩大，以适应大戏剧的有毒呼吸。空气中弥漫着即将到来的暴风雨的征兆，历史像出闹剧似的反复上演。小心包裹起来的定时炸弹复苏了犹太人区那永无休止的恐惧——非犹太姑娘，信仰基督教的妖妇，污言秽行的甜蜜陷阱，禁止接近的尤物。

在心甘情愿地献出处女之身之后的几周时间里，那位布克维纳的朱丽叶与父母和亲戚隔绝开来，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为考大学而用功学习。她的情人在海边，沿着海滩独自漫步，在餐馆进进出出。与此同时，他的家人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声称曾看到那对快乐的人儿一起出现在黑海海岸。这可能是亚美尼亚街的那个犯有通奸罪的妻子的杰作吗？千年的焦虑已让犹太人区的许多触须行动起来，它们现在正伸向各处，搜寻可疑的迹象。

“雷米尔妹夫说，他当教师这么多年，还从未见到过一个比她更聪明的女孩。”那个犹太人的母亲一再地说道。可她将赞美变成了讥讽，不认为这是那个学生兼敌人的学识渊博的优秀标志，而是她诡计多端的暗示。场景喜剧变成了受焦虑折磨的情节剧。似乎受害者的长达数世纪之久的精神错乱，他们的恐惧，他们发狂的记忆，在最近恢复了活动。你根本无法招架，也不可能忽视那些长篇大论的演说、心脏病发作的宣告，以及自杀的威胁。悲悼圣母（Mater Dolorosa）在这类事情方面可不是新手，她将自己既定的角色表演得淋漓尽致。这一次，没有争吵，没有也许可以令人解脱的药剂。她的逻辑是不可预期的，她的表演也是如此。这是多年集中营生活所造成的伤害的结果，还是它们被更早的恐惧所唤醒？不论有无理由，危机逐步增强。最初，我能感觉到的只有对这出由失望构成的戏剧的同情，但光是同情无法阻止在这位受虐的儿子心中积聚起来的愤怒。正如维罗纳的小说主角已经告诉我们的，灾难远不能摧毁激情，只能火上烧油。所以爱情故事还在继续，在田园诗般的小树林中，在借来的房间里。

初秋，朱丽叶离开了闺房，去布加勒斯特上大学。10月，年轻的工程师本人从苏恰瓦前往布加勒斯特。回来后，罗密欧搬进了自己位于市中心的一家旅馆的单身汉房间。首都与地方省份间的联系始终很紧密，危机似乎已经减弱。然而，这出戏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导致了更多的惊奇。一个冬夜，两个脸部隐藏在围巾后的年轻男子出现在伊特卡尼—苏恰瓦火车站的站台上。时间已过午夜。外面，一辆汽车等在那里。司机，也就是站台上的那两个人中的一个，已经简明扼要地获知了自己的使命：将那对情侣带到罗密欧的旅馆二楼的金笼子里。天上飘着雪，寒风凛冽，站台上空无一人。按照计划，在凌晨1点20分，布加勒斯特至苏恰瓦北站的特快列车会驶入车站。哆哆嗦嗦的乘客们一个接一个地下了车，然后消失在北站的暗夜之中。最后一名乘客离开站台几分钟后，那位扮演朱丽叶的神秘女子登场亮相了。她裹着一件暖和的白色大衣，提着一只黑色的小行李箱。她没有左顾右盼，急匆匆地径直朝停在站台后靠近布告板的破旧汽车走去。车门突然打开，司机迅雷不及掩耳地帮她上了车。凯普莱特小姐在那个快乐的囚牢里待了一个星期，严格遵守该阴谋的全部条例。她没有走出过房间，没有接过电话，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年轻工程师在布加勒斯特找一份安稳工作的努力总是功亏一篑。他档案中那些暧昧不明的细节每次都会横插一杠。1961年春，在他前往布加勒斯特的一次旅行中，他在距布加勒斯特50分钟路程的小城普罗耶什蒂（Ploiesti）稍作停留，接受当地建筑信托机构经理的面试。这里的市中心当时正在建设中，建筑工地亟需工程师。申请人在当时当地就收到了一份信函，批准他从苏恰瓦的工程项目研究所调往普罗耶什蒂的建筑信托机构。但是，依照法律，刚毕业的大学生必须在由政府委员会分配的工作岗位干满头三年。在递交了辞职信后，苏恰瓦的党政领导人警告他说，他会被“戴着锁链”带回。我的家族的葬礼般的沉默也令人联想到锁链。可将那个叛逆的儿子与家人的温暖怀抱维系在一起的真正锁链，当然是爱的锁链——一个亲情的囚徒，一只戴着天鹅绒手套的占有的利爪。

一个周一的早晨，仍然提着两只行李箱的工程师抵达了普罗耶什蒂的经理的办公室。科泰伊同志的两条腿如同蜘蛛腿般纤细虚弱，那是小儿麻痹症带来的后果，所以他不得不撑着双拐，否则，他就是个英俊睿智的人，以前是工艺学校的高才生。他既和蔼可亲，又沉稳严厉，你很难不被他的直率所征服。新来的人将于第二天早晨到位于市中心的建筑工地报到。

事实上，普罗耶什蒂是布加勒斯特的外延部分，两者之间的距离很短，坐火车只需要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事实证明，朱丽叶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时，是个聪明伶俐的倾听者，而且擅长冒险。她狂放不羁，富于冒险精神，无拘无束，拥有一副敏锐而具有高度直觉的头脑，就如她的老师雷米尔已经注意到的那样，这位表亲总是像劳伦斯神甫[4]那样在家族传奇中忽进忽出。

这是个残酷的4月，这对新人生活中的第一个春天。在那个社会主义的罗马尼亚时代，堕胎仍然容易且合法。候诊室总是拥挤不堪，病人来来往往，如同一出悲伤的肥皂剧中的人物。那位犹太人区的母亲如果知道在那些白色门扉后所发生的事——懊悔、内疚、同情，一定会深感震惊。那位敬畏上帝的老妇人会只关心她自我专注的迷睡吗？心怀内疚的情人坐在医院花园的长凳上等候自己受伤的朱丽叶时，不断地这样问自己。那是一次病态的等待，因害怕和内疚而备受折磨。难道那个被爱者成了对她爱人的局限性和两面性的测试场？这种私通的确是家庭的不幸，还是他自己模糊不明的希望？它是未知事物的诱惑，还是禁果所带来的喜悦？

“我的快乐婚姻要感谢谁？也许那魔法筛子也在为我而转动？”以前的罗密欧如今已有很长的婚史，20年后，他会这样问自己的母亲。“你妻子不是我介绍的。你是自己找到她的。”1986年，蒙太古家的老妇人这样回答，那时她已几乎失明，但仍能捕捉到暗影。

“是的，你没有介绍她，我想娶另一个人的时候，因为不合你的心意，你却阻止了。”她的儿子坚持道。

“命运总是注定的。”回答紧随而至。

“确实如此，你保护我，你让我保护自己，不受既定命运的影响。”过去的伤口所留下的只有讥讽与挑衅。“你，保护自己？你从未受到保护。”苍老的声音立即回击道，仍然与古老的神经症保持一致。“那个基督徒女人不是你的命运。”她加了一句。“基督徒女人？她没有名字吗？难道不是你要求所有的拉比，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让她失去自己的名字吗？”这就是他在1961年、1962年和1963年，而不仅仅是在1986年夏天，所能做出的反驳，1986年，那位逝者已经老去，疾病缠身，遭到忽略。

当然，她有名字——朱丽叶，爱情的通称。这就是昔日那位疲倦的罗密欧耀武扬威地呼喊的名字，在1986年的那个夏天，在谢幕之前，在最终的放逐之前。时光流逝，神秘感不再令人安慰，可陈腐的自我辩白仍在继续。“我不希望她受到任何伤害。”老妇人继续说。“她现在生了孩子，她过得很好。在英国的某个地方。”她当然在英国，她还能在其他什么地方？肯定不会在维罗纳或普罗耶什蒂。她当然与游吟诗人比尔在一起。

爱情开始时是场革命，继之而来的是锁链和暧昧不明，唤起了他们逃避的欲望——逃避爱情，逃避家庭，逃避锁链。我们祈祷，让我们允许生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完成其腐蚀希望和耻辱的工作。明天以及明天的明天，生活将篡夺我们对完美的幻想，侵蚀我们空虚的独一无二感。这正是明智的意愿为我们大家所提供的教训。舞会，重逢之夜，来自维罗纳的班机，然后是依次出现的结局——剧中主人公通过毒药逃避死亡，结果只会被一种药性更慢的毒药所毁灭：时光的流逝。鲜血不仅在动作经过精心设计的决斗中流淌，而且也在悲惨的堕胎门诊流淌。毒药不只是两个家族的对抗状态、他们各不相同的传统和社会阶层，而且是具有局限性和令人惊讶的扭曲的生活本身。

那位爱人在与他们关系的局限性以及不适合他的职业的局限性中苦苦挣扎。至于那位被爱者，轮到她与自己神经质的占有欲苦苦相争了。有了嫉妒感和眼泪。他们现在所感到的紧张状态不再来自于他俩所面对的敌对世界的促动，而是源于他们自身的暧昧不清，他们有了怨恨，不是对敌人，而是对被爱的人，对自身。

我们身上栖息着许多不同的自我。真正的诞生是以这些自我的出现为标志吗？说谎是我们不可避免的老师吗？它那油浸浸的分泌物消失了，我们站在此处，还是原来的那个人，没有受到伤害，仿佛一切都未发生过，直到我们滑回到替代法的悲喜剧中。那位爱人因被爱者未予通报的忽然拜访而气恼，当她像一只掠食的猛禽那样盘旋在他的上方，萦绕在他的噩梦中时，他因她占有的利爪而惊恐不安。一次，因无力掩饰或愈合其伤口而焦虑不安的被爱者在午夜过后出现在他的门口，发现他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还有一次，她截获了一份有罪的交流信件。罪恶之花正在怒放，它的闪着磷光的花瓣流出了毒液。

似乎无路可逃，但又有一个逃身之所——谎言。这块呼吸所构成的稀薄云翳时刻准备着帮你摆脱困境，方法是将现实改变为其许多的变量，一只两条舌头的怪物，它会来拯救你。维罗纳的故事会像所有悲剧的重现那样，变成一出闹剧吗？最后一场戏还在延续，分离似乎迫在眉睫，不是由于悲剧和死亡，而是由于厌倦。他希望重新回到丰富多彩而又充满期许的孤独状态。悲剧的主角，那心地单纯的爱人，已经变成了个滑稽角色：一个被自己的配偶和千篇一律的同居生活弄得恼羞成怒的男人。维罗纳的戏剧主人公们已经渐渐为兴奋、怀疑、背叛和懊悔所毁灭。屈从于自身的状态并不能重新唱响那首田园诗。他们的婚姻是在没有得到法律认可的情况下完成的，因此他们的分手也没有任何障碍。每个人在未来都会找到快乐的婚姻，一次真正的婚姻——正如街角的吉卜赛女人和苏恰瓦墓园中的拉比，以及飘过他们漫长的不眠之夜的云彩的飒飒私语曾预言的那样。

他重温了朱丽叶的形象：血迹斑斑地躺在门诊部，沿着海滩欢呼雀跃，在毕业舞会上翩翩起舞。岁月渐渐驱散了那些形象，直到只留下内疚，以及对充满暴风骤雨的爱情学徒期的感激。年轻抛弃了他，让他汲取了关于不完美的教训。

最后那条含义模糊的信息如同一次威胁：“是我，我会回来。”接下来，她的形象充斥着夜晚的屏幕。我看见一条长凳，紧挨着海滩漫步小径的石头围栏。女子身穿一袭印有深褐色东方图案的华丽晚装，脖子上围着一条丝绸围巾，穿一双褐色高跟鞋。鞋子与裙边间，可见一段布有蓝色血管的雪白的皮肤。她旁边躺着一只打开的皮包，里面装着小盒子和小包包，它的上面还有一条黄色的薄围巾。她的头发在随风飘拂，她的眼神专注，聚焦于屏幕边框外的某个看不见的东西。她的脸上带着一种温和的、难以捉摸的孤独神情，可还保持着它过去的激情。

我听到她在说：第一次危机发生在两年前。我刚刚结束一次前往西班牙的愉快旅程回来。我的一个好朋友刚刚死去。接着，我听到消息，说发生了意外事故，我最小的妹妹死于其中，她是我在罗马尼亚的家人中最招人爱的。我住进了医院，在那里待了好几个星期。我度过了一段令人绝望的复原期。我真正的救赎来自我的孩子们。我得照看他们，保护他们不受已经吞没了我的痛苦的折磨。

声音似乎来自于那个形象后面，或是来自虚空。还是那同一个熟悉的声音，同一张熟悉的面孔，同一副外表，甚至同一种自我关注的痛苦表情：我经历了一段可怕的恢复期，如同一场没有尽头的、黑沉沉的睡眠。接着，在部分康复之后，我丈夫的生意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生活，远东、非洲、拉丁美洲。他与共产主义国家做生意，你也许可以从那张他与共产党领袖在一起的快乐集体照上猜出这一点。现在我又出院了。这一次，我试着用了些传统的东方药物、茶和特殊粉末。你可能已经猜出我为什么而痛苦了。

那声音弱了下去。有一段很长的暂停。我等着有东西动起来：她的唇，她的手，她的身体，至少是海浪。我试着原谅、忘记我乞丐公主的骄傲。我祈祷我的心会好起来，我内心里的那个纵容过度的孩子会好起来。你知道，我有时是多么强烈地憎恨我们周围的那些恶意。我太冲动，太诚实，正如你知道的那样。我们奇怪的亲密关系有时仍然会伤害我。我对你来说是什么呢，纯粹是消遣取乐的对象，一种催化剂？那是我身上的化学家在说话。可我近十年从未进入过化学实验室。他们不会让一个有这种病的化学家进入实验室，对吗？我的孩子们现在已长大成人，我也是。

那个形象始终一动不动，在海边的散步小道上。在她身后，同样一动不动的，是绵延、单调而空旷的水面，以及天空那灰色的地平线。那个身影冻结了，像一张明信片。只有那声音鼓舞着那个奇特的白日梦。没错，维罗纳那日清晨的黎明……青春期的那些重大的、包容的时刻。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完成穿越那种经历的燃烧之旅，直至生命终结之时。现在，在这里，在家里，我猝然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奇怪物品——一只三十年前的旧雪茄盒，一小堆土，一根烧了一半的蜡烛。不，我不害怕，疾病保护着我，什么也伤害不了我。

她的脸变得模糊不明，支离破碎，就像她的声音。也许它们以后还会回来，可那个梦消失了，记忆不可能再将它聚拢起来。幽灵已经消失。

[1]拉斯蒂涅（Rastignac），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中的人物，在巴黎大都市的诱惑下，他从一个朴实的穷大学生一步步走向利令智昏。

[2]蒙太古家族（Montagues）与凯普莱特家族（Capulets），莎士比亚著名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两个有世仇的家族。

[3]维罗纳（Verona），意大利北部城市。

[4]劳伦斯神甫（Friar Laurence），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提供祝福和帮助的神甫。

流浪的语言

人头攒动的候诊室，过度拥挤的医院……长长的病人队列就像是支神秘的队伍，而要想看病就得有特殊的关系——某某人认识某某人，某人的妻子、姐妹或情妇的朋友。在清晨的上班高峰，找到一辆出租车，把你送到位于城市另一头的医院，同样是一种对体制的无情挑战。为了把一位病患送到门诊部，你必须得认识一位助人为乐的出租车司机，或有位有车的朋友。如果你成功了，你最终发现，自己置身于病患的接待大厅，完全拥有与所有那些拥有同等特权的人一起等待的权利，等着医生屈尊看你的那个神奇时刻。

仅仅几年前才从地方省份提拔到首都布加勒斯特的眼科医生一夜之间成了奇迹制造者：为了让他看病，你必须提前半年进行预约。对他的拜访仅仅持续了片刻。奇迹制造者开了药方，标出了手术日期。82岁高龄的病人患有心脏病、糖尿病，并且受到神经衰弱的折磨。她那不再年轻的儿子似乎没有听天由命，仍然被瞎眼女人缓慢的手势和同样缓慢的声音所烦恼。

老妇人带着相当遭人觊觎的转诊表格。医院允许病人住院，并且在手术前两天和后两天“带陪护”。她的儿媳妇将不得不请一个星期的假，以应付所有那些要求，一个星期，而不是手术前后的四天，因为她的角色还要求她设法弄到成盒的香烟、肥皂、除臭剂、指甲油和巧克力，全都要有西方国家的标签，那是通行的做法，为的是确保护士、女清洁工和职责不一的职员的亲切笑脸，这些人的帮助将是必不可少的。

手术本身的费用通常需要装有油腻腻、皱巴巴的钞票的密封信封，这是社会主义免费医疗保健下的正常交易，但这一次，问题是如何找到某种不那么寻常的东西。我亲笔签名的近作几乎无法取巧，我们必须寻找真正能够取悦那位奇迹医生的东西。一幅画？好的，我们浏览了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的艺术家的画室。我们用一个月的工资买下一幅装在镀金画框中的彩色蜡笔画，将它送到医生家中。即使做了这一切之后，令人觊觎的单人病房也还是没能变为现实：病人及其“陪护”将不得不挤在一张床上，而病房中另外还有六张病床。在老妇人手术前的两个晚上和手术后的两个晚上，她们都得睡在同一张床上。

这几夜充满了呻吟、痉挛，充满了从睡眠深处发出的冗长忏悔和夜的呓语。几乎无法保持平静与安宁，而这是维持最初的测试、精细的外科手术和逐渐康复的过程所必需的。老妇人要求关心——令人费解的恸哭，莫名其妙的要求。没有人能够听懂那怪异的语言……只有躺在她身边的儿媳妇才知道那是意第绪语，尽管她本人听不懂那些异国词汇的意思。

白天，老妇人只说罗马尼亚语，但虚幻的夜晚并没有被白昼的现实所抹杀。邻床的农妇们满腹狐疑地打量着她，却鼓不起足够的勇气向与这个老异教徒同榻而眠的年轻女人打听些什么。第二个夜晚传来同样的呓语。先是一阵咕咕哝哝，像水一样，短促的喉音信号，然后是一阵激动不安的、神秘的忏悔，一套不可思议的特殊语汇，有哀号，有责备，还有抒情的、温和的叠句，只有具备入门知识的内行人才明白个中含义。儿媳紧张地倾听着。它是痛苦的一种催眠性的释放，使用的是一种流浪语言，是放逐中的古老神谕所发出的声音，因一种要么病态而强硬、要么温和而宽容的永恒预言而饱受折磨，又因为一种奇怪的声音而得到增强，这声音源自令人费解的、属于某一宗派的语音学，它使暗夜变得激荡不安。这语言听上去像是德国或荷兰方言的混合物，因年龄和一种富有激情的传送而变得圆润动听；又像是斯拉夫语与西班牙语的变形，或是《圣经》般冠冕堂皇的言辞。就如同某种语言的淤泥正在向外渗出，里面夹杂着沿途收集来的全部的支离破碎的残片。老妇人正在讲述一个关于她的祖先和邻居的故事，讲述的对象不是任何一个特殊的人。她的喃喃自语常被你无法说清是笑声还是痛楚的不连贯的声音所打断。这是一种与流浪的尤利西斯、爱情的紧迫感、神性的呼唤、今日的恐惧有关的独白吗？打断夜晚的只有那呻吟声，它通过令人无法理解的莫名的痉挛所构成的密码咕哝着说出。

早晨，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病人恢复了日常的、普通的语言。她的儿媳妇给她擦洗，给她穿衣，给她梳头，给她喂饭，扶她上厕所，帮她把内裤褪下，帮她坐在马桶上，帮她揩净皮肤，再把她带回病房，扶她上床。“上帝会为你所做的回报你。”靠窗的床上传来缓慢、虚弱的声音。

然而，暗夜一如既往地把她送回到她的过去。当夜晚来临时，她继续着她那苍老而神秘的独白，叙述对象是一位甚至更苍老、更神秘的神明，并偶尔会被一些由不熟悉这种夜的密码的陌生人组成的听众无意间听到。她讲述的是儿子、父亲、丈夫、儿媳的故事，以及赋予了他们以面孔与特性的上帝的故事。故事说到青春时代那阳光明媚、田园牧歌般的岁月，以及昨天和明天的流氓年，吟诵它们的是两片因焦渴和疲惫而干枯的老唇。这是犹太人区的语言，有呻吟，有呢喃，有吁求，要生活，要生存。医院的那些夜晚满载着不可翻译的记忆。家庭生活的日常惯例，对眼科医师和心脏外科医师的最初拜访，都从她的脑海中消退了。她所经受的生物学上的衰竭以得到加强的强度复活了古老的创伤，为的是增加新来者的负担——一次最终的反叛，一场陡然降临的搏斗，在终点开始之前。

陌生人

记忆在悔恨中找到了焦点，那悔恨将我们与那些我们再也无法带回的东西绑在了一起。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个秋天的午后，地点在小小的布克维纳火车站。那一时刻的宁静一直萦绕在两位旅客的脑海中，即使是在他们已经登上火车后依旧如此。他们沉默地在窗边面对面的座位上坐下来。一种无法言说的忧郁淹没了他们。他们说出的最初的几个词汇，特别是他们的语调，表达了对那种安宁的接受，这安宁自那个秋日下午的午餐过后就降临在了他们身上。老妇人似乎不喜欢向她提出的问题，可她显然沉浸在那一和谐时刻所带来的喜悦中，沉浸在有机会感受旅伴带给她的亲密感和兴趣的喜悦中。

犹豫了片刻之后，她开始诉说自己的故事。她说起自己的年青时代，说起她居住的小集镇的日常生活，在这个镇子上，你通常会以为这个镇子具有那种偏远地区的停滞状态，许多事情往往未等发生，就会窒息而亡。事实恰恰相反，许多事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发生了。某人与某人私订终身，并私奔到了巴黎，使女孩子贫穷、虔诚的父母惊骇反感，更别说整个社区了。新娘被迫进入枪口的射程之中——想象一下。一个少年每周走二十多公里的距离——想象一下——来与家具商雷米尔下棋。糖果制造商内森开始了又一桩对邻居的诉讼，这是一年中的第六次——你能想象吗？——因为邻居侵占了他商店门口的人行道。他的儿子——也叫内森，也是个糖果制造商——不厌其烦地谈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往昔岁月里的一个小集镇的大戏……

书店呢，我问。邻村的农人来书店不仅是购买孩子要的教科书和学习用品，而且也谈论他们的法律困境，或弄清谁赢了选举，是自由党还是基督教农民党，因为书商阿夫拉姆无所不知。

“父亲早晨很早就起床，走着去车站，去取成捆的报纸，无论春夏秋冬还是刮风下雨都雷打不动。他常常不停地说笑话，对每个人都很好；他从未失去过信仰。可母亲是个疾病缠身的可怜虫。”

麻烦和痛苦呢？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回答。“那时你有麻烦吗？”我轻声地问，“阿里尔提到一些谣传，一些麻烦。”

“什么样的麻烦——他是什么时候告诉你的？在巴黎，1979年？”

转眼之间，我们已变成了保护者和被保护者。这个问题无意间增加了儿子的烦恼，他一直觉得母亲想要保护他。她一直在保护他，甚至使这种保护成为一种窒息。可现在，局面颠倒了过来，他在保护她。这似乎并没有搅扰她，实际上她似乎被感动了，甚至有些自得。在他的坚持中，她感到的不仅是好奇，而且还有温情，这与那个影响了他俩的宁静的午后甚为和谐。她正在被推回过去，有人正在向她提出理应远远地抛在脑后的问题，可这一次，她似乎并不介意。

“是的，当时有些有关离婚的麻烦。”

“什么离婚？谁离婚？”这是个没有说出口的问题。故事还几乎算不得开始，它需要呼吸的空间。

“由于那次离婚，我们失去了一所房子，是给我当陪嫁的房子。我的哥哥因为是男人，所以拥有优先权，可虽然我是最小的，而且是个女人，我却是那个幸运儿。”

我本来就不再望着窗外，但现在我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说故事的人身上。

“你以前结过婚？”

“是的，嫁给了一个骗子。他把一切都赌得精光。他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是场灾难，持续了不到一年。”

“而你从未说起过它？”

她似乎没有被儿子天真的困惑所打扰，也似乎不急于作答。

家族中谁都不曾提起过那段往事，连一点儿暗示都没有。这些年来，大家对此一直三缄其口，直到现在，沉默才被打破，在这节火车车厢里，母亲与儿子再次陷入沉默。就连那日在巴黎，在我们唯一见面的场合，阿里尔，她的表兄，也未提到那次离婚。他只是微笑着，让人联想到自己表妹过去的某件令人生疑的事情，却从未提及另外一桩婚姻。阿里尔迅速转向我们会面时的核心话题——离开。“你怎么能，”他问，“生活在那条死胡同中？你怎么能够忍受那微不足道的小地方的快乐、那微妙的微言琐事、那魔力和粪渣？”

我过去常会对此类傲慢自大的侵犯感到怒不可遏，在罗马尼亚和国外，我多次成为这种侵犯的靶子，可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专政的灾难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我没有可以争辩的余地。我的母亲，阿里尔的表妹，被同样的困扰所折磨，离开，但她已学会不用问题给我施压。她知道我为什么不能离开，并不再追问。阿里尔本人现在了解了我选择留在这个他老早就已离开的死胡同的原因了——我是个作家，我必须用自己的语言写作。毕竟，他在年青时代也曾萌生过写作的念头，而且始终是位如饥似渴的读者，那些塞满书籍的书架、堆满书籍的椅子，以及被书掩埋的桌子、沙发和地板，都是明证。

“那人叫什么？”阿里尔问。“在20世纪30年产生了如此的激情的作家？内在灾难和外来灾难，这正是他常常谈论的，不是吗？”他陷入了沉思，他知道没有什么可以治愈写作的疯狂。可过了几秒钟，他转向我，用他那盲人似的大而混浊的眼睛盯着我，然后又用力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左臂。“那东西没有良方，对于写作来说，就连女人也不行，就连金钱也不行，就连自由或民主也不行。”他大笑着说。

然而，他确实知道一种治愈方法。他把我的胳膊紧紧夹在他的臂膀中，用那双大而无神的眼睛盯着我，使我呆若木鸡，他准备把新发现传授给我：“只有对上帝的信仰才能治愈作家的疾病，或者至少是信仰。”

“也许吧。可我……”

“我知道，我知道，我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你不是个宗教信仰者，你看不到迦南之地[1]的吸引力，我不久之后退了休，就将在那里度过余生。当然，你不会是出租车司机或冰激凌小贩，或者会计，就像那个体面人，你父亲，我可以看出来。可这样一来，我又要提出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在耶路撒冷的犹太高等学校读书，在那里你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学习。”

我竭力想挣脱他的钳制，并睁大眼睛盯着这个瞎子，他用自己那视若无睹的眼睛回望着我。

“犹太高等学校？什么样的犹太高等学校？在我这个年龄，凭着我对信仰的缺乏？”

于是，我来了，投身于对话之中。这会是个信号，表明这个荒谬的念头居然能够与把我束缚在多瑙河畔居民的微言琐事中的荒谬的喀迈拉[2]相互竞争吗？叛逆的阿里尔连一根头发或一丝目光也没留下，但那恶魔的火焰仍旧在他那妖孽丛生的脑子里熊熊燃烧。

“一所特殊的犹太高等学校，一所神学院，为那些从未有机会研究这些论题，但需要提出与宗教有关的问题的知识分子开办，即使他们也许心存怀疑。我可以保证你能够进去。我与拥护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系密切。相信我，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这是真正的灵感，我很长时间都没有灵感了。但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灵感自然会来。”

对我母亲说出这一切徒劳无益，只能使她增添毫无意义的希望和幻想。我从布加勒斯特回来后，得到灵感的阿里尔会在夜晚最古怪的时间把我叫起来，不仅仅是要重复他的犹太高等学校的建议，而且是为了对他抛在身后的国家大肆嘲笑。“微言琐事，甜言蜜语，就是这些东西让你一直窝在那里吗？”他用自己那法国化的腔调低语道，而值班的安全部特工们正在勤勤恳恳地进行窃听。“我警告你，正如我在半个世纪前警告你母亲一样，恐怖将会到来。这样的爱，即是对你们那结结巴巴的总统的热爱。我听说人们叫他Puiu，小鸡雏，你能相信吗，Puiu！于是，Puiu出了国，得到了这个星球上的戴王冠的猿猴、总统、总书记以及动物园主管的拥抱……”

无疑这是说给安全部的窃听者们的，好让我的生活变得艰难，也许会让我被捕，或者至少强迫我离开那条死胡同，通过遥控，径直前往位于首都的神学院，他将在那里算总账。他一次也没问起过他的表妹，我母亲。至于那次奇异的离婚事件，命运将它保留到了几年后那个阳光灿烂的罗马尼亚秋日的火车旅途中，这秋日现在正爱抚而温柔地拥抱着母亲与儿子。

阿里尔在暗示自己表妹纷乱的年青时代时，只是微笑着，从未提起过另外一桩婚姻。离婚的原因也许甚至不是老妇人现在揭示的那个原因。它是那种人们绝口不提的问题之一，人人总是对此话题保持缄默。你对与自己一起生活了整整一生的人的了解近乎于无。

母亲现在已过了75岁，儿子即将45岁。他们正前往巴克乌（Bacǎu）——距苏恰瓦大约两小时——去看一位眼科医师。她的视力已显著恶化，与之相对应的是，最近几年她的整个身体普遍虚弱，饱受疾病与痛苦的侵袭。儿子从布加勒斯特一路陪她去看病。他们没有行李，只有一个小包，里面装着他们夜里要用的东西和一些冷食。旅馆的房间已事先订好。他小心翼翼地扶她下了火车。老妇人倚靠在儿子的手臂上，他们慢慢地离开了火车站。旅馆就在附近，房间位于第三层，很干净。她随后将食物从包中取出，将它放入小冰箱中。她从包中拿出的还有自己的拖鞋、睡衣和家常便服。她脱下衣服，站在那里，光着脚，穿着贴身女背心。这是尴尬的共谋关系中的一个令人羞辱的时刻：瘦削的身体，下垂，衰老，以及不成比例的大手和大脚——她通常不怎么羞怯。早已忘却的记忆的闸门立即被打开了，那些青春期的怀疑与困惑，那些罪恶的时刻——出生前的家，胎盘。只要是为了儿子，女人会在任何时候献出身体的任何部分，就像一个牺牲品。

他窘迫地转过身去，像以前多次做过的那样。他走到窗边，将目光投向远处的街道。他可以听到她缓慢的动作，穿睡袍的窸窣声。她慢慢将睡袍套在她那哀伤、卑贱的身体上，一只袖子，然后是另一只。然后是静寂……她一定在系紧睡袍。然后她弯腰去穿拖鞋，先是左脚，然后是右脚。太阳正停留在窗户那狭窄的边框上。她在火车上那令人惊讶的坦白回荡在空气中。然而，那天的和谐并未被打破。她拿出自己的编织物。他走出去，到了市中心，但很快就回来了。他发现她还在织着东西，很平静，甚至很快乐。我们与世界的短暂和解仍在持续。儿子去了哪里，去书店了吗？她了解他的习惯。他饿了吗？她已经把食物从冰箱里拿了出来，将它放在一只盘子里，好让它解冻。她坐在桌边，面对着他。他看着她，沉默不语。除了在火车上，在那节恍如梦幻的空荡荡的车厢里，他问她的那个问题，他还带来了另一个吃惊的发现。

他几年前就在布加勒斯特犹太人社团的档案中发现了有关布杜杰尼的文献，那个集镇是他的曾外祖父、外祖父、舅舅和姨妈生活过的地方，现在坐在他对面的老妇人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嫁为人妇，不只是嫁给他父亲那一次，而是两次，正如她现在所揭示的那样。她在这个地方离婚，再婚，生子，她现在正在同这个儿子共度这田园诗般的秋日时光。他想要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纸片，他敢肯定，她会觉得很有趣。但那用平铺直叙、实事求是的语调做出的令人感动的坦承（仿佛那个消息是一种再平常不过的评论），不知何故使他停住了手。他突然意识到，长时间保持一个秘密是多么容易，秘密被揭露又会是多么偶然，与这一令人震惊的时刻相比，其他的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包含在那些打印的纸页中的过去的编年史会胜过他那天下午刚刚了解到的秘密吗？

“如果我读给你听，你会感兴趣吗？”他本应这样问。是的，毫无疑问，她怎么可能不感兴趣？毕竟，她一定了解人们在文献中所提及的一切，她一定知道所有的地点和日期，那些人及其家人、职业、年龄、相貌、环境。可他什么也没说。文件留在了他的口袋中。

当时，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还没有习惯于不可挽回的失去。很多时候，我也对将它们存档的可能性心存怀疑。因此，我没有录音记录，我没有转录事件，我没有保存当时依然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在我面前的那个女人的声音和话语。

[1]迦南之地（Land of Canaan），《圣经》故事中称其为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祖先的“应许之地”，是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地的古称。

[2]喀迈拉（chimaira），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女怪。

布卢姆日

1986年5月6日，露蒂返回了耶路撒冷。两天后，我的父母返回了布克维纳的苏恰瓦。这是在我母亲做完手术之后，要证明手术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接下来的日子是利奥波德·布卢姆有可能开始四处漫游的日子，他可能比我本人还要超然。可假如就像流亡的詹姆斯·乔伊斯似乎想要表达的那样，都柏林不怎么像一个实实在在过日子的地方，那么1986年春天的布加勒斯特就达到了连讥讽也不足以表达的衰败程度。就连客迈拉们都无法在拜占庭式的社会主义的迷宫中生存下来。似乎每样东西都将陷入衰朽与死亡，包括客迈拉。面对这些不可避免的事，一位作家只能要么变成小说中的人物，要么彻底消失。

我仍然应当是个作家。按照当时在布加勒斯特的说德语的文人中的传言，我已经获得了联邦德国授予的某种奖项。然而，前往都柏林的邀请函从未变成现实。难道这一切全都是布加勒斯特的知识分子的闲言碎语中的凭空捏造？一向以做事严谨闻名于世的德国权威，即使在这个例子中，他们只是些文化权威，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毫无疑问，他们不会忘掉通知我获奖的消息，如果获奖的事是真的话。因此，一连几个月，怀疑和希望对位出现。最终，我决定采取行动。

6月16日，也就是詹姆斯·乔伊斯派他的主人公、新时代的尤利西斯利奥波德·布卢姆在都柏林四处闲逛的这一天，我到了警察局，填写一份护照申请书，要到腐化堕落的西方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旅行。我留下了我神秘的数字和名字，让命运去做解释。

我口袋里放着一条早已烂熟于心的信条：“我将不为我不再相信的事物服务，无论它称自己为我的家、我的祖国还是我的教堂。”我终于要离开了，我拒绝在这个我曾希望被承认是个作家的地方成为纯粹的小说中的人物，我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我将不会死在我出生的地方。不过，在流亡过程中，我将只能成为一个小说中的人物——一个没有国家和语言的尤利西斯吗？然而，我别无选择，我已经编好了延迟不归的理由。

我反反复复地将那爱尔兰人的信条阅读过很多遍，我对它了然于心，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将它写下来，像某种身份证一样，把它放在我的口袋里，是件重要的事。“我将不为我不再相信的事物服务，”我一面慢慢地向对应的队列走去，一面默默地重复道，“无论它称自己为我的家、我的祖国还是我的教堂；我将努力在某种尽可能自由的生活或艺术模式中表达自我。”该信条值得重复：“……尽可能自由和完整地。”接下来的字句使那个对我来说的纪念日和我选择的庆祝方式合理合法化：“……在进行防卫时，我只使用我允许自己使用的武器。”是的，“……在进行防卫时，我只使用我允许自己使用的武器——沉默，流亡和诡诈。”“流亡”这个词在那个周年纪念日——布卢姆日，揭示了它真正的含义。

逃避

我之所以对离开罗马尼亚犹豫不决，最主要的问题是，随着离去，我身上有多少部分将死去。我想知道，对一位作家来说，流亡是否等同于自杀。不过，事实上我对此并无怀疑。但如何去看待目前潜伏于家中的死亡？生活条件的迅速恶化和日益增加的危险让人毫不怀疑我于盛年在另一种语言和另一个国度中的重生。不过，即使是在警察局护照办理部门庆祝了布卢姆日后，这种不确定感还是牢牢地萦绕在我心头。

这也许就是我走在街上时盘踞在脑海中的事，我对从身边走过的人无知无觉。我抬起眼，乔安娜（Joanna）那张平静的面容一下子映入我的眼帘。她是我的一位诗人朋友，刚刚从巴黎旅行回来。她迫不及待地向我说起法国人的轻薄琐屑，说起法兰西文学的衰落。大多数东欧作家，包括我的朋友在内，都既在经历身处偏远地区的挫败感，同时又未免有种夜郎自大的感觉。我们的西方同事不曾体味过痛苦与两难境地，没有能力—我们宁肯这样相信——创作出与我们那伟大、复杂、悲惨、晦涩的写作有丝毫可比性的作品，我们的作品始终忠实于我们所谓的真正的文学。

“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必须留在这里。”乔安娜说，“我们是作家，我们别无选择。”我以前曾无数次对自己说过同样的话。

“真的别无选择吗？”我微笑着问。年轻、高挑、金发碧眼的诗人那斯堪的那维亚人的漂亮面容上也浮现着笑意。很难相信，我们正在进行如此严肃的对话。

“我们不得不留在这里，留在我们的语言环境中，直至生命结束，不管可能发生什么。”乔安娜重复道。接下来是一阵短暂的沉默，完全不同于我通常用来表示困惑的那些个沉默的时刻。

“可为了写作，我们首先必须活着。”我听见自己说。“墓地里有的是不再写作的作家。他们留在这里，在自己的坟墓里，不再写作。这是我的最新发现。”我加了一句，为自己过时的陈腐老套而沾沾自喜。

我年轻的同事盯着我，不再微笑。“也许你是对的。我只回来了一天。我很高兴回家了，可我能够感觉到周围无处不在的死亡。”

确实，选项条款已经改变。贫穷和危险一直是值得称颂的祖国丰盛慷慨地端给我们的主食。然而，最近几年那歇斯底里的专政已对我们的应对能力产生了灾难性影响。离开并非如我们在试图将爱侣的分离神圣化时所说的那样，仅仅意味着一小部分身体的濒于死亡。离开可能还意味着自杀，那最后的旅程。另一方面，它至少提供了一种部分的、暂时的救助，一条消防通道，一个紧急出口，一种快速解决方案。因为不确定你家的房顶能否支撑下去，你只好尽可能快地跑出去，以逃避熊熊烈火。你所能做的只有逃离死亡，不是隐喻的死亡，而是货真价实、迫在眉睫、不可救治的死亡。这种紧迫感有其自身的挑战与困惑。它是种逃生的本能吗？我预期中的离开更令人困惑。我根本不知道，我想去哪儿。

在我传记的史前期，在另一种生活和另一个世界中，我在曾拥有的孕育阶段尝试过这种实验。那段史前时期是指特兰尼斯特里亚的启蒙之前的时期——一个没有轮廓或动作的世界，它的快乐没有历史，充满由对我5岁之前的无意识时段的无记忆构成的无限的安宁。然而，有一个时刻帮助了神话的诞生——逃避。

当时的照片有助于重构细节。从集中营回来后，我们从亲戚那里找回了家庭照片，几年来，男孩的父母一直给这些亲戚定期送去标志着他们受祝福的子嗣成长历程的可视报告。

“心怀挚爱，赠予亲友。”我母亲写道，将儿子的名字签在一张照片上。照片上是个乌发如云的年轻女人，身穿洒花连衣裙，脚蹬白色高跟鞋。她站在一辆婴儿手推车旁，身后是一堵贴满了广告的墙，手中抱着一个胖乎乎的金发婴儿。左边的海报上写着：“今天，5月12日，在《信使报》（Curen-tul）上读读这条消息。国内外都在庆祝5月10日。忠诚与敬意。”这让人记住了拍照的时间，即5月10日国王日，也就是霍亨索伦王室[1]成员登上罗马尼亚王位的纪念日的两天后。那一年只可能是1937年，婴儿当时还不满1岁。女人的身体将第二张海报挡住了一部分。你只能看到报纸的名称，《期间报》（Timpul），以及下面的文字：“关注你信赖的日报：《期间报》。主管：戈里高里·卡芬库。”右边，是《晨报》的头版，上面只有一行标题清晰可见：纽约灾难。

“一张我入伍时拍的照片”，那位士兵父亲在另一张快照背面写道。他一直把照片放在军用外衣的口袋里，照片上有个2岁的小孩。那个胖乎乎的小天使长着小巧的鼻子，肉鼓鼓的脸颊，穿着白色衣服，两眼不是漫不经心地看着远处的地平线，而是直愣愣地盯着摄影师。在后面的这张照片上，他的头发上不再扎缎带，他的胳膊环绕在与他亲如手足的失怙表妹的肩膀上。即使是在这张照片上，在那虚假、熟悉的笑容下，也掩藏着叛逆的意图。

4岁时，我曾离家出走。在随之而来的惩罚过后，我的面容依旧，神情莫测，没有受伤的痕迹，显然还胖了些，在恢复了常规，舒舒服服地重新居于令人尊重的状态中之后。这张照片是那次逃亡后不久在照相馆拍的，男孩穿着厚厚的冬装，衣服上有着大大的纽扣和褐色的毛领。他的头发很长，像个波雅尔[2]的头发，一种东方人的毛发，上面扣一顶巨大的圆锥形帽子。他的两手交叉在背后，肚子趾高气扬地向前凸着。他的双脚转向外侧。肥大的马裤使他的服装臻于完美，与之相配的是褪下来的短袜和结实的靴子。他有副双下巴，一张大嘴，细小的牙齿因吃了太多的巧克力而被蛀蚀，那是他被捉回后狼吞虎咽的结果。

这个渴望自由的4岁男孩似乎不属于那个仅仅六个月后就使他骤然间过早地有了沧桑感的同一个世界。每过几个月，他就会被带到摄影师西西·巴尔特费尔德的照相馆去拍照。摄影师把他奉若明星，只为了赢得他的伴护的注意。他没有意识到——他就是这么笨——玛丽亚永远也不会为了世界上的任何事而背叛她心爱的职责。照片背面留有这样的印记：胶卷照片，吕米埃，约瑟夫·巴尔特费尔德，伊特卡尼，苏恰瓦,1940年10月。一年后，命运之钟就将敲响：放逐到特兰尼斯特里亚——启蒙。

这些我们从集中营回来后失而复得的照片在四十年后再次丢失。启蒙没有止于9岁，或19岁，乃至49岁。当你逃离熊熊燃烧的房子时，你的口袋里不曾装着数十年前由摄影师西西·巴尔特费尔德拍摄的青少年时代的肖像。20世纪40年代秋天的那张逃跑者的照片，即使在四十年后，也显得前途光明。他的眼睛灵动而热切，他的嘴半抿着，像是在微笑，又像是在扮鬼脸，仿佛这个囚徒再也无法抵御他的看守的魅力，每天早上，这位看守都要强迫他吃下由半生不熟的鸡蛋和牛奶咖啡构成的毒药。他无法忍受的还有别的东西——淤积的、诱人的、无止境的厌倦，由成人出演的喜剧，他们忧心忡忡的日常折磨，他们口是心非的闲言碎语，他们提线木偶般的姿态。很快，这个纵容过度的爱子将义无反顾地逃走。他将最终逃向那个巨大而宽广的世界，将自己的命运握在自己的手中。

空虚王国正在一分一秒地吞噬着他。他正在仔细地数着那逃亡者的眼睑的眨动，日常事物的病态节奏——三，六，九，十，歼灭，迟钝，十七，十七，十七，空虚正在发出怨言，空无一物，空无一人，死亡正在慢慢吞噬此时此刻，吞噬岁月，吞噬他已经变成的老人。转瞬间，逃亡者摇了摇头，摆脱了被催眠的恍惚状态。重生后，他发现自己走出家门，左转，右转，然后走上了通向自由、通向无地之地的通衢大道。

他走过公园，走过火车站，这才停下来。他没有丝毫的犹豫，他只是停下来，花点儿时间紧一紧肥大的马裤的腰带，检查一下鞋带，将军帽的两翼在下巴处系紧，把手深深地伸进柔软的毛纺手套里。他认识路，过了德国教堂，路会一直延伸下去。他走在自己的路上，这就是它，他的绝佳机会。

照片上的孩子有着姑娘似的脸庞，脸上带着那一刻的痛苦表情。4岁叛徒的突然失踪意味着疏远、流亡、断然的决裂。在一阵恍惚迷离中，他已溜出家门，走进院子，走上街道。他是真的在脱离胎盘吗，还是只是在胎盘中漫游，一路上，息肉和细胞膜都顺从地闪向一边，为他让路？难道这只是那久已有之的同样的厌倦的恍然扩充，一次落入一头巨大的被麻痹的河马的肚子的下滑过程？

他认出了教堂，认出了它的尖顶和直指天空的钟楼的金属塔尖。他像是在透过迷雾看着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大路，它可能通向任何地方。他没有停下脚步，他没有踟蹰不前。由所有那些昏沉沉的日子构成的酵母终于发挥了作用。没有时间可浪费。他让自己越走越远，沿着通往自己听说过的切尔诺威茨的道路。道路在他的面前展开，稳稳地带着他向前。

很难说1940年那个秋日清晨的叛逆的冒险持续了多长时间。拦住逃亡者的陌生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似乎不具威胁，只是礼貌周全。他的脸与逃亡者抛在慵懒怠惰、昏昏欲睡的过去和家中的人们的脸一样。那人乐呵呵地打量着行走者的面孔和衣着。出于关心，他问起他的姓名。坏运气，这就是全部……

惩罚恰与可恶的罪行相当。打屁股——很少使用，只在极端的场合下才付诸实施——似乎还不够。罪犯被过去用来惩罚他的皮带绑在了桌子腿上。起初，他的母亲要求对他量罪定刑——如果可能的话，应当判这样一个不知感恩图报的儿子死刑。可是，像往常一样，她又做出让步，调用情有可原的状况，请求宽恕这个流氓。流氓？忧愤交加的她一定在寻找适当的遣词，而“流氓”比较合适，比“废物”、“臭小子”和“坏蛋”强些。但片刻之后，母亲被自己的严厉吓住了，从怒不可遏一变而为涕泪交流，一再请求怜悯。“他只是个孩子”，不幸的母亲不断重复道，恳求仁慈，但为时已晚，眼泪失去了作用。一家之长——最终上诉法院——始终强硬地坚持自己的严厉裁决。受宠爱的子嗣必须接受适当的惩罚。判决不可上诉：逃跑者将留在那里，绑在桌子腿上。谁知道呢，也许这会让他恢复理智。

这是命运的预演吗？在那次失败的逃亡的几个月后，逃亡者将经历真正的启蒙，相形之下，被绑在摆满了食物的无害的厨房用桌的腿上，不啻如天堂。事实证明，真正的囚禁不仅艰难而有益，而且还是一种仪式性的启蒙。

在接下来的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囚禁与自由将为孰占上风而苦苦相争，其手段包括臆想中的讨价还价、折中妥协、日常的同谋与伪装、偶然获准的在秘密飞地的歇息。然而，启蒙还在持续，而被绑在社会主义体制的花岗岩塔门上的囚徒像所有的囚徒一样，一直梦想着解放和逃亡。可是，与此同时，他又将自己像可怜的尤利西斯一样，绑在自己写字台的桅杆上。

[1]霍亨索伦王室（Hohenzollern），1415—1701年间统治勃兰登堡，1701—1918年间统治普鲁士，1871—1918年间统治德意志帝国。

[2]波雅尔（boyar），旧时罗马尼亚特权阶层的成员。

往昔的痕迹（Ⅱ）

如果俄摩拉城中有十个正义之士，这座邪恶之城是否会得到拯救？1986年7月，为我的五十年战争前来庆祝的朋友们——不止十人——都是祖国而非离去的化身。艺术家们到了，请留神！/艺术家们穿过一扇又一扇门，毛猴子，效颦者，/假独臂人，假瘸子，假国王和假大臣。/他们来了，因魔力和灼热而醉意醺醺，/奥古斯都大帝的子孙们。他们之中包括牙间咬着写有诗句的纸张的诗人自己，他是我的朋友穆古，半骑人半独腿兔。

胜利日……客人们于1986年7月19日聚集在位于胜利大道的公寓中进行庆祝的对象正在于此——胜利日。我幸存了下来，他们幸存了下来，我们全都活着，而且聚在一起，举着一杯葡萄酒，为天与地所蔽护——诗人、小说家、文学批评家、猿猴、小丑、假国王、假独臂人，全都是花脸小丑奥古斯都皇帝的亲戚。

我对在那个特殊时刻草拟资产平衡表毫无兴趣，我只是准备面对那位等在角落中的无影无形的中国圣人，不仅要告诉他我出生前的模样，还要告诉他在经历了已落座在护照桌边的死亡之后，我将会是个什么样子。未在这次聚会上露面的人有我的邻居保罗（Paul）、飞象——每年都要重读普鲁斯特和托尔斯泰的共产党员，以及唐娜·奥尔巴（Donna Alba），飞象那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妻子。错过聚会的还有那些死者、流亡者，以及只是被忘记的朋友。不过，实际在场的人很容易就可构成即将召开的座谈会的适当人数。像我这样的入侵者无权忘记俄摩拉城的愉悦与快乐，忘记此时此刻的艺术激情：生命一如过眼云烟。

我生来就是一个罗马尼亚公民，我的父母和祖父母本身也都是罗马尼亚国民。我出生前的书籍提到了流氓年。很显然，憎恶无法消除魅力。它们似乎是不可分离的时间符号。

在启蒙之前，我对这些事一无所知，在一个幸福而阳光灿烂的世界中自得其乐。直到5岁，我本人才成了一个公敌，一个不纯净的胎盘上的不纯净的产物。正是在那时，在1941年10月，启蒙开始了。四年后，在决算时，倒下的人数接近被放逐至那辽阔旷野的人数的一半。我是活下来的幸运儿之一。1945年7月，我安全地重返天堂，为童话故事中常常描绘的每日奇迹所淹没——点缀着青翠欲滴的绿色植物和色彩缤纷的鲜花的狭窄街道，身材丰满、心地善良的姑妈与姨妈们，她们让我重新尝到了美味的牛奶和馅儿饼。这个伊甸园的名字是法尔提西尼，也就是九年前命运的公共汽车的驶离之地。

一个无精打采、阒无人迹的午后，在一个荫凉的房间里。天地宇宙之间，我形单影只，正在倾听那既是我的又不是我的声音。我深深地沉浸于一本书中，它有着厚厚的绿色封面，是本民间故事集，是我于几天前，即7月19日收到的一份礼物。

可能正是在那时，词语的病状与治疗开始了。我已经体验过对别的东西的需求，它是种迫切的、在所不惜的需求，当时我只有4岁，已经做出逃向无人之地的尝试。现在，文学展开了一场与看不见的朋友间的对话，将我从权威那扭曲毁人的钳制之中解救出来。体制正竭其所能地将我们从希望的锁链中解放出来，但我们仍然缺点缠身，心存希望。只有那些怀有艺术与写作注定要遭受惩罚的或浪漫或宿命的观点的人，才不会对在专权体制下写作的威胁心生反感。然而，不容置疑地令人反感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所有那些剥夺和危险已变为常规，仿佛全体公民都必须为某种模糊不明的罪行赎罪。在将谎言制度化的社会中，个人的自我要想生存，只能是在那些虽说不完美但毕竟保护隐私的飞地。

1986年7月19日的夜晚就是这样的飞地之一，也许是我们的最后一块飞地。但失望已在那晚参加聚会的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滋长。我们与世隔绝的小房间不再是旧时的象牙塔。

1945年4月，处所的魔力已随着我自己的重生而重生，它似乎不仅难以抵御，而且无穷无尽。恐惧已经龟缩至过去。我已将它放逐，并非不曾怀着愤怒地将它当作“犹太人区的染疾”从身上抖掉。外来灾难似乎业已消失，可让塞巴斯蒂安如此骄傲的内部灾难却作为其残渣余孽保留下来。接下来的数十年中，人们每天都在努力，试图通过谈判，在憎恶与魅力，即无穷无尽地燃烧着的困惑之间达成奇怪的兼容性。40年前，我曾把那本绿色封面的民间故事集当成庇护所，那时我就该弄明白的事，到1986年终于变得清晰起来。暴君统治下的恐怖不仅取代了以前的恐怖，而且吸纳了它。

难道我必须留在9岁时那个文字的魔力将我迷住的地方，被拴在我日复一日地在其中一再诞生的语言中吗？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重生的过程可以在任何时候戛然而止，也许就在明天早上，甚至就在那个特别的夜晚。

我已将离开的决定推延至极限的极限：布卢姆日的第五十个纪念日。离开真的意味着要回归我一直试图躲避的“犹太人区的染疾”吗？也许不是，因为没有一次回归是可能成行的，就连回归犹太人区也不可能。

那个庆祝之夜已成为分离的最后一次练习。魅力与憎恶间的关系再次发生了转变。午夜过后很久，在客人们离去之后，我茫然地看着自己的双手——一片孩子的指甲，一根孩子的手指，一双孩子的手。它们似乎不够粗壮，不足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诞生。

玛丽亚

“一天，贝拉鲁太太给了我一些土豆和洋葱。”母亲说。“她家有四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他们勤奋工作，养家糊口。可人只有在有能力偿还的情况下才能接受赠予，我这样告诉她。她用德语回答说：Wenn die Not am gröβten,ist Gott am nächsten，上帝在最需要时离人最近。唉，这话说得太迟了，我说。随后我看见艾丽卡·赫勒站在门口。Sie haben Gäste，她说，你有客人。客人就是玛丽亚。”

1986年春，也就是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之时所录制的磁带讲述着这个故事：“这就是玛丽亚再次出现的方式，出人意料地从天而降。在我们遭放逐时，她差点儿中了枪弹，她差点儿被捕，可她没有放弃，直到找到我们。一个美好的早晨，她出现在集中营的警卫室。她要找一个犹太人，一个会计师，并说出了他的姓名，于是他们找到了马尔库。当她看见他时，当他看见她时……她带来了一切——橘子、蛋糕、巧克力。”

孤女玛丽亚就像家庭中的一员，拥有对所有家庭事务的绝对权威，包括对那个新生儿。她是仙女，我崇拜她。1941年10月，当我们被送到特兰尼斯特里亚集中营时，警卫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弄下火车。她拼命想挤进那运牲口的车厢——它肮脏不堪，挤满了人和行李——决心要与那些她当作自己家人的人生死与共。她失败了，可她没有放弃，设法在几个月后到了我们那里。

“她有钱，”母亲继续说道，“她想在集中营边上开一家香烟铺，好离我们近些，以便帮助我们。当然，他们不让她那么做。集中营中的罗马尼亚长官给了她一份工作，让她在他家中当女仆。她既年轻又漂亮。在伊特卡尼，军官们和各色的官员整天围着她转。摄影师巴尔特费尔德甚至好几次向她求婚。集中营长官愿意每天付她20升汽油。哪怕只要5升汽油，你就能够买到大量食物。玛丽亚问我们她该怎么做。我们能对她说什么呢？让她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出卖她自己？最后，那个长官说服她去为他工作，可他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他是个吝啬鬼，是个骗子，没有给她答应过的汽油。玛丽亚回了罗马尼亚。她答应她会回来，而她确实做到了，扛着行李。她是回罗马尼亚去向我们的亲戚们募集钱款的。她认识所有未被放逐的人，并与他们所有人保持着联系。他们都熟悉她，她把他们全都当作亲戚。她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她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当然，他们没收了她的包裹，然后以帮助犹太人的罪名将她送上了军事法庭。”

当我们于1945年从集中营重返家园时，在回到我们离开时的居住地苏恰瓦之前，我们先在法尔提西尼和拉道提迂回了两年。1947年，那个圆终于在苏恰瓦闭合，在那里，我们与玛丽亚重逢——她现在是玛丽亚同志了，是共产党书记的妻子，该市未来的第一夫人。

国王万岁

1947年12月，一个令人痛苦的冬天。我暂时回到法尔提西尼，本打算在那里度过圣诞节假期。镇子陷入一片骚动之中。米盖利国王的突然退位刚刚被公之于众。对于共产党员而言，这几乎算不上是令人吃惊的消息。推测起来，当地的斯大林分子早在收音机公布这一消息前，就已受到了警告。否则你根本无法解释公众在获悉公告后“自然而然地”爆发的狂热情绪。

我们1941年的流放和1945年的遣返都发生在米盖利国王在位期间，他是在他的父亲、国王卡罗尔二世之后登上王位的。他风流成性，其放荡不羁的行为令罗马尼亚政治组织头疼不已，更别提他与他那据说是犹太人的红发情妇埃琳娜·卢佩斯库之间的关系了。米盖利的第一次加冕是在他3岁时，至1941年9月，在他少年时代，他又得到第二次加冕，这是在他的父亲在军团与安东内斯库元帅联手操纵下遭废黜之后。小国王没有丝毫的机会来证明自己。在战争期间，他始终主要扮演着傀儡角色，生活在他母亲的阴影之下，听任那位conducǎtor，即这个国家的独裁者扬·安东内斯库的随意摆布。

1944年8月，在安东内斯库被捕、与盟国休战后，米盖利国王成为斯大林的案头摆设。现在，在全国各地的教室里都醒目地悬挂着他和王后的肖像，与约瑟夫·斯大林的肖像肩并着肩。他有张喜气洋洋的面孔，两眼炯炯有神，喜欢赛车和飞机甚过喜欢权力和政府的阴谋诡计。所有的公众集会都以“国王颂”开场，以“国际歌”结束。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山呼海啸的映衬下，“国王万岁，和平与辉煌永在，国父与国家捍卫者万岁”的相当平淡无奇的祝愿显得极其苍白无力。

我的表哥泰里克和朗西奥都是印刷工，他们的父亲是提波印刷厂的合伙人，印刷厂的另一位股东是塔奇，他们全都在欢呼雀跃的人群中，怀着澎湃的激情，在城市的大街上载歌载舞。“共和国，共和国，人民现在是国王，人民现在是国王。”手风琴师让乐器发出响亮的轰鸣，舞蹈重新开始，“共和国万岁，人民万岁”的颂歌一再唱起。我站在人行道的边缘动弹不得，注视着眼前的这一切。然后，我奋力向集市挤去，我的伯父阿伦在那里开了家小酒馆。

自从我离开法尔提西尼，回到苏恰瓦后，两年中发生了许多事情，但1947年12月30日的事件是重中之重——国王退位！我不是君主体制的拥护者，但我可以感觉得到空气中弥漫的危险气息。小镇广场上的所有歌者和舞者所庆祝的变化传达了某种新的东西——好的抑或坏的—谁能说得清呢。童话故事可以在最出乎你的意料的情况下，从一种背信弃义的伪装转向另一种背信弃义的伪装。君主制灭亡了，从此以后，我们将生活在罗马尼亚共和国之中。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阿伦伯父的小酒馆，把这令人震惊的消息告诉他。他无动于衷地点了点头，因为他有更紧迫的事要做。我来不及脱掉外套，就去通知雷切尔伯母，她肯定对这个惊天动地的事件激赏不已。她肯定也听说了，一群犹太人不久前已前往圣地，决定突破英国人的封锁，当时，这种封锁实际上关闭了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大门。他们必须偷偷地潜入巴勒斯坦，如果被抓，就会有被囚禁在塞浦路斯的危险。“他们在继续迁徙，他们向巴勒斯坦移民。”在街头巷尾看热闹的女人们交头接耳地说，与此同时，街道上的人群纷至沓来，络绎不绝。但雷切尔伯母听到这个消息后，连眼皮都不曾抬一下，只是带着属于另一个时代的和善与平静，坚持让我脱下外套，让自己暖和些，并且吃点儿东西。

阿伦伯父与雷切尔伯母的淡然没有打消我的疑虑。相反，我感觉到他们漠然的表面下隐藏着一种担忧。他们似乎有什么事情瞒着那个受到惊吓的孩子，他刚刚目睹了一场共产党的示威游行，气喘吁吁地冲进门来。我告诉阿伦伯父，我想回苏恰瓦。他定定地看了我好一会儿，令我惊愕地表示同意。“好吧，你可以回家。”他说。“我想马上就走。”我说。那对夫妇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担心地看着他们垂头丧气的侄子。接下来是一阵短暂的沉默，其间他们在盘算着如何应对这些歇斯底里的行为。“好吧，伯纳德会套好马。”伯父平静地说。雷切尔伯母一言不发，可她的手神经质地扭曲着。他们失聪的儿子伯纳德被叫了来。通过一系列富有表情的口型和手势，他弄明白了，他要去套马拉雪橇。“半个小时后，”阿伦和雷切尔指着墙上的时钟说：“一切都必须准备完毕。”伯纳德聋得像萝卜，可他明白了指示。

直到那时，那位不速之客才接受请求，脱下外套，坐了下来。他狼吞虎咽地吃着肉丸、新鲜沙拉和面包。等他吃完后，伯纳德微笑着指了指时钟。他急匆匆地重新穿上外套，将帽子拉到耳朵上，然后戴上手套。他做好了出发的准备。阿伦伯父拥抱了他，雷切尔伯母吻了他，伯纳德拉过他的手，雪橇正等在院子里。他们用毯子、皮毛和稻草把他包得严严实实，他即将开始自己北极圈的远征。

他们穿行在呼啸的风中，纷飞的雪中，阵阵席卷而来的风暴中。道路白光闪烁，天空是白色的，马是白色的，一望无垠的白色荒原无限延伸着，由孔武有力的白甲骑士驾驭的雪橇毫不费力地滑行在这荒原之上，马儿那强壮而修长的脖子上挂着的铃铛叮当作响，发出宛如童话故事中的铃声。天寒地冻，好几层的毯子是柔软的，羊皮是宽大的，所有这些上面又盖着一堆稻草。然而，尽管穿着厚厚的毛袜和结实的靴子，乘客的腿还是冻成了冰柱。驾驭雪橇的人因为体格结实，所以一点儿也不怕冷，他毫不在意地驱车向前，对周围的哀嚎充耳不闻。白色的道路似乎永无止境。噬人的寒冷，纷飞的雪花，马蹄的嗒嗒声，马儿喷出的冒着蒸汽的鼻息，雪橇滑板的颠簸滑行，铃铛的叮叮乱响，令人绝望的风的哀鸣——一种无边的恐惧。

终于到家了，那个雪之子被小心翼翼地除去层层包裹的衣物，立即安置在热烘烘的火炉旁。家人给了他一杯加了蜂蜜的热腾腾的甜茶。他发出神志不清的胡言乱语，他的父母不明白他想要什么。“离开了，离开，离开，离开了。”他不断地重复着说，只有力气一次说出一个音节。“立——刻，马——上”，这就是他们从他那猫叫似的声音中仅能分辨出来的话语。“离开？你才刚刚到家啊。”父亲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明天。早上。我们离开。”那小爱斯基摩人重复道。“谁离开？去哪里？”母亲在一片茫然中不断问道。“明天。立刻。明天早上。”没有抗议，没有嘲笑。“好，我们明天再说。现在，喝点茶。你冻坏了，喝点茶。”

“不，不，”那微弱的声音再次响起：“结束了，结束了。”他一直愣愣地盯着茶杯。“你们一定得答应我。”他们没有反对他，也没有表示同意。“答应我！现在，现在，你们一定得答应。”他坚持道，穿着毛袜的脚狂暴而有节奏地踢着木桌的腿。有人已脱去了我冻成冰块的靴子，所以我是穿着厚毛袜坐在那里，愤怒地踢着桌子腿，桌上放着我重新被注满了的茶杯。“喝吧，现在先喝点儿茶。我们明天再谈这事。”我以前听到过这些——那古老世界的小心谨慎、充满恐惧的讯息，那古老的语码，那妥协折中，那死气沉沉的郁积的恐惧。这些事情激怒了我，它们一如既往地让我感到窒息。“好吧，我们答应，说话算数。现在趁热把茶喝了。”我听到他们温和的、具有催眠作用的声音，那迟迟无果的协商意见，它来自我渴望逃离的犹太人区。

1947年的那个冬天，我对离开的渴望来了个歇斯底里的大爆发，从那时算起，时间几乎过去了40年。与此同时，我学会了唱一首不同的歌。那些犹豫不决，那拒绝用在家的流亡与一次真正的、不可避免的流亡相交换的行为，已经成了我正在进行中的命运。

乌托邦

1948年夏，我发现自己正在期望进入国立第一小学，那是座白色的一层建筑，坐落于市区公园的正中。教育改革已废除了私立学校，我的新学校意味着新朋友、新老师，也许还有沉浸在几何原理、物理定律和中世纪历史之中的全新的我。这学期稍后些时候，校长庄严地通知我，我可以加入少先队了，这是只有年龄在9至14岁之间的最优秀的小学生才有资格加入的组织。我的学习成绩使我有资格成为我们学校少先队组织的“队员”，我在当地报纸《人民战役报》（Lupta poporului）上发表了一篇诗歌体的报告，表达了自己的情感。1949年5月29日，一位党员积极分子，前铁路工人，将神圣的红领巾戴在我的脖子上，并仪式性地将一面印有金色字体的红旗交到我的手中。劳动青年联合会是我们的兄长组织，而共产党，是我们的父母组织。那位积极分子对聚集在公园中的听众发表了演说，清楚地说明了赋予党的最年轻的战士的责任。“为了列宁和斯大林的事业，前进！”他最后说。幼儿军团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永远前进！”

就这样，在13岁——犹太人传统的成年期——我成了纠正世间谬误之重任的参与者。大家在瓦格纳糖果店用蛋糕和糖果为我进行了庆祝。在1949年，该店仍按皇家传统，在它狭窄的地下室供应馅饼皮和冰冻食品，这些东西只有在腐化堕落的资本主义的维也纳才能买到。这是种“布尔乔亚”的庆祝方式，在我身为一名热情的革命信徒的革命工作中，我参加过多次此类庆祝。

在见过玛丽亚的丈夫、当地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维克多·瓦拉斯齐科同志后，我父亲的立场也发生了决定性转变。在战后，他对共产党人、自由主义者和拥护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概避不接触。可这一次，让马尔库·马内阿先生加入共产党的建议来自一个最权威的源头。马内阿先生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诚实与庄重得到了瓦拉斯齐科妻子的担保。据建议，马内阿先生应当采取正确的立场，与其他人一起投身于建设一个平等公正、没有剥削和歧视的社会的工作中。毕竟，这位伊特卡尼糖厂的雇员不是一直在资本主义的剥削下当牛做马吗？难道马内阿先生不应该牢记他作为一个被放逐者在特兰尼斯特里亚集中营中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吗？玛丽亚，维克多同志的妻子，一直像个家人。她比我们自己的亲戚更有胆量，在战争期间努力帮助我们，乃至想把我们从被希特勒的同盟安东内斯库元帅送去的集中营中解救出来。共产党已处决了元帅，现在正在将我们从集中营中解放出来、挽救了我们的生命的红军的支持下，逐渐夺取政权。

我父亲的诚实与常识会让他成功地摆脱共产党的钳制吗？由于一种历史性的讽刺，玛丽亚以一种新的化身重返家庭生活。面对该城的共产党领袖时，马内阿先生试图对政治和政客保持他一贯的沉默，可最终，他别无选择，只能屈服于压力，变成了马内阿同志。他平常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遵守且尊重社会规范，现在却发现自己成了大众（如果说不确切的话）观念中的一个异数，而没有成为那些通过自主行动将共产主义强加给民众的人中的一员，也就是说，犹太人，他是个被一个彻头彻尾地信仰基督教的女人拉进了党组织的犹太人。然而，虽说对老套的陈规颇感认同，马内阿同志却不适应那一直以来在他那么多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身上打有烙印的陈规老套。在接受了他的红本本后不久，这位新党员就被任命在当地社会主义商业系统中担任一个重要的领导职务。

到这时，马内阿的儿子也成了当局的红人，可他孩子气的热情自然比他父亲那较为抑制的反应更昭然易见。

新世界的原则听上去简单而公正：“按劳分配，能者多劳。”斯大林同志向我们保证，社会主义将在世界各地大获全胜，到那时，这项神圣的原则将变成：“按劳分配，按需分配。”与此同时，剥削阶级正日趋腐朽。工厂和银行被收归国有，农业集体化开始实施，政治党派、拥护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组织、私立学校都被废除。

1949年的红色夏天对我是个伟大的事件——少先队夏令营，行军，营火，诗歌朗诵，会见前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斗士们，参观红色工厂和红色农场。然后，有一天，在我们小厨房的门口，站着位衣着优雅、光彩夺目、金发碧眼的女人。她实际上可能来自莫斯科或布加勒斯特，可是不，她一定是直接从好莱坞驾临此地。她就像个幻影：丰乳肥臀，被太阳晒得黝黑的皮肤，金黄色的头发，蔚蓝色的眼睛。她的钻锥似的高跟鞋与别出心裁的服装来自另一个世界。她的声音，多么无与伦比的声音！她不是普普通通地说一句“你好！”而是引人注目地宣布：“我来见这男孩儿的母亲。”从门口处，她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惊愕得动弹不得的我母亲和我本人。我们请她进来，了解到她是刚搬到这个镇子上的艾伯特医生的妻子。“我们太爱您的儿子了。”她说。这就是那位光彩夺目的女士进入我们的家庭影像的方式，作为父母未来的朋友，作为她将其视为自己女婿的不二人选的男孩的欣赏者。

紧接着那个红色夏天的是红色秋天、红色新学年、聚集在市区广场的指挥台下的革命集会。少先队队长与党的书记、市区驻军上校和民主妇女联盟的代表站在一起，在演讲坛上对公众发表了讲话，同一天晚上，又在道姆-波尔斯基大厅讲话。一条崭新的纯丝红领巾，来自苏维埃先烈的礼物，围在他的脖子上。接下来是为伟大的红色纪念日做准备：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生日。

处在青春期困惑的掌握中的他发如飞蓬。在那里，在教师房间昏暗的灯光下，男孩的手和唇正在摸索和探索着他渴望的物体。有时，我处在世界的巅峰，接下来，我又成了个孩子，敲打着结满严霜的窗户，好让我父亲来给我开门。

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发现自己不仅越来越远离家中琐事，而且与自己中低阶层家庭那狭隘的思想越来越疏远——他的家庭是个禁锢的世界，陷落在自己的恐惧与挫败感中，是个饱受过去病痛折磨的犹太人区，因怀疑与流言而窒息。只有在这种限制之外他才觉得自在；只有在他新的拥戴对象的简单、清晰的逻辑中他才觉得安全，它位于红色天空中的绚烂彩虹下：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那些被称为父母、亲戚、家人的人？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的纠结不清的小谎言？就连他们的名字，它们怪异的发音都有点儿让人觉得羞辱，他们小小的戏剧性、他们的恐惧、他们只想独处的渴望也都如此，受其负担和幻觉的困扰，永远觉得自己在受迫害，因两千年前，七年前以及昨天下午加在他们身上的不公平而团结在一起。

“要不了几年，这孩子就会要了我们大家的命。”一天夜里，书商阿夫拉姆的女儿希埃娜对自己的丈夫马尔库同志、同时也是那位少先队队长的父亲耳语道。他没有对此挑战做出回应，他有足够的问题需要思考：社会主义商业更强调社会主义而非商业。然而，生活不可能因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担心而停滞不前。斯大林同志警告说，阶级斗争正变得越来越尖锐，敌人的特务到处都是，甚至存在于我现在上的老哈布斯伯格公立男子中学中，存在于周围的同伴中，他们包括声严色厉的帝国主义分子教师以及反动的小学同学，他们都是新近涌现的富农、律师、商人、牧师、拉比和前政权政客的孝子贤孙。

我正处在一个充满迫切的欲望且为之陶醉的年龄。在黑暗的电影院中碰一下女同学是真正性启蒙的唯一替代物，因为没有可接触的伴侣，也许睡在厨房中的女仆除外，我会在夜里大气儿也不敢出地窥视她的一举一动。

还有一个原因让人有负罪感。我有一个来自我国南方的久尔久（Giurgiu）的新同学，他申请加入劳动青年联合会。他高挑个儿，反应灵敏，文采出众，我喜欢他。他父母的遮遮掩掩的状况——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们搬到布克维纳的原因——本应使我批准进行一次更深入的调查，可是，我接受了他的申请，他得到了红色证书。这是妥协与背叛的毒剂吗？

与此同时，党的宣传海报遍布大街小巷，上面用粗大的红色字体写下党对每一个可以想象得到的问题的纲领，它们总是令人难以抵御——党的生日、耕地问题、国际局势、朝鲜战争、铁托的威胁、警惕性。随时随地都存在背离、开除，重新定位，新指示，cups de théâtre[1]。人民最优秀的儿女转眼间就变成了左倾或右倾分子、叛国者、小资产阶级或美帝国主义的特务。“干部是党的珍贵财富”，红色司令部的题字宣称，并饰以镶在红色画框中的肖像。从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研究机构和各个学校选拔出的仁人志士是“职业革命者”，用一种秘密编码联系在一起。在最上层，政治局统管一切，下面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再下面是青年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商业联盟，妇女联盟。整个体系的分支都向下扩展到地方、区和镇委员会。最下层的是城镇、乡村、工厂、集体农场、民兵与安全部部队以及学校的组织。在此大厦的最底层是公众集会，群众构成了该运转链条中的最后一个环节。

星期四下午四点，中学礼堂。这一年是1952年，秋天。讲坛上的桌子盖着红布，镶在红色画框中的马、恩、列、斯的四位先驱的巨幅画像从舞台上方俯瞰着一切。劳动青年联合会书记——这其实是我提升到的位置——走向讲台，后面跟着一位区委员会代表，跟在他后面的则是中学校长。校长唯唯诺诺地抢先在第一排的长凳上坐下来，旁边是该校其他成员。党的积极分子同志打开自己的公文包，拿出一张当天的报纸，读着政治局公报，此公报涉及的是党员中那些左倾或右倾分子。他庄严地评论着这语气坚定的文章。接下来的日程是一系列精心准备的演讲。积极分子同志干预、打断、提出问题，申斥那些仍然犹豫着不说出敌人姓名的人。

日程安排上的最后一项是开会拟定对犯罪分子、人民公敌和反革命分子的惩罚措施。这些倒霉的家伙包括一个新富农的儿子、一个屠夫的儿子、一个前自由党律师的儿子。“这是国家的危急时刻，它要求紧密团结在党、党中央委员会及其总书记周围，”积极分子同志拖腔拖调地说，“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消灭可疑因素。”他的声音提高起来，“我们不能放过下面的三个人！三个人！”

第一位被告始终沉默不语，尽管听众在等。这位农场主的儿子怎么也无法鼓起勇气告诉他们，他的父亲实际上并不是富农，即雇佣劳力的拥有土地的农民，他只是拒绝加入集体农庄罢了。这个刚搬到镇子里来的八年级学生情绪激动得几乎要昏厥过去，可就是愚蠢地牙关紧咬。投票表决。意见一致：开除。

接下来轮到法提·赫泽尔，屠夫和卖牛人的儿子。他是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据与会群众所知，他像他父亲一样，唯一擅长的就是打架和卖牛。更糟的是，他的父亲已申请移民到以色列！拥护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艾思多尔·赫泽尔的儿子嘟囔着什么，却找不到合适的词汇。裁决再次完全一致：开除。小赫尔曼·赫泽尔，现在不再是赫泽尔同志，向前走近红色委员会的红色桌子，交还了他的红色证书。

接下来是迪努·莫戛，来自上流阶层，律师之子。开除的裁决做得很容易。高个儿、冷漠、英俊的他向红色书记交出红色证书，一脸镇静地向出口走去，那样子像是与富农、屠夫或法官席没有任何关联似的。

这是一个普通程序，就像许多别的时间的别的程序一样，可这一次多少有点儿不同。说实在的，那位劳动青年联合会书记对他的革命行为并非完全感到高兴。窘迫感正噬咬着他。我不再是个12岁、13岁或14岁的男孩子，不再为我的特权作用而感到骄傲。由于迷失在了那出好戏的魔法——那严肃、冰冷的闹剧的魔力之中，我连忙结结巴巴地喊出审判大会的常规口号，借以掩饰我的怀疑与局促不安。作为一个前途光明的演员，我正在模仿那些资格更老的演员，他们正在更大的舞台上表演，说着更冠冕堂皇的台词，在所有那些红色舞台上将巨大的红色旗帜和横幅铺展开来，旗帜上印有金红色的铁锤和镰刀，以及金红色的五角星。革命意识能够自行与道德意识相分离吗？我最初的热忱仍然在那些毫无感情、照猫画虎的姿势下日益高涨吗？这一切加起来会是什么？《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列宁主义问题》，马雅可夫斯基[2]的诗句，马克思的语录，丹东[3]的笑声？

在那次值得记忆的会议结束时，那位书记兼演说家是否让自己远离了肮脏的革命行为？我16岁。那个场合还没有向我揭示出正在进行中的所有恐怖，但我感觉到，在那脆弱的表皮下，有什么事情已经在变糟。

我是否真的拥有特权，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在这样稚嫩的年龄，就已经经历了其他人要到老年才会经历的事情？我参加会议，开除别人，获取信息，参加各种仪式，我必须承认，这对自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会使它达到这样一种程度：相信自己能统治全世界。职位的任命、保密的技巧、空虚的荣誉——无疑，其他人已经在更大规模上体验了这一切，其辉煌的高度和悲惨的深度超出了我的承受范围。我在聚光灯下，在那个礼堂，在盖着红布的桌子后主持会议的那一刻，是所有参与那个乌托邦变审讯的游戏的人都心知肚明的东西。正是在那一时刻，你得被迫做出选择，从所有那些居于你的内心并声称拥有你的自我中做出选择，不仅要选出那一刻的最后通牒所要求的那一个，而且要选出真正代表你的那一个。我们不仅是在儿童时代、青春期和少年时代才会经历自己潜在的多样性。我不是一家之主，我没有职业，我不必去面对真正的政治背叛的风险。然而，我的两难境地几乎不能说是微不足道的，更别提这样一个事实：对青春期的少年而言，根本不存在微不足道的两难境地。

幸运的是，有一些演员缺乏争夺权力的天分，即使是在他们被乌托邦观念及剧院游戏所吸引时。在1952年秋天的那个下午，我在谁都不曾注意到的情形下，退回到了水准低下的无名群众之列。这是个重大的转折点，在那一刻，伤口已经长了坏疽，必须有所行动。这是因为那个年轻人的脸吗？那个迪努·莫戛，当他被剥夺了宝贵的红色证书，沉默地离开学校礼堂时的那张脸？当着因害怕和好奇而目瞪口呆的与会者，我没有表露自己的情感，我也不会告诉任何人。后来，我痛苦地获知了在那天下午遭驱逐的年轻人的命运。第二年，聪明能干的迪努·莫戛进了雅西的工艺研究所，在那里他干得并不好。几年后，他回到苏恰瓦。1959年，我以刚毕业的工程师的身份回到家乡，在那里找到了他。只是到了那时我们才成为朋友。那年轻人用书籍、唱片以及一系列短命的风流韵事为自己建造了一块飞地，在那里，他可以惬意度日——舒适地蜷伏在他的单身公寓里，党或公共琐事都与他无涉，在周围的人中谨言慎行，彬彬有礼，是失败者的令人欣慰的象征，如同一块纪念碑般亘古永存。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列宁同志的战友和继承者，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1953年3月15日逝世于……”一个平淡无奇的医学结论。人民的超级领袖，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和军队指挥官，科学的倡导者，和平的堡垒，全世界孩子的敬爱的父亲，一个被认为是不朽的人，毕竟像我们其余人一样，也是个凡人。他位于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的灯光过去从不熄灭，现在却一片黑暗。

一队队学生和教师向市中央广场进发。我一路相随，走在游行队列的外面。安装在树上和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来自莫斯科红场的葬礼实况。响亮的哀乐响彻云霄。党的领导人，以及各组织团体——青年团体、工商协会、妇女联盟、体育运动协会——的代表，残疾人，邮票收藏者，猎人，都佩戴着中间有一道黑色条纹的红色臂章，走在游行队伍中。我左臂上也佩戴了一枚臂章，戴臂章的地方正是我的祖先们佩戴两个经文护符匣[4]中的一个的地方，这东西也许已将我与上帝的选民重新联系在了一起。

广场上挤满了人，可我有一个预留的位置，位于国立女子中等学校与技工学校的队伍之间。我看到女子中等学校劳动青年联合会的书记在两个同学的怀中绝望地啜泣。其他的女中学生也在哭，流泪的甚至还有几位教师。男孩们表现出男子气概，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悲伤。

伟大领袖逝世这一惊天动地的消息传到了非洲丛林和地中海，也远远地传到了中国长城和蛮荒的西方。全球人民都沉浸在悲恸之中。罗马尼亚共和国也屏住了呼吸。布克维纳也悲伤不已。苏恰瓦覆满了黑色旗帜，包括国立男子中等学校。

从新学年一开始，我就在寻找劳动青年联合会书记的接任者。我已经提出请求，下学期不再担任此职，因为我需要时间为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我已经推荐了一位继任者，并一直在勤勤恳恳地训练那个八年级的农民之子，以使他适应自己的新使命。他现在正站在我的右侧，怀着羞怯和对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兵的尊重注视着我。

在红场，送葬队伍在悲伤地蜿蜒前行。罗马尼亚代表团的领队是乔治乌-德治[5]同志，与他并肩而行的有多列士[6]同志、陶里亚蒂[7]同志、多洛雷斯·伊巴露丽[8]同志、胡志明[9]同志、约里奥·居里[10]同志以及其他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志，他们的名字和面孔都为我们所耳熟能详。由于没有电视，使得无线电台的广播更加强大。送葬游行，坟墓边的演说，席卷整个世界、整个国家、布克维纳、市区、学校以及我自己的十年级班级的失落感，全都是现在包围了我们的巨大不确定感的证明。我们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几小时后，明天早晨，下个星期会发生什么？对我而言，那枚红黑相间的臂章有着不同的意味。我不再是那个曾经的我了。迪努·莫戛事件标志着我的突变的开始。

1945年7月，法尔提西尼举办了它的年度展览会。在那个月，我的正式教育也开始了，是在雷米尔家客厅中的家庭式学校教育。那里有书籍、笔记本、鹦鹉学舌般地重复着词尾变化的小同学们。有本书的封面是绿色的，它是本有关奇迹的书，其中最令人惊奇的是文字本身。我小时候，没有人给我讲过故事，而且现在也没有人有耐心这么做。我已逐渐变得只熟悉一个我所知道的故事——我实际生活的故事。

然而，那本绿皮书是种引人入胜之物。它里面有一个七颠八倒的世界，色彩缤纷，令人无法抗拒。它如诗如画的独特语言趣味盎然，充满令人迷醉的香料和芳草的甜香，以及世间罕有的辛辣的文字作料的呛人滋味。一则关于骗局、恶作剧和错觉的故事，向我揭示了一个魔幻奇异的世界，既令人如痴如醉，又让人茅塞顿开。不久，其他书籍接踵而至：有关冒险、爱情和旅行的书籍。一字字、一句句、一页页、一本本，廓清了视野，揭示了虚幻的自我现实。书籍成了我的世界，是自我借以发现和发明其本身的工具。内心的交谈正在不知不觉间慢慢展开。

高中一年级时，我试图用一次多情的演说去赢得我的同名校友博洛尼娅·诺曼的芳心，那演说不仅令我青春期的爱情对象惊奇，也让应邀出席那一场合的同学们咂舌。文字的力量，它们令人好奇的辐射力，扩张而为拙劣的模仿。我不断地阅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以及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搅制黄油正在寻找它们自己的语言。

当时还有报纸语言。德治同志、苏斯洛夫[11]同志、多列士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演说词与马雅可夫斯基、阿拉贡[12]、聂鲁达[13]等诗人较为诗化的文字杂糅并现。文字与革命结合在一起了吗？思维语言与公众语言间的鸿沟在加大。报纸、演说、共产党宣传和社会主义法律条文所使用的语言在兵营式的简化基础上运行着。“斗争”要求干脆利落，当机立断，要求一种克制的语言，避免耸人听闻。单一的政党利用单一的语言，正规，标准，无细微差别，提倡一种非个人的、超然冷漠的风格，缺乏温暖或智慧。

虽说简单清晰，党的语言却始终含义深远。字里行间的阅读变成了常规练习。形容词的分量、动词的激烈程度、论辩的长度给人们提供了衡量标准，可据此判断局势实际上有多么严重，将要进行的修正是多么严厉。有关我们的领导人与东西方政治家的会谈或与苏联驻布加勒斯特大使的会晤的简明扼要的公报，使得字谜爱好者们可以细审那些言辞中的奥妙所在，判断它们的细微差异——“诚挚的”、“同志般的”或“热忱的友谊”，“相互尊重与赞同”或“充分赞同与合作”。这些都是伊索式的套语，传达出联盟内部的紧张状态，标志着国内外政治策略的开放或封闭。语言的标准化反映出社会构造的标准化。它是一种经过编码的术语学语言，一种字谜游戏语言，一种限制性的、单调乏味的语言，只会破坏人们对文字的信心，鼓励他们怀疑文字。应用性工作似乎是避免这种语言白痴行为的唯一安全的避难所。

“你说你不打算学医是什么意思？”在毕业宴会上，我的自然科学老师吃惊地向我提出这个问题，自然科学是一门被重新命名为“达尔文主义的基础”的学科。我已认定，医学不适合我，取而代之的是，我将利用我在数学方面的高分优势，继续学习工程，更准确地说，是水力电气工程。新闻中充斥着有关堤坝和社会主义水力电气能源站的报道。195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的高中生，也就是说，有一列5分成绩（依照苏联1至5级的模式）的学生，不必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就可上大学。我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了我的选择的自然性。然而，我可以感觉得到，我正在放弃“文字”的世界，以及它所意味的一切。我是在选择与我的更优秀的天性相对立的“现实”吗？我是在选择“阳刚气质”，而不是“阴柔气质”，采取了一种强硬的、男子气的立场，而丢弃了我的天性中那较模糊的、不固定的、怀疑的、孩子气的一面吗？那种男子气概的选择按说不仅会保护我不受体制陷阱的伤害，而且会保护我不受我自己的心魔——语言冒险——的伤害。

国家是全能的。它是个人、商品、主动权、司法与运输、集邮与体育、电影院、餐馆、书店、马戏团、孤儿院和羊群牧场的绝对拥有者。现在一切都归国家所有，包括商业贸易、旅游业、工厂、出版、广播、电视、矿区、森林、公共厕所、电力、奶制品厂、烟草和酒类制造。这是拥有国家政权的左派专政的核心原则，标志着与右派专政的根本差异，在右派专政中，私有财产至少还使人存有最后一丝独立的机会。

紧接着空间收归国有之后到来的，是所有社会主义新发明创造中最非同凡响的创新——时间收归国有，这是通向将人本身收归国有的关键性一步，因为时间实际上是人们保有的唯一财产。一个新词现在加进了新时代和新现实的词典之中：Sedinta，“会议”。“我们总是在开会时见面”是当时的一句具有讽刺性的诗句，是一种概括了陈腐现实的陈腐的公式化陈述。个人的时间被转送给了团体：Sedinta，一个从“坐”字派生出来的词汇，现在标志着一种重大的新状况：盗窃时间。

“即使针对你的批评中只有5%的批评是正确的，你也必须虚心接受。”这是社会主义初期会议上一再重复的咒语。该规定由伟大的斯大林本人阐明，没有人会鼓起自己5%的勇气去挑战它，而由于接受了95%的批评都不正确的看法，该原则就暗中树立起了欺骗和告黑状的无上地位。它将个人的胁迫与团体的驱邪咒语神圣化，它以煽动性言论、例行公事、监视、胁迫以及舞台表演而著称。在屈服自身的行为中，以及在对它的怨恨中，这种顺从仪式是否也暗示着一种具有破坏性的团结？无论何时，他都是怀着一种好玩的冷漠对已做好的决定（“以人民的名义”）投上“无记名的”赞同票，匿名的个人成了化装舞会的一部分，在其中，他的赞同被当作一种象征性姿态得到征集。由于与其他人比肩而立，混为一谈，“头昏眼花、不知所措的公民”加入了集体的闹剧，这有助于帮他解除自己的个性和个人责任，再不用为选举中的进退维谷和政治上的选择而苦恼不已。不管他是在暗中窃笑还是在胁迫之下沉默不语，这被巴赫金[14]主称为“可笑的大合唱”中的成员始终是一个虚假的团体、一种幽默诙谐的托词中的一部分。

那些舞台上的演员又会怎样？儿童演员与nomenklatura（社会主义权势集团）的演说者们毫无区别。宣传鼓动欢庆活动的大、小讲坛都是mise—en—scène[15]的同一种通常的催眠状态的一部分。那个年轻的天竺鼠经历了舞台表演的整个过程：登台，消退，落幕。

现在轮到我来品尝背叛者的痛苦了。这发生在1954年秋季，我进大学的第一个年头。我终于到了布加勒斯特，为“大学颂”（Gaudeamus Igitur）的合唱所深深迷醉，它是一首旨在向步入礼堂的教授们致意的学院颂歌。几天后我获悉，鉴于我在高中时的活跃行为和考试成绩，我已被提名为劳动青年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候选人。

这一次，我拒绝了这一荣誉。我为自己找的遁词是：我现在想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学习。军事法庭迅速开庭，这次我发现自己成了被告，很像几年前的迪努·莫戛，我的不堪一击的辩护只不过是种逃避责任的借口。不过，与迪努·莫戛所不同的是，我没有被开除。

因为从外省刚来不久，我的同学们对我的了解相对较少。有几个同学在那次正式会议上采取的态度是，出于纯粹的令人怀疑的宽宏大量，努力将我的罪行最小化——“假如他不想干，那就随他去吧，我们去找别人。”开除的流产激怒了幕后的傀儡操纵者。斯特凡·安德烈（Stefan Andrei）同志，学生政治阶层的“二号人物”，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将我送上更高一级的政治法庭。在布加勒斯特大学中心的总部，我不得不向适当的申斥和威胁低头。

这个学年开学后的一个月，我将在我国南方的梅吉的亚（Medgidia）的一个水泥厂工地再次与斯特凡相遇，在那里，我们完全还是学生的身躯发现，它被意想不到地分派去做“志愿工作”。我父亲从“最北部”来看望自己的儿子——我被那么匆忙地从自己的学术回廊叫来——他震惊地看到，我穿着巨大的胶靴、粗呢外套，戴着苏式帽子。他到来时，我正在建筑工地那一望无际的沼泽中艰难跋涉。我们注视着彼此，在那迅速的一瞥中，交换了有关战争和集中营的记忆。这当然是夸大其词。工人的工棚是临时搭建起来的，伙食差得要命，但气氛足够愉快，并非不同于一部探险影片。到了晚上，有人会弹起吉他，拉起手风琴，有人试着攀谈交流，甚至还有人试图谈恋爱。

我邻床的那个人让我觉得不自在，所以试图对他不予理睬。然而，斯特凡·安德烈，一位四年级的学生，不久便开始发起一次非政治的闲谈。他陶醉地谈起书籍，这在工科学生中很少见。我有所保留地小心回应着他。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到自己刚刚重新读过的一本书：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是一位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的人，它证明了灾难是如何能够使人变得坚强。我读过它吗？是的，我读过此书，它在出版时得到了大力提倡。“你怎样看它？”安德烈同志问。“一本为儿童和少先队员写的书，”我诚实地回答，“我还是个少先队员时读过它。”我的同伴始终一言不发，久久地凝视着我，然后询问我最近在读什么书。我不知道该提到哪个书名。我偶然提到了罗曼·罗兰[16]的《母与子》（L’Âme enchantée）。我的同伴再次陷入沉默，然后改变了话题。

这种具有文化气息的幕间休息并无补于“志愿工作”所带来的痛苦。然而，报偿在我全无意料的情况下到来了——一次周末远足，前往离梅吉的亚仅一小时路程的黑海港口康斯坦察（Constanta）。生于布克维纳、长于森林与山岗间的我将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大海。那次历史性的相遇将是此后20年中每年一次前往黑海海岸的系列朝圣之举的第一次。在那期间，我以前的同学，斯特凡·安德烈，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崇拜者，正平步青云般爬向高峰，进入新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17]那令人着迷的圈子，最终将成为他的外交部长。他还成了一位认真的书籍收藏者，拥有一些罕见书籍和早期报纸，以及一些珍贵的外国图书，这都是他的外国同僚的赠予。安德烈部长同志享有学者和善人的名声，是一个漂亮而无能的女优的善解人意的丈夫，这名女优的多情冒险被我们无比珍贵的总统的无比珍贵的配偶的特务们侦察得一清二楚。外交部长在出访外国和会见自己世界各地的反对者期间，恣意放纵着自己那优雅的品味，而回到国内，则对那位独裁者所具体实施的准则唯命是从。我不曾享有他的特权，我也不曾对它们心存渴望。对党的忠诚所获的报偿在他身上得到了体现，而不忠诚的报偿则在我身上得到体现。我没有试图去拍现在那位名声显赫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和齐奥塞斯库的崇拜者的马屁，而当他在联合国年度大会上用他带有东欧口音的法语装腔作势地重复着例行公事的官方的愚蠢言论时，我也不曾为之欢呼雀跃。

然而，在我们的文学讨论的30年后，这位外交部长令我大吃一惊。那是在他参观布加勒斯特国立中央图书馆用于修补古籍和印刷品的图书病理学实验室期间。我妻子碰巧是实验室负责人，在欢迎他时，她被这位大名鼎鼎的参观者向她发出的亲昵问候弄糊涂了：“你丈夫最近怎么样？”茄拉在踌躇之中简单地答曰“还好”。事情似乎很清楚，这位参观者曾研究过这对夫妇的档案，对她和她丈夫的事了如指掌。后来，他提到他以前与她丈夫很熟，数十年前，他与她丈夫进的是同一所大学，对于她丈夫，他的评价甚高。他请她转达他的亲切问候，并请送他两本她丈夫最近出版的新书。书可以直接从出版社或书店买到——要多少本给多少本，这些出版社和书店像图书本身一样，像作者一样，像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当时的其他所有产品一样，都归党和国家所有。为什么是两本？它纯属荒谬之举，而那个含义模糊的要求将在我遥远的放逐地一直与我同在，在那里，它似乎显得更为荒谬。

工程学真的能够保护我免于政治压迫和“木舌病”的白痴行为吗？那些标语口号，那些陈词滥调，那些威胁恐吓，那些两面派行为，那些约定俗成，那些或大或小、或流利或粗疏、或色彩绚丽或无色、无味、无嗅的谎言无所不在，在街道，在家中，在火车上，在体育馆中，在医院，在裁缝铺，在法官席。在所有的地方，低能都居于至高无上的主宰地位，很难保持免疫。

我们的内心生活是可以得到保全的唯一珍宝吗？这种茫然的内心生活有那么重要吗？难道它也没有自身的和谐安宁的源泉吗？

电气水利工程学起来相当困难，我可以立即这样告诉你，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在120个注册了那门课程的学生中，只有27人最终可以毕业。我初涉未知的学术世界的极度乐观的热情从一开始就遭到当头棒喝——学生食堂的午餐。“茄子砂锅菜”和“黄瓜砂锅菜”是社会主义烹饪发明中的两个名菜。仅仅吃了几口，我便停了下来，胃口大坏，然后陷入平静的虚无状态。我的胃习惯了布克维纳菜肴的精细口味，拒绝接受首都的垃圾食物。然而，最初的几堂课为初时的挫折提供了补偿。一切似乎都是新鲜有趣的，特别是数学和应用数学，可我不久就得与几门技术方面的描述性学科死缠烂打，它们让我举步不前。

我寄宿在一位老妇人家，她睡在一张设法塞在桌子与长沙发间的狭窄空间中的折叠床上。然而，我发现了更热情的主人：中央大学图书馆，阿尔鲁斯图书馆，以及外国文化交流研究所的图书馆。每到夜深人静之时，我都会躲进带我远离水力学、建筑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的阅读之中。

结果可想而知，我的成绩排名直线下降。我应该跳下大学的乐队花车，彻底放弃我的学业吗？母亲用一种痛心疾首的声音宣布：“这毛病立即得改。”——绝对的爱的咏叹调。但是，我知道得太清楚了，热爱往往与情感勒索并驾齐驱。心理分析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父母会毁了一个人的生活，可也许我的生活会被我自己的情感冲突所毁坏，而在任何情况下，生活时时刻刻都在进行自我破坏，不管我们错过的是何种机会。一个人文学科的学位会为我在专制之下提供另一个选择吗？我的家人经过讨论，一致反对这一点，于是我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十诫》是一种驯服我那些桀骜不驯的祖先的努力，放逐和犹太人区强化了谨小慎微的规则，活力和勇气似乎具有煽动性和冒险性。难道我那干涉过度的母亲和父亲毁掉了我的生活？然而，通过变形而构成的组合将不会受到轻视。即使是在一个独裁主义的政治体制之内，也会存在难以逆料之事。

1959年，我从水力电气专业毕业。随后，职业传送带开始运作——见习工程师、项目负责人、工地工程师、主要项目负责人、首席研究员。口是心非每天都在时时刻刻地循环往复着。直到14年4个月零16天后，我才终于能够抛下这一角色。

难道放逐的启蒙曾告诉孩提时代的我，要拒绝外部世界，拒绝出生，推迟脱离营养丰富的胎盘？结果，在后来的生活中，假如你接受了你可利用的所有情境关卡，这会导致自我的多样性，而其中只有一个代表着你的真实自我吗？如果你竟幸运地找到了这个真实的自我，你是否竟会去否认它？你一直在千方百计地想要被模糊性所毒害和折磨。教堂与官僚机构、职业与婚姻，只不过是每日加在多样化身份档案中的材料而已。

命运对我们扮着鬼脸，以便使事物保持活力。在我读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偶然遇见了斯特凡·安德烈，现在他已提升为地质系的助教。这是个微不足道的过渡性工作，他在重新进入政治领域之前，假装是一个“科学”研究者。社会主义的居住规定只给那些在布加勒斯特有长期居住权的人发放布加勒斯特的工作执照，谁都不得搬到首都去住。我没有像我一样来自外省的安德烈同志的政治关系，所以，与他不同，我无法让人们忽视这种障碍。“你似乎有望进入一项伟大事业的行列中，可是你却选择回归平庸。”在我上高中时退出政治活动之后，有人就曾这样告诉我。1959年，当我回到我的家乡布克维纳时，也许有人会对我说出同样的话。

六年后，在“自由化”放松了规定，在成功地通过了首都的一个工程职位的资格考试后，我将重返布加勒斯特。在这时，我也必须出示证据，表明我拥有一个最小不少于八平方米的居住空间，这是在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对居民身份的法定要求。布加勒斯特的犹太人社团给我出具了一份证明，证实我居住在前犹太人区仪式用的公共浴室中的一个房间中。

命运为我在居住方面所取得的胜利表示了庆贺，因为我安定下来后没多久，便听说了卡夫卡的《审判》的罗马尼亚译本出版的消息。告诉我这一消息的是我以前上高中时的朋友利维尤·奥布雷杰（Liviu Obreja），他现在混迹于首都的文化消费者的含混圈子中。城里的书商定期向他提供此类书重要进展的情况。学院书店就在我刚刚就职的研究机构旁边，在那个春天早晨的七点左右，也就是离书店开门营业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书店门外就已开始排起长龙。我去上班时，看到了排着队的第一拨顾客。签过到后，我请了两个小时的假，没有泄露请假的原因，因为我的那些阅读《体育报》的工程师同事们在看到我在细读一些稀奇古怪的报纸、杂志和书籍时，已经对我产生了怀疑，我不想再在这些怀疑之中添油加醋。那几年是伟大的“解冻”期，新的出版物和翻译作品会以小批量发行的形式定期问世，所以你总是必须得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并且到得足够早，才能加入如饥似渴的读者的行列，等着成为幸运的购买者，买到一本新出版的普鲁斯特[18]、福克纳[19]、洛特雷阿蒙[20]、马尔罗[21]的著作。在这一努力中，由一群志同道合的献身者组成的狂热队伍会聚集到脸色苍白、面带羞涩的同谋者的亲切神情的利维尤·奥布雷杰身边，我也位列其中，只要信号一出，这些人就会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书店中。

与此同时，我自己的第一本小说正付梓出版。与此相伴——幸运仍在向我微笑——我在一家顶级的工程研究所——丘雷尔水疗院实验室找到份新工作，由于我那倒霉的档案，我的工作申请曾在那里多年遭拒。就在那时，在1969年，我成了一家真正的学术机构最年轻的首席科学研究员。为了证明我的新头衔名副其实，我理当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假如我真的那么做了，我的冒牌行为将达到它的极点。相反——现在我的幸运有所下降——我偏偏被收容进一家精神病医院，尽管时间很短暂。不知怎的，在进行某种反思之后，这似乎是对我令人怀疑的职业成就的最准确的盖棺定论。

所以，在70年代中期，我到了这里，被禁闭在一间精神病房中，与我在大学三年级时所做的第一次休学努力相距20年。在太长的时间里，我一直试图保持常态，而这种表演现在适时地记录在精神病医师的笔记中。与我的公民同事们的两面派做法和政治欺诈相比，这算得了什么呢？“职业失调症”看上去不像由大型的政治化装舞会所导致的疏离那样严重，在这样的舞会上，我们全都经历过在一个虚假的世界中的虚假的自我代表的精神分裂症的折磨，在这个虚假的世界中，你的替代者不是你自己，却存在于你自身之中。这难道不像莫迪里阿尼[22]的肖像画中的扭曲姿势或格罗兹[23]、迪克斯[24]的讽刺漫画？

突然间，在最出乎你意料的时刻，你现了原形，你失去了控制，或者你认为你失去了控制，或者你完美地模仿了那种状况。现在，你终于可以拿到医疗证书，它将送你回家，进入你的房间，你的单人牢房，将你与周围环境隔离起来的棺材——一切费用由仁慈的国家支付。成为一名工程师能够像我所希望的那样，保护我免遭我的社会的掠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是一种代价高昂的保护。然而，当说了一切，做过一切后，我的结论是，我的困境不只是遭受审讯、关押或被送进集中营和反映了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特点的“再教育”收容所的结果，而且每天的梦游症也在折磨着我。反常无所不在，没有人对那愚民化的毒素是免疫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提供一种完美的保护罩来抵御这一阴险的疾病。另一方面，许多作家、艺术家和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一直冒险生活在贫穷和不确定之中，生活在大脑粉碎机所能触及的范围之外。也许你根本不必成为一名工程师。

工程学最终治愈了我的不确定感和焦虑感、我对懒惰的爱好和精力的散射吗？它帮助我征服了我的喜欢抠字眼、过分区分细节的恶习了吗？工程学将我引入了非如此就不可能接触到的境况，介绍给了非如此就不会遇到的人。无疑，这些是收获，但是，其中有多少主动性则是另一回事。此类收获的代价是那无价的流通物：时间。然而，没有什么错误值得被过高估计。过另外一种生活就能匹配我们为生活所绘制的理想化蓝图吗？工程学是苦役吗？那么，由对家庭、对朋友、爱人和孩子的义务所构成的苦役又当如何？由对你的敌人的憎恨所构成的苦役又当如何？

在我18岁时寄托在那不起眼的职业上的希望中，有一种保护自己不受自身伤害的需求。此类愿望始终未能得到实现。工程学没有治愈我，感谢上帝，我自己的上帝。

[1]法语，指戏剧性的事态突变。

[2]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1893—1930），苏联最有影响的诗人。早年参加过未来派诗歌运动，同时很早就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

[3]丹东（Danton，1759—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雅各宾派领袖之一，后因反对雅各宾派革命政府的各项政策被处死。

[4]经文护符匣（phylactery），两个成对、内装有书写经文的羊皮纸条的小匣，由犹太男子佩戴，一在左臂，一在额部，用以提醒佩戴者遵守法律。

[5]乔治乌-德治（Gheorghiu Dej，1901—1965），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领导人。

[6]多列士（Maurice Thorez，1900—1964），法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

[7]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i，1893—1964），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8]多洛雷斯·伊巴露丽（Dolores Ibarruri，1895—1989），西班牙共产党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9]胡志明（Ho Chi Minh，1890—1969），越南共产党的缔造者，越南共和国主席（1945—1969）。

[10]约里奥·居里（Frederic Joliot-Curie，1900—1958），法国核物理学家。

[11]苏斯洛夫（Mikhail Andreyevich Suslov，1902—1982），苏联政治家，理论家，长期从事意识形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方面的工作。

[12]阿拉贡（Louis Aragon，1897—1982），法国诗人、小说家，早期倡导超现实主义，曾加入法国共产党，主要作品有诗集《欢乐的火》《断肠集》，以及长篇小说《共产党员们》等。

[13]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1973），智利诗人，1945年加入智利共产党，主要作品有《西班牙在心中》《诗歌总集》等，获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

[14]巴赫金（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1895—1975），苏联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主要著作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等。

[15]mise—en—scène，法语，有演出、舞台调度、布景和道具等义。

[16]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法国作家、音乐评论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母与子》等。

[17]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1918—1989），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1989年12月22日在国内政局剧变中被捕并处死。

[18]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法国意识流作家，代表作有《追忆似水年华》等。

[19]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美国小说家，美国“南方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喧嚣与骚动》《村子》等，获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

[20]洛特雷阿蒙（Lau Treamont，1846—1870），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的先驱人物，作品包括《马尔多罗之歌》，断篇《诗一》《诗二》等。

[21]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1976），法国作家、政治活动家，著有长篇小说《征服者》《人类的命运》等。

[22]莫迪里阿尼（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意大利画家，以形象颀长、色域广阔、构图不对称的肖像画和裸体像著称，代表作有《里维拉》《新郎和新娘》《躺着的裸体》等。

[23]格罗兹（George Grosz，1893—1959），达达派画家，其漫画作品辛辣地讽刺了德国军国主义及当时社会的腐败，屡遭纳粹迫害，1932年移居美国，作品有系列画《你们看这个人》等。

[24]迪克斯（Otto Dix，1891—1969），德国表现主义画家，新客观主义派成员，作品讥讽虚伪，反对军国主义，代表作有《妓院老板和姑娘们》等。

佩日普拉瓦，1958年

当他身穿囚服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最初没有认出他来。他面色苍白，剃着光头，帽子拿在手中，眼睑低垂。他安安静静地坐在我对面，与其他犯人一起坐在长而窄的条桌的另一侧。卫兵在桌子的两边警惕地监视着一切。我们有十分钟的时间，我带来的包裹只有等探视结束时，在卫兵的仔细检查下才能打开。

他低着头，等着听他想听的话语。他没有听到。他抬起头，孩子气地微笑着，眼睛红肿，充满恐惧，下面有两个深深的发青的眼袋，双唇焦枯起皮。他向我保证，他身体健康，而且正在妥善应对。工作环境又热又脏，自然非常辛苦，可他正在妥善应对。他继续微笑着，带着孤儿重新找到了双亲的快乐感激之情。

父亲50岁，可荒寂的环境使他看上去更老些。1958年的那个春天，我上大学四年级。我22岁。我是个怯懦的人，那一刻的暴行使我深受震撼，变得哑口无言，我无法不顾规定，走到桌子的另一边，拥抱我的父亲，安慰他，就如同他是个孩子。我甚至连允许说的几个词也说不出来。

我没有立即回答他有关母亲的询问。最好不要告诉他，由于他的定罪，她已经被解雇，最终不得不接受在一家罐头厂干非熟练工的工作。她每天要辛苦工作十小时，躬身俯在巨大的钵槽之上，槽中装着辣椒、土豆和黄瓜，她得用手将它们切成薄片。我再三向他保证，母亲下个月会来看他，我也给他带来了他一直在等待的消息：律师声称，政治压力正趋于缓解，拘捕行动已经放慢，“上面”的某处已经承认有虐待行为。我趁着卫兵不注意，向桌子那一边倾过身去，耳语道：“律师的兄弟是一位高等法院检察官。”这意味着上诉很有可能将会成功，不公正的判决将被推翻。

他才刮过的脸与令人惨不忍睹的制服形成了鲜明对比。通常，他的服装从某些方面反映了他自己那喜爱挑剔、讲究整洁的个性。现在，囚服遮蔽下的只不过是一只虱子，就像在特兰尼斯特里亚的最初几周一样，当时，他惊恐地注意到，自己曾经洁白的衬衣领子上有一只虱子。“这样的生活不值得过下去。”当时他说，变得垂头丧气，被羞辱所压倒，准备放弃。母亲，伟大的希望的发言人，那时向他保证，他会重新穿上浆得硬挺挺的白衬衫，可她无法让他从失望中跳出来。然而，他活了下来，结果只是发现自己再次回到了那被放逐的漫漫长夜之中，一只虱子。现在，在这里，是我，小虱子，虱子的儿子，再次许诺重生，许诺一件干净的白衬衫的希望。

在他遭到拘捕的前几年，他已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撤销了所担任的OCL Metalul（苏恰瓦的金属及化学制品国贸公司）的领导之职。他一直恪尽职守，诚实不怠，就连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在OCL Alimentara（当地一家食品分配机构）担任会计工作。“社会主义商业”是个自相矛盾的术语，就像“社会主义哲学”一样。保持人员及商品流动的古代贸易暗示着个人意志、主动性和智慧。相反，国家商业，由于一切商业都属国家所有，在严格计划的基础上展开，它所需的仅仅是官僚机构、定期的补给、毫无经验的受害者。

我父亲既无经商天分，也无经商经验。商业心理、策略、冒险和精明之道一直与他无涉。他只是成了一位尽职尽责的国家职员，就像战前他是私营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模范职员一样。

“1947年，当我们搬到苏恰瓦时，”一次，他告诉我们，“我为合作协会做营销工作。我负责刚成立的合作农场的物资供应。一天，一个人来找我们，提出向我们出售取暖木材的建议。领导问我的意见。我说这是笔好交易，于是我们立即同意了他的条件。然而，我们没有足够的现金付给那人。于是我与几个认识的家庭联系，为他们提供过冬的取暖木材。当时的大多数家庭仍然用烧木材的炉子取暖，可木材很难弄到。许多人打算先付款，这样我们就能筹到钱，付给与我们做交易的人。合作协会从那笔交易中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当布加勒斯特的头面人物听说此事后，我被提拔为负责物资供应的头头，这意味着，我作为协会管理梯队中的成员，有权签银行汇票。这一切在1948年9月停止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接管了一切，我被任命为当地金属、化学制品和建筑材料贸易协会的负责人。”

事实上，1948年9月所发生的事情是，此类交易不复存在。在玛丽亚的丈夫、市共产党领导人瓦拉斯齐科同志的坚持下，我父亲加入了共产党，被带入人称为国家商业的极度脱离常规的新星们的行列中。训练有素、不屈不挠、怀着过时的白领工人的热忱的父亲似乎忘记了他正在做的事情的荒谬性。到1953年斯大林死后，我——高中的劳动青年联合会书记——和父亲——金属行业协会的负责人——都来到了十字路口：我自动脱离了政治斗争，父亲从他的管理职位上被降职。

几年后，父亲这样告诉我们：“过了些时候，我问一位区党委的积极分子，为什么要让我去职，他用一个比喻作答：希特勒时期，一个顺街狂奔的犹太人被另一个犹太人拦了下来，问他为什么要跑。你没听说吗？希特勒刚刚下令，每个有三个睾丸的犹太人都必须切去一个。气喘吁吁的奔跑者回答。可你有三个睾丸吗？另一个问。噢，他们先切再数，奔跑者边跑边喊道。这正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一份匿名信称，你让某人免费得到一辆自行车……我怎么可能给自行车？我不负责物资供应，我是主管。你说得对，没人愿意费心去核实那一指控。直到后来，他们才发现，这纯粹是个谎言。你能怎么办？”

1958年，在担任OCL Alimentara财政部门的领导时，父亲突然遭到拘捕。这是运气不好吗，是一个诅咒的结果吗？共产党全体会议定期指出位居上层的敌对者，有许多出人意表的战术转变可以搅乱社会主义权势集团的级别，通过群众的巨大网络发送冲击波，而群众的冷漠需要用反复无常的恐怖之刺加以震撼。社会主义日常现实的薄雾迅速变为血迹斑斑的黑暗。惹人注目的“少数派”被挑选出来受大家监督。

就像他每天工作结束后几乎都会做的那样，马内阿同志在屠夫身边停了下来。他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情况，木偶们全都按照常规路线运作着。父亲走向柜台，屠夫正站在那里，打算把他常用的包裹交给他。像OCL Alimentara的其他工作人员一样，马内阿同志与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下属的屠夫有个约定：他赊账买肉，等拿了工资后，一个月分两次付清欠款。然而，那一天，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那具木偶的线绳像通了电般地摇晃起来，绕在了毫无疑虑的受害人的喉咙上。

接下来的情形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脚本上演。屠夫将袋子交给马内阿同志，马内阿同志一点儿也没有怀疑那是个圈套。化装成顾客的目击证人站在指定位置上，准备依照指示，证明该犯人其实拎的是嘀嗒作响的炸弹。在幕后，木偶操纵者拉扯着绳子，无助的木偶准确地扑向他，第一出戏的大幕落下。被当场拘捕的被告发现，自己立即进入第二幕——审讯。

凭借紧急情况处理权，审讯在第二天一大早开始。之所以有一夜的暂缓时间，不是为了被告的利益，而是为了让鼓手们在空无人迹的市场上游行，颁布最新的官方举措——提高社会主义者的警惕性，揭露一切企图破坏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行为。

由法庭指定因而不愿挑战当局的律师咕哝着说出“仁慈”一词，提到被告清白的过去：他没有犯罪前科，他热爱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司法原则。被告坚持亲自向法庭提出申辩。在得到允许后，他坚定但礼貌地否认有任何欺诈意图。可接下来——以被视为鹰钩鼻子的暴发户的厚颜无耻——他继续说，他被指控的行为，即没有当场支付两公斤肉钱，在他看来，并不构成欺诈，而且是太微不足道的侵害，连罚款都不应当。人民法庭一片哗然。坐在法官左侧的检察官带着显而易见的恼怒神情打断了不知深浅的罪犯。被告是在声称，延迟支付不构成起诉的理由吗？他是在声称，所欠的钱数只应判罚款吗？这是过时的小资产阶级的“合法欺骗”。在紧张的沉默中，法庭中的人听到，OCL Metalul的前任领导、OCL Alimentara的现任部门负责人被判入狱服刑五年。闹剧迅速收场，而被判有罪的那个人被押送至第三幕—赎罪。

密集呛人的灰尘弥漫在扩大了的舞台。背景是一个劳改营，它的入口处用闪亮的红色字母写着：佩日普拉瓦劳改营。穿着暗褐色囚服的模糊身影在四处移动。他们扛着锄头和铁锹，他们推着装满沙砾的手推车。在酷烈的太阳下，在咆哮的狂风中，五大三粗的卫兵用枪管捅着苦役们的脖子。不公正的感觉未必会使不公正变得较易忍受。向政府集中营输送人质的不仅是肉铺，其他所有的社会主义公共机构也会定期送上自己的贡品。对我父亲而言，关押在佩日普拉瓦不仅意味着禁闭和羞辱，而且也意味着生命的磨难。这位从会计师变为社会主义者再沦为阶下囚的人身上，没有也许可以帮他度过痛苦磨难的哲学家的超然态度或商人的实用主义。

我的父亲不是赫尔曼·卡夫卡，后者一直是世界的粗鲁的统治者，直到他的儿子弗朗兹[1]使之发生了动摇；他也不是那位伟大的魔术师和即兴诗人，也就是布鲁诺·舒尔茨[2]的父亲，他又被称为造物主雅各布（Jakub the Demiurge）。我太了解他了。对于他而言，比体力劳动更艰辛的，比这次重逢的痛苦更严酷的，是他现在正在遭受的羞辱。他从未设法让自己从尊严的习俗中解放出来。尊严，他生活的指导法则，是他的第十一诫，在他看来，它巩固了其他十诫。他既不能忽视一次冒犯，也无法对它一笑了之。他终其一生树立起的诚实名声加强了他不可撼动的尊严感，这常常会激怒我，也常常会感动我。共产党政体经常上演对常备被告——反党分子、地主、银行家、拥护犹太复国主义者、破坏分子、牧师、将领，或被指控为美国特务的堕落的共产党员——的审讯表演。既没有那么出名，又不曾少受痛苦的是那些落入“灰色地带”的指控，它们在本质上显然与政治无关，可最后总是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政治烙印。这种恐怖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降临在无助的受害者头上。

尽管我父亲接受了红色党证，却完全没有政治热情。像他骄傲地将自己包括其中的所有“普通群众”一样，他不喜欢幕后操纵。他只是按照被常识和庄重所定义的毫无特性的传统生活方式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属于那些被编年史所忽略不计的天真无辜者的行列中人。这些是我在与那位佩日普拉瓦囚犯仅仅几分钟的吃力交谈之际掠过脑海的部分想法。我无法传达我的真实想法，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处于监视之下。我们真正感觉到的东西总是无法表达，就像以前我们关系中的许多时候一样。他是一个禁锢在自己的孤独中的人，他的主要挑衅方式是沉默和严守秘密。如果他能够表达自己的羞辱和轻蔑，那么他就有可能感到一些释然，但抱怨不是他的天性，它属于那对夫妇中的另外一人。他很少谈及痛苦和欢乐。不同于我母亲，他从来不提特兰尼斯特里亚，你很难让他说说他是如何被一个以前看似友善的军官用皮鞭劈头盖脸地抽打一顿的经历。他没有忘掉任何一个细节，有一次，当我问及此事时，我立即就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追悔莫及。讲述那个羞辱的故事，几乎如同那次经历本身一样让他感到创痛和羞惭。

羞辱是种令人羞惭的事。我知道我本不应看到我现在看到的东西——憔悴的面容，颤抖的双手，囚服，狱帽。正如他从不谈及位于特兰尼斯特里亚的法西斯集中营一样，他也将永不谈起佩日普拉瓦的社会主义劳改营。至于我，我知道，在他去世之前，我绝不能描写这次会面。

彼时彼地，我应当告诉他：“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正在离开。你不久就会从这里出去。我们正在离开。”“离开，离开，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留下来。”阿里尔的呐喊曾不为人注意地在我外祖父的书店中响起过。在1947年的冬天，当我乘着雪橇穿越雪原时，我自己也发出过那种呼喊，也没有人听到我的声音。

我是在头天下午乘从布加勒斯特开来的火车抵达佩日普拉瓦这座位于巴拉干（Bǎrǎgan）与多布罗迪亚（Dobroudja）之间的尘土地狱的。那是个灼热的春日，灰尘填满了我的鼻孔，落在我的手上、眼睛上、衣服上。在远处，我可以看到那忙碌的蚁丘，劳改营中的居民，如同穿着暗褐色制服的微型昆虫，正在远远地挖掘着。他们将沙砾装上手推车，捣碎，卸在堤防脚下，然后用木板条将其压实。全副武装的卫兵在木头搭的瞭望塔上俯瞰着他们。这绝对是一个埃及法老式的工程，用以灌溉酸性土壤，每块土地都分成小块，像古埃及时代那样，用最原始的方式进行开垦。在地平线之外，还有更多的苦役，他们站在齐腰深的肮脏的黑水中割芦苇，并将它们扎成捆。

我走下火车时，天已擦黑，我必须在夜幕降临之前到达附近的村庄，找个睡觉的地方。透过飞扬的尘土，我刚刚可以分辨出站在自家门廊上的村民们，他们十分漠然地看着聚集在街道上的一群陌生人。这些人像我一样是来探监的。这种自发的聚集似乎会定期发生，目的是为了交换信息和传言。我走近了一点儿，在保持了一小段距离的地方停住脚。我可以听到他们正在说什么，却又觉得无法介入其中。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着褴褛外套的女人走出人群，向我走来。我曾无意间向她发出过某种信号吗？这位满脸雀斑的年轻女子张口就问，我是从哪儿来的，我来看谁。明天她要去探访她的兄弟，她告诉我，他和对外贸易部的其他雇员一道，在一次有政治动机的审讯中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控有罪，裁决的集体性质使得个人上诉变得不可能。将她带到这个世界的边缘来的个人灾难似乎已将她可能拥有过的矜持击得粉碎。她简明扼要、快言快语地说着自己的故事，声音低沉，带有喉音。

我们离开那一小群人，顺着狭窄弯曲的乡村街道一路走下去。她有些神经质，证据是她一路上会不时地摇晃自己的大脑袋，或是拢拢肩头的外套，尽管天气很热。她整理自己的围巾时，我可以看到她凌乱的厚发，就像一个金属丝编就的王冠。她谈着她要去见的兄弟，以及家中的那个兄弟，还有她的母亲，她在听到判决之后中了风，现在几乎瘫痪。我又一次问她，她对劳改营了解多少。“邪恶！邪恶！”她重复道。你听说过位于皮特什蒂（Pitesti）的监狱吗？她问。在那里，每个囚犯都被迫轮流折磨自己的狱友，被折磨者成了折磨者。你听说过斯大林式的工程，也就是多瑙河至黑海运河的工程吗？在那里，那些囚犯——那些尚未被粗暴地杀害的人——成千上万地死去。佩日普拉瓦肯定是后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中最恶劣的一个，她继续告诉我，犯人的食物是喂猪的少量泔水，瞎眼的苦役们从早到晚地干着体力活，卫兵的咆哮声充斥在他们耳际，临时性的木板房污秽不堪，人满为患，每天都要挖掘有定额的土方——野蛮！那些不习惯体力劳动的人，或者那些不再年轻的人，往往当场倒毙在地。此外，从春季到秋季，还得与酷热搏斗，到了冬天，则要面对凛冽的寒风。

很显然，她需要发泄自己的情绪，可我不再听她说话，第二天早晨的会面抢占了我的脑海。现在他会是什么样子，那个此刻毫无疑问也在想着明天早上的团聚的人？我该对他说些什么？说他将熬过这场磨难，就像他熬过那么多其他磨难一样？他从特兰尼斯特里亚集中营幸存下来，也会从这一座中活下来。我应该对他说些什么——说这些是艰难岁月，说无辜的人正在被拖去接受荒谬可笑的间谍审讯，说他们在有关他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亲戚的粗暴审问中惨遭毒打？或者我该告诉他美国佬、拥护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或天主教徒的反共阴谋？这些白痴行为能够给他带来安慰吗？

我的同伴不再说话，也许是因为我长久的沉默。接着她告诉我，村民在出租过夜的房屋，我得一大早就起床，以便确保准时到达刑事犯们的居住地。随后她迅速走开了。我没有听进她对我所说的每件事。第二天去见我来探访的囚犯的念头盘踞在我心头。时间开始在嘀嗒声中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思绪漫无边际地游走着。

第二天早晨，当我看到那张被艰辛劳作时的风沙摧残得皱巴巴的饱经风霜的面容时，我还是找不出话来表达我那无法言传的思绪。我能对他说什么呢，我如何才能克服总是在我们的交流间构成障碍的局促不安呢？我应该喊些希望的口号，说些在他那爬满虱子的囚服前面纯属嘲讽的常识性的陈词滥调吗？我摇了摇头，决心开口，让情感直接发话，可我的头脑还在不断重复着相同的老生常谈：“案子将会重新开庭，我马上就毕业了，你会走出这个鬼地方，我们将会离开，我们要离开，从这里出去，像我们所有亲戚那样，像我们的众多朋友那样。”但这些让人宽慰的话语不可能说出口。某种隐晦不明却强大有力的力量抑制着我。为什么？

几个月前，我也许会对他说：“我要把自己绑在你曾经绑我的桌子腿上。只有到了现在，我才明白了你当时认为我应该懂的道理：自由的代价和囚禁的代价。你一点儿也不知道我是如何颠倒这些术语的。”这些就是在我知道灾难即将降临在我们头上的数月之前掠过我脑际的想法。在空虚中，我曾想，我可以将我的囚禁定义为自由，想象自己是一种语言而非一个国度的居民。现在，我当然不可能用自己自私而天真的困扰去加重他的负担，我也找不到力量去用魔法召唤离开的前景。由于感到内疚，我无法向他许诺，即使是在眼下，与被称为特兰尼斯特里亚的过去和被称为佩日普拉瓦的现在决裂的关头。我始终一言不发，羞愧万分，不配获得奇迹，用自己那双还活着的眼睛去看他。

我俩都沉默下来，双眼低垂，在此之前我们有过一次短暂的交谈，交谈中，他不断问问题，就像一个试图为父母打气的孩子，我则用父母的口吻回答他，情绪混乱茫然，而父亲就像个影子似的坐在我对面，憔悴，苍白，卑微。他那双会计师的小手搁在桌上。他的手掌被铁锹把儿磨得伤痕累累，起满了水泡。我可以看到，他手背和手指上的金黄色汗毛中点缀着白色的汗毛。他的指甲一如既往地修剪过，可这次修得很不平整，谁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在没有剪刀的情况下。

卫兵大喝一声，父亲倏地离开座位，向突然间凭空生成的囚服行列中挤去。我最后瞥了他一眼，我的包裹挂在他的胳膊上，他与他的同志们一起迈着沉重的脚步离去，他们每人都拎着自己的包裹，因为害怕犯最微小的错误，一个个都变成了十足俯首帖耳的奴才。他们的恐惧，他们像机器人一样站入队列准备听从号令离开的迅速劲儿，将我再次见到他的希望击得粉碎。

然而，我真的再次见到了他。不同于其他那些如此众多的永不改正或推迟改正的可怕的社会主义的法律伪装，我父亲的较为不起眼的案子得以重新开庭，判决从原来的五年减为他已经在佩日普拉瓦劳改营度过的十个月。减刑而非撤销处罚使得社会主义国家能够遮掩其“司法错误”，避免向囚犯支付赔偿金，而囚犯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是国家财产。

[1]弗朗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现代派文学的先驱，代表作有《变形记》《城堡》等。

[2]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tz，1892—1942），波兰小说家、画家。代表作有《鸟》《蟑螂》《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走》等。

职员

父亲作为领导和家长都是严厉而独裁的。他突然间的大发雷霆是无法缓和的，他态度温和的瞬间少之又少，并且都是打了折扣的。他不会不公平，而且决不说谎，即使是在说谎可以更易解决问题时。

随机应变、胆小怕事的母亲是更敏感的那种人。她向他提出建议，甚至在专业事务上。她拥有直觉和宽容的本能，但她无法说不，无法拒绝请求。由于情绪反复无常，会突然变得抑郁沮丧，她会迅速从责备别人一变而为自责。她一直与家人和她过去生活中的人们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个过去一直要追溯到她成为自己父亲最喜爱的女儿的时候。她渴望爱和赞誉，她焦躁不安，富于想象，热情洋溢，相信宿命，擅长交际，她相信奇迹、友善和感恩，却常常遭受失望的折磨。她试图对儿子实施的那些禁令和处罚似乎有点儿荒谬可笑，因为她总是要求丈夫进行管教，而当后者像时常会发生的那样太过严厉时，她又后悔不迭。生活完全没有给这对夫妇中的任何一个带来改变，直到生命结束的时刻。

身为孤儿的儿童时代和后来为获得令人尊重的社会地位而付出的努力塑造了父亲，也扭曲了父亲，他近乎于一个典型的“布克维纳”人，尽管他不是出生在布克维纳，而是出生在法尔提西尼附近的摩尔达维亚。他理智、孤独、谨慎、沉默、含蓄、注重尊严、吹毛求疵、谦虚诚实，总是带着一种持续不变的、令人悲哀的羞涩拘谨，这可以理解为不愿参与或宽恕冒犯之举。如果能够自行其是，他总是相当自得其乐，在小心地不强加于人的情况下，他会赞扬庄重、谨慎和尊严，并将它们付诸实践，即使是在极端的环境下也是如此。谨慎，毫无疑问，暗示着一种隐秘的生活，而且确实，处处都有一些秘密的小迹象，他的妻子会怀着令人吃惊的愤慨发现这些秘密。当她劈头盖脸地向他发出斥责和控告的质询时，他既不抗议，也不否认，只是希望忘记这件事，回到它应有的暧昧状态。

他的简洁精确的书写风格表现了同样的谨慎：没有诗情画意的流露，没有情感的勃然迸发。“我1908年6月28日出生于勒斯佩兹的一个小集镇，当时属于巴亚县”——这就是他简单的自传的开头，这份文献只有几页纸，不是在1949年每位罗马尼亚共和国公民都得按要求所写的档案，而是40年后在他的儿子的请求下所写。90年代，父亲不再是领导，他的儿子不再是少先队队长，而且我们都远离了过去居住的镇子，彼此也离得很远。

5岁时，我开始上犹太宗教小学，它是初期的希伯来语学校，在那里，我学习了初步的犹太语字母表。7岁时，我进了勒斯佩兹的一所犹太人学校。我学习意第绪语和罗马尼亚语。1916年，我的哥哥阿伦被送上前线，我的父亲被征召入伍。1917年，爆发了一场斑疹伤寒症。我母亲那年去世。我成了孤儿，与比我小3岁的弟弟努卡一起生活。当时我只有9岁，可我不得不照顾弟弟，时间约为一年。随后，我的姨妈，我母亲的一个姐妹，从雅西县的拉吉诺阿萨（Ruginoasa）赶来，将我俩带去与她一起生活。努卡在一家食品店当小售货员，一个太小的售货员，在那里，他还得到了住处和膳食，我则继续上学。当我父亲从军队退伍时，他续娶了苏恰瓦县的利特尼（Liteni）的年轻姑娘丽贝卡。我留在拉吉诺阿萨一年时间，以便上完小学。那里也有一所犹太宗教小学，我很优秀，因为我从勒斯佩兹已经学会了很多知识。

他继续自述道：

在拉吉诺阿萨的那一年结束后，我返回勒斯佩兹，发现我有了位继母。我私下里在帕斯卡尼（Pascani）的体育馆学习，这意味着我不去上课，只参加考试。随后我上了法尔提西尼的高中。我给小学生当家庭教师，以便自己养活自己。后来，我在勒斯佩兹的玻璃厂找到份工作。当首席会计师搬至伊特卡尼糖厂时，他把我也带了过去。于是我开始了更文明的生活，周围都是些工程师、技师和搞经济的人。厂里有个小食堂，由在食堂吃饭的人管理。轮到我来管时，除了传统食物之外，我还设法供应甜食和腌菜，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做饭。1930年，我应征入伍。我最初在法尔提西尼的第16步兵团服役，然后我回到伊特卡尼，回到工厂，在那里我有一份非常优厚的薪水。我买得起大多数东西，因此心满意足。在遭放逐之前，我一直在伊特卡尼糖厂工作，得到了优秀的组织者和会计师的赞誉。当时，法尔提西尼每年夏天都会在圣埃利亚斯节那天举办一个盛大的集市。摩尔达维亚的人全都会去。我每年夏天都去，在那里度过整整一个周日。1932年，当我从集市回来时，我与公共汽车上一位坐在我身边的年轻女子交谈起来。她长得很像法尔提西尼的雷米尔太太。她告诉我，她与父母一起住在布杜杰尼，在那里，她父亲，也就是雷米尔太太的兄弟，经营着一家书店。我们的恋爱持续了三年时间。我常常在周日前往布杜杰尼，晚上乘马车回伊特卡尼。1935年，我们结了婚。我在书店工作，图书生意似乎进展得很顺利，可没多久，由于入不敷出，我便返回了工厂。我们搬到伊特卡尼，留下岳父岳母经营书店。玛丽亚来与我们一起生活……你生于1936年……我们的正常生活止于1941年10月我们遭放逐时。

在许多家庭事件中，只有一小部分被提及：

1939年，阿努塔，我弟弟努卡的妻子，死于心脏病。她突然摔倒在地，手里还抱着自己的小女儿。我设法让自己与一个代表团一起被派往罗马的糖厂，以便出席葬礼。我妻子珍尼塔在博托沙尼，当时我没有对她提及此事。1939年，军团已经掌握了权力。为了活命，珍尼塔希望我们能够越过边界到苏联去，可我没有同意。当我从罗马回来时，我把一切都告诉了珍尼塔。我们决定收养我弟弟的小女儿露蒂，直到努卡能够再娶。我返回罗马时，发现露蒂很可怜，营养不良，肮脏不堪，无人关心。她的外祖母已十分衰老，而努卡从来不善持家。我带着露蒂回到伊特卡尼。过去一直为我生活在布杜杰尼的岳父母工作的玛丽亚与我们一起住在伊特卡尼，还有我的妹妹克拉拉也是如此。吃晚饭时，通常是我来喂你，克拉拉喂露蒂。玛丽亚悉心照料着她，露蒂渐渐长成了大姑娘。玛丽亚充满关切地照料她，就像照料你一样。可我们的正常生活在1941年我们遭放逐时终止了。

那么，在1939年，母亲希望通过越过边界到苏联去的方式从罗马尼亚军团手中拯救我们的生命。那一倡议很有可能确保我们在特兰尼斯特里亚之外的其他地方自由游走，不久之后，我们就被军团的前盟友、自命为“将军”的安东内斯库送到了特兰尼斯特里亚。我们会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前往那个著名的旅游胜地西伯利亚，在那里，我们将出乎意料地很快了解到共产主义的好处。相反，那个红色乌托邦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走向我们，从苏联往西，来到了罗马尼亚。我们在1949年还不确定它的好处，可我们对它的信号做出了回应。1939年曾对那种红色承诺表示怀疑的父亲成了共产党政体中的一名职员（尽管有点三心二意），而他的儿子，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则相信自己是未来无限光明的新世界的化身。

然而，我们一直没有忘记30年代的珍贵教训，以及持续了十余年、五十余年的流放生活的记忆。就连我父亲那简明扼要的自述也承认了这一点：

我们正在收拾家里的几样东西时，我在糖厂认识的宪兵队头目告诉我，那样做没有用，我们必须徒步走很长的路，我只能带着两个小孩。于是我们把一切都留在了家里，只背着个背包就离开了。我一手拉着你，塔图塔（他对我的昵称，这个称呼一直用到我的儿童时代结束之后），一手抱着露蒂。可是，我们还是带上了为买房子攒下的16万列伊。我们一个摞一个地挤在运牲畜的车厢里。火车走了很长时间，一天一夜，外加一个白天。当火车停下来时，天已经黑了下来。我们被带到一个叫阿塔基的集镇，该镇靠近德涅斯特河。接着袭击开始了。许多人遭到罗马尼亚士兵的抢劫，一些人被扔进了德涅斯特河。这些人中就有我们的邻居拉科瓦尔，伊特卡尼火车站餐馆的老板。早晨，等钱币兑换开始时，钱都必须换成卢布，汇率是40列伊换1卢布。一位友善的罗马尼亚军官悄悄告诉我们，建议我们不要换钱，等到了河对岸再换，在那里，汇率是6列伊换1卢布。那一提示暂时救了我们。可钱没能支撑多久。你母亲付了不少钱，好把她父母带到莫格黑勒夫来，那是在我们从阿塔基又是坐船又是走路又是坐马车到达后的那一天。那对老夫妇留在了位于德涅斯特河另一边的阿塔基。在莫格黑勒夫，我们六七个人住在一间没有生火的房间里。我什么活都干。薪水是每天1德国马克，那是规定。1公斤土豆无论如何也要2至3马克。我们为了吃饭，卖掉了手表、戒指和衣物。后来我们到达了一个叫作温的塞尼（Vindiceni）的村庄，那里有家糖厂。罗马尼亚士兵中有个人曾在伊特卡尼的工厂工作过，他认识我。他有时会给我们带来点面包、茶叶和土豆。玛丽亚就是在那里找到我们的。她来的时候，带着两只装满了食物和其他物品的箱子。东西全被没收了。可是，在那种穷困潦倒的境况下，她还是与我们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她照料斑疹伤寒症的祖父母，还要照料珍尼塔和露蒂。人们会用一枚金戒指去换几片阿司匹林或面包。只有你和我，塔图塔，从不生病。1942年冬天的时候，老阿夫拉姆，你的外祖父，死了。三周后，那位老妇人，他的妻子，也走了。在温的塞尼，有一个极端邪恶的官员，一个Rakhlisky，一个畜生。他千方百计地折磨我们，破坏我们。我们搬到了尤尔卡乌提（Iurcǎuti）的一家酒厂。明娜·格劳尔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她是珍尼塔的姐姐丽贝卡的女儿。

这个造成那么多人神经崩溃，并让我第一次知道了“离婚”一词的事件，就这样轻描淡写地叙述出来：明娜·格劳尔，丽贝卡的女儿，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丽贝卡是母亲的姐姐，她女儿的名字是我们家中的禁忌。明娜关系到一个家庭丑闻，直到母亲去参加罪人明娜的姐姐贝蒂的葬礼，她的名字才被重新提起。只是到了那时，这家人才就明娜以及我父亲的通奸行为达成和解。

负责那个村子的军官把我叫到警察局司令部。我认识他，他一直对我们很好。他一句话也没问，从抽屉里拿出一根又粗又长的皮鞭，开始一面吼叫着，一面诅咒着，一面用皮鞭劈头盖脸地抽打我。我的头肿了起来。我以为自己要死了。最终，我们逃离了那个村子。我们回到了莫格黑勒夫。这发生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当时德国军队正在撤退。苏联人到达时，我们试图跟随他们，向比萨拉比亚和罗马尼亚边境推进。可是，苏联人抓住了我，把我召入红军，并试图将我送往前线。我逃了出来，跑过森林，好几天都远离所有住人的地方。仿佛是借助于奇迹，我在一个名叫布里塞尼（Briceni）的小镇找到了你们大家。就是在那里，在苏联人占领期间，你开始上学。

一天，你回到家，说你想跟表哥们一起上二年级。我去学校与老师谈话，因为你是个好学生，你获准进入二年级。1945年4月，我们回到法尔提西尼。我们先是与雷米尔一家住在一起。利厄·雷米尔是珍尼塔的姑妈。后来我们去了拉道提。在那里，我在一个负责按停战协议的规定协调向苏联运送牛羊事宜的办公室当会计。那些动物需要喂养和照料，于是我雇了些兽医、助手和工人。农业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罗马尼亚出口商瞄准了那些动物的重量，以确保事事都按计划进行，因为大利润就意味着大风险。许多牛都会留在那里一段时间，假如它们病了的话。当时，有超过五千头牛和大约二万只羊被送给了苏联人，罗马尼亚人的新主人。这一业务一直持续到1947年。我们那时搬到了苏恰瓦。

短文在谈到他在战后与玛丽亚重逢时，谈到与她的丈夫维克多·瓦拉斯齐科同志会面时，以及谈到他后来加入共产党队伍时，所使用的方式也十分引人注目。简洁的文字是那个人的特征。他避免谈及冲突、错误和失败，正如他避免含糊其词一样。在他弥留之际，当问到他为什么甚至对自己的儿子也从不提起他的妻子以前结过婚，或者她比他大4岁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那有何意义？”假如我向他问及那个安全部军官的事——在他从佩日普拉瓦被释放后，此人在整整一年时间里不断向他施压，要他成为一个告密者，假如我问他是怎么沉默、平静、坚忍地加以拒绝，直到那个警察精疲力竭时，他也会说出大致相同的话来：“现在谈这个有何意义？有何意义？”

离开

1947年，我父亲的妹妹带着好消息出现在我们家门口：她已经预订了船位，不仅为她自己和她的男朋友，而且也为我们家。父亲立即回答道：“我刚刚打开行李，没有精力再重新打包了。”当然，我们于1945年从特兰尼斯特里亚回来后，没有什么东西可打开，所以在1947年也没有多少东西可打包。他的小玩笑只是在试图掩盖他不愿意进行冒险的心境而已。

离开的问题定期萦绕在我们心头，并且理由充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成了一个不愿离开的人。我上大学时，这个问题再次提了出来，不仅与佩日普拉瓦有关，而且也与一个朋友的移民有关。

我们在进入第一个学年的几周之内就变得非常亲密。雷卢头发乌黑，身材高挑瘦削，是个聪明的学生，还是个音乐爱好者。他喜欢数学、篮球和音乐会，甚至似乎愿意给文学一个机会。他注意到我对工程学研究缺乏兴趣，我将大量时间都泡在布加勒斯特图书馆中，并且与漂亮的艾伯特太太的漂亮女儿打情骂俏。他意识到了我的不满、我的渴望、我的怪念头，于是我们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那过分的、气人的敏感与使他避免一切复杂事物的同样气人的实用主义达成了平衡。然而，这些差异——甚至他对异性的缺乏兴趣——丝毫也不足以构成我们间的友谊的重要障碍。

1958年春，雷卢给我带来了一条敏感的消息：他母亲和姐妹已决定移民到以色列。她们已填好表格，将他也纳入了她们的计划。我们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947年12月的那个冬日，国王的突然退位促使我穿过雪原飞奔回家，嘴里念叨着“结束了，我们现在就离开，马上”，自从那时起，日子仿佛已经过了千年。战后早些年里，当我倾向于亚博廷斯基的好战观念时，拥护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理想曾吸引过我，可现在，它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吸引力。超越披着安乐矫饰和自由幻想的铁幕，逃到资本主义的天堂，现在似乎是种庸俗的观念。我对一切改变命运的幼稚努力都表示怀疑。在我看来，对我们不够完美的、短暂的现状承担起责任，并予以理解，更胜过仅仅做出地理方位的调整这种改变。

我的朋友不仅平静地接受了离开的观点，甚至还举出了几个论据来支持这一观点。他的父亲在1941年雅西的“死亡列车”暴行中失踪了，当时，被从家中搜出、拖过街道的犹太人发现自己像沙丁鱼一样被塞在不知将驶向何处的密封的货运火车车厢里。炎炎夏日，火车在乡间漫无目的地打着转，直到饥饿、窒息的身体变为尸体。

我本人对这些恐怖事件并不陌生。我的启蒙也始于一节由武装士兵看守的密封的货运车厢，但那列火车有一个目的地：它的由囚犯构成的货物将被倾倒在一座集中营的人类垃圾堆上。然而，在我看来，雷卢离开的辩护理由似乎多少有些巧言令色和“雕琢过甚”。我已对试图将仅属于传记环境的东西理智化的努力越来越警惕。就连佩日普拉瓦也不能削减这股力量，凭着这股力量，我的怯懦找出了留下来的最自命不凡的理由。

移居圣地的候选人们在头天晚上就开始排起了队，以便第二天早晨可以有机会到达发放那充满魔力的申请表的桌子边。漫游的部落再次开始移动。它让我想起了我们重返生活乐土时的情形，那1945年的重生。我回想起那童话故事里的声音和色彩，那童话故事般的美味佳肴，以及我从自己陌生的充满书卷气的表亲那里收到的童话书，他是雷米尔家的后辈，也是我的老师。黑板盖住了整整一面墙，上面写满了公式、表格和谜题。在那个奇妙的地方，我发现了常态的快乐，那由我那些从未被战争所驱逐并送往集中营的亲戚们所上演的色彩缤纷的穿插表演。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看到崭新的一天，我就像只活泼的小羊羔般欢呼雀跃。

我以为自己已被安全运抵一个青春永驻、盛事不朽的世界中，可是，突然间，那只无形的夜枭再次向这个阳光明媚的世界俯冲下来。死亡像闪电般袭来，将我的叔叔伊祖从他正在工作的电线杆上击落在地。父亲的弟弟被送回家时已经死去，仅仅是在他去上班的几小时后。在那里，在那根被雨水浸泡过的电线杆上，看不见的鸟喙发起了攻击。他只是痉挛了一下，便跌落在地，目击者说。他17岁。他的脸，在死亡中，与那些还活着的人的脸非常相像：他的父亲本杰明——他的亲人都叫他的爱称比约姆——还有他的哥哥们：阿伦和马尔库，他们静静地站在他的棺材边。

没过多久，恶枭的叫声再度响起。这一次它是在为祖父比约姆而鸣叫，他死在夏日午后明亮的光线之中。他巨大的黑色身躯突然崩塌在躺椅之上，他的孙子就在躺椅旁边，眼睛睁得溜圆。我吓得呆若木鸡。这位玛士撒拉[1]的突然倒毙使我的血液都变得冰凉。时间凝固了，我再也无法喘息。我晕沉沉地呆在那里，直到我从高悬在餐具柜上方的大镜子里看到祖母那只修长而苍白的手。有关这个被我们称作马马亚的轮廓分明的老妇人——尽管实际上她没那么老——有一些闲言碎语，说的是作为一个年轻的后妈，她是如何苛严地对待鳏夫比约姆的三个孤子的。我震惊地看到她在照镜子，梳头发！仅仅几秒钟后，也许只有永恒的一秒钟后，她发出了注意到这一灾难后的尖叫声。在镜中，她直愣愣的眼睛遇到了她孙子那大睁的双眼。局促不安中，她重新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悲伤面具。她的呻吟声和喘息声都增大了，可她与孙子间的关系再也不复从前了。

一刹那，伊祖，他们中最小的，以及比约姆，他们中最老的，都走了。接着，马马亚也消失了，与她的女儿卢茜和阿努塔定居在靠近死海海滩的遥远的应许之地。大多数家人都将追随而去，带着他们古老的名字——丽贝卡、阿伦、雷切尔、露丝、戴维、埃丝特、莎拉、伊里泽尔、莫舍——这些名字已在外国的土地上、在外国人和外国语言中漫游了数百年，现在正重返它们认为自己所属于的那个地方和语言。那些名字的回音将渐渐消失，与之一同匿迹的还有他们著名的特质——他们的商业精神与群体的团结，他们的焦虑与坚韧，他们的神秘主义与现实主义，他们的激情澎湃与明晰开朗。在所有这些老一套中，我该插在哪里呢？难道我也受到过他们的猜疑的影响，受到过他们那由周遭环境阴险地注入我们全体心中的困窘与敌意的影响？

在我的同族人的名字与名声中，我不再觉得自在，他们起伏不定的流浪命运也不再让我感到束缚。我已疏远了10年前我在他们中重生的那些人吗？事实上，当我知道他们在自己远祖的土地上非常安全时——当我知道我现在脱离了他们的关切时，我觉得释然。他们的空虚、他们的急躁、挫败、虚伪和花言巧语事实上并不比其他民族更甚，可我很高兴能够忘掉它们，不再与它们有任何关联。对于他们的大批离去我心无芥蒂，这证明了我怀着不加掩饰的释然心情接受的那种常态。已经认领了我的克迈拉似乎已在我们之间画了一道比任何物理距离都要宽的分割线。我们间的地理空间只是作为一种必要的、保护性的证明而到来。

我的朋友雷卢怎么办？佩日普拉瓦怎么办？雷卢现在扛起自己的流浪者的背包，加入了那些梦想者和被开除者之列。这些移民急切地想要离开这个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每人只拎着一个简单的小包，对他们留在身后的僵局大放厥词。以前，甚至在战争刚结束时，都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人匆匆忙忙地收拾行李离开。为加入大批离去的人中而形成的队列不同于为了食物、燃料或衣物而排成的常规队列，可它们并非毫无联系。我完全了解这种由流浪者怀揣着的记忆、激情和焦虑所构成的行囊。

历史上对于1958年10月的这一时刻的第一手记录弥补了我自己模糊不明的反应：

起初，犹太人开始在凌晨3点排队，以领取移民以色列的申请表。现在，他们在2点、1点甚至头天晚上11点就开始排队。他们中有破产的小商人，孤苦伶仃的老人，还有共产党员、机关领导、各部门常务理事、国家中央机构的公务员，政治机构、军事及安全部门的干部。队伍的影响是巨大的。我自己就是犹太人，可就连我也开始体会到一种奇怪的感觉……

这些文字是由一位名叫尼库·斯坦哈特的罗马尼亚作家写下的，他继续说：

从口袋里拿出护照的简单姿势看似戏法，有点儿像一个不起眼的魔术师的有关它的魔术。或者，它看似一个讨厌的妈妈的儿子也许会干的事：我再也不玩了，我要回去找妈妈。或者，它看似一个从座位上站起身，抓起钱，然后扬长而去的赢了钱的赌徒：我要回家了。我再也不玩了。就这样，你把每个人都带到舞会上，你敦促他们，你付钱给拉琴的人，你让聚会进行下去，你鼓励他们，你是他们中的一分子——然后你就那么跳出身来，你把他们全都留在原地，像个白痴似的站在那里：再见，我要走了。骗局，诡计，背信弃义，谎言！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感到厌恶，其他人则只是微笑。头脑再简单一点的人则表示愤怒和嫉妒，忍受着对来世的恶意的怨恨。

这段文字后面是一段关于塞万提斯的叙述和一个有关一个叛国者的故事，一个犹大，一个象征，很显然，是犹大及其共同信仰者们一直以来所象征的一切中的一种。

从字里行间，不难读到最初的——可也许没那么原初——从憎恨他人向憎恨自己的转换，以及反之亦然的转换。我当时可能也无法让自己对此种痛苦的微妙情绪具有免疫力，但我设法让自己保持比它们的作者更疏离的状态，这位作者后来成了一名东正教修士。

作家于1960年被捕，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一群知识分子朋友，他们的罪名全都是“阴谋反对社会主义秩序”。他被判12年强迫劳役，剥夺政治权利7年，并没收全部个人财产。对于犹太人尼库·斯坦哈特而言，监狱是个具有启示性的地方，在那里，他发现了基督教，不仅皈依了基督教信仰，而且皈依了军团兵的“英雄主义”，这些军团兵本身因“阴谋”而获罪，尽管他们缺乏智力方面的天性。他的下一本书题为“快乐日记”，在其中，他叙述了自己的狱中经历和受到福佑的宗教皈依，这本书将成为畅销书，是后共产党时代的罗马尼亚精英读者的必读书目。

我自己对那些选择离开罗马尼亚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反应源于一种较为个人的、不那么巨大的愤怒。身为青少年的我所拥有的梦想与年轻的犹太人尼库·斯坦哈特的梦想截然不同，他将自己视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克内鲁·科德雷亚努——那位反犹太人的铁卫军“上尉”——的救星。对军团兵所宣扬的“与死亡订立婚约”的英雄之举，我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评价方式。我自己的启蒙不过是一种与卓越性的神秘婚约，即使在监狱，我可能也无法像基督教的新近皈依者尼库·斯坦哈特那样，因我是个犹太人的事实而请求军团兵的原谅。

在我看来，逃离共产主义牢笼的努力既正当，又庸俗。我不是在抱怨阻止我做出这种自然决定的精神障碍，如果我的朋友雷卢也具有相同的障碍，我倒是宁愿选择它。给他提供了离开这个国家的精神论据的是否是这样一个事实：这是杀害他父亲的粗鲁的反犹太人凶手的地盘，这个国家从未因这一暴行向他的家人表示过一丝一毫的正式歉意，就像我自己的家人到特兰尼斯特里亚后从未接受过一次正式道歉一样？那些调用了这些理由的人激怒了我。我的犬儒主义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深度，以至于我把那些恐怖仅仅看作是通向那巨大的、无所不在的、遍及宇宙的罪行，即死亡——我们所有生命的前提——的一个步骤而已。夭折，暴亡，与寿终正寝没什么不同，死亡通过何种方式、在什么地方追上并抓住我们是无所谓的事——这就是我对此事的迟钝逻辑。在激烈争论时，我似乎并不在乎我是在向谁说出这些话语的。

我与尼库·斯坦哈特的愤怒有种天然的联系。我们之间有一种确定的关联，但我们间的不同始终无法逾越。对我而言，罗马尼亚公民身份并不像在尼库·斯坦哈特眼中那么尊贵，他把它看作是成为地球上那些最优雅的、最崇信基督教的人中的一分子的证明。不，对我而言，身为罗马尼亚人是一个事实，不多，也不少。我对“经过美化的”民族并无爱好，无意成为那样的罗马尼亚人、法国人、巴拉圭人、柬埔寨人。由于既缺乏宗教信仰的安慰，又缺乏皈依者的充满热情的民族主义，我认为那些选择改变自己公民身份的人并不比那些改变自己信仰的人更糟。不，我不会请求那位军团兵的原谅，正相反，他倒是应该跪下来请求犹太人的宽恕。我是在用恩赐的态度对待我的那些为了离去而排队的可怜的犹太同胞吗？我对他们的神志清醒感到过蔑视吗？那位皈依了基督教的犹太人和文学家尼库·斯坦哈特间歇性地为自己的客迈拉辩护，我，一个持不可知论的犹太人和未来的文学家，也以同样的方式为自己的客迈拉辩护。让我留在罗马尼亚的不是宗教信仰或民族主义，而是语言以及它所提供的所有客迈拉——不仅是语言及其客迈拉，而且是我的整个生命，当然，其中有好有坏，它的语言及它的客迈拉构成了这种生命的本质。

当我的朋友雷卢谈到他即将进行的冒险时，丝毫也没有表现出被尼库·斯坦哈特优雅地形容为骗子的“诡计”的东西。他身上丝毫没有“讨厌的妈妈的儿子”或“从座位上站起身，抓起钱，然后扬长而去的赢了钱的赌徒”的气息。这种描述也不适合于我的任何一个家人，他们全都是辛苦工作、谦逊卑微的人，生活在贫困与恐惧之中。没有必要认为，申请进行连根拔起的冒险的人要比那些接受扎根于此的危险的人更糟。在这个他们世世代代居住于此的国家，他们中一直没有多少“赢了钱的人”，肯定没有赢了大钱的人。甚至那些曾跳着共产主义的华尔兹的人，甚至那些付钱给“拉琴的人”、为化装舞会喝彩的人，也有权承认自己的错误，带着罪行离去，前往地球的另一端。然而，我的亲戚们也不属于这类人，雷卢也绝不是这种人。这一指控用在我身上倒是恰如其分，我这个红色少年，冥顽不化的13岁的政委。可是，我选择留下来，不是因为我自认有罪，或者我还信仰那“在欧洲徘徊的幽灵”。我倒是已经发现了另一个客迈拉，它不同于那个政治的客迈拉，它不曾向任何人做出快乐幸福的许诺。

不，我的朋友雷卢体现的不是斯坦哈特那充满轻蔑的冗长叙述所说的“骗局，诡计，背信弃义，谎言”，而是恰恰相反。他也不是变节的犹大。他远不应该遭到“厌恶”，任何“头脑正常”的人倒是有充分的理由嫉妒他，因为他抓住了一个他们自己也希望得到的机会——离开这个国家。假如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不考虑国籍，不基于那场针对这个国家一直以来不断试图摆脱掉的“恶魔”的有预谋的歧视战役，那么想要离开的人的队伍早已在这块土地上纵横交错成一片。犹太人成为此类战役的攻击对象并非第一次，但这一次，他们的离去证实了共产主义在罗马尼亚的失败，按照斯坦哈特神甫的说法，这里是地球上最快乐的地方。他们的离去是对极权主义的控告，斯坦哈特及其哲学辩论中的伙伴们——他们本人因叛国反党“阴谋”而被捕——应当一致同意，这是个路线问题。

为移民扣帽子的措施不久就被提出，对申请移民的人的报复开始发动。雷卢立即被大学开除，他很幸运地早早逃走了。1959年春，我送他上了前往维也纳的火车，他将从维也纳继续前往意大利，在那里坐船去以色列。分离的时刻充满了离情别绪。当火车即将开动时，他的母亲微笑着问我：“没有了你，我该拿他怎么办？”很难说她指的仅仅是我们友谊的中断，还是有什么言外之意。雷卢局促不安地交给我一个厚厚的笔记本，我后来发现它是一本日记，记录了我们快乐的青年时代的友谊。读着他那盖满宽大页面的整齐字迹，我不久便发现了一种我们谁都不曾真正意识到的热烈的、甚至带有色欲的爱意。他的离去标志着一段我们已永远失去的岁月的终结。在笔记本的第一页，他写道：“与这些页面中的主要人物的分离似乎无可挽回。这本日记理所当然应该留给他。”未来的世界只能用一种我们谁都没有钥匙的密码去开解。我看不到再次聚首的机会。

我离开火车站，在那个布加勒斯特的春风和煦的夜晚，心中充满疑问，可我并不怀疑我留下来的决定，尽管我将为此付出代价，而危险正是恰如其分的那一个——也就是说，对我而言，恰如其分。我认为，变换我观察这个充满博弈游戏的世界的地方，或是改变我与生俱来的宗教信仰，不会增加我幸福快乐的机会。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必须怀疑此类改变，甚至怀着轻蔑之情去看待它们。“庸人”，我想，可以继续吮吸他们那无言的希望的棒棒糖，可以继续相信立竿见影的报偿。我要从幽闭恐怖症中活下来，依靠的是其他的反作用，但我承认，对于别的那些接受了我的策略的人而言，它将是不公平的。

那个因强迫劳动而精疲力竭、因囚服而深感卑贱的佩日普拉瓦的囚犯该怎么办？我能够向他提出什么样的生存建议？对他来说，报偿一如既往地无关紧要，他只求能一个人安安静静、体体面面地活着。这个问题在我的脑海里，在我的肠胃中，在我的心底里，打开了一个空洞之地。对于一个客迈拉——一个暴躁的自私自利的怪物——的忠诚，再次证明它要更强大些。我一直忙于编造我自己的花言巧语的自我辩护。我不希望加入竞争激烈的自由者的行列，尤其不希望是在外国的土地上。在自由市场上，我什么也提供不了，背井离乡的障碍将毁灭我。我满足于不满足的当地标签，可以在不借助于复杂的逃亡冒险的情况下应付自如。由于在我那歪七扭八的社会主义地洞中贫困交加，我可能甚至会对社会主义者使不幸“相等化”的努力感到一丝满意，他们试图通过减少贪婪地获取金钱、荣誉和地位的机会的方式来缩小社会差距。这种把戏绝非是天真无知的。我父母——特别是我母亲，她与家庭和以色列的联系很密切——定期经历的危机没能动摇我。

坚定不移地忠诚于一个客迈拉也许看上去是件好事，可我怀疑它会把我带入困境。此类无论如何也谈不上神秘的忠诚却拥有准宗教的因素吗？有时，即使是在这种奇异的变量中，似乎只有神秘的信仰才能给社会主义坑道中的生活带来意义。那时，我无法猜到，30年后的一天，会轮到我转身离开，那一天，我将为了向老利奥波德·布卢姆致意，去申请一份护照。

[1]玛士撒拉（Methuselah），《圣经·创世记》中的人物，据传享年965岁。

夜班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正忙着在普罗耶什蒂市中心盖公寓楼。那是幢九层建筑，靠近隐蔽的市场，被称作绿廊大厦。我猜它还巍然屹立着。它是一样可以缓解我还没有生孩子的罪孽的东西，也是对我写了一些短命的书籍的一种安抚。

普罗耶什蒂的矫健步伐对我这个慢吞吞的布克维纳人来说是一种震撼，哪怕是在布加勒斯特当了几年学生后，我依旧慢性不改。一位较为年长的工程师提醒过我，要“密切注意”建筑工地上的人民运动。“你可能在一天早晨醒来，发现50袋水泥不翼而飞，或者你签收了比你的实际需要多出20车的混凝土，或者你收到的砖块只是发票上的一半。”可是，他没有告诉我，当我甚至不肯定自己是否是个好工程师时，我又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好警察。

绿廊大厦是当时市中心的最高建筑，在盖它之前，我在盖L大厦期间度过了自己的学徒期，L大厦位于市场的另一端，只有四层楼高。作为工地上最年轻的工程师，我被指派上夜班。所以，从晚上6点到黎明时分，我不仅要与正规的建筑人员一起工作，而且得与一群囚犯打交道。当地监狱的指挥官已签署了一份合同，内容涉及工人数量、所需技能、工作时间及信贷大楼的应付报酬等。这位指挥官是德拉黑茨少校，是可怕的内政部长、政治局委员的兄弟。

如果说我1954年刚刚踏进大学校门时，在学生食堂与茄子和黄瓜的调和物初次相遇时几乎晕倒的话，那么在看到囚犯和卫兵时我会做何反应呢？事实上，什么也没发生。当我看到穿着土褐色囚服的犯人们在卫兵的押解下被带进来时，我没有晕倒，正如我1958年在佩日普拉瓦看到在卫兵监视下的穿着暗褐色衣服的我父亲时没有晕倒一样。像过去一样，我变得脸色苍白，一言不发，可我没有晕倒。在任何情况下，与犯人的接触将保持在严格的最低限度，我只能获准在卫兵在场的情况下与他们的工头交涉，这个工头以前就是个建筑工人。再者，犯人和卫兵被限制在建筑工地的几个特殊地带。我问过老板，这些囚犯中是否有政治犯，他向我保证，这些人只是些“普通罪犯”。根据我自己的家庭历史，我清楚地知道，这个名称就像可笑的社会主义词典中的其他称呼一样，一点儿也不可信。

囚犯们通过监狱外面的工作可获得减刑的机会，他们参加新的市中心的建设，更多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是为了信托大厦——毕竟，普罗耶什蒂，即使是从黄昏到黎明，也几乎算不上是佩日普拉瓦。实事求是地说，许多囚犯可能确实是“普通罪犯”。虽说不正当，但法院的诡计并不排斥一定量的事实。工作本身要求并不太苛刻，而且肯定比一天到晚关在牢房里好些。

虽说有这一切旨在平息我的恐惧的保证，我每晚上班时还是处在一种焦虑状态之中，不仅要留意我应该签收的东西——混凝土的数量，水泥和砖头的数量—还要留神囚犯或卫兵可能对我玩弄的诡计。我从未完全放松过。夜晚刚一降临，那些女人就会出现，蹑手蹑脚地溜过还湿着的混凝土和露天的钢桁支架。她们带着大包小包，不耐烦地左顾右盼，来见自己的丈夫、兄弟或情人，给他们奉上自己的献礼。为将这些女人阻止在建筑工地外而采取的措施并不能把她们挡在外面。她们一个接一个地到来，偷偷摸摸，悄无声息。

我试着对促成这些晚间幽会的“网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显然，这支犯人小分队已经对我进行过研究，他们的结论是，我没问题，会对这些探访保持沉默。可是，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下一个挑战会来自哪里，下一个陷阱会设在哪里。我不止一次地受到犯人家属或中间人的逼迫，有时是在工地的大门外，有时是在我工作时，而且你很难将他们与密探区分开来。到了黎明，我才会长舒一口气，回到自己那间由棚屋临时改成的陋室，在那里，在铁床上，我的朱丽叶正在酣睡。

假如，我到了25岁还不能在公共市场自焚——就像越南的那些表示抗议的佛僧一样——以公开谴责像个薄鸡蛋壳般包围着我们的生活的巨大谎言，那么我在5至9岁间所受到的启蒙的意义何在？你刚一碰到，那层薄膜就会爆裂，而你突然发现自己孤独而无助，任凭一条由权威挥舞着的鞭子的摆布。假如在片刻的疯狂中你喊道：“共产党没有穿衣服。”蛋壳就会立即分崩离析。立即就会有人上来抓住你的胳膊，就像对待一个你确实就是的精神错乱的罪犯一样，而目击者则会走上前来证明你的不法行为。那个巨大的谎言就像个新胎盘，既不让我们生，也不让我们死。一个鲁莽的姿势就会让那纤薄的薄膜炸开。你必须屏住呼吸，不断自省，以便你那张被大大小小的谎言堵住的嘴不会一不留神地吐出可能粉碎那个保护茧的气息来。事实上，我们正不断用其他遮盖物来包裹这蛋壳，一层又一层，就像俄罗斯套娃一般。那么，这个受到祝福的大谎言是什么呢？一块鸡蛋状的装甲板？一份大自然母亲的礼物？对于许多人而言，谎言之膜已变成了一层厚厚的保护衣，密实，不可摧毁，可防破裂。在装有装甲板的鸡蛋的内部——那个大谎言的集中营——囚犯们被判强颜欢笑。

我没有刺破那层薄膜。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我有自己个人的补偿方式。我尽可能地不去理会那个壳，在它下面，我自行其是。我最关心的是不去理会公共环境，一心一意只当个干活拿钱的“工程师”，除此之外别无他求。日子像我一样年轻，城市充满新鲜和活力，是永恒的夏日的避难所，就像我的朱丽叶一样。

朱丽叶正千方百计地设法避免被大学开除。她的一个同学给系主任送上一份“备忘录”，含沙射影地提到这个黑头发的维罗纳少女的令人怀疑的道德品性。她被叫到大约八年前我被未来的外交部长叫去过的同一间办公室。大学校长几天前刚被解职，这似乎是个“揭露”他的侄女的不道德行为的最佳时刻。但是，几天后，事实证明校长实际上没有被降职，而是升了官。一夜之间，朱丽叶的叔叔变成了副部长，整个事件随即分崩瓦解。

我又一次坐在普罗耶什蒂市中心的波勒瓦德餐馆的露台上，就在我的建筑工地的对面。我在庆祝60年代的到来，当时，西欧正在筹备其年轻人的大叛乱，而东欧则在更加迫切地学着让自己适应在那些不确定但有计划的部分中呈现的模糊性。下面的街道因走过的人群而发出震动。我所能做的似乎只有一样：为了拽起丰厚的捕获物而投下鱼线。我正在等待一个启示：现实是真实的，我是真实的，我注定会发现现实的意义及其秘密、其公正合理性。在任何时候，当我从生命中的一个舞台转向另一个舞台时，神明都会赠予我某种加密的特权。

我吃着烤鲟鱼，就着一口微酸的低度葡萄酒咽下。我抽着希腊香烟，注视着我的朱丽叶的眼睛——还不时偷偷瞥一眼别的jeunes filles en fleur（含苞欲放的少女），在靠近45度纬线的罗马尼亚小城普罗耶什蒂的第七层楼上的波勒瓦德餐馆。我根本不把党或安全部放在心上。我很年轻，却自认为年老世故，认为自己不理睬劳改营及其形形色色的犯人（无论是政治犯或不是政治犯）的做法是正确的。我的头脑中充满了所有那些从书本上得来的政治的、革命的、反革命的乃至自由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观念，但当说过一切和做过一切时，我只是对任何东西都满不在乎。世界历史让我觉得乏味，我自己的历史正按其自己的节拍运行，我吃着鱼，抽着烟，对每日的节奏颇为敏感，对乔治乌-德治同志的疾病却漠不关心，一心一意只想着我的朱丽叶和我周围的所有其他朱丽叶，对越南战争的灾难却置若罔闻。我试图逃入与我的心愿背道而驰的职业的涉及流浪汉和无赖及其冒险活动的细节中。因为渴望对出现在我生命轨迹中的陌生人有更多的了解，在总是以胜利的姿态欢迎我的高山和大海间欢呼雀跃，避开也许会拥有我的问题的答案的书籍，所以我不希望被拖入世界的不幸之中，哪怕是我即将面临的世界。我又老又累，可又年轻得令人讨厌，充满了欲望和困惑。

“工程师同志，你母亲打来电话，她在线上。”秘书跑上脚手架的顶端，我正在那里监督水泥浇铸。“快点，她在等。她昨天也打过电话，从苏恰瓦。她说她最近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你的任何消息了。”两个星期……那孩子已经整整两个星期没有给家里写信了，恐怖中的恐怖。现在他正沿着覆盖了混凝土的钢桁支架奔跑，越过一堆堆的砖头和一摞摞的窗格玻璃，冲去向他的母亲保证，没出什么事，没发生什么坏事，没什么大灾大难。他对自己部族的苦难已不再感兴趣，他远离了悲悼圣母和犹太人区的爪子——可似乎永远都不够远。

过去正在紧追着我不放，总是离我只有一步之遥，会在最出其不意的时候赶上我。向书本的逃亡，高山和大海的雄伟壮丽，性爱探险，政治学，专政，像鸡蛋一样一碰即碎的大谎言——什么都无法与爱的暴政相提并论。它柔软的爪子始终在那儿，准备重申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永恒。这是常态的代替品，是口是心非的新陈代谢吗？为什么两千万人不能异口同声地说出自己的不满和私利，为什么他们不能在一场突发性集体反叛中同时爆发？他们全都受到了鸡蛋壳薄膜的保护吗？“保护，保护”，我不断默念着这个词，一面跑过湿润的混凝土和成堆的砖头。我在这场奔跑中是个老态龙钟的人，我在逃离部族的手掌心，却从未真正逃离过。在25岁时，我已不再有时间、视力和听力去关注政治的刺耳音调，去关注所有那些演说、威胁、警察、囚犯、或欢快或悲伤的合唱、焰火，以及社会主义现实的所有悲欢离合。

我没有时间、视力和听力去关注这其中的任何事——或是我有？也许我有。

蜗牛壳

那个娶了阿夫拉姆·布朗斯坦的女儿、挥霍掉她的嫁妆的骗子迫使老人卖掉了一年前才买的房子。老人告诉自己，什么时候买房子都是有可能的，可他心爱的女儿的心灵安宁更加珍贵。不久后，真正的未来女婿出现了，他为圣埃利亚斯作为礼物送给他的伴侣而深深着迷。

婚礼后，新婚夫妇开始为买新房子攒钱。1941年10月，他们几乎已攒到了必要的数目。然而，到头来，在那个可怕的启蒙的冬季，那笔钱将被用于与命运之路的讨价还价。1945年春季的回归并不意味着回家。他们留下的房子已被再分配，个人财产遭到扣押。幸存者必须满足于他们还活着。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死了，我的父母活了下来，我们也是，年轻的幸存者。他们梦想中的房子化为了泡影，现在，所有房屋及其居民都归社会主义国家所有。

布杜杰尼“我们的书店”的建筑及书店后面的生活区（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已归属于记忆——淡黄色的墙壁，夏季永远敞开的房门，色彩绚丽的房间里满是书籍、铅笔和笔记本，后面的房间，昏暗，拥挤。我对伊特卡尼的房子没有记忆，它留在了启蒙之前的那个没有历史的时间段中。许多年后，当我们从集中营回来时，它向我展示了自己。它位于火车站的对面，在一个有许多长凳的公园后面，一所结实的房子，德国风格，正面简洁朴素，涂着一层近于黄褐色的油漆，前面排列着几扇矩形的窗户。入口要穿过院子。

在战后的那些年里，我常常有机会进出火车站，可从来没有足够的好奇心走进院子，穿过小径，迈上通往房屋前门的两级台阶。我对我在集中营的四年间在其中日渐憔悴下去的房间也没有记忆，我主要是从传闻中了解到，它们没有窗户也没有门，许多家挤在一起生活。我对红军解放了我们之后，我们在比萨拉比亚居住的房子也没有任何记忆——失去的空间只属于失去的岁月。只有在我们回来后，时间才治愈了我，空间也开始有了形状。

1945年7月，我回归了童话般的常态。新住所在我们的亲戚雷米尔家的房子里，位于法尔提西尼。我记得一间半明半暗的房间，一张帝国风格的床，它有着铁制床架、老式的软垫和一条黄色的长毛绒床罩，用石灰水刷白的墙壁，一张黑色圆桌，两把椅子，一扇挂着厚窗帘的窄窗。我第一次有家的感觉。那时可能也标志着某种不同于和超越了实际日历的东西的开始。我9岁生日时得到的绿色封面的民间故事集为我打开了文字魔法师的世界，这些魔法师成了我新的家人。

我的外祖父曾将自己的钱投资在一所房子上；我的父母，在他们婚姻的初期，在攒钱买一所房子。战后，当国家成为唯一的地主时，人们不再想着买房，但求有个庇身之所。1947年，在我们重返苏恰瓦后，我们搬进了一所租来的房子，它位于与主干道相平行的一条街上，靠近那个可爱的三角形小公园。我们占据了一幢一层建筑的左边的最后一间公寓。入口处在拐角附近，要穿过一截走廊。一个小房间被用作厨房，它的门朝向一段黑暗的公用走廊，从走廊可以下到常用来贮藏土豆和腌菜缸的地下室。走廊右面立着一只安置在木头支架上的脸盆，上面有放肥皂和漱口杯的凹槽。墙对面是毛巾架。水是从院子里的井中打来的，存放在脸盆旁的一只水槽里。

右边的第一扇门通向我们的房间。右边的第二扇门通向护士斯特伦斯基的公寓，我们搬进去后不久，她就嫁给了一个薄情寡义但性情温和的酒鬼。走廊尽头的那扇门通向公共厕所，它是个又高又窄的房间，只有一个台阶那么宽，抽水马桶没有座圈，抽水的链子锈了，失去了作用。水得用桶从走廊里的水槽打来。

我们的公寓由两间中等大小的房间构成。第一间是起居室，我们在那里吃饭、会客，也充当两个上学的孩子的卧室和做功课的地方。下面一间是父母的卧室，里面有个巨大的家用衣橱。墙上没有绘画作品，但在前面的房间，在一张床的上方，有一张装在薄薄的黑色木制相框中的长方形照片，照片记录了年轻的少先队员在革命节那天戴上红领巾的历史庆典，当时，这位小积极分子在公共广场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并向红色的旗帜敬礼，旗帜上用金色的字母拼出俄文：向斯大林致敬。

我的学生公寓也是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的居住规定——每人8平方米——的最好例证。老阿德尔曼太太把她唯一的房间租给了我，以贴补她那菲薄的收入。房子位于院子的后部，在米哈·沃达街27号，靠近波杜尔·伊佐沃尔公园。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张床。厕所要与邻居共用，邻居是总在锻炼身体的图多尔上尉和他无所事事的妻子，他们也占据着一个单人房间。无产阶级的平等政策将过去的小资产阶级的房子分成了好几个单元，供社会主义家庭居住。在寒冷的冬夜，老阿德尔曼太太会把自己的折叠床从她现在睡在那里的公用厨房搬到房间里，安置在她以前睡的床边，这张床她已给了自己的寄宿者。

搬到离克勒拉希大道不远的那排城区住宅标志着一大进步。在这些住宅中，我向雅各比医生租了一间房，他是位儿科医生，主要在医院工作，但偶尔也会在家诊治非法病人。他的诊室的玻璃门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打开，从里面走出来的将是胖胖的雅各比太太，她对自己的丈夫醋意十足；从里面出来的人也有可能是马里安，他们的儿子，一个胆怯用功的学生，正在学习当牙医，他对自己的母亲唯唯诺诺，却总是打算讲他父亲情妇的故事，这位情妇是个饶舌而好斗的吉卜赛人，住在地下室里。

当我从一个租来的房间搬到另一个租来的房间时，我唯一可以称作是自己的空间的是我的行李箱。但在我结婚后，在全部房屋都归国家管理的情况下，我的名下终于正式有了一个房间。它是个令人愉快的房间，俯瞰着街道，位于首都尼冯街上的一间公寓里，距解放公园不远。我们与住在隔壁的一对退休老夫妇共用浴室、厨房和门厅。

下一次搬迁，无论是搬进还是搬出联合市场附近的位于斯弗因图尔·扬·努街的宽敞公寓，都为社会主义拜占庭式喜剧提供了一个出色例证。公寓楼第三层的两套公寓中的一套住着茄拉的父母、一位叔叔及一位婶婶。在另一套公寓中，她的祖父母占着一个房间，而另外两个房间住着一位剧院经理及其家人。当这位经理成功地申请移居德国后，我们得到了搬入空出的房间的机会。按照住房规定，茄拉的祖父母可以行使选择权让近亲来住，而我们作为他们的孙女和孙女婿，是有资格的。当然，两个房间比通常所允许的一个房间要多出一间，但法律允许给艺术家和作家协会成员或科学研究者额外多提供一个房间充当书房。除这条法律外，还存在惯例的贿赂和幕后操纵。终于，我们住进了一个令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家，有两个大房间，高高的天花板，一个门厅，还有浴室和厨房。

1977年3月4日大地震的那个致命夜晚，茄拉带着一盒她从市区买的糕饼下班回家。我在书房，坐在床头柜旁的红色长沙发上听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广播。我起身去迎接她，就在这时，房间突然晃动起来，家具在抖动，齐墙的书架轰然倒在我几秒钟前坐着的地方。我们被吓坏了，把门框内侧当成了避难所。随后我们冲下满是碎片的楼梯，来到街道上。我们加入了受到惊吓的人群，不知所措地徘徊在坍塌的建筑物间，然后走向市中心。到这时，时间已近午夜。我们欣慰地看着彼此，意识到只不过是好运气救了我们，茄拉没有被压在斯卡拉糕饼店的烘焙物的残骸下，我没有被压在倒塌的书架下。

第二年，茄拉的祖父母不顾自己年高体弱，决定移民以色列。我们无权支配他们的房间，也没有资格住整套公寓。因此，我们通知房管所，我们很愿意另外分配一套两居室的公寓，至于我们目前的住处，现在是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可以只分配给一个更大的家庭，或者一个属于社会主义权势集团成员的家庭。如果某个党政要人对这套公寓感兴趣，他很有可能安排让我们得到一套在适当位置的适当的公寓。事实上，几个第二梯队的党员积极分子和几位副部长确实来看过这地方，但对它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显然，我们低估了这些人民代表的口味和欲求。我们徒劳无益地请求作家协会的帮助，寄希望于它自己的要人及其与当局的沟通渠道。

那对老夫妇离开后的两周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接下来，一天早晨，一个吉卜赛家庭拿着可占据空房间的授权书出现了——一位父亲，一位母亲，他们的女儿，以及这个家庭的第四位成员，看上去十分醒目——一架手风琴。他们没有家具，只有几个他们开始打开的包袱。他们接着在墙上钉钉子，在钉子上拴了一条绳，然后把所有的财产都挂在这根绳子上。占领结束后，那位父亲抓起手风琴，用一段生动的华彩乐段招待了我们。

新邻居的欢歌笑语与我们较为沉闷的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最终我们找到了一个解决这种僵局的办法：我们把整个厨房都让给他们，条件是浴室留给我们专用。因为他们很少清洗，他们可以使用厨房的水槽和走廊外的另一间厕所。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设法入侵了浴室，随心所欲地进进出出，仿佛我们从未达成协议似的。从黎明至深夜，烤香肠的味道和手风琴的声音主宰着我们共有的房屋。

只剩下一个解决办法了——采取极端措施。在忍受了一年之后，一个周一的早晨，10点钟，我出现在作家协会，提醒作协副主席我们早先进行过的讨论。我还告诉他，如果到下午2点问题还不能解决的话，我就会在公寓举办一次针对外国报刊的新闻发布会。我要让他们看看我们穷苦的工人阶级是如何生活的——三个人，母亲，父亲，女儿，睡在同一个房间的地板上，与隔壁的夫妇共用一间浴室和厨房，而这对夫妇对那个三口之家的无休无止的手风琴演奏相当反感。我的同事，那位国家的代表，试图让我平静下来。然而，他明白这样做没什么用处，可不管怎样，他办公室里的麦克风已将我的威胁传到了管事的当局那里。他打了个电话，简短地交谈了一会儿后，通知我说，我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有一个会面，B入口，第3层，309房间，11点，即半小时后。

我一走进那个圣地的内部，就应邀在由四位同志组成的座谈小组前坐下。他们似乎是平级，可能来自不同的部门——文化、种族、少数民族、安全，天知道呢，考虑到我发出的威胁的性质，也许甚至还有对外新闻处。我应邀总结了情况，然后座谈小组成员一一向我提问。最后，他们问我，我是否可以提出一个解决办法。我重复了我已经说过的话：一年前，在那对老夫妇离开前，我已经建议将公寓分配给一个按规定有资格居住的人，作为回报，给我妻子和我一套较小的、更合适的住处。是的，他们意识到了，错误已经铸成，但是我，他们问，脑子里有什么具体建议吗？

实际上，我有。我已经贴了无数张寻求换房的小广告，并最终有了一个结果，同志们也许可以考虑考虑。行政指挥部的一位陆军中校有位妻子和一个马上高中毕业的儿子，他愿意搬进我们三居室的公寓，拿他们位于胜利大道2号的两居室的公寓作为交换。然而，根据中校的解释，这需要军队的特批，手续纷繁复杂。我把军官的名字告诉了他们，座谈小组的一个成员，一个看上去属于性情乖戾的那种人，向自己的秃头同事发了个信号，此人拨通了中校同志的号码，他证实了我所说的。

党的积极分子们豁地放松下来，他们向我保证，很快每件事情都会得到解决。我甚至还收到了——你能相信吗——道歉，说是误会了我。这是令人心旷神怡的一天，当我向家中走去时，我告诉自己，我一点儿也不在乎现在肯定已经加进了我本来已经鼓囊囊的档案中的那几页纸。国际新闻发布会的威胁似乎有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个好信号，还是个坏信号？难道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出旨在在断头斧落下之前让我的神经睡去的闹剧？

我不慌不忙地向家中走去。外面阳光明媚，这一最新进展使我精神大振。下午1点左右，我抵达了斯弗因图尔·扬·努街26号。我没有乘电梯，而是从楼梯爬上三楼。手风琴一定是休息了，或者到市区逛去了。我们邻居的门大敞着，里面没有丝毫生命的迹象。我往里看了看——空无一物，空无一人，就连拴在两面墙上的绳子也不见了，地板上没有包袱，绝对空无一物。仿佛那里从未有人住过。窗户大开着，一个幽灵曾忍着痛苦为这个房间通风。

我一头雾水地走出去，正碰上大楼管理员，他正顺道来通知我，那个吉卜赛剧团已经被带走了，捆进了一辆卡车开走了。是谁带走他们的？谁都无法肯定，但这一定是来自上头某人的命令。马戏团以魔术师的灵巧与效率表演了绝妙的大变活人的把戏。在短短一个小时之内，整整一年的紧张局面已蒸发得无影无踪。

胜利大道2号的两居室——一套前社会主义公寓的一半—将是我在罗马尼亚的最后一处住所。流氓终于放弃了他的高空走钢丝表演，成为他一直不愿承认的人——一位作家，一位彻头彻尾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我在一家地方杂志上不声不响地发表了几段批评新兴的罗马尼亚国家社会主义的文字。官方的批判应声而至。落井下石的打击从各个方面涌来：我一夜之间成了“治外法权者”、“叛国者”、“党的敌人”。时间遵照适当的过程将我的面具一一撕去——我的小心谨慎，我的胆小怕事，我的幽默感。我的失眠症加重了。我每天早晨醒来，都会被剥去另外一张面具。不久以后，我冒险丢掉了身为一个安静的、令人尊敬的公民所有残存的习惯。我不喜欢这出新闹剧。流氓不曾忘记流氓战争或流氓和平的岁月。

时间飞逝。似乎40年前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只不过是瞬间之前的事，当时，我听到一个声音——我的，却又不是我的——从各处、从虚无之处传来，向我保证，我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茕茕孑立于天地之间。独自在法尔提西尼的雷米尔家那个陌生的房间里，独自在宇宙中，我发现了另外一个家，另外一个宇宙，另外一个自我。书的世界将成为我的新家。在我在苏恰瓦的整个学徒期间，在我投身于革命之时，在我在布加勒斯特学习工程的那些年里，在我拖着唯一的私人财产——我的幻想的行李——住在老丽贝卡·阿德尔曼和雅各比医生的房子里以及所有其他庇身之所的时候，我都居住在这个世界中。

我真的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得到解析几何、材料阻力、建筑结构、流体力学和水力电气学的保护吗——这一切保护了我不受外部环境的煽动或我自己头脑中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吗？口是心非、人格分裂和精神分裂症正教会我们如何将集体历史深埋在我们的个人历史之中。然而，我对“其他东西”的需求并没有减少。我在只有书本可以提供的家园中找到了藏身之所。分裂的自我的双重放逐——那是种弥补性的疾病吗？难道保护自己不受自己伤害的希望最终被重新夺回自我的希望所取代了吗？我沿着自己蜿蜒曲折的道路前行，走向我自己，离开我自己，试图回归我自己，取代我自己，失去我自己，然后一切又从头再来一遍。与此同时，我遭受的掠夺和我所冒的风险已经变成了所有人的命运，仿佛每个人都必须为某种模糊不明的罪行赎罪。在恐惧之下，我对书籍的迷恋加强了，我得到了无形的对话伙伴，它们通过提供自己的友谊，使死亡得以延迟。

在位于解放公园附近的首都尼冯街的房间中，我与茄拉一起度过了我们婚姻的第一个年头，1969年夏天，我终于在那里获得了在我自己的书中倾听我自己的声音的特权。这本书的封面是绿色的，正如1945年的那本书。

我终于找到了我真正的家。语言所带来的不仅是重生，而且还有一种合法化的形式、真正的公民身份，以及真正的归属感。从这个最终的避难之地被放逐将是最残忍的毁灭形式，将触动我的存在的本质。

自从外祖父阿夫拉姆询问新生儿是否有活下去所必需的指甲时起，一个流氓世纪中的50年已经过去。1986年，历史似乎重演了它的黑色闹剧。难道花脸小丑奥古斯都厌倦了那个牺牲品的古老角色了吗？启蒙总是来得过早，它的教育价值是相对的。出于某种认为我可以用语言来代替家乡的具有催眠性的幻想，我推迟了离开我于1945年重新获得的祖国的时间。现在，我还能够做的就是带着语言，我的家，与我一起走。

我将把这个蜗牛壳背在身上。无论海难在哪里向我袭来，这个蜗牛壳，这个少年时代的避难所，将依旧是我真正的家。

爪子（Ⅱ）

我与犹太人区的斗争说到底是与我母亲过度拥有的焦虑不安、夸大其词和惊慌恐惧的斗争，她还会把这一切过分地传给自己周围的人。在这永无止境的对峙中，我并没有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我只是活了下来。

“我上床时唯一的安慰，是我的母亲将会来吻我，与我道晚安。”普鲁斯特所描写的这种生活，与我的生活经历格格不入。那位嫁给了基督教徒阿希尔-阿德里安·普鲁斯特（Achille-Adrien Proust）博士的犹太人让娜-克雷蒙丝·韦伊（Jeanne-Clémence Weil）与我母亲完全不同，她们之间的社会、宗教、地理和历史的差异是相当大的。被普鲁斯特的罗马尼亚崇拜者米哈伊·塞巴斯蒂安视为犹太人与生俱来的内在灾难，在外来灾难自行减少时，也会随之减轻。我童年时代的世界中的内外灾难间很少能得到解决的紧张状态需要不同的协定和不同的面具。临睡前安慰性的亲吻仪式将会与我们东欧家庭中或真实或虚构的冲突所带来的痛苦发生冲撞。

到20世纪40年代初，我的母亲已经预见到了灾难的降临。面对灾难时，她的精力突然改弦易辙，神经质的、殚精竭虑的等待一变而为干净利落的行动。

在特兰尼斯特里亚最初的几周过后，我父亲丢弃了所有的幻想。他白手起家，本有可能安静体面地过简单的生活。他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羞辱。重新调整境况的努力，像以往经常发生的一样，是由他的妻子做出的。她内心的焦虑因不确定感而加剧，因对希望的需求而恶化。极端的行为和危险，剑拔弩张的人际关系，互通消息和传言的兴奋激动，以及强烈的群体感——这一切都动员了她的巨大能量。她擅长计划生存事宜，她会拆东墙补西墙，带着一碗玉米面、一片阿司匹林或一条好消息出现在我们面前。

对于她的儿子——那个永远吃不饱的可怕动物——来说，最大的召唤不是普鲁斯特的蘸茶吃的玛德琳蛋糕，而是洋葱馅饼，一个对巴黎人马塞尔而言像饥饿一样陌生的奇迹。对我来说，就像对其他许多东欧少年来说一样，茶是红十字会在我们从集中营返回家园时为我们提供的热饮。

弱不禁风，满脸皱纹，不可战胜——这就是我们饱受创伤的救世主1945年站在祖国的边境线上时的样子。她立即被卷入复活的旋涡，像往常一样，与她受苦受难的兄弟们拴在一起，对那种关联充满依赖，这与她宁愿孤独的丈夫的高贵与沉默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她满不在乎地为帮助别人而慷慨地献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并要求爱和感激作为回报。我父亲的审慎、他的谦让的笨拙，不依赖于别人。这位温和的男人不要求或不期望别人的感恩戴德。

当我们返回罗马尼亚时，与我姨妈丽贝卡·格劳尔家的一切联系都中断了。我父母从不提起我母亲的姐姐及其女儿明娜的名字，甚至在吵得不可开交时也是如此。不得说出那些不可提及的名字的禁忌被一条如雷电般袭来的消息所打破：丽贝卡姨妈的另一个女儿的死亡。母亲乘第一班火车前往格劳尔家的所在地提尔古·福鲁莫斯，然后在一周后的早晨回到家中。一年后，在我们苏恰瓦的家中，我们庆祝了“罪人”明娜的婚礼，她嫁给了她死去姐姐的鳏居丈夫。欢宴巩固了重新建立起来的家庭联系，我母亲得以再次分享她姐姐家的好坏事件；明娜和我父亲的通奸永远没有被再次提起，哪怕是顺便提到也没有。

我母亲与家里其他人的关系似乎暂时保护了她不受自己的伤害。她的儿子，她如此亲密的一部分，在我们那个狭小逼仄的避难所中，从未得到过晚安之吻。我从未读过或听过临睡前的故事。悲悼圣母没有时间或耐心那么做。由于她自己的关系，由于一种被夸大的感情主义的关系，她经受着自我矛盾的折磨；只有她那强大的、易受攻击的、激动不安的个性的核心部分是始终不可毁灭的。她的戏剧风格激发了她的热情，她的恐慌没有破坏她的精神、她的达观以及她的投入。

即使角色已经颠倒，儿子已经能够给母亲他未曾得到的东西，他还是不能重新创造一个普鲁斯特儿童时代的布克维纳版。可怕而狭小的东欧犹太人区生存了下来，裹在它扭曲的神秘色彩中，在它奇特的罪行中安全无虞。它是个充满阴影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学会去适应一路上所遇到的所有震撼。犹太人区之外是拥挤狭小的东正教教堂，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基督教堂那庄严辉煌的景象，这些基督教堂有着直插云霄的哥特式布景，构成优雅和谐的出色表演的背景——一场在庄严凝重的管风琴的和声伴奏下的神圣演出。

午餐休息时，母亲离开自己工作的社会主义商店，不断地与犹太人区再结合。她宁愿与邻居交换小道消息，交头接耳，也不愿与自己的儿子谈话。她有一条固定的路线。她先要探望一下肥胖过度的阿波斯奇太太，在她拥护犹太复国主义的丈夫消失在共产党监狱中后，她就与自己的小女儿一起住进了第一间公寓。然后是塞格尔太太，她是个寡妇，与自己即将高中毕业的漂亮女儿丽塔一起生活。然后是会计师赫勒家。将那些人一一拜访过后，就没有多少时间吃午餐了。她匆匆忙忙地吃上几口，然后马马虎虎地问问自己家里两个学童的情况。可当我们因流感或中暑而卧床不起时，她又会怎样地大惊小怪啊！她丈夫、儿子或某个或远或近的亲戚的生活中任何无法预测的事件，都标志着一种迫在眉睫的灾难，对于它们的警告信号，她永远保持警觉。这位最投入的母亲和妻子似乎完全不适合她的角色，事实上也是如此，只因为她对日常的生活轮回的极端投入似乎掩盖了某种本质上的匮乏，对于此，她在宗教信仰中找到了慰藉措施。

食物主要是奥地利-布克维纳烹饪风格，带有其自身特殊的甜酸口味。肉食与牛奶没有按照教规分开食用，但过逾越节时，所有的盘子、罐子和锅子都被彻底地擦洗过，房子也是如此。秋天，与新年一起到来的是季节性的仪式和沉思反省，它们以犹太人赎罪日（Yom Kippur）的斋戒为高潮。信仰已变为一种世代相传的传统，一种由规则构成的无所不包的规范，用来帮助你应付日常生活中所有那些大大小小的事件。母亲是神秘主义者，迷信，对命运的运行方式怀着经久不衰的信仰，这位犹太人区的女儿，对周围的基督教环境保持着一种热忱的猜疑，同时对它抱有一种适度的好奇。另一方面，她与自己民族的绝对团结又不会妨碍她充满智慧地做出批评性的评估和判断。

社会主义似乎没有影响到她。她知道新秩序及其各种规则，但乌托邦的幸福景象并没有触动她，虽然她的那么多共同信仰者的头脑为之发生了改变。她顺从地对待变化。她看着自己的儿子日复一日地远离了他祖先的世界。这些是充满烦恼与危险的时刻。过去虽说有那么多的阴冷凄凉，却被当作一段色彩斑斓、热情洋溢的岁月被追想着，而责难的矛头直指当前的恶毒与单调。像希腊人的集会一样，犹太人区过去一直激励一种在情感、观念及生意方面的积极贸易。她似乎在说，社会主义宣传也许会揭露毫无价值的资产阶级精神及其投机者和生意人，但它也促进了更深层次的贪污腐化。我本人在犹太人区感到窒息，被那些无节制的占有和无休止的恐慌堵得喘不过气来，但我的憎恨只不过变成了奴性和束缚的另外一面。在我疯狂地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的青少年期之后，我变得憎恨任何与“我们”、与集体特性有关的事物，在我看来，它们似乎很可疑，是一种令人压抑的简化。“我”与“我们”间的裂缝我永生不想再穿越。

我的共同信仰者们遭到社会主义原则的轻蔑谴责，就像遭到以前的民族主义原则的轻蔑谴责一样，说他们太过沉溺于商业。直到我生命的相当靠后的时期，我才解开了这个古老职业的复杂性，并开始欣赏它所需要的东西——智慧，冒险精神，谈判能力，没有固定时间的辛苦工作，信誉，好名声。假如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话，只有法律和精神病学才同样适合母亲。然而，社会主义抑制了创造发明的自由，旧时的贸易在新的分配制度下已变成了强迫性的无效劳动，“按计划办事的”官僚机构。店员、营销专家、筹划人、会计师——全都在党的走狗或正规警察的密切监视之下。

母亲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我们的书店”，错误地进入一家社会主义缝纫用品商店工作，这份工作完全不适合她。现在，与她打交道的不再是书籍这一她的毕生挚爱，而是纽扣、针线、绸带、花边、丝巾和短袜。她迈着趔趄的脚步，爬上摇摇晃晃的梯子，去拿架子上层的盒子。然后她气喘吁吁地慢慢爬下来，满是皱纹的大手中颤巍巍地拿着所需要的盒子。与此同时，顾客，通常是一位农妇，已经改变了主意。可是，没有时间去争吵，因为其他顾客在叫她。不止一次发生过这样的事：一截刺绣花边或一卷缎带消失不见了，与之一起消失的还有偷盗的嫌疑犯，她可能是个年轻学徒，其职业道德微乎其微，只关心她的同样微乎其微的社会主义的工资。“小偷，小偷！”我可以听到母亲在冲那个打零工的女售货员叫喊着，这些售货员总是换来换去，有着常常伸向钱柜的灵巧手指。

商店的噩梦总是在令人歇斯底里的盘点日达于高潮，盘点时，店员们得从清晨忙到深夜，逐条登记商品，并给商品标价。这时的压力甚至会影响到我父亲，在他自己的工作之余，还得在家检查各种账目手续，改正不称职的甚至是公然贪污的管理人员的错误。终于，所有的不祥预兆都得到了证实，作为一次损失惨重的账目错误的结果，母亲仅仅因为自己的年龄和某种小心的幕后操纵才没有进监狱。她在接受审讯时垮掉了，就像在我们探访佩日普拉瓦回来时乘坐的夜间火车上一样，当时父亲正在佩日普拉瓦，忍受着羞辱的煎熬。羞辱本身并不能影响她，可如果它触及到她的丈夫或儿子，她就会因为他们的耻辱而深感内疚。

“上帝会为了你所做的一切而帮助你。”在布加勒斯特的那些早晨，当我陪她去看医生时，她会不断重复着说——在从佩日普拉瓦回来的火车上，在她接受审讯的日子里，她都说过同样的话。瞎眼的她会在街角耐心地等我叫出租车回来，这在布加勒斯特的上班高峰可不是件普通的壮举。

她对我的疏远和我离开家乡的计划感到迷惑不解，这导致了破坏性的神经危机，常常因为件小事而一触即发。她没有力量与我直接对峙。虽然在口头上无法伤害我，可她还是想伤害我，深深地、不可救治地伤害我，为了我用以使自己远离她的绝境和创伤而表现出的冷漠。她的因其无助感而加剧了的紧张将我变成了一个义愤填膺、冷若冰霜的旁观者。她的哀号和恸哭是一场为了达到目的而进行的表演吗？我试图让自己抵制这些攻击，可并不总能取得成功。我无法逃离她的占有欲，她的钢铁般的、无可救药的自我主义。她似乎想惩罚身边的所有人，方法是折磨她自己和他们，只因为他们不能对她的壮烈牺牲、她的绝对奉献给予回报。

这其实是爱的暴行，是犹太人区令人无法忍受的疾病。那裹着天鹅绒和丝绸的爪子会在最出其不意的时候抓住你。我无法逃离，即使是在我已经让自己脱离了犹太人区之后。接着，出人意料地，她再次变得平静下来，她的幽默感、她的温和亲切会奇迹般地回到她身上。

自相矛盾的是，这种平静似乎是为了证明昨日的焦虑和歇斯底里的真实性。回想起来，平静为她先前的失衡提供了一种奇怪的基础。这是一个与其说是分裂人格的案例，不如说是证明她本人的两面性的案例。她似乎在说，她无法成为某种事物，如果不能同时成为它的对立面的话。哪一面都不能凌驾于她那陷入困境的、骚动不安的个性之上。面对她的弱点，一种神秘的祖传力量在坚持不懈。“我也在为他们祈祷。”她显然会说，一面向她周围的基督教社会投去一瞥。她对那个非本质的世界进行过长久而艰辛的思考，这时，她手捂双眼，仿佛是在祈祷，就像她恳求那未知的神的保护时一样。

对她而言，墓地似乎比犹太教会堂更具意义。它是一种自然的、无中介的，却又是超验的交流形式，一种将她自己安插进历史的方式。我们的祖先曾经是我们，而现在我们是他们；过去和现在融合在了一起。我们每年都会出埃及，就像他们做过的那样，却从未将它彻底留在身后。我们一遍遍地重新体验另外的埃及，他们的命运就是我们的，一如我们的命运就是他们的，永永远远，没有止息。无论何时，只要这个世上的事物运行不畅，这种神秘的关联，这世世代代的同一性，这对神圣潜能的祈祷，就会自然而然地变得更加频繁。

她接受了世界已经改变的事实。但是，你不能相信正在提供给你的平等，或是相信自己是个爱国者，也就是说，相信自己是个有资格批评这个国家的困境的人，就像我试图耐心地解释给她的那样。她试着避开这个敏感的话题，正如她避免谈及我的书。可当我身处暴风雨的中心时，她总是非常不安。她感觉到了危机时刻，而她从未要求我承认她的忧惧是对的。不管怎样，那都将太迟。我拒绝让自己接受部族的重新收留，被它拴住。我已经让自己接受了怀疑主义的训练，从伟大的怀疑论者马克·吐温那里了解到，没有什么比当一个人更糟的了。我想成为一个罗马尼亚人吗？我喜欢别人对我开的玩笑吗？那位美国智者似乎会问。成为一个巴拉圭人或中国人会是什么感觉？或是成为一个犹太人，就此而言？这段特别的坏运气并不比其他的坏运气更无趣。

我真的是按照上帝的模样被构想出来的吗，他真的有我的面孔吗？假使是那样的话，就是那个超越的存在，那个使一切变为存在者，给了我生命。他化身成了我周围的那个离我最近的人、那个实际上给了我生命的女人吗？确实，没有哪种与神性的冲突会比那些我因是母亲的儿子而从中受益的争吵更丰富的了，也不可能有比这更强有力的锁链了。

我母亲不是让娜-克雷蒙丝·普鲁斯特，尼·韦伊，她的儿子也不是马塞尔的投胎转世。我从未得到过她的晚安之吻，即使是现在，几十年后，当我在记忆中重访她、当我被乡愁所缠绕时，这也不是我躺在床上所等待的。过去的爪子竟是如此疼痛。她偶尔会忘记露面，可是，当我从漫无边际的神思游走中回过神来时，我可以透过夜晚那红色的天空，重又看到那瞎眼的老妇坐在轮椅上的片段景象。上帝坐在他的天堂椅中打着盹儿。他化作了一个垂死的女人的形象。那柔弱、盲目、疲倦的样子拥有我母亲那凹陷的脸。在我周围的陌生人中，在这里，在别处，在所有地方，我的困惑——流亡者的最后的财富——给我带来了一个熟悉的、可以接近的上帝。

家庭相簿中只有寥寥的几张照片，其余的都在家庭的迁徙中丢失了。那个年轻女人头戴帽子，面笼轻纱，披着黑色毛皮斗篷，羞涩地凝视着自己的新婚丈夫。她的眼睛乌黑明亮，精巧的鼻子轮廓鲜明，鼻翼微张，额头高高，眉毛弯弯，是个典型的神经质的地中海美人，在东欧熔炉之火中经受了锻炼。相片不代表记忆。启蒙之前的那些年里没有记忆，那些年被湮灭在了健忘症中。特兰尼斯特里亚的那些孤立的、无法忘记的续发事件到来时，没有看得见的辅助物，它们从历史档案中消失了，如今则被悲悼的陈词滥调所取代。当我们于1945年春天重返曾经将我们驱逐出境的祖国时，我们站在雅西街头，衣衫褴褛，一位摄影师为这群散乱的人拍下了照片。可惜的是，他没有继续为重生的形象留下文件证据——年终的欢宴，夏天的假日，瓦特拉-多内的度假者公园，佩日普拉瓦堤坝周围的焦枯的田园，我父亲的劳改营的囚服。

当我告诉她，我要从大学退学时，她的脸色变得苍白。“你是对的，”她终于开口说道：“如果你不喜欢，你就不必继续。”当身为刚从学校毕业的工程师的我告诉她，我正在市区租房子时，她有着同样的反应。“好吧，如果你再也无法忍受……”在为刚娶进门的儿媳妇准备饭菜时，她在厨房里显得焦躁不安。她不耐烦地待在门口，等着邮递员的出现。在老年疾病的剧痛中，她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却又对它抱怨不止。她将自己痛苦的讥讽转向丈夫：“我年轻时，让你很快活，那时比较好，不是吗？”

在我第一次遭放逐的40年后，现在的这次放逐的优势是，它没有应许回归的幻想。我生活的目击者现在分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和墓地中。过去的形象偶尔会在夜晚来探访我，带着那位在我父母相遇之前就知道了我的相貌的中国圣贤的礼貌。我看见墙上的影子，在黑暗中，我可以辨别出我母亲的侧影。我可以认出边境、我的出生地、墓地。当我父母在1933年相遇时，他们无法预见到，他们将会埋在离自己的父母那么遥远的地方，离他们彼此那么遥远的地方——离他们唯一的儿子可能的坟墓甚至还要遥远的地方，这个儿子现在正为了后世记下这份报告。

墙上的影子影影绰绰，闪烁不定，我可以看到特兰尼斯特里亚森林中的无名的、无标记的坟墓，我的外祖父母就留在了那里。我看到另外一位祖父——我父亲的父亲覆满鲜花的坟墓，在田园牧歌般的法尔提西尼。我还看见，在耶路撒冷的一座山岗上，一块石板在犹太人的太阳的照射下熊熊燃烧，我父亲就安息在它下面。在所有人中，只有我母亲，留在了她一直居住却一直想离开的地方。她是我们中唯一至死还留在祖国的人，躺在了苏恰瓦的墓地中，对于她浪迹天涯的儿子来说，苏恰瓦是令人心动的家园。她一直认为自己将被驱逐，而她如此信奉的命运将她放逐到了她的出发之地，让她在此永久安息。这样做是为了用又一个理由来加重她儿子的内疚感吗？内疚，总是内疚——不复存在的家庭丢失的家庭相簿的丰富的替代品。

只有到了现在，在他较成熟的时候，流亡者才显露出对母亲的爱慕和痛苦的需求。只有到了现在，我才在巴黎的那个妈妈的孩子的嘶叫声中认出了我自己。马塞尔的这个一直渴望解放的东欧双胞胎兄弟，现在，在他垂垂老矣之时，是否正渴望从与自己民族的重新结合中获得安慰？难道我竟然会听到我母亲那以她窸窣作响的天鹅绒衣裙为标志的脚步声，从没有归路的世界走回来，穿过走廊，走向她被抛弃的儿子的卧房？“一个痛苦的时刻，”马塞尔说：“宣告着下一个，下一个她已经离去的时刻的到来。”这种探访会持续多长时间？在我重新被独自留下来之前，时间会多么迅速地流逝？“当我听到她走上楼梯时，然后是听到她的沿着走廊走来的脚步声时……我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程度：我希望她花的时间越长越好，这样等待就可以被拉长。”马塞尔的文字现在就是我的文字，尽管，与他不同，我不是在由大教堂和管风琴音乐构成的世界中长大的。我是个不同的流亡者，我属于东欧的沉沉雾霭。“我得不到允许，拥有片刻的宁静，我无法将任何事物视为理所当然，每样东西都必须通过斗争去得到，不仅是现在和未来，而且包括过去。”弗朗兹·卡夫卡写道。以前我绝不会欣赏此类文字，但在东欧流亡困境中的任何时刻，我肯定会认出我自己。是的，每样东西都必须通过斗争去得到，我们也得不到允许，拥有片刻的宁静。

不仅犹太人区消失了，而且整个世界都已无影无踪。时间是深夜。现在我无从去开始对失去时光的追寻，也没有什么神奇的药片可以将它们交还给我。如果没有过去，没有未来，那么我是生活在租来的现在的幻想中、一个不安全的陷阱中吗？一天深夜，我问弗朗兹·卡夫卡：“你真的想念犹太人区吗？”“噢，假如我有那种选择的话。”他耳语着说。然后他再次低语道：

如果我竟然可以有机会成为我想成为的人，我要当一个东欧的小男孩，不带一丝焦虑地站在房间的一角。父亲站在房间中央，在与其他男人交谈；母亲，裹得厚厚暖暖的，在到处搜检旅行的包袱；姐姐在远处与姑娘们窃窃私语，一面搔着脑袋和她漂亮的头发。然后，在几个星期后，我们全都到了美国。

以前我常对自己说这样的话。现在我在重复它们，我凝望着虚幻莫测的天空，我那瞎眼的老母正坐着轮椅横过天际。我屏住呼吸，被乡愁和孤独所压倒，然后，像一个心搏停止的人那样，我感到她撕扯着我的胸膛的爪子的刺痛。

维也纳躺椅

对前世生活的回忆

天在下雨，但几乎算不得《圣经》中所记的大洪水。那位《圣经》人物的近代同名人物，诺亚，只不过是在当前的喜剧中扮演着他的流亡者角色。

在纽约一处优雅之地的优雅的乡村房屋的优雅的起居室中，谈话者们似乎对一直在下的绵绵细雨视而不见。那位遭遇海难的流亡者发现自己正在向同伴讲述特兰尼斯特里亚，讲述启蒙，讲述战争，讲述玛丽亚，那个决心加入犹太人的死亡之旅的年轻村妇。为了回应人们的兴趣，他继续谈及共产主义及其模棱两可之处，谈及流亡的模棱两可之处。装有镜子的门开了又关，突然间，他从它的水晶玻璃格中看到了他不想承认的回忆录作者的样子。到现在，要停下来为时已晚，于是他继续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挣扎着想在与过去的战争中获得的虚假胜利。

第二天，他收到一封信：“我认为不只是因为天在下雨，而且因为在我们愉快的午餐后，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想你，我的意思是想你的故事，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不只是因为它是你的故事，而且因为你生活、思想和行动在历史上最可怕的时间段的中心。”出版商还写道：“你是个目击者，而作为一位作家，你必须抵抗。”将他的生活公之于众，写一部个人回忆录？齐奥朗对此曾提出过警告：“一场煤灰浴，一次出众的自焚练习。”这也将像一层层地剥去你的皮，与电视谈话节目的坦陈一切和群体疗法的自我揭露异曲同工。

我面对这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文字陷入沉思。公众纪念活动已经将恐怖变成了老生常谈，它们被一再重复，直到变成化石，就这样履行它们的功能，接下来的，当然是疲惫与冷漠。

如果我把自己的生活拿出来当众受审，我会成为它的挥笔杆子的代理人吗？观众渴望细节，不是渴望被称为启蒙和特兰尼斯特里亚的隐喻。我在“历史上最可怕的时间段”中接受到的逃避练习仍旧清晰可触。想到我可能会在一场意想不到的对嫌疑犯的围捕中突然被选中，我还会惊慌失措吗？我宁愿戴上小说的面具。不过，镜子在召唤，我可以看到那里面有被放逐者所走的道路、运输营地、分拣中心，以及由元帅设计的坟墓。

“我赞同强制性移民。”扬·安东内斯库，罗马尼亚元帅，军队指挥官，罗马尼亚国家领导人，在1941年夏天宣称。“我不在乎我们是否会被当作野蛮人记录在历史之中。罗马尼亚帝国有过许多野蛮之举，却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权。”这位高贵的野蛮人不想错过让他最终根除国家害虫的机会。“我们的国家处于历史上的绝佳时刻。如果需要，就开枪。”希特勒的同盟宣布。

零星的大屠杀一年前已经开始，1941年秋天只不过加速了这一活动。10月4日，将军发布了驱逐令；10月9日，火车——以创纪录的效率——已经启动。公告说得清清楚楚：“今天，10月9日，火车将开始运送伊特卡尼、布杜杰尼以及苏恰瓦城的犹太人，从斯普里安·波鲁姆贝斯库街到佩特鲁·拉热斯街，直至斯弗·杜米特鲁街和犹太人剧院，从玛丽皇后街直至瑟塔提伊街的雷弗药房，从美国饭店过后的第一条街至女工健身房，以及整个波塞恩西罗尔街。”

行动应在指定的那一天的下午4点于布杜杰尼火车站的军用仓库开始。前一天晚上，波托托阿嘎少校突然出现在我们家门口。“你得带上两个小孩，你必须抱着他们。路很长。除了必需品，其他什么也别带。”他以最友好的方式对我父亲说。驱逐行动将会在第二天，即10月9日开始，在一天后结束。规定非常精确：“每个犹太居民可以携带大衣外套、日常衣物和鞋子，以及供几天食用的食物，不得超过能拿得动的重量。所有犹太居民都要带上自家的钥匙，并将它们与家庭财产清单一起放进写有犹太居民姓名和地址的信封中，交由火车站委员会保管。”

玛丽亚专心致志地听着，眼睛一直看着小挪亚，他被吓呆了，直愣愣地看着那位信使。他转向她，仿佛是在要一个解释。玛丽亚报之以微笑，冲他做了个鬼脸，这是他们的暗号，意思是“这全都是胡说八道”。

少校继续着自己的陈述：“不顺从，或是抵制，或煽动对当局的抗议或施暴的人，试图逃跑或破坏自己的财产的人，以及没有将自己的现钞、金币、珠宝和贵重金属交付保管的人，都将当场击毙。帮助或藏匿犯有此类反抗罪行的犹太人的人，也将被击毙。”少校在说出最后几个字时，不必要地看着玛丽亚，可她一定在当时当地就做出了决定，要犯下比仅仅帮助或藏匿那些受蔑视的人更严重的罪行——她要同他们一起走。

警察头目、地方行政长官、副长官、负责指挥当地卫戍部队的上校，以及身为当地宪兵指挥官的波托托阿嘎少校本人，在这个疯女人被拖离火车车门时，都带着嫌恶的神情看着她。死刑将是太体面的死法，最好的惩罚是让她生活在她所背叛的人中间。

几个月后，玛丽亚出现在集中营门口，背着装满了给她的小王子挪亚及其父母的衣服和食物的行李箱。这些被当场没收的行李将成为她在军事法庭上的证据。

“从千年之交起，一种悲剧命运就已将巴比伦囚虏[1]与特兰尼斯特里亚的饥饿、疾病和死亡的地狱联系在了一起。”特拉伊阿恩·波波维奇（Traian Popovici）写道，他是布克维纳首府切尔诺威茨的基督徒市长。“在德涅斯特河沿岸的集合点对被放逐者依旧持有的个人财产的肆无忌惮的劫掠，光脚在冬天的雨、雪、泥中的漫长行走，饥饿和焦渴，可能来自但丁所描写的地狱。”市长继续写道。他直到最后一刻，还在试图阻止驱逐。“在一次运送过程中，只有六分之一的婴儿可以活下来。”他写道，“累得走不动的人或没有行走能力的残疾人被留在路边，成为秃鹰和野狗的掠食对象。总算到达目的地的人生活在肮脏得骇人听闻的状态下，没有适当的住处，没有柴火，没有食物和衣服，暴露在严酷的天气下，忍受着卫兵及集中营管理人员的折磨。”

如果不提及位于德涅斯特至阿塔基的交界点，这门历史地理课程就是不完整的。不是《圣经》大洪水时的阿勒山[2]，而是阿塔基。小挪亚当时只有5岁，可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名字。50年后，他依然记得它。苏恰瓦犹太人社团主席在回忆那个地方时写道：“阿塔基将始终是个谜，只有我们中那些从它曲折蜿蜒的街道上如同戴着镣铐般蹒跚走过的人才能理解它。曾经强壮的人突然间就轰然倒下。以前健全的人发了疯。律师萨穆尔·斯坦恩的遗孀罗莎·斯坦恩认为自己仍在苏恰瓦，老是礼貌地问：‘你能好心地给我指一下回家的路吗？我家与威尼尔书店在同一幢楼里。’”威尼尔书店依旧存在于现在正安静地睡在他的纽约避难所中的流亡者的记忆里。在战后，它成了市民的天堂，里面充满了奇迹，直到共产党查禁私有财产和所有其他私人捐助时。

1941年，拉道提的另外一位犹太裔官员从阿塔基给他在布加勒斯特的同等级别的官员送去一条令人绝望的信息：“10月14日，我们被疏散，带到了这里，我们现在正在这里等着被送过德涅斯特河，遣送至乌克兰的一个不知名的目的地。我们住在户外，在雨中，泥中和寒冷中。这里，在阿塔基，成百上千的人已经死去。许多人发了疯，还有一些人自杀了。如果再不马上采取措施拯救我们，这些不幸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活下来。当前，有大约两万五千个幽灵处在这种境地中。一些人正前往乌克兰，一些人在莫格黑勒夫，另外一些人还在阿塔基这里。”

莫格黑勒夫也是个不会轻易忘记的名字。马内阿家的四口人被送往的正是莫格黑勒夫。1942年1月6日，一名莫格黑勒夫的记者向日内瓦的一个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部门发了一封信，信中提到“每天有60人死亡”。那第一个冬天其实是希特勒军队和安东内斯库元帅的同盟。

特兰尼斯特里亚没有得偿所愿，只能展示一张死亡人数为50%的资产负债表。在这方面，它无法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竞争。正如罗马尼亚的大多数事情一样，特兰尼斯特里亚的成就始终暧昧不明。罗马尼亚可以如一些编年史所声称的那样，被视为欧洲反犹最甚的国家吗？竞争很难评估，但那可疑的大屠杀奖杯仍应授予纳粹德国，尽管有报道说，德国军队对其罗马尼亚同盟所实施的肆无忌惮的暴行颇为反感，因为他们总是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杀人，而且使用的是手边的任何一种原始手段。

在特兰尼斯特里亚，小挪亚初步了解了生命，以及它的对立面。第一次死亡来自我挚爱的外祖父阿夫拉姆，然后是我的外祖母，三周之内的两次打击。无生命的突变魔术：死后的生活，在死寂的无名墓穴中。

在男孩的脑海里，他看到自己木乃伊般地躺着，处于一种永久性的昏迷之中。他可以看见坟墓，冰雪覆盖的大地，冰冻的杂草的叶片，蠕动的虫子。狂风在号叫，留胡子的男人们正随着古老的犹太教哀悼祈祷文的祈祷节奏摇摆着身体。

我活着，正在思考我自己的死亡，但我当时所能明白的是，哭泣与饥饿、寒冷和恐惧属于生命而非死亡。没有什么事比活着更重要，母亲总是说，一面想方设法地让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活下去。死亡就是消灭，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与之斗争。这是我们可以值得活下去的唯一途径，她总是不断重复着说。渐渐地，局势有所改善。战争转向了西方，同盟国的胜利似乎近在眼前，安东内斯库元帅听任昆虫们活了下来，充当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和担保人。

前公民马尔库·马内阿获准在一家工厂工作，他的报酬是买一条面包的钱，这就是一家四口每天的食物。没有人能够预言，生命与死亡的轮盘赌的轮子下一次会停在哪里。我父亲据以小心翼翼地建立起自己的生活的逻辑现在毫无用处。通过与命运的腐败交易和讨价还价来保全自己的做法令他作呕，正如活着这一最高报偿令他作呕一样。我父亲的观点始终未变，尽管他遭到了以前很友好的军官的粗暴鞭打，现在，那个因仇恨而面部扭曲的军官似乎随时打算碾死这只该死的虫子。父亲可以接受死亡，但不能接受羞辱。在冒险试过一切后，他厌恶地从他目前现实的严酷真相中退却了。他没有变得奴颜卑膝和虚伪狡诈，这是对奴隶的要求；他不会放弃自己的尊严。他的妻子不在乎此类白痴行为，可他在乎。不仅是在集中营四处蔓延的阿司匹林和面包的黑市交易，而且包括感情的黑市交易，都让他感到恶心，同样令他厌恶的还有那些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自己从压迫者的暴行下解救出来的受害者的暴行。怪物刽子手培养出怪物受害者，他常用他那温和但坚定的声音重复说。

元首的“最终方案”不曾虑及掠过那些被判灭绝的受害人脑际的想法。纳粹用清晰的语言定义了自己的目标，兑现了诺言，回报了它的信徒，毫不犹豫地歼灭了它的牺牲品，没有给他们任何皈依或撒谎的机会。相反，宣扬普天同乐的却鼓励皈依、撒谎、阴谋，甚至对自己的信徒也并非不愿吞噬。对该体制来说如此必不可少的思想警察强行利用了一个真理为党服务。在越来越矛盾的许诺与现实之间，为怀疑、颠倒是非和恐惧敞开了空间。

这就是在卑鄙而贪婪的20世纪的第80个年头的那个布加勒斯特的秋日午后划过我头脑中的想法。在安静的房间中，读者与书籍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对话，这时，电话铃声响起。我不愿与任何人交谈，并已经将书面朝下放下，可是，我还是拿起了听筒。

“你想去走走吗？”我的朋友问。

“下雨，我们能去哪儿？来这儿吧，我们谈谈。”

“不，我宁愿出去。雨要停了。我们半小时后在图书馆前的皇宫广场见。”

我的朋友通常是那种久坐不动的人，所以他突如其来的散步渴望令我很是惊讶。雨确实已停了，空气很清新。他把我领到附近的那个空无一人的小公园。长凳还湿着。

“事情终于发生了。我们总认为，只有邻居才会落入他们的罗网。现在事情发生了。他们出击了。”

我沉默不语，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他们一共有两个人，一个上校，一个上尉。上尉记笔记。审问持续了三个小时。”

散步的理由变得清楚了。房间有耳朵，警察的耳朵。

“一切都与你有关。他们想知道有关你的一切，你干什么，你见什么人，你从国外收到或发往国外的邮件。他们想知道你有没有情妇，或者茄拉是否有情人。他们询问你的财政状况，你父母的，你岳母的。他们问你是否曾对最高领导同志及其妻子说过什么坏话，你是否打算移民。”

在社会主义的罗马尼亚，告密者的花名册渐渐类似于一次人口普查。自我谦让、做出一切正常的表象的策略不再起作用。事实证明，与世隔绝并没有保护作用。

“你不会相信，可我最终还是投降了，签了字。我别无选择。他们还给了我一个代号，‘阿林’。”

警察给他选的名字正是他们的新线人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诗歌和戏剧评论时所用的笔名。让这成为他的一个教训吧，毕竟，这两种职业，诗人与线人，都是要探明我们隐藏的全部秘密。

“你为什么要签字？你以后只有到了棺材里才能摆脱他们，也许到那时也摆脱不了。假如你再坚持一个小时，他们就会放弃的。现在不再是斯大林时代，他们也许不会招惹你的。”

阿林没有回答，于是我也陷入沉默。毕竟，我不能假装自己是个了不起的英雄，那有点屈尊俯就的感觉。建议或责备同样毫无意义。在地狱，面包意味着一切，在炼狱中，它也意味良多。在集中营的门上，卫兵常常写上：“天堂”，“地狱”，“炼狱”。面包无论在哪里都是勒索的杠杆。

“他们威胁我。他们对我说，你是国家职工，你有责任帮助我们。”

换言之，你可能连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也保不住。正如这位国家职工所了解的那样，这样的威胁是违背法律的，可他也知道，法律不过是权力的玩物。不仅阿林的面包危如累卵，就连他年老多病的父母双亲的面包也危在旦夕。

“阿林”就这样，不但是文学中的阿林，而且成了生活中的阿林。他身为社会主义公民的二三重的生活现在因一个精确、秘密、无报酬的任务而扩大：汇报他最要好的朋友的二三重的生活。他将每周都要与联络官员碰面，不仅是在意料之中的后者的办公室里，而且是在安全部控制下的“安全的”私人住宅中。粗陋的家庭装置，一个灰色的、狭窄的社会主义的居住空间，会使这种行动人性化吗？警察线人数量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而且这一招募战役已经加速。“犹太人区的饱受创伤的幸存者，与战前民族主义国家的警察和社会主义政权的接任者——指挥官同志，没有任何区别。”一次，我瞅准了机会说。

从布加勒斯特至苏恰瓦——从这个国家的一端到另一端——的通宵火车旅程，结束于对那对老夫妇的短暂探访。只有时间喝杯咖啡，乘机打量他们的面容，看看电话交谈所无法记录的东西。他们显得惊恐不安，这是千年的恐惧所培育出的惊恐，它们永远都是可更新的。我再次看了看我的父母，然后站起身走出来，把喝了一半的咖啡留在了身后。驱使我登上火车的紧迫感现在迫使我回到过去的街道。

以前的奥地利市政厅现在成了当地共产党总部所在地，把门的卫兵专注地听着我说的话。20世纪70年代末，作家协会会员证在罗马尼亚的偏僻之处依旧具有某种权威性。他记下了细节，然后看着他的会面登记表说：“我不知道第一书记同志什么时候能够见你，可我会把信息送过去的。”

“我今天必须见他。我今晚就要乘火车回布加勒斯特。”我坚持道。他犹豫了片刻，然后带着听天由命的神情说：“午餐左右再回来，到那时我告诉你答案。”

我不会等下去，于是更加冒险地决定前往安全部总部，它位于一座全新的现代建筑中，距老医院不远。我再次出示了我的会员证。接待人员似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一次会面？与指挥官？今天？为什么这么急？

“是的，今天，午饭前。在那之后，我要去见第一书记。”

卫兵拿起电话，拨了一个数字，然后他离开了，另外一个人接替了他的岗位。等了好一阵子，第一个卫兵再次出现。

“指挥官同志不在市里，但副指挥官——瓦西刘同志，将在11点接见你。”

现在是10点过5分。我田园诗般的故乡的每个角落都有鲜花盛开的花园和热情好客的长凳。阿德尔公园就在附近。春日的阳光令我昏昏欲睡。我走过那些老树，它们是古老过去的见证者。

11点，我被护送至一楼。巨大的办公桌后坐着位面色苍白的人，他稀少的头发呈灰色，穿着件灰色羊毛背心和一件没打领带的白衬衫。他的左手坐着位面容英俊的黑发男子，留着黑色的胡须，穿着上尉的制服。我开门见山地说：“几个月来，退休人员马尔库·马内阿一直被一个特工纠缠不放，特工指控他要么是以色列间谍，要么是个以犹太人社团秘书的身份进行私下交易的骗子。如果这有证据，那就起诉他。如果没有，这种恐吓活动必须停止。无论是在过去还是近段时间，嫌疑人都已经受够了。他终其一生生活的那个镇子里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正派人。”

上校的热切凝视标志着他想起了叫作“特兰尼斯特里亚”的过去和“佩日普拉瓦”的最近时段。他也知道“正派”意味着什么。拘留所的有罪和无辜的幸存者最终都被迫成了国家的告密者。但是，前同志和前囚犯马内阿拒绝这一荣誉已一年多了，用的也是同样的句子：“我是个正派人。”这白痴般单调重复的滑稽陈述终于惹恼了警察，他的上级适时地获知了招募失败的消息。

上校简单地评论了几句，他是个聪明但危险的谈话对象。他表面的矜持是引我上钩的精巧策略，但此刻没有时间思前想后了。

“以色列间谍？”我说，“通过什么方式？”

我并不指望会有人回答，这次会面会按照其自身的动力继续下去。

“他被指控，”我继续说，“利用他犹太人社团秘书之职陪同参观布克维纳的美国和以色列要人。这些都是正式访问，得到了外交部的批准，可能还得到了所有相关部长的批准。监视机构必定早就了解了每个人所做的每件事。”

上校又一次高深莫测地微笑起来，慢慢地点了一下头，证实了我的大胆陈述。

“是的，是的，我们当然知道。”他无声地说。

我乘胜追击。“据称，参观者中有一位肯定是布里尔（Brill），以色列一秘密组织的头目。他在苏联边境附近的锡雷特（Siret）参观了著名的犹太人墓地。我们就应该猜他在那里是要收集情报，用他的裸眼或他根本没有的双筒望远镜侦察边境地区吗？他甚至没有迈出给游客规定的区域一步。至于我父亲，小小的苏恰瓦的小小的犹太人社团的卑微雇员，怎么会知道罗马尼亚秘密黑名单上的嫌疑犯的名字？毕竟，监视机构效率很高，罗马尼亚安全部在世界各地都颇具声誉。”上校此刻几乎大笑起来，上尉从他正在用打字机打的记录上抬起眼，加入了进来。是的，他绝对是在笑。

我没有停下来。“假如马内阿先生，以前的马内阿同志，让我们假设，患有心脏病怎么办？他老朽的身体上布满了安东内斯库元帅的特兰尼斯特里亚、战后的斯大林主义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非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的伤痕。过去的错误不应当在20世纪70年代重犯。报纸上都这么说。”

我的两位听众似乎对这种全新的叙述性歪曲的兴趣比对前面的一言堂更浓厚，于是我加快了速度。“犹太人区的后裔弄不清过去的民族主义国家的心怀鬼胎的警察与如今的社会主义民兵之间的区别。对他们而言，事情并非总是清晰可辨。社会主义法律宣称所有公民一律平等，而且战后确实有犹太人占据了重要的、甚至是部长级的职位。一些人仍留在这些职位上。但这不会让记忆或恐惧愈合。嫌疑犯都很谨慎，上校同志。也许他们有权那样。”

我已结束了我的辉煌咏叹调。我已证明了我的机敏与勇气，那么我的两位双手叉腰站在那里微笑着的对话者还在等什么？掌声在哪里？鲜花在哪里？

我的恐惧和我的反抗精神联合起来产生了一段一气呵成、甚至堪称勇敢的陈述，但这出戏并未到此结束。我依然在此，活着，我的全部思想和加剧的情感也依旧活着。

轮到上校出场时，他将自己的角色表演得尽善尽美，你很难不为他的表演所折服。他没有反驳我的任何谴责，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情，看上去就像个因整天不得不与白痴打交道而疲惫不堪的人。通过接受我的论点的方式，他几乎解除了我的精神防线。然而，我设法自始至终保持住了镇静。最后他说：“谢谢你，这是有关犹太人区心理的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不是经常能够获得如此有用的信息。我们在布加勒斯特的同事会请求你的合作，我肯定。”我所能做的就是虚弱无力地咕哝道：“不，我不合适，不是我。”上校不再听下去。他站起身，伸出手。会面结束了。

我离开时，上尉向我保证，有关马尔库·马内阿先生的误会很快就会得到处理。上校同志总是会信守诺言，他是个非常特别的人，正如你自己可以看出来的那样。确实，那个场合一直很特殊，但我已不再在意上尉及其渐渐飘远的话语。

那次会见的压力使我饱受折磨。由于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目的，因自身的冲动而变得盲目，我忽视了我是在哪里，在对谁说话。如果整件事再多持续五分钟，我可能就会像个破布娃娃似的瘫倒在上校和上尉的怀中，那时他们就真的可以开始逼迫我告密了。这次努力让我精疲力竭，并对自己的胆大包天吃惊不已。我一步步地走下那座可诅咒的大楼的台阶，渴望赶快逃离，忘掉一切。

但是，我不能忘记的是，在面对这样令人发狂的两难境地时，没有人有权扮演道德家的角色。阿林了解曾加在经历了佩日普拉瓦之后的退休人员马尔库·马内阿身上的警察的压力，了解瓦西刘上校循循善诱的魅力，了解上校在布加勒斯特的同事们与我——他们未来的受害人心理学方面的专家的两次交谈。他知道，会见很短，并且我拒绝了那讨人喜欢的合作要求。现在，警察再次围了上来。除了常规报告及与我的诗人朋友的每周谈话所提供的信息外，他们一定还拥有更多的有关他们的嫌疑犯的信息。

阿林是个好朋友，他告诉我，他对自己的质询者写下的有关我的文字是：“一个诚实的人，对政治不感兴趣。由于性格内向、忧郁，他喜欢书籍和独处。”但那种描述不知怎的似乎无法令人信服，它缺少党的陈词滥调的注释。我已经染上了自我怀疑的毛病，开始认为，我的朋友对我隐瞒了一些事，为的是保护我不受我自己的伤害，而不是仅仅不受我的追随者的伤害。我变得越来越依赖于我的双重线人了。

阿林是个大高个儿，一双大手，有着爱尔兰人般的火红头发，活力四射，声音浑厚，做起手势来幅度大得像个乐队指挥，可不知怎的，他变成了个小矮个儿，大鼻头，鬃毛般的头发突然像个油光发亮的头盔似的紧贴在他缩小了的头颅上。他曾经低沉浑厚的声音现在变得尖声尖气，很难听得明白。他省略了有可能让我感到不安的细节吗？我不断要求见他，不管为时多么短暂。一次又一次地，我与他反复检查着细节，不管它们看上去多么微不足道。警察调查过我的病历吗？在精神病病房中的拘禁当然是警察相当喜爱的一种实践。

那些审问显然流于例行公事和官僚主义。警察会推迟所有勒索性的策略，就像他们迟迟不去解决在总部堆积如山的档案一样。为了防止被指控为懒惰或无效率，他们不断增加合作者的数量，不是为了也许能够获得的微不足道的情报，而是为了维持共谋者的网络。

正如我的诗人朋友向我报告的，他传送的有关我的情报没有引起警觉的理由，甚至还带点儿消遣性。警察没有了解到任何关于我的他们所不知道的情况。但我所发现的深埋在我内心的焦虑向我自己揭示的有关我的东西，远比我那些揭示着过去隐晦创伤的警察局档案要多。

我发现，我是这种调查的真正受益者，不是通过我从阿林的报告中了解到的情况，而是通过它所触动的我的内心反应。我看见自己仿佛身处一出提供了迷人见识的闹剧的特权中心。光是对于官员与线人每周会面的私人公寓的描述就足以引起任何人类学家的注意，但我只能聚焦于我自己的焦虑，就像一个寻求毒品注射的吸毒者一样。突然间，我沉浸在20世纪40年代的恐怖之中，有机会去理解（虽然有些迟了）那时的焦虑，以及它的所有那些循环往复的不确定性和神经分泌物。

这种奇怪的状况会持续多久——一年，两年？阿林证实，即使是在共产党警察国家，友谊也可能是深挚而持久的。

他继续提供自己的报告，不断让我了解它们琐屑的内容，直到他终于决定，他已经受够了社会主义天堂，选择移居到一个遥远的地方，从那里，他将定期写信给我。几年后，我们又见面了，但绝口不提他充当线人的微妙话题。我很高兴地知道，我的朋友始终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其命运没有与我分离的人中的一个。

阿林的替代者没有那么快地暴露自己，我永远也不曾发现他的身份。上头的力量一定优化了他们的招募标准。我对与我密切接触的人十分警惕，你永远不会知道谁可能是告密者，每张脸都戴着面具。这种濒于妄想狂的惊惧已经变得如此普遍化，以致被当作了正常状态。焦虑现在是一种集体财产。

事实证明，国家对人的利用并不比人对人的利用更具吸引力。私有制的废除扰乱了经济，逐渐建立起国家对公民的占有权。仇外情绪变得更微妙，怀疑统治着全部的个人生活。不再有党派间的具有煽动性的相互竞争，现在只有一个政党的绝对蛊惑。自由市场与自由言论的混乱被禁忌的精神分裂症所取代。强迫性同谋在一种象征性的滥用那里达到了顶点——红本本。

甚至在精神病学家的躺椅上也有禁忌话题吗？那位从医学角度解除我的工程学工作事宜的医生的不满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他也是位诗人，就像几年后我的那位线人一样，但所不同的是，他不是我的朋友。公开谈论的风险始终很难估价。在精神病学家的躺椅上坦承的焦虑不再是一种个人的私有财产。

随着新秩序统治力的扩张，你能灵活机动地利用的灰色地带变得更加有限，常态的飞地也是如此。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人都在等待神奇的解冻。实际上，这会定期发生，但只是为了强化不确定性，增加陷阱的数量。怀疑和口是心非渐渐渗透到了厨房和卧室，悄悄潜入睡眠、语言和心境。

我是否应该告诉那位精神病学家兼诗人他肯定心知肚明的东西，即不仅学校、医院、出版社和报刊新闻业属于国家，而且森林、空气、水、土地、体育馆、银行、电影院、纽扣和兵工厂、军队和马戏团、幼儿园和养老院、乐器厂、制药企业以及羊群也都属于国家？医生及其病人也是国家财产。在你买手纸、床、早餐牛奶、手表、鞋子、假牙时，你处在那些无动于衷、傲慢无礼的国家职员的怜悯之下，他们对“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和平等”准则举双手赞成，这种准则可以翻译为“我们假装在工作，他们假装在付钱”。

精神病学家的另一个身份只能是又一个国家职员——可能有红本本的。党是至高无上的。经营着中学、屠宰场、裁缝铺、当然还有门诊部的正是党的书记，而不是那些其本身就是由书记任命的责任人们。

在一个有着强大的右翼政治传统的国家，红本本的数量呈指数函数增加。没有红本本你什么也不是，可即使有了红本本，你也值不了大价钱。宣传的陈词滥调很合适于这极权主义的马戏团的变戏法者们，但谁也不再相信他们。生活，或者生活中所剩的东西，已经转入了地下通道，里面充满了沉默的声音和秘密的符号。

医生同志能够允许一个为这双重角色的喜剧所困扰的病人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吗？这位诗人能够发现口是心非的混乱中的诗情画意的联系吗？这种混乱表面上是由戴着面具的掌权者控制，而在私底下，却是因怨恨的毒液而常存不朽。

病人的问题迅速反弹给了他自己，仿佛他已借去了医生的怪癖，能够闭着眼睛阅读精神病学会议的主题：启蒙之后的启蒙。或者它应当被称为适应？幸存者们到底要适应什么呢？一个熟悉的问题。十年后，一位美国精神病学家也会问同样的问题。回答也是熟悉的：病人尽可能简单地适应生活。实际上，所有幸存者在适应的都是生活，无论他们是黑色、绿色或红色专政的幸存者。他们这么做了，以不合理的常态，而这种常态就是生活本身。这就是我在流亡前夜对自己的传记的总结，这是一种与前面的试验具有同等教育性的试验。

一个人假如没有自由，怎么可能成为一个作家？这是那位美国精神病学家提出的两难局面，他是新世界的关乎自由的精神病方面的专家。如果这个问题由他的东欧同行提出来，听上去就会像个不成功的笑话，但限制性病理学专家与自由创伤分析家间的意见互换将不会是毫无用处的。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精神病学家们将会在不同之中发现许多令人惊奇的相同之处。

新人的自由意味着接受必要性——这正是医生和病人从一个日益变得不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家那里学来的东西：必要性，因此要有适应性；适应性，因此要有实用主义：因此，接受必要性。适应生活，医生，这正是身处日常生活按部就班地提供的平庸陈腐中的学徒所面临的任务。生活，这就是一切。在东方，在西方，在天地宇宙中。

共产主义童话故事所许诺的未来对于那些处于审讯下和监狱中的人来说成了地狱。位于审讯与监狱之间的是被迫向党的变化无常屈服的炼狱的滑稽表演。当糊口度日的折磨不再是唯一目的时，满口托词的交往就会生出某种令人愉快的弄虚作假来。这就是东欧后斯大林主义的“自由主义化”的面目。日益增加的模糊性甚至使我们——医生与病人，病人与线人——在党和国家的期刊和出版社中登台亮相。

这是一种规则不断改变的游戏：禁忌词汇、禁忌观念和禁忌暗示按照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的反复无常的教规进行校准。我想方设法地挤过检查者的探测器，出版了一本书，然后是另一本书，在此之后，我会享受更大的社会保护吗？千真万确，但监视也增加了。党用特权和津贴来表彰艺术家，写作是一种只有受党管理和控制的作家协会的成员才能使其合法化的职业，一个没有工作和收入的嫌疑犯有被指控为“流氓主义”的危险，也就是说，他过着一种寄生虫式的生活，这是社会主义法律给它的定义。

剩下的只有逃避了——不是这样吗，医生同志？揭露了现实的真面目的不仅是水果市场和肉铺的状况，还包括医院的状况。有一则故事说，一个警察被叫到了首都最大的精神病医院，他震惊地发现，病人们在狂喊：“打倒共产主义！打倒领袖！”他准备当场逮捕他们，但医院的院长阻止了他。院长反对道：“我们是在一家精神病医院。这些人是疯子，你不明白吗？”警察以完美的常识回答道：“疯子？你是什么意思？疯子？怎么没有一个人喊‘共产主义万岁，领袖万岁’？”无意间，他发现了国民疾病的模糊性的症结所在。

从所有医学实践的幻想中得以保全下来的老诗人的皱巴巴的脸抬起来看着你。这位医生大腹便便，头发渐秃，说r时带有喉音，他已接受了一位失败方面的专家的态度。

“那么一两年后你要干什么？补助金很少，甚至不到你工程师薪水的一半。另外，你认为你可以让一份医疗补助延续多久？永永远远，你想这么说吗？”

一个疯子在一间充塞着制图板、电话和香烟烟雾的巨大仓库中干着工程学方面的工作，每天12小时，蓝图让他窒息，冗长的公式让他头晕眼花。

为了生活，为什么梦游者不接受一个自己的笼子？治疗伤口的将是一个更大的伤口吗？写作至少提供了一条脱离流放地的捷径，将屠杀留在身后。正如卡夫卡所云：“跃出暗杀者之列，你可以观察事实。”

“那么，二级补助，要么三级补助？”诗人兼医生问。“三级补助意味着每六个月接受一次专家组的重新审核。二级补助的重新审核是每年一次。”

“一级补助怎么样？”病人问。

“那意味着无法治愈，一种严重的精神状态，没有复原的可能。我不会选择这样的诊断。想也别想！”

“为什么不？”疯子据理力争。作家是毫无治愈希望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他唯一能够做的不就是像个精神病患者那样坐在自己的笼子里舞文弄墨吗？阅读，写作，再阅读，再写作，这难道不正是他的生活吗？医生——疾病，治疗，治疗，疾病，如此等等，直到尽头的尽头？你干的是医学，医生，所以你不会治不好，可坐在你面前的工程师会怎样？我已在太长的时间里过着双重人格和口是心非的精神病患者的生活。我一直在与计算、绘图板、发货单打交道，几乎成了我假装的人，生活在不断的恐惧中，生怕伪装会随时被揭去，扔下楼梯，成为一个精神病院的小丑，成为观众喝彩和讥笑的笑柄。只有逃避才能拯救我们，医生。

你应当向他描述你的僵局，还是应当只把他当作接下来的弄虚作假的一个起点？你必须说服他，说他事实上只是在参与一次友好的合作性冒险，而不是在进行一次医学会诊。

“好的，那么二级补助。”你不热心地咕哝道。

在一个连时间都是国家财产的社会中，你突然成了自己的时间的拥有者，这一优势与一种内置的陷阱相伴而至：要么你与真实的权力机关合作，要么我们将你作为一个你假装成为的不负责任的人孤立起来。为了为新启蒙的冒险做好准备，你得参加协议所要求的运动，医生则要签署必要的文件。

如果医疗报告中所描述的症状是真的会怎样？你拒绝认为自己是个病人，你宁愿扮演较次要的弄虚作假者的角色。弄虚作假本身就是一种疾病的征象吗？你不是为了治疗而来，而是为了寻找走出炼狱的道路而来，在炼狱中，患病的当局与其患病的国民紧密相连。

你永远不相信精神病学家。你宁愿读他们的书，而不愿向他们咨询。当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问，在一个既不信仰宗教也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犹太人身上，在一个对《圣经》的语言置之不理的犹太人身上，还残存有多少犹太性时，你会费劲地吐出他本人给出的答案：很多。你没有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已经足够小心地没有给出解释。

问题与答案由一个简单的词令人震惊地联系在了一起——犹太人。不信教，不是民族主义者，不说那神圣的语言，这是弗洛伊德博士在说自己，而不是在为这个词下定义吗？犹太人的定义仅仅建立在宗教、民族主义和语言的踪迹基础之上吗？它能够使那位如此关注性及俄狄浦斯情结的精神分析学奠基人忽略割礼，也就是在男婴出生后第八天刻在血肉之躯中的契约吗？因为刻在血肉之躯中，所以割礼不可被废除。

在外祖父阿夫拉姆的祝福下，你通过割礼，成了诺亚，一个《圣经》符号的名字，不是为了公开使用。毕竟，你不会当众拉开自己的裤子拉链。弗洛伊德博士不是有兴趣了解更多的有关受了割礼的诺亚的事情吗，这位诺亚与藏在他裤子中的“双重性”、与其隐藏的、相似的生活进行着一次对话？这种双重生活，并不比一个有或者没有宗教信仰、种族性或神圣语言的个人的生活少些滑稽性或启示作用——这难道不会让弗洛伊德博士先生感到兴趣吗？

与此同时，正如弗洛伊德博士一样，你已经接受了引号。例如，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认为[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个“犹太人”，而非犹太人，同属犹太人的瓦尔特·本雅明[4]、西奥多·阿多诺[5]、汉娜·阿伦特[6]、保罗·策兰等人也是如此。正如存在非德国人的德国人一样，也存在非犹太人的犹太人，那位法国人有益地解释道。他们怀疑传统、模拟和上帝无所不在的观念，也怀疑“移民、流散和整合之不可能性”——换言之，“非变化与变化的双重阳痿”。

5岁时，在特兰尼斯特里亚，那个小犹太人被叫作诺亚，而非诺曼。50岁时，在新的流亡的前夜，自我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结，它不可能不让弗洛伊德博士感兴趣。这位精神病学家最终将被要求回答的问题不仅有他本人已经问过的问题，而且还包括后世提出的：不是“在你已经失去了你不曾拥有过的东西后，你还剩下些什么”这一必要问题，而是“在经历了大屠杀、共产主义运动和流亡之后，你怎样成为一个犹太人”的问题。从定义上说，这些是本质上的犹太人的创伤吗？这些是不仅刻在了你的肉体上，而且刻在了你的灵魂中，甚至使你在不是犹太人时成为犹太人的启蒙吗？“幸存者中的非人者”是利奥塔给那些非犹太人的犹太人的名字，据他看来，这些人的团体感依靠的是“一种独一无二、无比深刻、永无止境的记忆”，即一种永无止境的对往事的回忆。

在镜子前的回忆？你为什么要皱眉头，弗洛伊德博士？弗朗兹·卡夫卡——不是弗洛伊德式记忆的伟大崇拜者——没有列入利奥塔的引号中的那群人中。如果他扪心自问：“与犹太人断交，我会得到什么？”卡夫卡会回答：“与我自己断交，我几乎什么也得不到。”

然而，卡夫卡不是个非犹太人的犹太人，而是一个天才的犹太人，尽管他并不精通希伯来语——尽管他确实做过几番努力，试图学习那种神圣的语言——不信奉宗教，不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在一个场景中，他试图将全体选民都塞进一只抽屉。“最终也包括我自己。”他又说。这是一种毫无歧义的犹太信仰告白，取代了宗教、种族性和那种神圣语言。

只有犹太人才会选择这种方式来释放千年以来一直是自身命运的自我厌恶和憎恨。当卡夫卡向米蕾娜[7]描述在布拉格街头以及沙龙中和学术界的憎恨犹太人者唱响的对“肮脏的乌合之众”的恶言谩骂时，你可以听到这些回声。憎恨没有止于卡夫卡的布拉格，没有止于弗洛伊德博士挚爱的维也纳，没有止于弗洛伊德在去世前不久被迫设法流亡的伦敦，也没有止于其他那些不那么著名的地方。但是，我们能够像卡夫卡那样，也能听到我们自己内心斗争的回音吗？我们听到的是什么？是我们不再捍卫自己时自身的疲乏感吗？是其他那些不能接受我们自身的不完美的人的完美吗？

“在你自己与世界的较量中，站在世界一边。”未被征服的卡夫卡建议。

“归属的疲乏感可以得到宽恕”，弗洛伊德博士在与我们自己间的持续对话中低语道。“没有人能够因你试图不理会灾难而指控你”，他又说。这一分钟，你捍卫自己的命运，下一分钟，忘掉它，然后再来捍卫它，直到你厌倦了所有这些无用功。所以，别再把日常的闹剧看得太认真，别再用问题为它增光添彩，要优雅得体地显得心不在焉、茫然无措，与漠然的简单和荒谬保持一致——这将是你的治疗方法，即变得又聋又哑，天真烂漫，心不在焉，疏忽大意。

在经过大屠杀和共产主义运动后，当犹太人不再肯定他与自身有何关联时，流亡与犹太人会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很多，那位维也纳的医生声称，无论喜欢与否，你都与他们和你自己有着许多共性。弗洛伊德博士宣称，当你在5岁时加入一种集体命运时，你就得到了一份比刻在血肉之躯上的契约更重要的合格证明。

“我们犹太人永远不会因大屠杀而得到宽恕。”在你躲进柏林的避难所（不是躲避大屠杀，而是躲避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些日子里，一位德国犹太裔作家写道。是的，有太多的证据，使你无法否认大屠杀，而且那种暴行是不可宽恕的。但它不仅仅是大屠杀，不仅仅是共产主义运动，它是犹太人的罪恶。还有大量其他微不足道、较为隐晦的罪恶是无法宽恕的。弗洛伊德博士，创建了被称为“犹太人科学”的精神分析的罪人，对此再了解不过了。

然而，即使有可能，一个人也无法简单地弃绝那种被当作恶魔的化身而遭受怀疑、放逐和谴责的荣誉，自始至终都是如此——这是某种荣耀！我们不能简单地拒绝此类特权，即使是在那些陈词滥调本身不易忍受之时——受害人，复仇者，阴谋家，近代的耶路撒冷的长者们又往里面加进了一个新协议：“犹太人对受苦受难的垄断。”

受苦受难的平凡化……人类永无止境的事业。只有当悲剧成为一种老生常谈时，它才会在集体记忆中找到自己的家园。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告知，必须不断进行回忆，以便恐惧不再重复。我们必须坚守身份，分享记忆、种族气质、种族划分、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在终于踏上实用主义的星球之后，你以为自己也许逃脱了你的过去和你的身份，只是变成了一个简单的实体，正如在巴黎的美国人格特鲁德·斯坦[8]所梦想的那样——到头来只不过发现，周四的暴行已变成了周五T恤衫上的格言来源，一种立即可用于销售的集体记忆的产品。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会明白流亡及它的剥夺、它的不满以及你也许会提及的它的自由所带来的混乱。他会了解在某个无名旅馆的房间里的一个非个人的家的意义，这房间是流亡者最后的避难所，是他暂时租借来的民主家园，它像一个家园应该的那样，既热情周到，又漠不关心。

你在寻找一张小照片，它随着时间的流逝已变得起皱发黄，现在起到的是镜子的作用。那是在1945年6月，在罗马尼亚北部如诗如画的法尔提西尼镇，在那个初学者从特兰尼斯特里亚的远征返回的两个月后，在年终学校庆典结束的两个小时后。

那个可爱的小男孩穿着白衣白裤，站在其他获奖者（三个小男孩和三个小女孩）前面四分之一步的地方。使他与其他那些未曾从启蒙的特殊待遇中获益的获奖者得以区分的唯一之处似乎在于他的胜者风度，他现在被获奖桂冠所证实的幸存者的地位。他穿戴整齐，毫无瑕疵，左脚向前，一手叉腰，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怎么看都像个明星，在照相机镜头面前表现得从容不迫。

男孩似乎完全忘记了他在成千上万名饥寒交迫的人中、在死亡制造者和指挥者的玩物中充当学徒时的一切。花脸小丑奥古斯都一变而为他的对立面，白小丑，一个头戴桂冠、受到情节剧演员们喝彩的骑士。从世界上消失的那些年已经被取消。他重新渡过了冥河，发现自己回到了原来的岸边，活着，真真切切地活着，回到了伊甸园，这里曾经属于他，现在又被重新夺了回来。

伊甸园最终变成了一个流放地。你再次穿越冥河，这一次是要渡过一片海洋。现在你身处不同的海岸，你头发花白，头顶渐秃，你的面容不再堪称完美。你失去了少年时代的坦诚直率。围绕着你的幸存者的光环现在是最近由记忆出演的戏剧中的支柱。

回忆的过程——这用解剖刀无穷无尽地摸索的过程，这与你进行的辩论赛——是否借助于对9岁小男孩的照片的思索而得以加速？即使在那时，你还是觉得想缩回身去，在房间一角忙自己的事，让所有人把你永远忘记——实体的巨大孤独，格特鲁德·斯坦会说，兴奋至极的喜悦，因为你在由困惑不解的自我所构成的无穷无尽的河流中迷失了自己时，却发现了你自己。

在你父亲那张沉稳庄重、全神贯注的脸上，有时会流露出一丝突然老去的表情，那是孤独麻痹症。你会恐惧地注视着它，但很快便回到你在那生动鲜活的舞台上的位置，舞台上有老师、父母、同学、朋友。儿童时代的结束并不标志着这种交替出现的迷狂与恐惧的结束，你总是在思索同样的问题：如果你突然停止活动，在遥远的无关联的世界中化为齑粉时，情况会怎样？不过，你保持了逃跑的幻想，即在最后一分钟从潜伏在黑暗中的无所不在的危险中获救的可能性。

不了解随时都会变成敌意。昨天就发生了这样的事，那是在1941年10月9日，当表象一个接一个地坍塌，粉碎了日常生活的面具时。在布杜杰尼火车站的月台上，谁也无法阻止那场戏的上演。在你的睡梦中，你将仍会时常看到那一长串由饥饿、颤抖、惊惧的囚犯构成的演员表，这些演员们正在卖力地取悦着他们那些坐在包厢中的刽子手。“小心”是那些日子的口令。在那之后，你害怕喧哗，不敢挑战未知数。最终，你依偎在由语言构成的流动的掩蔽所中，它是最后的、实质性的避难所。但这就是你所寻找的一切吗，一个避难所？

弗洛伊德博士不可能不对此类回忆练习深感兴趣。“成为你自己”，品达[9]说。尼采[10]和这位维也纳医生本人也应声唱和。可这是什么，弗洛伊德博士：集体悲剧的回忆，或者这个孤独的个人的无能为力——他无法穿起悲剧的制服，在大街小巷出售自己？弗洛伊德博士会对那些否认所发生的恐怖事件、例行公事地干巴巴地对它们发出嘲笑的人有何见教？在最终的分析中，平凡化能否像使人间喜剧鲜活不朽的唯一途径的消化和排泄一样，成为一种基本功能？如果不如此，那些可怜的演员如何才能依旧享用大地的果实？记住普里默·莱维[11]的例子，他因为奥斯维辛而成了作家，后来却写不出一篇如意大利的天空般宁静的简单的爱情小说。

被一种集体否定行为或一种集体灾难所定义的羞辱是不可忽视的，弗洛伊德博士。然而，我们不是集体灾难的简单相加，不管这些灾难可能是什么。我们不止如此，而且我们每个人也是各不相同的。是的，各不相同，我们应该大声疾呼，用地球上的所有语言，永不停止地大声疾呼，就像一台无法关闭的录音机一样。

磨难不会使我们成为更优秀的人或英雄。像所有人类之事一样，磨难会腐烂变质，而当众叫卖的磨难绝对会腐烂变质。

不过，你不能弃绝被轻蔑和嘲笑的荣耀，我们也不应该抛弃成为流亡者的荣耀。毕竟，除了流亡，我们还拥有什么？不应该为剥夺而哀叹不已，它只是最终的剥夺的准备阶段而已。

当一切都成为过去时，还存在诺亚方舟饭店和实用主义艺术吗？

※※※

现在，更多的时间已经流逝。你已经了解了自由的欢乐与悲愁。你已经接受了流亡者的荣耀。这正是你在那个距纽约不远的乡村中的令人愉悦的地方对朋友们所说的。你告诉他们，你最终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可你还在继续谈论模糊性——集中营、共产党流放地以及流亡的模糊性。你怀疑确定性，即使在你也是谈论确定性的人中的一员时。不过，你发现自己在表达一种确定性：“流亡始于我们离开子宫之时。”这简单易懂的句子似乎并不骇人，“一个人的母亲应该是他的真正家园。只有死亡才能最终将我们从这最终的归属中解放出来。”你继续背诵道，仿佛它出自一本手册。当然，你只是试图在重返早期生活情境的前夜给自己打气，但毫无幽默感的语调不是个好兆头。

“重返家园只不过是重返母亲的坟茔。”你得出结论。似乎你已经真的开始相信那些话，将之视为迈向不可能又不可避免的回归的第一步。

在没有确切理解的情况下，你是不会发表关于坟墓的言论的。你的朋友们继续满怀同情地、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你告诉自己，你身在活生生的现在，而不是永远存在的过去。

这是个乡间的美丽的午后。有的是善意的沉默——没有思想，没有问题，只有卓然不凡的日子，此时，此刻。

[1]巴比伦囚虏（Babylonian Captivity），指公元前6世纪耶路撒冷陷落，大批犹太人被俘至巴比伦。

[2]阿勒山（Ararat），一译亚拉腊，位于土耳其东部，据《圣经》记载，大洪水后，诺亚方舟就停泊在此。

[3]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1929—），法国当代后结构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现为巴黎第八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哲学教授，著有《利比多经济学》《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给后人的后现代解释》等。

[4]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德国犹太裔文艺评论家，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由于法西斯主义迫害，1935年流亡巴黎，1940年试图避居西班牙未果，在边境自杀身亡。主要著作有《德国悲剧的起源》《波德莱尔研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论历史哲学》等。

[5]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Adorno，1903—1969），德国犹太裔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音乐理论家、社会学家。1933年，因为父亲是犹太人，他被禁止在法兰克福大学授课。1934年后，他先后移居英国和美国，1949年回到法兰克福。有《阿多诺文集》24卷。

[6]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德国犹太裔哲学家，与法兰克福学派有深厚的渊源。1933年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1951年成为美国公民。著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境况》《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论革命》等。

[7]米蕾娜·耶森斯卡（Milena Jesenska，1896—1944），捷克记者，1919年在布拉格的阿果咖啡馆（ale Areo）与卡夫卡相遇，成为其女友。她是第一位把卡夫卡的作品翻译成捷克文的人，“二战”期间，从事反纳粹的地下活动，1944年死于纳粹集中营。

[8]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 Stein，1874—1946），美国前卫诗人、先锋派女作家、评论家及小说家，著有《三个女人》等。

[9]品达（Pindar，518?—438?BC），古希腊诗人，著有《合唱琴歌》《竞技胜利者颂》等。

[10]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诗人，著有《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权力意志》等。

[11]普里默·莱维（Primo Levi，1919—1987），意大利犹太裔作家，1944年被投入奥斯维辛集中营，成名作为自传体小说《活在奥斯维辛》。

第二次归来（后世）

在路上

1988年夏，在我抵达纽约的数月后，我意外地接到位于纽约州北部的巴德学院的院长利昂·波特斯坦的电话。他奉承了一番我用德文出版的一本书，然后问我是否有兴趣在学院任教。1989年春，我应邀访问巴德学院，终于与他见了面。他是个高个儿，举止优雅，打着蝴蝶领结，眼镜片很厚，身上有点儿炼金术士的气质。他还是位闻名遐迩的交响乐指挥。我原本以为会立即得到任职，却不曾想被引到一个面试小组面前。“民主。”院长解释道。

现在，时间已过去了八年多。我出了书，获了奖，成了巴德学院的在校作家及教授。甚至在祖国，我的地位也已发生了变化。我在《新共和》上发表的有关米尔恰·伊利亚德和铁卫军的文章使我成为公众的头号敌人，国际级。我于1997年春重返罗马尼亚，就如同是一次建筑桥梁的练习。

下午3点45分，我来到汉莎航空公司的终点站肯尼迪机场，等待着利昂的到来。他要在布加勒斯特举办音乐会，我是他的陪同。这天是4月20日，星期日，碰巧是阿道尔夫·希特勒的生日。我们乘坐的是头等舱，这使我们可以起飞前在候机室享用免费饮料。我们检查了日程表，我告诉利昂，布加勒斯特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罗马尼亚加入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

“你也许会被要求在一档电视谈话节目中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对他说。

“我？我不是五角大楼或国务院的人。”

我解释说，在罗马尼亚，加入NATO不仅被看作一种国家荣誉，而且对国家的生存能力也至关重要。在我们离开前一周，我已像其他在美国的罗马尼亚人一样，收到了来自一个罗马尼亚总统班底寄来的大信封，里面包括了好几项督促大家为罗马尼亚加入NATO而立即行动的内容。“是今天，不是明天，不是后天，写信给白宫。请将你的信件的复印件送至布加勒斯特的总统官邸，以便让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一份此类文件这样说。实际上，我已听说，罗马尼亚当局已制订了计划，准备编辑一份在这件事上履行了自己的爱国职责的罗裔美国人的名单——在布加勒斯特，这种名单可不是玩笑。

“这对我们有无好处？”利昂问。“你做我的陪同这一事实又当如何？或者说，我是你的陪同？”

事实上，NATO并非布加勒斯特唯一的热点话题。米哈伊·塞巴斯蒂安的《日记：1935—1944》刚刚出版，已成为争论焦点。利昂可能被要求做出评论，然后被断章取义。也许只要几句响当当的话就够了，就像在美国电视上那样：“罗马尼亚犹太裔作家，死于1945年。他的《日记：1935—1944》描述了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生活，是刚出版的维克多·克兰姆珀勒[1]的《我愿意作证》（I Will Bear Witness）的罗马尼亚翻版，后者用翔实的材料描写了战时纳粹统治下的德累斯顿的一个犹太人的生活，反映了一些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对纳粹的同情及反犹太情绪。”克兰姆珀勒这个名字也许会激发利昂谈及另一个克兰姆珀勒的奇闻逸事及其美国职业，即音乐指挥家奥托（Otto），维克多的表亲。

我们终于上了路，将自己安置在舒适的座位中。空姐是个金发碧眼的美女，身材高挑纤细。我们了解到，她出生在新泽西，但她和家人已经返回德国居住。利昂再次对我说，除非我愿意一同前往，否则他绝不会接受罗马尼亚的邀请。他又一次对我说，我的重返罗马尼亚将使我与过去的生活最终脱离开来。我以前就听到过这些个说法，尽管我希望事实证明这可能是真的，但我宁愿不去想它，或者我们这一对儿象征着什么。

“你是什么意思？”利昂问。

“啊，典型的一对，花脸小丑奥古斯都和白小丑。”

利昂似乎对这个话题毫无兴趣。

“白小丑是老板，主人，权威，美国人，假如你愿意的话，还可以是，”我赶紧加了一句，“大学校长，指挥家。”

利昂微笑起来。

“花脸小丑奥古斯都是贱民，失败者，是那个为了取悦观众而总是被踢屁股的人。花脸小丑奥古斯都是个流亡者。”

“你是什么意思，踢屁股？你，一位令人尊敬的作家，一位住校作家，因多次获奖并拥有一个捐赠教席而享有盛誉的人？这位老板竟会踢可怜的艺术家的屁股？”

“哦，”我说，“我们是一对旅行者，正在前往东欧，前往花脸小丑奥古斯都旧时的出没地，他将给外国的艺术大师充当向导，以报答其友爱之情，美国人正是怀着这种友爱将他迎入了新世界的马戏团。”

利昂现在显得严肃起来，他说：“在美国马戏团，如你所说，流亡者代表了受害者。在东欧马戏团，从美国回来的小丑是胜利者，是明星。”

现在，他大笑起来，小心地不去弄乱放在膝上的舒曼的宗教剧的乐谱。奥古斯都此时已失去了演讲的热情，他做了个表示轻蔑的手势。两人打起瞌睡，清醒过来，用些点心，偶尔谈论几句。

※※※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的旧版旅游指南如是说：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位于北纬43°37′07″至48°15′06″、东经20°15′44″至29°41′24″间。领土面积为237500平方公里（91738平方英里），位列欧洲国家的第20位。东部和北部与苏联（即马库里斯塔帝国）接壤，西部与兄弟般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共和国为邻，西南部与南斯拉夫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接壤。在喀尔巴阡山脉的中央高原周围……

奥古斯都想，一个美丽的国家，优秀的知识分子，许多体面人。也有一些不是十分确定的东西，油滑，太多的微言琐事，魅力中混有污秽。

早晨7点，我们到达法兰克福。换乘布加勒斯特的航班还需等待两小时。我们在机场商店中转了转。利昂买了些雪茄、圆珠笔和铅笔，以增加他的收藏。我们返回候机室，找了两个座位，试着想休息一下。我听到自己首次的罗马尼亚语交流，我惊慌起来。窗子边是一群穿着老式运动衫和牛仔裤的年轻人，正在用我的母语欢天喜地而又词汇丰富地赌咒发誓。我看了看周围。这些面相普通的乘客是否可能其实是新的秘密政党或老的秘密组织的特工，被雇来监视我这个重返祖国的嫌疑犯？我可以分辨出开会归来的罗马尼亚学者、刚刚探访过自己在德国的女儿的老太太、医生、政客、商人。在一个角落里，一个穿黑西装的男人正向自己昂贵的行李箱和一堆纸弯下腰去。他也是个秘密特工吗？

我们登上了飞往布加勒斯特的飞机。头等舱与经济舱的区分不是很明显。机舱里热闹而喧哗。我现在与自己焦虑的脉搏合上了调。利昂趣味盎然地看着我，他明白，我已经到家了。

我们在欧特佩尼（Otopeni）机场着陆，它看上去像个地方性机场，很小，但不知怎的，在其相当的退敛中却颇具吸引力。护照检查进行得快速而冷静。我们在一个有限而拥挤的空间里等候行李，乘客、过客、警察、搬运工和闲逛的人将这里挤得水泄不通——充斥着东方式的不耐烦的嗡嗡声。我们的行李下来得较迟，我们找来一辆行李推车。是的，确实有小推车，毕竟，有些东西已经改变。

在钱币兑换台边，一位可爱的年轻女子负责兑换。“多少？”利昂问我。“100美元。”我回答。利昂似乎认为这个数目太少，换了200美元，结果收到了100万列伊。他困惑地盯着那厚厚一叠皱巴巴的钞票。“瞧啊，”我说，“你终于成了百万富翁了！”在机场外面，来接我们的是布加勒斯特交响乐团的一位代表和一位司机。

我们驶过欧特佩尼，这里是土地贫瘠的郊区，到处都是壶穴，两边是宣传美国商品的广告牌。到了苏茜区附近，视野开阔起来，有了树、公园和旧别墅。利昂似乎被这个地区的建筑迷住了，它们是东西方的奇怪混合。我咕哝着一些旅行导游的胡言乱语。是的，这地区曾经辉煌一时，颇为典雅，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渐趋退化，后又在一代代暴发户手下进一步堕落。我们沿着胜利大道行驶，它是布加勒斯特的主干道之一。我第一次大失所望。在我的记忆中，即使是在共产主义运动时代，这条著名的街道也是无比优雅的，现在却满目疮痍。我们驶过离我最后的住处不远的丁布维塔河（Dmbovita River）大桥，在大学左转，然后再向左转，向洲际饭店的方向驶去。

“我不知道安全部是否还会在饭店安置窃听装置。”我耳语道。我对利昂说了那个80年代早期在布加勒斯特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位住在洲际饭店的上了年纪的优雅的法国女士走近接待员，怯生生地说：“请原谅，我有个请求……”那位装扮成接待员的友好的秘密警察用可接受的法语礼貌地问她有何要求。她说：“我听说房间里有麦克风。你能不能发发善心……我能要间没有麦克风的吗？”可怜的chérie[2]。一连数月，她都是布加勒斯特的笑柄。

[1]维克多·克兰姆珀勒（Victor Klemperer，1881—1960），德国作家，代表作为《我愿意作证》。

[2]chérie，法语，亲爱的人，心爱的人（指女性）。

第一天：1997年4月21日，星期一

下午3点。我们意气奋发地进入洲际饭店的大厅，这里是安全部的前分支机构，外国人管理处。现在我自己成了个外国人，尽管接待员用罗马尼亚语欢迎我：“Bine ati venit。”我们登记了两个相邻的房间。4点30分，乐团的汽车将回来接美国指挥家前去进行他的第一次排练。我进入1515房间，正准备打开行李时，电话铃响了。电话的另一头是个年轻女性的悦耳声音，来自罗马尼亚电视台。她要求进行一次采访。我婉言谢绝。她明白，我刚到，需要些时间考虑此事，也许稍后再打电话比较好。我谈些什么呢——特兰尼斯特里亚、佩日普拉瓦、伊利亚德、我作为一位流亡作家的成功？不，我应该坚持立场。“你拥有被憎恶的荣耀。”一次，波德莱尔[1]钦佩地对马奈[2]说。我像念咒一样对自己重复着这些话，以保护自己不受情绪和礼貌的影响。我是应该作为一个公敌出现在舞台上，还是作为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受害者，抑或作为受到美国人喝彩的羞涩且行将退休的作家？我是个入侵者，如此而已，我所希望的就是被忽略不计。

最近有一则关于米兰·昆德拉[3]在布拉格的故事：在对家乡进行过几次秘密探访之后，在1989年的事件之后，他终于接受了一次官方邀请，前去接受一个将使祖国与其著名的游子达成和解的奖项。可是，就在仪式开始之前，他突然觉得他无法出席。他把自己像个困兽一样锁在旅馆房间里，从电视上观看仪式的进程，由他的妻子代表他接受荣誉。

电话再次响起。我的朋友贝德罗斯（Bedros）打电话来对我的归来表示欢迎。我很高兴在这么多年后听到他的声音，我很高兴我仍然觉得高兴。他半小时后来看我。我没有时间打开行李，因为电话又响了。这次是我的老朋友金头脑瑙姆。我将夹克扔在床上，打开窗户，开了行李箱的锁。我注意到一个信封从门下塞了进来，这是一份罗马尼亚电视协会发来的传真：“我们重申我们的请求，请你接受一次由罗马尼亚电视协会文化项目部主持的采访。考虑到你在本国的出现不会悄然过去，我们希望你会明白我们的意愿。1997年4月22日，星期二，该部可派出一个电视采访小组。我们将不胜感激，云云。”我从行李箱中拿出衣服，挂起来，然后洗了洗脸和手。贝德罗斯到了。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我们看着彼此，微笑着。我们从彼此的脸上看到了自己，就像是在看一面镜子，它是逝去的时间的令人悲哀的量尺，但也是一种带有时间赋予这样的团聚的友爱气息的量尺。他的面容一如既往，同样的黑胡子，同样的大眼睛，同样的小手小脚，同样低沉的声音，仿佛他是他自己的《美国百科全书》中的一个角色。他甚至似乎还穿着同样的针织套衫。矮矮壮壮，快人快语，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化装舞会上的那些最后的日子一点儿也没有改变他，当时，我们常常谈论时下的书籍，交流有关文学的闲言碎语。后来，我们通了一段时间的信。显然他一直在发挥才干，因为从我门下塞进来的那份电视人的传真原来是在他的授意下发来的，他是文化事物部的负责人。

“是的，那封信是我的主意，我承认。”

我解释了为什么我想让我的回归保持低调，为什么我不想让任何人接近我，为什么我不希望打扰任何人。

“最近我一直在想你的事，特别是当我在读塞巴斯蒂安的《日记：1935—1944》时。很奇怪，过去是怎么回来的。”

他停了片刻，然后一脸轻快地继续说道：“一个放入括号中的人物，这就是我记忆中的你，一个普鲁斯特作品中的人物。我一直在想你的事，并且与朋友们谈及。他们一致同意，绝对是个普鲁斯特作品中的人物。”

见我似乎被这番奉承惊呆了，他解释说：“即使当我们聊些微不足道的素材时，你都有办法说出其中的微妙之处，句子中的句子，括号中的括号。”

我回想起与贝德罗斯在一起的散步，普鲁斯特式的兜圈子，社会主义地沟的弯弯绕。我们走出房间，来到阳台上，他指出电信大厦和远远地延伸至丁布维塔河大桥的胜利大道，以及我在布加勒斯特的最后住所，它位于该街道2号。这座城市显得老旧、疲惫、冷漠。普鲁斯特式的回忆？普鲁斯特式的流亡，在自己一个人的房间里？那真正的流亡者会怎样，祖国报纸向我掷来的“敌人”的指控又会怎样？

我们的团聚像较早那次一样，气氛平和、友爱，那次是在1990年的巴黎书展上。贝德罗斯是从布加勒斯特到巴黎，我则是从纽约。我的书陈列在阿尔宾·米歇尔出版社（Albin Michel）的展台上，它的标题很适合我们目前的谈话：《关于普鲁斯特》（Le thé de Proust）。这个场合的贝德罗斯是个绝无仅有的例外，不是官方代表团的一员，那里面都是些新精英分子，在他们中间，我发现自己是个外侨。我们在一家小饭馆的午餐证实了我们重聚的真实性。现在，在此处的洲际饭店，我很感激贝德罗斯让我想起了自己过去的私密的自我，并将我从在罗马尼亚的公共舞台上充当我的替身的讽刺画中拯救了出来。

“你想喝点什么？啤酒，矿泉水，百事可乐？”

“百事可乐，”他说。于是我从冰箱里取出两瓶可乐和两只杯子。他满满地喝了一大口，然后继续说道：“最近，在塞巴斯蒂安的《日记：1935—1944》出版时，我仔细思索了你的处境的相同之处。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不想见人和接受采访。这些日子，大多数从外国回来的罗马尼亚人都在竭力争取所有这些关注：采访，喝彩，庆典。在这里，在通往东方的门户，有许多人对他们点头哈腰，这让他们洋洋自得。他们喜爱阿谀奉承。”

然后他谈到国家的不幸，它的文学，它的政客以及一夜暴富的安全部成员，流浪狗和无家可归的孩子。在等待了半个世纪后，这个国家理应变得好一些。我看着放在桌上的他的新书，封面上有张美国牧师的脸。

电话铃声将我从迫在眉睫的忧郁中解救了出来。那是乔安娜打来的，她是诗人，罗马尼亚驻美国大使馆的前文化专员，现在为索罗斯基金会（Soros Foundation）工作。我不得不下楼去与她讨论利昂的访问日程表。我们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我即将离开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之前，从那时算起，时间已过去了十余年。当时是春天，正如现在一样，午餐时间。“我们的真理之乡是这里。我们是作家，我们别无选择。”她曾说。我对此类迂腐言论耳熟能详。我自己就是隶属于不幸的自尊心的受害者之一，这自尊时常会加深我的失望。可是，当时我的回答有所不同：“你必须活着才能写作。死亡在监视着我们，它不仅仅来自安全部官员。不供暖的公寓，没有药品的药房，空空如也的商店——这些全是死亡的面具。”乔安娜安然地度过了噩梦般的那些年。1989年后，她已经成了一位干练的文化及外交官员，她还出了书。我在流亡中幸存了下来，现在我很难阻止她滔滔不绝的客套话和官僚作风的细节详述。

现在，我回到阳台上，从饭店的第15层眺望布加勒斯特。贝德罗斯指出更多的标志性建筑：电视中心大楼，雅典娜神殿音乐厅，丽都饭店，大学。我们返回房间，重新开始闲谈。我们不得不快速略去许多事——在过去10年中，有太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他问及茄拉的情况。我告诉他，她有一段很困难的适应期，但现在拥有了自己的修复工作间。她工作努力，也最终与流亡达成了妥协。

“我不太了解她。”贝德罗斯说。“我妻子也只见过她一次，在1986年7月你家的那次生日聚会上。但她在我们的记忆中始终活灵活现。这就是我在信末总是要提到房子的女主人的原因。”

我们需要能在一起多待些时候，从从容容，一言不发，以便重新体验有关过去的较为简单的交流。像现在这样匆匆忙忙，我们的会面让人觉得更像是一种安慰。这就是我绷得紧紧的警惕性，“普鲁斯特式的伤口”吗？我们交换着低声的耳语和心照不宣但有所抑制的暗示，面带笑容。

现在是5点，我的朋友瑙姆出现在门口。他留着应征入伍的士兵那样的小平头，露出闪亮而消瘦的头盖骨，我们称他为金头脑。他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着，将一切尽收眼底。我们毫无幻想地看着彼此，看着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还留下了什么。他看上去比以前还要瘦，被另一个时代的风霜抽干了。他的头发也更白了，可他的超然与智慧始终如一。10年前，当他还是说谎者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时，他的若无其事一直是种资产，帮他聪明地走过马戏团的钢丝绳，为他自己的表演而欣欣然，正如为别人的表演感到愉快那样。我高兴地注意到，他依旧保留了他过去的笑容、他的笑声、他的满不在乎和卓然自信。“我对政治从来都毫无兴趣。”最近几年，这位前政客会在电话的另一端对我说，对偏偏是我这个既非政客又隔绝于公众事务之外的人居然想去翻检“过去的垃圾”而大惑不解。“我不想理解或解释。我只是在讲故事，就那么简单。”他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说，实际上却从来不谈及他本人在那个化装舞会上的故事。

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书籍、玩笑，也许甚至还包括他对犹太人的同情，在这个地方，此类事情不会帮你赚到任何好处。即使是现在，使我们聚在一起的依旧是同样的东西。无论远近，我们的忠诚感一直牢不可破。开场的话题令人尴尬。我给他看放在床上的挂锁，那是我应他的要求买给他的。

“这把锁相当贵。”我说，“罗马尼亚的小偷要撬开它可得费点劲儿，你可以高枕无忧了，就连细菌也进不了你家。”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6年秋。作家协会主席想找我谈话，在官方的麦克风达不到的地方。传话者是我们共同的朋友——金头脑。我们三人一起散步。公园正在秋日的熔炉里渐渐沸腾。我们声音的回响显得紧张而怪异，扰乱了灌木丛中的袅袅雾气。似乎看不出我们拥有不同的观念或不同的意见：主席在抱怨一切都不再正常运转，并为我俩的缘故，对官方的反犹主义的癔症表示沉痛。我保持着一种表示赞同的缄默，而身为中间人的金头脑也一言不发。那是最后一次驯服未来的背叛者的努力吗？他一定意识到了那次会面的潜在理由。后来，不到两个月后，我在华盛顿听说，党已经剥夺了协会曾授予我的奖项。这就是事情的全部吗？那次有预谋的散步的借口竟会如此微不足道？显然，党和作家协会间的讨价还价失败了，主席想让我们好合好散。毫无疑问，金头脑知道这次神秘的散步背后的事情。

那天等在家中的家人与朋友为我的迟迟不归而惊慌不已，深信安全部已为我设下了一个陷阱。即使是现在，在洲际饭店的第15层楼上，我也犹豫着不去问我的朋友，那次散步的目的是否仅仅是想要在我“叛逃”西方之前驯服我，而宁愿看着他，并且被这个人所凝视，即使是他在玩政治时，他也是我的朋友，即使在党的轮盘赌的轮子不再旋转、我现在属于另一个地方时，他还是我的朋友。提问将徒劳无益。这位布加勒斯特公民会像往常一样用一个玩笑作答，对我的天真困惑不解，用这样的话来让我出局：“你还对政治感兴趣啊，老家伙？我当时就对它没有丝毫兴趣，现在我也没有兴趣。”这些是他的话还是我的话？谁知道，这就是在一个没有答案可给的地方提问题的意义所在。

可是，假如我不能够冒险与一位老朋友进行一次开诚布公的对话，那么我如此讨厌公开的夸夸其谈又有何惊奇？难道对我而言如此不适合的“名望”的负担让我感到困窘吗？“一位流亡中的文化名人”是此处为那些像我一样的人贴上的描述性标签。可我也是个国内名人，在祖国以“叛国者”等身份为人所熟知。1986年，我似乎重新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这种知觉是我最后逃亡的原因吗？一位年轻的文学批评家将我的写作描述为“创伤性特征”。他说，“放逐的神经核子：沉默寡言，抵触拒绝，孤独成性”，恰恰是某种“孤独症患者的反应”，某种“内省性”机制。

我无法看到一个参加了党派争论并受到追捧的自我。当众表演的矫揉造作与挑衅性让我感到沮丧。我也不希望去面对那些曾经将我逼得发疯而现在准备起身向我表示庆贺的人。但显然，即使那些我喜欢的人也有可能对我有所抑制。我从一开始便可预知整个旅程的框架，可是，假如由于害怕受到伤害，我就不走出我的外壳，我也就无法希望去发现周围的事物。

金头脑任由我陷入沉默。他在微笑，因他的新挂锁和我们的团聚而欣喜不已。他对我说起后共产党时代生活的艰辛，说起新兴的暴发户阶层和日益渗透的贫困，说起他妻子的退休和重新去干那些卑琐无聊的工作，说起新老文学明星的重组。他的快活阻止了悲哀或怨恨；这是种平静、明晰的总结。他惊讶于饭店房间的俗不可耐，对价格显得麻木不仁。

我把他送到楼下的大厅，然后走出饭店，向附近的达乐斯书店走去。我有些犹豫地走进书店。感谢上帝，我没有看到一个往日的朝圣者，那部分读者即使互不相识，也通常会认出彼此。为布加勒斯特的所有书店老板所熟悉的我的老朋友利维尤·奥布雷杰也不在那儿，感谢上帝，他没在他惯常的搜索范围内进行巡游。书架上摆满了用罗马尼亚语、法语和英语出版的书籍。有许多人在浏览图书。突然，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不敢动弹。我记起1979年有过类似的感觉，那是在我第一次旅行西欧期间，我在巴黎的FNAC书店像个疯子似的从一个书架跑向另一个书架，记下书名，一次又一次地计算我必须花去的可支配现金。

这一次不应该再发生这种事，因为没有理由。我意识到，我的困惑与不安起源于这样的事实：我看到那么多罗马尼亚语的书籍，被那么多让人眼花缭乱的罗马尼亚印刷品所包围。我仍可看到我在布加勒斯特最后居住的公寓中的与墙齐长的书架，它随着我1986年的离去而突然消失。在那之后，我不再买书。现在，我的藏书的增加仅仅来自朋友或出版商的馈赠。我已学习了有关剥夺的课程，不仅仅是对书籍的剥夺。不，这不是1979年在巴黎征服了我的那种眩晕，它只是再次置身于一家罗马尼亚书店的情绪波动。

七点半，为了排练，我向雅典娜神殿音乐厅走去。马格合鲁林荫大道（Magheru Boulevard）没什么变化，可似乎又多少有些改变。临街建筑的正面看上去有些脏，行人动作僵硬，缩手缩脚，如同幽灵。气氛是陌生的，我是陌生的，行人是陌生的。街道几乎空无一人。突然，我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那真的会是布赛罗尤医生吗？没有丝毫可怀疑的，那慢腾腾的步伐，那阴沉沉的大脑袋——是的，确实是布赛罗尤医生。我还记得他厚重的、带有烟气的声音，他乱蓬蓬的、厚实的黑发。他像个老人似的慢慢走着，短皮夹克下，一条厚厚的羊毛围巾围在脖子上，虽说时间已是4月下旬。他的一条胳膊轻轻环绕在一个年纪更大的人的肩上，那人躬腰驼背，个头矮小，头发全白。我似乎无法让自己从这梦幻般的连续场景中扭过身去，可我继续走着，一面转头看着那两个人现在迈着小而缓慢的步子渐行渐远。

我穿过林荫道，走向斯卡拉电影院。电影院再往下是尤尼克公寓住宅区，茄拉的母亲曾居住在此，直到她死去。每样东西都是一样的，但又有所不同。某种不确定却具有本质性的东西已使舞台布景发生了倾斜，它类似于一场看不见的大洪水，一种有磁性的变异物，一种内出血的结果。也许是由于肮脏，可假如你走近些看，又并非仅仅如此。到处都是未完成的修路工程的标志，可即使这个，似乎也不是真正的变化之所在。我站在那里凝望着，大大超出了应该用的时间。我凝望着尤尼克商店，然后转过身，面向斯卡拉电影院和同名的糕饼店，然后是丽都饭店，以及大使饭店。疏远还不彻底，伤口仍未愈合，疝气依旧活跃，尽管现在多少有所减弱。此处有某种别的东西在起作用，一种属于客观本质的东西——使人备受创伤、被视为异己的现实本身。令人沮丧的永恒性在它其实只是一种疾病、一种反常的破坏时，才会显得永恒。

死亡已经迈着死者的步伐这样走过，这位死者现在正在重新探访他生活的土地，在这里，他再也找不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或标志。在我死后，死亡曾拜访过此地，但是否它已不是这里，不是那个我曾逃离的地方？1986年，专制已变为死亡，拥有着这块土地、街道、行人以及所有其他的东西。

我迅速向林荫道的另外一侧走去，那里是以前的西那餐馆所在地。我走进一条狭窄、空寂的街道。天开始下起绵绵细雨。我感到周围存在着某种不自然的东西，内心中存在着某种不自然的感觉。这个时间以及这个空无一人的地方可能成为一次意外、一次谋杀、一次神秘袭击的时间和地点吗？

我加快步伐，到达了雅典娜殿堂音乐厅。建筑的正面正在维修，覆满了脚手架，人行道整个被挖开，很是泥泞。我走进大厅，我以前曾多次来过这里。两个男人站在那里交谈。他们可能是建筑工人，他们可能来自管理层。从礼堂传来的音乐声吸引了我，我登上富丽堂皇的大理石楼梯，进入左边的第一个门。

利昂在指挥台上，面朝着乐队，袖子高卷，旁边有一瓶爱维牌矿泉水。乐队和合唱团的混乱无序令人难以置信。是的，死亡也已在此留下了它的印迹。以前的乐队成员都已离去。取代他们的是些衣衫不整的人，穿着牛仔裤和破背心，叽叽喳喳地聊着天。“再来一次。”命令声传来。演奏者们仍在聊天和咯咯傻笑。他们着迷于自己的歇斯底里，似乎是从大街上捡来的。先有一人，然后又有一人，手里拿着乐谱，争论起音符、休止符、降半音和升半音的解释来。利昂的声音被淹没了，他的翻译几乎无法跟上那吵闹声。“再来一次。”被激怒的指挥命令道。他向现在站着的第一小提琴手示意，让他翻译自己的命令：“再来一次，从第三小节开始。”刺耳的声音再次响起。利昂又灌下满满一大口爱维牌矿泉水，把袖子卷得更高，然后再次举起他那专横的指挥棒。那情景就如同是一场乐队与著名的来访指挥家间的拳击赛。现在指挥家跌倒在地板上，裁判在数数。头昏眼花的指挥家有点费劲儿地重新站了起来。现在是8点过10分，这场比赛应该在八点半结束。今晚没有胜者，甚至连场平局也没有。这场争斗唯一可能的结果是把两位斗士分开。

利昂精疲力竭地从指挥台上走下来。他朝绘有罗马尼亚储君肖像的天花板伸出手去，低语道：“福哉玛丽亚。”我起身去迎接他。乔安娜向我们保证，第二次排练会好些，音乐会那天晚上，将会有一场出色的演出。她解释说，临时拼凑起来的乐队不得不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薪酬少得可怜，还得忍受各种各样的羞辱。

我们出来找出租车。乔安娜陪着我们，给我们指路。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标有“逾越节宴会”的信封。“亲爱的波特斯坦先生，”信中写道，“我们已为你和马内阿教授保留了两个1997年4月21日逾越节宴会的位子。宴会于20：00左右开始，费用是每人15美元，在入口处交给高迪努先生。宴会将在布加勒斯特波帕·索阿热街18号的犹太人社区餐馆举行。”这封信的署名是罗马尼亚犹太人社团联盟执行主席亚历克斯·西万。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大使馆安排了这一邀请，因为利昂想和自己的共同信仰者一起过逾越节。

街道空无一人，看不见一辆出租车。我们向大学走去，一辆出租车出现了。座位没有悬架，我们陷进中间的一个洞中。我把地址给司机，他没听说过这地方。我试着解释，它是克勒拉希大道不远处的一条交叉街道。原来，以前的克勒拉希大道已经消失，以便修筑一条通往大总统府的大马路。“我不知道这地址。”司机闷闷不乐地重复道。我们回到街上，雨下得大起来了。两辆没有乘客的出租车驶过，都没有停，我们搭乘了第三辆。司机知道那地址，尽管他也不大清楚怎么到那儿。我们到了大转盘，他转向以前的迪米特罗夫林荫大道，从那向右，然后再向右，然后向左。“假如你们看到警察队列，就说明到了。”我助人为乐地说道，记起了那些社会主义的逾越节宴会之夜，当时的街道会被犹太餐馆周围的由军人组成的警戒线隔开，在餐馆不远处要检查身份证，以阻止恐怖分子、寻衅闹事的持不同政见者、反犹太人机构的煽动分子，以及要求得到护照的支持犹太复国运动者。

我们兜着圈子，直到司机得意地宣布：“我知道它，就在那儿，波帕·索阿热。”确实，街角边的标志证实了这一事实。我们返回至18号，我认出了那幢建筑。这一次，没有警察的警戒线，只有一个武装卫兵和一个身穿普通皮夹克的便衣。

一位戴无边便帽的老人走上前来迎接我们。是的，他向我们保证，他们正在等我们。他没有问我们要15美元。他给了我们两顶白色无边便帽。利昂的公文包和雨衣以及我的皮大衣留在了衣帽间。我们爬上楼梯，来到灯火辉煌的大厅，在这里，布加勒斯特的犹太人将庆祝犹太教历5757年的逾越节。

桌子的安置还像10年、15年前一样。一张主桌供社团官员们组成的主持小组坐，另外八张桌子给客人坐。我们被引到左边的一张桌子边。我们可以看到主席、一位知名的生物学家，他的夫人，以及社团里的其他重要人物。我手里抓着发给我们的出版物，名为《犹太人的现实》（The Jewish Reality），它是以前的《摩西教派评论》（Review of the Mosaic Cult）的续编。“教派”是个共产党可以容忍的词，而后共产党时代的犹太人宁愿使用一种较中立的语言。

美国客人的到来并未引起忙乱，虽说他是大学校长和指挥家，也无人对罗马尼亚犹太人社团的前成员的到来大惊小怪。我立即回想起1982年，当我公开宣布反对官方的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时，就连社团的官员也与我断绝了关系。这种鲁莽的姿态似乎阻碍而非有助于与当局的关系，是首席拉比摩西·罗森（Moses Rosen）博士的保留地，他在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大国民议会中担任代表达20年，玩着一种复杂的游戏，游戏中，美国与以色列犹太人组织充当了游说议员和施压团体的角色。现在时代不同了，目前的犹太人社团主席不再是首席拉比，过去的策略也用不着了。

“为什么今晚不同于所有其他那些夜晚？”我想起以前自问。时代已经为不久前的岁月戴上了新面具。在当前的聚会中，我找不到以前那种表里不一的节日气氛，那些根据时代密码以及破坏它的努力所需的、裹在令人费解的暗示和手势中的半吊子真理。我再也看不到化装成仆人的老板以及他们一律穿着晚会制服的双重间谍的奴颜婢膝的微笑。与之一起消失的还有条件反射规则指南中的引用语。如果你试图重新体验那种反常的活跃、共谋关系、表演得惟妙惟肖的小角色，似乎都是徒劳的。1997年的气氛缺少以前由奴性、阴谋和逃避构成的时代所具有的充满兴奋与风险的气氛。剩下的不过是一次令人昏昏欲睡的集会，由为了参加古老的独唱会而聚集起来的无动于衷的幸存者构成。

“欢迎回来！”一个热情洋溢的声音打破了我的沉思。坐在我桌对面的大块头绅士伸出他摊开的巨掌。他健壮结实，秃顶，衣着时髦，戴眼镜。他微笑着，等着被我认出来的信号，随后失望地用一种不容置疑的、令人难忘的声音说出了他的名字。我应当认出他来。在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法老统治时期，他是电视上寥寥无几的几个颇受欢迎的人物之一。我转向利昂，把他介绍给约瑟夫·萨瓦（Joseph Sava）先生，他将在自己的电视节目“音乐晚会”（The Musical Soirée）中采访利昂。利昂向这位音乐批评家及其夫人郑重其事地弯了弯腰，很快便用德语与他的夫人热切地谈论起即将到来的演出来。

“你当然也将受到邀请，参加节目。”萨瓦先生告诉我。

“噢，不，我真抱歉，可我不能接受。那是波特斯坦先生的采访。我上周在纽约就说得很清楚了。”

“你也一定得去。这会使采访更有趣，而且你可以做翻译。就这么定了。周五早晨我将在位于庞拉提街的电视中心期待你们二位的到来。”他自信地说。我多少有些震惊，并对这种命令的语气很不习惯，因此我不安地左右转动着身子。

“这种讨论毫无意义。”批评家的夫人插了进来，“波特斯坦先生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而我本人就可以担任翻译。”

我看了看周围。我可以认出诗人、演员、社团官员，全都显而易见地上了年纪。我辨认出我的朋友穆古的一个朋友、两个犹太剧院的演员、一位著名的流行音乐作曲家。但是，今晚确实不同于过去那些类似的夜晚。在这里没有看到它的艺术大师，那位孜孜不倦的首席拉比罗森，过去他也是社团主席，极权时代的舞台上的那么多次演出的导演和主要演员，共产党议会的代表，国家议会的顾问，以色列的仲裁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无固定任所的外交官，总是被委以重任和重要角色。

你很难忘记在此庆祝过的各种各样的犹太节日，在拉比罗森的餐馆的节日大厅，在信仰无神论的共产党国家的后期舞台——桌子上装饰着传统食物、进口葡萄酒，坐在党的官员旁的受人尊敬的嘉宾，以及来自国外的访问者。这样的夜晚在这位伟大的首席拉比竭其所能的顶峰期尤为引人注目，当时他可以同时担任劳工部、信息部和工业部部长。国家体制容忍甚至鼓励这种表演，不只是为了混淆那些不习惯这些共产党的“自由”的夸张例子的外部世界的视听，而且也为了能够记下与会者的名字、相貌和言论。

那些场合都是些矛盾的盛宴，处于装扮成教区居民的告密者或其不信神的敌人的监视之下。他们有大量东西可看：口是心非的主子与同时为两个或更多主子提供服务的更加口是心非的仆人间的暧昧的、互利的合作。甚至有些告密者扮演的是辛勤工作的公民的角色，以他们自己的相貌和制服为面具。

现在，共产主义运动已结束，大拉比已死，危险与面具也与之一起逝去。现在有的只是衣衫破旧的司仪神父、一间破败不堪的大厅、一场还原为例行表演的仪式。你不能拿正在主持逾越节宴会的这位皮包骨头、喃喃而语的拉比与首席拉比摩西·罗森博士相提并论。这位继任者并不以自己的角色为荣，他看上去仅仅像个来自另一世纪的犹太小学教师，正在用他那尖里尖气的声音和苦恼的手势绝望地呼吁他的羔羊们遵守秩序。他的妻子坐在他的左边，穿着韭绿色的晚装，头上戴着一大蓬红色假发，偶尔会用肘部轻轻地推他一下，提醒他周围的人在打盹儿的事实。

“这个拉比是谁？”我问坐在我左边的那位肥胖而沉默的人。

我的邻居心平气和地转向我。他有张大脸和下垂的眼睑。

“他是从以色列请来的。”他告诉我，一面伸出手，自我介绍他是维尼（Vinea）博士。坐在他旁边的是他面色苍白的配偶，穿一袭黑色花边晚装，我认出她是我的一位大学校友。

“从以色列？可他说的是罗马尼亚语。”

“他来自以色列的罗马尼亚犹太人区。”他的妻子插嘴道，并没有认出我来。“付钱的是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American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人也是他们挑的。除了能够找到的最便宜的拉比外，他们还能为罗马尼亚选择其他什么人呢。我们不应该抱怨。”

我转向利昂，想把这番解释说给他听，可我发现他正全神贯注地与我右边的一对男女亲切交谈，男的是美国犹太人，一家纽约银行驻布加勒斯特的代表，他的同伴是位罗马尼亚女子，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当她的护花使者详细地叙述他在新泽西的那个由妻子、女儿、女婿、兄弟、嫂子和弟妹以及他们的孩子组成的家庭的历史时，她似乎丝毫不觉尴尬。

“我觉得在哪里见过你。”博士的妻子盯着我宣布道。

“在我们的学生时代。你比我低一级。”

她似乎又惊又喜：“真的吗？我是1960届的。”

“我过去通常会将你的名字与一些不同的事联系起来。”维尼博士说。

“是的，有些人会对我的名字进行不同的联系。”我设法在我的话语被现在站在舞台上的唱诗班的歌声淹没之前咕哝着说。利昂对唱诗班和拉比都毫无兴趣，只对那位美国银行家及那个照亮了他在锡西厄[4]的流亡生活的年轻伴侣兴味盎然。我呷了一口酒，尝了尝以色列的亚美尼亚酸奶、传统浓汤和美味烧烤。在这个回忆之夜，同样可口的还有传说中的苦味香草以及对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的“出埃及记”的回忆，在这个夜晚，往昔僭越了现在，将我的自我带回到我不再属于的那个时代。

我的前校友想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离开祖国的，我在美国住在哪里，我一般干些什么。她提议带我去游历一下齐奥塞斯库白宫——它的内部值得一看，哦，对，尤其是内部，但如果只是被导游带着走马观花地看一遍是看不出名堂的。我谢了她，但谢绝了她的建议：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只在这里做短期停留，而且事务缠身。不，我没有电子邮箱地址，尽管我肯定我该申请一个。

我朝利昂晃了晃手表，现在已是午夜。他盘子里的蛋糕已不新鲜，可他似乎没有离开的意思。终于，我们向外走去。贵宾桌上的显贵们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离去，资产阶级客人不再受益于特别关注，事情本来就该如此。

天在下雨，夜已深沉。大约40年前，就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在斯大林时代的布拉格，犹太人机构的一位代表被刺杀。但斯大林主义已不再时髦，古利阿努教授的芝加哥刺客不会对我们有丝毫兴趣。无论怎样，利昂显然对忧郁的沉思不感兴趣。布加勒斯特的这场逾越节宴会勾起了他的乡愁。

“这个夜晚很迷人。它把我与我的东欧祖先重新联系在了一起。你在布加勒斯特所拥有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找到任何与此相似的东西。那位拉比，他的妻子，电视人，他的妻子——这些人都是来自过去的影子。还有唱诗班和那个带着年轻情妇的美国人……感谢上帝，罗马尼亚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落后了。”

我始终一言不发，我不确信这是种优势。我只是站在广场正中，伸出手臂，招手叫一辆没有物化的出租车。我们徒步向市中心走去。在这附近的某处，正是我当学生时在一间租来的房间里居住过的地方。就是这儿，那些岔入黑暗小巷中的一条，在左边，在亚历山德鲁·西哈李努街，在18号。就是它，这昏昏欲睡的房子及其昏昏欲睡的幽灵，这些幽灵中包括早已入土的雅各比医生，也已作古的他的四处传播流言蜚语的胖太太，还有那个住在地下室的吉卜赛情妇、他们每日争吵的对象，现在肯定也已经死了。向至高无上的、民主的死亡致敬，它一刻也不停息地工作着，夜以继日，乏味，可是，哦！效率竟是如此之高。

“那么让你那么喜欢的到底是什么呢？”我问利昂，为的是赶走那些幻影。

“每件事，我喜欢每件事。那个白痴拉比和他富有进取心的妻子，说高地德语的音乐批评家的妻子，那个纽约人及其情妇，唱诗班，汤，主席，生物学家——每件事，绝对是每件事。”

“真可惜你没见过伟大的首席拉比。他在罗马尼亚的共产党议会中担任了25年的代表，是个幕后人物，如你们美国人所言的独断独行者。他设法说服共产党相信摆脱犹太人的好处，方法是让他们移民。”

“难道他不对吗？”

“当然。他让当局相信，让犹太人离开至少有三个重大好处：一，他们可以摆脱一种古老的、棘手的命运。二，他们可以获取资本家的钱财，每个人头8000美元，说得更确切点，他们每放掉一个犹太人，便可得到8000美元。三，通过让犹太人离开，他们改善了自己在国外的形象。犹太人自己不再需要任何劝说，于是，就有了近代的出埃及记。”

“一个聪明人，这位罗森拉比。”

“非常聪明，一个真正的实用主义者，试图对各方都有用。正如某人曾经说过的，他之于罗马尼亚人就如同处方眼镜之于近视眼。他不快意于需要他们，但快意于拥有他们。在我父母家中，他们对一个拉比该是什么样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

“可他们信教，而你不信。”

沉默中，我们向前穿过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之夜。

“几年前，在以色列，一位出租车司机问我是否是罗马尼亚人。他听到我在同刚刚与我分手的亲戚交谈。是的，我出生在罗马尼亚，我说。我见过拉比罗森，老出租车司机用英语告诉我。那是在多年前，在一次他出访以色列时，就是在这里，在我的出租车上。我最初不知道他是谁，我们有许多来访的拉比，但这个人说着地道的希伯来语。我先送他去了外交部，然后是劳工党总部，然后是劳工党的对头利库德集团。再后来，我们去了贸易联合会，然后去探望宗教人士。然后，假如你可以想象得到，甚至去拜访了共产党人士。最后我问他：‘你竟然有可能是罗马尼亚的罗森拉比吗？’‘是的。’他回答，‘你是怎么猜出来的？’‘啊，你在这里很有名。’此外不会有任何人会访问宗教人士、共产党人、贸易联合会，以及贝京先生。”

这则有关罗森拉比的逸事让我想起了罗马尼亚人一般是如何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势不两立之事的，一种被塞巴斯蒂安尖锐抨击的行为。我将此告诉了利昂。

“你是对的，”利昂说，“罗森拉比值得一见，可即使没有他，这也是个迷人的夜晚。”

“啊，著名的美国式的热情、善意、对世界的开放。”

“假如我对那张桌子上的任何一个人说我没地方睡觉，我肯定他们会提议收留我。在美国谁会那样做？”

“巴德学院。”

利昂笑了起来，我俩都笑了起来。

“出租车！”真是个奇迹，车子停了下来，载着我们驶入后共产党时代的风雨之夜，我们挤在一起，在一辆破旧不堪的出租车中（一件来自社会主义博物馆的遗物）：穿着笔挺的西装、打着蝴蝶领结的指挥家兼大学校长，再加上他的旅伴，花脸小丑奥古斯都。

“请去洲际饭店。”我用罗马尼亚语重复了三次。

出租车没有像应该的那样左转，而是一直向前开，开往上帝才知道的哪个黑手党的地下车库。我望着窗外，试图辨认路线；不，这不是过去的克勒拉希大道，克勒拉希大道已不复存在。我们可能在沿着以前叫作社会主义胜利大街的道路向前，这条路会把我们带到新建的巴尔干半岛的凡尔赛宫，即白宫，我们敬爱的最高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没有时间享用的居所。出租车终于转入通往大学和饭店方向的巴尔赛斯库大道。终于，我们置身于饭店的第32楼空无一人的酒吧之中，为我们在布加勒斯特一起度过的第一天干最后一杯。利昂似乎心满意足，逾越节宴会使他获得了新生，它看上去完全像个前途光明的冒险。凌晨1点，我们互道晚安，这时是纽约的下午6点，从我们在肯尼迪机场起飞算起，时间已过去24小时。

我在这里，我在那里，我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一位过境旅客，被好几个时区所认领，又不仅仅被它们所认领。

电话上的红灯闪烁起来，说明有电话进来。那是肯（Ken），一个专程从莫斯科来看我的美国朋友。在我的床头柜上摊放着一本蓝色封面的笔记本，上面用白色粗体字母写着：巴德学院，它是记录我的朝圣之旅的飞行日志。

[1]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诗人，著有《恶之花》等。

[2]爱德华·马奈（Edouard Manet，1832—1883），法国印象派画家，代表作有《草地上的午餐》等。

[3]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捷克小说家，著有《玩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生活在别处》等。

[4]锡西厄（Scythia），古代欧洲东南部以黑海北岸为中心的一地区，此指罗马尼亚。

第二天：1997年4月22日，星期二

肯为由索罗斯基金会赞助的东欧私有化项目工作。我五年前见过他，那是在意外地接到他的信之后。“这有点碰运气的成分。”他写道，接着描述了他正在从事的一个项目，一本关于对文学、音乐和艺术中所反映的大屠杀的审美反应的书。“你去年春天在罗格斯大学纽奥克市分校的会议上所说的话一直困扰着我。你的那句萦绕在我脑海中的话是：大屠杀的商品化。”

我们设法在曼哈顿的一家爱尔兰酒吧见了面。他向我说起他的祖父，一文不名、年轻气盛的他移居到美国，最终成了著名的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金；他还说起他的法国裔的母亲，她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还有他在越南战争中死去的兄弟；以及他自己，好几本书的作者，即将进行一项有关现代保守主义的批评研究。渐渐地，我们之间产生了友情。我欣赏他的开放精神和他四海一家的观念，这根源于他的法国和爱尔兰血统，以及他的牛津大学的教育、他的天主教徒的道德感，以及他的快活的美国人的公平竞争意识。

他从莫斯科来看我，在这里，我过去的生息之地。“当你用罗马尼亚语对接待处的年轻人说话时，”当我们在洲际饭店的大厅里重逢时，他对我说，“你的脸亮了起来。你很放松，甚至容光焕发。我看得出来，语言对你来说始终是个未愈合的伤口。”

在与一位我对其秘密效忠对象一无所知的国家饭店的雇员谈话时容光焕发？然而，我接受了挑战，语言的确是个值得谈论的话题。1979年，当我的美国亲戚不断劝说我尽可能早地离开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时，我的回答是：“我的祖国就是我的语言。”我最终离开了，但是我没有离开我生活在其中的语言，只是离开了使我再也无法透过气来的国家。“我真心祝愿，一天早晨醒来，我们都在说罗马尼亚语。”意识到我的语言伤痛的辛西娅（Cynthia）一次写信给我说。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但不是在布加勒斯特。也许肯是对的。我沉浸其中的语言正在我身上施展它的魔力，这也许很不错。不过我又得说，这也许不怎么样。我发现，在我离开的这些年里，罗马尼亚语一再使用的都是社会主义的僵硬呆板的陈词滥调，只不过里面注入了源自美国电影和广告的混杂语。昨天，当我打开旅馆房间的电视时，映入我眼帘的是一群罗马尼亚参议院的成员，他们全都无法清晰地说出一个结构完整的句子。在法兰克福的候机厅里等飞机时，向我袭来的是同样的窃窃私语、同样的支离破碎的词汇。

肯和我向我以前的家走去。我们途经国家图书馆，这是座雄伟却积满灰尘的建筑；然后继续沿利普斯坎尼街向前，这条街有点像条集市长廊；接下来我们又经过了斯塔维若坡雷欧斯教堂（Stavropoleos Church），它如同一粒微型宝石，颇显突兀地位列于周围的一片灰暗与贫困之中。我们看到的是坑洼不平的人行道，斑驳朽烂的墙壁，滑稽可笑的商店招牌，神经紧张、浑身颤抖、疲倦不堪的路人。我们走过以前的喜剧剧场，穿过横跨丁布维塔河两岸的新桥，发现自己置身于胜利大道上。该街道2号的那座老建筑依旧伫立在那里。我将位于第15号公寓的三楼阳台指给肯看。

我们搬进去时，阳台用玻璃嵌板围了起来，这样可以生出一点儿额外的空间。正如古利阿努会说的那样，毁掉这种扩充空间的命令来自国家第一夫人墨尔杜同志。我相当大胆地发起了一场反对权威的合法战争，只为了获取这种侵害的书面证据，这又一天真之举增列进了我的乔尔马尼亚人传记的表格之中。

“我们要不要上去，看看公寓里现在住着什么人？”肯问。

“我知道谁住在那里。”

肯坚持要上去，可我岿然不为所动，这并不是因为我以前的居所会令我感伤。在我离开祖国后，在1987年、1988年、1989年这几年里，我一直在为这间公寓付房租，这几年间，我从德国漫游到了美国。1989年，在共产党政权土崩瓦解、独裁者及其配偶遭到追捕时，该楼的管理者强行打开公寓房门，迅速搬了进去。他显然得到了国家最高秘密机构的帮助，他像所有自己的同类一样，一直在为这个机构秘密工作。那位天真的大西洋彼岸的承租人将管理人告上法庭，可当局站在自己的合作者一边。不可能性再次被证明是可能的：民主的罗马尼亚的民主的司法体系在1990年和1991年两次宣布，支持管理人，反对大洋彼岸的叛国者。那位外侨不仅被判承担法庭诉讼费用，而且还得用他那肮脏的美元去支付重新装修公寓的费用，自从他背井离乡之日起，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为它支付房租。

正如我试着向肯解释的那样，社会主义法律规定，无论何时，只要有人“永远地”离开祖国，他就得将公寓无条件地遗赠给国家。可即使我没有将公寓“归还”给国家，而且社会主义的法律已不再适用，但社会主义的秘密警察，以及它的线人及行政人员，都生存了下来。

我们沿胜利大道向前，经过中央邮政局，转入国家历史博物馆，它由齐奥塞斯库所建，但事实上是纪念他与墨尔杜同志对国家和人民的辉煌贡献的神龛。这条像后世本身一样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不具人格的街道似乎并不想我，也并没有意识到，那么多年来，我是它的忠实的步行者。在我们的左侧，紧挨着胜利百货商店（现在恢复了它战前的名字：Lafayette[1]），一座丑陋的现代建筑正在拔地而起。它旁边是过去的民兵组织驻地，现在变成了布加勒斯特城市警察总部。我们的右侧，像过去一样，是时装店和实验电影院。

永远也不应该轻视死后的浏览观光。我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特权，并认识到了它的虐待狂的直接好处。在抵达与林荫大道相交叉的十字路口后，我们右转，向大学广场走去，在那里，我们迎面看到一条用巨大的黑色字母涂抹在墙上的标语：MONARHIA SALVEAZÃ ROMÃNIA（君主政体拯救罗马尼亚）。我们穿过现在充斥着小商店的地下通道，然后出现在另一端，在马格合鲁林荫大道上，就在饭店对面。

1点钟，我在雅典娜神殿音乐厅与利昂再次碰面。排练正在热烈进行中，乔安娜一如既往地助人为乐。我发现，很难将十年前那个用其对艾伦·金斯堡[2]的《嚎叫》一诗的翻译令听众浑身战栗的诗人形象添加到她目前的文化官员的化身之上。美国大使馆的汽车正在雅典娜神殿音乐厅门前等候我们，以便送我们去进午餐，那是负责公共关系的大使约翰·卡特兹卡（John Katzka）为了对我们表示敬意而准备的。

我们——美国明星与罗马尼亚流亡者，一个无与伦比的组合——走上那座雄伟壮丽的建筑物的台阶。高大、惬意、优雅的白小丑在紧张而缺乏诚意的花脸小丑奥古斯都的陪伴下，受到文化专员（一个面无表情的女人）及卡特兹卡先生的欢迎。卡特兹卡先生身材高大，金发碧眼，十分健谈，他立即对巴德学院、我于1992年获得的麦克阿瑟奖以及我们的行程安排表示出兴趣。不久，罗马尼亚客人们陆续到达，邀请函上称他们为“学者”。我把安德烈·普乐苏（Andrei Plesu）介绍给利昂，乔治·索罗斯对我说过，安德烈·普乐苏很有可能成为布加勒斯特的中欧大学校长的首选候选人。普乐苏对我没有让人们事先知道我的来访表示遗憾，他本可以安排一次与新欧洲学院的一个“有趣的团体”的会面，现在他担任着该团体的负责人。我还来不及对自己错过快乐机会的才干表示自谦，就发现自己被拥入了劳仁提乌·乌利茨（Laurentiu Ulici）的怀中，他是现任作家协会主席，比我记得的样子显老。他也满口责备我不曾提前告知我的来访。他坚持要我顺便访问作家协会，他愿意在协会“组织点什么”以庆祝我的归来：一次会议，一次欢宴，一次讨论会。那个“什么”理应是个令我的前同事们终于可以表达七年前他们未曾表达的愤慨的机会吗？当时，到处都在散播有关他们的作家同伴的公开谎言。劳仁提乌·乌利茨垄断了我的注意力，迫不及待地告诉我，在这些“艰难岁月”中协会所获得的组织上及金融上的成就——例如，通过将建筑物出租给外国机构所获得的金钱，他们正在建立基金、病假资助及文学奖励；他们已建立起一个国际作家联合会，为翻译项目提供度假屋和膳食住处；建立在罗马基础之上的罗马尼亚图书馆（Biblioteca di Romania）将成为国际作家的重要会议的举办地；协会还与巴黎建立了有风险的合作出版关系。我点头表示欣赏，对他没有对我自己的事情提出问题感到释然。午餐时，我们全都被利昂生动有趣地讲述的音乐界的奇闻逸事迷住了。大使是位出色的东道主，食物丰盛，美酒可口。

外面变得越来越暖和，阳光也越来越明媚。也许我应该出去走走，也许再去看看达乐斯书店。我要让自己有一个放松的时刻。我脱下夹克和鞋，躺倒在饭店的床上。疲惫袭来，并越来越沉重，当我沉浸在空蒙状态时，就如同被包裹在迷雾之中。

“欢迎欢迎，敏西尔。”那声音有点儿沙哑，带着点儿酒意和喉音。“你回到心爱的祖国了？”

我知道那是谁的声音，可无法看清说话者。我知道谁过去常常称我为“敏西尔”，以及为什么。

“回到了心爱的祖国，诺德曼先生？”

如果他第三次问这个问题，他肯定会称我为“坦克师将军”。“你很羞涩，却又很暴力，诺德曼先生。”他在读过那篇1982年在社会主义新闻界引发了马内阿丑闻的文章后对我说。“如你所知，我的双脚是泥捏成的，就像泥人[3]一样，可我在此，单腿站立，读着你的文章。我无法将脚放下来，我太激动了。Mes hommages,Général！[4]你是个坦克师将军，mon cher[5]诺德曼。”在电话中，他用喘息的声音重复道。

“你从资本主义的天堂回来了吗？那里，在伊甸园，情况如何，将军？”

我现在完全清醒了，正望着窗帘，望着那个死去的人，他曾是我的朋友，共产党员，起绰号和散布闲言碎语的大师。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迅速将我的名字改成了诺德曼[6]。我立即变成了北方来的人，不仅来自布克维纳北部，而且来自北大西洋。我可能是在70年代中期见过他。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她在一本文学周刊上读到过我的一篇小文，邀请我参加一个朋友的晚会，晚会地址是在斯弗因图尔·帕维尔街24号，第12号公寓。给我打电话的人有着美妙的声音，似乎是个有鉴赏力的读者。她报上了自己的名字，原来她是一位著名批评家兼作家的妻子。那是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即使对一个在文学圈外养家糊口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我听过许多有关这位在斯大林教条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的éminence grise[7]的事，听说过他的富有传奇性的双重生活，这位老于世故的图书和阴谋的爱好者。

在我初次在唐娜·奥尔巴的圈子亮相的那天晚上，我很快就被美丽的女主人那古典的旧式优雅所征服。这位肤色浅黑的纤弱女人以一种柔中带刚的智慧周旋于人们中间。她的闻名遐迩的丈夫不在那里。那位背叛者常与情妇一起共度周末，在另一个对称的文学沙龙，主持者就是他本人及其年轻的缪斯。

这故事似乎有点儿巴黎味道，但并非与巴尔干人的风情毫无干系。由于安东内斯库的爪牙的审问，那位大名鼎鼎的共产党批评家和作家已经变成了残废，现在他肥头大耳，久坐不动，甚至连几步路都走不了。他从自己居住的市中心前往他与自己的周末情妇共度良宵的郊区爱巢的旅程是借由老哈恰图良的汽车进行的。那位退休司机也是战争期间就入了党的共产党员，他们从那时起就认识，可他并没有因此而获得价格优惠，哈恰图良反而对他提起了三次以上的诉讼，如同某种不道德的税金。

他不可能直接从三楼的床上跳下来，坐进等候着的出租车中。只有电梯才能将这个残废的泥人运到底层，萨赤兹·哈恰图良同志的汽车已经等候在那里。他的泥捏的双脚再也无法胜任前去电梯的那几步路，唐娜·奥尔巴不得不伸出援手，目送他进入电梯，然后，在司机的帮助下，帮助他坐进汽车。然后，她回到公寓，打电话给自己的情敌，让她知道转运已完成，像往常一样，她周游的丈夫将在大约40分钟后抵达目的地，到时候，情妇已等在自己位于德鲁穆尔·塔贝雷（Drumul Taberei）郊区的公寓外，以便将她心爱的人从汽车里弄出来，帮他进入电梯，上到八楼，最终进入爱巢。这一切都发生在周五的午餐时间。接下来的周一的早晨，还是在哈恰图良的合作下，他回到家，他的妻子正等在斯弗因图尔·帕维尔街24号前，帮他进入电梯，照看着他安全地回到这对夫妇的住所。两个女人显然都很崇拜自己那具有超凡魅力的残疾人。

在下一次的晚会上，我发现自己与那位多情的通勤者面面相对。“我不知道你听说了我些什么，诺德曼先生，我猜，我是个斯大林主义的怪物。事实上，我站在托洛茨基一边，我猜这也使我成了个托洛茨基主义的怪物。作为英国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你会说这是一码事。不过，不是一码事，相信我的话。不是一码事。”

他一定猜出了我的想法，“诺德曼”这个绰号就是证明。

“我会因我所取的绰号和所说的双关语而名留青史。”他粗声粗气地说：“人们记住我，不是因为我在‘强迫性的十年’中所写的大量社论，‘强迫性的十年’，这是你们这些反共产主义者对阶级斗争时代的叫法。人们记住我，也不是因为我所谓的自由化时代的多义性，‘自由化时代’，这是你们这些和平主义者对赫鲁晓夫设下的那个陷阱，即所谓的和平共存的叫法。很有可能，我在这个新国家社会主义阶段所写的小说将被人遗忘。但我取的绰号和玩的文字游戏将会被记住。”

尽管他不曾意识到，可他本人也有个绰号——“飞象”——这是他的绰号为“保加利亚人”的医生给他起的。此类面具和消遣是使这个貌似狂欢而没有真正狂欢的国家充满活力的全部遗存。共产党地下工作时期的那位年轻、修长、热情的青年人，正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因安东内斯库的审讯者而致残，在40年的社会主义之后，已变成了残疾大象，动弹不得，几乎不能在桌子、床和卫生间之间挪动。尽管如此，他的头脑依旧灵活多变。这头大象仍然能够举起自己的鼻子，发出一声吼叫。

“那么，天堂怎么样，将军？”

我再次打起盹儿来，或者说也许我只是陷入了过去的迷雾之中。我可以听到那个过去的声音，略带醉意，含沙射影，可我看不到他，最好那样。自从他在电话那头将这个我并不热切想要的名衔赠与我起，时间已经过去了16年。

“我读了你的采访，它是小镇话语。你们这些自由主义者正在为你们的自由主义的勇气欢呼喝彩，坦克师将军。你内心中有位坦克师将军正在挣扎着想出来，你知道。你不会相信，我是在站着读它，一只泥脚抬在空中，另一只泥脚站在地上。你必须知道，这对一个像我这样的残疾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先是“诺德曼”，然后是“将军”——谁知道他在一轮轮的电话闲谈中还会给我的名字加上何种假名。电话已经成了他仅有的消遣和唯一的社交生活。在我离开前的几个月中，我得到了一个新绰号：“敏西尔”。这是我刚出版的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名字，不是《魔山》中的荷兰巨人的名字[8]。

“那么，敏西尔，你对我们现在没有了共产党员的伟大祖国有何见教？绿色，讨厌的绿色，就如军团兵的绿制服一样。我提醒你。”

并非普天尽绿，正如过去并非普天尽赤，我会这样回答，像一个我曾经是的那种过时的自由主义者那样，假如他能够听到我说话的话。我可以真真切切地听到他的声音，并且认出他——他就在某个地方，尽管我看不见他，而我唯恐真的看见他：那像严重膨胀的气球般的便便大腹；那象鼻般的又粗又大的鼻子；那双突出的、悲哀的眼睛下的深深的眼袋；那些中间存有缝隙的又大又黄的牙齿；那双烟碱斑斑、指如腊肠的小手。他两手撑在桌边，以便减轻自己那不听使唤的双脚的负担。在我离开后，他蓄起了一把乱蓬蓬的白胡子。最近几年，他已无法爬出床外，他的肚子和胡子的生长速度旗鼓相当。

他现在沉默下来，但过去正在用昨日的声音喃喃自语。“那么，在大西洋民主政治中，有关这位斯大林主义的怪物的狂言在如何持续？我们不是身在英国或亚特兰蒂斯[9]。这是我们自己的本乡本土，它要么一片赤色，要么一片绿色，除此以外别无选择。Niente[10]。例如，由于你那本支离破碎的自传，你理应害怕绿色更甚于害怕红色。你受到了自由的亚特兰蒂斯那金钱乐土的诱惑吗？你也许会发现，那里对你而言更加艰难。”

他没有出席我1986年7月举办的聚会，当时我是为了庆祝在祖国半个世纪的生活，并且向利奥波德·布卢姆献上贡礼。他也没有出席我最后的告别晚餐。但后来听说我已逃跑时，他勃然大怒。在我离开后，他没日没夜地打电话。他打电话给我们共同的熟人，散布足够的绰号和谩骂之语，以确保有人会将它们说给我听。他的痛苦日益加深，他没有活着看到那位遭鄙视的独裁者的垮台或资本主义的胜利，他从来不曾停止过对资本主义的仇恨。

透过迷雾，我再次听到他刺耳的声音。

“你是怎么去爱我们亲爱的小家园、我们亲爱的小公民同胞的？我敢肯定，他们对你充满敬意。你是否记得，要么你拒绝想起？我已经告诉过你，将军，这里没有民主混乱和软弱无力的立足之地。它是红的或绿的，这就是可以得到的一切。你曾是绿的，然后是红的，然后是红绿相间，然后你当了逃兵。你在天堂是否生活得更好？你现在是否拥有了一道包含着光谱中的所有色彩的彩虹？我也一直在旅行，现在身在死后的亚特兰蒂斯。我们都会去那儿。只是我可怜的配偶迟迟未到。你见过唐娜吗？你是否看到过无与伦比的唐娜现在成了什么样子？”

不，我还没有见到她，我将在周六见她，今天才是周二。

突然，我想起我有个约会。我仍然睡眼蒙眬，但我知道我在某处有个约会，尽管我不十分肯定它在何时何地。我受到了午睡的诱惑，社会主义将这种东方的休息方式变成了标准的日常行为，那位前共产党批评家的小说一直试图为之增添趣味。午睡耗尽了激情，却刺激了当机立断、吃苦耐劳的行动。这是头脑对空乏无力的身体和空无一物的灵魂的报复吗？午睡是否是旨在粉碎平庸、迟钝、庄严和懒惰的救赎的柴堆、革命的火焰？“Alles Groβesteht in Sturm。”马丁·海德格尔[11]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胳膊按照纳粹的敬礼方式举着，为的是向柏拉图的这句引语致意——所有伟大的事物都会在喧嚣与骚动中发现。飞象本人时常举着拳头重复说：“无拘无束！天启与返老还童！Sturm,Sturm und Drang！[12]”

现在我已完全清醒过来。我看了看表。只过去了八分钟，我与飞象的重逢持续了八分钟。我还有些空闲时间。毕竟，也许我可以在书店驻足，买一张老布加勒斯特的地图，这样，我的朋友索·S.（Saul S.），像我一样是生活在纽约的罗马尼亚人，就可以大声地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读出所有那些迷人的名字：康科迪埃路，兹姆贝图鲁伊路，根提拉路，日诺瑟如鲁伊路，以此来减轻他反瓦拉几亚[13]的愤怒。

我发现自己动弹不得，于是我重新躺回床上，仔细地看着时针嘀嗒转动。我闭上眼睛，又一次置身于美国大使馆，还是那张餐桌，还是那些摆放井然的餐具，还是那些未被时间改变的熟悉面孔。那里有诗人慕图（Mutu）和诗人穆古，我的老朋友们。他们在微笑。他们看着我，但始终冰冷僵硬，沉默不语，如同木乃伊。

“你对这些死者有何看法，敏西尔？慕图拉扯和邦尼兔曾经是你的朋友，不是吗？”那泥人又在低语。

慕图拉扯和邦尼兔，是的，配得上“绰号大王”的诨号。

“邦尼兔也是我的朋友。半骑人半独腿兔，还记得吗？我们的朋友的所有恐惧忧虑、卑躬屈膝和小小谎言，还记得吗？还有他的汗流浃背，他永远都是汗流浃背，还记得吗？他总是在寻求恶兆，总是焦虑烦恼，追逐那微不足道的荣耀、那不值一提的阿谀奉承。然而，他是个优秀的诗人，那个邦尼兔。现在，在他死后，这甚至更加显而易见。在这里，在先验王国，他的名字流传下来。毕竟，诗人不必非得勇敢无畏，诺德曼先生，我俩都知道这一点。这也是在亚特兰蒂斯家喻户晓的真理。”麦克风开始噼啪作响，干扰了长距离的传输吗？泥人的声音始终遥远而清晰，正如我记得的一样。刺耳的杂音属于麦克风。

“不，道德不能用短长格和长短格[14]来计算，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但有限止，我们也都知道这一点。”

桌边的两位诗人仍然一动不动，仿佛根本听不到正在说的话语。我也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

“警察，那就是限止！诗人是诸神的特务，不是警察的特务。他得不到允许成为警察的特务。我们的小邦尼兔只不过是恐惧缪斯的特务。他强迫她写诗。他的诗行在战栗，正如他常常在战栗。它们仍能打动人，我听说。所有那些痛苦使他成了嫌疑犯，还记得吗？但现在我们知道，他不是警察。”

泥人又奖给自己一次停顿，然后接着说下去。

“另一个，你的密友慕图拉扯，是的，我知道，没有出席你向利奥波德·布卢姆致敬的年度聚会，没有出席告别晚餐。我也没有出席。我的所有内在器官都受了伤害，我的头也受了伤，不仅仅是我的腿，它们似乎是泥捏的。也许慕图拉扯认为，他不出席是对你的保护。假如——谁知道呢——圣廷要求他写一份有关最后的晚餐的备忘录该怎么办？人们发现他赤身裸体地死去，不允许进行调查。哪怕是死亡及其秘密，当局都握有拥有权。”

就连这最后的语句也无法刺激坐在那里的木乃伊们。无动于衷，他们小心翼翼地记录下一切，可始终冰冷僵硬。

“死亡，诺德曼先生，是真正的快乐终点。死刑是不能减刑的。现在你也知道了这一点。正如骗子马尔罗所言，流亡最终将证明自己是正当的。只有死亡才能将生活变成命运。还记得吗，敏西尔？但有人告诉你我们的朋友邦尼兔是怎么死的吗？”

我听说，穆古是猝死，一手拿着本书，一手拿着面包和意大利香肠。我所不知道的是，死者是否知道我本人死后的不端行为。

“不端行为，诺德曼先生？你是说不端行为吗？噢，你想向两位诗人解释误会，是吗？你不必为自己辩护，敏西尔！你是个身处错误境遇中的怀疑论者。噢，他不想被怀疑为天真无邪的人，我们的敏西尔。对你而言，坚定不移和简单直率显然是一回事，是一码事。你为坚定不移、前后一致和天真烂漫感到羞愧，不是吗？但你不必在这两位绅士面前为自己辩护，也不必在其他绅士们面前为自己辩护，相信我。”

那些坐在桌边的人似乎没有听到他的话语，他们已经昏昏欲睡地进入了冥府世界。我想拥抱他们，至少我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在这时，警铃大作，电话开始响起。

“我是服务员。有人在大厅等你。弗朗索瓦兹·吉拉尔德（Françoise Girard）夫人。”

我看了看时钟。我约会迟到了五分钟。我匆匆梳洗了一下，乘电梯下楼。我因自己不停顿的角色扮演而疲惫不堪，迷惑不已。

大厅里有位背着小背包的年轻女子。她看到我，走过来，伸出手。“弗朗索瓦兹。”她说，是东欧索罗斯基金会的新任主管。昨天在雅典娜神殿音乐厅，我曾看到她经过，那是在排练期间，她穿着不同的装束，留着不同的发型，面孔也大不相同。我们找了两个座位，立即开始谈事情。我告诉她，我不打算参加基金会在罗马尼亚的工作，宁肯参加克卢日（Cluj）的一项受巴德学院资助的项目。虽说不合适，我还是礼貌地听她不得不谈及的基金会在罗马尼亚的作为。她微笑着，低声说着有关“这个拜占庭式国家”的事情。她告诉我，她是加拿大人，我们同意，等她下次来纽约时讨论那个巴德学院项目。一次轻快的美国式的会面，像在布加勒斯特的这头几天那样快速紧凑。

我又一次走在马格合鲁林荫大道上，朝雅典娜神殿音乐厅走去。我再次有种化了装的感觉，一个间谍，装成游客的样子从我身边走过。如果揭去面具，我能够与我的那些公民同胞们进行友好的闲聊吗？他们也许会认出我，但不再称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可能不确定这个陌生人配不配得上他们的友情或憎恨，正如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该不做片刻停留地匆匆前行。

我在斯卡拉糕饼店前停下脚步，凝视着街对面的那座建筑。过去，它的一楼是尤尼克商店，顾客们总是为了买鸡或乳酪排队等上几个小时。我在想B单元及其成排的信箱，特别是84号信箱，五年前，1992年，在一个很像今天的春日，它遭到了焚烧，那是在我《新共和》上的关于米尔恰·伊利亚德的文章用罗马尼亚语重印之后。“你的文章在这里受到恶劣对待。”茄拉的母亲伊夫琳当时写信说，她就住在B单元的84号。“非常恶劣。”我的岳母在电话上重复道。“这里，媒体的宠儿现在都是些反共产党的英雄——伊利亚德，齐奥朗，尼库·斯坦哈特，约尔加[15]，纳艾·伊奥奈斯库，甚至于安东内斯库，甚至于科德雷亚努，那个老铁卫军怪物。”

我肯定不会写迎合罗马尼亚媒体的评论文章，但我不曾料到那飞出的弹片以及对一位老妇人的生命威胁，我甚至来不及向她发出警告。“对你文章的敌对反应是无异议的，”她写道，“最近连续好几个月，我们的信箱总是不断地遭撬，两把锁都坏了，还有纵火的痕迹。现在我们安装了一把耶尔锁，花了500列伊。假如你想让我们收到你的信，就写我们邻居的地址。”84号信箱上仍然留有遭袭的痕迹吗？与此同时，84号公寓的那位房客已经在另一个世界找到了新家。我不想拜访那个公寓。

我来到雅典娜神殿音乐厅。这一次，排练早早结束，并且颇为成功。我与利昂一起向卡萨·罗马那走去，这是一家位于胜利大道末端的餐馆，紧挨着我在布加拉斯特最后的住处。领班用英语欢迎我们。出于对罗马尼亚填馅甘蓝的热爱，利昂决定再试试运气。为了对过去表示敬意，我点了份鳎鱼bonne femme[16]。结果大失所望，就如那劣等的葡萄酒一般。但利昂对自己的填馅甘蓝很是满意，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我失望的表情。

在邻桌，一出类似黑手党场景的好戏正在上演。那伙儿人的老板长得矮壮结实，看着像个建筑工地的工头，但从我们听到的话来看，他正在做一笔生意，肯定与建筑业无关。他的副手与他年岁相仿，坐在他们中间的年轻人似乎是这场冒险的学徒工。餐馆老板点头哈腰地周旋在他们之间。老板做了个手势，身材魁梧的副手给了餐馆老板一叠厚厚的钞票。三人津津有味地吃着接二连三送上的美味佳肴。他们都穿着牛仔裤和皮夹克，被当地人称作“美国佬”，这并非只因为他们的穿着打扮，还因为他们花起钱来大手大脚。这三人对面的桌子上坐着两个浓妆艳抹、笑声粗哑的年轻女人。当我们起身离去时，那两桌并在了一处。

从餐馆出来，我们拜访了一位女作家，她是金头脑的朋友。到此时，我已相当疲倦，脑子里记得的有关那次谈话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她有关自己配偶的独白：“我丈夫，一个令人钦佩的人，令人钦佩，但十分愚蠢，蠢到直到现在，当共产主义的玉米粥已经打翻在地时，他还不想离开这个国家。你们能够想象这样的白痴吗？”我们在午夜时分回到饭店。我俩都累了。明早利昂要进行最后一次排练，晚上将是他的第一场音乐会，我将出席。午夜是给纽约打电话的时间。茄拉提醒我，菲利浦要求我每天都要给他发份传真，向他保证一切都好。

[1]Lafayette，中文一般翻译为“老佛爷百货商店”。

[2]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1926—1997），美国诗人，“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和“垮掉的一代”文学运动的领袖之一。诗集有《嚎叫及其他》等。

[3]泥人（The Golem），犹太传说中用泥土、水和空气构成的假人，责任是保护犹太人远离邪恶。

[4]法语，很高兴认识您，将军。

[5]法语，亲爱的。

[6]马内阿原名诺曼（Norman），而诺德曼（Nordman）具有北欧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意思。

[7]法语，幕后掌权者，后台人物。

[8]敏西尔，英文为Mynheer，意为先生，是荷兰人对男人的尊称。

[9]亚特兰蒂斯（Atlantis），传说中沉没于大西洋海底的岛屿。

[10]Ninete，意大利语，什么也没有，一点儿也不。

[11]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代表作有《存在与时间》等。

[12]德语，喧嚣，喧嚣与骚动。

[13]瓦拉几亚（Wallachia），罗马尼亚南部一地区，此处指罗马尼亚。

[14]短长格（iamb），又称抑扬格，指由一短一长或一轻一重的两音节组成的音步；长短格（trochee），又称扬抑格，指由一长一短或一重一轻的两音节组成的音步。

[15]约尔加（Nicolae Iorga，1871—1940），罗马尼亚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尼亚人民史》《鄂图曼帝国史》等。

[16]bonne femme是法语“好妻子”或“好女人”之意，在烹饪中通常指砂锅菜等家常菜肴。鳎鱼bonne femme是指配以白葡萄酒和黄油沙司的清蒸鳎鱼，通常还会佐以蘑菇和洋葱。

夜的语言

“Crino”，黑夜在喃喃低语，过了一会儿又说，“Hypocrite”（伪君子）。又停了片刻，耳语声又回来了，我终于分辨出是“Hypocrino，hypocrino”，黑夜用微弱而阴险的声音重复道。我在睡眠的泥浆中挣扎着，我抬起沉重、乏力的左手，将被子拉上来，盖住我塞满棉花的脑袋，随后再次滑入睡眠的深处。

我的眼睑在跳动。咒骂声已悄悄地挤了进来，我无路可逃。“Hypocrino”，我又听见那个声音在我的耳边低语。被子无法保护我，我再也不能自卫；我应该慢慢地、慢慢地从那黑暗、甜蜜的遗忘的泥沼中抽出身去，我太清楚这一点了。以前，我不止一次地遇到过此事，这用世界语说出的喃喃低语侵入我的睡眠，渐渐地，可辨读的词语从中分散开来，预示着清醒的到来。困倦不再有用，无论什么都无法将我带回睡眠的深处。我并非第一次慢慢从那有疗效的泥沼升至表面，然而，我努力想尽可能长地留在那暂时性昏迷中，双眼紧闭，脑袋沉重空白，身体同样沉甸甸的，如同背负着重物，被压得直不起身，像是要沉入深重的暗夜。这只会持续漫长的几秒钟，当然，我又失败了。窗户的黑幕现在分散开来，变得粉红透明，就像以前的情形一样。窗帘飘向一个柔声细语、背信弃义、易于辨别的低语：“hypocrino”。

我伸出手，去摸床头柜上的报纸。当然，没有报纸，但我还是毫无特殊理由地继续抚摸着那光滑的木头表面。偶尔出现的自我遗忘的混乱已被粉碎，只在数秒内使我与自我分离。我不久就会再次变得清醒，意识到我是谁，我在哪里。我抬起左臂，困惑地盯着手表。

“你先将一个盒子放在左臂上，贴近你的心脏。这意味着你有感觉。”我的希伯来语老师说，他在教我如何安置经文护符匣。“然后你把另一个盒子放在前额上，贴近你的大脑。这两个时刻之间不得有中断，意念与姿态、感觉与行动间不得有分割。”那位引导我在13岁时进入成年期的导师解释说。

在半睡半醒之间，墙上的日历显示的是1949年。“一千九百四十九。一千！九百！四十九！”我嘟囔道。我一直在跨越和重新跨越初入13岁的岁月，却从未真正跨越它。自从我没能成为一个不是我的人时起，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生活的所有干扰性阶段都萎陷进了那个少年之年。所有这些年来，我的左臂上戴的不是经文护符匣，而是一块属于同一个时间孤儿的手表，正如我在当时一样。

我看着失眠症那张亵渎、沉默的表面，我转动着时间的镀金旋钮：不，现在不是纽约时间晚上八点半，而是凌晨三点半，在这里，在喀尔巴阡山与多瑙河之间。飞机着陆时我就应当把手表的指针调整到新时区，但我陷在喷气飞行时差综合征中，不知道自己身属何处。

当时，在1949年，我要进入的未来已经逝去。但是，空间已经换成了过去的空间。我看着表面上的时间，我朝窗外望去，看着1997年的土地。“彼处”不再像几天前那样意味着罗马尼亚，那“遥远的国度”。现在，遥远的国度是美国，那所有流亡者的家园，它再次用流亡者的礼节欢迎我：“Hypocrino！”

死亡后的生活语言，无论是在现世还是在冥间，都不属于个人，不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仅仅是租来的。Hypocrino！在所有的考验、骗局和重生的奖赏中，这种租来的语言是一种生存功能。“为了发挥一个美国公民的作用，你必须能够在模式、流派和媒体的广大范围内阅读、解释和批评文本。”这是我从罗伯特·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的《英语的兴起与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English）一书中了解到的指令。为流亡者的新国度所接纳的外国人必须参加必不可少的Hypocrino测试。“Hypocrisy（伪善）”一词的古希腊语词根？自主的顺从、赞同的感叹？“人们发现，‘hypocrite（伪君子）’的词根是古希腊动词hypocrino，这个词意义广泛，从简单的言辞，到演说，到舞台表演，到杜撰和错误言论，无所不包。”你在幼儿园时就学会了这些词汇及其意义和发音吗？自然的手势和面部表情只不过是孩童时代学会的、从被派来代替和代表你的替角口中说出的演员台词吗？

我从报纸上将斯科尔斯的书评剪下来，搁在床头柜上，打算第二天去买这本书。“Hypocrino。”夜晚伪善的低语将我唤醒。我试着不去谛听。我将剪报揉成团，扔在地板上，仿佛希望转移那咒语。

早晨，揉皱的报纸团还在原位。我将它铺展开来，剪下引起我失眠的那个句子。我将它贴在电脑前面的墙上，然后默记那理应保护我这样的流亡者不受真理的噩梦伤害的公式：“hypocrino……意义广泛，从简单的言辞，到演说，到舞台表演，到杜撰和错误言论，无所不包。”

那是个阳光灿烂的早晨，那一年是1993年。从我在新世界着陆算起，时间已过去了5年。既然流亡中的一年要抵本乡本土中的4年，那么时间已经过去了20年。邮差送来了辛西娅的一张明信片：“我祝愿，一天早晨醒来，我们全都在说、读、写罗马尼亚语，罗马尼亚语被宣布为美国国语！”在没有意识到那诱人命运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她用她那熟悉的笔迹又加了一句：“既然世界正在做着它现在正在做的怪事，这事就没有理由不会发生。”公寓楼的看门人突然用罗马尼亚语欢迎我？巴德学院的院长用流利的罗马尼亚语与我交谈？我的会计用罗马尼亚语向我解释美国税收制度？地铁广播终于用一种可理解的语言报下一个站名？我与美国朋友、学生和出版商的关系突然松弛下来？这是个玩笑，还是个噩梦？不，我现在生活于其间的美国环境必须保持原样，辛西娅信件中想象的奇迹只会往一个已经十分奇异的状态中加入一个新的维度。然而，她的愿望真的变成了现实，但不是按照她所表达的方式。它不是发生在纽约，而是发生在我重返布加勒斯特之时，在布加勒斯特，人人都说罗马尼亚语。

肯注意到，我在说罗马尼亚语时，变得容光焕发，他对此的评论瞄准了那中毒极深的快乐心灵。40岁时，我第一次前往“自由世界”旅行，当时，我拜访的许多亲戚朋友都督促我最终离开可诅咒的罗马尼亚。我的回答是：“假如我不是生活在一个国度，而是生活在一种语言中，那该怎么办？”这是逃避的诡辩吗？既然我真的在流亡，我还能继续保有那应许之地，也就是语言吗？倒霉者的夜晚的庇护所？我背负在身的家，那蜗牛壳，并非完全不可渗透。属于流亡者的新地理的新的洪亮音调和意义在设法渗透流浪者的外壳。然而，无意义不能再度遭到忽视。每一秒都是对存在于你内心之中的死亡的警示。语言只提供了一种失败的骄傲符号。失败正是使你合法化的东西，Hypocrino先生。

突然，透过雾蒙蒙的窗户，我看到了齐奥朗。他慎重地顺着医院的走廊走着，嘴里嘟囔着些莫明其妙的词语。半个世纪前，他通过一次阴间的移植手术，从自己的母语中解放了自己，像个君主一样，定居在笛卡尔的法语矛盾的王国之中。然而，在此时此刻，他又在嘟囔着那些过去的词语。与他的性情如此相配的罗马尼亚语——他在春风得意时，曾设法使之“解除国有化”——在他老年性痴呆症的迷雾中，重新回到了他身上。他正在用自己过去的语言咕哝着过去的毫无意义的词语，他的无国界的兴奋被一种温和的、出生前的衰老所取代。

他也许很乐意被叫做Hypocrino先生。我们可以解剖流亡者的恍惚神志，如同我们1990年的一个晚上在他位于巴黎的阁楼上所做的那样。我现在应当敲响来世的窗户，使他想起我离开罗马尼亚后他写给我的信吗？“C’est de loin l’acte le plusintelligent que j’aie jamais commis。”他写道——到目前为止，移民是他所做的最明智的举动。那仅仅是过去的创伤性的空虚吗，齐奥朗先生？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活下去呢？我们需要对我们名字的阿谀奉承，而非其他任何东西吗？为什么我们不接受结局，为什么我们想再次成为演说者？

还有，你对仇恨有何感想，Hypocrino先生？别人对我们的仇恨最终能够治愈我们的困惑和幻想，使我们在自己眼中变得更有趣吗？那位“形而上学的犹太人”齐奥朗比真正的犹太人更好地领悟到了祖先对仇恨的解说吗？我们自己所热爱的布加勒斯特是适合于这种争论的地方吗？

我左手靠近心脏处的表面上不同于我的老手表那样有三根指针：一根秒针，一根分针，一根时针，我也不再需要每晚上床前给它上弦。我不再倾听着它的嘀嗒声，借此来倾听我的时间一秒钟一秒钟地流逝。无论如何，我将不用听任何东西。在新表密封的腹脏中，秒数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我应该走下楼去，来到大厅中，倾听过去的语言，听齐奥朗的声音，听我自己的声音，听老声音，听老语言，听一个人在出生之前的记忆吗？这样的机会不应该错过。1992年，在都灵，在东欧作家会议上，我的发言稿的英文翻译，感谢上帝，证明毫无用处。那里随处可见许多从罗马尼亚来到意大利的优秀翻译。听到这个消息，我如释重负，如梦初醒，十分快意，就在这时，我发现有两个同胞在同我搭讪。那个矮墩墩、圆滚滚、衣着潇洒的人带着一脸惯例的灿烂笑容自我介绍说，他是罗马尼亚驻意大利使馆的文化参赞；另一位，作为来自罗马尼亚的文学人士，也住在罗马。“你将使用什么语言？”文化参赞直视着我的眼睛问。“罗马尼亚语。”我答道。“这么久之后，我终于可以说罗马尼亚语了。”我兴高采烈地加了一句。我的同胞们竭力掩饰着自己的笑容，里面夹杂着怀疑与猜忌。他们继续沉默地仔细打量着这个令人吃惊的祖国的文学代表的面容和姿态。你会相信吗？他因为要用罗马尼亚语向世界说话而显得如此快乐。可怜的东西，为能说罗马尼亚语而快乐无比，哪怕是对他毫无理由加以信任的官场的官员说。

当我们道别，我走向讲台时，我无意间将一位偷听者留在了身后。那两人没有意识到，就在一步之外，有一个此情此景的目击者，我妻子。她机警的耳朵捕捉到了他们的反应。“你听到了吗？”一个人说，“他要用罗马尼亚语发言。大人物！他还为此很高兴。”他的同伴答道：“只要他愿意，他甚至可以用匈牙利语发言，不干我的事。”——当然，匈牙利语比英语要糟些。

是的，肯就语言问题向Hypocrino先生发出质问是对的。它的夜晚的喃喃低语常常唤醒我，如同一道正在为自己寻找出口的流浪的电流——夜晚的深处的地下水在用温和而喧嚣的微波捕捉着词汇：梦游者关于失败的丰足和失眠的好处的独白。

表面现在指示的时间是布加勒斯特的早晨5点多，纽约则处在死寂的暗夜中。房间的寂静和老心脏的静谧量出了时间那孩子气的、不安静的跳动的节奏。对于时间的暂时的寄宿者而言，饭店的空间足够大了。

第三天：1997年4月23日，星期三

在1992年的一次采访中，我的朋友提醒我，我曾在10年前问过她：“谁会把我藏起来？”10年后，轮到她来问我，谁在隐藏我，在那里，在遥远的美国，在那块容易消失和重现的土地。现在，5年后，我们又将重逢，而我不知道能够藏在什么面具后，是我在失败的家园曾经做过的那个人的面具呢，还是我在成功的土地上变成的那个人的面具？

她在大厅等我，身穿剪裁讲究的绿色套装，仿佛是要出席一个学术会议。她不再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所认识的那个年轻诗人。她现在是哲学博士，一所大学的讲师，一家文学评论杂志的主编，一家出版社的负责人。但她的微笑还像以前一样，正如她的信件所证实的，她的性格仍旧未变。

我们注视着彼此，我透过记忆看着她的容貌特征——玛丽亚·卡拉斯（Maria Callas）的面容，一个巴尔干人的肖像，不对称，易变化，喜怒无常。我们上楼来到我的房间，她放下了自己的外套和手袋。纤薄的宽松上衣勾勒出她纤弱的肩膀与手臂。一阵持续的沉默。我应该告诉她我的漫游生活，我对变老的思索吗？我不知道从哪里以及怎样开始。信件不曾取代现在重新出现在我面前的熟悉的声音和眼睛。然而，话语不由自主地滔滔涌出。我们没有谈论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而是在谈别的事，最后，我俩都笑了起来。玩笑似乎与我们所说的话无关，因为我可以听到她在总结一段未向我说出口的独白：“尽管你获得了那么多的奖项、奖金，书籍被翻译成那么多文字，还拥有教授之职，以及令人嫉妒的一切，但我还是能够感觉到你心中有一处正在化脓的伤口。不难猜出那伤口是什么。你必须写更多的作品，那是解决你的问题的唯一方法。”

当然，这是伤口，那是解决办法。我是否对她说起过我的喜剧幽灵、我觉得我被拘押其中的陈词滥调，以及那个被揪出的女巫，她在市场上被仇恨的凝固汽油炸弹当众焚烧，并被过去烧为焦炭？像往常一样，我的脑海中充满了引用语，仿佛只有别人文字的带有修饰性的歇斯底里才能将我从自身之中解放出来。“假如你想念自己的家乡，”我听到一个外国口音说：“你就会发现，在流亡过程中，你有了越来越多的理由去想念它；但如果你千方百计地忘掉它，并开始爱上你的新居所，那么你就会发现自己被送回了家，在那里，由于再次被连根拔起，你将开始一次新的流亡。”这不是莫里斯·布朗肖[1]说的话吗？我是否该向她提起那陈词滥调的紧身衣，我是否该打开卡夫卡将自己的共同信仰者塞入其中的抽屉？我是否该提一下那位跨骑着两匹马的马戏团演员，或者那个平躺在地上的人，他俩都是卡夫卡式的形象，并且人们确实在卡夫卡1916年写的一张明信片上发现了他们？

我不确定她是否在对我的突然发作加以回应，或者我听到的是否是我自己的声音：“不，你错了。你在通过所有这些隐喻、这些引用语以及所有这些花言巧语来逃避问题。”她会这样说。我的喋喋不休似乎只有一个目的：说话，用罗马尼亚语滔滔不绝地说出的话语。如果肯在寻找我的语言易容术的进一步证据，他会在这里找到它。

语言已经回归，不可抵御地颤动着，将我归还给了我自己。我又可以听到我自己了，在我们昔日的交流语言中，在沉默中。我的穿绿色套装的朋友现在正看着我微笑：“你，流氓？那纯属欺诈，假借的花头。如果我现在冲我的同胞们尖叫着说，你已经用一幅漫画代替了他，你毫不在乎他不得不说的话，你只想破坏他的名声，真正的流氓会听吗？”不，这其实并非她说出口的话。这些是她在不久前写给我的一封信里的话。“你应该一年来这里两次，”她加了一句，“向我们出类拔萃的同事们致敬，让自己被拍摄，坐酒吧。”

她正全神贯注地听我说话，她似乎没有意识到花脸小丑奥古斯都正在自己脑海中组成的口头的拼贴画。在恐怖的80年代，我曾问她：“谁会把我藏起来？”——一个来自40年代的问题，在重返它的起点之前，已绕着轨道运行了40年。“‘我的厕所’，这应当成为我的文集的标题。”另一位流亡中的罗马尼亚同事，一位基督教徒，最近对我说。“我已周游了世界，从幼发拉底河到洛杉矶，我可以证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与罗马尼亚的厕所相比——粪便的启示。”我的诗人朋友能否理解，为什么一个罗马尼亚犹太人永远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一个被否认拥有祖国的人必须得到它，放弃它不是如此简单的事。“我不曾得到允许，拥有片刻的安宁，我不曾被给予任何一样东西，我不得不去获取每样东西。”卡夫卡说。但这并非我们正在谈论的事。我们甚至不曾提起1992年我们关于一本以色列文选《用罗马尼亚语写作的犹太作家》（Jewish Writers Writing in Romanian）的交流意见，以及我对这个书名的不满。我认为自己是个罗马尼亚作家，认为种族纯粹是个人事务。我现在该不该问：当个罗马尼亚人是件可以期待的事吗？我们也许想读一下齐奥朗就此主题所写的文章，以此作为答案。我现在贴的是什么标签，我为什么需要一个标签？为了让我感到轻松，我们在谈话中没有旧事重提。空话和引语全都在我的脑子里，在我的记忆中。

在某一时刻，她必须摘下眼镜。我第一次看到一张不同的面孔，听到一个不同的声音。她继续靠在窗边，然后转头看着我，如同过去一样，因有所期待而凝固不动。很久以前的那个钟点的钟摆准备因最初的触动而再次启动吗？什么能够成为藏身之所，它有可能在哪里？她在看我，我没在看她，我没有向她提出任何问题，因为我害怕她也许会反过来要求我把她藏起来，远离新时代，而我也许会发现，我没有地方和办法去这么做。

“让你的书回家。”她说。“即使只有一个人喜欢它们，也就够了。十个人足以拯救俄摩拉城。”当她开始描述我们的国人间的日常竞争时，我打断她，开始说起我自己的流亡生活的回忆、它的戏剧性、模仿的裂变、它的自我分裂。幼稚的替身获准去表演自己的新剧本，而长大成人的另一半则俯身于古老的本能反应的精神分裂症中。这就是现在的我，俯身于一阵刺破了Hypocrino的灵魂的痉挛之中，向诗人谈起语言、一种秘密生活的动力，以及其他故作风雅之事。

突然我觉得累了。我摘下眼镜，揉着眼睛，发觉了对这个葬礼话题的一阵礼貌的沉默。然后她说：“诺曼，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人。”我点头表示同意。当然不同。一些人会给我提供庇护所，不仅是在1992年，而且是在1982年，甚至是在1942年。我引用我的新同胞马克·吐温的话说：“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类，他不可能更糟了。”

我们微笑、大笑，明白话语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找到我们，也明白，事实上，它根本不用花时间。我听到，在那位独裁者及其夫人墨尔杜同志被处以死刑后，我的诗人朋友曾发誓，永远不再害怕，永远不放弃她作为一个自由人的感觉。结果，她时常害怕，只不过表现得仿佛无所畏惧。我再次点了点头。与此同时，我还听到了几件有关自由人的恐惧的事。我吃力地咕哝着说：“我们的会面已经驯服了我，它让我变得脆弱。”一种由困惑本身构成的困惑的合成。我或许也一直相信自己是在另一个房间和不同的环境中。我或许也一直在想布拉格和米蕾娜·耶森斯卡，是的，卡夫卡的米蕾娜，在纳粹侵占捷克和斯洛伐克后，她在自己的家中为逃亡者提供掩蔽所。我承认，我受到了后世仍然获许拥有的团结的困扰。在我们告别之前，我相当勉强地答应，给她经营的那家小出版社一些文字以供出版。我们互相承诺要写信，要重逢，这是一种我已经成为的那种仍在途中的乘客的二等分之间的令人忧郁的抚慰。我是否正在遭受怀疑，正像卡夫卡的跨骑在两匹马上的骑手那样？不，我平躺在地面上，正如我应当做的那样。

九点半，利昂和肯从雅典娜神殿音乐厅回来，因音乐会而兴高采烈。我们问饭店附近有什么好的餐馆。接待员推荐了拉·普热米拉餐馆，就位于国家剧院的后面。利昂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放下装着乐谱和指挥棒的公文包。肯报告了那晚的成功。舒曼的宗教剧《天堂与佩里》（Das Paradis und die Peri）非凡动人，他想买张唱片，但因为这支曲子很少演奏，所以唱片一定很稀有。餐馆拥挤嘈杂，烟雾缭绕。罗马尼亚传统美食有了奇异的英国翻版。但利昂在布加勒斯特待了两天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填馅甘蓝。我们也跟着他要了同样的东西，以祝贺他在雅典娜神殿音乐厅的成功。

利昂情绪激昂，显然因管弦乐队和合唱队鼓舞人心的表演所带来的惊喜而感到高兴。他需要兴奋，极大的兴奋。“哥穆尔卡[2]!”他突然大叫道，找到了魔术密码。“你还记得哥穆尔卡吗？”他在问我们和来世，但并不期待回答。“哥穆尔卡！我想念哥穆尔卡！”指挥家称。我记得哥穆尔卡吗？我无法进入可笑的狂热状态，但变得像白小丑一样沉重、严肃、悲惨，终于因我们合作关系中的这样一种角色颠倒而得到了安慰。是的，我当然记得哥穆尔卡，那个被召集来取悦我们、提升我们的欲望的鬼魂。不过，我向我欣然自得的合伙人说起的不是哥穆尔卡，而是他的后来者雅鲁泽尔斯基[3]于80年代初对布加勒斯特做短暂访问时所制造的那种感觉。这位波兰将领和党的领导人戴一副烟灰色镜片的眼镜，看上去如同一位南美独裁者，与之相比，我们卑鄙的夸大狂齐奥塞斯库似乎只是个卑微的巴尔干漫画人物。“不，不是你的小小丑，不是雅鲁泽尔斯基。哥穆尔卡！这里，在布加勒斯特，我想念哥穆尔卡！”在我们点了传统的肉丸罗宋汤和随后的填馅甘蓝之前，利昂重复着这些话，如同一首经过重新编排的百老汇幕间曲中的老歌。利昂问我见了谁。

“我见了几个人。”我回答：“例如，今天下午，我见了我的一个诗人朋友，一个从某省来看我的女子。时间很短，这是事实，但我也对会见老朋友颇为谨慎。肯知道这一点。事实上，他知道我已经拒绝了某些会面。”

利昂看着肯，觉得是个听有趣故事的机会，但肯笑了笑，什么也没说，使我得以有机会说出我的愿望。

“是的，”我继续说道，“一些罗马尼亚知识分子邀请了我们俩，你和我，去参加一个会议，一场辩论。我解释说，我们太忙了。”

“你做得对。”利昂说，叉子上刺着一点儿填馅甘蓝。“时间一直都很紧。我周五中午走。”

“还有另一个个人性质的邀请。”我说，“我以前的一个女性朋友。肯过去认识她。”

我的用餐同伴竖起了他们的耳朵。

“哎呀，”我继续说，“肯认识这里的许多人。”肯证实了这一点。“一次，他送我去看望一个变成了政客的著名的文学人士，一个傲慢浅薄的人。后来他又送我去见一个出版商，此人认为我是美国人，于是为自己不会说英语只会说法语而道歉。当我开始说法语时，他叫来自己的秘书当翻译。他越来越怀念文化受到国家资助、并且是国家关注和尊重的焦点的时代。在独裁统治下因没有做过任何肮脏之举而从不感到羞愧的人在1989年后，突然发现自己对民主的化装舞会、对西方的花言巧语、对使每个受压迫者都想变成人上人的冲动充满厌恶，这些人的改变靠的不是党证的力量，而是钞票的作用。”

“我十分理解。”利昂说。“你见过这些人吗，这些新兴的反资本主义者？瞧，我是在让你卸下责任。明天你不必与我一起来。见见这其中的什么人，与他们谈谈，发现他们的信仰。”

“那将是一次非常尴尬的交谈。”

一阵沉默。我必须不让这种中断持续更长的时间。

“至于那个要求肯让我知道她想见我的女子……”

“她是个民主党人还是个叛国者？”

“我就是叛国者，我不会那么轻易地放弃这个头衔。这是德雷福斯[4]上尉遗留给我的。”

“好吧，好吧，但你必须至少见见这些反资本主义者中的一位。这是命令。”

我们回饭店时已经很晚。我要房间钥匙，结果吃惊地看到，那个年轻的接待员不懂罗马尼亚语。他是丹麦人，与一个德国女子一起工作。我不得不承认，一些事已经改变，即使是在安全部的前附属建筑物中。

巴德学院日志尽职尽责地记录了这漫长而重要的一天。它让我想起了米蕾娜·耶森斯卡，所以它值得我感谢。时间已过午夜，在跨过4月23日、星期三的当口，我写下了另一个米蕾娜的名字。我的目光牢牢盯在过去。我应当离开房间，顺着夜间的凹凸不平的小巷漫步，寻找特兰西瓦尼亚街，玛丽亚最后的家。我应该敲窗子，鬼魂将会出现，会听我说话，正如很久以前她常做的那样，当时，我是她毋庸置疑的王子，她还从未听说过共产主义和普天下的幸福。她的共产党丈夫的共产党妻子成了疾病的牺牲品，那架使她加入自己好战的配偶的阴险机器慢慢摧毁了她，他本人就是慢慢被摧毁，最终任其等死，年老，酗酒，被抛弃在乌托邦的灰堆之上。神圣的玛丽亚会用她从书商阿夫拉姆那里学来的意第绪语问我，在那里，在美国的天堂中，一切会是什么样子。和平，仁慈，友善？不，玛丽亚。竞争。天堂不再是过去的那个平淡无奇的地方，它是个让自己的占有者围着时钟忙个不停的新游戏。这是个不同的游戏，但每一步都引人入胜。

不再有一条特兰西瓦尼亚街。没有玛丽亚，没有过去，只有夜晚的流浪狗。它们的嗥叫传到了住在1515号房间的人那里。

[1]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1907—2003），法国当代文学家、批评家，著有小说《黑暗托马》《阿米那达》及文学评论集《文学空间》等。

[2]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1906—1982），波兰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颇有影响的活动家。

[3]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1923—摇），波兰人民军大将。1981年任波兰部长会议主席、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4]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1953），法国军官，犹太人。1894年因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终身监禁，引发了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1906年经重审予以平反昭雪。

第四天：1997年4月24日，星期四

我们在音乐家协会，它位于作曲家乔治斯·埃奈斯库[1]的妻子玛露卡·坎塔库兹诺（Maruca Cantacuzino）以前的宅第。利昂调查了档案的事。我们发现成百上千的作曲家的手稿的状况堪忧。我们的东道主提到由法国萨拉贝特（Salabert）出版社提出的复杂的版权问题，并告诉我们他们缺乏资金。我们了解到，那里急需档案设备、影印工作、计算机使用、扩展编辑活动，最重要的，是一份与萨拉贝特的新协议，因为1965年的合同只允许在前苏维埃集团国家使用埃奈斯库的乐谱。

利昂在此处插了进来。“碰巧，”他说，“萨拉贝特的新老板是我在胡德森谷的邻居。”大家都露出了微笑。接着，利昂更进一步，提出要资助埃奈斯库在全世界的“重新起步”。他要了一张详细的所需用品列表，其中包括档案的重构和计算机化、唱片的重新发行、著作的国际出版和销售、一部新的权威性传记。

利昂仿佛在挥舞着一支想象中的指挥棒，将讨论带向高潮。“假如我们可以将埃奈斯库的全部作品都带到音乐大厅，那么这个世纪的音乐史就将为他在巴托克[2]和西蒙诺夫斯基[3]的身边保留一席之地。正如你们所知，萦绕本世纪的问题是勋伯格[4]和斯特拉文斯基[5]所造成的困扰。巴托克由于身为匈牙利人而遭到忽视，作为罗马尼亚人的埃奈斯库也有着同样的遭遇，而这些美国人又因为身为美国人而遭到忽视。这种现象必须加以改变。埃奈斯库将不再被看作一位异乡人，而是合成大师，崇高的原创音乐理念的奠基人。共产主义的波兰接受了肖邦[6]，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对斯美塔那[7]也有相同之举，捷克人对德沃夏克[8]不予接纳，而匈牙利人对巴托克一直心有芥蒂，直到科达伊[9]出于自己的爱好加以干涉为止。埃奈斯库需要重新胜利地向世界挺进。我们有了好机会，让我们实现它吧。”

当我们步出那典雅的建筑时，我俩都有一种感觉：在大大小小的与环境有关的困难之外，发生了某件重要而不朽的事情，它使我们的精神得以复活。这就是所谓的好人有好报吗？“埃奈斯库是个民主党人，你知道，这在罗马尼亚知识分子中可是少之又少。从最确切的意义上说，他是个西欧人。”花脸小丑奥古斯都像个热心的导游般背诵道。然而，我停住口，因自己的自我陶醉而恼火。利昂也为一项重大的国际性的“埃奈斯库行动”的前景所迷醉。他说到布达佩斯的巴托克的档案；他对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狭隘思想感到厌恶，因为事实上，你只能看到埃奈斯库的雕像。罗马尼亚共产党是否对这位作曲家因为娶了个贵族妻子而流亡巴黎这一事实心存嫌恶？为什么档案会落到如此不堪的状态？我没有机会回答。

时间是第二场音乐会的晚上。雅典娜神殿音乐厅的入口堵满了脚手架，院子里一片泥泞。红色长毛绒座位已经残破，音乐厅看上去就如同某部早期电影中的场景。在大厅中，坐在破破烂烂的小桌后的家庭主妇们在兜售音乐会的节目单，每份两千列伊。我还花了八百列伊买了份报纸。那女人没有零钱。“你知道，”她说：“今晚人不怎么多，今天是圣周，人们都得去教堂。”衣帽间的费用是五百。我给了那年轻女子一张面额较大的钞票，她向我致谢，我没有等着找零。听众陆续到来——经济拮据但衣着整齐的退休人员；几个外国人，可能来自某个大使馆；一对看上去像一部黑帮电影里的演员的夫妇；一位面似修道士的白发绅士；著名先锋派诗人萨沙·帕纳[10]的儿子，看上去与他父亲30岁时一模一样；一群音乐学校的学生；还有一群背着书包的学生；上了年纪的寡妇们。

我找到自己位于18包厢第12号的座位。大厅只坐了四分之三的人，我的包厢里只有我一个人。“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一个清晰而优美的声音向观众说。“我们高兴地通知你们，下两场音乐会将在5月7日和8日举行，由音乐大师柯密申纳[11]指挥。我们还想提醒你们，迪努·李帕蒂[12]音乐节和比赛将在5月5日开幕。希望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度过一个快乐的复活节。”乐队走上舞台，演奏者们在调适自己的乐器。利昂在欢呼声中走上台来。

我的眼睛一直在凝视紧挨着我的包厢的最后一排座位上的一对年轻夫妇。男子大约30岁，浓密的褐色头发，留胡须。他外穿一件脏兮兮的皮大衣，内穿灰色西装、紫色衬衫，打着条纹领带。他有着坚实的侧影和弓形的眉毛。他的同伴比他后到，微笑着，一言不发地坐了下来。男子意乱情迷地看着那位年轻的希腊—瓦拉几亚公主。她的鼻子轮廓鲜明，挺拔而精致，鼻翼微微颤动，眼睛深陷，眉毛又长又黑，睫毛也是乌黑的。她散发出一种微妙而神秘的气息。她脖子上围着一条古铜色的长围巾，一直垂到她的裙子和臀部。她的嘴唇是种旧旧的深红色。

你已经从死者那里回到了音乐大厅，我对自己说，你曾在这里孩子气地东摇西摆，就像你现在又在做的这样。

我几天前参加的排练是场灾难。乐队就像由一群少年犯和江湖骗子组成的，是一伙儿穿牛仔服的小阿飞，歇斯底里地咯咯笑着，只为了惹老师生气。但奇迹发生了。牛仔裤和烂汗衫换成了晚礼服和黑色长裙，面目焕然一新，证明制服不仅只会带来灾难，有时也会上演奇迹。舒曼的宗教剧那渐渐汹涌的和音开始充斥在大厅之内，我们都陶醉在这讲述着一个从冥界重返人间的人的美妙故事中。它是儿童时代的幻想，是一个假想的存在的梦境。

节目单告诉我们，Das Paradis und die Peri（《天堂与佩里》）最早于1883年12月4日在莱比锡音乐厅上演，由作曲家亲自指挥。根据波斯神话，佩里是与诸神一起住在天堂的仙女，以花的芳香为生，但有时也会降落凡世，与俗人成婚。舒曼以托马斯·莫尔[13]的诗歌为基础进行了创作，诗歌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仙女的故事，她被从天堂贬谪到人间，只有在带回一件最珍贵的人间礼物的情况下，她才能重返天庭。她带着一滴懊悔的眼泪回来，那是由一个因看到了快乐的孩童而感动的罪人所流下的。这简单但感人的故事在一出音声庄严的交响乐中得以展现，独唱者与合唱队间达到了完美的和谐。音乐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利昂的胜利，当我在衣帽间拿外套时，确定了这一点。一个面容出众的女子靠近我说：“我正在找你。我听说你今晚会来这儿。”我认出她是一位出色的音乐主持人，我过去时常在电台里、后来又在电视上听到她的声音。她似乎一点儿也不见老，她那带有柔和变音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悦耳动听。

指挥家出现了，因表演的大获成功而满面红光。我们去了附近的一家小酒馆，肯及他的一位女性朋友加入了我们。在回旅馆的路上，我们在一个钱币兑换处停下了脚步。站在门口的身材魁梧的年轻人拦住了我们——关门了。我们指了指门上的牌子：24小时开放。没错，但在11点半至12点之间要中断营业。我们看了看表：11点40分。我们再次陷入困惑的窘迫之中，既非有序，也非绝对的混乱，总是某种介乎其间的东西。在这里，你永远也不会确切地知道你必须面对或逃避的是什么。

“坏运气就是你的好运气，诺曼。”利昂对我说，这时，又一充实的一天的大幕落下了，音乐会使之变得令人难忘。“你的独裁者就是你的好运气。否则，你会永远留在这里不动的。”我已放弃了努力，不再试图解释我对好运气和坏运气所持的较为怀疑的观点。后来，我试图在我的巴德学院日志上用罗马尼亚语简述此事，但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在阻碍我与现实的联系，并使我在与过去的作战中毫无建树？在我被勒得紧绷绷的破脑壳下，我招待着那些古老的饕餮之蛇：我的问题。今天已经变成了昨天，未来正在玩捉迷藏的游戏。

未来很快就会将这一天变成一个官僚政治的笑话，六个月后，也就是在1997年10月，它在写给利昂的一封信中抵达。信是由索罗斯基金会的一位代表写来的，利昂曾发给他一份有关埃奈斯库项目的备忘录。信是这样写的：“如你所知，我请了一位杰出的法国档案学家来查看埃奈斯库的档案。我刚刚收到一份有关这次访问的报告。埃奈斯库基金会很不耐烦地接待了他。他们告诉他，文献保存完好，他无权看它们。我很难对此做出解释。假如掌握埃奈斯库资料的机构甚至不允许对这些资料的状况做出独立的评估，显然是不可能提供资助的。”

假如我们还没有认同自己那临时的撒马利亚慈善咨询中心[14]成员的角色，那么我和利昂只能对我们在布加勒斯特的东道主们做出一种常识性的评论，或者仅仅是为了自娱自乐。

[1]乔治斯·埃奈斯库（Georges Enesco，1881—1955），罗马尼亚著名作曲家、指挥家、小提琴家。

[2]贝拉·巴托克（Bela Bartok，1881—1945），匈牙利作曲家，创作有多部歌剧、舞剧及许多乐曲、钢琴曲。由于法西斯迫害，于1940年流亡美国，生活凄苦，精神孤独，终因白血病客死他乡。

[3]西蒙诺夫斯基（Karol Szymanovski，1882—1937），波兰作曲家。

[4]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1874—1951），奥地利作曲家，1933年流亡到美国，后入美国籍。他是十二音作曲技法的开山鼻祖，其音乐理论与作曲体系对世界有较大影响。主要著作有《和声学理论》《和声的结构功能》和《作曲基本原理》等。

[5]斯特拉文斯基（Igor Fedorovitch Stravinsky，1882—1971），美籍俄国作曲家、指挥家和钢琴家。其创作风格多变，革新过三个不同的音乐流派：原始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序列主义，被人们誉为音乐界中的毕加索。

[6]肖邦（Fryderyk Chopin，1810—1849），波兰作曲家、钢琴家，1831年定居法国，作品具有浪漫主义的本质和古典主义的特点，被誉为“钢琴诗人”。

[7]斯美塔那（Bedrich Smetana，1824—1884），捷克著名民族乐派作曲家，被誉为“捷克民族音乐的奠基人”、“新捷克音乐之父”。

[8]德沃夏克（Antonln Dvorák，1841—1904），捷克作曲家，1885年到美国任纽约音乐学院院长。作有11部歌剧、9部交响曲及室内乐、合唱曲等，以《新世界交响曲》最有为名。

[9]科达伊（Kodály Zoltán，1882—1967），匈牙利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其创作以民间曲调为基础，具有浪漫派倾向。作品有《匈牙利赞美诗》《加兰特舞曲》等。

[10]萨沙·帕纳（Sasa Panǎ，1902—1981），罗马尼亚先锋派诗人。

[11]柯密申纳（Sergiu Comissiona，1928—摇），美国罗马尼亚裔指挥家。

[12]迪努·李帕蒂（Dinu Lipatti，1917—1950），罗马尼亚钢琴家。

[13]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7—1535），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代表作《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简称《乌托邦》）系统地阐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14]撒马利亚慈善咨询中心（Samaritan），于1953年在英国伦敦成立的一个慈善组织，专为不幸者或想自杀的人提供电话咨询服务。

午夜对话者

灯关了，时间已过午夜。我没有拉上窗帘，黑暗并不彻底。从街上渗进一团隐隐约约的亮雾。我被一个变幻无常的光轮所环绕，那是丘赛普·贝泽提（Giuseppe Bezzetti）先生的脸。

“我知道几件有关你的事。我听说了一些。”他说。

我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一段长时间的暂停。我也知道接踵而至的将是什么。

“你以前到过美国吗？你了解美国吗？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获取到更好的有关孤独的教训。”

我们于1989年1月相遇，当时，将我带至华盛顿特区的为期10个月的富布赖特补助金刚刚终止。我还没有使自己与过去完全脱离开来，还没有探究那些人们借以占有未来财富的诡计。

位于华盛顿郊区的白金汉区朴素而安静。我已习惯了那两间光线明亮的房间，房间里有块搁在木框架上的厚木板，用以充当书桌。我们不久后就得离开。茄拉在纽约的一家艺术品修复公司找到份工作，并已搬入市中心的一家旅馆，旅馆位于第四十八街和第八街的交汇处。那家旅馆很便宜，不像我正在此接受贝泽提的鬼魂的来访的布加勒斯特洲际饭店这样奢华。纽约的房间很小，从门到床只有两步的距离。脏兮兮的窗户俯临一条严重拥堵的狭窄街道。街角有个消防站，红色的庞然大物会从那里呼啸着奔驰而出。这地区距时报广场不远，因其毒品交易和卖淫活动而臭名昭著。早晨，茄拉在去上班的路上，被布莱希特[1]的《三分钱歌剧》（Threepenny Opera）中的临时演员表中的人物所包围：乞丐，醉汉，流浪者，皮条客，大都会的孤儿们。

相比之下，华盛顿那个淳朴郊区的两间白色房间似乎颇具田园味道。我不想离开我终于习惯了的避难所。然而，我们夫妇的资助如今来自纽约。到1月底，我们必须搬家。

失望不仅会刺激精神分裂，也会刺激无节制的言行。在我不得不离开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家的最后一周，我的无助感迫使我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一心希望命运也会因之而有所不同。在离开华盛顿的前几天，我被安排与丘赛普·贝泽提先生会面，他是意大利驻美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

他从楼梯的顶端打量着我。在我们握手之前，我也仔细地观察了他——面孔黝黑，相貌高贵而英俊，修饰适度，总之外表优雅。他等我在巨大的皮椅中落座后，自己也在相同的扶手椅中坐下，两把椅子都安置在一张宽大的雕木书桌前。房间看上去像是更应当属于一座古老的意大利宫殿，而不是属于位于新世界的一所现代大使馆。

现在他就在此，在布加勒斯特洲际饭店的1515号房间，以同样的密切关注的眼神凝视着我，带着与八年前他所表现出的同样平静而专注的神情。从窗帘的皱褶中，他正带着与以前一样礼貌的好奇仔细观察着我。

假如我试着像1989年见他之前那样，试图在电话里提醒他我是谁，我想要什么，那会怎样？他可能会用同样的话打断我。“我知道你。我听说过一两件事。”他当时说。怎样知道的，从谁那里听说的？在1989年，在华盛顿，没有一个人认识我，绝对没有一个人。我住在荒寂的郊区，我连续好几个月都不曾离开过那里，而在此处，在布加勒斯特，我避免与人见面，待在一家只接待外国游客的饭店中。他是从他的法国同事、那个曾在柏林见过我的外交官那里了解到消息的，还是通过国际文学警察组织？

外交官像八年前一样等着我继续说下去。当时，我丝毫没有想到此人与我的令人怀疑的法国对话者会有任何联系。我必须简明扼要，准确无误，对我的天真要求迅速加以总结。这就是我来见他的原因。我想在为时太晚之前返回欧洲。我不想在新世界定居，但同样地，我也无法返回社会主义的乔尔马尼亚。如果允许我在意大利待上几个月，也许会给予我所期望的喘息空间，我非常需要这样的喘息。

这就是我在1989年的期望——喘息的空间，许多喘息的空间。“做决定是一个精神错乱的时刻。”科耶克嘎德曾对我耳语道，但犹豫不决似乎也像是彻底的疯狂，正如我曾有机会发现的那样。我经历了数年的犹豫不决的疯狂，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拖延专家。我仍希望得到喘息的空间。

然而，时间已经失去了耐心，再也无法容忍我。这就是我必须让那位华盛顿的意大利绅士明白的事。回到柏林后，我的补助金已用光，我正在寻找喘息的空间：流亡的延期。在巴黎，在我短暂的调查性访问期间，我已在寻找另一个延期的机会。然而，我没能平息古老欧洲天堂中的诸神的愤怒，正如我没能使美国年轻的诸神平静下来，在美国，优柔寡断是非法的，是一种无法容忍的挑衅，是堕落与挫败的标志，是一种令人怀疑的缺点。

但在1989年，我只是在头脑中表述过这一请求。我向那位外交官做了一番简单的介绍，然后是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

“你以前到过美国吗？你了解美国吗？”他问我，打破了沉默。

一刹那，我吞吞吐吐的请求显示出其自身的本色——一个荒唐的质询。

“在这里，你到过华盛顿和纽约之外的其他地方吗？”他又问我。他拘泥的诚恳征服了我。他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没有。”我答道。“我以前从未来过美国，我没有旅游的爱好，也没有这样做的金钱和好奇心。”

“也许你应该在美国多走走。”他说。但感谢上帝，紧接着那个建议的不是一长串参观游览的地方，而是又一阵长久的沉默。

“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获取到更好的有关孤独的教训。”他的话语回荡在我的脑海中。

是的，孤独，一个我总是打算考虑的熟悉主题，不仅是在一个大使馆的官邸，而且是在此时此地，在一家饭店的坟墓中。“在一家饭店房间的坟墓中重新发现你自己。”卡夫卡如是说。饭店房间的非个人性始终是我的滋补剂，我是孤独的好学生。在我最后一次见到贝泽提先生后的八年中，我学到了许多有关孤独的新东西。所以，我敢肯定，我拥有贝泽提先生，在死亡之后的死亡的沉默的坟墓中，因为他在我们会面后不久就死了。

“我在这个大使馆工作了18年，”他告诉我：“时间长得少见，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与大使们关系良好。你本人是拉丁人，所以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留在一个地方，18年，一生。”

现在我更仔细地打量着他，评估我对他的年龄判断的误差有多大。

他继续说道：“我很少去罗马，去只为了度过短暂的假期。我已无法再忍受意大利。”

他说这番话是为了阻挠我进行期待中的向意大利的逃亡吗？他急忙做出解释。

“我再也受不了的是那种亲密，所有那些问题和拥抱，那喋喋不休的闲言碎语，熟人，朋友，亲戚，相识，总是准备用他们的爱来使你窒息。仅仅几天后我就精疲力竭了。我必须离开。”

迸发而出的话语还在继续。我获得了听取他的坦承的荣幸。“你看到了美国人是如何保持他们间的距离的，在城市之间，在房屋之间，在人与人之间。你注意过他们在电影院、在商店里是如何保持队列中的距离的吗？那很好，真的很好。”

我一直沉默不语。他是在与我鲁莽的拜访进行对话吗？

“假如我明天死在我的小公寓里，不会有一个人知道。那也很好。”贝泽提先生说。

我一定得希望，丘赛普·贝泽提先生在他在美国首都的小公寓里的死亡环境达到了他的标准。我只能猜想，死后的辽阔的孤独王国没有让他失望。

他给我的建议是逐渐了解美国，让自己习惯于不同的距离感，在孤独中定居。没有什么古怪特性是全无用处的，同样，没有什么失望是全无用处的，在1989年那个冬日的下午，在我了解到意大利不为东欧作家提供政府资助后，我对自己说。孤独是我们唯一的家园，当我离开那位英俊的意大利大使时，我对自己重复道。即使是现在，在布加勒斯特的饭店房间的坟墓中，这些话也值得加以重复。

在我们会面结束时，丘赛普·贝泽提先生没有像他在柏林的法国同事那样提议我们再做进一步的会面。但他也把自己的名片给了我，名片上印着他在那里等候解脱的小公寓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没有去找他。此时此地，他在布加勒斯特，从他那无形的遥远王国起身，对我进行回访。

贝泽提先生消失在布加勒斯特春天的雾霭中。我离开了那儿，手里拿着张淡黄色的纸片。我认出了自己的笔迹。“假如你想念你的家乡……”我知道这些话，它们在一个老年庆祝活动的时刻被孩子气地转录过来。“假如你想念自己的家乡，你就会发现，在流亡过程中，你有了越来越多的理由去想念它；但如果你千方百计地忘掉它，并开始爱上你的新居所，那么你就会发现自己被送回了家，在那里，由于再次被连根拔起，你将开始一次新的流亡。”这些是莫里斯·布朗肖说的话，但如今站在我面前的不是他。那是另一个人，尽管是个次要的人，一个法国人，却具有更复杂的多样性。那是埃米尔·齐奥朗，从锡比乌来的人，从布加勒斯特来的人，一个在巴黎的长期流亡者，是他在引述布朗肖的话。他是个矮小瘦弱的人，有着明察秋毫的眼神和桀骜不驯的头发。他正跪在我的前方，在窗户前，凝望着天空。

“原谅我。”他凝望着虚空低语道。“原谅我，上帝。”这就是他在说的话吗？当然不是，他是个异教徒，不会乞灵于神明。“原谅我。”窗帘不断地发出回响。他望着虚空，望着天花板，望着天堂。他窥视着永恒。“原谅我，pǎtlǎgicǎ，我终于听到了。”pǎtlǎgicǎ，腌番茄，神的好名称！“原谅我，pǎtlǎgicǎ，原谅我生而为一个罗马尼亚人。”那个虚无主义者哀求道。我知道这出小戏，它常常向他的罗马尼亚同胞搬演，他们是拥有观看一出不是笑剧的笑剧的特权的观众。

离开祖国是迄今为止他所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他曾经这样告诉我。但他不曾设法去疗伤。“罗马尼亚人”成了他的身后格言之一。“每个与他们有所接触的人都会变得浅薄，甚至我们犹太人。”啊，la nostalgie de la boue，泥浆的甜蜜快乐！这个国家不仅赋予了圣徒以生命，而且赋予了诗人以生命……

“你不是齐奥朗。”我对自己说。“一个犹太人不能说，他正在拿祖国擦屁股，就像齐奥朗所热爱的铁卫军在1940年所做的那样。罗马尼亚人的心也不是屁眼，正如他最近所宣称的原则之一。罗马尼亚人的历史也不是罗马尼亚公共厕所的历史。你一直不曾认同那种合理性。你不具备那种厚颜无耻，那种有疗效的厚颜无耻。对你而言，弃绝羞愧是困难的。你因为他们的缘故、因为你自己的缘故而感到羞愧，不是吗？”

作为身份的厚颜无耻，随着化脓的伤口而不断肿胀的被掩藏起来的羞愧，是的，我了解这一切：没有及时离开的羞愧，然后是最终离开的羞愧，以及恢复为正直者的羞愧。“我为自己的部族奉献了太多的思想，太多的委屈。”齐奥朗呐喊道，谁都听不见他的喊声，他跪在窗边，凝视着那无形的、可笑的权威。

那纠结在肉体之中的隐蔽的刺不允许自己被剔除出去。卡夫卡可能会明白。“在你自身与世界的斗争中，站在世界一边。”他曾建议我。但是，当一个人处在包围之中时，他怎么能够在充满敌意的面容中做出判别？它只不过是一张脸，同一张模糊不清的鬼脸。如果你无法辨别出他们的脸，你又如何能够站在他们一边，你又如何能够分辨出你本能地加以善待的敌人的内心的敌意？“太多的委屈。”齐奥朗喃喃低语道，他的头埋在两膝之间。它们可能就是我自己的话，太多的思想，太多的委屈。那个古老的世纪疲倦了，这是最后阶段。我们全都在铺自己的床，将某些东西藏起来，不让明天的怪物看到。睡衣不是最合适于此的服装。“夜晚的马戏团需要魔术，”幽灵在低语：“而你对魔术一窍不通。”这是真的。我又失败了。魔术将会解决一切，将会颠倒乾坤。

齐奥朗解体了，将我留在虚无的暗夜之中，他的哀诉回荡在我耳边。“我的祖国，”他在消失时疯狂地喊道，“我不惜一切代价地想要贴近它，却没有任何可以贴近的东西。”不惜一切代价？我再也负担不起那样。我破产了，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你无法失去你不曾拥有的东西，而且没有回报。“没有回报，无论是善报还是恶报。”齐奥朗曾反复说，正如许多来自远古时期的其他人一样。什么样的特权可以与这种不可能性相提并论？不属于任何人，成为一块石头，除了此刻，再无其他合理性。空无一物，无常之外，没有复仇。

我突然盼望回美国，回到我的同胞中：那些流亡者，那些在这个所有流亡者的祖国享有同等权利的寄宿者，他们摆脱了对所有权的额外的牵涉和热望，与流浪者的帐篷和此时此刻达成了和解。“你来对了地方。”1989年春，当我抵达新世界时，菲利浦就是这样欢迎我这个东欧的花脸小丑奥古斯都的。在这个流浪者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可以表明，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会有一个他可以声称是属于自己的地方。他用手指着命运的车轮，嘴里结结巴巴地说着什么——这就是我的模样？我的美国对话者怀着适度的好奇心，透过金丝边眼镜看着我，脸上含着鼓励的微笑。他向后斜靠在舒适的扶手椅上。他已将自己的长脚按照美国人的方式搁在了桌子上。我可以看出那是意大利制造的鞋子，像手套一样柔软，他的光脚在里面自在地舒张着。

“我不这样看。美国不适合我。”我咕哝着说。“我不想终老在此，而且我现在也找不到一个藏身的洞穴。”

他继续带着他那鼓励的微笑。“一切都会好的。”他低声说，带着一种为人父母亲的顺从。“慢慢地，你就将重新开始写作，你的书将会出版。你甚至会有自己的书迷圈子。不会很多，这很自然，但在美国，事事都会有好结果。你将逐渐明白这个国家是多么伟大。”

“你的家族是多少代以前定居在此的？”我问，只是为了问点儿什么，好忘掉自己。

“三代。”他回答。

“我的家族在罗马尼亚安葬了五代人。随后发生了一些事，就像在德国一样，或者与中世纪的西班牙一样。我的外祖父母没有被埋葬在罗马尼亚，而是在乌克兰的一座森林中，在那个被叫作特兰尼斯特里亚的种族流放之地，在一座没有墓碑的坟墓中。战后，我母亲一直想离开罗马尼亚，可那里恰恰将是她的葬身之地，她又老又病。只有我父亲有可能成功地安葬于圣地。他将获得自己拥有特权的坟墓，靠近他的上帝。”

菲利浦礼貌地听着我的小型演说。我意识到东欧自怜自艾者的声音可能是多么乏味无趣。

“在美国，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宪法不允许，国家的多样性也不允许。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接下来的沉默证实，那位流浪者的悲惨叙述不合他的东道主的口味，这位东道主是位讽刺挖苦大师。我正打算提供这最后一种因素，但与此同时，谈话转向了其他话题。几年后，当我们变得亲近时，在我开始赋予美国的成功与灾祸意义后，我设法那样去做过。由于在他所热爱和代表的自由国度中感到如此自由，他现在在公众的包围中成为了他自己。在包围中，你不可能辨别旋转木马上的面容。我在社会主义的乔尔马尼亚有过类似的经历，现在，当我听到从后共产党时代的祖国传来的消息时，我又在重新体验它们。我现在拥有了流亡者的优势：能够远距离地对我的“归属”的意义表示蔑视，尽管没有人能够声称自己离自身足够遥远。

菲利浦相信，我对祖国的访问对我的治疗过程来说是绝对必要的。现在，在抵达了这个直到有一天为止一直是“家”的地方，我却在想念我留在身后的那些东西，在美国的那些东西。“我没有偏见。我可以容忍任何社会。”美国人马克·吐温在大洋彼岸宣称。“我所想知道的是，一个人是一个人类，这对我来说就够了。他不可能更糟了。”塞廉和齐奥朗无法与这样的讽刺相媲美。“一个人是一个人类……他不可能更糟了。”超级容忍，超级怀疑，正如美国人所说，那就是行走的方式。

我继续收到来自大洋彼岸的夜讯，在白天，要求证实诸事皆顺。但布加勒斯特的这家饭店的传真机停止工作了。一个美国人，甚至是一个被赋予了极强幽默感的人，也几乎不会受得了一个类似的笑话。不过，我们有电报。漫漫长夜之中，布加勒斯特洲际饭店1515房间的客人正在跨越海洋、国家和时区地传送着消息，说地球还在转动，它的失眠的乘客安然无恙。在夜晚的窗帘下不曾潜伏有任何令人怀疑的东西。一切都好。

[1]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德国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导演、诗人。创作有《三分钱歌剧》《圆头党和尖头党》《第三帝国的恐怖与灾难》《卡拉尔大娘的枪》等。

第五天：1997年4月25日，星期五

今天我们将参观宫廷大院：白小丑的白宫，乔尔马尼亚的凡尔赛宫。我们穿过一条长街，街道两边为公寓建筑，每座建筑的门脸都略有不同，是为党内的资产阶级设计的住宅。白宫伫立在俯临都市风景的山顶上，是一座混合了东西风格的折中派建筑，与某种战前的别墅异曲同工，只是奇异地被“现代化”了，带有明显的朝鲜烙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座拜占庭式共产党独裁者的纪念碑，我想起了在我们的总统及其挚爱的夫人对距我在布加勒斯特最后的住处不远的建筑工地进行了“工作”访问后，那相邻的古老街区的气势恢宏的毁灭。我得捂住耳朵，不去听那由载着这对皇帝夫妇的黑色豪华轿车组成的队列所发出的警报声。夜间，起重机在夜晚天空的映衬下兀然挺立，被电焊的火焰所照亮。到了白天，人行道在混凝土搅拌机的轰鸣声中颤抖不已。我仍能听到警笛的呼啸和建筑工人们机械的号子声。

这座宫殿激起了利昂的兴趣，对他而言，这是此次旅途中很早就已提出的亮点之一。“20年后，”他说，“当政治因素被遗忘时，这座建筑将成为建筑系的研究对象。如今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工程。只有暴君才负担得起这样大规模的摧毁和修建。”

我不是处于头脑的和解结构中，所以没有利昂的那种激情，尽管我意识到了美国人对于这个前现代世界的迷恋。美国将这个世界落在了身后，并将双方的距离越拉越大。尽管它自身面临着重重困境与磨难，可美国始终准备对这个古老世界施以援手，仿佛是希望它能够以这种方式为自己的特权罪行加以赔付似的。

我们在附近吃午餐，在历史悠久的曼努克酒吧。今天是耶稣受难日，是半斋日，侍者能端上来的只有沙拉和啤酒。

利昂将乘机飞往苏格兰，在那里，他与苏格兰皇家交响乐团将就一场录音进行会谈。在前往机场时，他告诉我，他真的很享受这次异国情调的冒险。他已经为自己在巴德学院的办公室买了张东方小地毯，并很享受用英语与以前是外交官的地毯商讨价还价的过程。至于我，我受益于他的陪伴以及他所带来的美国效率，这阻止了我长时间地与我那些幽灵们进行交流。我们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到罗马尼亚，但对位法证明了我们的共同利益。

再过两条街就是我过去住过的胜利大道2号。几分钟后，我就可以站在15号公寓的门前，在另一个时代的标志下，为20年前的共产主义的午睡做出贡献。那古老的旋律会回来，我会变回那个我不可能再是的人吗？除非时间废止了曾经同时发生的一切。

离我过去的公寓不远处是安提姆街，是索尔·S.的老住处。在我这次旅行的前几个月中，他总是说他愿意伴我同行。他认为自己太过脆弱，无法独自实现无限延期的回归愿望，但如果我们一起去，也许有助于减轻我俩都曾经受的伤痛，虽说方式极为不同。

从我们第一次见面算起，已经过去了七个美国年。我作为罗马尼亚同胞被介绍给他，以期引起他的同情，不料效果却适得其反。这并不会让我感到吃惊，但也没有让我退却。他让我想起伟大的罗马尼亚诗人阿尔盖齐[1]，不仅因为他的沉默寡言、他的胡子和渐秃的头顶，而且因为他在迎接陌生人及熟人时同样尖刻的语言。他就像只警惕的猫，外表漫不经心，但必要时一触即发。他是那种可被称作性情乖戾的老人，肯定曾经是个性情乖戾的年轻人。

我们的亲密关系在某一天变得明朗起来，当时，他打电话给我，问我近况如何，我对这个我认为是常规性的问题给出了常规性的回答。“不，你不可能一切都好，你怎么说都行，就是不能说好。我了解这一点。我们背负着诅咒，它来自我们所来之处。我们将它存于内心，这可不会轻易治愈。也许永远也无法治愈。”

尽管在美国快乐地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终身职业，并且名声鹊起，但索尔一直未能治愈他的罗马尼亚伤口。“你读过20世纪40年代出的一本有关罗马尼亚的书籍吗？我记得它叫《雅典娜宫》。作者是位女伯爵，一位美国女伯爵，如果此类事情可能发生的话。据女伯爵的报道，一位当地贵族对她说，我们在这里是反犹主义者，女士，但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的犹太人，这不仅是出于经济考虑，而且因为罗马尼亚人不信任其他罗马尼亚人。他们只能将自己肮脏的秘密说给犹太人听。”

他等我做出评论，但我只报以微笑。

“可假如他们是反犹主义者，”索尔继续说道，“他们怎么可能信任犹太人？假如他们信任犹太人，认为犹太人是智慧而优秀的民族，那他们为什么要反对犹太人？”

我的回答还是一丝持续的微笑。

“地方的魅力！你瞧，这就是我们祖国的魔力！”

他将自己流亡前的过去视为某种不治之症，一种逐渐渗入他的所有毛孔的淤泥，它不仅传染给了奸商，而且传染给了受害者，这些受害者训练有素，足以适应周围的憎恨与阴谋，其方式是不停地讨价还价，而这种讨价还价已扭曲了他们的性格。他会满腔怨恨地、恶毒地说起那怪异的郊区的变形，它靠微不足道的家庭欢乐与一种永远处于酝酿中的伪善为生。此时此地，站在1997年的这条布加勒斯特的街道上，我想我可以理解他那辛辣尖酸的讽刺：一种同情与残忍的混合体。

他独特的绘画作品是他的世界观的浓缩，我也有同样的世界观。在最近几年中，祖国已经成了他的痴迷之地，它不只是他所谓的“黑色国度”或“流亡之地”，而且也是“一去不返的童年乐土”。这位艺术家不断绘制着他记忆中的风景，这风景具有魔幻的格调和滑稽之处，具有令人心迷神醉的芬芳。怀着年轻人的疯狂想象，即使是到了已年过八旬的现在，他仍然会沉浸在对所有那些过去气味的记忆中——鞋店和香料店的味道，附近火车站的灰尘味和汗味，腌菜、馅饼和辣味香肠的味道，理发师身上的香味。

“因为将自己放置在移民者这一令人不快的位置上，我们像是重新变成了孩童。”他写道。儿童时代也是放逐，但它是不可思议的，充满了幻想和魔法。如今放在他桌子上的他的著名地图诞生于曼哈顿，它们无一不将帕拉斯街和布加勒斯特周围街道的魔圈包含在内。“我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继续将我们在童年时代常常绘制的草图加以完善的人之一。”他推心置腹地说。

此时此地，我可以在电话里听到他的声音，可以看见他正向碰巧在他周围的任何一个人询问曾经常常问我的问题：“cacialma，你怎么看？它是个土耳其语词汇，就像mahala，就像sarma、narglié、ciulama。不？那么cicǎ和……cicǎlealǎ呢？它们全都是土耳其语。工作是德语，花朵是法语，但rastel来自意大利语的rastello。rǎu来自拉丁语。zid是斯拉夫语，zîmbet也是。dijmǎ似乎是斯拉夫语，就像diac和diacon。这个diac是什么？一位教会抄写员或教堂歌者？”他发掘奇怪的字眼，它们的异国发音会突然再现那塑造和扭曲我们、并将我们抛入世界之中的时间和地点。“我们成不了美国人。”这位美国的长期居民令人安慰地宣称，尽管他被视为新世界的国宝。他有一切理由陪我前往罗马尼亚，也有一切理由避免回来。

现在，在利昂离开后，我们本可以绕着曾经是他儿童时代的帕拉斯天堂的地方漫步游荡。然而，最终，他决定回米兰，他年轻时代的城市，一个他更遥远的过去的“较安全的”替代品，一个较少惊奇的地方。作为告别礼物，他送给我一本有关布加勒斯特的书籍中的一页的复制品，上面有幅地图，在地图上，他强调了他那被施了魔法的领土。“亲爱的诺曼，”他写道，“这里是我的魔圈：帕拉斯街，离安提姆街不远，还有与拉和维大道相交的居斯提特伊艾伊街。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吗？假如你有时间，去看一看。”

利昂走后，我有大量的时间。魔圈所在地离我所在的地方不远。它早已被那位独裁者的推土机一扫而光，现在，在纽约，仅仅生存于这位住在曼哈顿上东区的老艺术家的记忆里。我可以听到他在诵读那些古老名称时的优美声音：“帕拉斯街，安提姆，日诺瑟如鲁伊，拉比林特，根提拉路。康科迪埃，以及右边紧挨着它的迪斯科德伊艾伊！这里我们有特若费罗尔、欧利姆普鲁伊、艾曼茨帕塔。听听这个，艾曼茨帕塔！它不是精彩绝伦的吗？还有日诺瑟如鲁伊，比林特，根提拉路，根特乐街。还有Cutitul de Argint，Putul cuapǎ和Cuǎitu de Argint——水井和银刀！”

魔圈已消失，但我可以按照索尔的嘱托，在饭店附近的书店为他的收藏买些老明信片。还有苏恰瓦和法尔提西尼的老风景明信片，在这里是可以带回纽约的珍宝。

索尔第一次拜访我们时，没有像他后来那样，常规性地带一瓶葡萄酒，或者甚至更为常规性地带几瓶葡萄酒，而是带了一张布泽乌的旧彩色明信片，那是他的祖父母和父母以及他在儿童时代初期所生活的家园。他将它递给我们，仔细地观察我和茄拉是否配得上这样一份礼物。它是这位流亡者的访贴，他听不得别人提起罗马尼亚这个名称，却即使是离开祖国半个世纪之久后，都无法让自己脱离过去。“我无法与那种语言言归于好。”他说。

我现在站在洲际饭店的门前，全身沐浴在春天的阳光下。我的保护神已经回来了。我认出了那侧影、那步态，以及她臂上的购物袋。我又在跟踪她吗，就像不久前在纽约顺着阿姆斯特丹街跟踪她一样？她在微笑，她的眼睛充满欢乐以及那种我渴望已久的充满智慧的温文尔雅。现实将我们变成了敌人，将我们分开了那么多次，但随后又让我们重新团聚。她的微笑在一瞬间追随我进了1515房间。我迅速回到街上，位于白昼喧嚣的中心，为的是像我应得的那样，茕茕孑立，完全独处。

晚上，我在“巴黎咖啡馆”用餐，这是家新开的餐馆，价格昂贵，离我住的饭店不远。参加聚会的还有美国大使馆的顾问及事务主管，以及他们的夫人。气氛十分热烈。我承认，我在布加勒斯特度过的这周一直很安宁，忙碌但安宁。在为利昂和我举办的正式午宴上，我们说定，一旦有任何可疑之处，我都要加以报告。没有什么可报告的。

其实，迄今为止，我还没有遇到任何有助于我对在东欧大屠杀的柴堆上饱受折磨的殉教者形象展开比我在纽约已经做过的更好的想象。这里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帮助我更好地了解，那明信片里含着的是憎恨还是同情的信息。餐馆中的谈话集中在后共产党时代的东欧上。外交官们对当今的罗马尼亚做出小心谨慎的评估，向我询问米尔恰·伊利亚德，询问1991年在芝加哥对古利阿努教授的暗杀行动。“不久，即使是在这里，在东欧，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的胡言乱语也将变得无足轻重。”那位年轻的事务主管说。“此地的知识分子将变得像他们在西方一样漠然。有关民族主义的争论也将遭到忽视。所有的知识分子的争论都是如此告终，不是吗？”我打消了询问他在东欧以及苏联的外交使命的念头。我安详地接受了这位欢快的年轻人的乐天派的实用主义、餐桌上的友好气氛，以及它所预示的相当有限的安慰。

一群人坚持送我回旅馆。他们四人全都陪我进了大厅，我们又在大厅里聊了10分钟。他们在遵守冷战的过时规则吗？这是否是场事先就定好的小戏，就像在过去一样，以便向接待员及其上司表明，我有伙伴，并处于美国官员的保护之下？

一走进房间，我便打开了蓝色笔记本。我手执钢笔，但一道阴影似乎包围了房间，占领了它。我闭起眼睛，合上笔记本，与萦绕在我周围的阴影缔结了一份合约。

[1]阿尔盖齐（Tudor Arghezi，1880—1967），原名Ion N.Theodorescu，20世纪罗马尼亚著名诗人。

存在之家

肯觉察到，即使是在周二与饭店职员的一次偶然的交谈中，我的脸也因听到罗马尼亚语而变得亮了起来。他的观察也许是正确的。因为那一瞬间，本国语言已成为我真正的家。这在以前就曾发生过。在苏黎世，旅馆的门房因为听到我们在说罗马尼亚语就曾满脸堆笑地对茄拉说：“bunǎ dimineata”——早上好，继而说起一些闲言碎语，而我也很乐意地加入了其中。

清醒是种玩笑。一旦某人那样做了，他就别无选择，只能走出家门，用文字挣钱活命。在流浪者的迷宫之中，日子一步步地接踵而至。然后，就有了不久前在纽约的那一天。在经历了一个短如须臾的夜晚之后，我在没有真正清醒过来的情况下醒了过来。我的美国朋友，一位惯常早起的人，给我打来电话。

那声音，那嘲弄的语调都一如既往，但那些字眼本身，那声调，那口音……这是个陌生的替代者，一位巴尔干半岛的doppelgänger[1]。我睡眼惺忪地往浴室走去时，听到客厅里有声音。谁这么早入侵了我们的公寓？

茄拉外出工作时，没有关上电视机。电视播放的是O.J.辛普森[2]的审判，播出地点在加利福尼亚，但突然间变成了另一种词汇表，另一种发音。我抓起遥控器，换了一个频道，然后又换了一个频道，换遍了纽约电视的全部75个频道。每个频道上——绝对无误——人人都在说罗马尼亚语！我关掉电视，走向浴室。镜子告诉我，我处于一种欢庆状态，我脸上黏着一丝白痴般的笑容。那一快乐的假面与我在电话响起后的几分钟里我认为自己所感觉到的东西大相径庭。我将眼睛俯在白色的水池中，不想看见一张陌生人的面孔。我的双手在颤抖，肥皂滑进水池，但尽管心怀焦虑，我的脸上仍然是一副大获全胜的表情。

我挣扎着走出浴室，没有向镜子再看一眼，穿好衣服，走出家门，来到走廊上，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向电梯。我要去拿报纸，正如我在多数早晨都会做的那样。在任何时刻，门也许都会出于又一次的幻觉而开启。在底层，佩德罗一如既往地坐在大理石桌子的后面，保持着一贯和蔼可亲的微笑。“早上好，先生。”他会像每天那样，用他那西班牙口音的英语这样问候我。而这天早晨，他像往常一样点头，说的却是：“Bunǎ dimineata，domnule！”我通常的回应是一句简单的“早上好”，这次这样说似乎不大合适。着了魔的白痴般的笑容继续点亮我的面孔。佩德罗也在说罗马尼亚语。不仅是佩德罗，就连O.J.辛普森、约翰尼·柯克伦和玛莎·克拉克[3]，还有克林顿总统和魔术师约翰逊，以及我仅几分钟前在电视上看到的所有人，都在说罗马尼亚语，另外，巴巴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戴安娜·罗丝（Diana Ross）和雷·查尔斯（Ray Charles），全都在用罗马尼亚语演唱，假如你可以想象到那种情景的话。“Doamne Dumnezeule。”我发现自己咕哝道，确信上帝也说罗马尼亚语，并且能够听懂我所说的话。报摊旁的那个年轻的亚洲人目瞪口呆地盯着我，不是因为他没能理解我向上帝所说的奇怪语言，而是因为他实际上也明白了那个密码。对此我十分肯定。我将零钱留在柜台上，弯腰拿起一份《纽约时报》。

我看了看大字标题。我在找什么？一个愿望，一个承诺，一条来自圣哲的信息？这样的信息去年确实从一个有着浪漫名称的小镇传来过，小镇的名字叫作新罗谢尔（New Rochelle）。它以辛西娅的一张手写卡片的形式到来，我再次想起了她的话语：“我祝愿，一天早晨醒来，我们全都在说、读、写罗马尼亚语，罗马尼亚语被宣布为美国国语！（既然世界正在做着它现在正在做的怪事，这事就没有理由不会发生）。”文字，仅仅是文字，没有力量预言它们的组合方式。我该怀疑括号里的话吗？我不是雅克·德里达[4]和“文本多义”的崇拜者。辛西娅的话自然是诚挚、有趣、天真、善意的。我是否太快地忽略了辛西娅本人用大写字母所写的“不”字？我是否一直在提醒自己那句古老的中国咒语：切勿贪得无厌，以免愿望成真？愿望已经达成，而且确实，它给我带来的不是福气或痊愈，而是彻头彻尾的迷茫困惑。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儿童电视节目中的木偶，让我害怕的是，这些木偶突然间说起了罗马尼亚语。一个外国人会像个突然破门而入的逃犯那样，赢得他的语言上的公民身份吗？当祖国命令你出境，你会带着语言跑开吗？“存在之家”到底是什么意思，海德格尔教授？它是语言，伤残而疏离的语言，失眠症患者的语言，希腊语hypocrino吗？语言是模仿、掩饰、谎言吗？它是戏剧性的，拙于模仿的表演吗？它是假面舞会和化装舞会吗？突然间，一切都成了假的、伪造的。克林顿总统在说罗马尼亚语，雷·查尔斯在说罗马尼亚语，魔术师约翰逊在说罗马尼亚语——好一个谬论：罗马尼亚语变成了全球性语言，没有人听不懂、不会说。流亡者变成了全球性的流亡者了吗？现在是不是人人都是hypocrino的马戏团中的表演者？

青蛙王子正在痴笑，但在用罗马尼亚语与墨西哥人佩德罗、卖报纸的亚洲人甚至是菲利浦说话时，感觉很不自在。当辛西娅在玩文字游戏时，她脑子里的想法完全不同。像许许多多的作家以及非作家一样，她忘记了隐藏在文字中的危险。

我那愚蠢至极的笑容，我那中风患者般的快乐发作——事事都已变得简单、自然。我迟疑不决的毛病突然间治愈了吗？在老年，我正试图用这种迟疑不决，凭借一张完全不同的词汇表，来诠释我的童年时代。那场令人困惑的闹剧没有使诸事皆顺，却恰恰将它们扭曲成为拙劣的模仿。德里达先生有理由乐了：语言不能假装是非模糊性的，这正是他所声称的观点，不是吗？

太迟了，辛西娅，太迟了！1988年3月9日，我像个婴儿般天真无邪地从月球直奔此地，在华盛顿机场着陆，假如奇迹发生在这时，那么没错，我会快乐地用罗马尼亚语与辛西娅和菲利浦交谈，与罗杰和肯交谈，与利昂、索尔·B.、索尔·S.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人交谈。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我甚至会高高兴兴地用罗马尼亚语与丹·奎尔或乔治·布什交谈。可现在，所有事情都搅和到了一起。我不再是个通过手势和咿呀声牙牙学语的婴孩。与此同时，我将自己放逐其中的新语言自行渗入了老年的缝隙。我已变成了hypocrino，一个杂种。我身上没有保留丝毫的纯净或完整。

我现在明白了不久前我与路易斯（Louis）的一次交谈。我们谈及我们个人历史奇异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点，不仅是我们饱受创伤的童年，还有此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有他做对比，我可以为自己想象出一种美国人的命运——在一所著名的大学做研究，担任律师或作家——假如我的父母像他的父母一样，在战后就立即移民至美国，假如他们有办法支付自己儿子的学费。相反地，我可以看到路易斯——我猜，这个名字在波兰就像诺曼在罗马尼亚那样普遍——一直留在自己的祖国，经历着一种，谁知道呢，与我没有太大区别的生活，穿梭于波兰社会主义的蜿蜒河流之上。

名律师与名作家似乎成了漂亮怡人的“东边”餐馆的常客，从侍者的殷勤程度判断，这里没多少用餐者。

“没错，你可能是对的，”他说，“我们像极了，甚至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唯一的不同是，你至少还拥有一种语言。”

餐馆的宁静立即被粉碎，仿佛有人将一摞盘子掉在了地上。不，那哗啦啦的声音只存在于我的脑海之中。路易斯的评说没有让我从椅子上跳起来，但我凝然了。他在说什么？我刚刚失去了一种语言，没有其他的损失可以与之相比。他所说的是，他，一个美国作家，在他的国家和语言中完全是自由自在的。

仿佛是读懂了我的心思，他继续说道：“我舒舒服服地生活在我的美国语言环境中。它是我掌握得臻于完善的语言，假如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不同之处在于，你有你自己的语言。这是相当显而易见的，相信我，即使是在那些你抱怨不已的翻译作品中。我的语言，虽说完美无缺，也许仅仅是一种工具。无疑，我可以用它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但你是一个拥有自己语言的人，你拥有一种一致性，一种完整性，即使是在流亡时，特别是在流亡时。”

一致性？完整性？在我那异国情调的语言中，在罗马尼亚语中？它们在翻译时韵味尽失。我在用一种易于翻译的语言写作，所使用的词汇表毫不费力地就能跨越国境吗？在那个漂亮餐馆的寂静之中，我再次遭到一连串问题的袭击，正如我那天出门到阿姆斯特丹大街去买《纽约时报》时一样。一次打击，我呆住了：文字重新发现了它们的俘虏，并重新获得了它们的意义。

我站在那里，在那个不可能的时刻猝然呆住了。一个世纪过去了。我的手继续伸向《纽约时报》。我弯腰去取报纸。是的，一份罗马尼亚语报纸！但现在我回到了布加勒斯特。在一个与纽约的阿姆斯特丹大街同样不可思议的早晨。我正站在布加勒斯特的一个报刊亭边，看着“米哈伊·塞巴斯蒂安的身后日记”的大字标题。

无论德里达先生怎么阐述语言的模糊性，清晰的文字都会有一种清晰的、毫不含糊的意义，其中没有模糊性。是的，路易斯是对的。没有人能够拿走我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没有人，没有物，甚至于那个突然间变成了现实的幻梦也不行。

[1]Doppelgänger，德语，德国民间传说中活人的幽灵，又指相貌酷似者。

[2]O.J.辛普森（Orenthal James Simpson），美国橄榄球超级明星，1994年因涉嫌杀妻，震惊全美，其案件是20世纪美国社会最具争议的世纪大案之一。后被判无罪开释。

[3]约翰尼·柯克伦（Johnnie Cochran，1937—2005），著名黑人律师，辛普森案中的辩方律师。玛莎·克拉克（Marsha Clark），辛普森案的检察官。

[4]雅克·德里达（J.Jacques Derrida，1930—2004），法国哲学家、结构主义哲学的代表，代表作有《文字语言学》《声音与现象》《写作与差异》《哲学的边缘》《马克思的幽灵》等。

第六天：1997年4月26日，星期六

今天我与朋友贝贝（Bebe）和西尔维娅（Silvia）共进午餐。他们居住的街道不再叫作伏契克[1]——以纪念著名的捷克共产党记者和《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作者——而是叫作马萨里克[2]，一个较乐观的名称。由于疏于管理，建筑物已经失去了某些其具有特殊意义的所在地的荣光。曾经舒适而雅致的公寓现在看上去破旧而简陋。但我的朋友们并不显老，尽管环境如此不堪，却一如既往地泰然自若。贝贝负责编辑一份出色的文化杂志，西尔维娅则帮着编辑手稿。交谈进行得很顺畅。我们谈到后共产党时代的转变，谈到民族主义，谈到纽约和巴德学院，谈到来访的美国音乐家，谈到伊利亚德和塞巴斯蒂安的《日记》。贝贝在战争期间曾是塞巴斯蒂安的学生，他说起了女演员乐尼·卡勒尔（Leny Caler）的战后生活，她是塞巴斯蒂安以前的情妇，是《日记》第一部分的主要角色。那女演员本人保存着一本日记——贝贝拥有其手稿——事实证明，它的有趣程度还比不上她的风雨飘摇的生活带给人们的期望。然而，她姐姐的生活确实感人。她像乐尼·卡勒尔本人一样，是个生活在柏林的难民，与至少一个甚至更多国家的秘密警察形成了不可思议的关系，贝贝用一个痴迷的老收藏家的不可靠的叙述一口气地报出了他们的姓名。那是场冗长的、东方式的谈话，持续了五个多小时，几乎像是来自以前的生活。

我随后拜访了唐娜·奥尔巴。当我通过电话将她叫起来，安排拜访事宜时，电话中立即重新传来十年前的那个声音，但她现在谈论的不再是书籍，一个她曾不厌其烦、热情洋溢、滔滔不绝地谈论的话题。

唐娜·奥尔巴在年轻时，就像我给她起的外号一样，是个星星的精灵。美丽，敏感，聪慧，她用自己虚拟的存在主宰着各种文学研讨会，对自己的同学构成威胁。他们从不敢用他们那——与她的优雅的谈吐相比，似乎是——粗鲁的、卑俗的语言与她说话。毕业后，她在一家出版社当编辑，但仅仅干了几个月，就因为她那世界风格的着装和她的沉默寡言而遭到解雇。但解雇并非灾难。这位中产阶级的脆弱的后代同时获得了一个新名字和一个新家庭—她结婚了。这个天神般的人儿被抛下了奥林匹斯山，降临凡世，充当了共产党新精英分子中的一位著名批评家和重要理论家的配偶。那位官员在选择配偶时不必得到官场的许可，并平静地接受了他的社会主义者的审美标准与自己妻子的审美标准间的对立。

那位跛足、近视、喜欢讽刺挖苦人的著名批评家曾经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安东内斯库元帅的独裁统治下饱受折磨，被判处了死刑。他身上带着残疾人和反叛者的双重伤痕。对于这个普鲁斯特和托尔斯泰的崇拜者（他每年夏天都会重读他们的作品）而言，阶级斗争一定是简单地意味着向一个腐败的罗马尼亚社会复仇，而正如他将会发现的那样，这个社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腐败依旧，他本人则被变节者的伪装速度所压倒。

20世纪60年代的“解冻”对他的意义比失去他的官员职责更加重要，这位共产党员陷入了精神错乱之中。然而，这不是一种对于民主政治的恐惧——他认为民主政治是弱智儿童的游戏——而是导致他的疾病恶化的复活的法西斯主义的噩梦。他真真切切地藏在自己的床下，对迫在眉睫的死刑充满恐惧。在进入一家精神病医院后，他能够想到的只有法西斯主义和死刑。他似乎甚至丧失了阅读和写作能力。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学家本身就是位作家，还是这位患者的朋友，他最终找到了一种接近他的办法：给他朗诵熟悉的文学名著中的著名选段。这个办法很奏效，病人的记忆渐渐开始恢复，他记起了那些文字、句子和页面，并重新获得了阅读和写作的能力。

我见到他时，这位前好战分子已经变得大腹便便，久坐不动。如今他与政治唯一的联系就是闲言碎语和讽刺挖苦。然而，他并未失去自己的文学热情，正在写些优秀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他的革命兵工厂中所保留的是些瞄准了美国帝国主义、变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以及文学界的各类游戏的锋利长矛。他的疾病日益严重，但他坚韧地挺了下来。从一把椅子移到另一把椅子变成了一种身体技巧。当被问及他的健康状况时，他一成不变地答曰：“我很快乐，先生。快乐是我还剩下的唯一东西。”那些时候对唐娜·奥尔巴来说也是艰难岁月。人们可以瞥见她的不合时宜的毛皮大衣出现在等着购买干酪、柠檬或药品的长长的队列中。这个曾经连杯咖啡也不会给自己冲的女人现在勇敢地担当起看护她患病的配偶的责任。过去，她高高在上，冷若冰霜，从不对在街上问候她的人还礼，而现在，她会与为了买一袋土豆在队列中一站几个小时的退休老人聊天。

在他们所居住的紧挨着茨斯米九公园的老公寓楼的没有暖气的房间里，真正的生存考验是冬天。就像“二战”封锁期间被包围的列宁格勒人一样，这对冻得动弹不得的夫妇以阅读来抵御寒冷。患病的批评家与自己的妻子在一场书卷气的对话中结为了伙伴，她的朴素的美丽缓和了那位病人的痛苦，她的带有审美性的超然态度是对他受挫的战斗性的一种映衬。

可是，到如今，这对夫妇的自传已经成为历史，我前去探望的这个女人像其他许多女人一样，仅仅是位生活在不同住址的幸存者。我决定带花过去，在花店中，卖花人用英语与我交谈。一小束玫瑰的价钱与纽约的相同，这对布加勒斯特人来说是个令人咋舌的数目。我甚至不愿费神提出抗议，说那些花不够新鲜。

街道位于一块乌云的冰冷的腹部，过往的行人违反自然规律地活着。我唯一感觉到的是害怕触摸他们并害怕被他们触摸的恐惧。当我顺着蜿蜒曲折的街道一路走去时，我突然感到一阵羞涩。唐娜·奥尔巴的新家就在附近。我走了好一会儿，不确定是否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

电梯吱吱嘎嘎地开到顶楼。还未等门铃的声音停下来，门就豁地打开了。

“哦，你终于来了，亲爱的。”

她的声音一如既往，我从电话中就听出了这一点。我本想拥抱她，但这种亲密的姿态不合她的习惯，她似乎总是避免拥抱。我很正式地吻了吻她的手，就像以前一样。她接过我像以往一样尴尬地捧着的花束。

自从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年。与此同时，她的母亲去世了，她的丈夫也去世了，而她本人曾企图自杀。紧接着独裁统治的噩梦的是后共产党时代的噩梦。她再也负担不起做头发的费用，也许她已不再关注此类细节。她已失去了她的女性魅力、她的神秘感、她的卖弄脑袋的做派。她的头发现已发白，她穿着件家常毛衫。无论是刚刚进入中午的时刻，还是所谓她自己内心的境遇，都不允许她像过去一样穿起较为时髦的装束。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张苍白的面容，我父亲的姐姐老利厄·雷米尔的那种凹陷的闪族人的眼睛，在我小时候，总觉得那样的脸属于《圣经》里的人物。我立即觉得自己变得更老了。她提醒我坐到扶手椅上。她没有提出带我参观公寓。狭窄的走廊被一扇玻璃门隔开，我可以看到，在另一头有张盖着报纸的桌子和一把直背椅。后面的某处可能是卧室和一间小厨房。一切都散发着贫困和孤独的气息。我没见过那些破旧的家具。斯弗因图尔·帕维尔街的文学沙龙消失了，与之一起消失的还有红色天鹅绒床罩和红色丝绸礼服。

我还记得那个秋天的夜晚，我为两周前打电话给我的女子的声音所触动，来到她的门前，按响了门铃。她出现在门口，一如现在这样，因此有那么一刹那，我重温了昔日的浪漫情景。那女子径直从一幅早期肖像画中走出来。她有张白瓷般的小巧脸庞，镶着黑色的眼眸，前额上系着一条白色头巾。她身着一袭华丽的红色晚礼服，莲步慢移，优雅妖娆。天鹅绒包裹下的腰肢纤细，臀部丰满，颇具东方韵味。只有她的双手展现出某种悲哀的、未加琢磨的成分。她的手指纤细如孩童，她的双肘娇弱得似经不起碰触。她散发出动人心弦的风韵，在所有那些社会主义者的粗鄙言行中，这是种不合时宜的冒险。

“啊，你别瞧得太仔细。”她说，“还是跟我说说美国吧，不过不是我们在电影上看到的美国，那里面全都是些鲁钝的枪战。”

我沉默不语，不知从何说起。

“我听说你是与一位音乐指挥或诸如此类的人一起来的，他还是个历史学家，会说德语。那么，在美国并非到处都是野蛮人、性和金钱。”

这种有关美国的带有偏见的观点似乎与外国人对罗马尼亚的想象没有什么区别。我对指挥家大肆奉承了一番，以此作为回答。

“这么说，一个欧洲人，那么，我明白了。”

“是的，美国人暨欧洲人。”

我注视着摆在我面前的盘子里的蛋糕。在唐娜·奥尔巴的文学聚会上，饮料和点心包括略带甜味的饮料、利口酒、苦艾酒，以及一块蛋糕，通常是铺着厚厚的巧克力的蛋糕，味道醇厚而香甜。每一叉下去，都会溢出大块的奶油和糖。后来，当基本的食品都变得匮乏时，这样的美食折磨也变得不可能，热度的缺乏最终导致那些奢侈晚会的终结。这一次，蛋糕不太甜，所以我得以免除昔日的折磨。我吃到嘴里的是种像模像样的蛋糕，是从市中心的一家值得信赖的糕饼店买来的。

因为无法向她问及她母亲及丈夫在弥留之际的情况，或是讨论昔日时光和贫穷状况，我只能迷惑地凝视着放满了书、报纸和笔记本的桌子，试图辨认出我记忆中的那本布满灰尘的、破损的账册。我几乎要开口问她。我看着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暗自希望出现你在假装漠然时通常会出现的奇迹，即我会瞥见那本神秘的账册正躺在某个地方，成为所有那些灾难的一个幸存者。

这是我在一次拜访伟大的文学家、唐娜·奥尔巴的丈夫期间的偶然发现。我像平常一样两点到达。那位小说家黎明上床，起床较迟，所以会面安排在午餐时分。我按响门铃，门开了，像往常一样，来开门的是他的岳母，一位上了年纪的苏联女士。她极少说话，但我知道她喜欢我，因为她称我为rusk ii pisate li,russkaia intelligentsia，即苏联作家，苏联知识分子。我因这个错误而受到奉承。她请我走进她称为salyon，即起居室的地方。我坐在通常坐的椅子上，椅子放在盖着红色天鹅绒的桌边，桌上摆放着装在相框里的唐娜·奥尔巴的肖像和一本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3]。我凝视着照片，一面留意着从隔壁房间传来的声音：慢吞吞的脚步，气喘吁吁的呼吸。

终于，飞象出场了，跛着腿，靠着墙壁以支撑自己。为了从门口走到桌边这段不长的距离，他得抓着固定在墙上的绳子，那是专为帮他活动而系的。到了目的地后，他会筋疲力尽地瘫倒在椅子上。

“嗨，自由主义者，有来自亚特兰蒂斯的消息吗？”

然而，那位文学家和退休的共产党人似乎对当地最近的流言蜚语比来自北大西洋地狱的消息更感兴趣。于是我们聊着书籍、通奸事件和文学阴谋。大约25分钟后，依照惯例，那位上了年纪的苏联岳母会送来蛋糕和一杯水，使salyon蓬荜生辉。我像往常一样，为我将要忍受的美食折磨而谢过她，但这位Matushka[4]并不马上离去。

“保罗，保罗，这是卡费卡。”我听到她咕哝着说。“我带来了卡费卡。”她用她那独特的口音重复道，重音放在第一个音节上。

“卡夫卡？”一旦在与艺术大师独处，且让那斯拉夫语的响亮声音消失后，我立即问道。老太太把一本厚厚的大账册留在了桌子上，现在处在明显的监控之下。它有着厚实、古老的黑色封面，前面贴着个有污迹的学校笔记本标签。

“啊，登记簿，上面记录了所有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没错，卡夫卡，这是我给它起的名字。瞧瞧这儿，写在标签上，‘卡夫卡’。像作家一样，这本登记簿中充满了神秘性。”他漫不经心地说道。

我不知道我是以何种代号被记录在案的，但这与我已被获准进入这个令人着迷的圈子的事实相比并不重要。那个salyon虽说在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我始终能够肯定的是，在某个不太远的地方，卡夫卡正在密切关注着一切。

我一直盯着唐娜·奥尔巴桌子上的那个时钟，它的节拍器的嘀嗒声有节奏地标出了现在涌入我脑际的文字的时间属性。

“我看着时钟。钟是我母亲给我的，我无所不能的母亲，永垂不朽的母亲，她躺在地下已有一世、一天、一分钟。”这些是唐娜·奥尔巴最近出版的著作中的文字。“我吃力地看着五斗柜上的另外一只时钟，它是只结实的高品质的时钟，那是我全知全能、永垂不朽的父亲高高兴兴地买给自己的，那是在他死去的前几天，不超过七天。”

我没有忘记那些悲伤的文字。

在用红木做成、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发乌长霉的床架上还有一只表，是我年轻时戴的腕表，属于我的另一半。它很早以前就不走了，现在永远显示着同一个时间。我没去看它，但我知道它在那儿。我父亲把它给了我，好让我把它当成送给我的另一半的礼物——一只从日内瓦进口来的精良的瑞士手表。有人说用礼物构成的礼物会构成天堂，但我认为它也能构成地狱，因为现在我那全知全能、永垂不朽的父亲正躺在自己的坟墓中。而我的另一半，我的脆弱、强壮、永垂不朽的灵魂伴侣，也躺在于地上挖出的深洞中，上面覆盖着尘土，我自己也会长眠于那个洞中。

我倾听着这些文字的回声，它们金属般的铃音回响在我的耳畔，我再次看见了那烟雾弥漫的一天，那天很像今天，那是在25年前，也许是数个世纪前，电话将那个现在正从坟墓里召唤我的女人的声音带给了我。

我回答了唐娜·奥尔巴有关美国的问题，但我的话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声音，这不仅因为我也貌似传统地回到了罗马尼亚，还因为我知道，在1986年，当得知我离开的消息时，以及后来当她热爱的丈夫开始对我大肆辱骂时，她是多么震惊。她能够道出她丈夫的愤怒吗？

“我因失去而变得富足。”她说，“我该怎么形容它呢？我是这一领域的专家。所以我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永远别忘了我现在对你说的话：你没有因为离开而失去什么。恰恰相反。”

唐娜·奥尔巴似乎还在代表死者说话。这是对我的判决的减刑吗？她指的不是失去语言，因为她比许多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文字的价值。她脑中想的是另一种损失，事实上，是收获。她是在用这种方式传达对她自己留在此地的评判吗？我没有力量向她解释我同时学到的有关收获和损失的知识。我所能听到的只有那不断重复的叠句：“你没有失去什么，一点儿都没有，亲爱的诺曼。恰恰相反。”为了逃避那恼人的节拍器，我问洗手间在哪儿。她给我指路，甚至陪我沿着狭窄的走道走了几步。我打开灯，极小的灯泡将朦胧的光亮投射到那有点儿类似于贮藏室的地方——破旧的行李箱，扫帚，刷子，布满灰尘的椅子，旧衣服，污迹斑斑的脸盆，旧帽子，毛领子，式样过时的鞋子。我瞥见一只鸟标本栖息在有缺口的胸像和坏掉的雨伞边，这让我沉思了一秒钟。

角落处有个小水池，紧挨着马桶。我没有看斑驳的镜子，去关水龙头，但白费力气，锈色的细水流还是滴个不停。我最后看了看破裂的马桶及其破损的盖子，看了看枯灰的地板和灰色的墙面、破旧的窗框、水桶和拖把。我关上灯，一动不动地待了片刻，在永恒的正中间，在那堆让人鼓不起勇气再次登门拜访的垃圾中间。

回到房间，我听她说起一夜暴富的安全部特工、自杀身亡的退休人员、漂泊无依的儿童和无家可归的小狗。她是否还说起意大利鞋子的事，假如你有钱，你就可以在街角的商店里买它一双？

又过了几分钟后，我走出她的家门，来到街上，但我仍能够听到她的声音：“我是谁？我是谁？闭上眼睛，我仍能看到，但我被禁止观看。我赶走那些神灵，我试着清空我的脑壳，它因咸味的汗流而湿漉漉的。我想知道：现在我是谁？”那金属般的、略微有些疲倦的声音是熟悉的，那些文字来自永恒的虚空。“我认为我们彼此相知，我的自我和我。现在，我想知道，现在我还剩下些什么？事实上，我是谁？”我的自我和我也彼此相知，但当我步行离开时，我不断重复着那个很久以前就对它失去了兴趣的问题。

步行至大学广场和我住的饭店只需几分钟。正值黄昏时分，街上阒无人迹。我在大学这边进入地下通道，从另一头出来，这里有街头小贩摆摊卖报纸和书籍。我走近那面用黑漆涂写着MONARHIA SALVEAZ ROMNIA（君主政体拯救罗马尼亚）的标语的墙。街道对面就是洲际饭店，在饭店1515号房间的一张桌子上摆放着旅行者的日志，准备证实已经过去的这一天和这些小时确实是真的，并且是属于我的。

地下通道将马格合鲁林荫大道十字路口的四个角落与过去被称为格合欧格合·格合欧九-德吉的林荫大道贯通为一体。在我以前的生活中，路面电车通常会沿着林荫大道行进，另有几个通常供行人走的十字路口。这里，就在此处，30年前，命运从街的一边穿过另一边，正朝着我走来。

我不引人注目地观察着十字路口的大学一角，站在通向建筑研究所的狭窄街道上，在那个特许之地，你可以看见别人，别人却看不见你。时间停止了，就像现在一样。我在等红灯。她也在等，在另一边。我是隐形的，仿佛我是在月亮上。她看不到我。她没有看任何人。她此刻是那样孤独、轻盈、高贵。交通信号灯从红色闪为绿色。又略停了一瞬后，她迈上街道。她身穿黑色毛皮外套，脚蹬高跟矮靿儿靴子。她的脸笼罩在一圈光环中，看不真切。那是茄拉，我未来的妻子。我注视着她优雅的步态、她苗条的身姿。她的脸如月光般清澈明净。这位装扮成大学生的日耳曼公主正径直走入我关注的凝视之中。在那个寒冷的中午，我惊讶地看着她从街道的另一边向大学时钟和我走来，一个秘密的、孤独的启示。那之后不久，我们就结婚了。

现在，30年后，我站在同一个星形地点，站在那命运的十字路口，一个只属于我的地方。

我决定去报亭。我再次走入地下通道，然后出现在饭店门前，腋下夹着一叠报纸。回到房间后，我开始看报上的大字标题。当然，今天是东正教复活节的前夜。《国民信息报》（Curierul Na ional）用醒目的红色字体宣布：基督复活了。《日间》（Ziua）宣称：LUAILUMINÃ——接受光明，下面是半张报纸大小的救世主画像，他身边围绕着圣徒与信徒。《罗马尼亚自由报》（România Liberǎ）发出欢呼：SRBTORI FERICITE,CUHRISTOS ÎNVIATDIN MORI——一个因基督复活而快乐的复活节，与之相伴的是基督画像及来自罗马尼亚宗教主泰奥克蒂斯主教（Father Teoctist）的祝福语。《日报》（Cotidianul）也刊登了基督画像，还有国王米盖利一世的照片，他正在罗马尼亚庆祝这个复活节，报纸也对他致以问候。《真理报》（Adevǎrul）的报头上有一行花边文字：“在这个神圣的希望与爱的重生之夜，让我们共同欢呼：基督复活了。”

我在《真理报》（Adevǎrul）上花了较长的时间，这是个在西方不易找到的报纸名称。《世界报》（Le Monde）、《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ra）、《泰晤士报》（The Times）、《时报》（Die Zeit）、《国家报》（El País）、《法兰克福汇报》（Frandfurter Allgemeine）、《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这些报纸中没有一个含有《真理报》的确切意义。在罗马尼亚内战期间，《真理报》是份颇受尊重的日报。内战刚刚结束，无产阶级专政即终止了它的出版。莫斯科的共产党也有他们自己的Pravda，另一种《真理报》，为罗马尼亚共产党机关报《火花报》（Scîn－teia）提供了灵感，它的名称借自列宁的闪闪发光的Iskra（火花）。1989年后，《真理报》以“独立报纸”的形式重新出版。

五年前，在《真理报》1992年3月7日版上，我被列为不齿于人类者。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前《火花报》的记者，他将共产党革命的花言巧语换成了一种新行话，反复使用，以迎合当前读者的卑俗口味。他献给米尔恰·伊利亚德的文章“一个彻头彻尾的罗马尼亚人的罗马尼亚主义”将我说成是那些“只具备人的一部分、二分之一、四分之一”的人之一，这些人是祖国通向更美好未来道路上的绊脚石。半个人，四分之一个人？它并不一定是种侮辱。我的朋友，诗人穆古，就强调地称自己为“半骑人半独腿兔”。原来“希望和爱”不过如此，一如《真理报》在五年后，在这个神圣的1997年4月26日的复活节前夜所声称的那样。

我浏览着报纸，寻找有关米哈伊·塞巴斯蒂安的《日记》的评论，这是那个罗马尼亚春天的文学事件，其重要性堪与有关罗马尼亚加入NATO的争论相提并论。这本在作者死后半个世纪才出版的书聚焦于内战时期最重要的罗马尼亚知识分子的“犀牛化”（rhinocerization），其中包括伊利亚德、齐奥朗、纳艾·伊奥奈斯库以及其他许多人。“与米尔恰在他住处的关于政治话题的冗长讨论不可能加以概括。他一会儿热情洋溢，一会儿含糊其词，充满了惊叹号、感叹词和省略号。我想从中选择的只有他的——最终的忠诚的——声明：他爱铁卫军，将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它，期盼它获得胜利。”塞巴斯蒂安于1941年1月写道。

铁卫军，极端民族主义运动，曾用罗马尼亚“擦它的屁股”，齐奥朗下过这样的断言。确实，正如塞巴斯蒂安所写的那样，人们相信，1941年1月22日，某些军团兵于布加勒斯特的屠宰场，在基督教赞美诗的伴奏下，实施了对犹太人的仪式性杀戮。

那晚深夜，我看着电视上的复活节教堂庆祝活动。我返身去找那沓报纸。人们对塞巴斯蒂安的《日记》的反应有所改变，他们从感动到困惑再到愤怒，无所不有。为什么我要在意呢？毕竟，在我出生前的那些流氓年中，在外祖父阿夫拉姆位于布杜杰尼的书店里，当热情过头的阿里尔向自己的听众夸大其词地发表演讲时，我并不在场，塞巴斯蒂安也不曾与特兰尼斯特里亚或佩日普拉瓦有过任何瓜葛。其实，他也曾想要离开犹太人区，迎接他的也曾不是鲜花，而是可以预见的更多的犹太人区的景象。他在四面楚歌之中，也曾始终是内部灾难的俘虏。这些是我们之间不容轻易忽视的相似点，然而，正是这些相似之处决定了我们之间的根本差异。他生活在由旧规范构成的世界中，就在那些规范即将内爆之时。我生活在那些规范已经内爆之后。不，我不是塞巴斯蒂安，但假如我就他的《日记》写些什么，我是否会再次蒙受诅咒？我会不会再次被称作“叛国者”、“治外法权者”、“白宫特务”？我可以从过去中读到未来，或是从今天的报纸中读到未来：“花脸小丑奥古斯都已经回来，以获取更多的东西！花脸小丑奥古斯都将就流氓塞巴斯蒂安的《日记》著书立说，自己也将再一次地变成流氓！他侮辱过罗马尼亚人民，阻止罗马尼亚加入NATO！”云云。除去犹太人“对痛苦的垄断”以及犹太人对罗马尼亚的“监听”，我将再次激起布加勒斯特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的愤怒。

夜已渐深，我没有力气再去应付未来的看手势猜字谜游戏。报纸上的一则新闻给了我重重一击：作家兼学者、虔诚的基督徒贝特鲁·克热提亚（Petru Cretia）之死。仅在他死前数日，《犹太人的现实》（Realitatea Evreiascǎ）杂志才发表了他的一篇有关反犹主义的散文，在文中，他批判了知识分子精英中的新星们——“在公共场合，这些人表现得毫无道德方面的瑕疵，有着无可挑剔的民主行为，聪明地保持中庸节制，在某些例子中，还伴随着自命不凡的庄重严肃，但在私下里，有时还不那么隐秘地，却会口吐白沫地咒骂犹太人。”正如在塞巴斯蒂安的流氓岁月中一样。克热提亚的声音突然充满了房间：“关于由塞巴斯蒂安的《日记》所引发的狂怒，关于崇高的民族价值正在被这个公正的、常如天使般的目击者怀着如此慈悲的痛楚如此平静地进行的揭露所玷污的感觉，我看到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贝特鲁·克热提亚的话语在回响：“大屠杀后最可怖的是，哪怕最微小的反犹主义的持续存在。”

我这个旅行者现在可以听着这些话语上床睡觉了，在这里，在他曾经不愿离去、后来又不想回来的祖国，在他被模糊性折磨得不成样子的地方。一种姗姗来迟的治疗：睡眠。在这个康复之夜中，你可以吸入你曾失去的一切，以及你也许会失去的一切：那些你甚至还不知道的东西。我想着流氓塞巴斯蒂安，想着流氓耶稣，他曾受到伪君子的嘲笑，又在成千上万张面孔上复活，在成千上万人的眼皮底下，在流氓世纪的火葬场中，被烧活。我再也无法与疲倦抗争，我就像个老小孩儿，终于得到了一直想要的麻醉药。

[1]伏契克（Julius Fucik，l903—1943），捷克作家、文艺评论家。1942年被捕，在狱中写下著名的《绞刑架下的报告》。1943年9月8日被希特勒匪帮杀害。

[2]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1850—1937），捷克和斯洛伐克独立事业的开创者，捷克第一任总统。

[3]法语，即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

[4]俄语里对师母的称呼，有母亲的含义。

第七天：1997年4月27日，星期日

老城区的狭窄街道大部分都残破不堪了。我小心翼翼地走在斯费因塔·维尼日街上，向朝拉尔犹太教会堂（Choral Synagogue）走去，那里是犹太人社团的总部。时间已是早晨近10点钟，但街道上空无一人。在漫长的复活节之夜后，布加勒斯特人正享受着懒起的睡眠。犹太教堂的院子里也空荡荡的，只有信仰基督教的守门人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我要求见秘书布卢门菲尔德（Blumenfeld）先生。站在守门人旁的那个穿皮夹克的矮个子朝我转过身来。“我可以开车带你去那儿，我是这个社团的司机。”“你必须获得许可。”守门人一面说，一面指着院子后面的建筑，说出一个我听不真切的名字。“你必须同那里的绅士谈谈，在办公室。”

艾萨克森或雅格布森或阿布拉姆森先生的眼睛一直盯着一份文件。我解释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为什么在这儿。我需要布卢门菲尔德先生的地址或电话号码。沉默。我又说，布卢门菲尔德先生认识我。那位官员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他依旧低着头，咆哮道：“你想干什么？”

我是不会作答的，除非他从那些重要文件中脱出身来。

他终于抬起了头。“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布卢门菲尔德先生骨折了，或者是出了其他什么毛病。他卧床不起，在休病假。而我很忙。”

我摔门而出，拼命压住一句骂人的话，但我真是怒火中烧。我走过门房，然后顺着巴尔赛斯库林荫大道一直走下去，回我的饭店。我想起塞巴斯蒂安在他的《日记》的某处提到，在面临困难时，人们会感到有必要与自己的共同信仰者在一起，同时也会感到接踵而至的失望情绪。

城市一片荒寂，偶尔才会有路人或流浪狗走过，第一只狗，然后是第二只、第三只、第四只。有人告诉我，街上游荡着成百上千只饥肠辘辘的狗，对市民构成了威胁。此前我还未曾遇到过任何一群狗，但那时，我也不曾这样频频外出。现在，在看到这个四重奏后，我可以想象遇到一大群咆哮不已的狗会是个什么情景。

街道依旧空空荡荡，门户紧闭，窗户中、阳台上、露台上都没有一丝生命的信号，没有一样东西在动。不过，再往前走几步后，在画店的门前，她在那里——幽灵。狭窄的人行道上只有我们两个。那位老妇非常熟悉这条街道，我曾经常陪她来此。是的，丝毫也用不着怀疑那是谁。我认出了那纤细、苍白的双腿，那雪白的短发，那骨瘦如柴的佝偻的肩膀，那不成形状的无袖连衣裙，那拿在一只手中的购物袋，那拿在另一只手中的针织套衫。她步履缓慢，我步履匆匆，可我们却在并肩而行。到了饭店门前，我又成了孤独一人，那些狭窄、曲折的街道也留在了我身后，留在了虚无中。

回到房间，我设法弄到了布卢门菲尔德先生的电话号码，并且给他打了电话。那位康复中的人用一种年老虚弱的声音在说话。是的，我随时都可以来拜访。我再次动身，前往阿姆则（Amzei）市场。途中，我在一家邮局——很高兴它开着—驻足，为我的美国朋友们购买明信片。柜台旁的女人专注地打量着我。她是我认识的人吗？我不认识她那张令人愉快的开朗面容。我挑选明信片时，她一直在冲我笑。我欣赏她那水汪汪的大眼睛、丰满的嘴唇、完美的牙齿。从第一眼起，我便喜欢上了她平静、愉快的举止。她让我想起那些类似的、已被忘怀的形象，一段可栖居的过去的家庭生活，那时，你根本用不着说多少话。

“你碰巧会说德语吗？”她问。

“会。”我回答，她友好的声音使我很愉快。

“噢，你是我的救星，真的。”

她递给我一张用德文写着使用说明的条子，那是给复活节彩蛋上色的粉末的使用方法。我一面翻译，那位女士一面明白地点着头，并把听到的记下来，脸上一直带着笑容。曾几何时，那个曾经年轻的我是不会始终对那微笑中隐藏的许诺无动于衷的。

我走进阿姆则市场里的店铺，在共产党时代，你有可能在这里找到极少量的肉类。现在，购物者多为从国外回来的罗马尼亚人，像往常一样，他们是来欢度复活节的。我为朋友金头脑买了几瓶昂贵的罗马尼亚白酒，还买了两瓶威士忌，一瓶给他，一瓶供我计划中的苏恰瓦之旅用。

布卢门菲尔德家所在的公寓楼矗立在一块儿空地中央，这是周遭的拆迁工作所带来的结果。这家的女主人前来开门，我认识她，这个纤细、美丽的女人在任何社团宴会上都是个炫目的存在，陪伴她的往往是她高大英俊、出类拔萃的丈夫。布卢门菲尔德先生看上去明显衰老了，并且失去了昔日令人难忘的风采。他们要给我倒咖啡，我谢绝了，于是布卢门菲尔德太太用一只水晶小茶托端来杯水。时间已在这老式但舒适的家中积下了一层薄薄的锈迹。

我将椅子拉至康复病人的扶手椅旁，告诉他我来访的原因。几个月前，我提出申请，要求开具一份说明我家于1841年被放逐到特兰尼斯特里亚的证明。证明是给我父亲的，1989年，他以81岁的高龄移民以色列，现在生活在耶路撒冷的一家养老院，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布卢门菲尔德先生做着笔记，证实被驱逐者的档案现在保存在社团档案室中，因此，是的，可以开具一份证明，这样父亲就可以获得他应得的赔偿——当然不是从罗马尼亚人那里。他没有问长篇大论的问题，他的虚弱使他喜怒无常。后共产党时代的罗马尼亚的境遇，如同他衰老的年龄一样，都对欢乐无益。

像其他犹太共产党官员一样，担任过共产党政府的交通部副部长的布卢门菲尔德在退休后，成为犹太人社团的领导人（在战后几年里，他曾中断了与犹太人社团的联系）。他总是千方百计地避免伤害任何人，并且只要有可能，总是想帮助别人。由于习惯了权威感，他在担任犹太人社团秘书的新职位时很是有用。然而，在共产党专政末期，发现他并不像可能预期的那样，属于该体制的敌手之列。现在，到了老年，他发现要适应资本主义的喧嚣是种令人羞辱的经历。

我预期会在我的老朋友金头脑瑙姆家用午餐。他的命运与布卢门菲尔德先生的命运没有太大的不同，作为一位才华卓著的作家，他已找到了额外的工作机会。还有他的妻子费里西娅（Felicia），这位女英雄在最近30年里确保了他们夫妇的心智健全。我在布加勒斯特生活的最后10年间，通常会在他们宽敞的家中度过所有的节日——圣诞节、复活节以及犹太人的假日和亵渎仪式，现在，这里唯一的新鲜事物是他们跳来跳去的大黑狗。

我知道，午餐将是个冗长的过程，一道经过精心策划的烹饪程序。最先上来的菜是Tarama Salata[1]和加入调料并剁成块儿的羊排，目的是刺激食欲，与之相佐的是自制的李子酒和红、白葡萄酒，用以增强味道。在共产党专政时期，应邀到罗马尼亚人家中做客的外国人都惊讶于烹饪食物的丰盛，这与普遍的贫困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当有国外的亲戚或熟人来我家做客时，我总是避免解释有关此类盛情表演所必须的精巧把戏。

我们碰了第一杯酒。金头脑和费里西娅按传统的“基督复活”要求互相敬酒。我们谈到纽约和巴德学院，谈到美国指挥家的音乐会。我们对沙拉、罗宋汤、烤羊肉和猪肉、泡菜、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都赞不绝口。谈话从唐娜·奥尔巴转向她的丈夫，他在共产党政权倒台前不久便去世了，他在这个政权上浪费了那么多的聪明才智。我们谈到在同一时期重新在墓地找到了栖身之所的故友，谈到那些重新在巴黎、纽约和特拉维夫安身立命的旧交。我们聊起仍然生活在此地的朋友和熟人，他们活跃于自由市场的后共产党世界，就像他们在不久前活跃于共产党当政的世界中一样。

7点，我在我的东道主的陪伴下回到饭店，他想要遛狗。一路上，我们遇到几个认识的人：一位女演员，一位男演员，一位教授。街道安详静谧，太阳徐徐西沉，这让人觉得像是旧时的生活。我们谈到罗马尼亚极权的末日到来时的困惑和危险，当时谣言四起，变化无常，散布谣言的人不仅有无所不在的安全部人员，还有准备从人民的怨恨中有所收获的隐秘力量。

11点，我在火车北站（Garade Nord），这里是主火车站，准备搭乘前往克卢日的夜间快车。我想搭乘的飞机因为乘客太少，加上复活节的庆祝活动，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卧铺车厢中只有另外两位乘客和两名看上去像大学生的服务员。我很想念那位有趣的老列车长。当我还是个学生时，每年都要乘好几次火车，进行布加勒斯特与苏恰瓦之间的七小时夜间旅行。后来，在与朱丽叶交往的那几年，我会往返于普罗耶什蒂与布加勒斯特之间。载我前往佩日普拉瓦的劳改营去探望我父亲的也是火车，1986年，另一趟列车载着我进行了辞别父母和布克维纳的告别之旅。

我现在正在过去的列车中旅行。与我搭乘同一辆列车的，是陪伴着我那一直就是和已经变成鬼魂的鬼魂。车厢似乎挺干净，但持续散发出消毒水的气味，而当我铺床时，发现床单上有令人怀疑的斑点。枕头正置于火车车轮上方，丝毫也不能指望它会减缓在布加勒斯特的这周时间里所积聚起来的疲惫感。我在床单上铺了一条毯子，脱去外衣，浑身冰凉地钻进床铺。我拉上了窗帘，黑暗随着移动的光箭投射进来。车轮在我的脑袋下叮当作响，我试着捂住耳朵，不去倾听这夜晚的喧嚣。那匹铁马，喷着鼻息，发出怒吼，正奔跑着穿过黑暗。

[1]Trarma Salata，希腊风格的鱼子酱。

夜行火车

时间是1941年10月。一伙人一个摞一个地躺在运牛车厢冰冷、潮湿的地板上。到处都是成捆的个人物品，到处都是窃窃私语、呻吟哀号、尿味和汗味。卫兵设法将一头集体牲畜推上了火车，它现在正用它那成百上千的胳膊和腿以及歇斯底里的嘴巴在翻腾和挣扎不已。我包裹在自身的恐惧中，紧紧地缩成一团，与这头集体牲畜的躯体保持着距离。我孤独而迷惘，仿佛我没有与所有其他人的胳膊、嘴和腿捆在一起似的。“全都进去！”卫兵曾这样叫着。“每个人，你们所有人。”他们尖叫着，一面举起闪闪发亮的刺刀和枪支。无路可逃。“全都排在队伍里，全都进去，全部。”

我们被推进车厢，我们挤作一团，越挤越紧，直到车厢被封。玛丽亚用拳头捶打着我们的木头圈栏，请求允许她与我们同行，她的哭声变得越来越弱。卫兵发出离开的信号，火车车轮开始转动，发出有节奏的叮当声。火车，一列死亡的队伍，驶进夜晚黑沉沉的深处。

我的第二次火车之旅是1945年的那次奇迹般的回归。那是在4月，正如现在一样。自从我的第一次火车旅行算起，时间已过去了几个世纪，到第二次旅行时，我已经老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几个世纪后，将会有另一次回归。现在我老了，真的老了。

车轮敲击出它们夜的韵律，我滑入由睡眠和黑暗构成的错误的队列。突然，我开始意识到火焰。火车车厢在闪耀，那匹铁骑的鬃毛在燃烧。到处都是烈焰和浓烟。犹太人区正在燃烧，一场大屠杀正在进行中。市中心已堆起了一堆柴火，准备接受牺牲的羔羊。殉教者是位年轻人，他头发微红，胡须凌乱，被捆在柴堆上。这有点儿像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景象，但十字架的横杠不见了，只有一根简单的木桩，殉教者就绑在木桩上，双手被捆在身后。经文护符匣的神圣缚带缠绕在他裹着祈祷披巾的身体上。他的腿用绳子绑在木桩上。他的脚，他的胸，他的胳膊，还有一只肩膀都裸露着。他皮肤发黄，他的面色苍白。他困倦的嘴唇紧闭，他有檐儿的犹太帽歪斜。附近一座建筑的窗户被猛地打开，你可以听到尖叫声。人们绝望地来回奔跑着。那根直立的木桩主宰着整个画面。十字架上的死亡变成了木桩边的焚烧，简单而粗鄙。在这悲惨景象的一边，一个男人悬空站着，准备从燃烧的房屋的窗台上跳下来。一位拉琴人在曲折的街道上横冲直撞，一心想逃离那些熊熊燃烧、东倒西歪的房子。一个女人怀抱着婴儿，一位虔诚的学者试图在自己的书页中解释这天的祸因。伸手去触摸殉教者的脚的是他的母亲或妻子、姐妹，她的长面纱碰到了他的躯体。在这一切之上，那不祥的木桩隐然可见。

我走向那位年轻的殉教者，可似乎永远都走不到他跟前。柴堆正要点燃。我就是走不快，我没有力量去救他，我只有片刻时间去寻找藏身之所。我绝望地想告诉他，这不是十字架处死，不是复活，只是一堆普通的柴火，但火焰变得越来越近了。我听到火车在逼近。我听到它轰隆隆的车轮那震耳欲聋的声响。我看到烟雾和火焰。火车是只移动的火把，在黑暗中急驰。它越来越近，发出轰隆轰隆的响声，火光闪耀，不断地逼近。

我在恐惧中醒来，试图挣脱乱成一团的毯子。我正在车轮的顶部滚动，车轮尖利、沉重的轮缘将我推来挤去。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它们并没有刺穿我的皮肤，我也没在被车轮拖着走。我在一列火车的车厢里，在罗马尼亚，是一列普通的夜行火车中的乘客。

开灯后，我好半天都浑身汗湿地待在那里，无法鼓起勇气重返现实。我试着回想过去的童话故事般的旅程：冬日的布克维纳的年轻气盛的雪橇之旅；前往美丽的布克维纳夏日旅游胜地的火车旅行；那年秋天在空荡荡的车厢中的火车旅程，我母亲伤痕累累的年青时代的秘密就是在那时暴露的。当然，不知怎的，我又重新入睡，然后醒来，猛然想到：我曾经常凝视的那张用夏卡尔的画作制成的明信片，不可能明白是谁寄的，以及为什么要寄。

第八天：1997年4月28日，星期一

火车于清晨7点准时到达克卢日车站。我到特兰西瓦尼亚的首府的次数屈指可数。最后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为参加优秀的文学批评杂志《艾赤诺克斯》（Echinox）的年会而来，这次年会将年青一代的主要作家召集在了一起。我与克卢日的作家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我的书总是会在特兰西瓦尼亚广受欢迎，这里从未参与过媒体所发动的反对“叛国者”和“世界主义者”的公共战役。

我前往大学旅馆。我应当刮胡子、洗澡，特别是该喝点儿咖啡。但我已精疲力竭，连衣服都没脱就倒在硬邦邦的床上，试图放松身体和头脑。我躺了半小时，全身麻木，无法入睡。随后我离开旅馆，步履蹒跚地走入附近的一家餐馆，终于喝到了提神醒脑的咖啡。

这天阳光明媚，微风轻拂。安宁的景色与短程的步行让我打起了精神。旅馆房间设施简陋，床铺颇不舒服。更加不堪的是浴室——水龙头是坏的，马桶的水箱中传来持续不断的漏水声。“这曾是我在罗马尼亚的生活。”我可以听到我的一个现在住在西方的罗马尼亚朋友说。“成堆的粪便是种难以忘记的回忆。”他曾这样告诉我。他出身于罗马尼亚的一个书香门第。他说，在与一位用法语和德语引经据典，使你不得不点头称是的朋友进行过一场细致敏感的交谈后，你走进咖啡馆污秽不堪的厕所，被成堆的秽物弄得头晕目眩，被恶臭熏得几近晕厥，被云集的苍蝇吓得魂飞魄散，再没有什么会比这样的时刻更具启迪性的了。

在离开旅馆前往大学校长办公室之前，我把浴室设备的问题向旅馆接待员反映了一下。她有点儿困窘地对我所说的话表示同意。似乎她并非不清楚那种状况。在校长办公室，我与大学领导班底成员见了面，向他们解释了自由主义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概念。巴德学院正计划发起筹措资金的活动，以期在克卢日建立一个这样的学院，并在寻找大学的合作。与我谈话的人向我保证说，他们很渴望加入这一项目。我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因为好处全都在罗马尼亚一边。

我与校长一起外出吃午餐。在复活节的星期一，很难找到一家开门营业的餐馆。从侍者的招呼来看，校长似乎是这里的常客，但餐馆能够给我们提供的只有一道简单的菜肴：烤牛排和煎土豆。谈话进行得很吃力，不像我们一年前在纽约咖啡馆中的交谈，当时，从克卢日来访的校长对罗马尼亚的状况，尤其是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客观而具有批评性的分析，使我颇感吃惊。他对美国十分了解，曾在一所美国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我没有听到如此众多的罗马尼亚文人以及他们的法国导师通常都会说的反美言论，这让我觉得很放松。我问他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在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的极端言论与众多罗马尼亚学者的自我陶醉的言论之间，通常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表示同意，泰然自若地面对这一挑战。我接受了他请我来克卢日的邀请，所以我来了，并带来了一个对他的大学有文化促进作用的重大项目。我无法预测，后共产党时代的官僚作风需要花多长时间击败我们。

我的朋友利维尤·佩特雷斯库（Liviu Petrescu）现在是克卢日作家协会的领导。我们1990年的重逢确实是件令人愉悦的事。利维尤当时是纽约的罗马尼亚文化中心的负责人，我们常定期见面，有时是在家中，有时则在市中心的其他地点。他曾建议让我充当首个文学之夜的主讲人，我拒绝了，他也就不再邀请我加入该中心。我从未迈入过那座中心大楼，因为它像过去一样，为一位肯定与罗马尼亚后共产党时代的媒体有联系的政治官员所掌控，这时的媒体像其前任一样，继续将我描述为民族价值的敌人。利维尤一直以其微妙精细的方式努力在所有相关的政党间架设桥梁。后来，他因为讨厌那个试图操纵他的罗马尼亚外交官的傲慢无礼而辞了职，这让我感到很可惜。他也觉得后悔的是——我不久后听说——他没有听从我的劝告，对那种不快再多忍耐一阵子，因为他在纽约的活动已给中心规划带来了根本性的促进。

大学为我安排的活动日程表中没有一项与利维尤有关——校长的敌意的表示？——我一直想知道，在第二天，在官方日程表的间隙，我们是否可以聚一下，哪怕是短暂的一聚。

我们在街上见了面，在达西亚（Dacia）出版社的门前。他有着英国式的优雅气质，穿一身做工精良的西装，衬衫和领带与西装搭配得十分完美。在场的还有亚历克山德鲁·维拉德（Alexandru Vlad），他是个长得像波希米亚人的作家，长头发，乱胡须，我在布加勒斯特的那些年里常与他定期见面，移居美国后，我也与他保持了通信关系。

利维尤安排我与克卢日作家协会成员正式见面，在那里，我终于得到了一支公众敌意的解毒剂。尽管利维尤在其欢迎辞中极尽褒扬，我还是开始感到，我在错误的伪装下站在了这里，就像个小丑旅行者一样，被当作罗马尼亚文学界的巨星而受到欢呼。这幅讽刺漫画并没有取代它的对立面。相反，它强化了它。花脸小丑奥古斯都对当地的陈词滥调孤陋寡闻，嘟嘟囔囔的赞扬声更像是尖利刺耳的谩骂声。它就像是讨厌的疥疮：越挠越痒。没有取胜的途径，而且我觉得羞愧，因为鲜花像砖块一样令我不适。我觉得完全不适应这出不可能的回归喜剧，所以我过去的同胞们也许不再把我当作他们中的一员的做法似乎是对的。对于他们而言，这正是这种场合所庆贺的——一位陌生人的来访。我不再习惯他们的赞美，我很不礼貌地猝然打断了那滔滔不绝的赞扬，因而无意间冒犯了一位朋友。

就连接下来的讨论也没有说出一句我所期待的话语。这就是像当地的退休人员的会议，被迫以某种笑嘻嘻的闹剧的形式进行表演。唯一真正活跃的时刻是由一位身着运动装、打扮漂亮、抽健牌香烟的女子的提问所引起的。“你认为米尔恰·伊利亚德的充满军团兵习气的作品破坏了他的文学及学术著作吗？”这个问题显然是提给那位“反民族的激进分子”的，媒体一直这么描述我。似乎没有人在意，我也是异见著作的作者。共产主义运动似乎永远不是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的四百万左右的党员的主要关注点。难道克卢日的听众中有人相信，伊利亚德在西方享有的任何一种名声都可以弥补他在昔日和当今的罗马尼亚所遭受的全部痛苦？这就是他们想看到他被当作圣人放入神龛的原因吗？这些问题一直未被提出，因为我做出了回答：我从未就伊利亚德的“文学及学术”著作发表过公开评论。无论是文学还是学术都不能用道德标准加以评判。我对伊利亚德的“亵渎”不涉及他的小说或他的学术成就。提问者对我的回答置若罔闻，继续要求“保护米尔恰·伊利亚德的世界名著”。在我离开前，我得到了一个安慰奖。“这其实是一次党员会议。这里唯一不是共产党员的只有你和我。”在往外走时，一位杰出的学者对我耳语道。

“我永远也不会原谅校长没把我列入活动日程表中。”告别时，利维尤对我说。我带着内疚离开了，因为我没有较为亲切地接受他的褒扬。（在访问了克卢日后，我将永远不能再与他交谈。当时的一场他自己尚不知道的疾病将很快把他带离人世。）

校长迷人的妻子主持了晚餐。食物和酒弥补了缺乏亲密感的不足。坐在由一位大学教授的配偶开得歪歪斜斜的汽车里，回旅馆的道路变成了险象环生的冒险。蓝色笔记本正耐心地等候着。我的思绪游荡至远方，飘向了苏恰瓦的墓地。

第九天：1997年4月29日，星期二

我睡眼蒙眬地起了床，因为一夜无眠而头脑晕沉沉的。我跌跌撞撞地走进大厅，见到一位戴眼镜、穿高档外套的男人。我礼貌地伸出手去。陌生男子微笑着，看上去像我一样窘迫。在他身后，我可以看到玛尔塔·佩特鲁（Marta Petreu）在微笑地看着我们。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人一定是玛尔塔·佩特鲁的丈夫扬·瓦提克（Ion Vartic）。1979年，在《艾赤诺克斯》的十周年纪念会上，我见过他，当时他是这本文学批评杂志著名的三人编辑组的成员之一，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年轻的扬·瓦提克变了，我也变了。只有玛尔塔·佩特鲁看上去还是老样子，依旧一脸永恒不变的学生气。

我听说，他们结束了布达佩斯的旅行回来，只是为了来看我。玛尔塔·佩特鲁带来了一只装着三明治和咖啡的食品篮。我们走出旅馆，在草坪上吃早餐，然后又回到大厅。发现我再次置身于老友中间的惊讶感即使是在喝完了驱散眩晕的咖啡之后仍未减轻。

今天我要在大学给语言与文学系及其嘉宾进行一次演讲，于是我们前往校园，在那里，我们受到了系主任及一群学者的欢迎。我们愉快地聊起了美国、美国教育和文学，以及巴德学院与克卢日大学之间计划中的合作。我在观众中认出许多张面孔。一位电视台工作人员请求允许拍摄这些过程，我很快便同意了。我似乎觉得在克卢日没有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那么脆弱，尽管我宁愿与聚集起来的人群进行讨论，而不愿发表题为“世纪末的文学”的演讲。在那种气氛下，我所能做的就是掩藏起我的不自在。

在我们告别前，利维尤给了我一本由意大利法西斯学者克劳迪奥·穆蒂（Claudio Mutti）所做的关于伊利亚德的研究的最新译作。又是伊利亚德？又是军团？我与这一切有何干系？这些天来，我几乎没有做一件与我自己有关的事。我是个流亡者，远远地藏在世界的一个角落，这就是一切。

日程表上的下一日程是在索罗斯基金会现代化的办公室里的一次短会。当地分支机构的负责人是马贾尔（Magyar），他表现出异教徒的勇气，勇敢到敢于挑战自己的社团。他身上有种令人耳目一新的专业气质，使得我既深思又忧郁。我自忖，罗马尼亚总是有这样孤独的斗士，但是，唉，就是太少了。

吃过午餐，我前往瓦提克家，我们要在那里与校长及其夫人会合。玛尔塔·佩特鲁领我参观了一下堆满了书籍的公寓。我想起了自己在斯弗因图尔·扬·努街的老房间中的齐墙长的书架，然后又想起了我在胜利大道以及后来在无主之地的书籍。大家传递着葡萄酒和复活节蛋糕。扬向我问起felix culpa（幸福的内疚）这句话，这是我那篇如今声名狼藉的有关伊利亚德的散文的标题。我身在忠诚的挚友中间，所以不觉得这个问题是种威胁。但是，我还是禁不住觉得，我是某种可疑人物，一个麻风病患者，一个得了无人不晓的难以启齿的疾病的人。我该怎么办……但我没让自己对这些既老又新的问题加以深究。

我决定打破长时间的沉默，捡起交谈的话头。噢，没错，felix culpa这句话取自圣奥古斯丁[1]的著名片段：“哦，幸福的内疚，这是如此伟大的救世主所应得的。”（O felix culpa,quae talem actantum meruit habere Redemp-torem.）culpa一词并不缺少多义性，它的意思包括原罪、错误、疾病、罪恶、过失。然而，大多数宗教百科全书都将它解释为内疚。继此段学术上的迸发而来的沉默似乎比此前的沉默更漫长。

校长及其夫人来了，我们碰了杯，坐下来吃了一顿愉快的午餐，进行了轻松的交谈。随后，玛尔塔·佩特鲁极其忠诚地开车送我去机场，我将从那里乘飞机飞往布加勒斯特。她是对的，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启程。我来此只是为了与后世进行一次小小的接触。

飞往布加勒斯特的飞机人满为患，狭窄而拥挤。我旁边的女士很易攀谈。我在登机时就已注意到她——修长苗条，不经意间会流露出率真的优雅。她显然在担心天气状况，不大喜欢飞行。她问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对我的回答没有流露出大吃一惊的表情。她惊讶于我的罗马尼亚语说得如此地道，没有一点儿外国口音。她说，就连最近才离开祖国的罗马尼亚人，回来时的语调都变了。我的邻座是从茨姆皮亚·图奇伊（Cîmpia Turzii）来的工程师，她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也是个工程师，我告诉她。我毕业于布加勒斯特而非克卢日的建筑学院。是的，我在设计部门和施工现场工作，同时也做研究。这一老职业传达出一种常态的印象。我的父母有关工程学的看法其实是对的，这是份令人尊敬的职业，你不必为此而道歉。

在我的坦承的鼓舞下，女工程师问起我在美国当工程师的日子过得如何，但并没有等我做出回答。她急匆匆地一路说下去，迫不及待地告诉我，她最近几年中如何不得不换了工作。现在，她与同为工程师的丈夫共同经营着一家小型的私人木材加工公司，为棺材、箱子和较小的物品生产木材。不多，她补充道，但有利可图。她正要去布加勒斯特参加一块林地的拍卖，但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党的遗产依旧是种负担，腐败猖獗，重新有个国王是件好事；没错，她的家庭是保皇主义者，他们一直如此。她的父亲，她告诉我，是个一流的飞行精英部队的顶级飞行员，一位君主制主义者，他以同样的精神来教育自己的女儿。当然，他受到过极权的迫害。

我问了些无足轻重的问题。女子承认，她和丈夫都曾是党员。这是常有的事，没有人相信那些口号，那全都是谎言。现在，事情并不完美。尽管有自由选举权，但年轻人已不再在乎道德，他们所知道的只有充满暴力和性的美国电影。我们很幸运地拥有一些来自山区的人——她在工作时遇到的人。他们是信仰和尊严的唯一捍卫者，他们是唯一维护自己信仰的人，他们是未来。她再次对我地道的罗马尼亚语表示惊奇，问我探亲的印象怎样？我沉默了一会儿，发现很难找到合适的答案。我在布加勒斯特有位朋友，我最后说，他名叫乔治。一个春天的早晨，就像故事里所描写的，“最美丽的春天的早晨”，乔治，一个有着许多有趣绰号的人，终于决定写完早就开始给自己的老朋友写的信，这位朋友在多年前逃到了远方，在那里，他“身处陌生人中，艰苦度日，一无所获”。

女工程师听着这个故事，眼睛睁得大大的。我继续说，我的朋友乔治，仍然留在过去的地方。因此，他的信极其珍贵。那个周日的早晨，“最美丽的春天的早晨”，似乎是写完他很久前就开始动笔的信件的最佳时间。他不知道该对过着真正的流亡生活的朋友说些什么。

我的听众变得更加入迷了。我继续讲下去，假装没有注意到她越来越多的困惑。于是，乔治不知道该对自己流亡中的朋友说什么。他应当建议他回家，开始过去的生活，重新建立起过去的联系，包括他们过去的友谊吗？他应该婉转地告诉他，试验失败了，他应该考虑回家的事吗？但假如他这么做了，他将无法理解自己古老的祖国，假如他曾经理解的话。假如他回来，他将始终是个外国人，正如他一直以来在所有地方那样。因此，既然已经失去了朋友、家庭、语言，他最好还是留在他待的地方，“在外国人中”，就如故事所指出的那样。

接下来是一阵深深的沉默，女工程师显然不知该说什么好。她一定想知道，我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奇异的方式来回答她那再普通不过的问题。

“为什么你不断地重复‘正如故事所指出的那样’？”她坐立不安地问。

我让自己再次陷入长久的沉默。

“我在某个地方读到过这个故事，我想那是本儿童故事书。它叫《公正》，假如我没记错的话。”

现在，那女子正凝视着我，很显然，我们的闲聊结束了。在剩下的飞行时间里，她坐在座位上，甚至一动也不敢动，生怕我们会有所碰触。当飞机着陆时，她连一声再见也没说就向出口冲去。

位于洲际饭店第17层的巴拉达餐厅用红色和金色装饰而成，红皮椅子，带有乡村风格的红桌垫。男侍者穿红夹克，女侍者穿红短裙。乐队也以红色为饰，每位成员都坐在一个带有金色徽章的红色小架子后面。时间是晚上9点，我是唯一的顾客。乐队毫不气馁地为我表演。一位也穿着红衣的女歌手在用意大利语演唱，模仿着我们的拉丁表亲的热情风格。黑发、留髭的侍者用英语欢迎我，给我送来巨大的红色真皮折夹，里面有用英语和罗马尼亚语写成的菜单和饮料列表。我用英语点单，不仅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服务，而且想给这位沉默寡言、闷闷不乐的侍者以幻想：今晚至少有一位顾客是游客。

样样东西都极其粗陋。没有用餐者的侍者，乐队，意大利歌唱家，唱摇滚乐和布鲁斯的二流歌手，23张空无一人的餐桌，再加上哥特风格的背景。食物本身似乎是假的。利昂和肯如此喜爱的填馅甘蓝，在我口中寡淡无味。我的味蕾没有感觉到过去的滋味，填馅甘蓝属于后世，我应该向我的美国朋友们这样解释。我的味觉出毛病了？正如普鲁斯特所指出的。仅在一年前，在听说我将去布达佩斯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一位罗马尼亚记者问我，为什么我不进而从布达佩斯前往布加勒斯特，这只需要一个小时的飞行时间。我告诉他，对我来说，布达佩斯就像悉尼一样遥远，而布加勒斯特……不，不是我的味觉出了问题，而是后世的味觉出了问题。

乐队停止了演奏，侍者僵在那里，在夜晚的红色拱顶下，犹如一具木乃伊。无人留意现在正用红色餐巾纸擦眼镜的安静的顾客。更多的幻象……慢慢地走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的幽灵。“每位母亲身上都有位父亲，每位父亲身上都有位母亲。”飞象常用的双关语。

终于，我变得孤独而自由，趴在人行道的边缘，抓着她的手，努力阻止她跌下去，再次跌入没有归途的深渊，跌入无底洞中。我的牙齿仍在磨动，努力想留住那种熟悉的触感。她的手已牢牢地摄住了我的手，我尖叫起来，但在这空荡荡的红色餐厅中，没有人能够听到我的呼喊。爪子正紧紧地抓着我，刺穿了我的胸脯。疼痛就是我从自己在荒野的漫游中所继承来的全部财富。

[1]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354—430），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著有《忏悔录》等。

最长的一天：1997年4月30日，星期三

苏恰瓦犹太人社团的秘书是我父母的老朋友，他在电话里向我保证说，尽管由于逾越节假期的缘故，墓园要关闭，但会为我破例，因为你是不远万里从美国来的，他说：“犹太法规允许例外情况的出现。”

上面提到的墓园是山上的墓园，就在名为帕杜日瑟（Pǎdurice）的小树林过去不远的地方，不是城里的墓园。那座墓园离我们位于瓦塞勒·伯姆巴克街18号的老房子不远，很久以前就关闭了。20世纪60年代初，一条新的高速公路正在建设中，它的路线将穿墓园而过，工人和当地农民拒绝惊扰拉比们的坟墓，因为从人们记事起，他们就一直在向上帝发出请愿。我很了解那座老墓园，以及它怪诞的静谧，远离城市的喧嚣。我从未去过山上的墓园。

飞往苏恰瓦的班机在雅西略作停留。我的朋友金头脑瑙姆陪我同行。在我们等候重新登机时，我对他说起我在克卢日的经历，他回报我的是文学场景中的有趣杂言。这是我所熟知的“东方”式交谈，里面隐含着叙述性和冷笑话。

在苏恰瓦，当我们走出机场时，一个肩上挂着相机的高个子男人前来迎接我们，我俩都不认识他。原来他是一位当地记者和诗人，由银行负责人卡卡派来接我们，带我们前往商业银行的总部，在那里，我将接受布克维纳基金奖。我告诉他，我首先必须去墓园。我们坐进了他的汽车。

犹太人社团秘书依照安排，在塔若姆（Tarom）旅行社门前等着我，他看上去比我最后一次见他时好像缩了一点儿，但戴着同一顶帽子，穿着同一件冬装短大衣。我们驶过老奥地利市政厅，左转驶向发电站和帕杜日瑟，一如我青少年时期的冒险情景。我们下坡，然后上坡，再左转，驶向山岗。我们瞥见远处斯特凡大公的老根据地，右转，然后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

我第一次看见那坟墓。在墓碑右上角，她的照片镶在一个镀金的椭圆形框子中。底下是希伯来文及罗马尼亚语的译文，共计四行：珍尼塔·马内阿/全心全意的妻子与母亲/生于1904年5月27日/死于1988年7月16日。这是我父亲的简洁做派，表现了他们共同生活的最后几年的倦怠状况。假如是我父亲先死，我母亲一定会写一段较慷慨大方的墓志铭。

坟墓用一圈低矮的铁栏杆围了起来。我看见一盏烛光摇曳的灯笼和一只盛着几朵野花的玻璃罐。很显然，有人通知了守墓人说我要来。我将手搁在冰冷的栏杆上，注视着那灰色的墓石。“我要你答应，你会回来参加我的葬礼。”她曾说。墓石给人的感觉粗糙而冰冷，但并非拒人于千里之外。“你不能把我独自留在这儿。答应我，你会回来，这对我很重要。”附近有人在低诵着祈祷文中的古老言语：Yisgadal veyiskadash shemei rabbo。这是为飘游在虚空中的死者进行祈祷的文字。我听出那是我父母朋友的声音，他现在因上了年纪而变得比以前虚弱。他正在以他们儿子的名义诵读带有纪念性质的祈祷文。我听着那悲哀的圣歌，没有加入，也听不明白：Be-olmo divro chirusei veyamlich malchusei。

瞎眼女人曾来敲门并犹疑不决地走进房间。她在睡衣外套着件浴袍，像是觉得冷。“这次你不会回来了，我能感觉到。你要把我孤零零地留在这儿。”我对未来一无所知。我不像她，不能看到无形之物。“我要你答应，如果我死了，而你不在此地，你要回来参加我的葬礼。你一定得答应我。”我没有答应，因为害怕承诺所带来的负担。现在，我是自由的，没有人向我承诺任何事，我也没有一个可以对之做出承诺的人。给予花脸小丑奥古斯都生命的上帝是个女人。我不能忍受她带有崇拜之情的爱和她让人承受不了的焦虑，而现在我没有任何可以取代这一切的东西。她沉入深渊，然后升入花朵与树木的朝生暮死的茎干，向不透明的天堂飞升。现在她已无影无踪，即使是在这我一直心不在焉地抚摸着的冷漠、冰凉的墓石中也找不到她了。

Min kol birchoso veshiroso，挽歌还在继续。吟唱者因为上了年纪而躬腰驼背，他正按照风俗习惯的要求前后摇摆着身子，沉浸在对曾是他的朋友并为之送葬的女人的回忆中。他现在正在代表她的迟至九年后才回来参加葬礼的儿子唤起她的记忆。祈祷结束了。我们静默了片刻——我，金头脑，祈祷人，诗人兼记者，照看坟墓的农人，我们所有人，我们的头上都扣着白色的无边便帽。

我独自一人走上山顶，遇到了我母亲的新邻居——大卫·斯图明格、马克斯·斯腾伯格、艾勾·萨丁格、弗雷德里卡·兰切尔、杰森·米哈伊洛维奇、拉扎尔·米洛维奇、雅格布·库夫曼、阿伯拉罕·伊萨卡·埃弗曼、雷切尔·舒勒、米特兹·瓦艮、大卫·赫斯科维奇、雷奥·霍雷尔、利厄·勒奈尔、雷奥·金斯布鲁诺、苏穆尔·库布塔鲁、拉扎尔·洛奇、约瑟夫·里考尼克。他们我全认识，而她对他们更是了如指掌，因为她善于交际，且热切地想要分享他们的闲谈、传言和称赞。这是她的理想家园，我对自己说。这里拥有平静，在树木、墓石和邻居之中。这位于布克维纳的田园诗般的小山顶会带给我那焦虑不安、精神紧张的上帝以最后的安宁。

最后一天，在我们告别之前，她不再悲叹和哀求。“你是对的，我们务必不要去想未来会怎样。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而且到了这把岁数，再也没有什么事是大不了的。我也许又老又病又虚弱，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会高高兴兴地离开罗马尼亚，只要你希望我那么做，别忘了。”事情将并非如此。她留在了后面，留在了自己的亲属之中，但远离了她最挚爱的那一个。现在她定居在苏恰瓦的一座小山顶上，她的丈夫则在耶路撒冷弥留于死亡的边缘。在巴德学院的无宗教宗派的墓园中，一块墓地正等着他们的儿子，那里还安息着汉娜·阿伦特及其丈夫汉斯·布鲁切尔（Hans Blücher），他也是巴德学院的同事，两人也是从20世纪的欧洲梦魇中逃脱出来的。

在特兰尼斯特里亚，母亲用她的达观与挚爱拯救了我们全家，甚至从我们自特兰尼斯特里亚返回之日起，她就不断重复说，为了全家人着想，最好的方式是永远离开祖国。我清楚地知道她和父亲自身为何从未离去——她不会把我留在身后——而我同样清楚地知道，她已经原谅了我。是我最终离开了她，而她永远不曾抛弃我，但现在她打算宽恕我，即使是为了这样的背叛。“我将在哪里并不打紧。无论我在哪儿，我都还是会在这儿。”我曾试图向她保证。所以，我来了，在很久很久之后，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重中之重是这座坟茔和埋于其中的妇人。那被称作祖国的自命不凡的家园只不过是个暂时的居处，就像它为我们准备的陷阱一样为时短暂。

我忘了是怎么从山顶下来的，但我还是到了那儿，就在坟边那现在已燃为灰烬的蜡烛旁。犹太人社团秘书正在等我。

“你知道，”他说，“栏杆有点生锈了。它理应加以清理和重新上漆。墓碑也剥落了，也应进行修葺。”

“当然，我会给守墓人留些钱。”我回答说。

我询问了整修的费用。布克维纳基金会的奖金应当足够用来支付这笔费用，我们当场做出了安排。我要了社团办公室的地址，答应稍后带着必要的数额前往。地址为亚美尼亚街8号，我清楚地记得它。在那条街上，只须再过去几幢房子，就是我父母的朋友艾伯特医生和他美丽的太太过去的住处，更别说他们的漂亮女儿，我浪漫冒险中的昔日伙伴。艾伯特医生现已去世，艾伯特太太，那来自好莱坞的幻影，正在圣地的某处受苦受难，而他们光彩照人的女儿如今一定听天由命地步入了中年。远处的山上是亚美尼亚墓园，到了晚间，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鬼魂依旧在那里倘佯。17号是我高中同学迪努·莫戛的家，眼下我正盼着见他。祈祷文的唱诵者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并告诉我，我的老朋友没有变，他常常在街上遇到他。亚美尼亚街，我对它了如指掌。

“一座普普通通的小房子，”秘书补充道，“看着不像个总部。也没有标志，你明白我的意思……”

不，我不明白。祈祷文的唱诵者从我是个孩子起就认识我，他从我困惑的表情中意识到，我并不明白。

“噢，有人把窗户打碎了好几次……最好不要标志。”

我看了看表。时间已到了这个灿烂春日的11点钟，是到了去见银行负责人卡卡的时候了，他正等着向我提供布克维纳爱我的证据。

我们离开了墓园。我知道我一直心知肚明的东西，以及这些沉默的墓石已经证实的东西：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这个调和我的过去的一天不久即将结束。

在市里，我们止步于嘎哈犹太人会堂，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两位已过中年的成员，他们穿着整洁的古代奥地利风格的服装，一定是有人通知他们我要来。他们走上前来，进行自我介绍。名字并没有太多的意义，但他们告诉我，他们是我父母的朋友。我问起劳赤医生的情况。没错，他还活着，九十多岁了，并说他很愿意见我。劳赤医生住在附近的一座公寓楼里。他在我小时候就认识我，并且在我母亲生病和上了年纪的那些年里照料过她。在她最后一个星期六的午餐前检查了她死亡的脉搏的正是他。我们按门铃，等待，再按门铃，敲门，直到终于有人出来，告诉我们，老人因泌尿感染而在头天晚上被送进了医院。

在商业银行，兴高采烈的卡卡先生用威士忌和犹太人的奇闻逸事来欢迎我们。他是个健谈的大块头男人，身穿藏青色西装，说话带有浓厚的摩尔达维亚腔。他飨我们以萨维尼（Saveni）小城的故事，它位于多罗霍伊附近，他曾在那里的莫斯和沙拉的商店里当过学徒，从他们那里，他学会了如何做生意和如何生活。这些亲切的回忆显然因这类的游览访问而得以增强。最后，他把证书和信封交给了我，并抱歉地说，他不能与我们共进午餐，因为他不得不出城去。

我们沿着主干道走着，经过古老的奥地利市政厅，这里是本地共产党的最后的总部。街道对面的天主教教堂的钟声响起，宣布正午时分的到来，它的调子是新国歌“起来，罗马尼亚人”。一位绅士向我们走来，记者兼诗人拦住了他。我们被介绍给农业银行的负责人，一个目光坚定、身材魁梧的男人。他与记者窃窃私语了一番。等他走后，我听说，农业银行将为我们的午餐买单，地点在最近刚开的一家餐馆，银行的汽车正等着送我们去参加盛宴。我们走进那个所在。美国音乐轰鸣着从两个装在墙上的扩音器里传出来，墙上还装饰着乱七八糟的海报和广告。小房间里有大约十张小桌子。我打开厕所的门，但立即关起来跑开了。我回到桌边，记者要求进行采访，他的录音机已经准备好了。为什么不呢，我想，毕竟我让克卢日电视台拍摄了我，我不是在布加勒斯特，而是在我的故乡小镇，在这里，我过去总是有回家的感觉，现在依旧如此。但首先，我告诉记者，我想落实一下修理我母亲的坟墓的费用。

在前往犹太人社团办公室的路上，司机问起我对餐馆的看法，声音里透着股骄傲之情。“你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是行长先生说的。”他向我保证。“行长先生会为午餐买单，他告诉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他重复道。

在亚美尼亚街8号，我走进一个小房间，它因为摆放混乱的办公桌和圆桌而显得愈加窄小。办公人员似乎正等着我的到来。门边有位老绅士亲切地注视着我，一位上了年纪、面色苍白的女士羞怯地在一旁看着。我们商谈了事宜，我收到一张收据。我们互致谢意，彼此微笑。我不认识他们，但他们似乎认识我。我们握手告别。每件事都进行得过快，太快了。一切都是如此体面、友好和彬彬有礼。

我在院子里坐下来。再过去几个门便是艾伯特的家，还有它那致命的卧室。还有莫戛的家、亚美尼亚教堂、墓园和通向扎姆卡城堡的道路，以及它那有着望远镜似的窗户的漂亮小房子，朱丽叶的家……由错误构成的喜剧无法将我召回。我从传说的星云中起立，司机在冲我招手，我们回到餐馆。我向与我共进午餐的人传达了我此前接收到的信息：我们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意味着烤猪肉和烤土豆，这是菜单上仅有的菜名。

“你对苏恰瓦有着何种记忆，你此次访问的目的是什么？”记者兼诗人问道。我向话筒倾过身去，我听到一个像是我的声音，但说出的话属于一个陌生人。

“1941年，”我听到自己说，“我第一次离开布克维纳。战后，我成了红色乌托邦戏剧中的一个不起眼的少年演员，该剧的戏剧性特征必定会激起孩子的兴趣。1959年，我是个年轻的工程师。1961年，在经历了一次令人痛苦的恋爱后，我又一次离开了苏恰瓦。”一切听上去都像是假的，好像我正在背诵我默记下来的东西。不起眼的演员，红色闹剧——所有这些青少年的革命罪行，注定会让共产主义神话的前仆从们感到无所适从，他们现在正在竞相公开抨击专政，而曾几何时，他们正是它的同谋。

我们回到市中心，这里离我父母最后的住所不远。勤劳肯干的记者跑开去找照相机，回来时告诉我，有个人，一个女建筑师，想与我谈谈。一个50岁左右的妇女从我们左边的建筑里跑过来，那里面有她公司的办公室。她有着迷人的外表，似乎因这样的场合而有些慌乱。她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不断说，她过去每周都会到我父母的邻居家喝咖啡。她紧张地搜寻着话头。她提到我母亲的智慧、她的激情，特别是她常常提及儿子时的方式。“她喜欢你，就是喜欢你。当然，你一定知道这一点。她什么事都肯为你做。”她愉快而浑厚的声音戛然而止。我咕哝了些什么，我们握了握手，然后各走各的路。

我现在将要对过去再次发动袭击，我对金头脑说起我们不久将要见的人。迪努是我的高中同学，当时，正如约瑟夫·斯大林告诫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正在巩固自己的政权，阶级斗争变得愈加尖锐，垂死挣扎的敌人不断发起进攻。任何背离党的路线的行为，无论是向右还是向左，都是不可容忍的，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将会遭到孤立。作为学校劳动青年联合会总支书，我负责清除我们中的三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坏分子。最后一个是迪努，一位在共产党监狱中服过刑的前自由主义律师的儿子。迪努因冷漠而显得高贵。“我，人民的敌人？”他在慢慢走向红色讲台接受自己的惩罚时似乎在说。他乌黑光滑的头发中分着，与阿根廷探戈舞者的发式相同。他的面色苍白，他的目光自信。他直视着我，我能够从他的眼中读到我所主持的行动所具有的可怜的口是心非的特征。或者说我记得是这样的。事实上，迪努在交还证件时，根本没有注视或者看任何人。

“我不再是那个天真无知的名人，很快，我将彻底放弃做个名人，治愈我的幻觉：我正在上面表演的舞台，以及妙不可言的化装舞会。”在我们向迪努的小公寓走去时，我说。那起高中事件之后，在我有一次回苏恰瓦探亲期间，迪努与我再次相逢。我们都选择了乏味的工程师的工作来逃避那混乱的时代，我们谁也没有因这种工作而感到快乐。迪努只学了两年，便很快退出了竞赛队伍，最终当了个职位不明的小职员。他变成了一个职业失败者，以此来保全自身的贵族气质。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得以免于穿上千篇一律的制服，戴上官僚主义的面具，他也不必为那些让暴发户们垂涎三尺的普通战利纪念品而忧心忡忡。

1959年，刚刚毕业当上工程师的我探访了他在苏恰瓦亚美尼亚街17号的老房子。他的父亲当时已经去世，迪努与继母住在那里。他的继母是我以前的历史老师，她还记得小学生时的我，并对我大加赞扬；我猜，这部分是因为她的继子，他没有完成学业，在家乡找了份普通工作安定下来。镇定自若的迪努似乎无忧无虑，他因能按照自己那深思熟虑的方式安排生活而感到快乐。我们喜欢同样的书籍和唱片，也许还喜欢同一个或两个女孩子。那是种自在逍遥的友情，不带有任何私密的忏悔。

在我搬出苏恰瓦后，常在前来布克维纳度假时去看他。那时，他已搬进了自己的住处，里面布置着他从自己原来的家中带来的物品——一张可伸缩的躺椅成了他的床，两把扶手椅，一张小圆桌，两三幅画，还有一张旧地毯。一只苏联便携式收音机一定是他在最近一次前往里加或基辅旅行时买的，与之摆放在一起的还有从布拉格买来的捷克产的磁带录音机和他在前往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夏日旅行中收集来的录音带。在他的每张度假照片中，与他合影的都是不同的女朋友。他的书大部分没有陈列出来，它们可能收藏在某个地方。在玻璃门的旧书橱中，唯一能够看得到的书籍是一套红色皮制封面的世界文学经典丛书和一套棕色皮制封面的罗马尼亚文学经典丛书。书橱顶上摆着一排葡萄酒、伏特加酒、利口酒和威士忌酒的酒瓶。每次我见到他，似乎什么都未改变，而我自己的生活则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变化。我抛弃了工程学，结了婚，出了书，进入了精疲力竭或恼怒不堪的新阶段。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毫无意义，仿佛任何一种变化的极度琐屑都会打消其意义。迪努没有雄心壮志，也缺乏热切的激情，这与他的偏于一隅的生活正相协调，这些与我自身的环境以及我的焦虑和幻想相比，似乎是一种高傲的懒散的证明。

我们一面继续向前走，我一面向金头脑说起两个罗马尼亚人的逸事来。他们是高中同学，在一架从纽约飞往巴黎的飞机上不期而遇，于是开始历数起班上的同学来。米哈伊？他在米兰从事妇科医学，现在的实践对象是他的第三任妻子。科斯梯？在委内瑞拉的炼油厂，未婚。米基？可怜的人，他在阿尔及利亚死于一种奇怪的传染病。安德烈？在以色列，一家银行的行长。霍利亚？工程学，在巴塞尔，五个孩子。还有戈古？戈古·瓦埃达？戈古留在了苏恰瓦的家中。你吃惊吗？一点儿也不。戈古一直是个冒险家。

我们从楼梯爬上三楼，按响了门铃。迪努转眼间便微笑着出现在门口。我们进了门，坐在两把扶手椅上，他给我们端来最近到塞浦路斯旅行时买的一种带有甜味的葡萄酒。要不是出现了破损和裂缝，屋子里的装饰似乎一成未变：同样的地毯、家具、土褐色的墙壁。皮制封面的红色和棕色书籍还在它们熟悉的地方，就如那排瓶子一样。除了多出一两道皱纹外，我的同学似乎也没有变化。若非如此的话，新近退休的迪努——他立即向我通报了他身份上的变化——似乎只是他过去的自我的一种稍加润饰的翻版。他告诉我们，他的家人没有一个留下来，他们全都死了，包括他在胡内多阿拉（Hunedoara）当工程师的哥哥。哥哥的妻子是犹太人，她后来带着儿子迁往以色列。这两人，也就是他的嫂嫂和侄子，是他唯一活着的亲戚。还有呢？他卖掉了家里的房子，刚刚以荒谬的价钱出售了一套贵重的古银器。由于经济危机，很难找到买主，而他不想与以前是安全部特务的新暴发户们做交易。他应该遵从我们另一位前同学、现在在不来梅当摄影师的斯特费的建议把它卖到德国，可他没有时间去应付相关的复杂因素。没有额外的收入来源，却又穷困交加，他将无以为济：退休金是种侮辱。

我问起利维尤·奥布雷杰，我过去常称他为“饱受折磨的金发男子”，因为他是那样敏感，有着不为人察觉的焦虑，他的头发淡得极不自然，几乎近于白色，眉毛淡到看不见，白化病人的皮肤脆弱敏感到连空气也会让它不适。他苍白的前额总是伤痕累累，而且他还因愚蠢的政治氛围和他同样愚蠢的工程师的工作而屡受创伤。他退缩到书本、音乐和艺术中，并娶了一位金发碧眼、相当羞涩的学生为妻。他们居住在布加勒斯特，上周，我在达乐斯书店或利昂的音乐会上，或者当我经过图书馆时，也许曾遇到过他们。

“奥布雷杰！”迪努有点儿恼怒地说，他从未喜欢过他。“那个女里女气的家伙！他的父亲，那个告密者，死了；他的叔叔也死了。你还记得他吗，我们高中的校长？他的老母亲独自生活在苏恰瓦这儿。他不是与她一起生活，而宁愿在布加勒斯特从一个出租屋搬到另一个出租屋。他和妻子现在有两条狗。他们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如何能照顾两条狗？”

他没有问我任何问题，而我也不知道该向他说说自己的哪些情况。我应该提及那位他过去常说是她“引诱”我到布加勒斯特的少年时代的甜心吗？从1970年代初起，她就一直生活在英国。我描述了她曾寄给我的照片，上面有她和她的丈夫和孩子；我还告诉他，她最近离婚了。这个话题似乎没引起他的兴趣，他只是说，他一直与那位伦敦人的妹妹保持着联系。我该向他打问一下政治局势吗？他的回答很迅速：“猪，他们全都是猪。”他说的不是当前的政府，而是他们的前任，由前共产党人伊利埃斯库[1]领导的联合政体。他给我们又倒了些酒，我注意到金头脑已经在椅子上打起盹儿来。我起身去浴室——决定性的时刻，厕所的状况——浴室很小，古老的油漆正在与墙体剥离，水管像马桶的链条一样生了锈。剃须刀是旧的，毛巾皱巴巴的。这浴室说不上整洁或不整洁，就是显得穷困，单身汉的孤独。我回到房间。迪努正拿着一张照片。“你还记得1953班吗？这是你，在中间。”

我认识所有的面孔，但只能记起几个人的名字。拉扎日努和他的手风琴；拉小提琴的法提·赫泽尔；屠夫的儿子，在左倾和右倾的岁月里，他被称为“人民的敌人”，后来在以色列当起了兽医。还有舒利，在加拉加斯变成了富人。还有迪努·莫戛本人，穿着白西装和格子花纹的衬衫。在他后面，是孤僻而谦虚的米尔迪塔·马诺罗维奇，他是绝对的奖金获得者。我在第二排的中央找到了我自己，我的手搭在——我真不敢相信——法提·赫泽尔的肩上，一年前我曾将他逐出劳动青年联合会。我站在那里，穿着格子花纹的衬衫，袖子卷起，头发厚实，脸上露出少年人的蠢笑。在右边，显得有点儿模糊的是一面旗帜，旗帜上写着冗长的标语：“伟大的斯大林教育我们……忠诚地服务于……人民的利益……一项神圣的事业。”

“让我把照片带到纽约去。”我说，“我想把它放大。我会把原件送还给你的。”

他表示同意，然后说：“我有你的全部书籍。我想是到了你签名的好时机了。”

惊讶！他以前从未告诉过我他有我的书。可它们在那里，八本，保存完好，是他从某个看不见的地方翻出来的。

他似乎不再像以前那么冷漠淡然，他的嫌恶和辛酸一触即发。这是所有那些社会主义年代日积月累下来的结果，还是意识到了新的开始是不可能的？

在旧书橱中，书籍还按熟悉的序列排放着。酒瓶像一直以来那样整齐地站立着；旧地毯也没换。似乎那被称为传记的不可解的存在正在寻找一篇恰当的墓志铭。这是一次普通的拜访，正如我过去一样，来这里住几天，探望我的父母与家园。像往常一样，我们无言而别，仿佛我不是要回纽约，仿佛我们没有意识到某种东西叫作死亡。

“你的朋友是个人物，”在我们走下黑暗的楼梯时，金头脑说，“一具木乃伊，全身都经过傲慢自大的防腐处理。”

在离公园入口处不远的地方，我们遇到了记者兼诗人，这一次还有另一位诗人相伴。我们朝着扎姆卡方向散了一小会儿步，那是个13世纪的城堡，它的遗址是该市首要的旅游点。小山，森林，标志着某种旧边界的古城墙，现在成了无主之地，你在再次冒险进入城市之前，会从那里退缩进你的自我。

倾斜的街道的两边都是整洁的小房子，我很早以前就记得它们。右边8号是没有标志的犹太人社团总部。紧挨着它的是幢三层公寓楼，我的表亲、教师雷米尔及其妻子和四个孩子过去就住在那里面。现在他们全都在耶路撒冷。20号是座白色房屋，门廊中有廊柱，那是艾伯特及其家人过去的家。左边，是莫戛家的那座典雅的小房子，迪努将它卖掉了，天知道未来这里会住些什么人。

我们现在处于斜坡的顶端，正好面对亚美尼亚钟楼和墓园。我们左转，肩并肩地走着，到了城堡和教堂的墙边，记者在那里为我们拍了照。

我们顺着一条平行的街道重新向市中心走去，我现在记起来了，这条路线是我和朱丽叶常走的，那时的我们陶醉于甜言蜜语中，而在窗帘后面，是一双双窥视的充满敌意的眼睛。我们在一座乡村风格的房屋前停了下来，房屋有个写着黄字的粉红色标牌：LA MIHAI，BAR-CAFÊ（拉·米哈伊，酒吧—咖啡屋）。还有一个标志是百事可乐的。我们继续顺坡而下。一只白猫从一扇窗户后面盯着我们，它的外表颇为可疑，有着爱传流言蜚语的人的尖鼻头。离街尾不远处，在快到高中的地方，有座装饰精美的大平房。最后，我们来到了严厉的奥地利公立中等学校，我曾是那里的学生，它的前门是用厚实的木头制成，带有操场、体育馆和篮球场。

回到市中心，我们途经书店、公园、旅行社。公共汽车站边有辆公共汽车正在等候乘客。我应当回墓园，回到那个始终看护着我的人那里。她将证明我是如何度过这一天的。是的，我寻找劳赤医生，一个好人，做得好。我带了一瓶威士忌给犹太社团秘书，他曾安排我探访墓园，并将监督坟墓铁栅栏的维修工作，这也做得好。接受当地报纸的采访也是件好事：毕竟，这是我们的家乡，你难道没看见吗，那个女建筑师还没有忘记你，还没有忘记我们。人们没有忘记，我们不必忍受对任何人的怨恨。昔日的那些温和的、古老的话语……

在她充满焦虑的生活中，今天是个平静的日子吗？我愿意相信是这样的，一个与世界和解的平静的一天。她会贪婪地倾听我关于迪努、农业银行行长以及搬到伦敦的我的前女友的故事。她会想听有关利昂在布加勒斯特的雅典娜神殿音乐厅大获成功的事，听有关我在从布加勒斯特开往克卢日的火车上所做的噩梦的事。她会重复所有那些宽恕和容忍的古老话语。然后，她会询问现在移居耶路撒冷的丈夫的消息，以及在纽约与我共同生活的我亲爱的妻子的消息。

但我无法重回墓园。它已隐退在黑夜之中，并且上了锁，它的居民们已经退入自己应得的夜晚之中。在机场，我等待着起飞。我透过玻璃墙向外望去，望着远处地平线上的田野、森林。扬声器里播放着罗马尼亚民歌，与10年、20年、30年前播放的曲调完全相同。

两小时后，我回到了布加勒斯特洲际饭店的17楼。今晚，巴拉达餐厅演奏的是民歌，而不是意大利和美国的流行歌曲。这次，我不是唯一的顾客，一个来自英国航线的飞行员与我共享了那金色和红色的空间。

回到房间，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天花板，我试图将我已经留在身后的那一天的过程重过一遍。暗夜中，床后的墙壁冷冰冰的。

[1]伊利埃斯库（Ion Iliescu，1930—），先后三次当选罗马尼亚总统（1990年、1992年、2000年），并于1997年当选罗马尼亚社会民主主义党主席。

倒数第二天：1997年5月1日，星期四

5月1日，国际劳动节，后共产党时代的罗马尼亚不再庆祝这个节日。聚集在饭店门前的一小群人相比于社会主义早期的大规模集会而言，简直就是个玩笑。那人数甚少、拖拖拉拉的集会，那临时准备的旗帜，那冒失无礼的反抗，全都属于这个国家贫困的现在，而不属于它同样贫困的过去。暴君本人在自己统治的最后10年，取消了所有“国际主义的”欢庆活动。那些保留下来的需要具有明确的民族主义特征，聚焦于那位无与伦比者的形象。

半个多世纪以前，在1945年5月1日，9岁的我刚从特兰尼斯特里亚集中营返回，参加了“第一个自由的五一节”的庆祝活动。在纳粹的噩梦之后，那个春天带来了复兴和自由的希望。在我的口袋里有份临时证书，它将保证我“遣返”祖国。我们刚一穿越边界，雅西警察即将我们纳入他们的羽翼之下，并授予我们以正式的证明：“马尔库·马内阿先生及其家人，包括珍尼塔、诺曼和露蒂，据此于1945年4月14日，通过尤根尼-雅西海关，自苏联遣返。他的目的地为法尔提西尼市镇，巴亚县，卡扎沃达街。”当然，证明中没有提及我们为什么被“放逐”，然后为什么被“遣返”，或者被谁“放逐”和“遣返”。我们回来的两周后，我与父亲在法尔提西尼的大街小巷游行，以向遣返的光辉前景致敬。

现在，半个多世纪之后，我又一次重返祖国，目睹了另外一个自由的五一节，然而，这一次，在共产党倒台后，已不复它即将横空出世前的盛况。与此同时，列在1945年的文件上的四重唱组已经解散，远离祖国已经成了我们新的归属状态。只有苏恰瓦坟墓中的居住者留在了后面，而这违背了她的意愿。今天，我将用探访另一座墓园的方式度过五一节，不是位于斯特劳勒斯提（Strsuleǎti）的那座墓园，在那里，我可以与飞象或贝尔鲁简短地聊一聊，与玛丽亚重逢。我时间不多，死者和生者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我要去九九（Giurgiu）区的墓园，给茄拉父母和祖父母上坟，向他们传递她无法传达的消息。

在分别十年后，我也将与我的朋友半骑人半独腿兔相逢。“爱不仅仅是个抽象的术语……一个人留下的空间要比他以前占据的更大。”他在死前写信给我说。诗人将欧姆定律变成了人性定律。“我怀着极度的爱和孤独的渴望想念你。我可以听见孩子们正在街上游戏。我们还能再在一起游戏吗？”1986年以后，虽然距离遥远，我们还是继续了我们的游戏，而我们现在仍在游戏。

我还是在金头脑的陪伴下前往墓地。看门人还是多年以前的那位老人。我们付了入园费，为社团做了一份“贡献”。我们在埋葬者的登记簿上查找，找到了我们想去的坟墓的位置。

一进墓园，就可以看到一尊雕塑，雕的是一根折断了树枝的树干。一块纪念板上用战后初期风格的白色字体写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军队发动侵略，利用被拘的犹太人为强制劳力，毁坏了苏联境内的犹太人墓地。成千上万的花岗岩墓碑，真正的艺术品，遭到了破坏，或是被法西斯主义者运回了自己的国家。此处展出的墓碑是那次破坏的遗存物。”几块花岗岩石板从一座基座上升起，形成了一根树干，从树干中又现出一具断臂躯体。一块石板上用俄文刻着：“记者朱利亚·奥斯波维奇·沙克霍瓦夫。”旁边的一块刻着：“索菲亚·莫塞埃娃·戈尔德。Mir tvoemu,dorogaia mato”——愿你安宁，亲爱的母亲。一块大理石纪念碑上刻的日期是1947年，上面的铭文写着：“为了纪念罗马尼亚的神圣殉难者，他们为了上帝的圣灵，死于位于黑海水域的斯杜姆号轮船上。”——这是为了纪念寻找巴勒斯坦天堂的769位罗马尼亚人，1942年2月24日，他们的船只在黑海被一枚苏联鱼雷击沉，葬身于大海之中。他们的名字被刻在大理石的三侧。

我沉默不语，迷失在过去之中。我看见一个高挑瘦削的男人，微微有些驼背，当机立断地行动着，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我还看到一位干净优雅的女人，带着她特有的平和神情。我还看到一个女人，她迷失在老年的迷雾之中，自得其乐地偷饮着樱桃利口酒。他们终于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根基，再也没有人会骂他们是“无根的侨民”，外国人。现在，他们都已化为尘土，这个国家的土壤，祖国的财产。过去他们是陌生人，现在无人会在意。他们是地球上的尘土，地球不属于任何人。我将手搁在标志着茄拉父亲杰克的坟墓的白石板上，放在茄拉母亲和祖母伊夫琳和托妮的合葬墓的墓石上。我按照现在都已化为石头和尘土的祖先的习惯，在每块墓石上都放上一枚小鹅卵石。我看见了苏恰瓦的墓地和在巴德学院等着我的小墓园。我们寻找着诗人半骑人/半死亡骑人—半独腿兔/半独腿死兔的坟墓。

“Encore un moment,monsieur le bourreau,encore un moment”——就一会儿，求求你，刽子手先生。我的朋友徒劳地哀求着，依旧乘着一个半跛足的幻影。“火焰比它正在消灭的书籍还要微弱。”他一面说道，一面蹒跚着四处转悠，惊恐万分，汗流浃背。“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毁灭你自己，但你必须满怀激情地去做。”那不知疲倦的人不知疲倦地重复道，每个音节都让他害怕得发抖，仿佛它是一把利剑。“你在哪里，恐惧的学生？你的《圣经》在哪里？”他问我，一面用一条腿四处跳跃着，与他一起跳跃的还有他那跛足的黑狗。接着，他又一次带着兄弟般的亲切感将他的秘密低声吹入我的耳际：“诗歌，那谎言的探测器会在耳朵里爆炸。”那些影子和小丑摘下了面具、假体，将拐杖抛在一边，排成一行由闪着磷光的字母构成的整齐的队列：“弗罗林·穆古——诗人——1932—1991年。”我活着，仍然活着，为了又一个现存的时刻，向弗罗林·穆古的墓石倾下身去，向苏恰瓦墓园的另一块墓石倾下身去。“我希望第一个死掉的人是我。”她曾说。“没有了马尔库，我将成为你的负担。我很难相处，与我一起生活很不容易。我总是神经质，倾向于夸大其词。这会让你太过沉重。”

确实，日子将过得很不容易。她动不动就惊慌失措，她很难相处，她肯定有夸大其词的倾向——没错，日子将过得很艰难。“你爱的人就是那个在他或她消失后留下的空间比以前被其充满的空间还要大的人。”她的祈祷无处不在，她是第一个死去的人，留下的空间甚至比她曾经泛滥的存在还要大。没错，她实现了被诗人弗罗林·穆古重新定义的欧姆定律的标准。她的存在可能令人心力交瘁，她的占有欲极强，让人无法忍受，可是，她留下的空间甚至更大，甚至更让人无法忍受。“你和茄拉，照顾父亲。”她曾说。“他不像我，他永远也不会提出任何要求。他寡言少语，不善交际，你们了解他。他孤僻脆弱，易受伤害。”命运一直在照顾他。那位鳏夫被从他的家乡解救出去，送到了圣地，进入事实上他一直生活在其中的孤独之境。最近，他被转送到了老年痴呆症的沙漠之中。

一天前，在墓园，我们没有机会谈及父亲或茄拉。我们的重逢很短暂，死去的女人的问题集中在她儿子和她父亲身上。这两个人似乎一直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男人，儿子现在生活在纽约的巴比伦，而书商阿夫拉姆则躺在乌克兰的一座无名森林中。现在，当我离开这过去的墓园时，我必须向她说说她丈夫。

我每年至少看望他一次，我告诉她。无论何时，只要一看到我，他的眼睛就会变得明亮起来。他快乐地笑着，一张平静的面容上的永不变化的微笑。我对她说起我最后一次见他时的情景。

那是6月的一个周日。我到达耶路撒冷的贝伊特·利文养老院时比计划的要早。我走上二楼。这一次，父亲不在起居室的那些幻影之中。我到他的房间去找他。我打开门，站在门口，没有前进，也没后退。我注视着他。他赤身裸体地站在窗前。一个金发碧眼的高个儿年轻人正两手各握一条毛巾，帮他擦拭身体。年轻人看到我，露出笑容。我在前几次探访时认识了他，并且与他有过几次交谈。他是个年轻的德国志愿者，在耶路撒冷的养老院工作。消瘦敏感的他无论是在工作还是休息时都永远表现得彬彬有礼。他可以轻松自如地从德语转向法语和英语，以及还待熟练的意第绪语词组，以便让那些生活在老年巴别城[1]中的老人们明白他的意思。我们曾用德语交谈，他现在使用这种语言来安抚我的父亲。我的亲眼所见证实了我从为他歌功颂德的护士那里听来的事。他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让其他看护因精疲力竭而陷入崩溃的日常工作中，没人能像他那样。他细心地清洗着父亲沾着粪便的身体的每个部分——瘦骨嶙峋的胳膊，苍白如蜡的大腿，肌肉松弛的屁股，脆弱如玻璃的膝盖。年轻的德国人正仔细地揩拭着老犹太人的身体，擦去纳粹海报曾在他身上堆满的秽物。我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此情此景，然后关上门，转身离开。我回到起居室。半小时后，父亲来了，微笑着。“你今天迟到了。”我说。“我起晚了。”他回答，带着一如既往的恍惚的微笑。他已经忘了那个年轻人，他刚刚帮他清洗完身体，给他拿来干净衣服，替他穿上，然后带他来到我正在等候的起居室。

在离开过去的墓园之前，我必须告诉她这最后的重要信息：终于从孤独中解脱出来的父亲现在正无忧无虑地得到一位想为自己的国家赎回荣誉的年轻德国人的悉心照料。最后，在太迟的九年之后，我终于出现在我母亲的葬礼上，以及我祖国的葬礼上。

[1]巴别城（Babel），《圣经》中的城市名，诺亚的后代拟在此修建通天塔，上帝怒其狂妄，使建塔者突操不同的语言，致使塔未建成。

最后一天：1997年5月2日，星期五

那影子正蹑手蹑脚地在房间里四处走动，小心翼翼地不吵醒我，又不耐烦地想叫醒我，以便她能够看到我，并带着某种意义回到她那毫无意义的世界。不，我不会动，我不会醒来。她终于退去了，于是我起了床，留心不四处张望，渴望完全清醒过来，开始为离去做准备。

玛尔塔从克卢日打来电话，祝我一路顺风，并给我送来坏消息：尽管她尽了最大的努力，可她向索罗斯基金会提出为那些我终于同意让她出版的书籍提供出版补贴的申请遭到了拒绝。“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够拒绝这一申请。”她悲哀地说，“我使用了美国式的激励手段：罗马尼亚未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戴桂冠者与他的祖国的和解！我甚至相信这些话，你知道。”我想起了苏恰瓦的那位记者兼诗人，他吹嘘地说，他得到了同一基金会的资金资助，使他的一本诗集能够在英国出版。玛尔塔的消息似乎是个亲亲热热的恶作剧，是我旅途的滑稽的终点。

我在饭店大厅不远处的咖啡厅中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这是我在繁荣昌盛的祖国度过的最后一小时。我浏览着我草草记在蓝色笔记本第一页上以引领我的这次旅行的那些引用语——汉娜·阿伦特、伊曼努尔·列维纳斯[1]、保罗·策兰、雅克·德里达，他们都对祖国的语言有话要说。在与自己谈了太长时间后，我需要其他人的话语。我在同一时刻，既在看，又没在看。然而，我能够从过去中分辨出轮廓，我肯定我看到了他们——不可思议的幽灵——利维尤·奥布雷杰，我的患有白化病的前同学，以及他的金发碧眼的妻子。他们正走过巴提斯泰街的地毯商店，手上拽着两只毛茸茸的棕色大狗，它们正拖着利维尤一路向前。

利维尤现在有了许多灰白头发。他看上去老了些，又不像我们这些人那么老，因为没有时间或精力长大，所以他把青少年期扩展至了老年。他与50年前一个样，还是我在过去50多年里在书店和唱片商店里邂逅的同一个幽灵。他是这个地方以及任何地方的永久的象征。过上1000年，我可能还是会在这里发现毫无变化的他。

自从我回来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在等待着这不可避免的相遇。在那个5月的下午，他终于出现在此，被他的两条毛茸茸的大狗拖着。他们都在这儿，总共四个——父亲，母亲，两个烦躁的大婴孩。我从喝告别咖啡的水族箱的玻璃墙望出去，看着他们。我很想起身走出去，来到街道上，赶上利维尤，但时间转瞬即逝，机会没有了踪影。

有关那两条狗拉奇和马奇，迪努是对的，我在困惑混乱中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它们真的存在。我亲眼看见了它们，就在片刻之前，在巴提斯泰街上，在距布加勒斯特洲际饭店不远处的马格合鲁林荫大道的拐角处。那是我们40年前开始走的路线吗，我们三个人——利维尤、迪努和我——在我们试图借助于书籍、音乐和其他少年人的把戏来逃避的斯大林主义的矫饰岁月里？不，在那时候，我们谁都不会猜出位于前方的是何种炼狱。

花脸小丑奥古斯都在他的整个后世之旅的过程中，一直都过于敏感、困窘和孤僻。但现在，他终于找了适合的观众。在一个灵光乍现的时刻，我打开蓝色笔记本，开始给拉奇和马奇写信：“离开不曾解放我，回归没有使我恢复。我是自己的自传中的局促不安的居民。”拉奇和马奇是天才的世界主义者，能够适应任何地方，它们会明白流亡经验一直以来是何等丰富，是何等紧张和有益。在如此有鉴赏力的观众面前，我没有理由感到羞愧，于是我怀着兴奋之情龙飞凤舞地匆匆写下所有涌入我脑际的没有答案的问题：我的旅程是无足轻重的吗？是否正是这种无足轻重使它变得正当合理？过去和未来是否仅仅是伟大空间的愉快瞬间？我们的传记是位于我们自身之中，还是位于其他不存在之处？流浪的祖国是否也位于我们自身之中？我将自己从试图成为某人某事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了吗？我终于自由了吗？那只被驱赶进荒野的替罪羊真的带走了所有其他人的罪恶吗？在我与世界对峙时，我是否曾站在它的一边？

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观众。我在饭店咖啡厅和载我去机场的出租汽车中奋笔疾书，这时，所有那些迟滞的想法现在都找到了表达方式。不可能的回归不是一种被轻松忽略的经历，亲爱的拉奇和马奇。它的无足轻重正是我们更大的枝节问题的一部分，因此我对谁都不抱怨恨。我在欧特佩尼机场等候检票时，写下了一个故事的结尾，我肯定，我的信件接收者将会明白这个结尾：我不会像卡夫卡的蟑螂那样，通过将脑袋埋在地里的方式消失不见。我只是将继续我的漫游，一只安详地接受了自己命运的蜗牛。

我登上从虚无之地飞向虚无之地的飞机。只有墓园永恒。过程的永恒、替代的喜剧、最后一场的魔术——花脸小丑奥古斯都甚至用不着向他现在正从中回归的回归摹仿屈服，就可以体验这些老套的启示。现在我敢肯定：美国为转变提供了最具可能的路线。至少，我现在证实了这一真相。我踩着我从那位波兰诗人那里学来的祈祷文的韵律登上飞机阶梯，一步步，一字字：“在天堂里人们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社会制度稳定而执政者讲理。在天堂里人们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当我进入那只天堂鸟的子宫时，我咕哝着那些外国人的叠句。空虚在增强，头晕目眩也如此。起飞——一种不确定的悬浮，失去自我感的特权，滑行，虚无，被吸入虚无之中。我利用飞往大西洋彼岸之前在法兰克福中途停留之机完成了我写给拉奇和马奇的信——我在布加勒斯特最后一个早晨的细节，乘客脑海中盘旋不已的思想旋涡，替罪羊，蟑螂，蜗牛壳，天堂的侨民的祈祷。我的蓝色笔记本一直是我的好伴侣，在布加勒斯特的洲际饭店，在开往克卢日的火车上，在飞向法兰克福的飞机上。在12天的旅行后，它上面满是神经紧张、歪歪扭扭的字母、箭头、加了密码的问题。

没有利昂兴高采烈的存在，归程大为不同。坐在我旁边的年轻中国人似乎将自己的时间划分成相等的两部分：看飞机上放的电影和睡觉，与之相伴的是由鼾声和面部歪扭所构成的间歇性痉挛。我事先买了《纽约时报》和《法兰克福汇报》，我还有一本书。我偶尔在笔记本上胡乱写上几笔，但时间过得真慢。我真想尽快在一张床上着陆，悬浮在虚空中一睡十年。闪着磷光的天空上写着一行字：抑郁是体内化学平衡的失调，而非个性的缺陷。在我接近目的地时，这些字似乎是恰如其分的欢迎辞。当我继续在天空中滑行时，我心怀感激地重复着这句话，它是我重新登场的密码。

“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否已安全回家。我们在布加勒斯特过得很开心。”这是利昂从载他回巴德学院的汽车里打来电话时的声音。接下来，戴一顶大白帽的索尔·S.游进了视野。他瘦骨嶙峋的大手中拿着一张地图。他毛蓬蓬的白胡子已经在他的嘴部上方长成了一把毛刷。“根提拉路。”他读道，快乐地微笑着，为那些名称所诱惑。根特乐街，康科德街，尔哈伊诺瑟若斯街……是的，我正在回家的路上，在天空的扶手椅上摇动着。

利昂的声音仍在向上漂浮。我看见他长长的黑色汽车飞速驶向塔科尼克公园路。“我们在布加勒斯特过得很开心。很开心。”突然间，飞机开始转向，人们被从睡梦中惊醒，我听到抱怨声。我的头太晕了，太疲劳了，无法努力重建与大地的关系。飞机恢复了不为人察觉的滑行。利昂的声音又回来了，带着静电噪音的噼啪声。“我们在罗马尼亚过得很开心。发生在你身上的最好的事是坏事。”这是利昂还是索尔在说话？我不再确定。也许那正是索尔，他了解那个东欧孩子的一切，他正躲在房间的角落里，听他父亲与别人的谈话，观察他穿着旅行服装的母亲，以及他的有一头美丽长发的妹妹……他们大家不久后都将逃往美国。

“你在回家，别忘了这一点。家在这儿。这儿，不是那儿。这是你的幸运，逃过了你的坏运气。”这次是利昂的声音，我敢肯定，而我打算承认，不错，我正在回家，在蜗牛壳中，准备谈谈苏恰瓦的墓园，谈谈我正在为秋季学期准备的新课程：流亡与疏离，但他不再倾听，他从来没有长谈的时间。我合上蓝色笔记本，连同它里面的飞象和半骑人半独腿兔的故事。我将笔记本放在一边，放在我座位的后部，以便我能够感觉到它。飞机又一次颠簸起来，我头晕目眩，摇摆不定。

空中小姐走了过来。“你想喝点东西吗？”

我可以选择葡萄酒、啤酒、软饮料和威士忌。我要一杯矿泉水。是爱维牌（Evian）、皮利埃牌（Perrier）、阿波利纳里斯牌（Apollinaris）还是佩雷格里诺牌（Pellegrino）？我选择了佩雷格里诺，朝圣者的饮料。

飞机着陆，我冲向出口。行李很快就下来了，亚裔出租车司机飞速驶离机场，不久我们就回到了位于上西区的曼哈顿。长途旅行后的眩晕和挥之不去的困惑，使我很难找到房子周围的路。没有一个地方像家的天堂。

那天晚上稍后时候，即9点以后，我内心的警报拉响了。我冲向旅行袋，拉开第一层拉链，然后是第二层，开始绝望地摸索着。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但拒绝接受这一灾难性的现实。笔记本！笔记本不见了！

突然间我想起了一切。花脸小丑奥古斯都陷入了间歇性的、神志昏迷的睡眠，然后喝下佩雷格里诺牌矿泉水，然后冲向出口，渴望忘记一切，尽可能快地回家。蓝色笔记本留在了飞机上，偎依在我空荡荡的座位上。

狂乱中，我打电话给机场，然后打电话给汉莎航空公司，得知那架飞机将在当晚飞回法兰克福。我得到礼貌的保证：在夜间清扫飞机时，无论发现什么，都会被收起来并加以归类。第二天早晨10点左右，我应打电话回去，他们将知道那件宝物是否已被找到。在留在飞机上的成堆的报纸、手袋和其他种类繁多的物品中？德国人就是德国人，我对自己说，他们有条不紊，按部就班。笔记本会找到的。毕竟，我坐的是头等舱，等级特权必定意味着些什么。我有自信的理由。

我回美国的头一夜过得并不愉快。疲乏，惊慌，愤怒，烦恼，虚弱，后悔，内疚，歇斯底里。那些纸不能丢，它们一定不能消失不见！可是，不知何故，我觉得它们不会让自己被找到。

回美国的第一个早晨也好不了多少。10点，我的恐惧得到了证实。11点，它们再次得到证实。12点，一个恼怒的声音解释说，没有找到失物的希望了，但如果发生奇迹，它将被送到我家。

家，送到我家的地址，当然是在纽约。是的，上西区，曼哈顿。

[1]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1906—1995），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主要著作有《从存在到存在者》《和胡塞尔、海德格尔一起发现存在》《整体与无限：论外在性》《上帝、死亡和时间》等。

目录

诺曼·马内阿：每个阵营的局外人

版权页

诺曼·马内阿：每个阵营的局外人

李静睿

1

我在纽约的时候重读了一遍诺曼·马内阿的《流氓的归来》，这些在过去几年中多次重读的文字突然被这个城市赋予了新的生命。如果站在百老汇大街和阿姆斯特丹大街的十字路口，就会看到马内阿写下的一切：“瑞特救护药房、平民知识分子的咖啡馆（星巴克）、巴基斯坦人的报摊、印度人的香烟铺、墨西哥餐馆、女服装店，朝鲜人的小超市：大筐的水果和鲜花、西瓜和椰子、黑红绿色的李子、墨西哥产的芒果和海地产的芒果……”马内阿不厌其烦列举这些最平常不过的人间场景，夸张地称之为“天堂”。突然警报响了，五辆消防车，像是金属堡垒，带着嘶鸣和喇叭声，行进在街上，连天堂中也有火灾，马内阿说。

我不会嘲笑马内阿对“天堂”的定义。1936年他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布科维纳省，身为犹太人，1941年他和全家一起被遣送到乌克兰的集中营，1945年春回到罗马尼亚。在祖国又生活了41年后，他在1986年再次离开故土，先去柏林，再到美国，从此定居下来，作为一名流亡者。在这本书的最后，马内阿在第一次返乡后回到纽约，把记录行程的蓝色笔记本掉在了汉莎航空的飞机上，他被告知如果发生了奇迹，它将被送到他家，而他的家，“当然是在纽约。是的，上西区，曼哈顿。”

《流氓的归来》在2006年获得美第奇外国小说奖，这是马内阿最重要的一本书，当中蕴藏着理解他其他作品的密码。1997年4月21日到5月2日，马内阿在流亡十年后回到罗马尼亚，万事万物都围绕着这12天发生扭曲，吞吐出种种记忆，关于苦难、尊严、虚无、青年时代对共产主义的真诚信仰、家族秘密（母亲曾经离过婚）甚至自私的情欲（和老情人在婴儿旁边通奸，事后却没有给对方哪怕一个电话），他人生的一切。

《流氓的归来》叙述时间和空间不断发生跳转，你得努力辨析这些关键性瞬间：1997年在纽约的巴内绿草（一家犹太餐馆，马内阿在书中提到自己和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共进午餐）、1986年离开罗马尼亚的生日晚会（一个月前他在“布卢姆日”，即6月16日申请了前往柏林的签证，布卢姆是乔伊斯作品《尤利西斯》的主角，马内阿用尤利西斯的命运喻以自身流亡）、1988年在柏林申请美国签证（1月20日，马内阿称其为D日，决定性的日子）、1933年7月21日（马内阿的父母在罗马尼亚小镇法尔提西尼的公交车站相遇）、1945年4月18日马内阿和父母从乌克兰集中营被遣返回法尔提西尼（警察机关给父亲办理了临时身份证，但他们没有其他有关驱逐的文件证明）、1986年身在布加勒斯特（母亲几乎瞎了，坐在家中回忆家族历史）、1958年在佩日普拉瓦（去劳改营探望父亲，他因为一个圈套被捕）、1997年4月21日回到布加勒斯特的第一天（下午3点入住洲际饭店，这里以前是罗马尼亚安全部的分支机构，外国人管理处，现在他自己成为了外国人）……时空与时空的转换毫无预警，叙述语言又宛如梦语，马内阿并非有意为读者阅读制造障碍，而是似乎他自己就身处命运的多重梦境。

马内阿很容易被拿来和同为罗马尼亚作家的赫塔·米勒比较，两人都书写极权罪恶，都在东欧剧变之前离开了祖国，都是罗马尼亚少有的、享有一定世界声誉的作家。但马内阿坚持以读者稀少的罗马尼亚语写作（这甚至导致了翻译的困难，《黑信封》由英文版翻译，马内阿的另一本小说《巢》则是译自法语），不愿脱离母语，是因为他在虚空之中，曾希望可以将自己的囚禁定义为自由，想象自己是一种语言而非一个国度的居民，即肉身在流亡之时，却能在语言中回归故土。1969年马内阿终于在罗马尼亚出版第一本书，这让他在让人窒息的政治空气中感到自由：“我终于找到了我真正的家。语言所带来的不仅是重生，而且还有一种合法化的形式、真正的公民身份，以及真正的归属感。从这个最终的避难之地被放逐将是最残忍的毁灭形式，将触动我的存在的本质。”

此外，赫塔·米勒几乎所有作品都聚焦于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但马内阿的文字更加混沌而难以定义，他陈述制度的罪恶，却也坦承个人在极权之后坠入虚无。在《流氓的归来》中，他忍不住反复描述苦难，却又多次表示对“受害者”这一标签的抵触，比如他提到自己的父亲，说他可以接受死亡，但不能接受羞辱，在集中营四处蔓延的阿司匹林和面包的黑市交易，而且包括感情的黑市交易，都让父亲感到恶心，“同样令他厌恶的还有那些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自己从压迫者的暴行下解救出来的受害者的暴行。怪物刽子手培养出怪物受害者，他常用他那温和但坚定的声音重复说”。马内阿悲哀地发现在实用主义的世界里，苦难已经被平凡化，“周四的暴行已变成了周五T恤衫上的格言来源，一种立即可用于销售的集体记忆的产品”，与其如此，不如保留尊严。

在回罗马尼亚的第一天，当地电视台打电话想采访他，马内阿拒绝了：“我谈些什么呢——特兰尼斯特里亚、佩日普拉瓦、伊利亚德、我作为一位流亡作家的成功？不，我应该坚持立场。”马内阿还提到昆德拉的一个故事：在对家乡进行过几次秘密探访之后，在1989年的事件之后，昆德拉终于接受了一次官方邀请，前去接受一个将使祖国与其著名的游子达成和解的奖项。可是，就在仪式开始之前，昆德拉突然觉得他无法出席，他把自己像个困兽一样锁在旅馆房间里，从电视上观看仪式的进程，由他的妻子代表他接受荣誉。另外，昆德拉和赫塔·米勒一样，放弃母语，他后来最重要的作品都是以法语写出，昆德拉在自己的小说《帷幕》中也提到，不用主流语言来写作的作家，很难进入主流文学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内阿虽然屡次获得国际文学大奖（包括意大利诺尼诺奖、美国全国犹太图书奖、西班牙2005年最佳外文著作奖、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等等），他却始终未能在读者层面进入真正的主流。我和一个学文学的美国朋友谈论起马内阿时，他很惊讶地说：“我不认为身边会有什么美国人读一个罗马尼亚作家的作品。”

诺贝尔文学奖也最终选择了更清晰地以受害者和批判者身份出现的赫塔·米勒，《流氓的归来》里提到，1997年马内阿的出版商想为他申请索罗斯基金会的出版补贴，为了提高成功率她使用了美国式的激励手段：“罗马尼亚未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戴桂冠者与他的祖国的和解！”但对方最后拒绝了这一申请。

正如《论小丑》中马内阿反复使用自我定位，他是每个阵营里的局外人，他对自己永远边缘化的命运坦然甚至骄傲接受，所以《流氓的归来》中他引用了罗马尼亚流亡者齐奥朗的那句话：“遭排斥是我们唯一拥有的尊严。”

2

《论小丑》在1993年获得美国犹太图书奖，这是他流亡至西方后的最初几年，在纽约巴德学院写下的随笔集。马内阿自己说过，刚到西方时，他想记下自己在罗马尼亚旧日统治下的生活，但因为排斥“受害者”这一身份的功利化，他不愿意再增加一些假东欧剧变之名披露痛苦经历来赚取钞票的文字，最后写出这本书，是想告知读者：“不论我所离开的那个极权社会多么变幻不定，它和西方读者愿意相信的情形是不同的，它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荒谬、邪恶和异常，而是一个人间现实，它仍然存在，并可能以其他面目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形式重获新生。”

书中最重要的《论小丑》一文写独裁者和艺术家的关系，马内阿以“花脸小丑”自喻，对抗“白脸小丑”，即从1965年开始统治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在马内阿看来，自己的祖国早已成为一个荒谬的马戏团，权力的白脸小丑支配着成千上万生活在恐惧中的无名百姓，把他们塞进他马戏团的监狱里。而艺术的花脸小丑唯一能做的，只是忽视他的存在，马内阿认为艺术家不必用严肃的态度反对官僚，这只会提高他们的身价，“因为你反对他们，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承认了他们的权威”。

但权力难以真正被忽视。马内阿1954年就曾拒绝成为劳动青年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候选人而被军事法庭审判，1959年在布加勒斯特获得电气水利工程硕士学位，但他放弃了自己的专业，从1966年开始就在罗马尼亚先锋文学杂志《Povestea Vorbii》上发表作品，该杂志在出版了六期后就被当局取缔，从那时起到1986年流亡，马内阿在罗马尼亚写了十本书，遭遇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审查（《论小丑》中《审查者报告》一篇专写这一主题），甚至有好友亲口告诉马内阿，自己和国家安全部门签了“合同”，得到一个代号，在布加勒斯特的各种私人住所里，他每周要见他的联系人一到两次，汇报马内阿的情况，回答问题，起草安全局所说的“情报记录”。可以说，齐奥塞斯库的统治一路伴随着马内阿的文学生涯，艺术家想忽视独裁者，独裁者却时时以恐惧提醒艺术家：他依然存在，对你的一切了如指掌。

1980年，罗马尼亚官方的御用文人科尔内留·瓦基姆·帝舵在《星期》杂志（这是布加勒斯特市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了针对犹太人的法西斯主义匿名社论，马内阿则很快在《家庭》杂志上做出回应（《论小丑》中全文收录了这篇访谈），在访谈中痛斥帝舵“妄图重燃对另一个时代的绵绵乡愁”。访谈后来引发为一场政治事件，先是安全局的人首次直接找上马内阿，在谈话中暗示他应当移民。随后罗马尼亚官方组织舆论对马内阿进行多方抨击，匆匆捏造出诸多自相矛盾的罪名，“假开明”“局外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不同的语言和信仰”“反党”“自由主义者”。让马内阿尤其感到孤独的是，在那噩梦般的几个月里，他虽然在私下里得到不少朋友的支持和关爱，但在公共领域，却是集体沉默。

还好在任何黑暗时代都有勇敢的燃灯者们，1981年，马内阿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十月，八点钟》，第一篇书评直到1982年2月才出现在罗马尼亚最重要的文学杂志《罗马尼亚文学》上。马内阿说，后来他才知道，在那期刊物出版的前一天，那篇书评的作者和他的几个同事为了确保文章不在最后一分钟，甚至在排版后被撤下，一直等在编辑办公室里。

《论小丑》中马内阿不惜使用最为尖刻恶毒的语言讽刺齐奥塞斯库夫妇：“也许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自由，但它是在这个恶魔出现之后才变成地狱的，在他导演的狂欢节中，人们美化着未来，庆祝着死亡。他渺小而苍白，这个小丑，这个渺小的白老鼠，瘟疫的传播者，一无是处的死人骷髅……最崇高的一对夫妻：一个阴阳人和一个人老珠黄的女人……那个像鸭子一样走路的露露小姐，小小的黄牙上牙龈裸露着，张着嘴，口水流淌下来；而那个臃肿的阴阳人，身穿点缀着穗带和徽章的红色睡衣，结结巴巴地说着话，压在她的身上。荣誉博士小姐，无耻的荡妇。”

但在罗马尼亚政变之后，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抓后三天就被枪决，马内阿对此并没有复仇式的快感，他只是说“没有民主和公开的审判，就让齐奥塞斯库死去，这让我感到震惊。我对他和他太太的死毫无同情，他们几乎毁掉了罗马尼亚整个国家，并让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但我无法接受没有审判的死亡。”

马内阿在《论小丑》结尾处引用歌德的话：“如果你想表现自己的价值，首先要赋予这个世界价值。”花脸小丑虚弱而渺小，他唯一可以与白脸小丑抗衡的，不过是站立在正确的价值之后。

3

马内阿的小说只有《黑信封》和《巢》出版了中译本，两本书有诸多类似之处，比如梦魇式的语言、混乱的人物关系、隐晦而并未解开的悬疑。马内阿喜欢复杂叙事，2011年8月他在某个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反抗简单化”（Against Simplification），文章读起来有点儿令人心酸，马内阿抱怨美国人是“简单化的天才”，但是现在这种简单化却成为趋势，像蓝色牛仔裤一样攻占全球。他用意大利作家克劳迪奥·马格利斯的作品《Blinding》举例，这本在欧洲获得极高声誉的小说很久后才被翻译到美国，而且从未收获它应得的关注，这也并不是孤例。马内阿引用了一个联合国报告（的）数据说，美国的翻译文学数量等同于希腊，而后者只有美国面积的十分之一。

如果以是否简单化为文学划分等级，马内阿可以放心的是，《黑信封》和《巢》即使放在欧洲语境下也能打上四颗星。同样是从纳粹集中营中幸存的犹太作家，他似乎比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更难以脱离往日的阴影，也更致力于繁复，虽然凯尔泰斯已经被公认为是托马斯·曼式深刻的继承人。

《黑信封》和《巢》就像把《流氓的归来》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两部分，主题都是创伤与回忆，前者的创伤来自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后者的创伤来自罗马尼亚极权。《黑信封》的主角托莱亚教授是大屠杀幸存者，他的父亲马尔库·万恰本是毕业于巴黎大学的哲学博士，为了安然度过那些年月而成为一个葡萄酒批发代理商，但在收到一封黑信封匿名信后死去，死因不明，也无人知道是自杀还是被杀，小说中反复出现卡瓦菲斯的诗“野蛮人快要到了”，以暗示他们的生活被野蛮人（极权主义）所摧毁。托莱亚一边试图寻找父亲死亡的真相，一边向心理医生马尔加倾诉，但最后他疯了，被自己的房东夫妇告发，被送入了马尔加的精神病院，而黑信封被撕成碎片，书中隐约出现了一个告密者奥克塔维安·库沙，他来自聋哑人协会，但这个协会事实上从事着特殊的情报和监视工作。马内阿的小说总是会留下诸多谜团，他提供各种闪光碎片用以暗示，却不提供真正的答案，故事和人物被他的语言逼到了墙角，显得模糊不清、无路可走。

在写作《黑信封》时，罗马尼亚的审查制度正在不断壮大丰富，马内阿把托马斯·曼的一句话贴在书桌对面的墙上：“小说因其分析精神、感知力和本质的批判态度，被迫要逃避社会和政治环境，而诗歌之花却可以在边缘静静地开放，宁静而甜美，置整个世界于不顾。”托马斯·曼在纳粹横行时写下这句话。马内阿也说，他选择这句话不仅仅是偶然，《黑信封》中他试图寻到一个隐喻，表现当时罗马尼亚封闭而残缺的社会，表现内心难以释放的压力和痛苦，表现人们的沮丧和挫败感，“我要创造另外一个现实，来表达我们实际的生活：无尽的队伍（为了面包、手套、肥皂、汽油和手纸）、可怕的医院、无处不在的告密者和夸夸其谈的骗术；寒冷、害怕、玩笑、默然、疲乏、恐怖甚至自我的痛苦。孤独的个体和群众。绝望、爱、恐惧、罪恶、脆弱、幻想和噩梦”。

《巢》中也有不确定的死亡。这本书中有三代罗马尼亚的流亡知识分子，都从社会主义的“法定幸福”中来到美国（“法定幸福”是马内阿在《巢》中创造的另外一个词）。第一代是大师迪玛；第二代是迪玛的弟子米赫内阿·帕拉德教授，后来被暗杀于厕所隔间，案件始终没有侦破；第三代是小说的主人公彼得·加什帕尔。加什帕尔为帕拉德的被杀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就接到了匿名的明信片，上面引用了博尔赫斯小说《死亡与罗盘》中的一段话：“下回我会杀了你，我答应给你一个由唯一一根看不见的、无尽头的直线造成的迷宫。”这被认为是一种死亡威胁，因而惊动了学校校警和FBI。

马内阿是一个沉迷于书写自我的人，个人经历在作品中反复出现，几乎让人担心这是创作力衰竭，但从《黑信封》到《巢》，可以模糊看见他的写作主题渐渐发生了转变：流亡之前，他被体制的牢笼所困；流亡之后，他被自由的虚空所困。这种永恒的边缘感已经说不清楚是承受惩罚还是自由选择，他喜欢的齐奥朗还说过：“你与祖国对峙，是出于对绝望的需要，出于对更加不幸的渴望。”《黑信封》就像对这句话的脚注，而在《巢》的故事里，“祖国”也可以替换为“美国”。

马内阿多次写到自己的父亲，写他在集中营中惊恐地发现自己洁白的衬衫领子上有一只虱子，“这样的生活不值得过下去”，但是母亲向他保证，他会重新穿上浆得硬挺挺的白衬衫。然后到了1958年，他又一次坐牢，穿上惨不忍睹的制服，因为没有当场支付两公斤肉钱，父亲被判刑五年。当然，他的父亲没有来到美国，但是从马内阿的命运也许可以想象这一幕如果发生，父亲也不见得会觉得“这样的生活值得过下去”，即使他能保证自己穿上浆得硬挺挺的白衬衫，但生活又不能仅仅是浆得硬挺挺的白衬衫。因为习惯了笼子的鸟，会对天空感到恐惧。

马内阿的书里总是混杂着恐惧与尊严、抵抗与虚无，因为他的人生就是如此，他其实很早就意识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新政权对自己的不友好，但在其他犹太人陆陆续续递报告申请去以色列时，马内阿拒绝以“受害者”自居的逃避行为，因为“我对一切改变命运的幼稚努力都表示怀疑。在我看来，对我们不够完美的、短暂的现状承担起责任，并予以理解，更胜于仅仅做出地理方位的调整这种改变”。《巢》里也写过，加什帕尔要求学校删除关于他是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介绍，因为在家庭中这是一个禁忌的词语，这代表着侮辱：“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从奥斯维辛回来，请一个医生为他去除胳膊上的一块皮肤，那上面文着他的囚徒号码。这是他回来后做的第一件事！他从来就不提及那些年。”

在纳粹的时代，马内阿是犹太人；在齐奥塞斯库的时代，他是被严密监控的作家；在自由的纽约，他是用没有多少读者的小语种写作的流亡者。诺曼·马内阿，一个“异国情调的哑角”，这个词是他的创造，“在自由的狂欢节中，自己是一个异国情调的哑角。”马内阿还说，“我既不想要痕迹，也不想要回忆”（这是《巢》的最后一段），但他显然失败了，他的文字永远如此：一个异国情调的哑角说出的话语，充满痕迹，充满回忆。

春天的早晨。一个长满可爱鬈发的脑袋从报刊亭的窗子里探出来，小小的黑眼睛，深红色的嘴唇，粉色的脸颊闪闪发光。

“别急，报纸已经到了，一会儿就好。”

围挤在四周的男人们一阵骚动。

姑娘把头缩进报亭，开始整理成垛的报纸。人行道即刻变得拥挤起来。路人行色匆匆，左顾右盼，目光中流露出些许无奈——一群又一群忙碌的人们。等着买报纸的队伍越排越长。

“《火焰报》卖完了，”女高音宣布说，“这是最后一份《罗马尼亚自由报》。你可以买《集邮者》和《渔民报》，它们可是真正的陈年佳酿。《谜语》？噢，我这儿没有。明天来看看吧！”

一个面色苍白的高个子男人腋下夹着一摞最新的报纸，走到路边的灯柱旁，开始翻阅手中的报纸。

“报纸上能有什么内容？”说话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妪，此刻她正倚在一只垃圾桶上。她的抱怨还在继续：“报纸——排长队就是为了买报纸，你能相信吗？这些孩子太傻了，他们以为能从报纸里找到些什么。先生，我告诉你，报纸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在我看来，这等于是把钱扔进了下水道里。”

然而，那个须发皆白、梳洗齐整的高个子男人并没有听见老妪的这一番唠叨，他也没有听见高跟鞋落在沥青路面上发出的咯咯声。他没有看见飘舞在春风里彩虹般的裙裾，也没有看见金色长筒袜从身边掠过时瞬间的光芒。这位绅士翻动着报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周围的一切对他而言不复存在。

“人们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很健忘，”老妪并没有停止抱怨，“我们拥有这个可爱的国家，拥有这种天堂般的气候。但是，光有大自然还不行，你们这群废物！真正起作用的是男人，是有头脑的人。难怪我们现在一切都一团糟。瞧瞧那些人，他们连刚刚过去的冬天都忘了。他们把冬天的残酷统统抛到脑后。他们甚至不在乎——他们连女人都不屑一顾。先生，我告诉你，人们实在是太健忘了。”

男人充耳不闻。老妪备感失望，挪开步子，朝一边走去，那里，一个满脸皱褶的老头正不断挥舞着手中的空购物袋。

“说得太好了，太好了！”驼背老头嘟囔着，“我家老太婆就是这个冬天死的，我眼睁睁看着她断气。因为他们不给我们提供暖气。我们整个冬天都生活在冰窖里，连一滴热水也没有。老太婆有心脏病，寒冷的天气让她丢了性命。没错，先生，人们是多么健忘啊！他们甚至都不抱怨一声。”老人扭头朝着高个子男人的方向滔滔不绝起来，那个温文尔雅的绅士依旧靠着灯柱，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面前的报纸。“瞧瞧他们！脑袋像筛子。无论你对他们做些什么，他们统统都会忘记。只要给他们一点好处——晴朗的一天、一块椒盐饼——没错，只要你给他们一块椒盐饼，一点儿阳光，他们就会忘记。人们就是这个样子。”

那个长相体面的男人似乎并没有感觉到陌生人的怨气是冲着他来的，也许，他根本不在听。他收拾好那摞报纸，身体离开了灯柱。

他甩开豆茎般细长的双腿，步子虽说迈得很大，但速度不快，因为他有些体力不支。

没错，这是一条幸福的街巷。风景如画的布加勒斯特，姑娘般活泼轻快——像昔日的小巴黎。要是周围没有贫困，没有挣扎的喘息，没有这个丑陋、做作的繁华该有多好啊！幸福的春天。幸福、健忘的人们，还有幸福的报纸。乐观的，说教的，给人们展现一个未来，一个无比灿烂的未来，只是不知道有谁可以亲身体验到这种未来。

餐桌。面包，牛奶。浆洗过的白色桌布。天刚破晓，他必须起床去弄些面包和牛奶。两杯热饮咝咝地冒着热气。牛奶替代了咖啡——替代，因为真正的咖啡难得一见。不管怎样，老年本身也是一种替代。我们的国家已经老龄化了。几片发硬的黑面包，上面涂了薄薄的一层李子酱。但是，桌上的餐具——调羹、刀叉、盘子——还像新的。每一件物品都是那么整洁、光亮。窗户敞开着，灵丹妙药、蛇毒、幻觉，都进来吧。春天，春天！

加夫通夫人快速翻阅着面前的报纸。她戴上眼镜，啜了一口牛奶，扫视了一下标题页，她放弃了。其实，只有到了晚上，等所有的家务都做完了，她才会有时间看报纸。她把那摞报纸朝坐在餐桌另一头的丈夫那儿推过去。

“至少，现在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如果只有冬天，或者只有夏天，那该怎么办？重要的是和谐。当然，我们这里就很和谐。我们真是幸运！”

她丈夫长时间地盯着她看。

“是的。实际上，刚刚有人说过这话，就在报纸上。春天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礼物！虽说不再年轻，但也是一种重生，不是吗？一种真正的刺激。”

他的夫人摘下眼镜，放在那摞报纸上。她低下头，看着桌上的杯子。沉默了片刻之后，她开始低语。没错，是低语。

“你还记得弗朗茨·约瑟夫是什么时候死的吗？”

“什么？你又听说了些什么？”

“没有，我只是随便说说。我把一些事情搞混了。咳，你过去常说，他还算是一个宽容的皇帝。”

丈夫微微一笑。他对夫人早餐时分的夸张表现已经十分熟悉了。

加夫通夫人不仅温柔体贴，而且对丈夫的工作也非常支持。她从不过问他的工作，因为她清楚，在他动身去图书馆之前，任何问题都只会徒增他的烦恼。然而，加夫通先生晚间归家时总免不了谈及自己的研究内容。

虽说如此，加夫通夫人在早饭桌上还是会东拉西扯、旁敲侧击，她想让夫君知道，他的研究也让她着迷。

“实际上，我在想：恺撒、尼禄，什么时候……？我的意思是，他们是什么时候……？还有佛朗哥，或萨拉查、墨索里尼，我知道。他死的时候是春天，对吗？元首也是如此。他放火烧死了自己，那也是在春天。但是，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就是那个乔治王朝时期的，他死在3月份。关于这一点，我不可能忘记。那是因为春天的围困吗？或者，像旋风一样势不可挡。”

丈夫把自己的金丝边眼镜放在杯子旁边，然后伸手去拿报纸。夫人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花白的头发紧贴在脑后。

“对，你说得对，是春天的围困。变化带来的毁灭。这是无法确定、无法阻止的。我把今天报纸上的一个小故事读给你听听吧，看看你们还会不会说，我们这里平安无事。”

他把桌布的一角抹平。夫人站起身，手里拿着装面包的篮子。他看着她。一天中宁静的时刻。早饭给了他力量。新的一天即将开始，平静的交谈之后又将是奔波推搡，消息、借书证、给当局的信，然后是更多的消息，等等。

“听着，‘我们将要在这里简要阐述的事实似乎是来自一部关于三K党或是关于一群搞政治迫害的人的电影。在邻里街坊中搞政治迫害。’听我读啊，难道你不想听吗？”

女人忙着把桌上的碗碟往水池里放。她慢慢地挪着步子，左腿一瘸一拐，身子向一边倾斜，有些心不在焉。但是，她很快又回到桌边，坐了下来，两只白皙的胖手温顺地放在洁白的桌布上。

“就这样，他们闯入了那个女人的公寓。接下来会怎样？你猜猜看。他们放了一把火。你能想象得出来吗？因为那个女人喜欢动物，你在听吗？因为她养了小猫或者小狗，咳，谁知道她究竟在家里养了些什么。我们来看看他们这样做的借口，以及他们采取的措施。那个女人的名字和地址……你看不出吗？那个自称是地方委员会成员的什么先生，跟那些家伙，以及街区的其他住户狼狈为奸。你能看出这里面的联系，不是吗？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吗？”

他的夫人看着他，一脸的严肃。加夫通先生总是喜欢把日常发生的事情跟他自己在图书馆里进行的研究联系在一起，对此，他的夫人已经习以为常了。她知道，她的夫君习惯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走进40年前发生的事件中。但是，今天，他的声音中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似乎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时刻，一次决定性的最终测试，而这个测试却完全超越了她的理解能力。尽管如此，她还是明白他为什么如此激动——一场出乎意料的胜利，是的，一种恐惧。一种长期压抑的恐惧不仅证实了他自己的期待，可以说，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新的生命。

一个小时后，马太·加夫通先生在向图书管理员借阅比平时更多的书，而且，不知什么原因，他呆呆地站在那里，过了很久，他才伸手去拿面前的书。尽管这样，他还是仔细地检查了一番——1941年4月7日966号法令：决定对于重大的叛国和间谍罪行实施更为严厉的惩罚；普伦叶涅和拉谢拉：《法国的法西斯主义》；扬·安东内斯库将军：《国民军团式国家的基础》，1940年9—10月出版；卢克雷丘·珀特勒什卡努：《三个独裁者的统治时期》，再版，布加勒斯特1970年；《对格拉齐亚尼的审判》，罗马，1948—1950年；1941年4月7日966号法令：禁止政府公务员与外国人或犹太人通婚；《纳粹的阴谋与入侵》，华盛顿，1946年……这些书他已经很熟悉了，但他再也无法从中得到任何满足。流行病四处蔓延，那种困惑——希望如此渺茫，充斥着欺诈，直到那个看不见的捕鼠器啪的一声关紧了，一切都为时已晚，无法补救。昨日，疾病还停留在隔壁邻居的门口，或者是邻居的邻居家里；今日，它已经登堂入室，补救已经来不及了。罪恶之根源不仅仅隐藏在刽子手的心底，而且扎根于每一个囚犯的心中。猎人和牺牲品，纵火，一种私刑，什么样的借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猎物。

解释这个问题实在是太简单了，真的，非常简单。都是春天惹的祸？春天，像40年前的那个春天？每时每刻都要警惕陷阱和圈套，久而久之，身心备感疲惫，迟到的遭遇已经超出了自身的驾驭能力。托词——有谁愿意相信？——竟然是小猫！

“你要走了吗？”柜台后面的那位金发女郎一脸的茫然。

他耸耸肩，感觉很是内疚。

他沿着大街漫步。春天。话语。话语构成的春天。三硝基甲苯。尘埃。红色。樱桃。柔嫩的花蕊，就像广告中呈现的那样。一只狗和一只猫。爆炸，大火，流氓，撬棍，公寓被毁，熊熊燃烧的火焰。大地，空气，水源，火灾。氧化，催情，挑衅，孤寂的毒液。春天，流淌的话语。

他在一张长凳上坐下来，这是一个肮脏的小公园。话语，大脑在永恒地创造话语，你聆听话语在内心不停地流淌。毁灭。大火。撬棍。爆炸。邪恶。红色。火葬场。蜉蝣。蜉蝣的外表和身体。诱人的邂逅，令人生厌的丝绸，忧郁的田园诗歌，夜晚的轻风。疲倦的想象像一层保护膜，以言语的形式将他包裹。缺席的时刻——他明白这种衰老的逃避带来的危险。

也许他应该去托莱亚家，把杂志带给他。托莱亚的反应有些孩子气，始终让人捉摸不透：这种反应极为理想地模拟着活力，它甚至发散出某种病态的狂躁情绪。托莱亚可能会高声叫骂，或是点燃屋内的杂志，或者直接把他当作入侵者赶出大门。咳，究竟谁是入侵者，真难说得清楚。毕竟，房客是托莱亚，而不是他。因为自己不常来，因此，是的，应该去拜访一下托莱亚，这样，这位房客就没有理由抱怨了。不经常来——但上次的拜访就发生在昨天。

他轻轻地敲了敲门，无人应答。但是，托莱亚在家里。他能感觉到这一点，只是托莱亚不想开门罢了。他的手又在门上拍了拍，一下，两下，然后轻手轻脚地把门推开。托莱亚·沃伊诺夫先生连头也没有回一下，他似乎已经认出了闯进来的这个人，但他并没有做出任何表示欢迎的姿态。客人仍旧伫立在门口，踌躇着该不该进去。等待只持续了片刻。主人迈着大步，直接来到客人面前。

“老伙计，你来了！”

主人弯下腰，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闪身为贵客让道。这是唯一可行的通道，客人微微一笑。他打量着教授，脸上闪现着光芒。没错，房客一点儿也没变：有棱纹的白色长裤，白色毛衫，白色网球鞋。修过面了，光光的，很精神。没错，就是他。狭小的房间里只有两张椅子，他坐了下来。

“我带来了坏消息。”

“谢天谢地！”教授在胸前画着十字，“那就全都说出来吧。我用咖啡答谢你。别闷在心里，朋友，好吗？你会喝上一杯货真价实的咖啡，百分之百的，跟我们这个多边发展的国家所喝的那种玩意儿完全不同。如果你的消息是严重的——我的意思是说，糟糕的——那么，你可以享受到一杯顶级咖啡，从真主的咖啡壶里直接倒出来的。”

他在猪圈般的房间里转悠着，书籍、领带、笔记本、购物袋等散乱在周围。他仿佛是一个魔术师，瞬间变出来一个保温瓶和一只杯子。咖啡准备好了。在他们中间的那张铁制小桌上，摆放着一只绿色的大杯子，里面满满一杯咖啡。

“就我一个人喝？”

“我已经喝过了，灌了满满一肚子。我的胃动力消失殆尽。你慢慢喝，别着急。在你把灾难性的消息说出来之前先放松一下。我今天的时间都归你了，马太公民。你把我堵在家里——我真是不走运。”

客人小口啜着，微笑着，但笑意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先解释一下，这样，我们之间的谈话会顺利一些。”教授开始不耐烦了。“我把一切都告诉你，省得你旁敲侧击，一路赶往加德满都。说吧，全说出来吧。你想收回这间屋子。我必须从这个墓室里搬出去。我说的没错吧？”

客人差一点儿呛住。

“不，不，绝不是这事儿。我要说的是，大幅度的裁员计划即将开始。你档案里的内容肯定对你有影响。就像50年代那样。这就意味着，你的饭碗保不住了，这可不是玩笑。你也知道，这一次，我是无能为力了。”

他一口气把事情都吐露出来，顿时感觉轻松了许多。接下来，两人许久没有说话——一种崩溃，一种联系的缺失。

最后，教授的声音打破了寂静。他的声音尖厉，又恢复了活力。

“作为一个领取养老金的人，你对各色各样的恶作剧都充满了兴趣，我没说错吧？我听说，我听说你每天都给政府写信。你想借此赎你50年代犯下的罪恶，对吗？那时，你是新闻记者，你为他们编造他们所需要的任何谎言，还添上许多他们或许没有要求你写，但你却相信的东西。现在，你试图弥补过去的过失。你不断地呼吁，不断地提申请，提建议。你批评，你提醒，你建议。一个志愿者，一个真正固执己见的记者！你勇敢，你随时准备帮助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你说，政治档案又回潮了，就像50年代那样。但是，那些事情不会重演的，是吗？你为什么不把这些都记录下来？现在，勇气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退休金每月按时送到手中。你帮助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不对吗？也许，你会为我再谋一个职位。毕竟，你和我哥哥在上个世纪是理工专科学校的同窗好友。他现在已经是阿根廷公民了，生活在那个被称作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疯人院里。我们的朋友马尔加说，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他了解这类事情，因为他本人就在一家疯人院里工作。”

客人身子前倾，手里仍然端着那只咖啡杯。但是，托莱亚的目光并没有在他的身上停留。

“你想让我做些什么？请你那个阿根廷同窗帮忙？求我那个魅力无穷的哥哥？乞求他的施舍？你知道，老板已经完蛋了。还能做些什么？游泳池、轿车、农庄、房屋、银行存折、假期——这些都令人生厌。要我写信跟他聊聊童年的往事，壁炉，还有父母亲居住的房子吗？他定会热泪盈眶，立马去看精神科医生。”

“别逗了，别再夸张了。看来，他已经给你写过信了。”

“当然，当然。我除了快乐之外一无所有。通信联络！海外！资本主义国家！军事法西斯独裁专政！那些亲戚背井离乡，因为他们幻想轻松挣大钱，他们向往舒适的生活。他们在复活节和圣诞节期间给我们寄一些可兑换的钞票。我只是一个替代。加夫通先生！被打扮成替罪羊的旧时代的余孽。他们在政治研讨会上就是用的这个词语，不是吗？然而，谁知道呢？你可以帮我找个工作，也算是某种补偿吧。一个有薪水的嗜好。不是你这种带薪的新工作，就是一种没有任何报酬的反省。你看如何？你愿意雇用我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

“这么说，你不明白。好吧，如果别人听不懂，那就应该进一步解释，对吗？你还记得那场‘大悲剧’吗？”

加夫通沉默了。他把身体的重心从左侧移向右侧。

“家庭悲剧！死亡，先生，那是世上唯一的一种悲剧。死亡。上帝雇用我们这些人上演了那场悲剧，不是吗？因此说，死亡……你肯定还记得那场葬礼，对吗？我指的是父亲那个时候遭遇的事情，记得吗？”

客人连忙插话说：“是的，当然记得。”

“很好。这么说来你还记得。那是什么：自杀、谋杀、事故？难道你不记得了？也许，你已经忘了。你那时的名字和现在不同——一切都不一样。”

“那又怎么样？你什么意思？”

“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瞧瞧，当然，你不会告诉我，你那时的名字是加夫通。我说错了？咳，算了，我们不要纠缠细节了。这么说，你现在是一名在家里办公的记者了。”

“你是从什么渠道——”记者的脸由红变白，突然间，又红了。

“朋友，我没什么恶意，别难为情。有些虚幻的目标其实很有意思，非常天真，并非都是卑鄙邪恶的。你最近的想法和最初的想法一样，都十分人道。它令人感觉更加愉快，因为它毫无用处，也不会给你带来任何收入。因此说，你现在是一个替百姓服务的记者，很好。你不再写文章，而是改写信件了，对吗？很好。就像那些拉美的警察，他们决定成立自己的帮派，镇压流氓恶棍——然而，这是借用警察力量的个人行为。很好。只要你具备其他的激情。我本来想使用疯狂这个词——请见谅。照此看，你开始调查了！你审视过去，为的是遗忘现在，或者说，为的是更好地了解现在。当然，这不是我的事。但是，这也是，或者说，这也能够成为我的事。我的意思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怀着不同的目的研究同一时期的历史呢？但我是要报酬的。你意下如何？”

“我反对，我不明白你追求的是什么。”

“我追求什么？就想让自己为某事而兴奋，就想找到具有魔法的行动。正如生活在资本主义天堂里的那些人所说的：一场游戏、一种嗜好。再也不愿意过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了！与之相比，死亡也不是那么可怕的悲剧了。上帝想让我们给他创造乐趣，不是吗？无论怎样，这就是他创造我们的缘由。

“这样说吧，我能参与你伟大的事业吗？我正在描绘我的家谱，研究家族故事中那个神秘的章节。你看如何？别人不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但是，每当我想起家中的壁炉，想起我的童年往事，我就有一种冲动，我要写一部回忆录，追忆我那个被毁灭的家族！如果我帮你，你会付我报酬吗？能成交吗？”

又是沉默。屋内越来越安静，教授感觉自己有些太过分了。

“先生，我再给你倒一杯咖啡吧！除此之外，我这儿没什么可以拿出来招待你的。我知道，你既不喝酒，也不抽烟。我也不能让我的那些相好服侍你，她们今天都休息。然而，一杯真正的咖啡——在我们这个时代，相信我，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刺激。几乎可以说，是对社会和谐的进攻。想想看：一公斤咖啡在黑市上的价钱可是一个月的薪水啊。”

客人没有出声。入夜了，窗外一片漆黑。他的动作越来越迟缓，声音也不那么有特色了。

“不用麻烦了，”最后，客人开口了，“时间不早了，再说，我晚上睡眠也不好。我更愿意谈谈你的工作。”

“哈，那有什么好谈的？我明白，你帮不上我的忙。你不是从前那个有正式职业的新闻记者了，因此，你也不可能再和那个疯人院的狂人医生马尔加并肩作战，一起拯救我，把我带到这个声名远播的首都，担任‘婊子旅馆’的接待员，那可是一个很吃香的工作啊。抱歉，我知道你不太喜欢俚语，应该是‘色情旅馆’——这是流行的说法。”

“没错，给你找工作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这还不是最困难的问题。”

“咳，假如存在比这更困难的问题，那我们已经涉及了。实际上，我正开始和那个阿根廷人联络。”

“问题和那家旅馆有关。但你知道那里的情形，员工、各种关系，以及责任。”

“啊！我明白了，原来你了解这个联络网。你肯定也在那个部门工作过！无论怎样，你在各行各业都有体验，甚至包括职业革命，不是吗？我说得不对吗？告诉我，是这样吗？”

“别装傻了！你是旅馆的一个接待员，除了工作、薪水、白班、夜班之外竟然一无所知。要知道，你一口气干了两个星期呢，谁信啊！在那家干接待员的活儿不是最好的选择，除非你自己愿意去做那份马屁精的工作。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当然知道。同志，你的意思是，我们不能继续在黑暗中讨论下去了。加夫通同志，不能让他们以为我们在策划一场阴谋——我们在利用黑暗。”

突然，灯亮了，这又是托莱亚的小把戏。一个蜡烛般细小的灯泡，一个金属夹子将其固定在桌子腿上。灯光微弱，只能映照出接待员脸部的轮廓，那张脸酷似罗马执政官，胡须剃得干干净净，显得十分苍白。

“先生，既然你提起此事，那些自由撰稿人的信件最终定会让你陷入困境。一个为人类利益请愿的人！此外，我也不明白你名字的事情。你为什么要用一个另外的名字去做好事呢？毕竟，我的，或是你的祖先，他们改换名字的理由绝非如此，不是吗？我们是另类，对吗？”

对方没有吭声，甚至连哼都没有哼一声。

“你用了你夫人的名字，这样做是不是为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在战后？因为她有一个兄弟是法西斯铁卫团的成员，而她本人却是无辜的？在50年代，你冒着玷污你清白记录的危险，像传教士那样去捍卫客观真理！你就是用这种方法证明给自己看的吗？就像那样，加夫通阁下？”

加夫通阁下一言不发，或者说，他在小声说着什么。“我看，你暂时可以做一些翻译工作。你仍然可以在那些从事科技翻译的公司找到关系，甚至可以试试出版社。在某些事情发生之前，这可以帮你摆脱困境。”

“翻译？很好！笔译、口译，管它是什么。我们都在做翻译，翻译已经成为生存之道了，不是吗？我们都是替代，都是译者，不对吗？

“但是，译者也要看档案吗？他的简历，他在警察局的案底？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还有政治关系——为某些特殊案例而保留！阿根廷就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是吗？阿根廷大马戏团——将军们不断地访问这个国家，因为我们是一色的拉丁人，一色的动物，不对吗？旅馆是私通者的天堂，你对那里的接待员一职了解多少？朋友，你不可能对此有任何了解。目前，消灭我们的不是撒旦和他的门徒，而是那些通风报信的人，那些中间人。小小的辅助，替代——甚至包括我。先生，一个替代，你太明白我的意思了。这是一个充满替代的世界，是我们的大马戏团。任何一个地球人都明白这一点。我亲爱的先生，没有人不知道。我相信，你也知道。”

教授坐在昏暗的烛光里，与此同时，黑暗中的马太阁下一言不发，聆听着那个名叫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人称托莱亚——的房客滔滔不绝的讲演。

趁着他喘息的机会，马太阁下最终做出了回答。

“实际上，我来这里的目的是建议——为什么要隐瞒呢？如果你需要一些——坦率些，如果你需要一些钱。你知道，我不是一个有钱人。但是，我还是来了，我想给你——”

“作为借款，是吗？”

“对，当然，否则……”

“好，好。太完美了。借款，我接受。瞧，老兄，我接受了。我同意借款。任何时候，任何方式，任何数量。以前我担心，在你离开的时候，我会发现一只塞满了崭新钞票的信封。你现在还坐在黑暗里，你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你那精美的礼物塞进我的手里。你知道，我不喜欢慈善家。我很高兴，你并不属于那一类虚伪的人。你甚至还有那么一点吝啬，加夫通先生。我希望，你不会介意我过去对你的观察。我承认，你的这种认真、严肃的态度使我印象深刻，我对此怀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尊敬。吝啬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它应该得到每一个人的尊敬！只有那些头脑简单的人才会认为这是一种缺陷。你知道，你的好意使我万分感动。”

教授说话的语速很快，他的目光从客人身上转移开去，双眼直勾勾地盯着黑黢黢的窗户，嘴里飘出的话语似乎从那扇反射黑暗夜色的玻璃窗上弹了回来。虽然不太确定，但他感觉到他的客人已经起身，而且就站在窗户边上。他感觉到这个豆秸似的加夫通已经迂回到了他的左边，正俯身打量着一个看不见的阴影。他感觉到，抑或根本没有感觉到——无论怎样，他不在乎——那个傻瓜已经转过身来，慢慢地，他的光头在微光构成的细小光环下像一个闪闪发光的球体。是的，他刚才把灯架和电灯移到了书架上，因此，圣洁的灯光一览无遗地洒在光秃秃的头上。此刻，他惊讶地看着豆秸般消瘦的男人，仿佛他刚刚察觉到他的存在。

“先生，我让你不高兴了吗？是因为我无耻、高超的幽默吗？不过是没有恶意的表演罢了，真的。你别放在心上。别担心。我不是一个让人讨厌的人，不会用那些喜剧中的玩笑来烦你。至于借款一事，下次再讨论吧。等到需要的时候，等到我们沿着记忆的轨道走下去的时候。”

接着，他沉默了。或许他在积聚能量，准备最后一次的轰炸。他的声音沉重、镇定、低沉，但没有一丝的尖刻。

“你知道，先生，我什么事情都不在乎。我真的什么都不在乎。你还记得我的父亲吗？他以为自己能够逃避。哲学家！巴黎大学！他造了一个酒窖——以此逃避。他以为自己可以逃避，酒精从来都是必需的燃料。包括愤怒的日子——特别是那个时候。瞧一瞧吧，看看大家是如何排着长队，推来搡去，为的就是买到一些臭烘烘的锯末和垃圾酿成的酒。旅馆的接待员万恰根本不在乎他是否可以逃避！我什么都不在乎，记住。但是那个人在乎。哲学家，巴黎大学！当他意识到在他去往的天堂里有东西在等待他的时候，他藏匿起来了。关系，金钱，酒窖——我们要摆脱一切。这就是哲学家脑子里想的内容。他没有逃脱，这你是知道的；他没有逃脱。至于我，是否能够设法逃脱，我不在乎。你知道，我真的不在乎。我的无所谓态度比钻石还要强硬！先生，这是一种钻石般的无所谓态度，比上帝他老人家的心肠还要坚硬。上帝无处不在，永远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每一个地方，没有地方，聪明的老把戏。”

他突然打开了窗户。夜色冲进屋内——迅速、芳香、狡诈。一阵突然而至的打击。教授摇晃着身子站起来，抓住客人的肩膀。

他有些厌烦了，轻轻地把客人朝门口推去，推进夜色之中。这就是昨天的事情。

“你回来了？”金发碧眼的图书管理员轻声问道，她的语气透着些许惊讶。

养老金领受者马太·加夫通会意地一笑。别人都说他是这儿的常客。虽然他经常泡在图书馆里，但他却不情愿做出任何解释。“是的，我改变主意了，不回家了。如果这时候回去，我会打搅我夫人的。她在家里辅导学生，到晚上才结束。我的那个朋友兼邻居出门了，去寻找上帝了。”玩笑结束，他笑了，回到这里读书，他很开心。

“我在公园里休息了一会儿。我认为，这是个极富攻击性的春天。”这个知名的读者补充道，他说话的时候神情胆怯而诡秘。他朝后面窗边那张桌子走去，那是他的老位置。

很快，马太·加夫通桌上的书籍和旧报纸就堆成了小山。

《扬·安东内斯库将军执政时期内政部的活动》，达恰—特拉扬国家图书发行和绘画艺术社，1943年；《1940年10月关于重新组建罗马尼亚运动队的法令》；《1942年10月关于国家的宣传策略，危险事件，以及生存与利益的法令，1940年，1942年，1943年》；《民族同化政策下行政长官的任命》；《头号叛国罪的处罚》；《对秘密返回罗马尼亚的被驱逐人员实施的死刑政策》。没错，都在这里了。《禁止与外国人或犹太人通婚的法令》；《对格拉齐亚尼的审判》；《头号叛国罪和间谍罪更为严厉的处罚措施的介绍》（他已经开始阅读了）；《65位罗马尼亚知识分子1944年4月联名上书扬·安东内斯库，呼吁罗马尼亚撤离战场》。此外，当然，还有其他的相关文章和书籍，图书管理员对他的需要早已了如指掌。

然而，那天下午，这位勤奋好学的养老金领受者并不想做任何研究工作。春天中断了他的阅读和研究。房间里没什么人，只有几个年长的疯子。做了这么多索引卡片，摘录了这么多引文，这些没有人要他做，没有人期待，也没有人需要。人们也会把他当成一个脑袋有毛病的人。他感觉头痛。是的，他今天不能再继续工作了。都怪这个春天：躁动不安，偏头痛……一个迟到的遭遇，对那些长期受到侵扰的囚犯来说实在不合适。那个令人疑惑万分的剧变——一个你不可能有任何信心的海市蜃楼。

加夫通下意识地抬起手，抹去额头上的汗水。一场旋风，是的，天空中一片无形的火焰……他低头看着面前翻开的笔记本，下定决心开始写作。“道德和正义必须成为任何新社会的法制和生活所遵循的准则。社会公仆，从上到下，必须首先遵从这两项原则。举一个例子：过去的一位同事不久前通过邮局寄来一个包裹。咳，我对照阿根廷方面的清单检查了一下里面的内容，我发现，清单上的一些物品失去了踪影。”是的，他发觉这些文字有点恶心。他把那张纸撕了个粉碎，丢进了废纸篓里。这儿还有一张，写得满满的，是另一封信的草稿：“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从来不玩匿名的游戏。我为自己所提出的小小要求和建议负责。这些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却很重要。那些由我们决定的内容必须得以纠正和改进。至少那些我们有决定权的规章应该遵循这个原则。我已经正式向你反映标注为电梯的那些电梯质量太差。咳，前天……”

他感觉厌倦了，倦乏了，这一点他不得不承认。但是，他不能放弃那些字体秀丽的信函，因为，通过它们，他使全世界知道了他这个人的存在，知道了他的忍耐力，以及他的失败。

他望着远处，但他的目光飘移不定。他低下头，痛苦地继续看着那些文字。“亲爱的同志们，在池塘边，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仅为动物爱好者所不齿。按照法律的规定，动物的主人有三天的期限，要求领回他们走失的小动物。唯一了解动物是否遭到囚禁的途径是亲自拜访那个机构。然而，那里禁止出入。无奈之下，人们只好站在大门外，等着付费之后领回丢失的宠物。同志们，这不仅违反，而且践踏了基本的人权……”

当马尔加医生知道流行周刊上刊登的那篇文章时，已是傍晚时分了。

病人们离开病房，到外面的院子里去了。医生独自一人坐在一张长板凳上。他摘下眼镜，揉搓着前额，然后脱下工作服，想放松一下。

汗水顺着他下巴上稀疏的黑色胡须滴落下来。他掏出手帕擦拭着，试图忘却自己的疲倦。他把自己两只短短的手臂交叉起来，放在那个突出的啤酒肚上，身体向后挺直。他的双手软软的，肩膀也是如此，但两条短腿却是沉重无比，仿佛灌满了铅。一旦放松下来，他竟有些许眩晕的感觉。

他的助手给他端来一杯凉茶，还有一个装满药片的小纸包。医生又一次用掌心抚摸着自己的胡须，然后戴上他那副茶色眼镜。他一口吞下那把药片，慢慢地喝着杯子里的茶水。

“您太疲倦了，”她说，“您对自己太苛刻了。”

“苛刻——哈！我们能应付，这是他们说的。”

“您烟抽得太多，饮食习惯不科学，而且，您的睡眠也不足。您必须知道，心脏……您没有权利。您无视一切规章，像一个无知的病人。”

“咳，其实我心里明白。猝死是最痛快的方式。”

接下来是许久的沉默。狡诈的微风催人入睡。淡淡的天空划过一根长长的、无形的孔雀尾。是的，蜉蝣嗡嗡作响，桀骜不驯的春天给人带来疯狂的刺激，仿佛它来自另一个世纪，另一个星球。

助手仰视着天空，目光并没有转向医生。

“我读点儿东西给您听，您会明白事情究竟有多糟糕。”

她短短的手指上戴着各色戒指。她把腋下夹着的那本杂志打开。马尔加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尽管如此，那位女士的声音却越发高亢起来。

“‘那些希望有所作为的人士遭遇到流氓的欺侮。治安部队动起来了……他们到达现场，劝说大家冷静，然后离开了。’医生，您听见了吗？他们‘劝说’。好像……？看看还有什么？听下面的内容：‘那些人继续围攻公寓楼。民兵们再次来到现场，再次呼吁大家冷静，然后离开。’您听见了吗？他们‘呼吁’……‘治安代表们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现场，那伙人最终散了，但原因却是他们已经失去了兴趣，并且已经筋疲力尽了。’”

助手话音落下，然而，医生却没有任何反应。女士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声音的确是停了，但听者却充耳不闻，他好像在打瞌睡。不对，他没有打瞌睡。

“好像有人来了。”听上去，医生在低语。

一位身着褐色礼服的女士沿着小路走了过来。她身材矮小，走起路来却有意把脚跺得很响。显然，护士一眼就认出了她，但她却继续读着手中的杂志，丝毫没有留意对方。“‘简直不可思议，但事情的确如此。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街坊邻居的面，还有——’”

医生此时已站起身来。他伸手把架在鼻梁上的眼镜扶正，这样，外人就看不见他那只不存在的眼睛了。他微微一笑，当两人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那位年轻女士的脸上也荡漾着笑容。助手抬起头，但随即又继续读她的杂志，声音中流露出一份恼怒。

“‘当我们写这些报道的时候，位于某某大街的某某公寓楼……看上去仿佛遭遇了空袭、火灾，或是某种自然灾难’……”那位体态丰满的助手，奥尔坦萨，转过身来，面对着医生，但她的目光始终没有在客人身上停留。她那涂着浓浓唇膏的厚嘴唇紧紧地闭着。

“请记住，那个受害者从自己的家里跑了出来！新闻记者说，她现在轮流借宿在朋友家和亲戚家。那位受害人非常害怕，担心这种攻击会再次上演……”不知道她此刻所说的内容是援引自那份杂志呢，还是她个人的评论。

“你看，事情就是这么糟！看样子，我们要把这个可怜的女人收容进来。到我们这儿来的应该是受害者，而不是那些到她家放火的疯子。你知道，那些人肆无忌惮。疯人院应该收治那些有精神疾病的人，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此刻，她勃然大怒。她看着面前这两位无动于衷的听众，仿佛他们也是这起事件中的恶人，因此，她对他们更加不满。

她弯下腰，从长凳上拿起茶盘、茶杯，还有那个空空的药袋。她把这些装进罩衣口袋里。但是，她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坐了下来，伸开手脚，抬眼望着淡紫色的云层，脸上现出了微笑。暮色中，云朵在春天的天空里相互追逐。但是，医生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他的目光始终停留在刚刚到来的女士身上。伊里娜面带微笑，她明白。医生轻轻揽着她的肩膀，带着她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漫长的一天，反常的一天，这一天，她感觉眩晕。她有几次想去教堂，认为有必要在那个安静的环境中让自己镇定下来，然而，最终，她却发现自己来到了马尔加的办公室。伊里娜到达车站的时候还是上午。一路上，她不断重复着那些只言片语，这种时间上的不和谐诱发了一种痴痴呆呆的状态。从死亡的角度来看……角度，角度，角度，最大视角，完全清澈、透明的夜晚，缺席的死亡，像生者一样……固定的终点，光亮和盲目。

这些话语像具有魔力的符咒一样反反复复。一种衰老的冲动，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观点，返回，返回，同一时间里既是尽头，也是中点。光亮和黑暗，是的，一根闪烁着磷光的虚无细针，完美无瑕的夜晚，像生者一样的死亡缺席。是的，就是这样。

声音——浑厚、柔和的喋喋不休，汩汩地流淌着。某个地方，远方，她听见了世界大舞台发出的声响。卡车，电车，车轮滚滚，咆哮着从沥青路面上碾压而过。各种无序的声音：交通警察的哨声，一只铁皮罐头在空中滚翻，救护车的警笛，排队购买报纸、马铃薯、餐巾纸和阿司匹林的人群含混不清、歇斯底里般的叫声。

她睁开眼睛：幼儿园里出来一队睡眼惺忪的孩子，正在公园附近排队准备过马路。

白天的游魂，我过去生活的写照。夜晚让我恐惧。一片狡诈、野蛮的沼泽。我过去一直非常阳光，非常现实，随时准备抓住任何一个有形的、活生生的东西……那么，这一切在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呢？现在，我把自己完完全全托付给了黑夜，那是我唯一的避难地。黑夜的时空代替了我的白天。现在，身处在一种情欲的盲目之中，根本无法辨认出我的这张脸。

交通信号灯由红色变为绿色。孩子们的队伍开始移动了。他们脸上挂着微笑，小手紧紧地相互拉在一起。那个个头不高但却很健壮的女老师打了一个手势，孩子们开始唱歌了。他们拖着长音，咿咿呀呀，稚嫩的声音，落下，落下，柔和，困倦，麻木。一队昏昏欲睡、踉踉跄跄的影子。

伊里娜又一次闭上眼睛，猛烈地挤压着眼睑，然后重新睁开。她穿过马路，沿着石砖铺设的道路向上走，直奔公园的方向而去。她在第一张长凳上坐下来，头顶上是茂密的枝叶，四处伸展，形成了一个拱形的圆顶。

她从衣袋里掏出报纸，翻了开来：《我们的生活》，这是协会的全国性刊物。她的眼睛始终盯着刊头的红色大字，以及上方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多少年了，她对此已经非常熟悉了。这句口号出现在国内的每一份报纸、每一本杂志上面，出现在每一个办公室，每一所学校，或是每一家医院。看的次数太多了，倒显得有些视而不见了。这一次，她一遍又一遍地朗读着这动人的号召——仿佛她这是第一次体验这个口号带来的迫切和活力四射的节奏，这个节奏甚至还需要读者的回应。如果……会怎样呢？她清醒过来，自娱自乐地小声嘟囔着。联合，迫切的联合。如果……会怎样呢？

“协会复杂的任务。总书记针对群众组织和国家机构在贯彻执行总方针中应起的作用做出了指示。”

她翻阅着手中的报纸，廉价的纸张几近皱褶，油墨早已污染了她的手指。

“协会最佳锁匠得主。向最敬爱的领袖致敬。庆祝劳动节的活动。协会的荣誉退休摄影师。用社会主义的道德精神和正义感教育会员。”她翻到下一页，“第九次会议以来已经20年了。专业特长和在生产中吸收残疾人。”等等，等等。“和其他国家相同组织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残疾人协会的足球锦标赛。社会主义道德和正义感。为和平和扩大外部关系而努力奋斗。考察犯了错误的学生。社会主义经济的需求。劳工保障。协会周年庆典摄影展。吸收残疾人加入劳动大军。向敬爱的领袖致敬。”

一阵困乏向她袭来——呆滞、倦乏、懒散、怠惰、抑郁。她真想把自己的手掌贴在神圣的墙壁上，感觉它的那份冰凉，发出以下的疑问：“我们难道不如其他人吗？”然后，原地等待那空荡荡的回声。没错，她真的想把自己的两只手一起粘在修道院的墙壁上，提出一个接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然而，身边的声音惊醒了她。

“一只鬣狗，她从前就是这样，用上百种要求对主任发起进攻，在会上大喊大叫，指责主任背叛工人阶级。上帝，好一个蛊惑民心的政客！后来，还差两天就要放年假了，他把她叫到了办公室。他像一头受伤的公牛。你比通索尤还要坏，他对着她咆哮起来……你不认识通索尤？她很久以前提升为部长了。一个文盲，一个不择手段向上爬的人——她过去经常派人替她跑腿购物，向别人索要小礼物，而且，不管是谁的钱，她都来者不拒。这就是他喊叫的内容：你比通索尤还要坏！我帮过你，救过你家人的性命，提拔过你，保护你不受他人的攻击，送你出国，替你隐瞒你和那个司机的丑事。但是，你把你的办公室变成了一个肮脏的地方，一个公共厕所，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和你做那事儿，在走廊里都能听见你们的声音。”

伊里娜佝偻着身体，怀抱着自己的手提包，一动也不动，仿佛她没有感知到坐在她附近的两位年轻女士。她们也没有注意到她，因为她们正忙着议论那件事情。

从她们的语气中并不能听出什么不快的情绪。离她更近一点儿的那位女士声音似波浪，起起伏伏，荡漾着涟漪。坐在板凳那头的女士声音浑厚、有力，伊里娜能够想象得出，她一定是身穿毛衫和牛仔裤。

“主任就这样高声喊叫着：‘出去！滚出去！听见了吗？’我想，打那之后，他一定也很害怕。毕竟布雷坦代表的是党组织。她总是以这样的身份自居：她就是党。可以说，主任这样做，也是鼓足了勇气的。然而，事情的结局会很糟糕，我们很可能会落入困境。”

伊里娜慢慢站起身，离开了。小麻雀的声音渐渐远去。“我们不如其他人吗？”那个声音随时都在问她。是的，她可能已经做出了回答，接着，她可能又否定了，不知道两个答案中哪一个更加令人伤感。最后，她可能以“找不到比这两个答案更为严酷的答案”结束这段对话。她回忆起蚁穴般的组织内部展开的那些对上帝不恭的游戏：黄油的生产，轮船的焊接，制服的缝制，舞会，讲演，发夹自行车假发唱片领带火车罐头胸罩火炮纸牌，等等，创造了一系列毫无疑义的人类竞争。

“哇，伊里娜，很久没见了！”

一个男人拍着她的肩膀。

伊里娜正在街边的报摊上翻阅一本草药指南。古老的治疗方法，草籽和草药。

这个男人个头很高，没有胡子，面色苍白。他的嘴唇很厚，鼻子很大，头顶斑秃，戴眼镜。一套褐色西装，咖啡色的领带，奶白色的脸庞。

“我记得你那时不戴眼镜。”她有些困惑，喃喃自语。

斯特凡·奥拉鲁，那时，他是工程系大四的学生，一个野心十足的人，他的勤奋和努力为他赢得了年级第一的荣誉，而这份荣耀原本是属于另外一个人的。然而，那个人实在太马虎了，太不善于运用心计了。这个昵称为佛尼克的斯特凡起先击败了众多竞争对手，与小巧玲珑的劳拉同居，然后又与诺拉发生过短暂的关系，随后，令人吃惊的是，他娶了萨洛米斯。这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女子，很快就为他生了两个胖墩墩但视力有问题的孩子。他后来抛弃了他们，投入到一个年轻工程师的怀抱，这个女人会玩手球，美丽、结实、性感。在她之后还有什么人大家就不清楚了。佛尼克这个自负的家伙十分勤奋，工作效率也高。谁知道呢，没准他已经成功地把自己的特点变成了优势。

对的，他们很久没见面了，那时大家还很年轻。她想起了托莱亚、医生以及加夫通，还有那个始终在她梦里出现的疯子。

“还是这么爱读书？”他看着她，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你一点儿也没有变。这可不可以理解成一种不幸的象征呢？”

伊里娜放下手中的小册子，正视着眼前的这个男人，聚精会神地看着他。

“这么说，你已经摆脱了你的不幸了？”轮到她发问了。

“还不能这么说！但是我坚持读古典文学。至于现代的文学作品嘛，我看不懂，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生活更加简单了——简单了许多。它提出问题，提供答案。明白无误的信息。”

“它给过你这些吗？你好像很满足。”

“你瞧，你也能够使用这么大的词语。这得益于阅读！但是，这又意味着什么——满足，或是不满足？毕竟我们都是知识分子，不是吗？你想听我抱怨说，我得了溃疡，或者，我找不到猪肉、奶酪，找不到针线？或者对你说，我像其他人一样，在一个没有暖气的公寓里度过了冬天？没有柠檬，没有纸巾，只有拥挤不堪的公交车？这就是你理想的谈话主题吗？咳，抱歉，我不愿意那么没档次。你知道，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明白……”

伊里娜微微一笑。她想，佛尼克已经忘记，他自己刚才还一直在充当那个可耻群体的代言人。但是，他即刻反应过来了。

“矛盾？你认为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自相矛盾？咳，你知道，其实并不矛盾。受教育的群体在这里急剧膨胀。由于机器的使用，农民和工人已经发生了变化，感谢机器。今天，知识分子究竟是些什么人？医生，工程师，律师，教师，政治团体组织者。你别笑：没错，今天的政治组织者也属于这个群体……因此说，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不是那些在咖啡馆里闲聊的人，这是一个新生的、重要的阶级，它调整着社会的一切活动。我还能说什么？我从事着有趣的工作，家里一切都好，还有什么——我要开始哀号吗？”

佛尼克似乎离她更近了些，这样，好像他的话更加有说服力。

“我还经常外出旅游。大约五年前，他们开始派我出差。我走遍了那个地方，目睹了那里人民的生活。是的，他们有食物，有汽车，有避孕药具。但你知道，他们并不比过去更加幸福！相信我，他们的幸福变形了！在这里，我们至少有尊严——这是一种宝贵的品质！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这里一切都很完美；我知道你为什么笑。不管怎么说，我们没有丧失尊严！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不可能。生命是短暂的。瞧，我们再活十年，然后，噗！这就是我们的结局。”

伊里娜被他的话所感染。她打量着他，牛犊般清澈的大眼睛睁得大大的。

“乖戾，嗯，没错。瞧瞧那些乖戾的人。”斯特凡·奥拉鲁同志手指着一群人，在报摊前，在大街上，在全世界，在全宇宙。“没错，你也十分乖戾。为什么这样？你对子孙后代有信心吗？他们将会是什么样子，这取决于一种纯洁的良知，你同意我的看法吗？现在，在这里！你知道，这是唯一恰当的准则。”

伊里娜看了看手表——哇，她忘记了，她根本没有戴手表。

她莞尔一笑，迅速地眨着眼睛，复苏的象征。她再也不惧怕佛尼克的问题了。“家里一切都好！”“知识分子，政治运动组织者。”“它提出问题，也提供答案，这里，现在，噗，这就是子孙后代的结局……”

孩子气的佛尼克并不在乎。他的准则不算新鲜，他也不是第一个援用它的人。

但是，斯特凡·奥拉鲁先生突然显得有些着急。他看看手表，他有事情要做——当然，他戴着手表。一时间，他不断变换着身体的重心，从左脚，到右脚。“你是说，我加入了新贵的行列？”

她必须回答，她没有必要回答——该谁说了？

“相信我，非常有趣。我不欣赏失败者，他们是些失去社会地位的人。生活在社会阶梯的这一端更有意思！不仅仅意味着更多的好处。主要是更加有趣。”

伊里娜重新回到街上的人流之中。手里拎着购物袋的老年人，身穿雨衣的小学生，着制服的警察和便衣警察；家庭主妇们穿梭于商铺之间，从一个队伍到另一个队伍；顽童们隐藏在小巷中，奔走的人群匆匆忙忙，空气炎热，充满了灰尘。推土机、吊车、挖掘机。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是施工的工地，每一个地方都遭遇到履带式拖拉机的入侵，每个场所都有房屋在倒塌，响彻着隆隆的轰鸣声。焦油沥青释放出团团浓黑的烟雾，运送水泥的卡车腾起一浪又一浪的灰色尘土。持续不断的噪音，预制房屋和管道，为了大众利益而做出的设计。

伊里娜迷失在附近的街区，这里布满了烟雾，充斥着臭气。她被一座砖石建筑前的题字所吸引。是的，这就是她魂牵梦绕的地方，她希望在这里找到自己——在这一扇门前，在这个有题字的地方。她一遍遍读着那块四方形的金色牌匾上的字：兽医诊所。她把双手贴在冰凉的墙壁上，紧闭双眼，许久没有移动。后来，她再一次睁开眼睛，看见一扇敞开的大门。她走了进去。里面空空荡荡。她走到走廊的尽头，然后又原路折回。她握住右边第一个房间的门把手，走进一间长条形的房间。两排窝棚——狗窝。她抓紧时间，瞥了一眼笼子里一条可怜的猎狗，它蜷缩成一团，下巴上长满了已经溃烂的红色脓疮。她转身朝门口走去，意外地迎面撞上了管家。其实，从她进门那一刻起，那个女人两手叉腰，一直在监视着她。她很胖，穿着一件白色的外套，脚上一双白色的拖鞋。

“你是来看病人的？”

一种奇特的表达，听上去没有讥讽，也没有敌意。她几乎是一个老太太了，黑色的大眼睛，花白的鬈发。

“不……我……我只是……”伊里娜退后一步，努力让自己的脸上现出笑容。

“蓬皮柳医生不在，去参加会议了。星期五回来。如果你有预约……”

“没有。我只是想……”

“好吧，请到办公室来。”老妇人做出了决定。话音刚落，她已经在前面带路了。她走起路来似乎有点儿瘸，也许是因为她摇晃了一下的缘故。她走进第三个房间。来访者看见门上写着：韦塔·阿波斯托列斯库医生，大学教授。

妇人走到房间的尽头，弯下腰，拿起一副眼镜，戴在脸上。因此说，她并不是管家，而是……大学教授做了个手势，示意她进去。

“你有什么问题？”

她能编些什么呢，她应该问些什么呢？关于那个残疾人最好的残疾朋友们，哑巴，聋子，聋哑人？

“这里真安静！那些神圣的狗真的不会叫吗？”

“不，不……它们只是在打瞌睡。是因为药物的缘故。它们很痛苦。另外，我们这里的墙壁很厚，所以，你听不见狗的叫声。否则——”

停顿的时间延长了。雾霭，必须打开一盏电灯。还有其他事情。

“世上有哑巴狗吗？”

大学教授把眼镜扶正，怀疑地打量着眼前这位不请自到的来访者。她的话真多。

“你为什么对此感兴趣？”

伊里娜不知如何作答，她拖延着时间。正是她的这份犹豫为她创造了奇迹。医生变得非常体贴，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假如——

“告诉我，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吧，我的工作——让我怎么说呢？——我在协会工作。但这不是要点。我脑子有点儿乱——我的一个朋友，对，这是重点——朋友。朋友们过去常提到这样的事情。或许从出生起，也或许因为发生了某件事情——”

“一只哑巴狗，你是想说这个吗？”

“对，类似的事情。我想——也许她说得不对。我不清楚。这种情况可能吗？”

这位兽医教授直勾勾地看着她的眼睛。停顿的时间如此之长，她似乎已经失去了解答的愿望。“有一种类似的狗。在澳大利亚。”

伊里娜没有吭声。那个年长的兽医也没有说话。那些狗服过药之后一点动静也没有，但是，那是因为楼房的墙壁很厚实。

“那种澳大利亚野犬。”专家继续说道。

又是一个长时间的停顿，直到兽医教授阿波斯托列斯库决定给来访者做一个大众科普知识的简短讲座。兽医看上去很不耐烦，仿佛在背诵一篇非常熟悉的长篇课文。大家伙儿的韦塔！她从月亮上往下看，看着这个头脑简单、对基本科学知识一无所知的小傻瓜。“那是一种不会叫的狗，但它的听觉异常灵敏。起初，那是一种普通的家狗，后来成为野狗，繁殖蔓延，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很多地方。这种狗非常凶猛——是澳大利亚内地的一种生灵。它不叫：它不发任何声响，仿佛安静地埋伏在什么地方，等待猎物的到来。”韦塔严厉而怀疑地注视着她的听众，并不十分肯定这种努力是否值得。但是，她似乎无法抗拒教育别人带来的快乐。

“这种凶残的特性即使在狼群中也实属罕见。它就是不饿，也会捕杀猎物。两只猎狗一个晚上可以捕杀上千只山羊。上千只啊！一声不吭。它不狂吠。它潜伏在那里，对猎物发起攻击，不出任何声响就消灭了它们。它忍受寂静之苦，在寂静中死去。”

照此说，的确有不会发声的狗。那么——是否也跟什么特殊的恶劣环境有关系呢？在某种特定的时刻，在某些特定的区域，意想不到的事情会降临在人类最好的朋友身上——友善的小狗可能携带某种疾病，或是某种状况——但是，伊里娜不想继续罗列类似的可能情况，尤其是专家还在心平气和地继续她的讲座。

“在某些特殊的动物保护地，人们对这种猎狗进行了研究。假如出生的时候就把小狗从原地带走，将其置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它可以正常生长，不会表现出那种嗜杀如命的特性。我的意思是，相对比较正常。它会成为特别温驯的物种。是的，假如把它们带离野外，它们可以得到驯服。它们不出声，非常温顺，服从。非常令人震惊！”

是的，是，我明白。当然，没错。来访者喃喃自语。伊里娜不住地点头，是的，是。老妇人肯定地说，是的，没错。此时，客人已经悄悄地沿着走廊向大门走去，专家再三重复的话语合着她脚步的节拍。

她能够听见老妇人眼镜跌落的声音，很可能是掉在她写字台的玻璃台面上了。那是一种难听的、玻璃跟玻璃发生摩擦的声音，是的，银质的木琴，令人怀疑的低声呜咽，眼镜跌落在玻璃台面上发出的刺耳声响。小巧的定音鼓，叮当，叮当，眼镜，刀具，夜风清脆：是的，伊里娜走了，离开了那栋砖瓦房子，离开了它周围浓香、温柔的黑暗，然而，外面依旧是白天，强大有力、野蛮好斗，成千上万个饥饿难耐的嘴巴和黑洞。

不知什么时候，她到达市中心。一辆电车哐啷哐啷地行驶过来，在罗塞蒂大街这一站停了下来。车门口的台阶太高，她的裙摆又太窄。情急之中，她把手中的皮包挂在手腕上，腾出双手，使了使劲，一把抓住栏杆，上去了。

车上很空，只有几个乘客。在她前排的座位上，坐着一个年轻人。他衣冠不整，满脸疥疮。他埋头读着一本杂志，两条腿不停地晃来晃去。她抬起手，去摸自己的喉咙，双眼紧闭，仿佛昏厥的样子。她擦去额头上的冷汗。当她再次睁开眼睛时，年轻人已经消失了。或许他已经下车了，但那本被揉皱了的杂志却仍然留在座位上。她想也没想，伸出手，拿起了那本杂志。她的动作迅速，但也有些滑稽可笑。她的目光恰巧落在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标题上，开头的几句话朝她猛扑过来，但随即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有痕迹而已。就像曳光弹留下的痕迹断断续续，但依旧像一盏红灯有节奏地闪烁不停。“早上，住在那栋公寓楼里的女房客……翻过阳台，窗户……强行进入房间，把那个女人五花大绑，扯断了电话线……在阳台下面，他们放了一把火……房客，她的小猫，拳头，挣扎……破碎的窗玻璃，大火……被绑缚的女人，被烧焦的宠物……”当她念出声时，这些文字变得真实了。

文字活灵活现。星期天，3月8日，上午9点30分，某某大街发生了破门而入的事件，大火，小猫和退休的人遭到恐吓。杂志报道的一个片刻，世界生活的一个片刻。难道这只是春天攻势中的一个片段，自由的力量向附近被束缚的物体发起了进攻？某一天，某一辆电车，某一个遭遇，就像刚刚产生的昏睡，春天，伴随着分泌物和芬芳，爆发出来。

她十分吃力地把自己的手从靠背上拿开。她在下一站下了车，浑身颤抖，步行赶往马尔加医生的办公室。和医生像朋友那样聊上一个小时。人们就是这样把自己的问题向马尔加倾诉的，因为，每次谈话结束时，医生带给他们的也是友谊，仅此而已。当她离开的时候，她感觉疲倦，放松，感觉自己与世隔绝。

一层灰色的薄雾笼罩着这一天的苦痛。在她面前，诱人的夜空拉开了帷幕，带给我们那份追求已久的宽恕，把自我交还给我们。微小的尘粒落在她的眼睛里，落在她的嘴唇上。突然，她的身体抖动起来，她的双肩颤动起来，仿佛白天不断生长的外壳随着一声轻微的声响，此刻正在开裂。

她的确在颤抖，好像得到了自由。她的肩膀在凄厉的夜风中不断抽搐。她抱起双臂，努力使自己打起精神，以抵御生龙活虎的黑夜，抵御黑夜里的强光和阴暗。

不知不觉，她已经来到了地铁车站的入口。她沿着台阶走下去。这是一个水泥洞穴，平庸的几何结构。红灯闪烁，列车缓缓驶入站台，车门打开了。

咳，这一天！咳，这一天哟！

尽管如此，她最终还是来到了她的避难所。

慢慢地，她卸下了怪异的一天给她带来的沉重负担，她感觉自己仿佛脱下了一层铠甲。她又活过来了，她再次拥有自己私密的空间，这种权力回到了她的手中。换句话说，这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她复活了，再次得到了重生。啊，伟大、善良的夜晚，你愉快的痛苦使我们找到了自我。

紫色的天空。一个蓝色的头像剪影，周围是一群幼崽。假如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那个椭圆的脑袋不是别的，而是一个母狗的头像；一只发怒的母狗，追逐着夜空；云朵从四面八方涌来，将浩瀚的苍穹遮蔽。在某个地方，在某个时刻，那是亡父的魂灵，40年了。

扶着搪瓷茶杯的手一阵颤抖。托莱亚握紧把手，慢慢端起杯子，小啜了一口。像往常一样，咖啡早已冰凉，不知道搁置了多久了。此刻，他感觉屋里不止他一人，似乎马尔库·万恰就在他的身边，他走了40年了，被谋杀了，抑或是自杀。这种感觉无数次地向他袭来；他越发觉得自己看见了他，感受到了他的存在。

当他们奔赴死亡的时候，我也和他们一起向死神靠拢：这就是前提。在与死神拥抱的终极时刻，看看我和我的同胞如何表现。在一个约定的早晨，你无欲无念，却陡然在广袤的漠然之中重新发现了自然。在灿烂春光中一个约定的早晨，我们一时间忘却了看守的脸，忘却了污秽的街巷，忘却了灵魂。此时，我们抬起双眼，仰视一望无际的金色天空。

最终，我们平静下来——幸福，我们摆脱了对狭小囚室的恐惧。接着，有人砸门，心脏病发作，瞠目！谋杀的片段，最后的瞬间，结束。

夜晚，极具创造力的夜晚。终于要行动了！他清楚，这将是一次非常难以理解的行动：春天的行动。

突然，温柔的夜风将他包裹。他陡然想起那个名叫托马的尾巴。那些告密的小人还不如魔鬼的仆人——不，他们没有这么高的级别，他们只不过是生活在被唤作现代的沼泽里的小鱼。沼泽里这些痛苦的鱼带着沼泽的灵魂、疾患、恐惧和快乐。那个戴着托马面具的家伙，他的使命会是怎样的？数日的等待，他踪影全无；失望之际，他却从天而降。为什么？难道这是野蛮人的一场比赛？难道印证了卡瓦菲老人的低吟，野蛮人终于到了？他们即将到来，因为他们已经来了，因为他们在很久以前就数量大增，一步一步地占据了崩塌的城堡，也控制了众生的灵魂、疾病以及恐惧。野蛮人从未停止他们入侵的脚步，从未停止对荣誉公民的骚扰。正因为如此，那些野蛮人和他们野蛮监牢里的囚犯才会变成如此：一大批饱受饥饿煎熬的狡猾老鼠做好了准备，随时迎接最后的毁灭。他们眉宇间那一道刀疤似的纹路异常显眼。这是一道几乎无法捕捉的痕迹，反映出一个狡诈、堕落的种族所具有的特性——一只眼睛的抽搐。

不知什么时候，他终于睡着了，深深地坠落到夜晚的梦境之中。

飞机轻轻地摇晃着，男人将自己的身体轻轻地转向左侧的小舷窗。座位轻轻地抖动着；金属的机身在一股气流的作用下颤动起来。乘客们的目光转向那位显赫的游客，仿佛他的反应才是对飞机安全与否的真正检验。他们先是激动地看着自己手腕上的手表，然后焦急地四处张望。但是，那位优雅的外国人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安。他打量着身边的乘客，这是一个年轻人，身材瘦小，皮肤黝黑，左侧眉角处有一道形状类似接种疫苗留下的疤痕。他伸出手，面前是一张固定在前排座位靠背上的小桌板。但是，一位空姐俯下身，主动为他服务。她手里拿着一只银色的托盘，身上穿着一件巴里纱长裙，紫色的巴里纱包裹着光溜溜的胴体。她的手指细长，皮肤白皙。一座青铜半身雕像，红红的嘴唇，紫色的粉底。她弯下腰，嘴巴凑近那个游客火鸡般的耳朵。巴里纱长裙婆娑摇曳。丰满的乳房，豌豆大小的乳头。然而，参议员故作镇定。他面带微笑，眼睛注视着无尽的空间，尽情享受耳机里传来的音乐。

托莱亚一会儿醒，一会儿睡，思绪飘忽，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夜色笼罩着都市。黑暗吞噬着肮脏、蜿蜒的小巷。远处一抹黄色忽隐忽现。病态的城市，病态的街灯，噩梦席卷了一切。

沉寂。不时传来巡警的脚步声，沉重、富有节奏。偶尔，毒素伴着酒鬼的叹息声在夜空飘荡，仿佛某个跳水者被困在无底的油锅里，嘴里不断发出含混不清的噪声。

喧嚣、吵闹的呻吟，一小团绿色的火焰，咒骂，酒精。又是黑暗的沉寂，带平头钉的皮靴有节奏地踏在沥青路面上。正当黑夜咬牙切齿的时候，几缕光亮突然一跃而起。金属片，车轮，螺钉，叮叮当当地响起来；某种机械发动的噪声，巨大而难听。魔鬼走了；它的顶灯在浓稠的夜色中摇曳。瘸腿的卡车摇摇摆摆，发出的噪声充满了整片沙漠——一个变了形的巨大魔怪蹒跚着向前挺进，黑暗在它面前一点点消退。生锈的屋檐。成片的垃圾。自行车的把手。有一扇门，一把扫帚靠在门把手上。又一扇门，门口有一个雕塑。塑像发出微弱的光芒，好像一只正在眨动的眼睛。大门像一个镜框，把赤裸的雕塑围在中央。男人赤裸的身躯沐浴在金色的光芒之中。宽大的前额，坚硬的脑袋，是多米尼克，是托莱亚，真是他！司机恰好苏醒过来，颤抖的双手紧紧握着方向盘。他回过头，想再看一眼那个幽灵。没错，幻觉仍旧存在：门口站着一个一丝不挂的男人。那是多米尼克先生，是特兰齐特旅馆的那个笨蛋。不会错的。汽车轰隆隆地开动，但这却没有惊动他。司机踩住刹车，停了下来，并且关闭了车灯，他想让自己的意识得以恢复。街巷从视线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沉寂。他重新转动钥匙打火，发动机突突作响，车灯亮了。当车辆驶离的时候，司机紧张地擦拭着眉角处的疤痕。

传来杠杆断裂的声响，金属抓钩，螺钉，气泡，铜制工具，春天。

恐龙慢慢地向后退去，退向右边的人行道，最终完成了撤退的努力。它沿着毫无生气的街巷向后退，然后停了下来。大门敞开，但古老的木质门框前什么人也没有！

司机透过脏兮兮的车窗玻璃，使劲儿地向外看。没有，门口没有人。他再一次熄火，关闭车灯，守候在那里……然而，门口再也没有多米尼克的踪影了。多米尼克睡着了，浑身上下一丝不挂，躺在狭窄的沙发上。他的身体扭动着，因为他在梦里发现了埋伏在门口的司机，他想逃，身子不停地扭动，大汗淋漓。两道细细的磷光——没有别的。司机不见了——只有两道闪闪发亮的磷光，那是司机的眼睛，他坐在卡车的驾驶室里，从远处一路跟踪而来。司机在远方满怀仇恨地注视着他，局促不安地揉搓着眉角那块奇怪的疤痕。

荒凉的城市。夜色，不断渗透的腐烂。不时传来保安有节奏的脚步声。或是猫头鹰撞击屋顶天线时发出触电般的痉挛，这几只带电的小猫头鹰长时间地扑打着翅膀，身体不停地旋转。咯咯作响的老爷车被黑暗吞噬了，不知它正驶向何方。空气展开了巨大的翅膀，也铺开了巨网，收获着蝙蝠、飞机，以及突然焕发了生气的幽灵。飞机不停地横冲直撞，想要摆脱紧追其后的爪子。内部整洁，功能齐全。形状规整，表面闪亮。

男人轻轻地转过身来，面向着左侧蒸汽腾腾的窗玻璃。一双又大又圆的蓝眼睛镇定自若。整齐的西装，翻领上插着一块白色的手帕，领带，布满皱纹的长脖子，凝视的双眼。

座位轻轻地摇晃，一排排的乘客心中泛起一丝忧虑。他们全都把目光投向那位优雅的西方人，想在他那张重要的脸庞上寻找到危险的迹象。游客十分泰然、镇定。飞机微微震颤，男人再一次轻轻转过身去，面对着左边的小窗户。座位又一次摇晃起来，金属机舱内的乘客表现出短暂的恐慌，他们又一次瞧着那位显赫的乘客，仿佛他的反应才是检验飞机航行质量的标准。他们激动地看着自己的手表，然后焦虑地东张西望。但是，那位优雅的外国客人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安。他转身看着身边的乘客。这是一个年轻人，身材瘦小，皮肤黝黑，左侧的眉角处有一块类似种痘时留下的疤痕。他和那个被困的卡车司机简直一模一样。在海难发生的那个污秽恶心的晚上，那辆古老不堪、貌似蛙类生物的卡车……

乘客们无法保持安静，他们有的手里抓着手帕和纸巾，不住地擦拭自己的额头；有的蜂拥至抽烟区域，密切注意那位贵客难得做出的意味深长的手势；有的盯着自己的手表，在座位上扭来扭去。飞机缓缓地向一侧倾斜，从右向左，然后又从左向右。那位穿着体面、头发花白的绅士随着飞机的运动身体从左到右，从右到左，一会儿靠近窗子，一会儿靠近身边的乘客，一会儿又向身边的乘客靠近。尽管如此，他和那位游伴，抑或是保镖的人之间的谈话外人无法听见。“我们快到首都了。按照15世纪传下来的文献，这里是一个空中走廊的交汇点，共有八条铁路主干线、九条公路横穿此地。”播音员的声音没有丝毫不安。游客们坐直了身体，显得镇定了许多。“这里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中的罗曼语。最大的港口年吞吐量为4000万吨——位于古希腊人聚居地内。”老人再一次靠近那个卑微的家伙。他对他说了些什么，但他的声音其他人听不见，好像在传到别人耳朵里之前它已经被吸走，被摧毁了。年轻人回答的时候手舞足蹈，和他身上穿的紧身衣服不合拍，和身边客人温文尔雅的做派格格不入。

“这个国家是一个共和国。主席是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长官。他有权任命和解雇部长，以及政府部门的其他领导成员。他确立了外交使团的地位，有权派驻并且召回大使，接受和召回任命状，国务卿的命名和城镇、区县、街道的命名，制定公民行为准则，以及津贴和分配制度，签署国际公约。”播音员的介绍流畅、清晰，她的声音盖过了其他任何声响。“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出生率为18.6%。国家大部分人口生活在低地。这是一个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主席同时也是该执政党的总书记，党员人数占国家总人口的20%。法律禁止公民和外国人接触。国家的单位货币等同于0.15卢布，0.2美元。这里有大学，图书馆，报社和电台。电视一天播出四个小时。”

游客无声地交谈着，他的邻座以手势，或是眉毛的运动表示自己赞同的观点。实际上，他甚至好像在用语言答复那些无声的短语。

“自然地貌十分均衡：三分之一为山区，三分之一为峡谷，剩余的则是平原。河流自中部向四处放射。森林覆盖率为四分之一。温带大陆气候。西部受到海洋的影响，西南部属地中海气候，东北部为大陆气候。山区和海边有许多旅游景点，还有一些封建时代的艺术纪念碑。”

花白头发的绅士把一只手伸向右侧的小桌板，但乘务员已经抢先了一步，她弯下腰，手中的饮料供他挑选。一只银色的托盘，褐色、黄色，还有绿色的玻璃杯微微颤动。金色的鬈发，修长、白皙的玉手。一件巴里纱长裙。半透明布料包裹的裸体。乘客仿佛对此视而不见。机身向右侧倾斜，舱里的乘客一阵骚动。

“随着铜器时代的文明出现移民。移民的浪潮……和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来自伊斯坦布尔希腊贵族的执政者。我们已经接近首都，这里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90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为67岁。”

乘务员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她注视着，并且等待着她的客人——优雅的参议员，牧师，君主，管家，管他是什么身份。花白的头发成波浪形卷曲，额头狭窄，布满皱纹，白里透红的脸庞，湿润的眼睛，大耳朵，高鼻子，嘴巴微微张开，浆洗考究的衣领，深红色的领带，嘴里发出无声的语句……

没有一点儿声响。平缓、安静的飞行。好像原地运动，在银色鲸鱼的肚子里，在天空的水流中静止不动。摆放着果汁、春药、毒药的托盘。白色、绿色、黄色的玻璃杯，但是，那位来自火星的客人没有反应。模特儿仍旧弯着腰，托盘上是赤裸的双乳，中央是小灯泡似的乳头……

养老金领受者右边的小胡子男人实在无法忍受了。他从桌上的那一摞纸牌里抽出一张黄色的方块，高高举起，想以此把那位绅士从梦幻中惊醒，对他的部下有些恼怒。

“小姐，他什么也听不见，他的电池掉在家里了！我告诉你：他的助听器根本不工作。只有上帝才知道这是为什么。小伙子，他在节食，连肠子都清空了。”

然而，绅士的确动了一下，试图修复那对小型晶体管耳塞。他摘下耳机，把耳塞装上去。他也的确看见了女人的上身，没错，他最终注意到了阿芙罗狄蒂的塑像——当然，他非常感兴趣，真的。他的喉咙里响起一阵干涩的吞咽声，黏稠的唾液，受阻的话语含混不清，毒蛇般的领带，随后，那张甲壳纲动物般的嘴巴又发出了阵阵无声的搏斗，直到他的邻座明白了这个命令，并将其传达给那个女子，而她的身体此时已经僵硬，胸脯靠在托盘上，小胡子男人的吼叫使她感觉震耳欲聋。从外表看，只有她听见了他们的声音，其余的乘客则无动于衷，似乎对周围的声音充耳不闻。

“你们这些傻瓜！”身边的这位代理人吼叫着，不仅针对他的客人，也对着他所代表的陌生世界，你们眼睛瞎了，瞎得厉害！你们这些瞎了眼的笨蛋，你们满肚子信息，满肚子中继，还有火箭，但你们什么都不明白！我？我们？先生，无言以对，无言以对！天使已经带走了我们的声音。我的老板带走了我的声音，还带走了阿芙罗狄蒂中尉的声音，你能够看出来……所有这些昏昏欲睡的人都在等待你的到来，等待你出手拯救他们！你，你有飞翔的城堡，有不可一世的口香糖。”

外国人像牧师那样点着头，但其实他什么也没听明白。没错，他的确看上去像一个牧师。他失望地看着那副出了毛病的耳塞。他虽然又检查了一遍，但仍旧没有起色。一条金色的链子，两端是那两只胶囊般大小的耳塞，它们此时就挂在他那件一尘不染的丝质衬衫的前襟上。他满意地微笑着，满足地看着小桌子上的那一杯牛奶。牛奶正是传教士想要的。牛奶正是那位女乘务员阿芙罗狄蒂给他的。现在，她灵敏地把自己的上身完完全全地朝他俯卧过去——她那玻璃般的乳房，她那颗带电的乳头，还有她那金色的屁股。客人微笑着伸手去取那杯牛奶。当他的手刚刚触及到玻璃杯的时候，机舱里响起了警报。枪炮声震撼着舱壁、乘客以及座椅——巨大的声响足以唤醒死人。地狱的警报，世界的末日。

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一阵眩晕，身体猛地一动，想要阻止地狱之火。电话就在他的床边上。闹钟就在他的床边上。不对，不是闹钟。他双手颤抖着找寻按钮、开关、钥匙。铃声……金属片发出的持续响声，空气，避难所的铜钟敲响了起床号。是的，早上了；窗玻璃在新一天的噪声中微微颤动。

托莱亚从朋友兼邻居加夫通那里得知，减员行动将在多个领域实施。他耸耸肩膀，一脸的冷漠。他还听说，这次行动将涉及40%的公务员。他微微一笑，打开了那台放在同事吉娜办公桌上的收音机。蒙特卡洛电台，他最喜欢的台。

有人散布谣言说，某某领导同志已经被另一个领导同志所替代；某些联络组织正在遭到解散，取而代之的是新组织和新联络。他冷眼瞧着特兰齐特旅馆里那些同事歇斯底里般的反应：会计，吧员，总机接线员，清洁女工，他们全神贯注地守着电话机，想设法弄清楚其中的复杂详情。当那个戴眼镜的同事把解雇员工的标准告知他的时候，他扬了扬眉毛，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他轻轻地踮起脚尖，把同事身上穿的那件中国制造的衬衣领子下松垮垮的领带系好，然后走到窗前，打量着亢奋的春天。

吉娜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开始朗读晨报上的内容：

“请听昨天发生的这个故事。‘借口是这样的：在一个私人拥有的公寓楼里……在底层，有一只狗……或者好几只狗……还有一只猫……或是好几只猫。’咳，你怎么看？”

托莱亚懒散地靠坐在一张带扶手的椅子上，两只脚像美国人那样搁在另一张椅子上，他的脑袋靠在靠背上，双目紧闭。看上去他好像根本没有听见吉娜的话。他在沉思吗？还是在揣测，在回忆？他把这条骇人听闻的消息当作一只令人讨厌的、只在这个季节才出没的小虫，轻轻一弹，走了。

“看看你的样子，你在听吗？借口。现在，这些狗和猫能到哪里去呢？树林？荒郊野外？你怎么看？这篇报道写得不好吗？听着，它们只能生活在树林里，生活在山顶上，或是在大海里的珊瑚礁上。那些珊瑚礁是什么样子的？是的，这是一篇态度强硬的文章。不知道是通过何种渠道才得以发表的。”

也许就在那个听故事的时刻，一个奇怪的念头闪现在托莱亚的脑海里。恶作剧——一件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件能够让他自己焕发活力的事情。因为，他实在是感觉厌倦，沃伊诺夫教授厌烦得要死了。

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已经程序化了，甚至包括混沌、机遇，或是惊讶。因此，你不得不挑战逻辑，不得不想办法使别人瞠目。你必须让那些傻瓜相信，你掌握着某些秘密的关系，而这些却恰好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即的。

接待员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人称托莱亚——的脑海之中接连闪过一个又一个的想法。他的大脑开足了马力，脑电流不停地运转。毫无疑问，从这些电流中，可能会捕捉到一些信号。尤其是在春天——哇，是的，这是一种真正的病态，春天，一种真正的攻击。最后，某种真实、强有力的东西，对于它，麻木的人们再也没有任何反应了。

“闹事者——楼里的住户！我问你呢！”

接待员似乎清醒了。

突然，“闹事者”一词。或许，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咳，继承人将以实际行动表明，当所有的游戏看起来即将失败的时候，会发明一个崭新的游戏，它可能会显得非常怪异，也可能到头来是徒劳无益的。照此看，我们要换一种方式行动，我的父亲，换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我们不会采取自杀的行为，我的父亲；不，不，我们不会按照你的计划行事。我们要研究，要行动，要勇敢地面对，就这些。否则，即使任务没有流产，我们也不可能抵御春天，不可能抵御倦怠，甚至无法抵御多面奉承带来的无聊和乏味。

托莱亚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他独霸世界的中心，在这个伟大的舞台上，只有他一个演员。没有他人，没有，只有他一个。

“亲爱的，今天几号？”

很难分清他是在自言自语，还是在问他的同事吉娜。

尽管如此，他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他要请假去做一次短期旅行。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同事们剑拔弩张，枪炮齐发，拼命保全自己不受损伤，而他却要离开这个竞争的场所，不可思议？他要到山里去，去解决某些字谜游戏——也许还要揭开马尔库先生——他的父亲——之谜。他要做一件大家意料之外的事情——度假。这种鲁莽的决定将证明，接待员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人称托莱亚——掌握着特殊的关系；他不惧怕可怜的办公室同事们表现出的那种神经症；他是局面的掌控人。与此同时，从明天起，他将开始回忆他人生故事中的所有细节：居住在阿根廷，并且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哥哥，具有条顿贵族血统的嫂嫂，甚至还有那个剥削全世界人民的父亲，或是那个早已荣登极乐的姐姐，没错，还有她。

“亲爱的，我问你一个问题。我的小美人，我问你点事情。我刚刚问过你了，今天几号？亲爱的，今天几号了？”

是这样，3月。太完美了！3月底，白羊座的星座。完美极了！托莱亚翻起黑色衬衫的领子，把黑裤子上的褶皱抹平。

“泰伦斯说过，假如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那就想一想能够得到的东西吧。多纳·吉娜，听说过泰伦斯吗？”

吉娜同事微微一笑。她已经习惯了托莱亚的胡闹行为。和其他人不一样，她并不觉着托莱亚很傲慢，一点也不，她甚至有点儿喜欢他，非常喜欢。

“还有巴罗尼亚斯，听说过他吗？一个博学的主教！你肯定知道他。实际上，我相信，你上个星期就开始重新拜读他的著作了。你还记得他撰写的那部里程碑式的教会史，那本1602年出版的《教会年鉴》吗？你还记得他是如何开始描述10世纪的吗？你当然记得。‘看，一个新的世纪开始了，这是一个铁一般的世纪，严厉、充满着毒素；这是一个铅一般的世纪，邪恶在肆虐；这是一个黑暗的世纪，伟大作家的离世使它顿失光芒。’”

托莱亚看着吉娜，等待着她的回答。能够和这么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听众进行这样友好的交谈，对托莱亚而言，实在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她脸上那种率直的笑容给他带来了非凡的动力，他继续着自己极具挑战的演讲。

“还有非凡的格伯特，就是教皇西尔维斯特，你对他怎么看？你怎样评论他关于罗马帝国的构想？始终牢记心中的希望：抚慰世界民众的巨大伤悲。Genere graecus，imperio romanus。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希腊诞生，在罗马崛起。这是他们所有人的梦想。他梦想实现全球化的帝国，实现世俗名利的绝对统一。‘一个政府不仅需要最大限度的治国才能，而且也需要同样程度的诗学。’这就是格伯特，来自欧里亚克的神奇朋友！他传奇般的知识为他赢得了‘巫术王子’之美名，与魔鬼为伍。我的小花，你记得吗？你记得他在信件中使用的语句吗？充满了狡诈，但也洋溢着爱情。我的小青蛙，洋溢着爱情。‘亲爱的兄弟，我的爱人。’你记得吗？亲爱的兄弟，我的爱人……”

托莱亚又一次整理了一下自己黑色衬衫的领口，抹平黑色长裤上的褶皱，然后，俯身向前，接着……人间蒸发了，就是这样。没错，他突然离开了工作的场所，停止了自己的叹息。有时，他的确会瞬间消失，大约一两个小时，在街上闲逛，在公园的某个长凳上小酣，或者，开始某个谁也想象不出的鬼把戏。

他消失了。不知什么时候，他可能已经回到了美丽的樱花吉娜的身边，回到了特兰齐特旅馆的大厅里。可以肯定的是，他晚上是在马尔加医生那里度过的。在那里，他有时看上去像是喝醉了酒。他记不清楚自己是睡在那里了，还是最终找到了回家的路——也就是说，回到了朋友加夫通的公寓，他在那里有一间临时的小房子。

无论怎样，他晚上睡得不好，总是无法摆脱梦魇的困扰。梦里，那些巨型的金属大鸟在广袤无际的空间拼命地扑打着翅膀，它们没有颜色，没有声音，但它们疯狂的举动却永无止境。

黎明时分，他在恐惧中醒来，他想阻止闹钟或是电话的响声。其实，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是一场梦，一场噩梦。他没有回到床上继续睡觉，外面的声响已经穿过墙壁进入屋内，公共汽车和电车的噪声轻轻摇晃着窗玻璃。他从门后拿起那件睡衣，然后走到窗前。就在房子的前面，一辆巨大的老式卡车出了故障，阻塞了路上的交通。从这辆怪兽般的卡车旁边经过的其他车辆使劲儿地按着喇叭，喇叭声和刹车声使得外面的街道更加喧嚣。小事一桩！又一次融入进白天的真实世界之中，什么也无法剥夺他这份快乐。对于托莱亚而言，夜晚是愚蠢的，充满了折磨和陷阱，最好将这些统统抛至脑后。他不愿意再思索了，尽管如此，梦魇给他带来的谜一般的暗示仍然存在。不，不存在，它们已经随风而逝了。哇，多么希望新的一天是他生命中唯一的真实！春天，冬天，秋天，或是夏天——没有区别。多么希望夜晚能够成为被遗忘的间歇，成为一种类似失语症的混乱！

晨曦的光芒恪尽职守地照耀着沙发上的白色床罩。托莱亚坐在那里，搅动着杯底的速溶咖啡。慢慢地，慢慢地……很快，他再次出现在忏悔的场所。“教授还没有到吗？”啄木鸟吉娜经常这样问。今天早上，如果托莱亚来晚了，她还是会这样问的。是的，他迟到了，随他吧。他不喜欢匆忙，他总是慢慢地，慢慢地搅动着杯底的黑色粉末。吉娜可能正在整理账簿、铅笔、板凳以及她自己椅子上的垫子，还有面前的电话机。虽然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买到咖啡，但吉娜跟大家一样，总是在办公室喝咖啡。她每天到达之后，就会消失在办公室的窗子后面。出来的时候，她总是一只手端着一杯刚刚冲泡的咖啡，另一只手拿着那件绿色、橙色、深红色的衬衣，已经忘记自己身上只穿着胸衣了。她弯下腰，整理本子和笔。过了一会儿，她才记得把衬衣穿好，遮住肩膀。此时，她总是脸一红，很生气的样子。

她开始扣扣子，轮到最后一颗扣子的时候，这个小老鼠一样的雇员总是这样问：“教授真的还没有来吗？”但是，没有人搭腔。那些饭桶已经开始粉饰他们自己脸上厚厚的面具了。同志们决定，他们只能容忍吉娜的出现，但不能容忍她的声音，应该让那个吉卜赛小女人认识到自己的地位！

为了讨好大家，她也想像他们那样用极其恶劣的态度对待那个小丑，然而，她始终做不到。“教授还没有来吗？”他们虽然对她的问题爱答不理，漠不关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允许她成为他的同谋。“你快闭嘴吧。别再提他了，那个疯子肯定有他自己的事情。”然而，假如她没有提起托莱亚迟到的事情，那么，就该轮到他们议论了。“哈哈，那个爱游荡的小家伙一定是碰到什么麻烦了！他竟然能够忘记自己的亲戚，忘记自己的胡言乱语，还有那些所谓的优雅和气质。这对他可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要开始审查他了——他在国外的亲戚，他的资产阶级家庭背景，当然还包括这个大话连篇的家伙现在的生活。至于他的道德问题，我们这个同事的小毛病我们太了解了。我们知道法律惩处他的那些事情。法律，绝对是！”当然，这是提提的一番话，黏糊糊的，不透明。这家伙戴着一副精美的银丝边眼镜，一张骨感十足的脸庞，对目前的话题感觉十分激动。大家都叫他瓶塞钻提提——但最终他还是敌不过胖子·“吉克”·特奥多休。虽然吉克外表随和，沉默寡语，其实，他才是最危险的。这两个男人鼻子朝天，眼睛总喜欢盯着漂亮的小吉娜。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她，也不是因为他们对她有何抱怨。不是，这只能说明，那些生活在笼子里的人心胸狭窄，心术不正。“注意，218房间的客人下来的时候，叫我一声。33房间替我留到3点钟。不要派人去105房间，不需要做清洁。奥林匹亚送咖啡袋和健牌香烟来的时候，替我放在一边。不要问任何问题，也不用付钱。10点至11点，我在主任办公室。如果有人找，就说我在开会。除非是帕斯特拉默同志——不管他有什么事情，都务必在第一时间通知我，打这个电话就行。”工作日：适应必要的事务；折磨，污辱，更糟糕的是，含糊其词。一种开心、丑陋的推诿，因此，你可以吞下那堆粪便，忘却有谁在关注你如何将其消化——你脸上戴着满足的面具，因此，你忘记了提提忘记了吉克忘记了吉娜。

托莱亚走出浴室，躺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本书。他为自己的角色做着准备，寻找那些不相干的话题，还有那些会让特兰齐特旅馆同事们愤怒的引文。或许，有人给特奥多休同志带来了一瓶威士忌。太完美了，嗨，吉克老头，一个同志给你留下了那个烟熏色的瓶子。或者，可能那个眼镜商瓶塞钻为某个领导准备好了一间房间。太完美了，12点钟他会来的，带着一位小巧玲珑、身穿红色丝质长裙的女士。太好了，没有人会打搅他们。很好，我们不会妨碍他们的——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不会说的。但是，我们要用泰伦斯、巴罗尼亚斯和奥托三世的经典语录把你们逼疯。圣徒，理想化的政治家。“反过来，他给罗马人展示了他神圣尊严的景象，让他们知道了他对独自一人生活在一间泥土和芦苇搭建的小棚子里的渴望。”神圣的预测，电椅，启示录……世界的黄昏……当然，还有爱：世间仁爱的统治，兄弟，亲爱的兄弟，持续一千年，一千零一年，我的爱人。

他的邻居加夫通已经进了浴室。他能够听见马太·加夫通的咳嗽声和抱怨声。“在广大游牧民族的巨大压力之下……人们只能身居罗马人之间，以寻求安全，甚至还包括食物……我们必须承认帝王们所具有的温良和智慧，他们接纳了那些游牧民族……历史学家如何看待野蛮人的不断渗透。”把这些背诵给野蛮人听吗？“果实，不是人。”格伯特老兄，那个亲爱的，这样说过。“大地的果实，没错，但不是人民”——这种格言警句瓶塞钻和吉娜应该会感兴趣，是的，或者，这些无关紧要的话语会给他们带来遐想的空间，的确是这样。格伯特老兄——亲爱的——脑子里装的都是些胡言乱语和离奇的故事。他丢下手中的书本，穿上那条黑色的灯芯绒裤子，还有那件黑色的衬衫：他的制服。他就是以这种形象出现在特兰齐特旅馆——身穿制服。换句话说，身穿出席葬礼的服饰。他有好几条黑裤子，十几件黑衬衫，有的是棉布的，有的是亚麻布的，有的是针织的，还有的是丝绸的，但全部都是黑色的。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教授每天就是这副打扮去旅馆报到的。

他穿上黑色的行头，仿佛一层黑色的铠甲。没错，就是这样。至少，剩下的也只有这一层铠甲，他代表着公开的挑战。他没有为此而抱怨，当然没有！夜色消散了——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胜利。日历上只有白天，一个接着一个。夜晚是一片没有任何形状的沼泽，空无一物，只是一个黑黢黢的大洞。感谢上帝，他再次逃过一劫。你永远也不可能保证自己可以顺利地到达黎明的彼岸。白天是多么的美妙，哇，是的。唐·多米尼克·万恰准备好了。故事再次拉开了序幕：刺耳的声音，白天的奇迹即将回归他的手中。一袭黑衣，修过的面庞，光秃秃的脑袋像极地的明月。双手插在口袋里，嘴巴紧紧抿着，口哨声飘荡而出。“虚幻本身是烈焰，现实只是白日做梦。能够在激情消失之前走进坟墓，这实属万幸。”——没错，来自欧里亚克的先生，您说的完全正确。干涩的额头，平整而结实，罗马参议员的额头。还有罗马式的秃头，罗马式的眼睛。他站在门口，准备出发。他从衣袋里掏出钥匙，还有一块红色的手帕。黑色的工作服，白色的休闲服，无论何时，手帕是必不可少的。红色是他的最爱。白色，黑色——有的时候是一块白色的，有的时候是一块黑色的。但是，5%是红色的，这是自然的要求。自然和审美：5%红色。他慢慢地擦拭着自己的秃顶。今天，他又迟到了。当他到达的时候，他们又会对他大喊大叫。更多的证据表明，一切都没有变，一切照旧，一切都各就各位。

各就各位，亲爱的，我们可以走了。我们走吧，我的爱人，我们又重新开始了。

门铃不断响起。不，不是门铃，是电话。他跌跌撞撞地穿行于桌子和椅子之间，他拿起了听筒。

“托马，我的名字叫托马……”

犹豫，接着，沉默。是的，他记得这个声音，他也记得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曾经几次想跟他说话。这个叫托马的人，一个温文尔雅、行动迟缓的年轻人。这种人怎么能担任新的大楼经理呢！好像人们都不知道这些双料的雇员是些什么人，不知道他们为谁而效力。

一天上午，他突然出现在门口。一张十分体面的脸，一个悦耳的声音。你刚刚醒来，他就已经在你的房间里了——就像那些捣毁公寓，纵火烧死小猫的人。彬彬有礼，虚情假意——就是这副德行。即使你家里没有养小狗，小猫，或是金丝雀，他的手已经朝你伸了过来。然而，他这次来是为了别的事情。“我可以进来吗？要不然，我再找其他时间跟你聊聊，行吗？”

这头猪！不过现在，他在电话里的付出和收获终于基本持平了。至少现在可以有一两天的缓冲时间。接下来，围困行动即将再次展开，这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他们最终为什么要这样做？就因为他和邻居们没有什么往来吗？或者，因为他违反了管理条例，没有出席居民大会，没有提前六个月交维修基金？不对，这些不是唯一的理由。肯定有其他原因。当然，一定有。很明显，跟一件小事有关系，星期六晚上，当那位一向谨慎的经理午夜时分返回家中时，他发现一楼的餐厅仍然灯火通明。他推开门，大厅里空荡荡的。他径直走向最后的一张桌子。你在这里干什么？没什么，到处看看。这是外国留学生的专用食堂，其他住户是不允许使用的，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这个时候没有人用餐，这里是空的。你到底在看什么？过去，他极力讨好教授，想跟他来一次长谈。但此时，他一改往日的口吻，声音干巴巴的，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好像他是一个保安，给那个长期被监视的恶棍一个突然袭击。你说，你到底在看些什么？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他的回答姗姗来迟。我在观察这个大厅。这里以前是一个酒吧——列夫琴科酒吧。战前战后它都在此营业。那个执法人员对自己听到的回答并不感觉意外。他拉过一张椅子，显然，他打算好好谈谈此事。然而，他傻眼了，因为那个住户已经站起身，看都没看他一眼，走了。

疑惑，回忆——万恰传奇故事中的幽灵，近来他们一直对他穷追不舍，数月以来，他一直在思索，这些幽灵一次又一次地召唤着他。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小马屁精，这个经理同志，这个托马，该死的，谁知道他到底属于哪个级别。

他从桌子上那一摞卡片中抽出一张。卡瓦菲。“对于一些人而言，他们必须回答‘是’或‘不是’的那一天已经来到。”页码，画着圆圈的文字，箭头。他的名字，马尔库·万恰，画掉了，重新写，下画线。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夜晚，他们的低语声，精神错乱，幽灵，反复无常的思绪。

托马的电话是一个玩笑，还是一次警告？记住，当你最不希望看见他时，他出现了，就像第一次那样。“他即刻就能看出谁在心里做好了说‘是’的准备，就这样说出来了。”来自亚历山大的希腊人如此警告说。他把桌上的书本放到床头柜上，然后又将其拿开，放在收音机上，然后又放在沙发上。“参议院里为什么会有这种冷漠的态度？为什么参议员们无所事事，没有制定出任何法规呢？因为，今天，野蛮人要到了。”一片寂静。懒散的阴影藏匿在跳跃的光线之中，消瘦的脸庞悄然从肮脏、阴暗的街巷经过。大门似乎摇晃起来。一个年轻人，面色苍白，满头柔软的鬈发，长胡子，腼腆的笑容，眉角处一块疤痕，轻柔的嗓音。

“你知道，我叫托马。”

让他主动证实自己的身份，必须这样做。他手里握着一张四方形的褐红色纸片。

“别看了，那是我——一张老照片。”

年轻的雇佣军的那张照片能有多老呢？他一屁股坐在对面的那张扶手椅上，开始招供了：很有技巧，很谦卑，但回报甚少。

“我希望你没有生我的气。我只是想了解你。实际上，你很像我的一个叔父。我没有父亲，我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

把他赶出去？或者，假装睡觉，很简单，因为怠惰，因为厌恶，让这个家伙独自唱他的咏叹调吧！

“你知道，自从我开始负责这里的工作以来，我们不再付钱雇用外面的人，我们用实际居住在这里的人。”

细细的声音，有些害羞，又黄又小的牙齿，消瘦、无色的脸颊，夸张的小胡子，还有那块无处遁形的疤痕。

“我很想知道你的计划。我不会乘人之危，我只是想能够和你随时保持联系。”

照此看来，不过是一个追逐平庸战利品的怯懦钓取者罢了。托莱亚就是这样的人，只配得到这个三流探子的跟踪，不是吗？他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真的！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填满了他的嘴巴和鼻孔。

站在阳台上，他能够看见那个空旷、黑暗的广场。偶尔，一抹亮光，路过的车辆发出的。午夜之后，死一般的寂静。大楼底层的列夫琴科酒吧40年前就不复存在了，被夜色吞没了。黑暗依旧蚕食着城市，一个10年，又一个10年，缓慢持续着——在这种黑暗中，万恰一家复活了，他们提出了古老的问题，几十年前的老问题。

是的，家人有可能回归的那两个场景，他已经十分熟悉，他数十次目睹并且注意到了这两个连续的片段。

第一个片段：8月末，战争期间。宁静的夜晚，炎热的天气令人窒息。万恰家的餐厅，白色的墙壁，高高的屋顶。一张长长的宴会桌，织花台布。八套闪闪发光的餐具，纵向两边各三套，两端各一套。晚宴的客人在他们的房间里已经待了几个小时了，他们一直在等候这家主人的出现。索尼娅和她那个瘸腿的巨人，了不起的马图斯，待在伴娘的更衣室里。托莱亚捧着收音机，全神贯注地收听伦敦的广播节目。米尔恰·克劳迪乌俯身凑到冷冰冰的阿斯特丽德的头旁边，核对着为婚礼所采买的物品。

迪达独自一人在餐厅里，她神色忧虑，一向极为守时的夫君今日为何一反常态迟迟未归呢？她很担心，害怕出什么事情，但她仍然没有勇气把前一天晚上目睹的事情说出来。现在，她等得万分焦虑，她准备把一切说出来——说什么呢？她能够把自己嫁给马尔库·万恰那段传奇般的往事告诉大伙儿吗？那个时候，他被安达鲁西安的鬼魂，沥青色的眼睛，白色大理石般的消瘦脸颊蒙蔽了双眼，他目瞪口呆，连话都说不出来。当那位身材苗条的年轻女子出现在现场的时候，尽管他早已是一名情场老手，但他仍然感觉束手无策，心灵遭遇到了无法补救的打击。接着，逃亡巴黎：阁楼，愚蠢的行为，贫困，图书馆，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返回，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及杰出的学者决定成为酒窖主人的那个时刻。是的，先生，哲学家马尔库·万恰决定投身于什么样的工作——那个严肃、高雅、善于调情的男人，突然之间所有的信念都动摇了——他说服自己的兄弟鲍勃·万恰匆匆抛下自己的医院，自己的诊所，自己的雇员，隐身于一个乡村的小医院中，那里四处飘雪，周围崇山峻岭。或许，这是一种保护……她应该让大家知道哲学家是怎样一心一意地忙于世俗的事情、忙于抚养后代吗？告诉大家他是如何任劳任怨地像奶妈似的照顾孩子，替他们洗洗涮涮，逗他们开心，但从不提及书本和自己心中的疑惑吗？她应该告诉他们她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直是马尔库·万恰的一个孩子吗？

然而，这些事情能够跟谁说呢？最终，这些在其后的某个时间被现实的风暴所吞没了。必须让托莱亚安全，不能让他接触这些情感：那次可怕的自行车事故之后，这个曾经好礼貌的少年发生了某种改变。那次意外事故造成的后果，无论万恰如何隐瞒，都无济于事。根本不可能隐瞒什么：一个在校学生骑自行车不小心撞倒了一个头脑不清、眼神不济的老妪，但是，法院在老太太亲属的干预下，判决孩子负担高额的赔偿费；马尔库因此不得已卖掉了自家刚刚购买的房子。她如何能隐瞒这些人人皆知的事情呢？她怎能用最近发生的事情所引起的恐慌徒增托莱亚的负担呢？因为，孩子可能会将其视为那场事故的延续。那场事故已经摧毁了家庭的平和气氛，并且预示着来年更大的灾难。

她也不能跟索尼娅说，女儿现在正沉浸在与亲爱的救世主马图斯梦幻般的恋爱之中。米尔恰是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她应该把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可能是前天晚上，她有些不太肯定，或者，接连两个晚上。是的，只有米尔恰可以明白，可以立刻采取某种具体的措施。她是不是应该让他知道：昨天晚上，那个名叫马尔库·万恰的男人，那个一向坚强，一向伶牙俐齿的男人，一夜之间就变老了？面色惨白，浑身无力。他那层完美的铠甲，他那游刃有余的手势，他那闪闪发光的眼睛，还有他那清澈的嗓音，这一切在两个星期前还是那么的熟悉，没有任何危险的先兆，但现在已荡然无存了。没错，两个星期前，他突然把一个新的雇员介绍给自己的妻子——一个让人疑心的“代理”，如果有这种事情的话，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合伙人，你不会明白，你也不会相信这些话出自万恰的口中。一个帮手，帮忙度过“眼前更加困难的时期”——这就是他的原话。他以前从来不会采用这种办法，因为，为一年一度的葡萄酒展销会而做的准备工作足以证明他驾驭一切细节的能力。两周前的那个奇怪的晚上，他把那个可疑的“合伙人”介绍给她——那人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受雇于他人的密探或者保镖——即使在那个充满了不祥征兆的夜晚，他看上去仍旧没有什么变化：高高的额头，没有皱纹，神色自如，庄严，手势稳重。但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晚上，迪达发现了一摞没有开封的信件。她突然想起最近出现的一系列征兆：频繁的电话，陌生的声音，声称自己受到了伤害，因为没有被邀请出席展销会，或者，非常愤慨，因为你肮脏的生意太顺利了。用他们的话说，“你肮脏的生意在崇高的爱国主义时期竟然那么一帆风顺。”

接下来的十几天里，丈夫在库房忙碌，迪达则始终伴随在他的身边。她放弃了家务活儿，忽视了托莱亚，忘记了米尔恰的婚礼，对索尼娅的情感躁动也视而不见。她把一切抛至脑后，每时每刻陪伴在夫君左右，她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她想弄清楚一切。昨天晚上，也可能是前天晚上，一个顾客，或是一个熟人，或是一个代理商，在某个时候出现了——不清楚具体是什么时候，不清楚那人是谁，也不清楚他心怀何种目的。迪达那时刚刚出门，最多一个小时后，当她回到家里的时候，万恰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了。想象一下，他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疑惑，恐惧，满头是汗，他看着眼前的一张纸，手中的笔迟迟落不下去。他不再记得自己的名字了。那时是晚上，天越来越黑了，马尔库·万恰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头儿。

毕业于巴黎大学的著名哲学博士，决心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葡萄酒批发代理商，以此度过暴风骤雨般的年月——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行当，尤其是在艰难年代——他相信，他的兄弟在大山里可以存活下去，他在那里照料那些无名的病人，他会保护他们，因为他们需要他。但此时，甚至连他的兄弟也无法解释，他一向谨慎的策略为什么突然之间崩溃了。

一夜之间的变化，这个老人再也无法抵御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了，是这样吗？就因为他收到了某个卑鄙的信息？这个猜测走了，又回来——短暂的一闪念，仿佛烧红的针尖。没错，她应该把这一切都告诉米尔恰。

迪达慢慢转过身，眼睛离开窗子，看着面前的宴会桌。实际上，她慢慢地转过身，嘴巴有节奏地念叨着：是的，可以把这些告诉给米尔恰。令人无法置信的是，笑容荡漾在她的脸上，她笑起来像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傻瓜。她仿佛中了邪，一直痴痴地笑着。这么多不合时宜的回忆：失望和恐惧，此外，还有一种缺乏信心、听天由命的无可奈何，像空洞的安慰，缺少能量——笼罩在传奇的光环之下，秘密的白炽光，包围在保皇党的特殊氛围之中。在昨天之前，一切如故，她亲爱的夫君就是那个颇具魔法的保皇党，他可以成功地避开众人的视线，安全地生活。

经历了数小时的震惊和沉默，迪达·沃伊诺夫再一次面对灯火通明、喜气洋洋的餐厅。她的目光与米尔恰·克劳迪乌的目光相遇。很有可能，儿子已经默默地注意自己一段时间了。刚才，她用自己的掌心紧紧地握着窗框，紧紧地握着，因为这是她和现实世界之间最后的一种接触，而这种接触可以给她带来一丝安慰。儿子是一个秃顶的年轻人，粉红色的圆脸，长长的络腮胡子，从镜子的一角刚好可以看见他。短短的眉毛，沼泽般的大眼睛。没错，她记得这个男孩——一个干净、整齐的学生，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轻松获取大奖，而且，他还擅长体育。“我们杰出的米尔恰·克劳迪乌！想想看，夫人，他竟然偷了一个同学的钱包。我亲爱的夫人，很大一笔钱啊！简直让人无法置信。谁能想到呢？太不可思议了！”校长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然而，杰出的米尔恰·克劳迪乌一刻也没有犹豫，直盯盯地看着校长的眼睛，微笑着承认了这一切。那些日子，家里并没有遭遇物质上的困难，托莱亚的自行车事件还没有发生。的确，他后来不得不利用课余时间做建筑绘图员，因为家里实在无力提供他的学费和开支。

是的，那天早上，当迪达的朋友，那个建筑师的夫人，带着母老虎般的眼睛下面深蓝色的粉彩突然闯进来时，出头的也是这个不肯认输的克劳迪乌。暴君！不管怎样安慰，她始终无法停止哭泣。亲爱的米尔恰·克劳迪乌，杰出的理工学院学生，她着实仰慕他，但他却再也不愿意见到她。实际上，他狠狠地揍了她一顿，一点也不夸张。这是发生在以前的事情，因为她不顾约定，到他各个朋友家去找他，甚至还去了酒吧和学校。没错，她控制不了自己。她不顾永远不要去找他的约定。但是，这个亲爱的爱人给了她一顿痛打，一句话未说，把她打翻在地。“痛打”，“重击”：奇怪的字眼从那张美丽的弧形嘴巴里飘出来，这个受人尊敬的女士虽然不习惯早起，但这一次，天刚亮她就急匆匆赶来，找到了罪犯的母亲。

神秘的儿子用一种陌生、搜索的眼神盯着自己的母亲。她应该把过去两周内发生的可疑事件告诉儿子吗？或者告诉那个冰美人阿斯特丽德？她们婆媳性格十分相像。迪达再一次慢慢地转过身，眼睛朝窗户的方向看去，把自己的背影留给了那个目击者。

她接受了那个身份，只是因为她亲爱的夫君想要孩子。的确，他对孩子非常用心，肯花时间在他们身上。当然，他对自己如花似玉的妻子也不敢怠慢，他迷恋她那双始终透着茫然和忧郁的眼睛。她虽然不积极，但还是给他生了三个孩子，然后，她和孩子们一起成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她成了马尔库·万恰先生家的老四。

万恰在哪里？他在哪里抛了锚？为什么会抛锚？能够在哪里找到他呢？天空此刻仿佛一扇窗户，覆盖着阴沉沉的云朵，那个久等的人儿迟迟没有出现。身后传来儿子忙碌的声音。迪达意识到，米尔恰·克劳迪乌正在换衣服，准备出门。他每天晚上都要和自己高贵的伙伴外出散步。她再一次傻傻地笑着，迷失在窗框之间的噩梦中。

当她再次回过身，面对着充满喜庆气氛的房间，时间很可能已经是两个星期之后了。一个欢庆的夜晚，这一次是星期六。欢宴的餐桌铺着织花台布。

第二个片段：餐桌的首位没有摆放任何碗碟。葬礼和婚礼都结束了。

告别晚宴，年轻的夫妇明天就要离开布加勒斯特了。新婚的妻子不喜欢巴尔干地区的小巴黎氛围，“这是一个酒鬼的市场，遍地垃圾和笑话。”这就是那位冰美人阿斯特丽德·万恰说的话。她说话虽然不留情面，但也中肯。她迫不及待地想回归到布拉索夫的文明中去。每逢提起布拉索夫，她总是喜欢使用喀琅施塔德这个德文名字。

厚重的沉寂。强烈而又冷酷的光线，水晶玻璃器皿，银质器皿，瓷器，死一般的寂静。地点、时间、行为的统一？你们每一个人都将背负又一个失败的印记，死去的人可能认为……又听见了他的声音。失败——也就是说，命运的不可避免性——他一直努力将其平息，将其收买，将其拖延。但是，迪达·沃伊诺夫偏离了自己思维的轨道。一具烧焦的雕塑；话语消失了。

几个人物，简短的故事，沸腾在历史炙热的大锅之中，沸腾在地球上杀戮的血流之中？为小学生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准备的晚餐，他是一个懦弱的人，但却碰巧变成了囚犯。他吹着口哨，悠然自得地握着闪闪发亮的车把。突然，命运像那个愚蠢的黑乌鸦，一下把他击倒了。男孩继续吹着口哨，把少年时期的罪恶吹成了解不开的死结，直到后来，两个星期前，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不分昼夜走街串巷，忘记了睡眠，忘记了休息，也忘记了饭菜，他要找到目击证人，找到答案，他想从发生的事情中解脱出来。

再来说说美丽的姐姐索尼娅。她是列夫琴科酒吧的皇后，每天晚上都是众人瞩目的对象，求爱信、鲜花、名片，源源不断从各个桌子向她涌来。她是一个活泼、正派的姑娘，是酒吧里一种激动人心的诱惑。她甩动着黑色的发辫，时隐时现，爽朗的笑声，热情的舞步，直到黎明。那时，她就是一个书拉密[1]，回到家时，因为成功，也因为恐惧，她面色苍白，精疲力竭。

六个月前，马图斯登场了。这个腿有残疾、谈吐诙谐的家伙是一个对宗教持怀疑态度的传教士，是一个恐怖主义者，是一个酒鬼。他虽然温顺、和蔼，却胸怀执着的抱负。他的理想既体现了《圣经》中的隐喻，也表现出了一种世俗的魅力，一种压倒一切的实用主义精神。他对酒精表现出的那种孩子般的痴迷，以及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无法抗拒的男人味让幸福的小女孩彻底迷失了自己。她是这个受到指控的家庭里的一朵花，是美人中的美人，是天使，随时准备在新来者的火焰中烧焦自己的羽翼。

古老的瓷盘，重重的银刀叉，薄薄的水晶杯：这一切均是末日的装饰。因此，每一个人都必须记住——包括刚刚嫁入流浪的犹太家族的那个德国女人，也包括那个名叫马图斯的冒险家——他准备带着他的幻想，带着他的爱人，前往东方催人入睡的无尽乐土。他们都在这里，庆祝这顿葬礼般的散伙饭，见证这次欢乐的崩溃。他们备感自豪，因为他们拥有这个时刻——这是我们所能争取到的，可怜的马尔库·万恰曾经这样想过。或许，失败的印记不仅仅烙印在那个刚刚离他们而去的魂灵身上，而且也深埋在所有人的心底。母亲，寡妇，婆婆，她失声了，什么也说不出，深陷在那血红色夜晚的麻木之中，深陷在一种等待已久的记忆缺失之中。

只有新郎异常活跃，他给厨师下达各种指令，他为妻子安排座位，他抚摸母亲的小手，他微笑着面对妹妹和弟弟，他小心翼翼地让自己的话语填满寂静的空气，他开心地、信心十足地告诉大家，他打算投奔布拉索夫那个知名的德国企业家岳父，他准备在那里安家（伟大的弗雷德里克·伍尔夫家族决定把整个一层楼给这对新婚夫妇居住）。此外，他也谈到了战争的进程、英国广播公司的评论、观察家的活动、军事管制、拜占庭式的秘密警察、俄罗斯严酷的冬天、流行于剧院里的有关爱情的传言、农村的饥荒、种族主义思想驱使的遣返活动、灯火管制、外交部门举行的宴会、元帅执政者的虚荣，等等，等等——工程师米尔恰·克劳迪乌·万恰·沃伊诺夫无所不晓。

晚餐在婚礼和葬礼之后举行。因为家庭新主人的努力和技巧，晚宴一直延续到天光大亮。他非常小心，没有提及那个空座位，没有提及大家心照不宣的内容。

一个空位置，一个残缺的场景。家庭聚会不顾艰难痛苦地进行着，一直持续到黎明。他们十分痛苦地聚集力量，以打破早就被打破了的东西。清晨，大街上。两对夫妇——阿斯特丽德·米尔恰·克劳迪乌·万恰夫妇和未来的索尼娅·马图斯·卡利诺夫斯基夫妇——站在潮湿的站台上，等候电车。通宵寻欢作乐的人们走出列夫琴科酒吧，礼节性地跟公主打招呼，她已经从他们的狐步舞曲和香槟酒会上消失了。这是一个肯定的征兆：新的一天的确降临了。

餐厅里，只剩下了母亲和弟弟，他们默默地注视着眼前杯盘狼藉的餐桌。

一个朦胧的时刻，蓝色的晨曦闯入位于底楼的列夫琴科酒吧。欢快、古老的列夫琴科疯人院也已消亡；它已经死了很多年了。

窗玻璃上挂满了露珠。电车启动了，沿着大街向前奔驰。单调、沉闷的运动。

灯光昏暗、摇摇欲坠的咖啡馆。那位行为怪异、身份显赫的度假者跷着二郎腿，他在等人。格子图案的外套敞开着，黑色的衬衫领口露出暗红色的丝巾。宽大的黑色太阳镜。身边的椅子上放着一件仿皮外衣和一把雨伞。椅子旁边竖立着一个小皮箱，上面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标签——山区短期度假的开始，第一杯牛奶咖啡。哇！加了牛奶的咖啡。这在山区并没有什么稀奇的，那里盛产奶牛、牛奶、黄油，还有酸奶。你至少能够喝上一杯带牛奶的咖啡。或者说，起码是一杯没有牛奶的咖啡。不管怎样，一杯黑咖啡，那种标准的咖啡，那种咖啡替代品，原料是鹰嘴豆、大麦、玉米粉，或是其他什么东西。或许，一杯茶，至少是一杯茶。俄罗斯的、中国的、英国的——或许，起码是春黄菊、薄荷、椴树花等等。

此处既没有糖果，也没有蛋糕，只有一排又一排的果酱和一袋袋同样破破烂烂的饼干。尽管如此，贵客也没有起身，没有大步流星地离开这家冒牌的小店。他没有索要意见簿，也没有要求见经理。抱歉，我们这里不供应茶水；抱歉，没有咖啡，也没有牛奶；抱歉，蛋糕已经卖完了；抱歉，我们这里不卖软饮料；抱歉，矿泉水脱销了；抱歉，非常抱歉。服务生俯身应答，脸上始终荡漾着热情的笑容。客人低头翻阅着那本装帧华丽的杂志，面对侍者反馈的每一条信息，每一次拒绝，他都十分礼貌地点着头，充分表现出他的绅士风度！镇定自若，尽情享受，一个来自殖民地的花花公子在短暂的时间内把风度和名望带给这个被人遗忘的度假胜地——喀尔巴阡山脉的明珠。

根据他身份证上的信息，这个名叫阿纳托尔·万恰的游客，是布加勒斯特特拉齐特旅馆的接待员。此刻，他面无表情，跷着二郎腿，在锡纳亚火车站附近的这家冒牌小店里待了近两个小时了，他在等待——等待什么？没人知晓。身边放着环球旅行者的行囊，面前是一本庸俗的彩色杂志。等待，等待什么？12点，正午，恰当的时间。他在度假：没有思想，没有记忆，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不是，这正是他所追求的境界。

当12点来临之际——房间入住的时间，任何一个旅馆接待员都清楚——他应该立刻动身去旅店。他要用做作的嗓音报出预订房间的号码：326，然后上楼，洗澡，在接下来的几小时里，消失在史前的沉睡之中。第二天，星期二，将会像第一天这样，悄悄地逝去。电影、远足、睡觉，谁会管？星期三，天气将会转凉，乌云遮天。去书店逛逛。星期四，参观城堡，读读书，绕过乡间农舍，穿过小镇和公园，去一趟邮局。

山区的周日有其自身永恒的特点，它好像在取笑你，它傲慢地喘息，时光悄然离去，留下一种充满敌意、令人窒息的躁动。你可以像以往任何一天那样不紧不慢地收拾行装。你根本不知道要去何方；不知道火车开行的时间，也不知道前行的方向；仿佛在履行某种合约，你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了空虚。

托莱亚·沃伊诺夫在山区只逗留了一个星期。迷茫、昏睡般的等待，不知道伊里娜这个名字对这种状态是否合适。

晴朗的天气。太阳驱散了雾霭。远方的树木清晰可见，彰显出往日的尊贵。旧时贵族的宅院虽说已经破旧、衰败，但依旧雄霸一方。此处的氛围——同样的面孔，无精打采、滞留在半空的手势！巨型的木桶盛装着变质的醋液、胡萝卜，以及粪便，包围着腐烂变质的昏睡。不，他过去一直无法接受这种状态，甚至在记忆中也没有它的地位——不，一切都存在于另一个时刻。那是5月，是另一个时刻，没错，是另一个时刻，很久以前，仿佛昨日。

伊里娜的笑声。半夜醒来，在度假小屋外的露台上——满地银光。沉默，长时间的沉默，直到他的喉舌因为等待而变得干燥不已。一天下午，沿着弯曲的沥青马路朝城里走去……双手举起，伸向那人的肩膀。

时间的长河滚滚向前，但他却并没有忘记这件事情。一个混乱的时刻，在大街上，柏油马路蜿蜒着通向城里——就是在那里，他们投入到了对方的怀抱之中。接下来的局面有些令人不安，仿佛那个下午被拦腰斩断，悬挂在无聊的时光边缘。一种厚重的沉寂，一种使人厌恶的沉寂，把你从头到脚淹没在它那绿色的泥浆之中。你开始摇摆，某个地方传来了可疑的砰砰声，是那些看不见的蜥蜴发出的。几个少年吹着口哨，匆匆走过——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滑稽可笑的事件中无法抹去的一个片段。他们继续无声地摇摆，好像体弱多病的老者，依旧童心未泯。

伊里娜让他等在门口，自己走进了那家食品店。马路开始拐弯，城市就在身后。就在那个地方，发生了那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他似乎醒了。他当时的确转过身子——嗨，我帮你拿一个，你看，你有两个袋子——面对伊里娜，接过她左手拿着的那个塑料袋，把她右手里的那个也拿过来了。他们俩肩并着肩，一言不发，继续赶路。他们来到伊里娜住的小屋，那栋房子虽说不大，但很漂亮，屋顶是用砖瓦砌成的。他们沿着阶梯走到门口，然后进入客厅。伊里娜脱下斗篷：她下身穿着一条紧身牛仔裤，上身一件宽大的白色毛衫，很厚实的羊毛。她一只手握着一瓶红酒，另一只手拿着一个绘有蓝色小花图案的玻璃杯，还有一只古朴的茶缸。

“住在这所房子里的只有两个人，而且他们也很少回来。他们城里有亲戚，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里。”

她往茶杯里倒了半杯酒。酒精下肚，他立时感觉四肢充满了令人兴奋的能量和热力。在某个时刻，他弯腰从地板上拿起酒瓶，把空空如也的茶杯倒扣在上面。他碰了碰她的胳膊肘，把它捧在自己的手心里：我们上楼去吧。不，不，也许，伊里娜在敷衍他。他轻轻地拉了她一下，她已经站在楼梯口了；他们上楼去了。楼上的房间很小，室内有一张小床，像学校里的那种，一个水池，屋顶有一扇很大的窗户，月光从那里泻进屋内。

他有些迫不及待，动作笨拙地一把把她拉到自己的面前。我自己脱吧——牛仔裤滑落下来，接着是那件像猫咪皮一样的白色毛衫。伊里娜身上穿着长长的内衣。她身材瘦小，皮肤光滑——不是这样，让我来——胴体滚烫。他很快就迷失在她娇小的身体里，月光发出邪恶的光芒，给他带来触电的感觉。害羞眩晕局促。伊里娜点燃了第二支香烟，头搁在自己的腿上，腿上半遮着一条厚厚的毯子。他的目光飘移。后来，他找到了答案：他当晚离开。他必须整理自己的行装，赶上那趟9点30分的火车。伊里娜已经悄悄地离开了那张凌乱不堪的床铺。

你没有必要跟我走。实际上，我想出去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并不意味着我想和你一起走。假如你想和我一起走，我并不介意。不管怎样，我想知道你的地址。身后传来衣物的婆娑声，扔了，拾起来，又扔了。他们经过那家为游客开设的旅馆，去拿他的东西。火车的车门打开了，他们在门前像老同学那样吻别。伊里娜递给他一个红色纸片：她的地址。她发出爽朗的笑声；一绺头发在她额前跳动，很是别扭。她的嘴唇干裂、苍白。火车开动了。

托莱亚独自一人待在房内，不愿意再次回味自己的失败经历。跟所有的女人在一起都是如此：第一次，无论发生怎样的事情，总是那么仓促，感觉不安全，匆匆撤离。他进入到她的体内——很短的时间。交配体操，一种表演，出生率上升的原因？异性的魅力，令人捉摸不透——如果幸运，你可以从中获取快捷、暴力的火焰？一种突如其来的重新发现，一种突如其来的拒绝，没错，就是这样，一种释放——他宁愿记忆空白。不，他不想记住那种情感，那种窘迫，那种无助。不，对那种复杂的情形，他不再渴望！

回忆并不困难。很久以前，他第一次遇见伊里娜，那是在外省，在他家乡的小镇里。这里有很多来自布加勒斯特的年轻人，工程师建筑师医生。他们被派遣到这里，参与这个历史古城的现代化建设。

最初，伊里娜做过一段时间技术绘图工作，后来，又做过橱窗布置，做过幼儿园教师，她一直在等待，等待能够被批准参加建筑学校的期末考试，因为她在毕业前夕意外地被那所学校开除了。年轻的中学老师万恰身边有一群追随者，她也是其中一员。未来的重要角色托莱亚那时已经是一个人物了。怎么会呢！大伙儿知道，他是一名教授，他经常发脾气，情绪急躁。他变着花样不断完善自己的杂耍技艺、轻浮的玩笑和文字游戏，以及那些没有恶意的插科打诨和即兴的吹毛求疵。

一天，他在大街上遇见她：伊里娜，你好吗？你是叫伊里娜吗？对，教授，真没想到你还记得我的名字。这个差一点就可以成为建筑师的年轻女人，伊里娜·伊拉，跟着他走了一会儿，时间足够长，左边的一条大街，走上第二条大街时已是怒火中烧。年轻的中学老师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外省叛逆分子的领军人物，自以为高人一等，绝对是小镇里的一个文化怪物！他比身边的那些追随者年长不到10岁，那些人大都是他从前的学生，跟在他的左右，被他的戏法所吸引。那些学校的小学生、大学生、工程师、医生，围绕在那些唱片杂志录音带谜语酒瓶和香烟周围，中间是那个令人称奇的托莱亚，他扮演的角色是一个高雅、腻烦的小丑，精通多种语言，声音尖利刺耳。他甚至还说俄语，他在中学还教这门课程：那种语言，从他口中说出，令人感觉厌恶和压抑。那种语言，通过他的做作表演，通过他龇牙咧嘴的演绎，成为一种刺激，一种难得的怪腔。他们见过几次，大部分时间默默不语，偶尔心中会产生某种预感，因此，故意疏远对方。就这样，他们若即若离，但过了半年之后，她突然离开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保持书信往来，有时他还去布加勒斯特看望她。

这是10月的中旬：伊拉穿着一件新外套，很厚实，蓝色的，骆驼毛的。城市展露出自己孩子般的一面，天真烂漫、色彩斑斓。街灯、糖果、杉树——他们在街上兴奋地推来搡去，雪花落下，美丽的风景恍如假日旅游的照片。大街小巷充满了明亮、欢快的光亮。当他们来到她家时，伊里娜邀请他进去。我们上去吧，我姐姐不在家，我父亲也不在。他一个月前离开了，永远地离开了，在我母亲葬礼之后。我们有时还能收到他的明信片和短信——他又回来了，带着那个很久以前就在一起同居的女人。

他们一起听音乐，一起喝酒——那种模糊的感觉，一种眩晕，在那个重逢的美丽夜晚。除了沉默和躲避，没有别的。田园诗般的冬季画卷，廉价、难得的欢宴？难道她惊恐的目光使他胆怯？他只是推迟了他们之间的接触。后来，在某个时刻，他们之间出现了一种对称的画面：伊拉荡着秋千，流连在夏季。兴奋而幸福。那些孩童时代的插曲，愚蠢至极。再一次，充满激情的眼神，带来无限的遐想。再一次，实际上，躲开了触摸的机会。

过多的希望，过长的序曲，他害怕了？

一次，他接到了伊拉的简短召唤。她现在已经是建筑师了，在布拉索夫的豪华新车站工地工作。跟我一起去海边，两个星期。胆小鬼没有答复，但他知道他不可能长期躲避她。秋天到了，他忍耐不住了，心一横，不计后果地给她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她妹妹，工程师索尔维亚·伊莎贝拉：伊拉结婚了。什么时候？如何？为什么——咳，一切来得太突然，仿佛她想摆脱某个追求她的人。她一个女朋友的朋友伯纳采亚努博士向她求婚。她彻夜未眠，辗转反侧，紧张不已。早上，她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他们离开了布加勒斯特，但经常回来。我会把你的口信转给她。砰，电话放下了。

吉克·特奥多休同志的话是对的：山区的春天可以使你春心荡漾，但山区的春天也会毁了你，千万别忘了。真是太好了，他直到5月才开始等待，那时，月亮女神迈开双脚，踏出一道崭新的金光；荆棘刺入太深，你再也不可能将其拔出。教授，你提前结束了假期，实在是明智之举。5月的春光将把你俘获，将把你困在情欲的泥沼之中。就在那里，在那条通往城里的公路拐弯处，不知为何，你将遭遇海市蜃楼般的幻觉……在那一天，很久以前，你走上木楼梯，手心捧着她瘦弱的胳膊肘。浓密的黄昏，月光爬上窗户，仓促的接触，灯光忽明忽暗，快镜头，强电压，灾难。浪漫的场景，只适合闹剧。浪漫的闹剧，就这些：冗长的赘述，无尽的叹息，病态的情感。

光阴弄人，他们终于再次相遇。一个寒冷的雨天，暮色时分。你以为这次还能躲吗？火车、地址、幻影，这一切将变得混乱，你还会再次拖延吗？但是，几个月过后，仅仅是为了追求刺激，他按响了门铃，就是那个在车站她递给他的地址。

“我那时以为你是不会来的……”实际上，他曾经有意躲避，绕着房子转了好几个圈，以此拖延时间。“你把雨衣脱下来吧。你不会一直这样站在房间的中间吧，是吗？”公寓刚刚粉刷过，装修工程还没有彻底结束。他们来到房前的坡地上，站在那棵老树下。他们相拥在一起，但她害怕地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出来。他们回到空无一人的房内，面对面地坐下来，四目相对。她生着一对绿色的眼睛，嘴唇厚实、干裂，声音嘶哑。当他们互相对望的时候，她的眼睛蒙眬、膨胀、疲倦，一种痛苦的呆滞神情。她的小手开始触摸他。她犹豫了片刻之后，把手伸进了他的上衣。她默不作声，双手一直在颤抖。她的双眼继续向更深的地方探索，她痛苦，她在燃烧。他依旧有时间打量白色的窗框，打量那只酒杯：厚实的水晶酒杯因为浓厚、静止的葡萄酒而变得红彤彤的。接着，燃烧——也许是别的什么，一种昏厥。她的小手继续下滑，到达了火焰的中心。血流奔放，像一只激战的公羊，疯狂而愤怒地喷薄欲出。震颤、恍惚、嘴唇、胸脯、挣扎的双手——血液猛烈地撞击，一次又一次，一次比一次深。她从前亲吻过别人吗？她亲吻过别的男人吗？能量完全集中，仿佛世界诞生的那一刻……奇迹，重生的奇迹终于发生了。

教授，一种暗藏的力量，一种无与伦比、聚合在一起的激情，就是这样。无法抵御，摄人魂魄。他们搂抱着，一路喘息进入卧室。欲望的苦痛把他带进她的体内，越来越深，双手搂抱着对方，越来越紧。哭泣，她的脸失去了形状。她用自己的双手遮住他的眼睛，不准他看她。“别看我，别看。”然而，他看见了，他继续看她，眼泪沿着她苍白的小脸往下淌。他在她的上面，在她的里面，发了狂似的搂抱着，但他仍然能够看见她的眼泪顺着脸颊不停地向下流，流向她干裂的嘴唇。她无意识地嘟囔着：“别，别看我——请别看我。”她紧紧抱着他，陶醉在喜悦和恐惧之中。床单下的男女浑身赤裸，相互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不，他们不能把这种权力从我们这里抢走，”伊里娜的声音低沉，有些飘忽不定，但却十分坚定，“他们不能这样做，这是我们的所有——我们的唯一。”她躺在那里，声音时断时续，一边说一边轻轻地抽泣着。她既感觉悲伤，又感觉快乐，细长的红棕色头发凌乱地散落在枕头上。“我知道，你……”她希望他继续。因为某种缘故，他过去一直在躲避她，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

她的双手颤抖着在他身上游走。他感觉有一种触电的感觉，血液再一次咆哮，衣服伴着褶皱的床单在空中飞舞。她把他拉进自己的体内，深一点，再深一点。她一边抽泣一边断断续续地说，“别，别看我，请别看我。”她的身体因情欲而战栗，她的脸上泪水点点，她似乎得到了灵魂的拯救。“你终于来了……”几天后，当她打开家门时，她大笑着这样说。话音刚落，她一把把他拉到自己身边，拉进自己体内，一点点靠近她欲望的终点。“别看我，别。”她张大嘴巴，大声喘息着。现在，他们疯狂、毫无章法的拥抱愈合了她的伤痛，也使他焕发了斗志，虽说感觉害怕，但他也得到了安慰。在某一刻，他有些恐惧，试图使自己冷静下来。她刚刚结束了自己的旅行，他也离开了一段时间。她病了，他要去度假——种种借口，想避免这种过频的交往，想冷静，想暂停这种关系。

暮色稀薄而狰狞。瓢泼大雨。他在大街上梦游，不知往何处去。他没有带雨伞，雨水冲刷着他的额头和脖颈。他浑身湿漉漉的，包裹在水中。街巷空无一人。他清醒过来，在人行道上的一棵树下停住脚步，眺望前方的阶梯。一分钟，五分钟，十分钟——伊拉出现了。她站在护栏前，一脸的惊讶。她往街上看去，看见了那个奇怪的人影，一切都明白了。他们俩都明白了。他推开了铁门，走了上去。门口，伊拉身上穿着一件厚实的白色长上衣，此刻她欲火中烧。

她娇小、紧张的身体开始扭动。“我感觉到了，我知道你肯定在外面……”孩子般的歇斯底里，孩子般的绝望。异教徒的仪式重新开始，但这一次却更加的疯狂。她把床单扔到一边，可怜的棉布扭曲、凌乱，无助地躺在那张小床的床脚处，仿佛悬挂在一根简陋的船桅上。“我要走了，我必须走了。就现在，马上。”他不断重复着这几句话，像一个机器人。“我必须走，就现在，马上。没有其他选择。”她充耳不闻，不予作答。他急忙穿上衣服，这样，他们就没有时间交换意见了。她坐在那个窄小的床上，一动不动，甚至没有抬眼看他。门开了。他再一次来到院子里，来到大街上，来到雨中。他缩成一团，把湿漉漉的衣领竖起来。他下意识地抬起手，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他看着表盘，看着正在转圈的分针。半个小时！这就是全部：半个小时，一种永恒。他再次躲在人行道上的一棵树下，看着街对面的阶梯，他刚才就在那里，似乎过去一千年了。在夜晚的雨雾中，他能够听见路人匆忙的脚步声，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人们相互交换着位置，快步赶往自家的小屋。持续了一天的化装舞会使他们筋疲力尽。

如果相对被动的万恰·沃伊诺夫把自己的臭氧填充时间推迟至5月，就像聪明的吉克建议的那样，那么，发生的一切是否会拥有另一个名称呢？谁也说不准。

“我生命中的一些说不清楚的片段不断地困扰我，虽然我并没有那种感觉，但它们让我产生了一种负罪感。我曾经几次回到大学继续学业，但我的档案中又会出现新的内容，他们又会把我开除。我终于等到快要毕业的时候，但再一次……当我第二次婚姻解体之后，我真的无法再振作了。我经历了失败的一刻，我突然把自己的愤怒抛向外面的世界，抛向那些始终监视我，不断把我推向边缘的人。交出那份原件，对我而言，并不是一个聪明的举动。其实，那实在太冒险了。我甚至会为此丢掉性命。然后，在毁灭的前夕，有人向我伸出了一只手——或者说，一只爪子。我紧紧抓住它，我惊愕，我恼怒，我发狂。这是波佩斯库同志。奥列斯特·波佩斯库同志救了我，他甚至主动帮我找了份工作，我因此有了收入。”

黑暗中，她的身体绷得紧紧的。她的手滑过去，碰到了桌边，碰到了床沿。这是一种她无法言表的混乱和危险。她身体紧张，精力集中。她伸出双手，手指轻轻地滑过男人的脸颊、胸脯和下身。话语抖动着加快了速度，动作也随之越来越快。最后，他们重新交融在一起，身体抖动着，眼泪随着一次次的高潮而自然落下。“别看我，请千万别。”拥抱，像一只染红了的爪子。呜咽，随后则是断断续续的话语。“他们不能剥夺我们的这种快乐。不可以。伟大而野蛮的举动，无法解释的举动。”没错，野蛮，还有脆弱，贯穿在痛苦和快乐的抽泣之中。

声音断了，他们太激动了。过了一会儿，又开始了，堕落而恐惧地扭结在一起。

“远离那些危险，再也不回头了。我又一次临近毕业的关头，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向我的朋友亚努利讨教。我跟你提到过他，不是吗？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希腊人。这个纯粹、狂热的，还没有被社会渣滓影响的英雄。他们把他的传奇故事以很低的价格进行买卖。这是一个叛逆分子、一个烈士的生平故事，跟通常那些进取者不同。很难说清楚，哪一种假面具更适合他：机会主义分子，还是真正拥有信念的人。不管怎么说，他仍然可以动用一些关系来帮助我。我又一次去了外省，在那里待了一阵子，一直到夏天结束。我知道，我的档案将永远伴随在我的左右，像天主教的教规——只有死亡才能把我和它分开。我想回来，但我却没有办法。因此，我又一次认定自己是一个叛逆者，我又一次爆发了。他们第二次警告我，让我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接着，奥列斯特·波佩斯库同志主动要求帮我的忙，我接受了。带着一种病态的愤怒，我决定报复自己。”

城市死气沉沉。台阶上面那棵婆娑的小树提醒我们说，藏匿是没有用的。到处都有证人，到处都有替代。奥列斯特同志手下的那些同志，他们的手可以触及任何一个角落。他们无形的网络甚至已经渗透到了此处，连我们在这张床上得到的那种非法的快乐也在他们的掌握之中。

伊里娜趴在床边，伸手拿过那盒香烟。她点燃了一支，然后把那个小孩子用的小枕头放在自己的脑袋下面。她修长、几近透明的手指捏挤着香烟，直到触及正在燃烧的那一端。“他在我身上找到了一种疗法，一个梦想，一种依恋——波佩斯库同志就是这样说的。他做好了准备，只要我喜欢，他可以任由我使唤。他自己是一个暴君——喜怒无常，有极强的占有欲。他没帮上我什么忙，真的，没有。或者说，他只给了我一个分支机构。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小王国，是共和国无数个大小王国中的一个。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啊！那个协会！一个地下的协会，一个还没有发展完善的协会，一个暗藏玄机的协会。那个聋哑人的协会！假如我不了解内情，表面上看，那可能只是一个平常的公司。但是，在它的后面，在它的下面，在它的上面，有一个四通八达的网状系统。这个系统代表了一切。公司，目标，结构——这些都不重要，甚至在这样一个奇怪的公司里，也是如此。重要的是它和整个体系之间的联系。这恰好证明了一个事实：奥列斯特·波佩斯库同志实际上比他公开的职位更加重要；这个公司跟它自己的奇特简介相距甚远，实际上，它更加狡诈。我没有逃离这种残酷的考验，相反，我留下来了，我希望能够尽早看到自己的毁灭。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自己究竟能够吞下多大剂量的毒药。”

她完全沉醉在噩梦之中，但表面上却依然平静，仿佛台词和角色经历了数次的排演，她此刻已经不需要别人的参与了。

“实际上，他甚至想和他老婆离婚。那个怪异的组织中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但是，我的家人知道。后来，我父亲给了我一样最后的武器。他们俩很熟——因此，我有权利拒绝他。我有了一个貌似可行的计划，换句话说，我给了他一个惊讶。我跟他说，不管是否合法，我都不同意‘永远’跟他在一起。不是因为年龄的差别，也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他。当然，这些都是重要的原因，但是，在我们玄机重重的小游戏中，这些都有可能被忽视。不，我想要说明的是，我听说了他在战争期间所从事的勾当。这一切对他而言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但又超出了我的意料。他感到震惊，他知道我是通过何种渠道了解到这一天大的秘密！处在囚禁中的人，在装出一副与时俱进的模样之前，他已经开始了另一个行动——把自己的命运和那个只为自己考虑的人捆绑在一起。替身，就像面包的替代品，衣服的替代品，或是书本的替代品一样，绝不是今天或是昨天才有的新生事物。”

她不抽烟了。矛盾的是，她的激动情绪也平息了。这种极度的情感并非源于她对往事的追忆——不是。仿佛那种莫名的恐慌，那种挥之不去的巨大恐慌，在她的叙述中渐渐消失了。隐藏在她心底的那份脆弱始终遭遇到一种威胁，这种威胁至今仍然存在，这种威胁究竟是什么，她说不清楚；然而，一旦这种威胁有了具体的内容，它似乎更加容易对付了。

好比现实，无论显得有多么可怕，比起你想象中的恐惧，你预料中的恐惧，要更加温和，更加容易解决。

“在集中营，因为他们都是战俘——反苏战争中的战俘——每天他们可以得到一片涂抹着两小块果酱的面包。他被选中了，离开了牢房，负责监管每天的食品分配。咳，父亲发现他对我如此狂热，最终把事情的全部向我和盘托出，以此作为对他的最后通牒——当然，这样做很危险，任何跟他有关系的事情都很危险。他这个人从头到脚卑鄙阴暗，始终戴着假面具。战后，他平步青云——最初的几年里尤为抢眼，父亲因此对他敬而远之。现在，相比较之下，他的地位低了许多。他之所以还是这么重要，主要因为他背后的那些特殊关系，新的，旧的，都是他在协会里建立起来的。

“因此，不管怎样，他那时专门负责集中营里的食品分配。他从非法交易中扣除关税，这样，他和那几个家伙才能生存下来。”

她把手从床单下面拿出来，伸向他。她两只手相互平衡着伸过来，纤细、放松、苍白、孩子般的手。热情似火的夜晚，难以入睡的夜晚，双手寻找着安慰。一双饥渴的绿眼睛，寻寻觅觅，越发暗淡，它们同样在寻找安慰。床单皱了，她的嘴唇也因为缺乏希望而出现了褶皱。床单和被褥被扔到一边，他们再次拥抱在一起——自我放纵，热泪满眶。

过了许久，夜幕降临了，她恢复了自己那种深沉、忧郁的嗓音。

“他这个人一开始就诡计多端，这个人类的渣滓。他把邪恶当成生存的机会。因此说，我朝着他的痛处狠狠地给了他一击。但是，他接受了我的打击，依旧春风得意，和我们所有人一样，对生活充满了憧憬，怪不怪？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向我们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的邪恶，我们的背叛，还是我们薄弱的意志？证明我们终究还是一群圣徒——这就是我们一直想证明的吗？被追杀的叛逆者，充满幻想的学徒！在苦海里垂死挣扎的病人？”

夜里，她的身体再一次扭动起来，嘴里发出那种无助的哭声。但是，如果她本人失去了清醒的意识……那会怎么样呢？也许，她也是……他离开了她的家，但最后那一串话语给他带来了无限的压力。在苦海里垂死挣扎的病人。教授，以后有的是时间在脑子里好好回味一下这些话。每一年的5月都会用不同的方式迫使那些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屈服，我们这个没有确切答案的时代也同样会就范。你必须有足够的耐心，教授，去研究你的疑惑；你不能感觉厌倦！或者说，厌倦——最糟糕的打击，你喜欢这样说——可能已经消失了。你会不断遭遇新的问题，新的陷阱；各种事件会接踵而至，它们的数量甚至会成倍地增长；如果你有耐心，你定会有所回报。

假如你当时没有找到一列合适的火车带你去逃生，可能这个片段已经拥有了一个名称，一个方向。但是，你还是需要有耐心和好奇心，需要有一种谦卑的态度，教授。不仅仅是在交谈的过程中保持谦卑的态度，教授，而且在交谈所带来的危险面前也需要谦恭。

你可能还没有厌倦交谈中的切分音符和陷阱。你可能已经发现，新的一天带来了相同的一张脸——那个称作奥列斯特的脸，皱巴巴的，像一坨灰泥——同一个幽灵静悄悄地守候在日历的每一个角落，不断地提醒你，要你记住一个事实：你苟活在那个洞穴里。

教授，你知道，时间淡化了你心中所有的迷恋。甚至连奥列斯特·波佩斯库同志在时间的巨大能量下也变得疲倦了：激情的火苗不再燃烧，而仇恨之心却变成了一种常规，一种保全自己的面子所必需的模仿。

“你问我为什么不改行，不另找一份工作，不离开此地。当然，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现在的情形和50年代不同了。是的，我可以重新找一份工作。即使他命令他大批的手下继续跟踪我，即使他再狡猾，再有报复心，也无济于事。但是，我也有权利等到这出剧结束——现在，一切还不明朗，只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等待某种真实、具体的细节——可以帮助你发散更具有建设性的思维！我发现，如果我有一个详细的目标，我会更加有效地追踪堕落的轨迹。然后，我就有了有血有肉的东西，它将是直接的、可以接近的。更重要的是，它是模棱两可的。这难道也是体验万丈深渊的机会吗？在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中，我们成了同谋，这种状态本身既是一面镜子，也是一个陷阱吗？啊，上帝！把我们拱手交给内疚、绝望和我们自身过度的软弱——摧毁我们，摧毁我们——这样就可以达到警告和侮辱我们的目的吗？”

教授，你知道，我们这一代人都惧怕谈论恐惧和猜忌。但是，并不避讳烦闷，因为这是你熟悉的，也是每一天的代表。同样，你也会发现它们那痛苦的渗透，它们的名字是伊里娜。用你朋友马尔加的话来说，女人可以不断提醒你回忆起某些迟到的东西，某些让你伤痛的东西。吸血鬼、贪婪的魔爪、镣铐、捕蝇器、链条、结婚戒指——你过去经常教育你那些年轻的伙伴，提醒他们注意未来的女性伴侣，这你应该记得。教授，没有任何预防措施吗？疑虑包围着你，而且，它也将被人利用来惩罚你的粗野无礼。你难道没有采取任何相关的防范措施吗？你目中无人，你一贯使用嘲讽的手段来表明自己无所畏惧的精神，但实际上，比这更加行之有效的战术还有许多。在这个潮湿的夜晚，在这次超短期假日即将结束的时刻，在这个灰尘密布的火车车厢里，你仍然死守着自己古老的做法。高傲、怨恨、烟斗、丝绸小包，你的气质，你的优雅，你周围那些卑微的旅伴——同样古老的化装舞会。

瞧，跟伯纳采亚努先生离婚之后，跟老欧塞比乌离婚之后，在两次离婚事件之间，在两次结婚典礼之间，鬼魂伊里娜再度出现了。她越走越近，距离非常近了，但你始终无法靠近她，如同我们的马尔加医生始终希望的那样。她那张冷酷、柔美的脸散发着一种动能，最终你会投身其中，按照马尔加的观点，你的病甚至会得到治愈。再一次聆听另一个世纪的回音，再一次感受那种痛苦，就像那个时候你从闪闪发亮的自行车上一头栽倒在地一样。

教授，耳畔响起真理的节奏，你永远都不可能将其摆脱。也许，伊里娜可以帮助你重新认识它。而且，还可以帮助你摆脱你到目前为止长期戴在脸上的那个蹩脚演员的假面具。现在，老马尔库·万恰找到了你，他一夜又一夜地召唤你，召唤你前去见他，去赋予他新的生命，而你却仍然躲藏在那个假面具的后面。

昂首、挺胸、目空一切。马路之星，高高在上，心中没有观众的地位。白色的衬衫，领口敞开，露出里面的红色丝巾。街边的万千景象，橱窗里的各色陈列，最为抢眼的还是那颗白天出没的五彩彗星：显赫的步行者，合格的骗子。这些角色对于有备而来的担纲者而言是有回报的。闲聊、背后诽谤、玩笑、卖弄学问的引经据典和打诨插科。脚下的步子轻松、飘逸，但永远是那么的谨慎。长毛绒的鞋子，厚实的鞋底，穿着这种鞋子走路很是舒服，而且，步子也十分稳健。脚尖向外撇，鸭子般的宽脚丫，富有弹性，懒懒散散地、不紧不慢地，落下、抬起，一只脚跟着另一只脚，一步一步向前走。

形态怪异，步履蹒跚，的确像一只鸭子。自由了；万岁！我是多么的自由！我在乎什么？不，不，不。我亲爱的，再也不会这么忙碌。自由了，先生，因为我们不想让自己被吞噬。嗯，我们面对的是不公正的待遇，我们无路可逃。然而，这并不能使我们气馁。不，不，不。厌倦转变成怒气，不？给我打电话，亲爱的，捉弄他们，亲爱的，再见，很快再见，任何时候，当然，当然，任何时候，随时，没问题。

但是，眼睛依旧警觉。水汪汪的，没有一丝色彩。突然，变绿，变灰，变蓝。睫毛快速地一眨一眨。一个画面，又一个画面，速度极快地更替着。他看见他们了，哇！他看见了，十分清楚。他埋伏在那里，心中充满渴望：他突然开始把他们的脸庞记录在胶片上，制成故事。他们在空气中，在天上，他们隐身于街巷的阴影之中。大街梦幻般地滚过，像闪闪发光的客迈拉[2]，你随着它疯狂地移动，但它却根本没有挪动。在这里，一切仿佛都那么真实，都距离你那么近，你可以动用自己的触觉、味觉和视觉，你可以将它们揉皱，这些碎片；你可以粉碎一切，一个不剩。你紧咬牙关，找寻快乐，燃烧快乐：灰烬、尘埃、空气、马戏团，仿佛一切都是真实的。哇！假如每一个人，每一样东西，他们都真实地存在，假如，假如，假如。包括魔术师、金属线、假面具和哑剧。这个愤世嫉俗的人，这个傲慢的弄臣，这个不动声色的贪吃者，他的脑袋肥大、光亮，像罗马执政官的脑袋，就是这个人，他一口吞下了刀剑和灾难。真希望他们都存在，假如，假如，假如，假如他和他们现在都存在，当他看见他们时，再次看见他们时，梦见他们时，这不是他的本意，但事情通常就是这样，总是这样，任何时候，任何时刻，厌倦一转身就变成了愤怒，不是吗？没错，他看见他们了，看见了所有的人。

这是第一个：电工从电线杆上跌落下来。薄薄的嘴唇，红红的眼睛，草黄色的额头。水手的马甲。粗大的手指透着淡淡的蓝色。捕捉水蛭的猎手。这是他给他们的命名：水蛭。一种古老的疗法，让血液得以循环。大街、公园、影院、博物馆、游泳池，任何地方都是他收集水蛭的场所。他极其礼貌地用自己的那辆Taunus老破车运送他们。突然，在一个意想不到的交通灯前，他紧急刹车。眼对眼的交流。没有任何提醒，简洁而直接：好吧，我把它交给你，你会因此而幸福的。到我家去吧——我要管你个够，让你开心，你会像个疯婆子一样抓着我不放。你们都是这个样子，疯狂。他们没有抵制——三个人中，有一个上钩了。打那以后，真正的疯狂开始了——写信，打电话，威胁，号叫：你不能延长这种疯狂，老板，病人的故事就此结束，你不能这样做，他妈的，爱人是野兽，水蛭是野兽，我们的洋娃娃也不例外，也是野兽。

接下来的一个：改变了信仰的僧侣。长长的白色胡须，苍白、深陷的脸颊。手指细长，皮肤透亮，脸上挂着那种过时的、善解人意的微笑。“以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神圣的斯大林的名义，阿门。”他们试图对他进行解释，但没有任何效果，他们只好给他服药。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家，孩子们最好的朋友，科学和魔法艺术的天才，最受人拥戴的凡人，他不在了——像其他的凡夫俗子那样，他也吹灯拔蜡了。对于这个事实，僧侣无法接受。他30年前被捕的时候，万民之父斯大林不分昼夜守候在克里姆林宫灯火通明的讲坛前，所有人的命运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他们逮捕了这个可怜的修士，理由是他拒绝改变对来生的看法。他们不断地折磨他，后来，他突然开始无休止地祷告——向克里姆林宫的圣约瑟夫祈祷。如今，谁也无法让他相信，圣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真的已经消失了，而且，他的名字也已经成了禁忌语，如果在公开场合提到这个名字，那将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尽管如此，斯大林的巨大身影依旧保卫着这个洞窟，依旧激励着这里的聋哑人。今天，修士嘴里还在喃喃祷告，还在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画着十字。面对他人提供的每一条信息、每一个建议，面对医生的每一次注射，他总是怀疑地点着头。他有时看上去似乎被那些好心人的执着所打动。他诡秘地一笑，低头看着自己整洁的胡须，喃喃自语：“名字有什么关系？名字有什么关系呢？”接着，他双膝跪地，脸上现出恐惧和内疚的表情。阿门，他渴望得到宽恕，并且恳请已故的伟人庇护他，阿门。

第三个是她：高雅，十足的法国派头，脸上的脂粉使人联想起卡罗尔二世时期的娼妓。这个女人是布加勒斯特——昔日的小巴黎——花花世界的大美人。她虽说身体瘦弱，但极具异国风姿。这位往日的贵妇人，面对各种盘问，难以招架。她眼含泪水，抽泣着指责她的前夫——前任首席国际大律师，并在他被控的各项罪名之下签上自己的名字。现在，那位可怜的家伙死于狱中已有数年，但她从未停止撰写讨伐他的檄文，她对他的指责比往日更加疯狂。

下一位：一双睡眼惺忪的大眼睛，黑色的长发编成粗粗的辫子，修女的习惯。女花童，舞蹈家，纺纱工，这位漂亮的吉卜赛女郎能做些什么呢？她绝不可能成为工程师！电子系的大四学生，街坊邻里的骄傲，活泼、美丽、圣洁，嫁给一位已经成为工程师的大学同学，但他却被派往叙利亚工作两年。在此期间，她强忍泪水，苦苦等待，渴望再次见到他：哭诉、低语、大叫。肥胖、饶舌的夫君在审讯面前败下阵来，他开玩笑地承认了自己轻率的举动。孤独的两年，猜猜他做了什么？他不是太监，他是男人，没错，他和其他男人没有两样。震惊、医院、注射、离婚、医院：按照小个子医生马尔加的说法，她没有康复的机会。在一两个月里，她和一两个男人有染，但持续的时间都很短暂。她只是一块被揉皱了的破布，可怜的人儿，这是精神病院里那位伟大医生的描述。

下一位：身材矮小、肥胖的农民，具体年龄不详。他们强行夺走他的土地，逼迫他加入合作农场，但他拒绝在除自己土地之外的任何土地上干活。50年代所有的监牢都留下了他的痕迹，但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重复那个名字：洛阿娜，洛阿娜，这是他最心爱的母牛的名字。

看看这一位：爱唠叨的老妇人。身材瘦小、举止笨拙、性情忧郁。因为害怕，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她语无伦次，令人生厌。医生，我的婚姻过去非常美满；困难让我们走到了一起——战争，他的脚伤，法西斯恐怖，一切，饥饿，疾病，战后的仇恨心理，这一切加强了我们之间的连接。接着，逮捕，他们带走了我们的几个儿子。突然之间他崩溃了。大山一般的男人被压垮了——就是这样，你根本没有时间恢复你的理智。我再也不是往日的模样了，医生，我无法正常思考，我无法使自己安静下来。

现在这一位：温柔、诙谐的巨人，没有记忆，没有情感。他欢快地、令人难以理解地出没在大街小巷、公园以及其他公共场所，不仅散播滑稽可笑的故事，还经常提些问题；他不时发出洪钟般的笑声，但却一脸的漠然。他的举止和医生的诊断相吻合：有暴力倾向的欣快症。这几个红色大字就写在他脖颈上挂着的那块牌子上。

末了，最后一位病人的影子。腼腆、脆弱的少年，深陷在书本的世界里，是千年以前托莱亚的完美翻版。经历了一系列事件之后，他无法使自己镇定：自行车的事故，哲学家酒商马尔库·万恰的失踪，那场造成一名老妪身亡的交通事故的庭审。还有，他被迫离开了自己的教师岗位。飞逝而去的光阴将各种审判、惩罚和厌倦猛然撞合在一起。

他们都在这里：大型闹剧中形形色色的群众演员。男人、女人、孩子、士兵、教士、流浪汉、农民、娼妓、部长、掘墓人、工程师、诗人，各色各样的替代和面具，伟大、无声的无敌舰队，病人，正常状态的最后残余，命运的突变除去了他们的面具，他们无法保持冷漠，他们拒绝健康、漠然和正常。

怎样才能辨认出他们？他们从你身边经过，来的来，去的去，总是那么步履匆匆，低头看着脚下的路，脸上的面具显示出他们是一群疲惫不堪的孩子。

一个春天的下午，空气中飘动着躁动和不安。街上的行人面带微笑，那是一种孩子般的笑容，他在候诊室遇见的那些等待真理的病人脸上就带着这种特有的笑容。他们是些特殊的传染病患者，或者是些疯子，是诞生于大灾难之中的潇洒狂人，是社会的中坚，是最后一批正常的骑士，这是马尔加医生的话。正常状态下复杂的密码，噩梦，头痛，幻觉，眼泪，昏厥；所有这一切，疯子坚持认为，他恰巧就是治愈癫狂的良药。

我怎样才能辨认出他们，拦住他们的路，跟他们回家，这样，至少在那一个夜晚，我属于他们，我和他们在一起——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收集他们，一个又一个，我们可以把命令传递给每一个人：今天晚上，我们的晚上！我们的夜晚：大家的声音汇集成呻吟，继而变成怒吼——歇斯底里，大笑，我们的笑声，我们无边的怒吼，连天空也容纳不下。我们卑微、自豪、无药可救的团结：正常的人！就是这样，最后一批病态的人，他们的尊贵使他们有能力记录世界的混乱，记录牙齿的撕咬，而那些拼命维持那出还没有结局的游戏的节奏的人是不了解这些的。马尔加朋友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我们这些废人身上，这是一个精神分裂的星球，而我们是这个星球上的精神分裂症孤儿。假如他想到这一点，他——托莱亚，精神分裂症孤儿，和当年的马尔库·万恰年纪相仿，天上的上帝在40年前一个春天的夜晚带走了他。突然，他开始漫无目的地到处乱逛，走过大街，穿过田野；父亲被杀害了，还是自己结果了性命——再也没有人了解真相了吗？——就在那个漆黑的夜里，在那个催人入睡的春天。

自杀，或是他杀，有谁能说得清楚呢？除了对阿根廷的哥哥之外，真相还有什么意义吗？哥哥没有跑得太远，随时可以联络到他。他思乡心切，年老体衰，无论怎样，那一幕始终在他脑海中闪现：他们的父亲死在一座被恐怖吞噬的小镇里，尸首漂浮在污水之中。就这样，瘫痪在床的阿根廷哥哥始终沉浸在对往日的追忆中：那时，他独自一人去买婚礼用的白手套，而与此同时，他父亲的尸体像一件礼物，随着城市的废物一起漂向等候在污水口打捞垃圾的工人。

假如，在这个年轻的春天的夜晚，他准备去召集所有患病的兄弟——几百，几千，成千上万——每个人都手持火把，聚集在坡地上。那块坡地守护着排水沟槽一路通向冰冷的黑河，他可以在瞬间打量一下到场的每一个人，几百，几千，每一个人看上几秒钟，就一会儿。最后，他可以在他们中间辨认出很久以前的那一个——没错，他肯定会记得那一个人。时间，运动在其自身的隧道里，不断复制这样的印记，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人类受苦的历程自然也在重复这种特征。

他肯定能认出40年前的马尔库·万恰。这个老人像一个受了惊吓，被噩梦围困的孩子，在他的脸上，托莱亚肯定能读出那份警示。他可以仔细打量他，因为，40年前，他没有时间这样做，甚至没有时间提醒他——提醒他什么呢？不，我不会给他任何警示，我只想审视自己仓促开始的行动，只想研究自己的初步计划。一场真正的调查即将拉开帷幕，它带来的刺激可以接近，或者说，可以逾越那道致命的门槛，这样，克劳迪乌兄长就会发现，他用金钱雇用的奴隶办起事情来是多么的小心谨慎，那些可怜的比索越过两个大洋，跨过20片水域，经历了两百只手的揉搓，最终来到了那个冒牌的账户上，因为，阿纳托尔一向不走运，他痴痴癫癫，身无分文，他跟自己狂癫的祖国一样，没有存款，没有运气。

离开林荫大道向右拐弯，然后再向右。一条僻静的交叉路。树木，蚊虫无声的鸣叫，树影婆娑，一片寂静。沉重的铁门，庄严的阶梯。一栋极具王子风范的建筑，门闩，尖顶拱，石材，木材，钢材，简朴的窗户，柱子，枝形吊灯，当然，我们熟悉这些装饰。大门上有马尔加医生的名字。他按响了门铃。热尼大婶已经站在门里面了吗？她过去是医生的病人，现在是他的护士。她像往常那样已经等候在大门的另一侧了吗？

“大婶，我给你带来了鲜花。黄色的康乃馨。我没有买到玫瑰。因为，你知道，这个国家很难买到花，都留给英雄了。”

“哇，谢谢。只有你能让我黑色的灵魂延续。”她肯定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自己的手掌在蓝色的短裤上擦拭。突然，她弯下腰，亲吻着慈善家的手。

“你在干什么？我告诉过你，我不是教皇。好了，快，别这样了。我们一起唱那首歌吧。你说，它撕碎了你的心，然后又让它重新愈合。”年轻的绅士阿纳托尔一定会使劲儿地盯着老热尼看，这样，他会永远记住她那双没有眼窝的黑眼睛，记住她苍白、浮肿的脸颊，以及她那双关节突出的手。那双手始终在抖动，仿佛她感觉寒冷似的。“我们走吧，甲亢夫人，别像傻瓜那样大笑。我们唱歌吧，你的灵魂会安息。帕金森夫人，当你放声大笑的时候，千万别用手捂着嘴巴。你笑的时候，不要脸红——你的牙齿没有问题。你可能有缺牙，但那不是你要掩盖的东西。你的这个习惯是剥削阶级强迫你养成的——你知道，他们还没有消亡，还早呢。”年轻的绅士阿纳托尔会一屁股坐在地毯上，热尼大婶坐在扶手椅上，双目紧闭。哇，亲爱的约翰尼，歌曲开始了。

一种细细的嗓音，一个虚弱的孩子，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痕迹，就掩藏在浓密的眼睫毛下。

哇，亲爱的约翰尼，

我希望能把你的名字播种

她粗糙的大手抚摸着孤儿光秃秃的头顶。慢慢地，她的嗓音抬高了，慢慢地，歌曲的泪珠一颗颗落了下来：哇，亲爱的约翰尼，我希望能把你的名字播种在每一个花园……每一个花园……这样，芬芳的花香……深入每个貌美女子的心扉。唱啊，唱啊，像往常一样，场面失去了控制。托莱亚一跃而起，高声喊叫摇滚！摇滚！再次摇滚！他身体扭动，头晕目眩，大喊大叫，直到他把病人拽进了厨房——正确，让我看看肉末烧茄子！“正确，让我看看肉末烧茄子！那不是胡椒，那是些绿色的安眠药片。有的用来做梦，有的用来安乐死。别担心，我全都知道。”摇滚，摇滚，再次摇滚，结果是，盘子，叉子，碟子，罐子，以及满是药品、香料、糖浆的桌子也随之抖动起来，为了大家最伟大的苦难而摇动，疯狂的程度可以跟魔鬼的乐园相提并论，因为，这就是我的命运，甜心，多亏了医生的怜悯我才因此获得了内心的平静，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

什么也听不见，没有一点儿声响。仿佛屋里没有人，甚至连那个充当女管家的病人也不在。因此，阿纳托尔·万恰·沃伊诺夫先生再一次按响了门铃，门铃响了很久。

门打开了一半，慢慢地，极其谨慎地。来开门的不是热尼——这不是她的风格。不，当然，不是热尼。这是一个和她身份相同的男人，一个行动懒散的病人，一个腼腆、苍白的老年人。布满灰尘的制服，态度和蔼的服务员，眼睛近视，跟家里饲养的青蛙极为相像。

“啊，是你啊。快，请进。医生还没有到。但是马尔加很快就来了。你可以等一等。”

他用手指弹了一下开关，枝形吊灯的光芒照耀着每一个角落。

啊，已经是晚上了！好像今天不是春天，而是深秋，因为在秋天，天黑得早，夜幕急不可待地想把你一口吞下去。

多米尼克先生懒懒地靠在真皮椅子的靠背上。他把自己光秃秃的脑袋转向堆满了书籍的书架，小桌子，高椅子，办公室，还有扶手椅——房间除了容纳这一切东西之外，还有来回走动的空间，就好像是一间空空的接待室。

男服务员又出现了，他推着一个小车，上面的一只瓶子和杯子微微抖动——叮当！

“哇，但是，你知道的，我不喝酒。”

服务员瓦西里没有做出任何方式的反应。也许，他笑了，笑得像个白痴。他笑了！你听见了吗？但是，实际上，他根本没有笑，他怎么能笑呢？毕竟，什么都看不见。他那张闪光的黄脸上发出一丝气息——几乎无法察觉的、非常狡诈的怀疑和嘲讽。好像他只是在心里笑，一种满足的开怀大笑，但外表却没有任何破绽。真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他甚至没有说一个字。他叫瓦西里，大家都称呼他巴济尔——没有比他更笨的。托莱亚猜测到，也许他干了什么坏事，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这种笑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并不在马戏团里，是吗？马尔加医生经常说，别让我逮着你调皮捣蛋，或是找别人的碴儿，这与你的地位不符，瓦西里，你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另一个世界的高级官员，那是一个你在我们这里看不见的地方。你必须尊重你的地位，不要向任何人类的东西妥协——你是一尊雕塑，经过完美的训练，知道应该为自己的使命争光，只有这样，这样就够了。服务员瓦西里回来的时候，的的确确又聋又哑，走起路来蹑手蹑脚。小推车上有一瓶柯罗维希白兰地和一个酒杯，旁边还有一摞外刊，闪闪发亮：《花花公子》《快报周刊》《巴黎竞赛画报》。瞧，罗密·施耐德失去了心爱的儿子。想想看，她竟然也有一个儿子，她也遭遇了普通人的悲剧，你会相信吗？嗨，瓦西里，你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要向你致敬，你快过来，我要握握你的爪子。

但是，瓦西里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身份要求他这样做——小心谨慎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这个傻瓜！他不想回答，精神分裂症病人不想回答。那个假正经的医生，他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他把病人训练成了这等模样。你会相信吗？这个国家即将死于饥饿，死于恐惧，死于寒冷和黑暗，但是，假正经医生的家里却是灯火通明，像王宫一般气派。这里什么都有，我们甚至可以阅读外国报刊，而且，招待我们的都是些装扮成服务员的病人。不管怎样，这是病人的职责——他们负责给你拿来他们自己并不拥有的东西：柯罗维希白兰地，《花花公子》杂志，以及我们日常享用的奶酪；他们负责一切事物，这样，假正经医生就会情绪高涨，就会给他们分发药片，给他们颁发伤残证和养老金。巴济尔先生，我知道你享有残疾人津贴，别抵赖，我什么都知道。我知道，你脑袋里有一两颗螺丝松动了，但是，除去这一点，你很健康。如果你去别的科室接受检查，你应该完全没有问题。快过来，让我握一握你的爪子。

多米尼克先生有没有站起身，并且伸出了自己的手？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站起来。

“但是，在这座宫殿里，当然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有人来开门！”

门铃持续响着，谁也不知道它究竟响了多长时间，叮咚叮咚，口哨般的声响，细细的，飘荡在空气中。

马尔加医生柔软的手掌拍了拍客人的肩膀。医生的脸上有一种责备的表情。他的眼睛里究竟为何有那种狡诈的神情？啊，对了，因为那个酒瓶。一个男人会做些什么？在这片沙漠里，没有人跟你说一个字，只有那个可怜的法国佬柯罗维希先生同情这个情绪低落的孩子托莱亚。

“你来了很久了吗？”

谁在问谁？看起来，问问题的是医生，但是，并不确定。托莱亚似乎也在嘀咕什么，他有些吃惊，眼前的马尔加穿着他那件红色的真丝上衣，嘴巴里叼着一只粗大的烟斗。看样子，他一直都在家里，就站在那张真皮椅子旁边，满怀兴趣地看着眼前的陌生人。这是一种拙劣的模仿，一次拙劣的表演。这个假正经的医生想模仿他的病人，但没有成功。他的所作所为像是一个初学者，没有什么可炫耀的。对于精神病患者而言，这是一种侮辱。真的，一种他们不应该遭遇的羞辱。

“托莱亚，你来了很久了吗？我记得刚才问过你什么。”

没有，他刚刚才到，但是，如何回答这个白痴般的问题呢？此时，小疯子博士正在根据瓶子里的液体计算时间，好像柯罗维希朋友就是一个沙漏！

就这样，多米尼克先生忘了回答问题了。他满脑子都在盘算自己的事情，他要设法让医生先说出那些他不得不说的内容，然后，就轮到他自己了。

“托莱亚，怎么回事啊？这可不是我们事先说好的。你知道，这不是葡萄酒。我不断地提醒那个傻瓜，只能把葡萄酒拿给客人。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你来，他都会把瓶子弄错。”

照他的话看，瓦西里这样做完全是他个人的问题！每一次的场面都是相同的，这些你太了解了。你已经完完全全地教会他如何把那瓶该死的刷锅水倒进我的喉咙。这肯定是迈塔克瑟白兰地，没错，因为，相比较而言，轩尼诗和柯罗维希两位先生更加老到，外表更加谦和，不像那个新古典派的粗野女人。没错，现在，我敢肯定，是那个娼妇迈塔克瑟。你甚至装出一副吃惊的模样，一种慈父般的神态，你可以证明自己是精神病人。像往常一样，你装出一副吃惊的模样，好像我看不穿你的小把戏似的。

就这样，多米尼克先生拖延了许久才开始回答问题。这可不是他的一贯作风。不是，这一次，托莱亚回答问题的时候像一只小绵羊，一定是出什么事情了，你会相信的。

“好吧，现在，你太……我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要问。好像你不知道似的！”

听到这话，马尔加医生立刻拉过一张板凳，放在托莱亚先生的椅子旁边。他凑近他，像一位母亲，一位真正的母亲——医生一贯都这样。的的确确像这个样子，始终如一。

“怎么了，托莱亚？出什么事了？”

当然！“怎么了，托莱亚？出什么事了？”他每次都用这样的甜言蜜语应付他。现在，像以往一样，魔术师梅林开始沸腾了。“究竟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怎么像一个满口疯话的老太太，你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你让我厌倦，厌倦得快让我发疯了！”这些就是通常从他嘴里冲出来的话，每当他回答马尔加医生的开场问题时，他使用的都是完全相同的字和词。但是，他的回答来得太慢了，这一次的爆发明显延迟了。

“嘿，怎么了……到底怎么了……打住。对了，巴济尔去哪儿了？谁把迈塔克瑟这个娼妇拿到这儿来的？”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托莱亚先生完全被击败了。这一次，真正糟糕的事情已经使你情绪大振：太好了，医生给了你一些烈酒，马尔加医生给了你力量，他像往常一样把一切都打点得妥妥当当——酒瓶，酒杯，杂志，甜言蜜语。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医生什么都知道。

人称托莱亚的阿纳托尔·多米尼克闷闷不乐地看着那只瓶子。呜！金属的瓶盖理智地躺在瓶子的旁边。多米尼克先生冲着它皱了皱眉，从扶手椅上微微欠起身，小心翼翼地拿起瓶子。他用右手把里面的液体往左手的掌心里倒了一些，然后将瓶子放回原处。接着，他把左手里的液体倒进右手，然后抬起双手，揉搓着自己光秃秃的脑袋。没错，他把烈酒倒在头顶上，然后开始用双手揉搓，先是左边，然后是右边。

“很好。都过去了……”说着，他把瓶盖盖好。

他精神恍惚地再一次打量着那只瓶子。瓶底还残存着少许液体。

“我能做些什么？你知道，我是不喝酒的。即使你把我剁成碎片，我也决不碰那玩意儿。除非我来这儿是为了见叔叔，除非我在抢救室里。你必须承认，这样的场合是很难得的，百年一遇，或许要等到20世纪末吧。世界的末日——也就是说，世界的开端；这是一个铁一般的世纪，严厉、充满着毒素；这是一个铅一般的世纪，邪恶在肆虐；这是一个黑暗的世纪，伟大作家的离世使它顿失光芒。亲爱的兄弟，世界就是这样。”

他把手伸进天鹅绒裤子的裤兜里，摸索了一下，拿出一个纸团——一张闪光的薄纸被揉成了一个纸球——并将它递给马尔加。但是，马尔加没有注意到这一举动，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愿意搭理他，因为他还在继续擦拭着他的眼镜。托莱亚神情严肃地把那团纸放在桌子上，放在那只酒杯的旁边。

“这里有一股什么味道？天哪，究竟是什么气味？可能那个老太婆又在做肉末烧茄子了。”

“这里没有什么气味。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这种味道足以让人昏过去。这个老太婆一定是往锅里放了些番茄汁。我上次告诉过她不要再这样做了，千万不要在肉末烧茄子里面再加番茄汁。”

“你在说胡话。哪里有什么肉末烧茄子。再说，热尼今天不在，她必须住院。当春天到来的时候，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她的病总是在春天发作。我昨天收她住院了。”

“啊，这就对了。你把她关起来了。很好。但是，为什么巴济尔还在这里？”

“巴济尔正在洗澡。他头疼，说话也开始结巴了。这可不是什么好的迹象。你知道他喊叫起来是什么样子；有时会发作。洗个澡对他有好处。”

“他真的在洗澡吗？在那个假正经的浴缸里吗？不对，我肯定听见什么声音了。告诉我实情吧：他真的在使用那个伟大医生的澡盆吗？你是教皇的使者吗？是红十字的使节吗？或者，你代表的是绿色新月组织，还是那个被称为弱者慈善会的联合组织？马尔加医生，你是拉比，还是拉比的儿子？你不是曾经说过，你们心理医生就像拉比吗？马尔加大叔，也许，你是一个佛教徒，对吗？你是道学家，对吗？没错，你肯定是道家，或是禅宗，或是瑜伽——你到底是谁？我敢打赌，你是一个泥瓦匠——是吗？是的，詹姆士·梅森，你是那个乔装打扮的杀手，你把自己装扮成生活在麻风病人中的圣母。”

“你不了解瓦西里。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干净的人。他擦洗浴室的时候十分仔细，一厘米一厘米地擦——然后，他也会喝点酒。”

“当然，他还会试着吃一点磺胺药。别逗了，老头儿，告诉我：他们最终剥夺了你行医的权利，不是吗？他们终于明白了，他们肯定已经明白了——那些骗术臭气熏天、恶劣至极！我知道，慈善家跟所有的骗子没有两样。但是，他们已经夺走了你的什么东西，你就承认了吧，夺走了你用来听病人打嗝儿的那个东西，还有那些关于骗术、催眠和剖腹的论文。他们把你从那些东西中解放出来了，不是吗？瞧，我来这儿已经一个小时了，一个小时都多了。电话出故障了，先生，电话坏了。大叔，告解室外面已经没有人排队了，病人们都走了，你的魔术戏法被抢走了。快点，勇敢一点，说出来吧。”

“但是，电话还在工作啊。你听，电话响了。他们还没有找到我。”

电话真的响了，不难猜想下面的交谈。

“是的，老伙计，检查报告我已经看过了。别担心，一切正常。”或者：“当然，夫人，那些都是治疗带来的副作用，属于正常反应，你会明白的。”或者：“工程师同志，为什么哭啊？你完全正常。到我这儿来一下，我们一起讨论讨论。可以采取些措施——当然，很有效。”诸如此类：糖果，安眠药，熏蒸，重要的是耐心。

“当然了，夫人。不，不麻烦。是的，我昨天又跟他说过了，我请他过一个月后来检查——一个月后。很简单，这是一种刺激，是某种过敏反应。当然，需要服药。没错，你可以晚上打电话过来——晚上什么时候都可以。”

大胡子马尔加忽地一下转过身来，他身上的红衣服也随即旋转起来。他面对着酒精作用下的托莱亚。但此时，电话又响了。

“说话啊！别傻了，我知道你会打电话来。交换着用——按我处方上写的，交换着用。我向你保证，上校同志，上面有我的签名，绝对没问题。我们会有好消息的，很好。”

矮胖的医生再一次用衬衣的下摆擦了擦眼镜，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现在，可以看清他的眼睛了：清澈的大眼睛，蓝色的，一只是真的，一只是假的——你根本区分不出来。接着，又看不见他的眼睛了，因为他重新把那副茶色的太阳镜架在了鼻梁上。

“托莱亚，你留下吃晚饭吧。我们可以再聊一会儿。”

“如果你能记得那天邀请的人是谁。”

“你又来了。已经过去差不多40年了，托莱亚！即使我智力正常，我也有遗忘的权利吧。不幸的是，我并不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你知道，这份工作毁了我。”

“别找借口，我受够了。至少告诉我一个——一个目击证人，就一个。我没有任何恶意。这只是我的一个嗜好——用你的话说，小孩子的作为。但是，我真的想再见到他们。尤其是其中的一个人，你清楚是哪一个。我就是想见见他。否则，我会烦闷而死的。我无法容忍春天这份田园般的无聊。我告诉你，如果你不告诉我，我会死的。”

人称托莱亚的阿纳托尔·多米尼克先生俯身向前，从桌上拿起那个纸团。他走上前，好像要把这张纸递给医生——把信给他。医生没有注意到他的动作，肯定是因为那只人工眼睛的缘故。多米尼克把纸团抹平，好像准备读出上面的内容。一封信，就是一封信，他试图把信的内容做一个小结。

当医生留意到这一新情况的时候，他不禁倒吸了一口气。

“很好。我能说什么？在世界危机中心，你是唯一一个身价上升的人。也许，你的兄长克劳迪乌一直在思念他的小弟弟。金钱代表着感情，这你是知道的。他肯定一直挂念着你。他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作为一个职业医生，我可以告诉你，金钱证实了我的判断。”

“我还是不相信。实际上，在我看见那些钱之前，我是不会相信的。我了解我亲爱的哥哥。”托莱亚嘟囔着说道。他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这个信封上盖着好多个邮戳。他把信封放在桌上，紧挨着那只酒瓶，但是，他的手碰到了那个纸团，纸团掉在地上，就掉在板凳腿的边上。多米尼克先生心不在焉地四下看了看：高大而狭窄的窗子，像城堡，靠墙一字摆放的书架，大厅中央一个巨大的台灯，方形玻璃镶拼的房顶，方格图案的地板。

马尔加医生默不作声站在窗前。托莱亚没有看见他，或者说，再也看不见他了。同样，他也看不见巴济尔。医生默默无语，只是一个劲儿地抽着嘴里的烟斗，烟斗发出亮光。多米尼克先生没有看见他。巴济尔已经复活了，仿佛一尊立于门前的雕塑——托莱亚先生没有看见他。死一般的寂静，谁也不说话。信里肯定有什么悲戚的消息，有某种回忆，或是辛酸，谁知道呢。

他们各自看着不同的地方，仿佛他们并不在同一个房间里。主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但托莱亚不可能注意到。男服务员消失了，他根本不曾出现过。既然谁也没有看见他，他怎么可能到房间里来过呢？托莱亚酩酊大醉，仿佛瞬间失去了所有的智慧。他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也张得大大的，看上去可能已经失去了知觉。但是，当马尔加把手伸到他的腋窝下，准备抱他起来的时候，他的身体颤抖起来。他聚精会神地盯着医生，目光空洞。马尔加站在他的身后，双手抓住他的肩膀，轻轻地推着他朝大厅的尽头走去。那里有两级台阶——类似乐队的指挥台，在屋顶灯光的照耀下，仿佛一个大舞台。就在那儿，晚餐即将开始。他们一起坐下，坐在两张高靠背的椅子上，坐在长方形餐桌的两端。

中央的枝形吊灯灭了，消失在黑暗中。房间的这个角落很舒服，只有一盏白色的球灯，像探照灯，它的光芒照耀着白色的桌布。银质的餐具，餐巾，大玻璃杯，小玻璃杯，微微发出清脆的响声，小盘子，大盘子，深盘子——好像托莱亚也在吃着什么。

盘子不时地换着，菜也是上了一道又一道。瓦西里从椅子边上捡起掉落的餐巾。托莱亚挺直了身体。瓦西里把餐巾铺在他的腿上。五分钟，十分钟，永恒，公元1000年。然而，托莱亚似乎真的大口吃下了什么。瓦西里又一次弯下腰，捡起餐巾。他把餐巾甩了甩，然后展开。多米尼克先生身体笔直，餐巾重新回到他的腿上。不知何处传来了音乐的旋律。餐巾掉了，又被放回原处。汤碗消失了，牛排出现了——也许不是牛排，也许牛排并不重要。又一道菜上来了，白色的餐巾再次出现。

托莱亚一言不发。他没有喝酒，他牢牢地管住自己的嘴巴。他似乎并不在听医生讲述那些老套的故事，他根本就不在听。即使当他最后终于加入到对话中的时候，他还是有些心不在焉。

“你看，果然是肉末烧茄子。巴济尔这条老狗！他放了番茄汁，但味道还可以。这个傻瓜还能想出这样的办法。”

“瓦西里的厨艺超一流。但是，热尼不给他机会。你应该看看他是怎样熨烫衣服的。非常特别——就像女王宫廷里的英国女人。他下厨的时候，做的饭菜非常完美。但是，这对他而言，疗效并不显著，不如热尼。但我相信，这对他还是有好处的。我告诉你，干家务活儿可以避免他胡思乱想，可以让他情绪平稳。”

“当然，不要提小费的事情。”

多米尼克先生举起手中装满红葡萄酒的酒杯。他把酒杯放到嘴边，但随即又改变了主意。“我在度假。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我得到了一次短暂的假期，但可以延长。”

“你在电话里告诉我了。你也离开了一段时间，不是吗？”

“但我很快就回来了。你再也不可能找到合适的地方了。肮脏，冰冷的食物，就连这个也买不到；即使能够买到，价格也是高得离谱。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排着长队的人流。街上没有路灯，室内没有取暖设备。到处是巡逻队——带枪的巡逻兵，就像那个年代，你知道的……因此，我回来了，回家来享受生活。至少，在这里，花费少些——寻找那个冒牌的摄影师。或许，你可以把他的地址给我；我找不到他。你以前曾经跟我提到过他，但你可能随即又后悔了，后悔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巴。你后悔了，所以，打那以后，你没有再说起过此事。你知道我肯定找不到他。”

“你又想起此事了，是吗？才过了两三年，你又想起那些胡言乱语了。你感觉无聊，这我知道。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厌倦。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你到底想干吗？再去看看那些化石？什么也没有——这就是它们现在的状况。灰烬，泥土，地下的洞穴。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已经一只脚迈进了天堂。看看我。”

老马尔加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俩都笑了。托莱亚在他的身后打了个手势，手指着电车站的方向：“读一读那封信吧。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无聊的问题，也不是胡思乱想的问题，当然，无论如何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这些现象。看看最后的这一封信。我知道，他肯定会抽出时间来的，因为，他的记忆迟早会恢复的。他的记忆需要添加盐、毒药以及死亡的各种香料，在如今，瘫痪麻痹的状态依赖这些而存在，这样，它才能被唤醒，才能恢复新鲜。正因为如此，医生，他付给我可兑换的钞票。这就是我度假的缘由。有人付钱给我。一年前他给我的救济实际上只是预付款，我能感觉得出来，他心里有秘密。”

医生站起身，把餐巾放在盘子边上，对着病人微微一笑。他掐灭了香烟，双手背在身后，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步。接着，他走到小桌前，在那里，他可以看见地板上的那个纸球和信封——在看，又不在看。

“别夸大事实。自从他了解到审判的事情之后，他就开始给你寄钱，好多年了。或者说，自从他知道你遭遇到问题的那一刻起，否则，你的生活根本过不下去。虽然钱不多，当然，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加在一块儿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你从来没有回过他的信，托莱亚，是吗？你从未向他表达过谢意，从未给他写过一个字。照此看来，除非这也是你的一个计谋，否则，你应该给他一个承诺。这样做对你来说可能也有好处。你可以让自己的思想远离日常的烦扰。”

“这是什么音乐？医生！什么磁带！”

“咳，不管怎么说，这是你嫂嫂写来的信。你无法得知这封信是谁炮制的。假如你不喜欢，你就不用回复了，这是你一贯的作风。即使这次汇来的钱款数额巨大，在金钱和病人的需求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你知道，这更像是一个建议。他并不是真的对你提出了什么要求。”

“这盒美妙的磁带是谁给你的，先生？这真的是与众不同！”

“科科给我的，外科的一个同事，去古巴旅游时带回来的。”

“古巴？你在说什么？这盒带子太棒了。老伙计，公元3000年的音乐，第四个千禧年的音乐。真是个挑盒式磁带的能手。”

“当然，科科很懂的。古巴人也创造了一些不错的音乐。你知道，死亡跟音乐一样，无处不在。”

“瞧，到头了。翻一面，好吗？”

“我想说，你应该接受这个挑战——不管这个挑战是不是米尔恰·克劳迪乌给你提出的。接受它——但是，别指望我。也许，生活在那里的那些人也是些流亡者，他们的心理不甚健康，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不管怎样，最终你也不会失去什么的。如果它能让你开心，你就继续；让自己的精力转向其他事情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可是，话又说回来，我帮不上你的忙。这一点我们都必须清楚。加夫通可以——他满肚子故事，正巴不得有人听他唠叨呢。他在报社工作过，有一些人脉关系——这些正是你缺乏的。”

“你说得不对，我有能力！”托莱亚先生咆哮了。他此时正在整理新的磁带，眼睛盯着录音机控制键盘上的那个红灯。接下来，时间的概念变得模糊不清了：医生不知什么时候蒸发了，音乐已近尾声，户外的灯光越来越暗，钟敲了一次又一次，谁也没有听见……你瞧，巴济尔先生，我们有事情要办。今天晚上……托莱亚先生在瓦西里的耳边轻声说，再过两个，或是九个小时，当他们肩并肩躺在地板上醒过来时，他们相互仔细地打量着对方，像两个老人那样相互点着头，一会儿是你，一会儿是他，好像在继续一个开始于过去的对话。

瓦西里朋友保持沉默，他看着周围。服从，他对每一个人都很耐心。

“我们这些病人说好了在那个河口聚集——就靠近那个贫困的村子。距离大概20公里，污水就是在那里倾倒进河流的。他们今天晚上都会来，你会看见……

“我已经痊愈了，托莱亚先生。这是医生说的。我不再是病人了。他说，你比许多人都健康。瓦西里，你比我还要健康。他就是这样说的，马尔加医生这样说的。”

“非常正确。你可以相信他的话。”

“是的。我的肾脏，我的眼睛，还有我的心脏。尤其是我的心脏，功能非常正常，但可怜的马尔加，他的心脏也不太……”

“你晚上让他吃得太多了。早晚有一天，他的心脏会承受不了的。”

“先生，只是在你来的时候才这样。不管怎么说，这样下去结果不会好。托莱亚先生，你不懂得如何饮酒。这些可是烈性酒。就算我很健康，我也没有勇气……”

“怎么回事，瓦西里？毕竟，你是一个健康的人——你跟医生不一样。”

“是的，不一样。你知道医生怎么说的？他说，要是那个同志跟你一样健康就好了——你知道他指的是谁！胡言乱语同志，这是马尔加医生给他起的外号。”

“不，我不知道。上帝保佑，我要知道就好了。那个假正经的家伙是怎么说的？他怎么敢这样说……我们知道是谁……他怎么敢？还有你，瓦西里，你怎么敢和那个我们认识的人相提并论？你难道没有一点自尊了吗？对我们这个可怜的国家没有任何敬意了吗？”

“没错，医生就是这样说的。如果那个人和我一样健康，我们就会更加更加更加……怎么说呢？就会更加幸福。但是，别再这样嚷嚷了，不允许这样。你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再说，这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真的。”

“先生，我一点儿错也没有。我想要的就是参加你们的聚会。聆听你们所有人的谈话。听听你们说些什么。因为，现在有人在重复这些，你必须知道。你是一个有头脑的家伙，瓦西里，你可以发觉，一切都在重复，不是吗？但是，让我告诉你实情吧。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事实是，我不在乎。我真的不在乎！我丝毫不需要考虑，这就是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所有的一切都让我寒心，都过去了。那是我的秘密，巴济尔，我脸皮很厚，我泰然处之。你听见了吗？厚脸皮，轻浮。这就是我的秘密。”

托莱亚先生似乎很反感他正在说的一番话——这意味着，他很清醒。他说话的时候，口气中流露着一种蔑视。他的话语一串一串地从嘴里跑出来，仿佛它们都是些剩饭、剩菜，和体内剩余的其他物质不同。

“叫我幸运的卢加吧，瓦西里，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娇惯我。我允许你今天晚上这样称呼我。在我们班上，他们过去喜欢高声喊叫，喜欢跳波列罗舞。他们总拿我开玩笑——用你的话说，诋毁我。他们不停地吹气球，能吹多大就吹多大。当我抬腿准备跨进热气球下面的篮子时，噗的一声……气球撒气了。当我准备进入气球的时候，噗……他们对我嗤之以鼻，他们嘲笑我，不仅借助他们的嘴巴，还有他们的眼睛。这是我们国人的惯常做法。”

他在自吹自擂，托莱亚先生经常这样。他生来就是这种人。他的服饰，他的闲聊，他的突发奇想，还有他的故事，一切都是为了炫耀，让别人知道他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然而，他突然意识到，假如他继续这样口无遮拦——仇恨满腔，下嘴唇上翻——那么，这意味着……

他突然陷入了沉默。突然不说话了，脸像柠檬一样黄。他看上去就是这个样子。一旦噩梦袭来，他对什么都丧失了兴趣。他对一切都没有了胃口，很简单——没有什么可做的。

傻瓜瓦西里在衣帽间外面的走廊里停下脚步。他停下来了，像橱窗里的模特。一动不动。托莱亚感觉到了。他虽然没有走动，没有四处张望，但他已经感觉到瓦西里不在屋内，不在他的附近；他感觉到那家伙已经溜走了，感觉他像一尊雕塑，像一个人体模特。

瓦西里背对着门，托莱亚想转过去，看看他。他想转个圈，看看他。他不在乎：万恰先生什么也不在乎，什么人也不在乎。但是，他感觉自己非常想转个圈，瞧一瞧那位站在门口一动不动的家伙；厌倦地打量一下那个傻瓜瓦西里。他不能，不能转过身：他浑身瘫软，动弹不得。因为恐惧，害怕自己被变成石头？或许。唯一的亮光来自盒式收录机上的那个小灯。托莱亚本来可以转过身去的，没有危险，他没有理由害怕瓦西里。然而，他始终迈不开步子，即使他听见了由远而近的脚步声，他还是动弹不了。他没有动——他的脚步听上去是多么的庄严，这个狡猾的奴仆，这个患精神分裂症的家伙！检察官迈着惩罚性的步子。像一个严厉、不肯妥协的父亲——他死去的老父亲——那个疯子就这样走过来了。

瓦西里在托莱亚的身后站住了，他紧紧贴着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教授微微弯曲的脊梁骨。

橱柜上的几扇门终于安静下来。世界也停住了呼吸。末日：公元1000年。笨蛋阿纳托尔·万恰害怕地向后退去，仿佛已经失去了自己所有的元气。这种状态持续了很久，很短——时间无法准确计算。瓦西里溜到一边，在托莱亚先生面前故作镇定。教授脸色苍白，眼珠突出，但什么也没有看见。托莱亚先生甚至没有力气去看，去嚎，没有力气抬起双手，赶走眼前的魔影。他什么也没有做，只是看着伟大的巴济尔。托莱亚面色惨白，但他意识清醒。他没有醉，他脸上仍旧是往日的那种讥讽的表情。尽管如此，他的脸像白纸一样，没有一丝血色。可怜的托莱亚瞪着婴孩般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但什么也没看见。

瓦西里穿着医生的褐色外套，这是一件套袖大衣，英国进口的。脖子里围着黄色的丝巾，头上是一顶黑色的礼帽，手上戴着一副有绒毛的长筒手套。每逢马尔加医生出席重要场合的时候，他都是这身打扮。长毛绒大衣的胸前有一个口袋，就在左边衣领的下方，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那块浆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色手帕，十分挺括，它属于精神病医院的那个假正经的医生。

简直和医生一模一样！伟大的巴济尔和那个矮胖的小个子医生完全相似。他在微笑，撒旦！那个笨学生脸上的笑容足以让你的血液停止流动，别提了。他满嘴的大黄牙，完美之极。巴济尔先生离开了大厅，真的像个大人物一样，虽然面带笑容，但脸上却显出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情。

托莱亚双手捂住眼睛，脑袋极度倦怠地耷拉在胸前。

……街上连个鬼影子都没有。走了很久才来到野外。无尽的时刻，无法度量的时刻。在村边的那个小木桥上，瓦西里停住脚步。他整了整头上的帽子——简直让人无法相信！他整了整帽子。皎洁的月光泛着一抹金色，瓦西里·“肉末烧茄子”先生面色苍白，目光敏锐，仿佛他正在扮演一个与他自身所具有的崇高魔法不甚相称的角色。再走一步，前方就是河口处的水泥坡面。等待他的是一排排的人群，迎接他的是他们手中高举的火把。细细长长的火把——实际上可能就是些蜡烛，但看上去像火把。

瓦西里微笑着。当他从打头儿的那个人手中接过蜡烛的时候，他笑了。他拿着蜡烛，口中的气息朝它飘去。年长的病人孩童般的脸庞突然消失了，随之而去的还有火焰。瓦西里先生微笑着朝下一个走去。一个虔诚的神经衰弱者，衣冠不整，头发凌乱。他也把他自己的蜡烛吹灭了。接着，下一个：那个胖女人，绿色的头发，眼睛里流露出魔鬼的神情。再下一个，再下一个。现在，站在面前的是一个男孩，他双手颤抖，身体抖动，浑身无力，当瓦西里准备吹灭他手中的蜡烛时，所有的蜡烛一下子灭了，仿佛有人发布了一个信号。

仿佛有人发布了一个信号，长长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每一个人——密集的长队延伸至远方——都消失了。瓦西里先生独自一人伫立在那里，手里仍旧拿着火把。他满意地笑了。他放下手臂，火把挨着身上那件套袖大衣的下摆。一片寂静，完美的夜晚。再一次听见了生锈的橱门发出的那种令人生厌的咯吱声。衣服开始燃烧，火苗从下摆处直往上蹿，接着，手套也着了，再后来是那条黄色的丝巾。当音乐和手鼓响起的时候，笑容依然停留在他的嘴唇上。

傻瓜托莱亚浑身瘫软，谁也不能让音乐停下来。烟雾，极具吸引力的幽灵，燃烧的气味，灰烬的味道。只有托莱亚看见了这一切。他孤身一人，像一具死尸，孤苦伶仃，他甚至连眨眼的力气都没有。

室内的灯光变成了紫色，不自然，充满了敌意。

他关上灯，离开窗台。房间似乎一下子平和了许多，半明半暗的光线十分柔和，既引诱着内部的阴郁，又诱惑着户外的光芒，仿佛暗地里串通好了。

在某个时刻——究竟是什么时候？——模糊的黑影悄悄地进入到门里。

“是我，托马，我们认识的。希望没有打搅你。”

熟悉的声音：训练有素，礼貌有加。探子的声音，夜晚的声音。

“你在看书吗？什么书？啊，是报纸。那个老妪的事，小猫，还有大火。你对此感兴趣，是吗？真的吗？我们约好今天见面的——你没有忘吧。我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不会强占你的时间——我发誓。”

教授不敢肯定，接下来的回复是否出自自己的声音。

“还是关于亚努利，是吗？你想了解他的事情，对吗？告诉你，我不认识他。没错，我知道，他跟伊里娜关系不错。是的，是，伊里娜·拉多维奇。但他们之间不是那种……不是，据我所知，他们只是朋友。我听说过他，许多人都听说过他。但是，我个人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能告诉你的也只有那些人人皆知的事情，没有什么重要性。亚努利传奇般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万恰先生扭动了一下身体，他在找烟，但没有找着。房间飘浮在灰暗的雾霭中，他甚至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一个离群索居的人，跟以前完全不同了。大家都这样议论。”

“我听说，他非常不善于交际。还有，他病了，病得很重——大家说的。他现在十分衰老，体弱多病。他有家，有各种烦扰……”

“没错，他的确有家庭。你了解他夫人吗？”

“不，一点儿也不熟悉。”回答非常迅速。

“绝对不了解？”

“我只在街上见过她几次，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

“当然，当然。他们还有一个儿子，是吗？我的意思是，一个小伙子，已经上大学了。”

“他不是亚努利的孩子。他是他母亲的拖油瓶。那其实算不上一次婚姻，但这并不重要——不管怎么说，是他母亲跟别人生的孩子。”

“我们知道，这不重要。照你这么说，这个英雄已经被淘汰了？这是你的看法吗？”

“我没有任何个人看法。我不认识他。不管怎样，你知道的比我多。他是你心目中的典型英雄。一个革命家！你肯定比我更了解他。他代表着——不对？——象征着……”

“你看，我们说到一起了。我可以告诉你，你的话触及了要害。像他这样的人还会吸引别人的注意吗？你这样想吗，嗯？但是，危险还是有的。不是那些站在街角发泄不满的人，而是那些制造威胁的有头有脸的人物，我可以告诉你。那都是过去的说法了！斗争中的英雄们，当然——翻天覆地的运动需要他们。但是，接下来是什么呢？他们需要了解现实，了解具体的世界——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理想驱使下的预言变成了，变成了——你知道我想说什么。他们站在谁那一边，或者说，他们希望站在哪一边，我告诉你吧，这一切都不再重要。魔鬼在哪里？在那些冥顽不化的僧侣当中，这些人的眼睛只盯着他们迷恋的东西。或者，存在于他们的对立面，那些识时务的大众，那些冷漠的玩笑者，不是吗？”

“我怎么会知道。我又不是神学家，也不是心理学家，更不是思想家。我是个跛子，亲爱的巡警，我是跛子中的跛子。让我睡觉——我要安静，我要睡觉。”

“亚努利同志也是谁的替代吗？是神话，幻想，乌托邦？或者，一团谜，一场阴谋？到底亚努利的传奇故事替代的是什么？为什么今天还在兜售？这个世界的人都哑巴了吗？它能卖到很高的价格吗？市场的需求量仍然很大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到底想知道些什么。”

“那些有信仰的人，那些固执、不愿意改变的人——他们是真正的危险吗？还是那些伸长了脖子旁观的人？”

“危险，对谁而言？”

“你总是回避问题。我知道，你非常明白我的意思。你知道我们的兴趣所在，你十分明白我们为什么想知道你的看法。亚努利同志还能回到原来的状态吗？我的意思是，他可能加入到另一个阵营中去吗？我告诉你，实际上，所有那些发起动乱的人，那些脑袋有毛病的人，他们根本没有改变。都灰心丧气了！这是辨认他们的标准。灰心丧气，精神分裂。对权力的贪恋！可以从催眠曲里为他们找到合适的名字。但是，我们还是换个角度分析一下吧。我们说说你。你内心有理想主义观念吗？一种叛逆精神，一种完全的信仰？换个说法，你会参加斗争吗？”

“我并不具备足够的品德，或者说，我缺乏足够的——缺点。我喜欢沉思，喜欢独处，喜欢我行我素，而且，而且——咳，我并不贪恋那种荣耀——”

“那么，你属于反对派吗？一切都不能对你构成任何影响吗？你属于那种吹着口哨，四处游荡的狡猾分子吗？”

“绝对不是。我只是不完全具备——”

“算了，你是想说，每一个人都具备一种品质，但只是一点点儿。人和人是不同的，经常是处于对立面的，事情应该就是这样——但是，从潜在的意义上说，每一个人心里都同时存在着其他人。我猜想，这就是说，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下，他可能会变成，哪怕只是在短期内，他可能变成——”

“打住，我可没有这样说过。我从来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别到处去嚷嚷说这是我的观点。谁让你这样说的，嗯？”

他快要叫喊了，但他的嗓门却提前失了声。问题也随之停止了。沉寂的时间越来越长，简直让人生厌。他等待着折磨再次开始，但是，停顿仍在延续。沉寂变成了厌倦，变成了昏昏欲睡。他本应该把灯打开，但他却没有足够的力气。

黎明时分，他精疲力竭。见面时需要注意的问题——这就是我苦苦寻觅的吗？他们将如何，我又将如何，遭遇死神？谁将幸免？通往未来的道路，换句话说，通往死亡的道路，会是怎样的？我们不是神仙，我们也没有来生。这是一个没有神仙，没有来生的时代吗？过去的、我们的父辈，还有假设的，这些如何再次聚首？也就是说，未来；也就是说，死亡。他喃喃自语，一刻也不停，仿佛自己已经衰老。他面色苍白、憔悴，失眠耗尽了他的能量。

一个自傲的傻瓜，这就是他的写照。在一个满是替代的世界里，他也是替代。但是，他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怪人，如果他抽出鞭子，误打误撞，打破了玻璃，那他大概也能弄响警报器。我们的托莱亚就擅长这一手。虽然不是有意的，但愚蠢的恶作剧可能也会引发困难、背叛，以及启示。小丑可能会唤醒沉睡的生灵。我们把他推向黑暗的深渊，直到他开始拼命挣扎，高声喊叫，像一个疯子。气泡，漩涡，火星。也许，错误可以诱发行动的开始。长期以来，他一直在苦苦寻觅那种可以让机器运转起来的震动。

那天早上，谋划已久的行动终于开始了。他看上去很年轻，超出了行动所需求的条件。曾经当过老师的托莱亚·沃伊诺夫自愿把自己当作诱饵，当作扳机，当作傻瓜，不管怎样，他看上去依旧青春焕发。年轻的阿纳托尔精心打扮了一番，这样，他的外表既符合年轻人的时尚，又迎合了这个季节的特点。

教授，这是一次挑战，是一次挑战！以证明，即使从表面上看，一切都被摧毁了，没有特权的弱势群体仍然有机会。我想证明这一点，我发誓我可以做到。我要设置一个小小的障碍，一个有毒的小障碍。或许，我会击中怪兽的中心。或许，我可以把那个胡言乱语的家伙，那个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的眼睛弄瞎。或许，我可以用我的那朵小花毒死歌利亚[3]。他举起空空的酒杯，仿佛要干一杯。他手里的香烟烫伤了他的手指。但是，他再一次崩溃了——失去了知觉，疲惫不堪。房间里的影子和他的思想，以及流失的光阴又一次交织在一起，又一个黄昏来临了。他很想舒展肢体，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但是，不，躺在沙发上没有什么好处，那个探子托马会不请自来的。还是这样好，站立在地板上，站在夜色朦胧的窗前。或者，坐在椅子上，或许坐在那里。你可以使劲儿地抓着扶手，勒紧腰带，让自己的脊梁骨贴在椅子背上，这样，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别人拽起来了。没错，好主意。他的眼睛闭上，又睁开。天越来越黑了。他闭上眼睛，过去的一幕突然之间清晰可见——背景是那间庄严而奢华的庭审大厅。模范文化和残疾人教育委员会。精神障碍难民委员会。

思想安全办公室。五六个油头粉面的男人。那个坐在桌子首位的人抬起一只白皙、满是雀斑的小手，梳理了一下自己稀疏的头发，然后，他打开卷宗，又合上卷宗。跟其他人一样，他面前摆放着两个卷宗：一个红的，一个绿的。现在，他翻开一个，合上另一个。他看了看自己的同事，那几个人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他们翻开红色的卷宗，里面装着厚厚的材料。他们依照最高长官的样子，仔细地翻阅着。当老板抬起眼睛时，他们也把头抬了起来。接着，他们翻开绿色的卷宗，那里面装着有关被告的背景材料，薄薄的纸片，上面都是密码，隐形的钢笔字，以及托马的汇报信件。他们默默地看着，相互对视了一下，扬了扬他们病态的眉毛，然后又相互对视了一下。眉梢处的疤痕发出淡淡的磷光。那个金发女郎迈着轻松的脚步进来了，她已有六个月的身孕，脸上泛着红晕。她把一小杯水放在桌子上，靠近那个读诉状读得满头大汗的年轻男人。他微微一笑：“是的，好了……现在该看看其他材料了。”戴眼镜的那个男人已经翻到第一页尽头了。他喝了一口圣水，蓝色的薄嘴唇得到了湿润。当他手中的爱尔兰烟斗敲击在烟灰缸上时，那几个人同时把头抬了起来，视线离开了面前那些污渍斑斑的纸张。一时间，大家陷入了沉思。左边第一个人嘀咕了几句，其他人立刻聚精会神起来。“够了，我看得够多了。”那个胖胖的秃子重复着，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在他的对面，坐在最右边的那个人兴高采烈，满脸堆笑：“是的，让他走吧——有多远就走多远。我们在天堂给他留一个机会，我们要肃清我们的领地。”现在，他们开始叽叽喳喳，交头接耳，兴奋地谈论着他们邻居的这桩案子。“把他从我们身边赶走，肮脏的豺狗。”——低低的附和声。首席位置上的那个人指甲在台板玻璃上弹了几下。“同意，让这个大麻烦滚走，带着他的疾病，还有他满脑子病态的想法。法律要求我们给他一个机会。因此，表决通过给他一个警告。警告他离开住的地方。”首席位置上的年轻检察官抬手扶了扶眼镜，继续低头看面前的指控材料。

听不见更多的讨论，他们的声音渐渐消失。那些戴着假面具的无尾两栖动物眨巴着眼睛，无声地闲扯着。能够看见的只有闪亮的白色面具，以及眉梢处的磷光。门口，被告托莱亚面色苍白，大汗淋漓。他不知道如何才能给自己在战场上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可以避免发出任何声响，可以不被发现。他在门口监视了一段时间了，但目前为止，没有人注意到他。他浑身冒冷汗，心脏因为内疚而怦怦直跳，双脚潮湿，双臂无力下垂。不，他即将被赶走，他那张惊恐万分、焦虑重重的陌生面孔并没有改变法官的决定。他们忙着起草遣送文件，他们异口同声，他们反反复复的低语又一次传到他的耳畔。“豺……豺狗。豺狗必须得走。”纸张发出婆娑的声响，折折叠叠，没完没了，起起伏伏。

陌生人双脚灌铅，和那张椅子一样，牢牢地钉在门口。他被完全掏空了。现在，他们的目光全都转到他的身上，但无济于事。他们蔑视地看着他，盯着他，他们的脸上显出一种厌倦的表情：他们不知疲倦地看着他。不，不对，他们厌倦了！突然，仿佛接到了指令，他们擦着自己的额头，擦着眉梢处发着磷光的疤痕，擦着他们散发臭气的假面具。他们感觉太热了！你瞧，春天的阳光使他们感觉困乏！他们遮盖住自己的眼窝，自己的眉毛，自己的疤痕。什么也看不见了。耀眼的阳光泻进斗室。

就这样，这个身心疲惫的男人在春季的萌动中，满身是汗地迎来了一个新的早晨。他长时间地揉搓自己的额头、太阳穴和眼睑，笨拙地甩开整个夜晚椅子对他手臂的束缚。

行动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只是另一种虚荣，是他档案中的又一个黑色的印记。除了拘留所的高官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有机会接近他的档案。在这个充斥着符号和替代的虚幻世界里，不可能有任何具体的行动。因此，托莱亚横下心来：再也不拖延了！因为：荒唐，徒劳，幼稚，难辞其咎，虚幻。因为，因为，因为……所以，一刻也不再拖延！

就在那时，就在那里，立即开始。尽管违反了自己的意愿！！早上开始——违反意愿，纵容姑息，他要复仇。

行动：就在那天早上。

他已经醒了很长时间了，但仍旧倦怠，提不起精神。他的眼睛睁开，又闭上。他伸手去拿那只并没有响的闹钟。当他触摸到钟表的边缘时，他的手一阵颤抖，随即无力地落在床单上。床上，皱巴巴的床单从床边上挂落下来，一直拖到地板上。他睡觉的时候身体一丝不挂，也没有盖被子。他记得，昨天夜里，他好像离开过房间，到门前的阶梯上呼吸新鲜空气。这是一个躁动不安的长夜，他一直纠缠在奇怪的梦境中，直到天亮，梦魇才随着黑暗悄然离去。此时，他感觉精疲力竭，行动迟缓。过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之后，他才辨认出那张凌乱的桌子，敞开的窗户，还有他的那双拖鞋。最后，他走进卫生间，然后，瘫坐在那张带扶手的椅子里，在其他椅子的包围中前后摇晃着。他努力恢复自己的心智，但过程很是艰难：中断、拖延、再次开始。

桌上放着那只长方形的信封，上面贴着邮票，还盖着邮戳。他看了一眼，认出来了，他的思维似乎开始加速了。他很着急，没错，非常着急。突然，他开始疯狂地疾驰，然后“吱”的一声停了下来。在度假，是的，他在度假。然而，这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季节，一切都包围在淡淡的雾霭中，你能去哪里呢？一个小时之后，天气湿热难耐；再过三小时，冰冷的寒风呼啸而至。在安东家，在托尼家，没错，在马尔加医生的家里——置身于我们疯狂的同伴之中，总有一种东西使得你的血液加速流动。是的，在马尔加的家里，在巴济尔先生的家里，在老女佣肉末烧茄子的家里，任何东西，我都会发现一点儿。然而，我感觉自己刚刚去过，我大约三天前去过那里。我跟马尔加阁下提起过那封信，还谈到过来自阿根廷的小嫂嫂，以及以接待员万恰名义开立的外汇账户。没错，我可以肯定，我去过狂野卡巴莱[4]，我和大名鼎鼎的巴济尔·贝尔兹布勃，还有容光焕发的安杰利卡一起大跳死亡探戈，没错，没错，晚饭后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实际上，一直持续到黎明。

行头已经放在椅子上了：红色的袜子，白色的套头杉，白色的天鹅绒裤子。

赤身裸体躺在沙发上，明星还在犹豫。一辆公交车驶过，窗户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瞧，真实的世界依旧存在：真实的世界再次出现，一辆公交车刚好从窗前经过，窗户开始震颤。多米尼克先生正在接收信号，正在匆匆忙忙奔赴日常的嘈杂。10点差12分，人称托莱亚的房客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离开了大楼。他两次原路返回，仿佛想迷惑跟踪他的人。他检查了一下水龙头，碗橱，窗户，煤气阀门——也许他只是在假装重新关闭这些东西。虽然他精神不集中，虽然他显得有些吹毛求疵，但他的举动却无懈可击。

他先是环顾左右，然后穿过马路。烟草店，乳品店，裁缝店。“都在这里，这么近。好像世界刚刚诞生。要是能够客观、历史地看待这些就好了。”他在路口拐弯，经过电车站，继续前行，来到一条小路上。

颇具东方风格的院落坐落在山坡上，已经显得有些破败。寂静像一个小矮人，穿行其间。偶尔可以看见绿色的枝条在院墙上一闪而过。圆形的小花园和成堆的垃圾比邻。一丛丛带刺的红玫瑰旁边就是一堆堆的破布、纸盒、塑料袋——它们之间的界限古老、浪漫，而且十分模糊。马路的左边是一栋可求得庇护的未完工的别墅。大门、廊柱、露台，象征了暴发户的得意和匆忙，体现了一种怀旧的风格，也暗示着各种成分的入侵，必须做好准备，随时向野蛮人、向堕落的形式，以及腐败的攻势做出让步……

他离开这条肮脏的小街，前往大都会教堂山。前方不远处是一个集市，听见了小贩们忙碌的叫喊声。再往前，利普斯卡尼大街。这里曾经是买卖人的乐园，现在一片寂静，在慵悃和灰尘间沉睡。他在约尼凯·斯塔夫罗波尔奥斯小教堂前逗留了片刻。教堂的正面焕发着巴洛克风格的热情，与内部的简陋、纯洁、几何图形的构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绕过大殿，在雅典娜神殿前停下了脚步。他凝神望着神殿的壁缘，雕刻装饰中的国王和皇后早已被人遗忘，但他们头上的王冠依旧辉煌灿烂。左边，一座新的建筑——白色的庞然大物。三年前地震时出土的贝壳，如今又被新的基础用土所填充。冷漠、回忆。新版的鸽子笼，多重限制下的实用主义。两个房间，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夫妇、孩子、冰箱、电视。为了维持生计，在蜂巢般的小窝里不断重复同样的努力……多米尼克·万恰先生任由自己的思绪翱翔在这种无聊的冥想之中，这是一种托词，他在准备应付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我感觉自己好像随时准备行凶杀人，或是在为生命中伟大的爱情做准备，或是在等待迟到的天启。”

这位举止怪异的行人不紧不慢地继续向前走着，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春天的早上，温和的天气：你成为春天里一位谦逊的雇佣兵队长，你被迫离开了毫无生气的岗位，为的是眼前这份模糊的使命，这是命运的安排，这是粉色礼帽般巨大穹隆下的选择。你成为——最终，最终！——史诗的杠杆，或是，史诗的傀儡。砰！砰！

就这样，多米尼克·万恰沿着维多利亚大街闲逛着。他的步子不大，但却十分均匀。他的年纪在50岁上下，在特兰齐特旅馆以及一种经久不衰的狂欢节上当一名通晓多种语言的接待员。在这个温和的春天早晨，这位路人似乎没有特定的目标，甚至当他数次小心地把手伸进白色天鹅绒长裤的后裤兜里的时候，他也不清楚自己究竟在找寻什么。

他停下了脚步，一会儿的时间。没错，信封就在那个口袋里，他的确把它放在那里的。他站在原地，显得有些举棋不定，然后开始掉头往回走。显然，他改变了前进的方向。但是，刚刚走了几步，他又改变了主意。是的，他终于想起了一路上都在努力回忆的那句引文：“只有那些不可更改、不可恢复至从前状态的东西才能构成一个真实的事件。”这的确是引文。他想不起这话是谁说的，但这并没有多大关系。对他而言，磨炼记忆的过程本身就让他感觉满足。

因此，早上的行动又重新开始了。不，它在继续。换句话说，它在接近真实。烟草店，乳品店，裁缝店，克莱亚·拉霍韦安，大都会山，利普斯卡尼大街，雅典娜神殿，斯特拉达·巴蒂斯特，斯特拉达·瓦西里·拉斯卡：现在，这位步行者正走进罗塞蒂广场。在准备穿越马路的时候，他再一次伸手在裤兜里搜索那个信封。不对，他不能走回头路，他似乎铁了心，要开始一场真正的行动。

在推开铁门之前，他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白色的大手帕，把脸上的汗水擦干净。当他把手中那块白色的绸布放回原处的时候，多米尼克·万恰那张光滑、结实的脸庞又一次从魔术师的方巾下显现，容光焕发——罗马执政官的脑袋，光秃秃的，仿佛刚刚从理发店出来。轮廓鲜明的额头，敏锐的双眼，造型完美的高鼻子，薄嘴唇。他似乎十分熟悉路线，迅速进门，傲慢、冷漠；决不给任何人留有审查你身份的时间。非常完美——门口站岗的人甚至没有来得及敬礼。

他沿着狭窄、弯曲、肮脏的楼梯慢慢向上走，来到一个黑暗的走廊里。透过一扇半开着的门，他发现，卫生间的一半堆放着一些木架和纸盒，看上去像是一个由几个家庭共同使用的私宅。他走进一间敞开的大房间，绕过一张铺着红色桌布的长方形桌子，进入一间相似的房间，这一间要小一些，但形状更圆一些。房内有四张桌子，相互间有些距离，在门的左边有一张打字员的工作台。是找奥列斯特·波佩斯库同志吗？那位满头金色鬈发的女子皮笑肉不笑地重复着这些话。波佩斯库同志在作报告，他的助理在参加一个工会组织会议。会议？哼！他们开的是什么样的会议？当然，我们不在场——但是，直言不讳是得不到支持的。万恰的眼睛瞪得很大，但他很快就恢复了镇定，他不想让别人发觉他吃惊的模样。

打字员的眼睛没有离开键盘，只是用手指了指窗户。是的，那里有一张椅子。他坐下来，打量着对面的男人。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家伙，黑头发，领结死死地勒在脖子里。

“你是为‘残疾人年’来的……”

“嗯，我是想……”

“你必须先跟主任讨论一下。我没有权力告知你任何信息。如果她让我进去，并且告诉我说，嘿，老爷子——她就这样称呼我，老爷子；有时叫我约珀——同那位同志商量一下。假如她这样对我说，那么，自然——”

“那我就等等。我不着急。要等很久吗？”

“不好说。会议刚刚开始。可能不会太长。”

“你说他们在开会？他们能开什么会？”

“咳，通常主任说了算。主席和副主席——实际上，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你知道的。然而，我的意思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之间没有区别。我们都很团结——我们同实际上的成员反正都一样。”

他的样子看上去很像是工厂的工头，疲倦，但又不得不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处理这些不仅复杂而且还让他害怕的事情。

“你想看些什么吗？可以打发时间，这样你就不会闷了。这是我们的一些出版物，还有法规、法令。或许你会感兴趣的。”

托莱亚把那一堆东西放在自己的腿上，从中抽出一本小册子《章程》。“一个公共组织……存在的目的是培养民众，适应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生活；……适应建设任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其成员是公民……生活在国家边境线之内，聋子，聋哑人，听力困难的人，听力丧失在40分贝以上的人……听力正常以及支持协会的公民们可以被吸纳为成员，比例不能超过百分之十。”

多米尼克·万恰抬头看着那位工作人员，对方一直在监视自己。他们相互看着对方的眼睛，仿佛在用某种特定的密码进行交流。来访者在座位上扭动了一下，感觉有些局促不安。对面的工作人员一改疲惫的模样——或者说，不像刚才那么惴惴不安了。此刻，办公室的职位在他脑海里不那么清晰了，他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着这位假装读报的人，仿佛他应该弄清楚，这位来客是否值得信任。

“人数增加了，”他嘀咕着，好像在自言自语，但他的眼睛仍旧十分警觉地看着面前的人。来访者低头看着手中的文件，那位向导继续低语道：“根据我们的记录，在过去的五年里，人数的增长超过了百分之三十。我们对未来十年所做的预测表明，增长的幅度将达到——”声音低沉，柔和——这是积极分子惯用的方式。

“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参加讨论和提出建议的权利，”多米尼克读着手中的文件。文件上的字字句句在他眼前晃动起来。“协会是在集中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领导班子是从基层经过选举产生的，决定则自上而下得到贯彻。少数服从多数。假如做不到——”他抬起头，恰好与那双黑眼睛在空中相遇，那双眼睛正盯着他的秃脑袋——黑色的眼睛，浓密的黑色眉毛拧在一起。多米尼克·万恰正视着它们。他的眼睛一眨不眨，他想努力看清楚黑发男人左边眼角上的那块伤疤。一个淡淡的疤痕，像抓伤，可能是某个符号，也可能只是抓痕——他怎么能辨别出来呢？

“假如违反章程，制裁的形式包括批评、指责、正式警告、监督，甚至开除。”黑发男人滔滔不绝地背诵着。他面对着多米尼克，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他在微笑！他为什么在笑，还龇着那几颗大黄牙？多米尼克再一次打量着那人的眉毛，看着那块被钉子戳伤，或是被刀片割伤，或是被蚊虫咬伤，或是什么其他原因造成的疤痕。他把手中的小册子放在一边，把最上面的那份简讯拿了起来。我们的生活：这是协会出版物的名称，几个红色的大字。

首页的顶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的生活》，协会委员会的喉舌。首页的标题：向敬爱的领袖致敬。赞美诗。正资产负债表，更加严厉的要求。中央委员会预备会议。他抬起头，那位工作人员脸上的笑容已经荡然无存。他低下头。“五年计划的结束标志着我们在建设多元文化社会，以及提高、改善劳动人民工作和生活方面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我们的领导层英明、睿智，我们的领袖为我们制定了宝贵的方针和政策，调动了人民的觉悟，同时也规划出了一个建设多元社会所必需的广阔而复杂的过程。人是这一举措的中心——他的诞生取决于造就人类性格多面性的条件，而这种多面性所代表的革命人道主义恰好是这个协会的特点。”

多米尼克抬起头，随即又低了下来，继续翻阅手中的简报。“本月的第四个星期日，我们举行国际聋人日的庆祝活动，对资产负债而言，这可是一个绝佳机会。所有会员都必须表现出更强的参与精神，必须果敢行动，以促进协会的生产能力，严肃组织纪律，改善工作方法和作风。最佳锁匠评选，最佳运动员评选，‘祖国颂’征文评选，国际残疾人年。党和国家给予的关怀营造出我们工作、学习的良好氛围。足球比赛——沉默C队对抗沉默P队，机会难得，检验队员的技术和战术能力，以及他们的体能训练水平。职业训练结束之后，那个年轻人渴望参加夜校的课程学习。为了认可他的水平，也为了宣传他的榜样作用，他所在的地方组织决定吸纳他入党。索林竭尽全力，以确保自己在工作中的表现能够达到党组织对他的信任。”

多米尼克抬起头。工作人员的脸上荡漾着微笑，但他那双黑眼睛依旧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多米尼克。此外，盯着他的还有另外两双眼睛：坐在房间中央的那个人，蓝眼睛，头发蓬乱；他旁边的那个人，戴着一副眼镜，满脸怒气，嘴里叼着香烟。只有那位娇小可爱的打字员例外。她一刻也不停顿，一直在啪啪啪地打着什么。她所扮演的角色是掩盖室内的沉寂，和那几个什么也不做，只是瞪着眼睛监视来访者的家伙相互呼应。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公共组织，任何一家老牌的集体企业——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声音低沉的向导重新开场了，老爷子同志或是约珀同志，别的同志怎样称呼他并不重要。“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你明白吗？”他紧张地揉搓着自己的眉毛——同时用两只手揉搓自己那两道乱蓬蓬的眉毛。

“很多人，噢，太多了，可以借此机会学到一两样技能。我的意思是，他们应该向我们的会员学习。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他们不闲聊，他们听不见其他声音，他们根本不去听。他们不能扯闲话，也不能讲笑话。同样，他们不会在任何小事情上浪费自己的时间。他们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他们手脚麻利，他们遵守纪律，他们忠心耿耿。最重要的是：忠心，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没有打闹，没有玩笑，没有任何的闲言碎语、表里不一、赌博，所有的恶习——”

他直盯盯地看着多米尼克的眼睛，他虽然面带微笑，但却十分冷峻，眼中充满了怀疑和指责的神情。他竟然在微笑！那种奇怪的笑容固定在他的嘴角上——严厉的笑容让他感觉恐惧。多米尼克再次低下头，看着手中的报纸。“号召各个支部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活动。增强信念的阶段。劳动——颇具荣誉感的职责。纪律——尽可能多的纪律约束。”但是，他始终无法摆脱向导的声音。

“他们勤勤恳恳，非常勤劳。他们把自己的注意力都放在工作上，他们贯彻执行简报上的各项指示。他们按时上班，不完成分配给他们的工作绝不下班。在这个方面，我们有一个典型的事例。这是一个女同志，十年来一直担任兄弟船厂机械车间的主任。她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我还能说些什么？”

其他人的脸上也烙着那种统一的虚假笑容吗？多米尼克正准备抬头观察，向导突然改变了以往的风格，抬高了说话的声音。

“啊，主任来了。行政局会议结束了。你可以和主任同志面谈了。”

打字员身边站立着一位身材矮小、衣着朴素的家庭妇女。厚实的灰色裙子，手工编织的蓝色毛衫。眼镜，长鼻子，稀疏、凌乱的头发。她伸出一只湿乎乎的小手，手指甲剪得秃秃的。

“不用说，你也是为新法而来的，这是国家的政策，我不能向你透露。”

她的声音沙哑、粗糙，但却透着一份镇定和疲惫。

“你知道，我只是想——”

“假如你想知道我个人的看法，我个人的，而不是官方的，因为在这里，我是一名雇员，代表的是整个协会。如果说，你想了解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看法，那好，跟我进来，我们可以讨论讨论。”

她邀请他进去。这是一间长方形的大办公室，一张长长的桌子靠墙放着，上面铺着红色的桌布，侧面放着大约十把椅子。房间的尽头有一张小小的写字台，堆满了书本，桌子的后面和前面各摆放着一把椅子。多米尼克不等邀请就匆忙坐了下来。那位妇女站立了片刻，仿佛想尽早结束这次访谈，但最终她也坐了下来。

“是的，残疾人年。我们刚刚得到通知，不再使用这种说法。当然，这是联合国的决定——联合国组织。但是，我们的领导层认为这个决定不甚妥当。根据指示，我们必须避免这种提法。我们报刊的编辑也出席了会议，相关的正式通知马上就到。这种说法不恰当：会引发过多的评论和推想。咳，就是这些。你就是为此而来的吧。我们的新法和这个什么年之间并不存在什么联系。咳，我们姑且称它为联合国年吧。说来话长了，我只能说，我个人，严格地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认为，他们犯了一个错误。”

“你知道，夫人，我来这儿的真正目的是——”

当听到“夫人”一词时，她突然感觉既恼怒又荣幸。这个称呼完全出乎她的意料，她还没有习惯被别人称作“夫人”。正因为如此，她靠在椅子背上，放慢了独白的速度。

“没错，坦率地说，我个人认为，他们的决定是一个错误。全员集训年不应该被砍掉。我知道，执行的过程中会遇到困难：经济形势，这很自然。但是，即使减少学习年的活动次数，全员集训的时间也不能少。从实际意义上说，这意味着，我们的会员不能继续在更好的学校进修学习。他们在工厂也不可能有所进步。如果他们在学校学习的时间不够长，那他们就会停留在最初的工作岗位上。你知道，我们的薪酬是与岗位挂钩的。一切都取决于你所接受的教育。如果你在这方面有所欠缺，那么，无论你表现多么出色，你将停滞在最底层。想想看，我过去学的是园艺。现在的岗位却在这里。是同志们安排我在这里工作的。你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职责就是职责。”

多米尼克聚精会神地看着她。主任夫人备感荣幸，因为这位显赫的来访者给了她如此多的关注。

“很遗憾，奥列斯特·波佩斯库同志要离开这里了。你知道，他是我们的主席。他原本可以告诉你更多的内容。”

照她所说，高级裁缝奥列斯特·波佩斯库离开了他的领导岗位。他一定在那些权贵中间走动。预备役将军奥列斯特·波佩斯库同志！他的职业是裁缝——正如那些了解他的人所说，他的手艺非常了得——他在前线的时候弄坏了嗓子，同时也失去了其他一些品德，但却学会了如何不惜代价生存下来，不惜任何代价。后来，退伍之后，由于那些他曾经为之效劳的同志的帮助，他一升再升。预备役的将军！如果你翻看一下《我们的生活》，对于这位聋人部队的领军人物而言，没有丝毫的个人崇拜。他一定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一个没有失去声音的傻瓜。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失去。一切都变了——象征，替代，看不见的联络网。

“你在想些什么？”花卉学家，园艺学家，轻轻地问道。

“啊，你看，我在考虑你告诉我的这些内容。波佩斯库同志——你说，那个波佩斯库同志能告诉我更多的——”

“咳，不一定。我也了解现在的形势。实际上，他没有时间过问所有的事务。不管怎样，他一方面在上面代表我们，另一方面负责向下传达我们必须贯彻的方针。他非常代表民意，要知道。最高领导对我们的主席评价甚高。我们刚才说到哪里了？啊，是的，减少学年的法规。嗯，这肯定是个问题。你知道，上面希望我们这个组织成为一个典范，我们也愿意得到各级领导的特别关注。我们定期将我们的情况和成果向上汇报，并且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然而，尽管我们的会员非常理解我们，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非常有组织纪律性，但是，必须要有一个最低限度——我该怎样表达呢？——最小程度的鼓励。你知道上个月发生在你们同事身上的事情。”

多米尼克虽然感觉惊讶，但仍旧保持镇定，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嗯，新闻记者就是这个样子。他们以为自己这一次钓到了一条大鱼。他们针对我们的活动，进行了大肆抨击，他们说：我们把接受教育的年限从十年降低至八年；我们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拥有俱乐部、体育馆，以及带薪旅行；我们的会员晚间必须在协会大楼前，或是院子里集合。你已经看见了，那是一个多大的院子啊！那栋楼过去是贵族的宅院。会员们每天晚上聚集在院子里，使劲地踢那扇门，结果，门给踢坏了。这就是抗议吗？这种突然爆发的暴力行为就是抗议吗？没错，他们都很敏感。自然，他们希望开展更多的讨论，讨论他们自己的事情，讨论他们的成就和我们的组织。这是真的。但是，我们怎样才能把我们的特殊情形解释给那些新闻记者听呢？当然，我们有困难，我们进展不顺利。我们承办了世界杯，你知道，我们获得了冠军。但是，当我们必须出国参加比赛的时候，我们去不了，因为他们不给我们护照。的确，我们有困难，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为此挑起骚乱，给造谣诽谤者以可乘之机。记者们跳起来，给我们一击，这对他们其实并没什么好处。从一开始我就告诫他们：不要太激动，如果想让自己手中的稿件顺利见报，那就必须对所写内容三思。我就是这样对他们说的，比较笼统，没有涉及具体细节。我们的特殊地位，我们受到的特别关注，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模范形象！我警告了他们。最好闭嘴！事实证明了一切。他们写的东西一样也没有见报。一个字也没有！尽管如此，那些未被刊登的文章在行政局对我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奥列斯特同志被叫到党的总部，受到了斥责。打那以后，我们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因此，我们现在思想一片混乱。”

多米尼克·万恰听得太入神了，协会的执行书记打量着他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她盯着他的眼睛，他盯着她的眼睛。她的小手掠过前额，刚才的冗长解释使她感觉疲倦；而他则突然发了疯似的揉搓着自己的眉毛。这位举止怪异的绅士用两只手揉搓着自己的眉毛，他怎么了？

“我来的目的只是想麻烦问你几个——”

“抱歉，但我真的必须走了。已经两点了，我三点之前要赶回来。有几个同志要来，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指示。要开始一次新的紧急行动，协会的每一个部门都要参与。社会主义道德和正义的准则要在每一个支部进行讨论，每一个成员都要参加——每一个组织，每一个成员，每一个级别。”

“讨论准则？但是大家——”这个不是记者的记者发现自己冒冒失失地抱怨起来。“实际上，实际上——”这个探子企图立即纠正自己，“实际上，我来的目的只是——”

“抱歉，我已经迟到了。”那位同志站起身，不耐烦地重复着，“你去找约内尔同志，告诉他是我让你去的。约内尔同志——协会刊物的编辑。走廊那头左转，出去到院子里。有一扇挂着一块绿色小门帘的大门，进去就行，他就在那里。他负责我们的刊物。他会给你几份报纸。你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活动。那可是一份特殊的报纸，报亭里是买不到的，只供会员传阅。好吧，到院子里去吧，那边的小房间，约内尔同志在那里办公，他是编辑。伊里娜女士负责校样。你往走廊那边走，绿色的小门帘。约内尔同志是我们这里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同志，他了解所有的情况。他会满足你的要求。”

她已经穿上了她那件破旧的褐色大衣，戴上了那顶羊毛帽子。

“你看，你必须意志坚强。我们的工作不简单，一点也不简单。我们的地位，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没错，约内尔同志会告诉你一切。我得抓紧了，否则没有时间给女儿准备吃的。三点钟还要赶回来参加训练会议。”

她把一个大包往肩膀上一背，拽了拽脖子里的那条皱巴巴的绿色围巾，大踏步地走了出去。是的，主任同志匆匆忙忙地离开了。

万恰侦探走进大房间，微笑着跟约珀老爷子打了个招呼，随即朝走廊的尽头走去。他左转，来到了院子里。

他在一扇门前停住脚步，门上的玻璃被一小块绿窗帘遮掩着。他走进去，眼前是一个黑暗的小房间，里面摆放着两张写字台，天花板上的灯泡闪着微光。约内尔编辑面色苍白，身体蜷缩着，衣服上还沾了些纸屑。

“我刚刚和波佩斯库同志交谈过，她让我来找你……”

“波佩斯库是我们的主席，奥列斯特·波佩斯库同志是主席，主任同志名叫博卡。算了，告诉我，你有什么事情？”

“我想，你这里应该有协会成员的花名册。”

“我不负责档案。当然，我们有适当的记录。我们每一个会员都有档案。成千上万份档案——一个很特别的档案库。不对外开放。有特别授权的人才可能查阅这些文件。但是，如果是博卡同志派你来的——嗯。如果主任同志同意的话，那你就可以去查阅那些档案材料。在人事部，档案也存放在那里。每一个人的档案。成千上万份卷宗，全都整理得井井有条。不管你想找什么，你都能找到。”

万恰侦探不想放弃约内尔同志，他是他唯一的机会。

“我在找一个人。他大概60岁左右。摄影师。过去是摄影师。我听说他曾经干过摄影师，或许现在还在干这一行。奥克塔维安。一个老熟人，奥克塔维安，是的，他就叫这个名字。但我记不得他的姓氏。古舍，杜沙，武沙，珀普莎——我不肯定。但是，他的名字肯定是奥克塔维安。如果你有一份按职业排列的人员名单……”

“当然，我们有此类的名单，按照年龄、社会背景、职业、工作表现、教育程度、家庭生活、体育运动等等分类的名单——没错，包括体育运动，这很重要。每一个方面都有所涉及。工作经历、参加任何组织和政治团体的背景，以及曾经接受过的军事训练、特殊训练、紧急训练、干预训练等。没错，我记得，我们这里是有一些摄影师。有几位还曾经在我们这里帮过忙。我比较熟悉他们。其他的摄影师可以在名单里查询——我的意思是，能找到他们的信息。”

就在这时，门开了。叹息声声，时光倒流。“哇，是你。”“怎么会呢！”“真没想到！”

就这样，来访者不再受制于那个百事通约内尔了。约内尔同志克制着只给了他仅剩的两期《我们的生活》。

“拿着，你会感兴趣的。拉多维奇夫人带你到楼上去了解你想知道的信息——我看出来了，你们俩认识。伊里娜，你一定要告诉约珀同志，秘书同志已经跟这位同志交谈过了。所以，约珀应该允许他查阅那些名单，就是那份按职业排列的名单，就那一份，仅此而已。没有必要查阅卷宗，就那一份职业名单。约珀会明白其中的道理。”

推搡，大笑，蹦跳。“太令人惊讶了，伊拉，真的是你吗？我都完全忘记了。你了解我这个人。”“很正常，托莱亚，很正常。是的，我就在这个老鼠洞里，你都看到了。就在这个为老鼠准备的洞里，一个有毒的逼仄。”

就这样，万恰先生又回到了电车站。他有些不耐烦，等电车到站时，他上了车，在售票员身边的一个空座位上坐下来，打开手中的报纸。他翻阅着，奥克塔维安的幽灵没有出现，里面也没有奥列斯特·波佩斯库主席的名字，也没有伊里娜·拉多维奇的名字。伊拉在那个离奇怪异的协会里能做些什么呢？设计特殊的告示牌和海报？还是设计那些反映协会的成就和使命的图片展览？或者，为欢庆活动准备人体模型？为什么波佩斯库这个过去的仇人，这个将军同志，这个裁缝，他为什么在预备役部队里？她还没有摆脱他的控制吗？老奥克塔维安怎样了？在那些领导和先进工人的照片里，为什么没有他？为什么没有找到任何对他歌功颂德的文章？万恰先生一遍遍地读着，头俯在报纸上，其实此时他早就已经从电车上下来了。

照这样看，摄影师奥克塔维安并没有在显要位置露面。他更喜欢隐身于教派的成员之中。在这个模范组织中，周围有这么多模范成员，他肯定已经习惯了无声的威严。只有手势和暗语吗？他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的基本特性跟40年前完全相同吗？神秘、欺诈、孤僻、缺乏幽默？大发雷霆，只为这个肤浅、复杂、卑鄙的世界——这个世界到头来还在成功地维持着？满怀仇恨，只为那个窥视已久的美人，那种让他难堪的聪明才智，那种他并不相信的美德？准确地说，这个模范的协会对他而言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个绝佳的掩护？一个理想的途径，帮助他实现年轻时所孕育的罪恶理想？挫败的兵团？神秘和起誓，还有遭遇创伤的名利？

万恰先生把身体的重心从一只脚转移到另一只脚，眼睛不停地搜索着手中的报纸，但却一无所获。报纸上的措辞和现今全国各家报纸所用的典型言辞极为相似。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难道这个特殊的组织表面上完全同化于周围的环境，并以此为幌子，掩盖它真实的地下运作？这种模范组织的地下温床已经初具规模，它可以逐渐完善党派的组织工作，并且不断挖掘它自身的干预潜能。肯定地说，这跟摄影师奥克塔维安的风格十分吻合。那么，其他人呢？他们如何接受和理解那些权威性的指示呢？那个肢体不全的组织仍然拥有什么深不可测的策略吗？或者，他们只是些模范的特工人员，他们始终追求眼前的目标，重局部，轻全盘呢？这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他们不可以偏离航线，不可以绕道而行；没有延迟，没有玩笑，没有中伤和辩论，也没有犹豫和彷徨，是这样吗？只有武断的命令和原始的行动吗？那么，如何解释节日的歌舞表演，以及对未来和理想的追求？如何解释他们眼前的基本需求？

唐·奥克塔维安应该解释一下他是如何变化的，或者，在那些变化发生的岁月里，他是如何度过的。他肯定愿意给我们提出一些建议，帮助我们应付将要到来的未来。尽可能少的交流：沉默，手势语，图片，以及充满比喻的想象。

但是，如何解释无法预测的反应，以及被压抑的本能呢？在一个失去控制的关头，出现了一个疯狂的任意局面，人们突然开始又蹦又跳，大喊大叫，他们要摧毁即将到来的一切吗？对于逝去的数个世纪，对于那些听力低于40分贝的人，应该给予建议，应该提出要求，应该实施对话吗？甚至那只是一种消遣，是法规中的一条错误条款。消遣，消遣，联络网，联络网，侦探万恰嘀咕着。他站在电话亭的前面，不断变化着身体的重心，从一只脚到另一只脚。

他怀疑地看着那份报纸，那上面有他记录的两个地址和电话号码。那些模范组织里的聋哑成员，他们如何在电话里交流呢？难道由他们的子女代替吗？奥克塔维安也有孩子吗？为了迎合行动计划的需要，他领养了一个孩子，这样一来，这个双重游戏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是吗？

他走进电话亭，拨了一个号码。听筒里传来嘟嘟的声音。“可能我把号码弄错了，我昏了头了吗？难道我记的号码不是他的，而是她——拉多维奇夫人——的？她不再是夫人了，她又变成了伊里娜。伊里娜——又成了伊里娜。”

半个小时之后，侦探再次拨了那个号码。他手里的报纸不见了，肯定是弄丢了，但他仍然能够记得那个号码。是这样吗？托莱亚的记性跟他这个人一样。

韦图利亚·加夫通夫人不仅悄无声息，而且来无影去无踪。她的邻居万恰发现自己很难寻觅到这位女士的踪影。尽管如此，她的确存在。毫无疑问，她每时每刻无处不在。

这位身材娇小的女士神出鬼没，这已经成为她永恒的特点：费解而神秘。然而，当她最终出现的时候，她的言行举止似乎相悖于她身上所具有的魔法。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一个真实而平凡的人：加夫通博士夫人。她外表的平凡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大大增强了她芳踪难觅的那份神秘力量。这种力量弥散在涌动的沉寂和锅碗瓢盆的节奏声中。这种力量悄悄地渗透至家庭的每一个角落之中，并且不断地迁移——令人捉摸不透，令人无法与之抗衡。这是一种强大，然而又十分微弱的跳动——直到它突然爆发于水龙头汩汩的水流声中，爆发于暴风雨肆虐期间窗户的摇晃声中，爆发于炎炎夏季漫长午后升腾的疯狂情绪之中，爆发于杯中静止的红酒之中，爆发于大门突然开启之际，合着院墙歇斯底里的无声叹息，薄如蝉翼的蒲公英踏着甜蜜、虚无的舞步，一路旋转而来。

加夫通夫妇在洗手间里开始一天的活动了吗？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多米尼克真的听见了胸针掉落在洗脸池里的声音，或是拖鞋敲击着瓷砖发出的木琴般的声响。这是一种属于非实体物质领域的音响吗？绝非如此！这是一个缺乏信心、骨瘦如柴的老者走路的声音，此外，还有毛巾相互的摩擦声，哼哼声，木梳、牙刷等洗漱用具发出的声音，以及刀片和镜子相撞的叮当声。这并不表明，他的夫人当时不在他的身边，或者，他的夫人刚才不在，等会儿也不在。

他的夫人以一种超常规的方法证明自己的存在。多米尼克捕捉到了她的存在，因为他听见门帘长时间发出微弱的咝咝声，一只被惊动的苍蝇嗡嗡地叫着，突如其来的晓风一阵抖动——这些都表明，每一个角落里都有她无声的喘息；那里，一种刺激，或是一种诡计和警示不断地飘出，非常有规律，好像睫毛莫名而费力地眨动……也许，的确，在那个阳光灿烂的星期二的早晨，韦图利亚夫人真的像往常那样问过以下的问题：“教授把门关上了吗？”或者，“我想，我听见了钥匙的声音。教授出门了吗？”或者，诸如此类的问题。

但是，那些话语全都滞留在膨胀、寂静的空气中。它们并没有真正变成声音，它们不断聚集能量，它们的潜能延迟着。直到星期二，直到星期五……

没错，就是在星期五的上午，多米尼克回家取雨伞。下雨了，雨点又大又密，他从门口折回，准备进屋拿雨伞。就是在星期五的上午，他把钥匙插进锁眼，转动了一下，他想进去拿雨伞——就在那时，他听见了刺耳的声音，那些话语几天前就开始了。

就在星期五的上午，就在两次转动钥匙之间的间隙时刻，多米尼克先生听见了韦图利亚夫人惯常的话语。门锁结巴了，仿佛厌倦了这种同谋行为。“他走了。我想，教授已经出门了。”

这些话久久不肯离去，它们互相吸引，不断增长，构成了一个个新的组合。“他带那封信了吗？我想，教授把那封信一起带走了。”只要你愿意付出一切代价，那么，你可以弄明白这种双行诗句的意义。远在天边，还是近在眼前，很难说清楚。

从他沮丧的模样看，星期五那天，教授已经掌握了那封信。他以为自己可以听得懂锈迹斑斑的铁锁发出的号叫。他仔细审视着阴雨朦胧的灰色天空，沉寂在那里扎下了根，希望变得清晰可见。公寓楼的角落里有一根废弃的水管，那里成了街上流浪猫的避难所。在水管的一端，他看见了那种固定的磷光。那些猫科动物相互依偎，像一个水平塞子，堵住了金属水管的弯头。它们电光般的眼睛闪烁着寻觅、忧伤的光芒；它们充血的绿眼睛有节奏地舒张着，和韦图利亚夫人之间发生了极为短暂的交流。到处都是幻影，纸板一样薄的头颅，烟灰色的面孔。时光交替的莫名中断，被破坏的倦怠，被推迟的歇斯底里，假面具——很明显，如果你精力不集中，它们会把你带到绞肉机的刀片下。无论是在教授的写字台，教堂的讲坛，军营，办公室，壁龛，居民区，体育馆，演讲台，办公桌，还是在避难所，那些面具无处不在：它们出人意料，从你身边经过，发现你，把你拽进那场无法逃避的游戏之中。

尽管如此，不要害怕，多米尼克兄弟：除了已经掌握的信息之外，他们还能在你身上发现什么？跟那些更加无辜的人相比，你厚厚的档案并不算厚，你的遭遇也算不上是灭顶之灾。那些探子也在他人的监视之下：怀疑和恐惧诞生更多的怀疑和恐惧，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歪曲了它们的表现形式。

就加夫通夫妇而言，情况似乎并不那么复杂。假如你对居住在周围的人有足够的了解，恐惧也会随之消散，不是吗？腼腆的马太幻想实现全球的和谐，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公共卫生之中；他不断上书，希望政府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希望年轻的一代能够研习史学。年轻人如果不被日常所需所拖累，他们就应当对真理心怀渴求。那个水桶模样的韦图利亚，身体肥胖，面带微笑，满头花白的头发似乎打娘胎里出来就是如此。她左腿有轻微的残疾，她在家里教授法文、英文、德文课程，还教授钢琴和刺绣。就这样，过去的一切在脑中已经荡然无存。辞职前，她是一名实验室的助手。这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工作，但她却行事谨慎、执着，利用工作之便打探周围发生的一切。最后，人们开始称呼她博士，不是嘲讽，而是尊称。

当加夫通家的那个房间空出来的时候，他们接纳了托莱亚。加夫通夫妇对这个头脑有毛病的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已经十分了解了，难道他们在他身上还能有什么新的发现吗？不会。这个房客日常的一举一动，他站在接待员的桌子前面，面带微笑，自言自语。这一切都逃不过加夫通夫妇的眼睛。但是，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假装非常随意地把那个全球通用的信封扔在了桌子上。

他的同事吉娜密切注视着教授那张毫无表情的脸，还有那块挂着打开那些罪恶房间的钥匙的木板。教授不时地转过身来对着这块板，仿佛他以前从未见过桌上这个显眼的物件。她喜欢在脑中揣测，这个爱做白日梦的调皮家伙是否真的在思考那个重要信封上的信息，那个贴了许多邮票，盖了许多邮戳的信封，或者，他是否真的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匆忙之中把什么东西留在了一个公众视线可及的地方。幻觉、策略、昏睡——究竟是什么？谁知道呢。潮湿的早晨，疑虑重重；郎猫拥挤在废弃的水管里，发出阵阵迷乱的警告；钥匙在生锈的锁眼里吱嘎作响……他的手表嘀嘀嗒嗒地转动，像一根针在刮擦什么东西。11点，的确，11点，4、5、6秒，数字在消失，瞧，18秒，随风而逝。瞧，时间在风中消散，30、31、32、39秒，消散，结束，一分钟融化了。

11点，2、3、4分。在这个逝去的时刻，在这个时刻，11点6分，1、3、4、14秒，马太先生的第一个时段即将结束——排队购买每天必需的面包。他已经去图书馆了吗？也许，正沉浸在“二战”的历史中，慢慢地前进，决心避免年轻好胜的时代所犯下的错误——匆忙和主观。

那么，他的好太太在干什么呢？或许，正准备迎接今天的第一批学生。自从退休之后，自命高尚的韦图利亚找到了一个赚钱的方法打发冬眠的时光。过去的同事从中拉线，她有机会教授阿拉伯留学生一些简单的语法规则，常用的对话，以及一些医学用语。这对她而言也是一种补偿，因为，在过去的岁月里，她默默地、顺从地服务于那些醉心于事业、金钱、社会地位的人。在她离开的时候，她为单位提供了一种可行的结清账目的方法。他们对她的行为既感觉高兴，又感觉惊讶。在他们看来，她很平静，整日在装有女士内衣的抽屉和泡菜坛子之间打盹儿。这么多年以来，他们不停地使唤她，逐渐地丧失了内疚感。优秀的老韦图利亚！现在，她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因此可以向她表现那份姗姗来迟的慷慨，还可以借此迅速原谅自己的罪恶。一个简单、行之有效的举动，不会妨碍任何人，但却造福于所有人。好像允许一个已经退休的看门人再次来到自己工作的场所，甚至，只要他愿意，他还可以在周末来上班，那时，整栋大楼都关闭了，在职的看门人也休息了。大伙儿没费什么周折就达成了一致：他们怎么能够拒绝腼腆的韦图利亚大婶呢？

就这样，大学的教授们给他们退休的同事介绍了一批又一批的阿拉伯留学生，他们在罗马尼亚语的学习上有困难，或者，他们的某些考试课程进展不顺利。当然，同事们建议她小心行事——这种建议出自那些骗子的口中，听上去像是笑话，因为，他们从事的勾当她实在是太了解了。小心谨慎是必须的，韦图利亚一向过分谨慎，她对此再明白不过了。

她决定免费授课，但是，即使如此，她仍旧感觉到闪电般的知名度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事情的进展将证明，一夜成名是不可避免的。她很耐心，教学方式也较为老套，对学生们表现出的无礼、懒惰和粗野，她视而不见。她对自己的外表始终格外留意，她精心呵护自己的头发，自己的双手，还有自己那张圆圆的脸庞。在学生们的心中，她就像一位大婶，跨越时空，跨越海洋，从他们遥远的故乡而来。虽说已经体态臃肿，但这个活力犹存的老太太迅速走红，为自己赢得了数量可观的学生。韦图利亚这个名字在最奇妙的语音系统中并不出众，但在阿拉伯留学生中却是响当当的。胆怯的学生突然间摆脱了轻度的迟钝，最终折服于这个镇定的家庭主妇。他们起初疑惑不解，他们感觉愤怒，他们冷嘲热讽，但现在，他们注意力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听话，越来越愿意对这个波澜不惊的家庭圣贤敞开心扉——自由、随意的公开表白显示出师生间突然产生的亲密关系。此刻，大婶总是喜欢摆弄餐具柜里的物件，心不在焉地、一瘸一拐地穿行于桌椅之间，仿佛从来不曾料想到，房间里还有一位没有离开的同学。然而，几个星期之后，女主人会引导大家重新回到那个仍旧没有答案的话题上，这实在是大家没有料想到的——这通常发生在解剖课或是动词词形变化法的课上。

哇，韦图利亚夫人收到了多少来自世界各地的明信片和感谢信啊！

她不接受金钱，也不拒绝善意的回报。可以变现的饰品，等价的交换使生存变得容易。孩童时期，韦图利亚不止一次地目睹上流社会的贵妇人所做的善举。经历了一系列的侮辱之后，她到达了退休的年纪。现在，传统的标准已经颠覆，人们变得残酷无情，一切都颠倒了，变得丑陋无比。但是，这个所谓的博士夫人根本没有放弃心中对上流社会的幻想，在依旧清晰的记忆刺激下，这些幻想引发了一连串慈善的回忆：有人从一个肮脏的口袋里掏出一支揉得皱巴巴的烟卷，而它（令人高兴的是）正是你所需要的；或者，一个廉价的药片，外面包裹着彩色的玻璃纸，像小孩子的糖果，如果没有它，你不可能撑到天黑！她通常对那些傲慢的售货员非常客气，尽管那些商店里空空如也；她能够容忍一个懒惰、无礼的打字员；或者，面对一个恶语相加的公交司机，面无表情，尽管他们随时都可以将你扔在大街上；或者，当她看见一个流着鼻涕的小男孩用他父亲的会员证，甚至用他自己的会员证谋取特权的时候，她会显露出某种怯态。因此说，她已经接受了那种狡诈的慈善行为，那些来自远方陌生地域的未来博士用他们匆忙、屈尊俯就的举动将这种行为进行了夸张的演绎。他们中途转机时在候机大厅得到的纪念品——香烟、晶体管收音机、饮料、袜子、录音磁带、巧克力——证实了一种宇宙的不可避免性：欺骗行为全球通用；愤怒会使礼物大为减色，愤怒只配得到冷漠、怀疑的微笑。替代品和国际大市场上的那些批量生产的廉价商品！韦图利亚夫人将如何把香烟放进嘴里……至于饮料，把朗姆酒一滴一滴掺进蛋糕的奶油馅儿里面，服用之后她也会头昏。但是，她无法拒绝摆弄那些纸盒、瓶子、漂亮罐子的乐趣。她的眼睛闪烁着内疚的光芒，仿佛那些五颜六色的物品是一道抵御乏味生活的屏障。感觉自信心增强了，感觉自己身份提高了——仿佛这些东西使她重新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仿佛这些愚蠢的东西可以保护她。当小孩子得到超越自己家庭条件的礼物时，他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惊讶，他们会产生类似的念头。

韦图利亚无法确定某个学生把一个闪光的香烟盒，或是一个大肚子咖啡罐放在桌上的那一刻。甚至当房间内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她也尽量克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设法不去留意那个礼物。她一次次从那个诱人的东西旁边走过——直到她再也无法抵挡那份毒药，那种视而不见，那种毁灭。这种卑鄙的快感是她不愿意体验的，但又是她无法抗拒的。接着，无法避免的颤抖从头到脚经过：邪恶占据了上风，她将东西扔进餐具柜。

数日过去了。武器库的大门大开，它咧着嘴巴，吱吱嘎嘎，摇来晃去，嘎嘎吱吱，笑声中透着些许讥讽。罪犯激动地眨着眼睛，面对餐具柜里琳琅满目的小玩意儿，双脚连挪动的劲儿都没有了，布满皱褶的嘴唇因为那种白痴般的笑容而扭曲，因为那种急不可耐的心绪而干裂。她一头扎进罪恶的橱柜，她要将里面的内容进行彻底的分类和整理：这边架子上是健牌香烟，那边是橄榄油、化妆品、巧克力、咖啡和口香糖，各色各样的瓶子、罐子，还有盒子。她无须聆听身后的脚步声，因为她早就知道，她的马太已经进入了房间。当然，他总是默不作声地看着她，浑身冒汗。韦图利亚继续着自己的工作。后来，她终于直起腰，转过身子，面对着自己的夫君——他也是同样的姿势，脸上一副茫然的表情——把自己最平静的表情展现给他：光滑的前额。微笑小心翼翼地挂在她那圆润、祥和的脸颊上，“我们的确需要这些小玩意儿，马太。啊，亲爱的，它们来得太容易了！我们已经老了，如果不是这样，谁会理会我们呢？如果你给撒旦送上一包健牌香烟，那么，他会关照你一整年！还有热兹贝尔——一点擦脸的香粉就可以搞定。你等着瞧，她甚至还会给我送洗涤剂来。”

每逢这样的时刻，夫人嘴里说出的话语使他从头到脚产生一种羞耻的感觉，原本准备读给夫人听的请愿书也在手中瑟瑟发抖，仿佛他的文章突然被完全相反的口头陈述所取代。他每日在辞藻华丽的请愿书里反复重申的那些崇高准则有何意义？“我们的确需要这些小玩意儿，马太。我们都老了。我们没有孩子。我们万一生病了——但愿不要这样——怎么办？在我们这个时代，你们那些伟大的人道主义分子甚至不会准许我们踏进医院的大门。那个该死的医院里发生的那些事情，你都已经知道了。我们卫生间的喷头坏了怎么办？我们只能去找幕后的撒旦告终。如果我们手里有一包健牌香烟，我们就不用那么慌张了。现在，这些外国的洋垃圾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

亲爱的马太卷起睡衣的袖子。不，他不再是英雄，不再是那个年轻人——所有人中，为什么偏偏是他——不情愿地接受了自己老婆的姓氏，那个遭人唾弃的名字。这个名字属于那个反动的家庭，那个法西斯的家庭，那个剥削阶级的家庭！他，一个永远受到迫害的人，曾经拒绝了那些迫害他人的报复手段，甚至采用了那个上了黑名单的名字。他因为自己一时虚荣心作祟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即使他年迈体衰还仍旧怀抱自己的理想，但他不再是过去那个胆大妄为的人了。因此，他下定决心，彻底铁了心，重新拾起自己过时的理想，退隐书房。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韦图利亚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分类工作，她来到加夫通的书房里。她弯下腰，审视着散乱在书桌上的纸张。“火柴的质量改进之后不久，群众再次发出了不满的呼声。火柴头上的磷光物质还说得过去，但火柴盒上用来划火柴的那个部分过于狭窄，第一次使用就破了。这个问题我以前反映过。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批评的声音竟然那么微弱。火柴厂就其产品的质量问题应该采取一种更为负责的态度，而且，应该尊重自己所做出的承诺。”下面几行是空白，然后，另一封信的草稿。很明显，这封信更加重要，因为，几个开头都不理想，被统统删掉了。新的开头：“我们参阅了你们3月份报纸上的那篇报道。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概括一下那个在自己公寓里饲养宠物的妇女所遭受的虐待。”

很难说清楚，他究竟听没听见她进门的脚步声。在这种时刻，多米尼克可以想象到，马太仍然站在窗前，没有回头，这种时刻与他们见面交谈的场景完全相同，他们各自保持着自己特有的策略。

多米尼克看起来并不了解那个隐形人韦图利亚上午的教学课是如何展开的。加夫通先生继续谈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并没有暗示万恰家族的悲剧，也没有提及在那些暴风骤雨般的年月里发生在他身上的革命性的转变，尽管以上内容与此次的话题有着某种间接的关系。“要我把精力集中在日常的琐事上，这将毫无意义。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人们的婚礼，或者，葬礼是如何举行的？那时，群众不信任的官话是如何渗透进老百姓的日常用语中的？这种细节性的内容，我根本记不住。但是，我所关注的那些事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跟大街上芸芸众生的存活息息相关。因此，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入侵波兰前那几天发生的事情吧。”

有了这种熟悉的预告，你不可能长时间地在云层中翱翔。你被迫把目光转移至地球上的荒漠，你要观察，醉酒的蚂蚁忙忙碌碌，在它们当中，隐藏着一根顶端生锈的铜针；你要辨认出那个人的影子——我们这位满脸雀斑、骨瘦如柴的马太朋友本人——口若悬河，摇头晃脑，不远处就是那个冷漠的听众。

“你知道大概的情况。行动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建议奥地利实行内部改革，据说，她并没有给予重视。驻扎在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对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了要求。接着，他们做出了一项决定，支持那些据说是受到捷克人压迫的斯洛伐克人。最后：最后的通牒。元首一贯采用这种步步紧逼的策略！”

听众试图堵住耳朵，再次离开大地，但没有成功。他总是像一只苍蝇，摔落下来，重重地落在大西洋邮轮的前面——加夫通那只46码的巨脚。

“教授，我们再把这些内容梳理一遍。英国大使内维尔·亨德森阁下8月29日得到那个小丑的召见。德国人要求在8月30日星期三之前接管但泽，以及相应的空中走廊。大使的电报到达伦敦的时间是8月29日22点25分。电文需要译码，接着，另一封电报发往驻华沙的英国大使。”

马太了解所有的内容。但是，加夫通同志的真正目的不在于此。内维尔·亨德森阁下不是他想要谈论的主题。他很想证明自己参加反纳粹斗争时的那份纯粹的诚实之心。甚至当纳粹被击败之后，很有可能，这也是他同意从事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理由。这也是很好的解释，很好的借口，兄弟，亲爱的……

“8月30日，午夜前，内维尔·亨德森阁下向里宾特洛甫提出建议，应该把德国人的计划送交给波兰大使。毫无结果。接下来发生的事情，1939年8月31日，你大概知道。9点50分，内维尔·亨德森阁下打电话给法国驻柏林大使库龙德尔，提醒他留意形势的严峻。10点，收到巴黎的回复：波兰政府接受并且书面证实，它准备同德国政府进行直接会谈。此外，波兰承诺，在会谈期间，部队不进行任何调度和部署，但前提是，德方同意做出相同的保证。晚间9点，柏林电台播报了几条提议，说实话，听上去都非常合理。德国官方公报称，计划遭到了波兰人的拒绝。然而，波兰人根本没有看见过这些提议。”

演讲者竭尽全力，想得到听众的反应，但没有成功。星期五，11点，当托莱亚眼睛盯着面前的键盘，脑子里想着上次和邻居加夫通见面的情景时，特兰齐特旅馆接待处的同事吉娜此时也想研究教授脸上的表情，但遭遇的结果是相同的。马太什么信息也没有得到。侦探吉娜的那双执着的绿眼睛也同样一无所获。“你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但是，也许，你不知道8月末第一场快速对话是如何展开的。8月25日，希特勒会晤亨德森的时候，表面上镇定自若，但内心却十分忧郁。德国已经变成了一座兵营，对此，他很后悔。他是这样说的。他不想以一个战争贩子的身份走进历史。他是一个艺术家。他过去是，将来也有这样的愿望！他渴望摆脱这种政治生涯。”

“阿道夫先生是一名艺术家？绝对不是。小人物！艺术家是颇具教士风范的朱加施维利，而不是具画家气质的阿道夫。那个格鲁吉亚人明白模糊的力量，那种力量没有限度。他鼓励人民以此为行动的标准：朝任何目标努力，在种族、性别、信仰，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方面，没有任何限制。他知道，如果一个受害者不是真正出自自愿，他可以成为一个屠夫，这是一种没有极限的游戏。如果你们那个笨蛋真的是一名艺术家，那他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假如他明白了，游戏就不是这个样子了。那个时候，那些精选出来的人所处的是何等进退维谷的困境啊！”

这一番话，托莱亚真的说出来了吗？他真的打断了邻居加夫通的演讲，或者，现在，当他回忆那天的情景时，他在脑中将其打断了吗？

“假如你们那个穷途潦倒的老家伙阿道夫给我们提供了改变肤色的无穷机会，那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呢？那么，你们将会看到进退两难的窘境，看到转换，过度高涨的热情，以及局面的彻底改变。这样，你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同类，那个人道主义者，当他急于保命的时候，他是一个多么高尚的野兽啊！也许，阿道夫能够在这场游戏中获胜——谁知道呢——假如他是一名艺术家的话。但是，不，他不理解自己难得的机会，不理解这个伟大的尝试。他不是艺术家，真的，他不是。他和那个来自格鲁吉亚的教士没有可比性。没有，相信我，马太。那个人是一个艺术家，对吧。他甚至知道如何利用他人的计谋，他可以把一切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条件：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无神论、宗教，一切一切。马太，老伙计，看看周围。一个多么奇妙的结合啊！看看那些已经完成的复杂工作。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吧。”

但是，托莱亚也许一直沉默不语。他不习惯破坏邻居加夫通从华丽的辞藻中获取的乐趣。他宁愿让自己的思绪在他乡翱翔。邻居马太不紧不慢地说着，不时地将自己的身体朝那个毫无表情的听众倾斜。他知道，托莱亚是不会打断他的。他已经习惯了他那种厌倦的微笑。到目前为止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傲慢的旅馆接待员脸上的笑容没有展示任何新的内容；实际上，这对他毫无影响。加夫通先生的目标是某个想象中的听众，因此，他有时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想让任何一个友情听众留意到他优美的重音和各种演讲的方法——他不仅把自己当作一个演讲者，滔滔不绝地叙述他在图书馆里积累的事件，而且还把自己视为真实事件中的一个主角，甚至有可能是亨德森本人。没错，内维尔阁下，内维尔·亨德森阁下，是这样吧，不是吗？

“你认为我在研究那些年代的历史时太过主观了吗？咳，你错了，托莱亚，你错到家了。”

犹豫不决的停顿没有持续多久，当然，这只是一种修辞效果。

“我们为什么不能公开讨论过去发生的事情？这个国家为什么要掩盖这个话题？为什么在这里不可以？为什么不能谈论种族灭绝，不能谈论受害者——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难道他们认为，如果给予我言论的自由，我不可能做到客观真实吗？咳，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做到！”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逼他说出每一条证据，使他变得更加客观。“有些证据我能够明白，那些——没错，我了解，但我考虑的并不仅仅是以下这个事实：起初，那个疯子利用1919年签署的那份令人蒙羞的和平条约，挑起了某种仇恨的情绪。甚至在纽伦堡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你还记得约德尔，嗯？对人民和祖国的责任高于一切！他还补充说，但愿在未来幸福的时代里，这种责任可以被我们对人类的责任所取代。取代了吗？教科书和演说辞中预言的那个幸福时代来到了吗？”突然，一个令人惊讶的崭新念头吸引了他的注意。“希特勒本人也认为自己是一个艺术家吗？如果是那样，他为什么不允许犹太人加入纳粹？那将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经历，不是吗？如果那样，剧情将会如何发展呢？请记住种族法出台前意大利和墨索里尼的表现：那时，谁在支持墨索里尼？不，不是我们的艺术家希特勒元首！实际上，他不可能同意进行那种尝试！否则，他一定会感觉衰弱，感觉自己遭人贬低。不，他的好奇心不够强，玩笑开得也不够大。”

就这样，这个念头最终也进入到马太先生的大脑之中。他立刻兴奋起来。他迫不及待地说：“你还记得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吗？他是参加审判的英国检察官，他说，这些审判历史上前所未有。为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说？对一场战争、一种思想体系的审判必须表明：一方面，有罪的一方要受到惩罚，另一方面，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它必须表达我们时代普通人的心声。你听见了吗？我们时代的普通人！你或许以为自己在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呢！咳，不对。想想看，说话的人是一个爵士。我们时代的普通人，朋友和敌人，我认为没有区别。这是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说的话。我们时代的普通人！目的是要让大家知道，他已经决定把个人置于国家之上。那么，普通人赞同这个观点吗？他能够把普通人置于国家之上吗？这就是他的希望吗？告诉我，告诉我你是怎样想的。这就是不允许我们公开谈论历史的原因吗？”当然，邻居万恰没有作答，他甚至没有听见这个极具挑战的问题。

爱唠叨的马太想表明，他始终在为正义而战，即使到了现在，他的斗志依旧没有丧失吗？他对历史的狂热延续至今，他的研究涉及所有被历史——不仅是昨天，还包括明天——淘汰的人物的命运？虽然他早已说服自己，未来的机遇并不取决于托莱亚·沃伊诺夫，但他还是不遗余力，希望他对自己的研究感兴趣，也希望得到他的认同。“你还记得那个在纽伦堡被宣告无罪的所谓的系统工程师吗？希特勒的极权主义是当代第一个独裁统治，这话就是那人说的。实际上，你知道，施佩尔对此也做出过解释。他争论说，独裁者不再需要品德优秀的人为其卖命。信息技术提供了用机械控制属下的方法，这样，他们只能顺从地执行命令。”

但是，托莱亚始终沉默不语，他在做梦，他在睡觉。他根本不愿意付出任何努力，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存在。他确信，邻居加夫通的多语症最终将会把他带到那个禁止谈论的话题上。

“万恰先生，你说得对，卡罗尔二世带出国的绘画作品中的确有提香的一幅作品。当然，这跟其后发生的事件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

哇，是的，没错。你没有其他选择了，因为，你此时不再谈论内维尔爵士，哈特利爵士，不再谈论约德尔和施佩尔，你开始关注那些毫无希望的区域，关注它们极端晦涩的笑声和眼泪，连世界版图上都难觅它们的踪影。

“你知道，1940年是预备阶段的一年。道德沦丧、腐败、蛊惑民心的政客。有关于国王宝座上的那位花花公子的趣闻逸事，不是吗？至少，从未来的悲剧角度看是这样的。根据列奥·巴克里的收藏目录，共有41幅绘画作品：大部分出自埃尔·格列柯之手，但也有韦罗内塞、卡拉瓦乔、凡·戴克，以及伦勃朗的作品。你说的没错，有一幅小型作品是提香的。《圣徒杰罗姆》，巴克里收藏目录，66号。圣徒杰罗姆跪在地上，面前是一个悬挂在岩石上的十字架，身边有一顶主教的帽子和一本圣书。乌云密布的天空，陡峭的坡道，远方是蔚蓝的大海。这一刻似乎是肉体磨难的前奏。热那亚的巴尔比画廊里展出的是复制品，另一幅临摹作品收藏在卢浮宫……盗窃，毫无疑问，是皇室的盗窃。野蛮的前夜是伪装，是歪曲。尽管如此，这还是不能与其后发生的一切相提并论，它的作用只是铺平道路而已。接踵而来的癌症是无法察觉的。要是有行为的准则就好了，要是我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就好了——顺带说一下，你收到了一个信封……”

没错，就是这样。他最终还是无法逃避这个话题，他需要证实，那封信并不是凑巧由历史记录者本人——邻居加夫通——送交到收信人手里的。

多米尼克发现，通常，他的信件都是由邮递员，或是邻居从门底下塞进来的。这一次，信封却展示在大厅的桌子上。加夫通先生坦陈，这封信吸引了他的注意。“万恰先生，你的信来自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在这之前，那封信在桌子上已经搁置了好几天了，而且，加夫通也仔细察看了信封，但是，他的脸上却没有出现任何不自在的表情。考虑周到的邻居将那封信从门底下塞了进去。现在，他又想起来了，其实，他根本没有忘记这件事情。一连几天，他努力表现出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他想控制自己不去查看那个信封，但最后证明没有用。这种策略失败了，亲爱的兄弟。在加夫通的苏醒室里，除了那些错综复杂的事实之外，还有你的生命，老吝啬鬼。这个来自阿根廷的信封就说明了一切，写信的人是你的哥哥，他希望摆脱我们地球的历史——极地扁平，感觉平淡。在那些岁月里，很多人像加夫通那样改变了自己的名字，不仅如此，他们还改变了自己的灵魂。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老兄，还有现在呢。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但是，我们只有现在。至于这个现在的过去——我们无法将其摆脱。这个信封说明了一切，这个优美的信封上面贴满了邮票，盖满了邮戳，它来自遥远的国度，它写在遥远的过去。现在，这里，此刻，无法避免。江湖骗子！废话连篇的家伙！他想让特兰齐特旅馆控制盘上的旋钮全部沉沉睡去。时间：11点51分13秒。来自阿根廷的美丽信封，让人捉摸不透。好像他没有打量过那个信封，好像不是他把那个信封放在桌子上的，不是他将其置于众人的视线之内的。狡猾的同事吉娜转来转去，不小心碰到了登记簿，对不起，不小心碰到了小丑——触电般的感觉，对不起，亲爱的，多么柔弱、丝滑的胳膊肘，哇，对不起。错误，徒劳的接触。她那双挑衅、老练的眼睛：自然，它们会察觉到什么，会察觉到一切。没有机会，亲爱的猎手！你的猎物了解这场游戏，他玩得很开心。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小丑身穿铠甲，他生活在月球上。

奥列斯特同志：

目前，无法跟情报员蘑菇接触，她患了流感，卧病在床。我想，这一次情况属实。我曾打电话给她，我的口吻十分严肃。我知道，她有些害怕。她想尽快和我碰头，想知道事情进展是否顺利。我们给她一个星期的时间，她到时应该可以康复。

昨天，我去了一趟协会的疗养院，去看望米哈伊叔叔。那个地方很适合他。正如你所说，这对我也有好处，我不需要天天照顾他。我知道，对我而言，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最重要的人。我知道，他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父亲。我对自己的亲生父亲没有任何印象，叔叔是我唯一的亲人。你还记得九年前的事情吗？那时，他经历了第一次脑部手术，但是，失败了。那个口齿不清的著名外科医生切断了他的脑神经，灾难就此开始了。欣快症！欣快症，喜欢使用双关语——那些愚蠢的医生就是这样描述这种疾患的，而且，情况也的确如此。持续的兴奋，记忆的全部缺失。一种特殊的环状构造——只需用手术刀轻轻一碰，我们就飘飘然，走进了天堂，就像未来世界的人类一样……他整日流连在大街小巷，什么人都可以成为他交谈的对象。他什么地方都去：影院、商店、消防站、公共浴室、发廊，没有他去不了的地方。大家都认识他——一个明星，就这么简单！他没有防范意识，没有情感，没有感觉，因为，他瞬间就会忘记刚刚去过的地方，刚刚说过的话。玩笑、滑稽的故事，但有时也讲粗话，为此，他也付出过代价。当然，他始终很放松，谁也不会知道他是个病人。了解他的只有认识他很久的人，他们已经习惯了他的体能，他的智慧，以及他与生俱来的严肃。

你说得对，他需要得到一种特殊的保护，只有那些特殊的权力部门才可以做到。我在他第二次手术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这次手术非但没有纠正第一次手术的错误，反而加重了他听说能力的障碍。现在，你知道，欣快症简直让他感觉窒息。昨天，我观察了他将近两个小时，跟他在一起的都是协会的退休人员，以及病人。我努力说服他，想让他知道，他的名字是托马，不是托梅斯库，他总是用这个名字把自己介绍给他人。我一次次地重复他的名字，米哈伊·托马，重复他兄弟的名字，奥雷尔·托马，还重复我自己的名字：托马·A.托马。没有用。当护士们最终同意改口称呼他托梅斯库的时候，他改变了主意。他结结巴巴地嘟囔个不停，汤姆，汤姆——就像这个样子，美国口音。汤姆，汤姆，一直说到我妥协为止：汤姆·托梅斯库。我再次对你表示感谢。协会的疗养院虽然条件一般，但却可以保障良好的秩序，严格的纪律，谦逊，以及冷漠——没错，这些我都了解。但是，像他这样的病人，一旦病情爆发，不能听之任之——这我也明白。只有儿子才能够明白，只有像我这样的继子才可以明白。你必须意识到，我能够控制他。坚强的毅力，强大的洞察力，我知道——也就是说，在工作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关于自恋狂的报告，我下次给你。我的思绪仍旧没有脱离协会的疗养院。我无法立刻返回到日常的事务中来。

黑黢黢的窗户。雨已经下了一整夜了。懒散的时刻。瞌睡，暴戾。倦怠的情绪持续向四周蔓延。拖延使得愤怒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

“瓦西利克同志，我问过你什么？”

冷漠的老板吉克，跟在休息日一样阴沉诡秘。他是一头生长在家禽中的猪，不会对别人造成伤害；你甚至不敢肯定，他不是一只公猫，或者不是一条面貌丑陋的母狗。直到令人眩晕的一天，他突然变成了一头野猪，他的皮肤在接缝处崩裂，那张充满剧毒和粪便的脸——粗糙、腐烂——燃起了大火。

“瓦西利克同志，我们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做出的规定是什么？”

假如他使用的称呼不是女性的瓦西莉察，而是男性的瓦西利克，那就不是好事了！

可怜的女人手里拿着托盘，站在房间的中央。她在等待前进的命令。她刚才进来的时候，双手端着那只托盘，轻松、愉快，在每个人面前放上一小套带茶托的茶杯。第一杯是给特奥多休先生，吉克·特奥多休先生，他们的头儿。然后，在同一张桌子上，就在老板的茶杯旁边，是一杯为提提同志准备的咖啡。这是她每天必做的工作。接着，轮到接待处的吉娜小姐。然后是教授，茶杯放在扶手椅前面的小板凳上。他低着他那颗光秃秃的脑袋，眼睛仍然盯着那几份周报，法文的，德文的，还是其他什么语言的，两条细长难看的腿一动也不动。从这个角度说，她真的是恪尽职守，始终如一。教授没有抬头，眼睛仍然停留在那本彩色的杂志上，但他已经慢慢地将一只手放进了裤兜。他拿出一张纸币，轻轻将其抹平，然后把这张10列伊的纸币作为小费塞进了她蓝色工作服的衣袋里。一切都合情合理。那个胖子心里在想什么？大家的特奥多休先生！实际上，他认识她，他们过去是邻居，当吉克的老婆奥尔坦萨因为从医院里拿了大量的药品私自出售而惹祸上身的时候，她的侄女斯泰卢察帮助过他。那次调查牵扯了许多人，涉及多种药品。要不是斯泰卢察的帮助，要不是她在恰当的时机联络到恰当的人士，奥尔坦萨夫人和吉克先生再也不会享受到仆人端茶送水的待遇了。为了特奥多休先生，或是为了提提先生，她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呢？她跑了多少路，排了多少队，隐瞒了多少秘密！瓦西莉察就是这样的人：就是把她剁成碎片，她也决不会吐露半个字！你无法了解事情怎么会是这样：那些人可以把身边的一切打理好，他们永远高高在上，决胜千里。最好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然而，瞧一瞧，突然之间他脑子里闪现了什么！仿佛他从来没有看见教授每天早上给她小费似的。只有经过瓦西莉察的手，大家才能喝到这种滚热、浓稠、香气四溢的咖啡。不管怎么说，教授就是这个样子。尽管特奥多休同志故意抬高嗓门，想让每一个人都听见，今天我埋单，管够，特奥多休同志不断重复这句话，但毫无意义。教授就是喜欢这样做。不管你对他说些什么，他总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这是他的风格，慷慨大方。虽说他其实并不富有，但他却像一个穿着银色袜子的绅士，派头十足地递上小费。他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他每天都会给她小费，3列伊，5列伊，10列伊——是的，有时的确给10列伊，仿佛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做什么。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同样真实的事情还有，每个星期，她都会为他准备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咖啡豆，让托莱亚带回家。这些咖啡豆是她自己配给的一部分，万恰先生星期五单独为此付钱。这些日子里，咖啡像金子一样稀罕。瓦西莉察自己想办法省下一些，因为她自己已经不再喝咖啡了。每一天省下一两杯——她至少有这么多配给，她就是这样存下来的。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医生不允许她喝咖啡，那个墨守成规的老家伙。刚开始的时候，她几乎动弹不了，像喝醉了酒的酒鬼，只要能够闻一闻有钱人的咖啡发出的味道，对她而言也已经不错了。否则，她连路都走不动。

“你今天什么时候到这儿的？”

那个老稻草人还是没有放弃。他让她一直站在那儿，站在房间的中央，手里拿着托盘，听他的严厉斥责。其他人呢？一言不发：那些傀儡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声音也没有出。那个没有骨气的马屁精提提，干着那份肮脏的勾当，用吉娜的话说，那个小个子老头儿，那个四只眼的家伙，密切注意他人的言行，然后将其汇报给那些给他这份工作的人。那只小猫咪，鼻子向外喷着热气，当然，她的喉咙里发着低低的呼噜声，同时还不停地揉搓着自己腮帮子两边的胡须。她不会说什么的，这个游手好闲的人只想得到别人的抚摸，只想在自己的毛皮下面为自己找到一个舒服的隐蔽之处，那是一个温暖的地方，某只郎猫会来怜悯她。至于教授，他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疯子。他可以突然来一个可笑的转身，扔掉手中的杯子，把你吓得灵魂出窍。他肯定跟上面有关系，经常出乎你的意料，恶作剧般地捉弄你。当他脾气发作的时候，他可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我离开家的时候，天还黑着呢。你知道，是4点钟，一点亮光都没有。”

“我没有问你什么时候离开的。我问你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

告诉特奥多休先生，你，瓦西莉察，一块他用来擦地板的抹布，你是准时到达这里的。你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时间到达的。你，瓦西莉察，一块抹布，你还有资格谈论法律制定的时间！你对那个剪羊毛的人解释吧，他会把你的肠子掏出来当吊袜带，他正等着你这样说呢，他因此可以找到理由跟在老板身后狐假虎威一番。

“咳，地铁早班车开始运行的时候，电车还没有开始。我是坐公共汽车来的，路上转了三次车。我以前就跟你说过，我受够了。”

“你中间还下来喝了牛奶，你的包里还有两个牛奶瓶。我告诉你到这里来喝牛奶，就在那个角落里。”

“我和努蒂卡吵了一架，那个女人是这儿负责牛奶的，现在她再也不会留牛奶给我了。我到的时候，一滴牛奶也没有了。她说，她问你要一些香烟，健牌的，她要送给她的一个医生。你知道，她身体不好，而且生活也很拮据。她经常去看妇科。咳，你没有答应她的要求，她就拿我出气。”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这条肮脏的小狗。你知道我谈论的是什么样的妇科病，因为你也把你的爪子伸向了可怜的努蒂卡，不是吗？没错，我以前一个字都没有提过，我一直像老鼠一样安静，这样，你那个老婆，奥尔坦萨，蛇蝎心肠的女人，因此才没有察觉。

“我对你和努蒂卡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兴趣。我没有对你提过分的要求，瓦西莉察同志。只是几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同志，你听见了吗？你一提到他的那个姘妇，你突然之间也变成了同志，就像在法庭上一样。

打工者瓦西利克·瓦西莉察，大家都叫她维利，拽了拽自己的围巾。她垂下自己的右手——那只拿着托盘的手——垂到她身上穿的那件洗得发白的宽大工作服的下摆处，她用左手把围巾拉平。她抬起头：小脸庞，卷头发。她那两只又长又大的手垂放在瘦小、弯曲的身体两侧。尖锐的眼神，宽大、结实的嘴巴，参差不齐的牙齿，小小的，但却很白。她直盯盯地看着老板特奥多休的眼睛。

“瓦西莉察同志，我的要求很简单。接待处，还有，这里，我的办公室里，必须和药房一样干净。打扫卫生，准备咖啡。就这么多。你知道，这并不过分。达不到这个要求，我无法接受。我没有向你要求别的什么，但我什么都知道，你不用担心。我知道你和我们的客人都谈了些什么。你让那些来自图尔恰的游客给你带鱼，或者让来自奥迪的人给你儿子带一件羊皮外套，因为，你那个一事无成的儿子如果不打扮得像阿兰·德龙的话……那他的样子就太奇怪了。你利用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名望，还有旅馆的大名，这些我全都知道。我知道你是如何从杂货店骗取棉花的，知道你那个在食品店的朋友斯泰利克为什么把最好的奶酪卖给你，而在那些时候，市面上一连数月连奶酪的影子都看不见。我知道当人们问起这里的事情时你是如何回答的。谎言，瓦西莉察同志。夸大事实，高谈阔论，瓦西莉察同志。你说得太多了，你说了你不应该说的话。但是，你知道，到头来一切都会栽在我的手里，我告诉你，你也不例外。至于健牌香烟，别再提它了。我不管你是怎样打扫房间的，我不管你是怎样处理肥皂和洗涤剂的。我也不管是谁给了你那些健牌香烟，为什么要给你。我不问你，因为我什么都知道。”

哇，不！你这一次太过分了，你这个卑鄙的小人。一定是这种倒霉的天气把你逼疯了。你那张臭嘴毒害你，肥胖的马屁精，你的灵魂已经彻底发黑了。你肯定不会同意将它一口吞下，你这个圆滑的马屁精……瓦西利克·瓦西莉察已经撤退了，消失了，心怀愤怒，心怀不断升级的仇恨，满腹愤恨，完美的隔音设备，什么都听不见了。

与此同时，瓶塞钻提提已经放弃了窗边的风景。他身体靠着墙壁，扶了扶自己的金丝眼镜。这个警察队伍中的卑鄙小人看上去像一个擅长讽刺挖苦的牛津学监。他神情严肃，眼睛看着同事吉娜。她正忙着整理自己的工作服，但始终达不到理想的境界。然后，他朝老吉克走去。吉克看看提提同志，又看看教授，然后说，“过来，亲爱的，我们把名单草拟一下。”

不，教授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具有魔力的词语已经发出来了。他也没有发现，这些词语还伴随着一个诡秘的眨眼。这可是一个常见的举动，当问题涉及这个来自外星球的人的时候，眼睛，或是眉毛，都会发生这样的抽搐。他的双腿搁在扶手椅子前面的板凳上，他心不在焉，自以为是，只是偶尔屈尊喝一小口美味的维利咖啡，其他时间都埋头于那堆杂志，《世界》《比赛》《小说观察》，教授不去理会周围发生的事情。

“癌症，皮肤癌，同志们，这里边就是这样说的。眉角附近一个小小的粉色疤痕，像出疹子留下的印记。趁着还处于初期阶段，抓紧时间检查！否则，它将会是致命的，五代人啊。”从世界各地来的杂志后面传来了那个熟悉的声音。“五代人，你们听见了吗？致命的，听见了吗？一场灾难，听见了吗？”提提·门迪策眉头紧锁，不耐烦地挠了挠自己的眉毛。他此刻已经坐在老板旁边的椅子上，啜了一口咖啡，从包盖的反面拿出一支笔，准备在接听电话之前列出急需要做的那些事情。

“是的，亲爱的。”仆人提提·门迪策嘴巴重复着老板吉克·特奥多休的话，脸上也模仿着老板脸上那副嘲讽的神情。此时，托莱亚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了，他不能小看这个联盟。

当然，亲爱的一词具有某种讽刺的意味。难道这是他们给他的一种信号？刚才那场同瓦西莉察的闹剧不仅仅是针对可怜的维利咖啡的？他们知道，托莱亚的反应是无法预测的。他可能会沉默不语，装作十分忙碌的样子，仿佛周围的一切他都不会留意。或者，有时，受到伤害的虚荣心会使他发起攻击。或者，很简单，他会发表最奇特的演讲，那些演讲跟周围的环境没有任何关联。“那些可怜的人儿是怎样迎接那些攻占达豪集中营，马伊达尼克集中营，或者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救星的？把他们看作上帝！但是，打那以后，他们怎样看待他们？把他们看作大脑迟钝的动物？他们知道什么？只有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生活：痛苦和磨难！我们被人毒打，被人唾弃，被人灼烧。我们被迫吃下自己的粪便，被迫挖掘自己的坟墓，甚至为了一点面包屑，被迫放弃自己的父母。为了博取屠夫的笑容，我们背叛朋友，我们在杀手面前舞蹈，我们跪地求饶。这些幸福、正常、坦率的人知道些什么？他们不严肃，他们太自由了，太随便了。灾难，苦难，恐惧——这些是严肃的，非常严肃。换句话说，非常令人厌倦！自由显得过于轻松，过于幼稚。只能欺骗傻瓜、孩子、小丑，还有那些喜欢到处闲逛的人。”

他会突然滔滔不绝地对旅馆的同志们唱出这个咏叹调吗？对观众而言，十分合适。因为，大家已经掌握了忍耐的战术，已经学会如何容忍苦难、恐惧、怀疑，以及堕落的倦怠带来的迟钝。中毒，类似野蛮人的倦怠，屈从的倦怠，背叛的倦怠，无精打采的倦怠，甚至还有恐惧的倦怠，没错，是的。你曾经目睹过独裁者和孩童之间的谈话吗？别扭，愚蠢。仿佛他面对的是士兵，仿佛他在主持一场天界的审判。严肃的话语，是抡着刀斧说出来的。一个孤寂而严肃的男人——绝对严肃。自由对他而言是一个笑话。一种流氓作为，一种针对他的狡猾手段，这个可怜的囚犯。因此说，独裁统治下的无聊论谈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意义。它变成了挑衅，变成了新生。幽默的迟钝，必要的迟钝。自由的模仿，是的，因为模仿也是——是的，是，当一切都失去的时候，只有模仿——

小小的怀疑，小小的背后中伤，小小的欺骗。小小的、枯萎的、被粉碎的灵魂干出了小小的不忠不义的勾当？倦怠！倦怠！幽灵肆虐，幽灵吞噬着整个世界！忧伤的人民！倦怠，兄弟，爱人，亲爱的。

梦呓，至少听起来是这样。他全然不在乎。长篇大论源源不断地从多米尼克·万恰口中涌出，他好像在跟过去学校的同事进行一场辩论赛，好像他不知道自己此刻在特兰齐特旅馆的接待处，这里，吉克和他手中的玩偶瓦西利克的片段刚刚告一段落。

接着，你第一千万次地问自己：是谁怀抱着婴儿多米尼克，确保他不会摔到？为了那么一件捕风捉影的事情，他被迫离开教师的岗位；他得到别人的帮助，找到了这份旅馆的工作——至少他的脑袋还在肩膀上，他没有落入圈套，他在工作中倾注了某种热情。见鬼去吧！他关心的是如何炫耀自己的伟大。让那些傻瓜知道，在狗窝里，你也可以这么出色，这么自由，因为，50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正经历又一个30年的战争，我们已经习惯了每天所处的困境，习惯了每天所食用的面包。特奥多休和瓦西莉察同志之间的对话，他听得已经足够多了，已经习以为常了。他在不断重复的那些神圣词语当中捕捉到了讥讽的味道。亲爱的！亲爱的！吉克·特奥多休先生，你听见了吗？是吉克·特奥多休“先生”接管了你们的表达方法吗？！兄弟，爱人，亲爱的。纯粹是嘲讽？影射他可疑的道德观念吗？哇，不仅仅是可疑！可耻的罪行——道德败坏的教授被赶下讲台？他不在乎。接待员托莱亚·沃伊诺夫甚至对那些恶毒的警告充耳不闻。

那个古怪的家伙继续着他的胡言疯语。又到了公元1000年。启示录。现在是关于塔西佗的演讲，现在是关于希特勒的，现在是关于早期基督徒的，现在是关于杰出的奥托三世，“在希腊出生，在罗马崛起。”那个爱空想的皇帝身边有一个什么样的顾问啊！“不切实际的格伯特！他梦想拥有一个世界级的王国，梦想实现全世界的统一。”

他们在听，他们不在听：对他而言，这不再重要，不是吗？这个隐形的臭虫当然继续自己的工作。它的话清晰可辨，像铜钟一般四下传散：“神圣的格伯特预见到了这一伟大的时刻。不是仅仅用武力控制人民，也不是仅仅依靠聪明和才智。人类灵魂的深处同时也渴望一种别的东西。”

“快点，我们把要做的事情写下来吧，亲爱的，”吉克·特奥多休大叔说道。今天是星期三，外面正下着雨。门迪策同志和特奥多休同志俨然是优秀的经理埋头准备要事清单。1980年，耻辱的一年——本世纪的错误，以及尊贵的客人所犯下的错误充斥着日历上的每一个日子。你应该尽早制订出战争的计划。否则，你会失去大好的时机，胜利可是拖延不得的。他们的眼睛闪闪发亮。那些老到的江湖骗子，他们眼睛里闪烁的不仅仅是对成功的渴望，还有一份傲慢。

“给佛勒杜茨打个电话。他的女儿——穿裘皮大衣的那个——昨天试图和你联系。”现在是4月，上午11点，最理想的生物节律，一个极好的星期五上午，已经星期五了，伴随着光阴和话语的追逐。就这样，吉克·特奥多休大叔立刻拿起了话筒，是提提同志转过来的。他打电话给利利亚娜，佛勒杜茨同志的女儿，在一家特别的军需库工作。佛勒杜茨同志——特别服务部的主任——是斯马兰达的连襟，此人负责的那家特别商铺是专门为特殊人士服务的。他和那家特别医院的护士长奥尔坦萨·特奥多休关系不一般。指令发挥了效果。他们做出了确切的安排：她应该何时到达，如何到达，需要携带什么物品，多少、何地、什么。他们的安排准确无误。名词和动词，准确的排列次序，一次又一次击中了关键。

神志不清的时刻，衰老，沉睡。此时，瓶塞钻提提同志喜欢解开领口的扣子，松开腰间的皮带。他虽然一贯寡言少语，但是，当他一眼瞥见那个小丑的时候，谎言便从他的鼻孔中鱼贯而出。

“你在说什么，亲爱的？你说的那个希特勒是个天才？如你所说，那朵疯狂的火花使每一个人都失去了理智？你在跟我们大家讲述入侵波兰的事件……”

无理的挑战！奉承，当然。这样，教授会发出文雅的诅咒，然后突然打开吉娜桌子上的晶体管收音机，把声音调至最高，超高的分贝，摇滚，摇滚，再摇滚。或者，去吧……请原谅，很自然，他要宣布一项重要的事情：如厕……随后，他返回办公室，感觉十分轻松，开心地告诉懒散的吉娜他是如何对付那个刚才困扰他的麻烦，相比较而言，那可是最要紧的。“医生们，你们听见了吗？就把我交给那些白痴吧。你把100列伊塞进他们的嘴巴，把一条健牌香烟放在他们的双乳之间，然后，让他们在你身上做那些肮脏的试验。他们倒霉运了。商人，没有例外，全都是些携带病菌的苍蝇。我的一个朋友是一个医生。他有的时候扮傻瓜，有的时候扮圣人。他喜欢说大话，喜欢玩诸如此类的把戏，但我说不出具体的名称。他不收钱，甚至连礼品也不收，但是，他让反应迟缓的热尼负责卫生和厨房事务，让那个有着金子般童心的老斯菲尔·巴济尔担任英国王室的男仆一职。医生让病人伺候他，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有好处。这是一种试验，你听见了吗？分析和推断：他的大脑上了卷发夹子，他的听诊器放在病人的口袋上。他们的分析：辩证唯物主义。干净的唯物主义，肮脏的辩证法，伟人马克思过去经常这样说。”

但是，不对——等等。户外，阳光明媚：现在是4月，可能是13号，也可能是23号。这一天让他回想起一个女孩，一所学校，还有一辆自行车。因此，没有愤怒，什么都没有。会多种语言的接待员情绪很好，将礼貌地解答任何问题，不管问题会多么的无礼。

“瓶塞钻，如果我的话能够使你开心，我可以再说一遍。这是一个铁一般的世纪，严厉、充满着毒素；这是一个铅一般的世纪，邪恶在肆虐；这是一个黑暗的世纪，伟大作家的离世使它顿失光芒。这就是公元1000年。启示录。所以，希特勒。世界的黄昏。末日？对于大众而言。人类没有能力准确预言世界的结束。如果这能够保持一份宗教的神秘，教会本身也会承认这种观点。那么，政治呢？咳，我们再次投降。”

当他称呼他瓶塞钻——他一贯这样叫他——的时候，门迪策同志气得满脸通红。他——提提同志——决不会在自己的旧伤口上洒一滴酒，难道会容忍这种事情的发生吗？

“我可以重复一遍，亲爱的。为了你的缘故，瓶塞钻，我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断地重复。”

教授从隔板后面抬起眼睛，调整了一下黑色衬衫衣领下面的深红色丝织领带，优雅地在粉色的吉娜身边踱着步子，轻轻摸一下她的脸颊，和小小的双下巴，然后，消失在那块上面写有接待处几个烫金英文大字的隔板后面。他没有像人们希望的那样，朝观众鞠个躬，而是一屁股坐在靠窗的那把椅子上。

他模仿美国人，把两只脚跷在那张小圆桌上，然后，像牧师那样，掌心向上，抬起双臂——没错，牧师们经常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政治信仰的打工者，穿着黑色的制服，一颗罗马执政官的头颅，秃顶，坚定，流放于一群流氓恶棍之中。好吧，愿意为你效劳：我们的主任，我们的客人，我们的主人。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尊敬的同事们，在1934年，德国和波兰签署了一项十年互不侵犯条约。不能拒绝三千五百万公民去海边，让我们两个国家和平共处，独裁者说。1939年1月，元首厚颜无耻地宣布，德国和波兰之间的友谊对欧洲日益松懈的政治生活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同年8月28日，他开始对英国大使吼叫道：我要消灭波兰。你们真的想让我们重申我们的立场吗？亲爱的，伪学者，这些内容你感兴趣吗？”

万恰先生的话是说给瓶塞钻听的，但他并没有把头朝他的方向转过去，而是采用一贯的方法继续往下说。其实，他需要一个中间人。因此，他不时地凝神望着女巫吉娜那双闪烁着绿色光芒的黑眼睛。

“很好。照此看来，你喜欢听暴君的故事，很有意思，是吧——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些智力迟钝的孩子，他们缺乏理性，需要灵感。他们喜欢独处，他们的逻辑通常自相矛盾。很好。英国大使只有几秒钟的考虑时间。他问：你们准备和波兰人谈判商议人口转移问题吗？那个空想家如何回答？当然，以问作答。为了表明诚意，英国会迅速做出回应，同意送几个殖民地给德国吗？”

老板吉克伸开双腿，面对着大门，咧嘴笑着。瓶塞钻先生眼睛瞪着天花板。淫荡的吉娜不停地摆弄工作服的扣子，系上，解开，再系上，再解开。

小丑突然站起身，他感觉厌倦了，再也不想背诵亨德森的作品了。

他只是再也没有这种心情了——原因就这么简单。一个突然之间老去的滑稽角色，身上穿着黑色的工作服。一个疲倦、满是皱纹的面具。此刻，他认为地球没有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围绕轴心旋转的运动。天空，淡淡的绿色，精工表椭圆形的表盘显示：1点24分14秒。一刻钟还没有过！1点24分14秒，消失了，随风而逝，15、16、17、18秒，催眠术士宣布最后的结局。“就这些，亲爱的。”他面带讥讽，给观众鞠了一躬。“再见！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甚至忘记摘下挂在钩子上的背包。他对八小时工作制非常在乎，这可是全世界劳动者苦苦奋斗的目标啊。他最后一次舞动着手臂，对大家起立欢送表示感谢。“再见，我的爱人。”当然，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他让大伙儿厌烦，他逗大伙儿开心，他侮辱他们，向他们挑衅，激怒他们。这一切，他们全都忍了，因为，他们也不明白是何缘故，他们感觉得出，比他们地位更高的人都可以容忍他。

就这样，愚人国的骑士被迫离开了自己的教师岗位，他再也不能腐蚀我们胸怀建设热情的年青纯洁的一代。他本来要被送往监狱，但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最后一刻，被人救了，甚至被带回到首都。你会相信吗？他重新找到了工作，大概是这样。重新找到了工作，当然，从事一些棘手的事情，诸如此类的吧。在我们这个多方面受监视的社会里，任何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婆都知道这些。但是，这个怪物表现出一种让人无法理解的野蛮！仿佛他的职责跟大家的事情无关，仿佛分配给他任务的那个人比他的同事们的职位都要高，仿佛那个与他们大家息息相关的狗屁组织——探听—报告网络——根本不关他的事。

这实在令他们气愤，不仅如此，也让他们感觉害怕。怀疑，融入了神秘的色彩，使他们的反应变得迟钝。他们真希望把他一脚踢开，让他滚得远远的。他的疯狂是一个陷阱，他们肯定，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们应该装出一副逗乐还是怀疑的表情。他提到独裁者，好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他接着探讨平庸、欺骗、狂热，以及——非常突然，他不断地触及——阿根廷这个老话题。当然，还有家庭占星术。他随意地聊他的兄长，说他跑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了，在那里发了财，衰老了，还说到和那个遥远国度之间令人讨厌的政治上的相似。他总是满脸厌恶的表情，嘴里吐出一连串的话，好像都是来自天上的圣旨，可怜的凡人根本不允许涉足。

阿根廷世界杯结束之后很久，老吉克还是紧紧咬住那个话题不放。“你说，他们都是西班牙男人和印第安——也就是说，当地——女人的后代，但是，我的天哪！他们看上去和我们一样，我一直都在看电视，看得很仔细。他们的长相和我们一样。”

“咳，他们是我们的拉丁近亲，亲爱的。”托莱亚喋喋不休，但他的秃脑袋始终没有离开账簿，好像他一整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就忙着翻新旅店的账册了。尽管如此，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一旦演讲开始，一连串的话语就会喷薄而出。“征服者和当地的女人生育了后代。没错，对时空的贪婪在女人的肚子里得到了回报。那个对任何事情都不屑一顾的独处者。当地的娼妓，高级交际花，甚至还有情妇。在拉美国家，妓院一直是一种经久不衰的古典机构。”

著名的教授没有抬起自己胡须稀疏的下巴，他的眼睛仍旧盯着账簿。他的上司吉克眼珠外突，仿佛看见了一只狗熊。“白人带来了堕落和残暴。西班牙妻子和梅斯蒂索混血情妇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婚生子女和私生子共处一室。结果呢？梅斯蒂索人感觉自己遭遇了骗术，感觉自己的身份有所降低，因此，他根本不知道同情为何物。他将爱情视为一种屈辱，一种弱点。老吉克，那些妓院历来是独处的最佳场所。唐·埃斯特拉达流连在野外的大草原上……但是，我告诉过你，那个老人撰写的有关探戈的内容，那是一种腰部以下的舞蹈。”——哇，他说话的时候好像手里捧着一本书，先生。

老吉克面带微笑。他的情绪很好，很不好。他很喜欢这个游戏。他甚至跳到小丑的面前，目的是激怒他。“照你的意思，狂欢节就是庆祝苦恼的节日。你说过的，沮丧的快乐。他们对欢庆的需求是他们本身的病态表现，欢庆是沮丧的假面具。这难道不是你说的吗？敌对的欢喜，掺杂着仇恨。”老吉克并没有停下，他不想听对方的反应。他继续冲锋，甚至不给托莱亚喘息的时间。“你说过，这表现在政治和体育方面。闹剧——所有的独裁者，足球运动员，以及军事政变。这是一个充满戏剧色彩的民族，旧时的阿根廷——马丁内斯·唐·埃斯特拉达。用你的话说，那是掩盖无能的面具。玩笑，一流的玩笑，流传了许多年，永远不会消退。玩笑掩盖了痛苦，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你没有达到你预期的目标。这难道不是你说过的吗？但是体育运动是怎么回事？它跟政治之间有什么关系？”

万恰先生根本没有理会这个问题，对他而言，对方的话似乎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了。他没有停下手中那些看上去令他忙个不停的活儿，他在假装填写账册，整理桌上的房间钥匙，读报纸，挖鼻子。周围发生的事情对他丝毫没有影响，但回答却从他的嘴里突然飘出：“一个黑暗、古老的世界，不断播种着另外的东西。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上百年以来，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粗鲁、乖戾，很难说——好像愚昧粗鲁的阶层。吹牛皮的人！好吹牛的人天生就对戏剧很有感觉。”

他在描述一个夸夸其谈的家伙——很难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托莱亚——竟然在议论好吹牛的人！好像在撰写博士论文，他在描述吹牛者的尊容是何等模样，足以让你智慧尽失。当然，听众突然放大的瞳孔并没有吓倒他。“没错，先天固有的感觉，戏院，狂欢，马戏，沮丧。政客和军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当然，还有足球。一种永远处于等待过程中的生活，亲爱的。当你的一生都在等待的时候，即兴的表演就像一种灵魂的拯救。”

这种演讲持续了数周，数月，直到这个主题没话可说了，直到老吉克的承受能力有所改进，他不再问任何问题，直到像鞭炮一样的托莱亚已经完完全全忘记了这个系列的演讲。但是，不对，当谁都没有想到的时候——一道闪电，砰！万恰教授坚持给出最后的结论。一天早上，大家沉浸在幸福的新话题里：保加利亚拖鞋，全城的居民一连排了数小时的队伍，争相购买，为来年冬天做好准备。吉娜买到了五双，除自己之外，还有姐姐，母亲，嫂子，以及小外甥。非常不错，很暖和，带毛边的，在明年严酷的冬天里，它们一定能够创造奇迹。绝不可能，瓶塞钻反驳说，拖鞋散发出的难闻气味足以让你昏死过去。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似乎一直在密切关注大家的学术讨论，但是，谁也不知道当他开始发言时脑子里是否已经想好了，反正，突然之间，过去的老话题又复苏了。

“即兴表演就等于灵魂的拯救，我过去说过。不仅仅是注意力的转移——是灵魂的拯救。嗯，拖鞋，没错。即兴——就像阿根廷人。制服，条纹布，马戏。正如我所说的，他们冲动，精明。他们很快就会赶上。软弱、饶舌。愚蠢的骄傲，庄严，蛊惑民心，但同时兼备诡诈的男人气质。你的足球，吉克，老伙计，你的即兴发挥刚好可以释放压力。”

老吉克没有回应。其他人沉默不语，他们对刚刚听到的一番话感觉十分惊讶。

“顺带说一下，你发现眼睛旁边的那道皱纹了吗？那条皱纹。我指的是那个疤痕。一个小小的标记，眼角处。老吉克，你辨认出自己的印记了吗？你有没有用自己的手指摸一摸那个几乎看不出来的印记呢？”

然而，吉克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还没有时间使自己镇定下来，话题却又朝着另一个方向奔去。说话的人越来越激动。“瓦西莉察在哪里？我找了她三天了。我的意思是，我找的实际上不是她，而是我那只装咖啡的包。也许，小费不再使她心动了。难道她再也不准备用25列伊的小费遮盖自己的屁股了吗？她已经决定把自己的屁股暴露在圣女面前了吗？而我却得不到一点咖啡。这个懒惰的闲人突然害怕被检举吗？嗯，偷盗也有其自身的风险和操作规范。它需要尊严和某种程度的认真。你还能相信人们为窃贼说的好话吗？世界正朝着边缘迈进，一定是这样。上帝，那个寄生虫能去往何处呢？”

教授真的不愿意失去他的听众。当他察觉他们的注意力有所懈怠的时候，他一定会展开一轮新的攻势，以此调动他们的情绪。可怜的瓦西莉察，竟然这样侮辱她。就连吉克同志也没有如此不知羞耻地发泄过。他们全都明白，他们假装自己像以往一样没有注意到这件小事。不管怎么说，瓦西莉察也是人，在生活中她也被迫略施小计。虽说感觉很不自在，但她还是会接受那个小丑当着众人的面扔过来的极富挑衅的小费。即使她自己不喝咖啡，但瓦西莉察每天仍旧从大家的份额中取出一份，也就是几调羹。用这种方法，一个星期下来，她可以为托莱亚攒到一整袋，托莱亚分批付钱给她。但是，当着大家的面谈论此事，用这种方法？滔滔不绝的演讲，这样，你至少可以看到，在那个装腔作势的家伙面前，他们脸上的表情是何等的难看。真想抓住他的鼻子，拽着他原地转圈，一直转到他再也受不了为止。上面有人保护他——否则他不可能……他的档案里有那么多的污点，他本人那么粗鲁，总是喜欢吹牛。子弹从未击中他，他可以吞下毒药，然后径直去跳查尔斯顿舞。最好离他远一点儿，回过头吐一口唾沫，避免魔鬼上身。

但愿可怜的瓦西莉察那个时候没有从接待处门口经过！这一可能性使听众目瞪口呆。你已经发现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她来了，被撒旦那条无形的黑蛇扛在肩膀上；她来了，推开门进来了。

“亲爱的夫人，你星期三忘记把我的小包给我了。我的燃料已经用光了。能源危机！因此，转过身去，把它拿来！变出你的小包来。”小小包，小小包，你要把我留给谁？奇怪的小鱼开始哼哼了。突然，你发现他变了一个人：他把一切都忘了。他勇敢，他礼貌，好像他真的丢了他的玻璃弹球。

他从跳板上一跃而起，落在算命者的面前。美人把宝贝藏在双乳之间，这是流浪的吉卜赛人教给她的方法，使它保持温热。

“照这样看，你住在布里巴萨广场，对吗？”

侍女知道他在开玩笑，在影射那个传说中的吉卜赛上尉，因此，她并没有气恼。古老部落的尊严已经教会了她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女王是不可冒犯的。她抬起一头黑发的脑袋，眼睛离开桌上的账册，给特兰齐特旅馆接待处的同事们一个浅浅的、老式的微笑。红红的嘴唇，珐琅色的钥匙板，完美、雪白。她纤细的小手滑过工作服中央的皱褶，又长又细的手指，脆弱的小关节，深陷的眼睛，无尽的黑夜。苗条的小鸟，煽情的折痕。不，她没有理由感觉羞耻。部落因她而自豪，看看她是如何抬起自己闪闪发光的古铜色脖颈，昼伏夜出的羽毛是如何在风中摇摆的。

“你能到我家来一趟吗，亲爱的？”

“那儿附近有一所特殊的学校。你知道的，不是吗？”

“也许吧。我通常不太关心学校。”

“在公寓楼之间，从十字路口，一直到一个广场。一条没有铺设地砖的小路，还是个建设工地，他们告诉我的。一个大型超市，一个苏打水灌装厂。右边的那一片是一个变电站。再往前是一条林荫大道，走到头就是学校。”

“好吧，我明白了，这一切你都清楚。一个整天关着大门的大型超级市场。旁边是苏打水装瓶站。你在那里就能看见学校。排队买汽水的人们一直排到大街的一角。你从那里过马路，左边第一个路口拐弯，一直走到居民小区的尽头。那里还是可以看见塔吊的。成堆的砖头，混凝土块。你穿过土路，走到倒数第二栋楼，四层。你肯定能找到。阳台上有好多花。人们还在楼房的正面墙上画了好多花，因为有些涂料已经剥离了，外墙有些地方坑坑洼洼的。我的那些流浪朋友都喜欢花。我就住在那里，二楼。不用跟别人打听。大家都喜欢聚在楼前。他们会首先问你找谁。他们会浩浩荡荡地护送你到门口。或者，如果刚巧是他们开心的日子，他们会在入口处高声喊叫：‘嘿，吉诺，吉诺，到窗口来！你的王子来了。’你不会迷路的，别担心！”

伟大的小丑——万恰先生——根本没有弄明白这个玩笑中的含义。他想展开一番严肃的对话，他需要别人的建议。

“你知道，在学校旁边，在那些老式大楼里，有个朋友。或者说，不是朋友。一个熟人，我哥哥以前的熟人。”教授一连数日把自己的脑袋贴近漂亮吉娜的玉耳旁。她的家就在一个老社区里，她对如何适应那里的生活有自己的经验。你可以从她那里得到一些有用的建议，不是吗？的确，即使任何不太可能的变化确实发生在他这个傻瓜身上，他的同事也不会惊讶的。任何事情都不会让她感觉惊讶。她很快就适应了他硬塞给她的新角色，化身离奇故事中的知心女友，给他提供建议。他们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地下教派中的一对恋人，一天到晚黏在一起，耳鬓厮磨，十分开心……亲爱的，蛇一样修长的蓝色手指在半敞半遮的工作服上的纽扣周围游走，那个学者兄弟不停地从口袋里抽出具有魔法的纸张，他想找人揭开其中的秘密。

“心智的滞后发展，表面、局限的判断标准。模仿和手势语筑起了铜墙铁壁。语言的缺陷凸显出它自身的不可变更性和相反的表现形式——嫉妒，妒忌，固执的行为。然而，如果把这些和严格、简单的规章制度划分在一起的话，有缺陷的东西可能会展现出顺从的优良品性。”

狡猾的吉娜坐在那里，她张开嘴巴，心不在焉地重复着她听到的话。她好像在排练一出戏剧，或是在准备长途跋涉，进入被火星人占领的丛林。“指令必须遵从交流的常规方法。说话的时候，语速不能有任何的降低，必须保证在距离0.5—1.5米的地方能够听见，说话者所处的位置应该有良好的照明。说话者的嘴巴应该低于听者的眼睛。他嘴里不能叼香烟，也不能嚼口香糖。不允许戴墨镜，说话的时候不允许把头扭向一边。他应该使用简单、重复性的句子，不应该表现出不耐烦，应该执着，保持幽默感。最大的困难来自于动词。”在这期间，吉娜有好几次把注意力转回到其他几个相当模糊的篇章；之后，他们将一起讨论舞台的指令。他们没有意识到，周围其他人的耳朵已经越伸越长，大伙儿想知道他们之间这种奇特的默契暗示着什么。此外，他们俩也没有注意到瓶塞钻的眉毛激动地上下跳跃，吉克大叔的眼睛不断地向外突，仿佛看见了一个鬼。“触觉记忆。在睡梦之中，个人的某些需求得到了满足。梦幻，既是通往无意识的道路，也是无意识的表达手段，可以用来作为一种诱惑的力量——在组织内部起团结作用，指挥大家发挥更大的效率。换句话说，使大家更加遵从组织的秘密，更加坚定对目标的信念，更加坚决地执行命令，更加统一地参与行动。”

这是通灵学中的指示吗？很显然，万恰兄弟和亲爱的姑娘正在学习适用于未来某个组织的合作规程，为遭遇外星生物，或是地下生灵做准备。如果没有某些特定的知识，这些怪物你是看不见的。虽然四面楚歌，但万恰先生似乎没有意识到危险。他没有时间理会那些人，他们因为恐惧而聚在一起，这样，他们的思想在事件最终发生之前是不可能被别人破译的；他也没有时间理会那些脸上，或是票夹上刻着会员身份的家伙。其实，当你获得了傻瓜的地位，当你能够表现出怪异的行为——最怪异的，准确地说，当属他的特殊地位，因为其他人都可以容忍他，挑逗，冷静，无礼的举动，这一切都具有了保护的意义。能够让黑暗势力低头——他已经逐渐让周围的人相信了自己的能耐。

因此说，多一点愚蠢的行为也不会再有任何的意义了。他们知道，多米尼克兄弟无法忍受无所事事。这是他最仇恨的事情。当吉娜得知她的同事突然决定要去寻访过去的一个老邻居，或是一个老同事，或是他在阿根廷的那个哥哥的朋友，她不敢表露出任何吃惊的神情。同样，当他详细地跟她讲述加夫通和马尔加的时候，尽管她意识到，这个令他极度感兴趣的黑暗故事根本不可以跟工作中的同事提起，但她还是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讲给一个同事，一些同事听。

托莱亚当着吉克和瓶塞钻的面，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跟阿根廷的家人，以及所有其他人之间的通信往来。最后，有人可能会问，公开那些原本应该隐藏起来的事情，这种危险的炫耀难道也是一种策略？他的手段变化无常，他把那些的确令人烦恼的事实全部加以公开，目的就是在它们的后面加上一个问号。用一种即兴的手段将它们暴露出来，并且反复强调，这显得有些令人生疑，令人难以置信，令人感觉不太真实。傻瓜托莱亚，粗心大意的托莱亚，这就是你行动的依据吗？坚持要通过“模仿和手势语”恢复自己，从一张不会说话的照片开始，从一件发生在过去十分复杂的事情说起，如果请加夫通和马尔加来担任叙述者的话，他们的版本可能会更加连贯，或许？当她听你演讲的时候，她看上去十分佩服男友的能力？一个神秘的小姐姐，随时准备用她游牧祖先传下来的轮回思想帮助你解开残疾人的妖术？不管怎样，好像你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找到那扇大门，门里面藏着逃亡者的宝贝——一个隐藏于城中吉卜赛人聚集地的逃犯，位于超级市场的右边，前面是一个苏打水装瓶站，一种虚构的地形，十分模糊，仿佛存在于特兰齐特旅馆观察哨卡上的同事吉娜双乳之间的宝贝贝壳里。因此，在一步之外的真实世界里，你无法区别什么是编造的事实，什么是看似谎言的错误？！阴影，磁性的事件，精神紧张的偏离，乱七八糟的密码，北极的幻觉。很简单，他已经消失了！那个托钵僧突然没了踪影，带走了那些问题，那些答案，带走了一切。关于残疾这个主题，经历了那么多次微妙的介绍性的讲座之后，嫌疑人失踪了。病了，你听见了吗？万恰教授病了？！仿佛黑暗王子要感冒了似的——可怜的人儿！——他的身体包裹着滚烫的大麻叶，他爬到床上，这样，他——一个孤儿——也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温暖起来。医生开了一桶颠茄茶和骨头渣子，他每喝一口，就朝嘴里扔一片阿司匹林。

谁也没有料到，他竟然消失了！疾病，草药，想象一下。但是，几天之后，他又回来了：干干净净的，脸色苍白，面颊红润。一身白衣，你能相信吗？上班的时候，除了黑色的衣服之外，他从来不穿其他颜色的，他就像一个掘墓者，或是，拾粪的人。但是，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他竟然一袭白衫！悔罪，高兴，大家发现，虽然他比以前更加苍白，更加适合现在的岗位，但实际上，他一点毛病也没有。雪白，象征着纯洁的白色，脸上依旧是往日熟悉的笑容——诡秘而隐晦。

他的搭档朝主人伸出纤细的小手。她的脸上绽放出自由的年轻人所特有的那种娇柔、野性的光芒。她不停地摆弄工作服上的纽扣，解开，系上，脸上荡漾着诡秘的笑容，露出洁白的琴键，洁白的毒牙。她的嘴唇湿润，柔软，粉嫩。她顽皮地看着杂耍大师，但她的眼中却透着一种凶光。淫荡的母性柔情。

那个臭家伙甚至没有看见她！他干净利落地把自己的背包挂在钩子上。他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什么事情也记不得了，他什么都不关心了。

然而，当他走过那张写有接待处几个金色大字的桌子时，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先生不小心碰到了同事带电的胳膊肘。

就这样，吉娜再也耐不住了。

“咳，到底什么样子？快，告诉我。你到那里去过吗？你有没有去？”

教授睁大了双眼，不知道她说的是谁，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很明显，说的不是他。可怜的家伙根本不明白同事疑惑的心态。

“滚开！”

这两个字呼啸而出，在淡绿色的空气中盘旋，似乎一直延伸到一只修长、白皙的玉手里。丝质的衣袖里，一只闪闪发亮的白色纸袋掉落在红色的桌子上。

修长、光溜溜乌木般的手指从纸袋里拿出一块糖——粉红色，长方体。接着，又一块——咖啡色，圆柱体，闪闪发亮。糖果，甜美的糖果！

一阵短暂的窃笑。吉娜开始飞快地啃咬那些毒药，嘴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奥列斯特同志：

我最终找到了他。这个话匣子似乎不愿意和我谈话。他很客气地回答我的问题，试图尽快离开。自恋？我明白，对他而言，跟其他人一样，白天和夜晚被分成各个不同的时段：吃喝拉撒，做爱，看电影，睡觉，看医生。就这些，他并不是一个火星人。关键的问题是经济，这我知道。准确地说，人们经常忘记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资本家已经牢牢掌握了这一武器。这就是真正的问题，是中心点；我知道，这正是听诊器应该放置的位置。现在跟30年前不同了！重要的不是你想什么，而是你吃什么，如何付钱。我们都是国家的财富，因此，很容易找到答案。经济学的研究同样也包含政治学和心理学，这一点我知道。人类难以解决的伟大问题？在一个缺少纸张，甚至缺少卫生纸的地方？你还记得我给我们的记者提出的要求吗？高质量的报纸，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报纸，这就是我的追求！不要用尖酸刻薄的语言，这就是我想要的。你瞠目结舌。你不敢相信，我并不惧怕能够持续的报纸，换句话说，我并不惧怕我自己的行为。那么，你明白你在跟一个什么样的记者打交道了吧，我知道。没有哀号，没有抱怨，没有后退，这么多人都这样做。原谅我，我有些跑题了。跟那些趾高气扬的家伙见过面之后，我总是心情不好。相信我，他们的神秘故事一文不值。我知道，他们也是国家的财富。我还有其他的理由，真的。叔叔一连两个星期没有得到药品。我知道，他快要疯了。唯一的希望就在于你，你像往常一样介入。否则，没有人会尽职的，我知道。

每逢星期三，托莱亚总要留出一个小时的时间，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下午，晚上，早晨，午饭时间，管它是什么时间：必须完成这一计划，不能遗漏。拨电话的次数达到60次，90次，100次，这要取决于托莱亚的拨号速度：急急忙忙，还是慢慢腾腾、晕晕乎乎；像一只刚刚爆发过心脏病的青蛙，还是像一只快乐的金丝雀，在房里不停地跳来蹦去。

他的眼睛盯着表盘：整1点！一秒不差。没人接电话，但托莱亚并不打算放弃。这是唯一一个有希望的地址，是他从那个模范协会弄到的，并且已经在电话簿上核对过了。唯一一个有可能的名字，同样，也是唯一一个有可能的号码。假如那个完美的残疾人一方面像新队员那样精力集中，遵守纪律，服从指挥，另一方面又如条文所规定的那样又聋又哑，那怎么办呢？咳，也许他身边有妻子，有姐妹，有仆人，或是儿子，他们可以接听电话。没人应答。假如那个大善人，那个诈赌纸牌的大骗子，不希望事情这样发展，那就什么办法也没有了：你不可能推动命运之轮盘。谁说你不可以：没错。如果你执着，你就一定能够成功。即使是那个隐形的家伙，他早晚也会厌倦的，最终会做出让步的。毕竟，他是依照我们的想象和我们的模样创造而成的，关于我们身份的那本圣书上面就是这样写的。至于另一个，邪恶的那一个，那个跟他分享游戏的家伙，罪恶王子殿下，双胞胎，杂种，咳，他也跟我们可怜的人类十分相像。因此，一次又一次，一千次过去了，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运气，改变我们的厄运吗？没错，奥克塔维安·库沙：他会给我们带来实情。他见证了那桩错综复杂的案子。除非他不会说话，除非找不到他。绝不可能轻易找到。

就这样，他开始拨那个能够产生奇迹的号码。

星期三的午饭时分，晚间，午夜，早晨：让我们迷惑敌人吧！甚至连失去记忆的时刻也不忘看在电话机旁，懒散地蜷缩着身体，室外，风无声地吹过茫然的空间，钟表匠的眼睑崩裂开来，心脏骤停的次数不断地增加。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隧道里，多米尼克先生突发了灵感。假如我上千次地拨打查询处，而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那个电话没有出毛病；或者，那个电话没有停机，没有作废，没有重新改号，那么，答案只有一种：无人应答。换句话说，这家人家不在家。干脆，我们去一趟，亲自去往现场。如果真的没有人，按理说，就不会有人来开门……

就这样，他做出了决定：星期三，打电话；星期五，登门拜访。啊，需要完成的几件事情一下子明朗了，本周的时间持续缩水，持续变短。有些人之所以开口讲话，原因就是他们感觉厌倦。电视机，爱国电台，消失的酒吧，禁止的纸牌游戏，被人遗忘的妓院，二手书，无力的反射，陈腐的话题——行动呢？个人的行动？某种行动也是必要的，亲爱的残疾朋友们，地下世界的同事们！厌倦？你什么意思，你厌倦了？！

所以，星期三在电话边度过，星期五亲临现场：前往伊斯德利亚的远征，炼狱边缘的那条大街可能就叫这个名字。从十字路口往下走，到达超市之后往右拐，一直走到新人类学校，然后，再往什么地方走一走，这样可以迷惑盯梢的人。

现在，多米尼克先生正在龙德车站等电车。车还没有到：乘客等啊，等啊，等啊。车来了，车厢里挤得满满的，连只苍蝇也塞不下了。等下一辆吧。一直等到两眼发直。一辆电车到了：乘客设法登上滑溜溜的台阶，到下一站的时候又上了一个台阶，未来就在手边，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天堂就在眼前，你已经到了门口，可以感受到旁边一个男人的肩膀，胳膊肘，膝盖，还有他急促的呼吸。就是这样，胳膊肘挨着胳膊肘，肩膀靠着肩膀。哼，那就在米哈伊·布拉沃下车，改变方向。这一次，刚刚等了一个小时，电车就来了，而且，里面空无一人——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乌托邦式的幻想竟然变成了现实。多米尼克先生在票上打了孔。一张票，两次行程——节约纸张。节约，节约，我们需要纸张来印刷海报，印刷报纸，印刷指令，印刷备忘录，印刷法规，印刷模范协会的密码。

在电车站，他换乘了一辆开往面包厂的公共汽车。然后，他按照手里那个小条上的指示，往回步行了大约100米，来到斯坎波罗商店门口。这家店关着门，今天盘点。他选择了右手的一条小街，一直往前走，走到一栋灰色的老公寓楼前停下脚步。他沿着楼梯走到二楼，摸索着寻找电灯的开关。他按了一下，灯亮了，但十分昏暗。没错，现在，他能看清脚下的路了，再走一步就是8号的大门。

他按住门铃，听见门里面发出的叮咚声。三声长音，一声短音，接着又是一声长音。没反应，没有，没有脚步声。再来一次，长，长，长，短，长。寂静，空旷。他等待着，耐心地等待，但没有人，没有人来开门，那个面带笑容的撒旦并没有现身。没有动静。他退后一步，再次打开了楼道里的电灯。灯丝发出微弱的光芒，他可以看清通往大街的楼梯。他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向下走。到了大街上，到了斯坎波罗商店，公共汽车站，公共汽车，电车站，电车，又是大街，又是商店，又是电车。冒险，每天的远征。足以触及现实的边缘，这里，一切都将膨胀，都将滑落，都将溶解——巨大的虚无，灰色的，灰色的，像沼泽，像巨大的牙龈脓肿。星期五以失败告终，还有下一个星期三。电话机旁守候一个小时，只是发起战争之人事先计划好的时间。他半心半意地拨着号码，1次，10次，80次。

即使上帝隐身于什么地方，又聋又瞎又哑，可他仍旧是一个人。否则，他怎能应付呢？如果你在恰当的时刻抓住他，那时，他真的满腹厌倦，或者心中充满了怜悯或是憎恨——那么，真是奇迹！奇迹发生了：你成功了。咔吧一声，火星儿直冒，电话线的另一端传来了声音。一意孤行，喜好嘲讽，善搞恶作剧。1次，3次，60次。什么也没有。那边就是不肯应答。星期三，天上飘着雨。窗户外面一根树枝，湿漉漉的。拿起一只苹果，啃了几口。左手握着苹果，右手继续拨动命运的轮盘。把手伸出窗外，也许，我们可以抓住现实；也许，我们可以理解现实，成为现实。一阵头昏——这就是现实。我们用尽最后的力气，我们为机会祝福：“但是，但是，也许，也许。”一切都已消失，一切。听筒搁在一边，在桌子上。他用右手拨着号码。那个又聋又哑的密码。他左手握着那只苹果。第39次拨号码。电话响了：炼狱的钟声犀利刺耳，穿透了覆盖在上面的绿色玻璃墙壁，光亮透明的崭新屏障，成片的腐烂物质和磷光物质在上面生长。谁也不想打扰它们的休息和冬眠。谁也不想辨认出他自己的名字，或是他自己的声音。谁也不想搅动那片冷漠的沼泽，它吞噬了声音，行动和情感——还有感觉，上帝保佑！

机会完完全全地关闭了自己的大门，将一切向后延迟。它捉弄雨水，捉弄那个罪恶的家伙，但它得到了什么？一切都是浪费时间。他的牙齿啃咬着柔软的果肉，他的眼睛向上看，向上看，看着头顶上那片不透明的天花板。星期五，瓢泼大雨。接待员万恰撑着一把巨大的雨伞，离开了旅馆。整座城市湿漉漉的，显得小了许多。电车拖着冰冷的、长长的车厢，慢慢吞吞地驶过街道，发出阵阵低沉的金属碰撞的辘辘声。生活——无数身体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巨大、厚实、拧在一起的物体。每到一个车站，部分物质剥落下来，新的物质融合进去。右边男人的胳膊肘和前面女人的围巾之间，一个望远镜般的口子打开了，流行偶像麦当娜的脸合着电车醉鬼般的节奏摇晃着。万恰的视网膜捕捉到一张白色瓷器般的脸，受伤的表情，长长的睫毛，黑色蝴蝶在舞蹈。他想动一下，以便能够看清她，以便能够捕捉到整张画面，看看她的手臂，她的胸脯，她的脖颈，但是，映入他眼帘的也只有这个类似彩虹的大纪念章，一切仿佛在梦中。他忘记了下车，任由自己被挤压，推到东，又推到西，融化在那个巨大的身体里。当他随着人流来到大街上的时候，他清醒了。他恢复了理智，私下找寻那个少女的踪影，但是，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皱巴巴的帽子，破旧的背包，以及人行道上一簇簇的纽扣。为什么我要躲避牢狱？为什么我没有勇气走进去，把自己关在那里？为什么我们大家都那么胆小，没有勇气瞬间把监牢填满？监牢里人满为患。人满为患，没错，接待员看着周围拥挤奔忙的人群——疲倦的、不知疲倦的，他嘴里嘟囔着：让那一刻到来吧，这是另一个时刻，在聋哑人格列佛巨型的黑色脚后跟把涌动的虚无全部踩碎之前。

他吃力地迈着步子，两条腿极不协调。他登上一辆公交车，一辆电车，又一辆电车，又一辆公交车。他来到一栋破旧的灰色房屋前，昏暗的楼道，黑色的大门。然后，原路返回：眩晕、疲倦的旅程。他的身体不时地颤抖。他醒了，看看表，看看钟表提供的时间。他又一次发现，星期五，这个时间不仅存在，而且沿着痛苦的显示屏疾驰，最后摔了个粉身碎骨。我们为什么不选择晴朗的天气蜂拥到牢房里去？我们为什么这么谨慎，这么过于谨慎？小学生万恰不停地嘟囔，直到他脑海里浮现出那个一直在寻寻觅觅的句子：“当你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等待，即兴的表演看上去像是灵魂的拯救。”所有的时间都在等待，等待，即兴的表演，灵魂的拯救。即兴表演可以拯救我，拯救我，拖迟，后延。为什么我们不立即填满牢狱，拯救，拯救，少年托莱亚嘀嘀咕咕，摇摇晃晃，屁股下面是那辆少年时代的自行车。他一脸的茫然，嘴里不断地重复着：“即兴，拯救，拯救。”他的声音中透着一种谦逊，一种世俗的感激之情，这么些年以来，它们已经消散在虚无的各个角落。

然而，他还活着，还生活在干燥的春天，生活在炎热的太阳下，生活在市郊恶臭的灰尘中。市场还没有散，疯狂的举动还在继续，还在不断地影响他。瞧，他已经找到了某个可以使自己不断忙碌的理由，某种属于自己的疯狂——固定的时间，固定的日子，反反复复，但始终属于他一个人。

又是一个星期三。他埋伏在电话机的听筒旁。又是一个星期五。到现场去，追踪幽灵。他非常希望能够增加这种徒劳行为的频率：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日子；所有的时间，所有的日子。

但是，今天是星期四。手表上的日历就是这样显示的。这个令人怀疑的太阳称作星期四。在星期五到来之前，还有漫长的岁月。

他等不下去了。他需要一种刺激，需要借助某种方法逃避精神上的紧张。现在，最好就现在。身处在这个被称作星期四的锥体容器里，他有一种发烧、窒息的感觉。他匆匆忙忙，他精疲力竭，他摇动着手中的骰子，他使劲儿地捏着它们，他要控制最后的结果。他焦虑、盲目；恍惚中，他做出了决定：使诈。荒谬本身的神秘特性使这种新的诡计成为可能！有必要在有限的范围内打破常规。瞧，结果出来了。今天不是星期四，今天即将成为星期五。

今天是星期五，明天同样也是星期五。我们可以将日子提前，但没有意义。仍然是星期四。午饭时间，充满着炎热与疏漏。

奥列斯特同志：

你是对的：相比之下，蘑菇夫人知道的比她说出来的要多得多。每一次，维尔京·韦图利亚都会装出一副无知的样子。但是，当她把家中通往卫生间的那扇门推开一条缝时，她立刻活跃起来。扮演着肮脏的兴奋剂角色，这一点我明白。我一直跟她说，她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任何伤害，而且，她自己或许还能得到某些好处。流言蜚语和道听途说是交流的一种艺术，是我们国家的一大特色，是一种提高智力和谈话风格的流行做法。我知道，它还可以使人保持高度的警惕。那些让人大惊小怪的都是些什么消息？一封闲聊式的书信，就这些。内容类似民间传说，关于工作单位和家庭关系，经济困难、性伴侣的选择，以及个人和群体间的紧张关系，都是些肤浅的研究。被压抑的躁动，这是我的看法。妒忌、恐惧、快乐——都是些污秽不堪的内容。但是，我们那些善良、爱好闲聊的人民对情节不感兴趣！证据：没有人被逮捕。现在，你不会因为像大伙儿那样收听外台，或是因为饮用从投机商手里买来的咖啡，或是因为嘲笑国民的高度戒备之心，或是因为和隔壁的女人偷情而锒铛入狱。此外，我们这个时代真实的历史决不可能出自某个大脑不正常的自恋狂之手，那些崇拜他的傲慢之徒也达不到水准。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笔墨应该为那些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档案而准备。只有在那些文件里我们才可以重新发现我们时代的漫长进程。我不否认，年轻人拥有健康的本能、常识，以及谦卑的态度。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蘑菇夫人汇报的内容上来吧。她一再坚持说，那些阿拉伯学生从不谈论政治，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爱情。如果他们有硬通货，或者，有香烟、化妆品、洋饮料，那么，爱情就唾手可得。他们中有些人甚至用这些东西换取考试的分数。她说，她绝对没有从那些跟她有接触的外国留学生手里获取色情录像带，并加以传播，一次也没有。实际上，她根本不知道有这些东西存在。这实在让人难以相信，因为，那个网络的源头就在外国留学生公寓，对此，布加勒斯特的群众都有耳闻。此外，还有她那老态龙钟的丈夫，他的研究工作进行得如何？蘑菇夫人举起她那只胖胖的小手，做了一个疲倦的手势。意思是，那些研究一钱不值。孩子般的狂热，起不到什么作用。她渐渐地活跃起来，给我拿来了香烟、威士忌和巧克力。我知道，她完全失去了控制。你知道我离开的时候这个小老太婆嘴里嘟囔了些什么？“年轻人，别把我们今天谈话的内容告诉任何人。”这就是临别的时候她说的话！你能相信吗？我知道，我们的同胞仍然保持着幽默感。幽默，但对其他事情一无所知。

又及：我要求她两天后再跟我碰一次头。这一次，我们选择一个第三方的场所：某个挂名的公寓，上午家里没有人，而且，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周围那么宁静，一切都是那么普通——足以使你呆若木鸡。两次见面之间间隔的时间非常短，况且，她还没有习惯这个地方。如果她仍然不肯揭发安拉那些行过割礼的孩子，至少，我可以打探出一些有关我们国家那些行割礼的少数民族的情况。犹太教徒对公寓被烧，住户遭遇袭击，以及那个疯女人养的小狗小猫是怎么议论的？恐惧、屠杀——这就是那些鬈毛嘴里喊叫的内容吗？那个脾气乖戾的夫人肯定要昏过去的，一点也不夸张。我乘胜追击。旅行推销员往海外发送了什么紧急求救信号？他们大声呼喊，他们有危险，必须得到救援，是吗？那个可怜的老太太什么也不知道：她从未遭遇过此种境遇。这对她而言太困难了。我失控了。但是，关于摩西的情况呢？我指的是加夫通同志，她的丈夫。还有她家的那个房客，那个对男人、女人都感兴趣的教授，那个教名叫托莱亚的老话匣子？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完全困惑了，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我步步紧逼。别告诉我说，甚至马尔加……马尔加医生也是马古丽斯或者迈蒙尼德之类的人？我无法相信，他竟然……到那里去的还有些什么人，嗯？夫人，他们为何拥有地道的罗马尼亚名字？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那个小玩意儿拔出来让我们一看究竟？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刚好赶上她眩晕发作。别逗了，托马同志，你在说什么，托马同志？咳，你知道，在我们国家，性生活方面的问题是那么……那么……夫人，我们讨论的不是这类事情，别装傻了。男女同胞在此方面的欲望，我们都明白，但这并不是我们感兴趣的。他们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身份？——这才是我想了解的。自然，你应该知道原因，因为你就住在那里。咳，托马同志……马塞尔说，同化……在过去的时候，即使这样，他们也不会被接受……但是，现在，现在……马塞尔说——你知道马塞尔说了些什么？好吧，那个弱智的马塞尔究竟是怎么说的？我在心里不断地问道。马塞尔说，现在，我们都变成犹太人了，我们都被——压迫，那个侏儒本打算这样说的，但是，她用手捂住了自己罪孽深重的嘴巴。我立刻做出了反应。我说，咳，并不是大家都是犹太人，不像你丈夫同志说的那样。就算我们过去是，我们现在不是，我们不是犹太人，不是吉卜赛人，也不是野蛮的匈牙利牛仔。听了我的话，那个老太婆唉了一声——所有的气体都从她的胸腔里迸发出来。她看见了魔鬼——她彻底垮了。她没有再说一个字，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她尿失禁了，鞋子湿了，变了形。我知道，她不再呼吸。受到惊吓——假如他们忘记自己是谁，这就是他们的下场！小小的斥责可以引发巨大的威力。毕竟，人民群众拥有健康的本能和常识，我明白。

多米尼克不是马尔加医生的病人。不，他不是。极有可能，他们遭遇过那种不合时宜的会诊，而那种场面双方都没有十足的准备。或许，马尔加医生在这位年过半百的糟老头子身上依旧可以找到往日那个腼腆少年的影子，就是他旧时的朋友米尔恰·克劳迪乌的弟弟。

一天早上，万恰教授带着自己的问题出现在马尔加医生的诊室里。他试图向医生解释他被开除的原因，以及强加于他的那场审判的黑幕。他的问题唤醒了医生的恻隐与友善之心。医生决定帮助这位被抛弃的人摆脱困境。换句话说，帮助他离开外省，到布加勒斯特来；帮助他找个工作，找个住处。医生不打算刨根问底，不打算一味地扩大他向自己坦陈的那些事情，也不打算给他开任何处方，因为他目前的状况还算不上精神有问题。他从不提及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尽管如此，他还是把每一件事情都作了记录，这很正常。他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心理医生，是那些心灵受过创伤的病人的良师益友，是一条披着人道主义外衣的恶狼。那些道德败坏的职业医生无须多言，就可以轻松地判定哪些人即将成为他们的病人。他们站在窗前，欣赏室外的风景，心不在焉地点燃他们的烟斗，但实际上，他们同时也在密切注意任何一个细微的差异，因为这往往就是泄露心底秘密的关键所在。他们留意病人的语调，留意病人话语的顺序，甚至还偷窥病人的双手以及眉毛的运动。病人的胡子修剪得如何，或者，他们因为某种原因脖子里围着一条夸张的红色围巾，这些也是医生注意的范畴。

不，医生先生不仅没有提及教授被校方开除的丑闻，而且也没有坦陈，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有今天这个重逢的机会。也许，他不想让别人感觉自己言行不得体，否则，人们会认为医生在大肆渲染自己的丰功伟绩。

然而，在病人的陈述接近尾声的时候，医生一边观察，一边记录，脑子里还在进行各种各样的联想。这次秘密会诊给双方带来的压力隐藏在那种警察办案时所采用的千篇一律的对话中。医生既没有设法摆脱这种压力，也没有提及少年时代的那一次事故，但是，在他的脑海里，他时不时地看见那个学生的自行车突然撞向那个模样难看、步履蹒跚、病歪歪、身着绿衣的老妪，耳畔时不时传来其后的岁月里万恰家族所遭遇的诅咒。他没有逼他描述万恰死亡的片断，没有问及迪达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是如何离开这个世界的。他甚至没有谈到他的老同事米尔恰·克劳迪乌和他的德国老婆——那个处在发情期的冷艳佳人。不，马尔加医生拥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上帝慈悲，他一向行为谨慎，亲爱的，这是他虚伪的誓言所要求的。一个可爱的兄长，老马尔加！身穿号衣的蹩脚艺术家巴济尔是他的男仆，热尼女士负责他的饮食，她有救济品，有小猫，她还擅长装腔作势。此外，他偶尔可以从小丑托莱亚那里找到乐子，这是治疗精神病的良方：让我们一起照顾我们优秀老医生的吃和穿，满足他的幽默需求、脆弱的灵魂、娇气的肠胃和精美的钱袋。他所关心的只有索尼娅。他在门口碰到一位傲慢的绅士，那人自我介绍说，他的父亲是马尔库·万恰——哲学家，后来成了酒商，他的母亲是怪异的迪达·沃伊诺夫，他是他们的小儿子。打那一刻起，医生开始不停地打听索尼娅的情况。就是那个时候，是托莱亚第一次登门拜访的时候。他想知道索尼娅是否真的嫁给了那个身材魁梧、爱好争执的预言家。多米尼克一言不发，他的沉默给了医生一个肯定的答复。是的，嫁给了那个马图斯——好像他什么都已经知道了。数年来，他们在沙漠里风餐露宿，索尼娅在帐篷里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马图斯被弹片击中，受了伤。啊，他们假装早已安家落户，医生含混不清地说着，努力避开客人那双探求的眼睛。没错，没错，我听说，他们过着一种探险家的生活，住在帐篷里，经受着炎热、风沙和枪炮的考验——说到这里，他笑了，一丝淡淡的微笑。她很可能还是那么漂亮，他嘟囔着。当五十几岁的少年正准备向他打听那个名叫奥克塔维安的家伙时，他突然补充说，在那些日子里，她把我们大家的魂都勾走了。当然，马尔加感觉到了危险。他抓住他的肩膀，把他带到屋内，不断地问他问题：中学里的丑闻、审判、开除。后来，不到万不得已，他再也不提托莱亚拼命回避的那场道德和政治审判的内容了。他不是以医生的身份跟他谈话，不是，而是作为一个朋友，你听见吗，一个朋友！现在，作为一个朋友，他试图强行把伊里娜塞给他！不是一个医生——而是一个搬弄是非的朋友，你听见吗？

近来，他谈话的主题总是离不开伊里娜。这个人道主义分子在期待什么样的奇迹发生？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医生在希望什么？想听到什么？为什么他不再需要伊里娜？或者，为什么他不再想要她？或者，其他什么？长期以来，当人们知道自己不再是异类的时候，他们的思维方式都趋向一致了吗？——我们体内的异类分子被迫承认它是异类吗？对于它的身体而言，而不是对于它年迈的灵魂和土里土气的大脑？惧怕自己的身体？是的，聪明的马尔加有可能会问同样聪明的问题。

医生先生，这就是我们青少年时期所具有的那种神秘的腼腆，那种我们再一次从那些接近青春期的少年身上发现的腼腆吗？医生，一种潜在的能力，一种颤抖？不正当的同志情谊，它创造了自身的残酷，但却没有失去那种朦胧而强烈的和弦，没有失去4月给人们带来的那份音乐般的陶醉。4月里，春天的迷幻剂把火焰注于我们疲倦的血液之中。我们依旧年轻，是的，上帝！仿佛我们对那个即将遭遇我们撞击的丑老太婆一无所知，仿佛我们仍然可以牢牢把握自行车的车龙头，仿佛那个谎言，那个允诺，那种幻觉——情节剧中年轻人的自行车队被称为什么——可以直面太阳和月亮，仿佛，仿佛……奥列斯特那个魔鬼根本不存在，或者，特兰齐特妓院，或是黑暗记忆的面具，也没有存在过。医生，我们不在乎：你们的那些规章制度我们嗤之以鼻！贺雷修斯兄弟，与那些治疗规程相比，与你那颗接种过疫苗的灵魂相比，痛苦给我们的快乐更加简单，更加复杂。我们的世界快要窒息了，因为到处是那些潜伏在暗处伺机扑杀猎物的猎人。在这个侏儒般的世界里，这就是非法的魔力吗？比其他的一切都更加的简单，更加的复杂。

这一时刻终于来临。多米尼克突然决定和他兄长的这个朋友好好谈一谈。医生也是他父亲的朋友，而且，他在他面前也以朋友自居。

他会出现在那间深不可测的房间门口，他虽说有些匆忙，但主意已定。

本来可以在晚间去顾问马尔加的府邸拜访，但他等不及了。他要直接到医院去，去那个人满为患的诊疗室。那里，历史每一天都在撰写它极具嘲讽的报告。最终，他会把一切理出个头绪……那场事故，那个被骑自行车的少年撞进医院的老太，万恰之死，未来模范聋哑人协会，那个名叫库沙的新人，那个魔鬼摄影师奥克塔维安·库沙的鬼魂。跟那个中学老师万恰·沃伊诺夫有关的道德丑闻。那些在旅馆跟接待员万恰·沃伊诺夫一起工作的警方线人。韦图利亚和马塞尔——流浪者万恰·沃伊诺夫的邻居。每一件事情，一个不漏，直到医生最后说出那个可以帮助你在芸芸众生之间苟活下去的良方。那些人叹息着，相互竞争，吞噬着同伴，秘密监视同伴的行踪，最后把同伴埋葬，这样，他们壮大了自己，不断地壮大，他们赖以生存的狡猾伎俩越来越完善。没错，他做好了准备，他已经下定了决心。快，快，直接去诊疗室，去医院。

“出什么事儿了？怎么了？”

“嗯……没什么。”

“真的？”

医生肯定会摘下眼镜，会用手揉搓额头和眼睛。他会睁开那只健康的右眼。他会闭上左眼，那是一只玻璃眼睛。他很疲倦，非常疲倦，他会把眼镜重新戴上，再一次抚摸前额。他会对助手打个手势，那个名叫奥尔坦萨·特奥多休的女警察——老板吉克的老婆——会离开房间。

“也许，你想住院？你需要证明，需要处方……”

“别提证明的事儿！你在说些什么？我来的目的很简单：在贝德兰姆这个漂亮的司令部里迎接春天。”

多米尼克会把双手放在桌子上，旁边就是马尔加医生那双肥胖的手，他的手指甲在美甲店里修剪得非常到位。准备……呸！你来的目的就是忏悔！假如说你曾经有兴趣的话，当你跨进门槛的那一刹那，你的兴趣荡然无存。他来的时候，做出了何种决定？就这些，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掌心向上，长时间地思考，努力地思考，思考那些复杂的命运线条。

“我来，我来是为了看看你的眉毛。我想找出那个隐藏的秘密，那个记号，你眉角处那块无形的伤疤。”

面对这种挑战，医生可能不会作答。他仍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一个玩笑，一个白痴般的玩笑，疯子嘴里说出的令人惊讶的话语。然而，他会很紧张，紧张地把自己的胖手从桌上拿开，放在被白大褂遮盖的腿上。

“我梦见一封信。”

“什么信？”

“单身汉的信。那个可爱的男孩的信。你知道，那个傻瓜。先生，一定是他写的，不管他叫什么名字，一定是他。奥克塔维安，那个幽灵奥克塔维安。我站在路灯下面，出于好奇，打开了那封信。我不知道这封信是谁送来的。但我敢肯定，一定是那个老单身写的。信是写给父亲的。谁送来的——你知道。”

医生虽然面带微笑，但已经疲惫不堪。他会从口袋里拿出一块手帕，然后忘记自己为什么要掏出手帕，当然，他精疲力竭了。尽管如此，他什么也不愿意多说。他没有办法回避话题，他知道，眼前的这个疯子非常执着。他们会长时间地相互对视，寻找解决方法。那就是：接受谈话，把这个疯狂的恶作剧进行到底。

“不管是活是死，我们都要把那个老单身揪出来。这是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个绅士的愿望。这是他想看到的。罪恶，罪犯，复仇！这是完整的剧目，全部的内容。此外，我还想进一步，我想说：我害怕，我害怕真相。我对背叛的恐惧不亚于对真相的恐惧，反之亦然。”

“什么真相？”

“那个我很久以前就感觉到的，我始终有这种……”

“我不明白。”

“好吧，亲爱的先生，我们摊牌吧。”

“别开玩笑了，我的孩子。好吗？”

“好吗？”

“什么信？哪个老单身？”

“那个记录别人谈话的家伙。那个虚无主义者。那个老单身。那个可爱的男孩。那个结巴。因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场爱情之中。他感觉自己即将失去心爱的人儿。因为那个传教士来了，把姑娘带走了。接着，砰！孤注一掷。一封伪造的信件。一个造假者。他不仅模仿那些口号，还模仿他们的笔迹，模仿他们那些文盲一般的作品。那些绿色的老标语围绕在弯曲的十字周围。勇气，是的。一封匿名信，但是我们都签了名。他的签名字迹模糊，难以辨认。在他的签名上方，是那个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头颅。”

“什么头颅？哪三个部分？”

“三头标记。光有一个十字是不够的，还应该有一个三头标记。他的身份就是这样被泄露的。但是，父亲没有对任何人说起此事。他很担心，他身边的一切都开始变得黑暗。是的，平静的下面隐藏着黑暗。似乎还有一抹模糊的微光，这是希望，它在你忘记自卫的情况下闪现出来。父亲担心的就是这个：表面的平静。在平静的下面沸腾着古老的危险。你知道我的意思。在没有道德的地方，甚至连腐败也不能解决问题。一个没有原则的社会：它一方面摇晃着道德的大旗，一方面将你脚下的基础砍断。四面楚歌。在这种疯狂的状态下，腐败也没有用武之地。父亲无奈之下开始做酒的生意。他是一个哲学家，却只能依赖这个行当，依赖软弱、邪恶和腐败。那个恋爱中的男人说话结巴，报复心极强。只有他听父亲谈起过麦克罗比亚斯，左丹奴和那个三头标记。父亲是哲学家，对那样的事情非常着迷——你是知道的。”

“又来了，开玩笑吧。”

“抱歉，这是梦幻，不是玩笑。我是谁？一个小孩子？”

“好吧，好吧。你想对我说什么？别兜圈子了。托莱亚，你究竟想跟我说什么？我有一种预感——如果不是，那我们应该走了。时间不早了。”

医生此时应该会开始整理自己的衣服和眼镜。

“托莱亚，我不明白你到底想要什么。我现在要回家了。我要走了……托莱亚，今天对你来说很糟糕。这就是你的问题：你总是过得不开心。固执，固执，不开心的日子，相信我，这是你的缺点。”

“可爱的男孩有能力应付任何话题，是吗？听着，可爱的男孩有能力应付任何话题，不是吗？在吵架的那个晚上，父亲收到了那封信，他明白即将到来的危险。你跟我们家人见过面，但只有我了解那封带有威胁性质的信件。只有父亲和我，你懂吗？听上去是可能的，不是吗？我亲爱的先生，你承认它的可能性吗？来吧，快承认吧。假如你爱我，假如你真的在乎我，那么，大肚子先生，你就承认吧。我们共同假设一下，在信笺的上方，或是在签名的上方，有那个三头标记。对了，信封上也有。”

“这又怎么样？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在编故事——漫无目的地乱编。”

太晚了。医生对自己的评论有些后悔，他想在门口停下脚步，转过身，安慰眼前的这个疯子，但无济于事。托莱亚先生不会再有说下去的愿望了。假如他没有这种感觉，那至少他是无话可说了。他已经精疲力竭了。

就这样，失败——又是一场失败。失败就发生在我们即将发现那个奥克塔维安同志——模范协会的模范摄影师——的那一刻；发生在我们最终做好准备去检验那个慈善医生的慈善之心的那一刻，告诉他，试图把生命女神伊里娜塞到我的床上，试图重新修理我们，让我们与这个世界合拍，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我们以为自己有能力提出关于过去的独创设想，过去，还没有完全过去的过去，然而，就在这时，电池没电了。瞧，想看到医生吃惊的模样，但这一愿望成了泡影。愿望消失了，没有任何补救的办法。

茫然的眼睛，冒汗的肢体——电池没有电了。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人称托莱亚的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我们的日子不快乐，就这些。

茫然的眼睛，耗尽的电池：对乐趣、游戏，以及娱乐的渴望全都化为乌有。狼到来的时刻降临了，灰色的时刻，侵略即将发生。夜色从各个方向向我们包围，隐形的麻风士兵向我们走来。很快，他将被癫痫般的颤抖所围困，他将无法将其摆脱。邪恶的天空，霹雳阵阵，地上的高墙再次叹息、发狂、摇晃；屋顶在黑夜的轰鸣声中再次跳跃、抖动；窗户在恐惧中发出叮当的声响。

创伤来自地面，一场类似三年前的地震发生了。就在那个春天的晚上，天空清澈见底，地壳突然开裂，将沼泽中的瘟疫抛向空中。就在昨天——三年前，好像三百年前，或是三个晚上之前，或是从未发生，就像现在。一个凉爽的晚上，天空万里无云——就像现在。新鲜、宁静。托莱亚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世界。一条整洁的街道，空荡荡的。一个年轻人一瘸一拐地走着，他走得很慢，前面是一条长毛的阿富汗猎犬。这是一条表情严肃、气质高贵的金毛狗。寂静的街道，沉睡的街道。完全恍惚的猎狗，瘸腿的男人，穿一袭厚厚的黑色羊毛斗篷，几乎垂至脚跟。

他在屋里转过身，又看着眼前的图书馆。高墙之内到处是摆满了图书的架子。那个老律师，曾经是哲学家—酒商马尔库·万恰的朋友，曾请他上门来看看自己的图书馆。他的妻子不久前去世了，这个退休的老者想把自己的藏书全部卖掉。他想到了托莱亚，他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个书痴，而他自己当时也以律师的身份参加了那场自行车事故的不幸的审判。

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图书室。包在昂贵皮封面里的老图书，一整套法国古典著作，还有著名的德国和英国书籍，哇，是的，第一版斯拉夫语的《圣经》。真是奇迹，这些书在斯大林执政的时代竟然没有被没收，那个时候他是完全有可能遭遇到大麻烦的。托莱亚建议他联络马尔加。也许，他不仅是稀有物品的鉴赏家，而且他还和医生阶层联系甚密，那些人仍然很富有，谁知道呢？没准，他们还跟不景气的文化部门有联系。但是，当律师听见那个医生的名字时，他做了个不快的手势。显然，他认识马尔加：他们在一起玩纸牌很多年了。不，他不喜欢那个只有一只眼睛的医生，他打牌的风格过于谨慎。“这么多书。只有一只眼睛——想象一下。”老人嘟囔着，因为厌恶而情绪激动起来。“就是有两只年轻的眼睛也无法欣赏这些宝贝。”托莱亚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他坚持说，马尔加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即使他一个人不能全部买下这些书，至少他可以帮忙寻找可行的买主。就在这时，老人突然想起来自己每天晚上必须服用的药丸，他急匆匆地走进厨房，去泡茶。“我也给你准备一杯。非常特别的茶水。一种高级的印度茶——真的很特别。它可以创造奇迹。有时，它可以创造出令人不舒服的奇迹，相信我。”藏书家嘟囔着朝厨房走去。托莱亚利用这个时间打量着那几面超高的墙壁，以及那些耀眼的金色书籍。然后，他再一次来到窗前。男人和猎犬已经走远。高贵的猎狗，锥形的脑袋，博学的鬈毛在春天的夜风中舞蹈。紧跟在它身后的是它的同伴，黑色的斗篷，有节奏的跛足。

突然，画面粉碎了。窗户开始摇动，墙壁开始震颤，一切都处在震荡之中。托莱亚朝着大门的方向跳跃——砰！厨房里，托盘和茶杯摔落在地板上，啪！顷刻间，装有书架的那面墙壁连同所有的书籍一起垮下来，一步之外，感觉像是爆炸。一次令人惊叹的逃脱！哇！一步，一秒钟，窗户当啷当啷作响，墙壁摇晃，桌子，椅子，还有电视机，都在劫难逃。老人已回到房间，面色苍白，浑身颤抖。突然，他痉挛般地伸出骨瘦如柴的双臂，一把抓住托莱亚的外衣：“快出去，快出去，地震了。”单元门已经开始摇晃，楼梯的墙壁，地板，窗户，居民，是的，人们已经来到了大门口：叫声，呼声，哭泣声——楼房爆裂，砖瓦坍塌。他们蜂拥至门口，冲到东，冲到西。“跟1940年一样，大地震。”老人的话语模糊不清。他们俩此时全都卧倒在地上，不知何时是尽头。“到房梁下面去，必须到房梁下面去。”小个子老头儿紧紧抓着早已裂开的门框。房梁也即将倒塌，地板，柱子，一切都在猛烈地摇晃，打击仍在继续。房屋的框架继续开裂，砖瓦继续掉落。这是一次长期的、灾难性的打击，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令人疯狂，令人眩晕，摇滚，摇滚，没有尽头，长时间的，长时间的恐惧，没有尽头。永远不会停止，永远不会，不会，不会，还没有停止。不，结束了，好像结束了。“快，快，到楼梯那儿去。”老人嘟囔着。“等等，我去拿我的外套。我必须拿我的外套。”他们一把把各自的外套抓在手里，沿着楼梯向下飞奔。楼梯过道上已经散落了不少砖瓦碎片，还有衣物等。他们来到大街上。他们得救了。他们跳跃，他们奔跑，楼梯，大街，是的，他们现在在街上，他们安全了。我们的救世主，至高无上的救世主，感谢上帝，我们获救了。皱巴巴的衣服，死人般苍白，但却又十分警觉的面孔，街上到处是幸存者。因为寒冷，因为激动，他们不停地跺着双脚。街道上瓦砾成堆，人们聚集在一起，东奔西跑，匆匆忙忙，但却不知道该去何方。乱了，大家好像在突围，仿佛这场灾难也同时意味着某种解放，因为大家不可能再次返回倒塌的住所，他们最终被迫重新相互发现。他们失去了掩蔽之所，失去了保护，但同时也摆脱了高墙的束缚。他们自由了，成了游牧民，尽情享受着重新获得的那个平凡的夜晚。“那个精力充沛的女诗人就住在这里。”老人说着用手指了指一栋已成废墟的高楼。“我以前在酒吧工作，跟她父亲是同事。你瞧，这是香水铺子，毁了，化为尘土了。”

他们离开圣扬努，朝大学的方向走去。人行道上，潮涌般的人群来来往往，风穿过瓦砾的间隙，扬起阵阵尘埃。退休老者在外交官旅社前停住脚步。“没有用的，我走不动了。这种全民的歇斯底里对我没有任何好处。”没错，周围的人们处在激动之中，他们手舞足蹈，高声喧哗。他们的手势，他们的声音，不可抗拒地膨胀着。整座城市似乎处在大围困的前夜。无家可归的居民发动了暴动，这场暴动对城市的影响比刚刚结束的大灾难还要大。“不，没有用，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最好还是去找我的姐姐。德鲁穆·塔贝雷，她就住在那里。”托莱亚试图劝说他放弃这个念头：天太晚了。公共汽车已经停开了。像这样的时刻，街上小偷很多。但是，老人主意已定。他想知道姐姐的情况，因为在城镇的新区，那些由社会主义分子建造的房屋全部都有可能倒塌。“这是一场可怕的地震，你知道。比40年代的那场地震还要可怕。它持续的时间更长，非常可怕，真的。”就这样，托莱亚和老人一起前往德鲁穆·塔贝雷。老人是他过去接受审判时的辩护律师。

那个地方很远，走了大约一个半小时。陌生的街道人声鼎沸。他们离开市中心，但人们的激动情绪并没有减少。一种爆发性的梦游使那些被迫离开家园的人们精神恍惚。他们的房子毁了，无法预知的未来和死亡威胁着他们。政府突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很显然，人们非常开心，没有人告诉他们该做些什么，但同时他们也像孤儿一样感觉十分震惊，因为他们此时无法恢复理智——唯一的现实，重生的今天，瞬间变得反复无常，变得凶残暴戾，必须迅速抓住眼前，但不知该如何行动，有爪子，有嘴巴，有眼睛，也有大脑，被啃咬，被口水玷污，被蚕食，被吞噬，被消化，被灭绝，走进荒原，就这些，一个时刻，一场地震，我们没有权力浪费这个时刻，因为，很快，那些销售商和海关官员就会返回。“听，他们在说什么？”这个书籍收藏者竖起耳朵，喃喃自语。“没有广播。电台仍然没有报道地震的事情。你看，他们已经感觉到缺少权威的困惑。的确需要有人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他们应该做些什么。”经历了漫长人生岁月的老者看上去异常镇定，丝毫没有受到他人的影响。他只是不时地调整自己脸上的那副金边眼镜，不时地拽一拽自己的兜帽——像一种锥形的黑色羊毛袜子。的确，他呼吸有些困难，他的背弯了下来。但是，他坚持走完这漫长的旅程。尽管遭遇了打击，但他没有丧失自己乐观的情绪。“想想看，两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还是没有勇气公开承认：发生的这场灾难是他们无法控制的。这是一场无法避免、无法预测的灾难，是对他们能力的挑战。这是大自然对他们发动的一次突然袭击。大自然仍然存在——可怜的官员们全部被惊呆了。他们瘫痪了，相信我的话。”他不断地打着喷嚏，这说明了一个问题：他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之中。每过几分钟，他把头埋进毛翻领里，那是一件宽大的衣服，很旧了，有些地方还有虫蛀的痕迹。他从领子上取下一块白色的手帕，一种餐巾纸，然后小心翼翼地重新折叠好，放回原处，但很显然，他很快就会再次需要它。“在他们的最上面，他们的老板出国去了，在非洲——就是现在！我告诉你，他们不知道如何发布这个消息。他们甚至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他知道这里的情形。坏消息会让他坐立不安——这是很显然的。我不嫉妒他们，可怜的人们——他们一定被吓坏了。”在餐巾纸下面，老人的声音听上去非常微弱。

“现在是时候了。这是策划阴谋的绝佳机会。该采取叛逆的行动了。下层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机来临了。相信我，这是一个绝妙的时刻。但是，他们就是不行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选中的原因。”老律师继续评说，孩子般的悠闲，卷着舌头，发着r音，仿佛此时是休战时刻，“从明天起，会出现一种崭新的策略——你等着看吧。走访某某医院，宝贵的建议，大型集会，跟那些从瓦砾中逃生的人们交谈，国家的父母官给予大伙儿父母般的关怀。注意：从明天起，那个胡言乱语的老同志又有事情做了。”此时，他们已经来到他们一直在找寻的那幢大楼。它没有倒塌。实际上，它看上去还非常牢固。他们沿着黑黢黢的楼道向上走，途中，成堆的灰浆和铁皮差一点把他们绊倒。托莱亚每走几步就点燃一根火柴。每一扇门里都有声音，人们非常恐惧，不敢上床睡觉。他们最终来到顶楼，十层，钢琴家就住在这里。这套房子不大，但却十分雅致。大约六七个人围着烛光在祈祷，他们镇定自若，身边的收音机正在播报法语新闻，有关布加勒斯特大地震的报道。不，国家电台仍然沉默，而外台已经证实，他们几小时前经历的灾难的确发生了。地震监测仪已经测算出准确的里氏震级。他站在门口，钢琴家保利娜像一个瓷娃娃；她邀请他留下来，但他谢绝了。“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说的，还会有几次小的余震。最好大家待在一起。”没错，他自己已经感受到了这种震颤：空气中飘动着一种诱发危险的奇怪因素。挥之不去的头痛占据了他的身心，宇宙的大恐慌早已在他的身体里扎根，病态的地球发出伤痛的干咳，它的声音摇撼着虚幻中那一个个小避难所中国式的墙壁。他从门口观察着那些领取养老金的人，仿佛又一次看见了自己早已仙逝的父母、叔叔和姑姑。坦白地说，他并不喜欢独处，他的身体已经开始哆嗦。发生在大地和高墙上的震波转移到了他的体内。不，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愿意加入这些老者的行列，不愿意和他们一起祈祷上苍的悲悯。他不愿意待在别人的屋檐下。很快，他将再次来到户外，领略城市夜晚的荒凉。他们如此聚精会神，关注他们自己，关注远方播音员的声音，以至于很明显，当他轻手轻脚地关上身后的大门时，他们并没有注意到他。

他右手抓着楼梯的栏杆，厚厚的鞋底迟疑地落在向下的第一级台阶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台阶，没错，跟上楼的一样。他找寻火柴，他总是随身携带的。它们祖传的火焰证实了能源危机时期的唯一救命方式。当然，第一根火柴没有点着。他又划了两根，成功了。借助微弱的磷光，他一路往下看，看着楼梯的最底部。没错，没有什么特别，跟向上的楼梯是一样的。他决定不再浪费更多的火柴，摸着黑，一步一步地向下走去。周围一片寂静。门里的声音变得微弱——时不时传来低低的说话声，但听不清楚。九楼，八楼，七楼，五楼。当他下到五楼时，不知哪个方向，一扇门打开了。楼道里伸手不见五指，但他仍然感觉到了。他停下脚步。“楼梯上有人吗？”一个女人的声音。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犹豫了片刻。“有，我正在下楼。”停顿。磁性黑暗的微粒把她的声音带了回去，深沉而又缓慢。“你身上没有火柴吗？肯定没有吗？”浓黑的夜色，密而不透的黑暗，还有黑暗中无法感知的躁动——或许，还有墙壁，还有他的膝盖。他的手指紧紧抓着冰凉的栏杆，他想再次捕捉到那个声音。深沉，年轻，清晰——一块燃烧的煤玉。“不，我有。”他回答说。依旧是黑夜，震颤即将再次开始。“对，我还有几根。”他重复道。冰冻的岩浆即将爆发。“右边的门。楼梯旁边第一家。右边。”低沉的声音让黑暗充满了芳香。他退后一步。火柴没有亮。再来一根。他转过身，借助眼前的微光，朝右边第一个门走去。他开始看见了：椭圆的脸庞，棱角分明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水汪汪的大眼睛，最显眼的是她的头发：红色的，又短又细，仿佛燃烧的火焰。她身上穿着一件类似浴袍的睡衣，裸露着雪白的肩膀。火柴灭了，但他已经到了门口。她碰了碰他的手，她的手指紧扣着他的手指。他被拽了进去。“楼道里有风，火柴容易灭。”没错，楼道里的确有风，火苗不可能维持太久。一个清晰、低沉的声音，纤细、骨感，但又十分有力的手指，细细短短的红色头发，燃烧的火苗。他准备再划一根火柴。“不，别在这里划。我先去找一根蜡烛。”说着，她拉着他穿过狭窄的门厅，走进起居室。在这里，她松开了自己的手。她走开了，可能是去另一个房间找蜡烛。“抱歉，我找不到，请点一根火柴。”扑哧一声，火柴亮了，但随即又熄灭了。他又划了一根，但没有点着。最后，一个小小的火苗穿透了半黑的狭小空间。他们相互对望——脸上荡漾着笑容，可以这样说吧。苍白，但很激动。是的，她身材高挑，睡衣在穿着黑色袜子的腿上轻轻跳跃。他又一次看见了那张苍白的脸，椭圆形的，绷得紧紧的。他又一次看见了那双大眼睛，那头男孩子般的短发。火柴灭了，烫了他的手指。他准备再点一根，但是，她凉凉的手掌盖在了他的手掌上。他们再次十指紧扣，随即又松开了。接着，手指寻找的目标变成了扣子和拉链。他的围巾，外套，皮带，套头毛衫，衬衫，统统从身上飞落。她的双唇紧贴在他的嘴上，她一动不动，不是在亲吻。光滑、颤抖的嘴唇，年轻、缓慢的呼吸，翘起的乳头，冰凉、光滑的胸脯，长长的、强有力的、饥渴的舌头。他的衣服，他的裤子，他的套头衫，迅速地落地，剩下的快，快。

她热情似火，双手在他身体上游走。她的声音镇定，但她的身体却不住地颤抖，因为恐惧而颤抖。她的手指匆匆滑过陌生人的身体——胸脯，屁股，再往下。她个子很高，年纪很轻。她浑身赤裸，黏在陌生人的身体上。她有些激动，渴望找到肯定，找到他们之间的结合。当她将那个柔软的小东西握于自己的掌心时，一股短暂的电流从她那起起伏伏的胴体上流过。这时，她开始亲吻男人的嘴唇，重重地，但缺乏感情，仿佛在履行某个紧急公约。她用自己娴熟的双手百般呵护地捧着那条大蛇，仿佛自己的双手是一个复苏的瓶子。她紧紧地握着它，她自己也变得激动不已。它是存在的，他们依然存在，一切都没有改变。“图德，图德。”挽歌开始唱响。她那焕发着青春气息的呻吟好像一下子把屋内的空气都吸走了。再也听不见衣服的婆娑，听不见身体的移动，只有囚犯的喘息。她的手指像丝绸一样光滑，像天鹅绒一样柔软，她的抚摸还没有结束。“图德，图德，”陌生的女人温柔地重复着，“图德，图德。”她继续刺激着手中那条蜿蜒的蟒蛇。那只富有磁性的手温柔地运动着，蟒蛇越来越热，身体越来越硬。在女神口中咒语的作用下，蟒蛇变得活跃、有力。“图德，图德。”有节奏的梦呓一声接着一声，手掌仍旧绕着那个奇妙的东西打转。她跪了下来，仿佛为祈祷做准备。“图德，图德。”黑暗中，她呻吟着，嘴唇紧紧贴在他的阳具上。一个膨胀的崇拜物，用来替代那个缺失的名字。当然，这是一个替代，在一个充满替代的世界里，这就是唯一。它与自己必须模仿的名字、角色，以及记忆完美地吻合在一起，这样，一切区别和辨认都是不可能的，这正是那个充斥着假面具和替代的地下世界所要求的。托莱亚也跪了下来：他们的手指再次扣紧，再次松开。寂静的夜色，凝固的黑暗——没有跳动，没有抖动，仿佛他们此刻身处地下的墓室之中。他们像喝醉了酒，头昏脑胀，呼吸和行动都在加快。与此同时，还有冰冷和燃烧的炽热。女人仰面躺在地板上，双手紧紧抓住他的手臂，引导他的手指穿过滚烫的灌木，最终来到火焰中央的花朵面前。花蕊绽放，准备接受他。

“她叫什么名字？她的黑洞叫什么名字？”黑暗发出低语。“你的灌木丛叫什么？你黑色的嘴巴。你的长廊。还有那朵吃人的花。她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图德的女人在睡梦中发出疑问。他受到了伤害，等待和沉寂伤害了他，黑暗中的蟒蛇伤害了他，但他知道，在他说出性伴侣的名字之前，他是不可能进去的。“伊里娜，”落败的流浪者低声说道，他的声音太轻了，别人几乎无法听见。房间的墙壁似乎开始摇动，或者说，轻轻地摇动，危险地摇动，地板也随之摇动起来。窗户发出短暂的警告，或者说，窗户发出了一声短暂的叮当声。墙壁、地板，以及天花板缓慢地震颤。虽说缓慢，但还是可以感觉得出来。“伊里娜，”女祭司接纳他的时候重复着这个名字。“伊里娜，”女人一声叹息。“这是我的名字，千真万确。的确是我的名字。”梦游者轻轻地说，既幸福又放松，仿佛她突然被释放了。“伊里娜！我的上帝——这真是我的名字。”伊里娜呢喃着，与此同时，图德兴奋地抽送着激情之夜的岩浆。房间在摇晃，摇啊摇，摇晃，地震。火山口释放出气味和微生物，岩浆有节奏地跳动，随之四处喷溅；墙壁在摇晃，摇啊摇，晃动更为猛烈，但就在那时，伊里娜让他停下。“不，不是现在。”他再次回到女巫的手中，回到她的唇间。摇晃，平息，在她冰冷、生动的掌心里得到重生，在她湿润、发磷光的嘴唇间脱胎换骨。她修长的双腿随着他的身体颤抖，就像墙壁，窗户，地板，还有黑夜无底的乳房喷射出的火焰。“啊，伊里娜。”孤儿终于补偿了自己的罪恶，他终于平息下来了。“伊里娜，伊里娜。”灵魂得到拯救的小丑开始忏悔。他低下自己满是泪水的脸庞，打量着她兴奋的乳房，落败的头颅继续下探，伸向她无限的小腹，捕捉回音，得到认可；再向下行，为了表达他的感激之情，他那张好说谎的嘴巴终于紧紧贴在那朵肉做的花蕊之上。

他痊愈了，他死了，他睡过去了，他醒了，最后的睡眠。飞机向左侧倾斜，座椅微微震颤，机舱内一阵恐慌。空姐外穿巴里纱长裙，里面一丝不挂。她站在他的面前，听从他的吩咐。她手中的银质托盘随着机身一起晃动。但是，她俯下身子，乳房光洁如玉，豌豆大小的乳头像小电灯泡。茫然的大眼睛，无法从中捕捉到任何内容。嘴唇抖动，露出了一排又尖又细的牙齿。她朱唇轻启。“请吧，”低低的嗓音，“这里可以。”女神的低语。“这里，在天上，我们可以。他们再也不能阻止我们了。这里，在天上。”脱衣女郎的低语。飞机开始旋转，一圈又一圈，越来越快。机身抖动，但低语还在空气中飘荡。“别那么紧张。我们在这里，在天上。我们可以——”托莱亚再一次感受到伊里娜贴在自己嘴唇上的双唇。她轻轻地咬着他，不断地低语，他快要融化了。不知什么地方，一支蜡烛在燃烧，房间漂浮在它昏暗的光线中。他打量着这个女人，她红色的短发散落在地板上，脑袋靠着他，嘴唇贴在他的唇上。她一丝不挂，白皙的皮肤，修长的身体，消瘦、苍白的脸庞，绿色的大眼睛，柔软的嘴唇，低语，贴着他的唇，低语，低语：原谅我。她舒展自己光滑的胸脯，从左到右，给他辨认的机会，给他亲吻的时间。一流的水果，柔嫩可口，的确——淡淡的紫色，坚硬，多汁，下面是一个长长的、苦涩的奶瓶。

“原谅我，多米尼克，”她的嘴唇此时紧贴着他肥大的耳垂，“是的，我偷看了你的钱包。知道了你的名字。原谅我，多米尼克。”——她开始重复使他苏醒的一整套仪式。多米尼克依旧懒散，依旧疲倦，他很虚弱，并不着急辨认自己的名字。他没有愿望去替代那个替代，去扮演替补的角色，因为，那个角色就是他本人，就是那个缺失的角色。不，不，他不愿意在自己的面具下苏醒——复苏瓶在轻轻摇动，但这不可能将他唤醒，不，对大地和高墙，以及昼伏夜出的月亮所怀有的恐惧不会强迫他重新做回他自己，不会把他带入虚无的境界。没错，他想念伊里娜。为什么要隐瞒？他们本可以成为夫妻，或许可以成为兄妹，可以更好地抵御仍然在蚕食他们的力量。现在，至少在现在，在这个灾难爆发的夜晚，当炼狱中的破屋遭遇灭顶的时候，当危险意味着自由的时候，他应该出去找她，应该找到她。经过了数次的阴差阳错，他们最终是可以走到一起的。“伊里娜和多米尼克，伊里娜和多米尼克。”女祭司滚烫的嘴唇紧贴滚烫的火炬，符咒从嘴里缓缓飘出。它慢慢增长，孵化，摇摆，抖动，地震。窗户随着醉酒的墙壁和地板摇动起来。她满嘴唾液、细菌和春药，她结结巴巴地吐出几句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咒语。他在火山的熔岩中再次苏醒，他置身于贪婪、湿润、沸腾的花瓣中，置身于非洲母亲的乱伦性爱中。在黑色、浓密的灌木丛中，在食肉动物如火的情感中，多米尼克痛苦地发现了囚禁中的修女强烈的欲望，震动，震动，伊里娜的哭声，沼泽的欲望。转移中一次失败的尝试，就是这样。这是对一个没有作用的名字的污辱，是无力的推断，的确，这个名字没有任何效用。他苏醒的时候已经从她的体内弹出，伊里娜无耻地哈哈大笑。“三个天使对付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这条母狗趴在地上大笑不止。“祖先，三个天使。一人对付一个孔。”——蜡烛在亵渎的旋风中熄灭。瞧！烛光也代表着愤怒和狂野的新生。愤怒和厌恶——厌恶自己，厌恶同伴，厌恶神祇，完全是一种异教徒式的野蛮的快乐；高声喊出自己的胜利，向独眼巨人宣战，那人一直在暗中监视他，监视他的情感，他的思想，他的性活动。今天夜里，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地球开始震动，因为它憎恨那种乏味，那种在他过于耐心的后背上不断发酵，孵化，撤离的乏味。一条疯狂的猎狗趴在同样疯狂的母狗狭长的背上，像癫痫患者那样抖动着身体，向她雪白的脖颈、危险的屁股和红色的短发发起了进攻。他们大喊大叫，他们直接从这种非法的行为中得到了快乐，他们要向过去那么多的拖延和禁令复仇。没错，极度的愤怒，解放，以及自由、无约束、冷酷的快乐是一种疗法，在这个冷漠的世界里，它可以帮助你摆脱冷漠的躯体、冷漠的名字、冷漠的灵魂带来的那份恐惧。多—米—尼—克，多米尼克高声喊叫；伊—里—娜，疯狂的红发女子尖声大叫。疯狂的节奏，直到灯火全部熄灭。他们昏昏沉沉，静静地相拥在一起；他们直到掏空了对方，直到疲倦、厌腻之极才离开对方的怀抱。

直到这时，面对分离的怨恨，对伊里娜的渴望才真的回来了。那个疯狂的夜晚，他们勇敢地摆脱了束缚活死人的死亡和解放，任由自己野性的情感，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血液奔腾；这个夜晚应该是一个重新发现的过程。尽管缓解的时间非常短暂——地球最后两次震颤之间的短暂间歇，只要能够拥有这个片段——最终，孤儿们应该能够报复所有的拖延，最后应该能够重新认识对方。

没错，他真的非常想念伊里娜，那个远在天边的人，假如她一直在遥远的地方，她是可以成为那个人的——恶犬多米尼克尖叫着。他仰面朝天，躺在地毯上，身边是那条母狗伊里娜，她摇晃着屁股，伸长舌头，舔着他的体液，他的皮肤，和他的头发。“头发，”小狗有些厌倦了，说起话来也懒洋洋的，“你以前不是红头发，什么时候改变的？”陌生人屏住呼吸，问道。“爱尔兰，亲爱的。我是爱尔兰人。”陌生人立刻做出了回答。“我保证，纯种的爱尔兰血统。”爱尔兰女人坚定地重复着。与此同时，她再次伸出又长又红的爱尔兰舌头，在他身上到处乱舔，直到累了才停住。她把头搁在双脚之间，嘴唇仍旧牢牢地贴着多米尼克，贴着他那个萎缩成了小手指头大小的衰老小蛇，她就这样沉沉睡去。

平静的时刻，没有感觉的时刻，漫漫长夜，仿佛一个世纪。突然，窗户再次开始摇动。托莱亚睁开眼睛，他很害怕，墙壁震颤着，又是一次地震吗？

也许，只是一辆卡车，或者，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行驶在刚刚苏醒的大街上。天亮了——受到惊吓的囚室依旧漠然。一切都静止不动，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

他起身，打量着陌生的房间，看着窗户，看着陌生的街道，然后，捡起散落在地毯上的衣裤，一件件地穿好。

女主人还在酣睡。赤裸的身体，完美的——完美的睡眠。现在，他看见了现实中的她：肥臀、细腰，健壮的小腿，光滑的脚掌，纤细的脚踝，苍白、瘦长的脸庞，嘴唇扭曲，显出邪恶的笑容，红色的短发，像塞特犬，白皙、过长的手臂。她一动不动，什么声音也没有听见。他向前跨了一步。尸体没有动弹，一动不动，非常完美。

她的沉睡太完美了，丝毫显露不出任何的冷漠和无辜。这个高级娼妓没有什么需要隐瞒吗？换句话说，她没有任何需要戒备的理由吗？也许，为了了解陌生人的身份、地址，以及其他一些有特色的细节，她匆忙搜查了他的口袋。其实，这只是一种缺乏礼貌的行为，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或者，只是出于好奇，甚至，是一种友好的表示，没别的。一种世俗的睡眠，一种完美的睡眠，仿佛在玛塔·哈里[5]的闺房里找不到任何可疑的东西。地板上到处散落着书籍、衣物，以及餐具，保持着地震破坏后的状态。

他随手翻阅了一下掉落在地毯上的几本书，然后，他打开抽屉，翻看文件夹、影集等物，他还在柜橱里乱翻了一气，他想找到那位伪官员的武器，或者，找到有关她秘密身份的文件。他不停地四处乱翻，他想看看，那个裸体女人是否真的一动不动，是否真的像服用了麻醉剂，摆着这种下流的姿势，让人无法捉摸地沉睡下去。他察看黄铜饰物、长筒袜、照片、毛巾、化妆品，还有鞋子。当一个陌生人在自己的房间里乱翻自己的假发、衬裙、内裤、裤袜时，上尉怎么能够允许自己呼呼大睡呢。难道地震的震级如此之高，以至于可以对抗警察的纪律，给予她无限制的假期，允许她无限制地沉睡下去吗？

不对。他没有发现化装所需的道具，也没有找到左轮手枪、制服，或者，秘密指令和报告。但是，他知道，他之所以一无所获，原因在于搜查行为本身的前提：搜查的结果没有任何重要性可言。证据的缺失只能说明一个事实：证据非常丰富，伪造的证据比真实的证据更加令人信服。不，虽然她的沉睡像迫切、饥渴、鲁莽的爱情游戏那样贪婪，那样轻率，但这并不能使女模特儿摆脱那份怀疑，因为，现今，任何人都没有被赦免的权利。

在离开之前，他竖起耳朵，又听了一会儿。没有动静——她一动也没有动。他疲倦地离开了苏醒室。他倚着门站着。黎明时分，灰蓝色的天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夜色仍旧在破败的城市上空流连忘返。他看不清楼梯，只好划一根火柴，借助微弱的光亮朝楼下走去。但是，他又折回来，读着嵌壁式大门上的名字。名字雕刻在一小块铜牌上：佛朗西斯卡·波普。火柴灭了，他又划亮了一根。佛朗西斯卡·波普。芭蕾舞女演员的名字明白无误地写在通往陷阱的大门上。他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将其记忆在脑中；然后，又读了一遍。“伊里娜！怎么会这样！红色的洞穴。爱尔兰嘴巴！爱尔兰塞特犬，哼！这头吃人的野兽，这个女巫！佛朗西斯卡·波普·达西斯女巫！爱尔兰人——哼！一个骗人的商人！”游荡者走到楼门口的时候，嘴里还在不停地嘟囔。他走到大街上，走进了现实的世界。

“伊里娜，怎么会这样！许门[6]的伊里娜！”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早晨，虚幻的凉风扑面而来，他恢复了活力。“一个芭蕾舞女演员，哼！芭蕾舞女演员玛塔·哈里！”行人不断重复着，想让自己暖和过来。

一个小时之后，再也不可能找到这个绿色的楼梯，不可能找到这栋公寓楼，也不可能找到这条林荫大道，不可能找到佛朗西斯卡·波普这个名字——对此，他十分肯定。这一切都将消散，消散在蜂房般黑色的迷宫里，消散得无影无踪，而蜂房里却会孜孜不倦地上演日复一日的劳作。他自己也会消散。他匆匆前行，想尽可能快地消散，消散得无影无踪。在那个即将消散的夜晚，在那个冻结的黎明，那个将他驱散的黎明。

他继续前行，在那个灰暗的时刻，那个攻击一触即发的时刻。

他已经感受到了那种癫痫般的战栗，无法突围的包围圈。

夜色，虚无。附近传来塔吊作业的声音，在反射镜的光束照耀下，未来“白宫”——模范聋哑人马戏团——的建设工程正在进行，模范协会的模范会长将坐在这个宝座之上！夜晚，在车辆履带式轮子的碾压下，街道疲倦地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车上运载的是大理石板，各色水管，燃油桶，预制板，镀金的门把手，将军们闺房里的水龙头。模范的哨兵，模范的被监视者。飞溅的焊花将夜空撕得粉碎。

黑色的天空清澈见底，星星寥寥，难觅月亮的芳踪。夜色中，任凭如何寻找，交谈的对象始终不肯现身。

有时，他似乎感觉到有个黑影在密切注视着他。午夜过了，噩梦的时刻，托马的时刻。

“人类有能力完成各种事情，猎人托马·托马。你可以在归入可疑档案的那些报告中引用这个老掉牙的说法。囚犯们几乎根本来不及去弄明白命运给他们安排的运行轨道。他们几乎无法评价那个被称作人类的畸形标本。有谁比你更清楚他们的失败和他们的无助？但是，万恰？人们怎样评价我——浮游生物万恰，从前的老师万恰？”

他的脸上会露出笑容，这个对话令他感到幸福。他脸上显现出那种会意、自足、狡猾的笑容。

梦游者托莱亚感到，在他的房间里，除他之外还有别人。

“我告诉你，万恰先生，我对你不感兴趣。我以前向你打听过亚努利，那个患有强迫症的老家伙。”

“我不认识他，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不认识这个亚努利。我从来没有机会认识他，我也不想认识他，没有那个必要。不，我不认识亚努利，我对他没有任何看法。什么也没有。”

他双手捧着脑袋，这样，他就听不见自己思维的声响，这样，他就可以独自一人留在黑暗之中。但是，过了许久之后，他再次把头抬了起来。一个奇怪的东西在黑暗中闪烁，像隐形人嘴里的一颗金牙，像鬼魂太阳穴上流血的伤疤。无言的雪崩之后，一片寂静。窗子渐渐融化在淡蓝色的黎明之中。

“你真的不认识亚努利？绝对不认识？也不认识他的夫人？她跟我们一起共事了……”有人打出一个颇具骑士风度的手势，算是对这种无价的记忆表示出的一种尊敬。

“亚努利，亚努利。我见过他几次。我的意思是，我在街上，在剧院，看见过他。我不记得还有什么别的地方。但实际上，我并不认识他。我知道的事情人人皆知，就是亚努利的传奇故事。一个年轻的书呆子，突然对革命痴迷起来，离开家乡，前往山区参加战斗。在那里，他负了伤，离开他古老的家乡希腊。战后不久，他来到这里，来到了东方世界的门户。他现在病得很重。这就是我听说的内容。大约一年前，我在街上遇见他。他面色苍白，骨瘦如柴，头发凌乱。像一具骷髅！不，我不认识他。但是，埃米利亚——咳，埃米利亚……”

胡说八道。这些喋喋不休的胡言乱语根本不应该说出来，连想都不应该想。或许，我们的思维可以被诠释；或许，这种技术已经很成熟了。那个模范协会是否已经拥有了这种无形的仪器，并且可以任意使用呢？我们不应该总是问自己谁是魔鬼。不应该胡说八道。探子就喜欢打听这些事情。

托马已经不在了。他准备张口大喊“不，我不想这样，我不想”，但是，就在这时，他面前出现了一个人。

“你——你就是魔鬼。你是拯救我们的人。你，大家爱戴的人，吃人肉的人，山里罕见的野花，讨厌鬼……”

埃米利亚莞尔一笑，仿佛并没有听见这声低语。她微笑着，她就在身边；你只要伸出手臂就能够碰到她。很近，很近，就像他一直希望的那样。最后，就在这里，没有目击者。一个火花就足够了，接下来，病态的奢望将最终遭遇报复。最后，他离开那个不可能实现的时刻只有一步之遥。他应该跟她讲些别的事情吗？把一切都告诉她吗？不同的思想，亲爱的，听！我的脉搏在疯狂地跳动，隆隆作响，像丛林中的敲鼓声，血液在血管里发疯似的奔腾、撞击，为了纪念我亲爱的！

埃米利亚没有听见，或者说，她听见了不同的声响：她依旧宽容地微笑着。“你——你是魔鬼！你的冷漠，你的幸福，都是无法遏止的……你这个熟得发烂的仙女，你这匹发情的母马。太完美了，像伊甸园里的禁果。原始粗犷，贪得无厌。像光，像死亡，就这么简单。你，受人景仰的讨厌鬼，人见人爱的家伙。”

教授不堪重负，陶醉在这些没有说出来的话语之中。他大汗淋漓，奇迹般的时刻让他发疯，这个时刻将要远去，将要消亡。“情感——这就是我的全部。暴风骤雨般的情感，修女。情感在毁灭我，在让我发狂，在让我灭亡，宝贝。”

他再也没有勇气把头抬起。托马，那个被人雇用的探子，消失了；同样，伊里娜也已经无影无踪了，带走了她那令人难以理解的青春期头痛病。托莱亚丢开车把，在空中飞翔；老马尔加，退了休的加夫通夫妇；阿根廷的米尔恰·克劳迪乌和他那面无表情的阿斯特丽德，以及那个为聋哑人服务的摄影师，人称塔维的地下分子奥克塔维安·库沙——所有的人，消失了，全部。

“你为什么大笑？无路可逃，不是吗？没有必要让这出戏更加复杂化，不是吗？你嘲笑我们的懦弱的谨慎。在你的笑容里，除了傲慢和开心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内容吗？只有这种麻木带来的胃胀吗？在这种状态下，贪婪的娼妓，死神，他们发出满足的咆哮。麻木是一种长生不老药，你，你那发着磷光的大腿，你的嘴唇，你的乳房，还有你的滥交，那些大大的、天真的、原生态的眼睛。你，亲爱的，宇宙大娼妇。”

作者疲倦地缩成一团，思维也随之放慢了脚步。他的脑瓜似乎依然在发光。火苗渐渐旺起来，一种病态的震颤，但他的思想却越来越模糊，稀释，继而短路。

埃米利亚坐在一张简朴的桌子前面，胳膊肘放在光滑的桌面上，年轻的头发翩翩起舞。那难以忘怀的脸颊，轮廓分明，那双眼睛，啊，是的，那双眼睛……他低下头，飘忽不定的思绪降低了他的自满情绪，没有料想到的忽略使他的羞耻之心油然而生，他缴械投降了。“你是智慧女神吗？没有个性，没有制约？只有突然而至的纯洁情感吗？我是多么期盼这次会面，企盼最后的奇迹！胃胀的感觉，这个时刻带来的极度兴奋，就这些。没有别的：麻木的胃胀。但是，他，危险的亚努利，他是失败的化身吗？但是，亚努利同志又怎样了呢？”

她没有听见他的话。低低的呻吟声没有触及她的耳畔。众神庇护她，让她的耳朵可以屏蔽这种痛苦的干扰。崇高，完美，她对这种哀号充耳不闻。聋子；聋得像根萝卜！

沉睡者微微一笑，心底里因为这个苍白无力的明喻而泛起一种内疚的浪花。尽管如此，他很是得意，因为谁也没有听见他说的话。

埃米利亚还在笑。她脸上的表情似乎始终在变，线条发生微妙的改变，色彩演变着无法捕捉的迁移。他已经见过她许多次了，也听说了很多关于她美丽容貌的评论，但是，她的嗓音，不，他从来未曾听到过她的声音。

埃米利亚在桌前站起身，在一只胳膊肘的支撑下，纵身一跃，盘腿坐到了桌上。他认出她了：没错，是她，像年轻姑娘那样，穿着一条牛仔裤，那种常见的薄如蝉翼的上衣，仿佛根本不存在。

她打量着他，也允许自己被他打量。走近一点，一步之遥，伸手即是。她打算说话——至少看上去是这样的。很深沉的声音，按照人们的描述，那种发自心底的声音，能够点燃空气和话语的声音。

“亲爱的，你跟我很像。我的意思是，你过去，你本应该这样。你缺乏足够的力量，你不够勇敢。你其实可以——你很想，承认这一点吧。你不知道在窘境中究竟需要多少力量，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你对我有所期盼，但程度不够。虽说你的确经常对我产生强烈的欲望，但你却像一个小孩子。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坚持呢？香槟，舞女的大腿，低级庸俗的笑话——你真的可以成为一名夜总会的歌曲作家！那些女人，包括年轻的女人，她们纵容你，娇宠你。你自然可以拥有这么好的面容了。变化无常，轮廓鲜明。天赋？只有我才有天赋！你只是找到了某种可以让你外表显得较为聪慧的东西。列夫琴科夜总会的歌曲作家！或者，阿托米卡夜总会，或者，色情俱乐部。一个国王，一个真正的巨人！像我一样，女巨人……”

听上去不像是在开玩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女巨人甩开巨大的双腿，呼呼生风。如果……会怎样呢？突然，梦游者意识到了错误，意识到了不和谐。不对，那不是女巨人的声音。一种令人怀疑的后期同步录制。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柔美、精灵般的嘴唇，它们一张一合，闪闪发亮的牙齿，它们的光泽像子弹。那个声音：什么？为什么？是否？那不是她的声音，不可能是！

你跟我一样，你可以跟我一样。当你仍然拥有这种选择的时候，教授，你本来是可以跟我一样的。你可以拥有这种天分。但是你没有。你现在深陷困境，你是个残疾人。你是对的：你的确应该得到一点奖赏，我知道，一点疏漏。我要补偿你。你会拥有那个时刻，呼吸一口空气，就这些。现成的骗术。我们的人生旅程十分短暂。你应该遭遇这个小小的欺骗，一个甜蜜的嘲讽，哇……

她当时肯定想哈哈大笑，但是，她巨人般的大笑并没有开始，不可能开始。那个声音是借来的。是他的声音，实际上是他的！多么狡诈的骗术！很难辨认出你自己的声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的确看见她娇美的身影朝他走来。她轻轻一跃，从桌上下来，双脚站在地板上。最后，看见了她的全部。修长的双腿，零乱的头发，太阳穴处却梳理得十分平整。她两只纤细、柔软的小手合在一起，她好像在寻求别人的宽恕，或只是想安慰他，让他准备好，迎接即将来临的幸福，这样，当她离他越来越近时，他能够接受她年轻的双眼发出的光芒。

她朝他走来，但不知怎的，他失去了他们间的接触。他感知到她那飘逸的脚步，她那张微笑的脸庞，但是，他们之间却始终有一段距离，她的身影也有些模糊。他想向她伸出双手，但毫无意义。他感觉到了这种断裂，这种暂停。身边的阴影重新现身，再次填满了一种婆娑作响的邪恶希冀。

好像发出了一个信号。是电话的铃声，门铃声，还是闹钟的声音？邻居，邮递员，或者，大楼的经理？就这样，一切回到了开始——来自另一天的声音。

他们之间仅仅一步之遥，但他明白，他已经失去了这个女巨人。无论采取什么措施，一切均无济于事；这一天拖着他，拖着他一步步走向她那个破旧的避风港。他恢复了理智：再也无法逃脱。

“我们的合作者。”托马就是这样把她介绍给他的。那么说，他会再次找到她。他会再次找到所有的人：他只需要密切关注，及时辨认出他们，这样，他就可以接近他们。

他微微一笑，准备迎接新的会面。哇，现实中那些可怜的学徒——他们应该得到他朴实的参与，应该分享他不确定的努力。

即将睁开他的眼睛。无限的春风吹在眼睑上，清晨伸展开长长的手指，给他带来了冰凉的感觉。

日常的噪声从户外传进室内。他已经准备好了。

故乡，儿时生活过的小镇，树木环绕。高中老师沉醉在春天和忧伤的山谷之中，他像一颗星星，从天而降；在这短暂的时刻，外省的少年们为之迷惑。彩色的围巾，连珠炮似的反驳。他总是显得急躁、倦怠，格言警句源源不断从他嘴里喷出，身后跟着一批形形色色的年轻人——没有经验、混乱无序。向前跨一步，走进教室，把点名册扔在讲桌上。他总是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四处张望，打量那些一无是处的学生。因为恼怒，他嘴唇向下耷拉着；因为厌恶，他目光集中。他经常用食指指着一个笨学生，让他起来回答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观众陷入紧张的沉默之中，他们既兴奋又担心，惶惶不安地等待着灾难的降临。然而，教授没有这份耐心。他厌倦了，目光转向窗外。突然，他站起身，在黑板上写下下一课的标题——巨大的白字，仿佛为白痴而写——转身离去。他甚至连点名册都没有带走。翻开的名册静静地躺在讲桌上，而那把椅子却仍旧在颤抖。小丑般的老师把自己消瘦的身体包裹在奢侈豪华的服饰里，一阵风地走了。

但是，到了下午——哇！在大街上，在影院的门厅里，在通往河边的林荫小路上，都有托莱亚的影子。他无处不在：他是青少年追逐的目标。他身后的队伍庞大、复杂，有白痴，有获奖者，有追逐时尚的少女，甚至还有年轻的女士。

他怒吼，他讲故事——不断变换嗓音和形容词：据说，首都的学生被酒精折腾得筋疲力尽，决定组织起来，拒绝付费，从酒吧集体大逃亡；去年，爵士乐节期间，发生在纽波克纽波特的事情；女演员梅里最喜爱的毒品；某人是如何完成一部奇妙的小说的，是如何结尾的，故事开始于一个早晨，两个便衣逮捕了公民ABCK，没错，是K先生，在布拉格，一座滑稽、怪异的城市，《审判》，是的，是的，著名的小说，奇妙的小说；外交官奥马尔·奥马尔，或者是奥尔登·艾尔德·艾尔森乘坐的飞机是如何在肉末烧茄子十分流行的神秘的中东地区被击落的；当有人建议教皇对希特勒采取敌对态度的时候，教皇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对某某的传言，那个事件发生的始末，正在酝酿的动乱，如果某地、某时——没错，就这些！

晚间时分，在他那个记账员朋友，或是喜爱赌博的律师，或是酗酒的音乐老师施奈普斯，或是某个夫人的家里，听唱片，翻看相册、年鉴，或是讨论占星术。这些教育马戏团的一伙人，白天在课堂上表演，他们的人数不断发生变化，他们内部也有矛盾，但从下午一直到晚上，甚至到第二天的黎明时分，他们从各种杂技节目中获取能量。

偶尔，他和某个身体还处在发育阶段的小妞一同外出。一个秃顶的话匣子，保持着一份警觉，满足于淫荡小猫的笑容，陶醉在飞舞的百褶裙下。但是，在整个季节里，他全身心地投向了市长雕塑般的夫人！他还跟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吸毒鬼交上了朋友。他们三个一起出出进进，好像希望正式公开这段男女私通的丑闻。当地人对他爱恨交加。

在外省的那段日子里，被称为托莱亚的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代表着一个标志性的形象，与他并列的还有市政厅大楼上的钟表，以及小镇每日神话中的丰富多彩的人物，对吗？他被迫离职一事提升抑或是降低了这个波西米亚人的地位？当然，问题接踵而至。纨绔子弟老托莱亚这一次有些玩过头了！他离开了教育团体，这一轰动的事件应该可以给那些熟悉他的人提个醒，他在公众场合表现出的种种轻浮、怪异的举止预示着什么，与这些行为格格不入的又是什么。比如，他对母亲的依恋已经达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地步！他对她关怀备至，就像呵护一个饱尝疾病折磨的人。他从不抱怨，甚至不曾说起此事。此外，他不喜欢提及那些非正常的交易，为了使母亲免遭极度的贫困和沮丧之苦，为了使母亲躲过寡居带来的污辱，他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一个相貌俊朗的男孩，无论何时，都应答如流，这就是早年的托莱亚·沃伊诺夫！面对女同事贪婪的犬牙，他只能卑躬屈膝。起先，在图书馆，女性读者极具挑逗的纸条将他围困。接着，在音像商店，周围是专卖纽扣、香水，以及女士内衣的各色店铺。后来，在女歌手——从前的独唱演员——的个人摄影室。有人说，他在此停留了片刻，她不肯放弃他，他从她的庇护所拿了一些钱财，然后径直朝学校走去……在学校里，真让人吃惊！在整整五年的学术生涯中，面对那些强暴他的异性，他变得胆怯、躲闪、冷漠。他遭遇的种种不快颇具嘲讽，表示出一种倦怠的漠然。后来，他的古怪行为似乎引起了人们的猜忌，一时间，流言蜚语传遍了大街小巷。他避免跟任何人有过密的交往，避免跟任何人亲近。

也许，这种不合群的迹象，连他本人也没有意识到；也许，他对自己的了解还不够深刻；也许，他并不知道，他应该小心留意自己即将发现的一切。

在年轻的学生——后来成为教师的托莱亚——眼里，青春期的少年是多么的慷慨啊！一种真实的补偿，一种重生！在各种年龄之间、在两性之间的灰色区域，跳动着怎样的弱点、危险和期望啊！是的，在两性之间，因为，所有在年龄的大门前摇摆的少年依旧拥有某种女性的柔弱，一种迷惘的萌动，与此同时，他们可以使你摆脱枯燥的反感。这种厌恶很久以前你就习惯了，它来自女人的闺房，来自她们的声音、衣物和肉体。她们娇美的迟钝，以及她们的贪得无厌，在逐渐消失的情感策略中得以平息，继而在异教徒似的肉欲和家庭的虔诚的融合体中爆发，对吗？她们都似乎预言着财产契约和婚姻契约的乏味，对吗？另一方面，在少年的慰藉中，你获得了轻松，获得了持久的轻松！仍然有能力兴奋，有能力恐惧，也有能力屈服……

无论接待员万恰的长篇大论显得多么轻浮——万恰老师漫谈的琐碎小事——都足以证明，在这个充斥着替代的世界里，替代与日俱增；足以使人意识到，至少托莱亚嘲弄的是他自己，不是他人。现在，他早已被揪出来了，早已受到了惩处，并且被置于监督之中。在此种情形下，虽然轻浮一词在这个充满无聊、压抑的严肃的世界里，正在逐步获得一种新的活力，但是，谈及这个话题显然不甚妥当。自由的一种形式——无论多么异常——当然，十分弱小，但却未被击垮。至少是一种刺激物。起码是这样！但是，假如这朵芬芳的小花落入到模范协会的手中，那会怎么样呢？假如他遭遇到那个组织为他埋设的陷阱，那会怎么样呢？在这个混沌的地下世界里，没有机会，只能听其自然了！

一个夏天的夜晚。斯特凡·奥拉鲁遇见一位老同学。一个似乎是夏天的晚上，在一个似乎真实的小亭子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亭子上竟然还写着几个字：新出炉的馅饼，但实际上，这里出售的只是些替代品。外表怪异的三明治：两片自称为面包的橡皮，地狱的烈焰将其紧紧粘在一起，火舌在中间游走，像小猫嘴里薄薄的红舌头，像闪光、柔滑的树叶，一个纯粹的替代。现在，你的老同学斯特凡·奥拉鲁如今摇身一变，成了一位身材高大、表情严肃、永世不朽的绅士。他立刻走过来，神情轻松，精辟的判断力将你征服。他不时地搓着自己巨大的手掌，仿佛想让它们苏醒过来。他不时地调整自己的眼镜，镜片很薄，架在斯特凡·奥拉鲁雕琢完美的新面具上。

是的，他承认了。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承认呢，他听凭自己享受成功的满足。他是工程师，工作勤勤恳恳，是单位不可或缺的人才。他生活节俭，没有任何幻想，对自己过去有限的收获颇感懊恼；为了生存，他只能干些常见的把戏，没有遭遇什么大的麻烦。这是一个闷热潮湿的夜晚。整座城市煎熬在地狱的油锅里。两个老同学谈论着其他的同学。某某发了大财，能想到吗？某某已经成了著名的医生。没错，我说的就是他。某某莫名其妙地自杀了。接着，又谈到了那所旧学校过去的老师。

“托莱亚怎样了？你听说过他的事情吗？”

不知道这个问题是谁提出来的，但是，答案是由工程师提供的。

“啊，这可是一件丑闻。也许你有所耳闻。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

“如果——”换句话说，他不仅是一个疯子，而且还——

“咳，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没错，法律，国家要求公民行为规范。法律是保守的：它在许多方面对公民起到了保护作用。当然，它也允许某种变通存在。没错，在这个国家，我们的确需要规范自己的行为，必须约法三章。如果放任自流，老天保佑！瞧瞧我们傲慢的对手，看看他们那边是何种情形！自由、集中。这里，我们有行为的标准——我们应该牢记这一点。我们这里甚至有足够的变通手段，但你必须知道如何发现，如何获取，如何为你所用。

“你看，我是在一年前遇见他的。跟今天的情形类似，也是在街上巧遇。我并没有料到那个疯子老师能够认出我。但是，咳，可以说，他对我几乎是了如指掌：他说，我头脑清醒，因此，我事业有成，他对此十分佩服，等等等等。我们互相交换了电话号码——你知道，这只是出于礼节，人们都会这样做。后来，你能相信吗？他打电话给我了！不止一次。他不停地打。真让人难以置信！他完全变了：悲伤、疲倦、孤寂，有时还有些恐惧。他特别客气，让人感觉有些做作。先生长，先生短。我真是备感惊讶。现在，我对此已经习惯了，仿佛打电话找我的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亲戚。他一个劲儿地说啊，说啊，他丧失了所有的审慎和骄傲。这么多人，偏偏是他在抱怨。你知道，他过去是何等的傲慢。但是，现在，他不停地抱怨，说自己非常贫困，说自己年事已高，没有亲人，说自己这一生非常失败，还不如那些愚蠢的可怜人，就连他们也过得像模像样。你简直不敢相信，但有时他的确跟我谈到他的母亲。没有任何顾忌。说给我听，说给一个陌生人听！他咒骂、哭喊、开玩笑；他呻吟，他坦白各种各样的事情；他忏悔，像一个小孩子。你能想象高傲的托莱亚用那种忏悔的声调跟人交谈吗？”

没错，那个忏悔的问题出自那个难以捕捉的工程师，那个傲慢的说谎者。痕迹、寓言、编造。化装舞会的模糊场面。

托莱亚是一个替代吗？事情每向前发展一步，这一点都得到了证实。某个地点的地标，内部的象征，真理和欺骗互换位置，相互支援，两个脑袋，两条尾巴，两张脸，两个面具，颠倒的身体，丑陋不堪，一种幸福的痛苦。

瞧，这么多年过去了，疯子的身影出现在附近，他又回到了少年时期生活过的小镇。

火车晚点了。在倦怠的黄昏里，只能看清车站的轮廓——古老的建筑，深红色的花岗岩。很快，像过去一样，夜幕降临在寂静的山区。满地的煤灰，幽灵放下手中的旅行箱，抬起头：是的，他已经到了目的地。他认出了眼前的一切——砖墙、金属柱子、肮脏的玻璃房顶。

现在，他来到了公交车站。毛皮帽子，购物袋，方围巾，包裹。等待，等待，越聚越多，他们拥挤在一起，中心是一个关闭的售货亭。有时，这里出售香烟和饼干。

等了近一个小时，公交车终于出现了，车头的大灯在黑暗中发出耀眼的光芒。它摇摇晃晃，喘着粗气，吱嘎吱嘎地开过来了。车门哐的一声打开，车轮带走了那些疲倦的乘客。

几乎报废的汽车面对这么多人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它沿着弯曲、泥泞的街道十分吃力地向前运动，在道口停了下来。它驶过大桥，气喘吁吁地爬上两边种植着杨树的公路。在这里，在这个通往城区的弯道上，他总会产生一种到家的感觉。

无论是在上学的时候，还是在其后的岁月里，每次返家，这辆快要散了架子的老破车在高耸入云的杨树间摇摆，最终抵达弯道上的那个点；从这里开始，路面突然变得更加陡峭，前方就是城区，重新发现的旅程拉开了序幕。始终是同一个地点，始终是不同的时期，始终是同样的年纪。弯道的前方有一个中途停靠的车站，这么多年了，公交的运行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公交车会刹车，然后，上气不接下气地在一栋带绿色玻璃窗的漂亮小屋前停下。他能看见两个座椅，还有成堆的破布、纸张，以及电线。几个乘客下了车，其他乘客上来了。车厢内还是那么拥挤，老破车发动不起来了。突然，车门口台阶处的一个乘客发火了：“你个傻瓜，你在干吗？没看见我在往上挤吗？”那个傻瓜又矮又壮，一张苍白的圆脸，身上穿着一件灰色的粗布短外套。他吃惊地瞪大了双眼，没有作答，而是往一边挪了挪，给那个粗鲁的家伙让出地方。乘客们使劲儿地往里挤，这样，那个大喊大叫的家伙就可以上去了。“别挤了，你们这群白痴，别再动了。”像往常一样，争吵随时可能爆发——谩骂和拳脚。但是，没有，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太疲倦了。尽管如此，那个可恶的家伙仍然没有放弃，他嘴里一直在骂骂咧咧。好斗、傲慢，应该给他一记耳光。一只脚站在台阶上，外套敞开着，两只手各拎着一只巨大的箱子。那两只箱子非常显眼，都是真皮的，上面贴了几十个五颜六色的标签，好像这位乘客是从蒙特卡洛来的。车上的其他乘客之所以默不作声，之所以骂不还口，或许是被他的这身行头吓住了。他身上那件漂亮的外套是驼绒的，颜色也是驼色，非常柔软。那头骆驼的脖子里飘动着一条迪奥牌的大围巾，红、绿、咖啡色相间的格子图案。那个往上挤的家伙嘴里不住地骂着——骂司机，骂乘客，骂灰尘，骂污浊的空气和肮脏的环境，一个劲儿地骂，没完没了。

幽灵抬起那颗光秃秃的脑袋，扬起那张整洁的罗马执政官模样的脸。他谁也没有看见：他没有时间关心琐事。他满头大汗，怒气冲冲，他没有时间关心琐事。

他为什么出现在这里？那两只漂亮的箱子和阔佬穿的衣服是哪儿来的？颠簸，老爷车，格格作响，老爷车，沿着泥泞、狭窄、弯曲的街巷向前驶去。全体乘客都沉沉睡去，他们被打败了，他们又聋又哑。只有那辆老爷车一路呼啸着，呐喊着，翻滚着。他站在那两只装满了魔术器材的箱子中间，一只手抓着吊杠，另一只手不停地舞动着那条巴黎的围巾，他的怒气和杂耍表演让车厢内的空气也燃烧起来。他摇摆着双手和脑袋，骆驼色的外套在竞技场内飞舞；托钵僧没有足够的空间，没有足够的空气，也没有足够的掌声。他居高临下——他始终是那么孤独。永远孤独，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奥列斯特同志：

你说得对：可以跟奥尔坦萨·特奥多休联系。她活泼，好奇，善于打探别人的事情。用你的话说，她无孔不入。我建议她使用万能钥匙这个化名。她恰好住在这个大楼，这是她的一个优势。我们相处融洽，不单单是那种经理和住户的关系。跟她丈夫打交道可能会更困难一些，他是一个傲慢的家伙，一个目中无人的暴发户。他们夫妇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暴利，但是，万能钥匙没有因此而丧失自己的谦卑和尊严，她没有忘记自己最初的社会地位。我知道，她很聪明，乐善好施，而且很有手段。她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实际上，她对一切事情都很上心，她喜欢这样。从她对医生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她了解他的特点，也知道他的那些小把戏。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有些依恋他，但我知道，她已经意识到他阴暗的一面。我们的民族特色在奥尔坦萨身上得到了体现，换句话说，人们称之为好与坏的两个方面密不可分。这是我们国家一种独特、受人追捧的特点，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万能钥匙认识到，每一个人都必须以某种方式付出自己的努力，这样才可以获取一张床，一块面包。用你的话说，在我们的国家里，凡是呼吸着空气的人都已经付出了，或者，将要付出他们应尽的义务。正如你所说，万能钥匙也明白，医疗档案就像档案本身一样重要。当她接受任务的时候，她哈哈大笑。从我们第一次接触开始，她允诺给我的叔父米哈伊弄些进口的药品。我知道，这是一个不错的开端。下个星期三，我们约好在咖啡馆见面。

教授心存疑虑，这种情况以前出现过许多次了。在一切显得毫无意义的时候，在他古怪的职业一钱不值的时候，沮丧和孤寂填满了他的内心。奴隶的特征是担心死亡，而主人的特征则是具有冒险的意愿，是吗？恐惧或是冒险代表着他那冥顽不化的孤军奋战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同一时间进监狱？为什么我本人要躲避牢狱？为什么我不高声喊出自己的憎恶？

夜色走进他梦乡的阴影，甚至还有白天时常走进他视线的人们，他们不断重复着同样的短语：“陌生人，管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干涉他人。局面不会因你而改变，否则，一切早就变了。把你那些闹心的问题都忘了吧！正在发生的事情一点也不重要，预测未来是不可行的。”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他想到大街上去，想走进春天，卑贱的苍生正在其中苦苦挣扎。他想看看自由的力量对束缚的幽魂所产生的作用。他乘电梯，乘有轨电车，乘无轨电车。换句话说，他走上大街，进入天堂。带着一个念头：他最后要到剧院去。他瞧着肮脏的街巷，打量着周围疲倦的面容，感受着户外不安的躁动。他在一个售货亭前停下脚步，像一只焦躁的蚂蚁，站在队伍的最后，等待一杯无味的饮料，以及隔夜的三明治。切片面包替代圆面包，中间夹了一薄层红色猪肉替代萨拉米香肠。人们机械地向前移动，沉默不语，流着口水等待着猎物。

轮到他了，刚伸出手，有人拽住了他的胳膊肘。

“你在干什么？买这种垃圾吃？”

他转过身，感觉有些害怕。这个严厉的声音属于一个严厉的男人。他应该认出他来吗？难道不应该吗？

“你是准备去什么地方吧？为什么眉头皱得那么紧？”

“是的，我准备去剧院。碰碰运气。也许能弄到票。”

“好极了！那为什么皱眉头？去哪一个剧院？”

“国家剧院。还能去哪一个？”

“看什么剧？”

“不知道。我还没有买票呢。但愿运气不错。”

“怎么会这样，老朋友？去剧院就像是去海滩？不知道上演什么剧目，不知道导演是谁，其他一概不知？”

“别说笑了！国家剧院，这等于说，那里上演的是国家的剧目，就像在法国国家大剧院，那里——”

“好吧，好吧，但这也不是皱眉头的理由吧。不管怎么说，我不会耽搁你的。再说，时间还充裕，我们可以一起走走。我们现在见面的机会不是那么多了。30年的和睦相处，哈哈，是的，就是这么久。我们30年的战争。你在谈论自己的一生！”

一个令人愉快的惊喜，佛尼克。精辟的判断力，冷酷的客观，却是神经质的类型。他不时地搓着自己又大又干的手掌，还一个劲儿地去扶自己的眼镜。他谈到了自己的家庭。他的夫人和那些在餐馆、法庭，或是其他什么场所的人不一样，从来不在口袋和皮包里塞满准备付小费的零钱。当说到他的儿子时，谈话中断了。如今的年轻人实在难对付。至于奥拉鲁工程师，他完成的工作量可不少，他现在可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才了。他们在通往剧院的街角处停了下来。佛尼克朝一位从他们附近经过的女士点头致意。教授在她走近之前早已注意到她了。

“那位女士是谁？”

“嘿，一个熟人。没什么。”

佛尼克准备继续讲述他的家史，但此时托莱亚已有些心猿意马了。那个穿牛仔裤的女人已经在前面拐弯，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是谁？”

“只是一个……埃米利亚。这不重要。埃米利亚，我想，她是叫埃米利亚·亚努利。”

佛尼克似乎准备继续往下说，但是，跟他一起讨论的人已经快步朝剧院方向走去。他加快步伐，想追上那颗彗星。

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那个漂亮的女人已经不知去向。

剧院门前的人行道上熙熙攘攘。这个来剧院看戏的人直奔票房。一个鬈发的年轻女子正和一个头发梳成环形发髻的年轻女子聊天。想看戏的人把脑门贴在玻璃窗上。那个女子根本不予理会。想看戏的人挑衅地咳嗽了几下。

“你想要什么？”

等到他回答的时候，那个女子早已像弹簧似的把脑袋掉转过去，面对着身边的另一个女子。我想让你告诉我，佛尼克·奥拉鲁究竟是什么人。男人的话语已经到了嘴边，就要结结巴巴地说出来了。我没有时间跟他当面核实一些他自己的事情，我想知道那个同志到底顶替的是谁。我加快步子，想赶上那位童话故事中的姑娘。我的确加快了步子，但机会却丧失了。一个丢掉的机会。男人嘟囔着，显然有些恍惚。

“你说什么？”

“没有，我还没说话呢！我想买一张票。”

“什么节目？”

“咳，一个失去的机会。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就要这个。”

“什么机会？是什么？”

“好吧，今天晚上的演出。”

“今天晚上我们上演《一封遗失的信件》。”

“对，就是这个。《一封遗失的信件》。没错。今天晚上的。”

“今天晚上的全部卖完了。”

她回过身去，继续和她左侧那个呆板的姑娘说笑。她告诉她说，那个和马里亚纳群岛同居的利比亚人给她买了一双小靴子，她转手卖给卡蒂了。那双鞋太小了，所以，她通过一个在学校读书的表姊妹卖给了别人。

“卖完了？你这话什么意思？这是国家级的戏剧，是国家剧院的里程碑！每个季节都在上演，没有结束。”

“我告诉你吧，不是每个季节！有的时候根本不上演。如果你想知道实情，我告诉你，这出剧根本没有得到批准。实际上，有人说，这个演出季将提前结束，原因就是这出剧，所以，这里不上演了。”

“照你这么说，我们的行为依据是谣传喽，不是吗？这个剧目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只要这个国家仍然存在，我指的是我们这个可怜、可笑的小国家，这个剧目就不应该结束。禁止该剧就等同于封杀这个国家，小姐。我们不能轻信谣言，不能按照它们——怎么能让这个剧成为过去？怎么能让它成为一个失落的机遇？决不可以！我指的是这出剧。它是经典。不管怎么说，它是经典，小姐。”

“对，你说得没错。正是因为它是经典，先生！先生，人们蜂拥前来观看。别耽误我的时间了，我还有事情要做。我告诉你：我们一张票也没有了。抱歉，我帮不上你的忙。你真是不走运。”

这个来看戏的人并没有离开窗口。售票员不再理会他，但她也做好了准备：如果他再啰唆，她就立马打断他的话。然而，虽然这位顾客不肯离去，但他已经不想再问任何其他问题了。“不走运，哼！一个丢掉的机会——不走运！这就是国训：不走运。哼！我们总是不走运——除了这个没别的了。我们的特色才是我们真正的问题，女士！没有办法对付这张不走运的猴子脸。”

也许不该这样：他并没有力量应付这样的吵闹。毕竟，夜晚已经够慷慨大方了。佛尼克同志及时出手，使他免遭消化不良的折磨。然后，他又给他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还算有趣吧。接着，佛尼克又跟一颗路过的耀眼行星打了个招呼。没错，这是个温馨的夜晚，仿佛置身于上帝充满奇迹的伊甸园里。

就这样，这位前教授延续着自己外出的习惯。每当他感觉疲倦和沮丧，打算放弃整个计划的时候，他总是走出家门，让自己融汇到街巷的喧嚣之中。这就是现实世界的迫切、有效和虚幻吗？现实的死胡同！膨胀的能量，扭曲而可怕，它想公开，但没有成功；它想爆裂，也没有成功——在到达不断变幻的大门前，它被扼杀了。马尔库·万恰曾经也相信这一点吗？不管危险增加了多少，不管贫困、仇视和恐惧攀升了多少，一切照旧——臃肿、无耻、贪心的谎言目空一切，高高在上吗？饥饿的众生，以及密探和警卫，绝望的灰色冷漠？的确，在这种毫无希望的困乏之中，任何人都可能遭遇任何事情，伊里娜说过这话。谁也摆脱不掉这种慢性中毒，摆脱不掉命运的打击，它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像一场瓢泼大雨，劈头盖脸地降落下来。

再一次，街道在他的眼中像一只体态瘦长的猫科动物；再一次，他的耳畔响起了人群狂野的喊叫：娼妓！大娼妓！毒蛇般的微弱火焰，在街道的毒气中只存活了片刻时间。

突然，他感觉自己有能力重新面对那个幽灵，有能力直面亚努利夫人，如果这是她的真实姓名的话。他偶然在书店看见过她一次。她很显眼，穿着一条绿色的丝质长裤，好像在参加一场时装表演。她把头发向后梳，扎成一条马尾辫。她那时正在翻阅一本书。实际上，他刚好在她的旁边。他四处看看，并没有发现她，但却感受到，她就在附近。她身上散发出强大的气息，使你无处可躲。他匆忙离开，心中充满了恐惧。一个世纪过去了。又是黄昏，又是慵悃。他打开窗子，来到大街上。春天仿佛被催眠了，晕晕乎乎，满怀欲望，但又犹豫不定。他走进一家咖啡馆，坐了下来。他旁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嘴唇上下长着稀疏的花白胡须，他的代号是马塞尔。他要了一杯咖啡，但他知道，即将端给他的并不是咖啡。

旋转门开心地旋转着。两个闪着磷光的女人一边笑一边走进门来，好像这是一个正常的世界。他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他无法抑制自己，转过身，面对着身后的桌子。身穿红色衣裙的女人对他莞尔一笑。他的双手开始颤抖：那杯称作咖啡的大麦茶咝咝地冒着热气，杯子随着他颤抖的双手颤抖着。

“先生，很痛苦吧。别把身子扭来转去了，别看她。”

“我感觉好像认识她，但我听不见她的声音。我很想听见她的声音。也许，我能认出她。”

坐在旁边的那个男人发出一阵孩子般的笑声。他举起手，让粗糙的手指穿行于自己的白发之中。然后，他举起一只玻璃杯，里面装着被称为柠檬茶的刷锅水。当他开始小口品尝杯中的饮料时，他的鼻子痛苦地扭曲着。

“你当然认识她了。全国人民都认识她。”

“全国人民，你什么意思？”

“很简单。她过去跟我们大家道晚安。我们所有的人。”

“晚安？我还是不明白。”

“她就是那个祝大家‘睡个好觉’的仙女。帮帮忙，她是一个电视播音员。”

“不对。我从来没有在电视上见过她。我知道，我这些日子从来不看电视，我讨厌那些冗长的演讲。但我并没有印象。没错，我没有见过她。”

“咳，她主持节目的时间不长。而且，那也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在电台工作。你能不能不要总是回头啊！女士们在笑话我们呢。你简直像个孩子。坐好了。注意，我要把所有的信息都告诉你，但你必须注意自己的行为。这可不是一家一般的咖啡馆，而且，今天晚上也很空。我们会让自己成为笑柄的。”

“好吧，加夫通同志。我保证听你的，我保证。我已经把自己的脖子牢牢地固定起来了。继续说吧，我听着。”

“她是一个可爱的女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大方、活泼，爱开玩笑，单纯、诚恳。还有，她很脆弱。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笑，真的，我不明白。”

“我的朋友，你用的形容词太多了。加夫通先生，有些夸张了，所以我才笑的。一个人有这么多特点，不可能有趣。每一个人都会对她失去兴趣的。”

“不，不会，大家不会这样想的。你不用担心那方面的事情。我敢保证，兴趣不会消退的。”

“那这个开心果为什么会从我们小小的屏幕上被拐走呢？”

“好像你不知道似的！我刚刚提到的那些特点并不是绝对必需的。”

“但这些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可能不好，尤其是当你一个劲儿地在电视上重复那些胡言乱语的时候。不管怎么说，她不是唯一一个担任宣传任务的美人。假如我们有那么多漂亮的女人，为什么不分享一下呢？你只要往大街上看，即使在今天这样阴郁的天气里，你也不会失望的。”

“我倒想听你说说她是怎样进电视台的，或者，电台，你不就是那时候遇见她的吗？她怎么离开的，为了什么？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去任何一个单位工作。你要有人引荐，你必须被接受。”

加夫通先生微微一笑，招呼招待再上一杯所谓的柠檬茶。但是，招待到女士们那儿去了，她们要结账了。

她们离开了，但她们的身影却被他捕捉到了。圆形的房间四周都是镜子，一刹那，它突然变小了。转眼间，夜晚变得乏味了，这个夜晚和其他任何一个夜晚没有什么不同。

“是的，你的问题很简单，很容易回答。”身边的先生彬彬有礼，继续着他的谈话。他把领带整理好，然后把自己的椅子向听众靠拢。“埃米利亚能够进入电台，是因为她的丈夫，因为她丈夫的名望，或是关系。但尽管如此，不久，她个人的能力就征服了大家。”

“我们接下来说说她那些无用的品德吧。”

“这我可不清楚。我那时已经不在电台了。我知道，她在电视台待了一段时间。高升了。在电视屏幕上看着她，听她说话，真是一种享受，哪怕这个小妖精读的是某个胡言乱语者的作品。她为什么不再干了呢？后来，我听说，咳，是第四手消息，所以，我也不敢肯定。好像涉及什么道德问题。你知道，这种借口近年来非常普遍，而且，很有效果。”

“假如我们继续这个话题，你介意吗？”好奇的发问者斗胆问道。

“不介意，我的孩子。大概你想从我这个老傻瓜嘴里听到公共检察官的控词吧。你大概以为，用你的话说，整个一代人的错误是由恶棍造成的。梦幻者更容易对付——一种无药可救的精神分裂症。好吧，听我说。埃米利亚对于亚努利同志而言，实在是一种福音。相信我的话。尽管有许多——”

“我明白，我明白。加夫通先生，你是一个诗人。”

“我的孩子，天堂是平面的，这是真的吗？神界的画面是扁平的。只有魔鬼才会向我们灌输三维的概念！像亚努利这样的人，他代表的是深奥、正义和高贵。我的孩子，没错。但准确地说，埃米利亚就是那失踪的螺旋饰，假如有的话，是一种很有用的东西。”

加夫通先生站起身。他穿着一套白色的西装，头发和胡须都修剪得十分到位。他正取代一位享乐主义者，镇定，对自己的智慧有些怀疑。想象一下！马塞尔是一个替代！太不可思议了！“我们走吧。时间不早了。韦图利亚夫人可不允许我这么长时间地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

他们一起走进旋转门。加夫通退后一步，把自己的大手放在那个失落的男人肩上。

“埃米利亚是大自然的礼物，我的孩子。那个拒绝欺诈的大自然。你在周围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假如。假如这是可能的，我会去做的。假如我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假如我有这种勇气。当我们摆脱了这种最早的隔离期，每一个人都会认为自己是受害者，都会谴责他人，就像我们现在。他们会为了新的软垫座位，为了新的金色装饰而相互争斗。我的孩子，他们会像现在一样相互撒谎欺骗。今天，在监禁的时候他们撒谎；明天，在自由的时候他们还会撒谎。而我敢说，埃米利亚——”

“等等，”修士大叫道，“你刚刚说的是监禁吗？你，加夫通同志？监禁？你敢这样说话吗？让我看看你的眉毛。快点，让我看看你的伤疤。”他冲上来，把加夫通拽到第一根灯柱下面。当然，路灯不亮。已经是晚上了，四处漆黑一片。唯一能够听见的声响是保安的脚步声。没有来得及清除的垃圾发出阵阵恶臭，弥散在城市的上空，弥散在温柔、可恶的夜色中。

“教授，快乐应该享有一切荣誉。当我还年轻的时候，还在为天堂而战的时候，他们把我关进了监狱，一所真正的监狱。在监禁期间，我鄙视那些整日凝望一朵小花，或是仰望满天星光，或是欣赏皑皑白雪的人。对我而言，那意味着逃避，意味着轻浮和无聊。然而，现在，我距离末日越来越近了。”

他停了下来，对自己夸张的修辞感觉有些难为情。他们并肩向前走，回家的道路是一样的：穿过奇什米久公园，穿过自由公园、帕什公园，一直走到他们居住的公寓楼——早已是华灯初上。在漫长的回家路上，他们谈到国家剧院的演出，谈到拙劣的即兴表演，还谈到卡拉迦列著名喜剧中半诙谐、半严肃的表现手法。除此之外，他们没有谈论其他内容，也没有再提咖啡馆遇见的那位漂亮女士。一时间，托莱亚已经把她抛至脑后。

其实，在某一时刻他还是想起了她。一天晚上，春天看似秋天，初生的欲火——幻觉，莫名，或是抽象的欲望——再一次蠕动在窗框的阴影中。此外，他还在匆忙的人流中看见了她，她正沿着大学校门口的台阶走下来。白色的绒毛披风，宽大的衣衫，纤细的身材，浓密、闪亮的黑发披在肩上，像无声电影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令人吃惊的是，她决定乘坐电车。等车的人群呆呆地望着这位难得一见的人物，甚至连电车都被遗忘得干干净净。

接待员万恰从远处尾随着人群。狂风卷着热浪，空气中的湿度持续增加，一切仿佛漂浮在冻彻骨心的冰冷雾霭中。一个结实、粗短的男人两只手各拎着一只鼓鼓囊囊的购物袋，朝那颗星星走去。他们相互说了些什么，像邻居，或者一个像女主人，一个像她父母庄园来的男仆。那个皮肤黝黑的男人不断尝试着解放自己的一只手，这样才可以弯下腰，亲吻女士的玉手。突然，她踮起脚上的高跟皮靴，身体使劲儿地向上挺，越来越高，超越了周围的人群。她修长、闪光的脖颈从披风中伸出来，一只细细的衣袖在风中起舞。这只羊毛质地的衣袖布满了金属丝线的刺绣图案，像中世纪晚宴上见到的一样。她朝一辆疾驰而来的出租车激动地挥舞着手臂。她的身体抖动了一下，为自己的好运气感到兴奋。车子停了下来，刚好就在她那双红色的小靴子旁边，太完美了。直到这时，她才注意到那个可怜的家伙。他还在费力地移动他手中的袋子，费力地向她鞠躬，简直换了一个人。为了让他镇定下来，她莞尔一笑，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并且摸了摸他那潮湿的圆脑袋。她小心翼翼地把自己苗条的身体塞进车子。当她刚刚把披风全部收进车厢时，车门哐的一声关上了，发动机发出了吼声。接待员万恰斗胆走到那个幸运的目击者面前。

“你在这里干什么，特奥多休先生？你，还有电车？发生什么灾难了吗？”

“别开玩笑了。我告诉你。假如像我这样的人都弄不到汽油的话，那么，这可就不是玩笑了。我们有了安排，清楚、稳定。一个在我夫人奥尔坦萨医院工作的司机。我付钱给他，他负责接送我：非常可靠。但是，现在，他竟然放肆起来。我跟你说吧，他改要东西了。东西，你听见了吗？他对钱失去了兴趣，他想要等价值的东西！奶酪、咖啡、猪肉，这些就是他要的东西。因为他简单地把钱变成奶酪，或酒，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咳，这对我而言太过分了。脸皮真厚。难道我应该去没日没夜地排队，去为他购买黄油，或是擦屁股的草纸，或是女人需要的棉布，就因为科斯蒂克先生自己没有时间？这超出了我的底线。你瞧，我只好站在寒风里，等待那头带轮子的骆驼。”

“但是，吉克先生，这件事情也并没有这么糟。你应该跟人多接触，你应该多出来看看。”

“相信我，这可不是玩笑。这个世道多乱啊！连像我这样的人都得不到必需的东西。”

“但你也有快乐的时刻啊。比如说，你那个教女，她看起来真够漂亮的。要么，她是你的教母？”

“教女？你在说什么？”

“就是那个女的。你看见她的时候，一脸的笑容，好像教父看见了自己的教女。兴许她是主任的夫人。”

“谁？埃米利亚夫人——米拉？她可不是我们的同类，先生！米拉夫人是地球上的奇迹。我告诉你，她可是真正的公主。可不像有的人，脱去她们的衣服，拿走她们的软膏，一身的马臊味道。那位女士是真正的珍宝。她是上帝的圣餐。如果你有求于她，她永远都不会拒绝你。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她什么人都帮。米拉夫人有她自己的关系，你知道吧。无人能比。”

“照你这么说，你和她没有关系？”

“打住！我告诉你，别胡说八道。她在旅游行业工作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她带外国游客。”

“啊，我明白了。工作中结识的。”

“米拉夫人只和我一人相处融洽，她只和我一人在一起工作。其他人甚至都不认识她。谁都不认识她，甚至连瓶塞钻也不认识她，你也不认识。我是她唯一信任的人，因为我知道如何管住自己的嘴巴。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经常有一两个男人来找她。”

“你什么意思，一两个？”

“啊，这可是职业秘密。一流的女人，硬通货。还要我多说吗！”

“真的吗？真有那种事情？”

“不对，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米拉夫人决不会为了从美元商店弄到东西，不管是否喜欢那个男人，就和他干那种事。然而，对于她来说，假如她喜欢一个男人，那就另当别论了。我告诉你，她只是偶尔和男人在一起，而且极为隐秘。不管怎么说，正如我刚才说过的，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一个真正的灵魂，一个伯爵夫人！如果你问她要东西，她一点儿也不小气：药品、布料、给孩子的玩具，任何东西。因为她经常外出，她总有地方去。”

“按照你所说，她怎么能够经常外出呢？她常去什么地方？”

“去外面的大世界。这就是她去的地方。广阔的世界，不是傻瓜去的地方。你以为每一个人都蜗居在这里，谁也没有机会出去吗？咳，我告诉你，有例外！而且还有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对于某些人而言，世界缩小了。很多地方都不是为你我这类人打开的，你知道吧。地球不停地旋转，它不是静止不动的，虽然我们看不见它在运动。”

然而，电车的到来打断了这一次的哲学演说。同事特奥多休·吉克，大家都叫他波伊，又称老板，此时已经来不及提供其他职业秘密了。他充分利用胳膊肘和手中的拎袋，奋力挤进歇斯底里的人群中，第一个登上了上帝拯救苍生的方舟。接待员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发现自己再一次落了单。他感觉十分沮丧，面对自己白天、黑夜的交谈者，感觉又不信任，这种念头使他羞愧难当。

尽管如此，那个女人的身影一次又一次地闯入他的白日梦，她大笑，大哭，大叫，尽情地重复着心理疗法，把快乐演绎成自由的鬼脸。梦游者托莱亚任由自己屈服于她的诱惑！

凉爽、清澈的夜晚。故去的亲人虽死犹生，盘踞着永恒，在那里，一切都那么完美，仿佛一切都不复存在。那个女人又出现了。她精心策划了一番，以全新的模样登场，直接而神秘。有时，他甚至在模糊的晴空，或是在盲目热情的人群中也能捕捉到她的身影。他走火入魔了，他害怕了。随即而来的是甩掉一切的渴望和随之而来的恐惧。死亡——是的，她也许就是它的化身：美丽而贪心。温柔、饥渴、好客，包裹着你的是渴望、昏厥和恐惧：死亡。冷漠和欢快的面具，贪婪的光芒，狂乱、极度的情感。

她不是抽象的。她有自己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可以跟她联系上。但是，梦游者缺乏这份勇气。他试图忘却无法估量的是非旋涡，重新逃回到大街上，回到人们困惑的低语之中。专横的春天使囚禁其中的人们癫狂起来。蚂蚁的心脏急剧膨胀，像压缩机一般咆哮起来。他像酒鬼一样，晕晕乎乎地穿过垃圾遍地、臭气熏天、到处是警察的公园，走过死气沉沉、阴影重叠的林荫大道。一路上，他看到人们在空荡荡的店铺外面排起长长的队伍，看到每一个车站都是人满为患。冒着极度的炽热和地狱无情的雨水，他回来了，夜晚的梦游和冒险使他精疲力竭。然而，他仍旧要出去，要重新发现那种能够帮助他摆脱失望的极度疲倦。当他返回到大街上时，他又一次遭遇到喧嚣。客迈拉女妖的一串身体，镁的排量不断增加，一层粉色的烟雾被天线所刺穿。

这是一种奇异的黄昏：春天是冬天，他站在雅典娜神庙前。那个女人在马路对面，刚从神庙里出来。当她朝他这个方向走过来时，他认出了她。她穿着一双盖过膝盖的高筒皮靴，像漏斗一样紧紧围在褐色天鹅绒的裤子外面。她身上的那件红色狐皮外套宽宽大大，使她显得更加娇小玲珑。她走过马路，沿车道走去。她脸上泛出苍白的颜色，漂亮的额头下面一对闪闪发亮的眼睛，勾人魂魄。她的头发梳理得非常仔细，分在太阳穴的两侧。她在那些等着听音乐会的音乐爱好者中间穿行，浑身散发着朝气，挥动手臂回应人们的问候，然后疾步朝入口处走去。就在那时，好像有一个男人高声叫她，她在他面前停留了片刻。一次欢快的对话：她那可爱、清晰、令人无法忘怀的笑声飘向空中。看不清楚那个男人是谁。他脸朝那边，比女人矮了不少。他们分手的时候，他踮起脚尖，亲吻着女人的手。当他转身离去的时候，看见了他的脸——普希金，令人痛苦的画面。长长的络腮胡子，下巴上还挂着几根胡须。“哇，是你啊，医生！我一直以为你只在家里欣赏音乐，不到这种地方来呢。”

“今天例外，一件特别的事情。”

“因为那个女士？她是你的病人吗？”

“不，不，不是。我认识她很久了。一个同事的夫人。”

“什么样的同事？战士相互间称同志，不是同事。我甚至不知道你以前是一名战士。”

“我不是。那位女士曾经嫁给了一家诊所的负责人。我在他手下干过一阵子，他是我的老师。”

“她看上去仍旧那么年轻，教授的前夫人。现在，她嫁给了一个前战士。”

“没错，是的。他们之间年龄的差距令人吃惊。她比他与前妻所生的女儿还要年轻。假如那个老人还活着，他肯定非常想念她。假如他已经到了天堂，我相信，他还会想念她。没有她，生活对他没有意思。她是一个奇迹，是生命的气息，是一抹阳光。”

“你说谁？《圣经》里的大娼妇？你知道，人们都是这么称呼她的。”

马尔加医生一脸的严肃。浪漫的胡须遮盖下的脸庞没有任何表情。

“一派胡言！你在开玩笑。在我们的生活中，快乐的源泉少之又少，我的朋友。我们应该珍惜。真正的幸福是一种无形的力量。那位女士温暖了我们的心窝。千万不要轻信暴民——你从他们那里听到的都是些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

“你说得没错，我听你的。你认识托马这个人吗？托马·托马经理？”

“哪个托马？圣人，还是其他什么人，怀疑主义者？”

“医生，我可不是在开玩笑。托马是一个模范的聋哑人！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什么事情他都知道，但是，他只在恰当的时候向恰当的人汇报。一个非常精确的人，经验丰富，实践感强。他不会因为国人的事情支付1000美元的，他认为替代并不危险。但是，他始终监视那些——或者，那些有可能——或者——”

“又来了，别开玩笑了，我们进去吧。”

“托马对我们的同胞没有信心。他并不认为他们的即兴表演是危险的。但是，那个职业的托马也有弄错的时候。毕竟，他只是这个真实世界里的一个专家。咳，这个快乐女神也是个替代。你知道，医生，这就是她的全部。”

“她不是替代！我不久前看见她，她来医院看我，她——”

“照你这么说，她终究还是个病人。”

“不，绝不是。她是治愈疾病的方法，不是疾病。”

“死亡，医生，这就是她的化身。启示录里的大娼妓。清晰的幸福，满足的冷漠，死亡超凡的活力。”

“孩子，够了，收起你的隐喻吧。她来医院是为了一个病人。”

“啊，那一定是她那位模范的夫君，从前的战士，一个了不起的病人。医生，他们一定把他折磨了个够。他的那些模范战友把他置于死神的身边，他们想结果他的性命。如我刚才所说，只有在他这样例外的情形中，托马才能够看见危险。那个模范协会知道该如何控制能够将他置于死地的幸福、快乐和诱惑。很有可能，在托马眼中，我也是危险的，就像那个拜倒在大娼妓石榴裙下的妄想家一样。”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再胡说八道了。我不认识那位女士的夫君，而且我对他也没有什么兴趣。我听说过一些关于亚努利的传说，但我并没有发现什么有趣之处。你知道，我感兴趣的是现实，最热门的现实。那是我的职业。”

“咳，我们的邻居托马感兴趣的也是现实。他是一个现实方面的专家，我一直这样认为。”

“你又在说疯话了，孩子。我都快赶不上音乐会了。事实是，那位女士来医院看望一个年轻的学生，一个非常有名的学生，一个非常优秀的男孩子。当她打听那个年轻人的病情时，她眼中充满了天使般无限的温柔。”

安东·马尔加医生解开挺括的衬衫领口的扣子，他显得有些恼怒。他穿着一套浅色的夏季衣裤，是那种勿忘我的颜色。一套浅色的夏季衣衫，但是那个跟他谈话的人却认为这是一个缺乏生气的冬夜。医生的右手握着一根橡胶短棒，那是雨伞外面的套子。他不时地用一块精美的白色手帕擦拭着自己的脸、眼镜、额头以及胡须。春天炽热的天气使他满脸冒汗。“当那个学生回来的时候，我和他谈了一下。他肯定地说，对于他而言，米拉代表的就是特别的奉献和幸福。这一定是爱情——或是性爱，人们现在常这样说——我不在乎。一次感情的教育，你知道我的意思。当然不仅仅是身体的，这一点你可以肯定。在这种疗法中，注意力如此的集中，以至于邪恶没有藏身之处。”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聘用她呢，医生？你甚至可以撰写一份科学报告：这个无价的主意会给你带来不朽的名望。把她带到医院去成为其中一员吧！死亡夫人，她有一个闪闪发光、超凡脱俗的面具，有一颗慈善的心，还有可以治愈疾病的身体。这位女神提供了一种无效的开始。陆地！陆地！水手们高声喊叫着。女人！海洋女神让我们重新适应陆地的生活。第一，也是最后一个真理。我们来自于泥土，我们回归泥土。”

“孩子，你说得对。亚当的第一个女人利莉斯像他本人一样只是泥土身。她因为一件事情而出了名。她引诱了两个天使，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口令，因而得以打开天国的大门，然后飞了出去。她抛弃了亚当。在这之后才有了夏娃——亚当的妻子。任何人，任何东西都无法抓住那个泥土身的女人。她逃跑了。矛盾的是，她逃走之后却又回到了天界。”

“太精彩了！老牌理性主义者，凡人马尔加真的是一名教徒吗？我们都戴着面具，我们都是替代。医生，你是信徒吗？”

“不是，我只是对阅读有着强烈的兴趣。阅读使我越来越接近天界，接近我的病人。你瞧，如你所说，我本来可以在家里欣赏今天晚上的音乐。但是，我想到音乐大厅里来，想置身于人群之中。这不是教堂，而且，那位演奏巴赫的风琴家也不是牧师，但我仍旧……”

“抱歉，我还真不知道你有这份雅兴。我倒乐意远离这种可笑的事情。”

“可笑的事情？我的上帝是一个无神论者，用你的话说，他喜欢刺激、选择、即兴，当然还有玩笑。他和我们一样。他的确按照自己的喜好创造了我们，不是吗？因此，我支持那个你认为很迷人的女人。”

“死亡！谎言、玩笑、调解。冷漠，幸存的即兴表演。换句话说，死亡，死亡。”

“嗯，我支持那些幸存下来的无名小辈。变化无常、怀疑一切的小丑不是我的敌人。”

“但是，他们没有权利出庭作证。这一点很关键！你那些可爱的家伙失去了作为证人出庭的能力。《古兰经》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像那样的弄臣没有机会出庭作证。上面就是这样写的，医生，书里就是这样写的。”

“好吧，我再看一看。书籍不是十全十美的，读者也一样。如果书里真的是这样写的，那我要请求改正这个印刷错误。相信我，一个小小的幽默不会对整部经书造成破坏的。至于真理，它也存在着欺骗。两者像受到婚姻束缚的夫妻，相守在一起。即使他们和别人通奸，他们也不分开，离婚也不能把他们分开。他们始终有联系，无法分割。我的小教授，你的脾气太坏了，真的。音乐会对你会有好处的，相信我。走进巴赫的殿堂，学会放松你的身心。”

医生此时真的很着急。他跑上阶梯，消失在暮色掩盖的拱门中。

坏脾气！哼！佛尼克·奥拉鲁和兴奋剂托尼·马尔加，他们口口声声宣扬内心的平静。“听我说，”马尔加到达了神殿阶梯的最上一层，回过身，高声叫道，“谎言一旦说出，就会有报应的。它们变为现实，它们成为现实，那就是最终的真理。”

现实并不是最终的真理，医生，病人轻声低语道。他现在坐在神殿对面的一条长板凳上。被称作现实的猜测可以忽略不计，等待并不一定是谎言，并不一定是幻想；抵制或者真理也不是谎言，抑或……过了许久，他把外套的领子竖起。再一次，他走远了；再一次，他走进冬日，他是冬夜里的一个陌生人，深陷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漫长冬季无法自拔。

没有人应答。他核对过地址、姓名和电话号码：一样都不错，但就是无人应答。电话通了，但没人接。我们干脆去一趟吧，亲自到现场去，到那栋房子里去。假如真的没有人，那么，门铃响了，也没有用。

这个星期充满了活力：星期三守在电话旁，星期五到现场。即使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最终肯定会有事情发生的。

他在龙德站等23路电车。电车还没有来。乘客等待着，电车来了，满满的。他决定等下一辆，也是满满的。乘客抓住门边的扶手，进入车厢。他感受到其他乘客的肩膀，感受到他们的汗水，也感受到他们的疲倦，这是他们之间真正的联系。在米哈伊·布拉沃站，他转乘另一路电车，5路。车很空。多米尼克先生按照要求把车票打孔，然后折叠起来。他买的是往返票。但是，当他从车上下来的时候，他却大意地把票给扔了。他穿过马路，登上了开往面包厂的公共汽车。

他下了车，往回走了大约100米，来到斯坎波洛商店门前。店铺没有开门，那天刚好盘点。他拐进右边的一条小街，一直走到一栋灰色公寓楼前。他上到二楼，伸手去摸开关，然后按了一下。不知什么地方，一盏电灯亮了。这里距离8号只有一步之遥。

他按住门铃，门铃响了。声音传进门后的房内。没有反应。又是相同的结果。他等待着：没有动静。他再次按响了门铃。他退后一步，按了一下开关，灯又亮了，但光线微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看清眼前的楼梯——由于年久失修，由于太多人的使用，外面包裹着绿色塑料的金属扶手早已肮脏不堪。他摸索着，慢慢走下楼梯，再一次来到小街上，来到斯坎波洛商店的门前，来到公交车站，然后上汽车，再然后来到电车站，坐上电车。就这样，他结束了冒险行动。

星期五的努力白费了，要等到下个星期三。一个小时俯身在电话机上，拨号盘就像轮盘赌，把自己的毕生都压上去了。他一遍遍拨着号码，1次，9次，60次，没有结果。那个号码拒绝给他任何对话的机会。

现实是一种昏厥状态，是一种炫耀，忧虑，蒲公英，昏厥，就这些。他用右手拨号，左手捧着一只苹果。没有回应。

星期五，天上下着瓢泼大雨。公共汽车，电车，另一路电车，另一路公共汽车。污渍斑斑的灰色公寓楼，黑黢黢的大门，门铃。然后，回到称为星期五的现实当中。这一天依旧存在，这一天依旧收留他。星期三守着沉默的电话，星期五逗留在谜一般的现场。又一个星期三，又一个星期五，在梦中来回摇晃。他的忍耐到头了。他要采取主动了。距离下个星期五还有漫长的光阴。不可能再等待下去：必须克服这种被称为现实的昏厥状态，不管后果怎样。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用不同的方式投掷着手中的骰子。这一次，他采取了欺骗的手段。违背了常规的做法。瞧，接着到来的不是星期四，而是星期五。星期四给星期五重新命名。今天是星期五，明天还是星期五，两个1点，他的厄运翻了一番，他的疑惑也翻了一番。

等公交车的过程让他发狂。始终等待，始终研究同伴们脚上的鞋子。他抬起头，格斯塔特。国营商店。蔬菜，肉鸡，鸡蛋——它们应该在格斯塔特的大厅里，那里除了泡菜什么也没有。然而，奇迹还是出现了，长长的尾巴拖在身后。瞧，来了一个。又过了些时间，当观察者研究着身边更多双鞋子的时候，更多的想法闪现在他的脑海。他抬头望着那些穿越马路的人们，他们在店铺门口排起长队。格斯塔特，格斯塔特。眼睛凝望着空间，凝望着街对面的什么地方。他继续盯着那些替代皮鞋的鞋子，盯着马路对面的队伍，盯着那些推来搡去的替代——为了什么？他们最后把他逼疯了。又一次，他盯着排队的人群，盯着格斯塔特的大门，然后是轮椅。他以前见过这个残疾人的轮椅。当瘸腿的人摇动着轮椅离开的时候，他的大脑也随着轮子的运动而转动。漫无目的，但心中却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他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但他却看见了一切：他越过马路。那边没有人，只有机器人风笛，他又瞎又聋，十分完美，一颗螺钉松动了，准确无误的机械装置，高速、优秀的运转秩序，发光的流星来了。当他还差一步就要到达队伍的时候，他突然一个急转身，掉头离去。没有人注意到他。轮椅已经启动。抱歉，劳驾，你能否，你能让我过去吗？人们闪开。绅士非常小心地摇动着轮椅，哟，哇……什么事情，怎么回事……人们刚刚听到轮椅的咯吱声，它就已经进入了大家的视线。一位身穿白色套装的优雅绅士引领着轮椅，派头十足地进入大厅。这位绅士秃头，脖子里围着一方色彩鲜艳的红丝巾，一副见多识广的自信模样。周围的人群纷纷自觉地退后一步，给这位显赫的慈善家和他残疾的亲戚让路。这两位来到了柜台前。四包，闯入者吩咐道。店员连头都没抬一下。包好的食品早已飞到了磅秤上——报出了109列伊的价格。四只鸡，109列伊，这就是报出的价格。绅士拿出110列伊，摆摆手，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拒绝了店员找给他的零钱，然后双手再一次抓住轮椅的把手，向前推，再推。哟，哇，那个瘸腿号叫着。他们已经来到大门口。装着无头鸡的袋子搁在瘸的腿上。周围的人群一阵骚动。众人的声音汇聚在一起，一位老年顾客愤怒地跺着脚，沙哑的嗓音叫喊着：你这个无耻的流氓，竟然利用这个可怜的人！你这个恶棍，竟敢当着上百名排队的人耍滑头。你可恶！你这头脏猪！

太晚了。轮椅已经离开了大厅，穿过了人行道，辉煌的战果摆放在瘸子的腿上。

巨大的眼睛，快要哭了。魔术师两根手指头拎起两个袋子，另外两份留给朋友，权当作礼物，然后，他扬长而去。他用两根手指把袋子高举在空中，锥形袋子里面的无头鸡在不停地旋转。我该死的该如何处理这个战利品呢？我想要的就是冒险，就是挑战，就是胜利。现在，我把这两只死鸡带给摄影师。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些什么呢？也许，残疾的摄影师会回想起罪恶，也许鬼魂会准许我做见证人。

他听见背后人们的议论，声音很低，越来越低。他真想回去，想再次重复这种无理的举动，甚至想再次羞辱那些人，想向他们挑衅，想迫使他们远离排队等待食品的时候享受的那份平静。他们站在那里，等待着维持生计的可怜份额，等待着装聋作哑、忍辱负重换来的奖品。先生们，我缺席了，我真想对他们这样大喊。我在你们中间，但却又十分的遥远，重温多年前的噩梦，为的是摆脱今日的恐怖。为了逃避厌倦，先生们，为了逃避春天的歇斯底里，春天使我们感受到了污辱，春天像皮鞭一样抽打着我们的躯体，春天使我们失去了理智。我接受挑衅，我接受我自己，就这些。这就是我。我就是我称作星期五的这一天。先生们，我厌倦，这就是我的感受。纸袋跳起了华尔兹，猎手的猎物也在舞蹈。烧焦的空气，两只窸窣作响的塑料袋，每日重复着杀戮的屠夫，他的冰箱里走出两具模范的尸首。我们在一起，瞧，我们三个，在今天这个巨大的袋子里，面对着电车的电缆，随时准备跳下去，结束一切。一个片刻，一个原始、僵死的瞬间，一个巨大、高贵的机会，可以重新掌握控制权，可以让这个戏仿结束。我们在交通信号灯管制的路口穿过马路，交通灯使我们眼晕；我们头顶着无情的太阳，因为我们的厌倦而勃然大怒的太阳，我们背负着它的惩罚，小心翼翼地走过。到了花卉商店，然后到了斯坎波洛商店，盘点，不开门。在橱窗前，一位老妪正使劲儿地盯着里面布展的物品，她的肩膀疲倦地向下耷拉着，就像放置在那只皱巴巴的灰色口袋里的烧鸡。她枯萎了，她的背驼了，她被小心地放在一只标准尺寸的口袋里。

我们收集口袋，我们慢慢地挥舞着口袋。在毒性发作的日子里，袋内的尸体在发酵的粉色空气中旋转。危机四伏。无形的爪子朝我们逼近，随时可以将你抓获，但它却已经改变了方向，捕食他人去了。黑色的翅膀掠过，我们还活着。这是我们最大的权利，我们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奢望。我们毫无知觉地向前移动，仿佛处于静止状态。我们来到一个方形的物体前面，这是一栋房子，一段水泥楼梯，一个电灯开关，一盏灯，一个门铃。像明天一样，今天是星期五，像100年前一样，又是一个世纪，仿佛我们根本不曾存在过。

大门胆怯地打开一条小缝。看见了，它现在完全打开了。

站在门口的是一个女人。水汪汪的眼睛，头发束在脑后，矮胖的身子向左倾斜，两只手又小又胖。

“夫人，夫人，”陌生人结结巴巴。

“抱歉。”

“啊，对不起，我，嗯，库沙一家住在这里，不是吗？你是库沙夫人，对吗？”

“不，你弄错了。库沙夫人不在家，我是托利的一个朋友。我的意思是，我是库沙夫人的朋友，我叫——”

她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但是，空气瞬间就把它给驱散了，托莱亚没有抓住。

“哈，嗯，实际上，我来这里是想看望奥克塔维安。塔维·库沙。”

他设法挪进去一小步。女人吓了一跳，但她没有力量阻止他。是的，当陌生人进入大门后，他遭遇到一条狗。它趴在衣帽架边上，黑色的眼睛盯着来者。

“我是奥克塔维安·库沙先生的一个老朋友。我很想见见他。我一直在到处找他……”

女人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温柔，但又十分警觉的神情。她身上穿着一种蓝色的工作服，像实验室里的工作人员，像女佣，或是医生：任何人都有可能穿这种制服。

托莱亚从厨房里搬来一张小板凳，坐了下来。

“你知道，女士，刚才他们在分发橙子。实际上，我本人并不需要。但是，我看见大家在排长队，男男女女，上百号人，表情都很痛苦。我想，我们也弄一些吧。”

他看着放在凳脚边上的那两只装有无头鸡的袋子。

“既然我到了那里，我也不妨买一点。橙子，恰好……”他手指着那两个袋子，此时，它们静静地躺在地上，就在他那双奶白色带出气孔的鞋子边上。女人一声不吭，瞳孔放大，手紧紧地握着门把手。

“就这样，我加入了排队的人群。肯定是在20年前了。我也在排队。我那时在里斯本，在萨洛尼卡？我已经记不清了。我那时——嗯，多大？——20岁，30岁？我记不清了。西恩纳，萨洛尼卡，塞维尔？究竟在哪里，我记不清了。我并不需要水果，但我还是加入了排队的大军。事情就是这样。在我的前面，一个年轻的女子陶醉在她未婚夫的目光之中。队伍缓慢地向前移动。在某一时刻，我们前面的一个女人离开了队伍。高雅，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一个典型的东方丽人的侧面。咳，我一星期前在瑞士滑雪的时候，我也排过队，在下山的滑道口排队。我并不是那么喜欢吃水果，但是你知道当时的情形：我随大流。我这人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每当我看见别人在排队，我立刻参加。就这样，正如我刚才说的，一位漂亮、优雅的女士决定上前抗议。你难道不和我一起过去吗？她问那位未婚夫，但他没有作答。那个女人是对的：应该采取某种措施，否则，我们恐怕什么也买不到。那些纸箱子差不多都要空了。年轻的未婚夫微微一笑，笑容里透着一份嘲讽。为什么她认定我最具代表？他对身边的未婚妻低语。年轻的女子抬起头，满怀敬仰地凝视着他的眼睛。应该说，最具代表性，她温柔地纠正他的措辞。充满了敬仰之情。但是，她依旧纠正他的语法错误，可爱的人儿！我们就这样等待着，一步一步地向前挪。我们身后的队伍越来越长，人群中开始出现骚乱。”

女人身体靠在厨房门上，手依旧握着门把，显得有些担心。她一言不发，完全沉静在他的叙述中。

“我刚才说了，夫人，我们非常缓慢地向前挪。我那时是个孩子，就像现在一样。也许我那时15岁，25岁，35岁，不会超过35岁，绝对不会。一个胖胖的女售货员出现了，她搬走了一箱橙子，是留给店员们的。人群中一阵骚动。接着，一个女店员从街对面走过来，是从那边的电器商店来的。当一个顾客要求称15公斤橙子时，她抢先一步装了一口袋。你听见了吗？15公斤！这引发了人们的不满。女经理出来了，大家开始吵闹。队伍重新开始向前进。人们高声喊叫：以后每个人不能超过2公斤，这样，大家都有份儿。女店员们态度十分和蔼可亲，镇定自若地继续她们的工作。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最多6公斤，这是女经理的决定。当时，那里还有一个醉鬼。干得好，很温暖，醉鬼嘟囔着。夫人，你了解过去这几年的情形。我们只要听见冬天这两个字，就会害怕得浑身发抖。夫人，仿佛我们生活在山洞里：严酷的冬日，没有取暖设备，没有热水。你知道，噩梦一般的日子。醉鬼说得没错：干得不赖，我们没有在大街上站着，我们在室内，在科尔夫咖啡馆里。我们在室内，我们感觉很温暖，我们没有体验到冬天的寒冷，醉鬼说得对。就这样，一步一挪，缓慢向前。可爱、活泼的年轻女子们忙着称水果。”

女人还是手握着门把手。托莱亚此时已经舒服地坐在板凳上了。那条黑色的澳大利亚犬伸长了脖子，脑袋碰到了托莱亚脚上的那双黄色鞋子。

“塔维，听话，孩子！”

塔维黑色的脑袋从黄色的狗脸那里缩了回去，但它始终非常警觉。韦内罗大婶的声音非常非常好听。我甚至没有注意到，或者，我忘记了。是的，托莱亚就是忘记了。他只顾说话，没有注意这些。的确，韦内罗的音质非常不错。不是芳香，你不会这样描述。他已经为她起了一个教名：韦内罗。从第一刻起，在听到她的名字之前，他什么也看不清楚。因此，来到他身边的是韦内罗，她突然闯进了他的想象中。

“那么，我可以继续吧，夫人。你知道，我记得有一头河马。那是去科尔多瓦的假日旅行，管它是什么地方。我总是改变休闲的场所。我追求新鲜，总是期盼发生新奇的事情。我不能总待在一个地方，我没有那份耐心。我无法按照协会，那个什么协会的要求去做。没错，它甚至不允许我们搬家，不允许我们去外地旅游。”

“塔维，宝贝，乖一点。”

塔维把自己长长的红舌头从黄色的鞋面上缩回来。然而，它依旧十分警觉，十分小心。它的眼睛像烧红的煤炭。韦内罗手握着门把。她看上去非常镇定，嗓音很好听。

“就这样，我最后终于来到了磅秤的前面。那个栗色头发的可爱女子问我要多少。我说，4公斤吧。她开始把橙子往袋子里面装。我干吗要四公斤？我不知道。我就是这样，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好的。人们在我的身后嚷嚷。又是一阵骚乱。夫人，我刚刚说过了，那个女售货员已经把装得满满的口袋放在磅秤上了。好的。但是，我那时参加了人们的抗议。我在自言自语。我开始管闲事了。大家说得都对。这是我的原话：大家说得都对。那些女售货员卖给顾客2公斤、6公斤，或是9公斤，她们没有错。这并不重要，因为不管怎样，总是会卖完的。这不是她们的错。错在别人，我知道是谁。唯一错误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大块头，那个协会。其他人都是无辜的。大家说得都对。那个唯一不正确的人，你知道是谁。我为什么要掺和？我根本就不需要水果。我问你：这些水果我怎么处理？”

托莱亚再一次手指着那两个装着无头鸡的袋子。他松开脖子里围着的那条深红色围巾。一个倦怠的斗牛士。

韦内罗夫人害怕地握着门把手，她只能这样：沮丧、迷茫、精力匮乏。

“看我，一个劲儿地唠叨。实际上，亲爱的夫人，我来这里的目的是探望我的朋友库沙，我的意思是说，探望塔维·库沙。我有事情要和他商量。”

猎犬动了，没有动。说不好。但是，这个小个子老女人松开了握着门把的手，然后把冒汗的手掌在蓝色的工作服上擦了擦。

“我跟你说过了，库沙先生和夫人不在家。我也只是一个星期来这里三次，帮忙照看一下房子。他们把塔维托付给我照料。我住的公寓出了点问题，我不能待在家里。春天发生了许多疯狂的事件，打那以来，我一直住在这里。在他们回来之前，我决定就躲藏在这里。至少白天是这样。”

她的声音听上去十分镇定，温暖，香气扑鼻。韦内罗用她胖胖的小手抚弄着猎犬脖颈上闪亮的皮毛。

此时，她看着这位喋喋不休、礼貌有加的客人，显得更加放松。她没有理由害怕他。不，恐惧已经过去了。他虽然有点古怪，滔滔不绝地讲着那些又臭又长的故事，但他看上去却是一个彬彬有礼、讨人喜欢的家伙。

的确讨人喜欢，因此，韦内罗终于把餐厅的门推开，这是一种友好的象征。

托莱亚是一个举止文雅的青年，他接受了邀请，走进餐厅，坐了下来。

他回来的时候是星期二，是星期四。日历颠倒了。星期三和星期五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他一直待在那里，直到韦内罗必须回家的那一刻，回到最近的记忆让她恐惧的那个公寓。

他陪着她去等出租车，他们难舍难分。韦内罗乘坐出租车来来回回，一个星期三次到库沙家里来。带着塔维坐无轨电车和电车肯定很麻烦。

猎犬塔维样子很凶，但却不出声。对于这个新来的人，它既不表示厌恶，也不表示欢迎。

关于另一个塔维，他们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你知道，我亲爱的夫人，说来话长。那时，我还是个学生，库沙先生是我哥哥的一个朋友，实际上，也是我姐姐的朋友。按照我的记忆，库沙先生那时——我该怎么说呢？——完美无缺。我的意思是，很正常。”

“是的，是，我明白。”韦内罗夫人天鹅绒般柔软的嗓音附和着。

她刚刚把托盘和咖啡放在圆形的餐桌上。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教授从一开始就做出了聪明的判断。这年头，很难相信他人。即使是老朋友，也不行，不可能跟过去完全相同。如果他们活下来了，那就意味着，什么地方出了错，因此，你永远无法得知谁、什么地方、是否，或者错误有多大。这是信任危机的表现。正常取决于善变，因此，也取决于对不正常的适应。从这个意义上说，标准的倒置实际上排除了所有澄清的可能性。特兰齐特旅馆的接待员已经使事情非常漂亮地向前发展。假如你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相信任何人，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最好把所有的大门都打开，仿佛置身于那些自世界诞生之日起就相互了解的朋友之中。坐在这张友善的餐桌旁，看着咝咝冒热气的咖啡，我们刀枪不入的灵魂也有了松动的余地，可以接纳我们法典般充满讽刺的人生故事。

“那时候，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情。我们的家庭经历了艰苦的磨难。后来，我哥哥去了阿根廷。我姐姐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也走了，也去了遥远的异国他乡，因为她爱上了一个满口承诺的传教士。我留下和母亲在一起，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失去了塔维先生的消息。但是，我知道，他在那段时间里也遭遇了打击。我那时听说——”

“是的，是，我明白。”韦内罗一边摆弄着桌上的几块小蛋糕，一边鼓励地说道。

“现在，我的嫂嫂，她是个德国人，给我写了信。她还寄钱给我，过去他们常常寄些别的东西，尤其是在节假日：衣服，好吃的东西，各种小玩意儿。她在信上说，我哥哥疯了。我的意思是，他已经非常衰老了。或者不完全是这样，她没有这样写。他不能动弹，或许是脑部受了伤。谁知道呢。他的大脑开始飘忽不定，进入到一种思乡的境界。她就是这样说的。”

韦内罗夫人战栗了一下，好像受到了某种伤害。但是，她最终还是在叙述者的对面坐了下来，倾听他说的一切。

“是的，是，我明白。你别客气。”

万恰先生坐在扶手椅上，非常放松。他松开脖子里的围巾，并且解开了黑色衬衫领子上的纽扣。他直接从单位过来的，感觉有些热。

他小口品着咖啡，很甜，味道很浓。又喝了一口。他把小杯子从金色的小托盘上拿起来。又是一口，长长地喝了一小口。杯子空了，没有了。

“我再给您倒一杯吧，什么先生？”

“万恰，阿纳托尔·万恰。”

韦内罗站起身，从餐具柜上拿来咖啡壶，将咖啡倒进小杯子里。

“阿纳托尔·万恰·沃伊诺夫。我母亲的娘家姓是沃伊诺夫。她没有放弃这个名字，确切的原因是，这个名字已经成为某种嫌疑。我父母都非常固执，很看重自己的尊严——至少他们是这样想的。”

韦内罗也在小口啜着咖啡。托莱亚友好地看着她，心中充满了好奇。她是否可能就是跛脚韦图利亚的姐妹呢，忍不住想问她这个问题。

“你大概认识加夫通先生吧。”

韦内罗没有回答，却端起杯子，又喝了一小口。“加夫通夫妇。我是他们的房客——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虽然那不是他们的房子，但他们接纳了我。他们有一个房间空着，我被迫搬来布加勒斯特的时候，他们就让我住了进去。夫人，我还没有告诉你，几年前我还是一个学校的老师。我教外语，尤其擅长的是俄语。我早年就跟母亲学了一些，战争结束以后，学俄语对我而言就更加容易了。但是，自从发生了那起卑劣的阴谋之后，抱歉，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解释这事，他们把一些愚蠢的小事栽赃在我身上，那是发生在外省的事情。实际上，这是预谋已久的，是夸大事实，有关我和一些人的关系。非常微妙的关系，我可以告诉你，和几个十几岁少年的关系。当然，我认为我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那些调皮的小家伙，他们能感受到这一点。他们能感受到，那些聪明的小兄弟能够感受到。是的，是，我和他们都能感受到。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可能再回学校教书了。我被停了职。当然，我离开了。外省是不能容忍叛逆分子的，你明白的。加夫通夫妇——马太先生和韦图利亚夫人，他们全都非常理解我，非常欢迎我。”

女主人眼睛一眨也不眨地听着。她眼睛盯着客人，慢慢地喝着咖啡。

“现在，我在市中心一家旅馆工作。特兰齐特旅馆的接待处。”

接下来是短暂的、长时间的沉默。教授带来的那一大束红色康乃馨在餐具柜上的贝壳花瓶里绽放。

“照这么说，你在特兰齐特旅馆——”

房间里又一次重复着短暂的、长时间的沉默。

“啊，请千万别相信那种说法——我知道人们通常是如何议论旅馆，以及旅游业的从业人员。不，在这一点上，我没有让步，请相信我。你知道，我不喜欢告密。我有很多缺点，但这个缺点我没有。”

“是的，是，我明白。”韦内罗喃喃自语。

“我刚刚说了，是环境的力量让我回到了布加勒斯特。多亏了加夫通先生和医生——我的朋友——的帮忙，我才得到了这份微不足道的工作。传统的方式调教出来的坚强人。或许，塔维跟你谈到过他们。”

韦内罗沉默不语，她的小手抚摸着塔维闪亮的后背。猎犬此时懒洋洋地舒展开身体，趴在她紫色的剪绒拖鞋边上。它的名字和此时缺席的主人名字一样，当它听见有人提及这个名字的时候，它一动也没有动。它聆听着叙述者的讲述，心中充满了疑惑。

“是的，这是一条非常漂亮的狗。我不知道你是否认识韦塔——韦塔·阿波斯托列斯库，那个在狗类诊所工作的科技人员。”

女人没有回答，只是微笑。教授有些焦虑不安，他亲切、带着煽动性的眼睛看着她，她有些吃惊。

“每一个人，包括协会会员，对阿波斯托列斯库夫人评价很高。她也代管他们的宠物狗。她本人也是协会的一员。协会的一名助手，我朋友约珀老爷子这样说过。也许你认识他。在照管塔维的这些日子里，你有没有遇到麻烦？现在，狗犬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多问题。如果人类没有食物，没有住房，没有药物，那么，人类最好的朋友也免不了要受罪。法律——咳，你知道的，我亲爱的夫人，当法律对于人类而言过于严厉的时候，狗们也无法逃脱。你大概已经听说了最近的传言，公寓楼要清除宠物狗。这样，劳动人民可以安享宁静与和平，不用担心狗类的骚扰。还有其他问题：污染，压力，道德之风每况愈下。这些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狗朋友。当然，还有人类的邪恶。信任危机、懦弱、背叛，以及恐惧——所有的一切。但是，塔维还是非常健壮的，不是吗？”

“是的，是，”韦内罗机械地重复着。

“在我们旅馆，特兰齐特旅馆，有一个同事，瓦西莉察，她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女人，大方、无私、虔诚。咳，我们非常喜欢维利。她特别喜欢老狗，不管什么品种都喜欢。我的意思是，任何动物她都喜欢。猫、兔子、青蛙、鸡、金丝雀、老鼠，没有她不喜欢的动物。”

万恰同事想起维利同事的时候，脸上荡漾着笑容。他打算问一下女主人，她是否碰巧是瓦西利克·瓦西莉察的姐妹，但是，在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有些不合时宜，不太谨慎。他放弃了这个念头，也放弃了满足自己好奇心的机会。

“因此，在特兰齐特旅馆，一个接待员——他能做些什么呢？如果不是马尔加医生，我连这份工作也找不着。如今，唯一能够帮助你的人是那些在公共机关工作的人，他们在外面有很多关系。医生、司机、女理发师、卖蔬菜的、卖肉的、卖鞋子的，或者卖石油的，还有各种中间人。马尔加医生是一个真正的绅士！加夫通，马尔加，塔维——他们是另一个年代的人，他们是我哥哥过去的朋友。塔维可能跟你说过——”

猎狗一动不动，女主人更是显得安静。

下一周的星期二。托莱亚到达的时候，大汗淋漓，狼狈不堪。他迟到了：交通管制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因为总统卫队要去飞机场，送，或是接那个爱好胡言乱语的伟大的同志。他好不容易才乘坐出租车绕道至此。

“是的，是，我明白。”韦内罗夫人安慰他说。

最初的兴趣开始变淡了，但托莱亚的造访却更加频繁，而且，他每次停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迄今为止，他不仅仅星期二、四过来，星期六也来。假如韦内罗中间不回家的话，他会每天来此报到的。

好心的韦内罗似乎被往事的回忆所吞没，她有些不安。因此，教授决定改变话题。他开始讲述他们没有认识之前发生的事情。他形象生动地讲述了特兰齐特旅馆里发生的那些可笑、可恶的恶作剧，解释了邻居加夫通是如何分配公寓的维修和电耗费用的，描述了吉娜的火暴脾气，传达了那个胡言乱语的同志和他那个至高无上的老婆的最新笑话，并且严肃地评述了国内谣言、笑料、传言等成倍增长的现象。他说，小道消息以惊人的速度四处蔓延，这种现象和地震有得一比：在地震中，里氏2级和3级的差别要比7.2级和7.3级之间的差别小得多。教授解释说，一种致命的核反应，冲击波，等等。

“是的，是，我明白。”女主人无可奈何地附和道。她此时正忙着整理桌布，搬动花瓶，瓶里又一次插上了好心的教授带来的普通鲜花。托莱亚已经开始论述通过各种罚款的方法提高税收的机制：交通违章、乱丢垃圾、扰乱公共秩序。他接着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搞生态保护运动的可能性等于零。他还谈到了太空武器的优越性，对付恐怖主义的方法，对付全球恐怖主义和恐怖现象的总方针。

“是的，是。”同样的声音重复着：震颤、香气扑鼻、天籁之音。空气正在膨胀，或者说，正在衰弱。也许，女主人更喜欢心照不宣的交流方式，不需要这些空话，它们只能使简单的、家庭式的亲切关系复杂化。疲倦、厌烦——这么多的语言炮弹使人诧异。然而，托莱亚进一步使自己的表演激烈化：当然，他想引发惊讶的爆发，想挑起新的刺激。

“是的，是，我明白。”女人依旧平静，没有任何的评论。肮脏不堪的家伙！这个咄咄逼人的接待员有些歇斯底里，因为他被这个声音甜美的女人所激怒。对他而言，这个声音只是面前这个女人富有节奏的赎罪表白，除此之外，毫无意义。

“是的，是，我明白。”韦内罗还是同样的回答。

他们一起喝茶，一起吃普通的三明治，偶尔还有一小杯李子白兰地酒，或者，用大麦或是糠麸制作的咖啡替代品。谁知道到底是什么做的？有时，他们打开电视机，观看那个胡言乱语的同志滔滔不绝地谈论模范公民的幸福，以及与模范公民为敌的危险后果。接着，托莱亚继续自己的独白，谈及冒险，谈及寓言故事，谈及成语——内容丰富，甚至能撑死一只河马。他感觉自己即将放弃这一切的努力，他已经决定放弃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喋喋不休地唠叨个没完没了，但他已经不再期望得到任何赞同的反馈了，他的希望全都在阴险的塔维身上。他的听众是那条狗，实际上，这个畜生已经开始焦躁不安，它不耐烦了。

他说话的时候，目光只聚焦于蜷缩在韦内罗脚边上的奴隶保护者的眼睛上。塔维十分镇定，没有任何反应，聆听着娓娓道来的趣闻逸事，对水泥搅拌者劳动的成果表示怀疑。

也许，就是目击者表现出的这份无言的怀疑，把激动不已的闯入者彻底击垮了。他虽然还在继续，孜孜不倦地打着手势，不厌其烦地向外挤压着话语，但那条聪明的狼狗脸上显现出的明显倦态使他感觉沮丧，他明白，他应该放弃了。

明天将是结束的时刻。不，明天是星期五，我们的休息日。后天，星期六，神圣的日子——解放纪念日。就在这一天，星期六，一切都将结束！

星期六的早晨伴随着薄雾缓缓飘来，稀薄的雾气像一块挡在太阳面前的华丽锦缎。孩童般的城市自我娇惯着，不紧不慢，悠然自得。

教授出现的时候是9点钟，这对于他而言可不是一个寻常的时刻。这意味着，今天他醒得很早。他一身白衣——这意味着：他今天休息。像往日一样，胡须刮得干干净净。他手里捧着一大束红花，就像葬礼上的花圈。

女主人满头鬈发的脑袋点了点，算是对他的感谢。她从这位一大早就来和她聊天的男人手中接过花，并把它放在衣帽架旁，等待着万恰先生像往常那样把背包从肩膀上拿下来，挂在镜子前面的挂钩上。

教授待在原地，眼睛盯着镜子里塔维严厉的目光。他微微一笑，跟猎犬匆匆打了个招呼，然后把包拿下来，但接着却改变了主意。他没有把它挂起来，而是拎着走进了餐厅。

“我亲爱的女士，今天天气不错。天空多么晴朗，晓风多么柔和，我多想在户外多停留些时间。可是不行，我得转车，从一个车站奔赴另一个车站。春天让大家疯狂，春天让囚禁的人们失去了理性。”

托盘和咖啡已经摆在桌上了。令人大吃一惊！通常，在他们开始聊天的时候，韦内罗夫人才动手准备喝的和吃的。塔维已经在她椅子边上找好了位置。韦内罗看上去容光焕发，年轻的一天，非常完美。

“亲爱的兄弟，我本可以这样跟他说的。我就是这样对那个正在聚精会神看着我的年轻人这样说的。”

很显然，在从战场上撤离之前，托莱亚准备采用一种全新的策略，一种全新的刺激。

“昨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卡罗尔公园散步。突然，出现了一个相貌俊朗的年轻人！他看上去像艺术家。我感觉他在注意我，好像一直在尾随我。”

女士不耐烦地挪动了一下身体。教授虽然有些灰心，但并没有认输。

“当然，我没有避开他。他的眼睛非常漂亮，炯炯有神。亲爱的兄弟——我已经准备高声喊出这个著名的催眠术语，我把它当作某种符咒。我想激怒他，想让他害怕，想知道他的反应。”

女士重复着刚才的动作，显然感觉厌倦和厌恶。教授没有时间理会这些——他目瞪口呆。

“万恰先生，看起来你有一个十分漂亮的姐姐。我知道，你们不经常通信。你们走的路完全不同。我知道，你家人不赞同她的婚姻，但她一意孤行，还是跟那个疯子走了。她有两个女儿，她的女儿生的也是女儿。她现在是外婆了。这一切我都知道，但并不是关键所在。”

教授还是没有回过神来。他的嘴巴张着，僵硬了，双手紧紧抓着滑落到椅子边上，刚好搁在两只脚之间的皮包。

韦内罗面色苍白。

“是的，猫咪回来了，着火了。昨天晚上，那些烧焦的小猫回来看我了。窗户在燃烧，我的头发和——”

韦内罗面色苍白。她用手擦拭着自己的额头，她的手在颤抖。但是，她镇定下来，恢复了脸上原有的表情，话语从嘴里流淌出来。

“也许，有人告诉过你，或者说，你还记得——索尼娅，那只黑猫，那只让神圣沙漠燃烧的黑猫。塔维爱上了索尼娅，你的姐姐。”

塔维抬起头，庄严的模样像帝王。但是，那只女性温柔的小手早已落在它那有力、闪光的口鼻处。

“因为她，他痛苦。她使他振作。她迷住了他——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吧。他从来没有摆脱内心的痛苦。他是一个极其敏感的年轻人，记得，一个非常特别的人！虽然打那以后他努力改变自己，努力成为……但表面上的改变都不能作数。”

塔维再一次抬起了黑色的眼睛。但是，监护人的手立刻使它安静下来。

“我承认，他也做出了一些令人遗憾的举动。但是，这些行为不是出自恶意，不是出自疯狂和愤怒，你知道。原因很简单，一件事情就剥夺了他所有的机会。那个马图斯非常聪明，非常活泼，但是，这些品德并不能满足那个童话故事中的公主，塔维竟然怀有这样的想法。”

“是的，是，我明白。”教授终于做出了反应，他嘟囔着，嗓音浑厚。

韦内罗夫人把托盘推到教授面前。托莱亚机械地端起小茶杯，低下头，小口喝着，但他还是感觉眩晕。韦内罗把托盘拉回到自己面前，拿起那只钴蓝色的小杯子，喝了一小口，然后放回到托盘上。她的面色还是那么苍白，嘴巴还是那么灵活，仿佛她也开始喋喋不休起来。

“抱歉，你还没有机会遇见那只郎猫。仍然有某些迹象存在——一种情感，一种不肯定的东西。”

教授感觉有些紧张，等待着她继续往下说，然而，塔维突然叫了一声，声音发闷，但很响，似乎整栋房子都跟着摇晃起来。囚禁中的黑色澳大利亚犬聚集了多么大的能量啊！女士把手从冰凉、结实的狗脖子上拿开。她举起手，在空中停留了片刻，接着，落下，轻轻地给了那家伙一巴掌。塔维看着她的眼睛，喉咙里发出了一阵低吟。它重复着刚才那种难听、可怕的咆哮，手掌又落在它的身上，很迅速，一连打了三下。猎狗安静下来，在地板上伸展着自己的身体，脑袋放在客人的包上。

“你们这些人似乎还不想放弃爱情。哪怕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哪怕别人认为你们很聪明。照我说，这根本不是聪明的表现。你还想被人爱吗？你已经目睹了你所带来的那么多仇恨？祖先们为你的一生唱过赞歌吗？跟生命相比，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人的生命是最大的价值，祖先们没有跟你说过这些吗？人生苦短，如果生命是我们唯一拥有的东西，你怎样才能避免歇斯底里呢？至少，假如祖先允诺给你其他的东西，来生——涅槃，或者，管它是什么！”

韦内罗此时情绪激动——可以希望她坦白更多的内容。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侦探星期六上午突然现身于调查现场，这个决定没有做错，一切都是他希望得到的。不仅有咖啡和甜点，还有重要的证言。哇，没错，终于成功了！

“你认为塔维是罪犯吗？我不反驳你的看法。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并不确切了解他过去做的事情，以及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只知道，他娶了我身患残疾的朋友为妻，对她十分地照顾，就是我的朋友托利。我可能以前跟你提过。在你感兴趣的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我的朋友成了聋哑人，而且还——让我怎么说呢？——变得非常敏感，可以这样说。你知道，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不是了。”

万恰先生直盯盯地看着韦内罗夫人的眼睛，而夫人则直盯盯地看着侦探的眼睛。

“对那个时刻的描述——现在谁能说啊？会遭遇更多的冷漠。你们这些人就缺乏这个——冷漠。我敢保证，这是真正的力量。在冷漠背后有一股真正的力量。我相信，塔维明白这一点。甚至在那个时候就明白了。”

女主人眼中的光芒似乎已经消失了，她的语速越来越快。

“那个时候，你正在执着地调查40年前的事情。谁知道呢？谁——？我们一起仔细看看剧本中下一幕发生的事情吧。今天，我们要保护自己，抵御他人，好比你要保护自己抵御猎狗。应该说，保护自己，抵御有猎狗帮助的人。”塔维的妈妈纠正自己的说法，与此同时，不怀好意地瞥了猎狗一眼。

“如果我发现你害怕，我就咬你。如果我察觉你懦弱，我就向你进攻。我砸烂你的大门，砸烂你的窗户，还有房子，我一把火烧死你。我让烧焦的尸体晚间回去看望你。有例外吗？例外是什么？你的那些朋友？慈善家医生？家庭主妇、洗衣女工、司机——高兴接受上帝怜悯的病人！心理疗法，工作疗法，发挥工作者最大效能的方法，管它是什么方法。还有那个班比诺·加夫通，宏大的计划让他昏了头，不是吗？一个记者，一个生活在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记者！他甚至改用他夫人的名字，加夫通！想表明什么？究竟是什么？形势在发展？我们不再加以区分，不再报复那些年老的退伍军人？对吗？但是，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谎言。他明白，他不是傻瓜。不是吗？告诉他，精选出来的傻瓜比普通傻瓜还要愚蠢。他们是傻瓜挑选出来的傻瓜，就这样跟他说。”

可怜的韦内罗准备发起进攻了。刚才，她居然证明自己认识毛里丘·加夫通，认识马尔加医生，也认识这个痛苦的侦探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

但是，这个亲爱的老家伙，她很快就镇定下来。表演还没有结束呢。

“你瞧，万恰先生，塔维生病了，很虚弱。这个狡猾、可恶的塔维……”

猎狗没有动弹，它已经蜷缩着身体，睡着了。

空气也随之凝固了：似乎没有时间考虑温和的韦内罗突然间说了些什么。

“是的，是，虚伪的塔维，残暴的塔维！他不停地四处转悠，隐身在一条死胡同里。”

她想大笑，嘲讽地大笑，但是，她嘴里只发出几记短促的声音，是咳嗽，真难听，像狗叫。

“是的，是，我明白。”教授企图装得结结巴巴，但韦内罗把手一挥，打断了他。

“我认识塔维。教授，我确实认识他！我的朋友——她就像是我的半个姐妹，你可以这样说——是一个品德优秀的人，但是，咳，不管怎么说，她始终是个残疾人。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是他们中间唯一一个健全的人，或者说，是他们身边，是他身边——他不知何故总是害怕自己成为牺牲品。”

“是的，是，我明白。”教授极力附和，但同样没有成功。

“你应该——你能够理解那种浪漫的胡话，理解那种切肤之痛，那种急剧加重的苦难。你是一个长相不错的年轻人，幸福、透明，不是吗？一切都很完美，不是吗？直到那场自行车引发的事故。”

对自己的下体发起的这次进攻使他万分惊讶，他不禁呻吟起来。但是，他以闪电般的速度恢复了镇定，不仅如此，他发现自己一下子充满了活力。他像美国人那样双脚抬起，搁在左边的椅子上，但韦内罗夫人没有注意到。

“那辆自行车把一切都给打乱了，不是吗？”

“是的，是，我明白。”他一边轻松地摇晃着跷在椅子上的双腿，一边平静地说。

教授侦探漫不经心地晃动着自己的双腿。此时，他也变得面色苍白。塔维在窗户边找到一个舒服的位置，凝视着茫茫的远方。韦内罗没有理会它，她似乎只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自己，还有那个缺席的伙伴。

“他们已经走了，塔维和托利。托利还有一个名字：陶贝。他们去了巴伐利亚，她的亲戚住在那里。也许，他根本不在那里，这个狗家伙。也许，他突然决定去寻找他年轻时的恋人。但是，我希望，他们的确去了他们所说的地方——我的意思是，亲戚家。他们的亲戚，不是我的。不，绝对不是我的。我孤身一人，正因为如此，那些疯子才有机会攻击我，把我捆绑起来，想把我和我的房子一起烧掉，还有我的财产，我的小狗和小猫，一切我珍惜的东西。一片狼藉——你无法想象！惨不忍睹！那些蠢猪，那些疯子，那些聋哑人，他们把我当成了别人。实际上，我并不是孤立无援的。你瞧，我在照看塔维，他们实在是太慷慨了，他们把塔维留给了我。我感觉和它很投缘——我能做些什么呢？自从我的家被毁了以后，自从那次大火之后，我一连数日夜不能寐，因此，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里，和塔维在一起。”

虽然女主人抚弄着塔维的皮毛，但它一动也没有动。空气中也充斥着这种心不在焉的味道。塔维待在窗前，女士想要的是一种停顿，她可以借此舒缓自己的呼吸，迎接最后的一幕。

她似乎已经下定决心，不再打断自己，不再让自己被打断，她要一口气释放压在心口上的一切负累。

“万恰先生，我把灾难的整个过程都告诉你吧。让你知道那个灵魂，那个充满雾霭和黑洞的灵魂，毒蛇在那里游弋，乌鸦在那里滞留。毒液包裹着毒液，死结连着死结，霉菌滋生霉菌。相信我，没有出路——只有谎言。出口实际上是另一个入口。内部的变化，就是这样。我跟你说说塔维。我对他很感兴趣。你真正考虑过塔维吗？那些生活在他周围的人，那些腿有残疾的人，我们都是，你考虑过这些吗？告诉我，你考虑过吗？他只是隐身于他们中间，还是真正接受了他们的准则？那是一个不错的藏身之处，不是吗？怀疑和告密，这是我们每天的精神食粮——在这个环境中有新的章程，可能吗？病态的，残疾的，我们隐身于地下，不断肿胀，但找不到出路，甚至找不到透气孔。因此，开始不断发酵，偶然的机会，你可以听见痛苦的喊叫。偏激的模范？实际上，这是我们最终的界线吗？真实的都不是绝对的。任何一切都有洞孔，有替代，有斑点。为了明白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利用自己的想象，不对吗？

“教授，我对数学非常痴迷。坦率地说，很疯狂。数学中的人工手法可以使那些无法解决的公式更加容易应用于我们的伎俩和逃避之中。但是，别忘了，还有减法。人工的方法，仅此而已。这些模范的残疾人需要一种非常强大的压缩力量——就这样。如果出现一个小小的切口，那么，里面就会涌出一种绝无仅有的东西。脓液、火焰，以及北极光！天才、犯罪、疯狂、黑暗的地狱，无法想象。但愿我们能有幸走进解放的极乐时刻！如果我们能够掌握真理，你将会看到我们内心爆发出的一切，你会看到的。那是一种无与伦比、无可替代的东西。或者，只是一种僵死的迟疑？请你放心，一种病态的口吃不会对我们构成任何威胁。

“天才找到了结论。他找到了可行的方法，找到了他的宝贝儿，找到了这条可恶的老狗！找到了可以颠覆世界的巨大潜能！想一想——想想他，想想我们大家。想想那些缺胳膊少腿的人，他们是我们的绝佳代表。从他们那里我们得到了什么？少有的紧迫感。教授，他们可以让我们丧失理智。甚至可以让我们的思想复苏——哪怕我们的思想已经过多地沉睡，被过多的章程、欺诈和限制所麻痹。这种中毒至深的限制，这种持续进行的无聊压制，危险，而且永不停止。”

冗长的演说展现出数学家镇定自若的个性，她面无表情，演讲可以继续进行。但是，她伸出双手，在空中无助地挥舞着。哀求和倦怠，她宣布说，她要取消这一切，仿佛剩余的内容实际上要重要得多。然而，这一切毫无意义。她的放弃说明了她的无可奈何。暂停。沉默。

教授手腕上的表有规律地向前运行。万恰的腿突然动了一下，他看了看手表上的电子显示：1：00：2，1：00：3，1：00：5。

“我给你拿一点吃的。时间过得真快。我准备了一些午餐，我去把它热一热。”

看，家庭服务员得到了重生。过一会儿，我们要揉搓眼睛：好像我们从未听到过这个构思精美的学术演讲。一切都只是一个幻觉，我们面对的仍然是那个沉默不语的家庭妇女。我们可以尽情地观看在我们面前沉睡的这棵蔬菜：苍白、枯萎。

长长的、长长的停顿。教授好几次重复着相同的手势，以示谢绝：他没有胃口。但是，女人没有注意到。实际上，她本人也没有打算起身去取她所说的那顿午饭。

当她再次开口的时候，她的声音很轻，一种低语——一种反复开始的低语，害羞，不断重复。教授并不明白她在说些什么，他待在原地，一动不动。韦内罗夫人做出最后一搏，抬高了嗓门：“我把他的杰作拿给你看吧。我已经决定给你看了。”

她用手扶着餐柜，托盘和咖啡杯还在上面放着，她向前挪动了几步，身子摇摇晃晃。她好像有些眩晕，步履蹒跚，身体不住地抖动，因为某种情感，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一时间，她漫无目的地围着椅子乱转。

“跟我来。我把他的东西拿给你看。来。”

嗓音恢复了原有的动力和热情。她蹒跚着向左边转过身子，谨慎地朝餐厅后面的一扇门走去。走廊很短，空荡荡的。他们穿过走廊，夫人打开了另一扇门。

“这是他们的卧室。”

白色的房间，一张双人床。一床厚实的羊毛毯子，也是白色的。床头的两侧各有一张白色的床头柜。窗前放着一张白色的小圆桌。一张白色的凳子。墙上挂着一面镜子，镜框是白色的。

他们已经来到了另一扇门前。

“这是塔维的暗室。我们不进去了。很简单的一间房间，照相机、胶卷、咖啡罐。”

此时，她的手握着这扇门的把手，门上的一块方形玻璃被黑布所遮盖。她挪开身子，走到走廊的另一头。她打开了右侧的一扇门。

“这是塔维的书房。”

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张破旧的沙发。书架上堆满了厚厚的卷宗，五颜六色。

“大家都说他发了财。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这些就是他的财富，一套价格中等的公寓，一个避难所，就这些。他的财富在这间房子里，在这里。他在这里收集了他的作品。你会看到，某种作品。他随身带着一本。只有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的确随身带着。他肯定得到了某人的资助。他要展示给他的亲戚们看看。如何？他夫人的亲戚。在屠夫的土地上，受害者找到了避难所，你怎么看？你喜欢你的亲戚吗？咳，他去了他夫人的亲戚家，那个傻瓜就是这样说的。只要他的思绪不那么飘忽不定……寻找他的恋人，用自己生活的悲剧去感染她，用自己悲壮的作品去打动她。愚蠢，疯狂——他不是这样的人。难道他会把自己的作品给那些造谣生事的商人？为了自由马戏团？如果这样，他会成名，会成为英雄，是吗？我们的傻瓜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人，一个烈士？得到丰厚的报酬——直到轰动成为历史？骗取他的忏悔，然后再教给他一些骗术和伎俩，还有脱衣舞女和白痴才拥有的那份傲慢，是吗？我只是希望，那个古怪的笨家伙没有完全失去理智。报应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他应该采取行动了，撒旦警告过他这些吗？这个虚伪的家伙，这个毒蝎子，这个可怜的白痴！我那愚蠢的斑鸠，豺狗。那条肮脏的猎狗不肯说出实情。谁知道他跟沉默女神究竟去了哪里？谁知道斑鸠飞到了哪里？去了沉睡的森林？黑城堡？金钱的银树林？可怜的人儿。”

教授的身体动了一下，眼睛鼓了起来。厌恶和痛苦源源不断地从温柔的韦内罗夫人甜美的嗓音中流出。教授站在圣殿的门口。万恰侦探的手抓着人造革皮包的带子。他没有勇气冒犯这个神圣的地方。

“请进，万恰先生，进来。花几个小时了解一个陌生人的作品是一件十分逍遥的事情。这个狼人——一个有灵魂的人，你自己发现吧。你会了解，精确的真理和惊讶意味着什么。徒劳的深渊，这就是你要看到的。没有语言，一部史诗。万恰先生！荷马——你会看到！没有文字的荷马史诗，不需要借助于文字。进来，进来。值得一看，相信我。”

“是的，是，我明白……”

教授打量着书架，打量着书桌。他在沙发边上坐了下来。

韦内罗夫人严肃地看着他，待了一会儿，然后离开了房间。教授独自一人面对着这座宝库。5点钟，夫人端来了茶水和三明治。

“你可能会喜欢我准备的午餐。你一定饿了。”

“是的，不，我明白。”他含混不清地说着，有些茫然。

7点。女主人胆怯地敲了敲门，问他是否还要吃点什么。

“不用了，绝对不用。大概你要走了吧，要回家去了。我已经快看完了。如果你不方便，我这就走。”

“不，不用着急。我今天可以睡在这里。我看得出，这些东西你很感兴趣。”

她瞧着他，脸上显露出一种嘲讽和蔑视的笑容。她又看了看完好无损的三明治和茶水，再一次离开了房间。

晚上11点。教授走出房间，包背在肩膀上。

“我们打车走吧，亲爱的夫人。太晚了。我送你回去。”

韦内罗夫人正在看一本法语书。封面厚实，陈旧，书名是斜体字母，已经很难认清了。法语老师——或是数学老师——谁知道！过了许久，她的眼睛才离开书本，她抬起头。

她盯着他的眼睛。随即，她怀疑地看着教授的皮包。

“我们一起打车走吧。我先送你回家，然后我再回家。很晚了。”

“教授，你可以走了，别担心。我要留下来，我今天就睡在这里。”

万恰欠了欠身，走出了大门。当他的脚落在第一个阶梯上时，他听见门里传来了一声狂吠，接着，又是一声。片刻的沉寂过后，又是一阵爆发。猎狗的叫声，像喉咙深处发出的咳嗽，它的口鼻肯定被什么捂住了。脾气暴躁的塔维没有停止，但声音却越来越小。沙哑的声音，喉咙受阻的声音，被压抑的疯狂。

他应该回去吗？不应该吗？那一对奇怪的生物之间发生了什么？谁知道呢。

他放弃了采取任何行动的念头，迅速地走下楼梯，来到大街上。星期天，他把自己关在房内。他拔掉电话插头，甚至连加夫通先生敲门也不开。加夫通先生轻叩房门，他大概有些担心，因为他一天都没有听到邻居的动静。

托莱亚躺在床上，陷入了深思。当他回忆起韦内罗夫人给他看的照片档案时，他心中的怒火远远大于兴奋。

上午，下午，紧闭房门。星期天，如此漫长，如此宽广，没有尽头。没有时间的时间，超越时间的时间。

一个又聋又哑的星期天：他不接电话；他的邻居加夫通一遍遍地敲门，他听不见。托莱亚躺在床上，陷入了沉思。他愤怒。星期六的圈套不停地在脑海出现。那个文件夹里装着库沙拍摄的照片，但是，这并没有提供他等待已久的线索。它激怒了他，那个文件夹激怒了他，但他却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他真的是一无所获吗？难道是因为他发现的太多了，以至于什么收获也没有？

历史，的确是历史，连续几十年的历史。大街，各种画面，楼宇，这些已经跟随你很久了。红军1944年进驻布加勒斯特，国王的头像和苏联红军大捷的宣传画并肩摆放。国王被迫放弃了王位。军装，官员，时代的气氛。一双眼睛，那是一个孩童，夏天蜷缩在公园的长凳上。军队大检阅。一次审判，或是另一次审判的场面，还有某某葬礼的场面。第一家集体农场，农民的照片，共产党积极分子的照片，民兵的照片。那个著名的作家正在接受专科学院的聘请，新院士的豪华别墅，院士在党代会上发言。工厂的车间。地主的公寓，一个绘画作品的著名收藏家，照片的拍摄时间是在他被逮捕之后。

一些家庭的故事。儿童钢琴家，严肃的父亲，旁边是体态臃肿的母亲，还戴着眼镜。小女孩和小男孩在学校里，乘船出游，女孩的葬礼，节日音乐会……

“万恰先生，5000张照片！一部史诗！”韦内罗当时很是得意。

裁缝和他的家人，两个当军官的兄弟。芭蕾舞女演员和她的母亲，以及她的小猫。聋哑人党代会，聋哑人婚礼，聋哑人排球赛。聋哑人的图片，他们的手，他们的服装，他们的愤怒，他们的大笑，还有他们的眼泪。一个个方阵走过去，编织队，举重队。聋哑人的狂欢、酗酒和祷告。

没错，图片所产生的震撼确实难以消除。教授盯着那本细长条的厚笔记本，像中了邪，不敢伸手去翻动它，这是他从第一个文件夹里抽出来的，上面还标示着开始字样。刚才，他俯身凝视着那个绿色的文件夹，身体仿佛触电一般，文件夹里面装满了散发着青春气息的照片：小学时候的塔维，当职员的塔维，马尔加，加夫通，索尼娅，克劳迪乌。军官，军营，种族主义分子的海报。一个秋天的早上，天上下着雨，宪兵把被驱逐出境的人押送上运牛的卡车。接下来的照片又是马图斯，克劳迪乌，还有托莱亚。没错，托莱亚骑在那辆该死的自行车上，出席审判的迪达和马尔库·万恰，星期六晚上围坐在餐桌旁的万恰一家。这些照片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困惑，他几乎失去了知觉。他具有盗窃狂的能量，因此，他一把拿过那本藏在老照片底下的笔记本。恍惚中，他迅速将其放入自己的包内。惊恐中，他曾经快速浏览过里面的内容，知道那是关于另一个历史时期的事情，但这并不重要。他仍然想占有它。回到家后，他把本子扔在桌上，再也没有瞧它一眼。直到现在，本子还在原处，他心里很烦；尽管如此，他却并不好奇，不想去看那些潦草的笔记，暗藏玄机，难以理解，根本不会有什么大的收获。谜。他应该花些时间来破解这些谜团吗？

教授感觉烦躁不安：他无法摆脱星期六奇特的冒险给他带来的影响。那是韦内罗布下的陷阱：她把我当傻瓜了，这条母狗，她把我当小孩子耍。她以为这样一来我就会一无所获？假如我已经发现了某些跟我、跟他们都有关的事情，而且，我发现了不该了解的内容，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谜，你听见了吗？一派胡言。她感兴趣的只有主人天大的秘密，它无与伦比的作品，以及它对后代的报复。文件，档案，复制者的报复，就这些。亲爱的夫人，这是记忆的游戏，就这些。老处女数学家，魔鬼家里会说法语的管家，好心的精神科医生！无血缘关系的朋友托利-陶贝。作为朋友，作为朋友的妻子，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替身，面具，伪装，地下画廊，各种疾病和患病的灵魂，用密码编写昨天的故事，而它即将成为明天的故事。

实际上，这让他感觉愤怒。听，特莱西恩施塔特，你听见吗！

星期六随风而逝，如过眼烟云，但愤怒仍旧挥之不去。那个永远也无法追回的星期六，那段一去不回头的时光，带走了情欲的幻想，带走了一切。但是，他要重新把它拾起来，是的，他要这样做。他要重新抓住那一天。他要将它牢牢记住，将它再创造，使其复活。他要重新掌握那个逝去的星期六。

早上，空气温柔，薄雾片片。孩童般的城市娇惯着自己，不紧不慢，悠然自得。是的，他回忆起那个值得回味的星期六。他一手捧着一大束红花，另一只手抓着肩膀上背包的带子，艰难地往返于公共汽车和电车之间。

他的两只手都不空闲，但他还是设法按响了8单元的门铃。大门立即打开了。今天是星期六，不是事先约好的时间；而且，通常来库沙家，都是9点钟。尽管如此，大门还是立刻打开了，仿佛门里的住户一直在那里等待他似的。

门里站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同样是韦内罗大婶，但又不一样。令人无法置信！一个中年妇女，举止高雅——为什么不呢？——不知何故，那张崭新的面庞使她看上去年轻了许多。她脑后闪闪发亮的黑色发髻跟那张苍白无比的脸庞、涂抹了红色唇膏的嘴唇、深陷的眼睛，以及修饰过的睫毛，还有什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条漂亮的沙色连衣裙，腰间系着一根深绿色的皮带，跟她眼睛的颜色很配。

侦探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女人莞尔一笑，动作优美地从他平庸的手中接过花环。“今天是一个温柔，但却又很疯狂的日子，亲爱的夫人。”动作笨拙的男人使劲儿挤出这几个字。“晃到东，转到西，直到把你整得头晕目眩——足以让你失去理智。这个毫无章法的春天要把我们大家伙儿逼疯了。你注意到它的力量了吗？它要释放我们这些被囚禁的人。我告诉你，韦内罗夫人，我们要疯了。昨天晚上，我在公园散步，突然，一个相貌俊朗的年轻人，一个充满活力的家伙。亲爱的兄弟，我准备诅咒他。”

女人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一个表示憎恶的手势。她不断重复着这个手势，他甚至连惊讶的时间都没有。

“你一个劲儿地称呼我韦内罗，但你应该知道，这不是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泰雷扎。你那天来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了。那天，你带着一个破袋子，里面装着蓝色的无头鸡，你还骗我说那是橙子。我告诉过你我的名字，我当时还重复了一遍，但你根本没有注意。虽然你表面上显得精神集中，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你永远也不可能这样；你还不够漠然。假如你不是这么漠然，你不可能这么心不在焉。万恰先生，别人都以为你们这些人非常聪明。也许，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你们会遭遇挫折、会遭遇仇恨的原因。尽管如此，你缺乏思想的漠然。相信我，这可不是聪慧的象征。整日东奔西跑，像条狗一样伸着舌头，祈求别人的宠爱，这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把戏。但这种事情就发生在你的身上，你的舌头还伸在外面，你还想得到别人的爱。这可不是聪明的表现。”

他没有表现出惊讶的神情，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没有做这样或者那样的手势，没有伸出舌头，没有证明自己对她的冷漠。似乎这个女人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她等不及了。

“不，我不想你误解我。周围有很多人喜欢你们这样的人。迪达·沃伊诺夫，一个纯种的俄国人，走进了一个非常幸运，但却是错误的婚姻，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甚至你的那些朋友也都是些优秀的人，这我也表示接受。不，对于他们优秀的品质，我不想进行任何的反驳。”涂着唇彩的嘴唇微微开启，她笑了，是的。“甚至我的朋友，托利——我不能否认她的品质，也不能否认她的缺点，可怜的人儿，当然，不能否认她的缺点。但是，关于虐待老妇人和宠物猫的那个事件，我们必须明确自己的态度。被烧毁的公寓，警察的冷漠，那场大火本身——你知道报纸上都是怎么写的。一次火葬，我没有夸张，一次有组织的杀戮。正如你看到的，那个老妇人其实没有那么老。我住在郊外，在布加勒斯特的另一端，靠近杜代什蒂，过去那里居住着贫困的犹太教民。我可以告诉你，往日的风景已经荡然无存了。旧时的流浪人群早已荣登极乐。现在，那里建起了一模一样的公寓楼，里面住着一模一样的居民。我搬到那里，并非出自本意，你明白的。起初，他们把我的别墅充公了，只留给我一间房间，其余的奖励给了模范社会的新贵。然而，最后，他们拆毁了整栋房屋。他们想统一当地的建筑风格，把那些房子变成模范公民的模范住所。他们把我重新安置在杜代什蒂。在那里——我没有其他选择——我开始引起别人的注意，这也不是我的本意。他们感觉我有些另类。他们把我当成外国人，认为我是一个外国人。真正重要的不是你的身份，而是别人对你的看法。他们跟在我身后高喊特莱西恩施塔特。这是别人告诉我的。这就是他们的喊叫：特莱西恩施塔特！”万恰先生盯着女人的眼睛，而她也盯着侦探的眼睛。

“是的，是，我明白。”年轻人企图装结巴。

“因此说，教授，那次杀戮是一种混战，但我并不是在抱怨什么。相反，你知道，我很自豪。”

“是的，是，我明白。”那个不够冷漠的冷漠人奋力挤出这几个字。

“自豪，幸福。最后，野蛮人无法按照他们的意愿改造我们，他们没能把我们变成完全一样的人。他们也没能像他们所允诺的那样铲除异己思想。我想，你明白这些。我猜，你能明白。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不抱怨。它证明了某件事情是重要的，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他们想把我们都变成一样的人，但他们没有成功！教授，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证据是残酷的，是不幸的，我承认。然而，那仍旧是证据，你必须承认这一点。”

他必须承认，韦内罗夫人得到了重生。她的眼睛再一次闪耀着青春的光芒，就像她的动作，就像她的外表。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重生，绝对没有夸张。可怜的女人曾经身处攻击的边缘，但她很快恢复了，可爱的人儿：表演还没有结束，神圣的星期六还在延续。

“我的意思是，我认为你一切都明白。你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暗示。你的审判，你被迫离开教师的岗位，别人对你的不信任和排斥。诬陷与否，正如我的案件那样是一种混战，或者说，根本不是。咳，不管怎么说，这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关键是，他们不想你保持自己独有的风格，不想你发现自己的原本特性，不想你明白自己究竟是谁。此外，他们也不想看见你捍卫自己的权利，更别说——这就是他们的人道主义！消除差别，这就是他们的目的。蛊惑民心，人人平等。你知道，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加平等。咳，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有差别的，亲爱的，我们只能保持这种状态。但是，那些疯子把我当成异类，当成外国人！那些人行为过激，神经质，他们想把我当作外国人烧死。你明白吗，亲爱的？”

她嘴唇一抿，做出亲吻的样子，好像在说“亲爱的”，与此同时，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她的眼睛在燃烧。她一副扬扬得意的样子，准备迎接，谁知道这次她即将迎接什么新鲜的证据，什么不可辩驳的证据。侦探紧抱着自己的背包，弯下腰，身体朝椅子靠拢。

“你明白我的意思，万恰先生。体弱多病的塔维，病魔缠身的塔维，狡猾、恶魔般的塔维。”

那条名叫塔维的狗一动不动，像古罗马的贵族一样，沉沉睡去。但是，这个全新的韦内罗·泰雷扎并没有镇定下来，一点也没有改变。一场新的进攻即将开始。然而，她的声音突然减弱了，听起来好像是一种低吟般的叹息。

“自从我的公寓被烧毁之后，自从那场可怕的灾难，那场杀戮之后，我在这里待的时间越来越长，我跟塔维在一起。”

虽然它的女主人伸手抚弄着它的身体，但塔维没有吭声。一个毫无意义的举动，因为那条狗倚靠着窗台睡得正酣。也许，泰雷扎只是想借此抬高自己的嗓门。

“你说过，时代需要英雄。英雄的替身，这是你说的。有一天，当煎熬我们的大锅被打开时，散发出的臭气使人无法容忍。臭虫、脓疮、霉菌从四面八方涌入，大家纷纷躲避，躲避自己，也躲避他人。新的面具，新的替身，新的英雄。但我们不可能成为英雄。我们这些可怜的人，还有那些可怜的邻居，我们没有这个命。新时代的英雄即将诞生。我们说，那一定是库沙先生！相信我，他是一个完美的替身。我们生活的这口大锅锈渍斑斑，满处裂纹，还散发着臭气。他的摄影作品不仅记录了我们在这里的生活，而且还反映了你不舍追逐的那些魂灵。我亲爱的，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千万不能忘记这一轮光环。原谅我，你是一个经历过危难时刻的成年人，你聪明，你敏感。我不想打搅你。跟我来，我把他的作品拿给你看。你会明白这个傻瓜这些年来所策划的内容。我那古怪的小斑鸠，我那讨厌的胆小鬼，我那擅离职守的人儿。快来，我要把史诗拿给你看。荷马般的史诗，你会明白的，荷马。”

她的嗓音透着一股超级的热情，使你的大脑开始发晕。侦探谨慎地穿过走廊。在走廊的尽头，泰雷扎打开了右手边的一扇门。

“这就是塔维的书房。”

顶天立地的书橱，里面装满了各种颜色的文件夹。

“进来，快进来，万恰先生。在这里待上几个小时，欣赏一下替身英雄的作品。一个狼人！你会领略到真理赋予的记忆和惊叹。非常有深度，你会有同感的。一部没有文字的荷马史诗。进来：非常值得一看，相信我的话。”

他一个人在宝库里待了好几个小时。5点钟的时候，女主人给他端来了茶水和点心：几片面包，中间夹裹着可能是李子酱的东西。门半开着。他偶尔可以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有人在结结巴巴地嘟囔着什么。他竖起耳朵。低语声又开始了，但很难听得清楚，好像有人捂着嘴巴在念咒语。

他走出房间，蹑手蹑脚地穿过走廊，躬着身子向前走。通往餐厅的门微微开启。声音就是从里面传出来的，一遍又一遍，他慢慢地开始懂了。

“自由？更加自由？我们比以往更加自由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自由吗？比我们以为的还要自由吗？你这个傻瓜。比我们认识的还要自由。回答，你这个畜生。回答，我亲爱的。”

她的语速很慢，每说出一个字都要停顿片刻，连舌头在嘴里打滑的声音也能听见——咂嘴的声音，抑或是舌头打滑的声音。托莱亚有些紧张，向前又迈了一小步。透过门上的裂缝看见了一面镜子。韦内罗通红的嘴唇紧闭着贴在茶杯外面的条纹图案上。

“快点，告诉我，你这个恶魔。对于我们而言，我们真的自由了吗？他们真的无所不知吗？是的，他们训练我们，让我们相信，他们什么都知道。他们训练我们，让我们不要乱说乱动，因为这一切将会是徒劳无益的。告诉我，告诉我，你什么都知道，我的小塔维宝贝。”

她又喝了一小口。玻璃杯消失了。此时，她胖胖的小手抚摸着狗的左边脸颊，从上到下。她低着头，脸对着餐桌。低语声越来越快，越来越有力量。

“见鬼，你这头没有脑子的猪。见鬼。你什么都不懂。你，还有你的老婆。那个完美的人！受害者！只是一种托词。塔维和他那个完美的托词。小狗塔维，是的，是。未来。我未来的战士。小塔维。害怕眼前，害怕过去，害怕未来。那个魔鬼，受过训练的魔鬼。我们没有成功，因为——”

侦探像一片羽毛，悄无声息地溜回到书房里，并且随手关上了房门。泰雷扎在此期间小心翼翼地敲了敲房门。她又恢复了活力，像过去一样正常、警觉。这条母狗真的复苏了。每过一个小时，她变化一次：抖动的嘴巴，大大的眼睛，厚厚的睫毛膏，她再一次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吃些点心好吗？你肯定饿了。”她微笑着说。

“不，我一点也不饿。如果你想回家，我随时可以离开。实际上，我已经看完了。”

“别担心，我可以睡在这里。没问题。看得出来，你对这些卷宗感兴趣。你发现它们很有意思。”

一种保护性的，然而又是被动的笑容展现在她的脸上。她看了看客人面前没有动过的三明治和茶水，然后转身走了出去。

托莱亚跨出房门的时候，时间已经很晚了。他朝女主人点了点头，但并没有正眼看她，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楼梯口。当他正准备抬脚下楼梯的时候，他听见了那种沙哑的咆哮。那条狗仿佛被人用什么东西捂住了嘴巴，痛苦地吼叫着。但是，没有，他没有再回去。转过三段楼梯，他来到大街上。他加快了脚步，头也不回地向前走。他一刻也没有回首，星期六消失在他的身后，还有那条名叫塔维的狗，以及那个泰雷扎。他脚步匆匆，精神紧张。然后，一个健步，一个跨越，双脚落下之处刚好是星期天的正午——那个无聊、庸碌的星期天。他躺在那里，萎靡不振，无论什么声音都无法进入他的耳朵。他的灵魂不知在哪里神游。偶尔，一个火花在这种迟钝的状态中一闪而过。一个崭新的想法，一个新鲜的把戏。不，这不是终结，我亲爱的夫人！我们不会就范的。特莱西恩施塔特夫人。绝不会！这只是暂时的失败。我们不能允许自己这样被人替代。不，我们要东山再起，亲爱的夫人。很快。昨天的故事即将成为明天的神话。很快。

是的，艰苦的时期必须重新来过。他会找到那种力量。更加灵活，更加执着，更加疯狂，他一定会找到那种力量。我亲爱的夫人，我可爱的夫人，看看我昨天在通往巴塞罗那的火车上的遭遇。一个寒冷的夜晚。跟我们国家一样的火车，肮脏、冰冷，像冰箱一样的车厢。我不知道你是否经历过这样的境遇，我们变成了野兽，无所不能。咳，在那辆可恶的散发着粪便臭气的火车上，我像野兽一样佝偻着身体。突然，我看见一个人朝我走来——猜猜是谁？或者，一年前在马拉喀什，那是一家超豪华饭店，超昂贵的享受，还是那个瘦瘦的外国人，用链条牵着一只经过训练的老鼠。一只经由伦敦最昂贵的裁缝打造出来的老鼠，时尚，有派头，训练有素，随时准备进攻。就在那里，在美丽的黄昏中——或者，一星期前在哥本哈根，在哥本哈根饭店，长长的队伍。跟我们国家的情形一样，人们蜷缩着身体，满脸的疲倦和恐慌，为了买到一点少得可怜的糖果，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我走到队伍的最后面，等在那里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一个学生。我向她打听当时的情形。你知道她是如何反应的？她要先看一下我的身份证件。证明我的身份！干脆脱下我的裤子吧，恶心的举动！让我出示证件给她看？想象一下那种愤怒，夫人，那种性骚扰。这就是年青一代对你的态度。让她看看我的证件，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况，我站在原地，呆若木鸡。真的，就像是回到了战争年月，在布达佩斯——匈牙利的法西斯宪兵，清一色的聋哑人，在大街上拦住男人的去路，强迫他们脱下裤子看看他们的身份是否指向火葬场。

啊，韦内利卡夫人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故事！假如她能接受，我们将更新我们的攻势。啊，亲爱的，我尊敬的夫人，我敬爱的女祭司，让我们一起看看星期三在协和广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那时，老同志的示威游行刚刚结束，我正往家赶。没错，我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个伟大的胡言乱语的同志，仍旧沉浸在他滔滔不绝的演讲中。突然，你猜怎么着，所有的广播喇叭都开始播放同一条通知：所有眼角有印记的同志注意了。接着，又做出了修改：所有从事特殊情报和监视工作的同志注意了。你看，那些可怜的家伙连眨眼的工夫都没有了！这是何等的不公正，何等的侵犯，何等的恐怖！你说得对，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谁。你说过，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没错，没错。真让人愤慨！咳，我亲爱的夫人朋友，你是不会相信的，但我的确突然想起了塔维，那条狗，以及他协会的那些同事。他们有特权拥有这种特殊阶层的记号，有特权拥有眼角处的印记，但是，他们不能放弃这种特权吗？这就是我的困惑。还有什么能够比这种负累更加残酷？我指的是聋哑人协会严酷的纪律。这种拜占庭式的把戏，还有那些麻风病医院，它们更加人道，真的是这样吗？受害者？什么受害者？放火焚烧你的公寓，就因为你在那里饲养了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小狗、小猫？他们怎么可以说你是外国人呢？精选的群体中一个精选的外国人？什么受害者，我亲爱的，什么受害者，什么火葬场？老妇人，什么样的攻击？只是一种娱乐，就这些。谋杀性的厌倦，厌倦。我亲爱的，我们还能怎样呢？厌倦，只有厌倦。相信我，没有别的。就在昨天，我跟日本大使谈到冷漠这一话题。我们在蒙特卡洛的赌桌上玩轮盘赌，我反复跟他提到——

啊，麦当娜·韦内利卡会投降的，她受不了这种山崩地裂。她肯定想逃跑，不想再听下去了。她肯定会让步，会把一切都说出来。她会终止沉默，停止那些学术演讲和照片收藏。她会把手指放在伤口上——泰雷扎夫人最终就范了！她会背叛，没错，没错，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传奇中的那个狼人，童话故事中的那个狼人，他带着他精选的那条瘸腿一起逃跑了。她要揭露所有的阴谋诡计，一个不漏。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拼命抑制自己的冲动情绪，没有在星期天冲到幽灵塔维的家里，星期一一整天也没有往那里打电话。尽管如此，星期二那一天，他再次踏上了魔法征程。多米尼克先生在龙德电车站等车，他身穿黑色的制服，手里的黑色长柄雨伞像拐杖一样支撑着他身体的重量。23路电车到了。他上了车，在一个空座位上坐下。他谁也没看见，车厢里空空荡荡的，谁也看不见谁。厌倦使每一个人头脑麻木，昏昏沉沉，毫无活力可言，真是自作自受。亲爱的夫人，谁也不敢保证自己看见了这个人。尽管如此，需要有人付出努力，从死人堆里站起来，享受一段快乐的时光，使电影活跃起来！为此，我在龙德登上了臭气熏天的电车，车像以往一样拥挤，里面根本没有容身之处。咳，在我的前面站着一位真正的绅士，一个个子很高的南美人。塔维的影子无处不在。我抓住阶梯旁的扶手，他的身影不时地闯入我的视线。画面并不完整，被其他乘客的背包、手臂，以及脑袋给破坏了。后来，我下了车，换乘一辆公共汽车。我等的时间不长，而且——你会相信吗？——那辆车几乎空无一人。我准备坐下——能想象到吗？竟然有空座位——我把车票打了孔，准备坐下。谁也看不见谁，咳，我的面前出现了那条纯种狗的侧影。也许，他刚刚也在伊兹沃鲁车站等车，而我并没有看见他。你猜他——这个你我过去生活中的典范人物——在干什么？跟在电车里一样，信不信由你。其他乘客没有注意到。因为厌倦、恐惧，以及日常为生存而付出的脑力，他们疲倦至极。如果他们能找到坐的地方，他们肯定什么都不在乎——即使眼前就是灭世的洪水，他们也会做到充耳不闻，视而不见，闭口不语。一个能够歇脚的座位，相信我说的，是他们最大的追求。就这样，我们经过了角斗场，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大家伙儿赶紧把衣领拉紧，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关心在那一刻即将葬身于焚尸炉里的那些小狗、小猫，以及其他持有不同政见的人。他们把脸埋进手帕，他们忍不住咳嗽、流鼻涕，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是冷血的。这时，那个杰出的绅士，完美、挺直的身材，优美、细长的五官，两只眼睛挨得很近，十分奇特，鼻子扁平，像鸭子。你猜，那个奢华的模范在做什么？咳，他在挖鼻屎！你能想象得出吗？他在电车上的时候也做着同样的事情，不紧不慢地挖鼻孔。他和我一起下了车，继续前行，这一点我不是十分清楚。我没有力气回头，不知道他是否还跟在我身后。一条纯种的猎犬，身体瘦长，皮毛锃亮，不仅沉着地挖着鼻孔，而且还监视着我。我在那家名叫斯坎波洛的店铺附近停下脚步，就是那家总是以盘点为借口关门打烊的商店，你肯定知道。我往橱窗里看了一下，发现——

旅程已近尾声，多米尼克先生的确在斯坎波洛商店前面停住了脚步。

令人惊讶的是，商店的大门打开着。一个身材高大、面色红润的女售货员占据着门口的位置，她的嘴里还叼着一支长长的香烟。多米尼克先生在橱窗前停留了许久，焦急地看着自己的手表。不，来得并不算太早。毫无疑问，韦内罗夫人肯定在等他。他心情激动，一只手抚弄着背包里的那本《伏尔泰选集》，一本旧书——第一版。他已经决定改变买鲜花的一贯做法，因为他相信，伟大的文学著作会带来更大的效应。尽管如此，他仍在犹豫，迟迟迈不开步子。他东看看，西瞅瞅，那边是布满灰尘的窗子，这边是年轻的南美女人，她的眼睛相距甚远，鼻子又大又扁，厚厚的嘴唇涂抹着唇膏。她面无表情，在焚尸炉黑色的浓烟中一口一口地吸着她的香烟。

这样，亲爱的夫人，我面对着橱窗，我想看看是否有人跟踪我。我在那家名叫斯坎波洛的店铺门前停下，就是那家总是在盘点的店铺。我不停地盯着橱窗的玻璃，把它当成镜子，我想看看跟踪我的人是否会现身。你是知道的，我们都具有求生的本能，而且，我这样做也有很好的理由。谁也说不清，也许，星期六晚间的情感震撼对我产生的作用还没有消退。当我听见那声狂吠的时候，我已经在楼梯上了。那种沙哑沉闷的叫声，使人联想起扼杀式的伤害。我准备掉头回去——你也可能需要帮助——去保护你。虽然，正如我看到的那样，你应付自如，你对那个模范十分了解。不奇怪，你们有共同生活的经历——你肯定对他了如指掌，我们的朋友伏尔泰过去经常这样说，而且，实际上，我给你带了一本书，作者正是这个聪明的家伙。但是，这些都不是我想说的。当我又一次走在通往你家的楼梯上时，我心里始终在琢磨，如何才能打消你的疑虑。不，你没有必要反抗，我们为何要在那些客套的寒暄背后躲躲藏藏呢？我本人十分坦率，坦率到了鲁莽的地步，这一点你肯定可以察觉。只有跟那些真正让我感兴趣的人在一起，我才会如此。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我就决定要跟你在一起。奇怪的是，我的坦率没有使你放下包袱。实际上，这些天来，我的坦率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借用萨罗特夫人的术语，一个怀疑的时代。我想，你知道这位女士。她是一个完全值得尊敬的老太太，出生于一个古老的游牧部落家庭。她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她没有办法预测重要性。我的意思是，她不知道，对于我们而言，准则就是现实，就是我们每日所需的面包，这就是我想要说的意思。我希望，同样，在我们之间，只存在这种普遍的怀疑，因为它已经深入我们的血脉，对此，不难理解。它是我们新陈代谢的一部分。为什么要掩盖它呢？换句话说，我希望，原因不是我本人，也不是那些有关我的错误信息。我把要说的都说了，要做的都做了，你对我、我的家庭，以及慈善家马尔加，索尼娅，不得志的空想家加夫通均有了足够的了解。我想，你不会被恶意的中伤和谎言所左右，不会因此拒绝我的请求。我也希望，那些卑鄙的谣言不会影响你的判断。我清楚人们对我这类人的评价。当那个新兵要求我证明自己的身份，要求我拉开裤子上的拉链时，他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我知道人们是如何议论我们这一类人的。我们本应该被关进疯人院，监牢，甚至应该被扔进焚尸炉，但我们却进了旅馆，在那里工作，还有机会认识外国人。即使在今天，当我们在大街上遇见外国人时，哪怕他向我们打听时间，我们也不允许跟他说话！这意味着，我甚至没有权利自言自语。能想象得出来吗？但是，跟你在一起——我再也没有倾诉对象了。我已经决定把那场导致我离开教师岗位的丑陋审判向你和盘托出。

或者，我跟你说一说治疗专家马尔加的事情，他想治好我的病，你听见了吗？他不知道，其实我根本没有病。因为，这个假正经的小医生根本不了解我，他只是一门心思想把我和患有抑郁症的伊里娜凑到一起，这就是他的计划。毫无疑问，有些事情他是了解的。但是，你心底备受煎熬，仿佛处在火山的中央：你永远也无法逃脱，炽热的岩浆使你越陷越深。原谅我的措辞，亲爱的夫人，我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们都想把你往下拽，拽向无底的深渊，你愿意，你再也无法逃脱，你跑不了。你知道这一切，当然，你了解许门传奇般的洞室——辉煌的深渊，一切都将重新融合在一起。

我想跟你说说那场卑鄙无耻的审判，我必须承认，是那个假正经的马尔加救了我。我感觉有责任让你了解那个肮脏的阴谋。对我而言，你实在是太珍贵了：我不能放弃这些难得的交流机会，不能放弃我们之间这份宝贵的默契。星期六那天，你的宽宏大量似乎是一个理想的序幕，但同时，这也可能是一个混乱的结束，一个突如其来的停止。我简直无法容忍这种再见的方式。我要让你知道爱情最黑暗的区域，为了它，我们伸长舌头，东奔西跑，我亲爱的小特莱西恩施塔特的韦内罗，这是你喜欢的措辞。

你瞧，我亲爱的朋友，坦率引发了怀疑。但是，如果你决定去往你从未有勇气去的地方，很有可能，你会打破缄默。只要伤害是绝对的，那么，真理就会变得简单、天真、温柔、朴素。

我在谈论一个独一无二的时刻，一种独一无二的风险。我心里十分清楚，等这些过去之后，我们仍旧摆脱不了烦恼和负累。在某一刻，我可以将负累扔进下水道，我也可以用我那永远无法愈合的灵魂，用灵魂的挫折滋养它，我也可以把它当成一种极其有效的武器，但不管怎样，再也不能有怀疑了，不行，不能再有怀疑。

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交流。率真、虔诚，没有防备，彻底而纯粹，我亲爱的夫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领悟我们朋友的，我们朋友的朋友的心声，不管它有多么的奇特。那时，我们可以生平第一次坦率地说出那个在我们俩身上留下印记的那个不在场的鬼魂。我亲爱的朋友，这些就是我上楼梯时心中的忧虑，我一步一步地向上走，走向这个特殊的庇护所。

多米尼克先生慢慢地数着脚下的阶梯。他来到了二楼，看见了开关。灯泡砰的一声亮了，但随即又熄灭了，好在门铃还没有罢工。这一次，韦内罗夫人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挪动步子。可能她正在厨房忙碌，可能她正在看书、读报，也可能她正在料理看门狗塔维的卫生。少年多米尼克冒昧地再次按响了门铃。没什么动静。好像塔维也聋了，或者，他们都睡过去了——或许，他们渴望得到对方的爱，了不起的家伙，无声电影里的夫妻，塔维和特莱西恩施塔特·泰雷扎，躺在他们那副用克虏伯钢材铸造的坚不可摧的铠甲中沉沉睡去。他朝楼下走去，在公寓楼前停顿了片刻，然后，又返身上了楼。他再次按响了门铃，没有应答。

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现在才发现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他伸手在口袋里摸火柴。多米尼克不抽烟，但他总是随身携带一盒火柴。在这个能源危机的时代，你会发现任何时候老祖宗的玩意儿都不可少。一张小纸条，是从哪个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个小巧、可爱的红色别针将它牢牢地钉在大门上，别针是从中国进口的。他走近一步，弯下腰，仔细辨认上面的那行小字：外出度假。

店铺、药房、邮局等的大门上经常会留有这样的告示，太平常了，几乎到处可见。会议不开门，盘点不开门，管理人员生病不开门。盘点、会议、度假。但是，这一次，这个手写的便条引发了惊慌。细小的字体，几乎无法辨认，像是哪封信中的一行——女人写的信，简洁，但却意味深长。他又读了一遍，并且再次按响了门铃。他走下楼梯，又回头，再下去。他在楼前徘徊，然后再次上楼。他点着了更多火柴，一遍遍地研究那几个字。就这么多。沉默，虚无。

他在那家名叫斯坎波洛的店铺前停下脚步，他打算进去，但随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无精打采地朝车站走去。

奥列斯特同志：

按照计划，我参加了在中央军司令部举行的招待会。食物种类不多，服务水准一般。坦白地说，我对那些人的脸谱不是太感兴趣。情报员也到场了，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兴奋。我必须承认，工程师有正确的判断力，但他习惯于从高处向下看，忽视了细节。此外，对于自恋狂的任何事情，他都采取回避的态度。从另一个角度说，我赞赏他关于家长式管理的理论。这是一种基本的人类需求——我们对此意见统一。指导、命令、稳定、连续。我知道，现代世界的许多灾难都是因为违背了这些需求而发生的。我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验证。我叔父过去一直放荡不羁，当他为此接受一系列的调查时，我也受到了牵连。表面上看，对他的那些指控没有对我产生任何影响，但是，我和那个已然成为我父亲的男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可更改的。因此，实际上说，我虽然跟那些事情毫不相关，但我受到牵连是有道理的。他入狱期间，你知道，我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是，我没有抱怨。当时机成熟的时候，你知道，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准备为他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在我动荡的生命里，他是我关注的焦点。按照情报员所说，那些假装无辜的人其实都梦想得到权力，这话完全正确。我明白这一点。这不是理想和原则的问题。权力，权力——这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因此，有必要引导、监督、保护我们的人民——可怜、迷惘的同胞。为此，我愿奉献自己绵薄的力量和有限的才智。光荣地，假如我自己可以这样说的话。也就是说：正确地，谨慎地，有良好信念地。因为这个原因，我推迟了和工程师的对话，尽管我知道他并没有多少情报可以提供。我前面说过，情报员的状态欠佳。也许，经典的话题才是最有趣的：女人。但是，你告诉我不要管那些事情。不管怎样，我们两周后还要再见，那是对抗意大利队的足球赛，门票早就销售一空，工程师不会拒绝球票的诱惑。

这一次，多米尼克决心杀杀矮个子马尔加的气焰：我不需要你的那个伊里娜！停止你的肮脏勾当吧：我没有耐心继续玩温情，除非你做好准备，同时接受其他的动机！医生，整件事情让我恶心。收起你那些慈善的把戏，我受够了。

在那间告解室里，你肯定能找到医生马尔加。他总是待在房间的后部，实践他的诡辩、治疗和自我心理学：各种托词，奇异的调味品！一派胡言，马尔加神父。我是多年前的那个成年人，我不成熟，我无药可救，我遇事犹豫，我行为过度，我浑身颤抖，我心怀秘密。极端，医生，极端！昏睡，眩晕，骑在自行车上，撞倒了那个童话故事中的原告。

呼啸而至的忧伤、痛苦、弹片，这就是我们的回答！他要把真相扔到那个小个子希波克拉底的脸上，这个心怀叵测的家伙。他将毫不犹豫、义无反顾。让假正经捂住耳朵和眼睛，让他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让他永远记住这个教训。

时机到了。多米尼克终于下定决心，去和哥哥的那个朋友，那个自以为也是自己朋友的人当面摊牌。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信心十足地来到诊疗室，他站在这个神秘的房间门口，决定说出自己的心声。他径直来到医院，来到诊疗室。最终，澄清一切：被迫离开教师的岗位，如何逃脱厄运，其后发生的事情，他的青少年时代，那个骑自行车的少年，市长的老婆，模范协会，英勇的摄影师塔维，特兰齐特旅馆里的告密者，阿根廷人，一切的一切。他之所以急匆匆地赶到这里，目的就是不想给自己留下改变主意的机会。他主意已定，他已经准备好了。他现在就在门口。

刚刚经过候诊室的时候，里面的板凳上坐满了焦急等待的病人。他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匆匆而过，不想回答任何人的问题，也不想给人留下想要插队的印象，免得挨揍。他还看见奥尔坦萨助手，她不停地吆喝：先生，你的就诊卡呢？你想看哪位医生？等等，先排队，医生正忙呢，非常非常忙。小个子特奥多休夫人喊：今天没有急诊，大家都要排队，没有例外，这是医院的规矩，就像死亡一样，得一个一个来，没有例外。他也从那个疯女人面前经过，还有其他人，其他人。他的手已经握住了门把：他没有左顾右盼，是的，他进去了，他进去了。

诊疗室里有一个身穿白色工作服的男人，身材魁梧，刚剃的头，新招聘来的。

“你想干什么？”

“我找马尔加医生。”

这个兵营业余律师正低着头喝咖啡。他的嘴巴发出咂咂的声响，一次，两次，九次。他终于抬起了头。

“你说你找谁？”

来访者心里暗暗地数着那件干净的白色制服上的纽扣，因为他不知道是否应该用刚才那种结结巴巴的方式重复自己的回答。

“我找谁？找格伯特。圣格伯特。我找欧里亚克的圣格伯特，教皇西尔维斯特。或者，奥托，皇帝奥托三世。”

拳击手抬了抬眉毛，他感觉有些吃惊，他感觉一点儿也不吃惊。他见多识广，见怪不怪。他微微一笑，笑得恰到好处。

“稍等，他马上就来。”

他手指着另一杯咖啡，杯子满满的，就在桌子的另一头。杯中的热饮咝咝地冒着热气。他的意思是，圣格伯特·马尔加正在冒热气，他很快就会从那个魔杯里出来。这就是那个坏脾气医生想说的话，他已经烦透了病人们的怪异行为。咖啡在等候那个缺席的人，照此说，那个假正经的大叔很快就会回到我们中来。那个拳击手甚至还有意无意地指了指门口的那把椅子。或许，他在邀请病人坐下；或许，他根本没有邀请病人坐下。多米尼克站在门口，15分钟是那么的漫长。他没有兴趣跟别人聊天，跟别人吵架，他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他刚想离开，马尔加此时却出现了。他扭动着肥胖的身体，一脸的春风，衣服的下摆在身后欢快地飘动。然而，他那张苍白的面孔却因为脸上的胡须而显得阴影斑驳，而且，他下巴颏儿上那几根稀疏的胡子向上方延绵，跟脸颊两侧的络腮胡子连成一片，看上去倒像是一块黑色的绷带。他刚才一阵风似的冲进房间，没有注意到任何人。他坐下，端起杯子，喝了一小口，然后把茶杯放回原处。

“你看，有人一直在等你。”那个男高音咕哝了一声，声音从报纸后面飘过来，他在看报。

“你看上去像一个浪漫派诗人，”托莱亚向医生发起了攻击，“像大逮捕之夜的十二月党人，也像巴勒莫的伯尔切斯库。像决斗前的普希金。”

马尔加的眼镜和他的那只好眼转向门口。

“哇，太让人吃惊了！你在这里。你碰巧看见我——请坐，托莱亚。授权、监护人。我能为你效劳吗？我们很快就会结束，剩下的不多了。”

他站起身，把门口那把椅子搬过来，放在自己的座位旁边。

“我来替你介绍。佛罗林，这是万恰教授，我的一个老朋友。我同事，佛罗林·迪努医生。”

佛罗林·迪努医生点了点头，教授坐下了。

“是的，这样就对了，随便点。你将看到我们是如何工作的。完了之后我有空了再跟你聊。不会太久的。我们快结束了，不是吗，佛罗林？”

佛罗林赞同地点了点头。那个矮胖的助手出现了，她的声音和嘴巴使人联想到天使。

“医生，咖啡还可口吧？香甜、浓郁，你喜欢的味道。你知道，这样的咖啡什么地方也买不到，甚至黑市上都没有。哪怕你舍得花一个月的薪水只买一公斤，也无处可买。这些病人，这些可怜的人，这些不幸的人，他们可真是上帝赐予你的福音，他们挖地三尺，这样，他们才能给医生带来这点儿咖啡。”

“没错，没错，谢谢，奥尔坦萨。乖，帮我们再搬一把椅子来。我给你介绍我的一个朋友，万恰教授。这是我的助手，奥尔坦萨·特奥多休。”

可爱的人儿出去了，从外面的大厅里搬来一把椅子，放在了门口，代替了原先的那把椅子。

“带杜米特拉凯·格利高里进来。”

奥尔坦萨出去了，进来一个身体强壮的矮个人。他长着一个大脸盘，汗毛密集，一头花白的鬈发。他顺从地在椅子上坐下，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这么说，你反对我们给你定的伤残等级，你已经提出了申诉。我们给你定的是三级，你要求的是一级——甚至零级。”

马尔加扭头看着佛罗林医生，后者递给他一份厚厚的卷宗。

“嗯，没错，我这儿有你的检查报告：心电图，还有X射线检查。你除了行为乖张之外，还有溃疡，以及肾脏、脾脏疼痛。是的，我知道了。抱歉，我们无能为力。真的。”

病人满脸卑微的神情，他的眼睛看着审判员，看着便衣侦探。突然，他做出了一个判断。房间里的陌生人是这里最重要的人物。某个督察员，或者，具有某种职位的领导——反正是一个手中握有权力的人。

他站起身，朝托莱亚走来。接着，他开始解上衣的纽扣，解裤腰上的纽扣，一直脱到身上只剩下一条肥大的短裤，还有腰间缠绕的一块厚实、宽大的绷带。他解下绷带，试图吸引托莱亚的注意。

“两个月前，他们给我动了一次手术，但是，伤口又开始流脓了。或者说，伤口裂开了，伤口被撕开了，随便你怎么形容好了。”

“是的，嗯——我实在无能为力。”马尔加打断了他的话。“我们给你定了二级伤残，但是，督察们来了以后说，你的情况只符合三级。就是这样。我们帮不了你。”

“我是火车司机，司机的伙伴。我们一天行驶10个小时，有的时候要14个小时。我无法继续工作。但是，我们单位不同意缩短工作时间。”病人继续对督察托莱亚解释着。

“咳，好吧，我把你的话记下来：不能长时间从事体力劳动，不能在野外驾驶。就这些，对吗？”马尔加喜形于色。

“自从我生病以来，单位不让我继续干以前的工作。后来，你们把我的伤残等级从二级降到三级，我只能重新找活儿干。我请我的姐夫帮忙找工作，但是，像我这样的病人，太难了，非常难。我还有两年才能退休。”

“只有劳动终审判决组织能够授权我们把你的级别改回到二级。你去找找他们，碰碰运气。你看，我给你写了一封推荐信，3点钟之前你都可以找到人。”

马尔加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病人穿好裤子，接过推荐信。

“下一个，伯杜列斯库·科曼。”

一个面色苍白、脸颊凹陷的老头儿，白发中分，像20世纪初期那些照片里人的发型。

“多大年纪？”

“53岁。”

他看上去像80岁；他的声音非常低，几乎听不清楚。他坐在椅子边上，眼睛看着地板。

“嗯，是的。肺结核，肝炎。”马尔加嘟哝着，“心电图看着不好，有心衰的迹象。你的体重和身高是多少？”

“44公斤，1.66米。”他无精打采地低语道。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理发师。”

“好的，到外面等。”

老人扶着墙壁离开了房间。马尔加烦躁地在座位上扭来扭去。

“这个糟老头儿，我们拿他怎么办？他病得很重，连站的力气都快没有了。”

“咳，一个理发师——还不算太糟。他可能——”马尔加的同事点燃了一支长长的金色香烟，插嘴道。

“佛罗林，他还能做什么？你没看见吗？他身上散发着死亡的气味。我们给他定二级，送他去做一个神经检查。你同意吗？”

“我同意。”烟雾从佛罗林医生那边飘了过来。

“带科斯塔凯·维奥丽卡进来。”矮个子马尔加按照卷宗上的顺序，报出下一个病人的名字。

没有应答。马尔加抬起头：他的眼睛转向左边，又转向右边。

“啊，我忘了，奥尔坦萨不在。”

多米尼克准备起身，扮演迎宾的角色，但马尔加抢先一步。还没等他走到门口，大门砰的一声，撞上了后面的墙壁。门外闯进来一个大块头女人。她头发凌乱，衣冠不整，但脸上的妆容却十分绚丽，平添了几分高雅。她挥舞着手中那只闪闪发亮的黑色手提包，一副恶狠狠的模样。

“我的问题你们打算怎么解决？还要让我再等八年吗？八年的时光，从一个办公室奔波到另一个办公室？你们以为我还能再忍受一个八年吗？你们这群废物，你们就是这样想的吗？还想让我遭受更多的侮辱——更多的谎言，蔑视，你们这些没教养的，你们这些拉皮条的！混蛋，告诉我，还要忍受多久？”

浑厚、有力的声音还没有到达峰值。

“你叫什么？”马尔加壮起胆子问道，他的声音听上去干巴巴的。他俯身把佛罗林·迪努放在桌子另一边的金色烟盒拿了过来，取出一支烟，从自己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淡紫色的长方形打火机，将烟点着。佛罗林仍旧埋头看着那个死亡名册。

“奥尔加·奥尔莱亚努律师！我想要一个明确的答复，不想听你们编故事。我可不像其他人，你们别想就这样打发我。告诉你们，我决不会舔你们的臭脚，也不会舔你们的屁股！我要明确的答复。你们到底要我做什么？这就是我想知道的：我要你们给我明确的信息。究竟该去什么地方？找什么人？”

“我们这里没有你的材料。夫人，你应该去办公室问一问。”极具骑士风度的佛罗林·迪努医生语气阴沉地插嘴道。

“什么办公室？你在说什么？八年了，你们让我在办公室之间跑来跑去。这样一来，他可以有时间招妓。没错，他坏事干尽，而你们却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我在街上找到他，告诉他我祖先的名字，那个名字跟我们亲爱的祖国一样古老。一个任何人都不许碰的名字！奥尔加·奥尔莱亚努·布泽乌律师四处猎艳。我告诉你，只要他看见一个洞，他的大脑就不做主了。这个疯劲十足的布泽乌！你们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我要到党的总书记那里去告你们，你们这帮搞阴谋破坏的家伙。总书记同志太英明了，他明令禁止堕胎、离婚、性病。你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嫖娼，你们这帮人都有病！你们毫不关心我们这些勤劳的优秀公民。你们毁了我的人格，这就是你们干的好事。你们这些大男子主义者，你们这些道德败坏的家伙！你们玷污了我，你们使我丢了脸，八年了。我要告诉总书记，你们等着瞧！你们必须对你们反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和正义感做出解释。我要告诉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定将公开宣布，你们的死期到了。你们这些害虫。告诉你们，你们是逃脱不了的，我要上诉到我们国家的最高法院。”

“出去！滚！”矮个子马尔加厉声叫道，他屁股底下的椅子随着他的身体一起向上蹿。

不知何故，天使奥尔坦萨出现了。她轻轻地，但却十分坚定地推着那个疯女人朝门口走去。

短暂的寂静。佛罗林十分镇定，嘴里叼着烟蒂，嘟囔着，“咳，现在……”

“佛罗林，你想跟那个人聊一聊，是吗？你想卷进去吗？”那个假正经的胖子一边说，一边擦拭着额头上的汗水和茶色眼镜。“她是一个有名的偏执狂。每隔两三个礼拜，她就会到城里到处乱逛，然后顺路到我们这里闹一通。你想跟她聊聊病历，聊聊办公室？”

奥尔坦萨·特奥多休护士出去了。下一个病人已经到门口了：科斯塔凯·维奥丽卡。大眼睛，瘦长脸，年轻，苍白，两鬓的头发已经花白了。

“你上诉的原因是，你反对我们给你定的三级。但是，根据诊断报告，这是唯一可行的。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技术制图。”

“这工作不算辛苦。”

“我很容易疲劳，无法集中精力。”

“检查结果表明，自从你上次入院以来，你的情况没有什么变化。”

“我想，结果表明……”

她的脸拉得更长了，眼睛在冒火。

“你的想法跟这不相干。我们维持原定的三级，你可以去相关部门获取专家的报告。”

他从处方笺上撕下一张纸，又写了一封推荐信。女人怒气冲冲地离开了，砰的一声，大门在她身后关上了。

“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托莱亚，你想来杯咖啡吗？不？那好吧，让我们见见维维，维维·约内尔。”

一个穿着整洁的男孩。他有些胆怯，有些懒散，双手在空中舞动。他咧着嘴巴笑着，露出了一排整齐的牙齿。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女人：柔软的黑发，布满皱纹的脸。她的嗓音温柔、细腻：“没有人看着他根本不行。他28岁了，随时需要人照顾。我一步也不能离开。”

“是的，应该去神经科。我们给他再预约一下，下个星期五，神经科。安东纽医生应该也在。佛罗林，记一下。安东纽医生，神经科专家，一定要通知他星期五门诊。”

“是，是安东纽医生！”那个单纯的孩子傻笑着。“哈，哈，我是安东纽。安东纽医生，他说，向前，向前，向前，少先队员，安东纽说的。”男孩高兴地蹦跳着。母亲站在又瘦又高的儿子身后，不停地打着手势，希望大家装作没有看到。

“我的孩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哈哈，服务员，医生。”

“很好，约内尔，干得好。好吧，星期五再来。维维·约内尔星期五来会诊。带佛勒代斯库·德拉戈什进来。”

门打开，又关上。佛勒代斯库·德拉戈什走了进来。她是格利佛的侄女，一张异常饱满的脸，圆圆的，湿乎乎的。嘴巴大大的，红红的，眼珠突出。绳子似的头发扎成一把。她的短裙提得很高，露出两条白白的大腿，有些浮肿，像两根粗大的柱子。她脚上穿着凉鞋，鞋底很厚。她的脚仿佛自成一体，独立于她的身体。

“你是？”

“我是为我丈夫的事情来的，佛勒代斯库·德拉戈什。”

马尔加找到了佛勒代斯库·德拉戈什的材料，埋头看了起来。他抬起头，眼睛离开桌上的卷宗，审视一下面前这个魁梧的家伙，然后又低下头看看。最后，他笑着做出了结论。

“完全不同，我明白，你们俩相差十万八千里。我的意思是，你和你的丈夫——”

佛勒代斯库夫人脸一红，慌忙低下了头，什么也没有说。她的右手里握着一个面包卷。

“你没有耐心。你去了街角的售货亭，给你自己买了一个面包卷。”

“啊，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做。有这么多烦恼——胃口都没有了。只是想嘴里有点儿东西咬咬。千真万确，我们实在是坐不住。”

“你丈夫是干什么的？”

“锁匠。”

“多大年纪？”

“46岁。”

“那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缝纫工。”

“好的，你可以走了。我们会把结论寄到你家里去的。他应该保持镇定，按时服药，不要挨饿。你要保证给他喂饭，甚至要强迫他吃。你会拿到我们的裁决。他应该保持镇定。一星期内会接到通知的。”

“谢谢，医生。我祝您身体健康。愿上帝保佑您，医生。”

突然，她将自己的身体靠在桌子上。格利佛夫人完完全全挡住了马尔加的视线。此时，只能听到恐惧的低语声。“夫人，别开玩笑，放开我。把你的信封拿走，别再玩类似的手段了。夫人，把你的钱拿走，否则，你会有大麻烦的。真的，不骗你。”

肤色白皙的女人受了惊吓，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包括信封，包括一切。

佛罗林哈哈大笑。马尔加哈哈大笑。多米尼克等待着。佛罗林把材料整理好，马尔加签了名，佛罗林·迪努也签了名。奥尔坦萨·特奥多休把杯子和烟灰缸收走了。吻一下，佛罗林，亲一个，奥尔坦萨，极具绅士风度的佛罗林欠身离开，奥尔坦萨踮起脚尖，转着圈走了。太好了，现在，就剩我们俩了。我们之间应该有一张床，那是心理医生的工具，现在，只有一把椅子。

“你喜欢这个热闹的场面吗？”

“无可奉告。”

“你为什么来这儿，来医院？一定有什么急事。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怎么了？”

“啊，没——没什么。”

医生摘下眼镜，先是揉了揉右边的那只真眼睛，然后又摸了摸那只人工安装的假眼睛，最后是他的额头。他重新拿起茶色眼镜，他显得非常疲倦。

“也许，你想来住院，是吗？或者，你想要一张证明，还是想开些药？”

“都不是！证明，处方，废话！”

在接下来的漫长时间里，他俩谁都没有吭声。多米尼克把自己细长的双手放在桌上，旁边是马尔加医生那双胖胖的小手，他的指甲是在美容院里修剪过的。听着，你来这儿的目的是坦白一切！假如说你过去曾经对某些事情感兴趣的话，你现在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听着，证明，处方，住院。他来的时候，主意已定，信心百倍，可现在，他像个孩子，掌心向上，竟然开始研究那些复杂的命运线了！他长时间地看着自己的手掌，看着自己的命运。

“我梦到了那封信，”不知什么时候，病人开口说话了。

“什么信？”

“就是那封信。”

“哪一封？克劳迪乌的信？”

马尔加医生用手扶了扶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屁股在座位上扭动了几下。

“什么信？”

“你什么意思？我们不是在讨论一封信吗？”

“很久、很久以前，一个温馨的夜晚，这些你是知道的。一封恐吓信。写给我家老头儿的，我父亲。”

医生手一摆，表现出厌恶的神情。这样看来，会诊不可能继续下去了。没错，这正是猿人托莱亚希望看到的效果：娱乐和废话。就这样吧。

“我爸爸。就这样，他一方面威胁老头儿，一方面追求那个女孩子。这个不知名的光棍，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眼睛里只有我姐姐。那个送信的人，那个光棍，只要他逍遥法外一天，他就可以模仿任何人的字体。他想要瓦解父亲的意志，你明白吗？因此，漂亮的索尼娅，她的命运。他模仿文盲的字体，那些匪徒，他们高举着复活节的火炬，高举着大屠杀的火炬。你知道，就是那些人，他们嘴里喊着口号，腰里扎着皮带，戴着十字架，别着左轮手枪，上身穿着绿色的衬衫，像地里的青草。他就模仿这些人的笔迹，你可以肯定。伪造。想得到想要的东西。或者说——”

“我不懂你的意思。”

“一天晚上，大约9点半钟，女佣走进房间，递过来一个小小的信封。这封信是谁写的？”

“谁写的？”马尔加发出尖厉的叫声。

“你很快会明白的。信是给爸爸的，给我父亲的。我们要对你采取这样、那样的措施。复活节的火把，耶稣基督要惩戒那些将他钉上十字架的人。因此，他要交出自己的产业，交出自己的女儿——交出一切。放弃所有的东西！否则，等着瞧！他的模仿无懈可击，他可能就是那个团伙的成员。你可以肯定，就是他们干的。你知道我指的是谁，那些排着队、扎着皮带的人。一封伪造的信。那头犀牛，目的是迈出成功的第一步。或者说，你明白，报复！你应该见识一下模仿的笔迹，见识一下恐吓的内容。是的，你可以肯定，就是这样！匿名信，但却好像每一个人都签了名似的。黑色的信封，上面有那个标志，你知道。收信人：父亲。幕后是谁——你知道。”

医生微微一笑，他疲倦极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但又不想用了；他想重申他很疲倦，可同样，也放弃了这个念头。因此，少年托莱亚重新发起了攻势。

“我们谈谈上面的那个单身汉，不管他是死是活。这正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位先生渴望打听的内容。罪恶，伪造，噩梦，复仇——他想得到这些相关的信息。全体演员的名单，酬金没有问题。他想了解真相。我也想知道真相，但我又不敢面对。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想知道一切。”

“什么真相？”

“我很久以前察觉到的。”

“你？什么信？什么单身汉？”

“我们都记得那个嫌疑人。那个记录别人谈话的人，那个虚无主义者。那个追求女人的家伙。行为怪异、说话结巴，跟任何一个恋爱中的人一样，他完全神魂颠倒了。他感到，他即将失去那个可恨的家庭中的那个可恨的美人。然后，砰！——孤注一掷。他从他们那些污秽的绿色报刊上抄写了所有的口号。难道这是勇气吗？一封匿名信，没错，但是我们都签了名，因此说，它是匿名的。他把那个头像截成三部分，用它代替签名。”

“什么头像？哪三个部分？”

“那个三头标志！实际上，就是这个符号泄露了他的身份。但是，父亲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也许，他本人也并不十分肯定。一切都那么相似，过了一些日子，他害怕了。结果，他开始做葡萄酒的生意，想多赚些钱，对付艰难的岁月。因为，野蛮人来了，他了解历史的疯狂，了解这个国家的疯狂。在缺乏道德准则的地方，甚至连腐败也不能解决问题。一个没有规矩的国家！这正是父亲所担心的：在疯狂的状态下，腐败再也无法发挥作用了。就拿那个年轻人来说吧，那个单身汉，有谁会想到他能这么做呢？他只是听父亲谈论过麦克罗比亚斯，左丹奴，以及那个三头符号。但是，你了解父亲。”

“别说了，我们走吧，结束你的玩笑吧。”

“你说这是玩笑？我在开玩笑？一个孩子？这是梦幻，不是玩笑。”

“够了，够了！我们走吧，该吃饭了，时间不早了。热尼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医生站起身，小丑的话他再也听不进去了。热尼准备了好吃的。不能再耽搁了。

“你最好解释一下那个三头符号，我不明白。”

“这是你唯一不懂的吗，老伙计？咳，想想你的那些画。霍尔班，维米尔，提香。”

“在我家的墙上？你疯了吗？提香的画？”

“那些画能把墙壁都占满，他们可以以模范公民的名义逮捕你，并且把那些画统统拿走，理由是模范的公民渴望得到模范的艺术。但是，那些国家级大师——帕拉迪，伊瑟，佩特拉斯库——他们也不是完全一钱不值。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还有一幅布兰诺的画，一幅帕斯森的画。”

“那么，那个标志是怎么回事？跟这些有什么联系吗？”

“埃及人，文艺复兴，欧洲。三头标志。三层重叠：审慎的象征。我想，在你年轻的时候，你跟我父亲谈起过这些。他听了，这个草率的笨蛋。”

“我？你认为我给马尔库那个老哲学家上过课？我当时还是个孩子。我不可能跟他谈论我压根儿就不懂的东西。”

“不对，无论你怎么狡辩，都没有意义了。我父亲根本不喜欢艺术。对他而言，艺术就是一种甜点，而他生来就不是喜欢甜点的人。”

“你看——你开这种玩笑有什么意义？你不知道该编些什么样的故事让自己开心，或者说，你不知道怎样打发无聊的时光。”

“你说得很对，医生。实际上，我今天来另有目的。”

“啊哈，这么说，你确实有事。”

“是的。我无法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我怕会惹你生气。我来这儿是想问你一个问题，并且给你一条建议。”

“人们通常请求我给予他们建议，他们不会给我任何建议。好吧，你有什么问题？”

“我们为什么不一起去监狱？这是我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勇气？别假正经了，心理分析家，给我解释一下吧。为什么我们大家不决定一起去监狱呢？”

“哼，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哈哈，这样说来，我们已经在监狱里了，对吗？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吗？好吧，如果是这样，那这个问题必须继续下去。如果我们真的在监狱里，那会有什么不同吗？”

“当然有不同。热尼就不能烹制这么多好吃的饭菜了。这只是一个例子。我就不会有那么多快乐了，我也不能照顾她了，你也不能玩这种侦探游戏了。我们大家不可能同时有相同的爱好，也不可能喜欢同样的东西。集体自杀是非常罕见的，我的孩子。”

“你们精神科医生找谁咨询呢？找你那些愚蠢的同事吗？听着，我要把我的幻觉告诉你。或者你认为是胡言乱语，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决不反驳。”

“好。我记下了。遇到死胡同了我就来问你。现在，我的状态很好。”

“你有许多优势。当想象试探着进入禁区的时候，外围的保护圈，观念的分水岭——”

“得了，吃饭的时候再解释吧。”

“疯狂的幻觉。我的想象力可能会尝试这种表演。它也许会在心里催眠无用武之地的领域里获得成功！”

“同意。”马尔加叹了口气，“但是，你来的目的实际上不是为了扯这些吧。任何像我这样的精神科医生都能明白这些。”

“或许吧。但是我已经不再感兴趣了。结束了。除了医学官僚之外，甚至连一个毫无头脑的朋友都能掌握，但有个前提：他不是太饥饿，也不是太贪婪。”

“也不是太勤奋。热尼是我的病人，当医生晚餐迟到的时候，她会感觉惊恐，会发病。但是，对于你，我亲爱的孩子，给你一个优待——最后一刻钟。”他说着看了看表。

“好，好。来吧，先生，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发展中国家。”

“这一点你是怎么理解的？”

“托莱亚，你别烦我了。你肯定可以读报纸，人均产量，生产力，国民收入，谁说得清楚？”

“没错，这些全对。还有呢？我们换个角度看看。战争爆发前和战争期间的情形是怎样的？那时我们也在发展吗？”

“处于发展的前夜。”

“很好。这是经济学，该死的经济学。自战争以来的40年里，我们的拉丁大婶，法兰西，经济实现了巨大的飞跃，几十年的成绩赶得上路易十四至“二战”漫长岁月发展的总和，你知道吗？”

“我不相信。”

“我可以拿证据给你看。好的。但是，这40年里，法国为世界做了什么贡献呢？没有，少得可怜。替代。路易十四至“二战”，这期间法国为世界做的贡献，我们心知肚明。”

“现在也是可以做出贡献的，你别担心。但是，在那些年月，情形完全不同。精英，伟大的思想家，杰出的人物。”

“现在呢？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杰出的精英呢？但这一点并不重要。”

“说得好！我们快说到点儿上了。过了7分钟了。”

马尔加站起身，脱下工作服，将其挂在钩子上。他把自己的外套从衣架上取下，穿在身上。然后，他回到座位上，在教授的对面坐了下来。他现在是听众，他有些着急，托莱亚却不紧不慢。

“你记得那个单身汉吗？”

“又来了。”

“是的，那个追求女人的家伙，那个傻瓜。他根本是正常的，不聋也不哑，而且他也不会变成残疾人，但是，他沉默。我说他是一个傻瓜，他其实什么都知道，他能读会写，还会画画。你不要告诉我说，他没有天赋。他是，杂种。他从来就不是傻子。战争刚刚结束的几年里，他专门为宠物狗拍照片。也许你不知道。你瞧，你今天从我这里收获颇丰，你应该接受这次咨询，你可能会听到令人惊讶的消息，但这些内容极具教育意义。并不是所有的老摄影师都愿意为畜生拍照，这一点你明白吗？你需要耐心和技巧。实际上，就像替小孩子拍照一样。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没有孩子的夫妇是怎样孕育小恶狗的。我的意思是，收养。因此，那个结巴也开始从事这个行当了；拍狗挣了不少钱。七本黄色的影集，里面全部是狗的照片，拍得非常精彩。各种血统的狗，各种政治信仰的狗，各个阶层的狗，各种色相的狗。为什么给狗拍照呢？这是你想知道的吧？咳，作为一种纪念——甜蜜的东西，确立它们的血统。哇，这么多有争议的例子。医生，狗群中也存在着十分严重的种族主义思想，你应该了解一下它们种族隔离的独特风格。咳，我们还是继续刚才的话题吧。他年轻时非常内向，那个亲爱的孩子面对什么问题都可以滔滔不绝，同意吗？比如，他可以无休止地谈论三头怪兽的图解，谈论普桑，提香，包括所有的人。他是——告诉我，嗯？”

“我不知道。你饶了我吧。我无论如何要走了。托莱亚，你今天不走运。托莱亚，你的兴趣爱好不怎么样。低级趣味，相信我。”

“我相信你，别担心。那些走起路来趾高气扬、鼻子翘到天上的女人，只有她们才会有高雅的爱好呢。但是，那个可爱的老男孩真的通晓各种话题——这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那天晚上，父亲收到了一封信。你知道我指的是哪一天。你非常熟悉我的家人。马尔库·万恰最喜欢谁？”

“你的母亲。”

“好。但我们现在谈论的不是那个方面的事情。”

“那么，可能是你。”

“好吧，我认为是索尼娅。米尔恰·克劳迪乌那天没有来。一块冰，一个计算器，他属于另一类人。那封极具威胁的信，就我一个人知道。这足以证明，父亲最爱的人就是我吗？你可能会说，或许吧。我是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这真的可能吗？没错，非常有可能，这一点你必须承认。比如说，信上有一个标志性的符号。我坦白，我是个涉世不深的人，我根本无法了解那个符号的真实意思。比如，一个三头怪兽。不可能吗？不，可能。一个男人的头被分割成三个部分，分别以那个动词的三种时态来表示，对吗？咳，那时候——”

“你在说什么？你又在编故事了，一点也不好笑。听着，托莱亚，热尼和俄式炒牛肉丝在等着我呢。”

“你一点儿都不懂！只有给你施加压力，你才会明白。那时，布尔舍克，你会找我咨询的。布尔舍克，我一定给你安排一次会诊，我保证。”

马尔加脸色发白。没有人知道他少年时代的绰号。这个名字他许多年没有听见过了。他本来已经到了门口，此时，他回过头，嘴巴张得大大的，但是，托莱亚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些。

“别装了，关于审慎，你是怎么理解的？审慎就意味着那个三层的重叠，那个象征着屈服的标志吗？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时时敦促你谨慎做人？换句话说，要识时务？这就是明智吗？这就是审慎的寓意吗？记忆——也就是说，过去和理解，对现实的理解——产生了这个长篇的离奇故事吗？但是，那个计划呢？那种预感，古人过去常说的那种未来呢？我面对的是一个医生，听着，听我说，医生！这些事实是你无法逃避的！”

他们此刻正走在通往医院大门的长长车道上。这是休息的时刻，医生们都已经下班了，病人们正在休息，路上空空荡荡。那个傻瓜挥舞着双手，摇晃着光秃秃的脑袋，与此同时，他不停地跺着脚，想让自己的话更加有说服力。矮胖的医生擦拭着自己的眼镜，费力地跟着那个恶作剧家伙焦躁的步子。

“中间是狮子，代表凶恶、傲视群雄的现实。右边蜷缩着那条狗，脸上虚伪的笑容代表的是未来，它梦想得到每一个人的垂爱。左边是狼，它代表的是被吞噬的，也正在吞噬他物的过去。我告诉你，就是这个三头怪兽，就像沙漠中的埃及人和尼罗河带给我们的图像一样。没错，这是文艺复兴，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我们欧洲的文艺复兴，它带来了那条毒蛇。毒蛇、螺旋、时间。蛇的身体——那个三头怪兽得到了一个毒蛇的身体。它不再是用来恐吓他人的可怕形象，不是，不是。怪兽收复了现实的空间，就在人类的脚下。别装了，在人类的脚下！真正的神祇正是你自己，假正经，易受攻击的人类，装扮成阿波罗的模样，被带到了这一插曲的中央。这就是我们文艺复兴所持有的观点。我们的希波克拉底[7]！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国家把你——阿波罗——置于这一插曲的中央。你是阿波罗，这就是你，假正经！在你的脚下，怪兽在收复真正的领地。”

上了出租车之后，多米尼克还是久久无法平静。医生坐在前排，旁边是一位皮肤黝黑的年轻司机。托莱亚坐在后排，还在大喊大叫。

“是阿波罗，还是耶稣，这并不重要。我们永远可以在美与教条、知识与信念中找到我们自己。雅典和耶路撒冷，咳——只有那时才可以离开那个复杂、天真、夸张的标志。因此，千万别忘记：你们的那些画家，那些醉心于如何简化这个象征的伟大画家，他们都是欧洲人。提香、霍尔拜因——或是另一个，普桑，别人都称呼他为猫。我告诉你，他们都是欧洲人。没错，野蛮人的图腾从来不使用人类的形象。他们的目标是成为魔鬼的子孙。他们痴心于那个拟人化的象征：难以理解、极具诱惑、难以捕捉。超人。你记得吗？新时代的那个新人物，还有歌曲，模范，模范协会，制服，号叫，允诺。节奏，医生先生，节奏。两头怪，三头怪，同志们，砰砰，盛大的典礼，胜利的礼炮，一群多么优秀的人物，特拉拉。”

司机瞪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这年头，你永远搞不清楚坐在你车里的人是谁。你必须小心，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出租车在别墅前缓慢而优雅地停下。漫长的讲演结束了，米提卡要让大家知道，布加勒斯特司机的真正水平究竟是怎样的。

医生掏出钱包，但是托莱亚关切地在他的背上拍了拍。

“收起来，老伙计。我来付钱。”

“严肃点，教授！你可以认为这是一次咨询。一次艺术讲座——或者，哲学讲座。我想，我们的司机朋友也听得很开心。”

“别把本德先生扯进来。我说了由我来付，我一定要付。否则，没完。我们继续前进。”

“你说什么？你不留下来吃晚饭吗？我很想你留下来。热尼夫人会很开心的。你可是最能让她动情的人。”

“谢了，但我真的有些累了。我甚至没有力气再跟你在饭桌上争论什么了。饭菜太可口了，会削弱人的意志，会使人头脑发昏——而且，使人膨胀，这是我的真心话。”

托莱亚从司机的手里夺过钱，还给医生。他此时正收拾自己的物品准备下车：雨衣，购物袋，公文包，雨伞。

教授看了看手表，说，“抱歉，我真的不能留下。我得赶快回家，有一位女士正在等我。关于今天的话题，你早晚会让步的，我了解你。”

“我会的，我甚至不会再提任何问题。但是，很遗憾，你不能留下。好吧，下次吧。星期五行吗？晚上来，或者到医院去等我。我想，你知道地址。”

托莱亚把脑袋向前探了探，对司机说：“去特兰齐特旅馆！你知道地方吗？在——”

司机把车调了个头，在第一个路口左转，退回到大街上。他围着帕什公园转了一个整圈，然后向后驶去。

“啊哈，你不是布加勒斯特人，你住在宾馆里。你只是路过这儿，是吗？”

“咳，当然，只是路过。伟大的旅程。朋友，我们做的事情是相同的。你说得没错，我是从外省来的——当然。布加勒斯特的公民真的有时间讨论这种事关重大的事情吗？他们似乎没有时间，他们总是匆匆忙忙，总是炫耀自己！空洞！他们连看书的时间也没有。没错，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省人，跟我的朋友伊夫和佩特洛夫一样，他们是卖饼的。”

司机似乎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几个名字。但是，听了乘客的话之后，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吃惊。不管怎样，都市人的自豪感不允许他忽略外乡人的评论。

“你瞧你，先生，别对我们这么刻薄。我在这里遇见很多人，他们——”

“我跟你说吧，这就是马粪蛋子外面光！米提卡，这里的人就只会闲扯。从这里弄一句，再从那里弄一句，然后加点唾沫，润饰一下就得了。但在我们外省就不同了！你会发现，平静、枯燥的乡村生活也有其真正的闪光点。你知道，本德先生，那里就是真理诞生的地方。你最近去过山区省份的主要县城吗？”

司机神情紧张，双手紧紧握着方向盘。他费力超过了前面一辆巨型装卸车，嘴里骂骂咧咧的，自娱自乐吧。

“比如说，米济尔，为什么不去那里看看呢？只要在米济尔逗留一百分钟，你就会明白什么是神话。《荷马史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家伙——肚子里没有什么货。到了，多少钱？本德先生，我该给你多少呢，嗯？”

托莱亚从后排凑上来，看着里程表。司机面对着不寻常的小费，着实吃了一惊。他不再解释什么，外乡人的咿呀声使他兴奋。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声音干巴巴的。托莱亚像年轻人那样敏捷地下了车，把背包往肩上一背，朝特兰齐特旅馆的大门走去。

白天，所有的节目按部就班地上演着，然而，夜晚并没有给人带来一丝的安慰。令人窒息的热浪不断向人们涌来。

一种无法忍受的奇怪物质。排放进大气中的镁和碘与空气混合，形成了片片七彩斑斓的孔雀翎羽，飘飘荡荡，组成了座座磷光闪闪的彩虹桥。粉色的雾霭。冻结的穹隆，凝固的时光。宜人的大海，宜人的夜晚，沐浴着春天的晚风，宽恕我们的笑声，吞噬我们的尸首。

突然，时常发生的颤抖，双肩一阵抽搐。

夜晚终于降临了。它把我们带回到现实，它把我们送回来了。遗忘终于来临，我们这些白天劳作的人，心怀希望，在遗忘中不停地挤压着血液，那是我们自己身上被撕开的伤口流出的鲜血。

真的，他在颤抖！进入夜色的那一刻，他打了个寒战。他发现自己来到了地铁站的入口处。他慢慢地走下阶梯，步履平静而轻盈。来到地下，这里是几何结构，空气凉爽，还有灯光。令人愉悦。为什么不承认呢？人造的水泥地洞，在大自然的眼皮底下偷偷凿出的一片空间。

他是一只日光型动物。夜晚是不存在的，只是一片狡诈、无形的沼泽。一个深陷泥沼的野蛮的史前动物。瞬间，他忘却了：白日抵消了一切，恢复了他的能量和本能的反应。什么时候，哇，什么时候星座发生了变化，消灭了万物间的差异？那片暗藏在远方的灰色冻结是何时产生的？

窒息。幼虫无法到达岸边。世间万物逐一分解，滑落至无底的深渊，迷失在乌云重叠的天空，迷失在沙漠般无边的天空，不是吗？

他离开灯火通明的地铁站，沿阶梯向上，返回到黑黢黢的大街上。当他跨上最后一个台阶时，他脸上仍然挂着孩子般的笑容。他高兴，因为自己重新回到了孤寂的夜色之中。

开心的伤痛，这一刻将伴随我们一生。这一刻，就这些。

黑暗。然而，警觉的眼睛没有休息。什么也看不见，看不见房屋，看不见街道，看不见行人。夜色朦胧：节约用电，节约生命，节约能源。服从、沉睡、统一步调，一派死气沉沉的景象，就这些。

尽管如此，他看见他们了，看得真真切切。他们在空气中，他们在天上，他们在街头斑驳的阴影中。他们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他们脸上还戴着面具。他过去曾经遇见过他们，在医院的候诊室，在店铺外排大队等候购买面包、猪肉、香烟的人群中，在选举委员会里，在模范协会的告诫会上，在模范协会的庆典上，在模范协会的葬礼上。

看，他跟40年前的老马尔库·万恰年纪相同。那也是一个如此的春天，他突然脱离了脚下的大地，升腾于街巷和田野之上，杀死自己，或是被他人所杀，那个夜晚在，不在，仍然在不知疲倦地、无休止地持续。假如我能在今天夜里召集到马尔加的所有病人，我们手持火炬，列队站在排污口的斜坡上，污水从那里流入冰冷黑暗的河道，我可以在他们中间找到他。没错，我能辨认出某个跟他相像的人，某个跟我相像的人。我应该有这个能力。

关闭了电闸的都市接受了茫茫夜色。毫无生气的建筑和街道陷入夜间的荒原。看不见幽灵，没有一颗心在友好地跳动。

偶尔，可以听见脚步声。夜间巡视，乌托邦里的巡警，卑鄙的看门狗迈着千篇一律的步子。

瞬间，黑夜戛然停止。瞬间，一束光线刺破黑暗。车灯，急踩刹车的车辆，车轮上有镀层的金属螺母，一辆空无一人的破烂公交车醉汉般地摇摆驶过，从夜色中夺走了沉睡的高墙和大树，锈迹斑斑的屋檐，堆积如山的垃圾，一副自行车的把手，一把挨着扫把的斧头，一幅剪影。在高大的门廊下，出现了一个高雅的绅士。那人伫立在车辆射出的金色光芒之中，纹丝不动。宽大的额头，坚硬的头颅，目光呆滞的眼睛。一个来自古昔的人，一位从两次大战之间的相册里走出来的绅士，背靠着大门，一动不动。

突然，公交车停了。司机关闭了所有的车灯，街巷随之消失了。很快，发动机响了起来，车灯再一次打开。恐龙转过身，在楼房那扇敞开的大门前停下脚步。木门大开着，但是，门框之间却难觅那人的踪影。司机透过驾驶室肮脏的窗玻璃，诧异地向外张望。他左眼眉角处的疤痕在痛苦地燃烧。他又一次关闭车灯，在黑暗中观察。他恐怖的气息在街上肆意泛滥，街道再次沉沦在黑暗之中。

巡夜、毒素、被人捂住口鼻发出的声音，撞上电视天线的猫头鹰身体一阵痉挛。黑暗的空气，一张巨型的诱捕大网。

飞机轻轻晃动。机舱内功能完备，干净整洁。机舱呈几何构造，设备光亮如新。乘客转向左边的舷窗，但是，除了浓浓的夜色之外，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他那双蓝色的大眼睛转向他的邻座。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的年轻人，左侧眉角处有一块疤痕。这人跟那个公交车司机简直一模一样！那块疤痕、那种谦卑而又不怀好意的笑容、突出的眼球。老人俯身过去，嘴巴里说了些什么，但没有人能够听见他的声音。年轻人赞同地点点头，并且重复着老乘客刚刚说过的话，但是，他的声音没有减弱。接着，他们俩同时把目光转向空中小姐。她直挺挺地站着，身上穿着一件巴里纱长裙。透明的长裙下面是全裸的躯体。她手里托着一只托盘，她在等待。五彩的瓶子，五彩的杯子，五彩的商标。直立，裸体。金色的鬈发，白皙的皮肤，细长的手指，一张老于世故的脸，男孩子般的面容。一片片蓝色的妆容。男青年般修长的身体。那个游客——花白头发的绅士——微笑着看着这个阴阳人。他的嘴唇不停地在动，他在不停地说话，但却没有任何声响。老人的脸颊微红，衣领挺括，天蓝色的衬衣，深红色的领带，两栖动物般的嘴巴张开、闭合、张开，但没有声音。任凭那张嘴巴如何运动，但始终没有声音。他的嘴巴有节奏地一张一合，长着一撇小胡子的年轻导游兼警卫警觉起来。人体模特端着盘子，等待着答复。她身上的薄纱长裙微微飘动，你可以看见她那男孩子般的胸脯：小灯泡似的粉色乳头，通了电的，洒过香水的。阿波罗—维纳斯挺直了双肩，朝游客弯下身子。她再一次向对方提供饮料、胸脯、嘴唇，一切。哐啷，他的喉管里发出一种干巴巴的声响，一条红鲤鱼张开了嘴巴，吞噬了所有的声音。细长的领带胡乱地飘动，嘴里的阀门再次开启，贝类生物扑打着外壳，无奈地消磨着时光。

突然，一阵刺耳的声响久久回荡在舱内，经久不息，仿佛警笛的声音。导游黝黑的脸颊靠近游客婴儿般衰老的脸。

他们挥舞着双手，在空中跳跃。同样，其他乘客也撞在一起，乱作一团。

多米尼克哆哆嗦嗦地在低矮的沙发边摸索着，他的精神突然之间崩溃了。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一阵惊恐的声音，闪光的羽翅相互碰撞，一声长长的哨声，或是啸叫声，颤动、尖利、邪恶、活泼。接着，现在，欢快的水流一泻千里，愤怒、焦躁的笑声。地狱的钟声敲响了，魔鬼的夜总会。

他吃力地从狭窄、破旧的沙发上下来，漫无目的地奔向——奔向何方？房间里没有他人。只有柜橱的几扇门在嘎吱作响，那种恐怖、刺耳的声音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着，久久回荡在空气中。经过了无尽的等待，终于，马尔库·万恰出现了。

橱门、柜门疯狂地摇动，发出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哲学家老万恰就在此时现身了。你怎么向他解释人们的这种疯狂呢？他非常敏感，深色的服装使他显得十分严肃。在这种疯狂的环境下，你怎么向这个哲学家兼酒商解释呢？

多米尼克神色紧张地弯腰捡起那只掉落在沙发边上的漂亮皮手套。马尔库·万恰没有说话，没有回答。他像坟墓一样寂静无声。

儿子转身面对着嘎吱作响的柜橱，他感觉十分烦躁，但并没有抬头。他的眼睛始终盯着那只手套掉落的地方，那只高贵的手套属于那个高贵的客人。他在等待，等待另一只手套。当那只手套也掉落在地的时候，客人就要离开了。等待是那么的遥遥无期，他转向橱柜，他朝门口走去，一路走一路嘟囔。他知道，那个幽灵就在他的身后，那个幽灵的打扮跟他一样，每一个细节都一样，那个幽灵准备出门了。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先生，我没出什么错误。只是，我要去参加那个大会。这就是我召集假正经的那些病人的原因。不能说我真的在乎。那是我的秘密：漠然。那是我们的需要。漠然是我最好的防御。过去的经历不止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别为我担心，那是秘密：漠然。”

托莱亚似乎非常厌恶自己说的这些话。他厉声说出每一个字，让他感到高兴的是，总共没有几个字，他不需要说下去了。他的目光停留在橱柜上，但那只戴着手套的手已经伸进了高贵的大衣口袋，摸索着找寻药片。

接着，他用手套揉搓着自己长长的胡须。他好几天没有刮胡子了，好几天没有出门了。他一直在准备，准备迎接这个决定性的时刻。他终于可以出发了。灿烂美好的天气。呼吸真快乐，散步真快乐，东张西望也快乐。但是，他迈不开步子，他在等待，等待客人先行一步，等待他为自己铺平前方的道路。

瞧，天已经黑了，夜幕这么快就降临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召集他们所有的人，但是，我相信，夜色一定会让他们聚集起来的。黑夜具有创造力，不是吗？正是在漆黑的夜晚，我们开始策划欺骗和报复的行动。

马尔库·万恰离开了。他跨过门槛，走了出去。他不听托莱亚说话了。但是，在他离开之前，他在原地逗留了片刻。他感觉到了什么，因此，他停住了脚步。托莱亚背对着他，这样就可以避免跟他正面相遇，但尽管如此，他依然可以判断出那人何时萌生了最后一刻的犹豫，何时停下了自己的脚步。橱柜的门不再吱嘎作响，一切均已平静下来。橱柜的门再次发出吱嘎的响声，收录机上的小灯亮了，仿佛陌生人肃穆的脚步声此时离这儿更近了。

没错，那个影子再一次来到他的背后，再一次附在他的背上。这种状态持续了很久，究竟多久，难说。他面色惨白，两只脚好像被固定住了，一动不动。他在原地等待，直到确信自己身边没有他人。房间里只有他一个，没有其他人。托莱亚身上穿着那件褐色带插肩的大衣，一副英国哲学家的派头，脖子里围着一条蓝色的丝巾，手上戴着一副有绒毛的长手套。绒毛插肩大衣左侧衣领的下方有一个口袋，可以放置手帕。他的确在那个口袋里放了一样东西，那封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信。从衣领往上看，托莱亚正在傻笑，露出了一排漂亮的白色大板牙。

户外的街巷，一片荒凉。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在村尾的那座小木桥上停了下来，他想整理整理自己头上的帽子。月光皎洁、柔和。多米尼克先生骨瘦如柴，面色苍白，面对着自己的使命，他显然有些力不从心。一排排细长的火炬，或许，那些只是超长的蜡烛而已。他们沿着河边的坡道一字排开，城市的污水就是从这里流进河道的。

他从打头的那人手里接过火炬，谁也没有看见他，但他可以看见自己。他微笑着接过火把。他吹了口气，病人头发凌乱的脑袋瞬间消失了。多米尼克先生微笑着走向下一个——一个憔悴的红发农民。他也把那人的脸吹灭了。就这样，他一个接着一个地把他们都扑灭：蜡烛和脸庞，他们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剩下多米尼克一个人，他手握着自己的火炬，脸上荡漾着温柔、满意的笑容。火炬在他上衣下摆的地方。梦幻般的寂静，太完美了。

又听见了那种声音——生了锈的橱门发出了那种令人生厌的吱嘎声。天空一片火红，上衣的下摆烧起来了，接着，他的手套，还有他脖子里的丝巾。当远方传来夜狗的狂吠时，多米尼克先生脸上的笑容依旧灿烂。

烟雾，极具磁性的幻影。只有笨蛋托莱亚能看见他们，而且，他也没有力气阻止。面对这种行将崩溃的幻影，他连眨眼的力气都没有。

奥列斯特同志：

万能钥匙向我通报了话匣子被收治入院的详细情况。有些令人困惑。甚至连医生都还没有跟他交谈过。目前，每隔四个小时，他们会往他喉咙里塞上一把药片。根据万能钥匙的报告，短期内那家伙的情况不会有什么好转。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暴力的倾向，而且，迄今为止，他没有说过一句话。像个聋哑人。我知道，他对自己以往所做的另类调查，以及他在特兰齐特旅馆工作时的同事，均没有任何记忆。用圣韦图利亚的话来说，这孩子精神失常了。大概十天前的一个晚上，她去洗手间的时候，她看见他屋内的一盏灯亮着，听见里面传来了教授的声音，他在跟什么人说话。她心中感觉奇怪。房客从来没有人造访，也没有足够的空间接待客人。我知道，他的房间很小。再说，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泡菜夫人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她通过锁眼向里看。实际上，她一直很警觉——并不单单在那个晚上。关于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好像是那个接待员，浑身赤裸地站在镜子前面。他在跟一个名叫图德的人交谈。实际上，是在跟他从自己身体上剪下的那个小东西说话，他的目光始终盯在上面。你能想象得出来吗！图德！图德！你能相信吗？不难想象，蘑菇夫人非常害怕。他们扼杀了我们，图德！——这就是他当时的原话。他们榨干了我们，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再也没有幸福可言。我们厌恶我们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身体，还有自己的灵魂，它们像瑞士奶酪一样，布满了空洞。我们只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我们要躲藏起来。我们不断退缩，到头来我们连自己在哪里都不知道了。这些都是话匣子说的。他不是在开玩笑。他很严肃，眼睛里好像还含着泪水。我们没有藏身之处，所有的出口都是陷阱，无一例外。图德就是这样说的。图德，我们会同时死去，因为我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已经没有了气息。街上再也不会有消防栓了，只有污水和死亡的消防栓——韦图利亚夫人神色焦虑地报告说，这些都是他说的，她可以肯定，好像他说过的话她已经可以倒背如流了。那个马屁精似乎浑身上下一丝不挂，他就站在镜子前跟他的小图德说话。老女人偷偷溜回到自己的床上，叫醒了她的老领导。小老头儿马塞尔叫她不要慌张，这没什么，没什么要紧的。教授就是这样的人，非常具有艺术细胞。但是，第二天早上，接待员没有去上班，他房内的电灯一直亮着。加夫通夫妇私下商量了一番，最后决定打电话给一只眼，就是精神病医院的那个医生。不一会儿，他随救护车赶到了，这些我都已经知道。病人一丝不挂地躺在沙发上，眼睛望着天花板。又聋又哑。他好像谁都不认识。在救护员面前，他丝毫没有反抗。但是，当他们把他放上担架时，那个小图德醒了。加夫通夫人手捂着嘴巴，似乎准备在胸口画十字祈祷了，仿佛她现在面对的是肮脏的魔鬼，仿佛她想笑，仿佛她不想笑。当他们搬动教授的时候，小图德突然一跃而起，敬了个礼。这样一来，这个恶棍暴露出了自己原本的面目，他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罪恶的背景。我很想把这个说给那个笨蛋韦图利亚听，但我还是没有跟他们夫妇啰唆。

到目前为止，情况就是这样。我知道，万能钥匙会及时向我们更新事情的进展。

他昏昏欲睡，进入了梦乡。就在这时，伊拉出现了。

黑色的裙子，黑色的衣领，黑色衬托着她那张雪白的脸。一双纤纤玉手从宽大的黑色衣袖里伸展出来。话音刚落……

必须付出最大的注意力，必须绝对聚精会神。虚无怎能如此吸引你，以至于让你忘却了自己的目标，自己的原则？命运的神秘之线，伊里娜轻声说道。

忘却恐惧和厌倦，忘却今天的压力，忘却令人感觉侮辱的诡计。让一条神秘之线陪伴你。忘掉今天不愉快的细节。我的小蟋蟀，没有其他东西——只有那至高无上的原则。只有火焰，只有火刑柱。

他很专心，非常专心，过于专心。屏住呼吸，眼睛一眨也不眨，目的是保持那个画面，不让话语偏离航线。

然而，他再一次昏昏欲睡。他牢牢抓住凳子的边缘，为了保持眼前的一切，他目不转睛；在这种压力之下，他几乎哭出声来。尽管如此，干扰已经开始了：新的一天用自己低低的嘈杂声宣布了它的到来。他如何能够让它闭嘴呢？如何能够忽视它的存在呢？海市蜃楼般的幻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催眠也已曲终人散——一切都结束了。附近传来别的声音。

但是，它们消失了。他精疲力竭，再一次进入了梦乡，与呆滞和太阳和平共处。他又一次醒来，又一次迷失，再次睁开眼睛，再次闭上眼睛。一种动静，一个厚重、古老的影子。需要我们的注意，最大的注意：有人，或者有东西在附近发出声响。

“你在看什么？年轻人，为什么眼睛瞪得那么大？”沙哑的嗓音从他左边、右边、四处冒出来。

他没有眨眼睛。他仍然没有眨眼睛。他绝不移动，绝不退缩。耐心，耐心，好奇，精力集中。漠然，只有漠然——注意，极大的注意，常识，越多越好。睡眠和梦幻像昏厥一样向你袭来。漠然，毫无知觉——

“你活着的时候是干什么的？嗯？”男低音回荡在耳畔，透着一种权威性的口吻。

“咳，”回答开始了。

“好吧，很清楚了。我是提香。”声音似乎无所不在。一切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清晰。什么也没有。绝对没有。只有那个强行闯入的人，他还在喋喋不休。

他终于可以看见他了，就坐在他的身边，坐在同一张长凳上。

“咳——”头脑不清的人含混地说。

老人看上去的确像——

“咳——我不太明白您说的话。”

“你听见了，但是没听懂。告诉你，我是提香。没错。提香。孩子，你应该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的声音现在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也许你不是一个乖孩子。哈，用词不当，嗯？我的视力——我能做些什么？我的日子差不多了。我99岁了。”

又大又黑的眼睛，从白色的眼窝中滑落。细细长长的鼻子，透着蓝色。脸颊上刻着深深的皱纹。脸上一种沉思，依旧在沉思的表情。一顶黑色的无檐毡帽遮盖住他的额头、头发，以及头顶的斑秃——管它是什么。凌乱的黄色小胡子，开裂的下嘴唇。下巴颏儿上乱蓬蓬的白色胡须。巨大的招风耳。

“我的确跟他很像，不是吗？咳，我就是他。我是提香，到目前为止已经大概有20年了。我是百分之百的提香。我刚才说过了，我已经99岁了。临近死亡了。伟大的提香已经到达了死亡的边缘。”

一件乡村式样的羊毛外套，黑色的，很厚实，里面的衬衫领子耸立在外套漂亮的毛皮衣领之上。他那双汗毛密集的手颤抖着。天鹅绒的长裤。脖子上挂着一个贝壳坠子的金属挂件。两只黄黄的光脚上穿着一双拖鞋。

“您经历了很多事情。”

“是的，我的孩子，我经历了许多。我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告诉你，我99岁了。我能活到100岁。我过去一直这样认为，我应该活到100岁。现在，虽然说我应该活到100岁，但我不行了。我99岁了，我要离开了。但是，我会每天回来的。步行，从旷野来。步行，不用拐杖。我不需要拐杖，我坚持步行，我不会疲倦的。但是，我的日子不多了。”

“嗯，但是，您——怎么说呢？——您看起来精神矍铄。”

“当然，我很好。医生也是这样说的。那个医生是个矮胖子，一只眼睛是假的。因为这个原因，他总是戴着眼镜，但这也掩盖不了事实：他的一只眼睛是人工玻璃晶体。他很幽默——你知道，对医生而言，这一点很重要。玩笑能治一半的病。我对医药持怀疑态度。那个疯人院的医生爱开玩笑，但他似乎在看病方面没什么本事。我得了病，我得的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老提香受到了你卑鄙伎俩的影响。正当他要迈入百岁门槛的时候，他的死期到了。伟大的提香快要死了。书里就是这样记载的：提香·韦切利奥要死了。当你想起——查理五世从地板上捡起我的画笔。跟今天一样的日子——仿佛就在昨日。我的画笔掉在地板上了，国王弯腰把它捡了起来。是国王！世界上最具权势的人！但是，在提香面前，他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凡人。”

“没错，非常有意思。礼节在宫廷中是非常重要的。”

“我不是你熟悉的那个学者列奥纳多，也不是那个迷人的拉斐尔，更不是那个玩花岗岩的米开朗琪罗。我鄙视艺术作品的规范。我展示的是一些未完成的画卷——但是，颜色！咳，颜色使它们和谐统一。强烈的对比——就是这个特点。你见过佩扎罗吗？听说过他吗？”

“啊，嗯，我……什么——”

“一个赞助商——这是他的身份。我和任何一个可能的人都有来往。你见过佩扎罗一家吗？那幅画展示的是圣母马利亚和圣徒，还有威尼斯的贵族拉克波·佩扎罗。在那幅画中，我让圣徒彼得和圣母的目光落在赞助商的身上。嗯，我们都很狡猾。狡猾，但我们是艺术家！你可能会认为我是一个卑鄙的马屁精。但是，把一面旗帜插在谁也不允许碰一碰的圣母对面会是怎样的情形呢？就是一面旗帜，棉布质地的，世俗的游戏。我可以告诉你，那可需要很大的勇气。这也说明了一个原因——我们是艺术家！但是，色彩！色彩是画家的冲动表现，是艺术的卓越技巧。否则，绘画作品——你知道我的意思。谁都想成为我的模特儿，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可以万古长青。”

“但是，您对寓言是怎么看的？《时代的寓言》，”沉睡者的声音响起来了，“这是您10年前的作品。您那时已经不年轻了。”

“我告诉你，谁都想要一幅自己的画像。”老人接着说道，“你记得罗马教皇保罗三世吗？可惜的是，我没有完成那幅作品。我那时很想超越拉斐尔。我画笔下的保罗应该更加活灵活现。但是，我没有完成。查理国王突然召我去罗马。查理召唤我！”

“但是，那幅《时代的寓言》是怎么回事？时代。三幅作品。审慎。10年前画出的寓言，”倦怠的声音，连托莱亚自己都听见了，“我听说，您的作品中有一幅自画像。提香年迈时候的自画像，看上去像是这样。”

“你瞧，你掉了一个信封。”老人嘟囔着说道，语气里透着些许恼怒。

“您应该记得它。您就这一次没有在画上留下您自己的名字。就连模特儿的名字也没有，这不是您惯常的做法。”

“那个信封里有什么？你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情书吗？甜蜜的话语？哇，我以前是多么喜欢这些东西啊，这些魔鬼。长寿和持久的荣耀也意味着——”

“那个寓言没有名字。但是，那个拉丁语的座右铭是怎么回事？Ex praeterito ... praesens prudentur agit ... ni futura actione deturpet。您记得吗？意思是：今天的行动源于昨日的经验。换句话说，它来自于过去。审慎的行为。审慎的，您就是这样写的。审慎，而不是漠然。今天审慎的行为可以避免未来的偏见。您记得吗？《审慎的寓言》——这是绘画作品的标题。可能是在一个同样的春天里完成的。先生，您那时是一个审慎的人吗？”

“这封信究竟是什么内容？你为什么要藏起来？”老人追问道，“肯定是什么诱惑你的肮脏内容。我了解女人，知道她们的把戏。读给我听听，快，大声读出来——让我暖和暖和。快一点，读一读今天晚上的邀请。”

“您开始创作《审慎的寓言》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像今天这样的春天呢？一个老人头歪向左边的侧面像。我敢肯定，那是您的自画像。著名的自画像只有两幅：一幅在柏林，另一幅在卢浮宫。您的作品将成为老三。是佛朗西斯·霍华德先生的收藏，后来卖给黎哥特。瞧瞧，一个向左边看的老者。在作品的中央，一个成熟男人的正面像。然后，在右边，一个没有胡须的男人侧面像。年轻，成熟，老年。未来，现在，过去。非常审慎。审慎，不是漠然。”

“好吧，不是，在肖像画的领域里，我没有竞争对手。即使在我未完结的人生中也是如此，我是大师，几代人的大师。但现在，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我刚才说过，我已经99岁了。我快死了；我感染了疾患。如果我死了，没有人会为此而痛苦。只有我的管家除外。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啊！一个真正的美人。上帝，她仍然非常年轻！她照顾我，你明白吗？我们时常相互关照。你知道，我还是有这个能力的。我仍然有足够的力气，我还没有摆脱旺盛的罪恶。那个小女魔头占我的便宜，我的意思是说，她允许我占她的便宜。一个疯子的力量。但是现在，我生病了，我99岁了。肮脏的细菌——就像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一样肮脏。这一关我是过不去了。我告诉你，我的时日不多了。”

“那个三头妖魔是从东方来的，但是，您的领军作用是在欧洲。不是兽形的，而是人形的。欧洲，这意味着阿波罗和耶稣基督吗？凶残的狼吞噬着记忆。那个无所不能的威严雄狮代表的就是现在。未来就像是一条卑微的狗，犹豫不前。您过去梦想过审慎吗？那可是人类时代的象征。谨慎是无言的吗？”

“你究竟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你一派胡言，我根本就不明白你要的是什么。打住吧，我快要疯了，你这个疯子，”提香开始咆哮，“我要疯了，你听见了没有？你这个疯子，让我去死吧。我实际上已经死了。我已经99岁了！”

他看上去仿佛非常疲倦，身体瘫软在地上。再也听不见什么了，再也看不见什么了。只有昏厥，这全都是因为那缓缓落下的日头。然而，那个声音又回来了。

“那头一只眼的肥猪根本不会治病。我就要死了。你们都骗我。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治愈死亡。你这个疯子，那些下流事老韦切利奥什么都明白。我告诉你，我是提香。我99岁了。”

“但是，我还是想了解被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收藏的那幅画，那是什么？”梦游者托莱亚听见了自己的声音。

“卡罗尔——查理，当然。我跟你说过，就是因为他的缘故，我才中断了教皇的画像。查理五世召我去罗马。我接到查理的召唤，丢下了教皇。他们都想得到自己的肖像画，他们都想永垂青史。”

午间的太阳使他感觉浑身没有力气。他把自己那双瘦骨嶙峋的手搁置在胸脯上。但是，病人托莱亚仍旧坚持，他的声音清晰而坚定。

“一幅小型的作品。圣徒杰罗姆跪在地上。您也许不知道，但它的确包括在巴克里的一份收藏目录里，另外一个版本在热那亚的巴尔比家族手上。卢浮宫收藏的是临摹，它的替代品——”

老人睡着了，青筋暴露的手无力地垂放在那枚金属挂件上。但是，他的身体动弹了一下，他睁开了眼睛。巨大的眼睛，巨大的耳朵。

“替代——什么替代？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我告诉你：我快死了，你这个傻瓜。没有选择。死亡，死亡，呸！”他弯下腰，但离地面距离还很远的时候就狠狠地啐了一口，老年人咳嗽的样子令人讨厌。

“死亡”一词使他复活了，他不断地重复着这个词，非常有力，仿佛突然之间从坟墓里升了上来。

“年轻人，我不愚蠢。我知道自己抛下了什么。那块石头必须用牙齿拖着向前。没错，好像那是一块宝石似的！你知道，这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好好保管，别让细菌侵扰它。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瞧，我已经被你的疾病感染了。我很快就会死去，我的病是从你那里传染的，从傻瓜身上传染的。你的病会要了我的命，我99岁了。提香·韦切利奥要死了，你知道。”

他巨大、沉重的脑袋耷拉在那个贝壳挂件上。老人精疲力竭。巨大的鼾声合着身体痉挛般的运动，回响在医院的大楼里。少年托莱亚一惊，睁开双眼，闭上，再睁开，伸展双手，碰到了长凳。一时间，他感觉头昏脑涨。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离开了那个地方。接着，他在公园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张无人问津的长凳。他坐下，打开那个信封。非常熟悉——没错，是那个旧信封，是那种蹩脚的字体，还有字里行间不规律的空白。

秘密的路线，陪伴我们直到永远。是的，就是这样，直到最后一刻。

周围升起以往常见的那种粉色的雾霭，囚犯发现自己迷失了方向。他返回，再次出发，再次返回：一个口齿不清的圆脸男孩。一个卷头发的圆脸天使降落在长凳的凳脚处。短小的蓝色斜纹工装裤，提洛尔风格的马甲。冷冰冰的大眼睛，短短的粉红色手指。树叶在风中起舞，湖泊在静谧中安睡。绿树环绕的湖水，默默绽放的丁香，伊甸园的夜莺围绕在哨卡的周围，雷达天线呼啸声声，地狱的臭气不可一世地向外喷涌。

闪光的信封，平整的信纸，他深深地被吸引了，迫不及待地从板凳的另一头拿过信封和信纸。一时间，他厌恶地看着它们，然后，将它们揉成一团。他朝着沙土墩跑去，猫着腰，摔倒在地上，爬起来，一屁股坐在沙子上。他开始把手中的信封和信纸撕得粉碎，细小的碎片，小得不可能再小了，最后，它们全都化成了尘土。他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收集在一起，开始耐心地把这一小堆往日的话语埋葬在沙丘里，用小孩儿的铲子和桶一次次地往上填土，直到不露一丝痕迹。

他凝望着这座坟墓，过了一会儿，他满意地站起身。一种等待的画面。接着，爆发出疯狂的颤音，雷鸣般的，欢快的，无法遏止的笑声。天堂般的乐园充满了一串串孩子般的笑声。越来越呆滞，越来越嘲讽。接着，笑声变得越来越沙哑，越来越苍老。

还是往日的笑声，沙哑而哽咽。

铃声。她既没有力气，也没有欲望去拿起听筒。她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长时间的沉默。最近，她时常接到这种无声的电话，而且越来越频繁。对此，她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她不想妄下推断。

过了一会儿，铃声再次响起。她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她反应过来，其实，这是门铃的声音。以前也有过这种事情。没错，没有思维的思维，仿佛陷入一种瞌睡的状态。你一直在给某人打电话，其实却没有打，而这个人现在却来拜访你，但其实却没有来。但是，这一次是一种不同的声音，的确不同。

她突然想起，今天下午，她邀请了她的老同志——沉默无语的亚努利朋友。在你陷入困境的时刻，你可以和他在一起一言不发地待上几个小时。的确，她邀请了他，因为她担心自己没有勇气一个人在家待着。那个沉默的人，他的谨慎深不可测。一个不错的主意：一个客人，替代一次取消的庆典。

她透过门上的猫眼向外看，不对，不是她要等的人。她把门打开。

“哇，真没想到！”

风度翩翩的客人站在门口，手里捧着一大束红玫瑰。

“医院的登记卡似乎从来都不会骗人。但愿没有打扰你，我只是来跟你说一声生日快乐。”

“没有打搅我，真的，一点儿也没有。太吃惊了，难以相信。请进，医生，请进。”

马尔加医生走了进去。

“我只待一会儿，别担心。我刚好路过这里，向你表达我的祝福。其实，我不知道该祝福你什么。”

“也许你知道。你完全知道，你太了解了，但是，你就是知道也没有用。希望我将生活在无聊的时代。”

伊里娜打量着他。她眼睛上的那层绿色雾霭使他感觉紧张，同样，还有她那沙哑、干巴巴的嗓音。

“那位东方诗人，你知道的，曾经整日做同样的祈祷，希望天上的那个人能够保护他，不要让他生活在有趣的时代。他的想法实在是太正确了，非常正确。”

“或许，你不会接受这样的生活。相信我，你会发现这样的生活非常难挨，跟我们的痛苦一样难挨。实际上，我们的痛苦太有趣了。我可以坐下吗？”

“是的，当然，请原谅。坐这儿吧，这儿有椅子。抱歉，我没换衣服，没想到有人来。”

医生没有说话。沙发的对面放着一张白色的小桌子，两边各有一张绿色的扶手椅，他坐了下来。

“伊里娜，你有客人要来吗？”

“不能这么说。我只是在等一个朋友，他不是客人。”女主人的声音从厨房飘过来。她在忙着把花插进花瓶里。

“啊，虽然我不敢说自己是你的朋友，但我也不是客人。你的朋友——”

“不，我说的是别人。”伊里娜的快速反应打断了他的幻想。她回到房间，手里捧着一只高高的、圆柱形的铜花瓶。“我请了一个老朋友，大家在一起聊聊天。他不知道今天是我生日。我们只是随便聊聊，打发寂寞罢了。他可以使我镇定。他的沉默，他的谨慎，他的倦怠。还有，他的自制力很强，他把怒火藏在心底。他临危不惧，是的。”

她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她看上去心情沉重，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他经历了很多事情。我想，他是在1950年前后到这个国家来的。那时，他还很年轻——可以说，还是一个大男孩。他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和家人断绝了所有的关系之后一直在希腊的山区参加战斗。他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他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学者。当老人听说自己的儿子成了一名狂热分子，一名极端分子的时候，他自杀了。没错，他放弃了家庭，放弃了职业，放弃了祖国，他抛下了自己的一切。最后，他牺牲了一切。甚至可以说，包括他自己。”

“那现在呢？”

“隐退了。非常低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已经成为一名语言问题的‘专家’，语言哲学家。研究方言，或是语言缺陷，我不是十分了解。”

“他不打算回自己的国家去吗？现在，希腊可是一个自由的国家。那里的人民生活得很好。在过去几年里，很多人都回去了。”

“他没有回去的理由。他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在那里他将会是一个陌生人，跟年青的一代没有任何联系——或者说，跟老一代也没有联系。虽然他的夫人一再催促他回去继承遗产，但他并没有这样做。突然的变故、悔恨、遗产——这一切对他而言都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很少见，我不得不承认，现在——”

“不仅仅是现在。我们喝两杯吧！不是为了庆祝什么，因为没有什么——为了你的来访。我相信，你不是为了医疗的事情而来的。”

“当然不是。我只是想来看看你，这会给我带来快乐；而且，在这样的日子里，你不可能把客人赶走的。”

他们来到露台上，伊里娜拿着一瓶红酒。他们在宽大的草编椅子上坐下。医生严肃地举起手中的酒杯，点了点头。女人莞尔一笑，深深地喝了一口。

闲聊。对话时而缓慢，时而高亢。他们感觉很轻松，像两个老战友似的相互开着玩笑。

8点钟，新的客人出现了。五官鲜明的脸庞，几近花白的头发，长而且密。他伸出一只消瘦、柔软的手。他看上去忧心忡忡，或许是因为他没有想到会有第三者在场。

马尔加在这个陌生幽灵面前显得很有精神。

“我希望你不会怪罪我的唐突，伊拉跟我聊了一点儿你的事情。”

“有件事情我们必须说清楚，那就是，我们不谈政治！”伊里娜突然打断他的话。“拥挤的公共汽车，蛊惑民心的集会，造谣者的胡言乱语，排队买萨拉米香肠、矿泉水，以及用来做尿布的棉布？不，不涉及任何有关政治的问题！”

“你误会了，我刚才考虑的完全是另一件事情。希腊！雅典，对，就是雅典。艺术，科学，美丽，理智。而你却选择了相对立的一面。信仰，激进，战斗精神——耶路撒冷的风格！这就是我想说的。这是一种矛盾，不是吗？”

亚努利双手捧着酒杯，用自己的体温温暖着红色的液体。纤细的手指，长长的指甲。柴火棒似的手臂不时地轻轻战栗。

“那么说，是希伯来人的风格！你知道那首诗吗？你们伟大的现代派诗人的作品。”

三个人有节奏地啜着各自杯中的红酒，牙齿用力地咀嚼着饼干。

“‘我一生中最宝贵的日子是我放弃美学专业的那段时光，’”医生拖着长腔，慢吞吞地背诵着，“你听说过这些诗句吗？‘我一生中最宝贵的日子是我放弃美学专业的那段时光。我放弃了希腊文化的粗糙之美/割舍了至高无上的依恋/奔向完美、稍纵即逝的白色肢体。我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成为希伯来人的儿子，神圣希伯来人的儿子。’美妙的诗句，你不这样看吗？‘希伯来人的儿子，神圣希伯来人的儿子。’作者是你们希腊的那个卡瓦菲[8]。”

马尔加看着伊里娜，她的思绪迷失在了什么地方。接着，他的目光又转向亚努利，后者也在看着伊里娜。他那双细长的手在膝盖上来回搓动，两条细腿被紧紧地包裹在那条破旧的廉价裤子里。

匆忙间，他们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伊里娜面色苍白，两只眼睛红红的，像发烧的病人。

“那么，结尾呢？”情绪激动的男高音继续背诵，“‘但是，什么也没有留下。享乐主义和希腊艺术在他心里就是一个忠实的孩子。’诗歌的结尾多么的精彩！仿佛无能的呐喊，不是吗？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那个孤独的人。年老体衰，流放在亚历山大沸腾的泥土上。”

一时间，他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决定改换策略。他再一次将目光转向亚努利。

亚努利没有回避，神态自若地啜着杯中的饮品。

“现在，人们喜欢不断地迁移，为金钱，为冒险，或是为自由。当一个离乡背井的人突然远离了自己熟悉的环境，自己的母语，陡然之间，他也会变得更加简单。被迫适应简单的生活：食物、住房、疾病、睡眠、爱情。他曾经胸怀大志，某个——嗯——某个不切实际的目标。然而，生活在异国他乡完全是另一码事。‘对于一些人而言，他们必须回答是或不是的那一天已经来到。’记得这一句吗？‘我要去往另一个国度，我要扬帆在另一片海域。’记得吗？你记得卡瓦菲吗？”

伊里娜有些担心，她看看医生，又看看亚努利。

亚努利目光执着而坚定。他脸色阴沉，没有任何反应。像往常一样，那个喋喋不休的家伙实在有些过分。

“‘你根本找不到崭新的地方，也找不到另一片海域。/你在地球上打转，你生于斯，老于斯，故乡始终伴你左右。/你的发鬓在同一屋檐下慢慢变白。/这座城池将是你的葬身之地。至于远离/没有希望/没有船只，没有公路。/在这一隅之地你毁了自己的一生/同样，整个世界在你手里荒废。’”

伊里娜站起身，眼睛看着他们俩，但她实际上谁也没看见。她放大的眼睛里出现的是传说中的芬芳、灿烂的亚历山大城春天。她走到露台上，头顶着那片歹毒的夜空，她的眼睛迷失在土星和银河系之中。

那个假正经的家伙不知疲倦地继续唠叨着，不时地，在那个夜晚，他表现出一种不自然的多语症和执拗。

“我年轻的时候也勇敢地参加过各种行军。但是，最终，我有一种被流放的感觉。人们有权利加入邪恶的行列，但没有权利参加对抗邪恶的斗争——你怎么看？我的工作耗尽了我的精力。具体、民主的苦难。根本不存在更加真实的流派。”

此时，电话响了。伊里娜快步冲进房间，急忙拿起听筒。

“你好！啊，是你！谢谢，非常感谢。不，应该说在意料之中。你还是跟过去一样，考虑得那么周全。太好了。是的，真是一个残酷的冬天。你说得没错，一个真正的笨蛋。我知道，室内没有取暖设备，还有学校，图书馆，电影院。你的夫人是怎么应对的？你说得对，是的，当然。没有，你没有打搅我。是的，我这儿有几个朋友。啊，我以前可没有听说过这个笑话。是的，胡言乱语者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每天都可以生产精彩的新笑话！”伊里娜开心地哈哈大笑。当她放下电话时，她脸上有一种忧愁而茫然的表情。她有些担心，为什么？因为自己在电话里说过的话，因为自己过早地拿起了听筒，因为这不是自己等待的电话，还是因为这个毫无益处的夜晚拖延了那么久，她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

她转过身，对大家解释道，“是加夫通先生！他特地打电话祝贺我。他很有心，每年都记得我的生日。”

“照你这么说，你认识毛里丘！马塞尔！马太！这我可没有意识到。”医生嘟囔着。他低头擦拭着自己的眼镜，他非常小心，不想让自己左边的那只人工眼睛被别人看见。

“我们很久没见了。他们把这个可怜的人从那家国家级的报社赶了出来，然后把他派到协会，负责协会的报纸。他的职业生涯已经接近尾声，离退休没有多长时间了。我们成了朋友。他是个非常不错的人，帮了我很多忙。”

“你看，亚努利先生，”医生突然说道，“这个毛里丘——马塞尔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出身寒门，夜以继日地苦读。哇，还有什么领域他没有涉猎的！为伟大的事业服务！真诚地为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你怎么看？那个关于他改名字的事情！你知道，如果你拥有一个听上去像外国人的名字，在这个国家里，你不可能成为一名记者。他采用了他夫人的名字——一个腐朽，甚至有些危险的名字，属于一个有名望的古罗马军团家族。我敢说，他就是用这种方式表现自己的勇气！这个受害者，他想表现的是，复仇应该终止。滥用屠夫的名义。那个傻瓜付出的比得到的多。替代，替身。亚努利先生。那个世界过于美丽，过于有趣吗？最终将变得过于枯燥吗？伊里娜，你知道托莱亚寄居在加夫通家里吗？”

伊里娜往自己的酒杯里加了些酒。她没有回答：没有回答的必要。

医生扭动着屁股，再一次转过身，面对着亚努利。

“我还记得托莱亚年轻的时候。相信我，他可真是一颗耀眼的星星。严肃，不做作。聪明、礼貌、好学。你简直无法相信那场变故——咳，他要是再耐心一些就好了。我以前说过：他缺乏耐心。他最终为此付出了代价。对于他来说，伤口很难愈合，代价太大了，真的不值得，这不是玩笑。不，这一次可不是玩笑。然而，我想说的是，我真正想了解的是——没错，你已经对语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独处的语言。怀疑？那么怀疑呢？”

亚努利感觉有些别扭，一直保持沉默。但是，这一次，他面露微笑，双手慢慢地在发间穿行。他希望，医生可以继续他的独白，这样，他本人就不需要做出任何应答了。

当然，事情就是这样往下发展的。但是，马尔加似乎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越发厌倦了。黑夜中，他的独白不再是喷涌而出，而是时断时续，朝着房间的各个角落渗透。“我不再年轻。我对乌托邦持怀疑态度：我知道它们会带来什么。但是，伟大梦想的破灭难道不是灾难的开始吗？怀疑不是更加糟糕？贪婪、固执、自私自利越来越被认为是正当的，是吗？”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没错，我对孤僻之人的心理很感兴趣：是的，这让我着迷。”又一次停顿，又一次开始，“我们深陷于孤立和无能之中，你认为有必要对此说点什么吗？或许，落后和冷漠不是也具有优势吗？想想所有的那些舒服的习惯！午睡，家庭关系，阅读，家庭烹制的食品，家庭秩序，彬彬有礼的孩子，朋友。在现代社会里，没有时间考虑那些，是吗？然而我们这些人质……”

但是，马尔加医生已经消失了。不知什么时候，他起身离开了。黑夜快速向他们包围过来，他们突然感觉更加孤独，更加心心相印。

“到露台上来。”她那沙哑的声音似乎变得温暖了。

天高云淡。平静的沉寂，冰山，月亮锋利的弯刀划过夜空。

伊里娜从屋里拿来了酒瓶和酒杯，把它们放在草编椅子之间的水泥台子上。

“我不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黑影欠身，并举起了手中的杯子。夜空中雾霭缭绕——飘过一大朵灰色的云彩。伊里娜也喝了一小口。夜空中雾霭缭绕——夜晚的云朵释放出巨大而凶残的烟雾，仿佛一个动物，挺直身体去捕获猎物，去释放长期等待带来的压力。

“今年的春天！”伊里娜突然说道，“它侵蚀了我们的骨头，不是吗？即使是四季的变更，也让我们感觉恐惧。这就是我请你来的原因。当你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的时候，答案不知不觉就产生了。原谅我。我也为马尔加的事情向你道歉。他心情不好，平常他不是这个样子——喋喋不休，怪可怜的。”

亚努利俯身去拿他的酒杯，与此同时，伊里娜也终于把自己的酒杯放下了，酒杯毫无意义地在她的手中停留了那么久。她仔细地打量着他，但并没有看见他——捕捉不易被察觉的、迟到的生机，也捕捉他缺乏负重的能力。她转过身，准备唤醒他，刺激他，使他恢复生命的动力。

“一段时间以前——我不太记得了，大概一个多月之前吧——协会的主席奥列斯特·波佩斯库同志给我们念了某家报纸上刊登的一则骇人听闻的消息，我记不清是哪家报纸了。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报道，通常，此类文章是不允许在报刊上出现的。一个女人在自家公寓里遭到了袭击。莫名其妙地被别人殴打。没错，她家里的确养了一条狗，还有几只猫，但这也很难成为此次暴力事件的借口。文章引发了特殊的感应——一种极具威胁的哼哼声。也许，这只是我的一种印象。我们还没有习惯在报纸上读到这样的新闻。我开始意识到，这篇报道在读者中的反响很大。很多人在议论此事。”

她连珠炮似的一口气讲了那么多，然后停下来，把酒杯里的红酒一饮而尽。她的动作很快，她有些漫不经心。她低沉的声音似乎想要征服听众的踌躇：她的话需要一个回应，一个确认。她需要听见别人的声音，别人的话语，需要别人迅速做出反应，这样才可以证实她的一番话的确存在，这个夜晚的确存在，露台、沉寂，以及葡萄酒是的的确确存在的：话语、头痛、天空、死亡，一切都是真实的。

“咳，没错，文章似乎旨在谴责这次袭击事件。但是，它的表达方法却让人生疑。粗暴，粗野，而且——有合谋的嫌疑。虽然表面上透着一股谴责的口气，但它似乎跟整个案件串通一气，背后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事件和报道之间的关系表明，谴责只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它与谴责的内容——故作姿态和对抗——之间存在着一种共谋的关系。真正的勇士会复活吗？会铲除肮脏的地下世界吗？”

伊里娜有些局促不安，她站起身，点燃了一支香烟。她身体靠在木栏杆上，满脸怒气地看着面前的这位昔日的勇士。

“害怕这个春天，害怕这个发育不良、丑陋的世界，它窒息了那么久，昏睡了那么久，迷失了那么久。充满期待的漫漫冬日。现在，异教徒的快乐，非法的快乐。缺少抵抗勇气的抵抗。狡诈、简单的东西，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俯首帖耳，没有勇气再次变得简单而强劲。我真的很担心！这种蛮横的欲望，秩序王国里的无序。”

半透明的基尔·亚努利，又黄又黑，面庞消瘦，头发花白。没有，她没有看见他，这很好。他也不想看见她那双忧郁的眼睛，不想看见她那双贪婪的双手怒气冲天地在空中舞动。

墨汁般的夜空，片片移动的白色，她认出来了，那是昼伏夜出的动物。一阵眩晕：她的四肢和手脚越来越长，她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她的头发散开了，她感觉自己被炙热的空气吞噬，感觉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异类的体内，被毒素所围困。她摇晃着身体，睁开眼睛，又闭上眼睛。她的嘴巴里充满了大量的黏糊糊的熔岩，一张饥饿的嘴巴，舌头和牙齿不断地膨胀。她紧张不安，摇动着身体，然后走进屋内。她的小手在不住地颤抖，珍珠般的手指间那支廉价、难闻的香烟也随之颤抖。她想说些什么，但她的语速越来越快，声音低沉，含混不清。话语可以是一种拯救灵魂的方法。如果她可以清楚地发音，一切都将变得镇定而安宁。她曾经听说过那些残缺不全的诗句：他们必须回答是或不是的那一天已经来到。说这话的人是谁？

基尔·亚努利沉默不语。但是，他就在这里，距离她只有一步之遥，可他看不见她。看不见真是一件好事情。她的眼睛在燃烧，她强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这一切他都看不见。她颤抖的双手渴望抓住什么，渴望挤压什么，也渴望释放什么，但尽管如此，她还是拼命让自己镇定下来。

这种密闭的沉默使他忧心忡忡，这个昔日的信徒仍旧活着。亚努利还活着，但是，他耳朵听不见，眼睛也看不见这里发生的变故，哪怕他们之间的距离是这么的近。

“这个季节就是一个陷阱，”伊里娜能够说话了，但声音依旧很轻，“一个躁动的时代。在这个躁动的时代里，人们太有耐心了。躁动的时代和耐心的公民。”伊里娜不假思索地说着。

窗户暗下来，又亮起来。一束火光替代了黑暗：发着磷光的脸庞，灿烂的女妖喀耳刻，卑鄙的小人！母狮子，母老虎，母猪，面露威严，在城中游荡，不时地啃咬着她那些无辜男性侍卫的精致小骨头。她不是别人，她是那个绅士病人亚努利的配偶，脾气暴躁的配偶，是他无价的母马！兰迪·埃米利亚，人们口中的米拉，米拉·亚努利，大娼妇。掌管替代和替身的女神，伟大的异教徒时代的超级娼妇，挑逗性的嘲讽——是的，以下是她准备向那个流放到月球上的无言勇士提出的问题。你如何应付崇高、肮脏的超级娼妇？然而，她没有时间，她的双手，她的眼泪，她的哭泣在同一时间迸发，而且，那个男人近在咫尺。一个玩笑——但什么也没有剩下，只有含泪的苦笑，天使般的微笑，狂喜的脸上懒散、孤独的神情。双手在黑暗中舞动，在黑暗中颤抖。

当她镇定下来的时候，那个人再次出现在老地方——她的对面。他们没有相互看对方，他们的目光共同凝视着黑暗的火山口——茶杯底部残留的咖啡末：一种幻想。

“这个季节是陷阱吗？如果我们把词语的顺序颠倒一下，结果会怎样呢？你怎么看？如此一来，没有耐心的不是季节，而是人，对吗？”

空气凉爽，夜色依旧——这是她希望的状态。她的伙伴就在附近的地方，他蜷缩着身体，萎靡不振。他睡着了，或者，他只是闭上了眼睛。她没有打搅他，只是冲他低下了自己疲倦的脑袋。此时，她清醒的意识不允许她兴奋，也不允许她作呕。没什么，就是拒绝这样做。这种拒绝最终掩饰了她的心中所想，就像她最后的面具，除此之外，不可能再接受其他的伪装了。

她抬首仰望黑暗的天空。钟声响起，她按照要求做好了准备。翻开了新的一页，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独自一人——独自一人，掌控着一切。

不知什么时候，她偷偷溜回屋内。她踮起脚，免得发出一点声响。她出来时手里捧着一床厚厚的粉红色毛毯，将它围在那个男人的身边。虽然他一动不动，虽然他双目紧闭，但他看上去还活着。他没有动弹，但他并没有死。没有，还没有。伊里娜伫立在露台上，凉爽的晨风使她恢复了神志。

她应该以这种方式走进人们的记忆，在时代转折的关头，身边是一个从故事中消失的见证人。

突然之间，她老了，她自由了。复仇和快乐：一种悲壮的胜利。光阴迫不及待地向她索要一样信物。她准备好了。

[1]书拉密，《圣经·雅歌》中赞美的新娘。

[2]客迈拉，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女怪。——中译者注

[3]歌利亚，《圣经·旧约》中记载的非利士族巨人，为大卫所杀。

[4]卡巴莱，指有歌舞或滑稽短剧等表演助兴的餐馆或夜总会。

[5]玛塔·哈里（1876—1917），荷兰名妓，因被控充当德国间谍而被判死刑。现用来泛指以美貌勾引男子，刺探军事秘密的女间谍。

[6]许门，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婚姻女神。

[7]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约公元前377），古希腊医师，被称为“医学之父”。

[8]卡瓦菲，指希腊诗人康斯坦丁诺斯·卡瓦菲（1863—1933），他被尊为希腊现代诗歌的先师，一生多居住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

目录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译后记

版权页

第一部

新的一天，晨曦刚露。一条又长又壮的魔术师胳膊启动了白天的魔法。黄色的拉达车停在了路边水沟旁。

“去火车站。宾州站。”

方向盘上方，是司机的照片和姓名：列夫·波尔坦斯基。

“你从俄罗斯来吗？”

“我在那里生活过。”

嘶哑的嗓音。宽宽的脸，小小的眼睛。

“哪里？”

“奥德萨。”

“我觉得，奥德萨好像是在乌克兰。”

“苏联！奥德萨和我，我们都是苏联的。没有多少人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区别。你不是美国人。”

“而现在，我是。像你一样。”

不，这显然不是一天的开始……一开始，是那位陌生人伸出了一只白色的小手，还有一个白色的小纸盒，洁白无瑕，带有镀金的字母。

“我在问自己，你是不是会接受在一个广告中亮相。给电视做的一个广告。付钱很多的。”

在他之前，是小小的科齐大夫。而再在他之前，是对露的回忆，不可能遇到她。

现在！现在，行人喃喃道。他新生活的格言：现在。除此别无其他：现在！以前的生活中，总是有罪恶的往昔，还有灿烂的但一再推迟到来的将来。眼前，而且，眼前……他就在那里，面对着向他伸过来一只白色小手的陌生人，目瞪口呆。

“什么都别怕。一个问题，仅此而已。只是一个问题。”

一种粗涩物质的进入。但语调很平静，很谨慎。

擅入者是一个约莫五十来岁的先生。长长的外套，本色的马海呢。白衬衣，洁净无瑕。没穿上装。黑头发，剪得很短，黑眼睛，乌乌亮亮的。芭蕾舞者或魔术师的轻柔动作。他从他牛仔裤的屁股兜里掏出一个黑皮的小小皮夹子。他掰开皮夹子的小磁舌，抽出名片。他送上一个白色的小纸盒，洁白无瑕，带有镀金的字母：事件的代码。

步行者没注意，被入侵者的两脚吸引住了。牛仔的靴子！风度优雅的先生昂贵的又紧又窄的牛仔裤底下穿着牛仔的靴子。

“我是制片人。库尔蒂斯。詹姆斯·库尔蒂斯。”

名片上明明白白地写着：詹姆斯·库尔蒂斯，制片人。

“我在想，你是不是愿意在一个广告中亮相。给电视做的一个广告。付钱很多的。”

“做广告？我？什么样的广告？”

“可口可乐。”

“我？可口可乐？”

“作为国际象棋棋手。”

“象棋和可乐？”

“是的，差不多就是这样。国际象棋棋手专心于棋局。一时间里，他朝摆在桌上的杯子伸出手去。可口可乐。”

“是这样啊！”棋手微笑了。“不，我很遗憾。我可是不值得做这一类的事啊。”

“付钱很多的，我已经对你说过了。广告要反复播出，钱会自动落入衣兜。想都想不到的。”

“不，我不做这个。”

“再考虑考虑。你有我的名片。请给我打电话。假如你改主意了，就给我来个电话。”

“谢谢。我对你说过了，我不……”

“Never say never[1]，就像这里的人说的那样。你不是美国人，是不是？”

“为什么不呢……美国人就不下象棋了吗？总而言之，可口可乐，他们还是喝的。还有百事可乐。我虽然不喝，但我下过象棋。当我年轻时。”

“你瞧你瞧。我都知道的。你真有职业范儿。想着点。你有我的电话号，给我打一个电话好了。你叫什么名字？”

“彼得。”

“彼得，那姓什么？”

“彼得。”

“好的，彼得。我会想起来的。给我打一个电话。”

“职业范儿！”行人彼得喃喃道，被甩在了百老汇大道和63街的拐角。“这就是那个制片人以为的，假如他真的是一个制片人的话。美好的一天，不是吗，科齐大夫？詹姆斯·库尔蒂斯，广告制片人，把当日的广告送给了我，大夫！就这样，我在库尔蒂斯之镜中瞧我自己。”

朝左迈一步，再一步。他走下了人行道，扬起了手。出租车！黄色的拉达车在水沟边上刹住了车。

“去火车站，宾州站。”

方向盘上方，是司机的照片和姓名：列夫·波尔坦斯基。

“你从俄罗斯来吗？”

“我在那里生活过。”

俄罗斯口音。沙哑的嗓音，抽烟者。宽宽的脸，温柔，小小的眼睛，大大的牙齿，脑门上皱纹密布。

“哪里？”

“奥德萨。”

“我觉得，奥德萨好像是在乌克兰。”

“苏联！奥德萨跟我一样。现在我是在这里。没有多少人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区别。你不是美国人。”

“而现在，我是。像你一样……你在这里很开心，像在月亮上那样吧？移居者的都城。怪僻者和梦游者。你喜欢这个吗？一个奇迹！世界上777个奇迹之一。”

列奥瓦不说话了，但似乎很认真地听着。

“曼哈顿岛，1626年被一个叫米努伊的法国人买下，极低的价格[2]。二十四美元！玻璃珠的价格，付给了印第安人。这里，生长着欧洲草莓和野葡萄，还有玉米和烟草。四周，则有狼群、狗熊和响尾蛇出没。”

列夫或列奥瓦不说话了，但他在听着。他不提问题，滔滔不绝的乘客引不起他的兴趣。他慢慢地开着车，轻松了下来，他没有纽约司机的那种神经质。在第34街，火车站前，他平稳地关闭了发动机，同时也停了计价器。

“多少钱？”

“八美元。”

乘客在裤兜里掏钱。先是一个兜，接着是另一个兜。随后，是上衣。两个裤子兜，四个上衣兜。他嘟哝着，别嘟哝了。

“两美元！拢共，我只有两个美元。”

“怎么回事？你想说什么？”

方向盘上方的镜子。瞧瞧，我们有一面镜子，大夫。命运给我打发来一面镜子，大夫。

“你说了什么了吗？”那个乌克兰和苏维埃的俄罗斯人问道。

“不，我什么都没说。但是我没有钱。两个美元！这就是我所有的钱。让我们去银行。请原谅，我一直没明白我没有带够钱。我会付你一直到银行的车钱的。第28街的营业所。很近，就在拐角上。几分钟的路。”

列奥瓦从镜子中打量了一番他的顾客，他用俄罗斯语或乌克兰语嘟哝了些什么。出租车启动，第28街就在附近，银行，就在拐角上。顾客闭口等待着。列奥瓦转过身来，更好地瞧着这个疯子。镜子无法让他满意，他要直接看这骗子的脸。

“你干吗呢，你还不下车吗？”

“我运转不良。我是个运转不良者。信用卡就在我的皮夹子里。我忘了带上了。我没随身带皮夹子，我刚刚才想起来。我把皮夹子忘在图书馆里了。在图书馆的快餐厅里了。兴许还是在医生那里呢。我刚才还去看过医生呢。”

“你说你丢了皮夹子，里面有你的信用卡，你想说的就是这个吗？”

“我没有丢，我是忘了。在医生那里，或是在图书馆。”

“那我们去吗？你还可以付那段路的车钱，用你根本就没有的钱？你想说的就是这个吗？我们是去图书馆，还是去医生那里？”

那顾客不回答了。

“是一个精神科医生吧？这医生是看精神病的吧？说白了，这没什么要紧的。在这里，生什么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什么样的医疗保险。你有医疗保险吗？这就是人们问你的。不是问你哪里难受，或者你以为哪里难受。一个精神科医生，不是吗？”

“他不是一个精神科医生。我不知道我把皮夹子忘在哪里了。兴许是在图书馆。我们还是返回火车站吧，我要赶不上火车了。”

“火车也是免费的吧？”

“我有车票。我买了一张来回票。我有车票。”

“是吗，我们就转回去吧。去车站。免费的吧？不，我差点儿忘了，你有两美元。你给我你最后的两美元，而我就继续带上你这赶路的老好人上路。剩下的彩色珠子，嗯？”

“请原谅。真的，我求求你原谅我。我真诚地求你了……喏，我有一个地铁卡。新的，二十美元。我把它给你。我今天刚买的。”

“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买的？看医生之前，还是去图书馆之前？”

“以前到火车站时买的。”

“你让我要一个地铁卡做什么好？我又不坐地铁。”

“你家里什么人兴许有用的吧？”

“这，这再好不过了！现在，你在资助我的家庭啦？卡里的钱应该用完了。或许，只剩下两个美元了。我最好还是拿你的两美元现钱，不是吗？这就是你想说的吧？”

“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是请你原谅。请相信我，我很惭愧。这样的事是会发生的。它们会降临到随便哪一个人的头上。”

“当它降临时，该怎么办呢？”

“这样吧，我们去地铁站。就这儿，银行旁边。我们去机器上验一下卡。它是新买的，机器会证明的。还没用过。二十美元。可以验证的。只要一分钟。”

“谁来做这事？”

“这个，我来……或者，还是你来吧。该你来验证。我嘛，我就留在车上，我等你。”

“原来这样，我，我来验证！而你，这时候，你就溜之大吉！”

接下来是一个短短的句子，用俄语或乌克兰语说的。

“那你就拿着我的包包好了。请相信我，我是不会扔下我的包包走人的。它很重要。喏，我把它交给你。我留在这里，我等着。”

乘客把他的包包从座椅上递过来。列奥瓦接过它，包包的重量让他哼了一声。

“包里都装什么了，花岗岩？水银？水银是最重的东西，是吧？”

“有一些书，一些小零碎。一些个人用品。”

“个人用品！正因为这样，才这么重啊！”

列奥瓦带上包包，走向地铁站。他有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像一只鸭子。他回来时朝左侧倾斜，因为那个水银包包的重量。

“是的，它没有用过。二十美元。我收了。”

他想上车，可车门被一个黑脸膛的意大利人挡死了。上装，长裤，帽子，全都是黑皮的。

“去韦谢斯特。很急。我在赶时间，我给你一百美元。”

“韦谢斯特！我去不了。我有一个麻烦。那位傻老兄没有钱付我。”

“多少钱？”

“八美元。就是说十二美元。现在，他该给我十二美元。”

“我给你这八美元。或者这十二美元，或者你要的别的数。我可以给你二十。一百二十去一趟韦谢斯特。我们走。快点，马上。”

列奥瓦瞧着这个黑手党，朝他的车子走了一步，像一个举重运动员，高举起那个包包。

“不，去不了韦谢斯特，先生！我要捎这位乘客去火车站。火车站！他快误火车了。”

“火车站？走着去就可以了，很近的。我给你一百二十美元！”

“我不去。我对你说了，我不去！”

“笨蛋！你真是一个笨蛋！”黑手党人嚷嚷道。

列奥瓦并没有一种受了冒犯的样子，他承认，是的，先生，我是一个笨蛋。他把包包还给物主，关上了车门，吐了几个俄语或乌克兰语的词，坐在了方向盘前。他没有打火。他想定一定神。他有些难堪地从镜子里打量着顾客。

“你为什么去看医生？你病了吗？”

病人没有回答。

“你病了，很严重吗？”

“我身强力壮，如有魔法保护。”

“为什么去看医生？常规检查吗，就像美国人说的那样？可你又不是美国人。你得了什么病？”

“什么病都没有，我对你说了。”

“在这里，我们都是一些号码。仅此而已。保险，账户，信用卡。一些号码，就这样。你去医生那里做什么？是你太太吗？你太太，她病了？你太太？……The significant other[3]，在这里人们是这样说的。妻子，女友，伴侣。Significant other。她病了吗？”

“没有，她在那个医生那里工作。我时不时地去那里，想去看她。她知道我们的约见。当我来到时，她就消失。她知道的，今天也是，我敢肯定。她不在那里。”

“离婚了？就是说，你们分居了……你去看她，而她却不愿意见你？你想说的是这个吗？”

“我们没有离婚。”

“OK，那我们去火车站吧。”

列奥瓦打火启动，汽车跳起来，火车站到了。顾客下车，包包下车。

“等一下，先生！拿上你的地铁卡。拿上这该死的玩意！”

“怎么回事？我们不是说好的……”

“滚你的蛋！滚你的蛋，滚—你—的—蛋！”列奥瓦嚷嚷着骂人，用俄语或是乌克兰语。

熙熙攘攘。嘈杂。喧闹。旅客终于发现了告示牌。然后是9号月台。然后是列车。

现在，仅此而已。不错，不错，列车很有节奏地慢慢离开了都市。

“不错，事情本来可能会更糟，”乘客想道，筋疲力尽，倒在座位上。包包就在身边，空着的位子上，靠着窗口。他端详着那张崭新的地铁卡。列奥瓦的礼物。一个正直的人，俄罗斯人。总之，乌克兰人，苏联人。十分正直。十分正直，这就是这一天的结论，大夫。露不在那里，这样更好。我必须习惯这样。她兴许已经习惯了。不，她还没有习惯，不然，她就会在那里了，对此她就无所谓了。她自我保护，她保护自己，提防着过去。或者宁可说提防着现在。现在就是过去，所以她没有来。为的是不让我有镜子。她保护我提防着旧镜子和新镜子。她把我保护起来，可爱的心肝宝贝。

不，早上的起点可不是这个……实际上，这一天一去而不复返的秒表早在科齐大夫的诊所中就已经启动了。

“瞧着镜子里，”大夫命令道。

病人瞧着他的鞋子。巨大的，死气沉沉的。一些木乃伊，一些史前动物！

“最近你有没有照过镜子？我已经跟你说过：练习。练习，节食，放松！早先，种地人不得神经官能症。整天在森林中伐木的人，也不得这病。身体是我们的家园。假如我们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生活就变得不幸。你有没有照过镜子？”

后脖子重重的。胳膊疼痛。颤抖，冷汗，丧魂落魄。

“减几公斤体重吧！做做体操，避免压力。你头疼吗？服一盒药片。一种错乱状态？麻木感？多多散步吧！没有发作！假如有发作，打电话给救护中心。这一次，不是一种发作。一些紊乱。一些神经紊乱。植物神经系统，就像我们这里以前说的那样。慵懒无力的胃。深居简出的生活。”

医生瞧着病人，病人则瞧着他的鞋，若有所思。

“一种溃疡？兴许吧。血压14/9。不算太糟。后脖子疼痛？这是因为老不动。多动动，真见鬼！你照过镜子吗？最近，你有没有在镜子中观察过自己？一种心电图？拿钱打水漂。你的问题，不是心脏。练习，节食，透气！这就是药方。生活的特征。你有没有照过镜子？你照过了？一头大象！”

病人摇摇晃晃地离开了诊所。他来到附近的公园，在一把长椅上坐下。

星期五下午。休息之前的匆忙。雇员们急急忙忙地走向周末。七天七夜又一次飞逝，什么时候，又如何飞逝的？春天变幻不定的天空：大夫在那边。小科齐-阿维塞纳！镜子，不，但是，有几次！病人赶走了形象。在一种音乐的轰炸中，三个公园木偶表演者灵活地操纵着木偶，木偶在他们又细又黑的手指头上滑稽地来回腾挪。它们疯狂地跳跃舞蹈。大夫在它们中间。左边有小路，右边也有小路。各个种族的行人，男女老少都有。大夫在他们中间。城市的万花筒在转动，小科齐位于其中心。

河流平稳地旅行，在列车的左侧。人们永远不能两次在同一条河的水中洗澡。这就是旅行者从车厢的窗口，沿着铁道线所看到的：河水不变老，却不再是原样。空气也一样。有疗养作用的漂浮的地平线也一样。

过去，现在，未来，一段与自身平等的时间，不是这样的吗，地平线？平静的水流，衰老的瞬间，腐物和粪便。水上涨，慢慢地，缓缓地，在熟睡的乘客之上。检票员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列车已经停在了车站里。

他迅速捡起他的包包，他的上衣。他下车，他下了车，现在，他呆呆的，站在车站里，瞧着他面前又宽阔又平静的河流。

呜呼！他到了！荒凉的月台，远方的山脉，近在咫尺的河。一个安宁、清爽的下午。世界的开始。他根本就猜想不到，终结竟然来临。他那个世界的终结。

秒表吞噬了这些停战的分分秒秒。

***

彼得突然出现，如同在一个美梦或噩梦中。

“我是彼得。加什帕尔。明海尔[4]。是明海尔·彼得·加什帕尔在给你打电话。”

一个声音来自虚空。戈拉教授实在不太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他瞧了瞧摆满了书籍的墙壁。他不说话。他根本就不想回答，这一突如其来的电话伤害了他。

彼得！明海尔·彼得·皮佩尔科尔恩，是好几十年前读过的一本书中的著名人物？还是外号叫明海尔的彼得·加什帕尔，巴尔干和社会主义文学咖啡馆的那一位？

再没有任何东西依然确切无疑，除了在他面前和在他头脑中的书架。

这位年轻的加什帕尔，在那些年里，在那些叫做“法定幸福”的年份里——他习惯这样称呼他曾生活过的天堂——发表过的唯一作品，书名就叫《明海尔》。这一外号的故事非常微妙和奇特，偶然的命运和图书馆是同谋。

彼得·加什帕尔是如何找到奥古斯丁·戈拉教授的电话号码的，他早已消失在广阔的美国了？

“你在哪里？你到这里了吗，到了美国，这另一个世界？”

鬼魂承认道：是的，他来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带着一份博士学位奖学金来到纽约大学。

“一个博士学位？建筑学吗？我觉得，你似乎不是……”

“不，我不是建筑师。我只是建筑师的合作者。我上大学三年级时，他们再一次逮捕了我父亲，他们把我赶出了家。学了三年建筑学，相当于一个高级技术员文凭。”

“那么，这个博士学位……”

“是艺术的，教授先生。艺术史的。在我们睡意浓重的祖国，晚上也上课。即便艺术史也有夜校的课。这个你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

但是，不，他是知道的，戈拉教授知道一切，但他显然不打算作一次长篇对话。

加什帕尔并不想成为一个研究德国表现主义的专家，就像奖学金所规定的那样。他只是想留在新大陆而已。

恰恰在如今，当希望在东欧重生时？他没有年龄优势，他也不是为了他本没有的孩子的未来而来的。那么？他是独自一人啦？不，露陪伴着他……她有英语文凭，戈拉教授知道得很清楚。英语能帮助她在她落难的世界中不轻易被别人发现。是的，她启迪彼得学习当地人的语言，但效果并不是那么好，他听不明白地铁广播报站名。眼下，他们还没有工作权。对戈拉教授提出的不多问题，他只有简明扼要的信息作为回答。

“我受够了，就这个，没别的。我不是一个勘探者，我对旅游不感兴趣。但我的脚还从来没有迈出过大门。从来没有！四十年的法定幸福，在同一个地方！现在，我总算出来了！For good[5]，就像你们这里说的那样。我有一个紧急的、绝对的需要，需要不负责任。至少是现在，在我的葬礼之前。不—负—责—任。”

他一字一顿地咬清楚音节，说了两遍，仿佛在对一个白痴或对他自己说话。不—负—责—任。

他谈论着一种终结，而不是一种开始，是走出一种情景，而不是走进另一种情景。出发，而不是到达。

“你说得对，我并不要求一个新位子，我只是要摆脱旧位子。去另一个地方跟死亡玩躲猫猫游戏，而不是留在老屋里。眼下，我需要一份工作。一份工钱。继续那个奖学金的喜剧就有点虚情假意，有点枯燥乏味了。露已经成了baby-sitter[6]，给人带小孩。她总是很喜欢小孩，尽管她自己没孩子。”

如此，冒险家正是为了冒险才来的……戈拉教授忧伤地微微一笑，继续瞧着堆满了冒险小说的书架。

“你来是来冒险的。”

“我没有说冒险。不—负—责—任。”

彼得·加什帕尔还特别向戈拉教授说明，尤其不要给他寄钱。他只是想时不时地向他讨一点建议，或者至少，跟他认识的什么人痛快地聊一聊，仅此而已。

他认识的人？是的，他们很早就认识了，当年，奥古斯丁·戈拉教授还是露德米拉-露的丈夫呢。

他们还将保持联系，这就是新来者想对他说的一切。

***

自从跟彼得的那次模模糊糊的会话以来，又过去了不少时日。除非，那模糊的一团存在于戈拉的脑子里？彼得承认，他来到美国时，曾决定不来找戈拉，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还是改了主意。自从他来到，直到作出此决定，再到那一次谈话之后，已经有些时日过去了。彼得消失了，但他又在不断地纠缠他。教授自问该如何确定现实。他闭上又睁开眼睛，他看到书架上的书，又宽又亮的书桌，电脑，桌子边上一双红色的手套，电话，一个很大的打开的卷宗，带有一大沓白纸。

彼得·加什帕尔让他回想起了一些他不再能确定或者不再愿意确定的记忆。他对书本，而不是对记忆，有一种不断增大的信赖，对记忆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相信留下来的文字。他那些对话者或者他自己的精神和心智，全都属于过去。

身为异乡人中的异乡人，我们毕竟还能找到以往生活中的朋友。在书本中！以往生活的书早就在等待他。作为可靠的伙伴，他们用另一种语言，还有其他语言，在热情地欢迎他。忠诚的对话者准备把他的习惯归还给他，为他的游荡赋予人性的意义。

他对彼得·加什帕尔不感兴趣，根本就不。而对彼得·皮佩尔科尔恩却有兴趣。他很高兴重又找到了明海尔·皮佩尔科尔恩，就在他们的对话之后，他又阅读了20年代那本厚小说中关于那个荷兰人的三个章节。

在《魔山》的疗养院里，汉斯·加斯托普带着一种怀恋，等待着克劳蒂娅·肖夏的到来。他的梦中女人出现时，身边有一个传奇人物相伴。脑门又高又红，皱纹很深。头发花白，又长又稀，胡子也是稀稀朗朗。大大的鼻子，大大的嘴，嘴唇撕裂了。手掌宽大，手背有雀斑，指甲又长又尖。荷兰人以他的身材和他的口音，统治了疗养院这一小社会。断断续续的、分散的、不连贯的讲演。

“我的孩子，［……］这超越了我的所有希望。［……］一点点面包，我心爱的。”*[7]

面包，皮佩尔科尔恩就是这样称呼给他提神的烈性酒的。

“焦味面包，我的天使。仁慈上帝的面包，透明的面包，我那小小的迷人形状，好让我们心中喜悦。我并不太确定，这个词的意思……我将建议换一个词：好活跃我们的心，假如我们没有再次冒着危险，给出毫无价值的意义……清了，Rentia，清了，付清了。更是一种义务，一种神圣职责的意义。”*

肩膀宽阔、脑门高高、眼睛浅色的外国人，脑袋十分强劲，四周围绕有他那头发的白色火焰，这是一个咄咄逼人的男子。偶尔因发热而颤抖。一种威严的力量，一种辉煌的不协调。

“生命是短暂的，我们的回答能力有它自身的苛求……因此……这些是事实，我的孩子。一些法则。一些不可动摇的东西。总之，我的孩子，总之，完美极了。”*

电报般的、零散的信息，意义含混。一个大人物！一个部落酋长的威严，以他的动作姿势和浅淡目光征服着他的听众。一只大手，船长之手，拳头紧握，打在桌子上。

“［……］简单，神圣！好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一瓶葡萄酒，一盘热气腾腾的炒鸡蛋，一杯纯净而透明的小麦酒。［……］清了，我的朋友！该死的，挨诅咒的！”*

意外的闹剧。无能，仿佛被强力压垮。

“女人这样一种生命，对名誉和力量的神圣渴求［……］是那么的不足，对此，既没有恩宠，也没有怜悯，也没有尊严，但它遭到了无情的和讽刺性的诅咒，被处理，青年人，还有唾弃……对这一毁灭和这一失败来说，羞愧和耻辱都是一些乏味的词，因为惊人地可笑。那是终结，地狱般的绝望，世界的傍晚……”*

彼得·加什帕尔的脸形和身影始终那么模糊，他已有二十多年没见了，而此前他也没怎么见过。戈拉只记得他不太像彼得·皮佩尔科尔恩，仅此而已。

这外号还有其他存在理由吗？彼得·加什帕尔写的那篇故事，题目叫《明海尔》，多少还是震荡了社会主义祖国的文学世界。被迫欢呼奴隶制的奴隶们很高兴地觉察了最私密的眼色，最细微的反抗信号，一种嘲笑的诱饵。难道是隐藏在这个故事中的炸药确保了彼得·加什帕尔在社会主义地下室中的知名度吗？一个故事，仅此而已！在一份外省的杂志中！在吕贝克著名的托马斯的著名小说[8]四十年之后！一种深深隐藏的影射，竟然逃过了审查官的眼睛？这一类的奇特，很快就被忘记的，有时候也会来到。作品发表后不久，作者就被授予了他作品中人物的名字。这甚至还不是一个名字，更是一种跟他打招呼的方式。Mister, Monsieur, Monsignore, Mynheer[9]！这个外号名称在文学咖啡馆中通行，然后，流行到了外头。关于彼得·加什帕尔的传言不断地丰富起来。后来，作者再没有发表什么，但光环并未消失。在这个充满了东长西短、道听途说的国家，有传言说，彼得还写了另一些谁都不知道的文学谜语。人们窃窃私语地说，他正在悄悄写一部杰作。流言蜚语，专制制度的黑面包，还蘸了大蒜。

一个小小社会主义企业中不起眼的技术员，加什帕尔为一些文化杂志写讽刺性的小文章，尽力避免官腔和废话。关于体育、戏剧和展览会的专栏文字，甚至还有集邮或马术专栏文字。人们能在剧院里，在展览开幕式上，在朋友聚会中见到他。被他持续存在却又逐渐消逝的声望所妨碍，却又没有真正妨碍，被无处不在的间谍们所追逐。

他身材高大，却很瘦，笨手笨脚的样子，仿佛这躯体是他很久以前借来的，而且忘了还给人家了。

他剃了个光头，黑黑的胡子，很像一个轻歌剧中的轻骑兵。又粗又浓的眉毛底下，是阴郁、紧张的目光。小小的手，光亮的脑门。高鼻子，挑战着他的遗传。

他的姓可能是一个匈牙利人的，或是一个德国人的，恰如他的外貌。但人们说他……受过割礼。这么说，他确实如此。按照当地传统，流言终成法则。一些人甚至还说，他的生命中有一些悲剧的细节，但没有清楚的证据，就像有关他的杰作，也没有明晰的证据。他看来跟所有其他人一样，尽管实际上他兴许不是这样。他友好的举止，是从他在青年队里玩曲棍球、篮球和足球的那些时代继承过来的，明显唤醒着别人的好感。

他在特兰西瓦尼亚[10]接受的教育，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特权，跟大都市布加勒斯特的那些巴尔干式的同时又法兰西化的方式截然不同。人们能把特兰西瓦尼亚当做东方吗？而明海尔·皮佩尔科尔恩则赋予了他的继承者一种合乎礼仪的爵号：荷兰人！常跟他一起吃饭的那些人也习惯于这样叫他。“嗨，荷兰人！”他也听惯了。

加什帕尔的作品，是对当局炮制的“争论”，对那些宏大话语和对人文主义口号的一种挑战。

不和谐是颠覆性的，这就是加什帕尔猜想的？他偶尔也突然露面，头戴皮佩尔科尔恩的毡帽，几杯伏特加下肚后，便哀求般地伸出一只手来，背诵起这一位的习惯段落来。

“这空气，先生们，我们今天所呼吸的这空气宣告了一种气息，渗透了一种春天的微妙芳香，负载着种种情感和回忆，我们恐怕不应该吸进去后以某种……形式再吐出来［……］我把［……］你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一高度上来，朝向这一伟大的高度，来到在高空中盘旋的这个黑点上，就在这一片几近于黑色的奇妙异常的蓝色之上……这是一只猛禽，一只大猛禽。这是，假如一切都……先生们，还有你，我的孩子，这是一只鹰。［……］苍鹰，女士们，先生们，大神朱庇特之鸟，同类中的王者，高空中的雄狮！”*

《明海尔》是否曾是一篇隐藏的赞美新大陆的辩护词？国际化的皮佩尔科尔恩，是否就是一个self-made-man[11]？咖啡馆的国王，居住在爪哇的荷兰人，跟他那位丹凤眼的高加索情人在一起？一篇为自由和为哈德孙湾的女神塑像的辩护词？自由，生命力！

人们会认识某个人到何等地步，消失在生活于东方与西方相交叉的子午线的那些幻觉消费者中间的某个人？戈拉教授恐怕不会有勇气来回答。彼得·皮佩尔科尔恩激活了作品的书页，但戈拉白白地等待着：加什帕尔不露面。

荷兰巨人自杀了，他给自己注射了动物毒液和植物毒汁。热带高烧毁尽了他的力气：再也无法强烈地感觉生命，是“一种喜剧性的灾难”*，他写道。上帝面前的一种羞耻。

戈拉希望能渐渐地明白他以前不甚明白的。在美国的明海尔·加什帕尔，是不是最终会变成人们始终在说的那个样子？

***

许多年前，上中学最后一年级的彼得，也同样突然地出现在了戈拉位于首都的家中。

高高的个子，苍白的脸色，眉头紧皱，被一个跟他年龄和他本性不相配的使命所压垮。他只有很少时间，他得去赶他回程的列车。他夜间旅行，从这个国家的最西端而来，赶来参加这个奇怪的家庭会议：讲述他父亲发生的事，让亲友们有所警惕，以提防可能会给所有人带来的后果。

检察官大卫·加什帕尔没曾想到，他妻子会把这个更关心篮球而不是政治黑暗的少年郎打发去完成一次如此的出征。爱娃·加什帕尔做得很巧妙，彼得一个夜晚的缺席不会引起什么疑问。以前，她儿子就有在同学家睡觉的习惯：蒂波尔的父母会保守秘密的。

奥古斯丁·戈拉立即就从露的父母的脸上瞧出了那种担心。看来，对检察官大卫·加什帕尔的撤职，他们已经知道了很多，而对类似情况，则知道得还要更多。瑟拉芬女同志和加什帕尔男同志只是表姐弟，但猜疑传播得跟疥疮一样快。他们担心这会影响他们自己的环境，因此没有把这消息告诉女婿，后者那时——以及在此后——问自己，他们是不是采纳了朋友的建议，而这些人又是谁。他更愿意相信，假如曾经有朋友的话，他本该被当做其中一员。

在那个灰尘蓬蓬的七月的下午，当这位中学生被邀请坐到餐室中那把红皮大扶手椅上来详细叙说他带来的消息时，戈拉感觉到，危险正从国家的西端向他的新家转移。他必须承认，通过那些倾听这壮小伙子的人脸上显露出的不安，他立即就被传染了，意识到了小伙子正解释的他父母亲家一下子就陷入其中的这一荒诞。

大卫·加什帕尔这位早先的钟表匠，没有任何理由解释，就被解除了在社会主义法学体系中的检察官一职！按照党的意愿，一个钟表匠被送到一个学校学上一年，然后就成了检察官；按照党的意愿，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便不再是检察官了。人们无法指责他的不正直，或者某种无视神圣的政治行为，只能说他为事业效力绝对毫不妥协。撤职的借口很是晦涩，失宠会带来完全荒唐的后果，这就是爱娃·加什帕尔转达给年轻密使的信息。

沉默之后，紧接着无数的抗议：这只可能是一个差错或一个误会，大卫不是一个面对不公甘心沉默的人，他会去抗争，要求解释，他最终将得到满足。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敌手和阴谋就会存在，耻辱或差错只是一时的，中学生很快就会证实，正义终究要占上风。他们请他吃美味佳肴，露为他展示家里的书房，还带他在首都转了一大圈。回来后，他们建议旅行者好好休息，他的面前将是另一个不眠之夜，夜车将把他带回自己家。

晚上，戈拉开车送小伙子去火车站之后，在回来时得知了彼得诞生的故事。

战争的第一年和第二年，钟表匠大卫·加什帕尔跟他的妻子和女儿成功躲藏起来，但在1944年春天，他们被发现了，由当时统治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匈牙利当局押送到奥斯威辛。他妻子和女儿一到集中营就被毒气毒死。大卫幸存下来，一开始在一个小车间里劳动，把从活人和死人身上扒拉下来的金子做成首饰，然后，像一个疯子般没完没了地劳碌，也多亏他长得结实。他钟爱的妻女死后，激情和焦虑都消失了；从此他孑然一身，变得非常坚强。无动于衷，精打细算，一门心思地捱日子。

被苏联人解放出来后，他在分拣旧囚徒的医院里遇识了他未来的妻子。他们在长长的归乡路上结婚了。

爱娃，比他年轻十岁，不愿返回当年把她送去见死神的地方。她梦想着那块福地，幸存者之地。但大卫表现得不可理喻。他要回他的家，要亲眼看一看他早先的邻居和朋友，还有大笔一挥就把他的名字从活人中勾销的那些警察和政客。

1946年秋天，他们绕道穿越了整个废墟中的欧洲，回到了家。大卫，他的新妻子爱娃，还有彼得，他们旅途中出生在贝尔格莱德的小婴儿。奥蒂丽娅·瑟拉芬，露德米拉的母亲，却说彼得很可能不是大卫的儿子。“在解放的混乱中，乱睡乱交是普遍现象。所有人跟所有人。复活的妖魔。”

“这故事让我们慌乱，”露承认道，“直到今天，它让整个家不得安宁……战争中，我们也一样，我们的日子也很不好过。苦难，侮辱，危险，强迫劳动营，人心惶惶。但是大卫的故事，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回到故乡后，大卫·加什帕尔并没有像他承诺的那样，去瞧他的老邻居，也没有去看那些旧警察和政客。很简单，他拒绝回忆集中营的日子！并责令他的家人和朋友也这样做。

露的脸拉长了，就像在很老的圣经图画中那样。褐发的圣母脸色苍白。戈拉被他自己的话在她身上引起的效果惊呆了。她万分激动，把一切都推向极端。这一脆弱似乎就是突然觉醒的预感的可见面貌。她拦截或放任含糊信号的入侵，不确信加紧她心中的纠结。

她停下来想平静一下。她的苍白有增无减。

“我猜猜你在想什么。不，我家里没有宗教的位子，从来就没有过，这你很清楚。过去没有过，现在当然更不会有，既然无神论都变成了机会主义。就我而言，我先是自由思想者，后来才成为共产党人。我从小接受的是一种理性精神，是跟被侮辱者和被压迫者的团结。我跟神秘主义的人或书都没有接触，也没有参加过关于超验论的任何争论。然而……我了解，一向如此，现在依然如此，有些时刻，某些黑暗的东西超越了我，误导了我。使我变得，是的，很容易受伤害。随时准备去做我实际上不知道的事。某种陌生的东西阴暗地活在我心中。”

她突然摇晃起她那头浓密的黑发。她的脸依然苍白，她的眼睛燃烧着亮火。她以这一甩头发的神经质简短动作，似乎摆脱了一个重负。

“我想彼得。当孩子生下来时，大卫对他妻子说：他将生活在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而我们会跟他在一起。他生在一个遭受苦难的家中，爱娃回答他。新世界包括了旧世界，过去也将活在他心中。然而他们从来都没有告诉过彼得，说他父亲早已结过婚，有过一个女儿，而他有过一个被命运剥夺了存在的姐姐。假如彼得的父亲真是大卫的话……我母亲很是怀疑。只有爱娃和他知道其中的答案。假如只有他们知道的话。”

露低下了眼睛和嗓音。

“而现在，在新大陆，彼得带来了过去的什么？而露又带来了什么？”戈拉暗自问自己。“他们带来了别的什么吗？”

戈拉教授很快就将知道，彼得拒绝了好心的美国人准备给他的“幸存者”身份，恰如他总是拒绝对他诞生其中的悲剧的任何影射。他突然回避了关于战争灾难的任何谈话，正因昔日的这一灾难，他父母才能相遇结缘。

当年，这个中学生作为不速之客出现在戈拉位于首都的家中，而二十年之后，这移民又像幽灵一样出现在教授的电话和记忆中，这两个日子之间，一个夏天的晚上，露，奥古斯丁·戈拉的妻子，曾在荒凉的人行道上出现过。

陈年的不安又一次跳将出来，戈拉教授的孤独……他很想把它们推开，继续留在露的镜头中。这让他心中充满快乐和痛苦，把生活还给他，拯救他于虚空之中。

他闭上眼，想就这样留住露，悬在不可能之中。

中学生一旦回家后，就很少有加什帕尔家的什么消息了。

露越来越经常地谈到爱娃·加什帕尔。她并不认识她，但她怀着一种混杂了赞赏和激动的心情提及她。她打电话给她。爱娃的焦虑更多地感动着彼得，而不是她丈夫，露心里想。母性的热忱。这一往昔疗法，爱娃似乎最终找到了，它并不来自她的丈夫，而是她的儿子。彼得的未来让她纠结不已。

“爱娃是一个占有者，”戈拉不快地宣称。“对自己的生活很不自信。而对别人的生活却又太确信。”

露深受震撼，惊跳起来。她瞧着他。她皱起了眉头，很是惊诧。仿佛吓坏了。寂静在延续；后来，戈拉不再谈及爱娃·加什帕尔的话题。他只满足于听一听露的简短信息，它们天生就跟他的阐释相矛盾。

对于露，彼得不是一个预想的或自然的选择。对熟人的适度接受？露不怎么看重适度，并且不看好心理分析思辨。她把它们看成对亲密关系的一些无聊和无用的入侵，她更喜欢根据行为来判断和被判断。此外，她根本就不喜欢被判断。

家人的联系……是不是因此会让露接近彼得？

“我要去加什帕尔家待几天。我想认识一下爱娃。搞明白那里发生的事。尤其是曾发生的事。那个老故事，不属于我的老故事……”

她丈夫并没有掩盖他的惊慌失措。

“你没有看到我生活在一个鱼缸里吗？我毕竟不能应聘，去一个建筑工地当泥瓦工。为了看一看我们美妙的工人阶级过着一种何等美妙的生活，我对它，除了报刊上讲述的那些童话，实在是一无所知。但我可以去加什帕尔家。不是去了解那个检察官为什么不再是一个检察官了，尽管这也很值得去了解，而是去了解别的。最痛苦的那些。”

她想走出鱼缸！鱼缸家庭？鱼缸婚姻？她曾渴望躲藏在家庭中，家庭世界给了她一种平衡，并激励她……为什么会有这次爆发？

她从加什帕尔家回来了，带着集中营的可怕故事。她说话时用的是一种苍白的嗓音，她的脸色也是白的，苍白的，来自另一个世界。某种基本的东西似乎变了。一种痛苦，一种力量占据了她的心。简直可以说，她破译了她自己的、向来就没被弄明白的奇异秘密。落到其他情愫之上的一种转移，戈拉想道。或者，她朝自己的身上转移了她以前没有意识到的，她自己很缺乏的情愫吗？现在她确信，它们原来始终就在那里，在她心中，向来如此。

***

戈拉很晚才得知露和她的年轻表弟彼得之间的奇怪结合。那是在他朋友帕拉德从他那刚刚走出了专制统治的遥远国家回来的时候。帕拉德，在他热爱的美国变成了波特兰，向他的家人介绍了他的未婚妻。他回来了，对那腐败和蛊惑深恶痛绝，他的国家陷入到一片真正的混乱中，不知道要过渡到哪里去。

很久以前，戈拉遇识了米赫内阿·帕拉德，在他开始读大学的时代。东欧国家的一个自由化时代，希望的酵母躁动着阶梯教室的日日夜夜。激昂和怀疑交替领先。帕拉德是学数学的，小个子，瘦弱，厚厚的玻璃眼镜常常会从他的小鼻子上滑下来，他往往先是沉默好一阵，然后再说上好一阵。不知道是谁把他带到阁楼中热闹的辩论会上来的。他认真地听，他滔滔不绝地回答。他读得很多，似乎什么都知道，却又明白自己什么都不知道。透过大学的那些大窗户，他眺望地平线之外的地平线。他学习很勤奋，抱怨图书馆开放的时间不够长。

他如同一个征服者，来自外省，很快就在学生和教师中出尽了风头；他很快就遭到怀疑，而这一可疑的提名让他心中充满自豪。他不是这个人文主义团体中唯一的擅入者。有一些医科学生，另一些来自综合技术学院，还有几个中学生，甚至还有悠闲阶级的被剥夺者，成了工人或失业者，他们尝试通过阅读和对话来充氧。在朋友小圈子里，人们谈论着他们通过复杂的花招得到的书。一种禁书的地下交易市场，一个知识分子的走私世界。陌生禁令的魔法。

流亡者周围的神话光环在扩大。有些人战后在西方出了名。博学的伟人科斯敏·迪玛成了一个迷人的典范。帕拉德好不容易搞到了他早先的书，有些甚至是在西方出版的。

信息，书籍，传言，争辩。紧急的日日夜夜。一个停顿，仅此而已。每时每刻，幻想都会转化为禁令或罪孽。不可靠和不耐烦点燃了对话，没人能抵抗得了不耐烦。

法语助教奥古斯丁·戈拉常常参与学生团体的活动。会议在一个阁楼中开，是其中一人的家。一个很大的楼顶间，摆满了旧扶手椅和靠背椅。巨大的窗户给他们的感觉仿佛就坐在露天，在屋顶上。

戈拉参加过关于卡夫卡的《审判》的讨论。对K.的随意逮捕充满了内涵，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毫无依据地被捕，恐怖蔓延到了荒诞的游戏。毫无理由地被捕后，K.并没有自称无辜。他似乎被一种隐晦的、形而上的错误压垮了。

年轻人们试图摆脱老一辈的妥协，但他们清楚自己面对当局时的软弱。他们学会了玩弄口号，以争取获得争论和批评的权利。特务在暗中监视：伪装成反抗者的告密为数也不少。人们可以显示出智慧，而不是性格。

晚上会议结束时，米赫内阿·帕拉德曾问戈拉，他是不是可以送他回家。当他们经过环湖的公园时，戈拉有些洋洋得意，他丢弃了谨慎，放松了警惕。在那迷人的醉意中，他随口说出他收到了一个美国大学的邀请。他冒险进行了一场真正的对话，他重新找到了他的尊严。

大学生不说话了，既是因为初次见面就向他显示出的信任，也是因为那消息本身。在那个时代，在这个地方，隔离的效果使得所有的俘虏互相团结。阅读的俘虏当然更有理由团结一致。

下来的那次见面时，他们读了博尔赫斯的作品，是一个学生从西班牙语翻译过来的。虚构的行星特隆，想象中的地方，由一个脑力游戏显现的宇宙。1942年，在法国，在一个公主的套间中，人们发现了一个真实的物件，上面刻有特隆字母的铭文，特隆是一个虚构的行星。然后，又出现了——什么时候，怎么出现的？——在南美洲，在一个死人的衣兜里，一种同样来自特隆的陌生金属。1944年，在蒙菲斯，田纳西，四十卷《特隆百科全书》突然被人提到。

戈拉一边听着这些迷人的奥秘，一边瞧着席地而坐的年轻人，只见他默默不语，全神贯注，对那些争论充耳不闻，一味沉浸于从刚刚读了译文的译者那里借来的这几页作品中。在博尔赫斯的另一个故事中，悬念诞生于对一系列不明罪行的一番调查。那个侦探，一心纠缠于杀人犯的逻辑，太晚地明白到他推理的圈套，意识到他自己将是下一个牺牲品。然而他顺从天命：他欣然赴约。凶手在开枪之前，说出了判词，做出了解释：

“［……］世界是一个迷宫，不可能从中逃逸［……］[12]”牺牲者和凶手被抓在同一个黑暗的、有代码的逻辑中。

刚刚阅读完，帕拉德就像触了电一样，在屋子中央跳将起来。

“复杂的象征主义。实际上，作品的中心话题是逃脱。自由到底是迷宫的出口，还是迷宫本身的延伸？在一条看不见的、杀害人的路径中，‘迷宫’一词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唯一的迷宫般的打击，永恒的……为什么说是迷宫般的？假如它只有一条路径，那就愿它是直线的，迅捷的。作为一个数学家，我还应该明白一条直线的迷宫，两点之间的最短道路，即便这两点位于一段无限长距离的两端。”

大学生的嗓音在颤抖。一种微弱、腼腆的嗓音，与动作和论据的力量形成鲜明对照。

“你还记得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盲人的话吗？‘我了解希腊人所不知道的：不确切，’[13]博尔赫斯承认道。我还要重复一下原话吗？我就不重复了，但最好还是别忘了。自由，就是逃脱一种独一无二的精神体系的暴政，这就是自由。不完整的、公开的、反教条的思想，不确切，可能性的星云。”

眼镜从他的鼻子上滑下来，他激动的时候经常会这样。他嘟囔道：不确切，不完美就允许有争辩和揭示。

戈拉尴尬不已。帕拉德的话使他想起了读到过的或听到过的什么，却又无法将这一回忆定位。他希望大学生能再回到这一想法上来。

送戈拉的路上，年轻的米赫内阿·帕拉德的眼镜又滑落下来好几次。在湖滨街区，城市的优雅近郊，春天的夜晚仿佛也充满了秘密和陶醉。

除了邀请书，奥古斯丁·戈拉还拥有一件更不像是真的东西——护照。

“是的，我都听说了，”大学生一边喃喃道，一边神情尴尬地瞧着沥青马路。“你在该有的地方有个家。”

“我妻子的家，”戈拉赶紧明确道。

天真的搭腔。那些拥有一本护照的人，包括在这一相对宽松的时期里，都不值得信任，甚至连孩子都知道这一点。

“你跟你妻子一起走吗？”

这意味着：你不再回来了吗？一本护照是一种可疑的特权，而对一对夫妇来说，两本护照则消除了所有的怀疑。

“希望如此。我还不知道呢。”

戈拉不想再说了，沉默在延续，越来越凝重。他不怎么好承认说，费尔德曼大夫，露德米拉的叔叔，当时的年轻共产党员，曾跟党和国家的领袖关在同一个监牢中，正是费尔德曼同志为戈拉夫妇办理了护照。

“人们劝我入党，”大学生喃喃道，他十分疲劳，多少有些答非所问。

“也在劝我，”过了好一会儿教授也说。

“护照的代价？”

“我没有接受。”

戈拉的嫌疑显然变得更可疑了。帕拉德毫不迟疑地提高了赌注。

“我接待了一个秘密警察警官的来访。”

这一次，他直瞪瞪地盯着教授看，想看到人们看不到的东西。

“例行公事。连哄带骗的习惯性尝试。这可不行！别来这一套！别的可以，但这个不行！绝对不行。无论以什么代价，都不行。你并不需要党证。我们已经不是在斯大林主义时代了，他们不会逮捕你的。他们只不过会找你的碴。”

“不给我护照。”

“是的，这是有可能的。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戈拉似乎准备好了，要奉献一个信任的新证据，让它缓和一下气氛。

“你今天说到了逃逸。这种自由，逃避一个独一无二的精神体系。不妨说，大脑系统吧？囚徒们与世隔绝，这是对他们的惩罚。但是，有那么一个时刻，一只猫出现在了囚牢的窗口。它从一个窗口转到另一个窗口，从一个囚犯转到另一个囚犯，它很好奇，很想玩。囚禁者朝它做手势，等待它，透过铁栅栏把他们的食物送给它吃，还发明一些诱饵。那猫有时候从栅栏中间钻过来，让他们抚摩。其中一个囚徒再也忍受不了这类小孩子游戏，觉得他的难友们也太容易沉迷于一些愚蠢的娱乐了。‘一帮子小娘儿们，傻瓜蛋，有毛病！’这人疯狂地嚷嚷，不仅是一个囚牢的俘虏，而且还是革命学说的俘虏。他跟别人争论起来，他很固执，凶恶，虚荣，爱记仇。他在党内位于非法等级，这尽人皆知。他们也不打算跟他作对。最后，这个歇斯底里者抓住了猫，把它杀了。就在那里，在牢房中。你知道谁是罪人吗？”

“罪人？这是个真实故事吗？”

“是啊，没错。主人公就是我们伟大的Conducǎtor[14]，人民之子中最受爱戴的那一位。”

“这你是哪里听来的？”

“从我妻子的一个亲戚那里。他跟这个狂人一起坐牢的。始终皱着眉头，那么严肃。脱离了恶习，对任何偏离最高目标的言行均怒火万丈。”

最后的谈话。戈拉最终是一个人走的。他离开了他的国家，离开了他的妻子，而他对任何人，对任何事都不像对她那样舍不得。而令众人吃惊，也令他极度失望的是，露拒绝陪同他去！

他来到新大陆一年后，收到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长信，信中，米赫内阿·帕拉德回顾了他为获得他的地址而遇到的困难，并向他报告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尽管这信是要经过官方检查的。他想放弃数学！眼下，他推迟了计划，努力地学习，甚至包括数学，尽管他对中世纪残酷的司法体系尤其感兴趣，例如对圣女贞德的审判，还有炼金术和天文学。他已经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阅读了博学的科斯敏·迪玛的作品，他还问谁可以为他说个情，与他建立通信关系。戈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他还是帮了一下忙，让帕拉德获得了一份来美国学习的奖学金。不出意料，他的护照被拒发。两年之后，在以magna cum laude[15]获得大学文凭之前，帕拉德收到了一份新的美国奖学金，这一次多亏了那位伟大的迪玛。他们给他签发了护照。帕拉德是不是屈从了党或秘密警察的压力？这问题从来没有提出来过，无论是戈拉和这位早年的大学生在美国重逢的那天晚上，还是在此后。

新移民嘴里只有一个词：逃脱。

天赐良机，由众神和黑暗的力量谈判而成的。在最初几个月的舒适安乐之后，帕拉德深深陷入在消沉中。束缚，孤独。图书馆的庇护显然不再能帮助他。他赖在床上，一连几个钟头，甚至整天，等待着奇迹让他站稳脚跟。

“我很失望，但没有被打败。失望是生命力的一种符号，我希望如此。我被悬置了，彻底自由，我破解不了我所陷入的紊乱。人们还没有给我钥匙。我在无所谓和忧伤中等待。我听到楼梯中传来以往监视者的脚步声。他们始终在那里。”

他们每天都通电话。同时，戈拉向迪玛靠拢。大师对他的所有同胞都很慷慨，和蔼，同意见一见米赫内阿·帕拉德，他那位刚刚从罗马尼亚而来的崇拜者。后来，当戈拉问起他的印象时，迪玛很开心地承认，他觉得帕拉德真的是他的弟子。

见面消除了帕拉德的不安。大师向他建议了一个旨在获得博士学位的精读计划，并答应他让他作为合作者参加共同的注释工作。尽管他不得不在一个大学和另一个大学之间穿梭来回，帕拉德还是在迪玛权杖的庇荫下发表了很多东西。关于神话和神秘主义，关于文艺复兴和宗教裁判所。他追随着大师百科全书式的典范。

帕拉德将在迪玛那给人深刻印象的家中遇识他的妻子。戈拉认识基拉·瓦拉姆，她曾是他的学生，而且，看来，还不只是一个学生。当基拉成为西班牙语助教时，他们还是同事。大三的时候，她就在一部电影中担当了主演：这不应该归功于她那平庸的演技，而应该归功于她那张长了绿颜色杏眼的相貌奇怪的脸。她那长长的如麦穗一般金黄的头发梳成了一根长辫子，一直拖到胯部，她那秀美的大腿从短短的裙子底下露出来。第一部电影之后不久，她嫁给了一个著名运动员，一年之后离婚，一个人带着一个小男孩过日子，一旦完成她的学业后，就携子移居到了克里夫兰，住在一个姑妈家。

从第一个夜晚起，帕拉德就把他们的爱情放置于一种神奇礼仪的徽号下。两位情人食指蘸了自己的鲜血，面对着床，先后签署了一份永恒之约。“变心者将在耻辱中早早死去”，人们在一张特地弄到的羊皮纸的最下面读到，它就放在桌子上那瓶等着开喝的红葡萄酒旁边，十分显眼。九月之夜：一直到她死为止，每年的生日，基拉都会收到十九朵玫瑰，鲜红得就如火红的柴火，要把种种承诺燃尽。

一些媚俗的细节，彼得·加什帕尔会说，就如戈拉教授也会说的那样。很显然，迪玛大师对他的弟子有一种催眠功能，以魔法和奥秘把他迷惑。

帕拉德跟基拉分开之后的那几年，他的生产力没有减慢，他的奇特行为也没有减少。但是，在某一时刻，跟迪玛之间的关系总是集中在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上。在祖国的图书馆中，很少能学到罗马尼亚历史的真相。戈拉和帕拉德只是在到达他们的新国家之后，通过阅读在这里，在大洋此岸，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找到的他们遥远祖国的旧报纸，才发现30年代一些奇特的政治插曲，那时，这位还很年轻的博学者被一种基督教-东正教的基本恐怖主义所吸引。

帕拉德在打击下摇摆。迪玛不仅仅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博学者，一个真正的图书馆，而且还是一个慷慨的、利他主义的对话者，在他身上很难找到什么缺点。

戈拉曾试图跟迪玛来一次对话，但没有成功。“他打毛线！他在打一顶小小的睡帽。假如我问他关于这一历史阶段的问题，问他我在这里的旧报纸上发现的问题，他会拿起他的毛线针。他会以一种茫然和谨慎的神态，开始编织他黑颜色的小睡帽，它将保护他抵挡寒冷和回忆。就这样，我将看到他赐予我的沉默，”在一次不断被喘息打断的电话通话中，戈拉对他以前的学生说。

帕拉德被震撼，同时又渴望获得新的证据，他再也不能工作，他被撕裂为两半，一半是对大师的敬仰，一半是不断出现、不断积累的问题。

“一个笨蛋，这才是他的本质，这个被恋爱蒙住了眼的人！”他在电话中咆哮道。“好一个弟子！整整一生，我都梦想着跟大师的伟大会面。但就在学校门口，人们抽走了我的批评神经，让我能够继续留在恋爱中。批评精神是禁止进入爱神的神庙的。”

自我指责，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帕拉德决定忘记两难困境。迪玛是他的保护人，他的友谊是无可估量的，他不能放弃他。智力上和伦理道德上绕了半个世纪的弯路？这可不是指现在。如果说过去的事不清楚，那么现在，它，则是清楚的：博学者是写书的人，而不是柜台前打嘴仗的人。

戈拉问自己，帕拉德是不是入了他所仇视的党，可他毕竟还需要这党来作逃脱。他很可能就这样有了妥协的经验。

恼怒将周期性地反复出现。然而，老人和他的弟子继续共同出版作品。

在科斯敏·迪玛的葬礼上，继承人宣读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词。对他的无比热爱，对他解放的公开肯定。帕拉德用几句话宣告，他对世界，对他卓越的前任以及他本人投身其中的领域，有一种不一样的看法。“我的老师相信一种制度的有机特征，而我，我更喜欢中世纪的ars combinatoria[16]。关于信息的当前理论以及认识理论，在这些理论中，我们从一个空白点出发，走向种种关于逻辑和信息的不同异文。我相信强调不完美的概念，精神上的活力萦绕在我的心中。”

政治上的盲目，甚至还有声称不懂政治或否认政治，这些都无法跟爱相媲美，帕拉德断定，而且，他再一次，公开地，表达了他对逝世者的敬仰和爱戴。兴许还是一种疗法，专门治疗无法忘却政治迷途和对此所保持的沉默。

“在他去世后，迪玛先生给我带来信息。我几乎在驳斥他的思想，我跟他唱反调，但是，我们继续着我们的论战。”

在好好研究了其中的代码之后，帕拉德渴望着能影响世间和宇宙间的种种事件。被社会预言、个人灾难、性欲之谜纠缠得难以自拔，他便询问了星辰。他远离了流亡者社团，在流亡刊物上发表了反民族主义的文章。他每星期都在攻击纳粹分子和共产党人同胞的意识形态，它来自于后纳粹主义和后共产主义。

威胁的开端就是这样：电话、信件、大街上的暴力。他知道自己被人跟踪，但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也没有报警。奇怪的包裹越来越多，他拒绝打开它们，只是把它们扔进院子里的垃圾桶。他公开表白自己愿为任何别的宗教，或者不如说为非教徒的宗教，而抛弃基督教的意愿。

正是在这时，帕拉德决定回祖国一趟，亲眼看一看共产主义之后究竟是2000年，还是30年代。他返回美国时，忧郁而又消沉。关于戈拉教授的消息也不怎么令人放心，传递了顺势疗法的剂量，并且带有空白。

一天晚上，在剧院，他见到了露，她跟一个很年轻的男伴在一起；他得知，实际上，那是她的表弟。

***

彼得，露唯一的表弟。决不可能弄混的。一个小伙子，现在成人了，长得漂亮，能说会道？他像什么呢，这位加什帕尔表弟？他结束了大学学业吗，他变成了一个伟大的运动员吗？他还跟以前那样，也打篮球，也搞田径吗，他写一些马术方面的专栏文章，还有关于艺术展览的批评文章吗？他此前还陪过露吗？

卢奇安·帕拉德，米赫内阿的兄弟，他的妻子跟戈拉以前的夫人维持着友好的关系。他们曾经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见到她，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家庭场合。谁陪同她呢？

跟彼得一起在剧院！之后呢？他们是表亲，不是吗？彼得从国家的另一端过来，来首都待上几天，而他的表姐则邀请他去看戏。仅仅出于客气而已。露实在受不了独自一个人去剧院或电影院，也不会独自去听音乐会或是郊游，他拿这位年轻的加什帕尔当护花使者，本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彼得·加什帕尔是不是碰巧有一辆汽车呢？露讲述道，多年前，在布加勒斯特游历时，这位中学生对汽车着了迷，那时候，汽车还很少，形状也很难看。他是不是弄了那么一辆著名的特拉班，带一个摩托车发动机的这一社会主义的塑料玩具？开起来嗒嗒嗒，噗噗噗地乱响，还直冒烟，得经常换那见鬼的火花塞，重油和轻油的混合液很有效，它消耗很少，这穷人的汽车，等了整整五年，才赶上这一社会进步。加什帕尔检察官是不是从他亲爱的党那里获得了他儿子梦寐以求的好处？大卫·加什帕尔是不是重又成为检察官，或者，他在监狱里待了很多年，如同流言所说的？

往昔。就在人们想不到的时候，一个个片断出现而又消失。瞧，露现在还陪同古斯蒂·戈拉，而以前她曾经拒绝过这样做。她保持着，依然是现在，唯一妻子的角色！不，他们的相遇不是一个幻觉，分离才是幻觉。

“我不是遇到了她，我是重又找回了她。她始终就在我的心中。”戈拉教授喃喃道，对着他那个哑默的听众。

她没有接受陪同戈拉到这舒适和自由的荒漠中，但她同样不能把他抛弃给命运。她曾经离他很近，却并不知道，或者兴许知道，只因如此她抵抗着分离。

这一对人儿静静地走在火车站前的人行道上。彼此紧紧贴在一起。露一边瞧着她的丈夫，一边突然摇晃了一下她那长长的黑发。

“我不相信彼得知道他父母的故事。他父亲，以前娶了莉莎，但她不幸跟他们的小女儿米丽一起烧死了……是彼得代表了这个女人的新生活，而不是大卫。这个篮球手承受不了过度的母爱，我敢担保。”

他们送走了客人之后，又从火车站回了家。戈拉对露一个劲地提到这话题深感惊讶。

接下来的几个月，露似乎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种长期以来处于秘密状态的个性。大卫·加什帕尔和爱娃·加什帕尔为她的个性提供了丢失的密码……透过他们，她开启了她心中的陌生情感。

“彼得兴许不是大卫的儿子。解放的狂潮放纵了人的本能，早先的被遣送者这样说过。自由的狂欢，生锈的感官的狂欢。它们很幸运地赶上了机会，人们都这样说。大卫只是在后来才见到了他那个一时的或一夜的情侣。彼得出生在贝尔格莱德，在返回的路上。爱娃不想回来，但大卫坚持要回想起那段真相。匡复正义！正因有这样的父母，彼得才开始打篮球。”

信息的碎片，重复听来，带有猜疑的成分。那不是简单的闲话，由直到那时还是陌生人的表弟的来访所激励起，而是原来沉睡中的问题的喷涌而出。警告的信号，干涉，等待。露心不在焉。

戈拉感到自己被排斥了，降低为观众的角色，只有权猜到这谜的一部分。以前，露曾有过这一类的失神：迅速的滑动，不易察觉的，突然，人们就无法跟她交流了。人为的和可逆的孤僻。只要在适当的时刻触动她一下，在一阵嗜睡的最终波动之后，她就会从迷醉中跳出来，带着一种比以往更强烈的接触欲望，跟现实紧紧挂上钩。她会立即激励起她的同伴。在积极投身中跟在以往的心不在焉中，她体现出同样的激情，这种形式的强烈交往，兴许就是另一种形式的逃避。黑暗和火炭让他的眼睛大睁，他的双手颤抖，他的嘴唇微微哆嗦，他的嘴巴咧开，贪婪凶猛的吸盘，吮吸猎物的鲜血和浓水。

欲望的魔术激活了回忆，把它贴在了露身上。脱胎换骨，始终是同一个人，而每一次却又是另一个。黑暗的空洞，旷日持久，传来溃败、中邪和忧伤的回声。

他曾不止一次尝试着阻挡这些回忆，但它们像潮水一样返回。露所藏身的那种远避，刺激了一种萦绕不去的顽念，一开始还无法忍受，随后就受到贪婪的期望，变得有魔力。

他接受了这一不太真实的消息：露，成了彼得的情侣！年轻的表弟兴许施展了一种狡黠的计策——谁知道？——但同时又是一种谦卑的练习。还是，为什么不呢？一种发明出来的在戈拉夫妇之间的测试，这就是早先和永远的那位丈夫古斯蒂–奥古斯丁·戈拉所相信的。

漂亮的露没有任何理由跟彼得构成一对夫妇！当然有过更有分量的追求者。选中她的表弟反映出一种可疑的屈服，以及一种同样可疑的对公众舆论的挑战。露不会把社会约定俗成的惯例捧上天，但她同样不会对它们的影响视若无睹。

甘心受辱的受虐狂？无论是想象露的受辱，还是他们之间的同谋，戈拉全都同样的开心。

***

多年前，奥古斯丁·戈拉，这个遇难的人，他也一样，独自一人，自由自在地来到了自由的新世界。几天后，他写信给科斯敏·迪玛教授。他很快就收到一封回信，之后又是多个电话，询问他关于他们共同故国的情况。迪玛立即建议为他提供帮助，给了他一张飞机票，让他得以来看他。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又有了一次新的旅行。

从最初时刻起，他就被老人家的淡定所震惊，他随之就这样称呼迪玛。这位博学者经历流亡生活如同一种启蒙性的历险，向那个已经在书籍之中以及它们的世界中流浪的人打开广阔的世界本身。一种基本的经验：陷入到一个极端的环境中，人们得重新学习更新的策略，软弱的嗓音这样说道。

他就看重他与故国的关系，它由怀恋和废墟所标志，带着同样真实的或表面的超脱。更应该说是表面的。当人们熟悉了国会图书馆的报纸后，人们就明白那里只有表面现象。

他重复着一直到饱和：存在作为特权！巨大的，短暂的，腼腆的嗓音重复道。

为了赋予他低沉的嗓音更多的力量，那双细小的手，因疾病和墨水而斑斑点点，在一大沓手稿上面轻微地哆嗦着，分清着一个个字词。

那么死亡呢？戈拉心里问。他读了他关于死神和病态迷宫的激昂文章，他熟悉他拥戴者们的口号，他们为了净化的启示录而武装起来。老人，如同他早先的同志们，题献给死神一些虔诚的敬意，但同时还有博学的研究和诠释。

一阵短暂的停顿后，迪玛带着忧伤补充说，却不是在回答任何问题：“死神！至高无上者！它到处统治，是绝对的君王，是上帝本身。正因这样，我们只是通过死亡来拥抱它。”他向新来者建议，要跟在罗马尼亚的家人保持接触，对往昔的记忆，什么都别抛弃，不管是好是坏。“我们的坟墓在那边，在往昔。它们比我们存在更持久。”

迪玛有些尴尬，抓住了他那放在书桌边沿的烟斗，开始捏在手中把玩。“甚至连这快感都被禁止了，”他喃喃道，一直不停地转动着烟斗。周围没有丝毫烟丝的痕迹。

“别忘了过去的特权，好好利用今天！”

空瘪的雄辩，戈拉想道。几天后，在一封给露的信中，他回顾了跟阁楼上当年那些迷途者的偶像的谈话，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就在那阁楼上。闻名遐迩的迪玛建议跟美国当局去做一些正式交涉，以便为还留在铁幕另一边的年轻的戈拉夫人提供一本护照。

那里，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戈拉希望露能放弃拒绝，回心转意。他那令人惊诧的决定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身处的那种混乱。他简单地回想起了在阁楼上那些年轻人暴风雨一般的争论，以往的夜晚，一个大学生以胜利者的神态，把科斯敏·迪玛的三本法语著作放在桌子上。

人们立即开始为著名的流亡博学者争论起来，但是，让所有人吃惊的是，戈拉保持了沉默；他不参与讨论，却以简短的和不可理解的意见回答年轻人的问题。用不着提醒露他为什么没能对热情洋溢的学院式争辩感兴趣——他坚信，她也没有忘记他们的第一次见面，那时候，她就跟其他人一样，明白他意外沉默的理由。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明哲保身。他要跟他所掌控的动荡激奋的听众拉开距离，为的是以其与众不同的沉默来吸引那个陌生女子的注意。

不知道是谁把露带到这帮子嫌疑分子当中来的。但所有人看到她是跟谁一起走的。

接下来的几个晚上，他们是一起来，一起走的。然后，他们缺席了很长时间。当他们再度露面时，他们不再表现出对那些颠覆性的争论感兴趣。他们冷不丁地出现，然后连续消失几个星期，直到彻底无影无踪。一年后，他们结了婚。婚后，露似乎比以前更漂亮了，从此很快乐，说话滔滔不绝。而戈拉被婚姻的责任所催熟，变得很幼稚。他很开心地跟随着他妻子的每一个动作。幸福的时光，没有故事。

她拒绝跟随丈夫去那美妙的美国，这是一个谜，哪怕在所有那些岁月之后，戈拉还在不断地开掘其谜底。别人的眼睛发现不了裂缝。但私生活揭示出奇怪的恼怒。理性的和注重实际的伴侣却有着一种野性十足的本性，甘愿迎向黑暗。人们再也认不出来这个局外人，她蜷缩在角落中，罚站墙角，在有毒的藤蔓中悄悄地挣扎。但是自豪感毫不让步。露受的教育告知她，决不抱怨，避免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或忧虑。于是她只在自己的内心，在孤独中哀叹。

最初几年的共同生活的幸福，经受了那些逆行的回落的严峻考验，并渐渐地被同时跟许多人一起争论霸权的刺激味生活所代替。他慢慢地——但又从来没有彻底地——发现了他妻子的密码。他始终保持警惕，等待震撼，等待周期的循环。

他处于回顾性的紧张中，即便在眼前，经过了多年之后……

在最想不到的时刻，盛装衣裙随风飘舞，露突然被剥夺了任何保护，被空无消灭、吸收。怀疑很快就裹挟了她，把她席卷走：再也没有了幸福的往昔，她周围没有了任何坚实的基础，只剩下将会落到她头上的可疑的圈套。这女俘感觉自己被抛弃在了无名者和被放逐者的荒野中，疯狂地顶着逆风，被推向很久以来就一直等待她的深渊。

他不再知道多少的爱包含了叫做露的往昔，他无法确定是什么样的一个谜让他们分离。一切显得是那么稀薄和昏暗。但是有一种暧昧的博爱在坚持，跟一个长得不太像他的姐妹的乱伦。

被婚姻驯服的爱在削弱着爱吗？

流亡、游荡的侮辱在威吓他，始终如一。她是不是在她身边，在她孤儿的巢穴中，安置了一个伴侣，一个年轻的、轻率的、怪异的表弟？家庭的精神？

荷兰人的巴尔干继承者只是一个幻影。时代，它也一样，一种无后代的滑稽戏仿。

后代，在这里到处都有，近在咫尺。装话语和商品的筐筐，被广告诱惑得五迷三道的公民，世界性的博览会。明海尔在为他赢得声誉的闹剧坟墓中的笑声。

一种有毒的思想，带着它，人们可以去睡觉，朋友戈拉。夜晚，确定无疑，将是饶舌的。

***

当彼得拒绝了他那纽约大学的奖学金时，露还没有受雇于科齐大夫。跟戈拉第一次通话时回顾起的无责任？

一个意大利女同学对这一轻易行为极为惊讶，这位东方的求庇护者竟然如此轻易地打算放弃一笔奖学金，投身于陌生之中，尽管那也不是什么太丰厚的奖学金。这个女同学有一个传奇般的名字贝阿特丽丝，是学艺术史的博士生，她跟一个岁数不小的美国富人结了婚。她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解决办法：彼得每天早上都跟她的丈夫一起吃早餐！他们应该谈论种种消息。这一贡纳按理是会得到报酬的。

彼得·加什帕尔的名字似乎一下子就赢得了阿特温先生的信任。他应该带来这一天的报纸，以供讨论，但不是这一年的报纸。阿特温先生对他诞生那一年的报纸很感兴趣。1月5日变成了1920年1月5日，而6月22日则应该是1920年的6月22日。宇宙诞生于阿特温先生诞生于世的那一天：1920年2月24日。

这一奇怪的关注似乎让彼得很受刺激。很显然，成不成为一种仁慈行为的对象，这对他根本就无所谓。“我对你说，这可真的是一个想法！到处听人重复说，美国人都是workoholics[17]，工作狂，他们无法放弃它，他们只想着金钱。而这里就有一个，他加满油并拒绝工作，准备把金钱从窗口中扔出去。真是非典型的快感！他那年轻而又贤惠的妻子毫不妨碍他，监视她或者统治她根本就不是他的想法，他由着她听凭自己的胃口，无论那是什么样的，他雇了一个巴尔干流浪者，早上来跟他就往昔时刻的话题聊天，跟过去似的，男人之间的聊天！”

彼得很热情地效劳。每天下午，他都去市立中心图书馆复印旧报纸，第二天一早，他就得带上这旧报纸出现在他的岗位上。

早餐偶尔会延长，但阿特温先生不会把礼貌推向更远，他不会邀请他吃午饭。他不会有时间，他下午很忙的。

很不幸，命运没能赋予这些会见太长的寿命。阿特温先生出生之后两个月，贝阿特丽丝接待了他，她始终那么优雅出众，告诉她的老同学说，她丈夫遭受了一种打击，他半瘫痪了。

“半瘫痪，这意味着什么，半瘫痪？”

年轻的阿特温太太似乎并没有被她同学的焦急和蠢话所惊呆，他对他老师的状态没有说一句表现怜悯的话。她直瞪瞪地瞧着彼得这个瘦长的人，就像她以前做过多次的那样：

“早上，中午，还有晚上，有人给他读读报纸，我相信，这会对他好的。只是，在他的情况下，这一半身瘫痪意味着他灵魂出窍了。他的身体并没有彻底瘫痪，但他的精神瘫痪了，至少眼下是如此。随着时间推移，他说不定会好起来的。那么……此外，假如我想得明白，我看不出来，继续付你几个月或者一年的钱有丝毫的不好，支付你刚刚被突然剥夺了工作的损失。这是很严肃的，你知道，没有问题的。你可以每天都来的。你像往常那样提供报纸，即便你的面前什么人都没有。你愿意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

她又一次直瞪瞪地瞧着这位捎信的人。

又一次，彼得拒绝了一次提供。

此后，他有一些小小的计酬工作。他在一个翻译组中工作，为一些飞越大西洋的航空公司翻译菜单，有国营公司，也有多国公司，他们中有俄罗斯人、阿拉伯人、中国人、西班牙人、各种各样的非洲人、印度尼西亚人、希腊人、土耳其人、法兰西人、日本人，整整一个巴别之队。世界性博爱与不和的种种成分不是他的口味，而且工资很可怜，又是临时的。

好长一段时间后，当戈拉又给他打电话时，他正好处在一种更为怪僻的诱惑的前夕。

在他居住的可怜旅馆的小房间里，露和加什帕尔这一对儿养成了一个习惯，一到晚上，就读着电话年鉴作为消遣。

“兔子将从哪里出现？”——那游戏，就是这个。

当他们不再等待时，从陌生姓名的森林中，兔子确实出现了。不是从年鉴，而是从彼得回家时买的画报中，一篇关于东欧黑手党在纽约的长文。主要人物似乎是一个叫迈可·马克的人，其详细的传记则是再平庸不过了：在布加勒斯特攻读化学，颇为复杂地来到美国，带着唯一的一个行李箱，渗透进了石油贸易网。No business is like the gas business[18]，开心的记者明确报道说。后来：改进出租车上的计价器，卖发明专利给市政府，跟俄罗斯和阿尔巴尼亚的黑手党结成戏剧性的同盟，利润不断地增长。马克的家，三层楼的，在昆斯区，从街上看去，没什么像样的气势，但它有三层地下室，一个游泳池，一些摄像头，用来监视周围。六个豪华房间，玻璃的墙壁和天花板。不少房间的门上镌刻着I love America[19]的金字。联邦调查局的情报人员，同时也为联邦调查局所追踪的人工作，偷税漏税的专家，好几次遭到调查，但总能因缺乏证据而逃脱。迈可·马克是两百家加油站和好几栋住宅大楼的老板。

在以往同谋的威胁下，他拒绝了联邦调查局的保护。“我不需要联邦调查局，我比他们更棒。我不会像那些想保护我的蠢蛋要求的那样，让我们家搬走的。我们家是神圣的，我们家的房子是神圣的。”这就是记者反复多次的句子。典范般的父亲和丈夫，尤其，对父母体现出一种狂热孝心的儿子，两位老人都是希特勒和斯大林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也一样，是最近几年来到梦想之国的。石油巨头看重家族的名誉胜过看重一切。

在移民迈可·马克的神奇故事中提到的人当中，同样有他的一个朋友，儿时的街坊，就住在布加勒斯特郊区的同一条街上。露认出了她一个大学老同学的名字。彼得微微一笑。在陌生人的丛林中，现在终于有了一个真实生命的名字。他们避免回想起的那位戈拉教授先生，他也一样，是现实的，可以给他打电话，但这是隐藏在书本鬼魂当中的一个鬼魂。

根本就不值得尝试，露宣布。她在年鉴中狂热地寻找：米舒·斯托茨，就是说，米夏伊尔·斯托茨，只有一个，那只会是他。

彼得微微一笑。露拿起电话，一拨号，成！米舒，米夏伊尔，从虚无中出来，回答说，是的。他像一条醉了的狗似的跟在褐发美人后面穷追不舍的情景，仿佛就是昨天的事。他一点儿都不惊讶。冷静地，但又很礼貌地，米夏伊尔·斯托茨邀请他们夫妇俩去森林山拜访他。先坐好长的一段地铁，然后步行，一直到摁响门铃，就在橡木大门的右边。

中国仆人微微一鞠躬，请他们进去。

米舒·斯托茨在一个威严而又优雅的大厅中等他们。他自己也是威严而又优雅。高大，魁梧，黑色的套装，白色的衬衣，似乎刚刚从一个事务会议中回来，刚刚有时间摘了他的领带。他跟彼得寒暄后，很符合礼仪地向美人儿微微一弯腰，没有了以往的那种陶醉。

老同学很亲切地彼此对视：米舒很高兴能处于一个更高的社会地位，露则为她的崇拜者的美国化身而觉得有趣。

“我一个人生活，我是单身者。”

他热切而又傲慢地瞧着这一对表亲，他们居然是表亲，显然他是不会相信的。

“那个中国人是厨师，也是管家和清洁工，总之，他什么都干。我不算太富，我没有接受迈可的馈赠，我嗅出了危险，我不想牵涉进去。一开始他帮了我很大忙。经济上也一样。对敌手毫不留情，对朋友慷慨大方。一颗金子之心。包藏在粪土中的黄金。”

中国人以一种高贵得不得了的架势，摆上甜馅饼和瓶酒，米舒打听起冒险家们的情景。

会见快结束时，面对着一杯法国白兰地，他承认他同时还拥有三个加油站，若干豪华出租车，有一份相当体面的收入。很多的工作，自然，他从来没有这样忙地工作过，还有相应的激励，当然，人们只有工作，才能挣钱。他微微一笑，很自豪地补充了他的看法，同样还以一记简短的、缺乏真诚的笑声来补充他的微笑：“实际上，人们从来不靠工作挣钱的。不是那些雇员或司机在挣钱，而是老板，是我。”

临走时，他递给每一个来访者一张名片。他眼睛只瞧着露，补充说：“你们需要什么，就给我打电话。第三个电话号码总归不那么忙的。”

这次见面并没有提到下文。但还是有下文的。在几个月的失业和短期的零碎活之后，彼得给斯托茨打电话，却没告诉露，他得到了一次约见和一份工作。很危险，似乎，这就是戈拉教授不久后知道的。

戈拉不需要什么名字，就辨认出了那个活在他心中的嗓音，超越了善与恶，时间与空间，它就活在那里。他哑口无言。双方都很难堪。露是好不容易才决定做出此举的，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是绝望促使了她打这个电话。

“司……司机！司机，你……你听说了！大斯托茨。雇……雇了他！司机！我不知道，彼得……彼得想自……自……自杀。他不想接受。不，他接受了，但他那是开玩笑，”以往那个美妙的嗓音重复道。“一次自杀。根本不能考虑，为挣每小时五美元，要在公园里遛十条狗。或者在邮局分拣包裹。这，这是另……另一回事。”

露停顿了一下，聚集起她所有的力量，来解释这一灾祸。出发前来美国之前，这对夫妇获得了驾驶证。他们没有汽车，但他们知道，在美国人们是少不得汽车的。他们上了驾校的课，成功地通过了理论和实践考试，也在所难免地送了巴尔干的、社会主义的礼物。没有这个，是行不通的。是的，戈拉教授很明白这一点，他同样也屈从于同一礼节。考官为每一个驾照都征收一份小费。露心里很明白，通过了考试，收到了预先付款的驾照，彼得毫不费力地上场了。他收到了寄到他家来的驾照。付了同样的钱，显然。是的，戈拉记得这一习惯。

“他不懂。根本就不。他没有丝毫经验。丝毫都没有。但他被月亮城所诱惑，这就是他说的。当出租车司机，他会绕到星星上去。石膏魔怪是为我们而生的，四处游荡的梦游神，这就是他所支持的。”

沉默。她似乎被她的话语所吓坏，同样也被那种冒险性，生怕对话滑向另一个话题。沉默。戈拉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他也一样，无力在此刻远离这一问题。

露闻到了危险，觉得自己不得不全速地背诵——一个真正的导游——彼得所梦想的美景：布莱顿海滩的莫斯科，小意大利区的意大利，昆斯区的巴尔干国家、巴基斯坦和印度，唐人街的中国人，哈莱姆区的塞内加尔，布鲁克林的哈西德派教徒。

二十多年的一段沉没的坚冰，是不会通过魔术在转瞬之间融化的。戈拉答应跟自杀者好好谈一谈。很自然，没有结果。

他只剩下了露的嗓音的回音。这可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作为他的第一天工作，彼得得跟斯托茨的一辆豪华轿车一起出现在一个要人的家中。大学权威、政治家或外交家，并不太清楚，总之是一个要人，其他的就无关紧要了。得把这位要人送到机场。然后，豪华出租车得去另一个地点，然后，按照斯托茨的调度员制定的程序，再去另外一个地点。

这位新手开着他们住的那家小旅馆的看门人的汽车，练了整整两天，持续了三个小时。

“点火钥匙，脚踩油门。刹车。左边，刹车。后视镜！后视镜，注意后视镜，”墨西哥人提醒道，因焦虑而流汗。“稳一点。不，别这样，太慢了。速度不要太快。倒退！这样，向左。脚，脚，对，踩在刹车上。脚踩刹车！加速，这样。向左。后视镜！向右，右边的后视镜。注意后视镜。始终得注意后视镜。”

早先的社会主义教育课引导着他混乱的运动，手、脚、目光独立地工作。

墨西哥人的头发因恐惧而湿漉漉地粘在头上，他褐色的小手在发抖，他的眼睛似乎快要从眼眶中迸出来了，他连连地画着十字，小小的双手抱住小小的脑袋，不敢看接下来的时刻。但是彼得却极端沉着，很满意他的连贯动作，他喜欢这条踏着轮子的飞龙。

他重复着一个唯一的词：“稳一点”。他的祈祷和他的格言：稳一点。这就是他该重复的一切，仅此而已，这一句口令将驯服众神。稳一点，你开得稳一点，你有时间改正你的错误。死亡的奔跑，一部闹剧化的恐怖电影。

车子启动了，司机却还没有。缓慢的指令，魔鬼般的，向左，稳一点，停，脚踩刹车，这样，加速，刹车，脚，稳一点，向左，过了，过了，现在向右，稳一点，后视镜，注意后视镜，向左，这样，停。红灯了，停。

史前时代的司机，在现代的马拉大车的方向盘前保持了平静和出神。缓慢的反复，简短的指令，重复，祈求：稳一点。他没听到道路启示录的喧嚣，祈求在保佑他。稳一点，慢一点，就像祈求在口授指令那样。

“自杀综合症”，露最终喃喃道，在后排座位上，在古斯蒂·戈拉的梦幻中。

对了，向左。脚！脚踩刹车。加速，这样。向右，右边的后视镜。稳一点，停。红绿灯！停！发证……停。奇迹！他到达了！

稳一点，稳一点，谨慎的拐弯，平稳的转向，喇叭的嚎叫，那些从两侧飕飕地超越他的司机绝望之极，朝天高高地举起胳膊，Happy end[20]：红灯。

众神保佑了他，红绿灯保佑了他，他相信得到了拯救。稳一点，在恐怖中，他到达了！什么时候，怎么到的？他现在到了下城区。小意大利，要人就住在那里。

他闭上了眼睛，筋疲力尽，一脑袋倒在方向盘上永远地睡去了。很长时间的出神和快乐。自杀？无论如何，人们每时每刻都在牺牲祭台前跳舞。世俗的祭台，围绕着你并在你心中的陌生者。上方，命运之鹰，而周围，生命，独特的婚礼。害怕，是的，他害怕，一部哥特式的、疯狂的恐怖剧。加速，刹车，后视镜，喇叭。左，右。稳一点。红灯。停。获救了！总之，无法预见。清了。获救了！

他看到方向盘上方的后视镜中他在微笑，他拥抱了同谋的方向盘，重新苏醒过来，瞧了瞧轮子上的那魔怪。仿佛他是第一次见到这神奇的死亡机器。

他下了车，走去摁响那位要人的门铃。一个矮小灵巧的先生。白色的小胡子，白色的短头发，蓝色的蝴蝶结，很大的手，很大的鼻孔，很急，脾气很好。他简单作了自我介绍，把小行李箱扔在后排座位，一眨眼工夫，他已经坐在位子上了，在轻骑兵旁边。

“你怎么，怎么称呼你自己来的？卡斯帕尔？卡斯帕尔·何塞[21]？那个著名的人物？对了，是卡斯帕尔·何塞吗？”

司机瞧着他，不知所措。终于，来了一个对话者！他随时准备回答任何问题，只要这得费很长时间，只要他不会被迫启动。他将跟这位卓越的顾客谈论那个著名的人物卡斯帕尔·何塞，一直维持到晚上，他将忘记死亡之奔跑。

“不，我不叫卡斯帕尔·何塞。这是一个玩笑，我的名字，叫卡尔。”

“卡尔？马克思？卡尔·马克思？”

“不，罗斯曼。明海尔·卡尔·罗斯曼。”

皮佩尔科尔恩可能被夸大了，罗斯曼就行了。

“明海尔？就是说，mister？Monsieur罗斯曼，Herr罗斯曼[22]？”

那顾客朝他投去长长的一瞥。他微微一笑。正准备要笑出来，他已经微笑了，他喜欢这游戏，他喜欢他的玩笑。他不再着急去机场。他找到了一个对话者，他也是。

“罗斯曼，这就是你所说的？卡尔·罗斯曼？卡夫卡？美国小说？从布拉格看美国？”

司机也微微一笑，坚信这位滔滔不绝的先生一定也会跟那个荷兰人皮佩尔科尔恩很聊得来。很难打断他，他在座位上乱动，不耐烦地想了解那移民的生活，他的国家，他的职业，他说的语言。他懂多种语言，不是吗？这就是小国家的命运，很多语言，不是吗？

“那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到底是什么？”

“RA 0298。”

“什么？”

“我的名字变成了一个号码。我的号码就文在我的胳膊上，就像……你想看吗？”

乘客把眼睛睁得老大老大。

“你是想说……不，不，你还太年轻。这是个糟糕的玩笑。奥斯威辛，那是个糟糕的玩笑。”

“行。同意。很糟糕，我承认。”

“那么，为什么？司机的身份吗？”

“Resident Alien[23]。RA 02987896。简称RA 0298。”

他们久久地说着，没完没了，就是说，五分钟。小意大利的美国很匆忙，很实际，很精神，很匆忙。得启动。

司机启动了。他踩下了离合器踏板，重复了好几次曾把他带到小意大利并且还会将他带得更远的魔鬼的那套魔法。稳一点，稳一点……加速，就这样。脚，对，脚踩刹车。向左，后视镜。

他停下了。几米远的地方，很幸运，他停下了：红灯。神圣的红灯。饶舌的乘客不再说话了，他瞧着出租车司机，惊诧不已。出租车司机等了一会儿，绿灯亮了，他还等了一会儿。“稳一点，稳一点。”再等一——二——三秒钟。他听到后面的车响起了喇叭，但他拥有了那套魔法。稳一点。没有别的办法。他就这样到达了小意大利，他将就这样到达机场的墓地。稳一点，魔鬼只明白这个词。

谨慎，他又勤快地再出发，不太远。

“不，不，”那小胡子叫道。“够了！这不行！不，不，这不行！”那位要人恼怒地叫道。

“这不行，”“这不行了，”谁知道这顾客还嘟囔了什么。他面色绯红，处于中风的边缘。

“停车！我要下去。”

司机停了下来，等着这优雅的先生要他的行李箱，等着丑闻爆发。但这位要人忘记了他的行李箱，甚至连瞧都没有瞧一眼后排的座位。

“下来！你也下来！”

司机不明白。他瞧着顾客，一脸惊愕，他不明白，他没有勇气来弄明白。

“下来！我们换个位置。”

他坐到了方向盘前。来到机场后，他们成了朋友。

走向登机厅之前，拉里让彼得·加什帕尔给斯托茨打了电话，告诉他说他在机场小有不适，他把汽车留在了地下停车场，请他派一个人来取车子。

“喏，这是我的名片。我主管着一个学校。很小，很特殊，但很有生气，我没有空余的岗位，我什么都无法提供给你。假如你混不下去了，就打电话给我，我们会找到什么办法的。别再开车了。选一份毒药或者一颗子弹吧。死在方向盘前实在是庸俗不堪，而你是一个敏感的人。”

彼得瞧着这小卡片，十分震惊。贝德罗斯·阿瓦建！贝德罗斯·阿瓦建博士教授。仅此而已！这意味着他很有名，不需要什么细节。贝德罗斯·阿瓦建。也就是，拉里！彼得明白了，这司机，又叫卡斯帕尔，又叫卡尔。

就这样，彼得认识了拉里。在他此后的叙述中，彼得，移民，将会用这一通称名字，拉里，来指他美国命运的所有信使。

在错过了与死神的约会后，出租车临时司机被斯托茨聘在他的一个加油站工作。露成了科齐大夫的雇员。夫妇俩的生活条件改善了。

彼得忘不了拉里的第一个建议。随便什么样的死都强过死在方向盘上。例如从跳板上掉下来。

他跟加油站的头儿建立了友谊，一个叙利亚人，拥有他自己的违法经营和赢利网络。汽车来来往往，城市性的嘈杂。唯一的，彼得嘟囔着，月亮之城的爱恋者，唯一者与统一者。天空的季节性观察者，彼得·加什帕尔先生视若无睹地瞧着红色的天空。哈姆雷特式的云彩，古老的星宿徽章，五颜六色的鸟儿，在不太逼真的苍天之棍上的大象。多雨的黄昏。新的巴比伦挺立起它的建筑之箭，高傲无比。神庙的塔门深深地立在肮脏的地下，那里聚集着老鼠和流浪汉，蟑螂和乞丐，鼹鼠和杀人犯，大都市的猛兽。“神奇的城市”，游荡者喃喃道，面对无动于衷的东方人惊诧不已。黏土一般起伏不平的脸，满是皱纹，目光空洞。

“快去，把那些灯泡换了，”沙哑的嗓音说。

他找到了灯泡，拿起梯子，带着梯子和灯泡出了门。几天来，他迟迟地没有去换那些由栅栏罩起来的灯泡。那上面，招牌边上。一步，又一步，双手扶定梯脚，一级，又一级，左手搭在梯脚，右手伸向灯竿，拧开灯泡。手伸在半空，嘭！爆炸。不是灯泡，是地面，猛犸的躯体，一串火流星，撞上了地球，引起地壳的一震。

在救护车里，死人在发狂。“何塞。完了，清了。航空公司，肯尼迪。”肯尼迪和航空公司很容易听清。“何塞。小家伙。清了。”

死人在想象的方向盘上方扭曲着身子。亲爱的红灯。“没……没—有—责—任。清了。”

他把梯子架到墙上。由栅栏罩起来的灯泡，在加油站正面的灯柱上。新灯泡塞在长裤的右兜里。他来到了梯子顶，雨在飘。手伸向灯竿，手和脑袋伸在半空。湿漉漉地沥青路面。旋转的梯子，大象射死在它诞生的大地上。吧嗒嘭！挺尸在沥青路上。

急诊住院是无须有医疗保险的。无论是谁，由救护车送到医院，都应该被接受，这是叙利亚人和斯托茨都知道的，那老板，他是不为他雇佣的移民支付医疗保险的。医生把事故者救醒了，并告诉他，他的两腿骨折了。必须做紧急手术：重接骨头，植入一些撑杆，让他重新找回垂直姿势。巴基斯坦外科医生实现了这一奇迹，斯托茨专门从他的兜里，或者从他原先的朋友迈可·马克的兜里掏出了一份钱，大鲨鱼对那些并非其敌手的人的痛苦相当敏感。

复活过来后，彼得·加什帕尔被免除了额外费用，但这一事件似乎加重了表兄弟之间的误解。

从伦敦回来后，阿瓦建博士打听司机加什帕尔的消息。阿瓦建的学院以前曾授予奥古斯丁·戈拉教授一个名誉称号，这一次，院长的女秘书与教授联系，问他是不是认识他那位奇怪的同胞。

“这么说，你认识加什帕尔了，”历史学家阿瓦建立即嚷了起来，兴奋不已。“加什帕尔！RA 0298！彼得·加什帕尔。”

“是的，”戈拉嘟嘟囔囔地回答道，“我熟悉他的名字……还有别的，你要知道，还有别的！”

“不，不，我不是在开玩笑。不光是这些，相信我。死亡，这才是关键所在。它的信使。一个悖论的信使。”

戈拉闭嘴不说了，他垮了。

“死亡！这就是你的同胞所代表的事业。我一开始相信，他既不熟悉城市，也不熟悉道路，他弄混地址，他迷失方向。我试图转移他的注意力，解脱他对方向盘的顽念，我对他说到了小意大利，那个街区，他在那里窥视着那正窥视着他的死亡，他……还说到卡斯帕尔·何塞，布莱希特，维尔纳剧团，卡夫卡，随便什么。我是历史学家，但我也是读者，当然，还不光这样。让他驾驶中分神？不，谁都不会比他做得更好了。他瞪大了眼睛，行驶在一片混乱中，但他走了神，在地狱或在天堂。刀枪不入！他走向了盲目，慢慢地，以一种极慢的速度，小心翼翼地，在恐怖中。他的脚总在寻找踏板。眼睛放电，祈祷着。纯粹的恐惧状态。纯粹状态，先生！”

戈拉心里暗暗准备着问题，但阿瓦建滔滔不绝地毫不停口。

“让他说说他知道的事。给予他力量？没有现成的办法。”

他笑着，阿瓦建院长，他哈哈大笑，很高兴战胜了死神。

“加什帕尔这家伙，你知道，毕竟是一个很……”

“神奇！你是想说他很神奇吗？一个奇迹，是的，既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我靠奇迹逃了命。他，不在乎。对我，对他，对汽车，对纽约：一场表演，仅此而已。灾难之前的表演。灾难的表演。”

历史学家无法忘记那次经历，他不让自己被这个死气沉沉的剧本所忽悠，兴许，他已经多次地叙述过了那个故事。

“你给他的名片代表了……”

“感谢信！报偿。下一次，他应该把它还给他的老板，死神。一种金钱的报偿，无论有多么重要，都将是庸俗的。”

“那么你已经准备好了，要再见他，要……”

“再见他？作为步行者……作为步行者，戈拉先生！作为步行者，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准备好的？被迫的呢！我就是这样看事情的。良心问题，我忘不了，奇迹是无法用别的方法补偿的。”

没有人会比贝德罗斯·阿瓦建本人更好地为彼得的事业辩护，没什么好补充的，得让他耗尽他那无穷无尽的讲演。

“我曾经，你明白的，处于试验戏剧、试验历史的中心。另一世界的伟大经验。证人和试验品。不到半个小时，死神就吻遍了我全身，到处都是。我无能为力。可我毕竟还是逃脱了！但这方向盘前的疯子，他，一点儿都没有救命之板，肯定！现在，或是过一个小时，或是明天，一场浩劫，一颗原子弹，一场全球性地震，一场宇宙风暴，将出现在他的道路上。肯定！该不该报告警察，报告出租车公司，或者立即录用他来学校？你知道，我当时什么样，总是很匆忙，我急于到达伦敦，开一个关于在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的大会，我要主持会议。尽管逃过了死亡，我还是没有忘记，我没时间了，我得赶到伦敦。我总算赶到了。”

“这么说，加什帕尔会……我在想，他是不是会给你来电话，”戈拉大胆地插话道。“他留着你的名片，我知道。他很可能会……”

“他是不是活着！是不是还活着！奇迹是不是又发生了。这超出了我的理解力和任何一个理智者的理解力。我准备做无论什么事，教授，为一个像他那样刀枪不入的人，我准备做一切。我要聘用他，来给大学生们教神秘科学！巫术，魔法，星相学？”

阿瓦建院长很为他高兴，笑了。兴奋之余，无疑是为了完善这一可怕插曲故事的幽默，他向奥古斯丁·戈拉要了一封为彼得·加什帕尔而开的介绍信。

在戈拉的书桌上，有一块垫板，上面堆着一大摞关于彼得的笔记。黄色、白色、蓝色的纸。戈拉喜欢在这些彩色纸上迅速记下种种想象和现实的事件，种种想法，还有种种材料，指望有一天能给他的练习派上用场。他以笔名跟好几家流亡报刊合作，撰写简单的、嘲讽的悼念文章。他从那些死者还活着时就开始作仔细的准备。然后，他为他自己的这些贡献拉开间隔，却又不完全放弃。尽管作了长期研究，他的文章却都非常短。对一段传记作一个简短的注释，它收集了那么多的东西，为的是消耗它们？恬不知耻的轻浮，对无法避免的残暴的纪念。

众死者值得一种更多样化的纪念，而不仅仅只有一种对他们看得见的生平的官僚主义简述！必须不仅写下死者曾经所是的，还要写下他本该所是的，但那些潜在的可能性，等凡人一死，它也一样，化为了乌有。那一切，他只在头脑中盘算过，他仅仅描绘了粗样而未尽情展开，他甚至没有勇气来承认。私密的生活，常常还是无意识的，边缘的，转瞬即逝的，时间与空间逃离了即刻。

戈拉教授就是这样开始投身于某些勤奋的计划的。

跟阿瓦建谈话之后，彼得·加什帕尔RA 0298的卷宗并没有马上就打开。戈拉更希望稍稍推迟一下：如果两星期后彼得还活着，那么好，就奖给他一份黄色卷宗，如他长久以来就配得上的那样。

最初的笔记要更旧一些，然后就是与阿瓦建的谈话。已经有了写给后者的介绍信副件。

在一个超现实主义国家，彼得·加什帕尔曾是一部小作品的作者，因为它是一种滑稽的模仿，另外还是一部陌生的杰作的作者——因为作品没写出来——一个崇拜者小圈子把这作品说成是他的，实际上，仅仅这样说还远远不够。这部作品存在着，既然任何一家文学咖啡馆都承认它，但人们无法证明它，兴许这都没有必要。加什帕尔在报纸上关于体育、演出、集邮展览或者赛马的短文，只是在悼文中才值得一提，而不是在信中。戈拉满足于在介绍信中强调彼得在困难时刻的沉着平静，对露德米拉的这位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便如此惊愕的表弟表达一丝亲切感，另外还对乘客阿瓦建——当时他遇识了试图把他送往另一个世界而不是肯尼迪机场的那个司机——的嘲讽精神作一下隐秘的影射。他没有忘记为加什帕尔的父母亲，著名的纳粹灭绝集中营的幸存者，保留一个段落，这是作为社会主义幸存者的儿子拒绝接触的一个章节。身为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纪念大会的主席，阿瓦建对如此的一个细节当然十分敏感了。作为结尾，他提到了这位移民的智力和教育学潜能。

出院后，彼得失业了。他认真查看了他的同伴在生死奔跑那天给他的名片。打电话没有任何意义，他不太可能跨越障碍接近他。他查阅了列车时刻表，终于来到了世外桃源般的山景，研究古欧洲的历史学家领导的那所学院就坐落在这山上。

他等待接见的当儿，女秘书告诉他说，院长不仅是历史学家，还是为反对强力糟蹋人权而斗争的斗士；此外，他还是古希腊语的翻译家。

美国！彼得喃喃自语，有些出神。藏在密林深处的大学，像在中世纪那样！甘为历险家的大学学者！为著名的诉讼案打抱不平的历史学家，兼为音乐家的化学家，也当心理学家的银行家，电影人运动员，热心为戏剧做事的数学家，成为了参议员、总督和总统的演员！

“巴洛克艺术？巴洛克艺术是你硕士论文的主题？巴洛克和达达主义潮流，这就是你说的？Fine, very fine[24]。我倒是很愿意聘你来做这课题。但我没有办法。那就再谦虚一点。来点别的。别的什么吧？”

应试者不说话了，他的想象卡壳了。

“别的什么。更有异国情调的。不那么学院派的。我们有很多的美国文学博士。历史学的也一样，我承认。某种更异国情调的东西，另一个题目吧？”

应试者闭口不语，他不知道对一个如此异国情调的国家而言，还有什么会是足够的异国情调。

“共产主义吗？你是想说共产主义？”

“不。不完全是。假如没有其他的……”

“大屠杀？”

在奥古斯丁·戈拉教授的介绍信之后，阿瓦建院长对加什帕尔并不回答这一问题似乎毫不惊讶。

“你知道它是从什么转过来的。你来自辐射地区。你有很多话要说，我猜。”

“我没有什么话要说。我更愿意不说。没有。”

拉里朝他投去久久的一瞥，很遗憾地耸了耸肩膀。

“别的什么？另一个主题？某种不寻常的东西。”

“马戏，”彼得喃喃道，仿佛在自语，想着他所参加的会见。

“你是说马戏？你管过马戏团？”

加什帕尔的乘客伸长了耳朵。

“不完全是。从某种方式说……出于好奇。我读得很多。我很感兴趣。我很想找一份工作，我没能把它做到底。”

“马戏的历史？马戏中的巴洛克，马戏中的达达主义！面包与游戏：Panem et circenses[25]？这就是古代人所说的，不是吗？人民需要面包和马戏。我们就是一种大众的民主，我们不仅仅只需要面包，同样还需要马戏。而我们有了。嚯嚯！马戏啊马戏……你兴许有另一个想法？”

拉里试聘彼得·加什帕尔担任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26]一职，随后他就得证明学校的需要，并确定他新同事第一门课的主题。

***

彼得·加什帕尔毫不惊讶地开始了他在美国的流浪生涯。他期待着错综复杂的曲折历险。那些原先在国内就认识他的人，对他异常的开放，对他忍受震撼时表现出的冷漠超脱，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

戈拉还是怀疑，在对偶遇的这种宿命论的屈从中有一种不平衡。他渴望的那种无责任？他自己也不止一次地梦想一种如此的解脱。能成为随便什么，佯装随便什么。即兴行动、变形、招之即来的自由。到了某种年纪，又来自东欧，最好还是碰上随便什么，而不是什么都不。

彼得以无法预料的方式重又出现。长长的独白，紧接着长长的缺席。戈拉的沉默并没有吓住他。他不满足于一些对新来者来说算是实际的、自然的问题，他提供一些私密的，有时甚至是令人尴尬的细节。

流亡使得以往并不在相同圈子里走动的人彼此接近。戈拉熟悉这一紧急救助和互相依靠的情感，但是，这一次，他相信自己见证了他被迫计算了其进展和惊奇的一种变形。

彼得比较好相处，好交友，随时准备提供所需的服务，他在国内似乎就以众多应景的小品文而形成其丰盛之特色。一些人认为他很傲慢。现在，他以一些咄咄逼人的揭露和质问惩罚听众。自杀性的生命力吗？某种鬼混附身的状态对抗着正常的尺度，很难知道它是不是病态的。难道只是在现在，在美国的森林中，他尝试着一种个性化的叙述经验？他会接受他的新居住地的实用主义所要求的再教育和简单化吗？

“彼得来电话。我希望，这个名字对你还有某种意义。”

鬼魂就此返回。紧急情况为他赋予了一种胜利者和居高临下的神态。

“拉里躺在床上。他断了一条腿。一处相当平庸的公寓，但在一个富人街区。一个长长的身躯在一张长长的床上，一张殉道者般严肃的脸。白头发，向后梳成一条老鼠尾巴。”

“你说，拉里很矮小，头发短短的，有一撮小胡子，一把奇异的大胡子。”

“哦不！那是拉里一号。我们说的是记者，拉里二号。拉里一号把我带到拉里二号的家。后者，是的，是个名人！我对名人还没有一个概念。我是第一次见他，他的名字没告诉我任何什么。”

受到他要交流的东西的刺激，彼得准许自己在句子中加了长长的停顿，给煽动印上了节奏。

“星期五。我又去了科齐大夫那里。自然，我希望在那里见到露。自然，又吃了闭门羹。”

停顿没有必要。他只需提到露就行：他们的猫与鼠或狗与猫的游戏。不，根本就不需要这咄咄逼人的沉默，没有必要。沉默加剧了他攻击那位丈夫时的那种侵略性。

“在街上，我遇见了拉里。拉里一号，院长，历史学家。这里，我习惯了，巧合追着我来，而在以往的生活中，他从来不会遇上我的。就这样，嗨！拉里！拉里一号，院长，出租车乘客。你去哪里，近来还好吧，生意如何，我可有很长时间没见你了。你忙不忙，你是去赴约会吧？不，我说。那就陪我走一趟吧，我要去看一个卧床的朋友。我们这就到了。拉里二号。著名记者。知名文人。磷光，如同阿瓦建叫他的那样。”

沉默。他等待戈拉的反应，但后者品味着他的沉默。

“我手里有一张报纸。《时代文学增刊》。我继续关注这些蠢事，我还没有痊愈。报纸上有一篇关于我们伟大迪玛的文章。”

戈拉没表现出丝毫惊讶，这次依然如旧。他瞧着面前的卷宗、电脑，还有桌子边上的白手套。

“谁会相信？科斯敏·迪玛曾是拉里二号的教授！就在历史学家拉里一号同样常去的大学。”

呼吸的停顿，震惊，戈拉积累着震惊。

“一场精彩对话的开端。拉里二号，受魔鬼启迪，突然建议我为迪玛的回忆录的最后一卷写一个报告。我吗？我！我把自己掐死算了。我拒绝了。不，我不写！他感到他触及了一个敏感点。他读了《时代文学增刊》攻击迪玛的文章。法西斯，纳粹，反动派，戴着文化人面具的伪君子。他坚持。他朝拉里一号投来一斜瞥，他坚持。我寻找着借口，我嘟囔着。我找到了救命稻草：我不会用英语写。这没关系，我们找人翻译好了。迪玛的传记很复杂，我说，必须找一个熟悉那个复杂时期的历史学家。我朝历史学家投去绝望的目光，想让他认可一下，帮我一下，救我一把。我的老板不出声。别开玩笑，我的老兄，病人说，再没有比生活、比传记更好的历史学家了，你就是最好的。他又一次瞧着闭口无言的拉里一号。贝德罗斯，记住了，让你的好好先生一个月之内给我寄文章来，不要超过一个月！Basta[27]。清了！”

戈拉会嘟囔些什么，至少在这一时刻，自言自语，哼上一曲，随便什么。结果却没有。Niente[28]。

“飞来的瓦片。你说的是一片飞来的瓦片，戈拉教授先生。你救不救我？你写不写这篇报告？这会给你的履历增光添彩！拉里二号的杂志很重要。此外，你比我更了解迪玛的生平和作品。我要给这名记者打电话，告诉他我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替代者。卓越的奥古斯丁·戈拉教授将写一篇我根本写不出的绝妙好文。辉—煌—的，他很辉煌，圣奥古斯丁。”

戈拉瞧着他堆满了纸张的闪闪发亮的桌子。他在笔记中挖掘，是的，他找到了要找的东西，他凑近那张纸，瞧了瞧，很兴奋，仿佛它就是他正在跟彼得进行的会谈的草稿。

“他们是在跟你要它。我看不出来你为什么不想写这文章。”

“但是不，你瞧瞧，你根本就不可能看不到。你比我更了解那老人的传记。你知道我都钻进了什么里头。我，说的就是我！”

老迪玛几年前死了，算得上高寿，但只有戈拉才享有一种如此的知名度，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

终于，新来者开始准备起文章来。他常常求教于戈拉的知识，还有后者向他建议的那部传记。很快，他改变了主意，不再想写了，然后又变了卦。戈拉建议他忽略细节以及那些可疑的阶段，以免激起令人不快的反应。还包括加什帕尔家族的事，他补充建议道。

恰恰是这一思考触动了彼得！作为一个受虐狂，他总要求得到新的信息，每一次都重复说，最好还是由戈拉来写这文章，用那愤怒的长句子，哀叹他那可疑的谨慎。甚至是出发来美国，包含有一种真正危险的行为，似乎都要比留在社会主义的地下更谨慎，不是吗，戈拉先生？谨慎，这个优雅的词，软弱就披着它的外衣，不是吗？

加什帕尔心里很明白，在社会主义伪善的地下社会中，他自己跟别人并没有多大区别。他没有变成另一个，既然现在他有了生活的另一种新陈代谢的经验，那他就，是的，警惕着跟他祖国的冲突。跟戈拉一样。院长渐渐地恢复过来，与此同时戈拉避免就迪玛的问题公开表态，但他对老人依然还是心存感激。迪玛随时准备帮助一个同胞，把他介绍给了一些大学教授和研究机构。他忘不了他的百科全书文化，他的书，他的书，他的书，他异乎寻常的精神创造力，他的和蔼可亲……在学者去世后，他跟后者的妻子继续保持联系，她将她的回忆神圣化了。看来，逝世者传记中不怎么有价值的那些插曲肯定已经震撼了她。

他还是鼓励新人敢冒风险，同时引导他进入一种可行的文献学。不太舒服的对话，彼得总是更咄咄逼人。

“谁写的这篇文章？我？我这个发现了，或者不如说，重又发现了尽人皆知的秘密的人？我这把尊贵的死者，post mortem[29]，就扔给公开耻辱的人？”

他询问着，同时也在询问自己。他不等回答，但被询问者属于询问的一部分。间接产生的犯罪感。

“我的祖辈教我的就是这个？以眼还眼？……我要把圣迪玛钉在十字架上，就像古人对救世主那样。你熟悉这一话语，戈拉先生，你如此经常地听到它。你反抗了吗？你反抗了，我知道，你可不是凭空被怀疑的。罪人和异教徒的同谋，像我一样。你可知道？你当然知道了……你不知道的是，犹大，确实是犹大，已经预感到了牺牲的必要，牺牲，一种新信仰的开端！因此是一个英雄，这罪人犹大。信仰之外的婚姻得不到祝圣，它也不是一种善事，但是，你是基督教主义的一个英雄，圣犹大。早在遇到露之前，你就有了这外号。但我对犹大没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你对我说为什么恰恰是我撰写圣迪玛的诉讼？”

对话者狂热地展示他的想法，不时地掌控着他对露的攻击，对她的父母，对她原先的丈夫，对整个世界。

“为什么就得由我来弄明白，来表现得对伟大的迪玛温柔多情？我也一样，是流亡者，上十字架者，我应该表现得跟他团结一致，不是吗？弄明白被剥夺了自己的国家到底是什么？一个如同太阳的国家，还有什么来着！……如同月亮？你还记得吗？迪玛的同志们赞美集体死亡，甜美的解脱，这是他们所叫喊的。民族，忠诚者与牺牲者的紧密团结。民主，是腐败、蛊惑人心的宣传、颓废、污秽、混乱和灾祸的同义词。你还记得吗？然后，德国佬的失败来到了，高等种族遭了殃，他们的巴尔干盟友经历了自己的启示录。卐字旗的革命制造了大量的死亡，在路上，在焚尸炉中，在地底下，在水中，在空中，千百万人的死亡。然后，就是道学家们的流亡、孤独、恐惧，他们揭示了大师的以往面目。我，恰恰就是我，明白这个！我很是明白，教授。”

他停了停，却没有真的停，只是为了喘上一口气。

“是的，伟大的博学者值得人们尊敬。他的作品，是的！不算他的传记……那么，为什么发表回忆录，日记呢？他能拒绝镜子吗？即便是有裂缝的和走样的镜子？当然，我知道老人见到自己的书房被烧毁时心中的感受。在街道上，他瞧着火焰，独自一人，颤抖不已。一个马上就要被毁灭的生命的灰烬。我感到了这个，相信我，我知道火与灰烬意味着什么。燃烧与灰烬。”

他对着一批潜在的听众，他受不了只当唯一的一个听众。

“戈拉教授先生知不知道，最终，我是多么地想变得什么都不再是啊？一个流浪者，这就是我的现在。在流浪者的国度中满足而又不—负—责—任。”

他没有醉，没什么能让人猜想到一种陶醉，而不仅仅只是一种受折磨心灵的刺激。他挖掘了他的记忆，他从来没说过的伤疤，很显然，即便现在他说到时也是违心的。他为他自己曾激发出的那股冲劲感到恶心。一种无能的呻吟。可怜可怜自己吧，实在不那么光彩的无能。

戈拉总是更难接受强加到他身上的惩罚。

“你应该见一见帕拉德。”

“波特兰吗？我听说他改名了。出于对他的祖国的愤怒，以及对他新国家的热情。”

“是的，帕拉德·波特兰。他跟迪玛走得很近。他的崇拜者。他是为他来的美国。他知道他老师的来龙去脉，很可能他会告诉你一些事。此外，我还认为……”

戈拉教授伸手摸脑门和脖子，擦了擦那里的汗水。

加什帕尔拒绝扩大听众圈子。但在另外两次电话之后，他突然被那个建议所诱惑，要去看一看那位巫师弟子，其价值一点儿都不输给他的老师。他只是通过书本知道的帕拉德。

一个星期的谈话。一些争论，跟戈拉自己在几年前经历的争论很少有什么两样。

“迪玛的情况超越了迪玛本身，这正是其意义所在。人们能要求某人公开认错吗？不能。尤其在流亡中，人们叫做流亡的这一死亡，这一复活，这一冒充。人们不能把陈垢旧污带到新居中去吧，人们愿意一切从零开始，人们焕然一新地露面，不是吗？一种冒名顶替？兴许。人们接受它，激活它，直到它跟古老和未来的冒充杂糅在一起。跟生活本身的日常轨道杂糅在一起，不是吗，教授？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此的庸俗？有情人，受骗了，可怜的帕拉德……他无法忘记这一失望。愤怒，刻薄。然而我们俩还是答出了同样的结论。迪玛是个可怜人，跟别的人一样。他所代表的语境、历史、精神世界，这一切，都很值得关注。在过去和在现在。民族的恼怒、混乱和罪行。大写的民族。又大又黑的字写成的。那边，到处……是的，是的，他也对我讲了小帽子。打毛线，就像你所说的。”

迪玛没有对帕拉德说到他的同志们，他无法打击他的对手共产党人，他在他们的手心中，他们，他们随时随地都可能从档案中抽出材料来……老奶奶没听见没看见也没说：帕拉德重复你们的话。对每个棘手的问题，老人都会捏响他瘦骨嶙峋的手指头的关节，重又打起毛钱，织起他那顶小小的睡帽来，这就是我们的朋友戈拉所肯定的，你们的朋友帕拉德这样对我说，这失望的有情人。

日日夜夜的辩论。戈拉预见到一篇很厉害的文章。彼得·加什帕尔是不是会通过写作而恢复他的犹豫或他的考证修辞学？

他若是由此写出了一篇精彩的文章呢？戈拉嘟囔道。那将会让彼得的故事《明海尔》发表后四处传播的那些传言沉渣泛起。人们在他身上已经看出苗头，真不知道他会写出什么样的杰作呢！他就缺这个啦！

***

“他就缺这个啦，人们看到的不仅是杂志上一个不幸的故事，一篇可怜的文章，而且还是一部杰作。”悼文作者戈拉结结巴巴地说，被彼得的一种多言癖的新发作纠缠得心烦意乱。

“让我以真相、记忆的名义写作吗？你有别的什么提供给我吗？”

戈拉两手抱着脑袋，端详着深颜色的桌面，桌子上打开着RA 0298的黄颜色卷宗。

他不想听他，但他无法躲避幽灵的嗓音。他已经熟悉了乐谱的各种变奏。

“大师拒绝自我评判，而我们，我们对老人又知道些什么？在痴迷于决心改变世界的白痴们的执着与虔诚之后，他写过一些白痴文章？我为什么对此感兴趣？是因为那些白痴毒杀了我的姐姐，还是因为，假如她不先死去，我就不会出生？”

彼得的长篇哀叹！听众感到在这些强烈的疑问中，某种东西不由得迸发出来。

“我知道，本该是由我来写这篇文章的……”戈拉教授结巴道，把脑袋紧紧抱在两手中，真应该把脑壳砸破，让那些蛆虫从脑浆中爬出来。“我不能！迪玛帮了我，他难以想象地慷慨，相信我。而他妻子，一个无辜的英国人，我也不能伤害她，假如我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那么梅丽就被毁了。是的，迪玛先生是有罪的，帕拉德已经向你肯定了，他也一样。假如他请求原谅的话，人们是会原谅他的，这一点我可以保证。一个意识形态的错误，实际上，一种智力的欠缺！……间接的恶，嗯……是的，总而言之，就算为了这一点，他也会请求原谅的。但是他自以为是天才，他承认自己有罪。并呼吁宽容和遗忘，这有多么重要。只不过，要请求原谅，他就得相信一些什么。可他只相信他自己！相信他至高的才能，他至高的荣耀。一个天才，只可比那些罕有的天才，实在不可比！不可触及，慷慨大方，在一切之上，在太虚中。请求自己的原谅，这兴许还有些意义。虚荣的陶醉。不道德，高踞于世俗之人之上！在一个玄奥的平流层上，在一个虚幻的奥林匹斯山上。”

“一个白痴，一个孩子，一个和蔼的魔怪？这还算可以，但一个活动家会说什么？”

这一次，戈拉教授叹了口气，被彼得的大喊大叫弄得很疲劳。

“我为什么同情？”新流亡者叫嚷道。“我同情，仅此而已！他在书本中度过一生，他还生产书本。他以为，这白痴，这才是基本的……一个老小孩，老年人的游戏。子孙后代，长生不老……诸如此类的蠢事。当他的书房烧起来时，他还能感觉到什么？就如同他把自己给烧了，一块接一块地，一本书接一本书地。这些为最后审判而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书！是的，我同情。我心中的白痴很仁慈，并将怀着同情心写出你的白痴和帕拉德的白痴。”

幽灵般的来宾停了停却没真停，戈拉听到他，也听到了自己。

“乌托邦游戏是天真无辜的吗？他是不是厌烦了他的单身监牢？倦于隔离，倦于字词的虚荣？是不是因那些活力论者的表演而振奋，因为他们歌唱，改宗，以善的名义杀人，并梦想死神的拥抱？为什么得由我来弄明白？它等着我，我也是，在我房间的一个角落，无形，猛兽，食人生番。癌症，心肌梗死，打击，随你喜欢，ladies and gentlemen[30]。无国籍者复了仇，人们将会这么说……他写下了他的诉讼，用他那没能活下来的姐姐的鲜血。这将是我的诽谤者和辩护者们会说的话。”

他喘了喘气，可怜的彼得，被自我倾听的激情和快乐压得有些气闷。

“用他姐姐的鲜血，不会吧？好一个广告。我可不是一个演说家，教授先生，我不以任何人的名义写作，甚至不是为了替那些不光光值得为之复仇的人复仇。不要担心，大人，我会写得很简洁、很用心。我是你的一个旧亲戚，不是吗？姻亲，当然，是姻亲，好赖扭结在一起，不太和谐。因婚姻扭结成的亲戚……我们之间会有什么样的纽带？你兴许担心我会连累你？不必担心。逝世者的生平尽管被一片谎言所庇护，悼文应该是真实的。”

“悼文”一词是带着一种明显的嘲讽味说出口的。彼得·加什帕尔似乎猜到了他所不知道的，他对戈拉有那么一天为大师迪玛所贡献的悼文，实际上知道得比他说的还多。

戈拉再一次紧紧抱住自己的脑袋。“你还不知道全部呢，我的小伙子。你还没听说过玛尔嘉·斯泰因，博学者年轻时期的情妇。战争期间，大师生活在一个中立国，那里流言满天飞，间谍遍地走。他跟报纸打交道，消息灵通。他了解德国人及其同伙犯下的恶行，但他白天黑夜地写着他的伟大作品。他逛妓院，为了忘记德国的失败，忘记世界落到了俄罗斯蛮汉和西方笨蛋的手中。”

那幽灵继续声嘶力竭，戈拉继续他哑默的独白，他们不再彼此领悟。

“我，我读过他的秘密日记。我明白他的表里如一，他的孤独，毒品，阅读，死亡的刺激。文学实验和政治陶醉。而我知道，我也一样，关于玛尔嘉·斯泰因是怎么回事。”

长久的停顿，同上次一样。戈拉呻吟着，彼得·加什帕尔了结了晚上的演讲。沉默，彼得已经消失，戈拉继续着他的哀叹。“你还不知道全部，我的小伙子，你不知道。玛尔嘉留在了她的故国，而大师忘了她的姓名。他服用一种特殊物品，类似于吗啡。一种由纳粹提供给前线德国士兵的毒品。”

如同上一次那样，停顿也很虚幻。一种微不足道的玩意，为的是重新喘上气，接上听觉。彼得又找回了他的节奏和嗓音，戈拉恢复了听力。

幽灵的愤怒逐渐延伸在世界上，但仅仅只是在世界的一部分。

“废话！晚上，在桌子前，加什帕尔检察官同志，我那尊敬的父亲，他为我们读的那些文章并非什么好东西，即便它们赞美了对立面的图像。加什帕尔同志的党，在一边，而迪玛先生的神圣卫队，在另一边！当然，加什帕尔同志提前付出了代价，在奥斯威辛，他有权犯错，犯傻。但他真的有权吗？他有过权利相信那些承诺了天堂的警察吗？”

另一个停顿，用来呼吸，更低的嗓音，叹息。

“而我们，在我们令人厌烦的民主中呢？我们追随股市的进展吗？你会怎么说呢，教授？我们每过几年就要换汽车，换妻子，换外表？我们替换我们的器官，我们的脸，我们每天都去一个体操馆，去银行，现在的神庙？我们购买吸尘器，戴假头套，替换肾，一颗新的心，一座别墅？我们开玩笑，不是吗？任何的祭品都是从一个玩笑开始的，不是吗？这就是当你试图为我们解释新世界，明海尔的世界时，你对我们所说的，不是吗？”

戈拉不回答，呻吟声停止了，他睡着了吗？

“你以为我要复活我那未曾谋面的姐姐吗？或许，苍天的伟大杀手将赐予我永生不朽？你兴许还以为，他的那后奥斯威辛计划把我给忘了？”

戈拉把双手从脸颊上挪下，放在桌子边沿上，绷紧他的肌肉，站起来，摁了一下书桌灯的开关。

灯光照亮了他，僵硬，笔挺。窗户的方格反映出他满是皱纹的脸，花白的头发。

天上，月亮腼腆地隐退了。黎明的曙光初露，新的一日的红光。

戈拉的脸凝定在窗户的镜子中。

***

帕拉德教授谋杀案在美国报刊上很少被提及。仅有几篇文章发表在唯一的一家当地报刊上，只是在大学中才有回声和流言传播。

在本国引起的轰动是无法比拟的。东欧社会处于后共产主义的大混乱，以及资本主义传播的浪潮中，正在种种复杂的情感中挣扎。奇迹使得独裁倒台，随之而来的同样神奇的奇迹，则导致了朝很难确定的某种阶段的过渡的失败。罪行产生在远方，在强盗色彩强烈的美国，而牺牲则刺激起种种分歧的观点。

一个奇怪的靶子，一种由一个真正职业杀手犯下的罪行。那些规划了这一措施的人只能有一个意识形态的理由，人们说：帕拉德发表的作品越来越敌视迪玛以前效劳过的民族主义，同时也越来越敌视始终在活动的共产主义秘密警察。一种西西里式的措施，实施中，人们这一次要清除的，不是一个商业竞争对手，而是一个意识形态对手。这可是一种联姻，一方面是逃亡在美国的极右派，一方面是原先本国无处不在的共产主义秘密警察？对这两个阵营，帕拉德都是一种妨碍性的声音。

在他第十次重写那篇关于迪玛回忆录的文章时，彼得狂热地追随种种消息和流言，探听警察的调查进程，还有那些从咖啡渣或星辰中辨认蛛丝马迹的人的投机猜测，而泛心理学家帕拉德当初就曾跟这些人混在一起。但彼得没有收回寄给拉里二号的报告，也没有添加任何与迪玛的不肖弟子谋杀案有关的注释。

当文章在谋杀案发生差不多一年后发表时，美国警方由于缺少经费，已经停止了侦查。拉里二号毫不犹豫地在杂志封面的红色腰封上揭露这一轰动一时的谋杀案。很难说这样做是不是增加了销售量。真正增加的，是在遥远祖国的流言。帕拉德的罪，这个叛徒，属于反迪玛的阴谋。加什帕尔变成了帕拉德的一个盟友。在彼得·加什帕尔这个奇怪姓名底下隐藏的到底是谁？实际上，谁是这个彼得，这个加什帕尔？普世共济会的一个密码？一个被逐者，一个变节者，一个叛徒，为反民族的黑暗利益而效劳！

公众似乎想不起来《明海尔》，这以往的故事，想不起来作者的外号，还有外号的来由，也想不起来关于藏在他脑子里或在他抽屉里的神秘杰作的那些传言。

拉里一号，又名阿瓦建，叛徒工作过的学院的院长，得知了大洋彼岸报刊的歇斯底里。在他眼中，那篇美国文章前的按语，是灾祸的根源。

学院向联邦调查局报告了作者面临的潜在危险，以及他与那个被杀害者的关系。

加什帕尔变得爱失眠，易动怒，而戈拉则觉得自己有罪，因为他刻意推辞了由自己来写那文章。加什帕尔本来可以摆脱人们给他起的一些外号。他羞愧难当，竭力想遗忘。

其间，彼得收到了一些美国读者的来信，相反，他们很是为他文章的暧昧所震惊。那么多的注意和关照都给一个极端分子吗，更何况他还跟他的国家一样，跟纳粹德国结了盟？作者一副抱歉的神态，甚至还在赞赏这个纳粹分子，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个研究人种学的女教授这样说。一个年轻女诗人提问道：“在同一个人身上，你如何区分两种人格？你是不是支持这一做法，把政治性文章跟科学及文学作品分割开来？它们是不是属于另一个人的呢？有没有必要寻找他呢？看看他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顺便问一下，这样做，你不正是在引入一种检查制度吗？我们将如何处理由已故名人所体现的对立之统一呢？”

加什帕尔似乎并不为这类信件所动。善，真，美？我的新同胞不知道什么是美，对他们来说，善应该是显然的和经典的，真则是无污点的。需要和谐与教会！他们对美学不感兴趣。他们被矛盾所吓倒，不明白其实不协调正是他们的伟大成功，是他们民主的胜利……

他怎能甘心被一个“可恶的法西斯图书耗子”的荣誉“低价买下”呢？堪萨斯一个学政治学的大学生这样问。

在他故国传播的那些诽谤给他造成的困顿，证明他还没有成功地移民。是的，过去依然活在现在中。伤口与制造伤害的幻觉同居在一起。他的身后还拖着他的故乡。

“我跟前就有一本我国的著名文化杂志。复活节专号。基督教的图标。十字架上的救世主。题目：《迪玛上十字架》。”

“你从哪里得到的这本杂志？谁寄你的？”

“卢奇安，帕拉德的兄弟。可以说，人们维持着自己民族的警惕性以及好形式，日复一日地。海外的阴谋家，c’est moi[31]。”

这一插曲之后，戈拉不再想听人说什么。当有人告诉他什么时，他便拒绝任何解释，他默默接受加什帕尔的侵略性。

“为了让我们能来美国，露做了能做的一切。垃圾桶的盖子掀开了。解放。被毒化，每一天都被毒化。隐藏了好几十年的肮脏货时刻都在散发，就如露停泊驾校汽车的那一天一样。她从汽车上下来时，一个狂怒的家伙就开始尖叫：‘你们为什么不走，你们大家，所有人，回你们的阿拉伯兄弟那里去？’这陌生人无疑正想找一个地方停车，但‘驾校’的车子在妨碍他。露很惊奇地转过身，想看他到底是在冲谁嚷嚷呢。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怪声高叫的人。你很清楚，她一般根本就不去注意周围的人。”

戈拉默默地听着。

“一个东方美人吗？是的，但并非所罗门王歌唱的那种美人。罗马尼亚女人，匈牙利女人，亚美尼亚女人，她会是其中的任何一种。俄罗斯女人，德国女人，意大利女人，秘鲁女人，随便哪一种。不，露不是典型的书拉密女子[32]，这你很清楚的。这很重要吗？很重要。别忘了，她是在人文主义的摇篮中被抚养长大的。世界公民，毫无区别。世界主义，人文主义，过期罐头上五颜六色的标签。那家伙肯定在追踪她，他认识这美人，某个时刻，她不知羞耻地从一辆丑陋的老汽车上下来，重新戴上了她那雇员的面罩。‘你给我们带来了共产主义！喜剧结束了，滚你的蛋吧！’反叛者叫嚷道。‘到别的地方去发明另一个使命吧，另一个弥赛亚吧。’这就是他叫喊的。露拒绝钻入楼房。她神经紧张地回到了家中。”

随之而来的是暴风雨般的争论。曾经拒绝走的她，现在又希望能走掉。溜之大吉！本来早就该走的，早就可以那样了。“我是一个热爱巴洛克艺术的玩世不恭者，”加什帕尔表弟接腔道。“谁在那边需要我，谁将给我吃的？”

令他大为惊讶的是，露回答说：我。她说英语，并准备去干任何一切。青春的冲动，渴望出发，渴望改变。很难想象露能干什么活，她只是急于离开直到那时她还一直拒绝离开的那些地方。她跟丈夫分手了，她拒绝历险，拒绝陌生。解放来临了，共产主义的萧条远离而去，出发的理由消失了。现在被推向了陌生吗？一辆奔驰车主人的侮辱似乎如同天命。

戈拉教授没有忘记他跟露的论战，命运的这一新玩笑并不让他吃惊。

“拉里一号已经有了第三个妻子了。她们全都是他在学院中的助手。拉里二号，更为年轻，也一样，有了第三个妻子。喜新厌旧的闹剧？幼稚病？幽默？欺诈？勇气？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幸福的合法权利！这里，任何演说都由一个笑话开始，甚至连一篇悼词都是。荷兰人会是一个检察官吗？”

对话改变了方向。悼文的作者奥古斯丁·戈拉陷入了沉思。问题，如惯常的那样，不针对任何人。

***

“帕拉德找到了一个新女人……你是最后一个单身者了。在这里你可以选择。中国女人，爱尔兰女人，阿拉伯女人，你心仪渴望的。甚至可以是我们祖国的移民，假如你不能缺少民族食粮的话。”

戈拉不再确信加什帕尔关于帕拉德的故事的结论就在于此。自从帕拉德死后，他就常常回来，回到帕拉德·加什帕尔的相逢上来。在棺材旁守灵的时刻，人们常常会想起自己的朋友来，只有想象力还能改变那没能存在的东西。

帕拉德知道得太多，回到折磨人的科斯敏·迪玛之谜上来实在让他厌烦。好几年时间里，他独自一人，心烦意乱地走过了弯弯曲曲的通向大师之秘密的小路，他还没有真正缓过来。相反，彼得的传记唤醒了他的好奇心：一个幸存者！一个婴儿幸存于一个女幸存者的肚子里。他的检察官父亲为共产主义的法律驳回而效力。好奇心无疑战胜了他的阴郁。

“他让你讲述你的生活了吗？”

“他暗中建议我做一个交换。我把我的故事送给他，他则把迪玛的故事给我。他早就被迪玛诱惑了，一向如此，尽管他是那么的苦涩：对现代主义的兴趣，然后，兴趣转向了神话、超验性、神秘的民族主义、极端政治、溃败、流亡、在秘密中和面具下的庇护，然后则是大学生涯。迪玛就无法看清楚他自己吗？他的自恋方便了他的躲避。他不承认自己的差错和失误，他没有时间，他的重大计划拴住了他的屁股。他拒绝对道德话题作争论，稳坐在他精神学说的教授席上，屈尊俯就于平民的结结巴巴。”

“迪玛的孢囊包裹了现代主义、民族主义、神秘主义、外交手腕和一堆乌七八糟的东西。自恋、流亡、孤独、秘传的逃脱、大学的精华。”

戈拉听着，根本就不相信加什帕尔忠实地汇报了会见。

“还有，当然啦，拒绝天真的民主！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是绝不会接受它的，迪玛在利用了新世界的种种自由之前就说过了。对进步的修辞学无动于衷。民主与争论，对大众来说这是消费的产品。帕拉德很难从对领袖的无限崇敬过渡到怀疑。他发现了一些文献，他仔细地检查了传记中的空白，他作品中隐藏的种种因素。他依然还崇敬他。一个异乎寻常的头脑，一个安详、博学、天真、可爱的对话者。我，我没什么可以搏斗了，像他那样，热恋者的失望。我只想作出决定要不要写那篇文章。”

“你决定了吗？”

“是的。我们将解不开纠缠成一团的绳结！”帕拉德叫嚷道。“自由和表演？你说得轻巧！神圣与世俗，自恋与伪善，一切都一样？秘传的历险诱惑起他来，要比诱惑迪玛还更厉害。他还反抗他自己，他怀疑他自己，怀疑他的反抗，还有他的崇敬。”

擅入者的嗓音到底是来自虚空，还是来自戈拉自身？他对他自己听到的东西实在是太清楚了。帕拉德常常对他说同样的东西，对他。迪玛的遗孀曾允许他阅读死者的《紫色笔记》。让他，戈拉，而不是帕拉德。在一份学生笔记发黄的纸页中，一个孤独的人正在色情的被剥夺和写作的激情之间拼命挣扎，因德国无法战胜共产主义怪兽和民主变色龙而愤怒不已。

“我们回忆起因1938年的恐怖主义而受到审判的同志们的故事，我们想象运动开创的那个夜晚，我们看到了英勇首领的照片，那一位精神导师和神秘主义父亲。在世俗中挖掘神圣？大师还在认为，秘密就存在于回想中吗？他说的是伪装的信息吗？在文字中，在虚构中，同样也伪装吗？帕拉德为所有这一切绞尽了脑汁，直弄得越来越渴。我们可算是受够了字词和酒精，两者都是。他总是不停地提问题：战后，迪玛为什么还需要他的旧顽念？他为什么要去看一个不断重复运动口号的狂热的老医生？他为什么不放弃疯狂的偶像崇拜？毒品，妓院，乌托邦，甚至还有写作……他婴儿般地微笑，根本看不到我。”

戈拉回想起帕拉德的微笑。加什帕尔是在摘录帕拉德的话，还是在问他自己的问题？

他认出了帕拉德的语言，但同样还有加什帕尔的作料。

“我有一次曾对他说起过迪玛的一个老情人，她留在国内，很危险，”戈拉毫无过渡地接着说。“被遣送到德涅斯特[33]后，她幸存了下来，最后她回到了她早年曾躲藏过一段时间的那个村子，当年她就是在那里被当局发现后遣送走的。她返回这个村子后，就在那里自杀了。迪玛从来就没有关照过她的命运。”

加什帕尔不再提问题了，戈拉无法猜测，帕拉德是不是向他谈到了玛尔嘉·斯泰因。

“当帕拉德又为伟大的失踪者热情起来时，我干预了一下。当他剖析秘传的奥秘或者可疑的事件时，我就不去惹他。我瞧着阿叶莎，他的那个印度未婚妻，他早先的女学生。他们俩都想改信佛教。随便什么迷惘都要比正统教义好，帕拉德叫嚷着。都比任何的正统教义好！他亲切地瞧着他的未婚妻。我们俩都在寻找一种与众不同的宗教。我们将成为佛教徒，或者火星人，或者多神论的异教徒。那姑娘笑了起来，我们全都笑了。漫长的白天，无尽的夜晚。我不知道我会在他死后成为他的代言人。写出文章来，他说，它会对我正在写的书有用的。假如我们在这里或在别处的同胞不来杀你，不来杀我。这就是他说的话。他收到过一些威胁信，同样也接到过威胁电话。在大街上被一个陌生人推搡，后者悄悄地说，算总账的时刻到了。星座表上净是不祥的兆头。他紧张，固执。他紧张地挑战命运。他同时写三本书，他解放自己。大学生们麇集在他的周围。”

“他赢得了他们吗？”

“他激发起年轻人的想象力。通过他的怪异，通过他阅读的范围。一个百科全书般的头脑和记忆，如同迪玛。他还迷惑了印度女子。我们如尤利西斯那样流亡，寻找依塔刻！这就是他的动机。我们常常谈论流亡，迪玛的流亡，帕拉德的，你的，我的。还有露的流亡……”

戈拉跟往常一样，等候着幽灵说出忌讳之名的那个时机。他不说话，伺机而动。

“流亡，是的，我们谈论得很多，第二个机会变成了唯一的。一次冒充？我们是同一些人，又是另一些人，我们卸下我们自己，我们改变而又不变。帕拉德爱得发狂，他又找回了精力。有权改变，走向幸福！机会，那不是真相，那是爱。”

爱情，幸福，这些悲怆的字词伺机一跃而起，戈拉等待着。

“帕拉德找到了一个新女人……你是唯一一个没有女人的人。在这里你可以选择嘛。你心中渴望的。好好选你的心上人。仅此而已，basta。”

***

威胁，跟踪：帕拉德同样也对戈拉说了。教授并不低估危险的严重性，那只不过是它神秘的一方面。“我们会把医疗分析的结果告诉你的。你有一种不可治愈的癌的形式。你周围的一切都变了。你受到了惩罚！你苦涩地看过去，恐惧地看未来。我明白这一点的。由医疗确诊引起的对死亡的恐惧，而不是一些预感。”

帕拉德在被杀的前一天晚上还给他打了电话。

“这一次很严重。我感到。别问我那是什么，还有怎么会那样。”

戈拉建议他报警。他拒绝了，跟前几次一样，他不太信任警察。

“她不在。阿叶莎不在。当她走掉之后，我就觉得我很容易受伤害。她去看她病了的母亲。她有两天不在。他们是知道的。现在，很严重。我感觉到了。”

他不出声了。时间不太长。他想补充一些东西。

“一天，迪玛要求我给他派一个大学生过去，帮他整理一下他的书房和档案。我就介绍给了他我的一个学生，叫菲利普·蒙德尔。他属于什么人种是显而易见的，从他的相貌和他的姓名来看，一目了然。‘我不愿意让这个年轻人乱翻我们的文件，’迪玛夫人对我说。‘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跟他在一起总觉得不安全，’她说。一个可爱的女人，你很清楚的。细腻，好教养，贵族化。他们担心会闹出什么丑闻来。”

戈拉对这类离题话不感兴趣，他反复说，应该去报警。他猜想到，帕拉德并没有向他显示出危险底下的一切，但报警还是要报的。总得做一点什么吧。

媚俗的闹剧，加什帕尔评论道，死亡不是一出闹剧，她已经晕头转向了，而且还缺少幽默。帕拉德没有任何办法知道，命运已经不可避免地画上了圆圈。他又怎么可能确信无疑呢？没有人能确信无疑。只是一些预感，仅此而已。

那个雇佣杀手爬上毗邻的厕所间里的抽水马桶，一把小小的枪对准了牺牲者，那枪小巧得如一个玩具，就在分隔开厕所间的又薄又矮的板壁上面。杀死在厕所里！

帕拉德的脸一下子衰老了，就在那一刻，游戏突然将时间停住了。

加什帕尔完全不知道迪玛和帕拉德对神秘学的酷爱。“我没有无形者的器官。神秘学是一个戏剧的主题。一个闹剧，”彼得嘟囔道，带着一种对自己说的话根本不信的人才有的坚定。

神秘学在迪玛和帕拉德的生活中占据着一个中心地位。

帕拉德的死始终充满了神秘，人们无法不承认。尽管人们拒绝把这谋杀跟宿命的密码游戏联系在一起。

***

戈拉这样一个在需要适应新地方和新时光的迷惘阶段一直亲切和蔼而又魅力无比的移民，竟然蜕变成了阴郁而怪异的孤独者。恰恰就在他战胜了最初的困难，重新找到了他应有的社会身份之后。

一开始，一切令他着迷。他那被拜占庭式的社会主义所强化的种种抑制，竟然像中了魔法似的化为乌有，毫不费吹灰之力。他迅速地从曾在强制幸福的封闭和邪恶的社会中替代了他本人的那种个性中得到解放。美国的鲜明对比以及广阔疆域刺激了他，还有欢快与天真，简单，无偿的真诚。他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他妻子最终决定追随他而来。

他在自己的傅尔布莱特奖学金终结后，就迫不及待地申请政治避难。他被“美国之音”聘用。他的智力才能，与其他合作者比较起来，体现出明显的优势，很快，他就当上了负责他那远方祖国的小组的头头。那些当时跟他一起工作的人，都会说起他的彬彬有礼，他的卓越才华。完全没有领导派头，十分平易近人。然而，在一个狂妄自大而又玩弄阴谋的不同政见者来到后，这一集体和谐就遭到了毁灭。

那个“日本佬”，如同人们所称呼的，弄僵了气氛。此人自以为是，恬不知耻，一心想当上头头。他无端地挑战规章制度和作息时间，一连好几天缺席，然后又像个没事人似的重新露面，在他明星的装甲掩护下，喜好讽刺挖苦。戈拉为缓和冲突而作的种种努力归于失败，面对新来者肆无忌惮的发挥，他温文尔雅的做派是那么无能为力。无奈之下，他求援于大师迪玛：他在一个州立大学获得了一个临时岗位。戈拉在那里受到欢迎，很快就因通晓多种语言以及广泛的阅读面而崭露头角，并最终被正式聘用。随后，他进入了阿瓦建的学院，然后又是一个很大的大学。他有了一些隐约的友好关系，甚至是恋爱关系，或者毋宁说是此类关系的苗头，他时常接触移民圈，开始以尝试的名义，在一份流亡报纸上撰写“悼文”专栏。他不仅谈论死者，也谈论死者的思想、著作以及意识形态和宗教活动。

那些认识他的人，对这位卓越的阐释者颇为期待，当年，他就是被看作一种著名智力盛会的阁楼秘密争论的积极参加者。而他自己也没有忘记那宽敞的阁楼，还有它那朝向天空的巨大窗户，我们的第一次相遇就是在那里。

米赫内阿把我带到那里，好奇地观察我对那些火热争论的反应。我停留在沉默中认真地听别人讲，不做任何解释，在离开这个狂热的场面之前，也不跟米赫内阿说任何话。长长的书面论战，带有长长的反驳，就像是背诵出来的随笔。我很惊讶地听到他们表达起来就如在写作，这跟别的许多人写起来如在说话的情况正好完全相反。

最终，长篇大论让我厌烦了，然而，我却并没有忘记它们。它们很极端，很怪异，不光对我这样一个当年的工程师是如此。我停止了光顾阁楼的蜂窝。

米赫内阿·帕拉德也好，奥古斯丁·戈拉也好，谁都没有猜到，有一天他们还会再看到我。

那时，我们中没有任何人怀疑，时隔几十年后，我们会在大洋彼岸的流亡中再见面。

[1]英语：“永远别说永远不。”

[2]1626年，荷属美洲新尼德兰省总督彼得·米努伊花了大约现值24美元的钱向美国印第安人买下了曼哈顿岛。

[3]英语：“重要的他者”。

[4]原文为Mynheer，在荷兰语中为“先生”的意思。

[5]英语：“永远”。

[6]英语：“带孩子的保姆”。

[7]见托马斯·曼《魔山》，参照Maurice Betz的法语译本（©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1961），下文中带有*的引号中的段落均如此。（法译者原注）

[8]托马斯·曼出生在德国的吕贝克。这里说的著名小说，当指他的《魔山》。

[9]这四个词，分别为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荷兰语，都是“先生”的意思。

[10]特兰西瓦尼亚是罗马尼亚西北部的一个地区。

[11]英语：“自我奋斗者”。

[12]J.L.博尔赫斯《死亡与罗盘》，见《博尔赫斯小说集》，Paul Verdevoye、Nestor Ibarra和Roger Caillois的法译本。（法译本译者注）

[13]J.L.博尔赫斯《巴比伦彩票》，见《博尔赫斯小说集》，版本同上。（法译本译者注）

[14]罗马尼亚语：“领袖”、“领路人”。

[15]拉丁语，意思为“优等生”。

[16]拉丁语：“组合艺术”。

[17]英语：“工作狂”。

[18]英语：“没有一种生意像是石油生意。”

[19]英语：“我爱美国。”

[20]英语：“圆满的结局”。

[21]Kaspar Hauser（约1812—1833）是一个被遗弃的少年，外号“欧洲孤儿”，1828年5月某日，他在纽伦堡的街上被人发现，当时大概17岁，但还不会说话。他的生平始终是一个谜。

[22]Mister、Monsieur、Herr，分别为英语、法语和德语，意思都是“先生”。

[23]英语：“外籍居民”。后文的RA是其简称。

[24]英语：“好的，很好”。

[25]拉丁语，意即“面包与马戏”。

[26]英语：“访问助教”。

[27]意大利语：“行了”，或“够了”。

[28]意大利语：“什么都没有”。

[29]拉丁语：“人一死”。

[30]英语：“女士们，先生们”。

[31]原文即为法语。（法译者注）这句法语的意思是“就是我”。

[32]书拉密女子（Sulamite）是《旧约·雅歌》中的美丽女主角，一位乡村女子。

[33]德涅斯特在摩尔多瓦的东边。

第二部

老树，春天多变的天空：科齐大夫就在那边。狭小的候诊室，诊室的墙上挂满了文凭证书：大夫在他们中间。公园里，三个操纵木偶的黑人在音乐的轰炸声中跟他们的木偶一起舞蹈。大夫在他们中间。孩子们的方阵，游泳池。左右分岔的小径。各种年龄、各种肤色的过路人。科齐大夫被克隆成几十个匆匆忙忙的一模一样的替身。

小小城堡的万花筒：小小的科齐大夫在中央。

钳子般的折磨夹紧了他的额头和太阳穴。两片老戈摩尔的老镇静剂，加一片新鲜完美的巴比伦的新鲜完美的阿司匹林。连续几个夜晚聚集成了唯一的一个。

彼得·加什帕尔被抛弃在一个崭新早晨的岸畔。在镜子前。侏儒科齐重复着句子：

“你从一面镜子里瞧自己吗？一头大象！一头大象。天平不会骗人。一头大象。”

过了一会儿，大象坐在了一把长椅上，在附近的公园里。他走出公园，瞧了一眼他的表。目光朝上，很朝上，朝天上。现在，他新生活的格言：现在。就这个。陌生人伸出来一只白白的小手。

“一个电视广告。钱付得很多。象棋手集中精神于棋局，疲惫不堪地，朝可口可乐杯伸出手去。”

百老汇大道和第63街的夹角。向左迈出一步，又一步。出租车！黄色的拉达在街沟边刹住了车。

方向盘上方，司机的照片和姓名。俄罗斯口音。老烟鬼的嘶哑嗓音。脸很宽，温和，小眼睛，大牙齿，额头上满是皱纹。列奥瓦开车很慢，很放松。在火车站前，他关上了马达和计价器，同时地，很平稳。

“八美元。”

乘客嘟囔了一下，没嘟囔出来。

“两美元！我只有这些了，两美元。我的信用卡在皮夹子里，忘在了图书馆里。在图书馆的快餐厅里。或者兴许是在科齐大夫的诊所里。我请你原谅。我有一个新买的地铁卡，值二十美元。我把它给你。我是在今天新买的呢。”

“拿上你的地铁卡，给我滚蛋！赶紧滚蛋，滚—你的—蛋！”列奥瓦嚷嚷起来，用俄语或乌克兰语骂着。

疯子没有动。

“把你的地址给我。”

“什么地址？”

“你的地址。你的电话号码。你的银行账号。”

“你是不是还要我的电子邮箱号？在这世界上，没有电子邮箱，什么东西都行不通。”

“随便什么，只要能找到你，把钱寄给你。我的冤家。”

列奥瓦死死地盯着这冒失鬼，就如一个眼科大夫监视着一个什么家伙的视网膜。他从方向盘右边抓起他的收据本，撕下一页来，递给他。

“行。我希望你还不至于会来拜访我。”

“没有危险的！”

人群麇集。嘈杂。吵闹。旅客终于发现了车站的信息公示牌，9号月台，列车。

现在，就这个。不错，不错，列车有节奏地离开了月亮之城。不错，本来会更糟糕的，乘客想道。这俄罗斯人，就是说，乌克兰人，苏联人，还真是个正直的人。一个很正直的白天，这就是结论，大夫。

河流流动，在列车左侧，平静地旅行。人们永远不能两次在同一条河流中洗澡，河流不会老，但又永远不是同一片水。浮动的地平线，浮动的睡眠，有疗效的。验票员轻微地碰了碰他的肩膀。睡着的人迅速捡起他的挎包，他的上衣。

他下了车，他现在迟钝地待在车站中，瞧着眼前宽阔而又平静的河流。月台上空空如也，群山屹立在地平线上，河流近在咫尺。

一个新鲜、宁静的下午。世界的开始。世界的终结。在两者之间，一段短暂的停火。秒表吞噬了日历的分分秒秒。

***

白日并没有向黑色的波浪让步，天色还没有暗下来。筋疲力尽的彼得从旧长沙发上转到了旧扶手椅中。他起身，在他那又长又老的两腿之上摇晃着。一小步，一大步，又是一小步。床的墓穴。

午夜。森林的沙沙声。小木屋周围静夜的潺潺流水。喃喃声，结巴声。沉睡的躯体，迷惘的精神。躯体，我们的寄居之所，抑扬顿挫地议论着小阿维塞纳。

白天并不在巴恩斯-诺布尔书店前面开始，那里闪现出了电视制片人库尔蒂斯先生，也不在科齐大夫的诊所中开始，而是在森林深处的小木屋中，在无限仁慈的床的墓穴中。

他醒来，如鼹鼠，软体动物，昆虫。就像昨天早上，就像前天。根本不急于挣脱黑夜的盖棺石板。

他回想起胸部的疼痛，头一天晚上。这些折磨揪紧了额头与太阳穴。死亡吗？那不是永恒的安宁，而是一个固执地不断回返的噩梦。

太晚了，他不能再打电话给医生了。医生们都已经烦了：要向他们证明是死神来临了，得马上死去，咽下最后一口气，就这样。他吞下了两片老戈摩尔的老镇静剂，外加一片新鲜完美的巴比伦的新鲜完美的阿司匹林。必须习惯你自己，漂泊者！一连好几夜，聚集成了唯一的一夜。摇摇晃晃，四肢膨胀，皮囊走形。担忧，叹息，突然惊醒。

不，他没有死。瞧，他还活着，被一阵电话铃声卷到一个新的早上的岸边。他把他那厚皮动物的躯体翻到另一侧，床吱吱地呻吟，他终于起来了。对着镜子：一头象！不是一只鼹鼠或一个昆虫，而是一头象，还没怎么为白天的跳跃准备好呢。

他伸了伸他那沉甸甸的腿，叹了一口气。镜子前的一个小丑。电话。电话铃在响。小朵拉的声音，嗓音低沉的弱小的西班牙女郎。

“十分钟之前大夫就到了。他收到了你的信息，他在等你。科齐大夫在等你。今天，一点钟。”

“我能跟露说话吗？”

朵拉有些慌乱。

“不，露不在。而且我很忙，我妹妹过来看我了。行，我们等你好了。一点钟，今天，星期五。”

腿肚子软软的，腹部下坠，臌得像一个口袋。

他本来不该打电话给科齐的！他根本就不想受人的训诫。

“你是在外国人的国家中，没有一个人是外国人。入选之民的居所并非不幸，我对你说吧！假如你不相信我，你就回到腐烂的丹麦王国去，你将会有一篇用你母语写的悼文！”

一个傲慢的侏儒，这位科齐先生！生来就是为了上一堂威严的大课，而不是为了问诊的。

病人来到为露而设的修辞学诊室。奥秘不再成为一个奥秘：大夫的女雇员每次都不在。自从人们看穿了他的策略，厚皮动物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贵宾般的欢迎，被立即引入诊室。他得乖乖地等着轮到他。再好不过了！半个小时，嗨，就这样交代了！奇迹会发生。假如，露急于消失掉，偶然中忘了她的手包呢！她兴许甚至都没有时间走掉，然后再露面，面对着追逐者时，她是那么的不谨慎。

门开了，科齐一副厌烦的神态，向他点头示意。

病人跟着走进诊室。他毫不见外地倒在了阿维塞纳的扶手椅中。科齐用一个食指的动作，灵巧地打发他去了他该去的位子。

“站到秤上去。”

这秤可并不太友善。训诫将接踵而来，欺人太甚的治疗法。

但是科齐根本就不想演戏，可说呢。他久久地瞧着病人，从头到脚，用他有黑斑的小食指指了指秤上的红针，然后又指了指病人，接着又指了指秤。

“一头象！你简直就是一头象。秤是不会撒谎的。一头象！”

过了一会儿，大象坐到了一条长凳上，在附近的公园中。他忧伤地打量着行人，饭前的不耐烦。

他出了公园，瞧了瞧手表。目光朝上，很朝上，朝天。

现在！现在：这步行者重复着他新生活的格言，走进了巴恩斯-诺布尔书店，百老汇大道和第66街的街角。

“请问你们有没有带大象图案的明信片？”

电脑后面的年轻人朝他投来一道长久的认真的目光。

“我想没有吧。我没有见过，我想不会有的。”

“这怎么可能呢？这可是总统的政治符号。难道所有的书商都是反对党吗？”

年轻人变得更饶舌。

“我们同样也没有民主党的驴……我不认为我们会有带大象或驴形象的明信片。但你可以找一找。那边，楼下，左边，有相册，艺术复制品，艺术作品，照片。”

左边，角落后。

彼得小心翼翼地查看一块块油画板，一本本相册，一沓沓明信片，然后……找到了意想不到的东西。红色的天空，两头象向前走着，野外，一头走向另一头，背上有沉重的负担。长长的腿，又长又细，从天上一直伸到地面。达利。

他走出了书店，手里拿着明信片，抬头朝向天，然后……很惊讶地发现，自己的面前站了一个陌生人，朝他伸出一只又小又白的手。

詹姆斯·库尔蒂斯。

白天黯淡下去。彼得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又是一杯。他不开灯，附近停车场的灯光已经足够。他倒在扶手椅中，又转到了沙发上，真正醒了过来。桌子上，堆放着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的邮件。信件、广告、杂志、报纸、明信片。Junk mail[1]。他把整整一大堆东西都推到桌子边上。现在变成了过去：昨天上午，1079邮箱，去火车站的出租车，河流，火车，宾州车站的拥挤，图书馆，隐藏着露的科齐诊所，医生，惯常的侮辱。达利天空，达利大象。制片人库尔蒂斯。列奥瓦，巴贝尔[2]的奥德萨的好心人。

他站起来，走向衣帽架，在他的上衣兜里找到了詹姆斯·库尔蒂斯烫金的名片，把它扔到那一大堆邮件上。说是过去又没有过去的这一天的证明。

火车站，列车，原始之水，小小的终点站，另一辆出租车。不再是列奥瓦·波尔坦斯基，而是红帽子，杰里。左肩膀颤抖，病态的嘶嘶漏风音。挥之不去的词语。九块半美元！假如你没有钱，就给我乖乖闭嘴，直到下车，至少，彼得·加什帕尔这个惊诧的人教育了他。他请司机等一下，他过一分钟就把钱带来。一分钟，两分钟，掏一下兜的时间，裤子兜，上衣兜，衬衣兜，解渴的梨就忘在那里了。最终他凑齐了十四美元。司机应得十二。还剩下两美元。两张新美元加两张旧美元就等于四美元，四个四分之一硬币就得一个美元整。

然后，夜晚，睡眠，夜间的骚动。黎明又来到，大象又醒来，没怎么准备好迎接纷繁细碎的白天。

最近他在一张报纸上读到，马戏团的大象奥利佛总是很难记住节目的表演内容。一天晚上，它迷迷瞪瞪地离开了马戏场。驯兽员准备惩罚它，却在幕后发现了一次比它演砸了的节目强过许多的表演：筋疲力尽的奥利佛四条腿再也站不住，轰然倒地，在地上喘气，直喘得让你心灵融化。眼泪哗哗地从它多皱纹的灰脸上流下。彼得不知所措，瞧着镜子中的它。

新的一天，新的一星期，在达利的穹顶下，马戏团的艺术家。

从现在起到那时，我们将读一本书，一本杂志，一封信。一年来，一切全都堆在那里，从他浸泡在这个森林学院以来：书本，学生、教授、行政部门的信，教育学杂志，政治呼吁，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广告。塔拉的信。他没忘记把它放在哪里了，这，他没有忘记。任何形式的指控都值得保留下来。

教授：

My mother called me with my mid-term grades[3]……我母亲给我来电话，想知道我期中考试的结果。

为什么不给我打“不及格”或至少“不完整”？？？你知道，我没有交作业。另一个老师待我更好，他把我给毙了！我很尊重他。这是第一次有人很正直地对待我，我自己真是这样认为的。一种轻松。一种解脱。我希望至少得到两个不光彩的分数。为了最终能有一种挫折感。你让我失望了。

尾声给出了整个一个华采乐章。

I had even prepared my mother[4]……我甚至告诉了我母亲，说我这个学期里没干什么。作为回答，她给我寄来了一些衣物。我还给我哥哥写了信。他以一个忏悔作为对我的回答：他承认自己的同性恋。因此，我，对抑郁，我又知道什么？！……他给我寄来一盒饼干，还有我童年时代的那个长绒玩具小兔子。

请你真诚地告诉我，你有没有毙掉过一个学生？我是不是太虚荣了，无法想象不可能的事？

“请注意，游荡者，”拉里院长说，“在今天的大学中，是大学生说了算，是他们的家长，他们的钱，他们的律师。教授们只是一道布景。人们在最想不到的时候，带着一种难以想象的糊涂，重新置身于你曾逃脱过的那个温柔的教养院。”这就是拉里一号所说的话。反正，就是这样的。

在拉里院长的劝导下，临时教授向管理学生事务的女教务长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萝丝玛丽：

如同我曾向你说过的，塔拉·内尔森，在这一学期里，曾是我最好的女学生之一，但是她学期末没有向我交作业论文。我还是给了她一个很好的分数。她以前完成的作业中有两个评价为优秀，口头报告完成得很好。而且，课堂参与也很好，一种完美的出勤。

她刚刚把论文寄给了我。很好。在此我一并附上她的信。令人担心！如同昨天简短的电话交谈，以及星期二同样简短的那次会面，她为写信的情况而道歉。很可能，她正经历着一段精神抑郁期，她需要帮助。

塔拉没有离开学院，就像她曾经希望的那样，暑假里她也没有回家。她在图书馆的资料室找了一份工来做。一天晚上，当她独自一人在附近的小路上散步时，他遇到了她。然后，又在一家咖啡馆附近，在图书馆的大厅里。然后，一直就更经常了。

黄色信封最早出现在五月的一个早晨。现在，它又在那里，颜色更黄了，在这个三月的黎明时分，几乎一年之后！在他杂乱的纸张和回忆之中，女学生的信可能是丢失了。但它并没有丢失。

我晚交了你作业。这是一种义务的结果，而非思想。它在发臭还是只有点不好闻？这里的差别并非那么的学究式。当它发臭时，它令人恶心，当它不好闻时，它只是有些令人不高兴。脏内衣发臭。放了好几天的食物不好闻。好好地思考一下后，这篇文章是一种没有冒犯性的组合。作为气味散发出来的懒惰。

五页的打字稿，单倍行距，小号字。

在他第一年教课期间，加什帕尔给了只有十四名学生的一个班上六个人“不及格”。一年后，他学会了慷慨、宽容、多文化的幽默。分数也从“中等”打到“良好”或“优秀”不等，只不过这里多了一分，那里又少了一分而已。

这是我的作业：含糊，平庸，累赘。结论兴许还站不住脚，但是我很愤怒。你知道是针对谁的。我做了一个计划，想获得一个坏分数的美丽花束：一声“救命！”你来到，你决定：我将成为好心先生。A benevolent Hardnose. A kind man.[5]好人。无论如何，我要给这个不幸的女学生打一个“优秀”。她有一双美丽的腿，她有一些办法，此外，我还不知道我都把她的作业弄到哪里去了。无论如何，我给所有人都是好分数。

这些被自由怪坏了的孩子！人们要求你善解人意，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你却踢人家的屁股。

我处在无底深洞中，而你却给我送来了温暖！和蔼会是最恰当的词语。你很和蔼，我就因为这一点而恨你。

我甚至都不恨你，我仇视你。我仇视你的痛苦。你送上了一个我配不上的分数：要强加于人吗？你白有了梦想者的神态，悠闲，想入非非，你始终有一种，谁会相信呢，跟你自己的深刻联系。而这个，尽管你看起来心不在焉，满怀期望，随时准备碰上意外的人。你十分珍惜你的笨拙和不幸。你展现你的隔离，而这让我心烦。跟你唯一可能的对话，就是你自己选择了词语的对话。当人们不尊重它们时，你就变得雄辩。实际上，我知道你的唯一事情，就是你本该更经常地刮胡子。

这一往事如烟的年份中的书简还留下了什么？Nice legs[6]。是的，腿还是原来的腿。You should shave more often[7]。是的，这也是，这很管用。

可笑：这就是你给我的分数和最根本的反应之间的全部共同点。你是不是已经偶然地想到了这一点？你担心吗？

美国森林中的那个睡美人，对那个不常刮胡子的避难者都知道些什么呢？游荡的大象是不是懂得在新世界的新一代人的忧伤呢？

我母亲要我去看心理医生。我对她嗤之以鼻，我哭，然后我笑。人们怕个空气啊，这话怎么说来的？怕个屁！怕个屁！……是的，什么都不怕，无定见。下个星期，当她给我来电话时，她恐怕早就忘记她之前说过的话了。我不想要怜悯，也不要同情，也不要你像以前那样高估我。你把你自己当做谁了，竟跟我如此亲切？一天早上，你在去图书馆的路上，经过我身边。你嘟囔了一句不知什么话。我也嘟囔了一句。一声诅咒！谁允许你当一个勇敢的人？但愿你的假期常常下雨！

加什帕尔折起信，重新塞进放在故纸堆最上面的黄色信封里。他走开了。无比仁慈的床。长长的安宁的睡眠。星期六，即便伟大的无名氏也在休息。

***

1079号信箱。你摁下密码，就能让小窗口的圆盘转动，从而打开它。假如忘记了密码或者摁错了，那就无法打开了。你从皮夹子里掏出玫瑰色的小卡片，读那上面的指示。要是忘了带或者弄丢了小卡片呢？服务窗口的雇员就会去查单子，找到你的姓名，给你另外一个玫瑰色的小卡片，上面写有指示。一次，两次，三次。再多，那就太多了。

最终，塔拉毛遂自荐，要替加什帕尔教授管邮件。她已经不是他的学生了，但他们经常见面。他把带有号码和密码的小卡片交给她，让她每星期给他捎一次邮件过来，星期六，先分拣一下。慈善协会与商业招牌的互相比拼，教授会议的邀请信，演出，阅读会，为了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政治宣言，关于恐怖主义的研讨会，出版社的书目，健身中心的新时刻表，可作为司机、打字员、园丁、泥瓦匠、电脑助手来使用的学生的名单。

人们彼此见面时直呼其名，像是老朋友。这一不怎么讲究礼仪习惯的做法让人以为，你们都是行星上的居民，正在接待地球家族的使者。

他对广告不感兴趣，也再没有人给他寄私人信件。塔拉扔掉无用的，留下有用的。简单地清除垃圾。最终的分拣任务属于收信人。

星期六，微明时分，塔拉敲响了木屋的门。门开了，加什帕尔教授从门槛上打量着白雪皑皑的森林。他关上门，打开收音机。莫扎特。晶莹剔透，如同冬天。

按照老习惯，塔拉瞥了房间一眼，好像她是第一次看见它。一种方式，走进事件，而不是房子。一把长沙发，两把扶手椅。书架，卷宗。电话旁是日历。窗帘。一沓旧信，乱堆在桌上。隐藏了的事件在哪里？以前的那个信封沉睡在床头柜的抽屉里。

塔拉走向桌子，把新的一摞信放在旧的那一摞上，把上衣扔到长沙发上。

消瘦，苍白，微笑。她青春活泼的头发拢成一束马尾巴，散到肩膀上白如洁雪的套头衫上。黑色的长裤紧裹着大腿，细长的小腿上穿着靴子。食指的红指甲指着满桌的故纸。

“你没有分拣。那还是我上星期，还有两个星期之前做的呢，这个星期一点儿用都没有。你最好还是全都扔掉干净。我们去对邮局的佩格说，把信箱给别人算了。”

“你说的有道理，”加什帕尔微笑道。“来吧，我们一起决定！不要拖太久。假如我又拖延了，所有这些垃圾将会窒息我。”

他倒在扶手椅中。伸直了腿，美国式的，搁在面前的小矮桌上。塔拉坐在另一把扶手椅中。他们之间，是最近两三个星期的邮件，还有最后一个星期的。

塔拉拿起一个信封，递给教授。假如它没有用，彼得就撕了它，并扔到左边的地上。假如看来有用，他就留着它，扔到右边的地上。

窗子外，森林沉睡着。收音机里，神童莫扎特，晶莹剔透。旁边扶手椅上，新世界的年轻女郎。现在的房主人并不感觉自己处在白送过来的非现实中。

“来一杯咖啡？”

“等一会儿吧。先把这干完了。你把明信片扔了。”

“哪一张？”

“《纽约时报》的那张。”

“重要吗？”

“你连瞧都没瞧一眼，就把它扔了。”

“我对它不感兴趣。”

“我分拣过了！我留下了这张。”

“好的，我们来瞧一瞧。假如我还没有把它撕了。”

“你还没有撕了它。我都看见了。你只是把它给扔了。”

彼得弯下腰，在地上翻找，取回了那张明信片。

“你说得有理，我都没有好好瞧它一眼。但是，即便我瞧了，我还是不知道我会看出什么来。图像太小了。镰刀和锤子？这就是我看到的。一个读者的来信。10月4日头版的文章让我吃惊：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8]有意展出印象派艺术，它被认为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丢失了。这篇文章很早了，去年十月份的。”

“精彩的还在后头呢。请一直把它读完……”

“好的，我读。在70年代中期，游历当时还叫列宁格勒的圣彼得堡时，我参观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我问国际旅行社的导游，是不是有可能看一下法国印象派作品的收藏，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被弄到了德国，后来又被转移到了苏联的那一些。很有意思。你觉得这些很有意思吗？”

“你应该一直读完。”

“Much to the delight of my mother…[9]啊！没完没了的故事。俄罗斯妈妈，无疑是六十年代来到美国的，当她八岁时。令我母亲和团里其他六个美国人大为开心的是，导游带我们来到艾尔米塔什的一个僻静的大厅。我们乘坐一部似乎没有使用过的电梯，来到了最高的一层。好几个房间里展放着著名的作品。你想要我继续读下去吗？”

“是的，我希望你继续读下去，读吧。”

“他们允许我们转上一圈，看看那些油画。我心想，有多少外国游客享受了这一特殊待遇，参观了艾尔米塔什啊。导游也好，博物馆的行政人员也好，谁都没有对我们的要求表示惊讶。”

“这么说，他们赶上了好运，他们受到了特殊照顾，回来后，妈妈就能跟她的女邻居们大讲特讲她的奇遇了。全部完了吗？我看未必。结论是疑问的。针对记者的一种劝诫。你怎么会觉得这一套‘收藏’是一个‘国家秘密’呢？我是不是得找一找这位通讯员所影射的那篇文章？男的还是女的？你已经为我找了10月4日的《纽约时报》吗？”

“我没有找。卡片有两面。两边都有文章。”

教授翻过卡片来看。

“是这样的，大字标题，The New York Times, Wednesday, October, 12.[10]一份剪报。”

“是的，一份剪报。”

“卡片分为垂直的两部分。右边，地址。我的地址。Professor，某某，College，某某，等等。左边，是文章。一开始，就是名字。如同写给从未谋面的老朋友。Dear什么。Dear Peter[11]。商家就是这样邀请我的。请我穿戴得优雅，请我购买汽车、浴衣和雨伞，请我光顾健身俱乐部或者提供借贷的银行，或者出售人们梦寐以求的城堡的魔法师的家。Next time… Next time I kill you, I promise. The labyrint made of a single straight line which is invisible and everlasting. Yours truly, D.[12]这都是一些什么玩意？”

“我不知道。”

“一个玩笑。”

“也许吧。”

“也许是别的东西？”

“我不知道。应该把这拿给院长看。”

“给院长？这一类白痴玩意，每天都有成千上万。D.？这是签名。Death[13]的D？真的，是死神？”

“在这个国家里，犯罪并不稀罕。我们把玩笑都当真了，你也是，你给我讲述了一桩罪行。它很像是一出闹剧，但它并不是。”

“罪行发生在这里，在美国，但理由却在别处。”

“一个同胞。教授，他也是教授。”

“他，确实是教授。而我，我只是在扮演教授。”

“一桩没被揭露的罪行，这就是你所说的。牺牲者，许多本书的作者，有好几个博士头衔。他催促你写了一篇文章，惹怒了你的祖国。这引起了一桩丑闻，你们俩全都知道，会有丑闻的。教授被杀死，而文章的作者，冒名顶替者，如你所说，被报界以下流的方式一棍子打死。”

“我没看到报告。杀人的事是很严重的。跟前秘密警察有牵连。”

“你已经跟我说过了。前秘密警察和新秘密警察。”

“比这要复杂得多了。”

“你时常这样说的。远远要复杂得多。当你说到过去时，当你说到现在时。很复杂。这里，我们是在简单化的国家。要让每个人都能明白，这就是法律。”

彼得·加什帕尔又一次感到患了幼稚病，在陌生中摸索。一年前，塔拉曾火冒三丈地对待一个笨拙的火星人，根本不知道当地密码和新时代的局外人。现在，她在保护他！

彼得·加什帕尔不说话了，他不看他请来的客人，他不想看她的手，她的腿，她的头发，她的嘴唇。

“你应该把这卡片交还给教务长。”

“给教务长？”

“是的，给那个乘风破浪的水手，他后来成了心理学博士，现在，又当了教务长。他训练了当地棒球队，假如你想知道的话。这就是美国！是凯雷先生，学院的教务长在管学生，而不是萝丝玛丽·布莱克。这么说，是凯雷，总之，P.C.”

教授认真地听着，不说话，想着别的东西。

“或者，你不妨直接去找简妮芙。”

“哪个简妮芙？”

“简妮芙·唐，安保部的头。一个优雅而彬彬有礼的女士。”

“这你是从哪里知道的？”

“我知道一些小故事。唐夫人是一个研究远东文化的卓越的越南教授的遗孀。他在那次把强大无比的美国军队打败了的战争中受伤致残，她照料他一直到死，就像一个修女。后来，她来学院工作，她成了安保部的头。很值得去看她一下。优雅，微妙。如钢一般，金发。”

“金发女郎？一个金发的越南女子？”

“退色了。很有意思，你将看到……总之，简妮芙·唐。简称J.T.”

“你知道得太多了。”

加什帕尔教授似乎有些活跃起来了。

“我还没有说完。她喜欢女孩子。这尽人皆知，是允许的……你兴许已经注意到，我们今天对那些爱上同性者的女人和男人已经有了更多的宽容。比对我们这些其他人还更……九月份，当开学时，新鲜肉到货，男孩和女孩中间的竞争就展开了。经常，是女孩子们获胜，她们得到了新鲜货。你还不知道的。”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教授谦虚地承认道。“但是，我既不会去看水手，也不会去看金发越南女郎。我不愿意显得比我本来的样子更可笑。人们给予我的角色就够我演了。”

“什么角色？”

“避难者的角色。怪异。惊愕。连接而又未连接。交流而又未交流。”

“这不是真的。我认识某个人，他就跟他交流了。”

“但是他不经常刮胡子。”

两个人全都露出了笑脸，气氛没有轻松下来。彼得不再瞧他的膝盖。他瞧着塔拉，而塔拉心里明白，实际上，他并没有看她。

“来吧，我们喝一杯咖啡。我完成了任务，我分拣了邮件，我有权喝一杯咖啡。假如你愿意，等我走后，你可以再证实一遍。要不就算了。现在，喝咖啡。煮咖啡。”

加什帕尔站了起来。去厨房时，他把收音机关了。莫扎特结束了，瓦格纳就不必听了。他要喝上一杯酒。最好别喝。小心，拉里说过的，让你办公室的门开着。女大学生们露着乳房闲逛呢。假如你瞧她们太认真，而且你还戴着眼镜，她们就会叫喊起来，说你在想鬼知道什么呢。开着门，不然，麻烦就会来找你啦！

小木屋可不是办公室，女学生的胸脯也被高领的套头衫遮盖着。请她喝酒吗，就一杯葡萄酒？最好还是别喝。他在图书馆的快餐厅买了塔拉喜欢的土豆片了。

教授端着盘子回来了，女学生翻阅着一本书。她没有帮他，像她习惯的那样，她等着他的服务。她知道他不灵敏，但她没有动一下来帮他。她认真地瞧着他放下小碟子，倒土豆片。

“我要喝一杯葡萄酒。”

沉默。现在的房东不说话了。

“假如你有的话，假如允许我的话，我要喝一杯葡萄酒。你不会被抓起来的。我已经超过二十一岁了，我有权利。而且这是一个冬天的晚上。”

“既然这样，还不如喝一杯伏特加呢。”

“不，不要烈酒。一杯葡萄酒，假如你这里有的话。”

“有的。红葡萄酒。”

“好极了。”

他们继续对话。大约两年前那位东欧教授的被杀，彼得·加什帕尔发表的回忆他那位著名同胞的文章，还有那个牺牲者的文章。

异国情调的话题。彼得·加什帕尔意识到，在自由的狂欢节中，自己是一个异国情调的哑角。

***

红色的天。火烧的苍穹。两头大象踩着高跷彼此相对而行。身体在天上，细长细长的腿一直伸到地上。

一只有着大象躯体和外表的神奇蜻蜓。一只变成了大象的原始鹳鸟。纤细的关节，透明，半透亮，勉强碰到了地面。星辰的、远古的昆虫，来自史前的荒原。支撑在似是而非的天堂细棍面包上的大象躯体。巨大的耳朵，又厚又肥，威武的象牙，长鼻中流出淤泥。

背上盖一块毯子，毯子上，墓碑。在墓碑和毯子之间，在厚皮动物的背上，一片空无，墓碑飘在空中。左边，母象的长鼻子像一根曲柄那样卷动。公象的长鼻子垂着，冷漠地瞧着下面，远方：烟雾色的山岭，飞机跑道，岗哨，两个身影在奔跑，举着一面旗帜，一把火炬。

公象和母象无谓地试图接近。高跷原地踏步。天空被那些在躯体的重压下快要折断的细腿之箭划出条痕。公象在右，母象在左。墓碑摇摇晃晃，摇晃的毯子上画了眼睛，在深渊边上，深渊中响起了地狱般的警报。

加什帕尔被颤抖的窗户的声响惊醒。他不在露的卧室里，是在另一家旅馆，另一个房间，警报真的唤醒了他。

消防队员为月亮之城而出车。对面的消防队车库中，警笛鸣叫，白天的消防龙头已经打开。他等在他的床上，目瞪口呆。时钟莫名其妙地指向八点。他抓起电话，慢慢地，慢慢地拨着无所不知的戈拉的电话号。戈拉接了电话，加什帕尔又改了主意，挂了电话。

游荡者之城，摩天大楼抓挠着达利的天空。下面，瞬间的麇集。从窗口，他打量着妖魔。垃圾强盗十分守时，如同往常，右手拉了一个很大的铅皮行李箱。军裤，黄颜色高帮皮鞋，紧身T恤衫突显出一个摔跤手的胸脯。在黏土脑袋上，命运挖掘出一些巨大的红色眼眶。光溜溜的脸，胶泥的。一些金色乱毛从他的鼻子上挂下来，粘上了鼻涕。开裂的嘴唇，歪斜的鬼脸，嘴里缺了牙，两颗黄色獠牙，海象一样，石头般的脖子，又宽又大的高鼻子。粗壮的胳膊，跟他的躯体一样，一种杀人凶手的狠劲。

他就这样待在街角，拖着陨石的行李箱。每走一步，他都费力地弯一下腰。

第一个垃圾桶。他掏了掏，从垃圾堆里掏出一个口袋，打开，拿出里面的盒子，扔掉，又掏出另一个口袋，打开行李箱，俯身，翻着口袋。他穿过马路，到对面的人行道上去看另一个垃圾桶。手里有了另一个口袋。他掏出里面的面包，扔掉口袋，把面包塞进衣兜里，等着路口的绿灯亮起，走向另一侧的柱子，停下，又俯身瞧垃圾桶，打开行李箱，关上行李箱。他坐到小广场的一把长椅上。身边，行李箱，满是铅、汞或尸体。他嘬着从最后那个垃圾桶里捡来的一个塑料啤酒瓶的最后一滴内容，把他那猛犸的獠牙插进面包。

后仰起脑袋，目光向着远方。鼻子闻着危险，鼻孔的天线，满是明胶，微微搏动。开裂的嘴，史前动物的獠牙。行人停下，然后又离开，行色匆匆。

加什帕尔可以开始他的一天了。虚无的搬运夫又一次肯定了现实。他离开旅馆，图书馆并不远。围猎图书，大海里捞针，记忆的迷雾中的诱饵，以前熟悉的一段语录，消失在了另一种语言的丛林中。你在自己的语言中记住它，你以为还能认出它来，但实际上，在你移民的那种语言中已经认不出它来了。

陈旧的副歌还在脑子里转悠。零碎的片断，重组起来。威胁信！语录！另一部词典的密码。往昔的节奏拒绝了新时代中借用的语言。另一个时代，不可复返。Next time I kill you[14]，这声音回响在青春狂喜的戈摩尔。往昔的笔法、音质、嗜眠并不迁移到游荡的替代中。锁闭的记忆，永不盛开的冰镜之花。

不，他不记得语录了。新词语启迪不起旧词语，昨天的语音不能成为今天语音的同谋。把它们分隔开的夜晚没有一颗星星。

他落入了围猎词语的圈套中。迷宫？看不见的罪行？一个新的密码，无法钻入。

乞丐，其实也不真是乞丐，在行星之上翻腾着他沉重的空行李箱，他就在那里，两步远的地方，俯身翻着垃圾桶。下一个垃圾桶，再下一个，直到他自己跳进最后一个里。

小旅馆对面的广场。受了侮辱的加什帕尔一屁股倒在长椅上。目光朝向陌生的天。他没有勇气端详他的邻人，他只看到了军鞋。边上，洞穴的守卫。短小、坚硬的手，钢铁的腿，妖魔的脑袋，无底的眼眶。细丝从鼻子上流下，黏糊糊的头发。对称的獠牙，黄色的嘴。

彼得在长椅上待了很久，直到那位虚荣的士兵重返岗位去掏垃圾后，他才离开。脑袋后仰，眼睛盯住驮着墓碑的大象，在天上。

***

不负责。需要不负责，彼得·加什帕尔就是这样定义在新世界的溅落的。跟死神玩躲猫猫游戏，在方向盘前，或从梯子上摔下来。

这个自杀者看来并不惧怕死，只是怕受女性求偶狂苦苦折磨的黑夜。

大学里小教堂的大钟敲响，该是午饭时间了。校园里满是急于填饱肚子的学生和教授。叫喊声，唱歌声。突然，荒漠，宁静。饥饿的人们消失了。白色、干净的卫生间等待着他们。帕拉德微笑着沉思，在厕所的马桶上。目光迷惘在了涅槃中，孩子般的大眼睛，被书本引诱所迷惑。蛇在上升，悄无声息，爬在分隔卫生间的壁板上，一直爬到了边上，停住，从上往下瞧，最后一小会儿，瞧那该死的人团在废物宝座上的躯体。从那蛇的嘴里，突然飞溅出谋命的射线来。

凶手悄无声息地潜入到隔壁的马桶间中。一脚踏在马桶盖上，悄无声息地，轻轻地，然后是另一只脚，成了，他爬上去了。他清楚地看到了隔壁这一间：教授端坐在方便的宝座上。总之，瞥了辨别的一眼。闪亮的手枪瞄准了对方的太阳穴，子弹击发，悄无声息。

醒来时，彼得·加什帕尔试图回想起那个没有面容的雇佣杀手，他的手，他的脖子，他的肩膀。他只看到黑黑的洞，还有磷光。他大汗淋漓，可怜的彼得。

躺在另一些尸骨旁边的，是爱娃·基施纳。在她惨白的两腿之间，长了一副老鼠脸的婴儿脑袋已娩出。检察官大卫·加什帕尔把左胳膊伸向戴红十字袖章的哨兵。护士用一把利刃在干燥的皮肤上割出号码。轻轻地，耐心地，一个数字接一个数字。皮肤上带血的小方块，一个接一个地扔掉。一个数字，又一个数字。五个数字，并未死去的死者的假名字。检察官浑身透明，眼睛渗出血，从眼眶中突出来，两手和脑袋直颤抖，他的胳膊上流下屠宰场的血。

在这小心翼翼的尝试之后，人们惧怕地惊醒。女性求偶狂又做了一个新的测试。恐惧和失眠在侮辱，它们并不满足于使人疲竭。彼得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看到从梯子上摔下来之前的那一瞬间。他胳膊肘撑着，挺起身来，蒙住了眼睛，电影还在继续过景。救护车，手术台，木棒慢慢地、慢慢地进入到破裂的小腿中，痛苦一直钻进肠子，脑子。安眠药没有任何效用。黑夜被撕裂，白天疲惫得昏昏沉沉。

他慢慢地抓起电话，慢慢地，拨了戈拉的号码。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戈拉不说话，但他就在那里，在世界的尽头。

“你知道，我对聋哑人感兴趣吗？”

戈拉不说话，但他在听着，在世界的尽头。

“我对聋哑社会主义的聋哑人很感兴趣。我就属于其中。你没有读那个小故事吗，它曾让我一举成名，让我的外号进入到社会主义？我的主人公，明海尔，是个聋哑人，就像我们所有人那样。”

戈拉不说话，但能听到他混浊的呼吸声。

“现在，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对你说过，我度过了一个失眠危机。”

“你没有跟我说过。到底出了什么事？”

“什么都没有，我漂亮的表姐也很好，而我已经很久没见到她了。你一定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敢肯定。”

“不，我问你……”

“我的消息，你要探问我的消息，我都傻得会相信。都是被失眠搞傻的。老做梦，是的，做梦。不，吃药都不管用。看医生？阿维塞纳？假如我能见到露就好了，但现在不是时候，我不在状态。因此，聋哑人，我说到他们。有时候，我就待在电视机前，整夜地，亮着电视。几天前，兴许是昨天，我都不记得了，我看了一部关于聋哑人的电影。是的，是的，一部纪录片。是的，是的，在这里，他们可真会做，职业水平，完全的职业水平。它的题目，说出来你都不会信的……Sound and Fury[15]！你会对我说，疯狂的写作阅读可卖不动。比尔·福克纳，当然。Academy Award Nominee. Best Documentary Feature. Powerful. Insightful… emotionally wretching[16]。这就是广告。”

戈拉不说话，哑巴，在电话那一头。

“其实，这里也一样，我又找到了我的老朋友们。这里也一样，我是他们的一员。被我不明白的一切弄得又聋又哑。是的，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发生了一件事……一种威胁，但是，我们还是算了吧。一个聋哑家庭的三代人。不是全部，是大部分。现在，新技术作为时代的宠儿，提供了治疗办法。S.夫妇都是聋人，他们的困境是要知道，他们该不该利用新的可能性，为他们的女儿试一把。你还不说话吗，老师？你不明白这跟我的关系吗？有一种关系。我从月亮上落下，落到另一个月亮上。另外的世界，另外的语言，另外的聋，另外的哑。另外的密码。我是他们的人，属于这些人，聋哑人！但他们却不是，我不明白他们。甚至连他们都不。那么，你现在明白了我为什么失眠了吗？”

戈拉不说话，但他在听，交流没被切断，他听得很认真，肯定的，他在听并做着笔记。

“小希瑟实在太棒了，我见到了她。早熟，活泼，在拯救者的积极干预下努力响应。但是身份呢？对身份这一大问题又怎么办？如何否定部落的身份，哪怕它是聋哑人的身份？如何，如何？那帮人很自豪，很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自豪，能跟所谓的正常人相媲美。他们兴许有道理。团结，密码，正直，腼腆，人们所要的一切！由此，身份。大写的，用红色的大号字母写的。神奇的钥匙，所有人都巴望的，能打开任何一道门，所有的门。身—份！是这个，清洗掉，结束掉。你—来—对—付—吧。你—来—摆—脱—吧。”

看起来，彼得已不再关心戈拉是不是还在听他，他放弃了停顿，他冲着他一个人演讲。

“那小女孩得在她聋人父母和她完全正常的祖父母之间作选择。而祖父母则期待着能最终跟那可爱的残疾女孩交流。哦，他妈的！使用这一词汇是不允许的。正常，不正常，这么说不正确，不政治，不算politically correct[17]。以前曾有过一个联合国残疾人日。甚至还有过一个联合国残疾人年，我记得。我希望，联合国能把残疾的国家从社会主义的茅坑中拉出来。现在，我们为任何一种身份而自豪，不是吗，教授？而我，我将成为什么？我没有神奇的钥匙，或者我把它弄丢了，要不，我始终就从来没有过。”

戈拉始终不说话。他可能在微笑。他对威胁信连一点点概念都没有，加什帕尔拒绝跟他说这个。

“是的，我很矛盾。每一天我都面对着两难的矛盾。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是应该继续装聋作哑，就像刚来到时那样，还是高喊着冲向现实的嘴脸。我要给小希瑟打电话，没错。假如她戴上了助听器，她就将回答我，不然，我就将一直很幸福，跟我现在一样。”

戈拉不说话，微笑着，兴许：这个饶舌的加什帕尔一点儿都没变。

“老师，还有比这个国家更神奇的国家吗？这里一切都有。一切。甚至有我，我在这里……你还熟悉能跟月亮之城媲美的地方吗？这就是我要问你的。你，这个什么都知道的人，你是个圣贤，你肯定能回答我的。”

戈拉不说话。

“我看你总是不回答。要不要来帮你？老师，一个同样精彩的国家，它存在着！我们遥远的美好祖国。一个神甫作家在那里成功地把祈祷书翻译成了聋哑语言。这在基督教世界是唯一的成就！它传达了使徒们的神圣激励，要说得让所有人都明白。现在，只是现在，人们可以同样地为聋哑人做弥撒了。而这，就发生在我们那世界尽头的神奇的超现实主义小小国家中。他们没有选择技术来让非正常人正常化，而是选择了精神。更高级，不是吗？祈祷书还陪伴有照片，它们解释了祈祷中每一阶段的动作。沉默的使徒，人们就是这样来称呼那些新人。教堂里同样也有一个唱诗班。它以手势来歌唱。你说怎么样吧？哪个更厉害，我们在这里的国家，还是在那边的国家？这就是我的两难矛盾。我应该回去吗？”

戈拉听着但不说话。他兴许在微笑。

“你以为我在说胡话吗？那是在皮特施蒂的玛弗罗多约教堂。你还记得皮特施蒂在哪里吗？它在祖国的南方，而不是在北哈布斯堡的特兰西瓦尼亚，那里是加什帕尔家族的故乡，也不是在北哈布斯堡的布科维纳，它曾荣幸地哺育了数学家和哲学家米赫内阿·帕拉德和我的表兄奥古斯丁·戈拉。我们是表兄弟，不是吗？通过姻亲、低就的婚配与不和谐。是在皮特施蒂，因此，是在南方，那里曾有从巴勒斯坦带过来的罗马军团，犹太人为当地的女人播撒了种子，让人种兴旺起来。你知道吗？当然你是知道的！”

戈拉不说话。

“哎，这就是我失眠的原因，我的两难境地。回到聋哑人的教会，还是留在这里，在流亡者的医院。我希望你能明白，你能帮我作个决定。还有别的。给聋哑人的教会新话语方便了某些神圣篇章的两种解释。平行的另一世界——帕拉德的。我还能期望别的什么，什么，什么，告诉我，教授。”

加什帕尔并不等待回答，他满足于在那里深呼吸。

“你投票吗？我得知道，这对我的决定很重要。你来这里有二十一年了。你一定投过好几次票了。你投票了吗？投大象还是驴子？醉了的公民投谁的票[18]，这里，投票很重要，不像在我们那里。”

“是的，确实如此。很少有人投票。”

“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政府就叫做行政管理。好极了！楼房的管理！没有身份证，只有驾驶证。你投谁的票？”

“我还没有投票。我没有投任何候选人的票。”

“为什么？”

“当竞选运动开始时，人们感觉到就像在幼儿园。选民们又哭又跳，又是拥抱，又是化装，齐声高呼口号。候选人像是机器人，朗诵口号。让人心惊肉跳。没有丝毫的怀疑精神。”

“民主！所有的权利。当然，也包括犯傻的权利。这很重要！非常重要……不朝你脸上吐唾沫，不把你淘汰，你是一个人。精—彩—极—了！”

***

狭长的房间，金属的板壁，银色的金属地板。一个长长的金属笼子，没有窗子。小房间尽头，有一张金属桌子。桌子后面，有一把生锈的扶手椅。桌子前，还有两边，各放了一把银色的椅子。

将军坐在桌子后。高大，魁梧，白色小胡子，黑的头发。褐色军衣，宽宽的金色肩章上，有三颗很大的星星。胸前满是勋章。上衣没扣扣子，卡其布的衬衣同样没扣扣子。一种浴室的热气。

他摁了一下桌上的按钮，人们听到了铃声，金属门打开，两个卫兵带着露进来，一人抓着她的一条胳膊。他们以轻盈的小步，走过从门口到金属办公桌的那段距离。女俘坐到椅子上，面对将军，士兵立正，敬礼，向后转，金属门在他们身后又悄无声息地关上了。

将军打量着女俘。俄罗斯公主。毛皮短大衣，黑色长靴高及膝盖。一块农妇的又旧又破的围巾盖住了脸。

露低着脑袋，怕冷似的紧紧缩在短大衣中。袖子头里，灰色的袖口翻转过来，露出绿色的小手套。戴手套的手在颤抖，露蜷缩着，在她过短的皮毛大衣中。

铃声响起，一共三下，又长又强烈，就像警铃。将军僵僵地坐在位子上，女俘则僵僵地坐在椅子上。

门迟迟没打开。将军站立着，等候。他很快把衬衣和外衣的扣子都扣上了。

女俘在她的毛皮短大衣中颤抖。

最终，金属门缓缓地滑动。一个又瘦又小的男人悄悄走了进来，身穿囚徒的条纹丝质制服，剃得光光的脑袋上戴了一顶条纹的橄榄帽。那是一种很重很密的丝绸，一种优雅的睡衣，配一顶睡帽，一顶退休老富人喜欢戴的绒帽。脚上，则是棉毡的拖鞋。

将军脚后跟啪的一并，算是行了个军礼。他离开扶手椅，恭恭敬敬地退在一边，让位给他的上司。

小个子匆匆地在将军的扶手椅上坐下。将军则坐到了女俘左边的那把椅子上。头领从自己睡衣的胸前衣兜里掏出一支金笔，把它递给将军，并把办公桌上厚厚的黑皮卷宗也推到他跟前。

他冲女俘微微一笑，后者并没有抬起眼睛。

“我们认识的，是吗？”

被问者一直低着头，目光投在金属地板上。

“我希望你能把这脏围巾拿开。”

露从她剃得光光的脑袋上慢慢掀开围巾，让它掉落在椅子边的地上。她顺从地瞧着大卫·加什帕尔，她母亲瑟拉芬同志的表弟，爱娃·基施纳的丈夫，彼得的父亲。

“我相信，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见没有回答，盘问者冲将军做了个小小的手势，后者从自己上衣兜里掏出一盒健牌香烟，一个镀金打火机，把它们放在办公桌上。大卫·加什帕尔拿起一支香烟，将军点上火，大卫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一次，三次，带着那种被长久剥夺了这一快感的人的贪婪。将军把烟灰缸从桌子的边沿推到中央，正对着他的上司。

“你出身于一个可靠的家庭。你父母在战后很靠近我们的党，兴许在战前就是。尽管他们的资产阶级出身和他们的财富，瑟拉芬同志夫妇都是可靠的好同志。”

将军很认真地记录着。

“问题不在于他们，也不在他们的女儿。问题在于叛徒奥古斯丁·戈拉。旧剥削者、布科维纳大片森林的所有者的儿子。你的丈夫。”

露瞧着他，一动也不动，在她的毛皮短大衣中冻得直颤抖。

将军重又解开了上衣纽扣，还有衬衣的第一粒扣子。

“你跟这位先生离婚了吗？”

“没有。”

痛快的回答，喃喃声。

“嗯，这让我惊讶……我不认为你父母会满意这一婚姻。不是因为……不，我没想到人种。党并不对人们作区分，你的家庭摆脱了可怖的种族隔离区，还有傲慢自大的入选民族，但我不认为他们认可了你的选择。我怀疑他们会因有了一个逃亡到资本主义者当中的女婿而感到幸运。”

露瞧着她的表舅，她不说话，浑身颤抖。

“戈拉教授先生兴许以为，他收到了一本护照是因为他的智力威望。他兴许没有明白是我们给了他护照。不是因为他的威望，而是因为我们决定要这样。”

加什帕尔检察官一边强调了“我们”一词，一边瞧着将军。将军正埋头在纸上写着。

“我希望你不愿意跟他走。”

“不愿意。”

“很好。但这并不能减免你对我们的义务。你拒绝回答问题。你会被指控同谋罪。你决定回答了吗？”

“不，”露喃喃道，紧紧缩在她的毛皮大衣中。

表舅大卫的烟头已经有半烟灰缸了。

“奥古斯丁·戈拉先生还留在国内的时候，参加过秘密会议。他们谈论纳粹分子、军团派[19]、托洛茨基分子、自由派、共济会分子所写的书。甚至还包括教友派。他们在会上读颓废文学和宗教文学。我们已经很准确地知道了谁参加过会，什么时候……”

露不说话，将军往他的钢笔里灌了一些墨水。

“你那卓越的丈夫是神秘主义者吗？或者，戈拉先生是自由派的宣传者？”

“他不是，”戈拉夫人喃喃道。

“他是，他就是。他是那一切。他读圣经。他解释圣经。在中学时就是。他大讲特讲圣彼得。彼得教派，他说过。他争论过人权宣言。他解释过孔夫子。我们有材料。新的老的全有。不只是东一点西一点，有很多。”

加什帕尔检察官做了个小小的手势，将军站了起来，从放在办公桌上的大肚子玻璃瓶里，给审问人倒了一杯水。大卫一边喝着生命之水，一边瞧着剃光了头的女人。露抿了抿她干燥的嘴唇，紧缩在她又短又昂贵的毛皮大衣中。

“另外……他为一个大学生写过一封致两位美国参议员的信。涉及一份美国奖学金。我们没有同意他的出国。这学生有一些奇怪的、唯心主义的活动。他说得太多，实在太多。盛气凌人，傲慢自大，什么都懂，自以为谁都碰不得他。我们没有发给他护照。我们将来也不会发给他的。你丈夫为他写了那封信，把参议员的地址给了他。还给了他一个叛国分子的地址，后者成了神秘主义的著名教授。此外，奥古斯丁·戈拉先生还带走了一些挑衅性的文章，反社会主义的和反人道主义的。随后就在康康电台[20]中传播。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你知道。资本主义马戏团广播台。自由和诽谤的欧洲电台。你知道的，露德米拉·瑟拉芬，你知道的！或者露德米拉·戈拉？兴许还是加什帕尔？你喜欢年轻人，请允许我这么说。”

检察官用他小小的拳头敲着金属桌子，一次，再次，又一次，他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怒。

“你知道的，你会承认的！你会承认的，露德米拉，我向你担保。”

他俯身朝着烟灰缸，香烟已经灭了，他抓起它，歇斯底里地使劲一扔，扔在金属地板上。

他站起来。将军赶紧走上两步，卑微地陪同他。上司的棉毡拖鞋一点都不出声，将军的靴子敲打着地面，铿锵作响。

露紧裹在绿色手套中的两手抱住剃光的脑袋，僵僵地，直直地待在金属椅子上，面容狭窄，苍白，她一动也不动。一尊雕像。瘦削的脸颊，光光的脑袋，手套遮住了耳朵。纹丝不动。

戈拉挥了挥手，枕头掉到了床头灯上，灯接着就啪嗒一响，掉在了地板上，梦游者惊讶地转过身，大汗淋漓，醒过来。

“绿的，”他只喃喃说了一声。他坐在床沿上，疲竭，虚空，盯着发亮的木头地板。

不，露从来没有戴过绿手套！

他走向浴室，把脑袋伸到水龙头底下。湿了，醒了，他没有伸手去抓毛巾。

彼得·加什帕尔不是唯一做噩梦的人。悼文作者也一样，忍受着黑夜的考验。

绿手套？从不……他拉出床底下的铁皮箱子，打开，翻腾，掏出露德米拉的黑手套，那是从青春的祖国带来的。

***

塔拉打电话给彼得·加什帕尔，提醒他明信片的事。星期三下午，彼得应约去教务长那里。高大的金色卷发水手朝他微笑，宽大的手上布满黑斑和红痣。保护者，鼓励者。加什帕尔把明信片给他看。他跟他讲了同胞帕拉德教授的被杀。然后，他的良师，一部百科全书般的作品的作者迪玛的生平。他简述了他写的关于那老人家的作品的文章，还有这位大学问家以往政治倾向的披露所激起的丑闻。

水手扬了扬他那金色的眉毛。他听着遥远国度中丑闻的细节，得知了避难者的怀疑，已故学者的传记，他弟子的被杀。一些扭曲的巴尔干故事……简直可以说是他远航印度尼西亚或达荷美那个时代的水手故事。他没有到达过黑海，这一地区的历史引不起全世界精神病学的注意，尽管它很值得人们去注意。

他没有时间去关注那些玩意。决定很快就做出，而且很简单：行动！假如一个教授被杀，而人们又不知道其理由，那么，另一个教授就会因更微小的理由而被杀。一篇倒霉文章？！在一家倒霉杂志上？！这就激起了什么地方的一个丑闻，在世界尽头？！一个可笑的玩笑，很自然。威胁应该是，它也一样，一个可笑的玩笑。然而：谨慎。因此：行动。

星期五上午，那位东欧教授去了学院保卫处头头唐夫人那里。她矮小，可爱，优雅，准确，像是银行的一个经理。简明，坚定，很吝惜动作。加什帕尔的目光一刻都无法离开那镀金一般的光亮头发，那黑黑的眉毛，那锐利的黑色眸子。白色的衣服，白色的鞋子，小巧玲珑，带有高跟，小小的手，灵巧得很，指甲剪得短短的，没涂亮彩。教授简述了错综复杂故事的错综复杂细节，表达了他对那封威胁信的怀疑。简妮芙采取了明确的态度：谨慎和行动。

“一次死亡威胁，教授！一个玩笑吗？即便凡人也喜欢开玩笑，死神是不开玩笑的。”

由美国警察重复的某个越南谚语吗？加什帕尔心里想。

“一次死亡威胁，”简妮芙重复了一遍，对那欧洲人的微笑很满意。

“我们全都受到死亡的威胁，”凡人加什帕尔喃喃道。

简妮芙再也无意高谈阔论。她已经向当地警察报了警。她要求允许她第二天上午去他家看一看。

“你住在校园里什么地方？”

“树林丛中的一个小木屋。从路上看，很难看得见的。”

唐夫人的沉默标志着，这位东欧人并未清楚地回答问题。于是他描绘了木屋周围的情境。

“好像没有人知道。然而它确实出现在校园的地图上。”

星期五夜晚。动荡的森林，紧张的动物，歇斯底里的树枝，嘶嘶声，簌簌声。城里人睡得很不安稳。

上午十一点，唐夫人的汽车停在了木屋前。J.T.穿着红色厚运动衫，红色篮球鞋，由一个穿警服的高个子男人陪同。他提问时很慢，记录回答时则更慢。他自我介绍：吉姆·史密斯地警[21]。简称J.S.T.吗？不，地警不是一个姓，它是一个术语：表示当地警察。

问题，回答。学期开始于2月1日，一个星期三。第一堂课，星期一下午，从15点30分到17点30分。1079号信箱总是很满。他重又把它关上，他并不期待邮件。广告、资料或请求捐款，他都不感兴趣。当他年轻时，是的，他等待奇迹，神秘的信息。在这里，邮件是一种垃圾。他雇了一个女学生来分拣。

“你能告诉我们她叫什么名字吗？”

“女学生的名字吗？行，当然可以。”

警察记录着，做了个手势让唐夫人也记一下。这么说，他只是在一星期后才看到邮件啦？不，两个星期后。女学生很忙，她只是在大约半个月之后才给他带来一包邮件。然后另一沓来到，随后又是另一沓，明信片出现了。

“那上面有一个邮戳，一个日期吧？”

没有，没有看到邮戳。只有邮票和地址。收信人的地址很准确。发信人兴许跟学院有什么关系吧？电话黄页和学院地址本只能查到教授和行政部门。

警察分析了犯罪目的。

“那可能是个外国人。”他没有说next time I kill you[22]，而是说the next time[23]。The next time I will kill you.[24]

“很重要！”J.T.精神一振，插嘴道。“加什帕尔教授的同胞被他的一篇文章吓坏了。信件的作者兴许是他的一个同胞吧？”

教授没有回答。同胞？唐夫人，越南女人，她不是已经成了他的同胞吗？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两天前，在游廊的积雪上……有些脚印。高帮皮鞋或靴子。应该是靴子。一个前来查验装置的工人，还是别的什么人？……昨天，有太阳，雪化了。脚印也不再看得清楚了。但还是能隐约辨认出来。脚步朝着唯一的方向。似乎有人穿过游廊，绕小木屋转了一圈，再没有回到游廊上来。他绕小木屋转了一圈，这是肯定的。现在人们再也看不太清楚脚印了。”

他们仨全都出门来到游廊上。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J.S.警士的目光在这么说。罪证落入了一个塑料口袋里，那口袋放在一个皮面的卷宗里。物件留在了警察局，教授将收到一份复件。星期一。

J.T.将寄给报警者那张明信片正反面的复印件。

“是这样啊！还会有别的什么，”教授又说。“实际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兴许是一个恶作剧，但……”

“说吧，把一切都说出来，”在警察厌倦的目光下，唐夫人坚持道。

“走着瞧吧，”J.S.警士补充道。

加什帕尔从他的衣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来，交给了警察。

“我发现它贴在我家门上。这兴许是一个恶作剧，我不知道，我都不再知道什么算是，什么算不是了。”

“Lost cat needs help，[25]”越南女人从警察的肩膀上瞧过去，读到。警察扬起了眉毛，有些眼花。

黑色的底子上，一张虎斑猫的照片。它乖乖地摆着姿势，像是在摄影师面前，一只眼睛蓝，一只眼睛白，瞎了。

Gattino is a 6-years old, slender gray male tabby with distinctive spots and stripes…[26]加蒂诺是只六岁公猫，瘦，灰色条纹，有斑点。左眼瞎。如若有人发现，请电话告知6582704。它可能有些失常，因为很脆弱。它有一只病眼，一种慢性呼吸道炎症。但它有一个家，我们为它的丢失而万分不幸。

唐夫人和警察先生似乎不知所措。但教授提出了一个附加情况。

“还有几行手写的字。在打字的那些文字底下，有三行手写文字。”

他们都看到了，很自然，但他们并没留意，现在，他们该加以注意了，他们别无选择。

He is very short-haired & vulnerable. Please, please…[27]假如你们见到它，就请轻轻地、清楚地叫它的名字。假如它来到你们家，请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很快就来接它。

“好的，好的，”警士嘟囔着，把那张纸塞进他的衣兜。

下午，P.C.，教务长，要求人们告知联邦调查局。他们寻找官员佩雷拉，加什帕尔曾跟他有过接触，那是一年前，波特兰教授被杀之后，文章发表后不久。文章的发表跟杀人案是个巧合，不是吗？人们等待着官员佩雷拉的一个信号。

星期六晚上，塔拉没有来。但她打来电话道了歉：她那天太累了，有些头疼，是体操把她累坏了。教授讲了讲前几天的节外生枝，对话延续着，主题刺激了她，她不再疲劳了。

加什帕尔很晚才睡着。很响的敲门声。睡得迷迷糊糊的人跌倒在床和床头柜之间。Security[28]，森林的声音宣告道。

门口，他的灯照亮了嫌疑人的眼睛，年轻警察加西亚。这是一个梦，这是一个梦，加什帕尔微笑着心想，不敢醒来。

“我是巡夜的，你知道。他们对我说你有一个麻烦。我们来巡逻一下。午夜后每三小时过来一下。”

每三个小时？你们就不能简单地巡逻一下这地方而不来敲门吗？他会开着灯的。警察同意了。

夜，森林的风暴。深渊和寒冷。铁丝网，巡逻队，狗，衣衫褴褛的幽灵，彼此挤在一起。爱娃·基施纳。彼得蜷缩在他自己曾是的这个孩子身上，在这满是痘痘的躯体上。冷冰冰的衣衫，皮和骨，另一个时代的婴孩。到处都是巡逻队，四周都是，探照灯的光，苍白的脸。

他醒来，枕头皱巴巴，湿漉漉的，抱在怀里。他听到什么地方传来轮胎的摩擦声，他不愿意再睡回笼觉，但他瘫倒在枕头上。森林。俘虏。饥饿老人的脸。囚徒。一群惊呆的人。检查。带警犬的巡逻队视察了一遍尸骨。小男孩变得很轻，空气一般，抱在怀里像是什么都没有。呻吟停止了，哨兵的叫喊也停了。沉重的雪，如铅一般，没有丝毫运动。僵化，人们再也无法呼吸。

这一噩梦不属于我，它跟我没关系，那是我父母的噩梦，加什帕尔黎明时这样认定。

星期日，他不从他的巢穴中出来。他试图回想起明信片上的文字。一个词，一个逗号。他不肯定能掌握句子。他也不再记得反面的报纸文章了。

好兆头，这一夜他将睡得很稳。

***

星期一。Security Office[29]。J.T.面对着电脑，她点了点头表示打了招呼，伸出右手去够抽屉，目光却没有从蓝色屏幕上挪开，加什帕尔看见了细细的手指头上粗大的银戒指。女人抽出两张夹在一起的纸。明信片的复印件，正面和反面。

“谁都不应该看到它们。”

目光盯住了屏幕。小小的手指头抚摸着一个个摁键，J.T.夫人点了点头，bye-bye[30]，一会儿见。

午饭后，在校园里散步。山岭上的小小墓园。加什帕尔在每个墓碑前都停留一下。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葡萄牙人，德国人，荷兰人。死人的部落一片乱糟糟，就像大自然本身。狭窄的墓碑，微微向左倾斜，名叫萨比娜。只有两个名词，萨比娜—德国，再没有别的说明。虚空的名，就像任何别人那样。

假如杀手完美无缺，加什帕尔教授就将在此完蛋，在萨比娜旁边，满足于跟那些流亡者风雨同舟。

图书馆。三楼，杂志部。然后两个小时的课。平静的和嘲讽的，就像光荣的日子里。晚上，八点钟，巡逻队的汽车。军官加西亚，微笑的胖子。他两个小时后将返回。两小时？我相信我们都达成了一致……是的，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但唐夫人认为，这样更好。夜里，我们每三个小时就过来一下，我们不再敲门。不要拉上窗帘，让灯亮着。

第2频道讲被掐死的残疾人。4频道是关于强暴的辩论。9频道是卢旺达大屠杀。11频道恶魔，12频道滑稽歌舞剧，53频道热带丛林，22频道篮球赛，43频道枪战片。往回倒：53，2，22。轮流出现的现实取消了现实。

New York Times. Wednesday, October 12[31]。邮票：Old Glory[32]。美国旗。For U.S. addresses only[33]。邮戳：纽约。是的，人们可以辨认出邮戳，邮政编码，警官吉姆·史密斯本该看到或者甚至已经看到了邮戳。

打字的文字，手写的地址。大写字母：N写得很像W，A的中间没有一短横，像是一个屋顶。地址很确切，甚至包括了谁都不认识的木屋的名称，Boumer House。学院，城镇，州，邮政编码。Dear[34]用打字机打出。收信人的名字则用手写。托尼，菲利普，苏珊，诺尔玛，罗萨林德，彼得，写什么都没关系。如同人们在填表。一个玩意，很显然，为的是让威胁显得不太个性化。Dear彼得……

Next time I kill you。或者the next time? Kill you或者I will kill you? Next time!因此，下一次！以前曾有过一次失败的尝试吗？A previous try[35]？署名：D.。Devil? Dummy? Destiny? Deity? Death[36]？是的，Death！无所不在的臭婊子。

没有用，这玩意。明信片并不寄给拉里，给唐夫人或者给教务长，而是给一个固定的老目标。“死亡夫人”并没有忘记明海尔。隐秘爱情的票。

另一面上的报纸剪报只是另一个策略：迷惑不称职者，而不是收信人。

汽车，刹车，车灯。没有狗，不，范奈斯特巡逻队代替了加西亚巡逻队。

“你不必动了，我们每小时都会过来的。”

“每小时？我还以为是每两个小时呢。”

“不要等我们，稳稳地睡个觉吧。”

“我不等。无论如何，我睡得很晚。尽可能地晚。我还常常醒来，即便没有你们。”

“日常的夜巡。你只管睡你的觉好了，这地方在我们的监视之中。”

星期三上午。天气很热，阳光高照，一阵春天的清香。教授跟就在他办公室里等他的两个学生说话时，多少有点麻木不仁。两点钟时，联邦调查局官员帕特里克·莫菲给他来了电话。他听说了军官佩雷拉的事，还有报告发表之后惹来的麻烦，他还知道了明信片的事。

“你是不是有一天发表了一篇关于拉什迪的什么文章？”

“拉什迪？那个作家？受惩罚的家伙？我们怎么老是在书本中！什么故事啊……这是一个荒唐的案件！我真想扔了这张明信片，请相信我。”

“你安静一下，说得更清楚些，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帕特里克要求定一个约会。下个星期二。好的，在办公室。灰楼，教授办公室，覆盖有藤蔓的那一面。

“用不着解释。”帕特里克打断了他。“我会找到的。星期二，13点30分。”

这位粗暴的帕特里克看来比另一个装模作样的佩雷拉更有趣，就冲着他亲切而又可笑的建议。

加什帕尔再也不想住他偏僻的小木屋了。他叫了一辆出租车，迅速地包了一些杂物和文件，检查了一下水龙头、煤气，拉上了窗帘。在火车站，他认真地打量着一个个乘客。

月亮之城。公共图书馆。百科全书和词典，那些寻找另一世界的人的故事。

星期一上午，在回来的火车上，庸俗的旅客。夜，被撼动的森林。声响。醉了的鸟儿，铁丝网，哨兵的巡逻。

星期二13点30分，一个又矮又壮的小个子男人没敲门就进来了。厚厚的嘴唇，小小的额头，一副要打架的模样。汗毛很密。他很别扭地裹在他那格子上衣中。忧郁的目光。名片扔到桌子上：帕特里克·莫菲，Special Agent[37]。拉里八号，是的，是的。拉里八号。

“我给马里奥打了电话。他不再在这一片干了。他对我讲了波特兰教授的被杀，以及由此而来的丑闻。还有你的文章，另外的丑闻。教授多大年纪了？”

“帕拉德还年轻。”

“帕拉德？”

“那是同一个人。在这里，他改了名字。”

“是吗？不，不是他。我说的是那位良师。著名人士。”

“科斯敏·迪玛几年前就去世了。他活了八十多岁。”

“先从你的报告开始吧。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那些玩意。为什么这导致了一个丑闻？”

“这让人想起不开心的事情。”

“一些新事？”

“不，那不是一些新事。语境是新的。后共产主义。新的开始，新的偶像。自由的混乱。在东方，就如同在这里的移民中。”

“这位迪玛真的很有名吗？”

“一个学问家能有的名气他都有了。他当然不是一个体育或影视明星，也不是性感的交际花，因为醉酒驾驶而要坐两个星期牢，然后电视台要付一百万，他才肯接受采访，谈一谈牢房中的忧伤。一百万啊！迪玛就算把他在全世界出版的书全都卖了，也挣不来这个数。不，不，老迪玛，他完全不一样的。”

“民族主义者？”

“在他年轻时。兴许还在这之后。在他的国家和我的国家，他是一种崇拜的对象。是一个偶像，就像我所说过的。”

“你为什么写这篇文章？为什么现在写？”

“人们出版了他回忆录的一卷。我犹豫过，但我还是写了。人们建议我写这份报告。我一开始拒绝，后来我还是写了。”

“谁建议你的？”

“一个记者，学院院长的朋友。”

“我明白。这对学院来说很好。”

“也许吧。他坚持认为这对我来说很好。”

“很好吗？”

“不是特别好。”

“你后悔了？”

“不。”

“我的同事马里奥说，文章发表后你没有受到威胁。”

“怎么没有？当然受到了。在我原先的国家，在那里的报刊上。我不再在那里生活了。在这里也有一些威胁，在流亡杂志上。”

“你妻子也受到了威胁吗？”

“我妻子吗，什么妻子？”

“我是说，你的伴侣……你的女友。”

“我的伴侣？啊，the significant other，如人们所说的。我的表姐露没受到威胁。”

“这么说，是报刊上的一些威胁。”

“一些暴烈的文章，一些辱骂，一些诅咒。那边，远在天涯。这里，只是在流亡报刊上。”

“假如我听明白了，波特兰教授……总之，帕拉德，他也受到了威胁。为什么？他对民族主义又没有写过什么。”

“写过的。他已经跟迪玛的国家，也是他自己国家的民族主义者断了联系。他发表了一些强烈反对民族主义的文章。”

“你的文章是不是还涉及他个人？他曾经是迪玛的一个弟子。”

“我只是写到了科斯敏·迪玛的回忆录。我提到了他在三十年代的政治立场。”

“他是不是掩盖了、捏造了这些事实？你曾说过没什么新东西。”

“旧的信息，新的环境。反共产主义的后共产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之后的反共产主义。跟一具尸体斗争总是更容易些……迪玛不谈这一秘密。为什么要公开忏悔？最重要的，是人们做了什么，而不是曾经是什么，不是吗？实用主义！”

“他有弟子吗？除了这个帕拉德？”

“也许吧。”

“他的弟子是不是被你的文章给吓坏了？”

“兴许吧。不光光是他们。惹了众怒。”

“马里奥告诉我说，你在躲避你以前的同胞。”

“我曾在他们当中生活。那里不是只有恐怖，也有过欢乐。在这里，是的，我躲避他们。”

“你为什么要跟官员佩雷拉联系？”

“是学院联系了他。在帕拉德被谋杀之后。我们院长坚信，我有了危险。佩雷拉先生在巴尔干式的复杂情境中都找不到北了。谋杀理由并不太清楚……它始终就不清楚。”

联邦调查局派来的人笔记本里什么都没记。他满足于细看着被问者的脸。

“为什么那帮人两年之后又回来了？”

“哪帮人？”

“当年威胁你的那些人。”

“我根本就不认识任何一帮威胁我的人。”

“在此期间你还发表过别的东西吗？”

“没有，什么都没有。”

“这张明信片像不像是由一个极端主义派别寄来的呢？”

“我不知道。

“一个神秘主义集团，比方说？假如我明白了的话，三十年代的极端主义派都是神秘主义者，这是马里奥说的。跟迪玛有联系的那些人是神秘主义者。正统派恐怖主义，是吧？而这里的人，他们也是一个神秘主义集团的吗？”

“我不知道。一篇奇怪的文章。兴许那也是一种转移调查者视线的计策。我们不认识发信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在流亡者中，当然有极端主义组织，但我不认识他们。”

“书写的笔法有什么特殊的吗？”

“没什么笔法。只有姓名和地址是手写的。其余都是打字机打的，或通过电脑打印的。”

“你对这篇文字有什么想法？”

“可以说是一句语录。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简单的印象而已。”

“这文字有什么熟悉的东西吗？”

“迷宫。‘迷宫’一词。这是迪玛的一个顽念。关于迷宫他写过很多。上星期，在纽约，我在图书馆里度过了几天。我重读了他的书。顽念就在那里。希腊迷宫。迷宫中的神话和礼仪。作为迷宫的世界。作为迷宫的城市。神秘的螺丝线和十字形迷宫。凯尔特迷宫。人类内脏的迷宫……”

警察有点恼火，站了起来。又矮又壮，圆乎乎的。又黑又硬的头发，波浪形。

“我们下星期再见，同一地点，同一钟点。”

“好极了，”教授回答道，不耐烦地只想离开这地方，他也是。

被他记忆中的空缺所惹恼。他知道是引语却又不知道引的是什么。往昔拒绝提供文献。

***

时候已到，要讲述自己的失望，要向别人揭示明信片的存在，要问问他们的观点，要听听他们的建议。戈拉可以替换一个图书馆，他满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或者给露打个电话。问她是不是知道了这些威胁，露将认真听取这怪事，并且会焦虑不安。

彼得犹豫着，听筒贴在耳朵上。他决定了，拨了号码。

“喂，是我，东方的明海尔。很久了，你说得对，我们很久没有说话了。好的，我们说说话，我们现在说说话。说很多，我向你保证，我们将像一个被罚发言的人那样说话。一篇精彩的发言。无可指责。对读过一切并记住了一切的大师来说，任何一个问题都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小玩意。因此，这就来了……”

他手里拿着明信片，神秘的信息就在眼前。他准备好了，改变主意。它来到了，厌倦最终卷走了他。

“对我讲一讲你曾参加过的大学生革命。好让我也能懂得我所降临其中的这个世界。你跟我讲过的，没错。在拉里一号聘我来学院工作时，你就跟我讲过这一切了。你给我描绘过学院的气氛。你曾是保护者，小小的照顾，向来如此。一个图书馆的天真产品。我且不说是老鼠，老鼠不太天真，而你，你是一个天使，一个天真汉，词语的天真汉。来吧，跟我说说，跟我再说说她们是怎样在阳台上讲话的：热情之花，著名的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罗莎·卢森堡和克拉拉·蔡特金，安娜·波凯尔和柯伦泰同志[38]。以及庇隆夫人。是的，总之，你还没有提到过这些名字。”

寂静，很自然。戈拉受够了彼得的幻想，但他让步了，如同平常那样。

“一个听我课的女大学生。文静，有教养，甚至有些腼腆。她是跟一个同学一起来的，她的朋友。一个体格矫健的漂亮小伙子。后者有一天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这姑娘想跟我谈谈。他结结巴巴地，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她为什么不亲自来。是的，这里头有问题……两年前，这姑娘进入学院时，参加了一个新生聚会。她喝了啤酒，跟一个年轻男子一起去森林中散步。于是……发生了什么？人们不太清楚。他们彼此拥抱了，然后，然后人们就不知道了，但发生了什么事，姑娘记得不太清楚了。毕竟，那是两年多前的事了。”

“是啊，我现在回想起来了。那姑娘，有些慌乱，也跟着来了。两年之前发生的事，不太清楚，但清楚的是触动了她记忆的东西……未犯下的或只犯下一半的或只犯下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的行为之后两年，犯罪人在一个秋天的下午巧遇了这一对新人。他向他们投去微微一笑，饱含了言下之意。那姑娘受了冒犯，她朋友便出面替她抱怨。女学生来到了院长那里，讲述了她所能讲述的。晚会，啤酒，森林，青草地上的拥抱，黑暗中的骚动。拉里一号听着。这正是在你诱惑了贝德罗斯·阿瓦建的学生们的那个时代，不是吗？这么说来，拉里一号很认真地听了叙述。在一种民主制度中，就得听取所有的抱怨并解决问题。人们惩罚那个侵犯嫌疑人：他将被剥夺参加The Blind Band[39]摇滚乐队的两个月排练。也不被允许进入体操房和游泳池。”

“女受害人不很满意，是吗？”

“女学生感觉受了骗。受惩罚者还时不时地抛头露面，在乐队的排练场和游泳池中。他出身于一个富人家庭，学院的慷慨捐助人，这是她的男朋友告诉她的。”

“你建议她忘记那一切。你问她她跟她父母是不是谈得来。是吗？那么，你对她说，好好利用你的假期吧，好好利用时间，保护自己，放松自己。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死抱住这一段混乱的插曲不放，你年轻，漂亮，聪明，你前途无量，不要纠缠于过去，要向前看。这几乎就是你的说教，圣奥古斯丁？一个很晚才走出前现代洞穴的老祖父的说教，一个东欧的白痴。厌恶女人的人，大男子主义者，没有道德原则的人。”

“喔！是的，但是我也不太难摆脱这些。学生们很爱我，因此那姑娘来看我。阿瓦建也一样，他也爱我。”

“那革命呢？它在第二年春天就爆发了。口号，标语贴得到处都是，反对行政当局鼓励‘性骚扰’。整整三天期间，占领了行政部门办公室。在被占领楼房的阳台上发表演讲。示威游行，报道，谈判，计划采取的措施。还有色情三重唱呢？”

“司法给予了女学生一笔物质赔偿，她换了个学院，结了婚。她丈夫现在是中西部一个保护移民组织的主席。犯罪未遂或半未遂的那家伙，结束了他法律专业的学业，在华尔街工作。”

“那戈拉教授呢？他有没有修正他的老祖母建议？他给了一个溺水者什么建议？让他小心？小心什么呢？小心大学生、暧昧话语、玩笑话、蛊惑人心的政客、心怀恶意的人、野心家和阴谋家吗？或者，小心我们那遥远的幽灵？”

“你有烦恼吗？出了什么事？”

“不，什么都没有，但我准备着。我想知道该怎样准备。三天的革命历史很有教育意义，但又很平庸。没什么神秘，如同在帕拉德的那件事情中。”

“帕拉德？亏你想得出来！肯定不是大学生杀的他！”

“那个行动者十分熟悉学校、楼房，熟悉被害者的作息时间和日常行踪，还有他星相学的、泛心理学的和超自然的游荡。我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我是脚踏实地的，这你知道。我常常碰上椅子或者野草，而不是星星。我们俩之间，我想，应该没有任何的关联。”

“是的，没有任何关联，”戈拉教授不太坚定地赞同道，无疑，他又继续他的阅读了。

彼得·加什帕尔可以，他也一样，返回到他夜间的那些复现表象中：杀人犯查尔斯·曼森[40]，恐怖分子蒂莫西·麦克维[41]，吃人肉的杰弗里·达默[42]，还有别的解脱专家，他关于聋哑人和癌症，关于宇航员和丛林居民的纪录片，美式足球，经典电影，拳击，室内乐和爵士乐。午夜之后，则有游戏节目，色情片，空手道，或者异国语言课，一颗失眠的心所可能渴望的一切。

***

长长的、垂直的招牌，高高的楼房。肮脏的墙，灰尘蓬蓬的装饰：大广场旅馆。第48街和第八大道的街角。各色人种的吸毒者、卖淫女、乞丐、拉皮条人、游荡者。

她停下来，很惊讶，寻找她的同伴。她看见了他，背影，在真人秀表演场……他靠近单向透光的玻璃窗，双手贴在玻璃上。

肩膀上有人轻轻一拍。“行了，我来到了，”彼得在毛茸茸的耳朵边喃喃道。露瞧着地面。

“你要我返回我刚才游荡的地方去吗？你也一样，落到了对性商店的疯狂喜爱中吗？你都无法摆脱了！”

彼得后退了一步。

“疯狂喜爱？大众文化！治疗。商业额最大的产业。我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一国家的繁荣。我们的国家，不是吗？我们的同胞。”

露不吭声。一脸疑惑。

“是我的错。我本不应该对你讲述我的梦。”

“什么梦？”

“星期五的那个梦，上个星期。一个充满诗意的状态。我梦见了一个男根，一个形状如男根的孩子。一个微妙的形状，它呼唤着保护，温柔。如同一个孩子。我激动得都哭了。你瞧，我现在都还很动情呢。”

彼得着迷地看着她那两只满是眼泪的大眼睛，她用她那无与伦比的手擦着眼睛，有些羞愧，浑身颤抖。露低下脑袋，走了开去。彼得紧追上去，一边挥手，一边笑。他们远去了。

只剩下街道。一家家店铺，性商店，中国人的蔬菜店，土耳其餐馆，墨西哥人的雨伞店，“这些夫人”的骚动，戴着阔边草帽的扒手，巴基斯坦人开的大烟馆。

一条街，另外一条街。干净，宁静，荒凉。一栋坚固的楼房，砖石结构。英国式墙面，哥特式窗户，铸铁的窗框。石头上刻有字母：Young Men Association[43]。

门槛上，彼得。白衬衣，被汗水湿透。袖子卷得高高的，警惕的目光。他监视着左右周围，瞧了瞧手表。他在等人，放弃了，进到大厅中。满是年轻人，一片嘈杂，行李箱，背包。

黑人门卫，高大魁梧，一只大手放在电话上。他监视着门和电梯。这个巨人彼得面对着一个更为高大魁梧的巨人，很难赢得闹剧的竞赛。

他们彼此对视，毫无好奇心。一个很高，很胖，秃顶，有小胡子，另一个更高，更胖，黑黑的头发，很浓密，天生的又卷又短，黑皮肤。一个被打发回家的骠骑兵和一个美国黑人，准备拿出他的萨克斯。

“乔先生吗？”

那黑人点了点他那又大又重的头。

“贝阿特丽丝·阿特温夫人昨天打了电话，是为……”

“啊！贝阿特丽丝！贝蒂。我们，我们就这样叫她的。是的，贝贝，夫人打了电话。我有钥匙。”

他微微一笑。很大的牙齿，洁白无瑕。黑黑的大眼睛燃烧着阴谋的快感。

“是的，贝贝，我准备好了钥匙。两个小时，仅此而已。”

彼得没有回答他的微笑，他很审慎，冷静。

“好极了。我拿一下钥匙，说话就回来。马上就回来。”

高大的乔·路易斯俯身朝向抽屉，从里面拿出系在一根蓝色细绳上的钥匙。他不再微笑，他也不瞧顾客，他变得审慎而又冷静。

露。苗条，挺拔，优雅。红衣服。瘦脸，白白的，无表情。头发梳成一个髻，露出了后脖子。

“小房间，很简单。一张床。一个淋浴，一个马桶，一面镜子。没有毛巾，但不贵，”贝阿特丽丝解释过。“没有香水，没有洗头膏，没有海绵手巾。人们不会忘记是在哪里，为什么会在那里。男女杂处刺激起不知羞耻的胃口。它抹除忌讳，加剧欲望。”

五层楼。走廊。明确的标志：401-411号往左，412-419号往右。416号。一张床，一把扶手椅。很窄的床。床单上，左边角落处，一个褐色的斑点。露在门框中。不吭声，也不动。随时随地，她将关上门，离开房间和夫妇生活。

彼得忘不了危险，甚至在梦中都忘不了：露生来就不是为肮脏交易的，这让她发冷。

房间中央，他准备好忍受辱骂和灾难，却很认真地记录了黑色秀发的运动。露不再是露了……她慢慢地揭开上衣的扣子，一个接一个。红色的丝绸掉落下来。里面什么都没有。她把她年轻的乳房捧在手中。她把它们献给他！赤裸的光滑肩膀，长长的脖子……她用她那细长的手捂着她的脖子。鼓鼓的手掌，尖尖的手指头。她就这么待着，定定的，瞧着窄窄的肮脏的窗子。她拉开了牛仔裤的拉链。她赤裸裸地从蓝色的裤管中出来。

帆布鞋。她同情地瞧着它们，一只接着一只，左脚，右脚，她慢慢地伸出左脚，右脚，她把它们分开。她的脚趾头很长，脚很细，象牙色。嘴唇在一排洁白的牙齿上动弹着。露不再是露了！在她的手里，有一个黑黑的塑料小物件。她摁了一下一个按钮。他们听到天花板上传来一记脆生生的声响。露的食指指向低矮的灰色天花板，指给她的伴侣看一个镶嵌在那里的小电视机。

屏幕上，一张天使般的脸，一个美少年的躯体：贝阿特丽丝·阿特温！贝蒂……她刚刚扔下了她那金色的胸罩，她细长褐色的两腿之间的金色叶片。剃光的脑袋。勉强成型的乳房，突出的乳峰，带了电。一个玫瑰色的外阴，被小姑娘那短短的手指头捂热。她跪倒在秃顶的小胡子巨人面前，慢慢地解开膘骑兵那表面粗糙的牛仔裤，一个扣子接着一个扣子。

彼得出汗了，难堪，吃惊地看着赤裸的露，在床上，等着他，用舌头润着她那火烫的嘴唇。屏幕上，贝蒂，迷醉地，正抚摸着她的同学加什帕尔赤裸裸、毛茸茸的大腿。

彼得在床上躺下，露重做着阿特温夫人的动作！幻影！贝蒂和露把背转向同伴，后者弓身在贝蒂上面，在露上面！

目光消失在屏幕上。露在浴室里，听得见淋浴声。在屏幕上，贝蒂，缩在男人底下，迎接他，呻吟着。肉体加快了节奏，手在彼此寻找，嘴唇也一样，职业女人和男顾客都在呻吟。在浴室门口，露微笑着，注视着这些喘息。现在，她穿了一件白色的短套裙，很短。她在她那黑黑的发髻上，插了一个小小的白色的冠冕型发饰，像新娘子那样。白手套，脖子上挂了一串白色的珍珠项链。

天花板上咔哒一声，交配消失了。彼得站着。黑色的上装，擦得油亮的巨大皮鞋。白色的大领结，白色的小手绢插在鲜亮上衣的翻领上。

一对男女互挽着胳膊，在首都第四区社会主义区公所的院子里。院子深处，爱娃·基施纳-加什帕尔夫人独自一人等待着，蜷曲，龟缩在那里，可以说身子都缩小了，头发花白，身穿金色裙子，外面套一件杂色的短上衣，破烂不堪，满是油点。她掀起她那肮脏短上衣的一片下摆，擦了擦她的眼镜，还有她满是泪水的眼睛。那对庄严的男女从她身边走过，瞧都没瞧她一眼。进入到民事办公室的那栋小楼。公务员，一副严肃的神态，变成了一个礼仪官，走下楼梯来迎接他们。

奥古斯丁·戈拉教授！下巴上一撮白色的胡子，斯拉夫教堂执事的一头灰白的山羊。高贵和可笑混杂在他腼腆的、毫无热情的行为中。

教授抱紧了新娘子，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亲。他悄悄地握紧了明海尔的手。他紧紧地盯着他看，被他终于有机会亲自认识的这位著名人物迷住了。

戈拉穿一件绿衣服，横披一条宽大的三色缎带。他做了个礼貌的手势，邀请新娘子然后还有她的新郎进来。

但是，突然，岳母也插了进来，因抽泣而身子乱颤。教授朝乱闯乱冲的女人微微一笑，邀请三个人都进来。新娘子和岳母走上三级台阶，新郎则停在那里，如一尊雕像。

教授再次鞠躬，重做出一种卑躬屈节的样子，像一个模特儿，但新郎没有给出生命的迹象。死了，但站着。僵硬，眼睛空洞洞的，闪出磷光。

戈拉教授微微一笑，朝新娘子鞠躬，把一个黄色的大信封递给她。

彼得在出汗，喘气，呻吟，挣扎，扔掉如火焰般燃烧的被单和床单。他用两手紧紧抓住床沿，一下子就站了起来，很惊慌，决定对戈拉好好说一说。

戈拉教授不好见。好几个小时以来，他就一直坐在他的电脑前，忙于记录下他刚刚从中逃离的骚动的夜晚。

***

今天不是星期六，而是星期五。塔拉不带信件来，她来作她的报告。

“我现在都成了嫌疑人！”

“谁又不是呢？”

“这是怎么回事？”

“调查不排除任何假设。任何怀疑。最简单的：告发者本人。”

“而我，我没有提出任何诉讼。”

“你带来了明信片。因此，带来了威胁。你发起了行动。你可能就是同谋。”

“唐夫人就是这样想的。我去看过她了。我想，你也一样，你并不是太喜欢J.T.。”

“她表现得彬彬有礼。而帕特里克·莫菲却不是这样，这个Special Agent[44]。联邦调查局。此外，我可不应该跟你说我遇见过他。”

“对我，同谋，你完全可以说。我也要再次去见帕特里克，唐夫人肯定地说。对待我，她可不算彬彬有礼。她要求我写出明信片上的所有内容。想就此跟手写的地址的那几个词比较一下笔迹……她其实只需要问教务长要我的卷宗就可以了，她很容易找到我的手迹的。”

“不用担心，她会找到它们并且做比较的。这样，你将会是那封信的作者。这就是她的假设吧？”

“她不假设，她调查。帕特里克将威胁我，我敢肯定。或者你是在说真话，或者你是在加剧恶化你的环境。唐怀疑到我了。你怎么会来管教授的邮件的呢？那是写给他的，而不是给你的。”

“她说得有理。”

“这不是我的主意。”

“当然是。”

“当我堆积如山的邮件让你烦恼时。此外，我干这个还是拿了钱的！拿钱的，先生！我对那金发小女子说过的。我敢肯定这一点将会排除怀疑。”

“怀疑是你写的那张明信片？”

“不，这些疑点还远不到消失的时候。”

“那么，是什么样的怀疑呢？”

“怀疑我是为了能来这里才干的分拣邮件。”

“她这么说的？”

“这是一个很小的学院。假如你自我辩解，怀疑会越来越多。我的同室同学看到我回来时带了一大包给加什帕尔教授的信。我为古怪的彼得·加什帕尔分拣邮件。”

“古怪，是的……那么她还问了什么别的吗？那位唐夫人？”

“假如我对你说了，我会睡得更香吗？”

“睡眠已成为一个问题了吗？”

“还没有。受到死亡威胁的不是我。”

“我们全都受到了死亡威胁。”

“你已经说过这话。你做噩梦吗？失眠吗？”

“兴许吧。我一直生活在城里。我不熟悉大自然。我很难习惯森林中的黑夜。”

“如此，你的注意力警醒着。你潜伏着。正因如此，你睡不稳觉。”

“忐忑不安让人变得幼稚。孩子们总是害怕黑夜。还有森林。”

“你希望我睡在这里吗？在长沙发上？”

“睡在这里？不！不行！这对我没有任何帮助。也消除不了唐夫人的怀疑。女学生导致了教授的神经质，让他变得十分依赖她？让她溜上他的床，来讹诈他吗？”

“假如她进了他的屋，上了他的床，她就跟教授连在一起了。她没有理由来折磨他。”

“这兴许是一个魔怪。德拉库拉[45]。”

“一个魔怪……那将更加吸引人吗？”

塔拉继续死盯着他，像警察那样。加什帕尔也盯着她。塔拉微微一笑，加什帕尔也微微一笑。

“什么都别怕，不会有性侵犯。魔怪不会攻击它的教授，假如教授攻击我，我会自卫。请别担心，我不会告发你的。我知道你需要你的这份薪水。”

“不，你不能留下。校园太小。谁都会知道的。”

“我无所谓。”

“我有所谓。如你所说的，我需要我这份薪水。”

“假如夜里有人陪在这里，你将会更安心。”

“根本不对。另一个人在，会让我胆怯。不，不，我们别说这个了。”

“即便第一个假设是真实的？”

“第一个假设是什么？”

“我搬出这个邮件的故事来，好让你需要我，好让你变得有依赖。”

“正是这样。我应该避免这些。年轻人真是无法抗拒。”

“要是帕特里克让你试一试呢？他向你建议这个概念：神经官能症患者让女大学生帮忙，结果后者就钻上了他的床。她将变得同样地娇贵，并最终承认一切。”

“她也一样，将变得娇贵吗？帕特里克又会说什么呢？让我们等到星期二，跟联邦调查局接触之后。到时候我会告诉你，我是不是改了主意。”

“我现在可以坐吗？”

教授指了指扶手椅，还有沙发。他没注意到，原来他们俩一直就站在那里说话。

“请原谅。我一刻钟后就得去办公室。”

她瞧了瞧左腕上的手表。是的，一刻钟之后。

“好的。我就星期六下午来，跟往常一样。兴许在此之前，我还会在邮件里找到另一条信息。更为清楚。”

加什帕尔瞧着她，皱起了眉头。

“这样倒也不坏。一点儿都不坏。”

祈求或建议，他丢失了幽默。不是子夜，才下午三点钟。

“你又想到了那句话吗？我重复过它，我都能背诵了。我想，它很长时间以来就存在于我的脑子里。我已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了。我不知道在哪里了。我老了。我记不起来了。”

“你记得太多的东西。假如它沉睡在你的记忆中，那它将会醒来。我也一样，这个句子我记得很熟。但它不能激起我的回忆。我很无知，像我那整整一代人。阴谋让我开心。”

“我们星期二再谈，在帕特里克的讯问之后。现在。我很忙，得先走一步。”

彼得没有理由那么匆忙，他不满意这次对话的活跃劲。他要出门，单独一人。塔拉走了，教授独自走向校园，一脸冷漠。冷风很湿润。图书馆里很暖和，很安静。全世界的书籍、杂志、报纸。圣电脑的帮会！在神奇的屏幕前祈祷。但是，即便是互联网一代，诞生于集成电路，而不是女人的肚腹，也没有掌握那句引语的起源：塔拉没找到神奇的按钮。得有一场催眠表演，好让记忆的神秘机制发动起闪耀磷光的针。

算法之神的年轻使徒们中的一块化石，这就是我，教授离开庙宇时这样决定。

独自在其巢穴中。在床头柜上，一大堆袜子和针织内衣底下，黄色信封。塔拉的那封旧信。另一个塔拉，从中学起就抱怨教授们的那一位，因为教授们给了她太好的成绩？一年前，她冒犯了一个教授，只因为这教授给了她一个高于她期望值的分数。现在，一个亲切和蔼的女同学。现今中的往昔？

在信封里，有女大学生塔拉·内尔森的论文，关于小说《敌人：一个爱情故事》。在那封放肆无礼的信几天之后到的，学期结束之后了。

Unhappiness revolves around an inability[46]……人物的不幸来自于他们无能力在陌生的环境中有所作为。丢失了旧习惯，就如同丢失了自身。办法并不在旧习惯中，也不在新身份中，而在想象中。

他曾在七月的一天读过这些纸页，差不多有一年了。意想不到地，他在1079号信箱中发现了它们。

塔拉选择了这部关于流亡者的小说，是为了向他挑衅吗？

既要保留原先的身份，同时又要适应新的身份，这看来是不可能的。

确实如此吗？我们是不完美的，是冒充者，既在自己家又远离自己家，既在大地上又在月亮上。

在经历了战争之后，主人公只能去接受他自己的思想。曾经救了他、他也感恩地娶了她的那位女基督徒，玛莎，一个天使般的波兰农妇，一个文盲圣女，在她转变为一个犹太女人的进程中很像一个小丑。为了逃离现实，只剩下一个丈夫和一个相信性欲蛮力的女信教徒之间的同谋关系和彼此虐待的关系。

这跟威胁信有一种联系吗？没有，丝毫都没有！只是一个事实，即所有这一切让他上心，现在，同时，仅此而已。

逃离现实，通过性自由。Mental phantasy connection… the sex drive, the only labyrinth.[47]虚构性把他们连接在一起，身体方面的，性的渴望，唯一的迷宫，他们中每一个都可以把它们叫做自身。

迷宫？

一年前，这个词似乎还不可疑。现在它显得突出了，变得磷光闪闪，背信弃义。彼得停下来，问自己森林为夜晚准备着什么，巡逻队是不是将更为隐秘。他想睡觉了。The sex drive, the only labyrinth either of them can truly call their own.[48]

在小说中，真正的敌人，是记忆，强加给身份的创伤。传记的词语变成了病态的冲动。把旧的创伤掺入到新的体系中并不非得推倒栅栏，倒是更需要不知道其存在。比如说，有一个孩子？或者，迷失在性欲的迷宫之中？

夜的序曲是麻木不仁的，那不是sex drive，只有迷宫一词从彼此缠绕的荆棘丛中出来。

The everlasting sleep, invisible and everlasting. The labyrinth made of a single straight line, invisible and everlasting.[49]“由唯一的一条看不见的、不断的直线构成的一个迷宫。[50]”The sex drive… the only labyrinth either of them can trully call their own？

死亡。死神夫人！老鸨以她专横的注意向我致敬！Sleep, everlasting sleep，永恒的睡眠，昏昏欲睡的人重复道。

红色的天空。在没完没了的高跷之上的大象。昆虫－大象，优雅的软骨。荒原史前的星辰巨物。巨大的、毛茸茸的庞然大物，辉煌的獠牙，无法毁灭的象牙。在长鼻子中，绿兮兮的泥水落下。

公象和母象相对而行，却没有彼此接近。

每一个的背上，一块毯子。毯子上面，墓碑，飘浮在空中。左边的大象之上，有一只眼睛。母象之上，眼之寰球位于一个为美容商品做的广告的红嘴唇之间。

之下，无限。灰色的山岭，机场跑道，岗哨，两个身影奔跑着，带着一面旗帜和一把火炬。

橘红和玫瑰色的天空，重又是红色。大象。被纤细的、几乎就要折断的大象腿划出条痕的一片天空。一根根透明的金箭，支撑起躯体的重量、背上的负担和苍穹。拂晓之血。石头滑动在印度毯子上，在空中摇晃。画了眼睛。帕特里克的眼睛，Special Agent。帕特里克，人们在这四腿动物的背上读到。

疲惫不堪，加什帕尔艰难地转向床头柜，靠在床上，在墙上。汽车在房屋前刹车。这不是在夜里，而是另一天。黎明，感谢上帝！他睡了好几个小时，他只是在拂晓才听到巡逻队。

厚厚的一大套《不列颠百科全书》。纤细的纸页，纤细的符号，往昔的密码文献。被推到往昔前之往昔中的读者。

人们杀不死牛头怪，老迪玛肯定道，在关于迷宫的章节中。牛头怪复仇，把现代的迷宫化为地狱。牛头怪，则成了星座公牛座。复活的承诺，春天。读书笔记，无用的。

电话：司机找不到隐士的小木屋。不是司机，而是J.T.夫人。彼得刚刚发现，那个越南女人有一个低沉得很不正常的嗓音。学院的安全部门想知道接下来的几天中教授是不是在校园里。唐夫人向教务长报告发生的一切：谁留在校园里，谁离开了，什么时候走的，谁回来了，跟谁一起回来的。

不，接下来的几天中加什帕尔教授不在校园里，他正在等一辆出租车前往火车站。J.T.建议他在走之前拉上窗帘，让门前的电灯亮着，就好像他还在家那样。尤其是，以后，要通知学院保卫处他的离开，以及他不在的期限。

荒凉的车站，没有人追踪。空荡荡的车厢，只有一个面色苍白的弯背老奶奶，在埋头看着一本书，还有她戴眼镜的小孙子，不安分地动弹不停。

那神秘的明信片来自于老炼丹术士的赞赏者吗？百科全书编撰者说到哈得斯冥府中看不见的火，地下的死人世界，十字形的迷宫，阿里阿德涅血迹斑斑的线团。作为迷宫的绳结，作为神秘入门仪式的迷宫。游牧者，流亡，地下。由单独一根线构成的螺旋线。被困在现代隧道中的人，无意识的隧道？牛头怪将吞噬隧道中的人！牛头怪在宿命那看不见的中心，博学者说。The labyrinth made of a single, straight line is invisible. A single straight line which is invisible.[51]

宿命隐藏在一种世俗的编号中：温度，速度，公里数，胆固醇含量，血压，血糖含量？不需要什么象征物来杀人。卓越的警告，粗俗的本能，大师？改宗者的秘密就在这里吗？

明海尔厌烦地把眼睛从笔记本上抬起来。右边窗外，河流在守望。冬天的雾。大河宽阔浩渺，沉着镇静。单独的一根线。Single straight line， everlasting。

他闭上眼睛。睁开眼睛：明信片。他读反面的文章。康奈尔大学的一个生物数学教授抗议国务院的无理取闹，墨西哥议员卡斯蒂略·马丁内斯应邀来美国参加一个公共辩论，却被美国驱逐出境。这篇文章底下，长岛的读者来信，关于俄罗斯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70年代中期，在圣彼得堡旅行，当时还叫列宁格勒。国际旅行社的导游，战后从德国带回来的法国印象派作品的收藏。

明信片，很旧了，留在加什帕尔的手上。

“跟我有何相干？我哪里顾得上这些荒诞玩意？我既不是俄罗斯人，也不是德国人，既非博物馆迷也非观光者。甚至连绘画爱好者都不是。我看不出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国务院和迷宫之间有什么关系。也看不出苏联、阿里阿德涅、代达洛斯、炼金术士传记之间有什么关系。”

***

星期六晚上，塔拉来了，没有带邮件。举止麻木：微不足道，根本不用去注意。

桌子上，两个杯子，一瓶红葡萄酒。教授准备好了一切！不仅有瓶酒和杯子，而且还有炸土豆片。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小的短颈大口瓶，边上是另一个漂亮的小小的短颈大口瓶。节庆晚会或丧葬晚会，或两者兼之？

他睡得很沉，醒来时如获再生。头脑清楚，想法明确：迷宫！他要对塔拉讲迷宫，给她看他在纽约图书馆和学院图书馆作的笔记。“老头，我们就将这样叫他，关于这一主题写了很多，其中有一个章节还收在了《不列颠百科全书》中。”

塔拉也准备好了，打扮一新：袒胸的低领白衬衣，黑色长裙，细巧的高统靴子。头发梳成一个黑色的小髻。描了眉，涂了眼圈，还用了黑色眼睫膏。教授新刮了脸。

“密谋者迫使我们谈论迷宫！”

老头，我们将这样称呼迪玛，关于这一主题写了很多。克里特国王弥诺斯因为没有把海神波塞冬送的公牛献祭上，遭受到神的打击，导致不能生育。国王的妻子跟一头公牛生了一个儿子。牛头怪弥诺陶洛斯。半为人，半为动物。被弥诺斯关在一个迷宫中。

“很好的开端……一个还在认字阶段的美国女学生，除了一门神话课，还想求得什么更好的吗？”

“这不是一门课。一个开场白。谈话。美国女学生会有用的。以她的敏锐和她的直率。她既不是文盲，也不是天真的无知者。”

“我学会了不再排斥赞誉。”

“迷宫由国王的建筑师代达洛斯设计。克里特的附庸城邦雅典，每八年一次，要送上七个童男七个童女，作为牺牲，让弥诺陶洛斯吞吃掉。其中一个童男，叫忒修斯，后来杀死了那魔怪。他凭借着一个线团，边走边把细线留在身后，走出了迷宫。那著名的红线，是阿里阿德涅赠送的。后来，忒修斯抛弃了阿里阿德涅，转而投入了淮德拉的怀抱。”

“因此，是性，红线，就是性。从远古起便是如此。”

“弥诺斯惩罚了代达洛斯，这个建造了不太有效的迷宫的建筑师。请记住：迷宫并不完美无缺！”

代达洛斯被关进了这个迷宫，跟他的儿子伊卡洛斯一起。建筑师无法走出自己的创造物。他极其渴望飞翔，就造了一对翅膀，成了一只人造之鸟。而伊卡洛斯，儿子，飞翔……却忘了父亲对他说的别太靠近太阳的告诫。翅膀上的蜡融化了。飞翔的人掉到了海里。父亲，代达洛斯，随后平安降落在库马，他从那里去了西西里。

“这是一部动画片的剧本。”

“让我们共同喝了第一杯。为了天真的听众。”

教授站起来，打开酒瓶，把酒倒在杯子里，他们碰了一下杯，然后，各自坐到自己的扶手椅里。

塔拉乖巧，有趣，教授扮演着他的新角色。

“是老头写的这动画片。或者叫炼金术士。可以这样叫他吗？”

“对动画片来说，叫他炼金术士更好。”

“好的，我还是保留老头吧。老头同样还提到了现代的阐释，很自然。城市的思想家们。迷宫之城的孤独者。弥诺陶洛斯神话应该是人天生的一部分。是他命定的部分，先于理性的。”

“牲畜。我们心中的欲望的牲畜。”

“现代城市人想压制这一部分，这一厚古者认定。科斯敏·迪玛是有机论的信徒，他拒绝现代的人造技术，现代性的这一迷宫城市。代达洛斯的人造技术和后来的人造技术把魔怪压抑在了潜意识中。致命的错误，怀旧者认定。老头面对理性表现出怀疑论，对进步不以为然。老头卡在了……”

“炼金术士。”

“对炼金术士，对他的同志们，传统，完全就如异族的野蛮，是能量和权力的根源。文明被遗忘。目的和中心缺失。个体的颓废。”

“因此，就是我们！城市人！迷宫城市的孤独者。那么，生活在树木丛生的乡下、隐藏在森林中的学院的孤独者呢？是他们让那畜牲再活吗？”

“我不知道在你们的宿舍中都发生着什么。吸毒？狂饮？我是不会吃惊的。青春嘛。企图把界限推向更远。我没有机会了解这些。我很遗憾。”

“你可以追补的。美国给了你种种办法。人们可以改变表面、躯体、精神、个性，随便什么。人们总能找到上个星期刚发明的神奇药丸或者酏剂。你就出发去亚里桑那、内华达或者在另一个名称底下的南极洲。你就是某个别的人。新世界鼓励新事物。更新。A new start[52]，人们说。”

“我说的是个体的颓废，而不是冒充。”

加什帕尔瞧着他的膝盖，但他说得很清楚，让人听得很真切。

“那不是冒充，而是一种新的开始。”

“一种替代：把自己装成自己所不是的那个人，对冒充者，词典就是这样定义的。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是一个流亡者。”

“不是一种新的开始吗？”

“很多的模仿。走向改变的第一步是模仿。”

“因此，你是在老头那一边了。”

“我不相信以往的理想化。不相信任何的理想化。”

“怀疑主义。”

“唯一的稳重。个体的现代颓废，就是民族的颓废，厚古派这样认为。个体的颓废，民族的灾难。”

“很符合逻辑。”

“假如过去是一个金子的标志，这么说就很合逻辑，很真实了。问题是，它不会那样。它否定人类的不完备。让我们再回到那部动画片上来，好不好？不可能抓住弥诺陶洛斯的，老头和他的弟子们认定。对神话的怀恋，牧歌化，理想化。弥诺陶洛斯在现代迷宫中复仇。现代性的快乐而又繁荣的地狱，或者，迷恋神话的极权的殖民地。我们是不是将为现代的地狱喝上一杯呢？它并不比过去的地狱更糟。”

“我更喜欢毫无理由地喝。只因为我喜欢葡萄酒。”女学生是享乐主义者。

“不太喜欢。我不喜欢弥诺陶洛斯。我更喜欢迷宫。作为游戏。作为人造物。厌烦的解药。为星期六的晚会而喝吧。休息。放松。”

加什帕尔站起来，高大，魁梧。他醒了，仿佛他不再害怕那样了。

“可咒的三月的晚会。可咒的教授，可咒的课程，关于一个可咒的迷宫。作为游戏的迷宫？给天真者的。天真的听众。毕竟有所牵连。”

“受了牵连？是的，我是在这里。女学生就在这里。”

“她是现在。”

“教授也是现在。”

“兴许吧。得说服他。得说服他。”

他们碰杯，兴致很高。游戏酝酿了罪行，或者得出解决办法。弥诺陶洛斯的被杀，或是他行动的钥匙。

“你是哪个星座？”

“怎么？我不明白。我是不管那些事情的。”

“我也是，但是……公牛座意味着生命力。春天。我不认为，但……”

“但什么？”

“我的表姐露很是迷星座，天文学，星辰，征兆。自然，有些已经被论证了。可能性的轮盘赌。我这方面很弱智。这让我觉得好玩，然后我就忘记了。”

“星相学同样是一种游戏。所有的游戏都是好的。我猜你不会玩吧？”

“玩不了太长时间。一种简短的消遣，仅此而已。你什么时候出生的？”

“你是想知道我到底有多年轻吧？”

“对一个像我这样的老人，你用不着说什么足够年轻。说月份——我对年份不感兴趣。”

“四月。”

“日子呢？”

“你刚刚说的，只说月份。”

“每个月都有两个星座呢。”

“好吧，那我要两个。不管怎么样。两个都说说。”

“好。太阳的承诺。复活。太阳惩罚伊卡洛斯，让他的翅膀融化。因他的傲慢，因为对定命的挑战，因为相信自由，相信选择而受惩罚。因为他自我的野心。现代的self-made-man[53]。这就是你们说的，你们这些美国人。”

“教授也是美国人。他在一个美国的学院给一代年轻人讲课，他们现代，因而不崇拜什么，他们帮助他实现自我美国化。美国的钱让教授活着。在美国的森林中。”

“冒充者！模仿。”

“改变的第一等级。毕竟是一种改变。”

“这一回，酒不是美国的。话题是希腊的，老头，是东欧人。主人也是，一个临时教授，一个替代者。在阴影中，被幽灵的杀人射线所瞄准。”

厌倦的时刻。加什帕尔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他本该预先咨询一下帕特里克，拉里第八，Special Agent：人们如何掌控启示晚会呢？阶段，节奏，意外，圈套，决定性时刻，当狡猾的狐狸反而被骗，在丝网中挣扎，再也无法逃脱的时候。

“今天夜里，你可以睡在这里吗？”

“为什么？你失眠吗？森林的声响？在弥诺陶洛斯旁边孤独的城里人？公牛，獾，猫头鹰。夜间黑暗的造物。它诱惑或者杀害。你失眠吗？”

“昨天夜里我没有闭眼，”教授撒谎道。“因此我作了演讲。为了一直醒着。”

“吃一片安眠药吧。葡萄酒，也有帮助作用。喝了这东欧的葡萄酒后，你就能睡着了。老习惯是有很大帮助的。它们有驯服作用。”

教授等着一个回答。

“不，我不能。很遗憾，我不能。”

“为什么？你总不至于害怕老人的性欲吧。你也没有理由害怕你自己。我，假如年轻人攻击我，我会自卫的。我会对付好的。你不用担心，我不会抱怨的。”

“你希望我睡在这里？这里，在沙发上？”

“为什么不呢？那样，我会感觉更安全些。”

“不，这不可能。我的室友在等我。在一个小学院里，一切都会弄得尽人皆知。”

“我无所谓。”

“我却不然。你，你还需要你那份薪水呢。”

“星期二，我们去对帕特里克说，我们夜里在一起谈论迷宫。谈了整整一夜。我们喝了酒，你累了，就留在了这里。倒要看看他会如何打通新的通道，他会提供给我们什么样的假设。”

“我们可以这样对他说，即便那不是真的。我很喜欢这游戏，我对你说过的。游戏，如同迷宫。”

“跟一个德拉库拉？”

“教授是一个怪僻的人，不是一个魔怪。”

塔拉继续观察他，像个警察那样。加什帕尔教授也在观察她。她微微一笑，他也微微一笑。

“游戏，如同迷宫。吉尔贝特就是这样说的。”

“吉尔贝特，哪个吉尔贝特？”

“安特奥斯。吉尔贝特·安特奥斯，你不认识他吗？”

“那个剃了光头的家伙？”

“是啊，他是希腊语、拉丁语和古代文学教授。”

“你听他的课吗？”

“听的，我选了‘希腊神话和现代生活’这门课。这是一个怪僻的家伙。”

“像我一样吗？”

“他是因希腊的军人独裁统治而来美国避难的。他也一样，是个被驱逐者。一个游荡者。”

“为什么不早对我说？”

“安特奥斯吗？你并没有问我听的什么课。”

“你就让我这样说，像个爱好者似的，说弥诺陶洛斯和阿里阿德涅。还有代达洛斯。”

“我并没有看不起爱好者。美国到处都是爱好者。它尊敬任何一种爱好。在爱好者中，人们发现一些有英明远见者，还有毋庸置疑的建议。”

“如此说来。光头专家对你们说起过迷宫了。他有没有提到过迪玛？”

“我记不得了。至于其他，是的，所有的标记，整个的清单。看不见的火改变了来到哈得斯的地下冥府的那些尸体……死人的迷宫般的居所。从螺旋线到十字形的过渡。基督，如同忒修斯，下到地狱中。Descensus ad inferos[54]。阿里阿德涅的红线，血淋淋的记忆。”

教授不吭声了，他瞧着没带来邮件的女邮递员。

“我得查一查我的笔记。我没有记住迪玛的名字。当你对我讲述这些悲惨的巴尔干故事时，我并没有作联想。但是安特奥斯，是的，吉尔贝特说到过迷宫以及其他。我记在笔记本里了，我敢肯定。我留住了我没有记录的东西。”

“就是说？”

“有一次，吉尔贝特对我说起了彼得·加什帕尔，这个避难者的怪癖。”

“哈哈！德拉库拉的怪癖。”

“不一定。吉尔贝特兴许并没有得到所有的情报。他说到了天真的、亲切的怪癖。”

“比如说？”

“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你每天都去教授食堂就餐。”

“我又能上什么别的地方去吃饭呢？”

“他们很高兴欢迎你们。他们对你们做表示友谊的手势，他们招呼你们。”

“这就是外国人的异国情调优越性。他唤醒了人的好奇心。人们想听石器时代的故事。”

“尤其当那外国人很慷慨时。他既讲了故事，同时也带了礼物来。”

加什帕尔不再提问题，他明白她在影射什么。

“你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快乐。比利时或瑞士巧克力，他们全都喜欢得发狂。”

“这正是我想要的。那外国人很好奇，他也一样，想弄明白后现代的千年机器人。我带来了精美巧克力。为了看到制度的约束、新教徒的纪律性和严厉性的消逝。”

“它们真的消逝了？”

“是的。奶油巧克力是神奇的。充满魔力的。我，我又馋又胖，这你能证实。我想看到瘦子们和健身迷的反应。我窥探着，满心冲动，等待那一时刻到来，等那些禁欲者来品尝第一块奶油巧克力。一块，仅此而已。之后，毒品自然会起作用。不—可—抗—拒—地。人们会要另一块，再要一块，没关系，只要能大饱口服，怎么样都行。”

“是的，吉尔贝特对我说过。几番下毒的尝试之后，你就改了毒品。”

“我带来了好几瓶腌渍小黄瓜。不是醋腌的，像这里那样。一种美味。野蛮东方的美味。”

“还有其他的美味。”

“醋渍辣椒。茄子鱼子酱。神了。”

“我知道。吉尔贝特没忘记你的任何诱惑。他是希腊人。你令他惊讶。如同后现代的土著。机器人，如你所说。你是在哪里找到的这一切？又是怎么带过来的？”

“我在巧克力店找到的巧克力。月亮城。我订的货，他们寄过来的。这唤醒了我的民族抱负。在昆斯，我找到了东方的所有魔力。塞尔维亚人、俄罗斯人、希腊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的商店。dolmas[55]或sarmale[56]，腌渍鲤鱼，鲤鱼鱼子酱，烤鸡，小羊肚，羊脑，腰花，“供养的骄傲，羊乳酪，茄子鱼子酱，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的大香肠和mititei[57]，各种咸菜。我不能都买下来。东买一点，西买一点，尝一尝。东方的味道。品尝的舌头和说话的舌头。基本。模子，如人们所说。”

“但你甚至都没有想过我。”

“当然想过，想过的。我不想用喀尔巴阡山脉的一种plâcinta[58]来替换美国的炸土豆片，这一对比恐怕会让一个超级强国丢脸。土豆和奶酪馅的酥皮饼，papanasi[59]：我们的油炸软饼，带白奶酪或奶油，也叫‘卷裙边’：因为这些奶酪馅饼的酥皮都会翘起来，还有覆盆子布丁，带李子和蓝莓果酱的、带白奶酪或玫瑰酱的小饺，但同样还有带凝乳的煎饼，肉桂的爱巢，蜂蜜小喇叭卷，‘殉道者’：这些核桃和蜂蜜的甜甜圈，pasca[60]，这就是我在东方、在旧帝国、在布科维纳的那些朋友的美食，而不是我的，我，我来自古哈布斯堡帝国的西边疆界！但是今天，要对比扬基土豆片，我们真的有一个奇迹。一个奇—迹！众神的一个礼物。苦樱桃果酱。地球上唯一的。布科维纳地方的，我的一个朋友就出生在那里。一个被陌生人杀死在厕所里的数学家。我表姐的丈夫，他也是，出生在布科维纳。也算是我的一个表亲，不是吗？小樱桃，苦中带甜，黑颜色，很恶毒的样子，不可貌相。白色小樱桃，苦中带甜，入口即化，微妙，难以想象。众神的妙方。无与伦比。非现实的。非—现—实—的！”

彼得给塔拉看黑色的小罐，浅黄色小罐旁边的那个。

“布科维纳的苦樱桃。你得好好学一学地理。”

“我会学的。我敢肯定它有催情作用。”

“当然。我希望你不会拒绝。”

“我不会拒绝它的。吉尔贝特也不会拒绝他的，我想。”

吉尔贝特？！一只毒苍蝇叮了加什帕尔教授的内脏。没必要非得夜里好好睡觉，并为星期六晚上的约会好好打扮。没必要，他不是游戏的主人。

“打结的线绳。结头，如同迷宫。入门仪式，”塔拉继续道，放下了手中的杯子，土豆片，还有带有黑黄条纹的奇迹痕迹的小勺子。“螺旋线通向中心。中心，女人的生殖器官？箭头瞄准了中心，精子瞄准了卵子。Regressus ad uterum[61]。这跟descensus ad inferos是同一回事？”

杯子停在了加什帕尔的嘴唇边。他一饮而尽。把它放回桌子上。他恢复了镇静，准备迎击平庸与意外。

“如此说，你是想要我睡在这里了，在沙发上？好让你更安心，不那么孤单。好让你惊醒过来时，需要一个女护士时，我就在边上。这不会让你害怕吗？”

“这个想法是我想到的。”

“你不再担心会变成附庸了。”

“我会小心的，那不会发生的。”

“对不起，我不能。我们换个话题吧。”

“好。不过，我们还是要跟帕特里克说的吧？我们将把我们的渴望作为现实介绍给他？”

“那不是我的渴望。现在不再是了。”

“有过变化的。”

“是的，有过的。”

“但是你接受了游戏，替代。”

“你是想说冒充吧？这没有任何意义。我们面临着复杂的局面。我们将无法用一些附带的谎言来支持谎言。帕特里克没有开玩笑。简妮芙·唐也没有。在我们这里，领导方是不随便开玩笑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们在哪里都不开玩笑。”

“我还想来一点酒。你担心会丧失你的清醒吗？”

“或者是你丧失清醒。”

“女学生不肯定教授是不是说实话。”

“我很羞愧，我没有第二瓶酒。”

“很可能，这也不是一句实话。”

“这不是实话。我是想说，我没有另一瓶同一种酒。我不认为那是必要的。我还不敢肯定那会是一瓶好酒，我有美国葡萄酒。”

“加利福尼亚的葡萄酒很棒。比我们刚才喝的还要好。我希望，那不是一种辱骂。”

“不是。我想要一种异国氛围，用来自异国他乡的酒。但是把过去和现在混杂在一起不好。”

“在两者之间，我们就吃一些土豆片。”

“美国的。”

“是的，美国的。我们在美国嘛。美国女学生，美国教授。”

“好的。直到看不见的和永恒的死亡击中我们为止，游戏在继续。”

晚会持续到了午夜之后。塔拉抵抗住了葡萄酒和对话的圈套。

***

“教授，请原谅一个无知的可怜流浪者。我需要得到教诲。我明天又要跟自由世界的警察有一次新约会。拉里第八。莫菲先生。”

戈拉不吭声，习惯了彼得的随便出现。

“莫菲会让我再次忍受一场长时间的讯问，关于迪玛、帕拉德，还有我们这小小的精英主义国家的精英。”

“我知道的一切，我都对你说了。”

“帕拉德说到了某个叫玛尔嘉·斯泰因的女人，是圣奥古斯丁·戈拉提起过的。那是迪玛年轻时候的一个情人，跟她保持了种种不太明朗的关系，甚至在他结婚后，在她结婚并离婚后。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她被流放到了德涅斯特。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幸存了下来，重要的是迪玛对玛尔嘉·斯泰因及其她的同党们无动于衷。那是充满各种危险的时代。他再也不打听她的消息，他没有给她带去过一张表示鼓励的字条。帕拉德看来不太确信他的消息，他怀疑教授在虚构。”

“有消息说，玛尔嘉死在了德涅斯特，但这不是真的。她幸存了下来，历经千辛万苦，她回到了村子里，打算在那里藏身，度过战争岁月，但是，她在那里两个星期后就自杀身亡了。在迪玛的《紫色笔记》中，有关于她的一个小小注解，在战争的末期。可怜的玛尔嘉，她一定受了很多苦。就这些。对她青年时代的一份迟来的贡品，兴许是一种应时的关照。”

“是吗，你对这个话题倒是知道得不少呢。”

“当我经常光顾阁楼时，我去查过资料的，在阁楼上，人们老是在谈论迪玛。我寻找了种种参考文献，我发现了玛尔嘉·斯泰因的故事。”

“莫菲对这个会感兴趣吗？”

“在实施种族法和之后的时代，当遣送开始后，迪玛并没有寻求关于玛尔嘉的消息，”戈拉继续道，仿佛他根本就没听到问题。“他本该那样做的，尽管他远在千里之外，陷于自身的麻烦之中。他还是有办法联络的。”

“在玛尔嘉·斯泰因的同党中，有没有他的朋友？”

“我不知道，我不认为。我知道关于玛尔嘉的一些事。迪玛结婚后不久，她也结婚了，但她很快就离婚了，几个月之后。”

“她漂亮吗？就像戈拉夫人那样？就像露德米拉·瑟拉芬，著名教授戈拉的那个新娘？”

“人们说她没有概括的才能，而她也因此而自豪。她从不悲怆，被抽象所困惑，而是集中心思于事实、物件、感觉。有条理，有常识。”

“人们还说你认识她本人。”

“迪玛召唤她，在欲望的诱惑下，然后就打发她走人，然后重又召唤她。细巧、审慎、忠诚的女伴。一种生物学上的宁静。”

“一种生物学上的宁静，这就是你所说的？”

“是的，这是认识她的那些人所说的。她爱迪玛。玛尔嘉·斯泰因在我看来是一个值得记住的人物。对现实的一种绝对尊重。”

“唔，这对拉里第八来说太多了。莫菲不会懂得玛尔嘉精神上的羞耻，也不会懂得迪玛的无动于衷。他会把这个叫做实用主义，他所懂得的唯一东西。一个军人头脑，外加一个笔记本，里面他什么都不记。”

“他肯定趁你不知道偷偷录了音。”

“我没有看到任何录音器材。”

“它不一定是可见的。他兴许没有录音机，只凭一个万能的记忆。”

“这还不够。他需要一份确切的证词拷贝。不然，那就没有任何的法律价值。”

“你还没到这个地步呢，有空白。很可能……”

但彼得已经挂上了电话。

***

“佩雷拉证实，两年前你曾拒绝写这文章。随后有人强迫你吗？”

“我是自愿写的。在犹豫了好一阵之后。毫无快感。”

“是不是学院的院长说服了你？”

“我曾请教过他。他鼓动我写。”

“写作让你费了多长时间？”

“半年。”

“而犹豫呢？”

“我不知道，两三个月吧。那段时间我在积累资料。参考文献很难找到。一些事情是知道的，另一些则很模糊。或者无法拿到手。在秘密档案室里。”

“共产党的吗？共产党的档案？”

“或许。但不仅仅如此。兴许还有中央情报局的。”

“中央情报局的资料？”

小胖子的目光闪亮了。他把笔记本拿到手边，上面什么都没记。

“比如，他入境美国的签证。作为一个极端派政治组织的成员或赞同者，老头要获得签证本该很困难。他早先的政治文章发表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时，在他的国家里，还有一些民主选择。中央情报局对在希特勒的禁党运动后变成了纳粹的德国人比较宽容，而对已经有了各种合法政治选择可能性的那一时期才成为纳粹的德国人则不那么宽容。这一点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不是吗？此外，老头在战争期间曾是外交官。轴心国那一边的。中央情报局知道这一切。然而没人找他的茬，或许……”

“或许什么？”

“冷战期间反共产主义者是有用的。需要的时候，人们可以忘记过去。”

“一种跟魔鬼的结盟？”

“不是跟魔鬼。是跟中央情报局。”

“你犹豫着不肯写文章，是因为中央情报局吗？”

“不是。我甚至不知道中央情报局的假设是不是管用。我犹豫是因为，我不喜欢公开的丑闻。我对正义的事业提不起劲来。共产主义是一个正义的事业。它是属于我父亲的。还不仅仅属于他。”

“让人们闭嘴，没收他们劳动所得的财物，这是一个正义的事业吗？”

“不，不完全是这个。比如，抵抗法西斯主义。维持一个更正义的未来的幻想。人类光明的未来，这是口号中所承诺的。”

“那么，人们能指控老头什么呢？一个与杀手为伍的有其价值观的人？”

“这也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必须承认，整个欧洲都变得疯狂。但是战后呢？遗忘。反道德的遗忘……他似乎并不担心他跟悲剧的同谋关系。他终于来到了一个实用主义的国家，不是吗？算数的只是他所做的，而不是他所想的。美国鼓励改变。”

“他有过改变吗？迪玛先生有过改变吗？”

“我不知道。所有人都变了一些。假如你想知道的话，我不认为他改变了关于民主的观点。”

“他对民主有什么想法？”

“腐败，平庸，天真。蛊惑人心。混乱。愚蠢。颓废。虚伪。”

警察似乎并没有被这一连串形容词吓倒。

“他有没有宣传这些思想？”

“以前有。现在，那就是蠢举了。他兴许跟他早先的同学争论过了。他保持着跟他们的联系。当他以为自己已经属于前进队伍中的一员时，是不是又怀恋起青春时代了？现在，他在大学工作，写书，成为名人。通过忏悔而自己毁自己，这是不是对他有什么用？Self-indictment[62]？在这里，在我们这里，我是说，在我们这里，人们可以拒绝自我告发。世界将变得更美好，更美好的未来？没有人强迫他自我揭露失误和差错。”

“那么，为什么写这篇文章？”

“人们要求我写的。不是为了揭露迪玛，他已经死了。那只是对一本书的述评，在一家周刊上，甚至不是日报。书是在他的赞同下出版的。他写过各种各样的回忆录、日记，他喜欢在一面镜子中观察自己。被作者的呼吸蒙上了水汽的一面镜子。我写了一篇中肯的报告。不多什么，也不少什么。”

“没有道德目的吗？”

“一篇文章，在一家发行量很小的杂志上。”

接着，是一阵长久，很长久的沉默……“天使不写书……”这个东欧人喃喃道。这是回答的一部分，或是，它们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关联？一个凡人听不见的思想……帕特里克听到了；他很惊讶，正面瞧着加什帕尔，不吭声。

“天使不写书”……一种苦涩和无意义的结论，对迪玛，或者也对所有那些被天真的虚荣心冲昏头脑，自以为独一无二的写手？很难说彼得的那些嘟囔声意味着什么，或者它居然还有一种确切意义。讯问人和被讯问人的沉默在持续。

“莫菲先生，我已经准备好了忏悔。”

莫菲先生听着，十分镇静。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讯问被证明很有效，罪人差一点就要承认其罪行了，警察的任务就是继续装酷。莫菲先生把他的大手放在桌子上，就在加什帕尔先生的大手旁边，并友好地弯下身子，以靠近那个倒霉蛋。

“我想说的是，通过跟你说话，我明白了我几乎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产品。我围绕着模糊性打转转，通过各种各样实际上只是反脱身之计的脱身之计来培养它们。我避免了最根本的东西。我都自以为已经痊愈了。我其实还没有。在我们这里，一个乞丐的错误和一个名人的错误之间，有着一种巨大的差别。一种巨大的差别。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被对待，很不同的方式。”

“这一点到处都一样。”

“兴许吧，但我感觉受了传染。在我们这里，首要的问题是要知道你是谁，而不是你干了什么。我没有免疫，我意识到我的情况恰好跟迪玛一样。种种的矛盾、暧昧、秘密、遁词、微妙让我惊讶，并且比基本成分更吸引我。经常，我不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基本。就这个。这就是我的忏悔，你得知道你在对谁说话。一个被传染者。兴许没被彻底传染。不，还没有被彻底传染。”

莫菲先生瞧着加什帕尔先生，并第一次对他微笑。加什帕尔先生瞧着讯问人的大手和被讯问人的大手并排放在桌子上，于是，他也一样，冲他微微一笑。

“我只是想弄明白。你的同胞在梦想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吗？”

“所有的说教者都说这个。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去神圣化的世界中。既不新，也不完全错误。”

“去……什么？去—神—圣—化？”

“它没有丝毫的神圣。去神圣化。但神圣隐藏在世俗中。这是他说的。因此，它藏在……我们周围，我们内心中。既然隐藏，便不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它不被允许，它处在危险中，被扔弃。神圣被排斥，但隐藏了，持续着。”

“为什么隐藏着？我们的世界满是教堂。满是犹太会堂和清真寺。还有佛庙。而我，我就去教堂。我是信徒。”

“我不是。我听说，洛杉矶有二百五十个不带宗教结构的帮会。二百五十个神？这也许比只有一个神的宗教暴政要好。我不知道迪玛想要什么，或者人们到底建议什么。想法并不危险，只要它们不成为现实。我不认为一个神圣化的世界真的会很神圣。我担心。”

“美国的父辈创建者是一些信徒。他们都读圣经的。”

“但他们把个体定义为公民。”

“宗教帮助人。”

“兴许，但国家呢？伊朗不是唯一的例子。”

“要求你写这篇文章，并不意味着你非得写不可。这难道是一种复仇吗？”

“一种复仇？向谁，为什么？我甚至都不认识迪玛。”

“我不是在说他。向那些像他一样的人。你的家庭受苦了。”

“我的家庭？是的，它受苦了，但我，我是战后出生的。我的父母想忘掉这一恐怖。此外，他们曾被马扎尔人[63]当局送往集中营。迪玛不是匈牙利人。”

“不是在说他。是说像他那样的人。”

彼得不吭声了，沉着脸。他的家庭？这么说，他们知道了迪玛、帕拉德和他的一切。现在，警察将要问他关于后来成了共产党检察员的钟表匠的种种细节，还有在火葬场门口见到的他妻子的情况。他本不该写这篇文章的！他早就预见到了怀疑。有必要表现得谨慎、宽容、暧昧。复仇，愤慨，怨恨，你瞧瞧这个！

“不，不是一次复仇的影子。那篇文章很和善，美国的报纸就是这样肯定的。他们说，我在纪念迪玛。这是真的吗？我对伴随我成长的那种文化环境无法免疫，对它的矫揉造作和它的寡廉鲜耻。外省的精英主义，世界的尽头。无论如何，共产主义治愈了我的启示。”

“你说没有什么是新的。因此，也没有什么启示了。”

“唔！是的……我成长在一种暧昧与躲避的文化中。美国给了我再教育。”

“通过这个女学生吗？”

“兴许吧。我以前没有想过。我该想到的。”

是的，他本该想到的。莫菲的建议是贴切的。

“大学生们也教育了我，是的。塔拉也是，无疑。我很好奇，我想弄懂我来到的地方。而你，你想弄懂我离开的地方。”

“文章中说到，暴君们让他迷惑。迪玛先生赞赏暴君吗？为什么？他不是也一样，在暴君统治之下生活过吗？”

“军事独裁只是在他介入政治之后才建立。军事的，但又是巴尔干的。而不是德国的或中国的。腐败的优势。”

听到对腐败的赞扬时，警察眨巴着眼睛，但不作解释。

“他也将了解一种西方的独裁。在战争期间，他是一个大使馆的公务员，在一个西方国家中。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如他所说，并不让他讨厌。社会管理中对上帝的暗示，基督徒的牺牲。荣耀和拯救，宇宙节奏中人的重返，家庭体系的有机性，跟退化的个人主义相对。如同习惯的那样，我斜向地、肤浅地读了这些。”

理论似乎早已让彼得和帕特里克都疲劳了。句子末尾，加什帕尔深深叹了一口气，仿佛一次实在太长的苦役终于结束了。

“学院院长是不是希望这篇文章会给你带来声望？他聘用了你，尽管有不少反对意见。”

“我不知道。拉里，对不起，阿瓦建先生坚信必须写这文章。这是一个正义的事业，他说。我应该治愈东欧的暧昧，他说。他在那所大学学习过，老头就是在那个大学中变成了一个伟大的美国教授。这一巧合刺激了他的神经。”

“你为什么拒绝以不同政见者的身份出面？”

“我并没有入狱。我也没有上街游过行。”

“你曾要求，在学校的书中，把你说成是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那一行得删除。”

“我是在这之后出生的，我不是一个幸存者。在我们家庭中，这是一个禁忌的词。”

“为什么？”

“侮辱。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从奥斯威辛回来，请一个医生为他去除胳膊上的一块皮肤，那上面文着他的囚徒号码。这是他回来后做的第一件事！他从来就不提及那些年。”

“你在84俱乐部表达了反犹主义的观点，你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

“它的主人们都是犹太富人。我并不反对犹太人，但反对傲慢。金钱的傲慢。人们扔掉了多得难以计数的食品。我来自一个饥饿的国家。即便在一个中国俱乐部，我也会反对的。”

“那你为什么还是写了这篇文章？这份报告？”

彼得不说话了。不是在找一个回答，而是为了死死地盯着讯问者看。

“帕拉德教授被杀之前，我跟他有过一次很长的谈话。我们俩谁都没料到会发生什么事。我是特地去看他的，为了跟他说话。他是这方面话题的专家。”

“你认识他吗？你们是朋友吗？”

“一个共同的朋友为我们牵的线。帕拉德感觉自己有危险，但我没有太在意。我的文章弄得我心神不宁。我想获得一些情报，一个建议。”

“他给你建议了吗？”

“老头是他的导师。他帮助他来到美国。他赞赏他。他非常熟悉他的生平和作品。他鼓动我写的文章。”

“怎么回事？”

“老头死后，各种秘密浮出了水面。帕拉德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成了同谋。他开始在流亡报刊上写一些反民族主义的文章。很激烈。爆炸性的。他发现了太阳的黑子。他的太阳。他痛苦。文章兴许还预告了对大师的一种再评价。我不敢肯定。总而言之，这就值他的命了。”

“他害怕了？”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怪家伙。满心都是精神建设。预感，泛心理学，神秘的密码。我不是……我对此一窍不通。我闭锁。我没怎么好好听。惧怕，是的，我想他很惧怕。”

“那次见面有用吗？”

“决定性的。”

“他跟你讲了你所不知道的事吗？”

“你的文章会让老头复活，他说。即便是为了一次冲突。他将重活。那不会比他自己毁他的传记更毁他死后的名望，帕拉德说，对你文章的反应将揭示出他那些崇拜者的混乱，仅此而已。死后之乱。圣化之乱。对我，人们为我保留了公开的私刑，但这个，帕拉德没有说。”

帕特里克不吭声，等着启示，真正的启示，而非小小的离题话。

“一个很小的但真实的细节，让我震惊。可以证实的。大师的医生。”

帕特里克期待着重大时刻。

“水滴让瓦罐漫溢。小小的却又是决定性的一滴水。”

帕特里克没有记。笔记本和钢笔谦卑地等待着，在桌子的一角。

“老头雇了一个司机。特地为了去看病。经常要去看医生。他本来可以坐出租车的，但他想有自己的司机，一个可信的人。他自己不开车，当然了。”

“当然？”

“帕拉德也不开车。同样，我也不开车。”

“你不开车吗？那你是怎样对付的呢？校园是那么偏僻，你只能开车去城里。是那个女学生，塔拉·内尔森，是她带你去的吧？”

“偶尔。但很少。”

“因此，那大学者有一个司机。由他开车送他去医生那里。”

“只为走这一趟而雇佣他。”

“有一个司机开车，这可不是人们的习惯。人们习惯有一个医生，我们大家全都有。”

“一个特别的医生。小时候的同学。战后移民来的美国。老头他也是，现在。”

“那个名人吗？”

“无论谁。迪玛本可以找一个更好的。他既不缺钱，也不缺名气，他本来可以有最好的医生，但他选择了他的老同学，跟美国和南美洲的极右翼圈子有联系。这医生出版了一本书。我有那本书。关于宣传。关于恐怖主义。带有反共产主义色彩。”

“书名叫什么？”

加什帕尔口授，帕特里克写下了书名，年份，出版社名。

“什么样的极右翼圈子？”

“世界反共产主义联盟。他的开创者，奥托·冯·博尔施温[64]，是早先的一个党卫军军官。他在战后跟美国军队的反间谍机构合作。”

“一个正义的事业。”

“兴许。美国反间谍组织为那些像博尔施温的人提供保护，他作为大夫或党卫军军官，于1961年移民美国。博尔施温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直到他死去。这位大夫，作为迪玛的同学，继承了包裹在一种新语言中的纳粹和法西斯口号。现在的包裹……至于那个联盟……”

“我看不出，你对一个反共产主义组织有什么可反对的。”

“它的构成。危地马拉的一个前独裁者。前墨索里尼政府的一个正式成员。美国国会的八个共和党前议员。”

“美国的congressmen[65]代表了一个自由国家。”

“当然，但他们跟一个荷兰的前党卫军军官搞在一起。还有英国的一个女男爵，自由欧洲运动的积极分子，前克罗地亚纳粹政府的一个部长，美国情报部门的一个前副手，比利时的一个前将军，日本自由党的一个前开创者，埃及的一个前议员，以其跟前纳粹分子的联系而臭名昭著。”

“这就有很多的前人了。”

“是的。还有阿根廷前军政府的一个成员。沙特王室的一个成员。西班牙一个反马克思主义团体的首领。耶鲁大学的两位教授。一个混杂的小组。纳粹和法西斯分子都少不了。”

“反法西斯主义者就是共产主义者。”

“反法西斯主义者也有不是共产主义者的。老头子迪玛可以另选一个医生。往昔应该让他变得谨慎。他常去看他的老同学。他是不是遵守了跟中央情报局的约定？这一可能性值得人们对他感兴趣。”

帕特里克对这一建议似乎毫不感兴趣，他什么都没记。

“如此，老头子迪玛，如你所称呼的，就不仅仅是实用主义世界中的一个大教授。他看来还不够实用主义，你的同胞……那他的学生呢？波特兰先生。”

“帕拉德。”

“好的。帕拉德。一个同样重要的学问家，你会说，数学家，泛心理学家，哲学家。反民族主义者。他为什么被人杀害？被谁？被迪玛和大夫的同谋吗？”

“我不知道。人们说到了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和流亡在美国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一种合作。没有任何证据。将来也不会有证据的，我敢保证。”

“你收到的威胁信，是同一个来源吗？”

“我不知道。”

“你肯定这是一个玩笑。”

“我是这么认为的。渐渐地，我进入到了被追踪者的偏执中。学院的院长、教务长、保卫部门都说服我坚信这一点。”

“或许还有为你分拣邮件的女学生？”

“她也一样。她跟他们是同一观点。这信让我心烦，我向你承认。”

“你后悔发表了你那篇文章？”

“我曾有过犹豫，我对你说过。我发表了文章，犹豫却还在。这并不是说我后悔了。不，我不后悔。我文章中揭露的事实绝对是确切的……此后，我梦见了老头。好几次。在他燃烧的图书室面前。火焰还包围了我。在柴堆上烧，无法逃脱。我还梦见了他的学生，帕拉德。跟一具尸体的对话。一副骷髅，一个死人。”

帕特里克似乎对这一类东拉西扯不感兴趣，他继续怀疑这个东欧避难者。

“你信任塔拉·内尔森吗？”

加什帕尔教授没有马上回答。

“是的，我信任。你也猜到了，她还能给我一种美国再教育呢。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优越性。”

“她有没有给你写过信？”

“这又有什么关系？”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照文笔、拼写了。尽管这也可能作假的，很显然。”

“她没给我写过信。”

“其他学生呢？你有没有收到过学生的来信？或者其他人的？”

“不太多。我都记不得了。”

询问似乎结束了。警察合上了笔记本，在椅子上放松下来。他需要休息一会儿，轻松一下，他死死地盯着嫌疑人。他伸出大手，把笔记本放到桌子上。

“我想弄得更明白些。”

他似乎说完了，却又没有说完。

“弄明白帕拉德和迪玛在哪里谋面，在哪里分手。还有你跟他们到底有什么关系。”

警察和嫌疑人直直地对视了一会儿。加什帕尔迟疑着不知如何回答，他有太多东西要说，要解释。

“迪玛的政治选择可能跟他的哲学观相符。在他看来，多神论比很受局限的单神论更可接受。他在大自然和植物中看到了普遍性。他对神话感兴趣却并未成为神秘论者，倾向于世界的有机特点，倾向于回归自然和宇宙。一种农业观点？远要复杂得多。反现代的，无疑。帕拉德对种种奥秘十分着迷，对信息理论和认识论很敏感。他把流亡看作一种基本的宇宙条件。他痴迷于种种平行的和可切换的世界，痴迷于量子物理学和无限宇宙。他的死不像迪玛的死那样自然，而是很突然，谜一般的。可怕。”

“你写文章之前是不是研究了所有这些理论？或者，你跟帕拉德交谈过？”

“跟他也谈过，但尤其是跟一个共同的朋友。一个博学的学者。他向我解释了我所不知的那一切，还给了我一份我根本就不想读的书单。”

帕特里克似乎对那些博学的人不感兴趣。

“我明白，”警察说，作为结论，他用两手拍了拍放在桌子上的笔记本。“我们星期五上午再见。”

间隔期的缩短！讯问人和被讯问人对这一改变均未作评论。

两个小时后，图书馆的快餐厅，塔拉·内尔森对彼得·加什帕尔讲了她跟帕特里克的会见。

“他有没有问到学生与教授的关系？”

“问了，他没有忘记。”

“你对他说什么了？”

“我说我们是朋友。有时候我帮你一把。不光是邮件。我星期六晚上睡在了客厅的沙发上。为的是不让你太孤单。夜里，森林让你觉得很别扭。”

“这么说，我请你睡在我家里了？你是这么对他说的？”

“是啊。这不是真的吗？你没有这样要求过我吗？”

“我犯了这一错误。你拒绝了。你对他说你拒绝了吗？”

“没有。”

“你说你守候着我的睡眠吗？”

“是的，我对他说我从来就没有做过善举，但自从威胁信那件事以来，你就失眠。有个人在你家里对你有好处。”

“一派谎言。”

“这可不是谎言。谎言是，我睡在了加什帕尔教授家里。但是，你建议过一个游戏的。”

“你说过，这毫无意义，这会从一个谎言走向另一个谎言，我们承当不起的。”

“我改变主意了。这看起来很有趣。”

“有趣？帕特里克问我，除了邮件，你还为我作了别的什么服务。没有。我回答说没有，绝没有。他没有反驳我。他没有提到你说了相反的话。由此，他知道我们在撒谎。至少有一人。或者两个人。我也撒了谎……说你从未给我写过信。管学生的那个女教务长知道了塔拉·内尔森那些不适宜的信。我希望帕特里克不会作详细的调查，这个荒唐的故事让他厌烦。”

他怀疑女学生真的用了她所说的托词。她或许是在跟他演戏，而不是跟警察？

离开他之前，塔拉递给他一个信封。

“另一个信息？一个新的死亡威胁？包含了杀手与被害者见面的地点和日期？”

“不。我给你带来了一本小书，让你开开心。”

加什帕尔谢过，他有些神经紧张，他没有打开信封。回家后，他从中拿出一本小册子。

安布罗思·比尔斯[66]，《恶魔词典——未删节本》，纽约，多佛尔出版公司。

书的一开头有一个注：A sardonic partial lexicon of English language. Ambrose Bierce （1842—1914？），a Civil War Veteran[67]……被认为是十九世纪末期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记者之一，短篇小说和幽默诗歌的知名作者。此书出版后两年，比尔斯被革命所震撼，去墨西哥历险，此后便再无他的消息。

第42页上有一个印章。字样像是Geology，Ghost，Ghoul。是的，是Ghost[68]。The outward and visible sign of an inward fear[69]。定义值得再读。一种内在恐惧的可见的外在符号。

***

即便是在那些寒冷的夜晚，赖床是一件适意的事，奥古斯丁·戈拉还是很早就起来了。自从他改了国家和语言后，他就需要靠吃药才能入睡。觉很短。他毫无困难地起床，开始工作，不感到疲劳。他一连几个小时坐在他的电脑前。他瞧了瞧日历：星期四。他把转椅转向左边，瞧了瞧屏幕。把转椅转向右边，俯身在书桌上，拉开最后一个抽屉，把标有RA 0298的卷宗放在面前。电话响了。他瞧了瞧电话，一点儿快感都没有。

“圣奥古斯丁吗？你还在巢穴中吗？”

“什么巢穴？”

“在书籍中。”

戈拉不说话，被冒犯者的诙谐所刺激。

“是的，在书籍中。”

“我在找一个文献资料。你是权威，你什么都知道。”

戈拉瞧着卷宗上那一页，微微一笑：与贝德罗斯·阿瓦建关于聘用彼得问题的谈话纪要。

“一段引文。我怎么也找不到出处了。我感觉那是一段引文。我曾经看到过的。既熟悉又不熟悉。不是诞生时的语言，而是死亡时的语言。我只好寄希望于你的反应了。”

戈拉静听着，打开了卷宗的第二页。

“我想我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句话。很久了，当我们还年轻，读很多书时。在你的英语中，我找不到钥匙。”

戈拉不说话，他瞧着阿瓦建那一页。

“作者可能就是D.夫人[70]本人。死亡夫人。带着大镰刀的婊子。”

“我看你挺熟悉作者的。”

“但我不熟悉他的笔名。我每天都重复这一引文。五遍，十遍。当我守夜或睡觉时。当我散步时，当我在马桶上，回想起我以前年轻时。然后，我重读这黑色的小字条。魔鬼寄给我的，婊子的情人。Next time，老爷阁下说。下一次。Next time， I kill. I promise……黑夜的狡猾精灵重复道。该相信他吗？人们从来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在开玩笑，玩笑后面隐藏了什么。Next time, I kill you, 我要杀了你，这个垃圾啁啾道。”

加什帕尔停下来，然后，一口气重复了整段文字。

“一段引文，不是吗？”

“兴许吧，我相信。”

“妓院夫人读文学！我敢肯定。她很势利。”

接着就是一个充满了徘徊和引号的模模糊糊的故事：几个星期前，彼得收到了一个奇特的死亡威胁。一个玩笑。当局把它看得很严重。迫使他也把它看重了。

“关于迪玛的文章……你还记得。当时，我在联邦调查局保而不保的保护下。那些人用各种各样的问题让你看到各种各样的颜色。在确信你不是一个罪犯后，他们用一些老得都掉了牙的建议打垮你。现在，换了另一个调查者。你知道拉里第八说什么来着？Don’t relax[71]。瞧瞧，sir，正合我意。我就是这样的，mister莫菲，我无法轻松下来，尽管我扮演了无动于衷者和闹剧演员的角色……”

他停止了说话，不是停止，这么说不太确切。

“我这么一大早就来打扰你，因为我在重压底下。我不能连一个字都看不明白地就那样丢了命。我得知道晚上睡觉之前该读什么书，这两个情人，恶魔先生和死亡夫人。Next time I kill. Next time I promise you.我答应你，下一次，一下子。Next time, a single line. Labyrinth. Invisible labyrinth。嗯？你会说什么？”

“我想一想，”戈拉喃喃道。他把卷宗推到桌边。电脑知道答案，但戈拉也知道。他惊讶。

“种种假设。我测量，我思考。这一个或那一个。”

他微笑。怎么会不想到流亡的见习期呢：那老打字机，又笨重，又生锈，每一年都得拿到社会主义民兵组织去检查，以获得使用准许，然后，用起了美国的电动打字机，然后是电传，即刻就把文字传送到世界的另一端，最后，使用起了电脑，而电脑又不断地生出新的电脑来。宇宙的分裂生殖，平庸性的全球泛滥。你还是同一个戈拉，却已不是同一个了。

他摁下了钢琴的琴键，哼起了神奇的乐句，电脑犹豫了一下，随后，确认就出现在了蓝色的谱表上。他只是想证实一下，机器人知道得跟一个从旧学校中培养出来的教授一样多。是这样的：它知道得同样多。

圣奥古斯丁。魔法师，记得住世界上全部的书，而现在，一台幼儿园的破电脑也能做到。

“老头？老头子迪玛？是他在世界的另一端给我们写信？”彼得·加什帕尔激动地问。“他的故事……魔法，迷宫，神秘，魔幻。就是他，不是吗？他要我去找他，他爱我，他想把我从我们这罪人的世界中救出去，不是吗？”

“这倒是有可能的。但我倾向于别的人。‘我熟悉希腊人所不知道的：不确定。’你还记得这句引语吗？”

沉默。加什帕尔，篮球手，也不知道这句引文。他对那些嫌疑者的阁楼没有任何概念，当时，他玩冰球、米卡多游戏棒和篮球。

“‘我熟悉希腊人所不知道的：不确定，’”圣奥古斯丁则重复了这个以前在社会主义的阁楼上听到的句子。

沉默。死亡和文盲的沉默。

“我倾向于那位盲人，伟大的盲人，”戈拉喃喃道，更多的是为他自己，坚信彼得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彼得对往昔的阁楼什么都不知道。他给了贸然打扰者，也给了他自己一个停顿，好喘一口气，好平息一下他的激动和回忆。阁楼！太过分了……彼得对那些嫌疑者的阁楼没有任何概念。

“致敬！致敬！”幸运的彼得大叫起来。“好极了！正是他，我知道你会有结果的。一语中的。了—结—了。”

奥古斯丁，这个图书馆老狐狸，给了我神奇的钥匙，彼得·加什帕尔嘟囔道，心里很有底。它们又找到了，蛾摩拉的青春时代的回声！往昔的语言！青春的节奏！狂喜。重新找回的记忆，突然赢得胜利！

戈拉了解这一陶醉，它的旋涡。他知道，当一个读者从书店角落找到的一本书中突然一下子破解了一个谜，他会如何流下幸福的泪。从又聋又哑的癞蛤蟆，一下子变成了童话中的王子。一个神，在他语言的魔法中！现在，他可以蔑视无名的人群，他可以在他们中无名地游荡：没有一个行人会发现那些词，会懂得那句杀人的引文，藏在一种除了他便无任何人能懂的语言中，他这游荡人，加冕成了世界的主人，一时间里的空间。

戈拉教授手里还握着听筒。他等着打嗝，幽灵的消失。什么都没有。

卷宗RA 0298，题目为MYNHEER，昏昏沉沉，被推到了桌子边，白手套旁。

戈拉注意听房子里的声响。什么都没有。他把黄色卷宗拿回到跟前。他又等了一会儿，又把它打开。

他当即就验证了文本，布加勒斯特的那个阁楼上争论的对象，后来，他记起来好几次，在阅读帕拉德和迪玛的阐释的时候。现在，他对照着不同场景所提供的各种异文，而这期间，那小丑，头脑一热，跑到书店去探寻密码了。

两个小时后，彼得的声音又来了：

“普珥日[72]！普珥日！这就是钥匙。好极了！我找到钥匙了。了—结—了！”

戈拉摁下电脑的字母键，这个词却出不来。

“你不知道普珥日是什么吗？你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吗？即便是你的共产主义姻亲家也回想得起普珥日。我认识露的祖父母。节庆时他们都去犹太会堂。你也一样，也认识他们。”

“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因此，你也一样，你不懂得千年的疯狂……然而，你跟它的那些被囚者心心相通，这我知道。对一个出生在我们那里的人来说，这就不容易了。受够了，被他那不太基督徒的妻子抛弃。那可怜的女人，心里在问，你是不是出于一些象征的理由选中的她。她跟我讲过，你曾经犹豫过，不想把你的婚姻告诉你青年时代的朋友伊齐·科齐。你担心，他或许会想，你选择的是集体、部落、人种，而不是你的伴侣。”

刻毒的意见，根本没有必要。根本就不。戈拉在搅浑水。

那嗓音没了声，加什帕尔兴许想道歉，以一个更大规模的攻击来改正射击。

“没有很多的理由要让我们相爱。一个烦恼就足以，一个微不足道的证明，证明我们的缺点，太多的缺点。我们那无以计数的大大小小的缺点中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兴许只有一个。那就……了—结—了。结—束！”

他喘不过气来，如同戈拉，他无法重新开始，如同戈拉。他从来没有怀着如此的激情和苦涩说过话。久久的沉默。戈拉聚集起力量，为了迎接另一番雪崩。

“普珥日，那是面具的节日。圣经的民族没有欢快的节日。这个节很快乐，很孩子气。哈曼，波斯国王的重臣，一个反犹太的伊阿古，密谋屠杀这些不幸的人。以斯帖，国王的宠妃，拯救了他的人民。她无疑是后宫中最得宠的[73]。正因为这个道理，游荡的人民忘记了淫荡并庆贺获得拯救。他们戴上面具，尽情嬉戏，吃一种叫做哈曼袋（Hamantaschen）的三角形小糕点，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哈曼的衣兜’，或者按照某些人的说法，是‘魔怪的帽子’。每年，他们都要庆贺这个拯救了他们的女人。对世界上所有哈曼的胜利。他们为数众多，上帝的选民这样肯定道。”

彼得重复着“上帝的选民”，怀着刻薄和快感。苦涩并未消失，但嗓音微弱了下来。

“很多智者认定，大屠杀终止了万能者与他的人民的契约。由此，圣经不再有效。奇迹、承诺、训诫丧失了它们的价值，已经消亡。除了一个例外！以斯帖的传说，神在此情境中缺席。一个世俗故事，很私密，它告诉我们，游荡者的使命是自个儿逃命。自个儿！仅此而已。普珥日，面具的节日，重提了这一命令。”

戈拉，这个无所不知者，不知道这个故事，他看不到它与威胁信之间的联系。他的手指头此时在键盘上疯狂地飞奔。他重又俯身在卷宗上，准备倾听，了解，填补空白，记下他所了解到的。

“是这样的，在你的建议下，我去书店买了《杜撰集》和《迷宫》这两本作品集。我找到了伟大盲人的作品。第一桩罪。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已经读出。第二桩罪。第二字母已经读出。这就是阿根廷伟人所写的。然后第三桩罪。2月3日。狂欢节期间。面具之节。”

“是这样写的吗？面具之节？”

“是的，在这两本书中……在这两本译本中，人们找到了狂欢节。在阿根廷，狂欢节在二月份。塔拉带给我的信，是在学期初收到的，就是二月初。我稍后才发现，我并不太及时处理邮件。二月初收到的。狂欢节，即面具节。对被选中、被流放的民族来说，对永远的被威胁者来说，那是普珥日。普珥日，在月亮历中……你知道什么是月亮历。”

当然，戈拉知道什么是月亮历，无所不知的戈拉当然知道那是什么，但他不吭声。

“因此，在前人的历法中，按照月亮而不是太阳制定的历法，很快就到普珥日了。罪孽之日。很快就到普珥日了。很快。因此，也即报应之日。引文就是这样说的。如你所知，故事的三个牺牲者全都是上帝选民的儿子。”

中毒般的沉默。戈拉合上了卷宗。

“你报警了吗？”

“我先是打电话给尊敬的奥古斯丁·戈拉教授，亲友们管他叫古斯蒂。给这学者，给这专家。好知道那引文来自何处。直到现在我还没有那样做，我相信我自己够机灵，能够自个儿破解这个谜。我是那么的梦游，迷惘，脑子里充满了黑夜的野兽，我还以为自己很敏锐。教授救了我。由于我非常期待，他给了我答案。圣奥古斯丁知道一切。我知道了那引文摘自何处。《迷宫》和《杜撰集》。我有这两本书。我读了，又重读，作了比较。我找到了狂欢节。面具之节。普珥日。就普珥日的话题报警吗？”

“是的，你将这么做，你将立即报警！你有一个急用的报警号吗？”

“当然。小帕特里克应该习惯了被人从他老婆的怀抱中叫走，或从他宠物狗、从他孩子、从他电视的陪伴中叫走。但我不会对他做这样的好事。无论如何，他明天会来看我。日常的约会。明天，我去对拉里八号说。他将睁大眼睛张大嘴，像一条鳄鱼。坚信我在嘲弄他。”

“你将告诉他你的发现。”

“我的发现？一堂魔幻文学课？一个阿根廷的魔幻文学作家？帕特里克和我将出发去阿根廷，追踪罗伦特和夏拉赫[74]的踪迹，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笔下人物？或者，我们将去拜谒帕拉德的坟墓？或者，干脆去拜谒迪玛的墓算了？我们去埋伏，藏在墓地中，看看到底会有谁来扫墓，会有谁带来鲜花和诉愿？迪玛的崇拜者，帕拉德的谋害者，我的追踪者？可怜的帕特里克又能做什么？了解陌异的历法，石膏面具的节日，普珥日的礼仪？或者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间谍机构的计谋？或者，两个人，都去巴尔干的小巴黎[75]旅行一番，一边喝上一大杯好啤酒，一边接触一下那些决定杀死正在宝座上沉思的米赫内阿·帕拉德的人手下的新老探子？莫菲先生又能做什么？……他将变得对那位东欧教授更怀疑，这就是他要做的！这个学期，加什帕尔先生开了一门关于马戏团的课！亲爱的同胞们，你们知道吗？因而，是一门关于面具的课……是不是他自己寄出的那封信呢？为了在自由的荒漠中稍稍嬉戏一下……一个东欧的小丑！彼得·加什帕尔先生，对充满种种可能性的美国的超级麻木……他后悔没能在二十年前就来到这里，按照智者戈拉教授的榜样，即他表姐露德米拉·瑟拉芬，那位the significant other的丈夫。一种假设，不是吗？这里，当人们发现一个人被杀时，最初的一批嫌疑人就是那些在死者家里哭丧的可怜虫。调查就是从他们开始的。从那些宣布罪行的人开始。帕特里克又能如何？处在他的位子，我们又能怎样？‘观察你周围的一切奇怪现象，’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这样建议我。我不能。我很懒散，不在意。一个焦虑的打趣者，还是一个爱打趣的焦虑者？”

“小心警告，”戈拉教授神经紧张地重复道。“别忘了，罗伦特死了，因为他太理性。他被一个理性的计划所刺激。完美的读者是那种取消了逻辑、理性、自满和怀疑论的人。他完全被文本抓住，他体验它。警告和警告是不一样的，你应该保持警惕。”

“警告我？他们可以不用警告就杀死我。更乖些？我已经变得更乖了。我将不会返回混乱星云般的祖国。我这样做是为了帕拉德。他要求我来的。结束了！我离开那些地方。彻底地。永别了！”

“帕拉德受到了威胁，然后被杀。”

“他没有变聪明。他们重复着威胁，而他却始终没有变聪明。这令他很恼火。而且，他，这是个叛徒。叛徒就要受到惩罚。”

“这是怎么回事，一个叛徒？”

“迪玛的弟子成了民族主义者，冒犯了神圣的徽章。沉湎于一个年轻女巫，爱上了美国，还在那里改了名，并准备改变信仰。我，我是古老的灾难。结—束—了。够了。外加一个玩笑，这是不能算的。这篇文章是我唯一的作品。了—结—了。一个小玩意。”

“还有著名的大众化作品《明海尔》，以及陌生的杰作。这是一个传言。”

“肯定是传言的作者写的。”

“你收到过一封威胁信，别忘了。一个惩罚。”

“好让我平静。我平静了。哑巴，黑天鹅。聋得如同一尊菩萨，哑得如同摩西的雕像。聋哑得如同我那些到处都有，始终都在的聋哑兄弟。我才不在乎跟其他白痴结成帮会的白痴呢。他们将忘记我，他们将找到别的目标。这个威胁是一个无知者的玩笑。碌碌无为者的。”

“碌碌无为者可能是危险的。希特勒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处死吗？我们全都被判处死。一个看不见的权威？不可战胜的？一个怀有智力抱负的迟钝者。他想表现出他不能够的样子。”

两个星期后，当戈拉重又听到他的嗓音时，某种东西已经变了。

“森林。它在入侵我，夜里。巡逻队，警犬，骷髅，铁丝网。我的错，别人的错，我不知道。我睡觉很少。我疲惫地醒来，大汗淋漓。门外，窗外，黑夜的恶狗，巡逻队。幸亏我母亲没看到我。我崩溃于睡眠中，噩梦中，我疲竭地醒来。”

他已经报警了吗？他已经报告了学院领导。一个女学生曾这样建议他。

“一个女学生，怎么一回事？”

一个女学生，他跟她早先有过一次冲突。

“漂亮吗？”

“不是露，你别担心……那不是露的复制品。我还是有个人可以说说话的。这一点很重要的。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76]。我成功地得知了这个。她没有我们的那些狂热。她有别的。”

女学生跟他一起报告了学院领导。

“这就变得更糟了。”

“为什么更糟？会更糟在什么地方？”

“巡逻队。夜间巡逻队。两小时一趟。别……”

圣奥古斯丁嘟囔了几句。不知道是些什么，但他写得很快。

“我忘记告诉你了，大师，我已经跟帕拉德说了。我是说，对他兄弟。卢奇安，卢奇。卢奇·帕拉德，在罗马尼亚的那一位。他告诉我说，对我这个外国佬的攻击在所有报刊上都在继续。只有称谓变了，他们不再说外国人、叛徒，而是说碌碌无为者。我什么都没写，我没有丝毫才华，我又怎能允许我谈这些呢？他们说得对。对那些没有才华的人，全民投票已被暂停了。没有才华，就没有选票，在才华的国度中就没有话语权。那些白痴，他们忘记了民族的成语‘童口无忌唯真话’了。他们忘记了，不是吗？”

“他们把你视为敌人。碌碌无为者是危险的，如同我对你说的那样，而且还是有报复心的，小心……”

圣奥古斯丁再也没有时间嘟囔了。彼得消失了，嗓音消失了，幽灵带着它的魔法搬走去了虚空。

***

即便是在虚空中，幽灵依然还在发送着谜语、假设和圈套。

剩下单独一人时，圣奥古斯丁还在回顾。那位成了读者和作者的篮球手，难道真的可能没听说过博尔赫斯的著名小说吗？很难相信。露肯定对他讲过嫌疑者的阁楼的故事，有嫌疑的童话就是在那里开始的。她肯定提到过那天晚上，帕拉德争论着博尔赫斯的平行世界。假如她，向来谨慎和忠实的露，避免了抒情的追溯，那加什帕尔肯定会通过帕拉德听说这个故事。他们曾久久地谈论迪玛，博尔赫斯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参照，迪玛和帕拉德发表了关于那位布宜诺斯艾利斯盲人的阐释。

当加什帕尔讲述他跟帕拉德在一起的那些夜晚时，他从来就不提博尔赫斯的名字！没有任何影射，也没有丝毫隐喻，什么都没有！博尔赫斯也没有出现在关于迪玛的文章中。那时候，他已经准备了面具与引文的游戏了吗？在一段小小的间隙中被迪玛的问题和帕拉德的怪僻所振奋，他已经准备了，那时候，他未来的嬉戏吗？一封威胁信！让我们严肃点嘛，罪人们并不需要从深奥的书本中为弱智者摘录引文。天使不写书。而这，又是什么，小小的玩世不恭者？他们不写书，因此也不会从书中摘引威胁。戈拉在帕特里克与彼得会面记录稿中找到了这一格言，再一次，他对这个小丑无懈可击的词语极为惊讶。

这个篮球手，在共产党人大卫·加什帕尔的家庭中，在红色时代的共产主义学校中长大，怎么又会对一张用《纽约时报》的文章片断构成的明信片作那么深奥的思辨？

戈拉教授坚信，彼得已经厌倦了新世界的新事物，他已经给不负责任带来了一股青春气息。从一开始，他就宣布，他已经把他的死亡游戏输送到了一片外国土地上，现在，他为我们演奏起威胁的夜曲。

他为这可笑的闹剧浪费了一些时间，他很想亲自打电话给警察，向他们说，他的一个来自东欧的好朋友，前来避难不久，受到了死亡威胁，在这里，在自由国家。

眼下他正努力撰写悼文中的必要段落。

***

死后的生活只是一篇悲惨的悼文，戈拉教授说。按照万物虚空图而作的万物虚空图自有其写手，其职业者，其中介，其顾客，有巨大的档案室，有极大的广告公司。任何一个有始有终的故事都是一篇祷文。

Because of the short time between the notification of a death and the next publication deadline…[77]由于死亡公告到达和下一期出版最后期限之间间隔时间很短，很多通讯社备有现成的悼文，只需在适合的时间把它改一改就成。

途经这一世界的最后认可，不可能是简明扼要的和形式上的。真相同样也是想象和可能性的真相，现实不仅仅只是事实的现实，而且也是假设和谜语的现实，是缺失的和到期的机会，跟唯一一个人一起到期。

他查阅了如何撰写悼文的教科书，“如何知道”丛书，它不仅教你园艺、婚礼、安装电器、糖尿病人的饮食、性生活、冬季运动，而且还不可避免地教你如何操办最后的葬礼。最后的重大事件：与女性求偶狂交配。

An obituary can be basic…[78]可以拿一份悼文当样本，介绍死者生存中为公众所熟悉的事实，但同时还可以有对其生命的一种很个性化的观点，带有能揭示人们喜爱或憎恨的那个人唯一特点的种种细节。悼文从简单的告别词，发展成持久和复杂的悼念。它可以是一个生动活泼、栩栩如生的传记故事。人们可以在国家档案馆查阅种种悼文。人们在《悼文日志》中找到千百万样本，军事的和体育的文选，英雄、骗子、避难者、冒险家、流亡者、主持人、交际花、拉皮条者、政治家、银行家、小丑、修女、魔法师、疾病者的悼文。一些简单、污秽、怪僻的生命。

悼文不是一种简单的告别词，而是写给后人的一篇纪念文。一段生命的历史，带上了这生命所包含或包含不了的一切。人们不能剔除没有实现的那些东西，他们本想成为或本想做到的那些，只因没能找到办法，没有第二次机会而遭挫折。它是别的，而不是重新回顾一下日历，它是别的，而不是日常的混乱。

他不止一次听过著名的死亡悼文组合的歌，它于八十年代末在佛罗里达发起了death metal genre[79]，他买过唱片集《死亡缘由》，编撰过关于《终结的完成》、《世界之终》、《盖棺定论》与《活埋》[80]等音碟的笔记。

“你知道，当我问彼得关于爱娃的问题时，他对我说了什么吗？”

露停了下来，他们在火车北站对面的人行道上，刚刚把中学生彼得·加什帕尔送上了前往罗马尼亚北方的列车。

“爱娃只为他而活着，而不是为她的丈夫。儿子并不那么开心，他不抗议，他不注意，只关心他的篮球。爱娃在电话里跟我讲到过她去瑟彭察墓地拜谒的事，”

在那个时代，戈拉对这样一个墓地的存在一无所知。

“瑟彭察的欢乐墓地，在马拉穆列什。墓碑上有很高的彩色图画，喜剧味的。关于死者生活的滑稽漫画和诗句。村庄的编年史作者跟踪当地居民的生活，并一一地作笔记，为的是在他们的坟墓上作一简述。彼得跟他的学校一起去瑟彭察远足过一次。”

露太过严肃地讲述了这一事件。

“回来后，他向爱娃讲述了一切。她很认真地听了，整整一星期里没跟他说过一句话。死亡不是喜剧，她说。我问了彼得关于他母亲的问题。他回答说，自从有一天爱娃说到，他们从集中营出来后不是回到了自己家，而是来到了一个墓地，这之后，大卫便禁止他们涉及死亡的话题。”

In recent years， a new journalistic genre has developed: the obituary as entertainment[81]。

不是entertainment[82]，又是什么？

广告，引诱，消遣。商品应该具有吸引力：无论是书籍、胡萝卜，还是鞋子。不然，人们就不会买，它们会腐烂，会消失。我购买，故我存在，我出卖自己，为了购买。假如我不卖，我就一文不值。悼文证明我生存过！假如没有人对此感兴趣，那我就没有存在过。我不存在，因为我没有存在过。

It’s a new industry， a cavalcade of performers and healers…[83]这是一个新的产业，一系列的转译者、治疗师、老单身汉、间谍、杂技演员、体育或电影或爵士乐明星、怪僻者、杀手、官僚。东拉西扯的插曲式的产品，带着一种不知羞耻的直爽，令人激动，而且，很自然地，供人消遣。

人们不再实践“de mortuis nil nisi bonum”[84]。

消遣，没了偏见和禁忌，童稚化。教授，这有什么不好的吗？有什么不好的吗？教授心里问。

戈拉微笑，疲惫，想入非非，抚摩着放在他再三犹豫而没能打开的卷宗上的蓝手套。

宽大而又轻柔的绿色丝绸长裤。透明的衬衣，没有袖子。赤脚穿着只由一条皮带制成的凉鞋。露，苍白的安达卢西亚女人。紧张的目光，紧张的期待。她甩掉她的凉鞋，脱下她的长裤，她小小的内裤，不比一片枯叶更大。灿烂的胸脯，闪光的肚子，长胳膊长腿，通了电一般。辉煌的一刻，辉煌的青春。她打开酒瓶，往杯子里倒酒。水晶的叮当声。桌子上，覆盆子，樱桃，葡萄酒。她在那里，她远远的，在棵棵大树的绿色中。

她精心地给蔬菜去皮，身穿一件轻柔的麻布短上衣。红色，黄色，白色。然后，她洗鱼，水果。她戴着细巧的橡胶手套，像个外科医生。白色，黄色，蓝色。她小心地切蔬菜，一块又一块。她庆贺丝绸的早上，活人愉快的陶醉。她渴望白天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她喜爱它所包藏的具体和神圣。浓缩与感官。

古老的春药。戈拉瞧着森林，还时不时地朝展现着白天之不幸的屏幕瞥去一眼。有时，他便靠在扶手椅的靠背上，一只手捂住眼睛，渴望放松一下。

宽大而精细的长裤，麻布短上衣，透明。凉鞋，赤脚。他又站起来，惊愕地看到他那皱巴巴的老皮肤。干瘪的躯体，纸莎草纸一般的皮肤，白头发像雪一般，又像死人的裹尸布。一条长舌头，迅速的，两只长长的手，苍白的，干枯的，两只长长的脚，干巴巴的：发出哭丧声的骨架子，人一碰就碎成细屑：一堆灰尘。

她甩掉她的凉鞋，脱下她的长裤，她那如一片枯叶的小小的、细巧的内裤。枯萎的胸脯，肚子上发蓝的皮肤，衰老的大腿，裸露在一丛白色卷毛下的阴唇。她把你的手抓在她长长的、细细的、满是皱纹的手中。她把它捏成一个拳头，把拳头探入巢穴，呻吟着。眼睫毛在颤抖，如同她的嗓音。一记短促的叫声，猫头鹰的。

她打开绿色瓶子的瓶塞，给杯子倒上酒。往昔的叮当声。覆盆子，樱桃，葡萄酒。她把樱桃贴到垂死者的唇上，她小心翼翼地把它塞进他的嘴里。更深些，再深些。苦涩的手指头，衰老的。

“你的青春，是怎样的？”她问道。“你开始得很晚，是吗？”

一眨眼，她迷失在了种种大树的绿色中。目光闪闪。

“哦！是的，我也是。很晚，太晚。我很遗憾，是的，我很遗憾。”嘴唇舔，牙齿咬，舌头抚慰。凡人被引向内部，深层，目光贪婪，瘦削、老弱的肉体，一阵疲惫的呻吟，一种号叫。饥饿与厌腻，与死亡的交媾。

古老的幻想。时不时地，他朝蓝色的小屏幕抬起眼睛：象棋手擦了擦脑门，他那毛茸茸的大手上空空如也。看不到对手，只看到红绿相间的棋盘。红队和绿队。王，后，马，象，车，兵。

秃顶的骠骑兵，黑黑的小胡子，掌控红色的棋子；他用食指触摸后的冠冕，他停下来，思考着，瞧了瞧战场，有些惊讶。王国不再是黑白的，而是彩色的，仿佛这是超级多彩的世纪所要求的。他抬起手，放到自己的脑门上，搔着头顶，皱了皱眉头，一边，另一边。右手抓住了一个彩色的铁皮罐，那上面，人们能读到白色的大字母写的可口可乐字样。彼得闪耀着光芒，仿佛面对着一个来自天上的符号。

戈拉也微微一笑，醒了。发涩的饮料从铁皮罐中流到了狭窄的大玻璃杯中。冒泡，冰冷、清爽，一种酏剂。拯救。

他还在喝。请消费这有拯救功能的饮料吧！拯救。它保存了记忆，巩固了现在，否定了未来、年岁和悼文。

桌子上，是那份卷宗。桌子边沿，往昔的手套。

***

面色苍白，胡子拉碴，明显睡眠不足，彼得·加什帕尔教授似乎准备接受罪人的角色，他，这个受迫害者，诉冤者。目光，音调，以及新的会见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一切都肯定了这一改变。对话进展得完全不同。彼得一脸疲惫和麻木的神色，被一个他准备承认的错误击倒，被厌倦，被忧郁。但几分钟之后，程序有变：他把他的大手放在桌子上，就在警察的大手前。他抬起手。食指指着放在桌上的两本书。他低声宣布道：

“我找到了引文和作者。”

桌子上，有一册书，封面带彩色的条纹。分连续三行印着金色的字母，是题目：《杜-撰-集》。它的边上，另一册书。黑白的闪亮封面。《迷宫》，Selected Stories & Other Writings by Jorge Luis Borges[85].

帕特里克写着什么。他不抬眼，俯身在他螺旋线装订的笔记本上。他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把它从他那很旧的大皮包中拿出来。这一次，他在写。又一次，他观察了伪装成告发人的嫌疑人，然后，很奇怪，开始写了起来。

左手放在书上，他抄写起出版社的名称，出版年份。他从桌子上拿过一张纸来，裁成两半，每本书里都插一张，作为书签，就插在《死亡与罗盘》开始的那一页。第一本书在第129页，第二本书在第76页。

“阿根廷人，你说的是他吧？”

“是的，一个伟大的阿根廷作家。1899年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一个有西班牙人、英格兰人和在葡萄牙的犹太人混合血统的家庭。”

“这么说，已经死了。”

“他推迟了死亡，来等待诺贝尔奖。他把罗盘打开得尽可能的大……但死亡还是抓住了他，在他八十七岁的时候。又老又瞎。”

“他得到那奖了吗？”

“没有。奖都是一种彩票。大奖尤其是。”

他有他的运气，但报刊上曾有过攻击，说他是法西斯分子。

“他曾经是？”

“蠢话，他不可能是法西斯分子。”

“那么迪玛这个老炼金术士可能是吗？”

“人们无法比较。尽管迪玛曾受到了博尔赫斯的迷惑。恰如帕拉德。兴许还有那个以这封威胁信抬举我的狂徒。博尔赫斯也好，帕拉德也好，谁都不是法西斯分子。至于迪玛，情况很复杂，我在我的文章中解释过的。无论如何，他不是法西斯家伙。”

“就是说？”

彼得没作回答，帕特里克不再记了。他以一种敌视的神态瞧着嫌疑人，仿佛处在那样一个时刻，他第一次在门槛上露面，威风凛凛，坚定不移。那些混乱不堪的智力诡计增加了他的疑惑。令人厌烦的离题话，这在帕特里克的目光中就能读出。他翻阅着书本，东挑一行，西挑一句，为句子的模糊所气恼。

“这是个侦探故事吗？”

“可以这么认为。男主人公是个私人侦探。要说女主人公嘛，则是死神。一个很有逻辑头脑的家伙，使用一个指南针、一把直角尺和一个罗盘。”

帕特里克有些恼火，似乎就要掏出手枪来，为了摆脱这个装腔作势者的句子。.

“罗伦特。夏拉赫。这些名字都是谁的啊？”

“我不知道。北欧人。一个故事中的名字。”

“那引文，在哪里？”

“第141页：‘The next time I kill you’，夏拉赫说，‘I promise you the labyrinth made of a single straight line which is invisible and everlasting.’[86]He stepped back a few paces. Then， very carefully， he fired.[87]在另一本书中，第87页：‘The next time I kill you’, replied Scharlach,‘I promise you that labyrinth consisting of a single line which is invisible and inceasing.’He moved back a few steps. Then, very carefully, he fired.[88]我的杀手用的是第一本书。出版于纽约，格罗夫出版公司。他满足于剪除名词前的冠词。Next time，而不是the next time。你的同事，地警[89]，说得有道理。”

“地警，哪个地警？”

“吉姆·史密斯先生，当地警察：地警。他说应该写成the next time，因此，发信人应该是个外国人。他拿了明信片，寄给了华盛顿的调查实验室。分析指纹。有没有什么结果？”

“我不认为。它会拖上一段时间。实验室的活儿都满了。”

“很显然。在自由国家，罪行是自由的一种形式。我的杀手书写得正确与否，这就无关紧要了。”

“杀手？”

“那人就是这样自我介绍的。外国人。”

“外国人？”

“这正是吉姆·史密斯先生所说的。得写成the next time和I will kill you。”

帕特里克微微一笑。当地警察并没有比他正讯问的教授给他更多的信任感。

“十代美国人以来，总有人不能正确地书写。”

他又瞧了一次，很坚定地，他面前的外国人。

“我能拿走这些书吗？实际上，只拿第一本，格罗夫出版公司的那一本。”

“当然。”

“好的。我要去读一读这个故事。我不认为我会从中发现什么，除了那引文。文本中还有什么别的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吗？”

“面具的节日。”

“那是什么？”

“第一页上，就提到了马塞尔·雅莫林斯基博士。来自波多利斯克参加国际犹太教法典代表大会的代表。波多利斯克是东欧的一个地名。犹太教法典是……你兴许知道的。”

帕特里克·莫菲不出声。他的黑眼睛变得更黑了。拉里八号知道还是不知道，很难猜测。

“雅莫林斯基忍受了三年战争生活，在喀尔巴阡山。我家乡的山，老头子迪玛和他的弟子帕拉德-波特兰的家乡。故事讲到，第三桩罪行发生在二月，阿根廷狂欢节的月份。而威胁信到达学院时也是二月份。一个月前，兴许还更早些。而现在，已经是犹太狂欢节的前夕了。”

“犹太狂欢节？”

“是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犹太故事。三个被害人都是犹太人。作者心中总是惦挂着古老的犹太经典，旧约典籍。还有……”

加什帕尔掏他的左衣兜，然后又掏右衣兜，最后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小纸，把它展平。

“《Sefer Yetzirah》，即‘创世之书’，六世纪时写于叙利亚或巴勒斯坦……而加利利地方的总督……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帕特里克挠了挠脑袋，彼得继续说。

“普珥日是一个欢快的节日，以它的面具。尤其对孩子们来说是如此。”

在博尔赫斯的故事中，狂欢节宣告了罪行。

惊愕显示出了它的好处，警察有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

“这个作家，他叫什么名字……”

“博尔赫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他属于课堂上教的那些作家吗？”

“不。或者，只是在graduate studies[90]，在某个大学里。但我们这里的某些大学生听说过他，我敢保证。”

“你在课程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吗？”

“从来没有。我想，没有过。我没有任何理由提到他。”

帕特里克抓起了电话。

“唐夫人吗？请你查一查，我们学校是不是开过一门关于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课，最近三年里。”

这一次，他把罪人的名字念得极其准确。

“是的，我要开课教授的名字，还有听课学生的名单。”

帕特里克放下听筒，站在那里。他没有伸手，只是咕哝了一句：

“我会打电话给你的。假如有什么情况，你就通知简妮芙好了。”

体内的手雷。隐藏的肿瘤，毒素之球。封闭在内中的死神，准备好要爆炸。延期，延期，肥胖的肉体喃喃道。镜子中的漫画，床前的，引人同情：鼓胀的肚子，满是腐败物，大秃瓢，苍白的厚嘴唇，凝胶状的眼皮。

我配不上这番努力，哦，万能者，受惩罚者嗫嚅道。那将是一个可笑的胜利。最美好者，推迟那执行吧。

半小时后，胖子彼得·加什帕尔不再要求一种延期，而是一种求助。大风中，树木披散开它们那粗糙的发辫，黑暗在前行，流动，围绕着他和森林。真是一座黑夜的法庭，他恳求着它的宽容。他听到了夜晚的窃窃私语，狡猾的呻吟。他围绕着木屋子打转转，他没有丝毫渴望想返回他的樊笼。威胁不怎么让他愤怒，远不如跟在他后面的那些人。他既不喜欢殉道者也不喜欢英雄，他憎恶牺牲者的角色。他更喜欢一种平庸的死亡，毫无悲剧可言。疾病，自杀。平常性或事故的表面。他很难游手好闲地溜达。在流亡中，他的躯体舒张了。困惑、失眠和狼吞虎咽。

黑夜重又发出围捕的声响。瘦骨嶙峋的黑影，塞住了耳朵，只为别听到狗吠声，堵住了眼眶，只为别看到岗哨的探灯。冷得和怕得在条纹制服中颤抖，相对于瘦削的身子，衣服实在太大，剃光的头，苍白，爱娃·基施纳会在那里。

布宜诺斯艾利斯盲人的信息刺激了大群的神经官能症病人。

彼得迈开方步，围着木屋转圈。他不熟悉凝定于等待中的森林和木屋。他试图控制自己的呼吸。他深深地吸气，屏住气，一，二，五，尽可能地长时间，慢慢地吐气，很慢，很均匀地，像他吸气时那样，一，四，慢慢地，尽可能地慢。

门前，死神。一个头发金色带灰的笑盈盈的女士，长了猛兽般的獠牙。黑长裙。手里一张纸。判决。法令。

“你是……你住在这里吗？”

彼得瞧着她，惊愕万分，迟迟没有回答。不，女杀手不带任何武器，只有法令。

“请原谅，但……请多多原谅，这里有个小小的通知，”女巫嘟囔道。“请原谅……我已经来过了。你不在家。”

彼得瞧着她，哑巴，很高兴当时不在家。

“我已经来过了，你不在家，我留了一张字条。加蒂诺。关于加蒂诺。这可怜的瞎子。”

是的，这家伙一个月前收到过字条。瞎子拉丁猫，可怕的信息。

“它六岁。灰毛，一只眼睛瞎了。有一种呼吸道炎症。你看见它了吗？你有没有在附近偶然见过它？它毛很短。腼腆，很腼腆，得叫它的名字，轻轻地叫，用一种温柔的声音。加蒂—加蒂—加蒂诺，普嘶，普嘶，加—蒂。”

她亮出那只猫的照片，一只眼睛是白的，瞎了。老女人温柔地微笑，露出她满口的獠牙。

“是的，是的，夫人，我发现字条贴在门上。我没有看见那孤儿。我是说，那流浪儿。我答应你，当然，我知道电话号。两个号码。你的，海伦娜，还有你兄弟的，斯蒂夫。是的，我有的。我会打电话的。”

当然，我会打电话的。

天空阴沉下来。背景变得哑默。哑默并生动，他也一样，这迷惘的人。他忘记了自杀和忧郁。被加蒂诺的故事所困扰。加蒂诺，一个意大利名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一道目光朝向难以辨认的天空，一道目光朝向脚前的大地，铺盖了一层树叶和昆虫的毯子。他深深地吸气，慢慢地吐气，小口小口地。

车灯把他夹紧在两道光束之间，汽车停在了木棚屋面前。简妮芙！优雅的“女保安”，穿阿玛尼牌的风雨衣，戴迪奥牌的围巾，风之色。她下了车，欢快地微笑着。

“你在散步吗？这对睡眠很有好处，很好。我们进去吧？”

优雅的越南女人不知道房间的混乱。

“我带来了学生名单。有过一门关于博尔赫斯的课！两年前。一个西班牙女教授开的。我带来了学生名单。我们把每个学生的笔迹跟明信片作一下对照。问题是要知道，他们中是不是有人做过你的学生。”

教授浏览着名单。

“不，我不认为。没有任何我熟悉的名字。我会证实的。明天，在注册处。”

J.T.走了，名单留在桌上。塔拉不在名单上。他回想不起来眼前的任何一个名字。杀害帕拉德的人会把杀手安插进大学生中吗？没有必要的，他可以悄悄潜入校园，看准隐士的小木屋，找准他回家的时间，微笑着从灌木丛中窜出来，稳稳地开上四枪，为了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罗盘上的四个罪行。或者重复帕拉德的剧情：上了两小时课之后，加什帕尔教授皱着眉头，匆匆赶往厕所，他的膀胱想起了自己的权利。陌生人进入到隔壁那一间里。多年来，教授一直有尿湿裤子的危险。他避免使用小便池。他进入了马桶间，脱下裤子。站在马桶前，他轻声呻吟，因为撒尿时的灼热感。

死神的使者爬上隔壁小间的马桶，算准了牺牲者的时间。这比对付那个可怜的帕拉德要简单多了：他瞄准站着的牺牲者，而不是坐着的。有所不同的木屋也同样很简单。钥匙很容易复制。游荡者的失眠和噩梦有利于杀手。凌晨两点钟，加什帕尔正在神经官能症的尽情发作中，三点钟，拂晓时，他骑上了一头象，象鼻子把天空眼泪的沉重波浪洒向大地。电影爱好者在屏幕上观察侵犯者的逼近，他把小小的闪亮玩具在手指头中翻来翻去，尖头对准该死的人。谋杀的轨迹：看不见的迷宫：永恒。

彼得微笑了。他微笑着睡着了。J.T.留下的纸在宽阔的胸脯上颤抖。他深深地呼气吸气，微微打起了呼噜，像是一只疲劳的胖小鸡。

在他胸膛上，是上博尔赫斯那门课的学生名单。一面细巧的白色盾牌。

***

“我们有了一个嫌疑人。我们对照了明信片上的笔迹和听博尔赫斯的那门课的学生的笔迹。有一个嫌疑人。”

“文字是用打字机打的。”

“但收信人的姓名是手写的。同样，还有地址。”

“这么说？”

“嫌疑人在加利福尼亚。他可能是波兰人。他是奖学金生，学的是政治学，是学院出版的《政治研究》的主编。非常聪明，非常有教养，非常会交际。”

“非常，非常，非常。他叫什么？”

J.T.拼读了放在她办公桌上那张纸上的名字。

“E-rast。艾拉斯特。Lo-jew-ski。艾拉斯特·洛耶夫斯基。洛耶夫斯基。父母是波兰人，无疑。他今年毕业。”

J.T.很满意，她出手很快，她的化妆再适当不过了。

“你调查了他？”

“我们不能。我们把待确认的材料寄给了华盛顿的实验室。如果结果是肯定的，我们将要求检察官下令讯问他。”

加什帕尔温柔地微微一笑。拜占庭社会主义使他不太习惯于如此的谨慎。野蛮人，我从这笼子出来时是个野蛮人。被俘者和监视者都把我看成是一个自由派小丑，自由的思想家，应该驱逐到自由的丛林中去。我是奴隶，跟所有其他人一样，带着一种奴隶的思维。更为摇摆，兴许，渴望逃逸。尽管如此，还是一个野蛮人，一个野蛮人。

“你们监视了他？”

“我们没被准许。要等到实验室的结果出来。假如监视他，你是不是会感到更安全呢？”

“怎么说呢……是的。我将更放心。昨天晚上，我没在家里睡觉。”

“你在哪里睡的觉？”

“在一家汽车旅馆。国道边，离学院不远。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载我去最近的汽车旅馆。早上，又让出租车载我回来。”

“汽车旅馆不是很靠得住的地方。”

“我知道，美国电影我看得也足够多了。”

“你本来可以给我来个电话的，我们会找到别的办法。”

“我幸存了下来，我在这里。得到追踪者和保护者的尊重。多么的紧张！我没有时间厌烦。”

当天下午，J.T.穿了一身新的下午装，来告诉他，他不是警告信的唯一一个收信人！另两个教授也收到了同样的信。不，她不能披露他们的姓名。消息来自教授食堂中的一番谈话，保卫部门恰好认识他们。反正，她，唐夫人，认识他们，而且不完全是出于偶然。

其中一封信完全是手写的！字迹很像其他信上的，很像艾拉斯特·洛耶夫斯基的笔迹。反面，就不再有冬宫博物馆的形象了，但是，有一张阿拉法特的照片和一张皮诺切特的照片，依然来源于《纽约时报》。

两个美国教授没有报告行政部门。这张明信片很像一个游戏：没必要把它看得很严重。那个东欧人是不是被一些幻觉和一些想象的恐怖缠住了？这个美国籍越南女人是这样假设的吗？彼得·加什帕尔教授有没有尝试过说服拉里一号，水手教务长，还有沉默寡言的越南女人J.T.，说这一威胁是一个闹剧？

这一安慰人的消息没有给他带来慰藉。如果说有很多同样的信，那就是说，他不是唯一的目标。发信人不一定是一个同胞，迪玛的崇拜者和杀害帕拉德的凶手。但这可能会是一种简单的钳制，为的是平息牺牲者，并让警察犯错。

“加什帕尔教授吗？我是吉尔贝特。安特奥斯·吉尔贝特教授。教拉丁语、希腊语和古代历史的。我听说你收到了一封信。威胁信。”

是吗？塔拉的教授！塔拉的信？是的，以前，她曾经很有威胁性，以她的方式。

加什帕尔及时地明白了，他说的是另一封信。

“我也是，我也收到了一封，”希腊人耐心地继续道。

“我不知道啊。”

“你不可能知道的。那些警察机器人彼此间根本就不通气。他们有三个层次。联邦、州和当地。当地警察，就是地警，并不跟联邦调查局通消息。而他们，他们也根本不搭理州警察和地方警察。每个人都抱定了他自己的职业骄傲！我去过了州警察局。纽约州的。就在发现了那封信的当天晚上。瓦丽娅，我妻子，当时就吓坏了。必须立即前往警察局，把信拿给他们看。瓦丽娅是俄罗斯人……”

“我不知道。我看不出……”

有很多事情他都不知道，这位加什帕尔教授，很多事情他今天都看不清，他被那些看不见的谜迷住了眼。

“有的，有的，这里有一种联系。科索沃，塞尔维亚人。车臣。你明白吗？”

听者不明白，但他不着急，他在等。

“瓦丽娅担心这是一种来自伊斯兰的威胁。因为俄罗斯在车臣的镇压，或者俄罗斯人对在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的支持。”

这位东欧人很熟悉该地区的复杂性。他艰难地恢复了喘气。人们窒息在这些消息底下，这又是一种新形式的厌烦。没必要在唐夫人面前夸口，他没时间厌烦。事件的稀缺和泛滥有着同样的效果。

“发生了什么？警察局里发生了什么？”

“我跟一个叫马丁的先生说了。我讲述了一切，我把明信片给他看了。好几个小时中，他一直引诱我透露新情况。他让我申诉。我做了。到午夜我才出来。”

“你破译了引文吗？他们有没有对你说那是哪个作者的话？”

“什么引文？那句荒唐的话吗？迷宫？由一根直线构成的迷宫！看不见的，不断的？一下子！下一次，我一下子就打死你……一句引语？我没有半点概念。我不认为，它也并不重要。让警察感兴趣的不是它。我对他们说了是谁写的明信片。”

“是谁？你知道？你怎么知道的？怎么可能？”

“是一个女大学生。听我课的一个女学生。我认识她的笔迹。”

“塔拉？塔拉·内尔森吗？”

“塔拉·内尔森？不，根本不是！一个外国女学生。”

“外国学生？从哪里来的？”

“萨拉热窝。她带着一笔奖学金来这里留学。戴斯特。她叫戴斯特。她在明信片上用一个字母D.签名，戴斯特。”

“萨拉热窝？你认出了笔迹？怎么，怎么？一些词是手写的……这可不容易啊。”

“在上课前她给我寄过一些小字条。她问过我参考文献、建议什么的。我相信认出了笔迹，但我不敢确定。再说我也不想知道。我让警方去决定是否申诉，他们只需要自己去动脑子好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见面。”

“什么见面？”

“在图书馆的见面。大约一个星期后，就在图书馆。戴斯特在电脑前忙。我走近她。我问她在干什么。她指电脑给我看。她在打印一份稿子。我都看傻了。我们熟悉的文本。我对她说我收到了信！啊，是吗，你收到了啊！很好，我很高兴！她笑了。她的笑是不可抗拒的。”

“她给了你一个解释吗？你有没有明白她想要做什么？”

“我问她我是不是唯一的收件人。根本不是。四十个。四十封信！寄往美国各地。我对她解释说，这样的事是要受法律惩罚的。她听了很是惊讶。惊讶，同时又开心。老实人。这个姑娘可真令人着迷。天真无辜，但又有嘲讽味。充满了魅力。”

加什帕尔教授根本没想到，他居然听到了那么多的事，他没有别的问题。

“我想知道她是如何选择收信人的。有意思的人！这就是她的标准。她就是这样说的。老实人。”

“她不认识我，我没有见过她。”

“她无疑得知了什么。通过你刊登在学院资料中的履历，或者通过大学生。只有四封信寄给我们学院的人！仅此而已。很少，得承认这一点……谁知道那些信她都寄往了哪里，寄给了谁。我对你说过我不得不报了警。警察？警察跟这又有什么相干的？我对她解释说，人们实在不知道这样的游戏会闹出什么结果来。她很诧异。然而，实际上，她就想这样做，我对你说的，她很令人着迷。”

“那么，是什么呢？她要干什么呢？”

“一个展览！一个艺术计划，一种概念装置。Installation，人们现在这样说。关于拜占庭帝国的某种东西。我不太明白，对它不感兴趣。晚上，我给警察局打了电话。”

“你告发了那个天真的女人。”

“正相反，我收回了我的申诉。”

“收回？你不是对我说过，最终，你把那人的名字告诉了警察……”

“最终，是的，但那时没有。那时，我收回了申诉。”

“为什么？女学生代表了拜占庭帝国。恰恰是你妻子瓦丽娅怀疑……”

“无稽之谈。戴斯特不是一个宣传家。也不是一个恐怖分子。她没反对俄罗斯人什么。加什帕尔教授，你可知道一个又秃顶又肥胖的老男人的感觉吗，当他面对一个光彩照人的年轻姑娘时？你知道吗？”

加什帕尔先生知道，并且不吭声。

“我们不认识，而我却在这里叽里呱啦地乱说……我向你提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对不起！但是回头来说这封荒诞的信，还有戴斯特，那么……怎么说呢，我收回我的申诉。没什么能认定她得遭受荒谬的调查。”

“一个老男人面对一个年轻女郎？”彼得·加什帕尔先生突然高声地自问道。“失望？是不是？从腼腆到失望，再到复仇，只有一步……你变了主意，然后又再变。最终，你告发了她，不是吗？”

希腊人吉尔贝特·安特奥斯碰上了一个巴尔干邻居，他渴望神侃一阵，这意味着整个故事已经结束。Happy end, Hollywood, everything can be fixed[91]。彼得没有理由不耐烦，人们给了他一个圆满的结局，只有一个像他那样可笑的人值得拥有如此的礼物。他喘了口气，被侮辱的大象喘了口气。

“一个月，教授，已经过去一个月了！联邦调查局不联系地警，地警不联系其他人。一个月期间，他们完全忽略了对方！我收回了我的申诉，马丁先生给我打了电话。他问了寄明信片的那人的名字。为什么把他的名字给你，我已经收回了申诉，案子结束了。是一个玩笑，我对你说，一个愚蠢的玩笑，我收回的申诉。警官马丁有些恼火。你不是唯一的相关者！他叫嚷道。还有别的人，这会有好戏看的。把他的名字给我，不然我就把你抓起来。跟威胁信同样傻的威胁。怎么，要抓我？我们又不是在北朝鲜，在伊朗或伊拉克。Axes of Evil[92]。也不是在萨拉热窝，在沙特阿拉伯！但我最终还是让步了。”

“你把名字给了他们？”

“不，我没有给他们。我拒绝了。我不断地拒绝。瓦丽娅很是绝望。你知道移民是怎么样的，对警察总是害怕。我坚持我的拒绝。但是最终，我答应马丁把那个人送上。他相信了我的话，不再烦我。我得说服戴斯特前去自首。”

老男人面对年轻女郎，彼得嘟囔道。迷人的，不可抗拒的。又胖又老的男人面对迷人的年轻女郎。青春真是不可抗拒，不是吗？加什帕尔对着听筒自问。

“我对戴斯特解释说，事情现在闹大了。不再有延期的可能。她得去一趟警察局把一切说清楚，证明她的清白。她的审问持续了八个小时。我打电话给你可不是为了说这个的。”

啊！炸弹还没有爆炸，饶舌只引起了震惊。加什帕尔弯起膝盖，准备忍受新的一击。

“我是替戴斯特给你打电话的。她想请你原谅她。她不敢。她让我告诉你所发生的事。”

“好的，好的，当然好的，”彼得说，气有些短。“人们什么时候弄清楚的这故事？她什么时候去的警察局？”

“大约十天前。最终他们通知了学院。不是联邦调查局的警察，而是学院。他们什么都没猜到。我不喜欢唐夫人，她到处探听，于是，我什么都没告诉她。新的告诫。在教务长那里，院长那里。可怜的姑娘最终明白了，在玩笑的国度，人们是不开玩笑的。她给你写信，寄到了你住的一个旅馆。院长请她给你写信请求原谅。她就给你写了信。你好像什么都还没有收到？”

不，教授只收到了迷宫般的警告，关于那不断的和看不见的打击。十天？可怜的小戴斯特……十天来，她就一直在自责？这段时间里，大象加什帕尔身上发生了什么？他只回想起黑夜。紧张的。除了一种转瞬即逝的紧张，一个游荡者无法期望任何别的。白天和黑夜曾是那么的紧张，而且转瞬即逝，就这样！他实在回想不起什么大事，他不再想知道是什么时候，又是如何，他对简妮芙·唐、拉里一号、拉里八号和塔拉都说了，还对航海者教务长也说了，而且，得很快地忘记这一切，抹除它，仿佛它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半个小时后，那男人，并非真的那么老，当然是又胖又秃顶，跟迷人的女杀手通了电话。这，他一定会回想起来的。他决定什么都不忘记，去告诉博学的戈拉这一滑稽的即兴喜剧，圣奥古斯丁会很快找到跟书本的联系，陶醉于这一闹剧的结论。

一种不可抗拒的嗓音，一个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嗓音的女孩，古代问题专家说得对。女杀手想邀请加什帕尔教授吃一顿dinner[93]，好好地聊一聊。或者不如说，要为他准备一顿特殊的晚饭。巴尔干饭菜。加什帕尔教授先生有没有一个厨房？嗯！是的，可以安排好的。好极了，她来负责一切。只需告诉她，她什么时候可以带着烹调用的东西前往。她更喜欢不打扰他。就是说，在他不在的时候来做菜。

嗯！是的，可以安排好的，为什么不呢，加什帕尔喃喃道。

还有别的，很重要，孩子补充道。控制饮食。教授是不是在实施某种饮食控制法？恰恰是因为她不愿意……你明白，不是吗？是的，大象明白并流汗，被这新的一击打昏。又胖又秃顶的老男人怎么能跟一个迷人的女郎奢谈控制饮食，怎么能？让他承认现实：每天早上，他身上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疼，有时在夜里，有时候在上课时，胃炎，结肠炎，溃疡，痔疮，肾结石，他能跟那萨拉热窝女郎谈的，就是这些东西吗？萨拉热窝，这牺牲之城？

戴斯特等着，迷人的嗓音给出了一个迷人的停顿。人们只听到她呼吸的和风。半透明的呼吸，一个仲夏夜之梦。

“怎么，你说什么来着？”

“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有，”大象呻吟道，“什么都没有。”

“这么说，什么都没有。不控制饮食！太好了！”家庭主妇如获大胜地决定道。“再见，再见！”

加什帕尔教授听到了摩根仙女[94]翅膀的扑嗒扑嗒声。

当天下午，他在小木屋的门下逢道里发现了一个天蓝色的大信封，上面写着名字，是萨拉热窝美人鱼的细巧笔迹。信封内，有几张打了字的纸页。

Dear President Avakian，

Following our meeting in your office…[95]在你办公室的那次有教务长先生和唐夫人一起参加的见面之后，我给加什帕尔教授寄去了一封新的信。我重新改写了我的上一封信。我附上了它的附件。我觉得奇怪的是，以前的信，加什帕尔教授连一封都没收到过。

这封信我是通过快件寄的。如我对你说的那样，我完全无意制造误会和不便。我感谢你帮助我平息了已经引起的紧张。

祝好，

戴斯特·奥纳尔

另外还有一封信，写在蓝纸上。

Dear Professor Gapar，

This is the third letter I am writing regarding…[96]这已经是我给你写的第三封信了，涉及我那不幸的艺术计划，Babylon Lottery[97]装置。我很遗憾让你担忧了。第一封信，寄往校园中的地址，只包含一些道歉的话。在我跟阿瓦建院长以及简妮芙·唐夫人谈话时，我明白到，这封信你并没有收到。第二封信寄往了你和你妻子所住的旅馆。阿瓦建院长告诉我，这封信你也同样没有收到。在此我特地附上那封信的复件，还有我的计划建议。

顺致我深深的敬意，

戴斯特·奥纳尔

上一封信，用别针夹着。雪白的纸，如处女的灵魂。

亲爱的加什帕尔先生：

在准备一种叫巴比伦彩票的艺术装置时，我曾经给你，同时也给其他一些知识分子、记者、艺术家、作家、教授、政治家，寄过一个由我精心制作的明信片，里面包括一段从J.L.博尔赫斯的《死亡与罗盘》中引用的片断：Next time I kill you, I promise you the labyrinth made of a single straight line which is invisible and everlasting[98]。我得知，某些收件人很是担忧。我没料想到一种如此的可能性。我既不想威胁，也不想吓唬任何人。我请你接受我的道歉，因为我可能给你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你十分忠诚的，

戴斯特·奥纳尔

跟这两张白色和蓝色的纸在一起的，是另外四张用打字机打了字的纸，用一根像地狱之火一般的红色回形针别着。厚厚的黄纸。

作为波斯尼亚的女公民，我的根在巴尔干，在黎巴嫩，在约旦，在埃及，在叙利亚。我橄榄色的皮肤和绿色的眼睛，给了我一个奥斯曼女人的外表，我也这样看我自己。我们这一代人常常问自己，为什么阿塔图尔克，穆斯塔法·凯末尔——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个犹太人——离开了他在萨洛尼卡的家。我在问我自己，为什么我的祖父、我的叔叔、我的姑姑们得放弃他们在斯雷布雷尼察[99]的故事。如果说柏林墙倒了，那为什么别的墙却不倒？即便它们倒了，我仍怀疑仇恨会跟着消失。仇恨总能找到其他的猎物。尽管多少个世纪以来他们喝的是同样的咖啡，又黑又苦，吃的是同样的羊肉，一起忍受现代世界的残暴，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什叶派和逊尼派，他们吃同样的咸奶酪，在他们孩子的血液中灌输进他们传统的仇恨。仇恨的尊严！时候已到，至少我们，奥斯曼人，确定了我们的失败。巴比伦彩票装置将阐明这一定论。我借用了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文本，他对明信片和迷宫的迷恋。一个由包厢和明信片构成的迷宫，相互连在一起，各自又都独立。第一个大厅的红墙代表了荣耀、英勇、仇恨。李子烧酒和梅子酒的酒瓶，装饰有弯月的杯子，则是被现代主义所侵犯的民族的酒瓶和杯子。

电话。像是触了电，加什帕尔手中的纸页掉了下来。他拿起听筒，听筒掉下来，然后又抓住。

“你听到了吗？你肯定听到了。戴斯特小姐！说多种语言的女人，世界主义者。她还没有提词。连一声低语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对她的艺术大阴谋绝对一无所知。”

“你认识戴斯特吗？戴斯特·奥纳尔。”

“我认识她吗？她是我的同室同学！由于她的关系，我都不愿夜里缺席，以免唤醒她的怀疑。她妨碍了我帮流亡者彼得·加什帕尔减轻失眠。流亡，流亡者，我听到的总是只有这些。错位，被剥夺，死亡。而复活，自由呢？人们逃离一个地方，因为待着不舒服，不是吗？那么，为什么还有那种乡愁呢？给我解释一下，我是一个美国女人，我想弄明白。戴斯特小姐！她毫不考虑任何人，就推动了世纪的美学和政治的伟大试验！她总是问我，哪些教授最奇怪，最有趣。一些带有一个密码的人。我引她的话：一个密码！她就是这样说的。带着一个密码，她真是太对了！彼得·加什帕尔，吉尔贝特·安特奥斯，阿瓦建先生？假如真有此事，她也把威胁信寄给了贝德罗斯·阿瓦建院长？跟他有一种爱情关系？她是做得到的，我相信她什么都能做到！一个难以接近的姑娘，贪婪地渴望崇拜，渴望种种混乱关系。”

彼得忙于收拾撒在地上的纸页，没能止住她的夸夸其谈。听筒贴在耳朵上，生怕漏过一丁半点。

“没有提半个词！一个元音，一个逗号。什么都没有！奥斯曼帝国！秘密，阴谋，圈套。背信弃义是什么，亲爱的加什帕尔教授，这就是。优雅，好同学，宁静，有诱惑力，是的，是的，一种真正的快感，正是这，这个亲爱的戴斯特。东方森林的一个东方女巫，在我的床边上的床上。我的边上，先生！美国女人相信她亲眼所见，而不是看不见的迷宫。”

“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上星期的邮件中有戴斯特的一封信？”

“一封信？我不知道。有那么一大堆，我都没时间分拣。我答应你，我会去分拣的。一封女阴谋家的信？我倒要瞧瞧她有什么话要说。”

“她给我打电话了。”

“打电话？这家伙，好胆量！在干了这一切之后？”

“她说，她没意识到。她没猜想到她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她猜到了。她猜到了，请放心！她并不满足于猜到，她还挑衅。为了看一看这一挑衅会引起什么结果。为了被人看到，为了登上舞台。她等待重大的历险。她始终等待着。”

“她想解释，道歉。她提出要跟我见一面。”

“见一面？什么样的见面？在她干了这一切之后？在她对你干了这一切之后？”

“正好，她想解释一下。”

“去警察局吧！她应该去那里解释。或者上法庭。我希望你没有接受。”

“我接受了。”

沉默。没有一丝声音。愤怒，塔拉应该甩了听筒。不，她没有甩。

“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啊？你怎么能这样？在你忍受了这一切之后……她把你给迷住了？她做了什么？告诉我，告诉我，我很好奇。这巴尔干女巫，除了天真的美国小女孩，还拥有别的魔力。这个，我明白。相信我，我明白。我所不明白的是，一个经历过巴尔干的种种狂飙的男人，怎么会那么快就让步了。就这样，第一阵风吹来，第一次撩拨，他就倒下了？第一次，先生，第一次！或许，已经有了好几次谈话？好几次电话，很多次预赛？”

“不，没有过。”

巴尔干的老男人机会不错，他只有女郎的嗓音要对付，而不是她本人。他让步了，让了步，老家伙，刚喝到第一口琼浆仙液，没错，真—没—错，青春不老、永生不死的琼浆仙液。Basta[100]，了结了，我的小人儿，结束了。不，他不会再让步了，他庄严地承诺，他将抵抗，如同他曾强烈抵抗过的那样，那么长时间以来，对这美国女学生。他也将抵抗那个巴尔干女人，行了，结束了，他将抵抗，他承诺，他将抵抗。Basta。

“你说得对。我错了。此外，她给我寄来了一分书面解释。我看不出她还有什么可补充的。”

塔拉似乎并不为教授的遗憾所动。她不吭声。

“是的，我应该取消它。给她打电话，找一个借口推迟，sine die[101]。”

“你不需要什么借口。你不再需要什么借口或迷宫。”

“你说得对，”大象哀号道。

他们决定当天晚上见面。不，不要在小木屋。这一次，加什帕尔教授更希望在图书馆的快餐厅。塔拉并不惊讶，她接受了。美国的公平竞争！彼得，疲惫地，挂上了电话。他在沙发上躺下，闭上了眼睛。厌烦，亲爱的简妮芙·唐，对新事物的厌烦，它实在比空无还更压迫人。他本不应该接受跟玛塔·哈里[102]的约会，而假如他最终还是接受了，如同一个迟钝的老人，很容易上钩，去吃萨拉热窝女间谍为他准备的毒饵，他也不应该一开始就去读那计划。巴别巨塔般的纸页很是令人厌烦。一次冷水淋浴，在麻醉剂的浸泡之后。不冷，刚好温温的，平庸，抑制幻觉。摆脱诱惑的解药就在这里，在纸上，触手可及。

第二个大厅叫巴别图书馆。一个六角形的空间，博尔赫斯的逻辑关乎宇宙和数学秩序。架子，屏幕，音像作品，《公民凯恩》《大幻觉》《伊凡的童年》《摩登时代》《战舰波将金》《罗马不设防》《第七封印》《奇遇》《希腊左巴》的镜头片断。岔开的片断，在两个屏幕上。一个关于我们的历史和混乱形象的迷宫。

厌烦，麻木，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还有两边。得做点什么，无论什么，叫救护车，跑到博尔赫斯的坟墓上，打电话给戈拉。是的，把谜语的答案送给教授。圣奥古斯丁配得上这个。或者还不如打电话给戈拉的前夫人，问她波斯尼亚小姐的信是不是寄到了那个可怜的广场旅馆？或者，实际上什么信都没有？天真而贪婪，这个迷人的蜘蛛，我可爱的戴斯特？迷—人—的，是的，天真而贪—婪。哦！他喜欢这个词，他清晰地重复它：贪—婪。突然有了一个可怕的、病态的渴望，看一眼露。家庭，他唯一的家庭……他看见她，如同透过了迷雾，在往昔的神圣瞬间。他闭上又睁开眼睛，用手推开不可能。他最好还是抬眼望一望火烧一般的天空，再看一看他的同类不成功地前进在它们的高跷上，狭窄的、无限的高跷，无—限—的，母的走向公的，公的走向母的，永不靠近。细腻而透明的关节。长长的，透光的。巨大的毛茸茸的耳朵，毛—茸—茸—的。史前的象牙。墓葬的负担，烂泥般的眼泪从松弛的象鼻中流下。母象的鼻子卷起来，这弯曲着的天鹅脖。麻木的公象让它的鼻子垂向地面，朝下。

第三个大厅专为《沙之书》而设。中央，有一册大书，布的书页，复制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几代人的一些军事文献、地图、统计资料、徽章、旧报刊剪报、图表、肖像画，讣告悼文。探照灯，在天花板上，总是在书页上投射出其他的形象。没有一个来访者看到同样的一页。我演示个人和集体的历史概念。

呜呼！……他感到需要有一种消遣。消遣的急迫性。一个嗓音。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女人嗓音。不可接近的露，众多世纪以来他就再也没有听到过的嗓音。

几个小时后，将是塔拉，年轻的美国女同学，但现在，这里，马上，在电话听筒里，他需要露。兴许不，露本人兴许不会拯救他。“我需要无责任，”大象重复道，疲惫不堪。

一个不可抗拒的嗓音，这就是吉尔贝特曾经说到戴斯特的话。书页上的威严句子似乎并不是最好的辩护词。

最后的空间，一个昏暗的小间：《死亡与罗盘》，博尔赫斯最喜爱的作品。侦探罗伦特试图破解罪行的迷宫，这迷宫将把他引向死亡。探灯把谜一般的密码投射在墙上，地图、悼文、装饰、徽章、军舰、飞机。悬崖和伊甸园一般的山谷，滑雪站和度假村。现代的迷宫，地铁，以及好几百个巴别塔，一直上升到天空。一条宽阔的磷光的条幅，从大厅的一头伸到另一头：NEXT TIME I KILL YOU, I PROMISE YOU THE LABYRINTH MADE OF THE SINGLE STRAIGHT LINE WHICH IS INVISIBLE AND EVERLASTING[103]。地面上，40个信封，寄给收件人的，兴许还有他们的答复。苏丹人、美国人、俄罗斯人、黎巴嫩人、拉脱维亚人、希腊人、尼日利亚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中国人、波斯尼亚人、阿根廷人、卢旺达人、澳大利亚人、意大利人、柬埔寨人。每个人都有一份很简短的传记。一条巨大的蓝色横幅穿越过大厅。用白色的大字母写着：全世界流亡者，联合起来！

纸页在颤抖的手中抖动。厌烦得要命，他就任它们落到地上。他拨了戈拉的电话号码。长长的铃声，一记，三记。他又挂上听筒。他重新摘下听筒，再次拨号。长长的铃声，一记，三记，四记。

录音中，戈拉的嗓音请对方留下姓名和电话号码，他可以再打过来。

“一个很重要的消息，阁下。那带长镰刀的婊子嘲笑我。她把我甩了，那下流的求偶狂。她嘲笑我。死神拒绝了我，侮辱了我，让我在所有人的眼中滑稽可笑，圣奥古斯丁。她让我游荡，她根本就不想要我。她污辱我，她把我推开，像是对待一个平庸者。”

喀嗒，听筒一响。镜子里，大象奥利佛，杂技演员在挣扎，无能为力，惨遭迫害。

彼得捡起纸页，放在他的胸口上。免疫证明。疲劳，他闭上了眼睛。

***

与戴斯特的会面分三个阶段，午睡期间。

一记锣声：预定的时刻。彼得轻轻地敲那扇金门。他没等人给他开门。他用神奇的钥匙在神奇的锁眼中转动。他勇敢地走进了房间。短暂的勇敢。只一会儿。他在门槛上站定了。

女阴谋家打扫了修道士的单间，洗干净了盥洗池中的碗碟。她整理了架子上的书，地上的地毯，床上的床单。玻璃不再模糊，巨大的鞋子、巨大的靴子，以及巨大的拖鞋，全都乖乖地摆在衣帽架面前。衣服摆在自己的位置上，如在梦中一般。桌子上，干净的碟子，干净的杯子，柠檬色的餐巾，一张洁白无瑕的桌布。一个童话。红葡萄酒，黑面包。

命运扔下了骰子。不，死神并没有抛弃他。她现在登上了舞台，有意识地，为维持游戏和策略。她完善了布景，准备好了炉灶和烤箱，为致命的晚餐。美味的菜肴，如画一般，一顿拜占庭式的晚餐。完美的布景。完美的戴斯特。完美的死亡。

彼得脱下了他的羊皮里上衣，犹豫了一下，转身背向地狱，把上衣挂在衣帽架上，让背一直朝向桌子和危险。

“我去洗个手，马上就回来。”

无可挑剔的浴缸，厚毛巾放在凳子上。黄色的玻璃杯，里面有牙刷和牙膏。红色的浴衣挂在钩子上。镜子上方是小柜子。刮胡刀、除臭剂、绿瓶子的须后水，全都摆放得整整齐齐。

镜子，在盥洗池上方，闪亮，敌视。眼圈很深，颜色发蓝。

他感觉身边有一个女人的肉体，充满了欲望，它在他的睡梦中骚动，受到长了处女脸孔和身子的求偶狂老女人的折磨。

他蜷缩起身子。色鬼，一个老色鬼，在他的睡梦中。

“行了，我准备好了！”

彼得·加什帕尔教授出现在门框中央。

沙拉菜拌茄子鱼子酱，黑面包片盛在篮筐中。餐具不成套，但很干净，酒杯不成套，但很干净。大水罐，以及更小的空罐。黄色的无纺布餐巾。一小束田野里采的花，蓝色的。桌布的褶子证实，它在一个抽屉里待了很长时间。他久久地瞧着这些褶子。

“不，我没有带蜡烛来，”女学生解释说。

她解开小小的白围裙，露出里面的黑裙子，很短，刚及膝盖。圆圆的膝盖，浅苍色。黑色的半长袜。这不是一个奥斯曼的女传教士，而是一个巴黎的轻浮女人，专门来伺候多纳蒂安·阿尔丰斯·弗朗索瓦，萨德侯爵的。一个黑色的虚空，就像在电影中，镜头中断了。它中断了，是的，彼得处于一种似睡非睡的状态，但他就是睡着了，喂！又疲竭了，睡着了，安然无恙，在舞台上。

“我做了茄子鱼子酱。一个永不失败的头道菜。”

“令人思乡的鱼子酱。”

“我求一个美国同学带我去了一家蔬菜店。削茄子皮并不容易。也不好煮，要用小火。哪里去找一块切菜板？小小的木头刀，必须是木头的，不然的话，味道就串了。我尝了又尝，不下几百遍。在我们那里，通常用蒜来拌，在你们这里，则用洋葱。我把洋葱切细，很细很细。”

“我们来喝一杯。在我们那里，一开始要喝一种烈酒：李子烧酒。”

“我知道，它就像梅子酒，但味道更醇。尽管，我们这里……”

“嗯！是的，宗教……”

“我在一个非教徒家庭中长大。波斯尼亚经历了社会主义的世俗化。然后，“去铁托化”来了，回归到神圣。而不是家庭。”

“我明白，我们来喝酒。”

戴斯特站起来。

“我准备了一个玻璃瓶！小小的，来装酒，我是喜欢这样的，”女杀手啁啾着。

“你把一切都准备得很完美，如同一桩罪行。”

打断，鼾声，黑暗，呻吟。彼得舞动着他的大手，像挥舞铲子，他游着泳准备逃脱。

“我忘了给你买东西的钱了。”

“是我发起的邀请。我有钱。我丈夫的。”

“啊！他在这里，在美国。”

“他走了。在奥地利。他在林茨开了一家咖啡馆。他打电话给我送鲜花，还给我寄钱。这混账！就像我们那里所有的男人。但我更喜欢他们。我憎恨那些万事通先生。米尔科很复杂，令人难以忍受。塞尔维亚人。波黑战争毁了他。”

一个山鲁佐德的一千零一夜故事。牺牲者的巨大躯体松弛下来。一个浮肿的老小孩又找到了他的摇篮。

山鲁佐德直瞪瞪地瞧着牺牲者。彼得蜷缩起身子……苍白的小小手指抚摸着太阳穴。

“美国式厌烦让我愤怒，让我气恼。展览出来，这些疯狂的信件。看看会发生什么。好让美国佬的空无、纪律和天真爆炸。”

彼得瞧着他的鞋子，史前的化石，庇护着古老的魔幻。

听觉毁了视觉，男人没有抬起眼睛，他避免了绿光。

他尝试，最终，抬起眼睛，沉重的铅一样的眼皮，根本无法动。女学生：一个男孩样的脑袋，短头发，法国式的，眉毛紧皱，西藏人的，毒芹般的绿眼睛，脆弱的脖子，丝的紧身套头衫，很短的裙子。小仙女。

将会站起来，不会站起来，这是混沌的开始。以往，青春的混沌就是这样开始的。

他不慌不忙地抬起身体的重量。他感觉绿色的箭头，在胸脯的凹处，在脑子里，在被皮带勒得紧紧的皮肤底下的肚肠中。

最后一阵挣扎，动作让他从床上滚到地板上。撼动，醒来，幸亏，一个奇迹！

***

这里要遵守的规则。微笑，左顾右盼。礼貌的致意和礼貌的微笑，左顾右盼，绕圆圈。书房的门向任何来访者敞开。人们低下眼睛不去看低领的衣衫，袒露的胸脯，还有很舒服地搁在桌子左边椅子背上的赤裸裸的小腿。学院的小径中彼此拥抱在一起的男女。夜间狂欢的欢快叫嚷。屏幕。电视广告。新鲜蔬菜和牙膏。滑水运动。裸体女郎，冲着爱好者微笑。大量的形象，自由放荡的世界末日，启示录式的狂欢，挑战着道学家的修辞学。赤裸的胸脯应被忽略，带了彩色环钉的肚脐眼也是，这些高更笔下的仙女，赤裸的双脚巡逻在湿漉漉的青草上，膝盖有节奏地跳动在自行车上，蓝色、绿色或橘黄色的鬃毛。

最终交配的狂欢，在末日之前。救世主的教诲，无产阶级的道德和政治修正。放肆的公告和公开的道德演讲。

世界的末日，老游荡者！尼禄的罗马，雅典的末日。谨慎在统治，对资本主义的实用主义，对自由世界中自由的鲜明对比，它无为而治。

然而，本能并不死亡。强烈而活跃的冲动一直存在。加什帕尔教授看到自己如同一个赤裸裸的孤独盲人，在学院的小径中！浓浓迷雾中，突然显现出阳具。武器显露，清晰可见。一个狂人从伪善者的庇护所逃出，终于摆脱了约定俗成的治疗。不负责任，如他所希望的。饿狼的眼睛，颤抖的双手急不可耐地伸向了猎物？

下午，图书馆的快餐厅，教授没有一双狼眼，也没有颤抖的双手。他平静地瞧着塔拉，微笑着，他等待询问和建议。

“你取消了东方之夜？你竟然有勇气拒绝了催眠？”

罪人没有回答，他宽容地一笑了之。

“假如你还没有做，那将很难回头重来过。和解的晚餐是致命的！它将麻醉你。我那位微妙的同室同学知道她想要什么，并且持之以恒。她将让你转过头去，并把你放在她的传记中，作为战利品，在‘不时之需’那一章节中。你不认识她，你不认识那个女阴谋家。”

“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我们早已决定今天晚上去城里，去餐馆。”

“当我忙乱不堪时，我没有胃口。我希望我们能澄清事情。弄清楚你是不是取消了约会。”

“别这样抱怨。不会有任何灾难的。”

“你见到她了，还是你想过要见她？什么时候？”

“我将避免见面。我本不该接受的。我当时惊呆了，我很好奇。好奇，幼稚。”

“这个你已经说了。这意味着你没有碰你的电话，来取消童话的晚会。”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恨她。对我，她已经毒害了我好几个月的生命，不是对你。我会拒绝的。”

“你有权利拒绝，但你很好奇。你想近距离地看到幽灵从另一个世界寄来喷香的书简。我，我没有理由好奇。我认识女阴谋家。”

“你以为认识她。然后，形象转了个个儿，违背了自己。你认为，又一次，认识她，但她兴许是另一个人。让我们去吃晚餐吧。你是开了汽车来的，我猜想。”

“好的，去吧。甜品之后，人们就将逃跑。在内华达的荒漠中。我希望它对你有吸引力。”

“我很惊讶和害怕。”

“美国姑娘都讲究公平竞争。她们说出自己的意愿，不像东方的奴隶，她们委曲求全。”

“美国女人更危险。总之，无法忍受。总是相信她们的权利，提要求。没有疑问，没有忧伤。没有flirt[104]。Flirt，很暧昧，不是吗？不能接受的，不正确的？政治上，道德上，宗教上，不正确。争取参政的美国女人有很确切很个性化的标准，当那些标准被忽略或被伤害时，或者她们认为是那样时，她们会迅速行动。”

“哦，哦！……这个，你走得太远了。我邀请你去内华达逃亡一次，在那里像野人那样生活几个月。历险会回报你的课。一种自由和原始主义的治疗。我们隐居到我那外省小城中去。充满了习俗和常理。我会给你介绍我的一个姨妈。我母亲的姐姐，单身女子。你会喜欢她的。她专跟陈词滥调作对。她熟悉疑问和忧伤。总之，跟我一样……但她同样也讲公平竞争。安宁，幽默，生机勃勃。睿智。她还很诱人。美国为你提供一个美国伴侣。”

“因此，我们还是去餐馆吧。”

“我们会去那儿的，但首先，先参观一下狗熊的巢穴。去闻一闻背叛的痕迹。我把汽车停在了加什帕尔教授的小木屋前。我们从参观巢穴开始。一小会儿，不多，不必太长时间。我很快地闻一闻陌异的痕迹。”

木屋前停了一辆红色汽车。加什帕尔打开了木屋的门。

“你想进去吗？来闻一闻痕迹。”

塔拉犹豫了。她微笑并犹豫着。精神集中。人们从她鼻根上出现的一道沟上注意到这一点。当思考变成不安时，你就能看到这一皱纹。

教授站在门槛上，在大开的门前。他做了一个殷勤好客的主人的大幅度动作。

“不，我就不进去了。我不是警察。甚至已不再是加什帕尔的学生了。也不是送信的邮递员。借用加什帕尔教授的话来说，我已不再有理由了。”

餐馆空空的。塔拉直率，公正，即便她并不总是很真诚，而这个彼得不是那个彼得，加什帕尔不是皮佩尔科尔恩先生，他没有那个荷兰人的轻薄、不讲责任的优雅，也没有他那种脚步稳健的活力。但是，就在周围，而不是在过去的书页中，两次大战之间的那个人物，在多种不同的漂亮外表底下，重新出现在了今天：结了第五次婚的男人，跟一个比他女儿还年轻的姑娘在一起，这姑娘还是再婚所生，而且丈夫全靠了伟哥变得焕然一新——一个崭新的皮佩尔科尔恩。

意大利餐馆，静悄悄，暗幽幽，所有的桌子上都点着蜡烛，承诺了内华达体验的一个好开端。第一杯酒。寂静，思想的滴答滴答，目光中犹豫在搏动。教授伸出一只手，女学生没有缩回她的手，没有叫，被这轻触吓了一跳。既没有道德讲演，也没有新教的清教主义。

教授抓住了女学生的手指头，俯身朝向她那反抗的耳环。他很快就被战胜或征服了，而不是以他的存在本身占有猎物。塔拉对彼得似乎很感激，为他最近几个月来对她态度的变化。自动，活跃，但比起把那么多同一代姑娘的词汇和想象淹没掉的陈词滥调来，要更现实，更有力，她学会了以一种同伴般的自然来保护她的对话者，今天晚上，这种自然深化了他们俩的亲密性。

接下来的几星期里，塔拉的汽车停在加什帕尔教授的小木屋前。闲言碎语成倍增长，但院长拉里一号却并不指责。在一次平常的谈话中，当简妮芙·唐以一种军事方式，简明扼要地向他报告说，有人看到加什帕尔教授在校园中游荡时，他也只是做了个表示厌烦的鬼脸。当时，简妮芙·唐说得很邪乎，说他不修边幅，裤子拖在地上，你知道的那个地方他都不扣扣子，仿佛他根本就没有时间，也不打算那样做，而一个女学生的汽车，恰好就是人们在威胁信事件中怀疑的那一个，停在他的小木屋门前。

在期末典礼上，塔拉得到了证书。戴斯特宣布说，她最后一年的学习换了一个大学。之后不久，加什帕尔从校园中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这仅仅只是一次暑假期间的暂时缺席，还是他for ever[105]消失了。

***

暂时缺席还是for ever消失？没有人能回答，戈拉与命运相争的悼文也不能，“玩弄现实的不忠诚的叙述人”也不能，这个绰号，我得归于帕拉德。

在那些不确切的日子里，戈拉给我打来电话。很久以来，我们彼此就认识了，全靠了米赫内阿·帕拉德，这个布科维纳人比我晚几年完成了在我们满是大树、充满田园诗的小城里的中学学业。正是他带我去的嫌疑者的阁楼。

帕拉德跟我攀谈，在首都的中心，意大利教堂门前，自从他进了大学拜访我一次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在我们长久的漫步期间，就在优雅的约阿尼德公园里，离我们早年相遇的地方不远，我分享了他对一个大都市为我们提供的那种匿名状态的喜悦，他对我谈起了他新的朋友圈，他们在一起谈论文学、宗教、哲学和艺术。他似乎充满了活力和热情，很高兴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工程师能被这样的诱惑迷住。他是学数学的，并非生下来就把莱奥帕尔迪奶瓶叼在嘴上，他隐约发现在我们之间有一种一致，不仅是地理上的，而且还是文化上的。他把阁楼的地址给了我，并狡猾地补充说：“那可不是跟女人的风流约会。那可要更糟。”

几个小伙子，两三个姑娘。那些极其晦涩的争论，以及使这些争论变得越发激烈的年轻人特有的那种盛气凌人令我厌倦，不无炫耀意味的反共产主义让我觉得很可疑。那些自恋的发言，充满了引文，很像是一些背诵练习，那些文学辩护词刺激我并令我疲惫，除了露的固执之外，我对那些晚会并没有留下一种特殊的记忆。

戈拉也好，帕拉德也好，谁都忘不了这一奇特的困境，我这文学热爱者的这种怀疑主义。我将得知，戈拉总是带着更强烈的情感参加那些火热的论战，而且他要把这些论战逐渐引向文学，而不是政治。正是在那些争论中，米赫内阿·帕拉德评论了博尔赫斯的《死亡与罗盘》、卡夫卡的《审判》、奥威尔的寓意小说、迪玛的书和个性，也是在那里，他重又见到了露，以前，他是在有众多年轻音乐迷和舞蹈迷参加的星期六晚会上认识她的。我一直都没有忘记他一开始回顾那些往事的方式。

“她很漂亮，但有些时刻不漂亮……当她无法控制和隐藏对她的那些干扰时，她的光彩就完了。她不稳定，但习惯于闪光，并跟自己的不稳定作斗争。另一些时候……另一些时候，她很开心，善交际，心不在焉，想入非非。被这种缺席所解脱，然后，重又沉湎于自身中。我重又感觉到了她的激情，她的敏感。即便当她坚如钢铁，很完美，沉着冷静。在一个熟悉的环境中。她是不可抗拒的。至高无上，成为自己的主人？不，根本不是！而是脆弱，外表上一种不可动摇的纪律。因此，敏感性。异常的性萌动，不是吗？”

帕拉德不会掩饰对戈拉的一种轻微嫉妒，即便是在此后，不仅因为他跟那位谜一般的露的关系，还因为他来美国之后跟迪玛之间的关系。尽管他通过遗嘱已经把权利让给他了，迪玛似乎仍哺育出一种对戈拉的秘密喜爱。他那流亡中的妻子，梅丽，一个精致、优雅、轻信和世俗的英国女子，似乎也给予戈拉更多的信任。在老头子死后，她曾经答应他，好好查阅一下写于战争期间的那本神秘的《紫色笔记》。戈拉答应不对任何人谈这些，也不写关于这一主题的任何文字。在他跟帕拉德会见时也好，在向加什帕尔说明关于他那文章的文献时也好，他都没有谈到这本《紫色笔记》。

现在，他因加什帕尔的突然失踪而沮丧，我同样也有些沮丧，因为，在告诉了我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后，戈拉有些紊乱，直接就过渡到了迪玛的情况。仿佛这之间有一种他没有提到的联系。

“迪玛掌握了关于战争的所有信息，他了解德国人在东部犯下的恶行，但是……他在笔记中没有提一个字，对他年轻时代的爱人玛尔嘉·斯泰因的命运，也没有丝毫的担忧。人们说，本来，他跟她的前男友分享了她一段时间，然后就开始嫉妒了，迫使她作出选择：她更喜欢的人是他。那时，让他害怕的唯一事情，是斯大林格勒！但是，玛尔嘉到底怎么样了，不光光是她，还有德国，它是不是战胜了？在他的日记中，一个字都没提到。”

迪玛的崇拜者是不是因为彼得·加什帕尔的消失而开始反对大师呢？还是因为他本该自己写一篇文章，而不是按照他愉悦的好心境来指导新手加什帕尔？为他的人民担忧？！玛尔嘉是不是属于人民？她是不是属于迪玛的人民？

戈拉并没有想到，我对玛尔嘉·斯泰因的了解，至少也跟他准备告诉我的同样多，他夸张的辞藻对我产生了一种导流作用。

“问题涉及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而是所有那些被逼到绝境中的人。带着冷漠……不是吗？”

戈拉似乎被回忆和悔恨震撼，它们尤其集中地体现为加什帕尔的消失。

“一些很简单地缺席了的人。思想总归是一些思想，一些抽象，一些精神游戏。真正的证明，是人，我们对待人的方式。”

对一个戈拉这样的孤独者来说，这一肯定证明了一种很大的混乱。我此后给他去了电话，他也一样，给我来了电话，我们长时间地讨论过加什帕尔失踪的事。

我坚信自己只是一个替代者。他不能跟露谈论这一消失，或者他曾经尝试过那样做，人们却不敢更新他的尝试，他需要他故国的另外某个人。他更喜欢帕拉德，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最近跟他的几次会面。

***

二十年后，当帕拉德决定返回故国一星期，去看看他的家人，并把他的未婚妻给他们介绍一下时，他特地要求跟我定一个约会。我刚到美国才两年，被这陌生人的教诲弄得很迟钝。

我来到新世界时，曾给他写过信，他也给我回过信，我们在电话里还聊过好几回，他帮我牵线联系上了戈拉，之后我们间的关系疏远了。

我们约好在中央公园见面，离儿童游乐场不远，在《爱丽丝漫游奇境》的人物像前面。他说，他是特地赶来纽约的，并选了这个地方作为非同寻常的约会地点。

他的怪异和荒谬有增无减，我心中暗想道，但我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讶或抗议。

那是一个明媚的春日，天气不太热也不太冷，也不下雨。我们彼此端详，微笑，拥抱。帕拉德显得很匆忙。他开门见山地切入了主题。

“我要去我们忧伤的、充满幽默的国家。兴许要死了。”

我根本没想到一种如此干脆的单刀直入，我决定尽可能不插话。

“你可能会问我，我选的为什么恰恰是你。很少有人知道我们是同一个城市的。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从那个著名的夜晚起，你记得，那一天我尝试着把你带进那个时代的文学青年圈。但你脱身而退。你似乎觉得那伙人有嫌疑。”

我不记得当初还曾表现得如此敏锐。但我的确是从一度迷住了我的阁楼中消失了。软弱的睿智……我避免了危险的环境，无论如何，这样的环境并不罕见。

“很不幸，你是正确的。国家安全部门的档案，那些保留下来的，那些没有被篡改的，都证明了你是正确的。这又是一个我要见见你的理由。”

他皱起眉头瞧着我，然后点燃了一支香烟。

“你也许听说了，我在作一些神秘的历险。我能读出命运的密码符号。我周围的信息，无论它们多么晦涩，都在向我显示出一种危险……他们会在这里清洗我，当然，跟在那里一样。”

我等待着更清晰的解释。但他没有给我作解释。

“在我们的过去，一切全都是妥协折中，同谋关系。呼吸那股空气……还是那些妥协和那种同谋关系。他们怎么就给我发了一本护照呢？通常，那是一个市场。给予，给予。同时还有策略。一个拜占庭国家：在桌子底下而不是桌面上玩牌。关系，利益，种种偏好的链条。别要求得更多。”

我只想问我自己几个问题。

“语言不是我最基本的丧失。我很年轻就从那里来到了这里，我从第一天起就在写。我出版过一些书，我还有些书稿藏在抽屉中……大的危险，是他们总在问你要文章，或者他们接受人们寄给他们的一切。迪玛，比如说……他就发表得太多了。这样，哨兵们，很自然，对我与他的关系颇感兴趣。人们打算为他荣归罗马尼亚好好庆贺一番。人们嘲讽他以往的反共产主义言行。那个阁楼本来会给制度带来合法性。迪玛年轻时，曾梦想成为改革家，只不过他的改革是反动的。”

他停了下来，在思考，或是在回忆。

“你有没有听说过物理学家希尔的团队？他行走在火红的炭火上却毫发未损。我们也一样吗，我们在这个阁楼中是行走在火红的炭火上吗？但是我们，我们感觉害怕，怀疑，有罪。在加利福尼亚，人们正在研究意识的技术性变化。你对这个国家有什么话要说？最好只说说新世界，旧世界早已彻底过时了。假设他并非总是那样。那里，在旧国家的旧阁楼上，是我发起了对迪玛的崇拜。但是，我们中没有人知道玛尔嘉·斯泰因的情况。我相信，是戈拉虚构了她。在他的那些悼文中，可能性变得真实了。我同意，生命并不只是由现实和可见部分构成。但是可能性被体系化了。戈拉被书本催眠了……尽管他有时候也有一些很具揭示性的直觉。”

很久很久的沉默。无限。帕拉德不吭声，不再瞧我。对他来说，我已经消失。

“无动于衷也是一种人性，不是吗？”

他没有听见我的话。

“疏远，也是一种人性。人性。不是吗？米赫内阿？我们都是人。”

“嗯！是啊，纳粹在东方的暴行不在他的优先考虑中。他并不敌视玛尔嘉·斯泰因的同党。他们不在他的优先考虑中，仅此而已。”

他点燃了他那支香烟，他重又看到了我。

“很快，最终的幸存者就将消失。我们是将被遗忘，还是将保留一个象征，一个若是没了它我们兴许就无法理解我们自己的象征？”

他抖掉烟灰，神经质地把没吸完的香烟扔掉。

“是的，冷漠，疏远。自我困扰。然而他很慷慨，爱助人，敏感。他过去也是这样，那时候他宣传包裹在绿纸中、带有神圣形象的噩梦。我，我相信有平行的世界。多重的世界。相信繁多性。因此，也信表里不一。它并非总是消极的。人不是一个单一的存在。他有缝隙，秘密。一些隐晦的潜在性。我是一个糟糕的诡辩家，你说呢？”

他又点燃了一支香烟，打算也递我一支，我则很高兴已经戒了烟。他带着一种极端的注意力瞧着我。

“你，你应该明白迪玛的暧昧。人们总是要求你们变得完美，你们这些人，而你们却做不到。天使不写书。”

多年之后，我将得知，加什帕尔运用了这一警句，很显然，他不是凭空胡诌的。

我不喜欢有人跟我说话时称我们为“你们这些人”，但是，我跟米赫内阿一样，被那些矛盾、那些裂缝、那些秘密、那些意外的潜在性吸引，只不过，在我看来，人比思想要更重要。更重要，相信我，米赫内阿，这就是我要跟米赫内阿·帕拉德重复的。我还没做到。

“你想象一下，他们不许我进入档案室！不许我！我是他忠诚的崇拜者，他的弟子。从我开始提出问题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不让我进入迪玛的档案室了。我建议他不要再去看那个狂热的老医生。铁血团在美国的代言人，你得明白！这绝对太可笑了！我想你一定听说过那位医生。”

我的沉默是一种默许。帕拉德并没有期待默许，他只想排放毒液。我成了后人的见证。

“我听说戈拉看到了秘密档案。我怀疑。”

他嫉妒。他曾很赞赏迪玛，他没想到人们会更喜欢某个人，远远超过他。

这是一个攻击的好时机。我问他戈拉是否会是一个情报人员。这也是一种迂回方式，要问他同样的问题。

“他是否会？所有人都会。不是因为天生的，而是因为命运会屈从于最高机构。魔鬼变成一个小小代理，一个争吵者和一个官僚，而人总有着意料不到的可能性。整一性和两重性，全都同样的令人惊讶。稍微想一想通奸……平行的双重生活。有时候会长达许多年，甚至几十年。锈死在分离深处的秘密。平行的世界。电脑将完善种种机会，直到发展为彻底的麻木。你一定听说过的，我相信。”

我多少听说过一点，我都准备好了去听任何东西，并把它们记住。

“你戴上特殊的手套，电脑程序突然就给了你进入世界的机会，你也就一下子进去了。你在另一个世界中运作。靠着那手套，你的手抓住另一个世界的东西，感觉它们，操纵它们，掌握它们，改变它们。”

他东拉西扯，是对戈拉的一种影射吗？不太明显。

“啊！对，你提出了一个关于戈拉的问题。我曾是他的学生，我们关系很好。他在我之前走的，这你知道。人们说全靠了他妻子家的干涉，我不相信。说他们想让他跟露分离，这么说有些牵强。无论如何，怀疑存在着。如同我的情况。这是制度的伟大胜利。普遍性怀疑的生命要比制度本身更长久。一种无法摧毁的后劲。”

他再一次死死地盯住了我。不是为了掩饰怀疑，而是，可以这么说，为了加强怀疑。

“戈拉是个手法细腻的男人，在所有领域中都是。带着虚伪和文明的外漆，这很显然。他对露的顽念你觉得可信吗？这里头有很多的色情服务，跟一些姿色优美、出价昂贵的年轻女郎过夜，完全是一个孤独的贵族该有的。贵族，是的。不是血统的，而是靠着学问。戈拉的夜晚？一些秘密的夜晚，我向你担保。书本需要女人的陪伴。女人们，不是仅仅一个女人。露不是一个单个女人，她是多样的女人……我所知道的是，戈拉合法地离开了国家，带着当局的批准。他尝试着让露过来。他需要体制的帮助吗？我不知道。迪玛尝试着帮助他。戈拉固执地反对迪玛在共产主义罗马尼亚的任何访问。不，不，不惜任何代价，戈拉叫喊道，因愤怒而脸红。迪玛不是那么不讲妥协的人。老了之后，他也不再希望共产主义的灭亡了。他很怀恋以往的那些地方，他认为，一次访问将增加他的国际威望。那些灵巧的制度宣传员已经成功地说服了西方人，让他们相信，我们敬爱的独裁者，喀尔巴阡山的天才，建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民主。一种特殊的民主，在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中。我们成为了，就像他会说的那样，一个特殊的种类。”

我早就得知，迪玛想在他的国家和我们的国家安排一次隆重的访问，而戈拉的反对似乎是他廉正的一个证明，在这方面没什么新东西。

“你有没有听说过自由欧洲电台的前波兰领导人？在反共产主义的征伐中声名卓著。你知道人们最近的发现了吗？”

我睁大眼睛，竖起耳朵。

“一个很有教养的先生，闻名遐迩。写过一篇关于约瑟夫·康拉德的很被看重的论文。有些人说是最好的一篇。波兰的共产党政府，被自由欧洲的广播弄得有些歇斯底里，判处了这个反共派的领导以死刑。被缺席判处死刑！”

但是今天，人们在波兰安全部门的档案中获知了什么？那位著名的反共知识分子是一个探子！漂亮活儿，不是吗？他们当初怎么就没有把他杀死呢？有些人被杀，是因为他们拒绝，另一些人被杀，是在他们完成了任务之后。

帕拉德对历史线索有些糊涂：嫌疑人起先是波兰安全部门的一个探子，然后他弃绝了，逃跑了，去为敌人工作。

“你有道理提防那嫌疑者聚集的阁楼。谁是特务，谁不是？我，戈拉？你？没有人调查过你，你没有接待过警察的来访吧？谁知道他们在报告中写了或删了一些什么？他们总是在里头造假，我敢保证……那些迫使我们当告密者的人，安安稳稳地住在他们的别墅中。那些为党，为天才的一号同志高唱赞歌的笔杆子，跟安全部门的三五个将军一起，在餐馆里或在更隐秘的地方开心地拍着肚子，他们并没有情报人员的卷宗。或者他们曾有过，但它们消失了。你能说什么，嗯？拜占庭的优良传统在共产主义的优良传统中找到了一个同盟军。或者，是警察传统。或者，还是警察传统……”

帕拉德先生微笑，对他的那番话很满意。他前来转移我的疑惑，而不是来隐藏它。我应该向他提出我曾不断带来的问题。

“那么露呢？你认为她如何？”

他越来越急迫，立即就回答。

“她也一样，也在阁楼里。”

“然而，他们毕竟不全都是特务吧？”

“根本就不是！那是一个戏剧小圈子。不，我是想说，我们在那里见面。也正是在那里，戈拉遇见了她，那一天，他还没有分离。那不是博学之人的一种简单的疯狂，就像人们想到的那样，也不是那些沉湎于书本中的人的幽闭恐惧症或广场恐怖症。我们明白这个的，我们对这种毛病同样也不很陌生。对他来说，很不一样。露不是一个单数女人，而是复数。一个绝不可忽略的机会！我从阁楼上的晚间活动起就认识她了，但我同样还熟悉那些世俗圈子的晚会上的她。一个美人。她属于小集团，跳摇滚、摇摆舞，玩呼啦圈。文静，快活，舒适。带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反应，仿佛精神上受过创伤。我记得有一次晚会。午夜已过，好几小时的跳舞和调情之后，气氛变得很催情。好几对男女钻到了那些纨绔子弟的众多房间里。晚会经常在那些前大资产阶级的豪宅中举行，那些人不知道施了什么诡计，成功地保留住了他们的财产。跳舞和爱情。男女交换对子，最终成为淫荡夜会。露明白有什么阴谋正在策划中。她突然脸色苍白，拿起手包就溜走了。我很焦虑不安，第二天一早就打电话给她。她对我说，当时，在黑夜中，她独自步行了一个钟头，穿越湖边的那个街区，一直来到凯旋门。她终于在那里叫了一辆出租车。身上没带钱，她把镯子给了司机。就这样，拂晓时分她才算回到了家里。”

我明白，对这位平行世界中的居民，不应该等待更明确的回答。

帕拉德没被杀死在他的祖国，他又回到了那里，比他离开时更为不安。他告诉我，他在肯尼迪机场有好几个小时的间歇，等待转中西部航空公司的航班。

一个忧郁的白天，大雨如注，雷电交加，之后，则是明海尔·彼得·加什帕尔和他表姐在美国的意外出现。

航班全都长时间延误，一些航班还取消了。我在机场等了好几个小时。

“旅行还不错。就是说，不好，但有收益。它让我清醒，明白我是否还需要它。这一革命，假如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是后现代的。我想说，它就是这样的。它在继续产生自身的戏仿。舞弊，编码，相对化，不确信。在一个超现实主义国家中的一种后现代革命，你说呢？”

我什么都没说。在一种后现代革命中的一个超现实主义国家，由一个研究神秘学和超自然现象的专家所描绘的，值得人们流连于其中。

“他们为他们的革命而自豪，他们回顾成百上千的牺牲者，但他们对我说到了恐怖分子的大量渗透，克格勃的一种阴谋，西方的手，还有东方、南方和北方的手。他们说到了过渡，不是向着2000年而是向着1938年，迪玛的模式。我曾经经过了一段惊恐与疯狂的时光……他们都那么瞧着阿叶莎，我的印第安女人，就仿佛她刚从岩洞里钻出来。”

我一门心思地想猜测，谁会是这一访问的受益者。帕拉德没有等我的问题。

“我很高兴能再见到朋友们。这让我想起我的青春时代，我们俩都喜欢的那些地方。大辩论的阁楼。梦想，还有那些梦的暧昧性。”

暧昧性一词很有些前途，我希望忏悔会继续下去。但它没有继续下去。

“还有，我捕捉到一些符号。一些信号。一些召唤。我没有全部破译。我的兄弟……你知道，我的双胞胎兄弟。带有同样普遍的初萌情愫的双胞胎。当我在那边时，他开始梦想起一些奇怪的东西。”

我担心，就像我们上一次见面一样，淹没在神秘的魔法和莫测的变幻之中。

“虚构属于现实，这你是知道的，人们操纵现实。Unreliable narrator[106]，如同人们在此常说的那样。戈拉做得也一样，但他声称那不是虚构……虚构是从现实，从人们中传播出来的，同时也是从那里捕捉到的，但它同样也来自非现实。梦幻、想象和情感，这些都是人的。科学不会别样地发展……要发现某些东西，首先就得想象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我把咖啡杯送到嘴边，慢慢喝着，没有瞧帕拉德。他的脸有一种病态的苍白，从他一下飞机起就给我深刻印象，并在此后一直让我困惑。他明白，让我感兴趣的不是他那复杂的理论，而是旅行的实验。

“你相信那些符号……”

“你知道，我，我寻求历险，甚至是在物件中，或透过物体。广告吸引我，它们的谎言，它们的成功或失败。它们的数字！假如我出门买一个冰淇淋，我回来时会带上一定数量的无用玩意。只因为它们就在我路过的地方。或者，干脆买上至少八个不同颜色和不同味道的冰淇淋。就仿佛我强求与意外之物、无形之物的相遇。我惊扰了物件的睡眠。最近这些日子，当我在家里时，我母亲让我去城里给她买织毛衣的针。一些比较粗的针，她要织一件羊毛背心。我被这次与毛衣针的约会所诱惑。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作这样平庸和魔幻的购买了，为我的老母亲买毛衣针。回来时，在街角，碰上一个茨冈女人。年纪轻轻的，很诱人。她向我乞讨。我停了下来，瞧着她，给了她钱，比她想象的要多，她瞧了瞧我，用一只火辣辣的眼睛。‘你愿意我给你看看手相吗？’我把手心伸给她，她细细地看了一会儿，又一会儿，很长时间，很不相信的样子，她迟疑着，没有说话。她似乎吓坏了。你跟我出生在同一个月同一天，她嘟囔道。不是同一年，只是同一月同一日。她说了哪一月哪一天。”

“你的生日是哪一天呢？”我问他，以打断那种紧张。

“一月初……”帕拉德赶紧回答我，接着又讲他的故事。“摩羯座。我看到了血。太阳穴上有血，那女巫说。你坐在一把王座上，血从你的太阳穴上流下。凶兆。小心你的敌人，我好心的先生。提防封闭的场所，外国人，神谕是这样说的。”

“这么说，你相信那些征兆了，你从中读到了警告。”

“精神生命有危险。显而易见的真相还不是唯一的危险，被隐藏的真相也很危险。巧合、差错构成了一个密码游戏。”

“你在阁楼上见到的人还有谁……还有谁？”

“啊，你想到了露，有人说戈拉夫人对你很感兴趣……有一次你曾问过我对她的想法。我遇见过她。在剧院。看《大师与玛格丽塔》。一出神秘的戏，不是吗？或者魔幻的戏？我还记得我们时代的那一出。想象一下，他们总是上演这一出。露，是的，跟一个更年轻的表弟，反正她是这样给我介绍的。一个高个子男人，秃顶，健壮，留着小胡子，不太爱讲话，但似乎随时随地准备一跃而起。露跟他很亲密，我也是，我对她也很亲密。我跟露约定去喝一杯咖啡。她甚至都来了。我们聊了聊天。还谈到了戈拉。甚至戈拉。”

“甚至”这一词又回来了：甚至露，她甚至都来了，甚至戈拉——怪异构成了帕拉德的日常生活。

“她说她治愈了。她头发很短，短得像是男孩子。一个震惊。苗条的身材，颤巍巍的动作，脆弱的颤动，眼睛更深奥，双手像以往那样，无比雅致。她看来更高了，也更轻盈了。疾病是一种奥秘，有它的魔法，它让你接近陌生和神秘。尤其是一种如此严重的病……人们是在过境。位于两者之间。更靠近死亡，人们更强烈地感到生命的奥秘。疾病加剧了感觉。我通过她的动作、她的话语，猜测到难以察觉的东西，被审慎和害怕所压抑的东西，害怕自己，而不仅仅是他人。我明白了戈拉的顽念。奢华的不是他，而是她。露同时是许多个女人，我对你说过了。我以前见过她是这一方式，今天看到她还是这一方式，除了一点，现在，病后，她显得更可接近，更开放，更自由，更渴望……”

我对他似听非听，我渴望别的细节，这是肯定的，但我换了话题，让我从自我中逃出来。

“你认为，那些前安全人员有特殊理由跟踪你一直到这里吗？”

他没有如我期望的那样马上回答。他似乎需要时间来决定回答什么，如何回答。

“我不知道在他们的卷宗里有什么，我不排除任何假设。我是一个爱假设的人，我相信秘密以及秘密的需要。在一个双重或多重的生命中。冒牌替代是一种跟我们熟悉和接受的那种体现不一样的体现，仅此而已。请看这里，在充满自由和禁忌的美国，某某政客陷入了一个简单色情事件的旋涡中。巨大的丑闻。政客完蛋了。在法国，他将受到赞赏。而通奸，跟世界一样古老的通奸，能不能证明此人在所有问题上都在撒谎？证明他对穷人，对宗教，对他的孩子，对美国的命运都不感兴趣？根本不是！”

他沉默了一阵，久久地瞧着我。

“不，我不是一个探子，假如你想知道的话。昨天和今天的安全人员可不是为了这个而追踪我的。我不知道其中的理由。这样兴许更好。”

他说，那是我们最近的一次谈话，也是一次忏悔。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人恨又被人赞赏的美国。一种被秩序和自由所困扰的混乱，实用的和宗教的，腐败的和理想化的，带有几百个宗派，千万个武装的种族主义者，各种程度的文盲，腐败、愚蠢和表演。还有崇高！幸亏，不完美。只有独裁是完美的。”

“他说戈拉什么了？露说戈拉什么了？她同意谈论他了吗？为什么她不跟他了？”

帕拉德观察我，有些失望。他微笑，那是一种狡猾的同谋者的微笑，似乎我所要求的是一种躲避还没提出的问题的笨拙方式。

“很可能，露现在离开了她以任何代价都不愿意离开的地方。我终于说到了戈拉。为什么她不跟他了？我不知道，我依然不想知道，她这样回答我。我们每一个都是不可替代的，年龄是不可替代的，我们不可能被替代，即便是被在另一个年龄，在另一种情况下的我们自己，她说道。我不知道，我不想知道。事实是，她变得不那么紧张和暧昧了。行，我们就到此为止，我很忙，我在忙着三本不同的书，我有合同的。很多工作，直到五月份，五月注册在了我兄弟的梦中。”

“这是什么意思？”

“政治局的一个会议。前政治局。干草、棉花和呢绒做的木偶小人国。就像一出木偶戏。胖乎乎的厨师，拿着耙子的园丁，戴着小小眼镜的记者。将军们，穿绿衬衣的荣誉团的年轻人，戴着鸭舌帽、举着红色标语的劳动者，社会活动分子。一条大标语覆盖在墙上：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的最后庇护所。跟我们的时代有关的，有其他的标语：‘干部，党的宝库’，或者‘人——最珍贵的资本’。他们讨论着我的情况，行刑的日期，他们等待着一个信号，一个指示。喀尔巴阡山的天才似乎形容枯槁，他转身朝向一个戴鸭舌帽的顾问。这就是我兄弟卢奇安对我讲述的。他那有前兆性的梦。”

帕拉德紧了紧围在脖子上的围巾。他穿了一件海蓝色上衣，跟往常一样，一件开领的白衬衣，一条红色的羊毛软围巾。

“木偶以一种沙哑的嗓音回答，如同一个腹语专家：东正教圣徒的节庆。天才在微笑，他喜欢他这个顾问的严酷，他点点头，并用一个手势表示赞许。众木偶纷纷掏出各自的笔记本，记下日期，五月的节庆。那一年，我顺利脱了身，什么事都没发生。很遗憾我这里没有茨冈女人可以破解奥秘。”

他又紧了紧围在脖子上的围巾，尽管四周热得很。他那围在脖子上的羊毛大围巾，无用的保护。

那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之后，很多时间过去了。兴许彼得·加什帕尔本人也找到了帕拉德，在平行的轮回世界中，让人知道了他失踪的谜是不是跟米赫内阿·帕拉德失踪的谜是同一个。

***

加什帕尔在电话录音中留下的信息具有一种挑衅意味。他是否一直在猜想，他就是戈拉办公桌上的悼文的主人公？信息立即就传输到了卷宗RA 0298中。这一丧气的消遣竟也要求专业化！戈拉变得专业了，他学会了维护那些还活着的人的好脾气：称作传记的闹剧变成了滑稽的悼文。他一会儿选择这一个片断，一会儿选择另一个片断，为那些已经留在了冥河斯蒂克斯另一边的人。

她在嘲笑我，这婊子！她让我在所有人的眼中变得滑稽可笑，这个求偶狂……她根本就不想要我。他传送了录音，那些词语乖乖地躺在卷宗明海尔中。戈拉重又听了几十遍录音信息，他都已经背熟了。录音材料就在眼前，他注意着嗓音的起伏，对照着声音与文字，寻找着新的意思。他不知道米赫内阿·帕拉德所相信的灵魂转世是什么。

彼得·加什帕尔是不是利用了这一延期，以继续跟这个女性求偶狂演戏，就像他刚刚来到新世界时所答应的那样？或者，他厌倦了，停止了游戏，证明是他一个人决定了结尾？

自杀不太像是真的。这个唠叨者留下了一个唠叨的信息，然后失踪。从此再无踪影。这一信息排斥了一种冒犯的可能性，就像人们强加于米赫内阿·帕拉德的那种冒犯？教授木屋中的电话在空无中响起，学院的秘书处承认，度假去了的教授已经申请了a leave of absence[107]，一段不带薪的休假。信封背面是不是有一个寄信人地址？没有答案的问题，官僚们没有权利强暴私生活。

他最终跟戴斯特一起逃走了吗？还是跟塔拉一起去了内华达的尼尔瓦纳，去发现真正的美国，自由的荒漠了？哪个塔拉？那个检查贴身内衣与被浪费的面条之间的关系，味道与臭味之间差别的女人，还是那个提供了威胁信的女邮递员？一个跟那个渴望得到坏分数的神经质女人没有关系的，放松的、真诚的、明智的伴侣？

彼得消失在了美国的迷宫中，没有回答。他是不是在大峡谷中遇见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位盲人了？

戈拉知道自己是一个不被信任的专栏作者。因实难做出抉择而深受刺激的他，用手掌抚平了卷宗，瞧着放有红手套的桌子角。

[1]不受欢迎的邮件。（法译本译者的注）

[2]巴贝尔（Isaak Babel，1894—1940），俄罗斯作家。写有短篇小说集《奥德萨故事》。

[3]英语：“我母亲给我来电话问我期中考试的成绩”。

[4]英语：“我甚至告诉了我母亲”。

[5]英语：“一个仁慈的倔强者。一个好心人”。

[6]英语：“美腿”。

[7]英语：“你得更经常地刮胡子”。

[8]即彼得堡的冬宫博物馆。

[9]英语：“令我母亲大为开心……”

[10]英语：“《纽约时报》，星期三，10月12日。”

[11]这一段的几个英语词，意思分别是“教授”，“学校”，“亲爱的”，“亲爱的彼得”。

[12]英语：“下一次……下一次我要杀了你，我保证。由一条看不见的无尽头的直线构成的迷宫。你真诚的，D.”

[13]英语：“死亡”。

[14]英语：“下一次，我要杀了你。”

[15]英语：“喧哗与骚动”。

[16]英语：“学院奖提名，最佳特写纪录片。强有力，有见地……令人揪心地痛苦”。

[17]英语：“政治正确”。

[18]这是对I.L.卡拉贾勒（1852—1912）的喜剧《一封丢失的信》的影射。（法译者原注）

[19]这是对“大天使米迦勒军团”成员的称呼，它是罗马尼亚一个有强烈排外情绪和反犹主义倾向的法西斯组织，以“铁卫队”的名称而出名，1927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存在于罗马尼亚。（法译者原注）

[20]指Radio Sopâlita（字面意思为：小蜥蜴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的外号。（法译者原注）

[21]原文为Trooper。

[22]英语：“下回我杀了你”。

[23]英语：“下一次”。

[24]英语：“下一次我要杀了你”。

[25]英语：“丢失猫寻求帮助”。

[26]英语：“加蒂诺是一只六岁的虎斑猫，雄性，带条纹，有斑点……”

[27]英语：“它短毛，娇贵。请求了，请求了……”

[28]英语：“安全”。

[29]英语：“安全部门”。

[30]英语：“再见”。

[31]英语：“《纽约时报》，星期三，10月2日”。

[32]英语：“往昔荣耀”。

[33]英语：“只限于美国地址”。

[34]英语：“亲爱的”。

[35]英语：“一次操之过急的尝试”。

[36]英语：“恶魔？傀儡？命运？神性？死亡？”

[37]英语：“特别警察”。

[38]多洛雷斯·伊巴露丽（Dolores Ibárruri，1895—1989），西班牙女共产党人，“热情之花”曾经被她用来做笔名。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1870—1919），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 1857—1933），德国著名的女共产党人，国际共运和妇女运动的风云人物。安娜·波凯尔（Ana Pauker, 1893—1960），罗马尼亚共产党女领导人。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Ï，1872—1952），苏联女共产党人。

[39]英语：“盲人帮”。

[40]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1934—），美国一个著名的杀人犯，自称杀了35人，其中被证实的有7人，被判终生监禁。

[41]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制造俄克拉荷马城大爆炸的元凶。1995年4月19日他将一辆满载炸药的车开进了俄克拉荷马市政府一幢日间看护中心引爆，共造成168人死亡、五百多人受伤。

[42]杰弗里·达默（Jeffrey Dahmer，1960—1994），美国的一个系列杀手和性侵犯者。曾先后杀死17人，并碎尸食肉。

[43]英语：“青年会”。

[44]英语：“密探”。

[45]Dracula：德拉库拉伯爵这一名字最初出现在爱尔兰作家布雷姆·斯托克（Bram Stoker，1847—1912）于1897年所写的同名小说中。在小说中，德拉库拉原是特兰西瓦尼亚的伯爵，后成了吸血鬼之王。

[46]英语：“不幸围绕着一种无能力”。

[47]英语：“精神幻想的连接……性欲，唯一的迷宫”。

[48]英语：“性欲，唯一的迷宫，它们中的哪一个都可以确切称之为属于自己的”。

[49]英语：“无尽头的睡眠，看不见的和无尽头的。由唯一的一条看不见的、无尽头的直线构成的迷宫”。

[50]J.L.博尔赫斯，《死亡与罗盘》，由Paul Verdevoye从西班牙语译出，见《博尔赫斯小说集》，版本同上，第147页。（法译本译者注）

[51]英语：“由单独一根直线构成的迷宫是看不见的。本身就看不见的单独一根直线。”

[52]英语：“一种新开始”。

[53]英语：“自我奋斗的人”。

[54]拉丁语：“下到地狱中”。

[55]土耳其语：“多尔玛”，一种蔬菜卷，流行于东欧、小亚细亚、俄罗斯一带。

[56]罗马尼亚语：“包心菜卷”。

[57]罗马尼亚语：“小烤肠”：一种以牛肉为主的混合香肠，一般烤着吃。

[58]罗马尼亚语：“馅饼”。

[59]罗马尼亚语：“油炸圈饼”。

[60]罗马尼亚语：“帕斯卡”，一种小点心。

[61]拉丁语：“返回到子宫”。

[62]英语：“自我告发”。

[63]代指匈牙利人。

[64]Otto von Bolschwing（1909—1982），党卫军军官，著名的纳粹分子。

[65]英语：“国会议员”。

[66]安布罗思·比尔斯（Ambrose Bierce，1842—1913）。美国短篇小说作家、记者，作品多以死亡为题材。

[67]英语：“一部充满嘲讽的英语局部词典。安布罗思·比尔斯（1842—1914？），一位内战老兵”。

[68]英语：“鬼”。

[69]英语：“一种内在恐惧的可见的外在符号”。

[70]D.夫人通常指英国王妃戴安娜夫人。

[71]英语：“别放松”。

[72]普珥日（Pourim），犹太人的一个传统节日。

[73]波斯王亚哈随鲁王当政时期，有一个大臣叫哈曼，曾在王前极为尊大，并与犹太人为仇，为剪除全国的犹太人，他说服亚哈随鲁王给他足够的权力，就在他所择定的日期——普珥日，准备彻底剪除犹太人。但神在这一日借以斯帖施行了拯救，让犹太人逃过灭族的危难。后人为纪念犹太人在波斯帝国所获的拯救，每年都要庆祝普珥日。

[74]罗伦特（Lönnrot）是博尔赫斯小说《死亡与罗盘》（《杜撰集》中的一篇）中的主人公，夏拉赫（Scharlach）也是这篇小说中的人物，是南方最出名的枪手，外号“花花公子”和“红”。

[75]所谓的“巴尔干的小巴黎”，指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

[76]英语：“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

[77]英语：“由于死亡公告到达跟下一期出版最后期限之间间隔时间很短……”。

[78]英语：“可以拿一份悼文当样本……”

[79]英语：“死亡金属流派”。

[80]《死亡缘由》（Cause of Death），《终结的完成》（The End Complete），《世界之终》（World Demise），《盖棺定论》（Set in Stone），《活埋》（Buried Alive）。

[81]英语：“最近几年里，一个新的报道形式发展起来，作为娱乐的悼文。”

[82]英语：“娱乐”。

[83]英语：“这是一个新的产业，一系列的表演者和治疗师”。

[84]拉丁语：“对于死者，唯有称美”。

[85]英语：“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及其他作品”。

[86]英语：“下一次我再杀你时，我答应要给你一个由唯一的一根看不见的、无尽头的直线构成的迷宫。”

[87]英语：“他倒退了几步。然后，非常小心地，扣下了扳机。”

[88]英语：“‘下一次我再杀你时，’夏拉赫接着说，‘我答应要给你一个由唯一的一根看不见的、不断的直线构成的迷宫。’他倒退了几步。然后，非常小心地，扣下了扳机。”

[89]原文为Trooper。见上文注释。

[90]英语：“研究生学习阶段”。

[91]英语：“圆满的结局，好莱坞，任何事都可能是固定的”。

[92]英语：“邪恶轴心”。

[93]英语：“晚饭”。

[94]Morgane：亚瑟王传奇中的一个仙女。

[95]英语：“亲爱的阿瓦建院长，在你办公室里的那次见面之后……”

[96]英语：“亲爱的加什帕尔先生，这已经是我给你写的第三封信了，涉及……”

[97]英语：“巴比伦彩票”。

[98]英语：“下回我会杀了你，我答应给你一个由唯一一根看不见的、无尽头的直线造成的迷宫。”

[99]斯雷布雷尼察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地。波黑战争期间的1995年7月，那里发生了一场大屠杀，由拉特科·姆拉迪奇带领的塞族共和国军队执行屠杀，造成大约八千名当地男子死亡。

[100]意大利语：“行了”，或“够了”。见前面的注。

[101]拉丁语：“无限期地”。

[102]玛塔·哈里（Mata Hari，1876—1917）是德国的一个舞女、交际花，被法国人认定为德国间谍而处死。现已成为女间谍的代名词。

[103]英语：“下回我会杀了你，我答应给你一个由唯一一根看不见的、无尽头的直线造成的迷宫。”

[104]英语：“调情”。

[105]英语：“永远地”。

[106]英语：“靠不住的叙述者”。

[107]英语：“离开一段时间”。

第三部

失踪之前，彼得最后一次见到了列奥瓦·波尔坦斯基。

宾州站！他走出密密麻麻的人群，目光向上，很高，高到天空。现在！现—在！旅行者嘟囔道。他新生活的格言和祷告：现在！

黄色的拉达车停在了阴沟边上。列奥瓦等着他，很默契。

“谢谢，你真是说到做到，一个守信用的人。苏联人真是守信用。”

“美国人也是，假如工资付得高的话。你付我的钱不少。很好，太好了。”

“究竟如何，看一看……我是你的债务人。Noblesse oblige[1]，法国人是这么说的。乌克兰人怎么说的？”

“为什么是乌克兰人？”

“你老家不是那个著名的奥德萨吗？”

“我是苏联人。我对你说过，而你并没有明白。Ein Mann, ein Wort[2]，这个，我是在家里学的。这不是法语，但我相信意思是一样的。”

“几乎一样。”

“行。我们去哪里？”

“我不知道确切地址，但我知道在哪里。”

“纽约不是一个村庄，得有地址。”

“你知道勒诺克斯医院在哪里吧？那是一个大医院，边上，有一个小诊所。”

“又是去瞧大夫？你的女朋友转去了勒诺克斯那里吗？那个不愿意见你，没等你到达就消失的女朋友、伴侣或者妻子吗？”

“不，她没有转去。我去不是为了她。”

“你病了吗？一个精神病医生吗？我已经问过你一次了，你没回答。一个精神病医生？”

“上次我回答了，我现在也还回答你。不，他不是精神病医生。科齐大夫是一个全科医生，一个在美国已经过时的职业。”

“这倒是。医生们都专门化了。专治右手的，治左手的，治膝盖的，治筋腱的，治头疼的，治秃顶的。你不是有十个手指头，十个脚趾头吗？每一个都配一个专家。一共二十个专家！再有一个专家来治每根指头的指甲，又有二十个！牙医中也有专门只封口的，只拔牙的，有的专门治牙龈，有的专门种更结实的新牙。福特的方法，劳动分工。最大生产量。查理·卓别林的电影。我在苏联看过好几十遍呢。”

“片名是叫《摩登时代》吧？有效而又凶残的资本主义。因此，你们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看的那些电影。那么书呢？你们读书吗？”

“我能读时就读。”

“你什么时候能读呢？在那边，我们全都落到了书的圈套中。”

“为什么是一个圈套？”

“哦！一种说法而已，那还是一个巢穴，人们可以独自待着，除了书，人们什么都没有。”

“科齐大夫……科齐，你说的？”

“这是他的姓。”

“这么说，是肺病专家。科齐杆菌，我在学校里学到过。你肺里长了什么东西吗？”

“什么都没长。我，我不叫他科齐，而是阿维塞纳。你知道那是谁吗，阿维塞纳？”

“我知道，尽管我不全知道，也不感兴趣。因此，你是一般的病人，不是肺病。左脚小脚指头的指甲吗？”

“我去不是去看病的。我给他带去一件礼物。这个卷筒。”

“原来如此！已经不是那个沉重的口袋了，现在，你有了一个卷筒。这么说，你不去图书馆了，也不去图书馆的快餐厅，你也不会丢皮夹子了。”

“不，我不会丢了。我有钱，你别担心。”

彼得胳膊底下夹着一个带盖子的蓝色大卷筒。

“我带去一条信息。”

“这么大啊？关系到跟他一起工作的那位女朋友吗？你恳求她爱情上的帮助，一种香水作为处方？这样的圆管，装地图或文凭的，也可以用来装带有爱情魔幻格式的纸莎草纸。”

“我给他带去一件礼物。一幅罕见的版画。我特地为他而买的。”

“原来如此！一件礼物。感激。旧大陆的习俗。Noblesse…你刚才怎么说来的？”

“Noblesse oblige。”

“是的，正是这个，oblige。是ein Mann, ein Wort的另一种说法。现在，我明白了。这很不一样。”

“不完全。”

“感谢一次治疗。”

“不仅仅。”

“你说这是一个信息。信息是单独的吗？”

“单独的。但礼物同样也是一种信息。信是另外一种信息。”

“是这样啊！关于你女朋友的。”

“一个朋友。一个共同的男性朋友。”

“是这样啊！是某种舒服的还是不舒服的东西？”

“不舒服的。”

“有热也有冷。礼物为的是感谢，信件为的是下毒。”

“差不多是这样。”

在医院附近，堵车了。出租车和救护车。

“我们到了，我想我们是到了。我们现在去哪里？”

“再朝前开一开。过了路口，第一个大楼，就是科齐的诊所。阿维塞纳。”

列奥瓦停在了诊所前。彼得准备好了钱，他数了数，他不愿意多给，那会让苏联人难堪的。

“谢谢，列奥瓦。你真值得信任。”

“好，你每次需要时，我都会来的。你有我的电话号码。”

“好的，我有的。我记下了，我不会丢掉的。”

突然，他改变了主意。

“这样吧，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回来，然后我们返回。”

“去哪里，东欧吗？”

“不，去宾州车站。我有一趟车要赶，一个小时后开。”

“大城市让你疲劳了，你来到这里，然后立即就躲开它。”

“它让我赞叹。世界上没有跟它同样的。月亮之城。但我很忙。很忙。”

彼得走进了满是病人的小小候诊室，他不东看西看，两步就走到了西班牙女人小朵拉正在值班的窗口前。他把卷筒拿给她，显示了蓝色卷筒上的白色标签。“科齐-阿维塞纳大夫。”他如龙卷风一般冲出了门。

列奥瓦忠实于岗位，列车忠实于岗位，美国运作得完美无缺，彼得消失了。

戈拉，他也有波尔坦斯基的电话号码。“当你需要时，你只要用它就成，它将让你回想起我们的青春时代！”彼得说道。他没有用它，他不知道，彼得在消失之前，曾经坐列奥瓦的黄色拉达车旅行过。

科齐-阿维塞纳本来应该，很自然地，给出关于彼得·加什帕尔先生的告别访问的消息，但这既不舒服，也不紧迫。科齐大夫等待着有利时机。

***

她在嘲笑我，这婊子！这个求偶狂……根本就不想要我。

不对，她也许想的，游戏没有结束。时间的推延表明，历险并没有结束。

早上7点30分。戈拉已经起来，准备好，他也一样，准备去历险。寻找失踪者的历险。

《魔山》就在边上，在书架上，只要伸出手去就能够到，但明海尔·彼得·皮佩尔科尔恩，他受辱的对手汉斯·加斯托普，还有长了一对杏眼的奇特的克劳蒂娅·肖夏[3]都很远，在往昔的欧洲。

得在今天的美洲寻找加什帕尔。戈拉准备好要去历险，他面前是图文并茂的导游书：A Day in the Life of America[4]。无论把它翻到哪里，翻开的都是逃亡者隐藏的美国。

坐在椅子上，一条退色的牛仔裤。椅子前，在沙土色的机织地毯上，紫色的塑料袋，大手表，圆圆的，黑色的表盘，镀金的数字。背后，木床，床头灯的白帽子。近景，一只白色的皮鞋，带一些小孔，一只栗色的，带鞋带，韦伯斯特大词典，从A到Z。画面左边，赤裸的脚，古铜色。年轻的脚压碎了地毯。脸、肩膀和上身都不在画面中。只有腿，从下往上。涂成玫瑰色的指甲，柔软的皮肤，从粉红的脚跟一直到跟腱。

今天早上，塔拉变成了桑德拉，莱克维尔学院，密歇根州，在厚厚的《世界领军摄影记者200位》[5]中。

书本打开在桌上，在电脑前。

桑德拉不像塔拉那样井井有条，她无法做到先后有序：房间里的一派混乱应该源自她准备毕业考试时的担忧心情。她的同学也没什么两样。别的时候，教授，别的地理，别的历史，而不是你从中逃出来的那些。

早上8点。戴斯特准备去参加仪式。帕布帕德宫，在芒兹维尔山山顶，西弗吉尼亚州。帕布帕德，运动开创人哈瑞·奎师那[6]，监视着他的六百信徒。他们都是出生于美国的本地人，是奎师那国际知觉会的骄傲。戴斯特今天是在印度经典舞蹈婆罗纳伽姆中的范娜·达西。头发里插着对称的金簪，从小小王冠的正中央开始，拖下一条细小的金链条，一顶珍珠之冠，一个中间镶了绿玉石的金花环。范娜·达西的脑门上点饰着烫金的图案。在用中国墨描黑的眉毛之间，有血红的一点。绿色丝绸上衣之外，有纱丽，黄颜色面纱，从肩膀一直罩到腰身。

范娜·达西，少女，真名蕾妮·沃克[7]，并不像戴斯特。戴斯特更是那个主持人亚蒂拉·德维。在画册的闪亮页面上，亚蒂拉正把小小的王冠放到变成了范娜的蕾妮的头上。

嘴巴微张，嘴唇等待。鼻孔之间固定了一朵象牙的三叶草。花纹的王冠。红的、绿的、金色的珠宝。毛茸茸的耳垂，黑色的发绺，黑色的眼睛。夜蛾的眼毛和眉毛。从萨拉热窝的后宫中逃跑的模特儿。

在美利坚合众国，西弗吉尼亚州，帕布帕德宫，戴斯特变成了亚蒂拉·德维！戈拉教授注视着她，很忧伤，期待着逃亡者彼得随时出现。

9点钟，悼文作者的眼前是科罗斯四人组的那张凌乱不堪的床。一个年轻女郎，穿着短裤和短背心，一块厚毛巾围在脑袋上，成了一块缠头巾，另一个，只有背影，一样也只穿短裤和背心，满头夹着卷发器，男人，仰卧着，小胡子，穿着牛仔裤，脑袋上缠了绷带，还有小孩，乔，一个婴儿。床上，刷子，梳子，裤子，一卷卫生纸。阿图罗，丽莎，罗萨丽奥：“科罗斯”，一个墨西哥郊区组合的成员，出生在美国，跟西班牙传统以及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相冲突。那画册上说，每个人都有外号。

阿图罗的外号是“强哥”，丽莎是“坏女孩”，罗萨丽奥，女人，是“笑脸”。他们一起生活在白色栅栏区，洛杉矶东边的一个“barrio”[8]，乘坐同一辆旧车子外出。谁都不工作。他们轮流照顾小家伙乔“小嘘嘘”，他是年轻的罗萨丽奥的孩子，就是头上缠了头巾的那女人。小家伙乔是他们中唯一不聋不哑的。加什帕尔对聋哑人很感兴趣，他无疑知道科罗斯四人组。

9点30分，戈拉在商店里找彼得，那是谢姆尼亚克家从1921年起就开的店，在密歇根州哈姆特拉米克的约瑟夫－坎波街。这个馋嘴的彼得……无疑很能欣赏橱窗，著名的kiebasa[9]，底特律地区谢姆尼亚克店的波兰香肠。

10点30分，戈拉遇见了罗德岛纽波特的艾伦·斯罗昆夫人，她是1644年创建该州的罗杰·威廉姆斯家族的后代。红套裙，扣子一直扣到脖子。天使般的脸，满是雀斑，金发，很粗糙。满是皱纹的手显现出她的年龄有六七十岁了。艾伦和她丈夫，退休的外交官约翰，很自豪有十一个重孙子孙女，还有一个庞大的家庭农庄。一个褐发小个子男仆，拿着盘子，银质的餐具和咖啡壶，吃早餐用的。卡洛斯·胡阿雷斯在阿根廷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一直到1982年，当大使因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10]而被召回。不，不是那个胖彼得·加什帕尔。

11点钟，追逐停在了内华达的金谷。吉娜·蒙特威尔第，塔拉答应过要让加什帕尔教授见的那个姑妈，在路上迎接他。她怀里抱了一只叫索菲亚的母猫，还有一把绿莹莹的茶壶，里面沸腾着春药。涂脂抹粉的脸颊，酒窝。浓密的黑发中夹着几根银丝。玫瑰色的法兰绒睡袍一直拖到地面。吉娜刚从家里走出来，来到跟她的宠物索菲亚有着相同名称的十字路口，等候她的来宾。黑猫，白色的长胡子。索菲亚十字路口。路牌上，有一个橘黄色的菱形，画着猫，还有警告词：Cat. Slow Crossing.[11]请减速，教授，来内华达的尼尔瓦纳的朝圣者都要这样做！……欢闹的索菲亚值得这一尊敬，就像它的姐妹玛尔妲、丽塔、露西娅。塔拉没有透露她那在尼尔瓦纳的姑姑的意大利出身，也没有说吉娜生下了四只女巫猫。

她也没有透露关于安东尼的内容，救世主的这位使者，家就在附近，在内华达的里诺，画册的第124页。

黑外衣，红衬衫，白色牛仔帽。脖子上，一条粗项链，十字架。还有一条白色珍珠项链，尽头有一个白色的骨头十字。厚嘴唇，白牙齿，大鼻子，很强硬。石板屋顶的白房子。在橘黄色的微型面包车里，一大堆招牌：PROCHOICE MURDERS–UNBORN BABIES WITH NO CHOICE–ABORTION CRUCIFIES BABIES.[12]。在大天使安东尼的T恤衫上，红色的大字母写着：PRO CHOICE KILLS BABIES[13]。“人们说我疯狂。是的，我疯狂地爱生命”，安东尼喃喃道，若有所思。他早上7点30分来到教堂，在里诺的大街上就开始征伐。“我在军队中服役了二十年，但我从来没有这样坚强地战斗过。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对无辜胎儿的屠杀。”

戈拉合上打开又合上画册。做梦一般，他又喝了几滴杯子中的饮料。他闭上眼睛，在虚无之地飞翔。很好，虚无之地。彼得回想起了游荡的时光：现在。戈拉歌颂了游牧人的地理：“虚无之地强于随便哪里。”每一天，他流下一滴喜悦和痛苦的眼泪，因为有机会在虚无之地。

斯米蒂餐馆，密西西比州的奥尔良。哈德斯通兄弟，约翰和吉米。

老男孩，双胞胎，他们穿着都一样，复制着他们的动作和话语。约翰和吉米坐在一张木桌子前，瞧着门，只见戈拉教授从那门里进来。双胞胎下午来这里喝他们的咖啡或可口可乐，离开始终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八十七岁高龄的老母亲几个小时。发现了他们前来这里的是为画册《美国生活的一天》拍照的法国摄影师，在密西西比州奥尔良的这斯米蒂餐馆，不是monsieur[14]彼得·加什帕尔，不，不是他。

戈拉瞧着手表，想知道彼得这个游荡者现在杀人是在几点钟，又是在哪一个时区。突然，被他早先的幻觉所诱惑。从彼得到露，只有一步之遥。他寻找着加什帕尔，却不期遇到了露。“我不认识她，我认出了她，”戈拉以前曾承认道。“她很久以来就在我心中。我做梦都想不到的发现，多年的梦想啊。”

这一回顾性的练习又一次抓住了他。他妻子保护了他的游荡，假如她不存在，他也会把她虚构出来。于是，就像现在，他寻找着露这一酷刑。

***

表姐弟间的吸引——假如这就算吸引的话——挑战着只在家族之外寻求婚姻的习俗。露在保护自己抵御习俗，但对标准的偏离也是很常见的。当她身边的所有人都梦想着移民时，她却拒绝了。为的是以后能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地出现在新世界，跟一个年轻的表弟一起，比那些在她身边团团转的求婚者还要更年轻。她的秘密不会显示在戈拉教授为彼得·加什帕尔准备的悼文中。

甜美的晚会。鞋跟打在水泥地上响板般的节拍，黄昏的忧伤景象。奥古斯丁·戈拉注视着陌生女人。就仿佛那不是美的魔力，而是偶运的其他礼物。美貌有助于张扬它们，但有时也会模糊它们。他不愿意承认，命运为他打发来了书拉密女子[15]的替角。

“我不是发现了她，我是再见到了她，”他曾经说过。“她很久以来就在我心中。”但他并不同意，说这一“认出”让他盲目，妨碍他发现在即刻启示之外的东西。他匆匆瞧了一眼细皮条的高跟鞋。后跟处的皮条让脚踝露了出来，小腿的腱子肉缓缓地从细细的脚踝处向光滑的膝盖提升，其余只是陶醉。

遇见，散步，毒害操练。世界远离了。摸索，游戏，失眠。第一夜。他听到她喃喃道：“我要别的样。”戈拉跟这外国女人的肉体分开，仰躺在那里，他似乎并没有听到。最终他挺起身来。露弯曲着，蜷缩着。喘气重又开始，节奏和衰竭。

露不谈过去。她并非要掩饰不光彩的奥秘，而是拒绝走向一种她认为简单、自然，却又不可触知的亲密。

是这样的吗？有太多的蜿蜒曲折。陌生人让她害怕，她一定花费了不少时间才习惯了戈拉。她心中的陌生人还在让她更害怕，某个别人在场时，她无法探测他，哪怕他那么亲近。

她在彼得身上找到了一种亲戚关系，熟人的初萌情愫？熟人是重复性的和令人厌烦的，但又是保护性的，新人新事是侵犯和幻觉吗？

“我不是发现了她，我是再见到了她，她在我心中，她在那里等我，”被妻子所抛弃的丈夫重复说，他实在无法跟她分离。

应该到哪里去寻找她拒绝跟随一个丈夫的理由？对这丈夫，她似乎只是一味屈从，对他，她总是给出那么多绝对忠诚的证明，只是屈服……而不是背叛，理由何在？露很蔑视叛逆者的戏剧表演成分。她是不是首先谨慎地权衡了这一利弊对立，然后才作出了异常和冒险的决定，要停留在能为她提供安全的位子上？毕竟，他是她环境中的认识者、熟悉者，尽管那么丑陋？婚姻的散文难道不也是代表了某种认识的、熟悉的、稳固的东西吗？

几十年之前，那天晚上，从火车站的回归是否宣告了她与彼得的未来关系？那时候，她是不是突然发现了自己？模糊的、远祖的倾向，在她所知太少的一段往昔的混沌深处？猛然被那深渊所忆及，所召唤？在戈拉走掉之后，再找到彼得，这很可能激活了那天晚上的回忆。一种肯定。他们结合了，因为他们已由一段他们并不怎么熟知的往昔所结合，这段往昔，他们俩谁都不太熟知，彼得也并不属于它，尽管他是它畸形性的产品，一段往昔，露只是在她的恐慌时刻才跟它有暗中的联系？

跟往常一样，戈拉提出了受虐狂的问题。他常常瞄准娇贵的一点，化脓的伤口。

“你并没有成为异族人的对手，即便是在被你崇拜的对象抛弃之后！这可不是小事，不是小事，真的。在我们伊甸园般的小小国家也好，在更波澜壮阔的地方也好，都不算小事，”幽灵彼得重复道，在他的夜间挑衅中。

多年前，彼得的出现不仅改变了露对她自己和对她周围环境的感觉，而且也改变了彼得对他自己以及对他周围那些人的感觉。在他成为所遇识的那个家庭的关注对象时，他第一次感受到某种神秘和怪异的东西。回到自己家后，他让他母亲忍受了真正的讯问。他渐渐地知道了人们曾对他隐瞒的事。但这并没有在他身上激起跟在他漂亮的表姐身上一样的抑制，但他已经不再知道青少年时代的色情梦把他跟她的什么联系在了一起。爱娃以种种细节所涉及的悲剧，解放了她儿子。他还是篮球运动、节庆活动和山地漫步的爱好者，属于一个欢乐的朋友帮，很少担心学业和职业生涯，他也没有因前检察官大卫·加什帕尔的“反党档案”事件被建筑学校停学而变得局促不安。他毫无困难地读完了一个建筑技校，在体育、饮料、女人、书本中找到了他的喜爱。是的，书本出现在了他的生活中。

“我说教授啊，笑，就是解决办法。当再也没有别的时。同志，明海尔·皮佩尔科尔恩就是解决办法。”

戈拉只记得彼得那篇曾赢得了社会主义读者的故事的题目。一个又聋又哑的明海尔？这，这可决不平庸！

“笑，就是解决办法。不仅仅白天，光明时，而且夜里。夜里，当像我这样的不受欢迎者出现时。”

戈拉以一个懊恼的动作驱走幻觉。他很久以来就不再听说逃亡者了，他只是还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寻他。

“我都白找他了，我无法在心中发现他。”

彼得的长篇累牍的悼文是不是他自己的哀歌，写在了一篇外国的乐谱中？

曙光初露。疲劳的戈拉抚摸着书桌上的黄手套。黄色的卷宗在睡觉。

***

自从彼得·加什帕尔消失在了美国的虚空中，悼文让戈拉教授颇费周折，在即刻现实和实际上更为即刻的虚构现实之间设置了一段有益的距离。他反抗着传记的官僚主义限制，即他习惯称之为生存的严格已知因素。任何传记最终都是一篇悼文，任何故事都有一个结尾，一篇悼文。

彼得失踪后，悼文RA 0298变得不仅合法，而且很紧迫。谁能证明彼得的消失不是彻底的呢？只有彼得自己，一点都不急于为之提供证明，去问谁，去哪里找？在被官僚主义的传记所遗漏的假定性和潜在性中。

戈拉停了下来，他的红铅笔舞在了空中。他是不是最终该跟露相会？

小提琴手或者走钢丝演员知道什么是怯场，戈拉也知道这一魔力：每一秒钟都会带来一个灾难。任你再尽力地控制乐谱都不行……手在发颤，嗓音在发颤，太阳穴和手都湿了，蛇在吞噬你的胃。

电话就在两步远，但是露，很幸运，在够不到的地方。幸福就在那里，在过去，不应该让它在那里乱动乱走，幸福者喃喃道，我不想要现在，我不抛弃欢乐。

铅笔在空中，目光在那些当日悼文面前的屏幕上。白昼与黑夜的相遇及团圆，刺激着脉搏与精神。

当今的那些仪器到处都把你们连接在一起，记录下你们的饶舌或你们的沉默。他掌控着简单的行动，而当他犯错误时——就是说，经常——规章就过来设置陷阱。他不再能挽救，他找不到出发点。这就是他驾车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一切都顺顺当当的，直到犯下第一个错误。混乱取消了记忆和思索，他什么都做不了啦。他放弃了方向盘，但他没有放弃每天早上刮脸，生怕忘记那些日常的动作，永远不能再挽救；他也还没有放弃戴领带，生怕，每一次，不再知道怎么打那结。

跟平常一样，他一大早就起来了。九月的美妙曙光。苦咖啡，简单的运动以恢复状态。随后，他重读彼得的跋涉，为跟吉娜·蒙特威尔第相会而作的游历，这个意大利女人，塔拉的姑妈，还有她生的那些小猫。

他茫然地瞧着桌边上的手套。他又回到屏幕上。烟雾，火，恐慌。惊恐万状的脸。坍塌的楼层。启示录。天空变成了一团巨大的烟与火之云，地上，消防队员和救火车飞驰而过。叫喊，鲜血，火焰，天空着了火，但戈拉教授窗外的天空还是蓝色的，麻木不仁，没有丝毫伤痕。

戈拉走到窗口前。什么都没有发生，天空纹丝不动，如同世界开创之初，然而屏幕上的世界爆炸成了烈焰滚滚的陨石。行星落到了火星人手中。环球同此戒备。

他赶紧冲向电话。快，快，再过几分钟，跟地球人的连接就不再可能了。他的手在颤抖，听筒在颤抖。

“喂，是我，科齐大夫。啊，是你，古斯蒂。是的，我在接电话，没错。朵拉昏过去了，可怜的小人儿。我知道，我听到了，我在电视上都看到了，跟你一样，跟星球上所有人一样。是的，我们很好。眼下。当然，眼下。只是瞬间的。是的，她也一样。她就在边上，在她的办公室里。得到了警告，跟我们所有人一样。不，没有更多。”

他再没有了嗓音，再没有人可打电话。他又坐下来，重新把纸张整理好。

《行星的悼文》。人们不再用铅笔、钢笔，或者用又老又重的打字机来写，而是在火焰冲天的世界的屏幕上。手指头在键盘上，字母在屏幕上，人独处一身，但跟世界连在一起，它，突然，侵入到你的巢穴中，用一个简单的颠簸就搅乱了孤独的藏身之地。

恐怖分子已经厌倦了一个过渡性可怜世界的美德与恶行，垃圾与辉煌！厌烦，是的，很简单，厌烦。他们再也受不了这世界的罪行和愉悦。决定促进拯救，加快向天堂的进军。爱！他们想要的是爱，不是吗？绝对的，永恒的，盲目的！卐字、镰刀与锤子、血腥的新月挑战着不完美的和暂时的人类之爱。永恒的爱，盲目的和使人盲目的，这就是他们所承诺的。幻觉，魔力，乌托邦。必须彻底粉碎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贪食与性欲的抱怨，财富与无信仰的傲慢！催眠的代码：卐字，镰刀与锤子，星星，新月，金牛犊，害群之马，残疾新生儿，闪着磷光的石头，聋哑的神谕，拯救与赞美，直到死亡与彼界。

巨大的钢铁翅膀在火红的天空中。九月之鸟飞翔，金光闪闪，霸道和凶残，在变得歇斯底里的人群之上。在钢铁的肚子里，被困者。

魔怪碰撞了巴别塔。火焰与烟雾，还有飞溅出黑云的肉体，在巴比伦的礁石和波浪之上。

女主持人带电似的重复着侵犯的细节，并随时补充最新的新闻。一些手，一些脑袋，一些帽子，一些婴儿车在空中飞舞，钟表匠大卫·加什帕尔的党证，警员帕特里克的皮包，百科全书般的迪玛的书，阿瓦建的眼镜，侦探罗伦特的手枪，美人鱼贝阿特丽丝·阿特温的乳罩，瞎猫加蒂诺，还有，忧伤的大象奥利佛，戈拉教授桌上黄色卷宗的黄色纸页，像来自天外的风筝那样漫天飞舞。葬礼的龙卷风聚集并吹散一切，没有什么是算数的，只有悼文。

炼金术士和睿智者不光谈论魔法，还谈论疾病，这是有道理的。爱是一种溃败综合症，我的小人儿，仅此而已，basta。结—束—了！活力和忧伤，直到狂妄。狂—妄，我的孩子。除了回—忆，计划中没有别的。爱的回忆，最后的闪电，我亲爱的露。这就是剩下的一切，他只想着你，被阻挡着无法向曾是他妻子的情妇伸出胳膊的丈夫。“我真的在你的光环中，欢乐让我难堪，”你在一小片皱巴巴的纸头上写道，在我们的第一夜之后。在曙光把我们还给世界之前你消失了。这些词在我心中，一个字母接一个字母，空白处的字体婆娑旋转。

“我正是在你的光环中，我们将一起付出代价。”丈夫和妻子熟知厌烦的危险，丈夫和情妇熟知诱惑的圈套和诅咒。我们所有人结结巴巴地说着欲望那没头没尾的词语，它那妄想的无能。在我纸莎草纸的单间中，过去就是现在，而现在则是过去的回声。

九月之鸟带来了已变成仇恨的爱情的信息。被爱与恨弄得变了模样，忠诚得近乎盲目的飞行员，把恐怖撒向了我们。

科齐的嗓音很安详，戈拉又是一个人了，迪玛在远处，恰如帕拉德、加什帕尔和拉里第一—第二—第三—第九。他本该出门来到街上，跟他的同类一起迎接启示录，但他留在了他的隐修院里，躲避着人们和世界末日。

救世主的第二次来到，末日审判的战役，伪基督的出现，地球脱离了轨道，伊玛目的回归，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核战争。可咒的小行星，如同一颗火流星，撞击了环球交易的大教堂，在那里，经纪人、高利贷者和黄金魔术师跪在地上，眼睛瞧着钱币的弧线，每隔四分钟五十三秒，就发出同样的简洁而又淫荡的祈祷：金钱—金钱—金钱—金钱。

教授重又坐到火焰滚滚的屏幕前，他拿出一个白色的空白卷宗。在封面上，用鲜血一样的大字母写下：行星的悼文。

上午8点45分：波士顿机场的飞行控制塔在第11号飞行舱中截获了一个声音。“我们有计划，”那嗓音以一种难以听懂的英语宣布。“请保持安静，一切将会很好。”飞机回头，改变线路，飞向魔鬼之城的方向。

8点46分：一架不明身份的飞机，载有92名乘客，撞上全球化的巨大建筑世贸大厦。多个楼层起火，油箱爆炸。浓雾覆盖了天空和地面，蚂蚁般的人群恐慌地跑动在附近的街上。

9点05分：联邦调查局的警报。第二架飞机，载有64名乘客，撞击了世贸大厦，在冲击时爆炸。

9点37分：一架波音757飞机——美航77航班——穿越了权势的堡垒五角大楼五个同心圆中的三个。战神的办公室成了一片火海。

10点：世贸大厦的左边那个110层巴别塔倒塌。

10点10分：新世界的机场全部关闭。巴勒斯坦民主解放阵线否认与此次对叛逆者的屠杀有关。

10点12分：世界上防护最严密的建筑五角大楼发生新的爆炸。

10点15分：白宫进行疏散。

10点24分：第二座巴别塔倒塌。

10点25分：在黎巴嫩，巴勒斯坦人庆贺对美国佬的胜利。

10点35分：空军一号飞机带着魔鬼超级大国的总统，在50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前往总统的营地掩体。

五个小时前，戈拉教授开始了还留给他过的那些日子的第一天。他瞧着那一排排的书，桌子上的白手套，那个正播报新闻的女主播的嘴唇。CNN、CBS、NBS、PBS、MSNBC等频道，所有频道，综艺的，体育的，摇滚乐的，色情电影的，全都在转播赫洛斯塔图斯[16]培训的景象。净化之隧道，根据奥萨马·本·拉登的一份文本。

贸易交易的巴别塔，五角大楼的堡垒，白小丑的白宫……这就完了吗？那图书馆呢？

戈拉感到自己受了辱。他有幸见证的环球大爆炸侮辱了奥古斯丁·戈拉教授：他承受不了金钱与权力的符号结合！十九利剑赫洛斯塔图斯集团配不上伟大的终结！那些刺客不熟悉古兰经，那些狂热分子不熟悉图书馆的辉煌语言。

图书馆包括了一切，你们这帮文盲！世界的回忆与规划，忠诚者与叛逆者的才华与疯狂，犹太先知的圣经，还有你们的先知的古兰经，还有上了十字架的先知的新约，还有小丑先知的《我的奋斗》，还有马克思主义先知的《共产党宣言》。宗教裁判所的法令，人权宣言，神童莫扎特以及割了耳朵的男人梵·高的游戏，荷马、奎师那和孔子，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特蕾莎嬷嬷，拳击手卡修斯·克莱[17]，还有1936年布加勒斯特的电话黄页。一切，一切，甚至包括受人追捧的本·拉登那被翻译成了受人追捧的威廉·莎士比亚的语言的诗歌小册子，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施维里[18]的诗歌，以及他的对手毛泽东的诗歌。

一切正是从图书馆那里，来到了我们跟前，而不是从商业交易的跨国妓院，也不是从火箭堡垒或总统牧场。

怒气冲冲的戈拉切断了与启示录的联系。

地球的这位悼文作者需要明海尔。他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一些纸，在那上面，他记下了彼得与警官莫菲的会见。

“迪玛认定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亵渎神圣的世界中，”加什帕尔回答道。大腹便便的帕特里克在他的椅子里跳了一下。“一个再也没有了神圣的世界。神圣藏身在了世俗之中，”加什帕尔继续道。“世界上满是教堂、清真寺和犹太会堂。我也一样去教堂，”警官喃喃道。“宗教政体需要我们所有人。其弱点就在这里。伤口变成了炸弹。炸弹将毁灭我们，使我们变得神圣。”

他找到了连结！他应迫不及待地把它转交给那些小姐，她们在屏幕上宣告了终结。他停在那里，手捏红铅笔，他又拿起红铅笔，在纸页的边上补写：太简单了，彼得！老迪玛指涉了超越，而不是仅仅一个上帝。

神圣的利剑帮在罪行的战鼓声中幸灾乐祸。赫洛斯塔图斯就是令人难忘的摧毁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庙者的名字，没人能记起来，那神庙到底是谁造的。没有人！但是，它的摧毁者的名字穿越了世世代代，一直死死地留在地球人的记忆中。赫洛斯塔图斯集团学习了驾驶和摧毁飞机，但是它应该不会造它。毁灭是毒品，是的，狂热，是终结之行吟诗人的大隧道。

戈拉有意识地记录着终结的历史，为后人。

10点43分：一架飞机攻击了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商业中心。

10点56分：亚西尔·阿拉法特声明说，他的组织跟这历史性一天的灾难没有任何关系。

11点14分：联合国大厦疏散，自由女神像被爆炸的烟雾所笼罩。

11点30分：韦斯利·克拉克将军[19]宣布，这一犯罪行为是诗人本·拉登精心策划的。

11点48分：美国控制与预防疾病机构准备好对付一种生物学的进犯。

11点57分：不明电话打到美国驻波尔图领事馆，宣布要在整个地球实行轰炸。

12点17分：迪斯尼乐园关门。

12点20分：一个陌生人以日本赤军的名义宣布要实行空中打击，为广岛和长崎的牺牲者复仇。同一时间，民族主义周刊Al Wahdej接到一个电话，对方以一种俄罗斯口音用阿拉伯语声称，要对纽约的一些高塔实行打击。

12点25分：石油价格在世界市场上上升了2美元。

12点26分：马克·韦宁，美国驻布加勒斯特大使馆发言人，打电话感谢罗马尼亚当局和公民的支持，并请他们原谅自己没有当着记者的面发言，因为害怕谋杀。

戈拉教授于12点27分停止了记录新闻。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奶，带着一个幸存者才有的再生渴望，瞧着这创世纪中就有的白色和凉爽的液体。

12点48分：艾哈迈德阿赫梅德·穆塔瓦基尔，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外交部长，驳斥了一种暗示的说法，说是诗人奥萨马·本·拉登组织的屠杀。

13点04分：政治分析家约纳坦·艾亚尔把当天的事件形容为“历史上策划得最好的同类行动”。

14点32分：两艘航空母舰来到曼哈顿的锚地，准备预防当即的打击。

15点35分：有人预告了一次对北约在布鲁塞尔的驻地可能的打击。

15点27分：阿维亚诺军事基地宣布准备战斗。

15点59分：空军一号专机飞往内布拉斯加的奥法特，美国空军的战略指挥部。白宫宣布，感谢上帝，美国的第一夫人，以及两位第一小姐都处于安全中。

戈拉教授突然觉得被总统府的新闻击垮。他又一次中断了跟地球的联系，他感到疲劳。他去躺下。他沉沉睡去，在被单上动弹，无法从他跟爱娃·加什帕尔的对话中挣脱出来。从打击的第一刻起，爱娃·基施纳-加什帕尔就变得歇斯底里。她很久以来就没有了彼得的消息。游荡者不停地远离，但没有一种远离会离得足够远，无论你在哪里，灾难总能找着你。从在奥斯威辛播下种子的肚腹中出来，彼得跳进了社会主义的禁闭所，然后又进入了自由世界的自由疯狂中。而现在，现在，到哪里他才能结束这一循环？

很难让爱娃平静。更难让她不回答。戈拉教授感到有责任，自从彼得来到新世界，他是唯一一个与爱娃保持联系的人。不，彼得不属于那些牺牲者，亲爱的加什帕尔夫人，这些日子的错乱一旦过去，我们就将有这个昏头昏脑的彼得的消息。所有人，是的，他所有那些喀尔巴阡山天堂的亲朋好友，科齐大夫和他的女助手，露德米拉·瑟拉芬，还有她的前丈夫，奥古斯丁·戈拉，贝阿特丽丝·阿特温夫人，以及苏维埃人波尔坦斯基，我们都将会有我们的好彼得的消息。

没错，这天上午他有一个约会，恰恰就在世贸大厦。不幸的是，彼得要去见一个专门涉及移民问题的律师，费用由戈拉教授支付，恰好就在这天早上，恰好就在那倒霉的大厦中。约会在彼得失踪之前的好几个月就定了，戈拉付钱给了一个著名律师。

但是，这不是一个致命的肯定，根本不是，人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去约会了，人们甚至不知道，在他的迁徙中，他是不是还想得起来约会的日期和地点，他是不是还在意这一官僚主义的劳役。假如他决定去了，那就不会是在当天很早的时候。彼得不怎么爱起早，这你知道，大广场旅馆离那雄伟的世贸大厦很远的，约会应该定在中午时分。

另外一个有利点。就在半小时前，一个绝对可靠的情报来源说，上帝选民的子女们在前一天夜里就通过一些特殊网络得到了提醒，让他们在这重大操控的那天上午不要前往巴别塔里面或附近。一次操控，那是自然：我们全都见证了的这一表演，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的导演。19个演员，确实，都是中央情报局特别部队的军官，接受阿拉伯语和穆斯林传统的教育。赫洛斯塔图斯，行动的代号，是由一个哈佛的优秀毕业生，计划组长萨缪尔·科尼什选定的。当这个小男孩和他的双胞胎姐妹朱迪丝五岁时，他的父母被人杀害。他们居住在一个偏僻的村庄中，离黎巴嫩边境线不远。萨缪尔是古代历史专家，热衷于专研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关系，因此，他把利剑集团命名为“赫洛斯塔图斯”，那是著名的希腊毁灭者的名字。

在2974名牺牲者中，没有一个人属于上帝的选民！没有一人！……你说得对，万能者奖赏了那些最先承认他并跟他结成了神圣联盟的人。尽管如此，假如有些人牺牲掉了，那也是一种忽略……是的，有的。

在睡眠中，戈拉教授看到屏幕，并对爱娃解释了由电子信息给出的数字：246人死在被劫持并爆炸的飞机中，2603人死在纽约，在世贸大厦，以及在地面，125人死在五角大楼。这天早上8点45分，约有17400名平民在这两座巴别塔中，另外的消息来源说有14154人。那些处在冲击区以下楼层的人，大都迅速疏散了，另一些则死在了瓦砾堆下，一些人向楼顶逃，但是通道被堵死了，他们被甩在空中。数百名消防队员也死在了英勇的救护行动中。几乎没有任何牺牲者是，我再重复一遍，几乎没有人是彼得的同党！你说得对，并不仅仅只有万能者的手想救赎奥斯威辛之错，还有那些人的团结一致，他们知道必须永远依靠自己，永远，就像你说的那样，只是依靠他们自己。

彼得和他的同党在这月亮之城安全无恙，他习惯于如此称呼这个迁徙者的大都市。靠了他，我坚信，塔拉、戴斯特、蒙特威尔第夫人以及她那些可爱的小猫咪，也都平安脱险。我坚信，当她们决定陪同他时，他已经告诉了她们他所掌握的秘密。彼得是一个有金子之心的轻率人，慷慨大方，好得如同一块好面包。

当然，对彼得来说，如同对那些小姐，还将有一些令人不快的下文，但不是死亡。彼得把带长柄镰刀的女巫叫做求偶狂，并跟她玩捉迷藏。他开心地说，在这里，在美国，他会掌控游戏的。请确信，这一次，他又引开了那个食人的女魔。

今天发生的事，标志了怀疑与差错的新千年的开端。戴斯特所表演的那幼稚的女生闹剧，很可惜啊，不可避免地将变得比它曾经的样子更可疑。将会有一些调查，一些如同阿塔图尔克·凯末尔和博尔赫斯那样的人物将被召去过问，但同样也还有阿瓦建院长、安特奥斯教授、唐夫人、女学生塔拉·内尔森。尤其是戴斯特·奥纳尔和她在奥地利的丈夫，她那躲避在德国的家人，她那在萨拉热窝和在旧奥斯曼帝国的亲戚，甚至还有彼得，是的，彼得·加什帕尔和他的表姐露，有医生科齐，有苏维埃人波尔坦斯基，意大利女人贝阿特丽丝·阿特温，要是戈拉教授也包括在嫌疑人的队伍中，那也不会让我吃惊的，根本不会。

白天在延续，他无法睡着。戈拉辗转反侧，呻吟不已，直到最终醒来。他被禁止离开这一没完没了的启示录的演剧！人们重复着，人们增添着这个要命日子里攻击的消息，然后又是第二天的，再后，那就是一个唯一的重大日子，不断地，没完没了地延续。

在辉煌的黄昏中，城市很安静，突然哑巴了。长长的行人队列返回家中。地铁凝定。忧伤、纪律、团结与恐惧的综合症，使得昨天还那么匆忙、那么散漫的居民联合起来。叫人如何不怀疑所有人，如何不在追捕嫌疑犯的行动中预感到灾难？

戈拉教授越来越需要一个对话者。房间在缩小，住在房子中的人也一样在缩小。

与爱娃·加什帕尔的相遇一直在持续。他跟她说了很长时间，她像个聋哑人那样静听他，刚从焚尸炉中爬出来。他根本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平息了她的恐惧。要说他做到了，恐怕不是那么自然。他很高兴又回到了他习惯的对话者跟前。

书籍，是的，那是我的堡垒，亲爱的爱娃。你还记得，彼得是什么时候开始，渐渐地，喜欢上书本的，超过了喜欢篮球？大卫还是一个强健和清醒的男人，而不是在一个病院中的残疾人。渴望看到彼得的变化。理所当然。总是更奇怪，贪婪地阅读，一个人。彼得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在这种天启般的开窍之后，没有人会是原来的老样子。

靠着从一本书中抽取引语而发出一种死亡威胁，有谁说到过一种类似的事？得让收信人绞尽脑汁，让他找到密码，而这之后，只有在这之后，他浑身冷汗，被无法驱走的幽灵所追踪？一个帮会的密码……读者的小宗派给我们的朋友寄来了由一个同样也读过书的姑娘用密码写成的召唤。一个表示感激和尊重的符号，一种警告。一段引语，假如你愿意的话，找到它，唤醒它，让它说话！威胁并不来自求偶狂，而是宗派，假如那个女性求偶狂并非恰恰就是该宗派的女神。彼得在痛苦，不仅因为担忧和孤独，而且也因为他属于这个宗派，他也是。他想不惜代价破解这一召唤！事关名誉。

我们像狗一样，亲爱的爱娃，我们嗅闻，我们立即认出了引文和谜语的语言。这个可怜的彼得，他无法辨认出引语的出处！要笑死人了，笑得引导你胡扯。他心里就有这一引文，但那是在他青春时代的语言中。他做不到把它转移和定位在我们时代的话语中。青春提醒了他，无论人们做什么，它都一去不复返了。

终于，我帮上了他，不仅因为，你在你每周一封的信中，请求我让你随时知道他跟露分手后的情况，而且因为这一引文标志着我以往的生活。我不是全知全觉的，就像彼得说的那样，但我经历了这一引文，我并不满足于重新记住它。很久以前，我经常接触一帮大学生，对他们来说，阅读成了一种高级毒品。他们在文本中寻找各种各样隐藏的意义。暴政刺激了人们隐匿的需要，还有神秘的对话。在充满了可疑读者的可疑阁楼中，人们说到一些很难搞到手的旧书和新书，还有那些秘密的代码和意义。正是在那里我第一次发现了《死亡与罗盘》，多年后，那位迷人的萨拉热窝女学生将从中挑选出带威胁的引文。

一种巧合，在陆地、海洋和子午线之外！除了宗派团体中的成员，谁又能想象得到？

这里，在自由的海岸，宗派更受束缚，很自然，没有告密者的神经，但在这里，同样也在寻找北极星的游荡者和梦游者，把脖子都深深缩到了地下，秘传的天空之黑洞。关于这个谜一般的并被高估了的故事，这个曾让淘气的戴斯特扭转了脑袋的故事，帕拉德和他的大师迪玛曾经一起写过，奥古斯丁·戈拉也写过文字的。

我对这段引文记得很牢。在大地上几乎所有的语言中。这就是真相，总是比人们想象的要简单得多。

我把彼得拉出了一个窘境，却又推他进入了另一个更糟糕的窘境中。“我知道希腊人所不熟悉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个瞎子宣称。就是说，不确切性。我在对彼得说话时错误地提到了那些词语。一旦说明了引文出处，它的不确切性就增加了。彼得在帕拉德的被杀和迪玛的隐晦往昔之间划了连线，其中，玄奥学说扮演了一个悲壮的角色。人们可以说，他重现了囚禁的社会主义或戴卐字标志的大天使的恐怖，被无处不在的、长有眼睛和耳朵、带着完美武器的幽灵所追逐。幸亏，他坠落其中的地狱并没持续太长时间。谜很快就过时了。威胁信是一个小女孩的游戏。闹剧骚扰了彼得，把他驱赶到美洲的荒漠中。

是的，将会有一些后果，一些复仇，一些被捕，一些攻击。也许，正因如此，彼得也迟迟没有再出现，他等待着事态平息。总之，彼得还活着。无论他将面临什么样的不便，那都不能与今天的杀戮同日而语。

今天今天今天，戈拉在屏幕前重复道，当天和接下来的那几天，全都聚集为唯一的一个长长的、令人疲惫的白天。

基施纳夫人啊，我们亲爱的彼得就这样走进了由波斯尼亚美人儿设定的游戏中，由她跟塔拉、阿瓦建和安特奥斯一起设定的。人们将调查他们，那是自然，就如同调查许多其他人，穆斯林，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俄罗斯人，或各种各样的避难者，但同样也有美国人，请相信我。

一个个白天和一个个黑夜抹除得很快，一月月，一年年，还有我们这些凡人，全都一样，但九月之鸟的入侵却在继续，这奇怪的天文学悖论。几个星期，几个月，几个季节，合成了唯一的一天，膨胀的，受惩罚的。

亲爱的爱娃，你兴许听说过那个著名的玛格丽特，又叫玛戈，是美国女人，不是伊拉克女人或伊朗女人。玛戈·H.在灾难中幸存，并得知，他的未婚夫，大卫，在爆炸中丧生。她精神上受了创伤，决定不让自己受打击，把她身为美国人的能力用于为崇高事业服务。她领头成立了巴别塔幸存者协会，申请并得到了议员和银行家，还有各家电视台和慈善家的支持。她的故事径直就奔向了死者家属那受伤的心灵，平息他们难以慰藉的痛苦。她经历了遍地尸体的残暴场面，她闻到了烧焦皮肉的气味，看到了飞在空中的人肠子。在最后那些瞬间，她自然地想到了大卫，她的未婚夫，想到了她的婚纱，还有婚誓。一个消防队员把我夹在胳膊底下，带我出来，玛戈讲述道，不幸的寡妇从另一个世界转回来，他把我交给另一个消防队员，后者一直护送我走向救护车。我们无法到达那里，我们躲在一辆卡车底下，他用自己庞大的身体掩住我，这位女浮士德玛格丽特对温柔的地球讲述道，空气发烫，我什么都看不清，全靠了他的防毒面具我才幸运地活了下来，等到了救援。美国和世界在听她，战战兢兢，一边哭泣，一边从她勇敢的话语中汲取着勇气。她不承认自己被击垮，她跟自己斗争，跟命运搏斗，为了说服和帮助她那些需要说服的同类。

只有词语是奇怪的，亲爱的爱娃夫人。人们简直可以发誓，持续地并在其他情况下都听到了它们。疲惫的形象跟那些如此暴烈、个性化和极端的情境形成了鲜明对照。话语，然而，话语最终说出了一切！风格即人，我们都学过。怀疑很快就生出，人们发现，这个勇敢的玛格丽特，左胳膊上满是火烧的疤痕，2001年9月11日并不在纽约，而是在西班牙，在加泰罗尼亚的一所大学中上课。

在这个黑色九月过去后一年，她将回到美国，并很小心地构思她的故事。大卫确已死亡，尽管他属于上帝的选民。那些警戒队简单地把他遗忘在了发动秘密应急行动的那个夜晚。这个可怜的大卫的家总算通过特殊网络得到了预警，但在摄影镜头面前，在正义面前，她声称自己从没听说过一种应急的阴谋，也没有听说过什么著名的玛格丽特。第一个承认会让我们怀疑第二个承认，假如没有很难被质疑的证明，证明这个故弄玄虚的女人在第一次没有滥用她的想象。

得要有一切来造一个世界：恰如上帝的花园，独一无二。充满了一种繁复多样性。多种多样的人繁育在空中和地上，如朋友帕拉德所说。多种世界，恰如我主的花园，唯一的和独一无二的。

接下来的那些白天、那些黑夜、那些月份里，隐士戈拉很需要一个对话者！有那么多事要讨论，他已经厌倦了只跟自己对话。爱娃的沉默令他郁闷不已。

桌子上，大画册《美国生活的一天》已被一大摞书代替，大多是关于犹太教法师保罗的，这个流亡者走到哪里就把不和播撒到哪里，还有关于在他之前和之后的那些反叛的先知的。宣传和鼓动，为了把世界统一到一面相同的旗帜下！所有人都将平等地被接受，改换一种新的信仰，唯一有价值的，只需要接受唯一的信仰，加入到唯一信仰的队伍中就行。耶稣只在他的地区、他的部落中对人说话，没有让人改宗的野心，老实和神圣得如同梅什金公爵，这著名的白痴，如同阿廖沙·卡拉马佐夫[20]，还有他们在别的传说中的兄弟。世界一体化的现代性可以追溯到保罗。

叛逆者留在边缘，他们有祸了，列宁、毛泽东、所有的阿亚图拉这样教导我们。诗人奥萨马是不是宣布自己为入选者和受惩罚者的新圣保罗？恐怖分子听从他的命令，如聋似哑，像被催眠了：让他们毁灭这罪人的世界，让他们树立绝对权威，让他们缩短天堂之路。

罪行并不隐藏在五角大楼和世贸大厦，而是在图书馆，可怜的迷途者！跟奥萨马的诗并排放在一起的，有垮掉的一代的无耻诗歌、阿亚图拉的古兰经、保罗的使徒列传、爱因斯坦的书、卡尔的《宣言》、《我的奋斗》[21]和但丁。帝国大厨的书旁边，就摆着用世上888种语言和方言写的梦的解析手册。战争和谈判只是一些游戏，在触动我们同类的冷漠游戏的迷宫中。

这就是我所做的，亲爱的爱娃，我跟隐士奥萨马，还有四处流荡的保罗尽情聊天，等待我们亲爱的彼得打来电话。彼得·加什帕尔，而不是使徒彼得。

最近几个夜晚，我都在跟来自圣地的使徒彼得，还有来自希腊散居地西西里的使徒保罗，作无用的争论。我很想知道，假如在两个人的对立中，加利利人彼得要比后来变成了保罗的那个希腊犹太人扫罗更强，那么究竟会发生什么。

那么究竟会发生什么……这是另一个游戏，靠了它，我们杀死厌烦，疾病没能放过万能者本身，后者把19个刺客打发到了九月之鸟的肚子里。那么究竟会发生什么……这是建造和吞噬图书馆的宗派的密码。书架上满是圣经和战争教科书，关于蚂蚁与龙的故事，星空图，集邮册，大地上的各种方言。

爱娃·加什帕尔留在了戈拉下午的长睡中，他现在已经醒来，重新得到图书堡垒的保护。

心境不佳的教授想到了图书馆和书籍。还有字词。只用一个词，萨拉马戈[22]的抄写人改变了葡萄牙的历史，莎士比亚的国王们在作者的思想中统治，但丁把他那时代的教皇流放到地狱中，作为精神财富的商人，拿破仑变成了托尔斯泰专栏文章中的一个轻歌剧替演者，罗斯[23]把亲希特勒的林白安置在罗斯福的总统宝座上，叛逆者拉什迪的胡思乱想使神圣的诗句变得撒旦一般，核按钮的启动钮闪亮了。明海尔诞生在一本书《魔山》中，彼得和保罗生活在福音书的书页中，先知奥萨马居住在古兰经和圣战的新月中。我们亲爱的彼得的不幸同样来自书本。我把他塞进了老头子的复杂的传记和文献中，一个图书迷，被他着了火的图书馆所迷惑，眼睁睁地看着书页和岁月在虚空中灰飞烟灭。当人们责令我摘下他的面具，为了那些值得让他摘下面具的错误，我不能够把他忘记，但我同样也没有忘记，千百万个耶稣被烧死在焚尸炉，连同他们捧在心口的图书，也没有忘记拿撒勒的耶荷舒阿拉比，他随身带了一本书，他出身于千万个其他人。

我坚信，彼得·加什帕尔还活着，但我不是不知道他母亲的担忧。每个星期，她都要问我失踪者的命运。在我们讨论自己要一个孩子的可能性的那个阶段，露常常对我谈起爱娃·基施纳-加什帕尔。那时，即便被充满爱意的崇拜所辐照，我也总是在向自己提问。在爱娃和大卫·加什帕尔两口子死后，彼得·加什帕尔代表了复活吗？为什么我们的继承者不是赠送给我们的光明的印章？

“明海尔”这个外号来自一本书，来自彼得自己想象的寓意，而死亡的威胁摘录了一个自称为图书馆神甫的作者。今天、前天和明天的恐怖分子追随着他们认为由伟大无名氏所写的书中语录。词语神庙旁的商贸交易或战争交易的可怜办公室是什么？一些平庸而又幼稚的消遣解闷！伟大的历险在安安静静的大厅中进行，那里，爱情在科学、抒情文学、航海、美食或者天文学中发明它的庇护密码。以太和鲜血的痕迹溅污了已经积累了几千年的教科书和书简的纸页，最新发明的信息提供与简明对话的小屏幕，同样也出现在了图书馆中。

2001年9月11日那个白天和黑夜之后的那些白天和黑夜，戈拉沉湎在了同一种与虚空的对话中。

有过一个白天，有过一个黑夜，有过第二天，以及接着而来的一天天，一月月，一季季：不确切的无限的日日夜夜。

傍晚来临，光线在窗外宁静的景色中颤动。地球继续绕着自己的轴心，同时也绕着太阳旋转，太阳下山了，忧伤地，如同以往，露的手套和书架上的书在它们自己的位子上，栩栩如生。

戈拉教授每天都等着对图书馆的打击。他的图书馆，还有全世界所有的图书馆。一种针对所有图书馆的同时的和决定性的打击，与这一打击相比，交易之塔与火箭之塔就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即兴行动。一个历史性的日子，铭刻为红色与黑色。

可能是电话坏了，也可能是用户不回答，那个历史性的白天期间是这样，晚上也是，此后也是。然而，一天晚上，十一点，我终于打通了。

“我很好，”教授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他没想到我会打电话给他，尽管他自己给我打电话，那么经常，谈及加什帕尔或玛尔嘉·斯泰因的事。他还跟我谈起过爱娃·加什帕尔的信，还有他记得清清楚楚的2001年9月11日的那些时刻，还有圣保罗、圣彼得、奥萨马·本·拉登，以及那些愚蠢无知的恐怖分子没能成功袭击的目标：图书馆。

我早就准备了关于露和米舒·斯托茨的一个热点故事。最好还是变个花样，我利用了戈拉意外的啰唆。

“有时，闹剧演在悲剧之前，而不是在它之后，如同马克思相信的那样。我想到了彼得收到的信，还有博尔赫斯的故事。”

我让他又一次简述那故事。我答应很快就再给他打电话，尝试一次正常的对话，在正常的时间里。

如同我计划好的那样，下一次谈话一开始就涉及斯托茨和露的消息。在我看来，这是让他从震撼之后的孤独中摆脱出来的唯一机会。我不假思索地就开始了。他静静地听着，没有反应，仿佛那是陌生人的事。他没问我从哪里得来的细节。然后，他就提出了预料中的问题。

“一次节庆？”

“一次生日晚会。一个借口。在长岛，一对管理一个银行家俱乐部的夫妇家中。丈夫，以前当过飞行员，逃到了西方。先是比利时，然后美国。靠了政治压力，他成功地弄来了他的妻子，一个体操教师。在这里，她成功地改行做了时装设计师。他们一起管理俱乐部，没有人时，便自己动手，自娱自乐。晚会在那样一个空闲日举行。在重大打击之后的那个阶段。在自然灾难期间以及之后，人的本能会变本加厉。有时，甚至发展为歇斯底里。露是那位体操女教师拉露佳中学时的同学。斯托茨来时带了一个年轻貌美的非洲女郎，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露出场得比较晚，是跟科齐诊所的同事吴大夫一起来的。气氛已经很热烈了，但没有人想到会发展成交换伴侣。”

戈拉听着，没有询问细节。

我极端曲折的描述似乎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

假如戈拉对露的出席确实变得无动于衷，而且这不是一种策略的话，那么，他是给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

这个大都市拥有牧歌般的郊区。辉煌的静止。灰松鼠，棕色猫。乌鸦，野火鸡的高傲队伍。灌木丛之间，有狍子经过。

昨天夜里森林突然出现，白色，如雪，现在，它从四面八方走来。树枝挣动，白色粉末愤怒地从大树上落下，大地似乎也在走来，越来越近，然后，隐退。

森林离得很远，在地平线那里，但靠近时变得臃肿，白色，冰冻。如同在一部无声电影中。听不到丝毫声响，什么都没有。树枝在跪拜，抖动，几乎要折断，风鞭打雪的粉末，但什么都听不到。悲伤的寂静，然后，运动。这奇怪的来回没完没了。

现在，凌晨时分，树木纹丝不动，庄严肃穆。乌鸦着陆又起飞，在骚动不安的松鼠当中。这便是一切，再无别的了，窗户另一侧，寂静，没有一丝声响，甚至没有一丁点声音。什么都听不见，甚至连公路上经过的汽车都听不见，静寂无声。

戈拉教授并不参与，他从来就不参与风景。他在他的故国就已感觉到这一点，更何况，在这新的彼岸，他是擅入一片无意识大自然中的迷途人。

他跟头一年不一样地瞧着这环境。对那存在的和观察者消失后将继续存在的一切更为认真，生活在这里的一辈又一辈的松鼠、乌鸦，还有苗条而又迟钝的狍子。森林将永远在那里，就像河流千百年来一直流过谷地。在他家乡的森林中也一样，他是一种会消逝的体现，一段无情瞬间的豚鼠。他留在大地上的行为轨迹将会消匿，最终彻底地无影无踪。他身后不会留下子女和孙儿孙女。即便他曾有过，后人也不会改变其进程和循环。他发现了界限的密码。

平庸的忧伤！被一个电话激起，仅此而已！

“核磁共振成像显示，动脉堵塞了60%到70%。在你这个年龄不算太糟糕。但我是怀疑论者。兴许会更糟。得去确诊一下。病人的年龄要求我们小心谨慎。”

其实，任何年龄都一样，巴尔-艾尔大夫立即补充道。年龄，再说一遍！这个科齐已经说过了。他的老同学。他曾经问他最近是不是做过一次心脏检查。

“没有，最近没有。最后一次还是八年前了。之后，我换了医生，换掉一个染了头发的大夫，换成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大夫。她说这没有必要。”

“在你这个年龄，最好还是做个检查。我介绍你去找一个很好的心脏病大夫，”科齐决定道。“他的头发还是自然色。他不沉默寡言，但他是以色列人。”

“那些人不得不思维迅速。”

“在你这个年龄，你需要眼明手快的医生。我，我已经不再那样了。在我们那里，没有理由要那么匆忙。”

就这样，他开始了晚年的喜剧。

没错，青春时代和往昔的地点有着另一种节奏。自从伊西多尔·科齐倾听他的同班同学奥古斯丁·戈拉忏悔以来，很多年过去了。那不是在他们一起做作业的房间里，而是在科齐家宽敞的地窖中，里面满是瓶装酒和破旧的皮面扶手椅。伊齐，人们这样称呼伊西多尔，睁开了眼睛，惊讶万分。

“谁？你爱上了上帝的选民？脑子有病吧？是青春期……你爱上了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耶稣的民族了？这难道不是你们这些人说的吗？我们把他送上了十字架，我们要世世代代为这罪行付出代价。你想换个传说吗？”

“假如这是一个传说，我很想换一下。我们同意，以后再也不说什么你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他们……耶稣，是的，他爱他的人民。罗马人想杀死他……犹太人兴许也想，但我不这么认为。他们不接受他作为弥赛亚，他们更希望等他到来。他们更希望有一种未完成的、开放的思想。偶像崇拜是一种不变的成规，是这样的，偶像崇拜。但你不明白我对你说的话。”

“我不明白，这样更好，”伊齐很快回答说。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什么都没读过。我，我站在圣彼得一边，而不是圣保罗一边。”

伊齐不吭声，僵在那里，仿佛有人跟他说中国话。

“圣彼得说，假如人们首先不是犹太人的话，就不能成为基督徒。”

“对极了。只要给你施割礼就行了。切一下小鸡鸡……等一下，我来给你显示一下。”

伊齐做了个动作，准备解开裤子。古斯蒂厌恶地推开他，小伊齐摇晃了一下。

“使徒保罗是个激进的人。他想推广运动，使它国际化。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我，我站在圣彼得一边。”

“你是一头驴，一头蠢驴。你改了传说，你承认了他。我的好老爷，他会超过你的。你已经有过这样的危机。你想成为奥波洛摩夫[24]，堂吉诃德。那个荷兰人，皮佩尔科尔恩。”

“我是谁，我，伊齐？什么人都不是。”

“你是一个优秀学生。学校中最棒的。”

“瞧你说的！一个循规蹈矩者：作业完成得很好的小乖孩。”

“你不会总那样的。你想要某种独特的东西吗？你是我朋友，这就是独特的。你，优秀生，你是班里那个懒惰胖子的朋友。伊齐，手风琴。”

“伊齐，你们不一样，你们这些人。”

“你已经答应过，我们再也不说你们这些人，他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了。”

“你们痛苦了，痛苦的奥秘纠缠住了我。”

“是这样啊……你愿意我把你钉上十字架吗？我会好好努力的，我答应你，我要成为班里、学校里最强的，我开始好好干，我准备十字架、钉子、荆冠。”

“没治的蠢驴，是你，不是我。一个畜生，伊齐，你就是这个样。够了，等你长大了，等你有选举权了，我们再来谈。”

几千年之后，科齐大夫有选举权很长时间了，这些玩笑也已经忘记了。病人却在做全面身体检查之前回想起了这一段。

“你把我介绍给哪个心脏病专家了？他叫什么来着？艾尔-阿尔吗？”

“不，那不是一个航空公司。巴尔-艾尔，跟艾尔-阿尔倒是很合拍。巴尔-艾尔。”

贝尔纳·巴尔-艾尔大夫是个高个子，褐色头发。优雅，敏捷。他思维迅速，立即预约安排了检查。俄罗斯助手，他也一样，很优雅，讲礼貌。他小心地量了血压，把了脉搏，做了心电图，往血管中注射了造影剂。半个小时后，上跑步机的地毯。贝尔尼·巴尔-艾尔抓住心脏病人的手，同时注视着监视屏。

“好，好，加速。感觉如何？你能顶得住吗？”

“是的，可以。”

当他觉得他快丢命的时候，结束了：大夫拍了拍他的肩膀。

“行了，行了，你停吧。”

他没有丢命，他没有迫切期待这一次中止。

“最后这段时间里，你有没有觉得胸内疼？呼吸困难，有一阵阵剧痛？”

“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是我的胃。我去见过科齐大夫了。”

“科齐大夫给我寄来了胃镜检查结果，结肠镜检查结果。你的胃很好。”

“但是病人要死了，这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玩笑。我的胃在折磨我。科齐改换了好几次药。白费劲。我的肚子里有一条恶龙在折腾。”

“行了，我们会处理好的。现在，我们得对心脏做一个核磁共振检查。很快的。我不知道你的医疗保险是不是可以报销费用。你准备付费吗？”

“假如很有必要，假如很紧急……”

“七八百美元。我立即打电话给医院。”

一个钟头后，病人来到了医院。接待处好心的黑女人立即俯身，很认真地，查阅眼前的名单。戈拉，是的，奥古斯丁·戈拉。

两天后，巴尔-艾尔打电话。对那次检查很不满意。

“我不相信这结果。得核实一下。病人的年龄要求我们小心谨慎。其实，任何年龄都一样。我给你做一个血管造影。给我打电话，我们定一个日期。”

就是这个，早上发来的信息。

神奇的冬季景色对巴尔-艾尔一无所知。凝定，很上镜，一种辉煌。教授瞧着森林。

边上，长沙发上，那本又大又厚的相册：《美国生活的一天》。科林斯出版社。蓝色的封面。戴黑帽子的黑衣骑士，跨坐一匹黑马，在蓝色的夜空上，一钩白色的弯月。底下写道：We are frenzied and happy and hopeful: we are zealots and zanies and high school kids just starting to wonder what the world is all about…[25]疯狂，幸福，充满希望：狂热和激奋的中学生，刚刚对世界之美妙有所感悟……美国佬就是这样幽默地界定他们自己。他的新家庭的相册。

标志性的照片：一个金发姑娘和一个金发小伙子，穿着白衣服，紧紧抱在一起跳舞，闭着眼睛，飘飘若仙。This is May 2, 1986.[26]

1986年5月2日，我在哪里？露在我们的祖国，彼得·皮佩尔科尔恩在一页德国小说中，而未来的病人，戈拉，对自己的动脉堵塞和血管造影术还一无所知。

***

古斯蒂·戈拉和伊齐·科齐一直是朋友，甚至在地窖的秘密约会之后也还是。讨论继续下去，伊齐总是更激动，戈拉总是更固执地作出选择，而且懒于评判其选择。

“不需要爱情，古斯蒂，”朋友科齐重复道。“不需要爱情，请听我说。我们愚蠢地等待的总是这个。爱情。被人爱，它是那么美好！在千百年的仇恨和游荡之后，有人突然一下子爱上了我们。爱你的邻人胜过你自己吗？邻人！嗯！是的，我明白……但即便那邻人不能被爱得跟人们爱自己的小小肌肤那样。一句谎言。永远不会超过自己的！这是不可能的。而假如可能的话，那就过分了。为什么爱我们？我们难道更好吗，更美吗？完美无缺吗？不是的。因此：他们让我们安安静静地歇着呢。仅此而已，仅此而已！你听明白我的话了吗？仅此而已！人们不再要求我们变得更好，更美，完美无缺。仅此而已！不需要爱情，古斯蒂。”

古斯蒂保持沉默。他当即拒绝了跟伊齐或随便什么人谈及这一主题。当出现了关于这一禁忌话题的各种论战或者冲突，出现了关于头上夹卷发纸的人或者关于传统性侮辱词语的笑话时，他就干脆离开房间。做大学生时，他也会使用同样手法，再后来，当他成为大学助教时，他将经常去人们争论世上热门话题的那个阁楼，露对她丈夫年轻时代对使徒彼得的选择这件事一无所知，而伊西多尔·科齐早已远离那个时代了。

上完中学后，伊齐注册了一个体育运动学院，高不成，低不就！戈拉大为惊讶。科齐成了铅球青年冠军，他还练举重和划艇。伊西多尔·科齐，运动员？他的那些同党可不是凭着这类形象才赢得了声誉和反感。似乎他异国情调的选择还远远不够，伊齐选择了特兰西瓦尼亚的首府克卢日去上大学。

“在这里你能上同样的课。为什么去那么远的地方上学？”

“那里，人们都很严肃。我已经受够了关于我的那些笑话，还有我开的那些玩笑。而且，陌生人！无名氏！你想想，没有人认识你！”

戈拉微微一笑。克卢日是一个比布加勒斯特要小得多的城市，无名之人会很快蒸发掉。但戈拉不逆着他的意思说，他满怀深情地瞧着他。

一年之后，伊齐又来到他家。不是为学习，而是为告别。他被一个在委内瑞拉的富裕叔叔“赎救”了，他离开了社会主义天堂。

“我们的马克斯成了一个石油大亨！花钱如流水！你还记得吧……什么时候你想逃脱了，我来买你。不要期待会有一吨重的信件，但你很快就会有我的地址。很快。假如我换了地址，我会通知你的。你给我写信，我来解决一切。我们的秘密。我不会为使徒彼得那样做的，但是为圣奥古斯丁·戈拉，罪人，我会。”

加拉加斯的地址很久后出现在一张精美的明信片上。几个词。“这是我的地址，向你问候。教皇陛下，你永远的使者。”

戈拉定期给他寄去他们同班同学的消息，却不提祖国或者委内瑞拉。没有回信。几年之后，他收到一张照片：伊西多尔·科齐，医科学生，手握一副网球拍，周围有一帮笑盈盈的苗条姑娘。照片反面是他刚刚在加拉加斯大学附近买的一个单套间的地址。然后，学业结束后，一张纽约的照片。婚礼：伊西多尔和伊莎蓓拉·摩托拉。优雅的犹太会堂，优雅的新婚夫妇，优雅的来宾。反面，关于新娘子的几个词：医生，美国人，一个著名的风湿病医生的女儿。“今天，在第五大道举行了我们的婚礼，我的老朋友奥古斯丁·戈拉参加了。他的位子在这儿。请给我写信。”

戈拉没有回信。跟外国人的通信，可能减少他原本就不太确信的得到护照的机会。

来到新世界后，他没跟科齐大夫联系。他没准备好要见一次面，有太多东西要重新回头看，很多东西甚至都不可能再回头看到了。伊齐很可能为露拒绝随他来美国而恼火。在他对他讲起他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封信中，戈拉细细描绘了这位妙人儿的美貌、智慧、微妙之处，但没提到她是什么人种。伊齐没提问。不，他感觉他并没准备好说服科齐大夫相信：人种不是他选择的决定因素，也没有摧毁他的家，或者，他跟妻子的分手并没有动摇他的信念。

当彼得·加什帕尔出现时，戈拉教授毕竟还是出面，跟科齐交涉了一下，让他聘用了他的前妻露。伊齐久久没有吭声，等待着细节，但人们没有提供给他，他便继续不吭声，他聘用了戈拉夫人。

古斯蒂用各种借口，再三推迟着再见他老同学和老朋友的时刻，科齐似乎明白了，此中有一些隐情，便不再坚持。在他们不多的一次电话通话中，他们决定避开这一话题。他们说到做到，一直到九月之鸟突然出现。戈拉打过电话，想知道露是否还活着，当天最重要的消息。然后，沉默。然后，胃中的恶龙出现了，得有一个医生。伊齐会不会变得像美国医生，认真地看电脑和数据，而不是看病人？不然，他也许不会对抗竞争，他在前往老同学诊所的途中这样想。

“你是哪里人？”出租车司机问他。

“巴尔干地区的。你呢？”

“苏联。”

“那很大呀。苏联很大。”

“巴尔干也不是一个小村庄啊。我，我来自苏联。”

是彼得在失踪之前为他订的这辆出租车。他警告他：“它属于我们的青春时代。”

“波尔坦斯基不是一个立陶宛或吉尔吉斯姓氏。”

“我是一个苏维埃人。我曾经是，也一直是。假如我没弄错的话，你是要去看医生。”

“是的，一个中学老同学。”

“巴尔干人？”

“巴尔干人。他帮我找到了我需要的专家。在那边，你是做什么的，在苏联？”

“参军。我在军队里。红军。”

“用这个姓？”

“用这个姓。以色列·列奥瓦·波尔坦斯基。在军校，我们有两人姓这个。在4000名学生中。成绩很好，他们什么都奈何不了我们。我一直是苏联人。假如一个朋友在凌晨两点钟给我打电话，说他需要我，我会回答：我马上来。哪怕我再疲劳或生病。生病，我是生病了。我的肾被打坏了。在你们美妙的美国，最初的十年，我做司机，开卡车。一辆巨大的卡车。夜以继日。我熟悉他们的医生。他们问你的医疗保险如何，而不是你的病如何。你有什么样的保险？号码，我们就是这个。数字，统计。不，先生，我很抱歉，大夫不接受这种保险，对不起。美国佬的礼貌。生意！这个国家的救星。”

“你想说什么？”

“经济！它维持了整个的腐败。贪婪和狡诈。富人越来越富，政客们的谎言，电视上的无聊闲话。民主是一种比镰刀锤子更糟的谎言。”

“真的？”

“是的，没错。你要当选议员，就得有百万美元。你向那些人乞讨百万，并答应随后向他们提供好处？一种唯一的拯救：经济。对人类缺点的操纵！它维持了腐败。劳动，商务，金钱。剥削压榨。假如老板拍了板，两分钟里你就被扫地出门。你失去了疾病保险，然后又丢了房子，丢了汽车，一切。因此，要注意，别把它们弄丢了。你像奴隶那样干，你依附于这一奴隶制。在我们那边，当有人对你说到国家，他是在对你说：‘他妈的国家！’这里，他是在说：‘God bless America[27]！’工作狂。你像畜生那样工作，直到最后一分钟，倒下！人们把你埋了！”

“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嗨……孩子们。为了他们。为了他们，所谓的。一个小子，一个姑娘。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他们可没这概念，他们不在乎。我们拼死拼活，我妻子和我。为了给他们提供一切，为了让他们拥有一切。没良心的一代人，先生……我女儿，我的小心肝，我的索菲西卡。索菲亚·波尔坦斯基。波尔坦斯卡娅。大学生。漂亮，聪明，优雅，被宠坏了。今年夏天她想去上一个短期班，去锡拉丘兹。锡拉丘兹大学！她在互联网上找到了不知什么班。锡拉丘兹大学的一个夏季班。你想远离我们生活吗？你母亲都不知道该为你做什么了，把你的衣物洗干净，熨平整，完美无缺。还有我呢，索菲西卡？你怎么能远离我一个月呢？一个月，爸爸，一个月又算得了什么？我们打电话吧，爸爸，我们打电话好了。在电话里，她可是真好！为什么不通过电子邮件呢，我们还能上网呢！”

伊齐·科齐大夫老了，但他的记忆力还是老样子，而且从不放过显示的机会。

“你来到了你早就该来的地方。我给了你我曾答应过的地址，不是吗？”

“是的，你给我寄来了。”

“每次地址作必要改动的时候，我都告诉你了。是不是？”

“没错。”

“你却躲了起来！那边的冷漠毁了你。几十年。几十年的时间浪费了。”

戈拉不吭声，他微笑着。他瞧着科齐大夫一尘不染的大褂，他的金丝边小眼镜，他蓬乱的白头发，酒红色的领带，蓝色的衬衣，毛茸茸的大手。他瞧着，微笑着，不吭声。

“我希望你保守了秘密。我们在地窖中的秘密。”

“我保守了。”

“你没有公开宣布忠诚于社会主义乌托邦和社会主义恐怖，你没有欺骗那一群傻瓜，你没有签署屈从宣言。你没有那样做，不是吗？”

“对，我没有那样做。”

“你也没有为秘密警察效劳过？告诉我，你没有。我知道，到处都有探子，很难洁身自好，很难不加入他们。有一天，得把它告诉我，不是吗？现在，我们将去诊所，去看看你的身体是不是还跟以前一样好。改天我们再谈灵魂的问题。”

在诊所，科齐大夫很是细致，他给病人做了全面检查。

“对你的胃，我们会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但我认为，问题不只是这些。”

戈拉就这样来到了巴尔-艾尔大夫这里。在核磁共振检查结果出来后，他给伊齐回了电话。巴尔-艾尔为他介绍了爱德华·郝斯皮塔尔，一个澳大利亚医生，为他做血管造影术。

“他出生并成长于澳大利亚。是个移民，跟我们一样。一个伟大的医生。你将碰上一把好手。小小的手，但很结实。我熟悉他。不要担心！”

“那……说好的。别让她知道！”

“戈拉先生，我们认识那么长时间了。我们知道什么叫秘密。”

我们知道，我们每天都在了解，直到死神的大棒把我们唤醒。

***

滚毯跑步器跟秒表和脉搏机连到一起。突然，红色警示灯亮起。警告。锣声宣告了倒计时。眼睛大睁向周围，想好好看一看很快就将看不到的那一切。死在房屋前的松鼠，腐朽的树木。生者的衰退，曾有过的一切不可避免地被消除，就仿佛从来就不曾有过。

品味瞬间的快乐，它的圈套。他已经不再年轻，即便他曾年轻过，他也不能希冀一种推迟，偶然性要求得到尊重。

书本把他维系住，免遭岁月的轮回和年龄的损耗。他瞧着书架，那上面摆放着那些封面陈旧的老朋友，是它们在最终迁徙之前的迁徙中陪伴着他。明天，他将来到外科大夫郝斯皮塔尔面前，焦虑而有礼貌地做一个告别。一种带着忧伤的友爱，因为那是最后的一次。作为尾声，伸出手给那个尝试过留住你生命的人，他还能觊觎什么样更人道的礼仪呢？

当一个人无法离开别人时，在最后时刻孤独就将变得更厉害，但它也更纯粹，更不依靠他人。他的父母很久前就不在了，当初他曾很难习惯他们的缺失，还有他痛苦的思念之情，奥波洛摩夫为慵懒题献了颂歌，伊齐留在了青年时代的地窖中，圣彼得在加利利，基拉·瓦尔拉姆[28]毕生奉献给了患孤僻症的儿子，迪玛潜入到了虚空中，某种不应有的安抚，拉曼却的骑士不原谅他那个达辛妮亚的不忠诚[29]，帕拉德被一颗子弹给清除了，就像他的主人公罗伦特，彼得变得看不见了，被一种大规模的奢侈证明了他那位荷兰同名同姓者的名声。金发小女子现在还坐在蓝色马车上，如同在童年，经过被妖怪迷住了的小男孩面前……露存活了下来，她也一样，在充满了迷魂药的青春魔力中。在一次并非成功地分离的分离之后多年，跟露分离的一切礼仪会是可笑的，而且，恰如它所显示的，是无用的。

他用手心抚摸干净整洁的办公桌，书籍堆在左边，往日的红手套。明天，在凡人的最后一次惊跳之后，一切都将归于本位，书籍、露，还有那个离开了活人群的人的悼文，直到他们最后也一个个消失，毁掉死者的所有痕迹。只有病人的形象，还在爱德华·郝斯皮塔尔的视网膜上停留一段时间，它曾最终地告慰他，不是以它的感谢，而是以它接受转瞬一霎的那种安详。他总是以一种天真的愤怒来对抗。然而，他会对郝斯皮塔尔说，他还是始终得到了他那非物质的强度和他不可磨灭的快乐的大量支持，尽管他相信物质最后终能取胜。绝对不该忽略的，这一斗争的欢乐，尽管只是暂时的斗争，绝对不该忽略的，这就是他会对那个澳大利亚人说的话。

***

按照要求，病人很早就来到了医院。他竖起耳朵认真听了一会儿：假如血管造影术显示，他的病非得手术来干预，那么立即就做血管支架术；将一个微小的球和一个摄像镜头引入到腹股沟附近的股动脉中，让它们在亟待清理的动脉中前进，膨胀的小球挤压沉淀物，使动脉得以扩展，会在里面插入一段金属管道，让它保持敞开。会给你服用镇静剂的，但不用麻醉，医生需要知道病人活体的反应。

躺在狭窄的床上，手脚都被束缚住，奥古斯丁·戈拉瞧着电脑屏幕。蓬特科沃大夫出现了，一个又高又瘦的人，黑头发。后面跟着大师郝斯皮塔尔，这位教授个子很矮，很健壮。小小的手，小小的蓝眼睛。白头发。强健，敦实，让人感到可信。

“我们不给你打麻药，这你已经知道。我们需要病人的清醒。我们会给你喝一点镇静糖浆的。”

中国女人递给他一杯玫瑰色的汤剂，病人喝下，一滴都不剩。他感到腹股沟的血管有东西扎入，摄影镜头的路径，他闭上眼睛，电蟋蟀紧张地工作，病人抓住了床上的金属杠杆。眼睛紧闭，牙关紧咬。

郝斯皮塔尔重新来到病人身边。

“我有一些好消息和坏消息。我先说什么？”

“好消息。”

“我们可以手术干预了。”

由此说来，情况真是见鬼地有问题，而魔鬼在侮辱垂死者。

“坏消息是，你的动脉堵塞了。堵了90%以上，有些部位还达到了99%。布科维纳的新鲜奶油……假如你同意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我想我别无选择。”

“没有太多选择。手术也不是万无一失的。有危险。梗塞，休克。当然很少发生，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澳大利亚人不吭声了，病人也一样，一直不吭声。

“那么，同意了？我们做手术？”

“我们做手术。”

“我们给堵塞的动脉输氧。这会清除沉淀物。然后，我们要搭上一个架子，我们把这叫做支架。它会维持你动脉的畅通，血液流通会回归正常。”

医生卷起了他的袖子，来到电脑前。

箭头对准了胸脯的凹处。更深一点，再更深一点。在屏幕上，小昆虫探索着路径。一个微微颤抖的醉蚂蚱，蚕食着动脉中的垃圾。尖锐、顽强的疼痛。戈拉闭上了眼睛，他两手紧紧抓住床边的栏杆。

“Taxus支架，”郝斯皮塔尔命令道。“Express2号。”

病人睁开了眼睛：女护士从下面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圆柱体。她撕去包装，把圆柱体递给医生。一个微小的炮弹，小巧玲珑。痛苦在延续，有毒的，直达液化的脑子。然后，另一个圆柱体。又长又细的箭头。重新扎针，气喘吁吁，长呻短吟，病人闭上眼睛，睁开眼睛，死抓住床栏杆，松开手，重又抓紧栏杆。时间不复存在，它自我消耗了。

“一小时十分钟，”中国女护士用喉音宣布。

“我给你放了两个支架，”郝斯皮塔尔解释道。“两条主动脉的问题解决了。其余的，等下一次吧。你一个月后再来，一个半月吧。”

他留在病床旁边，瞧着复活者，朝他微笑。

“We’re only plumbers. Fixing pipes.”[30]

房门开了一半，教授和助手走了出去。他们把病人手上脚上的束缚都解开了。长了小胡子的男护士推着推车，一直把病人送上四楼上的病房。他身上连接了血压计。图表显示在病床对面的屏幕上。药片和水杯放在轮动小桌子上。眼睛闭上，做梦。

下午的那个高个子金发女护士进来了。

“你叫我吗？”

药片已经掀起了一股酸潮，胃里的疼痛又复发了。他好不容易才憋出一句：“你是哪里人？”

年轻的美人微笑道：“波兰人。”

“我还以为你来自好莱坞呢，”病人喃喃道。

她高大，苗条，雅致，开始在新世界打拼时应该是在一家酒吧，或者一个舞台上，而不是在充满了毒气般气味和呻吟的医院走廊里。

成了吸血鬼的俘虏后，戈拉呻吟着，对那漂亮的波兰女人笑脸相迎。“我很像是加什帕尔……我受够了明海尔。”疼痛难忍。哈丽娜带了一小匙黄颜色的药水返回。她把枕头往高里抻了抻，小匙伸向贪婪的嘴唇。病人喝下药水，沉湎于迷幻中。被催眠之水催得昏沉沉的。

醒来时，女护士变胖了。她戴了一副眼镜，像一个蒙古女人。她微笑，开心，充满了母爱，一口好牙洁白无瑕。温度表。嘴里，舌头下。行，你不发烧，一种年轻姑娘的血压。她拿走了小便器，端来了一个茶托，上面放了五粒彩色药片，还有一杯水。你的早餐很快就送来，然后是上午例行的查房和外出。病人们只待一夜，这是规定，时间就是金钱，病人来到，又走掉，票据留下，波尔坦斯基，那个苏维埃人，说得有理。电话。

“我是巴尔-艾尔大夫。你感觉如何，教授？郝斯皮塔尔对我说，你血管堵塞了95%到99%。幸亏我们及时动了手术，我猜想到了急迫性。一切都很好，我两星期后来看你。”

郝斯皮塔尔进门了。身穿大厨师的白褂，头上一顶直筒高帽，刚刚从一个糕点实验室中出来。小个子，敦实，深得他人信任的外表。手上拿着衬衣和照片。

“这就是我们已经手术的以及我们将要做的手术的图像。你瞧瞧，动脉被卡死了，另一边，另一条动脉的拐弯处，是金属支架。在三个地方，你一条动脉上有两处堵塞。最新一代的支架，用一种保护性材料制造，能防止随后的积淀。我希望你感觉很好。我们得重新开始血管成形术。我们将在两个月后修复其他动脉。我认识科齐，他跟我说到了你。我明白布科维纳的早餐有多么美味：野草莓和新鲜奶油。”

不，郝斯皮塔尔大夫不是莫里哀的医生[31]，也不是新时代的官僚。

“我看到，这里跟别的地方一样，病人多得人挤人。”

“没错。我晚上八点钟回家，早上五点钟起床。我希望能有更多时间留给我的家人，更多地看看我的孩子。我每天在这里所做的，是推迟那些分离。”

戈拉全神贯注，他并不期待找到他自己的表达。没错，跟这陌生人分离会是一件憾事，而当着另一个证人的面跟自己分离会是很不公正的。

郝斯皮塔尔伸出他的小手，病人把它握在自己的小手中。大夫给了他一张名片。

“我的女助手反应很快，她会应答所有的电话。你什么时候愿意，就什么时候来电话好了。”

病人很艰难地让自己转向左侧卧。郝斯皮塔尔想补充点什么。

“啊，对了！……我忘了。伊齐对我说过，你出院之后没人陪你回去。在这里，在美国，你没有家。”

“确实，没有。”

“好的……我会派一个女护工过来。她将为你叫一辆出租车，并送你回家。她叫艾尔薇拉，她来自你们国家。”

这个头发花白的小老太太，拄了一根拐棍，代理着和蔼亲切的母亲、姨妈、女邻居的角色。一份珍贵的礼物：母语。那么熟悉，简直是荒漠中的一次治疗。强人所难的艾尔薇拉以她的玩笑和她小小的认真，保护着病人一直到家门口。她还准备把他扶上床，为他塞好被子，为他煮上一壶茶。

“谢谢，谢谢，艾尔薇拉，你已经做得太好了。1986年时，你就在这里，在美国了吗？”

小老太太惊讶地瞧着他。

“是的，当然，我已经在这里了。”

“1986年5月呢？你已经来了吗？”

“是的，当然，我是1969年来的。”

“这么说，1986年5月2日，你已经来这里了？”

艾尔薇拉眨巴着眼睛，她不明白这位教授先生想要说什么。她并不出现在相册《美国生活的一天》中，她不知道5月2日就是that day[32]。

戈拉感谢她送他回家，打开门，朝左俯下身，推着她的肩膀。

***

辽阔的世界很小。科齐认识拉里一号，叫阿瓦建的人，后者认识拉里二号，后者又认识贝阿特丽丝·阿特温。

加什帕尔把他自己的世界带到了戈拉的世界中，而后者又把迪玛和帕拉德赠送给了他。寄给加什帕尔的威胁信又让另一个时代的嫌疑者阁楼变得栩栩如生起来。

现在，他又开始了另一个孤独的阶段。在他的康复病床上，流亡的计划并不减轻他的痛楚：他已经发表了一些研究西班牙和法国中世纪文学的文章，一些关于拉丁美洲散文的评论，一些关于在极权国家中的大众神话及民间文化的论文，他在一些大学教书。他感觉到是在延续着打一个空幌子。

他总是赞赏美国，他的矛盾和他的愚蠢并不会让他头脑发热。并不希望扎下根去，却渴望一种宁静的分离。一个迷上了某个玩具的孩子的赞赏，意识到他只是这个，一个无人称的玩具。他用一种更勤奋的试验替代了简短的和有趣的悼文。“更为刺激”，他开心地说。

他不是堂吉诃德，不是K.先生[33]，不是奥波洛摩夫，不是汉斯·加斯托普，或者没有个性的人乌尔里希[34]，也不是对他的青春期产生过影响的那么多其他人物。阿瓦建院长很遗憾他离开了学院，转投一个更大的大学，他还通过科齐向他转达了自己的遗憾。文明，博学，和蔼，他在跟科齐的谈话中就是这样定义他的，他急于向古斯蒂重复这些好话。“这让自我感觉很适意，”伊齐·科齐补充说。

“是的，我很喜欢你的朋友，大夫。尽管他会挑起罕见的冲突。一些怪异。有人给我讲述过一次教授会议的事，他们讨论秋季那个新学期应该开一些什么新课程。俄语教授建议开设‘俄罗斯文学中的同性恋’这一课。戈拉先生没能管住自己的舌头。俄罗斯文学中？Nitchevo[35]。谁？托尔斯泰，契诃夫，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别尔？果戈理是阳痿者，他跟一个为他特别定做的很大的橡胶娃娃做爱。这不是法语、德语或英语文学，这个东欧人夸夸其谈道。他的同事，男的和女的，全都不吭声。年轻的俄语教授脸色苍白。他碰上了一个比他懂得更多的人。”

阿瓦建讲述这一事时所带的那种愉悦，来自于他第一次听说，甚至包括后来听说这事时所产生的愉悦。

“俄语教授提及了一些小人物的名字，还有茨维塔耶娃。我对茨维塔耶娃一无所知，戈拉先生反驳道，我是连一丁点儿的概念都没有，而且也不感兴趣。她跟一个她所爱的男人结了婚，她有了一个儿子，一些情人，但这些都不是问题。单单一个名字也不足以开一门课。投票表决时……有四票弃权，戈拉教授反对，其余人都赞成。范·拉斯特夫人，教维多利亚时代戏剧的教授离开了会场，很是生气。走到门口时，她伸出食指，冲着流亡者做了一个威胁性的手势。你，你就跟你的东方履历留在这里吧，这里，我们是在另一个世纪中工作。她说得有道理吗？她来看我，为了向我抱怨戈拉，把他当成斯大林分子。别的人也是。我拒绝讨论那个。他没有搁浅在美国遭到封杀，他不是斯大林分子，他从来就不是，我了解他的历史。他表达了一个观点。纯粹是文学的。表决中被否定。他们还想要什么？他没有来抱怨他们，说他们对俄罗斯一无所知。在我们这里就是这样的，在这种充满了禁忌的伟大民主中。人毕竟是人，他们需要固定的支撑点。疯狂地挂靠在那上面的思想，产生出周期性的旋风。性侵儿童，节食，飞碟，穿越墙壁的幽灵，死人的信息。其间，我自己发现了俄罗斯同性恋者的某些很有些意思的小说。但是，在那个时代，人们对他们一无所知，无人知道。戈拉从此就再也没有参加过系里的会议。我为戈拉感到遗憾。”

阿瓦建的节奏缓慢下来，科齐说，他停顿了很久，等待着古斯蒂的反应。

“这一事件之后，你就再也没有参加过会议，阿瓦建肯定道。中午，在食堂，你找一张两人小桌，你把皮包和外套放在一把椅子上。你显示你想独自一人待着，你做到了。评价都不怎么好心好意。孤独在美国受到怀疑，人们把它看成是傲慢自大。但是阿瓦建院长很为你遗憾。”

阿瓦建等待着他那听众的反应，伊齐讲述道，他等待着人们赞赏他的智慧和他高尚的心灵。

“是的，我为他感到遗憾。大学生们很喜欢他，他们送他一个外号叫‘普宁’[36]。当他调动时，我就对他说：我愿留你在学院，哪怕你不是今天这样的博学者。理由很简单，为了让学生们懂得你的端庄和你的直率。离开时，我对他说，蒂莫费伊·帕夫洛维奇，我本来会尽可能长时间地留你在学院，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我不知道我会忍受纳博科夫多长时间，但是你，蒂莫费伊·帕夫洛维奇，是的，当然会的。他笑了，他知道他的外号，普宁，这让他很开心。”

科齐大夫解释道：

“这个外号倒是不让我吃惊。又是从书中汲取的！那些让人站着睡觉的故事[37]，我们的人，在巴尔干，会这样说。不仅是一些故事，而且还是蓝色童话，让人站着睡觉！或者在书本中睡觉。一些魔怪。圣彼得也是，你曾在书本中寻找他。要是你能学会在那里驾驶就好了，你就能游历这个无与伦比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旅行。不是前去做讲座或者去大学教课，而是去真实的世界。为了迷惑真实的人，就像你应该能做的那样，同时甘受迷惑，如同你应该享受的那样。我不会忘记你关于上帝选民的课。被选中的民族，经书的民族。圣经，当然！然而，你并不熟悉别的被选中者，只熟悉那个胖孩子，班级中的手风琴！就是我，我。不是只值一文钱的文人，如你所知的那样。耶稣，彼得，犹大，保罗以及他们的同类，你在书本中认识他们。神圣之地就是书本之国，不是吗？你问我是不是听说过没有个性的人。我是不是听说过？而不是我是不是读过！就仿佛那是一个邻居。你知道我不是一个阅读者。你对我说起过一件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事：你心目中唯一的贵族是书本的贵族，你做不到把自己固定在一地，架构一个社会贵族。书籍是唯一真正的贵族。由不幸所产生。我倾听，嘴巴、眼睛和耳朵大张着。没有个性的人？这又是什么呢？你是想说没有卵蛋？你笑了，我希望你现在也能笑一笑。但时间已流逝，它正在流逝。即便对隐藏在书本中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科齐大夫的好一番话语！现在，时间流逝得不一样，以另一种不同的速度，另一种节奏。肉体不能再是原来样，因此，没有什么还是原来样，精神也好，自豪也好，挫折也好，都不再是原来样。不确切性也是，它不再是原来样。未完成的思想也是……这些伟大的字眼中，没有一个是它本来的样子。

“还有没有始终没变的东西？”当晚的幽灵问道。

“女人，我心中的，”戈拉喃喃道，“不可战胜的，因为并不在那里。”

浓密的黑头发，梳成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垂到背上。大眼睛，煤玉一般乌亮。深澈，紧张，一种孩子般的忧伤。洁白的额头，平滑。弯眉毛，东方人的。鹰钩鼻，线条细腻。轮廓分明的嘴唇，微微颤动。年轻的脖子。雪花石。

嫉妒不仅仅开始于想象，同样也始于记忆。正是在那里，失去的肉体保留了失去的心灵。在那里，在记忆中：赤裸裸，仰卧，她长长的腿挺直了，或蜷曲着，背转过去。她带着一种呻吟接待男人。你听到了，那里，教授，愉悦的呻吟，你看到了你自己，就在现如今已不在了的她身边。而你看到了替代者。回忆在尖刀底下流血。瞬间的痛苦慢慢向前，慢慢地。

气喘吁吁，爱情，就是这，书中称为爱情的。幼稚心灵的呻吟。彼得在两膝跪地的轻轻呻吟的女人身上，如同以往。苍白的胸脯，滚圆的髋部，贝壳样的性器官。长长的胳膊温柔地抱紧了戈拉，温柔地抱紧了加什帕尔。脑袋的猛烈运动。黑色的秀发披散到脊背上。

又一次萎缩了，老家伙戈拉。又一次被抛弃。尤利西斯匆匆忙忙地不是走向他的家，而是远离他的家，在那些挣脱了曾把他们锁在桅杆上的游荡者中间。他们梦想着，像他一样，冒充幸存和解脱。

他感觉自己衰老了，这老家伙戈拉教授。露和彼得这一对男女把他扔在了后面，在不可复返和中了毒的时间中。

流亡之前的流亡，然后，迁徙，希望露能再度露面。然后，日常生活，不停的工作，在不停地工作的国度，为了忘记自我。长长的白天和短短的黑夜，长长的年岁和总是过得更快的时间。鲁滨逊的日历：新海岸上的二十年。惊愕，迷醉，再生，而，最终，异化。一个热情待客、生机勃勃的国家，但同时也是一个分离的屏幕。外国人在流亡者的国度中有一些优势……但他恐怕不敢撰写居住在这样一个无论种族、语言和信仰全都混杂的陌生者王国中的某个居民的悼文。

他让厚厚的画册《美国生活的一天》摊在桌上，在这荒漠中，他寻找着塔拉、戴斯特和彼得。

戈拉慢慢合上书。阖上眼。他累了，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疲竭，他任由自己倒在扶手椅中。一分钟，五分钟，五个小时。

他睁开眼睛，发现了桌上的白手套。“世上最美的手，”戈拉教授听到。食指，中指，戴金戒指的无名指，小指头和大拇指，稍稍有些腼腆，沉睡着。粉红的指甲，带了白色的边沿。五个管状生命物，触觉的魔力。教授只相信书本，他从书本中得知，手指尖是整个身体中神经分布最密集的区域。在他那国家变形的拉丁语中，拉丁语名称manus-manus连接了mâna即“手”和mǎnua即“手套”。他很想写一首关于手的诗歌，但他不是诗人。

一个酷热难当的夏天，在伦敦，他去看题为“手”的展览。整整好几个小时，他在展厅里来回来回地乱串，站定在形象前，又转回来，一次又一次，回到印第安人角质化的手，小丑孩童的手指头，艺妓象牙般的关节，然后，重新，回到拳击手的拳头和钢琴家弹击琴键的苍白手指头，重新回到交际花心醉神迷中抚摸自己性器官的又长又白的手，士兵的手指头，正要扣动扳机，玩牌人的手，正在摸王牌，幸福的厨师，正把一颗像是尼安德特人脑袋的大白菜紧紧抱在胸前，自行车手的穿孔手套，还有外科大夫那透明的手套，还有统治着一个世纪记忆的女演员的丝手套。

这个荒凉的大商廊中还算凉快，只有一个形体如芭蕾舞演员的棕红头发的爱尔兰女人，坐在一把栗色皮面扶手椅中，端详着她那长满雀斑的手指头。他注视着她，他也一样，远远地，希望她抬起眼睛，但是，不，那姑娘无法与她所观察的形象分离。

外面有不少人，天气很热，但他相当快就找到了他听说过的商店。小小的，很优雅，超贵。他知道尺码，便为他的收藏选了最开头的两副手套。

他无法描绘触感的魔力，他只知道，它瞬间里推进了血液的流动。两手，脑子的一部分，比身体的其余任何部分要更多受大脑皮层的控制！这就是他朋友说的，那些书。他观察和浏览手相，如一个狂热者，一个朝拜者。指纹，唯一的。爱情线，被浪费了的生命线。手掌以及手指头的长度和形状回顾了消逝的女人那无法破解的性格。他很容易地展开他那长长的细腻的手指头，被那象牙质的带了白沿的圆圆手指甲晃了眼睛。

他试图用堆在桌上的丢勒画的手的复制品来代替手套。但没能成功。白色、黑色、红色、黄色、蓝色的手套，皮的，丝的，狍子皮或蛇皮的，最昂贵的羊绒的，最细腻的棉布的，都是在他病态的长途旅行中，从世界上最昂贵的商店的橱窗中收获的。

没什么能替代为他的合住者花费一笔钱的快乐，无论款额有多大。他欣赏它们，储存它们，把它们拿到光线中，轮流地，或一起地，怒火冲天地，或心旷神怡地，如同那天晚上。

***

血管成形术之后人会产生抑郁，科齐大夫警告过，而巴尔-艾尔大夫也肯定了这一点。科齐每天都打电话来，反复地说，据统计，抑郁是术后的一种正常后果，再往后就会减弱。

统计是不可缺少的，那是自然，科齐已经美国化了。

“日历变成了一种节拍器，我知道。但你现在很好，将会更好。你赢得了时间，我们的日子，医生创造奇迹。”

约一星期后，科齐邀请他熟悉一下他的家庭。戈拉再也不能拒绝，他不能再推延了。

“你得出门，你不能在纸堆中度过一生。它保护你，我了解理论，但有时候它不再保护你，它会窒息你。我妻子很好客，而且，我们俩，我们太长时间没有真正好好聊一聊了。”

美国时间是短的，善良的意图很少能找到适合的时机，但他们俩都知道，他们可以永远彼此信任。是的，没错，病人证实。

位于麦迪逊大道的科齐家的漂亮公寓中，伊莎蓓拉立即就把气氛弄得很安详，孩子们有着新一代的浮躁心态，但同样也得到了老式教育，他们很有兴趣地听，很少插嘴，偶尔插话也透着聪明劲。

他们没有吃巧克力蛋糕，所有人都因节食的缘故拒绝它，结果就投入到对这棘手主题的一番争论中。

“归根结底，我认为你说得对，”伊齐一面解释道，一面解开他领带的结，酒红色领带跟蓝色丝衬衣极其相配。“必须公开地站在牺牲者这一边。”

他没感到有必要明确指出牺牲者都是谁。

“我转向了上帝选民的阵营。只因为我拒绝牺牲者的角色，而不是因为我承当它。”

他的家兴许有听他慷慨陈词的习惯。但戈拉是唯一能抓住其内涵的人。一个长期以来就建立的密码，在科齐家的地窖中。伊莎蓓拉、安东尼奥和卡尔拉，这家漂亮的双胞胎，把伊齐看成一个受敬重的正义事业活动家。他们每人轮流回想起种类繁多的报刊、超级强者的游戏、社会憎恶从右向左的滑动。

“那不是一种滑动，那是一种积累，”伊齐纠正道。

戈拉，尽管有些走神，还是认真地瞧着他。他胸脯中疼痛还在持续，加剧了他的不确定感和腼腆感。他很难集中精力。医生没有觉察到，这样更好。

“当时，关于那两个使徒，你说得对。我猜想，你深化了问题。”

“我没有深化它。”

“而我，却是。保罗是激进的，彼得则不是。但是……”

食客们已经在喝咖啡了。伊齐本不该刺激我。病人心里想，咖啡也好，吧台哲学也好，对一个心脏病人都是无益的。心脏病人无法集中精力。

“我不认为你会沉湎于这一类阅读。”

“我不会，我想从中看个明白。弥赛亚代表了一种终结。确定，结论，最终之点。完结的想法。有一天你说过，你受到未完成的、公开的、期待中的思想的诱惑。”

“我不再需要隐匿的证实。”

“你似乎曾需要过。”

“现在很晚了，病人们要睡觉了。”

“我相信你会成为作家的。你对书本和虚构感兴趣。”

“不幸的是，我太理性了。”

“如此说，你适应了这里。实用主义是理性的。”

“兴许吧，但这是一种简单化。一种限制性。”

大夫不愿让病人走，他知道没人在家里等着古斯蒂·戈拉。

“我得跟你说一说我朋友加什帕尔的事。”

他们来到了伊齐的书房里，其他人都退场了。

“大约一个月前，他来了我那里。就在他失踪之前。他失踪了，不是吗？我听说了，但我不相信。他肯定是躲起来了，他会再露面的。在他失踪之前，他来了我那里。不是一次门诊，而是礼节性的拜访。他想偿清一笔债。他没有要求见我。他留下了一个圆筒，里面是一件艺术作品，要转交给我。”

“一部艺术作品？”

戈拉醒了，他集中起精力。伊齐的计策成功地将他的身体从脑袋挣脱出来。脑子机器又嗡嗡地运转起来，被惊奇所启动。

“假如你愿意，我拿给你看。”

“很愿意。”

“他的礼物是一件不可估量的作品。一幅水彩画，是一头大象的作品。”

戈拉心里直痒痒，他集中起精力，他的心猛地跳动起来。

“一幅水彩画，一幅素描，这我一窍不通。一个艺术家的高超技巧。Elephas Maximus[38]。Elephantus[39]。加什帕尔先生的报复！她说得对，B.B.，动物的女王。你记得碧姬·巴铎[40]吗？一种野性的、赤裸裸的美。如今，她是一个热爱动物、保护动物的老太太。我猜想，她一定会有大象的作品。”

伊齐从他的大书桌底下掏出一个蓝色的圆筒，从里面抽出一幅画。他把画展开，又把它翻过来，显示防伪的钢印。泰国大象保护中心。用英语和泰语。边上，是手写的，Aet/Male, 11 years old[41]。象鼻子握住画笔。黄色和黑色的圆圈。

“艺术家，艾特，并不比我们两腿动物差，我们只知为一幅涂鸦要百万金钱。我想你可能听说过北斋[42]的故事……皇帝召他来，命他当场画一幅画。画家把一块画布铺在地上，要来一只母鸡。他把母鸡的一个爪子蘸上红墨，放它很高傲地在画布上走。然后，他把母鸡的另一只爪蘸上蓝墨。母鸡很快完成了它的闲庭信步。当皇帝问大师，这幅画表现了什么，北斋毫不犹豫地答道：‘秋日黄昏’。”

我不知道那皇帝是不是有兴趣开玩笑。至于我，我很赞赏加什帕尔的报复。我总是把他比做一头大象。由于他那吓人的块头。他在发胖，并且不以为然。

戈拉查看着黄色与黑色的精湛技法。黄色慢慢变成了黑色，黑色突然融合在黄色中。真是不错。

“题目叫什么？”

“我不知道。加什帕尔没有提到题目。不妨说是《无题》吧。”

“一头大象的艺术作品需要一个题目。RA 0298。题目就是它了。”

“这，这可不是一个题目。这是一个登记号。”

“我们全都在变成登记号。不是烙在胳膊上的印，就像在奥斯威辛那样，而是在一个信用卡上。Visa卡、万事达卡、白金卡。社会保险卡、医疗卡、地铁卡。居留证。外来人居住证0298号。加什帕尔的号。我们全都是号码，司机波尔坦斯基，那苏联人说。我把这同样归功于加什帕尔，那是他的司机。”

“作画的毕竟不是加什帕尔，而是十一岁的大象艾特。你的朋友还附给我一页纸，上面写了这件作品和这位艺术家的故事。他强调说，这份礼物是一种荒谬，而不是一种侮辱。大量的学问知识让我信服，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值得尊重。你可听说过皮埃尔店里的柬埔寨大厨师？那是一家超级昂贵的餐馆，基辛格、莎朗·斯通、诺曼·梅勒，以及华尔街的那些高帽子都去那里就餐。钱拉德先生。钱拉德·冯，这个柬埔寨贵族，当他的国家遭受共产党浩劫时，他曾在巴黎学习。他成了著名厨师，回到了纽约，进了皮埃尔店。就这样，贝阿特丽丝认识了他。”

“贝阿特丽丝？哪个贝阿特丽丝？但丁又没有复活。”

“他没有复活，我也没有失望。贝阿特丽丝，加什帕尔的一个女朋友，拉里五号，他是这样给她起的外号。一开始，我不明白，加什帕尔说话老是前后不一。拉里五号，拉里五号，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一个女人。一个很富有的寡妇。加什帕尔在纽约大学攻读博士期间的老同学，当然，他的博士学业最后也放弃了。”

“是的，我知道。那大象呢？”

“加什帕尔先生为贝阿特丽丝介绍了两个流亡的柬埔寨画家，贫穷，却很有才华。贝阿特丽丝，很敏感，首先支持了“大象画家”的计划。为越来越无用处的大象开了一个艺术学校。它们的生活维持费用高得惊人，医疗费用也同样昂贵。我读到，每头大象从出生起，就有一个年轻人专门负责照看，那也是唯一一个一直照顾它到死的人。这说的是亚洲象，而非洲象，情况则不一样了。加什帕尔是在佳士得拍卖行的一次拍卖中买下的这幅画。贝阿特丽丝建议他的。我不认为你的朋友将会来问我的意见。他受够了我对他说他跟一头象一样庞大。他本该去泰国。”

“他有没有建议过什么？”

“没有，但他并没有打听露的消息。他一阵风地来到，放下卷筒，然后就走了。For ever[43]。”

戈拉不吭声，科齐不吭声。场景结束了。

“你真是绝了，伊齐，神了。我都忘记了我的血管成形术、支架、惊慌。”

伊齐瞧着他，面带微笑。

“这让我开心。还有别的。既然已经讲到……加什帕尔给我留下了一封信。他对我说他对共和党的图像标志没有什么好感，但是先知穆罕默德生于象年。这我忘不了！伊斯兰教诞生之前四十年。当阿比西尼亚国王的也门后代暴君阿布拉哈攻打了麦加，他不仅仅依靠了一支巨大的新军队，他同样还求援于大量的象。加什帕尔失踪之前还在补充完善着我的教育。”

现在戈拉也笑了，瞧着他的朋友。

“还有一个奇怪的影射。他想要我问问你，你是不是曾有过一个代码名称。这可是秘密警察，不是吗？”

“我猜是的。我是不是曾当过一个探子。有过很多。被人跟踪，也跟踪别人，这是游戏。有时，角色还叠加起来。”

“我很明白我在躲避什么。我希望人们能谈一谈。我们俩，我们可以谈一切，不是吗？在我们之间，什么都将不会变，不是吗？”

“那是自然。”

伊齐坚信一番长时间的会话将会进行。古斯蒂看来并没有准备好。

“是的，很有趣。我们下次再谈吧。我累了，天也晚了。你真是绝了，伊齐，神了。我都忘记了我的血管成形术、支架、惊慌。”

两个老同学兄弟般地拥抱，如同以往。

伊齐若有所思地停在门槛上。与其说是惊讶于戈拉的拒绝，莫如说是更惊讶于他断然打断问题的方式。他谢过他，用同样的词语，以同样的方式机械地重复，一连两次。

回到自己家后，戈拉倒头便呼呼睡着了。第二天，他似乎彻底恢复了。

***

恢复后，他匆匆扑向电视屏幕。

泰国国立大象研究所建议赠送特别的礼物给那些热爱动物和艺术的人。一些奇特绘画，由大象所绘，依靠或不依靠人类的手和精神的帮助。在这一抽象创造性——对，这就是该收藏系列的名称，“抽象创造性”——的例外收藏系列中，不允许有任何作假。

绘画所用的纸张是“手工”制造的，特地为该收藏系列而制，100%再循环，无菌，尊重环境保护的规则，丙烯颜料是高质量的，进口自英国和法国。

病人满意地证实：大象终于忘记了自己巨大的躯体。它们每一个，从出生到死亡，都有自己的照料者和训育者，他十分了解它的家谱和它的生平。训育者是由“大计划”所培养的，要上一些特殊的课：如何准备画笔和颜料，什么时候给出开始的信号，尤其是，什么时候让它结束。最关键的，是要适时地停止创作进程。大象是不会自己停下来的，它们会无休止地继续下去。

著名的南邦保护中心，正在为预防亚洲象的消失而努力工作。十年前生活在泰国的大象有十万头，现在数量已缩减了一半。南邦保护中心收到的专门基金，用于对它们的照料，还用于向人们发出呼吁，敬请他们关注大象的悲剧命运。

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泰国或南非，同样还存在于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在那里，著名的艺术家乐乐的绘画在该市机场的一次个展中出售。雌象乐乐生于1980年，1981年来到夏延山的动物园，之前，在南非的克鲁格国家公园里，它就成了孤儿。在这里，它跟它的雌性朋友金巴生活在一起，后者同样来自南非。尽管乐乐有着巨大的体积和体重，它在几个星期中就适应了课程。它很注意细节，只使用它喜欢的画笔工作。“大象有十万多块肌肉，”戈拉教授的电脑宣称，他正在收看费城动物园庆贺非洲象西达利四十八周岁生日的聚会。西达利，外号达利，作为同类中的老者受到了庆贺。戈拉随后转到了美国的托莱多动物园，在那里，小路易为它的五岁生日收到了一个漂亮的奶油圆球蛋糕，还有合它口味的礼物。在奥克兰的动物园，公众可以看到一部关于大象的饮食和照料规划的电影，而在洛杉矶，人们在一年前纪念了七岁大的漂亮母象露比的出发，她去表演福利会开始它的演员生涯。

“图像远胜于词语！地面信号传播在图书馆找不到对等者。”

这是加什帕尔的嗓音吗？问题突然冒了出来，从他思想的迷雾中胜利地突兀而出。

“还有没有一个同样疯狂和精彩的国家？既理想主义又实用主义，既恬不知耻又有宗教意识！是这样，basta！Novica，这个在线的商贸事务所，代表了十五个大象绘画学院，大象的，这么说正确吗？很正确，很精彩。十—分—精—彩，basta。”

在线，再好不过了！大象的绘画！十五个艺术学院！

人们是如何知道这一切的？通过书本吗？不，通过荒谬的小小屏幕！

他很难习惯于这一发明，比乐乐习惯画笔更难，但这已成为了一种必需，就如同所有替代了别的蠢事的蠢事。一秒钟里，变！人们就找到正在找的东西，但是只要有一个错误，那就完蛋！人们就不知道该如何走出迷宫。迷途，受辱，人们不再记得恢复手术。只有“技术与幼稚的救世军”能够引导你：三岁、八岁或十八岁的孩子，耳朵上和鼻子上挂着微小的电脑。所有人都诞生于神妙的工具，而不是母体的胎盘。

一秒钟里，变！保存信息的罐头盒子重又打开了，就像在童话故事中。不需要图书馆、学校、书本，教授啊，婴儿摁下一个按钮，就成了：信息。另一个时代，另外的需要，另一种速度，另外的趣味，母象乐乐的魅力穿越了时间、空间和年代的栅栏。

乐乐，夏延山的明星，更喜欢暖色调绘画，玫瑰色和红色。它为每部作品签名。长鼻子优雅地晃动画笔的同时，这巨硕的四腿动物心醉神迷地叫出声来：一种咆哮，人们只有在大艺术家的画坊中才能听到。大众的嗓音刺激了它。它停下来，被赞赏者的哼声弄得心烦，好几分钟过后才能重新找到灵感。当训导者给出结束的信号时，乐乐以长鼻子的一个徒劳动作为作品签下了名，它的雌性朋友金巴一脚就踩在了艺术家的签名上，算是盖下了章。

那么艾特，十一岁的雄性艺术家，杰作RA 0298的作者呢？戈拉在明星当中急切地寻找它，注意着加什帕尔心灵感应的信号。

突然，一些可疑的信号在胸口发出。他没有勇气来量血压，便拒绝了警告。

感谢上帝，新的信息出现在了屏幕上：黑海边上，奥维德曾被流放到的港口城市托弥[44]，在竞选市长一职的运动中，肥胖的候选人，维克托先生，外号大象，让一头穿了民族传统服装的大象漫步于城内的大街。瞧瞧！大象不仅积极参与了山姆大叔的竞选运动，而且还在黑海边，在受迫害的奥维德曾被流放的地方也很积极呢。

戈拉越来越坚信，彼得·加什帕尔就在泰国，在一所大象训练者学校。以前，他出版过一本关于巴洛克艺术的书……大象的艺术会保证一个重新修订、发行量很大的版本。

他从书架上取下了一本书，书中，热爱书籍和肖夏夫人的彼得，在忧伤的加斯托普照看下，渐渐走向死亡。在明海尔·皮佩尔科尔恩被发热病击垮，丢了小命之后，忧伤的加斯托普也随之失踪了，被战争的启示录抓住。“别了，汉斯·加斯托普，被生活娇惯了的好孩子！”悼文写作者对汉斯·加斯托普喃喃道，他这样总结：“从这死亡的节庆中，它也一样，从这把傍晚雨蒙蒙的天空都烧得通红的可恶发烧中，爱有一天是不是会站起来？”[45]问题持续到了那些书页之外，彼得·皮佩尔科尔恩已经死去，但那些老问题就不再合适了。戈拉得打电话给大夫。一种比阅读远更急迫的历险。

***

占线，占线，嘟—嘟—嘟。电话占线。五分钟，十分钟。终于！救苦救难者的嗓音传来。

“我找巴尔-艾尔大夫。我是他的一个病人。我叫戈拉。很紧急。”

“请等一下。”

五分钟，十分钟。咔哒，连接切断。戈拉量了量血压。升高了。他呼吸困难。他试图保持平静。

“我找巴尔-艾尔大夫。电话却断了。我是……”

“是的，是的，戈拉教授，我知道，请等一下。”

他等了。没有人。也不对，这不，那个睡着了似的嗓音又出现了。

“大夫很忙。他会在十分钟后给你回电话。”

他闭上了眼睛。十分钟，这不多，没有人会在十分钟里死去。十，二十，三十。三十分钟！三个十分钟了，人们会在三十分钟之内死去。

“还是我呀，戈拉，巴尔-艾尔大夫的病人。”

“哦，是吗？……他没有给你打电话？真的没有吗？请等一下。”

咔哒，跟巴尔-艾尔的诊室连接上了。

“喂！是的。戈拉教授吗？出了什么事了？”

“这个，今天，我是说，一个小时前……”

“等一下，等一下。别挂，等一下……”

听筒贴在耳朵上。等一下，两下，九下。病人瞧了瞧手表……十分钟，十二分钟。他猛地挂下听筒。

血压，胸口沉甸甸的，呼吸微弱。后脖颈有些疼。左边，可恶的神经疼。血管的支架，他脑袋里都能感觉到它们。左胳膊上，肘部上面，胳肢窝下面，一阵尖锐的剧痛。

床头柜上的药管。氯吡格雷、琥珀酸美托洛尔、阿司匹林、络活喜、科扎尔、依泽替米贝辛伐他汀、阿普唑仓。老年人的药。

“现在你年轻了，重又焕然一新，”科齐、巴尔-艾尔和郝斯皮塔尔在手术后曾这样宣布道。“你可以爱怎么吃就怎么吃，爱怎么欢乐就怎么欢乐。带一点点节制，但是，带着愉悦。生活的趣味，这就是药方。”

为确保他的生活趣味，巴尔-艾尔更新了七次药方。

手中，是小小的绿色药片。他把它研碎。既然他没有大夫，他将服用半片科扎尔，早早睡觉，深深入睡，到早上，他将重新来到地球上。事情也果真就是这样发生了。手指头在电脑键盘上。“亲爱的巴尔-艾尔大夫，昨天，我在电话中等了一个多小时，要跟你说话。我希望在我需要的时候能够找到你。”

沉默，一天，两天，九天。

“怎么？他没有打电话给你吗？第二天也好，三天后也好，都没有？写信之后也没有？让他见鬼去吧！你需要一个随叫随到的医生，”伊齐宣布道。

“他是一个优秀的医生。他的诊断很出色。尽管一些检查很模糊。但他往往是找不到的。我有些日子很受罪。我透不过气，我的呼吸量远远不够。到四分之三我就停住了，我无法彻底喘透气。”

“我知道那是什么。我会给你指定另一个心脏病专家。我很遗憾不见效。”

“我不想要别的医生。巴尔-艾尔救了我。”

“听我说，古斯蒂，我们认识很长时间了。我知道你最喜欢的团队叫做上帝的选民。我在特拉维夫做过一次实习，在哈达萨医院，他们的大医院。一些好医生，比这里更好。但是很匆忙，很迅速。他们习惯了警报，他们飞速地生活着，在战争与炸弹谋杀之间。他们没有时间，他们生活在5700年，或者我不知道的哪一年，他们没有时间，想一想，五千七百！停，你会看到另一个。”

“我再跟巴尔-艾尔去试一试。我总是难以跟某一个人分离。这是我的毛病，你知道的。”

“我知道。跟祖国，跟我……跟露。你的联系很困难。行，我会给你指定他们中的一个。我是说，我们中的一个。你们的，我不愿意侮辱圣彼得。列布林大夫。他听我的。列布林！这对你行吗？我打电话给他，我立即就打电话给他。”

戈拉挂了电话，他不让步。他要留着让巴尔-艾尔照料。新的恐慌发作。流汗，颤抖，后脖子沉甸甸的。他本想在床上缩成一团，或者打电话找波尔坦斯基，让他把他连同床，就那样，紧急送往医院。巴尔-艾尔对他病人极端的忠诚还没有丝毫概念。他不接电话，传真机死了，电子邮件被卡。

今天跟昨天一样，血压为19/9.5。“我们是一些号码，先生。好好听一听那个苏维埃人说的话，我们是一些号码，仅此而已。资本主义者只认识数字。医生、律师、扫大街的、议员、警察。所有人。任何一个个体。他们都在数数。这就是他们在做的！”

戈拉打电话给澳大利亚人。

“是的，我记得你的名字，”女秘书回答道，很是疲劳。“郝斯皮塔尔大夫在密歇根参加一个关于心脏病的会议。他今天下午才能回来。他已经在飞机上了。他一回来，我就将对他说。血压不好，胸口隐约疼痛，这就是你的信息，我很明白。你不知道是胃还是心脏有问题。阵痛，虚弱，血压增高。恐慌吗？是的，恐慌的发作，我记下了。我会转告他的，请放心。”

近傍晚时分，郝斯皮塔尔打电话给他。

“行，后天早点来吧。我们将做第二个血管成形术。明天，你将去抽一次血。我们将为你建一个病历卡，后天，我们给你做手术。”

戈拉吞了一片阿司匹林和一片镇静剂。

“当然，有一些危险性。总是有危险性的。第一次时我就对你说过了。梗塞，休克。不可以排除任何例外。很少发生的。我们融化在统计学中，危险存在着，但它并不大。”

统计学……当然，苏维埃人很喜爱这个词。郝斯皮塔尔本人不会不知道全球化的算术。长了一副人脸的资本主义战胜了长了人脸的社会主义。它将爆炸，它将爆炸，我们将爆炸，这就是赫洛斯塔图斯集团所歌唱的。

胸膛中，阴影在扩大。蜘蛛朝向左胳膊和左肩膀逐渐前行，呻吟令胸廓膨胀，令它膨胀。焦躁下降了，麻木。大喘气。后脖子沉甸甸的，如花岗岩。戈拉教授跟任何人都不分离，他的那些回忆、那些悼文没能留给任何人。他没能成功地写完彼得的悼文，现在，伊齐、巴尔-艾尔和澳大利亚人郝斯皮塔尔都在争位子。

戈拉的病历档案，充满了血管的照片，年轻化之前和之后的都有，心脏的形象，心电图，血液、尿液、唾液和皮屑的化验单，力量和耐力测试单，药方和治疗方案。一份技术的悼文，没有话语，只有数字，适应新世纪。没有回忆，也没有隐喻。等到骨头、心脏和回忆全都在泥土中腐烂了，支架也不会烂，悼文作者重复道。

“你修复了！你年轻了，焕然一新。你可以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爱怎么吃就怎么吃，”穿白大褂的上帝宣称。“超强抵抗力的支架。罕见的金属，永恒不衰。它们将永远留存在泥土中，直到什么都不再留存为止。”

戈拉重复着梅菲斯托斯的讯息昏昏沉沉地睡去。他微笑着。魔鬼是一个能把他的青春归还给他，却不渴求得到他灵魂的小丑，他要的只是他的保险证明。不要灵魂，波尔坦斯基同志，只要医疗保险的号码。号码，是的，就这些，不要灵魂。医疗保险的证明。蓝十字、蓝盾、联邦医疗保险、大西洋保险、AARP。户头和保险单。

戈拉教授强忍着疲劳在微笑，他的极度疲劳，还有他的困意。恐慌耗尽了他的精神。

他醒来正看着窗户，森林。夕阳西下，一个白天消逝了。脑袋在桌子上。疲劳延伸了。蜡的躯体。一种鸣叫声，先是腼腆的，然后持久着，像是一只蟋蟀。电话。他减低了音量，把铃声降到最小，他受不了警铃声。他伸出手去。听筒很重，他勉强才能举起来。

他辨认不出我的嗓音，他彻底地糊涂了。

“是，我犯困。一个很艰难的白天，是的，一个困难的夜晚。会变好的，明天会变好的。第二次血管成形术。小蚂蚱将吃掉动脉中的污秽垃圾。我将在小屏幕上看到一切。新的千年，照片－摩托－彩票[46]，在小屏幕上。”

戈拉停了下来。

“我说得跟加什帕尔一样。我曾不停地找他，在我心中，以及在我身外。既然疾病把我从书本中提溜出来，把我扔进了混沌中，我说得跟他一样。我说得是不是跟他一样？”

我并没有这样的感觉，或者谁知道呢，不，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模仿。

“嗯！是啊，我说到哪里了？当然，有危险的。很少见，统计学这样说的。就是说，医生们肯定统计学是这样说的。你说得有道理，让我们相信它，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他很认真地听着我的祝愿，仿佛那是很重要的信息。

“谢谢，谢谢。我本该给你打电话的，是的，咱们应该更多地交谈交谈。手术后。手术后请打电话给我。是的，是的，这也是我的错，已经不是唯一的错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幸运的错。不，我不知道，我不是圣奥古斯丁。”

世界是好的，人是好的，戈拉挂了电话后喃喃道。世界在由疾病或药物造成的睡梦中同样是好的，假如人们找到书和梦，世界就既不该被蔑视，也不该离开。

电话中留的话让他开心。对话者看来是个善良人，他想祝病人身体健康。一个好心人，值得有人为他写悼文。

戈拉微笑，一片阴影闪过，幼稚而又可恶，在他疲惫的脸上。

[1]原文即为法语，意思是：“有身份者就得品行高贵”。

[2]德语：“一个人，一个词”。

[3]汉斯·加斯托普、明海尔·彼得·皮佩尔科尔恩和克劳蒂娅·肖夏都是《魔山》中的人物。

[4]完整的书名为：A Day in the Life of America. Photographed by 200 of the World’s Leading Journalists on One Day， May 2， 1986，科林斯出版社，1986年。（法语版译者的注）英语：“《美国生活的一天》”。

[5]即上文提到的那本书。

[6]奎师那（Krishna）本是印度一个灵修流派的大师，后文中的亚蒂拉·德维（Jatila Devi）也是，这里应该是画册中的画面引出的半虚幻的描绘。

[7]蕾妮·沃克（Renee Walker）是美国电视系列剧《24小时》中的女探员。

[8]西班牙语：“区”（行政区）。

[9]波兰语：“香肠”。

[10]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又称福克兰岛战争，是英国和阿根廷之间为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而展开的一场小规模海战。

[11]英语：“猫。请慢通过”。

[12]英语：“选择流产是杀人-未出生的胎儿没有选择-人工流产屠杀胎儿”。

[13]英语：“选择流产就是谋杀胎儿”。

[14]原文就是法语。（法语版本译者注）法语：“先生”。

[15]书拉密女子是《旧约·雅歌》中的一位美丽的乡村女子。见上文。

[16]赫洛斯塔图斯，原文为Herostratus。

[17]Cassius Clay，即拳王阿里。

[18]Iossif Vissarionovitch Djougachvili，即斯大林。

[19]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1944—），美国将军，曾任北约最高司令部司令。

[20]梅什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痴》中的主人公；阿廖沙·卡拉马佐夫则是他另一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主人公。

[21]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以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22]萨拉马戈（Saramago，1922—2010），葡萄牙作家，199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23]罗斯（Roth，1933—），美国小说家，他在2004年的《美国阴谋》中虚构了一段历史，写到林白在1940年当选了美国总统。

[24]奥波洛摩夫是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小说《奥波洛摩夫》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正直、善良、温柔，却慵懒懈怠、耽于幻想、无所作为、因循守旧的人物形象。

[25]英语：大致意思就是下文中用法语重复的那一句“我们疯狂，幸福，充满希望：我们是狂热和激奋的中学生，开始渴望知道这世界是怎么一回事……”

[26]英语：“这是1986年5月2日”。

[27]英语：“上帝保佑美国”。

[28]Kira Varlaam，不详。

[29]指堂吉诃德，在小说《堂吉诃德》中，达辛妮亚（Dulcinée）是他一心当做贵妇来爱的村姑。

[30]英语：“我们只是管道工。修理管道而已。”

[31]法国戏剧作家莫里哀曾在其喜剧中对医生这一职业进行了嘲讽，尤其是在他的《无病呻吟》一剧中。

[32]英语：“那一天”。

[33]K.先生应该指卡夫卡一些小说中的主人公K.。

[34]乌尔里希是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中的主人公。

[35]俄语：“没关系”。

[36]普宁是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一部小说的题目，也是小说中主人公的名字。

[37]“让人站着睡觉的故事”的意思是“极其荒诞的故事”。

[38]拉丁语：“亚洲象”。

[39]拉丁语：“大象”。

[40]Brigitte Bardot（1934—），法国女影星，后积极参与保护野生动物的社会活动。B.B.是她的简称。

[41]英语：“艾特/雄性，11岁”。

[42]北斋（1760—1849），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画家，他的绘画风格对后来的欧洲画坛影响很大。

[43]英语：“一劳永逸”。

[44]托弥（Tomis），即今天的康斯坦萨，在罗马尼亚。古罗马诗人奥维德被流放到那里。

[45]托马斯·曼，《魔山》，版本同前，第818页。（法译者原注）

[46]原文为“photo-moto-loto”。

第四部

出租车司机不再是波尔坦斯基，而是一个塞内加尔大学生，酷爱美国以及在他故国的假期，女护士不再是漂亮的波兰女郎，而是一个戴眼镜的印度阿姨。郝斯皮塔尔大夫还是老样子。坚实，沉默寡言，值得信赖。

他在两个高他一头的年轻助手陪同下，来到术前术后治疗室。他过来巡视了八张床中的三张，它们被一道带花的帘布围住，那帘布沿着一条挂在天花板上的轨道灵敏地滑动。

“今天，你不再是第一个，而是第二个。我们会比上一次导入更多的支架。时间会更长。至于其他，过程还是老样子。”

病人不吭声，在蓝色的皱纹大褂底下赤露着身体。民主的赤裸把它带回到婴儿状态。

“你了解过程。微型的摄影头进入一条主动脉，走向心脏地带，传回影象。圆球膨胀开被堵塞的动脉，然后完成清理，再引入支架。”

修复！Plumbing[1]！这个医院里一天就做三十例，一个月就是八百。整个美国则有好几千。就像修汽车那样。

郝斯皮塔尔瞧着病人。

“我们使用Taxus Express 2。珍贵的金属，带有一个保护性的外膜，以预防以后的沉淀。Paclitaxel-Eluting Coronary System[2]。让我们充满信心。”

带轮子的床。电梯，18层，9号室，房门大开着。女护士是韩国人。杯子里是玫瑰色的药汤。手和脚不得动弹。助手，教授，电脑。走！

现在，屏幕在背后，病人再也看不见小蚂蚱啃吃血管中的垃圾，但他看到了女护士、医生、助手。突然，一针扎下。靠左，胸口处，左侧。再来，再来。细腻的触手，深深的针。痛苦。烧灼。微妙的，延续的。氧球扩张着动脉的管壁。圆柱的引入。病人闭上了眼睛，试图把精神跟肉体分开。

睡觉，戈拉教授，终结将在梦的绿水之中找到你，一个老小孩，满脑子无意识。眼下，痛苦只是无意识的尾声。

“Taxus，”澳大利亚人说，“Express 2。”

一种细腻的、敌对的爪子。病人紧咬牙关。一个月之前的那次经验只是一个微妙的圈套，用来欺骗一下他的警觉，现在，这真的是终结了。

“Taxus。Express 2。”

女护士俯身看了看打开的抽屉，从中拿出另一个盒子，打开盒子，亮出药管。

时间缓慢下来，以秒记数的长久的膨胀。顽固的痛苦切断了被俘者的呼吸。极端的折磨。

“Taxus。Express 2。”

他闭上眼睛，磨了磨牙齿。他不是佛教徒，他受折磨的肉体和精神没有分离。他数着那在他如刀割裂的心中形成一种缓慢沉淀的一秒秒时间。

“怎么样？”

大夫在对谁说话，对上帝，对死神？由电脑重新焕发的青春魔力自有其法则和话语。

“怎么样，教授？怎么样？”

“嗯……就那样。不好也不坏。”

“用不了很长时间了。十分钟，兴许二十分钟。”

这么说，大约一小时，或者两小时。闪疼进展着，长长的刀刃，胸口被一大块花岗岩石板压垮了。两手和两脚被束缚在皮铐子中。天花板下降了，一种花岗岩般的巨大压力压上了胸口。空气的洞，窒息。

“Express 2。”

毕竟，他有没有叫喊！美国人尊重对疼痛的控制，但同样还有疼痛的表达。一种野兽般的叫喊：住手！住——手！中止折磨，这是病人的权利！死神，这个老婊子，在寻开心，它知道，凡人的反抗是很愚蠢的。

“Express 2。再来一点点，戈拉教授。我知道这很艰难……但不会再拖太长时间了。”

一小时，两个、九个小时，这都不再算数了，这神圣的十分钟甚至都成了一段永恒。他不能再叫喊了，他疲竭了，他错过了取消跟梅菲斯托斯的契约，他失去了他最后的力气，他连一秒钟都坚持不了啦，半秒钟都不行，一点点都不行。

“行了，行了，我结束了。”

十分钟……就十分钟。但是，不，又是一秒钟，二、五、八秒，行了。

“很艰难，我知道。五个支架！困难的位置，我可不是在开玩笑，不是啊。”

大夫脱下他那被汗水湿透的大褂，把它扔在一边。赤裸着结实的上身，他就这样走出了手术室，一点儿都不难为情。

长了小胡子的小瘦个把轮床推向电梯，然后进了568号房的门。一个明亮的房间，被一片帘布一隔为二。每一半都有一张空床。金属床头柜，电视，记录血压情况的屏幕，朝向内院的窗户。

“我听说过程拖得很长。两个半小时。实在是很多！五个支架。你本来就已经有两个了，现在一共有七个。一次根本的修复。”

他听出了嗓音。波兰女人的深沉音调。从另一个世界中逃回来后，他忍受不了日子的美好。

根本的修复不把肉体和脑袋分开……电脑显示出血压和脉搏，尿壶，血管中的注射器。

“试着睡上一觉。伤口会疼的。这叫做Angio-Seal Vascular Closure Device[3]。创口会逐渐封闭，阻塞将在九十天里被肉体吸收。是不是还得再补手术……不，将不会有必要了。无论如何，会在离那地方不到一厘米处打一针。好好吃药，好好睡觉。叫人的按钮就在床头柜上，需要的话，就叫我。”

闭眼。他无法动弹，此外，他也不想动。好好睡一觉，这就是他的希望。淘空了所有的能量，眩晕，昏沉，不可触犯的睡眠。麻醉，昏迷。永恒。

从邻床传来的声音是一种真正的丑闻。病人，他妻子，他女儿，他女婿。他们轮流说话或干脆同时说话。

“我是比尔·麦克凯勒。凯勒家族合作公司，新泽西。很有名的，我知道的。一个月前，我在新泽西接受了一次手术。还得重新开始。因此，我到这里来了。我是蔡斯大夫的一个朋友。约翰·蔡斯，皮肤病学家。主任。皮肤科主任。所有人都认识他，我敢保证。我已经说过了……我希望我妻子今天夜里能留在这里，在我身边。我知道，我知道，规章制度，也是有例外的。一把扶手椅，是的，她就在一把扶手椅中睡。行，我给蔡斯打电话。”

比尔神经质地向他妻子解释说，约翰已经答应安排这些了，他应该说到做到。跟约翰尼怒气冲冲的谈话，这之后，来了两个彪形大汉，拿来一张沙发床。声音低不下来。他们讨论着两个星期后将在明尼苏达举行的一次婚礼。飞机票，礼物，着装。

波兰女人带来了新药，一种治胃烧灼的药水。还有一本又大又厚的书。

“你忘了这本画册。今天早上。在治疗室。你可能很需要的，假如你睡不着觉的话。跟安眠药配合着用，兴许很管用。”

哈丽娜微微一笑，露出了跟波兰的雪一样白的牙齿。

“你希望我把电视打开吗？这样兴许会让你换换想法？”

不，这不会让他换什么想法的。麦克凯勒先生的女儿女婿走了。妻子静默无声，丈夫打着呼噜。戈拉寻找安眠药。

他深更半夜中醒来。他本想睁开眼睛，但他做不到。他隐约发现一丝光从大街而来，透过窗户，他很想睁开眼睛，但他的眼皮沉甸甸的。

屏幕上，一局象棋，半杯酒。暗色的液体，很大的泡沫。边上，罐头：可口可乐。世界之局！彼得成了一个明星，新世界喜爱明星。病人没有睁开眼，他的眼皮像墓碑那样沉甸甸的。声音，骚动，有人掀翻了棋盘。王、后、象在地上无情地滚动，来到房间中磷光闪闪的角落：

“来一点，来一点，往左。再来一点。你得醒醒。”

他的脑子很难清醒过来，他辨认出了哈丽娜鸟儿般的咕咕声。

“来一点，我们只是把你弄醒一点。”

他抬高了枕头，用腰身把它稍稍往高里挪了挪。他终于睁开了自己的老眼皮，看见她了。

“你的血压很高。血压又增高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监视着显示器。总显示器，它连接各个房间的屏幕。”

屏幕上，彼得不再跟梅菲斯托斯下棋了。人们看到绿色的曲线和绿色的数字。惊恐的旋风，简短的气息。在胸膛左侧，敌对的零件。血压爬升了：20/9.9。值班医生跟一个中国女实习医生，以及一个高大的棕发女助手出现了。“是的，我们要打一针。”注射器，又是两个注射器，为了抽血。

“针对血压，你吃了什么药来的？”

他喃喃道：科扎尔50毫克。他们给了他一片白色的药，科扎尔100毫克。

“平静下来，睡一觉，我们过一个小时会过来看的。”

哈丽娜朝按钮做了一个小小的动作。

曲线很快有了变化。他闭上眼睛，又睁开眼睛。19.1/9.2，19.4/9.3。

哈丽娜俯身，很认真地，拿给他喝的。

“检测说明，酶的比率过高。你得在这里多留一天。”

现在，人们就是这样做分析的？瞬间之中？谁作出决定让病人在医院多留一天，而全然不顾种种经济措施？除非情况严重，不然，人们是不肯多花钱的。“我们是一些号码，一些账户，仅此而已，”那位苏维埃人早就说过。

哈丽娜重新俯身，抽了一次血，整了整枕头。

“一切都会好的，血压下降了，情况好转。”

“是的，我看到了，18.9/9。是一次下降还是一次错误？”

哈丽娜笑而不答。病人也笑了，他本该请她给他讲一讲她是如何来美国的，还有为移民开设的英语课，小巧玲珑的墨西哥人，上了年纪的中国老太太，胸脯高耸的巴西女人，在葡萄牙餐馆做厨师的第一份工作，学习救援的夜校课程，跟海军军官暴风雨般的恋情，去德克萨斯的第一次旅行，她那从罗兹而来的兄弟。

病人笑了，很疲劳，他没有力气要求什么，或倾听什么，他只满足于波兰女子的微笑。

清晨四点。一到六点钟，骚动就开始了，有人来量凡人的体温，有人来查房，有人送来早餐，上午的巡查，这魔术师郝斯皮塔尔。

“酶的比率好多了。不过我们还是要多留你一天。没有理由担忧。今天，你将参加关于未来几个月以及来年的指导性会面。药物，急救，饮食习惯，锻炼计划，定期检查，等等。”

复活之课，外加种种其他特权。

接下来的那一夜，痛苦减弱了，血压平稳下来。

“一切都将很好，”郝斯皮塔尔大夫宽慰他。“你已经变年轻了，但还不到开青春玩笑的地步。还得注意饮食习惯，适当锻炼，定时服药。”

病人瞧着他，找不到什么话可回答。他更希望这澳大利亚人能把他当邻居来接受，无论爱德华·郝斯皮塔尔住在哪里，他都承诺做一个审慎的邻居，他明白那样一个魔术师的担心和疲劳，每天都得几十次、几百次地从一个痛苦的心脏转到另一个，坚定，明确，带着微笑，不，他不会打扰他的，他只希望跟这个心脏病学的上帝维持一种保护性的邻居关系。这就是他期望的，仅此而已，这就够了，这会减少他的惊慌和孤独，是的，为什么不接受，即便是他的孤独。他会搬家到任何地方，只要能住在郝斯皮塔尔家附近，作为沉默、隐身的邻居，紧靠着这个更年轻、更敏捷、更有用的兄弟，而他，奥古斯丁·戈拉，却从来都不曾这么年轻、敏捷、有用过。

“我想对你表示感谢……”

“不，不，别这样……昨天，艾尔薇拉本来要送你回家，跟上一次一样。今天她过不来。我对看门人说了，他将会为你叫一辆出租车。他会开车送你到出租车站，并会请司机帮你进家门。你有我的电话号码。你什么时候想给我打电话就给我打电话好了。”

在家里，在孤独的床上！……他很满足，他固定住了彼得，在国际象棋棋局前，在地球之夜的屏幕上，他成功地跟他清清静静地说了话，低声低语，如同对一个亲切而又迷惘的表弟，他成功地让这位迷惘者惊讶和激动，彼得中止了棋局，也跟他谈了起来，腼腆，屈从，如同跟一个更年长、更睿智的表兄。

无论他从哪里来，来自内华达，从吉娜·蒙特威尔第，塔拉的那位开心的姨妈那里，还是来自犹他州大水附近长途村的那个有九个老婆的流亡者，摩门教徒亚历山大·约瑟夫，或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戏剧艺术课，戴着温斯顿-塞勒姆卫理公会的面具，再或者来自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海岸巡逻队的海鹰[4]舰，它前来拦截2500万磅北美大麻，还有一万磅可卡因，无论他是从画册《美国生活的一天》的哪一页中跳出来，彼得都在2001年9月9日那天晚上，很自然地，在纽约搁浅了。

他没有忘记，他的表兄，奥古斯丁·戈拉，教授，好几个月以来，就为他在位于48街和第8大道拐角的广场宾馆中保留了一个房间。为了拿到神奇的绿卡，9月11日星期二，他跟由戈拉教授聘用的律师定了约会。他将进入新世界的新人行列，他将不再有理由隐于荒野。没有人知道这一次在世贸中心的约会，他没有向任何人泄露他跟戈拉教授分享的这个秘密，任何可能导致一种类似帕拉德罪行的可疑的星辰重合都被排除了。

突然，8点46分，疯狂的时刻。赫洛斯塔图斯集团：19把匕首在世纪大表演中。世界上所有的电视都追随着飞机以及机上的乘客，还有19个死亡天使，飞向拯救。

彼得试图走出地铁，到歇斯底里的地带中。地铁爆满。紧张的、又聋又哑的、无耻地开着玩笑的人们，很难呼吸。阿拉-尤萨玛-奥萨马的信使们，在地球的各个屏幕上，回顾起神圣与永恒的天堂。地铁停了。车厢密不透风。不，他没有发现任何追踪者，任何嫌疑者。一些被俘的躯体，彼此紧贴在一起，根本无法互相支撑。他们中，就有大卫和爱娃·加什帕尔。

十，十五分钟，二十，三十分钟，大卫和爱娃贴挤在一起，并排，在车厢深处。分秒如时日那样长，四十分钟就像是几个世纪。梗塞可能发生得比这要快。

几分钟之后，地铁又重新开动。

***

小心谨慎的动作。敷布保护了切口，伤疤是绿的，有些发紫，皮肤会重又变成苍白的。

“一开始，短距离缓慢的散步。第二个星期，一些容易的体操运动。逐渐地，日常的操练。每天做半小时。或者，更长距离的散步，四十分钟。在不同时间里测量你的血压。把结果记在一个本子里。一个月之后，我们会对病情作一个评估。”

散步很简短。惊慌的推力，太阳穴突突乱跳，胸口充满毒素。变得陌生的肉体。

模糊的信号。很难制住脑袋中的感应，肉体走向溃败。最初的警报，通常还是虚假的，令不安情绪陡增。头脑被蒙住，被粘住，上哪里找解药？快，快，救护车。邻居郝斯皮塔尔不是一个邻居，他看到自己只是个plumber[5]，心血管的简单修补者。心脏病应该跟救护车的普遍形象连接在一起，这瞬间的和完美的干涉。

那是血压计的数字，而不是孤独的夸张，就如伊齐认为的那样。数字，在这数字和号码的时代，波尔坦斯基同志教导我们说。

他不会去打电话给巴尔-艾尔。他要去剪指甲，这是他要做的事。大睁着眼睛瞧那血压计，它只是在他脑袋中记数。教授，谁将为你剪指甲呢？你将无谓地全身心投入到这一劳役之中，最终，你将无法避免厄运的那一秒：你把剪刀尖扎得太深，指甲，指头，你衬衣的袖子沾上了鲜血。一股流畅的和狂热的鲜血，很难止住。

“要避免流血。你的药物利于血液的流畅，很可能，我们无法止住血，你会感染。感染很严重，它会伤及心脏。有过致命的例子。”

专治刀伤和感染的新孢霉素！你找不到膏药和橡皮膏，你从来就找不到什么东西能替代它们，能拿来玩躲猫猫游戏。新孢霉素夫人和橡皮膏先生开心地玩着丢三落四和漫不经心。你们都钻到哪里去了，这帮子破坏者？胡言乱语，就是这个，不再成了，就像我们那样，必死的凡人：今天诞生，明天消逝。哎，成了，我找到你们了，在那里，在毛巾当中。人们还以为是加什帕尔，大胖子，爱开玩笑者，以他的捉迷藏游戏，我就在那里，不再是处处都不在。

血压：18.9/9.4。后脖子沉甸甸的，肉体返回到了脑子中。到处响起警报，肾，肠，尿道，循环系统，呼吸系统。呜咽，痉挛，不知道打击会从哪里给你来一下。你想睡觉，熄灭在睡眠中，被伟大的调度员所遗忘。

消化不良，抽筋，灼伤。肉体的新时期是不是要在诊所中度过？这里一个火花塞，那里一个关节，减振器疲劳了，汽化器漏了，油泵老了，刹车老了，机体老了。危险并不来自心脏。通道中该清洗的都清洗了，该焊接的也焊接了，马达焕然一新。肺正常运作，苦行僧浮士德的支架扩展了动脉，血液在咆哮。

突发性，是心脏病者的特权，大危险和大特权。一下子，喀啦一响，完蛋，人们给你送来安宁。

戈拉走向长沙发，突然又停住。渴望睡觉又害怕睡觉。一种犹豫战胜了另一种对立的犹豫。他剩下来能做的，就只有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心神不安，直到他重又找到诊所的民主宝座。他就是在那里质问晚年以及由它来加速的懦弱。天亮着，天还亮着，然后将是黑夜，然后是第二天，如同在圣经中。血压计变得很亲切，一切如同肺、胃和脑子之间的对话。病人注视着警告，它们的增多。白天和黑夜的血压，数目，数目，波尔坦斯基同志，数字的柱子衡量出日常的心电图。

戈拉重复着：这不是害怕。不，这不是害怕，而是不确的侮辱，是推延的虐待。我是那样一种肉体的奴隶，我对它早已不抱希望。它背叛了我，它发狂并搬家到了脑子里，它到了那里我可就弄不出它来了，没有用的，伊齐劝我别那样，不可能让它从那里出来的。好吧，我就回头再来说说悼文，《戈拉的悼文》。再讲述一下一次什么都不说的死亡，这将会带回来宁静，而宁静会降低血压和焦虑。

平静的下午。他安坐在书桌前，面对着电脑。蓝色的屏幕，第一批字母。白色的，清楚的，整洁的，熟悉的，如同以往。

窗外，灯泡般的太阳，永恒寓居其中。高高的太阳，在万里无云的空中，还在这里，近处，在窗子的方框中，在红色的地面上。

迫不及待地要让那些蠢蠢欲动的字母、标点和问题活动起来，然而他还是没有动。键盘让他变得腼腆。他抓住放在桌上左边的那本大画册《美国生活的一天》。最后一次，彼得叽里呱啦地对那个摩门教徒和他的妻子们说话。然后，跟一个负责海岸缉私的海军中尉说。然后，时间就那么过去了：悼文作者的第一次血管成形术，第二次血管成形术。彼得重又置身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在巴克商店那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旧电视中。巴克先生光着膀子，只穿了短裤和长袜子，撕破的旧篮球鞋，没有鞋带，手很大，黑黑的，满是油污和灰尘。在科罗拉多州，他浏览了巨大的飞机墓地，四十年来一直就是J.W. 达夫飞机公司的产业。随后，阿拉斯加的北坡镇，有80000平方米的冰川和苔原，包括巴罗镇和七个更小的城镇：美国石油日产量的20%就来自那里。镇长，如同他所管辖的80%居民一样，是因纽特人，谈到了季节性的捕鲸。明海尔·加什帕尔真的来到了那里吗，在因纽特人中间，或者，他哪里都不在？

戈拉手拂画册。蓝色的手套，在桌子边上。突然，呼吸被切断。他尝试着恢复正常的呼气和吸气，如同人们教他的。脑门和太阳穴满是汗。战栗。他发抖。在房间里，血压计。小小的声响：19.6/10.2。巴尔-艾尔或露或郝斯皮塔尔或彼得或警官莫菲或死者迪玛，某个人应该前来救援垂死者！

时间晚了，即便是诗人奥萨马·本·拉登也休息了，没有人可以叫。伊齐！

“叫救援，我的老兄。你不会整整一夜都忍着这么高的血压。911。你知道这号码。小伙子们不会迟缓的，他们会来照顾你，还没到目的地，他们在路上就会开始给你护理。到医院检查过之后，你对他们说给我打一个电话。假如是一个医生的话，他们会这样做的。不是出于兄弟情谊。而是出于害怕。是的，是的，让他们给我来一个电话。并不严重，但不要等。你在生命中已经推延得够多了。现在，要谨慎，这是最紧要的。”

病人在担架上，左胳膊上还连着血压计。他吞吃了甜丝丝的药汤，然后是阿司匹林，救援者抚摸着他智慧的脑门，劝慰他说，一切都会好的。

急诊室。挤满了那些想拖一段时间的候补者。两个值班医生。一个满脸雀斑的金发女子，丰满，贫嘴，一个泰国女子，苗条而又寡言，婴儿般小巧玲珑的鼻子上戴了一副并不比一枚顶针大的眼镜。问题和回答，心脏病的故事，总是很高的血压。病人没有发烧，尽管出汗并颤抖。在救护车上，他颤抖，现在依然。小小的不停的战栗。

他们给他抽了一点血，又带他去了放射科，还给了他两颗粉红色药丸，还有一杯水。长了雀斑的爱尔兰女人很着急地要清算这一病例。

“没什么特殊的。如你能证实的那样，你的血压下降了：14/8.5。分析结果很正常，透视和心电图也同样。你可以走了。这里总是有出租车来的，你会很快找到一辆。你的运气很好，你将在自己家过夜。”

“是什么引起的发作？”

丰满的女子没时间解释。她朝天伸出她那胖乎乎的小手。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

那位泰国同事把他的出院单给了他。

“到了某种年龄，这是会发生的……总会有些失常，但化验、透视、心电图，一切都很好，吕蓓卡已经对你说了。”

啊！吕蓓卡，爱尔兰人也向圣经借名字用。

总之，是年龄的关系！到了年龄就得引起重视，它迫使你，迫使你……

“其实，无论什么年龄，”年轻女郎补充道。

两个星期后，重又发作了一次。梦见露。丝绸白褂子。她精心地削着蔬菜的皮，她准备着覆盆子、樱桃、葡萄酒。活人的欢快平静，精力集中，感觉敏锐。绿色丝绸的宽松长裤。长裤之上，是一件麻布上衣，透明，无袖。凉鞋上只有一根索带，光脚穿。身材苗条，富有弹性。安达卢西亚女人窄窄的脸。只要有人一碰，她的身体就瑟瑟发抖。她扔掉凉鞋、裤子、小小的内裤，一片枯叶。阴唇，鬈曲的毛丛。她的睫毛跟她的嗓音一样颤抖。带电的手指头牵住了俘虏。目光迷茫，投向远处的绿树，呻吟和嗫嚅，召唤着囚徒。

突然，胸口一个重负。他呼吸困难，汗水从额头、太阳穴流下，一阵阵凉意入侵到腿脚、手和胳膊。他颤抖。他脖子疼，焦虑在增大。脖子和双手湿漉漉的。冷。他颤抖。

血压计愤怒了：20.1/11。电话：911。救护人员，医院，检查。结果很好。两个小时之后，血压掉了下来：14.3/9。

我在时间分发者手中抽得了中奖号码，波尔坦斯基同志：温度，红血球，白血球，血糖，胆固醇，就连胆固醇和血糖也学乖了。无法再要求更多了，这都是一些好分数。

后来几次发作时，他不再打电话叫救援了，他服用一片抗压药和一片安眠药。

必须有一个精神科医生，伊齐决定。他从来没有看过精神科医生，并不期望一种被人称为平衡的冷漠。他的中学同学宽慰他说，他不会被一些冒失的问题，也不会被一些沉重的治疗所困扰，更不会化身为鬼才知道的什么超级活跃的幽灵。

斯蒂芬·凯勒先生个子很高，干瘦，头发花白，沉默寡言。病人告诉他说，他并没有准备要忏悔，他仅仅只是想要那些能起作用的药片，就这样。

精神病科医生笑了，一种无疑是赞同的微笑。

“问题在哪里，有什么情况？”

教授承认说，他曾经有过一种日历性的发作。对方并没有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自己补充说：两次血管成形术。恢复得缓慢，不确切，偶尔还有恐慌。血压高，战栗，大喘气，呼吸时断时续。

斯蒂芬·凯勒继续不吭声。啊，是这样！病人明确说，他只要很小的剂量。甚至，微不足道。

大夫微微一笑，似乎赞同他所听到的一切。他开了一种名字很好笑的药。

“属于百忧解这一族的。”

“百忧解？我听说过关于神奇的百忧解的可怕故事。我的一个女学生服用了百忧解，她的忧郁转变成一种持恒的微笑。一丝笑容，一个鬼脸。简直能把总统的贴身保镖吓死。”

“最小的药片含量为0.50毫克。我们就从四分之一片0.50毫克含量的开始。我们将慢慢地来，一边来，一边看看会发生什么。同意吗？”

同意。下一次门诊时，剂量增加到了0.25毫克。寡言少语的门诊要付费300美元。跟巴尔-艾尔不一样，凯勒大夫每一次都很快地接电话。

剂量一直增加到了最低比率。然后，发作，焦虑。后脖子疼痛，发抖，出汗。凯勒开的药方减少了剂量，然后，他改了药。

病人接受了一种新药方。他久久地瞧着方子，既没有去药房，也没有回来找凯勒。

体操将代替药片。巴尔-艾尔大夫曾建议他上一门三个月的课。体操再教育。十分钟的热身，然后，三种不同器械，每种十分钟，最终再来十分钟操练作为总结。坐公共汽车旅行从郊区一直到约克大道，然后返回。精力集中了，疲劳减少了，白天围绕着这一消遣来安排。体力恢复，尊严增加。

试验于八月末告结束。庆典时，所有的参加者全都承诺，每天做三十分钟体操，或大步散步一小时。

荒漠的时刻，幽灵重现。麻布上衣，透明。凉鞋，赤脚。柔软的身体在月光底下。安达卢西亚女人的脑袋，目光热切。她扔掉凉鞋、长裤、内裤之类，她把病人的手拉在自己那又窄、又长、又细腻的手中，把它握紧。睫毛跟嗓音一样颤抖，手指头颤抖，触了电一般。

“你的青春，那是什么样的？”她问道，眼神专注，贪婪，却已然疏远，转到了绿色的大树丛中。短短一瞬间，足以清醒过来。她又在那里了。热烈的目光，手指头已达热带中心。

一个月后，戈拉回来看精神科医生。新诊室，四个秘书，有电梯，有卫生间。头发花白的凯勒大夫令人信任。另一种药片。小剂量，开场白。正常的剂量产生了一种正面效果。他增加了四分之一片。病人似乎已经找到了他的药和他的剂量。他睡得很稳，不觉得累。他又恢复了阅读和悼文撰写。

他接受了自己心脏病患者的身份：早上混用六颗药丸，晚上饭后两片。

饥渴的他，立刻就汲取了生活能给他的一切。书籍和树木，脸庞和美食，河流，露的手套，椅子，电脑，汽车，冬天的森林，画册《美国生活的一天》，游廊中的猫，电话，蓝色的毛巾，可笑的鞋子。他丢失了反抗的能量，荒诞的变成了喜剧的。短，行程很短，闹剧性地摸索被称为传记的产业。他准备好了作一回顾。

他推开黄色卷宗，把手套拉到近处。他把它们分开来摆放到眼前，左手的在左边，右手的在右边。他把双手放在那上边。手比手套要小一些，但他还是无法戴上。他的手比露的手要短一些，但又更宽些。如若他硬要把手套戴上，他也不会感觉到她那又长又细巧的手指头的尖。

他把双手贴在这两个手套上面，左手在左手套上，右手在右手套上。他的手掌应能覆盖露的手。皮肤在战栗。磁场，联合。透过窗户，他瞧着森林。他的双手在两只重新复活的手套上。

郝斯皮塔尔大夫给了他机会重新感受这一神奇的接触。

***

如同赌彩，他赢得了一种缓期。戈拉从彼界和坟墓的岸边被拉回，遗弃在边界，学会平静，安详，冷漠，灰烬的颜色。

新的游戏：早上做体操，晚上散步。测量血压，吃药，去代替了巴尔-艾尔大夫的摩西女士那里瞧病。艾尔薇拉每星期去他家两次，为他料理家务，避免他不得不去餐馆吃饭，但他周末还是得光顾餐馆。

一个电话对话者在第二次血管成形术之后突然重又出现了。

“喂，你感觉怎样？好多了吗？”

我坚持让他给我讲述了手术的细节，他为什么多住了一夜医院，还有他血压歇斯底里般的多变。

他似乎被他经受的打击击垮了。我还得把他的注意力从疾病中转移开。

“你还记得学院中的革命吗？”

“是的，当然，”戈拉喃喃道。

“我那时刚刚来到。你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开端。你对我解释了这些报复性瘟疫的机制。周而复始，你说道，人们需要道德的幻觉。阳台上的演讲，占据行政部门的出入口，罢工的赌注，好战的口号……对某个刚刚摆脱了共产主义天堂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可笑的戏仿。”

我得知，戈拉除了艾尔薇拉不再见任何人。他变得腼腆，对自己的身体很不自信，他说。我尝试一种躲闪，很高兴他接受了这一游戏。

“我一直保留着报纸剪报。一次以前不算是强暴的强暴的丑闻。革命。审判。女学生的赔偿。”

我在自由的荒漠中的最初几年……我发现，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囚禁绿洲。宗教。修辞学。仁慈。面对上司和银行账户的奴性。挫折。人们只是渐渐地才明白到这一异常的经验。

“那个高个子褐发大学生，蒂姆？他前来为特蕾莎定一个会见。蒂姆和特蕾莎。而且，那头鹿……”

“鹿？什么鹿？”

“蒂姆猎到了一头鹿。他有武器携带许可证。那是在狩猎季节。因此，是合法的……当他剥鹿皮时，丑闻才算爆发。他把猎物带到了学院，在其他同学的帮助下，在房间里就剥起鹿皮来。被叫到院长那里后，蒂姆表示了道歉，但他要求对那个以前强暴特蕾莎的家伙同样采取明确而严厉的惩罚措施。”

“蒂姆目前在圣塔菲领导一个保卫移民权利的组织，特蕾莎结婚了，有了三个孩子，她的侵犯者是华尔街的律师。你当初希望我把这件事的每个细节都给你解释得清清楚楚，好让你更明白你从此居住的是什么地方。”

“是的，是的，今天我要问你另一个问题。帕拉德会不会是一个探子？”

我猜想，戈拉的眼睛一定抬向了天空。

“假如他曾经是，人们就能证实。假如他只是可能会那样，那么……我们就是在猜测。很多人本来不会是，最后却是了。是否应该推断出，他可能会是什么，什么时候会那样？哪怕没有任何人猜测，甚至包括他们自己？我们不能忘记，什么时候，为什么，还有如何，他们变成了他们本不会是的那一切。”

“请原谅，我猜想，现在不是跟你说这些的时候。”

“嗯，怎么不是？是的。”

“这让我担忧，你瞧。是我的错，我没有摆脱老毒药。咱们应该谈一谈美国。”

“是的，这将更有意思。我们的故事看来会很有意思，仅仅因为它们都很怪。”

“行。我再打电话吧，答应你了，说一些开心的事。”

“我将很高兴。再也没有人给我来电话了……”

他是不是真的很开心，这我不敢保证，但我已不再因为这些含沙射影而自感有罪了。

***

那木偶摇晃他，掐他脖子。它穿一件精细的上衣，透明，白丝绸。它肆无忌惮地掐他脖子，带着开心和认真。半透光的死神，丝的。人们以为已经摆脱了大地上的悲惨，它松开你，慢慢地，微妙地，带着一种无比的细心。人们摇撼着从噩梦中出来，人们重又面对着卷宗。

封面上，有出生日期。以往，睿智的年龄，如今，伟哥的年龄。老家伙冯·阿申巴赫[6]，为脂粉而羞耻，全靠了这脂粉，他的理发师让他变得年轻，他根本无法想象在新世纪中会有美妙的奇迹来临。替代品的无限可能性的时代。什么都能替代，肾和肝，新的鼻子，全新的嘴唇和眉毛，眼睛的颜色，性器官，满足顾客的要求，各种各样的药，治头治脚，睡眠和失眠，疯狂，感冒，癌症，阳痿，欲望，秃顶和风湿症，心脏、头发、视网膜的移植，为聋人、盲人、残疾人配用的仪器。没什么会失去，一切都被改变，被替代。死人终于也找到了他们的用处：遗嘱不仅预备了留在土地上的财产的转移，而且还有脾、肝、肾、肺等器官的移植，用于一个新的肉体，从而变得全新。

时间是什么时候又是如何流逝的呢？

流亡者接受了新的地点和新的时间，他习惯了传真机、互联网、手机、银行户头、飞碟、宗教和性的秘会、通过圣经作的教育、色情电影，但他依然留在被叫做露的往昔中。

他为什么如此痴迷于彼得·皮佩尔科尔恩，他自己所是或可能是的人物的对头，为什么要复苏彼得·加什帕尔？还有，他为什么忘不了跟伊齐这个大胖子的古老得有好几千年的谈话，就在阴暗而潮湿的地窖中？他当时谈到了他对耶稣的民族的崇敬，尽管他一直就对宗教不感什么兴趣。他一向缺少什么，并且如今还缺少？到底有什么能解释他那一直得不到满足的需要，要成为另一个人？不用那么谨慎，不用那么杰出。更加叛逆，不仅在思想上，更自由，不仅在梦里，更多才多艺，更虚伪，更神秘。更有罪，更遭受蹂躏。不用那么配得上周围那些伪装者的仇恨、同情、崇敬？

在命运之神写下了很大红色字母GORA的土灰色新卷宗上，有一张带有郝斯皮塔尔大夫署名的蓝纸。

It seems that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nd the epigastric discomfort were unrelated[7]看来，冠状动脉的病与胃的不适并无必然联系。对血管成形术的分析，显示出一种既聚焦又扩散的组合病症，兴许强化了一种新陈代谢的综合征，以及一种干凝血状况。至于心血管疾病方面的危险，病人的动脉血压近乎于正常，高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含量很低）处于正常的边缘，而血糖的含量接近于正常。Borderline hypertension， borderline hypercholesterolemia （and low HDL）and borderline blood sugar[8]。

Borderline[9]！边疆群岛的公民！人们可以在边疆这一密码中破解其意思。在边缘，在边界，哪里都不是。Borderline！

边疆公民拉开了窗帘。Go to the Zoo[10]！他心里说。在这条街的动物园里，他会遇到他的同类。但他还是留在家里，把汽车遗忘在了车库中。

咖啡，粮食碗，药片。电视屏幕上，种种荒谬，象棋棋手在跟命运竞赛。

体操，淋浴。白天开始。他赢得了一天，没什么能跟这一业绩相比，新世界的公民们都承认。他们有道理。一个新的白天。存在的闹剧，生存的奇迹。

***

他瞧着屏幕，桌子，彼得就在那桌上梦游似的下棋，他那杯可口可乐在一旁，很晚了。

很晚了，但我不在乎钟点。

“喂，你读了关于血管成形术的文章了吗？”

“在哪里？我从哪里能读到？”

“今天的《纽约时报》。头版。”

“我已经不买报纸了。我更喜欢读旧报纸，我出生那一年的。已经七十年了。”

“这应该很有趣。但是对医学的新研究你将什么都了解不到。”

“就是说？”

“关于那些玩意，叫什么来的……支架。”

“我知道这术语。”

“好几年以来，他们引入了一个新种类，表面涂抹了一种物质，能阻止杂质在血管中的积淀。人们证实，还是老型号的更好。”

“他们给我安置了新类型，浸渍了梅菲斯托斯的口水。我坚持要用最新的，最有效的。郝斯皮塔尔大夫同意了。他是可以信任的。”

“行了，我们别夸大其词了……两个月后，人们将发现，实际上，还是新产品更好。”

“关键有一点，一个人死后尸体分解，那些护身符会留存下来。考古学家能认出你来。”

“他们给你安置了多少？”

“七个。神奇之数。”

戈拉有心情参与谈话，我真有运气。

“我知道，帕拉德是你的学生。他们先是拒绝给他护照，然后又在一年后，他第二次申请时发给了他。鉴于美国人的压力。他们不愿给他，却又给了他。看起来很奇怪。”

“在那里，还有什么不奇怪的？我知道你想影射什么。”

“我什么都不影射，我提出一个问题。我试图治好一种病，一种我们从那里出来时全都带着的病。疑神疑鬼。”

“就是说，我也一样，曾是个探子，不是吗？他们发给我一本护照。”

“你的情况不一样。露德米拉的家人可能有所干涉。兴许正是他们签订了什么协议。”

“而你……你带着一本护照真的来了。”

“他们想摆脱我。作为证据的，有秘密警察的卷宗。我曾在邻居、友人和亲戚中发现了探子。我当初很天真，现在我疑心很重。”

“我还记得你的到来。帕拉德告诉我的，他对我说，他已经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了你。但你却在半年后才给我打电话。当我问你情况如何时，你回答我说，你始终苦于jet-lag[11]，时区的改变带给你的不适。我很欣赏你的幽默，但你的神情茫然，迷惘。”

“我是这样的。一开始，在机场，人们就割掉了我的舌头。”

“这我记得，你承认说，当他们给你盖上出境印戳时，他们就割了你的舌头。我们全都是从那里过来的。”

“不完全。帕拉德来的时候很年轻，而戈拉教授毕竟还熟悉各种语言。”

“当时，我打发你去见朋友科齐。伊齐·科齐。”

“你做得对，他没给我带来什么好处。但我看到，这番会话没什么意思，它让你厌烦。”

“它很有意思，但它让我厌烦。我为这个国家的蠢行和善行感到幸福。我猜想你也一样，你应该得到满足。”

“我确实如此。我很满足。我相信我用关于帕拉德的问题让你开了心。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对你讲过，我们在一个中学读书，但不是一个班。”

“你没讲过。”

“我有没有讲过，在他从罗马尼亚回来之后我曾见过他，就在他被杀之前？”

“也没有。”

“他告诉过我说，他见到过露，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跟你说过这个。”

我使用了最后的钓饵。戈拉迟疑着，不知该不该撒谎。

“他没有跟我说过。”

“在剧院。看《大师与玛格丽特》。”

“他有没有给你描述她是什么穿着？”

假如问题很有嘲讽味，他就嘲笑那个提问题的人，而我就失去了最后套他话的机会了。

“黑色的裙子，袒胸露肩？或者外出的打扮？她头发梳成一个髻吗？”

我没回答。石头般的沉默。然后，突然，戈拉接着又说话了。

“那个澳大利亚人，是个伟大的医生。我被修复了，我焕然一新！我能重新开始一切，重干同样的蠢事。你还在听吗，或者你已经厌倦了？”

他扮演着老糊涂的角色，他无疑很开心，还记着笔记。

“我在听着呢。你说得对，我也一样，已经不再年轻了……年老的女巫在窥视，隐身于一个角落里，带着各种各样的礼物。癌症，心脏病，老年痴呆症，瘟疫。火灾，恐怖主义。人们有选择。”

“是的，赠送很广。人们料想不到的时候它就来了。夜晚，当森林昏暗时。它昏暗下来，但它还不睡觉。这里也一样，在城里，我总能透过窗户看到森林，一个隐修院。招呼都不打一下，它们就出现了。”

长久的停顿。我双手紧握住勇气。

“你真的跟她没有接触吗？”

“没有。当我来到时，我就给她写信了。她没有回答。我又给她写了信。她也不回我的电话。我就没有坚持。我没有联络原先的同胞。我依然心存疑虑，你知道的。”

“只因这唯一的理由？”

“不止。”

“你走之后，就再也没有听说过露的什么情况吗？”

“我重获了过去，我几乎什么都没有找到，或者只是些鸡毛蒜皮，微不足道，小小的奇异，些许的暧昧，简短的别扭。鸡毛蒜皮。至于关注，是的，有过一些。但没有太重要的，没有太根本的。”

“之后呢？”

“我很惊讶她居然来了，但我没有见到她。这没有意义。人们在往昔中相见。铁幕，这铁幕……它把我们都防住了。人们担心留在自己背后的东西，没有消息。那样一来，人们无法登上一架飞机，降落在神秘之地，亲眼目睹人们向你遮掩的一切。这样更好，不是吗？避免任何差错，不是吗？你说呢？你是关于幸运的、不幸的和不存在的差错的专家，你说呢？”

这一次，他迎头痛击，他提出问题而不等回答，一些带着忿愤嘟囔出的问题。

“好的，现在，我明白。我得到了武装，我焕然一新。心脏与脑子的循环更新了，我能明白。一个神奇的意外收获，那些支架！它们拯救了我那些大小器官的循环，它们提供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他说得很快，口气狂妄。

在他那个面色苍白的安达卢西亚女人旁边，在她充满青春活力的目光下，这是一个战胜者，正抚摩着她的手套和她年轻的手。一瞬间，刚够他恢复冷静：皮肤起皱，肌肉枯萎，胳膊颜色铁青。细长而衰老的双手，细长而衰老的两腿。脆弱的骨头稍稍一碰就会碎为齑粉。早年的青春已成骷髅之灰。但人们无法剥夺戈拉，无论我能把他虚构成什么。

“我被赶出了天堂的门！推延。我又回来学习我还应该学的东西。假如能找到这些，这之后，他们将接纳我。而现在，我得走人。请原谅，波尔坦斯基正等着我呢。”

“那个俄罗斯人吗？”

“乌克兰人。苏联人。你认识他？”

“是的，我认识他。东欧流亡者司机。你要去哪里？”

“他拉我去火车站，宾州站。”

“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见阿瓦建。我终于跟贝德罗斯·阿瓦建定了一个约会。他总是那么忙，日理万机，终于给了我这个面子。我要问他一些关于彼得和塔拉的问题。还有关于戴斯特。她本该在萨拉热窝开一家女装店的。这是我听到的，或者是我梦到的，我都弄不清了，我真是老了。老迈年高。故事中断。很有趣，不是吗？”

“可以这么说。”

“如你所见，我对新世界很感兴趣。”

我一直听着电话，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听到他重又正常地说话，就仿佛在听筒中发生的那一切全都挥发了，或者没有丝毫重要性。

我只剩下要问他，他正在读什么书。

“一本书吗？我什么都不读。我都无法集中起精神。”

“你桌上没有书吗？我很难相信。”

“有报纸，有文件，有卷宗。就是没有书。”

“那么床头柜上呢？”

“什么床头柜？”

“这我哪里知道？你床边上的晚桌柜。”

“哦，这个呀！有里尔克。读者小圈子在缩小，但并不死亡。感谢上帝。”

“里尔克？诗歌吗？你还读诗歌吗？”

“不太读。一种文选。小小的随笔，分隔的诗行。关于爱情，保护他人的孤独，保护他自己的孤独！假如你想拥有他人的孤独，或者把你的孤独给他，那一切都完了。这就是他的想法。你记得吗？‘一个好的婚姻是这样的，夫妻都把对方当做自己孤独的守护神。’[12]此类的某种角色。”

“这说的是婚姻，不是爱情。”

“一些人认定，爱情是一种归属的错误，诗人试图教导……如何在一个契约的框架中守卫爱情。‘因此，当事关选择或抛弃时，这一标准应该被考虑：得知道人们是否渴望关注他人的孤独，还是试图把它留在自身隐私的门外，他只了解从巨大的黑暗中浮现出来的，辉煌地悬垂在那里的一切。’[13]说得不错……他当时很年轻吗，这位老诗人？”

他显然刚刚重读了那个文本，很不满意他从中找到的话。

这是一个战胜者。他有露和朋友们在他的书架上，这帮助他拥有了那种贵族般的孤独，以及他那文明的虚伪。

“‘［……］任何的共同生活只能用来强化两个相邻的孤独，但任何能被叫做自我奉献的，忠诚，基本上都有害于这一共同生活；确实，当一个生命离开时，就什么都没有了……’[14]很年轻，不是吗？里尔克当时很年轻。”

他停了下来，他无疑从桌子上拿起了彩色封面卷宗中的一卷，把它拿到耳边，就像人们为听清夺命列车的到达而把耳朵贴近地面，听了一会儿反复无常者的小夜曲，然后，以一种恰当的动作，又把卷宗放回原处，跟虚荣之地重新建立起了接触。

“‘……而当两个人为了彼此相遇而放弃了他们自己……’[15]”

他读着，我意识到，他正在读一本书的片断或他自己作的笔记。

“‘……而当两个人为了彼此相遇而放弃了他们自己，他们的脚下就再也没有了地面，而他们在一起的生活则只是一系列坠落。[16]’‘一系列坠落，’你说呢？”

他阅读，只是因为人们要求他阅读，他针对，如同习惯的那样，一种缺席的诉讼。他的嗓音平静，正常。

***

接下来的几星期和几个月中，我跟戈拉久久地谈论过老年问题。

话题对他似乎并不阴沉，即便是在证实了我们更年轻的朋友彼得·加什帕尔死于不明情境之后。当我向他承认说，我怀疑，他现在得知这一最新的却又迟来的消息之后，正在撰写他自己的悼文，而且多少忠实于他的传记时，他甚至没有回驳我。我还补充说，从我这方面，猜想我在我们的会话——彼得失踪后，这些会话甚至还变得更频繁——之后，我就变成了一篇这样的文本的主人公，这实在有些放肆。他巧妙地回避我，返回到老年的话题。

“直到心血管犯病时，我始终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年龄。由于我没有孩子，我都不知道岁月的流逝。我记录了我的四十岁和五十岁生日，我却把它们给忘掉了。与医生们、他们的器械和他们的诊室的相见才把我唤醒。此后的那一年很是艰难，太艰难了。女性求偶狂，就如死者称呼她的那样，让我始终经受着考验，我活在一种恒久的紧张中。我感受疾病如同一种警告。这就是老年，不是吗？脆弱感始终越来越尖锐，引向衰竭，引向终结，警钟响，光阴迫，每日每夜都把我们推向这令我们恐惧的远方。仿佛整个生命不是这样。每个新的早晨都是迈向陌生的一步，这陌生可能是随便什么，当然也可能是终结。”

他说得对，疾病准备下了灭绝。没有如此的预备，人们总以为能不确定地延长这模棱两可。

“忧伤与空虚？人们眺望地平线，人们将消失在那里，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但日常生活才是最强者。它把你带回当下的即刻。本能仍还活着。人们回到混沌，它不知不觉地、无情地消耗着时光。”

“但是，当判决清楚地宣布时，感觉就变了。人们向你宣告旅行的尽头。过期。如同任何产品一样。有效期届满日：23岁，34岁，61岁，三个月，两星期，五天。肿瘤无治，你还能活六个月。最后的推延。今天，医学没有权利向你谎报病情。”

“是的，而每一天都成了一份你不敢奢望的礼物。人们开始认真对待每一时刻，每一片树叶，每一丝风，每一页书，人们想品味它们，把它们留在心中。人们害怕吗？现在还害怕吗？怕人们将变成的虚无、空无吗？”

“啊，是的。惊奇抓住了我，蹂躏我的腑脏。现在还好。不那么厉害。我很平静。”

“恶意最终能帮上忙吗？愤怒、失望、疲惫、厌恶一切，甚至包括恶心的死亡？”

“或许。但愤怒是活力，它不是接受。”

“那仁慈呢？安详和感激。对命运的屈服、顺从？”

“如同一种光照？天真，放弃？如同信仰？”

“信仰承诺一种希望。无法证实。人们兴许将到达一个阶段，那时承诺将能被证实。”

“帕拉德不是信徒，但他相信灵魂的轮回。相信连续的转世。”

“他不是唯一的。他承认收到过一些密码符号。那些没有收到过的人无法反驳他。”

我请戈拉告诉我他从窗口都看到了什么。他一开始就告诉了我时间：下午四点零八分。

“我们不能不知道时间。我们谈论着老年、死亡，也就是在谈时间。过期之时。”

停顿了一下后，他补充说：“7月，7月19日。”

我期待着他说出年份，他没有。人们怎么从自己的窗口看这7月19日，那么多人出生和死亡，这一天完全如同另一天？

他给我描绘了花园，然后是绿莹莹的河谷，一种浓烈的、鲜活的绿，更远处，森林，又高又绿。他窗下的花园中，一家子野火鸡。鸡妈妈带着九只小鸡，鸡爸爸不在，在书房。一些松鼠。两只迟疑的年幼狍子。一只懒洋洋的胖猫。

“一个天堂！一个天堂，不是吗？”

“是的，我一点儿都不厌烦。我有书在书架上，有词语在我心中。”

“它们都将消失。”

“你是说，那将不再是我的书，我将不再在他们中间吗？”

“你羡慕那些留存下来的人吗？你后悔要跟他们分开吗？”

“羡慕？那些留存下来的人不会永恒不死。他们生活在暂时中。当他们将来消失时，人们还会在一段时间里怀念他们：家人，朋友，书籍，照片。直到最后一丝痕迹被抹除。至于什么时候，那并不重要。是的，当人们想起那些珍爱的生命存在时，不免会有些眩晕。即便人们好长时间没见到他们了。人们知道他们就在那里，还在那里，某个地方。我们疲惫的星球也将消失吗？真可怕，不是吗？”

“你希望在彼界见到某个人吗？”

“哦！是的。我父母，时不时地。还有其他人……总是那样的，时不时地。假如我们保留着对他们的记忆，那就够了，那更保险。没有令人沉闷的变化。”

我问他如何看待最后的时光。延长到无限，还是很简短，短得如一记抖动？

我认为自己很屈从，平静，生物学上的平静，就像以前我那遥远故国的一个对话者说过的那样，但终结的想法毕竟还是压垮了我。无能，遗憾，不可逾越，即刻就掏空了我的力量，如同一种感觉上的赎罪，一种惩罚，毫无漏洞。

“我不知道，我没想到那个瞬间，这个想法令人难以忍受，”戈拉不太相信地回答我说。

实际上，我们说的不是老年，而是生命。老年是趋于缓慢的生命，但还是生命。脆弱的，缩减的，但还是生命。没有生命，死亡就不存在。

“物质的死亡？生命物，有机物。关于超越还有什么？祈祷，书籍，手稿，乐谱，素描，试图挑战物质，同时它们又再现物质。虚荣？”

“强度。并不比其他的虚荣更无用。我们无比优越的强度。我们的礼物和我们的给予方式。”

“如同爱情？”

这问题难倒了他，我意识到了，我听到他神经质地把手中的纸页抖得沙沙响，还把眼镜扔到桌子上。

我从悼文中摆脱出来，带着一种童稚的忧伤。

说到戈拉，我心中总是装着一个十岁的小男孩，或者兴许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少年，尽管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十八岁、二十五岁、再后来，还有更后来的种种犹豫，种种狂热，以及种种失败。但是小男孩或少年郎始终在那里，在一个不一样却又是同一个肉体中，是同一个，然而带着另一种精神。就如同昨天。它什么时候消逝的？真的消逝了，没有丝毫拖延？

一个星期前，露问我是不是打算立个遗嘱，让人们把维持生命的仪器从我身上摘开，就像她想做的那样，我回答说，我不愿那样。她不能从她最后一个牺牲者身上摘除那维持折磨的邪恶仪器，我的遗嘱将禁止这一解脱。并不是因为我希望出现一个奇迹，能依靠某种说不定哪天问世的神妙药物，或者肌体自然出现难以置信的突然转机，来阻止死亡，而是因为，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疾病是生命的一部分，即便是在无意识的极端形式中。谁又能确切无疑地肯定，垂死者表面上彻底的健忘症是绝对的？帕拉德会认为我有道理，他相信一个代码的世界，有神秘的形式，有公开的、无尽的转型，相信神奇的和无法预料的变形。伊齐·科齐会认为我有道理，他也一样，总是重复说只存在着生命，仅此而已，按照古人的信仰，是它引起精神官能症，我们的焦虑，我们的，被拒第二次机会的人，得不到救援，被无情赶往一个预料中的方向。

露似乎被我的坚持弄得有些慌乱，但对自身的终结却始终断然决然，无论它会出现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刻。每人都接受了他人的愿望，以严格地签字生效的法定文本的形式。

第二天早上，我向她显示了我们的脑袋头一夜留在枕头上的压痕，我建议她好好想象一下保留了那人痕迹的枕头，这人突然去世，被人抬出房间。这个人，你跟他分享着眠床和时光。突然间，时光空了，房间空了，只有枕头上留下了无法一直保留的痕迹。

“你能想象吗？”

“我能，但我不愿意。我们在找到对方之前绕了太长的弯子。”

她的目光认定，迟来者没有脱身之计，没有，我确实没有，我也不想有。

她向来接受含糊的警告和混乱的预感，但她经历着某种形式的再生。她走出了流亡肇始就彼此连在一起的疾病与痛苦。这就如同一种病愈，她说。她那美丽的双手等待着我这个迟到者。

她从无法适应现实这种巴洛克式的焦虑中解放出来，变得在热情如火中更真实，在紧张的压力中更美丽。

时光对我们的绕大弯表现出了耐心，现在，它诡诈地减缓了它的节奏。我们不了解他们的孤独，我们置身其中的孤独在牵引我们，给予我们活力。我长久以来渴望的冒险，在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嫌疑者阁楼的拜访之后，并没有丧失其魅力。

短暂的瞬间并不能吓倒我。我瞧着夜晚消逝后留在枕头上的痕迹。露为我显示我们肩并肩留在白墙上的影子，那么幸福，两个人，白天的阳光即将把它们抹除。我抖了抖压扁的枕头，让那些压痕消失。

我既不想要痕迹，也不想要回忆。露已经接受了被俘者自卫的决定，哪怕它不会成功。

[1]英语：“水管工”。

[2]英语：“紫杉醇洗脱冠状动脉系统”。

[3]英语：“血管管内密封闭合装置”。

[4]原文为英语：“Sea Hawk”。

[5]英语：“水管工”。

[6]von Aschenbach，托马斯·曼小说《死于威尼斯》（1912）中的主要人物。

[7]英语：“看来，冠状动脉的病与胃的不适并无必然联系”。

[8]英语：大意是：“动脉血压处于正常边缘，高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含量低）正常边缘，血糖含量正常边缘”。

[9]英语：意思为“边缘”、“边界”、“边疆”。

[10]英语：“去动物园”。

[11]英语：“时差”。

[12]莱纳·马利亚·里尔克，《致伊曼纽尔·冯·博德曼的信》，1901年8月17日。（法译者原注）

[13]同上。（法译者原注）

[14]莱纳·马利亚·里尔克，《致弗里德里希·威斯特霍夫的信》，1904年4月29日，载《作品集，卷三，书信卷》，由Philippe Jaccottet整理并作注，由Blaise Briod、Philippe Jaccottet和 Pierre Klossowski翻译，瑟伊出版社，1976。第47页。（法译者原注）

[15]同上。（法译者原注）

[16]同上，第47-48页。（法译者原注）

译后记

这部小说《巢》（罗马尼亚语原文为Vizuina），是诺曼·马内阿（Norman Manea）2009年的作品。

我是从2011年法国Seuil出版社的Marily Le Nir翻译的法语本LA TANIÈRE转译的。

《巢》描写了一些生活在美国的东欧知识分子（显然是作者所熟悉的罗马尼亚人）的生活和言行。

这些流亡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为三个年代的人：最老的一代以科斯敏·迪玛教授为代表，他的弟子辈以该小说的一号主人公奥古斯丁·戈拉教授为代表，还包括米赫内阿·帕拉德教授、科齐大夫等人。再下一辈的，就是另一个主要人物彼得·加什帕尔。

小说的人物关系很繁复，细小情节的数量又很多，而且还没有一条明显的故事线索，能把人物和情节连接起来，以至于阅读起来很费力。

作为译者，我觉得有必要在此把人物关系梳理一下，以便读者的阅读和理解。

最早来到美国的，是大师迪玛。后来，帕拉德经过在美国的迪玛和在国内的戈拉的帮助，来到美国。再后来，帕拉德教授在美国被人杀害。这位米赫内阿·帕拉德在罗马尼亚当大学生时，曾跟戈拉教授一起参加过地下读书会，即小说中经常提到的“阁楼上的嫌疑者聚会”。他本以为在美国能过上好日子，却不料被人莫名杀死。

戈拉后来也来到了美国，他是靠妻子露德米拉（简称露）的家族在国内的影响力得到护照的。但露没有跟戈拉来美国。戈拉来美国时，一开始靠傅尔布莱特奖学金，后在“美国之音”工作，再后来在州立大学获得了一个临时岗位，再后来当了大学教授。

早年，戈拉教授娶露之前，跟一个叫爱娃的女人有过一段婚姻。爱娃后来嫁给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检察官大卫·加什帕尔（早年的钟表匠），生了儿子叫彼得。

彼得·加什帕尔也是这篇小说的主要人物，他跟表姐露（即戈拉的前妻）一起来到美国，一度共同生活。彼得·加什帕尔到美国时，曾有一份纽约大学博士学位奖学金，但他没有利用，而是靠打工过着艰辛的日子，他翻译过航空公司的菜单，开过出租车，在加油站打过工，后在阿瓦建院长和戈拉教授的推荐下，当了大学教授。

露在美国也干过种种零活，后来在科齐大夫的诊所工作。而这位科齐大夫，跟戈拉教授是小时候的同学。于是，后来发生了戈拉教授到科齐大夫诊所找寻前妻露的故事。

彼得当上教授后，曾给一个没交考试作业的女学生好分数，结果引来了该女生一系列充满“反讽”意义的信件。但令人料想不到的是，后来，他跟这位叫塔拉·内尔森的女学生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故事。

彼得就帕拉德之死写了一篇文章，估计得罪了一些人，后来，他收到了匿名的死亡威胁明信片，疑心此事跟他的文章有关。为此，他曾经几次打电话给智者戈拉，向他求解，不过，戈拉更多的是倾听，而不是给他答案……

在小说后半部分中，彼得·加什帕尔神秘地失踪了。失踪之前，他去了一趟科齐的诊所，留下了一个圆筒，里面是一头大象创作的绘画艺术品。他到底去了哪里，是不是被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夺走了生命，还是去什么神秘的地方隐姓埋名了，小说一概没有交代……

而戈拉，则受到心脏病的不断折磨，几次动手术，又几次发作……

至于小说中若隐若现的叙述者“我”，应该也是一个罗马尼亚流亡者，至少他跟奥古斯丁·戈拉、彼得·加什帕尔有着亲密的关系，小说最后是“我”和露同居在一起。

*

我们知道，作家诺曼·马内阿是1986年离开祖国罗马尼亚来到西方的，而小说《巢》中，主人公所经历的事大都也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美国，很明显，《巢》在相当程度上可被看做是一部传记小说。

已读过马内阿另一部作品《流氓的归来》的细心读者再来读《巢》，或许会在这篇小说中看到《流氓的归来》的影子，即某种自传的影子。也就是说，小说《巢》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马内阿在西方定居生活的一种虚构化的直观反映。

作为某种形式的自传小说，《巢》着重描写了主人公戈拉、彼得等在所谓的“自由世界”，也就是作者马内阿所经历的第三种社会制度下的生活。

当然，出于交代人物关系、铺垫人物思想脉络的需要，作者马内阿在《巢》中还是回顾了戈拉、彼得等人出国之前的生活，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让作者不无忧伤地回忆了他更熟悉的第二种社会制度——中央集权的封闭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机械生活，另外，为交代彼得·加什帕尔的家庭背景，小说还稍微涉及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情景。

战争期间大屠杀带来的阴影创伤、封闭的集权社会带来的沉重精神桎梏，还有无序的自由世界带来的心灵迷惘，这前后持续的三段历史，恰恰构成了作者诺曼·马内阿迄今为止亲历的一生。而小说《巢》以回忆、提醒、复述等写作手段，反映了主人公经历的这三段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使得小说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自传小说。

当然，《巢》的主要背景还是在美国的流亡生活。而透过这段自由、混乱、艰辛、充满诱惑与威胁、迷茫的国外生活，作者对人类命运、民族命运、个人命运，对往昔与未来，对生老病死，对故国文化与人类文明之间关系的思索跃然纸上。

也许跟一些读者所期望的相反，小说中，流亡美国的东欧知识分子大多处境坎坷，他们意识到，自己选择流亡生活，就等于陷入到了一个“极端的环境”中，他们得重新学习“更新的策略”。一方面，他们得努力融入美国社会，而另一方面，还要跟在罗马尼亚的家人保持接触，不敢轻易抛弃对往昔的记忆。

从专制的罗马尼亚来到自由的美国后，主人公们既感觉到了思想的自由，也感觉到了语言的困惑，既体验到了自由竞争的种种机会，也面临着生存的种种危险，甚至有人死于非命。帕拉德的被谋杀就是例子，而彼得也因为写了分析帕拉德被害的文章，而感到来自暗处的威胁，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彼得因此而失眠，他陷入了“两难境地”，不知道应该继续“装聋作哑”，还是“高喊着冲向现实”。

总之，他们在美国活得并不比在国内更轻松，更自在。

小说的题目叫《巢》，从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名词出发，读者应能更好地想象和理解主人公们的生活。

被称为圣奥古斯丁的戈拉教授就生活在某种“巢”中，他离群索居地独自生活，处在书籍的包围中。而在与现实隔绝的巢穴深处，他一方面为其同时代人撰写讽刺性的悼文，一方面则时时回想起他的罗马尼亚往昔，尤其是他的前妻美人儿露。

这“巢”既安全，又有危险，既是在自己家，又是在别处，活在巢中的人既想有所作为，又处处受到限制。“巢”，它缺少一点人性的价值，有的只是生活的基本条件，而且这基本的生存条件还受到了威胁。

小说还对希腊神话中牛头怪弥诺陶洛斯把忒修斯关在迷宫中的故事作了影射。

古代的迷宫和现代的巢由一根谜语之线连了起来。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联想：小说主人公彼得也一样，渴望在现代的美国“巢-迷宫”中复仇，这迷宫，用人物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快乐而又繁荣的地狱”、“迷恋神话的极权的殖民地”。

多年之后，为逃避那样一种流亡生活（不然，那是为了什么别的目的呢？），彼得·加什帕尔失踪了。很可能，他认识到了，这个美国并非完美的理想国，也不是流亡者的避风港。他得选择一个终结：神秘主义？为艺术而艺术？死亡？……

彼得·加什帕尔还不是唯一的一个醒悟者，奥古斯丁·戈拉就时时在反思。

另外，作者还通过一个从小说一开始就很活跃，而到小说结尾时依然很活跃的次要人物之口，说出了当年的纳粹德国，后来的东欧兄弟国阵营，以及当今美国社会的一致本质。他就是一个来自前苏联，在纽约开出租汽车的司机波尔坦斯基，他为读者留下了一段至理名言：

“我们全都在变成登记号。不是烙在胳膊上的印，就像在奥斯威辛那样，而是在一个信用卡上。Visa卡、万事达卡、白金卡。社会保险卡、医疗卡、地铁卡。居留证。外来人居住证0298号。加什帕尔的号。”

很明显，社会制度虽然不同，但制度对个人的控制依然存在，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它从意识形态转到了商业，从上层建筑，转到了基本生活。小说中戈拉教授突发心脏病时，连连打电话给医生，但都得不到丝毫回音。这一故事插曲，是对“人即号码”的社会的一个精彩描述。

*

小说《巢》也充分体现了马内阿的一些写作特色。

在我看来，这些特色有这么几点：

一是采用了时空倒置的叙事手法。

二是故事情节多枝节、多层面充分展开；这一特色持续地体现在他的多部作品中。追求复杂，喜爱错综，这兴许跟他当年上大学时的理工科学历有某些关系吧。

三是他对一些文学名著作了直接援引和间接影射。

其一，小说采取了时空倒置的叙事手法，这一点用不着多分析，读者自会注意到。

其二，小说中故事情节的展开，是多枝节、多层面的，这我已经在上文中梳理人物关系时提到了。要不是这样，我也不必在译后记中，把整个小说的故事情节再交代一下的。要知道，不这样交代一下，一般的读者实在很难把握住作品的人物关系，很难紧紧地跟上作品的情节发展。

其三，至于“文学名著”，不得不提一下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魔山》。《巢》中主人公彼得的外号明海尔来自它，彼得在国内赢得的文学名声也得益于它，而且，《巢》的总体故事线索，也从《魔山》中获得了启发。

我们可以直接地比较一下。《巢》曾用这样的文字提到《魔山》：

“热爱书籍和肖夏夫人的彼得，在忧伤的加斯托普照看下，渐渐走向死亡。在明海尔·皮佩尔科尔恩被发热病击垮，丢了小命之后，忧伤的加斯托普也随之失踪了，被战争的启示录抓住。”

而在《巢》中，戈拉教授得了重病，几次动手术，而忧伤的彼得也在“战争的启示录”一般的“9·11事件”的背景中神秘地失踪。

当然，小说涉及到的文学名著，还有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小说，尤其是《死亡与罗盘》，正是阿根廷盲人博尔赫斯的这部小说，为“致彼得的威胁信”，提供了谜语的引文。

从某种意义上说，整部《巢》的情节和线索，都是由《魔山》和《死亡与罗盘》给串连起来的。马内阿的这部作品，似乎很好地阐释了在西方红极一时的所谓“互文性”的文学理论。

马内阿对前辈文学大师托马斯·曼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如此显而易见的借鉴，不知道是不是能为这部小说增添一些光彩。或许，他这一点做得有些费力不讨好。不过，这一点应该由读者来评说。

顺便提一下，大象的形象在书中被多次提到，“大象”不仅是主人公彼得的外号之一，还是他最后留给友人的艺术作品的“作者”。另外，作品花费了不少笔墨，多处仔细地描写达利的那幅“天空中的细腿大象”，以串联主人公的梦境、想象和实际故事情节。

*

阅读和翻译马内阿，很自然地令我联想起捷克人昆德拉和阿尔巴尼亚人卡达莱，这后两位东欧作家的作品我也是翻译过的。这三个人，都是流亡在外的文学家，文字中时时流露对母语、对祖国文化、对故乡文明的深切感情，对流亡生活的辛酸，对在外语环境中生活的异化，在我看来，他们的这一类情感如出一辙，尽管他们使用了不同的语言：捷克语、阿尔巴尼亚语、罗马尼亚语。

阅读和翻译马内阿，还很自然地令我联想到贡布罗维奇、埃里亚德、米沃什……他们同样地有思乡、异化、迷惘等情感。由于他们本身的才华，他们的语言天赋，还由于他们特殊的政治生活经历，他们或流亡或受迫害或……的复杂生活，这些东欧文学大家的作品，丝毫不比西方一流的作家来得逊色。

闲话少说，还是读一读马内阿吧……

如果有兴趣的话，再找一找贡布罗维奇、埃里亚德、米沃什、赫拉巴尔、昆德拉、卡达莱的作品，去读一读吧。

目录

作者补记

罗马尼亚

读费里尼文章有感

审查者报告

幸运的罪

一个访谈的故事

译名对照表

版权页

他说：“我一无是处，只是一个爱尔兰小丑，戏看世间百态。”

雅克·梅康顿：《詹姆斯·乔伊斯的一生》

作者补记

几年前我刚到西方的时候，特别想记下自己在罗马尼亚旧日统治下的生活，尤其是要写一写从中得来的所思所感，但是我又极不愿意再增加一些假东欧政变之名披露痛苦经历来赚取钞票的文字。我因此而矛盾着。

不论我所离开的那个极权社会多么变幻不定，它和西方读者愿意相信的情形是不同的，它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荒谬、邪恶和异常，而是一个人间现实，它仍然存在，并可能以其他面目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形式重获新生。

在我流亡之初，我希望讨论作家、权力和那些并不那么无辜的被压迫民众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作家和他自身弱点之间的关系。

在任何一个把文化作为武器的政治体系里（给予艺术家过高的荣誉或过重的处罚），作家会长期遭遇一些陷阱，这些陷阱会损害并逐渐毁灭他的正义感，最终丧失其个性。他必须学会保护自己，特别是要保护自己不掉入那些精神陷阱，不受到那些简单化观点的侵蚀，它们并不仅仅存在于极权制度里，而是无处不在。那些表面上完全对立的东西常常被证明是互补的。众所周知，许多反法西斯者是共产主义者；在很多情况下，某个极权制度的反对者，有意无意地成为另一个极权制度的支持者。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精神不仅仅反对极权主义，它们是互不相容的，从本质上来说是无法同时存在的。

在我一生为了逃避各种陷阱所做的努力的过程中，我已经对各种政治闹剧及其用来操纵的借口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革命的面具已经从东欧数百万人疲倦扭曲的脸上掉落，他们正处于痛苦而漫长的转型过程中，即使这样，我的怀疑丝毫没有减少。在另一个阵营里，某个国家幸灾乐祸地把另一个国家的毁灭看作是一种报应，却一直不肯清醒地反观自己。作为两种阵营的局外人，我不可能看不到这种双重讽刺。

在我流亡的第一年里，在从彼岸转向此岸的复杂过渡中，很多问题出现了。适应新环境绝不像在空地上翻筋斗那么简单，那种震撼不仅仅是语言方面的。为什么流亡作家在重新握笔之前通常要经历一段时间？为什么在流亡状态写作总无法酣畅淋漓？这些问题其实并不难回答。到目前为止，我只能讨论几个在我心头一直挥之不去的话题。

眼前的这几篇随笔都密切关注作家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所有的极权社会里，它们的政治传统都无所称道，是残忍和闹剧、机会主义和煽动主义的独特混合体。我们应该明白，那些愿意受极权主义乌托邦愚弄的人所犯下的罪（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并不是默塞·伊利亚德[1]所认为的那种“幸运的罪”[2]，那些因每日参与权力阴谋受赏得到的搞笑面具引来的不仅仅是笑声。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被奴役的生活意味着抵抗、团结及由此而来的折磨和希望，只是，伤痛一直还在，不管他们的未来在何处重新开始，那些处于恢复期的人们最多只能怀着淡淡的乐观。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这本书里找不到太多成功和解放的喜悦。

1945年，我还是一个刚从集中营回来的孩子，有人给了我一本民间故事集。我至今还记得这第一份礼物，它那厚厚的绿色封皮，那种文字的魔力：文字真是奇迹。但一直到后来，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我才发现文字也是一种对抗或保护人性的武器。

就像我在写作其他书，尤其是《傻瓜奥古斯特的学徒期》时一样，我在写这些随笔时，经常会思考通过变形而得以成形的过程，思考个人理想和被西蒙娜·韦伊比喻成“大野兽”的社会强加于人的令人窒息的压力之间的冲突。在极权主义状态下，封闭的社会和一盘散沙的民众共同维护着一个由私人和国有牢房组成的大监狱，看守牢房的不仅有狱卒，还有自己的同伴：一个仁慈而有效地解决社会冲突的残忍办法。

我可以想象那些像傻瓜奥古斯特一样被骗人的承诺牵着鼻子的人在社会中所经历的一切，尤其是那些艺术家，他们是擅长幻想的专家。

但是，在极权统治下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它的控制力无处不在，它的邪恶之力导致了致命的社会疾病。这样的社会并不像其领袖或他们的反对者所认为的那样庞大坚实；相反，这样的社会充满了歧义、欺骗、假面和谎言。只有马戏团主人和驯兽师相信恫吓的绝对威力和虚假奖赏的迷惑作用。如果极权主义的悲剧不会被忘却，极权主义的喜剧也同样不会被忘却——它们是无法分开的。作为那个极端社会里的极端因子，作家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所面临绝境的一种象征。

如果幸存者要保持良知，他不能任由自己耽于幻想或夸大自己的痛苦。作为作家这样的幸存者，他应该最清楚，艺术这种游戏从来只能直面“大野兽”而无法驯服它。法国作家福楼拜把自己比作“江湖骗子”一点不是造作之语：作家力所能及的报复只能是在他的小说里戏讽他的敌人。

于巴德学院

1991年6月

[1]哲学家，发表了大量有关宗教历史的文章，曾担任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的《宗教百科全书》一书的总编辑。——中译者注

[2]原文为felix culpa，在神学中指亚当、夏娃犯下的原罪，他们虽然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但却为上帝提供了拯救人类的机会，故称之为“幸运的罪”。——中译者注

罗马尼亚

从三句话谈开去

……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

如果我们的政府和政治能和艺术保持同一水平的话……

……一个到处是人和书籍的国家。

一

“在军团组织、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当道的罗马尼亚，我看到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在我面前现身。”虽然尤金·尤奈斯库[1]是在1946年写的这句话，他一直到很多年以后才在《现在过去，过去现在》（巴黎，1968）一书中对此进行阐述。

这句话这些年来一直困扰着我。我思考着一个问题：要修改几个字，要修改哪几个字，这句话就可以适用于我们目前的情况了？

孩童时代的我在军团组织、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当道的罗马尼亚饱受了仇恨和战争的煎熬。后来，我看了很多书籍、文件、文学和艺术作品及各种各样的调查报告，为的是要了解不仅存在于德国同时也存在于欧洲其他国家的纳粹现象。我希望从中能够解释为什么历史、社会和人的精神（也可以说，就是人本身）会出现这么可怕的出轨现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会陷入迷惘和绝望，为什么文明社会在恐怖中逐渐消亡，为什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陷囹圄，外面的“敌人”成为消灭内部“嫌疑犯”的借口？

但是一直到最近几年，我才开始了解这个启动无穷灾难的装置。在最残酷、最黑暗的独裁统治下，罗马尼亚遭遇了日益恶化的经济、政治和道德侵蚀，它向我展示了一个国家如何崩溃，只是这一次我不像童年时一样充当着试验品，这一次我是一个观察者，甚至是一个尚未被解除怀疑的“嫌疑犯”。

不止一次我想到了伯格曼的电影《蛇蛋》，想到了魏玛共和国过去几年里荒谬的氛围，想到了人们妄想和迷茫混杂的情绪，想到了失望如何让人顺从并最终服从一切，想到了普遍的不满如何急于寻找发泄的目标，想到了在物质匮乏、恐怖盛行的情况下，愚昧和暴力随处可见。

但是，我还是要说，尽管有很多共同点，20世纪80年代的罗马尼亚并不是战前或战争期间那个军团组织、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当道的罗马尼亚。[2]

西方最近有关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相同点的争论忽略了这两种制度之间更为重要的差别，这种忽略也许并不完全是无意的。强调它们的相同点其实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简单化做法：如果能证明所有的独裁统治同样可怕，那么它们就应该同样得到惩罚。但是这就可能造成罪恶的相对化，最后导致免除罪责。

即使这两种制度时常被“互借”，但它们是不同的。那些想理解“真正社会主义”本质的人（还有那些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特征及其后果感兴趣的人）应该首先研究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重要差别。共产主义拥护一种高尚的被广为接受的人道主义理想，并采用更为微妙更具欺骗性的策略，这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它可以长久地存在并无限地扩张。纳粹主义在它的所有行为，包括恶行中，始终遵从自己的纲领，那些追随者至少在最初阶段，都有意地“合法地”拥护这些纲领。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在乌托邦幻想和现实之间自相矛盾，并将它的制度推及给民众。意识形态和政府的具体需要之间存在矛盾，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矛盾，但奇怪的是，这种矛盾也赋予了共产主义一种恢复、再生的相关能力，当然也赋予了它神秘化的能力。也正是在这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下，人们的重要日程——日常存在的活动才可以进行。

两种制度的比较并非毫无意义，它们之间的相似点也并非微不足道。布加勒斯特昏暗的街道，寒冷没有暖气的居所，为等待食物排得像长龙一样的队伍，无处不在的警察和他们的帮手，对少数民族的牵制性打击，人际关系的日益恶化，在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感受到的官僚强加的可怕压力——所有这些都一次次地让我想到伯格曼关于希特勒掌权前那些岁月的电影，想到那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一切都始终悬空在积聚和爆发之间不能动弹。生活里充满了拖延，怀疑和恐惧像肿瘤一样疯长，精神分裂症全面爆发。随着时间不断被国家占用以致最终被彻底剥夺，私人生活被一步步地缩减直至最后消失：除了工作时间、上下班在公共交通上的痛苦奔波、开会、购物，人们还要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排队、政治会议和集会上。等到你总算回到了鸟笼一般的家时，你发现自己迷失了，你一言不发，两眼茫然地盯着空气，在那里你看到的是无尽的绝望。

茫然的凝视、空虚的心灵，人们在迷惑不解：他们所经历的厄运只是一次不幸的事故，是历史自身的错误，因此不能怪罪于某个人的精神错乱；抑或是因为所有人心里都暗藏着的某种邪恶力量现在爆发了，导致了这种可怕的集体命运？

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个被称为权力的恶魔在阴险地不断扩张。在家里，在思想里，在婚床上，到处是黑暗的权力。在这个黑洞里，是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独裁者通过镇压证明自己的权力，人们在对独裁者的偶像崇拜中不断丧失自我。无尽的空虚。邪恶的能量在两极分化。他、她：“他人”。任人唯亲成为独裁的工具。权力、愚昧和堕落滋长泛滥着。可怕的集体病症。恐惧，无情，人性的丧失，人的动物化（借用伊奥内斯科的提法）。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

人们能怎样自我保护？他们还能承受多少？他们准备接受怎样的转变——自愿或是被迫？恐惧、疲惫、厌恶——工作、排队、一遍遍地阅读愚蠢的报纸、每天看两个小时令人作呕的电视新闻。人们要到警察局登记自己的打字机，到设备不足、人满为患的诊所看病，感觉自己会在任何一个时刻死去，每小时的生存只是拖延了缓慢的垂死过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会渐渐不再拜访朋友，因为公共汽车运行毫无规律而且拥挤不堪，从城市的一头到另一头简直不可能。你一无所有，没有食物，没有饮料，甚至没有香烟，朋友来访你没有一点可以招待他们的东西。你厌倦了重复相同的悲伤，你不想看到别人的失败，每一次失败都会增加新的皱纹，你会意识到那其实就是你自己的失败。

谎言变得越来越猖狂。绝望伴随着疯狂，顺从夹杂着愤世嫉俗。这些只是一个多面社会中最明显的表现，任何符合逻辑的解释都不可能。那些用作传记素材的个人经历杂乱无章地构成了一幅社会全景。

1986年上半年我和审查者进行了一场持久的消耗战，他们禁止印刷我的小说《黑信封》。这些人不断地提出可笑的新要求，整整半年我每天都在为某些章节、某些句子或是某个单词和他们争执。

那年5月，我参加了在特兰西瓦尼亚镇举行的一个学术报告会（名为“当代罗马尼亚小说”）。由于和主办这次报告会的文学杂志有着非常友好的关系，我接受了他们的邀请。自1981年那次极具争议的作家会议召开之后，所有作家会议的官方程序是这样的：所有和公众的接触被取消（即使是有关会议的简要新闻报道都是隐晦而且虚假的），所有发言被录音，所有的要求都被否决，所有的提议都会受到安全部门的“检查”，每一个与会者的档案都要接受审查。

除了十五或二十个被邀请的作家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一些当地的文化积极分子和党的干部。还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他们的外貌和举止一下子就暴露了和他们相关的组织。在会议桌上，自然还有一个录音机。

我下定决心不发言。但是，某个自觉才华横溢的同行大谈特谈艺术性是唯一合法的文学标准，听着他这种自作聪明的危险论点，我忍不住了。我不同意他文学与政治无关的观点，我告诉他，恰恰相反，这种无视日常生活中种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进行“艺术性”退避的态度，正是当代罗马尼亚文学为何不能产生大量杰出作品的原因。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提到了博尔赫斯[3]和埃内斯托·萨巴托[4]。我小心地不直接提及阿根廷和罗马尼亚之间的相似点，其实那些天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我脑海里。我所说的相似点不光是指国家体系和民族性格，而且也指巨大的艺术潜力和险恶的政治现实之间的裂痕。（在我写作《黑信封》时，我不仅一直在和埃内斯托·萨巴托的小说《英雄和坟墓》中那个隐秘而奇怪的盲人组织进行心灵的对话，也一直在和阿根廷独裁制度进行对话。）

第二天，就在我要飞回布加勒斯特之前，当地文学评论的一个编辑偷偷告诉我，国家安全局的一个官员那天早晨会见了他和另外一些同事，询问他们对我在报告会上所做发言的看法，而且还询问了有关我性格方面的问题。

那天和我一起去机场的共有四个人。在安检处，我们要出示机票和证件。这是常规检查，结果，和我一起的其他三个人顺利地通过了，我却被单独留下做特别检查。值班的警官拿走了我的证件，他说：“只是检查一下。”我的那三个同事回过头来一起等着我把问题解决。入口处的士兵对我们解释说，那不过是穿制服的人对平民常见的恶意行为。

我的一个屡遭此类挑衅行为的朋友后来告诉我：“这是常规程序，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只是想让你知道他们已经盯上你了。你自己应该早就有所感觉了。”

几个星期之后，我申请到西方旅行。从非官方渠道，我已经知道我获得了第二年去西柏林做研究的基金。罗马尼亚的邮政“服务”确保了那封正式邀请信没有到达我的手上，有趣的是，这对我来说反而成了一件好事。如果我收到了那封信，我永远也不可能被获准在西柏林停留一年，因为这样的请求要经过国家统治集团最高层的批准，在多数情况下，这样的请求是被拒绝的。[5]

那是6月的某一天，负责出境旅行的警察分局里人山人海，这使我有充足的时间看等候室里的公告栏。其中的一个公告栏里贴着一些少年犯的照片，下面写着他们所犯的罪行——这三个年轻人是一起打人和偷窃案件的同犯。他们照片下方的文字几乎是一样的：某某，生于某某地方，无业，无犯罪记录，伙同某某，殴打某某公民并实施偷窃行为，被拘留等候审理。这段充满语法错误的话在每一张眉头紧锁的光头照下重复着，只有一个例外：最后一个年纪最小的十六岁少年，他的照片下不是仅写着“无业”，而是特别指出“无业吉卜赛人”。在1986年的警察局里！就在满墙宪法引文的旁边！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多边发展”的国家里，种族歧视或煽动这种歧视都是可以定罪的。

10月中旬，我在邮箱里发现了一封不可思议的通知，上面盖着内政部“特件”的印章——允许我旅行的许可证！然而，在兴奋之后，我开始备受焦虑不安的煎熬，我总感觉我的每一步都有人监视，那种悬而未决的状态让我觉得自己不过是当权者寻开心的玩物，这些人随时可以取消他们已经发出的许可证。

如果说祸不单行，那么偶尔好事也会蜂拥而至。就在几天后，我得知我的小说《在边缘》获得了作家工会颁发的一个奖，他们评出的是1984年出版的最佳图书。[6]

几年前，我公开发表文章，批评一篇发表在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委员会一本民族主义“文化”周刊上的新法西斯社论，结果遭到了恶毒的攻击。所以，这次得奖的喜悦被心头的怀疑冲淡了几分。

11月，我乘火车到北方的故乡——苏西瓦去向父母做出游前的告别。与我同一车厢，就在我预订座位的对面，坐着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乘客，除了一个公文包外他没有带其他行李。一路上他专心致志地读着报纸——他要如影随形地陪我到达目的地，也许还要跟到更远（“只是让你知道他们盯上你了”）。

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巨型海报：苏西瓦文化节。第一天是音乐日，接着是雕塑日，然后是文学日、电影日、戏剧日等等。那些要和布加勒斯特来的明星进行对话的人是根据最近发明的“三明治制度”选出来的：为了故意造成混乱，把一个真正的作家和一个毫无才能的牛皮大王放在一组，把一个奉行机会主义的恶棍和一个广受尊敬的艺术家安排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合法的组合，顺利通过。

那是个寒冷阴沉的秋日，我想去杂货店看看有什么吃的可买。我一点不关心这个所谓的“文化”盛事。这是我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城市，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在出国前尽情地感受这里的生活。

可是，一个邻居拦住了我。他是当地的一名记者，他正要去参加那个文学活动，他坚持要我和他一起去。我很尴尬，他态度谦恭但分明有些责备地说我漠不关心，不仅不关心文学和政治活动，也不关心我过去的老朋友老同事，很明显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土气。他一副受伤的模样，我不幸地让了步。

我来到当地文化局局长的办公室时，那里已经汇集了党员积极分子和当地的记者，我更加局促不安。我胡子拉碴，面容疲惫，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身上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汗衫，我像一个入侵者一样站在一群盛装出席节日庆典的男女之中。但是局长对我的不期而至显然感到很高兴，因为专题小组讨论（“当代罗马尼亚文学的传统和创新”）又增加了一个“著名小说家”。我表示反对，说我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海报上，说关于这个话题我没有什么可谈的，说我衣冠不整不适合出现在这种场合。但是，局长根本不听这些。一切都已经晚了。

很快“布加勒斯特作家”露面了。原来宣布的是七个人，到场的只有三人。实际上只有两个，听介绍，三个人中有一个是一家共青团报纸的记者。

一个诗人，一个批评家，一个小说家——小组讨论的理想组合。我们走上台坐下。观众有五十人，其中大部分是十岁到十五岁的孩子，还有大约十个当地学校的老师。事先已经说好，为了方便讨论，采用听众提问我们回答的方式。好几分钟过去了，还没有人鼓起勇气打破沉默，这给了我时间来观察那些在座位上坐立不安的孩子。他们穿着冬衣戴着皮帽，他们的老师也是同样的装束，因为会堂里显然没有暖气——其实这比当代罗马尼亚文学的状况更适合作为讨论的话题。

有个看上去像是奥地利女佣的老年妇女，穿着厚厚的军装式灰色大衣，一顶猎帽卖弄风情地斜戴在头上。她提出了第一个问题：“诺贝尔奖怎么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诺贝尔奖？为什么没有一个罗马尼亚作家得过诺贝尔奖？”

那个优秀的诗人仿佛是被这个幼稚的问题唤醒了，他大大展示了一番自我挖苦的才能之后，把这个未作回答的问题抛给了他的朋友。当仁不让地，那位教授先生告诉大家他担任了很多年诺贝尔奖的顾问（这一点他过去从未当众透露过），接着他提到了他频繁的西方之行，以及他和很多世界级文学大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他批评了西方文化的商业化，指责他们对非西方国家文化，特别是罗马尼亚文化的不公正待遇。在这一番东拉西扯之后，他终于言归正传：“几年前，索尔·贝娄来访问。见面时我问他：‘请告诉我，先生，你的背后是谁？是谁在支持你？是谁给了你诺贝尔奖？’”听到这里，那些被包裹在厚重大衣之下，皮帽紧紧扣住耳朵的小听众和面无表情的老师们突然表现出一些明显的生命迹象。

发言者有意延长了他的停顿，然后又重新开讲：“这是事实。有人在操纵，我们应该正视这一点。为什么不敢面对被撕开的伤口？奈莉·萨克斯[7]是一个绝对平庸的诗人。这些犹太人……所有这些犹太人都用一种无人能懂的古老文字写作。”他转向诗人寻求帮助，“那个几年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叫什么名字？”

诗人非常积极地响应：“巴谢维斯·辛格[8]。”

得到启发之后，教授又自信起来。“没错，辛格，就是他。我看过几本这个辛格的作品的译本。我仔细地读过，我告诉你们：毫无价值。他根本不能算是个作家。”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完全没有心情为奈莉·萨克斯这样雄辩的历史证人或辛格这样有趣的作家辩护，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修正一下教授过于绝对的观点。我指出，体育运动方面的成绩是通过精确的长度和时间来衡量的，而艺术品却很难以完全客观的标准来评价，这两者是不同的。我说，文学奖项很少是完美的裁决，罗马尼亚作家工会是如此，诺贝尔奖也是如此。奖项的裁决只需要合理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得奖作品要符合一定的艺术标准。在任何情况下，对获奖的渴望是灰心丧气的迹象，灰心丧气丝毫不能刺激艺术创造，进行艺术创造需要耐得住寂寞，需要发挥创新精神，而不是靠荣誉和宣传。

我提醒教授我们几年前见过面，在贝尔格莱德的一次文学会议上，我们的东道主向我们展示了大量被翻译成外文的南斯拉夫作家的作品，还有用世界主要交流语言介绍南斯拉夫作家生平及其著作的长篇文字。我说，这是罗马尼亚做不到的。教授点头表示同意，但是我不敢确定他是否还记得在贝尔格莱德的那些日子，因为那时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总是喝得酩酊大醉，和他在做有关言论自由和终结罗马尼亚审查制度的演讲时戴着的那副和善面具完全不同[9]。

在回答了另外几个问题之后，教授向听众通报了他领导下的出版社所进行的工作。他唠唠叨叨地抱怨着罗马尼亚编辑所面临的困难，但是他特别强调这个国家的总统、党的总书记对文化表现出父亲般的关怀和支持。他说，他曾有幸见过总统几次，并且当面赞美过他对文化和艺术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然后，他再一次语出惊人。

“但是，”他说，“新的困难不断出现，我们要面对现实。为什么要伪装呢？几年前，两个以色列的教授来拜访我。我认识他们，他们原来也是罗马尼亚人。他们问我：‘你们准备怎么处理艾米内斯库[10]的全集？出版了吗？’我说：‘没有，这都是因为你们。如果你们真的想知道，我告诉你们，是你们的大拉比阻碍了出版。’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们应该直言不讳！”

结束辩论离开礼堂之后，我向诗人表达了对教授那种不负责任行为的愤慨。在一屋子孩子面前那样说话，和当地文化官员秘密勾结散布无耻的谎言！这是反西方反犹太人的宣传！他应该很清楚西方的文化机构并不都受政治利益控制，西方文化并非都是颠倒黑白，也并不都是商业化的。他也应该知道艾米内斯库的全集出版受阻并不是因为其中反犹太的章节，而是因为其中反苏的文字还有其他更加复杂的原因。多么阴险！这样利用孩子们的信任！他应该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为什么他们的家以及今天的礼堂如此寒冷！

那位年轻的诗人，其实已经不那么年轻了，看到我如此幼稚的愤慨情绪，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他做了一个让我冷静的手势，提醒我那位教授已经在某个更高级别的机构中获得了提升。我知道他所指的“机构”是什么，但是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因为这个原因刚刚发生的这些就可以忽略不提了呢？

“只是小事情，微不足道，”他说，“不值得一提，真的不值得一提。”

当我告诉在布加勒斯特的朋友我的这次遭遇时，他们和我一样气愤。但是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却完全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苏西瓦事件：他们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是谁僭越委员会的权威，给了我在会上发言的非法权利。

多年来，我已经非常了解那些从事“文化”工作的党的干部，他们一方面表现出愚蠢的胆怯，另一方面又极其残暴。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我不止一次地感觉到这一点。苏西瓦事件发生两个月后，我已经到了国外。当我得知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因为“意识形态”原因，取消了作家工会最近颁发给我的作品《在边缘》的奖项，我仍然非常震惊。我经历的那些事又重新涌现在脑海里：和审查者的艰难斗争、对我进行恶意攻击的新闻宣传活动、飞机场的遭遇、苏西瓦的文化局，还有尤金·尤奈斯库回忆录里的那句话：“在军团组织、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当道的罗马尼亚，我看到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在我面前现身。”

这句话描写的情况仍然存在，只不过前几个字应该改一改。不是军团组织的罗马尼亚，而是社会主义的罗马尼亚。恶魔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国家安全局。

二

有一段时间，很多人都在讨论中欧的问题。人们讨论这样一个定义模糊的概念，不是出于一种狭隘的地域观念，而是要寻找一种彼此相容、互相合作的解决措施，从这一点上来说，欧洲这一地区的长远前景可能会非常令人瞩目。即使是在主题词尚未明确定义的情况下，人们已经在兴趣盎然地讨论着了。

在提摩西·加顿·阿什[11]的精彩之作《中欧存在吗？》（《纽约书评》，1986年10月9日）中，阿什分析了哈维尔[12]、米奇尼克[13]和康纳德[14]关于这个话题的观点，他发现他们的定义标准都是基于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而不是地理位置。（托马斯·马萨瑞克[15]对中欧的定义包括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各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土耳其，但他把德国和奥地利排除在外，因为这两个国家分别认为欧洲的中心在柏林和维也纳。）

如果中欧的“成员资格”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精神概念，那么我们可以把那种“特别的怀疑主义”作为定义中欧的出发点——哈维尔在《对沉默的解剖》中所提到的“有一点神秘主义，有一点怀旧，常常是悲剧的，有的时候甚至是英雄主义的”。对于康纳德来说，中欧精神属于“理性的、人道主义的、民主的、怀疑主义的、宽容的”西方。哈维尔和康纳德的共同观点是要建立米奇尼克所呼吁的“文明社会”。

如果以上观点成立，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罗马尼亚属于中欧。不幸的是，罗马尼亚所奉行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亵渎了欧洲标准。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个国家不禁让人联想到北美的右翼独裁，还让人联想到影响至今的那个很久以前被称为巴尔干“落后时代”的暴虐和野蛮。

我痛苦地回想起音乐家乔治·艾奈斯库的话：“如果我们的政府和政治能和艺术保持同一水平的话，我们将是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

怀疑主义一直是罗马尼亚人的特征，尤其表现在人们对政治和政治家的态度上，特别是听到政治斗争这种字眼时更是表示怀疑。

当代大小国家许多政治领导人的平庸，以及他们言语中表现出来的愚蠢只能增加人们的怀疑。最终，这种怀疑就会变成默然和鄙视。

充满灾难的民族历史，东西方交界处的地理位置，被比自己强大的利益团体所支配：这些也许都教会了罗马尼亚人谨小慎微。又能怎样呢？你必须生存下去。是成为一个宿命论者，还是训练出高度警觉的耳朵？或是赌博游戏？你的火暴脾气因为幽默变得有趣，由于善意变得温和。罗马尼亚人的善意是有名的，这种善意源于一种古老的来自天性的智慧，而不是因为某种意识形态，不论它是崇尚宗教的或是宣扬无神的。罗马尼亚人常常会后悔地甚至是负疚地说：“我们没有出过圣人。”或者他们会自我解嘲地说：“罗马尼亚人天生就是诗人。”

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谨小慎微及对政治的怀疑态度并不一定会带来稳定的道德观。事不关己的态度不只会产生正面的后果，很不幸，最常见的后果往往是妥协和串通。重大原则如果不能切实落实，就会让人们对它丧失信心。神不知鬼不觉地，社会机制开始以那种古老“自然”的方法运作，官官相护、贪污腐败、阴谋诡计、妖言惑众、滥用职权、任人唯亲，足以让人触目惊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来正常的生活被推到了角落里，尘封在密码和符号之中。

1986年曾有过一个报道，在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市的一个公园里，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在自发聚集的人群面前用哑剧做了一个抗议演讲（为了避免被控违反法律）。在场的观众似乎非常清楚地理解了他的意思。在罗马尼亚，这种为了应付国家机器残酷镇压的密码式沟通方式盛行一时，不仅仅是在私人关系中。只有内行才能懂得的符号系统——要暗示而不是明确表达——在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交流中成为必不可少的工具。在被24小时的监督下，整个社会被分裂成虚伪的服从和虚伪的反抗。

审查制度残暴的不断干涉使得我的书也变成了影射的密码，除了那些明显描写日常平庸生活的文字外（虽然也还是用的密码），其他的恐怕只有最有经验的读者才能看懂。同胞的脸上开始出现的神秘标记，即眉毛旁边的那道疤痕，指的是各级统治集团使用过多的眨眼动作，这是他们相互约定的暗号。当然，在书里，这疤痕可以指各种隐蔽的习惯性的暗号——遍及全国的特征。

我参观过布加勒斯特的聋哑人协会。这个国家残疾人的悲惨境遇让我震惊：这是整个民族所面临的最大的社会和道德危机。当权者的不负责任也让我震惊，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理智和道德，竟然连这些受苦受难的少数人也不放过。布加勒斯特聋哑人的报纸在语言和版面安排上和《火星报》[16]或任何地方党报如出一辙。也许这份聋哑人的报纸叫《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偶然。

在过去的十年间，对当权者由来已久的不信任越来越深，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沟壑也日渐扩大。政治和政治家被视为愚蠢和卑劣的化身，一直被荒谬可笑的氛围笼罩着。

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东西都是肮脏的，不仅是那些当权者，有时甚至还牵连到他们的反对者。那些从事任何一个帮派政治工作的人总是被人们怀疑在以所谓重要原则为名满足自己的个人动机。在这种情况下，难怪有头脑的人都会远离政治，甚至远离有关政治的讨论。由于人们不会公开表明自己远离政治的立场，他们只在特别的情况下表现积极，所以他们的这种非政治性姿态成为一种避难所，成为一种安全的逃避。

罗马尼亚经常被指责过于被动，这并不完全正确。当然，我们不能说罗马尼亚有革命的传统，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没有任何一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像她这样受到如此彻底的监管和残酷的压迫。

在近代罗马尼亚历史上，很少有令人瞩目的起义和反叛，这足以证明罗马尼亚缺乏革命传统。1907年的农民起义，二三十年代的工人罢工，都是因为人民难以忍受压迫而爆发的小暴动。大的叛乱也是有的。1977年的矿工罢工，1987年布拉索夫的抗议游行（原本是官方组织的大选游行，突然失去控制变成了针对官方的集体抗议），只是其中的一些例子。一些小型的冲突如果没有国外的支持或回应，也往往不了了之，它们很少有成功的机会。

集体暴动的自发性也同样出现在个人情绪的爆发中。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相对较少的罗马尼亚持异议者中，很多都是党员——这意味着至少在某些时间，在某些条件下，他们愿意接受现行的社会制度。

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之所以决心要与现行制度决裂是因为一时的愤怒。但是，他们会很快发现，他们孤立无援，他们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当一个人的绝望、痛苦和愤怒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时，他的勇气和尊严就会重新表现出来。但是对社会的不满往往局限于个人情绪的宣泄，很多年以来整个社会都缺少公开的讨论，很多年以来整个国家被简单的煽动性标语操纵着，被安全局这样的部门所控制。这难道就是为什么即使是最强烈的抗议也要临时改变措辞？

伟大的罗马尼亚剧作家卡拉迦利曾经描述过这种缺点：“我们都容易愤怒，但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表达出来。”这句话说得很风趣，但却没有什么解释力。反对罗马尼亚政权的大多数努力为什么会消失在无计划、无组织的短时间爆发中，其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无法建立真正的社会对话。即使在恢复到一种比较民主的生活状态后，未来的罗马尼亚也可能会因为这段黑暗的恐怖时期而遭受痛苦。

在所有自称属于中欧的国家里，罗马尼亚可能最缺乏实行社会主义的才能。正是因为缺乏革命传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罗马尼亚才会处于这种灾难性的“非欧洲”状态，这看上去很矛盾，但却是真的。

1945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党员不足一千人。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假面舞会的最后阶段，也就是在共产党当权的四十多年后，已经很难在罗马尼亚找到一千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了。不幸的是，在这种情况下，齐奥塞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员人数多达四百万。按人均比例算来，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政权了！

党员证只代表一种依附的证书，是众多个人档案中又一份可以证明一个人社会状态正常的东西，仅此而已。让一个党派如此迅速地扩充就相当于废除它。如果由党执掌的政权没有转入国家安全局手里，我们也许可以把这种壮大理解成是一种英明策略的果实。党员身份的好处完全是潜在的，这些好处取决于一个人利用机会的能力，也取决于他是否保全了自己的敏锐直觉。

这种情况可能会表现出怪异的悲喜交加的状态。例如，我们很难忘记1981年默塞·伊利亚德的《宗教信仰和思想的历史》在罗马尼亚出版引起的骚动。在一个官方宣扬无神主义的国家，在一个审查者们严格禁止出版任何与宗教相关文字的时期，这本书的标题让整个事件更加蹊跷。有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让这个充满矛盾的事件变得近乎丑闻，那就是，伊利亚德在战前属于极端右翼，而战后他转向了“美帝国主义”。

这本书的发行量极小，这又增加了人们的兴奋：感兴趣的读者要抢着在书店里寻找“关系”，自然有很多人买不到这本书。事实上，这本书的发行量并不是那么小，后来甚至还有再版，但是绝大多数的书都通过统治集团的“特殊渠道”销售一空。获得一本《宗教信仰和思想的历史》成为那些自称是无神主义者、革命者和那些与所有叛徒及帝国主义者势不两立者的特权。

“如果我们的政府和政治能和艺术保持同一水平的话”，也许罗马尼亚人中就会少很多共产党员。近些年来，尽管申请入党已经成为一种常规行为，尽管党一直坚持不懈地强调和证明自己在作家工会中的领导地位（就像在所有其他组织里一样），作家中的党员比例降低到全国的平均线以下。这个比例在货真价实的作家中更低，所谓货真价实的作家，我指的是那些忠诚于自己的事业，保持着自己身份的作家，虽然他们的作品也是用密码文字写成的，但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齐奥塞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政府和警察。所以，人们都充满敬意和信任地注视着这些正直而富有才华的作家和艺术家，即使是在他们沉默的时候。

1981年的最后一届作家工会会议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叛[17]。作家们直言批评罗马尼亚瘫痪的文化生活，如果那些演讲被公之于众，人们至少会对作家们的勇气和坦诚感到惊愕。

“流落的欧洲人”——一个当代罗马尼亚小说家这样定义他的同胞（这让人想到博尔赫斯的“阿根廷人是被流放的欧洲人”）。但是罗马尼亚人一直有惊人的能力再生，找到在灾难之间不定的间隙里迅速复原的力量。在这种残酷野蛮的独裁统治下，罗马尼亚各种形式的生命、创造和反抗通过文化尽可能地保存了下来。

三

在不来梅接受文学奖的时候，保罗·策兰[18]强调他来自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一个到处是人和书籍的国家”。策兰指的是他少年时代生活的布科维纳，但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罗马尼亚。

保罗·策兰所生活的布科维纳是一个国际化地区，那里居住着罗马尼亚人、犹太人、德国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四处洋溢着一种特殊的精神氛围。康斯坦丁·布朗库西[19]来自贫穷的奥尔泰尼亚，是一个有着“敏锐思想和精彩文字”的地方。乔治·艾奈斯库来自拥有田园景色的美丽的摩尔达维亚，那里被人们称为“罗马尼亚文化的摇篮”。反传统哲学家艾米尔·希奥兰出生在拉西纳里，那是特兰西瓦尼亚南部的一个典型的罗马尼亚小村庄，离德国人建立的锡比乌小镇不远，在锡比乌，人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一种中欧氛围。尤金·尤奈斯库是布加勒斯特人，在这个讽刺和优雅共存的大都市里，悲惨被乔装成怪事，讥讽被解释为热情的玩笑。帕奈·伊斯特拉提[20]来自多瑙河上的一个港口，在这条河上，闪烁着充满自由和空间的海市蜃楼。罗马尼亚——各个民族组成的一个令人不安的混合体：来自炎热的杜布鲁亚的土耳其人和鞑靼人，来自巴纳的能干的自耕农，斯瓦比亚人在这里找到了安身之地，特兰西瓦尼亚的撒克逊人在这里与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进行了几百年的对话。

在写这些文字时，我的心头涌动着浓浓的乡愁。我想到了那个美丽的小渔村[21]，朋友们一起在那儿度假，与大海的亲密接触几乎让人忘却一年的伤悲；我想到了挪威的黑森林，在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是它激起了我美妙的幻想；我想到了那个年轻的村妇，她冒着战火并顶着乌克兰大草原刺骨的寒风来拯救我们；我还想到了我的朋友们，对于他们来说，文学仍然是他们生活的支柱，是给他们指明方向的北极星；我也想到了那逝去的岁月，教给我很多东西的我的初恋和市图书馆，我母亲的新坟。我思念一切——人、书、痛苦、希望、叛逆——这一切为我们称为生活的那部分空间注入了活力。

过去十多年里，任何一个来到罗马尼亚的人都很难想象这个国家日常生活中曾经拥有的好客和魅力，我指的并不只是两次战争之间追求民主的那个短暂和平时期，也不是战后那些转瞬即逝的缓和期。

在1965年到1975年这相对“自由”的十年里，罗马尼亚并不繁荣，也不能说人们在日常生活里毫无约束。但是关于那个时期的记忆里有一种振奋人心的东西：用轻快的拉丁语哼唱，动听而有趣；你可以更自由地四处走动，更自由地谈论别人和书。仿佛就在一夜之间，人们和书籍一起死而复生了——和谐的交谈、快乐的聚会、忧郁的漫步、令人兴奋的探险，一切又都回到了生活中。这种变化，并不像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是回应领导阶层政策的变化而重新出现的政治热情，而是把政府的政治日程抛在一边，短暂地回到简单的生活乐趣中，在这个国家里，人们一直喜欢的是歌声，而不是祈祷和庄严的宣誓。这个时期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微乎其微，但它对艺术和文学的影响却延伸到了之后的十多年里。我们利用一切机会接触西方的艺术和思想运动，在一些社会和政治问题上，我们可以保持比较独立的立场，可以用个人方式表达观点。

在近些年审查制度盛行之前，“开放”曾经是罗马尼亚形成共识的文学艺术纲领，可惜现在已经被扼杀了。文化界一片支离破碎、你争我斗的景象，很多罗马尼亚的书籍被禁止表达真正的思想，人们的批评意识被压制。当然，就像在其他极权国家一样，你也可以在身边发现最卑劣的愤世嫉俗和机会主义，特别是在那些“官方”（政府认可的）及正在为获得政府桂冠而奋斗的作家中。但是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个国家真实的精神状况，我们只要比较一下那些官方作家向统治者表现效忠的说教文字，以及他们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憎恨和厌恶就清楚了。

这种双面人的状态导致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电视和媒体上欣赏某个诗人的精彩表演，他愤世嫉俗，但俸禄颇丰，他就像一个受国家赞助的音乐节目主持人，要提供政府喜欢的各种音乐——民歌、爱国进行曲、唱给领袖的颂歌，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失宠，销声匿迹了。更让人费解的是某位年长的受人尊敬的哲学家为统治者的效劳，特别是在一个痛苦和绝望的时期。他曾经因为自己的极端右翼思想饱受监禁之苦，退隐山林多年，现在因为他的思想能为统治者提供新的合法性而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他竟欣欣然地接受了。

对于一些作家来说，时髦的口号和愚蠢的宣传套话“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对于另一些作家来说，这些活动则是导致他们堕落的方式。

一些知名作家竟然同意让自己手中的笔或杂志为安全局服务，他们败坏了文化氛围，不懈而残酷地迫害着他们上了黑名单的同事。未来关于眼前这段历史的编年史上会列出那些让这个国家永远蒙羞的人，其中就有这些“罗马尼亚艺术家”和“罗马尼亚作家”的名字。

其他人怎么样呢？那些骄傲地保持沉默或是在极端愤怒中爆发的人；那些坚持反抗的诚实而多才的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还有那些鄙视政治、远离权力、孤芳自赏、不屑参与群众斗争的人。

那些诚实者和反抗者就如长期被压抑的休眠火山。在这样一个执迷于艺术远离道德约束的文化里，在被妥协和阴谋摧毁的罗马尼亚，书籍和人民都没有发言的权利，一个真正的作家最终不会容忍强加在他身上的平庸和胆怯。他应该有何作为呢？是坚信艺术的重要性永远高于道德精神吗？不！一个年青一代的作家在他新出版的小说里强烈表达了他的态度。痛苦、挫折感和羞辱感越来越强烈，知识分子如此，整个国家更是如此。

灵活的适应能力、怀疑一切的实用主义态度还有盲目的服从，这些在罗马尼亚存在了很长时间，大大削弱了政治斗争和反抗的力量及重新建设的能量。对于罗马尼亚人来说，也不仅仅是罗马尼亚人，美更多的是以个体形式而不是以集体形式存在的，美往往是在幕后而不是在舞台中央，是一种含糊而间接的解决方式（常常可以起到保护人力资源的作用）而不是坚决明确的立场。说到底，善是以一种安静而谦逊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它努力躲避着恶的喧闹和侵略。真理以残缺含糊的形式存在着，在隐蔽和机敏的符号中找到自己的避难所。

人和书籍……坚不可摧的享乐主义似乎一直在为罗马尼亚的人民和书籍注入活力。人们最关注的是事关日常生活的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其他一切根本的乐趣，这些只有在友好的环境下才会产生。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根本的道德标准有时也会丧失。

最近我和一个非常了解罗马尼亚的美国知识分子交谈，我问他，罗马尼亚最让他吃惊的东西是什么？他说：“是人际关系。如果我可以用传统说法的话，就是‘好’和‘坏’之间的关系。好人和坏人之间的鸿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那些倾向于人性原则的人和那些自愿为邪恶服务的人之间的鸿沟已经越来越大。但他们之间却又是一种合作关系，我无法想象比这更奇怪、更令人费解的合作了。”

很多罗马尼亚人认为这种矛盾源于那种著名的“善意”（bun simt），这经常被看作是罗马尼亚民族性格中最为突出的特点，但这种交流模式仅局限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然而，当权者却利用了这种局限性，他们操纵着这种局限性。在一个只在私人领域允许不同观点存在的社会里，本来那些可以激发坦诚的争论或宽容的表达的冲动却带来了争执、虚伪、漠然，当权者在所谓的重大项目流产时对民众的漠然深恶痛绝，但在民众进行反抗时，这种漠然却帮了他们大忙。

确实，即使是在最艰苦的岁月里，罗马尼亚人也知道怎样开辟出一方领地来保留理性和常态。文化也许是这些领地中最重要的一角。不幸的是，在战后，语言和行动之间、虚伪的信仰和真正的信仰之间、政治舞台和社会现实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特别是在充满危机、濒临崩溃的时候，这个“富有幽默的悲伤的国家”（一位伟大的诗人这样称呼她）出现了很多问题。

她所经历的灾难是毁灭性的：就表面来看，邪恶压倒了正义。整个民族被奴役，她忍饥挨饿，蒙受羞辱，被迫不断地赞美着罪恶。一个推翻所有纪念碑的国家；一个抹去所有回忆的国家；一个进行着“种族清洗”的国家，最后的犹太人被迫离去，大批的德国人离开了家园，与马扎尔人的冲突不断升级；一个为有着两千年辉煌历史妄自尊大的国家——这和那些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却濒临灭亡的其他伟大民族一样；一个不顾眼前不稳定的核时代，要将“多边发展”延续到下一世纪的国家；一个被独裁者和警察奴役的国家，所有人民变成闷头苦干、愚蠢顺从的奴隶，去重新经历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两千年，一个全面退化的两千年。

无数的人在这个时期结束了被殖民统治的生活，开始了他们崭新的历史。在这样一个时期，罗马尼亚似乎彻底地脱离了历史的轨迹。

于华盛顿特区

1988年10月

后记

1989年12月，最黑暗的独裁统治终于被推翻了，但是东欧这个变化的突然和伴随这个变化的困难却告诉我们对待预言要慎之又慎。只有在修复伤口的时候，记住这个国家曾经被或左或右的独裁统治窒息了半个世纪，经历过一段丧失道德标准的历史，我们才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十年前，莱兹卡·莫祖尔斯基，波兰团结工会的一个领导人，对持不同政见者给出了一个非常严格的定义。他说：“我们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这个名称侮辱了波兰的反对派。持不同政见者是那些因为理想破灭而和共产党决裂的人。”但是，在把这个名称用于罗马尼亚时，我们可以理解得宽泛些，因为在这个国家残酷的极权统治下，任何生命的迹象都被看作是反抗和对抗，都暗示着政见不同。

波兰团结工会这样的运动在罗马尼亚是难以想象的，这里没有天主教堂，没有革命传统，只有极端暴虐的独裁统治。当然，这里还有很多对共产党失望的共产党员，有的甚至成为持不同政见者，但是绝大多数，尤其是那些（很多）在七八十年代入党的人，他们既无不同政见也不信仰共产主义，他们是那种代表了过去十年里“真正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者。

在最后的那几年里，日益加剧的恐怖、痛苦和绝望使得反对派的人数剧增。各种力量奇妙地汇集在一起，终于爆发了12月的叛乱，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人，特别是学生，表现出了长期被压抑的勇气。

但是，在12月之前，东欧国家还没有出现政治反抗的明显迹象，只有艺术家在通过文化对抗着罗马尼亚政权。很多罗马尼亚作家从未想过要加入共产党，他们认为自己作为艺术家，要和政权保持必要的距离。有人问一位著名的老一代罗马尼亚作家是否要成为党员，他回答说：“我不能入党。我已经属于一个团体，我是一名作家。”

没有任何一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也许除了阿尔巴尼亚）像罗马尼亚这样受到如此彻底的监管和压制。在一个连打字机也被控制的国家，地下文学也无法存在。但是态度暧昧的政党又常常会允许相对的文学自由，只要人们心照不宣地遵守既定的规则。

博尔赫斯曾说过：“审稿制度是隐喻之母。”事实上，罗马尼亚文学被迫在隐蔽而机敏的符号中寻找避难所，以含糊其词的形式生存下来。读者希望从文学中读到报纸、历史书或社会学中无法看到的东西。读者寻找着言外之意，而作家为了能够和读者站在一起，作为代价也只能接受读者对作品的扭曲。这个过程令人心力交瘁，颠沛流离，有时甚至更为严重。但是在秘密警察让人们难以进行真正对话的情况下，文化至少还能让某种地下生活继续存在，找回人们对思想、美好和理想的信任以及他们的创造力。

如果政治是有关权力，艺术是有关自由，那么在一个极权国家里，艺术代表的不仅是挑战——对于任何一个当权者都一样，艺术其实就是他们的敌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保持诚实、保持道德和艺术的正义，是需要一点英雄主义的。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极端的情况，一些作家不畏险恶，勇敢地和机会主义决裂，抛开内心的疑虑，公然明确地反对暴政。

即使是在我们恢复到比较民主的生活状态之后，那些有关我们历史的问题都还有待我们来回答—关于谎言、反抗、阴谋，关于艺术和道德理想，关于诚实和妥协。

我们想知道，那些写于战后东欧的文学还能剩下什么，这些文学能否在没有约束的氛围里找到新生的力量。我们还想知道，西方的消费社会会不会很快把东欧变成世界闹剧的一部分。

电视会不会淹没所有的文化生活？金钱文化会不会比谎言的文化更难对付？明星的照片会不会取代这个国家农庄墙上贴着的罗马尼亚独裁者的照片？

在讨论他的国家所经历的变化时，瓦茨拉夫·哈维尔对美国国会说：“我所经历的这一切明确地告诉我，意识先于存在，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我并不同意这个结论：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都证明了意识和存在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以为的复杂，所以我们的结论也应如此。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的毁灭是因为它压制了自由，也因为它的经济失败。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也许应该对自己更具有批评态度，反思自己的成功和失败。哈维尔的话是正确的：“拯救人类世界依靠的是人心，是人们反思的能力，是人们的善良，是人们的责任心，除此以外，别无其他。”

于巴德学院

1990年5月

[1]罗马尼亚荒诞剧剧作家，剧作主要描写人类经验及希望的荒诞、礼貌对话的空洞及艺术家和观众的无法沟通。——中译者注

[2]此处有删文。——编者

[3]阿根廷诗人和小说家，曾参加西班牙极端主义运动，作品基调孤独、迷惘、彷徨、失望，带有神秘色彩，代表作有诗集《面前的月亮》、短篇小说集《交叉小径的花园》等。——中译者注

[4]阿根廷小说家、记者和散文家。他的有关政治和社会的研究在20世纪后半叶的阿根廷有很大影响。——中译者注

[5]在罗马尼亚，外出进行学术交流和研究要得到国家科技委员会的许可，该委员会的领导是伊莉娜·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总统的妻子，罗马尼亚的二号人物。

[6]1986年为1984年的图书颁奖只是反映罗马尼亚作家工会深受“高层机构”禁锢的一个例子，即使是最普通的活动也要经过他们批准。

[7]德国女作家，生于柏林一个犹太家庭，获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中译者注

[8]生于波兰的犹太小说家，获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中译者注

[9]20世纪70年代末期，罗马尼亚的审查机构解体。但是，审查制度并没有终止，而是分散到期刊编辑的手中。到8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内重新设立了一个中央审查机构，其任务是监督编辑们的工作并给他们提供建议。这比原来的控制更为严格，现在存在的是双重审查——作家的自我审查，他们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还有管制委员会的审查，他们对作家进行检查。

[10]罗马尼亚民族诗人，政治观点保守，有一个时期倡导民族主义。

[11]英国著名作家和历史学家。——中译者注

[12]捷克前总统，被誉为“哲学王”，剧作家出身，是对当代政治社会有影响的人物。——中译者注

[13]波兰持不同政见者，曾任波兰第一大报的总编。——中译者注

[14]匈牙利著名作家。——中译者注

[15]曾任捷克总统。——中译者注

[16]《火星报》是罗马尼亚共产党党报，也是罗马尼亚最大的报纸。

[17]虽然罗马尼亚作家工会应该每四年开一次会（根据党批准的条令），但1981年以后，此类作家会议被完全禁止了。

[18]1920年生于奥地利一个讲德语的犹太血统家庭，全家在纳粹统治时期被关进集中营，仅他自己脱难，并于战后定居巴黎。他以《死亡赋格曲》一诗成名，震动诗坛。1970年自杀。——中译者注

[19]罗马尼亚雕塑家。——中译者注

[20]罗马尼亚作家。——中译者注

[21]我指的是2Mai，这是保加利亚边界的一个渔村，简朴而美丽，是布加勒斯特知识分子喜欢的度假地。人们或在海边搭设帐篷，或在当地渔夫家借宿。1982年以来，由于附近建造了一个军港，政府限制野营，再加上一个2Mai的常客被捕后又不明原因地死去（他的私人日记被用来指证他），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小渔村失去了原有的魅力。

读费里尼[1]文章有感

1989年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两百周年，也是历史上两个人物诞辰一百周年，他们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懂得如何利用民众的欲望以及他们的脆弱和轻信。

“他是大都市里的流浪汉，常常以公园里的长凳为床。他戴着一顶破旧的圆顶高帽，礼服大衣斜搭在肩膀上——这种又滑稽又可怜的装束都只是为了看上去体面些。他没有家，每天在人行道上闲逛。他没有朋友，认识他的人看他时常表现出怪异滑稽的举止，都以为他是个小丑。他确实是个小丑，却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小丑——他成为舞台的中心，他不仅是主角，还是编剧、导演、制片人和布景设计师。他的黑色小胡子成为象征性的标志，他成为百万人的偶像，一个伟大的好莱坞演员把他称为‘最伟大的演员’。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出生于1889年4月20日，距今正好一百年。”（费勒里克·莫顿，《卓别林、希特勒：作为演员的局外人》，《纽约时报》，1989年4月24日）

这个被希特勒的表演才能深深吸引的好莱坞演员就是卓别林，他也生于一百年前，比希特勒早到这个世界一百个小时。他同样是个边缘人，是社会的弃儿：他的父亲是个酒鬼，母亲从一个慈善医院被推到另一个慈善医院，他自己则以露营地和火车站为家。他不会交朋友，不会与人交流，但他还是吸引了无数的人。

卓别林在《独裁者》这部电影中成功扮演了独裁者的角色，其中有个人人皆知的镜头：在一阵胜利的狂喜中，独裁者托起了一个代表地球的气球。表演者刻意突出了独裁者分裂人格中幼稚可笑的一面，他把那种疯狂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难以确定那是否还是表演。最初，独裁者是作为一个幼稚的艺术形象出现的，突然之间他变成了一个可怕而丑陋的暴君。“希特勒也许是历史上最残暴的天才，但他和卓别林的性格方面不乏相同点，他们俩都善于利用局外人渴望介入的需要”。（费勒里克·莫顿）

“您还从当代报纸上收集类似于《傻瓜奥古斯特的学徒期》里的那些幽默剪报吗？”一位作家在采访时这样问我，这次采访曾让官方新闻界震惊长达几个月：在采访中，我说：“艺术家不必严肃认真地反对官僚，这只会抬高他们的身价，因为你反对他们，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承认了他们的权威。艺术家把荒谬的东西夸大到可笑的地步，其中包含了太多的含义。在今天疯狂混乱的社会里，一切都被搅乱了，一切都被毁灭，艺术确实有被荒谬‘吞没’的危险。但是作为艺术家，即使他不幸沦为小丑，即使他要付出暂时抛弃自我的代价，他仍然要保持一种暧昧的姿态，把自己放在摇摇晃晃的跷跷板上，努力把损失转变成收获，把空虚转变成期盼。”对我而言，这个艺术家就是傻瓜奥古斯特，我与他休戚相关，而绝不是在表面上认同他的游戏，同情他的命运。

在世人眼里，艺术曾经是骄傲而浪漫的，这样的艺术哪里去了？如今艺术家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就和“傻瓜奥古斯特”一样，这是汉斯·哈同[2]的父亲对哈同的戏称，他以敏锐的直觉看到了艺术家内在的本质，这一点在画家的作品以及后来的生活中都没有如此明确地表现出来。老年时的托马斯·曼[3]，一个严肃正直的作家，把艺术家看作“荒谬古怪的精灵”、“荒谬而优秀的僧侣”、“嫌疑者”和“杂耍者”：对他来说，艺术家“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因此不是人”，他把艺术家叫作“鲁莽而严肃的天使”，在世界这个大马戏团的帐篷下，在高高的空中表演高空平衡。

在世界这个马戏团里，诗人看上去就像一个堂吉诃德那样的“满面愁容的骑士”，一个被日常生活所不容的傻瓜奥古斯特。他周围的其他人以自己的努力、机会或诡计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而他却是个可笑的傻瓜，梦想着其他规则，梦想着其他评价标准和回报，他希望因为自己担任了这个被强加的角色而得到单独的补偿。

但是，他对同胞的了解常常深刻得令人惊奇，他和他们似乎只是最肤浅的交流，但他与他们之间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似乎是精心计划的，又像是全无准备的，那里面有一些东西看上去很神秘，表面上很晦涩难懂，甚至连他自己也不完全明白，但他的同胞仍然能够看懂。他的软弱也许可以看作一种非同寻常的暗藏的力量，他的孤独成为一种深层的凝聚力，他的想象成为接近现实的捷径。我们似乎看到围绕在他周围的所有马戏团里的人，个个脸上都反射出他的面容，这是让人震撼的一刻，在极其短暂的那一秒里，马戏团里的所有观众都惊呆了。

而我们在暴君身上看到了什么？那个怯懦的流浪汉能认出这张新脸孔下的自己吗？在这张变形的面具下，没有人能看到真善美，而只有它们的反面。暴君是那个操纵的人，是那个发出命令强行执法的人，是那个根据充满邪恶、丑陋和谎言的法律进行奖惩的人。这个暴君：无数次的背信弃义、讲究而可笑的服装、一阵阵野兽般歇斯底里的尖叫、悲伤而幼稚的低语、发情野猪一般的顿足和咆哮或是吸血鬼般冰冷的僵硬。

我们不难相信，诗人小丑在噩梦中或是在流浪中已经认出了这张脸，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暴君的那种善变和仇恨已经附在了他身上。毫无疑问，这也是一张人的脸，虽然上面有一层厚厚的浓妆和深深的皱纹。是的，是的，这个可怜的人——一个自负的疯子，痴迷于权力的幻想，只是一个可怜的人，一个孤独的受害者，他把软弱变成了权力，把恐惧变成了自负，把他的疾病变成了暴力和闹剧。

于是，在这个明亮的舞台上，傻瓜奥古斯特和权力小丑相遇了。他们四目相对。这短暂的对视难道不是人类所有悲喜剧的浓缩吗？这是相斥产生的吸引力，是对手相遇催化出来的强大反应吗？这两个在《地球上的生活》这出戏中扮演不同角色的演员是否势均力敌？如果不是因为离得太远，或是因为太近被遮住了视线，谁都能看出这个迅速变幻着的化装舞会上如此鲜明的对比。

一个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艺术家（还有那些没有在独裁统治下生活过的）无法忽视这两个角色之间难以逾越的道德界限。他可以在无限遥远的地方旁观，但他要做好扮演其对手的准备，并且要模仿得惟妙惟肖。他要越过他们之间的距离，好奇地、充满想象地、准确地研究他的对手，这是他的角色赋予他的任务。一对奇怪的对手：艺术家傻瓜和权力小丑，马戏团的历史难道就是历史本身？

艺术家就是傻瓜奥古斯特？暴君就是白脸小丑？希特勒是白脸小丑，而以孩子般的嘲弄模仿他的卓别林就是传统的傻瓜奥古斯特？他们重合的这一刻对于人类这个大型马戏团来说难道不是振聋发聩的一刻吗？

时至今日，我仍然痛苦地记得希特勒和斯大林是以怎样不断扩张的杀伤力摧残了我的童年和青春。但是如果不是成年以后，我被迫忍受那个可耻暴君的妄想症——几乎到了窒息的地步，我还无法理解那种杀伤力的真正性质。他一步步地扩张，把他可怕的小马戏团扩展到了整个国家。

“安东尼奥尼[4]是一个沉默的傻瓜奥古斯特，默默不语，充满了忧郁。……毕加索？一个胜利的傻瓜奥古斯特，自尊自信，是个百事通，在与白脸小丑的较量中，他胜利了。”（费德里克·费里尼）

在《欧洲人》中，路吉·巴兹尼[5]写到他初次见到希特勒时的印象：“当时在我眼里，他看上去就是个滑稽可笑的人物，一个阴险的小丑……我断定，他太可笑了，肯定撑不了多久，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墨索里尼试图重建罗马帝国是痴心妄想，他也一样。”

希特勒，一个白脸小丑！卓别林，他的模仿者（或者说是阐释者），是傻瓜奥古斯特。一个小丑，小小的黑帽子斜扣在耳朵上，肥大的裤子，花花公子优雅的手杖。

白脸小丑的面具完全符合我们从童话中了解到的善恶的形象，费里尼是这样向我们描述的：“白色的幽灵般的脸，眉毛傲慢地耸着；嘴巴抿成一条细线，严厉而冷漠，让人感觉不快。冷冰冰的独裁者就像某些掌管幼儿园的修女，更像那些穿着亮闪闪黑色丝绸衣服、戴着金色穗带的法西斯分子，手里扬着鞭子（典型的小丑装束），嘴里不停吆喝着军事口令。”

要区分奥古斯特和白脸小丑是不是很难？“白脸小丑可能先以奥古斯特的形象出现，却没有傻瓜奥古斯特脱胎于白脸小丑的。这也许是事实，因为让一个宽容者去模仿专制者容易，让一个专制者变成宽容者却很难。”（奥奈拉·沃他《小型小丑百科全书》）

我们身边这个可怜的小丑：他那些自封的可笑的夸张头衔，他用嘶哑、做作的声音没完没了地演讲，那些演讲充满陈词滥调，从头到尾都是单调的抨击和愚蠢的语法错误。恐惧让他变得更疯狂，尔后是拼命地掩饰疯狂。他说话结巴，举止呆板得像木偶。他一意孤行，勤勉得近乎病态。面对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或是遇到计划之外的事情，他总是茫然不知所措。

很多人在最初的时候都是奥古斯特，如平庸的油漆工、谦卑的地方神学院学生和铜匠铺里的学徒。白脸小丑有一种“令人迷乱的黑夜般神秘的吸引力和鬼怪般的幽雅”。“对于孩子们来说，白脸小丑是个恶魔，因为它给人以负担，或者，用个时髦的词来说，使人压抑。”费里尼如是说。压抑——一个时髦的词？听到这样的话，我可以付之一笑，或是如生病的野兽一般痛苦地哀号：我们的现实整个就是压抑的，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每个办公室和饭店里的气氛。孩子们嘲笑着独裁者，却不明白周围的大人为什么会任由他骑在他们头上。这也是我们这个小丑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不同之处，孩子们并不害怕他，他们只是觉得他滑稽可笑。

可笑的东西有其秘密武器，那就是娱乐人心，但它同时也是具有报复心的。费里尼不止一次地提到那些无名的公民，在和母亲（国家、警察、当权者）的关系中，“这些孩子被迫扮演奥古斯特的角色”，她不停地发出禁令：“别碰这个！”“别做那个！”

渐渐地，我们的这个小丑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大幼儿园，幼儿园里的孩子个个经过了军事训练，人人勤劳肯干，但他根本容不得他自己的“孩子”或“子民”。如果他们服从，他唾弃他们，把他们痛打一顿；如果他们有所行动，他割下他们的一只耳朵；如果他们反叛，他把他们的嘴巴封住；如果他们病了，他给他们棺材和料理后事的钞票。“秩序和纪律”是他那些无名的臣民唯一能够拥有的美德。他和出身卑微的人们交流，他这个“人民最亲爱、最可敬、最革命的儿子”原本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但现在人民只能通过他的保镖和他交流。任何胆敢拦住他那豪华轿车请愿的人无一例外会立刻消失，再也不会出现。那披肩、那王杖、那宫殿、那国歌、那勋章……

还有他那捕猎队伍！

在捕猎之前，狗熊被注射了镇静剂，它嘴角冒着白沫，四肢被捆绑着，好几天不吃不喝。飞机在捕猎区上空巡逻，红色的总统直升机停在城堡面前，和他同行的还有来自党组织、新闻界和外国使馆的客人。秘密警察扮演着侍卫，小丑的保镖等候在沟渠里，隐蔽在灌木丛中。可移动的篱笆摆成一个漏斗的形状朝着总统的位置。被麻醉的狗熊慢慢醒过来，出现在舞台上，踉跄着，咆哮着。马戏团的“第一射手”瞄准目标，闭上右眼，再闭上左眼。他把手指放上扳机的那一刻，躲在灌木丛中的安全局狙击手也用装着消音器的枪开火，打中了猎物。在国歌声中，我们的超级小丑昂首挺胸地挂上金牌，他是这个时代最好的神枪手。

他最喜爱的黑色纽芬兰猎犬又是怎么回事呢？它出生在英国，那时它叫“格莱德斯通爵士”，后来为了我们的小丑改名为“渡鸦同志”。它每天吃着这个马戏团在英国的大使每周送来的专用英国狗饼干，这是那个大使最重要的外交任务，事实上就是如此。这条狗享有“马戏团”等级制度中的最高位置，它远比任何一个陆军上将、海军司令或是间谍组织头目更加重要。[6]

费里尼说：“白脸小丑们总是要攀比谁的服装更华丽。”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小丑叫西奥多，他“每天穿着新的衣服出现”。我们的民族小丑也是一样，但是，虚荣还不足以解释他为何如此费尽心机，恐惧是更为重要的原因。用餐的服装、到各地访问的服装、重要会议的服装、秘密会谈的服装——小丑的每一件衣服都是国家级的头等大事。小丑每天的服装和饮食专门由安全局的一个特殊部门负责，从袜子手帕到鞋子帽子，这一整套行头每天都要更换。每天，这些东西都由一个特殊的服装商提供；每天，一个专门的实验室要分析食物成分并制订完美的食谱，同时还要检查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的消化道排泄物。一些特种突击队员每天检查他的办公室、卧室、水笔和卫生间，以防某些颠覆分子为了拯救暴君的臣民，想方设法弄脏他的衣服、餐具和椅子。一天结束之后，所有的衣物都被盖上红色和绿色的印章（罗马尼亚极端左翼和右翼的颜色）被送到总统专用的焚化炉焚化，这和那些特殊的服装商、分析营养和排泄物的实验室一样，都是这个大型马戏团庞大复杂的安全机构中的一部分。

“白脸小丑总是喜欢打击侮辱别人。”费里尼这样说。我们这个残暴的民族小丑禁止了一切食物、照明、取暖和旅游，摧毁了所有教堂和档案。

父亲，母亲，校长？白脸小丑是理想的化身，一个乌托邦世界的骑士？一个不顾眼前的痛苦只专注于未来应该做什么的无情的幻想者？冷冰冰的独裁者，就像某些掌管幼儿园的修女？

大约十五年前，我认识了一位医生。他在共产党还未取得合法地位的时期（1923—1944）曾经和我们伟大的小丑同住过一个牢房。我很想听听他对小丑的看法，作为那个封闭的充满绝望的牢房中的一个小人物，他可以每天近距离地观察。这就是他的看法：“我根据最简单的标准来判断那些人，我试着想象如果他们在我的诊所里，我会给他们安排什么工作。有一个人我可能会让他当管理人员，另一些人可以做司机、收银员或守夜人。还有一些人，他们可以成为实验室里的技工或设备维修工。但是这个人……唉，他好像做不了什么事。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真正的工作，没有任何手艺，好像也学不会任何东西。他能做的只是演讲，指使别人做这做那。我不能用他，即使是做守夜人也不行。”这个医生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那些人，他原先称为同志，现在成为“新阶级”的那些人，曾经可以成为他心心相印的伙伴？为什么他会容忍这个人成为他的政治领袖？这似乎不是一个聪明、诚实而且勇敢的医生在正常情况下会做的事。

穿着制服、别着徽章的小学生，少先队员敬礼，国歌奏起。我们的领袖……所有的家庭都被塞进单元房中，受到来自“秩序和监管部门”的“街区保安”的严格控制。原先漂亮的别墅和独门独院的房子被夷为平地，变成了标准化的火柴盒，以便所有的居民都能得到更有效的监控。他们还启动了一个大型工程消灭一切村庄，把农业转换成“工农业综合体”，“消灭城乡差别”——把农民变成工资奴隶，让他们的家变成蜂箱，上下左右都挤满人。

所有女人，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必须例行妇科检查，以确保每个怀孕妇女都不能剥夺属于全民的未来臣民的生命。

老人被遣送到特殊的居留地，他们在那里种植蔬菜，清洗马厩。

狗儿猫儿都被彻底灭绝，为的是不影响“劳动人民”的睡眠。

在每个电话的听筒里，都装有一个小小的“电子虫”，以保证国家可以为所有受害者备案并科学地“照顾”他们。

最刻板的秩序，最严格的纪律，最彻底的监管（一个真正的世界纪录：一个全职警察负责十五个公民，每一个警察配有十五个“志愿”的告发者）。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让这些人之外的任何一个不法分子逃过这张巨网，泄露国家机密：工厂的名称、腌菜坛子的尺寸、制造原子弹的配方、每个地区公共小便池的数目、小丑的绰号、疯人院可以容纳的人数、国家地图以及缝纫线的生产技术。还要确保不能让外国人发现我们这个天堂般马戏团的秘密：避免和他们的任何接触——这是一个光荣的责任，也是那些还希望活下去的人的天赋人权。

所有的一切都和他有关——他喜欢的就是一切。我们应该做一切，一切，一切，他用嘶哑的声音不断重复着。为了保证不断加强权威……保证权威不受到任何人的挑战……更加严格的纪律……不断地无情地加强权威。

几年前，我的一个住在郊区的朋友想搬到市中心来，她在维多利亚大街找到了一处正在出售的小公寓。等到要签买卖合同时，她发现她还需要一个特殊许可证，因为她的窗子正好朝着维多利亚大街，而这条大街是我们这位民族小丑每天早晨去中央委员会办公室的主要通道，他每天从早晨八点整到晚上八点整都在那里辛勤工作，然后途经另外一条干道回到总统府邸。这可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街。

最刻板的秩序，最严格的警戒，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不让任何事情破坏他的心情，不让他生病。最重要的是，防止人们期待已久的那个致命性解放事件的发生。

最珍贵的资源是人，也就是：他。据他身边的占星家计算，像他这样的珍贵物种要每五百年才出现一个，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精力在他身上，包括他的饮食，他的排泄物，他的武器，他三百六十五天的外裤、内裤、袜子、睡衣和睡帽，他的三百六十五双皮鞋和拖鞋。

还有他的摄影师、理发师、按摩师和美容师，他的保镖和替身，地球上三百六十四种语言的翻译，对于这些语言，他一窍不通。情报和假情报，辐射和反辐射，便携式马桶、隐形淋浴器、无声手枪，这一切都服务于这个国家唯一富有成效的制度：对小丑的顶礼膜拜。当然，还有他的“波斯猫”。

“唯一获得长久声名的女小丑是露露小姐。我电影中的吉尔索米娜和凯比瑞尔属于傻瓜奥古斯特这一类型。她们不是女人，她们是无性的。夏洛特，也是一个奥古斯特，她同样没有性别，她只是一只快乐的猫，舔洗着自己的皮毛，四处溜达。劳拉和哈迪，也属于这一类型，她们甚至像天真的孩子一样睡在一起，仿佛性别根本不存在。正是这些东西让人们发笑。”费里尼曾这样说。

他的“波斯猫”是不是也是如此？那个一口坏牙的情侣，渊博的文盲，穿裙子的首长，那个女巫，歇斯底里的女巫，迷恋色情的老女人？白脸小丑的伴侣：她也是一个白脸小丑吗？

人们偷笑着，不仅仅是在私底下，他们嘲笑着这个国家的第一夫妻，他们似乎永远以不变的形象出现：第一夫妻。这对新贵处处显示自己的王者风范，他们那种对王权的陶醉在这个马戏团之外的任何地方都闻所未闻。他，身佩腰带，手执王杖；她，穿着王后的长袍，常常提醒着人们她的科学家身份以及手中各种接种疫苗的资格证书。他和各国志同道合者举行秘密会谈，商讨下一步如何在全世界范围内肃清他的敌人，把剩下的幸存者监禁在地下墓穴里。

他举止拘谨而害羞，他不断重复那些充满抨击之词的长篇大论来发泄这种压抑，在家里或者工作时都一样。他的小露露，则每晚连看几部色情电影，然后根本不需要什么安眠药，她会以同样色情的姿势入睡，睡袍和嘴巴都敞开着。

露露小姐、小露露——一个恶毒的白脸小丑，她控制着她的丈夫，威慑着他的随从。是变态吗？还是缺乏安全感？或是因为失意？这些全都是，但更有他们彼此的忠诚。和他相比，希特勒只不过是个无家可归者。人们叫希特勒“阴阳人”，其实即使是可以被配偶利用来生儿育女的人也还可能是“阴阳人”。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小丑在这种处境下是什么样子，但她的样子却不难想象——无所顾忌、龇牙咧嘴、不停催促着、尖叫着。最崇高的一对夫妻：一个阴阳人和一个人老珠黄的女人……那个像鸭子一样走路的露露小姐，小小的黄牙上牙龈裸露着，张着嘴，口水流淌下来；而那个臃肿的阴阳人，身穿点缀着穗带和徽章的红色睡衣，结结巴巴地说着话，压在她的身上。荣誉博士小姐，无耻的荡妇。

一个从未经历过任何战役的司令官，一个从未完成过学业的高级学者。在她富丽堂皇的桌子上，摆着他镶在金色镜框里的照片，这照片经过了国际刑警组织顶级图像专家的修描。在他的桌上，放着一个缀有小花和星星的铂金镜框，我们看到了她难得一见的丑陋笑容：露露小姐，即使有珠宝、勋章和假证书的点缀，仍然一无是处，仍然不过是只骗人的波斯猫。

即使是在最庄重的正式场合，她也总是张着双腿，总是把小小的手提包放在她的腿中间，那个无法表达的隐秘处。

我在读费里尼的文章时有一种幼稚的充满报复心的快感，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每次都是从相同的视角，每次心里都涌现出这样的念头——让我们可笑的民族小丑和所有其他白脸小丑排成一行。是的，确实是的，“嘴巴抿成一条细线，严厉而冷漠”，一张丑陋的脸，满脸的雀斑和皱纹让一张难看的脸变得近乎可怕。“冷冰冰的独裁者就像某些掌管幼儿园的修女”——没错！“他们更像那些穿着亮闪闪黑色丝绸衣服，戴着金色穗带的法西斯分子，手里扬着鞭子”——确实如此！一个“为爬得更高而努力”的白脸小丑，小镇滑稽低俗的品位，没有风度没有思想，呆板得就像一个卡通片中的杜瓦利埃和阿明[7]。

我读完了费里尼的文章，心里一直有一种偷偷的快意，我无法不带任何偏见地读这篇文章。在一个极权统治的国家里，每一天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词语和动作都被赋予了扭曲的秘密含义，只有那些聪明的人才能够明白，只有那些生活在多少还有些正常状态的社会中的人才会发现这些符号是多么奇妙。那个可怜又可笑的怪物！一个无知的暴发户！口吃者！大猩猩！魔鬼！蟊贼！吸血鬼！

白脸小丑？这样叫他实在是太抬举他了……他太渺小、太粗陋、太愚蠢。但是，要把他归为傻瓜奥古斯特更不可能，奥古斯特看似更为卑微，实际上却更为出色。绝不能把他归为奥古斯特，奥古斯特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一直认为艺术家就是奥古斯特，一个失意者。

我在那儿的最后几年里，曾无数次地读过蒙塔莱[8]的精彩诗篇《诗人》。在那些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的日子里，他诗歌中绝妙的讽刺让我挨过了独裁者无处不在的痛苦。我把这首诗熟记在心，充满快意地一遍遍诵读，仔细地感受诗人在其中表达得淋漓尽致的仇恨。

“我已虚弱得气若游丝/但我仍希望/把卑微的歌声献给下一个暴君。”蒙塔莱这样开始了一个“诗人”的忏悔。看来我不是唯一感觉气若游丝的人：那些年里，那个暴君已经把我们折磨得筋疲力尽，他每日出现在我们的噩梦里，我知道，即使我可以设法拯救自己，但那段可怕的日子已经在我身上留下了永远的伤痕。

“他总是希望/由衷的赞美从我感恩的心里/汹涌而出。”我重复着，一边做着鬼脸，想着那个渴望得到“由衷的赞美”近乎发疯的魔鬼，他不仅仅对一大批诗人发号施令，他还支配着成千上万生活在恐惧中的无名百姓，把他们塞进他马戏团的监狱里。

“不管怎样我仍能够/留下永远的印记。”我安慰着自己，想到我的那些著名或不著名的前辈和同辈人，他们觉得自己唯一的责任是留给后代一些东西。

最后一行，我要轻轻、轻轻地读，因为这是我唯一可以享受真理在艺术中升华的方式，“在诗歌里/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

这给了我满足感，我已经许多次成功地找到了秘密表达对暴君愤怒的巧妙形式。而且，在我的短篇小说《机器人传》中，我让作品中邪恶的主角出生在1月26日——这是举行大型活动庆祝暴君出生的日子，在这里，充满挑衅意味的“内容”采用了高风险的形式。朋友们对此大胆行为表现出惊恐的反应，这既让我高兴又让我害怕，但这也让我意识到，其他读者也会感受到我表达出来的厌恶，并意识到这种厌恶被形神合一地表现在艺术作品中。

“要做一个自由人，不为任何问题困扰，不要做一个追随拙劣小丑的小丑。”在小丑的生日前后，一个朋友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那个朋友在信封里附了一大叠歌颂这一盛事的剪报。每年，为了庆祝他的生日这个国家都会组织盛大的活动，那种盛况既庄严又庸俗，就连那些组成千米长“人链”维持秩序，以防快乐人群拥挤失控的警察也忍不住在窃笑。

对于我来说，这种丑恶的狂欢节早已是过眼云烟，我来到了柏林墙另一边的西柏林，一个会让我联想到滑稽和残暴的城市。

我看着那一堆报纸，它们好像是印在卫生纸上一样，一翻就会撕破。油墨弄得我的手指满是红色、绿色和黑色的污渍。那些文章简直难以卒读：永无休止的重复，套话一句接一句，无聊得让人窒息。所有那些生活在恐怖之中，语言被严重扭曲的日子，所有那些精神折磨和噩梦，再一次翻腾起我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旧恨。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恢复期。那时我看到一本令人厌恶但颇为有用的畅销书，它真是满足西方媒体猎奇心理的天赐之物。说它令人厌恶是因为它的内容（关于我们有口吃毛病的独裁者）和它的作者（一个曾经掌控着独裁者秘密政策的将军，现在已经效忠于“自由”和新的主人）。说它有用是因为这个作者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新贵们的百丑图，揭露了这些庸俗、卑鄙而阴险的马戏团小丑如何篡夺权力，如何用手中的权力将其庸才和卑鄙发挥到极致：他们用犹太人和德国人来换取可兑换货币，还美其名曰“家庭团圆”；满世界的间谍和假情报；与阿拉伯恐怖分子和克格勃的密切交往；种种让我们的“领袖”头疼的事情——比如，在他访问纽约期间，美国当局没有听从他的让“官方”禁止示威游行的要求，还比如，他最忠诚的仆人背叛了他，再比如，他第一次见到新的美国大使，发现是个黑人时歇斯底里地发作。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他那个有着很多荣誉头衔的老婆的坏脾气，如果他们的总管忘记了从巴黎或伦敦订购特制的毛巾，她会大发雷霆。我还发现了她的一个极富刺激的“爱好”，那就是观看国家上层人物通奸的电影，这些都是安全部门的专家为了满足她这个特殊爱好秘密拍摄的。

在这段处于地狱和炼狱（暴政和流亡）之间的时期，我在一本巴黎的杂志上看到恩斯特·容格尔[9]写给朱莉安·赫维尔的几句话：“艺术家应专心于他的绘画、诗歌和雕塑，其他的一切都是荒谬的，所以我从不批评那些从暴君那里得到好处的艺术家。他不能说：‘我要等到暴君被推翻的那一天！’因为那也许需要等上十年，而这期间他的创作力却日渐衰退。”

我同意“其他的一切都是荒谬的”，但是，其他的一切不仅荒谬，而且更是恐怖的，生活中一切正常的东西都被摧毁，人们每天面临肉体和精神双重死亡的危险。我们无法从“其他的一切”中逃脱出来，因为那“其他的一切”已经变成了无所不在的所有，可怕而且荒唐，压抑得让人窒息。

追随拙劣小丑的小丑？我一直在努力躲开那魔鬼的面具和陷阱。我从来不会向他邀宠，也不会给他一句赞美的话。我冷漠地盯着那些无聊报纸上的无聊文章。突然，我想到了费里尼的“大胆的扬声器”：“奥古斯特这样的扬声器，拒绝传送白脸小丑的声音。”

所有不诚实的报纸都在用他们不变的语气毒害着我们的生活，所有的扬声器都在传送着相同的曲调：如果，有一天，他们激起了反抗，如果，他们找到了报复或嘲笑的方法——更改密码的次序，曲解某个句子，从他的伟大头衔中漏掉一个字母，或是让他经过精心加工的照片上出现一个污渍……在适当的时候，“大胆的扬声器”想方设法利用插科打诨来奚落暴君：“它包围着他、讥讽着他，它嘲笑白脸小丑说出的每一个字。这是一种交际方式的反叛——在法西斯统治的岁月里，用咆哮和更改过的新闻来对抗扬声器被迫传送的无稽之谈。”不仅仅是那个时候，我们这一代也有自己的白脸小丑，而且每个人都是他的奥古斯特。

我拒绝效劳于我们的暴君小丑，不是因为我鄙视他的恩宠，而是因为我想最大限度地忽视他。在最初那些动荡而混乱的日子里，也许只是“荒谬的其他”，然而，恐怖愈演愈烈，像雪崩一样积聚着力量，最后吞噬了它途经的一切。即使这样，即使它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巨大章鱼一样排出太多让我们窒息的污物，我也努力不让自己去恨他，因为恨他实在是太抬举他。既然大家都恨他，都希望他死掉，那就没有什么可做了。

只有当灾难逼近无法逆转时，仇恨才会迸发：人们仇恨希特勒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那时灾难已经摧毁了整个德意志民族；人们仇恨斯大林是在他死后，那时恶魔已不再危险，关于他的神话已经化为腐朽。

东西方的政府首脑都曾以最高级别接待过我们可笑的民族恶魔。但是，即使在他当权的最初时期，即使在他利用人们的错觉把自己装扮成真理的卫士时，他已经让我感到厌恶，就像他当权的最后阶段一样。在他开始在恐怖戏中露出狰狞的牙齿之前，我对他有一种来自直觉的怀疑和憎恶。我不可能把这整出闹剧视为“荒谬的其他”一笑置之。逐渐地，他变本加厉，露出了锋利的魔爪，狂吠的声音愈发嚣张。他的魔鬼般可怕的荒谬不是可以忽视的“其他”，而是全部，没有人可以幸免于难。

*　*　*

在小丑当政不久，一个有医学背景的作家向我出示了一份由一群德高望重的专家开出的有关其“精神状况”的报告。那个时候，我们就有理由担心最坏的结果：根据这份报告，早在那个时候，我们的领袖，人民最亲爱的儿子，就应该不容延误地被收入监狱。

很快他的偏执越发嚣张：通过制定劳动法，工人被禁锢在他们的岗位上，绝对服从监管；通过制定家庭法，人们无法离婚，无法堕胎，未婚的情侣受到歧视；通过制定学校法规，孩子们成为政治化和军事化的对象。在他向饥饿的听众发表的长篇大论中，我们看到了马戏团的未来，这个未来是快乐的奴隶在严厉的幼儿园老师挥舞的皮鞭下建成的。小丑在他的马戏团里只保留了被催眠的侏儒，他们的任务是为他喝彩，还有一些肌肉发达的巨人，他们组成了他的国家安全系统。

那个时候，我就小心地计划离开那个“苦力营”，根本不需要再过十年，这个地方就会成为一片犀牛打滚的沼泽地，这些犀牛喜欢在粪便里游泳，还喜欢告发别人。

我们不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就可以想象那种可恶又可怕的状态，它让人精疲力竭，让人痛苦不堪，最终只能去找心理医生。当然，心理医生们都知道，这种病正在全社会蔓延开来，但是每个病人的病情都不相同，必须认真对待和治疗。

傻瓜奥古斯特不再是仅仅表演滑稽戏，他自己已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幻觉和现实之间的界限开始消失，这真是一种危险的境况。起初只是稍稍地“模仿”，到最后就变成了真正的精神病状。

在极权统治的马戏团里，不论医生还是病人都无法判断出谁在装病，于是心理诊所的候诊室就成了人们躲避、祈祷和伪装的避难所。这些候诊室成为“合法的”藏身之处，让人远离那肮脏的舞台，以及那些谎言和惩罚，还有每日的苦痛。

既然精神压制曾经是国家用来对付“不良分子”的武器，把这种可以摧毁你的最简单的武器拱手交给国家似乎是不明智的。我本来就不是他们眼中的“良民”，那时不是，以后也不是，所以……我在心理医生办公室里的耐心等待终于给我带来了“解放”和“胜利”：我被宣布不适合工作。每年一次体检的侮辱让我免受了生活中其他无数次的侮辱。如果那个真正有病的人（是他让整个国家处于病态之中）决定引退，不论是因为明显的“健康原因”还是年龄原因——这两点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我就可以“康复”了。而事实是，我是那个遭受苦痛的人，小丑的照片从每个街道的角落盯着我，让我不得不一天天加大用药的剂量。于是，最后，我也染上了他的病症。从这种奇怪的角色颠倒中，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疯子是如何把他的精神分裂症强加给所有人民的。

在这种界限模糊的情况下，唯一变得清晰的是角色阐释者和角色本身之间的本质区别，角色的阐释者可以表现所有疾病共同的病症，而角色只能是他自己。

白脸小丑代表的只是荒谬的权威，奥古斯特只代表对抗、嘲笑和痛苦吗？“一旦我们妥协，报以久经训练的敬礼，白脸小丑（法西斯分子）就会把我们变成和他们类似的小丑。”费里尼这样说。

若干年前，在我发表《傻瓜奥古斯特的学徒期》后，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你过于严肃，太拘泥于道德，你不够有趣，傻瓜奥古斯特的形象完全与你不相符。”我把傻瓜奥古斯特当作一种自传的表现，这种认同不仅仅是因为我想远离现实，或是孤独和脆弱，也不仅仅是为了表达我的反叛，我认同他是因为我对人们的痛苦感同身受。

那个丑恶的小丑渐渐将被奴役民族的仇恨变成了麻木和绝望。在这种悲哀的绝望中，奥古斯特的笑声和眼泪在他同样遭受痛苦的同伴那里引起了巨大的共鸣。

恐怖状态下的生存会扭曲你的理解和感受力，经常让你做出危险而牵强的联想。不论过了多久，离得多远，你都无法让自己摆脱那种黑色的记忆。

1988年的夏天，在华盛顿，我目睹了总统大选的好戏，这让我想起了“那里”的小丑。演员当总统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又有其他的新“演员”来竞选总统。这种幼稚而庸俗的竞争只会让流亡的奥古斯特心里对人类产生非常悲观的看法。任何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摆脱对“另一种”乌托邦的幻想。虽然种种失望和不如意让人烦恼，虽然新的副总统奎尔奇怪地让我联想到20世纪50年代地方小镇上信仰斯大林主义的文书而不是上镜的罗伯特·雷福德[10]，我的恐惧仍然停留在很远的那个地方。

只有在那里，费里尼的文章才会让我产生那种孩子般的幸灾乐祸。即使我透过费里尼的视线审视美国的竞选，我心里想的仍然是很远的那个地方。这也许是因为容格尔的话只适用于民主制度，不论是老的还是新的，在民主制度里，你仍然可以选择不去理睬那些政治闹剧，或者至少不让它们占据你生活的中心。但是，如果荒谬控制了人们的生活，永无休止地折磨着每个人，缓慢而无情地摧残着他们，那么容格尔的话就无法适用了。荒谬的不仅仅是“其他”，而是全部，你无法忽视它，因为它不放过你。

民主国家里的自由选举并不能让人变得乐观，在观看竞选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查理·卓别林的调查材料。这些材料有1900页长，时间跨度从1922年到1978年（延伸到他去世后的一年），其中的荒诞不经让任何滑稽舞都望尘莫及。但是，看着美国总统大选中出现的种种肤浅可笑的插曲，我想到的只是我们那位民族小丑天下无双的嘴脸。

独裁者和被压迫者是不是真的在各个方面水火不容，或者他们之间其实存在一种无意识的相互促进？劳动营和极权统治是否只在一个社会被扭曲、被窒息之后才会出现？独裁者仅仅是人民的敌人，或者也是他们创造的产物？

“据说，著名的白脸小丑安托尼在舞台之外从来不和他的奥古斯特——贝比说话。”费里尼这样写道。小丑疯狂报复着那些无名百姓（他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当他的权威得不到尊重时他会对他们大发雷霆。我们的民族小丑是怎么对待他女儿平淡无奇的恋爱的？他又是怎么（多么可耻啊！）对待他儿子和一个犹太女人的婚姻的？没有人向那个大胆的男孩解释新婚姻法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他们直接把离婚判决寄给了他。

莫非独裁者也是一种艺术家，痴迷于做不可能成功的事？我们能否把卡里古拉[11]这样病态疯狂的人称为诗人，仅仅因为他把自己最钟爱的马推上了内阁的位置？那极度病态的人是否窥见了所有诗歌希冀到达的那无可言状的遥远世界？暴君是否就是乌托邦世界里的骑士？

两面性存在于每个人身上，诗人和领导者也不例外，虽然后者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我电影中的火车站站长是一个白脸小丑，于是我们所有的人就变成了奥古斯特。一站在白脸小丑面前，你就会情不自禁地进入奥古斯特的角色。”费里尼这样告诉我们，他紧接着又补充道：“但只有一个更为邪恶的小丑出现时，比如说法西斯，当他强迫我们报以久经训练的敬礼，才能把我们变成白脸小丑。”

最后，作者试图定义自己在马戏团世界里的位置：“如果我把自己想象成小丑，我会发现自己是傻瓜奥古斯特。”在真实的世界里，对自己的生存状态缺乏明确的定义是一件危险的事，费里尼接着说：“是的，我认为自己是傻瓜奥古斯特，但我同时也是白脸小丑。”最后他用一句话作为总结：“也许我是马戏团的指挥，是治疗精神病而最后也发了疯的医生。”一个局外人、一个流浪者、一个忧郁的梦幻者、一个坚定不移的探索者、一个犹豫不决的小丑、一个钻进牛角尖不知道如何出来的人。

难道对于现实的幻想会比现实更为真实？艺术家经历了种种人物的情感跌宕和是非对错，他可以“分配”给他们不同的灾难，也可以照亮他们难以脱身的深渊。在这些人物之外，他不应该忘记独裁者这一角色。孩子们中间有独裁者，专制的幼儿园老师中有独裁者，已婚夫妻、未婚的情侣、父母、祖父母、同事和雇工中都有独裁者。最显而易见的是，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操纵着整个国家、整个世界。他对此全然不知，他只是自然母亲生出的一个怪胎。不管你是否觉得奇怪，但确实只有艺术可以把这可怕、真实、周期出现的自然灾害变得可信又神秘。（阿尔弗雷德·雅里[12]临终前讲的话证明了作家和他创作的人物可以合二为一：“乌布爸爸现在要睡觉了。”）

这个可笑的喜剧演员，这个幻想成癖的英雄，他实现了把整个世界变成舞台的梦想，让世界充斥着狂妄、虚假和荒谬——有可能即使是他，独裁者，也会有某些顿悟的时刻，但他绝不可能拥有像对他进行阐释的艺术家一样的条理和才能。卓别林可以扮演希特勒，他也可以同样精彩地扮演其他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角色，但希特勒只能“扮演”他自己。

长期观察到权力的怪诞和虚夸，最终是否会让人对权力又怜悯又恐惧，或者产生一种漠视一切的清高与傲慢？

我在那儿的最后一年里，曾经近距离地看见过他。不是在电视上，身边没有外国元首相伴；也不是在国内的某些“工作访问”中。这些工作访问往往以人民的高声欢呼开场，然后是他给工厂、马厩、大学、火葬场里的受训奴隶发布指示，最后是没完没了的描绘未来前景的报告，这样的报告他在同样的观众面前已经作过上千次。

不，这一次，我在相当近的地方看见了他。那天，我把打字机交到警察分局接受一年一度的强行检查：在我们的民族小丑眼里，只有那些持有特别许可证的人才有权拥有这样的机器。为了获得特别许可证，你必须到所住地区的警察分局填写一张表格，通过一个年度测试，这个测试涉及个人外貌和手中那危险的机器。填好的表必须经过审查，然后你要用打字机打一段规定的话，以防你改变了打字机上的字母，或者弄坏了上面的感叹号或逗号，或者—更糟糕的是，打字机的主人和打字机一起患上了某种传染病，这种病会通过打出的文字扩散成集体传染病。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病毒都是狡猾而顽固的，它们隐藏得很好，几乎让人察觉不到，但它们都很有进攻性，非常具有进攻性，一旦爆发就根本无法阻止。

我差不多等了一个多小时，一切井然有序。有很多人在二十三号房间前等待，我的表格上也写着这个数字。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些老年人，他们颤巍巍地搬着沉重的旧式打字机来。三个穿着平民服装的年轻官员态度礼貌但一脸的百无聊赖，他们可能是国家安全局的，他们可能对这种马戏团的常规检查也有些不屑，但是不管怎么样，一切进展得非常迅速。

首先是些常规问题：你有汽车吗？如果有，是什么牌子的？你有自己的房子还是住在国家公有的公寓里？谁和你一起住？配偶的工作？国外是否有亲戚？出国旅游过吗？国内有没有亲戚？有没有亲戚在党中央或内政部工作？当我知道这些问题都要书面回答，我已经不像第一次那样吃惊了。第一次面对这样荒诞不经而且毫无关联的问题，我确实还是害怕过。我迅速而潦草地填好表，按要求打了两篇规定的文章，把每一个键统统用了一遍，然后又一次得到了我的许可证。我感觉很好，拿着我那神奇的玩具回家了。

我还在电梯里的时候，就听到刺耳的警笛声。国民自卫队！我匆忙地打开房间的门，冲向阳台。警笛没有停止，它在向大家宣告：这个小小的车队包括他的豪华轿车、他的宠物狗的豪华轿车、急救医生的车、三辆警车，最后是三辆装着“技术”人员的普通汽车。确实，和平时那些工作访问的随行队伍相比，这样的护卫部队算是简单的了。这显然是民族小丑一次出其不意的出行，这让他的那些下属感到措手不及。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意外的出行，否则人行道上肯定会挤满鼓掌的市民，通常他们会为了这个特殊目的从别处运来妇女、儿童、士兵和雇员。

民族小丑想视察白宫施工的进展情况，他命令把这个城市最美的地区夷为平地，为建造白宫腾出地方。“马戏团大街”把整个城市一分为二——或者九部分，或者更多部分，这样，伟大的总统马戏团就可以最终控制这个城市的空中轮廓。

护卫队在城市运河上的一座小桥边停了下来，桥下的水发出恶臭的气味。他想展望一下未来的前景，他的身边簇拥着一群下属，他们手中挥动着图纸和地图，拎着公文包，急切地预测着他下一步的方向，敏捷地判断出他每一个手势的意思。他们都是西装革履的绅士、建筑工程师、雕塑家和装潢设计师，现在他们因为兴奋而涨红了脸，狂乱地四处跑动着，跌跌绊绊，结结巴巴。

四周的阳台上挤满了各种蠢人：公司职员、家庭妇女和孩子。这些都不是应警察的命令在预定地点集合的观众，有那么一会儿，人们不知道这样的一群人会有什么反应，然后，他们开始鼓掌了。没有大叫，没有抱怨或诅咒—是的，他们确实是在鼓掌，虽然零零星星，仿佛是睡梦中的条件反射，这种无意识的反应已经在幼儿园老师严厉的鞭打下进入了他们的血液。这是一种习惯性的鼓掌，但确实是自发的，没有通常来自警察的压力，也许他们是因为害怕同事和邻居。

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他：从他那一年三百六十五套长袍中，特殊服装商为他挑选了合适的一套——暗黄色真丝面料的外套。一顶皱巴巴的伦敦帽戴在头上，低低地压在眉毛上。他的行动非常从容谨慎，他没有抬高嗓门，听上去非常冷静，很像一个谦虚的小店主人，他一边听别人说话一边在小本子上记笔记，他的每一个随从都在记笔记。这个小老板似乎特别注意那些专家对他说的话，按照那天事先的安排，他一言不发地听他们汇报。在一群慌乱的人中，他看上去像是其中唯一正常的人，唯一一个戴着正常面具的人。专家们近乎歇斯底里的溜须拍马和小丑略带疲倦的平静表现形成了可悲而可怕的对比。

旁观者的迷乱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很快，他意识到了一个事实，小丑破坏了他的生活，毒害了他的日子，他的，还有所有人的——这个可怜的流浪者，这个下流的煽动家！他的白色面具——和他的头盖骨一样苍白。这么多年被一个小丑奴役着，难道不可悲吗？这难道不是全人类的痛苦吗？

在某个瞬间，旁观者心中感到一种傲视这场闹剧的优越感，感觉自己变得崇高起来——他成为一个贵族：他，一个弃儿，“艺术家”，已经知道他要在别的地方安营扎寨，远远地离开这个浸透了鲜血的舞台。（“他不能说：‘我要等到暴君被推翻的那一天！’因为那也许需要等上十年，而这期间他的创作力却日渐衰退。”）

这最后的对峙只持续了一秒钟，然后他抖落了满身的疲倦，仿佛要把那曾经侵入到他身体中每一根纤维的毒物彻底清除掉。

无法逆转的时间，时间无法带回我们想要的一切：房子、书籍、放弃了的工程或是失去了的朋友。

邪恶难道会依附在如此可怜可笑的人身上？地狱的印记难道就表现在这些可笑的（甚至可怕的）哑剧中？

他不值得我们诅咒！他一无是处，他将死无葬身之处——这是对这场可怕灾难的总结。

他的漫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面墙上笑着，这是一个曾经充满希望的国家，生命的希望，不论是好是坏，总算还有生命：青春的光彩、衰落的悲伤、爱情的陶醉、叛逆的梦想，还有痛苦的失望。变好还是变坏？也许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自由，但它是在这个恶魔出现之后才变成地狱的，在他导演的狂欢节中，人们美化着未来，庆祝着死亡。他渺小而苍白，这个小丑，这个渺小的白老鼠，瘟疫的传播者，一无是处的死人骷髅。

那儿的生活里总是充满等待，永远在准备面对未知的不断被推延的东西，这是傻瓜奥古斯特在昨天之前一直过的生活，永远充满悬念的生活。现在，这一切已经被他抛在身后，远远地抛在了身后，但是它曾经像无法愈合的伤口一样伴随着他，伴随着他的每一个脚步。曾经有人说过：“生活的道路就像一把锋利的刀：一边是地狱，另一边也是地狱，生活的道路从它们中间穿过。”

等待流浪者的是什么？是在空地上翻筋斗，还是又一个化装舞会的麻木不仁？或是失落的陌生人在陌生人中间的孤独和脆弱？那些孩子老人珍藏在心，诗人视为至高无上的字眼：自由、良心、尊严、勇敢和牺牲呢？它们只能成为墓碑上的装饰。

“诗人的孤独——什么是诗人的孤独？”这是一群喜欢格言和妙语的作家在战后最初的几年里写在一份问卷中的问题。

“是没有被宣布的马戏团常规。”这是四十年前年轻的诗人策兰在流亡到西方前所做的回答。

于巴德学院

1989年夏

[1]意大利著名电影艺术家，曾五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他与英格玛·伯格曼、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并称为世界现代艺术电影的“圣三位一体”，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艺术电影难以逾越的最高峰。费里尼更是以他强烈的个人标记——“费里尼风格”，引导了战后意大利的精神进程。——中译者注

[2]德裔法籍画家，欧洲抽象表现主义创始人。——中译者注

[3]德国小说家和散文家，是德国20世纪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和人道主义者，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中译者注

[4]意大利著名导演，是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意大利新写实主义（Neorealism）的先驱。——中译者注

[5]意大利著名记者。——中译者注

[6]虽然前面几段里的材料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对于罗马尼亚人来说已是家喻户晓，但据我所知，这些内容真正公开发表是在1989年或1990年后。可参看约翰·斯威尼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生活和罪恶岁月》（伦敦：哈金森，1991）和伊茨凡·瓦哈基在德国《时代周报》上的文章（1990年5月）。

[7]前者为海地的独裁者，后者为乌干达暴君，食人者。——中译者注

[8]意大利诗人，隐逸派诗歌的重要代表，197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译者注

[9]德国作家，在20世纪20年代就因写战争题材而闻名于世，二战之后又因其战争小说成为德国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中译者注

[10]美国著名演员和导演，曾获奥斯卡奖。——中译者注

[11]罗马皇帝，自称为神，是一个以荒淫无度著称的暴君。——中译者注

[12]法国著名作家，他创作于1888年的《乌布王》因其滑稽怪诞而被文学史家视为20世纪法国荒诞派戏剧的先驱。——中译者注

审查者报告

附被审作者的评注

“自由是一种比约束力更为复杂微妙的东西。”[1]托马斯·曼这样写道。

当然更加微妙。但是约束力，这个让人产生种种不快联想的东西，难道就那么简单明了吗？1989年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快速崩溃难道就能证明这个庞大的政体原本就简单而脆弱，不堪一击吗？

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就是过快地忘记了极权统治下那些混乱的地下势力走廊——我们不应该忘记，在那些黑暗的角落里，约束力或势力无处不在，甚至是在自由这个复杂而微妙的世界里。

在布加勒斯特之战中，安全局的秘密渠道展示在全世界面前，那种已经渗透到民众各个阶层的恐怖、愚蠢和腐化一览无余。和暴乱期间那些誓死保卫自己利益的极端分子相比，安全局的那套机制显然更加复杂、更加可怕。在一个拥有四百万执政党党员（投机分子）和庞大告发网络（每一个机构甚至每一幢居民楼）的国家里，我们很难相信媒体所说的，1989年年末发生在罗马尼亚的斗争只是安全局与军队和人民之间的斗争。我们只需要回忆一下，军队和民众中有多少安全局的人……武器不仅仅是那些在为自由而战时让人看得到听得见的东西，还有更多其他的：数量更大，更为微妙，甚至更加残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更为隐蔽的武器已经深深地侵入了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中，从而有着更为长久的效力。在通往民主和自由的曲折道路上，要解决众多行政、经济和物质问题固然很难，但要从当权者强加于人的那些如迷宫般漫长而复杂的堕落过程中解脱出来则是难上加难。

审查制度——文字的秘密警察，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是最可怕的权力武器之一。人们觉得审查者不过是一些头脑狭隘的官僚，在很多情况下，事实确实如此。但是我们“多边发展”[2]的罗马尼亚改良了这个权力机构，不断让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充满智慧、思想犀利的人加入这个行业中来。这个机构采用的办法也不断改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微妙”。简而言之，变得更加阴险诡秘。

20世纪70年代末，审查制度在罗马尼亚一度被“废止”。独裁者本人一拍脑袋，要把在外交政策中“成功”实施的模糊政策也运用到国内事务中，以此来对付国外媒体对其镇压所表现出来的反对情绪，尽管这种情绪仍然表现得颇为胆怯。

罗马尼亚的反苏姿态被用来作为它采取所谓独立政策的证据，但同时也让它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可以从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意识形态的暴政统治中汲取经验来建立并巩固一个拜占庭式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它和以色列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和阿拉伯恐怖分子也交往密切。“自由移民”政策正好满足了顽固民族主义分子“净化”人口的梦想，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硬通货，因为以色列和联邦德国要为每个获得自由的公民交付一定的费用，这样的政策还让罗马尼亚在美国议会那里赢得了高分。这种外交政策中的模糊策略为独裁统治在西方获得了令人吃惊的同情率，这一点从很多外国元首的态度中都可以看出来：戴高乐表现出非常友好的态度，福特和尼克松对罗马尼亚的“自由”大唱赞歌，英国和瑞典的王室以高规格的礼节接待过我们的独裁者，联邦德国的政界要人频繁发出邀请，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不管是出于幼稚轻信或是讽刺挖苦，所有这些举动都不可饶恕地遏制了国内的反对力量。

于是，罗马尼亚的公众舆论声音微弱，受人操纵，没有国外援助，只能完全受制于领袖的“天才领导”。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综合体，再加上一些时髦做作的元素，就成为罗马尼亚的原创，美其名曰“新民主”。

一系列自相矛盾的事情在同一时间发生了：一方面，监督和镇压的机制得到加强；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些看上去更为民主的政府机构，其主要目的是要将人们对共产党和安全局的不满转移到地方行政机关身上（当然这些地方行政机关是受上级机关领导的），或是转移给他们的工友或邻居、驾驶拥挤公交车的司机、在无货可卖的商店里工作的售货员，等等等等——这是一种被替代的因果关系，能够在短时间内产生让当权者可以接受的结果[3]。

“替代”这个概念使用得越来越普遍，它不仅是一种欺骗性政治策略，同时也运用于衣食住行这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货真价实的产品逐渐被替代物所取代，这些替代物有的品质低下，有的干脆就是假货。在文化领域情况也一样，他们允许一些非常“敢讲话”的高层官方作家批评某些对于其他人来说纯属禁忌话题的负面现象，同时却攻击一些诚实正直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孤立他们，使他们成为边缘人。这种对舆论的操纵——得到了当权者的许可——为大众提供了短暂的喘息机会。但这却是另一种欺骗：那些“批评”，无论多么严厉，都是“辩证的”（通常情况下，这种批评方法非常简单，就像被批评的对象一样），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要向领袖及其国家和意识形态表示效忠。所有的雇员都要交纳“特殊”的税，为了成为各种失败企业的“共同所有者”，他们每月收入的十分之一被扣留下来。工人们是一切产品的生产者、受益者和拥有者，我们的领袖反复地这样告诉人们。

“新民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一系列替代策略。规模宏大的代表大会（工业、农业、教育和文化各个行业）定期召开来讨论通过领袖关于下一阶段在通往共产主义金光大道上如何发展所做的“宝贵指示”。这样的做法把所有人都卷入了共同的阴谋中，让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要承担一定的罪责。每个官方举动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大谈特谈具有煽动性的可笑的“新民主”，另一方面又穷尽所能地挖掘更新、更高级的方法来误导和压迫民众。不论是在党这一层面还是群众这一层面，欺骗已经成为蔓延全国的疾病，人们通过它得以生存。罪恶感无处不在，但也分为很多层次。有些人自己萌生罪恶感，有些人的罪恶感是被强加的。

为了申请出国，首先要得到工人的许可，也就是说，要得到工友委员会的推荐，而这个委员会做出怎样的反应都是根据安全局官员的指示（几乎所有的机构都有他们的身影）。

这个新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政权为了寻求一种模棱两可的合法性，将旧式极权主义口号和极端右派口号结合在一起，再加上一些富有弹性的语言，形成了一种更符合西方口味的新话语风格。

新一代的统治机关工作人员已经形成气候，这些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有的拥有博士文凭，有的还曾留学海外。他们的愤世嫉俗开始产生效果。党成功地用这些特权阶级的“精英分子”“替代”了那些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越来越孤立，身心疲乏，甚至受到恐吓）。新型知识分子们甚至被允许向社会的负面现象提出“控诉”。各种各样的小说和诗歌得以大量出版，这些虚伪的“毫无掩饰”的控诉得到官方作家的许可，还收获了丰厚的稿费。有了对这些“控诉”的操纵，当权者才可能鼓励“辩证的”、激烈的“辩论”（这就像辩护律师不断重复起诉状里的言辞，企图把语句的意思变得有利于自己的利益一样）。

这些“替代”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人们渴望任何一种面包、肉类、书籍、衣服、娱乐或信息，不管它们是好是坏。除此之外，他们一无所有，即使是这些“替代物”也不是想要就有的，这还要取决于统治家庭的心情。

20世纪70年代末，一纸总统法令废除了新闻出版署（审查机关），这是少数几个办事效率较高的机构之一。党深信，在三十多年的极权统治之后，自我审查和相互监督可以成功地取代专职人员。

审查的工作很自然地由“工人们”承担了。在实践中，和从前一样，如果没有得到工人指定代表的同意，讣告或广告也不能刊登。报纸、出版社、杂志和印刷厂要经过“专业的”内部顾问完成审查工作。

但是曾经成功实施了几十年的自我审查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党的期望了。人们对真理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人们的应变手段越发普遍而复杂（不仅仅是坏的方面，有时也有好的方面），让当权者不安的出版物数量在持续增长。

补救措施很快应运而生了。在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及其新成立的阅读服务部的领导下，审查制度通过众多中介措施得到了“加强”。审查制度不断壮大丰富，而对出版物的“清理”开始使用新的更具欺骗性的方法。持怀疑态度的人甚至认为，当权者“废除”审查制度的动机是为了引起强烈的不满，对新“民主”制度不满的作家们会要求（通过“控诉”、请愿和其他民主途径）回到原先有着明确目标和逻辑方法的旧制度。确实，在窘迫经济条件下日益恶化的日常生活不可避免地被反映在愤怒的文字中。

这就是我在写作《黑信封》时罗马尼亚所处的情况。我把托马斯·曼的一句话贴在书桌对面的墙上：“小说因其分析精神、感知力和本质的批判态度，被迫要逃避社会和政治环境，而诗歌之花却可以在边缘静静地开放，宁静而甜美，置整个世界于不顾。”[4]曼是在纳粹横行的时期写下这些话的，那时纳粹政治家们声称只有散文作家会选择移居他国，诗人不会（诗人是“高尚德国精神”的承载者）。我选择这句话不仅仅是偶然。

我在写作的时候，一直在与周围和内心的困难斗争着。每天我都下定决心不再写作。曼在那些恐怖的黑暗岁月里这样写道：“我的道德心和批判力在不断受着煎熬，我越来越难继续小说创作这一崇高的游戏，除非我‘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让我的心停止忧虑、感悟和痛苦，不再仇恨和鄙视。”[5]我的“游戏”也是在一个恐怖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的，我也强烈地希望摆脱心灵的负担，这样的负担已经让我难以忍受，但是奇怪的是，在对它的抗拒中，竟然也产生了激励我的力量。我还在写作！我的担忧集中在一点上：我的书决不能被统治制度同化！

我让聋哑人协会组织符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党的精神，并把它放在小说的中心位置，我这样做绝不是偶然的。这是不是埃内斯托·萨巴托的小说《英雄和坟墓》中地下瞎子组织的“社会主义”版本？是的，但还有更多。

我在努力寻找一个隐喻，表现我们封闭而残缺的社会，表现内心难以释放的压力和痛苦，表现人们的沮丧和挫败感。我要创造另外一个现实，来表达我们实际的生活：无尽的队伍（为了面包、手套、肥皂、汽油和手纸）、可怕的医院、无处不在的告密者和夸夸其谈的骗术；寒冷、害怕、玩笑、默然、疲乏、恐怖，甚至我自己的痛苦；孤独的个体和群众；绝望、爱、恐惧、罪恶、脆弱、幻想和噩梦。

1985年春天，我激动地把《黑信封》的数百页痛苦文字汇总起来，因为我的书被列入下个年度的国家出版计划。我觉得有机会还是应该试一试。

11月底，出版社还没有从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的阅读服务部得到任何答复。12月，答复来了。从编辑尴尬的表情我就知道，情况肯定不乐观。我没有看见审查者的报告。三十多年来，这些报告一直被视为国家机密。既然审查制度已经被“废除”了，那他们就更成为国家机密了。审查者的报告？新审查办公室的报告上没有任何签名，上面只记录着读者的身份证号码——当然，这是为了上级领导使用的方便。这些报告被小心地保管在“真理档案室”里。报告的结果被转达给（我猜想是口头地）出版社社长，作者永远不会知道，所以他也不可能和（不存在的）机构或（隐形的）审查者进行对话。

终于我收到了毛条校样，内容欠妥的章节和段落上被小心翼翼地做了一些记号，这些有问题的部分占了全文的百分之八十。我决定解读审查者的反对意见，但问题实在太多了，要想把文章做如此之大的变动简直不可能。被指出的问题从个别字眼（“购买食物的队伍”、“告密者”、“肉食”、“寒冷”、“咖啡”、“胸部”、“上帝”、“反犹太”、“独裁者”、“黑暗”、“同性恋”）到整个句子甚至整个段落。我只好放弃：我不知道该怎样和一个如此顽固而且充满恶意的审查者斗争。那部书稿被搁置在一边，作者和出版社都无能为力。

现在我感受到了写禁书的副作用，这部小说的一些节选本来已经被几家文学杂志选用，现在却突然被取消了，介绍我的文章也被删除。报刊杂志开始回避我这个越来越有嫌疑的名字。

我又重新通读我的毛条校样。我对文章进行“修改”，我这里改掉一段，那里删去一节。但这都是无用功！送“上去”，文稿又原封不动地退回到编辑和作者手上。我想，审查者大概是觉得我的“修改”过于肤浅虚伪。

在这样一个十字关口，作家必须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是继续一步步顽强地斗争，尽量少让步但要通过必要的妥协让书得以出版；要么干脆放弃。

放弃的前提是心存别的希望：希望政局改变，希望书稿能在国外出版，希望书稿能由子孙后代出版。但是在1985年到1986年这个期间，政界改变的唯一希望是一个“生物方法”：等待得太久、拖延得太久的领袖之死。在一个戒备森严、任何与外国人的接触都被视为非法的时期，怎么可能把书稿送到国外去？谁又会出版这样一部冗长晦涩的小说，何况又是来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族？至于子孙后代，那不仅仅是个未知数，同时还是“国家财产”。你根本无法为这样一部审查办公室（还有安全局）已经了解得太多的文稿找到一个好的藏身之所。有些罗马尼亚人甚至相信，这个黑暗时期所有“真正的文学”都悄然躺在安全局的保险柜里。这个恐怖时期（官方媒体称之为“开明时期”）的历史学家非常有必要到浩大的秘密国家图书馆里搜寻被没收的文稿，这里所谓的图书馆其实就是安全局的储藏室、保险柜和地下室。

1986年年初，我的出版人踏出了寻求解决方案的第一步，他们用的是当权者用来对付人民的那一套：替代。

在当时极端恐怖的情况下，很少有出版社不顾审查制度的高压出版好书，尤其是让当权者不安的好书，我的出版人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这些本身就是著名作家的编辑们在坚持着进行无望的思想抵制。

我永远不会忘记1986年1月的那个早晨，我先陪着出版社社长来到花店。然后我们捧着一盆花到了某个人的家里，他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去寻求这个人的帮助，因为这样也许就可以挽救这本书，挽救书的作者。这是一个在审查行业阅历丰富又德高望重的人，他经常充当着“局外”读者的角色（顾问）。我的出版人想找一个精通审查制度的“替代”审查者。作为一个过去的审查者，他有足够的能力和威望提供一份让审查办公室可以接受的报告，但又不需要把（不存在的）审查办公室牵扯进来，而且由这个人签署的替代报告还可以让作者本人过目，这为摆脱僵局提供了机会。（这个专家的作用更加凸显了审查制度的欺骗性，这份报告通过一些花招和必要的修辞让作者和审查者可以共谋把书出版。）

1986年3月，我收到了审查报告的“工作副本”。我兴奋万分地读着，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审查报告，每次都只能得到结果——把一些句子和段落从手稿或有关评论文章中删去，就连一本已经付印的书也没有幸免，发行被中断，由于一些文章被从中抽去，整本书的结构必须重新调整。

这份审查报告让我知道，“真理档案室”里的“原始”诉状会是个什么样子。看到这份报告书，我既不感到意外，也没觉得放心。我肯定，早先审查者使用的言辞一定更加微妙。

我害怕了，是的，真的害怕了。小说中，我用来影射纳粹主义和罗马尼亚独裁主义同出一辙的语句被“解密”了——噢，我害怕了。我有一种感觉，门会随时被撞开，这份报告足以让我成为阶下囚。我想象着我的档案出现在“真理档案室”里！

而这是一份用来帮助我的报告。欺骗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作者欺骗，读者欺骗？编辑欺骗，甚至审查者也欺骗？欺骗是日常生活中交际的社会惯例，甚至在创作的世界里也一样。在极权统治下写作的作家常常在作品中使用诈术、典故、暗码或粗糙的艺术形象，痛苦而隐晦地和读者进行沟通，同时他们又希望能躲开审查者。受到约束的作家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于欺骗，而这又让他们感到刻骨铭心的痛苦。

艰难的日日夜夜，充满了疑虑、恐惧和厌恶，努力寻找模棱两可的解决方案，巧妙地和审查者抗衡。

审查者的报告

作家诺曼·马内阿的小说新作以当代布加勒斯特为背景，虽然文中特别指出故事发生在1980年（“地震后三年”），但从细节可以判断故事的背景就是近两年。在一个严寒的冬天之后，春天来了，人们的精神和生活状态日益恶化，同时，在这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春天里，又能强烈地感受到人们对生命和爱的渴望。人们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在报亭等待，在街道和公园里急匆匆地行走，在电车和公共汽车上以及其他各种工作场所谈论着他们的需要和困难。

小说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在一系列场景中展开，文中有大量哲学、历史、道德和文化的注释，还有一些重要的传记性数据。文中所指这个春天发生的新事件为人物的过去和现在划出一条界限。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出现的频率最高：他原来是名教授，现在是一个普通宾馆的接待员，他通晓数门外语，所以他的同事和上司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少年时代的多米尼克聪明有教养，乐于接受新生事物，作为学生的他彬彬有礼，胆怯而严肃，但现在，他变得缺乏办事能力，心浮气躁，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他讨厌所有人，嘲笑所有人，他说话刻薄，着装怪异，他经常夸夸其谈，羞辱他那些没有文化、思想简单的同事。

五十岁的多米尼克内心孤独痛苦，身心疲惫。因为对生活不满和失望，他试图以默然和嘲弄来抗拒和别人一样的生活。他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1940年其家人一连串不幸遭遇的影响：他们被无辜地卷入一场官司，紧接着他父亲在收到一封军团[6]宣言式的恐吓信后失踪（谋杀或自杀？），家庭破裂（妹妹移民到以色列，哥哥去了阿根廷，母亲在贫困中死去）。

在这个生机勃勃的春天里，多米尼克正进行一项调查，这个调查揭开了他的家庭之谜：那封装在黑信封里的恐吓信是一个年轻人寄来的，他在战争时期爱上了多米尼克的妹妹，后来在一个聋哑人协会躲藏了将近四十年。不论多米尼克的调查进展如何，他都无法理解过去，无法理解自己的罪恶感以及造成这些罪恶感的原因。通过他的调查，作者警告人们，在一个充满暴力和恐怖的时代，一些小事件也会对人们产生深远的影响。

另一个中心人物是加夫通，一个退休的记者。他是教条主义时期的忠实信徒[7]，现在他通过写匿名请愿书来为他曾经写下的那些“谎言”赎罪。作为一个身处“事件中心”、“直接了解普通民众所思所想”的“自愿者编辑”，他希望当权者能注意到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揭露“真相”，伸张“正义”。同时，他在图书馆里认真研究法西斯时期和安东内斯库[8]独裁统治时期的报纸，希望写一篇专题研究报告，讨论“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愤怒以及战后的热情”。这个人物代表了虚伪人生的另一个版本：由于他是犹太人，他在战争期间改名换姓，随了他妻子的姓氏，那时他的妻弟在铁卫团里供职，战后被通缉。加夫通“不断受到迫害，拒绝迫害别人”。

这两个人物的对手是亚努利，一个典型的不屈不挠的革命者，一个完美的形象。他出身于希腊一个富裕的家庭，放弃了家庭和大学教授的职业，在希腊的深山里奋战[9]。战后，他来到罗马尼亚，他自始至终坚持着青年时代的信念，他的真诚的“信念”。由于长期缺乏和人沟通，不能适应罗马尼亚的新环境，远离故乡和家人，又不愿回到一切已经改变的故土，亚努利感觉越来越游离于社会之外，成为一个“边缘人”。现在，妻子背叛了他，所有人都抛弃了他，他贫病交困，在孤独中接受着煎熬。

要想理解这本小说，另外两个人物也至关重要。

一个是马尔加医生，他是个心理医生，一个现实主义者，一个理性主义者，他总是倾听别人的苦恼并为他们排忧解难。

另一个是伊里娜·拉多维奇，作者通过她讨论了爱的问题。伊里娜是个建筑师，能干敏感，她所经历的一切把她推到了社会的边缘。她在大学里的课程不断被中止，她被剥夺了参加期末考试的权利，她经过了两次失败的婚姻。现在她为聋哑人协会的报纸工作，正寻找力量试图从一段无望的爱情中逃出来。她寻找着一种平衡，在书的结尾她似乎找到了这种平衡，但为此她要不断疏远她周围的人，这样的状态耗尽了她的所有精力。她焦躁不安，远离社会，生活在疑虑和担忧的痛苦之中。

所有这些人物类型其实都可以在敏西尔的小说中找到，他是一个性格怪异的作家，现在正处于绝境之中。他希望找到灵感，希望工作，却又非常孤独，缺乏热情。他痴迷地想写出完全真实的生活和人物，但同时又充满了无助、疑虑和恐惧。书中的人物是敏西尔的“替身”，表达了作者在自己生活中的不同态度、心情和生存状态。小说中有大量篇幅描写了敏西尔在布加勒斯特街头的彷徨，记录了他和各种不同人的对话，特别是和托马的谈话（一个难以定义的人物，一个管理者和审查者），还有他对社会、道德、文化和艺术的思考。这些描写的目的是阐明小说所表达的思想和主题：必须做出明确选择（在“对”和“错”之间选择）；真诚而真实地生活，谴责社会、爱情和艺术中存在的虚伪；讨论真与美之间、理想和行动之间的关系。

为了阐明某些主题和问题的思想性，使主要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使他们具有融入社会及其生活环境的能力，本书在出版前有必要对结构进行调整。

一些建议：

1.小说从头到尾都在警告人们，法西斯时期的恶势力在当今社会有复苏的危险，关于这一点需要更加明确的解释。

以小说现在的面目，这一警告可以被理解为影射我国目前的情况。加夫通研究法西斯时期和安东内斯库的独裁统治，是为了唤起那些“容易忘却”的人的记忆。他担心“饶恕或淡忘罪恶”会导致历史的倒退；他看穿了那些“掩盖”或“歪曲”自己在法西斯时期所作所为真相的人，觉察到他们的“错误”和“倒退思想”。

小说重复提到，由于在公寓里饲养动物，一个妇女的公寓被抢劫烧毁[10]，媒体对此完全知晓。这样的暴力行为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军方却漠然相对毫无作为，小说夸大了事件的严重性。在书的结尾处，我们知道受害者维娜拉的整个家庭都葬身在希特勒的焚化炉里。加夫通从当时的报纸上只搜集了那些有关安东内斯库独裁时期建立镇压机制的标题，寻找证据证明当时的社会气候有利于法西斯制度的建立[11]。

小说不断重复多米尼克想象遇见了过去的鬼魂，那些曾经惨遭杀害或者失踪的人，包括他的父亲。这样的做法过于片面，因为我国曾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法西斯运动[12]，我们有思想民主的知识分子，政府[13]曾采取措施挽救那些被放逐到希特勒集中营的人民。小说结尾马加医生和亚努利讨论孤独的心理特征，讨论在困境中不同民族人民所受到的不同待遇，这些都削弱了小说的重要性。

本书如果能让书中人物融入一个稳定可靠的社会，使他们沿着这个方向积极地发展，本书的主题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启示，将会更加丰满充实。

2.本书在描写影响人物命运发展的社会和道德环境时表现得过于片面消极，以下是一些例子：

（1）除了几个孤独无法融入社会的中心人物外，文中还有一些重要的小角色：一个缺乏道德准则和良心、愤世嫉俗、唯利是图的技术管理人员，在社会等级制度中谋求空间；和他相反的是一个出色的工程师，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后，为了避免同流合污，拒绝了中央政府里的职位，一直在一个地方小企业里当一名默默无闻的工程师。还有两个没有生活目标的少年，毫无道德心，令人讨厌：其中的男孩话语粗俗，酗酒成性，只能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另一个是女孩，在地铁里和酒鬼勾搭上，接受了他的挑逗。

（2）道德水准、人际关系、工作场所的气氛——这些在小说里都是完全负面的。宾馆里的工作人员都是一些没有文化、头脑简单的人，他们是懒汉、造谣诽谤者、告密者和受贿者，他们为各种大人物安排幽会的房间并以此谋取利益。文中每次提到医生、护士或医院，总会影射某些特别的交易、贿赂和堕落（“一段时间以来，敲竹杠成为这个曾经高尚的职业的一部分”）。

伊里娜在公园里不小心听到的两个官员之间的谈话揭露了工厂里党代表选举是如何操纵的，这也反映了一种普遍的道德沦丧。

（3）通过书中人物在城市中每日的彷徨以及其他场景，小说展示给我们的布加勒斯特现状是完全消极、压抑和丑陋的：又脏又臭的街道、疲倦好斗的人们、拥挤的电车和公共汽车、杂货店门口的长队、泥泞、黑暗……

小说应该在上述各方面以及影响和决定人物精神状态的环境方面进行调整。美丽的春日里，布加勒斯特可以为故事和人物提供一个明媚而充满生机的背景。如果没有这样的背景，小说就会失于片面。建议删去部分章节，删去某些过于嘲弄怪诞的评论，加入一些正面肯定的文字，这样将有利于整本书的平衡和表达。

必须对人物和小说主旨的重要性进行说明。

·多米尼克：他最终必须明白，漠然和虚伪不是解决办法。他必须至少找到一个融入社会的办法（毕竟他是小说的主角）。

·亚努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他出现的频率并不很高），但他的出现带出了很多问题（外国人的问题、孤独心理的问题，以及为理想而奋斗的职业革命者的命运问题）。小说应该说明，作为一个革命者，他被推向社会边缘是因为他没有把握好我们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问题和新要求。这一点应该明确。小说末尾的对话以及贯穿全文关于亚努利境遇的描写应该调整，因为以小说现在的情况，他的失败可能被理解成影射社会主义斗争的失败，影射革命理想和现实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敏西尔：他应该把“说教者”的角色发挥得更好，他可以帮助阐明某些理论性辩论以及小说中哲学、社会和道德反思的意义。他应该主张重返自然生活状态，重新营造社会稳定，采取一种建设性的行为方式。

“替代”的主题在无数场合反复出现，这个概念不仅用于书中人物和作者之间，或是人物与现实生活中原型之间的关系，对此应该有更明确的解释。在某些情况下，虚伪的生活被错误地延伸到全社会。例如，“在一个充满替身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在自己身上找到某种替身，成为另一个人，逃离自我”。“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成为别的东西，甚至是我们真实存在的对立面”。“什么样的替代物将产生更多的替代物”。“替代物发挥着作用，取代了真理”。

关于当前情况下“恶势力”及某些法西斯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现象的重现。关于小说中的“警告”。

·这个现象不应被理解为单指向我国，如果要保留，应该说明这是一个全世界普遍的现象（媒体经常报道西方暴力示威的场景，新法西斯主义、新纳粹主义等……还有和平游行，这些都可以通过人物的眼睛和评论表现出来）。

·文学和书籍不应只关心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复苏。（例如，米哈伊·艾米内斯库和阿列克山德里[14]是不是要受到究诘？还有拉比·莫西斯[15]？这些都可能引起强烈公愤。）

·加夫通对报纸的研究（特别是1940年）不应局限于关于罗马尼亚的新闻，还应该包括报道罗马尼亚反法西斯运动以及民主知识分子抗议活动的新闻。不应该把卡洛国王甚至安东内斯库与希特勒相提并论。[16]

·要注意不要造成罗马尼亚曾经到处是谋杀和放逐的印象（多米尼克不断想起的那一排排死人这一情节应该修改）。我们不应该忘记，罗马尼亚是唯一拒绝把犹太人放逐到纳粹灭绝集中营的国家。[17]

·建议减少对以动物为借口烧毁某个妇女公寓的描写和评论。文章不应暗示执法机关——军队——会容忍或“掩盖”这样的恶行（我们不是联邦德国）。

·修改小说的最后一章，结尾必须修改。不要过于强调孤独综合征和民族主义者的示威，这不是本书要探讨的唯一问题。本书现在的结尾会误导读者，并使读者对象受到限制。（以现在的面目出现，本书只适合少数特殊群体阅读。）书中关于孤独的心理特征可以归纳如下：

·在任何社会（正常或非正常），外国人都会保留自己的独特的特征，“不应否认这些特征，也不能利用这些特征反对他们”，也就是说，“要接受这些差别”。

·人口众多的大民族不会对外国人平等视之。在一些情况下（“动荡、危机、忧虑、无助”），自负、邪恶和愚蠢就会在一些自私的行为和态度中“爆发释放”出来。即使是在日常条件下，一些现象也表明正常的交往是有限的：“你有平等的权利犯错，但不能与错误斗争”；“作为一个外国人，想要告诉周围的人什么是对的，是极为不妥的”；客人“无权过于参与。”……（亚努利在他工作的地方备感屈辱，因为当“他自己”表现出要改善工作环境的勇气时，周围的人都非常吃惊。）总的来说，要避免空谈民族问题。我们这里有法律和制度，民族问题在我们国家已经解决了。

·在讨论把流亡当作“移居”的另外一种形式时也要慎重，小说认为流亡的动机是因为渴望“自由”，寻求变化，摆脱可怕的常规和“束缚”。（“自由”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间接讨论贯穿全文。

日常生活中的负面现象：

下列章节和场景应该删改：

·（关于飞机和国家元首的描写，与本书探讨的问题无关）。

·（缩减关于精神病院里少年酗酒者的章节）。

·（关于“由于经济原因”缩短残疾人受教育时间的法律）。

·（聋哑人报纸的摘录；聋哑人协会成立的原则，即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他们的法律等）。

·（我们国家对阿拉伯学生的侮辱和偏见）。

·（多米尼克眼中的世界）。

·（宾馆里为大人物“安排”房间）。对医生的片面概括。应该加上一些正面的次要角色（为什么不是重要角色？）。目前只有一个场景是积极正面的：一群幼儿园孩子。即使是他们也被表现得像一群悲伤守旧的机器人（第91页）。

小说的以下部分应做调整：

·关于街道、泥泞、垃圾、黑暗、队伍、商品紧缺、疲倦而野蛮的人和混乱的描写）。

·（重复提及拥挤的交通系统，“乘客们要么抗争要么接受事实。我们的历史学家教导我们，抗争就是接受事实”）。

·（关于生存条件的评论：“工人阶级除了不幸，其他的一无所有”）。

·（对政治语言的嘲弄）。

·（外国人的行李被盗），（“本世纪的暴君”，对希特勒和斯大林没有做任何区分），（安全局），（关于狗的法律），（“残疾人年”），（“厌恶历史”），（玩笑、流言）。

读这样的报告我为什么会害怕？是因为第一次能够阅读一种我原本只能想象却从来看不见的“文字”吗？是因为它又唤起了我内心深处关于集中营和斯大林式恐怖统治的可怕回忆吗？还是因为它让我想起了流传在布加勒斯特的那些传言？我的作家朋友突然莫名地死去，一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家被搜查，还有一个工程师的日记被偷看，在接受安全局调查的时候惨遭杀害。

我的极度兴奋让我变得鲁莽起来。那天下午我打电话到出版社社长的家里表达了我的惊愕和愤怒：“就这个东西吗？这就是用来挽救我的小说的东西吗？这就是那个神通广大的人答应给我们的‘帮助’吗？审查报告应该是讨论文学的专业评论，而现在这个东西却像是‘新式’警察的‘新式’胡言乱语！”

电话那头是长长的沉默。我意识到我太莽撞了。像我这样一个“可疑人物”的电话肯定会被监听，像出版社社长这样一个“官方”人物的电话也不例外。“这个读者的报告里提出一些建议，没有人强迫你一定要接受。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激动。”他非常平静地说着这些话，但话语中听得出他的尴尬和紧张。“明天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告诉我你到底怎么打算。”他非常严肃地说。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见面，在场的还有这本书的编辑。社长的语气非常正式，他必须这样（我们三个人都认为房间的某个地方安装着安全局的窃听器），但是我还是按捺不住我的情绪。

在谈话的最后，社长还是表现出了瞬间的坦诚：“你要知道，任何一本书在出版之前，我们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的报告甚至批评，有的时候比你看到的这些更加严重。如果我们每次都害怕会怎么样，那么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出版一本书……”

是的，我们都陷于同一困境中：如果不下定决心通过欺骗手段，如果不通过个人关系，什么也做不成，没有一本书可以逃过文字警察的魔爪出版。

和编辑一起，我又开始了迎合审查者的斗争，而内心却充满了不屑。

1986年4月，这本书又一次被转到审查办公室。我知道，这一次会有一个新的审查者来审读我的书。除了打印稿上用铅笔写的新按语外，紧接着又来了一个直接的指示（当然是由出版社口头转达的），要求我把有关聋哑人协会的细节删去，要求我修改亚努利这个人物（这个过去的革命者表现得像个聋哑人，在整部小说里没有说过一句话）和小说的结尾（结尾暗示，亚努利和女主角处于自杀的边缘）。这已经是我要进行的第三次修改。终于，最后一个审查者建议出版我的这本书。为了得到最终的批准，审查者要和文化部副部长进行一次半个小时的特殊面谈。这就是“问题”书稿出版必经的程序。

这本书终于在1986年的夏天面世了。出版社在审查办公室的压力下，要从他们出版的每本书上牟利，他们印刷了两万六千本。在我二十年的作家生涯里，我从来没有梦想过这么惊人的销量。人们很可能因为这本书被审查办公室延搁并且删改而萌生了好奇心。几天之后，这本书就销售一空。我的朋友安慰我，即使是以现在这种“替代品”的版本出现，这本书仍然保留了敏锐的批判和独特的文学性。1986年的秋天，一些重要的文学杂志上出现了一些书评，高度赞扬我的小说。1986年的12月，我离开了罗马尼亚。

这份审查报告帮助我让我的书得以出版。审查者帮了忙，好朋友和不知名的敌人帮了忙，而独裁者用含糊政策代替了过去界限分明的老政策，实际上也用他的方式帮了我的忙。

在斯大林时代我的书不可能出版，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新独裁统治下混乱而痛苦的时期（“开明时代”）。在黑暗中，在一个不断改变、可怕得令人窒息的环境里，我们的书挣扎着面世了。

看见新出版的书我高兴吗？它就像一个难产之后意外诞生的婴儿。我的残疾的孩子，虽然和想象的不一样，但仍然是属于我的。我们挣扎着生存的这个时代和社会像一根牢固而伤痕累累的纽带，把我和我的作品绑在一起。

对这份替代的审查报告也许不需多做评论。鉴于罗马尼亚过去和现在存在的欺骗性，我也许应该谈一谈我和安全局之间不多的接触。“作家处”一个优雅的年轻人给了我一支剑牌香烟（这种烟在罗马尼亚很少有人抽，它们经常在黑市上被当作一种货币）；他态度礼貌冷静，说话开诚布公。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讨论着……福克纳。我必须承认，他对福克纳非常了解。这证明，最近的几十年里安全局非常成功地雇用了一些最好的大学毕业生。他很快告诉我，他读过我所有的书，而且都“看懂”了，他这样强调当然不会让我感到高兴。（“你以为，我没有看出十年前你写的那本书里关于皮埃洛·迪·科西莫[18]和‘狂欢节’的影射吗？”）我有点不知所措，我不安地找着话题。我感到困惑，就像一个聋哑人一样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哪里，为什么生活。而他，却是如此轻松、冷静、有礼貌，如此善意而且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在快要结束这场令人不舒服的谈话时，他不经意地问我是怎样看待文学杂志上那些争论的，对某些“团体”和“思想路线”有何见解，等等。不，他没有强迫，没有质问，也没有逼我坦白：只是一场狡猾的谈话。当我拒绝接受他邀请我再一次“友好的”会面时，他给了我一个嘲讽的、居高临下的微笑……

要想对这份审查报告做一个深入的评论，我本应该首先评论一下长期以来（差不多有四分之一个世纪）混乱而晦涩的文学作品，但那差不多就需要一本书的篇幅。但是即使是对审查报告做一个简要的评论，我也不应该忽略这份报告“宝贵的指示”，它对改正错误的坚定信念以及让迷途者改邪归正的“道德心”。这些奇怪的文章，尽管过于莽撞，有时甚至语无伦次，但还是可以被同化的，精明的审查者—老师这样耐心而乐观地劝导着。教育的目标从来就是这样的，提供建议，批评责备，威胁恫吓，找出错误，给予奖赏。这就是从出生开始就始终伴随着我们的教育制度——在家里、在学校里、在军队里、在教堂里、在婚姻里、在党内——直到我们死去，也许还要延续到更远。来自权威的“理智建议”满足了众多民众对安全和秩序的渴望，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国家倾注了太多的辛劳和希望。

艺术的功能不是为了肮脏而沉溺于表现肮脏，它的任务也不是仅仅表现人们的堕落，把白痴作为母亲们的象征，用驼背的傻子代表男人们的力量……艺术应该服务于一切崇高和美好的东西，鼓励自然和健康的东西。如果艺术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所有用于它身上的钱都是浪费。

这些至真至诚的话不是我的审查者说的（虽然任何一个地方的审查者都可能有这样的观点，包括我的）；不是引用杰西·赫尔姆斯[19]参议员的话，他一直担心国家对艺术的扶持会让淫秽和亵渎的东西从中获利；也不是已故的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依·霍梅尼说的，他曾经判决小说家萨尔曼·拉什迪死刑；这也不是美国人看到自己的国旗被当作展览会进口处的地毯时做出的合理反应。（确实，每个国家的人民从小就知道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可以烧毁或玷污敌国的国旗。）上面的这些话完全可能出自古今很多人之口，但实际上讲这些话的是阿道夫·希特勒，他在1935年9月纽伦堡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发表了上述这些观点。

在我发现了希特勒的这段话之后，由于某个非常私人的原因，我着迷般地不断重复着。从纳粹统治的孩提时代开始，我就是一个“被禁”的人。在经历了斯大林时代的噩梦后，紧接着是动荡不定的“缓和期”宣告失败，虽然自由对我来说非常迷茫，我对它的渴望却越来越强烈。时至今日，我仍然要问，我还可以享受多少自由和权利？

那份审查报告在我离开罗马尼亚之后痛苦的日子里一直陪伴着我。我重读着小说的原稿，与已经发表的那个替代品进行比较。被制度同化了吗？不，不论是否被删减，是否被更改，“他们”无法同化我的作品：我似乎还是胜利了。

但是经过了增删改易，这本小说是否就能留存下去呢？我离开罗马尼亚之后，国内开始出现赞扬的声音，法国《世界报》也赞扬《黑信封》延续了卡夫卡的传统，但这些都不能减少我重读小说时心中的愤怒。我愤怒，不是因为出版的小说中删去了大量有关日常生活的负面描写，也不是因为很多章节的语气被“软化”。我愤怒，是因为那些密码式的文字所产生的歪曲作用，这些文字行文混乱，文体浮夸晦涩，通篇缺乏生气，而且表达拐弯抹角。即使我以为我愚弄并且打败了审查办公室的人们，他们还是通过拖延和遥控占了上风。结果，自以为注重艺术性的作家发现，书中的章节字句正是被他用来对付审查办公室（常常是带着胜利感）的那些伎俩糟蹋了。他问自己，这是不是就是作家面对自己尚未完成的大作时感受到的不满，或者，还不止这些……

一个作家朋友1990年1月21日从布加勒斯特写信给我：“我们过去四十年里写的那些文学作品，有多少能留传于世？它们利用了历史事实，有时甚至对事实视而不见，这样的文学不就是一些应景的只有短暂价值的东西吗？你知道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些文学作品将成为历史的一些插曲，未来的人会觉得毫无意义，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根本无法理解。”

这个痛苦的问题让我想起同一时期我遭遇的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另一个朋友，一个住在巴黎的罗马尼亚文学评论家在一篇关于战后罗马尼亚文学的文章末尾提出的：“为了战胜独裁统治，它（罗马尼亚文学）寻找着力量，在没有了约束之后，它还能找到不让自己枯竭的力量吗？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但问题是要提出的。”[20]

和暴君斗争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是通过文学的方式。那些曾经付出过代价的人为了适应在民主社会里的生活有时会再一次付出代价，而且是不小的代价。这两种情况说明，不管困难有多大，人类总是执着于对自由的追求。

“自由是一种比约束力更为复杂微妙的东西。”托马斯·曼这样写道。在这个伟大的德国作家写下这句话的半个世纪之后，那些流亡的人重新验证了这句话的真理。这会不会在被刚刚解放的东欧人民那里得到再一次的验证呢？

多样的选择、激烈的竞争、困难和危险、市场严酷的规则、冒险的刺激、富有成效的（也许是被夸大的）民主制度所产生的无度和节制——这些只是自由社会的一些方面。

在汲取暴君的教训之后，我们开始汲取自由的教训。通过我们伤痕累累的命运，我们再一次认识到自由的价值，虽然自由的声音是多么微弱，通向自由的道路是多么曲折。

也许，尤其是那个时候。

于巴德学院

1990年春天

[1]托马斯·曼写给埃瑞克和克劳斯的信，1938年12月，《托马斯·曼书信集1889—1955》，理查德、克拉拉·温斯顿编辑翻译，纽约：艾尔弗莱德·A.诺普特，1971年，第290页。

[2]这是齐奥塞斯库最喜欢用而且被滥用的一个词语。

[3]在《波兰和匈牙利共产党的终结》（《纽约书评》，1989年6月15日，第6页）中，提莫西·加顿·艾西在写到波兰时，也提到了“当权者”：“几乎没有人可以想象，‘当权者’和‘社会’之间、雅鲁泽尔斯基和瓦文萨之间的巨大鸿沟能够被抹平。”

[4]曼致艾杜亚德·克罗地，1936年2月3日，《书信集》，第247页。

[5]曼致卡尔·克兰伊，1934年8月4日，《书信集》，第247页。

[6]“军团”是指罗马尼亚法西斯组织，如铁卫团。

[7]党的政治宣传用这个词来指斯大林时期。

[8]安东内斯库最初和铁卫团密切合作，后来由于铁卫团试图夺权，对其进行镇压。安东内斯库的右翼军事独裁持续到1944年，罗马尼亚签订了停战协定，站到了美英联军一边。

[9]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希腊内战。

[10]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当权者试图立法禁止在公寓里饲养家养动物。

[11]党的宣传部门拒绝承认“二战”前选民倾向右翼和法西斯运动。

[12]党的宣传部门经常夸大罗马尼亚战前和战争期间（实际上软弱无效）的反法西斯运动。

[13]在最后的十年中，为了赢得西方的同情，党确实努力美化罗马尼亚右派的形象，特别是它对少数民族的所谓人道主义态度。

[14]米哈伊·艾米内斯库和阿列克山德里均为罗马尼亚作家。他们的作品中有一些反犹太的文字。

[15]拉比·莫西斯是最后二十年中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他曾反对频繁发表一些古典及当代罗马尼亚作家的反犹太文章。

[16]卡洛国王二世最初同意和铁卫团结盟，后来镇压了他们的运动。1940年他被迫退位离开了罗马尼亚，把王位让给他的继承人迈克国王（当时只有十九岁）和安东内斯库将军。

[17]党的宣传机构用这个谎言来赢得西方的同情。

[18]意大利著名画家。——中译者注

[19]来自美国北卡罗莱那州的著名右派参议员。——中译者注

[20]米尔恰·约尔古列斯库，“诗歌的弹性”，《时代文学增刊》，1990年1月19—25日，第61—62页。

幸运的罪

默塞·伊利亚德于1986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去世前他是芝加哥大学一位著名的学者（神学院西威尔·L郾艾弗瑞杰出教授及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宗教史方面的专家，同时还是一位知名作家。

他写作了约五十本书，其中有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戏剧、散文和其他数不清的文章。此外，他还发表了大量有关哲学和宗教的作品，长达四卷的《宗教思想史》应该算是他最负盛名的作品。

从在布加勒斯特的中学时代起，他就表现出了对知识、阅读和写作的痴迷。1921年，十四岁的他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我是如何找到点金石的》。1928年在布加勒斯特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后，他又在加尔各答大学学习了三年的印度文化和哲学。他认为印度之行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精神体验，后来他在《迷宫的考验》（1978）中这样写道：“在印度，我发现了那种后来被我称为宇宙宗教情感的东西。”

1933年，伊利亚德在布加勒斯特大学以一篇关于瑜珈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他被任命为当时著名的逻辑和玄学教授艾奈斯库的助手，并以教授“印度哲学中的罪恶问题”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伊利亚德被他的导师和朋友深深吸引住了，即使后来艾奈斯库成为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主义的宣传家，成为罗马尼亚极右民族运动——铁卫团[1]的狂热支持者，伊利亚德也始终没有改变过自己对他的敬仰。

在铁卫团被镇压之后，伊利亚德作为罗马尼亚当代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以及铁卫团的支持者，受到了当权者的责难。但是，1940年他还是被任命为罗马尼亚公使馆在伦敦的文化参赞。一年后，罗马尼亚作为德国的同盟军参战，伊利亚德不得不离开伦敦被派往里斯本的罗马尼亚公使馆。

战争结束后，他仍然留在国外。他去了巴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教书，直到1956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安顿下来之前，他还曾经在欧洲的很多大学教过书。

20世纪80年代，他发表了自己的日志和自传，为我们了解他的生活和作品提供了有趣的视角。不幸的是，这些东西并没有阐明他在法西斯时期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在另一作品中，伊利亚德指出：“要想阐明事物的性质非常容易。”正如他在《迷宫的考验》中所写的，他更感兴趣的是“在一个非神圣化的世界里神圣者采取的掩护手段”，“很久以前我就已经下定决心，关于我相信什么或不相信什么，我要保持一种谨慎的沉默。”

1937年，伊利亚德在一本杂志上这样写道：“对我来说，墨索里尼是不是暴君无足轻重。我感兴趣的只有一点：这个人在十五年之内改变了意大利，把一个三流的国家变成了当今世界的强国之一。”那个时候，他是墨索里尼和科德雷亚努[2]的忠实支持者，是铁卫团的“陆军上尉”。他从年轻时代就痴迷于宗教和世俗之间的关系，但根本没有料想到自己的观点会产生可怕的后果。我们很难知道，在战后的那些年里他的观点是朝什么方向演变的。但是，我们从他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民主的西方模式始终持着怀疑的态度。

他杰出的学术著作拓宽了人们对神话、理念范型和宗教史的理解（这些都是他最喜欢的话题）。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应感到奇怪，虽然他一生坚持反共，作为学者的伊利亚德在一次访谈中还是欣然同意，“正确教义的卫士和阐释者，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为人民带来和平和幸福的人”；“斯大林的神话揭示了人们对理念范型的怀念”。他还认为列宁墓虽然在本质上没有宗教性质，“实际上却发挥了宗教符号的作用。”在《迷宫的考验》中，他对上述这些话做了补充，他说，“任何一种‘堕落’都反映出一种迷乱的或者说盲目渴望的更高境界。”

伊利亚德这样一个相对来说缺乏幽默感的人喜欢费德里克·费里尼的《小丑》其实并非偶然，他盛赞这部作品“再现了伟大的神话主题，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利用了某些重要的象征”。伊利亚德探寻着神圣性、魔法和神秘性，简直到了神秘化的地步。

如果他能在后期的自传中否定自己早年的立场，努力“阐明”他和极权意识形态的纠葛，无疑会让很多人感到惊喜。出版于1990年的最后一卷《日志》[3]本来可以成为他最后一个机会，但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当然，这样的惊喜可能会在他尚未出版的文字中找到。但是在最近东欧政治变化的背景下，在那些引发并领导这场政治变革的令人敬仰的作家和艺术家那里也找不到这样的文字，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那些站在“错误”立场——极权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即使是现在，当东欧处于向文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仍然有不少声音在呼吁建立“正确教义”和“铁的纪律”，强调建立强大政权，树立神化的权威，等等。暴君小丑的幽灵再一次寻找着他的支持者们，时时纠缠着他的那些老仆人——那些随时为他荒唐的神性欢呼的凡夫俗子。

那些反对神化权威的斗争似乎一直都很艰难。当然，如果伊利亚德能够承认他作为思想家和信仰者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之间的关系，他对自己这些经历的反思无疑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当下。

伊利亚德的第四卷《日志》，同时也是他最后一卷《日志》，和以前的作品风格完全一致。它的篇幅不长，涉及的时间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不久。我们可以找到相同的结构：每天重要程度不等的事件被简洁地记录下来，这些事往往与他的学术和文学作品、教学、旅行、会议及所接触的人有关。拉里·麦克莫特里对其早期日志的观察也同样适用于这一卷：“在他的日志里，没有太多人物，更没有闲言碎语。伊利亚德并没有给人一种印象，认为他太高深了，不屑于记录人物和闲言碎语。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实在太忙了，完全沉浸在手头的工作中。”

他的日志甚至还包括一份记事表，正如作者本人承认的，这个记事表每天大致相同，但它也揭示了某些隐秘的忧伤甚至痛苦的时刻。随着年事的增长，伊利亚德有时也会丢开他一贯的谨慎、策略以及客观态度。在1983年11月19日的日志里，我们可以找到下列这些令人不安的话：“我无法从书架上取下厚重的书，我无力翻找文件夹……为什么要因为这些我一生钟爱的东西而惩罚我，为什么要用这些我爱的东西惩罚我：书和文字？”[4]总之，他的忧伤是和精力的丧失密切相关的。“和平时一样，我被必须马上做的这些事激怒，并因此而悲伤”。[5]（1979年3月31日）

在阅读第四卷《日志》时，读者们经常能感受到年龄和疾病的负荷，感受到伊利亚德一生中那种能够同时创作各种不同作品的非凡能力在逐渐削弱。生命终结的预兆因为谨慎和对往事的回忆而显得不那么突兀。

如果我们一定要从日志描写的那些狂热行为中找出一些本质的主题，我们也许能从伊利亚德的最后几年里总结出他最痴迷的两大主题，这也是贯穿他一生的主题：书和罗马尼亚。正如温迪·多尼格在她为伊利亚德第四卷《日志》写的充满情感的后记里强调的，“他生活的中心是书，人是其次的。”[6]在终点日益临近的时候，他关注的是那些他不能完成的书，而不是那些他必须离开的人。第四卷《日志》里有一些章节痛苦地讨论了不可避免的末日，而另一些，则表现了伊利亚德非常克制冷静的一面，例如关于他非常平静而小心地分隔藏书室的描写。这两个方面一起组成了一幅值得纪念的完整肖像。那些他最亲近的人似乎很难和他亲密相处的书籍竞争，那些书是他生命中最大的激情，从少年时代永不疲倦的阅读（他为了有更多的时间阅读和写作，找到一种能最大程度缩短睡眠时间的方法）到失眠的老年，书籍的魔力始终能够让他焕发生机和活力。

从阅读中获得的广博知识使伊利亚德成为一个渊博如百科全书的人，这使他成为编辑《宗教百科全书》的理想人选。他在学术方面的创造力是不同寻常的。

既然在他看来，书和生活之间有一种神奇的联系，那么他的死亡与书的被毁之间也有了奇怪的关系。他记录了1979年7月21日的一个梦，里面有很多典型的超现实主义元素：复印店里一位优雅的男士，被一群怪异的小动物围绕着，手稿被缩成了三明治，老鼠不停地吃着，作者惊恐万分。这个噩梦成了现实，或者说至少在1985年12月19日的那场神秘大火中得到了应验，在他去世前四个月，那场大火烧毁了他在芝加哥米德威尔·兰宝宗教学院办公室里的藏书。梦想和现实汇聚成一个沉重的警告：末日即将来临了。伊利亚德描写着刺耳的电话铃声、恐惧、消防员和淹没了他办公室的水。面对灾难，一个在寒夜里惊恐万状的老人，他的身体因为年迈和疾病变得非常瘦小，这就是他悲剧的结局。

正如多尼格所说的[7]，伊利亚德很可能认为他的作品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但是，他认为他的人生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从他所发表的大量回忆录和日志可以看出。他并不是有些人想象中的那种学者，用书籍围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墙壁把自己和真实的世界隔开。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伊利亚德坚持用罗马尼亚语写作他的文学作品和回忆录。他与罗马尼亚语言和文化以及那些生活在国内外的罗马尼亚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到了晚年，他还是与无数罗马尼亚人保持着联系，其中有志趣相投的思想家，有共产党官员，有喜欢他作品的崇拜者和学生，有朋友和亲属，甚至还有彻底的陌生人），这反映出他一种持久的兴趣，更反映出一种深深的眷念。伊利亚德一生中一大半的时间在国外度过并用其他语言写作，他晚年用母语写作的举动就显得更加意味深长了。

从他前后各卷日志中与罗马尼亚和罗马尼亚主义[8]之间保持的关系来看，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种深深的眷念，这个事实应该得到关注：他代表了一种典型个案，对于罗马尼亚文化生活甚至未来罗马尼亚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他的一生中，也许尤其是在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伊利亚德不断地思考着他与那个虽已离开却从未忘怀的国家之间的关系。1984年10月10日，伊利亚德以难得的坦诚这样写道：“我经常想，如果不是因为那幸运的罪：我对艾奈斯库的崇拜以及因此带来的不幸后果（1935—1940），如果我作为一个教授和作家仍然留在祖国，我会受到怎样的折磨。”[9]几乎完全相同的想法不断出现在日志的最后部分：“如果没有那幸运的罪（成为艾奈斯库的追随者），我可能会留在祖国。我最好的结局可能是在监狱里死于肺结核。”[10]（1985年8月29日）伊利亚德作为一个伟大的宗教学者，很可能引用的是神学家奥古斯丁的话：哦，幸运的罪，你是我伟大的救世主。

如果我们认为伊利亚德对铁卫团的支持者——艾奈斯库的崇拜会成为战后共产党逮捕他的唯一理由，尽管这可以成为一个充分的理由，我们还是想得太天真了。如果需要一个借口（成千上万的人在没有借口的情况下被逮捕了），铁卫团上升时期关于伊利亚德的报道可以提供很多这样的借口，那时的左翼报纸把他叫作“法西斯分子”和“铁卫团卫士”。[11]其他很多严重的罪名也完全可以成立：他对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攻击、他和左翼报纸的争执、他对西班牙内战中“烈士”的无比崇拜（当然是那些为佛朗哥而战的人）。[12]他对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查的大加赞扬性质也非常严重，他把萨拉查看作独裁者安东内斯库的“榜样”[13]，伊利亚德于1942年写作并出版了关于萨拉查的书，当时他在里斯本的罗马尼亚公使馆工作——这个职位本身就足以成为一个罪名。如果共产党政权想要对他进行严厉的惩罚，他的档案会堆积成山。针对左翼报纸不断指责伊利亚德是法西斯主义，瑞克兹这样写道：“在某种意义上，虽然那些伊利亚德的批评者很不公平，他们比他自己更清楚地看到了他思想的方向。”[14]1940年包括艾内斯库在内的铁卫团运动领导人纷纷被逮捕，而伊利亚德逃过了这一劫，难以置信的是，同样的奇迹又在共产党政权那里发生了。

如果伊利亚德的身体能抵挡得住囚禁岁月的折磨，他会和另外一些与他思想接近的人们一样在60年代被释放。和他们一样，他可能会成为新政策的受益者，他可能会被允许发表某些新书旧作，他可能会得到某些只有“有用的”罗马尼亚知识分子才会得到的尊敬和“宽容”，他甚至可能会得到政府官员别有用心的“鼓励”，对于他们来说，过去政治敌人的思想为他们现行制度的存在提供了充分的理由。齐奥塞斯库政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对铁卫团运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们非常羡慕铁卫团曾经拥有的民心，并把铁卫团的口号当作自己的口号。强调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革命”取代了国际主义思想。极权主义的国家以领袖为中心，他们可耻地发动了反对民主、反对知识分子、反对批评的运动，他们压制自由[15]。对于齐奥塞斯库的法西斯主义—集权主义党派来说，他们的敌人是民主，而不是右翼极端分子。罗马尼亚思想中的民主和理性潮流（如1848年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则、罗马尼亚伟大作家卡拉迦列的讽刺幽默、文学评论家和社会思想家拉文内斯库留下的精神遗产等）[16]开始成为政治迫害的主要目标，当然在这些目标里还包括西方“颓废的影响”，万能的安全局千方百计在它的周围设好防线。康斯坦丁·诺怡卡——一个杰出的哲学家和学者，他曾经沦为共产党的阶下囚，早年和右翼组织关系密切，但这些都没有让他摒弃齐奥塞斯库政权。伊利亚德是否会做出与他同样的反应，我们不得而知。诺怡卡怀疑民主，痴迷于“罗马尼亚的灵魂”和“纯粹的”理智，他对西方“颓废”的批评比对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批评要频繁严厉得多（毕竟这样做更加痛快）。伊利亚德去世后不久，诺怡卡也相继去世，这不仅让他的狂热崇拜者们为之扼腕（有趣的是，这里面有那些反对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正直人士，也有许多支持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卑鄙小人），整个罗马尼亚知识界都视之为无法弥补的损失。

伊利亚德再也没有回过罗马尼亚，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考察他的命运。在西方，他反共的立场也许能够使他避免回答那些令人不快的有关他与法西斯之间关系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终于还是来了。只是，提出这些问题的不是共产党，而是他一直深深怀疑的民主社会。无论如何，他们都要求一个答案。由于他的回答含糊暧昧无法满足要求，问题不断地被提出。虽然在极权统治下情况可能会更严重，但这样的穷追不舍实在令人反感。

伊利亚德最后一卷《日志》萦绕着愤怒的反抗声：“我得知，泽西在他新出版的《右派的文化》里用了整整一章来诽谤侮辱我。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泽西认为我是一个反犹太分子、法西斯分子以及铁卫团成员等等。也许他还指责我参与布痕瓦尔德的大屠杀……对于我来说，他是否在他的书里辱骂我并不重要（我不会去读这本书，所以我也不会做出回应）。”[17]（1979年6月6日）他的愤怒显而易见，因为他一反冷静的学者口气来反驳一本他未曾读过而且不想去读的书，他还用非常不合适的挖苦口气提到布痕瓦尔德。即使在他重新戴上老于世故的面具之后，我们还是只能找到一个圆滑的回答：“巴巴尼格拉告诉我，让-赛尔维埃最近跟他说：他们从以色列得到明确指令，让他们批评攻击我是法西斯分子。巴巴尼格拉说让-赛尔维埃对此感到非常愤怒……我相信这是真的，但我无能为力。”[18]（1979年7月4日）

这样的恼怒——表现为讽刺或转变成一种令人厌烦的自怜——是否因为他的脆弱、负罪感或是出于远离烦琐问题的愿望？

对于那些在伊利亚德流亡期间认识他的人来说，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移居者，有着细致的感悟力和程式化的礼貌（一个朋友说他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有着极权思想的人”），那些加在伊利亚德身上的罪名在他们看来简直不可想象。如果不能证明这些罪名是错误的，那么也很难找到什么办法可以摆脱这些罪名。在人类愤怒的记忆里，纳粹代表的不仅仅是它的种族思想或好战性，人们记住的是希特勒疯狂宣传带来的灾难性结果——自大的残暴、毁灭性的战争和灭绝营。但是我们应该在一定历史背景下看待这场人类的悲剧。在一个经济、政治、道德和知识各方面都发生严重危机的时期，纳粹主义提供了一种简单化的、暴力的、“极端的”解决措施。纳粹主义虽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非常邪恶的意识形态，但并不是一开始就意味着焚化炉，它是慢慢地、偷偷地、残酷地演变到了罪恶的顶峰。从表面上来看，在它的另一端是共产主义，它来源于提倡平等和理性的乌托邦式人道主义——这一点区别不应该被忽视，即使是在苏联的劳改系统也不例外。

在我们努力理解那种由于支持纳粹主义而产生的集体罪恶感或个人罪恶感的时候，我们应该关注那些从一开始就了解纳粹主义恐怖性质的人。他们在极权统治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之前就深知其残暴的性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引用一段在纳粹屠杀犹太人之前某个人讲的话，她不是哲学家，也不是作家，她是一名记者，她清楚地看到了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和希特勒德国日常现实之间的关系。她的名字叫多萝西·汤普森，是一名美国记者，因为写了反纳粹的文章被逐出德国，她认为纳粹主义“抛弃了西方文明的整个历史……它毁灭了所有原来的标准，狂热地推崇‘意志的力量’，它认同东方那种把死亡当作生命的再生、把死亡的意愿看作是英雄主义的思想，它完全是虚无主义的。纳粹主义认为意志高于理性，思想高于现实，执拗地求助于图腾和禁忌，提倡种族崇拜。它压制并且破坏源于人类经验的常识，它与天底下一切光明的、理性的、实际的、合乎常理的、热爱自由和生命的、符合常规和传统的东西为敌。”

如果伊利亚德能够对多萝西·汤普森关于法西斯哲学和制度的理解做出评价，对我们无疑会有重大的启发意义，尤其是因为罗马尼亚的法西斯主义是一场基督教正统派的运动，和基督教的伦理、“东方式”英雄主义色彩的死亡、“意志的力量”以及对首领盲目服从的种族习俗有着特殊的关系。谁能比伊利亚德更有资格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与他同时代的杰出知识分子会卷入这场罪恶的运动，一个保守的知识分子怎么会变成一个极端主义的思想家？他的评论将有助于人们理解为什么一个人道主义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会演变成一个褊狭好战的共产主义者。难道这仅仅是因为在危机时期一个尚无坚固民主基础的社会表现出来的混乱状况吗？

伊利亚德总是回避他那段好战的时期，对于这个不愉快的话题，他宁愿选择闪烁其词。（即使是在并无多少争议的领域，如一些有关宗教历史的学术问题，他也是回避直接冲突和公开辩论。）当被指责为“纳粹”或“反犹太分子”时，他对这种把他的一生无情地简单化的致命攻击置之不理。在他的沉默里，我们可以感觉到雄辩和尊严，他的逃避并不仅仅是狡猾，而是一种矜持。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在他的沉默和逃避中，也有很多应该受到指责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公开抛弃自己过去的信仰，揭发恶行，揭露神秘的制度，并且承担罪责？也许很少有人能够有这样的理智和勇气，这些极少数的人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有良知的人。要想远离过去的错误，首先要敢于承认错误。归根结底，极权主义最致命的敌人不就是诚实吗？只有良知（能够在令人难堪的问题面前进行自我批评和检查）才能让一个人远离腐败的势力、远离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这些势力既不简单也不直接，它们经常利用人类的脆弱通过复杂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最近出版的自传中，他坦白地承认，青年时代的他曾经崇拜过斯大林。他能这样承认，是因为他本质上的诚实，正是这种诚实使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和人道主义者深刻地了解了制度的性质并对它进行不懈的批评，尽管他为此受尽了折磨。他是我们光辉的榜样，鼓舞着我们这个痛苦年代里的所有知识分子。

如果一个人不能扪心自问，别人就会向他提出问题。如果向伊利亚德发问的只是他的“敌人”，我们是否会感到意外？难道他的崇拜者们不更有资格成为他最严厉的判官吗？在1979年7月23日的日志里，伊利亚德再一次提到了泽西：“珀格赫克来看我……他也谈到了意大利针对我的运动，是由泽西发起的。他们的目的：把我从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名单中清除出去。”[19]

那些敢于诚实面对极权主义悲剧的人大多都是受害者，只有少数人是那些曾经犯下罪行的人。如果这些“有罪的”见证人能够揭露暴行，我们也许不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同时也能更好地展望未来。但是人们总是喜欢谈论他们无辜的痛苦，却不敢直面自己对这些苦难应该承担的责任。

菲利普·拉库-拉巴特、让-吕克·南希在他们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纳粹的迷宫》中这样写道：“在思想传统和滥用这些思想传统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个深渊。”[20]我们也许有理由质疑这个过于绝对的论断，尤其是要怀疑“深渊”这个词的合理性，但是下面这段发人深思的话却应该得到我们密切的关注。

纳粹主义的产生不是因为康德、费希特、荷尔德林，也不是因为尼采（他们都是被纳粹主义利用的思想家），甚至不是因为音乐家瓦格纳，这就像苏联的劳改系统并不是源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一样。我们也不能把恐怖主义简单化地归因于卢梭。同样，不论贝当主义多么平庸（臭名远扬确实是事实），我们不能以此为理由否定莫里斯·巴莱斯和保尔·克洛岱尔。唯一应该谴责的是那种有意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的思想，这些人躲藏在意识形态的背后并且从中获利：如纳粹主义登台后前十个月的海德格尔、德军占领期间的法国小说家塞利纳，还有很多别的人，那个时期的，或者是之后的（还有别处的）。[21]

“还有很多别的人……还有别处的。”确实，罗马尼亚的纳粹，虽然可能和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纳粹不同，但它们的根本特征还是相同的，正如威廉·赖希所说的，是“叛逆情绪和反动社会思想的混合物”[22]。

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好战思潮导致了铁卫团的产生（以及前后各种不同的变体），这些思想早在一战结束签订《凡尔赛条约》后出现的混乱状况中初见端倪了（那时人们还是满心欣喜）。那时，大罗马尼亚建立，把特兰西瓦尼亚、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等新省份添加进来，这不仅带来了大批占这些省份主要人口的罗马尼亚人，也带来了可观的少数民族人口（匈牙利人、犹太人、德国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口）。所以，是胜利把古老的罗马尼亚民族主义变成了充满暴力、狂热而且不幸一度非常成功的极端主义，而不是德国那种失败后的挫折感，也不是意大利那种灰心丧气的惰性。疯狂反对犹太人的罗马尼亚纳粹以“基督教”和“道德”的名义，利用脆弱的、具有煽动性的议会民主，希望从农民们那里获得选举的支持。这些农民们在罗马尼亚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完全被忽视，尝尽了失败的滋味。这场运动与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完全吻合：寻找身份（在那个混乱的时期，这对于罗马尼亚人来说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和制造神话（在罗马尼亚，指的就是把纯粹的理想、乌托邦式的同志关系等作为基督教的正统思想）。这些口号也为罗马尼亚人提供了寻找身份的机制。[23]今天我们把这些称为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基督教正统派的原教旨主义，因为它崇尚死亡和基督教的牺牲，疯狂排斥一切“外国人”，美化田园生活，拒绝民主、个性和现代的西方文明。

上述的这些思想在保守的罗马尼亚思想中已经可以找到。一些重要的罗马尼亚作家在他们的新闻报道和哲学著作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罗马尼亚文化的一些领军人物，如民族诗人米哈伊·艾米内斯库、哈什迭乌、尼库莱·约尔加、奥克塔维恩·高加以及最近的伊利亚德和诺怡卡，都被称为右翼极端主义运动的旗手。他们的政治性文字没有直接引导他们的读者进行种族屠杀，但他们某些文章中充满仇恨的语言已经表现出了令人难以容忍的暴力程度。

伊利亚德在1984年3月5—8日的日志中提到，“麦克·瑞克兹来了三天了……有两个晚上我们一起用餐，他一直问我问题。他对某些阶段还不完全了解：例如，关于我在1938年至1939年期间的‘纳粹罪名’（反犹太主义）。我努力向他解释那些年间的某些文章、对话和事件。”[24]瑞克兹是伊利亚德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他用厚厚的两大本书深入地记载了导师的生平资料。

虽然他不一定能够完全了解罗马尼亚拜占庭式政治氛围的意义以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民族主义，针对当前混合民族以及身份危机的问题，瑞克兹提供了大量经过审慎研究得出的材料，并且提供了一个公正客观的结论。他详细地列出了与伊利亚德毫无关系的铁卫团暴行或疯狂的镇压策略，最后，瑞克兹接受了一个从他研究的资料中揭示出来的事实：“铁卫团的很多思想与伊利亚德长期以来提倡的思想非常接近。”[25]“他最喜欢探讨的一个问题是罗马尼亚的使命，他发现铁卫团的纲领体现了这样的使命。”[26]“很多年以来伊利亚德只是把铁卫团看作一个右翼极端主义政治团体，但现在他对它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丧失了正确的判断力，忽视了铁卫团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缺陷。”[27]“伊利亚德认为铁卫团创造了‘新贵族’。”[28]“伊利亚德否认自己曾经写过那篇署着他名字的支持铁卫团的长篇大论……事实上，那篇匿名的文章里没有包含任何伊利亚德当时可能会不赞成的观点，和他近年来写的文章非常相近……毫无疑问，他确实希望并且相信铁卫团运动能够胜利。”[29]最后，瑞克兹总结了伊利亚德的观点：

“民主无法在人们心中燃起狂热民族主义的热情——使他们成为一个强大、稳健、乐观的民族，让他们心里充满神圣的使命感。作为一种舶来品，民主关心的问题不符合罗马尼亚的国情：如个人权利、少数民族的权利、政治意识的自由这些‘抽象的概念’，伊利亚德认为这些都不能解决罗马尼亚的根本问题。”[30]

瑞克兹还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伊利亚德在报刊文章里的一些重要片段：

“我们知道，有好几个暴君把落后愚昧的国家变成了强国：恺撒大帝、奥古斯都大帝和墨索里尼。”[31]“对我来说，墨索里尼是不是暴君无足轻重……我们不知道废除民主之后罗马尼亚会怎样。如果通过废除民主，罗马尼亚成为一个全副武装的强大国家，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命运，那么历史是会记住这一壮举的。”[32]“铁卫团成员是一种新生的人，他们发现了自己的意志，了解自己的命运。纪律和服从使他们拥有一种新的尊严，他们对自己、领袖和这个民族的神圣使命充满无穷的信心。”[33]“人们的心中充满了革命的冲动，他们等待行动的这一天已经等待了几千年。这就是人子降生的使命：教会我们进行永恒的斗争。”[34]

伊利亚德当时在罗马尼亚报刊发表的其他文章本也应该包括在内，例如下面这段：

为了有着千年历史并将生生不息的罗马尼亚，我们应该毫不留情地进行社会改革，每个外族肆扰的角落都应该重新成为我们的殖民地，所有的叛徒都应受到惩罚，我们民族的神话将传遍全国的每寸土地，我们的力量将延伸到国土之外。[35]

还有下面这段：

从那些几个世纪以来受尽匈牙利人（他们是继保加利亚人之后这些地球上最最愚蠢的人）折磨和侮辱的人身上，从那些英勇的特兰西瓦尼亚政治领导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主义的罗马尼亚，它像一只暴怒的雄师，目空一切，时刻武装着，充满了力量和仇恨，时刻等待着复仇的机会。[36]

还有一些文章中写到了弱小、腐败、幼稚的罗马尼亚民主犯下的“可怕罪行”（“多瑙河和比萨拉比亚地区斯拉夫人的入侵”、“犹太人遍布马拉暮莱斯和布科维纳的每个村落，并在比萨拉比亚的所有城市里占据了人口的绝对优势”[37]）。还有很多类似的文字，有的甚至更加荒唐令人生厌。这些文字今天在我们看来幼稚得可笑而且过于具有侵略性，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时人们希望通过简单化的、自相矛盾的“逻辑”寻找一种速效措施来解决长期未能解决的社会矛盾，这样没有理性的文字在那时显然是合法的。正如菲利普·拉库-拉巴特和让-吕克·南希在他们关于纳粹的文章中提到的，极端主义运动在危机时期经常使用这样的“逻辑”。在战争之前那些混乱而压抑的日子里，民主制度摇摇欲坠，这种极端主义的冲动不幸地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在许多知识分子身上。罗马尼亚有着肥沃的土壤可以让极端主义植根，在这里，脆弱的民主由于内部纷争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已经处于瘫痪状态。我们还必须记住一点，在这个民族饱受苦难的历史上，身份危机和对乌托邦理想的轻易认同也为新极端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罗马尼亚及国外的许多评论家一直强调伊利亚德文学作品中的人文主义价值：他文章中那种激动人心的神秘的模棱两可、他那神奇的幻想、他如谜般的现实生活、他文字里表现出来的自由洒脱和梦幻般的激情。

但这些并不能帮助他摆脱与法西斯主义的干系，反而使问题更加严重。文学必须首先达到一定审美标准，就像学术作品要达到学术标准一样。在最近一篇关于保罗·德·曼的文章里，丹尼斯·唐纳休这样写道：“如果因为德·曼战争期间的那些日志而连累了解构主义，那就太不公平了。”但话要说回来，日记、回忆录和自传不应该一直逃避良心的拷问，它们要经得起道德的检验，模棱两可的话语和狭隘的、传统的日常记录都会削弱这类文字的力量。罗马尼亚文学评论家鲁西安·瑞库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如果一本日志“出于过分的个人尊严或谦虚，或是作者试图在道义上使自己合法化，或为了其他任何非常可以理解的原因，隐藏了太多东西，那么它自然就失去了价值”。

伊利亚德的小说和他的报刊文章风格截然相反，这就像作为法西斯主义支持者的伊利亚德和晚年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伊利亚德之间截然不同一样。朋友们都记得，在他美国那个温馨的家里，伊利亚德对任何种族任何信仰的同事和熟人都表现出一视同仁的热情和友善。他对东方精神价值的忠诚以及他对西方越来越深刻的怀疑，似乎并没有妨碍他进行坦诚的对话或影响他营造一种和谐的学术氛围。没有人能感觉到，也许伊利亚德本人也在努力忘却另一个时代、另一个萦绕在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那是他生命中的耻辱。他日志里始终回避的那些问题也因此一直困扰着他的读者。

和他的那些伟大的前辈们相比，如艾米内斯库、哈什迭乌和约尔加，伊利亚德“得天独厚地”见证了二战期间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恐怖的右翼和左翼独裁统治的危险行径。伊利亚德的大半生都是在西方度过的，他知道，尽管民主制度存在很多缺点，但它绝对是唯一允许右派和左派进行对话的制度，甚至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

我们常常会充满同情地看待某个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矛盾，我们也希望在他的日记里找到这种矛盾，但不幸的是，我们找到的是令人吃惊的始终如一。他的“幸运的罪”不仅仅是他对艾奈斯库的崇拜。

我们很难理解伊利亚德的“幸运的罪”，更难理解的是他自传里的这段话：“我不知道历史将如何评判科德雷亚努。我只知道，在铁卫团运动令人瞩目的选举成功四个月后，它的首领被判十年苦役，五个月后他被处决——这些事情都使我更加相信，我们这一代没有政治前途。”[38]科德雷亚努是罗马尼亚法西斯运动中一个极富魅力的领袖，他强烈地反对犹太人和民主，他被控犯下了谋杀罪及推行政治恐怖主义。然而，二战爆发四十年之后，伊利亚德似乎还不知晓历史对科德雷亚努的审判，仍然沉迷于科德雷亚努的选举“成功”。伊利亚德没有提到这个“烈士”犯下的谋杀罪，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归于“那一代”，把自己的命运和“那一代”的政治命运密切相连。他对科德雷亚努的部下也是同样的态度，例如像伊翁·莫塔和瓦西里·马林这样在1937年1月和佛朗哥的部队作战时死去的“烈士”。当时伊利亚德对他们的死大书特书，并把他们作为自我牺牲的“典范”。[39]

随着年事渐高，伊利亚德慢慢适应了新的学术和政治环境，虽然我们很难说他从本质上改变了社会立场，但也许他不再激进地反对民主。西摩·凯恩在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伊利亚德的自传里，他从未摒弃过铁卫团运动的意识形态，他不把铁卫团的衰落和失败看作一件好事，反而视之为罗马尼亚的悲剧，是政治幼稚导致的必然结果。他更像那些苏联共产党的同情者，虽然在形式上划清了界限，但内心却从未否定过他们曾经倾注了整个青春热情的思想。[40]

伊利亚德可能就是属于这样的情况，他心目中解决罗马尼亚（也许不仅仅是那个地理情况和政治情况都非常复杂的地区）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措施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视角是传统的、保守的，和罗马尼亚的民族和文化价值紧密相连，他对民主和现代性充满了怀疑。

支持国家独立的“独立主义分子”和支持“欧洲经济共同体第一主义”的“联合派”之间的旧冲突最近再度萌芽，在这种情况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呼吁建立一个斯拉夫的俄罗斯国家。可悲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里，这样的争论在罗马尼亚是完全被操纵的。现在，在新的形势下，那些希望加入欧洲共同体的人和那些希望加强本民族特征的人之间重新展开了争论。

右派并不比左派聪明，他们既没有从自己的灾难中吸取教训，也没有吸取敌人的教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凯瑟琳·维达里曾提及，据康斯坦丁·诺怡卡[41]透露，远在美国的伊利亚德曾鼓励爱德加·帕普在罗马尼亚开展关于“罗马尼亚文化中心”的辩论。[42]帕普教授是另一个杰出罗马尼亚人的悲剧，他学养深厚，但不幸地和一个臭名昭著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组织搅和在一起。这场辩论的初衷是要强调罗马尼亚对世界文化所做的贡献，但却逐渐演变成一场丑陋的思想讨伐（我曾经在当时发表在罗马尼亚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过这一点[43]），这和斯大林时期要求苏联媒体不断发掘苏联文化超越西方文化的新证据非常接近。这场扭曲了罗马尼亚文化界的运动持续了十五年，最终导致了齐奥塞斯库政权对知识分子最险恶的操纵和恐吓。政治阴谋家们很快在伊利亚德的思想和他们的眼前利益之间架起了桥梁，考虑到伊利亚德过去的类似经历，他的这次似乎并不经意的举动也难逃罪责。

伊利亚德在他的第四卷《日志》及前几卷的《日志》里提到，他不但被控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罪名，而且还被指责“反犹太”。事实可以证明，尤其是在早期，伊利亚德和某些犹太知识分子关系甚密，而和铁卫团的罪恶行径却毫无瓜葛。但是，另一方面，在他的日志里，有很多地方表明他和铁卫团的思想完全一致。

伊利亚德日志里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表现为反匈牙利和反斯拉夫，而不是反犹太人——这根本不是他赞成的，而是他反对的。

只有作者才能揭开自己的谜底，才能解释为什么一个如此杰出的学者会这样强烈地排斥异族，特别是他这样一个青年时代就远涉重洋到印度求学、欣然接受文化多样性的人。

伊利亚德对自己那段奇怪而声名狼藉的历史始终保持沉默，除了表示遗憾，我们无能为力。但我们希望，他的朋友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发表的日志将填补某些空白。和我一样，任何一个读过塞巴斯蒂安日志的人都会知道，这本日志对了解一个大屠杀前的罗马尼亚和东欧至关重要。塞巴斯蒂安敏锐清醒但也令人忧伤的智慧照亮了人类那段充满仇恨和堕落的悲惨一幕。

在日常生活中，“极权”制度，都远比这些名称传达的东西更为复杂。在现实中，这些名称，有时甚至是这些名称依托的基础都更为复杂。诚实和良心要求那些坚持所谓战后“真正社会主义”的人们抛开简单化的偏见，因为这种偏见不但无助于了解事实的真相，反而会成为一种障碍。数百万前共产党员疯狂背诵反共口号的场面震撼人心，这让我们不得不三思。他们怎么会如此健忘？忘记了他们自己的罪，忘记了那些被压迫、被边缘化的人承受的痛苦，甚至忘记了他们当年在同谋时感受到的“快乐”时光？罪恶的快乐，快乐的罪恶？对于那些新老投机分子来说，要承认这种暧昧的快乐非常困难，这就像要那些纳粹分子——真正的、“坚定的”纳粹分子谈论他们快乐的青春，谈论曾经的那些游行示威、舞会、演讲和令人陶醉的爱情一样困难，这些是他们幸运的罪，他们只在自己灾难性的罪行被公之于众之后进行反思的时候才不得不承认，纳粹和反犹太是一些可怕字眼。

伊利亚德的最后一卷《日志》缺少这类作品应有的深刻反思。有的时候，这个缺陷是由于他渐高的年事造成的，他的语气变得像个君王而不是教授（例如那些长长的会议、宴会、观众名单以及那些为他举行的庆祝活动），有的时候甚至表现出一种可笑的自恋口气（例如，他炮制了一封芝加哥大学校长宣布让默塞·伊利亚德担任宗教历史教授的信），这些难免会让人觉得他有些幼稚。

对伊利亚德充满争议的生平进行诚实的、批判性的分析是出版他日志的充分理由，这对罗马尼亚文化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伊利亚德的作品在战后几十年里一度被禁，到了20世纪70年代又重新被挖掘出来。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因为一方面，齐奥塞斯库的“民族斯大林主义”政权努力想获得铁卫团曾经拥有的那种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这些共产党幸存下来的领导人对于他们过去敌人的政治倾向仍然耿耿于怀。我们且以高古·拉杜莱斯库为例。1937年，当得知左翼学生拉杜莱斯库被扣留在铁卫团总部并且被他们用湿绳子鞭打的时候，伊利亚德不仅对这种野蛮的惩罚表示满意，而且还说他要把拉杜莱斯库的眼睛抠出来。[44]在考虑伊利亚德的书是否能出版时，拉杜莱斯库正担任着国家副主席的重要职务。

不管怎么样，伊利亚德的文学作品开始被重新发行，他的一些学术作品也逐渐出版了。有趣的是，同时也是最能代表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模糊政策的一个事实是，在一个大张旗鼓宣传无神论的时代，尽管伊利亚德的政治背景存在非议，他的《宗教思想史》还是被发行给了少数一些享有“特权”的共产党官员。

伊利亚德开始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接见各种人，这里面不仅有罗马尼亚作家，还有罗马尼亚的“官员”，甚至还有政府的代表。[45]他在日志里提到这些会面的时候时常会使用一些符号，这在一个一直喜欢魔术和宗教仪式的人身上是很可理解的。例如，在写到把他的部分图书捐赠给罗马尼亚时，他提到了罗马尼亚大使默塞·马尼塔、罗马尼亚大使馆商务参赞格奥尔基·佛莱斯库、佛莱斯库的妻子，还有一个叫阿德里安的人。但另一方面，那个在罗马尼亚联合会（这是罗马尼亚政府与海外侨民保持“文化接触”的组织）的协助下，帮助伊利亚德的妹妹从他们父母的家里找回圣像的人在他的日志里只是用名字的首字母V.C.来表示。难道这是为了保护那个冒此“非法”之险的人吗？如果是，为什么要给出其名字的首字母呢？罗马尼亚读者很容易就能猜出这是弗吉尔·坎迪（Virgil Candea）的名字，他是罗马尼亚联合会里的“党代表”，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也是官方的“文化间谍”，在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里曾被逼完成过几次秘密的使命。

伊利亚德的政治背景在罗马尼亚是个禁区，但他的作品却受到广泛尊重，他独特的性格使他的名字逐渐出现在许多出版物上，并成为很多知识分子关注的对象。他的名字也被一些新民族主义者用在一些受到政府保护和鼓励的杂志上。

1982年，这是齐奥塞斯库左翼—右翼独裁统治最黑暗的一年，我在布加勒斯特的国家剧院观看了《依菲琴尼亚》。伊利亚德的这出戏于1941年（另一个法西斯猖獗的黑暗之年）首次上演，1951年再次由一个移居阿根廷的右翼罗马尼亚人用罗马尼亚语上演。[46]毫无疑问，就像1941年一样，剧场外的紧张局势和观众的情绪——恐惧、厌恶、疲倦和绝望，不幸地和剧情交织在一起，演出变成了一首歌颂为光辉“事业”而死的赞歌，一种快乐的、超越一切的牺牲。我想起了塞巴斯蒂安日志里有关1941年这场演出的一句话：“喊叫着的声音，情绪激昂的手势……”[47]

在罗马尼亚，经过了五十年左派和右派的独裁统治，有关伊利亚德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在齐奥塞斯库倒台前的最后几年里，在一篇流传到西方的文章里，罗马尼亚的持不同政见者丹·佩特里斯库写道：“西方开始了揭开默塞·伊利亚德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间与极端右翼关系之谜的运动。这至少会提高其书的畅销度，就像海德格尔的遭遇一样。”[48]

我们需要讨论的不是伊利亚德的作品是否畅销，也不是他在西方是否知名，他那长长的作品清单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关于他生平中的一些问题早就该在罗马尼亚进行讨论了，这对于罗马尼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即使是在后齐奥塞斯库时代，我们还是很难说是否存在一种足够客观的氛围让这样的讨论得以展开。

佩特里斯库接着写道：“如果某一天，人们开始讨论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和当今绝对算不上左倾的政权之间进行勾结的事实，我们就有希望了！”他说得没错，不仅齐奥塞斯库政权不是左倾的，那四百万根本不能被称为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也不是左倾的，在罗马尼亚，政治的风向标仍然向右倾斜。佩特里斯库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最后时刻写下了上面这些话。

现在这出戏上演了，而且更加光怪陆离。每个人都在叫喊着自己的清白、自己的痛苦。最响的声音来自那些过去为独裁统治效力的“知识分子”……民主进程中的问题让我们想到了这个国家复杂的历史，身份危机和对某种思想的轻易认同再一次共同延续了后极权统治的僵局。

多么糟糕的一出戏！在新机会主义的潮流里，揭露真相的运动带上了强烈的反共色彩。可笑的是，虽然有那么多的人曾经满腔热情地在其中扮演了角色并且从中获得了利益，现在却似乎没有一个人承认和那场悲剧有任何干系。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向民主过渡的过程中确实也出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现象。齐奥塞斯库倒台不到两个月，年轻勇敢的评论家丹·米哈伊列斯库在文学评论杂志《罗马尼亚文学》里发表了以下这段话：

几十年以来，人们总是带着各种偏见的眼光看待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间的罗马尼亚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坚决而谨慎地抛开这些偏见。在伊利亚德头上、在1927年的那整整一代人头上，笼罩着右翼铁卫团的乌云。现在是我们奋力和这些乌云斗争的时候了，我们不是要消灭这些乌云（从逻辑和实践上来说，这都是不可能的），而是要暂时把它拨开，这样我们就可以重见光明了。对于30年代，不论是对左派还是右派，我们都缺乏正确而全面的了解……

他建议人们对伊利亚德的作品和人品进行客观的研究，“不要受到任何偏见的影响”。他非常公正而清醒地补充说，“和他那一代的所有人一样，伊利亚德只能属于他那个时代。”[49]

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冷静地分析铁卫团时期和共产党时期了。如果今天的罗马尼亚可以公开地谈论米哈伊尔·索陀威奴、乔治·卡林内斯库、帝舵·阿吉兹和卡米尔·彼特雷斯库这些伟大的作家以及他们对共产党政权所做的妥协（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不容反对的独裁政权），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分析一下伊利亚德和其他作家、知识分子心甘情愿参加右翼运动（“幸运的罪”）产生的后果呢？这对于一个共产党已经不再形成威胁的罗马尼亚来说尤其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共产党从来就不是罗马尼亚真正的威胁。齐奥塞斯库的斯大林主义渐渐演变成了伪装的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根本不可能妥协，他们真正的动机不是思想上的，而是行动上的。

后极权主义时代出现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在华盛顿特区天主教大学执教的罗马尼亚文学评论家维吉尔·内莫阿努写的《远离艾米内斯库主义》。[50]他精当地分析了米哈伊·艾米内斯库思想在上个世纪对罗马尼亚思想和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他提出应该冷静、批判地看待“历史的破坏”、对西方民主和现代性的排斥以及体现在帕尔旺、高加、哈什迭乌、约尔加、瓦尔卡内斯库、伊利亚德和诺怡卡等人哲学中的民族主义的种族隔离思想。内莫阿努特别指出，在罗马尼亚，“哲学讨论会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这种极端化非常可怕，有时会成为民族主义的右派，有时会成为极权主义的左派，或者甚至成为轻浮贪婪的中间派。”内莫阿努接着写道，“罗马尼亚文化中的拜占庭和新柏拉图主义思想（它们都强调理想和行动之间的分离）”只能导致停滞不前，所以他呼吁“告别艾米内斯库”，“告别后艾米内斯库主义”，对于社会变革要采取一种现实的、客观的、理性的态度。

我们希望有益的呼吁会产生积极的回应。不论右派伪装成愤世嫉俗的保守主义或是爆发为残酷的民族主义运动，极权主义左派的倒台对于他们来说都应该是前车之鉴。

代表罗马尼亚的不仅仅是齐奥塞斯库或科德雷亚努，更不是铁卫团的绿衣恐怖主义分子或是穿着制服的安全局工作人员。罗马尼亚同样有着民主思想的传统，尽管这样的传统几十年来被右翼或左翼独裁者的统治削弱窒息了。在罗马尼亚，人们有着一种罗马尼亚式的幽默、罗马尼亚式的常理，还有一种和欧洲文化不可分割的深厚联系。当然，这里也存在着罗马尼亚式的矛盾和暧昧，但这并没有一直对它的命运造成危害。我们应该记住一个事实，在一个有着反犹太传统的国家里，二战期间仍然有很多犹太人生存了下来。

希望不可能依存于矛盾和暧昧中，而是存在于未来，一个坚定而明确地迈向文明社会的未来。

巴德学院

1990年9月

后记

在这篇文章写成之后，很多被公之于世的丑闻证明罗马尼亚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着非常深厚的根基。在罗马尼亚民族主义的报纸上，默塞·伊利亚德、艾奈斯库和其他右翼罗马尼亚思想家被视为典范。如果这还不够令人震惊，那么官方为希特勒的同盟安东内斯库恢复名誉则足以骇人听闻了。

和这些丑闻相对的是，一些民主报刊对右翼法西斯知识分子的罪行进行了严肃的讨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亚历山德鲁·乔治名为《白色布尔什维主义》的文章。）

在这个令人悲伤的转折点，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也许我们还是应该希望，甚至幻想，如果伊利亚德活着并知道这些事情，他会选择和天使站在一边，献身于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

于巴德学院

1991年7月

[1]要想准确地描述艾奈斯库，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艾奈斯库时期美国学者迈克·林司哥特·瑞克兹和目前在华盛顿特区天主教大学执教的罗马尼亚文学评论家维吉尔·内莫阿努对他的概括结合起来。“艾内斯库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主义的宣传家，但他的理论和活动使他被归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主义、反民主哲学和运动之流，即人们所通称的法西斯主义。”（迈克·林司哥特·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1907—1945》第一卷［波德：东欧季刊，1988］，第114页。）“艾奈斯库是一个二流的但非常活跃的苏格拉底式思想家，他倡导一种生机论的存在主义（这种非理性主义与从东正教里借用的概念非常吻合），宣扬口头魅力相对于书面哲学交流的优越性，积极从事政治新闻报道，最后成为罗马尼亚极右民族运动——铁卫团的狂热支持者。”（维吉尔·内莫阿努，“米哈伊·索拉和罗马尼亚哲学的传统”，《玄学评论》［美国天主教大学］，第42卷［1990年3月］，第596页。）在铁卫团犯下的众多罪行中，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他们1941年1月22日在布加勒斯特屠宰场对两百名犹太人的屠杀，其中包括儿童（那些“不可思议的”凶手唱着基督教圣歌），这样残忍的行为即使是在大屠杀的历史上也许也是独一无二的。安东内斯库，他们原先的同盟者，后来解散了铁卫团，但是在他的军事独裁下，反犹太人的谋杀并没有停止。例如1941年6月雅西的大屠杀，当时几千名犹太人被杀害，另外数千犹太人被关在“死亡列车”上窒息而死。1941年和1942年，罗马尼亚东北部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的犹太人被驱逐到乌克兰西部的灭绝集中营，这个地区当时被与希特勒德国结为同盟的罗马尼亚军队占领。

[2]科德雷亚努（1899—1938），反犹分子，极右鼓动家，铁卫团的创始人和领导者。1938年成为卡洛二世国王的阶下囚，“因企图逃跑”被处以绞刑并射杀。

[3]默塞·伊利亚德，《日志4：1979—1985》，迈克·林司哥特·瑞克兹译（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0）。

[4]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75页。

[5]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10页。

[6]温迪·多尼格，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后记，第149页。

[7]温迪·多尼格，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后记，第153页。

[8]在公众心目中，“罗马尼亚主义”是一个与极右政治哲学和纲领相关的名称。所有极右党派——库扎民族主义、铁卫团等都在他们的宣传中借助它的名义。在一般情况下，它意味着大国沙文主义、反犹太思想、限制少数民族的政策、反共产主义以及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狂热拥戴。伊利亚德相信，他在那些他崇拜的19世纪民族主义者，如克戈尔尼兹努、艾米内斯库和哈什迭乌等人作品中找到的那些文字最初表达了某种“超越政治的东西，但却被20世纪的政治党派贬低了价值”（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904页）。

[9]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104页。

[10]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104页。

[11]“已故的著名共产主义诗人M.R.帕拉奇维斯库（1911—1971）认为《恶棍》（伊利亚德的小说——注）是在‘希特勒主义的官方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影响下写成的。他发现小说弥漫着一种死亡的气息，这明显是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1033页）瑞克兹还引用了康斯坦丁诺维奇（第1034页）、安德列·塞布莱斯库（第694、894页）、帕拉奇维斯库（第895—897页）和亚历山大·萨黑（第694、1334页）。读者也应该记住帕特拉斯卡努在《三种独裁统治之下》中的观点（布加勒斯特，1970，第54页）。1971年，另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康斯坦丁内斯库称伊利亚德为铁卫团的“意识形态旗手”（《历史杂志》，布加勒斯特，1971年1月，第75页）。

[12]默塞·伊利亚德，《伊翁·莫塔和瓦西尔·马林》，布加勒斯特，1937年1月24日；默塞·伊利亚德，《关于一个誓言的评论》，布加勒斯特，1937年2月21日。

[13]默塞·伊利亚德，《萨拉查和葡萄牙革命》（布加勒斯特：1942年）。

[14]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897页。

[15]“铁卫团的试验和推广已经成为一个研究对象，并最终成为共产党获得灵感的合法源泉。铁卫团在30年代广泛使用的传统民族主义套语重返舞台……铁卫团的基本原则和共产党的基本原则完全相同：颂扬民族革命和极权国家、盲目服从最亲爱的“领袖”、诅咒民主制度、反对批评和自由的言论、镇压知识界的自由思想”（伊丽娜·乌兰塞，《陷阱》，联邦德国，戴尔特曾巴奇，1989年9月，第19页）。

[16]“两次战争间歇的那些年里，罗马尼亚的知识分子提倡思想自由，反对阴谋破坏，他们那种激进的反极权主义思想过去是、今天仍然是独裁统治的真正敌人和主要威胁，而极端右翼提倡阴谋破坏和盲目的集体服从，他们反对民主、反对个人，他们才是独裁统治最大的同盟。”（乌兰塞，《陷阱》，第23页）。

[17]默塞·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17页。

[18]默塞·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20页。

[19]默塞·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22页。

[20]菲利普·拉库-拉巴特、让-吕克·南希，《纳粹的迷宫》，收于《批评调查》（1990年冬），第293页。

[21]菲利普·拉库-拉巴尔特、让-吕克·南希，《纳粹的迷宫》，收于《批评调查》（1990年冬），第295页。

[22]威廉·赖希，《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纽约：法拉，施特劳斯和吉鲁克斯，1970），第14页。

[23]菲利普·拉库-拉巴特、让-吕克·南希，《纳粹的迷宫》，第296页。

[24]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79页。

[25]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920页。

[26]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924页。

[27]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925页。

[28]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926页。

[29]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929页。

[30]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900页。

[31]伊利亚德，《民主和罗马尼亚的问题》，布加勒斯特，1936年12月18日。

[32]伊利亚德，《民主和罗马尼亚的问题》，布加勒斯特，1936年12月18日。

[33]伊利亚德，《新铁卫团贵族》，布加勒斯特，1938年1月23日。

[34]伊利亚德，《几句大话》，布加勒斯特，1934年6月10日。

[35]伊利亚德，《民主和罗马尼亚的问题》。

[36]伊利亚德，《唱给特兰西瓦尼亚的赞歌》，1936年11月29日。

[37]伊利亚德，《盲目的舵手》，布加勒斯特，1937年9月19日。

[38]伊利亚德，《自传》，第二卷（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65页。

[39]伊利亚德，《自传》，第65页。瑞克兹告诉我们，在西班牙的马哈达恩达，人们每年都在这两个铁卫团典范人物的忌日举行纪念活动。1985年，在他们去世48年的忌日里，来自世界各地的50多个铁卫团成员和其他130人参加了纪念活动。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1399页。

[40]西摩·凯恩，《默塞·伊利亚德、铁卫团和罗马尼亚的反犹太主义》，《中流》，1989年11月。

[41]“《晨星》的评论家亚瑟·席维斯崔……成为一个狂热的罗马尼亚文化主义论者，用他的笔声讨那些移居巴黎和慕尼黑的‘叛徒’，对这些‘伪文化’的宣传者所代表的文化深表怀疑，从而使他们丧失了文化权威性，把他们作为‘文化恐怖主义者’和叛徒划为异类……但对另外某些移居国外的作家，他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认为他们的作品充满了罗马尼亚民族特征，‘任何人都会认为这是产生于我们当中的作品……’这些被刮目相看的作家中最瞩目的是世界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的默塞·伊利亚德，他不仅以他的聪明才智著称，而且也因为他与前共产党时期右翼组织的密切关系而广为人知，据伊利亚德的好朋友哲学家康斯坦丁·诺怡卡告诉我，他还鼓励帕普大胆推行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主义。反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主义者往往把席维斯崔当作罗马尼亚国家安全局的直接代言人，因为他的文章里透露了只有情报机构才可能接触的信息（自由欧洲电台广播塔的确切位置等），并且经常提到出版物中通常不会出现的移居海外的作家名字。”［黑体字用于强调——作者注。］（凯瑟琳·维达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族思想：齐奥塞斯库统治时期罗马尼亚的身份和文化政治》［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1991，第5章，第47页］）

[42]“1974年，罗马尼亚文化刊物《二十世纪》上发表了年过花甲的文学评论家爱德加·帕普的一篇文章……他的文章《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主义》认为，和原来普遍接受的观点相反，罗马尼亚的民族文学传统不是依靠对西方文学的模仿，而是具有高度原创性的。不仅如此，他还指出，罗马尼亚的文学创作常常领先于西方的发展（如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等），虽然这样的成就因为在国外鲜为人知而没有得到这样的认可。“最初讨论建立、传播和丰富文学价值的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主义变成了关于法西斯主义、爱国主义、背叛和反犹太主义的辩论。“齐奥塞斯库总统也参加了罗马尼亚文化中心论的讨论，他声称，早在苏联和匈牙利之前，他就已经萌发了建立合资企业的想法。”（维达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族思想》，关于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主义的章节）

[43]诺曼·马内阿，《紧急求助》，布加勒斯特，1980。

[44]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日志节选》，以色列，1972年1—3月；瑞克兹在其专题研究报告中引用的节选。

[45]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48、77、80、81、86页。

[46]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

[47]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日志节选》。

[48]丹·佩特里斯库、利维·坎吉奥坡，《你还能说什么？一个被占领国里的自由对话》，1990年2月，外交政策研究所，费城，第213页。

[49]丹·米哈伊列斯库，《“美国制造的”默塞·伊利亚德》，《罗马尼亚文学》，1990年2月15日。

[50]维吉尔·内莫阿努，《远离艾米内斯库主义》，1990年5月，第14—18页。

一个访谈的故事

1985年的某个夏日，我接到安全局一位官员的电话，他自称是内务部的负责人，希望能见见我。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暗示道，会面是为了“某个申请……”

他允许我选择会面地点，我建议就在我的住所，这是在我一个作家朋友的启发下做的决定。最近，他经历了一次类似的“会面”，他就提出了这样的请求。在我自己的房子里，我当然会比在“客人”可能提议的任何地方更为自信。我幼稚地认为，从一开始，我就赢得了一点小小的尊严。会面定在第二天早晨九点。

几个月以前，我申请了去法国和德国旅行的护照，我想他指的就是那份申请。我1979年的第一次西欧之行是在经过了无数次拒绝之后才获批准的，那时我四十三岁，那次西方之行充满了未知数，无望的归途让我不安，我很长一段时间都郁郁寡欢。我决定不再重复这样的经历，因为我知道在几个星期的喜悦之后，我会再一次陷入长长的冷漠和精神紧张状态。整整六年里，我没有再申请另一份护照。但到了1985年，那种令人窒息的感觉越来越难以忍受，我急切地想逃出我的囚笼，不管时间多么短暂。

打完那个让我不安的电话之后，我努力安慰自己：如果那个安全局官员确实是来讨论我的旅游申请的，那么明天早晨的会面就只是一个程序，只是形式而已。因为在我的再三询问下，作家协会的主席已经告诉我，我的护照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对安全局的恐惧有着特殊的原因，除了和每个生活在齐奥塞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集中营的人一样总是心存紧张情绪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职业和民族背景使我处于一种特殊的境况。十年前，我的一个朋友被迫成为告密者，他的唯一责任就是监督揭发我。我记得那个潮湿、烟雾弥漫的秋天夜晚，他从一个公共电话亭打电话给我，提议我们出去走走。从他的声音我根本猜不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刚刚和安全局的人见过面，他们没有费太多口舌，他们只是暗示说，他可能会失去那份收入一般的工作，无法赡养他那生病的父亲。于是，他签了“合同”，得到一个代号。在布加勒斯特的各种私人住所里，他每周要见他的联系人一到两次，汇报我的情况，回答问题，起草安全局所说的“情报记录”。

我无法忘却那种包围着我们两个人的焦虑和恐惧，还有我心中混杂的奇怪情绪，一方面他让我感到疏远；另一方面，他又让我有一种亲近感。

我们之间的见面越来越频繁，我对我们之间的信息交换几乎着迷。他告诉我他与联系人之间的会面，他向我描述他们见面时的破旧房子，审问者的外貌和反应，我不断地要求他对一些他已经回答的问题做出新的解释（因为这些问题会出现在多次谈话中）。我越来越希望见到他，希望了解他每次见面的细节，然而我越来越不愿意告诉他我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我变得越来越多疑，我对他总是很及时的汇报渐渐失去了信任，我开始认为，他向我隐瞒了某些东西，为了保护我——还有他自己。我的生活平淡无奇，根本不需要这么频繁的会面和严密的监督。我那普通不过的家庭、朋友、工作、海外关系、收入、健康、书籍甚至女人哪需要这么多时间去谈论？

在扮演了那个可怕角色两年后，我的朋友离开了罗马尼亚移居他国。他离开之后，我不知道是谁代替了他的位置，但毫无疑问的是，肯定有人代替了他，也许是一个我非常亲近的人……

见面前的那个晚上，混乱的记忆和疑虑使我久久不能入睡。他们知道多少？他们要问什么问题？在这样的时候，你会忍不住回忆和朋友的每一次谈话、那些已经淡忘的事情、那些可能被“他们”利用的书信、电话或秘密。

九点不到，我开始竖起耳朵听电梯的声音，但是没有一点动静。九点整，门铃响了。我打开门：一个棕色头发高高瘦瘦的年轻人站在面前，他穿着灰色西装和蓝色衬衫，打着领带。显然他是爬楼梯上来的。根据我原先想好的，我请他出示证件。他目光犀利地看了我一眼，对着我居高临下地笑了笑。他晃了晃他的证件，还没来得及让我看一眼上面的名字或照片，就又迅速地放回了口袋。

他已经在房间里了。他环视着书架、书桌，还有穿着汗衫和牛仔裤的满面倦容的主人。

“您有针线吗？”

我们对手戏的第一幕已经很不同寻常了：被审者严肃地要求审查者出示证件，但是还没等他扶正鼻翼上的眼镜，对方已经“唰”的一下把证件放好了，像变魔术一样。第二幕更有意思：我们活脱脱就是那出法国戏里的两个角色——又矮又胖的帕塔熊和又高又瘦的帕特。瞧瞧帕塔熊，穿着拖鞋，身体臃肿，是猎物；再看看帕特，幽雅的猎手——这是猎手队伍里的新生力量，数量稀少。一走进房间，他就看着那个面色苍白、有些古怪的老先生，非常和蔼地说：“您知道吗？您很像我父亲……”猎手巧妙地装作没有看见猎物的恐慌，他饶有兴趣地看着书架。我没有动。

“我刚才上楼的时候，裤子上的一个扣子掉了。”他把扣子给我看，又指了指扣眼，那里确实少了一粒扣子。是不是他为了能一个人在客厅里待一会儿故意把扣子扯下来的？他怎么知道客厅里没有针线，需要离开客厅去拿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想在客厅里安放一个窃听器来代替我那个已经离岗的朋友吗？我已经掉进了他们喜欢的那个陷阱——妄想症。如果他们真的想安装什么东西，他们随时都可以做。我是不是应该将计就计把闹剧演下去？翻筋斗或走钢丝？我用父亲般慈爱的笑容来回应他孩子气的微笑。我们都很有教养地笑着，两个人都表现出虚伪的热情。

我在卧室里慢慢地找着针线盒，最后，像剧本所写的那样，我把针线盒递给他，让他挑选毒针和魔线。年轻人小心翼翼地坐在椅子上，开始小心翼翼地缝扣子，而我，则在一旁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他。这出小戏在我们的合作下慢慢地展开了。

“您还生气吗？”他温和地问道。

这个突然的问题让我摸不着头脑，我没有回答，等着他缝好扣子，看看他能不能问得具体些。

“几年前的那次访谈，那次给您带来麻烦的访谈。您还生气吗？”

不，我得承认我没有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我得承认我前一个晚上想象的剧情里不包括这一幕。我本应该慎重地想一想怎么回答，但是我脱口而出：“是的，非常生气。”

我并没有准备严肃地回答他的问题。在他提到的那次访谈里，我说过，我们不应该严肃地对待官僚，那只会提高他们的身价，因为，“你反对他们，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承认了他们的权威。”但是，我忍不住地想做出反击，我没有忘记那件事，那些监视我、在舞台侧面导演这出戏的人显然也没有忘记。

四年前，1981年的夏天，就在最后一届作家会议召开之后不久，我接受了一个著名文学评论家的采访。在那次会议上，作家们对官方的文化政策及其他一切官方政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抗议。那些发言后来都没有公开发表，为了防止留下任何“证据”，代表们不能带录音机进入会议厅。整整三天，我们被关在一个陈设精美的大厅里，我们被允许畅所欲言，监察组记下那些最大胆者的名字，为国家安全局记录下所有一切：幼稚的口号、笑声和口哨声、激动、鲁莽还有我们孩子般的相聚带来的难忘快乐时光。

显然齐奥塞斯库在他的办公室里安装了一个扩音器，能够听到会议厅传来的发言。这是党的总书记第一次没有出席这样的会议。那天早晨，少先队员们站在大厅门口，准备为他欢呼并献上鲜花，结果仪式突然被取消了。

总统在最后时刻决定不参加作家会议的举措是明智的（很明显，国家安全局已经向他通报了与会代表的情绪）。在代读总统的长篇讲话时，总理德斯克列斯库惊恐地发现，那些傲慢的作家们纷纷离开大厅到走廊上抽烟或是到餐台上拿东西吃，那上面摆着一般人根本看不到的美味。“真的热狗！”我的一个朋友高兴地惊呼着。“真的热狗！它们吃上去就像真的热狗，一点都不像商店里买的那些假热狗那么难吃。热狗，热狗，难以想象，真是太棒了，现在这个时候！”我贪婪的朋友高兴得忘乎所以了，根本没有想到很快他不仅被剥夺了享用热狗的快乐，而且也将被剥夺自己的生命，他那曾经快乐或不快乐的生命。

作家们的愤怒情绪已经酝酿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但这只是造成那种会议气氛的一个原因（在我看来，这是那个时期东欧最激烈的反共示威），还有一个原因是与会代表的构成。这一次的代表是通过秘密投票选出的，结果那些民族主义派系的官方作家，那些受到当权者青睐的作家都未能出席。权威部门对此深感不满，紧接着出台了一系列报复手段：他们加强了审查制度，削减了资金，减少了刊物的发行量，使作家联合会处于瘫痪状态，禁止一切与外国人的接触，加紧了对“不听话”作家的迫害。

我的那次与文学评论家的谈话是在会议结束之后不久进行的，但谈话内容直到六个月后才刊登出来。（本文后面附有那次谈话的文字稿。）刊登那次谈话的是《家庭》，一本在远离首都的奥雷迪亚限量发行的优秀文学刊物。在地方上发表一篇相对正常的文章似乎要容易些，尤其是在特兰西瓦尼亚，由于与之相邻的匈牙利拥有较为宽松的新闻自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那里的审查制度。访谈内容以及访谈者的名字立刻引起了当权者的勃然大怒，他们发动了一场造谣中伤的运动，表面上是针对访谈的内容，但实际上却是要攻击访谈者。这种避开令人不快的观点把矛头对准表达观点的人的做法，实在是一种万无一失的辩论技巧。

那个官方民族主义派系的文学专栏作家写道，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作者的名字。”对于这个评论家来说，他这点虚伪的谦虚真够奇怪的，他在1969年至1973年期间（在被我称为“杀手队”的队伍形成之前）的很多文章中曾提到我的名字，并把我列为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虽然那时我只出版了两本书。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在那场造谣中伤运动的早期，官方诗人阿德里安·保恩内斯库利用我写的“一个新的马雅可夫斯基，一个新的亚历山德鲁·托马”大泄私愤，他写道：“一直到目前为止，诺曼·马内阿都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他的作品也一样。”多年之后，一个和布加勒斯特文学圈关系密切的作家告诉我，那个“宫廷诗人”至少对我的一部小说非常熟悉，他在里面对号入座地认出了一个让人非常讨厌的小角色，和他确实非常相像。

那场运动对我进行了多方面的抨击：“假开明”、“局外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不同的语言和信仰”、“反党”。他们匆匆捏造出这些自相矛盾的罪名，没有人能够阻止或者抗议这个国家的第一机构支持和资助这些残暴的笔伐。

我和国家安全局那位官员的谈话持续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话题始终没有改变。

“如果您还在生气，这说明他们达到了目的。”在这场猫鼠之战中，我年轻的对手一直穷追不舍，已经从扣子插曲进入了热烈的尾声。

“‘他们’是谁？”我问他。

“那些攻击你的人。”他非常符合逻辑地回答我。

我非常幼稚地又开始扮演父亲的角色，“我不是生他们的气。攻击我是他们的权利，甚至是他们的工作。我生气，是因为他们不允许我回应。我写信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但他们从来不理会我，而法律要求他们应该在六天内回复人民的来信。”

那个聪明的官员笑了，“那种打印信件？你会满足于一封打印信件？”显然他很了解国家安全局那一套。其实他也承认，即使是收到一封千篇一律的打印信件，人民也应该感到心满意足。

“我没有那么傻，我根本没有指望收到别的东西。我要的是公正，或者说是在等待他们的道歉。天知道，是的，我等的就是打印信件！‘你的编号为××的挂号信已于某月某日收悉，我们将对信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调查。’就这些，就这些！”我站起来，情绪很激动。我的客人再一次笑了。打印信件根本没有意义，一封具体有针对性的回复才能解决问题！……但是，这样的一封回复在哪里？被激怒的受害者咆哮着，然后崩溃在野兽的面前。可是，我的这些话都是肺腑之言，我的反应也都是情之所至。

悬念让房间的空气战栗起来，在长时间的紧张等待之后，那个官员重新戴上面具，非常庄严地说：“您得到了这个国家最高统帅的回复。我们的总统、党的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同志在最近的一次工会代表大会上强烈地谴责了民族主义。”

哦，是的，当然，最高统帅！

在他说完这番话之后，猫和老鼠都不敢笑也不敢开玩笑，我们都静默着、思索着，仿佛这是仪式的一部分。过了一会儿，老鼠才发出了微弱的声音，如果最高统帅……如果伟大的……那，为什么……为什么？

“那，为什么那些民族主义的、反知识分子的、反犹太和反西方的文章还在印行？”我问道，没有一丝笑容。

汤姆猫疲倦地叹了一口气，就像一个退休的警察。他仍然沉默着，等待着，等着小丑被压迫者的仁慈感动，感动的泪水冲坏他脸上的妆容。

那位官员来自少数民族部。这样的安排对我来说本是一种侮辱，但是想到上次文学部那个更加阴险狡诈的官员，我就不这样想了，上次那个人冷漠奸猾的样子到现在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显然，在我那次让国家安全局惊恐万分的访谈里，他们认为最严重的是我提到的独裁政党的沙文主义，那是第一次有人公开地抗议《理想》，一篇1980年发表在《星期》上的新法西斯社论。

迈出那一步实在不容易。在20世纪80年代极权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整个民族都陷于贫困、道德沦丧和恐怖之中，单单把民族主义作为批评的靶子似乎“欠妥”。最后，我决定不再沉默，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利用民族主义来转移人们注意力的做法证明灾难已经越来越逼近了。我本希望有别人能对那篇文章进行反击，而不是我这样一个有少数民族背景的人。

那位官员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回忆。我很容易地回想起了《理想》里那些语气强硬无耻的句子：“我们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我们做的事，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大多数，我们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主人，这个国家数百万忠实的儿子已经做出了历史性的选择——罗马尼亚特色的共产主义。”（把“大多数”和“自由”、“主人”这样的字眼放在一起显然是无意识的。）法西斯主义的宣言在这里得到了赤裸裸的表白：

我们，这个英勇时代的罗马尼亚作家和艺术家，热爱共产党，不仅是因为它给整个罗马尼亚社会的变革带来了新鲜的视野，不仅是因为它以惊人的速度带领人民迈向正义、迈向最理想的境界，还因为它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告诉人们，罗马尼亚这个国家只能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建设，这些人民千百年前就降生在这里，他们在艰难的岁月里从未停止过斗争。

党当然知道这些，知道得更多，但它很少表露，即使表露，也只是向那些忠实的仆人！文章接着写道：

党知道这一切，还有更多的……这些是选拔和提拔党员的前提。它知道，就像古老的编年史家所说的，最高荣誉应该属于那些有爱国行为的人，而不应属于那些贪婪的外来者，不属于那些穿着臭烘烘羊驼呢衣服的塔兰台拉舞教师，也不属于那些别有用心的骗子，这些人强按住内心的傲慢，用虚假的爱国主义愚弄人民。我们不需要懒惰的预言家，不需要犹大，罗马尼亚人英勇牺牲的传统不可能流淌在他们低劣腐败的血液里。

“预言家和犹大”、“塔兰台拉舞者”、“别有用心的骗子”、“腐败的血液”，在回答那次危险访谈中的问题时，我心里不断重复着这些字眼……长久以来，党已经把“外国人”从它的队伍中清除出去，已经把那些没有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千百年”的公民清除出去。使用“塔兰台拉舞教师”、“懒惰的预言家”和“犹大”这些字眼说明，对于他们来说，驱逐这些不受欢迎的人已经成为当务之急。那些黑名单最上方的人不仅不能得到“最高荣誉”，而且应该被驱逐出境。这样一来，领袖的两个伟大目标就可以实现了：“净化人口”和换取硬通货。那些肮脏的外国人必须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分隔开来，犹太人被卖给了以色列，德国人被卖给了联邦德国。

社论深刻理解了“党员选拔的政策”，也就是齐奥塞斯库政党的政策，在国家安全局的“文化器官”——《星期》的这篇社论之前，从来没有人如此明确大胆地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毋庸置疑，攻击这样的刊物就是亵渎，访谈中的其他言论与这相比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我抬起头，我的客人非常放松地微笑着。这是不是意味着谈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安全局的官员是不是要换成忏悔的语气？他是不是在计划这出戏的第二幕？哦，当然……他因为这个在他掌控中的社会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而痛苦。是的，是的，他也有他的烦恼。但是，那些在伟大领袖已经给出伟大答案之后仍然公开攻击我的人呢？他们啊，他们只是一伙挑拨是非的人，那个官员用的就是这个词：挑拨是非的人？中央委员会过去和现在的成员、罗马尼亚现在和未来的院士、头上顶着各种荣誉和头衔的人——挑拨是非的人？是的，一伙挑拨是非的人，我的那位能干的客人满脸痛苦地说着。我们总算有相同的观点了！

“我们都知道他们肮脏的交易，他们搜刮钱财。他们是一群恶棍、废物，一群无事生非的人，不要理睬他们。让我来告诉您，他们不代表党的路线。党和这些丑恶勾当之间毫无关系。”

但事实上，他们为党唱着赞歌，党也在为他们唱赞歌，他们的出版物是经过党审批的！《星期》是布加勒斯特市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的内部刊物，它不代表党？如果《星期》不代表党，如果党和它的卑鄙行径毫无关系，那么党为什么不把它的编辑们开除，让那些代表党的“真正”路线的人取而代之？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我，这个猫鼠大战里的老鼠，连党员都不是，甚至被指控反党，他们认为，我甚至连这个我生活了很多年的国家的语言都不懂！

国家安全局官员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情况比您想象的复杂得多。您不应该卷到这些事里，您是那种欧洲类型的……”

我瞪大了眼睛竖直了耳朵：他在讽刺我吗？听上去就好像汤姆猫想学它刚吞下的那只鸟啼叫。我突然想起了一位经常来罗马尼亚的苏联作家，他告诉我，每次他回到莫斯科，他都要向苏共中央委员会负责罗马尼亚事务的部门汇报党员知识分子的情况。当得知党员知识分子都是民族主义者时，听取汇报的职业政工松了一口气，“很好，这样一来，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民族主义者就永远不可能结成同盟。我担心他们也主张欧洲共同体，现在到处都是赞同欧洲共同体的人，我以为罗马尼亚也有这样的人。主张欧洲共同体的人是真正危险的人……”

“是的，您是一个出色的受人尊重的作家，是那种欧洲类型的人，是一个文明人。您不应该为那些蠢人烦恼。那些攻击您的人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真的很多麻烦。我不知道您看不看国外的报纸，这些不负责任的人给我们的国家造成很大伤害，他们破坏了罗马尼亚在国际上的声誉。”

他们确实这样做了，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做。那你们为什么还要付给他们薪水，还要继续多久？我差一点要问出这些问题，但我克制住了自己：打断这种微妙的忏悔未免有些鲁莽。紧接着又是长长的暧昧的沉默，最后他终于讲到了关键问题。

“您为什么不移民？”他小心翼翼地问。

“你是建议我移民吗？”我用一个问题回答了他的问题，这正是他们那些人的惯用伎俩。

“当然不是。”他很快地回答。他再一次告诉我，我是多么受人尊重，等等，等等。他站起来，非常高大。

在走廊上，帕特和帕塔熊像刚开始那样互相微笑着。

“您会很快拿到护照的。”那位官员总结性地说了一句，一面扣好夹克衫的扣子，检查一下它们是否都还在。

他是被派来安抚我的吗，好让我带着美好的印象离开这个我不愿抛弃的国家？“我知道，几个月前，作家协会的主席已经告诉我了。”我疲倦地插了一句，准备结束对话。

“你们协会的主席不能颁发签证，颁发签证的是我们。”他轻蔑而生硬地回答我，把手放在门把上准备开门。

国家安全局官员试图“安慰”我的幼稚举动丝毫没让我安心。我现在知道国家安全局对我的那次访谈耿耿于怀，我的档案已经堆得越来越高。但是直到1990年，我才知道官方对我在《家庭》上登出的那次访谈做出了什么反应。我的同犯，那次访谈发表时的《家庭》助理编辑拉杜·艾涅斯库，1990年春天在一本杂志上透露，当时，那次访谈已经被定性为“国家问题”。作为罗马尼亚文化界最出色的人物之一，他勇敢地刊登了那次访谈，并谨慎而不失尊严地承担了后果。

那个国家安全局官员对“挑拨是非者”虚伪的批判连孩子都糊弄不了。没错，正如他所说的，他对他们“肮脏的交易”了如指掌，但是国家安全局文化杀手队的问题并不只是物质上的好处或某些豁免权，他们的问题是那些真正的肮脏交易：抄袭、代人捉笔、纵容恶行、滥用职权……政府对这些问题听之任之绝不是偶然，很多事情到今天还是遮遮掩掩。

就在安全局官员来访前不久，命运之神——这是安全局无法控制的——揭开了一个罪恶的秘密。离布加勒斯特不远，在普洛耶什蒂的一个体育馆里，在摇滚音乐的伴奏下，人们朗诵着献给敬爱领袖的诗歌。这个被称为火焰俱乐部的活动是以官方诗人阿德里安·保恩内斯库编辑的杂志《火焰》命名的。在一次表演过程中，观众席的一部分突然倒塌了。数千个歇斯底里的少年惊慌地逃离他们的位置，他们的身后留下了在这些法西斯狂欢活动中象征爱国主义精神的东西：胸罩和短裤；伏特加、红酒、啤酒和香槟酒瓶；更多的短裤、胸罩和避孕套。这让组织者——诗人阿德里安·保恩内斯库大为尴尬，他一直在利用火焰俱乐部积累政治和经济资本。很显然，这个丑闻照亮了他对手的幸运之星，那就是年轻的爱国诗人科尔内留·瓦基姆·帝舵。

1990年，在独裁者死后，一封被公之于世的信揭开了国家安全局“文化”特务的真面目。这封信是在普洛耶什蒂事件之后保恩内斯库被解除《火焰》编辑一职那天写给齐奥塞斯库总统的，日期是1985年7月8日，星期一，和那个扣子掉了的官员拜访我是同一个星期。这封信值得我们好好拜读：

罗马尼亚人敬爱的领袖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

我写下这些话，再一次地打扰您，是因为和从前一样，我觉得我写下的是公道和正义。在几个星期的痛苦之后，他们把我叫去告诉我，我被解聘了。我不知所措地离开了党组织。

我不想反复唠叨发生在普洛耶什蒂的不幸事件来让您生气，但是我会永远感到遗憾，有人利用这个事件迫使一个“齐奥塞斯库主义”的忠诚卫士离开了战场。我甚至不会说自己是完全无辜的，没有犯任何错误，但是我可以承认并感到后悔的那些错误、罪过和他们指责我的内容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也不能成为让我离开《火焰》的理由。我只是想告诉您，如果这是您的决定，那么它就只能是一个英明的决定。我相信您的能力和公正。我知道，没有任何人能够停下已经开动的要剥夺我一切东西的机器。这封信的目的是要向您表达我深深的谢意，谢谢您给了我很少有人能够得到的参加各种文化活动的机会，我要用这封信为我的生命篇章画上句号，也许就是为我的生命画个句号。我热切地希望您能相信，所有我做过的好事都是因为我相信我的祖国，相信您，所有我可能做过的坏事都绝没有恶意。

现在我什么都不是了。现在任何人都可以践踏我的生命，践踏我曾经做的工作，践踏我的名字。我已经毁了。我知道有许多敌人都在等待这一刻。

我所剩下的只有我对人民和国家的热爱，对儿女和刚刚经受中风痛苦的可怜的父亲的责任……能够让我在这条漫长空旷的路上走下去的是我对您无限的信任，您是正义的守护神。我将永远热爱您为领导民族命运所做的一切，我将永远忠诚于您。我对您的情感将伴随我的一生。我担任总编的时候热爱您，但那并不是因为我是个人物，现在我什么也不是了，我仍然热爱您。如果您任何时候需要我，只要我还活着，还有力气从绝望和痛苦中爬出来，我都将用我最后的力量向您跪拜，只要这能够使您登上自由、尊严和生命的宝座。我将弯下我的身体将您高高举起，我随时准备作战，因为您是一个正义、无畏、伟大的人！

罗马尼亚万岁！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万岁！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万岁！罗马尼亚现代史上一个伟大的名字，一颗勇敢的灵魂，一部壮美的篇章！那些能够分辨是非、分辨勇敢的战士和伪装的叛徒的人万岁！

感谢您的一切，我唯一遗憾的是我不能再做更多的事，不能做得更好、更有效。

祝您万寿无疆！虽然我已经一文不值，但我还是要说，如果哪个混蛋威胁到您的生命，我随时准备好挡在您的胸前。只有在这些时刻，您才能看到一个人真正的品质。我宁愿作为一个勇士死去，也不愿作为懦夫活着。

尽管这封信的作者穷尽赞美和奉承之辞，但他并没有像他自己承诺的那样用自己的胸膛去保护独裁者。1989年12月，在布加勒斯特发生骚乱的时候，由于受到愤怒群众的袭击，这个诗人到美国大使馆寻求避难，据说随身带了满满一箱珠宝。之后，他消失了一段时间，现在又重新回到了罗马尼亚公众生活的中心。

我费此笔墨引用的这封信不仅象征着一个时代，同时也代表了一种职业，妄自菲薄的职业：人们自觉自愿地从事这样的职业（不像斯大林时代是被迫的），并且用不同的方式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进去。不论他们是否熟练，他们始终狡猾无耻地做着这件事情，而且总是有利可图。在这个荒唐的闹剧里，演员们用灵魂换取小小的奖赏。但这些不能见光的计谋总是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这些职业演员们富有创造性的领悟力和整个被压迫得麻木不仁的民族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是我在一篇短篇小说里所说的“厌恶综合征”）。

“杀手队”和“党员知识分子”并不相同，它是一支特殊的警卫队。它的成员无条件地效忠于领袖和他的安全局，而不是共产党。它和权贵阶层也不同，虽然它从心里鄙视权贵阶层，但有时还是会和它合作（和其他恐怖组织一样）。这个特殊的群体拥有党内各阶层不能拥有的“自由”，并经常享受特权。他们在很多场合戴着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具无法掩饰他们真正的面目，民族主义的恶魔常常不耐烦地从面具下露出狰狞的面目。

“杀手队”惯用的武器是揭发、造谣以及各种声东击西的策略。他们有各种打击目标，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虚构的，但是“外国人”、“自由主义者”、“世界主义者”或“欧洲类型”是他们最喜欢的打击目标。有时，如果那些穿制服的“导演”觉得合适，对某些官方组织进行攻击也是许可的：例如，作家协会被指责奉行“精英主义”、“工联主义”甚至“职业作风不当”，他们提出要建立一个党的作家协会。事实上已经存在的那类被称为“拥护共产党的爱国诗人和作家”证明这个后斯大林、后纳粹（也许甚至是后现代主义）的独裁统治错综复杂，充满了阴谋诡计。

“杀手队”在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下的文化领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官方发动的“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主义”运动，这个运动声称罗马尼亚的文化价值具有至高无上的优越性，反对把民族文化的价值放到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独裁政权把这场辩论作为威胁知识分子的武器。（在我的访谈中也提到了这场辩论。）

也许我应该着重介绍一下“杀手队”的四个成员，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齐奥塞斯库政权的缩影，而且不幸的是，也可以看到后齐奥塞斯库时期的情况：

●欧金·巴尔布——科学院院士，数届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星期》的“社会主义老板”；擅长写作短小有趣的散文（被控抄袭他人）；民族主义分子、传播丑闻的记者。我们称他为“老板”。

●阿德里安·保恩内斯库——一个不能说没有天赋的诗人，因过于多产而自贬身价，笔下不断涌出赞美、绝望、后悔和恐惧之辞；一个冲动具有煽动性的记者；《火焰》的总编（火焰俱乐部的主任）；忠于领袖并因此得到丰厚的俸禄。我们暂且给他一个代号叫“抒情泵”。

●科尔内留·瓦基姆·帝舵——爱国诗人、报社的雇佣枪手、“老板”的门生，和“抒情泵”竞争齐奥塞斯库王朝宫廷诗人的位置。因写作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色彩的文章而出名（包括他在《星期》上发表的未署名社论《理想》）。我们就用他的名字“科尔内留”来称呼他。

●伊尔·普尔卡路——一个痴迷于民族主义的黑手党式记者；他完美地执行过几次任务，用真实的脸孔做面具干掉了他的敌人。我们给他一个微妙的名字，叫“无名”。

他们可能显得可笑，但他们绝不是等闲之辈。过去几十年里，民族主义—斯大林主义独裁政权统治着罗马尼亚，而他们就是这个政权的轴心。他们在那次访谈之后的造谣中伤运动中也扮演了角色——有人也许会说，对于他们来说那只是一个小插曲。其实不然，这个小插曲让人们看到了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事件中他们是怎么运作的（这里没有逮捕、折磨或谋杀），揭露了这个政权以及效忠于这个政权的人的本质。妄自菲薄的职业对于维持独裁政权至关重要。不幸的是，这种危险的情况在独裁者死去之后仍然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一次小小的访谈其实反映了历史本身。

1981年夏天的那次访谈直到12月才发表。官方的第一反应是意料之中的，那是发表在“老板”的杂志《星期》上的一篇文章，当然这都是在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也就是说，在党的监督之下进行的。《星期》经常发表一些“特殊的文章”：国家安全局没收的私人日记、政府档案里的政治情报、对外国“敌人”和“帝国主义”电台（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美国之音、英国广播电台等）的猛烈攻击。

首先，政府的“专业作家”以《困惑》为题于1982年1月中旬发表了一篇语气严肃、内容精练的文章。

《家庭》发表诺曼·马内阿的访谈，其中一些言论还涉及我们的杂志，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我们要提醒《家庭》和诺曼·马内阿，关于诺曼·马内阿事隔这么久之后又提到的那篇文章，《星期》已经两次承认了文中的过激言辞。如果我们没有受到攻击，我们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访谈。那些在《家庭》上发表的文字，向我们的文化政策无端发难。这些文字还含沙射影地诽谤那些拥护共产党的爱国诗人和作家。《星期》要再一次郑重声明，我们致力于倡导拥护共产党的、体现爱国主义的文学，反对上述提到的那些令人遗憾的态度，他们完全无视我们当前的文化价值以及共产党鼓励艺术创作的政策。

“拥护共产党的爱国诗人和作家”和政府因为我提到那篇名为《理想》的文章而深感不安。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星期》虽然承认文中存在反犹太的“过激言辞”，但他们的陈腐措辞使他们听上去不像在承认错误，倒像是在强调他们的观点。

“杀手队”很快加入到攻击中来，1月，在《火焰》的第22期中，“无名”攻击了我的“自由主义姿态”，他说我低估了“那些与我职业相同，但信仰不同的人”。2月5日，还是这个“无名”暗示说我不懂罗马尼亚语，我有很多“外国人”的习惯和行为。同时，“抒情泵”在1月的第29期上写道：“即使你在小酒店里和这个诺曼·马内阿同桌共饮（这个人和他的作品我都不熟悉，但是这个人却在一次访谈中侮辱了我），你仍然可以和莎士比亚一起坐在文学殿堂里。”这句话让我大为不解。考虑到保恩内斯库的远大志向，提到莎士比亚还勉强可以理解。但是，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提到小酒店。几年之后，我才知道，他至少读过我的一本小说，而且对其中发生在小酒店里的一个场景感到非常恼火，因为他似乎认出了自己。不管保恩内斯库的这些“话”能不能让人看懂，他除了用声势压倒我，来回避我在访谈中提出的问题外，再无别的目的。（在文章末尾，保恩内斯库全部用小写字母来写我的名字，这种特殊的语法到1990年被大量使用，那时，独裁者在他自己的权贵阶层手上丧生，“勇敢者”开始用小写字母来写他的名字。）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星期》《火焰》或《北极星》一会儿叫我“斯大林主义分子”，一会儿叫我“自由主义者”，他们批评我的出身，批评我和自由欧洲广播电台保持“同步”，指控我梦想成为“罗马尼亚语言的特别公诉人”，甚至指责我只为“英吉利海峡对面的那些人”写作。这样的围攻对于其他被列在安全局黑名单上的作家和艺术家来说也不陌生。

“有没有其他作家试图保护您，或者对这件事做出反应？”那位猫特工带着狡猾的微笑问道，一边拉了拉他那条笔挺裤子的裤缝。

在那噩梦般的几个月里，我确实得到了朋友们的支持和关爱，在那之前他们关心着我，在那之后他们仍然关心着我。但是公开的支持？没有。我不是唯一受到“杀手队”公开指责的人（但是在对我的攻击中他们特别加上了民族主义的色彩），任何公开表示支持的努力都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个作家朋友从外省打电话给我，开玩笑地问我，但明显带着忧虑：“他们有没有砸坏你的窗子？”另一个也在外省的朋友让我写下有关那次访谈的文字寄给他来宣泄心中的愤怒。我尤其特别感动地记得，一个老一辈的优秀作家在布加勒斯特作家联合会的一次辩论中赞扬了我的《十月，八点钟》，这本书正是在我因为那次访谈而受到攻击的时候出版的。（1990年春天，我有幸在巴黎再一次见到了他，他曾经担任过几个月的罗马尼亚驻法国大使，但那些新的权贵阶层害怕他的独立意识，又把他召回了。我给了他一本刚刚出版的《十月，八点钟》的法译本，那时距离原著出版差不多已经十年了。）

我确实受到了保护……

在那次访谈的几个月后，也就是在1981年秋天，我的《十月，八点钟》得以出版，在那些有关这本书的书评里，我得到了间接的保护。（发表这些书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是作者的名字就足以让人紧张了。第一篇书评直到1982年2月才出现在罗马尼亚最重要的文学杂志《罗马尼亚文学》上。后来我知道，在那期刊物出版的前一天，那篇书评的作者和他的几个同事为了确保文章不在最后一分钟，甚至在排好版后被撤下，一直等在编辑办公室里。）几个很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对这篇书评大加赞赏，他们嘲笑那些针对我和那次访谈的攻击，他们还评论了我早期的作品，把这些作品放在当代罗马尼亚文学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于是，讨论的重心从伦理转向了审美，继而转向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在极权主义政权下很难回避的话题。

《星期》很快做出反应。年轻诗人科尔内留猛烈地抨击《十月，八点钟》，宣称这部作品毫无文学价值，里面“到处是呕吐物”，“情欲横流”，“过于关注丑恶的东西”，他说那些深感厌恶的读者难以忍受其中“低级的插科打诨”，已经发出了抗议。“谁需要这样的书？我们要给年青一代什么样的教育？如果我们摒弃了健康的罗马尼亚文化原则，谁还能成为公正的评判者？……”

在同一时间，从那些诽谤者的阵营里意外地传来了不和谐的声音。“抒情泵”不再产出令人恶心的垃圾，而是开始转换了方向。这有些意外，但并不完全出人意料。“抒情泵”比其他人更有天赋，更聪明，也更懂得操纵。他是要表现真诚还是为了和那位年轻诗人竞争统治家庭的恩宠别有用心？他们之间出现的裂痕对我来说当然是件好事。但是这种“保护”我的方式和攻击我的方式一样奇怪，他这篇题为《尊重新来者》的文章似乎暗示，有必要给予我文学公民的权利，也就是说，要接受我这个“外国人”并使我归化。

但是诗人的突然反叛只是他们内部短暂的策略性不和：

欧金·巴尔布主管的杂志对作家诺曼·马内阿的文学和道德声誉（一个必须存在而且确实存在的作家）进行污蔑中伤，我觉得有必要站出来反对他们的这种行为。写这篇批评文章的科尔内留·瓦基姆·帝舵这样做是不公正的，事实上他应该为他的很多失言承担责任（其中有些已经对整个文化界尤其是对欧金·巴尔布产生了非常严重的不良后果）。

科尔内留最严重的“失言”无疑就是他发表了《理想》。把这样的一篇文章叫作“失言”，而不是“恶行”是有特殊意义的，“抒情泵”为掩饰自己对“老板”和“杀手队”的敬意所采取的防范措施也是别有深意的：

我当然不是要把巴尔布和马内阿相提并论，但是我也不否认诺曼·马内阿应该被视为一位重要的作家，如果他现在还不是的话。

但是，这种防范措施在“抒情泵”的那些同志们那里没有发挥作用，他们很快在一份报纸上“揭开”了叛徒的面目，而这正是“抒情泵”极力想避免的：“如果不是因为在《家庭》上制造了那个新闻，根本没有人知道诺曼·马内阿，而有人却把欧金·巴尔布与之相提并论。”

但真正进行致命打击的是“抒情泵”的对手科尔内留。在一篇题为《判断力的价值》的文章中，他不仅批评《十月，八点钟》缺乏审美价值，政治立场危险，而且还批评了“抒情泵”的诗歌。这一次，科尔内留似乎对我在艺术性方面的缺陷比较宽容，但他不能不指出“小说在思想意识上存在的缺陷”，小说嘲笑“党在方针政策方面的主要思想”，“罗马尼亚社会主义的早期以及马克思主义某些久经考验的思想”被歪曲嘲讽，而且小说还怀疑“党对宗教的合理政策”，事实上，宗教信仰在罗马尼亚是完全自由的，理论上这样，实践中也是这样。

然而，科尔内留没有涉及那个最大的罪名，他也许是要把这个罪名留在我的档案上：在我的短篇小说《机器人传》里，有一个职业政工的生日是1月26日，他建议党应该把“好运”（即赢得彩票的机会）秘密地透露给“可敬的工人阶级”。即使是科尔内留这种身份特殊的人，也不敢在他的文章中揭露我对人民最亲爱的儿子表现出来的大不敬，他的生日也是1月26日，每年的这一天，人们穷尽虚伪和奉承之能事，整个国家都要行使这样的义务。

科尔内留举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他从我的小说中引用了一句话：“让我们一起去愚弄那个在世界上徘徊的被称为‘厌倦’的幽灵吧。”他非常正确地指出，“这是他对《共产党宣言》开首句的阐释：‘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里，那个幽灵是‘共产主义的幽灵’，而在诺曼·马内阿那里，共产主义变成了‘厌倦’。”

古板沉闷的独裁政权。在它表面的硬壳下，里面空空如也。当权者的话语策略就是通过不断滥用某些严肃的原则来获取利益。

在这样荒唐的世界里，人们怎么可能“反抗”？任何追求真实、重现真理的努力最终怎么能不成为操纵和伤害的牺牲品？

任何不愿撒谎和歪曲事实的人不仅要经受恐惧的痛苦，而且还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无用感。在和国家安全局官员进行谈话的时候，我尽量不把他当回事，但是不管是在谈话前还是谈话后，深深的忧虑感都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就像那次访谈发表之前和之后我的心中都充满恐惧一样。我知道，在一个荒唐的世界里，太多的“严肃”会显得很可笑。我希望那种侵袭着我的无用感完全不同于空虚感，我努力用讽刺表达着我的哀伤，用嘲讽表达我的恐惧。

在一个一切都如此荒唐的世界里，在一个残缺畸形的假面舞会上，那些固执地要讲出真相的人显得多么可笑又可怜！直面荒唐能消灭荒唐吗？那个无处不在无恶不作的魔鬼仍然在威胁着人们：即使他不直接杀死他的敌人，他也要把周围的一切都毁坏，让每个人都在这场闹剧中窒息而死。在这个肮脏的极权政权里，还有什么是可以幸免于难的？怎样才能幸免于难？那些挣扎着想要逃生的人不仅受到暴君和安全局势力的威胁，同时还要提防别人歪曲事实、造谣中伤以及讽刺挖苦，这些秘密武器同样可怕。暴君的面具审视着每个角落。在极权制度这个大马戏团的每面墙上，我们都能看到小丑的画像，他露出胜利者得意的笑容，嘲笑着那个拒绝和他保持一致的傻瓜奥古斯特。

门关上了。我等待着电梯的声音。那个安全局官员肯定是走下去了。我等待着。如果他回来怎么办？如果他的扣子又掉了怎么办？我知道线的质量不怎么样，可能禁不起他那么大踏步地下楼。如果他突然告诉我一些意想不到的话怎么办？如果他刚才忘了表明真正的目的怎么办？往往在猎物放松下来，以为已经轻松过关的时候，致命的打击就会从天而降。但是，他确实没有回来。

这是6月一个美丽的日子，我在城里四处溜达了好几个小时。也许我把那次愚蠢的会面想得过于复杂了？我无法忘记，有好几个月我每天买报纸，就是想看看到底还潜藏着什么新的危险。是我太夸大那些仇恨和肮脏的言辞了吗？

我不想待在当局用来孤立我的那个种族角落里。那个战争结束后从集中营回来的孩子想不惜一切代价地忘却记忆，想不惜一切代价地和别人一样地生活。四十年之后，难道我还要再当一次受害者吗？我不能容忍。我怀疑那些用自己的痛苦赚钱的人，我更讨厌那些造成这些痛苦的人。

瓦茨拉夫·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曾经写道：“有些时候，为了了解真相，我们必须沉到痛苦的最深处。”不论是在童年，还是在少年，或是成年以后，有很多次我都触摸到了痛苦的最深处。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精英人物”，我不需要为了厘清思想重新再经历那些痛苦。但是安全局来的那个人把新老问题都放到了我面前。也许在集中营里（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最后十几年里，罗马尼亚不就是一个大型的集中营吗？），所有人的境遇都非常糟糕，那些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囚徒不应该抱怨他们受到的侮辱，但是……卫兵会把某个人的眼镜打落在地，然后追得眼神不济的囚徒四处乱跑。他可能会摔倒，会不知所措，而残忍的人群会在一旁大笑。在普遍的大灾难面前，我们不能忽视个体的痛苦（即使是在集体悲剧里，痛苦不是个体的，又能是怎样的呢？）。在那些已经无法忍受的痛苦之外，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更加难以忍受？是的，那是在你察觉到还有更多无法忍受的痛苦的时候。我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这个地步？

1982年报纸上对我的造谣中伤、1985年安全局官员的拜访以及前前后后发生的一切都一再提醒我，我生活在一个畸形变态的社会里，一个方方面面都被不同程度污染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做到哈维尔所说的“生活在真理里”（虽然我一直在努力），也无法躲藏在他所说的“良心的隐蔽空间”里（在这里，我努力捍卫着自己的身份）。

为了理解在半个世纪里东欧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知道，在公开场合表达普通正常的思想是多么困难，我们还应该知道，真正能够这样做的时间少之又少。虽然已经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危险，人们还是不能简单直接地说出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而与之相对的是，官方的谎言无耻地占尽了人们的视线。所以，对于未来的读者来说，这种明目张胆的谎言是更容易辨认的。现在，炸弹里的火药已经潮湿，禁令已经解除，人们已经几乎忘记了那些密码。事实上，许多作家不可否认地为此感到悲伤，因为若干年前他们冒险写下的那些充满爆发力的文字突然失去了力量。

我为之骄傲的那些文字震撼了人们的眼睛，这些人中显然包括审查者，他们被气得目瞪口呆。但是，对于那些毫无经验的人来说，他们可能还是无法理解我那篇访谈里“充满爆发力”的文字。

战后“人们被历史证词和伟大文学良知的呼吁震撼了”，是指索尔仁尼琴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吗？为了让“公众人物真正成为公众理想的代言人，首先要有真正的公众舆论”，说的是伟大的领袖吗？用报纸上的话来说，独裁者是“公众理想”的“代表”——即使是在他开明的独裁统治下（齐奥塞斯库时期被“拥护共产党的爱国诗人和作家”称为“开明时代”），这个国家的情况也是越来越糟。还有“观点的正面交锋”、“准确而广泛的信息”或“保护隐私和选择权”是在讽刺那个唯一的政党和万能的安全局吗？或是讽刺那些禁止和外国人接触、禁止堕胎的规定，讽刺强行的妇科检查和无所不在的安全局官员吗？

还有那句“现在的报纸上有很多浮夸的颂扬文字”，即使是小孩子也能猜出那些颂扬文字是为谁写的。这个时期的罗马尼亚报纸刊登这样的文字，只能说明一点，和斯大林时期相比，勇气在今天被贬值了，那些歪曲事实滥用文字的行为越来越严重……

还有另外一种密码。即使是那些让马戏团中央委员会的文字专家们大为震惊的话也只有行内人才能明白：“一个还算年轻的诗人，曾经拿过赫德奖学金，写了一篇可怕的充满沙文主义情绪的社论，叫什么？哦，叫《理想》，这样的文字在罗马尼亚也是前所未有。我们不需要去深究它所产生的令人遗憾的后果，但是，这个急切想唤起人们对其他时代记忆的年轻人，竟然没有被解雇没有被降职，他还频繁地出现在电视机屏幕上，仍然跻身于新闻界的领导阶层。”这个年轻的诗人当然就是科尔内留，那个想在独裁者那里取代“抒情泵”的人。我们应该说清楚一点，他得到的赫德奖学金不是赫德先生给的，而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文化杂志”——《星期》的“老板同志”提供的。“对其他时代的记忆”指的是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间罗马尼亚右翼提出的法西斯口号，那篇沙文主义的社论《理想》为法西斯口号重新注入了力量，他们这样做得到了官方的鼓励。

不了解密码的读者可能也不明白下面这句话：“……一个被批评家激怒的作家连续几个月发表了一系列恶毒的文章来猛烈攻击那些批评家。这个作家是在意大利发表的这些文章，而不是在罗马尼亚……”读者也许应该了解一下约瑟夫·康斯坦丁·德勒根给“杀手队”的帮助，他是一个移居意大利的罗马尼亚人，在战后的那些年里积累了大量财富：他是齐奥塞斯库的同伙，是罗马尼亚“新右翼”的支持者。

我的访谈之所以会激怒那些审查者，是因为他们都深谙这些密码。密码的存在会不会让这些文字丧失力量？也许不会，至少是在那个时候，因为官方已经把那次访谈定性为“国家问题”。我还讽刺了那些“统一规格打造的显赫人物”，即那些官方作家。我还提到了“老板”所说的那些“得到警察许可”发表的政治主题的书。重新读着这些文字，我笑了。事实上，我还应该多加一些注解。我也许应该说明清楚，那些新一代的权贵阶层也开始写“文学”了。根据这个国家的拜占庭传统，他们可以写那些别人做梦也不敢想的“大不韪”的东西。他们的文字确实是得到了警察的许可，但其他作家只要稍微涉及这个全国性假面舞会的真相就会受到“老板”的怀疑。

各种各样的注解、各种各样的密码，还有各种各样的细节，充斥着书籍的每个角落。“那里一切风平浪静，一切都至关重要——这里风起云涌，但一切都微不足道。”这是菲利普·罗思写的，把东欧和西方进行比较。确实，有关那次访谈的故事比那次访谈要长得多，每一句话背后的故事都可能和整篇文章一样长。

真理在破碎的密码文字中幸存了下来，只因为那些仍然执拗地相信真理的人。有人问一个拉比，“既然您知道迷失的灵魂无法被改变，您为什么还要不停地布道？”他回答说：“为了我自己不被改变。”那些密码比整篇文章更重要，后台的活动比前台的表演更重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在地下秘密进行着。

我在《家庭》上发表的访谈掀起轩然大波，这更加恶化了我和当权者之间原本就远不算和谐的关系。

狼群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更多人的目光聚焦在我身上。任何有关那次访谈的文字都不许见报。那篇文字从《罗马尼亚访谈录》中被抽掉，编者做再大的努力也无济于事，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我1984年出版的《在边缘》那里。《在边缘》是一本散文集，开始的时候受到审查者的阻挠（他们说这本书的精神和那次访谈完全一致），但后来在一位勇敢的编辑朋友的坚持下终于得以出版。

那个被派来告诉我政府有的时候会和它的仆人（如“杀手队”）划清界限，政府欣赏“欧洲类型”的官员显然对那次访谈的前因后果了如指掌，而且他也可能非常了解作家协会最近的风波，一个评委差一点把一个奖颁给了《十月，八点钟》（那个评委后来大胆地再次把奖颁给《在边缘》，但欣赏我“欧洲类型”的官员撤销了这个奖）。那个非常动情地说我“像他的父亲”的官员在问我为什么不移民的时候，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对我来说，要想再出版新书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是，1985年在我终于拿到那本等待已久的护照后，我把《黑信封》留给了我的出版人，这本书对独裁制度的批判比其他任何书都更加犀利。两个月以后，我从国外回到绝望的罗马尼亚，为争取让这本新书得以出版所经历的困难超出了我最悲观的想象。如果没有我那些编辑朋友的支持，这本书永远也不可能出版，即使是在做了大量删减和改动之后也无法出版。这个国家的局势越来越危险，我个人的境况也到了难以忍受的边缘。1986年，我再一次申请以“旅游者”的身份去西方国家——这一次和我同行的还有我的妻子。在漫长的等待后，我们俩都拿到了护照。

这一次，安全局的官员没有来访。我准备好听到警告电话（从“少数民族部”还是“文学部”？）。在离开之前，我重读了我对那些攻击我的人的反击，他们攻击我是个“外国”罗马尼亚作家，不懂罗马尼亚语。当然，我的反击是间接的。我的文章发表在1982年3月15日的以色列杂志《文化马赛克》上。我还是利用了我的“少数民族”背景，否则我可能无法在别的地方发表这篇文章。这是一篇为乔尔乔·巴萨尼的短篇小说集《大墙内》写的书评：

就像贝娄是美国人，莫迪亚诺是法国人一样，巴萨尼当然应该是意大利人（在这里，我们努力克制着不去提及某些当代杰出的罗马尼亚作家的名字，他们不幸地由于语言上的隔离——而且不仅是语言方面的隔离——无法得到他们本应得到的国际声誉……）乔尔乔·巴萨尼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作家，这和所有其他伟大的作家一样，不论他叫萨巴、舒尔茨、布莱切、卡内蒂、契诃夫还是曼，或是今天或昨天的许多其他作家。他们属于他们的地方、他们的时代、他们的种族，但同时他们又属于任何地方、任何人，并且永远如此。

发表这篇文章的这本杂志发行量很小，但还是迅速有了反响，还是《星期》，还是那个已经越来越不年轻的诗人科尔内留。他提到这篇文章“刊登在布加勒斯特一本杂志的最近一期上”（他没有提杂志的名称），他写道：“那一串显然是随意列出的名字隐藏着我们可以理解的深意，但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布莱切或舒尔茨和契诃夫以及托马斯·曼这样‘属于全人类’的作家相提并论。”对一个根本无视萨巴和卡内蒂的人解释谁是布莱切（被法国人视为罗马尼亚的卡夫卡）或谁是布鲁诺·舒尔茨（波兰诗人）显然毫无意义。关于其他“那些让人怀疑诺曼·马内阿‘思想意识’的文字”，科尔内留问道，“那句‘而且不仅是语言方面的隔离’是什么意思？”他接着写道，“我们倒想知道他到底想说谁，他们怎么被隔离了以致不能成为世界级的作家？！至于语言上的隔离，我们也许应该提醒诺曼·马内阿，既然他连罗马尼亚语都不懂，他永远也别想通过一门外语成为世界级的作家。”很明显，科尔内留不仅反对文学评论家对我的作品所做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质疑我，作为一名“外国人”，是否属于这个国家和这种语言。即使这只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论调（或者说，也许就是因为这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论调？），这样的话仍然刺痛了我的心。在我之前的许多不同国家的作家，都曾经说过“一个作家的语言就是他的祖国”。一个诗人补充说，“即使这种语言是德语，而这个作家是犹太人。”这个诗人就是流亡中的保罗·策兰。

不出所料，在接下来的一期《星期》里，一篇题为《必要的意识形态》的文章更加明确地说明了科尔内留是怎样展望“创造新的人类”的。为了创造新的人类，“艺术家和文化界人士要贡献出他们最好的东西”。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要一一被剔除，首先就是那些从种族和文化上都不属于罗马尼亚的人（即使他们用罗马尼亚语写作）。“不论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都要经过自然选择。从道义上来说，你不能一方面汲取着这个民族文学的营养，另一方面又对它表示蔑视，或者你一方面得到如此仁慈的共产党政权的报酬，另一方面却对它百般责难，再或者，你一方面用罗马尼亚语写作，另一方面又嘲笑那些无名的民谣作者以及艾米内斯库、约尔加和高加。”他指的是那些伟大的罗马尼亚民谣作品，以及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罗马尼亚经典作品。没有人像他说的那样嘲笑神圣的“传统价值”，这只是一个为了“自然选择”而强加的罪名，是一种暗示，暗示那些可能亵渎神圣的人，那些由于他们的出身而注定要亵渎神圣的人，事实上已经亵渎神圣了。

当初那个少数民族部的官员问我为什么不移民时，他曾虚伪地称赞我是“欧洲类型”。难道早在1985年，安全局就已经读到还在达尼罗·基斯的脑袋里并且不是用罗马尼亚语写作的文字了吗？我指的是达尼罗·基斯198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个东欧作家逐渐发现他和当局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后果（边缘化和压迫感）都要归因于他潜在的“欧洲意识”，因为“认为自己属于中欧的这种意识本身就是一种不同政见”。我是在罗马尼亚境外看到这篇文字的，“像那些想要证明自己已经被同化的犹太人一样，这个作家发现误解源于他自己的沉默，源于他几乎没有意识到的对一个更为民主、更为全面的欧洲的向往——他正是因为这而受到了谴责。他觉醒的结果是流亡，或者监狱。”我在这样的描写里找到了自己，非常地贴切。觉醒是个缓慢的过程，冲突无法消除，最终是痛苦的离别。

我的过去和现在远比我这里描写的要复杂得多。我1986年离开了罗马尼亚，时间上的距离现在也变成了空间上的距离。我并不热爱旅游，五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被驱逐出了罗马尼亚，五十岁的时候最后一次离开了这个国家。在那些动荡的岁月里，我经历了这个世纪最重要的人生体验—大屠杀、极权统治和流亡。

1990年，我在一本德国杂志上看到一篇描写我离开罗马尼亚时情况的文章。文章的结尾写道：“他选择离开的时间已经太晚了。马内阿不愿同流合污也不愿被人忽视。当他最终心情沉重地决定离开时，他完全可能遭遇更加糟糕的命运：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安全局的地牢里。”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伊娃·贝林，她是著名的罗马尼亚文学专家，对战后罗马尼亚的情况非常熟悉。

消失在安全局的地牢里这种危险只是一种假设。1988年，我有机会在美国谈到了这个问题。一位教授在考虑是否给我资助时问我，如果我回到罗马尼亚情况会怎么样？会被监禁吗？会被杀吗？非常残忍的问题，但是他为了判断资助用得是否恰当有权这样问。当我回答说，我并不是人们理解的那种“持不同政见者”时，评审委员会大为吃惊。我不是共产党员，我的任何书或文章里没有任何向这个制度叩首称臣的文字，我极少使用“同志”这个词，就算用也都是为了讽刺。我也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是一个狂热的反共产党分子，我只是想以作家的身份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生活在真理中”。用哈维尔关于持不同政见者的话来说，我与当局的冲突并不是“出自任何有意的目的”，而是出于我“思想、行为、工作”的“内在逻辑”。但我不愿被贴上“持不同政见者”的标签，这个名称的定义已经越来越狭隘。作为一个“局外人”，我觉得达尼罗·基斯对欧洲人概念的描述最符合我的情况。

我给评审委员会的答案是：我不知道。如果我回到罗马尼亚，也许我会被逮捕，也许会受到审查，也许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也许我会在“事故中”被车子撞死，也许我会自杀。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也可能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事实是，我不知道。对于那个充满仇恨和诡计的社会，我不可能做任何预测。但是，1987年我在柏林遇到一个罗马尼亚来的朋友，他警告我无论如何都不要回去。

在过去的十年里，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矛盾性质推翻了以前斯大林时期的逻辑，虽然他们之间不乏共同点。齐奥塞斯库的独裁统治兼备了斯大林主义和纳粹的特征，但它在拜占庭的根基上奇怪地加上了一些“新的”东西（从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左翼或右翼独裁统治那里借用的）。这种两面派的统治任何时候都会出其不意地出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暧昧关系经常产生一些意外的积极效果。抛开一些主要的民族差别不谈，过去十年中在东欧的所有国家都可以找到这种所谓“真正社会主义”的特征。

我的那次访谈的发表和《十月，八点钟》的出版，以及其他“叛逆的奴隶”所出版的书都是很好的例子。如果不是因为当权者的模糊政策，要想出版和评论那些作品几乎不可能。我当然不是要低估当权者在意识到危险后可能做出的歇斯底里的反抗，在相对宽松的时期，政府似乎明白了，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不至于导致政权垮台，而会为社会的新陈代谢提供一个短暂的调节期（1981年，罗马尼亚的形势比假冒“自由主义”的那个时期更加糟糕，但和后来相比，情况显然是好多了），但是，一旦游戏规则被打破，官方会迅速做出反应，急匆匆地要挽回面子，表现出愚蠢可笑的恐慌。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这样可笑的斗争——一会儿被夸大，一会儿被缩小，一会儿看上去像是在哈哈镜里，一会儿又像在噩梦里，你的心里怎么可能没有迷失感？玛丽·麦卡西说过，“在压迫和恐惧产生的静寂中，连针落地的声音也听得见。”你怎么知道撞击马戏团棚顶的那声巨响不是针落地的声音？

在1982年或1992年，非罗马尼亚读者可能很难理解我的那次访谈里有什么颠覆性的东西，也许罗马尼亚读者也一样感到费解。这个体制在缓慢的侵蚀下渐渐地被削弱，直到有一天各种因素汇集在一起幸运地促成了它的垮台。痛苦可能还要持续很久，因为这个体制遗留下来的东西仍然存在。正如那次访谈中问到的一样，在这个体制下，人们的讽刺是不是“嘲弄者的顿悟”？

那个关于访谈的超长故事（就像在这个荒唐世界里有趣而无聊的生活一样）能为我们揭示什么？众人皆知的真理或谎言是否也能发人深省？上帝或者恶魔左右游戏的那些细节是否能揭示一点什么？例如，那篇访谈得以发表的细节。即使那次访谈只不过是“针落地的声音”，但它在官方层次产生的回音却不亚于炮弹的巨响。考虑到它产生的严重后果，人们应该首先严肃地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访谈会被发表？得到的答案很滑稽，活脱脱的一个“嘲弄者的顿悟”。那时，独裁者尝试进行新的卑鄙举措，通过把审查权力“移交给工人阶级”来加强审查制度。那篇访谈之所以得以发表，是因为某个来自“工人阶级”的人喜欢去朝鲜旅行：他就是那本杂志的总编。杂志社的总编往往都是由党指派的，他们对出版过程中的一切负责。只有当他们不在的时候，其他人才可能做决定。在我的这件事里，正是其他人抓住了机会冒了一次险。《星期》谴责说，只是因为负责人“外出到朝鲜或中国半年”，《家庭》“才发表了已经发表的东西”。从朝鲜回来之后，《家庭》的总编发表了这些自我批评的文字：

虽然你们所说的这些事发生在我出国期间，但这丝毫不能减轻事情的严重后果。我们的杂志发表了大量方向正确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文章，但不幸的是，正如你们注意到的，它也表现出了世界主义的倾向，无意中打击了我国文学的民族精神，并对它造成了伤害。

一直到1990年，也就是差不多十年后，我才明白这些话背后的真正意图。

独裁者是在1989年12月被杀的。从那时起，罗马尼亚一直在经历着混乱而艰难的转折和过渡。旧的体制绝大多数都保留了下来（“统治者的儿子们统治着我们的孩子”是一句流行语）；经济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老的安全局仍然在暗处活跃地行动着（改名为罗马尼亚情报局）并且被分散到国家机器的各个分支；除此以外，很多人一如既往，仍然生活在负疚、恐惧和仇恨之中。很多东西都没有改变，但是也有很多变化是有目共睹的。正如某个聪明的评论员所说的，我们至少可以希望改变一下“方向”。直到1989年，罗马尼亚都在逆潮流而行，变得越发闭塞压抑，而现在我们可以希望它顺流而行，走向民主，尽管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挫折，会走很多弯路甚至倒退。

报刊方面也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变。大约有一千种新杂志面世，不同类型，不同导向，不同质量。有些非常出色，足以和世界上任何一本优秀杂志相媲美，有些则比世界上最粗制滥造的杂志还要糟糕。现在，报刊上有了表现诚实、智慧和创造力的空间，同时，也有了比独裁统治时期更多的表现丑陋和谎言的空间。

一些报刊开始讨论右翼和左翼极权统治的恶果，揭露阴谋，展望民主的蓝图。但在另外一些报刊上，安全局和权贵阶层的势力卷土重来，恐外症、反西方主义和假情报成为它们的重要内容，他们利用新的“自由”继续玩弄邪恶的把戏。

和1981年那次访谈相关的几个人就是这些潮流中的代表。不论是在独裁统治最为险恶的80年代初，还是在开始向民主迈进的现在，我的“案件”也许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总体的局势。也只有在历史的大背景里，这个有关那次访谈的故事才能够发人深省，我的这些文字才不至于枉费工夫。

我前面已经说过，一直到1990年春天我才从布加勒斯特一本杂志中了解到，当初为了发表那篇访谈而做过不懈努力的那些人受到了严重冲击。拉杜·艾涅斯库现在说出了当初为了我不能说的话，当时他不仅受到了领导的公开指责，而且还被开除了公职：

利用“决策者”出国的时机，我发表了诺曼·马内阿的一篇访谈。在这篇访谈里，他第一次公开地抗议首都一家周刊支持沙文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这家周刊和动力俱乐部，哦，对不起，是三色联盟直接相关。我不需要提醒你们后来发生在文化部的事情，在那里，也就是今天《民主》杂志专栏作家的办公室里，那次访谈被定性为“国家问题”。

这对于重读那篇访谈以及了解当前的情况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不需要解释在这个荒唐的世界里，什么样的事情会成为“国家问题”，我们也不必吃惊会有怎样可笑的后果。向官方民族主义的第一次公开抗议被安全局（艾涅斯库讽刺地称为“动力俱乐部”，这是安全局运动俱乐部的原名，1990年更名为“三色联盟”）视为反政府行为。为了毁坏抗议者的名声，他们可以无所不为：这是荒唐世界里最恰当的惩罚方式，因为含沙射影、侮辱谩骂这些手段在一个闹剧般的世界里法力无边。但那些显然和现在还有关系。掌管意识形态的中央委员会前任书记在1981年那篇访谈发表的时候几乎歇斯底里，而到了1990年，他却成了《民主》杂志的专栏作家。在独裁统治垮台之后（但它的支持者们并没有垮台），两个当年最擅长妄自菲薄的能人：“无名”和这个前任书记依据“自由的”新闻法创办了一份新报纸，当然，他们取了一个合适的名字叫《民主》。这不是后齐奥塞斯库时代罗马尼亚唯一奇怪的变化。本文中一直提到的《星期》更名为《伟大的罗马尼亚》，仍然由“老板”和科尔内留负责。这个杂志还设立了一个同名的基金会，甚至还设立了一个反罗马尼亚活动调查委员会。过去他们有党提供资金，现在他们也不缺少资金。和很多过去得到独裁者恩宠的人一样，“老板”一点不穷。总是寻求娱乐的大众使得他印刷的那些毁人名誉的文字不缺少读者。编辑们声称他们不需要国外的资金援助，他们讲的完全可能是实话。不管怎么样，承认现在的资金来源和过去一样从策略上来说是不明智的，这个来源就是在意大利的极端右翼罗马尼亚人约瑟夫·康斯坦丁·德勒根（1990年11月30日他被米兰的一个法庭判决为“法西斯分子、铁卫团成员、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帮凶”）。德勒根先生，一个前法西斯分子，《星期》的支持者，现在却成了现任总统扬·伊利埃斯库的座上宾，他在罗马尼亚的触角不仅伸向《伟大的罗马尼亚》，而且还伸向了罗马尼亚新闻媒体的其他各个渠道。

《伟大的罗马尼亚》不再属于布加勒斯特的党组织，它称自己是一份“完全独立的周刊”。旗帜上的标语不再是“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而是同样具有号召力的“我们将重现我们的过去，而且更多”，这个新的口号比旧口号更符合《伟大的罗马尼亚》的纲要，安全局势力的卷土重来、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恶意中伤、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对独裁统治的怀念以及发动反西方的运动，这些都是这本杂志关心的主要话题。从《星期》到《伟大的罗马尼亚》的转化过程中根本没有碰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困难。1989年11月，在齐奥塞斯库被杀后不久，《星期》就开始宣扬，说导致罗马尼亚政变的提密索拉示威行动是一群无事生非者在外国势力（特别是匈牙利）的煽动下组织的。独裁者死后不久，《伟大的罗马尼亚》也开始使用这样的论调。

这本杂志还有一些奇怪的事。它声称，西方一次次背叛了罗马尼亚（“一个被所有人觊觎的国家，处于国际阴谋的中心”），它在雅尔塔被出卖了，1989年它的“伟大爱国者”在雅尔塔被两个超级大国在一个秘密协定中出卖了。那个“伟大爱国者”指的不是别人，当然是指……独裁者。他们这样描述齐奥塞斯库（在1990年！）：“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正是他，作为罗马尼亚人民当之无愧的代表，以他的忠诚、勤劳和智慧为我们的历史增添了巨大的价值和意义。”他们赞扬罗马尼亚人民“不怕牺牲，准备好为他们的领袖建造一座比法国卢浮宫大四倍的宫殿”。这指的是罗马尼亚的“乌布王”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里想要建造的那个宫殿，作为这个因他而处于恐怖和饥饿中的国家“感激”他的标志。在《伟大的罗马尼亚》的编辑们看来，齐奥塞斯库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西方让我们挨了十年的饿。”他们还有一些令人震惊的高论，同样独一无二：“齐奥塞斯库有一个很大的功劳，他让我们国家不受外债的困扰”，还有“他确实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东西，不管是重建的城市，还是地铁，或是全民教育”。安全局官员被视为“真正的爱国者”，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当前政权的知识分子都是“犹太人复国主义者和右翼运动分子”（“恐怖的联盟”），他们都是“一些总是在密谋计划颠覆的人，如果你仔细审查他们的背景，你会吃惊地发现他们都有法西斯背景，或者他们有亲属在耶路撒冷。是他们在扼杀这个国家”。匈牙利人在他们口中是“在历史上进行大屠杀的残酷民族”。不知疲倦的科尔内留写了长篇系列文章《当心这些匈牙利人》，在这些文章里，他写道，齐奥塞斯库的倒台是苏联人和美国人共同策划由匈牙利人出面实施的（安全局是唯一奋力与这一阴谋进行斗争的组织），为了吞并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准备向罗马尼亚开战。

但是，毕竟罗马尼亚不再是独裁者及其家族的私有财产，因《伟大的罗马尼亚》而重获新生的“杀手队”只能对人民进行有限的压迫。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伟大的罗马尼亚》不止一次地受到民主杂志和那些再也不惧怕审查制度的人们的批评。

现在，人们可以凭借公众的力量来揭露“杀手队”的丑恶行径了。例如，1990年秋天，作家联合会决定把“老板”从联合会中清除出去，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能够为任何希望了解齐奥塞斯库时代以及当前转折期的人提供一个有益的指南：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欧金·巴尔布把他曾经担任总编的《星期》改造成为齐奥塞斯库的安全局服务的机构，污蔑诽谤罗马尼亚杰出作家和文化人士的作品和人格。欧金·巴尔布犯有抄袭罪，1979年，作家联合会的领导人会议已经将此事实公之于众，但尼古拉·齐奥塞斯库阻止公开这个抄袭者的档案。目前，欧金·巴尔布是《伟大的罗马尼亚》的总编，这本杂志本质上是一本法西斯的杂志，通过这本杂志，他肆无忌惮地坚持《星期》的一贯风格和思想，他的这种做法败坏了这个国家的道德和政治气候。

在这个新时代的初始阶段，“抒情泵”又让大家听到了他的声音，这一次是为欧金·巴尔布辩护。在他的赞助人死后，这个官方游吟诗人的生活就一直动荡不定。1989年他奇迹般地逃跑之后，为了有一天能够重现江湖，他开始进行思考和计划。终于有一天，他一派清白地重新出现了，下定决心要夺回过去的一切，甚至更多。因为有足够的资金，他创立了自己的出版社（哈！民主的好处！）并出版了大量自己的诗作，他要证明在独裁统治下，他的右手在写一种东西，而他的左手在写另一种东西。他参与编辑一些广为发行的杂志，同时还有他自己的一本杂志《还有爱》。现在，这个热情奔放的诗人为“老板”的蒙羞大声疾呼：就是这个“老板”，和他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爱恨交加的关系，有时会拥抱他，有时会唾弃他，有时会同时做这两件事。

人们仍然很难把现在和过去区分开来，虽然人们努力要分清它们。过去和现在之间不可能很快协调起来。看到那些和访谈相关的人重新出现在舞台上既富讽刺意味又发人深省——这不是一个悲壮或非凡的事件，因此更富讽刺意味，更发人深省。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故事，牵涉的人和事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令人费解的谜，而不值得留存在历史的记忆里。

当这个故事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关心一下那个由于特殊使命和职业的缘故无法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官员：他现在在哪儿？现在用的是什么名字？他在三色联盟俱乐部工作吗，还是转到了别的什么新部门，民主部或自由市场部？或者他还在“少数民族部”这样一个永远重要的部门工作？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问题，因为安全局的踪迹在这个国家仍然无处不在。我不知道他怎么看待1990年秋天发表的那两篇短文，这两篇文章都非常微妙地和1985年我们会面时他提到的访谈相关。

1990年9月7日，《伟大的罗马尼亚》公开庆祝“《理想》发表十周年”。1980年那篇社论发表的时候没有署名，现在他们公开了作者的名字——科尔内留，一个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名字。通过这样的做法，由于“民主”而得到自由的作者终于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甚至被作为坚守信念的勇士。这篇纪念文章解释说，“《理想》当时在主要的政治论坛以及国外掀起了轩然大波”，“反犹太情绪也被这些罗马尼亚的敌人煽动起来，这些人想方设法在根本不存在法西斯分子的情况下捏造出一些法西斯分子。”

这种歪曲事实和蓄意操纵的做法至今仍然存在。这些迫害者说自己是受到“重要政治论坛”、“海外人士”或“罗马尼亚的敌人”迫害的受害者，难道我们还会认为他们很幽默吗？我也许应该重读一下《理想》的片段：

……就像古老的编年史家所说的，最高荣誉应该属于那些有爱国行为的人，而不应属于那些贪婪的外来者，不属于那些穿着臭烘烘羊驼呢衣服的塔兰台拉舞教师，也不属于那些别有用心的骗子，这些人强按住内心的傲慢，用虚假的爱国主义愚弄人民。我们不需要懒惰的预言家，不需要犹大，罗马尼亚人英勇牺牲的传统不可能流淌在他们低劣腐败的血液里。

这段话不可抵挡的魔力足以证明我有必要费此笔墨来引用，我希望那位“猫长官”也会这样认为。如果我们1985年讨论这段话，我很难想象他会说什么；《伟大的罗马尼亚》在庆祝了《理想》发表十周年后宣布以后每年9月将庆祝它的发表，我也不知道他对这个重要的通告有何感想。通告还解释了为什么把《理想》的发表时间和庆祝它发表的时间都安排在这个可爱的秋天，因为“对于罗马尼亚人”来说，9月13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我们纪念一个名叫科尔内留的人”的日子。这个科尔内留不是《理想》的作者，虽然他已经成为当今的典范，而是他显赫的前辈：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间罗马尼亚法西斯运动的头目——科尔内留·科德雷亚努，他出生在1899年9月13日。

“猫长官”对这种不是巧合的巧合不会感兴趣，他也不会因为1990年12月30日阿德里安·艾奈斯库上校发表的那篇文章感到不安（《杨·伊利埃斯库的私人安全局》），从那篇文章中，我们知道“《伟大的罗马尼亚》是为罗马尼亚情报部门设立的机构”。罗马尼亚情报部门只是以前安全局的新名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伟大的罗马尼亚》的工作人员能像艾奈斯库所说的那样，可以“像情报部门的其他任何雇员一样随意进入情报大楼”。

1991年，在那篇访谈发表十周年之际，在我现在居住的美国树林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朋友的话：“你去看马戏团表演，如果你付的钱比别人更多，你应该感到很荣幸。”

巴德学院

1991年1月

诺曼·马内阿：“作家——他的同胞可以信任的良知”[1]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诺曼·马内阿，请允许我先引用一句查尔斯·狄更斯的话：“一个人如果不能代表公共舆论，那么他就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公众人物。”我想请问您，作家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他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是个公众人物？这中间是否存在利益冲突？

诺曼·马内阿：成为作家，把自己的名字印在书的封面上就意味着要与人民站在一起，但是，在文学里，被转换成文字的往往是个人的痛苦和希望。这种存在于艺术家作品之中明显矛盾的双重条件，其实就界定了艺术家不同寻常的特征。“如果一个艺术家是深刻的，他就一定会表白自己，表明他对这个世界以及人类生存条件的看法。”说这话的是埃内斯托·萨巴托，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作家。虽然作家除了通过作品表现自己之外，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但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永远是一个超敏感的传感器，一个灵敏的警告信号。所以，很多时候，即使是最孤独的作家也不得不克服心中的疑虑去冒文字的风险，左拉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家……仅仅在战后这些年，我们就看到人们被历史证词和伟大文学良知的呼吁震撼了。我们不应该像某些人一样认为罗马尼亚作家“富有才华”却“摇摆不定”而且“华而不实”。最后一届作家会议也证明，通过关注祖国的进步和文化，文学价值和公民的良心可以在作家身上同时存在。

事实上，狄更斯的话可以成为政治家们的指南。如果一个公众人物想要真正成为公众理想的代言人，首先应该有真正的公众舆论。真正的公众舆论不可能来自对个性的否定，而是来自对个性的尊重。为了让公众舆论成为可能，我们需要准确而广泛的信息，鼓励观点正面交锋，保护隐私和选择权，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当然是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

任何希望不辱使命的作家都应该跨越个体表达和公众需要之间的鸿沟，如果这条鸿沟确实存在的话。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虽然我意识到，神话这个概念的性质非常不确定（有人说它至少有五百种定义），我仍然希望问您，政治生活能否被看作一种神话？请告诉我您支持或反对这个观点的理由。鲁奇安·布拉卡[2]曾经告诉我，正如有些人写作纯粹的诗歌，列宁实践的是纯粹的政治……

诺曼·马内阿：从艺术角度来说，有些人在将政治生活神秘化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同寻常的成绩。就我自己而言，我更喜欢非神秘化，我希望一切能够回到真实的、世俗的、人性的层面，能够热情地同时能更加清晰冷静地审视这个领域的生活。我不赞成忽视诗歌和政治之间的巨大差异，让它们融合在一起。但是至于纯粹……我在水质监测部门工作了很多年。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对某些人来说，它具有象征意义，但对所有人来说它都具有实实在在的重要性）。水如果污染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死亡的催化剂，而不是带来生命。另一方面，人工消毒的水也不能满足人类正常的日常需要：那种没有任何味道的味道让人恶心，营养元素也全部消失殆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包括头脑清醒、理智的政治家们，更愿意选择有生命力的、“有人性的”饮用水作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政治因素是怎样介入您的作家身份的？对于您的创作来说，政治因素的介入是一种障碍还是一种促进？

诺曼·马内阿：文学当然也可以从政治角度来解释，但这是狭隘的、片面的，所以并非一直正确的。如果某部文学作品有明确的政治主题，但只要它是文学，它也应该符合一定的艺术标准。在罗马尼亚，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注意到某些政治主题的书被迅速“制度化”，某些作家试图逃避严格的文学标准……这些作品只能僵死在文学殿堂之外某个森严的等级制度里，它们可以避开评论家的专业评论，但也因此渐渐远离了生动的文学世界。某些作家依附于一些统一规格打造的显赫人物，使自己与其他同行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这对于文学，尤其是那些专注于政治主题的作家，都是有害的，因为人们对这些作品的怀疑会加深，这些作家会遭受更多的挫败感。在名为《圆形剧场》的期刊所做的一个调查中，一位作者针对一些畅销的政治小说指出：“最近出版的书籍暴露出一种不完全的勇气，他们得到了警察的许可。”这样的表述可真有意思，不仅仅因为别人以前没有这样写过，而是因为写这话的人自己就是靠写作时事主题的小说得到了很多好处。那些无法确认这种话是否可信的读者，开始对文学作品的出版产生越来越多的怀疑。我认为，政治文学不应该拥有更多的权利，它应该有更多的责任。政治文学既要关注现实生活，又要努力达到一定审美标准，这样才能取得有价值的成就：真正爱国主义的真实证词。我们要防止爱国主义这个词的庸俗化，使它不受到轻浮的、煽动性的操纵。当然，好的文学可以涉及任何题材。我刚才所说的也许可以间接地回答你提出的问题。我想补充的是，政治生活可以丰富创作资源，当政治生活给人民带来恐惧和约束，偏离了国家的建设时，作家应该是第一个感受到这些的人。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代的作家可以怎样参与到公共论坛中来？他怎样可以既发表自己对当代公众生活的意见，又可以继续做一个不把现实和创作混为一谈的作家？

诺曼·马内阿：不管艺术家的创作源泉和素材多么错综复杂，也不管有多少例外摆在我面前，我相信，作家必须在他的作品里实现其艺术使命，严肃对待自己，严肃对待他的职业。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不论要付出多大代价，他都要在最大限度上对真理和社会负责，他应该成为他的同胞可以信任的诚实的良知。为了抓住人和宇宙难以言喻的本质，文学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法则，不受到任何外界权威的影响。艺术观念应该和一定的伦理观念取得一致，我们不要欺骗自己，要遵循如此高尚的精神准则并非易事……贫穷、孤独和缺乏别人的理解，这些是作家必须承受的命运。但最让他们难以承受的是他们无法走近公共论坛，没有人对他们的观点、他们美好的愿望和潜在的能力感兴趣。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讽刺和伦理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重要的联系？作为一个对小丑主题进行过思考的人，我想您一定不会忽略，可笑的面具后面那个愤怒诗人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而面具作为“放弃”理想的标志却削弱了力量。在《小丑艺术家的画像》中，让-斯塔罗宾斯基把讽刺说成是“艺术和艺术家可笑的顿悟”，是“艺术对艺术创作本身的自我批评”。讽刺这一创作手法是否困扰过您？

诺曼·马内阿：我得承认，讽刺这个创作手法确实困扰过我。对我来说，它是我创作张力的一个中心。在我的上一本书里，我提到了让-斯塔罗宾斯基，我想指出的是，那本书的书名和主题都包含着讽刺的元素……[3]艺术家不是小丑，虽然别人可能这样看他，虽然社会逼迫他戴上闹剧里的面具。但是如果想到来自环境的压力——那个分裂扭曲的环境——艺术家戴着的可笑面具就不是屈从的标志，而是抗拒的标志，虽然这种抗拒是有所掩饰的，他只是在为报复做准备。艺术家不必用严肃的态度反对官僚，这只会提高他们的身价，因为你反对他们，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承认了他们的权威。艺术家把荒谬的东西夸大到可笑的地步，其中包含了太多的含义。

“经典”的资产阶级社会竖起一道厚厚的围墙，坚不可摧，密不透风。那些“不识时务”的悲剧英雄试图打破这道没有灵魂的围墙，他们挥动的工具弹起来伤到了自己，但他们的心中仍然存有幻想。在今天这个疯狂混乱的社会里，一切都深陷于消费主义和恐惧之中，荒唐可笑的东西大有“吞没”艺术的危险。但是作为艺术家，即使他不幸被沦为小丑，即使他要付出暂时抛弃自我的代价，他仍然要保持一种暧昧的姿态，把自己放在摇摇晃晃的跷跷板上，努力把损失转变成收获，把空虚转变成期盼。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您相信一个脱去面具的还原到本真状态的艺术家吗？还是认为脱去面具别无目的，只是为艺术致命的双重性提供一种氛围？

诺曼·马内阿：我只能再说一次，在我们的生活里，有的人充满痛苦，有的人充满贪欲，除非艺术家的性格里确实存在某种不可改变的东西（不管他创作的“人物”脸上有多么不同的面具），否则在这样的生活里，我觉得没有其他从事写作的理由。我们不要把艺术这一崇高的“游戏”和社会中那些见不得人的“计谋”混淆起来……在这个紧张的世纪末，成就和堕落都已经达到了顶峰，金钱和谎言这两个人类发明来对付别人的武器已经获得了难以想象的破坏力，人类似乎毫不犹豫地行进在深渊的边缘，迈向最终的冲突。“艺术致命的双重性”也许是我们可以用来责难艺术的最后一个弱点。艺术的“游戏”里从来都只有幻想、美好、真理、智慧、圣洁、微笑、呐喊和希望，艺术是人类最高尚的表达方式，是灵魂里散发出来的喜悦。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英语里有一句谚语：“傻瓜喜欢漂亮的文字。”您认为一个知道这个道理的作家仍然会遭遇漂亮文字和真实性这一旧“冲突”吗？在我们这个时代，根据现代诗学的定义，作家往往被看作“语言操作工”而不是不顾文体去追求纯粹“真实性”的猎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家应该遵守怎样的规范？

诺曼·马内阿：我永远也不希望成为“语言操作工”。虽说设好陷阱悄悄等待，等待收集真实的“证据”是“猎人”的本分（例如所谓的纪实文学，与其说它是文学倒不如叫它文献，它的价值也仅仅在于此），我仍然不认为艺术可以存在于创作之外。我们应该说的是创作这一行为的真实性以及作品的价值。普鲁斯特和乔伊斯是“操作工”还是“猎人”？写作意味着文字，文字的艺术。在艺术里，真理不可能存在于文字之外。卡米尔·彼特雷斯库[4]不喜欢“漂亮的文字”，但他的“风格”却让很多人艳羡……任何真正的作家都不应该追求漂亮的文字（或者也可能是丑陋的文字）或是文体上的成功，优秀的作家应该同时关注真实性和语言，他应该厌恶空洞虚伪的文字。我从不怀疑，伟大的文学来源于语言和真实性的交融，同时也来源于它们之间的差异以及无数未知的东西。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现在，我是否可以冒昧地问一个问题：您还从当代报纸上收集类似于《傻瓜奥古斯特的学徒期》里的那些幽默剪报来记录一个逝去的时代吗？如果您仍然这样做，能否给我举几个例子？

诺曼·马内阿：在《傻瓜奥古斯特的学徒期》里，我从一本文化期刊中摘录了一些章节，时间从1945年持续到1965年。我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读者了解书中年轻人生活的环境，他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年轻人，有点忧郁，非常聪明，渴望文化、艺术和一切超越日常生活约束的东西。他所生活的环境也许塑造了他的性格，也可能扭曲了他的性格。有些摘录的章节非常幽默，我想让大家知道，那个时代也是生动而复杂的。

至于傻瓜奥古斯特的成熟期，书中有明显的证据说明事件发展的连贯性，但也能看出和前一时期相比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现在的报纸上有很多浮夸的颂扬文字，勇气在今天被贬值了，那些歪曲事实滥用文字的行为越来越严重……为了和我们的傻瓜奥古斯特保持一致，我们还是把视线局限在文化报刊。例如，我们可以学习那个聪明的年轻人，他每周把报刊上剪下来的讽刺幽默放在《学生生活》的文化栏目里。我手头没有这样的剪报，但我们可以回想起其他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例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总体的情况。对于一个不仅仅阅读，而且还生活在某种现实中的人来说，不应该忽视这些幽默中存在的严肃意义，也许这样的思考对我们是有益的。很多年以来，一些“同事”（我们还能怎么称呼他们呢？），特别是那些得到各种新闻媒体推崇的人，那些名利双收的作家，一直在痛苦愤怒地抱怨着。最后，他们让人们相信，作家不过是一群无用、不道德、愚蠢庸俗而且混乱无知的人，他们总在搬弄是非、欺骗他人。真正的作家——不断受伤又不断张开翅膀飞向艺术最高峰的信天翁——绝不属于他们的行列。

在布加勒斯特一本因为发表反文化言论而声名狼藉的文化期刊上，一个被批评家激怒的作家连续几个月发表了一系列恶毒的文章来猛烈攻击那些批评家。这个作家后来在意大利以书的形式发表了这些文章，而不是在罗马尼亚，为自己提供了一种独有的富有创造性的传播（通过诽谤）罗马尼亚文学的方法。在同一本周刊上，一个还算年轻的诗人，曾经拿过赫德奖学金，写了一篇可怕的充满沙文主义情绪的社论，叫什么？哦，叫《理想》，这样的文字在罗马尼亚也是前所未有。我们不需要去深究它所产生的令人遗憾的后果，但是，这个急切想唤起人们对其他时代记忆的年轻人，竟然没有被解雇没有被降职，他还频繁地出现在电视机屏幕上，仍然跻身于新闻界的领导阶层。

一本为年轻读者服务的文学杂志（这样的宗旨在他们建立了新秩序之后就被改变了，他们在几个小时之内重新设置了一个新的编辑委员会，并且一下子就存在了七年）发表了一篇充满抨击谩骂之词的文章，文章对普雷达的死因[5]颇有微词，嘲笑他所谓的体弱多病和日渐削弱的能力，甚至嘲笑他需要护士帮助他锻炼体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虽然我们很难因此就说他们是多么残酷或可笑。几个月前，在一本很有影响的杂志上，一个记者——其实是一名大学文学教授——用难以恭维的语言把那些与他的文化观点不同的人（可能是他大学里的同事）称作“没有祖国的动物”。这让我们想到了米哈伊·拉里[6]说过的一件事，两个学物理的女学生为一个技术问题进行争论，最后，其中一个无话可说了，对着另一个大叫：“你是个结核病人！”

这种挑衅的反文化言论虽然令人担忧，但一些文学杂志上没有任何讨论，一些人仿佛被包在保护层中，那样的情况更令人担忧。一个著名诗人用所谓的政治诗体要求取消雕塑家们的一个暑期疗养，一个作家攻击“精英阶层”和“人才至上论”，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对于那些被围在保护墙内的书和作家，我们能相信什么？对于那些“新”托尔斯泰、“新”莎士比亚、“新”马雅可夫斯基或“新”亚历山德鲁·托马[7]，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我们与那些玩弄卑鄙阴谋、歇斯底里、妄自尊大的人存在很大分歧，我认为这样的分歧应该得到明确的讨论，至少是在文学杂志上。

歌德曾说过：“如果你想表现自己的价值，首先要赋予这个世界价值。”我想我们可以用这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谈话。为了进行正常的思想活动，为了正常自由地从事任何职业，我们应该有一些最基本的条件，没有了这些条件，任何创作冲动、任何对价值的接受和尊重都是难以想象的。

后记

在独裁者被处死之后，他的仆人们又拿起了武器。他们不知疲倦地来势汹汹地重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加大了恐外症和反西方的宣传力度。齐奥塞斯库倒台后，那些一直关注罗马尼亚政坛的人会惊讶地发现，他的支持者巴尔布、保恩内斯库和帝舵都成功地被选进了新的罗马尼亚议会，那位科尔内留同志甚至还当上了新“民主”议会的副主席，“抒情泵”（保恩内斯库）还将在最近与欧洲共同体的会谈中代表罗马尼亚。确实，正如一个伟大的诗人所说的，“这是一个富有幽默感的悲伤的国家”。

[1]这次访谈发生在1981年7月，以下的这篇文字稿作为《家庭》杂志“与世纪对话”系列的一部分于1981年12月发表在《家庭》上。

[2]鲁奇安·布拉卡（1895—1961），罗马尼亚著名诗人，剧作家，科学院院士。

[3]这本书就是《傻瓜奥古斯特的学徒期》。

[4]卡米尔·彼特雷斯库（1894—1957），罗马尼亚小说家、诗人和哲学家。

[5]M.普雷达（1922—1980），有人称其为罗马尼亚战后最伟大的作家。这里指的是普雷达的酗酒成性。

[6]米哈伊·拉里（1896—1964），罗马尼亚散文家、社会学家，在布加勒斯特和雅西的大学当过教授，科学院院士。

[7]亚历山德鲁·托马（1875—1954），罗马尼亚二流诗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致力于“革命”诗歌的写作。

译名对照表

艾奈斯库　Nae Ionescu

阿德里安·保恩内斯库　Adrian Paunescu

阿德里安·艾奈斯库　Adrian Ionescu

阿尔弗雷德·雅里　Alfred Jarry

阿列克山德里　Alecsandri

阿明　Idi Amin

埃内斯托·萨巴托　Ernesto Sábato

安德烈·萨哈罗夫　AndreiSakharov

安东内斯库　Antonescu

安东尼奥尼　Antonioni

奥克塔维恩·高加　Octavian Goga

奥奈拉·沃他　Ornella Volta

巴巴尼格拉　Barbǎrneagrǎ

巴谢维斯·辛格　Bashevis Singer

保尔·克洛岱尔　Paul Claudel

保罗·策兰　Paul Celan

贝娄　Bellow

毕加索　Picasso

伯格曼　Bergman

博尔赫斯　Borges

布莱切　Blecher

查理·卓别林　Charlie Chaplin

达尼罗·基斯　Danilo Kis

丹·米哈伊列斯库　Dan C.Mihailescu

丹·佩特里斯库　Dan Petrescu

德斯克列斯库　Dascalescu

丹尼斯·唐纳休　Denis Donoghue

帝舵·阿吉兹　Tudor Arghez

杜瓦利埃　Duvalier

恩斯特·容格尔　Ernst Junger

菲利普·拉库-拉巴特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费德里克·费里尼　Federico Fellini

费勒里克·莫顿　Frederic Morton

菲利普·罗思　Philip Roth

费希特　Fichte

佛朗哥　Franco

高古·拉杜莱斯库　Gogu Radulescu

格奥尔基·佛莱斯库　Gheorghe Folescu

哈什迭乌　B.P.Hasdeu

汉斯·哈同　Hans Hartung

荷尔德林　Holderlin

黑格尔　Hegel

杰西·赫尔姆斯　Jesse Helms

卡拉迦利　Caragiale

卡里古拉　Caligula

卡米尔·彼特雷斯库　Camil Petrescu

凯瑟琳·维达里　Katherine Verdery

卡内蒂　Canetti

康德　Kant

康纳德　Konrad

康斯坦丁·诺怡卡　Constantin Noica

科尔内留·科德雷亚努　Corneliu Zelea-Codreanu

科尔内留·瓦基姆·帝舵　Corneliu Vadim Tudor

拉杜·艾涅斯库　Radu Enescu

拉里·麦克莫特里　Larry McMurtry

卢梭　Rousseau

鲁西安·瑞库　Lucian Raicu

鲁奇安·布拉卡　Lucian Blaga

路吉·巴兹尼　Luizi Barzini

马克思　Marx

马雅可夫斯基　Mayakovsky

玛丽·麦卡西　Mary McCarthy

霍梅尼　Khomeini

蒙塔莱　Montale

米哈伊·艾米内斯库　Mihai Eminescu

米哈伊·拉里　Mihai Ralea

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　Mihail Sebastian

米哈伊尔·索陀威奴　Mihail Sadoveanu

米奇尼克　Michnic

莫迪亚诺　Patrick Modiano

莫里斯·巴莱斯　Maurice Barres

墨索里尼　Mussolini

默塞·马尼塔　Mircea Malita

默塞·伊利亚德　Mircea Eliade

奈莉·萨克斯　Nelly Sachs

尼采　Nietzsche

尼库莱·约尔加　Nicolae Iorga

诺曼·马内阿　Norman Manea

欧金·巴尔布　Eugen Barbu

皮埃洛·迪·科西莫　Piero di Cosimo

普鲁斯特　Proust Marcel

普雷达　Marin Preda

契诃夫　Chekhov

乔尔乔·巴萨尼　Giorgio Bassani

乔伊斯　James Joyce

乔治·艾奈斯库　Georges Enesco

乔治·卡林内斯库　George Calinescu

让-赛尔维埃　Jean Servier

让-吕克·南希萨巴　Jean·Luc Nancy

萨尔　Saba

曼·拉什迪　Salman Rushdie

萨拉查　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

舒尔茨　Schultz

提摩西·加顿·阿什　Timothy Garton Ash

托尔斯泰　Tolstoy

托马斯·马萨瑞克　TomáŠMasaryk

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瓦茨拉夫·哈维尔　Václav Havel

瓦格纳　Wagner

瓦西里·马林　Vasile Marin

威廉·赖希　Wilhelm Reich

维吉尔·内莫阿努　Virgil Nemoianu

温迪·多尼格　Wendy Doniger

乌布王　Ubu Roi

西蒙娜·韦伊　Simone Weil

希特勒　Hitler

雅克·梅康顿　Jacques Mercanton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Alexander Solzhenitsyn

亚历山德鲁·托马　Alexandru Toma

扬·卡拉迦列　Ion Luca Caragiale

扬·伊利埃斯库　Ion Iliescu

伊尔·普尔卡路　Ille Purcaru

伊翁·莫塔　Ion Mota

尤金·尤奈斯库　Eugène Ionesco

约瑟夫·康斯坦丁·德勒根　Iosif Constantin Dragan

泽西　Furio Jesi

《流氓的归来+黑信封+巢+论小丑》套装

[罗]诺曼·马内阿　著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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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本：电子书

字 数：1013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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