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土与山河

张承志

2005

本书是当代最具实力的回族作家张承志的散文精品汇本。内收四十篇作品。从国家、民族、历史大处着眼，从一人一事一曲着笔，追究人性、拷问心灵，讲究文辞。是当代不可多得的沐冶灵魂的高品位作品集。“那些人内心粗糙，睡得酣熟，不曾有什么灵魂的角力。而他却常常与朋辈鬼类同行，他不敢忘却，几倍负重，用笔追逐着他们。”

作者: 张承志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出版年: 2005-9

页数: 314

定价: 20.00元

装帧: 简裝本

丛书: 当代散文大家精品文库

ISBN: 978750633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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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承志，原籍山东济南，穆斯林。1948年出生于北京。1968年到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插队。197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工作。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在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从事北方民族史和蒙古史研究。1987年任海军创作室专业作家，1989年退职。现为自由作家。

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

1978年以来，曾获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二届及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及若干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1995年获首届爱文文学奖。

迄今出版著作（单行本）约60部，主要有《黑骏马》《金牧场》《心灵史》《一册山河》《北方的河》《文明的入门》等。

目录

第一辑

雪中六盘

又是春天

最净的水

游牧的校园

悼易水

木石守密

圣山

生命如流

荒芜英雄路

潮颂

背影

杭爱怀李陵

美文的沙漠

听人读书

静夜功课

午夜的鞍子

为了暮年

第二辑

与草枯荣

一页的翻过

二十八年的额吉

高贵的精神

嵌在门框里的耀眼绿色

从大坂到鱼儿沟

心呼喊儿子

长笛如诉

双联璧

祝福北庄

粗饮茶

生若直木

一册山河

第三辑

公社的青史

呜咽的马头

鲁迅路口

哦，神圣的树!

把心撕碎了唱

新编后小记

第一辑

雪中六盘

离开沙沟和西吉滩，离开了头戴六角帽的哲合忍耶回民的黄土山庄，在大雪纷扬中，我们穿过了一片片斑驳错落的村寨，来到了单家集。但那弹洞累累的清真寺和闻之已久的红军遗迹并没有留住我们，一罐茶只喝了一口，我们便又穿过杨茂、姚杜，在暮色中的好水川旁冻硬的土道上，急急地前进了。覆盖着山峦房屋的白雪使晚暮中的好水两岸依然明亮，干燥的雪在脚下"喳喳"作响，一路的小村还是一如西吉；瓦顶的高房静静地屹立在庄院一角，切开的山坡上偶有一排废弃的窑洞。然而问答间已经能辨出方言的差异。西吉已别，这是隆德，前方好水上游正楔入一支陕西口音的力量。我们踏着硬硬的薄雪，体味着这一切继续走向这苍茫雪谷纵深。背上行装迈开大步，搭上手扶拖拉机越过隆德，我们的心在六盘。

人间的事就是这样，当一切都已远逝，当新的世界像江河浪涛一样卷持着自己浮沉而下的时候，人们有时会回忆起一个遥远的印象，随着成年，随着见识和缺憾的积累，人们会开始懂得这印象、这心境的可贵。因为它只这么闪烁一瞬，然后就消失，就熄灭，就永远失而不得了。它在消失和熄灭的时候，带走了你的一份青春和历史，当你知道已经真的失去了它的时候，你会感到额头上又添了一道皱纹，你的生命又衰老了一分。

我感谢六盘山，因为在我顺着它腰肢的崎岖小道向上攀登时，为我唤醒了已经沉睡了的一个印象。那是一个十八岁的我，背负着六十斤重的行囊，在岷山山地的一座高山上行走的印象。六盘山泞滑的雪路，山间弥漫的一派浓雾，灌木枝条上凝住的银色的雪柱，为白雪和浓雾隐蔽了的那朴直悲壮的贫瘠山体，急促的喘息和背上的汗水，还有双腿的沉重，都强烈地向我的肉体和心灵唤起着那个印象。那一天，我和一个背着一篓煤炭的农民并肩走在大雪覆盖的岷山道上，那农民被压弯的背和煤灰染黑的脸上流淌的道道汗水，还有那双在黑污中朝我闪着善良憨实的目光的眼睛，曾经给年轻的我带来过撞击般的感触。从那以后近二十年过去了。像我这样的人也能说：近二十年过去了。荒凉的岷山道，雪封的远山近村，脚上的冻伤和背上的重负，连同那个脸膛黑污，眼睛和善的驮炭人，都被忙碌的生涯淘去了，淡忘了。我只是朦胧中觉得自己心里似乎还存留着什么，它常常使我在奔波中稍稍定神的一瞬感到惶惑。

所以我感谢六盘山。哪怕是短暂的接触也好，哪怕我还远远不能洞知和理解；尽管我仍然只能再去投身于我的奔波世界，尽管我深知当我们在顶峰欢呼雀跃之后，朝下山道上迈出一步就有可能是对这座山峰的永诀，——我仍然感谢六盘山。它在我成年的心里唤醒的那个印象已经再也不会沉睡了。当我望着在雪幕后雄伟地缓缓升起的、那颜色灰蒙的静默大山，望着它身上鳞甲般的丛丛树木，望着它襟裾下茫茫无际的大地上不可思议的梯田村庄的地图时，我久久地想着这近二十年的时光里经历的一切。从岷山道上那背炭的农民开始，一直到沙沟乡面容坚忍的哲合忍耶回民，许许多多的熟识面影，仿佛在向我启示着什么。

来到和尚铺，回首望六盘，顶峰和山口已经被山峦遮住了。想起昨天夜宿的杨河乡，只觉得天关难越。眼前路分三岔，固原城已经举步可接。我知道，此别六盘山就是告别西海固；前面虽路程尚远，但我这次严冬远行的计划已经结束了。

巍巍六盘山还在冬雪中无言地默立着，荒瘠的岭脉沿着路左一字排开。我没有多少惊喜或可数的收获，但我的心中是一片踏实的宁静。

再见，我质朴、刚强的六盘山!

又是春天

连日来北京阴云不开，冷雨夹风，已经暴热了一场的城市又抽去了些噪闹。都市人如果说到天气，多半会用"北国之春姗姗来迟"之类的话吧，可是我想，对于散隐在这片城市中的那一小批原内蒙插队知识青年来说，虽然沉睡了很久但确实还留着的一种经验，已经像风湿病般醒了。他们心中会掠过个沉重的念头：春天的暴风雪。他们的心会随着天空一直悄悄带着一抹阴蒙，直至酷暑再次攫住北京才会在忙碌和热苦中渐渐麻木了那个念头。

对于我，当我那么想能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些什么的时候，季节正好巡回到了这一个五月末，阴云逼窗，树影摇风，我觉得应当回想一件事情并把它写出来。

一九七0年春，我正在东乌珠穆沁茫茫无边的大草原上，衣衫褴褛地和一伙肮脏的孩子在一起迎送我们的生涯。那就是我们的汗乌拉小学。可悲的油印的"乡土教材"，每人一把炒米和一小块砖茶，一头壮健的牛和一顶黑污的毡房，还有那快活嘹亮的童音齐唱的歌声。我一直认为那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生活，也是我显示我这个人的能力最充分最酣畅的一段历史。我一个人能同时教蒙文和汉文；能用蒙语给孩子们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并使他们牢牢地被吸引在我身旁；我能听懂他们梦想欺骗我而使用的"黑话"——一种只用单词第一音节再加上古怪的"嘘喂"后缀的隐语——并严厉地或温和地戳穿他们；我能带着他们种菜，干泥水活，拾羊毛卖钱，我一个人的嗓子可以成为他们全体那清脆稚嫩的齐唱的低音部。

那是自信么？

不，我只是怀念，我只是怀念而已。

我只是为那往事感动太深，才如倾如泻地写满了一篇又一篇纸。甚至使人误以为是自信的某些大话和粗话，以及一种文体的流动感(我以为描写带有特殊色彩的人如牧民，主要在于把握他们的心理和意识。在《春天》里，我曾企图模拟这种牧民意识)，其实也只是一种怀念的表示。我出自怀念和体会，已经写了一批草原小说。我想，既然真主造就我还能够怀念，又打算成全我不断去体会，我就还会写出一批草原小说。这不是由于什么自信；也不是由于为一些超高级女士(Super Lady)错爱或甚嫌不够劲的男子汉气。基于往事体验的小说是为了怀念而写作的；那里只有真诚、温柔或是苦痛。

后来，我们那所二十来个人的小学校在一个五月末游牧到了大队部。我们有了三间低矮歪斜的、熏黑而温暖的黄泥小屋作新校舍。一面红旗抖着草原上空的风，哗啦啦地飘扬在我们度完了严冬的汗乌拉小学之上。我们的歌声和琅琅书声回响在亘古寂寞的草原上，那时的山野空气似乎都有过一股不易捉摸的喜悦。

有一个小瘸子，一个十岁的牧主的儿子或是孙子，那时终日赖在我们小屋门口。开始我没有觉察（我总想为自己开脱：当时的我也只不过才刚刚二十二岁，我还不会观察生活和观察人的眼睛呢)到那个小瘸子。后来，他还是那么可怜巴巴地攀着我们的门框，睁大胆怯的眼睛望着我，我知道面前已经有了一个新问题了。

一个领导班子成员(他中学毕业，一表人材，是小孩的牧主家庭的亲戚)严厉地对我说：应该让这孩子上学。我犹豫了。我们的生产大队正处在尖锐的派系与家族斗争中，我知道另一派的牧民会立即非难我把学校办成牧主学校。我艰难创业，我们的小学生存不易——"还是你们领导先开会决定了，再让他来上学吧"，我回答说。于是那中学毕业生领导大怒了：

"不用开会!这孩子家里是牧主，他自己不是牧主!有党的政策，用不着开会!……"

可是我是软弱的。我不愿或者是我怕那种风波。我眼前只晃动着一些比这中学生更厉害更善言辞的黑壮牧民的影子。我宁愿牺牲这个念上三个月就可能腻烦，就可能拉都拉不回来的小瘸子，而决不愿让这所风雨飘摇的小学校挨一场风暴。在"意识流"中，我是为我自己。我知道这小学校对我是多么宝贵；我知道它一完蛋我立刻就想拍屁股回北京——回城的大潮已经冲撞得我们几乎无法自制了。

小瘸子上学是微不足道的。草原儿童心中对读书的渴望决不像高玉宝，也不像艾特玛托夫的名篇《第一个老师》中描写的那样。他们还有小狗，有新靴子，有兼为劳动和游戏的包里包外的种种乐事。长大了他们还会有骏马、毡包、酒和女人。那件事情不可能占据我的心。赖在学校小屋门口的那个小瘸子其貌不扬，我还有我的索依拉、白音宝力格和始终不渝地跟随过我的小巴雅。岁月匆匆，冬去春来，我看惯了草原的既枯又荣，我滋生了牧民式的淡漠和刚硬。要我为一个草地娃娃没上过小学而忧虑简直是笑话。就这样，十多年过去了，十多个绿遍大地后再来一场狂风暴雪的春天过去了。

我自己的情况也完全变了。

一九八一年春末，我于五月底回到阔别的汗乌拉草原。我在舒缓的草地上彻底获得了身心的休憩。我吃饱了就睡，从来没有失眠。有时我和牧民漫声闲谈着，从太阳高高就开始，一直喝酒至夜深。那时连醉酒也是宁静的；醉后拖着发软的双腿走出包外，我躺在柔软的草地上，微笑着看奥云娜和五一她们(都是我在草原那家里的小女孩)忙着在一个狗食盆里给我洗衣服。

然而有一天我看见了那匹死马。那个五月里，在我到达之前有过一场风雪，全东乌旗冻死了十三个马倌。湖中堆着的死马像黑色的岛，呆傻了好一阵子的草原在六月初才醒过来一般，开始料理雪灾后的丧事。

我这才知道了我们队也死在雪里的那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马倌就是那小瘸子。几天后，我打马走上一座叫曼卡泰·海勒罕的山坡，见到了他坐骑的那匹马的尸骸。

文学应当是作家心中最后的堡垒。一个作家很难做个完人，但是他至少对自己的文学要做到真诚。不应当有作文或为文等概念，作品应当是作家淋漓的心血。为了这样的作品作家才活着，为了这样的作品青春被点燃，生命被耗尽。为了追求这样的作品，作家眼中只有一片辉煌的幻彩，而决不会看见红地毯和金钱；为了保卫这样的自己的作品，哪怕是最弱小的作家也敢挺身而起，一直牺牲到自己心跳的最后一下。

讲这样的话是何等愚蠢啊!

然而惩罚还没有完。按照文学的铁的规律，冲动又被形式改造了。短篇小说《春天》没有写尽我对亡命春雪的小瘸子的悼念和悔恨，它只是一篇手法新颖的意识流小说。无论我们正在编辑历史的理论家们对它的不屑一顾也好，还是我们正锐意求新的年轻艺术家对它的激赏也好，对我来说，《春天》带给我了些什么呢?人真不能活得无愧无恨，后来《春天》获北京文学奖，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羞耻。

但是道路已经选定，我也许从今天开始才真的准备写作。还有那么多感动、冲动和抑制不住的情思，只是我已经注意在心中给自己一个暗示了。也许确实不应当暴露太过，也许确实不应该爱憎太烈，也许我也会改变；但是，我想小瘸子和那个青年马倌的故事将会永远教育我的，其沉重的程度会远远超过我受过的教育和说教。

至于我和《北京文学》，那又毕竟还是一次应该记住的充满温暖的合作。《春天》排印没有一个错字，包括标点。

又一个春天来了。它毕竟是活力和热情的巡回。我想，无论是我们的文学，还是《北京文学》这份杂志，或是我打算写的那些小说，都会活泼起来，兴奋起来，成长起来。因为，不管怎样，我们对这春天的理解已经深刻些了。

1985年5月29日

最净的水

听人说，北京的水质硬而不纯。烧开了水，要歇几分钟再用，才少些白锈。

有闲时试了一下，不知其然。和滚沸时便冲了的茶相比，也比不出个结果。

又在哪个电影里听来一句："……的水冲茶，才能出现香味"——怔然想到，即便是滇粤最好的红茶，我也从来没有冲出过那种鲜红颜色的茶来。后来买了一盒日本制作的、原产斯里兰卡的Lipton红茶，依然呈黄呈褐，不见清红。深夜里端详杯中，渐渐感到水质微浊，且有碱味，心里就悄悄不再奢想。

一口净水难求。回忆去年最后一次为民族研究所出差新疆，车出伊犁过了长春真人的八十里长坂以后不久，有一眼雪亮的涌泉。焦旱戈壁上，那晶莹的水如冰似玉，清澈甘冽，大口长饮不止之间，觉得五脏六腑都润透清凉了。那样的水，当然只在异域；即在北京，你是休想喝一口好水的。

然而北京城的新潮人士们似乎正在传染洁癖，我见过好几个淑女都喜欢自己形容自己这个方面。所以企图描摹世态的电影中，特别喜欢用临睡前女的要男的刷牙这种细节。来访者中，有不少人是不动茶盏、渴然后辞的。

写水的文人也层出不穷；虽然都各自咽着北京城那种锈肠垢胃的硬水，却把纸上水写得龙涎真露，纯净无比。继而人们开始崇尚东洋，日本人的洗澡癖及其洗身洗心的意识，也开始显示价值了。

日本人"涤心"的洗澡传统，在用水上确实高了中国人一个层次。但是这个引起学者兴趣的洗澡癖究竟是不是有洁心淘欲的质地，也是学者们迟疑难决的问题。

依我看，中国人既然已经刀枪不入铜肠铁胃，每日里只靠锈碱成垢的饱肚子去投入争斗——当然不入用水的讨论范畴；然而以洗澡著称于世的日本人，也并没有进入洗心涤意的阶段。

日本的用水，也许是一种中间阶段。

用水的纯精神之国，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当之无愧，那就是伊斯兰的陇山周边。

写上述用水的不洁和无聊，连钢笔都不出水了。而当我停顿一下，驻笔忆着大西北陇山的荒凉世界时，我又觉得那么难。写什么呢，这样的文字发表在都会人流胜水流的嘈杂污浊里，要多啰嗦才能让他们对大西北陇山两侧的苦旱缺水有一点感觉呢。

伊斯兰作为落入了中国汉文明又与这文明格格不入的一种别扭异端，在大西北被赶进穷乡僻壤中的赤贫渴苦中来了。

城边边，水边边，山边边，我在这里写的是山边边。陇山东西其实是一种破山弃土；无水的一片焦黄山壑沟谷里，按时髦的生态环境讲是不该被古人选为乡里的。

穷乡僻壤中也有优劣——

穷中之穷的地方，用大窖水。挖一口巨大的直筒圆坑，四壁底子糊上胶泥，等干透了是口大缸。一年里冬接霜雪夏承雨水，再拽上牛驴，背上背斗，满山坳寻来残冰块雪倒进去，等春天融了夏天满了就喝上整整一年。老甘肃人(包括西海固)谁不知道那黑污黏腻的窖水呢，而大都会人谁又相信这种腐臭的液体是水呢。

我曾对一个日本研究中国西北史的教授描述过这种水。那先生大睁圆眼，半晌无语，最后嫉恨而怀疑地瞟我一眼，忿忿地离座走了。

他可能在想：这个人怎么能这样顺口乱编呢?

我也在想：这个人怎么能当上中国西北史的专家呢?

也有富乡：一条小河沟蜿蜒而过，近年公家修了水库，甚至招待所有鱼吃。但粮食还是靠天下雨，陇山山地里水浇地少得像海里的帆。去年（一九八七年)大旱一年，据我所知西吉海原有很多沟里颗粒不收。人可以吃家底吃救济，而耕地的牛断了麦草，于是灾区农民又是高价草市上的大买主。

水，勒命绳一样细长不断的水，它带给陇山周边的是生机呢，还是绝望?最近的两大创举是：引黄灌溉、吊庄迁民。两件事都是巨大的手术，不知投入了怎样的决心和财力。然而我在这里写的不是陇人和甘宁伊斯兰回民怎样改天换地背井离乡，而是——用水；在这里，水和人的关系是一种内心的精神的关系。

即使人禾都干渴着，走进山沟还是觉得水多。大车道的硬辙印旁，顺着坡坂走势，井口密密麻麻。这紧排成队的井口带来一种错觉，好像只要用一根芦管一吸，股股清泉就会直直流上山顶似的。

井口窖口一律用土坯磨高，收成窄窄的一缸大小。用木头镶了框子，再盖着一个奇怪的木盖。真正不可思议的是，家家井盖上都挂着锁，妇人女子挑水来了，一手扶着扁担，一手拎着钥匙——而她们贫窘的家门却只用一根麻绳草茎拴着。

锁井，当然是为了清洁。

然而清洁的水并不为着肚腹，而是为着净身。风尘仆仆满脸黄沙的老汉从山上下来了，寺里礼拜的时间已经临近。洗一个阿布代斯要用刚从井里汲来的清净水，这不比受苦在山上渴了喝一口牲口蹄坑里的积水了事。娃娃们掀着褴褛拖着鼻涕奔来跑去，可是没人敢祸害汲来的井水。连准备用在教门事情上的鸡羊也一样，早一个月就拴在院里禁了不洁的野食，每天用这种水喂养。

无论清晨，无论将暮，回民们掀开缸盖，把净瓶用这种绝对洁净的水灌满，就悄悄地凝思举意了。当第一捧水洒下以后，无人暗处这独自一人的农民已经沉入梦境。他继续念着，举落有致地一一洗着，薄薄的一层水遮住了肉身，渐渐把他带到了肃穆的境界。他的疲皱枯疼的肌肤湿润了，那净水在意念中滤过他的肌腱骨骼，向着心意之底流去。等到最后一捧水流尽时，他鬓发上闪着晶莹，脸庞上聚着血气，他起身戴上白帽子，变成了一个脱离了尘世的异域人。

此时的他若去旱焦的山上耕地割柴，他心里对辛苦是淡漠的。此时的他若去清真寺里礼拜，他心里对成功是信任的。此时他若去打仗或者他遭遇突然的灾难，他心里对死灭是满足的——他发梢滴水浑身湿凉，他的意念中已经没有一丝一星贪恋悔恨了。

在中国这片实用中庸无心无情的土地上，泥土小道上走来这样的人是不可思议的。在陇山两麓万万千千的贫瘠沟壑里活着这样的人，是难以使人相信的。在也许是世界农区干旱之冠穷困之冠的无水山地里有着这样的用水，更是恍如说梦的事，没有人会完全相信，没有人能理解它的原因，我知道。

但是，用水的回民们最主要的性格特征，就是不用人理解。可能他们还反感这类理解，觉得近于一种玷污。他们把难堪入目的饭食浆水看成苟延残喘的手段，而把以最净的水洗心看成人生切要的目的。

当我离开这被山地抛弃的残破旱苦的山边，当我望着道旁密密排开的那一眼眼锁着的水窖水井，启程返回自己嘈杂仇恶的都市时，我总是为自己的怯懦和不洁深深痛苦。

人流正疯狂地涌向日本的物质宫殿。

日本人冷淡地看着，走向自己的温泉，走向自己的浴室。

我不能忍受如此一种中国人的形象，我急不可耐地回来了。

我误入了陇山中心，我瞭望这无边旱海，我发现了世间原来有如此一块净土。

但是我终于告别了它，虽然怀着对那纯洁真净的水的崇敬。

每当我拧开水龙头看清水泻下，每当我提起茶壶沏进茶杯，每当我洗澡游泳潜入运河水库的时候，我总是满心充满了一种说不清的怅惘。

1988年5月

游牧的校园

可能就是在那个风雪交加的冬天里，有一颗怪异的种子播下了。因为一九八八年是北大建校九十周年，我可以算出那是十六年前的冬季。但是，恍如他世的感觉模糊了手中的笔——在那个白雪茫茫人苦马瘦的下午，当我听说招生的来到东乌旗的传闻时，我是正在把毡靴踏住冻硬的马镫、用马竿子撑住雪地跃上马背呢，还是正在勒勒车辕上裹紧皮袍子、咬紧牙关顶着如割的烈风迁徙呢?我那时有一顶巡回小学的灰旧毡包。我那时有一群寻寻觅觅的羊。当我如同听着耳际疾流的风声一样，听着一些关于招大学生的朦胧消息时，我究竟是在牧羊人的马背上徘徊呢，还是在草原巡回小学的牛车上徘徊?

马镫清脆的撞击，车辕上冻成黄褐色的冰壳——我辨别不清了。细节愈尖锐清晰地复苏，回忆就愈迟钝而混沌。

后来，北京大学就古怪地成了我的母校。再后来，北京大学又移动着远我而去。再再后来，仿佛听见过人们议论我们的一些是非优劣——而我反应很差，我有一种不相干的感觉。我一直没有摆脱那种游魂般的幻境。对于我来说，不但有母校而且有母队，还有被我扩张了的母乡，甚至有已经失去的母语。北大给我的印象不是那么固定的；未名湖水一直在流动，砖塔和我们亲手建造的图书馆都如一帧剪影——它们都潜入了我的心路历程，与我一起继续着那个不尽的徘徊。

三十多个来自北国草地乌珠穆沁的、颊上带着冻疮、裤腿遮着舍不得脱掉的马靴筒的青年，那年就像进了圈的羊一样，乖乖地被拴进了一个个草原蒙语难以翻译的专业。低温物理、无线电、哲学、……我因为说了一句"爱好?我爱好到处逛"而被编入历史系考古专业，从而开始了漫长的所谓学问之路。

现在看来这个专业的选择(是它选择我)也似有深意。对于我来说，我需要完成一个由学科而科学、由知识而认识、由历史而心史的追求。我需要一种职业的不安宁和酷烈以适应自己。虽然十六年前的我完全不理解这个自己；但是，流水的兵一般的频频上路，十余个省那么大的视野徐徐打开，加上恐怖的政治气氛和艰苦的田野发掘，今天回味起来都是极富意味的淬火般的成人训练。

在为另一母校，中学的清华写的一篇散文中，我写过一所高等学校的关键，在于它具备不具备Keramti的可能。这个词汇是一个苏菲主义的伊斯兰概念，指一种神示的奇迹和感应的能力。同样，不仅仅是一所学校的好坏，其实一个学生的优劣的标准，也只看那学生能否遭逢校园中无影无形的启示。醒悟、抓住、感受并吸收母校伟大灵气的学生，能使自己母校成为人生Keramti实现的契机的学生，就是母校的优秀教子。北京大学从来负着民族兴亡的重任，如这样的大学从来不在一时一事计得失，也更不仅仅是一些专科干匠的培训处。问题是，十六年前骑着自行车的鞍子，用说惯了草地蒙话的嘴巴学着叙述标型学地层学术语的我，究竟有多少可能去体察感悟校园的那一方风土呢?

那时的校园——"没有一张安静书桌了"。

那时的校园是徘徊游荡的校园。

有一些词该再记一记：开门办学、以社会为工厂、上管改——不是为了让今天风采全异的师弟妹们考据，而是为了让那些今天又在言必称这个，言必称那个的人们回忆。我倒不埋怨他们那时闹得偌大北大安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我只是觉得他们压制和阻碍了一种Keramti。对于母校，对于北大风土，对于许多重要体验的感悟，我是在离开学校许多年之后才逐渐获得的。如果他们闭闭嘴，我想我会获得得早一些。

那么一切有意味的东西都要在不安定的徘徊中寻找了。好在我在内蒙古草原上养成了游牧的习性，不安定的日子对于我永远是亲切的。

在洛阳深夜的街路上，我和后日的北大教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老师谈过一次。那个夜晚又是一个萌生和苏醒的时辰。我满心沉重而感觉新奇。随着夜路的延伸和街灯的远近，我们细致地谈到了政治、人生、学问、历史、将来。那一夜对于俞老师不过是他多难生涯中的一瞬；而于我，一次的启发便使我唤醒了心底埋着的种子——以后我便本能地判断学问的真伪以至生存的高低，以后我便再不犹豫。我从那一夜开始挣开了学府和学科的束缚，懵懂地踏上了我独自的求学道路。

我当然是夸大地评价了我和俞老师的那一夕谈。但是夸张也是为着加强自己对启发的感受能力。为着新的发现，为着真正的启示乃至神示，我暗自感激洛阳那暂驻一次的校园，感激我度过的奔波无定的大学生活。

琉璃河、盘龙城、柳湾、河北、河南、长江、青海——我们总是只用一个小时便捆起行装上了火车。日出走上工地，入夜探访农家，草原的昔日在不知不觉中重复着。任何历史都能使人珍惜；我在北大那广袤半个中国的校园里，为自己铸下的人生一环像个圆圆的马蹄。我可以主观地把我的大学生活判断为游牧的继续，而这一点，无论是对于一个学者还是对于一个作家，它的意义哪里是外类人可能理解的呢?

关于关键时刻，关于真正有意义的震动和启示，关于苏菲神秘论者式的感悟，其实不可能在学生时代遭遇和实现。北京大学之于我，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使我受到了高等教育，粗知了一门学科(我并没有讲科学)。而这是极其宝贵的，因为当一个人真的一天天向一个纯粹牧人沉没下去时，他的可能性也就单纯得只是一个牧人了。我至今记着十六年前那个冬雪的荒原，记着铁镫撞擦着马鞯时的清脆响动，以及牛车前杠上那块冻成淡黄色的冰壳。它们交替地争抢着我脑海里的空白，使我实实在在地又回到了当年那混沌散漫的牧人心境。而北京大学拉开了那张迷茫的大幕，使牧人和草原从此与现实对峙。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在冥冥中推动了一下，于是闹剧般的政治校园便为了我变成了一个移动牧场。当我再次从这亲爱的驻营地上马出发，遍历了研究生、留学生、研究所，乃至赫赫有名的汉学中心——日本东洋文库，又回忆起十六年前那个冬日的下午时，我突然吃惊地发现：牧人真的正立马城市，默默地与这世界对峙着。

这一次没有夸张。

我愿我的缘如流水的母校，愿我的早就对我严厉惯了的恩师们，能宽容这些偏离了专业的呓语。哪怕我并没有实现你们的期望就扑倒坠地也要宽容。因为我坚信，你们对北京大学也有近似的理解。

1988年1月

悼易水

我也曾在易水，掬着销肠伤骨的冰冷河水一口口喝下。已经时隔二十年了，忆起来仍然禁不住打一个寒噤：好凉啊……

如今窗下南眺，只见楼涛楼浪滚滚向南，只有混凝土沙漠上腾曝着的灼烫蒸气，哪里望得见南方的易水呢。

清夜在暗色中南望，还能在黑蒙中多少幻想易水的碎动呜咽；若是在这样凶恶肆淫的暑昼正午，人连那痴游幻视的一束神经也被残酷地烙断了。

炽日之下，我无法回忆遥遥的易水。

静想来，怀念易水真是乖僻招嫌得很呢，看看中国智识阶层诸色人等，有经商的帮闲的求官的淫烂的，人人忙得不可开交，谁会突发异想怀古易水呢。

而我之怀念易水，先是怀念我自己的少年。那时节曾经两次下易水，第一次十七岁，第二次十八岁。

当然，都是佩戴红卫兵袖章的时候。

在当年的清华附中，不知缘由地悄悄有一股崇拜狼牙山的思潮。据我所知，至少有三支人马都以登上狼牙山的棋盘砣峰为夸功资本。壮烈的狼牙山五勇士，仿佛直至一九六六年还在悬崖边缘上振臂呼唤，那股凛冽的豪气直直北上逼进北京，我们怎能坐得住呢。当年的朋友们在心底的意识里，大概都觉得自己也属于那样的烈士吧。于是，第一次是步行，由涿州而易县，在易县郊外的冬日里，首次看见了清冽微黑的易水。

感谢被我们造反破坏了的中学语文课，人人都背诵过荆轲刺秦王的段子。还有，那时流传着毛主席青少年时代的一些旧作，其中有"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后来居然潜入了我的血液，至今偏爱北方。

雀跃欢乐在易水河畔，我们久久不去。都喝了几掬易水，那水冷冽透心，回想起来犹觉凉意。易城郊外，冬村烟树，旷野无声，整个北国农村的大地都呈着一种萧条而刚硬的灰色。

后来再向山里走，经过东流水，住进五勇村，天就纷纷扬扬地下雪了。在登山路上有人说看见了易县城，我说不可能。过了阎王鼻子，再过了小鬼脸，矗立着纪念塔的棋盘砣主峰就在眼前了，它正朦胧挑着暗沌沌的雪天，在半空中静默。

在棋盘砣主峰上，遥遥望去远方有一线蜿蜒着晶莹的光亮，我们都猜那就是易水。大家默哀似的，一时都哑住了，久久地凝视着那闪烁着的白线。

第二次也是隆冬。

我们一行伙伴数人，骑自行车出清华南门，经高碑店下京保大道，过易县、涞水、紫荆关、浑源、蔚县，折回沙城、官厅——穿行太行山脉两遍，共翻越十架大山。最后粮尽钱绝，各自选路逃回。有的饿着肚皮骑车两天败兵似的窜回，有的在官厅车站押了自行车甘当囚徒被遣返——而那次千里关山的第一站，又是易水。

易水已经是我们的旧友。

我们列队一排，都骑在车上，停在易水上一座木板桥上，拍了一张照片。如今那张褪色的旧照片已是宝贵的收藏了：八九个少年英气压不住傻气，搭着肩，定着车，一字排开在薄薄的木板小桥上。易水泊泊碎裂着，摇闪着变幻的亮星，从桥下不绝地流淌过去。看得出水流薄薄泡着石滩，也看得见河底卵石上的薄薄冰壳。

苍茫的大地上，仍然凝滞着北方那种解释不清的悲壮气氛。

背后的狼牙山，仿佛是易水的某种解释。而如今，无论是易水还是狼牙山，都从中国人的意识中褪尽了。今天这样突兀地忆起易水，不仅觉得寒意袭人，而且觉得那一股寒水也是拒绝自己的。

如今不知易水怎样了。

每逢提襟涉渡，总觉得上游人烟繁殖，工业林立，河水浊腻不爽。想起当年易水的清纯冷冽，往往有恍世之感。抽出插架岁久的一册《史记》，见注云：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而荆轲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读罢，呆坐良久，周身麻栗阵阵。

古人对于人，特别是对于勇者，看来研究体味得早已入木八分，透骨及髓了。而今人类学如恶草蓬生；什么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环境人类学——比起《史记》一条注，简直都是腐臭垃圾。作为勇者的人，还有那道沉默杀机的易水，也许永远也不想向后世昭示他们的秘密了。

汉文明之中的烈士传统，好像已经在易水两千年的淘刷之下，一去不返了。

作为燕人，居于燕京，我应当寻暇再去看看那条易水。无论如何，江山未改，易水尚流，再去看看一定会得到些真实感触的。

若去时，还是要在冬季等一个无雪的日子。在萧萧寒风中看村野如烟，在迷蒙空漠的大地上，试试能不能遇着二十余年前那些切肤的感受。

然后，我要掬一捧易水饮下，看看它，不，是看看自己的肚肠还有没有那种冰冽的感性。

1988年7月

木石守密

原来在国家公园组听那些人介绍时我连这个地名也没听见。后来从密西西比上游向丹佛出发时我还没有搞清方向，那时总算知道目的地的州名叫科罗拉多。后来在小飞机场转机，又坐进了汽车里时，天色黑了，我一直到驶入深山驶进Mesa Verde中心的旅馆也懵懵懂懂。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毫无对我闯入的这个世界的预感。美国给我的印象已经使我过分疲惫了，我没有准备一副敏感的神经来面对这个公园。住进那红褐色的低矮建筑以后，我爬上床就沉沉地睡了。隐约预知会看到的一些印第安人居住遗址并不使我觉得新鲜。我有职业考古队员的经历，我大致判断过了，Mesa Verde的建筑遗址不会有什么了不起。

那一夜落雨了，睡得很冷。

次日推开窗帘，我明白我看到的风景是从来没见过的，它很怪。我麻木地想了几次，觉得这种地貌很怪。但我仍然没有什么热情，我盼这个游览地的早餐便宜一点。我又看了看窗外，满视野浓绿横溢。毛茸茸的绿原直至天边，雨蒙蒙洗着，绿原黏稠得看着不舒服。刺眼的巨沟长壑蜿蜒而去，消失在茫茫天际。我心里想到，真怪，我收拾了背包去找翻译。我还是没有热情。不知为什么，自从在华盛顿访问了两三家政府机关以后，我对全部美国之行就丧失了兴趣。现在回忆起来幸亏我用了几秒钟时间暗诵了几遍这个地名，MesaVerde。我在新疆见过一些旱死后的残破地貌，但那是合理的，我对中亚和新疆的知识使我觉得那些渴枯的胡杨林和死红柳是正常的。而MesaVerde不同，MesaVerde古怪一些，我按捺着这个讨厌而无聊的念头开始转悠参观。我还有幸见过蒙古后杭爱省著名的查干淖尔火山，那火山和熔岩惊心动魄，但是——纵使你能在查干淖尔一眼看尽火山的喷发、涌淌、蔓延、冷涸，变成一片辽阔的狰狞黑焦石牙，你也仍然觉得合理。虽然触目惊心，但你只是被壮观罕见的景观折服，而不会有这种异样的古怪感觉。

这里是一个不合理的地理区。

早晨走上高原之顶，我就被一种从未有过的别扭难受憋堵着。胸口噎得发热，眼睛像染上炎症一样疼。早晨，风景都揭开黑幕徐徐出现了，我不明白地球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世界。毛茸茸的绿色那时逆着阳光，耀眼而模糊。有一些巨大的裂缝在大地上割开，但峡谷里刺人内心般丛生着混沌的绿毛。不可能有人，我判断时觉得自己在生理上抵制着这个自然，人不可能下到那样的裂谷，下面的人也不可能爬上这眩目的绿高原。我这样想着走着，路上稀疏的美国人好像也不那么饶舌，全部道路、树木和风景好像都在忍受着这个沉默。这个感觉后来终于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觉得心底的麻木中渐渐苏醒了一个意识。我开始有了些精神，开始打量那些树和石头。后来，匆匆看了一个印第安人博物馆以后，我就进了那条恐怖小道。

就这样，我看见了MesaVerde，看见了我有生以来惟一一次见到的不合理自然景观，也从中感受到了那么多书籍都没有写过的一种真实。MesaVerde使我的美国之旅成为有益的，在苦于语言隔阂又从未获得语言之外的交流——这种已经连续了十数年的我的经历中，MesaVerde终于变成了最新的一环。

我在那恐怖而惊醒的浓烈绿色中穿走着，心里渐渐升起了一点欣慰。抬头望去，无边无际的、毫无声息的怪异高原上空，那轮白炽的太阳正高悬着。阳光下是几条低缓的弧线，从世界的左一极随便划向右一极。阳光烤干了的弧线下面，黏稠的绿色耸着毛刺，闪烁着晶亮的绿光，完全是一派不可思议的浓绿膏血。

避开远眺么?我开始苦于躲闪了。拦道而出的狰狞怪树一棵棵走近过来，带着不知是哭是笑是什么意味的沉默。我拼命忍住胃里冲起的反应。我激动但又措手不及。后来有一棵树突然披头散发地拔地而出，白麻片般的絮皮险些擦着我的脸，我才明白有意味的经历正在朝我逼近。

这种树形状凶恶，树皮半脱半附，像从身上撕下的褴褛。赤裸的树干是雪白的，死一样使人活像看着尸体。但是，树冠上偏偏又蓬勃地生长着浓稠的绿叶。

我忘了它的学名，姑且叫犹它柳或者是犹它松吧。

这些枯焦剥离的雪白树干，这些酷烈凝滞的浓绿树叶，痛苦地沉默着又疯狂地挣扭着，我明白它们要呼喊却喊不出来——有一个瞬间存在过，在那个瞬间里呼喊被一击扼杀了。从那以后，Mesa Verde的怪异植被变成了哑巴的嘴巴。

我紧张而缄口不言。不能和我那位热爱华盛顿的译员交流这些感觉。我只是反复想着以前看过的一部美国电影，《Little Big Man》，想着那里的屠杀印第安人的血腥场面。

我没有心思几句话概括美国人在开发美洲时，对本地美洲人(印第安人希望人们这样称呼他们)的暴力史。但是文明无疑曾经以屠刀为自己的形象，这一点应该是基本的历史准则。在百年之后，两百年之后，Mesa Verde只剩下静悄悄的低平高原、绿灼灼的高原色彩、半焦的白树干和狰狞的桠杈。公园组的解说员是个带浪漫语调的胖姑娘，她瞟过一双欧洲人的眼睛把食指竖在嘟起的小嘴唇上："嘘——你们听见了吗?闭上眼睛再听一次。那些印第安人消失了，神秘地消失了。"

度假的游客们都闭了一会儿眼睛。

而我不愿听她的口令。我在他们闭目凝神沉入幻境时走开了，我爬上木梯，登上悬崖缝隙嵌着的遗址高处，再次朝Mesa Verde瞭望。

"嘘——我听见了。你们听见了吗，亲爱的朋友们?印第安人的脚步远了。他们用脚步声奏着一支歌。"远远听见那戴草帽挎手枪的胖姑娘唱歌般地说着。

"没听见。"我用中文大声说。

不可能听见，我心里想。印第安人早已沉默了。后人可以随意评说，但是印第安人不说。为什么，难道印第安人认为，诉说是没有意义毫不需要的吗？

两株犹它柳在一丛绿灌木中兀立着。雪白而光滑地裸着躯干，树尖像两柄锋利的矛，扭歪了但依然锐利。半腰以下，被风撕成碎片的缕缕树皮在飘动着。没有风，它们飘动是因为这灼烫熔浆般的绿色，Mesa Verde的黏滞绿海上空燥热不安地鼓漾着一种强烈的气氛。

日影斜了。

高原又恢复了它的深重，现在颜色是有轮廓的，温度降低后的浓绿更加寂静。我乘车去看一个印第安人保留地，在我的眼中这些印第安人都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迟钝——不知他们自己感觉怎样，我觉得他们在举手投足的动作中总是有一丝丝迟疑、失措，或若有所失的滋味。

我问：你们还种你们那有名的玉米吗?

一位女诗人开始埋怨年轻人对传统的不珍惜。她指着身边一位漂亮而皮肤雪白的少女对我说，孩子们向往可口可乐加麦克唐纳链式店文化，今天因为要见中国客人，这件印第安披风是特意让她换上的。我又问，在像Mesa Verde这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与常人不同的感觉呢?女诗人回答说，每块石头都和我有一桩秘密事；我经常和石头、树、路谈心。她还为我念了一首她的诗，讲她无处不在，她是风，她是爱。那诗非常感人。

但我想听的不是这些。

你为什么要人说你想听的话呢?！

我后来不再多问。告别时我觉得什么也没谈过。握住印第安人的手，想了半天也只有一个词：再见，而且是英语。

我还是再去那条小道，去看那个狰狞可怖的如膏如火的绿海吧。

告别Mesa Verde那天，雷雨刚刚袭过，晴空骄阳下的绿色高原纹理清晰。一切都鲜明地显现了原貌；费解的弧线、惨烈的绿彩、撕开的灰树皮、挣扭的尖刺。我告别地最后望着眼帘之内的这怪秘自然，我心里有些难过，我明白纵使感到了靠近了——但秘密终归是秘密啊。

它们明明谁也没有走，我凝望着想。我觉得我的心已经被那残酷的绿色灼伤了。

它们是在一个瞬间哑掉的，从那以后辽阔的MesaVerde就沉默了。在那个瞬间击来之前，它们一定正在纵情、在暴怒、在狂吼、在拼杀，——所以万物都僵止在一个疯狂的姿态上。除非我是瞎子，我才能承认眼前是一片合理的景象。不，我愈来愈顽固地想道。我觉出自己走火入魔已入牛角；但我不能平静地对待这样惊心动魄的景观——这是一片大陆的生死啊。

我不是过时地煽动印第安人对美国的民族主义仇恨。纵使曾经有过征服有过屠杀，美国已经自己消化了它大陆腹地的病灶。难道你没有看见印第安人只是强调他们不是"印度人"而是"本地美洲人"；难道他们的眼神里不是隐显着一丝懒散的满足么?

只是历史变成了谜语。

在这片怪诡的Mesa Verde，我知道不会有打破谜底的那一天了。

然而这是一片万物有灵的土地。在这里的几天里，潜藏的无数眼睛每刻都从四周盯着你，一切大自然的不合理在这里都汇集了。那水平纹理的巨大岩缝怎么能裂开呢?然而岩石不裂开印第安人又怎样居住呢?那披头散发的撕开树皮的犹它柳松怎么能发芽生叶呢?然而树皮不撕成褴褛又从哪里获得纤维拧绳搓线呢……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大自然感到痛苦。蒙古草原，天山腹地，伊斯兰黄土高原——那里的景物是多么单纯、多么亲切啊。

在伟大的美国民主出现以后，Mesa Verde只剩下当旅游区这一条路。任何新的愤怒，任何造反异端，在星条旗下都变成了正统和体制。

所以，这里的秘密将是永远的。

我叹了口气。我又觉得叹气是不对的。

在车飞快地沿着那裂开的峡谷，朝科罗拉多州府驶去时，我看见两侧的绿色在默默地目送着我。犹它柳松挥摇着撕碎的旗，有一条灰色树皮像棉絮一样缠住了我的车窗。公路像一道伸入海中的堤；堤左堤右，愤怒而流淌不动的绿色像熔岩一样缓缓喘息着，推挤着一株株断枪般的裸树的锐角。像密集的桅杆，像高举的锄头，像举礼的仪仗，像——像我那么熟悉的中国人的历史画面。当车子突然冲上了高原边缘，那道边缘简直是一条海边的岩岸，视野中突然一字摆开了美国西部的鳞鳞城镇时，不知是风声还是车声，我突然听见了一个沉重压抑的呼唤。

那位印第安女诗人是对的：这里是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翻开每一块石头都能发现一件秘密。然而Mesa Verde用不着我这无缘的客人，对于我，Mesa Verde只是给中国的一个注释。

在中国，在我经常乘凉和踏踩的那些树木石头那儿，枝杈上和石块下的东西已被我发现。经历了Mesa Verde以后，我对于这一点坚信不疑。我要快些回去。那些秘密是属于我的。

Mesa Verde已经沉默，它不会发出任何声响。刚才那声低低的呼唤来自大洋彼岸，我清楚地听见了：它发自我的大陆深处。

1988年2月

圣山

离开民族研究所时，只用一个多小时就办完了一切离所手续。感叹过一瞬，觉得毕竟是求学钻研九年的旧地，人的缘分薄时也真是太薄了。走下大门台阶时突然怅惘了一会儿：我的一躯色彩变啦，而且这么简单。有什么未清的事么，踌躇着停了一下，突然觉得不该还那本书。

那是一本中亚探险史，遍记了十九世纪末以来踏查中亚的那些奇人事迹。然而使我怅怅然的不在那些艰苦大业，而是书中的一帧插页照片。

我恨我记不起那座山的名字，也记不清它究竟是坐落在巴基斯坦还是阿富汗了！只记得它的方位，仿佛当年夜里捧读时，我曾幻梦般感到：应当登上天山西部的某一座主峰来眺望它；而且若想看得真切而激动，非要经特克斯溯水而上，绕过玄奘西行的经路——木素尔冰岭关隘，从清朝卡伦(哨所)的波马边界攀援，紧贴着苏联国土靠近雪线，最后——在伟大的汗腾格里冰峰之巅眺望它才行。

上述路线不是遛半个月新疆就生虱子般生一沓子散文的骚墨客懂得的。

而那座山，它只有在如上的汗腾格里顶峰才能呈示神姿。特克斯上游清冽的风刺着肌肤。那一年我进了有温泉的山口，想努力靠近汗腾格里——但是没有成功。山太陡了，后来走在一面镜面般光滑的、鹅绿色的山坡上时，骑在马上觉得人马都在悬崖边棱上走钢丝。不仅骑坐的俯仰散漫，当时恐惧得连气都屏住了。后来不敢控马，把命交给马儿。仗了它一步步走完坡脊，后来才勉强下了山——而我还是正经的蒙古草地骑手出身。我没能看见那山。

不先登上汗腾格里，是无法瞻仰那座被整个中亚崇拜的神山的。而我知道了，连汗腾格里都是绝顶。

十九世纪的探险大师们却不知在哪儿支上了相机，拍摄下如此一帧它的神异影像。这张照片，不，这座山是一座只需人对它的黑白照片望一眼就终身崇拜终生爱慕的，不可思议的高清神圣的极限。

那山无法描述。但该简略说几句：那山是在一个山结正中，四面八方耸矗着著名山脉的顶峰主峰。它并不高于那些群峰，但它却浑圆怪异地从那山结央心升起，像一万只茫茫白羊中蜷着一头漆黑的驹犊。群峰都披冰肩雪，只有它如黑玻璃黑水晶，刻着坚硬光滑的纹理线。群峰峥嵘如吼，只有它静若处子。群峰组成一片山的狂涛骇浪，拥戴着神密肃穆的这异情异色的它。

在一帧黑白照片中，该节略该掩饰的都不再存在。剩下的只有一种近乎恐怖的感觉——对于少数人来说，如果他们从东麓北麓踏遍了天山山脉；如果他们从西北麓熟读了帕米尔高原；如果他们透彻了昆仑、冈底斯和喜马拉雅几大山脉——他们在这一帧画面前将懂得崇拜的起源。

我从心底理解了一些百年前那些不安宁的探险大师，好像能试着揣摸他们那从未诉说的心境。

如果鲁迅的环境是在这群山之间，我想先生就不会再用匕首去攻打粪土了。而且，中亚也会增加一个虔诚的信者和一批绝好的赞美文。

我后悔过早地还了那册书，如今我手头身边失去了那幅画。一连几天，也许是因为苦夏的空寂吧，我病了一般只是痴痴想着那座圣山。

后来我也想冒一次险，我支起画板把我的印象画了一个轮廓。我用薄薄的蓝灰底色，使一座莹莹浑圆的峰从几条磅礴巨脉的钳锁中缓缓浮现了。接着我迟疑了，一直到今天我还神神鬼鬼地狐疑难定。

怎样为它着色呢?连一笔都不敢往上画。

险入这样的位置——如同驼蹄的凹窝和冰壁上凿出坑洞的位置——是可感慨的。因为面对着这奇观般的神圣以后，心就不可能再向其它崇拜。而这座山有谁见过，有谁想象过，有谁可能和它有缘呢?遭逢这样一座山以后只能把它永远藏在心底。探险结束了，回到山外，回到人流熙攘的地方，回到都市，遇上相知可以向他畅谈汗腾格里和慕士塔格，畅谈小道怎样危险地缠着陡坡棱线滑下——若是净遇些异类呢?

谁都学会了和他们只扯扯姑娘追，只扯扯麦西莱甫；扯扯葡萄、哈密瓜、烽火台或者阿斯塔那的干尸。从新疆、内蒙古、西藏归来的人们，哪一个没有一点浅浅的孤独呢?何况你们，何况怀里揣着普热瓦尔斯基、赫定、斯坦因的著作和地图，狂热地和他们默默赌命的你们呢？

文学界里熬成婆婆的小贩小农式的理论家们在说：啊，多么生动的特色！真正写出了西部诗情！遛了半个月旅游路线的骚客们兴奋地又掏出一本来。你们该怎么办呢，还准备同那理论家们诉说一下关于着色的困难么?还准备掏出那张黑白照片一样的画稿么?

你们默默离开了，像我离开民族研究的职业一样。爱上那些过分激动的大山脉是一种悲剧，而爱上那些山脉拱绕膜拜的一座黑水晶般坚硬无雪的浑圆圣山——则是可悲之极。有了这样的爱，与世间的交流就再也不能。而且，胸中激烈冲撞的感受和那永远沉默无法穷究的圣山之间，也寻不到一种和谐。

很久了，我寻不出哪种颜色可用，我空空地对着那底色的画，涂不上一笔。

对于中亚，对于我曾深深爱着的中亚的新疆，如今我算是尝到对她体味的苦处了。这样的火候使我像哑了的歌者，束手无策，不知所措，我被迫地向沉默皈依了。

连对浅近些的诸山，比如对汗腾格里峰，我也失去了表现的能力。记得有一部小说曾经以"画"它的雄姿为动机写的，可是写时手脚突然沉滞呆笨，脑液凝固般愈转愈缓，一个心思只想摔笔。我趁失败的黑暗吞没自己前的一会儿工夫，草草收了尾，然后就栽在床上，任自己全身心都堕入沉默的混沌。那件事——大约是在三年以前。

三年来我一直陷迷在这种呆滞而凝结的半睡半醒之中。昏睡中，看见或是听见什么葡萄烽火之类的流行曲，我已经心平气和，不争不怨。清醒时忆起自己独自珍藏的那圣山之影，心里又总是漾着沉沉的感动。

我不太想再试着为它着色了，我懂了自己能力的限度。就让它如同一帧黑白照片一样，永远引诱我和启发我吧，让我终生都幻想着它的神奇瑰丽。

1988年6月

生命如流

原来生命还会有这样的流程。三年前，也是在这样一个十二月的冬夜，我为自己的第一个小说集《老桥》写着后记——而此刻，环境就仿佛是凝固着一般丝毫未变，那一夜的寒风仿佛还照样在窗外呼啸，一股长达三年的生命却分明已经弃我而去。

这三年的生命化成了这本题为《北方的河》的小说集，它游离出了我的肉体，此刻正摆在你们的手中。

但是我没有变。如果你们还是那些偏爱过《老桥》的你们的话，那么我也还是你们的那个我。我此刻正抑制不住地渴望一倾一诉，我甚至想对你们胡说八道乱喊乱唱一场。因为此刻——这千金一瞬的休憩时光转眼就要消逝，惟有此刻我正驻锚在你们温暖的宽容和理解之中。我已经嗅到了海浪的潮腥，我感到四周的空气正在绷紧。留恋休憩是危险的，黎明之前小船就要启航了。

我决不是在滥用感情。我并不向所有的人都敞开胸怀。在我懂得了"类"的概念之后，我知道若想尊重自己就必须尊重你们。你们和我是一类人。我们之前早有无数崇高的先行者；我们之后也必定会有承继的新人。我们这一类人在茫茫人世中默默无言但又深怀自尊，我知道我们中的每一个都盼着听见一响回声，都盼着发现一个给自己内心的证明。

人们之间的相知是困难的。尤其是当滚烫的真情找不到理解的时候，人们会感叹世间有如沙漠。但是，即便是深刻的孤独吧，也毕竟只属于私人。我还记得自己在牙牙学语般地写下第一行诗的时候，就已经厌恶那种鼻涕眼泪的伤疤展览。我喜爱的形象是一个荷戟的战士。为了寻求自由和真理，寻求表现和报答，寻求能够支撑自己的美好，寻求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是什么的一个辉煌的终止；我提起笔来，如同切开了血管。

我不敢吹牛说这个集子里尽是优秀作品，但我敢说这里的每一篇都是心血之作。有人说我在小说中描写自己；其实，我不但不敢说自己是个完人甚至不敢说自己是个好人。我的小说是我的憧憬和理想，我的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是我盼望成为的形象。我感动地发现我用笔开拓了一个纯洁世界；当我感觉到了自己在这里被净化、被丰富的时候，我就疯狂地爱上了自己的文学。写作的时候，我在激动的催促下不能自已，我尽情尽意地在笔下倾泻着内心的一切。在那时我总是深深地陷入了幻想，我幻想着这么干下去就会凿穿岩壁，找到那些珍宝般瑰丽的美文。在我起步时宣言过的"为人民"三个字，此刻变得又朦胧又亲近，似乎缥缈无定但又可摸可触。有时我独自无声地笑了，真的，所有的苦涩和牺牲在这样的理想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在流血般的写作中我得到了快乐，在对梦境的偏执中我获得了意义——这就是所谓的写自己，这就是我的表现主义。

其实更应当提醒自己的是另一个方面。在一个辽阔广袤的北方，在许许多多人们中间，我已经快要被宠惯成一个骄子。我能一点活儿也不干地在乌珠穆沁草原的蒙古包里支着二郎腿一躺二十天；我能在六盘山下的回民庄院里天天睡到日上三竿；我习惯了在天山南北，在昌吉和焉耆的饱经沧桑的长者跟前发浑耍赖。我甚至——写到这里我感到恐怖——在烦躁的时候对妻子、对我最宝贵的母亲大发脾气……然而他们却神秘地对我宽容着。

为什么呢?难道我真的配做他们的"独生子女"么?难道真的会降临一个光彩灼灼的陨星，报答和平衡这巨大沉重的恩情和欠债么?谁敢说末日的结论不会揭穿这只是一种欺骗、一种背叛和一种可怕的榨取呢?

即使具体地说到这本小说集，我也同样感受着一种沉重。我的学业导师翁独健先生在他八十岁的垂暮之年，捉笔为我题下了"北方的河"这个年轻的书名。胡容、李江树、任建辉为这本书的编辑与封面竭尽全力，他们几乎视此书为自己人生的一份。他们的态度支撑了我的信念，使我仿佛听到了你们——我的读者们的热烈喊声。

世界又确实是温暖的。在人生的道路上也许关键并不在于坎坷或顺利，而在于懂得珍惜。因此，尽管我对这样的幸福感到恐惧，尽管我真想扔下这两肩的重负去换个轻松的活法，我还是只能坚持下去。我已经说过，我喜爱一个荷戟战士的形象。

我出于对淘汰的畏惧，总想使自己的文学超越今天。我因为看见了一点历史还梦想使自己的文学超越明天和后天。但是我在冷静的时候很清楚：这个梦是决不可能实现的。我也许能够超越肤浅或潮流，但我不可能超越时代。我不可能变成预言家或巫神。

这里藏着我最深刻的悲哀：原来我和我的心血凝成的作品也会和它们一道，和那些我尽力与之区别的东西一道，与这个历史时代一块被未来超越。

文学仍然是严峻的孤旅。它不仅荆棘丛生前途未卜，对我来说，我的文学需要青春的鼓舞，而青春却正在残酷地步步舍我远去。

不过已经用不着来一套感时生悲。因为我首先想起了你们，我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有个性的文学都应该拥有一批独特的读者的话；如果允许不高尚的作者也可能集中高尚的理解的话；那么我想说——我拥有的读者即你们，一定是人们当中最优秀的那一类人。

然后我又想起了我对画家梵·高(Van Gogh)的追踪以及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决定性的影响。平均地看待美术史的人是不会像我这样热爱他的；也没有一所美术学院能教出我自己找到的关于梵·高的知识和认识。这位孤独地毙命于三十七岁的伟大画家不可能知道，他还有一幅画就是我；虽然这只是一幅不成功的小品。

请容忍一次热情的胡思乱想吧：

也许在将来，在一个我不知道的时间和我不知道的地方，会有一个小伙子站出来并默默地起程。他虽然独自一人举步艰难，但他从我的书中找到了只有他一个人需要的启示和力量。他会干得比我更漂亮，在他的时代成为承继我们这一类人的一环。

那时，这样的一句话将会亮起光芒：

别人创造的是一些作品，我创造的是一个作家。

1985年12月

荒芜英雄路

传奇的阿勒泰山脉终于摆在我两眼之前了。比起天山也许确实多少有些舒缓，但依然是雨坡松林黑郁，阳坡绿草明媚。

对于新疆来说，这是偏僻的死角，然而我却清楚它应当是通路。幸亏蛀书的研究所生涯没能泯尽我的想象，我一直在心中揣摸那路在哪里。

看了阿勒泰郊外的白桦林，没有想象的雪白。小城当中也有一座树林，清澈的白浪翻卷的河上，有一座圆木桥。背后是闭塞的丘陵大山，积雪还斑驳可辨，但已经划不出雪线了。然而从蒙古高原到中亚细亚，我偏执地相信该有一条路线。你不该闭塞着遮住小城，只显给我一些白桦林清河水。我说的是路，是具体的"路"而不仅是路线——那时我顽固地想。

路应当就埋在阿勒泰的这重重山间。

石堆墓如链在左面隐现。草地荒漠化后，五月的芨芨草已经快啃光了。广阔的视野中有褐色的和铁色的秃山，使人难以想象这里居然就是阿勒泰的著名领土。

过北屯时，有一蠢肥的女人上车，活像西陲蝴蝶迷。粗俗无耻至极，对司机怒吼"坐你大腿上"。小屯、小聚落，中国人才造得出来的呆若木鸡的红砖平房不时推出，刺人眼膜的红色长条中走出几个流氓相的小伙，愣愣地盯着汽车看。这种戈壁荒地的住民居然活得健壮，在干旱得连岩石都龟裂的荒裸山脚迎送无聊人生，每天最大的事情是——看几辆过往的汽车。

然而那条道路应该在此。

我怀着的，是非常不合历史学者习惯的一种偏执。为什么呢?

就应当在这里。既然英雄时代的蒙古人以这里为通道，走向了广阔的中西亚，那么路就一定应当埋藏在这里。而且，我还判定这里应当有大量蒙古后裔。尽管我初次走向阿勒泰边缘，但我相信主观的感觉，我相信我只要见到蒙古人就能挖掘出那条道路。

到了青河县。如我判断，"青河"二字是蒙语"青格勒"的音译和意译。我兴奋地打断介绍，要求找几个当地蒙古人座谈。第一个见到的是县武装部长Dika，土尔扈特部蒙族军人，我开门见山动员他说：咱们要找到成吉思汗走过的那条路，不能让那条路埋在这里!

Dika激动了。

他取出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用一根粗指头指着上面的等高线："这里，在hara-balaqik-tu，有路。"他说的是蒙语。

接连几天我同本地全部老辈蒙古人谈着，唱着，喝着。青河县境的蒙古后裔是乌梁海人，讲一种远不如伊犁的厄鲁特方言那么和谐有致的难懂方言。但我们坚持不用汉语。那时用汉语会出现泄密和玷污的语感。有一个老太婆反复问道：能唱么?能唱阿睦尔撒纳么?真的唱了阿睦尔撒纳也没关系么?

于是，反叛的英雄颂就唱起来了。

阿睦尔撒纳是北京的蒙古史界再三表态与之划清界限的叛乱首领。

正在忙着蒙古史硕士生论文的我，当时听着瘦骨嶙峋的老太婆醉酒高歌，倾诉着对阿睦尔撒纳的崇拜时，浑身每个毛孔都流动着"入伙"的快感。不知为什么快活得鼻子呛酸，觉得自己体内的邪恶在古怪地排泄。而那歌声比内蒙撕扯得更凶急，我心中学来不久的史学诸原则在醺醉中哗哗响着崩垮塌落。听着阿睦尔撒纳的赞歌，手足舞蹈在一伙陌生的乌梁海人中间，有一刹我觉得昏昏然放松了。算了，为什么非要考古寻觅，那条古代通路比起这首叛歌又有多大意义呢?

但是，蒙古人对成吉思汗的感情可不像汉族人对他们领袖那样实用主义。蒙古人对成吉思汗的爱是绝对的。所以，既然我断言这里应该有一条让成吉思汗四十匹挽马拖着的宫帐大车(ordoteregen)走过的古路，那么乌梁海部就一定要把它找出来。事情一定要成功；我是否有斗志已经无关紧要。

方向是青河县东风公社，中蒙边界。但是没有车。枯坐在招待所里，干等。

我们住一个套间。后来来了一些当今最有权势的财政局或物资局的人，背信弃义的招待所就把他们安排进了我们里间，使我们当夜就变成了他们的值夜护兵。气愤得我每天往他们屋里吐痰，扔脏纸(当然趁他们外出时)。一直到Bata来的那个下午才结束儿童抗议战争，继续正业。

Bata是博州出身的察哈尔蒙古人，武装部干事，天天盼调到博州温泉县去。他扬言若到了温泉，就是"他妈的一等干事"；若不让他调，他就怠工。Bata闯进屋子，吓得我停住了对里屋的骚扰战。他大吼道：出发！有车了！出发！

走向大名鼎鼎的东风公社边界，途中依然满目疮痍。走向哈尔嘎特山沟的两岸，处处是一种青红色的灼烫砂块。不见畜群，不知夏营地在哪里。沿途星点不均地看见一些乌孙时代的链式墓，还有一处突厥石人墓——这也暗示着古代蒙古高原到中亚的交流。边境线静悄悄，连风都压低嗓音似吹似听。古怪地突然想到北京的长安大街，若是那条路也变成这般荒凉，该是多有意思呢。

在乱石丛生的山坡上颠簸着，吉普车像坦克在斗勇争狠。石头在枯柴蓬蓬中倔强地挡着，地势在蛮荒之中升高了。

车猛地刹住了。

Bata回头对我说："喏，就是这儿。"

我揉揉眼睛，茫然不知所措。我在死寂的石头堆里走了几步，疲懒得想躺下睡一会儿。青白的烫人阳光高高充斥，那些石堆上的苔藓都是焦枯的。

我揉着酸痛的眼睛，费劲地踩着怪石走了几步。地势升高，右手出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我突然看见了一条痕迹，有一个形状突然出现了：峥嵘的怪石整齐地排成十米宽的一条宽带，朝着哈尔嘎特左手的山顶伸去。青草枯干地刺出石缝，荆棘刺网般缠绕着这条尖石带。路，清清楚楚地静悄悄停在山坡上。

我不能理解。我惊慌地环顾四野，天地之间一片死寂。

静得像是一切都被抽空了。没有气流，没有地热，荆棘般的芨芨草像插在石缝里的锈箭。顶着凝住的阳光登高一些，巨石垒筑的大道像一条死去万年的死蛇，白白地反射着一种青绿的白光。我的脑子在一瞬间便计算了、归纳了、整理了、判断了，我在寂静中只用了一瞬就判断完毕。只是我古怪地被施了妖术，我觉得死亡般的荒芜正疾疾地蔓延上我的心，我觉得恐怖的白昼缄默正悄悄地封死着我的喉咙。

"Bata，telejammuna"我艰难地对那个察哈尔军人说。说出口我就觉得嗓子被重重地堵塞了，心头也猛然沉沉地坠下来。

Bata向其他人转译说：是那条路。他还亢奋地补充：是成吉思汗本人的路，已经肯定了！已经决定了！成吉思汗本人的路!嘿，干得好哇兄弟！

独自一条嗓子在空旷里倏然逝去了。

其实我没有多少依据。惟一依据是路宽十余米，以石方垫起了凹陷。在青河迤逦的草原上，这种道路无疑是为了车。而恰巧成吉思汗的宫帐大车又见于史料，所以——我解释着。愈讲朋友们越兴奋，而我自己却愈讲愈茫然。

全部洞悉一切的是阿勒泰。它沉默不给我一言相助。但我知道它支持我的感觉。

是这样。完全是因为感觉，使我嗅到了这条湮灭的英雄路。

哈萨克司机Toral把吉普开成了坦克。车在尖牙怪石上蹦着，我们吵嚷着追着，把石头搬着填给车轮。吉普车奇迹般在陡坡上蠕动了，离开荒凉的哈尔嘎特，向对面的夏牧场攀登。

我告诉Toral，从成吉思汗以后，这是第一辆上了这条路的车。大家哄笑着，马上叫他Toral汗。

黄昏暮色降到了美丽的夏牧场，地名也是蒙语：Hara-Barqiktu，黑泥巴。肥美的绿草无声地涌着，五畜归牧，毡房上的炊烟浓浓。远方有些骑手的影子在疾忽地闪着，像在捕一匹马子。浴着最后一抹金晖的山坡上，两条狗终于舒服得禁不住伸伸懒腰，然后打着滚滑下坡来。女人们悄然游来游去，孩子们默默地盯着凝视。沉甸甸的蓝黑降下来，溶进苍茫的夕照。一位哈萨克老者恭敬地把手抚住胸，好像朝我们问了好。他背后有一道蓝醉的溪水，静静地碎成斑斓的紫缎色。

同样的宁寂啊，我想。

就这么静静地，我仿佛眼睁睁看见一切都在沉入暮色。无论是七个世纪以前那壮举般的行军，无论是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或阿睦尔撒纳，无论是石砌的草原大道还是几千年星星点点遗下的各式古墓：一切在这片黑泥巴上都黯淡地沉灭了。山影灰了，树林淡了，毡包模糊了，炊烟终于和天地溶成一色，轻轻拥推着这异界般的夏牧场吐出一个久久的喘息。

野望消沉了，堕入仿佛情欲般的夏夜草原的游魂般的呼吸之中。

Bata从毡帐里出来，唤我快些进去。哈萨克人迎宾的礼性，还有煮熟的羊肉已经准备就绪了。

那条古道应当备忘如下：

经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一座叫做乌兰大坂(UlɑnDɑbɑn)的山口，自三十四号界碑进入阿勒泰。于克勒干敖包东侧南下，绕边、中、花三个海子；与自三十五号界碑入境的另一条古路于卡增大坂(KazenDaban)以东会合。会合后的大道遇滩消失，遇山修起，陡谷石筑，通向山外的哈尔嘎特大通道。

然后，再会合(或并行)自中蒙国界六十七号界碑处Bakaebi至盐湖、再至Ikeebi的大道，南下准噶尔将军戈壁，直指木垒或吉木萨尔一线的古路。

《长春真人西游记》载："二红山当路。又三十里咸卤地。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问了牧人们，Baka和Ike（小、大）两座山都是红色。中有Dabsu，蒙语盐池。醉酒高歌的老妇人念念不绝地叨叨的乌兰大坂，显然那是自蒙古高原进入中亚的最大咽喉，可惜我不可能越境去查人家的领土。

写上这几行文牍是为了备忘么?也许只有我知道它的"史学"价值。在日本时谈到这次调查，见到过许多羡慕和怂恿的眼光。好像我也曾经打算过再深钻一下，搞一篇海内外扬名的论文。从青河武装部Dika部长那儿我已经抄了万分之一图的图号，难道我不曾准备让这条死路在学术上再活跃一番么?

黑泥巴(用蒙语写成"哈拉·巴勒其嘎特"就优雅了)草原皓月当空。脚旁蒙古的山和境内这边的山都苍茫无依。说不清为什么草地漾动般悄悄在动，山影林影都在忍受着高海拔的清冷。我披衣出外，肩肘间涌着清白的雾。心中被冻了一怔，接着就充满了冰冽的凉意。

老主人也披衣出来了，我猜他是担心狗会咬我。我在月光下望着他，只觉得他漆黑得像一个阴界的魂。我想问候或搭讪几句，但是我没有几句哈语。我沉默着，他也默默等着我。我想出了一句：

"JakseJaylaw，"好夏牧场；我听见自己的嗓音像一声塑料人的响声。

"JaylawJakse，"他赞同地答。夏牧场好，接着他突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们都陷入了无言。

不，我永远也不会去搞那篇什么论文了。仅仅在这篇散文中留一条线索，让哪位偶然翻翻文学作品的学者去青河考察吧。或者去巴音乌里盖——外蒙古拥有着那座乌兰大坂的省份去考察吧，他们会发现整整一条成吉思汗的石筑大道。

英雄的时代结束了。

我只独自一人默默悼念英雄。我不干那种事情——当年英雄帐下几十万战士没有一个人屑于干那种事情。

英雄的道路如今荒芜了。无论是在散发着恶臭的蝴蝶迷们的路边小聚落点，还是在满目灼伤铁黑千里的青格勒河，哪怕在忧伤而美丽的黑泥巴草原的夏夜里，如今你不可能仿效，如今你找不到大时代的那些骄子的踪迹了。

老人探询地望着我，欠着身躯。

我抱歉地道着谢，迈回了毡房木门。

真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重访阿勒泰。我也没有搞那个"科学研究"；因为我一翻开资料就觉得有一种嚼英雄粪便的感觉。我只是永远地怀念着阿勒泰大山，我清晰地看见有一条雄壮的大河般的道路，山间谷底奔腾蜿蜒。没有人知道它，只有我和那些牧人想着它。

1988年7月

潮颂

午夜将临的宁寂中，有时独坐着凝望漆黑的窗，眼中会渐渐幻视。那时心境会潜入一片丰富的暗晕，漆黑演化出世界般重重叠叠的潮，使人的心醒悟般静了。

像病愈般喜悦地独自凝视着，小心不让那黑暗的热息触着。我悄悄在一瞬告诫自己，不要徒劳，不要强求今夜。像大堤拦住了一湾涌浪般静静消磨这良辰。我偶尔想到大西北那片冬景色，又倏地联想到正在汗乌拉残破的饲料基地打发晚年的几位老人。我又赶快屏息专注，我不愿让满架的书和满心的火又扰乱了这样的夜。切成规矩的一方黑夜终于微笑了，深沉无限地迎着我徐徐泛来。

我知道我已经有过几次这样，静夜中独自对着一面广袤的潮。今夜才明白了那几次也是濒临转机，也是日复一日地感到前路被黑暗浓浓地缠绕吞没，也是如同心病发作后挣扎了不知多少日子。而就在吃惊地眼睁睁望着那浓暗时，就在这种不知觉的正面对峙中，我看见过今夜这样的潮。

冬夜温柔，夏夜清凉，那潮不可思议地涌来眼底。淹没视野，浸遍身心，刚强和暴烈被劝止了，狂热和义愤被销蚀了。我回味着生命中和这黑暗大潮的几次遭逢，心中堵塞着无言的感慨。这其实不该说破，我心里暗暗自语着。但今夜使我激动。这不仅仅是与大自然；虽然汗乌拉襟麓，波马黄昏，金积堡冬日的荒野，——都在我的脑际制造了一片那么雄大的自然，它们都是自然界的一些非凡地点；然而今夜的自然虚渺而无形，这使我企图用回忆塑造它。我深知这需要神力，我缺乏表达的能力，我迟疑提笔时只是知道：那一切决不是平常的。

在草地插队的时候，有一年驻营在南缘临近乃林高壁的什么地方。我只记得尽管我很少回头，但我的后脑总是隐隐感到背后汗乌拉雄峰的逼来般的巨大沉重。那一年季节不显，我忘了劳动种类也忘了骑的是骆驼还是马。那是一个身心麻木得宁静的年头，那时沉硬的劳动一天接一天地石碌碡般碾着自己。到今天其实我有些否认那时自己的潦倒；那时有一次同队的李仲祺穿着他那件烂光了吊面只剩皮板的褴褛袍子，有一个牧民老太婆叹道："简直和过去的穷人一样啊。"在蒙语中，"穷"和"贫牧成分"的"贫"是一个词——那时我心中微微一动。后来我们访贫问苦时，又是一个牧民老太婆说道："过去穷人么?哎，就和你们一样呀！"——我记住了这两句话，为自己获得了对旧社会的切肤感受。但那时我们精神并没有崩溃，就像今夜的精神一样。那一年就是那样一个时刻：褴褛而濒临绝境，精神的弓弦紧绷而未断。

集体成了一种巨大的、黑铁般沉重而无形的道德。它不再是强有力的组织了。

我今天明白了，那时开始了独自的思索。

我记得中学和我一班，插队又在同一包的唐那时的结论。他忿忿地提出要掌握牧区五大技术，我不知道五项中他是否算进了蒙语，但那时他的蒙语突然厉害起来了。他使我震动。因为我们已经是相当优秀的牧民；提出掌握牧区五大技术——这意味着要彻底达到草原上尖子老牧的炉火纯青，这意味着要与学生梦想决裂，悲愤地殉某种理性，拼命地闯眼前现实。

我记得我浑身上下打满了羊皮补丁。

烤火时一贪暖，袖口又煳了一块。第二天使劲勒棕绳时或是抓牛时，那抽缩的煳处裂开了，一会儿冻得片刻难安。晚上剪块羊皮又补上一块，大针脚缀在铰了厚毛的皮板子上。

那一年就是这么个时刻。我们迁到山麓南缘，包北是我们著名的汗乌拉峰。那时汗水淋漓地盖起的泥屋，还有整个四百亩饲料基地如今都是颓然废墟了；今天搬到这里打发残年的几个老汉，当年还是洋洋大名的传奇牧马人或者骆驼倌。那时，我在有一天突然觉得该停一停。——不去纵马，不忙碌包中，不醉酒，不贪睡。我恍惚中觉得应该靠着蒙古包那吱吱响的破毡壁，面对着草原静静坐一会儿。我摇摇晃晃走出包门，扯开褴褛皮袍的襟领。对于那时拂来的风和潜来的潮，我并没有顿时领会。

回忆细微是困难的。

我不敢说今天强烈涌上心头的回忆，就一定是当时那用肉身肌肤一丝丝承受过的往事。

那是我惟有的一次独自坐在广袤自然之中。

面前平坦舒展的还是看惯了的乃林高壁的碱草滩，升着一种白亮的气流。

背后永远逼近的还是大队命名的汗乌拉峰及其余脉，强加给我们至今的沉重。

我怅惘地坐了很久。四野久久地浸漫着我。

后来，我联想着一个潮字。我若思若梦地琢磨着这个字，看着南缘起伏的草海一道道一道道地向我送着信号。

后来可能我在小本上画过一些什么。后来可能我的心里有过一种涂抹的冲动。当我离开草原聚精会神写那首《骑手的友谊》时，我猜我是因为那次独坐。那个时期的我是坚强的；无论是陌如陷阱的大学或是以命夺食地留守草地，我知道哪一种前途都不会压垮当时的我。我已经进行了一次混乱的清理，选了一个满意的角色准备装扮，我奇迹一般地镇静。但是那时我不懂一切是因为那大潮，汗乌拉草原的大潮，其实已经百年不遇地为我浮动了。

今夜应该默默地赞颂它么?我今夜才醒悟。而近十年来我一直在描写它，这真使人吃惊。其实这十年里我什么也不懂。

像命运的棋盘正和野心默契一样，经历了北方的边境之后，学术十年的日子又放在西方的极地——我写到的波马在伊犁最西的一个县昭苏。隔一片冰雪莹白杉柏黑黑的山坡，或者隔两块蒿草青蒙平坦湿润的草地，就是苏联。

波马是一粒定盘的棋子。

果然，后来的历史证明，无论我怎样狂妄怎样努力，我在这个地球上能生存的地域，就像东不过汗乌拉山的经线一样，向西也超不过波马经线。这两者之间，是我广阔天地也是我的限界。

我人生的西极在波马，并不是因为波马正巧在国界。不，即使没有中俄条约国界西移千里哪怕移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我也不会超越波马。

原因我无法说清；但你若是去一次波马你就会明白。有位朋友去过波马以东七十公里的阿合牙孜；他听我刚说了一半就打断了我，并大声嚷道：我懂!

至少，波马实在美极了，只有它才当得起美这个字。而后来我才知道，美，对于文明发达几近腐烂的中国人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种血色、一种难得的激烈和天然的热情啊。

那时我正跨进博物馆巨大的厅堂，每天嚼着馒头背几个满文单词条。线装书刚刚显示它幽静的魅力，地层学和标型学的理论刚刚在一两次实践后征服我。以不坏的成绩学完、并且年少力强的我那时欣喜地体会着自己的职业——馆员或考古学者的身份使我们这些昨日遍尝艰苦的插队青年有些沾沾自喜。工作，职业，这些概念那时是突然降临的，而且立即就吞没了我们。那是在一九七六年，国运剧变，人心震荡，我站在博物馆西门台阶上看完了整幕的天安门事件。但是加入政治并不意味着抛弃职业，人心向稳定的苟且偷安是可怕的。——事变结束了，人们以更好的秩序投入枯燥无味的工作，我拉过闲置了几个月的线装书开始阅读。我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人生是没有意思的，我不懂人生中需要美的光彩。

就这样到了新疆，又进入伊犁，定点于国境上的波马，开始发掘。

波马的那个黄昏是猝然而至的。

它一下子就粉碎了我。

后来，经过十年的攻读、钻研、踏查、反味，我在自己胸中营建起一座关于新疆的大厦。那个黄昏的意义要靠学者的诠释才能显现。愈是学问进入深奥，愈是把握了复杂，它就浮现得愈加绚丽鲜明。当我终于留洋完毕自觉已经看见了这座学问宫殿的内外以后，我突然觉得这辉煌殿堂分崩离析，轰然倒塌了。

在波马黄昏的大潮中，再没有什么可以永恒。失美的学术在那金红的晚照中可怜巴巴地变成了一个瘦枯的四眼呆子。我无法回答自己：为什么十年来如醉如痴地喜爱这门事业呢?为什么逢人开口便滔滔不绝地大谈新疆呢?为什么在东京在美国我问外国佬"知道世界上哪儿最美"呢?难道只是因为一堆书一堆乌七八糟的论文吗?难道只是为着一个蛀虫般的职业么?这问题日益严肃了：我用完整的专业学说最终否定了专业思想。真正的新疆并不是那些无情的书本；新疆是一个热烈活着的灵魂，新疆是一个自由自在的美神。我停下了手里那机器般的活计。我冷静了：或者我研究并写出这个有血有肉的美世界，或者我就放弃这种人为的研究本身。因为我难忘波马在那个日暮时分的情景，那金红的晚潮是不可抗拒的。

描写它是不可能的。文字无声无色，绘画僵固不流，音乐缺乏题义。无论用美丽瞬间，或是用辉煌的波马那样的发想，都不可能解决我满心的激动。它不能表现；它只是指示一个生命的选择。我又忆起那个傍晚，我坐在圆木垛上，吃惊地发现自己的身体已涂得通红。我慌张举起手臂，手臂画出了一道红色的光。在那一刻里我感到了身心内外的颤栗，在如此实际而平庸的生活中，那电击般的颤栗是千金一刻的体验。

山麓鲜红，高海拔山地的黑柏林鲜红，耸入天空的闪烁冰峰也鲜红。从脚踝向前，一直伸展到国境以外苏联的天山腹地，万物都奇异地涂满了金红的神彩，万物都随着一个气息，渐渐地涌动起来，沿着雪山草原的大陆，朝我推来一道美丽的潮。它一瞬便淹没了我，击碎了我，还原了我，我今夜还觉得满心都溢着那难言的美色。

那个傍晚是默默地出现的。

然而我已经被注入了理想。我已经迷茫地看见了一个圣洁而纯美的目标。奔向它只能愈来愈厉地陷入苦寂；但舍弃它自己更无法容忍一种丑陋感。波马传给我的确是一道中亚的浪潮；它和耳濡目染三十年的环境，它和我存身其中的整个文化都是相悖的。施过这样的魔法以后，人便不能随世。我如牛引颈一般，朝着这偏离的方向，开始了心灵的长长旅程。

到今天已走得不近了。

回忆起来，波马的晚潮已经成了我的至宝。像追寻太久的恋人一样，愈是年近垂暮愈觉心比石坚。

在金积堡附近，冬季的原野是灰蒙蒙的。走过了陇山、六盘山、月亮山那些波涛滚滚愤怒悲壮的伊斯兰山区以后，在这里我只觉得无话可说。

四方的陆地都在涌来，逼迫挤压，我喘不过气来。这不是隐喻一瞬的那种神秘片刻，这是人心和历史的怒潮。金积堡的原野在朝我呵斥，无情地抓起尘沙扑打着我。农民军的堡垒被夷平了，刽子手的祠堂被列为文物。人血曾经泡软的田地呈着旱情，人心被残恶地跺踩过了——心伤无愈啊。

偏偏我又有着历史科班的出身，我一一挑剔但无法反驳。偏偏我又出生在回族的血胎之中，我想躲绕但我走不出这块土地了——金积堡冬日的迷茫四野用大潮大涌击打着我，要我明誓，要我举意，要我实行当年我粗心大意就嚷出的为人民的宣言。

应当说，历史上有过的屠杀已经被历史否定了；也应当说，存活于赤贫的人民也正一天天饱暖起来；还应当说，回族等族舍命死守的理想也愈来愈被尊重。但是，糟辱人心——不尊重人道，无疑是二十世纪的眼睛最难揉的沙子。对于我来说，无论乾隆年间也好，无论同治年间也好，那些糟辱践踏仍然鲜明如同昨日。我有我天生的一腔激烈，像同治年在金积堡一土枪轰死著名政府军刘嵩山的农民一样，我也要用我的办法向反人道的邪恶复仇。

在金积堡的冬野上，景色太沉重了。

二百年来有近百万人殉道。二百年来一切智识阶级都平静了，忘却了。史籍又是含混不清，像这满目混沌的苍茫大地，像这尘埃漫漫的西北之冬。

然而二百年来有人在偏激地记忆。当公理泯灭以后，悼念在宗教的干行中坚持。当历史不再真实以后，心史在褴褛的农村里形成。迷茫的金积原野，像是它地域的宽广，村影烟树在冬寒中默默不动，像是它拒绝诉说的决意。——这一切刺入骨髓切破肌肤，它把我独自冻僵在这寂静的大地上，我逃脱不能，缩避不成，我只能咬咬牙袒开胸怀，任这深重冰冷的大潮洗荡。

一阵黄尘疾疾掠去了，峥嵘嶙峋的牛头山清楚地显现了片刻。满目的耕田黑黑地伸向天边，走远后再也看不见回民领袖马化龙的小墓。四旗梁子一望茫茫，金积堡已经虚有地名。我满喉头堵噎着一口硬硬的气，我失了方向，径顾独自一人在这片平坦无际的肃杀冬景里流浪。我忍不住四面八方的凝视，我忍不住喉头呛死的那口硬气，我忍不住大潮如此无情的撞击，我猛地扑在冻碎的黑土上，从心底吐出一口血一样的回答。

如今该怎样回忆那艰忍的寒潮呢?我不敢过多回忆。就像满壁插满了预备的书籍笔记而我不敢开架一样，我不能在时辰未到时，就做出一个轻浮的举动。

随着北海舰队的驱逐舰，我来到了海面上。黄海波涛无尽，舰首水幕透明。我在出海时不愿有一分一秒浪费，我总是站在舰桥凝视。但是没有，我当时和此刻都不无遗憾地想，我的视界里并没有再次升潮。

后来换了潜艇，我冻僵了两膝也没有下来。我盯着白浪滔滔喧嚣吼叫的海面，不敢眨眼。但是依然没用——潮，并不因你穿上水兵服就来临。离开那天，登上码头时，我说不出地心里漾着一股沉重。

离开大海时，我已经不望它了。

我觉得出事情的严峻。

一直娇宠我的大自然，今天向我投来的目光是苛刻严酷的。没办法，我纵然紧张但心里清楚：今天它把我当成年人看了。

那么，今夜窗外的一方黑暗里是什么呢?我站起身，把窗帘扯得更开。夜幕中行走着微乎的音符。规矩的黑色里饱盈着看不见的色彩。有一个静静的微笑，有一个沉着的注视，在随着心跳次第近来。我欲呼无语，不知该喜该忧。它像一个深邃漆黑的谜，不让我猜出来，也不离我走开。

只是又给我注入了新鲜的希望。

我感激地望着它。

在今夜，这个渺渺人世里也许只有我在望着它。我们在黑暗中对峙般地默默停在这里，谁都不再超出这温暖的限界。

今夜我懂了，我的潮支撑着我的命。我不能任性地追求它，在应当的时刻，它会悄然降临渡我过关的。我应当信仰它，我应当在忙乱的心里留上一角，时时向它赞祝。

——是为颂。

1988年2月

背影

成年以后,有时我会在恍惚中陷入一种若有所思的混沌中。有些儿时的影影绰绰的幻象,在那时明灭倏忽地掠过空茫的视野。我感到了一种诱惑和神秘;但我不能解释。那是什么呢?像一些匆匆而去的、避开我注视的背影!

那是在小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反正是在上学去的路上。我双手揣着兜,斜背着姐姐用过的旧书包,边走边踢着路上的石子儿。那天太阳照耀得炫目,我无意中眯着眼睛。突然,潮水浸漫般的人群中出现了母亲的背影。

她背朝着我,正大步笔直地赶着路。人潮缓缓地逆着她涌来,我觉得她的腰挺得又僵又硬。她的两腿好像迈不稳,但她走得又急又重。那一年我还不满十岁,经常因为淘气被她捆在桌子腿上。但是鬼使神差,我不再踢石子儿了,我默默地尾随着她,走了长长一程。骄阳照射着她的乱发,她的背影显得单薄又倔强。——不过那只是一小会儿的事;后来,究竟我傻乎乎地跟着她走到了哪里,又是怎样离开的她,我已经完全忘了。

差不多三十年过去了。

当然,三十年里,包括我的家在内,一切都变了。

前天下午,我为了休息一下疲惫的头脑,信步走出了家。明亮的阳光在拥挤的树枝和楼群间眩目地闪烁着,我漫步走着,脚下踢着一颗小石子。猛然间我看见了母亲——她正迎面走来,手里提着一捆青菜。她的步子一下下迈踏得急忙又沉重,像在僵硬地跺着路面。她穿过嘈杂,笔直地面对着我,我看见她的神情茫然又坚定。在那一刹之间，我被一阵难以名状的感动攫住了,我简直忍受不住这感动的冲撞。奇怪的是，在我眼中清晰而灼烫地走动着的,并不是她此刻银发苍颜的形象,而是一个恍如隔世的、充满神秘的背影。

三十年是一个轮回么?或者换一句话讲,是一个光阴么?然而,我所以感到激动,是因为我在记忆了差不多三十年的一个背影之后,终于看见了一个迎我而来的母亲。

——我像在说梦。

旧历三月二十七的前夜,我来到兰州赶尔麦里——追悼牺牲在清朝统治阶级屠刀下的亡人的集会。到达时兰州已是夜色苍茫,而我还在徘徊——我不知道尔麦里的地点。在夜幕静垂的兰州街上,我独自一人,走走停停。我无法寻人问路。我知道,如果听到我的来意,兰州会感到古怪的。

这时我看见了一群农民,一群农村来的回民。他们背对着我,披着黑棉袄,夹着麻包捆正走得匆忙。我看见那一片在夜雾中黯淡亮着的白帽子时,差点失声喊起来。可是我只是默默地跟上了他们。我已经成人了,我已经学会了藏起或抑制住心中的感情。他们笨拙硬直的背影在我的前面朦胧地晃着,我觉得我已经能从那姿势中感受到他们的戒备、他们的自尊、他们与这都市的隔膜以及他们固执地认准的目标。

他们拐进了一条小巷。没有路灯。我睁大眼睛辨认着他们那些黑黝黝的背影。一些白色的圆点在那些黑影上面像是启示的信号。我来了,我在心里悄声呼唤着。像你们一样,我也来啦。我跟定了前面那些古怪的背影,加快了步伐。

第二天，我的两眼看见了一个波澜壮阔的伟大场面。两万农民从陇东河西、从新疆青海奔涌汇集于此,人头攒动的海洋上尘土弥漫。无文的农民掀起了直入云霄的呼啸,为说谎的历史修订。当两万人汇成的大海在我眼前喧嚣沸腾,当我真真地看见了两万个终日躬耕荒山的背影在拥挤呼喊,当我震惊地知道自从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清朝刽子手使一腔血洒在兰州城墙以后,二百零四年之间无论腥风血雨苦寒恶暑,回回撒拉东乡各族的人民年年都要在此追悼颂念——我激动得不能自制。那染血的城墙早已荡然无存了;岂止乾隆年号,即使改朝换代也已有三次。二百零四年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不仅是太长而且是一个恐怖的数字;而人民——我凝视着那两万背影我明白了:人民要坚持着心中沉重的感情直至彼世。

那一天我结束了自己漫长的求学。那一天我觉得自己拿到了一个没有硬皮证书的学位。

尔麦里结束了,我目送着农民们大股大股地涌出兰州。他们抹抹汗污的额头,把捆成小卷的黑棉袄一背,头也不回地径直去了。黑衣白帽的浪头急急地追逐着,只留给我一片斑驳闪幻的背影。我独自站在大街路口,一连几天目送着他们。最后我熟识的那家宁夏回民也走了。他们对我频频回首,但他们终于也走了。当我望着他们终于也化成了一些不可理喻的背影时,我从心底感到了孤独。

于是我慌忙追上了他们。

陇东、河州、运河、天山、济南府、焉耆镇,我追寻着他们的踪迹,追寻着我看到听到的一切在我心中激起的回声。我看惯了那些避开热气腾腾的食堂,蹲在车站一角嚼着干馍的旅人;看惯了那些匍匐着的苍老虔诚的脊背;看惯了在风沙弥漫的乡村大道上的、那些白帽子下面的坚忍眼神。我惊奇地感到:在奔波中目的似乎消失了,我像一片落叶,正在北方贫穷的黄土大山中悠悠地随波飘荡。

我看到了真正巨大的背影——

原来,这些黄土大山和原野村镇,连同它们怀抱中的那个默默人群从未向世间袒露自己。六盘山一字排成屏障,遮住了它背后的西海固。开都河眨闪着微笑般的粼波,隔开了隐蔽在绿荫中的村庄。黄河湍流上节节拦坝,消失了舟楫也消失了筏客子的传说。数不清的夯土墙蒿草丛掩护着,闭口不言殉教者的冤愤和鲜血的流淌。茫茫大西北黄褐色连着黄褐色;仔细听时,犁铧梿枷又只是循着成熟的节奏,你崇拜的人们只是日复一日地忙碌着生计。真实——真实被埋藏在心底的一个微乎的波动上,隔着一座伟大的背影。

每当远行将归的时候,我总是在别离的瞬间愣怔一下,心里总是在那一瞬闪过这个无法理解的背影。你什么时候才肯转过身来呢?生我养我的母族!要等到哪一次沧海桑田的时刻,你才肯从这世界上迎面而来呢?

我好不容易才听见了喊声。

妻子和小女儿正盯着我,她们的脸上挂着诧异的神情。小女儿奶声奶气地嚷道:"爸爸,我叫你,你怎么不答应呢?"妻子也说:"孩子喊你喊了好一阵工夫了,"她又补充道，"可是你一直背对着我们,不回头。"

我把小女儿搂紧在怀里。

"歇歇吧,爸爸!"女儿大人气地说。

妻子也说道:"每天回来都见你这么背着脸坐着。你休息一会儿，和孩子玩玩吧。"

我想到了那个背影。

我在别人的眼中,也已经变得像一个背影了么?我回忆起有一次,我一路走着去车站。到了车站,突然有人猛击了我一掌:原来是个朋友。他大惊小怪地嚷道:"嘿!一路走着跟着你,可是走了一路也没认出你!干瞧了一路你的后背!"——这么说,我变了。

我抱起我可爱的小女儿走上闹市。在一个路口我给她买了一盒冰激凌。走到一个小店我又给她买了两块山楂羊羹。我的心情沉重又快活,我觉得太阳晒得又温暖又深切。我和孩子说笑着,讲到小白兔、熊猫和大灰狼。她的晶莹的黑眸子显着醉人的天真和幸福,也偶然倏地闪灭一下,亮起一种永远激动我的神秘。

在街心绿地上,她兴奋地使劲叫嚷着来回奔跑。阳光突然被她搅得闪乱不定。我出神地凝望着她,仿佛看见了一个梦。在那浪涛般涌动不息、又像高原大山般遥远的背影上,此刻印上了一个在阳光中嬉戏的、新鲜的小生命。

我久久地望着,心里慢慢涨起庄严的潮。

1986年4月-12月

杭爱怀李陵

在草地放羊的时候，我总对把羊群放到北边大山上怀着一种含混的激动。那时中蒙国交恶劣，可是我总向往着国界——在我出牧最北的、白音呼布尔大队的薄叶山上，羊群吃着秋季里油脂肥嫩的明根勒草，遥遥摆在北方尽头的国界是蔚蓝色的。

有一次，我们四名知识青年骑马去了边防站，吃边防军的大米饭（久违了不知多久），纵马追夜空中的一只火球（在阶级斗争严重的年代里草原上信号弹夜夜不绝），遛遍了塔勒根·敖包边防站一带的冬牧场。而真正的目的我是模糊知道的，那就是要亲眼看一看北蒙古的大地。

蒙语中的外蒙古，为什么不译成北蒙古呢，内蒙若译成南蒙或襟麓蒙古多好。

那时我们地位低下，生计严酷，心中常常怆然响着苏武牧羊的音调。至于对降了匈奴的李陵，并没有过多地留意。

二十年时光，如毛主席诗词中写的一样，"弹指一挥间"。

我没有想到自己混入中国作家代表团，来到了据说与中国已经近三十年不相往来的北蒙古。不仅越过了当年塔勒根·敖包一线的蓝色远山，而且越过了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一直向北，向北，进入了大名鼎鼎的杭爱山脉以北。

好像两国之争，来使之命，于我都毫不相干。用不着社会主义特产的克格勃监视，用不着一种异化了的如朗诵社论的喀尔喀方言的导游，我用我的双眼，迎接着我熟悉的景色扑来。

秋草原上明根勒的紫花球已经散了，节令使人遗憾地已经逼近初雪。大地一望千里金黄眩目。清澈的风吹得挺拔抖擞的金叶透明如箔。杭爱，北蒙古的北屏，原来也和乌珠穆沁的丘陵一样舒缓。

我心中真的感到了怅惘。

我知道：杭爱北麓，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阿拉杭爱省，是我人生旅途的北极了。

我再不能更北一步了。

恰似萎缩了的中国，我所能达到的，远远比不了那些人了。比如霍去病、卫青、苏武、卫律、中行说、李陵，他们的足迹都达到了贝加尔和叶尼塞流域，——即使站在杭爱之巅北眺，那里也是万里绝域。

二十年来我也变了。我厌恶霍去病、卫青之类军人。我更厌恶苏武，他和孔老二一样使人压抑。在我的北方史观中，真正使我感动的人是李陵——在阿拉杭爱的省府其其格勒特（花城之意），看着一张张蒙古人的面孔，我总觉得他们藏着一些李陵的秘密。

在一个严肃得过分的官方代表团里，站在杭爱北麓独自胡思乱想，是有点太不着边际了。

我只能尽力地远眺北方。像二十年前在白音呼布尔的薄叶山上一样，杭爱以北依然是远山如线，金草如潮。遮断了我视线的一抹淡蓝，依然在天极地尽静静地一字摆开，继续着二十年前的那个默语。

没有远托异乡的体验，没有怀着重归故乡时真正单纯的信念，没有在某一天突然意识到异乡的珍贵——是很难记住李陵的。不是我自己留心着、而是蒙方人员时时提醒着：你是文化交流断绝近三十年后的第一批中国代表团成员——这不知缘由地使我心中轰响着李陵的句子：

子归受荣，我留受辱。

不知为什么那样感慨击心。好像在判断着将来冥冥中的一个朦胧前途。杭爱北麓一片静寂，雪白的毡庐纯洁得难以置信。我吸着清冷醇浓的空气，总怀疑这宁静那么不稳定。静若处子，动则如虎，人在不测中遭逢这种前途并不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

远托异国，昔人所悲。

望风怀想，能不依依。

身之穷困，独坐愁苦。

终日无睹，但见异类。

韦毳幕，以御风雨。

膻肉酪浆，以充饥渴。

举目言笑，谁与为欢！

胡地玄冰，边土惨裂。

凉秋九月，塞外草衰。

夜不能寐，侧耳远听。

胡笳互动，牧马悲鸣。

吟啸成群，边声四起。

晨坐听之，不觉泪下。……

在杭爱草原疾行而无声的秋风中，断续忆着诵着这些名句，心中的一切烦乱欲利都被荡涤一空。不知是难过，或者是激动，只觉得不能诉说，不容解释。其其格勒特下行千里的阔大草原上，异国的牧人仿佛都隐匿了，空无一人一影的金黄大海中，只有不变的景色在与我对视。

这是杭爱以北，李陵居国的景色……

我毕竟是邻国乌珠穆沁出身的牧人，我不可能视而不见：这空茫得几乎针落成雷的金秋草海里，浮动着一种深沉的亲切。

游遍阿拉杭爱，看过了塔莱特神石、讨高火山口、查干淖尔蓝海，又顺着蓝澈得呈紫黑的河道返程，我不能再向北追踪他了。不仅是不能够再穷究李陵的居地，连我的人生也已遇上它的北尽头了。

其实那篇至今感动我的名文，几可断定不是李陵作品。我明白这篇散文为什么那样工整完美，因为年逼四十我也有了作者的心境。不一定是李陵，是李家后代，也不一定是久居草地洞知游牧的人，才能写出那些句子的。只要中国不变，只要——"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如《答苏武书》这样的美文，就一定会诞生的。

叶尼塞河上游的阿巴坎，旧坚昆之地发现了汉式宫殿遗址。苏联考古学家艾赫切哈娃断言考定——除李陵不可能有他人拥有这座宫殿。两唐书中记载了大量黠戛斯（柯尔克孜）人自称李陵苗裔的族源传说；日本突厥学家护雅夫认为，黠戛斯之一部即黑发黑须黑瞳的一部，乃是李陵及降卒后裔这一传说，已经成为正史史源，但尚不是信史。

苏联女考古学家也许多了一分女性的激动和情感。日本老人学者也许抑制了一分模糊的冲动。

敦煌文书中有大量唐五代流行的民间说唱剧本，其中有所谓李陵变文若干。史家费了大力，构拟了唐五代黑暗中国的民间是怎样怀念李陵的。

——我走火入魔，不求学问而好歪途，我总觉得我隐约看见了一条人类悼念的感情流脉。而且，这悼念似乎没有对象，不像悼念李陵却像悼念自己。

很奇怪，鲁迅好像没有写过这种感情。也可能他对中国的心太重了，他与中国之间千丝万缕，纠缠得太深了。他不写，一个巨大的空白就隔开了过去和现在。

现在有谁为两千年前葬身杭爱以北的亡人感到痛楚呢？有谁还会那样面临个人与国家、道德与亡命、和平与危险的大问题呢？李陵是军人，他赌了老母妻子性命思考了抉择了。司马迁是文人，他赌了自己的男身思考了写完了。我周围活得轻松如蝇的军人思考么？我周围写得纸腐墨臭的文人思考么？

木然看着杭爱北面草地尽头的山影，我总觉得那就是唐努乌梁海的大山，也许它就是障人眼目的最后一道山——萨彦岭。在那道山影的彼岸，是匈奴右翼故地，是李陵分地的坚昆，是黑发黑瞳的柯尔克孜牧场，是一定热情的苏联考古学家艾赫切哈娃发掘的匿名宫殿。疾潮般的黄枯秋草哗哗地打着双腿，我觉得我离那边是如此接近，近得可怕。

我就在这里，在阿拉杭爱秋九月的草潮中致意吧。"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也许惟此才是通途呢。我也曾插入游牧民族的队列，我知道他们远没有孔孟之徒的伪善和凶残。李陵将军，且不说他永远成为军人文人试金石般的限界，即使只是他一缕血脉染入大漠，使黑发黑瞳的一支骑手世代怀想——难道还不够一桩美丽的壮举吗？

我默然打消了将来寻机去苏联，到叶尼塞上游的阿巴坎宫殿遗址的奢望。我的祭心止此已够了。能够在杭爱北麓，能够在李陵自由自在射猎而没有刀笔之吏逼索的地点思想一番，已经够了。我毕竟只是一名乌珠穆沁出身的牧羊人，能够了解包括杭爱的广袤牧地，我已经平生愿足了。

真正的祭祀会有的。在日复一日的流年里，黑发黑瞳的骑手会用突厥语言默默诵祝；在沧海移断的大时代，会有人获得慷慨激烈的体验和感情，以惊天动地的举动来实行祭礼。

1988年7月

美文的沙漠

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四年之间，我曾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特定地域研究计划"合作人及东洋文库外国人研究员的身份，在日本进行过为期一年的中北亚历史研究。无疑，在东渡之前，我也有过一份与日本文学界及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界交流的愿望。甚至可以说，那是一份热望；我曾盼着自己的文学因这一交流而长足进步，我在内心里对这一目的寄托了远较学术研究更多的幻想。

但是，在异国感受到的真实粉碎了我的幻想和希望。到了后来，事情发生了极端的变化，我不客气地拒绝了一个个电话，并且公开申明自己不愿意与日本的文学界、特别是他们的中国文学研究界接触。

时至如今，我不仅仍在暗暗庆幸自己的这一变化，而且还暗暗确认了一个非理论的认识，即认为当代优秀的中国文学是不可能与外国人交流的。

为什么呢？除开诸多不属本文范围的原因之外，我想指出的一个问题是：美文不可译。

我以为这个与翻译学基本目标和理论相抵触的认识是正确的：无论是书面语（包括文学语言）或是口语，一旦在它们表达着使用者和使用民族的心境、情绪、特定意识、弦外之音、独有的生活、基于传统和文化的只可意会的心理素质的时候，它们就是很难甚至是不可翻译的。能够翻译的只是表面，只是大意、对应或比喻。翻译过程中的精益求精或刻意求真只能导致一个泥潭，站在两片文化之间束手无策的泥潭。容易翻译的语言都不是上述那种传神的东西，它们大约是机械的（如自然科学、含义准确的文牍）、平庸的（如低质的文学作品）或狭义的。可以说：传神的或有灵气的语言不可翻译。

翻译学顽强地与这一命运搏斗着。而他们的劳作之间还有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存在：对翻译对象的尊重。

在不存在尊重问题或问题已经解决了的例子中，如对李白的诗，《水浒》、《红楼梦》，鲁迅著作的翻译中，醒目的现象是译家蜂起，译本不绝。如《水浒》日译本已多达数十种，而且看来还会继续增加。这说明，后来的更严肃或更自信的译家们总认为，伟著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被翻译。这又说明，脍炙人口或流芳百世的现象背后，实际上还存在着某种非文学的原因。

在尊重问题远远没有解决的时候，比如外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译介，我敢断言，他们出版给外国读者的大多只是一些平庸的故事而已，甚至只是一些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情报信息。真正优秀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或不被他们所选择，或他们没有翻译和理解的能力。幸运地被完整介绍和渲染鼓吹了的恰好是一些次品。这些作品本来不属优异之作，它们的语言无底蕴无深味，甚至干瘪得删删漏漏也无妨大局，兼之肤浅的政治思想内容和呆板的形式，于是正好与那些政治兴趣甚浓而艺术素养甚少的外国专家相映成趣，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更可悲的、在国外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形象轮廓。而事实上，与此同时，当代中国文学却正在文学化、艺术化，正在迅速地发展着。

对别人的攻击至此结束。

与我有关的是前面引出的一个概念：美文。

母语的含义是神秘的，我其实是在很晚以后，才多少意识到自己属于中国人中间的一支特殊血缘——因为回族是我国惟一的一个外来民族。然而一支异乡人在中国内地、在汉文明的大海中离聚浮沉，居然为自己重新选择了母语，——这个历史使我感到惊奇。在文学创作的劳动中，我至今还没有机会写一写使用这种语言曾带给我的种种美好感受。我记得我曾经惊奇：惊奇汉语那变幻无尽的表现力和包容力，惊奇在写作劳动中自己得到的净化与改造。也可能，我只是在些微地感到了它——感到了美文的诱惑之后，才正式滋生了一种祖国意识，才开始有了一种大人气（？）些的对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热爱和自豪。

也许一篇小说应该是这样的：句子和段落构成了多层多角的空间，在支架上和空白间潜隐着作者的感受和认识，勇敢和回避，呐喊和难言，旗帜般的象征，心血斑斑的披沥。它精致、宏大、机警的安排和失控的倾诉堆于一纸，在深刻和真情的支柱下跳动着一个活着的魂。

当词汇变成了泥土砖石，源源砌上作品的建筑时，汉语开始闪烁起不可思议的光。情感和心境像水一样，使一个个词汇变化了原来的印象，浸泡在一派新鲜的含义里。勇敢的突破制造了新词，牢牢地嵌上了非它不可的那个位置；深沉的体会又发掘了旧义，使最普通的常用字突然亮起了一种朴素又强烈的本质之辉。

这决不是单讲文字，更与文字游戏无缘。这一切不仅囊括了包括情节、典型、主题在内的角角面面，而且包容着和表现着作家的全部人生体验、真知灼见和文化修养。

叙述语言连同整篇小说的发想、结构，应该是一个美的叙述。小说应当是一首音乐，小说应当是一幅画，小说应当是一首诗。而全部感受、目的、结构、音乐和图画，全部诗都要倚仗语言的叙述来表达和表现，所以，小说首先应当是一篇真正的美文。

这样的美文是不可能翻译的；但是我应该放弃偏激的立论退一步说，这样的美文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被翻译：那就是当彼岸的翻译者具备着同样的文学气质和修养，具备着另一种语言的美文能力，特别是具备着共同的或共鸣的理解和体验，具备着同样强烈的激动的时候，翻译或理解就是可能的，而且可能是出色的。

而事实上太难了。

何止国际之间，即使"同文同种"的国内也是一样，有时相互理解，即相知的困难甚至使人急得想去找个翻译。对于一种真正的美文来说，有时孤独是难免的。

但是所以谈到孤独这个概念，还远远不是指的这些理解问题。对一种艺术或理想来说，特别是当它身上折射着某种文明在质变、民族在抉择、历史在取舍的时刻的光彩时，它不可能奢求热闹。就像尖兵在荷戟前进，就像口语在突破书面语，以及文学语言突破语法一样，所谓美文是一头突入沙漠的骆驼，永远需要一种坚忍、淡泊和孤胆的热情。

何况，如果作品真的是那样的美文，那么作家就会在疲惫中得到安慰、自豪和激动。他会觉得这样的作品比生活更美，比自己更美，他会觉得此生因追寻过这样的作品而毫无遗憾，他在感受着自己生命的火焰渐渐黯淡的同时，也满意地看到这生命又在那些作品中活泼地闪跳起来。在那里活着的生命不再是微弱的和暴露的，在水帘一般透明而又难以穿透的语言背后，在真正的文学艺术的躯体内部，他觉得那生命奇异地强大了。

还有一个自我判断的问题。纵观历史指点江山都是容易的，但是，如果真的在自己的文学中寄托了一切，那么判断自己的文学就会是一件严肃而艰难的事。

我们这一代年轻（？）作家由于历史的安排，都有过一段深入而艰辛的底层体验。由于这一点而造成的我们的人民意识和自由意识，也许是我们建立对自己的文学审美和判断的重要基础。换句话就是说，继国际、国内的例子之后，现在谈到的是对自己"翻译"的可能性问题。

这个问题无法说清。也许自信是一种关键。也许理论是一种关键。我只能说确实有一些可悲而且可笑的"自我感觉良好"的例子存在，而且自己本人如果也是其中一员那才是最可悲和可笑的。

而且这无异是估计未来和猜测未来；在这个问题上过分费脑筋是没有必要的，作家的创作更重要的依据是感受。

这又是一个沙漠。但是，我们毕竟有了人民和自由这两种意识做基础，我们还可以不断地体察生活、领悟历史、琢磨艺术。我想说的只是，在我只能循着命定的方式追寻我观念中的美文的过程中，我希望自己耳中总能听见人民和历史的脚步。我企图用听见的这种声音矫正自己的方向和姿势，把被动和主动调和起来。

沙漠又并非只是苦行和灼烤。在沙漠中，不仅有绝对的驰骋的自由，而且还有美丽的海市蜃楼。海市蜃楼就是梦，我以为梦对于一个作家是很关键的，也许梦也是人类进步的一个动力。梦这个字眼儿在文学中已经用滥了，我讲的梦是另外一个概念。我以为，二十世纪末的世界历史已经证明了多次：梦的信念，梦的追求，乃是一个民族、一个人、一个青年、一个作家最最宝贵的财富。

1985年9月1日

听人读书

有两件杯水末梢的小事，总想把它们记下备忘。其实备忘是不必的，因为已经顽固不弃地把它们忆了这么久，记之纸笔毕竟还是因为感动——哪怕周围写大潮大势的多么热闹，我还是更重视自己这种真实的小小感情。

都是听孩子念书。

地隔千里：一处是北国边界乌珠穆沁草地，一处是贫瘠之冠的宁夏山区小村。

在内蒙插队到了那个年头，知识青年们的心已经散了。走后门当兵的第一股浪头打散了知识青年的决心，人的本质二十年一次地、突兀地出现在我们中间。

那时候，我们汗乌拉队的知识青年心气尚未磨褪，我们激烈地争论了几天，一个口号出现了："在根本利益上为牧民服务"。在这个口号之下，具有永久性利益的一些公益事业，比如小学的创办，中草药房及诊所的创办，还有原先也一直干着的盖定居点房屋、打深水井，就都落到了我们知识青年手里。

我因为这么一个不通顺的口号，懵懵懂懂地被安上民办汗乌拉小学教师的名字，给塞进了一群孩子当中。

不再重复那些艰难的故事了。

总之，不是讲给别人和历史，只是应该告诉自己的惟一一句话是：我和一群衣衫褴褛的蒙古娃娃一起，给自己生涯筑起了最重大的基础。

亘古以来，这片草原上第一次出现了朗朗书声。

那天的我二十一岁。经过一冬的折磨后，我的皮袍子烂得满是翻出羊毛的洞。被一些老太婆啧啧叹息时，那时的我懂过穷人的害羞是怎么回事。这和日后我见过的一位要人公子（当然他们是应该当第×梯队再当部长省长的）下乡前忙着借一件旧衣服以求不脱离群众——完全不像一个人世的事。那天我费了半天劲总算把蒙文字母的第一行"查干讨勒盖"讲完，然后我下令齐读。在我用拆下套马竿梢尖充当的教鞭指点下，感人肺腑的奇迹出现了。那天一直到散学好久我都觉得胸膛震响，此刻——二十年后的此刻我写到此处，又觉得那清脆的雷在心里升起了。

那就叫"朗朗书声"。二十来个蒙古儿童大睁着清澈惊异的眼睛，竭尽全力地齐齐喊着音节表。

"啊！哦！咿！噢！喔！……"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对我读书，那些齐齐喊出的音节金钟般撞着我的心。后来听说过当今练气功的有一手灌丹田气，用体育手榴弹八方击小腹并且憋出怪声。我想我的丹田气是由一群童男童女相围，以春季雪水浸泡大地百草生出清香之气，再由万里扫荡的长风挟幼童初声和草原初绿，徐徐汇集，猛然击入，进入我的身心丹田的。确实常常有非分的、对于自己生命的奇怪体会——我总是觉得万事只遗憾于时间太少和时机不适；至于原力，至于我这条生命的可能性，在此我能找到合适的比喻了：至今为止我全部劳作消耗的生命原力，顶多只相当那天孩子们三次喊声击入的能量。

然而那一天我如醉如痴，我木然端坐，襟前是蜿蜒不尽的乃林戈壁，背枕是雄视草海的汗乌拉峰。齐齐发出的一声声喊，清脆炸响的一声声雷，在那一天久久持续着，直至水草苍茫，大漠日沉。

那样的事我以为此生不会再有了，谁想到今年在西海固又发生了一次。

晚饭后，下了土炕无所事事。尔撒儿正在掏炉炖耀罐，我随口问：

尔撒儿，今天书带回来没有？

带回来了，他紧张又稍显惊惶地眨着一对活脱一个漂亮小姑娘的大眼。

来唦！我一屁股坐下，心里懒懒地把二郎腿一支：今夜晚就给巴巴念！

尔撒儿迟疑着。

今天走笔随心写着，我忽然猜想当时尔撒儿也许是要随他们回民小学的哪条规矩吧，不然迟疑着等什么。汗乌拉小学的往事太远了，我实在猜不出一位考学生的老师该怎样摆个架势。

念唦，我命令道，心里像门外的裸秃野山一样茫茫然地，说不出有个什么一定的意思。

一九八四年冬天我第一次结识这家回民。由于对清政府等官家的仇恨（鬼话？），我们的感情急剧深了起来。贫瘠的不毛荒山默默地永恒地挑拨着反抗的欲望，他们的穷苦生活使我每天都觉得刷新着对世界的认识。

我偏激起来。这在高中一年级入团时支部鉴定（也许那是我接受的最后一次鉴定了）上缺点栏中写道：思想方法偏激。我不明白当时团支部的哈红星（他后来也是饱经沧桑）如何有这样的透视力——其实我以全身心偏激地爱憎的时刻，只是在一九八四年的这个岁末才到来。从那以后，我猜我这个人是永远不会和显贵达官、永远不会和侮辱底层民众的势力妥协了。

我怒冲冲地吼着骂着，在这间穷乡僻壤的黄泥庄户里发号施令，满足着自己关于一名义军将领的幻想：

娘的给老子念书！不许等小的长大再念，老子要这个大的立时就念！我母亲当年穷都穷死了也供老子念到硕士！叫尔撒儿念！叫海称儿念！你一辈子就后悔着没读个书？那你还挡着娃们不叫念！……

乱吼一通，今天静静回味也许并没有真的动真格的。城里人，笔杆人，说上几句当然很便宜。

第二年我来时，碎娃娃们仍然在门口混耍。大儿子尔撒儿和大女儿海称儿，却都不见了真念了书。那时听腻了的是两个娃怎么怎么笨，怎么"怕是念不成哩。"

我没有太关心。

我那时仍然为一些重大的秘密事激动着，沉身那些深潭里，每天不厌其烦地朝农民们打听细节琐碎。

说到孩子，尽管尔撒儿美得赛过漂亮姑娘，尽管海称儿白嫩得气死一切化妆品的卖主买主，我那时比较喜欢的是小女儿桃花。桃花使我联想自己的孩子。她可爱的画中娃一般的苹果脸蛋，总使我沉耽于一些小天使、令人激动的图画之类。我曾精心拍过小桃花的肖像；也曾多少带着表演的严肃，拍过一张把桃花紧抱在肩头的自己的像——拍那张时，我心里想的是苏联纪念卫国战争的一座雕塑：一个披斗篷握长剑的红军战士屹立着，把一个小女孩紧搂在肩头。

至于上学，两三年里我接受了农民的观点——宁无文化，也不能无伊玛尼。中国回族知识分子和干部们有一种口头禅，就像前述的我自己一样，喜欢廉价地议论回民教育。而广大回民区的老人们却多是笑而不答。

后来我听到了这种绝对非二十世纪的落后观点：书嘛念上些好是好哩，怕的是念得不认得主哩。念书走给的不是没见过哩：念得狠的坐了个帆布篷（指吉普车），念得日囊的骑着个丁零零（指自行车）——可有哪一个里里外外是个穆民呢？哪一位你敢指望他维护住祖祖辈辈的教门哩？咱家没下场唦，不求那些个虚光的事情。咱家养下的娃，哪怕他大字不识一个，但若他守住个念想不坏了伊玛尼，到了末日，拉上那些帆布篷坐下的、丁零零骑下的比给一比——谁在那时辰是个凄惶呢？

这是中国穆斯林反抗汉文明孔孟之道异化的一步绝路。我在游荡遍了大西北的州府山川后，在这样的观点面前不由得默然了。真的，宁愿落伍时代千年百年，也要坚守心中的伊玛尼（信仰）——难道这不是一条永恒的真理吗？

今年春天去时，家里正忙着种豆子。女孩子毕竟薄命——海称儿已经辍学许久，每天灶房内外地操劳，俨然待嫁了。我稍稍留心一下，才知道桃花虽然倚着门朝我调皮地歪头不语，却已经上了学了。我听说这几日她在家是因为我来了不肯上学：家里大人们也依了她，——就随口说，明天打发娃上学走唦，别耽搁下。我记得自己信口授声，心不在焉。第二天，一直在院里晃闪的桃花不见了。

庄户外面，荒山野谷依旧那样四合着，一如去年的疮痍满目。

尔撒儿怯生生递过书：巴，这不是课本。我翻翻，是编得愈来愈他妈的深奥的四年级阅读教材。

"念这个，尔撒儿。"我翻了一篇《皂荚树》，然后坐得舒服些。

就这样我重逢了久别忘尽的朗朗读书声。像久旱的芜草突然浇上一场淋漓的雨水，我怔怔听着，觉得心给浸泡得精湿。

尔撒儿没有上一年级，据说基础不好不会汉语拼音。他读书时大有边地乡塾的气派味道，抑扬顿挫，西海固腔里攀咬着普通话的发音。皂荚树如何大公无私，如何遮荫挡雨又给孩子们以洗濯之便，引申乡村娃娃们对皂荚牺牲的礼赞——我听着觉得如听天书。哪怕悲怆的景色怎样否定着，但某种城市式的苗芽还是生长起来了。回味般咀嚼着四年里我听过的、这个村庄刚烈的苦难史，我觉得尔撒儿严肃而拗口的朗读声简直不可思议。

又念了一篇《伽利略的故事》。

已是夜中。尔撒儿的爹在角落里蹲着一声不吭，用枯叶牛粪填了的炕开始热烫起来。窗外那坚忍的景色终于黑暗了，只有少年清脆的童音，只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外国怪事在被西海固的土语村腔诵读着。而千真万确这一切又都是因为有了我；不是因为劣种贵族的权势而是因为他们之中成长起来的我。春水击冰般的朗朗书声带着一丝血传的硬气，带着一丝令人心动的淳朴，久久地在这深山小屋里响着。

书念完了。

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尔撒儿怯怯地望着我，小心合上了书。我从孩子眼神里看到他的话语，他一直担心地等着这一夜呢。我沉默了一阵，说了些一般的话，披衣到院外又看了看那大山大谷。

人世睡了，山野醒着，一直连着陇东陇西的滔滔山头，此刻潜伏在深沉的夜色里。高星灿烂，静静挂在山丛上空，好像也在等着一个什么。

这里真的已经和我结缘啦，我默默望着黑暗中的山想，但我已经该离开了。

这真是两件微乎其微的小事，只能供自己独坐无事时消磨思想。可是一旦想起又捉摸不尽它们的意味，总觉得在自己庸碌的人生中它们非同小可。北京夏夜，黑暗中燥气不退，抬头搁笔，向北向西的两条路都是关山重重。趁心情恬静平和，信手写下，也许便做完了自己该做的一桩事情。

1988年5月

静夜功课

子夜清时，匀如池水的夜静谧地等待着，悄悄拍了拍，知道小女儿这回真的睡熟了。

蹑脚摸索，漆黑不见门壁。摸索着突然踢了椅子一下，轰隆砰然的炸响惊得自己晕眩了刹那。屏息听听，暗幕中流响着母亲女儿的细微鼾息——心中松了一下。

摸至椅子坐下，先静静停了一停。

读书么？没有一个读的方向。

写么？不。

清冷四合。肌肤上滑着一丝触觉，清晰而神秘。我突然觉察到今夜的心境，浮凸微明的窗棂上星光如霜粉。

我悄悄坐下了，点燃一支莫合烟。

黑暗中晃闪着的一星红点，仿佛是一个异外的谁。或者那才是我。窗外阴云，室内沉夜；黑暗充斥般流溢着，不知是乌云正在浸入，还是浓夜正在漾出。其中那一点红灼是我的魂么，我觉得双目之下的自己的肉躯，已经半溶在这暗寂中了。

我觉得那红亮静止了，仿佛不愿扰乱此界的消溶。于是我坐得牢些，不再去想书籍或纸笔。

这样，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了真正的夜。我惊奇一半感叹一半地看着，黑色在不透明的视野中撕絮般无声裂开，浪头泛潮般淹没。黑的粒子像溶了但未溶匀的染料，趁夜深下着暗力染晕着。溶散有致，潮伏规矩，我看见这死寂中的一种沉默的躁力，如一场无声无影的角斗。

手痉挛了一下，触着的硬硬边缘是昨夜读着的书，高渐离的故事。

远处窗外，遥遥有汽笛凄厉地撕裂黑布般的夜，绝叫着又隐入窗外沉夜。高渐离的盲眼里，不知那永恒黑暗比这一个怎样；而那杀人呼救似的汽笛嘶叫，为什么竟像是高渐离的筑声呢。

我视界中的黑暗慢慢涌来，在我注视中闭合着这一抹余空——若是王侯根本不懂音乐呢——黑潮涨满了，思路断了。

我在暗影里再辨不出来，满眼丰富变幻的黑色里，没有一支古雅的筑。

那筑是凶器……

我决心这样任意遐想一回。应该有这样的夜：独自一人闭锁黑暗中思索的夜。如墨终于染透了、晕匀了六合的纸，我觉得神清目明，四体休憩了。我静静地顺从地等着，任墨般的黑夜一寸寸浸透我这一具肉躯。

墨书者，我冥冥中信任的只有鲁迅。

但这夜阵中不见他，不见他的笔。渐离毁筑，先生失笔，黑夜把一切利器都吞掉了。是的，我睁大双眼辨了许久，黑色的形形色色中并不见那支笔。只有墨，读不破的混沌溶墨。春秋王公显然是会欣赏音乐的，而到了民国官僚们便读不懂鲁迅的墨书。古之士子奏雅乐而行刺，选的是一种美丽的武道；近之士子咯热血而著书，上的是一种壮烈的文途——但毕竟是丈夫气弱了。

因为乌云般的黑暗在浸漫淹没，路被黑夜掩蔽得毕竟窄了。

我心中残存着一丝惊异，仍然默默坐在黑暗的闭室之中。黑暗温暖，柔曼轻抚，如墨的清黑涤过心肺，渐渐淹上来，悄然地没了我的顶。

近日爱读两部书，一是《史记·刺客列传》，一是《野草》。可能是因为已经轻薄为文，又盼添一分正气弥补吧，读得很细。今夜暗里冥坐，好像在复习功课。黑暗正中，只感到黑分十色，暗有三重，心中十分丰富。秦王毁人眼目，尚要夺人音乐，这不知怎么使我想着觉得战栗。高渐离举起灌铅的筑扑向秦王时，他两眼中的黑暗是怎样的呢？鲁迅一部《野草》，仿佛全是在黑影下写成，他沉吟抒发时直面的黑暗，又是怎样的呢？

这静夜中的功课，总是有始无终。

慢慢地我习惯了这样黑夜悄坐。

我觉得，我深深地喜爱这样。

我爱这启示的黑暗。

我宁静地坐着不动，心里不知为什么在久久地感动。

黑暗依然温柔，涨满后的深夜里再也没有远处闯来的汽笛声。我身心溶尽，神随浪摇，这黑暗和我已经出现了一种深深的默许和友谊。

它不再是以前那种封闭道路的围困了。此刻，这凌晨的黑暗正像一个忠实的朋友，把我和我的明日默默地联系在一起。

1988年7月

午夜的鞍子

北京苦夏，想想都心惊肉悸。默默盯着已经大敞的夜窗，心里好像在叨叨着：快来啦，慢慢熬吧。

这样的方兴未艾的夏夜里，人容易忆起凉爽的草地。往事早不该再说了：包括山峦、营地、一张张熟悉的脸、几匹几头有名有姓的马和牛，都因为思念太过——而不是像别人那样忘得太净——而蒙混如水，闪烁不定了。往事，连同自己那非常值得怀疑是否存在过的十九岁，如今是真的遥遥地远了。

活在莫名其妙的一片黑森林般的楼群里，在这种初夏季节，像一丛肮脏的错开的花。架上的书抽下又插上，看来看去还是只爱看自己爱看的那几本。脑中的事想起又忘掉，想来想去也没有个条理。

近几个月，总是不嫌乏味地回忆马。

清醒时我知道，对马的回忆，于我已经是一种印刷般的符号。开始能栩栩如生地忆起一匹匹的骨架长相，忠诚而消瘦的那黑特·海骝，美如希腊雕塑而又小又无能的"豪乌"，一匹样子凶恶似紫似灰的杂色马崩薄勒，大名鼎鼎的马倌白音塔拉的竿子马切普德勒，然后是名声更大但年衰岁老的白马亚干，最后，还有一直没有到手没能真正属于我的哥哥的哈拉。但是很快它们就混乱了，旋转着，互相粘合隐现，我不能完成关于任何一匹的一个完整回忆。我猛地惊醒过来，窗外还是黑沉沉凝视着我的憧憧楼影。

我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那些黑森森的影子矗立得很结实，它们好像永远不会裂开或粉碎。

而我听见清晰的一个声音。

像伤口一样，裂开着劈开着，像木柴被一柄无形的斧砍进。

这是什么呢？

我抽下一本书又放下。我摊开一沓纸写了几行又撕掉。我倒了一杯更浓的茶，卷起一支莫合烟。我看看表已是午夜了，我眼前又有走马灯——六匹和我情深似海的马儿旋转起来，最终使我晕眩了。那匹远星一般的马，那匹如同一个原则一条规矩般的马不再清楚。我盯它盯得眼酸，可是它渐渐褪着毛色，一年年地淡漠朦胧，我追寻般拼竭全力睁大眼睛，我觉得心里的感情已经爆发成怒气了。

外面的黑夜目不转睛地和我对峙，对此我需要一个活鲜鲜的生命，而且是姣美的生命支撑自己。夜，已经深了。

我也许是错把这种需要认成了一匹马。它先是漆黑绝美的黑色哈拉，后来变成雪白柔顺的白色亚干，先后充斥着我这一隅最偏僻的神经。

惟在今夜，影像变了。

我突然想到了鞍子。这个字按汉语规律究竟是该衍化成"鞍"子呢还是""子？

其实它是木头制成的。

我强忍着听那声清脆而细微的裂劈声响。它响得太逼真，撕扯着一种被自己一直压制的回忆。我仇恨地看看窗外的黑森林，它们不是树木的儿子。

劈裂声持续着响了很久，深夜中只有它，像我们那些鞍子破碎时的声音一样。

是这样，该写一写那些鞍子了。

插队四年，我们有整整一本鞍经。就像我们忍着不去批评那些关于马的轻薄谈论一样，我们从不多说其实更珍惜的鞍子。而四年里听惯了摔人碎鞍的故事，好像知识青年的鞍子特别脆，有的人可能插了三年队碎过四五盘鞍子，奢侈得可憎；也有的人，一直到离开草原时那盘木鞍还完好无恙。

全公社、也许全旗知识青年中最有福气的是蔡。他分得一盘银饰累累的旧鞍。银子的成色很高，马拴在哪里都被阳光照射得白灿烂漫。他早早摔碎了鞍子，后来知识青年独立出包（离开牧民家）时，给他买了一盘木架子，请两个有名的喇嘛鞍匠给他重新箍起。一直到我离开草原，那盘满是银霞的鞍子还在草地上银光灼灼，撩人心目。——蔡碎过一次鞍。

唐趁蔡修鞍时，抢了他几枚银钉，安在笼头上三颗，然后称自己的马具为"三星"。他那半辈子一直渴盼当马倌，然而一直到离开草原也没能实现理想，只是置了一盘白铜镶边的、苏尼特式的元宝鞍，整天幻想着套住马后坐在鞍桥后头的滋味。他除了碎过自己一盘鞍外，还骑坏过别人一个鞍子。他那盘配着"三星"笼头的鞍子很舒服，收拾得干净利索。

和一些老牧比起来，我们几个的鞍子齐整得多，可能是因为无家无宿的地位吧，生涯在马背的感觉比老牧还要强烈。我哥阿洛华在这么多年里只给我一个破鞍烂鞯的印象。他在我插队的几年里，不知被马踢碎了多少盘鞍子，我总是见他直到上马出门之前，才慌慌张张地翻出黄羊角、小刀和皮条，左绑一下，右补一块，勉强把吱扭响的鞍子扣在马背上。毡垫更是恶心，黑烂的毡絮片露出来，蹭得马腹脏脏的。

——大多是摔下马来，又没能抓住马。空鞍的马疯跑一阵以后，背上的肚带就滑松了。只要鞍子翻转到马肚子下面，马就会惊。疯马一边窜跑，一边死命要踢掉肚子下面坠着的那个又是皮子又是铁的怪物，而落马骑手只能呆呆地看着。

最后的善后事情是：没精打采地在草原上遛，在空旷的牧场上，东拣回一块破鞯皮，西寻回一只脚镫子，再试试能不能找回肚带、鞍钉。至于鞍子本身——那坚硬木头打成的木骨，已经像一具炸碎的死尸了。

我的鞍子一直没碎。虽然也饱经踢摔，但它直到最后还是那老样子：不漂亮也不难看，白铜鞍条，白铜鞍钉。特殊的是两块鞯皮硬过生铁，怕是用牤牛皮做的。它大致能算多伦式，但后桥微翘一些，骑惯了觉得屁股被紧卡着，心里踏实而放松。

像年轻人不能体味生命的蓄量一样，也像蒙古谚语"新马不懂长途"里描写的那种新四岁或新五岁骏马一样；我作为我那盘翘角多伦鞍子的主人，却并不知道这鞍的硬度。

在接近四十岁的时辰回忆十九岁那少年轻骑的具体往事，即使我有奇特的记忆力，也毕竟很困难了。我恍恍惚惚记不清那些摔下鞍桥、重重砸进厚厚草地或雪地的影子。顶多只有一丝感觉，觉得浑身骨头摔得现在还疼，但又觉得硬土硬石的草原又深又软，在那儿是不可能折臂断腿的。纵使每年都有数不清的牧民残废，正骨郎中在草地上醉醺醺串荡着，令人憎恶又受人崇拜——但那时的我从来不相信我的骨头会折断，就像我从未留心的、我那盘忠实鞍子从来没有裂碎一样。

好像还讪讪带着一点忿嫉。知识青年骑手们都破旧而立新，拴起了银光夺目的新马鞍；漂亮而高雅的苏尼特式元宝鞍一个个在我眼前晃动，使我永远无法和他们比试。鞍不行，连马带人都似乎失了一份锐气。其实，我并不是没有过一个关于新鞍的盼望。如果我在蒙古草原那几年能有一次机会，如果这鞍子在一次剧烈喧响中裂开，如果我再趁酒醉把阿洛华哥的黑骏马要过来而不是顾虑它的耐力太差，——那么我自信乌珠穆沁会出现一个唯美主义的年轻骑手。

当然，那也许是美丽的梦，但那个骑手不是我。广阔苛烈的大草原改造得我越过了那种小生之梦，认真地朝着一个坚毅深沉的男人走去了，并且宿命地使一盘铁打般坚硬的柏木鞍子陪伴着我。

今夜闷热而阴冷。穿衣淋漓落汗，脱衣肌肤生寒。风呼啸着满天布云，但肯定不会落雨。推开窗子，热风如潮卷着一幢幢黑水泥的死林木，对峙般不直接扑向我的胸怀。那一定也是在一个五月初夏天气诡异的日子里，我第一次卸下鞍皮打量了我那架鞍骨。那木头纹理狰狞而坚密，看得见一株老柏树的苍劲姿影。那种老柏树不像窗外冷漠的水泥沙漠上的怪物，那种老柏树躯干已经炼成钢铁，脉管却输动着活力的绿色。柏丝纹缠绕纠绞，我恍然大悟了：马蹄可以踢得它丝丝开扣，但绝不可能踢散它的热烈内里。

其实，它已经裂缝累累了。

我震动地看着一道道黑裂的缝隙，吃惊它为什么不在那一次碎掉了事。有一道黑缝上还粘着新鲜的木屑，我知道这是前几天那次落马：我懒得系肚带撑竿上马，轰羊回来时我顺手甩了一竿套羊。羊逃了，驯熟的白马自己猛转身去追，我无所谓不可地随着举起竿子。拐一个急弯时，鞍子嗖地滑下马脊，我和没系肚带的鞍子一块摔到马肚子下头，左手无名指还勾着缰绳。

后来留下的纪念只是一根指头的小残疾——它使我学不成吉他弹唱了，但我不知道，我的柏木鞍应该在那个可悲瞬间里绝望地、清晰地响着裂开。

还有几道醒目些的裂纹，我都能大致判断它的忌日。一名牧人骑马史的经历，原来只是刻在不见天日的内里，隔着炫目的美丽银饰，或者白铜饰。

记得那一天我初次心情沉重。在毡包里昏黄的油灯下，我默默地把揭开的鞍皮又裹紧，把一颗颗银扣子和白铜花钉牢。我一言不发地收拾着，包外漆黑的五月之夜里，微闷的气浪带来羊群不安的反刍声。我用羊油勒亮了每一根皮梢条，用破布把银铜饰件打磨得雪亮。在磨旧了掀开一角的小鞯边上，我小心地缝了三针。我又修理了马绊和鞭子，一一把它们系在鞍上。我把鞍子举起，穿上一根圆木，把它悬挂在毡包的哈纳墙上，然后久久地凝视着刚刚开始的热夜。

不知为了什么，今夜我猛地想起了这盘鞍子。我后悔得胸口堵疼，为什么我毫不犹豫地把它丢在乌珠穆沁独自回来了呢，为什么我二十年如一日地回忆那些虚幻得多、与我相随短暂得多的马儿，却从来没有回忆一次四个三百六十天无一日不陪伴我的、那盘柏木骨架的翘后桥多伦鞍子呢？

说到草原，说到骑手，那鞍子拥有的意味要深远得多。

如今我突然懂了，在新疆哈萨克人是借马不借鞍的。我尊敬地漫想着，哈萨克是古老的突厥人的苗裔，也许他们对牧人生涯有更本质的把握。

当骏马在飞跑的时候，它是认为骑手压着它呢，还是鞍子压着它？

我骑过上百匹马。我拥有过上十匹马。我害死过两匹马。然而马儿于我像走马灯，马和牧人的关系是变幻的。

也许会出现憧憬的马，也许会出现热恋的马，然而鞍子却恰似骑手本人。

在我的墙上，在这面一直没有装饰的墙上，应该挂着我那盘伤痕累累的鞍子。

我转眼望着这词不达意般空涂着一派纯白的墙，心里感到深深的怅惘。

二十年过去了。这些日子里我发现的秘密是：悟彻一桩事物的周期是二十年。无论是对插队，对历史课题，对文化大革命，对名篇佳作，对母亲妻女，或者是对马、对羊，对一盘鞍子。

当时光巡转了二十年，我终于猛锤击头般从自己身上看见了那盘柏木鞍子时，我面对着的是北京沙漠中的水泥钢筋黑森林。它们如黑浪汹涌，压迫得我喘不过气来。而五月将末，夏行伊始，这种黑暗和苦热，这种逼人索命的季节和长夜，还刚刚开始。

空墙和随黑暗涌进的热浪在碰击。

原来，这几年里恍惚若失，只是因为在我心里的密密纹理间，缺了那柏木鞍的拼死缠咬、宁百裂而不碎的结合。

静静坐着，迎着扑胸的热风，我觉得自己这面空墙上出现了我的乘鞍。怪不得墙上总空着这么一块，原来我一直等着挂它。由于年轻时的错误，我无法挂上它膻腥风尘的原物了。但此刻我还是把它挂好了，我首先挂上了我自己觉悟了的暗悔，再挂上成年后刚刚出现的怀念，最后，我挂上了惟我才能看清的、那伤痕纵横的它的影子。

1988年5月

为了暮年

前两年，元史界和北方民族史界的同行们曾筹划为南京大学教授、我国元史研究会会长韩儒林先生纪念八十寿辰，出版一本元史蒙古史论文集。但工作正在进行之中，韩先生却溘然辞世，旨在庆贺的论文集变成了追悼论文集。

今年，我们又筹备为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八十周年、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编辑一本论文集；可是历史又重演了——翁先生竟也在酷暑之际，不留一言，突然弃我们而去，使我们又只能出版一本追悼论文集了!

至少我感到，大树倒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时代，一个失去长者的时代已经在悄悄地开始。在长者逝去以后，我不愿让自己的文字因规循俗而乖巧、而奉承；也不愿在恩师辞世之际嗫嗫嚅嚅作孝子态；我宁愿继续在先生的灵前照旧童言无忌，以求获得我受业于他的最后一课。

翁先生是一位学者，但他作为学者的一生也许是悲剧。我认识的翁先生是一位老人；他作为一位老人却拥有着无愧的暮年。

翁先生个人的著述不算多。除了他在哈佛留学期间用英文写作的《元史〈爱薛传〉研究》(一本研究元代中国与欧洲关系的著作)之外，论文很少。其中最重要的《元典章译语集释》（燕京学报三十，1946)，仅作了几个词条，显然是一件未完之作。翁先生的论文几乎都发表于四十年代末期，那以后，先是繁重的教育工作，再是繁重的学术组织工作——吞没了他的精力和健康，也吞没了他作为一位学者应有的著作。

在他生命的最后七八年间，我总感到：他似乎下定决心不再著述。

从一九七八年我考上他的研究生以来，我和同学们不知多少次表示愿做助手，愿为先生留下一本传世之作竭尽全力。但他总是微微地摇摇头，默默地吸着那著名的烟斗。他那神态使我内心感到一种震惊，我觉得他似乎看透了一切：包括我们的热心，包括学术著作本身。

我觉得他的那种神态平衡着我的年轻好胜的冲动。但我毕竟是我；一九八三年我在日本东洋文库进行中北亚历史研究时，我曾向一些极著名的日本教授谈到翁先生是我的导师。但他们的问话使我终生难忘，他们说："哦，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您的老师，他有什么著作?"

我觉得自尊心受了重重的伤害。著作，著作就是一切!我简直是在咬牙切齿地这样想着、写着。

但翁先生仍然默默地噙着他的大烟斗。在他那残破而昏暗的室内，时间在无言中流逝。黯淡的光线映着他的脸，我觉得那脸上现出了一种坚毅。

惜墨真的胜于惜金。

先生不著作。

然而，在他殚精竭虑的领导下，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已经饮誉海内外。伊儿汗——波斯史料《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的汉译本已在我国出版。内蒙古学者对元代另一巨著《元典章》元刊本的点校已经开始。基本史料整理，骨干队伍建设，都已初现规模。翁先生一贯坚持的思想已经在我国蒙元史研究界日益成为现实。——但上述这些本不该由我来写；我知道在这些学业大计的背后，有不少学者在感怀着他们与翁先生之间的故事。那些故事使人们在漫长而枯寂的劳累中，体会到了一些纯净和崇高。

翁先生家门大开，不拒三教九流之客。我曾经陪着翁先生和外国学者谈话。他握着烟斗，用英语和他们慢声闲谈。但只要听到书名和论文的题目，他马上打断谈话，当场要求把那名字写在纸上，然后仔细问清内容。这时他的小外孙女领着一个同学进来了，她们大概刚上初中，做不出一道英文作业题。翁先生抽出他数不清的辞典中的一本，他给那两个小孩讲解时的神情和主持学术会议完全一样。小姑娘走了，我看见翁先生脸上有一丝快意，也看见外宾脸上浮着的惊讶。

翁先生晚年慎于署名著述的态度近于神秘。

无论是我们同学，或是学术界一些同志，往往在自己的论文末尾注明"在翁独健先生指导下"之类的话。这并非恭维，因为翁先生确实关心着他知道的每篇文章。但翁先生一视同仁，一律大笔一挥划掉那句话。他划掉那句话时，那近于快感的神态简直使我无法理解。

但是，在告别遗体时，当我看到数不尽的学者、青年、前地下党员、工人都在恸哭，为一位哈佛大学博士、燕京大学代理校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副主席失声恸哭时，我突然想：

——著作真的就是一切么?

也许，有的青年在他人生的途中需要一位老师。常常是，有幸遭逢的一席话甚至一句话就能推动人生的一次飞跃，"导师"的意义就在于此。

我在翁先生面前肆无忌惮。我激烈地咒天怨地。我发泄地攻击批评。我发现了一条新史料欣喜若狂絮絮不休。我写作时需要去找翁先生说个痛快才能继续。翁先生总是端着他的大烟斗，心平气和地听着，即使插上几句也全是商量口吻。我特别兴奋的一次是在《文史》上发表了关于天山硇砂的文章之后：那次我对先生说，不管怎样我总算搞出了一篇肯定是正确的文章，因为我利用的不只是史料而且利用了地质资料馆的"物证"。翁先生听着，不加评价，表情也很淡然。但是后来，我胡扯中说了一句：

"日本有个古代雅利安博物馆——"

翁先生问："什么?"

我愚蠢地又说："古代'窝、利、安、特'博物馆。古代雅利安——"

翁先生怀疑地望望我。他指指书架说："那本字典。"

翁先生用他那本我也有的《日语外来语辞典》查了我那个"窝利安特雅利安"——Orient，东方。

我挨了整整一个小时训斥。翁先生在那一小时里的厌恶、严厉、忿忿不满的神情至今像是还在剥着我的皮肉。后来，有时我听见文学界一些朋友嘴里挂着"感觉"、"特棒"、"文化学"等等词儿时，我喜欢抬上一杠：

"哪儿棒啦?什么文化?我怎么不懂呀!"

这种抬杠缘于那一小时。我已经感到这种抬杠(当然更多是默不作声的)使我受益匪浅。

在学问上，我是翁先生的不肖之徒。记得一九七九年初，我终于没有瞒住、而让翁先生读了我的第一篇小说以后，我使劲解释说，写着玩儿的，休息时写的，我不会耽误功课；而翁先生沉吟了一下，说道：

"你会成为个作家。"

他的口气中没有一丝不同意。我觉得他这个人没有一丝干涉学生，干涉别人选择的坏习惯。他只是平静地发表了一下他对我观察的见解而已。

一九八五年年底，我鼓足勇气请求翁先生为我的小说集《北方的河》题写书名。我没有表白我鼓足勇气的原因；没有说一句我对这本集子的自负、珍惜和我盼望能和先生之间留下一点纪念的心情。

翁先生已经捉不牢手里的笔。在他那间永远昏暗的阴冷的屋里，我看见这白发苍苍、生命已届迟暮的老人颤抖着，用硬重的笔触为我写下了"北方的河"这四个年轻的字。

他看不到这本书了。

翁先生在暮年下定决心不著述，这于我是一个深奥的谜。我因为不能悟透这个谜，所以总觉得作品重于一切。但有时我又觉得这里的矛盾并不存在，我觉得我们师生其实是在完成着同一个过程。更古怪的是，我虽然年龄尚小却禁不住地总在思想暮年；也许是先生的暮年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是的，生命易老，人终有暮，更重要的应该是暮年的无愧。学术会被后代刷新，著作会被历史淹没，不是所有学者教授都能受到那样的敬重，也不是所有白纸黑字都能受到那样的敬重的。这是一种现世思想呢?还是一种来世思想?——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能有一个像翁先生那样的暮年，是件很难的事，也是件辉煌的事。

在听到翁独健先生逝世噩耗的那一夜，我觉得我该做点功课纪念自己的导师。我打算写一篇严谨扎实的蒙古史札记；但写成的却又是一篇小说。我写了我国蒙古族牧人活动的最西极边境——伊犁的一个名叫波马的地方的日落景象，然后填上了一个题目：《辉煌的波马》。

我相信，先生是会原谅我的。

1986年7月1日

第二辑

与草枯荣

窗外是如此颓败的一派风景，人也就再无意争夺辩论。关心更加私人化，常常只顾想着自己的喜爱。就这样心境日渐通达；天边身外的事情，就宛如摆在眼前一样。凝视着它们，觉得那么亲近。

一个念头浮起不散，大多有它的引子。

那个夏天在草原，在听说了钢嘎白音的死讯时，大概不觉间就悄然咽下了一粒种子。于是在一九八五年我怀上了这个念头。它在我的腹中久久醒着，提示着我，一次次目击平凡的生死。它陪伴我用三十年的注视，仔细观察了一个民族肌体的自然代谢。

一

"钢嘎白音"的死讯，是在闲谈中偶尔听说的。为了躲开无聊的追踪纠缠，我已经把名字写成代号。此篇也一样：钢嘎即时髦，因为即便在物质匮乏的六十年代，他也总是打扮得人马两帅。

洁净的蓝袍子，优美的长马竿，说话温文尔雅，他的外貌酷似在北大教过我的考古教授。我亲耳听他给假天真的女知识青年讲打马鬃（还是把蒙语的术语及转写从略吧）——他居然那么耐心地对着一位酸溜溜的女生，一嘴一个"马群剪头发"。

由于我插包的家庭的关系，我在草原上的年月，若说艾勒（邻居）这个词，不能不说到他家。他一直做我家的艾勒，因此我多少见识了游牧社会中的这一层结构。今天忆起，我能就乌珠穆沁的复杂性懂得一二了，但是当年我曾好久不能习惯：眼前这位大学教授，怎能是一位驰骋酷烈草原的马倌呢！

他已经死了。

他抱养的女儿，和我家的达莫琳同岁，虽不出众，但是个文静的小女孩。他的妻子贤惠而能干，可惜因为她是牧主子女，所以当年的知识青年们对她保持距离。而牧民们很迟钝，只觉得钢嘎家是贫牧成分，而且家里那女人"不会让人饿着"，所以对知识青年不插包住入他家，表示不解。

他是与我交往最多的牧民。因为总是艾勒的关系，邻里厮磨。放羊的我，经常坐在他老婆的牛粪箱上喝茶。这女人确实有一种道德，她用大碗给客人盛饭装茶。我是证人：我目击了住他家的瘸马倌，一连两年用一只大碗。而我，到蒙语自由些以后，就推辞掉了这撑得人肚子胀的美德。

我有一张题为"回故乡之路"的照片。画面上，茫茫草海一辙车路，有一辆轻便马车，在走向地平尽头，车旁伴着一骑马，与车无言地并排而行。那是一九八一年之夏，我正在重归阔别九年的草原。

记得长途班车到达了公社的镇子，我下了车，迎头正巧遇到钢嘎白音。他照旧文雅地微笑，照旧遵行艾勒人的责任，问我：今天，是由他把我来了的消息带回去、我住下等家里牵马来接呢？还是立即坐他的小马车走。

我很高兴，为一切的丝毫未变，包括为他这副不变的绅士派头。

归心似箭的我决定搭他的车。画面上，赶车的少女是他的养女，车旁骑者就是他本人。也就在那一次，我发现他已病入膏肓。半路上他疼得一共两次突然下马，是胃疼呢还是肺病？最终也没搞清楚。我只记得那个靠着马脚，紧缩身子蹲着的痛苦姿势。我看着，看得难受。还记得他女儿说"阿伽，您坐吧，我来骑"；但他不睬。我猜他认为马车的颠簸更难忍。

虽然是我的重返故乡，但我只能一路默默，心潮起伏地越过了整个南部的草场。先到他家（病痛过去后，他立即恢复了绅士风度，再三邀请我在他家住一夜），再骑上他的马，绕过满水的泰莱姆湖，回到我的旧毡包、小妹妹和绿色的夜。

第二次，刚回到草原，就听说了他的离世。我有些莫名的遗憾。他的事，在迅速地被人们遗忘着。只是由于反复追问，我才知道——不能自立的寡妻已经回娘家就食。财产么，自然就与妻兄水乳难分。远嫁的女儿如今在哪儿呢，似乎已说不清楚。

我第一次目击了一个毡包的消失。

这是一个家庭的消失呵，我被它的无情和真实震动，久久咀嚼着其中冰冷的滋味。草原毕竟是一种严峻的世界，男主人死了，包中的柱子就折断了。一个崩垮中的家庭就像一个水桶漏水，它无法制止，远比它被缝起时容易。草原只承认实力，丝毫不为昔日风采惋惜。时髦马倌的事情于我是一个认识的开头；从此我便开始目击一代人的更迭换代，随着如此剧烈的社会动荡。

无论如何，与我的青春一起在同一块营盘上结伴并立过的、那钢嘎白音的齐整毡包已不复存在。后来才体会到，这无声的事实给了我一种刺激。

那次只是一次信号闪过。大自然的枯草期来了。

二

蓝家族（我又在起外号了）则是从政治到气质，对我们大队、对一群北京青年影响最深的一族。作为蒙古人他们显示着血脉的曲折，这个家族的男子，个个深目高鼻，身材伟岸。尤其是他们的眉眼传神——这在蒙古利亚种族是少见的，在中国则像熊猫一样稀有。一句话，他们宛如一群草地贵族。

他们是一个血统特别的家族。像《蒙古秘史》的启发一样，北亚游牧民的混血是丰富的。蓝家族的男子不怕穿上呆板的汉人制服。他们的优美来自骨架，来自比乌珠穆沁还不同的异质，宛如电影上的阿尔巴尼亚人。

这个家族的神奇老祖父，据说就和我们的下乡前后脚，仅仅在六十年代的早期去世。事隔三十年我特别想见到他，当然那不可能了。但是若能奢望那样的机会，我猜我能弄清许多大事。

老祖父是历史、是传奇、是上一代；而我只能对我目击的有所体会。

蓝家族的巴父，当年是远近的名人。他微笑着侧过脸瞟着你时，那神情活脱是一个西部片明星。现在回想，他属于最后一代靠传统技能著名的牧人。他的套马是一方的传奇。当年我们嘴里总是数落叨叨着：巴父如何能准准套住一只马耳朵半边马脸；如何被边防军用摩托车请去、长马竿子拖在一串汽油青烟后头；如何保持着把儿马套一个滚翻的记录、而且如何在老年的一次众目睽睽下还是把儿马套转了脸——吹牛是一件多么过瘾的事啊！那时忘了——他还是一位有思想的人。

由于时代的矛盾，当年我和巴父间的关系，也卷入了家族纠葛，以及讨厌的政治。似隐似现的隔阂持续着，直到我决心试试民办小学的时候。

那时我率领一群蒙古小孩，拾羊毛、种萝卜，并且下意识地不做同化帮凶——我刻钢版编了乡土教材，教蒙文。巴父的儿子巴，在那个时期忠实地追随了我，他是我紧紧依赖过的、最可靠的两三个蒙古小孩之一。

也许这个"汉人"和儿子的友谊，引起了父亲的思考。巴父在一次我回草原时表示：要和我深谈一次。我感到莫名的激动。我说：可以，我等着您。

但是除思想外，同时他还有更大的事——酗酒。从月初我回去，到第二个月初，他日以继夜地烂醉，一直醉了一个月。时而他跌撞歪斜，突然出现在谁家门口倚着门框微笑，然后瘫软在地；时而纵马嘶吼，危险地把鞍子晃得忽左忽右，入魔发疯地驰过草原。一个月里不知他的去向。时而听说他在南边营子里昏睡，时而又听说他在几百里外的远方醉游。

直至离开那天我没有再见到他。

我必须回北京了。我的内心里对他依依不舍，因为我认真地盼着和他的"深谈"。我甚至奢想，这谈话将使我得到对我非常重要的、牧民的评论。但是没有；那次离别，也是我与他的永别。

蓝家族的其他几位阿尔巴尼亚美男子也都逝去了。他们去得无影无踪，就像草原上曾闪过的、那潇洒慓悍的姿态一样。

今年则更是遗憾。暑假里我带着女儿回草原，人很累，所以罕见地不愿多串门。而巴父的儿子巴——他实在住得太远了。犹豫几度，最终我还是没去他家玩。因此也就失去了最后探询他父亲的心声、他家族的真实的机会。

草海里的一个无名家族，虽然它的成员有些逝去有些活着，但是归根结底，它主导一块草原、赢得权力和荣耀的历史结束了。

后来我多次回来。人们已经对我使用这样的句子："还记得咱们这儿过去有过一个蓝家族吗？……"每逢回到这片萋萋芳草，看着草潮的荡动，我就想：逝去了的，真的就是一去不返了。

三

大阿伽和我的关系可是非常深厚。他有二十年马倌的光辉履历，在我们的大队，他是首席牧人、慈祥老者、无字书等一切形象的集合。当然友谊是有缘头的，主要的原因是：他是我的朋友、同班同学唐的义父。所以，在漫长的插队史中，大阿伽，自然也就与我有了一种类似叔伯的关系。

九七年么或者九六，那次我去公社（早就改称"苏木"了。但我不习惯，而且苏木一词不一定是蒙语）看他，找了好久，才发现大阿伽慢慢悠悠地，迈着牧马人的罗圈步，从新修的庙门走出来。我大喊：阿、伽——！然后随他参观了新庙。

庙里都是陌生人。有个别小喇嘛神情不太友好。当然他们不知道一九八一年恢复此庙时，他们的"格斯盖"（高级的喇嘛职务，我也不懂详细——也是我们队牧民）曾专门找到我，要求我帮助。虽然格斯盖已经死了，但我依然是大阿伽的旧日"牧友"，所以我当然有特权参观。

阿伽对他们说的话是："这不是随便来的一个人，过去我们总是一块，我们一块放过牲畜，我们过去一块——"我听得很快乐。哈，"我们一块"，真是最棒的介绍！

接着看庙。在彩画一新的庙里合影。

庙的正庭中央，有一座白塔。我问道："阿伽，这塔里有什么呢？"阿伽微笑着回答："这里面，有佛。"不知为什么，我听了非常感动。

然后去家里喝茶。

他住在新庙旁边，可能我们以前也来过的那片泥屋巷子里。一盘干净的土炕，拐了一个直角，几乎占满了屋里全部空间。他的草地上的毡包早已收起；以后用或不用，要看一个小独孙子。这孙儿半大身材，条纹T恤衫，俨然一个现代小伙。初对面，他对我不知该尊敬还是该挑衅，不时地在旁边瞟着。

早就听到了阿伽当喇嘛的传闻，但传说是含糊的。

"阿伽算什么喇嘛！他就是随着喇嘛们，就是一块坐坐！"哥哥说。

"那么阿伽也有那种红的紫的，穿的东西吗？"我不会用蒙语说袈裟。

但是盘腿坐上阿伽的泥炕，端起茶碗，话就变得容易谈了。我小口喝着，望着他。比起我们一块谈论牧草马经的当年，他消瘦而垂老了。话题既然是庙和喇嘛，他依旧像以前那样，和蔼地给我讲解。真的，除了与我们的智识阶级，与一位蒙古老牧民讨论人的信仰，是容易的。

他刚从林西看病回来，表情轻松自信。"病么，就不想再看它啦。若喝药，以后只喝些蒙药吧！"

这不是一句随口的话。老人们都这么说。

谈及关键的牲畜，他告诉我：有百十来头羊，交给亲戚和女婿了。若要吃肉他们会送来。旧的蒙古包还很结实，他们需要随时可以用。阿伽嘛，就住暖和的土房子啦。

确认了我在这间小泥屋里的地位以后，那半大小子端正了礼性，双手捧来茶碗。我拿出长辈的神态，随便接过，顺手放下，并不停住和阿伽的谈话。

斟酌词汇是最要紧的。我害怕说错，挑着词儿，小心翼翼地问道："那么，在庙里，在喇嘛的数里，有阿伽吗？"

"是的，阿伽嘛，也在喇嘛的数里。"

奇怪的是，他完全重复了我的词汇。一刹那，我发觉随着这么一句话，阿伽的神情里浮起一种满足。这神情在他衰老的脸庞上，化成了不可形容的慈祥。比我们二十多岁时，比我们还一股孩子气时，还要显得慈祥。

我觉得新奇，更莫名地感动。由于在北京已经送过老人，凝视着这张消瘦的脸我心里明白：阿伽的日子不多了。

人称大阿伽的他，逝世于次年。

四

还有一些逝者，几乎和我没有过交往。但也许比起上述的朋友，他们的辞世更使我难过。他们是被划分为敌人阶级的人，地位在人与非人之间。知识青年似乎天然就对他们敌视，自然不会称兄道弟、认父认母。

她是一个"富牧"的女儿，年纪可能比我们稍大一些。

富牧就是农区的富农，今天说起来这个词，依然有恐怖的感觉。在提倡"实事求是"的时代里，她家曾经有多么富呢？一百来匹马，二百来只羊。不管比起今天的哪个牧民，都寒酸得令人发笑！当然还有"剥削"；她作孽的父亲使过牧工。

我还记得，我们把一个失意的下台干部秘密请来，关上门，给他吃香喷喷的小米饭羊肉汤。让他挨着个地，把队里的四类分子细细讲了一遍。

特别记得下台干部讲的、她父亲的故事：对于外来而且年轻的我们，那些传说是陌生的：由于一场风，改变了人的阶级。据说，那场罕见的白毛风可怕极了，它铺天盖地而来，草原上牲畜死亡大半。她家原来可能更富一些，因为那场风雪，家境一蹶不振。因此划分阶级时，被划成了富牧。

也就是说，她还可能遇上更大的悲剧。

一连几年，我总是扭头看见侧面，或者侧后方，看见她卑下地低着头、弯着腰，在泥水堆、在仓库、在打井盖房的工地，抱着石头，拄着镐头。她总是穿着一件泥点斑污的旧袍子，见了人就赶紧地躲闪着让路。

但是给我印象更深的是她的身材，说实话，我再也没见过这么苗条的女人。草地严冬人穿厚羊皮德勒；我们都笨重得爬不上马背；而她裹着厚羊皮还那么纤细。

走马经过她和一群牧主干活的棚圈时，我斜瞟着看过她。也许是因为那时我太年轻见识少；但确实只有她的形影，至今使我记着。我甚至觉得，女人身材的极致，就是那种包在大厚羊皮袍里的苗条。

人无论谁，都可以训斥她一顿。除了大队的劳务，谁都可以支使她和牧主们给自家干点私活。我猜谁若想把她当女人使用一下，更会是一件安全的小事。几年里，她就一直在草原的另一角，弯曲着腰蹒跚走着，卑微低贱地躲让着，抱着要缝的破烂毡子，铲着沉重的草拌泥巴。

不过运气晚晚地来了。

她被一位有权势的贫牧人物看中了。唉，谁会看不中呢？只是那男人有本事应付当时的舆论。再说，那种草原社会的舆论，怕更多正是由他们制造的。

大约在七三年或七四年，她终于成了一座插着红旗的蒙古包的主妇。但那时我已离开草原上学，喜剧的几幕，我没有看到。

听说，就在前几年，有一个冬天的早晨，她推开包门，走过南边的灰堆，蹲下来解手。就那样蹲着，再也没有起来。

我依然是听嫂子讲的，只是讲别的事的时候顺便带了一句。嫂子快人快语，讲什么都随心所欲，根本没留意我的反应。

我也没有多问，只觉得自己悄悄松了一口气。一个念头闪过心间——她总算走了。她离开了这个残忍地折磨了她、又给了她一个体面结尾的世界。

老人们都死啦——现在这是句挂在嘴上的话。

但她不是老人。嫂子的话唤起了一个一直醒着的意识。听着她的死讯，我心里非常不平静。命运的拨弄还算是慈悲，最终没有安排我"看杀"了她。但我曾冷漠地看着她的受难，也许那比死更可怕。

为死者反省么？他们不需要。

应该说，我是在很久之后，特别是在——自己也逐渐变为被歧视与被敌视的一群的成员以后——才渐渐懂得：在我们的文化里，当一部分人遭受着残酷的歧视或践踏的时候，包括我自己的他人——条件反射般的举动是：或者有意无意地参与加害；或者按时吃饭睡觉，心安理得。

她如牧草一般，绿了一场又悄然枯折了。她不会喜欢假惺惺的忏悔，因为人道的考验，每天都同样尖锐。其实就在你我身旁，每时都有女性的呼救。我不参加忏悔大师们的比赛。我只想说，我没有再向人间的不平沉默。

五

二千年并非什么恶心的千禧年。在亘古游牧的草原，它只是十二生肖循环的一个龙年。对穆斯林而言，它不过是一个与流年并无二致的年头，一四二年。这个夏天于我也没有任何改变。

但听人大声喊叫说：都炒千禧年呢！今年文人们都伸手"异文化"呢！

我没有出声。

文人无行，不足为训。分道扬镳已经很久，我早忘了寻章问句、小说构思。这一年，我依旧——留意着他人的苦痛而生活。在这种被我逐次认定的方式中，坚持久了，我发觉自己见识的，是种种健康的文明。哪怕这些文明的邻人举步维艰，遭受歧视，哪怕他们在默默生死，他们的启示才是无限的。

老者，女性，异类，若想写下去还可以写孩子的夭折。

但我想已经可以搁笔，因为毕竟不是要展示什么。关于孩子么，虽然写得不好，以前有过一篇《又是春天》。

他们是游牧民族。没有兴趣老了就进入"药腌的生活"，更不愿意被大夫判个"无期治疗"的苦刑。病到某个程度以后，他们大都回家，余下的事托给上苍，不声张，不打搅人地、平和地逝去。

过去我看尽了他们的生存。以后，已经该注视他们的衰亡么？

我悄悄地对自己喊道：你不是在半生里，多次写过、一生向往做牧人的养子么？那么就像牧民一样，放弃此界的话语，和青草交谈吧！像抚育了你气质的草原牧人一样，随春日而蓬勃，遇冬雪而离别吧！

我喜欢在夕阳斜射的草中散步。

这习惯传染了蒙古哥哥。每天我俩都信步一圈。漫步着我俩聊个不休。我感觉胸中语言丰富。拥有语言之后，人的感觉真幸福。开个玩笑：我倒盼着哪一天人类完全不能对话。那时我就美啦，我可以自由放浪于我的乔布格、汗乌拉，我可以和埋在每一株牧草下的灵魂谈话。

起风了。

在乔布格的牧场和营地上，从远方锡林河方向一直到背后的敖包山，次第漾起了一道道牧草的大潮，就像是熟悉我的一些灵魂，依次地前来与我问好。

2000年11月

一页的翻过

二十多年前，有一次曾经未加思索地写道，游牧草原的循环不已的历史，"也许要翻向它的最后一页了"。

这么感觉的原因，是由于那时开始出现了定居,虽然只是草拌泥房子的定居。而且，一年中迁徙的次数在减少。此外迹象还有很多，比如，一直成为大草原形象的木轮子勒勒车，有被工业生产的铁筋车取代的可能。

而今天，这"最后的一页"已经掀得雷鸣风吼。它破坏着，替代着，唆使着，蔓延着，带着粗俗而生机勃勃的欢叫，恣情地在延续了十数个世纪的旧营盘上摧枯拉朽。

何止八瓣轱辘的自制木车，连轻便铁筋车也几被废置。草原的交通与驮载，正在被拖拉机和客货吉普车所替换。越冬、春羔、驻夏，加上秋季追逐草籽和营养的频繁走场迁徙，已经变成了一座砖房和一座毡房的基本定居。热乎的火炕，夹墙后的啤酒，使年轻人不愿动荡地搬家。都市里时髦的话题——草原的退化和沙化，首先在一座座砖房周围开始了。

嘉陵、铃木，一辆辆摩托在嘟嘟穿梭。马群里的乘马发肥，赛会上难得挑出善奔的骏马了。而且三年两年不骑，驯马暴烈难御，还原成了"生个子马"。牛则几乎都是生个子；女人们缺乏驯顺的牛去拉车打水，从百步之外的水井打一缸水，居然要男人启动柴油拖拉机，一路黑烟地兴师动众。确实，女无乘车男缺坐骑的问题，牧人不愿意骑马的问题，破天荒地出现了。

Motar是什么意思？taisen是什么意思？还有yidang、erdang、lieji，听不懂的都是借词。它们分别是摩托、铁丝网、一挡、二挡、离合器，随潮水般的汉语借词涌入草地。加上啤酒瓶子、三轮货郎、盲流小偷、运牛车装修队，如今奔向乌珠穆沁草原的一切，使人目不暇接心慌意乱。

雇工即"使人"已非常普遍，而这个词曾被译成"剥削"。新页才掀开一角，就已经淘汰了第一批牺牲者；由于懒惰、病死、继承无人等原因，熟识的家族系谱中已经消失不止一家。当然相应的是迅速富裕起来的家庭，政府奖励了一个铜牌挂在哈纳墙上，上面刻着"小康户"。蒙文一侧读着让人忍俊不禁：这个词在六十年代译成"上中牧（农）"。

政治的社会秩序忽喇喇地坍塌了。当年被阶级划分理论打入凄惨底层的人，那些牧主和富牧子弟，今天不仅多是富裕人家，而且心思已在荣誉——比如热衷赛会的夺标。讽刺的是，当年的贫协主席又率先沦为贫困户；在吃光了最后一只羊以后，他和他的家庭都消失了。有人说他已去世，有人说他儿子正在某地当雇工。我听得目瞪口呆，不知其中的深意是什么。

如今牧民养狗，盼着狗真的敢开牙咬人。草原上日益增添的喧嚣和络绎往来的小贩浪人，使牧民不知怎么过日子了。一层毡的蒙古包，不可能装防盗门，它只被一根皮条随便拴住。这扇门的文化，需要一种对传统的默契。闯入者使他们紧张。

活动半径缩小了，游牧被铁丝网圈定在自家十里方圆的草场。偏偏地球变暖，雨水稀少，羊毛跌价，草地沙化，因受益于最初的改革政策而骤然富起来的牧民，因经营和运气在后来岁月里败北的牧民，感到缺乏判断明天的经验，感到自己的无力。

于是人心向神明聚集，处处是新堆起的敖包。著名的大敖包祭会，如今是年中最要紧的行事。小敖包则密不可数；在自家领地制高的山顶，在大路或辙印的当途，在逝者指引过的地点。敖包（abō）,这个在蒙古学术中经久地被人讨论不已的名词和现象，或许只是在今日才闪现出一点它的本意。

诗人纳楚克道尔吉有名篇叫做《MiniNutug》（我的家乡），这个词也被我反复学习过。它兼有营盘、家乡、草原、祖国几重含义。而今天nutug一词的语感多了对私有的强调，并且愈来愈频繁地指向草场承包以后，用铁丝网围住的那一小块"地盘"。

以上种种都是观察的视角，慢慢写来不忙；惟有环境的事，确实紧急：

前年回草原时，以前羊群珠散草海的风景，被挖上了疮疤似的黑窟窿。原来是承包了这片草原的一支采矿队，挖开青草，开出一个个采铜的土矿坑。采矿坑或是矩形的探槽，深数米；或是坑道，深不可测。

以前，牧民们讲述四周地名的时候，说到奥由特（oyotu），总是带着神秘的语气。"有翡翠的地方"，它既是牧民的古老家乡，也是我插队的最初营地，听着我自然也很喜欢这个地名。谁知古老地名是一种原罪，因为它招灾酿祸，引人入室，天生就是破坏安宁和自然的情报。

马驹在矿坑里摔断腿，掉队的羊被人盗走。前年发现，牧民兄嫂的神经已经失衡，我也目击了游荡成群的闲汉，夜间轰鸣的载重卡车。黑洞愈挖愈多，南边山坡一片疮痍。采矿队每天用大拖拉机运水，水井几近干涸，在水草丰足的乌珠穆沁罕见的水纠纷，终于出现了。争执时一片混乱，各自嚷着对方听不懂的语言。家家的狗都晕了，不知该叫该咬。草原上甚至奔着两三头猪；这使牧民的小儿们大感新鲜，舞着马竿子追逐。去年夏天再回草原，牧民兄嫂更加憔悴了，他们求救般地望着我，不知所措。

在都市里，我们习惯了不安的生存。换言之，我们习惯了日复一日在可怕的喧嚣中，让双耳渐渐失聪，让眼球终日充血，让心被扯出一根线，川流不息地抽丝失血。我们在大都市里，以憔悴换回存活，忘了安宁也是自己的权利。

而北方的大草原则不同。那里静谧得——据说能听见四十里外的一只獭子咳嗽。草海的潮动能吞吸近在咫尺的声音，所以经常是当汽车一直开到鼻子下头，才被人听见。

原来养牧五畜的游牧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费几千年时间渐渐凝结了自己的传统。他们享有几十里空阔的前庭，又枕靠同样几十里空阔的腹地。所以视野里任何一星人影都为他们了解，知道那是谁家的老人寻马找牛；同样哪怕夜深时分的一声响动也能为他们判断，会意到那是某某趁月色运草。

环境的巨变，安宁的打破，不仅是对一种千年未改的古老心理的压力，也是对一种特殊能力的破坏——牧民们对自己不能判断感到慌乱。无力的感觉，是从未有过的。

总之，享有纯粹而悠久的安宁，也许是游牧民的一项奢侈。虽然愈是比较都市，愈感到它才是人的基本权利。不管怎样，安宁被打破了。

一连三年，每个夏季我都返回乌珠穆沁的草原，为的是在渴望的安静里休息身心；没想到，却看够了历史翻页的实相。

一年的富裕使我惊奇而满足。第二年门口就出现了闯入者；对来串门的采矿队，我不知说什么才好。我只能叨叨些保护草场，心里却满是烦恼。我的安宁也被毁了，千里迢迢地，来看破坏植被。第三年牧民兄嫂要求我立刻去为他们上诉官员，他们已经急得乱了方寸。

窥见了历史的翻页，究竟是一种收获呢，还是一种痛苦？

游牧社会的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和文化。它曾经内里丰富无所不包。无论拉水的牛比赛的马，讲起来都是一本经，套套解数娓娓动人。无论语言的体系或一个单词的色彩，分析到底都会现出真理，闪起朴素的光辉。在如此世界里，男女老幼生死悲欢，无不存在得生动感人。它深藏着一种合理的社会结构，一套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及一些人的基本问题。

若是培养它的环境存在，它就存在。反之它会逐步消失。不知道，人类是否已经决定要改变这个环境。尽管世界上还有各大牧区，牧养（而不是厩养）的文化还在继续；但是，如乌珠穆沁那样的，相对纯粹的游牧文化类型，过去就曾经罕见，今后更临近终结。

随着一种强力的推动，在人对富足与舒适的追求之中，在对青草和对人的侵犯之中，机械人声轰鸣嘈杂，历史在以旧换新。

2000年4月再改

二十八年的额吉

额吉去世的消息，是偶然听到的。我们去找一个来北京看病的牧民，找到昌平农村的一家小旅馆。问好笑闹着，我顺口问候额吉，可是话出口时，我把"额吉她好么"问成了"她还在么"，话出口时我觉得自己脸色变了。在他谨慎地讲出来以前，第一眼看见他的神情，我就明白了。像一口气被突然憋住了一样，直至午夜回到家里。

在桌旁坐下，心里空空的。去年冬天我居然毫无感觉。窗外洞黑，一股难忍的愤怒席卷了我。我望着黑夜，遥远的草原猛地逼近眼前。我不能再耽误，我已经使她失望。像又被抽去了一根骨头，单薄的感觉那么清晰。

十几天后，我到达了乌珠穆沁。

绿海般的大草原依旧荡漾起伏。像是抚慰，二十八年，我凝视着想道。这个数字也叫人吃惊，已是与她结识的第二十八个年头。

就这样，不可思议地心又倾斜了回来。次年夏天，我带着孩子，又千里迢迢奔赴那座拥挤的破毡包，住了一阵。嫂子抢在前面，挡住了我的教法。她要求孩子喊她"额吉"。一时我有异样的感觉：在我的失了准头的眼里，嫂子永远只是额吉的儿媳，也永远只是个少妇。

这些年岁月轮回得飞快，转眼一年，又是一年，二十八年在眨眼工夫里变成了三十年。我不仅应该承认嫂子的意识，而且必须承认算术：我已经和当年的额吉同龄。那么还要追忆么，在这无情的时代，在这干旱的旧日营盘？

一

我好像写过，我写你写得手都酸了心都累了；我好像狂妄地说过，我要把额吉这个词输进汉语。但是我并没有听到过你的回答。相反，我却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一种追问，它在问出之前已经带着挑衅的怀疑。它没有从我的笔下读出照例该有的刺激，没有发现应该丑恶的现实。我则经常勃然大怒，记不清多少次驱逐过来客，多少次出口伤人。是我写得太甜么，是我在我的草原写作中美化么，我不愿纠缠学术的或敌意的追问。因为缠绕我的是一个更潜在的问题，关于发言者资格的问题，关于文化的声音和主人的问题。

追问是一种不好的毛病，由于它的轻佻。

不必回顾早期那些中学生作文了，至少从《黑骏马》的写作开始，我警觉到自己的纸笔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严峻的禁忌。我不是蒙古人，这是一个血统的缘起。我是一个被蒙古游牧文明改造了的人，这是一个力量的缘起。在那时，人们都还只是用四百字或五百字的稿纸的时候，我就总是一边写着一边看见她--那个乌珠穆沁老妇的沉默形象。我早写过，我家额吉是位饱经沧桑的女性，她一生对外界缄默着，我继承了她对这可怕世间的不信任。

笔虽然年轻却撞上了巨大的命题。我虽然一气写去，心里却咀嚼着带回城里的那沉默形象。喊她额吉，是风俗也是历史，但更是浪漫和愿望。我和阿洛华哥毕竟不一样，这使人多少伤感，但它是事实。

从来文化之中就有一种闯入者。这种人会向两极分化。一些或者严谨地或者狂妄地以代言人自居；他们解释着概括着，要不就吮吸着榨取着沉默的文明乳房，在发达的外界功成名就。

另一种人大多不为世间知晓，他们大都皈依了或者遵从了沉默的法则。他们在爱得至深的同时也尝到了浓烈的苦味。不仅在双语的边界上，他们在分裂的立场上痛苦。

血统就是发言权么？难道有了血统就可以无忌地发言么？

我们即便不是闯入者，也是被掷入者；是被六十年代的时代狂潮，卷裹掷抛到千里草原的一群青少年。至于我则早在插队一年以前，就闯入到阿巴哈纳尔旗，品尝过异域的美味。额吉和我的关系并非偶然形成。但我毕竟不是她的亲生儿子，我不愿僭越。

那时流畅地写着，而心里却时轻时重地抱着这个矛盾。人群和人群，社会和社会，早有更基本的交流，不过有时天然，有时残酷。牧民，追逐水草放牧五畜的人，过去只是对彼岸的茶叶、绸缎，今天是风力发电机和廉价吉普车感兴趣。他们说过要和这隔膜的世界作细微的交流么，用异样的语言，用制作的文学？

额吉一生的遭遇，已经被我在心里完成了一个勾勒。旧时代的那一部分，我至今在体味和探究。新社会的半部，我曾与她若即若离地分担承受。她如一棵草，是个自然的女人，前半生饱尝的都是家庭不幸，生存和养育的艰难；后半生承受的多是政治的胁迫，不过是没有太悲惨，厄运和幸运夹杂。

我确信突破了一个无形界限的人，同时可能突破血统的隔膜。但是，你难道跨越了关口？你具备代她发言的资格吗？

我不知道。尽管写了半生，我并没有找到结论。审判要你来做出，额吉。我只是约束了文章也约束了自己。我只是感到：代言的方式，永远是危险的。听见对我的草原小说的过分夸奖时，我的心头常掠过不安，我害怕--我加入的是一种漫长的侵略和压迫。

青草浓密。这里是我放牧的第一个营盘，位于乔布格盆地一片草原的西北角。如今已经不再是合作化时代，瞧，连我的文字都把地理范围缩小到自家牧场。我已经觉得汗乌拉草原的概念太宽阔，开口闭口总是自家的草场。巧合的是，分草场时我家得到的乔布格，是一九六八年秋天我住进牧民家庭的、我的第一个营地。记忆阵阵醒来。右手是奥由特，左边是乌兰陶勒盖，当中有清澈的水井，和一条狭窄的硝土碱草。一切都和与你相逢的那年一样。

额吉，如今我形单影只，独自立马站在这里。我看见你的灵魂徘徊飘荡，在乔布格，在你曾经望着我上马下马的旧营盘上。

二

传话的人说，她死在冬天。那个冬天我在云南的村寨里。那两年我总是在夏季去北方，入冬则一意惦着南国。六盘路上满是路障，我在它的周边绕来绕去，伺机一头闯入。我冷冷在外围转着，这个外围，几乎有半个中国之大。连年在云南，有冬日明丽的太阳，有丰富的百拉提月份的生活。我已经沉吟着，狠狠地凝视着那座瘦窄的大山好几年了，我确实忘记了极北草地的隆冬，忘记了燃料、白毛风、畜群和枯草；也忘记了我的蒙古母亲。

我不知是否该责备自己：偏偏在那个冬天里我没有想到她。可是，即便得到了消息，我能在冰天雪地的冬天，找到御寒的皮袍，穿越雪封的坝上，熬过零下三十多度的夜路，到达乌珠穆沁并且抵达我们的冬窝子么？

现在我才来，确实更多是为了自己。我有那么多的话堵噎在心，不倾倒干净我会病倒。额吉，我要到你的荫下休息和医治。

时代使得语言呈现得奇特。我向额吉和阿洛华哥的求学，大致限定在纯粹游牧的生活方式之内。口语，褊狭而急速地发育着，只向着游牧生活的范畴倾斜。一方面，我和牧民们之间已经细致入微地谈论草场、膘情、春雪和冬雪，谈论成千的羊群和单独的一只羊羔，更谈及社会的各支血系和家族、某人的底细以至秘事；但是我没有学会一个考古、证券，哪怕关于楼房的词儿。

现在流行的词是"话语、语境"。在当年的额吉与我之间，不仅一切交流都在最严峻的语境下进行，而且，也许我们使用的也是一套非常微妙的话语。我们夜夜的漫声细语并非全无忌讳；它们既在政治威胁的限制之下，又在古老禁忌的规矩之中。它是相当全面的蒙古语，但又没有金融宗教物理摩登，好像根本就不存在那些语目。今天我半学究地发现：语言其实可以在基本语汇里发达。在前六十年代的草原，除了强加于草原的开会、语录、批修之外，朴素的基本语，支撑了整个牧区的社会和生活。

可是，若想谈些复杂的事呢？

亘古不变的石砬子敖包山下，新庙如今才真的彩画一新。一座可能真是镏金的黄灿灿的庙顶，在敖包鸟瞰下静静地闪烁。当年我多是采用转述办法，表达自己不会说的话。算算又是离开了十多年，我又经历了很多事情。为了畅谈个痛快，行前我甚至新学了一批词汇。我特别想给他们讲讲我所谓的"戴白帽子的民族"，我甚至联想到额吉倾听时的警觉眼神。

但是她已经"不在"了。蒙语对逝世一事也用回避的表达。"死"这个词忌讳出口，用"不在"说出来，更加语感沉重。用这样的语言谈着额吉，我和阿洛华哥都有些受不了，我们小心地选择着，尽量谈得简单和概括。

若是环境再好一些，我会对着她安息的山谷，念几节悼念的经文。可是我觉得那也许是强加于人，所以一直犹豫着没有提出要求。我走了一趟新庙，但是没有缴纳布施，回来后又觉得后悔。

哥哥并非孤陋寡闻。我感觉得出，他在捉摸我的变化，他听得谨慎而专心。他无疑在用我的过去分析着我的现在。我讲他听，他似乎知道一切都不是戏耍，甚至我觉得他把事情看得很透。

一天早上，我醒来听他说，刚刚去背后的山顶祭了敖包下来。我有些不高兴。他说自己没有办法去北边正举行的敖包会，孩子已经去了。看来，他掩饰了前几天的焦躁。孩子去了还不够么，他说，我说的是乔布格这里。于是他就自己带上奶豆腐，祭了乔布格的敖包。

奶豆腐摆在南边吗？我问。他说是。走着上去的？骑那匹黑马。祭的时候人要跪吗？他说当然跪。他觉察到我的不快，解释说：以前额吉的父亲，我们的吉林宝力格的老父亲说过，要记住祭这个敖包。所以，我就在今天早晨，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上去祭了。

我发现，他是在对我介绍自己。我突然明白了：在这漫长的世事沧桑过程里，不仅是我，还有他，一个最普通的蒙古牧民--我们都变了。我不再怨恨他没带上我，我意识到他的做法中内藏的严肃。用另一种文化来解释的话，他还在服丧。在和阿洛华哥对坐的那个早晨，我切肤地感到额吉尚未走远。

那么，就像一九八一年、额吉的六十本命年我从北京赶来一样，这次我仍然算是来对了。不知是因为把敖包祭了，还是因为对难缠的我讲过了，哥哥又松弛下来。望着他，我暗自想，人人都有一颗负重的心，而且最终都把这颗心托付给了冥冥之中的存在。

还不仅这么多。我对这样的简朴仪礼感到向往。它像一滴血溶在日子的水里，几乎只剩下一丝的举念和随意的形式。在蒙古草原不尽涌来的启发中，我总是不知所措。在这座不起眼的灰旧毡包里，我曾看见过一个古老的社会模式，一种人，现在又看见了一种深有意味的信仰。

或许额吉于我更是一种象征；但我也并没有直露它的含义。我从来就没打算给世间提供消遣。我不会把从她那儿获得的知识尤其是秘密，猴急地签名叫卖。她使我在这片草地上，在乔布格和汗乌拉，模糊地悟到了禁忌，嗅到了神秘。她只是不知道后来我在西海固，把这一切实践得淋漓尽致。

我家有过一匹黑马，那是阿洛华哥的坐骑。它确实给过我很深的影响，但它并不是额吉养活的。额吉倒是喂活过一匹马驹子。那是在一个春天的毁灭之后。夜里突然刮起了白毛风，大队的马群冲进雨雪交加的泰莱姆湖，一层层地摔倒，一层层堆了起来，冻死在泥泞的水里。早晨包门外面，立着一匹死了母亲的小黄马，额吉把它领回来，用奶瓶喂活了它。

如今小黄驹子长大了。我走到水井旁边，看见黄儿马领着一群骒马，慢慢踱来饮水。正是傍晚时分，曝烤的毒阳终于黯淡了。空气凉爽，我随着阿洛华哥，徒步向乔布格的方圆四方散步。他讲了一些额吉临终前的情况，我默默地听，知道额吉临终结束得很快，没有太多折磨。

漫长的、情义的体验啊，你使我复杂了。

三

幸亏我把她和阿洛华哥硬逼着，来了一趟北京。这么想不知对不对，我似乎认为，那也许多少可以算是一个报答。她毕竟玩了一趟北京；若是没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报答，今天我实在无地自容。

那件事漫漶迷蒙，记不起细末。于是想起额吉离开北京后，我曾经写过一篇东西。找出一九八七年的《北京草原》，翻看着觉得恍如隔世。可能是由于不满意自己旧作中意识流变体字的败笔吧，这篇记录没有收进任何集子。

发黄的旧杂志里的字，使我不住地吃惊。那时，由于傻，由于没有心事压迫，我写得那么轻松自如。只后悔那时一头钻进"小说"，而懒惰地不愿细细实录。我怕叙述；娓娓道来的文体，好像只属于另外一类作家。记得我和谁说过，我说我额吉来北京那些天的件件小事、每天每时都是珍贵的文学。

此刻虽然是机会，我还是没有心思回头补记。我不愿唠叨额吉访问北京的日程表。读着那篇随意至极的小说，又觉得正因为傻而无心，它才有点意思。

阿洛华哥好不容易才大着胆，咬了熊猫形状的冰棍。额吉在厨房好像又被复查阶级的工作组拦截，紧张地大喊我的蒙古名字--她不敢关掉煤气。八十年代的北京公共车上，还有人给少数民族的老太太让座。那可怕的苦夏，柏油路熔化得粘着咬着鞋底子。在北海公园的树荫下，额吉和咯咯大笑的女儿玩耍。一个老外带着个翻译围着我们转悠。那翻译一脸给土著施恩的表情，过来问能不能让额吉和那欧洲老太太合影，我恶狠狠地说：NO！

我教会妻子三句蒙语：额吉，我走啦（早上上班时用），额吉，你们今天过得好么（晚上回来时用），还有最重要的：额吉，多吃！小女儿那时才三岁多，被我训练得一会儿扑过去亲额吉脸一口。我们在三里屯的简易楼里，邻居家家赞叹我招待插队的房东；这一点，够人民子弟兵们学上两辈子。因为此刻我又想邀请阿洛华哥来北京，估计若想穿着蒙古袍子住进我军的大院，大概要先受上一个月的"政审"和"安检"。一想用蒙古话说这两个词儿我就恶心。

和牧民住进北京的简易楼，那滋味比住进蒙古包还特别。虽然没有门栏外的牛犊和狗，没有视野尽头的地平线，可是额吉在北京必须依靠着我。从开煤气到关电灯，我像真正的儿子一样照管一切。吐木勒，吐木勒，她总在不停地叫着我的蒙古名字，叫得我美滋滋的。她对我说的话，比在草地的几年还要多。我多么喜欢她那无奈的、一切任我怎么办的神情啊！

最遗憾、最最遗憾的是，差一点我就能使额吉见到班禅！

我有一个要好的藏族作家朋友。他和班禅·额尔德尼喇嘛有密切的联系。额吉尚未驾到北京时我们就商量好了，一定让班禅接见我额吉。那将是多么快乐的一场民族大团结呀！更重要的是，我要让整个乌珠穆沁，让党委书记和葛根活佛，都羡慕他们从来不放在眼里的额吉。

准备一直顺畅，班禅活佛的平易非常有名。

可是，就在额吉抵达的前两天，活佛远行青海教区。那时家家都没有电话，可是跑一趟和平里好像不费事。反正每隔一两天，我就和朋友联系一次。"佛爷还没有回来。放心吧，一回到北京马上通知你。"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怎么还没有回来呢？奇怪！"最后朋友的老婆、朋友的朋友、好几个相关的藏族朋友都为我们着急了："还没有回来！怎么办呢？"

最后的两天绝望了。我对哥哥和额吉，可怎么解释呢？我的心淹没在一派憾意里，那股可惜劲儿和原来盘算的快活一样强烈。直至多年以后的今天，我突然觉察到，当时额吉并不叹息，就像开始也没有兴奋一样。她只是默默等待，不奢望，不显露。最后不如愿时，就像没有盼望过一样不动声色。

倒是实现了两位母亲的会见。

我心里充满独自的欣赏，瞟着她们。我喜欢这罕见场面，因为我而出现了。在那个炎热的夏日，母亲和额吉紧挨着，她们都不知说什么好。我催促着，聊吧，有我当翻译。可是她们只是静静坐着，费力地笑着，对着面前丰盛的筵席。她们比平日更少言寡语，好像只是坐等我的下一个行动。显然她们都意识到了：既然眼看着花儿结了这么大的苞蕾，那么它反正是要开放了，而且最后会结下果实。显然她们对花朵和果实感到忐忑不安，她们似乎都担心我这么与众不同。

我长久地注视着她们，揣摸她们的心情。谜底究竟是什么呢？

四

随着对突厥源流的了解，我对蒙古草原的理解日益广义化。我逐渐有了一些把握。但是从细末和广度，在两处察觉到优势的我，心底却鼓动起离别的欲望。我寻觅着新的出发，准备扑洒过去的，是一种双数的感情。

后来，而且是在遥远的日本东洋文库，有一次学习回鹘文养子文书，我突然意识到，养子的观念和习俗在北亚草原的普遍。

养子，teēsenhǖ，这是一个多么语感温暖的词汇！后来我便半是认真地，用乌珠穆沁口语里的这个词自喻。

其实，连真正的抱养也未曾有过。只是挨着冻羊粪燃起的炉火，睡前要由额吉掖紧皮被。只是那个苦恼人的年代，它一下子就把人扔进草海，扔到了这乔布格的营盘上。一切都在这个营盘上实现了：那毡片磨烂的我们的家，那种非常接近了家庭关系的加入和承认。不，我再不能容忍什么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我不能容忍用"调查"替换这种关系，我不能容忍凌驾民众的精英发言。

如同你，蹒跚走完自己的路，哪怕一生穷愁潦倒。不去向世界开口，追逐着水草变移和牛羊饱暖，径自完成自己的生命。这才是作为人的存活，才值得为之生死一番。反之，屈从官宪媚权拜金，在别人制定的模式中蝇营苟活，那是腐烂和失败，是可笑的自虐。

你逝去了，像早晚会发生的一样，像牧草枯荣一样。你的文明里没有吊孝，我赶到乔布格，是与你别离呢，还是最后和你重聚？

我没有解决关于文明发言人的理论。不过我想，也许我用一生的感情和实践，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参考。

一切都过于私人化了。

即便在告别的文字里，额吉，我不愿渲染你的故事，抛出去供外人围观。作家的水平，就在于写与不写之间。我要执行守密和规避的原则。我总在琢磨--你和人民的沉默。你可以安享你的安宁，你是我独自继承的遗产。我谨在这里向你道别，并遵守这个约束。

牵着马，散步在乔布格的旧营盘上，我悄悄数着。二十八年，居然真的有了二十八年。我突然觉得它是一个天成的题目。我决定写一首蒙文的诗歌。就像最初我套用民歌《诺加》，填写了作家生涯的第一笔一样，我企图用《厄鲁特》的格式，写一首总结的蒙古歌。

用诗表达的企图，连贯了二十八或者三十年。不用说那个《人民之子》（应该译成"平民之子"，蒙语……算了吧）--八十年代我还曾准备使用全部蒙文"白字头"的排列，写一首长诗，后来当然由于能力不足而放弃。那里面有"赞颂恩情家乡的歌这么多啊，而宽阔的草原，沉默沉默"；还有"已经衰老青春不逝，这是什么病呢？更细数的话，我并不是从你所生"等等句子。

不能的我已经不想强求。总结的话不及早说，等机会遗失殆尽要后悔。用尽字母表的豪华设想是不现实的。然而，我毕竟是我，我要用她的话语，留下几句。我应该为这一切，留下几句蒙文诗。

念头袭来的当夜，我睁眼望着天窗，失眠了。睡着前我已经默哼着，做出了几个小节，次日早晨我把它们追忆着抄到纸上。那一次剩余的草原日子，我是沉浸在头韵和比兴里度过的。回到北京后我以为马上可以收尾，并且已经准备向第一次我发表作品的蒙文刊物--《花的原野》投稿。

但是到了第二年，我决定把它带回草原去再改。在聚会的席间，我也曾经忍不住唱起过它。虽然屡屡修改，它一直停留在未完状态。此刻已是从六八年计数的第三十个年头，《二十八年的额吉》还没有写完。我喜欢在夜深时拿出它来，字斟句酌一会儿，渐渐沉入幻境。我喜欢反复地，在韵脚、对仗、一个个质感音声不同的单词里徘徊。除了叹息修养的欠缺，我逐渐发觉了：其实我想表达的，在题目里就表达完了。额吉，额吉，其实我用小说、用散文还觉得不够而要用诗表达的，只是"额吉"而已。

我打算在这篇散文里录下几节，充作束尾。

最后挑了四节八句。我决心这一次做到语言的严谨，绝对不能再让转写乱七八糟。果然，请一位蒙古族的长辈帮助校对转写的时候，他也觉得费力：使用书面语和标准的蒙文诗律吧，作者我首先感到别扭。合乎语法的句子陌生并且转义，好多词儿都不是我会说的了。

最后，他说，你干脆就直接转写乌珠穆沁口语吧！

他的话，突兀地使我想起学《蒙古秘史》时，读过的一句费解的话："它是把口语直接写进去的书。"寻思着觉得新奇。

此刻写下的，是经过蒙古族专家校对、但是与辞典不尽相同的、我用乌珠穆沁口语写的几句小诗。我写着，不禁觉得这一切实在太难得了，心里涌漾起舍不得的感情。

以下就是这几句诗的蒙语转写，以及字面的汉语直译。

Arbanurγanusaranugegentangsorouirele

Alhunalhuntanuaisuiamdusünboiiγsanbimn

十六的月光，从天窗那儿射进来

一步步接近了你的路上，长大的是我

Horinnaimanilünnutugtumorioγsōdyabuhuügei

Hūˇciniyanemüsügsentabolaγūtōnudoturabaina

二十八年前的旧盘上，马儿停住不走

衣着褴褛的你，是在伟大的数中ˇ

CulūtaiobōyindōγurbolangkanuGüngsemn

ˇCimayiamuūlsanSümenadadusayihannggetai

有石头的敖包下面，是以前的公社

使你安宁了的庙宇，在我眼里颜色好看

Harihuedürtüholayiharddabhurdabhurūl

Halūnˇcēinüdotorshenuilaubaina

离去那天向远眺望，一层层的山连山

滚烫的胸膛里头，正柔软地哭着

1996年7月腹稿于内蒙

1998年4月写成于北京

高贵的精神

一

这确实不易描述。困难不仅在于因缺乏体验导致的倾听困难，而在于人的气质离得太远。从取道到语言，传递是困难的。

是关于高贵的话题么？也可能它更接近"尊严"。反正这个范畴包含着一批汉语词汇，但是似乎个个都语感不足。

汉语特殊而丰富。或许是由于词汇富足得溢出，反而导致了分量的减弱？不知道。我经常体会到汉语的美感；但我也时时觉察到，似乎它存在着一种分量的平均化。

我需要一个——它处用则不宜、此处一字如钉的语词。哪个汉语单词最能传达这些含义呢？

是高贵？尊严？贵族气度？上品的资质？是不可冒犯的习惯？是一种天性中的优越感？

我选不出。没准，在这一类语词里，外语的选择会比中文好些。就像街上的老外，无论黑白，他们大步走来，表情明朗，眼睛直视。一般说来，比起东方来，他们不那么费猜和暧昧。

是愤怒的权利么？

不，最醒目的、穷国小民和列强国民的区别，往往是愤怒的表现权。我们经常看到列强的公民在签证处、在宾馆和飞机场、在一切服务业的前沿地带，大发雷霆大光其火。

而穷人不能那样。除非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穷人轮上浩劫也过上节日，那时可以表达愤怒，甚至可以恣情发泄。但是在平日里，穷人总是考虑退路，考虑不成之后的次之、再次之和最恶的可能。穷人不发怒。

是拒绝的勇气么？

在这个文化里，我们有拒绝的古典，罗列着一个个绝对的例子。许由对王位禅让的拒绝，陶渊明对五斗米俸禄的拒绝，关云长对上马金下马银的拒绝……只是，拒绝的人早已牺牲。面对不洁的利益,安享的人青春不误，购车置屋，成了人们艳羡的标的。——民族的精神，就是如此地分裂着。

或者，是歧视和自尊的矛盾么？满街的外省工人潮水般涌入城市，就如外籍打工者涌入美国和日本。北京话本来粗糙；居然还让"谢绝河南人"等标语贴满电杆。在白纸黑字的证明之下，歧视的癌，正在蔓延。

但我观察的，只是河南或哪里的打工者。

腐败的权贵不足为训。对我来说，惟底层如蚁的小民，惟他们的自尊与否，才有巨大的意义。

谁会为我们解说？饱暖或餍足是不够的，富裕或财富是不够的——确实还存在更高的形式。确实还存在这样的问题：在活下去的同时，怎样做才能保住生的尊严；微渺的流水日子，怎样过才算有过生的高贵。

这是很暧昧的事；人的生存可以奢富至极，也可能穷窘潦倒，但在形容不出可是看得见的地方，有着一条不容侵犯的界限。

依然是一个精神的，关于人的气质的话题。

仍然是争论各方都无视的、民族精神的高贵与否的问题。是的，就是它，它比经济大势、比是非成败，更影响着我们的未来。

二

如今议论这些使人害臊。喘息挣扎在黏稠的人群，你自己先觉察到不合时宜。如今人只有在撒谎时才偶尔提及正义。如落后的标志、如墙上剥落的旧标语般的正义，正静静地被罚在一边。每一个路人瞟过的眼神，都含着一丝嘲意。时代已经改变，没有谁对它顶礼，也没有多少人为它守节。

更高的标准在别处；传说在那儿，有社会进步的方向。

从研究院到讨论会，从杂志到电视，从精英到蠹虫，从感觉到语言——这些地方都是当今智识阶级抢占的滩头。不仅在西方中心获得了理解，它们还正被渲染成第三世界的声音。

F·法农说，殖民地奴才喜欢偷窥主人的街区，他们的梦想就是拥有。真是如此。翻翻书，若干年来，中国文人不过一直在絮叨着如此的奴才梦。他们反复地写：我仇恨因为我没拥有，我伟大地拥有了，我甚至拥有主子的老婆了，你们为什么还不承认奇迹？为什么还不给我诺贝尔奖？

所谓高贵，就是不能忍受这种天一热就孳生的、苍蝇老鼠的道路。哪怕它接着轨，是全球化的道路。只要有一丝气在，人就不与苍蝇为伍。今天仍有这样的人，他们轻蔑地听着鼎沸人声，拒绝与这一边同路。

不平比比皆是，谁都看得清清楚楚。只不过，大家虽然都喊叫着看见了，可就是不做动作。由于油滑，更由于压力和民族传统的教育。偶尔跳到街头的抗议，往往是滑稽的。慢慢地，大家都毕了业，学会了看客的轻松姿势。

所谓高贵的人，他们的怀里并没有多一把刀。他们的特殊之处，不过就是从卑鄙的旁观中愤怒地跳了出来，如电子街头的石秀。

高贵不仅是天性，也是修养的结果。本质的行走，会督促途中愈来愈认真的求学。像刀刃的蘸钢和打磨，刀的质地，要求摒绝浮躁和单薄。

这不是小说中伪造的贵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遇罗克启发的，是平民的尊严，是可能潜伏底层的高贵。同样，对遇罗克的忏悔，也决非干净的回想录，而是接续他与特权主义的对峙。我们对过去（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一环而已）的最彻底反省，就是对歧视人权的血统论的永不媾和的宣战。

高贵的精神所以难得，是因为在获得高贵认可的同时，人还必须承担责任。是的，在我们这个族群，在这个黄色的如巨流之浩荡的群众里，最难求的品格就是承担责任。

正因此不避难的谭嗣同才被怀念不已。奢谈什么大任于斯，人不一定就命定着——哪怕一抔一握的事业。并非什么机遇难逢，多数人都回避了——该他完成的那一件事。只剩下了谭嗣同；他们是百年一现的高贵之化身，不避一己的流血流言。他们注定要为历史承担责任。于是历史为之剧化，时代的巨钟，被一头撞响了。

三

街上流行什么？考据派利用资料、留洋、图书、圈子——所有都市的条件，用权威的口气为现实提供证据。海派则——他们迫不及待地呼唤着：到田野去呀，去发现百姓的秘密！

考据派和海派，都有着时髦的八十老者、贴"导师"标签的中年、如贼一般时刻窥探利害的新人。他们已是多层次、多学科的挖掘梯队，举着铲子镐头，对着文化的矿藏。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他们的讲解尤其恬不知耻。他们是新潮的特种部队，比美国电影的野战排还要凶恶。野战排不过杀人而已，他们却侵犯民众的内心！

还有另外的种种。

如F·法农讽刺的，我们还看惯了——在帝国母鸡的院子里，"文化会议的桌子上，大讲着西欧价值的特殊及丰富。"这种桌子比法庭还具裁判的权威。中国的知识人的小算盘是：你尽可吹嘘你的价值高，而我要在这价钱更高的讲坛，宣传我的存货，它也特殊而丰富。我要强调：我正在为诗而受难，我已经有家难归，所以才漂泊在西欧北美！

在荒凉的此岸，在穷苦的故国，在真的苦难和诗共存的现场，牺牲已不知祭献了多少回，民众已不知经历了多少事。已经不知有多少——使青年和民众激动的诗，流行过，又消失，再出现——扮演英雄的诗人不敢说：在穷而无言的故国，诗从来没有绝迹。

生存永远比表演更难。在中国活着——这件事本身，就可能是一件尊严和高贵的行为。

当我也一只脚踩在那边，当我也坐在那些"文化桌子"边的时候，我看见了——伪装的苦难。我暗暗惊愕，终于不能忍住恶心，我拔回了自己的那只脚。不，连苦难都可以当做化妆，还谈什么高贵。

中国的文学和学术，它们的气质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是历史的产物。在半殖民地，富足和教养属于少数买办。在全新时代，也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里有生存的规矩，在这条边界上无道德可言。自然，也没有留给高贵的精神多少余裕。

偏偏中国孔夫子又特别指出，要"行己知耻"。一年年地，见得多了，我总觉得孔圣人的这条遗训，简直是对中华文明的讽刺。太久了，在漫长的淘刷之后，已经不能追究——"无耻"的起源。

四

我也奇怪，自己怎么就成了中国人。现在不管我怎么躲闪，不管我怎么化妆，人们一眼就把我的尾巴看见，到处有人揭发我"危险的"胡人本质。

无奈体验的件件事情，大多只是一些象征。议论的深浅，手段的下流，都不足为道。我们不过想摸索——文明在危难时的姿态，不过想寻找——第三世界的、高贵的文化表达方式。虽然它只像一丝沙漠中的声音，掠耳消逝了——它曾带着我们，向着一种人的理想跋涉过。何况还有具体的努力，它们也并非那么不具意味——我们对自己设定了的原则，实行了知识分子的自律。在他们醉生梦死时，我们在探究文明的阐释权，在尽力学习多种专业知识。目的是一种呓语么，我们企图打破——书斋学术对文明主人的话语压迫。如同一群步行的吉诃德，虽然连瘦马和名号都没有，赤着手，缺乏一支锈矛，但我们幻想着大战风车。

鲁迅的一句不相干的话像个谶语：胡风鲠直。一条鱼似的，那骨头其实根本不能和强权一碰，却偏偏天生笔直且刺人。欧洲人爱学孔雀，总炫耀自己的上品高贵。可是，身在中国，人就不能逃出悖论：鱼骨头也是高贵的吗？

可能对每个不同的人，所谓高贵和责任都将有所不同。也许作为基本气质的高贵精神，在中国已然变成了幽灵。它徘徊不定，若有若无，跳闪在路左路右，不知愿意为谁显现，也不知它究竟会显现几分。

但我又感到——只有沦为中国人，才能感到的尊严。如果我不仅敢于走完独木桥，而且敢于只说一种"桌子"那边听不见的、自己的话。

是的，本质的两侧，隔着一套语言。语言如火焰熊熊的大海，浓烈而灼人。当取道的决意下定以后，语言就如涌泉出，给人以洗礼般的新鲜和快意。

那一侧，是百年的优势语言，西方精英心领神会的语言。所以，也是通俗的语言——说到底，它使人失去精神的独立。而这一边呢，不过是些心里话。

我眺望着语言，久久陷在难言的感动里。

骑着自行车我倒腾着新到的邮件。我喜欢在这样的顺路上解决邮件问题。慢慢的边走边看，在一个个垃圾桶旁停住。先扔掉不用拆开的无聊邮件，再扔掉浏览过的杂志。然后一封封把信看完，随手留下要回复的，其余的扔掉。到家后，我马上处理掉那几页回信。

剩在案头的是要藏好留存的信——虽有多少的例外，但差不多每一次，宝贝般收好的，都是些甘青新、西海固、老蒙古。昨天我忍不住在自行车上笑了起来，这回的来信居然满纸波斯国的蝌蚪文，讨论苏菲诗歌里"dilbar（单数）/dilbaran（复数）"、也就是"情人和恋人"的区别。

不，我已经不打算自救。回忆着我微型的语言史，我庆幸自己被恩惠的往事，庆幸自己危险的倾倒。我不由笑了。读着，与人讨论着神秘的诗句，满纸抄着波斯或维吾尔的dilbar、dilbaran，我窥见了自己的倾向。

时至如今我已经可以自信了：不管过得多么荒唐，我只会忠于自己的气质。无论是作为文章的我，还是作为人的我。

处理一己是容易的。而大家的问题，则是大家共有的。没有任何必要杞人忧天，一切都遵循神秘的规律。高贵的遗产，或许已经湮没了，高贵的未来，也许还刚刚在新生。

1999年8月

嵌在门框里的耀眼绿色

一

对我来说，它位于整个北亚草原的处处。

在天山深处的哈萨克家里，我的视野和瞳子受过一次烙烫般的冲击。那是从毡房深处，穿过敞开的木扉，一方亮得耀眼的、鲜嫩欲滴的绿色正嵌在那里。山麓的松林、满漾的草潮在那长方形的绿彩里浮动摇曳，生灵般栩栩如生。哈萨克的孩子们拥有这样的视野，而且是从孩提时代——我这么想着，总觉得自己悟出了一个什么道理。

后来我心里便存上了这么一个意象。我多次在文字中提及它。在一篇记叙自己人生美丽瞬间的作品中，我把在那一方明亮绿色中穿来穿去的孩子，写成了一个绝美的少妇，记不清她是克烈部落的，或是属于柯扎依部落。在另一篇描写休息之家的短文里，我把这个意象的场景改成蒙古草原，把穿行闪幻于那方绿色的人物，换成我家的五一。但我始终觉得描写乏力，摄影更乏力，我表达不出——门框嵌住的一方明绿带给我的感受。

二

人要获得怎样的机缘，才能和美如此接近呢?人若是生于如此的美景，又会被造化怎样的气质呢?人要是怀着这样的蕴藏和气质，又为什么默默无语、不求表达呢?

这个问题，其实极其重大。

我曾经非常考证地问一个哈萨克："以前，天池真的只是你们部落的夏营地吗?"

"是的。我一千个保证，是这样。"

他不仅斩钉截铁，而且充满哲理地直视着我回答。

那么我就懂了。为什么我们和别人，和那些精英大家总是格格不入?为什么人与人有着不同的观点、哲学、倾向，以及立场?——原因很简单，我们的血性不同。我们之间的分歧不是由于哲学，而是由于气质。

气质和血性，如天山上的冰川一样，是一切的源头。也许我热爱的气质，我珍惜的血性，它的起源还是一个谜。但这仅仅是就我而言。对天山和北亚草原的牧人们则不同，他们的美质，起源于无双的美景，孕育萌生于自由自在的大自然。这样的牧人天地，完全不同于制造轻狂文人的单元小区，这样的天人和谐、地杰人灵，是造物千年一施的美意。

以后，它就要退隐消失，一逝不返了。

1999年2月

从大坂到鱼儿沟

一

那一年我毫无目的，走了神一般地到了新疆。

到达以后，我从冥思中醒来，明白自己并没有任何非来的理由。所以那年的旅行特别随意，在吐鲁番的冬日乡村，游游走走，看看艾丁湖之类以前漏过的地点，和一些青年阿林讨论些学问。

如今我不再考古；到处都是我自己的，所谓青春的遗迹。已经是不用确认，也丝丝入扣地熟记着一些地点。走在火焰山背面的土路上，斜阳映在前面戈壁上的，就活脱像是自己往昔的影子。

弄不清目的，就一个个地找旧地点，然后用二十世纪最末几天的眼光，把它打量一番。正值白拉提的月份，村子里人人都忙，谁也没有留意我的情绪。三十年的结果，就是获得了在村子里这随意的徘徊。

渐渐地，心里忆起了昔日的同路人。我因为没有什么急事，心里就油然生了见他们一面的意。若能遇见，那就有趣了。天地人间，这些年沧桑变化，若能推心置腹畅谈一顿，该多么痛快。

牙尔湖，胜金口，默默地我们走着。如今的坐骑，已经不是泉子街公社的马，而是一辆价值60万的丰田越野。它无声地驰过崎岖山路，使我缓缓地穿过绵软松陷的、火焰山南麓的黄土。陪同的都是哲合忍耶的弟兄，他们只想着陪我旅一个游。

没有见到一个旧人。没有那一块走下冰川的向导，那赶毛驴的东干汉子，那寂静的三叉戈壁居民。没有迎头遇上一个维吾尔的牧人，或哈萨克的小姑娘。

二

那些一瞬的朋友，现在忆来，模糊而亲切。那么关键的时刻，是他们伸出的一臂，成全了事情也成就了你。

后来分了手，视野中的他们，就如车窗侧后疾疾退去的树，永远地退去了。留在车窗里面和现实中的，只剩了你。没准就是从那天起，你开始了回忆。但是他们再也不曾重现。

呜呜的寒风裹胁着白色的雪尘，锐利的风哨里，屋子都低低蹲踞在戈壁滩上，视野里，是冬季的吐鲁番。这对我是陌生的，我和路边的塑料袋、和白色污染般的旅游客一样，从来没见过吐鲁番的冬雪。

盯着初逢的，这片著名火洲上的积雪，我突兀地想到了一个，又是一个。这么近，能不能看看他们呢——脑子里的这个念头，刚出现就挥之不去，它鬼一般，立刻缠住了我，使我摆脱不开。最后迟疑着迈开了一步。

一丝念头油然而起。你渴望一次再见。确实，隔了三十年你懂了：只有窗外树木一样疾疾退去的他们，才是你的挚友。

"有一个赶毛驴的，我记不清他的名字了。只记得，脸上有些麻子。八○年的九月，从吉木萨尔的大坂下来……"

我接着讲了那个故事，讲冰大坂上我得了人家好大的照顾，若是能寻上，当面道个谢多好。听着我的话，陪着的波音师傅（他开一辆像波音747的巨型大轿子车）和他兄弟都立住了脚，表情很认真。我一边说着，一边也渐渐把话当了真。我被自己的讲述拥裹着，说着说着，心思成了决意。

他俩寻思着，眼里一股遍知全吐鲁番的各族人等的劲头。我一面费力地回忆，一面描述着。好像是脸上有几颗浅麻点，个子嘛不高，黑棉袄，赶着五六个毛驴。从泉子街那边过来，天山里有一个维族人的地窝子……他俩听着，脸上渐渐浮出有了结论的神情。"怕不是算粒儿姐夫吧！"他俩说。

猛然间，脑子里掠过一个古怪的念头，我直直地觉得，没准最要紧的事就是这个，去寻访曾经深山大漠地邂逅的人们，随便回顾。

这么一见，就是打开着肚皮，让两个心砰地撞上。已然不能再回那天山的地窝子，但可以在一处白杨黄泥的庄户小院，喝一个热茶，感叹一阵子那时的行头穷窘，野营孤单，叹惜一番大坂风景。可以一道摇摇头，苦笑着，彼此体会一阵——不好意思的热乎乎滋味。

可不是么，没有更要紧的事了。

那个算粒儿姐夫，能见得上么？

走，上车！他的家，就住在这河湾后头。

但是在我的记忆里，下山路上，在三岔口以前的一条山沟旁，他和我分了手。我记得他左拐弯，吆赶着他那五六个毛驴驮子，顺着山沟朝左走了。当时我在鞍上，用斯坦因的地图打量过他的方向。一个叫桃树沟的地名，被一条路连着，标在南麓的斜面上。

三

而这里，是交河流淌过的绿洲，是葡萄最茂密的地方。它和那寸草不生的狰狞南麓，完全不是一回事。

好久没有这么害羞般的紧张了。在波音师傅兄弟身后站着，当他们拉着手问候的时候，我打量着这位姐夫。

像么？脑子里记忆一阵清晰，当年的毛驴客如现眼前。虽然眉眼姿势都不同，头发也已然花白。我等着紧紧的握手。过了十几年，他不就是应该变成这样么？

两兄弟介绍了我，仔细叙述了我讲的十几年旧事，并问他们的姐夫是否记得。说罢他们停住嘴，看着我们俩。

算粒儿姐夫沉吟了一会儿，开口了："找的，怕不是我，"他盘算着说道，"从七五年起，我就再也没走过大坂。手里没有毛驴的日子，就更早了。"

我是否失望了？说不清。似乎我也盼着这么个结果。

——发生在那么大的山里，发生了那么久的事情，若是都能够心想事成，若是不论怎样相忘江湖的人，都能拐个弯就到了他的门上——难道那才不失望，那才是顺理成章的事么？

我正这么想着，却听见，波音师傅一边就这么说了。

四个人呵呵笑了，接着进屋吃茶，喧了一阵各式各样的话题。这个家院很静谧，和几家邻里都隔着一面坡。干葡萄的晾房，红辣子的串挂，看得我出神。一条分汊从大河里流出来的水，波光粼粼地，从山崖处绕过来，护着他的门口。对面视界开阔，能望见天山隐约的雪顶。

这里确实是波音师傅的算粒儿姐夫的家。他也是半辈子在两麓跋涉，赶着毛驴驮着葡萄。他和那年我在山里邂逅的回族毛驴客一样，甚至连长相都一样；微驼着背，个子不高，有几颗淡淡的麻子。

虽然说，人若相像时简直两人如同一个；但是，算粒儿姐夫并不是在海拔三千多米的冰川上，把一条棉裤让给了我的回回毛驴客。

不是他。我没有找到那一个。

四

在这块盆地，我还有一个念想再见一次的人，里铁普。

那时遥遥望着北面的天山，我忆不起自己曾怎样从那儿下来。那时他不抽烟，而我正对莫合烟爱不释手。太累的时候他也卷了一支。被他胖胖的妻子埋怨，说我教坏了她丈夫。我是怎么听懂的呢？

夜里那么随意地，就宿在维族聚居的鱼儿沟。吃过香甜的拉条子，就在里铁普的泥坯小院里闲坐。里外飘忽着好听的维语，多么和平的时光！记忆漫漶不清。究竟我怎样度过的那一夜？我一句维语不会，但好像我们一晚上都在交谈。

清晨，在小院门口，孩子要骑我的马。决定放弃马，改用毛驴车是再后一天的事。我们围着骑马的孩子照了一张像，然后就世事茫茫。

我凝视着照片上的那个维吾尔小孩。如今你已是一个维吾尔男子。此刻我终于明白了，惟有他们才是我的证人。我不埋怨拖延得已经太晚，尽管我跑得太远，不知为了什么浪费自己，而没有抓紧。我应该回去，找到他们，取回已经寄放太久的，我的珍宝。

如今只有照片最忠实。甚至它记录着鱼儿沟口的，一座圆拱建筑。你是一座拱北呢，还是一座寺？暗自问着，我听见自己声音颤抖，随即又被掩饰了。

关于里铁普的心事，我没有对波音师傅兄弟说。我想，如果我决意办这件事的话，我会不远万里再来。

捏着照片，我突然想：照片在那年交给了吐鲁番文管所，请他们代交。可是他们践约了吗？我凝视着。二十年过去了，如今你已是必须承担责任的男子，你是你的维吾尔民族的青年。你是在种葡萄么，还是当了一名学经的塔里甫？你还记得么，在你当巴郎子的时候，你曾经随着父亲，陪一个人远走戈壁。你还记得骑过那人的枣红马么？

越野车无声地驰过戈壁，可以看见罕见的残雪。如今我满心奢侈；认定里铁普的毛驴车，胜过正为我服务的丰田。这一次，就算是来看冬日的吐鲁番吧。时机不到，可以让脚印保持尘封，让往事继续沉睡。反正就在这儿，我们埋下了记号。

而且背景是那么巨大；有火洲的积雪，天山的斜面。吐鲁番如今对我是亲切的，处处有里铁普兄弟和算粒儿姐夫。

我沉浸在满足的感觉中，随着浪头一样的舒服颠簸。是的，我们不仅打发了岁月，而且把私人的痕迹，埋进了铁色的戈壁，和神秘烟村之中。

它们是来世的矿藏，挖出来的人，会分享我们尝到的滋味——它甜美又奇特。

2000年7月

心呼喊儿子

在觉得陷入了污水坑般的生存时，人会竭力地向音乐求救。的确这也许是非常有效的一着，纯净的音乐扫荡了满耳的污声秽气，人度过了艰难的一刻。

这样的体验应该告诉你。

那一天我独自一人，从晨起到晚间沉默了一整天。但是我的内心却经历了黑白分明宛似两极的体验。也许这该称做一种被迫的相悖相反。一极是难以形容的恶心，另一极是丰满的感动。两者都是因为读了一篇关于新疆、关于天山的文字。

我不告诉你那令人作呕的篇什是什么了，反正你也每天都被这些无耻的文字包围；在我的书里我只写美好的一极。

读了我的一位哈萨克朋友写的，关于惨死于新沙皇枪下的哈萨克诗人恰克里姆（QaklemKuday-berdi）的介绍，那天——整个下午我欲哭无泪。忍受不住，不能控制地翻箱倒柜，找出了听说根据恰克里姆的诗谱成的歌曲《Jürêk》，颤抖着手指，把它塞进已经坏了很久的、灰垢蒙满的音响。

这里必须要说一句"赞美真主"，因为那个下午简直出现了神助，我那台哑了很久的破机器奇异地转起来了，为我不是尖细或闷沉而是完美地送来了恰克里姆的句子。

这样的体验一定要告诉你，朋友。哪怕在残酷的夏季也别灰心。可以用我偶然找到的这个办法，医治自己，抵御猖狂的病毒。

纯美的女声充盈着一方空间。那是一个健康的文化，从遥远的天山诉说。那女声给我们的联翩浮想与他们不一样，仍然是恰克里姆形容得好：

你不可能再遇上这可以交心的姑娘

我爱她，是因为她闪烁着真理之光

她低缓的叙述，句句排比而来。每个连句都在结尾高昂，挑出一声呼喊。jürêk是一个阿尔泰共同语词，不仅哈萨克，万里之外的蒙古人也能听懂它的意思：心。

这首歌用一个残酷的比喻，问了一个在道理和伦理的极限上的问题——有个年轻骑手，他被爱情俘虏，愿为美女献出一切。而美女的条件是绝对的：那么，把你母亲的心拿来。

尽管他在边缘上被折磨得痛苦不堪，但是他做了！他抱着那鲜血淋漓的心，飞一样地驰向情人。疾驰中不留神，马失前蹄他摔下鞍来，一颗心被抛了出去。

当他正挣扎着的时候，突然听见那颗心在唤他，原来母亲的心正挂在梢头，责备不知小心的莽撞儿子。

Aynalayenoy,jangbalaoy唉，小宝贝，我的孩子

Kuladengoy,sênjaman摔成了那样，是你不好

我说不出这两句词给我的刺激。我知道这刺激也非要用哈语听才能获得。哪怕为了彻底弄懂这两句，也值得你我学习哈语。

而听懂了的那一点点,我能解释么？jangbala（小宝贝）难道能译成"好孩子"或者"小巴郎"么？

senjaman（你不好）又能怎样说尽它的含义呢？"不听话"要么是"真淘气"么？……

我只能说，掠过心头的疼痛和浸过心头的温柔，都丝丝清晰。

你问结论么？和你一样我也在思索。但是无疑他们的命题浩大而庄严，一种健康，使我们羡慕。所以我说，用这样的音乐洗涤，是一个简便的办法。上午那股恶心，因世论的丧失正义和不顾事实而带来的不快，被一荡而尽。像一座青吉斯山矗立在绵延的天山山系中间一样，恰克里姆一如他的诗，他们将在天山中永恒。我们不仅可以去摹仿恰克里姆，就像他宣布自己是托尔斯泰的学生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恰克里姆的歌和货真价实的艺术——陶冶自己，消遣时光，让日子过得丰满有致。

就这样，《Jürêk》使一方空间，使包围一下子变成了纯净的音乐。整整一晚，次日晨起伊始，我沉浸在东不拉伴奏和清晰的女声诉说中，心中默默充盈着感激。人生中无论遭逢什么，只要有这样的音乐陪伴，就应该说，我赞美造化，回赐已经足够。

恰克里姆在诗的路上走到七十多岁。当他在天山深处的青吉斯狩猎行吟，住在蓝松白雪之间的圆木屋里，终日思索托尔斯泰的种种命题时，暴政的屠刀杀害了老人。

幸而天道还在庄严运行，一切最终还是被更强大的力量平衡了。当恰克里姆被恢复名誉以后，他的诗一下子传遍开来。好像他早就妇孺尽知一般，到处人们都在说着他的名字，到处都在演唱他的诗篇。

最初的那场音乐会已经变成传说。在那次演唱会上，据说，当温柔的女声讲述起一颗母亲的心，当《Jürêk》不尽的叠唱一遍遍向满场听众呼唤着jangbala的时候，台下呜咽渐起。从十二岁的童年就随着家人受难、经过了五十多年的牢狱流放刚刚归来的、恰克里姆的孙女，颤抖着白发，泣不成声。

哈萨克文化中的许多段子，都奇异地与欧洲的同类作品重叠。如著名民歌《在泉边》，如民间故事《Jürêk》。但我今天没心思谈论学术，我一点也没有心思细说突厥文化对欧洲的晕染。还是在年轻的时候，当我还在蒙古草原牧羊，我就懂得了"心"这个词。乌珠穆沁叫它jürêh，几乎和哈萨克语一样。我的神经随时等着飘渺的呼唤声，虽然没有目击梢头挂着的一片心，但我不能假装，说自己没听见那声呼唤。心，连同那声对准我呼喊的jangbala，使我年复一年，跟着黯淡的恰克里姆，迎着掠过的剑影刀光。

报刊上泛滥着代谢的文字，像暴雨后的垃圾场。蚊蝇在街角狂欢，一边唱起了民俗的猎奇，一角拥挤着探险的表演。忽而是下水道的报告，忽而是狂欢节的转播。

——而松林的树梢上，那片母亲的心一直淋漓地挂着。

记得在乌鲁木齐，我曾经对一位年轻诗人说：一天也不要耽搁了，快点学习语言！……但他转过了脸。

那么还是把一切托付给未来的公正。

其实关于天山，文学迎接的审判将是简单的——那颗树梢上的心将宽恕一切。哪怕对最下流的动作，母亲的心里只有悲悯。

不，没有报复，没有清算，没有恐怖主义的反击，没有给劣等文人的打分。梢头上那颗心高高地照耀着，用不着探险家去发现，用不着教授们去评论。她教示我游牧民和穆斯林的文明中核，她传授我爱的武器。

是的，作为一名作家，我与你们非常之不同。因为我提着笔时，不仅视野中总是浮现出母亲的那颗jürêk，而且耳际还总是听见那声深沉的jangbala。

2004年8月改定

长笛如诉

一

对古典西洋音乐如同朝圣——和很多人相似，这种心情体验，我也有过。但是到了后来不能不承认这心情的淡漠。穷国野民的风刀霜日，与那些高雅大曲之间，毕竟太容易疏远了。谁去细究自己身上的现象；只不过偶尔意识到的时候，觉得有一个微妙的结纽，它尚未解开。究竟它是怎么回事呢，暗自想弄得明白些。

当然这不可能，音乐是理不清的一团麻。也许，可能梳理一番的只是一些私人心事，是自己与音乐接触的背景、心境、缘分、故事。

对古典乐朝圣的时期，虽然还远远谈不上虔诚，但一度也确实热心。心情也急切，进入了一股求学的心态以后，恨不得时刻泡在音响里。忆起那一期的结交，都是古典迷人士。

时代恰恰又踏上了那段路程，与许多国家二十年前一样，中国刚进入一个卡式录音机和音响组合进入家庭的时代。我是留学生，早早便舶来了一套配置很高的音响组合。于是音乐猛地涌入日常，我寄居的简易楼终日轰鸣着大音量的音乐。从蒙古到日本，从美国的Bob Dylan到哈萨克的Engbêkkuyê。

也许是音乐生活或听觉生活，带给了我整个八十年代的好心情。

我在美妙的听觉享受中，洞开门扉，结交上下各流人等；不假思索，在稿纸上挥泄无度。美音不能独自品茗般默听，我义务讲解，记得曾把一个朋友（他那时迷恋绘画）用大音量把冈林信康的《我们大家所盼望的》播放给他，伴以我煽动的解释。他在那些嘶吼的日语音声中，虽然不解一语，却听得哗哗泪下，这件事使我至今惊奇。

当然在音响旁，我也见多了听了一句半句就做感动状，迫不及待不怕夹生地写进个人文字的"作家"。总之，那时，我自己和小屋盛着的我的家庭，都因为美声盈室的状况而暴富了。丰足而且满意的心情，流露于我那一期的不少败笔之中。

二

而且追求的目标在古典。我生了野心，忍不住想用已获的基础，试着叩门一次。我在真的尝试去窥探古典殿堂。太偏爱流行音乐，甚至沉溺比"下里巴人"更不入流的蒙古突厥的胡音——这种现象使我暗怀不安。我好像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乡间塾生，总是觉得学堂还没念完。记得我四处求师，购置了许多古典音乐的唱片磁带。我和朋友一道，专门请来专业人士，逐段地听他解释，并暗自给自己的耳朵判分。

应当说收获多少是有过的，获得的愉悦自然更多。但是我不能就此理解、并全部接受古典迷们经久不衰的热情。我还是保留了一丝感觉；我捉摸着关于听觉、心情、标准的问题，我在琢磨一个我能接受的音乐ABC。

有一件小事挺难忘。一九八六抑或八七年若干作家访问德国，在汉堡听了半场歌剧。说是半场，原因在我们迟到了，在黑暗中寻不到座位。咬耳出声时被观众们不屑地呵斥，后来一些人被引导员领到空座位暂且坐下；另几个则干脆退出来，在休息室里等第二幕再入座。

还记得终于等到了幕间休息，急急去找自己座位时的感觉。有一种终于放松了紧张，倾听的神经和渴望油然浮起的滋味。我端坐稳当，从第二幕的第一声男中音开始，强力集中自己一切意念，听。

使读者意识到朝圣，让人们自律着、迫使他们学习自己的感觉，真不可思议啊。我走神了，遐想着能获得如此一切的歌剧作家多么让人羡慕。若是我们的小说散文被人如此阅读——换上晚礼服打上领带，正襟危坐忍住咳嗽地阅读，会有什么效果呢？

我偷偷瞥一眼侧右，是一伙日本白领。当然礼仪没有一丝纰漏，西服笔挺，头发油亮。但我看见了在东京熟悉的疲惫，看见了"社用族"（公司付款者）的表情。有一个悠忽的眼神和我相遇了，一瞬间闪过局促。它马上转回去，赶紧回到神圣的倾听。——哈，他们和我差不多，也是害怕被文明开除，寻机会听听是怎么回事，也是顺从着一个规矩。

遐想之间，又一幕降下了。我们到了休息室。突然有一位同伴建议，可能休息室这种地方引诱人的世俗性吧，他建议回家。更让我惊奇的是作家们都没有拒绝。

走在夜空清爽的汉堡大街上，溜溜达达非常惬意。大家讨论着女高音和男中音，朝旅馆走着。那时一位同伴的话，虽然至今尚未决定赞否，但我已经记牢了——他说："说真的，只有一个歌剧让我感动过，而且掉了泪。你们猜是哪个？——《洪湖赤卫队》。"

一句话使大家都默然许久。虽然都是作家，不便简单地吭声。

他说的是实话。可是，关于音乐的结论是什么呢？

汉堡体验之后，我更不会判断自己的耳朵。使用那台立体声山水音响，在八十年代后半的几年里，我浏览了不知多少音乐。高雅是有的，悦耳是有的，讲究是有的，就是没有达到朝圣的境地。宁静的休憩和愉悦，对巧妙谱成的个别旋律的喜爱——都有过，但我不能简单地皈依绅士淑女的解释，不能说我也听见了他们描述的听觉。

也许我才是一个语言憧憬者。因为我终年都在雕刻自己的语言，至少常常都为自己语言的无力而感慨。我相信——语言在暧昧的时候，可能显现美，也可能封闭原意。在追求成为激动的河，在河水冲刷不已的时候，语言可能向放弃自己的神秘主义皈依。但是如此火候的语言，和本来就空洞虚伪的同类物之间，也许会出现一点相像。

区别之一是，达到神秘主义阶段的语言，会沿途留下一连的记号。如真挚朴素的小事，如他人不能的经历，如预见或奇异等等。后来者可以依据这些记号，解读荒唐和非理性的本意，使关上的门再度开启。

音乐是这种语言么？

我不敢浪下结论。我能做的删节从略地，对要紧的事多少记下几笔。

三

和我的读者的年表不同，那还是人们期待的改革开放尚未到来的时代。我像许多知识青年一样，先与穷乡僻壤的农民结交，后来又为自己处境的压迫，远走异乡。

那结交如我全部文章的注解一样，交得太深了。农民把它用旧式比喻说成结拜。我却嫌太封建。结拜兄弟，涵盖不了红卫兵蜕变再生、一介学生与大地民众相融、一个知识分子被异端濡染直至背叛的所有内容。

远托异乡也不是闯关东下西口。我如一片叶子，在生计的寒风中簌簌抖着，跨过海，越过政治和贫富的边界线，走了外国。

——若顺势找个词儿形容，应当说那是一段"没有音乐的日子"。或者用反义句，说那些日子里，每时每刻心底都萦绕着一股悲哀且激烈的乐曲？

肚腹的原则，生存的铁律，扳正着人柔软的一部分生性。

我在那两年里练惯了疾走，默默地以两步迈三步，奔波在东京——于我而言它是个劳动市场和战场。刷盘子，教大学，出著作。为了活下去（主要是使自己的做人原则活下去），我的心硬了。

那时偶尔拍的一张相片曾使很多朋友震动，被记录下来的我面貌凶恶，满目杀意地瞪着假想的和真实的对手。在坚决地夺取生存所需物质的日月里，我觉察得出自己的异化。没有时间缅怀，没有条件助人，只是似乎在遥遥天际，在梦幻一般不真实的某地，好像才有过或存放过旧日的我。

在那样的时候人很难在古典音乐里浪费，虽然从第一天我就弄了个录音机，后来又买了一个音质更好的。听的内容要么彻底轻松，最好是柔美圆润的女声；要么是最狂热的六十年代摇滚——音乐于那时的我，如同粮食女性一样都是充饥物。它抚慰或宣泄，给我一天天短暂而实用的补充。

但有一天，我收到一个邮件。

那天我的斗室里，弥漫着一种难以形容的空气，我打开邮件，是一个最知心的朋友的信。我照例细嚼慢咽，津津有味地读着。信也同时为我充饥，我对信很贪婪，并已习惯了享受它们。这一次，读到了末尾时，朋友写道：附上的这盒磁带里面，是你的农民兄弟录的话。

四

我打开磁带盒时，什么也没有料到。突然空荡荡的破旧木造小屋里，响起了一个西海固汉子的硬直嗓子。

我怔了半晌。才意识到这是我的结拜兄弟，他的声音已到了日本。他急冲冲地，有些羞涩又像下了一个决心地，宛如念一封接一封旧式书信似的，正在向我说话。六叠小屋的板壁上，嗡嗡地震荡着他的粗嗓子。

我还没有从晕眩中醒转过来，已经听他几遍地讲"我们全家都很好"，几遍重复"不知何时能见你的面"。过了好久，我觉察到自己已经瘫软了，歪在日本式的榻榻米上。这种铺席正适合我的感觉。我意识到屋里空无一人，我发觉自己一个不动的姿势，趴在屋子正中，呆呆地对着一台小录音机。

我的位置奇妙。我潜伏在声音的外界。一个使我的脑袋晕眩崩垮的西海固声音，在我眺望的对面一方异国空间里，粗硬地穿荡。

他显然克服着面对录音机的不安，努力把车轱辘般的问候话录制得流畅。他讲到录音时的情景，讲到我们俩之间那些往事。

渐渐地他讲得流畅了。条理和他主张的道理夹杂在讲述的事情中，在结结实实的声音里，向着我鼓动传播，一浪浪地淹盖而来。心中的痛苦和感动一同醒了，一个湖或是一条河涨水了，它们把我淹没，把我压倒，使我一动也不能动。

几个孩子都录了几句。当年那个在暮色中吆牛的少年，给我录了他朗读的我的作品，又录了他在县中学读的英语课文。

我听见了彼岸的孩子在紧张地喘息，听见有哪个娃娃在旁边窃笑。孩子们的声音后面，又是结拜兄弟——他已经习惯，而且想抓住机会，他沙哑浊重的嗓音开始给我交代一些要紧的、黄土高原的大事。

——就这样，在一个日本的下午，猝不及防地，我突然跌入了一个声音的深渊和埋伏。西海固的，黄土高原深奥腹心的声音，征服了我。

当长笛悄然游来的时候，我觉出从浊重的西海固嗓音返回的困难。倒退着，我还原到一个别扭的旧状态。听觉被那嗓音磨得粗拉了，脑子也早就凝滞，我还发觉：自己的姿势居然原封不动，时间久了，它已经僵硬。

长笛的第二个乐句，千真万确不能否认的长笛声，替代了农民的诉说，像一汪细流，转了一个弯，然后淌进了这木壁隔开的空间。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听这半盘长笛。朋友说，农民兄弟的录音仅占了磁带Ａ面的大半，剩下的空白，就录进了些长笛曲子。而我，在我听音乐的全部经历中，从未有过如此感动的体验。也许惟有那一瞬算是震聋发聩。也许那个下午我蒙受了造物主的慈悯，被恩赐了一种音乐。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日后里我曾多次企图发掘、重温、体会，但都没有结果。

我只清楚地知道——在长笛流入的过程里，我身心的壳都崩裂剥落了。我没有落泪，但我知道自己哭了。我僵硬地跪伏在六铺席的中央，任长笛的旋律围着我穿梭缠绕，如触如洗，把我一层层地浸蚀掉。我不知道人间还会有这样的感动，我的肉体层层溶化了，剩下心一派透明。音乐，惟有音乐，惟有此情此景之下显形的音乐，是绝对的美，是彻底的洁净，是这一方空间的至尊。无名的曲子，长笛的无名曲浸漫着，悠忽着，诉说着，陪伴着我，已经没有听觉，我被莫名的感动裹挟走了，失去了具体的知觉。

——许久以后醒悟过来，外面是东京的日暮时分。我关上录音机，小心地藏起了那盒磁带。默默收拾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再生一般，变了一个人。

五

我在那次经历以后不再信任现代派，而且暗暗地给音乐下了一个没有字迹的定义。不用说，如此主观任性的定义不入大雅乐厅堂；可是，做贵族态一生抚弄音乐技术或资料的人，比这粗野定义离音乐本质更远——也未可知。

那个白昼的下午，使我的心成了一页薄薄的记录纸，它刚涂抹了一行，但是永不消退。听觉，或者说音响碰触心脏时的触觉，直至今天丝丝可辨。

我独自反刍过，也微微责备过自己。走在人称世界物质之都的繁华中，我觉察到自己拥有的多么宝贵。那个下午之后我沉着了，我不露声色地迎送异国剩下的日子，冷静地一步步实现着目的。

但每时每刻——虽然不轻易告诉别人，那长笛常常响起，它有时突然浮现，接着逐步清晰，然后在我的胸中萦绕。它柔美又低沉，哀伤而平静，它已经追上了、化入了我生命的律动，在我的奥深不息地流淌。

就这样，对于西洋的古典乐，我经历了这么微小的一件事。

在疾疾的人流里，我独自穿行奔波，不住地默想着一个兄弟重逢的场面。

那时天该晴了，高原上空走着清爽的风。倒行逆施的"四人帮"如清朝污吏"申兆林"，他们消失时无声无息。西海固荒凉而温柔的十万大山，那时会伸开母亲的臂膀，再一次搂住我这失群的儿子。

那时天穹六合、大地四野中将只有一个声音：我们弟兄的长笛。我将把录音机放在庄户的窗台上，接给电源，安上珍藏的带子——那时十面埋伏的乐队将从海浪般的山峁背后，突然间一齐吹奏起来，庆贺人民的光阴，兄弟的相聚。

六

有一段时间我求教过音乐界人士，想调查一下这盘长笛的曲名作者，也想知道对这些曲子的定评——也就是公认的听觉。找了两个人，各自见仁见智，听觉完全不同。我问：那么是否可以说，人对音乐的欣赏是主观的呢？他们说不，还是有客观的分析途径。

我只好只信任自己的体验。长笛和感动之外，还有很多因素。大西北的日子，百姓的受难，书生的遭遇——没有这些条件，长笛的乐曲能是丰富的吗？反过来，如果听者主观的情绪把听觉染上了一层色彩——那么音乐的本意，还能够穷究吗？音乐与欣赏之间，会不会本来就是一本误读的历史呢？

——转了一圈，我没有找到音乐的定义。我不仅不再追究洋乐，也不在乎机器以及指挥乐队。附着于音乐的一切物质都可有可无；惟有耳朵，惟有耳朵主人的内心，才与音乐密切相关。

我没找到，也不想追寻一个观点了。要紧的是在我内心的收藏里，终于有了一首古典的、西洋的音乐。一首，但并不少。它命定般音沉似铁，虽然也伴着丰满阴柔。甚至它究竟为谁而写也不再重要。我多盼自己也成为这样的作者：一己的姓名可以略去，历史的是非也可以不计，但是给人以感动，给世界留下一点儿神秘。我猜曲作者没准能同意我，说不定还会为我的诠释高兴。

音乐本是天籁，是人对它的幻听。长笛在高天飘忽，鸣唤低诉着，等待着下界的回应。而我们来了——事情就是这样。

我很少触碰那盒长笛与西海固农民口信混录的磁带。我有一种恐惧，怕那种过分强烈的刺激，更怕若是听惯了，那刺激会被磨掉。第一次的听觉太难忘了，它占据的不光是我的耳朵还占据了我的感情；我害怕后来的听觉会单薄，我怕耳朵捣蛋，乱了人心中美好的方寸。

包括机器，我不愿使用北京家里的立体声，更不愿把我的长笛插进哪台最新锐的高烧音响。那个孤单下午的音乐，是用一台黑色的小录音机播出的；我明白，任凭哪台机器，也不会原样地还我那天的听觉。

我珍藏着那盘盒带，更珍藏着——即便此刻还在痛苦地奏鸣着的我们的心事。它那么动听，那么悲怆，那么激烈——它不是音乐；因为音乐的表达是不够的，它背衬着鲜艳的画面，怒吼着嘶哑的诗篇。它一响起便与它共生的，有满目疮痍的凄厉风景，有连年干旱的山顶麦子，有永远呼唤着我的、那西海固汉子的嗓音。

2000年10月

双联璧

——读 张治中序 马良骏著《考证回教历史》

一

这本书到手的时候，我已经对马良骏阿訇神驰心往，想象许久了。那几年，只要我一脚跨入甘肃南部，就不禁默默地思索他的事。他背过身一去不返的家乡——张家川上磨乡的风景，就平铺在我的视野里，青山绿水的长条梯田，包裹着庄子，像一幅黄绿模糊的淡彩画。

不用说，若是赶上一个光阴，他会破例接纳我这五功不勤的瞎汉，一如在他以后，在西海固，在甘青新一样。

他不单是个念经阿訇，而且是罕见的文人。那时候我弄不到这本《考证回教历史》，仅仅见过他翻译的《穆罕麦斯》。瞎汉藏经，我也留着一册。赠书的是川里弟的老父亲，译文是经堂语，滋味纯正且幽玄，最受苏菲家的喜爱。

怀着与古人交谈的一种奢想，那时我长久地伫立过。何止马良骏，整个张家川已没有他的族人。我感到人的不能尽意，站在山梁边，只有让一对眸子享受。

二

如今这本使我好奇的书，已经拿在我的手里。惊奇才刚开始：因为开卷读到的，竟然是一对琢磨剔透的玉璧：先是张治中将军的序，后是马良骏阿訇的书。头一次开卷的时候，我对张治中能写出些什么，心里微有保留。说实在话，在我的这一代光阴里，教授也好专家也罢，凡民间最紧要的东西，他们常常一问三不知。在中国知识人受教育的过程中，自古是小树苗灌醋不灌水。以后学而优则仕，当官的知识体系里，自然是天生就少长了这几根筋。

而张治中将军不然。翻开序，读进去，一种太罕见所以使人感动的文字，一种端庄、精确、真挚的文笔，悄然抓住了我。

读下去，突然觉得震聋发聩的震动，读了几遍仍然不能相信；咀嚼几过，仍无法摆脱被震撼的感觉。张治中写道：

真主的仆人在路上小心翼翼地走着，蒙昧的人呼喊他们，他们回头答曰："和平"。

自一九八四年岁末初进大西北，我从未见过回教著述的任何一处，有过如此绝妙的概括。理解要等到第二次，那是在乌鲁木齐的八户地。我和一位阿訇议论起此事，他猜测地说，这话"大概就是那段阿叶提"。我要求立即查找。找到时，我更吃惊了。

张治中写的这句话，是一个普通的阿叶提（《古兰经》句），在经的二五章63节。只是这一句翻译，超过了一个世纪十五个译本的苦心劳作。我激动得简直喊起来：这一句译的，水平高过了十五本！为什么你们当阿訇的就找不出这个译法？……

视野里莽莽苍苍铺展的，是陇东的一角，惊人的地相。隔着深壑又近在眼前的，是一条条老虎腿般的山梁。如此将军，早已久违隔世了。我的脑海中，联想到淞沪抗战和他主政新疆的经历，想到大时代里，人的波澜生涯。四野无声。无限的山地平塬，居然就这么无情地断成了道道深沟，让人咫尺难近。

张治中将军对于伊斯兰教的了解和描述，无疑依仗着马良骏的经典和解释。穆民世界的真实，于是获得了有识之士的证明。两者相互的善意和水平，成全了一个美谈。一瞬间，我仿佛看见一对晶莹的玉璧；以一个共同的举意，以两个深厚的功底，他们完成了对伊斯兰教的出色释义。

隔了一年在宁夏黑铁峡，和另一个阿訇又谈起此书。他说："一个赛俩目，你看机密有多么大！……"是的，张序的功力，只在新译了一句话；而一句翻译的核心，又只是一个词。这个词，Alsalam，其实穆斯林天天都把它挂在嘴上，只不过，惟有在马良骏的判断和经文支撑下，张治中将军把它译为"和平"。

日后要再花费多少时光，人们才能体会这千钧一字的感觉呢——和平的宗教，和平的教义！

三

骑耕牛，过关山，大营扎在了上磨川——

是谁曾唱过这一段民谣？

此刻，我脚下山谷里的深沟，就一直弯弯地绕着，通到对面的上磨川。人称小马阿訇的马良骏，故乡就在这里。历史课，原来最好不是在北大，而是面对着山野和古人，慢慢地咀嚼吮吸，揣摩他们的隔世心事。

当年在这道川里，仗着自己的乃夫思（生性）一蹦子跑到新疆的哲合忍耶小马，后来做得可大发了。是他代表全新疆的回教，电贺的新中国成立。知道么？毛选五卷里，还收着一篇毛主席专门写给他的回电。满拉们在山道上歇息的时候，先耍上一阵，喝足泉水，然后给我指点上磨的位置。

其实，这一本回教史体例罕见。它先用半部篇幅，解明了回回和卡费尔，以及乃夫思与伊玛尼这么两对概念。然后博采阿文"塔勒赫"（历史）与汉文古典，简练至极地勾勒了一个穆斯林世界简史。

人们说，他的乃夫思（脾性）没有压下，闹了气，跺跺脚走了新疆。走了新疆又恋着上磨，所以他给经堂翻译了《穆罕麦斯》。为着夜晚时分，悠扬地跟上调门，遥遥和家乡唱和呼应。人与人就是不一样，灵性的乃夫思，是天生的前定。他的译笔，不是蚊蝇之辈的小玩艺，他满心的重负一旦成书，便从西到东，被半个中国到处念诵。

我总发生幻视，总好像看到他在默默坐静。我悄猜想，他还有心事没有成全。那是家乡么？小马再也没有回家。他的事业和灵魂，都留在了新疆。他们是志在远方大学的阿林，不是一生纠缠乡土的农民。那是什么呢？

就这样，在几年的咂吮旧事里，在独自的体会中，我仿佛随着他当了一回陕西大寺的满拉。这种感觉奇特又新鲜，使我暗怀着欢喜。"瞎汉半道当满拉，经不好，凭参悟。"我从伊犁城到天水城，从上磨川到张家川，心里总细细地想这件事。

忘了究竟是在烟锅峡还是在黑铁峡，反正在黄河的一处庄户，我和几个弟弟闲聊。谈话间提到了"乃夫思"的含义，大家说，在这一带说起这个词，大致还是贬义的。乃夫思一词常与海哇连用，专指人的坏脾气。然而这个词也带着更重要的褒义：乃夫思指人的天性；人的精神意气、尊严气质、性格人品，也都在乃夫思的范畴里。

确实，张序是百年不遇的慧眼之作。但阿訇的究里，也有将军难以洞知的层位。我执犟地感到——在马良骏的深处，他追求阐明一个乃夫思的道理。

我想，马良骏在回答自上磨庄的时候就遇到的乃夫思问题。比起回民社会常见的解释，他剖析的乃夫思涵盖要大得多。一己的乃夫思；所谓闹脾气、没修养，并不能与伟大的生命的真性相比；不能与造物主给予生命（乃夫思）以信仰（伊玛尼）后，那精神的赋性相提并比。

西北把没有十年寒窗念过经的人，戏称做瞎汉（文盲）。对这样的哲学概念，毕竟一介瞎汉，不敢浪加解释。所以好几年里，我到处和圣职人士讨论求教。

后来有机会做客在马良骏后人的家里。终于找到了这里，我想着，对他的次子，提了一个又一个想了多年、已经发酵的问题。

"二师傅，您参悟——他老人家为甚么写了那么多的乃夫思呢？"

二师傅一手举起筷子："吃菜，吃菜唦！"

也许是不知客人根底，主人不愿细谈。我在多少觉得突兀的同时，也觉悟到，这深沉的命题，已经不能再探究了。那饭菜非常丰盛，我吃着，满心惆怅的滋味。宝贵的机会，在马良骏的家族里确认本意的机会，与我交臂而去了。

四

细细读了张治中回忆录，不由得暗自做着比较。显然，他的处境诸般不便，结集的作品，固然是宝贵的文献；但就见识就文采而言，大都不能说超过这一篇。

从英勇地投入淞沪战场，与日本侵略军几万兵力血战，到重庆谈判，把毛泽东接到自宅就宿——张治中以一人之身，武有武道，文有文德。他主政新疆时期的政策文章，我坚信将被未来的人们回味不已。因为施政作文的背后，不仅修养见识高人一等；而且真的跳动着一颗赤子之心。

马先生之言曰：各宗教之精神，都是归向主、惧怕主，精神统一也。凡敬造物主者，应体主好生之心，推己及物，不以互相战争为然也。如是天下和平，世界战争熄灭矣。又曰：若能抱良善宗旨者，必能得其心平。人心平，则无不平矣，又何战争之有哉！斯数语者，可谓尽之。……

尝考伊斯兰一语，意谓和平，乃与战争仇恨相对待之词。《古兰经》云：真主的仆人在路上小心翼翼地走着，蒙昧的人呼喊他们，他们回头答曰："和平"。兹所谓蒙昧人者，盖轻薄骄矜好战之徒。穆圣以和平之教，普济群伦，后世不察，误谓左手执经，右手执剑。以讹传讹，流弊所及，岂可胜言。……

一切宗教，究其根本，不过无限之神，必死之人，及两者关系依次开展。亦不过人类精神脱离一切矛盾，而与绝对融合之过程。如假倭铿之语以明之，则所谓经过否定而达到肯定，承认苦痛而超越苦痛，次第发展自己生命而与无限大生命合为一体。国父论人格之发展，谓由兽性进于人性，由人性进于神性。夫既进于神性矣，安有所谓战争乎。质诸良骏先生，于意云何。是为序。

我总感到，他在写上述的文字时，心里可能也会掠过特殊的感觉。在他的与苦难中国同步的复杂阅历中，与一名阿訇的合作，会给他留下怎样的回忆呢？

只知阅读的我如今只能感慨：为那难得的携手，为一册薄纸维系了两个那么不同的人，为读时心里涌起的纯净感觉。

张治中的回教史序，是中国知识分子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尺。由于对伊斯兰教的一语中的，他的序将被人们一读再读，品味不已。

五

就这样，这本书，从寻找到入手，再到一边读一边确认，我在从甘肃到新疆的广阔地域里，若有所思，寻寻觅觅。时间像流水迎着我淌过，地点如走马灯，围着我变幻循环。我沉湎在读书的乐趣中，顺着山川指引，读取着一词一义。

寺里的阿訇和顿亚的将军，是那么不一样的两界。偏偏他们两人却能相交相知，把事情办得天衣无缝。

阿訇忧愁的是械斗，将军反对的是战争。阿訇悟出了赛俩目中间的和平，将军看透了民族的前途在平等。马良骏全文讲的，只是真正活着的信仰；张治中一生求的，只是中国的救亡。

在这本书里，他们都总结了一世的教训，说出了最终的结论。事情其实就这么简单，他们大声疾呼的，其实就这么清楚，只是——人们似乎听不见。

春去秋来，我把世纪末尾的几年，就这么在大西北的徘徊里，消磨着度过了。此刻冰凉的金风，正长长地从伊犁方向吹来，直直扫过张家川的山岭。随着风，梯田上最后的庄稼，次第卷过滚滚的浪。

无论在伊犁汉人街的陕西寺里，还是在天水上磨川的黄土梁上，我翻弄着书页，与当地人谈论着马良骏。当然这个名字无人不晓；倾听着甘肃口音浓重的种种解释，我暗自判断和假定着。就这样，一面在大地山野里反复推敲，一面在心中暗自叹息。难道这是能轻易实现的么？现世和幽玄如此和谐，穆民和中国如此一致！

无论如何，那珍贵的心心相印，已经一去不返了。剩下我自作多情，为这罕见的双联文采，为这真挚的双手举意。

2000年7月

祝福北庄

一

最初听得很模糊，有消息说，好像在北庄村里有我的文章。后来，有个兄弟在电话里又说，他听人讲，在北庄老人家的墙上贴着我的一个散文。

我闻言心中吃惊。老人家的宅院，是究里的深处、是大名鼎鼎的门坎；我的浮层文字怎会贴到那里去！但传言使我不安，我在电话里嘱咐兄弟，要他抽空亲自去看看，然后把情况仔细告诉我。

不多时回音来了。"确实，你那北庄雪景，端端地挂在老人家的正房墙上。我不多说，你看照片吧。我拍了照，已经给你寄去了！"

只是在看见照片的时候，我才明白事情的重大。我看到，那篇《北庄的雪景》被用电脑打印成竖排黑字，又被绫边挂轴，书法作品般地裱成了横幅，挂在老人家的道堂兼客厅的中央。我不敢想象——我那两三千字，我涂鸦的那个随意凡俗的小文，怎能挂到了那里！……而且那是穷乡僻壤的极地啊，那是伊斯兰的东乡！我在看见照片的一瞬，心中刹那空白，耳际嗡嗡轰鸣。

一时思绪还不能够梳理通顺，我只是意识到：这事于我又将是一次不可思议的经历。它如同又一次降临于我的传奇，使我猛然地淹没在幸福里。刹那间我不由得暗暗感赞。我明白：这是我的人生大奖，是我一生心血的回报。我知道它将永不磨灭，长久珍存在我的心里。

北庄老人家与我之间，十五年里，见过三四面。

在我独自寻求于一条小路的那些年月，他如一个遥远的山里传奇，伴着神秘的东乡语，吸引着还年轻的我。

后来我得以拜见他；那是一个大雪倾泻的日子，他披着一件光板羊皮大氅，如一个朴实的老农，坚持坐在下首。

头一次，当然他不会记住人群中的我。后来，谁知道时光流逝如此迅疾，随着我对浮层之下这一领域的深恋不舍，我不仅熟悉了大西北的礼性，更对这块风土，有了愈来愈专业的理解。

末一次我们见得匆匆忙忙。他来北京开会，拜会的时间，真的只够说一句赛俩目。下了友谊宾馆的台阶，握着老人温热的手我只觉得留恋。但是我万万没有料到：这一次我让老人家挂念了。接着就是文章被错爱的事。

一个念头充斥了我的大脑。

——要全了我的礼性！要亲自去道谢！

紧接着，这个念头慢慢膨胀，迅速丰满了：这必须是怀着一种举意的道谢。一个消息，对于我它是一个饱受劫难的民族的奖励——从天而降了。它如一个1字，如阿文字母表的第一个艾里夫。那么，我的答辞，我的道谢，也要包括信仰世界的解数。

我要在低低的坡下头就停了车。绝不能傲慢地让车开到老人家门口。我要进了门先要汤瓶净身，完成了最重要的事情再坐下喝茶。我要言谈举止如同毕业答辩一般讲究，不能人家客气我就不拘小节。学着以前看在眼里记下的西北礼性——抢着掀门帘让着出门，抢着下炕为长辈拾鞋。

东乡人都在猜想老人家的举动呢，要让那些庄稼汉感到值得。也要让那如此错爱了我的老人，获得一星半点——他从不追求的慰藉。

走着神不禁扑哧一笑。我突然联想到，在城里的文人堆里，怕没有谁说我谦虚。尺度规矩是什么呢？我也闹不清楚。

二

七月的东乡，滚滚无边的黄褐，染点着层层的碧绿。是千万座疤伤累累的苦焦大山，到了青枝绿叶的夏季。刺目的视野，好像在无声地提问。是啊，怎么愈是穷苦的绝境，愈有这么旺盛的活力？

望着七月的黄绿，心里觉得不可思议。在老人家的庄户里小住的几天，沙目前邦答后，我喜欢站在门口，眺望海一般的山峦。

对这个庄子来说，我是个多么罕见的客。胸中升起感慨。虽是自己的身上事，却千真万确如他人在做。真的，一只无形的巨手一推，我站到了老人家的门上。

四顾荒山如海，远近一派寂静。从几个意义上来说，这里都是中心——它是一间讲东乡语的穆斯林最敬重的长者净室，它是一个地跨数省的大教派的核心场所，它是中国大陆的地理中心、是黄土高原的奥深腹地。

此刻正是西历的二○○○年，世间在上演着各式的活剧。为了领受一份情，为了致上一句谢，我越过了数不尽的山河阻隔，站在了这里。

老人家，这个词其实是双义的：一半是尊称，一半意指教门主持。当地人，从县委书记到娃娃妇女，都以各自的礼性，称他阿爷。这么称呼有一点阿尔泰语言的味道；我很喜欢，也学着喊阿爷。

与城里出没于座谈会的教授不同，他使人感到一种深度。坐在他的对面，我感到，自己在揣测一种实在透了以后的深度，在感觉一种朴素尽头才有的威严。

他仍是率领一群人，像举行仪式一般在门上迎接。我如同来前想好的一样，在下头就跳出车门，跑着上坡到达他的跟前。不错，这正是我人生的发奖式，在大西北的重重山岭中央，一个纯朴的人群接纳了我。就这样我拉住了北庄老人家的手，感动电流般袭过全身。他深陷的眼睛笑着，白髯在风中飘拂。他依然温软地握着我的手，神情似满意似慈爱，但并不能看到深处。

见了面以后，阿爷和我没有提及那篇挂在墙上的散文，一次都没有提到它。我只是偷空去那横轴下留了个影，像一个领奖的，不好意思又心里喜欢，偷偷地抱着奖杯留个影一样——毕竟太难得了。

次日礼罢了邦答，阿爷引我去脑后山坡，看了一个蓄水池。

水，对东乡的旱渴大山金汁银液一般贵重的水，已经到了家门口。一问才知道，原来写"北庄的雪景"时，我在这里喝的是窖水！听着吃了一惊，眼前仿佛闪过自己的影子。向着文明，时代毕竟迈过了艰难沉重的几步。即便比起我初来的那时，绕山引来的水，以及不再妄想的富裕，都缓慢地出现了。

阿爷的一生，宛如大西北穆斯林的缩影。幼年念经，青年负笈叶尔羌求道，五八年的白俩（bela，灾难）中，因莫须有罪入狱。

女人拖累着几个孩子，受尽了人间苦难。她苦熬着等，一年一年，直等到"四人帮"灭亡前的几个月时，她气力衰竭了，猝然倒下。只差几个月，没等到丈夫的平反出狱。

十几年浪迹西北，这种受难故事听得太多了。也许就是它们，扭转了我的人生。迪各尔之后，在北庄拱北，望着阿奶的那座小小砖墓，她差一步没有熬到新光阴。我心里难受得堵噎。

而阿爷却转身快步走了。

他惯于不多描述，对历史只讲一遍。感情更不流露；转头就走的他，像是不愿纠缠这个话题。环绕着拱北，矗立着东乡疤痕累累的大山。满沟满坡，活活刻着百姓的心伤啊，如此不平令我难忍。

但是前头走着的阿爷沉默，坟里睡着的阿奶沉默，我也只得沉默。是的，难忍的经历积得多了，就成了深深一个忍耐。

有人问：您走北庄去干个啥呢？我的回答各式各样：去深入生活结合民众，去浪一个耍一趟，去沾个白勒克提（barket，吉庆）……对世间，我算说不清了。哪怕对自己人，只要火候仅差半分，我也难以解释。对着这片接受了我的大山，来到这穷乡僻壤的极地，我有满腹要说的话，也有无法讲出的话。

顺着山里的公路，我们随意散着步。

初来时触目惊心的大山，此时看来柔和些了。像是个难得的年成，农民们星星点点蠕动在高山深壑，在块块破碎的洋芋地里忙碌。

时而驱车，多是走路，散着步身心彻底地松弛了。仪式之后，险峻的风景也变了：如今它像是自己的。心中摇荡着富足的感觉，我信步走着，看看旧日的窑洞和遗址，看看大夏河的台地。

山里的冷夏，使疲惫的人得到了调养。

三

若是能重生一遍，我猜我能当个不坏的塔里普（talibu）。塔里普就是经学生，西北称满拉，东部叫海里凡。因为我从小喜欢学习；长大后学得多了，愈发止不住地企图向本质的领域求学。只不过——同时把学问和人间、知识和信仰浑作一体；同时要求着人生实践和读懂书籍的、所谓两弓一弦境界的"学"，怕只在这个领域。

可惜只能留待来世了。如今，每当我在这个世界里遇到了有真才实学的人，禁不住想向他打听上一二句常识的时候，总得先摇着手声明："我可是瞎汉（文盲）！说错了您不骂！……"

顾虑万一失了分寸，住定以后，我不多去阿爷的正厅纠缠。

而阿爷，似是来待客，又似要深谈，常到我歇息的屋里坐坐。那些时候，我清晰地意识到这是难得的求学时间，但更经常任它静静流逝——与如此长者的言谈分寸，简直是艰深的艺术。

有一种文化讲究"腹艺"，即追求默默不语中的交流。与北庄老人家对坐闲谈的时候，我觉得似乎出现了这种交流。

七十多岁的阿爷是个慈祥老者，但他出言简捷，而且话语极少。以前觉得，老人家的脸庞那么美，而后来又觉得，他那美好像正融化成一种慈悯。这一次，我觉得他变得更大了；形容的美，眼神的爱，都变化成一种敞开的朴素。他不爱絮叨旧事，也不愿担忧来日。无论对眼前或身后，他似乎都怀着一个决意。但凡此世的事情，就是他淡漠的事情。

他深陷的眸子瞟过来看着我时，我感到，他像是向我探询一个遥远的、不知在哪里的话题。我应答不上，但我肯定地点了头。……宝贵的、价值千金的时间啊，就这么在默默无言中流淌过去了。时间好比流水，把送给我的信息哗哗地笔直冲来，它们淹泡着、冲刷着我的肉体，使我身心浸透。但我并不能点滴吸收，洞悉全部。

我恨自己的根基浅，不能参悟所有一切。能悟到的只有一点：我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的贵重。我只能暗自地、一刻刻地数着时间，体会自己度过它的感觉。

对教门和神圣领域的话题，我只听不问。

关于遥远的叶尔羌，以及他年轻时的负笈远途，我们只粗略地说了几句。幸好我已不是初学。在血染的大西北，在一个个村庄，入门的课程已经过了。现在深一层知识的学习，需要通过参悟。

我习惯了交流，而不多通过言语的交谈。也许，修身和功炼，就这样渐渐成形了。关键是什么？我似乎解决着这个问题，又似乎不断地和这个质问相遇。

裱好的那《北庄的雪景》，一直挂在正厅。确实后来我们再也没有言及它。只是一次忙着去哪儿，一回头猛然见深沟陡壑的大山，像要踩着脚跟一样就在背后矗立——刹那间我的心头滚过一阵颤动，不禁想：不知这一个我，和屋里墙上的那一个我，究竟哪个是真的。……

日影黯淡，晚暮来临，地平的连山变了深色，沙目的时分又到了。

望着阿爷的朦胧面影，我心里漾动着惋惜。短暂的小住，眼看就要结束了。可是对我，以及北庄的后来人来说，关于未来的疑问毕竟是尖锐的。我还是问了他对未来的看法。

阿爷说得简短坚决。落日霞光之下，他的神情使我永生难忘。但是我不得不写得坦白：恰恰在最要紧的这搭，我没有句句听懂。

我无法用笔转述。就连感悟，也多是自己的思路。总之，他早把一切置之度外，包括一切究里的、责任的、传统的大事。就像当年在冤狱把一己的安危性命置之度外一样。他早把一切托付给那冥冥之中的伟大存在，他坚信，如信仰一般地坚信。

从那间小小净室出去的时候，我们都轻提慢踏，一个个悄悄地离开。只剩下阿爷一人，久久地独自面壁跪着。偷偷瞥过一眼，他的侧影一动不动，美好而平和。沧桑结束了，他正享受安宁，正沉浸在一派纯净之中。

我踏出门外。头上是繁星璀璨的东乡夜空。高原如黑暗的怀抱，温融地四面围合。

塔里普的学习就是这样，进了寺不管八年十年，反正要念罢十三本大经才算完。我呢，我本是来领取幸福和荣誉的，可我不知不觉却又把享受当了课堂。而学有学的章法，不管你能吃透几分，十三本已然翻过了一册。

知识、火候、情感错综渗透，如夜空的星月浮云。每一颗星都那么闪烁难定，如同课程刚刚开始。是的，对如此的一册一页，我还要耗费更多，才能触到全部。

突兀想到了鲁迅。他俩相比的话，也许阿爷是幸福的。东乡大山在四下卫护，没有谁敢上这儿扰乱。银河临近得伸手可触，月亮静挂在中天。好像它们正散出无限的银辉，在这样的夏夜，安慰着北庄。

其实，或许我也算久经阵场，但是这次离别不知为什么，居然那么揪动心肠。我孩子一般总想着这怕是最后一次了，别人还没怎么，自己心里先难受起来。

北庄拱北对于我，更多的是一个与底层民众盟誓的式场。有"雪景"那一年，我连阿布黛斯都不会洗。我只是对那株白雪地正中的、墨绿的分杈柏树印象深刻。那时它浑身披满了白雪，一尘不染，一痕不留，沉默着矗立在茫茫的雪山中央。如今呢，即便在我一己的身上，也是如梦的沧桑。北庄，我能够这么离开你么？

走那天，送的人很多。书记和县长想顾全礼性，所以都来了。我本来想象的，在离别一刻可能体验的——北庄的仪礼，动人的都瓦，成了一个喜庆的欢送会。我有一个蒿枝沟的弟弟，闹着要我题字。还说："让他写！让他写！跑了今天再抓不住他！趁着在北庄老人家跟前，他不敢不写！……"恨得我咬牙。可确实当着老人家，我不好耍脾气。只好勉强写字。笔不合适，墨也太浓，纸更不对。第一笔下去就写坏了。

顾不上了。只能胡涂乱抹，哪怕为了围抱的欢乐气氛。老人家、三师傅、满拉们、书记、县长、司机、厨子，都围着看。

给老人家难道能七步诗么，实在写不出。编了半天，结果弄了个"清洁的精神"，字写得像小孩描的帖。这哪儿行呢，一着急，前头赶紧用阿文加了个BismAllah，太斯米。接着给书记写了"与民众同在"，给县长写了"满目黄土如金"。直到给老人家的儿子三师傅写时,心才静了一些。我写的虽然仍然不是书法，但流利些了。纸眉上头先是一行的阿文：AmantubAllhikemahuwo，意思是让咱们在中国信仰，中间是一句心里话："祝福北庄"。

2000年斋月

粗饮茶

自幼看惯了母亲喝茶。她总说那是她惟一的嗜好，接过我们买来的茶时，她常自责地笑道：怎么我就改不了呢?非要喝这一口!

那时太穷，买不起"茶"，她只喝"茶叶末"。四毛钱一两的花茶末，被我记得清清楚楚。后来有钱了，"茶"却消失，哪怕百元二百元一两的花茶，色浊味淡，沏来一试，满腹生疑。干脆再买来塑料袋装的便宜货，与昂贵的高级花茶各沏一杯，母亲和我喝过后，都觉不出任何高下之别。苦笑以后，母亲饮茶再也不问质地价格；我呢，对花茶全无信任，一天天改向喝绿茶或者——姑且说"粗茶"。

提笔前意识到：以中国之辽阔，人民之穷窘，所谓粗茶之饮一定五花八门不胜其多。我的一盏之饮，也仅限于蒙、哈、回三族的部分地区，岂敢指尾做身，妄充茶论!

一

在尝到蒙古奶茶之前，我先在革命大串联时期喝过藏族的奶茶。后来我才懂得他们比蒙古人更彻底地以茶代饭。藏民熬茶后加入酥油，这个词又在北亚各牧区各有其解。当然说清楚游牧民族的黄油、酥油、奶油不是一件易事，难怪日本学者总听不懂；因为他们对这些其实是奶制品的油只有一个词描述，而且是外来语：butter。加酥油的茶拌上炒青稞面，就是使伟大的吐蕃文明温饱生衍的糌粑。汉人们吃不惯，觉得酥油茶是惩罚，因此住一阵就溜，始终完成不了他们掺沙子的大业。而酥油还算奢侈；第二碗糌粑是用"达拉"拌的，达拉就是脱脂后的酸奶。一般人们一餐两碗糌粑，一碗用酥油一碗用达拉，——然后再慢慢喝茶。

蒙古人的文明可能并非与西藏同源，他们喝奶茶时不吃面，吃米。与粗糙的青稞面对应的是粗糙的带壳糜子，蒙语译为"黑米"。主妇用一个铁箍束住的圆树干挖成的舂筒，装进炒熟的黑米，有空就捣。那种家务活儿很烦人，插队时我经常被女人们抓差，抱着杵，一边捣一边问："行了吧?"

——在奶茶里泡上些新舂出来的黑米，刚脱壳和炒得半焦的米，使这顿茶喷香无比。当然，我们不像高寒的西藏；我们还往茶里泡进奶皮子、奶豆腐。有时，比如严冬泡进肥瘦的羊肉，喜庆时泡进土制的月饼。

蒙古牧民的奶茶用铁锅熬。砖茶被斧子劈下来(大概蒙古女人惟此一件事摸斧子)，再用皮子或布片垫着砸碎。茶投入滚锅，女人一手扶住长袍前襟，一手用一只铜勺把茶舀起又注回锅里。加一勺奶，再注进，再舀起——那仪态非常迷人，它如一个幻象永远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

然后投进一撮盐池运来的青盐。

蒙古牧民用小圆碗喝茶。儿童用木碗，大人用瓷碗。景德镇出产的带有透明斑点的蓝边细瓷碗，特别是连景德镇也未曾留意的"龙碗"——最受青睐。吃着饮着，空腹饱暖了，疲乏退去了，消息交换了，事情决定了。

那一勺奶举足轻重。首先它是贫富的区分，"喝黑茶的过去"，说着便觉得感伤。今日若碰上个懒媳妇没有预备下奶，倒给一碗黑茶，喝茶人即使打马回家时，心里也是忿忿的。

字面意义的六十年代，我在草原上的茶生活，基本上靠的是无味的黑茶。奶牛太少，畜群分工，牧羊户没有牛奶。蒙古牧民不能容忍，于是夏天挤山羊奶——也许是古代度荒的穷人技能。奶茶都是在牧民家喝的，而且集中在夏季。舂黑米，饮黑茶，那全套旧式的日子，大概只有今天流行的民族学社会学的博士们羡慕了。当年的我们并没有在意，历史特别宠爱我们这一代，它在合上本子之前让我们瞟了瞟最后一页。

即便在炎热的骄阳曝烤之后，蒙古牧民不取生冷，忌饮凉茶。晒得黑红的人推门弯腰，脚迈进来时嘴里问的是：有热茶么?

待客必须端出茶来，这是起码的草原礼性。对白天串包的放羊人，对风尘仆仆的牧马人更是如此。而寻求充饥的男人则必须有肚子，不能咽吞不下。还需要会一种舐吞嚼的饮茶法，漫谈时舒服地躺在包角，半碗茶放着不动；要走时端起碗，把它在虎口之间转着，舌头一舐，奶茶一冲，嚼上几口——炒米奶食的一顿茶就顿时结束。然后立起身来，说完剩下的几句，推门告辞。

我就学不会这种饮茶法。有时简直讨厌炒米。我的舌头每舐只粘一层米，而碗里的却愈泡愈胀，逼得人最后像吞沙子似的把米用茶冲下胃。而且不敢争辩；因为不会喝茶，显然是因为没挨过饿，闯荡吃苦的经历太少。

今年夏天我回去避暑，一进门就是一句"空茶"。这是我硬译的，也可还原为"空喝"，就是不要往碗里放米、奶豆腐，只喝奶茶。其实阿巴哈纳尔一带风俗就与我们乌珠穆沁不同，人家把奶食炒米盛为一盘，听便客人自取，主妇只管添茶。我曾经耐心地多次向嫂子介绍，无奈改不了她的乌珠穆沁习惯。

习惯真是个不可理喻的东西。北京知识青年里有不少对，移居城市两口子还遵从奶茶生活。一次我去东部出身的一对知识青年家喝茶，发现他们茶里无盐。我惊奇不已，这才知道东部几苏木的牧民茶俗不同。我们均是原籍西乌旗的移民家住熟的知识青年，茶滚加盐决不可少，居然和他们旧东乌旗残部再教育出来的知识青年格格不入。

蒙古奶茶的最妙处，要在寒冷的隆冬体会。不用说与郑板桥"晨起无事，扫地焚香，烹茶洗砚"一一相反。其时疾风哀号，摧摇骨墙，天窗嘎然几裂，冻毡闷声折断。被头呵气结冰，靴里马鬃铁硬，火烤前胸，风吹后背。嫂子早用黄油煮熟小米，锅里刚刚熬成奶茶。抽刀搬肉，于红白相间处削下一片，挑在灶筒壁上。油烟嗞嗞爆响，浓香如同热量。吃它几片以后，再烙烤一片胸杈白肉，泡在米中。茶不停添，口连连啜。半个时辰后，肚里羊肉、黄油饭、滚茶样样热烫，活力才泛到头脚腰背。这时抖擞精神，跳起穿衣，垫靴马鬃已经烤干。系上帽带，抓起马嚼，猛一推门，冲进扑头盖地狂吼怒号的风雪之中。大吼一声：好大的雪啊!随即大步踏进风雪找马。

其时里外已被寒风侵透，但是满肠热茶，人不知冷——严酷的又一个冬日，就这样开始。

没有料到的只是：从此我染上了痛饮奶茶的癖习，以后数十年天南地北，这爱癖再也无法改掉。

二

刚刚接触突厥语各族的茶生活时，我的心理是既好奇又挑剔。对哈萨克人的奶茶滋味，虽然口中满是浓香，心里却总嫌他们少了一"熬"，——哈萨克的奶茶是沏兑的。

但是很快我就折服了。

伊犁牧区的柯扎依部落，在饮用奶茶时的讲究，不断地使人联想到他们驻牧地域的地理特性。他们显然接受了波斯，甚至接受了印度和土耳其或地中海南岸的某种影响。一只造型优美的大茶炊是不可少的，旁边顺次排开鲜奶、奶酪、黄油以及一小碟盐。另一只是浓酽超度的、事先煮好的茶。当然更不可少的是主妇；她继承了古老的女人待茶的风俗，把一撮盐、一块黄油、一勺奶皮子、一碗底鲜奶依序放进碗里，然后注入半碗或三分之一碗酽茶。最后倾过大茶炊，滚沸的开水冒着白烟冲进碗中，香味和淡黄的颜色突然满溢出来。

然后她欠身递茶，先敬来宾，再敬老者。她在自己喝的时候，留意着毡帐里每个人的碗，随时放下自己的碗，再为别人新沏。这一点，女人在这种时辰的修养和传统，通行北亚诸族毫无区别，我猜它古老之极。

常有美丽的少妇蹲在炊前待茶。但是用无聊的汉地文人的把戏是行不通的，她们不会接过话头，大多根本不答。最后一角的老者接过话题，让答问依主人的规矩继续进行。

第二碗下肚以后，头上汗珠涔涔。这就要补充关于碗的事：哈萨克牧区喜用大海碗。我尽管在早期用蒙古龙碗对之质疑；但是后来，我懂了，让滚热的奶茶不仅暖和肚肠，还要让它使全身发汗，让人彻底从内脏向四肢松弛暖透，最后让心里的疲惫完全散尽——非用柯扎依部落的这种大碗不可。

在天山中，一名骑手或游子目击了过多的刺激。梦幻般的山中湖已经失去了，但从雪峰上远远瞥见了它。鞍上已经没有叉子枪甚至没有一把七寸刀子，但在小路上看见了野兽。冬季暖日，看见大块的积雪从松梢上湿漉漉地跌下，露出的松枝和森林都是黛青色的。牧场如此峻峭，道路如此险恶，从亲戚家的老祖母的乃孜勒回家一路，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发生。事情经常令人不快，而天山如此美貌——矛盾的牧人需要休息，需要用浓浓的香奶茶把累了的心泡一泡。

在新疆走得多了，我被哈萨克的奶茶逐渐改造，以至于开始为它到处宣传。也许是由于疲累的纠缠，我变得"渴茶"。我总盼望到哈萨克人家里去，放松身心，喝个淋漓痛快，让汗出透，让郁闷发散。北京有两家哈族朋友，他们已经熟悉了我的内心，总是不问时间地，在我敲门进屋以后，马上就开始兑茶。

哈族式奶茶的主食不是炒米，是油炸的面果子包尔撒克，这个人人都知道。哈式饮茶更重要的是音乐；毡房挂着一柄冬不拉，奶茶几巡之后，客人就问到这柄琴。他并不说弹。主人递给他后，话题便转到琴上。不知不觉谁弹了起来，突厥的空气浓郁地呈现了。他们是一个文学性非常强的集团，修辞高雅，富于形容，民歌采用圆舞曲的三拍子。

这样，在天山北麓的茶生活就不单是休憩和游牧流程的环节，它在和谐的伴奏中，发育着丰满的情调。

视野中又不仅仅是单调草海，而是美不胜收的天山。蓝松，白雪，无论沉重或者欢快总悄然存在的美感——所谓良辰美景对应心事，所谓"四美"，好像差一丁点就会齐备。

那时禁不住赞叹。茶后人们都觉得应该捧起双手，感谢给予的创造者。我的慨叹还多着一层，我反复地联想起蒙古草原，想着我该怎样回答这样的经历。

最后是个砖茶的输入问题。砖茶是农耕中华和游牧民族之间的联系。古语有"茶马交易"，一句千钧。确实，惟有这句概括本质。其余比如"绢马交易"就未必影响远及牧区奥深；宋与西夏之间的"青白盐之争"更是地理决定历史。一个游牧社会，尤其是一个纯粹的游牧社会，它可以不依存农耕世界繁衍和生存下去，只要给它茶。

不穿绢布可以有皮衣。不食粟米可以"以肉为食酪为浆"。茫茫草海虽然缺乏、但并非没有盐池。草原蕴藏复杂；自远古就盛行黄金饰具和冶铁术。

——只是，生理的平衡要求着茶。要浓茶，要劲大味足易于搬送的茶。多多益善，粗末不拘。于是，川茶、湖茶、湘茶应召而至，从不知多么久远的古代就被制成硬硬的砖头状，运向长城各口，销往整个欧亚内大陆的牧人世界。

唉，砖茶，包括湖北四川的茶场工人在内，有谁知道砖茶对牧民的重要呢?

同样的青黑砖茶，在蒙哈两大地域里，又受到了不同的鉴赏。

哈萨克人把色极黑、极坚硬的砖茶，描写式地称做tasˇcai即"石头茶"。对另外几种压制松紧和色泽不同的砖茶，不作过分严格的区分和好恶。据我看，他们饮用更多的是蒙古人称之"黄茶"的黄绿色、近两寸厚、质地比较松软的砖茶——而这种黄茶被蒙古牧民视为性凉、不暖、比"石头茶"差得多的劣等货。乌珠穆沁牧民坚持认为石头般的hara cai(黑茶)性热、补人、甚至能够入药。

三

成人之后又走进第三块大地，在肃杀荒凉的黄土高原度世。我在数不清的砖房、厦子房、土夯院、窑洞和卵石屋里，结交农户，攀谈掌故，吃面片，饮粗茶，一眨眼十数年。

在河州四乡，人们喝的是春尖茶。产地多是云南，铺子里都是大簸箩散装。摊铺主人经营茶叶买卖多是几辈子历史，用两张粗草纸，把一斤春尖包成两个梯形的方块锭子。再罩上一张红艳的土印经字都哇纸，绳儿转过几转，提上这么两锭茶，就是最入俗的礼性。

春尖茶也大多含些土，沏水前要把茶叶先扑抖一番。渐渐泡开的茶原来都是大叶，仿佛没有打砖压型的茯茶一般。我心里有时琢磨，春尖茶和蒙疆两地使用的砖茶，味道不同，源头不一，只一个粗字概括着它们的共性。粗茶对着穷日月。慢慢地，我几乎要立志饮遍天下的穷人茶，为这一类不上茶经的饮品做个科学研究。

不过在甘宁青，黄土高原的茶饮多用盖碗子。这种碗用着麻烦，其中诀窍是——有一个伺候茶的人，在一旁时时掀开碗盖续水。做客的不必过谦，尽管放下便聊天扯磨，由着那侍者提着滚开的壶添水。确实那仅仅是添一口水；盖碗子里面，民俗礼节要求碗口溢满。

在清真寺里闲谈最方便：一个眉清目秀的小满拉，永远一头津津有味地听，一头微倾开壶，注上那一口水。若是话题重大，他添水时更加庄重，注水时不易察觉地嘴角一动，轻轻地自语一声"比斯民俩西"。

在农民家炕头上也没有两样，大都是晚辈的家儿子或者侄儿子斟水。女人不露面。似我一来再来的客，日久熟识了，女人不再规避，也只是立在门口听。她若倒茶，要先递给自家男人，再转给客。贫穷封闭僻壤，民风粗砺。一旦有缘和那些农民交了朋友，便觉得揪面片子喷香诱人，春尖粗茶深有三味。老人们立在屋角，过意不去地说："山里，寻不上个细茶，怕是喝不惯?"而我却发觉，就像内蒙新疆一样，所谓xiar、hara和tas，所谓春尖和粗细的种种命名分类，其实都是后来人比附。在茶叶和茶砖的产地，一定另有名称和茶农、茶工的职业见解。南北千里之隔，人们径自各按各的方式看待这些茶，其中观念差之千里。若说还有什么相通之处，也许只在一个粗字。

粗茶的极致，是西海固的罐罐茶。

我是在久闻其名之后，才喝到了它的。当然我完全没有料到，这种茶居然与我发生了那么深刻的关系。我还懂了：其实贫瘠甲天下的排名，未必就一定数得上西海固。若以罐罐茶为标志划分，就我陋见，甘肃的岷县也许才是第一。

满掌裂茧的粗黑大手，小心翼翼地撮来一束枯干的细枝。不是树枝，是草丛中或者能算木本的、一些豆细的蓬蓬干枝。架起的火苗只有一股。这火苗轻轻舐着一个细筒(约一尺高、寸半粗细、熏烧得焦黑的铁直筒)的底儿，而关节粗壮的手指又捏起一撮柴，颤颤抖抖地添在火上。铁筒有个把子，焊在顶沿。煮的水，并不是满罐，而是一盅。茶是砸碎的末，而且，是蒙古人称做"黑"、哈萨克称为"石头"的砖茶末子。

令人拍案惊奇的是，如同一握之草的那几撮细枯枝，居然把罐罐煮开了!我判定是因为那寸半的底面积：火虽细，攻一点。惊叹间，火熄了，主人殷勤地立起身，恭敬地给客人斟上。果然只有一盅，罐筒里不剩一滴。

客人推辞不过，持盏慢饮，茶味苦中微甜，呷着觉得那么金贵。火已经又燃起，头一罐罐是客人的——主人解释着。而炕上有三四人围坐，都微笑，欢喜这罐罐茶给客人添了个新鲜。煮滚的第二罐又不是主人家的，炕上一个老汉半推着接过杯盏。三一罐罐，四一罐罐，最后的一罐才轮到主人家——又称奇的是：头一罐敬客的茶还没有饮完。

于是大家娓娓而谈。水早已注上，火苗还在舐着罐底。很快新一轮的头一罐，又斟进了客人的杯盏里；怪的是，如此久熬，茶依然酽酽的。我十余年横断半个大西北，住过数不尽的村庄，后来饮这种罐罐茶上瘾忘情，伴着这茶听够了农民的心事也和农民一起经了不少世事——我没有见过有谁换茶叶或者添茶叶。

茶是无望岁月里惟一的奢侈。若是有段经文禁茶，人们早把这残存的欲望戒了，或者说把这一撮茶钱省了。而罐罐茶，它确实奇异，千炖百熬，它不单不褪茶色而且愈熬愈浓，愈炖愈香!

在西海固的三百大山里，条条沟里的村庄都睡了。出门小解，夜空无月，深蓝的天穹繁星满布。四顾漆黑，只有我们一户亮着灯火。爬回炕上，连说睡睡，话题却又挑出一个要紧故事。人兴奋了，支起半个身子说得绘声绘色。"娃!快起!架火熬些茶!"于是乖巧的儿子蹦下炕，捅着了炉子。年年我一来，他们就弄些煤炭，支起炉火。罐罐茶用煤火炖，多少是浪费了些。

半夜三更，趴在炕上盖着被，手里端着一碗滚烫的罐罐茶。小口喝着，心里不仅热乎而且觉得神奇。茶不显得多么浓，只是有一丝微涩的甜味留在舌尖。我们有时压低声音，好像怕隔墙的妇人女子的耳朵听了去。有时禁不住嗓高声大，一抖擞，掀翻了被子。旋即又自己不好意思，赶紧侧着卧下。人啊人，生在世上行走一遭，如此的情义和亲密，究竟能得着几分呢？想着，仰脖咽下一大口，苦苦的甜味一直沁穿了肚肠。

不只是居城，即便乡下和草原，新的饮茶潮流也在萌动。

也许是因为砖茶产自南方，毕竟不够清真；或者是由于品尝口味的提高，——近年来又是由操突厥语的奶茶民族领先，开始了使用红茶煮奶茶的革命。蒙古人同步地迎合了改革，内蒙出现了工业生产的奶茶粉。

我用一个保守分子的眼光，分别对上述新事物怀疑过。但是，红茶熬出的奶茶，澄不出一点泥渣；伊利牌的速溶奶茶粉与乌珠穆沁女人们烧出来的茶相比，不只惟妙惟肖，甚至凝着同样的一薄层奶皮。

不管民众怎样依旧痛苦，不管他们就在今年也可能颗粒不收，从山里到川里，从青海到甘肃，黑白电视，简易沙发，已经慢腾腾地出现在农民的庄户里。"细茶"一词，正在愈来愈多地挂上他们嘴头，就像"haohua"(豪华)成了一个蒙语借词一样。

——历史真的就要合上最后的一页，悄然而生硬。

一个银闪闪的考究托盘递了过来，上面满刻着波斯的细密画图案。盘中有一只杯，半盏棕黄色的、喷香细腻的奶茶，在静静地望着我。红茶煮透后的苦涩，被雪白的牛奶中和了，轻轻啜了一口，这新世纪的奶茶口感很正，香而细，没有杂味。

我沉吟着，端着茶杯心中怅然。那么多的情景奔来眼底。东不拉伴奏的和平，嫂子铜勺下的瀑布，黄土大山里的星夜，都一一浮现出来。那时我不是在做"诗人的流浪"，那时我和他们一起流汗劳累。那时我是一个孩子，不引人注意，在辽阔的秘境自由出入。如今饮着纯正红茶和全脂牛奶煮成的香茶，却觉得关山次第远去，人在别离。

我随着时间的大潮，既然连他们都放弃了黑黄砖茶，也就改用了红茶鲜奶过冬。暑季则喝完全是凉性的绿茶、甚至是日本茶消夏。只是，一端起茶我就感到若有所动。我虽然不多说出来，但总爱在一斟一饮之间回味。

1998年4月

生若直木

去年在南方，终于见识了从小听说的滕王阁。

那天一同登阁的朋友中，有老书家某先生。眼望秋水长天，大家心情舒畅，我随口向老先生求教，从纸到墨，听他讲文房四宝的奥妙。

滕王阁已翻盖一新，阁中层层店铺林立。看见摆的镇纸光色新鲜，盘算是否也买一对。如今作家少文，个个的字都如鸡飞狗趴。我也一样，偶尔写字，怨笔赖墨，而且只有一把英吉沙匕首压纸。足踏着滕王阁的地板，心里寻思，这镇纸只卖十多块，不能说好，但是有落霞孤鹜的字儿，带回一对也算个纪念。

老先生却摇头，以为粗磁生铜，不值一顾。他说江西书家的案上，没有这种次货，也不使菜刀压纸。镇纸多用檀木自制。我说我的字哪里要什么镇纸，砖头石头，有一块足矣。老先生沉吟半晌，说，我给你做一对吧。

囊匣装着的镇纸被捎来北京时，我正在读一个小说。

急忙掀开囊匣盖子，只见一双白润的檀木，静静躺在紫红的绒布里。真是性灵南国，书法家还做细木工！抚着满掌光洁，脑中现出柔润檀木划过宣纸的感觉。

怀着一丝谢意，握着镇纸继续读。小说的主人公，正迎面着他第二次的被捕。小说是我的一个朋友写的，历历细微的，满篇都是他在"四人帮"时的苦难遭遇。我用白檀木刷地一划，翻过下一页。

这篇小说，其实是因了我的怂恿，朋友才勉强写了出来。他是个内向的家伙，文字轻描淡写，但骨子透出凄凉。压力和逆旅，使我们都敏感了，读着我想。

檀木握久了以后，光滑中沁出了一种冰凉。我想快些翻完这篇小说，好给江西的老前辈回信。可是故事却正在有趣处，不由我不先读完。警察监视他的房东，审讯他的女友，他把头上的一张大网，写得纲举目张。

一瞬间我意识到手中的镇纸。掂了一掂，觉得挺沉。确实，檀木决非杨柳杂属，不显形骸，不露纹理。这么一想再掂掂手里小说，突然感觉我辈的感情娇嫩。不是么，以前我的那些劳什子，不更是又嫩又酸么。

丢开小说，摩挲着檀木镇纸，心里不禁佩服。世间最不外露的，怕就是这光洁之物了。其实当初斧子劈锛子凿，它的内里该都是坑疤。人也一样，每逢出事，当事人处当时，都要让肉长的心迎着刀刃，哪怕它伤痕累累。

囊匣下面，覆着一条墨纸，我取出来一看，原来是老者的题字：

直木顶千斤江西民谚

趁着一时感悟，我提笔兑墨，用这一对白檀木压住纸边。想了半天，编了两句，哪管字迹蠢劣，与江西老者唱和了一张：

生若直木，不语斧凿

我想，事物都大致雷同，无论一茎枯草，一头弱牛。政治的伤害比起永恒的大自然和长流的历史，比起存活下来的民众，是那么渺小。除了我们，被笔墨染了一身毛病的人，大家都不去炫耀自家伤痕。而且，大都是心广意宽，如打磨光滑的檀木镇纸，像穿了新衣裳的农民，干净漂亮地活下来。

2000年10月

一册山河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对地图有特殊的喜好，也对地图特别苛刻。每去一地，总是先写信求朋友帮助寻找地图，到达后又总是对他们辛苦寻来的图絮叨挑剔。时至今天，我突然有了把用过的图整理一遍的愿望，所以前些天大规模收拾书架。当三册图被装进专门的夹子里以后，我发现这些年来丢失了一些重要的图藏。剩下的只有经历和体验，就像马匹已经驰去，只余下荡起的烟尘。更有不少地图上记着当时的记号，提醒着里程和宿处，刺激着正在淡忘的记忆。

一

十八岁那年，我平生第一次使用地图。

回忆起来实在遥远，已经记不清那是一张怎样的地图，只记得一条地图上的直线。

那是在大地震般的一九六六年，岁末的隆冬。世道鼎沸，秩序颠覆，但是社会的筋络纹脉却还都健在。我们一行青春做伴，年长十九最小十六，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崇山峻岭中——应该说是在地图上的甘川交界的黄褐色纸面上——划了一条笔直的直线。

真佩服那时的行动精神。那真可以称得上不知山高沟深，气指心使，随念头和追求所欲。地图上的直线指向当年红军长征的关隘腊子口，而铺在直线下面的，却是激烈起伏的大山脉。

记得第一天就被大自然狠狠地教训了。我们用指南针(玩具型的)比着，瞄着腊子口的方向，用尺子画了一条直线。然后再用直线瞄准出脚的方位，背起了行囊。

无视大路，对准直线瞄着的山头，一上路就开始登山。为了露宿野营，我们借了藏民的大皮袄和长靴子，背包有六十斤重。在海拔三千米左右的山岳地带如此蛮干，人被累得汗水淋漓。爬上第一道山，气喘吁吁地休息时摸出图来，我意识到了地形图上使用的黄褐色是怎样地严峻。那个时刻的感觉很珍贵。我如同咀嚼如同琢磨一般，把地形图上的色彩高程表示，把黄褐色代表的雄险浩大和步步崎岖，记在了自己还应说是少年的胸中。

但是压倒一切的，是难以形容的壮大山河对幼小心灵的震慑和征服。太阳正在前方沉没，但是前方是海一样绵延起伏的山。它实在壮阔庄严，望着它谁还会想到当晚的宿处和下山的路呢?我们大声吆喊，纵情高唱，像几只不知忧虑的小鸟，迎着出生以来初次看见的无限山河。左右逶迤连峰，前方层层山影，淹没世界和沉没夕阳的，只有山，山，山……

当夜野营荒山。次日顺沟穿走，好不容易才找到道路。后来的旅程不再无知地蛮干，在藏区小住，攀过真正的雪山，见识了革命史上的腊子口名胜，完成了一生长旅的第一次远行。可惜的是，那时使用的《革命串联地图》，由于没有留意珍存，在以后的日子里弄丢了。

《革命串联地图》是一册十八开本的平装普及本地图，附有红军各个方面军的长征路线，定价极其便宜。即使用今天的眼光审视，也应当公平地承认它印制精美——各种字体字号标准清晰，线条印得纤细而分明。特别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白图"，虽然因为没有稍稍印上一点等高线而使我觉得美中不足，但它也没有使用后来那恶俗的行政色。这样，图上的蓝色，一定是河流湖泊以及沼泽；黄色则专用于标识沙漠。这使它具备最起码的地形感，使人能最低限度地想象自然。后来再也没有见过这种设计，凡是从新华书店买来的地图册，几乎都是套色的，但是整个陕西新疆地全部印成粉红或浅绿的行政区标志色以后，连区别出水流的蓝色都障眼，更不用说想象自然了。

丢失了《革命串联地图》是件憾事，但庆幸的是我保存着它的姊妹版。一九六六年一月版的《中国地图册》(普及本，定价040元)印刷于那个风暴开始之前的一九六六年四月，显然可以推测为串联地图的底本。它除了没有印红军路线，没有着重标明革命各圣地外，同样是白图，蓝色标水黄色标沙，没有使人眼睛累的行政区大色块。可能是日后出门使用串联图册比较多，而使用这一本比较少吧，时隔三十年我的这本地图册还算大体完整——掉落了几页，有些页残破撕碎，有些页浸透了羊油，半数纸色变黄，封底的宁夏页烂得只剩下原来一页的三分之一大小。但恰恰在这残存的一小块的背面，印着图名、书号、定价、资料采用截止期(1965．12)、印厂名、出版日期和印刷日期。

难以尽数这两册地图陪伴着我，走过了多少道路。抚弄着残存的封底页，猜测着图上的烟熏油浸，心里涌着类似对乘马的感情。谁也不能足不出门，尽知天下路。然而旅人必须在出行之前以及在路上，不断地思索前路。地图是至关重要的，它很像一册最概略、最基础的入门资料。只是我深深感到的是，迄今我也没有享受使用地图的彻底自由。如果说人生之旅就是突破束缚投奔自由的话，那么我的历史也是一小段挣脱地图的限制和找寻好地图的记录。

二

对地图的最初的朦胧渴望，是在内蒙古草原的马鞍上发生的。那时用图的自由，完全是一个零。游牧民是一种活动半径远远超过农民和城镇居民想象的人，在那种生活方式中，地图渴望被两种因素引诱着萌发了。

一是对地平线阻挡的突破的强烈冲动。不知我描写过没有，骑马放羊的时候，我总是尽力在镫上立直身子，企图眺望远方那道淡蓝色的地平线。若是甩开了羊群或劳作的拖累，有时匹马远行时，我禁不住当跨过平日禁锢自己视野的、那障人眼目的地平线时——心里的满足和喜悦。但那是一种没有尽头的魔术：踩上地平线以后，在簌簌的草海摇曳之中，视野尽头又是一道淡蓝色的地平线。年复一年，人渐渐忍受不住。无法知道外边；尽管草原如大海，但是在辽阔的禁锢的外边，还有些什么呢?这个固执的念头有时逼得人要疯。其次是老牧民们的半径和见识。我粗粗算过，汗乌拉大队的长者们，大致都有四百里的骑马距离，和对四百里方圆里人事水草的了解见识。北至外蒙古的一些大小山头，南到锡林浩特城附近的口口水井，听他们娓娓道来时，觉得那真是如数家珍。他们知道一切掌故原因，清楚所有的明暗路径。数百里真的全在他们胸中，这使年轻的我惊愕而艳羡。在积雪斑驳或一望碧绿的草地上和他们闲谈时，我感到了自己不是他们交谈的对手。我能从哪里汲取那么辽阔地域的知识呢?连他们显然觉得是谈话中的标志和注解的那些地名——我都居然闻所未闻!而他们却只习惯那种谈法。

需要一张地图。需要一张向北稍微越一点境、向南至少伸到阿巴哈纳尔旗、两翼包括东乌珠穆沁全部山、井、泉、湖的地名；包括各个社队的旧名、主要家族血统、他们的冬窝子和习惯驻夏地；与公路有关和无关的马行和勒勒车行路线的地图。只有找到这张地图以后，我才能听懂他们丰富满盈，却又断头缺尾的故事；才能串通起人群和牲畜，过去和现在，才能在胸中勾勒出一个生动丰富的草原。

没门儿。那张图是绝密的。一直到我离开草原，我没有找到过任何一张乌珠穆沁的地图。有一天，架子山(草原上隔几个坡或几个山头，就有一个测绘者立起的木头架子)那儿有人影。羊群稳定，我无所事事地信马走近了那个三角锥般的木头架子，见一群当兵的正在那里忙碌。那一天我翻弄了一下他们的地图。难懂的等高线密密麻麻，用汉文标着绕口的地名。我至今怀疑他们印错了很多，因为拼读着实在觉得陌生，也许我翻弄过的几张，画的不是我们的地盘。

当兵的警惕地收起了图。他们奇货可居的神色使我不再探询，所以今天也不便就那些地图过多议论。但我想弯弯绕的等高线繁琐得令人生厌，而且我坚信那种图并不能教给他们只有我们牧民才知道的条条路径。在草原的最深处，跟几个不懂半句蒙语的人有什么好说的呢？他们又没有要我"带路"。我悻悻地走马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我们家乡的地图。

曾经尝试着自己画过几笔，但是又放弃了。缺乏一种技术使我苦恼，太多太大的空白更使我沮丧。黑夜也能摸到的、被马儿记得熟熟的走法，若是画下来有多麻烦。而且，又怎样才能画下草场大山的茂盛、画下不枯水井的神奇呢?精致地开了头又胡乱扔掉的纸，今天已经不知去向，渐渐地我还是用牧民的方式，让胸中约略地又细密地装上了一帧图。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五年重返阔别的草原时，牧民们感叹我依然熟悉地理。我自己也确实能够在深夜的路上，让山影一步步唤起依稀记忆，准确地找到自家毡包的灯火。不过遗憾是不能否认的：我最终也没有掌握牧人胸中的那四百里方圆。由于太多的空白，后来在描写它时，我要补充很多的想象、情感和学识。

三

毕业后我被派去新疆考古，于是和新疆结下了此生的不解之缘。除了第一年以外，一次次我习惯了在新疆独自探寻。即使偶尔有人同道，也都是依照我的路线和主意。不觉之间，断续以新疆为目标，跑了十年。

在新疆，学问和文学的界限渐渐混淆了。或者说，是职务工作与生活方式两者的界限渐渐混淆了。后来我大都是并无具体的目的，只是盼望身心能在新疆熏陶，盼望在新疆不断地发现和游荡。

那么就需要有优质的地图。我注意这个问题的时间很早，但是在新疆探查的初期，我的背包里并没有一份好图。

一九八0年决定从北麓向南穿越天山，踏查英国人A·斯坦因走过一次的、早在汉唐就见诸记载的"他地道"。我在北京复印了斯坦因著《InnermostAsia》的附图。

那是一帧等高线地形图，地名一律使用拉丁注音，大致囊括了吉木萨尔县和吐鲁番县的大部分地区，而且还包括奇台、鄯善两县的一些地方。最重要的是，它比起汉文地图来，能提供给我比较准确的地名读音。那时新疆正巧也在流行北京制造的拉丁式新文字，所以以后在几次调查东部天山的旅行中，常有天山里的哈萨克人兴致勃勃地凑来，和我一块拼读着，欣赏那张地图。不过，用那种地图在天山调查常常心神不宁。包括淳朴的哈萨克在内，人们有时用奇怪的眼光望着我，好像我是搞情报的特务，手里拥有间谍地图。

我不能不紧张。祖国大地任我走，这是一句暧昧含糊的大话。在吐鲁番的煤窑沟，在阿勒泰的青河，我都遭遇过军警的盘查。特别是，我不但使用着一份洋图，而且包中还真的带着一张据说是美国间谍卫星拍摄的百万分之一地图。

简称ONM的美国佬在空中拍摄的地图(OperationalNavigationMap)，在西方国家的学术界被各种专业人员使用着。我是在日本的东洋文库复印的。百万分之一的比例尺，其实比革命串联地图还要粗略。它订正了斯坦因图的一些标高之类细节，但是注明的地点极少——可能他们对公社大队级的地点不屑一顾吧，所以这张图对我用处不大。

那一年还从日本复制了清朝印制的彩色地图集《西域舆图》。八十年代初，彩色复印即使在日本也是罕见和昂贵的，京都大学的一个朋友帮了这个忙，他以为我是个严谨的学者，没想到我主要的目的只是满足幻想。

《西域舆图》的奇特，在于它的绘法采用了彩墨画与交通线、居民点、示意的河流相辅相成的绘法。缺点是方位不准和比例失真，但是它形象逼真，而且于行政设置和各族游牧的区界，有权威的注明。它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城镇画有门楼堞墙，边界甚至画上栅栏，读着仿佛看一幅山水画长卷，非常有趣。

——不过上述各图都是花拳绣腿，用不到刀尖刃口上。我在搜寻着，搜集着这些老图洋图的同时，也仔细地找着用着顺手的新疆地图。终于找到了几部好图。比如我拥有一套两张对拼的伊犁地形图，它不仅准确地标着任何一个自然村，而且标着任何一条乡间土路(只要略宽于大车道)——这就使旅行者可以冷静判断步行、自行车、骑马的可能，而且还能估计时间。用来印山地的棕黄色浓淡合适，每条等高线都稀疏清晰——这使我在几次决定选择山道的时候，出发前就能彻底分析山体的宽窄、大坂的坡度以及积雪的情况，冷静地做出决定，而不会有轻狂孟浪的冒险。

旅途不等人充分准备，当地人不懂你需要基础。走上旅途之前，必须了解到达现地后立即触及的人们不屑一提的那些常识。所有地点的勾连和位置必须已经记在心中，否则连问路也问不清楚。而这一切，少数靠读不易搜集的有用书籍，多数却要靠研究地图解决。

当然，我并不是说，地图就是无往不胜的法宝。在使用地图之外，实现旅行依靠的是人的热情和能力。一点不错，是在人生中实现有意味的长旅的痴迷热烈，以及在人间世界交往结识判断决定的种种能力。缺少了这一切，拥有再好的地图也不过是一张废纸；但是在这种热情和能力的支撑下，地图确实会提供巨大的灵感。

那一年，在阿勒泰的崇山峻岭中，那条古代石铺道路的发现，简单说就是琢磨地图一个念头导致的。

我在出发去新疆之前久久凝视着地图发呆。去哪里呢?能干点什么呢?心中茫然一片。地图上密集地标着山川聚落，晕染着绿色的平原、乳色的戈壁、浅蓝的沼泽和棕褐的山脉。那时我要去新疆是为了完成研究生毕业论文，首次的新疆调查。题目自定，范围总的来说是蒙古时期的新疆。一连几天，我的两眼在图上溜来扫去，一会儿盯着南疆的沙漠，一会儿瞄着北疆的天山。

突然我瞟见从西北向东南斜斜延伸的阿勒泰山脉。它在地图上把中亚和蒙古高原一分为二。蒙古那边次第分布着科布多、和林，还有今日的乌兰巴托；中亚这边是蒙古史上屡屡出名的别失八里、阿力麻里，直至遥远的不花刺、撒马尔罕甚至俄罗斯。我再把眼睛瞄准阿勒泰山脉，渐渐地它在我的视野中浮动起来，朦胧又逼近。是它造成了两个大地理区之间的分界，因为它，两个世界被隔开了。

但是，游牧民族是不承认山脉的阻拦的，两侧都是天然的牧场，他们一定自古就穿行迁徙于山脉两侧。这样，山脉里应当有古代的交通线。心中那时被照得雪亮，我被一阵逻辑带来的兴奋攫住了，翻阅地图的手剧烈地抖。

继续细致地分析以后，我决心把调查地点放在阿勒泰山脉东端的青格勒小河一带。

那次阿勒泰之旅，巨大地扭转了我的求学之路和人生之路。对于一个考古队员来说，那次调查可以说是一发命中；但是对于一个使用蒙古语和乌梁海人相交，在哈萨克的夏牧场感受世界的原牧民来说，我察觉到了学术形式的苍白。我把研究报告写成了散文，并且暗暗决定了文学地表现思想的方向。

除了珍贵的阿勒泰地形图以外，由于一些蒙古族边防军人的帮助，那一次还使用了总参测绘局的万分之一军用地图。我们发现的古路，分别标于那套图的L.46之第38、39、50、51等几幅上面。万分之一图只见树叶不见森林，不仅无法获得而且携带不便。我开始懂得了自己的需要。对我的方式来说，最理想的地图是二十到四十万分之一的地形图，决不能是行政图。最好是B5大小以便插在书包后面，最好是布质以抗磨损。

四

如前定的命运一样，我生涯中最理想的一帧地图，在进入伟大的西海固山区的翌年，被支持我的朋友搞到，送给了我。

这是一帧固原地区地形图，比例尺恰好是三十万分之一。加上邻近的政区以外的部分，它为我细致入微地画满了包括陇东和陕西一部的，我正准备深入的黄土高原腹地。

走进这块热土的条件，是对苦难深重的民众的尊重。早我之前无疑有数不清的文化人来此一游，然后索然地去而不返。步我后尘又不断地有人偷偷来过，企图打探些甚至是我的故事。可是没有端庄的举意，缺乏儿子或战士的热烈感情，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只是再次证实了自己的失败。民众依然在艰难中摸索，黄土还是那么满目疮痍。

而我鄙视采风捞故事的文人行径。我只是决心喊出正义的一声，把它还给养育我的父母，也把它还给养育我的世界。在一次次的奔波中，在心火正在胸中熊熊锻炼着矿石的时候，我常常在山村的泥屋里读图。随着一年年岁月的流逝，我从地图中读出了很多门道，读出了文化的薄厚，往昔的遗迹，还有秘密的角落，传递的路数。熟熟地研究着地图，我能追上在农民们口中忽东忽西的位置了。我一寸寸一分分地感到了农民们顽强厮守的一种潜在的区域。那是一种生存地理；他们拥有的一切激烈和隐忍，性格和生计，观点和语气，甚至信仰的抉择，都与那地理息息相关。

在大雪纷扬的时候，心底的诚意被染得洁白一片。我有时忍受不住这种洁白的感受，那时我望着地图，企图在冲突中平静。六盘山的翻越，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实现的。

——在我正打算去六盘山的前一天，我得罪了政府派来送我的人。当时我的农民兄弟哭了，我们的难舍难分可能使送我的人很看不惯。他嘲讽道：明天我们上了北京，不知还认得我们么?我假装没有听见。但是，当他再三地用这句话取笑时，我发怒了。我指着我的农民兄弟说：我认得他；然后对着那个取笑者说：可是不认得你!

第二天雪更大了，送我的人已经被我恶语相伤，我知道我被自己的不忍耐，逼上了未知的雪路。但我反复地琢磨了地图。在隆德县与和尚铺之间，我看到图上的六盘山纵深不大，山体窄细。一根根辨认了那些等高线以后，我判定翻越它顶多用一天时间。

退一步，用三天时间，第一夜宿地图上的杨河乡，第二天在山顶上即便有意外，可以寻到电视发射塔求宿。据地图，一条叫做好水的河流直插山麓，沿着河流，是不应该有什么险阻的。山体是单架的，并没有迷路的可能，若是顺公路走，迷失的担心就完全多余。此时不干，将悔恨终生。我下定了决心，步行越过六盘山。

除了雪中六盘的美丽视野之外，现实的、石头和森林的物质六盘，和我那宝贝地图上标明的毫厘不差。

第二天正午，我们的双脚，踏在了六盘山顶的深雪里。一望白茫的陇东原野，缟素清冷的山峦峰峁，在前方低低地静卧着，渐次迷濛濛，直至尽头。疲惫、汗水和喘吁虽然都是真的，可是那鼓舞人心的大风景，那鼓舞人生长旅的壮美眼界，更是真实的。

我的分散各地的朋友们纷纷为我寻找地图。我发现，在山区找地形图还是可能的。当然地形图使用的普及程度，标志着民主发达的程度。图是不能指望从书店里买到的。他们大多是从办公室顺手一揭，图就成了我的私藏。我再对这些图进行一番分类处理，过大的则剪成B5大小的方块，行路时顺序取出来用。

有关黄土高原的图，我收集得还不全。除了宝贵的固原地区地形图外，其他地区我用的多是一幅剪开的甘肃省地形图。可惜它原是挂图，字体嫌大，用色太深，有时不易辨认。好在一个兄弟深知我之偏好，题字赠送给我一本《甘肃省地图册》，可补宏观。另一个裕固族朋友又割爱于我，使我有了一幅珍贵的河西走廊西部地形图。

如今，只要是在大西北，不管出发前要去哪里，我会很快地完成行前准备。读书之间，我会大致地瞄准一些村庄或山沟，在到达之后若有所发现，就多半是新鲜的东西。

——这几年，就像用图的限制一样，我的旅途也受到了种种限制。为了避免亵渎，我开始体味"旅"字中的慎重和节制。大西北，在有意的安排中去得少了。我开始在南方，在华北搜寻。随之而来的第一个矛盾，又是未知地域的地图问题。没办法，我只有暂时地先使用一些低级的图，甚至是行政图和公路图。

使人感铭至深的，无疑是手中的图与眼里的大自然之间，那不可思议的对立的真实。在云南墨江一线的行进中，我被迎面矗立接连逼近的横断山脉震惊得缄口无声。大自然的造化太壮观，人不仅自知渺小甚至被威慑得几欲膜拜。地图上仅仅是一粒尘埃般的小小地点，地图上仅仅是毫厘的距离，显化在视野中的真实却是千仞的深谷，云间的群峰。丰腴的浓浓植被铺满山阴山阳，簇簇的鹅黄是芭蕉，层层的银绿是桉树。算算比例尺，目的地应该早已到了，但是横拦竖断的高山大峡仍在更迭不停，在现实中恣意地伸延着它莽莽的本相。如此的绿世界，如此的大洗礼，此刻真实地属于你。那一天我禁不住这样地思想：别相信侏儒们的喋喋胡诌，按照地图的指引走下去，已经不远，再迈一步，你就可能抵达目标。

云南仅是一个例子。在大陆之上，在允许旅行的一切地方，抵达都是相似的。然后可以藏起地图，导引的过程结束了。会说老百姓的语言么?会说民族语言或者方言么?多少知道这一方水土的来龙去脉么?能够听到当地的苦楚和感到世间的不平么?满腹自幼学来读到的知识，会发生分崩离析和去伪存真，一张新的白图，一个结实的框架，会在胸中一点点凸现。此时可以扔开地图了，真实的图像，从此刻起要用感性来笔笔画出。从此刻你作为人的本质会受到检验。你的用心和诚意，还有你的质地和前定，都会受到平和礼貌、但是决不含混的检验。……这一切对于我是那么熟悉，可是长久的旅途，疲惫也是沉重的。何况更要紧的是前定；我常常因此陷入沉吟。我明白不能不合理地强求建树，造物的主不会让一个人满足得太奢侈，包括让他走过的旅途。

翻检着，浏览着我的装订三册的图藏，心中油然浮起一个久违的感觉。那是在乌珠穆沁春雪融化的一个下午，我就要离开，去北京念大学了。整整一个下午我收拾着自己的那盘旧鞍子，它是丑陋的多伦式鞍子，两面大鞯掉落了漆皮。真是，一直到离开草原我都没有置起一盘可心的鞍具；一直走到今天，我也没有弄到最好的地图。

倘若来世有暇，我一定要为年轻人印制几套地图。因为讲到头来，我一生的用图只是因陋就简而已。比如说，布质的或塑料薄膜印制的地图，就几乎难求一页。种种人文和文化因素，从来印不到三十万分之一以上的精图上。处处是哄小孩的地球仪，比比是枯燥死板的行政区划。好像给老百姓看了一张七十五万分之一的地形图，就是危险的泄密，好像人无权热爱山河。我若有经营地图业的未来，一定要把历史地图、民族人文地图、包括地形的自然地图合而为一，字体和套色都要增加十倍。我要为地图编出配套的资料软件，让一切志在旅行的人获得一切基础，让他们集中全部精力，只思考自己的取道，只磨砺自己的热情，只考验自己的真诚。

——以往的用图中，其他值得附记的，当然首推谭其骧主编的八册本《中国历史地图集》。这部巨著虽然携带不便，但是出门前不可不读。还有缩印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虽然有很多省份是骑缝印刷的，拆开携带则容易毁了图的边缘，整册携带又嫌太重，但它毕竟是少得可怜的、能从新华书店买到的地形图册。在尚未设法摘到分县或分地区的、至少比例尺在五十万分之一上下的图之前，有这册图还是远胜于无。

另外，在使用地形图出门时，我还喜欢复印上一些活页的专业图页。除了历史地图集中的某一时期(用得最多的是清代)图之外，比如宁夏的灌溉水系、新疆的绿洲分布、《中国水利史》中所附的大运河诸闸与河底高程，都是极其有利于理解现地的地图。

携带地图最好用透明的单页塑料夹子。在八次前赴西北跋涉中，我用碎了两个硬塑料板单页地图夹，在长途公共汽车的颠簸中，顺手从书包中抽出来，一个一个地确认路过的处处聚落条条河流，是很有意思的。在一一印证中若思若想，车子的摇晃使人觉得非常舒服。久而久之，这会变成一种癖病般的爱好，使人总想到旅途上去寻找安慰和休息。

1995年11月

第三辑

公社的青史

手头的这本小书,不是出版物,只是印刷品。它是由公社、即现在的苏木机关,土气十足又充满事业感地印制的。书题严谨:《道特淖尔苏木史志》。虽然若把它插入书架它会沦为最寒伧的一本,无人识,无人翻,在架上孤单可怜; 但若是要对它细读推敲, 倒可以说, 它是一本翔实地道的社会学小小著作。

与我在插队时爱不释手地读过的另一本《怎样经营牧业——给牧民们的一些建议》(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编, 乌兰巴托, 一九五八年版) 一起,它是我时时翻阅(一来为了学习蒙文,二来可以对它发呆遥想遐思) 的两本蒙文书之一。

它俩和大部头们不一样, 不是有点初中文化或教授头衔就能读的东西。不仅由于它们是异族语文,更重要的是,它们要求读者必须调动私人体验。是则读得生动快活,否则那将枯燥无比。

虽然我有个习惯,不定期地淘汰不读的存书(包括大量蒙文的) ,但对特殊的好书, 却呵护珍藏爱若明珠。蒙古科学院那本已经藏了三十年,这一本才得到不久,是一九九六年在乌珠穆沁,蒙古哥哥送我的。

那时喜欢那一本的原因, 是因为书里讲的都是我每天正度着的游牧日子。此时捧读这一本,是因为它正式地追述、记录和确认了一方草原——那里是我熟悉的人群世界、是使我长大的土地。

书的分节很细。立目特别而有趣, 有地理概要、牧业经济、文化教育、名人录、庙宇及历史、旧时的富人、新老角斗士?恰如麻雀, 五脏俱全。

读这种书时,人好像立即脱掉了知识分子身份。我翻开书页,视野里出现了蒙古兄长的读书姿态——他自言自语般地, 一字一字地独自沉浸在一种境界。不是读,是在享受。时而他欣赏地啧啧有声,时而不屑地撇着嘴角。更多的神情是满足; 好像这书是他五十年牧人生涯的一个总结,他按捺不住要参与意见。

我呢,也学着他,一开卷就回归为牧民。在下意识中,我沿袭着旧日顽童的习气,先读马,再找人,后翻历史,末了才瞧瞧沿革概况。

牧民读者们会满意地发现:在这本小书里,骏马被专辟一节记载。

人倒是可以适当忽略, 要让那些伟大的马儿青史留名。这出于一种古老的公正。一读,我不禁高兴起来:此书一共著录了十二匹骏马,居然有四匹为我所知。确切地说,是马的主人为我熟知。他们大都是当年的牧主子弟, 三个人有两个和我一块打过井。显然他们在努力弄好马的事。这使我不禁深思起来。在古老的游牧文明传统中,拥有骏马,其实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

至于“白音塔拉黑马”,我此刻闭上眼,就能浮想起那匹马的身架。它是一匹勾背的怪马,虽然善奔,但是脊骨如刀。一场赛马结束,骑它的小孩便满屁股流血。书中说:

白音塔拉黑马于一九七二年道特淖尔苏木的祭典中获第一。

一九七三年于东乌珠穆沁旗大典中获第五。

当年——它没有记载更重要的一九七一年,那一年是“蒙古之春”,多年的坚冰解冻, 第一次旧式的传统祭典(它叫做nair , 而非通俗的那达慕) 在我们公社(那时也没有改称苏木) 召开。那个夏天丰饶而平和,我正和一群孩子忙碌在游牧小学的毡包里。不动声色之间, 一个消息在随风传播着:要开nair 啦?

如清明前后的第一股暖风,如一个新时代的试探;我至今牢记着那时牧民们的眼神,以及那时弥漫的气氛。只是,黑马的脊背确实硌屁股,我听见过小学的孩子们议论它,也因此知道了白音塔拉黑马。后来,十五岁的学生查干·巴依拉骑它,在那次历史性的赛会上夺得第三名,然而书里却没有记录那一次,显然它过多看重了锦标。

顺便应该批评书的编纂者,他们在“文化教育”章里,居然对七十年代的民办教育只字未提。那是教育史上的大事; 几个牧业队都出现了亘古以来最初的小学,儿童在那时背会了蒙文的“白头”字母表。若不是因为我该回避(我正是那时的民办教师) ——我会正式批评他们。看不出,即便在小小的公社,人的脑瓜里居然也充满着正统主义。

我大概没有在别的哪本书里,对这个栏目哪怕瞄过一眼:党政组织历史。但是这一本,却被我读得津津有味。因为不仅里面有不少熟人,还有我离开草原那年的书记罗布桑金巴。他是一个友善的长者, 特别和我还有过一点友谊。我一直想念他,可惜他早早逝去了。查了一下,果然:

一九七一年三月选出了公社党委。

书记:罗布桑金巴(1971 ,3 —1973 ,7) 。

“著名人物”章里,选了我们大队两人。

特别是我的学生巴的父亲, 最后以酗酒方式辞世的查布干齐获得了牧民式的殊荣:以“套马手”的名义入选。

著名套马手查布干齐, 是道特淖尔苏木汗敖包嘎查的资深牧民。

其父名朋斯格——乌梁海姓氏之家。十七岁为富户牧马,曾把汗乌拉十岁的儿马摔翻。曾与乃门同行, 乃门骑着一匹名“鼻子萨勒”的马,问道:“你若是真的是这么有名的套马手,来把我的这马摔倒一下”。查布干齐答:“我把你那马的细脖子不套,我套在顶鬃上再拉吧。”于是乃门,摘了鼻子萨勒的鞍子,撒开它。查布干齐在顶鬃上甩竿,猛一拉,马竿的梢头断了。

其实, 我知道的这位套马手的故事也不少。只是他那阿尔巴尼亚美男子的形象,使我费劲地猜想过。小册子记下了一个重要信息;居然有根子远在阿勒泰山脉的乌梁海人! 这使我更明白了乌珠穆沁构成的复杂。

居然还有这样的一章:“旧时的富人们”。可能设置这样的章节,是为了列举那些旧日富人的畜群数——他们曾因这个数字被打入地狱底层;而今天畜群达到这个数字的人家,政府奖赏一个小康户铜牌。

我读得心情沉重,都是认识的人。但当年我们什么都不了解,包括这些数字:

阿西尼麻, 西部乌珠穆沁旗代钦淖尔苏木所属乌梁海姓氏孟克之子。一九五八年拥有牲畜一千三百六十五头。宝力嘎,孛儿只斤姓氏,一九五八年合作化时有畜一千零一十四头。旺钦,一九五八年全部牲畜六百四十三头。

读了才知道, 首富名叫哈拉夫(此名意为黑孩子, 正与红孩子乌兰夫相对) ,他曾拥有畜群二千九百三十头。其中马群八十八匹、牛一百七十八头、绵羊二千零三十三只、山羊六百三十一只——无疑他被划成最大的牧主,只是不知他是哪个大队的。

这样,读着“名人录”或者“旧时富人”,还会发现一些以前根本不懂的事情,比如姓氏。一般说来,蒙古草原所谓的姓氏指的是部族,它们往往源于传说,非常古老。在我们插队的时候,牧民们对此讳莫如深。

如今换了人间,人们开始炫耀出身的高贵。

听说我插包的家,也是孛儿只斤姓氏。哥哥骄傲地对我说,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同族!孛儿只斤,这是一个我早在读《元朝秘史》的学生时代就熟悉的姓氏。听说它居然与我插队的家庭有关,当然令人兴奋,但是我想还是需要认真考证一下——真没办法,知识逼着人学习。

看见我津津有味的样子,有人说:你也该入选,去找苏木说,你也该选进去。

我说:滚,少恶心我!

他不懂, 我不仅在享受着一种——草原上的晚辈面对古代以及民族长老的感觉, 而且我还保留着对草原式的历史记忆方式的崇敬。那是神圣的事情。我解释不清:被一个游牧社会认可,是怎样一件难事。

这是对许多旧事的结论和评价。它将迎接漫长的咀嚼般的议论。著录于这本小册子以后,那些牧人和那些往事,似乎就获得了某种价值确认。草原上印书,毕竟是罕见的事,小册子就成了一种历史定论。

不过,也不一定。这本小册子也开了一个著述和评点的头。也许,已经有更好的公社史、更细微的苏木志正在酝酿之中;也许也会有一种腐蚀,从此肇端。

我还读出了一种别的东西。何止民办小学, 全书居然没有提及知识青年。为什么呢,既然人口统计笔笔清楚,而他们千真万确曾是公社社员。我猜,回避全部“文化大革命”的题目,一定是小书编者的原则。没有人议论这一点,我也没有去问。

有些资料,过去好像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我一直无从得到。比如我们今称苏木的公社概况:

道特淖尔苏木是在一千四百五十五平方公里草原上的四个牧业嘎查组成的纯牧业苏木。据一九九五年的统计, 共有蒙古、汉、满三个民族的五百零五户、二千四百三十七人。其中牧民户三百三十六户, 牧民人口一千七百三十二人, 占总人口数的71 %; 而蒙古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0. 07 %。

如今读着这些资料, 只觉活到老学到老的真理那么真切。它可以纠正以前长期的、哪怕数十年保留的错误印象。我一直以为,这里已经是草地奥深的奥深,难道蒙古族比例还不占个95 %以上么?

其实不然。误解是因为眼中过于强烈地留下了乡下牧区的印象,而忽视了其实我们也很熟悉的,星点散落的小集镇。

这是一个自给自足与对外依赖——两者同样夺人眼目的文化。从很久远的古代起,这两种特点就非常显著。不小心,会在感觉中发生误差。由于绝对的交流贸易需要,由于自古以来的皮、铁、毡、银等手工业对纯粹牧业的补充功能,外来户,早就一直在默不作声但源源不断地流向草地。

读着这个数字我明白了,忆起的歪斜泥屋,忆起了新庙,那个神秘的小镇。游牧世界的最奥深处,民族的构成,其实就是生活所需的方方面面的构成。形象地说,它就是行帮与匠人。也许正因为乌珠穆沁的游牧性过于纯粹, 所以才需要移民来补充它的单薄造成的物质和技术困难。

但民族人口的三七开比例, 毕竟是一个使人吃惊的数字。若用它比较其他民族区,比如对比河州某县或新疆南疆的某县的人口构成(缺乏论文灵感的教授们不妨一试) ,我猜一定会有许多本质的发现。

随便可以再举若干方面的例子。比如,灾害记录的数字也很宝贵:

自一九七二至一九九五年共二十三年里, 本苏木牲畜头数曾有三次下降,三次创历史记录。

第一次为一九七七年的“铁灾”, 共减少了三万四千三百七十一头牲畜,占总数之51. 15 %。

第二次为一九八六年的灾害, 减少一万六千二百六十八头牲畜,占总数20. 24 %。

第三次为一九九二年的灾害,减少三千零八十八头牲畜,占总数3. 06 %。

著名的“铁灾”的教益是,现实重温着比如回鹘西迁的历史。它教育道:游牧经济是一种脆弱的经济。若遭遇灭顶的灾难,它的崩溃并不是不可能的。一九七七年仅仅是雪, 就消灭了它全部财富和生活用品的一半。此外,经常性灾害也在教育着牧民:风调雨顺已成过去,从此大小的黑白灾害,将是日子的一部分。只有青贮饲料、保暖棚圈,尤其是吃苦的劳作,才能从灾害中保护和挽救自己。

基本生产资料, 牲畜的数字也值得一记。一九九五年全公社的牲畜总存栏数,是十二万八千余头。不知调查数字是否准确;小册子说它是历史记录,我想它没准是一种顶点。如今都说,一再扩大牲畜数量并非好办法,草原载畜量是有限的。我记下这个数字,以后可供比较。当然,这数字很正式,羊马牛驼山羊各个精确到个位数——包括十八头毛驴。

遗憾的是,我们插队时,正是大势已去的年代。整个公社从一九六八年的十四万九千零二十一头,跌至一九七二年时,锐减到六万零二百七十五头。牲畜减少了一半多。

读着心里不仅懊丧,而且真的觉得凄凉。

难道我们那样的奋斗,都是徒劳和白费么?

不过,与全公社的锐减相对,我们汗乌拉大队(今称嘎查) 从我插队到离开五个年头的统计数字, 却透露着当年曾有过特别的努力——这努力,我对它记得丝丝清晰。即便在同一片草原上,其他公社大队的外人也很难想像,那是一种近乎绝望的努力。其中的 “苦”已随风而去。由于它,那是我们几乎拼命的挽救,汗乌拉的牲畜数没有在表格上滑跌。它是大体稳定的,如下列的几行:

一九六八年:一万五千六百六十头

一九六九年:不详

一九七0年:一万三千三百零一头

一九七一年:一万三千四百七十头

一九七二年:一万三千二百五十八头

然而我们走后, 物换星移到了一九九五年, 令人艳羡也使人伤感地、汗乌拉牲畜的总头数几乎快翻了近三倍: 三万七千三百七十四头!

若翻开笔记本,我自己还记载了近两年的、更细致的数字。那么,我们当年的挖井修圈确实是徒劳么? 或者更惨, 我们的努力不过淹没在了一场悲剧之中么?

近几年我常回插队的草原的家。当太阳沉入乔布格一线山影, 我与蒙古哥哥常去散步, 顺便赶一只掉队的羊羔。在那种傍晚的平静漫谈中,这个话题一再地被我俩提起。他说:“不! 那时是那时，现在是现在，又有什么办法! ”

我们不愿继续扯下去。此刻是感受的时候,用不着给历史结论。

如今在我国,在印刷术的故乡,有三个搅作一团的概念:出版物、印刷品、书。可以肯定这是一本书,而且是好书,虽然它没有从大招牌的出版社印出来。

如今的我,蒙文已经很差。但我忍不住还是常常拿起它,一点点地慢读。好在它的内容不是什么悬念情节,每段每小节都自有头尾。

所以,这不是本一次能读完的书。而读得久了,多次读得入神,我便不禁觉得:这本小书大有价值。它虽不起眼,只是印刷品,但比起科学院和各色大学的那些兑水货, 那些十年规划五个项目——要扎实和有趣得多。

空闲时,我常取过它来浏览,不久就陷入一种独自的享受。

这不像读外语,这是再入自己参与过的世界、追逐自己经历过的往事。无论觉得有趣、悟懂、或是痛苦,反正我已爱不释手。一节读罢时的心境,一直连接着六十年代的风云——那时的惊喜感慨,真是欲言方知无语,大潮满盈寸心。

若是全面地逐章漫谈, 还可以扯出很多题目。这一篇只能写得非常简略了,我没雄心写一本游牧社会学。那种事太装模作样,一想到自己斜歪在草地上给牧民念社会学,就忍不住先领头打起哈欠来。

以前有一句话,叫做“永垂青史”。同时蒙古也有一部书,叫做《Guhe Sodor》,“青色的经典”,意思就是“青史”。在那印刷术几乎被禁的年代,我们聊天时,提起憧憬中的《Guhe Sodor》,谁吹牛道:“嘿,历史,叫青色的血管!名字多棒! ”浑然不知自己把sodor 当成了sodel ,把“经”当成了“筋”。

如今,向往的青史,普及到乡里了。一想到自己当年插队的公社(我不习惯用新称呼“苏木”, 因为那时的口头禅总是“我们公社”) , 居然有了自己的第一本简史或简志, 心里就升起一种罕见的异样感觉。是所谓读书的快感么? 不知道。反正读着这一本,滋味非常新鲜。

写于二〇〇一年十一月

呜咽的马头

若是想概括蒙古和突厥两大游牧体系的音乐，恰好可以分析他们各自的一种乐器。突厥的今日代表是哈萨克，他们的乐器是东不拉；而蒙古的乐器则是马头琴。东不拉的两根肠弦被手指叮咚弹拨，琴声急若蹄音，如疾疾驰骤的生活。而马头琴的两根肠弦则被马尾轻磨慢拉，曲子悠远哀婉，如起伏无际的环境。

马头琴

东不拉先不提；至于马头琴，以及它那不可思议的缓慢悲调，则给过六十年代初生牛犊的我深刻的刺激。我对那声音，对那音质不能忘怀，它虽然只是仅仅混在空气里擦耳而过，却成了对我启蒙的文明的一环。

那时候听说过一位名叫齐·宝力高的传奇艺人，仿佛一直在我的视野之外，在看不见的地方游荡。他的故事飘忽不定，但名字却非常响亮。他在深夜出现在毡包前，然后整夜为牧民演奏。他的琴拉得出神入化，人如一位白发神仙，甚至被人误传是马头琴的发明者。

齐·宝力高

后来在日本又听说了他的消息。日本人对他好像特别感兴趣，店头排列着他的CD。我想那很自然，肯定他在红色的风暴里遭遇连连。

所以听说《北京青年报》的记者邀我去听齐·宝力高的演奏会时，我觉得自己是去寻一个失去太久的旧物。那费人猜想的喑哑声音，今晚真会活生生地为我响起么?

2

前半场是唱歌。幕间休息的时候，记者领着我，去后台拜访了大师齐·宝力高。乌珠穆沁的蒙语甚至一下子被一股莫名的激动干扰，我第一句就说：“我以为您是一个九十岁八十岁的老阿爸呢。”他说：“我今年五十八!”第二句说：“巴合西(老师)，您的阿勒的尔(名字的尊称)我不知多早就听说了，那时我正在乌珠穆沁放羊。”

他笑了，表情天真得像个儿童。一伙人也都高兴了，于是我和他那支“野马”乐队聊了天。在北京说蒙语永远是一种享受，“野马”的一群小伙子里夹着一个苏尼特旗的中年人，我瞥见他已经谢顶。他留给我特别的印象。我想，也许，就因为世上已经有了齐·宝力高，他的一生将默默无闻，他的琴也将总是伴奏。他说话时，音容举止都活脱一个牧人。

而齐·宝力高则脸膛通红，滔滔不绝，完全是一个豪爽的大哥。后来看了报才知道，在我观察着他的时候，记者却观察着我。

下半场开始了。

刚才和我用蒙语聊天的苏尼特人，果然是“野马”的第一琴手。他静静坐在左翼排头，紧挨着他的是西乌珠穆沁的一个小伙子。

声音出现的时候我还没有集中精神。人坐稳后好久一段时间，并不能使精神摆脱浮躁。我需要独自静下来，排斥开拥塞的浮躁空气。在今天这样做是非常费力的，但我必须冲出包围，让自己恢复隐蔽已久的自我。

几阵乐曲的折叠之后，我渐渐调整好了自己。春季的薄勒嘎斯太浑地的山坡上，荡漾的草波沉重而纯净。我把马笼头换了一个活结，用靴子随意勾住，然后躺下来。清新的苦艾可味儿涌入鼻腔，同时我听见了它——对准我涌流而来的琴声。

齐奏的它，在一字并肩的一排马头那儿突然涌出。由左翼那年长的苏尼特大哥和他身旁的西乌旗青年领先拉响的一声齐奏，宣布了一个门就要开启了。我差一点哭出声来，这是在焦旱的北京啊，久违的音质使我无法控制。它不是乐器，不是弓弦尾鬃的摩擦也不是马头琴的句子，它活脱是心中铭记的一个女人的嗓音。是谁呢，是佝偻的“额吉”还是甜美的“都”?我不能分辨，但我抓住了它。

齐·宝力高和他的“野马”乐队拉得在情在意。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草海彼岸，一个锁死的营地敞开了。在窒息的声音抄袭中，它的异样令人吃惊。嘶哑的它破门而出，无视四下充斥的喧哗，那么真挚，就像骏马化成琴的时候一样。我磕着马鞯，无声地踩着草地走了进去。在这个金草的营盘里，没有侏儒的哲学，也没有伪造的艺术。

三十几年前，齐·宝力高的名字钻进我的耳朵的那一天，究竟是怎样开始和度过的?

我对自己在那个时代里获取的知识，总是感到巧合又奇异。有一篇讲到前一夜里枕着姑娘的胳膊、这一夜枕着冰凉的马鞍子的小说，有一首叹咏拥有两千名歌手、两千名摔跤手、两千名套马手的、人口两千的乌珠穆沁的短诗，还有传奇的马头琴师齐·宝力高。在我那时的心田里，这些消息如同天上播撒的种籽，它们埋藏下来并久久孕育着，和我的天性融为一体，直至变成我的初声破口而出。那曾是我的艺术和文学的启蒙。我不像别人，背诵古今的名著，我是在穿着一袭褴褛的蓝袍子、斜躺在薄勒嘎斯太浑地的草坡上的时候，得到了它。

他们怎么会知道，连同巴合西·齐·宝力高怎么会知道——如同种籽一样的、那关于文学和艺术的印象，居然能为一颗异族的心记忆，并化成了他的精神!……印象那么朦胧，马头琴师其实不是一个白髯飘拂的老者，算一算他该是一个少年。哪怕竭力回想，依然一片漫漶。齐·宝力高，这个名字是从哪里听到的?是从中学同学诺木汉家借来的书里读来的，还是从蒙古哥哥阿洛华的滔滔的讲述里听来的?

白胡子神仙拉着一柄马头琴的形象，变成了眼前这位红脸黑发的牧人。他不过比我只年长四岁，一样迎着冷冷的试炼。但是浮躁虚伪中冲出的声音已经奏响，它驹犊无畏，直截地使用真嗓子，一气倾吐了整个的命运。

我凝视着台上的齐·宝力高和他的伴当，那一色牧民组成的“野马”乐队。伴当们(这个词是从十三世纪的古书里抄来的，它今天被译成朋友)静坐在大师的阴影背后，不做各自的发言。

算来在我一边放羊一边对他想象的二十岁，他只是一个少年。居然就有那么大的名气!我注视着他，此刻他正拉得忘我。他的姿态独特，不，是他的躯干已经围绕着琴，不易察觉地变了形。

齐·宝力高的骨架，被拉琴的气力磨扭成了一个固定的姿态。他右肩微耸，左胸抢出，持弓的手如潜伏半藏侧后。我凝视着他们的群雕，凝视着吐出呜咽诉说的琴上的马头，一缕沙沙的低音，从台上直直流入我的胸口。

按捺不住胸中冲动时，我从邻座借来了一根圆珠笔，试着在节目单的背面勾勒他的姿态。于是这篇笔记有了插图。阔别得太久了，我已经忘了人可能与艺术这么近地触碰。

传奇中死去的骏马变成了一只马头琴，如我们的母亲生下了我们。这乐器的隐喻意味非常强烈——马骨头化成了琴身，马尾化成了琴弦。但是纵使马头从上面凝视着你，如果你是个不肖子你仍然可以无视它。何况它永远沉默，如同哑巴。

至于我的民族，在漫长的移殖混血之后，骨架鬃尾和马头都隐藏了。无形的凝视更是无言的。摩擦的嗓音流出我的笔端，我留意着，它可以失误和粗糙，但没有背离那沙哑的质地。

你呢?今夜该称呼你阿哈(哥哥)或者巴合西(老师)，而不该把你继续想象成白发神仙。你我还都经历过日本。你在日本感到了什么呢?当马头琴奏出《夜来香》时，巴合西，你的弦没有颤抖么?

——我的心绪如汩汩流水。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度过的那个夜晚，使我恍如置身于薄勒嘎斯太浑地。我听懂了他使用过的三种语言，我记起了不止两个民族的命运。

苦难的马献出了它的骨骼鬃尾，它死去后，琴诞生了。姣好的马头从琴上俯瞰，它注视着齐·宝力高，也注视着我。我陶醉在听觉和冥想里，耳际流过艺术的呜咽初声。

幕落了下来。

一个时代结束了。

我醒来一般站起，草叶和蒿艾纷纷从衣襟散落。台上也站起了他们，一排并列的马头高高地望着我。巴合西·齐·宝力高再三地向观众谢幕，用右掌抚着左胸。我手里捏着那张圆珠笔速写，焦急不能再勾画他这穆斯林似的手势。那一夜从锡林高勒到北京都下了小雨，湿漉漉的草地沾湿了我的双脚，沾湿了我的感受。

——回到家，我立即想加工那张速写。但是刚刚描了几笔我就意识到：任何多余的一笔都会描坏。哪怕我没有画出那个姿态，圆珠笔追逐捕捉的，正是我要记住的他。

2002年5月改毕鞍与笔

鲁迅路口

一

今年又一次去了绍兴。该看的上一次早已看过，若有所思的心里有些寂寞。城市正在粉刷装修；拆掉刚盖好的大楼，改成黑白的绍兴色。可能是由于天气的原因吧，这一回头顶着万里晴空，总觉景色不合书里的气氛。在鲁迅故居门口，车水马龙根本不理睬远路的游客；滔滔河水般的群众之流，擦着制作的假乌篷船一涌而过。我犹豫着，最后决定不再买票进去。

与其说是来再一次瞻仰遗迹，不如说是来复习上一次的功课。那一次在冬雨中，我们走过了一条条街道，处处辨认着遗迹和背景。那几年我潜心南方的游学，事先读足了记载，到实地再加上草图笔记。我辨认着，小街拐角座落的秋瑾的家，青苔沾湿的青藤书屋，还有山阴道、会稽山、古史传说的夏禹陵。蒙蒙冷雨中的修学令人愉快，追想着那些日子，盼着再重复它一次。

虽然我明白这是一处危机潜伏之地。渐渐地我们终于明白了，这个民族不会容忍异类。哪怕再等上三十年五十年，对鲁迅的大毁大谤势必到来。鲁迅自己是预感到了这前景的，为了规避，他早就明言宁愿速朽。但是，毕竟在小时代也发生了尖锐的对峙，人们都被迫迎对众多问题。当人们四顾先哲，发现他们大都暧昧时，就纷纷转回鲁迅寻求解释。我也一样，为着私人的需要，寻觅到了这里。

反省着对他的失言与败笔，我常自戒不该妄谈鲁迅。无奈乏于参照，于是又令人生厌地转回这里。我已经难改习癖，别人更百无忌惮。那么多的人都在议论鲁迅，那么多的人都以鲁迅为饭碗，那么多的人都自称鲁迅的知音——这种现象，一定使他本人觉得晦气透了。

不知到了毁谤的时代，一切会怎么样。

同伴是本地人，对是否进去参观无所谓。我也觉得要看的都看过了，门票要四十元呢，或者就不进去了吧。路口上，车声轰轰人声鼎沸，不由你过分地斟酌徘徊。于是胡乱决定离开，心里一阵滋味索然。

就这样，这一次在绍兴过鲁门而未进。虽然脚又踩过这块潮湿土地，端详过秋瑾的遗墨、进入了徐锡麟的卧室，我没有迈过那个路口。我想保护初访的印象。冬雨的那一次我夹在一群小学生里一拥进了三味书屋，后来就亲身站到了百草园。那时的感觉非常新鲜，自己的小学生时代、以及自己孩子的小学生时代一霎间都复活了。那不是来瞻仰伟人的故居，而是回到自己的孩提时代。一股那么亲近的冲动，曾在人流拥挤中幼稚地浮现。

从鲁迅家的大门口迈步，左右转两个弯，隔一两条小街，原来三百步之内，就是秋瑾的家。

初次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心中不由一惊。他们住得这么近！……果然还是要到现地，才能获得感受。我不住地遐想。彼此全然不相识是不可能的，即便没有借盐讨火做过亲密邻里，也会由于留学一国彼此熟识。若再是朋友，就简直是携手东渡了。

后来去了徐锡麟的东埔镇。冬月来时，以为东埔路远不易到达，这一回才知东埔镇就在眼前，公路水路都不消一阵功夫。这么说，我寻思着，烈士徐锡麟的家乡就在咫尺——这几个人，不但是同乡，而且是同期的留日同学。

站在路口上，我抑制着心里的吃惊，捉摸着这里的线索。

一切的起源，或许就在这里？

二

一九0五年是秋瑾留学日本的次年，其时鲁迅做为她的先辈，已在日本滞留了两年。不知他们是否做好了思想准备，国家兴亡与个人荣辱的大幕就在这一年猝然揭开，并与他们的每一个人遭遇。

一件大事是日本政府与清朝勾结，为限制留学生反清政治活动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应该注意，取缔一语在日语中主要意为“管束、管理”)。此事引起轩然大波，秋瑾的表现最为激烈。

诸多论著都没有涉及当时留学生的反应详情；但参照（比如八十年代末以来）留洋国人的多彩面孔，我想当时的诸多精英一定也是形形色色。冷眼看着中国留学生的样相，日本报纸《朝日新闻》发表社论，嘲笑中国人“放纵卑劣，团结薄弱”。湖南藉留学生陈天华不能忍受，他以性命反驳蔑视，投海自杀。

与他们气质最近的日本作家高桥和巳，对此事的叙述如下：

陈天华的抗议自杀，最富象征地表现了投影于政治中众多之死的、文化传统与传统心情的方式。

一九0九年,日本的文部省公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不用说，这是应清朝的要请，限制留学生革命活动的东西。当时，《朝日新闻》侮蔑地批评那些反对《取缔规则》、进行同盟罢课的中国留学生，说他们“出于清国人特有的放纵卑劣的意志，其团结也颇为薄弱”。陈天华痛愤于此，写下了绝命书，在大森海岸投海自杀。

他在《绝命书》中说，中国受列强之侮，因为中国自身有灭亡之理。某者之灭，乃自己欲灭。只是中国之灭亡若最少需时十年的话，则与其死于十年之后，不如死于今日。若如此能促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以养实力，则国家兴隆亦未可知，中国不灭亦未可知。

他区别了缘于功名心和责任感的革命运动，要求提高发自责任感的革命家道德。

（《暗杀者的哲学》，《孤立无援的思想》所收，页一九三至一九四）

每读这一段故事我总觉得惊心动魄，也许是由于自己也有过日本经历。陈天华感受过的歧视和选择，尽管程度远不相同——后来不知被多少留日中国学生重复地体验过。只是一个世纪过去到了这个时代，陈天华式的烈性无影可寻了。在一种透明的、巨大的挤压之下，海外中国人的感情、公论、更不用说行动，日复一日地让位给了一种难言的暧昧。陈天华的孤魂不能想像：男性在逢迎和辩白之间狡猾观察、女人在顺从和自欺之间半推半就。

陈天华已经死了，活着的还在争论。在侃侃而谈中学人们照例分裂；有的是学成救国派，有的是归国革命派，我想更多的一定是察颜观色派。身为女性言行却最为“极端”的秋瑾那时简直如一个“恐怖主义者”，面对纠缠不休的同学，她居然拔刀击案，怒喝满座的先辈道：“谁敢投降满虏，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而在场者中间就有鲁迅。

显然秋瑾不曾以鲁迅为同志。或许她觉得这位离群索居的同乡太少血性，或者他们之间已经有过龃齬。大概鲁迅不至于落得使秋瑾蔑视的地步？在秋瑾的资料里，找不到她对这位邻居的一语一字。

我更想弄清当时鲁迅的态度和言论。但是诸书语焉不详，本人更欲言又止。渐渐地我开始猜测，虽然不一定有过争吵和对垒，大约鲁迅与同乡的秋瑾徐锡麟有过取道的分歧。或许鲁迅曾经对这位男装女子不以为然；她太狂烈，热衷政治，出言失度。鲁迅大概觉得她不能成事，也不是同道。鲁迅大概更嗅到了一种革命的不祥，企图暗自挣扎出来，独立于这一片革命的喧嚣。

留学日本是一件使人心情复杂的事。留日体验给于人的心理烙印，有时会终一生而不愈。

敏感的鲁迅未必没有感受到陈天华的受辱和愤怒，但是他没有如陈天华的行动。或许正是陈天华事件促使鲁迅加快选定了回避政治、文学疗众的道路。

他的意识里，说不定藏着一丝与鼓噪革命派一比高低的念头。但是时不人待，谁知邻居女儿居然演出了那样凄烈的惨剧，而他自己，却只扮演了一个“看杀”的角色！

逐渐地，我心里浮现出了一个影子。

它潜随着先生的一生，暗注着先生的文字。我想诸多的研究，没有足够考虑鲁迅留日十年酿就的苦涩心理。称作差别的歧视，看杀同乡的自责，从此在心底开始了浸蚀和齿咬。拒绝侮辱的陈天华、演出荆轲的徐锡麟、命断家门的秋瑾——如同期的樱花满开然后凋零的同学，从此在鲁迅的心中化作了一个影子。这影子变做了他的标准，使他与名流文人不能一致；这影子提醒着他的看杀，使他不得安宁。

也许就是这场留学，造就了文学的鲁迅。

三

隔开了百年之后，寻觅鲁迅如同盲人摸象。

但仍然还有思路可循，这思路是被作品中的处处伏笔多次提示了的。研究鲁迅的事不能用顾颉刚的方法，但是一样需要考据。

它不像考据山阴大禹陵；那种事缺乏基本的根据，谁也很难真能弄得清楚。鲁迅的事情与我们干系重大，它不是一家之说壶中学术。流血的同学和鲁迅几位一体，身系着民族的精神。从一九0三年鲁迅留学日本开始计算，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 一九0七年徐锡麟和秋瑾死难的世纪忌日，也正在步步临近。应该梳理脉络，更应该依据履历。这履历中，有刻意而为的——他的做法，他的伏笔。

站在绍兴的路口，眺望着鲁迅纪念馆和鲁迅故居，还有出没着正人君子的“咸亨酒店”，我感到了作品的明示，和刻意的作伪。

在经历了陈天华、徐锡麟、秋瑾的刺激以后，或者说在使自己的心涂染了哀伤自责的底色以后，后日直至他辞世的所谓鲁迅的一生，就像恐怖分子眉间尺的头和怨敌在沸水里追逐一样——他与这个日本纠缠撕咬，不能分离。

那以后的历史可能是简单的：三一八，九一八。三一八在北京的执政府门前再现了绍兴的轩亭口，他绝不能再一次看杀学生的流血。九一八使那个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变成了身边的炮火，使他再也不能走“纯粹的文学”道路。

不是每一天都值得如陈天华那样一死，但是每一天都可以如陈天华那样去表现人格。回顾他归国后的生涯，特别是三一八和九一八之后，显然他竭尽了全力。他不能自娱于风骚笔墨中日掌故，如今日大受赏味的周作人。他不知道——苟活者的奋斗，是否能回报殉死者的呼唤。想着陈天华和徐锡麟以及秋瑾，我感到，他无法挣脱一种类近羞愧的心情。

在中国，凡标榜中庸宣言闲趣的，大都是取媚强权助纣为虐的人。同样，凡标榜“纯粹文学”的，尽是气质粗俗的人。

鲁迅与他们不同；他做不到狡猾其艺术、中庸其姿态——而无视青年的鲜血，回避民族的大义。但正是他曾严肃地拒绝激进，选择了一介知识分子的文学疗众道路。但是江山不幸，文学是彷徨之路，鲁迅一直挣扎在政治与文学之间。三一八，九一八，他不能不纠缠于这两个结；他的交友立论横眉悦目，都围绕着这两件事。而这两件事，挣不断地系在一根留日的线上。

时间如一个不义的在场者，它洗刷真实催人遗忘。邻居的女儿居然那么凄烈地死了，他反刍着秋瑾逆耳的高声，一生未释重负。鲁迅不能容忍自己在场之后的苟活，所以他也无法容忍那些明明在场、却充当伪证的君子。

陈西滢不知自己的轻薄为文，触动了鲁迅的哪一根神经。他不懂学生的流血意味着什么；他也不懂面对学生流血的题目，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言行禁忌。

徐懋庸之流也一样，他们不懂在忍受了同学少年的鲜血以后、仍然被鲁迅执拗选择了的——文学的含义。他们不知自己冒犯了鲁迅最痛苦的、做为生者的选择。

后来读到鲁迅先生在当年的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之后，其实表示过对这种形式的反对：“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他说官府“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是徒手”（《空谈》）。“我却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死地”》）

这正与陈天华无独有偶。陈天华虽激烈殉命，但正是陈天华对那份管理规则不持过激态度。他在绝命书中写道“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只是希望大家能振作起来，不要被日本报纸言中了。”

激烈并不一定就是过激。虽然在这个犬儒主义国家，我们习惯了媒体和精英用过激一语四处抹煞他人价值，但是历史多次提示着：胸怀大激烈的人，恰恰并不过激。

四

不知道我是否过多强调了鲁迅文学中日本刺激的因素。但确实就在他留学日本之后的五四时期，在《新青年》的页面上，他突然展示了一种超人的水平和标准。他的最初也是最伟大的作品，都与家乡的这两位牺牲者、与留日的一幕有关。

徐锡麟事败后，被清兵剖心食肉一事，甚至是他文思的直接引子亦未可知。所以就在他最早构思的时候，吃人行为就成了《狂人日记》最基础的结构间架。鲁迅在这个开山之作里宣泄和清算，借着它的摩登形式。他不仅表达了所受过的刺激，也忍不住代徐锡麟进行控诉：“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吃到徐锡麟！”

接着在短篇小说《药》里，秋瑾被写作了坟墓中的主人公。作为短篇小说这一篇是完美的；故事、叙述、蕴意、人血馒头和药的形象，甚至秋瑾和夏瑜，这工整的对仗。高桥和巳联系他在日本弃医从文的经历，指出“买人血馒头吃的民众，是围观同胞被当成间谍处死的民众的延长”。

这样写的真实动机，埋在他思想最深的暗处。抛开徐、秋二同乡的影子，很难谈论鲁迅文学的开端。套用日本式的说法，他们三人是同期的花；只不过，两人牺牲于革命，一人苟活为作家。我想他是在小说里悄悄地独祭，或隐藏或吐露一丝忏悔的心思。

散文《范爱农》是更直接的透露。

这个特殊的作品如一篇细致的日本档案。当然,也如一帧辛亥革命前后的白描。除此之外，鲁迅还未曾找到任何一个机会来倾诉私藏的心事。

范爱农是徐锡麟创办的热诚学校弟子，与鲁迅同期的留日学生，一个革命大潮中的失意者和牺牲者。鲁迅借范爱农的嘴和事，不露声色地披露了如下重要细节：

徐锡麟一党与他疏远的事实。“你还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虽然关于疏远的原因已无需深究，但鲁迅依然半加诙谐带过了这么一笔。

其次，徐锡麟剖心殉难后，他在东京留学生聚会上主张向北京抗议的细节（这个细节，正与秋瑾在针对取缔规则聚会上的拔刀相应），“我是主张发电的。”

最后，散文叙述的他与范爱农的交往，表白了他对死国难者的同学们的一种责任感和某种——补救。范爱农给了鲁迅补救的机会，他们的相熟同醉，都使鲁迅获得了内心的安宁。穷窘潦倒的革命军后来依靠着鲁迅，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所以，散文记录的濒死前范爱农的一句话，对鲁迅非同小可：“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

范爱农死后，鲁迅写了几首旧诗悼念。十几年后写作散文《范爱农》时他回忆了几句，忘掉的一联恰恰总结了这个情结：“此别成终古，从兹绝诸言。”

一九二六年这篇散文的发表，是鲁迅与日本留学生纠葛的落幕。《范爱农》是鲁迅对留日旧事的清理。他对一切最要紧的事情，都做了必要的辩解、披露，以及批评。这是那种作家不写了它不能安宁的篇什。我想，当鲁迅终于写完了它以后，郁塞太久的一团阴霾散尽了。一个私人的仪式，也在暗中结束了。

终于鲁迅有了表白自己基本观点的机会。他借王金发异化为王都督的例子，证明了革命之后必然出现的腐化。它更委婉而坚决地表明了自己拒绝激进、拒绝暴力的文学取道。在先行者的血光映衬下，这道路呈着险恶的本色。

五

陈天华死后已是百年。鲁迅死去也早过了半个世纪。若是为着唤起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许他们真的白白死了。

——谁能相信，使陈天华投海的侮辱，其实连一句也没有说错。“特有的卑劣，薄弱的团结”，简直可以挂在国门上。居然一个世纪里都重复着同一张嘴脸，如今已经是他们以特有的卑劣，逐个地玷污科学和专业领域的时代了。

一百年来，中国的犬儒哲学从来没有接受陈天华的观点，更不用说对十足的恐怖分子徐锡麟和秋瑾。他们站在无往不胜的低姿态上，向一切清洁的举动冷笑。在那种深刻的嘲笑面前每个人都又羞又窘，何况峣峣易折的鲁迅！

或者，一部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这种侏儒的思想，不断战胜古代精神的历史。

但是，做为一种宣布尊严的人格（陈天华）和表达异议的知识分子（鲁迅），他们的死贵重于无数的苟活。由他们象征的、抵抗和异议的历史，也同样一经开幕便没有穷期。过长的失败史，并不意味着投降放弃。比起那几枝壮烈的樱花，鲁迅的道路，愈来愈被证明是可能的。

他不是志士，不过为苟活于志士之后而耻。由于这种日本式的耻感，他不得解脱，落笔哀晦。人誉他是志士不妥，人非他偏狭也不公。他心中怀着一个阴沉的影子，希望能如陈天华，能如秋瑾和徐锡麟一样，使傲慢者低头行礼，使蔑视者脱帽致敬。

后来参观鲁迅的上海故居，见厅堂挂着日本画家的赠画，不远便是日本的书店，我为他保持着那么多的日本交际而震惊。最后的治疗托付给日本医生，最后的挚友该是内山完造——上海的日子，使人感觉他已习惯并很难离开那个文化，使人几乎怀疑是否存在过——耻辱和启蒙般的日本刺激。

留学日本，宛如握着一柄双刃的刀锋。大义的挫折，文化的沉醉。人每时都在感受着，但说不清奥妙细微。这种经历最终会变成一笔无头债，古怪地左右人的道路。无论各有怎样的不同，谁都必须了结这笔孽债。陈天华的了结是一种，他获得了日本人的尊敬；周作人的了结也是一种，他获得了日本人的重用。

鲁迅的了结，无法做得轻易。

其实即便没有那些街谈巷议，他与周作人的分道扬镳也只在早晚。虽然后来人们都把陈天华秋瑾徐锡麟挂在嘴上，而唯有他深知他们的心境。从陈西滢到徐懋庸，他的敌手并没有这种心理。那些人内心粗糙，睡得酣熟，不曾有什么灵魂的角力。而他却常常与朋辈鬼类同行，他不敢忘却，几倍负重，用笔追逐着他们。

站在路口的汽车站牌下，我突然想像一个画面：那是冬雨迷蒙的季节，鲁迅站在这里，独自眺望着秋瑾的家。不是不可能的，他苟活着，而那个言语过激的女子却死得凄惨。他只能快快提起笔来，以求区别于那些吃人血馒头的观众。

他用高人一等的作品，以一枝投枪的姿态，回答了那个既侵略杀戮又礼义忠孝；既野蛮傲慢又饱含美感的文化。他的成功了；他以自己的一生，解脱了那个深深刺激过他的情结。

他的了结恰似一位文豪所为——他没有终结于作家的异化。向着罪恶的体制，他走出了一条抗争与质疑的路。他探究了知识分子的意义，对着滋生中国的伪士，开了一个漫长的较量的头。

六

据说绍兴市要斥资多少个亿，重造晚清的旧貌。

那边的故居门口今年弄来了几只乌篷船摆设，弯腰钻进去划到大禹陵要四十五元。鲁迅的天上卢罕（灵魂）一定正苦笑着自嘲，他虽然不能速朽，却可以献一具皮囊，任绍兴人宰割赚钱。

既然不打算再进去参观，我们就到了公共汽车站。

这一站，叫做“鲁迅路口”。

对先生的追思，写了这篇就该结束了；也许不该待那些吃鲁迅饭的人太尖锐，像我一样，人都是以一己的经历猜度别人。人循着自己的思路猜想，写成文字当然未必一定准确。

或许鲁迅的文学，本来就不该是什么大部头多卷本长篇小说，也不是什么魔幻怪诞摩登艺术。虽然他的文学包罗了众多……尤其包罗了伪士的命题，包罗了与卑污的智识阶级的攻战。但是如果允许我小处着眼随感发言——或者可以说，他的文学不过是日本体验的结果和清算，是对几个留日同学的悼念和代言。

公共汽车流水一般驶来这个路口，又纷纷驶离。天气晴朗，可以看见秋瑾家对面的那座孤山。

大潮早已退了，幕落已有几回。逝者和过去的历史都一样不能再生，人们都只是活在今日随波逐流。无论萧条端庄的秋瑾家，或者郊外水乡的徐锡麟家，来往的都是旅游的过客。他们看过了，吁嘘一番或无动于衷，然后搭上不同的车，各奔各人的前程。

这个站的车牌很有意思。好像整个绍兴的公共汽车都到这儿来了。每路车都在这个路口碰头，再各自东西。一个站，排排的牌子上漆着的站名，都是“鲁迅路口”。这简直是中国知识界的象征，虽然风马牛不相及，却都拥挤在这儿。

我注视着站台，这一次的南方之旅又要结束了。

一辆公共汽车来了，人们使劲地挤着。都是外地人，都是来参观鲁迅故居的。在分道扬镳之前，居然还有这么一个碰头的地方。我不知该感动还是该怀疑，心里只觉得不可思议。

写于二00二年八月，祁连－北京

哦，神圣的树!

1

当那篇《幻视的橄榄树》写作时，我心里充满的是对西海固或新疆的干旱大地上，遍地栽满橄榄树的憧憬。对这个题目走火入魔的我，深知自己钻进的是植物学的未知领域，自然，对干扰这个梦想的种种因素都非常在意。

非逻辑的文学梦幻，依照着有逻辑的科学思路。在逻辑上我知道，西海固的橄榄梦将迎面的最大困难，无非是缺水与越冬两件事。第一件，也就是缺水的问题，可以通过想象的滴灌或者渗灌来解决。而第二个难关，即越冬却不那么容易克服。每年一度巡视我们大陆的严冬，哪怕它年间只有一两个月，哪怕它最低不过零下十五度——对于不是只打算弄些盆景，而是要使广袤的荒山瘠岭披上橄榄绿装的、大规模山野栽种的热望——却几乎难以克服。大陆性气候的铁一般的规律，使幻视无法甜甜地继续，使美梦渐渐被寒风吹醒了。

这篇散文得到过一封读者来信。对我来说，这是一封很特殊的来信。显然，渊博的来信者不仅读懂了我的散文，而且看到了越冬难题给我的烦恼。但他以一种科学的大家手笔，给我以支持鼓励。信文如下：

(前略）

读大作《幻视的橄榄树》深受感动。据我所知，文革期间我自阿尔巴尼亚引进一大批橄榄树，其中有一部分曾被安排在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有成片栽植。倘您欲得此苗木，给城固县林业局去函，我想会如愿以偿。若能在渭河流域或陇东试栽成功，未尝不是一大幸事。但油橄榄原产于地中海沿岸，气候温和，属阔叶常绿植物，移至秦岭白龙江以北，可能有一定难度。但若像对待竹子，在北京(北纬40度）一些背风向阳的小气候条件下，也可正常生长。所以，也可以一试，便于驯化成功。

特致撰安

（某某）2001.12.30

这封信教给了我一个重要的植物地理概念：秦岭白龙江气候线。我的西海固，以及我更渴盼一望无际的戈壁上满视野都是橄榄的新疆，都在这道天堑难度的秦岭白龙江气候分界线以北！

在清冷的醒来时分，我捉摸着这道题。

有时，我仿佛听见了茫茫的西北大陆上，无言的农民不说的话。其实移植，可能已经悄悄地尝试过。即便没有那些神圣意味，单凭它果实的可食与榨油的价值，古代的人们也会竭力对它追求。

他们并非没有试过，但他们无法战胜天定的分界。远在茫茫古代的移植，随着风鸣水流，早已逝去得无影无踪。今天我要强求白崖子女婿他姨父，我要把这使命强交给西海固的回族农民，是太难为他们了。

除了沿着秦岭白龙江的天堑实在难以飞度；由于饱受中国封建文化的浸濡，回族农民们还缺乏一些——浪漫的热情。比如，只是因为读到《古兰经》上记载着那些树，就满怀欢喜兴致无限地、要在自己的家乡把它们种活的热情。

因为他们的伊斯兰教是在中国发展了上千年的伊斯兰教，比起经典记载的橄榄和无花果，他们更重视中国式的父母孝悌家族伦理。不像维吾尔人或马来亚人，他们没有——被伊斯兰全面提升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体验。所以，他们做不到像维族人那样，把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尝试用伊斯兰的色彩装扮一新。

去南疆，把橄榄树的事，找维族兄弟谈谈？我已经开始盘算。

2

新疆与西海固不同。

他们尤其具备实践《古兰经》教喻的悠久习惯。立即拿起坎土镘，去试试把刚学会的那条阿叶提，变成家门口的风景——他们有这样的气质。从姑娘头上的小花帽到老人身上的袷袢，他们从头到脚都是“逊尼”。唉，哪里用得着我来苦口婆心，哪里至于党委为了推动种树，在文件的题头印上《古兰经》！凭着对新疆的文化掌握，我直感——在逝去的古代，只要有一丝希望，对伊斯兰感情深重的维吾尔农民，早就一边吟唱着经句，一边把《古兰经》中的一切植物，都尝试着种遍了。

本来不用我幻视和梦想，本来在南疆大陆，满目都应该是这些植物。

问题在于：那道气候分界线是不理睬人的感情的。我经历过“火洲”吐鲁番的冬季，清楚记得扫荡盆地的寒风。南疆的冬天，逼迫所有的植物都冬眠了。wo提尼，wo宰墩，这个“wo”是阿拉伯语的起誓词。《无花果章》的第一个经句就是（Wo al-tini，Wo al-zaituni)“以无花果起誓，以橄榄树起誓”。在西海固，比如他姨父的庄子里，寺里聚礼那天不变样地就念这一章。在美丽的中亚讲着突厥语的那些人，他们也特別喜欢这一章么？

在发觉自己家乡的寒冬之前，在意识到这些神圣树苗怕冷之前，也许他们曾经掀起过动人的移植大潮。我总觉得，他们会怀着誓言般的心境，一边不停地吟唱，一边栽下一根根橄榄和无花果的秧苗……

突然我眼前一亮。

什么？提尼！我一嘴一个地说“提尼”！

这个词就是无花果。阿拉伯语写作al-tin，维吾尔语经由波斯语引进了它，所以按照波斯借词的读音念作“anjir，安吉尔”。我着魔的橄榄树，其实记在《无花果》里。他们在寺里念道：（以无花果起誓，以橄榄树起誓）“喔——提尼，喔——宰墩”，但他们在生活中却说：“啊，安吉尔”，这个小小细节其实含蓄丰富，因为人们可以从中品味波斯的含义。

只是橄榄树消失了。从喀什到吐鲁番，干旱苍莽的大地上，不见一株橄榄树。

我估计，若是他们如我猜测，他们一定曾经企图栽活两种树。你想，天经的一组两种神圣的树，若是绿油油地在自己的家乡成活了，该是多么令人欢喜。我又禁不住发生了幻视，甚至我逼真地看见——就在喀什噶尔，特别是在阿图什的郊外，人们曾把两种树并排地栽在一起。他们挖着土，低吟着那美妙的章句。但是插下的橄榄苗，在遇上第一个冬天的时候就夭折了。也许这一场移植的试验发生在更偏西的撒马尔罕或者布哈拉，发生在临近波斯的石国。跃跃欲试的欣喜，化作了伤心的失败。火烧的南疆，炎热的南疆，谁想到如此的南疆，对于橄榄树是一个不能生存的寒冷世界？运来的树苗和技术，甚至没有抵达喀喇汗朝、没有抵达阿图什的绿洲。橄榄的脚步，远在遥遥的波斯边界就停止了。

但是无花果不同。这第二种植物的命运，与它的姊妹树截然相反。

为什么呢？为什么无花果的移植却大获成功呢？它那叫做“安吉尔”的波斯名字，回响梭巡于中亚的天空。它成了阿图什的象征，它覆盖了南疆的所有绿洲，它充斥着夏季的所有巴扎，它种满了每一家每一户的果园！

我的脑子里，一道亮光细细地射来。

3

心里怀着这个问题，去年我又去了南疆。

在库尔勒的马赫麦特江家做客那天，刚巧是一个主麻日。我们先在果园里散步，密不透风的果园里，我开始和马赫麦特江老汉仔细讨论无花果树的越冬问题。

“到了冬天么？把它埋起来！”马赫麦特江兴致勃勃地说。

“埋起来？怎么埋？”我连连问。那一瞬我兴奋得语无伦次。我的思路在瞬间跳跃着，如果需要埋起来越冬，更说明无花果不是本地的土产野生！

他高兴地给我讲解，我们在低矮地遮蔽了果园的无花果树下面，转过来钻过去。

原来到了冬季，他们就把树的枝条压下来，让它低垂到地面。若是枝干太粗，就用草绳和土坯把长长的树枝坠下来，再培上土。“土不用压得很厚，有这么厚就行了。”马赫麦特江比划着。在坠下来挨着地面的枝干上，大约压上二十公分厚的土。

“这么一来，它就不怕冬天了么？”我惊奇地追问。多么不可思议，又多么简单啊，居然就用这样的办法，无花果躲过了异地的严冬，从此成了果园的主角。

“到了春天，看，把土挖掉，再把倒下的树枝用棒子支起来。”我终于看懂了，每株巨大的无花果树，粗干的下面，原来用一排木头柱子支撑着。“接着它就伸伸腰，长出叶子，结下这么多的果子！”

马赫麦特江递给我一捧新摘的果子。我学着他教给的吃法，把无花果平放在掌上一拍。真奇怪，在以前游荡新疆的日子里，我怎么没有尽量享受它！今天，我要把在新疆二十年没吃够的无花果吃个痛快。咬第一口之前我先念道：“Bismi allah(以真主的名义），”又接着念了一声“wo al-tini(以无花果起誓）”，然后一个接一个吃了起来。

马赫麦特江老人笑着连连点头：“是的，是的，wo al-tini,安吉尔，提尼。”

吃饭之前，我们先去参加主麻。那是一个南疆小村的聚礼，炎热的骄阳在晴空照射，乡间的土路在绿洲穿梭。由于无花果，老人与我多了一种默契。我随着他，向人们一一致礼。简陋的寺，诚挚的人。当仪式开始的时候，我听见了《无花果章》。

维吾尔人随口而出的旋律，没有哪一种颂法能与之比拟。他们有天生的乐感。我似乎在珍惜什么，凝神一丝一分地欣赏。四周的农民们都肃立着，我觉得大家都陷入了倾听。一个沙哑的嗓音如诉如歌:喔——提尼，喔——宰墩……

不知是由于心里盛着放不下的心事，还是发觉这南疆小村的主麻日也和西海固的村子一样——诵读《无花果章》，我深深地感动了。那声音似乎在启示或召唤着什么，它纯如天籁，人的感受无法相容。

做过主麻回来，香喷喷的羊肉抓饭已经熟了。和抓饭并排摆在一起的，是两个巨大的盘子，满满的一个盛着无花果，另一个盛着葡萄。

也许在未来人们会承认：维吾尔人用压枝越冬的技术，完成了植物栽培史上的伟大一步。我拿起一个无花果，在掌上放平，啪地一拍。没有非要种活它的热情，没有足够的聪明和韧性，今天就没有掌中的这个果子。本来该在冬季的打击下，试验就结束的。无花果的滋味是，淡淡清香中有一丝微甜。探究和感悟的余地还正宽广，不用我把这个题目做完。我慢慢咀嚼着，不知该怎样感叹。

4

弄懂了这一切的同时，我陷入了一种淡淡的，也是深刻的悲哀。

可能，我再也见不到那远溯《圣经》和《古兰经》的第一神圣植物、见不到使我梦系神牵的橄榄树了！

它的移植失败，在于它与灌木的致命区别。不是幻视，我看见了在冬季以后，那残酷的景象和人们的泪水。栽下的树苗冻死了，冻得又硬又枯。一个老人，一个酷似马赫麦特江的绿洲老农，皱纹纵横的脸上淌下两行浊泪。与它的姐妹不同，橄榄树不能压埋。它若长大了就更粗壮，人们对它束手无策。有什么办法呢？事情就是这样不给人以全美。在这内陆的腹地，人们只会像养育婴儿一样，压弯柔软的枝臂让它贴紧地铺，再用干燥的土，给它盖上一层厚被。但是这一招不能奏效，人们绝望了。

后来在香山植物研究所，我请教了一个研究植物分类学的院士。他当然没有我的心事，也不太明白我究竟想知道些什么。不过他使我明白了小乔木和灌木的区別。橄榄树，别看它也是用细枝插活的，但是一旦长大它就有了结实的主干。那树干盘枝缠根，异常粗大。谁能把它压枝埋土，让它躲避不仅是秦岭白龙江以北，而且是春风不度的玉门关祁连山以北的严冬呢？

姊妹树的梦想，被扫荡冬季绿洲的寒风吹散了。如同安达卢西亚一样的风景、如同摩洛哥北部黧阜山区的风景，没有出现在新疆。至今绿洲的维吾尔人，包括马赫麦特江老汉那样的园艺家，还没有见到过橄榄树的姿影。虽然每逢他们念起《无花果章》心头就掠过一丝遗憾，虽然他们在南疆的每个角落，都种满了无花果。

启发他们的，我想是葡萄的示范。

远在伊斯兰的文明濡染这片土地之前，葡萄就已经在这里落地生根。葡萄同样是从遥远的地中海传来的植物，也同样是倚仗着一种不屈不挠，农民们发现了特殊的御寒方法。这个法子非同小可，由于压枝越冬的成功，先是葡萄使新疆大名鼎鼎，后来无花果更让新疆丰腴富饶。

从葡萄移植的运动中，人悟出了伟大的技术。于是中亚的文明奠基了。更大的文明波浪接续而来，无花果随着新的历史又定居新疆。本来塔克拉玛干不该只是一片沙漠；本来从库迷什向东、从库尔勒向南、至少在每个绿洲朝四外延伸的数百里方圆，都应该是无限绵延的橄榄树林。本来新疆人应该用橄榄油拌老虎菜，摊子上摆着腌橄榄和杏干。而它毕竟与葡萄相差太远，而且不如无花果随和——所以它只能遵循另外的前定，而无法实现一个辉煌的理想——把新疆直到西海固，都装点得斑驳银绿。

5

《史记》没有记载这种植物。

被《史记》记录了的西域植物，只有苜蓿和葡萄。也就是说，当纪元前后的汉代，在中国从西域移入的瓜果植物清单上，没有无花果。

我饶有兴趣地观察新疆的外来果木，显然，还有过地中海植物东传的第二个浪头。

无花果在唐代移入新疆。自唐以后，这种果子就频频见于记载。《酉阳杂俎》卷十八：“波斯国呼为阿驿，拂林国呼为底实。”前者无疑就是“安吉尔”（anjir);而“底实”，则可能就是阿拉伯语“提尼”。

读了一些植物志，无花果东入新疆的年代是唐代。这个年代诱人联想。因为在唐代的域外，正值伊斯兰兴盛的大时代。波斯在那个时代里，是伊斯兰在东方的枢纽。不久维吾尔就经由波斯全面接受了伊斯兰化；恰巧，那时的农书又记载了无花果的传来——其中的逻辑一脉相承，还能怎样解释它呢？

即便如此，我也没有说——无花果的西来，一定就是伊斯兰传入的结果。因为文化尤其农业的传播，并不以政治或宗教的传播为前提。它们是风吹的种籽，是人类的本能接触与交流。

我只是说，我对新疆的理解提醒我——谁忽视了波斯的因素，谁就会视而不见；低估伊斯兰传入的文明意义，更会使知识丧失真实。

波斯语名称“安吉尔”提示了无花果的传入途径。是的，一切都经由波斯。早在公元637年，波斯已经变成伊斯兰文明的新中心。而大约在天宝十年（751年）怛逻斯大捷之后，伊斯兰文明就年复一年地、牢固地定驻于乌浒水和药杀河流域的广阔中亚。新鲜的文明之风强劲地吹来，熏陶着、包围着、叩击着喀什噶尔的土城门。

宛似风吹草籽一般的传播，商品、思想和物产的传播，最晚从这时起，突然变得频繁了。波斯的一切新品土产，都被活跃在香料盐茶之路上的驮商运来，推销到绿洲和农民中间。无花果的东进，不会晚于这个时期。

或者商人农民的心里曾记挂着《无花果章》，或者他们只不过为着交换和利润——总之，罕见的无花果，先是在集市上被吆喝叫卖，接着又被栽进了屋后的果园。当人们习惯了把果子放在掌上啪地一拍时——果树已经覆盖了绿洲，他们也已经头缠白巾……

“喔——提尼，喔——宰墩”，等到无论老小，他们都习惯了这奇妙的旋律，等到大势已如叶尔羌的春水时，最后才有了汗王的宣言。就这样，一直到喀什噶尔完全伊斯兰化，没有出现过征服的军队。

至于说到十世纪的喀喇汗王朝——那时已经是移植运动的尾声和总结。我想，阿尔斯兰汗从小就吃惯了清香的无花果，而他那位受到南疆妇女爱戴的王后，更可能早就知道了用无花果养颜。

谁都没有记住——

那一天，在土曼河的峭岸上，有些无事闲谈的喀什人，使劲嘲笑一个阿图什果园的园丁。那憨厚的园丁不愿和他们争论；因为他来喀什，是为了找一个塔什干老人。他激动得声音颤抖，把秘密告诉了这些闲汉，没想到却招致了他们的哄笑，以及只有城里的巴扎商人才说得出口的恶言恶语。巴扎使他们变得多冷酷！他们已经忘了对奇迹的恐惧……阿图什的园丁脱身走了，他跑向老城深处，去寻找那个塔什干的白髯老者。

正是听从了白髯老人的劝诱，他在冬天开始之前，把安吉尔和宰墩的幼苗都用土埋了起来。一连几个冬天，他都坚持这么做。每逢冬天过去，他就用坎土镘刨开土，寻找希望。但是每一年树苗都死了。昨天他又刨开了去年的土，他的眼睛幸福地看到了奇迹：安吉尔活了，甚至在土层下面长出了两片嫩绿的新叶！……他跪在那株“安吉尔”面前，流着泪赞颂创造奇迹的主，又捧着冻死的“宰墩”树苗——白胡子老人曾说，从这种树的果实里能榨出最好的油——发誓一定要种活它。

他见人便想诉说衷肠，但是堕落的人不信奇迹。

后来的事就不用说了。喀什噶尔大绿洲整个都成了果园；而阿图什，成了世界上种植无花果最出名的地方。

最后的徘徊，是在喀什噶尔城的乡下，在离阿尔斯兰汗的王后陵墓不远的柏什克染木果园里。

无花果伸展着长臂，一排排的粗木棒支撑着，枝干上果实累累。我们拨开粗糙的叶片摘下青黄的果子，肥硕的叶片，使人联想到——夏娃以无花果叶为衣服的传说。

南疆的烈日在天空燃烧着。不知是气流声还是叶子响，果园里传动着一种沙沙的动静。

那么对一切新疆的果树，都有再端详一回的必要了。红花就是被西班牙人喜爱的阿飒夫兰，石榴恐怕也有神秘的来路。至于橘子，它一定遭遇了和橄榄树一样的命运，所以没能在新疆栽培成功。它们都是地中海的礼品，莫名地含有神圣的意味。

沙沙的响动中，我听见了历史的足音。

无花果在这里安下了家，但橄榄树却默默退回了波斯。

——严谨逻辑的遵循，已经走到了终点。不觉间，我又恍惚跟随着梦幻的指引。

正是这覆盖了南疆的无花果，是它们互为姊姝、连理而来的见证。它们曾经并肩携手，从地中海的东南出发。它们曾让每一块种下了它们的土地，都充满和平的感觉。它们目睹了欣喜万分的农民喃喃念着那些章句，发动着更大规模的栽培热潮。只是，在干旱、苦难，尤其是寒冬难度的中亚绿洲上，这对姊妹树分手了——尽管无花果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而橄榄树却未能被栽培成功。

我体会着舌尖齿缝的滋味。新疆认识的分寸，支持着梦境里的思路。

风起了，满园的叶子一齐摆动起来。我站在飒飒的浓叶密枝中间，视野里，沉沉垂挂的果子微摇着，仿佛无花果在呼唤它的姐妹。

2004年6月

改定于2011年5月22日

把心撕碎了唱

它可不是几支村歌野曲，一角遗风艳俗。弗拉门戈——它高贵地昂着头，更高傲地冷面俯视。它虽然流行于底层，却是一个绅士淑女津津乐道的领域。比如日本人就对它很有兴趣，处处有学习弗拉门戈的俱乐部。它是一个国际瞩目领域，多少专家以捉摸它为业，大部头的著作汗牛充栋。

其实无论谁写，都是那么一些事儿。但它的特点就是酷似魔法，能在不觉之间引着描写它者走上岔路。由于受它吸引，我曾如饥似渴地去书里寻找答案，但读了一批名著后，我还是感到涉及安达卢西亚的诸大写家在面对它时，都好像突不破隔着的一道纱幕，说不清弗拉门戈的究竟。

——写着写着，他们就描画起一个耸着肩膀敲踏地板的黑衣女人。在格拉纳达的阿尔巴辛，住在窑洞里的吉普赛人一个家族就是一个剧团。脸庞消瘦的女人转动裙子、硬鞋跟踏出清脆的雨点。但是，弗拉门戈是一种民俗舞吗?

我自己更是提笔之前已经不抱希望。甚至我连阿尔巴辛窑洞里那种供应旅游客的演出都没看过。但对这个题目的不能割爱，并不是说我没有不妙的预感；我抚着键盘，一阵阵觉得说不清道不明，好像刚达斡尔(歌手)在开场之前已经声嘶力竭。

远处它的影子，呈着暖昧的黑色。

弗拉门戈，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人们都被你迷住了，而你却端着架子，神情严峻。一般说来它可能可以算是一种歌，或者算是一种歌舞演奏。但这么说又显然不准确。有人把它划为无形文化；但是除了西班牙，全欧洲的艺术里都不见这一门类。我一开始就抱着异端的挑剔思路，我感觉它来历复杂，没准它起源于某种宗教仪式。

我说不清，但是我感到自己一直追逐着它的影子。

描写这个影子不是一件易事。有关它的资料似乎被故意搅乱了，对它的体会也难以名状。我已经多次这么感叹——显然，文字无法对付这一类感受。

1　baile(舞)

第一次接触它是在日本。

那次一个教授款待我去箱根。在小涌园的旅馆里，消磨时间的客人人声鼎沸，一桌桌正谈得火热。我突然看见桌前有一个全身黑色的女人，在为晚餐的客人独舞助兴。教授告诉我，这是西班牙舞。我不觉看得入了神，但那时我不知道这是一场弗拉门戈。那个女人并非美女且人在中年，但她瘦且苗条、硬肩细臂的姿态，却如磁石般引人。

小涌园是一家著名旅馆，连中餐厅厨师都聘自北京钓鱼台。客人五光十色，有一个兴起离桌，搂着女伴，扭起在日本罕见的“但斯”。多数的客人边饮边谈，顺便瞟过一眼，看看助兴的西班牙舞。

非常巧，她演出的空场，就在我们那张桌子旁边。本来我有不少事要和教授谈，本来我曾想获得一次休息；但是她却成了那一夜、成了箱根的全部记忆。

她的黑裙离我非常近，我一直看着她刀削般的脸庞，还有她低垂着的眼皮。当她激烈地舞着，时而靠近我时，她正急促地呼吸，一股气息逼人而来。也许因为她是在为一群动物般的富人伴舞，我觉得我嗅到了她正压制着的愤怒。但那舞蹈恰好是无表情或者表情严肃的，所以她很容易掩饰自己。而我被这种神色震慑，或者说被吸引——我感到了强大的魅力。她脸上刀砍般的轮廓里满是沧桑，与她苗条的姿影相反相悖。依稀记得一群男子在稍离几步的地方伴奏；可能那儿有一个乐池，伴奏使用的是吉他还是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也许还有伴唱?但我没有听见。

她甩动黑裙、敲响靴跟，就在我的桌前跳着。何止毫无笑容，她简直神情严厉。那舞蹈里没有半点媚意，甚至毫无女性的温柔。说不清，究竟是我没见过这样的女人，还是没有见过这样的舞蹈。她的舞蹈里有一丝不动声色的寂寞，可惜被豪华酒家的周末之夜压挤得似存似亡。

就这样我第一次接触了弗拉门戈。虽然它与极富色彩的日本接踵而至，使我没能仔细留意它——但是，一点滋味和一丝印象，悄然潜入了我的记忆。此刻回忆着，封存的印象轻轻复苏了，那一夜箱根的细节次第涌出水面。

那是一个舞蹈的印象。是一个成熟的、舞蹈的、孤独的、拒绝的女性形象。愈是耽人回想，那黑裙的舞蹈愈是逼真。它给人，给满脑子的舞蹈概念以毁灭的冲击，须臾间便否定了关于舞蹈的旧说。没准儿，我想惟现代舞与它有些类似，但现代舞远不及它，黑色的它高踞一切之上，毫无现代舞那搜尽枯肠的本质。

有时舞步离我很近，跶跶跶的震动传入内心。黑色、中年、苗条、严厉——这魅力是特别的。那舞不是踢踏，却更富踢踏。显然穿的是硬底鞋，它敲击地板时，轻脆的节奏密集得夺人想象。

可是，尽管我为这异族情调的轻敲浅踏、对这种舞的跳法喜欢极了，但是我愈来愈明白了：吸引我的不是舞而是跳舞的人。

后来，二00三年我在马德里看过一场真正的大型弗拉门戈，滋味神妙的《一千零一夜》。虽然那是一台极为精致的弗拉门戈舞台剧，而且那时我已经对弗拉门戈下过一番功夫；但我要说它带给我的——不及箱根印象。

娇嫩的演员们贬值了。因为她们亭亭玉立的身材里，不仅欠缺一丝韵味，还少了一种打击般的力量。身材的完美是先决的；但在这个条件之后，好像西班牙人更青睐舞者的年龄。也许，它就是要结合女性的美感和苍凉?我不知道。反正它散发的女性信号独特。若把她算作女性它就是魔女，先勾走人的魂魄，再给人警告和拒绝。我承认我没见识过这样的女性，她给人振聋发聩的感觉。但是她不给人一个机会，比如显露笑容的轮廓，绽开脸颊的肌理——所以没有谁能判断，她其深莫测。

就这样，在对她和对我都是异国的日本，在一个休息的瞬间，我目击了一次弗拉门戈的表演。那独舞的西班牙女人皮肤黝黑粗糙，你并不怀疑她属于底层世界。她脸上如满是刀伤，棱角鲜明神情冷漠。她先以魔法的磁性吸引，再以高贵的质感否定。在她的舞蹈面前，茫茫盛装的食客，如粗俗饕餮的动物。

满堂都在享受，它在其中服务——但那一袭黑裙激烈闪烁，惟它傲慢，惟它至尊。

唉，那一夜的箱根!……

后来朋友问到我那时的细节，我却忘了是否有过音乐伴奏，也记不清她是否有舞伴。我不知舞蹈题目，甚至没记住——弗拉门戈这泛泛的名称。

我只记得那一夜，恍惚间我陷入了瞻仰的幻觉。解释不清的一丝崇敬，至今似乎还挂在脸上。就这么，我从日本古老的名胜，带回一个西班牙的印象。我带着对箱根的歉意说及此事，但日本人听了却洋洋得意。那时虽然我连它的名称都不知道，但是我却记住了它，并把它当作了我理解的弗拉门戈。

这就是我和它的初次邂逅。

2 cante(歌)

关于弗拉门戈的概念，以及那个黑裙印象，在西班牙的科尔多瓦被打破了。

已是初冬的十一月。天气愈来愈冷了，既是旅人，就要加紧赶路。可是在这座古代穆斯林的文明之都，总觉得有什么事，还没有办完。

我们多少惆怅地，在科尔多瓦过着最后的几天。

围着今日成了天主教的主教堂、但名字却叫做La Mezquita(清真寺)的科尔多瓦大寺，人确实舍不得离开。但若是进一道清真寺的门就要花六个半欧元，又实在使穆斯林觉得太过分了。于是我们在那水漶斑驳的黄石头墙外散步，从外面欣赏这传为奇迹的建筑。这儿是安达卢西亚的深处，如果在这儿不能看到弗拉门戈，机会就剩下得不多了。弗拉门戈，它在自己的故乡，在浪漫的安达卢西亚，总不会和它屈辱地在日本为人佐餐助兴时、那么一副冷峻的脸色吧!

我不住地忆起那个黑裙女人。

见人便打听弗拉门戈。那些在咖啡馆消磨时间的大汉们打量着我们，脸上堆着嘲笑，回答也不怀好意：

“Japones(日本人吗)?弗拉门戈?去格拉纳达呀!去阿尔巴辛背后，去圣山的吉普赛山洞呀!弗拉门戈就那儿，专门给日本人演出。旅游车可以开到旅馆接你，一个人只要三千五百比塞塔!”

我恨恨地咬着牙。

不但又把我们当日本人，而且对日本人的嘲讽也不公道。我知道他们说的山洞，那个地方在低劣的电视片里屡屡提及。做解说态的特约嘉宾活像妓院老板，在花哨的窑洞前侃侃而谈。他们哪里知道，脚下便是摩尔人起义的阿尔巴辛。顺着迤逦而上的那片荒凉山坡，就是今日以招徕日本顾客出名的萨戈罗蒙黛(圣山， Sacromonte)。我们起码不想花那些钱，其次我们要弄明白这个古怪文化。可是，查遍各处也得不到消息，谁知道我们能与它推心置腹的弗拉门戈，究竟在哪里呢?

在格拉纳达的红宫脚下，顺着达罗河的路口，若是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日本学生贴的小条——给同胞指示去萨戈罗蒙黛的路径，甚至价格。读着那些熟悉的娃娃字，我心里悄悄喊道：哪怕放弃不看，我也决不去那种骗人的山洞!

所以就要感激科尔多瓦的旅游局。我们说，别给我们介绍窑洞。我们想找到一个拜尼亚，和那里的人交流。拜尼亚(pena)是一种弗拉门戈的私人聚会场所，有些像小规模的行会。据说他们不做商业演出，pena只供自己人交际和娱乐。

旅游局的那个小伙子好像看透了我们的心事。我们已经失望地要走了，他却掏出了一个小本子。

西班牙的旅游信息接待非常发达。尤其在一些大城市，你问哪儿有反政府YX他们都答得出来。而科尔多瓦旅游局自然因城市的特殊而更加熟门里手，如今回忆起来它简直就像阿里巴巴的门房。大概是听我们拜尼亚、拜尼亚讲得太内行了吧，或者就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大学生，也全靠免费的古迹、画展、演唱、公园过日子；他翻着记录说：

别着急别着急，弗拉门戈……有一场!这是本城广播界的一项纪念活动，免费，在周末，地点在——

周末晚上，我们早早到了那个广播界的会场。

我抢先占据了第一排座位。离开始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几乎还没有什么人到场，只有几个服务人员在忙碌。

小小的场所，很像一个大会议室。朴素简单，只摆着一排排折叠椅子。没有幕，没有音响，没有舞台，没有麦克风，没有风骚的主持人。但是开场之前人挤得满满，坐在第一排朝后看，看着满堂的观客我不禁得意。幸亏我们笨鸟先飞，早早地占了好位子。西班牙人打量我们的眼神里有一丝笑意，像是心领意会地说：我们的弗拉门戈当然是一流的。瞧，还没有传出消息，识货的日本人已经来了。

他们都认为，日本人是西班牙魅力的欣赏者。无论我怎么解释，反正没人相信中国人会喜欢弗拉门戈，哪怕我早到两小时占位子。但他们的脸上表情友善，他们满意有人能找到这里。

我憋住不露声色，分析这里的场地。若为了照相方便，还是坐得靠后些更好。趁着还有空位，我们挪到第五排，尽量坐得舒服，等着弗拉门戈的开始。

于是对弗拉门戈的概念就在科尔多瓦被打破了。

不是记忆中那垂目低眉、瘦削严峻的黑衣女人，这一回，随随便便走上前面两把折叠椅的，是两个男人。

高个的是一位长鬈发的美男子，握着一柄吉他。那家伙确实长得英俊，铮铮地调试着手中吉他。可以理解他按捺不住的那股自梳羽毛的派头。漂亮不漂亮，看你一会儿的吉他，我想。

我已经预感到：黑裙子的女人不会出现了。

箱根的印象裂了缝。我面前的弗拉门戈，是完全别样的。幸亏急忙地补课，使我好歹懂了一些大原则——所谓现代的弗拉门戈，大体上由这么三部分组成：刚代 (cante)、铎盖(toque)、巴依莱(baile)。也就是：歌、琴、舞。不是三者缺一不可，但“歌”排在第一位。

鬈发的大个子吉他手开始调弦。也是后来我才懂得：这种吉他手非同小可。在弗拉门戈中，他的伴奏叫做toque；给我讲的人强调：“铎盖”不仅只是伴奏而已，toque是弗拉门戈的一部分。我暗想既然是乐器，又怎么不仅是伴奏呢?听不懂。吉他在他极长的手指拨弄下响起一串复杂和弦，场子里的人一阵鼓掌。难怪他锋芒毕露，我想。不仅人是美男子，而且角色本来也不只是帮手。

另一个则其貌不扬，是那种常见的，咖啡馆里端着杯子翻报纸的老头。他没有如吉他手那么打扮，穿着一件外套，没有系上扣子。他的表情有一丝局促，坐下前似乎有些紧张。如果不是后来我懂得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刚达斡尔(cantaor，歌手)，若不是我后来才感到弗拉门戈的核心，不是不苟言笑的长裙窄袖的重踏轻旋，而是一支孤独嗓子的嘶喊——我是绝不敢相信的：他，一个随意的谁，居然就是弗拉门戈的主角。

开场也简单至极。

老头只是放下了杯子，望了一眼同伴。

一声粗哑的低声就这么响起来了。开始没有伴奏，这声音完全不是唱歌人的那一类。毫不优美，更无圆润，也没有什么逼人的男性气息。咿哑地唱了几句以后，吉他开始迫它。歌者突然亮出本色，猛地拔高了声音，那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镇慑了全场的空气。我的心被他扯着一下子紧张起来。急忙问歌词，他的词只有一两个。

啊，你死了……

妈妈!你死了

若是在其他另一个地方，也许这样唱会使人不以为然。但是奇异的是，他的歌词却直击人心。我发觉一股强烈的伤感正在自己胸中浮起。我压抑不住它，我发现全场的人都一样，他们被直露的喊声引诱着，也渐渐陷入了哀痛。这歌实在古怪，简直像一种咒语。我竭力分辨，心里反驳着。若是在北京你随意扯出死的话题，人们会把你笑话死。而这儿是科尔多瓦，这间屋子漂浮的气氛，鼓舞人唱出别处耻于开口的话。我突然联想到蒙古草原的古歌，那种歌也不能在北京唱；也是靠黑旧毡包和牛粪火，才能苏醒活泼的。

我再也没有……

像你的母亲……

不可思议的感觉攫住了我。它不是歌曲，我觉得他是在说话。这男人唱的不是歌曲，他只是寻机在这儿自言自语。一节悄然唱过了，铮铮的吉他声高扬起来。果然不仅是伴奏，那吉他的用意很明显；它也要唱，也要说——吉他手的十指飞速地如轮舞动，脆裂的金属声响成一道溪流。不是一个过门或间奏，是一大段吉他的诉说。我没见过吉他还有这么丰富的弹法，它简直有无限的语言和可能。原来这就是“铎盖”，人们醒来一般鼓起掌来。我被感染得兴奋莫名，也拚命地拍着手。就在这时“刚代”突然重新开始，一声撕碎了的吼叫脱颖而出，压住了热烈的toque。

我求主给我死亡

他——却不给我

这是科尔多瓦的一个聚会，同业的伙伴在一起找个形式，纪念自己的过去。他们可真是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在这样的歌唱中，什么都被纪念了。胸怀已经彻底敞开，心事已经释放出来，没有谁能而阻止它，只由任它如狂流肆意，倾泻奔腾而下。

唱得酣畅以后，那退休的歌手便把手扪在胸上。他的这只手不是做手势，而是加入抒发。五个手指随着唱出的那个词，滑动、跌落、一分一分倾吐着不尽而来的心事。在最激烈处，五指剧烈地颤抖，那句歌随着在胸前画着轮形的手，步步跌落，一落三叠、直至心情倾倒净尽、吼叫也已经淋漓尽致。

后来我留意到，更多的弗拉门戈歌手，不用这种揉胸的激烈手势。他们一般是双手微合，随着唱句，手击打着轻碎的拍子——轻击拍点的姿势，大概是今日弗拉门戈在台上的基本姿态。

一曲一曲的，时间流逝着。我意识到所有的歌都是哀伤的，甚至都以痛苦为主题。包括唱爱情的，也都是唱爱的难遇或夭亡。换句蒙古的归纳方式，都是“嘎修道”(gaxiu dao，苦歌)。这样一边冥想一边听着，我明白自己遭遇了一种陌生的音乐，不知它在哪儿达到了彻底，这使音乐变得不同寻常。

顺着卡尔图哈的小路，走到松林之前

我转身回头大喊：妈妈!……

颤抖眼皮的一个退休老人，他已在忘我之境。坐在一把折叠椅上，他独自唱得坦心裂肺，倾倒衷肠。吉他追逐着他，时而成慢板，时而如骤雨。他的口型和吐字都夸张得超乎寻常，但是人们却信服地、亦步亦趋地随着他感动。这居然是在欧洲!……我感到恍惚，不断有跌入蒙古腹地、那深雪孤灯的幻觉。但他的歌不光是攫住了我，全场所有的人仿佛都被施了魔法，慢慢随着歌声晃动。那个箱根夜晚的女人渐渐黯然褪色了，此刻一个新的印象在上升。虽然后来我又长久地确认过，但我已经抱着新的观点：不是舞，不是琴，只有“刚代”才是弗拉门戈的主角，弗拉门戈的核心是一种悲歌。

几乎没有什么歌词。歌者和听众都不在意修辞，弗拉门戈的词汇，朴素到了不能想象的地步。只有这么一腔悲怨，在这种场合别的主题都消失了，人只诉说悲怨。歌于用手掌揉着胸，让它们吐出来时能顺畅些。

黑色的公牛……你吃草……

是为了死亡……

好像这伤痛太古老了，它已经费尽了一辈又一辈人的喊叫叹息。我慌乱中寻求着比较；但蒙古人诉说的“嘎修”(gaxiu，苦)是节制的，大致循着比兴对仗的格律。那些月黑之夜的围唱，循着一支支押着头韵、音节对仗的旧调。不像它，它是剖露直截的白话。比起它，我沉吟着掂量着：比起它来“嘎修”是短暂的。

那刚达斡尔的严肃神情，使我意识到他在遵循一种曲牌。您在按着谁教给您的唱法，您在唱着哪一种“刚代”，您的父亲或者爷爷在教给您的时候，还说了些什么?

任何的嘶喊，只要它成了歌，就一定会守着规矩，健全格律、曲调、唱法……注视着面前这平凡的老人，我在放纵自己的思路。就在这时，又有一个人上了台。听介绍说，这人是歌手的弟弟。弟弟微笑着望着吉他，还没有开口。

不知道。没准儿，维吾尔人的刀郎围唱，与它更接近一些?

突然满场激动起来：原来这一回，兄弟两人都开口唱了。两股激烈应和、夺人心魄的呼喊攀援而起。

Pena，pena……

痛苦，痛苦……

弟弟的声音在嘴中嚼着一般，愈来愈大地吐了出来。他一开口就使我感到，此刻听到的是弗拉门戈的最深处。一个词在嘴里颤抖着，挣跳着，冲出来时已带着俘掠全场的力量。哥哥已经先声夺人，成功地征服了全场，那么他就一定要这么唱。我觉得听众都意会了这句潜台词，暴风般的掌声猛地卷起。

grande pena……

大的痛苦……

哥哥的声音追逐而至。他脸上微微有一丝羞涩。他的神情使我觉得，他是家族里或圈子里的首席。肯定在孩提时代开始，他就早早地获得了这样的传授。要如同把心撕碎一样地发声吐句，师傅或老人教给他，这是弗拉门戈的规矩。

两个声音夺路疾走，听着感到一种危险。它们撞击着屋顶，变成了回音，返回来夹击人的耳膜，压迫着听众不知所措的思路。汹涌的吉他如千军万马奔驰。这么听着，人们信了：“刚代”就是这样，弗拉门戈就是这样，因为痛苦太重，所以它这么坦白。我发觉自己紧握着拳头，手心沁出了汗。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我已然忘我，被裹卷进去。在轰鸣中，两支嗓子都劈裂了，听不出他们是在唱，还是在哭。

究竟你们有过怎样的苦难?

——我几乎想喊出声来。

3 jondo(深)

就这样，我赶走了头脑里占据的、那个错误的弗拉门戈印象。一个新的形象，掳掠人心的“刚代”(cante)的形象取而代之，使我开始留意弗拉门戈这种——歌。

弗拉门戈有很多分类和术语。使我警醒的是，它也叫做cante jondo(深歌)。它曾经被很多人注意过，如屡屡被人挂在嘴边的加西亚·洛尔卡(Garcia Lorca)，就在他的诗集中辑入了一部《深歌》。我至少已经见过两个有影响的中国诗人写到洛尔卡，其中一个为了译出他的精髓，甚至学过西班牙文。

在西班牙，加西亚·洛尔卡过分的著名，超出了人对诗人影响的理解。确实官方和民间都乐于承认他。无论是在剧场的广告牌、还是在薄薄的旅游书上，你会一再发现他的名字。他是一个无争议的人物。这使我惊异。

为了理解消失的安达卢斯，我在安达卢西亚各地寻寻觅觅，不意也碰上了洛尔卡。去过他在格拉纳达vega(湿地、平原)的家，也琢磨过他那些改写弗拉门戈的“深歌”。说实话，心里若是没有弗拉门戈与摩尔这么一个影子，我是不会加入对洛尔卡的讨论的，但偏偏洛尔卡在这一处下了功夫。

一目了然，身在格拉纳达vega的农家，他对弗拉门戈当然是近水楼台。但是，当年摩尔充斥的vega是否还给过他什么别的印记、他与那些弗拉门戈家族有过怎样的对话，就无从穷究了。我逐渐靠近了一种感觉：洛尔卡不仅是成功的弗拉门戈收集家，而且他多半属于一种弗拉门戈的“圈子”，我总觉得，并非是名气使那些人接纳了他。他属于一种pena，这才是原因。

有人说，他的功绩在于收集了一批重要的弗拉门戈歌词。但我没有读到。我可悲地只能读汉泽本，遇上中意的，再请教内行，对照原文。如果他收集的弗拉门戈都混在他的《深歌集》里，那可就糟了，甄别剔除都将是极为麻烦的。

不过研究者多称《深歌集》是他的创作。当然，改写也是创作。我只想说，他的深歌在他的作品中异色异类，与他其余创作不可类比。这么说也许过分：“深歌”远远超出他别的诗，惟“深歌”才给了加西亚·洛尔卡以灵魂和地位。

但这些改作的深歌，远不能与原始的弗拉门戈深歌同日共语。一种匠人的技巧，把它们从民间艺术的“深”渊，拉到了诗的浅水。无论得到过怎样的喝彩——刻意的色彩涂填，制作的意境场景，无法与弗拉门戈天然的语言、无法和民间传承淘汰的结晶比拟。

我不是挑剔，甚至我因我的缘故喜爱加西亚·洛尔卡。但是作为读者有读的感觉；他很可能是拜尼亚中人，何况又有出色的才华。应该说，他有几首“深歌”对真正弗拉门戈的cante jondo描摹得异常逼真；但若说这几首诗就是惟妙惟肖、炉火纯青的弗拉门戈，则是胸无尺度。

如脍炙人口的《驮夫歌》，最是显露了作者的刻意，而没达到弗拉门戈的语言方式。“jacanegra，luna roia”(马儿黑，月亮红)，恰恰是这简洁至极的色彩设计，暴露了诗人的雕琢痕迹。不仅黑红的着色，包括夜景、山路、赶马的驮夫——诗人的画面没设计非常明显，虽然他用笔简洁：

Jaca negra，luna grande，yaeeitunasen mi alforja

小黑马，大圆月，橄榄就装在我的褡裢

不用况，洛尔卡的短句写出了诱人的夜路，但这种句子并不是弗拉门戈的语言。使这首诗脍炙人口的原因，在于它承袭了科尔多瓦古老的弗拉门戈悲剧感觉——而那悲剧深不可测，它其实不一定要用既黑又红的色彩来表现!

我是说，尽管它是一首好诗，但它并非地道的弗拉门戈。它取代不了弗拉门戈那种古老的、简单的、魔性的力量。模仿或改写弗拉门戈的《深歌》，在加西亚· 洛尔卡的作品中是最闪亮的一部分。或者说，作为安达卢西亚的儿子，作为安达卢斯旧地的居民，他吮吸了潜在传统的滋养，取得了诗人的成功。不过，若以为成就他的惟有他的才华那就错了，恰恰这位儿子显得羸弱了些——对于伟大的安达卢西亚母亲而言。

还要怎样简练，才能达到弗拉门戈的语言境界?

不，还不是一个简练和火候的问题。完全的弗拉门戈语言，是不可能追求的。因为它完全不是为着表演和发表，而只是因为不堪痛苦。

痛苦并不一定表达得外露，甚至揉胸嘶吼，也未必没有分寸。日本人的体会途径与中国人不同，他们喜爱弗拉门戈的“寂”。

他们听出的，不仅是伤感也不仅是痛苦。很难说清他们归纳的“寂”的含义。但是在“铎盖”单调的音色中，在“刚代”拖长的哑声中，确实飘忽着日本人捕捉的“寂”。这种思路高人一等，所以也赢得了欧洲包括西班牙的注意。他们回报日本人的，是对“萨姆拉伊”(武士，samurai)和“改侠”(艺者， gexia)的感受。武土和艺妓，以及那个唯美的文化骨子中的一种“寂”，使最远之东方的日本人，接近了东方最西尽头的弗拉门戈。不过，我不知道，多少带着佛教味儿的“寂”，是否能准确地描述弗拉门戈。我想还该有更好的概念，它将不那么虚无，而是简单直截的。

“寂”的理解换回了好感，使这片风土对日本微开一缝。于是日本人相信，“寂”是通向理解的暗语。在这一点上我不能苟同；我直觉地感到——不是文化的语言问题，而是历史的苦难问题。

曾有一个声音，曾有一个精灵，当它完全无意成为艺术的时候，它曾是境界最高的艺术。弗拉门戈的拜尼亚(pena)，既然它历史悠久，它一定就一路衍变而来。我怀疑它曾经是：当精灵还没有被认做艺术和商品时，它是——遭人歧视的家、舔干血迹的洞窟、哭喊上苍的场所。Pena是它的遗迹，保留了它拒否外人的戒条。

这么判断的唯一根据，就是它那罕见的苦难主题。以蒙古苦歌(gaxiu dao)比较，它太沉重了，苦歌的旋律比它完整。虽然只是周而复始、重复循环的两句，但还是含有起承转合，用字也经过筛选。而弗拉门戈，虽然它也隐约呈双句的体裁，但是它不受格式的拘束。它唱出的是直截的东西——视觉，愿望。它的旋律就是喉咙和胸腔的抖动，就是吼喊的音频——这一点和新疆的刀郎围唱很像。不过，刀郎的那种艺术是宗教的，大家围坐成一个达依尔(圆圈)，呼唤和赞美真主。

Pena，pena……Dios mio

痛苦……痛苦……我的主啊

Tengo　yo una grande pena

我有一个巨大的痛苦……

我听得目瞪口呆。难道歌能这样唱么?

我只是没有像一些人那样，打着哈欠走开。他们击掌合拍，为了唱出来一个飞速滑下的花音，彼此会意地庆贺。他们炫耀着技艺，用行云流水般的吉他铎盖，还有密集如雨的巴依莱的鞋跟声，度过节日般的时间。但他们在喊叫着苦难，奇怪的是，听众们都没有异议，都怀着同感，和他们一块感叹痛苦的真实。可能，这是世上最难解剖的音乐……

我总想摸到它的内心，听懂它的呼喊。我总觉得它在提醒人：别粗心，别离开，再多听一会儿。我向人请教，西班牙人摇摇头说：深歌就是那样。

“深歌”，究竟它深在哪里?

它不借助艺术手段，它只一吐满腔的积怨。洛尔卡身在格拉纳达，他与这些是否有过碰撞?他有过怎样的个人体验?专家们没有留意。世间往往如此：诗人死了，再也无害，于是人们便把他挂在嘴上，显示人性和博雅。对加西亚·洛尔卡的一致赞颂，或许也由于这个。谁都不会说：加西亚·洛尔卡最要紧的贡献，不在于他是一名好诗人和好剧作家，也不在于他收藏了和临摹了一些民歌；而在于他用现代诗的体裁，又一次重复了弗拉门戈对苦难的呼喊。

这个重复，也许是一件大事。

4　pena(圈子)

后来我们又有几次听过弗拉门戈；每次都有所感触，也都多少获得了那种幻觉。但是无论哪一次都取代不了科尔多瓦的印象。内行的人指点说，上一次你看的是baile，这一次你见识的是cante。以后，你还会遇到真正的pena。

我们打听拜尼亚(pena)。

人们对这个词说得语焉不详。我大致听到了这样的印象：拜尼亚，是一种弗拉门戈艺者圈内的，艺术家自娱和交际的内部聚会。一般来说不相干的人是进人不了 pena的；但是，如果你的运气好，他们一旦开门接受了你，那么你就能看到与商业演出截然不同的弗拉门戈。pena哪里都有，他们常常在门上挂一个标志。但是要注意，弗拉门戈的现状也和其他东西一样，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宰富骗人的赝品到处充斥着，很难遇到一处真的。

果然很难进入。去格拉纳达前曾有朋友拍胸脯，说给我们介绍。所以满以为会在一些拜尼亚里谈个水落石出呢，但直到最后也没能落实。这样转到了加的斯。一天傍晚，正沿着海边散步，突然看见一栋房子，门上钉着一个蓝色小牌，写着pena。

敲了好一阵门，但没有回应。

这个词，对于我仍然是一个谜。究竟是这样一个词总结了一切内涵呢，抑或恰恰因为这个词，一些秘密的故事、一种深沉的本色被掩饰了?

对弗拉门戈的研究汗牛充栋。多少带有官方气味的书上说：它的渊源不易穷究。但可能它与印度的一脉；也就是与吉普赛人的艺术有着关系。但别的著作却反驳：为什么遍及欧洲的吉普赛人都没有这种东西，惟独西班牙、而且惟独安达卢西亚的吉普赛人才有弗拉门戈呢?可见源头不在吉普赛，而在安达卢西亚。吉普赛人是到了安达卢西亚以后才濡染风习，学会并发展了弗拉门戈的。如下的观点大概是公允的：“安达卢西亚和吉普赛，是载着弗拉门戈的两个车轮。”

把吉普赛人说成弗拉门戈起源的观点，总使我觉得含有政治目的——若是德国荷兰起源说立不住脚，那就印度起源、哪怕中国起源也没关系。反正别让这块西班牙的招牌，又刨根刨到见鬼的阿拉伯那儿去。

这样的心理，潜伏在西班牙的弗拉门戈研究的水底。“吉普赛”、“印度”，这些说法给我的感觉，都有一种中性暖昧的味道。它先在弗拉门戈的东方特质上虚晃一枪，然后再甩开纠缠不已的阿拉伯文化。吉普赛至少还算基督徒，印度至少不是穆斯林——只是，如此煞费苦心的观点，遮掩不住西班牙的官方学术面对八百年安达卢斯穆斯林文明时的、那种深刻的自卑。

于是我开始想象。

我所做的，只是一个以想象为主、兼顾其他的下里巴人考证。

被我东拉西扯当作根据的，有一些因素就不多赘述了：比如弗拉门戈歌手演唱时的耸肩膀、拖长调。须知，前者的味道和维吾尔人的音乐表演如出一辙；后者则与蒙古草原的歌曲处理非常近似。再如家族性、小圈子，还有它的咏叹歌与北亚游牧民族在唱法上的相似，等等。

弗拉门戈一语的词源，也不容易弄清楚。

查着书，发现学者们在使劲把这个词说成一个天外来物，甚至猜它是一种鸟叫的拟音。我查得疲乏，渐渐觉得这种考证不怀好意。因为传统会留下古老的印迹，其中称谓就是一个深印。究明这个词的含义不该太难，难的无非是不能断言。里奥斯·鲁易斯(M．Rios Ruis)著《弗拉门戈入门》记录了明快的解释可能：弗拉门戈一词与阿拉伯语felamengu，即“流浪者”一词的读音接近。日本人永川玲二新著《安达卢西亚风土记》支持这个倾向，把这个词解释成“逃奴”：“弗拉门戈一词，与阿拉伯语逃亡奴隶一词的发音近似。”

阿拉伯语动词“逃亡”的词根far-，确实可能派生出许多这一类词汇。不过，如同其他领域一样，阿拉伯人对地中海以北，没有主张文化著作权的兴趣。所以对这一阿拉伯语词的判断，得不到他们的权威认识。虽然这个词汇提示着弗拉门戈可能与摩尔人在西班牙的悲剧有关，但就一种可能性而言，猜测只能到此为止。

当我听说，直至近代，弗拉门戈还只是一种家庭内部的、或者处于半地下状态的艺术——我便留意警惕了，不轻易放弃自己的感觉。

为什么只在家族内部?为什么处于半地下状态?难道它传到吉普赛人手里以后，不就是为了公开和演出么?还有那主题，究竟什么样的人，才需要这样一种几乎绝对的“苦歌”(gaxiu dao)?……

还有神秘的pena，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它后来被叫做拜尼亚。但它不是演出团体，是一个内部的圈子。什么算作内部的圈子?封闭的习惯，是因为伤痛不愿示人么?

我感到深深的兴趣。靠表演弗拉门戈出名的多是一些家族，也许这暗示着它的某种血统纠葛。这种内部传统吸引着我，我直觉，这不是为了给艺术保密。圈子，它会不会就是“半地下时代”的现代版呢?或者多少继承了那时秘密圈子的遗风?它的原型，古代的形式，究竟是什么样呢?

一种隐瞒自己排斥外界的、少数族众的圈子?如宗教组织、如秘密团体一样?

圈子里举行着秘密的仪礼?或者圈子干脆就为闭门大哭、捶胸顿足而设立?……

抑或都不是；它就是要诱人烦恼走火入魔，它就是要隐去真事取笑后人?或者它完全没有那么神秘，它不过是吉普赛的吉他手和刚达斡尔们一起喝喝咖啡、度过轻松时光的聚会?我提醒自己：愈是对它的重大内涵留意，就愈要注意它的相反一面。或许不过如此：吉普赛人来到西班牙，创造了弗拉门戈。它异色异香，专门演给外人。pena正所谓三五成群，并无什么神秘可言……

——这么有言在先地写过，我就不用为夸张自己的感觉而不安了。我已经把多数者的通说告诉了读者，留下的一点疑问只供自己咀嚼。

只是一种旧式的行帮呢?还是一种隐秘的仪式?

无论如何，摩尔人的音乐，包括吉他——曾把西班牙领上了一个高高的音乐台阶。曾经有过奢华的装饰、绚丽的色彩，有过女奴造成的诗歌风习，有过科尔多瓦的巅峰感觉。但后来它消失得无影无踪。走遍安达卢西亚几省，你再也找不到当年杏花如雪、女奴踏花吟诗的一丝痕迹了。如今在安达卢西亚能遇见的，只是“弗拉门戈”。它在莫名其妙地、空若无人地嘶吼。一句句地叠唱，单调得如同招魂。

Pena，Pena……Dios mio

痛苦……痛苦……我的主啊

Tengo yo una grande pena

我有一个巨大的痛苦

虽然我不过只是猜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证据；但我想，弗拉门戈的摩尔起源，将会被证明并非一种无稽之谈。逻辑还引导我进一步推测——它的圈子与摩尔人内部结构的关系、它的歌词与特殊念辞的关系。考据它的细部将会很费事，但推翻它的逻辑同样困难。我想，虽然还不能逐一实证，但提示已经足够醒目。

这些提示人人皆知；只是，人们大都喜欢遵循旧说，而不去反省自己的思路——过去是迫于恐怖的压力，今天还是迫于恐怖的压力——不过程度有所差别而已。

本来只打算写写对弗拉门戈的感受，结果却陷入了对它源头的纠缠。都是由于它那古怪的魅力，它揪扯着人不由自主。说实话我真是被它迷住了，甚至幻想——没准儿从这里出发，能探究到歌的某种本质。

2004年7月改定

《收获》2004年第05期

新编后小记

对广大的劳动者而言，出版是一件奢侈的事。而当今，对于职业的笔耕者来说，谋求愉快的出版也是一件奢侈的事。在绵延的遗憾、失望、愤怒、妥协的长流中，能在当年印出自己稚嫩初作的出版社、由当年的编辑代烦代劳、再版一本如同自己脚印的作品集，是一件难求的美事。

这本书就是这样，由我在作家出版社印行过的两本散文集为基础，再添之若干新作编选而成。一本是《绿风土》，我的八十年代的第一本散文随笔；另一本是新近的《一册山河》，印于二00一年。童言无忌的、生在福中却说愁的过去，和举步踯躅的、时有墨虽浓惊无语之感的此时——在集中互成掩映，令作者不禁感慨。

两本书的责任编辑都是任劳任怨的潘静，她和丈夫王志民都是我在乌珠穆沁草原插队的前辈。当年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严冬誓师、奔赴内蒙古茫茫雪原的消息，强烈地打动了那时的我，催我追随而上，在次年也当了一名新牧民。所以说，这本书的纠葛，也许能一直上溯到那个艰辛丰满的时代。

所以这一册之中，隐现着自己的履历。我盼它们没有写得愈来愈差，也想表达自己渴望写得更好的决意。为了这份难得的体验，我仿照《绿风土·编后小记》的旧例，为关心和错爱我的读者，特作新记附于卷末，并等待着读者严厉的指正。

2005年早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