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荐序

可怜中国农人梦

自序

蹉跎坡

第一章  家乡与童年

第二章  土改与镇反

第三章  浏阳与湘潭

第四章  扫盲与教书

第五章  整风与反右

第六章  火官庙与谭家山

第七章  祖母与我

第八章  我与妻子

第九章  社教与文革

第十章  筑新巢与责任制

第十一章  平反与复职

第十二章  蓼莪与棠棣

后    记

编后记

故园凋零父辈老  斯文不断子弟在

荐序

可怜中国农人梦

林    达

在我们从小的教育中，“强国”和“爱国”是一个重头戏。我们很少去想，那个“国”是什么。在这样的教育中，我们“国”的概念，是相对于他国别国而言的一个坚硬的大实体，在别国面前，这个实体体面不体面，强不强、大不大，是最为重要的。为了它的“体面”，我们可以委屈国民，我们“家丑不可外扬”，我们要以大局为重。

这样的教育让我们忘记，中国，那是一片又一片的土地，是上面生活着的一家又一家的家、是一个又一个的人，活生生的人。每个人开始懂事，就怀抱梦想，这样的梦想常常很简单：希望自由地学习，以满足自己对知识的好奇心；希望自由地得到机会，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养家、养大孩子，建设美丽家园。对于他们，人生只有一次。

国家当然不等同于政府。政府，本当是得到大家信任的一些日常事务管理员，也就是从最高层到最基层的公务员。社会应该有个方法，让大家来传达自己的信任和选择。比如，用选票。公务员当通过自己的劳动，尽力给每一个人提供实现梦想的帮助，并努力来争取大家的信任。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应有状态。

而我们曾经从这样的常识中迷失了。

这本书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大时代中的农人的个人故事，告诉我们，迷失之后会发生什么。在那个时代，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却很少有人出来讲述农人故事，作者非常特别，他罕见地在填补了这个空缺。他生活在湖南乡村最底层，禀赋奇异，记忆超强，能写善画，关注细节，有天生的历史感，而他的年龄，恰恰连接了那个被各种动荡摧毁的传统社会，以及被经济大潮淹没了的一段五十年重要历史。我会想，也许是上天有意把他安放在这个位置上，让他见证，让他为千千万万的梦碎而无声消亡的人代言。

作者出生在1936年，西风东渐，已经吹到了中国乡间，他因此得了博爱这样一个颇为洋化的名字。可是，他也生于乱世：日军入侵、中国内战。

作者的继祖父母，没有子女，惟博爱这个过继的孙子。他们的梦想，就是辛勤劳作，换来衣食无忧，一个安适小窝，养大心爱的孙儿，看他有个好前程。比如，当个乡间教书先生。他们不仅勤劳，还能干。可总是在有了一点积攒的时候，东洋兵来了、有名无名的各路兵匪来了，兵荒马乱，他们在世运中沉浮。他们如工蚁一样劳作积攒的那点家当，总是会在旦夕间失落殚尽，躲避兵灾的东躲西藏中，只求保下一条性命。“祖母千手万手纺出的棉纱，千梭万梭织出的四十匹土棉布”，“堆在那厚实的木板凳上，上面压着一块平滑的青石板。”那是一次次战乱之后，一个农家最后积攒的一笔“财富”。可是，又要变天了。这一次的传闻，说是新政权下，财富都要“共产”。四十匹布，沉沉担在肩头，祖父走遍一个个城镇，没有人敢收进“财富”。最后在邻省的偏僻小城抛售。祖母千辛万苦纺织、祖父来回四百华里，换来的一扎金圆券，只隔几天，全成废纸。

传闻竟是真的。下面的黑色幽默是：辛劳所得的丢失，竟然真是破财消灾。接踵而至的土改中，财富果然成为最大的灾难来源，可以令人失去剩余的一切，田地、祖屋，甚至生命。吓得祖母把已经变为废纸的金圆券都全数焚成灰烬。

家中躲过被划为地主的一劫，少年博爱正在梦幻中，年轻，健康，正是做梦年龄。他酷爱大自然，好奇心求知欲极强，他爱画画，喜欢收集标本，什么都想学什么都要学。二十岁，师范毕业后的他当上小学教书先生，祖父母的最后剩下的梦，眼看着就圆了。

就在那一年，四散的昔日同学想组个文学小组，自印了一本小小的《求知通讯》，他们已经很顾忌，不要犯“政治错误”，大多是转载报刊文章，第一期就转载了批判流沙河《草木篇》的文章，就这样，文艺青年只玩了三期油印小册子，一忙自然就放弃了。可是，就在两年后，二十二岁的博爱，不但因为给同事的大字报画插图成了“极右分子”，还因为这个松松垮垮、没有坚持下去的文学小组，被指控为组织“反革命组织”，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判了五年徒刑。

人的绝望，难以用文字描绘。祖父最后的梦碎了，尚在壮年，撒手人寰。博爱未见面的女儿死了，妻子改嫁走了，五口之家，突然，只剩下祖母，在铺天盖地的大饥荒中，孤守乡间。

我们又回到最初的问题，什么是政府。它原本应当协助保障国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利，但有时也不尽然。当常识被抽离，大家已经麻木，以为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释放以后，博爱回家，身份是罪人加农人。

几十年的劳苦，也无以用语言道出。中国农民的劳作，已经到了身体忍受的极限，日日近乎体罚。罪人还需要忍受羞辱和威胁。博爱有幸再娶。妻子是未成年就必须辍学去学裁缝的地主女儿陵鱼。人民公社体制，令农民都在饥饿线上挣扎。妻子的手艺只能帮衬养活一家人，嫁到夫家就帮不到娘家，她母亲再也无力维持，四十四岁只能绝望投河。看陵鱼的辛苦，就是一头不吃不睡的耕牛，还要一个个十月怀胎，生育哺育五个孩子。他们几十年的日子，就是被迫糟蹋身体的过程，体质弱的女子，就像一块被搓揉成了渔网的碎布。个中一个个故事，无法想象，他们一家，一道又一道坎，如何勉强越过。

似乎已经没有梦，只有求生。

二十年以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博爱的五年冤狱平反，补偿了一百元人民币。博爱也随着五十五万名右派，一起“改正”了。

作者终于得到了最后一个圆梦机会，他几近疯狂地扑在他的梦想中，他领着一家人，五个孩子，在那个山坡——蹉跎坡，挖沟筑墙，打井种果园。他又当老师了，以最大的热忱教学、收集标本，建立生物标本室……不顾一切，他要抓住梦想的尾巴。

只是要劳动建设一个美丽家园，只是要当个教书先生，只是要满足自己的一点爱好。那一点点个人梦想，为什么曾经这么难！

博爱仿佛有着超强生命力。哪怕读他今天的回忆录，我常常忘记作者今天已是一个老人，他的文字，勃勃生气，穿纸而出。他知道，不是每个人有如此幸运的坚韧性格，许许多多人，他的亲人他的朋友他的乡亲，没有抵御强力碾压的能力，他们一个个倒下，没人知道，他们也曾经有梦。是一个幸存者的责任，于是他开始动笔记录。

感谢作者记录了一方的民间历史，画下精美插图，记下家乡山水的变迁，记下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乡人故事。让后人懂得和记得：爱国，就是珍惜一片片土地，就是爱一个个父老乡亲，如果乡土被糟蹋、乡亲不能实现最起码梦想，中国无尊严。

合上这部书，很难平静，心底只留一句感叹：可怜中国农人梦……

2013年1月5日

自序

蹉跎坡

蹉跎坡坐西向东，是块坡地。它的正面朝着石柱峰，背后的山丘蜿蜒围绕，形成个皮撮形。有个石柱峰，在幕阜山脉连云山支脉之上，海拔1359.7米，站在蹉跎坡家门口远眺，这是最高屏障。而它也是捞刀河发源地。如果说捞刀河是家乡的母亲河，石柱峰就是家乡的祖山了。

石柱峰西坡是断层峡谷，形成了百岩、风门口和古战场石牛砦。它的北坡是夜合山峡谷，现在已经开发，成了长沙地区小有名气的周洛古文化度假村。它的东坡形成枫林峡谷，也已经开发成马尾皂水库风景区。从它的东北坡攀登十八盘，绕过三大湾，便到了暴雨中心：寒婆坳，这是湖南气象科学工作者所熟知的雷雨暴发中心。

站在我家门口，能远眺到云雾缭绕的石柱峰和那银白如泻的瀑布、色彩斑斓的霞云……还有偶尔看到的野火烧山。那是留在我记忆中的童年美景。

时过境迁，童年的家门口，现在失去了大地坪。

童年夏夜，大地坪被竹铺竹椅塞满。星光下到处有大蒲扇在悠悠摇动，讲鬼怪故事的老公公吸引周围的人群，我们这些孩子，一边怕着，一边昏昏进入梦乡。现在，老公公老阿婆们都先后作古，大地坪早已面目全非。十几户农家聚居的大屋全部拆迁。留在童年记忆中，还是难忘的大地坪和野火烧山的亮光。

我家住在大屋上栋的西边，是一栋砖木青瓦结构的老建筑。1976年拆迁，从公厅正梁上取下历书，方知是建于清雍正四年，即农历丙午岁，公元1726年，堪称二百多岁的寿星。是年雍正帝赐死功臣年羹尧并囚禁胞弟，这并非国难之多事之秋，乃独裁专制铲除异己之通例。

先祖宗元公，为何择火马之年而不避忌呢？后来的直系血缘只延续到1958年夏季。而我这个祧入的孙子，也在那个险恶的1958年被打成右派、以反革命罪入狱，经受了二十年的磨难。倘先祖有灵，当后悔不该在这刀光血腥的火马之年为后人建造祖业了。

1976年是丙辰岁，也是个火年。极左火焰烧得正旺，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并未偃旗息鼓，我为什么在这个非常时期迁建出来？有多方面的不利，除自然因素外，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我不得不离开这老祖屋，不得不与这大地坪告别，在距老宅南面的山坡上，建了一栋五间一字排开的土砖房，就是现在居住的蹉跎坡芸香居。

这个山坡原来叫茶蔸坡，纵深五百米上下，宽度有百米左右，连条小路都没有，唯有一些樵猎践踏的痕迹。针叶林和灌木林混合交错；不断长粗的树干基部，把外露的鹅卵石夹挤得很紧，砍柴人都很少来。加上齐腰深的羊齿蕨长得严严实实，地表非常潮湿。坡地有一种常绿乔木叫柯树，相传柯树蘑菇极毒，如此，有柯树的地方也没人去拾蘑菇，这也是此地少人问津的缘故。

更要命的，是这里传说有鬼。孩子们经常唱着：茶蔸坡，鬼又多，扯的扯来拖的拖。孩子们这样传唱，却不知为什么有鬼。1944年至1945年之间，日寇在家乡抢杀一通之后，匆匆离去，众皆切齿痛恨。流落下来的外地中国人，被地方自卫队捉拿，除个别被当地生意人证明保释，余者皆被当作奸细处决。在茶蔸坡，就枪杀了其中的三五个人。据说这些被害者只是湖北通城、湖南岳阳县的新墙等地人，他们只是从日军手里逃出的苦力挑夫，却自此成了无辜冤魂。

我是无神论者，更是自然科学爱好者，加之我本人也是“鬼”，在建屋十八年前就打入了“牛鬼蛇神”异类。料想，鬼不会害我，我也不怕鬼。真正的实鬼不存在，虚幻的鬼在人的灵魂里却很多。

不怕鬼，我就把芸香居建在茶蔸坡的坡地上。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蹉跎岁月、跌宕人生，把茶蔸坡谐音演变为蹉跎坡了。二十余年的光阴流逝，茶蔸坡的称呼在慢慢淡化、消逝，蹉跎坡已站稳了它的知名度，来此作客的多为知识教育界的同行，特别是各中学的生物教师。我对他们的造访，深深感念。

这里是我壮年耕耘苦作的地方，是我晚年怡然自乐的地方，是我落叶归根的地方。我把这山居称为芸香居，因后院种植了数百株柑桔柚类，其他如茱萸、常山、花椒、枳壳等，也皆属芸香科。

芸香居的前门和正门的门楣上分别挂上“蹉跎坡芸香居”石匾。其门联为竹刻，曰：

山居依旧，

社稷常春。

磋磨能励志，

耕读可传家。

厅堂正面神龛上，供着祖父、祖母的遗像和列祖牌位，神龛楹联是：

训诂贻谋绳其恩泽，

象贤崇德珍在宝田[1]。

二十余年艰苦经营，芸香居前有花园后有果园，茂林修竹环绕，幽静山居宛若园林。

曾在这里生息过的八口之家，已不再有日出而作、日没而息、书声琅琅、熙攘热闹的气氛，只偶听鸡鸣犬吠之声、棋枰点子之声、木石打击之声。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播音员说再见的时候，两鬓斑白的老夫妻斜倚床头，细语追思往事……百岁祖母去世多年，五个孩子已有自己的归宿，每隔几年才有一次合家十八口的天伦乐聚。不免思绪万千。

老伴说，蹉跎坡变迁感慨良多；蹉跎坡往事悲喜交错，应让后人知道。好吧，该静下来了，也已经静下来了，就写写蹉跎坡那辛酸的回忆，那催人泪下的回忆，那乐叙天伦的回忆，那温馨如梦的回忆。

第一章  家乡与童年

一  我的出生地——大塘源

翻过蹉跎坡的后山，向西越过三条田垅和山丘，便到了大塘源。这里有一条自北至南走向的小田垅，呈梯状排列的稻田展现出波浪式的横条。田垅两边的山丘是红色酸性土壤，所以树木都不茂密。田垅的最北端有一口人工挖掘的大山塘，是灌溉和生活的主要水源。这一带田垅统称为大塘源，聚居了一支沈姓家族，系湖南浏北始迁祖远宁公之玄孙世晖（字明显）之后，世晖公系文齐房祖，所以，在这里繁衍生息的族民称之为文齐房裔。

靠田垅西面的山丘边缘，鳞次栉比的土木农舍，就是文齐房族民聚居的中心，也是大塘源人生产生活和议事的中心。大塘人有传统家族观念，族约家规管束很严，行为有规范，带有一种半封建的团结。

然而，传统色彩也在不断淡褪，不良世风使大塘人失去不少原色，蜕生了一些灰暗。幸有我高龄族叔沈兆颂先生力挽狂澜，致力法治德治，使大塘人厥振家声。祖坟补修了墓碑，阡陌变为通途，办小型企业，盖新式楼房，近年成立老年协会等等。更可喜近年来当地人才不断涌现，大塘源也飞出了金凤凰。

先祖世晖公在九泉之下希望大塘人安居乐业，有所为有所不为。可世晖公万万没想到，他的第二十二代裔孙由大塘源祧出之后，竟遇上了沧桑多变的蹉跎岁月，引出一段坎坷磨难、悲欢故事。

1936年，农历丙子岁，十一月初一日，大塘源聚居最北一栋古老四合院上栋西边的厢房，我在此出生。童年时，我以为自己是养育我的祖母所生，大人们也逗我是祖母生的。我不懂祖母能否生孙子，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爸爸妈妈！爸妈在我脑子里没什么印象。这一直是我童年的疑团。

童年春节，除打着灯笼火把辞岁，就是拜年兵团挨家串户打拱作揖持续半个月的节日活动，直到元宵节耍过龙灯以后，才静静地宣告结束。当时的顺口溜是：初一崽、初二郎（女婿），初三初四拜干娘。每逢正月初三四上午，祖父就带我去大塘源拜年。我穿上小长袍子，戴着六合小碗帽，还佩上银项圈、手圈脚圈，脚上穿着虎头合缝棉暖鞋，俨然是个富家孩童。

我无知地随祖父来到大塘源最北一栋四合院，走进前栋西边那间客房，第一印象是黑乎乎的空间和烟火呛鼻的气味。首先是祖父向各位长者拜年，接着是祖父领着我向双目失明的干爷干奶拜年，其余的干爸干叔等也都来看我。但从来没有领我给干娘拜年，我也从未问过祖父为什么。干爷干奶每次都是把我从头摸到脚，最后说一声，“也罢，长得好！”

每次拜年都要在那里吃午饭。有一次午餐，我看到大碗的萝卜白菜和又大又粗的荞麦粑粑，吓住了，以后再不肯在那里吃午饭，甚至很久没有去大塘源。直到后来读师范时，才弄清这个家庭结构，原来干爷干奶是我的亲爷爷亲奶奶，此后往来关系才逐渐密切。

这是个大佃户农家。我的亲祖父母虽然失明，但谈吐思维都很灵敏，支配着大家庭的生产生活。祖父叫国源，排行居长，有三子二女，这二十余口人的大家庭，由祖父主宰和维系，他于1950年去世，享年八十岁。祖母陈氏在妇道中起着调教的中坚作用，于1954年去世，享寿八十四岁。此后，这家大农户瓦解分家，儿孙们各立门户。

祖父的长子叫赏求，即我的生父，是个憨厚农民，农闲时喜欢做点小挑卖。他性格随和，生活平淡凄苦。我生母（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干娘）去世时，他才四十四岁，到他1956年病逝，度过了十八年的独身生涯，也是可怜可悲的晚景，享年六十二岁，病逝时住在昙云寺的大哥淮溪家。

生父去世时，我已经二十岁了。记得当时没做道场，一个音乐师吹打两天就下葬了。我们几个人最后一晚守丧，只是静坐，连夜歌也没唱。直到1995年给生父母修合冢墓时才晓得，时也命也，注定了他们的归宿，我们四男二女六姐弟当然很内疚。

当时的薄养薄葬都是家境的制约。大哥祧继给祖父的侄儿（祖父的弟弟开沅之子，无嗣）为子，家境贫困，虽然是极简朴地治丧，也只能由他承担。因为二哥阳溪祧继给大叔沈讲求为儿，三哥湘溪在志愿军中服役，所以现在的修墓也只是一般规模，对亡者是个名义的虚幻补偿，对后人则是心理的自我安慰。

我是婴儿时就有偿出继的。母亲生下我，即已染病，没有奶水无法养育，就以十二块大洋礼金出继，给了后来养育我的过继祖父母为孙，由我的大嫂付氏抱着送去的。这时我才出生一百一十三天，继祖母才三十六岁。下文中我称祖父祖母的，就是我的过继祖父母。

母亲在我脑海里没什么印象，从族谱上查知，母亲叫陈珍秀，1938年秋病逝，年仅三十八岁。听老人说，她是瘦高个，脸型有点像大姐仁香，生孩子时得了月宫痨而病故，按现代医学，应是子宫出血感染而演变致癌。她生下的四男二女都长大成家，可她都没得到回报，有的仅是那块墓碑。

大姐仁香，二姐瓜香，都出嫁到贫苦农家，其夫都喜赌博，其子不力，至今生活还低于农村平均水平。大哥淮溪是大家庭的中坚劳力，人民公社时有名的生产队长。1999年3月18日子夜去世，寿终八十岁。

二哥阳溪过继给大叔讲求为嗣，自幼学徒，青壮年打铁为生，到晚年二嫂去世后，二哥靠赡粮度日。三哥湘溪农民出身，参加志愿军二七三二部队空军地勤兵，转业于浙江衢州机场，后复员还乡。他健谈，会唱夜歌，农闲做点串户小生意，略有积蓄。

大塘源出生地平面图

二叔银海是偏诙谐平易的农民，农闲忙于弹花；二婶特别疼爱后人，俭朴、仁慈，虽然一家日子不算好，但很和睦。我生下来四个月里，母亲生病无奶，全靠她煮来粉糊喂我，那时刚两岁的三哥老是围在她跟前叫嚷，等待用舌头舔那钵子里剩下的稀糊。我不能忘记她的慈恩大德。

这个大家庭只维持到土改，即双目失明的祖父去世之时。大跃进的狂涛席卷全国，他们不免进入人民公社这个“天堂”。那栋古老四合院随公共食堂的建立和作业队的分流都拆烂了，后来又分居各地，这里只剩垣墙残基。

2004年，我到那里拍了一张照片，那砖块堆积的地方，就是我降临人间的地方。那四合院只是难忘记忆，那瘦高个儿的母亲也是老人们传给我的可悲印象。

二  童年游戏

我的童年大多住在那个有大地坪的老屋里，这是个既有横厅又有正厅和天井的大屋场，住着十多户人家。大地坪下面的塘屋场也住着六七户人家。南面的楼里屋场也住着上十户人家。这是相连很近的三个屋场，孩子们经常在一起玩。男人们忙于作田种地，女人们忙于纺纱织布，很少来管孩子们。所以孩子们都玩得痛快，玩得自由自在。

在这个聚族而居的地方，没有大富户，家里没条件买玩具，只有从南岳朝山回来的老人带过小喇叭回来。大人小孩都把这个受过香火的玩具看成宝贝，不敢随便丢失。当地孩子都很合群、顽皮，也都憨厚，没有孤僻的性格。

孩子们都喜欢自制玩具，就地取材。何况很多玩耍是不需要玩具的，就是玩作一堆。在这种环境里，孩子具有广阔的空间和充足的时间，冬天和雨天都集中在厅堂里，月光下都集中在地坪里，晴朗温暖的秋季集中在山里，炎热的夏天集中在溪河里……还有下雪打雪仗、结冰打冰凌等。

在室内活动里，像“牵羊卖羊”、“捉迷藏”、“丢手巾”的古老童玩，在有的地方还延续下来。像“老虫咬猪”是个粗暴的游戏，有点类似老鹰抓小鸡。像“筒车转水”是由一个大孩子领头依次手拉手，从领头的腋下穿过，形成转动的车轮。翻筋斗一类有侧翻的打翻车和正翻的日头过山等好几种。

最热闹的场面是跳绳。我是高手，可边跳边在地上捡东西，也可在大绳里面跳小绳，自跳小绳时可一连跳过两圈。最使大人不高兴的游戏是“躲躲”。一个人藏好，大叫一声“躲躲”，然后大家蜂拥去找。躲藏在稻草堆里、柴火里、锯末屑里、秕糠里甚至米桶里和被子里，更糟的是躲在牛棚猪舍里，衣服沾满了灰尘脏物，把东西也搞得乱七八糟。女孩一般不太喜欢参与。

下棋，也是童年游戏之一。

棋盘，是灰地、沙地、泥地，最高级的是凉亭里的青石板。至于棋子是就地取材，有石子、树枝、泥团，也有瓦片、竹片和芦蕨梗等。有时把虾子螃蟹也当棋子，桃核、李核是最标准划一的棋子了。

学会下棋也是从低到高，由易到难的。启蒙是下裤脚棋，谁先谁后，一着定输赢。棋盘由五画构成一个冈字，只是中间这个×到边到角。两人对弈，各子两粒，谁被关死谁就输了。这是最原始的童棋，大人们把下裤脚棋的人比作穿开裆裤的孩子。

还有一种牛角棋，也是谁先谁后，一着定输赢。甲方两子乙方一子，谁被挤到牛角尖上谁就算输了，但必甲方先走。

比以上两种高级一点的棋，是六子棋。棋盘由四根纵线和四根横线组成一个极简易的微型围棋棋盘，甲乙两方各有棋子六颗，以在同一直线上的甲方两子吃掉乙方一子，直到吃掉乙方的六颗子，则甲方全胜。谁先谁后走子，不影响胜负。这种棋局简单易下，但已有一定的心计含量。

还有一种棋，叫五子飞。它的棋盘由五根纵线和五根横线组成，比六子棋要更难一点，相当于现在的跳子棋。

第五种是成三棋，到现在下的人还不少。有时大人们也来帮孩子下成三棋，这种人叫“背关刀”。

第六种叫天棋，一般多为女孩喜欢下。要三个人组合在一起走子，走子的机会靠三个人随意伸出的手指头数字之和来决定，不由主观思考，只靠碰运气。但有一个规定，三个人的指头数加起来超过了九就必重来。

还有一种算盘棋很少有人下。以算盘为棋盘，算珠为棋子，两人对弈，梁之上下各据一边，先拨定两珠，再通过拨珠向前移动一位或者跳前几位，靠设置跳位的远近，先到达对边的为胜。这是住在塘屋场里的沈景春教我的，以后从未见到人下过。

童棋示题图解

我们下棋为了胜负也发生争执。有时用手板把棋子一扫，就不欢而散，只是无法掀翻这块地皮子棋盘，至于棋子那是就地取材，取之不尽的。下次又在一起玩，从不记仇。

三  火炉边的故事

冬天到了，家家户户在客房里生起大火来。气候偏冷，大人常说：七月半，放牛伢子躲田；九月重阳，移火进房。每年烤火季节，祖母就把火房打扫干净，茶水柜叫火凳，四屉一柜。客人来了，就从钵子里拿出茶碗，打开抽屉放一撮本地烟茶叶，用剪刀在川芎（川姜脑）上刮几片川芎薄片或放一爪小茴香。再从通钩上取下铜壶（我们叫沏壶），滚热的开水冲得茶叶和香料都翻滚起来。最后用条盘托住端给客人，说一声：“请恰（喝）茶”。客人接茶回一声：“劳神”，临走时把茶碗送到火凳上后，再说一声“烦茶”告别。

祖母很讲究喝茶。她的茶叶都是自采自制的烟茶，老屋的楼板上有大小不等的粗陶罐，分门别类放着新茶、陈茶、头茶、二茶和粗茶、细茶等。茶叶上放着用纸包好的茴香和川芎，再盖上笨重的陶盖。

火房的火炉正上方楼板上装着上小下大的方斗，烟火热气可通过这个方斗进入屋顶青瓦上的天窗排出去。中间横梁上是挂通钩和挂腊肉的地方。铜壶就挂在通钩上，通钩由两根铁条组成，上面有一块鲤鱼形状的铁板控制上下升降。

茶凳是祖母的嫁妆，茶具必需和它配套，即有凳有钵有壶有碗。凳的中柜摆钵碗，右上抽屉放茶叶、茴香和川芎，右下抽屉放洋火（火柴）和引火草纸，有时还放上针线剪刀等。左上抽屉放一本通书和一个算盘，左下抽屉放一本铜版的《百家姓》和一本木刻的《三字经》。

祖母的茶碗钵是黄铜打的，大跃进搞食堂时上缴了，后来她就用瓦钵代替。再后来瓦钵打成两边，她又用桐油石灰糊好，一直用到去世那年。水壶也是黄铜打的，壶盖上刻着“民国××年造”字样，大跃进时她把它送到芦仙寺舅祖父家，才躲出来，我们现在回老家时还能用上。

祖母的茶碗有大盖碗，上下一样大的把碗，比普通饭碗要小一点的摊边碗。而祖母把大盖碗看得最重，只有招待女伴时才用得上它。有一只开了，她就用篾丝箍好继续使用。女伴来了喝大盖碗茶时边喝边谈禅，叫禅茶。每逢禅茶时，什么都能讲得出来，有时哈哈大笑拍着腿，有时痛哭流涕叹着气，有时愤愤不平红着眼。有人编了顺口溜：

请客莫请女客，请一个来五十，请两个来一百，桌上打大水，碗里开了坼，缸里低一寸，尿桶里涨一尺。讲得三句家常话，眼涕巴沙，不是讲家娘孬，就是讲丈夫差……

在这大地坪的老屋场里，只有天吉堂（沈皆遂）和我家有铜制茶具，其他户子只有石茶凳和瓦水壶。到20世纪五十年代末，保温瓶普遍兴起，铝制茶壶普遍使用，以及大办食堂时收缴餐炊具，使得铜制茶具基本灭绝。

大人来烤火叫坐夜人家。在烤火时，把柴灰扒平，可以练字，也可以写生字给别人认。就在这个火炉边，祖父教我读完了《百家姓》和《三字经》，还学会了六百六十六（珠算从1到36连加等于666）。

四  顽童手巧

我的童年时代总是羡慕别的孩子玩新玩具，也很留意大人们用的工具。不知是哪年，我发现有人骑着两个盘子的家伙在太和的路上飞跑着。我很佩服这人，怎么就不倒下呢？后来才知道，骑车的人是邻居孩子沈皆遂的三舅，那两个盘子般不倒的东西，是他从城里骑回来的线车（自行车）。

三舅父叫喻科盈，是当过维持会长的喻祥茂的三弟。喻毕业于武汉大学，做过浏阳一中、醴陵一中和长沙一中的英文教员，教过胡耀邦的课，当过醴陵瓷厂的工程师，最后在潭湘锰矿退休。胡后来还邀请他去过怀仁堂，临走时送了一箱水果赠行。

我在童年终于没能制出两个盘子的单车，而只自制了一个竹竿独轮车。用一根竹尾巴，把大头一端逢中劈成两半，把带轴的轮子装在劈开的竹节旁边，竹子的夹力把轮轴夹得稳稳当当，推起来发出唧呀唧呀的声音。

小时候，喜欢三五成群去看做道场。别的孩子看送食、串方、结盖的热闹场面，我更关心的是那个鼓起颔袋充胖子的徐灿霞。他能连续吹很长时间的唢呐，只鼻孔葫芦（鼻翼）动一下就换了气。

我们在模仿抬灵柩上山时，晓牯里敲着烂铁皮锣鼓，瑞吾用嘴巴吹唢呐——霍咿霍嗨……非常逼真。瑞吾后来跟乔烂皮（吹鼓手陈乔松）学会了拉琴吹唢呐，能够在锣鼓场上帮腔。

我则始终想不明白徐灿霞吹唢呐的换气方法，只好自己出了个馊主意。用小竹子做了个吹杆，用火钻在上面钻了几个音孔，用一只羊角套在竹吹杆上，当做漏斗形的喇叭口使。关键是要在吹嘴上装上内外两个竹叶舌簧，但内面的舌簧倒装着。这样吹气时发音，换气时就吸一口气，内舌簧也发音。

我想吹唢呐的人一定寿命长，因为肺活量超过常人，但徐灿霞和陈恒武都在三十多岁时就患肺病死了。

第二个项目是绷胡琴。首先要解决蛇皮问题，其次是马尾问题。凶牯里也想绷琴，几个人追打到一条山涧蛇（即乌梢蛇，大型无毒，黑色，行走如风），用绳子紧紧束住七寸吊起来，用刀在七寸周围割破蛇皮，顺着尾巴就把一个圆筒形的蛇皮剥下来。然后紧紧套在圆木扁担上，撒上一层干石灰粉，挂起来阴干。等蛇皮彻底干燥，用刀划开，就成了一张平整蛇皮。

琴筒是要早早准备的。琴柱是砍了祥老开壕基上的紫竹，琴弓是用月形山的苦竹做的。

一切准备好后，我把蛇皮覆盖在琴筒涂好蛋清的一端，卡紧，往下捋紧，凶牯里把麻绳套在琴筒口外缘，打个死结，将绳滚挤到琴柱孔附近，再加扎几圈绳子。几天后，蛇皮和蛋清都干了，粘结得很牢实，于是松绳解绑。从祖母那里讨来蓝色士林布条，用蛋清粘在蛇皮上原来扎绳子的位置。再装琴柱、琴肘，安线套弓定千斤了。

最早拉的是儿歌：

月光光，夜光光。桫椤树，好烧香。

东拜拜，西拜拜，拜到明年好世界。

世界不奈何，捡个珍珠砣。

珍珠砣又不开花，有女不嫁张家。

张家柴又远、水又深，莫等蚂蟥咬了亲家公……

后来，凶牯里成了唱花鼓戏的男主角，瑞老吾则是拉琴的好手。

小时候，农村（没）戏看。祖父带我到付家祠堂和南普寺各看过一回大戏，本地把湘剧称为大戏。大人也和孩子一样，“三日戏看，道场也好”。

到底看道场不等于看戏，那时认为花鼓戏是下流戏，眉来眼去讲下流话，禁了不准唱。如果唱了“刘海砍樵”，就犯下了教唆罪，教女子偷人，男人偷野老婆。连《红楼梦》和《西厢记》的书也只听见讲，看见流传过。

所以当兴的戏是皮影戏，有的户头许了愿，就去七星殿把影戏班子请来。在宝乔宗祠的下厅里扎个戏台，一开戏就要唱几十夜。看戏的人坐在上厅里，祠堂外面的回字湾里有泡油坨的、煮面的、熬牛肉萝卜的，也有揭草帽顶的（弹通宝赌钱）。

主要戏目有郭子仪上寿、四郎探母、养由基射箭等，点全家福的最多。祖父点一部西游记，要唱很多夜才能唱完。开场叫唱登场，中间叫正本，结尾唱耍戏逗人笑出鼻涕眼泪。

我特别留心脸谱。小孩把影戏菩萨的头部叫粉皮脑壳，因它是用透明的材料做成。白天我仔细去看挂在台架上的影戏菩萨的联结和雕刻制作，特别是头部和套具的装卸。于是我对此发生很大兴趣，几乎制作了全套文武身段和生旦净丑的所有头脸，以及龙蛇虎豹和六畜，套具雕有刀叉鞭棍和桌凳。

不过还没等我真正唱过一场皮影戏，一次桐油灯盏倒翻，把纸幕烧烂了。后来我到南普寺去读书，就停止了雕皮影戏菩萨的玩活，一箱子雕作全部送给了一个伴党。

我做的竹蜻蜓飞得最高。因为我懂得把竹片削得光滑极了，两个削面的斜度很适度，柄也安得正当。有时把竹蜻蜓的柄上系一根粗线，插在一个竹筒里，再把线从竹筒腰部的圆孔里穿出来，扎在短棍子上。来回拉动绳子，竹蜻蜓就往返旋转，我们把这种玩具叫“呼鸡婆”。

我做给我的五个孩子玩过，他们很爱玩，到我的孙辈们就没兴趣了。他们从积木玩到航模，直到迷上电脑，对祖辈的童年不再了解。

而看到孙辈们玩昂贵的遥控飞机，我就想起那种像打锣声音一样的日本飞机，我就害怕日本飞机到家乡屙屎。我就想起棉花畲的稻田里炸了个大，我也害怕挂在墙上的东西突然摔下来。这是童年的噩梦。

五  壮丁与 “粮子”

我的童年，是一个兵荒马乱的童年，也是一个颠沛流离的童年，更是一个恐怖的童年，还是一个常做噩梦的童年……

在兵荒马乱的年头，我跟随祖父母流离过好几个地方，都是偏僻山区。我祖父挑着一担篾皮箩，一头放着一床被盖，另一头放少量油米之类的东西。祖母是小脚，只能提着个索头布袋子，牵我上路，这叫“躲兵”。

那时的小孩都怕“粮子”，小孩不听话或者哭的时候，大人就说：“‘粮子’来了！”吓住孩子很灵验。那时青壮年都怕去吃粮，就是怕当兵。当兵叫“吃粮”，兵叫“粮子”，“粮子”来了就是兵来了。出门碰到兵，有礼讲不清。其实“粮子”也是穿上黄军装的老百姓，按理说老百姓不该怕“粮子”，“粮子”也不应侵害老百姓，军民本是一家。可现实中，“粮子”会抢东西、掳夫子，因为吃粮是个苦差事，谁也不想去吃粮，待遇差、生活苦，理所当然就去抢。

大家都不想去当“粮子”，就只好“抽壮丁”。“抽壮丁”就是三丁抽二，两丁抽一，即三兄弟必须抽两人去当兵，两兄弟必抽一人去当兵，究竟谁去，就得抽签而定。如果壮丁逃跑外迁就叫“躲壮丁”；如果出钱请别人抵名额就叫“买壮丁”，也有一些胆大有鬼主意的调皮人，专门顶替别人去当“粮子”，叫做当“卖兵”。

喜欢当“卖兵”的人，大多好赌，当一次卖兵不但能得一笔现金，还能就此逃掉所欠的赌债。石江陂有一个很有本事的“卖兵”，他每次被抽走，总是有本事很快就偷跑回来，家里的事情完全赖在妻子身上，个人的日子过得很潇洒。这种当职业“卖兵”的人，后来在土改时划个人成分，都划成了“兵痞”。

自己不愿去当兵，又出不起买兵的钱，政府就派公丁（乡政府的公差）来抓人，这叫“抓壮丁”。如果三兄弟中老二去吃粮，那么老大老三也得出些光洋给老二。只要交了兵，乡保就脱了干系，有本事逃回家的，地方政府也不追究。而老实人去吃粮的结果自然是“古来征战几人回”。

如果部队捉到开小差的兵，叫“捉逃兵”，服役时捉到的逃兵都是就地正法，不过后来对国军离散出来的军人统称逃兵，例如我所记得的董学富、黄昆、张林等，都是国军散落在本地的外省逃兵，土改时安家落户了。

每次抽壮丁，派征人数都少于被征人数，因为多征的壮丁可以用钱抵代。乡保官员与地方乡绅把这笔钱私分，叫“吃壮丁”。除了血债外，“吃壮丁”也是土改时清算乡保长等的一条重要罪行。

关于“吃粮”、“粮子”、“抽壮丁”、“抓壮丁”、“吃壮丁”、“当卖兵”等说法，都是大人口里传来的，我小时候也是很怕“粮子”的，看到穿黄衣服的人来了，就以为是“粮子”来了。那些大肆抢劫的“粮子”，大人称是西兵“粮子”。孩子们捣蛋干坏事时，大人们总是骂一句：你们真是一群西兵来了！

我72岁这年，读到陈忠实写的《白鹿原》，同样写抽壮丁当卖兵的事情，也称兵为“粮子”等……觉得陈写的很忠实，看来那时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关中湖湘一样同。

1945年前后，能经常碰到“粮子”。国军“粮子”来去匆匆，如果“粮子”驻扎一段时期，我最喜欢去捡子弹壳，我们叫炮子筒，把这个炮子筒做成鸟铳是我们最喜欢玩的危险玩具。在弹壳底座的侧向，用钉子打一个油菜籽大小的孔，插上一根从爆竹上取下来的火引，再从子弹壳口灌点黑硝，然后用泥土筑紧。最后把这个弹壳固定在一块7字型的木头上，就成了一根短火（手枪）。左手握紧伸出，右手点燃火引，就听到砰的一声，这是当时孩子们最流行的玩具。

六  短暂的难民营——新塘冲

我每晚都是和祖母睡在一起，睡房就是靠老屋后面的一间，窗子和后门都正朝着山。壁有三米高，长满了勾藤。墈顶是长满了灌木的后山岭，有条茅草丛生的野鸡路可通往山外的山冲。

上床后老是睡不着觉，心里记念着外出的祖父。祖母说祖父是放哨去了，我很疑惑放哨是干什么？一直以为是把热乎乎的猪潲浇在地上，阻止坏人走近我们的屋子。

有一个漆黑的晚上，祖父回家了，把我从梦中叫醒，把装上衣被和盐米的篾皮箩吊到上，然后把门窗关闭，粮仓和木柜都上了锁，悄悄从后门口登上靠在土上的楼梯，祖母提灯，祖父挑担，我揉着眼皮，沿着那条野鸡路向西面而去，越过几个山丘和田垅之后，进入一条森林茂密道路曲折的山冲。山冲的尽头，是一栋三合院土砖房，这个地方就是近房家族住着的新塘冲。

这个院子坐西向东，西面是正厅，南北两厅相对，地坪的东面是一堵围墙。我们就住在北厅后面的侧屋里，用晒簟[2]开地铺，一间屋子里睡好几户人家。做饭烧菜都是由三块土砖架的地灶，小锅小瓶罐都放在土砖上。人多挤窄杂乱无章，小孩哭哭打打，男人有的外出找蔬菜，有的爬到山头上看风，屋里是妇女和小孩的世界。在这晕晕沉沉、嘈嘈杂杂的环境里，过着惶惶恐恐简单之极的生活，其实就是难民生活。

新塘冲平面图

我们这些孩子们还觉得新奇好玩，在大地铺上最好打架，我也和一个姓凌的男孩很认真的打过一架。而大人们的情绪总是紧张的，每天总要发几次风潮，或说日本鬼子杀了贺婆婆的丈夫沈奇珍，或说日本鬼子用刀杀省见瞎子时，省见瞎子还骂不要开玩笑，或说鬼子来了杜公塘，女人都被赶进薯窖里……

在这山冲里住了一个短期之后，似乎气氛平静下来了，有胆子大的男人偷偷试探着回家看看，果然是日本鬼子走了，杀了人宰了猪，打烂门窗抢劫一空而去。这样，这些逃难的人们才陆陆续续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我的家被打得最烂，因为祖父把门窗粮仓和衣柜都上了锁。被抢劫的现场满目狼藉，牲猪鸡犬全被宰掉。祖父母痛心疾首，枉然叹息之后，只好清理残局，重整家园。但我们并没能平静地生活，紧接着是西兵“粮子”和张生匪部的侵扰。

据《浏阳县志》载，1938年日军轰炸浏城后，1939年9月29日，日军侵犯永安、跃龙、柏嘉、镇头等乡镇，1941年12月21日再犯浏阳西北23个乡镇，1944年6月日军犯社港直逼浏城，6月5日浏城失守。自此，浏阳四十多个乡镇被日军侵犯，只有东乡张坊镇幸免。

我们这里的日军，是1944年6月由江西九岭经平江侵入社港、龙伏、山田、沙市的。来势很凶，我家近邻中就杀了病弱老者沈奇珍，老妇佳老大，瞎子沈省见等，沈夫见（外号“夫谈子”）被掳去做挑夫，命丧北盛仓地段。

日军最后在社港镇长驻下来，由喻祥茂任社港维持会会长，把钢炮（平射炮）架在社港镇莲溪寺的大枫树上，时刻威胁着周边的村落。

但日军一般不进入山冲，怕游击队和八路军。当地也组织了青年自卫队，常去偷袭日军。另因本地有喻尾龙、陈振湘、陈岐凤等小股武装组织，日本人也不敢随便侵扰，由此也保了一方平安。不过这些头目或有欺压百姓的民愤，或有打探子的血债等，在土改时都被镇压了，维持会长喻祥茂也在土改时自缢了。

七  绥和乡长陈闲僧

和社港镇平行的绥和乡，在三四十年代的历任乡长中有一个名叫陈牟的，本名陈闲僧，本地人都叫他闲老，背地里也有人叫他闲痞子。他是一个不修边幅的浪漫主义者，穿着简朴，行止慢条斯理，说话雅而不扬。

族叔沈兆颂先生对我说，闲老喜欢手持一长杆旱烟筒，每逢思考文稿或对联时，左手斜握着烟筒杆，右手撮一缕烟丝按在弯曲的铜质烟斗里后，玉质的烟筒嘴衔在嘴里，再把烟斗放在灶膛一烧，鼻孔里就喷出一股青烟，嘴唇啧地一声：写吧！在旁书写的人就认真地记录下来。

闲老最有名的一篇文章，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写就的。当年灾荒严重，民不聊生，加之国难当头东寇蹂躏，闲老对此水、旱、兵三灾相继的满目疮痍景象深感痛心，向时任绥和乡长的喻科贤写了一纸呈文，流畅的四六骈文，光彩照人。使一贯刚愎自用的喻乡长深感震惊，不得不改变了傲慢态度，也采取了一些爱民措施。

喻科贤是浏阳沙市街人，系原国民政府湖南某县县长喻兆元之子。据住在沙市镇的屈先生说，喻科贤在1949年逃遁台湾，在20世纪末多次回乡探亲访友，而他父亲喻兆元却潜逃未能出境，在肃反运动中被清查出来回乡镇压（枪毙）了。

族叔沈兆颂保存下来了闲老这篇在当地传颂一时的名文，我也从他那里转抄了一份，从中可全面了解到日寇侵华在我乡所犯下的罪行，以及斯时斯地的风土人情。呈文稿如下：

本年五月六日，倭寇进犯，大肆凶残。属保当冲，首遭蹂躏。凿户劈窗，逞其虺嚣；倾箱倒榻，遂比狼心；衣裳谷米，抄抢无余；犬豕牛羊，屠杀殆尽；搜索则一日数至，盖藏已十室九空。壮丁沈夫见，被掳失踪；处女沈闺娥，因奸丧命；病夫沈奇珍，床头蒙害；孤老沈省见，刀下含冤。总之，兽蹄所过，叫汝鹤唳鸿惊；一般忧患丛生，连月流离失所；昼伏蒿里，饮露餐风；暮访桃源，披星戴月；寒气袭人，剪蕉衣而保暖；枯肠逼我，采蕨粉以充饥；盐源久断，辅淡食之堪虞；酒价高腾，思浇愁而不得；草木皆兵，可怜尽惊弓之鸟；豺狼当道，谁敢作出山之泉；庐舍萧条，任从蛛网；人际隐避，莫敢声张；近幸雷池未越，总之畏若城狐。方期黄帝有灵，早歼顽寇。

讵料黎民不幸，又遇阳侯。某月某日至某月某日，大雨磅沱，终朝如注，洪水暴涨，遍地成渠；高岸田禾，大半泥沙淹没，沿河塘坝，尽皆木石崩颓；娥皇莫及，总奈止涛无灰；夏禹难逢，只是望洋洒泪；怅水患之渐增，尚犹未已；恨旱魃之踵至，其何以堪；某月某日至某月某日，石燕如飞，云霓绝影；商羊罢舞，雨泽愆期。熏风拂拂，不惠民财。烈日炎炎，竟伤物类。圃蔬田禾，概无华而不实；山花野果，亦尽瘁皆诸枯。大江化作坦途，古井变为涸辙；煮炊更慎，吸饮维艰。

哀我黎民，三灾相继，东作徒劳，五谷不登，西成失望。乃者饥寒交迫，危急万分；加之瘟疫流行，死亡百计。家家招游子之魂，愁云密布；处处化望夫之石，惨雾迷漫。天乎不佑，降此鞠；民也何事，丁兹浩劫。

谨具俚词

声随泪下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甲申岁

土改时，闲老的父亲陈继纯被押到刘氏宗祠批斗之后，在附近双江汇合的河滩上，就地正法。而在押解游行示众的犯人中，偏没有闲老的身影。原来他在土改前就逃亡了。

1958年我被关押在浏阳看守所时，碰到了也关在那里的沈氏族台人物信牛皮。他真名沈信昌，曾担任过绥和乡乡长，在土改前逃到湘阴山区做贩卖木桶的生意，后在肃反中被清查出来判刑劳改。他说闲老也在肃反中被清查出来，现在湖南省第一监狱新生火柴厂服刑。

1969年，我因划为右派成为了五类分子的一员，在参加年终集训会和每月改造会时，才知道这个闲老就是本村马源组地主分子陈醒狮的父亲。陈说在他父亲临终前，他曾专门去长沙新生火柴厂探望过一次。父亲死后，他的古文也就跟着死了，他只遗传了父亲闲散拖沓的习惯，那些名震一时的四六骈文和经典对联，没能传承下来。

20世纪60年代末，龙兴寺的住持多利和尚来找我画观音菩萨像。多利土改时划了地主成分，年老体衰，以在地方为人诵经作为生活门路。我很同情这个孤苦和尚，为他画了一轴中堂式的观音像，这是我与他唯一的一次接触。

谈到闲老，多利和尚说他曾与闲老过往密切，经常在一起商讨古文。闲老与有文化的和尚大都合得来，附近昙云寺的清风和尚、芦仙寺的志达和尚，和闲老都很熟悉，这大概是他取名陈闲僧的原因之一。1949年后，这两个有点文化的和尚都回到老家去了，只有多利和尚在龙兴寺终老余年。

附近的两个城隍土地庙，塘尾冲的清溪祠和从清溪祠分香火而去的石江陂清泰祠，其门联都是闲老所撰，在意对、工对和联律方面，十分工整。

塘尾冲的清溪祠门联，是闲老从刘梦得先生的《陋室铭》里偷了一句，写景写意都恰到好处，其联为：

清鉴不污，凭夕可照；

溪流虽浅，有龙则灵。

石江陂的清泰祠，对来源和祈愿都剖析分明，其联曰：

清泉泽远思塘尾；

泰日风和遍石江。

文革“破四旧”的运动中，塘尾冲和石江陂的这两个城隍土地庙都荡然无存，唯有闲老留下的这两首名对联，还在地方一直默默传颂着。

八  洞庭黄家大屋

在新塘冲这个山冲究竟住了多久，我无从记忆。只知道回到那个大地坪的老屋后，大人们都忙于清理劫后残局，村子里一片萧条。

我记忆中最难忘的是三件事。一是被枪托打烂的衣柜左门片，这是祖母的嫁妆。一直没修好，是要留个不忘国耻的记念，到1986年，大女儿出嫁办回门宴时，才重新油漆了一遍，我在柜门上写了一首七律，第二联是：南冠未坠凌云志，东寇曾留国耻痕。于是这个不忘国耻的痕，就由文字来记住了。

第二是那口被日军用刺刀戮烂的皮箱，这口箱子是祖父在外地从事染工所用，随着他流离奔波了几十年。幸好皮子里面是木质的，没有被刺刀捅穿。

我一直把这口带有七八寸刺刀伤痕的箱子带在身边。进入高小后，它就伴随着我从南普寺到永兴寺，从浏阳到湘潭，同样受了十几年的求学熏陶；1956年到1957年又随我在社港完小和花桥完小教了两年书；从1958年到1962年又不幸地随我在浏阳看守所和湘潭砖桥铁路工地以及谭家山煤矿度过了监狱光阴；1962年6月才随我回到了那个大地坪的老家；1976年后，它随我们一起迁居到蹉跎坡新居待了33年；到了2009年蹉跎坡老宅拆迁后，它现在安闲地躺在浏阳市教师村，这将是它永远定居的地方。

第三件是那头又白又胖的肥猪。当我们从新塘冲躲兵回家，猪舍狼藉，满地鲜血，连猪蹄和猪毛都不见了。因为我每天伴随着祖父母去饲喂两次肥猪，原计划要在腊月三十那天宰杀过年猪，让祖母端着一盆猪血放在天井旁边，装香秉烛，祈祷来年国泰民安、全家清吉的。现在成了泡影。

我们这些惊弓之鸟，还来不及重整家园，兵燹之乱又朝夕相扰。在一个阴沉的日子里，一些乱七八糟的“粮子”闯进了那个大地坪的老屋，一些青壮男丁早已逃跑了，闻风而逃的原因是怕掳夫子，因为之前沈夫见（夫谈子）被掳去挑担，死在北盛仓，已是众所周知。

大人们称这种既非日寇又非国军的乱兵叫“西兵粮子”，“西兵粮子”把大屋里的老幼妇女都赶到上厅东侧的一个巷子里。祖母抱着我坐在门槛上，一个年青的军官端着一挺快慢机（这是大人们说的名字，现在回忆起来应该是盒子枪）指着大家，挨个清劫。

这些无钱的妇老无油水可榨，就逼迫她们捋下脖子上和手腕上的银圈。我的颈圈手圈和脚圈就这样被抢走了，祖母的手圈很难捋下，那个军官就说用刀砍手，吓得祖母用死力才捋下来。整个巷子像一塘死水，谁敢吭声敢哭敢骂啊。等这些“粮子”走后，男人们才陆续回家。

这时，日军飞机上的一颗炸弹打在山后的棉花畲山冲里，门窗都震烂了，于是人心惶惶，每天都处于一种极度惊恐的状态中。只要一听到那个打锣一般的飞机声，大家都蜂拥躲到邻居沈孝经家里那个宽大的横薯窖里面。

在这种情况下，祖父只好又挑起那副篾皮箩，带着祖母和我逃到另外一个山区，到我的舅祖父家里住下来。这里是一个有上中下三进的四合院大屋，叫洞庭黄家大屋，都姓黄，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偏僻山区。

现在这里早已被后来修建的洞庭黄水库所淹没，1956年，我在这大屋对面的豺狗坡上，画了一幅详细的洞庭黄大屋全景图，留下来作为记念。可惜此图在1958年因我的读书会反革命案而被清查没收。

舅祖父黄季堂住在大屋上进的天井东侧茶堂里。茶堂向着天井的一面装着活动木隔墙，上间是客房，也叫茶房，冬天叫火房。下间中间用砖墙隔开，前半间开着两个靠背床铺，俗称眠房。后半间很小，开一个便铺，剩下的空间就更小了，我们祖孙三人就挤住在这间小房子里。小房子的门通向一条巷道，过了巷子就是舅祖父家里的大厨房和茅厕了。

但这个比新塘冲更偏僻的山冲，并没能保持多久的平静。

没住多久，大屋大门口的大路上就又开始过“粮子”了。这些“粮子”是国军，但队伍都很不整齐，更不威风，肩上扛着武器，背上背着包袱，裹头跛足，行动艰难。我跟着妇老们站在路边的台阶上看着，第一次认识了什么叫步枪（长枪），什么叫短火，挂在腰上的弹花棰叫手榴弹，最惊奇的是迫击炮和机关枪，但是没有叫冲锋枪的。我们小孩很喜欢机关枪，自己用竹管仿制，枪膛里装上几片轮叶，摇转把手时可连续发射出很多子弹——其实就是棕榈树的种子。

大屋门口这条路，通往长沙县金井镇，从这里到长浏边界只有三十华里，溯水北上，翻过金盆坦就到了小长沙[3]的青山铺。

大人们说这支国军是被日本鬼子阻住了，才绕路去小长沙的。可是大屋里的房子都被“粮子”们占住了，驻扎了很多伤兵。舅祖父一家只好挤进我们住的这间小房子。其他邻居家里也都是只能留一间房子，其他的必须腾给伤兵住。

伤兵的呻吟和惨叫声，使得医护人员手忙脚乱，我亲眼看到医生夹着纱布从伤口里面洗出一窝窝的蛆虫。因为污血的腥气和腐肉的臭气，孩子们就再也不去那里玩了，改到屋后的竹园里。

但那里也有“粮子”住了，有时能捡到一个香烟盒子，最希望能捡到一个子弹头，我们叫炮子嘴，然后用瓦片盛着放在灶里一烧，里面的铅就熔化留在瓦片上，用来做钓鱼钩上的沉子。

有时“粮子”也会让我们试试他们吃的米饭。我试过一口，发现饭里面有很多砂子。难怪大人们说送军粮到永安市时，要掺一点白砂子。

我很少看见男人在家，只有老妇幼三种人在留守，男人们又转移到更偏僻的地方去了，还是因为怕掳夫子。不过虽然没有大人们在家，我们这上进东边还是没有粮子来滋事扰乱，似乎一切处于平静中。

一个年青俊秀的排长总是满脸笑容，因为他住在堂表兄家里，只相隔一条防火用的巷子。表兄是个憨厚老实的人，表嫂则是有一份姿色的中等个子。后来“粮子”们陆续撤走的时候，这个排长还跟大家挥手道别，表嫂暗暗流着眼泪。大人们说，“肯定是排长合（音ge,私通）了花妹这个家伙，不然我们难有以此（这样）道静（安静）吧？”

九  干坑源

国军“粮子”走了，老百姓各自打扫环境，清理内务，男人们也不知道从何处都钻回来了。祖父也钻回来了，原来他独自住在干坑源的陈家祠堂里。

洞庭黄家大屋对面有条小溪流，源头就在长沙浏阳交界处的枫树坡和石子坑，这个山冲叫大源洞。从洞庭黄对面的豺狗坡爬到山脊上，沿着山脊往北走到芦岭冲山脊，下山出到冲口就是干坑源陈家大屋，祖父就躲在这个大屋的陈家祠堂里面。

祖父能住在这里躲兵，是因为他的两个舅父陈启发、陈更发都住在这里，凭借着舅父的面子，陈氏族人同意祖父在祠堂住下。这次祖父钻回洞庭黄家大屋，并没有住下来，而是把我也接到干坑源的陈家祠堂，跟他一起住下。祖母是小脚，不利远行，只好继续留在洞庭黄家，反正那里也是她的娘家。

我随祖父还是过河上岭，登芦岭冲山脊，下坡出冲，沿着这条野鸡路来到陈氏祠堂，住在上进西边的一个小房子里。当沿着这条山路走的时候，我很认真记住每个关键拐弯的地方，没想到后来真的派上了用场。

我住的这间小房子，窗子傍着后山坡，光线暗淡，地面潮湿，里面空荡荡的，一种阴森可怕的气氛，笼罩着两进三开的陈氏宗祠。祖父和我两人都是暂时的住客，怎么也不能把它温热起来，何况祠堂距离陈家大屋还有百多米距离，谁会来这里串门呢？

祖父白天外出时，交嘱我不要离开这里，晚上他回来就带我去陈家大屋他舅父家里扯谈。祖父说选住在这里的原因，主要是干坑源这块山区很僻静，日本鬼子怕游击队，不敢进山冲；国军“粮子”也不来，因为交通不便，没有通往小长沙的道路。

住在这僻静的祠堂里，日夜都赶得鬼出。后来这里突然热闹起来，磨刀霍霍，杀气腾腾，哀声惨惨。这种恐怖的气氛把我给吓坏了，在一天下午，祖父还没回来，我偷偷逃跑了，沿着我记住的野鸡路，连滚带爬的逃回了祖母住的洞庭黄家。

当我爬到豺狗坡山顶上，一眼看到舅祖父屋后的松樟结义大树，证明我没走错，我高兴极了，很快滚下坡来，跳过踏水桥，沿着塘埂上的小路一溜小跑，就进了大屋的槽门，过了中门就到了上厅的茶堂门口。祖母很惊奇，抱着我哭了。傍晚时分，祖父寻到洞庭黄，看到我已经回到了祖母身边也就放心了。

我逃走的原因，是害怕干坑源陈家祠堂那恐怖得要命的场面。

有一天，自卫队押着一个男子进入祠堂，说这是日本人的“探子”。一顿捆绑吊打之后昏迷过去了，用冷水泼醒，再反绑着双手“吊边猪”，哎哟的惨叫声非常可怕。有人用点燃的香火去熏烤“探子”的鼻孔，但直到鼻孔熏出了血，他也不承认是探子。最后的刑罚是夹竹杠子，一阵惨叫之后，“探子”瘫在地上。另外一个人在天井边磨马页子（马刀），说准备开斩，后来听说这个人被冲死了（枪决了）。

自卫队是以陈岐凤为首组织的地方武装，只有步枪和马刀。他们有时出山去偷袭日军，有一次还牵回来一匹马，当场宰了。出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搞枪支子弹等。不管日军国军，凡是离队的带有武器的军人被他们撞到了，很难逃脱此劫。

陈岐凤家族是这个干坑源陈家大屋聚族而居的主流，起着操纵家族和地方的作用，好猎善拳棍，免不了多有横行霸道之举。陈岐凤有五兄弟，其弟陈鸣凤做过国民政府的绥和乡乡长，这种政治靠山更使得这个大家族气势非凡，谁也不敢与之争高下。

到土改时，陈岐凤被以恶霸之罪镇压，那些被冲死（枪决）的“探子”，都被算做了他欠下的血债，因为所谓“探子”，是真是假没有证据，不过是从外地来的生人而已。记得后来有人谈论着，他们把这些所谓“探子”的心肝挖出来煎熟吃了，煎炸时心脏还在锅里跳动着,听了令人毛骨悚然。

我既然逃回了祖母那里，祖父也只好搬回来跟我们住在一起了。他也没有再回到老家的打算，想重操旧业做染工，于是舅祖父黄季堂和堂舅父黄条叙两人入股，决定到灵官嘴去开染坊，由此也结束了这段在洞庭黄家大屋的篱下生活。

十  灵官嘴

由洞庭黄家大屋溯溪而上，经芦仙寺、大坡口、龙胆口、白杨坪、潘家盆逶迤北上，便到了我们的下一个漂迁地——灵官嘴。这里的住户大都姓江，只有一户姓游，两户姓沈。我们就租住了东家江吉盛的两大间两层的砖木楼房。楼面西南两向有跑马吊楼，便于晒布晒纱。楼下靠近溪边，便于漂洗纱布。这里和其他住户只隔一条便道，祖父就在这里开起了简陋的染坊，地方人称祖父为苍老板或沈师傅，称祖母为老板娘子，我就过着村民眼里小公子一样的生活。

这套住所的墙体是用黄土夯筑的，本地统称筑墙，保温隔热，住着很舒适。底层的双扇门开在通道一侧，外间是漂染间，有两口大染缸在土筑的灶膛里，开两个灶口通向染缸底部，冬天烧起糠头火，防止染缸冰冻。缸口靠墙一侧，有一个俗称牛角架的拧衣架子。

祖父从染缸里捞出染色的布或纱，把一头挂在牛角架上，双手抓住另一头，用力拧出那黑色的、蓝色的、棕色的染汁。因此，祖父的手常年是黑色的，指甲和掌纹里黑色更深，这双手也就挂了牌—染匠师傅。

里间靠窗子一侧的地上，安放着一块碾布底板石，底板石侧边有一条非常牢固的矮木板凳，一块倒八字形的碾石侧靠在板凳上，碾石底部很圆滑。

祖父碾布图

祖父把染好的布匹卷好放在一个木架上，然后把折叠整齐的布绕在一碗口粗的柞木辊子上，再把辊子放在底板石上。然后双手紧握住吊在空中的扶手杠，整个身子左右摆动，碾石即在辊子上左右滚压，使布面受到均匀的碾压。

结束时，祖父左脚用力一蹬，右脚松劲，碾石就向木凳一靠，然后就把辊子取出放在木架上，退出碾压好的布匹，折叠整齐，有棱有角的摆在一起，用划粉在布面上写上姓名，祖父不会写洋码子（阿拉伯数字），就标个土码子。

碾布是染坊最后一道工序，也是最重要的一套工序，起着平整板扎和出色亮光的作用。不能踩碾石的染工是不能称师傅的，没有踩碾石的布既不门面，也不好裁剪。裁缝师傅最怕那种没用碾石加工过的棉布。

从这间碾石房上二楼，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卧室，保管和储藏室也在楼上，二楼有个小门通向吊楼收晒纱布。

晚上临睡之前，祖父要认真处理好灶弯里的火星，关门上闩，再加上一根杠方。祖父说，纱布都是客人的，防火防盗是最重要的事情，又说捡好场是在学徒时就习惯了的。

祖母除做点针线外，有时与东家的新婆婆一起到山冲小溪的清水凼里钓虾子，到石头底下翻螃蟹。冬天我的头上戴着一个帽尖上有绒球的冲天帽，跟着祖母坐人家（串门），听婆婆老子翻烂布袋（讲过去的事情）。下雨的时候，祖母就喜欢带我到老姑阿婆家里去拣油茶壳里的油茶籽。就这样玩玩闹闹的混日子。

每到吃饭的时候，我端一碗米饭站在外门口，边吃边喊。邻居的孩子也端着一碗薯丝饭出来，分一半与我交换白米饭。有的大人说：吃了薯丝饭就肯长，就有力气，因为薯丝是米饭里的钢筋，脚有了力气，经得累，上山下坡快如风。这样，我和邻居的孩子都很合得来。

这种饭碗里的交易，使他们很羡慕，因为我是苍老板的孙子，是从吃白米饭的里来的人。地方人喜欢把种水稻的开阔地带叫里，把种红薯包谷的山区叫内山里。有人编了个顺口溜：

到了红花尖，扶起路来齐了天；

到了黄浒洞，番薯齐屋栋；

到了灵官嘴，三根薯丝扛粒米。

红花尖、黄浒洞和灵官嘴，都是内山里的地名。内山里的女孩子嫁到里，就说是从薯箩里跳到米箩里。

每到晚上，灶弯里的通勾[4]上总是挂着一个砂汤罐，里面煮着的野兽肉发散出来的香气很是诱人。祖父说：尽你吃，只是还烂，板栗子也烂。打铳(打猎)的人舍不得吃，钱的人吃不起，这些都是了账还债的。

邻居有个依主老倌子，是个独身，常年住在姐姐家里，以打铳为生。他打了山羊和獾、风猪、野猪等都要送售出去，有时也送到岭脚下去卖，岭脚下是当地人对长沙县青山铺一带的称呼，因为金盆坦的山脚下就属长沙县管。

有一晚，正在吃夜宵时，有人敲门了，一个半生不熟的人送来一张条子就走了。只听祖父和祖母说，又是一个“上条”。后来我才知道这种“上条”就是要钱要米的上缴通知单。原来从国军脱离出来的一个叫张生的军官，在小长沙带领一些残兵败将，组织了一支名叫张生部队的草莽部队，地方人俗称“驼子兵”，盘踞在长、浏交界一带的山区，不少地方人也都参加了。

于是这个本来清静的山区也不清静了，更不安宁。地方人评价驼子兵的顺口溜是：一掰包谷二抓鸡，要钱要米也收衣，还要（穿）走一双烂鞋的（读“嘀”）。祖父知道驼子兵是惹不得的，要东西也是个无底洞，社会情况如此不安宁，加上欠账也老收不回，祖父于是就开始另做打算。

我在灵官嘴只过了一个大雪厚冻的冬天，尾随着周兰兴、江风贤、周浦开等大孩子打雪仗。我们背的木制步枪都是张寄祥木匠做的。大家翻山越岭，上到石子坑、蜈蚣垴，下到潘家盆、白杨坪。套鞋都被冰雪割烂了，穿布鞋又不能出门。于是山区的孩子就大人的木屐，这种木屐的鞋帮都是牛皮做的，形似拖鞋，穿上布鞋进去就可，出进方便。鞋底是坚实的木板，底下钉上三颗又高又粗的铁钉，很能防滑，山里人穿着能上山下坡，走泥路最稳当，石板上反而要小心。

我很羡慕他们有木屐，就学着做了一双竹筒鞋。找来两个直径比脚板要宽一些的竹筒，中间有节，节上前后劈了两块与脚板一样宽的缺口，放上木板，左右留下的耳子正好夹住脚板，系上绳子，节下方就是圆筒。这种竹筒鞋走路也防滑防水，只是要注意调节平衡，实际上就是一双矮高跷了。这个大雪的冬天，我就是穿上这双竹筒鞋玩开了。

我在灵官嘴不能老这样混日子，祖父母可能老早就在关注这个问题，觉得应该是发模了（启蒙）。可是从新塘冲到洞庭黄到干坑源，到目前的灵官嘴，躲开了日军和国军，又碰到了驼子兵，为了安全和生计，谁也无法安排孩子的读书问题。

但是祖父说决不让我当瞎眼师君（文盲），多少要开一下眼。于是把我带到灵官嘴以下的潘家盆，来到一栋木结构的大屋里。上栋东边靠天井的主人叫潘魁吾，号俊良，裁缝出身，但有一点旧文化，高挑的个子穿上长袍子，是潘氏家族里的头面人物，也是地方上下的绅士人物。

在茶房里坐下，主人热情的作了一些招待后，祖父把想让我发模读书的事情向潘先生介绍了，潘说要我明天去。次日，祖父送我到了这个大厅里，潘先生把一幅中堂大小的孔子像挂在厅堂正面墙上，方桌上摆了白酒和供果，桌前地上铺了蒲团。我遵先生嘱，向孔子像三拜九磕首，祖父还放了一挂鞭子。

这幅孔子像平时收藏起来，只露出写有天地君（亲）师位的家神榜。后来我才知道，写这五个字也是很讲究的，所谓天不离人，地不离土，君不开口，不闭目，师不离位。意思是指：写“天”字的四笔要紧紧连在一起，显示天下是以人为本的；写“地”字不能左右断开，土与也要连结在一起，显示皇天后土；写“君”字时，下面的口字全封闭，表示皇帝不随便讲话；写“”字时，里面的“目”不能封闭，留一点开口，表示能认六亲；写“师”字时，左右结构要紧靠不离开，上下平头平脚，显示师道严谨庄重。

祖父给我配了只小楷毛笔，一条龙门墨，一个青石方砚池，几个中小楷书写本子，一本《集韵增广》就是课本。祖母用棉布缝了一个有盖子有背带的书包，我背着这个装有文房四宝和课本的书包在潘家盆读了7天私塾，在从灵官嘴到潘家盆的上下坡上往返了28次。

每天早饭后来到这个厅屋里，把书包放在小方桌上，坐下来唱读前一天先生领唱的那几句呀口腔：昔时贤文，诲尔谆谆，集韵增广，多见多闻……

先生拿着课本叫背书，背到哪行哪句，就用笔打个记号，再领读后面的几句。先生并不解书，只是把读音和字形结合在一起，达到认得出读得出而已。除唱读外，其余时间就练写毛笔字。发模的学生只能按摹本描填，首先由先生捉住我的手来写字，很快我的中楷字就写的很工整了，先生用红笔加圈，特好的字打了三个圈。

潘先生的儿子潘汉昆比我年长，正在读《幼学》，可是写字不认真，先生大发脾气，骂他比不上我这个读“昔时贤文”的，就在厅堂里追打他。先生说我有悟性，有天分，不几天就背到了“风流浪子莫效颦”那句。

但就在背到“风流浪子莫效颦”，先生再也没来上课了，厅堂里又恢复了原来的老样子。这时我的文房四宝和那本课本就藏在灵官嘴染坊的楼上，可以说是束之高阁。邻居大人们再也不逗笑我读“鼻屎粘喉咙”了，原来他们总是把我课本里的“昔时贤文”谐音成“鼻屎喉咙”。在后来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里面，我在“鼻屎喉咙”那本书里发现有很多有用的警句，如“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入山不怕伤人虎，只怕人情两面刀”……

潘家盆一时很风华了。所谓地方很风华了，就是很嫖赌了，有了屠栈，也有南货铺，驼子兵时常出没，朱家洞那边的朱六寿常骑着马上下游荡，干坑源的陈岐凤和陈鸣凤也来到这里，用他们少有的步枪来打溪水里的白脑红排鱼，赌场也吸引住了一些不三不四的闲散人。

总之抗战胜利后的农村，特别是这深山僻壤、聚族而居，以潘家盆为中心上下不足十华里的地方，别有天地。说它安宁，可是有很多人加入了张生部队，成了驼子兵，地方不得安生。说它乱吧，有很多乡党名流在这里来来往往，都是威震一方的头面人物，谁也不敢乱。

我的潘魁吾先生，授业一个星期的启蒙老师，违背孔老夫子克己复礼的宗旨，卷入这一流了，竟然也成为了张生部队的一员。可叹我的先生变成了驼子兵。

等到土改时的一天，我站在九龙山的壕基上，忽然看到一个五花大绑的人被从石江陂陈氏宗祠里推出来，一直押到祠堂门口的河滩上，突然一声枪响，犯人倒下了。我跑到河滩上，看到脑髓和鲜血喷散在砂石上，插在犯人背上的牌子写着“死刑犯潘俊良”，原来倒在血泊中的竟是教授我“昔时贤文”的潘魁吾先生。

祖父几年经营染坊并没赚到钱，还要靠喂猪种田来辅助基本生活。于是在土改前搬回了大地坪的老宅，辞走了租住的徐腊霞家人，清理打扫环境之后，就把我和祖母送回到这个老屋住下来，他自己在灵官嘴留守了一段时期，处理财务账目后也回到老家。祖父说，这段开染坊的日子好像图利不多，但也没亏账，混了一家三口的生活而已。

回老家的第一件事就是送我到宝乔祠的淳化初级小学启蒙读新学。

沿桃美洞大地坪老宅南侧的小山嘴，向东延伸到一百米，尽头叫团山嘴，山嘴下的平地上有一栋三开两进的建筑叫宝乔宗祠。这个祠堂是四十一世浏阳北乡始迁祖远宁公的四十五世玄孙世诚公、世海公后裔所建的一个支祠。世诚公居其长称宝公房，世海公居其弟称乔公房。故宝乔宗祠是宝公、乔公的合祠。

远宁公裔沈氏宗祠图

启蒙的淳化初小——宝乔宗祠

南侧附设的大房子就是众姓合建的淳化初级小学，我就在这里受到启蒙教育，度过了三年半光阴。

难忘的事是打屁股。我读初小一年级，启蒙老师姓陈。他经常参与地方活动和应酬，学生无先生管束，不可能自觉规矩。何况是四个不同年级的复式班，年龄差距很大，小的还在流鼻涕，四年级的已经接近成年。

在一个晴朗日子，两个社会青年和我校大同学在室外草坪打了一场热闹的架。第二天老师上课时板着脸孔来处理，大家都怕得要命，只能哆嗦着身子听候发落。陈老师从讲台里拿出一根四尺长没有抛光的竹片条，搬出一条长板凳，这就宣判了打屁股的处罚。

挨打次序是从肇事参打的大同学到观看呐喊的小同学。都是自己脱下裤子光着屁股，俯卧在板凳上，两手抱住板凳的木脚，两腿分开夹住板凳。老师没有宣布谁该打多少板，也没宣布该打到什么程度。当打到老师认为可以收手的时候，白嫩的屁股当然也就皮开肉绽了，至少也红肿得很厉害了，或者是“哎哟”的叫哭声慢慢微弱了。总之老师不想打你就不挨打了。老师自知失职，当然以“打个满堂红”来出气。我也没能幸免，一个多月才长好结疤。

此后，我们视老师如老虎。“严”师并未出高徒，只有陈赞黄、陈意龙、陈凡宋三个人后来学了铁匠，成了本地技术较好的打铁师父。可事情很凑巧，到土改时，陈老师也被关进了土改法庭，审讯时也是惯用打屁股的刑罚，当年挨打屁股的大个子学生中，有的当了民兵，充当了行刑手。

陈老师被打屁股的程度比他的学生要严重得多，不只是红肿皮烂，而是死去活来，直到招供认罪盖上指模为止。我想也许不是学生长大了有意去报复老师，而是在暴风骤雨的土改运动中，青年民兵在阶级斗争中的一种积极表现。

住在宝乔宗祠的最后一年，我读四年级，换了一个叫焦梅生的老先生，憨厚老实，同学们上课总是专心看他那个向左边歪斜的鼻子。我在上课时偷着雕刻皮影人物、描画各种脸谱，他也不怎么批评我。

他还在课余时间教我学了一些关于丧礼的应酬。因此我常与几个同学在三善祠里练习祭奠仪式，那里有口庞大的吊钟和大鼓，还有铁磬。把神位当灵位，把香炉当香案，把蒲团当拜席，我们学会了家祭、客祭、成服和夕奠、绕棺等丧仪。大人们也认为这是正经的行举，于是每逢正式参加丧礼时，我就成了一个小礼生。住在宝乔祠的住户必须负责三善祠的敲钟击鼓和焚香点灯，因此我也朝三暮四地管了几年香火。其实是敲钟打鼓吸引了我，纯粹是好玩，并非一个虔诚信士。

难忘的印象是宝乔祠前面的跨渠木亭子。亭子中的几块大青石又光滑又平坦，是我们经常驻足的地方。青石板上练习圈空心字、画画、下六子棋和五子飞。下棋时发生争执，就脸红耳赤打闹一通不欢而散。1962年我回到老家时，宝乔宗祠改建成猪场，三善祠夷为平地，青石板搬走做了桥板……留下的唯有童年的依稀印象。

小学第一册的国文课本，第一课内容是：来来来，来上学，大家来上学；去去去，去读书，大家去读书。朗读也不再是读昔时贤文的土话，而是读汉音。所谓汉音，既不是长沙话，也不像普通话，可能是一种官话的发音。第一天，我拗不转从土话到汉音，急得哭了。

还有生计问题，祖父早出晚归，从老家北上到欧公，进鹰嘴洞，翻耙头岭，下杉树山，过小河，到廖家码头上的廖全兴老板那里去当染工师傅。

这段打工的日子没过多久，祖父还是回到老家，一边耕作那四亩二分稻田，一边与赤马乡的辜仁寿合伙在宝乔祠开染坊。

经营这个染坊是相当原始的染印方法。染料取材于植物色素，例如捣取蓼蓝叶汁可染青兰两色；蒸煮化香树的果球可染棕色；山毛榉的叶子浸在黄泥水里能染灰色；发酵的淘米水等含淀粉废液能脱脂去污；用倒八字形石灰岩石料压在卷着染色布料的木滚上，来回辗动，抛光出色，等等。

染印花布就更复杂。一种是用刻花纹的油纸板压在白布上，用豆浆石灰糊在雕孔部位，待染色后再刮掉石灰浆块，清洗后现出白色花纹叫印花布。另一种就是在白布上连续结扎死结、染色，清洗后露出菊花状的白色花纹，这是很廉价的扎染花布。

我们一家三口也就住在这个祠堂里，祖母纺纱织布搞茶饭，下雨天，我从家里走到学校读书，不用打湿脚。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提心吊胆的奔波生活，算是安定下来了。

1949年后，我只从灵官嘴路过一次。那栋有吊脚楼的染坊，在1954年被山洪冲走了。东家江吉盛划了地主，邻居江文盛也划了地主，与祖母一起去钓虾子翻螃蟹的新婆婆也已经去世多年。只有潘先生的儿子潘汉昆读书考出去了，当了吃国家粮的科技干部。他和潘家盆的族人们一直没有联系，是因为房族的亲属都不愿去石江陂沙滩上，收殓他父亲的尸体。至于那些用薯丝饭向我换白米饭的孩子们，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了，没有一个从这里走进学堂飞出去的。

灵官嘴复原图

自大跃进起，灵官嘴划归社港镇管辖，现在叫杨源村。扶贫款帮他们修了一条简易公路，经廖家码头，翻过深坳，进入了杨源村的源头—枫树坡。

十一  南普寺与永兴寺

1948年下期，宝乔宗祠的任课教师已经不再是那喜欢打屁股的陈先生了，而是换成了焦梅生先生。这时，我家为了生计，也在宝乔祠开了个小染坊，因此和焦老夫子是邻居。祖父母认为我的成绩名列榜首，就想让我跳级进入高小，焦老夫子也表示同意，于是1949年春节后，祖父就带我去南普寺高级小学应考。当时的校长是焦达谷老先生，他只是面试时目测了一下，背诵了一道九九乘法表，就表态可以入学。

祖父很高兴，马上用土车子（独轮车）把180斤大米、4斤油、4斤盐和120斤硬柴送到学校。这时他已50多岁了，但望子成龙心切，居然送我去读了寄宿。

南普寺高小的全称是南普寺联立高级小学，后来的石山书院和永兴寺高小就是从这里分出来的独立的高小。1949年后改名为浏阳县第三十九完小，即今龙伏完小的前身。1949年前，南普寺高小并没有独立的校舍，学校都设在祠堂庙宇里。算起来，我与祖宗菩萨打了三年半邻舍，其中与南普寺关老爷做了一年半邻居。

南普寺座落在今天的龙伏集镇南面一公里处，是一座西南向东北的关帝庙，建于唐庄宗同光二年，五开三进，砖木建筑。前面是牌楼式山门，里面是大戏台和班楼，戏台下两边的木栅内有木制的赤兔马。戏台前也有大地坪，地坪的两边有很长的看楼。班楼和看楼曾作为学生宿舍。

中进是关帝庙的正殿，学校每天在这里举行朝会和夕会。大家在这个阴森的空间里接受校长老爷的训话，受处罚的学生都是跪在关老爷的座前，因此气氛更显得严肃可怕。

正殿东边有侧门通往后殿，后殿只有观音菩萨有座案香火，那些十八罗汉二十四位诸天都乱七八糟的倒成一堆。老和尚就住在这里，他是外地来的铜匠，没什么文化。我们不太喜欢在森严的正殿驻足，倒喜欢到后殿来看老和尚打铜器。他也是末任和尚，中共建政后不久就回老家还俗了。

南普寺

1949年下期，学校里住进了两个年轻的解放军，但我们嗅不到任何政治气味。他们不太说话，来去都是静悄悄的。但是发现焦达谷校长去浏阳县城开了一段时间的会，一个叫游雅义的秃顶老先生也中途回去了。此外，两个知识青年也常来学校，一个是桃花洞（今赤马乡）的王平湘，一个是龙伏高塘冲的付丁山。

学校的管理顿时处于松荡状态，不过，学生会主席的权力此时变得极大，可叫同学罚站罚跪，也可罚停餐。熄灯铃响后，有人讲话就叫你跪在床前。盛饭时嘴巴动了一下，就要跪在饭甑前。开饭时，这位姓陈的主席叫声“开动”，食堂里只有筷子和调羹的声音。主席叫声“放下”，伸到饭碗里的筷子也得放下，吃个半饱也无可奈何。

开学生大会时，陈主席讲话以后由大家举手发言。规定的模式是：先举手，再由主席指定，通报，李××提议，然后再举手，张××附议，最后全体举手表决通过。这些举手的都是大同学为主，小同学只听会，目标只是要保住不被罚跪。

到周六下午放学回家，周日下午返校时，大家的索口布袋子里装满炒米、茹片、剁辣椒、霉豆腐、腊精肉等。小同学都要送一部分给主席，不等主席来敲索才是识相。

但陈主席并没能扭转学校的混乱局面，老师后来只好搞了个评选坏人的选举活动。很讽刺的是，无记名投票的结果是：陈主席正字最多，位登榜首。

1950年上期，焦达谷校长因为担任过国民党三青团骨干，校长宝座被知识青年付丁山取代了。我们这时才知道，年轻的付校长原来是地下党员。到土改时，焦老校长被判刑送去劳改了，那个秃顶的游雅义老师，以叛徒罪枪决了。

付校长带领学生游行喊口号，举行排节目，打金钱棍，扭秧歌等活动。我们只是觉得学校气氛比以前活跃些，还感觉不到这个社会的大变革。

端午节前，学校的东侧坟坪里也枪杀了两个人，据说是沙市乡莲花塘人。几天后，家属来掘坟起尸，尸臭使得学校无法上课。我也因去看过那倒在血泊里的现场，受了惊吓不能入睡，只好休学回到宝乔祠。

1950年上半年，常来常往南普寺完小的人里面，有一个叫喻民生的老师，其实此时他已经当上了永兴寺完小的校长。这年下学期，喻校长从南普寺挖走了好几个学生，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到永兴寺读书，比到南普寺要远14华里，被盖柴米还是由祖父肩挑着送去。每个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

永兴寺完小坐落在社港镇北边的平浏交界处。据说永兴寺还是个老字辈的寺庙，地方都流传着“唐华严宋永兴”的说法。其实这里已经没有了菩萨，也没有钟鼓，当然更没有什么香火了，永兴寺已经成了学校的代名词。教室是寺庙的改装建筑，礼堂和食堂还是叫崇德堂、观音堂的原装建筑。

学校的厕所设在吊脚楼上，初到这里，我觉得很新奇，一是能看到自己的粪便落在粪坑的某个位置，二是凉风把屁股吹得冰凉，三是担心口袋里的东西掉下去。女生宿舍不在校内，是在隔学校半里路的上寺。据说上寺是永兴寺的尼姑宿舍，女生起床就寝必须集体行动。

学校还有一个监厨的制度。就是每晚12时起轮值监厨，两个学生经手从事务室把油盐柴米和菜蔬过秤交给大师傅。一边坐在灶弯里烧火，一边看着师傅做豆腐。等着喝了一碗豆腐脑，就开始打瞌睡了。其实夜里监厨并监不出什么来，只是流传下来的民主监督制度而已。反正事务长的油水是有不少的，在收缴实物时就做了手脚，后来有人在学校后山上也发现过几麻袋大米。

学校的师资力量也很强，大部分是高校出来没找到工作的知识分子，这个社会大变革的动荡时期，正处于一系列政治暴风雨即将到来的前夜，他们也正在等待命运的安排。

这时学校进驻了一个姓刘的工作队长，刘队长的行踪不定，也不与别人交谈，同学们最关心的是他那个闪光发亮的西式发型。喻民生校长也开会时间多，在校时间少，每次回校总要集合训话，谈的内容无外是新中国的形势。

政治空气越来越浓。喻校长组织了一次国庆游行大活动，学生们高举着漫画标语牌，打着锣鼓，喊着口号，演着白毛女，墙报特刊也办得红红火火，校长每天的训话总是那么威严而神气十足。

似乎学校是在平静而紧张的轨道上运作。可是在临近期终的某一天早上，学生们带着惊恐的神色互相告知之，昨夜喻校长和我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寻振黄老师被捉去了。老师们也互不说话，学校气氛越来越阴森冷酷，以往的热闹气氛不复存在，从老师们阴沉的眼光里可以体会到未来的预感，他们都在考虑自己的前途。

喻校长和寻老师被捕后，同学们写了一个请求释放两位老师的报告，由四个同学徒步送到关押犯人的地方，也是土改前的区政府所在地。接待的官员接收了我们的报告，说：你们回去好好读书等待。这应该算是地方上下有迹可寻的唯一一次小学潮。

这年土改开始时，寻老师还是被判刑送去劳改了，罪名是三青团骨干。六十年代刑满释放后务农监管，八十年代当过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九十年代初病逝。

喻校长则在土改时自缢而终。据说他被关在临时法庭的小房子里，听到法庭打屁股的惨叫声，因为自己已经受过打屁股的痛楚滋味，就与隔壁（木板房）的乡长陈鸣凤共系一绳吊颈自毙。次日被发现自缢后，每人又被各补一枪。

又据说喻校长的罪名也是三青团骨干，更重要的是在他家里召开过一个应变会，所有参加过这次会的人，都在这个法庭上挨过打屁股。“打屁股”这个词流传非常深远，因为要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招供为止，所以当时有一种谈“打屁股”色变的恐惧气氛。执杖的民兵后来也传出一种打屁股的经验，如果手高杖斜着力在地板上，屁股受伤轻；如果手低杖平着力全在屁股上，便是皮开肉绽了。民兵们说，由于有人情关系的存在，就悟出了这两种打法。

寻振黄老师被捕后，接管班级工作的是一个音乐老师，于是在松松散散的情况下我们就马马虎虎的毕了业，我们这个班也是永兴寺完小最后一个毕业班。1951年上期，学校就迁到社港镇上，正式挂牌为浏阳县第三十八完小，即是现在社港完小的前身。

十二  合八字与卜庚

我随祖母住在洞庭黄老外婆家的时间很不少，老外婆育有四子三女。四个儿子都是牛高马大的大汉子，两个大儿子叫绍堂、印堂，都先她而去世并且无后。第三个叫洗堂，第四个叫季堂，也无后，但后来从二房入继了一个孙子为嗣，于是一人四祧，承继了四炉香火。

老外婆的三个女儿，老大出嫁不久就去世了，我祖母是老二，只生过一个男孩，早早夭折，于是从族上文齐房入继我承嗣为孙，这是辈分的原因。实际上，我生下只三个月母亲就病逝了，由祖母催乳、讨乳、煮糊而抚养长大的，所以情同母子。

老三即我祖母的妹妹生有五子三女，虽命很好，但生活却很艰苦。听祖母多次这样说：八字很重要，影兰（祖母妹妹）一个人生八个，我们六个人一个都没有，这是一张蛮刮的八字。但这时我对八字当然还毫无概念，只知道时有盲人来上门算八字。

洞庭黄大屋的槽门西边进去的横厅叫新厅，这栋上下两进一过厅的木结构厅堂比大屋正厅要苏式一些，也显得气派一些。东边的住户是个叫黄宗模的老人，祖父母让我喊他宗舅阿公。他文化不高，但有一定的舌辩能力，在地方讲得话灵，被称为有话事份的房中人。加之他有三个儿子，于是成为人兴财旺的绅士级户头。

祖父每年都要到老外婆家里来拜年，也必须带我到新厅宗舅阿公家里去拜年。小方桌上摆四或六个冷盘供下酒，用长颈锡壶温热自己酿造的谷酒，再从细长的壶嘴巴里泻出一根细白线，酒杯很快就满了。大人们一直在谈论什么，我一概听不进，也无心去听，屁股还没坐热，就和孩子们玩去了。不久，孩子们都说映妹是我的婆娘，互相追打着。

原来宗舅阿公的大儿子黄雁秋有三个女儿，大的叫冰雪，次女叫映雪，三女叫厚雪，而黄映雪和我的婚约就由双方长辈定下了。第一是要年龄相当，第二是要合八字。当时风俗是男人八字满天飞，女人的八字定就归。即男人可以把八字公开写出庚书向女方求婚，而女方的八字是不公开的，要根据男方的八字卜算查对。如果相生相合，女方才把八字公开，向男方递交庚书，这就叫合八字，也叫卜庚。

此时女方带着庚书到男方把婚事定下来，这日就由男方办午饭。如果定不下来，女方就不在男家吃午饭。常说这是一片黄茶叶定了须弥山，一般是不能违约退婚的。

其实男女双方合八字卜庚并不是决定婚姻的唯一因素。根本因素，是双方父母的身世、地位、财产的门当户对。由父母之命，伴以媒妁之言来成就婚姻。良缘夙缔佳偶天成的宿命论决定了婚姻不必自主，既然八字已经注定了你的婚姻，前世修来同船渡，此世修来共枕眠，同床异梦的夫妻们，也都心甘情愿地、无可奈何地接受着父母安排给他们的现实。

不知哪一年，地方流行自行痘，就是天花，收走了不少孩子的生命，特别是寒沙塘和均家坊等邻村，各户的小孩都没逃出魔掌。哭声凄惨，夭坟堆满山坡，弥漫着一片谈痘色变的紧张恐惧气氛。有一天祖父母都默无声息的留着眼泪，说映雪种自行痘要得（夭折）。

在我的印象里，映雪是个白皙高挑的女孩子，在洞庭黄一起玩耍的孩子中，这是一个五官非常模糊的记忆。祖父母似乎认为我的八字硬了，又在暗箱操作中，寻找那门当户对的女孩子。这是飘忽在童年中的一种记忆。

关于卜庚，一般人家只查一下八字，不相克就可定婚。极少数人家不择食，一个只要有人来，一个只要有人要，俗称一个寻锅补，一个寻补锅。但高档次的门当户对，不仅要卜庚，还有一件伤脑筋的文墨麻烦。那就是男方送到女方的庚书上只写了一边对联，女方如果合了八字，就要到男家把对联对好才能吃午饭，表示婚约成功。有时为了这首庚书上的对联，女方要去四处找老先生帮忙，由此午宴推迟到下午也是常有的事情。

这是一件显示文墨水平的事情，也是一件很要面子的事情，族人通常把它看成“输了寡人不能输国”的文墨面子。例如水口罗家与毛田朱家庚书上的对联，入男女双方地名：

三尺罗裙遮水口

一只朱笔扫苗田

又如楼古张家与塘泉吉家的庚书联，入男女双方姓氏：

乾坤开张

子孙逢吉

也有难度大的长联，我记得一首是：

乾为八，坤为八，八八六十四卦，卦卦乾坤定位

鸾异常，凤异常，常常两无声，声声鸾凤和鸣

一般的人家，写个通用的：好合二姓好，欢联百岁欢。随着合八字和卜庚的消失，地方口头流传的庚书对联，也就在记忆里慢慢消失了。

七十年代末，我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一次偶然机会碰到了黄厚雪，她提起我与她姐姐映雪的童婚旧事，使我脑子里又勾起了一幅合八字、种自行痘的童年故事。但我的庚书里写了一首什么样的对联，我就无从知道了，因为这是大人们干的事情。

十三  童年的婚礼

黄映雪的夭折，给祖父母带来的悲伤和打击并不是持续的。他们瞄准的另一个门当户对的亲家，是隔洞庭黄很近的下张。我们去老外婆家要经过一座左右晃动的木桥，桥那边右坡上住着四户人家，都姓廖。其中廖文光、廖再光、廖炳光是亲兄弟，另一户是旁系。

老二廖再光官名廖愚，是国民党员，也做过绥和乡乡长，是地方的政要人物。廖乡长经常骑着马来到我家大地坪的老屋里，这也是他寻花问柳的老地方，因为老屋横厅里一位寡妇是他的老相好。马在地坪里，祖父把盛着稻谷的搪瓷脸盆端过来喂马，却被马蹄一下就踩破了。但祖母有气也不敢声张，因为算起来廖乡长是我们在廖府上的亲家叔，一个染工师傅能巴结上这号亲戚是一种荣耀。

原来廖乡长的哥哥廖文光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大女儿仁秀、二女儿贤秀都已出嫁，只有一个晚女端秀还是孩童。长子廖湘涛在湘北中学读书，小儿子叫湘雄，后来在端秀出嫁时当过押轿的高亲。

廖文光有一定田土，做些经纪生意，傍着乡长老二的面子，当然成了地方的出头人物。但他为人随便厚道，一个笑面皮，好酒健谈，所以地方都叫他文天经。祖父与他交往多年，下张也是常来常往的地方。于是祖父和文天经就暗箱操作，一概包办，定下了我和他晚女廖端秀这门婚姻。

什么合八字卜庚都是大人们的事情，我的记忆中，全部是祖父在紧锣密鼓筹划替我收亲的事宜，到浏阳县城去购虾仁、平肚、西米之类的东西，请我叔阿公明老星去黄浒洞慈王庙租遮天井的帐篷布，还有租毡条、红轿、牲笼；还有请厨师、请走动等；还有请沈湖村先生写对联、写书帖等。那时我还没发蒙读书，在这前前后后的热闹场面中，我只是和孩子们昏天黑地的玩。大人们说为我收婆娘办喜酒，我只当耳边风。

收亲那天，正厅里的方桌上摆着八仙过海的屏风以及香炉花瓶，当红轿把新娘抬到厅堂时，祖父牵着我掀开写着金花诰封的轿帘。小小的新娘头上盖块蒙巾，穿着花衣花鞋，由一个有生育的中年妇女把她牵下轿。我的装束是长袍碗帽，穿的折头便裤是用五色纱线织成的裤带扎紧的。

拜堂礼仪由两个礼生喊礼，还读了一篇迎喜神文。大人们牵引着这两个天子穆穆的新郎新娘走了这个过场后，就进入洞房。洞房里除铺盖衣箱床凳之外，再无其他装饰陈列，还有几首客人送的纸对联挂在靠厅堂一边的木板墙上。记得一首是：双手推开窗前月，一石击破水中天。女方过来的高姻先生当日下午都回去了，只留下那个当押轿高亲的小弟弟，陪着姐姐住下来。

隔日就是回门酒，祖父带着两个幼稚的小夫妻去下张吃回门饭。廖文光称祖父为侍翁，祖父称廖为姻翁。亲家办过门酒，本来是另择吉日发邀书的，因为新郎新娘都是十把岁的小家伙，一切都靠大人提携调理，只好新娘进门与廖氏姻翁过门一并办了，新娘回门与沈氏侍翁过门一并办了。

这桩婚事就这样结束了。以后的日子是各住各家，每逢节日或者生日，祖父带我去接廖端秀来过会期，这件婚姻大事只对祖父母而言是件大事，所谓了子平之愿[5]。我虽然是个小孩，脑子里也从此存了一个“婆娘”的影子，但没有一点婚姻的概念，更不可能有从人品、个性、身材、文化、姿色等方面去观察和品评一个女人的能力。所以童养媳是不存在什么爱情的，纵然长大成年，也不过是生男育女阴阳配合的模具。幸福的极少，痛苦的占绝大部分。

祖父的设计也是失败的，我后来才知道祖父对这门婚事的盘算。

他经营染业多年，祖母纺纱织布，用血汗换来了四亩二分稻田，又在芦仙寺山区买进了半亩山林，收债写进了一冬水田，大地坪的老屋也整修了一番，手头的用度还很活络。对上几代人来说，祖父母是有功的成家子孙，在地方人眼里看来，祖父也是个好户子，一些绅士们也愿意与之往来。因此他把筹办这场婚宴也当成一个炫耀的机会，事实上来赴宴的客人也有不少穿长袍戴统帽（礼帽）的，连泮春财东周大山也发人送来一幅中堂。

但祖父在春风得意中没有想到共产党就要来了，共产党来了要实行新婚姻法，要反对包办婚姻，要取缔童养媳。更没有想到共产党来了要实行土地改革，要根据人均占有土地来划分阶级成分。

共产党来了我们才知道，廖端秀那个在湘北中学读书的大哥，原来是个地下党员，他浮出地上成为浏阳文工团的秘书。不知哪一天，廖秘书把他妹妹的包办婚姻废了，几件嫁妆也抬走了。没有任何手续，也没有任何口舌。这一天，我不在家，回来后祖父讲给我听的。

此后，我再也没看到过廖端秀，印象中，只有一个童年留下的轮廓：高高的颧骨，圆圆的眼睛，中矮的个子……

人走了，也带走了八分水田。于是土改时我家的平均土地只有一亩四分，划了个中农成分，成为当时可推可拉的团结对象。这是祖父在这场童婚运作中得到的唯一好处。

十四  金圆券

在湖南和平解放的前夕，大人们闲扯的时候，都说风潮蛮紧。我地是国统区，对于共产党、解放军方面的消息封锁得水塞不通。祖母千手万手纺出的棉纱，千梭万梭织出的土棉布，都堆在那厚实的木板凳上，上面压着一块平滑的青石板。祖母把这纺织出来的几十匹棉布，看成是家里的一笔财富。如果真的共了产，她的劳动成果就白做了。如何处理这一担多（四十匹）棉布，成为祖父母目前的紧急大事。

长沙的风潮更紧，祖父别无选择，只身挑着这担土布，两头黑才赶到浏阳城。但街上已经是满目萧条，找到原来的行业熟人也无法帮忙，都是唉声叹气地说：这么紧的风潮，谁敢进货哟。无奈的祖父只好又挑着这担土布直奔大瑶镇，但这个距县城四十多华里的工商名镇也是死一样的气氛，祖父成了一条死蛇，只好雇了挑夫担到江西上栗。

上栗是一个小小的山城，还是有一部分做纱布生意的经纪老板。这是人到地头止、货到地头死的结局了。祖父狠心把这担土布低价丢出去了，把收进来一扎一扎的金圆券严实包好，又踉踉跄跄步行了两天才回到那个大地坪的老家。祖父有气无力地躺在那张刻着“长生不老”的竹椅子上，把一个包袱交给祖母，叹气说：脱货求财，卖了，是金圆券票子。

自祖父挑着那担土布出门以后，祖母几天来心急如焚，一种可怕的气氛充满老屋的每一个房间，祖父的可怜形象一直在我脑子里萦绕着。祖母说不要对外人透露阿公去卖布的事情，我和祖母两个只是火烧乌龟肚里痛。当时听到的消息是这里失守那里失守，这里有人被打死了，那里有人被捉去了。我生怕祖父的布被人抢走，祖父的钱被人劫走，甚至做起了更可怕的噩梦。现在阿公安全回到家里，本是件清清吉吉的好事。谁知道只隔了几天，金圆券突然变成了一钱不值的倒票子！祖父只好把这堆曾令他欢喜一时的金圆券，都丢到一个篾制皮撮里，放在楼板上的烟窗斗缝里。

祖父沉默着，他的内心一定是很痛的，可能像针一样刺着他的心。他来回走了四百华里旱路，肩头还压着百把斤布匹。这是走冤枉路，走闭气路，早知道脱货求财只求回来一堆废纸，何不把棉布留下来，留了黄金有时价，何况这土棉布是做内衣和被单的好材料。

祖母躲在屋里暗哭了几天几夜，慢慢地抽泣着。她只能一天吊十二回颈，自宽自解，或许阿婆她老人家想到了“退财折灾”这句俗话。她不想上楼去看这堆金圆券，但又痴想如果金圆券还可以流通就好了—这当然只是自我宽慰。到土改时，她亲手把这一皮撮金圆券烧成了灰，原因是她怕民兵查出来，划一个有变天思想的反革命分子，那是“发长子杀鸭子，抖都不要抖！”[6]。

果然在土改划成分时。有人检举我家有几亩田，有几担布，有好宽的房子，可以划个地主。经过土改工作组的调查，童养媳带走了一田，人均田亩不够划地主；清查家里也没有几担布，只有祖母起本时的烂絮棉花，更没有发现啥可分的胜利果实，于是只好划了个中农成分。祖母也终于想通了，退财真的折了灾。

当时流通的货币除了金圆券外，还有关金券。老百姓不相信这种走水的纸票子，手里有了纸票子，马上就囤货。最硬扎的货是食盐，其次是稻谷和茶油。日军占据时，两块光洋籴一担谷，一担谷换两市斤食盐。光洋又分大脑壳和细脑壳两种，还分开了堑的和没开堑的两种。当时的行情是一担谷换十斤茶油或者十二斤猪肉，所以好户头都囤货不留钱，而我的阿公阿婆，却把布匹换成了金圆券。这种既不囤货，也得到钱的做法，是坏事变成好事，无意中顺其潮流，避免了三十年的灭顶之灾。

还有一种只在本地流通的手写纸票子。这是本地开铺子的财东们发明的一种调节流通的缓冲措施。票子是竖式的，用毛笔写出大小不等的面额，盖上一方条形印章，如“徐益和兴号”、“尚有堂号”等，平时可到地方各商店去购货，不讲信用的票子有时也购不到货，到了年关只好到发票子的财东们那里去兑现金。祖父手里也存了一些这样的票子，花不出，也兑不到现金，叫做烂票子，可能也起到了退财折灾的作用。这种地方流通的商家票，只流行了几年，大约是1944年到1948年之间。

在这段时期，也出现了不少花纱布行，一些做花（棉花）布（棉布）生意的经纪人活跃在城乡之间，如龙伏的付志仁、寒沙塘的戴宇朋、打泥塘的焦志田、杜公塘的刘少锦、米龙嘴的刘次和等。他们都与纺纱织布的村妇们打得火热，把从村妇手里收来的棉布送到浏阳城出售，把得来的现金带到湖北朱河购回棉花，又将棉花去兑换土布。人一熟，就可做无本生意，即先赊走布，等赚了钱再给棉花。

祖母的盈利经验是靠赚浆水和手工。如果棉花上了潮或者夹了沙子，一定重量的棉花就做不出规定长度的土布。祖母她们就先看花，再给布。每匹布赚几两花，几次兑换后就能赚一匹布。为了使得布织得有手感，还要用米汤来浆纱，织成厚墩墩的布。好的纱手和织手，用三匹布兑换来的棉花能织出四匹布，而且织出来的布边整齐，布面平滑，手感板扎。祖母在当地可算是纺纱织布的通家，金圆券使她成为输家，最后划成分又使她成为赢家。

祖母纺纱织布的尾声，是在哭金圆券之后。她重整旗鼓又积累了几匹布，不幸被石江陂那个翻皮打卦的赌徒陈某翻摊子翻去了，陈同时在祖父手里赊走了四只小猪崽。这两笔账是钱落了英雄手，米进了叫花子袋。祖父把陈某家的门槛都跑出了个还是没讨回这两笔账。地方把这种无赖叫做强鼻子，到社教时，陈吊颈自杀了，这笔账就烂到了死人身上。

这是祖父母哭金圆券之后的最后一场输局。金圆券藏在楼上一扎一扎原封未动，都是号码未乱的新票子。当时饱了一下眼福，随即从眼眶里付出沉痛的泪水代价。祖父的染业不可复兴，祖母的纺织业也彻底落了气。家里翻箱倒柜也寻不到一块光洋，连铜毫子和穿眼钱都很难找到了。从此，家庭经济每况愈下，处于危急境遇。

如果祖母不烧毁那些金圆券，能闯过多个社会政治运动的生死关头，留到如今，或许能成为古董市场上旧票证收藏商的珍品。但如果冒险到“文革”时期，被红卫兵清查出来，将是戴个三尺高的尖帽子，背上五十斤的木牌子，得个游村上台坐班房的下场，甚至吃粒花生肉，脑壳开花。

还是莫哭金圆券了，祖父祖母九泉安息吧。

十五  源、洞、冲与太和

灵官嘴溯正溪而上，依次有游家、周家、杨家坪、枫树坡和石子坑，沿游家支溪而上有大家和下岭冲等，沿正溪而下有潘家盆、尚家漕、竹上、白洋坪、龙胆口、大坡口和羊须皂。

根据依山带水的自然条件，灵官嘴上下地段都属民国绥和乡所辖。土改时属石江乡范围，自1958年大跃进起，划入社港镇，命名为杨源村。

因此相对而言，杨源是个比较闭塞的地方。它所包含的坑、口、坡、坪、、槽、脑、岭、冲、嘴，确是按所在地形地势而留下的传统地名。

自芦仙寺以下到双江汇合的地段叫福源。洞庭黄被水库淹没，淹没一些叫坡叫嘴叫湾的地方，剩下毛家嘴、天井坡、豺狗坡及田背湾、欧公、鹰嘴洞等地方的人都自称是福源人。

从灵官嘴对门山岭翻而下，便到了蛇嘴岭。这里是上源小溪的源头处。顺流而下是梅树坪、茶坡坑、枫树、干坑源、麻方坳、羊角湾、美龙嘴、党上刘。溪水在石江与洞庭溪水汇合，汇合处以下称网江，流经龙伏汇入捞刀河。从汇合处上溯到蛇嘴岭的约七华里的溪谷地带现在叫上源村。这双江汇合的地方，叫石江。土改时的石江乡政府就立在双溪汇合处的刘氏宗祠里。

旧绥和乡西岸山区，自南而北有桃花洞、画眉洞、王源、白荆源、杨柳源、干坑源、大源洞和杨源、鹰嘴洞等长短不同的“源”和“洞”。

从杨源的龙胆口翻过深坳岭，就到了社港镇西陲的朱家洞和廖家洞，再向西北翻山越岭，依次为李小源、太源洞、小源洞、太和洞、平江洞、黄浒洞、大岭洞、偏洞和芭蕉洞。所以社港贫困山区都以“洞”呼之。

这些源里和洞里都留过我的足迹，自然环境基本一个样。从地貌地理结构而看，“源”与“洞”并没有什么区别，本地人的传统习惯对某源某洞的印象是一致的，习惯称呼，沿用至今而已。

某源某洞的下游多能冲积为，这也是一种典型地形。捞刀河两岸有很多这样的，面积可达数千亩之广，如社港的复陂，龙伏的复新，新开的大家等。我老家也有一宽而平坦的稻田，约千亩左右，叫太和。

大地坪老屋大门正对着太和。太和北至石家坝，南到靠近龙伏镇的仁寿庵。南北长五华里，东西宽一华里，很像一个橄榄核。网江从太和的东边向南流入捞刀河，河东有石家坝供水灌溉，河西有三联坝拦水入渠。

一条大路靠太和西侧贯通南北，周边住着陈、沈、潘三姓人家。因为陈、沈、潘三姓都分别是从河南颖川、荥阳、沈丘南迁而来，老人们都说陈、沈、潘其实是老家门，三联坝就是由三姓合建共管的水利工程。另有徐姓是由大路坪迁来的，虽然只有几十个人口，可中兴崛起的益和兴商号名噪一时，在管理地方事务方面也有一席之地。

三联坝如果开始架起水车车水，就说明太和的水稻干得蛮厉害。很奇怪，坝上不管怎么断流，但坝下的水是车不干的。车水的劳力由坝会分摊到甲上，甲长再指人到户。

三联坝旧貌

而前文说的新塘冲的“冲”则是一种地段狭长而水源不足的地方，一般只有小部分旱土，住户很少。

大地坪老屋的东面是太和，北面是塘尾冲，西北面是皂家冲，南面是尹家湾，西面后山叫焦家岭。其中的湾其实是冲，不过冲尾不是尖的而是半月弯形。以姓氏命名的尹家湾，曹家和方家塘，老人说从来没有这姓氏的人家住过，只有太和南面的方家塘原来有个方侍郎，田坎边的四方土堆是方侍郎的上马墩。方家塘以前是旱土，我以前也看到过残存的墙脚。

十六  外号

1.牛皮与天经

上个屋场叫对门屋场，是我宝乔宗裔迁于此地的祖堂屋。有个裁缝出身的汪牛皮，喜欢走门串户喝茶谈禅，谈起来既慢条斯理，又漫无边际，没有主题，此外还有沈四清等也称牛皮。不过，牛皮两字用在不同口语中，有不同效应。例如：“某人做事真牛皮！”这个牛皮即表示拖沓，说话不兑现。如说“某人真有牛皮，一年盖了两栋房子！”则此牛皮表示有本领、有块方。

也有的人称天经，如软桥组的培天经（潘培根）等。这种人说话多而且急，嗓门较高，稍有哗众取宠之态，于牛皮相近，但与之相比有明显的个性。

2.痞子与赖皮

现在所说的痞子是一些流氓地痞街痞之类的无赖之流。而我地的汪痞子（陈汪清）、闲痞子（陈闲僧）都是旧知识分子，有名气的文化人，和流氓地痞沾不上边。地方上把这种不修边幅、自由散漫的人称为某痞子，与地痞之流有本质的区别。如此类推，扬州八怪的郑燮也可称为板桥痞子了。

而赖皮的本义是推故不肯兑现的人，如本地的继赖皮（陈继纯）（都喜欢喊成继烂皮）。凡是做事不干练，说话嗦，不抓紧时间的人，都叫烂皮官士。俗话说：烂皮官士来了，椅子都要坐断一只脚。

3.黑时与时子

如沈国俊叫国时子，沈玉泉叫玉黑时，胡耀邦的老师喻科盈叫坚黑时（他原名叫喻坚茂）。所称黑时与时子的人，都是不畏强悍，带有一点霸气的人。所以黑时与时子没什么本质区别，习惯喊什么就喊什么。到21世纪初，还有一些青年称时子的，不过称黑时的人就消失了。因为称某人很霸气，就是很黑时，不能称很时子。我理解，习惯上认为某时子比某黑时要霸气少一些。

4.霸蛮与霸王

做事不遵循可行性规律，凭主观做事，或坚持错误言论，不听从别人指导或纠正的人，叫霸蛮。这种霸蛮的人就叫某霸蛮。

比霸蛮智商要高一点，且霸气十足的人则叫某霸王。如太白村的沈松柏叫松霸王。松霸王个子高大，既是地道农民，又是老牌砖匠，地邻不与之争。

5.矮子与长（chang）子

本来根据实际身高称呼某矮子或某长子是无可厚非的，俗话说长子压不矮，好人讲不孬。真正是长子的，可直呼某长子，如舅祖父黄季棠和胞兄沈怀希，都被人直呼季长子和怀长子。

至于矮子，如果是有身份的人，或是很要面子很自尊的，只能反呼长子。我的同事陈益士老师本身高在一米六之下，则都尊称为益长子。但与矮子关系甚好的，可直呼某矮子，如王宫廷老师，同事们都直呼宫矮子，他也没意见。

有的长子，是有身份的出头人物，如房长、绅士们，称呼这种长子就要去掉“子”字加个“老”字，例如太白的沈雅祥，就不直呼雅长子，要恭称雅长老。

又如绅士沈畅晴，背地里叫畅矮子，当面称畅胡老。好比明代解缙一样，当面称解学士，背地里称解矮子。

6.拐子与蛮子

童年，我与李拐子和晓蛮子玩的时间最多。李拐子叫徐李国，也读了四年书，个性憨厚，凭着刻苦耐劳把几个孩子都拉扯长大，并成家立业。他总是顶着一个烂草帽，一只裤脚卷到大腿根上，另一只裤脚卷在鲵鱼巴（小腿肚子）上，衬衣扣子总是找不到对应的扣眼。做事泥一脚水一脚，不是碰了菩萨，就是扎了香烛。地方人把这种身体壮实、刻苦而粗鲁的人叫拐子，拐子的个性特征是做事认真，没有心计。

凡是既没文化，又头脑简单，不循理做事的人，叫蛮子。蛮子往往蛮到“横了被子就抬床”的程度，三句不好就喷蛮痰。与蛮子打交道，首先要让他三分，然后慢慢讲清，等他醒了气，就没事了。

记得七十年代，某蛮子读小学的儿子哭着回来告状，说周维新老师打了他。他即赶到学校，质问为什么打孩子。周老师解释道：他扯烂了本子，我打他，只吓了他。他即喷出蛮话：“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不准吓人！”周老师害怕这种蛮出来的最高指示，不久就离开了这个学校。

7.麻老与麻夫

我的祖父沈苍松，都叫他苍麻老。老宅大地坪南横厅有四麻老（沈子俊），北横厅有五麻老（沈五俊），正下厅西厢有腊麻老，我祖父住在上厅西厢，如此这个大屋里就有四个麻老。

我一直不解“麻老”这个词意，于是把这些称麻老的人个性特征总结为：既不憨厚也不霸道，做事认真守本分，不能与那种不认旧账打麻赖的人混为一谈。所以麻老一族属于中性人群，无甚突出表现。

“麻夫”一词其实就是马虎，凡做事不细心，粗枝大叶，不讲究排场的人叫某麻夫，麻夫一族的人都是丢东落西，做事不到位，只求个大概差不多就完事。叫这种人返工重做也无济于事，盖麻夫已成了习惯。

麻夫与不讲卫生似有连带关系。凡是称麻夫的人都不能安排进厨房，只要一道肥肠猪肚洗干净，就会使得所有菜肴都沾上猪屎臭。每逢办酒席搞人事安排，都会把几个麻夫放在机动一项，或是安排接客唱喏，这叫“先发制麻夫”。

8.米汤与绵细

小事拖沓、大事糊涂的人，称为米汤官士。刘姓有个海米汤，王姓亦有个看风水的先生被称为王米汤。据说有人请王先生看风水点穴。人说这里如何？王说很好！人说上一点如何？王说也好！人再问下一点如何？王说都好！王先生的脑壳并动，他没有勘察这牛眠之地该选何处为好，所以他也是一碗不折不扣的米汤。

称绵细的人也不少，有时也称黏细。如太白的升迷细、少迷细等，石江的叔黏细、守黏细等。绵细人和黏细人的特点是相同的，地方把这种人称为结毛篦梳，意即总是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不厌其烦地重复又重复，反复唠叨，不管你听与不听，硬要讲得自己收场才行。地方流传一句俗话：女子不偷人，只怕迷细人。

9.癫子与谈子

癫子讲话不考虑避讳，不考虑后果，讲起话来俨然旁若无人，并且嗓门较高。如老中医刘荣洲，叫荣癫子，土改时划了地主，但还行医，大家都认为他城府，是直爽的急性子。

地方还有称谈子的人，如沈青生叫青谈子，妇女张尚友叫尚谈子，陈雪卿叫雪谈子。一般来说谈子讲话嗓门平静，讲得有头有序，这种健谈的人方称某谈子。但雪谈子例外，他的嗓门高而急，态度不平和，豹眼圆睁，一脸络腮胡子令人可畏。

10.天师

所谓天师，是集牛皮、天经、谈子之大成者。蛇屋场沈章华叫章天师，谐汉朝受封的张天师之音。这位天师是裁缝出身，讲话是高嗓门，出起劲来就口水两边流。他的高嗓门叫唱大花，说是唱薛刚反唐。

有人传承了老天师的衣钵，且发扬光大之，叫少天师。他喜欢争着发言，第一句就说：这个事我最清楚，等我来说吧！于是引经据典，从长江发源地在巴颜喀拉山讲到经崇明岛归入东海而止。这种人一般称为万宝全书，天上的事情晓得一半，地上的事情全晓得。因此谁都不与之争，免得脸上火烧山，免得颈壳出青筋。

11.驼牯

凡属叫驼牯的人，都是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不讲价钱不吭声，不管农活多重多苦多脏，反正日子牛毛多，三百斤的水牯，四百斤的脲砣，慢慢踏。这种人不多，如党上刘家的任驼牯（刘任生）是也。

12.青龙屋场烂皮多，柯树矶猫狸脑壳多

我曾与妻子在青龙屋场做裁缝时，发现这里的男人都有个烂皮的外号。如汪烂皮、衡烂皮、湘烂皮等，大概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出工拖沓，行动迟钝，说话游丝气吧！

柯树矶则不同。上一辈习惯有外号叫猫狸，如锦猫狸、霍猫狸、松猫狸等，以后的青壮年则习惯在名字后面加上“脑壳”二字，如神山脑壳、康寿脑壳、成国脑壳等。

13.缎套子、浮头鱼、拦水板

小时候，祖父常说：今天来了一些缎套子。我不懂什么叫缎套子，祖父指出某人某人是缎套子，但没有解释怎么样的人才称缎套子。到我做父亲以后，儿子又问什么叫缎套子。我实在不能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只好指着祖父的照片说：这种穿装叫缎套子，但你曾祖父不属于缎套子一类人物，他不过是个染匠师傅。

凡属一些出头人物，有点权势的，都叫缎套子。到20世纪末时，也称浮头鱼或拦水板。后来的村干部和退休员工及一些文化人，常在各种场合做主露面，有处理地方事务的权力和能力，在大小红白喜事上有支撑面子的象征，也相当于过去的出头人物，和缎套子有相似之处。

十七  夜歌

1.北乡的夜歌

乡里的丧仪总是有着固定的套路，丧事最后一夕的绕棺挽歌，参与者多是主要的吊客和陪东。

绕棺队伍绕着灵柩和香案周围缓步而行，每人双手合执一炷香。香火点点，随人移动，形成一个椭圆形的火星圆圈。挽歌的内容大多是孔孟儒礼的经典诗歌，有人说，挽歌应始于庄子鼓盆歌。领挽者有领悟挽歌内容和意思的，但大多为不求甚解的照本宣科。至于从挽者，更是应声而和之。

呆板乏味的挽歌，不能吸引一些青壮年参加，而用通俗易懂的俗言俚语斗几句六成杯，反而能哗众取宠，引人耸听。所以，这种斗六成杯的对歌，慢慢发展成所谓夜歌，而它的吸引效应使之很快传播乡梓。浏阳北乡的丧仪尤重于唱夜歌，是治丧期间最后一晚的重头戏。

浏阳北乡的夜歌，其实只盛行于社港、龙伏、沙市等几个大乡镇所辖的上北乡地区（包括撤区并乡之前的大洛、山田、泮春、赤马等地在内）。

北乡的夜歌是通宵达旦，按开歌场、交歌、接歌、抢歌、谢歌场等顺序进行，子夜吃半夜饭时稍有停顿，一直唱到日上三竿，如果天亮了辩论还处于白热化，就关着大门唱，到近邻调解终止，母家谢完歌场，才结束一场唇枪舌剑的夜战。

夜歌唱词一般流行七字韵，每两句同押一韵。各两句的韵可不同韵，有时也可同韵。所谓押韵，以当地方言俚语所发的韵母声为准则，不追求诗词方面的平水韵。例如开歌场：“今夜不比往夜同，舍间到了母大人。”“同”和“人”，押en和ong的韵。有如唱：“今晚歌师到了已，招待不恭又少礼。”其中“已”是方言，即这里的意思。

还有唱五字韵的，但不管五字还是七字，能唱三句半的歌师极少，如：“今晚到了母大人，还有诸亲与近邻。丧事从简少招待，家贫！”又如：“各位歌师到了已，招待不恭对不起。家贫少读圣贤书，失礼！”

五字韵的淘汰，是因为唱五字的时间间隙太短，准备下句太仓促，加大了唱歌的难度。三句半的唱法很少在歌场出现，是因为唱法有难度，不大众化，如果歌场上只有两个人能唱，那么其他人就插针莫入了。

歌场首先设在灵堂门外的临时帐篷里，这时的夜歌是非正式的，由一些初学者随便唱。等到灵堂打完文祭和客祭后，即撤除香案，填出一个大空间做歌场，锣鼓放在灵柩前，周围摆好板凳桌椅，有茶婆送茶送水，有陪东敬烟敬酒，倘是冬天中间还要烧一堆柴火。

一只大牛皮鼓用一只竹箩套住，一面大铜锣斜伴着大鼓放着。打鼓的多是智障或稍显迟钝的人，如静光就是打鼓的专业人选，他打一夜鼓，只要吃两顿烂肉饭（吃丧筵俗称吃烂肉），讨一包香零山或者芝城烟就满足了。

每唱完两句，就用锣鼓同步打击一次，每次不快不慢的打着：咚——昌！咚——昌！咚咚——昌！锣鼓打击所占据的短暂时空，能让唱歌者有暇准备下面两句。反应慢的人希望慢打慢敲，碰到洞门湾的黄道和麻子唱歌，七字韵像流水一样，锣鼓都跟不上，只好打成：咚昌咚昌咚咚昌！跟发了急惊疯一样。

夜歌场中带有很浓的宗族色彩和地方主义，自然形成了几个夜歌方阵。如母族方阵中，有亡者妻家或娘家称母党，亡者母家称婆党或老婆党，亡者儿媳家称媳党或者少婆党，孙媳以下娘家统称为少少婆党，以上三党组成的方阵列为宾席，其中以母党为正宾席，尊坐歌场显要座位。其他亲戚与近邻坐次要位置，两者合为一个方阵，站在中间立场，起调和融合作用。

第三个方阵是孝家本房族歌师以及陪奉人等。凡孝家成员，傍立听歌，遇到歌场发生矛盾冲突时（这种情况很少）就下跪叩头，风波自然平息。

孝家与母家各自请来本姓歌师，如到较远的生疏地区去当母党，也可请外姓歌师冒称本姓人，好比是现在的篮球足球比赛请外援。

夜歌唱的内容基本集中在几个焦点问题，如对厚养厚葬、厚养薄葬、薄养厚葬、薄养薄葬的辩论，对挽联、祭轴、哀联、讣告的文字挑剔，对生身父母与养身父母的评论等。生男育女问题，子女对亡者生前患病的医治护理问题，对亡者的歌功颂德等也都是重要内容。

另一个特殊问题是请客不请女客，传统习惯是男不吃三朝，女不吃哀筵。如果母家来了女母党，东主方阵就会唱：请客不要请女客，请一个来五十，请两个来一百。桌上打大水，碗里开了坼。水缸矮一寸，尿桶涨一尺。三句家常话，眼泪湿衣衫。一讲家娘孬，又讲丈夫差……

夜歌场中不讲面子，对孝家褒贬分明。唱者认真严谨，听者鸦雀无声。墙角门槛人挤满，歌场内外水塞不通。抢接夜歌多激动，大喉咙总是占上风。唇枪舌剑不相让，战到长庚西下，启明东升。

小时候，祖父在外做染工，祖母扭着三寸金莲不出门，总是派我随着族邻们去吃烂肉，有一次我去烟竹坦当陪东。那里的单姓人家沈燕成的妻子王氏去世，宝乔宗祠的房族组织陪东队伍去那里陪奉王氏母家。母家歌师指责沈氏的讣文与哀联有误，本房绅士沈畅晴据理力争，最后站起来唱，激动得要回去拿考薄（字典）证实无误。

第二次印象深的是宝乔宗祠族人去社港镇新安铺寻姓家族当母党。这次歌场中，因舌战过激，几近发生斗殴。但因族人兆颂先生一篇夜歌终于平息风波，达到了融合的结果。

起因是寻氏东主怪母家唱了钻子歌，于是对母家也唱了一句：若用钻子钻东君，母党硬要默火神（默火神大意指做好准备等着挨揍吧）。这样以钻子两个字唱得硝烟弥漫，火气逼人。

我当时非常紧张，生怕鼓棍横飞，硬柴乱劈。幸未造成血溅歌场，焦头烂额的恶果。次日虽平安回家，仍然心有余悸。

当年夜歌唱得如火如荼的原因有三：一是单屋独舍，吊客拥挤，歌场能容纳过夜吊客，解决了住房铺盖问题，冬天也解决了烤火取暖的问题；二是家族观念和地方主义，有“输了夜歌就输了家族”和“不准外地人赢歌走”的极端情绪；三是高攀名师歌王出阵，召来大批听众，使丧事办得更加热闹。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夜歌的高峰期，出现了一些有名的歌师。这些人常到外面唱夜歌，叫赶台子。这些夜歌人得不到任何报酬，只赚了吃早晚两个正餐和一顿半夜饭，称赚吃为贪油水。歌师是为吃而歌，听众是为食而听。

三四十年代的著名歌师有很多，一句话总结为：东边河下柳海滨，西边河下潘作钦。其他还有石江村的陈恒武、洞门湾的黄仲东等。到四五十年代，著名歌师有罗同喜、沈兆颂、沈兆吉、刘显扬、黄道和、张葛篱、沈完颂等。这段时期的歌师都没得报酬，一个指导思想就是为家族荣耀而舌战。

1958年大跃进到来，饿殍的丧事十分草率。但大家为了多吃一碗饭，都争着去抬柩，有的抬柩人不久又被别人抬去掩埋了。夜歌在人们记忆里渐渐淡化甚至消失。

自反右、社教到文革结束的二十年中，极左狂飙，人心恐怖，破四旧的红卫兵破坏千古文明。夜歌人怕卷入政治浩劫，早已守口如瓶，从此夜歌遁迹消声。

八十年代后期，一些半老的夜歌人又开始活跃，如沈湘溪、沈南极、沈福桂等陆续出动。到九十年代，社会经济活跃，生活水平提高，侍奉老人也开始侧重厚养厚葬，另外不少人为弥补薄养的遗憾，也开始厚葬父母。夜歌也随之复苏，出现了一批年青歌师，有新开沈预兆、黄桥徐庆怀、太白沈武龙、福源沈交流、沈雪桂等。

这时候的歌师，已经不是贪油水的歌师，也不是赶台子的歌师，而是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歌师们不但在陪东队伍还是在母党队伍中，都要尊着走在前列，坐在首席，绕棺时尊推挽首篇文公赞。在客厅里吃落马杯和起马杯时，都是首篇发言。打文祭、谢歌场和落葬赞发的三个红包是出场歌师的照例收入。全部歌师都会得到一包硬白沙或者精白沙的打发和八十至一百元不等的酬金。这是夜歌人有史以来最高的身价。

在以龙伏镇为中心的周边地区，沈姓的夜歌班子和水平是很有名气的。我把这个沈氏夜歌班子做了一个归纳：沈兆颂的点子，沈交流的杆子，沈湘溪的嗓子，沈武龙的口子，沈雪桂的调子，沈福桂的胆子。请了沈交流，唱遍天下无敌手；请了沈武龙，舌战群儒不容情；武龙交流齐上阵，杀个摸地不留寸。

记得某次沈姓去某地当母党，几个年轻歌师问我唱夜歌的秘诀，我向他们总结了几句是：“可引经据典，可曲解夸张，可强词夺理，但不可恶语伤人，不可认输道歉。”因为夜歌场中好嘴，公婆各有理。待到天亮歌场散，路上相逢又拱手。夜歌场中图好耍，悼念亡人真亦假。

2.开歌场及接歌

绕棺挽歌前的夜歌不是唱正本，只是一些初学夜歌者或不上档次的夜歌人唱个耍歌，其实是一种练歌形式，这不规范的对歌叫做六成杯。夕奠后的夜歌才是唱正本，必须由熟知情况的老歌手开歌场，一要口子圆熟，二要能做全面清楚的报令，即对亡者身世、病情及丧事安排做详细的介绍。

胞兄沈湘溪也是地方上小有名气的歌师，他跟我说，上半夜以东君和近邻为主，下半夜以客为主。

一般开歌场时唱：“打起锣鼓开个台，邀请各位坐拢来。今夜不比往几夜，今晚大党到寒舍。高攀地方贤近邻，协助寒舍陪大人。到了寒舍欠招待，告秉各位莫见怪……”

接着报令，唱：“某老先前在患病，叨蒙亲友多看问。邀请众位到寒舍，指迷丧事把歌话。又蒙厚谊来悼奠，仁至礼周好体面。列位帮忙请吃累，孝家感谢在今后。”

接下来对母家唱：“叨沾大党源流光，大人至舍很大方。尊府庭上好姑娘，在舍一生不平常。勤劳俭朴持家政，可称女中之尧舜。养男育女又抱孙，至理应申亡者功。比如这次把客请，因舍家贫图节省。大人到舍批评，确是好亲和六亲。”

再对媳党唱：“舍间又沾少党光，少党至舍也大方。尊府庭上贤淑女，在舍为人最规矩。待人接物有礼貌，感谢尊庭好教导。少党方面不表彰，荷包有麝自然香。”

最后以自谦口气对孝家唱：“寒舍孝子他不孝，接受批评多惭愧。丧事从简少祭奠，亡者入棺薄装殓。在先薄养死薄葬。大党宽容多原谅……”

陪东上场，报令后交歌：“今晚夜歌形势论，东主弱来客边盛。相邀贤亲与近邻，帮说夜理闹亡灵。几句粗言唱完工，或交大党或邻东。”

客座接歌：“大贤陪东歇口气，贤主报令很详细。听了贤东歌一篇，一又好来二又尖。摇唇鼓舌歌会唱，贫亲欠读难回上。礼义家邦讲仁义，真是书香好门第。上前几天传噩耗，尊庭至舍发讣告。悉知亡者患病痛，贫亲艰情少看问……”

地邻也接歌：“打个商量相个让，让了地邻把歌唱。听了贤亲歌一篇，对东何必咯（编者注：‘咯’在湘语中有‘这么、这样’之意。）拘尖。东与各府老亲戚，互相之间应随便。走仁走义到如今，些小矛盾讲得清……”

客座抢接歌唱：“打个商量歇口气，贫亲接歌不容易。根据近邻歌一篇，好比油匠踩枯边。应站中间和六亲，何必点火煽阴风……”

近邻接歌转题唱：“我们作为近邻东，目的陪奉母大人。今夜共同来闹奉，原是歌功把德颂。既是走仁又走义，夜歌场中莫生气。溯本追源某府上，恭请大党把歌唱……”

在多次邀请和激发下，母党大人出场接歌，全场视听集中在母大人歌喉中发出的唱词上：“地邻贤主歌几篇，夜歌唱得很周全。听了玉语与金言，出口成章讲礼贤。口钝舌拙歌唱，自愧形势赶不上。空手悼念把门进，尊庭接待好隆重。铳炮喧天多热闹，堂前恭候母党到。礼仪家邦大贤东，打躬作揖接大人。进门入座烟茶到，贤者陪奉讲礼貌。满堂儿孙下跪拜，披麻执杖儒礼在。贫亲至府来叩吊，薄仪少礼很惭愧。几十余年老亲戚，贤东不必讲客气。翌日亡者归山后，佑启后昆发富贵。前人贤及后人贤，兰桂腾芳瓜瓞绵。几句粗言礼不恭，时下交与大贤东。”

其他戚友交接几个回合后，时间接近五更，当夜歌唱到高峰绝顶时，近邻出面来个月旦评，峰回路转。最后陪东来个交关总结，意在捎锣收腔，暗示夜歌场舌战将要收锣息鼓，于是唱道：“各府歌师费了心，金言玉语归了根。通宵闹奉兆吉祥，竹竿挑水后头长。大人饱读圣贤书，择其善者而从之。长庚西下启明亮，满腹经纶难尽量。今晚夜歌快完工，恭请大人赞发费锦心。”

母党会意地接歌唱道：“大贤东君下了令，贫亲岂敢不遵命。已是东方发了亮，停止夜歌就莫唱。要向孝家借几桩，三牲钱帛烛与香。摆起三牲并酒醴，先把神明来谢起……”

3.谢歌场

当母党唱完“就把歌场来谢起”时，就进入谢歌场的内容。湘溪兄说，首先是谢天谢地辞谢各案大神，所归寺庙都在龙伏、社港、泮春、大洛、沙市、赤马、山田、路口等上北乡所辖老乡镇。

大多数寺庙只留下残垣旧地，有的已无形无影，如沈康寿的新房就建在瑞庆宫原基上，昙云寺就成了沈定军屋侧的菜土等。但狮子滩的开山佛祖庙，相市村的相公殿，赤马的包老爷庙经过扩建或重修，规模已有不小。此外，石柱峰的玉皇庙和祖师岩的仙人庙已成为新开发的旅游景点。

但湘溪兄说，不管如何，庙毁神存，还是需要辞谢一番：

“辞谢天地日月星，闪电雷霆雪与风。玉皇王母守天宫，南曹北斗太白星。辞谢天神归天宫，辞谢地神地府中。辞谢水神归龙王，辞谢阳神归庙堂。五德君星归五方，东南西北与中央。

“天地水阳神四界，王灵官与马元帅。包、王、吕、齐四丞相，五岳圣帝金吾将。关平关索关将军，儒释道祖三教宗。塘坝窑桥四土地，慈王财神文昌帝。县镇城隍省城隍，都总城隍定湘王。坐镇湖南显威灵，安邦护国救万民。

“枫林吴主黄峰尖，祖师岩前陈大仙。石柱灵峰玉皇宫，杨谢市金台峰。桥头道岩七娘山，石葫芦上金石山。相公殿与皂角湾，麻衣孝仙洞庭滩。永兴禅院关帝王，曹仰山观音堂。社港莲溪登龙寺，成头下车与沙市。大安华严普洛山，杨泗将军石田湾。龙伏药王金甲山，开山佛祖狮子滩。仁寿、七星、大江傅，边山圣帝南普寺。

“七郎八郎沈九郎，袁、李、沈姓海龙王。焦桥明显寄马市，坪上李家克龙寺。西坑药王贺华轩，横塘普济陈大仙。灵官赤马普化寺，白荆雷神雨福祠。金盆坦上众界神，王爷庙与白羊坪。卢仙、蛇嘴、瑞庆宫，昙云、秀水、烂泥冲。黄桥杨泗与龙兴，八宝山上郑九公。金甲将军柯树矶，清溪清泰石江陂。”

湘溪兄又说，虽然好多寺庙已不复存在，但所在地址的地名至今未改，所以谢了大神后，还有屋场内外的小神也要辞谢：

“多把钱财凭火化，家神土地应辞谢。城隍大王得钱行，安邦护国保下民。后山福主得钱行，六畜兴旺应担承。家堂香火得钱行，奏请天公降福临。九天东厨得钱行，隐恶扬善奏天庭。屋檐童子得钱行，檐风不扫小孩童。符头师主得钱行，兴工动土保安宁。火炉哥哥得钱行，热汤热水不沾身。扫帚姑娘得钱行，早扫金来晚扫银。过路亡者得钱行，回光返照荫后昆。门神大王得钱行，人来有路鬼无门。秦叔宝与尉迟恭，手拿金鞭打妖精……”

谢完大小神社之后，就唱赞祝孝家：

“钱财奉送转回程，留言祝福孝家们。工商行政孝堂行，两袖清风得好评。老人来到孝堂行，重添花甲享遐龄。嫂子来到孝堂行，早生贵子跳龙门。姑娘来到孝堂行，百年佳偶自天成。学生来到孝堂行，京城虎榜点头名。小孩来到孝堂行，关煞消除易成人。”

最后是谢歌场的尾声：

“今日亡者还山后，寅葬卯发添富贵。从此夜歌不再唱，锣鼓放在高楼上。扬尘结得三尺厚，大风吹起两边跳。每逢做寿与喜庆，方可上楼拿来用。请来铁匠毛子中，打把尖刀八百斤。先杀鼓来后杀锣，永世不唱闹丧歌。丧锣丧鼓送远些，送到长江浪淘沙。”

当歌场辞谢完毕，锣鼓即连击几下，一脚把锣鼓踢到大门角落里。鸣炮、准备出柩送葬。

孝子跪拜辞谢，手托条盘奉上谢歌场的母大人，盘内有白红包一个、盖白沙两盒。

当灵柩归山入葬时，母大人还赞颂几句，获取最后一个红包。

4.诡辩

在夜歌场中，东与客是两个对立的方阵。焦点集中在从文字墨迹中找秕疵，土话叫找岔子。

母家总喜欢从讣告中去淘金，如通常容易忽视的“寿终正寝”与“寿终内寝”，“殁存均感”与“存殁均感”，“享年”与“享寿”，以致哀联常出现的“失恃”与“失怙”，“屺岭”与“岵岭”，“社停桑柘”与“诗废蓼莪”等词语，如果颠倒用错，即是抨击的有据材料。

而东主方阵也不敢放松，对于母家送的祭幛和挽联、悼亡诗等文字方面，开短会研讨商量对策，挖窖寻蛇，找些靶子好有的放矢。

例如石江村张象贤母故，黄姓去当母党，祭幛文字是“水滴原”（编者注：“”同“檐”，湘地谚语有“屋檐水滴原地”，意即不孝顺父母者，其行为必将被自己子女效仿。），张家理解为“前头乌龟爬坏路，后头乌龟照路爬”，暗射不孝之子必遭不孝之孙的报应。一阵歌场舌战之后，张家逼黄家当场改写了祭幛才平息。

有的写个“曹操孟德”，东主就理解为奸雄曹孟德，其实褒义为“有曹大家（音）之贞操和孟母之德”。有的写个“二美于斯”，本意指良辰美景兼具，就故意理解为比喻陈世美和潘仁美。

其实，夜歌场中，有理难清。只有强词夺理、随机诡辩即可。如果道歉认输，则夜歌就唱死了。就失去舌战讲理、据理力争的雄辩气氛。故唱回夜歌结回友，今后路上好拱手。正是脸红耳赤不打架，强词诡辩不结仇。我过去听老人说过，以后也有自己听到过不少名嘴名歌，能记忆清楚的有下面三个诡辩歌例。

例一   王氏母家对沈氏陪东

王唱：“……细看尊庭一讣告，文墨未必咯周到。哭奠错写成器奠，如此文章真少见。”

沈辩：“……孝男孝女几代人，朝夕祭奠悼亡灵。满堂泣血动哀歌，器奠人比哭奠多。”

评：本来笔误，文理不通，纯属诡辩过关。

例二   不速之客对邻东

洞庭滩杨姓青年，不速而至夜歌场，乃陌生人也。时宴半夜饭，无人邀坐。下厅开筵，歌场移至上厅。当此时，杨唱：

夜歌场

“……洞庭波涌八百里，今晚登庭不容易。下厅移到上厅唱，见人吃饭喉咙痒。”

听众啧啧有声，口子齐扎，真少年老成……

黄氏东主：“尊府本住洞庭滩，杨姓聚族在边山。洞庭湖在巴陵郡，真是胡言说春梦。”

杨氏：“鄙地原是洞庭湖，丁巳年间发大水（音）。水打沙淤人担，从此成了洞庭滩。”

评：虚设逻辑，以假当真，似是而非的说服力。

例三   傅姓陪东对沈氏母党

傅唱：“大人至舍蒙厚贶，提起羊毫写祭幛。傅字丢点不要紧，大人丢脸愧姓沈。”（注：沈氏母家的祭幛上，把“傅”字上面的一点漏写了。）

沈氏辩：“傅字头上一点墨，沈既认得也写得。傅字失点莫怪沈，小人偷去就报警。一查讣告有墨印，含字为何喊口令。含字偷走傅一点，可笑尊庭文墨浅。”

评：傅氏指责沈氏祭幛写错字，沈氏也从对方讣告中找到蛛丝马迹，反戈一击，化险为夷。

这正是：天下除非李太白，哪个不是偷书贼。如果认错表歉意，夜歌唱死无生气。夜歌不讲硬道理，诡辩雄辩凭把嘴。含沙射影寂无声，火药藏在幽默中。

第二章  土改与镇反

一  云公祠

1951年，管辖社港、大洛、泮春、龙伏四个地区的区政府，设立在泮春周氏宗祠里，法庭和班房当然也设在这里。我在永兴寺读书时的校长喻名生和班主任寻振黄也就是被关在这里，我们学生们的请愿报告也是送交到设在这里的区政府，这次小学潮已经算是1950年冬天的事情了。

区以下设乡，我们的地段叫石江乡，石江乡管辖现在的石江村、黄桥村的太白片、社港镇的杨源村（此村于1958年大跃进时从石江村划出），乡政府设在刘氏宗祠。

土改时，石江乡的乡长是洞庭黄的赤贫户陈阳生，陈是个地道的青年农民，一无舌辩二无文化，主持会议时，总是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纯粹是一个基层干部的培养对象，也是一个贫苦农民执政的典型形象。

土改结束后，陈被调到浏阳东乡做乡干部，也在那里落脚生根，再也没看见过他，甚至连陈阳生三个字也没再听见了。我想他现在应该是七十几挨边八十的人了，虽时隔六十年，一个憨厚平实的陈乡长的印象并没模糊掉。

还有一个上面派来长驻石江乡的工作队，叫赵护国。赵是个坚持原则而平易近人的土改干部，与当地干群的关系很好，21世纪初还来太白看望过族叔沈兆颂先生。

一个管财粮秘书的叫陈绵初，21世纪初曾和沈兆颂、戴兆平、王冬爱、陈操存等五位先生到蹉跎坡来走访过，我办了午宴招待他们。到现在，几位先生都已先后作古。

第四个职务，是乡上管武装的民兵大队长，叫沈咏山，后来离队无公职，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总之，一个石江乡政府，只有四五个干部，是名副其实的精兵简政。而后来自人民公社以后到撤区并乡建镇，乡镇干部动辄超过百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为土改时的二十倍。

这其实也不奇怪，因为那么多的委、办、所办公室是需要人去填满的，计生办去捉人拆屋下瓦抬东西等，都要聘请不少临干。积极拼命的计生临干，后来不少转正，甚至当了重要职务。

大跃进时，龙伏成立了万能公社，后来又改为红专公社，作为原石江乡公所驻地的刘氏宗祠于是就此拆掉，荡然无存。现在从我当时画的一幅《三联坝风光图》中，还能看到刘氏宗祠一角，那高高翘起的马头垛子墙。

土改前夕，一个新的机构在石江乡陈氏宗祠成立了。这个地方又叫云公祠，这个新机构叫支前委员会，杨源的戴炳焕任委员长，石江陂的雪谈子（陈振湘）任支前主任，操胖子（陈操存）任秘书，其余的委员是保长（全道士）沈全福、（璧天经）刘璧完等充任。

印象最深的是地方流传耳熟的一个故事，“河海打报告，还不是……”，这句话成为地方流传至今的口头禅，经常被像学生造句一样，用在一些不好收场的尴尬场合，如每逢开会不好做结论或者不了了之时，大家就喜欢说声：河海打报告，还不是……

河海何许人也？他叫沈河海，手极巧，篾匠出身，学会了刻章、修表和镶牙。有了一点积蓄后，在社港镇上开了家花纱经营店，由河师傅变成了河老板。又置了几亩水田，在土改前夕盖了半栋土木结构的房屋。于是土改时划了个地主兼工商业的成分，新房改给了两户贫农，自己被安置住在宝乔祠。

按辈分，我经常叫他河伯伯，他的独生儿子就是后来和我风雪与共过蕉溪岭的沈福厚。大人们说他有三兄弟，兄叫金海，弟叫银海。小时家里极穷困，三兄弟都跟母亲讨过米，因大水冲毁了房屋，后来从大家（今新开村）迁来此地。

支前委员会向河海下了支援粮食的条子。河海于是就到云公祠，向支前委上呈请求减支粮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儿子写的，河海是半文盲，只能把报告背诵得滚瓜烂熟，来到支前办公室，立正，敬礼，开始背诵：

“报告戴委员长、两位保长到此，我是桃美洞沈河海，久闻中国人民解放军到此，岂不欢迎了不得。我在去年突然起栋屋，今年猝然欠身账，请求人民政府减几百斤粮。是减得的话，恭维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是减不得的话，还、还、还不是……”

河海很尴尬，决不能说减不得就不恭维毛主席万万岁，或只恭维几千岁几百岁等，只好用“还不是……”敷衍过去。支前委听了这报告以“还不是……”收场，也觉啼笑皆非。至于是否减了粮，不知所终。

土改前夕，某夜突击大追捕。支前委的雪谈子、操胖子、全道士和璧天经等都关进了云公祠的仓房里。戴委员长也从杨源老家抓获，用铁丝穿过双掌虎叉（合谷穴），关进仓房里。其他的土豪绅士等浮头鱼，都被一网打尽。

此举从此拉开了土改的序幕。暴风骤雨带来了紧张的空气，云公祠也成了临时班房，除了背着梭镖放哨的民兵外，再也无人敢去那里，只偶尔看到被押进押出的人犯。

土改后，河海虽是地主分子，但是允许在社港镇上经营点钟表修理店，重操旧业。1956年我在社港完小教书时，还去他那里闲坐过，我的脑子里仍然出现过那“河海打报告，还不是……”的典故。

1958到1960年间，我在浏阳看守所关押时，一次送东西到三口煤矿劳改队，看到河海伯也在劳改，才知道他判了七年刑。他这次再次重操旧业，但不是钟表镶牙，而是老手艺，做篾匠织簸箕。我送了点副食品给他，他很感动。

后来三口煤矿的犯人转到了醴陵瓷厂，我的同案犯焦七海和沈皆遂也在那里劳改。后来听沈皆遂说，河海伯牢死在醴陵，他知道埋在简家冲的某个地方，愿意带他儿子沈福厚去把骨头移回来。福厚没去，只是在母亲坟茔的墓碑上刻上：“与母同茔，魂归故里”几个字。“河海……还不是……”从此了结。

云公祠除了立过支前委以外，接着是土改时的临时牢房，也是“社教”时开批判会的地方，同时还是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的办公处。“马日事变”后，住在这里的农协会主席陈明兮被土豪陈继纯指使陈启法和绥和乡众多团丁围攻杀害。于是每年清明祭扫烈士墓时，也把这里作为阶级斗争革命传统教育的圣地。

文革时，云公祠的砖瓦石木都拆走建了新开完小，春田村的文秀宗祠也在此劫拆除。云公祠原址上开了田土，整个石江陂陈姓屋宇几乎全部拆除改建到附近的网江岭上，只有三户人家在此原地拆屋重建。

云公祠前面是一片稻田，坐东向西朝着九龙山，网江自北向南穿过稻田，太和桥把两岸联结沟通。桥东端的沙滩上，自土改时我的启蒙老师潘魁吾先生枪毙倒在这里，鲜血脑髓喷溅在沙石上以后，孩子们到这里玩耍时就再也不捡起石头打水漂了。

二  对门屋场

离我家大地坪的北侧不远，就是桃美垅西侧山边的老屋，叫对门屋场，因为其位于沈载得的住处蛇屋场的对面。我们的祖先世诚公，就是从车田迁到这里的。祭丧告祖仪式就在这个屋场举行，故称祖屋。

我儿时还看见木结构的槽门上挂着“进士”、“优贡”等功名牌匾。我儿时的伙伴四牛皮也住这屋场的东横厅；绥和乡乡长陈牟（陈闲僧）诉倭奴侵华罪行的呈文中指控的“壮丁沈福见被掳失踪，处女沈闺娥因奸丧命，病夫沈奇珍床头蒙害，孤老沈省见刀下含冤”等兽蹄践踏的罪行也都发生在这个屋场内。

这个古老屋场的正栋是上下两进一天井，天井两边是茶堂。茶堂后面是南北横厅，由巷道连通。被害的福见、省见及闺娥和被杀伤幸存的付佳保（福见妻子）都住在北厅内。被杀的沈奇珍住在南厅内。包括孤独户在内也只十一二户农家。没有一个文化人，更没有一个绅士级的浮头鱼。

土改工作队的临时法庭就立在对门屋场。

上厅是审讯打屁股的地方。执行打屁股的人都是贫农子弟，都没什么文化，他们把被打的人犯视为一坨泥，没有什么心慈手软。其实他们并非“阶级仇恨”，叫打就打，叫停就停。落个低桩骑马式，可打得你皮开肉烂；落个高桩稍息式，只打成紫色红丐包。但打屁股比古代刑罚轻得多，没有生命危险，不会置于死地。大人说只要用黄纸贴几天，侧卧睡几天就可好的。

对门屋里的人说，挨第一次打屁股还挡得住，最怕打第二次。因为受伤的屁股最不经打，一打就烂，一烂就痛，痛起来就叫，我们睡在床上最怕这种杀猪样的叫声。打完画押的人犯即由民兵押回云公祠关进谷仓里。下一轮挨打的，早已看押在北茶堂后面的小房子里等待。几间小房子列在北横厅前面的天井台上，好像公共卫生间，是用砖木隔开。从云公祠押来的人犯临时关在这里，能清晰听到上厅打屁股的劈啪声和惨叫声。

某夜，喻名生（永兴寺完小校长）和陈鸣凤（绥和乡乡长）就共一根挂在间隔矮墙上的绳子分别上了吊，死后还被拖到地坪里各补了一枪。次日我才从大人口里获得这个消息。他们说，没有血债和极大民愤的人是不会枪毙的，只怪得他们自己吓怕了，怕打屁股就自缢了。

关在云公祠的人犯，都要押到对门屋过了打屁股一关之后，由法庭定性处理。管的管、判的判、杀的杀。当时的工作队是北方人，法官叫张汉武。

三  一网打尽

我三哥沈湘溪回忆，土改要能顺利进行，就得扫除障碍，就得先镇风，必须把土豪劣绅、恶霸地痞和一些浮头鱼一网打尽。他说他是背着梭镖的民兵，大队长沈咏山和分队长陈南波两个发了步枪，也有背鸟铳的。只一个夜晚，就把这些人都捉了关起来，云公祠的仓房成了班房，只有陈闲僧闲痞子早就外逃了。

他说还参加了区上的大追捕，是到平江洞捉喻宜风。喻宜风是江贤喻家的武打教脑壳(教师爷)，一根旱烟斗能装半两烟丝，手脚厉害，赌钱输打赢要，谁都怕他。他的老婆是坪上法师（伤科医师）李任发的女儿，功夫也好。儿子叫喻钦信，武功比父亲喻宜风还要厉害，喻家祠堂的青砖照墙，被他撮了几个洞。有一年打擂台，他的散手打个浏阳第一，湖南第七。

可是这次捉人，父子俩都逃跑了，逃到了平江洞邓家屋场。湘哥说，全区的民兵趁着黑夜，手电筒也不准打开，怕打草惊蛇，一直摸到平江洞，把邓家屋场围个水泄不通，严密搜查，发现了喻宜风确实躲藏在邓某的楼上，于是步步逼近，最后用门板把他压住，大便也压出来了。

有人向他口里灌屎，喻反抗说，我喻宜风孬是孬，但灌屎别人吃就搞过。于是先用铁丝穿住合拢的手掌，再五花大绑押进牢房，严密监守。他的儿子喻钦信，后来在小长沙（长沙县）也捉到了，同样用铁丝穿着手掌押回来的。这样，就以土改的名义铲除了地方一霸。

他又讲到一夜大捕人的事。除捕捉了支前委的几个人外，还捉了杨源的潘魁吾（俊良）、沈欢然（欢长子）、沈蒲端，福源的赢癞子（刘赢洲）、璧天经（刘璧完）、刘海吉，还有上源的丕癞子（刘丕成）、秋烂皮（刘秋金）、本矮子（刘本荣）、刘一生、陈鸣凤、陈岐凤、湘彪三兄弟，太和村（现在的江美村）捉了继赖皮（陈继纯）、土矮子（陈启法）、雪谈子（陈振湘）、操胖子（陈操存）、畅胡子（沈畅晴）、国时子（沈国俊）。此外还有益兴和号的徐霍霞、徐锦霞两兄弟。

湘哥说他们太白村没有大鱼，只好捉了刘桂生、邓汉龙、东长子（沈东喜）、全道士（沈全福）、三牛皮（陈三祝）、海米汤（刘海清）。土改干部认为，把这些浮头鱼捉尽了，就能镇住歪风，就能顺利搞土改。

我问他，秋烂皮（刘秋金）就是我们的嫡亲姑爷，本是做裁缝出身，后来也做敬神的香炷，又喜欢管闲事帮忙，好搓烂草绳（调解是非），一不是国民党三青团，二不是地方恶霸，为什么要捉呢？

他说秋烂皮本出身好，小时还讨过米，自从佳姑姑嫁了他，他对我们阿公这一蔸子人也是很关心。但是他喜欢巴结地方上的缎套子，又加入了圈子，与圈子大爷贾海林（小长沙人）有联系。而且他与丕癞子住在一个地方，丕癞子是本地的圈子头目，是圈子大爷焦达悌（浏阳县长）贾海林他们的下层。所以他与丕癞子都一起抓了。

他又说，最严重的一点，是他窝藏过喻宜风的儿子喻钦信，他自己也跟喻学了几下散手，叫“两下半”。所以后来家庭成分划个富农，他自己被划了个坏分子。

四  儿童团

土改那年，我十五岁，辍学在家。尽管大捕大斗的紧张气氛和枪毙镇压的恐惧心里冲击着，但孩子们毕竟只是看热闹，倒觉得特别自由散漫。青年妇女陈阁保，青年教师刘菊阳、黄义端，活跃在宣传鼓动前列。黄义端打拍子指挥唱歌，主要歌曲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谁养活谁》。妇女们也发动起来了，在陈阁保（阁保长）带领下参加斗争会和游行等活动。

我们太和村的儿童团，年纪都在十五岁左右，选我当了团长，马头源的陈忙花当副团长，陈望平（外号叫老生）当辅导员。我们每天到宝乔祠去练习唱歌，扭秧歌和打金钱棍。

为了把歌唱整齐，要花很长时间。老生打拍子也只是个形式，有些儿童是半文盲和文盲，根本不懂“建立敌后根据地”是什么，只是由老生带领一句一句唱熟。没有强弱拍节之分。唱了几天才能唱整齐，有一股高亢激昂的热流冲向云霄的气势。有些大人说，劲头还是蛮足，喉咙也蛮大，只是有点像喊口号！喊歌的声势要比唱歌大。

后来老生从别处学来一种唱法，把我们分成甲乙两组，指挥甲组先唱“没有……”，乙组等一下接着唱“没有共产党……”，又说甲组唱到最后一个字要拖长一点时间，等乙组赶上来平了头，就一齐唱“新中国”结束。这样练来练去总是唱不出个名堂来。老生说，这种唱法难唱，听起来就是翻倒了蛤蟆篮，一塘乱水蛤蟆在叫一样，还是不学了。

老生也不知道这叫分两步唱。此后我们还是老唱法，仰着头张开口，用尽力气发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吼声。“没有”和“就没有”唱得特别高亢洪亮，简直是高呼口号。

老生又学来一支《谁养活谁》的歌，这歌是四拍子，每小节四拍，不是高亢激进的调门，唱起来有一种诉说辩理的味道。不只是儿童唱，很多青年男女都喜欢唱。十几年后，我回乡受监管时，还听到农民们在夏夜乘凉时，用胡琴伴奏唱这个歌，已是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时历57年后的北京奥运那年夏天，我问老伴，还记得唱《谁养活谁》吧？她说一共三段，还有一个尾声，第一段是没有问题的。于是她一个清亮的声音在小客厅里飘荡着：“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没有咱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耕种锄割全是咱们下力干，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粒汗。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

我和老伴再三回忆，把全部歌词都回忆出来了，我马上分段整理好，并配上了不很标准的简谱。她说小人记得千年事，想起土改唱歌时候的事，好像昨天的事一样。

老生又教我们扭秧歌，说只有走十字步，扭起来脚在地上划十字就行。这个步子很快学会，扭秧歌的身段动作是模仿农事劳动，表现锄耕种收获等动作。只是头上没扎毛巾，但腰上扎着红布。衣服不能统一，平时衣服。也没有配秧歌锣鼓。口里念着：“索拉索拉多拉多，索多拉索米来米……”

后来老生又引进了打金钱棍的节目，并带来了一根样品，要我们自己照样做好。我们纷纷出动，偷砍屋前屋后的青皮竹，或祥老开塘上的紫竹，把两端锯成平口，然后在家里翻箱倒柜，找明钱（方孔通宝），有的把蚊帐钩上的明钱也拆下来，在竹棍两端各安上四五个明钱，竹棍上用红布缠成斜条花纹。第二天到宝乔祠集合，老生说要动作一致，拍打身体各个部位时要用力适当，使挥动和拍打发出的明钱撞击声与动作协调合拍。

到开土改胜利大会那天，我们儿童团的方阵最整齐，能唱能扭能打，颈壳上还系着一块自制的三角红棉布，老生说这是红领巾，表示胜利。脸上用湿红纸抹个红晕。

从开完这个大会后，我就自动离了队，复习功课去了，脑子里还是留下这段童年的回忆。

1952年春，我离开家乡读书去了。11年后，我以劳改释放人员和右派分子的双重身份回到了这个熟悉的老地方。我已经不是当儿童团长时那样活泼奔放，而是带着沮丧的神情回避着周围的人群。一切成了那么陌生和鄙夷。因为我成了异类。

我那个叫老生的辅导员，在合作医疗点司药，还是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还是一个糯米糍把的性格。虽然他对我保持一定距离，似乎有一堵看不见的墙隔着，还是递给我一张三寸长的废书纸，从那锈痕斑驳的铁盒里，用两个指头夹出一点烟丝，让我卷个喇叭筒。

我很感动。一缕青烟使我驱走了一点疲劳，但我不敢回味那当儿童团的往事。以后，我到网江岭割牛草或耕作旱土时，也去过他司药所在的专业队几次，依然是给我卷个喇叭筒，我又是为此感激和感动。不过，他从来不提十几年前的事。

20世纪末，我在龙伏中学教书，听到老生去世的不幸消息。我带着往事未如烟的心情去悼念了这个糯米糍把，因为他有颗善良的心，他在我心目中是仁和的。那时三寸长的喇叭筒，所喷出的芳香，是现在“大中华”、“芙蓉王”无以比拟的。

儿童团的副团长陈忙花，听说已经去世。其他团员均已为年逾古稀之年。大概他们也会说，记得少年骑竹马，不觉已是白头翁。

五  镇反

自从那次芦仙寺关老爷祈雨大行香引来的风波，陈邦杰被枪毙在泮春晏家滩，黄如长在牢房挖墙拖出枪毙，山雨欲来风满楼，社会上已预感到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

自土改工作队入驻，贫农协会成立，包括支前委员们在内的所有浮头鱼，一夜间全部入网打尽。云公祠的谷仓里塞满了人犯。关在泮春周氏宗祠的喻名生也押回原籍，关在云公祠谷仓里。一时民兵背着梭镖监守着谷仓周围，活跃在村头村尾。表面上很宁静，人们不公开议论，晚上不太敢出门。内心世界都是很恐惧很紧张。有些二号出面人物，或管祀会的，或做生意的，或当房长的，或游手好闲的，或偷鸡摸狗的，或装神弄鬼的，或嫖赌逍遥的……都在琢磨着自己的未来，似有前途未卜之感。

自对门屋立了土改临时法庭，打屁股的可怕消息暗地里传开。加之陈鸣凤、喻名生同时自缢，拖出补枪的消息外露。气氛日益紧张，接着，或听到陈岐凤和雪谈子押到新安铺枪毙了；或听到畅胡子押到冷家巷枪毙了。或听到某人脑壳冲个稀烂，或听到某人不敢去收他父亲的尸，或听到魁吾的尸人收，他的儿子潘汉昆不知到哪里去了。还有的人说，继烂皮是杀害陈明兮的主谋，为什么还枪毙掉？

这些消息都是大人们在传说，在议论，但都是低着声音，都不张扬。只有潘魁吾被押到石江陂河滩上，我站在九龙山亲眼看到他应声倒在血泊里，也跑到现场看到飞溅在沙石的脑髓。这夜，我不敢闭眼睡觉，因为他是教过我七天增广贤文的启蒙先生，生前死后的形象都很清晰地在脑海中闪闪出现。很久以后，这可怕的印象才慢慢淡化，直至消失。

几十年后，我才知道潘先生的儿子汉昆在解放初期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在湘潭当了干部。他比我大几岁，是南普寺的先后同学。自解放到现在，我一直没有看见过他。据说他也到过几次祥老开（潘祥开，房族长辈）那里。他说不想去老家潘家盆了，他不想理睬那些亲房族人等。因为他的亲房族人不愿去收他父亲的尸体。所以他回乡时，就只去看望这个族上的祥开伯父。

祥老开活到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才去世，他就是那个根据农谚，作天气预报的老头。有一次他谈及汉昆来看他的事，说汉昆很重情义，不嫌弃他这个做过长工的人。他说魁吾是个裁缝出身，也不是横行霸道的人，不打（枪毙）也可以。但是，他参加了张生部队，当了驼子兵，还是个小头目。在杨源这个山区，没有比他还大的浮头鱼。不打他打谁呢？一块咯宽的地方，不打一个人，就不能镇风。加之他与别人也不免有点冤仇，有仇就有民愤，有民愤就有危险。

杨源地方偏远，与小长沙搭界，出进的人很复杂。要土改就先镇反，镇反就是枪爆子（子弹）冲脑壳。要杀鸡把猴子看，只好魁吾当灾。铳打出头鸟，他是杨源的出头人物，是浮头鱼。

我明白了，镇反就是镇压，就是打出头鸟，就是捉浮头鱼，就是杀鸡儆猴，就是铲除拦路虎。

六  划成分，分果实

墙上的标语、游行的横幅和高呼的口号，都是“耕者有其田”的革命呼声。大抓捕和大镇风以后，一切处于暂时的平静。接踵而来的是贫农组成员在土改工作队领导下对每户划定家庭成分，对每人划定个人成分。

我们儿童团不关心这种事，但我却听祖父说，有人想划我们的地主，这样邻居只要在墙上挖个门洞就可直接住进来。但是烈属陈同乐不同意，挺身出来说，苍麻老是染匠出身，手工业也是劳动者，况且上几代也是做长工的。按田亩算，四个人口（原童养媳人口在内）也只有四亩二分田。

他说同癞子（陈同乐）讲硬话，实事求是，最后我家划了个中农。我们组共划了四个中农，都是做手艺的。一个是连老开，染匠；一个是多老闻，木匠；一个是四麻老，篾匠。

南横厅的王婆婆，有十多亩田，只三个人口，还请了刘安全当了几十年长工，当然划了地主。国时子（沈国俊）本是贫苦人家出身，小时候讨过米，因为嘴巴喜欢讲，管是非，理祀会，慢慢成了缎套子了，也有石多田（十亩为石，石音旦），也吃过壮丁，也请志宝当过长工，只有三个人口，儿子成寿是入继了三麻老的大崽，理所当然要划地主。

祖父的堂弟明老星说，国时子的老弟沈玉泉，有九个人口，本不要划地主的，但怕他疏散老兄的财产，索性一起划成地主。搬出去改了一栋独字屋，田土没有改出去，可能还进了田亩。这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总之，我们两个屋场，除划三户地主、四户中农外，其余都是贫下中农或佃中农，没有富农和富裕中农。

至于个人成分，只有对门房里的印旺阿公本是贫农，据说当时划了“二流子”。他从平江编炮竹失业回来，体质不强，也不想吃苦去当“改锹子”，反正一个单身汉，天天抱着一根“倒把金钩树”做的旱烟杆，清闲无事。有时和祖父下下棋，这个“二流子”的成分也像没有传开，可能复查取消了。

他后来吃饭时突然中风死了，沈皆遂后来在读书会办的《求知通讯》中写过一篇《印旺公公》的文章，就是写他。后来，这篇文章也成了定我们反革命罪的证据。

我们太和村（现江美村）只有1100亩稻田左右，人口不上1000。这次划成分，除了地主外，只有一家富农和三四家富裕中农，其余都是贫农、中农和佃农。但最大的地主陈继纯也不过三石田左右。此外有蛇屋场的畅胡子和益和兴（招牌号）的三兄弟划工商业兼地主，邦老大（陈邦杰）和树老大（陈树宝）是祖传地主，国时子是后发的土地主，玉黑屎（沈玉泉）是特划地主，体老仁（潘体仁）也是做生意后发的地主。

还有一个地主就是租佃住在云公祠的添皮匠，做手艺积蓄一点钱怕走水（贬值），说置了土地就是硬东西，于是买了几亩田，运气不好赶在土改时妻子儿子都死了，一个单身的田土就超过村人平均田土的几倍，于是也就划上地主。如果妻子儿子不死，就只会划个中农成分。这个倒霉的没有名气的皮匠地主，好像在四类分子集训时，我没看见过，有可能在复查时改正了。

划个人成分就与划家庭成分无关，有时也一身两任。例如被枪毙的雪谈子是贫农，个人成分是恶霸；陈完武、陈纪松、沈印望都是贫农，个人成分划了二流子；陈汉清是贫农，划了兵痞。

汪痞子（陈汪清）也是一个特例，家庭成分是贫农，土改开始时个人成分也就划了个贫农，自己当上了村秘书。说话有点狂妄，村民看不惯，都奈他不何，于是复查时把他本人从贫农改划成破产地主。土改后，他教了几年书，整风反右时又被划为右派分子，受了十几年监管。

还有家庭成分和个人成分完全重合，叫做“戴夹帽子”，这个成分就是“恶霸地主”。这种人是有财产有民愤有血债的人，被枪毙的继烂皮和畅胡子是也。

还有潘培根，打卦放财神，有时称老革命，唱红军歌，都叫他“培天经”，于是划了“坏分子”。批斗他时，把“坏”字写成“坯”字，于是又叫他“坯分子”。他本篾匠出身，工农两行都不想干，自称“卡农”，上不得下不得。这样，“坯分子”和“卡农”就广为传开，成了培根的代称。

此外还有一叫允汉的，家庭成分是贫农，个人成分划了“懒汉”，所以沈晓兵每看到允汉来了，就说“两兄弟来了（‘允汉’和‘懒汉’）”。

划成分要张榜公布，在工作队领导下，由贫农组评定，略有变动，最后一榜才落槌定终身。

接着是没收地主财产，分配胜利果实了。从地主家里提出的田、土、山、水塘、家具、农具、房屋等，由贫农组协商分配给贫农、雇农。大部分地主移住在原屋的偏屋里面，只有国时子搬出住在九龙山下的九宫庙（瑞庆宫），体老仁搬出住在仁寿庵关爷庙里，益和兴徐霍霞搬出住在曹家的破旧庄屋里。玉老泉搬出住进贫农沈尔文的一栋独字屋，环境相对还好些。

太和村的曹家到薛家的几十亩高岸田是法源寺大地主的庄田，全部没收纳入本村的胜利果实分配。改进田土山林的户头，除贫雇农外，佃农也分得果实，富农不改出，中农自保。这样就基本达到了平均地权的目的，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没收的大农具和豪华家具也是胜利果实，作价按需分配，比较容易。贫农分到的龙骨水车、扮禾桶之类以及床铺桌凳等最为实用。那些豪华型的摆设之类，分进来之后也有卖出的。例如那些有挂檐招檐的大型绷绳床，结构复杂而精致的梳洗台和中堂太师椅等就不中用。

例如明老星分到一张精致的摆柜就卖给了祖父，明老星认为不能放棉絮，不实用。现在我把它运到浏阳县城的新居所，上层成为摆工艺品的地方，下层藏了一些线装古籍。

从继烂皮和畅胡子两家没收的太师椅及配套的茶几，只好分散搭配到了各贫农户。这些成套的椅子有太师椅，也有官帽椅，也有圈椅。分散后就改头换面，有的锯矮椅脚给小孩子吃饭，有的锯掉靠背扶手改成小方桌吃饭。

几十年后，这些成套的摆设称为古董商收购的珍品，可是早已经或化整为零或改头换面，直至打烂进了灶门，真是可惜。我想，当时作价售出再分钱也可作胜利果实。想来也不可能行得通，因为明老星出卖摆柜也不敢公开，只是暗箱操作。

其他如银器、铜器中的酒壶、茶壶、夜壶、热脚壶、锅、罐等也不很多。没有听说没收了好多银元的事，也没有听说没收了元宝金条的事，可见本村没有贵族型的大地主。特别是没有听说没收字画和古籍的事，因为我村只有一个旧文人陈闲僧（陈牟），和一个到陈雁峰那里读了二年经馆的沈湖村。藏书也不过是几本《四书五经》和一部《康熙字典》，以及《幼学琼林》等启蒙之类的书籍。

最使我惦记着的一套礼器，就是宝乔宗祠的一套八仙屏风和一套香炉花瓶，只在婚礼和祭礼时才用它。土改时没有列为胜利果实化整为零分配，而是不翼而飞了。

七  摇金山

摇金山脚下是刘氏宗祠，我们都叫它刘家祠堂，是石江乡政府驻地，也是土改开斗争会的地方。斗争的台子用木大门搭在下厅（前厅），正面朝着上厅。因为上下两进一过厅，加上两边的厢房，有很大的空间，能容纳很多群众。

每次开斗争会，人群塞满了祠堂的所有空间，梭镖林立，口号震天，气氛紧张得有点可怕。我们儿童团首先站在群众中间，为了能看到台上的斗争场面，就各自分散开了。也只能看到台上被斗者的半个身子。

我印象较深的一次，是斗争雪谈子（陈振湘），他被反捆着跪在台前的中间，两边还有几个陪斗的。有个较高大的叫什么老板的人，每斗一条事实就大声问一句：“确不确？”回了“确”之后就诉第二件。如果争辩，就扇一下嘴巴子。直到说“确”为止。

有的事他拒不认账，就把系在他背上的棕绳扯起来，吊在半空中，叫吊边猪。当他死声大叫“哎哟”时，又问“确不确？”几次吊边猪，几次吊断棕绳，倒在台上，再几次扇嘴巴之后，他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才连说“确确确”。等一切事实承认后，民兵把他押回云公祠谷仓里。此后看见他上台挨斗，大人说他这个支前主任已经押到新安铺冲（枪毙）了。

最后一次斗争会，是斗争杀害陈明兮烈士的恶霸地主继烂皮（陈继纯）。所有被押的人犯都从云公祠谷仓里叫出来，一个连一个串捆着押到刘氏宗祠斗争台前站着，低着头，没有上台，只是陪斗，也是陪斩。

继烂皮捆在台上，瘦矮个子，回话的声音很小，我没有听清一句他的回话。通过几个斗争人发言后，件件落实盖上手印。一阵口号声之后，工作队宣布罪状，判处死刑立即枪决。一块判斩牌插在他的颈后的棕绳间，在一阵口号声中，他被民兵推下台，押到祠堂外的化字炉下的河滩上。一声枪响，他倒在血泊中。

这是继枪毙潘俊良后，我第二次看到的枪毙现场。我明白了，陈继纯要留到最后，唱压台戏，到召开庆祝土改胜利大会那天枪毙，以示胜利。

庆祝土改胜利大会的场址设在刘氏宗祠后面的摇金山上，是一块比较开阔的坪，坪中有很多淘过山金（狗毛金）的坑，还有一些洗过金的沙砾小丘。记得是个晴朗的天气，群众欢欣鼓舞，石江乡的村民到得很齐，敲锣打鼓，手执红旗，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儿童团秧歌舞和金钱棍也作了表演。

土改工作队做了总结，宣布土改取得伟大胜利。打倒了阶级敌人，平均了地权，做到了耕者有其田，人民群众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生活水平会不断提高，地主分子也在人民群众监督下，好好劳动改造，重新做人。

八 “改锹子”

土改后，农民都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特别是分到胜利果实的贫雇农。佃户无田可佃，就专注在精耕细作上。

这时，祖父因是个染工出身，无奈弃工归农，学着做犁耙功夫，地方都叫他“改锹子”（把阉割后的母猪饲养而成的肉猪叫改锹子，喻为因外力而改变人生方向后的吃力适应过程）。地方人把栽禾、甩牛（犁耙功夫）、筛米这三项功夫视为真正农民的标准，而其中筛米最难，是一种手技工夫。

可是祖父还是掌握了筛吊筛的技术。当时没有碾米机，把稻谷加工成大米的过程叫做整米，每个工整出一担米是标准。首先用土砻推破除谷壳，再用碓舂去糙米皮，然后用风车吹去粗糠头，最后用吊筛筛去细糠，筛面上的米粒在双手挪动下做圆周运动，等未破壳的少量谷粒随着漩涡集中到一点，就用手攫除。

至于栽禾（插秧），祖父不会劈页（在田中央随手载四行又直又快又匀的秧，作为标准），只能栽傍页（傍着劈页栽）。不过他不要紧，就着每年农历四月十六生日那天，几个亲戚帮忙，一天就完成了。以后只要管水追肥和擂禾。

那时都不知道治虫，把蚜虫叫做焰虫，把螟虫叫做钻心虫。一旦发现病虫害，祖父就到南普寺关老爷庙里去求一叠纸钱，用竹签穿上插在稻田里。严重时关老爷的关刀也杀不死那些半毫米大的蚜虫，不几天禾苗就像火烧了一样，祖父只是望虫兴叹。

祖父犁田，总是留下很大的湾角，我只好用锄头帮他挖翻过来。因为祖父不会开页（犁田时下犁首沟），过路的老农就说：啊哟，骟牛的人骟不得马，苍老板你只做得染匠师傅啊！可是祖父就说：我这是八十岁学吹鼓手，只求打得响，不求打出调子来。

本地只有栽一季中稻的条件，这样也就避开了上半年水整秧田的干旱，下半年的二十四只秋老虎。等到收割时，我和祖父把箱桶（短长方形的木桶，俗称扮禾桶）抬到田塍边，先割开一个桶位，把桶拖到田里，插上扮折，围好三向，敞开的一边斜放打稻谷的竹栅子。

然后把一稻子全部割倒，禾把子整齐地横向搁在禾蔸上。我伴着祖父扮禾，他拿他割的大禾把，我拿我割的小禾把。祖父教我把枯禾叶顺向包好，双手握紧，大拇指把禾把子掰开略呈扇形。说这样能把谷子扮干净，不然就包成烟包把子打不净。每扮完一次，祖父就把两个禾把子合起来，抽几根稻草扎成一个稻草人，用力一甩，稻草人就直立站住了，这样就方便风干。

祖父说扎稻草人也是技术：尾子一扎，脑壳一压，左手一扯，右手一甩，既要快又要紧还要站得稳。这套工夫如果手脚太慢，别人就不会与你合桶干活的。

十几年后的六十年代，我回老家改造时，这套技术也派上了用场。这是不能忘记祖父教诲的。

收完早稻后，就要准备种各种秋粮了。首要任务是犁翻都是禾蔸的硬板子田晒土坯，其实也就是晒垄。经过冻晒的土坯，耙起来土块容易松散，秋播冬种就轻松多了。不然，耙来耙去，一些土坯耙成了圆球，要用锄头一个一个去打烂，才能整土开沟打。因此，老农说：七（月）金八银九铜十铁，犁板田一定要赶季节，越早越好。

祖父背着“改锹子”的名声，在这两亩八分稻田里一直耕作到1958年春天，通身浮肿，得了水臌症。农历五月初八日，他躺在一张从灵官嘴带回来的竹躺椅上咽下最后一口气，终年六十四岁。

当了十年“改锹子”的祖父忧病交迫，苦劳成疾，临终时他没有瞑目，因为此时的我关押在浏阳看守所已四个多月了。

后来祖母对我说：“阿公到死还喃喃地说，博爱几时能回来呀！他是死得太苦了，太凄惨了！把个孙养大到参加工作，落到一个坐班房的下场！生不能见面，死不能行孝，连一个孙媳妇也不能穿白行孝端灵牌。真不值！后来只好请益友（侄子）代替你端了灵牌！”

“你婆娘又离婚去了湖北，剩下我一个孤寡婆婆，苦得死我苦死了，急得死我急死了！可是我相信你不会犯法。有个姓陈的造谣，说你某日解到龙伏来冲掉（枪毙掉）。有的人幸灾乐祸，准备踮起脚来看险。有的好人同情我，来安慰我。我不相信，我的博爱犯到那一步。好人天照应，你还是回来了。只是你的阿公望得到，真作孽！”

我很痛苦地听者，我的眼泪只能往肚子里流淌。祖母更加悲伤地哭诉着：“好得你婆娘在四月十二日生了一个曾孙女给他。他好欢喜啊！真是灵醒的家伙，只想抱她，可是他无力抱她……只带了八个多月，到十二月二十四日，她也……要得……

“我……我到后山岭上哭了几次，我用擂槌把坟堆打紧，怕……怕野兽刨她的坟。你阿公还是看到了这个曾孙女，只是冲了喜也救得他的命！你关在班房里，一眼都看到，可怜也做了你的女，你只是捎信回来为她取了个名字—— 一红（我被捕前准备报考华东美术分院，取三元色之一）。”

我抱着祖母痛哭了一场。这是1962年7月14日改判释放回到大地坪老宅时，祖母诉说的一段辛酸往事。

写到这里，是2008年8月25日晚上10时10分。我的头沉重地低下来，眼泪滴在稿纸上，笔从酥软的指间掉下。我只得在卧室里静坐下来，抑制住无限的痛苦，我还得继续圆好这个“蹉跎坡旧梦”！

祖父的碾石房在大地坪老宅私厅的老厨房里，扶手划机依旧，碾石岿然屹立，蛛网密布，灰尘封蔽。祖父在十年“改锹子”生涯中，并未丢了这个伴他几十年的行头。

在劳苦耕作之余，他也为附近农家碾踩一些青蓝棉布。当时穿洋布的极少，靠家织棉布解决穿衣问题的居多。祖父本来有脱肛的老病，还是咬着牙关摆动着碾石，只是为了赚几个油盐钱。

我很担心祖父摔倒受伤，他总是说：你站远些，我踩了几十年，自己有把握，会招架的。

1963年，生计处于困境。我和祖母商量把碾石行头卖给了暗塘里的刘师傅。把祖父的遗物出卖始终是个遗憾，写到此时，我只好到浏阳民俗步行街拍下残存的碾石照片，绘出立体图，作为对祖父遗物的弥补，以表纪念之情。

1962年到1978年的十六年里，我在监督管制下劳动改造。全劳力拿十个工分一天，我只能拿八个工分。从一个知识分子改造成一个农业劳动者，是要蜕一层皮的。于是我也传承了祖父的衣钵——做了“改锹子”，首先锻炼了三皮：手板皮、脚板皮和肩膀皮。

一年后，我在挑长途担子和推土车子（独轮车）两个项目中，取得了冠军。以后又在牛功夫、扯秧插秧等项目中大有进展。我推土车子能把五百多斤的石头从采石场直接推进保管室；我能从石柱峰担回一百二十斤的竹木不歇气。其他男劳力也无可奈何，因为这是按重量记工分的。

体力和耐力使我渡过了难关，站到了十个工分全劳力的行列。不过，别人认为我是改造对象，不是地道农民，还是鄙视我为“改锹子”，与祖父无异。

我想，这不是遗传，这是畸形社会的产物。大凡社会剧烈大动荡的时代到来，就必有“改锹子”出现。但求蹉跎坡的后代，不要再出“改锹子”。

九  地主的后代

土改后，政局稳定、生产发展。1951年3月27日，县合作总社成立。土匪肃清，废除旧乡保，全县划为一个镇（城关镇）、15个区、6个居委会、201个乡。我们太和村属石江乡管辖，乡政府仍然设在刘氏宗祠里。

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都很高。地主虽然分得的土地都是一些偏僻而贫瘠的地方，但通过认真的精耕细作，也获得较好收成。特别是有的地主本来就是搞农业生产的老道场，本着“作田喂猪千万不输”的传统，家庭生活基本过得去，且逐年上升。

例如继烂皮家为了充实家庭劳力，就从小长沙入继陈绍钦为儿子，又赘入刘端喜为上门女婿。这两个人成了掌作的劳力，实际有点像长工师傅。而他孙子陈醒狮是个少爷，土改后参加劳动，是个名副其实的“改锹子”，通过长期改造，也成了犁耙功夫蛮好的甩牛师傅。

畅胡子的儿子沈玉堂和雅长子的儿子沈海龙都是入继的，原来都是农民出身，出继后干着农业的活，戴着地主的帽。土改后仍是农业生产里手，不是“改锹子”。像这样的地主，很能适应生产劳动。生活过得不会很差劲。

1952年春耕前，土改复查工作全面结束，漏划的皆补，错划的皆纠，都吃下了定心丸。都有自己一盘棋，都在划暗水船；都知道唯一的出路是自食其力，才能丰衣足食。

土改分胜利果实时，也从杨源的大家、沈家坡、横担山移来了三户贫农入住我村，这三户中的沈干成住恶霸地主陈继纯的房子，沈华汉住恶霸地主沈畅晴的房子，焦可让住地主潘体仁的房子。另从社港清泰乡的朱家洞移来二户贫农寻民选、朱之茂，也入住陈继纯的房子。

以上五户都按村水平分得田土山林等。前三户落户生根，成为永久性居民；后两户几年后搬回老家，说打生不如傍熟，作山容易种田难。不知他们的胜利果实又如何处理了。

土改后的政策鲜明，叫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本村的地主子弟沈皆遂、沈福厚都考上了师范，参加了教育工作。外村的地主子弟黎书图、沈访霞、潘汉昆等都考入高校，参加了工作。这时期虽然讲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社会还算稳定。如果放在1958年以后，就是唯成分论，他们的命运注定是终身制的“改锹子。”

到八十年代搞起了责任制以后，农村生产积极性出现了划时代高潮。地主子弟陈秋桃从木工起家，发展到创建龙伏家具厂，成了小有名气的陈老板；地主子弟徐桂林从打沼气池起家，发展到在龙伏镇恢复益和兴老字号商店，并当上一届村长。

到后来，不少子弟从经济领域跃上政治领域，入团入党的大有人在，有的当上了镇长，有的当上村长且入党校深造。有的参军后当上军官，至于升入高校进入新闻、企业、财经等部门的不乏其人。

有一次，一位老支部书记叹着气说，这是什么时代啊，一个恶霸（陈振湘）的后代当上了镇长、人大主席。一个地主子弟当起了村长，真不可思议。我只沉默着，没有回话，视作没有听到。我心里在暗自驳其悖论，你知道这是什么时代吗？社会在变革，时代在进步，时代正以万钧雷霆之势前进着。左脑壳还不醒，就站在50年前的老地方莫动吧。

第三章  浏阳与湘潭

一  糊涂赴考过蕉溪

随着祖父搞农业生产是1951年的事情，也是仅有的一年。因为这年我没随曾荷民、寻南生两位同学去考湘北中学。也因为我看到年迈的祖父，干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活，心里很是不忍心，加之他是个“改锹子”。他虽有八十岁学吹鼓手的决心，但已很难鼓起痰袋子吹响唢呐。我只好帮他打些敲边鼓，做起事来也勉强合拍。

祖母扭着那双三寸金莲，喂一两头猪，操持家务。自那次换来一皮撮金圆券倒票子后，祖母的纺织就落了气，再也无法起本纺纱织布了。

祖父踩碾石也放了一些赊账，不过数目既小又分散，也成了烂账。祖父说善财难舍也无可奈何，碰到这种长鼻子(地方对无赖的称呼)，只好打个“视如”(即好比，视如给贼偷去了，一种精神胜利法)。况且我家在土改时划了个自中农，也不是十分团结的对象，犯不着与长鼻子们发生纠葛。

当土改结束时，我自动从农村剧团退出，开始复习功课，重点放在算术中的解应用题方面，例如鸡兔同笼、和倍和差、工程、年龄、植树及比例分配问题等。语文方面只复习成语应用；此外再了解一些政策和时事。

有时也练习毛笔字，临摹何绍基的“道人胸中水镜清，万象起灭无逃形。独依古寺种秋菊，要伴骚人餐落英……”。这本字帖是我读初小五册时，祖父带我到龙伏尚友堂买来的。我临摹这本老何体大概有三年时间，一直没多大进展。大人们说这种字体会把我的手练呆板，没有一种流畅感。此后再也没有写何体字了，因为再也没有写毛笔字的时间了，同时社会也完全进入了自来水笔时代。

祖父母也支持我读书，他们说将来做个教书先生或郎中先生也好。大户人家几代不解脚（不打赤脚），都是斯斯文文的先生。办起大事来，不要摆桌抹凳，不要担水洗碗，也不要一个围裙系在身上油巴滴水，做在前头，吃在后头。

祖母又说：阿公是染匠，老阿公是长工，祖宗八代都是与泥巴坨打交道。邻居天吉堂的上几代都是读书人，礼胖子当三大团的团总，橘猫狸（天吉堂沈皆遂的祖父）当绥和团的团总，皆遂的父母也都是浏阳县立中学毕业，只是死得早，做得用。

到了皆遂手里，读了高小毕业，也算是个读书人，可惜土改划了地主，再想去读也蛮难了。如果要去读书，丢下个孤零零的阿婆也难生活下去。你呢，上次曾荷民、寻南生邀你去平江考湘北中学，去得不要紧。还是复习功课，做好去考学堂的准备，我们暂时还能支持得住。

我看到祖父这个“改锹子”的艰苦耕作，心里非常不忍。想凭着自己这个小改锹子来帮他耕作这四亩二分稻田和几块旱土。可是我也有点反悔失去了考湘北中学的机会。

又看到一些比我年龄大的同学去当了工作队，穿上一身灰色制服，成了供给制的国家干部。可我还只十五岁，既不宜参军，又不宜招干。只能走读书的路，或许能当上一个什么先生之类，圆圆祖父母所期盼的梦。

有一天，沈福厚和陈淡如两个上届的大同学邀我去浏阳考学堂，我没有问考个什么样的学堂就答应了。于是三人就准备如期出发，这是1951年冬天的事情。无需什么准备，只要一只水笔就行了，听说考场有蓝墨水供应。

本地人去浏阳县城叫上县，去长沙省城叫下省。我就琢磨着上县的路途一定是往高处走，听说要爬过蕉溪岭，县城一定比蕉溪岭的地势还高。大人说到县里要走九十里路，卯时出发申时到。我对蕉溪岭感到很神秘，说岭上的青石板上留有仙人的脚迹，又说上七下八有十五里路。有的大人还说第一次进城的人，要拜城门，要打包封（红包）。

头天晚上，祖母煎了盐干豆腐和一个鸡蛋，夹在米饭中间，用一个棉布索头袋盛着，好像一个鸡食袋。祖父给了我几万元钞票，当时一万元相当于现在一块钱，并把上县的路线念给我听。

祖父四十年代在县城太和昌染坊（现在的新文路家润多地段）当染工时，一年要往返几次，路上的大小地名如数家珍。我的记性很强，几乎能全部记下。特别印象深的，也是最感兴趣的，就是那个打禾镰刀的洞庭滩，那个仙人脚印，那个刻着字的石碑，那个鸡婆岭，那个磨石街。一夜未睡好，重复记住这些陌生的地名，县城的模样也一直在脑子里揣测捉摸着。

次日天刚亮，就起床吃完眼屎饭（眼睛睁不开），提了那个鸡食袋，三个人沿着祖父口授的路线图踏上陌生的旅途。这是首次走长途，首次离家出远门，也是首次进城。

一路验证了祖父口授的路线地名是正确的：洞庭滩的叮当声也听到了；蕉溪岭的仙人脚印也看到了；只是那块石碑结满了苔衣和灰尘，无法认出文字，有无难以定断。后来回家问了秋波阿公，说这首诗的内容是：

蕉溪峻岭似云梯，一步高来一步低；

十里不闻鸡犬叫，三山唯听鸟雀啼；

马行半路双膝跪，人到中途半寸移。

任是金袍紫带客，停车下马过蕉溪。

这是一首比较工稳平实的七律，除一个雀字和膝字应换平声字外，其他都合乎平起入韵格律，都押新韵齐。不知是哪朝哪位老先生之作，对蕉溪岭之高险陡峭幽静描述真切。

蕉溪岭北坡古道残迹

走到黄昏时节进城时，已是寸步难移了，小腿和脚趾、脚跟又疼又胀。睡在文庙的厢房里，直着身子不敢动弹。半夜口渴得很，摸到了鼙亭里的水缸，喝下几口凉水。次日早上才发现缸里的水长满了衣藻，一股异味。真是饥不择食，渴不择水。

次日报名应考。报名只登记填表，没有面试政审体检等项目。考场设在文庙对面的师资速成培训班的教室里，记得只有算术、语文两科考试，是否考了政治时事没有印象了。后来有人说这次共招四十八名学生，分两次招考，有的第一次没录取又可参加第二批招考。我一个姓杨的同学先后两次参考都没考取，后来还是去考取了初中。

第三日，我们三个人沿着原路线回家，途中出了一个很大的差错，致使当日没能回到家里，走到黄荆坪就借住在一家极简陋的茶铺里。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共盖一床烂棉絮，扯来扯去谁也没能睡好，一身冻得冰凉。次日起床才知道，昨夜下了一场大雪。三个人都说身无分文，老板也就未收住宿费了。

三个人饿着肚子回到家里，因为布鞋被雪水浸湿，起了血泡的脚全被冻伤，脚跟也溃烂了，两个月后才愈合伤口。

次年开春，我们三个人都收到了录取通知单。这时才知道，这是考取了浏阳简易师范学校。看来还是遂了祖父母的心愿，圆了一个先生梦。殊不知，先生后来又成了“改锹子”，传承了祖父的衣钵。

七年以后，这三个同时赴考的老同学，终于分道扬镳。一个提着黑色公文包跑红运；一个是自动离职放弃了教师的饭碗；一个是饱经磨难、家破人亡受煎熬，但他毕竟走到了教书育人的终点站。原本是：志同道合，风雪与共。到头来：分道扬镳，泾渭分明。

二  上学

1952年，壬辰岁，一个龙年。祖父母因我考上浏师有着光宗耀祖的荣幸，认为祖宗八代没有出过读书人，这回要出个先生了。祖父最好胜，上学的前天晚餐，是要准备几个好菜的。少不得传统的冬笋炒腊肉、油炸尖角豆腐、蒸米粉酢鱼、蒸鸡蛋、炒冬苋、粉皮汤。这是祖母会做的拿手菜，荤素搭配，水旱各半。

祖父说，要隔四个月才回家，明天要吃天光饭出行，夜饭吃饱些。担着箱担上县，恐怕要两头黑，祈求是个好天。祖母连忙插嘴，明天一定天晴，我蒸的鸡蛋是平的，中间现水。我想，祖母真是气象专家，以前说她的三寸金莲能预报晴雨，现在又说蒸鸡蛋也能预测天气。以前芦仙寺关老爷行香，不但求到雨，反枪冲掉两个脑壳。宝乔祠打清醮，也求到雨，一点钱被和尚道士赚走了。明天就看祖母的蒸鸡蛋灵验不。

饭后，祖父把一只篾龟纹（蜂窝形纹路）箱子搬出来，把祖母为我准备的棉被盖和衣服等用品放进去。还有那口被日军戗烂的木皮箱里装了书籍文具和两瓶辣椒酱、霉豆腐，还有薯糕、炒米等。次日天了光，东方现了鱼肚白，祖父叫我起床吃了一顿眼屎饭，灌了一肚子茶水。祖母就又交给我一个鸡食袋，说里面装了米饭和炒蛋，这是中饭。

祖父挑起头重脚轻很不平衡的担子走在前头，我挟着红色油纸伞走在后头，他说，走路不怕慢只怕站，走到石洞岭吃中饭。上午要攒劲走一大半，下午那一小半最难走。一是要爬蕉溪岭，二是人已经老火了。我后来才知道“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道理。我跟着祖父按去年他说的路程走，一点不错。到下午黄昏时刻，才到了县立中学所在地——文庙。我们睡在大成殿西边厢房的木板床上，把脚拉直，就像一截原木树筒子，一动不动睡了一夜。

次日办清了一切入学手续之后，祖父临走时，说要去街上买一蔸金白菜（卷心黄芽白菜）和两个汤罐底大萝卜（浏阳白沙洲的平底萝卜，很脆甜）。那时的家乡只有满园花小萝卜，又硬又有苦味。只有不卷心的、很不柔软的土白菜。对于祖母来说，卷心金白菜和汤罐底大萝卜都是顶好的贵重菜，很难吃到。

祖父走了，我很感激他，也很同情他，更很可怜他。祖父是1894年甲午出生的，已是58岁的老人了。为了孙子的成才，为了八代祖宗有个读书人，他不辞劳苦，肩挑重担，足行百里，送我读书。我很难过和内疚，这是继潘家盆、宝乔祠、南普寺、永兴寺之后的第五次送我读书了，其中后三次是挑着篾龟纹箱子和木皮箱。

浏阳文庙即孔庙，也有叫夫子庙的。坐落在磨石街，斜对着圭斋路上的梅花巷口。磨石街与圭斋路平行，两路之间有邮政所、中学附小及一些零落的民居。文庙坐北朝南，一堵红色的“万仞宫墙”成为文庙的屏风，有照墙的作用，使得路人不能看到文庙的建筑格局。文庙的后山长满葱郁高大的古樟，形成一大片荫地。奎文阁建在古樟掩映之下，谭嗣同举办的“兴算馆”就设在奎文阁内。

现在文庙门口没有磨石街，只有以后整修的圭斋路中路。磨石街在大跃进修穿城而过的人工河时挖毁了。文庙的西侧隔磨石街上的火官庙只有200米左右，东侧距操场坪的县政府、公安局和武圣庙也很近，这是我到文庙读师范时，对文庙地理位置的印象。

浏阳文庙是我国保存最好的文庙之一，参照山东曲阜孔庙的规格而修建的。天下文庙一个面孔，一种风格。都是在一条中轴线上展开，自南至北依次为宫墙、泮池、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御碑亭、奎文阁等主体建筑。营造一种层次递进、雕梁画栋、黄瓦红墙、富丽堂皇的庙堂文化。

浏阳一中校门旧貌

但开在宫墙中间的仰圣门，浏阳文庙是不能建的，平时出进都走宫墙两边的侧门。据说要殿试钦点了状元，才能开建此门，把对门黎家大屋拆掉，修条大道直通朝阳街（人民东路），让状元打马游街，笔直经此仰圣门，过泮池上的状元桥，经棂星门、大成门、神道到大成殿去祭拜“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神位”。

然而浏阳从来没有中过状元。据南京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资料载，清代在112次科举考试中，共钦点状元114名，其中江苏中了49名，浙江20名状元。而湖南的两个状元不知出在哪州哪府，如果浏阳有，就会宫墙洞开仰圣门的。（编者注：湖南清代两位状元分别是道光十年的衡山籍彭浚、道光二十五年恩科的茶陵籍萧锦忠。1956年浏阳一中开了“万仞宫墙”建了校门。胡耀邦1963年回校，对陪同的校长说：“嘿！你们好大胆！浏阳没人中状元，你们竟擅自开了状元门。”陪同的一中书记和校长怔了一下。胡耀邦一拍胡校长的肩说：“不要怕，现在可以开门了。浏阳中央委员也有八个。”）

三  师十一班

据浏阳百年大事纪记载，公元1919年，乙未八月，浏阳甲种师范迁长，并入长郡中学师范部。1929年乙巳春，创办浏阳县立公学，1931年更名浏阳中学，1949年7月19日13时，解放军进驻浏阳县城。8月1日浏阳县政府成立，赵超山任县长，杨卓然任教育科长。

下期，浏阳县立中学改为浏阳县第一中学。当时的中等教育，只有公立的浏阳初级中学（一中）和浏阳初等师范各一所，私立的有狮山中学（今三中）、选文中学（今二中）和金江中学（今七中）三所。初等教育有各乡镇办的中心小学四十所，村办族办的小学二百多所，据王祥老师（简师第一班）回忆，当时的浏阳县立学校设县红十字会内（蜈蚣岭），女生住迎佛寺（柴家巷）。

1936年下期浏阳简师招生，比浏中创办迟七年，简师第一班与浏中第五班同时。七七事变抗战开始，简师迁到乡下，1949年迁到荷花的佛岭（今浏阳市荷花办事处）。1949年，决定把浏中、浏师合并，赵超山县长和杨卓然科长，择定浏阳文庙及其附属房屋和庙后山坡，划为浏阳中学校址，将文庙东西厢房（走廊）改建为教室和宿舍。

1952年上期，师十班教室在东一室（今将军馆），我们师十一班在西一室（今书画展馆），男生寝室在大成殿两旁的东西廊下，东二、东三室为中十三、十四班教室，西二、西三为中十一、十二班教室。女生宿舍和后勤食堂在前坪（棂星门）西侧祠堂里，教师宿舍在前坪东侧祠堂里。大成门装改为教导处、财务处办公区。前坪和神道坪为集合训话的地方。

浏阳师范学校旧貌

我在师十一班读书时，很喜欢这个古色古香的环境，好像是活文化人与死文化相聚的地方。从潘家盆、宝乔祠、龙兴寺、南普寺算起，这是我第五次进入庙堂了，我已经习惯在祠堂庙宇里读书，更喜欢这肃穆雅静的气氛。

但这种紧张的作息制度和学风又让我有些恐惧。每当听到那急促的哨子声，还在手忙脚乱中，矮胖的李忠汉教导主任就已促到你的身边，真是火速风行。集合训话时，他能发现你的微小动作和比蚊子声还小的说话声，轻则点名批评，重则出队示众。

天还麻麻亮，他便深入寝室，哨声把你惊醒。马马虎虎洗漱一下，又是哨声和吆喝声把你赶到操场上。晨操结束后即靠拢集合，一顿训话之后自由晨读。肚子里打起官司，只等早餐的钟声召唤。可是不要哨声吆喝，快速行动八人一桌，筷子有的放矢，很快结束了“宛城之战”。

校长是浏阳县副县长张启魁兼任。执行校务的是朱家锡副校长，李忠汉、石岑高任正副教导主任，江澄任总务主任，其他的党团干部和后勤事务等的负责人，概无印象。

我班共有同学47名，其中大男大女都已结婚。我在班上是较为矮小的，且年龄也小几岁，班上有野趣闲言，我却麻木不仁。有个女生熊美姜，几天没有来上课，我竟然没有发现。原来女生发现她的上衣越穿越大，是由于肚子越长越大的原因。不知哪天，学校把她辞退了。她从此辍学，回到农村当母亲去了。有一次老同学聚会时，有几个同学说去西乡看过她一次，已是四代同堂的老祖母了。可她在我的印象中，还是一个轻皮薄面的高挑个儿。

另一个年龄超大的女同学，叫寻露华。可她是南普寺高小焦达谷校长的夫人，我应该称她师母的。她感到腼腆，我还是称她露华同学。然而有个叫焦佩玉的姑娘，常来班上找她，亲热地叫她妈妈。原来她是露华的亲生女儿，在本校中学部读书。于是母女变成了同校同学。

还有两个因肺病休学、芳龄早逝的女生，一个是胖胖的邓爱珍，一个是清瘦的孙益林。其余十二个女生毕业时都定下了终身，只有两个叫柳赠行、李兴梅的嫁了教书匠，其他的均嫁了官员、职员、医生等，其中陈翠林成了将军太太。

我们三十二个男生都没有吸引他们的本领，在婚姻感情上视为无缘之辈，连擦肩而过也谈不上。其中周祧宗、周心农、李运兴、罗传武、罗锡兴是班上的巨无霸，牛高马大，个别有妻室。都尊他们为老大哥，是班上的骨干分子。我是班上的小喽，不介入他们的行列。喜欢单独行动，如摘桑叶喂蚕、到浏阳河游泳捉鱼、躲在麻衣庙看书等。能引起班上注意的是考试成绩排前，上课和晚自习打瞌睡。

四  唐政与邱绍晟

唐政老师是湘潭人，任师十一班班主任兼语文课。她在授课和育人方面都很是认真和严格。那微突的眉骨和锐利的眼神，使我敬而生畏。她讲课或提问时，有咄咄逼人之势。这种威严的仪表和风度，与文静的女性身份很不相称。与教导主任李忠汉老师（编者注：李忠汉亦是北京大学前校长周其凤院士的恩师。20世纪60年代初，农家子弟周其凤考入浏阳一中，因家境贫困辍学回到浏阳北乡泮春——此书前文提到的被征用为区公所的周氏宗祠所在地，李忠汉劝周其凤回学校继续读书。）相比，也毫不逊色。与她的丈夫龚雨人老师相比，也有极大的反差。这是刚柔相济、配成乾坤合德的一对。

这种刚直不阿的性格，在大鸣大放中秉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落入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陷阱，在大批大斗中，她支着怀孕的身子倒下了，并以“自绝于人民”的右派分子盖棺定论。

按照龚雨人老师在2001年的回忆：“红卫兵，其实就是浏阳一中的学生，用绳子捆着我爱人唐政去浏阳一中大礼堂斗争，我和浏阳一中几个家庭成分大的老师坐在下面陪斗。我眼巴巴望着她挨骂挨打，看着看着她站不住了，倒在台上。红卫兵还去打她，骂她装死。我惊叫一声，也被红卫兵打倒在地。批斗会散会后，我把她背回家就死了。真是昏天黑地。我的大一点的儿子被捆吊在房门口的树上，两个小女孩吓得走出去了。我的双手被反捆着，学校用几块木板钉个箱子，把唐政老师丢在里面，一些学生向尸体吐痰打瓦片。当时浏阳一中的校长赵一安站在旁边，我向他叩头，请他制止，他说是革命行动。就这样用绳子捆着我去埋了我的爱人唐政老师。”（这段，据林达提供的原始资料）

拨乱反正后，虽平反纠错，但给她和她的家人带来的灾难是无法想象的，更是无可弥补的。师十一班部分同学聚会时，也去看望过若如木鸡的龚老师，他说妻子死得太惨了，罪受得太多了，潜流的泪水中断了他的诉述，同学们黯然神伤。

自1953年下期离开浏师后，我一直没有看见过唐政老师。有关情况是邹清华等同学追忆往事时所谈及的。我听了很难过，只是默然，心中在说，唐老师啊，你的学生也遭了此劫，也落了“言者无罪”的陷阱，也家破人亡。安息吧！幸而我能死里逃生，能留下这点墨水。

邱绍晟是教我们生物的男老师，穿着简朴，有不修边幅的浪漫风度。这种仪表或与他教授生物有关，采集和制作生物标本，是与西装革履无缘的。有时还要系上围裙，套上血迹斑斑的手套。

他的窗台和屋檐下，摆满了花木盆罐，散发泥土气息。他的实验室，也是标本制作室，是一个简陋的临时厂棚，周围用木板隔离着。

我常到这里来，首先是观看，慢慢就蠢蠢欲动其手，试想帮帮零忙。邱老师没有把我赶出这少有人问津移步的地方，还耐心回答我提出一些有关的问题。于是我就成了他的助手，也可说是一个写投师状的徒弟。

这些实践，为我在教生物时制作标本打好了基础。1987年浏阳县生物教学研讨会在龙伏中学举行，参观了我建立的生物标本室。我做了专题发言，开启以后较有成效的生物教学活动。我首先要感谢的是邱老师，感谢他对我的栽培。

邱老师不仅有很认真独到的讲说能力，还能通过标本和版画辅助教学，使我们能扎实掌握所学知识。

1953年下期，我离开了浏阳，再也没看见过邱老师。据说他也和唐政老师一样，在“反右”的斗争中受尽摧残打击和折磨，1969年放逐大围山挖草药烧禾蔸，1976年有关人员向他宣布右派不能解决时，即二次中风，于8月20日悲惨地离开了人世。

五  少白龙王庙与天主教堂

在今浏阳嗣同路与人民路交叉的西南路口，曾经是一座古老的龙王庙，比南市街龙王庙的规模要小，故称少白龙王庙。

一棵古樟从屋角里冲出参天的树冠，使庙宇藏在一片浓荫之中。树身臃肿有硕大的疤瘤，疤瘤中央形成窖洞，很像龙的眼睛。树蔸的虬根裸露，向外延伸的小根又扎入土中，恰似龙爪。树冠的绿叶中，伸出光秃秃的开叉的大枯枝，与龙角的造型无异。

古樟像龙的化身，成为龙王庙的天然配衬。庙内没有香火设施，完全是荒废的空房子。假日，我们也到阁楼上去张望西门一带的零落景象。

沿龙王庙侧的人民路向东走到东门口，今城关医院后门对过，有一幢欧式建筑，即是浏阳天主教堂。我在浏阳读书时，从未进去看过，对它有一种神秘的肃穆感。

忽一日，浏城传着罗宝田被驱逐国境的传闻，说是在教堂的后院，挖出了电台发报机和枪支，有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罗宝田是意大利传教士取的中国名字，又说他是个全才人物，具有测绘建筑、骑马射击和医疗诸方面的技术。

问津寺古樟今貌

后来我参观了一个小型的展览，内容是“披着宗教外衣进行间谍活动”的图片和实物。五十年后，我专门去了一次这个教堂，大脑中又浮现出一个罗宝田。但与之交谈的已不是外国人，而是一个姓刘的教主。他说财经困难，无力重建教堂，还是这老样子。这些给我的印象是“红十字架”和“博爱”的标志物。

我在浏师只读了一年半书就离开古城浏阳。1958年以后的坎坷岁月里，我很少有机会瞥上浏城一眼。

六  湘潭师范

1953年，癸巳岁，癸为水，巳属蛇，应该是条水蛇，简称之为蛇年。接近放暑假了，班主任唐政老师宣布了浏师在下期并入湘潭师范的消息，从此结束了在文庙的一年半学习。告别了老师，告别了初中部的家乡同学，也告别了大成殿的牌位——孔老夫子了。

临别前一天，祖父在黄昏前赶到了学校，扛着韭菜叶子形的木扁担，并挽上一把绳索。晚上挤在我的木板床上睡下。次日大早，祖父把棉被篾簟卷好放在龟纹篾里，上面压上衣服枕头等。那口被日军戳伤的木皮箱装满书籍文具，箱上放着提水桶和洗漱用品。

祖父挑起这个六十多斤的担子，对他这个五十九岁的人来说应该是不轻的负荷，何况还要跋涉九十余里的翻山越岭。祖父不让我背东西，他要吃这个苦，因为他对我怀着很大的希望。他说湘潭他也熟悉，他曾经在那里做过染匠。下期开学时他要送我到湘潭去上学。

我知道他在吃苦，我无法表示对他的心疼。一路踏着原来的老足迹，同样在石洞岭搭中伙，到黄昏时才回到那个大地坪老屋。祖父实在很累，但不发输气，一切为了我。祖母望穿了眼睛，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少不得煎豆腐、蒸鸡蛋、火焙鱼及丝瓜汤。这是祖母的拿手家常菜。这是祖父的第六次担龟纹篾笼子和木皮箱。至今心疼已极，终生无法报恩。

湘潭师范学校旧貌

下期开学临近，祖父筹备着经济，祖母准备衣服被盖，他们在苦心筹划着。我心里也在向往着那个十八总的湘潭，并且向往那个大长沙。这次要下省，还要坐气划子（轮船），只等那日启程了。

祖母请老裁缝用机子做了两件一梭罗衬衣。这种一梭罗是祖母用一兰一白的棉纱相间织成的纯棉布。外衣是青棉布做的三个口袋的学生装。袜子也是棉纱针织的，棉布鞋棉帽子，从头到脚都是家织家纺的土产品。我不觉得土气，我很喜欢祖母费心血做的衣服。

祖父挑着那担老行头走在前面，一路说出所经过地方的名称。我死死记住了。沿着捞刀河顺流南下，从老家出发，经由龙伏市、新开市、焦家桥、寄马市、沙市街、鸡公山、莲花塘、毛公桥、邵家、丰裕山、伍家渡、峡山口，一路到永安市，这是从龙伏到永安的老路。到1962年，我才最后一次走这条老路，这是劳改释放回家的那年。现在的永社公路就由社港镇、沙市街直经北盛仓到永安。

到了永安就站在马路边等浏阳开往长沙的客车了。这种客车就是货车一样，人货混装，两边摆风。碰了运气就挤上去了，搭到长沙市天心路。然后赶到大西门航运码头去买好了船票，住在附近饭店里等天亮。船票是四角钱一张，相当八两猪肉的钱。长沙到湘潭有九十里水路，早上五点钟上船大约下午四点能到达湘潭码头。

第一次坐船，很新奇。分不清水往哪方流，只看见山和屋往后面走，船后面的水成了漕，船不时叫几声，像杀猪时的猪叫，水上的竹筏木排延绵几里长，奇怪为什么不落沉。小船上的大黑鸟会捉鱼。船靠码头，祖父挑起担子过了跳板就上坡，沿着长街反方往北走就到学坪，左拐经过一座文庙，就看到了湘潭师范学校的门楼。

这个门楼很像原文庙的某门楼改建的，因为它前面的地坪叫学坪，意味着学宫前坪。由校门往前是一条百多米的通直大道，两边布满树木花草，很像文庙的神道。

直道尽头是一栋宽敞双层三开的古建筑，没有门和挂落装饰。青砖铺地，中间是大圆木柱支撑着。檐下高悬写着“丽泽堂”镏金字体的大匾额。这个丽泽堂是学生集合的场所，有礼堂的作用。这里没有舞台等任何设施，由厅堂后墙的木板梯可通到楼上。

我们男生宿舍就在这木楼上，通风良好，干燥无潮。前有木窗棂，上有木顶棚。上下双人床把木楼塞满了，仅有单人通道，拥挤嘈杂。厅堂的后面是女生宿舍。

大道的右边是红砖砌的教学大楼，一层是办公室，二层是教室。外墙体是石灰勾缝的清水墙，当时没有甩沙子和贴瓷砖的装饰，清水墙算是很规范的外墙风格。

我在这里读了两年半书。一直不知道这个地方原来是什么单位，或是什么旧址。我根据学坪这个地名，估计可能这里曾经是什么书院或文庙。直到四十年后的1992年，才从校庆纪念册上知道这里原来是“昭潭书院”。

七  冯树珍与周树鑫

我编在第七班，班上的同学来自好几个县，各讲本县的方言。特别是茶陵和攸县话，很难听懂。因为这种障碍，全班同学很难融洽成一个整体，仍然分割成多个小团体。

这个班分来的浏阳同学很少，所以我和李德良走得很近，任何课外活动都是形影不离。他的成绩很好，有很强的记忆力，但表达能力很弱，是个典型的内向人。

毕业参加工作后，我直到一九八几年才在沙市镇李家大屋找到了他。他住在大屋里的土砖房子里，没有看见他的家人。他的表情很冷漠和木讷，简陋的房子里杂乱无章，比一般农户的场面还要差。从他微弱无力的谈话中得知，他划了右派，受了沉重的打击和摧残。体质每况愈下，家境亦不景气……他那蜡黄而消瘦的容颜，猥琐的形体，完全不像三十年前的李德良同学。

同病相怜是当然的，但我没有问及过去，怕引起他的痛苦。他用抖颤的手端出一碟炒黄豆，我很认真地嚼了一些，以表示我衷心的接受了他的招待。他送我出门的声音，几乎听不清楚。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告别，回到九中去听陈天树老师的物理课去了。到21世纪初，听说他在沙市卫生院排队挂号突然去世了。

班主任冯树珍是个体形魁伟的男老师，戴一副高倍近视眼镜，理着平头，常穿半新的中山装呢上衣，皮鞋的龟裂皱纹也很显眼。眼神严肃而又慈和，言谈轻缓而平易，一种浓厚的学者风度使我敬而畏之。有时他找我个别谈话，我常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有民革杂志，因此我猜测他是民主党派。他兼任我们班的语文课。教学非常规范认真。

班长及各委员等的学生官的姓名我没有一点印象。我只记得我当了一个组长，也参加班级干部会。虽然我的成绩很好，在作文与美术方面更为突出，但我是那些大男大女们不很重视关注的小鬼。他们成双成对上街，我和李德良就跑新华书店，或野外写生。他们的春心早已蠢动，而我和李德良还是两个麻木不仁的顽童。

有一次，李德良提议试一试写爱情信，就合伙写一封递给了一个最小的叫李红楼的女同学。李红楼就把信交给了管女生的黄博文老师（浏阳去的）。次日，班主任冯树珍就把我俩叫去，批评我们是搞恶作剧。从此我们和李红楼之间处于一种尴尬关系，越来越陌生起来。

毕业后，我与冯老师常有书信联系。“整风”“反右”后，老夫子的处境也是可以预料到的。1992年的潭师校庆纪念册上，发现他的大名用框框围住。我很害怕这个框框。我在讣告上常看见已死的后嗣名字也用框框围住，注上“不禄子”三字。古书上称“士人死曰不禄”。由此可知班主任已“不禄”了。至于是何原因“不禄”的，是可想到，也可不必去想到的事了。

教我们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老师叫周树鑫，据说是国立师大毕业的。又说他当过教育厅的高级官员。不过从他的仪表看，很像个有学问的文职官员。一身黑色中山装制服，长期保持棱角分明的烫迹线，笔挺威严。穿着黑色发亮的皮鞋，踏着方步，发出有节奏的咯咯响声。

他的发型也特别讲究，随时保持乌黑发亮，并且风吹不乱。同学们开玩笑说：如果涂了米汤加猪油，恐怕苍蝇蚊子来会餐！当时没有咖喱水、摩丝、发胶这些洋产品，怪不得同学们关注和猜测。

他讲课很严肃认真，也耐心解答提问。只是他一口江西话，和攸县茶陵话一样，难以听懂。我们把长沙话说为湖南的普通话，把株洲、望城、湘潭话说为改良长沙话。因为还没推广正宗的普通话，在教学效果上带来很大障碍。

忽一日，学校有一种特殊的气氛，传出一个可怕的消息，说是周树鑫老师被抓去了。他的夫人胡善坤老师随后也再未曾露面了。学校没有向同学们公布这个消息。直到毕业离校时，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他的传闻。

直到1992年，同样从潭师校庆纪念册上发现他的大名也是用框框围住，当然也是“不禄”了。如何盖棺定论，也和冯树珍老师一样，不得而知。

在那个时代，大多的知识分子，大难难逃，归于一劫。连我们这些徒子徒孙们，都多遭此劫难，何况他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

其他还有语文老师娄伯平，工会主席刘声达，美术老师欧阳城，生物老师言长一等的大名也在纪念册上用框框围住，应该也是“不禄”了。只有大难不死的秦文兮女校长近年才去世，纪念册上有幸没有被框框围住，并在首页提了一首七律，落款为：秦文兮1992年7月23日上午。

八  欧阳城与言长一

欧阳城老师是个清瘦高挑的男老师，蓬乱的自然发型下面一双大眼深陷，面部轮廓线条明显，镶有一颗闪亮的金牙齿。他常穿中间色调的夹克，没有周、冯两老先生那样的学者教授风度，倒是给人一种浪漫的感觉。他是我们的美术老师，据说是华东美院毕业的，也是湘潭市美协成员。

我爱好美术，有一定的美术基础。很期待每周一节的美术课到来，而欧阳老师的教学方法使我有很大的进步。第一，他不是照葫芦画瓢的临摹式偷懒教学，而是先讲画法，再示范教学。第二，他提出要认真仔细观察、准确清晰认识客观世界。要下笔有神，就要胸有成竹。第三，他很重视基本功，必须长期练习素描与速写，既有快镜头也有慢镜头。

我非常认真听课，也非常认真完成习作。由此引起他对我的重视和关心。在课外美术活动中，我的习作常受到同学们的垂青。每期美术专刊上，都有我水墨画出现，如草虫鱼虾和花卉等。为我以后的教学生涯中，担任美术课打下了一定基础。

我的业余美术爱好，既害了我，也救了我。害了我，是葬送了我的前程，在大鸣大放中，我为别人的鸣放材料作了插图，画了漫画。结果二一添作五，写的画的都是划右的铁证，各打八十大板，都划为极右，获个二十年的悲惨处境。

说也救了我，是在监禁劳改的绝境中保住了一条性命。1958年至1962年间，官方发现我能绘画，经常提监参加县级的展览图片绘制，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也避免了苦力的折磨。有幸没有成为班房里的饿殍，有幸没有被苦力折磨牢死。从这一点上，我应感谢欧阳老师。《寻找家园》一书中的高尔泰也是画画救了他，从戈壁滩夹边沟捡回了一条命。

1958年的被捕入狱劳改及划右监管，已彻底毁灭了报考美术学院的梦想。1964年我把“关于文字美术化”的样稿寄给了湖南人民美术出版社，回函是“这类书籍不准备继续出版，请另找出路。”于是，我又寄给了欧阳城老师，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消息。

我已有不祥的预感，后来我责骂自己太天真幼稚，这样一个浪漫型的美术老师，不可能不被政治漩涡卷去。“不禄”的可能性很大，劫后余生的可能性很小。后来也是从校庆纪念册上发现了,先生确已“不禄”了。难怪我寄去的信稿杳无消息。

生物老师言长一，也是我印象较深的一位老师。他也是不拘仪表的浪漫风度，常与一些大同学打成一片。都说他言谈风趣，平易近人，没有周树鑫、唐泽映那样威严可畏。他讲课一口长沙话，很生动，容易接受。

他讲遗传与变异时，引起了我对米丘林学说的兴趣。因此我与临湘的姜雁秋同学常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他成为我唯一的一个外县学友。20世纪末，才找到他的下落，有过书信电话联系。知道他没受打击，就职于乡文教办。

20世纪末我建立蹉跎坡柑橘园时，把所学生物知识派上了用场。该园成了龙伏中学的实习基地。这里我应感谢授业的言长一老师，可是他也在大风大浪中“不禄”了。

第四章  扫盲与教书

一  铁屎山

1955年冬，乙未岁，我在湘潭师范毕业了。一纸毕业证书发到了我们手上。这是一张约38厘米×32.5厘米的黄底蓝花边黑字纸，上方有五星国旗，盖了校印和校长秦文兮的签章。另在“公元一九五六年元月”字样上盖上“湖南省湘潭市人民委员会”的公章，学生相片上盖有教导处蓝色椭圆形公章。

这种毕业证很像一张奖状，不像现在红本本上鎏上金子那种气派，只能称是实而不华，走上未来新生活的学历证明罢了。这张毕业证书一直保存到现在。

回家只住了四天，就沿着几年前走过的老路去浏阳县教育科报到。教育科负责人开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会，很快分配了工作。

我就分到了社港完小，每月定工资为25元2角5分。教育科即发了元月份的工资给我们，相当于500斤稻谷的价值。我第一次拿到工资，非常激动。我想一年能赚到6000斤稻谷，相当于十多亩田的收获产量（当时只有一季中稻，每亩产量四至五百斤之间）。

教育科又召我们开会，宣布年前到农村去搞扫盲工作，我被分派到永和区。要求先到区上报到，再由区上分到乡上去参加扫盲工作，去锻炼一下。

我到永和区政府报了到，被分派去铁屎山以上的客家山区检查扫盲工作，这也是个年终总结工作。次日，我就带着扫盲检查工作介绍信，按照指定的几个乡由近至远依次进行。按当时的流行说法，其实是个扫盲工作队的身份。

我只身往东走了约十华里来到铁屎山。这里是铁山乡所在地，稀稀落落的铺面，生意零落，没有一点蓬勃的气氛。乡政府也没几个人办公，房屋都很简陋。我递上扫盲检查的介绍信后，办公室随即把这事交由一个搞财会的青年负责，让他带领我到基层去开展工作。

白天没什么事，主要是熟悉环境。找一些负责扫盲的基层干部，一般是会计等。从他们报来的摸底数字里，了解到本村文化程度情况。如总人口，中学生、小学生，原有文盲和半文盲，脱盲等人数写在本子上。

到了晚上就到指定村组去开扫盲会。一个厅堂里，中间方形饭桌上点着暗淡的煤油灯。前前后后要等个把钟头才到齐人数，这些男女青年，都是把埋着炭火的竹笼子夹在两腿之间，坐在两边。我很难清晰看清周边陌生的面孔，大概参会的扫盲对象女的多于男的，而且年龄都不小。

我讲话的内容当然是学文化的重要性，似乎他们没有多大反应，可能他们不完全听懂我的北乡土话。然后抽查脱盲对象的认字情况。这就是所谓扫盲检查工作。人生地不熟，第一次下乡做这种群众工作，我感到很别扭。至于那抽查的脱盲对象是真文盲还是冒名顶替的假文盲，只有村干部才知道。由此想起我老家有位潘姓青年，本是初中肄业，只是形象迟钝，服饰不整，于是多次被安排做脱盲抽查对象，使村组能评上扫盲先进村组。

我在铁山乡的几天里，安排在农民家吃饭，每餐付给四两粮票和几角钱。我也喜欢东乡人做的蒸菜。东乡的水源偏碱性，饭桌饭甑都清洗得显出原木纹路，很有清洁感觉。蒸菜都是碗底斋，不很丰盛，但味道清香可口。

山里人很仁义朴实，接待尽其家当。白天与他们交谈时间多，日子容易度过，但晚上就糟糕了，一到晚上，村民把我送到井泉的卜氏祠堂去住宿。

这是一个五开三进的祠堂，空荡而阴森。一间村办公室里，除一张床铺和写字台外，只有墙上挂着的一些公文表册。我把门闩上，不敢吹灭那盏煤油灯，躺在床上，也不敢闭眼。儿时在大地坪里乘凉时听到满阿公讲的聊斋故事中的狐仙野鬼，在脑子里拂之不去。在疲惫的迷糊中，我还是度过了一夜。

次日，他们夸我胆子蛮大。一个人敢在卜家祠堂睡。他们说这里是土改时的法庭，临时班房里死过犯人，有吊颈鬼。又说祠堂外也枪决过犯人。

我回到铁屎山，一天坐在乡政府旁边的茶铺里和老婆婆闲谈，说起睡在卜家祠堂的事。她说，不要怕，胆子是吓大的。我们这里是苏维埃，死了很多人，国民党捉了红军都是要杀脑壳的。我的丈夫也是红军，也把脑壳砍下来了，还把绳穿着脑壳挂在我的胸脯前，鲜血滴在我身上。一连游了几天乡，脑壳生了蛆。我现在孤身一个人生活，也活到如今。我是个烈属，政府关心我，每年发些优待。我听了她的诉说，很是同情她的遭遇，想起“马日事变”的血雨腥风是多么恐怖。

我发现铁屎山附近的所有道路上，房前屋后和山边荒野的泥土里，有裸露了很多灰黑色的铁屎渣被行人踩得光滑发亮。有的沟圳也铺块铁屎当跳板。我从这里走到横山乡的十里山路上，仍然能看到铁屎。我又在住地附近发现很多铁屎堆成的小山丘，铁屎渣中长出很多灌木荆棘。

我很惊奇，推断这里曾经开过矿炼过铁。我便询问当地老人，都说这是朱洪武打陈友谅时，在这里炼铁打造兵器。我说山里还有开过矿的洞子吧！老人说洞有是有的，但林深树密，不敢进山，怕掉进隐蔽的坑洞中。到20世纪后半期，这里不叫铁山乡了，改为七宝山镇。因为这里勘测出复合矿床，开发出七宝山硫铁矿，成为省级直属企业单位。工人云集，厂房宿舍林立，交通便利，商店及配套服务行业相应齐全，形成热闹繁荣的工业集镇。到21世纪初，厂矿改制停产，工人下岗，这里的热闹景象又走向低谷。

不过我自那次检查扫盲之后，没有去过七宝山。却仍很清楚地记住了那些铁屎山丘，那铺有铁屎的山路，和那位挂着丈夫脑壳游乡的老婆婆。

离开铁屎山时，我捡了一个小铁屎和一坨闪光发亮的矿石带回了老家。

二  社港完小

社港完小位于浏阳县社港镇中心的周家祠堂内，祠堂下进、上进被当作礼堂开会场所，原两进之间的院落则辟为操场。周围有围墙，东侧有一道小门通入街市，社港人称为下市。祠堂周边的教室和教师宿舍都没有一间是规范化的，完全是因陋就简改装而成。靠近校长室（办公住宿兼用）的一间房子是老师集体办公的地方。

这时的社港完小，即原来的浏阳第三十八完小。因为社港区公所（当时不称区政府）立在社港镇，故社港完小为社港区的中心完小。校长聂能发兼管全区的教育工作，相当于后来文革时的教革办主任，及以后的文教办主任。

全区的老师开会都要来这里。最远的枫林小学和黄浒洞小学的老师要吃天亮饭，走三十多里路，才能争取按时到会。下午则提早散会，照顾远道老师在天黑之前赶回学校。全区老师的工资，也要每月到这里来领。因此边远学校的老师每月必须要跑社港完小一次。我分到这里来教书，也感到是幸运的，回家只要下行十华里也就到了。

社港镇，位于浏阳北乡捞刀河上游，离源头周洛只有三十华里，离平浏接壤的黄泥界只有七华里，离小长沙（长沙县）界的金盆坦（“灵官嘴”一节中写到）也只有十六华里，应是浏阳县西北边陲集镇。大跃进时亩产红薯几十万斤的特大卫星也就发射在该镇所辖的黄浒洞山区。据说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到那里装了几箱黄土去化验，企图发现什么骇世惊人的元素，后来没有听到科学家们发表什么论文。只是公社人在大跃进年代里，出了一个“吹肥皂泡”的名。

1944年日军进犯社港时，维持会就立在社港镇。在上市与中市之间有一条小溪穿过，在其汇入捞刀河的地方有座莲溪寺，寺边有高大的古枫，古枫上有日军架着的钢炮（平射炮），威胁着周边的中国同胞。国耻难忘，刻骨铭心。

架在莲溪寺附近的一座古廊桥，把上市、中市连成一体。社港人称它为桥亭子。因为桥体全是木结构，且上有盖瓦檐角，下有木柱板凳，是摆摊歇息的地方，故称廊桥才合适，此桥在文革破四旧运动中拆换成了水泥桥。

社港完小的教员大多是江山易手时接收过来的旧知识分子，其中也有不少国民政府时期的官吏职员，如徐仁风、孔奂伦、王且连、聂能发等。另外还有喻正仁、林重义、寻额丰等老人，都是年龄偏大的本地老大派。以上这些人都是该校的权威，似乎谁也不敢惹他们。

我在这一群体中间似乎是鸡立鹤群。一则我刚满十九虚岁，二则我在语言上还没有入俗随流，三则我的业余时间都花在自学上。这样，我的生活是很孤独的。在他们眼里，一个新出茅庐的师范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时，我初步感觉到社会是多么深不可测，是多么难以融入啊！

我担任全校的图画课和一年级的算术课，企图把学过的教学法和五个环节的标准教案用于实际。可我没有做到，发现理论与实践还是存在距离。这时，开始推广汉字拼音和汉字简化，也要花很多时间来应付全区的考试。为此，我感到时间紧张，有时也感到力不从心。

学生年龄偏大，六年级的女学生有的年龄比我还大，如妇联主任邓开花就是已婚的妈妈学生。还有王旋姿、寻绍连也是够婚龄的女学生。有些老师也打上了他们的主意，如徐仁风就与在校女生寻绍连在祠堂大厅里举行了结婚仪式。后来，这种师生婚恋之风，好像成了时髦。

这时二哥沈阳溪在街上打铁，我也去看看。因为他是在综合厂做工，计件发工资，不能打扰他，后来就很少问津了。由于粮食定量，晚上感到饥肠难受，就从后门出去，花一角钱吃一碗粗糙的光头面。这种艰苦的生活越来越紧，感到难以支持下去。

校长聂能发是浏阳西乡普迹乡人，十分肥胖，都称他聂胖子。有一定的领导能力。任社港完小校长，监管全区教育工作，仪表严肃，我很少与他交往。在“整风”“反右”运动中，他没受到打击。但在肃反中，据说（那时我已被捕）他做过国民政府巡官，于是把他揪出来了，后来不知所终。

三  花桥完小

忽一日，聂校长通知我到花桥完小任教。因为那里的唐淑贤老师要调走，到东北她丈夫那里去。唐的丈夫徐赋选，是我在永兴寺高小读书时的数学老师。

从社港沿河北上七华里，便到了花桥，捞刀河在这里的关山嘴崖下向东九十度大拐弯。

花桥是浏阳北乡的一个河谷地段，土地肥沃，盛产桃李之类的水果。这里聚居王、寻两姓。王家大屋是这里最大的民居。花桥有条小街道，有南杂、屠店和中药店等，没有合面的店铺，是一种走廊式的半边街。隔小街不远的古樟旁边，有一座“成头古庙”，这就是花桥完小所在地。

花桥古樟有约七米的胸围，我非常喜欢其裸露出来的错综复杂的盘根，古樟覆盖的荫面有600多平方米，是夏季乘凉嬉戏的好地方。捞刀河从古樟南面流过，一条古道也从河边蜿蜒通向远处的关山嘴。

古樟的北面是操场，西面是学校。庙门即校门，门楣上用红漆写着“花桥完小”四个大字。庙门两边的房子改为教导处和教室，内坪两边的板楼改为教室，上进空荡荡的殿堂做礼堂用，两边都是教室，教师宿舍安插在四角的小房子里。

我一到这个环境，不由想起自己从读书到教书，都是与在祠堂庙宇里生活，都是与祖宗与神仙老爷打交道。其中唯一能与文化教育相关的就是孔庙。

学校的校长是邓彰明，一个老实忠厚的人，教导主任焦达璋，是旧职员，也还谦和。同乡付月窗很随便，教我抽水烟筒。还有一个姓陈的同乡兼同学，因为专搞外调审干，很少回校与人交谈。

我是接唐淑贤的四年级语文兼班主任，全校的图画和一年级数学。每周总共有二十余教时，改作文最花时间。因此我没很多时间来搞自己的学习。加之晚上还要搞家庭走访或社会中心工作宣传。所以晚上时间也很紧张。学校还办了一个夜校扫盲班，大家轮流去上课。

花桥上行三华里是与平江交界的黄泥界，所以有很多平江学生到这里读书。该校有很多大龄学生，如喻义花、王杏仁、寻丽华等是最大的女学生，后来成了校长夫人和师母。而王奠邦、王绍阳、寻快然等男生则与我年龄相当，外人常把我当学生看待。其中王绍阳、王奠邦兄弟是地主子弟，很聪明手巧，课余做些木工活，为我做调色板和写生架。因此我与他俩关系很好。我常到他家寻找古书，或和他高度近视的父亲聊聊诗书之类的话题。

邓校长因为学校宰杀了一头自养的牲猪，挨了批评，到乡政府写了检讨，撤了校长职。因为粮油肉食计划供应，学校杀了自养的牲猪改善伙食的做法就是犯了大错误，好像触犯了法律一样严重。惹了好大的风浪，会上点名批评。虽然当时也请了乡村干部吃了一顿肉饭，但也无济于事，任谁也不便为邓校长说情。

学校食堂里，每月定量是29斤大米，三餐饭由大师傅寻和鸣盛好后，饭罐里一点都不会剩下。如果来了客人，就要早通报大师傅加客餐，由会计在工资中扣除客餐钱粮。我的肚子很难填饱，加之我喜欢打篮球，晚上更加肚子饿。好在花桥街上的墨鱼、豆腐很便宜，且有现货供应。于是每晚备完课后，大家就统一吃夜宵，每人一钵墨鱼豆腐，这是乡村的传统配料，吃得很舒服。

后来墨鱼货源断绝，夜宵就改为吃红薯粉做的粉皮，老师们轮流去买来，大师傅在粉皮里撒上胡椒粉，味道倒很香辣。这种粉皮夜宵没能维持多久，就进了萝卜运，开始吃萝卜夜宵，吃得肚子像只鼓，不到半个时辰就变成了瘪气球。

花桥完小

再后来就没有夜宵了，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时到学生家里走访，运气好能吃到一碗粗面条。而我在篮球场结识了一位从浏阳三中休学回来的青年王继启，他住在花桥街上，从家里搞来一些扁豆和木炭，晚上煮熟后我们搞扁豆夜宵，可是这无法长期维持下去。

每周六下午，在附近沙石教书的陈及老师，常来学校叫我一起回家，星期天下午又一同来学校。返校时从家里带来一些炒熟的米粉可用开水冲泡成糊充饥，或嚼茹片玉米等。陈及比我长二十岁，划右后恢复了破产地主的成分，和我一起划入黑五类，我们常在一起参加义务劳动和五类改造会，我和他也常代替其他五类分子写改造规划和坦白交心材料，成了改造小组的特殊文书。

我们老师的年龄差距很大，对热量的需求量当然也很悬殊。我是血气方刚的青年，还热衷于打篮球和野外活动，因此每月29斤大米是完全不够的。每月25.25元的月工资，除每月上交的7.5元的伙食费，剩下的十几块钱，都花在了订杂志和购书方面，有时连邮寄费都无法凑齐。记得有两次想去长沙参观美术展览，也只好落空。

两年来，我没添加什么衣服，只给家里买过一次茴香饼和几斤猪肉。所以我在这种粮食紧张的情况下，是无能去购买副食品补充热量的。

1957年我与前妻刘氏结婚后，经济就更加捉襟见肘，几乎难以支持下去。倒是1958年入狱后，牢狱之灾取代了经济和粮食的困难，不用再考虑温饱问题了。

那粮食为什么这么紧张呢？我认为是因为统购统销政策的硬性摊派任务和当时的粮食亩产水平低下。虽然当时粮价是每100市斤5.1元，猪肉价是每市斤0.48元，但国家限制供应，粮少猪少肉就稀。

邓校长撤职调走后，学校换了一个潇洒的卜校长，教导主任是林思成，并调来一个唐训庭，加上原来的邓全胜，都是1949年前的浏阳县立中学的同学。这个关系密切的三人帮，亲如兄弟，成了左右学校的核心。

不久卜校长就离弃了发妻，来了一个砍竹遮笋，把五年级女学生寻丽华猎入怀抱，结为伉俪。相继唐训庭效尤，与六年级女生王杏仁结婚。这是当时一种时髦——师生恋。但1958年，卜、唐二人相继入狱，婚姻自然解除了。这起风华韵事，自然在当地也惹来非议，而这些大龄女学生们，或许认为能当校长夫人也是件“荣幸”的婚姻。

到了1957年，我的课更重了。除一班语文外，还教一班五年级数学，一班六年级自然，不过这也是我喜爱的科目。记得在制作鼬鼠标本时，曾得到过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张洁的书信指导和帮助，关于空气成分的实验也很成功。

在花桥完小，还去参加过两次联谊活动。一次是去平江县城关完小，另一次是去平江思村完小。到平江县要步行五十余里，到思村则要步行三十华里。因此两次的篮球友谊赛都中了对方的以逸战劳之计，以失败告终。校长安排了几个大女生同行，是为了应付文艺同乐晚会，倒是开心。我只关心山水，唯一参加了一场篮球比赛，是冒称我校学生上场，幸未露马脚。

四  东山漫游

那时，我的同乡兼同学沈皆遂在湘潭师范病休回来了，也常来花桥完小玩。1956年暑假，我俩商量搞一次东山漫游，其目的是欣赏山水，了解自然和采集一些植物标本。本地习惯把周洛、百崖和石柱峰一带统称为东岸大山，即我们的漫游目标东山。

我俩从花桥出发，沿河溯水而上，直奔大洛坪。途经之地皆为红岩结构的山体，没有高大的乔木层，坡和石缝里生长着灌木林。山冲的溪水澄澈见底。直至午后，我们才到达大洛坪。

周洛源头的水流冲出夜合山的潭口后，形成了一块冲积小盆地，是为大洛坪。这里土地肥沃，成为徐姓聚族的居民中心。徐氏民居和徐氏宗祠都在盆地边沿的缓坡上。曾任国民政府湖南某县县长的徐才士（飘鹏）住过的小洋楼，也在这里。

大洛坪对面的石山叫镜山，县志上有“圆如镜，平如砥”的记载。我们去镜山下的石洞里看了一下，因为不是石灰岩结构，所以没有发现石钟乳，可是有很多夜明砂。听来名字很雅致，其实这是中药师给蝙蝠粪冠上的美名。洞中充满了蝙蝠和它的粪粒发出的混合臭气。小时候，大人就教我们称它为檐老鼠，可见祖宗们早已认清了蝙蝠是兽类而不是鸟类。

大洛坪的水流从潭口流入，从关山流出，奔流直泻到花桥才平缓下来。20世纪六十年代，在关山这个峡口上筑了大坝，锁住了这条水龙，大洛坪就淹没在汪洋之中。从此，大洛坪所淹水域成为关山水库的库区，徐氏族群迁移他处，聚族而居的大洛坪徐氏民居不复存在。

从镜山到潭口很近，相距不到三华里。所谓潭口，是周洛的水流经过夜合山从山口奔流而下，落差使水流的冲击力把山下的泥石冲走，形成一个大水潭，其上的山口和其下的水潭合称潭口。银白如泻的瀑布，震耳轰鸣的声音及弥漫溅飞的水花，构成潭口的一道景观。

这是非常自然朴素的景观，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现在的水潭淹没在关山水库水面之下，只有在“潦水尽而寒潭清”的枯水季节，才能显露出那圆圆的潭面。可潭口早已面目全非，山口架桥修路时滚下去的山石，几乎把潭体镇平，而且库区沉淀的泥沙淤满了周边。其上的夜合山口，架上了钢筋水泥平板桥，一条马路经这里进入周洛。早已被现代交通和水利设施掩盖的潭口，五十年前游历时的风光不再。

从潭口左侧进入夜合山峡谷，抬头能清晰看到两边的山崖峭壁向外倾斜，有顷将倒下之势。峭壁上的岩石凹凸排布，对应吻合，似张开的犬牙。传说这座山原是一座整体，自皇帝用御笔拖开后，白天打开，晚上合拢，故称夜合山。

从山口上走四华里就是火石桥。这一段峡谷除两边山崖下的竹林灌木外，只有布满被水流冲磨得光滑的巨石，有的像香炉，有的像渡船。溪水从石缝中奔腾冲刷，形成不少水潭，如鹅颈潭等。

我们在这段峡谷中找到两种常绿小灌木，是既可观赏又可入药的大罗伞和南天竹。大罗伞是紫金牛科植物，累累的小红果实要到下次开花时才落。半革质的叶子茂密长绿，是观叶观果的盆栽观赏植物。南天竹是小蘖科植物，全革质叶片，其干丛生苍老，露根盘曲，宜于地栽。这两种植物生于高山边沿地带，具有很强的抗旱抗寒性，属半阴性植物。现在，它们在蹉跎坡庭院中安家落户。

近年，这四华里长的峡谷中的石头被吊车吊走，水潭也被填实，开发为漂流区。可叹，有限的经济利益破坏了无价的自然环境，峡谷溪流中的香炉和石船是无法复制的神工鬼斧下的杰作，所有石头的圆润与光滑都是亿万年的自然造化。

火石桥是夜合山峡谷的上游终点。从这里起，沿正溪两岸有开阔的田野，屋舍密集，周边的梯田别具一番风景，除陈家大屋外，其余都是众姓杂居，是为周洛的核心地带。

石柱峰麓风门口

周洛人把火石桥以上沿溪两岸叫正洞，火石桥以下的北坡叫南洞，火石桥以南至周洛坳叫横洞。周洛人种植的单季稻称麻壳粘，米粒细长。周洛人用水磨舂出来的米，比上等机米还要柔熟。这种米煮的饭，不要菜也能吃几碗。

我们在正洞没呆多久就过火石桥进入横洞，从陈家祠堂附近的石板路直奔石柱峰（这个祠堂后来幸运的逃过红卫兵破坏，雕刻精美的神龛至今保存完好），沿着盘旋的石板路漫步攀爬，边走边关注两边的树种和花草。山麓是混合林带，草被层很不茂盛，只有稀疏的藤本植物和匍匐草本。我们将发现的肺形草制作了标本，一路上到烟坪地段。这里是针叶林，山腰里也种有水稻，住着几户罗姓人家。

在烟坪冰凉的水里，我们发现了黑背红肚皮的蝾螈。这种动物外形像蜥蜴，容易被误认为是爬行动物，因为皮肤裸露无鳞甲，且用腮呼吸，故属两栖动物，应是从鱼类到爬行类的过渡型。以前听说只有浏阳县城附近道吾山的井里有蝾螈。地方人传说它是龙的祖先，所以称之为龙，并没有人叫它蝾螈。

从烟坪以上，针叶林逐渐稀少，出现大片的茅草植被，显得格外荒凉，草丛中的乌头开出蓝色花朵，打乱了过于统一的黄绿色调。石柱峰玉皇庙就建在这个海拔1053米的草本带。

玉皇庙是明代浏阳六观之一，原是婴母教的婴桃观，后以祈雨为名募捐扩建改为龙王庙。是座两进三开的木石砖混结构，两进之间由过厅连为一体，内有天井，天井的泉眼称百汇泉，由明嘉靖二十七年县丞李潜命名。天井旁边的偏屋住着一户人家，维持香火。这晚就在庙里食宿，睡在过厅的阁楼上，蚊子叮得厉害，并且庙里响动频频，怀疑是猴子或老鼠作怪。总之，在朦胧中无法睡熟。

晚餐前，我俩在山涧的泉水中洗澡，只能轮流洗，留一个人用衣服赶蚊子。傍晚时的蚊子特别多，也特别饿，用手能抓住很多。这种山蚊很少吮吸到人血，所以来势特别凶猛。

洗澡后借锅做饭，采取从祖母那里学来的“齐水干”的做法。即在米水沸开后，舀去多余的水，盖好维持文火，闻到饭香看到黄色水汽外冒时，证明水尽饭熟。再炒一点辣椒萝卜下饭，比在家里的四菜一汤更有滋味。

次日早餐后，在茅草中的羊肠小道上往上攀爬三四华里，就到了石柱峰顶峰，峰巅一座不到五平方米的石庙，屋顶是青板石盖的，风吹不动。庙被荆棘茅草密密包围，要费劲才能钻进去。

我们站在庙顶上远眺，黄色的山丘，绿色的田野，银色的河流，灰色的农舍，四面河山尽收眼底。据浏阳县志载：站在这里“晴日可鸟瞰洞庭”，这当然是夸张的描述。

我们在草丛中发现很多紫菀，这也是一种可供观赏的中药材。春天，开着紫色的簪形花，密生的匙形叶很具秀色，挖出它的块茎即可繁殖。另外，由于垂直气候的影响，生物的适应性表现特别明显。例如长在这里的紫穗槐（草本）就特别矮小，叶子只有指甲大小，不认真仔细观察，还以为它是别的物种。

石柱峰顶的北边可到袁侍郎墓地铁坟坪，沿起伏的山峰走四十华里可到祖师岩，东边可下到枫林峡谷。我们钱粮有限，只能按计划路线回程。于是一起回到山腰上的玉皇庙，皆遂抄录好庙里的对联，我清理行李和植物标本就沿南坡石路下山来到百岩峡谷。这里比夜合山峡谷显得阳光高亢，落差大而水路长，很适宜开发漂流业，但没有夜合山那种高峻阴沉的险峡气势。

我们计划在三个地方停留。

首先是高桥地段河谷中的约丝潭，这里是落差较大的两个台地交界处。瀑布下的水潭几乎是正圆形，周边岩石被水流磨得非常光滑，在山林的掩映下，潭水呈深蓝色，显得特别阴森可怕。

传说潭水的深度有一约丝那么多长，这是一个模糊的数字。又传说往潭里倒进糠头（谷壳），夜合山的潭口就浮出糠头。证明两潭之间有阴河相通。传说就是传说，不必去考究证实。不过，我还是涉水到了潭边，双足浸在那沁人心脾的潭水里，这是一次冒险的享受。我又投入一块大石头，根据回声的时间大约推断，估计不是很深。

下站是高桥陈家大屋。传说一个长工与一个讨米的姑娘幽合后结为夫妻私奔了。后来发了财，回乡起了两栋大屋，分给了两个儿子。一个是高桥陈家大屋，一个是周洛陈家大屋。土改时其后裔都划了地主成分，这高桥陈家大屋充公办了高桥供销合作社。

我不能进入供销社这经济重地去看清内部结构。只能从外部看到走马吊楼和花窗门，肯定过去是个大户人家。我们在合作社的茶钵里舀碗凉茶水喝了后就出发，边走边考虑下一站的事，不觉就到了风门口。

五十年后，我和长沙市两位老干部应邀去周洛参加陈家大屋售票开业的筹备会。我才知道这大屋与陈氏祠堂一样，侥幸没被红卫兵捣毁，保存完好。由两进一过厅，两横厅，四天井，两火巷组成。上进倒堂里面的神龛完好无损，原来写着“天地君亲师位”的家神榜旧貌依然，神柜里还放着枪耙棍锏之类的十八般器械。

从老者展示的族谱里知道是颍川郡的义门陈氏。又说他们的祖辈就是那个长工和讨米妇女，传承下来了那跟讨米棍和讨米袋。散会后，当地请我们三人到农家乐饭庄进了中餐，记得那天是倾盆大雨山洪暴发，四处瀑声轰鸣。

再回到五十年前，我们两人拖着饥渴的身子到了风门口。这里是百岩溪流的出口处，水流突然南折，经泮春到峡石武家汇入捞刀河。这道峡口又高又窄，由金石山和凤凰山对峙而成。山风从峡口出入，风速增大，故名风门口。山体由变质岩和云母砂岩组成，裂缝纵横，更显嶙峋可怕。一座三搭的石板桥架在峡谷下的急流之上，一条羊肠小路从东岸的金石山崖下蜿蜒而出。

我们从西岸过桥到了羊肠小道上，回头北望百崖峡谷和石柱峰，有很好的深远和高远视觉效果，我保存几十年的钢笔画就是站在小道上画的。在桥东的关门石下休息了一会之后，我们便下山涉河到对面的石牛砦，这是此次东山漫游的最后一个景点。

从风门口向北经普洛、七娘山、桥头、双狮坪到潭口一带，是石柱峰一带高山的边沿带，形成断层。水源丰沛，气候温湿。这一线山脉自南至北由凤凰山、井冲岭、团湾岭、万佛岭组成，比石柱峰低得多。南被风门口切断，北被潭口切断，东边由周洛坳把它与石柱峰连起来。周洛坳就成了周洛与百岩的分水岭。故这一线山脉对石柱峰构成了朝拜关系。南北看呈H形，东西看呈锚形。

而石牛砦则很像卧在凤凰山下的一条老黄牛。它是南北走向的独立山体，由红砂岩构成，是典型的丹霞地貌（21世纪在西侧岩下修了一座人工湖，取名丹霞湖）。据传说朱元璋攻打陈友谅，血洗了浏阳，本地的周吴两姓族人据守在这山砦上得以逃生。故这两姓的后代称砦上子孙。有人撰文称这里为古战场，后来就把石牛砦改成石牛寨。因砦是指地形地貌，寨是指功能。

我们是从南端攀到一块非常平滑的红石台地上。上面凿有两排圆孔，共几十个，作为寨棚的础柱孔，据说这是当年安营扎寨的营房驻地。台石上凿了几条横间沟缝，是用来排水的。从这里往北，是一条极陡峭的石壁，无法攀登到牛背上。

我们只好从一条大石缝中，踩着树根，慢慢爬到牛脊上。牛背像一条鲫鱼背，两边悬崖，望而生畏，最窄处只有五市尺左右。过了牛背就安全一些，两边有巨石和长在隙缝中的灌木，形成一条巷道，是个隐蔽藏身的地方。发现这里有残存的鼓墩石（放战鼓的地方）和石灶台及旗杆石等。石壁也有游人刻的四言六句。石壁没找到流传的七律，兹录如下：

远眺石柱峰

怪石蹉硪状似牛，

形容不老几千秋。

芳草纵多难入口，

长鞭任打不回头。

狂风刷体无毛动，

细雨淋身有汗流。

终朝屹立荒郊外，

疑是谁家牧未收。

此诗很有诗意，据寻锡兰老师说，这是新安铺一位寻氏族人所作。如把颔联与颈联换个位置，更合符仄起入韵的格律。

在牛石的右后腿地方有个往下的缺口，踩着藤条下去，能看到石壁上有两个敞开的大石洞，光线很好，传说这是开会议事的地方。石洞的下方是茂密的荆棘灌木丛，后来修建的丹霞湖就在山崖下面。北端的牛屁股上有一块巨石立在陡坡上。一面光滑平整，另一半倒在下边。传说这是试剑石，倒不如说是剑劈石更确切形象，但比苏州虎丘的试剑石要形象得多。

按原路回程是想找那只“牛角”，“牛角”是指石牛寨上一块突尖的石梁挑空而出。发现它并没长在牛头上，我们就失去了兴趣，沿牛背下到那块有础柱孔的营地，下山经孔家祠堂、泮春、龙伏，回到那个大地坪的老屋，结束了这次东山之旅。

我们完全没想到的是，这次东山漫游，后来居然遭到一位熟人的检举，说这是采测据点的现行反革命活动，被作为“读书会”一案的罪证，虽然法院最后没有把它写上判决书，亦可见检举者的无耻和无知到了何等地步。

五  橙橘峰

1957年，沈皆遂在画眉村的杉树坡初小代李南邦老师的课。因为这里隔橙橘尖（峰）不远，于是我们就计划暑假搞个西山之游——考察橙橘尖的古银杏。

橙橘尖，本地人叫朝脚尖。它位于大地坪老屋西边约二十华里的山区，在龙伏与赤马两镇辖地的交界处，离小长沙很近。阳坡的溪水经石船、桃花洞注入赤马湖（大跃进时叫红旗水库）。南坡有很多梯土，有沈、宋、俞三姓人家居住，这块坡地叫烟竹坦，亦是本地民间传奇人物沈载德最后居住和墓葬地。

从老家出发有三条山路可到橙橘尖。一是从干坑源上蛇嘴岭，翻越山后到达；二是从白荆源上香炉山经大湾岭可到达；三是从螺丝陂（后改称画眉村）上关山越到达。我们选择了白荆源这条路线，计划返程由干坑源回家。

小时候，常听大人说橙橘峰有株恨果树，“恨树大仙”很神很烈。恨果落满了一地，都不敢去捡，弯着腰去捡就直不起身子了。用手去指树根，手指就指着不能弯了。树上的角（气生根）向下垂着，越垂越长，一直长到地面，谁也不敢动它，有本事的处士才能锯下做量天尺。又说恨果树只结果不开花。传说一个绣花姑娘能绣出百花，很想看看恨果树开花，就半夜三更起来偷看恨果开花，识破了恨果大仙的天机，姑娘于是就被害死了。

由于这些传说，当地人就称这株树为恨果树，采取敬而远之、敬而畏之的神秘态度。我后来学了生物课，才知道这恨果树叫银杏树，又叫公孙树和白果树，是种子植物门，裸子植物亚门，单子叶植物纲银杏科幸存的古生植物，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有活化石的美称。

古银杏生长在橙橘峰南坡的一块小坡上。坡下就是烟竹坦，银杏旁边有一座两进三开的寺庙，庙门上写着“古橙橘寺”四个正楷大字。庙内住着一户人家，我们就在庙内落脚和午餐。

银杏树下有一个不到三平米的牺牲祠，紧傍树建的，是用来杀牲的祭坛，都说这里是个最烈煞的地方。我首先关注的就是那大枝上下垂的“角”，有20厘米的直径，长70厘米。角尖很圆润，角皮上没有枝叶和疙瘩。我从祭牲坛上爬到了那个长“角”的地方，用带来的锯子把它锯断。为了不损伤它的皮，皆遂在下面接住。

这种角是由于气候温湿，土壤肥沃，造成生长过盛而产生的气根。好像榕树的气生根一样。这个“角”我一直保存到1976年，因迁家而丢失了。后来我参观过很多古银杏，都没发现过这种“角”，所以，我一直为此而遗憾。

古橙橘寺

接着就是对银杏的生态考察。皆遂做了记录：胸径3.7米，树高约21.5米（投影法），覆盖面积约500平方米，树形是自然张开型。叶簇生，单叶扇形，雌株（银杏为雌雄异株），环境为向阳南坡，土质是变质岩和松散砾土。而果实一项只写成簇生浆核果。其实银杏的果实应是种子，外种皮肉质多浆，是假皮。内种皮呈白色核状，种仁是单子叶。由于生物等知识的局限性，只能做这样粗略的考察。除那“角”的收获外，还采了一些银杏叶片和果实作为标本。

下午四时许，没有走老路返程，而是绕过北山腰翻到蛇嘴岭，下到梅树坪，由干坑源出太和，回到大地坪老屋。虽然很疲倦，但觉得有收获。1958年，“读书会”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后，有些人传言这次西山之旅和东山漫游一样，也是我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踩点行动。可了解我们这是为了考察活化石的人，恐怕是“知心能几人”！

此次在“古橙橘寺”上进的一个房间里，还发现了一块斜靠在墙角的石碑，碑石已经破裂，但没有离位，上刻文字清晰可见。全文如下：

盖闻橙橘峰有异树高十丈余人围五人合无花结果似杏非杏似橘非橘其核白是曰白果夙有绣姑子夜窥花而恨死之传说故曰恨果由是神其树众姓集资于大明永乐年间建刹而奉之曰古橙橘寺大清乾隆”

从碑文可知，该寺建于明永乐年间，是个五百多岁的老寿星。到大跃进时，橙橘古寺终被夷为平地，开掘成一块种红薯的旱土，该石碑也做了某处桥基石。

到文革时，赤马人也终于把这株古银杏树砍倒了。据说砍树时大家都不敢吭声，互叫假名假姓，突然袭击把树偷偷砍倒就完成了任务，并且没有把砍倒的木材运走，看来砍树者还是怕这个“恨树大仙”。此后，附近的几个地主子弟进山把无人敢动的银杏古树残骸运回来做箱制柜，倒是无人过问，因为这是神树。

1962年我回到老家时，首先发现家乡都“亮化”了。九龙山下垂的马鞍形古树不见了；我捡苦楮子的几株疤脑树不见了；那株常有啄木鸟打梆筒的古樟不见了；还有我和童时玩伴凶牯里挖松油做蜡烛的老松树也不见了……总之，所有的古树，所有的风景林不见了。

乡人都叹气说，肚子都管不着，还有谁去管树木。首先是办食堂砍柴火，后来是烧木炭炼钢铁。人遭了劫，连树也遭了劫！而橙橘峰的恨果树，只因为成了神树，有古橙橘寺神灵的庇护，它本是躲过了那一劫的，但它终于没能逃过文革这一劫。因为红卫兵要砸破一个旧世界，要毁灭千古文明。连一个白马寺都要破坏，何况于一棵古树。这时不是为了柴火，不是为了烧炭炼钢，而是纯粹在执行一个“伟大”的命令——疯狂地举起大斧破四旧。

1989年，社港区组织举办了一次书画展览，我所任教的龙伏中学派我参赛，其中一幅组画就是为这株古树而画的，题为《银杏之幸》，获得了二等奖。这幅组画还保留至今，也是我写此文的根据。

虽然时过境迁三十多年了，我一直怀念着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恨果树。于是我组织了十几个生物兴趣小组的学生和两个青年老师，搞了一次野外活动，目的地就是橙橘峰。我们带了十斤猪肉和大米蔬菜等，向螺丝陂进发，翻山越岭，上午十时就到了目的地。

此行主要目的是采集竹节虫、枯叶蝶标本和考察古银杏遗址。中餐在烟竹坦一家远房亲戚宋绍钦家里解决，宋很热情，为我们做了饭菜，香甜的焖锅红薯饭打抢风，南瓜萝卜豆腐大家都爱吃，可十斤猪肉炒了几大碗都不感兴趣。临别时，我们和东家合了影。同学们很积极，活跃得忘了疲劳，采集了很多植物标本和少量竹节虫之类的动物标本。

饭后，借了锄头砍刀去古橙橘寺遗址。尊重当地人对恨果树的迷信观念，我们不声不响地到了那里。古寺的痕迹荡然无存，从栽着红薯的土壤里发现了一些瓦片。而那古银杏的宿根没有死，发了很多丛生的银杏苗，都被荆棘和藤本夹缠包围了。我清除这些杂草杂木之后，发现古银杏树蔸周边的树皮枯木依然是一个很大的圆圈，中间是朽木和泥土的混合物。我想到彼时的生灵涂炭，真是国家的不幸，国人之灾难。

我们不可能经常来这深山老林进行维护它们的工作，为了保护和抢救这古银杏的劫后余生的后代，我宣布各挖一株小银杏回去栽在自己家里去，责任到人，这也是一个纪念古银杏的实际行动。

我也考虑到龙伏中学的变迁很有可能，今后的维护管理很难坚持落实，于是只挖了一株小银杏栽在学校里。三年后，龙伏中学迁建在三里坪新址，这株老校园里的银杏果然被盗挖，不翼而飞。但我退休后遇到参加这次活动的同学，都反映他家的银杏长到碗口粗大了。我听了很高兴，内心感到无比安慰。

近几年，政府发放了林补金，烟竹坦的几户人家都迁到外地去了，坡地的旱土都已退耕还林，橙橘尖的山林已茂密得进不得人，野猪兔麂频繁出没，成了一片葱茏郁茂的深山老林。那棵古银杏蔸根上萌发出来的一丛丛的新银杏，都已经长大成荫，形成了一片小银杏林，真是“银杏之幸”，劫后余生是也！

六  祖师岩

1957年，丁酉岁，夏，这是我和祖父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我曾听说祖师岩的陈大仙人是个肉身子，印象中认为是一个中国式的木乃伊。又听说陈大仙人庙建在祖师岩伸出半空的一块大岩石上，又想起了山西恒山的悬空寺。我把想去祖师岩的打算对祖父说了，他说他也想去看看久已闻名的祖师岩。于是我们祖孙二人就择日踏上去祖师岩的旅途。

从大地坪的老屋出发，朝着石柱峰向东而去。仍然是要经过那年走过“龙”的石田湾，仍然是要穿过两岩嶙峋相峙的夜合山。在夜合山峡谷，不免要在石香炉和石船两处驻足欣赏片刻。走完峡谷就横过火石桥，桥头的周洛塔，其实是化字炉，由周洛蔡姓财主捐建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塔身三层六角，塔座两层四方，共高二丈。青石板上刻有“敬惜字纸”四字，由此记起在宝乔祠读小学时因污损字纸挨打手板的处罚。

古人如此敬重文字惜墨如金的习惯应是一种美德。祖父说这不奇怪新鲜，老家石江桥头不也有一座塔形化字炉吗？赶快赶到石柱峰庙里搞中饭吃，到祖师岩还蛮远，要问路，尽是山路。若是天黑陷在山里，会被野兽吃掉的。

过桥就是周洛横洞，也是石柱峰西麓。于是沿着陈家祠堂右侧的石级山路向石柱峰进发。这条上山路线我和沈皆遂去年已走过，应该是条半生半熟的路。祖父背着那个索口布袋走在我身后。到日头偏中，就到了石柱峰玉皇殿。

东边的偏房里还是那个老人住着。借了锅灶，把带来的饭菜炒热一下，干巴巴地送进了肚子。饭后休息片刻，边喝凉茶边向老头打听去祖师岩的路线。老头说，从这上爬三华里就到了顶峰老君庙，再向北沿山脊走四十华里，到了十字路口，向右下坡不远就是祖师岩，向左下坡不远就是太阳庙。中途沿走，岔路。要急性，怕散夜工。

祖父还是提着索口袋，我们吃掉饭菜后本应是空袋，原来里面还有香烛纸钱和茶叶包，祖父是为了敬奉陈大仙人准备的。他希望向陈大仙人请一碗清吉茶，就能保全家康泰，还要保佑孙媳妇肚子里的曾孙，因此他就不畏远途劳苦去祖师岩向陈大真人虔诚祈祷。

但祈祷是祈祷，事实是事实，他想不到大难临头的家破人亡和牢狱之灾在潜伏着。沉痛的明年，1958年戊戌岁，这个五口之家是保不住的。他想不到明年的夏季，他已命丧黄泉，孙子身陷囹圄。他想不到明年的冬季，降临人间的曾孙女竟会夭折。他想不到孙媳也会离奔他乡。他想不到那个大地坪老屋只有一个年逾花甲的老妪在挣扎度日。可是，他的希望都寄托在这索头布袋里，企图从陈大仙人那里得到福泽。

沿着山脊的起伏，我和祖父的心潮也在起伏。在茅草丛中钻上钻下，留下了看不见的足迹。在我的记忆中，两双裤腿在茅草中挪动，不知疲惫地挪动，一直挪到下午黄昏时刻才到祖师岩。

沿着山脊的起伏，攀爬四十余里，在茅草丛中去辨认那曾经有人走过的痕迹，才确认是小路，不能说是羊肠鸡肠小道，简直是没有路，其实山脊就是我们认定的路。草丛中的紫菀和乌头是唯一的茵绿生机，高山气候把草丛装点上黄绿的斑点。云层从头顶飘过，气氛更显得压抑。一路没碰到半个人影，也听不到一声鸟儿的鸣叫。祖孙二人很少说话，似乎在痛心疾首徐行。一种莫名的感觉。

黄昏时刻到了十字路口，沿右侧（东向）下坡南行不远，就看到悬岩上挑出的屋角，入处是一张石砌侧门。进去就是仙人庙前厅，正面朝着岩下，岩下属浏阳东乡大光洞（大光乡）所辖。改革开放后，简易马路修到山脚下，要走十五里的盘山路才能到达祖师岩仙人庙。据说，大光洞人准备开发祖师岩为旅游点，香火日盛。

祖师岩只有前厅是悬空建在挑出的岩石上，所以基础还是天生稳定，不像山西悬空寺的栈道式建筑。

前厅内侧是陈大真人神案所在，完全隐藏在山石岩洞中。用木门封锁着，无法看到那肉身子。据说陈真人羽化升天之前，逐步节食减肥，最后一日三枣，最最后一枣禁饮。直至升天时成为皮包枯骨，然后绸缎裹身涂漆防腐风干，是为肉身子，其实是皮肉身子。21世纪我走访大光洞王业兼老先生，其回忆说：陈大真人是平江人，羽化后，斋公用铁棍穿插在躯体之中，固定在石座上。肉体用苎麻缠绕，再用生漆多次涂抹防腐制成干尸。我故称之为中国式的木乃伊。

前厅右侧是管香火的住处，一间房子里开了几个简易床铺，供香客住宿，另一个小间是厨房。我们在这里进晚餐，当然是吃斋饭，其菜是豆腐、青菜和魔芋。还有一种宽叶韭菜叫薤（音xiè），又使我想起了《薤露歌》里的薤，我也找了几蔸栽在老家的后院花园里。这里也售卖做供品的水果和茴饼，但比市场上贵一倍。

高山的夜晚很冷，只好租用棉袄，床上必须盖棉絮。所以这里的夏夜成为了深秋的气候。祖父睡下休息了。我站在前厅去欣赏远处的夜景，透过迷漫的山岚，只能看到密如繁星的万家灯火，一片寂静。回到床上很快就入睡了。

早起是为了欣赏晨光景色。前厅外一片飘动的浓雾。远处的云海其实是雾海，雾海中露出两个山尖，很像瀛洲仙境。这两山尖很明显是古港的高湖尖和癞子山。我没有照相机，只好在侧门处画了几张写生画，后来的几次抄家被抄失了。

祖父洗漱后就去敬奉陈大真人。茶叶纸包摊开在木门外的香案上，撒上一些纸钱灰，在焚香秉烛之后，俯首跪拜，祈祷真人保佑全家清吉平安。一片虔诚，五体投地。可是陈大真人没有保住我家的劫难。真人本身也难逃一劫，治保主任们、红卫兵们也曾拜访过祖师岩。大跃进时，有人把肉身子拖到几十里外的官渡镇桥上示众，后被推入河中，后来才被人送回了祖师岩真人神庙内。

早餐后上坡回到山的十字路口，走下西坡不远就到了太阳庙。位于下山坡路的右侧（北）。庙门正朝着南方。庙的空间不大，墙上挂的，地上堆的都是包谷棒和红薯，一片山农丰收景象。一位壮实的中年男子是太阳庙的住持。我们向他请问回程的路线时，知道他在这里教了一些武术弟子，这些包谷红薯都是弟子们送来的。

我们沿坡朝平江县山区白水而下行。往下走了一段坡路，发现同侧有一座独立山岩峙立在坡地上，岩上有一座很小的观音庙，要攀岩拾级才能到达，很是惊险。后来才知道这里叫观音岩。我幸存的美术习作画册中，还有观音岩钢笔画。

出了湖坪，就出现泉水潺潺的山涧，泉水在冲刷得非常光滑发白的卵石缝隙中涌出，冒着白色水花，也形成一些断续的小瀑布，一直泻到山下的小溪中，像这样的马尾形的瀑布在这一带山林都有，形成一种白色的视野，故这个山区历称白水。由于水源丰沛，20世纪这里修了白水水库，建了多级水力发电站。传说出了一边下联，悬资征圆其上联。其联曰：“挖青山，堵白水，莫使白水水白流”。

出了白水山溪便到了泸洞。水流应是西流注入汩罗江。我们不能逐流而下，也没时间看那龟蛇二将锁头关的天子屋场。只好南向翻岭回到周洛的火石桥。至于中餐，一定是茶水送发饼。我和祖父在火石桥休息时，饮山泉而解渴，觉得很甜美。王勃《滕王阁序》中“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又涌上心头。

五十年后我再到周洛时，“农家乐”、“山庄饭店”、“土菜馆”、“柴火家常饭”等招牌出现在正溪（正洞）西岸。到桂花峡吃过“康师傅”，协助陈家大屋开业时在家常土菜馆吃过煎白豆腐和蒸鸡蛋、火焙鱼等。本地烟茶比矿泉水饮料更香，昔日贤文有“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乡中水”之句。

从火石桥返程，一路沿着老路线，在黄昏前赶回到那大地坪老屋。祖父很疲劳，进门没说什么，第一件事就是把在祖师岩上敬来那包撒上纸钱灰的茶叶交给祖母，说这是一包清吉茶，求陈大仙人保佑全家清吉平安。我的第一件事是把从祖师岩带回的韭薤栽植在后院的花园里。站在大地坪看了一眼那烟雾缭绕的石柱峰。后来重上石柱峰是1987年，三女沈而非考取大学那年，我带领他们五姐弟等攀登石柱峰。这年是祖父去世二十九周年。

七  读书会

1956年暑假，分派到高田小学的湘潭师范同学沈福厚特来找我，说以前在潭师读书时的文学小组成员已多散四方，不能再进行文学活动。他想把本地的文学爱好者，重新组织一个文学自学小组。我本来在自学生物和美术，没有时间去搞文学，但又喜欢版面艺术，于是就允诺了这件事。

沈福厚说他负责写出组织章程和约稿通知等。不久，他写好了这些，我们一起到县教育科去请示批准。教育科一个姓李的干部（都称李科长）接待了我们，他说爱好文学是好的，可通过自学方式进行，不必搞自学组织。意思就是不支持不同意我们的自学小组。

于是我俩就到检察院找了罗瑞华同学，帮忙油印了这个章程和约稿通知。回家后，我们向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邮发了自学小组章程和约稿通知，只收到了在北盛田山完小工作的焦七海的稿件。后来沈皆遂从潭师病休回家，也找了一份代课工作，在杉树坡初小教书，他也参加了这个读书会。另外那个在三中休学回来的青年王继启，因常来花桥完小玩，和我关系密切，也参与进来。

我们一起办了一个油印刊物，叫《求知通讯》，组稿和刻印都由我负责。我在组稿时，都认真考虑了刊出的内容是没有政治问题的。记得第一期第一篇，转载了一篇批判流沙河《草木篇》的文章，发刊词是我写的。以后几期的内容以转载报刊文章为主，沈皆遂写了一篇《印旺阿公》，反映孤老沈印旺晚年的生活情况；焦七海收集整理了一些民间山歌；王继启写过几首新诗。《求知通讯》到1957年，共刊印了三期，此后因为精力、时间和稿源都有限，也就停止了。

没想到，这件事情已被人举报到公安部门，我们的言行早已在暗中监视之中，“莫须有”的文字狱即将降临。

但读书会的始作俑者沈福厚，其实并没真正加入进来，《求知通讯》里也没有他的文章。因为此时他写的《小白兔》已在《少年文艺》上刊出，他认为已打开了进入文学殿堂的大门，就向教育科写了离职报告，并办了自动离职手续，准备自己去闯文学艺术之路。加之我们几个人与他的个性有些难以融洽，于是大家与他分道扬镳。

因此，在1958年3月13日读书会案发时，沈福厚与本案无关，只有我、沈皆遂、焦七海等三个人被捕入狱，王继启拘留监控。是年6月4日，浏（58）法刑字第568号刑事判决我五年有期徒刑，焦七海、沈皆遂各三年有期徒刑，王继启训诫处分。

1962年6月13日，浏（62）法刑字第100号刑事判决，改判非法组织教育释放。1982年4月14日，浏（82）法刑复字第6号判决书，宣告无罪。因此，读书会一案，经历二十四年的漫长岁月，才得以彻底平反，没有留下尾巴。

1978年，我和焦七海按浏阳县革委会文教局10月19日通知，于27日赴县参加安置对象学习班，被安置回教育部门工作，复职从教。4年后的1982年，沈皆遂也以在籍学生的身份平反安置，参加教育工作。王继启没有安排工作，因案发时他是浏阳三中辍学学生，没有判刑劳改。

而沈福厚也几次到教育局和法院要求平反复职。教育局邓乾坤副主任说，从公安局、法院和教育局的档案里，没有找到他与读书会有牵连的材料，只有一份申请自动离职的报告，所以没有平反的依据。

有关因此冤案所受的磨难在以后详细叙述，以重现当年极左路线带来的重重灾难。

八  前妻

1956年元月我参加了教育工作后，祖父母认为对我的教读任务已经完成，接着应该是完成婚配任务，因为传统观念里，教读婚配是长辈了“子平之愿”的义务和责任。于是祖父母对来做媒当介绍的人就热情接待，祖父的眼睛笑眯眯的只现一条缝，祖母扭着三寸金莲端来一碗碗茴香茶，有时还留着吃中饭。只等我周六下午回家，进门就介绍情况，要我去看亲，急于抱曾孙，实现四代同堂的夙愿。

这年我还未满二十岁，对婚姻问题没有确切的要求和思想准备，处于一边工作一边准备未来的打算。对未来的基本倾向在生物和美术两个方面去选择，未作最后决定。按规定，改行或深造也必须从教两年以后才有可能。

但为了顺应祖父母的心愿，我还是随着介绍人去看了几个农村姑娘。前几个都是吃碗茶就告辞了，男女双方没有说什么。介绍人似乎像个相牛相马的经纪人，三句不离勤快老实，粗细会做。有的说这是个招崽女的姑娘；有的则说，年龄稍大一点的姑娘，知事懂事些，是治家的好内助。为了面子，我都没有做明确表态，都一样随时间的过去而拖过去了。

对门屋场的汪牛皮，是来我们串门闲坐的常客。他以前是手工裁缝师傅，后来学了些应酬，常出现在一些红白喜事场合。我在读初小时，他教会了我喊礼，我就成了小礼赞生。我第一次跟他学会“汉字的平仄”辨定方法，他还教我学会在祭奠时的酒词、香词中套用浪淘沙、混江龙等曲调的歌诗唱腔。解放后，他当了队上的记工员和会计，也算上地方的头面人物。这样我对他有一点感恩和崇敬。

1957年春，他来当介绍，说他的一个老亲戚有两个女儿，大的已经十七岁，完小毕业，在沙市卫生院学医。很近，就是上个村的毛家嘴。一周后，他领我去毛家嘴刘家相了亲，这个姑娘中等身段，白皙面孔，说话声调和外貌很像她父亲。

她父亲是个地道的憨厚农民。其兄也是南普寺高小上两届毕业同学，当时在浏阳县政府五人小组工作，下有一弟一妹。其母潘氏是个端庄的妇女。原来她的叔父刘璧完先生是我的同事，说起来彼此都是比较熟知双方情况的。当时并没有敲定这桩婚事，汪牛皮说双方都再考虑一下，上下人容易了解。

回来把情况向祖父母汇了报。祖父说，快二十岁的人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姻大事自己考虑。祖母说，前世修来同船渡，本世修来共枕眠。婚姻是有个一定的。有个相当就要架势（准备行动），莫篮里选花，越选越差。

我听了也很进退为难，如果结了婚，有了拖累，前途必然到此止步。如果不结婚就不能满足祖父母的夙愿，甚至还要埋怨我不孝顺。我也想到，要找一个学问上有助于我的对象也很难，何况目前的教师队伍大多是解放初期接收下来的中老年。就这样我确定了这桩婚事。

端午节前后，祖父确定了办几桌婚宴酒席，花桥完小的老师都参加了。在大地坪老屋的上进厅堂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新式结婚仪式。当时的猪肉供应紧张，祖父预先从几块地方零购收集来的。前前后后毫不新鲜，还有一股走味的臭气，故酒席吃得很不舒服。我也不能埋怨祖父，他费尽了心血，都是为了我，我只能感恩戴德。并且我没有钱交给祖父，我的工资除交学校伙食费9.5元外，剩下的15.75元都用在订购书刊和其他零星花费上。对于这个新婚的妻子我如何应对呢？我当时感到一片空白。

下期开学了，她身怀有孕，提出不去沙市学医了，就跟着我在学校住下了。我安排她到六年级去复读，莫篓里抽出鱼，把老底子都丢了。这时我才发现她并不是一个好学的青年，好像在糊里糊涂过日子。我的开支越来越大，根本没有一分钱给祖父母。

这时我开始悔恨自己不该结婚，不该讨一个不文不武的先生娘子。既不能有助于我的事业，又不能去孝顺祖父母。我感到力不从心，很沮丧。而祖父母看在眼里，心知肚明，从未对我发过怨言。乌龟吃萤火虫，我也肚里明白的，只是感到内疚自惭，无法来报恩于祖父母。这样在敷衍着，想到祖父母已年逾花甲，还是靠自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苦度晚年时，我真无地自容。

1958年1月11日，她叔父刘先生到我家吃了早饭，一起登程往浏阳县参加“整风”“反右”运动。祖父为我办了丰盛的早餐，一只家兔也宰了。殊不知，这是与祖父共进的最后一餐饭。这次诀别的早餐，使我永远难忘。

是年3月13日，我被捕关在浏阳县磨石街的火官庙——看守所所在地。我从祖父托人代写的来信中，获知她生下一女婴，按原先交代的取名“一红”。她没有来信告诉我女儿的生长及死亡情况，也可能是看守所没有把信交给我。有的信看守所把某段文字用墨笔遮盖了，我只能猜疑着这墨汁下面隐藏着什么神秘的避讳和不祥之兆，但我无可奈何。

有一次她和她妹妹来送衣服，我在看守所门口见到了她，没说什么，我接着衣服回到了一号监房。之后，我没有得到家里的任何音信，只在一张小纸上作着1825天（5年日子）的倒计时，等待着这个零日的到来。我真正悬念的是我的祖父母。

1959年10月1日是建国十周年大庆，当局颁发了“特赦令”。浏阳司法部门在看守所内地坪里举行一个庆祝国庆十周年暨颁发特赦令的大会活动，在押的犯人坐在内地坪里，俯首倾听，气氛很沉静。主席台上的麦克风送出的声音很严肃威风。另外，还有特邀来宾，记得一中的教导主任涂健德老师也发了言，还有少数犯人家属也被邀来了。我从管教干部口里知道，刘氏也在被邀家属之列，但会上我们没有见面。

晚上，安排一场电影，犯人都坐在内地坪看电影。司法干部安排我和她坐在前左边一起看电影。我和她谈话的时间很短，谈话内容也很简单。我问了她近来的生活境况，没有提起1958年老幼死亡的事，因为太刺痛心肝了。她表示很难待下去的困惑环境。我毫不犹豫地主动提出解除婚姻关系，以免影响她的前程。我说我的案情是否铁案定死，后事难以料定，还是马上离婚，你自谋生路，渡过难关，我的事自己负责。但有一点很不放心，就是留在家里的祖母无人照顾。她表示不会离婚，一定等我刑满回来，祖母她会关心的。我接受了她的表态，当时是个最大的安慰。

我俩周围坐着的都是干警，所谈之事均限这些。电影结束了，她由干部安排离开看守所，我即回到生活组，一夜未能入睡。一幕幕的往事又在脑屏上出现……我预计到，最终守在大地坪老屋的，一定是扭着三寸金莲的老祖母；恶劣的生活环境和紧张的政治空气，她为了生存等原因还是会走的……

1962年春，我在谭家山煤矿改造。忽一日，赵书记把我叫去，要我在一份离婚起诉书上签字。起诉人是刘氏，提出离婚理由是政治影响。我很能理解，不好的政治关系是生存的致命伤，何况她老兄现任永安公社副书记！我立即签上：“同意离婚，但要求推迟办理，代我关照祖母，数月后回来马上办理。”

3月30日，我收到了离婚判决书。我当时感到很痛苦，不是婚姻上的痛苦，而是想起写着“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的《陈情表》。我非李密，不是陈情，也似陈情。我只好拜托几个释放回乡的难友，一定去看看祖母，并托付带去一点白砂糖和肥皂，以表孝心。

1962年7月14日，谭家山煤矿矿部劳改科一位女干部把我传去，宣布了浏阳法院6月13日改判教育释放的判决书。我于7月17日就赶到了家里，抱着祖母痛哭了一场，又到祖父坟前痛哭了一场，但不敢去找我那未曾见过面的女儿的夭坟。祖母不准我去，也不告诉我女儿埋在哪里。住在我原来洞房里的邻居也即搬走，我床铺前面的书桌上又堆满了文具书刊等，开始了祖孙相依为命、形影相吊的生活。这时，离我收到离婚判决书的3月30日，只有106天。

回家不久，法院派李广武同志送来一点生活补助费。接着，法院又派向迈生和公社沈凤桃来处理婚姻问题。法院认为“因政治影响”判处离婚是错误的判决，愿意撤销原判，把女方找回，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悲欢离合是人间常有的事，既然离了婚，就离了，不再复婚。我影响了她的终身，只要她现在好，也是好事。我再重新建立我的家庭，这是我的事。于是我在文书上签下：“不再复婚，同意原判，并无异议”，了妥了这件离婚案。

到这年10月间，刘打听到我已释放回家的消息，来找我，表示想从湖北回来。我没有把法院来落实签字的事情告诉她，只作了一些安慰，要她定下心来，好好奔向新的男家，培养好孩子。又说我的后景不知如何，只有朝一头奔才是打算。我并不责怪和埋怨你，是我影响了你的前程。现在有了新家，大家就都放心了。

刘氏离婚后，去了湖北武昌市山坡区的一个生产队，找了一个姓刘的汽车修理工，后迁住武昌市，有了孩子。她老家的父母多年前已去世，听说近年她丈夫去世了，年龄也快七十岁了，应是落叶归根的时候。

据浏阳百年大事记：1961年，辛丑，浏阳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下降46.2%，粮食产量下降50.1%，劳动力外流15107人，水肿病患者25万多人，总人口减少四万多人，货币流通量与物资可供量由1957年的1：4.8下降为1：1.4。可见，从1958年大跃进建立人民公社到1961年的解散公共食堂，社会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刘氏去湖北应是在1960年至1961年之间。

2008年，我特地去走访了老童年徐理国（理拐子），他也七十岁了，走访的目的是了解前妻去湖北的事。

他说：她去湖北大约在1960年与1961年，是他与沈汉喜一同送去的。因为汉喜的老姐海花在解放时就嫁了逃兵刘益方，是武昌山坡区某生产队，那里都姓刘，海花家就成了湖南女子到湖北的落脚点。他说他妹妹徐精喜最先去这个地方，相继去的有软桥组的潘龙英、和瑞组的陈连花、杜公塘的陈奖花两姐妹，还有桃源的徐竹兰、干坑源陈生才的老妹、均家坊的焦革兰等。其他地方也一样去了很多女子。反正不要任何手续，找到男方就做婆娘，一样生儿育女。

我说去那边的女子的生活境遇如何？他说人少田土多，饭是有吃的，只是人身不自由，挨打骂受歧视。去的女子都已老了，已经死去很多，其中情况比较好的还算你前妻。因为她嫁的是个汽车修理工人，户口在武昌市，她的户口也迁进了城区。但是她的儿媳妇对她不好。今年她丈夫去世了，可能晚景不算蛮好。自从她娘家亲生父母死去后，她再也没回来了。

理拐子心里渗透出一种不是滋味的表情。我很理解，我又申明不是为婚姻问题来回顾这件事，而是当时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再把话题转到了其他问题。

这是2008年11月23日下午走访的始末，下雨转多云，气温10℃—12℃，应该算是一个阴沉的日子。

我想这不仅是劳力外流的问题，而应是人口外流的问题。虽然不能算“君不仁臣逃国外，父不仁子奔他乡”而论，但毕竟是生活的逼迫。大难来时各自飞，各谋生路，本地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妇女远奔他乡找丈夫，是为了填饱肚子，一般丈夫不会阻止妻子去谋生路的。当时浏阳人口减少四万多人，除饿死原因外，妇女停止生育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举家迁逃到江西铜鼓万载落户的也不少。如岭背的沈上求等举家迁逃，至今未归原籍。据说逃到江西算是回老家，江西人愿意接收浏阳人。

三是孤儿孤女们逃到平江山区去做崽做女（后为媳妇），如沈开远、沈勤兵、沈康寿兄妹等。到1962年以后，本地生产不断恢复，生活有所好转，一般男孩又偷逃回来，成家立业，而女孩就嫁在外地了。

自改革开放以来，本地的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当年，也超过了湖北一些地方的生活水平。那些留在湖北当地的妇女大多成为七十上下的老妇，有子有孙，血肉牵挂沉重，回来时人情开支也难负担，所以很少回来探亲访友。更奇怪的是在湖北生的孩子们从未来浏阳看外公外婆，丈夫也不知岳家的大门朝东朝西，其心情是多么凄苦。我想前妻可能也是如此。

九  后院

大地坪老屋的小私厅前面有一块空地，南北长约三丈四尺，东西宽两丈。北面是天井边的茶堂，有一条排水沟隔着，沟边的无花果树是祖母栽的，祖母很喜欢吃那紫黑色无花果。大跃进办食堂时，祖母把无花果树叶也做了肚囊的填料。祖母每年在沟边种一株丝瓜，后来丝瓜叶和丝瓜根也派上了救命用场，调节过人民公社的肚皮官司。沟边的斩蛇剑（万年青和文殊兰）祖母不敢吃，认为那是防蛇的毒草，就幸存下来了。

东面邻居屋檐下的围墙，盖着青石板，祖母常在上面晒盐干子豆腐和南瓜子，也晒晒鞋底。围墙靠南端与邻居的牛栏相接，开着一个小门，从这门出去，经过一条又黑又臭的小巷，可达枫树岭，从这里经过时得当心茅屋的酱油水滴在颈根上。南面是高高的土，上是到后山老爷那里杀鸡送血食的小路，也是我去捡苦楮子走的路。

西边是我家的侧屋和小厅堂。靠南角的葡萄藤占据了半段围墙，一株歪嘴扁形蜜桃树是我嫁接的，俗称东乡桃树，一株柑橘树是祖父的遗业，已被虫蛀死了。在这六平见方的空间里，余下的土地，祖父也种上大萝卜。这是祖父母经营管理的后院。祖母有时在水沟里养几只麻鸭，就增添一个“自大一点”的味道，满地是鸟迹文字的痕迹。

在我读师范和教书的几年里，我为了开辟一个小花园，搜罗了很多花种，湘溪兄也从杭州寄回了一些花种，我从龙兴寺分割了一株苏铁，使之成为镇园之宝。就这样密密麻麻地，像菜农种头一样把院子里塞满了。为了不影响房屋的光照，没有木本植物，是清一色的草本花园。祖父母也很高兴，认为出了一个教书先生，建了一个小花园还是可以相配的。在本地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我的家庭档案里，把它称作后院。站在后院里能看到枫树岭上那高耸挺拔的古枫的上半部。祖父坐在小厅大门石墩上抽旱烟时，看到这姹紫嫣红的花朵常露出微笑，从未抱怨我铲除了他种汤灌底大萝卜的地泥。

后院小花园是个短命的花园，是个遭难不幸的花园。随着大跃进的狂风席卷，随着主人的家破人亡，它的生机亦遭毁灭。人民公社的村办大食堂就设在大地坪老屋里，上厅蒸笼锅灶塞满其间，周边厢房开餐设席，天井走廊排队领取饭菜。我家睡房成为食物保管室和帐房。小厅的几间房屋被辟为厕所——吊脚茅厕。后院成为掏粪和上厕的通道，没有了花香，只有屎臭。这时期，家里只剩下年迈花甲的祖母避居一角。

1962年夏天，我从监狱释放回到老家时，看到后院的花木荡然无存，只有那株无花果树依旧长在水沟边。我开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但依然是惊弓之鸟，处于心有余悸的状态中。我还是提起画笔，把后院缩影下来。茅屋瓦檐，围墙水沟以及蓝天白云下的古枫都留在我的画册里。我至今很欣慰——后院并未湮没。

1976年后，我将本宅迁建到蹉跎坡，建立了芸香居，前有花园，后有果园，使之成为龙伏中学的科教实验基地，科研和教育单位也摄下了影像，我认为这是后院的延续和发展。

第五章  整风与反右

一  最后的早餐

1958年1月11日，即农历1957年（丁酉岁）十一月二十二日。这是一个阴沉的日子，一家人的情绪并不像往常一样开怀，似乎一种莫名的不祥预兆在弥漫着。祖母在做着早餐，祖父习惯地准备着每次出门的饯行，同样少不了腊肉和油豆腐，冬苋菜和扯根菠菜是最可口的蔬菜。祖父把自养的麻兔也宰了炕成了半腊味。虽然是一席非常传统的家常土菜，可吃起来没有以往那种味道。席间很少言语，都有一种心不在焉的感觉。

早餐除我家四口外，还有岳叔刘璧完先生也一大早从毛家嘴赶来共进早餐，约好一起赴县参加会议。我俩一起背着被盖，徒步百里去浏阳开会的。以前过蕉溪岭是求学，是意气风发，是怀着学有所成的志向和目标。这次过焦溪岭是整风反右狂飙席卷全国的大气候下踏上旅途的。我们吃了天亮饭，俗称眼屎饭，背着衣服等日常生活用品，还有一个午餐的饭菜袋，告别了祖父母和妻子，告别了怀在妻子肚子里的孩子，告别了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大地坪老屋。

我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我和祖父最后的诀别。这次共进的早餐，也是我与祖父共进的最后一次早餐。这个黑乎乎的早晨，我与祖父母告别了，心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滋味。这次分别以后，将发生什么是难以调定的，是凶是吉，是福是祸，后事难卜，就这样麻木地向县城而去。

在路上默默地走着，岳叔忽然对我说：松岩（妻兄刘良晃）现在是浏阳县五人小组成员，要我们在会议期间莫乱讲话，尽量少说，甚至不说为好。这些话我紧记心怀，顿时感到这次参加整风，一定是个非比寻常的运动。岳叔父是解放初期接收过来的小学教员，曾干过一届伪保长，有丰富的社会经历，故他做到了“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一个历来说话狂妄的人，地方人叫他璧天经，可他真守住了口，谙熟“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个保身诀窍。但到反右后阶段，他还是划了一个历史反革命，归类于牛鬼蛇神的行列，到后来得了一个复职离退的晚景。

而我虽然记住他传达的这些“少说不说为佳”的话，但也发了一点关于政治思想的言，没有完全“守口如瓶”，而且没有束手旁观，为别人大字报配了漫画。当然动手比动嘴还坏，成了“祸从手出”，得了一个“极右”的罪冠。在1962年以后的岁月长河里，我与刘先生同为五类分子，常同时出现在“集训”或“批斗大会”的场合中。

我很感谢妻兄刘良晃的暗示，这种暗示是善意的。他没有“泄露天机”也是正常的事，因为他是五人小组的成员。何况他已经透了半点风，还有半点风是给我们去领会的。五十年来，我一直没见过他。据说大跃进时他当了永安公社的副书记，再后来当了供销部门的干部。

我和刘先生一路很少说话。这个本天经地经话很多的岳叔为什么现在如此沉默呢？应该是在琢磨着未卜的整风运动将会发生什么？

在石洞岭这个老茶铺里炒热了带来的饭菜。饭后他卷了一只喇叭筒草烟，边吸边走。天黑前才到了城关镇中心完小整风反右的会址。两人合开了一个地铺，“辗转反侧”的难眠之夜，恐怖的噩梦从此开始。

二  中心完小

城关镇中心完小在当时圭斋路南侧，即今圭斋中路的圭斋路小学，与浏阳一中斜对门。21世纪初合并于城南小学，校园改作他用。对于当时这个中心完小，仅是现在淮川办事处所辖，是城关镇的中心小学。这个校园的印象一直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中。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六十天，也是我人生转变的生死关头的六十天。在这种经历了整风、反右和肃反的六十天，也是风云突变的六十天，雷震电掣的六十天。我的命运总是与这个环境有着相关的联系。

一进完小的铁栅门，就是一个狭而长的大地坪，有一个篮球场地，是坐南朝北的方位。坪中有一块露天宣传栏。坪的东侧是教学区，由曲折的走廊把各类房室连成一体。我们与会者的地铺都开在教室里，既是宿舍又是小组讨论和鸣放发言的地方。教员室是领导和各个干部的住室，还有一个会议室就是开大会和批斗的地方。走廊的北端是公共厕所。地坪的西侧是个旧祠堂，充当厨房和食堂，后来成了我们反省的地方。

我们每日从东边到西边至少要经过这操坪十次。每日早晚的洗漱是一种日常行为，很少洗澡。一个大开水灶上嵌着一座米多高的木围锅，日夜烧着糠头，保持开水和热水供应。走上三级木台阶，舀一勺开水再下来掺一勺冷水洗脸洗脚。这时看着大木围锅内沸腾的开水和蒸人的热气，会产生一种畏惧的心理。喻学甫老师后来就利用这个条件自杀身亡，避免了以后二十年的折磨。

食堂是集体开火，八人一席，吃定量钵子饭，大多数人是地面当餐桌，蹲着吃饭，很受束缚。俗说“行肠饱，坐肠饥”，于是感觉有些饥饿。头个月还有人身自由，可外出吃点面食。失掉人身自由后，我常托食堂采购员买来发饼放在写反省的课桌内，作为伙食补充。25元的月工资完全用在伙食上，所剩无几。衣服鞋袜只有两套轮换穿洗。就这样在恐怖中茫然生存着，唯有一个信念，就是不能亏待身子，也就硬要保住这块茅草山地，留得将来有个采薪之地。况且悬念着家人，若能劫后余生，留得一条命回去，也是一种孝顺和慰藉。

睡在地铺上是很难入眠的，一则气温很低，体温首先被被褥夺去，棉被的温度被稻草夺去，草温被贪得无厌的地皮夺去。要维持被内达到37度的恒温，要几个小时才行，而身体的能量的补充是有限的。二则思想紧张，噩梦萦绕，辗转反侧，每当熬过这严冬的长夜时，我深悉人身自由和家庭温暖的可贵。

首先我是和岳叔刘璧完先生合铺的。后来把我们拆开了。其原因很明显，他划了历史反革命，我划了右派。加之有亲戚关系，当然要分开，以防攻守同盟和互通消息。于是就安排王启文老师与我合铺，以前我和他关系很好，因为都喜欢画画。但现在是敌我关系，没有任何语言交往，一切在机警的沉默中。

有一个夜晚，王从被子里塞给我一张小纸片，我把它藏在贴身衣袋里，等待着凄戾的起床钟敲响，好在上厕所时看个究竟。见上面写着：“王××来了浏阳，你有什么事情对他说吗？”王××是我在花桥完小教书时，一同参加我们读书会的中学辍学学生，他叔父是县法院官员。次日晚上，我就把写上“我是右派，我正在因读书会问题写反省，要他检举我吧！”的纸片塞给了他，以后再无下文。

其实我心里明白，王启文不会装圈套害我，他不应是丧失良心的人。或许他是受人之托，揭破攻守同盟。但肚明心知的是我，读书会纯粹为了爱好文学的学习活动，并无反革命目的、思想和行为，是欲加之罪。王在此反右肃反的风头浪尖跑来浏阳，究竟为了什么事，不得而知。所以我敢于在纸条上如此回复王启文，是光明正大发自本心，没有任何回避做作。

五年后，某次见到了王启文，他说确实在街上看见了王××，确实是为了通个信息，并无恶意害你。由此可知，王××托王启文问我有什么事，后者在被子里给我递纸条的事情是确实的，以后又从他人口中获知王××说要“反戈一击”，或许他是为了立功或自救。

三  大鸣大放

到中心完小报到的第二天，即1958年元月12日，即由浏阳县委宣传部和浏阳县教育科组织开展小学教师参加整风运动。贾德润任宣传部长，饶怡训任教育科长。首先是去大会堂听报告，这个整风动员报告是根据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中等学校和小学的教职员中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通知”而开展的。选择在寒假集中到县城整风学习，为了整风和教学两不误，冗长的报告内容，以严肃逼人的语调从麦克风中扩散，造成一种紧张的气氛。

本来俗话说，寸长的耳朵可听尺长的事，可我们这些政治嗅觉极不敏感的农村教师，特别是我这个涉世未深的青年，还是处于麻木状态。仅仅教条地记述着下面几条：要帮助党整风，一整官僚主义，二整主观主义，三整宗派主义。要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广开言路，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们像应考一样，死死熟读，死死记住这些光辉夺目的词语。小组讨论时，纷纷发表自己的体会和理解程度，一时气氛活跃，好像生怕考试时答不好“名词解释”一样。我们念得朗朗上口，滚瓜烂熟。

殊不知，早在1954年11月中旬，毛泽东已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宣布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1957年2月27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提出“大鸣大放”，号召民主党派人士随意向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3月6日到13日，毛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重复2月讲话重点，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民主党派人士打破沉默，直言敢谏。到4月底的一次天安门群众运动中，毛第三度号召群众给党提意见帮党整风，民主党派人士终于开展了热烈的鸣放运动。5月中旬，大鸣大放达到高潮。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信，在党内高干秘密传阅，说要引蛇入洞，让毒草滋生，然后一一锄之……知识分子仍在大鸣大放。6月8日，毛在《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号召群众起来反击右派。6月19日，《人民日报》正式刊登毛在2月27日的讲话修正文本，提到原文本所没有的“毒草”和“引蛇出洞”。并立下六条“有利于……而不是……”的批判限制。到9月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达六万二千多人，摸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十五万人。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552877人（上述数据引自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

到这个寒假，城市机关单位的反右斗争都早已结束，而我们这些乡村小学教师对政治讯息却如此闭塞，对政治气候都如此麻木，如此不知忌讳，充当了五十五万右派的凑数。

通过对“广开言路畅所欲言……”的学习讨论，操坪边的黑板报和电杆上的高音喇叭也在高频率宣传鼓动。张与朋和刘思明是派来掌握中心会场的专员，我们石江乡派来的领导干部则是组委张自强，统领全面又深入各组的鸣放现场，另外各组都有一个指定的记录员，安插的积极分子和记录员都不鸣放，另有些警觉的人始终不鸣放。社港教学区的喻正云老师和陈执中老师是积极的鸣放者。

黑板报和广播里频繁地表扬大鸣大放积极分子，也点名批评少鸣少放和不鸣不放的人，说他们有顾虑，不相信党，不相信政策，并且逐日公布各组鸣放的条目和数字。我很汗颜，受不到表扬，也实在提不出一些上点子的意见，此前妻兄对岳叔的交代也警钟在先。况且三大主义这样的大题目和路线是何等漫无边际，对我来说好像空洞的教条。后来鸣放到高湖，从三大主义扯到了中苏关系、粮食政策、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干群党群关系等问题。鸣放者争着发言，手舞足蹈，唾沫横飞，真是口若悬河、无所忌讳。

走廊上的大字报纷呈飞拂，收走一轮又贴一轮，而且每种体裁的大字报花样各异，有报告文体，有诗词歌赋，有对联警句，有连环画，有漫画，有诗配画，有画配诗。徐佳举老师还引用屈原的《离骚》中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陈佳仕老师画了一幅迷信用的关图，填上“三十六关从此寄，七十二煞尽消除。”这两张大字报产生轰动效应，引人注目，后来划了“极右”。我不注意大字报的内容，偏重于看大字报的文墨。

到鸣放接近尾声收锣时，我也口头鸣了两件地方人敢怒不敢言的事。一是石江乡某乡长与现役军人之妻通奸，造成双方离婚，为什么没有受到破坏军婚的刑事处罚。二是某总支书记的妻子病了，用“上锁”的迷信方法治病，且发了很多缘簿向百姓化缘，这是非法的敛财手段，也是干部带头搞迷信的行为。虽然此二人后来受了双开处分，但我的鸣放记录成了“恶毒攻击干部政策”的材料。

我还为周祧宗老师的大字报配了漫画，画了一张教育科三大主义一层压一层的漫画，老实说，我根本不理解政治上的方针路线政策和多种主义，有时还有一种出风头凑热闹的搞法。

戴朝贵老师是我的邻居，解放初期就在我家乡教书，个性沉稳寡言，说话频率小声调低，慢条斯理，有气无力。他在大鸣大放中，一言不发，一字不写，既不留声，也不滴一点墨水，别人畅所欲言，他若如木鸡，似乎是个植物人。但他还是偷偷地卷着喇叭筒吸着草烟，真是好忍性。自他从教到去世为止，一直是风平浪静平安无事。

1963年以后，他成了我的堂岳伯。我发现他在麻将桌上是个活跃分子。这时我才想到屈原放逐到江南时，一个渔夫对他说的话——“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酾？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三闾大夫，“宁赴湘流而藏乎江鱼之腹中”，终抱石怀沙，遂自投汩罗以死。屈原者当局也，渔夫者旁观也。故太史公曰：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我们小组的鸣放记录员是花桥完小校长焦达璋，他没有留下口实和墨迹，虽没划上右派，但在后期的肃反中，他因历史问题划上了“特嫌”。另外，从解放初接收的旧知识分子大多守口如瓶，如林思成、周重录等。但多数国民政府军官出身的就胆大直言鸣放，如王且连、孔奂伦、徐仁风等。

农村的反右叫“社会主义大辩论”。老家的沈松柏和沈兆庆等直性子农民就说了很多激烈的话，甚至说出“好也要毛丛”的粗话，但对他们的批判叫辩论，挨批判叫挨辩论。这种人没划右派，因为不是知识分子。这种大辩论只能算作反右斗争从城市波及到农村的警告。

四  点名和斗争

大约是2月上旬，大鸣大放的记录材料和文字漫画材料已经收集到整风反右办公室，并整理分装进鸣放者的档案袋，这叫做“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一个动员报告之后，向对党猖獗进攻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作坚决斗争，像狂风暴雨一样席卷全城。街头巷尾的横幅标语，会堂走廊的揭发批判，其内容是大肆污蔑、恶毒攻击、别有用心、荒谬绝伦、悬崖勒马、回头是岸等犀利词组。看了心惊肉跳，真是入木三分。

我们在中心完小的批斗会，就在小礼堂里进行，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一样的是被斗者垂头木立，只听不言，成为众矢之的的活靶子，一样的是斗争者摩拳擦掌，怒目圆瞪，选择最有杀伤力的词语，把活靶子批倒批透，要批得体无完肤才放手。右中之右者极右也，这种出名的右派就要在对门浏阳一中的露天反右批斗斗争大会上登场亮相。

这种大批斗会的会场布置，比区组批斗会更为“隆重”。因为增加了被斗者的巨幅漫画头像，还有横幅漫画等，加高音喇叭的配合。声势浩大，蔚为壮观。一顿批斗之后，右派分子整队先离开会场，由反右派积极分子监视送回各区组反省室。我们中心完小的右派由唐训庭监管，出入会场由他领队训斥。

不过有些斗争者后来成了被斗争者。可是被斗争者后来成为斗争者的，是绝对没有的。因为右派分子名单的公布，不是一次性的，是由反右办公室筛选批准裁定之后，先后分批在那块曾经公布表扬鸣放积极分子的黑板上宣布的。而前时被批评的守口如瓶者，现在既不是被斗者，也不做斗争者，虽然没登上黑榜，但有的可能划个中右。这种先后不登榜点名的人，应该是曾经黄榜题名时，熟读通透了“少话为佳，明哲保身”这些经典，或领会了湘楚渔夫的话。

登榜题名那一霎是相当紧张可怕的。第一批点名的右派，只是感觉突然。从第二批起，就有“杀鸡儆猴”和“大祸降临”的感觉，害怕哪天“中举”的时刻。每天早餐后都到操坪分组列队集合。反右干部领导一顿森严的训话之后，就点名宣布被划右名单。当点到某人时，积极分子即把你从队伍中推出来，立即扯去你的出入证。从此刻起，你即“中举”了，也就失去了人身自由，失去了任何信息。你就成了为人不耻的众矢之的，就开始过反省的日子，进入悲惨人生，一过就是二十年不等。如果能留下一条命活下来，就是劫后余生，极不幸中的万幸。

2月12日是我登榜“中举”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一样是从列队中推出来，一样是扯掉出入证，一样是进反省室。我就从此坠入磨难的岁月，度过了二十个恐怖难熬的春秋。

这一天是农历丁酉岁腊月二十四日，民俗是过小年，我想起祖父在过小年这天总要办几个菜团聚一下，说这是小孩子的节日，又说过了小年才能出门去讨债主的账。我知道再过几天是大年三十日。以前每年要办三十团圆饭，也喊团年饭，可今天是月晦人不圆了。

我不知道家里人对“遍插茱萸少一人”是何感觉。五年后我回到祖母身边，即1962年的团年饭是祖母和我，形影相吊，已是遍插茱萸少三人了。对于小年也好，大年也好，团年饭也好，只是一种痛心疾首的回忆，“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天我还是开了小灶——托人买回一些发饼，啃了二个就伏在写反省的桌子上沉思，流下了两行辛酸之泪。这是发生在中心完小东侧食堂里的往事。

我虽被点名反省，但没有对我开展激烈的批斗会，只几个反省者一起在小会堂里挨了一次“竹篙满堂打”的批判，似乎批斗进入尾声，走下过场。散会时叫我在材料纸上签字盖手模，说明我们承认了这些恶毒谬论。只待材料上报，定候发落。在反省期间，我不能与别人眼睛对视，与任何人无法言语交换。

不过王启文还是与我合着铺，只是陌生人一样，不说话，不打招呼，脸上无表情。以前的老同事老同学都远而避之，好似生怕“麻风”病毒蔓延传染。上厕所时，积极分子就要骂一声，“臭得要死，快走开些！”这一段日子是睡觉做噩梦，反省挖根源。反右干部到食堂来检查反省材料，说要挖出几条根，一是政治根源，二是社会根源，三是思想根源。

我冥思苦想，深掘深挖，一直挖不出这几条根源。后来挖出几条似是而非的根：土改是儿童团长，不积极斗争恶霸地主，是政治根源；家庭成分是中农，具有摇摆性，祖父在外地当染工，与地方绅士有交往，是社会根源；三是不关心政治，不学习马列主义，是思想根源。反复反省，写来写去，没有什么可写了。只好静坐吃饼暗中急，悬念的是祖父母及妻子和她腹中的孩子。这是痛苦中的“清闲”日子。

反右干部再三提醒我继续反省，还有什么事情和没交代就老实写出来。不然，抗拒从严，后果自负。

我感到他们在逼查别的什么事，似乎把右派放在一边了。这时，我才省悟到这是“读书会”的事。但我认为这是公开搞学习的自学小组，况且与教育科李科长请示过，于是就大胆地写关于读书会的全过程。这是反省期间的最后几天，写起来倒还轻松，无所遮拦忌避。

五  反右词典

儿时躲兵客居灵官嘴时，潘魁吾先生教我读的七天增广贤文，其中“道吾好者是吾贼，道我恶者是吾师”。正说明隐恶扬善，激浊扬清的本质。魏征《谏太宗十思疏》说：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我们这些农村小学教师，是最下层的小知识分子，无权无势无财，无声望地位。靠粉笔糊口，不过是蒙学教书匠。对我来说，什么左派右派，左倾右倾，什么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名词的概念是一个空白。至于路线立场是跟着大流走。所以我们这些人的鸣放没有什么必要，也没有什么价值。不过是在一场鸣放中凑个热闹。真是“而况于明哲乎？”仅是凑满五十五万右派分子的可观专政队伍，乃国家民族之不幸。

右派分子一个个、一批批被揪出来，势必要组织一个庞大的批斗大军来炮轰这几十万活靶子，众矢是口诛笔伐。这比骆宾王的“讨武檄”厉害得多，句句咄咄逼人，字字入木三分。口诛笔伐所引用的词语太多是成语，如“荒谬绝伦”，也有常用语，如“唯恐天下不乱”，也有俗语，如“惹起保险雷公打！”也有歇后语，如“螳臂挡车——自不量力”，也有比喻语，如“像挤牙膏一样”。笔伐除大字报批判文章，还有漫画标语横幅。总之，阵势严整，形式多样，用词犀利。下面总结出291个词句，简称为反右词典，按笔画索引之：

一、二画

一丘之貉 一唱一和 一意孤行 一鼻孔出气  一无是处 人面兽心  十恶不赦 （７）

三画

大放厥词 大肆污蔑 口是心非 口诛笔伐 口蜜腹剑 小题大做飞扬跋扈 子虚乌有（８）

四画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无可救药 无中生有 无以复加 无孔不入 无稽之谈 不得人心 不攻自破 不择手段 不到黄河心不死 日暮途穷 牛鬼蛇神 气急败坏 气焰嚣张 反戈一击 凶相毕露分庭抗礼 牛头不对马面 乌合之众 乌烟瘴气 文过饰非 风马牛不相及 心怀叵测 心狠手辣 丑态百出 以身试法 以卵投石 水火不容（29）

五画

可乘之机 左右发难 灭绝人性 用心何在 平分秋色 打落水狗东山再起 挤牙膏 目中无人 目空一切 四面楚歌 打着红旗反红旗矢口否认 矢口狡赖 失道寡助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白日做梦 令人发指 外强中干 处心积虑 头破血流 出尔反尔 出言不逊 发人深省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25）

六画

有目共睹 有恃无恐 老奸巨猾 朽木不可雕也 百口莫辩 百无一是 百孔千疮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负隅顽抗 有过之无不及 夸大其词 死心塌地 死皮赖脸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死有余辜 执迷不悟 过街老鼠 回头是岸 勒马回头 岂有此理 伤天害理 自以为是 自投罗网 自取灭亡 自以为得计 自食其果 自圆其说 自高自大 自掘坟墓 自欺欺人 血口喷人 众目睽睽 众矢之的 各个击破兴风作浪 异想天开 异端邪说 阴谋诡计 如出一辙 死不老实 死不悔改 自作聪明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42）

七画

弄巧成拙 寿终正寝 赤膊上阵 声名狼藉  花言巧语 严惩不贷

利令智昏 针锋相对  我行我素 体无完肤 作茧自缚 做贼心虚

你死我活 佛口蛇心 身败名裂 含血喷人  彻头彻尾 含沙射影

言过其实 忘恩负义  弃暗投明 穷凶极恶 改过自新 忍无可忍

鸡毛蒜皮（25）

八画

苟延残喘 丧心病狂 丧尽天良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丧家之犬 奇谈怪论 招摇过市 事实胜于雄辩 势不两立 虎视眈眈 明目张胆 明枪暗箭 物以类聚 依然故我 卑鄙龌龊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舍本求末 金蝉脱壳 朋比为奸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咎由自取 变本加厉 刻骨铭心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沽名钓誉 沾沾自喜 泾渭分明 空穴来风 诡计多端 居功自傲 弥天大谎 弦外之音 孤注一掷 狐群狗党 狐狸尾巴 鱼目混珠 昏天黑地 弥天大罪 （38）

九画

荒淫无耻 荒谬绝伦 故伎重演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革面洗心胡说八道 相提并论 树欲静而风不止 厚颜无耻 歪风邪气 指桑骂槐 挂羊头卖狗肉 指白为黑 背信弃义 背道而驰 是可忍孰不可忍昭然若揭 咬牙切齿 信口开河 冒天下之大不韪 信口雌黄 胆大包天 怒发冲冠 骄傲自满 （24）

十画

莫名其妙 恶毒攻击 格格不入 造谣生事  造谣惑众 笑里藏刀

借刀杀人 借古讽今  借题发挥 倒行逆施 臭名昭著 臭味相投

狼心狗肺 狼狈为奸 离经叛道 旁门左道  粉身碎骨 粉墨登场

悔过自新 害群之马  冥顽不灵（21）

十一画

理屈词穷 盛气凌人 悬崖勒马 掩耳盗铃 野心勃勃 趾高气昂 蛊惑人心 唯恐天下不乱 铤而走险 偷天换日 得意忘形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欲盖弥彰 脱胎换骨 断章取义 混为一谈混淆是非 深恶痛疾 祸国殃民（19）

十二画

趁火打劫 遗臭万年 惹是生非 斯文扫地  落花流水 锋芒毕露

等量齐观 焦头烂额  装疯卖傻 痛改前非 屡见不鲜 装聋作哑

强词夺理 道听途说 道貌岸然 惶惶不可终日  剥开画皮（17）

十三画

肆无忌惮 蒙混过关 想入非非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摇唇鼓舌摇旗呐喊 暗度陈仓 暗箭伤人  跳梁小丑 蜕化变质 罪大恶极 罪不容诛  罪有应得 罪该万死 罪恶昭彰 遥相呼应 痴心妄想 群起而攻之（18）

十四画

貌合神离 煽风点火 漆黑一团 寡廉鲜耻（４）

十五画

横生枝节 暴露无遗 熟视无睹 醉翁之意不在酒（４）

十六画

颠倒是非 颠倒黑白 黔驴技穷 避重就轻（４）

十七画

罄竹难书 螳臂挡车 戴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3）

十八画

藕断丝连（1）

二十一画

蠢蠢欲动 露马脚（2）

在这总结出来的291个反右常用词语，几乎都派上了用场，大批大斗发言的人都像鹦鹉学舌一样，重复使用着，似乎在练习造句。然而这里面使用最多的应是：恶毒攻击、大肆污蔑、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荒谬绝伦、断章取义、欲盖弥彰、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彻头彻尾等。

六  喻学甫之死

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场上的羞辱、场外的鄙视和言行的禁锢，人格和尊严已不复存在。虽生在人间，将无立锥之地，与行尸走肉无异。这个恐怖阴森的可怕时刻，正关系着一个人的生死存亡。我很幼稚地估计，自己顶多划个中右，也就处之泰然，准备着听候发落。而形势并不这样简单，有些人选择自尽超脱的结局，不时从侧面传到我的耳朵里，今日张某服毒自尽，明日李某投河未遂，后日王某悬梁自缢，这种逼得无路轻生自裁的人，有右派，有历史反革命，也有其他刑事问题的。一切没有公开宣布，我所获得的消息，是侧耳听到的私下传闻。因为我是打入隔绝世间的异类。

不管风暴如何大，我决不会选择这条无情路。我的信念是，不管在受到任何打击的情况下，我一定要争取活下去。在听到这些自杀消息的同时，也听到对自杀者和自杀未遂者的言辞批评，说这是畏罪自杀，这是自绝于人民，这是死有余辜，这是戴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说得多么轻松，多么幸灾乐祸。更觉毛骨悚然。因此，有些人经受不住打击羞辱，怕受严厉的处分，在暗地琢磨着自己的下场，产生可怕的打算。

在某夜的一次小组会上，肃反干部组织学习肃反的政策文件，有两个印象，一是划历史反革命有个国共合作的时间限制；二是保长属于划“历反”的对象，还提了其他有关反革命组织的问题。由此预示着反右斗争的尾声是要开展肃反运动了。当然，还宣布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在这森严而紧张的气氛里，盘坐在被子里的人，都在沉默着，鸦雀无声。

坐在我对面被子里的喻学甫老师，记得是未鸣未放，并没有被揪出到反省被斗的另类里来。可是我看见他面如土色，木然疾首，心思沉重地表现出一种恐怖的神情。散会后，没有人谈论什么，宿舍（教师地铺）里一片沉静。黑夜里，惊魂噩梦在侵扰着每只惊弓之鸟。而此长夜的喻学甫正计划他明天的打算。这是人生瞬刻的痛心决策。

次日早晨，急切的哨声把我从噩梦中惊醒，我动作麻利地端着脸盆漱缸抢先去厕所，避免碰上羞辱我的积极分子。接着抢先跑到食堂取水洗漱。那三尺高的开水围锅依然是怒气沸腾，灶膛里的糠头火依然是烈焰熊熊。没想到一场惨不忍睹的人祸，瞬刻即将在这里发生。

我端着脸盆快速穿过地坪，在走廊门口正碰上喻学甫老师，他端着脸盆出来，只打个招呼就擦肩而过。当我把东西收拾好向宿舍外走出时，发现人群都朝食堂方向涌去，说有人投开水围锅了！我也向那里跑去，才知道投开水锅的竟是同室的喻学甫老师。这时，他已被人从开水锅里捞出来，放在担架上。从外露的脸部手脚看去，已变成了煮熟的泥鳅。这时他尚有一息之气，送到县人民医院不久便气绝身亡了。

他的胞兄喻红甫老师也赶来了，很匆促地做了善后处理。这件事的发生，谁也不敢说什么看法，恐怖的阴霾继续在蔓延着，气氛像死亡一样的沉寂。不久，我也身陷囹圄。在二十年的岁月里，为了生存而挣扎在各种劳苦场地。这令人毛骨悚然的自杀事件，也就在印象中慢慢淡化。当提笔写道这件事时，又历历在目，记忆如初。

四十年后，在浏阳北正路碰上喻红甫老师，我问及喻学甫的家人情况时，几十年前那悲惨的一幕黯然涌上心里。他只说了几句，就从发红的眼圈里涌出泪珠，几年后，他也病逝了。至此，喻氏红甫、学甫、仲甫三兄弟，均已作古，后事不知所终。

反右斗争已过去了几十年，喻学甫也死了几十年，我想“投开水锅”的自杀方式，应是所有自杀手段中最痛苦最残忍的一种。当时他亲眼看到了很多残酷的斗争场面，也听到了不少自杀消息，当想到自己或多或少有些历史问题时，在人际关系没有任何沟通的紧张环境下，他只有自己选择生命去留的可能，杀鸡把猴子吓到极端。

直至今天，大多右派分子都死了，或都年逾古稀了。曾有人说：历次政治斗争都好像翻薯藤，翻来翻去，三犁三耙，翻得晕头晕脑，死去活来，不死也得脱层皮。受不住“翻”这种痛楚和羞辱的人，只好选择死这条无情路。

七  “场外有人会你们”

1958年3月13日，农历戊戌岁正月廿四日。离宣布反省，扯去出入证失去人身自由的那天，整整一个月。通过反复批斗和重复反省，有些习惯和麻木的感觉，只望快点结束运动，情绪反而不那么紧张。我就开始看我的书，天真地在为考华东美院做着思想准备。

清早起来，我站在操场边靠走廊的电线杆下阅读一本叫《和青年谈读书》的繁体本。正读到“循序渐进”、“专心与有恒”这一段内容时，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来到我的身边，叫了一声沈博爱，抬头一看是花桥完小的教导主任林思成。林是读私塾出身的老式知识分子，本平江人，随母下嫁在社港廖家洞落户。解放初参加小教工作，具有丰富的社会经历，不露城府。他今早突然来接近我，让我感到蹊跷，来者不善，预感到凶多吉少。

林严肃地说：“今天去开会，和我坐在一起呀！”顿时，我即卷起书本回到宿舍，收拾了一下我仅有的几件行李。口袋里只有极少的现金和粮票，还有私章。为了听大会报告，当然还有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这是随身香火，我已是老习惯。

早饭后，右派分子在监督下随着大队伍进入了县政府大会堂。分区分组依次坐定后，我发现林思成和张自强（我老家石江乡派来反右的组委干部）分别坐在我的两侧，周重录和邓全胜坐在我的前后，都是反右积极分子。平时，这些人都与右派食不同桌，坐不同凳的，怕沾染毒气和臭味。可今天这种座位安排，显然是一种特别异常的安排。这时，我紧张地捉摸着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即将降临。我不可能询问什么！只能偷偷地洞察他们表现的异样神情和虎视的眼光。

这次大会是对教师中的刑事罪犯进行公捕的大会。其主要罪行是强奸学生（幼女）罪。他们一一宣布列成横排站在台上，胸前挂着“强奸幼女犯×××”的纸牌。据说有几个被枪毙了，其中王兆龙是我认识的花桥人，王兆龙后来平了反。在浏阳八中当上了总务主任。通过一场检举揭发之后，检察机关对他们宣布了逮捕法办，开除公职，移交司法部门处理，于是警察把他们押走了。

公捕大会结束，台上处于短暂的平静，即是进入下一个节目的过度间隙，而台下是一片嗡嗡嘈杂的议论声。正在此时，台上的麦克风里大声传出严肃的呼喊：“沈博爱、焦七海，到会场外面去，外面有人会你们！”话音刚落，我四座的几个人立即站立，林思成和张自强分别扭着我的胳膊从过道推出会场。

此时的会场，人头攒动，所有惊愕的目光都集中到我和焦七海的身上。嘈杂的会场顿时变成死一般的寂静。我不知道焦七海坐在哪个角度，也没法看到他被押出会场的情景。我被押到会场外的门厅里，发现会见我们的客人竟是全副武装的警察。警察向我们宣布了逮捕证，其罪行是组织反革命读书会，逮捕法办。于是我俩就由武警押着朝我最熟悉的火官庙走去。

我俩被押着从大操坪、正大街、北正街，过拱北桥到磨石街的路上，仿佛听到翘首观看的市民在说，这两个年轻人到底犯了什么法！好像面孔很熟，好像是以前常来吉老板饭店玩耍的那两个学生！我们很快押进了磨石街火官庙的大门，大门口有持枪的哨兵在“迎接”着。在通过岗亭的小门来到一个古典式的亭子里。这时即解除了捆绑的绳子，在一个警察的监督下，搜出了身上的现金和粮票、私章、水笔和本子。也抽去裤子上的皮带，解掉了鞋带绳，然后做了有关姓名、性别等项目的登记之后，关进了一号监房。焦七海关在另一监房。同案犯是隔离关押的，这是防避“攻守串联”的常用操作手段。

同一天的黑夜，住在大地坪老屋下厅东边的沈皆遂，他是湘潭师范在籍病休学生，是读书会成员，从梦中被叫醒，也因同案被捕了。这就叫所谓的一网打尽了。是夜关在当地，次日也过了蕉溪岭，进了火官庙的监牢。

八  何处何从

在被捕的读书会一案三人中，我和焦七海是右派分子，沈皆遂是没参加整风反右运动的病休学生。在反右斗争后期，对我和焦七海的处置去向，是移交司法部门处理，被捕后的身份就是罪犯，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其去向是判刑劳动四个字。

我入狱后，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几乎与世隔绝，对于浏阳划定的四百多名右派分子究竟何去何从的消息，几乎不知所终。后来从比我后进来火官庙的犯人口中知道，划了极右的都开除公职，有的送劳动教养，有的送农村监督劳动。其他有保留公职的只开除党团籍，有的撤职降级，有的降级降薪，戴着右派帽子去上课是件非常难堪的狼狈相。凡是划了右派的人，如果涉及刑事问题的都一律移交司法部门处理，这种人当然是先进火官庙，走判刑劳改这条路。

在劳改单位被监管的人有三种，一是劳改人员，二是劳教人员，三是就业人员。其中劳改人员中就有不少右派分子，如我在谭家山新生煤矿服刑时认识的钟伯勋就是中学教员，划了右派。就业人员中也有一些解除劳教的右派。

凡是劳改农场和各种冠以“新生”二字的厂矿企业，都有右派在受劳动监管，如新生机床厂、新生电机厂、新生火柴厂、新生伞厂、新生瓷厂、新生煤矿、新生绸织厂、新生砖场、新生水泥石灰厂等。其中几个挂“新生”二字的厂矿我都去参观过，最苦的厂矿是煤场、砖场和水泥石灰厂。不过比起右派分子高尔泰充军到戈壁滩盐碱地去挖沟还是要好得多。高尔泰说，到了那里即到了死亡之地。能活着回来的是大难不死，他是幸存者。

我在劳改的五年中，只冠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没有附加右派分子的名分。但到获释后的1963年，就重新戴上了右派分子这项四季咸宜的帽子。随着社教和文革政治运动的狂飙席卷，右派分子就“升级受编”，正式列入“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的行列，“名正言顺”地与四类分子一起参加每月学习和年终集训，“自我检查”和“改造规划”一年要搞几次。至于参加三台（打台、上台、拆台）和义务劳动的事是随生产运动和政治运动而临时出现的。

第六章  火官庙与谭家山

一  火官庙

我在坐落浏阳城磨石街的县立中学读了一年半书。寒来暑往，古磨石街上的麻石同样经历了沧桑巨变，已磨得蛇皮流光。我留在麻石上的无数足迹已看不到任何踪影，而在我的记忆中却有多么鲜明而深刻的印象。靠近王家祠堂附近，开着一扇不算高大的门，门口长年站着一个武警。有时看到被押的犯人在武警的吆喝下从麻石路上出入。当时很不留意这个场景，更不过问这门里面究竟隐着一个什么部门，但绝不是一个极乐世界，绝不是神话的神仙洞府。

后来我发现被押列队出入的人员中，有的只剃半个脑壳，即半边光头半边短发，显然是普通人相比的异类。后来才知道这是防止犯人逃跑的绝妙方法。这与古代充军犯人割耳刺印有着同样的作用。《水浒》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有“断了二十脊杖，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量地方远近，该配沧州章城”的表述。所以刺印的林冲逃之无逃，只好在“风雪山神庙火烧草料场”的绝境下雪夜上了梁山。（编者注：剃半个脑壳就是中国古代的“髡刑”，是“耻辱刑”的遗留。）

在当时，火官庙是众人所熟闻耳热的地名。北乡人警告坏人时，说叫你过蕉溪岭（或过岭），县城人说叫你进火官庙。其意相同，即叫你进班房。其实对“看守所”这个名词还不大普通熟闻。解放初期，浏阳还没有建造专门的监押场所，到20世纪才新建了“白泥坑看守所”。这是县级监狱，颇具现代规格。原来的火官庙建成居民区，磨石街在开挖穿城人工河时拆毁，在城关镇地图上消失，只留在一些老人的记忆中。

查《词源》“火官”条载：“神农以火纪官，春官为大火，夏官为鹑火，秋官为西火，冬官为北火，中官为中火。”据隋唐称为六卿大夫的六部尚书中的刑部就属秋官，故有刑部秋官大司寇之称，曰秋官者，刑罚严厉，像秋天的萧杀。选择火官庙作为看守所，似乎与刑部狱官倒还相配。但这只是偶然，可能当政并未如此考虑，只是废物（屋）利用而已。

想不到五年后（1958年）的3月13日，“场外有人会我们”的人竟是警察，把我“请”到了这火官庙，成为这里的阶下囚。到1960年11月17日押送劳改单位——谭家山煤矿，整整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又五天。因此，对火官庙的印象最深。由于火官庙不复存在，且在特定历史时期是“秋官大司寇”的刑法场所，所以要做详细描述，也为写以后的见闻提供方位坐标。

废物利用，改装后的火官庙，古装已不复存在，只有一个戏台式的木结构亭子，立在监牢前面。亭中摆着大方桌，临时提审犯人或向犯人宣布判决书，有时在这里进行；同时，也在这里对新收押犯人进行登记和搜缴随身物品。亭子的前面是岗楼，二十四小时有警察放哨。岗楼下是进出的唯一通道。岗楼右侧是武警营房，左侧是看守所办公用房，也在这些房子里提讯预审。岗楼外面有个地坪，地坪周边是民警中队用房。地坪有正门开向磨石街，浏阳县公安局看守所的牌子是挂在这里的。

亭子的左侧是一排直列监房，大概自前至后有七八号监房。我关在第一号监房里。监房的后墙是外围高墙。监房前面是走廊，走廊的尽头是厕所，每天早晨放风是必去的地方。

亭子的后侧是一排横列的监房，与亭子左侧的监房呈曲尺形连接。监房前的走廊与岗楼对照，从左至右的最后一监是女监，也只有一个女监，面积空间较大。亭子的右侧是个大地坪，干警常来这里打篮球。

沿着女监的右侧是犯人厨房，正面朝着地坪，厨房很宽敞。后门锁着，犯人去喂猪和担水才打开。厨房的右侧有两间房子是生活组犯人的住房。到了晚上，厨房通往地坪的铁栅门是要上锁的。

地坪是长方形的，右端有门通入王家祠堂。右前角落里是一间小房子，是犯人医务室。王家祠堂通往磨石街的正门用砖封死。祠堂建筑是上下两栋一过厅的砖石结构。只有垂直的光线从天井上空透入，很阴森。

这里好像一个综合手工业场地。白天有木工、篾工、缝纫工和打铁的犯人劳作；还有老年犯人在这里剁猪菜，双手持刀的老犯人把猪菜剁得极细，真是秀色可餐。犯人出外种菜和挑砖的工具，都堆在这里。放鸭的犯人也把麻鸭关在这里。晚上，这里通往地坪的小门就锁上了。小门的过堂里有木板楼梯进入生活组住房的楼上。这是火官庙唯一的一间楼房。入监时被缴犯人的东西都放在楼上，挂着竹牌子。棕绳、脚镣、手铐等也都放在楼上。

原浏阳县公安局看守所火官庙平面图

与医务室同侧对角，也即是第一号监房旁边的巷角里是储藏大米的仓库。犯人从粮店挑回的大米储在这里。生活组每天从这里领米过秤入厨。

火官庙后面山坡是一块很宽的菜地，由高墙围住，与看守所连在一起。站在菜园里能清楚地看见一中操坪里的活动情况。

我所描绘的平面图景，只是历史的记忆，也是为我叙述后文提供方便，有了方位的参考依据。

二  黑夜梆声

民间的“夜”，是“每到秋凉七月半，道士夜保清吉”的时候，倒是敲梆诵经，驱邪避鬼。农户凑点谷米酬劳，是心甘情愿，祈求清吉平安。据宋代魏泰撰的《东轩笔录》载：“野无惰农，世无赌博，更鼓分明，必有美政也。”这种打更鼓既能报时，又能起到警觉保安作用。我说的“黑夜梆声”，一不是道士喊夜打梆保清吉，也不是更夫打更报时鸣警，而是监牢中一种特有的梆声。

每晚到了就寝时刻，岗楼上发出“起梆”的吆喝声。我们第一监轮到的犯人就慌忙拿起竹制梆筒，用力敲一下，发出“咯”的声音。敲打的次数要与监房次号相同。如第二监房打两下，即咯咯。第六监打六下，即咯咯咯！咯咯咯！打梆者不能瞌睡，要全神贯注，要听清上一监号发梆的梆声之后才能接梆，如果出现“画眉跳间”，岗哨就要发出训斥的吆喝声。如果打了瞌睡，被吆喝惊醒，就在慌乱中乱敲几下，结果造成交接的混乱。岗哨就发出训斥声，吆喝“从头发梆”！

我们第一监最容易敲梆，只要敲一下。可是最难准确接梆，因为最后的监号是14号（女监），要认真听清默数12、13、14是要常出差错的。例如12监敲了梆，第一监以为是敲了十四响就接梆，结果造成第十三监与之同时敲梆，又造成混乱。其实哨兵也很辛苦，也要认真听敲梆的交接顺序，也要及时吆喝纠正。

岗哨是定时换岗的，这是为了防止疲倦和保证警觉持续。这样，敲梆也随着换岗的同时换梆。当岗哨完成换岗交接后，就发出一声“换梆”的吆喝。于是下一个犯人就慌忙接下梆筒，有的从睡梦中醒来就接梆乱敲了几下，也造成短时的混乱。这时，岗哨吆喝从头发梆。这样循环接替打梆，一直敲到天亮，到岗哨发出“收梆”的吆喝声时，监房才静然息梆，梆筒就交给下次的发梆人。

从敲梆中，掌握了几个名词，即“起梆、收梆、换梆、交梆、接梆”。也敲出了一种节奏，如敲三下，应是三种节奏，以八分音符为一拍的话，有“咯——咯——咯——”“咯——咯咯”和“咯咯——咯”三种敲法。有些偷鸡摸狗的文盲犯人，就乱敲一通，没有悦耳的节奏，甚至用力把梆筒敲成两边。

这种梆声，通宵达旦，在漫漫的长夜中，已经听惯了这种打破长夜寂静的梆声，不感到什么不适应，反而从森严肃厉中体验到一种非凡的雅静。我在敲梆时，特别注意听第十四号的梆声，只希望它们按八分音符一拍敲得有节奏，有规律，更能从轻敲重打中发出一种抑扬顿挫的美感。可是从未听到过这种如哭如诉、如哀如怨的梆声。还是不能把这十四个“咯”音敲得比较规律些。我要求的所谓规律，完全是为了容易记住所敲的次数。如果听错了，就会乱接，就会招训斥。这种训斥是习以为常了，只要监房里的组长不罚我多敲一次就是万幸。

我们一号监房的人数，常在十人以内。轮流敲梆频率较高。有些大监关上几十人，轮流间隔的时间要长，有些夜轮空。虽然不轮到你敲梆，可梆声依然在打扰着你的噩梦，甚至梆声成了一种噩梦的催化剂。

每当提心吊胆静听末监的梆声时，我就想起苏轼“长夜默坐数更鼓”的诗句。而我是长夜惊魂数梆声“——咯！咯咯……”。

火官庙监牢的敲梆行为是监管狱吏们，利用犯人黑夜敲梆，以达到相互监督，减轻狱警巡视负担的一种措施。其实也是带来一种加重犯人精神疲劳和紧张恐怖的后果，当是非道义的影响睡眠的侵权手段。与喳夜敲梆保清吉而言，不是善意，而是恐怖，是摧残。

三  第一号监房

我关进第一监，进去时只有穿在身上的衣服，等于是一个光身子。后来，有人把我的被子和衣服及洗漱用具送来了，这是我仅有的家当。

监房的正面是个大板床，占据了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六尺长的木板床两端靠墙，没有一点空隙余地。靠监门一边的空间只有半个床位宽，但放着一只便桶，活动的空间就很小了。除放风外，日夜是在床上度过的。监房没有天花板，恰似一个竖井。靠屋顶装着铁丝网。一线阳光透过玻璃片从铁丝网射进来，只有光线垂直时，才有明亮感觉。其余时间是阴沉黑暗。

监房门上方有一个方形小窗门。平时用推板关着，铁钩挂住，是不能看到外面的。只有送饭送水时，或警察查监时才打开片刻。在这六平方米的空间里，上看着天窗，下望着地皮，横对着几双死亡般的眼睛。背靠着墙壁，抵足而坐。这才是叫坐牢。

在这有限的空间里，空气污浊，最怕人多相挤。只要有一个犯人提走了，我们就高兴了。如果带着衣服出去的，肯定是释放或送劳改单位了。也有因案情调监的。有时不要高兴过早，上午走一个，下午来两个。自反右斗争结束，大跃进的到来。移交司法部门处理的右派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还有有碍大跃进的异己分子和因饥饿起盗的分子，几乎每日都有押送火官庙的。

一时监牢里挤得像贴牯一样。我们一号监是小监，多来一个人都会占去几寸宽的床位。每个人侧着身子的几个“S”形生理弯曲都套得严严实实，下面的手臂压得麻木也得忍受，只能歪着鼻子和口呼吸空气。为了自守本分无争吵，组长黄友国用筷子当尺，把床板宽量了6又3/4筷子，然后按人头平均得出X筷子/人，在木板上划个记号。

黄友国说，分是这样分了，但打梆的人可靠在床边上打，这样也能得到短时的宽松。这样犯人无常的出出入入，很难保持每人床位宽度不变。当然，只求多出少进，每人分到两根筷子长的床位。

后来进来一位叫龙培荣的死囚，中等个子，白胖的，浓眉大眼，下嘴唇比上唇要突出一些。因为犯了强奸幼女罪，戴着反手铐关在本监。不仅他要占去比我们多得多的床位，还要给他喂饭喂水和漱口，还要帮他松开裤头大小便，实在是给监里添了麻烦。

组长黄友国原是浏阳县人民医院的外科手术医生。他可能已关押了不短时间了，除掌握监内的学习和生活外，每天还到犯医室帮着老犯医郑庆安为病犯治病。每次时间不很长，回监时总要带一些药涂在龙培荣的手腕上，因为他的手腕被铁镣磨破皮，恐防感染化脓。

每到囚犯开餐的时刻，犯人凭着敏锐的听力和嗅觉能准确无误判断饭菜即将送来，甚至能辨别开的是什么菜，或者是已经开到了第几号监。这是因为视线被阻碍，凭着其他感觉器官来补偿的原因。记得达尔文主义说是“用进废退”，判定基本准确。突然监门的小窗口打开了，一个长方形的木饭盒塞了进来，里面装着按人头盛好的散装米饭。接着塞进几只竹筒饭碗和竹筷子。再接着是铁勺舀了带汤的菜食伸了进来，监内用盆子接好。小窗口啪啦关上口，我们就分饭分菜，很快完成“进口货”，并把竹饭碗舔得一干二净，闪光发亮，为厨房洗碗减少了麻烦。

一号监傍着仓房，只有一墙之隔。成队的犯人，挑运大米入仓的情况和每天生活组来取米出仓的情况，都凭着听觉分辨得一清二楚。仓房就在岗楼左侧，离一号监也很近，所以岗楼上唤岗交接动作虽不很声张，但也能判断出来。

岗楼下的出入通道，每天有犯人成队从这里出去，晚上又从这里进来，哨兵和监押人员的吆喝声、劳动工具的撞击声都听得清晰。从这些动态中可推定早晚的大致时间。从脚镣在地面上的拖撞发出的声音，也能辨出重犯是进监还是出监，甚至能听出是进哪号监房。

还有一种特殊异常的吆喝声和脚步声，是发生在午夜以后或刚天亮的早晨，听到这种声音之后，只有短暂的寂静，就听到连续的开监关监开锁落锁的声音，我们就判辨这是突发案件中捉捕的群体案犯。如果这种异常动态发生在白天，就断定是公捕后押进来的犯人。凭着听觉嗅觉，监内在关心着外界发生的事情，但是无益而有限的。

监内所谓的学习，无非是谈“认罪伏法”，写“坦白认罪”，或是填履历表。日复一日，讲的写的都是老调重弹，就离题杂谈了。有介绍偏方的，有猜字谜的。我却借着黄友国的钢笔在粗糙的手纸上作画。同监有个叫周声正的老人，是东乡大西洞人。我给他画了个钢笔素描像，就引起了大家的兴趣，都要我画像。有的说这样的像做遗像最有纪念价值的。后来黄友国提出莫画了，怕惹出新的罪名。

我很舍不得这支笔。因为这是监内唯一的一支笔，是黄友国在解放前于湘雅医院毕业时，学校赠送的派克笔，白铱金笔尖，特别流利。于是我就画些花草器物之类的东西了。周声正有把烂蒲扇，我在上面画了一列正在疾驶的火车。大家认为很有立体透视感，只是要注意风向。

我说要非常注意这个问题，例如火车的烟、工厂的烟，哪怕是炊烟都要画着烟雾朝左边（西边）飘去。特别是画红旗更要小心，一定要把红旗画得向左边飘扬，表示发强劲的东风。只能东风压倒西风，西风压东风是避讳的，甚至是反动的。不管是写是画是讲话，都要慎之又慎，不然班房就袋在屁股上。在以后的几年监狱生活中，我从事很长时间的写画劳动，我也特别注意颜色的热冷调和风力的东西向。

到后来，黄友国的钢笔完全交我使用了。因为我代他做讨论记录和写学习汇报，也代别人填写多种登记表。这样，黄友国去了犯医室，我就成了一个临时代组长。

四  放风

记得在《红岩》中看到过这个专门名词，在《词源》中也有这个词条。可见“放风”这个词，已经约定俗成，被广泛认可。但它流行的范围只限于监狱。放风在禁闭关押的犯人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是何等迫不及待的渴望。在日以继夜的连续二十四小时的坐牢蹲监。唯有在清晨收梆后，能得到十多分钟的短暂活动。无论在生理上和精神上都是何等重要。趁着洗漱拉撒的急忙跑动，可敞开肺腑纳新鲜。这是深深感谢人道主义的恩赐。

早晨收梆起床后，都积极“备风”，把洗漱的手巾牙刷拿在手里，把粗糙的手纸卷好，还有一个特别动作是用力按摩腹部，使其容易排出大便。轮流到抬马桶的两个人也装势待发，只要牢门打开，就拖着无绳的鞋子，提着裤头涌向厕所。抬马桶的只能走最后，一只手抬桶，一只手提裤头，牙齿咬住毛巾，跑起来很不协调，主要是怕没有皮带的裤子掉下来。

从厕所出来，立即奔向亭子下面的丁字形空地上洗漱。那里的木架上摆着木质脸盆，有生活组的犯人在发用水。每人一勺（竹筒）。洗脸漱口都只能限量使用。虽然用水很少，但本着“过水为净”的想法也就无可奈何。碰上熟的犯人，也可多给你半勺。到了夏天，每周洗一次澡，也是在这亭子下面的弯角里进行，也是用脸盆盛水，只是多发几勺水。一不是淋浴，二不是坐浴，是先用力干擦，再端着脸盆蒙头一冲就完事。因为坐牢不太出汗，只是冲掉污浊的牢气。

这块丁字形的洗漱地方，下面是石头地板，地势比监牢走廊的亭子要低陷六尺左右。并且位于岗楼的眼皮底下。犯人的一举一动，哨兵都看得一清二楚。谁都不敢越雷池一步。若有超越禁区者，或交头接耳的，岗哨和掌握放风的警察就会吆喝警告。

按每监放风十分钟计算，每早要花两个钟头才能把“风”放完。所以时间很紧，犯人也就既渴望放风，又感到十分紧张。最苦恼的是有便秘毛病的犯人，不得不半路收场，或者不参加洗漱这个项目。如果想两者都不误，就势必拖延落后，挨些吆喝谩骂。

我企图在放风时看到焦七海在哪一监，更想看到沈皆遂，我很担心他带着肝病来坐班牢，很难渡过生存这一关。可是你进我出，你出我进的交替放风，衔接得天衣无缝。

另外，犯人剃光头的事，也是在这块地方进行的。不过我没有看见过只剃半边脑袋的犯人，或许这是1949年前后政权更替初期的事。

五  狱医

犯医室的方位在前文已说明清楚。它是一间很小的房间，不足六平方米，一门一窗。陈设也很简陋，除一个摆有普通内外科药品的药柜外，只有一张条桌和两把椅子。医疗能力仅限于伤风感冒和一般咳嗽腹泻之类的小病。如果犯人得了大病，干警会送病犯到人民医院治疗。

首先是犯医郑庆安坐诊。郑当时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犯人。个子矮而结实。说话从容不迫，带有诙谐的口气。最明显的特征是他的眼袋像布袋一样下垂着，给人一种慈和亲切感。他说他是浏阳县医院即浏阳县人民医院前身的创始人，可见他应是浏阳医界的元老了。

我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也不知道他判了多少年徒刑，据说他是因历史问题而坐牢的。我去看过几次病，主要是胃病和神经衰弱。他每次都是临时配些“颠茄合剂”给我。他说不要胡思乱想，喝了颠茄合剂就会睡好的。果有效果，我的病就好多了。可是久服就有了依赖性，产生了药瘾。后来他调到浏阳三口煤矿当犯医去了。因为有劳改犯在三口煤矿改造。他走后，以前帮他一起治病的犯医黄友国就顶替了他的位置。

黄友国是浏阳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是唯一的一把手术“刀”。他当时只有五十多岁。个子很高大，说话严肃，且条理分明，似乎很有说服力。他兼任我们第一监号的组长。他常帮助犯人认罪服法。他说认罪要实事求是，只有认了罪，才能很好服法。自己的案情只有自己最清楚。

他经常被提审讯问。据他每次提审回监讲述的情况，知道他给一个干部做阑尾切除手术，当时，是很成功的，后来这个病人就去世了。初审以阶级报复（他家系地主成份）杀人案判处死刑。他说这不但不是故意杀人，也不是医疗事故。应该是术后的多种原因造成的死亡事故。他说他据理力争，才改判为无期徒刑，保住了一条老命。再后来，又改判为有期徒刑。1960年我调到谭家山新生煤矿后，就与他分别了。

时间回到二十多年后，他也平反回到浏阳人民医院，做了退休安置，住在下河豪兴街的公寓里。我特地去看了他，感谢他在监牢里，给了我一些关心和照顾。这时的他，已不善言谈，言行迟钝。有一个老伴照顾他。他说，他只有一个女儿，也常来看望他二老。临别时，他移动着蹒跚的步履送我出门时，握着我的手说：我知道你很有才华，很有出息！现在都好了。劫后余生，必有后福。20世纪末，我听说他已经作古。

在监牢里的犯人都容易发生便秘。黄友国要大家多按摩腹部，特别是在放风之前，要站着按摩下腹和提肛运动。他说坐久了，肠的蠕动力很弱很慢，使用外力按摩可帮助肠的蠕动，大大解决便秘毛病。他又说，要生存下去就要保护身子。维持大小便的畅通，就是其中一种生存方法。为了补充开水的供应，他常从医犯室带一碗开水进监。

沈皆遂因患病休学回家，这次因读书会案被捕，当然是带病坐牢。所以我很担心他经不住监牢生活的折磨，如果在监牢里死了，他高龄的祖母晚年也就更可悲了。于是我只好拜托黄友国打听情况，多关心这个病犯，恳求他尽力救治。他很同情，他说这个叫沈皆遂的确很虚弱，在监里晕倒过几次，我会尽心竭力治他的病。我听了很受感动，感谢他崇高的医德和人道主义精神。后来沈皆遂的身体逐渐恢复，调到三口煤矿劳改时，没叫他下矿担煤，安排他做“筑土电池”的劳动，这样我才放心了。

后来，又来了一个新犯医，叫罗敬暄。他是浏阳名中医罗振湘的儿子。浏阳古港人，高瘦个子，口里镶着两颗金牙齿。他说他是国民党的中校军医，因历史问题而进来的。我当时的胃病很严重，腹部胀得像鼓一样，大便又解不出。他给了我一些丸药也无济于事。因为吞丸药喝了水，更使腹胀得难以忍受。在我苦苦央求下，他冒险地把药水直接注射到我胃里，又设法排空了我的肠胃，才解除痛苦，慢慢恢复了健康。

1960年11月17日，我调往谭家山新生煤矿劳改，临行时，罗塞给我两块钱，要我保护身子，争取平安回到家里。平反复职后，我多次打听他的下落，说是早已去世了。我很遗憾，没有给他一点报答。哪怕是一句话也能表达我的感恩之情。可是无可奈何！

六  审判长的巴掌

犯人在令人窒息的监牢里蹲久了，要说要写的都已说了写了，只求快些判决，快些调到劳改单位去，至少能见天日，能呼吸新鲜的空气。我也知道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要想无罪释放是异想天开的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同样指望着快判决，铁定是要去劳改的。

终于，这一天到来了，记得应是1958年5月底到6月初的一段时间里，一日，我和焦七海、沈皆遂三人被押到浏阳县人民法院，对“读书会”一案开庭审判。记得当时的法院设在圭斋路石板巷内，即现在的中医院后面，院长是杜克强。审判庭的气氛十分森严，按常规的组庭有审判长陈闻鹏，有公诉人、书记员和陪审员。出了五块钱请了个律师叫易炳坤为我们辩护，以充分体现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检察宣读公诉状之后，审判长对我们三人分别进行了问话。我知道这是无法争辩的。在反省时，已经对组织读书会的整个经过和目的都做了详尽的交代，根本找不出半点反革命言论和事实。现在硬要强加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的罪冠，也无可奈何。何况起诉内容也是一串大帽子，都是空洞无物的。所以我没有回话。已是俎上鱼肉，笼中之鸟，只有任其宰割了。只有焦七海和沈皆遂争辩了几句，结果惹发了审判长陈闻鹏的火，拍桌厉声说：法律掌握在我们手里，想怎么判就怎么判！

律师易炳坤的辩护也是徒劳无益的。他表明了对此案判处反革命组织是不妥的态度后，就退庭走了。审判长即宣布休庭合议，最后还是宣布“读书会”是反革命组织，判处我五年徒刑，焦七海和沈皆遂各判了三年徒刑，强迫劳动改造。王继启判处训诫处分。

1999年3月，沈皆遂突然脑淤血去世，我从他的遗物中发现他写的自传中有这样的描述：

“在反省监蹲了一百一十八天，我流了一百一十八天日夜的眼泪。到底晕倒过几次我自己也记不清了。在审判庭上，我和焦七海据理争辩，审判长陈闻鹏，手枪一拍，手一指，你们有什么多讲。法律掌握在我手里，我想判，可以多判你几年！律师易炳坤表示：‘我认为读书会一案，作为反革命罪判处，在法律上不符。’并宣布退庭。但是，还是以反革命目的罪判处了沈博爱五年，我和焦七海各三年徒刑，强迫劳动改造。”

不久，我被提讯出监，来到那个像戏台一样的亭子里。法院派来一个叫刘冬青的人，叫我坐在桌子的对面，问我是沈博爱吗？我说是！其实我和他是湘潭师范的老熟同学。他是平江人，毕业分配到浏阳教书，改行进了法院。可是这时的刘冬青对我而言，已不是同学关系，成了敌我关系。只能如此，这是法律的严肃性。他严肃宣读了“（58）法刑字第568号浏阳县人民法院判决书”。之后，说了一句，好好改造吧！把判决书交了我。从此，我就以1958年3月13日为起刑首日，对一千八百二十五日进行倒计时。

焦七海、沈皆遂接着我后面同样接到了判决书，也同样在进行着“倒计时”。这一冤案已成了铁案。读书会铁定为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的现行反革命组织，我三人就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冠。

这一巴掌就把我从20世纪五十年代打到八十年代，整整经受了二十四个春秋零一个月。即从1958年3月13日被捕到1982年4月14日浏阳县人民法院（82）法刑复字第6号无罪判决书止，这是一个多么难熬的漫长岁月。我已经从二十一岁的青年时代进入到四十六岁的中老年时代了。

有人曾经问我为什么不上诉！我说在当时的疯狂极左路线席卷全国的形势下，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网一个。作为定罪反革命组织的读书会，不杀头能幸存下来，已是大难不死。我很感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恩光普照，感谢胡耀邦为彻底改变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极“左”路线，为平反冤假错案作出旋转乾坤的搏战。

七  死囚龙培荣

前文提到监内带铐犯人影响到床位拥挤的事。这个戴铐犯人，就是龙培荣。这种犯人既不能打梆，又要占去很宽床位，造成睡觉挤得要死。还要替他洗漱喂饭，拉裤头排便，带来诸多麻烦。倒马桶的事也不能轮他。虽然不受“欢迎”，但同犯们还要细心照顾他，也同情他身被桎梏的痛苦。

他被推进监里这一刻，监内犯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中等身材、胖而结实的青年，戴着手铐进监，肯定是犯了重罪，不是杀人放火、谋财害命，就是上山为匪……他突然来到这个暗淡而窒息的空间，神情表露出万分惊恐，呆立着如若木鸡。

于是组长黄友国就要他坐在床沿上。然后询问他的基本情况，知道他是浏阳县城关镇城西完小的教师，被人检举揭发犯了强奸幼女罪。他的脸部似乎是麻木的，眼皮下垂，只是流着眼泪。黄友国又重复以前对新犯人进监时所说的话：你既进来了，就只有认罪服法这条路了。政府的法律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自己犯的罪自己最清楚，不要乱说，要实事求是，能犯能当。

黄友国对每个新犯人都是按这个模式说。我发现他既有官方的代言，也有自己的话。即“自己的事自己最清楚，认罪服法要实事求是”。这是他从他的案情中悟出来的真话。既要协助同犯坦白交代，认罪伏法，又要提醒同犯要实事求是地交代和认罪。因为他每天要向上面汇报监内情况的。并且由我写出发言记录。

龙培荣经常用铐在胸前的双手写上诉书，写好后，由组长从监门的小窗口里递交给查监的警察。警察每天要来查人数，有时来收填的表册，有时来收学习讨论、学习心得或反省材料等。据龙说强奸幼女的事，完全是诬栽陷害。这种事只有自己最明白，这种强奸幼女罪是要从重从严从快处决的。不久，他被押上法庭审判了，很快判决书送到他的手上。我们从判决书上知道强奸幼女的人数达十几二十个，情节恶劣，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黄友国睡在外侧，我睡在内侧，他睡在中间。我只是每天看着他悲哀和痛苦的诉说，看着他留着断续的泪珠。我们只是说：你的事你自己明白，只有你最清楚。如果是事实，就罪有应得。我们没有什么肯定性的发言。我也有些害怕，想起现在这样与他紧贴着身子同坐同睡。如果哪天真的立即执行了，他就变成鬼了。当他变成鬼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与他贴身同坐同睡的事。惶恐那一天的到来，暗地希望他是冤案，希望没有可怕的一天。

这时，他成了要立即执行枪毙的死囚，手铐就从前面换到后面，叫做反铐。铐了反铐的犯人，生活更加艰难，更加痛苦。可是他对他的案情更加坚决否认，反着手写了血书上诉。他这样坚持上诉，中级法院批复浏阳法院重新审理。重新审理的结果是维持原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从送交他的重审判决书上看到：一是有医院对幼女检查处女膜破裂的证明材料；二是被强奸幼女的人数比原来被控人数还增加了几个。这种所谓铁证如山的罪证，使龙培荣必死无疑了。但他面对审讯庭上的情景和判决书的诉词，并没有放弃继续上诉的决心。

他说，他在法庭上要求面见控告被强奸的几十个幼女，但法庭拒绝了他的要求。他说他的性高潮要经过很多时间才能发生，他的妻子是知道的。他不能有强奸幼女的事实发生，于是他还是痛苦地挣扎着，坚持上诉。

1960年11月，我调往外地劳改去了，以后无从知道他的最后结局是凶是吉。死囚龙培荣的形象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到1978年10月，我平反回到教师队伍以后，不知从谁口里获知他平反获释的信息，但很不确定，可说是个模糊的半路消息。

到21世纪初，我定居到浏阳教师村时，从九十二岁的王祥老师（女）和八十五岁的邱正金老师那里得知龙培荣后来还是平反了。平反后，他不愿到那可怕的地方教书了，要离开这个队伍，就转到他妻子毛氏的单位——农业银行工作，但不知生死如何？也不知道他的家属情况。

到2009年1月9日，诗友邱正金来找我帮助修改诗词。我提起龙培荣下落的事，他说，他妻子刘氏很熟悉他家人的情况和住址，但龙培荣夫妇都早已去世了。次日，我特地去找了邱妻刘氏，她领我到北正中路157号内生资公司宿舍会见了龙培荣之弟龙绳武老先生。问其尊号大名，乃龙绳武。我说，尊号真有来历，出自《诗经·大雅》的“下武”章，不愧为象贤崇德之辈（编者注：诗曰：昭兹来许，绳其祖武。）。他说不当夸奖，已是老朽，痴长七十六岁。便叫老妇人递来一张名片，印有“中共浏阳市委老干部工作局，县团级离休干部，政工师 龙绳武”。

我很恭敬地把名片收好说：老先生参加抗美援朝，解放两广和西南剿匪等战争，立下汗马功劳，当是有功之臣。现在离休了，该是颐养天年了。今天特来拜访，实在打扰，想了解尊兄龙培荣老师受冤蒙屈后的情况。因为我写的回忆录中有一节“死囚龙培荣”的文字。我与他分别时，他还戴着手铐蹲监，并且原判和重审都是死刑。不知道他的后续情况，以便把它写完成。我并把已写的文字念给他夫妇听了。

他俩听了表示感谢我的关心，接着沉痛地回忆说：他读书时一直成绩冒尖，总是站头名。后来参加教育工作也很认真负责，坚持原则。在城西完小当校长时，有些人不奈何他，就搞些女学生签名、家长盖章，联合诬陷他强奸幼女。整整戴铐关了三年之后，才宣告无罪释放。身体十分虚弱，公安局道了歉，发了三千多块补助金。

他不肯回原单位教书，就安置到农业银行工作。出狱不久，他的妻子毛淑文又因子宫外孕去世。接着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又把他从农行揪出来，送到农村受监督管制。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重新回到农行。先是放在农村营业所，后来才调到县银行。到一九七几年才退休，一个继女顶了职。真是多灾多难，到1987年患了肝癌，去世时年仅五十九岁。

他长叹一声，又说在那个年代，无风也生浪，不少有才华的人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和折磨，甚至丢掉了宝贵的生命。一人被害，株连九族。他夫人补充说：我老倌子也因他的关押坐牢，受到一些影响。一直不能晋升提级。一件冤案要害好多人。不过龙培荣的二个儿子还很好，一个当木工，一个在合作银行！

斜视壁钟已是快十二点了，我即告辞。他向我要了电话号码。说要龙的儿子来找我补充情况，拄着拐棍把我送出门，挥手致谢告别。

八  雕虫小技小自由

一日上午，监门的小窗门突然打开。露出半个警察的脸孔，问监里有谁能画画？坐在我对面的周声振老头即抢着回答：有！沈博爱这里画了一列火车。于是那列在草纸上飞驰的火车就从小窗口飞驰而出。那警察把火车带走了，啪啦关上了小窗门。

监内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有的说，可能是为了破案核对笔迹。有的说是看守所要找个画画搞宣传栏目的人。有的说，不会有麻烦，可能是件好事，不会是凶多吉少。

周声振说，你能在这样粗糙的手纸上，把我的像画得蛮像蛮真，可见你的画画本事蛮高。若是要你出监画画，就比坐在小监里要自由多了。不过，我们现在的屁股是坐在牢房里，牢房就时时袋在屁股上，就一定要千万小心！写字画画最容易惹祸的。划了右派的人，都是写写画画出了政治问题。还是要提高警惕。疮疤上的肉，不能再受伤了。黄友国最后说，不要过于敏感，也不要过于恐惧。可能明天会来找你的。

我的思绪也在波动，只能静静回忆我画的那列火车。火车从左侧绕着曲线，向正前方飞奔，产生一种即将逼近的感觉。火车头上吐出的青烟向左上角飘去，显然我选择了从右向左的风向，表示了强大的东风在压倒西风。这一点我是可放心的。火车头上画了一个五角星，也应是符合政治标志的。

只是一点，用钢笔作画，只能一色青，不能体现“闪闪红星放光芒”的热色政治效应。如果找麻烦，只怕问题就出在这里。另外，在这种纸上画钢笔画，还是第一次，不能拖笔画出线条，更不能急速快衬，只能点画成线，又一次重温了点的轨迹。大家的议论使我增添了一些阴影。不管预兆着什么，反正今晚是做画火车的梦，是梦见因画火车而惹出了麻烦！

第二天上午监门打开了，警察叫我出监。口气不凶，凭感觉不会是惹出祸来。又是来到那个亭子里，一个叫什么某班长的，把桌上的一张大纸摊开后对我说：现在要画一个评比竞赛栏。左边竖格写评比项目，上边横格画进度图样，进度特快的是画上火箭，最快的是飞机，快的是火车，较快的是汽车，慢的是马车，最慢的是板车，极慢的是乌龟。中间的空格是个人和小组插红旗的地方。

我很快理解了他的指示，脑子里也立即呈现了一个红旗飘飘的评比栏。对于这种表格式的栏目我是很熟悉制作的，但那些表示进度快慢的图像，从超音速的火箭到半寸爬行的乌龟，还是第一次听说过。这时，我并不知道伟大的祖国正以超凡的大跃进速度，通过人民公社这座桥梁，通向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天堂。真是“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我要求的6B和BH铅笔、毛笔、墨汁和水彩、直尺等工具都很快送来。上午制作好了表格和写好项目文字。栏头“评比竞赛栏”几个大字是做了黑体字，特别显目。我的中餐也在亭子里吃的，由生活组送来的饭菜很温热，数量也比监里多。这是几个月第一次吃上这样饱的饭菜。

饭后，送碗筷时，打上大碗开水。又能自由上厕所，这是几个月来获得的小自由，精神上有点温热的感觉。但我的一举一动都在岗楼的眼皮下。我的小自由，都要预先喊声报告，说明做什么，得到“去吧！”的允许后才能得到这何等珍贵的小自由。

剩下的几幅彩色图案是下午画的额定工夫。抓紧时间可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但我舍不得这小自由很快结束，只想拖到开晚餐时完成任务。这种比比划划的工夫，是没规矩定额的。到这几幅图全部画好时，即评比栏全面做好了。开我出来的某班长也来验收了，表示很满意，还要我剪些小三角红旗，留作评比时写上姓名贴上去。我如数剪了小红旗之后，他叫生活组的邱亮成送来了晚餐。我吃了一顿饱夜饭之后，他才把我送回了一号监房。

我没有坐定下来，大家就问是否为了画火车的事写反省了。我说火车运来了两餐温热的饱饭菜，运来一些小自由。于是我把白天的事情详细向他们叙述了，连喊报告上厕所的事都讲了。

是夜，仍梆声凄厉，但我比往夜睡得好。

过了不久，一个姓钟的指导员（犯人把带领劳动的干警称指导员，把平时的警察称班长），把我带到法院。来到一个小厅里，光线很明亮，摆着很多方桌椅子。有好几个人围在一张大桌上作画。我发现他们的眼神异样。可能他们已经知道一个犯人来这里画画。所以他们边画边谈笑着，有时也轻声议论着什么似乎这个陌生人不存在一样。我就选择远离他们而靠近窗户的桌子前面坐下，只等钟指导员的发落。

不久，一个干部来了，手里拿着一本写满文字的材料本对我说：这里面写了很多反应阶级斗争的现实情况，现在要办个展览会，你根据这些材料把它画出来。他们是从一中、浏师和剧院调来画展览图片的，你可向他们参考学习。

这个干部走后，我即去观看他们的几张图片。从仅有的几张图片看来，画幅大小不一，画法多样，有水彩画，有水粉画，也有国画。他们当然不会理睬我。我也不敢开言说什么！就回到桌子开始筛选内容，写出几十条图片提纲，每个提纲即是我作画要表现的内容。上午就写完了提纲，等待干部来审查批示。

中午时分，那个钟指导员来了，特地为我送中餐而来的。炒了两个菜，一大碗米饭上放两个蒸熟的红薯。这顿饭吃得很饱很可口。与画评比栏时吃的囚饭不大一样，感到一种家常饭特有的温馨。因为这是在法院食堂里做的饭菜，调料的香醇是看守所所没有的。

下午，调来的人员继续作画。我要来了铅笔水彩直尺之后，也就按提纲顺序开始画起来。我采用黑白对比鲜明，近似素描的方法，表现出每个提纲的突出情景。然后用极淡的水彩着色，产生一种明快的效果。并且尽量用环境衬托人物，达到突出显眼的目的。

当天下午我就画出几张，画纸和画幅的大小分别统一尺寸，下面的文字也很简要确切。收场时，我出了四张成品。有个调来作画的人员过来一看，很吃惊，认为我画的又快又好。不是他们五颜六色的画法。其余几个也过来看了，表示默认。我在这里吃了晚饭，钟指导员才把我送回看守所。

第二天来到这个地方，就剩我一个人作画了。以前调来的几个人都已辞退。就这样，我在这里画了一段时期，早出晚归，生活上得到很大的改善。并且，这里的干部都认识了我，对我产生了一些好感。

在这里结束展览图片的绘画以后，公检法的有关布置场面都要我去做事。很长时间里，我常往来于看守所与公安局之间。当时的公安局局长万晓阳、法院院长杜克强和检察长孙涌泉都认识我。有时也来看我做事，有时叫我一个人去他们房里拿这拿那，似乎很不介意。但我非常谨慎。我想到这是考验我的，不能乱动东西，更不能偷看公文。要一针对着一线地行动。

有一次，杜院长对我说：你的案情我们正在研究审查，你安心等待吧！我听了心里虽然很明白杜院长的意思。但我更明白在这个极左路线几乎处于绝对神经过敏的时候，政治犯是不会轻易放过的。现在把我提监出来搞些文字绘画劳动，其性质是劳改犯人做事，对我的真正意义，是得到短暂的小自由，是生活上得到善待。我不怀任何侥幸的希望。每天早去晚归，还是伴着梆声度过漫漫长夜。

忽一日，检察院的周检察员提监，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首先问了一些认罪服法和劳动改造的情况，我很担心又出了什么问题，暗地反省着以前在公安局那边的整个写画经过。很难猜测他葫芦里倒出什么药来。

他突然话锋一转说：现在有个很重要的任务，看你能不能完成？就是，因为浏阳的政法工作评了全国的先进单位，要到北京去参加全国政法工作先进工作单位表彰大会。你要根据我们提供的材料画出来，而且要画得逼真美观，这是一件细致认真的工作。画好后还要用照相机拍下来，带到北京去的画面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还有，第一幅不用纸画，要画在丝绸上。画的内容是一个政法干警骑在一匹高大的骏马上，手举飘扬的红旗，紧勒缰绳，骏马要向前奔腾飞跃……我们给你充分的时间、最好的颜料纸张和作画工具。看你能否完成这个任务，这也是积极改造的表现。我说发挥自己的绘画水平，尽我的最大努力，争取做好这件事。

他说，明天再来找我，暂写个购物清单交他。其实，我接受这个任务，并无争取减刑宽大的幻想，我只打着我的小算盘。一是获些小自由，二是吃饱肚子，保住这条命回家去孝顺孤苦伶仃的祖母，三是莫生疏了手艺，或许将来有点用处。俗话说，艺多不养身，我说有艺可养身，甚至在危难之时，有着救命生存的作用。

近年读了美学家高尔泰写的《寻找家园》。他是因划了右派，被充军到玉门关外的夹边沟劳动教养，在那风沙弥漫、寒气逼人的戈壁滩挖沥水深沟。那年他才二十一岁。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那时我正在戈壁滩上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因为疲劳饥饿，周围的人都在纷纷死去。我也极度衰弱，到了临界线上。突然被两个警察带到了兰州画画，得以死里逃生。”

这时我也是二十一岁，是最认真的一次作画。

我被安排在王家祠堂进门的一个房子里。这里是我的一个窄狭的小天地，也是获得小自由的空间。一日三餐饭由生活组安排。喝茶用水上厕所也方便自由，只是晚上回到监里睡觉。这次画图，我不是拖时间，而是要认真细致，色彩线条都要规范，特别要慎重处理那些敏感的细节。大约花了二十多天才完成任务。他们展览了这些图片，并拍照带进了京城。

我不图有功，只怕加罪。这次画画，总算是“清吉平安”，监里人说：笔杆子既惹祸，有时也救命。我说：如水之覆舟载舟也！

九  姚麻子

姚麻子实名姚永福，一个结实的中年汉子。因为满脸苦瓜皮，背地都称之姚麻子。常年短发恰似一个板栗球，近似圆形的脸块，常带着笑容，但他发了气就把颜面肌横向绷得很紧，咬着牙恶狠狠地骂你几句。但他只是心直口快，做事要求严格。批评几句大家都不记仇，只是畏而敬之，很听他的指挥。

他可能是临干，穿装是件深色中山装，虽然常年在看守所任职，却未见他穿过警服，然而腰间是要斜插着一支“短火”的。我们在他的领押下，常去进行劳动改造。我们犯人都称他姚指导员，其实应是姚监管员。他所带押的犯人是种菜兼包些肩挑功夫。一方面解决看守所的菜食问题，另一方面也为所里搞些劳务收入。

1.种菜组

我的案子已判决了，只等待调往劳改单位了。一批又一批的犯人押到洞庭湖周围的农场去劳改，也有去石灰厂和制砖厂的，也有去瓷厂和煤矿的。一般情况，女犯是到伞厂。

最远的是充军到新疆戈壁滩。有些“二进宫”“三进宫”的犯人是从新疆逃生回来的。听他们说起到新疆劳改的事，就有“谈虎色变”的恐惧。我考虑到自己的命运就蒙在何去何从这个谜团里。以前凭着一点雕虫小技得到一点短暂的小自由，只是打“临时工”。

正在彷徨之际，忽一日把我调到种菜组，成为姚麻子的部下——总算还给了我一个“园丁”的称号。想起我以前对生物的爱好，分派这个工作也算是对口专业。

种菜组只有十几个人，人员常有增减变动。大部分都是地道的农民，很富有耕作经验，调打清楚。组长黄厚存是西乡镇头人，老农邹世义是青草人，入监前都是生产队长。这种农村老把式罪行不大，只判一年到两年徒刑。这两人是种菜组的中坚力量，我在姚麻子的监督下必须听从他们的业务技术指导。

把我从彼一时的园丁搞来当此一时的园丁，是要从头做起的。从掌握五寸长笔杆子到掌握五尺长的锄头把，是要经受一场血汗和皮肉的革命的。三皮（指手板皮、肩膀皮和脚板皮）要通过红肿、蜕皮、起泡和硬化的过程，才能适应各种劳动。达到皮厚起茧才算修炼坐化成功，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体力劳动者。

我自己拥有一担尿桶、一把锄头、一顶斗笠和一个草帽，另有一担撮箕和竹夹子是用来担土和红砖用的，只在临时才用上它。种菜的场地是固定的。最近的在监牢后门的山坡上，被围墙围着，外人也无法偷盗。与浏阳一中只有一墙之隔，我能清楚看到操场烧红砖和炼钢铁的土高炉，我更怀念这曾经读过书的校园。

种在今烈士公园山顶的是大面积的芹菜和空心菜。挑水运肥不到两华里。最远的菜地是集里桥神仙坳，约有六七华里路程，从看守所挑着人屎粪送到那里，中途要歇两次气。那里种的是红薯和头，小偷不便顺手牵羊的。

每次中餐和下午收工时，每人要挑一担菜蔬和饲料送到黄家祠堂的老犯人那里，让他去洗蔬菜和铡切猪菜。这种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劳动，虽很单调，但也学会了不少种菜的技术，如种卷心菜、黄芽白和包菜等。也还算自由，伙食标准也比监内犯好得多。

劳动时，姚麻子有时坐在旁边指挥。因为他是菜农出身很有经验。有时他也开小差，他相信我们不会逃跑。种菜的犯人都是经过挑选决定的。如果发生意外，他腰间的“短火”也是不容情的。

2.拆窑和担砖

姚麻子在种菜的间隙里，为了挣些收入，承包一些拆窑担砖的劳务。这种苦功夫很少有人承包，因为当时没有机械制砖，都是人工手模砖。为了防止粘性泥土结模和砖块相互粘结，就把砂子撒在砖胚外面，通过高温煅烧之后，砂子都牢固地结在红砖表面。拆窑和装卸红砖时，砂子很是伤手。首先是红肿，很快就磨掉指纹，不久就显露血斑。直到鲜血淋漓，疼痛难忍。第二天又把晚上结的血疤磨掉。

我们犯人没有手套，只好忍受着这种痛苦。只有黄厚存和邹世义这两个老农出身的犯人才能受得住。我的手皮最薄最嫩，受不住时就扯些杂草垫住，但手脚就慢些，别人装担起肩了，我才装完起肩。为了不掉队，我只好加快步子赶上。运送到终点一般只有几华里，中途也稍微休息片刻。因为我最年轻，肩挑能力越挑越强，短距离能挑两百斤。那些老把式说：挑担子要耐力，陡力送不得老，石（音旦）米不压人，斗米压人。能挑一百斤，就只挑八十斤。这样留点余地就天天能挑。

姚麻子也不霸蛮，硬性规定每人挑一样重。他看在眼里，如太挑少了，他就吼你几句。他要求队伍不能稀稀拉拉，要首尾连成一线。如果硬跟不上的，就让你下运少挑几块，必须紧跟队伍。这是为了监管，防止故意掉队，趁机逃跑！

这种功夫并不连续干。每拆完运走一次红砖之后，又去种菜。因为种菜组的主要任务是保障生活组蔬菜供应。如果遇上播种季节或抗旱浇水，就不去接承这种劳务。

3.信牛皮与锡牛皮

信牛皮与锡牛皮是兄弟。信牛皮实名沈信昌，是为弟，解放前当过国民政府绥和乡的乡长，南普寺高小的校长，也是沈氏的族台人物。个性耿直，爱打抱不平，不免要得罪人。土改时就逃亡了，在湘阴、汨罗等山区贩卖木桶求生。在大跃进时被清查出来关在看守所里。他的逃亡避开了土改镇风这个浪尖，保下了一条性命，只判了几年徒刑，这次也来了种菜组。他的老脾气尚未泯灭，说话还是那么直来直去。

有一次触发姚麻子的火神，挨了一顿训斥。后来我对他说：你是老长辈，是我们的族台先生。到了火官庙，就要识火性。这个姚指导员是个有火性的人，心肠不坏。只要老实认真做事，你留在种菜组比到农场矿山要安全得多。后来我调走了，不知他的下落。据说释放回家后，活到了八十多岁。

锡牛皮实名沈锡昌，是其兄。其弟信牛皮逃亡时，曾潜到长沙市韭菜园他家落脚，往返于长沙与湘阴之间。被居委会发觉检举清查出来后，以包庇犯被捕入狱，也关在火官庙。因为锡牛皮年老体弱，就安排在王家祠堂洗菜铡菜。

据说信牛皮刑满释放回家时，锡牛皮早已命归黄泉。如此，他们兄弟的诀别应该在火官庙。

4.如雷轰顶的噩耗

我们到集里桥种菜，北门口是歇气的老地方。姚麻子准许我们去买点发饼之类的食品。我们身上只有监内流通券，都是趁此机会把流通券向指导员换成人民币现金。犯人不准有现金，也是防止逃跑的一种措施，叫“手里无钱，寸步难移”。

有一天，在北门口碰上老家的陈腾飞，他是浏阳一中的学生。我请示批准后，与陈打了交道，了解家里的情况。

我说家里很久没有来人来信，不知道祖父母的身体情况如何？请转告，我在这里很好，要他们慢慢熬过难关，等我回家孝顺他们。可他毫不保留地说：你阿公（祖父）去年五月去世了。你阿婆只能瞒着你。怕你在牢房里着急！

这个突然听到的噩耗如雷轰顶，周围的物体顿时在旋转，我差点儿晕倒下去。姚麻子叫声走吧！我就只好挑着尿桶往集里桥移动。这时我的双腿实在酥软无力了，脑壳里在轰轰作响。一个挥之不去的衰老形象，一个悲哀无力的形象，使我无法静下来。为了不使姚麻子对我的一场低落情绪产生疑点而遭斥责，我把刚才听到的悲痛消息告诉了他。他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只有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回家孝顺阿婆，才能补偿。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时刻缅怀着祖父的恩德，回忆起从送我在灵官嘴启蒙拜孔夫子像那天起，从宝乔祠到南普寺，到永兴寺，从浏阳到湘潭读书，最后从社港到花桥教书。整整十几年间，都是他为我挑着龟纹篾箱和被日军戮伤的木皮箱，不知走了多少路！不知流了多少汗！都是为“望子成龙”而不辞劳苦地奔波。

而今，他所希望的“龙”在瞬间打成反革命分子，并且关进了牢房，竟在那次“最后的早餐”之后，顿成永诀。他怎能经受住这样的打击呢？他只能在忧病交加的窘境下睁着眼睛离去——看不到孙子回来了。当时我无法知道祖父去世时的悲惨情景，直到后来从祖母的诉说中才知道那悲惨的一幕。我只能忍受着悲哀，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日复一日地去种菜。

隔着一段时期以后，我们同样挑着尿水向集里桥走去，同样在北门口的树荫下歇气，又同样偶然地碰上了在一中读书的陈腾飞。我又迫不及待向姚麻子请示批准向他问问家里的情况。我首问了祖母，拜托他做些安慰工作。接着我问及那个未曾见过的女儿的生长情况。

他还是不保留地说，你的女孩是在你出事之后生下的，幸好你阿公后死，也看到了一个曾孙女。只是你没看见过。咳！可是待到年底十二月要得了。你阿婆哭得死去活来，你婆娘也就走了。只剩下你阿婆一个人在家，守住那几间房子，真是太不幸了！这是命运。你也不要急了。急死也是无用的……

姚麻子大叫一声算了吧！不要讲了，走吧！我又只好忍住内心的悲痛，挑着尿桶有气无力地尾随而行。这种失去亲骨肉的悲痛，使我泣不成声，肝肠寸断。姚麻子后来也知道我遭到连续的不幸打击。我带着这种低沉的情绪，依旧在这个老地方劳动着，一直干到1959年国庆节之后。

5.南市街

浏阳城关镇的南面叫南市街，与市中心隔河相对。浏阳河水从街墙底下汩汩流过，连接两岸的公路桥是唯一的通路，并且在日寇几犯浏城时屡遭破坏。在靠栏杆的狭窄的行人道上走过时，有一种与车辆擦肩而过的紧张感。当我们挑着东西从桥上走过时，非要特别小心不可！因为我们棉衣后面印有“劳改”二字，很引起行人关注，绝不能碰撞行人。况且姚麻子提着手枪押在后面，时而吆喝着“注意”！

到南市街那边劳动的时日不多，但每次都要到他家里去休息一下。有时也帮他做点零星事，喝茶饮水是尽量的。我们也趁此机会向他换几块钱现金，买些副食品当场了销。

二十几年后，我偶然在公路桥上碰上了他。我还是照旧称他姚指导员。他询问了我的情况，表示高兴。他说他没有到火官庙供职了。他的苦瓜脸上增加很多老年斑，还是一幅严肃正经的样子，还是穿着中山装。我对他的印象，还是一个善良的菜农形象。

十  孔明车

1958年7月9日，即是接到判决书后的第三十五天。正值骄阳似火，犯人集中在那个亭子右侧的地坪里。我手里提着行李袋，袋里装着仅有的几件衣服和简单的洗漱用品，背上背着一床棉被，被单是祖母纺织的菜篮格子布做的，很显眼。一眼望去，尽是光皮脑壳，清一色的男犯人。这场景如果在街头巷尾，或荒村路途，很像逃亡的难民。大家心里装上的定心丸是去接受别无选择的劳动改造，究竟是去向何方，只等待宣布出发了。

记得是杨坚所长宣布：这次调往南乡料源煤矿劳动。去了那里要服从管教，要遵守安全制度。因为路程不远，就步行好了。路上要严守纪律，绝对服从，如有私心杂念，企图逃跑者，子弹是不容情的！要记住！要认罪伏法，老实改造才是唯一的出路。接着是民警荷枪实弹押着走出火官庙。跨过浏阳河上的公路桥，过了南市街就是南乡境界。到大瑶镇只有四十华里旱路。料源煤矿距大瑶只有三华里，靠镇东北角，离东风界很近。东风界是浏阳与江西省的交界处。

这个小型煤矿只能说是土煤窑，没有动力开采，没有通风排水设备，一切都靠人力。这里生产的煤是无烟煤，只能做生活用煤和烧制红砖，不能炼焦。煤矿附近有个水泥厂，煅炼碳酸钙岩石的用煤也取于这里，用餐就在监房对面的食堂里。第一天没有下井，下午只听个安全报告，就去安顿自己的床位。

次日上工是井下车水。把汇集在井下最低处的水一站接一站递次车出井口。从井底到井口依次排列着车水的水车，一人一车，每小时轮换一次。人和车排成一条龙，第一次体会到真正的“车水马龙”这个成语的特殊景象。

第一站叫发水，中途漏掉不少水，越车越轻，到井口出水一站水量就不大了。劳动量大不一定出水量就大。因为第一站发水可快可慢，又因为各站水车的口径并不一样大小。三是各段坡度不一样，所以车了一段时间就能领悟到不少诀窍。

为了平衡，就依次变换站位。即每天不是在同一站位上车水。管理车水的工人，犯人称之某班长，班长负责修理水车。某站水车出了问题，则一马不行百马忧，各站水里的积水就哗哗地流回第一站的水池里，等于做了一阵无用功。

班长叫这种水车为“竹”，修水车就叫“修竹”。因为这种水车全是用楠竹做的。这种圆形的竹制水车就俗称为孔明车。它的优点是简易轻便，适宜坡度较陡的地方使用，但水量不大。而木制的龙骨车，制作复杂麻烦，在坡度过陡时使用，水槽里的水就回倒出来，只是出水量较孔明车大一些。

回忆祖父在三联坝用龙骨车车水时，我去拨车叶子，也能帮他省一点力，所以我只熟悉龙骨车。对于这种孔明车，我第一次使用，感到很新鲜。以前只听大人说过周洛人在梯田上用孔明车车水的事。因此，我非常认真地使用他，特别认真观察班长修车的全过程。

我发现这是利用大气压力的原理制作的。在一根七市尺的笔直竹筒（去节）内的底部安装一个进水阀门。阀门用松木制成，周围有三条进水凹槽，内侧钉上橡皮，被大气压进的水流，却被橡皮挡住不能倒流出来。

另作一根套着活塞的拉杆，拉杆也是竹片条做的，套上横木条拉手。活塞的构造和进水阀头一样，推着活塞向下时，水从凹槽里进来，拉着活塞向上时，橡皮被水压紧关闭，水就推出竹筒。同时活塞下面形成真空，水流受压由阀门进入竹筒。

这样一上一下推拉竹竿就是孔明车车水的进水提水过程。主要诀窍是竹筒内壁的光滑圆直程度和阀门的密封程度。我天真地在想，将来回到家里，一定做个孔明车去车水捉鱼。

管教干部有时叫我去大瑶镇拖水泥，有时叫我去写黑板报。我在这里只干了十九天，到7月28日，看守所来人把我押回火官庙。回到看守所的第二天，才知道是要回所搞一些写写画画的事。这样就留所没有外调了，不久进入生活组当组长。

回所才知道家里请人送来一身棉衣裤。1962年回家后，祖母才告诉我，送棉衣的是远房亲戚寻全九。这是她哀求他帮忙的。她说，他首先送到看守所，听说我去了大瑶，又赶到料源煤矿，听说我回了看守所，又折回看守所才送上了。

这个寻全九即是前文提到的，因参加芦仙寺关老爷行香出体而被捕的黄如正的姐夫，因寻曾为黄送东西到过看守所，所以祖母才请他帮忙。我平反复职后去看过他几次，以表示对他的感激之情。

在料源煤矿又认识一个同乡唐玉昆，他因在料源煤矿当干部犯了经济问题被判刑劳教。他在本单位劳教，感到极失面子。但他还只能面对现实，无奈在他原来的下属监督下劳改，每天在与孔明车作伴。在任何特殊情况下，只有能屈能伸才是生存之道。

后来，这里的劳改犯人，告别了孔明车，转到浏阳三口煤矿去了。到1959年5月，这些犯人再调其他场所劳改。我的两个同案犯沈皆遂和焦七海调到醴陵新生瓷厂劳改。皆遂在那年特赦释放，七海到1961年刑满释放。

十一  凌晨的枪声

自从参加种菜组到城外劳动，每次都到北门歇气时，看到同犯们都用流通券换现金购物，而我手中却没有多少流通券了。由此想起进监搜身时，身上的现金和粮票已被警察搜去了，没有收条，又没换成流通券给我。我趁此外出劳动的机会也想买点食物，不能老是白吃别人的。何况别人分一点给我，也是从牙齿缝里省出来的，欠了一些人情。

所以，我麻起胆子向姚指导员提出把搜去的现金换成流通券发给我的要求。他答应向所里反映这一情况。可等了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答复。这时我的祖父实际已经去世，大跃进已经搞得热火朝天。祖母在大食堂里吃点低定量的饭，还必须代管三个小孩，根本不可能有钱送来，并且连音信都已断绝。我身上早已没有分文了。一条毛巾洗脸洗澡共用，已是百孔千疮，剩下几根筋了。没有牙膏还可免掉，但牙刷磨成接近平板，至于衣服是无法考虑的。我只好再次要求发给搜去的现金，这样才引起了所里的重视。

首先是杨坚所长提讯，要我详细说出当时的情况，我说当时押进火官庙，是在亭子里搜身的，只有一个警察，没有行李，身上只有一个笔记本一支水笔一个印章，现金和粮票的数字是说不清楚的。他说你能说出搜身警察的样子吗？我说当时吓得要死，只低着头，不敢去看警察。没有给收据，就没有具体数目。杨所长最后答应再调查。

又过了几天，民警队的两个首长，讲北方话，又提讯我，了解搜身以及拿现金的事。他们的态度很坚决，说要把民警集合起来，叫我一个个去辨认。我看到首长这样重视警纪警规，好像决定非要查出这个警察不可。我就害怕起来，不敢去辨认指出某个警察是搜我身的人。我说当时吓得颤惊可怕，不可能仔细认清搜身的警察，我不能随便确认某人。他们最后还是要我认真回忆清楚，想出来了要立即报告，隐瞒不报告实情也是不老实改造的表现。第三次提讯仍无结果，这桩事情就无人过问了。

其实那日是谁对我检查搜身，应该是有记录的，在亭子前面站岗的民警都应有记录，也应该看得清楚。所以，民警队的干部心里还是有个谱的，只是要我确认作证而已。我心里也有个印象，只是不能去辨认作证。知道自己是犯人，不要惹出麻烦。既已搜去，不能发还是无可奈何的。我也就把这事抛之云外，渐渐淡忘了。

一日的早晨，我在地坪里准备种菜的工具，忽听到岗楼右侧的营房里发出一梭子弹的枪声。顿时营房里传出慌乱的脚步声，也听到断续的说话声。很快就是一片宁静，好像没发生什么一样的平静。早餐后，我们照常整队走出岗楼下的小门，去那几个老地方劳动。

时间在无情地流逝，又过了一段时间，在一次劳动休息时，我问姚指导员，那个向班长（民警）好久没见了，怕是调走了吧？他说：还有什么向班长？肉都烂了好久了！他犯了错误自杀了！我说是不是那天早晨枪响时自杀的？他说是的，是他自己用脚踩着步枪的扳机自杀的！

我默然，心里有了一个明白的答案。那个不很清晰的形象，很可能是他吧。

十二  生活组

自料源煤矿回到看守所，还是编在种菜组劳动，有时也抽去写写画画。关押的监房还是那第一号监牢，还是犯医黄友国当组长，死犯龙培荣还是戴着手铐在忍受着痛苦。

一天上午，预审股的余锡金股长提讯我。首先是重弹老调，离不开“认罪伏法，老实改造”这八字方针。接着话锋一转，说要我接受一个重要的任务，看我能否认真负责地做好。我当时吓了一跳，非常怕听“重要任务”这几个字。知道自己是因莫须有的文字狱而坐牢的。也因为替别人的鸣放配画而划右派……正在我紧张之时，他说：现在生活组的邱亮成即刑满释放了，调你到生活组一样要老实改造……

第二天早晨，警察打开牢门，叫我把所有东西带出来，我与本监同犯做了告别，就进了生活组。可他们祝贺我出了本监，生活会有好转，但不知我仍留火官庙，只是换到厨房里，相隔不到百米之距。同在高墙之内，铁窗之中。

我到了生活组，住在厨房右侧的里间，有两张架子床，一张写字台，一个衣柜，一个书架。我和南乡的杨仲南同住这间。外间住着三个人：郭光成、邹世义和彭传新。晚上，厨房的外门是锁着的。只是活动空间增大许多，从小监房换到了大监房而已。

杨仲南是个解放初接收的旧知识分子，我不知他犯了什么罪，只判两三年徒刑。他的文化素质不高，负责送饭到监房里，另外管理洗菜和铡猪草的老犯人。我负责粮食的收支账目及手工业犯人的安排。我有时还要搞写画工作。不过我在晚上有足够时间看书和复习数学。除书架上的书籍外，我还能从收缴犯人的书箱里找到我喜爱的书籍。不过我看完后就放回原处，因为犯人出监时要领走的。

炒菜的犯人叫郭光成，是浏阳东乡张坊镇东溪村人。是个大队干部，说是犯了强迫命令打人伤害罪，只判两年徒刑。蒸饭的犯人叫邹世义，是个生产队干部，也只判两年刑。那个喂猪的老犯人叫彭传新，是城关镇东街口人，是历史问题，判了短期徒刑。我们五个犯人中，我的年龄最小。彭的年龄最大。其余三个是四十岁上下，老中青相处倒还可以，俗语叫蛮划得来。

做饭的人要做两种饭，一种是煮熟的散饭，用木盒装着送到监内，犯人用竹筒碗分着吃。另一种是用蒸笼蒸的钵子饭，这是供监外劳动犯人吃。每天犯人的人数并不一样，进进出出有些变化，我只能多蒸几钵饭，作为机动。

次日早饭是头天下半晚由邹世义蒸好。但第一格蒸笼里的饭总是要少掉几钵。这是因为个别站夜岗的哨兵在换岗时喜欢用湿毛巾包着手，快速从蒸笼里拿出一钵饭，加点油盐吃掉了。为了账目平衡，我只好把这些吃去的米饭放在饲料粮里入账冲销。

杨、陶两位所长本是知情的，有时问我有人来吃饭吗？我只能说没有！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吃不饱引起难受的饥饿感是一种条件反射，在当时粮食紧缺情况下，警察同样在苦度着难关。饿神的魔爪伸向了每个角落。警察也是穿上制服的人民子弟，不足为奇。

进来的新犯人都要到那亭子里搜身检查，这时狱警叫我去登记那些收缴的东西，并挂上写有姓名的竹牌放在王家祠堂的木楼上。将来犯人离监时就如数将东西交还犯人。

有一次登记却使我难忘。因为这个被押来的犯人竟是我在花桥完小教书时的卜继萍校长。回想十几个月前的反右斗争中，他和唐顺庭还是反右斗争的急先锋，大骂要右派的狗命。不久唐顺庭也关进了火官庙。他们都投入城关的劳动改造，街上遇到不少熟人，就要我替他找个草帽。这是为了“旧帽遮颜过闹市”！

在登记新来犯人的收缴东西时，我发现了几个来自家乡的熟人。有私刻公章的江明表，一贯盗贼的潘福吾，赌博的黄明星，还有房祖父沈岱山等。除潘福吾病保死亡家乡外，其余都先后释放了。这时进监人数与日俱增，所里只好对已判刑者随即押送劳改单位，以缓解人满为患的拥挤状况。

某天，有狱警交嘱我准备绳索镣铐。我必须马上到王家祠堂的木楼上清理准备好。这是预感到今晚有个大追捕行动。不是发现了现行反革命组织，就是侦破了一个什么团伙。或者是正在开展着一场轰轰烈烈的严打运动。

到天亮前，就听到岗楼下的急促脚步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紧接着在一阵连续的开关监门的声音之后，又是一片死亡般的沉寂。当亭子下面梧桐树上的鸟儿叽叽喳喳鸣叫时，已是东方大白，一缕阳光从天窗的铁丝网筛入监内时，犯人正准备着即将开始的放风。

当狱警要我准备好一盆温水给某犯人理发时，一个从监内押出的囚犯已经在亭子边等待。像刮芋头一样，很快就完成了剃光头的操作，原形毕露，这是为了验明正身的需要。接着，交嘱我多准备些饭菜给这人吃饱。我知道这是为了做“饱死鬼”的需要。

我看着光头把菜饭都吃完之后，又给了一碗开水。很快，光头被押出了岗楼下的小门。接着，狱警要我把光头在监内的东西和进监时收缴的东西捡拾在一起，等待有人来领取。很明显，光头是不会再走回头路了。

十三  吸压土水泵

我在生活组还要管着王家祠堂的手工业犯人的劳动安排。祠堂里除有放牧麻鸭的屈鹤鸣早出晚归外，还有几个做木工的犯人，打铁的犯人和篾工、缝纫工犯人等在劳动，很像一个小型的综合手工业场所。我每天都要去安排他们做工夫。我很认真地去观察张木匠的操作过程，掌握了一些墨斗功夫和刨凿工夫，特别是制造木瓢和荷叶脸盆的技术，为以后十几年的谋生之道打下了一定基础。

不久又进来了一个姓刘的中年木匠。他的脑筋比张老木匠要开窍些，有一定的数学和绘画知识。我与他更划得来，因此每天要与他交谈很多时间，观察到不少细则。至于打铁的场面，我只观察接火与淬火，联系到以前学过的焰色反应，也颇有收获。

看守所为了响应社会上的技术革新运动，交给我完成一项技术革新的项目。于是管教干部要求我不用金属只用竹木来个土法上马。

我看到所里的用水都是押着犯人到高墙外的指背冲的古井里取水，而且水要从井下吊上来，要担百余米才能送到生活组的水池里，费时费力功效低。就想设法做一个土吸压水泵，通过吸压，把水送到架在井口的木塔上的水槽里，再由竹管流到厨房水池里。这样十几个人的工夫可由两个人完成。

所里干部批准了我的方案。我把绘制土吸压泵的图纸交给了刘木匠，要他仔细了解吸压泵的原理构造，并要张木匠做他的帮手。

王家祠堂的篾匠也忙开了。我要他选择一根七至八米的直筒竹子，打通竹节做吸水管，下端装上进水阀门（松木、橡皮）。根据大气压支持10.34米高度的水柱的原理，水面与泵体的距离在8米之内是很保险的。选两根80—100厘米长的竹子做吸压活塞管，要求内径与油印辊子直径一样大，打节抛光，上下圆度一致。这是要严格挑选的。外面加上铁箍，保证能承受水的张力。

第三根是水从泵体升到木塔架上的出水管，只要通节就可以了。下端装个进水阀门，防止水流回进泵体，其余是流水管，根据木塔架上的水箱与厨房水池的距离而定竹管的总长度、大口套小口，通节即可。所里运来一大堆楠竹，由篾匠选择加工。

难度最大的，也是要求严格密封，阀门复杂的是泵体。因为要用松木制作。姚麻子带领八个精壮犯人，就向蕉溪岭的皂荚坑深山里进发。我也一起去了，选择一株又直又大的松树，砍倒后截了一段抬回了看守所。来回六十里，花了一整天时间。

松树交给工匠后，王家祠堂就热闹了。木匠在我的指导下按步骤制作。非常认真细致，同时也很感兴趣。泵体内部结构做好后，钉上橡皮阀门，然后胶上底座，用钉铆牢，保证密封不漏水。泵体上面的两根吸压竹筒中的活塞取材油印机的油墨辊子。由两个人把双臂摇杆上下提压，保证了水流不断。水泵做成了，刘木匠说这跟工厂里做木模一样，差之厘毫失之千里。他要了这个图纸，说回家后也要做一部吸压土水泵。

这泵架在指背冲井上由两人操作，当水汩汩流到厨房时，感到非常欣慰。后来又运到公安局的井上试验了，都认为土法上马，技术成功。后来推选我出席省劳改积极分子大会，可能这也是个被选的条件。其实这样的技术革新只能算是响应了号召，并没有实用价值。据中共浏阳地方史载：组织土专家搞工具改革运动，多数产品没有实用价值。如木制双铧犁、木制插秧机、竹木混合畜力车、喷雾器、人力车等。

十四  双蒸饭

蹲在地坪里的犯人，正等待开餐，视线集中在生活组的栅栏门口。当一箩筐钵子饭抬出厨房门的台阶时，很快发现今天的钵子饭比往日多得多，堆起的饭粒比钵边要超出很多。都喜出望外，口里都咕噜着，定量提高了！这不像三两米的饭。有些急性人一筷子锹下去，企图锹一块塞入口中。可是疏松的饭粒好不团结，大多开了小差掉在地上。

一时议论开来。有的说这是糠头渣；有的说少吃多滋味，宁愿少吃一口！有的说这是鬼吃了头道汤一样，根本不是饭味！……生活组长就对大家说：还是老标准！没有加！但是饭多了，这是从外面推广进来的技术新革。叫双蒸饭，米减，却增多了饭。饭多肚子饱。这不是我们发明的，是响应号召，推广双蒸饭技术。

我也是蹲在地坪中品尝双蒸饭的。我没有发表任何议论。反右斗争中批驳的罪行中，有一条罪状是恶毒攻击粮食政策。所以有关粮食问题，吃饭问题，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在当时，只能光着眼睛说瞎话，减了产要说增了产；吃不饱要说吃得饱；要说发明双蒸饭是个伟大的发明。别人在欺骗你，你就要顺其流而扬其波。要学会自欺。要对双蒸饭有个正确的认识。

要知道三两米只能填在胃体空间之一角，如果利用双蒸技术，使米粒膨化几倍，三两米的双蒸饭是可把胃的空间填得基本饱满起来。这时我可以大胆说：吃饱了。一点不感觉饿。所以双蒸饭的神奇就在于产生视觉满足，得到饱的感觉是短暂的。

1962年我回到老家后，人们还在谈论双蒸饭，都说眼睛盯着米粒满一点的钵子端，其实是滴了汽水。这种视觉满足带来饱的感觉，这是唯心的满足在欺骗自己。

一种主观唯心论一直延续了十几个年头，都在粮食问题上“自欺”着。分明知道一个中等体力劳动的男子，每天热量的供给量应是3000千卡，而9两（450克）大米产生的热量是1588.5千卡，远远少于标准热量。但还是在自欺，当浏阳水肿病增至25万多人时，仍在自圆其说。一直不敢触及敏感的粮食问题。不管双蒸单蒸，每100克大米只能产生353千卡热量。这是任何高科手段都无法突破的。

1949年后的三十年，“吃不饱饭”成了最不体面的事。

十五  黑夜埋尸

进入火官庙的犯人，有的是带病入监的，有的是入监后患病的。一些历史问题的犯人大部分是老弱者。当进入高墙之内，关在铁窗之中，不论是生活条件，还是精神状态，都来了一个急速的拐弯。一旦染病，犯医室的条件只有A、B、C和甘草片，严重患者关系到生命垂危，或涉及到重大案情，也是会送医院抢救的。也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有的体弱犯人，在这种生活条件，是经受不住疾病的折腾的，所以，有两种可能，一是对轻罪的刑事犯有保外就医的，另一种是老死铁窗的。

至于自寻短见，轻生自裁的或畏罪自杀的，在监牢里是极难发生的。因为监牢里不具备自杀的条件。入监时经过了搜身检查，裤带鞋绳都解除了，监内没有任何利器和毒品，餐具是竹筒碗，没有任何陶瓷容器。如果犯人要撕衣结绳吊颈，白天有组长监管，晚上有打梆人监视。何况有巡逻的警察，时而打开小窗查视。所以牢死者，多为病残弱者。但牢死一个犯人，也不是一件大事。警察会叫生活组的人把死囚尸体抬出监房，暂放在王家祠堂，等晚上再去掩埋。

我在生活组时，也是在晚上去掩埋死囚。记得有一个傍晚，王家祠堂里没有一个人，空洞洞、黑乎乎的。警察叫我和另外一个犯人，把一个男死囚从牢房里抬出送到王家祠堂去。我是第一次抬死尸的，因为死尸不能与活人协作，抬起来特别的重，屁股总是往下沉。我害怕接触死人那冰冷的手，只好把被单捆好，好不容易抬到王家祠堂，放在地上。

另一个人立即回到监里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那准备担架。我真害怕，麻起胆子找两根竹杠子，用绳织成一个网络。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我管了楼上的绳索及各种材料。我几乎吓懵了，俨然周围都是鬼，俨然这个死尸就会爬起来。我离开王家祠堂时，又回头看了一眼，这个死尸依然躺在地上没有动。我才像飞跑一样回到了生活组，出了一身冷汗，身子还抖颤着。

夜深人静，天上一团漆黑。一个警察叫我准备一个竹筒，里面灌上煤油。筒口插上烂棉絮，还要我找块竹片，写上姓名。叫郭光成和邹世义两人把死尸挪到绳网上，抬着出了火官庙。我扛着两把锄头和举着点燃的竹筒油灯跟在后面。警察要我们不要讲话。经过磨石街，走出北门口，翻过北岭，一路寂静得很，没有碰上行人，一直抬到白泥坑的坡地上，把尸体放在地上。

之后，为了少挖土方，我们就去寻找低洼地方，选在高下面的低，挖好不到一尺深的土坑后，连被带尸放在土坑内。邹、郭二人把土挖下来，就很快堆起了一个不大不高的土丘，叫做马虎了事的坟堆。我把竹牌子插上就算完成了掩埋尸体的任务。

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死者的家属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竹牌很快消失，来收尸者不会很多。但大家并没有立即离开这个荒凉的山坡，而是举着竹筒油灯在附近仔细巡视了一遍，物色另外有有的地方，为下次来完成这个黑夜工程做个准备。

回程时，我要求打火把走中间，说前可照一（个人）后可照七（个人）。其实我是害怕走后面，怕那个蜡黄的死脸跟着后面。于是由邹世义扛担架，郭光成扛锄头，我打火把，在警察监押下，静悄悄地回到了火官庙。老惯例，埋死人是要吃一餐抬尸饭的。这是真正的吃夜宵，丰盛的夜宵。

吃完扛丧饭，都没有睡意，议论着黑夜埋死人的事。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打煤油火把，不打手电筒。他们说我是书呆子。这个都不明白。犯人有电筒，怕你当逃犯。警察有电筒，方便追逃犯。还有一点，手电筒容易炸烂灯泡。煤油火把光大火气足，风吹不黑，鬼也不敢拢来！

洗漱后，他们很快打起鼾声。邹世义必须天亮前开火蒸饭，郭光成要炒菜，想多睡也睡不成的。而我只要能赶上早饭就行。万一起迟了，他们会留好饭菜的。我其实不敢入睡，那软绵绵的、蜡黄的尸体一直缠绵不走。

几十年后，白泥坑修了礼花大道，浏阳饲料厂和浏阳看守所都建在那里。还有浏正北路和石霜路从这里经过。那曾经埋过死囚的荒凉山坡都成了居民社区……沧桑变化，人换物非。然而，这一幕幕的黑夜，这一具具冰冷的尸体，蜡黄的脸皮——仍留在记忆中。

十六  女监

火官庙只有一个女监，按序号排在最后。靠在厨房的隔壁，亭子的后右角。因为女监设有另外的厕所，可能面积比男监要大些，从没有进去看过，送水送饭也只送到监门口止步。

放风时，女犯都喜欢在监门口的几级台阶上坐下。我看到女犯中的两个熟人。一是徐慧，她是本地泮春人，娘家安徽，丈夫周某是国民政府的官吏。1949年前她曾任过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的要职，解放后在龙伏完小及泮春完小教语文，是个正式的在编老师。

这次关进火官庙可能是在三查运动中，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捕的。她是个高瘦身材，虽然不能排在美女行列，但算是个举止端正、语言文雅谦逊的女辈。因为有较高的中文水平，都视其为语文教师中的佼佼者，很受老师们的尊敬。

有次我在公安局搞展览场所布置时，所里也把她调来帮忙。我安排她剪花边线条等手上工夫。她根据我画的图样认真剪好，然后打开贴在指定的地方。此后，我外调劳改，也不知她判了多久徒刑，更不知她的去向。到20世纪末，从别人那里知道获释回到泮春神湾老家，在女儿家养老，21世纪初去世。

另一个女犯叫易嫦姿，随丈夫戴朝桂老师住在我老家附近。戴老师本是浏阳山田人，解放初期就在我家门口的宝乔祠教小学，一直教到社教结束，才迁回山田祖地。在这十几年中，她生的四个孩子也在那里长大。她与周边村民关系密切，成了我的老邻居，与我祖母成了女中好友。

我当时在社港教书，与戴朝桂也是同事关系。两家常来常往，来我家借东借西，关系当然比较接近。这次看到她也关在女监里，就想起她家是地主成分，一定是戴了地主分子帽子。加之她的嘴巴有些不很示弱，带有一些辣味。在大跃进运动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喊得震天响。这样的地主婆，不要多少条件，关进火官庙是极容易的事。

到1962年我释放回家时，才知道她被关的一些原因。当然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不够判刑关押几个月释放后，被列入四类分子管制起来。

这时，我的前妻已判离远奔湖北，家里只我和祖母相依为命。她常来我家与祖母闲聊，就当起媒婆，把她的堂侄女戴陵鱼介绍给我，1963年秋结为伴侣，她也就成了我的岳伯母。

关在火官庙的女犯，不安排监外劳动。只在必要时，帮着生活组清洗蔬菜。平时监里也不很平静，经常听到吵架的声音。这可能来这里的女人大多是嘴强不容人的泼辣之流。不是谋杀亲夫，就是为娼卖淫。记得有一个充当过土匪的压寨夫人。像徐慧这样的高知女流型历史反革命就是极少的。

判刑的女犯大多送到湘潭新生伞厂去劳改。这种手工劳动也很适合女人的特性。我在看守所派去参加省劳改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曾去新生伞厂参观过。

十七  特赦

1959年10月1日是建国十周年纪念日，刘少奇主席发布特赦令的时候，我正关在浏阳火官庙。由于消息很封闭，尚不知道国家对敌伪战犯的特赦消息。至于对为伪县团级以上罪犯的释放更不知道。

直到看守所组织犯人学习有关特赦内容时，我们根据特赦条件都自己去对号入座。第一条件是硬性机械的，规定服刑期限超过一半。沈皆遂和焦七海是符合的，而我就不符合，还少一年服刑期。第二条件是改造表现好，我和皆遂就符合，而七海就定为不服管教的犯人。所以沈皆遂符合了这两条，其他条件也记不清了，总之，皆遂这次被特赦了，在醴陵新生瓷厂就了业。

浏阳的特赦大会在火官庙举行，主席台设在那个古典式亭子里，犯人都坐在亭子下面的地坪里。主席台上坐的是县领导干部和各界的代表。教育系统的代表是浏阳一中的涂健德老师。他是我以前的同事，在会上讲了话。会场气氛非常隆重，高音喇叭打破了火官庙往常的肃寂。在这里举行特赦大会是别无选择的。因为意在感化犯人。整个地坪坐着黑压压一片犯人，免不了要加强警戒，所以气氛也是森严的。

特赦的战犯和县团级以上的伪官吏，先后任政协和文史馆等闲职，是统战工作的一种废物利用。其他非官吏的特赦对象，有职的复职，无职自谋生路。

皆遂特赦后在醴陵新生瓷厂就了业，但还须戴特赦释放犯的帽子，离不开“犯”字。1962年教育释放，仍受“释放犯”白眼歧视打击。直至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才得宣告无罪回到教育系统。所以特赦对他的人生道路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为其罪太小，没有犯到战犯罪这条水平线上。只是民，不是官。

十八  人工河

美丽澄澈的浏阳河，自浏阳城关东北角的城东新村，绕着圆弯向西南的龙泉港缓缓流过。沿河的浏阳河路（原滨河路）依次把三一九国道、圭斋路、劳动路、人民路、浏正路、商业步行街、解放路、金沙路连通起来；天马大桥、风光桥（原花炮大桥）、鹤源桥（步行桥）及浏阳大桥、醴浏铁路桥把两岸连成一体。对岸的神农山庄、银天大酒店和碧景湾新区、文化广场等新建筑群把天马山下装点得更加气派辉煌。两岸交相辉映的迷人景观，今称为浏阳河风光带。不过昔日的“中洲风月”已不复存在，只在老人中留下一个记忆。

对青少年来说，只对目前的浏阳河风光带有着浓厚的感情。殊不知在五十年前的狂热年代里，曾在城内挖凿过一条未成功的人工浏阳河，后来成了一条劳民伤财的龙须沟。凡年逾花甲的浏阳人，都不会忘记这项劳民伤财的瞎搞工程。这是发生在狗年（戊戌）到猪岁（己亥）之间的事。

那时我正关在火官庙的牢房里，只能凭着听闻，从其点滴略知大观，以此为鉴，不忘教训，需戒用人民的血和汗，甚至生命，用纳税人的钱去干无益的蠢事。这种凭着发热的头脑所干的蠢事，应属于坏事，有劳民伤财的罪责。不管浏阳志书是如何对此事作出评说结论，但“旧梦”萦绕，孰不述之以鉴哉！

看守所的后面山坡是劳改犯耕作的菜地。其地段属浏城北岭地带，居高可鸟瞰全城，磨石街和圭斋路即在眼皮底下。在监房范围内所听到的噼里啪啦的响声和众人的吆喝声，只能是在猜疑着外界发生着什么事。

站在后山坡种菜时，都能清楚看到从拱北桥到文庙一段视线内的古老建筑像摧枯拉朽一样，一幢幢被挤拉倒下，发出震耳的倒塌声。古老的街坊被摧毁，磨石街即毁于一旦。颓垣断壁，瓦砾成堆。这究竟是为什么？我只能猜疑。

我不知道高墙外的世界在发生着变化！不能从嘈杂的人群中听出一个线索来。后来我去外面种菜，只能挑着粪桶，踏着瓦堆乱木，绕道而行。不久，在清理的废墟上撒上石灰线，打上了木桩号。我意识到这是为了砸烂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开展的一个浩大工程。

北门口那个歇气的老地方已经成为一片瓦砾，无法辨认。只好换个地方歇气。姚麻子说，这是大跃进的壮举，改天换地。要使浏阳河的水穿城而过，就要毁街开河。沿着两条石灰线挖下去就是人工河。那些打入地面的木桩不是编着桩号吗？相对木桩之间是河的宽度，同侧两桩之间是每段的长度。都要把挖河任务分下去。一旦开了工，看守所也有任务的。你们也要去挖河担泥巴的……

浏阳县城古称淮川镇。如果这条人工河真的挖成功了，自城东北的洗药桥至城西的北川里至少也有五华里的河道。虽不能与南京的十里秦淮相提并论，也可建成一个五里淮川。可是浏阳人民竟没有看到这五里淮川的繁华景象。十里秦淮河畔有夫子庙，有贡院，有乌衣巷，有安乐寺……而五里淮川河畔也有文庙，有一中，有梅花巷，有问津寺……我凭着这点非现实的对照似乎有些相似条件。而《地舆志》称：“……江东有天子气，乃东游以厌之。又凿金陵以断其气。今方山石，是其所断。”

可见，秦始皇开凿秦淮河只是一种传说。而浏阳开凿贯穿浏城的“五里淮川”已付诸行动，是一种“伟大”的劳民工程。当此，饥馑频年，水肿病剧增，劳力外流，人口顿减，生产总值下降，货币流通量与物资供应量下降之际。“五里淮川”即被迫胎死夭折。呈现在眼前的不是繁华的“五里淮川”，不是澄清汩流的人工河渠，而是两岸污泥成丘，中间污水发臭，成了衣藻的繁殖钩端螺旋体病毒、蚊虫孑孓的滋生场所，是两岸市民的垃圾坑。交通堵塞，环境污染，并且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劳民伤财，怨声载道。后来又是人民出力，纳税人出钱，填沟填。通过若干年的奋斗，才在后几任县领导下修建了繁华可观的圭斋路，弥补了痛心疾首的创伤。但人们的记忆中不会消失几十年前的严重教训。

当时这种轰轰烈烈开河工程，整个浏阳已是热火朝天，昼夜不眠。组成很大的开河大队，如商业大队、政法大队、居民大队、教育大队等。看守所的劳改犯人当然是政法大队的劳动力，分配在浏阳一中门口的一段。

我当时在看守所生活组劳动，每天要送午饭到工地，也要填写挖河进度评比牌。我趁着送饭的机会，犯人吃饭停工的短暂时间去观察开挖人工河的现场，发现各个地段都有××大队的横牌，而且都有进度评比栏。进度是按每日挖出的土方计算排定的。例如某段的总挖方是Ｎ立方米，某日完成Am^3，则完成X%，累计完成土方数Bm^3则完成Y%。工程指挥部根据各大队完成土方的进度百分比，每日排队评比，除黑板宣传外，还有宣传资料、广播喇叭等战地宣传。

我只负责统计填写劳改队的每日进度表。磨石街工程地段，劳改犯人在一中附近挖河。到我进入生活组去送饭的时候，这段河床已挖得比较深了。河床底层土是青白色的沉积粘土，很潮湿，粘性很强，只能一块块切割。这种密度大的潮粘泥，一担足有120斤以上。担着这样重的担子，沿着光滑的斜坡送到岸上来，劳动量是相当大的。如果不小心打了踏脚，就会连人带土滚到坑底的烂泥里。

其他大队就没有劳改犯参加劳动，都是中下层干部和普通员工，都是高卷裤脚，袖子拢过肘关节，一条毛巾搭在肩上，头顶草帽。锄头锹铲，簸箕扁担，一套劳动者的全副“武装”。上下班时列队严整，气势昂扬，显示出劳动大军的英雄气派。但谁也不会想到，这种艰苦的劳动是在做一种劳民伤财的无用功。

梅花巷旧貌

几十年后，一个姓龚的下岗工人对我说：从洗药桥到拱北桥一段挖得深些，一中门口都深，都留有一条鼻子间，像鲫鱼背一样，形成很多臭水池，曾发生小孩浸死的悲惨事件，也有拖板车摔伤摔死的。这些水就成了垃圾。一直拖到20世纪八十年代末，才填平了这条“龙须沟”，改造修建了如今这条圭斋路。从下河街到北川里一段挖得浅些，填填坑也快些。我从十七八岁看着挖河，到二十七八岁看着填河，接着又看着修圭斋路，记忆犹新，坏事好事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据《中共浏阳地方史》载：“……从西药桥经……一线拆除所有建筑物开挖人工河，劳民伤财，因落差太小，不能装机发电……即转战道吾山岭，筑堤建人工水库，建三级水电站，付出了毁掉历史文物的代价。”

十九  砖桥工地

1961年，辛丑，11月17日，吃过早饭，天色阴沉，火官庙岗楼下的梧桐树叶快落光了，枯黄的叶片还在飘下。这块露天的犯人洗浴场，铺满了一层枯黄的叶片，使萧飒的深秋添上一层深沉忧郁的色彩。哨声不时的在响，吆喝地坪里提着行李的犯人们列队站好。背在背上的“猪油渣”（破旧的棉被）和提在手里的袋子以及穿在身上的外衣，散发出一种霉臭气，很像一队逃荒的难民。

最后一声急促的哨声使地坪里一片肃静。所长杨坚宣布：大家都是已经判刑的罪犯，要认罪服法，老实改造，争取重新做人。政府给了你们重新做人的出路就是劳动改造、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现在就是把你们调到劳动场所去劳动改造，到了那里要遵规守法，服从管教。现在就出发，路上不要乱说乱动，必须绝对服从干警的指挥！

我进来看守所时是孑然一身，没有什么行李。可这次被调劳改就多了一件棉服，一只“东寇曾留国耻痕”的皮箱，里面装的杂志书籍沉甸甸的，这就是我新建立的一个小家当。临走时我去生活组与几个难友告了别，接替我的是那个同去长沙参会的曾国和。

没有什么留恋，也不应该留恋。我也同样背上一床“猪油渣”，这被单是祖母亲手纺织的菜篮格子布。不管什么情况下，我不能丢下，它蕴含了祖母的心血和慈爱，直到1962年释放时我带着它回到了那个大地坪老屋。我害怕检查那口木皮箱子，因为书页里藏着我的简单记事。但很幸运，没有检查，也就成为写此“旧梦”的一手材料。

走出岗楼的小门，在干警的监押下坐上开往长沙的汽车。因为杨所长没有说出调到什么地方去，只能听天由命，默默地祷告着，求老天爷保佑不去新疆充军就万幸了。

汽车是闷罐型的货车，人货混装，东倒西歪，恰似南普寺后殿的烂菩萨。有打瞌睡的，有闭目沉思的，也有交头接耳的。我想的是去向何方？未来难卜。汽车没有在长沙市停下，一直开到一个叫砖桥的地方，下车进驻在一栋民屋里。

民屋虽然很杂乱，但房间不少，后靠小山丘，面临田野，我才释然不是充军去新疆，根据汽车行程的时间估计应该是在湘中一带。因砖桥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无从了解到属何县何市所辖，后来才知道砖桥距株洲市的渌口很近，所以购物都派犯人去渌口运回，少量的日杂用品就到附近的雷打石去买。

至于砖桥是地处湘江东岸还是西岸？属湘潭还是株洲所辖？我至今还是不清楚，因为这是个太不出名的小地方。不过几十年后写此“旧梦”时我也只是查实了渌口应在湘江东岸，因为渌口是渌水汇入湘江的入口处，渌水是发源于江西省六市山区流经湖南醴陵，下游经株洲从渌口汇入湘江的，雷打石是渌口附近的一个小集镇。这两个地方我都没有去过，我一直在砖桥这个临时犯人食堂里负责后勤工作。

我们调到这里来劳改，是为了修筑湘黔铁路的路基，湘黔铁路二大队的指挥部设在砖桥，这段路基的修筑工程称为砖桥工程，这段工程是把路基夯实。犯人早去晚归，虽距住地不远，但午餐必须送到工地去。我每天送饭到工地上，没有看到任何机械化操作，完全是肩挑手挖，夯实路基还是用原始的打夯方法。所哼的夯歌是那么的有气无力，没有大跃进那种热火朝天的气势。周围也是开阔的田野，因而很难发生逃跑现象。

这个民居大院落里有三个伙食单位，一是干部食堂，二是民警食堂，规模都很小，而犯人食堂最大，因为“食客”最多。我从看守所的生活组调到这里，所长杨坚又把我安排在生活组负责，所以我不用去工地上担土打夯。

这次我做了一个新规划，就是把书箱子锁好，远离文字，一不写二不读，安排自己负责挑水，每天上下午担水两次，每次把一个大木桶灌满为止，保证生活用水的充足供应。一直挑了三个月，体力增强了，身体发了胖，这是人生中我最肥胖的一次。

除挑水外我还是帮着送饭去工地上。其余是安排黎雁兵干洗切等杂务，喻桂保做菜，喻沃秋蒸饭，因为都是家乡人，也很合得来。他们三个都是地道的农民，犯些小事就无限上纲，判了短期徒刑。做事也很认真负责，与我这个组长没有什么隔阂，什么话都说。喻沃秋喜欢讲他偷野老婆的事，黎雁兵是个寡言的人，听着只打着眯笑。

过年了，从渌口运来了很多鲜鱼鲜肉。他们说“鱼加肉味道足”，是不是试试吧！于是他们蒸了一脸盆混合鱼肉，可是都说像吃泥巴一样没有鲜味。我知道不是鱼加肉没有鲜味，是后勤组的人平时生活过的不错，生活水平才能决定你的口味。于是就把剩下的一大盆鱼肉倒在煤灶里烧了，发出一股焦巴的刺激气味。杨坚问起烧了什么东西这么臭？喻沃秋抢着说，剩了的残菜残饭只好浇在灶里烧掉，其实这是撒谎，犯人哪里有剩饭剩菜啊？

生活用水取于民居门口的一池塘，池塘周围生长着茂密的竹林，不少竹叶落到池塘里，腐化为污泥，放出甲烷气体也溶解于水中，所以水质带有气味，虽然池塘水看似清澈如镜。加之水草滋长，鱼虾蚂蟥活跃其中，我去挑水是站在那块搁在松木桩上的青石板上舀水的，总是害怕跌落池塘中，不是怕冷怕溺死人，主要怕沾上钩端螺旋体和血吸虫。

在砖桥工地上只待了三个月零八天，约一百个日夜。没有开大会，没有学习讨论，修路的人是与土打交道，我是与水打交道。1961年2月25日，全体劳改人员从这里撤到了谭家山煤矿。

二十  谭家山煤矿

谭家山煤矿是国营企业，省委李瑞山任矿长，自投入劳教人员和劳改人员来矿参加劳动，就更名为谭家山新生煤矿。“新生”两字就标志着是劳教劳改场所。从砖桥到谭家山路途不远，谭家山离湘潭市下摄司也很近。

谭家山煤矿开采烟煤，是炼焦的工业用煤，含碳比例比较高，着火点很低，地下水位高，而且水量大。从井下抽出的积水流到小溪里，沉下一层厚厚的泥煤。附近村民趁着井下修理水泵时全家出动挖泥煤，做成煤饼晒干做煤火。冬天，犯人也下班喜欢带些煤块放在宿舍里，划根火柴即可点燃，就坐在床头烤火。

谭家山煤矿之夕阳哨棚

谭家山地段是光秃秃的小丘陵，因为是个老矿区，地下坑道纵横密布，挖得很空，所以这个地带的民房都建的很平矮，担心有倒塌的可能。矿区分为三个工区，也叫工段。一工区是竖井，二、三工区是斜井。竖井用吊车出煤，斜井用绞车出煤。煤场成了煤山，常有来捡煤的老者和儿童。如发现有乘机偷煤者，就有专人吆喝赶跑或捉拿，但都以批评和退煤处理了事。

我分在三工区。所长杨坚调来这里改做指导员，负责管教工作。潘保林是三工区的书记，负责全面管教工作。犯人都住在简陋的木架工棚里，管教干部住在简陋的砖房里。民警另有营房，但人数不多，主要是站岗放哨。只有立在较远的矿部才是水泥红砖结构的现代建筑，属湖南省公安厅的劳改单位办公地点。我从来没有去里面看过，只在释放回家时到过一次管教科。

矿部外面有一块几十米长的黑板报长廊，我和老犯人付有完每月去那里出一次板报。谭家山矿部正门牌楼上的“谭家山新生煤矿”七个两米多高的大字，是我和付有完写的，并用油漆做在上面，所以这七个大字在我的印象中一点也不模糊，印象特别深刻。

二十一  虱婆成灾

小时候，常听祖父母背地评论某人说：某某他自己一身虱婆都抖不净，还有什么能力帮别人呀！我说时时抖天天抖，总要把虱婆抖净的。祖父说：只能把虱婆抖下来，藏在衣缝里的虱婆仔是抖不干净的。三天就有了虱子虱孙，虱婆虱婆三夜做外婆。我说：捉不尽抖不尽就用火烧死吧！祖母说：用火烧虱婆是蠢办法，连衣服都烧掉了。虱婆不怕捉，只怕开水泡……

这都是童年的回忆。直到成年后才知道祖父母指那种满身虱婆一世也抖不干净的人是指欠了一身债一世也还不清的人，才领悟到欠了一身债就比作惹了一身虱婆，抖落了多少虱婆就比喻还清了多少债。

后来又从生物学上才了解到虱婆就是昆虫纲无翅目的一种寄生虫，长期吸吮人和动物的血液。有头虱、衣虱和毛虱等几种，与臭虫为伍，是侵害人体健康和传播疾病的寄生虫。

我真正对虱婆的了解和亲身体验应该是在我从砖桥工地调到谭家山新生煤矿的开头一段时日里，真正尝受到寄生虫吸血鬼的厉害和狡猾。来到三工区的第一夜是睡在工区的大棚里，没有床铺，都睡在地面的稻草上。秩序混乱，空气污浊，灯光暗淡。为了守住我的装着书籍的箱子，只好把箱子当枕头。

睡在这地方的不全是从砖桥来的犯人，是从各地看守所调来编在一个大队的。发自各地方言的嘈杂声、呕吐、腹泻的恶味使我通宵不能入睡，还有人来不及如厕就把稀屎拉在离我一米多的地方，直到第二天才有人清除。在这种环境下没住多久，后来撤除了地铺，搬来了上下双层木架床，我住在大棚门口的右边下铺。

几天来听了几次有关改造新生之类的报告和安全报告，讨论学习也是老调重谈，早已成了习惯。填表造册也是免不了的项目。想洗澡洗衣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每天发块水牌子是为了控制用水，特别是热水很难供应。工区突然增加这么多犯人，只好砌些露天烧水灶，来解决开水热水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每天只洗脸不洗脚，免除洗澡洗衣。很快发现夜里有东西吸皮肤，又痛又痒，白天把衣服翻过来抖来抖去也没有发现什么虫蚁之类。有人教我从衣缝里找到了虱婆，并用指甲掐死发出轻微的响声。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虱婆。

不几天，虱婆不但做外婆，连它的曾外孙也做了外婆，寝室已是虱婆为患，很快形成了捉虱高潮。有认真把衣裤翻来覆去的，有传教捉虱经验的，也有不捉虱婆的懒鬼，而我是不会捉虱婆的蠢货。不过，我想了一个办法，也是一个懒主意。因为虱婆在晚上才出来发起进攻，只要身子一动它就躲在衣缝里去了。所以我每晚把衣服脱光，把衣服卷成一团藏在床底下，这样就能睡的好，清早再躲在被子里把衣裤穿好。

不久，管教干部发现了虱灾为患，就开展了蒸衣煮被的灭虱大行动。床缝的榫眼和板缝不藏虱婆，只藏臭虫，床架就不用开水烫了。很快 ，灭虱之战取得伟大胜利。被蒸煮的衣被变成了迷彩服，要仔细辨认才能找到自己的衣被。穿盖在身上的衣服发出一种异味，应该是虱婆的屎尿味和人血味的混合气味。这也无人埋怨，总之保住了血，睡好了觉。我也不再脱光衣服像泥鳅一样躲在被子里睡觉了，这是我人生独有的狼狈滑稽的一幕，但无照片留念。

灭虱全胜，真是大快人心。管教干部把劳改犯人编成第三大队，下设几个组。各组的犯人来自各个县市，一切开始走上正规，即将投入劳动场所。有的种菜，有的运输，有的下井。我被编入井下工，即是下井挖煤。

二十二  浏阳梦

我自正式下井挖煤，就随着带班的老工人实行三班倒。上零点班的是白天睡觉休息，整睡八小时的很少，大多下午腾出时间做些杂事，或闲荡，或看书，或洗补衣服等。但上午都睡在床上，宿舍里很是肃静，除了一些鼾声外。

宿舍还是大宿舍，结构是陈旧的木架子，墙壁是木板钉的隔板，也有用竹片织好糊上泥巴的。屋顶虽然没有四十八只鼓眼天井，天晴时还是能影射出不少鸡蛋鸭蛋那样大的光斑。墙有缝壁有耳，风声雨语都能穿透，保证气象信息灵通。冬不暖，夏却很凉。

冬寒倒不要紧，下班时会有人带几块烟煤堆在宿舍中间，划跟火柴就点燃了。二氧化硫的气味虽然很浓，但百孔千疮的墙壁保证了空气绝对流通，绝不会因此而中毒。睡在床上烤火，比野外烤篝火更舒适。也有在煤火上烤未吃完的馒头包子的，也有乘机在边上烤干衣服的，嘴里还要叼着一根喇叭筒吞云吐雾。三班轮回，篝火长燃。这是宿舍的冬天，是正常人群没有的取暖场景。

但没人能想到，祸殃也在这个看似安详的环境里悄悄伏下。

1961年夏秋之间的一天，我正在矿部写黑板报，管教干部突然派人叫我赶快回去，我只好立即赶回工区犯人宿舍，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副惨象：宿舍变成了一地碎瓦和倒塌的木架子，很多人都在从瓦堆里和压塌的床架下寻找伤员，我赶快参与到抢救中来。这次事故幸好没造成死亡事故，因为不是砖砌的墙体，倒下的屋架被床架缓冲，瓦片也不是整体坠下，再加上倒塌发生在白天，而白天休息的犯人只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所以伤势也不是很重。

我也喜欢午睡，幸而到矿部干活去了，幸免这场灾难。究其倒塌原因，是因为这种简便的房子都是建在废料矿渣上。地下的矿道稍有变故，屋基就易失去平衡。于是这次清除现场后，都住进了另外的简便宿舍。

此后我常在房屋倒塌的噩梦中惊醒，睡眠不足，神经愈加衰弱。某晚，犯人都在酣睡中，我突然从噩梦中惊起，夹着被子从上铺跳下来，一直冲到宿舍外面。被惊醒的其他犯人把我拖回来，我才清醒。他们说我当时脸色铁青，满头大汗。这种恐惧使得我常常不敢入睡。

次日，我要求犯医胡石冰给我安眠药。他说这是神经高度衰弱，不是吃一次药就能好的。问我是否有过这病史。我想起在南普寺读高小时，住在关帝庙戏台后面的房间里，别人说我有几次晚上爬起来闭着眼睛跑到戏台边屙尿，然后像没醒一样回到床上继续睡觉。

在老家时，祖母也说过我晚上起来走过几间房都不醒，眼神呆呆的，嘴里胡说着。胡医生说这是夜游症，治本是安定情绪，少想事。治标是服些镇静剂。此后，他对我的胃病和神经衰弱症付出了不少心血。

21世纪初，湖南出版了一本《长沙风物大观》，其中有关于“浏阳梦”的记载，讲述一个浏阳人夜游逃到江西，三年之后才清醒过来的故事。我在想，我的五年冤狱和近二十年磨难，现在回想起来，也恰似一个浏阳梦。

大约在1962年春天，我们搬到了事故后新建的砖木结构标准宿舍，配套设施都很完善。我在那里开始了我的自我学习，参加了文艺宣传活动，那里也是我的古文知识奠定基础的重要场所。

二十三  苦楝皮

自从对虱婆展开一场大扫荡之后，三夜做外婆的虱族们已经断子绝孙了。继消灭外患之后，潘宝林又发动了一场消灭内患——驱杀蛔虫的举措。

对于这批无偿的劳动大军，这也是一种人道的做法。但谁也没想到危险就在这里再次发生了。

自神农氏尝百草之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集本草之大成，无不以苦口良药悬壶济世。其中本草植物中的苦楝也称楝，与椿同属楝科植物，且生态很相近。1969年由广州后勤部卫生部编的《常用中草药手册》把它列入了消导驱虫药类。该手册题词有“备战备荒为人民”（引自196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社论“三论节约闹革命”）、“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引自1969年10月9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这样在农村就涌现了一些草药郎中，都人手一册，按图索骥、照字刊经、依法炮制，活动于平民百姓之中。前文写的四牛皮就是把迷信和草药结合治病的民间土神仙。

关于苦楝的认识也是一种乡土知识。常见的苦楝的树皮和根皮去净粗皮后煎水服用有治疗蛔虫症和胆道蛔虫症的疗效。一般每人每次服用三到四钱。如果过量服用，则容易中毒，其症状为头晕、呕吐、腹痛、无力、嗜睡和四肢麻木等，严重者造成死亡，故用时要特别控制剂量。我在农村改造的十几年中，也曾挖苦楝根煎水给牲猪打过蛔虫，确实有驱杀蛔虫的效果。但我给五个孩子驱杀蛔虫时就不敢用，只能到公社卫生院遵医嘱购买驱蛔灵丸药。

潘书记为了给犯人驱杀蛔虫，一方面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一方面就地取材，节省开支。然而在控制服用剂量上没有严格把关，结果发生了苦楝中毒事故，酿成悲剧。

发生事故那天，我也是在矿部出黑板报，下午四点回到工区时才了解到。本来发放煎熬苦楝皮的汤药水时，规定每人发放一碗，不准多服。有的犯人觉得掺入白糖的苦楝皮汤很可口多喝一碗就能多打下一些蛔虫，有的重复领取药汤，有的擅自偷舀药汤，在这种混乱失控情况下，木桶里的汤药就被舀了个精光。

据目击者说，喝完药汤不久，礼堂的犯人还有很多，就像鱼塘里撒下了毒杀风，有的腹痛呻吟，有的头晕倒地，有的呕吐翻胃，有的踯躅麻木……虽然立即送往矿部医院抢救，但还是死了人。中毒者大大伤了元气，驱虫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适得其反。

我回到工区礼堂时，还看到有恶心者在挣扎着，有乏力者在缓步移动着。几十年后再提起苦楝皮，我还有恐惧感，甚至做着“苦口良药也丧生”的噩梦。

二十四  清一色

自从搬进红砖砌的新宿舍，住宿环境得到崭新改变。这种新建的红砖房是无倒塌之虞的。我自从住进这里，从未因恐惧倒塌而出现过夜游噩梦。这里有完善的水电设施，生活便利；睡的床是上下两层单铺，且各有蚊帐；周边的水泥通道和院落都保持清洁。间或有省公安厅和矿部的干部来视察检查，虽然比不上写着“人之初性本善”六方辐射结构的省模范监狱，也应是生活环境较好的劳改单位。

搬进这里住的犯人不全是原来那班人马，我的几个同乡同犯都没有住进来，后来了解到因为他们是一般刑事犯，且都是地道的农民，没有多少文化。重新编组后，我们住的是五中队。我发现这个中队的犯人都有文化，有中学老师，有大学教授，有工程师，有能歌善舞会画的艺术人才，还有军官、官吏、老学究等。好像这些犯人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因文字问题和历史问题的政治犯。

这个中队没有打杀抢烧骗奸等刑事犯人，没有凶神恶煞的牢头，没有打架吵骂，能文雅相待，和安相处，所以我把这个纯属知识分子的政治犯的中队称之为“清一色”。其他犯人都是在运输、种养等处劳动，本中队的劳动是井下挖煤，也有脱产演戏、放电影、管图书的。如黄锋唱歌剧、丁某唱花鼓戏、龙某唱京剧旦角，李某唱京剧老生，蓝某管理图书馆、湛某管音乐，还有两个放电影的和一个理发的。我是介入参与以上文艺活动的，如办刊物、画景等，所以与他们混的很熟，也从中学到不少知识，特别是古典文学。

下班时间，有麻将、扑克、琴棋等娱乐活动。我就练习华山川的钢笔画法。其中的《月夜》和《月夜蛛丝》两幅钢笔淡彩画是在砖桥画的。这个采访本画册保存至今，21世纪都已经输进了电脑。可惜在出狱后的十几年中，为八口之家的生计奔波，并避开文革之查抄，就没有把钢笔淡彩画继续练习。唯留下了这个习作本，甚幸！

在这个人群中，无论资历学历我只算个小不点，但在这个文化圈子中都承厚爱，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与我交友。我主办的墙报特刊都是用毛笔写在稿纸上的诗词古文体裁，内容上歌颂三面红旗。观者是看文风笔调，倒不注意内容。我呈送一个姓陈的指导员批稿时，他一个字也不看，就签字批刊。我想，这是“老鼠看筒车”，其实外面的世界蒙在鼓里，公共食堂散伙了，跃进成了冒进，……可是文章还是在恭维！

管理这个中队的已不是潘宝林了，是一个姓赵的书记。他谈话从容不迫，声音频率比潘书记低得多，也很少来宿舍，除非是个别谈话。

住在这里，警察很少“造访”，他们主要在总门楼的岗哨和营房里。只有一次，一个文质彬彬的警察向我借排笔、毛笔等文具，说话很有书生气质，后来如期如数送还了我。他也可以不送还，我不敢去讨取。这种很有素养的文化兵，不多。

有几个同乡，也间或来闲谈坐坐，好像走亲戚似的，真是“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家乡水。”每月发下的饼干和白糖，我要留下招待乡亲。他们的感情是淳朴的。我出狱后重建家园结婚时，他们都来恭贺喝了喜酒。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都先后作古了。我在“旧梦”中留下一笔，算是弥补一点“欠情”之意。

二十五  李从善

李从善何许人也？无其人也！他是劳改犯人改恶从善的虚构人物，是花鼓戏《朽木发芽》中的主人公，是潘宝林书记钦定的姓名。李改恶很刺耳，李从善顺耳温柔些！意在劳改犯人理应改恶从善，立地成佛，重新做人。潘书记审定《朽木发芽》的主人公为李（理）从善是费了一番苦心的。从编剧到导演，从修订到演出，都是潘亲自指导。饰演李从善的犯人是黄锋，会说会唱会演戏，很有艺术素质。自《朽木发芽》在高墙内多次演出后，黄锋出了名，李从善也出了名，遇上黄锋不叫黄锋，都称之为李从善。

不看这出剧的人，也能想得出下面几个剧情：李犯了罪，抗拒从严判了重刑。李在劳改期间不认罪伏法，不接受改造，加刑强制劳动。李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所认识，认罪服法接受改造。李在管教干部的教育下，有良好的改造表现，受到表扬鼓励。李下定决心重新做人，有突出的立功赎罪表现，政府给予减刑奖励。李在政府安排下，多次与探监的家人见面谈心。李看到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触及心灵的痛苦，立下早日新生的决心。李评为先进劳改犯人，立功受奖（减刑），喜报传给家人。李的家人多次探监规劝和鼓励，激起了李早日新生的决心。李多次立功减刑，终于提前释放。李与家人团聚，热泪盈眶。李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有良好的表现，成为有用人才云云……

在“李从善”演得深入人心时，也有人评论着剧名“朽木发芽”和“枯木逢春”是否恰当合理的问题。有的说朽木不可雕也！当是完全死亡之木，不可能发芽了。有的说枯木只是枝干枯死，根系尚有生机存在，有再发新芽的可能。有的说木之枯与朽，应是外因所致。当生存条件发展成为死亡条件时，木则枯，枯则朽，朽则化为泥土。如果外界生存条件不断向有利生命复苏时，能使之奄奄一息的生命细胞获得生机时，是有发芽的可能的。有的说，逢春应指一个太平盛世的到来，或仁政善策的恩赐。发芽是获得这种盛世皇恩而表现的生机云云……

后来就放弃了“朽木发芽”或“枯木逢春”的剧名，就定“李从善”为剧名了。但我画的景布还是枯木逢春、生气盎然的场景。没有改变，是因为不影响《李从善》的整体剧情。

在一阵《李从善》热后，观众也就随之散热了。像吃蔬菜一样，希望调整一下胃口。于是传统的花鼓戏——刘海哥与胡大姐又活跃于舞台上。采莲船等地方杂戏也凑些热闹。京剧团也很活跃，但只能唱些传统剧目，如《平贵回窑》、《打渔杀家》和《将相和》等。其中一个姓龙的男青年，身段和唱功都很受好评，他后来成了我的朋友，说家中只有一个母亲。他说起自己的遭遇时倍感悲哀。

演京剧选的剧目也是要报批的。我没看见演过《刺王僚》和《窦娥冤》，大家自然理解的。我画的景片都是活动的框架布景，用的水粉画法。这个画法我没有多大进步，比钢笔淡彩小画的技巧差多了。

唱戏和音乐我很外行，我于是抽时间躲进图书馆。图书馆只有一个姓蓝的犯人在管理着。我找到我喜爱的书，就躲在被子里看，当然电灯泡也塞到被子里。此后我与那些扮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李从善的人都很少接触。不过对“李从善”的印象未能忘却。

二十六  朱渡河

1992年，壬申岁，秋天。从老治保主任焦怀德口中打听得知朱渡河在平江县城理发。于是便委托在平江县城做衣服的大女儿打听朱渡河这个阔别三十年的难友——谭家山新生煤矿劳改犯人——理发师。其回信说是，只认得牛渡河，不认得朱（猪）渡河，是在平江县城北街开个理发店。

一日，虽天气晴朗，但还是有些秋凉之感。从龙伏乘车北上七十华里，便到了平江县城。县城很小，只有西街才是有点繁华气息的商业街，南区只有一条三阳街，东区没有街，只有小巷道。我在巷道的偏僻菜地边的楼房里，找到了做衣服的大女儿。一起往古老冷清的北街走去。北街的尽头便要拾级而上，是通往普爱医院（原教会医院，现改为平江县人民医院）的必经之路。从北街右侧（东侧）走过一段斜行的台阶才找到这个理发店。因为在这个小小县城里，猪（朱）渡河小有名气，很容易找到了这个理发店。

理发店是向南开的，门朝着台阶下的北街路面。铺门敞开着，活动木板铺门都搁在一侧，是个老式的铺面。在这间敞开的小厅里，有几个青年小伙子在替顾客理发、做槌打（推拿）。坐在门口的老者打着赤膊，只穿条索头短裤，肚脐露在外面，肚脐下的几条横肉沟很是明显。光秃的头和胖脸蛋的拼合，在袒胸露背的衬托下，很有一番江湖味道。这个人就是我在三十年前结交的朱渡河！终于找到了！

我自我介绍之后，寒暄客套一番，他才恍然大悟，想到了三十年前在谭家山劳改的青年伙子，连忙握手——呵！记得！记得！可我已是五十六岁的半老头了，身上还穿着低襟的毛线衣。而与打赤膊的七十老朱相比，我很自惭形秽。不是河风吹老了少年郎，而是蹉跎岁月催老了少年郎！

他很沉稳寡言，没有叙说当年之事，立即叫徒弟送上茶水，爽朗地说，理个发吧！松松筋骨。我没有推辞客气，自然想到三十年前他为我做的两次槌打生死门，两次去阴间走了片刻，两次松了筋骨，两次扶起阳刚、恢复元气的情景。

这次虽然他的徒弟们为我修剪了一番，并做了全身的捶打推拿，筋骨很是舒服，但未能享受到三十年前他的生死门秘术。他只是坐在那个原地方看着，完了时只说了一句，舒服些了吧？吴光灿住在梅仙（镇名），隔三十里，每月也要来挨一餐打，打了才舒服。我说他（吴光灿）是挨打相。黄盖献苦肉计，愿打愿挨。告别时，他不肯接受挨打的工钱。说一些新朋老友都喜欢来这里挨打，是不收钱的。我知道这是他的一种招待方式，客人情愿来挨打，不是进饭店才是招待。这种招待是特殊的，也是我见到唯一的一种招待方式。

这次去，纯属于找到他，并没有提到生死门。

第二次去，仍然是享受修剪捶打。这次他把老伴叫来了，鬼兮兮地领我到了他的住地。周边街坊很是老旧。他的房子夹在中间，没有半点摆设，只有简陋的破旧家具。他从活动木梯上到顶棚的夹层里，打开上锁的老式衣箱，拿出一卷纸出来，轻声对我说，你是画画的，你是内行，我只能相信你！这是收来的唐伯虎的美女图，怕政府知道了会没收的。你能找到香港老板的话，就偷偷地去卖，我会酬谢你的！他一边卷开美女图，一边这样打着舌声（轻微声音说话）。他又说，现在人心蛮孬！如果报告了县（平江话把县读悬音，其实县的古音是悬）里（政府），不但没收了美女，还要去坐牢！你看看，是真的吧？

我把画卷平看了一遍，同时打着舌声对他说：唐伯虎是明朝（成化至弘治年间）人，隔如今有五百多年了，传下来的真迹很少很少了。这画的纸张就不是明朝的，这印也是伪造的，这种画法（单线平涂）是很简单的，线条像要下大雨时从土里钻出来的曲蟮（蚯蚓），画画的技术水平很低下。你这回是上当了。这不是文物，政府不会管闲事的……

他二老听了我的话，像当头泼了一勺冷水。他老伴埋怨他说：以后有脑壳就崭劲剃，把替人削毛刮须的钱买张假画。我只好安慰他说，世上上当的人很多，收字画古董最容易上当。今后当稳当家，做好理发生意就是了。退财也折灾。在他情绪不好的当时，我不好提起谭家山的事。我只是问他还能为我做生死门的捶打吗？他说不晓得搞！避而不谈。我只好谢辞告别了。

三十年前，他为什么能为我做两次生死门呢？那时他是谭家山煤矿的犯人理发师，可能是我经常送他包子馒头，补充了他的食量。当时他的粮食指标只有三十斤，我是脑力劳动但是享受井下工的高指标。每天送两个馒头给他，在他看来是个天大的恩情。为我做两次生死门，是关着门秘密做的。他说，从来不搞，怕别人检举。我推想，他坐牢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事情被关的，这样小心谨慎是怕重蹈覆辙。

他的理发室是一间简陋的小房。要理发的犯人并不很多，很是清闲。他第一次为我做生死门是我送馒头给他。他主动为我做槌打，说能松筋散寒，保证使我精神好些。我坐在长板凳上，他用空心拳和合十掌在头部背部槌打，接着四肢挪几下有点发酸，就失去知觉了。当我醒来时，他把我搂在怀中，我的指尖、鼻尖和前额都有豆点大的汗珠。他说才把我还阳的，不然还在走阴。我不知什么时候失去知觉倒下的，也不知什么时候醒来的。觉得睡了一觉，但没有做梦。

第二次，我仍坐在长板凳上。两腿用力着地，双手用力抓住膝盖骨，两眼用力瞪着，上下两排牙齿压得紧紧的。我做了这样的准备，是装着虎威似的，看你怎样使我走阴，我就是不死。可是在他的槌打推拿之后，我还是倒下了。醒来时，他用双手托住了我身子。照样是冒着大汗。照样是如梦初醒。我仍然没梦见什么！我清醒之后，他叫我坐在板凳上，又做了槌打推拿。他说这是恢复元气，扶起阳刚。以后不再做了，不要说他能做这个生死门的槌打。他很诚恳地要求我保密，表现出一种憨厚和诚恳的情态。

根据中医文献记载，人体约有八百余个穴位，其中七百二十二穴已归属于十四经脉。其余历代发现的新穴未归入经内，称经外奇穴，取穴点击部位主要指其三十六死穴，即人体要害穴位，生门穴和死门穴。

自1962年7月回到老家后，我一直记得这个掌握生死门的理发师朱渡河，故有三十年后的两次去平江造访。但是这个江湖异人似乎并没有把点指生门和死门两个要害穴位的方法传给徒弟们，只是传授理发和一般的推拿技术而已。

二十七  中医胡石冰

胡石冰是个中医囊君（郎君），比我要大二十来岁。常穿深蓝色卡其布中山装，头戴一顶带舌单布帽，高瘦个子，脸部更是清瘦，说话也是轻声文雅，这种斯文的举止，看去有些文化素养。古代行医的人都背着一个青色布袋，里面的小格袋里分别装着中草药和丸散膏丹等。故有“青囊金匮”之说，称这种行医济世的医生叫囊君。明朝沈绎有“白发至亲为叔婶，青囊传世有儿孙”的诗句。故青囊借指中医师。胡石冰不但从事中医有术，且很懂诗文书法，应是属于儒医。

我因长期患胃病，并且食欲日益低下，就常到他那儿求医觅药。他很器重我这个稍有一点墨水的青年，于是就成了忘年之交。我不但胃病在他的关心下有所好转，而且在古文和书法方面也获益匪浅。我问文盲能否学中医。

他说学中医要读“四性”，要读《难经》，不背熟《伤寒论》和“金匮汤头”，是不能行医的。要学出一个中医囊君，就要至心归命理，苦坐几年长板凳，好像十年寒窗考举一样。读熟脉诀，也要跟着师傅不断实践验证。没有文化就看不懂书，没有掌握理论，就不能指导实践。但是也有文盲可以做草药囊君，例如治疮毒、治蛇毒的等，这不是正古八经的囊君。现在也要学点西医，中西结合能取得更好的疗效。我不懂A、B、C、VA、VB……但也在学一些。这是八十岁学吹鼓手，形势逼人……

我在他那间小房子里呆的时间很多。写字台是张旧式书桌。虽是简陋的医务室，但文房四宝一件不缺。因为“往来无白丁”也就像一个书斋。要比刘梦得的陋室陋得多，陋得只有一桌一椅，空徒四壁。犯人能有这个舞文弄墨的地方，也觉得很有雅韵和乐趣。

我看到他用钢笔写的中药处方很具毛笔字的风调，很是佩服。就向他请教学习写好毛笔字的方法。他很不保守地说，练毛笔字不是一日之功，国人应懂国书。何况字是门楼书（指书本知识）是屋。别人看不到藏在肚子里的知识，首先看到的是门面功夫，就是一手字。所以写好字很重要。再有写字时神要定，身要正，指力腕力肘力要统一用功。他在纸上写下“云游天下老神仙”七个字做了示范动作。

有一次，他对运笔做了示范说教。他说运动毛笔应包括执笔和用笔两个方面。虽执笔如捉贼，用力执住，但在改变运笔方向时要用大拇指挪动，使其圆转，颜真卿就说过，“妙在执笔得圆转”。我们湖南道州有个何绍基，是清代道光年间进士，他用中锋写的楷书就苍劲刚烈，很有力。不信你去岳阳楼中看他写的长联，字字沉雄奇伟，整体如九天挂龙。中锋和逆锋也结合用。从何绍基的中锋运笔可看到他的骨气。

可是赵孟那家伙，本是赵宋王朝的宗室，是赵癞子的后裔。当大宋王朝被蒙古人灭掉时，他就投降元朝，同样做了官。这种没骨气的人也从他写的《寿春堂记》中看出来，这是用偏锋写的，所以我叫他赵姑娘。扭得那样温柔圆润，一点骨头都没有。他硬要背叛他的祖宗，硬要背叛祖宗创立的大宋国家。伯夷、叔齐就能“誓不食周粟，宁愿饿死在首阳山”。

我说他是个儒医，果真不假。从写毛笔字讲到何绍基，特别讲到赵孟时，大发议论。我在他面前，不敢辩驳。

胡石冰写给我一副对联，只记得联中有“日轮过”三个字。他特别指出“过”在这里是阴平声，诗韵里属“五歌”韵部，如夕阳过，岁月过等的过，是发阴平声。如经过、通过、度过、罪过、路过是发去声，属仄声。要记住。我在后来写旧体诗词时，就常想起他的指点。他的题签是“石子胡敏谦”落的款。胡石冰是常用姓名。我想，他的含义应是，如石之坚强，如冰之洁白，其性聪敏恭谦也。这副对联在文革前就自毁了。

我说他是儒医，说他是个读了不少书的医生。当然包括医书。可是在接触中，他从不讲《难经》、《伤寒论》，只讲古文诗联书法之类。按偏正关系应称医儒为妥。就是掌握了一点医术的文人。可互为偏正，互补才是全才。

这个儒医或者医儒并没有把我的胃病治好，我真正见识他的医术，是他的针灸特长。一天，我正在他那里讨论书法诗文的时候，工区安全科长捂着眼睛急匆匆地跑来，说他眼睛忽然看不见了，要胡石冰设法治疗。胡撑开他眼皮一看说：“‘影翳翳以（本而字）遮（本将字）入’（这是引用了《归去来兮辞》文中的一句），珠子被翳子（内瘴）遮住，时间一长就会完全失明的。”

当这个科长吓得惊恐不安之际，他说不要紧，我立即把翳子赶走，你就恢复光明了吧！于是右手执银针，左手撑眼皮，并要我看翳子慢慢退出的情景。当银针刺于眼眶的某个穴位后，只有几十秒的功夫，瘴云就真的完全退出眼珠。科长没说什么就离开了。

他说这是他的秘术。纵然把穴位告诉别人，也不能达到立竿见影的特效。我说，你既是医儒，又是儒医，真是不愧为石冰，有“石冰的硬功夫”。我释放时，没来得及去感谢他对我的帮助，至今遗憾。唯有留在回忆中的“日轮过”三个字，以做怀念。

二十八  之在原

1962年，壬寅岁，元旦过后的某天下午，干部杨坚（原浏阳看守所所长）把我叫去，我以为出了什么麻烦事。当时几个同乡难友正为我烤面包烤青椒，希望我能多吃点食物下肚。烤出的香气正刺激我的食欲。而这突然的传叫，我只能匆匆向办公室走去。

杨坚告诉我，你的两个哥哥来看你，坐在办公室等你。我真是喜出望外，自从入狱四年多来，除了在火官庙前妻刘氏来过一次，此后音信全无。二哥阳溪是个铁匠，从未外出过。三哥湘溪在部队服役。两个哥哥今天竟然能来看我。真是“世间最难得者兄弟”，“患难相顾，似之在原”，“手足分离，如雁行之折翼”。

我刚走到办公室，两个哥哥便伸出枯瘦如柴棍的双手来抱着我说：也罢！老杨说你在这里很好，我们放心了，你比我们长得好多了。你看我们的手都成了皮包骨，就像两根干柴棍。饿死留着一条命，支撑着能来看到你，也是过了一关，真是不该死！也罢！放了心！

湘哥补充说：我是去年复员回来的，在刘家祠堂里管理那些浮肿病人！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江！这次挽了阳哥来看你，打了几个主意才动身！一路问到谭家山，已是打麻暗（天黑）了。渺渺茫茫，只好找到一个锯木棚里借住了一晚。那个锯矿木筒的工人真蛮好，知道我们是来寻老弟的，就留着住宿下来，还搞热水洗了手脚。今天又指点我们寻到了这里，真是遇到了好人。

我说你们吃了早饭吗？他说，只是昨晚吃了块统粉（树木粉加工）饼干……杨所长即叫厨房送来几个菜和两钵大米饭，每钵都是六两大秤米蒸的。哥俩没有抬头，就把饭菜吃了个猫儿洗脸。我说吃饱了吗？湘哥说的文雅一些，够了！阳哥就毫不掩饰地说：好久没吃这样一餐饱饭！今天是真的吃饱了。烦情烦情！

谭家山煤矿之月夜蛛丝

我说若是元旦来了，就凑些包子馒头油饼给你们，这几天食堂停开面食。湘哥说，我们的日子过了很苦，根本不晓得你还过得好些！也罢！落心了（放心了）！我说天子不差饿兵，政府也不扣牢粮。只可放心，再过十五个月，我就刑期满了。回来再看你们！你们路上小心，安安全全回到家里。

临别时，他们翻开一个索口鸡食袋，拿出两个小纸包，一包是少量蚕豆，一包是洋姜拌辣椒粉。说是给我吃的。我只收了那包洋姜辣椒粉，为了开开口味，好送点饭下肚。蚕豆让他们留作路上零食。他们临走时说，自己保重！我们还要去辞谢那个锯木工人！我目送他们消失在岗门之外！

是年7月17日我回到大地坪老家之后，首先是祖孙形影相吊，继而是八口之家，一直无法报答他们的手足之情。直到二十年之后的20世纪末，才购了两双皮鞋送给二兄，以表跋涉探监的手足之情。由于价廉物不美，都说不合脚，又不牢固，可能引起了他们的误会。

到21世纪初，我的家境已现稳走好转，才有可能约他们三位兄长来蹉跎坡小聚，做点小招待，共叙兄弟情谊。后来我定居浏阳市城区后，大哥早已去世，只能接他们两兄弟来城区小住几日，表示一点补偿。可我们都是年逾古稀的老头了。湘哥回忆来谭家山探监看我的事，就提起那个锯矿木筒的工人。阳哥说吃了那一钵饱饭，一世年都记得。真是，五十多年一场梦，无齿儿童尽白头。

二十九  割了牛尾巴的毛

编在“杂牌军”劳动队时，是我胃病最严重的阶段，每餐只能从饭钵的中央挖一个鸡蛋大的饭块勉强咽下肚子，并不是肚子容纳不下这些饭菜，而是毫无胃口，没有半点食欲。我的剩余饭菜都给几个同乡吃掉。特别是很厌食面食。他们也只好帮我吃掉各种花样的面食。他们看着这样不想吃东西，也就因乡情而产生了一分同情。有的把青椒烤熟后，用盐拌着给我下饭，这样对唾液腺的刺激，倒还有点作用。有的把馒头包子烤成焦黄状态，产生一股热香的气味，也能使我吃下几小块。

后来我打报告要求第四餐不开面食，改成稀饭，倒是舒服不少。其余三餐还是用烤鲜椒拌盐的拌饭多少吃一点。在这段日子里，几个同乡是非常关心我的，也建立了一些感情。虽然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与我交往密切很划（合）得来。1963年秋天，我举行婚礼时，远在秀山镇石门坎的陈冬生也徒步赶来赴宴，住在龙伏镇培文塔下的武祜嘏赶来杀鸡剖鱼。住得最近的是黄湖海，当然也来恭贺赴宴了。此后，他们先后都去世了，留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

黄湖海说他原是大围山的林场职工，只怪脾气生坏了，说话直来直去，常顶撞领导干部，有时还打起架来。干部说，八只角的天王也要掰一只角下来，喊捆就捆，本没犯罪，硬要把我打入牢房……（后来平反）。

陈冬生是个老农，当生产队长。他说生产队是九级司令部，是管农民的，是与农民群众关系最直接的最基层的小干部。最难当，上要合乎领导的意愿，下要合乎群众的心思。哪吒催判官，判官催菩萨，菩萨只好逼牛头马面了。斧打凿，凿入木，我只好压群众了。这样也就伤了群众的心。我敢抵触上面吗？一抵就挨批评。到头来，两头相得罪，吃累不讨好。我的性子也蛮孬，不怕场合。结果是过蕉溪岭进火官庙……

那个武祜嘏虽然读过几年老书，但谈吐是结结巴巴的。虽划了富农成分，但还是种地的里手（行家）。他说，他做农业工夫是常做呵叱呵叱（赶牛时的口哨声）的牛工夫。“远看太公把钓，近看孔明卷书”。一双眼睛看着牛屁股眼（肛门），牛尾巴把泥巴水甩在脸上眼睛都睁不开了，成了满脸泥麻子。我只好用绳子把牛尾巴扎起来。牛尾巴是赶蚊子的，只要左右一甩，连绳带水都甩满一脸。我真火燥。这条牛的尾巴特别长，谁都不肯用它。我是富农分子，无可奈何！

第二天，我用禾刀（镰刀）去割牛尾巴的毛，牛尾巴一甩，刀口就划了牛尾巴的皮，出了几滴血。这就惹了大祸，犯了破坏耕牛的罪，破坏耕牛就是破坏农业生产，就是破坏人民公社，就是破坏社会主义。

我插嘴说，可小可大，小则无事，大则可无限上纲。上到破坏社会主义，就是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触犯联合国的《动物保护法》……他接着扁着颤抖的嘴巴说：还——还不是“穿棕背心”，上台挨批斗，过了蕉溪岭，进了火官庙。现在不用盯了牛屁股眼，就要当挖煤的犯人。

他的外号叫“古萝卜”，我问他，你的名字太古了。武祜嘏的名字很难认。祜就是福，嘏还是福。何不叫武福福呢！他说他伯父武石云是名老中医，读一肚子老书。伯父把名字安（取）得这样深沉，别人不懂意思，喊起来又很拗口。结果都不喊我武祜嘏了，都只喊我“古萝卜”。但自进了火官庙到如今，“古萝卜”就失掉了，才恢复了“武祜嘏”的正名。

写这些文字时，“古萝卜”早已成了古人，变成泥萝卜、灰萝卜。可由割牛尾巴毛的事，联想到那个畸形时期，是个神经过敏的时代。一个不留神就可戴上“反革命”，就可指责为攻击社会主义、污蔑红太阳等罪名。写“彻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标语时，就要反复检查，切不要丢了“反”字。画烟雾和旗子飘动时，绝不画成刮西风。讲吃饭问题时要避讳“饿”字。用颜色更要注意红、白、黑三色的处理。总之，提心吊胆，诚惶诚恐是也。

三十  劳燕分飞

1962年壬寅年初，大概春节过后了。一个阴沉的上午，赵书记突然把我叫去，我以为是什么汇报犯人改造情况，或者又有什么任务要去完成。边走边揣测着，来到了办公室。摆在我眼前的是浏阳县法院的一纸公文，内容是其妻刘氏因政治影响提出离婚申诉，征求我的意见。我毫不犹豫地在上面签上“同意离婚”，“但要求缓期判决执行，因为剩下一个孤老的祖母无人照顾，要求待我回家后立即办理离婚手续为祈”。

这其实是个痴心梦想。自女儿夭折后，她就不在祖母身边，谈何孝顺之有，谈何照顾之有！缓期判决执行是毫无作用的。事实上，起心人难留，不管我是否同意，判处离婚是成了定局的。就政治影响而言，为了她本人前途和公社干部的哥哥来说，当是非离不可，离就离了。我只要签上“同意”就行了，何以要浪费墨水写上要求呢？完全是废话，是幻想。

回到床上躺下，双手抱着后脑静下来之后。翻开《古文观止》中的《陈情表》，默默看着，当读到“但以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这一段时，潸然泪下。

几年间，屋漏偏逢连夜雨。自我蒙冤入狱之后，祖父和女儿相继惨别人间。现又妻子离去，祖母成了灯干油尽的孤寡婆婆。恐怖的政治运动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下，亲属等人都自身难保，何况怕牵连影响。祖母要生存下来，我是不敢想象的。我真是大逆不道了！我不忍看到这个好端端的五口之家，顷刻被凄风惨雨摧毁殆尽。可怕的一幕幕情景向我袭来。我感到无限的茫然，一声悲哀的长叹使书本滚下，我无奈，祖母何以终余年！

3月30日，离婚判决书下达，我签字了，没有写上任何意见！深知身子掉下井里，耳朵是挂不住的。李杨林老先生来劝我说：“离了就好了，真夫妻不离，要离就不是真夫妻！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难怪好了歌里说“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我又没死，也随人去了！他轻声解释：犯了政治法的人，就不是人民了，成了没有思想灵魂的另类，叫犯人！终身定为“份子”。没有灵魂不就等于死了一样吗？她不牵挂你，你是空牵挂，离了就好了。

写到这段文字时，我打开《红楼梦》第一回重读了“好了歌”，跛足道人说：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再后在“同舟共济人”中验证了，坏事变成了好事。

三十一  无形的尾巴

收到离婚判决书，也就了却这桩不到两年的姻缘。当年祖父为了尚子平之愿，多亏了他老人家的煞费苦心。虽然女儿死了，传统的承宗接祧是一件未知难卜的后事。我从未想过这件事情的可能与否，心里唯一牵挂的是风烛残年的祖母，或许某一日，她会倒在大地坪老屋的某个角落里，光着（睁开）眼睛在苟延残喘，等待着孙子的归来。

可是岁月不饶人，刑法也不饶人，按1958年3月13日入狱算起，应该还要坐十一个月。对我来说，光阴并不似箭，日月并不如梭。盼望走出铁窗那一天，俨然是一个漫漫长夜，一个遥远的将来。我能挺得过，可祖母是否能熬得过去呢！我无奈地在倒计时，渴望着倒计时日等于零的那天到来。

1962年7月12日，即农历六月十一日，赵书记叫我去谈话，批评我汇报的情况是只报喜不报忧。不能把犯人改造中出现的不良现象隐瞒不汇报，难道都改造得尽善尽美吗？以后要认真负起责来，老老实实向政府反应真实情况。其实，我和我的家庭所受的遭遇而产生的忧愁悲痛已无法承受了。有谁能替我分忧啊！我有什么心思去管别人的事呵！我唯唯诺诺地离开了办公室。

次日，即小暑过后的第六天，正是炎夏了。赵书记摇着蒲扇坐在办公室，我还没坐定，就笑眯眯地对我说，你在这里能认罪服法，有很好的改造表现，你可以受到宽大处理，明天就去矿部管教科办理手续回家吧。

7月14日，即农历六月十三日，天气晴朗。我兴致勃勃地来到矿部管教科。一个中年女干部问了我的姓名后，即宣读了上级的通知，随即把浏阳县人民法院（62）法刑字第100号刑事判决书念了一遍，交给了我，始知：

浏阳县人民法院（62）法刑字第100号刑事判决书

现经本院院长发现本案在适用法律上不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撤销原判，于1962年四月十三日重新进行审理，现查明……根据上述事实，被告等秘密结集，组织读书会，系非法小组织，是违法行为，据此，特改判如下：

1.撤销本院一九五八年六月四日法刑字第568号刑事判决。

2.被告沈博爱、沈皆遂、焦七海进行非法组织是违法行为，视其情节，可予教育释放。

审判长黄达东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二日

我看见改判的判决书，高兴的是能赶快回家与祖母团聚了，能尽一点孝顺，以做补偿。但我又深知改判的结果是留下一条无形的尾巴，死死被法院抓住不放。教育释放还是一名劳改释放犯。在“非法和违法”界定下还是触及了一个法字。说明判刑是介于可否之间，今后可能会为演“捉放曹”这剧戏提供脚本。

拿了介绍信到总务室领了路费和粮票。事务长是岳阳籍来的年轻人。问我需要什么吃的？我只要了几个皮蛋和几条肥皂。几个老乡也送了一些肥皂和毛巾。因为每月发一条毛巾和一条肥皂都有积余。同乡们要我把矿靴和雨衣带回去，好在水田里做功夫。我说，凡是公家发的东西一概不要，凡是带有劳改味道的东西一律不要。我只要两箱书籍和自己的衣服及极少的日常用品。特别是那床猪油渣（棉絮）和菜篮格子被单，不管它烂成什么样子，都要带回去。

这床棉絮是祖母用自织的棉布换来的棉花弹制的，被单是祖母千手万手纺织出来的。自从1958年元月11日（农历丁酉岁）带到浏阳参加整风反右运动，3月13日关进火官庙以来，历时已四年半，它伴随我经历了政治风暴和铁窗岁月的无情“洗礼”，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烙印。7月16日，我抱着它睡过了监狱中的最后一晚。次日迎着晨曦才捆成被包，随我登上返家的归程。至于那口木皮箱，前文已详叙了它的出身史，带回老家是毋庸置疑的。何况里面装着我仅有的一点精神食粮。

在两天时间里与同乡老友话别，回家手续也办好了。图书馆的老蓝也送我两元钱，表示送行。但对前文中写的胡石冰、朱渡河等，没来得及跟他们辞别，很是有些遗憾。

三十二  归途遇好人

1962年7月17日（农历六月十六日），离大暑还只有六天了。农谚说“大暑吃谷”。说明早稻成熟了，能吃上新米饭，农民叫“出陈”。我一大早走出谭家山新生煤矿牌楼时，还回头看了我和付有完写的那七个大字。不是留恋，而是一种回味。我的穿装还是那套陈旧的衣裤，挑着的行李也很不雅观。不像逃荒者也像个落魄人，但我归心似箭，也算是“出陈”了。

好容易才到了湘潭市。这次不要到十八总坐轮渡，而是从新修的汽车桥上直奔轮船码头，也是原来到湘潭师范读书时的老码头。湘江还是那条湘江，码头还是那个码头，可是这个当年来这里乘坐的学生变成了劳改释放犯。当年的踌躇满志已变成了黯然神伤前途渺茫。当年挑着龟纹笼子从这里上岸坡，这次是挑着菜篮格子被单套着的“猪油渣”挤上轮船，当年是……现在是……

我不敢挑着这个行李去昭潭书院瞻看“丽泽堂”那块金字匾额了，或许母校还留有我的一点足迹。直到1992年潭师八十周年校庆时，我还是没有去。因为教我的老师都已在历次运动中“不禄”了。

湘江北去，旧梦依稀。只有那个大拐弯的水域，那个叫易家湾的地方还留有一个熟悉的印象。上午到长沙市水西门码头上坡后，直奔天心路的老汽车站，幸好赶上了到永安镇的班车，人货混装，颠颠簸簸地赶到永安，正是日头当午脚踏脑壳影子的时候。

在一家饭店买了一个钵子饭和一个炒豆角。饭店里吃饭的人很少，可打游击的却窜来窜去。甚至有两三个坐在我的左右等着我的剩饭残羹，眼睛滴溜溜地瞄准我的饭菜。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法把饭菜吃下去。我只得把筷子丢下，叫服务员收取饭钱和粮票。服务员说，这是顶好的，还算是恭敬。有的客人还动筷子，就被抢走了。你的饭菜不多，只等你剩下的，就是够文明的了。这些人赶都赶不走，来了也好，把碗舔个精光，容易洗些！抢点剩饭剩菜也不要紧，只要管好自己的钱粮什物就是……

原来自大跃进大办公共食堂以后，亩产几万斤的卫星上了天，大多数的人民却饿得下不了地。虽然刘少奇提出了三自一包、见缝插针的政策，饥荒稍有缓解，流浪的乞讨者依然很多。虽然快到“大暑吃谷”的时候，仍处在青黄不接的关卡时刻。饭店出现的这种现象，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不足为怪。我因为在监狱里，没经受大跃进大办食堂，大放卫星的这个畸形社会阶段的“洗礼”，就以为这是很奇怪的社会现象。

饭后我即挑着行李来到捞刀河边的沙滩上等对面的渡船返回来。坐在我旁边的瘦削的中年男子，原来也是过渡北上的同乡人。他是个憨厚老实的农民，说是送东西到了长沙老弟那里。并说他老弟叫尹崇鲁，在长沙工作。

我说你老弟是我在永兴寺的同学。你们尹家还有尹邦达、尹信达、尹进达等都是在永兴寺的同学，十几年都没见过面了。我去永兴寺读书，都是走你们尹家大厅里穿过插近路。我住在桃美洞，我们只隔一山一垅。还是本地的熟人呵！还是同乡呵！我只说是我从湘潭来的，没有透露我是从劳改队释放回来的。他帮我把行李送上船，又帮着提下船，于是一路向龙伏方向走去。我虽然挑着行李有些吃力，但遇到一个同乡做伴，边讲边走，也觉得轻松不少。

过了峡山口来到伍家渡地段坐下来休息了片刻。他说我的扁担不好，他有绳索扁担，要把我的行李重新绑捆一遍，要替我把行李送到屋，说我不是做工夫的人。长路担子难担，他是做工夫的人，担惯担子。我真是谢天谢地，能遇上这样的好人。真是出门遇了贵人，太有缘分了。我实在是吃不消这个苦，就说，请你吃累帮忙，我不知要如何来感谢你。跟在他的后面向老家走去。一路上，他很少言语。他只说了一句，走长路不要急性，不怕慢只怕站。四大步慢慢踏，截豇豆角一样，越截越少。

回到大地坪老屋时，一片寂静。从小花园那边的碾石房里找到了祖母。我俩拥抱痛哭一场后，祖母就急忙量米填了铁炉罐，蒸了一个鸡蛋。还蒸了一碗酢了米粉的旱鸭肉。她说这是酢了几年的旱鸭肉，鸭肉都融在米粉里去了。我忽想到一句俗语：儿子留给父母吃的只留一昼，父母留给儿子吃的要留臭！确实如此！也是跛足道人说的不错，“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这个好人叫尹用益。饭后他不肯接受工钱，说是地方人，路上碰到了帮个忙，是不要紧的！临走时还道声多谢少陪，就从大地坪的门口向太和横着走去。我目送着他过了太和桥，上了网江岭，消失在一片松林中。

后来我和妻子做上门串户的缝纫时，也到他家做过。可是他硬要把工钱算给我。说我是遭了难的人，不是遭了难就不会去做裁缝的。工钱要算。以前帮我担行李是路上碰的，难逢难遇，帮个忙是件小事。依然是那样的厚道和诚意。我深受感动。

我平反复职后，他又多次到蹉跎坡新居来看我，也到龙伏中学来过两次。仍然是一句老话，来看看我。有时说声“也罢，你现在好了”。给他一点简单的招待，临走说声“烦情少陪”就出门。

四十七年之后，听说他中风了，我总觉得欠了他的恩情。2009年，己亥岁，清明节回老家祭扫祖母的次日上午，天气晴朗，我沿着江贤小学旁的水泥路向西北，翻过啼鸡岭，到了上马头源田垅，就是尹家地段，属社港镇江村，现与日清村合并为清江村。沿田垅东侧山边的水泥路到了山嘴上，终端就是新建民房最集中的地方。山嘴东侧是小水库（人工山塘），西侧是尹家大屋老地址。

老屋老路变成了新楼房新道路，对门山边的尹家祠堂不存在了。烧青瓦的老窑没留下半点痕迹。在这个没有老旧参照物的环境中，使我感到陌生。其实，1950年我在永兴寺读书时，每个月往返要从尹家大屋里穿堂而过八次之多。况且还有四个同学是住在尹家大屋的。1970年前后，我和妻子也在大屋里做过上门缝纫工。时过境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熟地”成了“生地”。一个旮旯的偏僻地方竟楼房林立，阡陌成了驿马大道。这里本全是纯尹氏家族聚居，小组合并后，已有潘、喻、张、宋四户杂居其中。

老尹住在山嘴的中心地段的新楼房里。这里是他和妻子陈国初与他的小儿子住的楼房，其他三个儿子各建一栋楼房也在附近。我一进门，他的妻子就认出了我是做裁缝的沈师傅。给我泡了茶之后，就从内房里把中了风的老尹扶到大门口坐下，拐杖傍大门框搁着。

老尹还是那么干瘦，一双带灰色的眼睛深藏在旧呢帽的帽舌下，露出无力的眼神。口里吐出微弱的问候声：你现在就好了。也罢！我自中风以后，什么都做不得了。好得四个崽都蛮孝顺，生活上全靠妻子国初招架。今年七十七了！他们（儿子）靠作田打工都起了新屋，生活还可以。如果还搞集体，靠工分吃饭就不得了。

我临走时，送给他一些保健食品，并表示对他的感谢。他的妻子马上拿出两块腊肉和鸡蛋打发我。我只能坚决谢辞，安慰老尹几句就告辞了。他的妻子把我送到山嘴下才回家。并拜托我说：外面有什么轻松的路子搞，请多关照呵！吃累不赚钱！劳力蛮造孽哟！沈师傅要记住留心呵。等一下，把你的电话写给我……

第七章  祖母与我

一  相依为命

老尹走后，我迫不及待地去察看老屋的每一房间，每一个角落。虽然只有五个短短的春秋，但对于我和祖母来说应算是漫漫的长夜，度日如年，是五个残酷的春秋、五个悲痛的春秋。

祖母指着我曾经的洞房，也是书房说：这里是你婆娘带着“红妹子”住的，自“红妹子”要得（夭亡）以后，她很少住。大多时间住在毛家嘴（娘家），后来她与你离婚走了。就只剩下一张空床和一张空书桌。这床上的铺盖是邻居巧生的，她离婚回来，暂住一下。

说到这里时，巧生进来把铺盖衣物拿去了。我回来的消息像放石灰线一样很快传开，邻居们都来看我这个落魄的人。房子空荡荡的，楼板下的吊脚扬尘和窗台角的“八卦阵”（蛛网）更增添了一分凄怆景象。

祖母从她住的隔壁房里搬来了蚊帐、被盖和一个单人枕头，把空床也充实得显点人气。屋角的木衣箱，也寻来旧衣服垫在底部，徒然表示不是空箱而已。是夜，我就在这床上度过了不眠之夜。千思万绪，感慨萦回。正是俚语“九江鱼儿归了九江”，离燕归了老巢。

我把带回的书籍杂志塞满了书桌的几个抽屉，桌面上摆上仅有的一只烂水笔和笔记本，寻来一个竹筒代做笔筒。不过后来我在笔筒上刻上：

日出而作，日没而息；

食足衣丰，自食其力；

利尽三余，荷耒自习。

这种不伦不类的所谓座右铭，既不言志，也不表情，仅作为今后耕读为本清高度日的打算。可现实并不能这样清高度日，社教时有人抄下来密报了醴陵工作队。虽然没惹出很大的祸来，但往后的日子更加艰难曲折。证明了我期望的清高是天真可笑，何谈丰衣足食乎！况且这个书房也不能振兴，已是毫无生机，大伤元气，不过是夜眠八尺之地的一个栖身之所。每晚在煤油灯下一番折磨之后，倒在单人枕上于冥冥中入睡，不知度过了多少这样的长夜。

这房的后门朝着长满钩藤的高。回想几十年前，一张楼梯日夜靠在高上，时刻准备着从这梯子爬到后山上去躲兵。祖父母带着我去新塘冲躲日军，就是从这里黑夜逃离的。靠厅堂一面的墙上曾挂着一副写着“双手推开窗前月；一石击破水中天”的婚联，现在只留下几口钉在墙上的锈钉子，挂着几件旧衣服。

住房的前间是沧桑的客房，只剩下刻着“长生不老”四个字的竹躺椅。祖母说，你阿公就睡在这竹椅上落气的，落气时还睁着眼睛望着你回来，真作孽！到死还惦记着你！

我的住房有门道到内房，那是祖母的住房。她说大跃进办食堂时，这个门钉死了，只留着墙角的一个猫眼（洞）封。我的住房做了保管室，正厅打灶办食堂，其他房子都占了，侧屋做了吊茅厕。她就缩在这间房里，也只剩下这一间了。

我家的小私厅，其实是餐厅。自1958年带来的家破人亡，餐厅已是名存实亡了。结满灰尘的餐桌推到角落里，当年天伦乐聚，杯盘狼藉的情景，在俯首之间皆为陈迹，岂不悲哉！

祖母在祖父的碾石房的角落里架起炉灶，这就是她现在的厨房。

碾石是祖父遗留的手泽，已蒙上一层厚厚的尘土，无人问津。余下的空间是一个角落。祖母的灶台是用三块土砖架在一个衣箱托架上，灶膛上的小铁锅，开的坼缝延伸到了锅底，只能用没开坼的一边炒菜，看起来一边高一边低，炒菜时能看到坼缝下面的火苗。祖母说菜少油也少，半边锅也可以用得。

灶台旁吊着一根留有竹枝短桩的竹梢，挂着煮饭的尖底小铁炉罐，提手用铁丝扭着。还挂着汤罐、筅把、丝瓜络、抹布等东西。靠灶台放的吹火筒和铁铗是祖母最重要的烧柴工具。一台手推磨也搁在灶台左侧。她说若是捡到一点稻谷穗子和麦子，甚至是稗子，也连壳皮一起磨成粉，简称糠麸粑粑也算顶好的东西。

小餐厅门口的小花园夷为平地，因为餐厅侧边的房子改成了食堂的吊式公厕，出入的人很多，花木自然就蹂躏成了一块硬土了。只有下水坑边的无花果和丝瓜藤还幸存着。祖母说，这两种东西还救了她半口命。透过小院能望到的古枫还直插蓝天，不过它也只是暂时的幸存者，虽然没在大炼钢铁洪流中葬身高炉，最终在社教时被砍凄然倒下。

祖母住房的楼板上是书纸狼藉，满楼板的书和纸是几次抄查留下的现场。还发现几封我从看守所寄回的信件，有的内容被浓墨涂盖掉。抄查时翻遍了所有的书本，当然是为了找到反革命罪证。不过我从这些乱纸堆中，清出了十四卷木刻的《聊斋志异》和四十本装的木刻《康熙字典》。到社教时我为了避祸把《聊斋》泡在水里销毁了，只留下《康熙字典》沿用至今。这是劫后唯一幸存的有用的书籍。

祖母说：楼上陶罐里的米粉腌的旱鸭肉和半斤茶油，还有几升大米，留了几年，是给你回来吃的。我有把握，我心里还镇定。我一个人守了这几间空房，我是有望头的。我知道你不会犯到那种田地。我没死，还是等到你回来了！望到了这一天！

二  救命的猫眼洞

我对糠粑粑很想尝试一下，原因是糠粑粑为那个年代的人充了饥，祖母当然是经常食用的。而那时我恰好在谭家山监狱里饭是能吃饱的，于是想搞个忆苦餐，体验吃糠粑粑的滋味。祖母把少量米拌在谷糠里，用麻石手磨转了几十个圆圈，就磨出了一堆糠粉。

祖母说：“不加点米磨出的粉，不能调成糊，糠粑就做不成，并且要用油煎，不然堵在肠里走不动，屎也屙不出来。很多人吃了糠粑粑要挖屁眼，也有把屁眼都挖烂了的。不过那时连糠粑也得吃了，屁眼也不用挖了，只好饿死。

“像秋长子两公婆、五麻老、华麻老他们都是饿死的。云公祠和刘家祠堂住满了水肿病人，煮点黄豆枞毛（松针）水喝了，有的度了命，有的在劫难逃。该当是这个劫数。你阿公是水鼓症（腹水）死的，不病死也要气死，不气死也要饿死，都是遭这一劫的。”

我吃了两个糠粑粑，进口很香，可只能囫囵吞下。用牙齿一嚼，糠尖子就塞满牙缝牙床，两边痰袋就像沾满沙子一样的难受，不敢往下吞了。我深知这糠尖子不但阻塞肠道，还有导致盲肠炎的危险。“再不要吃了！”我说，“怕糠尖溜到岔肠（阑尾）里去！”祖母说她的老肠不要紧，宁愿做个饱死鬼，不想做饿死鬼！“那年在边打醮，抛好多的斋（米粉粑粑），就是给饿死鬼吃的。”

我说饿死一些人，你都能活下来，也是福大命大！她就摸着两只耳朵说：“大跃进一来，你阿公一死，你女儿一死，你婆娘一走，我是该急死的。你又关在县里，剩了我一个老婆婆。我又急又气，我的两个耳朵都干枯了。都说我要死，我也蛮怕死。你回来失了几个人，只剩几间空房子。你一定受不住。所以我还是要撑住，撑到你回来。天老爷保佑我死，也保佑你救了口命回来了。好了！不会死了！还要看看你的下半本，就是一出戏！

“食堂就办在上厅里，对门屋场的马头源和石江陂的人也要跑来这里吃饭。办大食堂要跑好多空路，浪费时间，又挤又吵！后来才把食堂分开改小了。我只能等到最后去领饭菜，怕现世露眼，自己是反革命的阿婆。不过我没有白吃饭，大队安排我带个小孩，就是楼里屋场的异伢！你的女儿也一起带，其实是带两个。吃累不要紧，就是怕出事，只能带好，不能带孬。并且只能把异伢子带好，不能分彼此。只好把自己的曾孙女疏忽一点，多哭几声。后来食堂的定量不断减等，最后就只有几两薯丝一天了。到吃光的时候，食堂也办不下去就解散了。”

“一个猫眼洞（猫洞）也救了我的命。”她又说。

“你的睡房做了保管室。徐灿霞当粮油保管员住在这间房里。到我房里的门虽然钉死，但门边的猫洞还留着。我从猫洞里看到床底下有一堆生红薯。我就打了做贼的主意。从楼上寻到了你小时扎泥鳅的针扎，换了一个长把杆。每次从猫洞里伸进保管室，到床底下扎两只红薯，就解决一餐。这也是救命的机会。后来食堂解散，就得红薯扎了。到了无法可想的时候，只好把小院子里的无花果叶也吃了。后来种了一蔸丝瓜，到了秋天，吃完丝瓜吃叶子，吃了叶子吃瓜藤瓜蔸。那次是硬要死的，可是没死，又过了一关。

“还有一桩事，也把我吓死了！就是地方传谣说你要解到龙伏来枪毙，有时间有日子！地方也瞒着，我一个人蒙在鼓里！只有尚友（姨侄女）怕我着急，专门来做劝解安慰工作，把这个消息直接告诉了我。我很有把握，我说我的博爱没犯到那个要命的地步！我不相信！我能预料到！要枪毙一个人，也要通知家属的。后来等到那个枪毙的日子，也风平浪静。原来是上个屋场一个姓陈的造的谣。如果真有那样的事发生，我只有跳塘上吊，留了我口老命有什么用！可是谣言没有吓死我，又过了一关！

1961年狱中画祖母像

“食堂解散后，你舅阿公迁住在芦仙寺，偏僻的内山里，见缝插针，偷偷搞点小自由。肚子保得住了，也节省一点来接济我。算是牙齿缝里剔出来的。搭帮他，我的生活也就混得过去了。总算是过了几关，保住了这口老命。只等最后一关了，就是望着你回来。”

我说食堂解散了，用水和柴火也是挺困难的，小脚女人走路都困难。挑水要到张家井，烧柴要上山。她说，“顺钦、锡钦（娘家的两个侄孙）要到龙伏读书，顺路来帮我挑几担水能用好久，有时他们也从芦仙寺带点柴来。这是你舅阿公安排的，还有土改前在宝乔祠出生的沈神山，说小时候我带过他，也来帮我担水。算是有点情谊。现在还留着的几升米和一点茶油也是你舅阿公送来的，一直留着你回来吃。你看那用米粉酢的鸭肉都化成米粉了。几年了！”

三  南瓜饭

是年农历六月十七日，也是我回家的第二日，即公历7月18日，是我大哥淮溪的生日。我领着祖母从后山穿过皂角冲，顺田垅而下便到了他的住处——麻土庵（昙云寺）。

昙云寺是个很小的庵子，只有三开一进。自土改时把清风和尚赶走后，曾办过私塾，现在是太白大队的办公地址。大哥的三开一进土砖瓦房就建在该寺的西侧，也负责庙里朝三暮四的钟鼓和香火。没有报酬，图个菩萨保佑，费时费点灯油钱也是心甘情愿的。

大哥当生产队长，还是有点话事份。在屋前屋后的空闲地方，大茶树林的间隙里种些麦子、蚕豆等冬种作物，就大大解决了肚子问题。组上人也不平账，都各自挤在早夜时间里捞点小自由。这种自救的积极行动叫见缝插针。所谓“缝”是指集体耕作面积以外的空闲边角地带。如塘排圳边种丝瓜、豆角、南瓜等。冬播的插针收获成了重要的主要杂粮，集体生产分配的稻谷是有限的主粮。

大哥喜欢喝酒。见缝插针除解决了肚子问题外，还偷着用麦子蒸酒。他和嫂子及儿媳两个，还有两个女儿，几乎六个劳力。集体分配、相比之下要比别的户头高，所以他的生活情况可说是过了肚子关。但肉食很短缺，因为没有余粮喂猪。

我们刚到大哥家里，厅堂里已坐了一些拜寿的亲朋好友，还有几个大队干部。一则是拜寿，二则也是来打个饱腹。这样的聚餐是好几年没有的事了。地方都知道淮鸭婆（大哥绰号）的情况转得快，油水虽不多，肚子是可装饱的。可是大哥没有煮敞甑饭，还是只蒸了四两米的钵子饭，多蒸了几钵调整机动。由于桌上的菜还很丰盛，加饭的客就很少。

祖母能够完成她的本分。我只吃了半钵，另一半分给了旁坐的熟人。桌上的十道菜，素多荤少，分量很足，不过还是来了个“十光政策”，俗话说“猫儿洗脸”，加上麦子酒的助兴，大家都吃的很痛快。其特殊时期的十样菜单如下：

猪肉炒萝卜一碗，蒸鲫鱼一碗，泥鳅蛋汤两碗，田螺黄瓜一碗，挂面一碗，麦子粉团一碗，苋菜一碗，南瓜一碗，蒸鸡蛋一碗。

但较之21世纪的“农家饭庄”、“某某柴火饭庄”、“农家乐”等名目繁多的山庄饭庄而言。大哥的酒席也不十分逊色，是典型的农家经济素餐。

饭后继续传递着盛满白酒的茶碗，嫂子送着茶水。大队干部讲的是当年双抢（夏收夏插），亲友讲的是见缝插针，说住在蛇嘴岭内山里的天老喜（刘天喜）收了很多包谷豆子，晒了很多薯丝，还喂了土猪，把杂粮运到小长沙换成米，还卖些钱，不愁吃，不愁穿。住在高山上，集体也搞不出名堂，好多空地由他种。还是内山里好些，内山人是饿不死的。

又说石江陂的陈仙仰是个勤快人，不只见缝插针，无缝也插针，把土担到石板坡上也种豆子，真是勤耕不饿苦耕人。有的说，不是搭帮刘少奇，你有针也不准插。放的卫星又不能吃！还搞几年，都要得浮肿病，都要去吃黄土，都要去守松树。

七嘴八舌各讲各的，很少人问及我的情况。这时大哥把盛了烟丝的纸盒端出来，向每人发了一张长条形的书报纸，要大家滚个喇叭筒。说起以前没饭吃，连烟也没吃了。今年栽了几十蔸旱烟，烟也是一份粮，今年就不愁烟粮了。

我姐夫就说：烟虽然是份粮，有些人老是吸不上瘾，阎王老子就没配他的烟粮。吸烟也分贵贱等级的。高级干部大前门，上级干部喜相逢，中级干部大红金，下级干部开后门，农民只抽喇叭筒。另一个人说：没饭吃的时候，有的人饿不死，也是有等级的，社员喝糊的，干部吃团的。社员糊的喝不饱，干部团的用油炒。

一个手托长杆烟筒的老头叫秋烂皮，站起来要大家不要讲了，他说，世事不由人算定，一生都是命安排，该死的还是要死，不该死的还是不死。富贵由命不由人。阎王欠了你半升米，哪怕你睡到日上三竿起……

一阵天经地经之后，都起身告辞，说声烦情厚扰都走出大门。大哥说声破费，简慢，回到厅堂里和剩下的亲属们又扯谈了。当然，首先是问我的情况。二哥阳溪、三哥湘溪和堂弟裕景都来了。我婴儿时喂我吃米糊的婶婶和我祖母坐在侄媳妇内房里，我两个姐姐也在听他们翻陈古八年的烂布袋。

我把这几年的情况向大家叙说一番，并对他们的关心表示感谢，并着重感谢二哥三哥两个来谭家山探望我的事。并说今后的去向只能任其自然，也不想回到那可怕的知识分子队伍中去。等几天去浏阳法院交关这次回来的事，一切只能由政府来处理。并且很想和祖母生活在一起，尽一点孝顺，作为对她老人家吃尽苦头的补偿。

大哥说：“你出了事！搞个家破人亡，死的死走（离）的走（离）关的关。所有亲人都很同情。可是大跃进一来，把食堂一办，卫星上了天，老百姓就下不得地。不病死就饿死，两个叔叔也饿死了。大家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无能帮你，对黄阿婆（我祖母）也没给什么照顾。好得天老爷保佑，大家在座的都过了这一关。今天都能来拜寿，都能坐在一起吃餐南瓜饭，也算是个福分。”

“先把家里收拾捡个场，再开过一场亲，慢慢恢复一个家庭。现在可搞见缝插针，先解决肚子问题。我屋后的山垴上有两块闲地，棉花畲那边的土地湾也有两块土，你去搞点作物。要阳拐子（二哥）替你修好锄头工具，缺了什么来我这里拖就是。”

大哥留我们吃了晚饭才回到家。我回去后听了他的安排，也种了一些秋播冬种作物，不过收获甚微。

祖母安慰我，你现在还没吃下定心丸子。有力无处下，只能慢慢过。明天我们去芦仙寺看看舅阿公吧！

四  芦仙寺

在兵荒马乱的童年时代，跟随祖父母在洞庭黄家大屋场的舅祖父家住过一段时期，后来又由此溯水而上，在灵官嘴住了几年。芦仙寺坐落洞庭黄大屋场上游三华里的地方，是去灵官嘴的必经之地。但我很少进去，对它没有很清晰的了解和深刻的印象，对于洞庭黄大屋就了如指掌。我曾在潭师毕业后，坐在大屋场对面的豺狗坡，画了一张洞庭黄大屋全景图，下起“松樟结义”的岭口，上至黄桠树下的木搭桥。这张图虽在抄家时清查去了，但大屋的大厅小巷、屋宇布局结构和周边环境，一点也不模糊地烙印在脑海里。

这次和祖母去芦仙寺，路线还是大致相同，同样要经过洞庭黄大屋地段。然而该地却已经修起了洞庭黄水库，所以这次我和祖母过了欧家，进入毛家嘴的像风车弯曲摇手那样的弯岭以后，只能沿着左边的山路登上水库堤坝的溢洪道口。右边的虎形湾（四亩湾）建了一座洞庭水库指挥部。过了溢洪道，就是一片汪洋，全是山影倒挂的水域。我只能扶着祖母绕过山嘴山坡的小路慢慢前进，右边的水面不时激打着岸边的泥土。

走到豺狗坡那个曾经写生画景的晒谷坪边，祖母用蒲扇垫着坐下休息。我审视着对面的水域对祖母说，还有两只大樟树的尾巴露在水面，大屋后面的祖坟还露着青石做的四柱三关，水已淹到拜坛了。祖母擦着红润的眼睛叹了一声气，美田老子（祖母的父亲）和（祖母的母亲）葬在下张坪里，你坐牢去了来不及帮着迁出来，现在都浸在水里了。今后等干了水库还是要改葬到高些的地方去。

“不要着急，今后我会帮助训钦（祖母侄孙）把筋骨捡好装在筋罐（口小肚大用来装骨殖的陶器）里，改葬到山垴上去，永固千秋。”我安慰她说，“大屋浸在水里，但留在我心里，不要想它。慢慢走吧！”一样的进坡出嘴，经过石嘴坡、土地堂、中兴庵、青头坡，最后横过踏水桥，便到老屋场姨祖母家。

这是以前去灵官嘴落脚休息或打中伙的老地方。水库的水面已淹到门口的沙滩上，这里属于库区淹没区，后来姨祖父全家迁到南普寺张家。我拜望了姨祖母家之后，扶着祖母再绕着蛇嘴岭上行半华里，就到了芦仙寺舅祖父家。舅祖父等几家是从被水库淹没的洞庭黄大屋迁来此地的，后来水库水位淹到了芦仙寺，他们家就再迁到均家坊，但舅祖父本人却是在这芦仙寺去世归山的。

五十年代的这些水利工程，首先受影响的，就是住在内山里的祖母娘家的这些亲戚们，基本上是被水库不断上升的水位一赶再赶，一迁再迁。

芦仙寺的后山是南向的虎形山，寺庙就建在山下的台地上，三开三进，由长沙人志达和尚管理香火。同时这寺内还办了个十几个学生的初小班。舅祖父黄季堂就住在寺庙的西侧。

寺庙的周围是竹林掩映，古木参天。寺后的古松，有很多枯枝，像虬龙，似鹿角，与古桩盆景中的白杆一样更显古老苍劲，但都敬畏是神灵所居，无人敢去采樵拉枯。焦家岭蜿蜒而下的一脉蛇形小山，从东侧延伸到南边的溪流边，西边偏尖岭的一脉山石像尖刀一样斜插到溪边，两嘴相接把河水逼在一条狭缝里，由一座木桥连锁着。上游的水绕过大湾后才从桥下流入库区。

寺庙的前面是数亩农田，形成一块开旷的月形湾。本地人把这个地形称为“铜锣转水”或“螺丝晒厣”。地生（风水师）说这块风水宝地被关夫子占了，真是天下名山僧占多。但后来水位升高，芦仙寺也淹了，住户当然也迁走了。至于寺号为何取之芦仙，无从考察。舅祖父在这里逝世时，寺堂暂作灵堂，山门上的哀联是我撰的，曰：

哀哉芦里

静也仙乡

我和祖母在这里住了两夜。祖母和舅祖母翻着旧事，总是讲不完，又害怕旁人听见，都打着舌声。祖母在他们七个兄妹中排第六，大姐早年过世，三个老兄也相继辞尘。在世的哥哥排行第四，妹妹住在下面老屋场排行第七。他们三兄妹往来密切。

舅祖父无子，从远房亲属过继来一个孙子，叫黄训钦，是我唯一的一个舅表弟。表弟只读了完小，但写算俱齐，当上生产队的会计，后来当过一届大队的治保主任和支部书记。由于有点经济头脑，家庭越盘越好，成了相比之下的好户子，也招来红眼和嫉妒，背地里都叫他“洞王”。

舅祖父是个牛高马大的庄稼汉，地方都叫他季长子（名季堂），不仅会作山种土，还有种植蓝草和把蓝汁加工成靛的技术，闲时也做点木工。做事喜深思熟虑，镇静踏实。他遗下的木匠工具，我用一箱蜜蜂和表弟交换了，就成为我后来做木工的主要行头，一直沿用至今。舅阿公对我说：“艺多不养身，收益在于精”。“先要学会做好，不要贪多图快”。“工多艺熟，柴多饭熟”。以后我在十几年的手艺生涯中，时刻记住并付诸于实践中。

我向舅阿公汇报了自己五年的情况后，对他们全家的关心表示感谢。特别是对祖母的接济，使她渡过了难关，能大难不死，能幸存下来。我不能忘记他们的大恩大德，保证今后很好孝顺祖母，作为感恩的回报。

“舅阿公不关心你阿婆，谁来关心！”他郑重地说，“好在我们自己没迁到里来，好在朝牛角尖迁了，迁到芦仙寺，天高皇帝远，干部也不想跑到水库尾巴上来检查。还得人来号召见缝插针时，我们就已经偷偷种些瓜类蔬菜，也种些杂粮。有菜半年粮，无菜半年荒。只要节省到两升米一点油，就叫训钦送过来，顺便担两把棍子柴。你阿婆也可怜了，前世造了孽。一个好端端的家庭，供你读了书，当了教书先生，可祸从天上落，搞个家破人亡。现在你回来了，阿婆有靠了。不要紧，慢慢来，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记住！要替我画个像。”

几年后，舅祖父母相继去世。我画的水墨写生像，是对他老人家的唯一留念。

“再开一场亲，复起一碗水，生发了又是一个新家庭！”这是临别时舅阿公的祝愿。至今犹弥耳际。

五  祭祖父

主要的亲属亲戚都走访了，应去浏阳法院报到听候发落了。我来到浏阳人民法院，接待我的法官是黄达东。他是这次改判教育释放的经手办案人。他询问了我的情况后，说这次改判是党和政府的光明伟大。虽然撤消了刑事处分，但组织读书会还是非法的。今后的路还要好好走。

又说：你的同案犯焦七海要求去教书。我们开了证明和介绍信，他已去北盛中学教书了。你如果有这个要求，同样介绍你去教书。

我深知读书会的平反是不彻底的，留了尾巴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并且反右后期处理右派时，我是交与司法部门的在押人犯。当刑事问题解决之后，右派问题一定还是个政治隐患，也即是未来的政治尾巴，或许还有更可怕的政治打击。所以我毫不犹豫地说，几年的政治灾难，已弄得家破人亡，家里只剩下一个幸存的祖母，我决定与祖母相依为命，尽其一点孝顺之心。

黄最后说，法院会派人来处理善后问题的。于是我次日即回到家里，但心里总是有件放心不下的事在纠缠着。

祖母说：“你阿公死时，只有棺木，是在灵官嘴躲兵收债时订做的，后来贴了皮纸加了生桐油，还算蛮好。只是生前没打生基（活人墓），临时挖个坑用半坑砖拱的，马马虎虎地下葬了，就埋在后山的焦家岭，很近。

“后来有人说是这个地方跨了后山的龙脉，对大屋场不利。当时在搞大跃进，这事也再无人提异议了。又不是我挖的，也怪不得我黄正兰。现在，你回来几天了，也该去看看阿公，他为了你吃一肚子空累，死都不闭眼睛，一直没望到你回来送终。明天就去，我带你去，你寻不到，那里有好几座坟。”

大暑后一日，稻穗打了黄露弯了头。邻居们都议论着“大暑吃谷”的农谚。这是青黄不接的最后一段日子了，都在等待着开镰，苦愁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希望的笑容。我和祖母似乎不太关心这大暑吃谷的事，而是悲痛泪洒愁肠断，准备着下午去上坟祭奠的事。

道家禅理是上午为阳下午为阴，故治丧时是在讣告上写明：“日晡焚化明器”。阴阳是个对立的互为衬托的两个抽象概念，故日为太阳之宗，月乃太阴之象的说法。

祖母把所谓斋供，也假称三牲放在小竹篮里。一个鸡蛋（正祭九个），一只淡干鱼（正祭三斤重大鱼），一块豆腐大的猪肉（正祭三斤重方肉），三根香和一对上了霉斑的烛，还有一叠纸钱是祖父死时剩下的。祖母说阿公喜欢喝茶喝酒，也要准备好。她说要放一挂鞭炮，不放鞭炮怕阿公睡了不醒，山神土地不晓得。

我于是到刘家祠堂的代销点买了一斤戏称毒杀风的白酒（当时也只有这种用野生植物如用萆薢、土茯苓等块状根蒸制的酒，用硫酸催化，大量酵母发酵而制出，喝下去很打脑壳，有钻刺针扎的痛感，粮食酒要凭关系才能搞到）。但没买到炮竹，后来向邻居借来一挂两百响的挂山鞭，泡了一碗浓茶。总算是都准备好下了。

下午日已西偏，应是称之日晡的时候，当是带有一丝阴沉气氛的时候了。祖母扭着小脚在前面领路，我提着篮子跟着来到了祖父的坟墓前。祖父的墓坐西向东，与大屋场的朝向一致。道口（象征性的甬道）是用不规则的乱石砌的。坟堆长满茅草，像个毛毡帽顶。周边没有树木，只有几座紧靠的坟堆，茅草中隐现出一截褪了色的挂山（扫墓）签子。而祖父的坟顶什么都没有，成了无人祭扫的无主坟，这是家破人亡的结果。

我把三牲茶酒供上，点燃了香烛之后。祖母就跪下说：苍麻老呵！你的孙博爱回来了。今天来看你。你真作孽，到死都没望到他回来……就嚎啕大哭起来。等她哭完了，她也心里好过一点。我陪着她跪在旁边，只是泣不成声。烧化了一叠纸钱之后，我点动斋供和茶酒，表示奉献。

为了去祭奠祖父，前一夜我通宵赶写了一篇祭文。祖母坐在草蔸上，擦着红润的眼睛，听我读着悲痛欲绝的祭文：

维

公元一九六二年，岁次壬寅，季夏月下旬之三日。不孝孙博爱虔具三牲酒醴钱帛之仪，焚香秉烛，跪祭于故祖考沈公苍松老大人之墓前而泣曰：

呜呼！

哀吾祖父，毕生劬劳：三尺童躯未硬，别离贫苦之家。

从师染业，为生计之所依。

屈委童工，受斗筲之苦凄。

波奔异乡，辗转长潭店铺。

流离僻壤，受雇浏永山城。

东寇侵华，乡土屡遭蹂躏。

举家逃奔，山区避敌谋生。

土改风云，难以重操旧业。

改行易辙，奈何弃艺从农。

戊戌孟春，我受冤案羁身。

云迷仲夏，祖父忧病辞尘。

人亡家破，遗下祖母孤身。

呜呼涕下，不尽陈情。

哀吾祖父，养我劬劳。生吾三月，母病身亡。移花接木，祧祖承香。派系为孙，胜似儿郎：

祖慈催奶哺育，阿公熬药煎汤。

祖母抱吾讨奶，慈恩传颂地方。

日夜蒸糊喂养，至今口泽尤彰，

祖父长途跋涉，购回糕点糖浆。

祖父恩同生父，祖慈胜过亲娘。

跪乳羊羔之义，鸦当反哺情长。

祖父魂归净土，九泉瞑目安详。

祖孙相依为命，孙当孝顺诚惶。

哀吾祖父，教诲劬劳：

冬夜围炉口授，诵读三字经文。

始知人初本善，古人映雪囊萤。

苦卓不亡勤勉，悬梁挂角负薪。

口诵赵钱孙李，手抄杂字俗文。

提携躲兵逃奔，山区拜孔启蒙。

私塾无缘辍学，七天增广贤文。

入读六年小学，宝乔南普永兴。

柴米书箱铺盖，全劳祖父送行。

送我浏阳就读，肩挑百里远程。

护送湘潭三载，长途苦受风尘。

祖父甘心负重，一心望子成龙。

哀我祖父，劬劳未泯：

八代祖宗种地，寒门出个文人。

也算荣宗耀祖，昙花只现二春。

可叹沉疴不起，祸从天上降临。

忧病西辞不归路，人亡家破目难瞑。

“最后早餐”成永诀，泪干肠断动悲声。

房空人去音容杳，黄土一堆隐蒿丛。

陈肴献酒无人品，化纸焚香致虔诚。

九泉安息归净土，为冀阴灵佑后昆。

灵其不昧，来格来尝。

尚飨

很长时间才读完了这冗长的祭文，祖母听不懂，祖父也不知，完全是我在冥冥之中的表白。祖母从茅草地上慢慢地爬起来，“可惜！你阿公什么都不知道了。你把你的心思都向他说了，透出来就好，你的心里也好过一点”。祖母边拍打屁股上的草叶灰土说，“收拾好东西，把酒和茶洒在地上，把百子鞭放了，好回去搞夜饭！”

扶着祖母走出坟地时，我问祖母，女儿的夭坟在哪里？也想去看看。祖母说我哭了好久的祭文，也够伤心了，不能再引起我的伤心。挽着我的手往回走，硬着喉咙说：

“她坏了（死了），我独个在号啕大哭，邻居就抱着她埋了。第二天，我带个擂槌，提几碗水，慢慢爬到后山垴上寻到她的夭坟。我用手敷上一些土，把土浇湿，再用擂槌槌紧压紧，我怕野兽刨坟。放心吧！不要去寻了。这几年地方又夭了几个，夭坟加了几堆，都长了草，你寻也寻不到！你们父女见过面，只怪得你没命她福。这是缘分，该当她不是你的女！

“好得你阿公还看到了，见到第四代！我只望你阿公见了曾孙女，有个喜星化解。可是喜星化解不了煞星。不但你阿公五月去了世，连你女儿也在年底要得。真是遭败，败起来不怕家大，死起来不怕人多。死的死，关的关，离的离。剩了我一个人守了几间空房，到头等到你回来了。落难也有出头日，上完了岭就有一个坪。天不绝曹，以后慢慢会好的。”

我听了祖母心酸的诉说，扶着祖母在山路上挪动着小步。回到大地坪老屋时，残阳西下，炊烟袅袅，阴沉的夜幕弥漫着大地。

真是巧合，写完这篇文字的那天是己丑岁（2009年）农历四月十六日，正是祖父115岁生辰之日。痛心的回忆，落泪的文章，墨水和着泪水留下的永恒。

六  座右铭

几天来似乎很忙，不管时人的眼光带着什么颜色看我，我还得出门。现在亲属和主要亲戚都走访了，县法院也去了，坟也上了，就应静下来按照笔筒上的所谓座右铭去付诸实践了，主观唯心的纸上谈兵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

座右铭上“日出而作，日没而息；食足衣丰，自食其力；利尽三余，荷耒自习。”六句话，头两句“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社会形势和生活条件使我不折不扣地做到了。不过为了响应“插完早稻迎五一”和“插完晚稻迎八一”，“日没而息”变成了“日没而作”，必须是“披星戴月”了。

至于那“丰衣足食，自食其力”，虽是当时的奋斗目标，可三尺布证只能做条短裤，粮食只能靠出工由队上分配，丰衣足食在当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

想起反右时，我的同学兼同案犯焦七海说过“平生无大志，但求吃饱饭”的言论，虽是套用了别人的话，但还是被定为“攻击粮食政策”的划右材料。祖母也常说：“只要有口薯丝饭吃到八十岁，就满足了！”因为她不是知识分子，也就不划她的右派。

还有“利尽三余，荷耒自习”。这完全是乌托邦的空想。“日出而作，日没而息”贯穿在春耕夏插及冬修冬种的各个季节里，环环扣紧，加之“赶晴天抓阴天，毛风细雨是好天”的号角吹得价响，“迎五一迎八一向国庆献礼”等突击行动的披星戴月，过了大年初一，都争着抢“开门红”。就这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持久战和疲劳战，我的“利尽三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荷耒”无暇“自习”。故“夜者日之余”，“冬者岁之余”，“雨者晴之余”被“夜战披星戴月，冬修冬播，毛风细雨是好天”所取代。我则无“余”可用，自习落空。带回的那些书刊成了蠹鱼的安乐窝。

一天，三兄湘溪特来告诉我一个可怕的音讯，说是有人向在这里蹲点的醴陵社教工作队老邱反映我在笔筒上刻了几句诗，并说我在记事本上写了“在蒙蒙的月色下，兄弟走出中国式的瓦屋……”。后来老邱来找我，我感到来者不善，一定是为那几句座右铭的事。老邱没提笔筒的文字，说要帮他做点文字工夫——写个总结材料。

一场虚惊过后，我把笔筒劈成几块塞进灶膛里。祖母说我的笔筒插在那里，又不碍事，又不烦人，刻个笔筒也是花了心血费了手脚的。我说这不是笔筒，是祸根芽！笔也无用了！丢掉五寸羊毫，拿起三尺长的锄头把才有用！

我死死记住“自食其力”才能生存。祖父在世时，有茶有酒多兄弟，现在家破人亡，急难何曾见一人。刻上座右铭的笔筒虽已化为灰烬，但其中“自食其力”仍是我生存的手段。

祖母说我有力无处下，指的是见缝插针。大多数勤快人都尝到了见缝插针的甜头。不但收获到不少杂粮，而且种上棉花也解决了部分遮身问题。而我只能在祖传下来的菜地里搞轮作间作。能插针的缝却很难找。祖母既着急又眼红，说皂角冲的自家山林里，被别人开垦了一块土，把它收回来就可插针了。那个长者虽交还了，但骂了一声“混账”。

等到社教时，上头又提出不准多吃多占，小自由收归集体。所以实际上我只搭了一段“见缝插针”的末班车。

在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几年，我已是八口之家的大家庭。属于人多劳少的欠钱户。虽人均口粮水平排为队上倒数第一，但还是小有名气的余粮户，温饱基本不成问题。为什么？在后文“同舟共济人”中会道出个中缘由。

虽然温饱问题勉强过了关。但不能忘记过去的人为饥荒，不能忘记见缝插针。我强制孩子们背诵“……须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要他们拾起落在桌上地上的饭菜，教育他们明确“不浪费就是节约”的道理。为了时刻警示他们，我在翻新的食品柜门上用黄漆写上：

节约好比针挑土；

浪费犹如水打沙。

常将有日思无日，

莫把无时当有时。

几十年后的己丑岁五一劳动节，在中南大学就读的外孙女来看我们二老，午餐时她说她节约不浪费的良好习惯是在外婆家养成的，柜门上的对联时刻铭记不忘。

可是几十年前的竹制笔筒已灰飞烟灭。而刻在上面的“……自食其力……”萦回脑际，永刻心田矣！

七  双抢和两会

所谓双抢，是农村最紧张的农忙季节，指的是夏收夏插同时进行，抢收和抢种。这种劳动量很大的工夫，时间可以持续三十天左右，并且是在骄阳似火、烂泥如浆的环境下进行，蚊虫叮咬，蚂蝗吸血，使人有几分畏惧。

双抢既然是农业劳动的重要而极度紧张的生产环节，就不纯粹是个生产问题，而是抹上浓厚政治色彩的生产运动了。双抢前几天，公社就要召开三级扩大会议。双抢头天，生产大队就要召开双抢誓师大会。大会主题无非是传达公社指示精神，一是如何打好双抢这一仗，完成双抢迎八一；二是坚决执行密植尺寸；三是严格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四是如质如数完成征购送缴任务等等。

双抢结束后，大队召开双抢总结会，评选出先进生产组和先进个人，受奖者颁发奖状和麦秆草帽以资鼓励。最后的节目是抓几个阶级敌人批斗一下作为压脚戏。要找“分子们”的罪错是不难的。只要有人注意了你，不愁你不上台。例如用手扮禾（打稻，没有脱谷机），组长检查打完的禾把子发现了几粒谷，就可按每亩多少个禾把子计算出浪费谷子的数量，是有意浪费粮食和破坏生产的罪行。用尺子抽检出插秧的密度偏稀，也可安上个破坏密植的罪过。

例如我的老同学兼同案犯沈皆遂眼睛痛迟到了，也就够格上台受批了。我妻怀孕挺着大肚子送禾把慢了一点，就在总结大会上声色俱厉地批判，说是右派分子的家属地主子弟戴陵鱼有劳不劳，偷工躲懒，是阶级敌人破坏双抢的表现。妻子听了感到受了极大的冤枉和侮辱，暗自大哭一场。

参加双抢双会的人员（除五类分子外），都是属于社员脑壳（人民公社社员）身份的男女老少。应到人数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只有病残者不能去）。为什么这样积极地参会呢？一是拖男抱女的赶热闹，二是领个草帽得奖状，三是看上台挨批斗的分子是何人何事。

但最吸引社员参会的原因是能记上工分。参加人员的劳动强度都是坐着、工具是眼睛和耳朵，绝对的平均平等，但计分标准还是按平时划定的全劳、女劳和半劳几级标准记工分。连平时不出工的老人也提着椅子去开会。目的很鲜明——赚工分，很划算。大队干部，特别是治保主任神气十足，他们的报酬是按全劳力标准记误工补贴。

我是右派，当然不能去参加社员大会。虽然无缘去赚活工分，但组长也不能让我闲着。因为不能让耕牛饿肚子，所以就安排我去割牛草。一般是上午开大会，下午照常出工。我则选择到山坡深处割草，首先把草割好装满一竹篮，短的装在竹篮下面，长的嫩竹梢和丝茅装在上面，并朝着四方飘扬摆动，很像穆桂英头上的花翎。

这种装法只是好看，并不实在，这也算是我偷懒不老实的表现。因为我想利用这个相对自由的机会，在树荫下憩息！一边卷起喇叭筒吞云吐雾，一边回味曾在这里爬柴、烧窑、放牛、打架和下六子棋的童年往事，是多么的无拘无束，有时也如痴如醉地凝视着蚂蚁上树，看一种叫水牛的小甲虫在沙地钻的旋涡。我很羡慕它们的绝对自由，悟感到自然与人有着难以抗拒的距离。

冥冥中，听到远处传来的喧闹之声，提醒我从树林的隙缝中看到社员们牵着孩子，背着椅子，纷纷向家里走去。我立即扛起草篮奔向牛棚，把草分给几条黄牛，社员们忙着做午餐，等候生产队下午出工的钟声响起。我则悄悄地回到家里，以阿Q精神自我安慰——没有资格做社员脑壳的右派分子我，也争得了相对轻松的几个工分！

八  吊茅厕和牛角灶

1962年，大暑过后，都在备战似的迎接双抢，而我得先把厕所问题解决。大跃进办食堂时，把我家小客厅旁边的柴楼楼板锯了一排长方形的孔洞，在楼下的房间里挖了个大粪坑。这种公共厕所叫吊茅厕。社员们都叫屙吊屎，还觉新奇，认为是最卫生的先进茅厕。食堂散了以后，掀起了“见缝插针”的小自由高潮，为了耕种自留地，茅坑里的粪肥都被刮得一干二净，连渗入肥分的地皮也刮走了。

现在我要把粪坑填平，把楼板重新钉好，再打平地板，粉刷墙壁，又把紧靠着南侧的外间建成猪舍和厕所。在厨房后门外盖个敞口亭子，祖母可在亭子里洗刷和堆放菜蔬杂物。在亭子内侧凿个门洞通往厕所猪舍间。

祖母看了很满意地说：“只要你回来了，我就活了命！现在都搞还了原，比以前还方便些！还是事在人为，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呢！吃大食堂时，这间吊茅厕好热闹，都喜欢到楼上去屙吊屎。没屎屙的小伢子也要去蹲一下，把石头丢到粪坑里哈哈大笑！”

“你真会讲，还晓得什么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到底是当过妇联委员的老革命！”我讨祖母开心，就奉承了他几句。

她接着又说：“败起来不怕家大，死起来不怕人多。一个家，什么都穷得，只穷不得人。你一回来，就有了气象。屋要人撑，人要饭撑。前几年，上头乱搞，国家就败，人就遭殃。现在跃不进了，不吃食堂了，也射卫星上天了，只搞一点点小自由，就救活好多人。看来国家也有运程（算命先生指每五年一条运程）啊！”

祖母是个老当家。以前祖父长年在外打工，她就是一家的主妇，称得上是贤内助。外事凭嘴，内务凭手。一切调排得有头有绪。说是灶神主福，有灶才能烟火盛。骂人家“绝了烟”，是最恶毒、最绝情的。难怪祖父在大年三十夜和元宵夜要领我在灶堂前点香烛，敬奉灶公师主。

大地坪老屋场

祖母要我到岭背把老砖匠（泥水匠）松霸王请来，砌个三口锅的牛角形弯灶堂，说弯灶台才能把财（谐音“柴”）关住。靠墙一头是安牛五锅的大灶堂，好打豆腐和煮猪潲，中间是安牛三锅的，人多时才用来炒菜。牛角尖上的小灶堂可放带耳的桶水锅，属于小锅小灶，炒完菜把小锅挂在墙角的汤罐竹勾上。小灶堂的高空，吊上一个铁制的能伸能缩的活动通钩，这种通钩用来勾住烧水的铜壶和煮饭的铁炉罐，可以很灵活的调节距离火焰的高度，后来被知青们好奇地称为“升降机”。

祖母说虽然有了三口新铁锅，也不要恋新弃旧。那口伴她五年的透光见火的开坼小铁锅，不要丢掉，留着冬天烤火当炭盆（烤火盆）。祖母又要我把祖父腌肉的瓦甏（缸）洗净摆在墙角边做水缸。我即把水缸灌满，又把灶湾堆满柴火。可祖母并不十分满意，给了我一半表扬一半批评：“穷柴湾富水甏”，柴少些不容易发火，水多些可以救火。这是老人传下来的经验。

此后，祖母做饭菜，我就烧火。可是灶膛里塞满柴，见烟不见火。祖母说火大锅才红，火要空心人要忠心。人急不如火急。柴多不架空，那是烧烟不是烧火。烧火也有师父也讲技术，要看灶上做菜的人行事。

和祖母相依为命的日子里，常是锅里铲出灶上吃，灶台就当餐桌。有时米汤里加点油盐辣椒豆豉就是可口的汤菜。祖母还念着：吃鱼吃肉皮包骨，米汤拌饭胖累累……

九  修炼三皮

“三皮”者指被覆在人体表面三处不同部位的皮肤，经常受外界的摩擦和挤压，形成一层很厚的“老茧”，农民称“硬疹”。

对于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来说，求生存就得修炼出三处厚皮，肩膀皮、手掌皮和脚板皮。要修炼成在生存竞争中的强者，非一日之功。而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就得接受速成修炼——强迫劳动改造。

1.初试三皮

我1962年回家时，所在的生产队叫新建队，包括大地坪老屋和大地坪下面的塘屋场，两个屋场相距很近，只有十几户人家。按家族都是属于辉三堂三大房的后裔。按阶级成分，除沈皆遂的祖母是地主分子和我是右派分子外，都是贫下中农。按劳力以与我同时代的青年为主，其他只有兆篾匠、三麻老、尾砖匠和孝老经四个老农。此外，只有四个未成年的辅助劳力和妇女劳力了。

从中央、中南局、省、地区、县、区、公社、大队等一路排下来，生产队是最末一级也就是第九级，所以我们称它为九级司令部，干部由四个人组成，分别为生产队长、会计、保管员（兼出纳）和记工员。另外沈叨玉和沈汉禧是生产队的上级生产大队的干部。

我和皆遂是吃过十多年墨水的人。这时皆遂在醴陵新生瓷厂特赦就了业，我就成为鸡立鹤群的知识分子臭老九，也有人讽称为“猪屎分子”。

我被安排在晒谷组劳动。晒谷组由几个妇女劳力组成。底分为每天计八个工分。我充当一个男性妇女劳力，可算是阴阳混合劳力。我也心甘情愿做晒谷劳活，这是队上的恩典和关照。不然我经受不住双抢的激烈苦战。在晒谷组长的指挥下，按晒湿谷，晒干谷，翻晒扫禾毛、车谷上仓等几个环节进行。最怕的是阵雨抢收抢遮。这个工作在双抢结束后，还要延续一段时期才能完成。

在晒谷劳动中，手掌皮很不耐磨，很快起了血泡。肩膀皮在担进担出的短途考验下也红肿了。肩胛骨也很疼痛。只有脚板皮没什么感觉十分难受。通过几十天的初度修炼，手掌皮开始长茧，肩膀皮不断增厚，脚板皮也能适应了。为以后承袭祖父当“改锹子”的衣钵，打下了基础，也为以后十六个春秋的谋生和改造炼就了基本功。

2.三皮的常规修炼

与手掌经常接触的工具是三尺长的锄头木把。在晒谷组时，是与耙禾毛的抓把和翻谷的耙把摩擦，早晚在菜园里与锄头把摩擦。手掌皮由红到肿，慢慢增厚。后来正式与全劳力一起劳动时，我只能做挖土的锄头功夫。

在平整的土面上，打（挖穴）或抽沟的工夫叫技术手式工夫，一般都由我的几个老童年去做，他们已成了老把式了。说要打成鸡婆（缓坡有坦），不要太深；沟要像竹笕，两头略低，两端有挡。大雨流得出，小雨流不走。他们打的，横成行，直成线。相邻两块土上抽的沟都在一条直线上，称为对子沟。

播种后，由老农把周围的大沟捞好，余土敷在土边上，叫清沟整边。老人说：女人看布边，男人看土边。十年可读出个文秀才，可十年难做出个泥秀才。

“我的手掌皮虽然长厚了很多，可是还感觉很痛。”我问三阿公（三麻老）。他叹着气说：“你是拿笔杆子的，现在拿锄头把就不听话了。像你阿公苍麻老一样，是‘改锹子’，骟牛的人学骟马就难呵！告诉你！人是活的，锄头把是死的。手掌皮任它厚，总硬不过木把，是肉做的，不是铁打的。不要做死工夫，要活人做活工夫。举起锄头时要握紧，落锄入土时要放松。好多诀窍是试出来的。后生子！边学边做！”

几年后，三阿公突然中风卧床，只几天就去世了。中风不能开声，叫中风不语三天（即死）。中风能说话，中风语三年（才死）。三阿公去世那年，我的三皮已修炼得不错，不能忘记他老人家传授的几句经文。

3.脚板皮的专门修炼项目

修炼脚板皮首推的项目是擂禾（草），即对水稻的除草中耕，把稻苗行间的水草用足蹂伤踩入泥中的中耕方法（有段时间曾强制农民用手指搔扒，弯腰驼背劳动量更大）。

用脚板擂禾（草）是一项竞赛性很突出的工夫。熟练擂禾脚步的人，提脚有序，收脚时把水草都封闭在泥浆下面，泥面平滑如镜。我初次擂禾就用脚无序，人走草又抬头，队长检查时叫我返工，两侧的人都擂到前面很远了，剩下的四行禾我得关在中间慢慢的擂完。这种情况叫关布袋，被关布袋的人就要降低工分。

大田里这样竞争，是为了评工分定等级。如果挤在几个小里擂禾就松松荡荡的。有的人还拾起螺丝来，若是擂石灰禾（先撒石灰到稻田里帮助灭草再下去擂禾），还争着捡毒死的泥鳅黄鳝。在大田里做事，要眼明脚快，绝不要与那些强手在一起擂禾，不然月朗星必暗。

当时的田间野草只有凿把草、三棱草和牛毛毡，自引进革命草和肉马鞭草做饲料以后，这种草的生命力和繁殖力极强，很难擂死。到21世纪初，除草剂的广泛使用，再也不要擂禾了，擂禾棍只留在老人的记忆里。

擂禾时只专用脚板皮与泥水沙石摩擦，有时被混在泥土的尖石划破，也得坚持到收工。顾不上什么破伤风了。如果擂石灰禾，脚板皮被强碱水浸泡，更是痛得难忍。所以擂禾是修炼脚皮的独专项目。收工洗净脚板皮，才发现留下摩擦的血晕和划破的伤口。脚板皮的专项修炼，是苦炼，是忍受伤痛的修炼。

脚皮的另一种修炼在室内，不受风雨之苦，很斯文干净。由有经验的老农去干，属于技术工。这就是制“红茶”。经太阳晒蔫缩后的茶叶，倒在晒簟上，经脚板的扭压蹂成茶团，挤压尽茶汁后再晒成半干，待反潮发汗后再经蹂踩成团，然后散开晒干，即成红褐的茶叶，叫红茶。

我们青年都不会蹂茶团，我也就无缘修炼这个项目了。

其他如踩砖瓦泥和抄三合土（黄土、石灰和沙子混合制成的建筑用土）也是修炼脚板皮的劳动，可是做得极少。只有擂禾才是修炼脚板皮的常规工夫，故重点记述之。

4.三皮并用的超级修炼

自从我自制了一乘土车子（独轮车）之后。凡推车重活我必参与，成了阵阵不离穆桂英。凡是到七星殿山崖下去推石头我必榜上有名。一是因为我有土车子，二是我已练就了推车子的本领。

俗话说，做牛莫做行（土音杭，即能干）牛，行牛死在田地头。当初我制土车子并不是想做行牛。而是听邻队的陈礼寿老农说：土车子当得半个崽。我即往芦仙寺花七块钱买了根五尺多长的油柞树做车杠材料。几天几夜制作，才造成了这“半个崽”。

这是我学会木工技术的第一件手绩。它不是完全的独轮车，因为在前端的两块羊耳上装有小轮，起着导向和帮助大轮越障的作用。它帮助完成了个人难以完成的重功夫。所以它充当“半个崽”一点也不夸张。

自脱离晒谷组后，几个月来艰苦修炼，三皮已能耐磨耐压和承受超级的负重，确已达到了“忍辱负重”的境界。我能承负的耐力（时间）和陡力（暴发力）可与同等劳力匹敌而有过之。有力气有理论还不完美，还要有经验。老童年们告诉我，推车子不怕慢只怕翻，慢就稳，叫“游车子”，车经歌曰：

闭住嘴巴鼓足气，

眼睛看清前面地。

弓起腰子甏架脚（倒八字），

拱起屁股少打屁。

过沟上坡握紧杠，

小轮选路会帮你。

我死死记住这些“车经”，“半个崽”在三皮驾驭下，出征过洞庭黄水库冬修的运土护堤战役，完成过历年运送公粮的任务，也远征到过黄荆坪运过石灰，在大地坪老屋的改建和蹉跎破新居的迁建工程中，“半个崽”也断过脚（车脚）伤过鸭婆（套住固定轮子的附件）残过羊耳（套小轮的附件）。但它很乐观，负荷越重，越喜欢唱“唧呀唧呀”的老调子。只有三皮们默契无声，从不张扬，从不叹怨！

三皮们的超级负重是推生产队保管室的墙基条石。每运回100市斤石头计三十个工分，约合工值2元2角钱，可买到一斤二两猪肉。车夫们抢着把400斤以下的条石运光了。剩下400斤至500斤的条石就望而生畏了。在这高定额工分的驱使下，我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把剩下几块四百斤以上的条石运回了，最后的一块是504斤。

距七星殿石场是五华里，一天运两块。往返不过二十华里。可花时间就要七八个小时。把上车下石的时间算进去，平均每小时只走了2.5华里。中途不敢停车歇气，一起肩必须慢慢游到岸。我记住这句“三百斤的水牯，四百斤的脲坨（阴囊），慢慢踏”的俗话，又遵循着老车夫们的“车经”。还是把那几块“望而生畏”的家伙推回了。不过“半个崽”的老调子哼得带着沉闷的喘息。

最后一关是把石块从车上掀下来，需要吸饱气，用力猛掀。不然石毁车毁人受伤。难怪老农说：车子三只脚，扶强不扶弱。

几十年后，还有人提起我推车子的事。可青年们是不相信的，因为土车子绝迹，板车也很少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小四轮，小金刚，连老旧的拖拉机也不很受青睐。不过陪我苦练三皮的土车子，还是完整无损保存在蹉跎坡旧居里。几十年的修炼不能忘却！

5.肩皮脚皮的协作

挑担子的功夫是靠顶天的肩膀皮和立地的脚板皮相互协作来完成的。因为重力方向是垂直的，物体移动的方向是水平的，所以挑担子是个不折不扣的死功夫，没有半点巧干可找，即没有省力的可能性。不管是挑长途和短途，压在肩上的重量是多少，就得承负多少重量移动距离。

除考虑调整吊索的长短和前后物重的均衡外，扁担的软硬长短和质地也是很讲究的。木质扁担选用纹理细直富弹性的楮、棘、梨、檀等树的木材。竹扁担就选造型美观，两头窄中段宽，四周薄中间厚的，很有弹力，起到缓冲作用。而祖父遗给我的二条扁担一条是杉木的，在修水库时“报销”了，一分为二。一条是用坚硬的榉木做的。一般不想用它，因为它要在挑到140斤以上重物时才产生弹力。挑轻了就打翻。

通过不断修炼，我的暴发力日益增强。在一次运送公粮时，队长规定每担连皮160市斤，要一直担到五里外的南普寺粮站楼上，途中不能歇气，只能换肩。时间是下午收工之后，体力当然是强弩之末了。吃不住的就休想赚工分。这次我打了先锋，成为担力最强的全劳力。以后被派到三十里以外的周洛、百崖等大山上担竹担树，虽不规定担多重，我还是担了百多斤。我中途很少歇脚，于是就成了担力和耐力双强的脚夫。

其实我为了多赚几个苦工分而自作自受的。我很羡慕其他的伙伴，他们有家人在中途接替分担负重，这是个多么温馨的享受。而我必须一担到底，换肩膀紧咬牙关，触景生情，不免深感抑郁自惭。每次看到兆庆阿公到石田湾（接替的老地方）来接替儿子分扛一根竹子时，我不由想到祖父健在的话，也一定会来分扛一根的。每看到别人的妻子接替分扛时，我就想到自己孑然一身的凄苦。

每次去高山峻岭担竹木，不仅是体力负担问题，还是一个沉重的思想负担，就是“右派分子”的身份使我必小心慎为，如履薄冰。例如到石柱峰下的烟坪担竹，起肩到茶子坳一段是盘山弯曲的陡岭。挑着高肩担子，上重下轻，转弯拐角产生很不稳定的摆力，一不小心打个趔趄（蹋脚），人倒受伤，竹木向前下杀，这样必定造成连环撞伤事故。

鉴于这一点，我做了走在挑夫队伍最后面的选择，并且隔前面的人有几十米距离。否则，自己伤是活该，伤到别人是可冠以“阶级报复，故意伤害贫下中农”的罪名的。另外如果我走在前面，被后面的人撞死了，也只能拿起石头打天。我不能再让祖母受苦了，不能让悲凄的故事再次发生。我只能如此选择独身离群的做法。

几十年后，自留地上的竹木葱茏蔽日，除自给外，还要外销很多。2008年秋天我回到老家，正碰上大货车来收竹子。七十岁上下的老童年们都在砍竹子，本队就售出了两万多斤。我也售出了四百多斤。以前的担竹人成了今天的卖竹人。这真是原人原事改天换地，肩皮脚皮返老还童。

6.手皮的专项修炼

车水和扮禾（打稻）是专门修炼手掌皮的工夫。

车水的水车有双人脚踩龙骨车和单人手挽龙骨车两种。我的写生画“三联坝风光”图里可以看到。双人脚踏水车叫踩车，靠脚踏齿轮的转动带动车叶子向上运动来完成提水做工，属于脚板皮的修炼工具。

这里要说的是单人手挽车车水工夫。车水时，双手握着两个把手，依靠齿轮带动车叶子提水做工。车水时可坐，也可弯腰半立着。全凭双臂同时用力转动车把手。为了减轻对手皮的摩擦，也常在把手的小曲轴上套上小竹筒。一般两人转换交替，以小闹钟计时，每小时换一次。祖父在三联坝车水是用燃香计时的。常因风力大小和香签大小硬软不同而造成时差。有时因此而发生争执吵架。

车水抗旱是只有季节性的突发工夫。最难忘的是我带着长子在庵坡里车夜水，贪婪的山蚂蝗把鲵鱼巴（小腿）结满了，好像钉上无数的小马钉，流着鲜血的小腿又痛又痒。儿子问我，蚂蝗为什么得信息这么快？为什么这样容易吸出血来？

“蚂蝗听水响，叫花子听铳响”，我说，“生物对声音、震动、光线、气味、颜色、温度及电磁波等外界刺激的反应，就是生物信息。它获得信息就会赶来吸血的！信息就是生物生存的重要条件，人也一样，感官是获取信息的工具。叫花子听到打铳的声音，就能判断出办酒的地方在什么方位！蚂蝗和蚯蚓都属于环节动物。生物老师会教你的！”

到20世纪末，洞庭水库的水通过西渠的支渠，能流灌到所有冲头坡尾的稻田。现在农田水利的改革，原来的土渠都已打成V型水泥渠。保存下来为数极少的龙骨车，现在陈礼寿家束之高阁，应是农具博物馆的藏品了。

真正修炼手掌皮的苦功夫应算扮禾（打稻子）这一项。1963年的双抢，我正式参加双抢扮禾，充当起男全劳力来。为了工分，我必受这苦头，手皮通过红肿起泡，皮烂血流，结疤长茧的三部曲，才修炼成了正果。虽然修成了老农的手，但扎稻草的速度难以跟上。扎出的稻草把散不开站不住！形象也不美观。人笑我扎的稻草像个茅俑，像个夜壶塞子。扮禾握的稻把子也不成扇形，夹在里面的稻穗打不干净。还是个名副其实的“改锹子”。

当时没有脱粒机。用禾桶扮禾，又急又气又累，吃累不讨好。因为我要同步跟上扮禾，扎草和拖桶，就累得喘不过气来，也不顾上手指手掌的起泡破皮流血了。扮禾是按面积记工分的。稻子越好，就得多扮多运谷子回去，面积就少些，相应工分也少些。所以都抢着收割低产田。动作快的走在前头，把高产田剩下来。走后面的不能“画眉跳间”，吃亏就要吃到底。有时还要遭伙伴的怨言和白眼。这叫“吃亏又怄气”。

祖母看到我的手指皮破血流，很是心痛，就用废布缝些小袋套在我的手指上。午间更换一次，她每天至少要缝二十个手指布袋。为了防止指套脱落，祖母在指套的口上锁上棉线。帮我套好十个指套以后，就送上一碗稀饭补充能量。新指套很不耐磨，用不到一小时都穿眼了，只好挪动换边。

更恼火的是指皮掌皮没有养伤长皮的生息机会。因为扮禾与插秧是交替进行的。做牛工夫的跟在扮禾的后面翻田耙田，田平好了就得插秧。受伤的手指在烂泥里插进抽出，碰上石头沙子就痛得钻心钻肺。难怪有“十指连心痛”的说法。况且插秧也很紧张，像擂禾一样，“改锹子”最怕被能者锁进布袋里。队长有时大声督促：“春争日子夏争时！崭把劲！吃了打，打了吃，今天一定要插完这几亩地。点灯也要栽完！……”

这样打禾插秧交替持久作战，直到双抢告捷。可怜我的掌族十指兄弟们已是焦头烂额皮开肉绽了，我的簸箕指纹没有一点踪影了。

7.有关肩膀

有人当众说：这事我“担硬肩”。这是完全承担责任的表态。

有人评论说：张三是个“溜（斜）肩膀”。这表明张三是推卸责任或不负责人的人。灯芯也搁不得一根的人。

有人说：李四是条“铁扁担”。表示他负责到底，不中途变卦，说到做到。

有人说：我向各位保证——“一肩担过海，过海还要担三肩。”这是表决心的豪言壮语。

有人说：我当了这个介绍人，“包说媒包生崽”，“一肩担过海”。

有人说：王老倌是条“驼肩膀”，经得担，一时担不断。这是说他小病缠身，天天一个老样子，经得熬。不急不慢没弹性。

有人说，“扁担没扎两头打蹋”。这是指原来贪心想一举两得，结果两头落空。凡事不做牢靠就会打蹋（蹋场）。

孩子们问我你后颈跟上为什么有个肉包？我说这叫雄肩砣，是扁担左右换肩时的中转站，是肩皮修炼时产生的附属物。没有它，扁担就会把颈椎骨磨伤。起着保护作用。

孩子又问：为什么要换肩呢？我说肩膀皮的负重能力和负重时间都是有极限的，避免超时负重就得左右交替，换肩也是保护肩皮的行为。自我调节，劳逸结合，达到适应生存的目的。

孩子们又好奇地说，牛耕田不能换肩，为什么也有一个硕大的雄肩砣？我说牛拉犁时，不是承受垂直向下的重力，而是承受水平方向的拉力。这种拉犁由左右肩胛骨和颈椎骨三个受力点负担，所以牛扁担（叫牛轭）是弯曲的，能同时接受三个受力点。为了保护颈椎，雄肩砣就承受了这个拉力点的摩擦和挤压。它不是人的雄肩砣那样起的过渡中转作用。

我在夏天打着赤膊乘凉时，孩子们最喜欢欣赏我的雄肩砣，说是摸起来很柔软，也有很强的韧性和弹性。

十  居家和猪经

我回到老家以后，对于如何建家和治家是很茫然的。二口之家相依为命，祖母虽已六十多岁了，还是靠她这个老主妇来主持家政。政府补发的那点钱也全部交给了祖母安排使用。她很谨慎，把钱藏在楼上那老柜的屉子里。我只管做事，出工听钟响，所有内务都是祖母承担了。要如何治理这个家，祖母心里是有数的。

祖母看到我靠三皮的奋斗很难改变家庭面貌，也无法恢复一碗水——讨个孙媳妇进门。她说还得搞点家庭副业。她说居家就是猪家，没有猪就不成家。有个家就一定要养猪。没有猪的家就没有家的气象。又说养猪是个聚财筒。潲水里面的银子是摸不尽的。大钱赚不到，只是零钱换趸（方言dái）钱，上栏（指猪）没赚得下栏（指猪粪）赚。

我觉得祖母真会想，也真会讲。她只读了增广贤文，没读过幼学。难怪人们常说读了增广会讲话，读了幼学走天下。

我听了祖母的居家安排，就从蛇屋场刘寡妇那里买回一头三十斤的黑色仔猪。祖母用竹梢挥打几下，小猪在猪栏里绕了几个圈子就不动了。祖母叹着气说，要打好这张起手牌，喂好这头猪就“有下来”（有蛮难）。你是外行，等日（改日）喊个里手看一下。

不几日陈氏五老人家来串门走访。她把猪崽仔细打量之后郑重地对我说，屠夫讲猪，先生讲书！人畜一般，人有人相，畜有畜相，马贩子讲马经，牛贩子讲牛经。买猪要懂猪经，要看猪相。你买的这头猪，是没发头的猪，不但已畜（养）老了身子，长相也不好——草鱼文身鼓棍脚，毛深皮厚松牙壳（颚）。好猪也有个好八字，是六个字——嘴、头、皮、肚、脚。叫做——狮头短嘴肉脚，毛稀落肚皮薄。后生子！要记住这几句话，进猪（买猪）就不上当！

天呀！我只知道五经六经十三经这些古籍的名称，从未听说过猪相猪经这些编外读本。好在祖母说，只要不是石头，凡是猪都要喂大的！慢慢淘（养），总要喂壮的！养了几个月以后，估计它上了头个等级（131市斤），我就用土车子把猪送到龙伏肉食站，心里琢磨着不会塌场的。因为祖母前日把猪饿空，今日才把猪喂得特别饱，纵然除潲（收购称重时要扣除猪肚里潲食的重量）也除不干净。可是那个看肚除潲的歪嘴巴是个一言堂，一开口就是铁水浇山，从不改口。他最后对我宣布：

一、扣除潲食重量，实毛重未上等级，愿意，就按等外价格收猪。

二、可把猪留在这里，三天后来复秤。

三、可过洗（宰杀）吊（秤）边子。按内七外八折毛重，下半夜三点钟来看秤结账。

四、可自己虚购猪肉入账，满足头个等级。

五、可打回头货（把猪运回家继续养）。

我正在犹豫的时候，有个送猪的老农为我指点迷津：除潲是圣旨，谁也推不动。只是逼着你按等外价收掉。二者，复秤吗？猪是要吃三天客潲的。三天复秤能赢吗？只能失（秤），没有出（秤）的。至于过洗（杀）吊边子，等你半夜三更赶来，猪早已杀了。生米煮成熟饭，逼得你虚购几斤肉折成毛，凑成头个等级。这是不吃明亏吃暗亏的事！我看还是推回头货，但经过捆绑的猪要几天才能回复生长，吃点明亏就算了！

只好选择了推“回头货”，高兴而来，扫兴而归。祖母说买猪不识货是吃亏的。现在拉了回头货，只好耐烦再喂个把月。要赚畜生钱，就要伴畜生眠。光耐烦细心还不行，还得要有本（精饲料），你给猪一勺水，猪就还你一身毛。

一个月后，有人介绍我把猪送到黄公桥供销社去过洗吊边子，说是贺祥景在那里管肉食分销店。是个熟人，可能好办事些。后来我就把猪送到黄桥过洗了。老贺说是要记虚购猪肉五斤折毛，才刚好合上头个等级（131市斤）。这次是没有三更半夜去看秤吊边子的，相信了熟人就蒙着眼睛结了账——在按131重的毛价结算后再扣除五斤肉钱。这种以付钱不给肉来凑满等级毛重的变通方法，是肉食站的一种开明秘诀。

我把结算的几十元现金和几十斤粮食指标交给了祖母，并详细讲述了这次送猪过洗补秤的情况。祖母叹着冷气说：人到地头（尽头）止，货到地头死！脱货没求得财，也赚了下头子（猪粪），劳了几个月“空神”。猪不“还债”（不依人愿）也没办法。起手牌没打得好，也得了经验。下次进猪，就要记住五老人家讲的“猪八字”。

关于吊边子“内七外八”折毛重的问题，也是个行业数学问题，可能辞书上没有这个词目。首先讲吊边子，边子是指猪宰杀后的整个躯体外壳，不包括上水（心、肝、肺）和下水（肠、肚、肛门）。根据边子的重量来折算毛（活猪）的重量。如果边子是一百斤，则先取七十斤折一百斤毛重，叫内七，再将余下的三十斤除以八乘以十得毛重，叫外八。两数之和则为总毛重。100斤边子折137.5斤毛重，150市斤边子折200斤毛重。我这次送洗的猪只杀89.8斤边子，要上131斤等级就应杀94.8斤边子，尚差5斤边子，所以就得记虚购5斤猪肉的账来凑合变通。

几十年后，肉食站退出历史舞台。当年的老屠夫们从闲谈中透露了吊边子的吃人（吃秤）秘密。因为边子决定毛重，毛重决定价格。要赚黑钱，就要从边子上做文章：

手法一：因为猪头猪脚不剔毛，首先割下。可以从颈部割走一个冬瓜圆圈，天衣无缝，神不知鬼不觉。

手法二：躯体劈成两半后，左右边子肚皮各割走一梭形肉条。

手法三：取直肠时，把肛门肉扩大割下。

手法四：从剥下的猪皮上刮去皮子油脂。

到21世纪初，猪贩子们的新搞法是活猪灌水，屠夫们则是猪肉注水。总之，黑手黑心黑脑筋，吃人的幽灵驱之不散，杀不尽禁不止。

十一  织渡船

俚人戏称鞋子为渡船。故祖母打（织）草鞋，称之为织渡船，因为它前后高翘中间平。

和祖母相依为命的日子里，是我修炼最苦的日子。其中以脚板皮接受修炼的时间最多。

我从监狱回家时穿在脚上的跑鞋，只能留着外出走访时穿。劳动时翻出陈古八年的烂布鞋穿着，也算是废物利用。可是废物用尽了，只好打赤脚。但到芦仙寺大山上去捡柴，就不敢打赤脚，非穿鞋不可。我只好向我的老童年们学习织草鞋，他们都是利用雨天或夜里赶织几双草鞋贮备着。

从稻草秆的精选，潮水、捶打到搓草绳等准备工作，我很快就掌握了。草鞋索是草鞋的经绳，长度为一庹（约五尺）。将一条长索穿套成两个圆套，剩下的两端合拼搓成一根鼻绳。鼻绳可根据需要加长。两个圈套拉扁就成了一尺长的四根索绳，把索绳挂在草鞋钩耙的木齿上，鼻绳纽在腰间的轭型木勾上。齿耙勾在板凳前段，坐正弓背，就搓着稻草绳（纬绳）从鼻绳结上开始编织。我织的不美观，很难看。都说我织得不紧密，鸡也爬得烂。都戏称我织的草鞋是像只烂盐船。

祖母为保护我的手指，曾缝过指套。这次又为我的脚板皮大发慈悲了。这真是天下良苦父母心，她最终向三麻老拜师学起织渡船了。

我家老祖宗遗下的草鞋板凳、草鞋耙和腰勾都还留着。祖母从三麻老那里学看了织草鞋的全过程后，就每天认真地织草鞋，每织到最后栓鞋跟时，就拿着草鞋去请教三麻老。三麻老说，前头的鞋绳的子索是斜对门，后边的子索是正对门。这样穿鞋绳的走势就和脚板图形一样。子索太长了就伤脚背，太短了就管不住脚。所以要根据自己脚板的长短宽窄来织，这叫做草鞋没样，边织边像。祖母说栓跟是有点技术的。三麻老栓的跟很平整很好看，不伤后脚跟。

祖母为了使草鞋耐穿些，就在搓稻草时加些烂布筋一起去织。全部用苎织的叫草鞋，只看见一些生意人穿过。全用烂布筋织的就叫布筋草鞋，只在出客时当凉鞋穿。全用稻草织的才是名副其实的草鞋。搞苦力劳动时，最多能穿一天。

为了草鞋能耐穿一点，出门时，我学着他们提起脚板，把穿在脚上的草鞋，在稠腻的烂泥上揉擦几下，叫浆草鞋。说草鞋不浆，容易摩伤。到了午间时分，他们教我翻草鞋，说是鞋底摩得半伤时，就要翻转换边，莫让草鞋索摩断了。这样能多穿一半时间。他们还要把旧棉花压在草鞋与肉接触的地方。如果皮穿起了血泡，再压棉花就迟了。只有预防才有作用。

祖母织“渡船”

祖母技术熟练后，完全能供应我的草鞋。用她的心血和慈爱编织的草鞋，我穿起来就等于践踏了她的手泽，真是有罪的。

到20世纪中期，草鞋价格是每双一角钱。而取消票证后的军用鞋大量上市，穿胶鞋就比草鞋要划算多了。因此草鞋绝迹。

草鞋虽不为劳动者所专用，它的另一种特殊用途还在延续着。按传统的治丧习惯，父母去世，治丧期间，孝子孝媳必脚穿草鞋，身穿麻衣，腰束草绳，头戴箨冠。手扶竹杖（父死）或桐杖（母故）。除孝子孝媳外，送葬时抬柩的八大金刚也要脚穿草鞋。

不过后来不发草鞋了，改成每人发二角钱折草鞋。到责任制以后，八大金刚不发草鞋钱了，改发一条白毛巾两包香零山烟，并席上加块方肉。到21世纪初，脸巾改为浴巾，香零山升为精白沙。有的发一双解放鞋。不过孝子孝媳们还是要穿草鞋，沿袭着传统丧礼服制。

1997年祖母去世时，我是重孙，应有两重服。虽没穿夹草鞋，但还是穿了一双布筋草鞋。祖母归天后，这双草鞋一直保存在蹉跎坡山居的楼上。每看见它，就想起祖母织渡船的良苦用心。就想起祖母的过世。祖母去世的十二个年头后，蹉跎坡老居因修高速公路被迁拆时，这双草鞋也带到了浏阳市新居做留念，并摄入电脑永久保存。

祖母归山的早晨，抬柩的八大金刚们很是慎重负责。每人发给一条毛巾、两包芝城和一双白统球鞋，以表谢意。正宗的原装草鞋却难看到。曾织渡船的人先后作古，草鞋该是绝迹失传的古董了。

第八章  我与妻子

一  同舟共济人

“同舟共济”是众所熟知的成语。比喻在狂风暴雨中，同乘在一条船上，与风雨搏斗，共同经历患难。

我要叙述和记住的同舟共济人，是一个能佐夫教子、秉持家政、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良家主妇——我的妻子。

石柱峰的东麓是枫林峡谷，溯峡谷而上至源头地段有一个叫张家源的地方，聚居着一支戴氏家族。这个家族由主人戴斐吾及其三个儿子红畴、青畴、兰畴三个分房组成，拥有大量的山林旱土和山外的稻田，靠收租营生，雇有长工女佣，过着破落的地主生活。

张家源戴氏三房长辈中，其中二房名叫青畴，就是我的岳祖父。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叫湘圃、树圃，戴树圃就是我的岳父。我的岳祖母就是孔氏秀才门第的闺秀。岳母易依庭是路口绅士易应龙的女儿，岳祖母是岳母的嫡亲姨妈。

当山区被苏维埃占领的时候，打土豪分田地的暴风骤雨使戴氏家族摇摇欲坠，没有安全驻足的可能，被迫迁到数十里外的国统区——山田小镇。

土改时，戴氏三房均划上了地主成分，自此由破落走向没落。他们的子孙也受此牵连，“地主子弟”的鄙称喊了半个多世纪。不过他们没有忘却大门石框上的对联：“双柑风味，二礼家声”，没有走戴禹清高自赏的路，而是潜意识地继承着戴德、戴圣的学风[7]。

岳父一家三代人在土改时派住在保寿山——神仙老爷庙里东侧的一间破房子里，过着濒临绝境的生活。岳母虽然受过一定的传统教育，也是一个要强和刻苦的妇人，但她支撑着这风雨飘摇的破船不可能到达彼岸，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中去世，年仅四十八岁，留下婆婆、多病的丈夫和刚刚十二岁的儿子。

而岳父是个性格耿直而固执的旧文人，既经受不住苦力和风雨的摧残，又不愿短志求援，做一点肩挑生意和修补也力不能及。他根本不可能带这八口之家闯过饥饿关头，在悲观失望的情绪中呻吟，体质每况愈下，磨得光滑如镜的水烟袋陪伴着他的暮年，在五十六岁的时候也抛下高龄母亲和孩子去世了。

妻子是岳家的二闺女，本是书香门第的闺秀。但“天不仁兮降离乱，地不仁兮生我逢此时”，当她四五岁时，为避兵燹之灾，随父母逃奔山区。及至1949年后，家道已破落衰败，又因阶级成分牵连，卷入地主子女之厄运。年方十四，在多种压力下，被迫辍学，只得含着泪水离开父母，随着姨祖父学徒，带着一颗忧郁的童心走上了跑乡串户的缝纫生涯。

这就注定她后来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裁缝师傅。凭着这一技之劳，为蹉跎坡的八口之家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堂弟鸣皋常说“大嫂，你是有功之臣”，对她这个评价应是当之无愧的。

不但远近邻里称呼她戴师傅，我也应称她为师傅，因为我充当了她的贴身徒弟。我在特别困难的环境下，也走上了裁缝这行手艺的谋生道路，整整吃了16个年头的百家饭，因此我也冠上了一个“沈师傅”或者“博师傅”的艺名。以前叫老师和先生的称呼也就被人遗忘，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手艺人。

她在23岁才出嫁，算是个大姑娘了。迟迟不肯出嫁是她牵挂着娘家的生计窘境，想以针线的微薄收入来减轻父母的沉重压力。她母亲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嫁出的女，泼出的水，总不能养老女。不能只为家庭生活想，也要为她想。生活再苦也不能耽误终身大事，困难是短期的，婚姻是一世的大事。”这样，在她母亲的坚决主张下，才定就了这桩婚事，于1963年农历八月十七日，我用四人抬的大红轿，把她抬进了大地坪老屋，重建了温馨的新家庭。

她虽然以后的岁月是坎坷跌宕，尝尽了心酸苦辣，但是在五味人生中尝到了甜头，看到了希望。她生的五个孩子都能在艰苦的家境中顽强地成长，托祖荫之福，沐仁政之恩，能在各自的事业中有所作为。这是最大的安慰，在后文“棠棣之华”中表叙有关生养教读的一鳞半爪和父母的良苦用心。

我的贤妻、我的师傅、劳动中的伙伴、孩子们的良母、我的患难与共的同舟共济人——戴氏陵鱼者，字鲲，号北冥，裁缝师傅也。走遍人生风雨路，不忘同舟共济人。

二  洞罐

农村常用一种叫洞罐的陶器储备茶水。夏天，出外干活的农民们常用这种陶罐酌满凉茶，用竹篾织的茶络套着，提到工地的树荫下，罐口罩上一只瓷碗，既保卫生又做公共饮具，这种陶罐的腹径有20公分，高约30公分，有5公升的容量。广口有缺嘴，单耳，内外为棕黑色釉水，质地粗糙，形色朴素，是农家广为流行的屯储茶水的茶具，俗称它为洞罐，可能是口敞如洞。根据它有屯储茶水的作用，也可以称它为屯罐。

用屯罐冲泡的茶叶，一般用粗老的陈茶，有时也加点车前草、夏枯草和金银花之类。这种茶水有清凉解渴的作用，故称之为凉茶。我家已没有了这种屯罐，只留下一个结满灰尘的茶络子。祖母一直说，要买一个洞罐，早晨泡一罐，天光喝到夜，多么省事啊。

1963年春节，住在大地坪老屋附近的戴朝贵老师，来到我家里。这个在大鸣大放中守口如瓶、只字不写的人，终于保住了饭碗，就在大地坪老屋门口的宝乔祠小学教书。戴老师1949年起就从山田地方来我地教书，一家六口都住在这里，所以对我及我家的情况非常熟悉。并且，师母易嫦姿能说善道，我在“女监”一文中写过她。

这天，他们夫妇特地来我家做媒，向我祖母介绍情况，说老家山田有个堂侄女，是个做裁缝的大姑娘，想介绍给我。祖母就拍板打起了肚官司，认为开了这样的亲才能振兴家庭。何况我是二婚亲，他们是红花女。我对祖母说，等给你过完正月初五的生日，我去山田看看也好，顺便到山田陶瓷厂买只洞罐回来。

不几日，我邀了堂兄皆遂、堂弟鸣皋一起，三条光棍在戴老师的带领下，步行三十华里来到了山田。

虽然是个晴朗的年初天气，还是很冷。我们三个人都是穿着青色的棉布冬衣，三只乌鸦跟随在穿着短大衣的戴老师后面。戴老师还是那样缄口寡言，只有我们三条光棍谈论着一些婚姻以外的话题。

戴老师此去山田老家，也是一事两扣当：一打春锣（放春牛）二拜年。虽然介绍相亲应是主题，但我们没有直接去看那做衣的大姑娘，而先被带到他的堂兄戴忠干家里去拜年。正巧遇上戴家办春客饭，我们四人就在这里进了午宴。农村的春客饭是各家不同的老期，前后错开避免重合碰头。春客饭俗称拜年饭，是新老亲戚聚首共贺新春的会期。下午忠干先生陪我们一起去了附近的仙人庙——保寿山。大姑娘一家八口就住在保寿山庙里东侧的偏屋里。

戴老师站在保寿山仙人庙前，指着对门山下的那栋一字五开的新屋说，他们原住的那栋屋是雀形样貌，还没有装修就解放了，到土改复查时就分给了贫农。红石的大门框上刻着“双柑风味，二礼家声”的对联。他们现在住的地方叫“保寿山”，也叫仙人老爷庙。庙门也有一副对联，“保家保国，寿世寿身”。

戴老师领我们走近保寿山时，大姑娘一家几口人都坐在偏屋门口的回字弯里晒太阳，也有做针织的。我们到来，他们很愕然。因为戴朝贵老师预先没有约定，就这样带着几个后生撞门而来，真是“太阴寂了”。

在这尴尬的气氛中，我们只好起身到庙里看看仙人菩萨了。不一会一个高挑的清瘦的大姑娘从庙侧的田间小路上走来，穿的罩衣是红色的，修长的裤管是蓝色的，只打个照面后就走进了偏屋。

趁着我们从里屋出来的机会，戴老师就向大姑娘的家里人谈了来看亲的事。敏感的大姑娘虽然知道来客的目的是看她的，依然没有做任何装饰，保持当时的原穿装——朴实大方的打扮。戴老师向他们交了底，又出来告诉我们说：“穿红衣蓝裤的是老二，就是做裁缝的大姑娘，还有一个老姐、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父亲戴树圃先生，母亲姓易，祖母姓孔，看来今天要在这里住一夜，晚上好打打讲，见见面。明天吃了早饭你们三个人回龙伏，我还要走亲拜年。”

是晚大人们都围着火炉闲聊着，各自的眼光都在注意着要看的人，耳朵也特关心要看的人的言辞谈吐。其间那个裁缝姑娘不时地送着茶水。接茶是个礼貌，但我们实在涨饱了肚子，大半倒在了墙角里，弄得地面湿漉漉的。后来他们评论，说我比皆遂、鸣皋调皮些，又说我总是把袖口露出的烂棉花往里塞。一点不假，他们真有眼力。我确实比皆遂、鸣皋调皮些，尽管我在这陌生环境中谨慎地压住话匣子，不免要露出一点“风趣”尾巴。

我的烂棉袄是把祖父的棉袍子改装的，罩衣的袖口遮不住棉花的白点，看来他们的耳朵很尖，眼力也很准。虽然戴老师是有的放矢的介绍，但我们都不知道姑娘们究竟选上了哪一个，或许三个都不合适。但三个人都在集中看着上红下蓝的裁缝姑娘，印象留在双方的心中。

次日，道了声“烦情劳吵”之后，戴老师就留下参加“合议庭”了。我们三个人直奔山田陶瓷厂，在那里，我选购了一只洞罐，用绳子系着背在背上朝老家返程。三个人商量合了口供，不准说是到山田看亲的事，只说是到山田窑棚里买洞罐。

三  保寿山

保寿山并不是一座山，而是一座仙人老爷庙。坐落在山田中官厅大屋的下首（南侧）。坐西向东，朝着对门山，除北侧比邻官厅外，其他三方都是稻田，只有几条阡陌小径通到这里。门前的一棵古樟早被山洪冲倒，现在的一洼水塘就是挖走树蔸后留下的痕迹。南侧的一株古樟虽然葱翠如华盖，但树蔸已经是千疮百孔，稻田里选出的石头杂物都堆在树蔸下，成了毒蛇和昆虫的栖息窝点，很少有人靠拢它。

山门上方嵌的竖式青石板，刻着“保寿山”三个行楷字。山门两边嵌的青石板对联是“保民保国，寿世寿身”。可是他毕竟还是未能拯救万民，只是当地信士们所祀奉的一尊偶像而已。在日寇五犯浏阳之际，国军残余和地方武装横行城乡之际，他并没有保住世道和人民的安全。等到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狂热运动中，保寿山就荡然无存，夷为废墟，辟为菜土了。

保寿山是座两进小三开的庙宇，土改时上厅只有一个仙人老爷木刻像立在神案之上，其前方设有两只香炉和条形四足炉鼎，一个姓戴的庙主住在下厅东边小房间里。东侧傍墙搭了两间偏屋，岳家八口就挤在这偏屋里过日子。自庙主去世后，下厅这间小房就成为冬天烤火的客房。岳祖母挤在上厅仙人老爷神案东侧另一小间里安身。

保寿山

岳母共怀了10胎，生下12个，其中两个男双胞胎，共六男六女，其中五男二女夭折。长大成人的是第一胎女自娱、第二胎女陵鱼、第五胎女梦林、第八胎女梦熊、第十胎男乐民。最后三胎是在保寿山出生，在仙人老爷的保佑下有一男一女成活，只夭折一男。最后一胎是结了个秋瓜，长大成人后成为这个家庭日后复兴的顶梁柱。

自前面四个女儿出嫁后，岳父母相继去世，乐民这时才13岁，祖孙二人相依为命度日，后来随着保寿山的拆毁，才被迫迁建到对门山上，尔后祖母去世，这个小舅子发愤图强，娶妻生了二女一男，均升造大学本科和博士，家道复兴，袭承了二礼遗风。保国保世者，改革开放的仁政善策也，老百姓自己的勤劳刻苦也，岂仙人老爷哉！

四  一纸定终身

1963年，癸卯岁，正月二十日，即公历2月13日，是个春光明媚的日子，这天风和日丽，行人熙攘，春节拜年的活动早已收场，开始农事备耕了。这天是我与戴陵鱼办理结婚登记的日子。

自正月初往山田买洞罐，相隔不到半个月，介绍人戴老师夫妇，跑得很上紧。不几日，在他们安排下，陵鱼的母亲来察看了大地坪老屋。

后来陵鱼对我说，她不知我家大门朝东朝西，只相信她母亲，其他就只能相信武伯（戴朝贵老师）了。又说她母亲认为我的家庭人口少，不复杂，中农成分不高不低，还说祖母是洞庭黄大家庭出身，有点名望，一定有条好根脉。其实我的根脉在大塘源，历代是佃农和手工业，我是过继为孙的。

尔后，戴老师通知我，说是19日，陵鱼父女过来落实，也是再三访查的过程。我和祖母商量后要戴老师马上去山田，说是不搞订婚，打好介绍信和证明过来，就这日办个结婚登记定下来。戴老师没有异议，认为一事两扣当，也难跑路，于是就向山田进发，在半路恰好碰到了陵鱼父女。于是就三人直往戴老师家住下，进一步了解情况。

20日他们三人再往山田打了证明回到龙伏，已是日午偏西了。依俗放炮迎接入座叙礼，办了当时较为丰盛的午宴招待后，双方表示没有异议，下午就到龙伏公社办了结婚登记。奖状式的结婚证立下山盟海誓，我和陵鱼从此结成终身伴侣。

然而二十年后办理农转非手续时，那张结婚证不知何时离失了。幸而介绍人和公社办事人尚在，各出具了证明字据，她也随着我的平反落实政策，连同子女一起享受城镇人口的粮油平价供应待遇。

下午领了结婚证进门时，祖母预先安排放鞭炮迎接，也就惊动了四邻。照例，晚上社员们是要来打恭贺的。祖母忙着准备晚上的招待。一般情况下，每户来一人，打挂鞭炮几声“恭喜”的吆喝就可进门打恭贺。但这次打起了锣鼓，使打恭贺的气氛更加浓厚。我们的招待也超越了一般的场面，除烟酒、面食、土洋混合的副食品外，另备六只冷盘下酒。

这次打恭贺的羊头，是儿时常在一起玩耍的的老童年。只有两户没有参与，因为他们是现任大队干部，对于我这个从牢房里出来的人，当是警而远之，体现了一种严肃阶级立场的明确界线。

虽然打了结婚证，她在举行婚礼之前的七个月里，没来我家走往过，一直忙于手艺。一则为她的出嫁做点经济准备，二则为她娘家的生计做点辅助贡献。我几次去山田看望时，很少语言交谈，从未倾吐情感。我感到自己在做客，不能因谈话去影响她的缝纫。在此拘束下，只好和她父亲谈起古文古诗，我不敢班门弄斧，只是想打开一个交流融合的缺口。

她父亲是个古文功底很工稳过硬的旧知识分子，虽然不善高谈阔论，但言谈非常朴实独到。他一边抽着水烟筒，一边拿着线装石印的《随园诗话》放在简便的条桌上说：“袁枚最讲性灵，他的诗都出自灵感，不是做作。像‘霜高梅孕一身花’这样的诗句是多么的有韵味啊！不直说梅枝结了霜，却说孕了一身花，这才余味无穷，这才是诗的语言，一个‘孕’字把无生命的霜变成了有生命的花。”

他由梅花提到了大队书记彭梅开，说是老同窗，虽然阶级立场划了界线，但暗地也与他唱酬诗词。随手把贺梅开先生四十寿辰的七律递给了我，是押“先”韵中的“年、连、妍、天、然”做的。我认真吟读了几遍，认为岳父大人是个饱学先生，要想取经就必须要到班门，于是就冒昧地步韵和诗一首：

四十春秋正少年，

蓬莱鹤舞玉翩联。

银川蜿曲梅花丽，

幽壑清奇紫桂妍。

邺水朱华挥化日，

眉州秀韵颂尧天。

愚生幸读珠玑句，

欲使寒门亦焕然。

岳父大人看后，问我读了几年老书，我说只读了七天昔时贤文，一直读新书，写诗是在监狱中自学的。此后再去山田，虽然不能说是以文会友，但也可说是抛砖引玉、献璞求师。有关岳父的诗文遗墨，直到2008年夏才从他堂侄那里找到，现存卷结辑。

祖母急于把孙媳妇收上门，就订了农历八月十七日（公历10月4日）办喜宴。我把写上“预报佳期”的书贴送到山田那日，她首次把我送出了山田地界，送到了柘庄冲。她还是很少言语，与《山海经》里的“陵鱼”一模一样，是勤劳朴实，是谨慎大方。双方只是默契着，受着一种莫名的约束。

她的出阁，给她带来沉重的思想负担和千丝万缕的愁绪。我当时只想到重建家庭，没有给她安慰和体贴，至今追悔莫及、深感内疚矣。

五  抬红轿

祖母为了我的婚宴一直在忙着内务。除准备茶点之外，主要精力在洞房布置。洞房还是我住的这间老房子，除一床一桌和几张椅子外，没有任何摆设。只好把她的两个嫁时衣箱搬来，一只塞上我的几件旧衣服，另一只准备放新娘的作嫁衣裳。床上用品仅有两个枕头一床絮被，床单和被单是新的，蚊帐是旧帐漂白的。

她暗中物色开床铺的人，必须是有崽有女的妇女，于是就选了我的长嫂。因为长嫂生了一男二女，并且不是再嫁的二婚亲。这两个条件非常注重。长嫂付氏负责开床铺，就要打个包封给她。嫂子接了红包要赞颂两句——恭喜恭喜，早生贵子，兰桂腾芳。

这次婚宴，准备了三十桌酒席，都由长兄淮溪代劳操办。劳力安排在前日出榜公布，主要是自己的亲属房头人。榜头写上“吃累帮忙、各执其事、分工合作、到人到位”，一般分总管、内务、礼房、厨师、陪客、接客、打盘下菜、洗摆、烟酒、放鞭炮、茶水、对联、陪新亲、带拜下礼、取亲等。我根据这个榜示清单，上门相邀相请，若有遗漏或该请而没安排的就得补请，并作解释和道歉，累得精疲力竭。

根据山田岳家的要求，必须备大红花轿去接新娘，并且要办一担牲笼。这可是两个难题了。自大跃进人民公社以来，抬轿迎亲的事就已绝迹了。姑娘出嫁是找出路，哪里有饭吃就嫁到哪里去。捡几件衣服打个毛巾包就可出门。这年虽然解散了食堂，“见缝插针”使生活有了改变，但抬红轿娶亲还是件很新鲜的古老事了。

后来从尚友堂老字号那里租了一台旧红轿，而新娘的绒球凤冠、披纱、花衣花裙及蒙巾等就无法租到，后来新娘是穿红色上衣蓝色裤子上轿的，胸前插一朵小花。两只牲笼是木格笼，一头装公鸡，一头装公鹅。这只鹅也是租来的，必须担回来，公鸡就交给岳家，叫离娘鸡。另备两瓶白酒和双鱼双肉，叫祭祖菜。

大红花轿是四个人抬的，必须安排五个精壮劳力，轮流歇脚。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是抬着红轿闯过两道关。因为必须从山田公社和龙伏公社门口经过，如果公社干部出来阻轿，就会造成新娘下轿走路，抬着空轿子回来，非常难堪了。

农历八月十七日，是阴沉的日子，间或下点毛毛细雨。因为往来有六十华里的路程，势必加早启程去山田娶亲。除五个轿夫外，还一个专门担牲笼的。媒人则由戴老师的儿子戴民主替代。

轿门上贴上“金花诰封”四个大字。大红花轿的后面贴上写着“”字的红纸，两只牲笼也贴上“”字。临行之前，要打个红包给介绍人，俗称“掼草礼”，意思是请媒人领路，掼除路边草上的露水，含有清障领路的意思。我没有办什么彩礼，只打个大红包给介绍人代交“大雁礼”。红包金额是59.99元，包括元、角、分三种纸币面额，说这是“有头有尾、有整有零”。

鞭炮响起，这一行七人的迎亲人马向山田进发。

迎亲的人马启程后，有关的人事安排都在有条不紊地运作。特殊客人是狱友，前一天到达的，有那个戴写上“晴雨咸宜”宁乡斗笠的钟伯熏，做书写张贴对联的事。有“割牛尾巴毛”的古萝卜。还有一个是“攀掉八角天王的角”的陈冬生，他俩帮着洗肠剖鱼。还有反右时鸣放“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佳癞子，特约操刀屠猪。写到这节时，他们早已先后作古了。

和我一起去山田买洞罐的鸣皋、皆遂两兄弟就安排管礼房的事，鸣皋弟现在已杏林隐退，皆遂兄于花甲之年遽切辞世。

下午三时许，大半客人都宴罢回家了。迎亲队伍才把新娘抬进了大地坪老屋的正厅。他们都已饥肠辘辘，急于就餐休息了。没有举行新式婚礼的仪式，也没有拜堂读迎喜神文，我把轿门掀起，向新娘鞠躬致礼之后，伴娘牵着新娘的手走进了厅西的洞房。随嫁的简单妆奁也摆放在洞房中，增添了气象，倍有喜气洋溢、焕然一新的感觉。

挤满洞房的少妇老妪们，为的是看新娘和嫁妆。孩子们喜爱的是新娘带来的糖果。一阵喧哗之后，伴娘引领新娘去拜见长辈，俗称带拜。首先是拜见祖母，其次是舅祖父和我的婶母。受拜的长辈道声恭喜，给个红包。

接着是祖母开锁打开箱柜，把锁匙交给新娘，表示交锁授权。这种表示息肩交权、让贤接班的开箱交锁习俗一直沿袭下来。但事实上，家娘是不轻易交权的，新娘硬要做三年新媳妇的。大多是生男育女之后，各立门户，新娘才真正成为主妇。

晚上，为了陪山田留宿的新亲，开了一桌麻将。不打钱，只算番，15番开和，这是有风有字的素麻将。这个凉风习习的秋夜，厅堂里充满融洽文雅的气氛。新亲中只有两个岳伯父参与，陪牌的是汪牛皮等长辈们。

岳父是个旧文人，不会牌场，坐在洞房里。还有姑父刘秋金和那个屠夫佳癞子（徐佳举）等。没有搞传统习俗的闹洞房，大家还是很文雅地讲些调侃性的趣话，也沿乡俗赞了茶点。

新夫妇抬着一盘茶点站着恭候客人的赞词。每人赞颂几句就可从盘中取下一盅果点或喝一杯酒、或喝一杯茶。这叫闹洞房赞茶。

有的赞道“天生一对好夫妻，不分高低一样齐，早生一个麒麟子，他年金榜把名题”，有的赞“郎才女貌龙配凤，洞房花烛崭把劲，早生贵子进学堂，一定高中状元郎”。总之，老调重弹，很少新作。虽沿乡俗，却算文雅。随着麻将摊子的散场，客人们都休息去了。

六  起马杯和回门饭

婚宴结束第二天仍是很忙，一是早餐后要摆设送行酒，安排送茶敬酒发烟的人员穿插其间，俗称起马杯。二是要收检婚宴场面。俗话说客到主人欢，客去主人安。

起马杯很简单，遵循传统模式，东主邀请老亲参加陪奉新亲，陪东一一介绍，互相握手相认，这叫会亲。首先由陪东发表谦逊的致谢之词，特别颂赞山田戴府新亲是书香门第，礼仪家邦，为舍下沈姓输送了人才，将为兴家立业做出贡献……老亲说的是六亲聚首，好亲和六亲。戴府培养了好闺秀，沈府增添了新生力量，正是长辈息肩让贤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新亲更是彬彬有礼，谦逊有加。说是能选择这样的乘龙快婿，应感谢太姻母的养育教导，是舅家黄府上木根水源的泽荫，也是沈府的祖德汪洋。愚亲造次尊庭的良辰喜庆，自愧奁仪简薄，徒手道贺。敬祈各府长辈，对小女多多教导，使其孝敬长辈，佐其夫君，执其巾栉，奉其箕帚，同心同德，宜室宜家。感谢大贤东的热情款待，礼义奉陪。实在有劳厚扰。

陪东总结说都应感谢月下老人大掌判的牵红线搭鹊桥，已朱陈结好秦晋联姻，当是良缘夙缔，佳偶天成……最后介绍人站起身来插断陪东的话大声说，各位都莫谦虚讲客气了，还是脚踏实地，相邀诸位去参观指导，一可传经二可取经，这是媒人惯用的启发送客启程的俗套。这时安排打发礼品的，打躬作揖的，放炮发烟的都在恭候着，先送新亲再送老眷，就宣告婚宴完满结束了。

岳家新亲一行回到山田保寿山，不能闲下休息，要马不停蹄地准备次日的回门饭。虽然很简单，也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

《诗经》的《国风·周南》《桃夭》章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这意思是在那仲春桃花盛开的时候，好比是男婚女嫁的时候了。女儿出嫁后，夫妇安居和顺啊。后来就有“桃夭谓婚姻之及时”的比喻说法。女出嫁就是归宿。

《诗经》的《葛覃》章又有“归宁父母”之句，是说出嫁的女子因想念父母，想回家看望。后来把回家看父母叫省亲，就是古人说的归宁，也是近代婚俗的回门。

回门风俗的不断简化和把时间拉近，很贴近新娘“归宁父母”的迫切心情。从原来的出嫁一月至数月回门，逐渐约定俗成为出嫁后第二日或第三日操办回家饭。

1963年8月19日，介绍人戴朝贵老师领着我俩步行三十华里往山田岳家吃回门饭。这本是个很好的交谈机会。可是谈不发线缝，话匣子老是打不开。我很了解介绍人的性格，是生成的守口如瓶，虽不鸣不放挨了批评，但明哲保了身。而新婚的妻子还是那样沉稳，没有主动的交谈，只有被动的应付。我能深深理解到她心绪万千，有着沉重的思想负担。

因为她的出嫁，不能为父母减轻一点负担，将使父母的压力走向难以承受的极限。她伴随父母的时日是短暂的，今后父母如何顶着这个家庭渡过难关呢？想起今后的路去向何方，是个什么境况，很渺茫、很担心，甚至可怕！现在找到的这个男家，也是个空架子，况且这个男人的未来也不能盲目乐观，要想对父母支援帮助当是无能为力，难救燃眉之急。我是乌龟吃萤火虫，心知肚明的。一路走着，一路想着，各人心思尽在不言中。

在保寿山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岳家操办了几席回门饭。虽是简单，但很讲究礼节。午宴推我坐了首座，岳父说今日之子归宁，乘龙台驾，我俩是一对新人，我应当是新贵人，坐上席是礼当的。其次是孔府易府陪新亲，再其次是牵红线的大掌判。宾主分别坐定后，算是畅饮开怀。因为孔、易、戴三姓宾主皆是大户人家出身，书香门第之后，都谙熟乡党应酬，少读圣贤的我实在招架不住，难以应付。在门当户对这个世家概念上我只能感到惭愧。

岳家几口委屈在这两间偏屋里，没有大门可言，保寿山的山门是众姓的。所以岳父没写对联张贴。后来他说为我俩拟了一副嵌名对联，又为二女于归题了一首七律。四十年后的2008年农历七月十五日，我从岳父的堂侄那里找到了岳父遗下的《唱酌录》，真是翰墨留香，音容宛在。兹录如下，虔以缅怀而志之：

嵌名联：

博学多能，爱尔凌霄有志，坦腹东床中我选（嵌博爱）

灵性笃实，娱亲分甘在望，携手南陔慰祖欢（嵌灵娱）

七律：送二女灵娱于归

诗咏桃夭正及时，

室家相庆更相宜。

练裳休笑奁仪薄，

俭德曾因我祖遗。

造道治平端贵懊，

歌调琴瑟永相期。

叮咛训诫无他语，

孝顺为先且毋违。

按传统乡俗，新夫妇吃了回门饭一定要同时回到男家。以后再两家自由暂住，适应习惯后就在男家长住。次日，我俩就遵照祖母的叮嘱，回到了大地坪老屋。

七  谢猪头

农村对说媒这种非正式职业叫做扛冒脑伞。这种被称为扛冒脑伞的人即是对媒人的戏称。这种充当媒妁的人，一般是社会经验丰富的老闲人，或是做些小生意的老头，他们走门串户，很熟悉地方男女青年的情况。例如岭背的沈达才老阿公，做的是篾活小生意，周围二十里他跑遍了，哪个后生要开亲，哪个闺女该出嫁，他了如指掌。

扛冒脑伞的人要能说会道，要善于两头包涵，遇到搁浅压滩的事能耐心调停，有把死人说活的本事。在初访、订婚、领证、收亲和回门的五部曲中，能凭三寸不烂之舌，闯关斩将。在这场媒介激战中是胜利者，过关得红包，进场有酒喝。在宴席上，媒人坐第三位，在举杯交觞时，拍着胸脯说“一肩担过海，过海担三肩，包说媒包生崽，一定早生贵子，明年定来吃汤饼宴……”如此云云。

其实媒人是只讲目前不管后果的。闺女上了轿，婆娘进了门，就万事大吉，只等待男方来谢媒了。一些专门说媒的人，也是靠这个收入的。除几次红包打发外，最后的酬谢也基本形成了一个行市。个别亲戚朋友当介绍说媒，就属于互相关照的帮忙性质，谢与不谢、谢多谢少，不讨价还价，随男方处理就是。

在大跃进带来的饥荒的特殊时期，有的乘人之危，把良家妇女送到湖北去做婆娘，得到的酬谢是鱼肉和大米及棉絮之类。这种人的勾当就超出说媒这个范围，带有人贩子性质，其对象不少是有夫之妇。交人得物，不管后果，使一些妇女至今流落异乡。

我这次与戴氏结合，介绍人就不是所谓扛冒脑伞的人。戴朝贵老师是我的同事，又是老邻居。他还是戴氏的堂伯父，当然非常熟悉男女两头的情况。没有这些做动员劝说的过程，纯粹只是插根引、牵条线就当成了这个介绍。所以我认为这是戴老师对我重建家园的关心。山田方面也完全相信他的传媒。我理该酬谢他两夫妇的，于是就选择了“谢猪头”的古老习俗，不过地方很少搞谢猪头的，都是送衣布。

按照传统习俗，要配好一架条箱，上面的木盒里摆上猪头，猪嘴巴夹上猪尾巴。说这是有头有尾。猪头上放大红纸，压上一个红包。条箱下面的木盒里，放上两瓶酒，两个挂面包，四个果点包，二个粉皮包。打包也有讲究的，纸包呈棱台形，大面朝上，五个小面朝下，大面贴上一张长条形红纸，条箱是用两根长轿杠夹着的，两头的横木用来抬肩。

我们把条箱抬进戴老师家里，放了一挂鞭子，说了一些致谢的话。来观看的邻居们要戴老师赞猪头，都说要来喝猪头汤，可戴老师也不知道猪头如何赞法，观看的邻居们也不知如何赞，都说老古班的人就赞过。就只好喝茶喝酒发烟，热闹一下散了场。

后来我才从一个说媒的老把式那里打听到赞猪头的详细搞法，其八句顺口溜是：

八戒西天去取经，

长个脑壳十八斤。

一双慧眼观千里，

两把蒲扇能顺风。

八十一难闯关过，

九齿耙头扫妖精。

天地人和八方盛，

乾坤合德太平春。

八  灵娱与陵鱼

妻子取名灵娱，是她父亲取的，是按她姐姐自娱等依娱字而定的。自来到我家以后，一直沿用这个名字。

不知哪年哪月，我偶然翻阅《山海经》的海内北经，看到关于“陵鱼”的记载，“射姑国在海中，属列射姑，西南山环之。陵鱼人面，手足、鱼身，在海中。”

大意是陵鱼即是人鱼，人鱼一哭泣，泪水可以滚出珍珠，而且可以像陆地上生活的人一样能纺织，她们有时从水中出来，寓居陆地上的人家，出卖她们所纺织的绢帛。她们都是些美丽的女子，皮肉白得像玉一样，长发披肩又黑又亮，有五六尺长。

我觉得叫陵鱼的女子是勤劳温柔、又有技术的美人，虽不是人寰又能深入人寰，很像寄寓荒诞中的现实。因此我把“灵娱”改成“陵鱼”了，并在户口及其他证件中成为法定名字了。

后又根据《庄子》逍遥篇有“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的记载，我又为她取字为鲲，号北冥。这样，戴鲲陵鱼北冥就是她的全称了。

我也自刻了两方印章以作纪念。一是“戴鲲陵鱼”的名章，一是“博爱陵鱼”的鸳鸯章，皆为篆书。为了表达我俩夫妻关系、师徒关系、患难与共的思想感情，我又撰了一副嵌名联：“仁为博爱（韩愈《原道》文），鲲乃陵鱼”。

自陵鱼之名已在桑梓口头传呼，早已熟知其人。可每当出示证件或登记填表书写时，总会有人以鱼字为名感到奇异，甚至不求甚解者，知其异而不知其所以异。

九  辍学从师

在晨昏奔波的小道上，在片刻休息的树荫下，在大地坪老屋的后门口，在蹉跎坡的桔园里，有时斜倚在床头……我认真听她在叨叙着她的身世，她可叹的童年、可悲的家境！

“我家从‘二礼家声’那栋房子里赶出来，住到保寿山，我才12岁。读几年初小，是跳级的，也算是初小毕个业。后来考上完小五年级，要到离家八里路远的洞庭滩完全小学去读。每日要沿着山田河上下往返走十六里路。怕迟到赶不上课，只得早餐吃前日晚餐多煮的剩饭，早餐余下的饭就用一个竹饭筒装上，饭上放些盐菜豆干等。这就是午餐，吃起来干巴巴的。每天上学走到吴家塅，总是碰上朝洞庭滩方向去的邮递员，于是我就跟着他后面走，马不停蹄地争取准时到校。

“教我们数学的是田庆衍老师，是粗壮的中等身材。班主任是张楚文老师，高大的个子，阔大的嘴巴和厚实的嘴唇。这两个老师据说后来都打成了右派。我的堂姐比我大十几岁，是个已出嫁的大龄嫂子，也和我在一个班读五年一期。因为她的丈夫是高级知识分子，为了减小文化知识的差距，只好这样做。不过后来还是被离弃了。这种大龄女生入学补习的情况在当时是不为奇怪的事。我堂姐对我很好，加入少先队那天，我父亲留着我在家割荞麦。我很无奈，没有去参加入队仪式。堂姐替我领回了红领巾，我才高兴了。

“我只读了半年书就辍学了。因为我姐姐即将出嫁，我是老二，我就应该是家里的辅助劳动力了。可是我才十四岁。我母亲在替别人纺棉纱时，委托找个师父带我去学裁缝。于是有人介绍我到泮春张家一个姓周的手工缝衣师那里去学徒。这样，我就在辍学后走上从师缝纫的学徒生涯，也注定了我后来成了一个裁缝师傅。

“我辍学的原因一是受不住在风雨中的辛苦跋涉，尽管老师要我莫上最后一节文体课，争取不摸黑回家。但我一个人在早晚这样单独行走，总是感到痛苦和害怕。二是学校在集合训话时，要点名催促欠缴的学费。我非常害怕点名催费。凡欠学费的学生被点名，别人都要把眼睛看他一下，我感到很自惭，很没面子，但无可奈何。”

我明白了妻子当年的辍学是无奈，而辍学后的她去学徒，更是无奈之举。我说你父母舍得送你去学徒啊，应该也是出于无奈啊！

“我实在不想回忆这段日子，想起来很是难受。我父亲是富家子弟出身的旧文人，‘穷不做官，富不学艺（手工业）’的思想根深蒂固。送我去学裁缝是与门第家风相违背的无奈之举，很不心甘情愿。但我母亲就开放些，面对社会现实和家庭窘境，女儿去学门手艺还是个有远见的打算。说做手艺是根腊肉骨头，虽不能发财，也不会饿肚子的。一个女孩也适合做裁缝，避了风雨，比出农业工总要好些。但我这个年纪离开父母去做徒弟，是件难舍而伤心的事。当父母把我送到泮春柘庄冲时，他俩都流着眼泪，我一想起当时情景，我的眼泪也就落下来了。

“周师傅是老式裁缝，全靠手工操作。我在那里跟着师父跑乡工，叫做上门工。每日开工时，服侍师父裁剪和使烧熨斗，接着是盘纽扣绳和绞脚边等针指工夫，最后是锁扣眼钉纽扣。天天飞针走线，没有变化，很是枯燥。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掌握了衣片的制作缝合技术，但没有一刻机会去学裁剪技术。”

我问她，都说学手艺是要做三年徒弟的，带徒弟就是图利。学三年裁缝就要提三年熨斗，你为什么只学一年呢？

她很难过地说：“在这年的端午节那天，我和姐姐提着礼物去师父家送节。这是第一年，叫送头节。后来师父对别人说，‘我想把这两个妹子将来做我儿媳妇，随我儿子挑选。’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我就不安心继续学徒了。我是来学裁缝本事的，不是将来做媳妇的。几个月后我就回到家里向父母说明情况，就没有再去学了。

“父母也不能让我半途而废，既然已学会了手工缝衣的技术，下一步是学裁剪，还要学踩缝纫机，才是一个真正的裁缝师傅。不能让我在家闲着，就考虑让我另找师父再参师的事。而心急如焚的母亲想起有个姨妈改嫁到一个老裁缝那里。老裁缝叫张春美，楼古周边地方都叫他美裁缝。一线亲戚关系的怜爱，使得美裁缝愿意收下这个参师徒弟。后来成立了人民公社，手工业要组织起来办厂子，不能搞单干。我就脱离了姨外公，进了洞庭滩被服厂，开始了新的生活。”

十  洞庭滩与鸭头

洞庭滩这个地名，我在“糊涂赴考过蕉溪”和“夜歌”两节文字中有所记述，所以它不是一个很陌生的地方了。尤其那打禾镰时发出叮当叮当的不急不慢的铁锤打击声，至今犹弥耳际。不过自从联合收割机的广泛使用，镰刀生意也悄然匿迹了。

她说她在进洞庭滩被服厂时，厂子里的职工们老早议论着她是踩机子（缝纫机）的好手，又快又好。所以她脱离姨外公加入被服厂来，就很受欢迎。她回忆这段日子时，总流露着一种欣慰的心情说：

“厂子里的女职工大都是为人妻为人母的大嫂子，离家很近。只有我是未婚的姑娘。她们把我当老妹一样，很关心我。我们有讲有笑，倒很快活。那时正在修筑观音山水库，厂子里也要派人支援，就安排我们女职工在堤坝上打打夯。十几个人抬着石硪，边唱边压边移动着步子。

“高音喇叭里播送着，‘洞庭被服厂的半边天是穆桂英上阵，干劲十足，大家要向女同志学习。’一面红旗就插在我们抬着移动的石硪上。十几个人抬着石硪，围个水泄不通。其实打夯变成了移夯。这样轰天动地打着号子，哼着调子，抬着硪子，移着步子，热烈支援修水坝，虽然只是个响应号召的应点式的支援活动，但得了一个很大的表扬。职工们觉得还痛快，也调济了在厂子那弯腰屈背的单调工夫。

“还有一次，是支援抢收抢割，是开夜战。那时没打稻的脱粒机，都是拿着稻把子到禾桶竹栅上扮禾。在朦胧的月光下，一片噼里啪啦的打稻声，震天价响，冲破了田野寂静，哪里响声最大，哪里号子最响，哪里就是干劲足，就能受到喇叭声里的表扬。有的女职工用打过的稻草打着结子做着样子在禾桶上使劲抽打，起着助威的作用，使其声势更加浩大。

“第二天的表扬栏里，又有我们被服厂积极参加夜战干劲很足的表扬。这种夜战割禾是造空气的形式，只说明积极响应号召，如质如数完成了任务。而撒落的稻粒和漏打的稻粒也不少，是个极大的浪费。

“这些是我在厂子里经历的一些插曲。虽然轰烈地热闹了一番，但我没有忘记我的主要目的是学会裁剪技术。在厂子里开展‘反保守’的口号下，要求老师傅要‘带好徒弟传好经’，要求全体职工‘虚心学习、钻研技术、齐心合力、办好厂子’。这样的严格规定，师傅们不敢保守，只能耐心教授裁剪技术。我和我的姐妹们乘着这股‘反保守’之风，学到了以前当徒弟时无机会学到的裁剪技术，这也就为我以后的生活出路奠下了一块基石。

“1960年，洞庭被服厂解散，所属职工都下放大队一级的缝纫厂去。我没有选择回山田，因为我家是地主成分，怕受排挤打击，就插队到隔洞庭滩不远的鸭头东风大队分厂。在鸭头分厂做衣的职工都是早来晚归，唯独我一个人是山田的，我就成了在厂子里住宿守厂的人。有一个叫戴柳枝的女职工，是我们山田的老近邻，也是在洞庭滩被服厂的好女友。她嫁到鸭头分厂的附近，她经常主动来和我作伴，成了我的最好朋友。可是到1961年，各大队分厂都先后解散，我只得离开鸭头分厂回到保寿山，开始独立做缝纫。

“回到家里做衣，虽然场面条件比不上厂子里，但我感到非常踏实和温暖。父母总是在生活上非常体贴关心我，虽然日以继夜赶着做包工，也不觉得累。一心一意为着赚钱扶家，也不考虑个人的终身大事，也没有任何打扰。

“这是我过着最痛快、最踏实、最温馨的一段时光。现在我还很想念在厂子里的女友们，也怀念在保寿山做衣的那段日子，可是戴柳枝等几个师姐们都先后作古了。保寿山早已夷为平地，一切难忘的往事，只能留在记忆中。”

十一  三过铁树坳

我听了陵鱼的叙述，写起来有些心酸手软，一个大家闺秀，一个出自书香门第的女孩，能经受如此的磨炼，能尽力为家庭付出代价，使我钦佩和同情。她带着呜咽的口气说：“还是莫把那些辛酸和贫困的东西写进‘旧梦’，怕后人看了难过。受苦受难也并不是很体面的经历。”

这是己丑岁小暑过后的夏夜，气温已从白天的39℃降到30℃，正是我能静下来爬格子的时候。接下里，妻子详细讲述了她“三过铁树坳”的原委和经历：

“我在洞庭被服厂使用的缝纫机，是借了姨外公美裁缝的，因为他不愿进厂，又不会操作机器，只能私下做些手工。可后来他说这缝纫机是他出师徒弟的，就把它担回去了。当我没有缝纫工具感到为难时，厂里的一个男职工把家里的旧缝纫机卖给我，并且可赊账，慢慢付钱。这样就解决了工具问题。后来工厂解散下放大队时，我就带着这部缝纫机进了鸭头分厂。

“鸭头分厂附近有个叫王珍花的姑娘常来厂子里玩耍，我们就结成了朋友。她说她和二哥王宾华常到江西铜鼓那边做些贩卖小生意。即是从本地买进衣服鞋袜之类的轻工业产品，带到江西换成粮油副食之类的农产品，再在浏阳县城出卖，从中赚到一点现金。又因为她有亲戚住在浏阳城关，有个落脚地方。

“这个信息给我很大的启示，我便将厂里发的鞋证购回鞋子，把旧衣服和母亲的嫁时丝绸衣服改制成童装，还收购了旧蚊帐等，跟着王珍花姐弟，一行三人带到江西铜鼓县农村去兑换农产品。回程在浏阳县城销售获得较高的利润。我跟随他们做了三次这样的生意，才把那部缝纫机赊债还清了大部分。因此我三过铁树坳，其实是往返六次经过铁树坳。

“我们做这种小打小敲的贩卖小生意，只背着一个袋子，装个学生的身份，一路上没有人盘查。一路轻装，说说笑笑，倒不觉得很累。每次都是到上洪饭店住下，第二天再走几十里就翻过铁树坳，到了江西省铜鼓县的排埠乡境内，在山区的农家换来茶油和粮食作物。因为那边见缝插针，小自由搞得多，肚子不成问题，只是缺少衣服鞋袜之类的东西。而浏阳就粮油紧张、物资昂贵。

“铁树坳是湖南、江西两省交界的山坳，山坳中心有块界碑，碑的东边有个江西茶铺，碑的西边有个湖南茶铺。从江西带货物过了界，就马上坐在湖南茶铺里，江西就不过来盘查了。从浏阳带货过了界就坐在江西茶铺里，浏阳也不查问了。根据具体情况，临时应变。坳上的树林茂密，这山坳不是峡谷，是缓缓的坡地，也不知道为什么叫铁树坳。过去几十年了，只留下一个难忘的记忆。如今不知是个什么情况，也不知道究竟走了多少路程。”

妻子虽然三过铁树坳，可对它的地理位置和所经路线是很模糊的，写到这里我也想补充一下：

浏阳地形属江南丘陵的一部，处于湘赣边界的幕阜——罗宵山脉的北段。铁树坳就在浏阳东北角的上洪与江西铜鼓县排埠乡的交界处的一个山口。妻子当年所走过的路程，都是步行的山路，基本上是沿着现在的南北向的106国道和东西向的浏铜公路的路线走的。

按照现在的公路里程计算，总共要走296华里。这样，不含串村跑户在内，也要走近600华里的往返路程，才能做好一次小小的贩卖生意。赚这几个小钱是多么的辛苦，还要担惊一些风险的。可是他们从未计算和想过这个辛苦的600华里。

十二  肚子跌进饭甑里

三收之后，生产队晒晚稻、晒油茶籽的农事都由晒谷组的妇女们在继续做着。各家各户都赶着晒红薯丝。因为除队上分下的红薯外，小自由旱土也能产不少红薯。这时的农村还是靠杂粮来辅助吃饭问题，吃白米净饭的户子几乎没有。祖母一辈的老人们总是喜欢说：有薯丝饭吃，就莫好高（骛远）。只要薯丝饭能吃到八十岁，就算好命了。

祖母把红薯看得特别重，凡是烂红薯都要拿到手里左右上下仔细打量之后，才削除腐烂部分，但被污染产生斑渍的部分硬要保留着。这种损坏的红薯不刨丝晒干，直接放在大米里煮成薯饭。这种薯饭散发出难闻的烂薯气味，实在难以咽下。我说这是痛脚连累好脚，一粒老鼠屎打坏一锅粥。

可祖母好像介绍经验一样地说：“吃烂薯饭时，鼻子莫透气，用菜包着，不要咀嚼，鼓眼一吞就滚下了肚。这样就闻不到烂气，也嚼不到烂味。”祖母一辈们是饿怕了的，认为有烂薯饭填饱肚子，要比饿肚子好的多。她当然不会忘记当年从猫洞里扎红薯度关救命的往事。

我把妻子从山田接回大地坪老屋，缝纫机就摆放在那洞房的后门口，裁衣案板一头搁在窗台上，一头用板凳支着。原来的书桌就撤开了，兼做书房的洞房变成了缝纫间。自她在这里开始做缝纫的消息传开，就有一些人上门来定做衣服。

祖母很好胜，带着妻子去上屋拜访章天师和青谈子两位老师傅。一方面宣传她收了一个能做衣服的孙媳妇，二方面拜码头表示谦虚、不妄自尊大。祖母以往与他们的关系还算旧交。在交谈中突出的两句话是：“傍着阿公分碗饭吃了！”“三斤子姜顶不上一斤老姜，姜还是老的辣！”祖母这样做这样说就挡住了老师傅们的口实和非议。

祖母深知学了手艺就是啃腊肉骨头，多少有点味份。虽然发不了财，至少一个肚子是跌在别人饭甑里的。所以以后的缝纫生涯中，常听到别人带着羡慕的口气说：你们就好！两个肚子都跌在别人的饭甑里！

事实却也如此，我家历年的人平口粮是排在生产队倒数第一，俗话叫站了“督名”。可是我家的余粮排在队上第一，已积余稻谷四千多斤。主要原因是我夫妻俩常年在外做跑乡的上门工，确是两个肚子跌在别人的饭甑里。

妻子在家里做包工只做到1964年4月。自本月12日起，她就带着我这个丈夫为徒，做起了乡工来。这种跑乡串户的缝纫生涯，是由我们预约时日，根据急缓情况和路线稍作调整的。除必须参加的春插、双抢（夏）和三收（秋）的紧急农活外，其余的时日都要做串户上门工。为了缓解时日的不足，就接连做夜工，做两个夜工可填出一个日工。妻子把这种日以继夜的劳动称为做“接光”。这种晨昏奔波的日夜操劳，用“栉风沐雨”、“披星戴月”和“焚膏继晷”来形容是不算过分的。

这年4月12日，我俩第一次做上门乡工，是在距我家五里远的姐夫家。因为主要工夫是蚊帐，直针直线很适宜我这个新手操作。其实也有它的秘诀。一是帐门要偏水，保证平直相帖；二是帐顶两端偏水，保证绷紧平整，并且四角打褶；三要在做帐顶杆套时要记住安系带；四要在做前杆套时，帐门两头分别安上圈套，便于挂帐门钩；做后杆套时在帐内两头安圈套，便于挂香袋；五要帐门前下角，分别做个小袋口，便于放方孔钱，有拉直帐门不飘动不进蚊子的作用；六要在四角下方分别开个叉子，有调整压住帐裙松紧的作用。这些小诀窍是妻子从姨外公美裁缝那里学来的。现在又传给了我。

缝蚊帐、缝被单和弹棉絮是家庭中的重要添置项目，都有打包封（红包）的规矩。所以，今天缝帐子，也得了红包。这算是第一次做乡工的开门红，预兆着今后的生意会很好。我俩感到心情舒畅，很是惬意。

以后的两年里，基本上是跑散户，在附近没有成片的户头，早出晚归要走很多路程。北边到过杨源村的白羊坪和以下的芦仙寺、洞庭黄及干坑源等山区。西到过黄公桥、杨柳源和白荆源等冲洞。南到过洪山、均家等丘陵坡地。东到过龙伏、复新、江、马源等冲。这种打游击样的乡工，就没有固定的户头，也叫没有市主（固定的东家）。

由于妻子会裁剪，能落剪为定不修改，并且能在有限的布料内做出合身的衣服，都认为她是最省布的好裁缝。同时又认为我们舍得吃苦，每天要比老裁缝多做两件。生活招待也不苛求，是很随便的师父。这样就获得了地方上下的好评，附近的市主越来越多，于是偏远的花户也就不去了。集中分布在附近的八十多户人家，成了我们的老“市主”。这个“市主”即是市场东主之意。

每年腊月至除夕去收工钱时，东家说声“明年还请吃累，莫嫌弃汤罐市主吧！”这就预示着我们保住了这个市主。如果交钱后不吭声，就意味着要换市主了，这叫丢掉市主。有时丢掉的市主又请你回去继续做，这叫回头市主，这时东家总要说些客观原因解释一下。那种很固定的东家，就叫老市主。

新市主和老市主前后做了十六个年头，也不止吃了一百家市主的饭。一年有将近两百多天是把肚子跌进了市主的饭甑里。所以地方人很羡慕我们两人的肚子也是事实，因为当时吃饭是个大问题。

“百家饭也难吃，也有不少规矩约束着。”妻子对我说，“比如吃饭也有规矩，身子要坐正，手脚要靠拢，动作要快但要显得斯文。看起来吃得少，实际要吃饱。吃饭不过三碗，挟肉不过三次。挟菜先看准，后挟稳。不喜欢吃的菜也要去几次筷子。放筷子不出桌边，喝菜汤不出响声。没学规矩的人，吃饭好比上战场，筷子打架样，瓢羹车水样，马不咬人形象丑……”

我说真是规矩太多，吃饭也要进培训班了。

妻子又说：“不只是吃饭，说话都要小心谨慎，不要讲犯忌讳的话。比如把布翻个边叫顺个边，倒个头叫顺个头。把袖边摆边压实，平时叫倒边，但乡俗把“人死了”叫“倒了边”，所以在市主上叫扶边。还有，俗称的‘剐扣眼’不能叫‘挖眼’，只能叫剪扣眼，因为乡俗把挖埋死人的墓坑叫挖眼。穿衣不能叫装衣，因为给死人穿寿衣叫装衣。

“做市主不能挑户子，贫富都要做。不管有钱钱，进了这个大屋场，到了这一方，就要挨一挨二做下去。其实，好户头并不看得起手艺人。穷不做官，富不学艺。做乡工就是做缘门手艺，像跑江湖一样。贫苦的户子还仁义些，头天还打好豆腐，到供销社打几角钱酱油，炒碗肉也是用萝卜打底子，面上的肉硬要挟着送到匠师碗里，自己吃萝卜。”

吃百家饭，也看清了百家事。俗说清官难断家檐事。有的主妇很像凤辣子，口是心非。表面装成贤妻孝媳，实际是虐待父母不关心丈夫的毒妇。从布料分配上和饭菜饮食上我们都看在眼里。按手艺人的规矩，看到不议论，不当讪头。

肚子跌在别人饭甑里，也是要忍受一些刻薄的。有的市主挨到天黑才做饭。妻子对我说：“麻雀叫着要叠被子了！蝉丁（知了）唱起歌了！”暗示我准备收工，赶快完成某件工夫。有时本来散了夜工，市主还拿块烂衣出来要打补丁，害得我俩只好顶着月亮回家。

肚子跌在别人饭甑里，虽然积余了一些粮食，但也惹来过麻烦。这麻烦上报到社港区政府，并派工作队作为专题进行调查处理。关于此事，后文另做交关。

十三  奶瓶和棉袄

1965年，乙巳岁，正月初七，妻子于午后产下一女婴，这就是长女涤非。陵鱼上午还在做包工，临产前，我在后山岭背村吃汤饼宴去了。家里只有她和祖母两人。祖母派人把我和同时赴宴的接生员叫回，这才安全地产下了首胎。祖母终于见到了第四代，无比高兴。忙里忙外，三寸金莲不是在扭动，而是在飞步。三朝日办了几桌酒席，也由组上送了一个号——在一张大红纸上写个名字贴在厅堂墙壁上。

陵鱼虽然应坐一个月的月子，但还是硬着身子伸手干家务，再加上工夫积压，半个月后就操起剪刀裁衣了。缝制机工则由我来完成。但面临着的问题是考虑能否继续跑乡工的事。祖母生怕缝纫生意丢市主，又怕孩子带不好，眼看我俩的百家饭吃不成了。

为了保住市主，祖母想了个无可奈何的办法，说当年她在缺奶情况下，把我也养大了，现在是有奶可喂，只要带个奶瓶跑乡，奶涨了就挤在奶瓶里，中午由我送回来，祖母温热后喂孩子即可。就这样，早上喂饱走，中午送一餐，直到晚上我们散工回到家，才能让孩子打个饱餐。

这种无奈的日子里，祖母累了，孩子饿了，妻子苦了。

当时买的塑料奶瓶没有保温功能，只有喂奶的用途。我跑到长沙市百货公司才买到一个小保温瓶，莲蓬牌，8×24厘米规格，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字样。没有把手，很像一颗小炮弹。自1965年至1973年生育五个孩子的八个年头里，它发挥了很好的贮奶保温作用，祖母可直接把奶倒入奶瓶中喂养五个孩子。

到2004年，这个一直珍藏的小保温瓶又发挥了它的重大作用。那年，妻子患了三叉神经痛和宵渴症。夜里总要起来喝几次水，它又派上了用场。妻子感叹地说：“五个子女用过的东西，现在又轮到老娘用了。真是个传家宝！”

2009年春天，小儿子从上海寄来一只带吸管的美制保温杯，7×19厘米规格，小巧适用，有按钮控制杯盖。妻子就把那个子弹形的奶瓶藏在柜子里珍藏。它经历了四十三个春秋，终于成了父母口泽的珍藏品。是年7月，十八口相聚蹉跎坡拍摄大团圆时，它也随同入镜，成为电脑文件夹中的收藏品，永久亮着慈恩的光辉！

这种把挤出的奶汁送回喂孩子的方法，只能适用于在附近做乡工，二华里以外就会有误工的影响，工夫做少了（件数）是会丢市主的。于是孩子饿狠了时，祖母也沿袭当年抱着我讨奶的方法，抱着孩子去讨过奶汁。她扭着小脚走不远，只限于在本组邻居的哺乳妇女那儿讨奶汁。例如满子就吸过邻妇岳五花的乳汁，但这种情况极少，也无法持续。

祖母也实在难以担负这种“老来带嫩崽”的担子。我们也恐防汤火之灾和祖母摔倒的事故发生，最后决定带着婴儿去跑乡工了。第一天试办是到党上刘家大屋的普时尹家里做衣。老普急于要衣穿，要我们把孩子带去，由他老伴（潘氏）替我们抱。妻子把从孩子身上换下的屎布尿布藏在一个布袋里，收工带回家处理。这样每天带出一袋干尿布，带回一袋屎尿布。

由于喂奶和挤奶，穿在身上的棉袄，长期是湿漉漉的，久而久之成了一块磨刀布。因为这五个孩子的哺乳期都是早春和秋冬季节，早出晚归怕孩子遭受风寒雷电的惊吓，妻子就松开纽扣，把孩子包在胸怀里在路上行走。有时是边走边吸奶，口水和奶水把棉袄糊成一层浆。为了第二天能穿上这件乳臭的棉袄，也就不能洗湿，只能用毛巾抹抹再在火堂里烘干。

每个孩子都跟我们跑过乡工，都只能吃六个月的奶。半岁后慢慢断奶，放在家里由祖母带着，喂些软饭。姐姐带妹妹、哥哥带弟弟也帮点小忙。祖母就成了托儿所和幼儿园负责人，打打闹闹，哭哭啼啼。祖母毫不厌烦地说：“只要有人在，我就高兴。有人就有世界！”

妻子的棉袄都在断奶后才改朝，也没丢掉，都拆了棉花织成再生布。不过最后（第五个孩子）那块像磨刀布一样充满乳酸味的棉袄，就没有再拆烂，而是一直留着作纪念。让孩子们知道，母亲为了他们的成长，受尽了折磨，付出了身体的代价，须知母爱是血色之爱，悠悠寸草心，难报三春晖！

十四  摇箩的轨迹

陵鱼生下第一胎时，祖母就亲自走到洞庭黄娘家，找了堂弟黄松根篾匠织了一个摇箩。除付给了工本费，还打了包封（红包）。这是祖母好胜，得了第一个曾孙辈，已化除了她内心深处悲痛的阴影。

这种篾丝织的摇箩，箩口呈长方形（约33×42厘米），高约40厘米。箩口用双层宽竹片钉成硬夹，很是牢固。硬夹上装上两根细小竹框，撑起来能绷上蚊帐，放下来紧贴硬夹，也不碍手。箩底是用厚实的方木做的。其上用来固定竹栅子，其下有四个钻有圆孔的木脚。两根杂木做的轴套在圆孔中，轴两端装上木轮子。摇箩就能推着在地面滚动，这种摇箩既灵活又轻便，既保暖又透气，很适合婴儿的躺睡。摇滚产生的震感和轮子摩擦发出的有节奏的吱呀声，很快就把孩子催着睡了。

早上出发时，把摇箩套在缝纫机下架的踏脚板上，与装机头的木箱配成边重边轻的担子。下雨时最狼狈，我要撑着雨伞挑着担子，中途无法换肩，咬紧牙关一气担到市主家里。外衣淋湿了，内衣汗湿了。妻子一只手打伞，一只手抱着孩子，肩上挂个尿布袋子，也是裤脚鞋袜被斜风飘雨湿个冰凉。

我们顾不上自己的湿衣服，进门就得把孩子安置在摇箩里，边摇边吃早饭，让孩子睡觉了，马上开工做衣。妻子说，做上门工，只能超过规矩工夫，打屁是要屎交的。所以我们带着孩子上门，只能多做，不能少做。

为了使孩子多睡少哭，不影响工夫。妻子自我培训出一心两用，互不干扰的本事：当她站着画线裁衣时，能用脚来回推动案板下的摇箩，当她坐着缝衣时，一边用右脚踩转缝纫机，双手正常操作，一边用左脚来回推动摇箩。

摇箩、棉袄与奶瓶

这种一心两用，且能得心应手的本领，我一直学不好，所以摇箩放在案板下的时间多（妻子在案板上掌裁剪）。有些老婆婆也乐意来推动摇箩，都认为我们做手艺太辛苦了。这样好心的老奶奶就很多，虽然她们早已作古，但留给我们的印象是非常深刻难忘的。例如党上刘家普时尹的老伴潘氏老奶奶；田背湾刘菊阳的母亲金老人家；金甲山游次生的母亲等。

凡是做过市主的人家，在那潮黑的地面上，都留有摇箩轮子滚压的沟痕。当时的农村，只能在衣食问题上埋头拼搏，青瓦土墙泥巴地面的住房是千人一面，有的大屋的厅堂还长满青苔。摇箩轮子留下的轨迹能保持得清晰可见，没有被灰尘泯灭。

1980年我在石江学校教书做家访时，有些老市主还指着地面的沟痕说：“当初你们做衣服太辛苦了，还带着摇箩出门。”不过那时他们已经改叫我沈老师，不称沈师傅了。

十五  早晚就是打仗

五个孩子先后降生。哺乳期的孩子我们可随身带着去做乡工，可留在家里的孩子就由祖母看管了。为了不增重祖母的操劳，我俩必须加早起床，马不停蹄地做完家务后，柴到湾水到甏才可放心出门。妻子起床后就要把衣服洗好晾晒好，接着是喂猪，清除猪舍；把猪饲料和菜蔬准备好后，最后的工夫是把孩子的尿布衣裤清点装好，做好出门准备。每天早上就是按这样一个流程，紧张地忙碌着。

我的任务是外勤。一是在菜园里挖土，浇水浇肥除草。在栽插下种季节，也必须修整两块菜土，准备晚上栽菜秧用。二是担水，把水缸灌满，同时把灶湾里的柴火准备好。有时还要到稻田里把分得的稻草晒好，准备晚上回家时顺路捆好担回来。

“早起三朝当一工。”我俩只能这样来争取时间。临出门时，要再三向祖母交托，注意汤火等安全问题。交代今天做衣的地点，恐防有市主来请我们去做衣，或家里发生什么事也能托人找到我们。出门时，留守的孩子们已经习惯了不追赶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晚上回家时会有一点零食给他们。

晚上回家时，总是天已黑了。孩子们在门口张望等待。妻子把从东家那里得到的一点零食分给他们后，就急于去处理那一袋背回家的屎布尿布。夏天，晾在竹竿上像悬幡挂彩一样。冬天，挂在烤火架上，像焙盐鱼一样。喂饱了奶的孩子交给祖母哄着，我们就要点着煤油灯做夜工了，一般要做到零点左右，大地坪老屋的邻居们早已进入梦乡。

为了不影响邻居的休息，我们把窗子紧闭，还蒙上深蓝色的旧印花被单。只有“札札”的缝纫机声在打破夜的寂静。倦了、累了，就把一只红薯劈成两半，各食一块。这是我们吃的最简单的最朴素的夜宵。一种甜蜜而清凉的滋味使肠胃感到非常舒服。收工后，极度疲惫的妻子从祖母那里抱回孩子躺着喂奶。后来医生说，其中两个孩子的中耳炎可能就是这样感染的。真是很无奈，很后悔。

有时收工回家，还要提着马灯去菜园里栽菜，因为市主给我们的菜秧必须赶着时间插下去。有时回家顺路的话，还要去稻田里把生产队分给我们的稻草担回来。有时生产队分给的稻谷红薯等还堆在晒谷场上，也必须担回来。每次进门，祖母报告这些事情时，我俩就得先处理好这些，才去做“悬幡挂彩焙盐鱼”的事。

最逗祖母高兴的，是带回来的萝卜、白菜和瓜类等蔬菜。这是好心的市主送给我们的。祖母和孩子们能吃到这些蔬菜，就像“打牙祭”一样的高兴。

为了填出一些时日出来，应付和调整有限工日的安排，我们不得不做“接光”，就是在市主家里吃完晚饭后不回家，稍事休息，喂饱奶后，张灯做到半夜（十二点）收工回家，连做两夜可当一个单工。有的市主说，“东家省饭客赚钱”。而我们也不完全为了舍命赚钱，而是为了做到大年除夕，能基本满足市主就好了。少数市主，可圆通一下打个商量，接应做几件包工，到春节交衣就这样圆满一下。

每次做“接光”收工时，吃一碗光头面，但也有放几片肉或一个鸡蛋的，这算是最丰美的夜宵。收工时最怕遇上恶劣天气。有次在附近做夜工，遇上鸣雷闪电。妻子把孩子包在怀里，冒着雷声的惊吓，越过一道山嘴，刚到家就风雨大作，真幸运，孩子没受什么惊吓！

妻子说，天老爷照应了苦命人。

十六  秋老金

秋老金的实名是刘秋金，绰号秋烂皮、秋拐子。他是我的姑父，住在原上源村的美龙嘴。他虽然身材不高，但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很显得粗壮结实。

他的父辈很贫穷，因此他的文化很低，少年时代就从师学手艺，成了有名的老式裁缝。中年以后有点积蓄，置了几亩稻田和山林旱土，土改时划了富农成分。又因他在手艺生涯中，与地方绅士交往甚密，后来加入了圈子，与大爷贾海林、二爷刘丕成也有交往关系；加之土改时窝藏过地方武林高手喻钦信（追捕对象）。这样，他就被戴上帽子，成为被专政管制的分子了。

土改后，他没有再做裁缝，而是带着儿子在家做“小香”生意。因为他患有白内障，没有去参加过龙伏公社五类分子年终集训会。因此我在五类分子集训或批斗大会上没碰到过他。秋老金晚年双目完全失明，但记忆力很好，也未减当年“搓烂草绳”的舌辩口谈，20世纪八十年代初去世。

1962年，三哥离异，我尚未续娶。秋老金很关心我兄弟俩的婚事，挑着“小香担子”串走桑梓之间，为我们物色介绍对象。他的奔走游说，终于为三哥恢复了一桩婚事。也带我去看过一个姓朱的姑娘。1963年在我与戴氏的婚礼上，他很是热情兴奋，坐在洞房里十分活跃。

我们在吃百家饭的跑乡串户时，每天担心市主点的是什么“戏”？出的是什么“题目”？所以每天开工时，总是担心市主点出我们从没唱过的“戏”。为此，我俩还是要向老师父老前辈请教参师。但老师父的传统宗旨是保守的，好像十招的散打一样，传下来只剩下八招半。俗语说“师不语隔千里，师若语隔层纸。”即便传给徒弟，还是要隔层纸不说穿，使你有着神秘感，好像江湖囊君的祖传秘方一样。我们只有选择向姑父秋老金这个老裁缝请教了。

“打起锣鼓要戏唱”，生旦净丑几个行当都要掌握。深感跑乡工就是跑江湖一样，能站四角吃八方的裁缝，就要能掌握时装、古装、布料、毛料及绸料等的缝制。而我们只能算是半个烧火师父，隔四方八角有很远的距离，于是请来秋老金姑爷上门指教。妻子专心注意他在案板上的比划和解说，我就在笔记本上记下图样和有关尺寸。

做便装打布扣结，妻子只掌握了“空鸡脑壳”（蜻蜓头）的打结方法。姑爷说：“打‘空鸡脑壳’结扣是最流行的普通打结方法。这种结既简单又牢固，很适用，好扣又好解。此外还有‘三圈结’，比‘空鸡脑壳’大些。还有‘老树盘根’结和‘蝴蝶’结等。只是好看，不很牢固，做工占时间，不划算。乡间很难用上。”可是妻子只学了“三圈结”，而现在也记不清它的打法了。这是实践中没有用上的原因。

关于死人装殓入馆的寿衣寿帽的几个要点，姑爷讲得娓娓动听：

“做死人的衣，就是哄鬼。单针单线不包缝，不要扣结扣圈，只要系扣绳就行。死人的手脚不听使唤，尸硬了更难穿，所以注意一个大字，在一般尺寸上加一半就放大了。大袖大领大腰大裤裆畅通无阻。

“缝制寿帽要分男女。男的叫禅经帽，与道士帽差不多，只要后面的布飘带不下垂，而是转到额上打个结。女的帽顶是索头的，帽口后面要开叉，可调节松紧。”

我问及内山人挑物用的布袋是如何裁剪的？他说布袋是个冷件东西，用的人少，知道缝的也少。布袋四个角，神仙做不落！只要在五尺长的整布中间剪个正“之”字，移个错位就缝好平坦的袋底，再周边卷起合缝，然后滚边包绳。

我们学了布袋的缝制方法，但在市主上没有点过这出“布袋戏”。自改革开放，实行联产责任制以后，大山里修了简易公路，单车摩托取代了步行，密码箱旅行袋取代了布袋。

“我们只经常做婴儿连袜裤，但没缝过古老的夹层棉布袜。”秋姑爷就在案板上一边化线一边说，“缝布袜的关键是在‘起水’，使袜颈不打褶皱。八寸的脚板，后跟就起四分水，提跟四八三寸二分。脚背的斜度是五分水（即边长八寸长正方形的对角线）。袜口后面开叉，好穿也好松紧，不过叉口要安布绳便于系紧袜口。”

我当场记下了这个划线图样和尺寸。虽然市主上也没有点过这出袜子戏，但在大队上的农村剧团却出了这个题目！我们也交了圆满的答卷。因为剧中的老汉，都要穿粗棉布袜，把裤脚套在布袜里面，头捆大布长手巾，脚穿大布鞋，饰成一个北方老农的样子。

关于缝纫皮毛料，是市主透露了要改制一件皮袄的消息，并预约了时日。逼得我们临时去请教秋姑爷，才敢去做了那天工夫。

姑父以他的皮毛背搭为例，讲述三个要点：一是拼接各块皮毛衣片时，要做到毛路一致，毛色相同或相近。二是在缝拼的皮毛衣片周围吊上布边后才能组装成衣。三是在皮毛上喷上白酒，用切开的白萝卜顺着毛路，自上而下理顺，达到清污和亮色的效果。也同时喷点花椒水，有防蛀虫的作用。

秋姑爷教我们冷件工夫时，很是耐心，没有“隔层纸，留一手”。眼睛眯得像一根线，口里滔滔不绝地解说者。鼻尖上的水珠汇聚起来慢慢滴在案板上。每喝一口白酒，就用手在嘴角上摸一下。然后慢悠悠地说：别人没学到的，你们都学到了。好多冷件的做法都会失传。你们愿学，我愿教。我把它带进棺材也可惜了。

姑爷去世时，不能开追悼会，不能写寄托哀思的横幅，不能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那一段语录，只能冷冷冰冰地把他送归了净土。因为这个老裁缝和我一样，都是社会底层的五类分子。

十七  十月怀胎辛酸泪

妻子怀孕了是全家皆大欢喜的事，但她要忍受十个月的折磨。记得以前海瞎子唱的评弹，就有众所熟习的“十月怀胎”，诉出了母亲妊娠期的苦楚，教育儿女们要孝顺母亲，图报母恩。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农村就很难听到瞎子唱评弹了。后来电视的兴起，唱评弹的事就消声灭迹。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有时也提起“十月怀胎”的评弹。偶尔在地摊上也能发现唱“十月怀胎”的手抄本。

妻子生了五个孩子，按每个孩子怀胎280天计算，妻子则要受1400个日夜的折磨，占用了她一生中一段宝贵光阴。俗语说袋肚（怀孕）婆，吃一箩。可她每餐吃一碗饭都是用开水咽下的。紧张的劳动，营养的缺乏，心情的忧虑，把她折磨得肌瘦如柴，脸黄如蜡。由此也导致了胎儿的营养不良，严重影响孩子们的体质状况。

她的厌食，她的呕吐，她的形容憔瘦，也得到了一些东家的同情和关照。也煮些清淡的瘦肉鸡蛋汤给她补充营养。市主东家说，你们不吃，餐桌上的肉食都是我们东家自家吃完的，叫做“神明为（由）头，弟子享福”。

三个农忙季节，必须压倒一切，各行各业让路支农。她也得挺着大肚子去参加农业劳动。割禾插秧是她最难受的苦差事，然而这又是妇女们的“必修项目”。

有一次双抢季节，在井塘垅的烂泥田里，收割早稻，女伴们照顾她莫做弯腰割禾的工夫，要她去抓割好的稻把子送给踩打稻机的男劳力，认为这样可以少弯腰多走动。结果没想到好心没图到好报，她抓着稻把子在烂泥里来回跑动的速度自然要稍慢一点，但还是咬紧牙关跑着赶上去，怕稻把子接济不上，累得满头大汗，脸呈青色，一身被泥浆水喷个透湿。下面蒸发头上暴晒，拖到午间回到家里时，就有气无力地坐在门槛上，身如软带，气似吴牛。而祖母做出的饭食，烂得像鸭食一样，她一点也吃不下去。只能喝点菜汤充饥，嚼点辣椒刺激一下肠胃。下午还是要饿着肚子去出工。

那次是怀了老四亚郯，孩子在肚子里也跟着受折磨。晚上在团山嘴晒谷坪里开社员大会，她还是挺着肚子去听了会。我是五类分子不能去。她回来哭着对我说：

“那个大队干部，大会上点名批评我是地主子弟，右派分子家属，有劳不劳，抓禾把子死颜搭气不急性。其实我尽了最大努力，有时慢了也跑着补上了，并没有耽误他打谷。背着这个名声要受一世的劲（打击）。自己受了折磨，吃累带呕气，连肚子里的孩子也跟着受罪受气。”

我只能安抚她几句，好像说什么也没有作用！拿起石头打天，无可奈何。她倒在床上呜咽着，害怕未来的日子无法承受。但她次日照常去出工，对昨夜大会的批判还要装作没听见一样，不能露半点声色。否则，在双抢总结大会上，会上台当“演员”的。这是1971年夏天的事。到农历八月底，孩子正常降生人间，真是苦命人天照应。

她长期头痛，痛得挡不住，就用拳头敲打头顶和前额。为了坚持日夜的缝纫劳动，只好大量服用“解热止痛散”。这种白色的粉末含有咖啡因、非那西丁和吗啡等，对大脑神经有麻醉和镇痛作用，大量的服用产生了依赖性和抗药性。由于长期服用，也可能影响她晚年患眩晕症和三叉神经痛。怀孕期间也对胎儿产生一些不良影响，老三的长期头疼可能受到母体的服药影响。

她尽管体质很差，还是没休息养胎，也无补品保胎，还是带着恐怖忧郁的心境去劳动，幸运分娩时没出现过难产。她多次说过，能安全分娩的重要原因是每天早晚跑乡赶路，农忙时天天劳动。富贵人家的孕妇难产的多，劳动妇女难产的少。抱着婴儿早夜在路上走，有时遇上刮风落雨打雷公，也不受惊吓生病。这是经风经浪才能经打经撞。不是老天照应菩萨保佑了，而是劳动锻炼的原因。

她怀的五个孩子，都是临时临月还在市主家里做衣。有的白天在外做衣，晚上就生了崽；有的是上午做衣，下午就生崽。她回忆说：“生老大那天是正月初七，本来预约去党上刘家普时尹家做衣的。早上准备出门时，觉得肚子里有些异常，怕把崽生在市主上，就托了个倒信说家中有事今天去不得。结果在午后就分娩生下老大。虽然受了袋肚（怀孕）的罪，但没有受过生崽的罪。像鸡婆下蛋一样，快得做手脚不赢。”

“托倒信为什么不说要生崽，只说有事呢？”我问她。

“托倒信不能说真话，怕坪上女子生崽——半路里收场〔这是句地方俗语，坪上是龙伏镇下面一个村子名，传说坪上村有个女子的肚子大了，就到处张扬说要生崽，袋了几年肚没见个崽的影子。就挖苦她是‘超羊婆’，说是‘只见娘袋肚，没见崽行（音房）路’〕。这是打屁要屎交的。何必要张张扬扬呢！”

妻子生崽，除生老大喊了接生员，生后面的四个孩子都是祖母接生。都没遇上难产，都是像母鸡下蛋一样的快速分娩，都是临产前仍在劳动。祖母接生只是剪断脐带，包扎一下。老二、老三、老四三个孩子出生的情况都是这样的。

记得最清的是老五这个晚崽的出生。农历九月二十日，在刘文第家做衣收工时，预约次日去做衣的户主要我们明天一定去，切莫超天（撒谎）呀！妻子说不一定。敏感的户主说：难道明天要生崽吧！咯快！

回家路上，听说福源村的欧公玩把戏（杂技）的来了，妻子说她不能去看把戏，要我一个人去，我就折向欧公去了。等我回家时，妻子还在为邻居用手工做痰枷（婴儿的口水布），接着又准备尿布和脐带布，说是今夜恐怕要生崽。我就立即把断脐的剪刀磨快后，与棉花、苎麻丝及医用纱布等挂在水壶里用蒸汽高温消了毒。

到半夜零点时，妻子躺在床上，连垫被都没来得及用薄膜垫好，老五就降生了。我即把祖母喊起来，她慌忙得倒穿着鞋子跑过来，又高兴又埋怨我没有早点告诉她。仰在床上的孩子唧呱唧呱哭起来，并仰天撒了一泡尿。祖母说剪脐带肠要留一拳一指（大拇指）的地方剪断。我用苎麻丝照读书时扎篮球内胆气管的方法把脐带肠重复反折扎好，用酒精消毒后涂上紫药水。这回算是我当了一次接生员。

我和祖母忙于为孩子穿衣裤，系脐带布、垫尿布等事去了，没有去照顾妻子，妻子等后衣（胎盘）下来后，自己爬起来去清洗身子和换衣服。她实在是太吃苦了。我疏忽了对她的关心，至今很是内疚。

妻在怀孕期间除受了身体和饮食的折磨外，还有为牵挂父母，没有尽其孝顺而感到极其难过，这使她受到精神上的巨大折磨。怀老三时她母亲去世，怀老五时是她父亲去世。对于她父母而言，她是无法弥补的，一直是难以释怀的痛苦。

当我写这段文字时，她深有感慨地说：劳动上的压力，身体上的折磨，政治上的打击和精神上的忧虑，都没有被折磨死去；还能怀上五个孩子，并且清清吉吉生下来了。这真是信天由命。偏偏五个孩子都成家立业，都很孝顺，这是最大的安慰。现在无悔十月怀胎辛酸泪，唯祈百年树德子孙贤。

十八  团年与守岁

1.团圆饭

农村的大年三十吃团年饭是老祖宗们一路传承下来的习俗。即使在“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口号喊得震耳欲聋的年代里，还是没有把这个习俗破除。

我童年时代，看着祖父母买油货炒货、炒旱茶（土产品）、打豆腐、扫扬尘、杀年猪、装灯烛等，为了大年三十的团年饭忙个不亦乐乎。这只是一个难忘的甜美记忆。而到了我俩吃百家饭的这个年段，邻居们虽也办大年三十团年饭，但只能凭证购点有限的炒货，买几斤猪肉了，团年饭的丰盛和气氛远非昔日可比了。

我家的团年饭就更是一件很尴尬很无奈的境况了。因为我俩每年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都要在外为市主赶做过年衣，无法安排在家吃团年饭。祖母说也要有个年头年尾呵！我们就只好把堂祖父家的衣推到三十日去做。祖母带着五个孩子也一起到堂祖父家来团年吃团年饭。以后大年三十日再也不到别处做衣，傍着吃团年饭了。

回想起当年祖母带着孩子吃团年饭，而我们在外做衣不团圆的情景，真是很内疚。本来吃百家饭凭着手艺赚点饭吃，是无可非议的。但我们总要自谦地说是“混了伙食”，或者说“傍了东主的仓门板子”，有时也说“傍了东主的厚背棚（膀）”，但不能说是傍着过年吃团年饭。因为团年饭只能在自己家吃才合情理，表示一家团聚。所以在别人家吃团年饭不大方，不体面，为赶衣而无可奈何的。每当饭后总是说声不当烦情敷衍圆场。

写起这“团年饭不团圆”的事，我又想起张福族先生来了。张先生是南京美专毕业的，以前是我在花桥完小教书时的教导主任。自反右以后，他也在走乡串户，奔波于桑梓之间，但不是做手艺吃百家饭，而是打爆米花谋生。

1974年腊月二十九傍晚，我俩散工回来，看到厅堂里的孩子们、妇女们围着一团火光凑着热闹，突然一声爆响，孩子们并不怕，而是围上去收拾打出来的爆米花。我上前一看，那个蹲在地上抽动着风箱把手的人，竟是我在花桥完小教书时的老同事——张福族老师。

于是就打招呼留餐留宿。是夜，各自对自1958年春被打成右派以后十几年来所经受的打击和生活窘境，感慨地叙述了一番。他说，从那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恐怖环境中幸存下来，真是劫后余生。十几年虽是惊弓之鸟，不得不适应和面对现实。生存是生物的本能。我打爆米花也好，你做裁缝也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莫叹斯文扫地，硬是要放下架子求生存。

“这样劳碌奔波，也是个寄托，也是个解脱。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口号把一帮人诱到了绝境，历史上的明君仁君存在吗？唐太宗能听纳魏征的十思疏，且不杀前朝降臣，不杀开国功臣，不杀建国诤臣是何等的大度……”我一边吃他送的爆米花，一边说着，“明天请到我这里吃团年饭，难得呀！”

妻子夜里炒了些土产品，做了油炸肉（实际是夹着一点碎肉的麦子粉团），准备招待这个难逢难遇的稀客。次日一起吃了午饭，算是难得一起团个年。下午，他说要朝着家里（棉花园）方向一路打回家，争取能回去吃晚饭，不然也是团年饭难以团圆。

2.守岁

孩子们和我的童年一样，对守岁的概念是迷茫的，大惑不解的，对年岁这些时间词条的认识是多么的糊涂。所以我很小时候，总认为祖父夜里去放哨是浇放滚热的猪潲去烫伤坏人的脚板一样，把守岁看成是守住床上的棉絮（方言岁音絮）。但到我的孩子们这一代，不像我童年时住在大地坪老屋那样，围着火堂里那个半燃着的硕大树蔸，为了能使树蔸耐烧能通宵不灭，祖父在树蔸两边倒上伴有油茶球壳的粗糠头。虽然烟火交加难受，眼睛皮打起架来，还是要守坐等待祖父发点压岁钱，同时等着吃祖母的猪脚炖蔫萝卜。

祖父说火堂里的硕大的树蔸就是财佬。越大越有财，通宵烧不完，就是财多用不尽。可祖母在出了天行（天亮打爆竹）后，就把火种埋好，并在灰堆上扦个园眼通气，生怕火种熄灭。她说这是烟火不绝，柴（财）旺有余。

在大地坪老屋每年守岁还是烤柴火，但不是被糠头和茶球壳盖着的大树蔸栳，是烧着杂木明火。一则没有烟火，二则可炕焙小孩的衣服。自迁建到蹉跎坡以后，客房靠窗户一边摆着案板缝纫机，是我俩做夜工的一席之地。剩下的空间是祖母和孩子们烤火的地方。每年除夕之夜，妻子把一盘炒米、薯片、瓜子豆子之类的土旱茶放在火盆上的小方桌上，由他们自由品食。而有限的糖饼就另外分给他们。如有送工钱的市主来了，就把酒瓶和纸烟拿出来招待。

孩子们也不吵闹，安排他们讲故事，背诵唐诗。前半夜我还要打着杉皮火把先去市主家里收账。妻子一边做包工，一边掌握这个守岁的摊子，同时还要应付一些送工钱结账的东主。后半夜我必须赶回家主持守岁的场面，妻子也要为孩子们连夜赶做一件新衣过年。

我从市主上收账回家，也带来一些油炸土产品和糖饼之类，算是洋旱茶。

等祖母和孩子各自睡了，我就把衣袋里的纸币硬币一概抓出来摆在案板上。因为当时没有大面额纸币，并且每个单工价只有1.2元（后1.6元）。堆在案板上的钱看起来很多，妻子耐烦地按元、角、分清理出来后，我即做个加法就得出了个总数额。另外一小薄膜袋的硬币，必定是老市主石江组陈问强交的部分工钱，因为这是他修套鞋（雨鞋）和阳伞（布伞）赚来的零钱，也是几个辛苦钱。他也是典型的劳少人多欠钱户，赚点小钱也要按规定向队上投资买工分的。

我和妻子数了这些钱，总了这个数。一时乐滋滋的，很是惬意。其实，我们都很明白，上本进账使我们一时高兴，再算下本出账就会要吐冷气的。妻子说，这是一年做到头，为了这几张“纸”。这些“纸”使人欢喜使人愁！快把记账本子拿出来，凡是我们要还的欠账都一个一个打个包封，写上姓名标记数目。春节去拜年一道还钱。他们会特别高兴的，因为新朝年头有人送财喜，是开门红！

案板上除硬币外，剩下的纸币就只有几十块了，都包好装在一个袋子里。

“剩下这点钱只能准备正月初五日的祖母生日酒席了！还有正月收亲嫁女的要送礼吃酒。做一年一身新衣都赚得穿！哎！”妻子沮丧地说。

我把裁缝薄打开安慰地对她说：“市主上的工钱没有全部收到手，剩下的欠数可做明年的零星开支。本来借钱投资，然后收账还债，只能这样寅时掏卯时的钱，扯了公账盖婆账。能把八口之家支撑起来，全靠你吃累，你的功劳不小呀！”

十九  隐形书箱

孩子们一个个长大，陆续到宝乔祠的小学读书了。学堂隔蹉跎坡只有两百多米，不要祖母去接去送，我俩在外做衣也还放心。这时跑乡做衣看来担子比前清减了重量，没有缝纫机架下面的那个箩筐了。殊不知，机架那头减轻了，而机箱这头加重了。因为机箱里加了一个隔层木板，木板下藏着书籍，木板上加块油毛毡防止机油下渗。缝纫机放在上面，谁也不会发现这个秘密。我把这个机头底下的隔层叫隐形书箱，又因为它随着我跑百家，所以称之为流动的隐形书箱。

经过1958年的反右和读书会反革命案，以及后来的社教文革运动，我的藏书都被抄查和流失，散在楼板上的是废纸残片和课本。所以，我家既无书柜也无书箱，原来贮书的书笼都装满了衣服和被絮之类的东西。

1962年我从谭家山煤矿带回的书籍杂志，就是我仅有的一点精神家当。后来我搜集到一些文史古籍和芥子园画谱，文革时用篾箩装好寄在五保户李阿婆家里。由于长期无人问津，成了蠹鱼的粮食库和老鼠的窝巢，变成了一箩纸筋。藏在灶膛里的书籍也因潮湿和鼠害，化作一窝纸屑。

岳父临终前送我的五卷《增广诗韵合璧》，是民国八年由上海锦章书局印刷发行的；岳母送给我的十二册装的甲大本《辞源》，是民国四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发行的；在湘潭市求古书店购到的《中国植物图鉴》，是民国二十六年由开明书店印刷发行；《中国绘画史》则是民国十五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发行的。

这四部书在隐形书箱里度过十几个风雨春秋，直到1978年平反复职，它才重见天日，得到了“解放”。它是我当时仅有的工具参考书。能幸存下来，使我在以后的教学、诗词、书画和园艺等活动中，得到不少帮助。

还有一套康熙五十五年御制《康熙字典》，是清道光七年奉旨重刊的三十九本装的木刻本。因册数太多，未能被“隐形书箱”接纳，用旧衣包着放在祖母的衣箱里，从来没人去翻她的破旧衣服，因此也闯过了文革中的打劫。

隐形书箱里的书虽一直被尘封不敢查阅，但隔板上面也放一两本借来的小说供我俩在午休时消遣。妻子说午休不能瞌睡，怕睡久了耽误工，她很喜欢看书，并且看的很认真很投入。她把《红楼梦》看了几遍，能说出金陵十二钗的姓名及所配使的丫头。

她说要分清《红楼梦》的人，就要弄清贾史薛王四大家族之间的联姻关系，贾氏虽分宁荣两个府第，但人物排序都以汉字偏旁部首分了辈分，如贾政、贾敬、贾赦从文部，贾琏、贾珍、贾珠、贾环从玉部，贾兰、贾蓉从草部，长幼有序，尊卑分明……

我发现她看《红楼梦》哭了两次。第一次是她读到第二十七回黛玉葬花哭的《葬花吟》——“……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时，就潸然泪下。她说她眼泪生得浅，读到这种伤感的诗句，就是要哭。

第二次是在一个秋风萧瑟的夜晚，我从外面回来，透过玻璃窗看到她的眼圈红晕。一只手揩拭着淌下的泪珠，一只手压在案板上打开的书本上。我急忙进去问她有什么不顺心的事要哭。她指着案板上的《红楼梦》呜咽着说：看到这“林黛玉焚稿断痴情，魂归离恨天。薛宝钗出闺成大礼”多么凄悲啊！自然要流眼泪。我说：“你不要看书入魔。你又不是林黛玉。她是苦命的绛珠草变的，所以她善愁多病而爱哭。”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只因林氏家族的破落，黛玉无奈寄居篱下。贾府只讲门当户对，金玉良缘。连贾母也不痛心怜爱这个可怜的外孙女了！真是势利眼。”妻子气愤不平地回答我。“林黛玉也有快活似神仙的时候。结海棠诗社题菊花诗不是夺了魁吗？”我说，“这只是她短暂一生中的短暂一刻——昙花一现！”

她看了五遍《水浒全传》，又补看了四十回本的《后水浒》。我问她看得这么入神入化有什么体会？她说印象最深的是百零八个诨名（绰号）能准确地反应出百零八种个性特征，可不都是好汉。宋江是投降派，带了兄弟们去接受招安，无耻地高呼“皇恩浩荡，谢主龙恩”。只有燕青、李俊、童威、童猛才是好汉，不受招安，不求恩赐，真有骨气！我说她不愧是大家闺秀，出自书香门第的女子，她则认为我挖苦她是辍学当徒弟的出身！

二十  桑榆夕照

祖母去世那年，妻子五十九岁，我六十三岁。孩子们已学有所成家有所立，我俩已开始过清闲日子了。虽劳燕守空巢，还是要劳逸结合，体脑兼用。日子过得非常踏实，饮自然水（自家的压水井）、吃环保菜（自留地上自种的蔬菜）、烧朽木柴（清理环境所储存的枯枝朽木）。除早晚在果园和花园里搞些劳作外，其余的时间是看书和下象棋。我有两间工作室，一是书房一是木工房。她喜欢看电视和小说。我搞根雕竹刻时，她也来帮忙或参谋几个建议。

有时，附近的婆婆老子们也来闲坐，一边喝茶饮酒吃糖果，一边翻起陈古八年的烂布袋。婆婆们喜欢讲出集体工的事。我们老头子喜欢翻童年上树攀桠下水捞虾的事。我们也从他们的口里，了解到一些地方上下发生过的旧闻，有吵嘴打架的，有男女私通的，有买地下六合彩的，有扳砣子打麻将的。也有汽车摩托撞死了人的，也有吃农药自杀的……这是我们获得本土新闻的又一渠道。妻子常说，家无浪荡子，不知门外事。地方发生的好事坏事，我们都蒙在鼓里。我们好像是足不出户的人家，只在这个蹉跎坡里打圈子。

妻子下象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学会的，只有下棋才是两人合作的娱乐项目。于是老五买来两盒象棋，我制了一个带屉盒的棋盘。她很有悟性，很快掌握了“车行直路马行斜，炮打隔山不认爷……”。我只想她快点学会，而且快些成为我的对手。不料这内向沉稳的老婆，竟不到一年就能与我抗衡了，已是范仲淹“胸中有数万甲兵”。

2005年迁住到浏阳市教师村后，我俩也到棋牌室去参加活动，并有两年参加了市级象棋大赛。我在男子组第一轮就败局下阵，她却进入女子组四强半决赛，得了两床被单和四十元纪念品。她说虽三局胜了市教师进修学校的彭老师，但败在王老太婆的临头炮（中心炮）阵下。2010年她获浏阳市象棋大赛女子组季军，发了奖金和荣誉证书

她看见我写诗写字饶有乐趣，也发了练毛笔字的瘾，于是从书柜里找到一本“黄自元楷书九十二法”的字帖。这是清代书法家黄自元根据汉字结构的规律总结的方法，每种方法有范字四个，并有文字说明。这种有棱有角的正楷很适合初学者练习。

她也像看小说一样，认真到入魔的程度。我也把胡石冰教我的执笔运笔方法告诉她。她把难度大的“鸾凤腾飞”四字整整写了二个年头，并且能悬手运笔了。总是叹着气说只是练练手，看起容易写就难，隔黄自元要差十万八千里呀！我说世上没有容易的事，写几担纸，写掉几缸墨汁，也难写出一个戴自元的。不是要当书法家，而是陶情养性，净化身心，运其血气呵！

第九章  社教与文革

一  新资产阶级分子

据《中共浏阳地方史》载（第121-124页）：“浏阳县委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胡耀邦在浏阳开展的四查四帮是在和风细雨中进行，解决了问题，教育了干部。但在极左思想指导下，此举因为没有上纲上线来整干部，搞斗争，被上级否定。

“1964年1月，县委根据双十条，决定开展系统的社教运动。1月中旬至4月底，县委组织307人的工作队在罗江公社和城关镇三个大队试点。5月组织1501名队员在九个公社一个林场开展运动。认为面上未突出‘阶级斗争’这个纲，一样被否定，9月中止。

“系统社教运动载（第127-129页）：1965年2月7日至19日，召开县四级干部会议，重新部署的目的主要是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资本主义的当权派。7月起全面铺开，地委成立浏阳社教总分团，一共12600名工作队员，分十个分团在浏阳开展社教。从经济入手，赔退兑现，放包袱得解放，解决四不清干部问题。

“清理专政对象，补划地主、富农、新资产阶级分子437户。……321名摘帽，74名逮捕，拘留40名。

“社教期间，发展新党员12955人。”

我从以上官方文献中才知道社教运动就是四清运动，才知道醴陵工作队来我地开展的社教运动才是系统的社教运动。当时我这个右派分子还没有正式宣布加入四类分子改造，称为五类分子，实际上是专政对象了。也去听过醴陵工作队队长易东富的报告，工作队的老潘和老邱也来找我做事。我对他们开展的社教运动的印象记忆犹新，特别是易东富队长和老潘、老邱三个人。

醴陵工作队进驻后，连续开会作报告，发动群众清查当权派，清理专政对象，突出阶级斗争为纲，一时政治空气紧张袭人。

在社教运动中，清理的专政对象中，除补划了地主富农外，还划了一个新的阶级成分，叫做“新资产阶级分子”。关于前者，我一直觉得土改时地主富农的生活水平，实际上还比不上21世纪本地农村普通老百姓。

关于后者，在社教时就是一个新成分，故称新资产阶级分子。我们龙伏公社就在一次批斗大会上，宣布了上源大队的陈国光和复新大队的傅乐安划为新资产阶级分子。不过，他两人没有参加过我们五类分子的集训，因为他们是第六类分子。也可能他们列入二十一种人黑名单之内，或者列为内专对象，总之有个“分子”的头衔。

陈国光原是我在南普寺读高小的同学，解放初期参军在部队当过卫生员。复员后在石江诊所从医。后撤石江诊所，建龙伏诊所，陈任该诊所所长时，以付贤乐、刘赢洲两人（皆地主）坐诊中医，付育仁（地主）主中药调剂，江述吾主诊骨伤科。

在这个天地里，中农成分、军人出身、年轻有为的他应是红旗下的红人，青云直上的，这也是他人生中的极盛时代。然而在社教运动中，他被划为新资产阶级分子，于是被打回了老家麻坊坳，一直务农为业。后来虽取消了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但再未能回到医疗卫生部门去。当过村上护林员、村长，入了党。

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应属于工薪阶层。要划个新资产阶级分子，必须是捞了一把，爱财者的发财，是取之有道？或是非法敛财？从1964年8月6日中共湖南省委发布的《关于处理常宁县委主要成员腐化变质问题的决定》文件中可管窥一斑。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常宁大多数被整者相继被解放出来，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234人，判刑或劳教的5人，划成新资产阶级分子和补划地主成分的4人……

从中共浏阳地方史所列数字（见前述文字），大致与常宁相类似。既不是龙伏公社的创举，也不是醴陵工作队的新发明，而是系统社教运动的产物。

划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傅乐安，是另一类情况。

傅诨名为“乐结巴”，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是一介农夫，也是传承了祖上衣钵的鸭司令，住在捞刀河畔的凫渚台（俗称乌猪袋，雅称乌飞台）。因为这里的地理环境是“沙汀凫渚，岸芷兰香”，有着得天独厚的养鸭条件。同时，他掌握秘传的孵化仔鸭技术，发的鸭财也是赚几个辛苦钱。因此地方评论说发财也该他发，不偷不抢，盖几间土砖屋，发点财也喷做鸭屎臭……

但这样的人，在社教中就成了新资产阶级。这样的新资产阶级能比上资本家家中的佣人么？只有没收房屋，停止孵鸭子，强迫劳动，戴上一个“帽子”，挂着一块牌子，成了一个“分子”。纵你乐结巴有天大的本事，你也发不了财，你只能和大家在泥巴里滚工分，才达到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目的。

胡耀邦上台后曾说：“什么是农业？单打一抓粮食，不顾农民家计是不对的。应当坚持的做法是，绝不放弃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哪一项都不能忽略，那么多的劳力，闲置起来是难以估量的损失。”

拨乱反正后，傅乐安激发了被强制压抑的养殖积极性，重整旗鼓，再操旧业，开起他祖传的鸭棚。春秋两季孵化的鸭苗，赊给地方的零星养鸭户，也赊给贩卖鸭苗的剩余劳力。他不但自己富了，也带动了他人富裕。因此，他成了万元户。从此“乐员外”成了他的外号，取代了原来的“乐结巴”。

乐员外的事迹评了科技示范户，电视上播出了“养鸭大王”的节目，他被评了“神农一等奖”、“优秀致富能手”，并入了党，出了名，选上了浏阳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浏阳县委还奖给他一面养殖专业户的锦旗，上面有民政部长崔乃夫题词“为富施仁，精神可嘉”。

2009年，我在龙伏镇看见他在赶集，还是老样子，高瘦的个子，背有点隆起，走路向左侧着身子。躲在鸭舌帽下的眼睛不停地眨着，一身旧中山装，还是当年乐结巴的老样子，看上去没有员外、委员、大王的风度，只是一个勤劳致富科技发家的地道农民。

二  “反革命”成了诨名

醴陵社教工作队的老潘住宿的那户人家，也是姓潘，贫农成分。算是扎根于贫下中农，又是老家门。茶余饭后扯起谈来，离不开“荥阳望郡”。特别是西晋潘安仁种桃于花县的典故，“掷果盈车”使妇女多么羡慕这盖世美男子。但他绝不提起北宋那个潘仁美，好比陈姓人不提陈世美，秦姓人不提秦桧一样。只有正面人物才光宗耀祖，才脸上有光。

可老潘选择扎根的住户中，竟有一个叫“反革命”的人。他很惊讶地发现，出集体工时，大家都叫这个迟钝的小伙子“反革命”，而家里人都叫他异伢，或富伢。为了不走错阶级路线，他郑重其事地私访了一些人。

这个“反革命”，偏矮略胖的个子，嘴唇外翻而厚，眼神迟钝，个性孤僻，语言不流畅。大跃进时随离弃的生母远奔江西，故名异籍。其父的第三任妻子生下三个儿子，依次名号贵乔、长乔和命乔。为了完整富贵长命这个吉祥词语，于是就把异籍改为富乔，一个多么有意义的雅号啊！异籍的称呼就淡化，只有他继母偶尔叫他异伢。

“1966年2月19日，浏阳县召开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选57人代表出席地区会议。4月9日至29日，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学习老三篇。大发动，大讲用，大参观。毛著和语录的每个观点每句话都当作至高无上的指示”（《中共浏阳地方史》第129-130页）。没有人知道学毛著高潮正是文革的前奏，即将拉开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这时，潘富乔正在龙伏完小读六年级，他的“反革命”外号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冕的。没有人去追究具体原因，喊的人多了，喊的时间久了，似乎“反革命”喊成了习惯，就取代了原来“富乔”这个雅号。潘本人听得多了，也听习惯了，无形中接受了这个外号。回应起来是那么麻木，是那么无所感觉。似乎这个“反革命”的称呼没有一点政治色彩，嗅不到一点阶级成分的气味。从冷漠的眼神，到戏谑的口气，似乎看不到人性之所在。

尽管富乔一直默认着这个“反革命”的外号，我总是感觉到他的内心是多么痛苦。而时人总是这样麻木不仁地叫着令人心惊胆颤的“反革命”，很少人去反思这个时代产物的来历。

2008年，“反革命”已经五十一岁了。看到他，就想起我前妻生的女儿也该五十一岁了，祖母说大办食堂时她在幼儿园负责看管两个孩子，就是富乔和我这个女儿。

这年冬天，我在他烧木炭的土窑旁见到了潘。他正在掏木炭灰，满身灰尘，手脸乌黑，比以前老了不少。他还是那样迟钝，走起路来还是向左侧着身子挪动。

我问他还做临时工吧？他说，身体吃不消了，这几年替人烧木炭，从装窑到出窑要一星期时间，从前每窑收二十元工钱，现在要四十元了。东西都涨了价，我也要涨点价。守了这个窑也算半个家务。我递给他一支香烟。他说：敬辞了，钱吃烟就不吃了。好得办了一个低保本子，自己立了一个户口……

我和他同坐在一堆树筒上扯起了“反革命”的事。

“我那年在龙伏完小读六年级，校长是余成林（原教委招生办主任），教导主任是寻民恢（原社港区文教办工会主席），班主任是寻课录。有一天发现厕所里写了反动标语，就怪是我写的。我确实写，硬说是我写的。就开全校大会，站在台上挨了一餐批判，就把我开除了，从此读了书。在生产队出工，开头只算半个劳力工分，后来才评上女劳力的工分。”他以无可奈何的口气说，“后来都叫我反革命，人喊我富伢了！很久后，有个姓张的学生用农药闹（毒）了鱼，被发现了，他在写检讨时就交代了在厕所里写过反动标语的事，才证明我写。不过学校没有来过问这件事，就这样背个“反革命”名声！后来我去教革办找过几次沈利国（教革办主任），也没什么答复……”

我深知那个年代发生的那个事，学校不抓出一个人来作处理，是脱不了身的。搞了个替罪羊就结了案，就不管你富乔的死活了。无情的光阴流逝了三十多年，阳光依然很难照射到每一个偏僻的角落。他还是烧他的木炭，一脸灰尘，“反革命”的外号还是经常有人喊着啊！

三  天口崖下的冤魂

我的岳家保寿山所在地浏阳县山田乡原是106国道上的一个乡，现合并到淳口镇。山田西面的陡峭山崖叫天口崖。枫林峡谷的溪水从崖下静静地流淌着，只有从崖下那座彭家坝的激流发出可怕的声音，溅出的水花在坝潭里随着漩涡消失。自106国道在崖下修通后，我和妻子不知多次坐车从这里经过。但不敢面对这峥嵘的坝石和阴沉的坝潭，更不忍听那凄戾的流水冲击声，只好掩耳面壁，痛心地躲过那一段叫彭家坝的可怕路段。因为往事未如烟，触景生情，一幕永不能忘的凄惨景象涌上心头，锥心刺肺，不堪回首。

按天干地支的五行属相，丁未年是个红羊之年。虽不遭兵燹之难，但人祸却降临岳家。一个阴沉的早春上午，社员们都在翻犁绿肥稻田。我扛着板锄刚到田里去灌水犁田，路上就碰上从山田来的堂妻弟戴腾龙，说是到我家找陵姐有事。他的突然到来，我顿感不祥。

二人刚近大地坪老屋，妻子很惊恐地追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妻弟说四婶（即我岳母）病了蛮严重，马上回山田去看看四婶吧。这时妻已有身孕，于是一行三人马上往山田进发，身重脚轻，心急如焚，三步当作两步走。一路很少讲话，心事沉沉，还是在中午前赶到了保寿山。

穿过古老的官厅大屋就到了保寿山，庙门外有一小群人围在山门右边的屋檐下，檐下用竹晒簟斜搭在墙壁上，晒簟下的台阶上傍墙放着一个黑色的长方形物体——很快认出这是一具瓦棺材。妻子捧着大腹冲到台阶上，一眼看到躺在瓦棺中的就是心爱的母亲，哇的一声伏在瓦棺上抚着妈妈嚎啕大哭，痛不欲生。

我不能不把妻子拖开，因为她拖着沉重的身子步行了三十里路，已是非常疲惫了，又这样涕泪交加痛哭一场，给她的身体和精神是个沉重的打击。这种突然的打击她是难以承受的。

她想起妈妈为她“辍学从师”、“参师进厂”和“三过铁树坳”、“抱养外孙女”等大恩大德，却没有给妈妈半点回报，没有尽到一点孝顺之心。妈妈无私地操办了自己的出嫁，自己却没能帮助改变娘家的生活，使妈妈无法走出窘境，最终走上了不归之路。深感内疚，痛心不已，无法报恩于九泉之下的妈妈。

岳家本是出自“二礼家声”的大户人家，现蜗居保寿山，何谈及遵礼丧葬呢？！生不能厚养，死不能厚葬；只能陈棺阶檐之下，不可陈棺庙堂之中；不能鼓乐闹奉，惮其“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吾母，生我劳瘁”之词。

是夜，我和姨夫姨姐妹们带着小舅子守坐山门内外，春雨霏霏，寒气袭人。屋檐水的滴答声打破死亡般的寂静，在幽咽地倾诉殁者的窘境和存者的悲哀。

次日早上，草草把岳母安葬在对门山上。送葬时，我看到十二岁的小舅子穿着麻衣，扶着桐杖的情景，更是心痛。

原来，有人说看见岳母朝天口崖下的河边走去，以为她是去拔小竹笋；不谅她投在彭家坝的水潭里结束了短暂的一生，年仅四十四岁。

后来妻子后悔莫及地对我说，“妈妈走这条无情路，实在走投无路的生活窘境下造成的。除紧张的政治运动的压力因素外，我们子女们也有责任。

“当时祖母年高，父亲是个体弱多病的改锹子。生下的第十胎才是个弟弟，也是个秋瓜，还只十一二岁。大姐嫁出去了，夫家也是地主成分，自身难保，也是牵挂的；大妹孟林自己找了对象也飞走了，小妹孟熊不肯在我家过日子也回来了，我能赚点钱也出嫁了。剩下的五个人，没一个劳力，也没人赚钱，生活怎么过？没有一点指望的情况下，她走这条路，也是无可奈何的。

“我家的社会关系都是高成分，连姨爷也划了右派，她是想不通的；她是受过传统教育的大家闺秀，很要强，又无法支撑这个家。以前地方都称她易生娘（岳母姓易名依庭，淳口易应龙之次女），后来喊她易嫂子，又后来直呼她易婆婆，最后喊她地主婆了。她在内外压力之下能支撑住这五口之家吗？

“她一共怀了十胎，其中两胎是男双胎，共十二个，但其中的四男三女都夭折了。剩下五个又飞走了三个女。自己身子拖垮了，却得不到一个护阵兵……她没有留下一个字，也没交代一句话，就这样走了，真得救星。假使有人发现救起了她，一定会劝她的。”

妻子这样痛心疾首地哭诉着。

“假使我们注意关心了她的苦楚，或她被人救起了，我一定把她接到龙伏来过生活！”我说。

“你这是董永婆娘打天讲。她走了，剩下的四个人吊起来喝西北风吗？治保主任能准地主婆逃避管制吗？何况我是地主子弟，你是右派分子！这是走到绝境，天不绝曹也要绝！妈即使活下来，也是活受罪，打活磨头的。反悔的只是不该出嫁，该多帮她几年，等老弟大一点，经了力（成了年），生活有了指望，也可能救了妈妈的命！”

“我们只能面对现实，妈去了就莫想她！希望在你弟弟这个‘秋瓜’上，想通些！想远些！你急坏了身子，我们也不得了！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我只好这样安慰她。

写这文字时，“秋瓜”已五十二岁了。虽还未到“双柑风味”的晚景，但已露了“二礼家声”的端倪；也是托了祖荫，岳母含笑九泉吧！

四  班房袋在屁股上

自1966年2月19日浏阳县召开全县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和4月9日至29日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学老三篇，大发动、大讲用、大参观搞得轰轰烈烈。四卷红宝书分发到了各户，各户均在自家墙壁上钉了宝书台，宝书整整齐齐放在上面，以表示对几个伟大的“忠于”。

我们是黑五类，是不能有宝书的，不要每天背诵老三篇。出工和收工时，也不要站在晒谷场去搞早请示晚汇报。只要出工听钟响，绝对服从队长的安排，接受社员的监督就是。但我在学毛著运动中，也做了一些关系到学毛著的事情，在申报摘掉我的右派分子帽子时，列入改造表现好的材料，认为是我老实改造、立功赎罪的表现。

一天，大队民兵营长兼治保主任沈略超要我俩这几天不要去跑乡工做衣，要缝制语录袋。布料是大红洋布，尺寸按宝书的长宽厚度，还要缝上带子做背带。为了取放宝书的自由方便，不做盖子。带子的长度是从左肩斜跨到右髋骨。袋子要缝得不松不紧，既不能现褶皱，又不能现瘪皮。要使宝书装进去显得严严实实，又要取出放进畅通无阻。

我们按他铺排，先缝制一个样袋，交他审定。他认为蛮好，只是背带的长短要做两个尺寸，因为个子有高有矮，手臂有长有短。就这样我俩作为一个政治任务，诚惶诚恐地完成了他指定的数目。

缝制时，妻子慎重地交关我，袋底要来回缝夹线，袋口要缝倒针。因为这是社员要背着宝书到田里地头做工的，一旦语录从袋底溜出到泻泥里，就惹了大祸，脑壳上的帽子就要加秋（加罪）呵！

社员在稻田里擂禾（用脚除草）时，手里撑着擂禾棍，肩上挂上装着红宝书的语录袋；也有人用语录袋装着收音机播放着；也有人边擂禾边背诵老三篇的。有时遇到困难功夫，就大声朗诵：“……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缝好了语录袋，事情还没完，治保主任沈干成又要我到临近大路的墙上和柱头上画毛主席像。这个任务就比缝语录袋的难度大，而且政治风险特别大，很容易戴上污损领袖形象的帽子。真是“仙人难倒了凡人”。我不能不想办法来做好这件事。

于是我从略超那里找到了一个印在语录本上的黑白头像，按比例放大到一块硬质纸板上，用小刀雕空黑色部分，头像有效宽度不能超过六市寸（因为青砖柱头宽七寸二分）。把样板端正固定后，再用红漆涂刷，稍干后才可取板，恐防走板污染了头像线条。

这样，从软桥组而上到长兴组，再到和瑞组，三处路边的柱头上墙上都涂刷了主席头像，并且在头像上面还有“最高指示”四个字。大队干部说这个方法又快又好，头像与语录上印的一个样子，走样。我认为自己算是一个改造表现，得了一个表扬。后来，治保主任要我写“防火防盗防破坏”的警示标语，我也是照刻板涂漆的方法完成的，不过要刷到各个屋场显眼的地方。

这是学毛著的高峰阶段，也是田间一道划时代的风景线。

当此时，那个老邱又来要我完成一个特大任务。他说这是一个特大政治任务，非做不可。具体做法是要把楼里屋场正厅的神龛拆除，用土砖砌成新墙体，用石灰粉好后，画一个主席彩照像。他说砌忠字牌坊是其他大队都能做到的，画大型主席像的就蛮少。工作组已经决定画一个，硬要我完成这个任务。

我再三表明我是接受改造的右派，犯罪就是这支笔画了漫画。画不好就会戴个罪不可赦的政治帽子……“不能推托，明天就开工！”老邱不由分说，撂下这句话就去找队长安排劳力了。

于是，我背着沉重的思想压力去问贫农组长明老星，他说不要太怕，只要照模子（主席彩印）搞，不走样就是。这个阿公说的真是轻松！

第二天，又是沈皆遂等几个人做小工，陪着尾砖匠砌墙。“尾师傅呀，这回再掉了粉皮壳，就要掉脑壳的。这回是去画主席像不是写忠字呀！”有人戏谑着。

“要吃急火饭就要掉粉皮！怪不得我！”尾砖匠带着一丝火气说，“砖干了缝干了再粉细泥，细泥里多拌些草筋；等细泥开了鸡脚坼再粉石灰，多压几次子，保证不掉粉皮壳！又要快又要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去要别个搞！”

皆遂是我读书会时的难友，他也特地来提醒我：“社港镇街口的牌楼上，画了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俩伟人。是右派吴忠荣画的。有人提出他恶毒污损伟人形象，挨了好几次斗争！我们都是受政治迫害的人，不能重蹈覆辙。画主席像是最危险的事，是把脑壳提在手里，是把班房袋在屁股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想办法推托开，单纯去挨死力气，安全得多！”

我听了他的提醒，更加诚惶诚恐、不寒而栗了。明知洞庭湖翻了船，为什么还要过洞庭湖呀！我整夜都在做噩梦——被捆在台上挨斗争！

老邱把一张彩印主席像递给我，说这是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人民招手的样子，左手夹着正燃着的纸烟。要原样子放大，颜色也不能变，既要有英雄气概，又要有和蔼可亲。墙已经干了，就开始画起来，不准推诿。这是改造的表现！也是忠于毛主席的表现！

我在脚手架上整整画了七八天才算画完了，但是不是画好了，要等工作队来检查验收了才可以放下心来。我的心一直在随着架子的摇摆而打鼓，家人也在为我担心，生怕惹出祸来。

队上的明老星阿公，每天都站在厅堂里看我画像。一边吧嗒着旱烟筒，一边提出些意见。他说做的怕看的，只要没画走样就可以了。老邱每次来看，都拿着样板仔细对比，提些意见。

最后检查验收，得到了工作队的认可，还特别说这个不算做义务工，要队上按同等劳力给我记工分。

后来“三忠于”的热潮降了温，醴陵工作队也不知何时撤走了。虽然这个庞大的毛主席像没有掉粉壁，但也没能维持多久，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不觉被拆除了，至今能记起的人也不多了。这是冒着惊恐闯过了一场关煞，总算是把提在手里的脑壳放回了脖子上，也没关进袋在屁股上的班房里！谢天谢地！

五  文革是什么

文革是指文化大革命，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一直不知文化大革命这个不见经传的新鲜词语的真正含义，更不知道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内室操戈是为了个人，还是为了人民和国家。

我既不能隔岸观火，也不知谁是纵火人？所看到的不过是一些举着红旗、套着红袖章、背着红宝书的人群在村子里串来串去。所听到的是陈赞黄是“红色造反者”头子，黄觅仙、李掌珠是“湘江风雷”头子，又说刘全斌是“工联”、沈喜生是“农联”，还听说寻扬名是响当当的烂洋瓶……有时还听到一些关于“工人赤卫队”与“高校红卫兵”发生武斗的马路消息。

总之，我是麻木的，真害怕“道县事件”重演。也考虑过一旦重演，如何逃命求生……后来又听说红卫兵搞拉练，全国大串联，坐车吃饭不要钱到北京去看热闹，到全国各地去闯世界，一个难得的观光机会。到后来又听说成立了革委会，搞大联合，搞斗批改……

以上我听到的这些词语，不但《辞源》、《辞海》里找不到，连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新词语小词典》里也找不到。新词典里只有“追星族”、“弱势群体”、“首付”、“纳米”、“老外”、“彩民”、“回归”、“双开”等新鲜流行词条。尽管如此，新老辞目都是社会变革的历史产物。

四十年后，文革所创造的特殊词语，并没有消失，而是铭刻在活人身上。我的表弟叫张拉练、黄红卫，我的学生叫张文革、黄卫兵，我的邻居叫沈农联、沈文化，可他们是否知道自己的大名台甫是取自一场十年浩劫的文革？

仅仅十年，只一声令下，就把一个文明古国戳得百孔千疮，遍体鳞伤，付出了多少文物古迹湮灭的代价，付出了多少生命消逝的代价。

正当疯狂的文革在神州大地乌烟瘴气时，我们几个五类分子中的知识青年在洞庭水库筑堤坝。休息时也曾议论过文革是什么，不过是闲谈而已。有的说“燕雀焉知鸿鹄之志”，有的说“帝王之心、谋在王霸之业”，有的说“万丈深渊有底、五寸人心难摸”，有的说“管他阴谋阳谋、不关我们担土人的事”，吃饭做工夫，休问天下事。不过，最后都认为是一场政治演习。

己丑岁之夏，在浏阳市图书馆坐了三天冷板凳，从《中共浏阳地方史》第131-136页中看到：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下达，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批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还要求必须同时批判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各个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的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开展批判三家村人物，把社教已处理过的人事搬出来，上串下联，定性小邓拓。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革十六条，公布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实际上已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场灾难性的浩劫临头了。

我夹在这场革命的缝隙里能有幸劫后余生。见到的是芝麻小事，听到的是道听途说，接触的是黑五类。只能写点小事小消息小人物。或许能管窥一斑，或许是能遐想联翩。后人否有裨益，孰是记之。

六  三台与万人大会

我目历身受的三台为搭台、上台、拆台三部曲，合称三台也！

三台往往是为公社的万人大会和大队的社员大会服务的。不管什么大会，都得在会场的显眼中心地方搭个台。因为那时没有礼堂，就没有舞台。搭个临时台子是会前的场地准备，也是黑五类为自己上台挨斗的地方。每有派到搭台的义务工，就知道要开大会，开大会就一定有人挨批斗，就预告一场暴风骤雨的政治运动即将到来。

《中共浏阳地方史》（第139-142页）：1969年4月1日—24日，九大召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开展“文化大革命”，斗批改中发动群众，大揭“阶级斗争盖子”，上纲上线，阶级斗争扩大化。1970年2月10日至29日，县革委传达准备打仗，全面跃进，誓师大会精神，全面开展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抓重点对象组织巡回批斗，同时挖防空洞。4月下旬开展一打三反（扩大化，后平反）等。

凡在传达、发动、开展、誓师等名目的大会上，总是要突出阶级斗争为纲，总是要有人上台挨批斗，也总是有人陪斗。搭台的人既是上台人，也是负责拆台的人，因此算是三台专业户人才。

万人大会是全公社的，大多选在新开学校外面的露天会场，台子搭在操场里。去过两次，三台都没份，坐在油茶树下沉默着，惊恐着。在龙伏公社的岳王庙岭上去过一次，只搭台拆台，没有上台，但要陪斗示众。在石江刘氏宗祠也只陪斗示众。反正外表呆若木鸡，内心透明并不麻木。我心里只求家人平安清吉，自己受这屈辱是处之泰然的。每逢这种场合，我就想想开国功臣们的悲惨下场。这样的心态使我能生存下来，没有受到肉体上的摧残。后文“上午挨斗争，下午做裁缝”一节专有记述。

凡去参会的成年人都去得很齐，因为能记同等工分。明老星和孝老经等长辈都不缺席。老者肩上背着椅子，手拿蒲扇，头戴草帽子，喜欢坐在会场周边树荫下。青年男女们挤到会场中心看斗争，还有不少孩子们追打吵闹着、啼哭着。高音喇叭里的嘶哑声音，远处很难听清说的什么内容。交头接耳讲闲话的人，也似乎不很关注这声势浩大的万人大会。来赚工分还是赶热闹，每个人都心里有个谱。基干民兵都集中在主席台的周边和中心地带，很难管好这露天旷野的会场秩序。

散会了背着椅子的，摇着扇子的，撑着洋伞的，顶着草帽的，抱着孩子的，形形色色的人流向四面八方蠕动着。只有被斗的和示众的人很规矩，由各大队民兵押着回去。

如果大队不通知我去开会，生产队长就安排我去割牛草，也不少赚这几个工分。我喜欢到那几个老地方去割草，回味童年时的情景，也觅一点无聊的雅兴，倒是从幽静中寻乐。

几十年后，在一职校任教的某老师，还常调侃我的“三台”。因他父亲是我在南普寺的老同学，很熟知我的情况。

七  红火钳挟睾子

《中共浏阳地方史》有这样一段记载（第137-138页）：

“1968年1月，47军驻浏后，举办学习班，搞大联合，革筹和革联停止活动。

“6月，由县大批判指挥部，办学习班……

“9月14日，全县统一行动，把五类分子和其他有历史问题的人全部抓起来，游斗几天，关押几天。

“9月17日，浏阳革委会成立。

“10月4日，办<一O·四>干校，600多干部赴张坊（镇）劳动，开展斗批改，原县长李映兴扣上假党员罪名，逼供自缢。”

为了响应9月14日的全县统一行动，各地治保主任必须遵照上级命令采取突击行动。

在一个寂黑的晚上，全大队的五类分子都集中到偏僻的马头源开会。原来是每月轮流到五类分子家里开改造学习会，可这一次是在一个新任青年治保主任家里开会，我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大家都围坐在一堆柴火的周围，在半明半灭的火光照亮下，只能看见那些套上冬鞋的脚在裤脚下哆嗦着。窗台上的煤油灯更显得昏暗阴沉。大家的头低得藏在帽檐下，双手都套在袖筒里，鸦雀无声，听着治保主任的训示：

“你们是人民的阶级敌人，是专政对象，只能绝对遵守五要十不准。要老老实实接受人民群众的管制。谁要起‘拱子’（乱说乱动）谁就该死，就叫你自取灭亡！”气氛更趋向紧张，不知下文唱的是什么戏了。

他从火塘内抽出火钳晃动着警告：“红火钳挟睾子，你们要默起火神！”

我不由想到商纣的炮烙苦刑。真是毛骨悚然！男人的睾丸受到外力打压时是疼痛难当的；如果受到红火钳的挟烫，就是受炮烙之刑了。可能大家听这句警告，都在“默起火神”，恐防“红火钳挟睾子”。

三十年后，很多场合，我与这位当年警告我们的治保主任常在一起开会。他很热情，讲起话来像老朋友谈心一样。我一看到他，他那句“红火钳挟睾子，默起火神！”的警告总是浮上心头。

散会后不久的某一天上午，五类分子都集中在云公祠（陈氏宗祠）关押了几天。干部批准了我的请求，同意我去做衣。说是社员要冬衣，队上要投资兑现。或许我是五类分子中的第五类，从轻发落了。不过“班房时刻袋在屁股上”，1970年春，我还是被突然传讯来过云公祠。

八 “龙五”

自1969年九大召开后，继续开展文化大革命，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无限上纲。随着阶级敌人的增加，五类分子的队伍不断扩大，每年集训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也势必成立一个规范化的伙食团来承担后勤工作。自原来开集训会的文秀祠堂拆除建了新开完小之后，新开完小就成了固定的五类分子集训场所。该校由四合院组成，可容纳三十几个班上课。不仅场地很宽，且与周边民屋远离，独立清净，很适合搞阶级敌人集训。

原来文秀宗祠的对联是“所敬在此；聚族于斯。”我看久了忍不住产生联想，不如改成“所斗在此，集训于斯。”文秀祠堂消失了，对联留在记忆中。新开完小没有对联，可“龙五”却留在记忆中。

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永远坚持，龙伏公社的五类分子集训会就要一直开下去。于是伙食团专门添置了一整套固定的炊具，作了永久打算，并有专人管理，在所有的炊具用具上，用大红瓷漆写上“龙五”字样。

所谓“龙五”，就是龙伏公社的五类分子的简称。

看这两个字，很多人都心里有了底。有的交头接耳议论着：看来“龙五”已经成了一个单位名称，老“龙五”死了，难道有新“龙五”接替补充吗？阶级斗争扩大化，陌生面孔不断出现在这个队伍里，“龙五”会变成“龙六”、“龙七”了，还有“龙二十一”。

有个姓游的人对我说：“当时一看到‘龙五’字样，心里就冷了半截，好像帽子要戴进棺材。如果那样，管制是永远的，怎么改造也没了希望！”

在大规模的反右斗争中，浏阳全县共划右派分子561人，其中小学教师划右452人，占总数的80.57%，占教师总数的18.2%。浏阳三中24名教师划右16人，占该校教师总数的66.67%。后来陆续摘除右派帽子称之为“摘帽右派”。后来右派得到改正纠错，1979年3月为四类分子10380人摘帽，改为公社社员。

在大队申报摘除我的右派帽子时，不仅要整理上报改造表现的材料，还要开社员会讨论签名。有人告诉我，会上大家都认为你劳动改造和写写画画都是认真的，是老实改造的表现。只有一个大队领导举起右手说：“大家同意摘就摘吧，不过帽子在我手里，只要他一不老实，就是这样一下罩死他！”说到这里，这个干部右手下划，做了一个狠狠扣帽子的手势。

文秀祠堂示意图

到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四类分子全部摘除帽子时，少数贫下中农也是想不通难以转这弯子的。队上有个姓潘的说，如果都摘除帽子成为社员，全国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这种坚持极左路线的人已习惯于搞斗争了。似乎得了神经过敏症，时刻看到敌人，时刻想到斗争！

如惊弓之鸟的“龙五”们，在摘除帽子以后，都心情开朗，都积极出工，都积极搞家庭副业。随着政治地位的改变，经济状态也大大改变，一般生活水平都在中等以上。并且教育后代遵规守法，认真读书。我所在的江美大队共有十几名出身五类分子家庭的学生进入高校，参加了工作。还有子弟当上村长、木工厂长等，政界、商界、企业界、新闻教育界的都有。这是一种发愤图强、扬眉吐气的精神动力促使着龙五的后代们向上进取的结果。

现在的新开完小，已经改建成了“长沙市直属机关希望工程”学校。原来“龙五”的集训场地不复存在。标上“龙五”的炊具什物老早处理了。原划过“龙五”的人快离人世，最年轻的我也接近耋年，下一代将不知“龙五”是什么？龙五，是历史的产物，也在历史中消失了。

九  石柱峰上的特务活动

2009年春节后，为了找到浏阳法院对“读书会”反革命案的原判判决书，我特地来到石江村村主任沈思之家。沈思之即读书会一案我的同案犯沈皆遂之子，他说好像看见过，便到一间潮湿发霉的杂房里，翻箱倒柜，对所有书报文字进行了详细清查，没找到我需要的原判书，却找到了他父亲的履历表，还夹杂了他要求平反的上诉报告、个人自传毛稿及未完成的正稿。

我这个早已在11年前去世的难友，在这份自传草稿里的第七页记载了这样一段文字：

七零年三月十一日，我正在和社员们在田埂上干活，突然有人喊我去大队部“有事”，说什么我又参加了什么反动组织。我坚定地表示，我如果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有反革命嫌疑没有向党交代，可以与他们同罪，甚至可以立即枪毙。

可是无情的绳子套上了胳膊，我被关押在石江学校三十一天。武忠国主观臆断，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对我和我五岁的孩子进行了非人的迫害。甚至让孩子站在大雨中淋湿，逼得可怜的孩子从阴沟中的泥水里爬进关押我的房间里来找爸爸。我不知道他作为一个人民公务员竟有如此的残酷！结果呢？随随便便抓来，三十一天后又随随便便放了。并威吓我不准上诉，上诉了就与陈朋飞一样，送茶场，受大会批判。

回到家里，我打开上了锈的房门，看着生了绿苔的房子，我又伤心地哭了。好心的邻居老人劝说我好好抚养孩子，慢慢过。我抹掉眼泪又出工去了。

沈皆遂于1999年3月27日因病突然去世，去世时我借给他的《庐山会议实录》还开卷摊在他床头的书案上。他留下的上述文字所幸未化为纸浆灰烬，为我写本文提供了可靠证据。

我写下这些文字时，离皆遂去世，已经十一个年头了。而离他“无故关押三十一天”的1970年3月11日就已隔四十年了。往事未如烟，我清楚地记住了我被传讯却未抓捕的那一天，也就是这同一天（1970年3月11日）。本是阳春三月柳暗花明的好时光，然而老天对人间有所感应，却很阴沉，似有不祥之兆即将降临。

早饭不久，队上还未敲钟出工。治保主任板着脸闯进门来，严肃地宣布：“到石江陂云公祠去开会，有重要事，要蛮久时间，把中饭一起带去！”

我提着妻子装好的饭袋，瓷盆里的米饭上放着煎鸡蛋饼，竹筷子横在瓷盆上。我走出大地坪老屋，沿着去云公祠的老路，走在前面。我没有问及去开什么会，心里已感到“来者不善”。但我没有想到此去是“传讯”，是面临一场无风起浪的“政治”迫害。

治保主任把我带到云公祠东边的仓房那边，有人已在等着我的到来。

“最近外出了吗？到过些什么地方？和哪些人在一起？”一连串的讯问要我老实交代。

“出工和做衣是外出了！出工在队上，做衣在市主家。出工是和社员在一起，做衣和妻子在一起！出工有记工员证明，做衣有市主证明！”我一五一十地回答了讯问。

然后他们指着关在仓房里的人说：“与这几个人有往来吗？和他们一起去做过什么事吗？”

“我与他们几个人从来没有交往。只皆遂是邻居，每日都见面，但没同他外出过！关于我的行踪，请查队上的记工簿，并可到市主上去调查。”

传讯的几个人交换了一下意见后宣布我回去，说有事再传我。他们先去调查一下。

我提着饭袋回到家里还未坐定，祖母和妻子就围过来惊恐万状地问：“看来今天的情况不同，治保主任的神色很可怕，到底开什么会？出了什么事？”我说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看见传来的几个人都是地主子弟，陈朋飞、陈不凡、沈长美，还有皆遂等。他们都关押在云公祠，只放我回来了，说再去调查，有事再传我去。要我不出远门，只准出工做衣。

云公祠的仓房又派上了用场，恢复了土改时的班房，私立法堂。吊打捆绑闹了几天之后，皆遂父子另外关押在石江学校，陈朋飞等送到三里坪茶场强制监管。

但几十天后，这事就不了了之，人都放了。既未送到火官庙去判刑劳改，也未公开解释被抓原因，更没有补记工分赔偿道歉。反正“不准上诉！”，就这样“床底下晒冻米——阴干了！”

四十年后，陈朋飞已是退休多年的老教师，尚健在；皆遂也是退休老师，已去世；沈长美是能源办的沼气池技师，停工在家养老；陈不凡孤身一人，进了养老院。大家都是行将就木的老人了，但回忆这起莫名其妙的关押和不了了之的释放，以及所受到的迫害和摧残，仍记忆犹深。

2008年秋，我去陈朋飞那里查阅陈氏族谱，顺便问起他们在四十年前关押在云公祠的始末情况。

他说：“我们几个人去周洛买楠竹，顺便去石柱峰看看风景，却被人密告是搞反革命组织。在云公祠和石江学校关了个多月，又不敢判刑，最后就放了我们。我要求补记工分，就把我送龙伏茶场劳改，茶场回来又挨斗争。长美被吊起来挨打，鼻子都打出了血。受几十天迫害也办法，下面是无法无天的，胡搞乱搞的。他们私立法堂就是违法的。

“不过他们这些人没一个有好下场，不讲你也晓得。政府还是光明，后来落实政策救了好多受难的人。我现在每月能领二千块钱退休金，算是个好结局。皆遂更好，儿子入了党，当了村长，两个孙女都考了大学。我陈朋飞还是原朋飞，沈皆遂还是原皆遂。硬要把好人打成坏人，真是地方无鬼不遭瘟呀！”

五十几年前反右，我和皆遂等几个人，一夜之间被打成反革命，证据之一，就是去石柱峰的东山之游，被密报成反革命采测据点的活动。而皆遂和陈朋飞他们这一次文革中的无妄之灾，又是因为去石柱峰看风景，被人密报成反革命活动。

倘若祖山有灵，看到这种接二连三上演的悲剧和闹剧，不知会作何感想。

十  偷三只鸡走了

住在大地坪老屋东横厅的成生是中共党员（社教时入党）贫农成分，历任生产队长。因与他是童年时代的玩伴，又因都喜爱木工。朝夕相见，往来密切，算是合得来的人。明摆着我是五类分子，他却不怎么介意。有时把按照政治路线不该对我说的消息也透露出来。一天，他在开完公社党员大会回来后，便轻声对我说：林彪死了，坐飞机摔死的。这个消息只下达到党内，还没有向社员宣布。

我听到这个爆炸性的消息，感到特别震惊。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十大元帅中排名“探花”的元帅，不久前还是最最最亲密的战友，号称为副统帅，定为最高宝座的接班人。他步入了接近登峰造极的地位，为什么要坐着三叉戟飞离祖国摔死在国外的地盘上呢？到底是“君不仁臣逃国外”还是“臣不忠叛逃国外”呢？我觉得这是难以说清的国家级事件。

这个消息当夜我只跟妻子说了，她也不敢相信。直到后来这消息从秘密到公开，从党内到党外广为传开了。这是11月初才向群众传达“林彪事件”的时候，距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已是五十多天了。到12月才下达三批“林氏集团”的材料，批判清查，肃清影响。1972年4月，浏阳联系文革再次批林，8月开展批林整风。1973年7月12日全县召开3100人大会，以批林整风为纲，用大寨精神学大寨，把浏阳建成大寨县。

一般社员听了大会传达，都知道林彪坐飞机逃走摔死了。但弄清是坐第256号三叉戟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草原的就不多。很多老百姓去开会只是为了赚工分，不考虑听清楚和听懂大会传达的中心问题。有的说林彪坐三只飞机走了，有的说林彪坐三叉机走了。越传越走样，邻人有个口齿不很清楚的中年男子，就把“林彪事件”说成林彪偷三只鸡走了，还汤芋喝了。这样就把三叉戟说成三只鸡，把温都尔汗说成“汤芋喝”了。他土改时当过民兵班长，他把民兵发音为“门崩”。

几十年过去了，“门崩”班长也早已辞世。可是“林彪逃走的时候还偷了三只鸡”的笑话，还是偶尔能够听到。

十一  上午挨斗争，下午做裁缝

妻子三十岁那年，是戊午岁，因戊己归土，色相属黄，该是一只黄色的躺马。正是大揭阶级斗争盖子，上纲上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那年；也是准备打仗，全面跃进的那年；还是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到处抓重点对象组织巡回批斗的那年。

就在那年的农历八月二十八日，妻子生下老四，一个男孩。因前三个都是孙女，祖母喜得首个曾孙，十分高兴，三寸金莲扭来扭去，忙得不亦乐乎。白天接待了妇女们的恭贺，又在晚上接待了队上的送号恭维，队上写号时征求我的意见，我就为孩子取个“亚檀”。红纸上没有派名别名，正中只有“亚檀”二个大字，前面写着“恭维黄老太君喜获曾孙”一行小楷字，最后落款是“长兴组众赠”字样。

在鞭炮声中升完号，社员们的恭维之声使祖母笑得合不上嘴。我俩忙于招待，发烟沏茶端旱茶，厨房里煮面食。这样的接待虽没有低于一般水平，但遗憾的是没有白酒，酒毕竟可以助兴。

托堂弟益友跑了几处供销点，只搞到一斤白酒，就是被人戏称“毒杀风”的用野生植物酿成的酒。堂阿公明老星说只有一斤酒，就莫用它了，喝个不尴不尬反而不好。打恭贺的散场回家后，只剩下几个生产队的干部还坐着扯谈闲聊。我堂阿公就提着这个酒招待了他们，拜托他们原谅一下，因为物资紧张，实在搞不到酒！

不料等到次年农历三月十一日晚上，离前年送号那晚，时光过去227天了，队长成木匠突然送来一个“好消息”，他说“大队决定明天开批斗会，罪名是‘拉拢干部’。因为有人反应你去年送号喝酒，只招待了队上几个人，群众没有喝上酒。不过你也不要怕，反正站在台上听一下就是。安排我也要发言批斗你，这也算是办法，只好讲几句。今晚你可去请示两个大队干部，如果同意可以不挨批斗，或者就免了这场灾……”

我于是去请示大队干部沈××，他说你去问问潘××，我是同意可以不批斗你的。潘××硬性回答：“这是根据社员的反映决定的，不好改变……”

这夜，很难入睡，一直捉摸着明天上台挨斗的事。妻子安慰我说，没犯丢人格的丑事，挨斗也无所谓，只是明天已经预约了去市主陈礼寿家里做衣，现在怎么办。不过估计礼寿也会来看斗争的，我看到他会告诉他改期后天去。另外若是上午斗完了，下午也可再去做衣。

次日早饭后，男女老幼都背着椅子涌向宝乔祠大厅里，妻子也照样去看丈夫上台挨斗的场面，何况也能赚几个工分。祖母蒙在鼓里忙着家务，我在大地坪里徘徊着。孝经阿公背着椅子去开会，问我今天怎么不去做衣？

“不去做衣，要去挨斗争，只等民兵来传我！”我只好这样回答。

“怎得了呀！爸爸要挨斗争！”六岁的大女儿这样叫着奔到身边，我说不要紧，别管大人的事，回家跟老祖母吧，她低着头回去了。

大地坪离宝乔祠会场不到一百米，能清楚听到会场的动静。听到主持人的讲话结束后，一片嘈杂的声音，或许是议论着今天上台的活靶子。

两个基干民兵把我带到宝乔祠的一间小屋子里，五类分子都在那里了，我是最后押来的一个。治保主任说了几句要老老实实接受群众的揭发和斗争之类的话后，由那两个民兵押着这些“运动员”依次入场，迎来的是震耳欲聋的口号：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团结起来！向阶级敌人作无情的斗争！

“不老实认罪，就是死路一条！”

……

大队书记宣讲了当前阶级敌人是如何猖狂的情况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以后，治保主任接着宣布上台，挨斗的站在台上前方示众，陪斗的分子一字排开站在台下，只准低头，不准东张西望，要态度老实，唯唯是诺。

我是安排在最后一个被斗的。我站在台上，看到江美小学的陈老师在做记录，扫视台下形形色色的脑袋，没有找到妻子的脸孔，可能她坐在最偏的角落里了。我很认真听着发言人的批斗言词：

功老三：“社员来送号，有酒只给干部喝，是拉拢干部的手段，想把干部拖下水的可耻行为。我们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右派分子服务的；我们要擦亮眼睛，揭穿阶级敌人的恶毒阴谋。只有站稳阶级立场，才不会上你们右派分子的当。只有老实改造才是唯一出路！”

张士贵：“你婆娘生了四个还送号，这是违反计划生育的……群众反映有一次你说‘草鞋样边吃边等’，本是‘草鞋样边织边像’，你硬要改成‘边吃边等’，这是挖苦大跃进饭吃，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编者注：1971年7月8日，中央转发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工作报告。中国开始提倡计划生育，但不强制，口号是“一个少了，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瘸手：“我当副队长时，安排你去养蜂你不去，摆客观原因，还是做你的裁缝。这就是不服从安排，劳力自由支配。等我今年没选上副队长，你就问我今年开展哪些副业门路，这不是挖苦我吗？！这就是打击干部……”

木匠：“那晚送号我也来了，既然只搞到一斤酒，就不该只招待我们几个人，社员当然有意见。螺丝不像厣像，说你拉拢干部也说得上，是辩不脱的。社员都喝了酒就事，都得喝也事，这是你自己惹来的……”

于是宣布斗争结束，一阵口号声把分子们送出了会场。治保主任训告分子们各自回家，不要乱说乱动。

我离家最近，几分钟就进了门，正在收检裁缝担子。妻子也散会回家，进门就要我心情静下来，不要着急，搞运动是要“运动员”上台的。说散会时正好碰上陈礼寿，要我俩去他家赶中饭，下午也可做半天衣，你能去吗？我说既然约好了，半天时间也要争取，我已收检好行头，就可以出门。

“亚伢（老四）真多难”，妻子叹口气说：“怀上了他，捧着八九个月的大肚子出工，也受气，还要在团山嘴晒谷场挨批判，说地主子弟、右派家属有劳不劳。其实我实在累得跑不动了啊！等生下来送个号，又因喝酒害你挨斗争，硬要求菩萨保佑他成人成才啊！”

夫妻俩挑着裁缝担子出门，在路上碰见熟人，问我为何下午才出门；我毫不掩饰回答“上午挨斗争，下午做裁缝。”后来常有人叨着这两句顺口溜，夸我心态好，把世事看得淡！

十二  机器、铁锤、读书声

1969年1月，浏阳精简城镇人口，有关人员及家属7722人下放农村插队落户。于是浏阳花鼓剧团和农村文艺宣传队解散，一部分人被重组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其余下放农村或回原籍。

此外，七年制和五年制公办学校下放到大队，高中下放到公社，分别由工人、贫下中农管理。民办教师由贫下中农推荐，工分加补贴，城市公办教师一律回原籍任教。〔据《中共浏阳地方史》（第137-138页）载〕

这是文革时期文艺教育系统状况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我住的龙伏公社江美大队的情况是把大队工厂、茶场、医药和学校四合一，集中在江美小学也就是原宝乔祠的四合院里。隆隆的机器声、叮当的铁锤声、朗朗的读书声，交织一起，宝乔祠这地方热闹非凡，可称得上有史以来的最为鼎盛时期。

宝乔祠拆建成的四合院，有四间教室、六间宿舍和一个大礼堂，由六名教师分管着五个年级的学生。其中一名公办教师任校长，其余皆是由贫下中农推荐的民办教师。

贫管会直接管理学校，大队宣传委员直接领导学校的教学生活等事宜，一般问题向宣委请示汇报，大问题由贫管会定夺为准。教师待遇是记工分加补贴，生活是内餐内宿，参与大队工厂等组成的伙食单位，敲钟吃饭，工教合一。

大礼堂开了三座红炉，是打吊耳（汽车大梁弹簧附件）的锻工车间，陈椒黄与陈贺飞一座，沈喜生与沈良友一座，陈谢之与沈长美一座。按计件工分到炉，师徒再按等差分配。

六位铁匠，各戴翻檐帽一顶，系围裙一块，脖子上吊着毛巾，脚上拖着烂鞋，接火时火星飞溅，淬火时热气腾腾；铁锤叮当响，胳膊上下舞，风箱呼呼叫，汗滴炉下土。有时讲些毛弹话，也引起一片呵呵和骂声。大礼堂这一道风景线是宝乔祠从未有过的，吵得祖宗菩萨和城隍老爷（原三善祠地址也在此）也不得安宁。

四合院中间砌了两座水泥乒乓球台，是孩子们的活动空间，因为礼堂没有他们的世界了。傍着操坪新盖了机械车间，有钻床和电焊机，是吊耳钻孔焊接和打磨的车间。隆隆的机器，闪闪的电火花，也算得气氛非凡。

车间旁边有厨房有医疗中药室，我的老同学徐九怪在当大师父，我土改时的儿童团辅导员陈老生在司药。这里虽然清净一些，但有的妇女喜来这里调侃逗俏老生和九怪，也是个闹中静处觅闲情。

敲了吃饭钟，老师、铁匠、钳工、电焊工、赤脚医师、司药员、守山员、茶场人员等都齐聚一起。有时采购员和主管干部也来凑合热闹，人声鼎沸，碗筷交挥，倒是一道钟鸣鼎食之家的恢宏气象。

写这文字时，特走访了当年打铁的良友师傅，他说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当时的采购员也兼营销员，几座红炉打吊耳，由陈赞黄运到外地销售，到底赚了多少也搞不清楚。我们拼命打，只是为了赚工分，不管它销售的事。只是后来清账时，说还有很多吊耳存放在外地没有销售，有些销售出去的也讨不到钱，几次派人出外讨账，倒找婆婆四两姜，倒要篓里扯出鱼去付出差费。

结论是：运回来要运输费，还要交屯地费，就这样做烂账糊了！打铁的累个死！出差的耍个死！到底钱进了谁的口袋——天知道！反正老师、学生和工人，热闹了一场，工分贬值，学习下降。

十三  刚搬新居里，又要挨斗争

1976年的初冬季节，因为要营建蹉跎坡芸香居，耽误了六十多天的缝纫工作日，所以市主上的裁缝功夫就积压很多了。因此新居落成后，我们夫妻俩不得不日夜兼程来赶工，以缓解市主们添加冬衣的紧张状况。

闰八月二十八日，我们才从借住的邻居家搬进新居，按习俗必须把火种（燃着的硬柴块）和柴火灰一起带进新屋，烧茶的壶里也要盛着水带走，这样表示水有源火有种，这就象征着带财（柴）归家。祖母持着扫帚进门时，也要向大厅内方向连扫三下，表示人兴财旺带福进门。从此，八口之家相聚新居，也算是安居乐业的。

和往日一样，收工回家只能稍坐片刻，就要挑灯夜作。祖母早已带着孩子们入睡了，妻子正在为刘医生夫人周氏赶制一件装袖棉袄。当刚刚上完一只左袖的时候，邻居秋阿婆猫着腰悄悄来到缝纫机前面，轻声说：

“你们为了盖屋本就劳累辛苦了，现在还要日夜赶衣服（做衣），赚了几个苦钱！可是你们不知道今天在宝乔祠学堂里开了社员大会，一个叫周组委的工作组长做了动员报告，说你们八口吃饭，只两人做事，还建栋新屋，家里有单车有收音机有手表，还带了徒弟搞剥削，是个典型的暴发户，要批判斗争，还要罚款一千块。也不知道哪个没良心的讲冤枉话，向工作队反应了。”

“你们也不要着急，政府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反正还要调查的！”她安慰了几句，“我是来送个信，不然你们还蒙在鼓里，现在要划清阶级路线，没有人来告诉你们的！”她说完很快走了。

妻子手里的棉袄掉在地上，剩下的一只右袖搁在一边，双手抱着头伏在缝纫机板上痛苦地呜咽着，泣不成声。

她含着泪向我诉说着：做一天单工只赚得一块二角钱，两个人做一月不停也只有72块钱，做一年不停也只八百多块钱，还要出春插双抢秋收三季农忙工，罚一千块到哪里去搞？除非把命罚！

“不要急坏了身子，洗脚去睡吧！”我安慰她，“工作队总要来找我的，总要调查访问的，现在并不是铁水凝了山！”

好容易把妻子扶到床上，她整整哭了一通宵，次早祖母问我们还不去做衣？我只好说她病了。这样，祖母和孩子们也蒙在鼓里了。

这天，陈腾飞老师悄悄走进来通风报信，他说“我来送个信，是使你们有思想准备。昨天社员会上的报告应该是个别人诬栽的。例如带徒弟剥削就是假的，妻子带丈夫做衣也算带徒弟吗？也是剥削吗？反正你们经得起调查！工作队不来找你们，就照常做衣吧！你们盖这几间土砖屋，不是有钱做事，是特殊环境逼迫的，地方人都知道！”

我很感谢这两个人的关心，感激他们冒着阶级路线不清的政治风险，把这迅雷风暴告诉我这蒙在鼓里的人。时隔已三十年了，我写这些文字时，他们关爱的形象和语音历历犹在，不可忘记！

妻子躲在被子里抽泣到第二天中午才起来，她说脑壳打炸雷一样响，身子像死蛇一样软，一身轻浮着没四两力。办法，还是要起来把那只袖子缝上，怕老周晚上来取棉袄，急死了也无用，一个石头上了天总要落地的。刚搬进新屋，就流了这么多眼泪，求祈要清吉平安就好！

我说万一要罚，也是退财消灾，就当罚我们夫妻两个劳改一年多，收入全部充公，无可奈何且奈何！

十四  这样投资才保了险

工作队的秘书喻新民本是我原来的老同事，他是整风反右肃反运动中的中坚分子，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这次来办队专管资料文书，和组长周远游同住在楼底屋场的妇联主任家里，与生产队长家相距六十米远近。

一个寒气袭人的晚上，治保主任传我参加一个会。队长的火炉房里围坐了一些社员，大多是生产队干部，这是秋阿婆说的动员大会三天以后的事，我心里非常清楚传我参加这个会的目的是为了“暴发户罚款”的事，我不能像妻子那样受惊就急得哭，我只能去正面应对。

“你的裁缝工簿带来了吗？”喻氏严肃地问。我把工簿交出说：“新账老账都在上面，有目录编号！”他随便翻开一页，正巧户主是生产队长沈改生，喻氏把今年在他家做衣的单工数和包工数目念给沈听，查对是否属实，沈改生说这个属实，不多不少！

喻氏最后指示：“这工簿要收缴起来查实，看你有没有隐瞒漏账！有资不投去盖房是不老实改造的表现。明天起，不准再去做衣，与你婆娘一起去水库担土，听候处理！”

这时已经是下半年了，我只好恳求：“请求年关前把工簿还我，因为要投资就要收账，没有这个本子就不好与市主结算。如果不相信，政府派人拿着工簿跟我一起去收账也好！”

喻氏把工簿收缴放进口袋说：“这个以后再说，服从安排，老实改造，先去担土修水库！”

所谓投资，就是像我这种手工业家庭在外面挣的现金，必须要按工日计算大部交生产队购买工分，因为除了春插双抢秋收三个农忙季节外，我们要出外做缝纫，不能像生产队其他社员一样出工挣工分。

马上到年终结算了，生产队又要落实投资户的现金了。队长和出纳员来落实我今年投资的数目，说进钱户催得紧，队上没有多少现金收入，只等手工业的钱落实到位才好决算兑现！今天硬要落实数目，限期交齐。不然就……

我说，只要按照裁缝工簿统计就是，报多了我交不出，报少了你们就会说我不老实，我左右为难，要落实好准确数目，请喻新民还我工簿。

他们回去找了周远游组长，说喻新民去了长沙，不回来过年，工簿也带走了。

“这也卡了壳，队上要钱兑现，大队要统计上报，这也不怪你，还是公道报个投资数额。”队长说。

我知道队上也没办法，只好自己咬紧牙关表态，“今年虽然盖了屋，也不要求减少投资，在去年投资数基础上，我今年再多投八十元。请你们相信，我去扯借也要完成这投资任务！这样投资才保险！只要政府不遗失工簿早点还给我就好，因为还有几年的老账未结算。”

是年年终决算通知到户，我家的人平口粮还是站稳了老“督名”（390斤/人平）。因孩子都年龄小饭量没上来，就这样还可担回880斤晚稻，加上农垦五八号120斤，合计1000斤；但尚有加外借余粮1040斤待还，共有2040斤，算是口粮富余户，也是口粮欠钱户。这年粮价为9.3元/100斤，家庭结算时共欠外债264.03元。

妻子说前年过了余粮风暴关，今年过了个糊涂投资关，现在就只等那块“暴发户”石头落地了！

十五  一块石头落了地

周远游是个快六十岁的老头，瘦黑的中等个子，大家都尊称他周组委，因他左眼残废，背地里有人戏称他为独眼龙。他是社港区政府的干部，领导这个工作组入驻江美大队。驻队的时间跨越三个年头（1976年冬——1978年春），算是一个长驻工作队。

喻新民收缴了我的缝纫簿，宣布停止手工业，勒令上水库。但周组委自作了那个动员报告后，一直没有来找我。我一直在捉摸着周的下本戏是如何唱法！对这个右派“暴发户”作何发落处置！这是我脑子里逐之不散的恐惧疑团，只有在水库推土时才片刻忘却。

一天，早饭后，周组委来到蹉跎坡新宅，把这几间门窗还没有完善的土砖屋仔细观察了好久。没有坐下，也没喝茶，一边抽烟一边问起建房的始末情况。

“原来住在大地坪老屋的上栋西边，因屋后修渠道过水后，室内潮湿无法安居才拆旧建新的。没有砍伐和盗购木材，也没占用队上劳力，也没拖欠上交的投资和口粮钱。只是靠我俩农忙出工，农闲做衣来维持这八口之家。”我简单介绍了一下基本情况。

“就是你两个人做衣，没带徒弟搞得赢吗？”他又问说着，“看来家具都是一些老东西！”

我说婆娘是师父，只收了我这个丈夫做徒弟。家具是祖上传下来了的老物件。想买个闹钟报时，也没买成，只是慢慢混大几个孩子。盖这土砖屋也是逼的没办法，东扯西凑扎个架子。

他很平实，没有打官腔。最后，带着沙哑的声调说：“自入队以来，我调查了很久，走访了周边的社员，都说你们两夫妇蛮舍得来，农忙不放过，农闲担着摇箩出身做衣。盖几间土砖屋是拆了旧材料累出来的。好，没问题了！安心去做衣吧！”

以后也听到被调查的社员来重复周组委的反应：“一没带徒弟，二没单车手表。拆旧翻新只是换个地方。暴发了什么户，只是劳少人多的欠钱户。”

第二天我俩仍是去出工种油菜。在收工回家的路上，喻新民突然要我们明天起可出外做衣，并叫队长不要安排我们出工。

后来妻子心有余悸地叹着气：

“暴发户的帽子吓死人，要罚一千元更是吓个死！没吓死也急个死，哭个死！现在一个石头落了地，一身也轻了！”

“过了一关又一关，过了一滩又一滩，真是难星多！”我告诉她，“凡事不要急，更不要哭！要冷静对待，要有思想准备！不过千金难买人心，社员硬要加害于你，硬要‘抓了鲫鱼横刀割’，也是无可奈何的。”

此后，周远游常与我交谈些什么，也借过钱给我应急买缝纫线。为了报答他，我答应为他夫人画个像，也就建立了一点私人关系。我带着孩子去山田岳家，路过他家门口时，也要去看看他屋里的老人家。每次要招待一下，并给孩子一点糖饼钱。说我是个有才有志的好人，只可惜却碰到了那个年代！将来会有出头的！

我平反落实政策后，听说他已经作古，子孙都在外工作，房子作了废品收购站！不由叹曰：远方存古道，游客忆斯人！

十六  最后一个右派

徐佳举这个人物，在“反右”、“同舟共济”及本章前述文字中都已经出现过。他住在白荆村（白荆源），上了香炉山沿山脊向北不远就到了他的住处大湾岭，岭下即是燕子崖。第四章“扫盲与教书”中写到我和皆遂去橙橘峰考察经过这里时，到他家驻足休息过。

大湾岭只有这徐姓一户人家。原是富户人家，其兄1949年前后在北京金融单位工作。中共建政前夕，徐佳举从华中美专毕业回乡，被安排参加教育工作，一直在老石江乡的杨源村枫树坡小学教书。那里是个单人校，几个学生围着一台方桌就可上课，绝对的简单和自由。

在这种环境下，他的生活散淡如云烟，遇着文人谈诗文，碰着女人谈交情，很是随和随便，狂放不羁。杯中物更使他话语多多，故都称之为“佳癫（疯）子”。这外号，看上去很是适宜于他。

1958年1月12日至2月12日的一个月，是反右前夕大鸣大放的阶段。全县中小学老师都集中在浏阳城关参加这个运动。徐佳举和我一起都在圭斋路中心完小院内，听了竭诚欢迎帮党整风的动员报告，那慈祥恳切豪爽直率的声音里传达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恳切精神。于是大家就打消顾虑畅所欲言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大鸣大放的口头发言是有专人做了详细笔录的。而贴在墙上的五花八门的大字报，也同样有专人进行登记和收检的。

在这些大字报中，公认佳癫子鸣放的一张大字报最有力度。佳癫子引用了屈原《离骚》中的首则：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以羁兮，謇朝谇而夕替。

于是徐佳举成了2月12日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正因为这两句离骚很有力度，反起右来也很有力度，佳癫子理所当然被划了极右。在当政者看来，你徐佳举出身地主成分，有深厚的阶级根源，趁此鸣放之机，捧着《离骚》赤膊上阵，为屈原鸣冤招魂，触怒了楚顷襄王，也是该反该打的。不听渔父之言，咎由自取了。

登香炉山鸟瞰白荆源

我因读书会反革命案判刑劳改去了。他即开除公职，带着右派帽子回到了大湾岭接受督管改造，再加上地主成分，在黑五类中是独占其二的专政对象。此后的生涯中，佳癫子失去少爷的风度，恢复了他老祖宗的内山人打扮，脚穿麻草鞋，肩扛白布袋，带着妻儿们在大湾岭作山种土。

1963年8月，我出狱归来重组家庭，办婚礼时，他来帮忙宰猪，捧场闹洞房。1967年，我和他一起在公社搞社教成果展，写写画画。虽然仅仅只有两次接触，但我很喜欢他的诙谐性格，也很赞赏他能彻底放下少爷架子当起屠夫的心态。

1979年12月浏阳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1980年浏阳县委提出了复查冤假错案具体操作的十条政策界限，全县561名右派全部平反改正，徐佳举是最后摘除右派帽子的一位。

这次平反改正，彻底解除了无形的政治枷锁，掀掉了不冷不热的政治帽子，他的精神状态特别兴奋。于是频频走访亲友，奔走相告自己获得平反改正的好消息。从大湾岭下香炉山出白荆源，再经阴森可怕的长塘地段到南岭，他与张雅颂、焦贤志等几位获得平反改正的右派旧友相聚谈心。

是夜残云掩月，他带着浓浓的酒兴回家，在路过长塘时，失足踏空，跌倒在废道缺口中，溺水而亡。当此时，这位浏阳的最后一名右派还未来得及领取第一次平反复职的工薪。

后事处理完后，他遗下的妻儿都由在京工作的胞兄徐汉举接进京城，幸而都落户并安排了工作。剩下大湾岭这栋孤零零的老屋，也在风雨飘摇中慢慢倒塌，淹没在莽莽草木之中。

十七  无奈的上访

浏阳的文化大革命经过一场文攻武卫的激烈斗争之后，搞起了大联合，相继成立了浏阳革委会。有些关心我们的人，对我们说斗批改阶段就是政府改正错误处理历史问题，又说造反派也可帮忙催促有关部门对冤假错案从速平反改正。于是建议我们趁此机会到浏阳去上访，要求政府对读书会反革命案进行彻底平反。如果不解决，可以赖在浏阳不回来。

我听到这个消息，既有些侥幸心理，或许造反派能催逼政府改正错案处理。但又不敢全信这是有效举动，因为对于过去宁左勿右的一言堂，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网一个，决不容许翻案的。上访就是翻案，翻案就是罪上加罪。我认为这是冒险的举动，所以一直不敢轻举妄动，安守缝纫苟且谋生之路。

沈皆遂也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演习，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在利用红卫兵去打倒他想打倒的对手，并不是“玉宇澄清万里埃”，文革初期我们就这样预料评价过。何况这样的文斗武斗，闹得天下不得太平，不是一个大好形势，而是社会发展的怪现象。要解决读书会问题，只能等待时光。没有真命天子出世，一切是非是不能澄清的。

我很同意他的看法，对于上访不抱一点希望。但恰在这时，另外一个难友焦七海突然来到，他说他的处境非常痛苦，简直无法生存下去了。我是读书会的头头，害得他家破人亡。他不能苟且偷生，不能再等待了。如果再不一同去浏阳上访，也让我不得安宁，要打烂我的缝纫机。我再三劝说和解释，也无法打消他把平反改正的希望寄托在对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认识上。

我们本是烂菩萨打成一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他的处境的确非常可怜和痛苦，无论如何是应该帮他的。于是最后决定我、七海与皆遂三人一起同往浏阳上访。

三人来到浏阳城，各机关都是冷清清的，很难找到原来的办案人员。大家处于茫然之中，只有去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指挥部去找黎升升。他是焦七海的邻居，现任造反派的头头。

在湘江风雷指挥部找到了小黎，一身黄绿色军装，腰间勒着皮带，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说必须找原系统的领导干部，现在斗了批了是到了改的时候。就在他的带领下直奔县教育科，找到了干事周冬初和科长尹信达。他们听了我们的陈述和小黎的激励进言，没有作明确的表态。说目前办公没有恢复正常，主要干部都靠边站。要我们回去安心生产，等到运动后期的政策出台，会对有关问题做出处理落实的。小黎也无法再出面交涉，就与我们分手了。

我们三个人的心里已经凉了半截，对造反派不能抱任何希望了。只好去法院找李广武，他原来是1962年处理“读书会”成员教育释放回家的人。我们打听到他已离开法院调任政府招待所所长，于是赶在天黑前到招待所寻到了他。

李广武听了我们三人的陈述，深表同情。他说他非常熟悉我们的案情和目前的处境，还是希望我们回去耐心等待，看戏唱到下半本如何！

他安排我们住在招待所的一间僻静客房里，三人在那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次日无奈地打道回家。

四十年后，浏阳县招待所挂牌浏阳河大酒店。我在那里出席淮川诗社成立二十周年大会时，见到了已年逾八十的李广武。他感慨地说：你们受了苦，受了打击！我虽然无能帮你忙，今天能看到你的好情况，我才落心了，好人有了好报！

十八 “皆遂”皆不遂

其名皆遂者，乃邻居之老童年也，也是读书会一案的受害人。顾名思义，其名当是平生安稳如意万事顺遂的。可事实却相反，如取名富贵的并不富贵，取名长命的并未长命。余华写的《活着》中的主人公福贵，却在窘境中活着；通过改编的电视剧《福贵》，能清晰地看到那一代为活着而活着的人。

皆遂的高祖曾祖辈都是地方豪绅，祖父任过绥和团的团总（相当于是今天龙伏镇的镇长）。他的外祖父是有名望的书香门第与富豪之家。他的父母都曾就读浏阳县立中学（浏阳一中）。当他出世时，其父已去世四个月之久，称之为遗腹之子。上下四代脉络相承，皆系单传，且上三代皆英年早逝。故出生之时，取个象征吉利兆祥，安顺而长命富贵的名字，是至关重要的。

送号取名时乡绅族台先生们，为了取个概括包罗所有能象征吉祥顺遂意义的名字，就绞尽脑汁，以“皆遂”来概括象征意义。在添吉堂（他家堂号）大厅的墙壁上升了名号——皆遂。是年丙子岁，1936年农历六月初八日。顾名思义，此名并不张扬，更不显赫，纯粹意在祈祷祝福一生平安，万事皆遂，万事亨通，万事如意。

可是命运使他很不“皆遂”，他1982年6月20日写的自传中如是记叙：

……我出生在桃美洞的一个破落的小家庭，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父亲沈珀珊已病故四个月。我三岁多时，母亲喻晚莲又被封建势力夺去了年青的生命；相继两年，大姐琼华死于霍乱，姑妈死于乳癌。从此，三十六岁就居孀的祖母，抚养着我和二姐，三人相依为命，过着眼泪拌饭的悲惨日子……外婆家可怜我从小父母双亡，就在她家读完了六年小学……

到土改时，他二姐出嫁了，剩下他和祖母形影相吊，后来考上湘潭师范，按说正是光宗耀祖。没读几年即因病休学在家休养，不幸又牵连到我这个读书会反革命案，一夜之间被捉入火官庙，判刑入狱。所幸尚未服满刑期即赶上特赦，出狱后先在醴陵瓷厂就业，直到1963年与陈氏结发建家，幸而生了一个男孩。未几他祖母去世，陈氏又离弃而去；他将三岁的孩子寄养他二姐家，自己飘零奔波异地他乡。

1974年，他再婚后的妻子焦氏不幸又患上宫颈癌。这年秋季，我和他在洞庭水库上工。他在工余经常在田间地寻找半边莲、白花蛇舌草等草药为妻治病。休息时，他很痛苦地说：“看来她不行了，已经几天躺着不能起来了，我害怕那一天会……”

收工刚进门，他的妻子已奄奄一息，是夜病故。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红火狂热的时候。不能按“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这最高指示治丧，地主子弟兼劳改释放分子的他只能草率地把妻子送出归山。

我帮他把房子中污废衣物搬出焚烧，并在室内用烟火进行蒸熏消毒。之后，他再次将孩子寄养，远赴湘赣边境谋生去了。

第三任妻子姓黄，夫妻性格不合，因经常吵闹纠缠，使他不能安心在龙伏化工厂工作（他这时已回来在这个化工厂下属的有机玻璃厂上班），相处不久就再次离异了。

平反复职后，他与平江彭氏结婚，她又因患糖尿病而去世。至此，包括他有山盟海誓（卜庚）的童婚，已是五场不幸的婚姻了。

1982年6月，浏阳法院给读书会反革命案彻底平反了。他的好友沈兆颂、沈贤德、沈兆吉、陈福中等几人去皆遂家里庆贺昭雪平反，我和焦七海等几个难友也都在座。当天在他家里吃晚饭，我做了一首七律，送给沈皆遂：

莫道坎艰四五秋，而今岁月复风流。

黄河竞有澄清日，伏骥常怀康壮途。

九折回肠犹未断，一腔热血应如初。

当知国运中兴世，报德甘为孺子牛。

读书会案宣告无罪之后，不久湘潭师范派人落实受害在校学生的政策，皆遂被安排在龙伏完小任教，后来调往浏阳八中，在那里退休。

他于1999年3月27日早间突然中风去世，所遗下的自传正稿是用一首七律诗开头的：

余背父兮早丧娘，他人篱下几沧桑。

寒窗苦读十年半，冤狱折磨四载长。

平反归家悔完娶，粉笔生涯苦味尝。

夫妻决裂祖亲故，夜寐夙兴抚爱郎。

诗的下面补记：“我为自己写的这首打油诗，没有诗味，可句句是事实。哎，世上能有几个我这样倒霉的男子汉！”叹皆遂者而皆不遂，是为志之！

而我为他写的挽联，他儿子也抄下保存了，其联是托其子之意而哀曰：

严本一介黎民，为腹遗之子，孤孑之儿。奈岁月蹉跎，命途多舛。堪叹半纪春秋，终生茹苦书难尽。

椿将三冬古木，逢润泽之风，王化之雨。正夕阳灿烂，晚景无虞。顿遭瞬间厄运，几度招魂哭不回。

他去世几年后，皆遂皆不遂的这个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个曾经从石江学校水沟里爬进去哭着找爸爸的儿子，加入了共产党，选上了村长。两个孙女都考上了大学。到后来，又盖起了新楼房。

请我去书写新楼落成对联时，他儿子感慨地对我说：“以前您为我爸去世写的灵联和祭文，我都能背诵出来，一直铭记不忘。那时真是多灾多难，事事不顺，万事不遂呵！父亲若能看到今天的情况，多高兴呵！”

十九  雨暗残阳必分手

焦七海受到的政治打击和生存痛苦，与皆遂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说他是火爆性情，嘴巴碍人。也有人说他是死老虎不倒威。其实他是最直爽的急性人，凡事不欠债，最喜欢搞兑现的。

他在北盛田山完小教书时结识的女友腊梅，一直等他坐完了三年牢房，山盟海誓未改初衷，终于与他结为患难夫妻。不管下田劳作，还是上山打樵，两人朝夕相随，患难与共。但风雨偏打漏水船，他和腊梅的第一个孩子不幸夭折，只好收养了一个弃婴。不料祸不单行，不久腊梅又沉疴不起，撒手而去。七海从此带着养女过着孤寂的生活。

不过他还是有半个不要衣食供养的崽，那就是添置了一辆土车子（农村用的独轮车）。这“半个崽”为他的生计帮上了一些忙，有时也带来一些麻烦。

大湾岭和燕山岩是他采樵的老根据地。他说不能叫砍樵，只是捡点老实柴，捡些干枯的柴棍。一个鸡食袋里装着剩饭拌盐菜，中餐坐在树荫下干巴巴的填饱个肚子。后来内山人很同情他，要他提着饭袋到屋里去吃，顺便吃点他们的热菜，也喝碗热茶。并说他们内山人以前也常到他家吃饭喝茶麻烦过。又说他是读书人出身，不是遭了难，也不会来内山捡柴，这是碰着了这个时代，由事不由人。

他捡的柴除了自己用，要选出一些卖给供销社，换点油盐钱。与供销社的人混熟了，就搞到一份从黄桥往返于社港的运货差事。除上交生产队上的投资外，多少也可捞到一点零星开支钱。

车子唧唧呀！天光推到夜。每次推货都是从我大地坪老屋门前经过，有时也进门喝口茶休息片刻。不过不多讲话，只是寒暄几句就走了。因为大屋上下千人眼照，来往都在监视之中。有次他来了，就有人向治保主任密报他是特务。

捡柴也好，推脚也好。在每次运动中，他总是要充当“运动员”上台挨批斗的，他这种“运动员”是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有时说是从柴捆里发现夹有生柴，犯有破坏森林之罪；又有时说是为供销社推货属于劳力自由支配，是资本主义的具体表现；实在找不到毛病了，就说他是嘴巴不老实，死老虎不倒威。

他后来对我说，倒霉人的嘴巴像庙后的老鸦——开口就是祸。有人讽刺他：“教书先生去捡柴推车，也是樵夫脚夫，还是离一个孔夫子的‘夫’字。从知识分子变成右派分子，还是丢一个‘分子’……”他听到很恼火，就狠狠地回了一句：“得意猫儿形似虎，失时凤凰不如鸡！”不料换来的是绳捆罚跪，又挨了一场死斗。有次斗急了，他说砧上肉网上鱼，由你们宰吧！除死无大害，讨米不再穷！

1978年10月，我与他同时摘帽重新录用，1982年才彻底平反改正，同时安置在龙伏初中任教。他教初一语文，我教初三理化。

或许是长期受到迫害打击和劳动过度的缘故，再加上耳不聪，反应迟钝，时常碰到一些歧视的眼光，七海力不从心，有点鸡立鹤群的感觉，他说根据身体状况，想早点退休。

我深知他的脑力和体质远不比二十年前的情况。要适应这频繁的评比检查和年终考核，特别是统考排名等诸多形式的较量，是很吃力的。我只得劝他说：“要消除别人的歧视，需要一段时间。一是要极左思想的慢慢消融，二是要干出突出成绩，显出硬功夫来！死鸟要做活鸟叫，死马要当活马骑，何况你还是只活鸟活马呢！”

他终于退了，与一个小学教师刘氏结了婚。刘是前文所提到的在江美村驻过队的区教革办喻新民的遗孀，也带来一个女儿。这样他们夫妻和养女与继女组成了四口之家，晚年倒很安静，称得是颐养天年，晚景无虞。

然而，正当夕阳灿烂，黄昏来的太快太早。他一染沉疾，竟卧床不起。进食艰难，且一反常态，性情暴躁，话多偏激。当我最后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硬要披衣斜倚床头，勉强支撑着，拖着非常痛苦的声调喃喃地说着：“你的命比我好，你有几个亲生儿女，真是福气！你的工作也干得不错！”

“你夫妇是双职工，经济条件要比我好得多！这样的晚年生活是不愁什么的。还有两个女儿照顾关心你，也是福气。”我这样安慰他。

临别时，他握住我的手，眼眶红润。

“老同学，老朋友，老难友，最后的同事！我们快分手了！……”他说，“不能送你！”

在沈皆遂去世后的2002年农历七月初八日，焦七海也溘然长逝，享年68岁。由女儿女婿操办丧事，打了一周大鼓，很是风光隆重。

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撰联挽之：

窗友，难友，振铎人，一生曲直似云烟，奈何雨暗残阳必分手；

樵夫，脚夫，黑五类，半世艰辛非舛误，幸喜恩光晚景可瞑睛。

在焦七海去世九年后的2011年春夏之交，读书会发起人沈福厚，因老年痴呆症去世，享年78岁。至此，43年前踌躇满志的几个热血青年，除我尚在日薄西山斜阳道上之外，他们几位都先后走完了人生风雨路，到达了终点站。

第十章  筑新巢与责任制

一  老宅已非安居地

大地坪老屋是五十四世祖宗元公所建，虽然是栋两百多年的老古董，但木结构还很牢实，没有受到损伤和蚁害。我早就打了这些木立柱等的主意，虽不是偷梁换柱，而是偷木换土，砌上砖墙换下木墙。

“不宜安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到1975年冬天，屋后新修了一条土水渠，渠水沿着腐烂后的树根（大跃进把屋后大树砍光了）形成的洞穴隧道渗透到屋基地下，饱和之后涌到地面上，整个住所形成了一个湿漉漉的环境。几次改造地面也无济于事之后，我只好在房中挖个水，每天从凼里吸水缓解潮湿。后来传开了都说，我睡房里有口自来水井，再不迁走就要得风湿病，就要得关节炎，就要抽筋缩筋，于是我就以这个理由向大队呈上拆屋迁建的报告。

起屋首先要上面批准，我听说当时公社还组织了几个治保主任到各大队调查察看拆建房子的情况，说要坚持阶级路线，经批准拆建的才发许可证。不过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凑巧地解决了。原因是为了响应晚稻超早稻的号召，队上大搞烧火土灰和沤肥、挖地皮（屋内）、拆老墙等积肥措施。说是“黄土三年不见天，麻枯（芝麻榨油后剩下的枯饼，可供施肥）人粪靠侧边”。这话确也不错，陈年旧墙都已硝化了，捶成粉末撒在稻田里，禾苗很快返青了。

于是生产队长沈天长就打了这几百年老墙土的主意，通知我在农历七月二十八日动手拆屋，生产队帮九个单工，但墙土要全部归队上；至于拆建许可证由他负责去办。如果那天不拆，以后就不准拆建了。于是我就这样吃下了定心丸，形势变成了非拆非建不可了。

这天是妻子的生日，所有家具都搬到岭上的道吾伯父家去了。在这吃了最后一餐简便的午饭后，就举家离开了大地坪老屋。次日掀树揭瓦，倒墙捶砖，一片嘈杂，尘土弥漫。

天长的老弟沈富长在湖南省地质勘探队402工程队当勘探工人，我向他借了十元钱，买了十包火炬牌香烟（每包0.2元），打了几斤白酒（每斤0.7元），招待生产队派来帮我拆屋的劳力，还剩几块钱就是继续用在请工运木运砖的开支了。

迁建的新址是早已看中的地方——蹉跎坡。队上的孩子们常叫唱着：“蹉跎坡，鬼又多，扯的扯来拖的拖！”[8]我选定了这个鬼地方并没有碰上鬼，八口人度过了三十三个春秋，算是安居乐业的。

我站在红土岭远眺这块地方，恰是坐北朝南的缓坡边沿地带。“两坡夹一嘴（小山嘴），地下必有水”，这是找泉水的谚语。挖掘掉这个小山嘴就是屋基地。同时这里没有油茶竹木等经济林，是块卵石覆盖着的黄红土壤混交地段，不会有破坏森林之嫌；也无山塘水渠，也不会有影响水利之患。就这样选定了这块屋基地，我很惬意地在心里笑了——多幽静的地方啊！

我在准备动土规范屋基时，一个刘姓老熟人（算八字的）来了，他说我的八字不要算，一眼看个对穿，时来运自转。时运就是时代和运动，碰上极左时代碰上反右运动，你们知识分子不就是一样的八字吗？碰上改朝换代碰上土改运动，地主富农也是一样八字了。不过地理风水还是有的，北方出帝王出武将，南方出才子出宰相。南京虽是六朝古都，但北京的天安门正在子午线上。我看你这块屋场只是藏风聚雨，后人衣食不愁；但右边的山嘴是白虎，比左边的青龙嘴要长些，还得谨小慎微，提防孬人害你。不过这只白虎回了头，是只返面虎，返面必有情，是有情的白虎。

“不管白虎黑虎，不管它有情无情，只要不吹北风不当西晒，清净一点就可以了”，我递给他一只喇叭筒，这样回答他。

临走时他以安慰的口气说，时人住时地，命大福自生，无福祸自来。如果将来做个槽门[9]，不要朝着白虎，要朝着来水方向，砌个进水槽门，就能招财进宝，财帛星就可压邪！

二  千斤门楼

每天早上我扛着三齿锄头挖掘好大堆土方之后，就和妻子去做上门缝纫或出农业工，到了晚上就挑灯担土。除老四、老五和祖母在家外，我俩带着三个女儿上阵，孩子们把土扒到簸箕里，我俩就把土担走。孩子们很刻苦，很懂事，很想在这个环境里生活，不受欺侮。有时也念起愚公移山的语录，来加油鼓劲。

“蚂蚁虽小，但群体合作，有信心有耐心，还是把骨头搬走了！”我说，“一早一夜就当了三个工，就赚了三块六角钱，也当36斤谷呀！只要不下雨，我每天早上挖堆土，大蚂蚁带着小蚂蚁一定在夜里搬去这些土。”就这样的辛苦劳作，屋基的粗样还是被蚂蚁们搬出来了。

自农历八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的八天奋战，屋基后的土方全部担完，人字脉纹更加明显突出，屋基平面一目了然。下一步便是根据中桩（中轴线）的定位来分间放墙脚，立大门框了。

按五开的格局为基调，是传统的五大间，不过在庭堂两侧各有巷道把东西厢前后分开，各个房间均有一窗一门，外墙只有巷道两端的外门，厅堂一后侧门和一大门（正门）。这样以厅堂为中心，八个房间通过巷道既分开又互通，是分散又集中的结构，很实用，泥水匠就按此分间下脚。

闰八月初一日，砖木石三行匠师都已齐集，为的是立大门，俗称柱大门，也就是根据平水线放好墙脚，墙脚基石都是红岩条石。我只邀请了两个石匠，一个砖匠（泥水匠）和一个木匠，还有几个小工。一方面人多嘴杂，二方面为了减少红包开支，就只能简单把大门框立好了，立正立准之后，放挂鞭子，发放红包，不必要匠师们按老规矩喊彩（赞颂），道几句恭喜就是了。我只能识时务，无能力也不敢搞些排场，就这样缩手缩脚把大门立好了。

鞭子的炸裂声惊动了附近的邻居，男女老少都要来看热闹打恭贺，两大盘的土旱茶（点心）和糖粒子是唯一的招待。孩子们感兴趣的是吃东西和拾捡未爆炸的爆竹。我发的香烟是0.2元一包的火炬牌，都说宁肯烧喇叭筒，得烟味尤次可，纸烟还口干上火。一大碗白酒各吮一口轮回传递着，有人说烟酒不自私，是社会主义的风格，递来递去，都很谦让都很恭敬，我说这样一个大碗喝酒大不恭了，应该配个大桌子，摆上酒杯子，敬敬各位师傅们，因为这泥土地方不好搞，就请原谅这样粗鲁行事……

有人说烟筒酒碗都是传递巡回使用，烟酒就是消毒的，一大碗酒传来传去就热闹，你看这小孩抢着吃旱茶就是热闹吧！碗要大、人要多，东西要有人吃，有人就有世界，旱茶撒在地上就是满地开花，酒泼在地上是酒泼红地，恭喜！恭喜！千斤的门楼，万年的福气！

匠师们继续去放墙脚基石去了，妻子一边收拾场面，一边高兴地说，祖母看到树大门框特别欢喜，她说有很多孩子来凑热闹，真是好兆头，好彩头，有孩子就是有后望，撞口（随口）讲的话是扬口风。今天树大门框，没有不吉利的扬口风，都说酒还蛮多，旱茶有余有剩；再说打爆竹也响得蛮好，中间没熄灭停火，这也是好兆头！不单是祖母好胜，我俩同样好胜。

蹉跎坡芸香居侧面鸟瞰

大门的门框、门槛、门墩和门托都是红岩做的，门托上的过砖（门楣）才是木质的。整体门洞的尺寸是按九的基数决定的，高为七尺二寸，是八九的积；宽为五尺四寸，是九六的积，寓意六顺八发和长久；其门洞面积为3240平方寸（72×45），得到连连发的吉祥数字。我没根据匠师的鲁班尺扣算尺寸，是按黄金分割的近似比例确定的，一切尺寸都由我决定，匠师都照字刊经。

这个石门楼除我选定的尺寸的数字能深藏一些吉祥的寓意之外，没有任何纹饰；外表看来只有厚实庄重、稳定大方的感觉。在这狂热地毁灭文明的年代里，只能如此立个素净门楼才是识时务的保险之举。

三  伙头军

为了在蹉跎坡筑个新巢，我对妻子说，我来当个土工程师，你就当几个月伙头军吧！她说伙头军也要个班子，我当然是个班长了，我们所借住的邻居家道吾伯父母也很体心勤快，会帮些忙的；叔祖母也会来打报工的（临时帮工）。孩子虽然读书，老大可早晚负责担水，反正门口渠道有水，也可洗洗东西；老二加早去排队购肉，当个采购员；老三可帮着在灶湾里烧火；老四、老五都还只有三四岁，就负责到地里摘辣椒吧！我负责煮饭做菜，是真正的伙头，不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盘下家底才有把握啊！

“男治外女管内，”她说，“烟酒归你负责，搞进来的物资保证不浪费，合理使用。家里只有几斤茶油和几块腊肉，晒干的饭粒和玉米薯片等可做旱茶（土炒货），还有几斤花生和大豌豆（蚕豆）也是旱茶；队上还分了26斤黄豆可做豆腐，菜地里的辣椒可作补给。暂时不要购货，一些邻居估计也要送些菜的，那时看四（事）行三，缺啥购啥！”

我说大问题是吃饭，可也不要愁。队上分了1000斤稻谷，外借的1040斤也已打了交关，都会陆续送还，可足够了。金刚刺蔸酒（野生植物块根）还是有买的。至于抽烟吧，我已栽了几块旱草烟，并且晒干了挂在竹篙上，任师父们去吹喇叭筒。只要再去购150斤南瓜和12斤面条就可以了。

后来我托刘武子老师到浏阳县城开后门搞到了两斤“木片”（一种薄而小的淡干鱼）和两斤豆豉，于是就解决了一段时间的辣椒碗问题。无奈鱼少辣椒多，大家就把鱼碗称为辣椒碗。有人说，只要鱼儿放个屁，辣椒就有了鱼儿气，辣椒碗就成了鱼碗，就成了一道少不得的下饭菜。

本地风俗习惯，凡邻居做屋，都要送工送菜，我考虑到自己无劳力还工，就只接受送菜，尽量谢辞别人送工，而且一定要年底付清工钱。开工不久就收到亲友邻居送来黄豆51斤，面条59斤，粉皮6斤，鲜椒20斤，冬南瓜27斤（外收折抵爆竹的人民币9.5元），托刘老师买的淡干鱼和豆豉，他也不肯收钱，就抵了送菜之礼。

送菜送工是农村传流下来的乡情亲情，礼轻情意重，我感到这是温馨而朴实的友情。妻子说人情像拉锯，你来我又去，以后别人做屋我们记得一定也要送菜送工啊，这就是人情味。

妻子对每天的伙食做了一个系统的安排：早晚两餐是六个菜，淡干鱼打屁的辣椒碗和煎豆腐各一碗为主菜，冬瓜（或南瓜）两碗，水豆腐汤（早）和粉皮汤（晚）两碗。中餐虽然八个菜，基本是在六个菜的基础把炒豆腐干或煎薯粉与煎豆腐轮流交换一下，添加的是两碗青椒炒猪肉。

虽然她这像变戏法一样在调度着，但桌上老是同样的菜面孔，真是进了豆腐南瓜粉皮运。如果在冬天，也少不了进入萝卜白菜粉皮运。可是匠师们并不苛刻，只要能吃饱饭，有足够下饭的菜。尾砖匠的师父松霸王说：有这样的饱饭饱菜，就不要“好高”（要求高）了，能吃到八十岁就是福气！后生子（青年）过苦日子就不晓得饿肚子得浮肿病的味道！享不尽的福，受不尽的苦。

妻子说，老是木片在辣椒里打个屁也真对不住匠人了，还是要想办法呀！另外，虽然中餐有肉，也是靠青辣椒打底子呀！老二（二女儿）每天一大早抹着眼屎去排队，买一块钱肉也不到1斤4两。这就是变法一样。孩子们也可怜，只能到桌子上寻点剩菜下饭。同时木片也维持不久了，那时辣椒碗连打屁的鱼也没了，巧媳妇能煮有米之饭，可难做无荤之炊呀！

我白天要帮着做木工，还要照管泥水工，晚上还要调度劳力等，实在够忙够累了；为了解决荤菜问题，只好带着老大、老二晚上到河里用推网去捕鱼虾。我们抓住鱼虾觅食的黄昏时刻，在石江坝三联坝和麻田坝这一段河床里往返捕捉鱼虾。每次的收获可供给几天的辣椒碗。匠师们非常喜欢吃这鲜嫩的河虾。有的说吃木片淡干鱼像吃糠头渣，这虾味比鱼屁就好得多，饭粒碰上虾就遛到喉咙里！

其实晚上捞虾是危险的，推网里常常捞到水蛇，岸边也常碰上百步蛇（银环蛇）。自房屋成功之后，我再不敢晚上去捞虾了。二十几年后，我为了写此书，专去光顾了这三座水坝所辖的河段水域，再找不到鱼儿虾子了，连石螺丝也极少了。这种生态的失调是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以及鸭群的清剿。

伙头军要重点安排的是三次正席，一是放墙脚立大门框（起手），二是安楼，三是缩尖上（主体基本成功），当然都是指那天的中餐。传统的正席是要十个菜的。在当时物资和现金都很紧张的情况下，要凑出这十个碗也是伤脑筋的事，既要门面又要实惠，保证有鱼、笋、肉三样传统菜。

托人买了盘碗鱼，一种半斤左右的对剖的腌鱼，只要头尾露出碗口就合标准，用油炸熟撒上辣椒粉就可以了。炒两碗猪肉（加些自晒的干菌），用白糖炒粉团代替两碗炸肉，两碗干豆角代替干笋，肺片汤和粉皮汤，再煎碗白豆腐。不过上那天中餐就要减少一碗粉团子，换成一碗方肉。这个方案由伙头军去烹调运作，也算是敷衍了这三次正席。

四  上樑

闰八月十四日是根据砌墙进度而自定的上日期，没有占卜什么黄道吉日，估计按照工程进度，到这日前后墙都全部成功，承重墙（俗称排扇）可以缩尖，即可上。

祖母说，立大门框打了翻麻枯（意为返工），这也无妨，因为打错了平水。现在上就硬要请孝经阿公选个吉日，是主管屋场的，千斤的大门万斤的，你一定要去卜个吉日良辰！

我跑去对孝经阿公说，我已决定十四日缩尖上，这是不能改动的，你也推算一下，不过对我祖母要说这天是个百事诸宜的好日子，可以上。他知道我不信阴阳占卜，稍犹豫片刻说：论玉匣记，要合得青龙、金匮、司命六阳辰、明堂、天德、玉堂六阴辰。开了这阴阳六辰才是黄道日，也就是吉日。信则有，不信则无。时人住时地，时人办时事，只要天气好，就是好期。富贵在天，成事在人，你想的事，你决定的事，都有个“八开”（基本正确）。恭喜你，这个日子完全可以，保证不向你祖母穿泡（直说）!

我说吃累费了心！塞给他一个红包（0.4元）。这样我就算既不致违拗祖母的话，又没有影响我自己确定的工程进度。因为从大地坪老屋拆下的旧，正背面有些损坏，正面的花纹装饰被破四旧铲除了。我准备把正加工翻新，没有损坏的副就分给了邻居（正厅两家共有，我这样做才不至产生意见）。

我和成木匠把体光做好了面后，发现背中部有个破烂的深洞。木匠说这个地方在上面看不到，不补也无妨，待漆匠刮点油灰就可以了。我说这样不行，因为这部位在体中心地方，等于的心脏。这（良）心不能是坏良（）心。一定要用樟木（体是樟树材料）严实填补，成为好心（良心）。栋梁在上属于天，就是有天的（理）（良）心。

油漆匠也是邻居，说来送工做油漆工夫。面的字画要我自己搞，说我是搞图画的，又懂得八卦和太极图，硬要见识我是怎样画的。

我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这根老的纹饰文字本已被红卫兵铲除了，既破了四旧就不能复古复旧了，只要（良）心还好，外表随便画点写点就可以了。

我虽然这样敷衍了，但面还是作了一个貌似平淡而寓意犹深的构图。在中心部位画上圆圈，圈内色白无瑕，表示阴阳未分的混沌状态。实际这是寓无极，如果加上阴阳鱼，就变成了太极图，也叫太极两仪图。再在圆圈周围画上后天八卦的卦象，就成了太极八卦图，可是我只能这样画个圆圈了事，红卫兵也不会来铲除这个无极的。

再在表示无极的圆圈外面画些卷云，既可理解为祥云瑞霭，也可理解为乌云瘴气。寓意在混沌状态的无极中，是处在未分阴阳的茫然中。东西两腰花本应画衬托太极八卦的龙马负图的，但只画了点树木花草凑个热闹；其实东段的杜鹃是寓意啼血，西段的梅桩是寓意傲雪，靠边本是应分别写“芸香居博爱建”、“丙辰岁闰八月”，但只写上“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四日”。

上那天是个阴沉的天气，间或下点小雨。我担心的是上时脚下打滑出安全事故，而祖母说黄道吉日不该阴天下毛雨。可匠师们非常江湖（开通），都说天下名山僧占多，世间好期天占多，下点小雨是老天爷的应验。说关天爷生日也要落些磨刀雨才好，上落点雨是水生木，才能发芽，是发富发贵的生发雨。

按传统的上仪式，是要开光祭的，栋梁上挂红（蒙上红布）后，木匠师父右手挥着斧头，左手提着雄鸡，一边喊彩（唱颂歌），一边用斧头轻敲体，最后洒上雄鸡血酒就开始升，高吭的喊彩声和鞭炮声使得热闹气氛更加沸腾起来；当栋梁升到顶点定位后，两边墙上的各行匠师争相喝彩，烧饼纷纷从墙上抛下。下面的人群有张着围裙的，有倒张布伞的，有倒翻草帽的，为了争抢抛下的烧饼大喊大叫，一片嘈杂混乱，甚至有的被踩踏受伤。

这种场面只在富有人家才有。我看到唯一的一次上是在1948年秋。上屋的沈河海伯父因做棉花布匹生意发了财，就拆掉老旧的烂屋就地盖了一栋五开的土砖房。

我没去抢那抛下的烧饼，而是爬到墙上听匠师们喝彩。

人群亲眼看到把四箩筐烧饼吊到墙头上，以为一定能抢到很多饼，可是都说没抢到多少饼，原来箩筐下暗藏春秋，下面是糠头，只上面用饼覆盖着。一顿哄抢之后，人群中都喊完了完了！没有了！这完了没了是避忌的。但说还有！还有！很多！很多！是不可能兑现的。有的人发着牢骚说，害得抢个死，饼又拾得，真是鬼抢斋一样（斋饼是做供品的粉饼）。

两年后，河海伯划了地主，新屋分给了两户贫农，全家住到塘屋场去了。又后来拆屋建万猪场，他住在宝乔宗祠；再后拆宝乔宗祠建小学，他家迁到社港去了。他在政治运动中被关押判刑，后牢死醴陵新生瓷厂。时代大潮挟裹下，普通人的命运无常，河海伯的人生遭际更是令人叹息。后来难免有人会联想起他家上的事，说完了！没了！鬼抢斋这些话是扬口风！是兆头！真是屋也没了，人也完了。

我家这次上就只放了一挂鞭子，既没开光祭，又没喊彩，只能识时务，随波逐流遵守破四旧的原则办事。加上霏霏细雨的扫兴，匆匆升，匆匆定位。为首的砖匠班头尾砖匠，还是以前砌忠字牌坊时的老调子，说他喊不得彩，要李汪洋师父讲两句，由李师父说声恭喜恭喜！发富发贵！就圆场结束。

我家上虽没喊彩，我还是要把听到过的喊彩颂词记述下来，以作乡俗中的工匠文化而志之！

开光祭颂词：

甲：栋梁栋梁！生在何处！长在何方！生在昆仑山上，长在八宝岩前。鲁班师父下凡来，金斧砍就栋梁材。

乙：此木本是非凡木，此本是非凡，高高升坐华堂上，荣华富贵万年长。

丙：左手提起金刚斧，右手提起凤凰鸡，此鸡不是寻常鸡，它是东主的报晓鸡，日在昆仑山上叫，夜在华堂后院啼。

献酒：

上敬酒先敬天，风调雨顺太平年。

上敬酒敬鲁班，金银财宝堆成山。

老人喝了上酒，百岁期颐九十九。

学生都把此酒尝，京榜名题状元郎。

挂红升：

一根栋梁在中央，四根金线系金。

左缠三转龙摆尾，右缠三转凤朝阳。

抬起龙头步步升，摆起凤尾驾祥云。

栋梁稳坐华堂上，发富发贵万年长。

定正位后，各行匠师争相喊彩，各有千秋，有师父口授的，也有临时自作的。

五  打井

1976年闰八月二十二日，按祖母交嘱，我请来老砖匠松霸王砌了柴火灶。祖母说只有霸王老子砌的牛角灶才透火不堵烟，并且要有大中小三口锅，才能满足八口之家的生活需要；又说打泥巴掌平整地面是个细致工夫，硬要请明星阿公来做这事，她说她也坐着鸭婆凳用小巴掌来帮着敲边打角。

我都按祖母的吩咐做好了，于是决定二十八日正式搬进新屋，这叫“过屋”。一边把老旧家具慢慢搬进来，一边砌好后山上的排水沟和清理前后的滴水沟。一心只想搬家过了屋，好去市主上做衣。“月怕十五，年怕中秋。”隔年关只有四个月了。既要向队上投资，又要结算建房工匠的工钱，我俩感到压力很大。

妻子说：“过了屋才能静下心来，才能慢慢收拾这个乱杂的摊子。摆在目前的问题是水的问题，门口渠道里的水只能用不能喝，并且渠水也快停灌了。”我说：“白天去做衣，早晚去挖井，双管齐下，你治内我治外。目前只能节约用水，重复用水。晚上做衣回家，顺便再带一担水回来就是。”

二十八日过了屋，祖母从借住的邻东家里夹着一块燃着的硬柴栳，拿着一个扫把；妻子提着盛满水的茶壶，带着孩子进了新屋，说这样表示柴火旺水源长。带着水火人丁进门时，有邻居放鞭炮接送。祖母把火种在灶膛里烧旺后，就用扫把在大门口从外向内连扫三下，表示把福寿财喜扫进新屋。邻居们坐下喝茶水吃旱茶，一片恭喜之声！洋溢着比邻乡情的平实和甜美！

我的任务是找水源。

早上我不能干很长时间，因为我要和妻子外出做衣，而晚上的时间就不受限制。俗话说是“日无长久夜无庚深”。深夜的山凹里很宁静，井壁上煤油灯的暗淡光焰加上昆虫的鸣叫声是陪伴我掘井的伙伴。我也就忘其所以，全心沉浸在这不到一平米的地洞里。我从来没有过这种宁静清幽的享受，也真正体验了这万籁俱寂的滋味。挖累了，就坐在洞口上抽着喇叭筒，这是我唯一的休息方式。夜深了，妻子送杯茶来看我，她丝丝的话语打破了这夜空的寂静，深深感到家人的温暖。我益发不知疲劳地把红沙岩一块块崩下来，希望能看到清冽的泉水涌出来，这种渴望也是一种享受。

就这样起早摸黑，委曲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不断掘进。还没挖到二米深的时候，就发现红沙岩的裂缝里有涓涓细流从白色的泥土中渗透出来。这种细腻的白泥（白垩土）是砂岩缝隙中的填充物。白泥被泉水不断淘走，缝隙也不断掏空，水流也就不断增大。

泉水出来后，我在井口周围砌了排水防污墙，井口搭块木板以便孩子们挑水。后来这口井让给了新来的邻居，直到2009年修高速时被掩埋。

责任制后，我在屋后开垦了一个柑橘园。为了解决灌水和家用的便利，我又重新掘了一口十米深的常规水井，安装了电泵和手摇泵。丰沛的泉水养育了我一家八口和数百株果树。

当掘到六米深的时候，泉水把白泥慢慢淘开，水流越来越大。每天上午把渗出来的井水吊干，下午才能继续在水中掘进。这次打井的师傅是专业的打井人员，都说在这样高的坡地打井竟有这样好的泉水涌出来，也是少有的。难怪选在这人字脉纹的岩层地方打井，真是风水，真是福气。

于是停止掘进，把井体衬砌好了，把井台也完善了。由于水位上升到井口，水面比周围地面还高，可直接取水，非常方便。可乐坏了祖母，她说以前遭大旱，晚上到张家井舀水，要等候个把时辰才舀到一小桶。可现在的泉水就在鼻子底下，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呵！

我又在井口下方安了四个铁钩，作为挂冷藏食品的地方。为了保证安全，只好把粗大的尼纶网挂在铁钩上。后来装上电泵，既能灌溉桔园，又能把水送到厨房里。再配上手摇泵解决洗涤零星用水，特别方便。

2009年11月17日，这口井也终止了它的历史使命，只能从废墟中看到它圆形的井口。我和大儿子掀开防护木板，对着清澈荡漾的井底拍下了它的倩影。时光送走了三十三个春秋，人字脉下的甘泉又回归了大自然。

六  友其风雨 本系玄黄

时光驶到1979年3月，新巢已历三个年头了。南北两向的外墙虽然是选了老宅运来的结实田泥旧砖砌的，但在狂风暴雨的吹打下，砖缝里的挂泥已被雨水清洗一空，甚至有泥水流到屋内的墙面上，楼板上，再流到楼下的屋间里。墙体到处透光，就像是一只竖着的筛子。如果再不粉刷石灰，就会有倒塌的危险。

首先必备的两件物资是石灰和纸筋，这也是难以办到的两件麻烦事，由于我身份的改变，社会交往也相应变好了。从供销社的后门口购到包装盒，祖母和妻子帮着撕扯，除去油纸和装钉后浸泡在一个大瓦缸里，以后搓纸筋和磨石灰浆的事都由小工们去完成。

请沈春回从九溪洞购回了一拖拉机生石灰（壳子灰）；因为家门口的小路不能走汽车，只能卸在200米外的楼底屋场的晒坪上。为了不被雨水淋湿石灰，为了立即发灰（下水）备用，势必要开夜工，把石灰运到新巢的地坪里。我们有长期开夜战的习惯（不得已），被人戏称为“夜光精”。

“夜光精”们把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摆放在路上的各个拐弯地方；微微摆动的灯光连成一条蛇形的曲线，打破了寂静的黑夜，照亮了这山间小路。几双大小不同脚板在小路上移动，没有人说话，唯一听到的是一辆土车子发出咿呀咿呀的声音。

“夜光精”们默无声息地，像蚂蚁搬米饭一样，严密分工各执其事，老祖宗提着马灯站在大门口照亮终点站，老三、老四在晒场把石灰块装进撮箕里，妻子和老大、老二搞肩挑运输，我还是推我的土车子，老五在我前面拉车子，上坡时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终于一夜把二千斤石灰运到新巢地坪里。这是蹉跎坡人的吃苦精神，团结精神。之所以被称为夜光精，就是善于夜战，相对于早起三朝当一工而言，是苦战一夜当三工。

匠师们的粉墙程序是先粉草筋细泥，等细泥开了鸡脚坼才能接着粉纸筋石灰。雨天粉内墙，晴天粉外墙，从上至下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按我的要求，前外墙及所有内墙的离地三尺以下都做成深灰色，假称水泥墙，两外侧墙和后外墙的中下部做成桔黄色。我喜欢这大方调和的中间色调。

把洁白的石灰墙变成桔黄色，师父们也是传统经验，说要在石灰墙半干半湿时，刷上青矾水就变成桔黄色。太湿了，石灰墙就会刷坏；太干了，石灰墙就不变桔黄色，但他们也说不出为什么。

蹉跎坡芸香居正面图

两侧外墙的最高点粉刷成功时，师父们要我画上角花，说这里是飞檐下的至高点，最显眼；说东边画只檐老鼠（蝙蝠）表示有福，西边可画只梅花鹿表示禄；趁手脚架还拆，要画就架势（开始）。

我只好从学校抽回来，在那里写上几个字作为一个纪念。拟定以这屋宇的自述，拟人化的第一人称的口吻说：“我立足于这个天地之间，为了我的安全，要与风雨交个朋友啊！”根据这个意思，东侧书写“友其风雨”，西侧为“本系玄黄”。均为一尺见方的篆体墨字，并分别注明1979年3月。三十年后，它随着墙体倒下，最后一刻的印象留在记忆中，留在照片中。

山泥做的土砖屋，经过粉刷装饰，一派青瓦白墙红石脚的色调，很有传统的江南民居风韵，自己感到非常惬意。

七  筑巢毁巢均无悔

筑巢那年我年届不惑，毁巢那年我寿逾古稀有三，芸香居整整经历了三十三个春秋的洗礼。筑巢时我俩整整苦干了两个月，毁巢的前后我俩也苦干了两个月。儿女们本想把芸香居的土砖屋改造升级，盖栋红砖楼房好赶上时髦的楼房潮流，但终未能圆上这个梦。芸香居拆毁了，蹉跎坡面目全非，往日的一切印象都烟消云散了。

土砖屋退出历史，这是迟早的必然，它未能升级到红砖楼房之列也是无悔的。孩子们各在异国他乡，我们这对劳燕也步入风烛残年了。当写这段文字时，我查看了封存三十多年的蹉跎坡芸香居建造工匠簿，这是一个版面仅六平方寸的小本子。上门印着“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红色字体，里面还夹着很多单页记录资料。

首页记述：丙辰岁，1976年农历七月二十八日（妻陵鱼生日）拆除大地坪老屋住所，之前后开挖地基，八月做砖行墙，闰八月二十八日移居新屋。内外无暇清理，只是毛架子，耗时两个月，花工468个，工价分1.2元、1.4元、1.6元/日三种，总工值588.8元，外借币及外欠货币共296元，共884.8元。家底子是470元（收进100元，售生猪250元，送工折币120元），共欠414.8元，年终实欠264.03元，耗去口粮2040斤，以后粉刷完善环境到1979年才基本结束。

另一单页记述：这是以13本芸香居农业工、缝纫工、家庭建设等项目中夹杂的有关能反映当时社会和家庭的部分诗文对联、债务等的节删页片，待以后整理入“蹉跎坡回忆录”。

记录中的两页数字应该录下，有特殊意义的。一页是逐年负债数目：1970年，230元，1971年，未查到，1972年，492.3元，1973年，397.13元，1974年，46元，1975年，未查到，1976年，264.03元，1977年，218.42元，1978年，248.2元，1979年，221.5元，1980年，未查到，1981年，264.8元。

从以上数目看，历年负债都在200元-300元之间徘徊，只有两年在300元-500元之间。这说明我当时是无能抖掉一身虱婆的，玩的戏法是扯了公账盖婆账。按当时谷价9.3元/100斤计算，即滚来滚去还是欠3千至4千斤谷的价值。一直滚到1992年，我才真正没有债务了，才算是抖清了身上的虱婆。因为这时孩子们都基本结束了学业，开支就大大减少了。

另一页记录是：外借现金刘中武10元，刘远让40元，刘晏钦20元，刘福连10元，刘用生5元，徐战国10元，沈满盈10元，沈阳溪10元，沈贤得10元，沈付长10元，黄训钦10元，沈成寿5元，刘武子24元，共174元。这十三个人是我应该转录下来的，虽然人均只有13.46元，可算是雪中送炭有滴水之恩啊！

另有沈阳溪送钉子2斤、锄头一把，付都吾圆钉8斤，手电池两对，也确实解了物资紧缺之围，不可忘记。遗憾的是那些送工和送菜的都未能查到确实姓名（折工值120元），未能致谢！乡情友情，仁义值千金！

按当时情况，几分钱也要算个清清白白的，不能四舍五入的，因为五分钱可买一盒火柴或一包经济牌香烟，或多少能购到酱油和食盐。

2009年5月浏阳的三条高速公路在工业园举行开工典礼，宣告高速公路的建设已经启动。9月5日我看到芸香居的前后已挖定边界红线沟，9月21日工作队在墙上印了“拆”的红字，即丈量房屋面积，22日再复丈纠错，增补了错算的面积，共306.28平方米（齐外墙根计算）；10月13日工作组察看周边环境附属物，31日全镇拆迁户听拆迁安置动员报告，11月15日签拆迁协议，核算补偿26.96万元，17日砖墙全部推倒，28日才前往浏阳老二家中，尔后对周边山林菜地共补偿7.2273万元，总计共补34.1173万元；

蹉跎坡芸香居平面图

对比1976年建土砖屋的造价，按稻谷升值10倍、工价升值60倍计算，当是以约5万元的造价换来27万元的补偿，我也是发了一个老财，但我周边优美清净的环境的消失是无法补偿的。然而筑巢也好，毁巢也好，我是无怨无悔的，这是非常圆满的落幕，也是必然的大结局。因为劳燕老了，雏燕都展翅高飞远去了。蹉跎坡呀！芸香居呀！再没有牵挂和留恋了，只有两块刻有蹉跎坡芸香居的石匾放在陵园里，只有把最后的印象留在镜头里，留在美好的记忆中！

八  隐形“小岗村”

洞庭水库的库区水域，有一个形似半岛的地方叫小嘴坡。此地是龙伏镇原福源大队的小嘴生产队，住着几户张姓近房家族。后山茂密的林地和广阔的梯土，是他们历代劳作生息的地方。自修了这座水库后，调整给他们的几亩稻田都在水库下游的欧公。他们要绕过弯曲的坡嘴小路才能走出库区，到里来耕作水稻，都称这种耕作为“调作”。他们也成群结队上山种土，也成群结队出调作稻田。

外表看来，还是一种集体生产出工的小型生产队，当然应是坚持集体，谁也不会怀疑他们是在搞单干。他们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一样有队长、会计和保管员等队委组织成员。一样记工分搞年终分配。这种偏僻的微型生产队，大队称之为派出生产队。他们没有征购和上交任务，每年要吃国家返回的统销粮食来补充口粮，所以他们也可算是吃“国家粮”的户口。不过只称“统销户”，没挂吃皇粮的美名。

他们虽是个近房家族，内部也是有些小小矛盾的，但不因此而暴露他们的内部机密，对外是相当团结的群体。他们的生产生活处在一个几乎与外界很不关联的状态，很安适，处于温饱线以上的生活水平。

这个家族组成的微型生产队，似乎没有发生过争工分闹分配的矛盾纠纷，很是风平浪静。有人怀疑他们在搞单干，但从未被清查通报过。他们虽然不知世外有个安徽的小岗村，而他们的生产模式或许是一个隐形的小岗式生产组。当1982年全县转型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他们的心里在得意地微笑着说：我们早已暗度陈仓了！派出生产队已先走了一步，吃了瞒天斋，瞒天过海了！

刘天喜住在原上源大队的蛇嘴岭上，周边有茂密的森林和大片的梯式旱土，是个吃露水饭的偏僻山地。离他所属的梅树生产队相隔几里的陡峭坡路，是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因此称之为派出户。这个大家庭没有尝过出集体工的热闹滋味，按照自己的计划在这山垴上生息着。他很少下山到龙伏镇上来购货，因为怕暴露富有。却与山那边的长沙县往来密切，都说天老喜是个土财主，但奈他不何，他是天生的派出户，也是微型生产队，隐形小岗村。

1980年我在石江学校教书时，因他儿子获得初三竞考第一名，就把学校全体员工邀请上了蛇嘴岭。一宿三餐招待丰厚，次日早餐后临别时，还每人送了一些土产品，并鸣放鞭炮送行。

晚上的活动是座谈会。刘校长说，这次应邀来到这里，一是恭贺贵子弟获得嘉奖，也是一次集体家访活动。只是太客气了，打扰了麻烦了。

天老喜很得意地说，自从解散食堂回到这蛇嘴岭以来，我们梅树生产队的社员都不想到这高山上来耕作旱土，由我家包干了，当了派出户。不觉快二十年了，被大跃进荒芜的旱土都耕作复了原。红薯包谷吃不完，喂猪喂牛羊。每百斤干薯丝送到小长沙可换回七十斤大米，把原来的薯肚子换成了米饭肚子。茶油猪油都自给有余，腊肉是年头吃到年尾。小鱼塘也养了些草鱼，可说不缺什么，只要买一百斤盐，能吃好几年。

不是躲在这山岭上做个派出户，哪有猪肉羊肉白米饭招待老师啊！各位打打扑克、骨牌，扯扯谈，等下油炸糯米团子和薯片上来，再煮碗米面条，给大家宵宵夜！可惜喝的只有自家用麦子蒸的白酒，大家提提神！

这是一个清凉的秋夜，也是蛇嘴岭最热闹的一个秋夜。也是老师们具有特殊风味的一次超级家访。木炭火烧得暖熏熏，麦子酒也喝得醉醺醺，喇叭筒也抽得烟雾缭绕；扑克的吆喝声打破了夜空的宁静，只有刘校长和天老喜在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刘氏房族的事。我想的是，派出户的殷实生活真是很令人羡慕和向往。

1983年农历五月十八日是天老喜六十大寿，蛇嘴岭办了几十桌寿酒，也是有史以来的空前盛事。之前几天他来到龙伏中学请我做寿联，让我的思绪一下回到了蛇嘴岭上那次超级家访派出户的秋夜。遂作：

僻居青龙岭上，自耕自食，温饱无虞多自在；

聚首白鹤堂前，载舞载歌，主宾同庆倍关情。

九  初试甜头人共乐

1981年虽然开始搞小组包干，但只包干了双季水稻耕作。队上分到组上的旱土就已经分到各户，任其自由耕种，而且收割晚稻后的稻田也分到各户自由搞冬播。旱土和稻田冬播收入都归社员，不纳入集体分配。因此，社员的积极性很高，都能齐鼓划桡把水稻耕作好，又能自由耕作旱土和冬播。当时稻田耕作模式主要是“稻稻油”，即早稻、晚稻和油菜，也有搞“稻稻麦”的，极少搞“稻稻肥（绿肥）”的。

这年，我在龙伏中学教书，家里的小自由耕种全靠老伴和老大承担。老大已初中毕业，坚决要放弃升学，为弟妹们的学习让路，要跟着她妈妈学习做衣服；她说，要做妈妈的帮手，要做弟妹们的跳脚石，要做老黄牛。

这年，她母女把所有的旱土都种上了红薯。除蒸制薯糕薯片作旱茶（点心）外，都晒成了四百多斤干薯丝，成为了主要杂粮。那时每120斤薯丝可换来100斤稻谷，但每500斤鲜红薯才能晒成100斤干丝。即是她母女要挖运2000多斤红薯到家，靠早晚争分抢秒去完成这些洗、和收晒的繁杂工夫，至少需要五十多天的起早贪黑才可结束。

旱土的冬种是种蚕豆。她母女说这是懒工夫，产量不高，但可做旱茶招待客人。以前蚕豆叶子拌饭吃，现在猪也不吃了，只好沤做肥料，总之不能荒土。旱土经过冻晒，越作越肥沃越疏松。所以她们不放过每一寸旱土，自己种了自己收，有个指望，累了也不觉得累。

稻田的冬种是种油菜。由组上统一翻犁好才分到户，但需要自己再去耕耙好。她母女为了耕耙田土，没等天亮就摸到牛棚里去占耕牛。说这次耙田是和尚做新郎，连牛轭耙索都不知道配套使用。胡乱赶着牛扶着耙在土坯上乱跑。过路的人却都夸她是骟牛的人也能骟马，裁缝师傅也能耙田，真是能文能武。通过这一冬一春的勤耕苦作，共收获了七十多斤菜油，完全解决了食用油的需求。

第二年也就是1982年，农村全面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七个农业人口（我除外），共分到七亩六分稻田，但大农具和耕牛还是几户共用。这年共收获9000多斤稻谷，此外，还有红薯花生和菜油等收入，是家庭有史以来的丰年，皆是五谷登丰了。

除完成每亩上交40斤稻谷的征粮（农业税）和规定的定购任务外，留足口粮猪粮（饲料）外的余粮可送议价粮，这样在农业上就有了200多元的现金收入。她母女在农闲也挣到了几百元缝纫收入，我的月工资只是39元，也节省出290元支援家庭支用。年底还清了生产队的上年欠债230元，算是取消了欠钱户困难户的帽子，八口之家第一次感受到这钱粮有余有剩的滋味！

祖母说，不是分田到户搞单干，哪有这样的好事。真是发了粮财，不站督名了，比你阿公那个时候的谷多多了！赶快做两个大木仓，把早晚稻谷分开放，混乱了不好打米（碾米）。我说不能叫单干，只能叫责任制到户，田土还是集体所有制，只是家庭承包了。她说反正是打了一手好起手牌，今后会更好啊！

老伴说，阿婆（祖母）守屋带孩子吃了累，老大是主要帮手，其他几个孩子也听话，各尽所能，一定要搞点奖励。于是给祖母添了一件海芙绒外衣，我和妻子各添一件呢料外衣，老大一只春兰牌手表，其他孩子一身单外衣。另购一部红灯牌收音机，每天能听到中外新闻，特别爱听陕西作家路遥的故事连续剧—《人生》！

十  要赚畜生钱，要伴畜牲眠

《三字经》云：“稻梁菽，麦黍稷，此五谷，人所食。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这是我启蒙时读的开口腔。其实不懂什么叫稷黍和菽，也不知道什么叫豕。只是围炉烤火时，祖父教我这样念着，如流水似的背诵着。

在二十余年的三皮修炼岁月里，也曾幻想过能有个六畜兴旺、五谷丰盈的复兴时代。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我这个心愿初步具备了条件。在粮食丰收的基础上，农村涌现了很多种养专业户和科技示范户。“猪多肥多粮多”等生态模式深入人心，广为推广。

我家的杂粮已超历史记录地屯积起来。我考虑送议价粮换取现金，不如通过生态链获得很多的现金。决定篡改三字经为“猪牛羊鸡犬鱼”。即在菜园里挖建鱼塘，在“友其风雨”那墙根下扩建猪舍。又在“本系玄黄”那墙根下建个鸡舍，共开支490元工本费。

首选还是喂养母猪。

新购的小母猪只有三十斤，长到六十多斤就起草（发情）了。祖母说要等第二次起草才可赶脚猪（公猪），等长到八九十斤配种最好，带苗（胎）长到头个等级（131斤）就产崽了。第一胎猪崽不会多，第二胎就会多产些。

果然第一胎只产七只崽，第二胎产了十四只猪崽，而母猪只有十二个奶头，妻子精心管理，采取轮换喂奶，流换开潲的方法，都成活出窝了。

每次配种，都是老二到四里外的田背弯长庚矮子那里赶脚猪。配种后送回脚猪时交二升大米就可以了。大人都逗笑老二是红花姑娘赶脚猪，她就不肯去赶脚猪了。每次配种后，妻子都要用粉笔在墙角上写记——×月×日带苗（配种）。

母猪产崽都要提前几天预产期（贪期）。妻子日夜观察动静，发现母猪爬窝（蹄子在地面爬动），就要用箩筐盛好铡碎的稻草，并在猪舍里燃起柴火，准备迎产。

一次夜里，我俩做完包衣去检查猪舍时，发现母猪躺在稻草里产下几只猪崽，冷得打着哆嗦。于是燃起火堆，把小猪放在稻草屑里保暖，让猪崽慢慢恢复体力。多次更换草屑后，小猪身子才能干燥，慢慢在草屑里爬动。等到最后一只猪崽产下后，就要清除湿漉漉的稻草换上干草。

为了养猪，我买了一本《猪病学》，备配兽用注射器和兽药，当起半个兽医，从来没有病死过猪。我还花50元把学校一只80斤重的瘫痪病猪买回家，作兽医试验。治愈后以80元出售了，获得了不少经验。

自责任制以来，每年要自留一只小猪喂养到年底宰杀，叫杀年猪。杀年猪都是除夕那天，正好办团年饭。杀年猪要放鞭炮，要看放血的多少来预测来年的兆头。祖母很要这个兆头，只怕放血不多！要焚香点烛敬天地和各案大神。在我们的调侃下，她还虔诚地祈求招生老爷保佑孩子们考上大学，高中头名。这种杀过年猪的情况只维持到1997年。因为她老人家这年秋天去世。

自变卖了那条相公牛之后，改养黑山羊。过年时也要宰羊，与杀年猪配伍，算是柔毛刚鬣齐备。余下的都制成腊羊腊肉。1997年祖母去世时，全都宰杀办了哀筵。此后我俩留守蹉跎坡，专心经营屋后的柑桔园和花木绿化。养殖业基本画上了句号。

十一  农忙假的一家班

在农村教书，除常规节假日放假外，还有一种农忙假。农忙假随农事的大忙季节而定，五一节之前是插秧假，秋季是三收假，夏季的双抢正是放暑假，冬季正是寒假。每年法定假加农忙假共有142天左右。农村老师带着孩子（学生）至少有三个月在家里搞农业劳动，是一支重要的支农大军。在家庭而言，是不可缺少的劳动力量。

我家能耕种七亩多稻田，这名目繁多的假日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如果把我调往城市教书，那我家的农业责任制就不可能承包完成。我这八口之家的半边户（商品粮和农村粮都有），非常感谢这些假日的恩赐，特别是农忙假。

为了一家男女大小劳力组成一家班，我必须把大小农具添置齐备，才能在有限的农忙假中发挥作用。

两季插秧，牛工夫必走到前头不能落后。到插秧时，我负责平田、撒肥料和打轮子（划格子），妻子带着三个女儿拔秧，二个小儿子用土车子运秧。运足了秧苗就七个人在一起完成既定的插秧任务。老五不会插秧就在田埂上抛秧把，并负责把沟渠的水引灌到稻田里。

第二天同样是我先做牛工夫，他们扯秧运秧，然后共同完成额定的插秧任务，都说我家算是一家班。祖母也负责了一部分后勤工作，例如收晒东西和准备茶水等留守杂事。应是八口之家无一人闲着，各执其事，各负其责。

收割水稻的工作强度比插秧要大得多，而且班子也不能跛脚。要搭配得合适，才能提高效率。我和妻子是踏着脱粒机负责打稻谷，三个女儿负责割稻，老四老五跑来跑去抱着稻把子送到我俩手里。

这种二二三的组合，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怠慢，要保证跟上。真是一马不行百马忧，一环紧扣一环地没有一点喘息的余地。割稻女孩说不敢抬头伸腰，二个男孩被烂泥浆糊得像两个泥菩萨。

每当打谷机由轰轰声转向哼哼声时，说明我和妻子脚劲不行了。这时我就把机桶里的稻谷装上麻袋和箩筐，叫做出谷清桶。孩子们才能有片刻的休息。可妻子和老大是没有休息的，要把稻草扎成菅把子（俗称脱谷后的稻草为“菅”）。

收工回家时，担的担，推的推，把收割的稻谷运回家。不运稻谷的也要拖几把菅回家当牛饲料。总之没一人走空手。孩子们都怕我的威严，在各自的环节上劳动着，井井有条，有时还背诵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们虽被别人称为一家班。但自己总觉得很是自惭和痛苦。我和妻子毕竟是改锹子，比起老农的正规军，这个一家班只算是杂牌军。为了显示责任制的各显神通，只能多吃苦，少歇气，两头黑。争气不落后，要落后也不愿落得太后。

虽然农忙假便利了老师和同学回家支农，但有时天公不作美也很是气死人的。所以小学的农忙假一般看天气放假，万一落雨可立即复课。因为学生都在附近，而我们中学的农忙假只能按教革办的行事历放假。一旦下雨，也无法通知远道的同学和老师复课。所以我们的一家班有时也是凑不成的。只能带着读小学的两个孩子去打持久战，当然是大大落后于别人，“看戏杠了戏台板”。

后来孩子们都上了高中，这个一家班就只剩下我和妻子唱二人转了。后来是解散一家班，从二人转到独角戏。最后只剩下祖母的田土，转让给邻居承包了。

十二  筑墙二十年

1982年划分的屋后这块卵石山，虽然是别人都不愿接受的，当我要了这块山林之后，发现南侧的柴木被人砍去很多面积，又北侧被人把油桐树栽进界线以内。这明示着两侧的山主都在有意蚕蚀着这块自留山。孩子上学，妻子做衣，我在学校教书，只有高龄的祖母留守在家，所以没有及时发现这种明目张胆的侵占行为。我向他们交涉时，都说分山划界时，他们不在场，无视组上干部等工作人员的划山定界。

介于这种情况，我必须先发制人，“黄帝画野，始分都邑。”即决定先筑围墙再开果园，避免界址的争执纠纷。这个筑建围墙的计划从开始到完善，前后经历了二十余年，几度倒毁，几度修补。从土筑到砌土砖，从砌红石到砌红砖，最后于2004年才完善了三百米的水泥围墙，而且这最后的完善工程都是由我和妻子亲自完成的。这是继老燕筑新巢之后，劳燕付出的最久最累的几年血汗工程。房屋前院的七十余米的围墙工程则是2008年秋天由老四出资雇工承包建造的，但它只有一个周年的寿命，与本老宅一样于己丑岁的2009年冬全部拆毁。

蹉跎坡芸香居槽门

在筑土围墙的几次复筑复倒时，全家都胆战心惊。每次暴雨袭击时，听到砰的响声，都十之有九可证实围墙倒塌一个缺口或者是一大段。那时孩子们在学校读书也很担惊倒墙，老是在大雨袭击时祈祷地唱着“万里长城永不倒！”

当时筑土围墙应是吃急火饭的举措。覆盖物是柴草上面压些松土。后来才自制水泥瓦解决了漏墙问题，但仍未解决倒塌问题。土围墙的屡筑屡倒，我就屡倒屡筑。这种无用功使我望墙兴叹不已。妻子说这土筑墙是豆腐渣工程，是泻泥糊塘排。今后倒个缺就改砌砖墙，慢慢改下去，就一劳永逸了。然而修补的几处砖墙竟成了小偷们的挖洞着手好地方。证明盗贼们黑行话—“只吃豆腐干（砖墙）、不吃豆腐渣（土墙）”是有专业道理的。几次的柑桔被盗后才发现偷儿从围墙钻进来盗窃后把洞口封好，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痕迹。

我一位熟人建议把山艮（山脊）上的围墙改为条石围墙可永固千秋。这样又花了很大的财力人力改砌了一段条石围墙，以为可“固若金汤”了。可只三年时间，这种风化红石便剥落崩溃，很快瓦解变成碎石。有人告诉我，你那个熟人打的风化石头是没人买的，你只是为他销了货，他赚钱你背时（赔本），吃累花钱买气呕。这时我想到这位熟人从打平水到买石头都是在帮我倒忙。虽然如此，我一直没抱怨他，我认为他这个熟人，不是拦路打劫，只是没有一个体贴帮我的诚心，为了钱就不顾面子了。

后来，我花了一个暑假，独个儿把风化瓦解的条石墙改砌成红砖墙。在“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暴晒下，手指磨穿了手臂晒伤了，我学会了砌斗墙的挂灰手艺。孤芳自赏，殊有一种自鸣得意的乐趣。有时站在手脚架上，重温着孩子们唱的万里长城永不倒！

此次砌墙一直牢固未倒，保留至今。在它斑驳的墙体上覆盖着错综交织为网的爬山虎，蔓延开去，形成一道绿色长城。

1992年正式退休离开教坛，我有了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围墙的改造工程。几年的时光，老伴练就了调和沙灰的本领，伴随我改造了余下的土筑砖砌的围墙（红砖保留），全部水泥化，宛如一条灰色的苍龙。二十年了却了夙愿，二十年两鬓飞霜，二十年脸上增添了无数的沟壑条纹。

十三  旧志启新猷

当土筑围墙全部竣工时。我极度兴奋，简直无法入睡。日夜在憧憬着这个未来的果园是如何枝繁叶茂，橙黄累累。我已陶醉在这个令人心迷的空间里。我梦寐向往的园艺生涯似乎即将到来。并立志在这里老死园林，落叶归根。

打开1956年6月7日（农历）的日记（花桥完小）：

纪念伟大的自然改造者——米丘林

今天是伟大的自然改造者米丘林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米丘林在八十年的生涯中，为苏维埃事业，为唯物主义生物基础，奉献了六十年的心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要遵循您的誓言——不能等待大自然的恩赐，要向大自然索取。（摘）

6月12日，回到大地坪老屋，和沈皆遂等四个青年搞了一个肃立默哀的纪念活动。除介绍米丘林生平事迹外，重温了米丘林“不能等待大自然的恩赐，要向大自然索取”的豪言壮志。并表示遵循巴甫洛夫的“循环渐进，谦虚热情”。（摘）

6月13日（端午节），制作鼹鼠（水老鼠）标本和红薯旋盘栽培试验。纪念屈原。……（摘）

6月14日，学习巴甫洛夫给青年的一封信。考察地锦，演示自制显微镜……（摘）

以上四则日记载于家藏的和平日记本上第271—273页。这是55年前，热血青年的豪情壮志，也是米丘林小组活动的唯一记录。

十九个月后的1958年3月13日，我和皆遂含冤入狱。展翅试飞的雏鸟坠落火官庙里的牢笼，大地坪老屋的后院花园也在大办食堂时被夷为废土。昙花为何如此短暂，棠棣为何顿作凋零，热血为何骤然冷却。我坐在围墙内的卵石上，我在灌木丛中徘徊沉思。诸往矣，俯首皆为陈迹。相距那几则日记，已封尘了二十八年，是年我已48岁了。

我并不是天真，而是要周密计划每一个环节，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耕耘的园地，争取挽回一点可能挽回的失落，弥补可能弥补的创伤。或许也能圆个不很圆的梦想。

秋夜凉风习习，月色如银，并没“误它千里鹤归来”。吹着喇叭筒，沿着围墙根，回到了土砖屋的书房前。心潮起伏，波涛万状。一幅蓝图画定，壮志未酬的夙愿即将启动。吾将恨晨光之熹微，抚柑桔而盘桓。园日涉以成趣，盼庭柯好怡颜！

十四  挖战壕

山林责任制落实到户，定了权发了使用证，算是吃了定心丸。摆在面前的果园开垦工程已计划了四个步骤：一是清山暴露园内的山体状态，便于划线；二是挖沟填肥；三是整地植苗；四是种草养园和排水蓄水工作。

清山暴露是砍其树挖其蔸铲除杂草。这工程在一个工作周内就完成了，柴木都由购柴火的人清出运走。不过我从中选出了不少树蔸树根另外保存下来，都成了以后的根雕素材。

山体暴露了，两翼低凹、略微隆起的阜嘴一直溜到屋基的人字脉纹处。逢中划为南北两片、北边十四块梯土，南边二十四块梯土。每块均三米宽，都在一个水平面上、依山就势曲直不等。每个梯块中间挖一条深宽一米的通沟。其土大多掘向外侧。

我以挖掘一立方土付币一元的方式承包给了附近的中老年农民。他们很乐意接受这低廉的劳动价值，认为比以前出集体工要强得多，比外出干苦力要舒服得多。连那砌忠字牌楼落粉皮的尾砖匠也承包挖了几条沟。他说这块山解放后从没砍过柴，满地的鹅卵石像天生铺了的石地板。好得修洞庭水库收卵石，这里就成了卵石场，热闹了几年。不然这次挖沟就无法进锄头。

有的说我有眼力，看得远。别人不要的山也要了。其实只表面一层石头，下面的土肉很深很厚。生芽（作物）无土不生根，有这样的厚土肉，一定开个好果园。将来要来吃我柑桔，一定靠得住有吃。

有的说，别人栽树只挖，你栽树就挖通沟，这样就保水能力强，树根能四通八达生长。读书人比农民想事硬不同些……

我没有忘记这批为开垦蹉跎园（柑桔园）的先遣部队。他们付出了廉价的苦力，挣来的仅仅几十元的收入。翻开1984年的工簿看到：沈文兵107.5元、沈晓兵61.6元、沈尾闾65.7元、沈湘溪37.9元、沈兴庆31.2元、刘高峰19.4元，合计313.2元。按当时工价，一个劳动力要做270个单工。相当于我当时教八个多月书的工资总和（39元/月）。

我每天下班回家都要仔细检查工程质量，去欣赏这为绿色工程所挖的战壕。琢磨下一步是：把一亩稻田的有机泥巴搬上山。

山坡反面的田垅里，我家有一水稻田，也是距离这果园最近的稻田。因为地势略高，灌溉时进水有些困难。我就作了一个挖泥上山的计划，将此稻田铲低30公分，用拖拉机把田泥拖到山艮上，再用人工送到战壕里。这个拖泥上山的工程就承包给了大队干部沈略超，由他组织人马。目标是稻田挖低一尺，田泥拖到山艮围墙跟下。不计重量，不计工数，以300元承包金定下。我计算一下应是280立方米的田泥挖方和运输，300元当是非常便宜的。而他们觉得300元现金是个很具诱惑力的数目，便承诺了这个数目，并积极完成了。

在拖泥上山的同时，我又雇了几个老农一边挑运田泥入壕，一边整平梯块。并且把七亩田的稻草都埋在战壕里。

为了中和这偏酸性的黄壤，又花182元购进几千斤钙镁磷粉拌在表土中。这样，基本完成了垦挖和改土整块、施基肥等基础工程。

是年冬初，即植下无核蜜橘五百余株，早熟品种宫川占1/3，迟熟品种尾张占2/3；这种搭配是为了错开供销矛盾，保鲜升值。

为了保墒防晒和增加有机肥质，全园种上绿肥，草子（紫云英）油菜和满园花（萝卜）。次春，山坡全被绿色覆盖。入夏翻草入土，使桔苗长得非常喜人。后来又种黄花菜护坡，解决了水土保持问题。

几年后，蹉跎园进入生产期，向大自然索取了可观效益的回报。但与天灾天敌的决战，又消耗了我十几年的心血，无尽的折磨。

果园的建成和投产，我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虽然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和表扬。其实，那些科技示范户、柑桔示范户的牌牌，更增加了我很大的压力。参观访问的人纷至沓来，要花时间接待，要参加各种科技会议，要应付中考的升学率，我已经累得头晕脑胀了。谁知道，我还背负着一块沉重的石头，既要负担孩子们的学费，又要预期还请建园的债务。外人只看到黄橙橙的桔子，却看不到欠下白花花的银子。

1985年的账上：借社港营业所1300元，已还本息534.02元，尚欠800元，借浏阳农业局800元（无息）未还，借龙伏信用社300元，已还清本息328元，借江美信用站410元未还，其他私人借币基本还清。共欠贷款2010元。有人说我是割下猫耳朵下了猫饭。有人说我让自己的拳头塞在自己的嘴巴里。有人说我赚不到钱只赚到累。有人说……而我自认为是：从负债进园，到以桔养园，只要能盈亏互补，也是了却一桩夙愿—1956年6月12日纪念米丘林的誓言没白喊。

但是年接踵而至的天灾降临，给蹉跎园带来的毁灭性打击是始料不及的。

1991年，辛末岁，家庭日志上记载着：

12月27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日）周五，－4～-1度，大雪，19厘米厚

28日晴，融雪冰冻，-4～-1度

29日晴，融雪冰冻，-7～-1度

30日阴，早上飞小毛雪，-2～3度

1992年，壬申岁，1月1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七日）小雪，阴，0～4度

1月8日，柑桔暴露卷叶枯黄的严重冻害，即采取喷保叶剂及培蔸灌水等抢救措施。

3月份完成了第一轮修剪冻害枯枝，4月份完成第二轮修剪冻害枯枝，并锯掉主干，剃了光头。蹉跎园满目疮痍，一片黄土。

我锯掉高枝，保留中低桩，重新萌发，再生复园。

我用多菌灵加凡士林和九二○配合的药物涂抹锯口（斜口），并薄膜包扎防水防晒，得到了极佳效果，五月大都萌发新芽。我叫这种重新萌发的柑桔为再生树。一年后恢复了树势，为再生桔园。还间种黄豆花生等矮生作物，使柑桔园又呈现一片葱笼景象。

2008年，戊子岁，我和妻子住在上海老五那里，接踵而来的是一场长达三十余天的冰雪覆盖三湘大地。蹉跎园的柑桔未免于难，全部毁灭。天牛们的地道蛀食战同步结束，或许转入适合蛀虫们的另一战场。是年终，清除残枝烂蔸，改建为油茶园。柑桔园只留在记忆中了。

2009年11月，蹉跎坡芸香居，因修高速迁拆夷为平地。油茶园幸留大半。那首《乌衣巷》的韵味深远，在不断变着调儿地吟咏着：

柑桔园中野草花，烟消云散夕阳斜；今时不是昔时树，拜托油茶恋此家。

第十一章  平反与复职

一  民办教师

1978年春，收到浏阳县革命委员会的“浏革”字（1978）28号文件：

关于摘掉沈博爱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

龙伏公社革委会：

你社报来关于摘掉沈博爱右派分子帽子的材料收悉，经研究，同意摘掉沈博爱右派分子帽子，特此通知。

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 公章（湖南省浏阳县革命委员会）

发：龙伏公社及江美大队革委会、长兴生产队、沈本人、县委纪检会、宣传部、县公安局、法院、文教局。

抄报：湘潭地委改右办公室

浏阳县革命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三日印发

我接到这个摘帽通知时，虽然全家人都异常高兴。特别是祖母和妻子说：“取掉帽子就是散开了一天云。人都清醒了。每次看到你去参加改造集训会，就心里痛。去打台和搞义务工就是做奴隶一样。每当陈醒狮（改造组长）进门，就知道没好消息，不是开改造会就是出义务工。总是提心吊胆的。现在摘掉了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帽子，一身都轻松了。总算是个社员不是分子了！”

“这个右派帽子虽是无形无影，不冷不热的，可它有千斤万两。如来佛只是把帽子摘下放在手里，可随时给你戴上的。”我说，“帽子放在边上，可分子还是形影不离的。右派分子改为摘帽右派，并不是撤销右派分子的成分。只是不参加五类分子改造会了，不出义务改造工了。能够参加社员会，并不等于不是右派。”

双抢结束后，一个阴天的下午，我一个人蹲在蹉跎坡挖井。大队书记潘富德和宣委沈希和来到这旮旯的井凼边，很客气地对我说：“我们大队的江美小学需要一个民办老师，支部都同意请你来教书。都说你是个有能力的老师。我们都希望你能答应这个要求。请你不要推辞！”他们又很诚恳地说：“大队向上级申报为你摘帽的材料，已批下几个月了。你是真正的社员，回到了人民怀抱。大家都很高兴，都欢迎你到江美小学教书。一定会把学校搞得更好。你硬要答应，莫辜负了干部和社员们的希望！”

“我很感谢你们的关心和抬爱，”我开始动摇了，带着踌躇的口气说，“本来戴着右派帽子已二十年了，也练就了一身泥腿子的本事，也学会了裁缝的技术。也很安心靠这两行混过后半世。现在你们这样诚恳而迫切要我出来当民办教师，实在非常感激。只是突然从泥巴里走上讲台，丢掉针屁股吃起粉笔灰来，恐怕难以适应，恐怕有失你们的厚望。”

最后我接受了他们的请求，于9月初，当上了江美小学的民办教师。这时我的老二、老三和老四都在江美小学读书。他们看到爸爸也来教书都很高兴，表现得特别兴奋和活跃。

江美小学就设在宝乔祠改建后的四合院里。宝乔祠是我非常熟悉和难忘的地方，曾随祖父母在这开染坊时住过几年，也曾在这里受过几年启蒙教育，也曾在这挨过批判斗争，而今却在这里当起民办教师来，不由心潮起伏，联想万千。

主任教师陈腾飞安排我和沈皆遂同住一间房子里，这是办公兼宿舍。我和皆遂曾是读书会反革命案的同犯，以前曾关在火官庙，现在又同在宝乔祠教书。由同犯到同事，由同监到同校，真是从地狱到人间的缘份呀！

还有一个男老师叫陈逸仕，也和皆遂一样的地主子弟，住在我们的对面，兼管财务伙食。另两位女老师叫陈双谋和沈培兰监管卫生文体。六个人都是老熟人，相互了解，很划得来。我没感觉他们对我有什么歧视和异样的眼光，也就安心地教书了。

安排我教四年级的语文、数学（单班）兼全校的图画。我自以为应该可以胜任的，但当头的困难是不懂拼音。因为我以前学的是注音符号，而现在的拼音是拉丁字母，只好请教皆遂和逸仕两位老朋友。

不久，文教办派来一个姓张的民办老师来听我的语文课。我有点紧张。因为拼音不熟练，普通话也是夹生饭。语文内容是雷锋的钉子精神，重点是突出钉子的挤劲和钻劲。其实，我对雷锋这个人物不了解，因为五类分子没有读红宝书和最高指示的资格，所以只好按教参资料备课，照本宣科上课。

我思想上可怕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联想到本地的学生都知道我是右派分子。曾有两个稍大一点的学生当我面喊过打倒右派分子沈博爱的口号，不寒而栗，要多少时光才能消除这“右派”的印象呵！

最开心的还是这几个老童年老同学，也是难得的同事。我们都相互了解，也相互关心，也是同病相怜的同辈人。相处在童年启蒙读过书的地方，也是难得的幸会。晚上搞到深夜，也要吃点夜宵才散场。然而，我们只共事了半年，我只当了四十五天民办教师。

二  无罪判决

这年10月的一天，我收到了中共浏阳县委摘帽办一份通知：

中共浏阳县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文件

浏摘办（1978）33号

关于重新录用沈博爱的通知

中共龙伏公社委员会：

根据中共中央中发（1978）55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并报经县委同意，决定将你社江美大队长兴生产队沈博爱重新录用，安置任教，工资级别定为小教七级，月工资三十九元，从批准之月起执行。特此通知。

中共浏阳县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公章）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日

报：省、地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

发：中共社港区委、中共龙伏公社委员会、江美大队党支部，沈本人

县革委会文教局、劳动工资局、粮食局、财税局、民政局、县公安局、双核办、银行

抄：县委各部、办、委 （共印26份）

这个重新录用的通知，与3月9日的摘帽通知，整整相隔7个月。与1958年3月13日被捕相隔整整二十年，也就是我从二十二岁的青年变成了四十二岁的中年。即是从移交司法部门处理到重新录用，已度过了二十年艰辛苦难的日子。其实早在1959年冬，就已摘掉了少数右派分子的帽子，称之为“摘帽右派”（《中共浏阳地方史》第87页）。而我的右派问题随读书会一案移交司法处理，转瞬二十年后才在摘帽后重新录用。

不几日，又接到浏阳县革命委员会1978年10月19日的通知：

沈博爱同志：

经县委批准，你被安置回教育部门工作，经请示县委宣传部同意，举办安置对象学习班，统一分配工作，时间三天，十月二十七日到县委招待所报到，希你按时参加，特此通知。

“同志！”这是二十年来第一次看到对我的称呼。这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称呼！正是祖母说的：一个原人，过去先生变成右派，现在右派又变成先生，世间的事，难以料定！

10月27日上午来到这招待所报了到。我们龙伏公社有沈藏修、焦贤志、张雅颂、焦七海和我五个人参加了这个安置学习班。这五人都是“龙五”分子，以前常在一起开改造会，今天又在一起参加录用学习班，真是平生有缘。我和焦七海又是读书会同案犯，又是同学和同乡，也可算得五生六生有幸了。其中我年龄最小，沈藏修年龄最长，个子最矮，都叫他藏矮子。散会那天拍了一个五人合影，说是“龙五”留念。当写这文字时，健在的只有我和藏矮子，其他三人都在20世纪末作古了。

大会期间只有三个议程，先是听县委宣传部和统战部的报告。其次是分组讨论报告，第三日是去文家市参观秋收起义纪念馆。另外搞些填表登记等。

参会人员只有三十多人，还不到原划右派总数（561人）的6%，而当时教师划右派有452人，占总划右人数的80.57%，占教师人数的18.2%。所以这次参会的摘帽右派可能全是教师队伍的。我在填表造册时，发现有两种安置对象，一是收回归队，一是重新录用。我和焦七海的划右处理是在开除公职移交司法处理的。依此推论，重新录用对象应是维持原开除公职处分。据说右派处理按极右、中右和一般右派做不同程度的处分。我和焦七海1958年3月13日就被捕入狱劳改去了，对于右派结论都蒙在鼓里。这次能重新录用，已是圣上开恩了，也没敢去问“收回归队”与“重新录用”的本质区别。

小组讨论会有专员听取和记录，大家发言很谨慎，没有一个像二十年前大鸣大放一样的口若悬河。每个发言都在重复报告内容，大家都对“言者无罪”有了家破人亡的教训。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右派是划了，耳光也打了。现在安置工作，其身份还是个右派，不过是摘帽右派，取消戴帽处分的右派。

会后有人心有余悸地谈论着：政府也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能全信，只能半信。还是要谨防火烛。一个无形的右派尾巴还在跟着，一个历史的阴影还没驱散。抓辫子踩尾巴是各个政治运动惯用的手段。只有等真命天子出世，把尾巴割掉了，才是真正的平反。也有人说：中国历代皇帝只有一个唐太宗能广纳忠谏，不然魏征就是超级右派。可是，天呀，大家都老了。已等了二十年，再要等多久？只能信天由命。

29日，五人领着介绍信，直奔社港文教办报到。一路也谈论着会议。张说，报告讲得天衣无缝，只是打了耳光又摸脸皮止痛。焦说，能去参观文家市秋收起义会址，也是给了很大的政治面子。能住进招待所，吃到县级会议的标准伙食也是二十年来做梦也想不到的。沈说，不要想多了，暂时有了个教师名分，拿着每月39元莫嫌少。工龄从零算起也无可奈何。还是等圣上开恩布德，圣人出则黄河清，大乱之后必有大治。雅颂发着脾气说：等了二十年，已经五十多岁了，再等黄河清，我的骨头也变成泥巴了！

到了社港，龙伏公社文教办负责人沈利国当场宣布我们五人回龙伏原籍，沈藏修到新开完小当总务，管理后勤。张雅颂和焦贤志分配到南岭完小，焦七海分到龙伏初中教初一语文。要我到石江学校去教初三的理化课。

我已在江美小学当民办，江美大队支部书记和宣委向文教办提出要求，还是留下我教完了这半年书。年终下拨了四十三天的民办工分，并发了民办补助金。自10月14日起，我便是月薪39元的小教七级的公办教师了。

1979年上期我调到石江学校任课，这年3月21日，一位落实政策的专干送来一份《浏政260号关于沈博爱原划右派给予改正的通知》。从此，我不再属于重新录用的教师，教龄从1956年元月统一分配工作算起，工资也从每月39元提升了几级。

1982年收到浏阳县人民法院、法刑复字第6号判决书（4月14日）：

现经再审查明：一九五七年沈博爱、沈皆遂、焦七海等人组织“读书会”，出刊“求知通讯”是为了学习文化知识，无反革命目的。原判定为反革命组织是错误的。该案虽于一九六二年六月经本院平反纠正，但仍留有“非法组织是违法行为”的不适之词。据此，特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一九五八年六月四日（58）法刑字第568号刑事判决及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三日（62）法刑字第100号刑事判决。

二、对沈博爱、沈皆遂、焦七海、王继启等四人宣告无罪。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四日

至此，我的右派处理，经历21年多才得到彻底改正。我的读书会刑事处理，经历24年多才宣告无罪。

这时，我已是46岁的中年人了，整个二十多年的黄金时代就被葬送。唯一的收获是修炼了三皮，割掉了两个无形的尾巴。

所受宝贵光阴的损失和精神上的创伤是无法补偿的。而经济上的补偿也是“香附子不是药，只顺了一下气”。

坐了五年无罪班房的代价是，浏阳法院派李广武庭长送来了一百元安家费。其右派问题，也发下了为数不多的补偿金。于是我同案三人向浏阳市人民法院呈了一份关于补发服刑期间的经济补偿和要求销毁档案材料的报告。不久收到浏阳法院复函：

沈博爱、沈皆遂、焦七海同志：

你们向本院提交的上诉状收悉。从诉状的内容上看，是要求解决劳改期间的报酬及销毁档案材料，并非对判决书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不服，因此不能作上诉案处理。档案材料，有明文规定，要长期保存，不得随意处理；经济问题，本院已于一九六二年九月，给与了你们适当补助，现在国家困难，不能再增发。望你们顾大局，向前看，努力工作，为四化多做贡献。

此复

1982年8月27日（浏阳县人民法院章）

从1978年到1982年，这四年间先后一共六个环节：宣布摘帽、重新录用、安置学习、右派改正、无罪判决，到最后这份关于补偿问题的法院复函。至此，右派改正了结，判刑无罪了结，补偿、国家困难了结。二十四年的光阴也如此了结，家破人亡的悲剧也了结了！

写到这里想起了张思之律师回答采访的话：“不是恨，抱怨只是一点。我可以跟你坦率地讲，划为右派我没有骂过娘，你给平反我也不喊万岁，绝对没有。但是有一样，我只是感觉到，我这十五年时间浪费得太可惜了。因为这十五年不是一般的十五年，是三十岁到四十五岁，人生当中最精彩的十五年，可惜得很。”

三  博师傅

一条水泥路从龙伏集镇直通洞庭水库，称之为防洪公路。公路跨过两溪汇合处的石江桥后，即在北面约五十米远的山头下开岔，东进洞庭水库，西通干坑源。这被两溪环绕两路相夹的山头上是原来石江学校所在地，现在是石江村两委所在地。

这山头四周陡峭，山顶平坦。山体上层是含砾石的的黄土，底层是红岩结构。红岩与黄土之间是一层沉积的老砂，山金就含在这层老砂里。山顶曾有淘金者挖山金留下的很多洞穴水凼及沙堆。因为老砂需先在竹制摇箩里淘洗，故称这里为摇金山。

1949年后的石江乡政府和石江小学都设在摇金山下的刘氏祠堂里，庆祝土改胜利大会的临时会场也设在摇金山上。1978年，在摇金山上新建了一座四合院的土砖校舍，有八个教室和大礼堂，办了二个初中班，六个小学班。教师由12人增至17人，还办了幼儿园。这是石江学校的极盛时期，也是摇金山最热闹的时期，我在这里教了一年半书。

这里的老师以民办老师为主，公办老师占少数。只有两个女老师，一个是我在永兴寺读书的同学郭益珍（公办），还有一个幼儿班的陈姿凤（民办）。除郭氏外，都是半边户，课余时间搞生产。虽然规定内餐内宿，但晚上很少人住校，都争取赶上第二天的早餐，按作息时间上班。有特殊情况就相互调整，相处的很和睦。

这里的男老师都是吹喇叭筒的烟民，刘菊阳校长和陈佳仕老师是资格最老的烟民，各有一根摸得光滑的水烟筒。我是烟民中的困难户，经常到刘校长和陈老师那里去抽烟。

石江学校周边的几个大队，都是我和妻子吃百家饭的地方。很多学生家长都是我们傍仓门板的市主（东主）。很多学生身上穿的衣裤都是我亲手缝制的。因此，该校的学生都了解我的老底——右派裁缝师傅。

我愿意到这里来教书，并没有考虑过我这个博师傅的尴尬身份。党上刘大屋的刘风雅同学，从替他缝开裆裤起，一直做到我去教书的前一年(1978年)。他是我最早的市主，现在又是我的学生了。他要改口叫沈老师是有一定难度。一次我在上复习课时，他举手提问时叫了一声“博师傅”。同学们都笑了起来。我耐心解答了他的提问后，补充说明了风雅同学的称呼很正确。师傅和老师的称呼都一样，没有本质的区别。以前我是为他做衣的师傅，现在是教他读书的师傅。老师只是现在流行的称呼，随便怎么称呼都可以。我不以为叫博师傅是一种挖苦和讽刺，这应是对我的尊重。

同学们听了都静下来听我继续讲课，似乎都认可了我是他们的老师。此后，称博师傅的慢慢少了，直至沈老师取代了过去的博师傅。

四  现场会

1979年是文革结束后教育事业基本复苏的一年，当时的浏阳县教育革命委员会改为县教委，下设教育办领导各公社的教育工作。龙伏公社教育办由沈利国任主任兼书记主管全面工作，每期中要举行一些竞赛活动，期终要举行统考。竞赛和统考所排的名次非常重要，关系到工资调级和评比先进的推荐条件。当时没有工资普调，只是下拨几个指标，开教师大会来评定。

因此，校长都在督促和鼓励老师们，在各次竞赛活动中要争取到名次，在统考中要能名列前茅，这些对个人和集体都是至关重要的荣耀。都想拼搏一场，看鹿死谁手。

1980年上期，为了送好这个初中毕业班，为了迎战科目竞赛。刘校长配置了一盏煤气灯，专为语、数、理、化四科的复习开起夜战。晚上很热，老师都打起赤膊上课，得到刘校长的大力表扬，说我们赤膊上课有赤膊上阵的英雄气概，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

真是有心人天不负，这期的全龙伏公社初三物理竞赛中，女生刘江南夺冠，这个冠军的分数是43分。一个多么可怜的冠军，一个多么荣幸的第一名，就此轰动了全公社。一个貌不惊人的石江学校出了一个43分夺魁的名。于是全公社的初中理科教学现场会在我校召开了。我也傍龙得水，在现场会上做典型发言，主讲了一堂物理课。这天，学校热闹了，教育办光临了，贫管会光临了，各校理科老师都光临了。

我说，蒙起脑壳担任这初三的物理化学课，也是抓了黄牯当马骑。这次物理竞赛以四十多分搞个头名，真是瞎眼狗碰了屎。多么可笑又可怜的头名。

“不能这么说，是竞赛竞来的头名，四十多分是刘江南考来的，不是捡来的。”刘武子老师说，“以前老师和学生都搞文化大革命和政治运动去了，石江学校搞文艺宣传队，耽误很多时间，是教育上的失误，使整个教育质量下降，现在刚刚走上正轨，能考个全社头名也是很不错的。四十多分的头名比交白卷挂帅要好得多。这是希望的开始。这次打响了一炮，就是学校的成绩，就是老师的成绩，就是学生的进步……”

现场会的午宴办得很丰盛，在传统的十道菜基础上做了调整，增加了鳝鱼汤、牛肉炖萝卜、粉皮熬羊肉和党参蒸土鸡。当然，白酒也把来宾们灌得醉晕晕。饭后，教育办主任在总结时，对石江学校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对我的教学工作也给予了表扬。

这年各科统考，学校派我去黄桥学校参加批阅地理试卷。我搞到黄昏时候才赶回了学校。校长很关心他教的地理统考成绩，就问我石江学校平均成绩是多少分？我说平均7分左右。他听了瞠目结舌，一时说不出话来。我马上说：恭喜校长，你站了第二名。还有的学校人平均3、4分的。他嘘了口气说，吃了一肚子累，只搞几分，还顶不上一个妇女半劳力一天的工分。难怪刘江南的物理竞赛只考四十多分就站了头名。看来提高教学质量是刻不容缓的大事啊！

中考结束后，大家都在等待揭开取录这个宝（赌注）。最可怕的是剃光头。如果某校剃了光头，就会有人讥讽说：理发店的剃刀都被某校的老师偷走了。可很幸运，刘明华考了中专，刘江南等考了八中，总算是没有剃光头。后来刘江南坐了直升飞机，考了本科考了研究生，当了湖南大学的教授。

呵！渡船老，惯看秋月春风！白发苍苍，满面皱纹！

五  陈佳仕

陈佳仕老师是陈逸仕老师之兄，弟兄俩都住在临近的陈家老屋。所以都是老近邻老熟人，相互都了解。他比我年长，1949年就当上了老师。我这次到石江学校来教书，才是首次同校同事，他教初三的语文兼英语，我与他搭班，所以特别亲热。经常交谈些古文方面的问题，也翻些往事，特别是打成右派后的艰难处境。

只要我走进他靠近初三教室的住房（兼办公用）。他即把老旧而亮光的水烟筒递给我，说抽喇叭筒容易上火，吧嗒水烟筒就柔和些。我说没时间坐着抽水烟筒，习惯边做事边吹喇叭筒。他便一边撮点烟丝放在纸条上递给我，一边慢条斯理地说：“我们首次生活在一起是在浏城城关完小院内参加整风反右。自那年（1958年）你被关押劳改去了，我也被处理回家劳动改造。婆娘是个哮喘老病人，我又是一个改锹子。”他卷起裤管继续说，“你看这两个膝盖关节肿得这么大，双脚已经变形了，这风湿病恐怕是送老症。为了一家八口的生活，只好让大儿子辍学当了主要劳力。好得后来把我收回教书，家庭才有点转机！唉！二十多年了，时也命也！”

“我比你更苦更惨，弄了家破人亡！”我说。

“你比我强些。你年纪轻些，有副硬札的筋骨。学会了几门手艺，有生存能力就活得好些！你到水库内去捡柴，能担百多斤回来。我就只能担三四十斤，双脚打拐，别人都笑我是武乞卖柴（民间耍地故事的角色）。”

1980年下期，石江学校撤掉初中班，我带着剩下的一个初二班调到了龙伏初中。1981年下期，佳老师也调来了龙伏初中，他还是教语文，还是抽他的水烟筒，还是喜欢我去卷喇叭筒。

1982年上学期的期终统考结束评卷。那天的黄昏时刻，我和佳老师同去教育办交完试卷回来的路上。他说要回家洗澡，因为学校没衣服。“我也要回去搞些大米交食堂，马上回学校。”我回答，“我推着单车陪着你慢慢走，边走边谈话轻松些，也难得同走几里路。”

“你还是骑着单车先走吧！我反正在家里住一夜，我还是慢慢踏吧！莫痛脚（关节炎）连累了好脚。”他还是要我骑车先行。

我把单车站脚打下停下来，各卷了一个喇叭筒，然后陪着慢慢向江美老家走去。一直走到宝乔祠门口才分手告别，各自归家。但这是与他最后一次漫话同行，最后一次卷他的喇叭筒。也是他在我记忆中的最后一瞬形象——赤脚拖鞋，衬衣短裤，短发圆脸，说话从容不迫，走路歪扭摇摆，消失在苍茫的夜幕中。

我骑车回到学校，向总务游寿铿交清了所欠米账。讨了一支火炬香烟，边抽边翻了一些关于佳老师划右派的烂布袋。说他划右的致命伤是那张“寄关图”大字报——三十六关从此寄，七十二煞尽消除。又说他的功底蛮深，教书也很认真，只是身体太差了。好在平反复职有了一只饭碗，不然生计就是难以维持的……统考阅卷很疲惫，我很快进入了梦乡。

睡到后半夜，突然被脚步声和说话声惊醒。这时大半老师都起来了，都在蒙蒙的月光下谈论着，叹息着。两个孩子跪在我面前嚎啕痛苦，断续地诉说：我是九辉！我是殿成！爸爸回来洗了澡，吃了晚饭，还用小木巴掌打了三合土晒坪，收工时吃了面条！好端端的人，睡下不久就突然去世了！我把他们扶起来，感到很突然很震惊，万分沉痛。谁料我陪他送他走了一段路程。他竟是一去不归，一朝永诀了。

追悼会上，我撰挽联一首：

曲直三十载，荷戟未彷徨。一代园丁称佳士；

阴阳一霎间，辞尘何遽切，满堂吊客悼亡灵。

六  下海南

在石江学校时，我教初三物理，到龙伏中学后，我又接了1982年那届毕业班，教两个班化学。我发现学校食堂那边的小房子有些化学仪器和试剂，乱七八糟堆在一起，于是我就搬到那小房子里住下了。通过把试剂分类整理和仪器组装配套后，就可做些课堂演示实验，并利用周日组织学生自己做实验。只要能遵守操作规程，不故意破坏仪器和浪费药品，让学生自己动手能够收到良好效果。

如何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把他们从题海中解脱出来，不再死读书，自此成为我一直在想的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应该是极少喜欢在课堂内外和学生一起做实验的教师了。1985年下期，学校人事大变动，袁校长取代了沈校长，我改任生物课，但这个想法一直没变。

1988年5月30日，湖南教育学院生物系组织中学生物老师进行海洋生物采集活动，来回半个月，地点在海南岛，收费100元。定于7月10日到院部生物系报到。

这个时间正好是暑假，并不影响教学工作，学校同意我参加这次活动。我很激动，如果想建立一个生物标本室，那么这次就是采集海洋生物标本的难得机会。于是也希望能建立一个较完整的生物标本室。

教育学院生物系组织的这次活动，由梁书记领队，许绶庆和付鹏两位教授直接指导标本采取工作。另有刘润田、伍立毛和小孙三位管生活和补助。每次下海都由两位教授和小孙带领。我们40个队员在海南洋浦港，从7月15日至17日下了三次海，都是从早上五点落潮到上午10点涨潮，趁这段落潮时段进行采集活动。下午是处理标本，到晚上十一点才能结束。床头窗台有很多天牛在爬着，蚊子在叮着，甲醛和腥味在刺激着，天气在闷热着。所以睡眠不好，感觉非常疲惫。

每天蒙蒙亮，正睡得很熟的时候，许老师就打着手电吹起哨子，把我们喊醒。摸黑洗漱背上行装后每人发四个馒头边吃边走，来到码头上了机动渔船。船上挂上红色队旗，作为茫茫中的标志。我们坐在木板上欣赏着旭日东升，射出万道霞光的奇异景色。三十分钟后才到达采集目的地。

领队说，这正是退潮了，海底的沙滩和礁石都露出来了。珊瑚琳琅满目，各种贝类都有，浅水处能找到棘皮动物的海参，还有节肢动物和甲壳纲动物。利用发给的岩锄可撬下珊瑚和海葵，大家要抓紧时间采集，都要注意安全，绝不要用手去抓芋螺的齿舌和海蛇，都是有毒的动物。十时左右，听哨声赶快回到有红色队旗的渔船上，海潮涨来是极危险的。

几十个人散在沙滩上、礁石间、浅海中。我用岩锄崩下了几种颜色形状不同的珊瑚，只有芝珊瑚是单个的可拾到。其他各种贝、螺、蚶、牡蛎也容易找到。最恼火的是江鳐。因为它的两片贝壳紧闭竖插在沙石里，吐出的斧足包着纤维状的肉丝深入很深的沙层中，每挖一个费劲费时。它的闭壳肌比大拇指还粗。想打开外壳是件很难的事。此外，谨防虾蛄和蟹类的螯足伤手。特别是抓海参只能小心用手把它托上来，如果稍有压迫，它就把内脏从肚门里翻出来，它趁机逃脱了。纵然没有逃脱，这种翻出内脏的海参也无标本价值。我小心地把几只不同颜色的海参放在盛有海水的塑料桶里养着。其他标本另外养着。这时负荷越来越重，什么都舍不得丢掉，只想越多越好。

回到住所第一件事是冲洗结满盐霜的身体，紧接着是对标本的护养、清洗、麻醉、固定等工作。按程序处理好这些标本，要到晚上十一点才结束。标本桶就放在自己的床底下，发出的腥味、甲醛气味使宿舍空气非常污浊，每晚很难入睡。

17日，是在白马井最后一天。领队老师说是不去看红树林了，加早到渔港海滩去采集。这里除一般软体动物和海星（棘皮类）外，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了鲎（节肢动物），说是古老的孓遗动物，具有活化石的价值。我只能选一只中小型的，大的有脸盆那样大是不好带回的。当地渔民说东鲎晴、西鲎雨，鲎的走向可以预报天气。

早餐后急赴海鲜市场，只花5.1元就补充了一些标本。计有扁目鱼、石斑鱼和马面豚，因为在海水中很难抓到。另外还有电鳐、三星梭蟹、钮蚶、方蚶、卷螺和海豆芽。

25日上午10时火车到达长沙，下午四点，回到蹉跎破时，我这一身打扮，头戴草帽，身穿黄色的的确良外衣，脚穿烂胶鞋，肩负大背包，手提塑料桶。俨然是从建筑工地归来的老打工仔——脸皮乌黑。

七  标本室和实验室

自人体骨骼标本制作完成后，相继制作了鸟类标本。这些猫头鹰、翠鸟、八哥等活体都是由学生无偿送来的。学生很积极很关注制作标本这件事，掀起了一个采集标本的热潮。而且也引起一些社会人士的关注和支持。例如浏阳县妇幼保健院提供了未处理的胎儿实体，龙伏药材公司田庆达无偿供给了穿山甲活体，太白村民送来豪猪幼仔活体（因我去县里开会，学校未接受），还有学生在假期从道场岩山冲抓获的两只獾（母子），我即制作铁丝笼收养，后因我去县里开会，被人连笼带兽偷去了。至于学生送来的各类昆虫和蛇类蜥类动物就更多了。还有从石柱峰山麓弄到了几条蝾螈等等。

我的工作室里塞满了各类活体、半成品标本及成品标本。更受感动的是后勤的沈卫国师父提供两个羊和狗的完整头骨及其蹄爪，这是很能代表肉食性和草食性动物主要特征的标本。有的女同学送来了灵芝、臼蕈、松菇、鬼笔和马勃（埃蕈）、猢狲眼等真菌标本。面对这些标本，我很兴奋，但也很累。几乎挤去我所有的业余时间，只能日以继夜地处理这些标本材料。

我这种如痴如醉的忘我劳累，也引起了学校的关注和乡文教办的重视，学校腾出一间教室做正式的标本陈列室。到1月9日，标本室基本完善，都按系统摆放在桌子上，贴上了标签。其中海洋生物有贝蚶、蛤蜊、螺等软体动物，有海星、海参等棘皮动物，有海葵珊瑚等腔肠动物，有虾蛄、蟹类等节肢动物，有石斑鱼、马面豚和比目鱼等海洋鱼类。其中在进化史上具有活化石意义的海豆芽和鲎放在显眼位置，做了详细说明。鸟类标本有猴面鹰、翠鸟、鸦雀、麻雀等猛禽和鸣禽。有游禽和涉禽类的蹼爪标本。

兽类标本有代表草食肉食两类动物的山羊家犬头骨和蹄爪。还有鲮鲤（穿山甲）的浸制标本。爬行动物的各类有毒蛇和无毒蛇标本也是学生提供的（浸制），大量的昆虫标本也是学生自己采集和制作的。鱼类是乡村学生最熟悉的脊椎动物，只做了鱼骨和五种鳍的标本。内脏标本有一房一室的鱼心、两房一室的蛙心和两房两室的鸡心，各有一个解剖和整体的浸制标本。另有人骨标本和胎儿标本。

在植物方面没有很多标本，因为我家蹉跎坡已栽培了不少分科属的代表植物，可供参观。只是收集了一些角果、荚果、坚果、瘦果、核果等果和核等标本。

作者亲手制作的完整人体骨骼标本

标本室有挂图，有自制的生物进化系统树模型和植物群落模型。

另有学生提供的各类菌类标本，重点认识筒状、伞状和蜂窝状三种菌褶等几种毒菌外形。

就这样，在老师和生物兴趣组学生的协作下，生物标本室才初步建立。

八  题海突围

我通过多动手、多观察、多辩论与特殊考试相结合的教学办法。学生都很感兴趣。1989年毕业会考，生物人均73.26分，及格率93.6%，最高99分（满分100分），列全县第一。这种多做多看多辨少考的路子，我愿意这样走，学生们也喜欢这样轻松地走。

1989年8月，浏阳生物教学会上传达了全国中学生物竞赛的通知，要求各校上报参赛学生名单，每人交报名参赛费一元。我向初三学生传达了这个竞赛消息。补充说，不管平时成绩好坏，也不搞推荐，都由同学们自己决定自由报名。有兴趣参赛的同学先来报个名，参赛费可以后交来。

同学们相互酝酿议论着。居然有15名学生报了名，都是一些喜欢生物的活跃分子。清洗人骨、捕捉昆虫和准备青蛙、鲫鱼活体都有他们的份。所有课余时间都喜欢到标本室来转转，喜欢问这问那，喜欢动手帮忙。但这些人的成绩都不算好，大多处于中下水平。

这段时间我虽然很忙很累，也得开个夜工，编了一套复习资料印发给他们。重点放在动手、观察和分析方面的内容，并加了一点乡土教材，也结合了生态环保和计划生育等方面的知识。例如显微镜的使用归纳为目镜和物镜，粗调和微调，涂片与切片。草食性动物与肉食性动物的特征，鸣禽猛禽游禽的喙爪特征。花序叶序的辨认，动脉血与静脉血的分别，昆虫纲动物的不同翅膀与口器等。只能在放学后集合讲解一次，让他们自由复习做应试准备。

9月17日，我带领着15名学生出门去参赛，直奔三里坪职业高中的考场。

后来收到教研室发来的一纸红榜，我校沈魁奇同学获得全国第二名。学校没什么反应，我只好向家长报了个喜。10月27日，县教研室张国江老师和长沙鲍惠生老师送来了一本荣誉证书，我被评为1989年度长沙市青少年优秀科技辅导员，并递给10元红包。并说该同学可破格录取浏阳一中。1990年该同学真的被一中录取了。其家长于6月17日送来白酒一瓶、鸡蛋10个，感谢我的教育辅导。我无法推辞这个堂弟的一片冰心。无悔垂青与白眼，纵落孙山也甘心。

老龙伏中学故址淘金坡旧貌

九  最后一课

1990年11月21日，我向龙伏乡教育办沈利国主任呈交了申请退休的报告。22天后，浏阳教育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沈博爱同志退休”的批复，原文抄录如下：

社港区教育办：

你处报来龙伏乡龙伏中学沈博爱同志的退休材料收悉。经审查，符合国发（1978）104号文件《暂行办法》第四条二项规定，同意退休。其退休费按本人工资的85%支付（包括生活补助费10%），计币一百三十七元二角八分，另加粮价补贴二元三角，物价补贴十五元，生活补贴十元，合计每月发给一百六十四元五角八分整，从1991年2月起执行。另发给易地安家费一百五十元。特此批复。

一九九一年元月二十五日（公章）

1991年6月17日，是面临中考的前夕，一切都处于备考的紧张状态中。虽然气温是21度到28度，适宜于教学，但这阴沉的天气感到有些郁闷。前日是传统的端午节，也没放假。我的脑子里仍有一个屈原的影子在晃动。那去国怀乡的《涉江》和《哀郢》等骚风楚韵，不时涌上心头。

我走进教室，讲台下面仍旧是那样天真而熟悉的面孔。“同学们，我今天是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我用很感慨的口气说，“因为你们马上就要参加中考了，对你们而言，我是上最后一课，对学校而言，我也是上最后一课，对我本人而言，也是最后一次课堂教学了。”

课堂里非常清静，但能听到“最后一课呀”的轻声议论，都在注视着我在继续说下去。

“我不是韩麦尔先生上的最后一课，你们也不是小弗朗士，请不要联想语文课本上的《最后一课》。因为我已办好退休手续，送走了你们这届毕业班，我就要离开学校，不再上课了。所以这是最后一课，最后一次复习课。请同学回顾和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教室里很少说话，只有翻折课本的声音在微微响动。一段短暂的寂静后，在同学们的提问和我的解答氛围中结束了最后一课。

下课铃响了，我回到那间简陋的住房里，一边抽着“香零山”，一边准备另外的最后一课，就是清点标本仪器造册移交的事。我必须来清去白。我向武新才和沈炎前两位老师移交对照了账目实物才踏实地放心离开了学校。

十九年后，我去拍摄陈玉书遗骨标本时，去了一次龙伏中学标本室，也是我和标本室的瞬间见面。这是最后一课的又一最后，这最后的印象是鸟类不翼而飞，唯见牛蹄和羊角……这次天公不作美，倾盆大雨，差一点被门卫拒之门外。幸遇俩老同事引领，才得进门入室，获拍一照。

自最后一课以后，还想念着那几位协助我制作标本的同学——四男一女。幸而写此文字时清点出来一幅与他们合影的照片。可喜的是刘向前在龙伏卫生院当医师，可叹的是鄢金爱参军复员后遭车祸身亡。其他三位不知去向。这是最后一课后的最后悬念和悲叹。

第十二章  蓼莪与棠棣

一  蓼蓼者莪

我最后一次随祖父上坟是1957年清明节。祖父说他祖父母栖桥公和唐氏葬在深茅坡，黎家坪是他父母拱北公和陈氏的墓。屋后焦家岭是他伯祖父林举公夫妇的墓。郑重其事地再三交嘱，每年至少要去上坟一次。

然而次年3月我因读书会案被捕判刑劳改，祖父于5月忧病去世。这三处祖坟也就无人祭扫了。1962年我出狱回到老家时，第一件事就是随祖母去祭扫祖父墓。1982年山林责任到户，后山确定分给我家自留山。柑橘园建成后，我把南侧第七排与第八排梯土之间定为家墓葬地。曾祖父母的遗骨才正式安葬在墓地右首。

《诗经·小雅》的《蓼莪》章句，在丧礼的献词中普遍应用是众所周知的。歌者如是，听者如是。对于前两句的“蓼蓼者莪，匪莪伊蒿”的表意很难渗入悼奠者的心灵。至于后两句的“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和“生我劳瘁”是可以意会有所感叹的，写哀联时大多喜欢用“社停桑柘，诗废蓼莪”这两个典故。

蓼是蓼科植物各种蓼的统称，其味辛辣。莪是菊科植物的一种蒿类，其味苦涩。蓼莪意表辛苦。蒿是一种味臭的贱草，蔚是一种似艾叶小的蒿，蒿蔚都可驱虫入药。本知辛苦的父母生我劬劳，生我劳瘁，但子欲养而亲不待，与其椎牛而祭墓，不如鸡豚之逮存。只有厚养，才是真正报答养育之恩。

1997年农历七月初，天气闷热，十日下午六时十二分，祖母阖然去世，走完了她身历三朝最后的人生旅程，享年97岁。

按乡俗习惯，祖母去世之际，即对空放三响硝铳，叫打落气铳，附近邻里即闻声而至。大家一方面打扫厅堂，一边从楼上放下棺材。我们全家亲属跪在榻前焚烧纸钱，俗称烧起身钱。有经验的老人用棉线一端系在祖母右手上，一直引到厅堂的棺材上。门槛上用调羹点上茶油灯，说这是引魂入棺。前日订札了一乘四人夫的起身纸轿，由四个车夫老爷抬着，轿内贴上写着“沈母黄老太君”的牌位。祖母入棺内后，送到大路边焚化，表示祖母已乘轿步入冥程。

入棺前进行香汤沐浴遗体和装殓摊尸（僵化）。沐浴的水要领我从大地坪老屋附近的张家老井取来。于是我的前胸纽扣上扎上一绺苎麻，左手提炉罐（煮饭的铁罐），右手拿一只茶盅走在前面，打锣鼓放鞭炮打铳的走在后面，直奔张家古井。我跪在井口上按每岁一盅，舀九十七茶盅水倒在炉罐里。舀完水，焚香秉烛，放鞭炮一千响，放硝铳三响。一路锣鼓回程。这种汲取井水用于沐浴的做法叫打水，说这是不忘木根水源。回到家里把艾叶放在水里煎煮后就为祖母沐浴。规矩是前七后八，共抹一十五下。俗称抹尸，雅称香汤沐浴。

沐浴后是装殓衣服鞋帽，最里层按祖母生前交瞩的穿丝绢，她说这样能保住筋骨不散乱。中层是白色棉布衣裤，外层是黑色海芙绒（她生前交瞩），腰和袖口裤口都缠上五色丝带，鞋帽也是黑色的。

待尸体冷却僵硬后，即请尸入棺。这时厅堂里挤满了亲属邻里。在锣鼓声中，鞭炮声中，抬着遗体沿着引魂棉线安放在木棺里。棺底垫上生石灰和木炭粉。遗体两侧放上蒲扇手杖，和她剪脚踵胼胝的片刀剪刀，还放上一瓶白酒和一包芝城牌香烟（平生好酒，晚年也抽少量烟）。棺盖四角用瓦片垫起通气，据传统经验，三天后才能封殡。说曾有猝死还魂的，由此沿袭定有这规矩。棺盖上铺好红心白边寿被，棺盖点上长明灯。

遗体入棺后，晚上有很多地邻来问候治丧的事，有专人送茶发烟。我向每个来者下跪致谢之后，我就由一位近房亲属带领去祖母娘家亲属那里去报孝，也称报丧。祖母娘家由洞庭黄大屋迁至本乡均家村，只有祖母的一个侄孙黄训钦承其香火，老母家由这个表弟接待我们。

领报人在母家门口放三声硝铳之后，即进入正堂焚香秉烛，奉告祖宗，孝子即面对正堂跪着哭泣，如果孝子以前有不孝行为，则不扶起，邻居们也七嘴八舌予以训斥。一般情况，母家不提出刁难的治丧和装殓条件。

表弟立即把我扶起，说姑奶奶生前为我吃了累，我也很孝顺。厚葬不如厚养，至于母党组团也尽量简单，另请一个歌师也不超过15人，都是他们近房亲属。因此也只要送发这十几张讣闻。表弟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提前来看焚化明器，要求补烧一栋纸屋给我祖父，因我祖父在大跃进时没焚化纸屋，怕阴间没住所；二是提前来看封殡，与姑祖母遗体告别，看到最后一面。

报孝回来，灵堂里还是挤满很多慰问的乡亲，都说黄老人家是有功的老人，倒了这座烂肉山，一定要热热闹闹打大鼓，要搞得风光些。厚养了更要厚葬。于是召集近房亲属和队委会，由村支书沈略超主持商量会。最后决定，不做道场，只鼓乐吹奏四天。农历十四日下午成服打家祭，焚化明器，晚上开追悼会，唱夜歌。十五日早上送柩归山。并选定厨房、文案、保管和外勤人马。由支书沈略超总指挥，调度治丧事宜。我除应对远道来烧香慰问的来宾外，要亲自指挥孝堂布置，日夜由老四、老五披白接待吊客。

封殡提前在十三日晚上进行，这就是与遗体告别相似的礼仪。封殡时，先抬开棺盖，所有亲属都傍立向祖母喊话，有的说“恭喜她去出远门，一路好走”，有的说“安心去吧，不要挂牵后人”，有的说“要保佑后人”。我和妻子泣不成声，断断续续说：一路好走，一定要托梦来！一定要保佑曾孙玄孙和所有亲人！

所有亲人嚎啕大哭，再也看不到祖母慈容了。霎时音容顿杳，一片哀声。在鞭炮和锣鼓声中结束了封殡。

十四日晚，没有举行夕奠饶棺及客祭等儒礼，由村组干部主持了追悼会，在金鼓合作和铳炮齐鸣声中宣告礼成。我撰了一首灵联：

不是陈情胜似陈情，祖母垂恩如生母

可称懿范实为懿范，儿孙获荫及耳孙（编者注：耳孙，指遥远的后代子孙。）

天气很热，夜歌在大门口的地坪里开锣。

由于各府亲眷对祖母的生养死葬没有异议，这方面的夜歌偏在褒奖。没有硝烟气氛。舌战就转向讣文和哀联等文字战场上，一直唱到翌晨才停锣息鼓。夜歌在歌师的赞颂中结束，铳炮齐鸣，预示着送柩归葬即将行动。

我地的抬柩工具叫独龙，用一根一丈五尺长的圆木放在棺盖上，中间用两块上下开叉的木块卡住，再用棕绳捆绑，在圆木两端的圆孔处栓上粗木杠，叫大牛。在大牛两端再拴上小木杠，叫小牛。每根小牛由两人扛着，由于大牛小牛都能转动，在运行转弯处可互换位置，使棺木换向，这叫回龙。这种抬柩形式叫一独龙两大牛四小牛八金刚。

但内山人抬柩是用两根长圆木夹住棺木，两端用临时拧成的草绳绞紧，两根短杠插入草绳中间，由四人抬柩，这形式叫双龙双牛四金刚。内山人送柩时在梯土小路上猛力窜上跳下，叫耍柩。孝子一路下跪拜托，怕把棺内遗体颠翻。我们宝乔人的抬柩棕绳和独龙牛杠都放在固定地方，由专人保管，每次使用由孝家交维修管理费，多少自愿。而内山人的抬柩牛杠和绳索是临时安排，搓稻草绳叫搓烂绳，因为一次性使用。落葬时让它烂在坟沟边。不论四大金刚和八大金刚，都选用精壮机灵的青壮年，起柩前，另开丰盛的酒席招待，席上另加一块方肉。一般每人发两盒香烟，落肩起柩，要齐声大吼：“起哟！”每走一段路同样大吼：“起哟！”

抬祖母灵柩的八大金刚都是我的房弟房侄，每人发一双白球鞋，一条白毛巾，还有香烟红包。拜托他们路上小心缓行。因为祖母坟墓与祖父坟墓合冢同茔，直线只有200米距离，但送柩队伍不能从邻居门口经过，就只能先出蹉跎坡，再沿太和马路北上，西折九龙山进皂荚冲，再回龙上坡到祖父墓地，一路缓步徐行，丢引路纸钱的，鸣炮放铳的，管香烛的走在最前头。老五端着遗像，老四端着灵牌，我和妻子护柩，后面是锣鼓花圈及所有亲属随着灵柩缓步移动着。路边有放鞭迎柩的，我必下跪致谢，执事呈上一包香烟。

按旧丧制是守服三年容易过，思亲一刻不能忘，要披麻戴孝守服三年，但后来改变旧制，只要灵柩下葬，孝家的麻衣笠帽和孝杖就要解除。丧制是男丧扶其竹，其节在外，女丧扶其桐，其节在内。我扶的桐杖就搁在墓地。

十七日是祖母归山后的三朝日，每天傍晚要到坟前烧烟包，是用稻草编织的草辫子，说是祖母初赴冥程不能忘记人间烟火。

二  棠棣之华

妻子戴氏前三胎生下三个女儿，祖母很高兴，说有人就有世界，又说上几代都是单传，并且都没生女儿。所以她都自己操办了几桌三朝饭。她说都是自己当接生员，看了脐带上面有红色球结，第四胎一定是个曾孙。第四胎果然是生个男孩。一些老婆婆们就说黄正兰的嘴劲崭正了，说要生个男孩就真的实现了。祖母说她崭正嘴劲是有根据的，是有把握的。脐带肠上的球结很有准性，男红女绿靠得住。

妇女队长来做节育动员工作，祖母说历代单传，好得入继了这个孙，不然香火就断了。第五胎还要生个男孩，一个种田一个参军。队长说，如果再生个女孩呢？祖母说一定是男孩，脐带肠上还有个红球结。万一生个女孩就耐烦慢慢养大，去当女兵也好。队长以后再没有来做过节育动员工作，因为那时只提倡计划生育。

祖母想得多么天真啊！一个右派和地主子女养的孩子怎么能去当兵啊！她不知道要政审到纵横几代人的社会关系，才能确定谁是根正苗红。后来老大不准入少先队挂红领巾，大哭一场。那时祖母才醒脑筋，才知道她的后人是不能参军的。才知道她的后人只能是修地皮的料子。

老五生下来，没有张扬，一不放鞭子，二不办三朝饭，三不送号。只是把祖母乐坏了，也累了忙了。邻居妇老们得知老五生下来是个男孩，都举着大拇指对祖母说：你的嘴劲又崭正了。合了你的意，一个种田一个参军。

祖母还是坚持她的男红女绿经验，说土法接生看到的很多红球结和绿球结都很灵验。都有准性。个个先看后现，不是打空哈哈崭空嘴劲。

老大和老四都由队上送了号，不过名字都由我取定。队上写张红纸贴在墙上升个号，放挂鞭子，搞点面食烟酒招待，这是传统习俗。如果主家坚决辞谢，队上也不去送号。

姐弟五个出生于1963年以后1974年以前，正当十年浩劫之中。社会压力和生活条件给他们的身心带来极大不利影响。故生长发育欠佳，肌肤瘦削。1985年中秋，五姐弟合影了一张黑白照，我在照片上题下了“棠棣之华”四字，希望他们能花萼相辉、棠棣竞秀。这时我已平反复职，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家庭随着社会的变革，有所转机，开始步入复兴。虽然孩子们的精神体质有所改变，但还是不能称之为健壮活泼、茁壮成长，都说这张合影是五只瘦削的高脚鸡。

1990年夏天，五姐弟相聚蹉跎坡拍的“棠棣之华”彩照，是风华正茂之年，各在自己的岗位上拼搏着，踌躇满志、谈笑风生。

2009年夏天，全家十八口人最后一次相聚蹉跎坡，这是与蹉跎坡山居的一次告别活动。因为蹉跎坡即将拆迁夷为废墟，蹉跎坡的一切印象都会封存在历史的记忆中。岳汝高速将会从这里蜿蜒而过。为了留下三十三年来，辛苦经营的点点滴滴，孩子们在各个地点，从多方角度，用录像和数码全部记录下来。除二幅全家福和单独留念拍照外，更重要的是在蹉跎坡拍下一幅“棠棣之华”。

至此，1985年拍的是少年棠棣之华，1990年是青年棠棣之华，2009年是壮年棠棣之华。大家建议拍下孙辈的棠棣之华，这是由三男三女、青年少年和儿童三个相差16岁不同年龄组合的棠棣之华，充满希望的棠棣之华。生命不息，熠熠生辉。

1985年我题写“棠棣之华”时，我没限于棠棣指兄弟的含义，已泛指兄弟姐妹之辈。

三  姐妹年关讨工钱

五个孩子都是在大地坪老屋出生的，正碰上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也顺应着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中的“天不仁兮降离乱，地不仁兮生我逢此时”的感叹！

大屋里只有我一户右派分子和皆遂一户地主子弟。生产队另有一户地主子弟，合起来右派子弟加地主子弟的子弟，恰是五个男孩五个女孩。虽然在队上孩子中占的比例不是很小，但他们深知受到家庭出身和父母身份的影响，当是弱势群体，逢人矮一寸，遇事低一尺。

我拆迁到蹉跎坡去其中原因也是避免孩子们少受欺凌打骂。减少心灵上的痛苦。后来孩子们回忆往事时这样写道：最怕填表上的社会关系和家庭成分一栏。不能入队入团，受歧视是多么痛苦，可我们不能责怪家庭和父母啊！读起书来也失去信心，任你成绩多好，也难闯过政审一关啊！

住到蹉跎坡这个僻静的山居里，并不是隔绝社会的世外桃源，孩子们一样要去上学，一样要去参加劳动，一样不能回避与其他孩子的接触。一样要被追打得逃回家来。有的孩子扬言说知道他父亲是什么人吗？有的孩子说要砸破我家玻璃窗门。我们大人只能劝说他们回去，狠狠的批评咒骂自己的孩子了事。

其他孩子是天真无邪的，本来对阶级成分和个人出身等概念是模糊不清的，只是在社会熏陶中学会了一部分人打倒另一部分人，一部分人欺侮另一部分人。看大人的眼色行事，听大人的言谈行事，炎凉势利的种子在滋生萌发着。

随着家庭成分的取消和个人成分的平反，社会带来了一线和谐的迹象。孩子们在求学道路上没有什么拦路虎和绊脚石了，唯一的出路是崭劲读书。休言十载寒窗苦，莫负一片父母心。

在那个年代里，对于孩子们走读书成材这条路不抱半点幻想，既不望子成龙，也不望女成凤。从来没有恨铁不成钢的苦恼。做的思想准备是男孩子继承祖宗衣钵，修补地球，从小参加劳动，不要步父辈做“改锹子”的后尘。女孩可从母为师，吃针屁股饭。嫁个老实农民，安身立命。蹉跎坡的土砖屋结构也作了对称性安排，考虑两个儿子以农为本分居立业。

在那吃百家饭的岁月里，每当岁末年关之际，俗称年尽岁逼的时候，一是队上催着上缴投资款（买工分）搞年终兑现，二是为世主（东家）赶做过年衣服。上门工要做到除夕那天，包工要在除夕夜赶通宵。所以时间紧迫，不得不坚决打疲劳的持久战。

我只好年前借钱完成投资任务，年关收的工钱等年后去奉还债主。这叫扯了公账了婆账，其实是寅吃卯粮。妻子说春节一去拜年二是还钱，是一打春锣（报春习俗）二拜年，一事两扣当。债主很高兴的。新年就进钱，债主认为是很吉利的开门红。

只要过了农历腊月二十四的小年，就可派孩子们去讨工钱了。大多时候是老大、老二两姐妹去干这件事。老三、老四也去过，因为世主上的油炸土货很吸引他们。除夕夜，我得到治保主任那里请示打个放行证明条子，才能外出结账，才能通过巡夜民兵的流动哨。

老大胆小心细管钱，老二胆大嘴花讨账。交给她们的本子上写着户主姓名，每个户主按地理位置和屋场的顺序编出先后序号，保证不要绕路不往返重复，给多少收多少，写在户主位置上。老大保管钱，把每个户头的钱折好藏在棉衣的内袋里，老二在户主姓名上打个圆圈。出门时世主再三叮嘱别丢掉钱，还给一些土产旱茶（油炒或沙炒）。进门叫声恭喜过热闹年请辞岁，出门说声多谢烦了情。

回到家里把钱首先掏在案板上如数交给妈妈收好之后，再把土旱茶分给弟弟妹妹。最抢手的是油炸的粉皮和玉兰片（油炸的芋头薯粉混合做的）。

她们有几点汇报是至今难忘的。一是怕恶狗咬人。手里少不得一根棍子，很不体面，好像一根叫花子的讨米棍。实在不想拿，没办法。二是怕丢钱，老大老是用手死死压住口袋。三是不敢喝茶，怕尿涨了解小便，很不方便。四是怕油货旱茶弄脏衣服，可又想多拿一些回来分给弟妹们。

她们还提起一个特别难忘的世主，是石江陂的陈问强师傅。说他给的工钱是一堆分钱的硬币，要数好久才能数清对好数目。放在口袋里又怕滚出来。我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劳少人多的困难户，这些硬币是陈师傅串门走户修套鞋（雨鞋）磨剪刀挣来的辛苦钱。五分钱打一个补丁，一毛钱磨一把剪刀。这些分钱硬币的积累，不知要跑多少路，要串多少门。风里来雨里去，够辛苦的。这是一个老世主，和我们一样，吃的多做的少，要同情他们。给多少收多少，不要嫌弃这沾满风尘的硬币啊！

2008年我偶然碰上陈师傅的儿子，他说把父母接到浏阳城里来了，多少享点福。又说他们兄弟在浏阳、株洲和长沙都购了楼房，都有自己的修理门市。不过不是搞他父亲以前的补套鞋修剪刀的手艺，而是电焊修理和装饰工程等。我感悟到“穷人望崽大，只穷得家产穷不得人丁”的俗语是多么纯真的道理啊！

四  放假就是劳改

暑假和农忙假是春插、夏抢和秋收三季农活，其中以夏季的双抢，即抢收抢插迎八一的劳动最紧张、最累人。这在“一家班”那节文字里做了记述。老五曾写道：“那时我家八口人，有七亩水稻责任田，每个假期即是劳改。南方水田的活啊，真是累不欲生，和北方的农活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很纳闷，很累……”

老三回忆说：“每个暑假总是没完没了的劳动，但还是照顾我在家烧茶煮饭，搞些内务。晚崽，晚女优先做些轻活。自住到蹉跎坡，与土打交道的劳动最多。老爸挖土，老大、老二和老妈三人挑土，我和老四上土，老五打杂。挖土时，我只想把地球挖穿，挖到别的国家去。散夜工，开夜战是常事。在月光下吃晚饭也是常事……”

妻子有时埋怨我说：“一年三个大季节累得喘不过气，严冬腊月也安排得满满的。星期天也是担土挖土。一年四季没有一天假日让孩子们搞学习。别说休息玩耍了。孩子们说放假就是劳改也一点不过分。你自己知道吗？你在我们几个人中的印象，是一个魔王！”

我回想起来，在那年代，我不折不扣地侵夺了孩子们的所有假日和休息玩乐时间，也不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又严格要求学习成绩上进。真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太苛刻了。不是魔王是什么？

一个数九冰冻的寒假。我俩外出做衣去了，我安排姐妹三人到洞庭黄水库上游去找猪草。或到山坡旱土里找零星的薯藤薯蔸根，或刨土找残存的红薯，或到河堤上拔匍匐的草根等。邻居皆遂兄特来批评我：“在这天寒地冻，北风呼啸的天气里去水库内寻找猪草，也太狠心了！孩子们的手冻成了烂包子，鼻子耳朵都冻成了红虾子。他们的身子都是肉做的，不是石头。石头也风化开裂啊！搞多了扛不动，搞少了挨咒骂。孩子也可怜啊！……”坦直的忠告，至今尤弥耳际。

1985年，老四考上了湖南图书情报学校，等到10月中旬才收到入学通知。老四万分憔悴，盼着入学那一天的到来。我却抓住了这段时间，让他帮我打完了桔园北侧的水泥台阶路之后，又安排他帮母亲到几里外的白石岭山林里砍了几天柴火。他心不在焉，但也无奈！我心里明白，日后一个个的辅助劳力陆续飞走。“劳改队”将要瓦解，剩下的是两个老队员了。这时老大将要出嫁了，老二、老三正读高中，老五读初中。

老五那年高中毕业没考上政法大学，他说唯政法大学不上，下届再报考这大学。暑假愿意接受苦工惩罚。我带他到桔园西北角挖建了一个15平方米的蓄水池。骄阳似火，池内像腾热的饭甑。他头顶烂草帽，上身赤膊，下身赤脚，把池底的石方沿着45度的跳板挑上来，送到指定的地方。乌黑的脸上沾着泥土，单薄的裤腿上渗着汗水。照片上，那挑土上跳板的高瘦个子，就是他被罚苦工的纪念照。

大学生回家度假，我不认为他们是天之骄子，是少爷是举子。还是酌量安排一些劳动。虽不是劳改，也不说是罚苦工，当是劳动锻炼，体验到劳动的艰苦，劳动的伟大，劳动是创造财富和自食其力的美德。因为孩子的升学和出嫁，剩下的责任田就转包邻居了。孩子们的劳动转向桔园。冬天敲过雪，夏天灌过水，除草挑粪也不例外，只是秋季采收柑橘的事由我和妻子承担。

为了扩建猪舍，我组织全家（祖母外）在暑假挖掉一堆40多立方米的土方。这时孩子的心理很开朗了，没有升学和责任田的压力，背诵语录“愚公移山”表示决心。并且把红灯牌的收音机放在窗户上，听路遥的《人生》连播。

老二回忆说：这次挖土挑土听《人生》是最美好的回忆。故事中的高家林是忘恩负义，刘巧玲是善良忠诚。我们五姐弟要以《人生》为戒，正确对待爱情，不能上当受骗！

五  就业难于高考

我祖父母当年让我读书的目的极其低调和简单，就是做一个先生。在房族地邻中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出头人物。不要继承祖父做染工和曾祖父做长工的衣钵。而祖父亲眼看到我教过两年书，他是如愿以偿的。但竟没想到两年后的我打入厄运。祖母是高兴的，去世时还看到曾孙辈们考上大学。她不知道什么就业问题，只知道吃国家粮，成了公家的人。拿笔杆子坐办公室等等。

我对孩子们读书的要求也很简单。考上大学，替我减掉一亩田。跳出农门，争只铁饭碗，让孩子后代都吃国家粮。只要毕了业，就会统一分派工作，有了工作就是铁饭碗。管它什么成龙成凤啊！

我想得多么天真！根本不知那时的行情。还在睡太平觉，做太平梦！以为考取了学校就太平无事了，就高枕无忧了！我的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了。孰知就业难于高考！铁饭碗不是那样容易捞到。在就业这条复杂的路上，要有门套，要有关系网。要有背景和靠山，要懂得一些暗箱操作的窍门。可是我一直蒙在鼓里。

一位族人告诉我，还没毕业就要考虑就业，就要打通关节找好婆家。求神就要点香烛。不然毕业就等于失业啊！

我说既然是计划招生，政府是根据人才的供求角度考虑的。做了官还怕没轿坐啊！有了文凭，有了知识不愁没工作！我有什么能力打通关节啊！

我一无权，二无钱，三无靠山关系。只能信天由命。树倒临时裁，人死临时埋！你的孩子快大学毕业了，一定做了妥善的安排！有门路多多关照指引啊！

1985年秋，老四考上了湖南省图书情报学校，第一个替我减掉了一亩田（退回生产队一亩农村人口田）。这号称我国第一所独立的中等图书情报学校，只有短暂的数年寿命，于1989年6月并入湖南师范大学。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老三电告其在读的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有编招收专业人员。于是老四直奔矿大图书馆，通过面试才被正式录用入编。在馆的六年中，取得了专升本学历。后进入该校校办企业工作，拿到硕士文凭，逐渐晋升到公司高管。虽用非所学，总算找到一只饭碗。

老三（女）是国际贸易专业本科生，就业道路也曲折多艰。毕业后先和同班男友在常熟师专任教。婚后不久跳到韩国鲜禾公司搞外贸。最后又回归教师队伍，在昆山市职业中专录用入编，任外贸和英语教学工作，评上了高级职称，总算是混到了一只饭碗。

老五虽是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毕业，却进入新闻界，先后在央视新闻频道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工作。

老二高中毕业后招聘乡文化站工作。后正式招录在信用联社工作。公费脱产考取大专后，获经济师职称。现任职于浏阳农村商业银行工作。也算是就了业，混到了一个饭碗。

老大当老黄牛，放弃了升学机会。跟着老妈学会了缝纫技术，算是有了谋生之道。四个弟妹感叹地说：“大姐是老黄牛，不怕苦不怕累，任劳任怨。为我们付出太多。她的晚年爸妈可放一万个心。姐弟多，真是好事。兄弟姐妹骨肉亲情浓于血。可现在独生子女再难得有这种体验了。大姨二姨、大叔大伯、大姐二姐、表兄表妹、堂兄堂妹等称谓将会悄悄消失。再过几十年，我们五姐弟住到一起去安度晚年，再回到童年的时光。相聚乐叙天伦时，第一杯酒就要敬大姐，敬这充当老黄牛和跳脚石的大姐。”

可喜老大的两个女孩能弥补母亲未能升造的遗憾，均考上大学，大女儿在中南大学攻读冶金专业硕士毕业后被香港大学录取攻读化学博士。

总之，就业难于高考，就业成了拥挤的独木桥。能挤过去就是有了饭碗，谁挤不过去就是失业。学历与就业并不同等重要。近年考公务员成了热门就业门路。谁都感悟到事业单位优于企业单位，对公务员的艳羡更是不言而喻的。

孩子们总结说：我们没一个当官的，没一个发财的。我们不羡慕官二代和富二代。我们可安眠熟睡到天光。我们不提心吊胆。我们安心认真在做自己应做的工作。不攀附不害怕，混饭吃就足够了。

我的孩子都长大成人，现在都已先后成家立业，都有了可爱的孩子。三个女婿和两个儿媳，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本份人，能踏实工作孝顺长辈，能治家育人崇德负重。包括我和老伴在内的六宗姻亲血眷，跨及长江黄河两岸和南北四省，姻眷涉及沈、戴、邓、喻、张、吴、魏、王、郝、郭十大姓氏，皆系华夏苗裔，炎黄孙子。我做了副竹联记叙此事，上刻：

海角天涯成眷属；

南腔北调共知音。

六  花萼相辉

我的五个孩子是在父母同舟共济的艰难岁月中出生和成长的，又在社会复兴的年代里长大成家的。他们的个性虽然有急躁和柔韧之别。但都很善良本分和厚道。没有贪心和凶残，已养成了勤奋、刻苦、节约和友善的良好品德，也能孝敬长辈和友爱弟妹。他们有了一个正常的家，我们很心满意足。更希望他们的下一代——少棠棣们，能传承老棠棣们的优良品德，有所作为。因为少棠棣们生长在国家崛起、民族图强的中兴时代。

老大有两个女儿，老二和老三、老四各有一个男孩，老五一个女孩，三男三女共六个。我把他们称之为少棠棣。他们五对父母与六个少棠棣之比为五比三，而我俩老与五个老棠棣之比是二比五。这种由人口递增到递减的反差，是特定时期的国策产生的人口效应。但愿少生优育能达到优化民族素质的目的。

2009年暑假，少棠棣们齐聚蹉跎坡老屋，拍了一幅告别老屋的纪念照。他们好奇地各执一件莫名其妙的东西，这些老古董是以前老棠棣跟着我们在蹉跎坡劳动时使用过的自制劳动工具：有拍打地面的泥巴掌，有打树桩的榔头，有捣衣服的擂槌，有爬松针树叶的抓耙，有砍树枝的长把弯刀，有竹梢扫帚等。少棠棣们的合影是多么富有浪漫色彩和好奇心态。这幼稚的面容上充满生机和理想，找不到半点他们父母曾经有过的郁闷、紧张和曾经受歧视的自卑。

少棠棣们的年龄大小相差16岁，最大的外孙女已读硕士，最小的孙女刚进小学。他们也像九龙一样，各有其好。有爱好文科的和爱好理科的，有爱唱歌弹钢琴的，有爱动漫绘画的。有性格开朗活泼的，有内向沉稳的。他们都进入了网络世界，连最小的六岁孙女也开了自己的QQ空间，常向爷爷奶奶汇报。这是少棠棣们探索和求知的场地。但愿老棠棣们把关掌握，勿滥用网络，莫把学习工具当玩具。

七  旧梦未如烟

我堂弟沈明皋常说：“嫂子真是有功之臣。为了这个家，为了这几个儿女，劳力又劳心。要好好保护她！她应该享点福。”

这个女人和嫂子就是我的妻子——同舟共济人。她不但是写蹉跎坡旧梦的发起提案人，而是能与丈夫契合相守、相濡以沫、鼎力支持的得力助手。

1997年祖母去世后，只剩下同舟共济相濡以沫的老夫妻了。蹉跎坡更加宁静。除听到雕根琢石棋枰点子的微弱声音外，没有喧哗，没有争吵。在银屏“再见晚安明天好”之后，便是“香甜入梦”时了。

以前的那个年代，是她教我学会裁缝，渡过了难关。应是佐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是主持家政的能手，责任制评过市级三八致富能手，晚年获过浏阳市女子组象棋大赛季军，也可算是个老龄棋手，加上这个写旧梦的助手，应是一个多面手。可她不喜听多面手的称呼，说多面是几个面孔，是阳奉阴违。多手是三只手，讥讽小偷的。不管这手那手，她确实是我写旧梦的助手。

我写的手稿，她都认真地查阅一遍，提出深刻的意见和中肯的批评。我说她是好校对，她说裁缝师傅看文章，等于老鼠看筒车——不知上下。其实，自1963年与她结合后，我的几十年经历，她都了如指掌。不但提供了线索和补充了遗漏。而且纠正了很多重字漏字及错别字。特别是对于某些敏感问题和有伤感情关系的问题，她都提醒我妥善处理，把真实姓名改成化名。

2009年冬，芸香居旧居拆迁时，她把一纤维袋的信件摊在地上，整整清理了半个月，分门别类捆扎带到浏阳教师村后，又逐封查阅内容，筛选出一些家信和电报，成为我写“棠棣之华”的重要原件。她说家书抵万金。看到信中的某些内容，自然要流泪。孩子们读书时的经济条件太差了，我们那时的确也无法啊！

二十几年来的日志，是一个重要的资料库。可没有建立索引备查。我交给她的备查项目，必须靠她翻阅那二十几本八千余张的纸页，一一摘录下来。她说眼水不好字又生疏，做点这样的死功夫也好吃累。

我和乡亲们的东扯葫芦西扯叶，把被遗忘的或将湮灭的陈年旧事翻出来，也是写作旧梦的重要依据。如老童年提供的童年往事。刘厚生师父的榨油点滴，沈良友的淘金热，湘溪兄的北乡夜歌，禾花老师的石江变迁事略等等，都是可靠的资料。

最有意义的是走访徐理国理拐子，他是在大跃进时参与过送妇女去湖北捞油水的人，也是和我在太和野餐煮萝卜的老童年。他翻出的烂布袋，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历的“社会现象”，是县志乡志没有或不收入的资料。

迁到浏阳市教师村后，我喜欢在门卫室门口驻足，因为那里常有老人聊天。九十高龄的王祥女老师是浏阳师范的首届毕业生，比我高十届，应是最大的师姐和校友。从她那里我才弄清了老浏师的变迁史，知道了红狮桥和柴家巷几个老地址。为了证实走访的真实性，我查对了《浏阳百年大事记》，又在浏阳市图书馆找到了《中共浏阳地方史》，在阅览室坐了几天长板凳，通过仔细阅读做了详细的摘录，对所写手稿做了注释和对照补充。

2009年11月17日是龙伏镇拆迁指挥部限定拆迁户墙要推倒，树要砍倒，人要搬走的日子。挖土机开进蹉跎破，看热闹的人群也追逐而来。我和妻子站在前门的砖块上看着挖土机从北墙开始举起高高的铁耙，依次把墙体推到，发出“砰”的响声，冒出飞扬的尘土。一直推到南墙我书房里就全部结束。一栋五开一进的芸香山居，在不到二十分钟的瞬间即夷为平地。躺在地上的栋梁好像在诉说着，你们喊彩呀！喊着“生在昆仑山上，长在八宝崖前，福寿康宁万万年！”硕大的大门石框也倒在地上在诉说：“你们喊彩呀，喊着千斤的门楼万年的屋。招财进宝纳百福！”我俩只能默默地回答：形势所趋，只能小局服从大局。何况吾已老矣！“友其风雨，本系玄黄”已经历了三十三个不平凡的岁月，未来难以调定。“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芸香居也将不知能维持多久。

人群踏着挖土机的履带印痕追逐向北而去。蹉跎坡显得格外宁静。井台旁边的方口型洗池依然如故。内侧的鱼池假山被墙土瓦片淹没了大半。弯着身子看到清澈的井泉在微微荡漾。两个老人的脸孔映入水中。梁祝故事的一幕又涌上心里。可这不是十八相送，井泉中的留影就是难忘的惜别。

黄昏已近，该回住所了。还是依依不舍地回头看看那一片墙头瓦片覆盖的屋基。那倒在地上的栋梁，那沉重的石门框，那裂开躯干躺下的玉兰树，那清晰可见的杉林绿竹的残桩刀口。夕阳西下，我俩带着惆怅的心情离开了劳苦经营三十三年的蹉跎坡。

蹉跎坡落幕了，我和妻子无限的惆怅，默然地离开了这经营数十年的家园。我们没有接受统一安置在曹家梯田上的一分屋基，回到了孩子们在浏城教师村购置的小套间里。离开蹉跎坡的时候，我带走了大地坪和蹉跎坡两处的乡土。大地坪的土是黄壤，蹉跎坡的是红黄混合土。按五方五行五色配位，是中央戊己土，管四季，属黄帝。还带走了大地坪的张家井泉水和蹉跎坡的人字脉纹井水。

2010年秋，我们住在古城徐州长子家中，五个孩子都齐聚彭城为老伴庆古稀大寿时，我送给他们一瓶故乡的水和两瓶家乡的土。水瓶贴上写着“乡水情深”的标签。土瓶分别贴上写着“大地坪的出生土”和“蹉跎坡养生土”。我要他们各自珍藏着老家的生养之源。这是宝贵的水土情结，不管走到哪里，只要看到它，就不会忘记家了，就不会忘记父母和所有的乡亲父老，还有列祖列宗。

后    记

老伴的建言，儿女的鼓励，要我把蹉跎坡的往事及我几十年的经历写点回顾纪录，我实不敢担当此任。因为我深知自己文墨浅薄，骟牛的人不能骟马。我在农村是个改锹子，在学校不够半瓶醋。力不从心，更无勇气和信心，也就迟迟不敢动笔。

直到1998年才在徐州试写了一篇名为《蹉跎坡》的文字，老四打印传给老五。老五说可作序言，以后可在网上发表。六年后再到徐州，老四问我写到什么程度了？我说真很惭愧，辜负了你妈的建言和儿女的鼓励，恐怕是一条有头无身无尾的死蛇。因日志、日记等原始资料都在蹉跎坡，只好从1936年起往后分为八个年段作为大提纲，并拟些小题目，也算是一个写作计划。这样我带着一个无形的疙瘩和悬念回到了蹉跎坡，仍是本着老死园林的想法和雕虫小技在度余年。

拖到2008年才鼓起勇气动手，日以继夜地写到2011年1月才算写完了这篇近七十万字的手稿。本书中的几十幅钢笔画插图，全部是我自五十年代开始，留下的浏阳各地风物原始写生记录。

期间本书先后在天涯社区闲闲书话连载发表，后蒙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档案馆（网站）收藏。在这里我向广大网友和我走访过的老童年、老长辈、老友、同事，向在写作过程中给我提供了有力支持和宝贵建议的十年砍柴、盛华章、张之俭、彭晓玲、欧阳稳江等各界名士和朋友表示深切的谢意。旅美著名作家林达老师欣然为拙著做序，并拨冗对全篇进行了润色，更是让我深受感动。

特别遗憾的是，我的老伴——同舟共济人——“旧梦”背后的女人，于2011年秋月在上海逝世，她未能看到“旧梦”的问世，使我痛心疾首。

因多方原因延至现在，才使“旧梦”得以问世。古人云，良工不以朴示人。而旧梦实为粗糙之作，以朴示人其心诚也。再次竭诚感谢各位的支持关心，望诸君指迷为鉴！

沈博爱

2013年春

编后记

故园凋零父辈老  斯文不断子弟在

——《蹉跎坡旧事》编余札记

十年砍柴

编辑沈博爱老人的《蹉跎坡旧事》，我犹如回到潇湘故土，追寻了一番父辈的人生足迹。

故园的父辈一个个老去，他们的人生故事以及所经历的苦难，也将零落成泥碾作尘，很快被湮没、遗忘。幸好，有博老的这本回忆录在，告诉后人，有那么一代人，曾经那样地生活过。

博老的哲嗣沈亚川（石扉客）是我的朋友，小我两岁；博老则比家父年长两岁。两对父子的生活经历颇为相似，因此，我读《蹉跎坡》的故事，没有一点隔膜感，似乎就是坐在老家村里，听父亲或父亲的族兄弟，讲他们的人生。甚至有些细节都是惊人的相似：博老报考浏阳简易师范学校时，有人告诉他带一只自来水笔就行了，考场预备有墨水。家父高小毕业后已在高级社务农两年，有一次和我二伯一起去当地最繁华的一个市镇送完公粮，看到墙上贴有县政府招考中医学徒的告示，便把空谷箩交给二伯，手持随身携带的自来水笔进场赶考，从此走上行医之路。

博老和家父那代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可谓忧患终身。尚在孩提时，日寇入侵，随大人逃难是他们的共同回忆。进入青年时期，就碰上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稍具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一不小心就会被“运动”的怪兽吞噬，堕入“贱民”之列，备受磨难。而等到社会秩序正常以后，他们的青春已经逝去，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

在中国的乡村，特别是我的故乡湖南一带，千百年来农人们所推崇的价值观便是：“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这幅对联被写在无数家堂屋的祖先灵位两旁。中国农民从来不敢心比天高，他们只希望能耕作而食，免于饥饿，将儿女养大，这是无数农民朴实而可怜的“中国梦”。耕作之余，农人们会省吃俭用送子弟读书。子弟能取得举人、进士功名，做官发财，光宗耀祖，这是多数人不敢奢望的“奇迹”，多数人只是希望子弟能识字，能知礼，能不辱没祖辈。因为识字，能在熟人社会中得到尊重，日子能过得比一般农民要好些。

因为这样的耕读文化，乡村涌现了一大批名不见经传的底层精英，或者说是“赤脚先生”。他们没有脱离土地，照样要耕种，但他们因为有相当的知识，可以从事更为有尊严的职业，比如私塾先生或乡村郎中，他们因为识文断字，于是充当了乡土新知识的引进者；因为没有脱离土地，又往往成为乡土秩序的维护者。

博老和家父都是这类乡土“赤脚先生”。然而，他们遇上了一个剧烈变革的大时代，当他们成人时，公权力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控制无远弗届、无所不在。传统社会的自治秩序全部被打破，一个人和一户人家，成了无所依傍只能仰公权力鼻息的“原子”。乡土里长大的青年精英，如果能主动地、小心谨慎地迎合公权力的意志和运作节奏，就可能被公权力吸纳；反之，则会被惩罚。家父属于前者，博老属于后者。

博老从少年开始，就记忆力和学习能力超强，且酷爱接受新事物，学习新东西，至晚年而不倦。出生后不久母亲病逝，过继给同族一位族祖父做孙子，承祧另一支。做染匠的祖父及祖母倾其全力培养这位并无血脉关系的孙儿。孙儿也不负长辈期望，从小好学上进，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家乡一所小学当老师。——这几乎是在那样环境中，博老凭能力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了，可算那个年代乡村的“励志”榜样。

然而，一个人好学上进，爱独立思考，在特殊的年代是一种“原罪”。

其实，博老在“土改”时期任太和村儿童团团长时，所目睹“土改”和“镇反”中一些人的下场，和自己日后的命运是一脉相承的。工作队来到浏阳山乡“搞土改”，在博老故乡人的眼里，是 “镇风”，“就是打出头鸟，就是捉浮头鱼，就是杀鸡儆猴，就是铲除拦路虎”。也就是说，将地方上具有影响的人物——这些人物具有潜在的组织和动员能力，通过杀、关、吓，消灭掉或控制住，从而达到控制基层社会的目的。

在“土改”初期，多数人包括博老这样出身中农家庭的人，尽管目睹一些可杀可不杀的地方头面人物被杀掉，但对这种狂飙式的运动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可以理解，经历过日本入侵随祖父祖母逃难的人，在童年时被土匪强行掳走身上、颈上银项圈的人，博老看到一个让百姓既免受外敌入侵又不受土匪欺凌的强势的新政权，和多数人一样，欢欣鼓舞是正常的情感。

可是，当这样强大的公权力，自己去伤害普通人时，伤害的深度、广度就会远超以前的外敌内匪——因为，民间社会已不具备自卫的能力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所憧憬的无产者（包括工农大众）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成为了水中月镜中花。而《共产党宣言》中所驳斥反对者批评的“说我们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倒是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实现。这一幕，在博老的《蹉跎坡旧事》中很真实地呈现，传统社会中的人所依附的大大小小的共同体如宗族、帮会等等的束缚被打破，过去那些在旧式共同体下还存在的一些自由随之消失，而新的“自由人联合体”却没有出现，出现的只是无数“原子人”被公权力强行“集体化”。

博老的“罹祸”，还远远谈不上追求“自由人”的“联合”，只是传统的中国读书人“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几个乡村知识分子搞一个松散的“读书会”，业余时间切磋文字，或者去深山里采集植物标本，他们有意识地远离“政治”。然而，在那个时代，不允许民间出现新的“浮头鱼”，从而导致产生不被公权力控制的人的“联合”，是最大的政治。他们的举动，必定触网。为此，沈博爱换来了五年牢狱之灾，其他“同案犯”沈皆遂、焦七海被判刑三年。

博老这本书，记录了作者被劳改时，第一个孩子夭亡、前妻远嫁湖北、祖父在绝望中死去等悲惨的人生经历，但整部书的风格并不哀怨，而是一种昂扬不屈的调子。从这部书里，能看出中国底层知识人极其顽强的生命力。我以前所读相关题材的书，多是一些大知识分子、高级干部回忆“极左”时期所受的磨难，所表达的痛苦感很浓烈，似乎自己是天下最冤屈的人。

和这类大人物相比，博老因为卑微，所以生命力更强，其对待苦难的态度也更为达观。

这种生命力坚强，对博老而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旺盛的求生欲；二是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

博老学生时代兴趣广泛，爱好画画，喜欢搜集植物标本，文章写得好，数理化的水平也不低。当他身陷囹圄时，种种技能让他熬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和高尔泰一样，因为能画宣传画，在监狱里的生活待遇得到改善。尤其令人称奇的是，监狱里跟着“跃进风”搞“技术革新”，“土法上马”，让博老设计用毛竹和松木制造“抽压水泵”，竟然成功了。释放回家后，重新组织了家庭，跟着老农学农活，“改锹子”变成好的庄稼把式；跟着做裁缝的妻子学裁缝，成了方圆有名的裁缝师傅。夫妻俩含辛茹苦，披星戴月，既要不误农事，又要走村串户给人缝制衣服，养活八口之家，让孩子的物质生活略高于同一乡村的平均水平，且能接受优于一般乡村孩子的教育。

这部书最让我感动的是：在中国的底层，包括作者在内，一批并非博学鸿儒的小人物，有着赓续文脉的强烈责任感和行动力。

博老只读过很短时间的“老书”——即私塾，教了他七天《增广贤文》的潘先生后来参加准土匪组织“驼子兵”，1950年被枪毙在河滩上。他接受的是新式的学校教育。然而乡村传承千年的礼俗，让他对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和理解力。他很小的时候学做“赞礼生”，少年时在丧礼上听人唱夜歌。他从监狱出来后去为祖父上坟，用心地写了一篇骈体的祭文， “哀吾祖父，毕生劬劳：三尺童躯未硬，别离贫苦之家。从师染业，为生计之所依。屈委童工，受斗筲之苦凄。波奔异乡，辗转长潭店铺。流离僻壤，受雇浏永山城。”在坟前念完后焚化，听祭文的只有不解其意的祖母。作者如此做，无非是想守住内心那一点文化的火种。

本书中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如乡村才子陈闲僧，在抗战胜利后，浏阳又遇水旱灾害，他写了一篇非常精彩的骈体呈文递给地方官员，希望官府出面赈灾。尽管后来这类人或逃走或被关押被枪毙，但这篇文章一直在乡间流传。作者后来再婚，找到相伴一生的妻子戴氏。他的岳父是一个饱读诗书的地主子弟，在“新社会”几乎是百无一用，受歧视受欺凌。作者上女家求亲时，岳父对这位因文祸而坐牢的青年马上产生“同道者”的好感，拿出线装的《随园诗话》和其谈诗。成亲后新夫妇回门，岳父赠女婿女儿嵌名联，上联是“博学多能，爱尔凌霄有志，坦腹东床中我选”。——这是一位传统文人在极度困苦和失望中，对后辈的一点希望，希望文化的火种不至于完全熄灭，而能薪尽火传。

正因为博老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也因为博老以及他那些在底层的同道者对文化火种的守护。1979年他落实政策重回讲坛后，一下子勃发了极大的工作热情，而且很快就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我想，这很能说明中华民族为什么经历一次次治乱循环，文化一次次倒退，但总能在近乎废墟的土地上重生。因为在中国这个广袤的土地上，不管外面的力量是多么强大蛮横，但总有一些卑微而坚强的人，守住那点火种，度过浩劫。

当然，不是所有相同命运的人都有博老这样坚强和幸运，许多人没有熬过来，或者在漫漫长夜中丧失了生命的活力。比如他的“同案犯”一生不顺遂的“沈皆遂”，以及临终前拉着他连连叹息的焦七海。还有那位有着魏晋名士风度、浏阳最后一个摘帽右派“佳癫子”，落实政策后四处拜访朋友，纵酒欢笑，在晚上回家的路上跌入水坑溺亡。——连落实政策后第一个月工资还没领。

作为这些人里面的幸运者，博老在古稀之后，历经四个年头写出了这么一部70余万字的《蹉跎坡旧事》，——遗憾的是由于考虑到市场销售的问题，不得不让博老压缩为30余万字，作为正式出版的文本。我的理解，这是他对和他一样命运的那代人所尽的责任——他要把这一代人的人生故事说出来。我想这也是他对后辈子弟的一份责任，告诉后辈：这不是你们父辈中某一个人的苦难。

博老动笔写这部书之初，我看了几万字后，对石扉客说：你一定要鼓励令尊写下去，不要有任何顾虑。你们兄弟姐妹五人都长大成材，是他一生历经磨难最大的安慰，也使他晚年能有心境将过去的往事写出来。

今日的中国，包括我的故乡湖湘大地，那些村庄和博老这本书的描写相比已是沧海桑田之变，即使和我这代人童年的记忆相比，也面貌全非，故园凋零是不争的事实。本书呈现的最后一幕，几乎是中国今天乡村的一个隐喻：在蹉跎坡上屹立三十余年的“芸香居”为高速公路让道，被拆掉了。在博老落实政策前几年，他带领一家人，吃早贪黑、胼手砥足在一个荒坡上挑土整出地基，建起了五进的土砖房，名之曰“芸香居”，并在东西两侧的外墙飞檐下手书“友其风雨”“本系玄黄”。这处房子成了一家八口清贫而欢乐的窝，在这里，几个孩子考学走出山村；在这里，送走了坚韧而豁达、家中真正的“保护神”老祖母。后来，作者也迁到了城区的教师公寓。再后来，沉寂多年的土房子终于在经济大潮中消失……而蹉跎坡的周围，一栋栋农民靠打工、做小买卖挣钱盖起的“洋房”如雨后春笋般立起。

我们故园那些美好的东西，包括风景和传统，会不会彻底消亡呢？

我对此抱以乐观的态度，父辈虽老子弟在，还会有一代代人延续生命，赓续传统。天不丧中华斯文，因为中国底层百姓的生命力太强大了，中国民间的文化自生能力亦顽强无比。——这是我编辑这部书稿的一点感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蹉跎坡旧事/沈博爱著.—北京：语文出版社，2013.4

ISBN 978-7-80241-353-5

I.①蹉…  II.①沈…  III.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3393号

责任编辑  李  勇

装帧设计  老陆工作室

出    版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南小街51号  100010

电子信箱  ywcbsywp@163.com

排    版  依一工作室

印刷装订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发    行  语文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规    格  655mm×965mm

开    本  1/16

印    张  32.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定    价  48.00元

010—65253954（咨询） 010—65250075（印装质量）

[1]上联中“训诂”原作训故，注解文义也，今指谆谆教诲。“贻（诒）谋”指传于后人的格言，出自《诗经》：诒厥孙谋，以燕翼子。“绳其恩泽”出自《诗经》：昭兹来许，绳其祖武。下联意指后人统承先人的贤德。典出宋人杜孟，游太学，因蔡京用事，幡然思归曰：忠孝吾家之宝，经史吾家之田。

[2]四五平米面积大小的扁平状竹编织物，南方农村常用来晾晒谷物等。

[3]浏阳乡间习惯将长沙市称为大长沙，将长沙市下辖的长沙县称为小长沙。

[4]悬挂在火塘上能灵活升降的铁制钩子，用来钩挂熬煮食物的铁锅等器皿。

[5]子平之愿，又名向平之愿，东汉隐士向长（字子平，河内朝歌人）素有才学，不愿做官，他抚养几个儿女长大成人，并帮他们成家后，自己同家人告别，遍游五岳名山，最后客死他乡，不知所终。

[6]发长子，当地一个叫徐发桂的养鸭户诨名，擅杀鸭，以手脚麻利著称。

[7]戴禹和戴德、戴圣都是戴氏祖宗，前述上联“双柑风味”指戴禹，下联“二礼家声”指戴德、戴圣叔侄。

[8]关于蹉跎坡有鬼的传说，见本书序言“蹉跎坡”。

[9]槽门：江南民居里正厅大门之外院落的门。

Table of Contents

荐序

可怜中国农人梦

自序

蹉跎坡

第一章  家乡与童年

第二章  土改与镇反

第三章  浏阳与湘潭

第四章  扫盲与教书

第五章  整风与反右

第六章  火官庙与谭家山

第七章  祖母与我

第八章  我与妻子

第九章  社教与文革

第十章  筑新巢与责任制

第十一章  平反与复职

第十二章  蓼莪与棠棣

后    记

编后记

故园凋零父辈老  斯文不断子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