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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姆勒先生的行星

作　者：[美]索尔·贝娄

译　者：汤永宽　主　万

品牌方：99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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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索尔·贝娄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

索尔·贝娄年表

重读索尔·贝娄

◎菲利普·罗斯（2000）

《奥吉·马奇历险记》（1953年）

把一九五三年出版的《奥吉·马奇历险记》和一九四四年出版《晃来晃去的人》以及一九四七年出版的《受害者》作对比，可以看出作者经历了革命性的转变。贝娄推翻了一切：基于和谐、有序的叙述原则之上的构思，受惠于卡夫卡的《审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和《永远的丈夫》的小说气质，以及一种难以名状的道德视角——源于闪光、色彩和大量的存在产生的快乐。在《奥吉·马奇历险记》中，小说和小说所描绘的世界的宏大、独断、随心所欲的观念打破了各种各样自我施加的限制，身为创始者的创作原则被颠覆，就像《奥吉·马奇历险记》中那五种属性的人物一样，作家自己“极度地着迷”。组织起《受害者》和《晃来晃去的人》中主人公的世界观和小说情节的无处不在的威胁不见了踪影，《受害者》中阿萨·利文撒尔被压制的攻击性和《晃来晃去的人》中约瑟夫被阻碍的意图都变成了贪得无厌的胃口。对生活自我陶醉的热情以混杂的形式出现，推动着奥吉·马奇向前。而驱使着索尔·贝娄的是对眼花缭乱的丰富细节永不枯竭的热情。

规模在戏剧性地扩大：世界在膨胀，栖居其中且不朽、势不可挡、雄心勃勃、精力充沛的人们，用奥吉的话说，不会轻易地“在生活的斗争中毁掉”。自然存在的复杂景观和那些大人物对权力的追求使得处于各种表现形式中的“人物”——特别是它留下无法磨灭的存在印记的能力——与其说成为小说的一个方面，还不如说成为小说最关注的对象。

想想妓院里的艾因霍恩、放鹰的西亚、丁巴特和他的战士，西蒙在马格努斯家的粗俗辉煌与在木材场的凶暴。从芝加哥到墨西哥、东海岸中大西洋地区，再回来，同样是拿奥吉和大人国相比，只是观察者不再是刻薄愤怒的斯威夫特，而是一个用词语绘画的希罗尼穆斯·博斯，一个美国的博斯，一个从不说教、乐观的博斯，他在他的人物身上，哪怕是最油滑的地方、最具欺骗性的和最具阴谋的地方，都能发现人类身上所具有的狂喜。人类的诡计不再引起贝娄偏执的恐惧，而是使他高兴。展现丰富矛盾和歧义的表面不再是惊愕的源泉，相反，一切事情的“混合性质”使人感到振奋。多面性就是乐趣。

冗长的句子以前在美国小说中出现过——主要出现在麦尔维尔和福克纳的作品中——但与《奥吉·马奇历险记》中那些句子有所不同，因为后者的句子给我的印象是过于随意。当随意性驾驭作家的时候，就会导致《奥吉·马奇历险记》的一些模仿者那样的空洞艳丽。我阅读贝娄充满随意性的散文时，感觉他的句法表现了奥吉广博、直爽的自我，那个聚精会神的自我漫游、发展，片刻不停，不时被别的力量控制，又逃脱其控制。书中有些句子生气勃勃，其潜在的欢快之情让人感觉许多事情在同时进行，这种戏剧性、裸露表现、激情飞扬纠缠在一起的散文给人带来了生存的推动力，保持了正常的心智。这种不再遭遇抵制的声音弥漫于心灵，同时与一种神秘的感受连在了一起。这种声音无拘无束、聪明睿智、全力向前，而且总能敏锐地作出判断。

《奥吉·马奇历险记》第十六章讲述的故事是奥吉刚愎自用的爱人西亚·芬彻尔试图训练她的鹰卡利古拉[1]，去攻击和捕获生活在墨西哥城南面山区的大蜥蜴，让那个“黑影迅猛地从天而降”去响应她的计划。这个章节令人印象深刻，描述了一次人类的特殊行动，其神话氛围（还有喜剧性）可与福克纳所书写的伟大场景相媲美——在《熊》《花斑马》《我弥留之际》中以及《野棕榈》通篇——在这里，人类的决心与自然的野性相对立。卡利古拉和西亚之间的争斗（为了鹰的身体和灵魂的争斗），描写鹰翱翔空中以满足它美丽又残忍的训练者，但结果令她非常失望的那些精彩、缜密的段落，使得对于几乎每次奥吉的历险都至关重要的权力与支配意志的观念得以具体化。“说实话，”奥吉在书的结尾处说，“我对所有这班大人物、命运的支配者、智囊人物、马基雅弗利式政治家、精明狡猾的作恶者、大亨、骗子、专利主义者等等，全都厌恶透了。”

在书中令人难忘的第一页上的第二句话里，奥吉引用赫拉克利特的话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但《奥吉·马奇历险记》暗示的是否恰恰相反呢？它所暗示的是，一个人的命运（至少这个人的命运，这位芝加哥出生的奥吉的命运）是被他人影响的性格。

贝娄曾经告诉我：“在我犹太人和移民的血液中，明显存在着怀疑的种子，怀疑我是否有权利从事作家这个行业。”他认为，这种怀疑至少部分地弥漫在他的血液中，因为“属于我们的由美国享有特权的白人建立的机构，主要被哈佛训练出来的教授们所代表”，他们认为一个犹太移民的儿子是不适合用英语写作的。这些家伙让他很恼火。

可能正是这份宝贵的、恰如其分的愤怒，使他立即投入到第三部小说的创作中。他开头没有提及“我是一个犹太人，移民的儿子”，而是让犹太移民的儿子，奥吉·马奇，打破哈佛训练的教授们（以及任何人）所规定的条条框框，直截了当地宣称——无须抱歉或者断字：“我是个美国人，出生在芝加哥”。

《奥吉·马奇历险记》开篇那六个字[2]表明了爱好音乐的犹太移民子弟们——欧文·伯林、艾伦·科普兰、乔治·格什温、艾拉·格什温、理查德·罗杰斯、劳伦茨·哈特、杰罗姆·科恩、伦纳德·伯恩斯坦——在美国的电台、影院和音乐厅里向这个国家展示风采（作为主题，作为启发，作为观众），如歌曲《愿上帝保佑美国》《这里是军队，琼斯先生》《噢，我多恨在早晨起床》《曼哈顿》以及《老人河》，在音乐剧方面有《俄克拉荷马！》《西区故事》《波吉和贝丝》《锦城春色》《画舫璇宫》《飞燕金枪》和《为君而歌》，在芭蕾音乐方面有《阿巴拉契亚的春天》《罗蒂欧》和《比利小子》。回顾他们的青少年时期，当时移民浪潮仍在持续，回顾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这些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或者祖父母虽然讲意第绪语，但他们都没有兴趣书写媚俗的犹太情怀——它于六十年代随着《屋顶上的小提琴手》的诞生而兴起。举家移民的行为使他们离开了正统的东正教和社会专制，即犹太人的幽闭恐怖症的源头，因此获得了自由。他们为什么会愿意呢？在世俗的、民主的、没有幽闭恐怖症的美国，奥吉会像他说的那样，“处事待人一向按自己学的一套，自行其是。”

在自由的美国，肯定自己的公民身份（还有那五百多页接着要出版的书）真是大胆之举，因为它可以打消他人对索尔·贝娄这样的移民子弟创作美国式作品的疑虑。奥吉在书的结尾处兴奋地喊道：“瞧瞧我，走遍天涯海角！啊，我可以说是那些近在眼前的哥伦布式的人物中的一员。”比他更有名望的人本不相信他会拥有随意使用美国语言写作的权利。贝娄确实是像我这样的人的哥伦布，即那些移民的子孙，那些随他之后成为美国作家的人。

《抓住时机》（1956）

《奥吉·马奇历险记》出版三年后，贝娄出版了《抓住时机》。这是一部篇幅较短的小说，与《奥吉·马奇历险记》形成了对照。该小说形式简约，组织紧凑，里面充满了悲伤，地点置于曼哈顿西部一家老人旅馆里。书中的人物主要是老人、病人和病危的人，而《奥吉·马奇历险记》则是一部广博、散漫、滔滔不绝的书，对任何事都是奔泻而出，包括作家高昂的情绪，只要能观察到生活的全部和喜悦的地方都要触及。《抓住时机》描写了一个人在一天当中衰竭的最高潮。这个人在每一种重要的方式上都与奥吉·马奇相对立。如果说奥吉是捕捉机会的人，没有父亲，贫民窟里特别可以被收养的人；那么汤米·威廉则是犯错误的人，老父亲幸运富裕，每每与儿子在一起，但不愿意与他和他的问题有任何关系。书中对汤米父亲性格的塑造主要是通过他对儿子的无情和厌恶而实现的。汤米遭到了无情的遗弃，成了特别不可收养的人，其主要原因是他不具备奥吉所拥有的足够的自我信任、生命力、活跃的冒险精神。奥吉的自我是狂欢般的精神振作，被生活的强大激流猛推前行；而汤米的自我被重担所镇压——汤米被“被指派为一个重担的肩负者，而这个重担就是他的自我，他独特的自我”。自我的咆哮得到了《奥吉·马奇历险记》丰富有力的散文语言的增强。奥吉在书的最后一页上欢快清楚地写道：“瞧瞧我，走遍天涯海角！”瞧瞧我——是孩子强烈要求别人对他注意，喊出了裸露的自信。

穿透《抓住时机》全书的喊声就是救救我。汤米徒劳地喊着，救救我，救救我，我一事无成。他不仅是对他的父亲阿德勒博士喊，也是对继阿德勒博士之后所有虚伪、无赖的父亲喊，对他愚蠢地托付自己的希望、金钱或者以上两者的人喊。奥吉到处被收养，人们蜂拥供养资助他，给他买衣服，教育他，改变他。奥吉的需求是聚集生动、浮夸的庇护人（崇拜者），而汤米令人悲悯之处就是聚集错误：“也许犯错误表达了他的生活目的，表达了他在这里的本质。”汤米在四十四岁的时候，孤注一掷地要找个父亲/母亲，任何父亲/母亲，把他从即将出现的毁灭中拯救出来，而奥吉在二十二岁时就是个好嬉戏、独立、有脱身术的人。

谈到自己的过去，贝娄曾经说过：“我一生的范式都是：极端虚弱之时即力量的开始。”他从悬崖到巅峰的摇摆历史，能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相继而出的两部书的辩证关系中能找到文学类比？《抓住时机》这部失败的幽闭恐怖症编年史是用来纠正前一部作品中压抑不住的热情的吗？是用来纠正《奥吉·马奇历险记》中狂热的直率的吗？通过写《抓住时机》，贝娄似乎回到（如果不是有意的话，也许只是反省地）《受害者》中的社会精神气质的原主题，回到了一个郁郁寡欢的前奥吉世界，在那儿受审视的主人公面临敌人威胁，因不确定性而不知所措，因混乱而停滞不前，无法摆脱不满的情绪。

《雨王亨德森》（1959）

《奥吉·马奇历险记》出版仅六年后，贝娄再次迸发出激情。然而，如果说他在《奥吉·马奇历险记》中摒弃了前两部“正统的”书的惯例的话，那么他在《雨王亨德森》中则偏离了《奥吉·马奇历险记》这部在任何意义上都谈不上正统的书。因为该书中一切都是全新的：异国情调的场景、暴烈的主人公、生活中喜剧性的灾难、无休止的渴望引起的内心骚动、对神秘渴望的追寻、冲破阻碍喷涌而出后的神话般的重生。

两种完全不同的企图被结合在了一起：贝娄笔下的非洲之于亨德森就如同卡夫卡的城堡之于K，为来自异国他乡的主人公提供了前所未见的完美试炼场，去实现其最深层的、最无法抹除的渴求——如果可能的话，他可以通过高强度的有效劳动来打破其“精神的休憩”。“我要”这一毫无目标的、发自内心的、原始粗犷的呼喊，很可能同样出自K或者尤金·亨德森。当然，两部书的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不像卡夫卡式的人物，在实现欲望的路上总会碰到无穷无尽的阻碍，亨德森是一股没有方向的人类力量，其不懈的坚持确实所向披靡。K是个姓名的首字母，隐指没有任何生平记载，令人同情，而亨德森的生平材料则铺天盖地。一个酒鬼、巨人、异教徒、持续处于情感动荡之中的中年百万富翁，亨德森被混乱不堪所包围，它们是“我的双亲、妻子、女友、儿女、农场、牲畜、习惯、金钱、音乐课、酗酒、偏见、鲁莽、牙齿、面貌、灵魂”。由于他所有道德方面的缺陷和犯下的错误，亨德森认为自己既是个健康的人又是个有疾病的人。他离家出走（如同构想出他的作家那样）来到一个黑人部落居住的大陆，而那些黑人可以治愈他的疾病。非洲就是药物，而亨德森则是药品制造者。

这部书妙趣横生、新颖剔透，它是第二次巨大解放，介于严肃和轻松之间（事实也是如此）的书，是一部引起学界阅读兴趣的同时又被挖苦讽刺的书，是一部炫技的书，一部真诚地炫技的书——是一部疯狂古怪的书，一部伟大的疯狂古怪之书。

《赫索格》（1964）

赫索格是一个充满矛盾、自我分裂的复杂人物——是个未开化的野蛮人，但又是个“依《圣经》教义行事”的真诚之人，天真烂漫而又老于世故，感情热烈而又被动冷漠，反省沉思而又易于冲动，心智健全而又精神错乱、情绪化、令人捉摸不透。他在面对痛苦时，感情丰富却又心思单纯；他在复仇和愤怒时是个小丑，是个让仇恨产生喜剧效果的愚人；在险恶的世界里是个明智且博学的学者，但他仍在那充满童年时期的爱、信任和兴奋的池水中流连（留恋于这种状况，没有任何改变的希望）；一个苍老的、爱慕虚荣的、自恋的人，对自己既仁慈又苛刻，旋转于一个相当宽宏大量的自我意识的循环之中，而与此同时，因个人审美而被精力充沛的人所吸引，被强者和大人物们所吸引，被做作的万事通先生们所吸引，被他们表面上的笃定所引诱，被他们的果断中显示的原始权威所引诱，从他们的激情中汲取养分，直到他被激情完全打垮——这位赫索格是贝娄所塑造出来的最称心如意的人物，就是美国文学中的利奥波德·布卢姆，他们只有一处不同：在《尤利西斯》中，作者那百科全书般的头脑被转化成小说的血肉，乔伊斯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博学、领悟力和渊博修辞让渡给布卢姆，而在《赫索格》中，贝娄则赋予其主人公所有这一切，不仅是他的心态和性情，而且还赋予了他的本心。

这颗心灵丰富、宽阔，内中烦恼却汹涌澎湃，痛苦不满与愤怒欲溃决而出。这颗迷惑不解的心灵在书的首句就开门见山、理由充分地质疑了内心的平静，不是用高雅的方式而是用经典的方言句式提出：“要是我真的疯了……”这颗心灵坚强不屈，装满了深思熟虑的思想和话语，这颗心灵产生过许多关于世界和历史的一流洞见，但却也怀疑本身最为基本的能力，即理解的能力。

书中通奸情节的转折点，是导致赫索格最终冲到芝加哥拿起一支装满子弹的手枪要杀死马德琳和格斯贝奇，但最后却放弃了的场景。当时赫索格正在法庭内等待律师的到来，他噩梦般的遭遇突然重演：一位不幸、堕落的母亲正在受审，因为她与堕落的情夫一起谋杀了她自己的小孩。赫索格的所见所闻使他恐惧不已，他对着自己大叫道：“我真不理解！”——这是日常生活中普普通通的话语，但对赫索格来说，却是低声下气、充满痛苦、回荡不已的一次坦白，它戏剧性地将赫索格精神生活的错综复杂与私人生活中痛苦的失误和失望连接了起来。既然对赫索格来说，理解阻碍本能，那么，只有当他失去理解力的时候才伸手去拿枪（就是他父亲曾经笨拙地威胁要杀死他的那把枪）——但是，最终因为他是赫索格，所以他没有开火。因为他是赫索格（他愤怒的父亲的愤怒的儿子），他发现开枪“只不过是一个念头而已”。

但如果赫索格无法理解，那么谁理解？而且所有这些思考是为了什么？贝娄书中首先为何如此不受约束地作这些思考？我这里倒不是指《抓住时机》中的塔姆金或者《雨王亨德森》中的达甫国王这些人物所作的不受约束的思考，他们似乎为贝娄出了一些鬼点子，使主人公已足够混乱的内心更加混乱。我指的是对于贝娄作品，同样对于罗伯特·穆齐尔和托马斯·曼小说而言，具有标志意义的那无法完成的任务：不仅试图把思想融入小说，而是使思想本身成为主人公困境的中心——在《赫索格》这样的书中，去思考“思考”的问题。

不仅对我来说，贝娄特别的感染力在于他以特有的美国方式出色地弥合了托马斯·曼和达蒙·鲁尼恩之间的沟壑，而这又没有影响他从写《奥吉·马奇历险记》起就雄心勃勃的计划：自由发挥曼、穆齐尔和他自己这样的作家身上既被生活的景观所吸引又被心灵的想象所吸引的智性能力，使心中所想准确地表达出来，把作者思想的底层提升至叙述的表层，但不降低叙述的模仿力，不使作品对本身作表面的反省冥想，对读者不作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上的要求，也不会像塔姆金、达甫国王那样传递毫未问题化的智慧。

《赫索格》是贝娄写作生涯中首部涉及“性”这一广泛领域并进行长期探讨的小说。赫索格的女人们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她们勾起了他的虚荣，激发了他的肉欲，引导了他的爱，引起了他的好奇。她们让他表现出了男人的智慧、魅力和俊美容颜，使他滋生了男童般的快乐和喜悦——他从女性对他的爱慕中得到了自我认同。她们骂出的每一句难听的话，杜撰的每一个绰号，头部每一次迷人的转动，手的每一次安抚性的触摸，嘴巴每一次愤怒的扭曲，他的女人们都以异性特有的他者性使赫索格神魂颠倒。但也正是女人的缘故——在小说的最后几页，即当赫索格离开了伯克夏休养地，甚至于离开了好心的雷蒙娜和专供她享乐的宫殿似的闺帷，当他最后得以摆脱另一个女人，甚至也是最受他宠爱的一个女人，为了得到恢复，他开始了对他而言是英雄之举的独居生活，抛弃了女人，同时抛弃了倾诉、辩解和思考，暂时放弃了那无所不包的、习以为常的快乐和痛苦之源——是赫索格的女人们把他变成了一个肖像画家，一个多才多艺的画家：在画浓艳的情妇时，像雷诺阿一样饱含慷慨；在表现值得敬慕的女儿时，如德加一样柔情；在描绘年迈的继母——或者他那亲爱的处于卑屈、悲惨移民生活中的母亲——时，可以像伦勃朗一样悲天悯人，尊重时代，了解困苦；最后，在描绘与人通奸的妻子时，与杜米埃一样穷凶极恶——他的妻子发现自己和赫索格那可爱、工于心计的挚友瓦伦丁·格斯贝奇同样赤裸裸地夸张做作。

在所有文学作品中，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位男性像赫索格这样感性，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像他一样在与女人交往中积聚了如此强烈的情感，无论作为追求者，还是一位丈夫都如此。这位被戴绿帽的丈夫，其忌妒暴怒时的高大和溺爱妻子时的天真形成一幅融合了奥赛罗将军和查尔斯·包法利特征的连环漫画。任何人如果想从查尔斯的视角重述《包法利夫人》或者从卡列宁的视角叙述《安娜·卡列宁娜》以取乐的话，他将会发现《赫索格》是最好的入门教材。（这并非说，可以按照赫索格想象出格斯贝奇的方式，把安娜的光圈移至卡列宁身上。）

《赫索格》可称得上比《奥吉·马奇历险记》更加丰富，因为贝娄第一次在书中满载了性的内容，使得他的虚构世界渗透了苦难的印记，而大多数这样的内容在《奥吉·马奇历险记》和《雨王亨德森》中被排除了。我们发现有更多的东西隐藏在贝娄笔下主人公的疾苦而非幸福中。他越是受伤、伤口越是溃烂，直到他对“丰富的日常生活”失去兴趣，羞辱、背叛、忧郁、疲惫、失去、妄想症、强迫症和绝望等等，无论是奥吉持久的乐观精神还是亨德森神奇的强大意志都无法回避的痛苦席卷他时，他就越能让人信服。一旦将汤米·威廉无助的境遇嫁接到亨德森的强烈情感，还有奥吉·马奇对浮夸风格和戏剧性的邂逅的爱好之上，贝娄就以庞大的喜剧悲惨管弦乐奏响了贝娄交响乐。

在《赫索格》中没有连续发生的行动——几乎没有行动——没有发生在赫索格大脑之外的行动。这并非说，作为一个讲故事者，贝娄模仿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或者弗吉尼亚·伍尔芙在《海浪》中的技法。《赫索格》里变幻不定的、断断续续的、长长的内心独白似乎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后者那不连贯的感觉是由中心人物的心理状态支配的，而非由作者对传统叙述手法的不耐烦所决定。然而，使果戈理的狂人疯狂，使贝娄的人物心智健全的是，果戈理的狂人无法倾听自己，因此信念得不到加强，而赫索格的每一种思想中都回荡着无意识的反讽与戏仿的声音——甚至当赫索格处于最困惑之时——这与他对自己的看法和遭受的灾难分不开，不管痛苦是如何折磨着他。

在果戈理的故事中，那个狂人得到一捆由一条狗写的信件。那条狗是他爱得死去活来的女人的宠物。他狂热兴奋地阅读着那条聪明伶俐的狗写的每一个字，寻找任何指涉他自己的地方。在《赫索格》中，贝娄又胜果戈理一筹：写信的聪明的狗变成了赫索格自己。信分别写给他亡故的母亲，写给他还活着的情妇，写给他第一任妻子，写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给芝加哥的警长，写给史蒂文森州长，写给尼采（“我亲爱的先生，我可以从听众席上提一个问题么？”），写给德日进（“亲爱的夏尔丁神父……碳分子是否就是根据思想排列的呢？”），写给海德格尔（“亲爱的海德格尔教授，我很想了解您说的‘在平凡中堕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出现过这种堕落？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正在哪儿呢？”），写给马歇尔公司信用赊购部的（“今后本人不再负责偿还马德琳·赫索格购物所欠之债务。”），甚至在结尾部分，还写了一封给上帝的信（“为了把我的思维连贯起来，我的脑子一直在进行努力。我没有做得很好。但是我一直希望能按您那不可知的意志去做，接受它，还有您，而不借助于任何象征。做每一件最有意义的事。特别是要是能够把我除掉。”）

这些信件带给我们的千般喜悦，并不亚于整本书，它们是解开赫索格那无限智慧并进入他苦难生活的喧嚣深处的最好的钥匙。信件是他强烈思想的表露，为他的智慧提供了舞台。在这场独角戏中，他是不可能装疯卖傻的。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

“我们这个物种发疯了吗？”一个斯威夫特式的问题。简洁的赛姆勒式回答同样体现了斯威夫特的特征：“证据确凿。”

阅读《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使我想起了《格列佛游记》：主人公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纽约史无前例地疏远；具有他这样历史的人对当时所见证的“性疯狂者”的人类状况的责难；格列佛似的迷恋于人类肉体性、人类生物性、身体所引起的几乎神秘的厌恶、它的外貌、它的功能、它的冲动、它的满足、它的分泌液以及气味。然后是对人类肉体能被如此征服的专注。作为一位脆弱的、被迫背井离乡的、大屠杀恐怖时期的难民，作为一个从纳粹大屠杀中奇迹生还的人，赛姆勒先生从德国灭绝小队以为全部死亡的一堆犹太人里站了起来，只剩下了一只眼睛，他记住了那让民众信心完全迷失方向的打击，即在一个伟大的城市里，安全和安全感的消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在那些脆弱的人中产生的恐惧和使人错乱的妄想。

恐惧与厌恶使赛姆勒失去了对人类的信任，甚至使他无法忍受自己最亲近的人——因为害怕“处于热烈状态的心灵……处于极端主义和狂热状态的人性”。贝娄现在描写的不再是热情奔放的奥吉和亨德森那种鲁滨逊式的冒险，而是描写类似让人无法理解的天才赫索格的婚姻背叛这样的黑色笑剧，从而展开了对最大背叛的沉思和想象，至少从赛姆勒这位背井离乡者和受害者对六十年代斯威夫特式的厌恶中可以感受到：疯狂的人类背叛了文明的理想。

赫索格在最为痛苦难耐的时刻承认：“我无法理解！”但是，尽管老赛姆勒在冒险的高潮时仍具有牛津毕业生特有的自我克制和素有的超然——他怪异的家庭里所存在的放纵、混乱、无法无天与那些在外面，如在纽约街头、地铁里、公交车上、商店里、大学教室里的一样——他内心深处纠结着的坦诚（那对我来说就是本书的座右铭）更加令人震惊：“令我毛骨悚然！”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的成功在于赛姆勒这个人物的塑造，还有在欧洲种种经历的累积——他痛苦的历史，他被纳粹打瞎的眼睛——这使他成了“疯狂事件的登记员”。主人公的个人困境与所遭遇的具体社会力量形成了一种并置，而这种并置产生了有力、反讽得恰到好处的效果，就如它在任何令人难忘的小说里所产生的影响那样。赛姆勒因其无防备的尊严而明显与众不同。在我看来，他全然就是容纳社会上任何奇异怪诞或者充满威胁的东西的器皿，就是历史的牺牲品，他以其丰富的经历为“革命状态中的人类”生动有力地提供了一个严酷的二十世纪视角。

我不知道书中的情节展开谁为先，是疯狂呢还是登记员，是赛姆勒呢还是六十年代。

《洪堡的礼物》（1975）

《洪堡的礼物》无疑是贝娄在情绪最高涨的时期完成的欣快、混乱的喜剧小说中最为疯癫的一本，是《奥吉·马奇历险记》《雨王亨德森》《洪堡的礼物》等小说代表的自我领域的快乐的音符，当贝娄埋头创作那些黑暗、低落的小说如《受害者》《抓住时机》《赛姆勒先生的行星》《院长的十二月》，期间多多少少会定期释放的情绪。在这些小说里，主人公的伤口引发的、使人迷惑的痛苦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贝娄都极为看重。（《赫索格》在我看来是贝娄小说中的上品，因为它不可思议地融合了这种典型的歧义性。如果有人希望扮演文学的厨师，把《洪堡的礼物》变成《赫索格》，简便的诀窍如下：首先，切掉洪堡，把他晾在一边；其次，选取洪堡疯狂的痛苦，将它与西特林沉思式的才华捆绑在一起；最后，把格斯贝奇扔进来——这样你的书就完成了。正是格斯贝奇的背叛引发了赫索格势不可挡的妄想症，而这一妄想狂在洪堡身上又由西特林引发！）

我说《洪堡的礼物》是最为疯癫的一部小说，亦指它是喜剧中最为厚颜无耻的一部，比其他的喜剧都更糊涂，更具狂欢性，是贝娄唯一一部愉悦地释放性欲的小说，恰好也是最不顾后果地杂糅了迥异的旋律的一部小说，而且有一个荒谬的、令人无法不相信的原因：西特林的恐惧。恐惧什么？恐惧死亡，恐惧要面对（不管他的成功和显赫）洪堡的命运。在小说对抢夺、饕餮、偷盗、仇恨、毁灭查理·西特林正在构造的世界所进行的轻快描写背后，在所有一切的背后，包括小说叙述的发散形式背后——西特林热衷于淘汰鲁道夫·斯坦纳人类学那蔑视灭绝的挑战，在这种热衷里揭示得最为直接——就是他对死亡的恐惧。使西特林迷惑不解的，碰巧也是将叙述的得体性吹至西天的东西：被忘却的恐慌和畏惧，陈旧的、普通的、人人都会有的对死亡的恐惧。

西特林说：“人类的胡说八道使我们背离了伟大的真理，这是多么可悲啊！”但人类的胡说八道却是他所热爱并乐于描述的，也是使他对人生感到愉悦的东西。他又说道：“我不知道何时才能超脱这充满巧遇的、充满假象的、浑浑噩噩的人生，取得进入更高尚的境界的资格。”更高尚的境界？西特林会到哪里去呢——贝娄会到哪里去呢——如果没有了人类随意驱使尘世的超级戏剧，这一基本的超级戏剧是对名望（代表人物就是和幸运的、理智的西特林相对应的那个不幸的、心智不健全的冯·洪堡·弗莱谢尔——洪堡既希望超越世俗，又希望飞黄腾达，他噩梦般的失败成了西特林成功的滑稽模板），对金钱（洪堡、萨克斯特、丹妮丝，还有莱娜达的母亲，还有西特林兄弟朱利叶斯，或多或少还有每一个人）、对复仇（丹妮丝、坎特拜尔）、对尊重（洪堡、坎特拜尔、萨克斯特、西特林）、对最刺激的性爱（西特林、莱娜达等）的世俗渴望，更不必说世俗间最为世俗的渴望，即西特林自己固执地追求永生的渴望了。

若不是因为他可以片晌贪欢于他贬称为“愚昧的地狱”里的那种滑稽的贪婪所具的暴力和骚动之中，西特林为何如此热切地希望永居此地？他说：“有些人如此讲究实际，以至于剥夺了我的批评能力。”甚至击败了以永恒的平静交换他们的堕落恶意的任何企图。但除了那个愚昧的地狱之外，他“复杂的主体性”在哪里能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吸收呢？来到某个空想的、无人抵达的地方，怀旧地用愚昧的地狱故事交换鲁道夫·斯坦纳忧郁的表情？

查理·西特林兴奋地想起的这一愚昧的地狱是否就是猖獗于芝加哥街道、法庭、卧室、餐馆、充满湿气的浴室和办公大楼的那种让赛姆勒感到恶心、邪恶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曼哈顿的化身呢？《洪堡的礼物》似乎是贝娄调制的充满生气的滋补剂，用以弥补《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悲惨疾苦和道德磨难。这是贝娄的一本欢快的传道书：所有一切都是虚妄，什么都不是！

他在芝加哥干什么？

洪堡评说西特林：“赚了那么多钱后，为什么又躲到边远地区去呢？待在芝加哥干吗呢？”

西特林评说他自己：“我的心理处于一种芝加哥状态之中。我该怎么描绘这种现象呢？”

西特林评说作为一个芝加哥人：“我感到自己忍不住想笑。这往往是一种征兆，表明我对危言耸听的东西的癖好。我作为一个美国人、芝加哥人的（不仅仅是个人的）那种对强烈刺激，对不协调、极端事物的渴望被唤醒了。”

以及：“如果你是在芝加哥长大的，对这类腐败的情况就不会大惊小怪了。相反，它还可以满足某种需要。这正好跟人们的芝加哥社会观相吻合。”

从另一方面看，西特林在芝加哥很不适应：“在芝加哥，我的个人抱负已成泡影，我的观念是一种异国情调。”以及：“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既不属于芝加哥，也没有完全摆脱它。对我来说，芝加哥平日现实的兴趣和现象，既不够真实生动，也没有什么象征意义。”

将上述话语铭记于心——像这样的话语遍布于《洪堡的礼物》之中，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们就会注意到，贝娄当作家时还没有像查理·西特林那样用芝加哥的视角整理自己的观点。的确，芝加哥在《晃来晃去的人》中偶然成为背景，但除了增强弥漫其中的黑暗阴郁气氛外，芝加哥似乎对主人公来说几乎是格格不入的；它确实与他不相容。《晃来晃去的人》讲述的不是城市中一个人的故事，它是关于一间房间里的一个心灵的故事。贝娄直到写第三部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时才充分了解芝加哥的文学价值，才意识到芝加哥这个确确实实的、引人入胜的美国城市正是他需要的有价值的地方，正如西西里被韦尔加，伦敦被狄更斯，密西西比河被马克·吐温独占一样。福克纳（美国两位最伟大的二十世纪乡土小说家之一）经过类似的谨慎的尝试才最终在精神上拥有了密西西比的拉法耶特县。福克纳的第一部小说《士兵的报酬》（Soldiers’Pay，1926）的场景是佐治亚州，第二部小说《蚊子》（Mosquitoes，1927）的场景是新奥尔良，直到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间熟练地完成了《萨托里斯》（Sartoris）、《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等小说后他才发现——就如贝娄第一次即兴地选择了地理位置之后的情况一样——引起人类斗争的场所，而这些斗争反过来激发了他强烈的情感，激发了他对一个地方和其历史充满热情的反应。这一反应使得福克纳的语句晦涩难懂，乃至更甚。

我不知道贝娄开始羞于把芝加哥据为己有，是否因为他不希望别人认为他是芝加哥的作家，就如他不愿意被认为是犹太作家一样。不错，你是芝加哥人，你当然是犹太人——但这些东西怎样在你的作品中得到表现，或者说如果他们必须得到表现的话，不是马上就能想到的。另外，你还有其他抱负，其他被你的欧洲大师们，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等所激发出来的抱负，这些抱负不包括去写在后廊上唠叨闲聊的邻居们……这一思考方式与贝娄最后决定最近的地点之前的思考方式有某种相似吗？

当然，贝娄在完成《奥吉·马奇历险记》十年之后写《赫索格》时才再次大规模展现芝加哥的风貌。自此之后，独特的“芝加哥的景色”才持续对他产生吸引，特别当那个城市提供戏剧性的启发时，就像在《洪堡的礼物》中那样：一方面是“内心的斗争与外界生活的对峙，而后者是基本的，对每个人都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具有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这个地方的特点”，另一方面是全神贯注的主人公的反思倾向。这一博弈得到了有力的探索，是《洪堡的礼物》以及贝娄随后一部小说《院长的十二月》的核心内容。然而，这一探索不是喜剧性的，而是充满仇恨的。情绪变得阴郁，越来越堕落，在强烈的种族敌对压力之下，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变得疯魔：“在自己的地盘……他发现了一片比圭亚那丛林还要荒凉的地方……荒芜……数英里见方的荒地……累累伤口、损伤、癌变、狂怒、死亡……这个巨大地方所有的可怕的荒凉与恐怖。”

这部书的中心是，这个巨大的地方不再是贝娄的。也不是奥吉的，赫索格的，或者西特林的。到他开始写《院长的十二月》时——《奥吉·马奇历险记》之后大约三十年，他的主人公，柯德院长，已经成了这个城市的赛姆勒。

他在芝加哥干什么？这个痛苦的芝加哥人不再明白。贝娄遭到了流放。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

第一章

黎明，或者从正常的天色看来，应该是黎明以后不久，阿特·赛姆勒先生睁开他浓眉下的那只独眼，察看着他在纽约西区那间卧室里的书籍和文件，他非常怀疑这些就是他需要的东西。从某个方面来说，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人，而且是闲居在家的人，这并没有多大关系。坚持什么都是对的，你就得变成一个怪人。对还是不对，这主要是一个解释的问题。聪明的人已经变成一种专门给人解释的角色了。父亲给孩子解释，妻子给丈夫解释，演讲人给听众解释，专家给外行解释，同事给同事解释，医生给病人解释，人给自己的灵魂解释。这事的根由，那事的原因，事件的起因，历史，结构，其所以然的理由，等等。但大多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灵魂自有它需要的东西。自有它与生俱来的知识。灵魂，这只可怜的鸟儿，抑郁不乐地栖息在解释的上层建筑之上，不知道往哪儿飞去才好。

眼睛暂时闭一下。这是一件荷兰人的苦差事，赛姆勒忽然想到，你得用抽水机抽啊抽啊，才能保住几亩干燥的地。向陆地侵袭的大海是对于事实和感觉的增加的比喻。陆地则是比喻观念的一块土地。

他想，既然没有事情需要他起来干，他可以再给睡梦一次机会，来富有想象力地为他解决某些困难的问题，于是他把那条没有接上电源、里面尽是筋筋块块的电热毯盖上身子。他的手指尖触摸到毯子的缎子滚边时感到很舒服，他睡意犹浓，但并不真的想睡。到了神志清醒的时间了。

他裹在电线圈里坐着。昨晚临睡的时候，水已经准备好了。他喜欢察看那些灰白的金属丝起变化。它们愤怒地复苏过来，迸发出纤小的火花，在派拉克斯试验瓶下面变得通红而坚硬。颜色越来越深。畏缩着。他只有一只好眼睛，左眼只能分辨明暗。但是那只好眼睛却乌黑明亮，像某些品种的狗那样，透过垂挂下来的眉毛，观察力非常敏锐。就他的身高来说，他那张脸显得小了。这样的组合，使他颇为惹人注目。

现在他老想到自己的惹人注目，并为此感到担心。一连几天傍晚，赛姆勒先生从第四十二街的图书馆回家时，在他平常搭乘的公共汽车上总看到一个扒手在扒窃作案。这个人在哥伦布圆广场上车，到第七十二街附近下手干这扒窃的勾当。赛姆勒先生如果不是一个拉着吊带站立的高个儿乘客，也许就不会用那只好眼睛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了。但现在他怀疑自己是不是挨得太近了，他是不是也给人看见他在看呢？他戴着墨镜，为的是随时随地保护视力，但他不可能给人当做是瞎子。他不用那种白色的手杖，只是颇有英国风度地带着一把卷拢的雨伞。而且，他没有双眼失明的神态。扒手也戴着深色的太阳镜。他是个强壮的黑人，穿着一件骆驼毛上衣，衣着异乎寻常的雅致，仿佛是出自伦敦西头的菲什先生的手艺，或者是杰明街的特恩布尔和阿塞尔公司的出品（赛姆勒先生对他的伦敦很熟悉）。这个黑人那用悦目的黄金镶边、龙胆紫色的滚圆的眼镜，正朝着赛姆勒转过来，但是他那张脸却流露出一只巨兽的厚颜无耻。赛姆勒并不胆怯，但是他在生活中碰到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有一大堆麻烦还在等待着被消化吸收呢，然而他可能永远也不会适应这类东西。他认为这个罪犯已察觉到有这么一个高个儿白种老头儿（冒充是个瞎子）的观察了，看到了自己犯罪作案的详尽细节了。居高临下地俯视，好像是观看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尽管他装做没有看见，而且当这个窃贼瞧着他的时候，也决定不转过头去，但是他那上了年纪、结实、有教养的脸却涨得通红，短短的头发竖了起来，嘴唇和牙龈都感到刺痛。在头颅底层，神经、肌肉和血管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地方，他感到有一种收缩，一种想要呕吐的感觉。这是战时波兰的气息正在通过受伤的组织——神经绝缘套管，他这样想。

公共汽车还可以忍受，地铁可真要他的命。他是否非得放弃乘公共汽车不可呢？他不像一个在纽约的七旬老人那样关心自己的事情。这始终是赛姆勒先生的一个问题，他不知道自己的年纪，也不领会自己的处境。在这里，没有地位，没有那些随着在纽约有一笔五万元的收入而可能享有的微小的特权——俱乐部会员资格、出租汽车、门役以及可靠的门路等等的保障。对他来说，这就是公共汽车，或者折磨人的地铁，自助食堂里的午餐。没有抱怨叫屈的理由，但是他作为一个“英国人”度过的那些岁月，作为华沙报刊驻伦敦记者的二十年留给他的那套生活态度，对一个住在曼哈顿的难民却并不特别有用。他谈吐里增加了适合在牛津大学特别校友餐后休息室里使用的措辞用语。他有一张大英博物馆的讲师那样的面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赛姆勒还是克拉科夫的一个小学生时就爱上了英国。这种毫无意义的举动，大部分已经被他抛弃了。他重新考虑了关于亲英的全部问题，狐疑地回想起萨尔瓦多·德·玛达里亚加[3]、马里奥·普拉兹[4]、安德烈·莫洛亚[5]和布朗伯尔上校[6]。他熟识这些杰出人物。但尽管如此，当他在公共汽车里碰见这个优雅的畜生，看着他扒窃一只钱包——那只钱包仍旧是打开着的——他还是采取了一种英国风度。一张毫无表情、洁净、一本正经的脸，宣布一个人没有逾越任何人的界限；一个人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心满意足了。但是赛姆勒先生高高的胳肢窝下面，还是热得直冒汗。当充气很足的车胎在第七十二街走了一个大弧形，同时发出一声有气无力的嗥叫的时候，他吊在皮带拉手上，被人们的身体围拥着，既承受着他们的重量，又把自己的重量压在他们身上。

事实上，他显然不知道自己的年纪，或者不知道自己站在生命的什么阶段。这你可以从他走路的样子看出来。在大街上，他紧张而迅疾，显得飘忽、轻盈而又漫不经心，皤皤白发在脑后飘动。横过马路的时候，他高高举起那把卷拢的雨伞朝那些冲过来的轿车、公共汽车、疾驶的卡车和出租汽车指着他自己要走的方向。这些车辆可能在他身上碾过去，但是他改不掉这样横冲直撞的作风。

由于这个扒手，我们就处于同无法无天相近的境界。他知道这个人是在河滨大道那段公共汽车上作案的。他见过他扒窃人家的钱包来着，他也曾向警察局报告过。警察局对他的报告并没有多大的兴趣。这使赛姆勒感到自己当时立即跑到河滨大道上一个公用电话间去的举动，简直像个傻瓜。当然，电话机早已给砸碎了。大多数室外电话都给砸碎了，捣坏了。这些电话间也是小便池。纽约变得比那不勒斯或者萨洛尼卡[7]还糟。从这一点来看，它好像是一座亚洲的、非洲的城市。就连这座城市的繁华区域也不能幸免。你打开一扇嵌着宝石的大门，出去就置身在腐化堕落之中，从高度文明的拜占庭的奢侈豪华，一下子就落进了未开化的状态，落进了从地底下喷发出来的光怪陆离的蛮夷世界。在这扇嵌着宝石的大门两边，很可能不论哪一边都是野蛮粗鄙的。比方说，在两性关系方面。赛姆勒先生开始领会到，这个问题在于取得特权，以及在文明秩序的保护之下，野蛮风尚的放任自流的生活方式，财产权，精密的技术组织等等。是的，一定是这样。

赛姆勒先生在一只方盒子里研磨咖啡，夹在两只瘦长的膝盖中间逆着时钟方向转动曲柄。他居家干活，行动之间带有一种特有的书呆子的笨拙。在波兰、法国、英国，他那个时代的学生，年轻的绅士，对厨房都是陌生的。现在他干着一度是厨师和女仆干的活儿。他怀着某种教士般的拘谨干着这些活儿。这是对社会地位下降的承认。历史的毁灭，社会的变革，这是超出个人的谦卑之外的。在波兰战争期间，他就克服了那些想法，彻底摆脱了那一切，特别是那种失去了阶级特权的愚蠢的痛苦。他凭一只眼睛照样能给自己补袜子，钉纽扣，擦洗自己的水池，春天他用一只喷水壶给自己的毛料衣服作过冬处理。当然家里也还有女人，他的女儿苏拉，他的内侄女玛戈特·阿尔金，如今他就住在玛戈特的公寓里。她们想得起来的时候就给他干干这些活。有时她们干得不少，但是这不足依恃，这种情况也不经常有。日常例行的事情还是他自己动手。可以想象到这正是他青春活力的一部分——由某些强烈的情感所支持的青春活力。赛姆勒理解这种强烈的情感。这是很有趣的——赛姆勒在那些穿着紧身运动衣裤的老年妇女身上，在性欲旺盛的老头子身上，看到他们在生活中借以按照至高无上的青年式作风行动的这种充满生命力的颤动。权力终究是权力——封建君主，帝王，神。何况，当然，没有谁能知道什么时候他该退出舞台。没有谁曾经同死神达成过合理而又体面的协议。

他把咖啡研磨机小斗里的粉末放在长颈烧瓶上面，发红的线圈变得更深，更白，然后变成全白的了。线圈的纽结点在发脾气。一串串水珠在闪烁着往上冒。打头阵的水泡一个个优美地冲到水面。接着它们都沸腾起来了。他把咖啡粉末倒进去，又在杯子里放了一块糖，一茶匙普利姆奶油。在床头柜里，他藏了一袋从若巴尔买来的姜汁蛋卷。姜汁蛋卷是装在一只透明的子宫形的塑料袋里的，袋口用一枚塑料夹子封着。那只四边包着白铜的床头柜本来是一只用来放雪茄的保湿箱，能保持食物新鲜。这是玛戈特·阿尔金的丈夫厄希尔·阿尔金的遗物。阿尔金三年前在一次飞机失事中死去，他是个善良的人。赛姆勒很想念他，悲痛地哀悼他。当他接受寡妇的邀请，在西第九十街这座大公寓里占据一间卧室的时候，赛姆勒要求把阿尔金的这只保湿箱搬到他的房间里去。玛戈特自己就是善于动感情的，她说，“当然啦，姑夫。您这是多好的想法。您可是真爱厄希尔。”玛戈特是德国人，气质很罗曼蒂克。赛姆勒却是另一种人，他甚至也不是她的姑夫。她是他妻子的侄女，他的妻子在一九四〇年死于波兰。他的已故的妻子，这个寡妇的已故的姑母。不论你往哪儿看，或者不论你想往哪儿看，你看到的就是这些已故者。有些人也就处之泰然了。

他从一只放在窗台上的开了两个三角形孔洞的罐头里喝起葡萄汁来。窗帘在他走近的时候分开了，他向外眺望。尽是些褐石、栏杆、凸窗、锻铁。像集邮簿里插贴的一张张邮票——高大建筑物的暗褐色圆花饰被深黑色的铁花格子窗和波纹水落管掩盖了。这种以资产阶级的紧密坚固为形式的人类生活，在这里显得多么沉重。企图万古不灭的想法是可悲的。我们现在正准备飞向月球。人们像烧瓶里的那些水泡，能有个人期望这样的权利吗？但是人们对于他们生活条件的悲剧性的特点也过于夸大了。他们过于强调了那些已经崩溃的信念。过去相信的，信任的，今天辛酸地被包围在无情的嘲笑之中。人们就是这样解释这种被他们拒绝的资产阶级稳定性的污点。这也是不适当，不正确的。人们今天在证明懒散、愚蠢、浅薄、混乱、贪欲是正当的——把往日受到人们尊敬的东西翻了个个儿。

这就是赛姆勒向东眺望见到的景色，一个柔软的沥青的肚皮正在升起，在肚子里铺设着冒着水蒸气的下水道的肚脐。裂开的人行道上一堆堆垃圾箱。褐石的建筑物，像他自己住的那样一幢幢黄砖砌的装着电梯的大楼。电视机的天线构成的一片片小小的丛林，像鞭子一般，优美的颤抖的树枝形的神经细胞，从太空摄取形象，把兄弟情谊和交往，带给幽闭在公寓里的人们。哈得逊河在赛姆勒和新泽西的那些斯泼莱大企业之间，自东向西逶迤而来。这些企业在它们之间的夜空中闪烁着电光广告：“斯泼莱”。只是这时他已经一只眼睛失明了。

在公共汽车里他却一直看得很清楚。他看见一个人在犯罪作案。他向警察报告过，并没有引起他们多大震动。他此后本来可以不再乘那路汽车，但是相反他竭力想重复这种经历。他到哥伦布圆广场去，在那儿逛来荡去，直等到他又看到他想看到的那个人。有四次使人着迷的时刻，他曾看过扒窃是怎么干的。第一次在下午，他低头看见从后面伸过来一只男人的手在提扣环，轻轻地把一只女用手提包拨斜了打开。赛姆勒看见一只修剪得光光的黑人的中指不慌不忙地，不带一点儿犯罪的颤动，把一只装着社会救济金卡或是信用卡、金刚砂棒、一支唇膏和珊瑚色卫生纸的塑料夹拨到一边去，拉开一只零钱包的扣子——里面放的是绿色的钞票。仍然是不慌不忙地，几根手指取出了钞票。然后，像医生在病人的肚子上轻轻碰一碰似的，那个黑人把手提包推回原处，把拉开的扇贝形扣环合上。赛姆勒感到自己羞惭得无地自容，他紧张地缩着脑袋，咬紧了牙关，可是仍旧盯着那只已经扒窃过的漆皮手提包在那个女人的臀部上晃动。他发现自己在生那个女人的气。气的是她居然一点也没有觉察。真是个笨蛋！装了满脑袋的蠢料却出来转悠，本能等于零，简直不了解纽约。这时那个男人从她身边转过身去，他穿着骆驼毛的上衣，肩膀很宽。那副克里斯汀·迪奥首创设计的太阳镜，那个用缀着别针的领子包着的结实的喉咙，还有那飘散出来的樱桃色的丝领带向前突了出来。在一只非洲鼻子下面，有一撮修得短短的胡髭。赛姆勒相信，只要稍凑近一点，他就能从那件骆驼毛上衣的前襟闻到法国香水的气味。这个人当时没有察觉到他？也许他回家的时候曾经给盯过梢？这一点赛姆勒拿不准。

对于这种魅力、风度，扒窃的艺术，他毫不在乎。在他看来，他们不是社会的英雄豪杰。这件事他曾经跟一位年轻的亲戚安吉拉·格鲁纳谈论过。安吉拉是安纳德·格鲁纳的女儿，安纳德现在住在新罗切尔。他在一九四七年把赛姆勒从萨尔茨堡[8]难民营里找出来，带到美国。因为安纳德（伊利亚）·格鲁纳怀有东半球[9]的家庭观念，他在意第绪文报纸上查看难民名单，发现了阿特和苏拉·赛姆勒的名字。安吉拉一星期有好几次要上赛姆勒他们那个地区去，因为她的精神病医生就住在他们附近，她常常顺便去看望他们。她漂亮、热情、富有，因而始终是社会和人类的重要成员。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学文学，主要是法国文学，读的是萨拉·劳伦斯学院。于是赛姆勒先生就得费老大的劲去回忆一九一三年他在克拉科夫读过的巴尔扎克。回忆那个逃犯伏特昂，他怎样从囚船上逃走。死里逃生的人[10]。不，对于这个亡命之徒的罗曼史，他可没有多大用处。安吉拉给黑人杀人犯和强奸犯捐钱作辩护基金。当然，这是她的事。

但是赛姆勒不得不承认，看见那个扒手偷窃一次，他就渴望再看一次。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一件强有力的大事，因此他不正当地——那违反了他自己坚定不移的原则——渴望再看一次。他毫不费力就回想起过去读到的一个细节：《罪与罚》中有这样一个时刻，当时拉斯科尔尼科夫举起斧头往那个老太婆赤裸的头上砍去，她那抹着油的薄薄的头发，一根耗子尾巴似的辫子用一把破旧的牛角梳子系在脖颈上。那就是说，恐惧、罪愆、谋杀，使所有的现象，生活经验中最平常的细节都变得生动起来了。邪恶和艺术一样，其中寓有启发。当然，这像恰尔斯·兰姆[11]写的一则故事一样，为了烤一只猪，烧毁了一所屋子。是否非要一场大火不可呢？你需要的不过是在适当的地方生一堆有限的火而已。但是尽管如此，在小猪没有烤熟之前，就要求每个人都以高姿态来禁止自己点火，那未免太过分了。不过当赛姆勒下了公共汽车打算给警察局打电话的时候，他从这件扒窃罪行中还是得到了扩大视野的好处。天空更加明亮——这是下午后半晌，夏令时间。这世界，这河滨大道，被恶意地照亮了。说是恶意，是因为明亮的光线把万物都变得那么清晰可见，而这种清晰却在嘲弄明察秋毫的阿特·赛姆勒先生。一切形而上学家们都请来看吧。这里就是这种情况。你决不会看得更清楚了。你懂得这是什么意思吗？这个公用电话间铺着金属地板，两扇绿色的折门装着光滑的铰链，但是地板因为小便渍发出触鼻的臭气，塑料的电话给砸烂了，一段残余的电话听筒吊在电话线的末端。

他跑了三个街区还没有找到一架可以往里面安全地投进一枚一角硬币的电话，于是他走回家去。在他的门厅里，大楼管理处装了一道电视屏幕，这样，门役就能监视罪犯。但是门役总是跑开到别的地方去，发光的长方形的嗤嗤作响的电子屏幕上是一片空白。脚下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毯，像肉汁般的棕褐色。电梯里面的那扇门，是柔软的黄铜制成的菱形格子的折叠门，显得肮脏而微微发光。赛姆勒走进公寓，在门厅的沙发上坐下来，玛戈特在沙发上铺了伍尔沃斯公司的方块印花大手帕，系在沙发的四角，别在旧软垫上。他拨了警察局的电话号码，说：“我要报告一桩案件。”

“什么案件？”

“一个扒窃罪犯。”

“请等一下，我给您接过去。”

一阵很长的嗡嗡声。一个带着冷淡或者是倦怠的呆板的声调说：“什么事儿呀？”

赛姆勒先生用他那口带外国腔的波兰牛津英语想尽可能地说得直截了当，简练而又真实。为了节省时间，避免复杂的质询和不必要的细节。

“我想报告我在河滨大道的公共汽车上发现了一个扒手。”

“唔。”

“您说什么？”

“对，我说对；您报告吧。”

“一个黑人，身高大约六英尺，体重约摸两百磅，年纪三十五岁光景，人长得很漂亮，穿得也非常讲究。”

“对。”

“我想我应该报告。”

“对。”

“你们打算采取任何行动吗？”

“我们应该这样，不是吗？您叫什么名字？”

“阿特·赛姆勒。”

“好吧，阿特。您住在哪儿？”

“亲爱的先生，我愿意告诉你，可我在问你，你们准备把这个人怎么办？”

“您认为我们该怎么办？”

“把他关起来。”

“我们得先逮住他。”

“你们应该安排一个人到公共汽车上去。”

“我们腾不出人到公共汽车上去。公共汽车那么多，阿特，我们的人手不够。有很多的会议、宴会、重要人物和高级将领等等要我们去做保卫工作。阿特，有很多夫人小姐上洛德和泰勒、蓬威特、萨克斯公司去买东西，可是等她们走过去抚摸商品的时候，却把钱包忘记在椅子上。”

“我理解。你们没有人手，而且还有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和政治压力等等，但是我能够指出这个人来。”

“下次再说吧。”

“你们不需要把他指出来吗？”

“我们自然要，可是我们有一张待办事项表。”

“我也得记在你们的表上吗？”

“对啦，阿瑟。”

“是阿特。”

“阿特。”

在明晃晃的灯光下，阿特·赛姆勒上身向前倾着，紧张地坐在沙发上，像个摩托车比赛者给路上飞来的一块卵石打中了额角一样，微微感到昏眩，咧着嘴微笑。美国！（他自言自语）你在世界各处大肆宣扬，你是一切国家中最值得向往、最值得仿效的一个国家。

“我认为，我完全懂得您的意思，长官——侦探先生。这个人还要偷窃很多人，可是对此您不打算有所行动。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静默证实了这一点，尽管这并不是平常的静默。赛姆勒说：“再见，先生。”

在这以后，赛姆勒本该避开这路汽车，可是相反他比过去乘的次数更多了。这个窃贼有一条固定的路线，而且为了乘车，为了干这行买卖，他衣着讲究。他总是衣冠楚楚。有一次赛姆勒先生看见他竟然戴了一只金耳环，虽然并不感到惊奇，却给予他强烈的印象。他实在憋不住了，于是破天荒第一遭他给他的内侄女也是他的女房东玛戈特和他的女儿苏拉谈起这位漂亮、引人注目的、傲慢的扒手，这位非洲王子或者大黑兽，在哥伦布圆形广场与威尔第广场之间寻觅可以吞食的对象。

对玛戈特来说，这是很迷人的。凡是迷人的事物，她都准备从早到晚，从各个观点，怀着她那种十足德国式的学究气讨论个没完。这个黑人是谁？他的出身，他的阶级或种族的观点，他的心理观点，他的真实感情，他的审美观点和政治观点如何？他是不是一个革命家？他会不会是为了支援黑人游击战？要不是赛姆勒在脑子里思考自己的事情，他实在没有办法坐定下来跟玛戈特絮聒。她是个很可爱的女人，可是在理论问题上却使人厌烦得要命。一旦她安定下来，专心致志地讨论一个正经的题目时，那你就不知所措了。他之所以要给自己磨咖啡，在自己的试验瓶里烧开水，把姜汁蛋卷放在保湿箱里，甚至在脸盆里小便（踮起脚尖沉思冥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话：动物本性由于不断处于劳苦之中而怀有的与生俱来的悲哀），为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每逢玛戈特一本正经要思考时，早上的时间就算完蛋了。他有过这种经验教训，有一个星期她想分析汉纳·阿伦特的警句“平庸之恶”，于是把他留在起居室里，坐在一张沙发（那是用泡沫橡皮铺在胶合板上做成的，由四根截成两英寸长的管子支撑着，靠背是全部用深灰色的斜纹粗棉布做套子的软垫）上。他没法说自己在想什么。一则是因为她很少停下来听别人说；二则他怀疑自己能否把自己的意见说清楚。何况，她的家人大部分都被纳粹分子杀死了，他自己的家人也是如此。只是她本人在一九三七年侥幸逃了出来。他可不是这样。他、他的妻子，还有苏拉在波兰遇上了这场战争。他们上那儿去是为了清理他岳父的产业。律师本来会处理这件事的，但是对安托尼娜来说，她亲自处理具有重要意义。她于一九四〇年被杀，她父亲的光学仪器厂（一爿小厂）也被迁到了奥地利。战后没有给予赔偿。玛戈特因为她家在法兰克福的财产，接受了西德政府付给的赔款。阿尔金没有给她留下多少财产，她需要这笔德国人给的钱。你不能跟处于这种情况之下的人们争论。当然，他也有自己的情况，她也承认。他实际上已经饱经忧患，失去了妻子，失去了一只眼睛。虽然如此，他们还是能从理论上讨论眼前这个问题的，纯粹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赛姆勒姑夫坐在帆布折椅里，膝盖抬得高高的，墨镜遮住了他那灰白色浓眉下的眼睛，叉状的神经从额角隆起的部位向下伸展，而那张大嘴下定决心保持缄默。

“这个观点是说，”玛戈特说，“在这里邪恶是没有伟大精神的。那些人都是太微不足道了，姑夫。他们不过是一些平凡的下层阶级的人物，是管理人员，小官僚，或者是‘流氓无产阶级’[12]。一个群众的社会不会产生大罪犯。这是由于遍及整个社会的分工打破了一般责任心的全部概念。代替这种一般责任心的是计件工作。这就像没有参天大树的森林，你只能向往那些根子扎得很浅的花花草草。现代文明再也创造不出任何伟大的杰出人物了。”

已故的阿尔金，对于玛戈特一向是深情而且溺爱的，但是他知道怎样才能使玛戈特闭口无语。他是个身材颀长的人，容光焕发，头发半秃，胡髭浓密，头脑十分敏锐。他的专业是政治理论。他在亨特学院教书——教女学生。那些媚人的、愚蠢的、荒谬的女孩子，他常常这么说。她们时不时会出现一种强有力的女性的智力，可是非常爱生气，非常爱抱怨，性的意识太多，这些可怜的人儿。他在去辛辛那提一个希伯来学院讲学的途中因飞机坠毁而身死。赛姆勒注意到他的遗孀现在往往在模仿他。她变成了一个政治理论家了。她用他的名义说话，好像他本来可能会这样说，而又没有人来维护他的观点似的。这也是苏格拉底和耶稣的共同命运。阿尔金对玛戈特的折磨人的谈话，在一定程度上是表示欣赏的，这一点必须承认。她的废话使他乐，他会在胡髭下面咧着嘴暗笑，他张开两只细长的手臂支着梯形的软垫的两端，穿着袜子盘膝而坐（他一坐下就脱掉了鞋子）。但是等她谈了一会儿以后，他会说：“够啦，这种魏玛的感伤主义够啦。打住吧，玛戈特！”他那种打断玛戈特的大丈夫气概的话语，如今在这间歪歪斜斜的起居室里再也听不到了。

玛戈特生得矮小，浑圆而丰满。她那穿着网眼黑长袜的腿，尤其是两只小腿，显得特别臃肿。她一坐定，就像舞蹈家那样伸出一只脚，脚面向前弯曲着。她用一只结实的小拳头撑着腰臀部。阿尔金有一次对赛姆勒姑夫说，只要有人从正确的方向瞄准，她可是个第一流的用具。她是一个好人，他告诉他，但是她那份精力充沛的善良可能严重地运用不当。赛姆勒自己也看到这一点。她不能洗一只番茄而不弄湿两只袖子。这里曾在夜间被盗窃过，因为她为了欣赏落日把窗子拉了起来，事后又忘了把它关好插上。窃贼从窗下面的屋顶爬进了餐室。她挂在项链下面的金属小盒、项圈、戒指以及那些传家宝在感情上所具有的价值，保险公司是领会不到的。现在餐室里的窗子都钉起来关上了，而且遮了窗帘。一天三顿都点上蜡烛吃饭。光线刚够看得见镶在框架里的那些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复制品，玛戈特隔着桌子端菜递汤，汤汁溅污了桌布。她那动人的展唇微笑，显得隐晦而温柔，露出皎洁但不完美的纤细的牙齿，深蓝的眼睛，没有一丝儿邪恶。一个使人感到麻烦的人儿，是那么心甘意愿，喜气洋洋，意志坚强，举止笨拙。杯盘碗碟、刀叉餐具都是油腻腻的。她也会忘记放水冲洗厕所，但是你很容易就能做到和所有这一切相安无事。叫你苦恼的是她那股认真劲儿——考虑世间一切事物，她都用那种德国人的固执，似乎做了一个犹太人还不够麻烦似的，这个可怜的女人还是个德国人。

“唔，您的意见怎样，亲爱的赛姆勒姑夫？”最后她问道，“我知道，关于这个问题，您是考虑过的。您经历过很多事情。您跟厄希尔还谈起过那个疯老头儿——拉姆科夫斯基国王，那个洛兹人……您是怎么想的？”

赛姆勒姑夫面颊上的肌肉显得很结实，他的气色就一个七十多岁的人来说是很好的，而且他脸上的皱纹也不多。但是在左脸，在那只失明的眼睛那边，却显出细长的一条条纹路，就像你在一块碎裂的玻璃或者一块冰里看见的那样。

回答是没有用的，这会引起更多的讨论、解释。可是既然有一个人问自己，赛姆勒是个老派人，从礼貌上考虑也有必要回答几句。

“把本世纪的严重罪行变成平淡无奇，可不是陈腐的观念。就政治上、心理上来说，德国人有一种天才的观念。陈腐不过是伪装而已。要使行凶杀人不为人所诅咒，最高明的办法岂不就是把这种罪行变成看起来是稀松平常，使人感到厌烦或者老一套吗？他们以惊人的政治洞察力发现了一个伪装这个罪行的方法。知识分子不理解这一点。他们是从文学中获得像这类问题的概念的。他们料想一个邪恶的英雄就像是理查三世那样的人物。但是你以为纳粹不知道什么是行凶杀人吗？每个人（只有一些女学者除外）都知道什么是行凶杀人。自古以来人人皆知。最优秀最纯粹的人，从远古时代就知道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视这种亘古以来的认识，决不是陈词滥调，其中有一种企图侵犯生命的神圣性的阴谋。陈词滥调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意志在企图消灭良知的时候采取的伪装。像这样一种计谋难道是微不足道的吗？这位女教授的敌人就是现代文明本身。她只是利用德国人来攻击二十世纪——按照德国人发明的说法来否定它，利用一部悲剧的历史来推销魏玛知识分子的愚蠢观念。”

争论！解释！赛姆勒想。一切人都会向一切人解释一切事物，直到下一次、新的共同的说法又准备好了为止。这种说法，作为大约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彼此传告的东西的残余，它也将像旧的说法一样是一种虚构。也许更多现实的因素会体现在新的说法之中。但是重要的考虑是生命应该恢复它原有的丰富，正常的心满意足的饱满。一切旧的发霉的东西都应该予以摧毁，当然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更接近于自然。为了使现代的方法所取得的种种成果保持平衡，我们必须更接近自然。在工业和战争中，德国人曾经是利用这种方法的巨人。摆脱了合理性和深谋远虑、机构、计划、技术的约束，他们有了罗曼史，夸大狂，独特的美学狂热。这些，也像是机器——美学机器，哲学机器，夸大狂机器，文化机器。机器意味着系统性。系统要求平庸，而不是伟大。系统以劳动为基础。劳动与艺术相连接是陈词滥调。由此产生了有教养的德国人对一切陈腐平庸事物的敏感。它揭露了方法的统治，方法的力量，以及德国人对方法的屈从。赛姆勒对这一点一清二楚。他对解释中寓有危险和耻辱抱有戒心，但他不是一个平庸的解释者。即使在往昔的岁月，在他是“英国人”的那些日子里，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那些可爱的日子里，当他住在大罗素街，结识梅纳特·凯恩斯[13]、李顿·斯特雷奇[14]和赫·乔·威尔斯[15]并且热爱“英国人”的观点的时候，在那大浩劫，具有那样的强度、那样的空间、那样的空虚的人类战争的物理学（那充满着活力，充满着在各个人身上产生的直接行动——从生物学上看，可以同生育相比美——的时代）出现以前，他对于自己有关德国人的判断，从不寄予多大的信任。魏玛共和国在任何方面对他都没有吸引力。不，只有一个例外——他赞美它的普朗克们[16]和爱因斯坦们。此外，几乎再没有任何人值得称道了。

总之，他不准备充当那种和蔼可亲的欧洲式的姑夫，让这个世界的玛戈特们可以从早到晚和他展开高水平的讨论。玛戈特本来喜欢他能跟在她的后面在公寓里团团转。这当儿，她花了整整两个小时打开从杂货店买来的一包包食品，寻找一包午餐吃的意大利香肠，实际上香肠早已放在搁板上了；这当儿，她用短小而结实的手臂拍打和铺平卧床（厄希尔死后，她虔诚地把这间卧室一切保持原状——这里放着他的转椅、脚凳，那些划了许多杠杠条条的霍布斯[17]、休姆[18]、维科[19]和马克思的著作），一面讨论着问题。他发现自己即使能插进一句话，也是马上被她的长篇大论包围住并且打断了。玛戈特仪态万方地往前走着，她热切希望做好事。而她确实是善良的（这是关键问题），对人类生活中的每一个重大问题——关于创造力，关于青年、黑人、穷人、被压迫者、受害者、罪人、饥饿的人等等问题，她都是无限地、令人痛苦地、无望地站在正确的一边，最恰当的一边。

厄希尔·阿尔金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使人在他死后经常想起。这句话是，他说他好像干一件坏事似的学着做好事。他准定是一向把自己的妻子想象成性的伙伴。她可能曾经逼着他在性爱上搞出点创造发明，从而把一夫一妻制变成一种迷人的需要。玛戈特常常记起厄希尔，她谈起他的时候，总是像德国人那样，管他叫她的男人。“我的男人在世的时候……我的男人常说。”赛姆勒为他这位寡居的内侄女感到惋惜。她品格高尚，但是她又使你腻烦，她残忍地侵袭你的时间，你的思想，你的耐心。她谈论那些不值钱的便宜货，在她那层楼里收集废物和便宜货，她还繁殖这种便宜货。比如，你瞧，她想栽种的这些植物。她种鳄梨核、柠檬子、花生和土豆。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些栽在盆里的劳什子更芜秽又更没有价值呢？灌木和藤蔓爬得满地都是，竭力想爬到悬挂食品的绳子上去，参差不齐地怀着希望以扇子的形状伸向天花板。鳄梨的茎秆看起来像点燃发光以后跌落回来的爆竹梗子一样，长了几片有锈斑的、尖长的、患着炭疽病的发光的叶子。这种植物学中的丑类，这种经过多少次用叉子挖啊，用水浇啊，花了多少心血和劳动，寄托了多少心意和希望而得到的产物，告诉了你些什么呢？首先，它告诉你那些个别的事实都充满了信息和意义，但是你拿不准这些信息到底意味着什么。她要在起居室里盖一座凉亭，一道由光滑的绿叶构成的屏障，花卉，一座花园，享受清新和美的乐趣——一些像女种子培植者，拥有蓄水池和花园的女族长那样培植的东西。人类，渴望各种象征，总想表达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在这中间，那扇子一般伸展着光秃的羽毛管似的东西，没有孔雀毛那样的姹紫，没有悦目的湛蓝，没有纯粹的翠绿，在你眼前只是些斑斑点点。是不是由此可以立即得到一种人类的温暖的感情呢？不，你无法肯定。那种急煎煎的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劲头，使赛姆勒头疼。最糟的是，这些破烂的花花草草不愿意也不可能作出相应的回答。这里没有足够的阳光，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啦。

可是提起乱七八糟的东西，她的女儿苏拉更严重。他跟苏拉一起生活了好几年，就住在百老汇东面。她搞来的稀奇古怪的东西，对她的老父亲来说是太多了。她热情地收集东西。说得简单一点，她是个清道夫。他不止一次看见她在掏百老汇的那些废物篮（或者，像他现在仍然这么叫的：垃圾箱）。她年岁不大，人也长得不难看，如果把她的穿着一样样分开来看，甚至穿得也不错。要不是她是这么个明摆着的傻瓜，也许整个效果还不至于流于庸俗。她穿一条颜色像台球桌面的绿色超短裙，露出了她那两只有性感的轮廓而没有内在色情的大腿，腰间系着一根阔皮带；罩在肩膀和胸部上的是一件粗糙结实的危地马拉绣花衬衫；她头上戴着像一个女性模拟人在推销员集会上戴的那种假发。她自己的头发微微有点卷曲，显得稍微有些走样，这使她很恼火。她哭嚷着说这是因为她的头发长得稀，说她长了一头男性的头发。头发稀显然是事实，但却并非男性的头发。诚然，这种头发根本就是从赛姆勒的母亲——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那儿遗传下来的，说它是什么样的都行，但决不是男性的头发。可是谁知道有多少两性之间的麻烦和纠纷跟苏拉的头发有关呢？你跟随着一道想象的照明的光线从这个苦恼的头顶掠过鼻子，你可以看到这鼻子本来长得挺好看，可是因为不停地活动给扭歪了，掠过那两片爱发表荒唐意见的嘴唇（肿胀而且涂成了深红色），从乳房之间往下，直到身体的中部——准定在哪儿有什么问题！赛姆勒老是听她说她怎样把假发拿给一位有名的理发师，要他把假发做成波浪形，理发师又是怎样叫喊说，请把假发拿走！这种便宜货不值得他动手！赛姆勒不知道这是否牵涉到一个搞同性恋爱的设计师的一次孤立事件，或者是在好几次互不相干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他在自己的女儿身上看到很多松散的成分，应该连接起来但是实际上没有连接起来的东西。比如，假发意味着正统观念。事实上，苏拉有犹太朋友。她似乎在西中央公园和纽约西区认识很多著名的寺院和会堂的拉比。不论哪儿有布道和不收费的演讲，她都要去听。赛姆勒说不出她这么大的耐心到底从哪儿来的。他听演讲超过十分钟就受不了。可是她睁着两只发疯似的、聪明的大眼睛，脸上洋溢着纯洁的表情，皮肤因为注意力集中而失去了光泽，坐在自己折起的裙子上，两膝间搁着那只购物袋，装着她收集来的废物、战利品、配给券和免费散发的印刷品。接着，她是第一个起来提问题的人。她同拉比、拉比的妻子和拉比的一家很熟悉——参加达达派关于信任、宗教仪式、犹太复国主义、玛萨达[20]和阿拉伯人的讨论。但是她也有信奉基督教的时期。她曾经在一座波兰女修道院里躲了四年，那时人们叫她斯拉娃，现在有时她只让人家叫她这个名字。在复活节的时候，她几乎总是一个天主教徒。她守圣灰星期三节[21]，正是由于她常常在两只眼睛中间沾上一块污迹，她才能让老赛姆勒清晰地看见她。一小股一小股的犹太卷发从假发下面垂挂到耳际，鲜艳的嘴唇，涂成深红色，显出怀疑一切的神气，指责着，断言着某些与她的生活要求，与她要求成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不管后果怎样——的权利有关的实际问题。总是滔滔不绝的议论，嘴巴补充着那双吞没一切的深黑的大眼睛从疯狂的角度表现出来的前提。或许那并不全是疯话。但是她会跑回家来，说她在中央公园给骑警队撞倒在地上来着。他们想把动物园里跑出来的一只鹿重新捉回去，而她正聚精会神地在读《展望》上的一篇文章，他们把她冲倒了。但她总是兴致勃勃的。对赛姆勒来说，未免过分兴致勃勃了。夜里她打字。她一面打字一面唱歌。她的表哥格鲁纳博士雇用她给他打字。他是为了她才想出这份工作来的。格鲁纳把她从以色列，从跟她一样疯狂的丈夫埃森那儿救（可以说是救）了出来。十年前，他请赛姆勒去以色列把苏拉—斯拉娃领到了纽约。

那是赛姆勒第一次去以色列。时间短暂。为了处理一件家务。

埃森生得非常漂亮，显得才华横溢，他在斯大林格勒受过伤。后来，在罗马尼亚他同其他肢体残缺的老兵们一起被人从一列开动着的火车上推了下来。显然因为他是犹太人。埃森两只脚冻伤了，他的脚踝被截去了。“啊，他们喝醉啦。”他在海法说，“他们是很好的人——那些塔瓦里希[22]。可你知道，俄国人喝了几杯伏特加以后是什么样的人哪。”他对赛姆勒嘻嘻笑着。乌黑的卷发，一只漂亮的罗马鼻子，闪闪发光的、尖利的、毫无意思的沾着唾沫的牙齿。问题是苏拉—斯拉娃常常挨他的拳打脚踢，即使在他们新婚时期也是如此。老赛姆勒在海法的这套拥挤的、散发着石头气味的、粉刷过的公寓里，思量着窗外那些生活在温暖、清新的气氛里的棕榈树。苏拉按照一本墨西哥菜谱正在给他们做巧克力辣酱，把椰子磨碎撒在鸡脯上，一面抱怨在海法买不到酸辣调味品。“我给扔下火车的时候，”埃森兴致勃勃地说，“我想跑去见教皇。我拄了一根手杖走到了意大利。手杖就是我的拐杖，你知道。”

“我知道。”

“我走到卡斯特尔·甘多尔福。教皇待我们挺好。”

三天后，赛姆勒明白他应该把女儿带走。

他不能在以色列久留。他不愿意花费伊利亚·格鲁纳的钱。但是他到底游览了拿撒勒[23]，而且既然他已经近在咫尺，出于对历史的兴趣，还雇了一辆出租汽车去了加利利[24]。在一条铺着沙子的路上，他碰见了一个南美洲草原上的牧人。一顶大浅盘草帽系在大下颏下面，一条阿根廷灯笼裤塞在长筒靴里，一部道格拉斯·范朋克式[25]的胡髭，他正在给小动物拌食，那些小动物围在镀锌金属丝织成的网里，在他身边穿过来跑过去。水从一根水管里流出来，在阳光下显得清冽而欢快，流在黄色的粗谷粉或谷糠煮成的饲料上，就变成像橘子般的颜色了。那些小动物虽然胖嘟嘟的，动作却轻盈灵活，它们长得挺结实，皮毛闪闪发光，丰满而茂密。这些小动物是海狸鼠。寒冷地带的人把它们的毛皮做成帽子戴，做成妇女穿的外套。赛姆勒先生在加利利的阳光照射下，感到面孔发红了。他向这个人发问，用他那种像一个显贵旅客的低沉声调——一支纸烟夹在他那毛茸茸的指关节中间，袅袅烟缕飘过他那毛茸茸的耳际——他向那个牧人动问。这个人不懂希伯来语，也不懂耶稣的语言。赛姆勒只得求助于意大利语，这个在阿根廷饲养海狸鼠的牧人懂意大利语。他那结实英俊的面孔在看着他脚边贪吃的畜生。他是比萨拉比亚—叙利亚—南美洲人——一个来自南美洲大草原的讲西班牙语的以色列牛仔。

他亲自宰这些小动物吗？赛姆勒想知道。他的意大利语从来就不高明。“杀？宰？”[26]那个草原牧人明白了。到一定时候，他自己动手杀死它们。他用一根棍子打它们的脑袋。

这样对待自己饲养的一群小畜生，他一点都不在意吗？他不是从它们很小的时候就熟悉它们的吗——对其中个别的都没有怜惜之心吗——中间没有他特别喜爱的吗？牧人一概否认。他摇着他那漂亮的头。他说这些海狸鼠都很笨。

“它们很笨[27]。”

“再见[28]。”赛姆勒说。

“再会[29]，一路平安[30]。”

出租汽车把赛姆勒先生送到了卡波诺姆，耶稣曾经在这里的会堂布道过。他从远处眺望了皮蒂杜德斯山。假若用两只眼睛来凝视那山色的浓郁和匀净，也许会感到很不相宜，几叶渔船好不容易才把浓郁而匀净的山色劈开——湛蓝的海水，显得异常浓郁而凝重，仿佛沉落在叙利亚童山濯濯的高冈之下。当赛姆勒伫立在矮矮的、绿叶招展的香蕉树下时，他百感交集，感慨万千。

在那邈古的时代

人们的脚步就登临……[31]

然而，那是英国葱绿的群山。而对面的这些群山，却像光溜溜的蛇似的蜿蜒逶迤，没有一丝儿绿意。它们微微发红，点缀着烟雾缭绕的洞穴和那由非凡的天工创造的奇景在上空熠熠闪光。

生命中遭遇的许多经历和印象，似乎不再在各自特定的空间循序出现，也失去了它们各自可以辨认的某种宗教或美学的重要意义，但是人类忍受着种种毫没来由的屈辱，各式各样的屈辱，一个漫长的生命包含着几个生命的屈辱。事实上，人类的全部经验现在正把每个生命都包纳在它的洪流之中。把历史的所有时代都变作同时存在，强迫那脆弱的人去接受，去记住这一切。而由于数量浩瀚，剥夺了他把心头的意图向别人倾吐的力量。

唔，这就是赛姆勒第一次到圣地去的情况。十年以后，为了另一个目的，他又去了一次。

苏拉跟着赛姆勒回到了美国。她从埃森手里被拯救了出来。埃森常要揍她，他说因为她上天主教神父那儿去，因为她爱说谎（说谎骗人惹得他生气，据赛姆勒推断，患偏执狂的人要求绝对真实比其他疯子更强烈），苏拉—斯拉娃开始在纽约持家，也就是说在这个新世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堆积乱七八糟东西的中心。赛姆勒先生，一只彬彬有礼的瘦猴儿（这是格鲁纳博士给他起的绰号），一位体贴的父亲，每当一件废物拿到他面前的时候，他都低声细语地表示赞赏。但在某些心情之下，他却是个火爆性子，要是谁惹恼了他，他比别的人更狂暴。事实上，他之所以向波恩政府要求赔偿，除了因为他们使他的眼睛失明以外，还因为他的神经系统所受的损伤。狂怒发作，尽管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却是挺伤身体的，会使他因周期性偏头痛而卧床不起，处于癫痫症愈后的状态。这时他就得在一间黑屋子里直挺挺地躺上四五天，两只手握得紧紧地搁在胸前，精神上创伤累累，痛苦不堪，别人对他说话，他一句也回答不出来。跟苏拉—斯拉娃在一起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连串这样的旧病发作。首先，他受不了格鲁纳让他们住进来的这座大楼，墙壁弯弯曲曲地倒向一边，他也受不了要走进附近中国人开的洗衣店的那道地下室楼梯。门厅也使他恶心，瓷砖地板像发黄的牙齿嵌在污垢里，还有那发臭的电梯通道。在浴室里苏拉养了一只从克雷斯格公司买来的供复活节用的小鸡，小鸡已经长成一只老母鸡，栖立在澡盆边上咯咯直叫。一直挂到春天还在的圣诞节的彩纸。这些房间本身就像沾满灰尘的红纸做的圣诞节的铃铛，折了一层又一层。那只黄脚母鸡有一天甚至闯进他的卧室，踩到他的文件和书籍上面去了。他知道阳光灿烂，天空一片蔚蓝，但是公寓人声鼎沸的巨浪，那沉重的、像大花瓶似的巴洛克式建筑，使他感到这间在十二层楼的房间像一只瓷器橱，自己就关在这只橱里，而那只魔鬼似的母鸡，发皱的黄脚竟然抓起他的文件，逼得他忍不住尖声叫了出来。

苏拉—斯拉娃这才同意他应该搬家。她见人就说她的父亲毕生最重要的事业是写一部赫·乔·威尔斯的回忆录，这项重要的事业弄得他精神紧张，使你没有法子跟他在一起过活了。她时刻想着威尔斯，一个罕见的伟大人物。威尔斯是她所认识的一个最令人尊敬的人。当赛姆勒一家住在布鲁姆兹伯里[32]的沃朋广场的时候，那时她还是个小女孩儿，可是凭着她那份孩子特有的天资，她准确地看出了她父母亲的激情——他们因为有高贵的亲戚而流露的骄傲，他们的谄上傲下的行为，他们跟英国最优秀的文人学士交往显得多么志得意满。老赛姆勒想起战前住在布鲁姆兹伯里的那些日子里，他领会他的妻子那种用手向下一挥的悄无声息的亲密的动作表达的含义，动作做得那么微妙，你必须是深知其人才能认出那是一种吹嘘自己的手势：我们跟英国最精粹的人物有着最亲密的关系。一个小小的缺点——几乎是一种营养品，消化剂——使安托尼娜的脸颊更柔润，头发更光溜，色彩更浓艳。假如区区一点儿仰攀显贵就能使她变得更漂亮一些（两腿之间变得更丰满一些——这种思想一冒出来，赛姆勒就不想去阻止这些内心的激流了），这中间自有为女性辩护的正当理由。爱情是最有效验的化妆品，但是还有别的东西。而这个小女孩儿实际上可能已经看到，只要一提到威尔斯的名字，在她母亲的身上就会产生一种社交和色情相连的影响。赛姆勒从不评论威尔斯的短长，他始终怀着尊敬回忆威尔斯，他知道他一向是一个像迷宫般异乎寻常的耽于声色的好色之徒。作为一个生物学家，作为一个关心权力与世界设计，也就是关心一种世界秩序的形成的社会思想家，作为一个向有教养的群众提供解释和看法的人物——作为这一切，他看来需要大量的风流瓜葛。如今，赛姆勒回想起威尔斯，会把他当做一个渺小的下层阶级的英国佬，一个才能和吸引力日益减退的衰老的家伙。在怀着苦痛向朱唇、酥胸和女人们珍贵的性的分泌液诀别之际，可怜的威尔斯，这位自然的导师，性的解放者，解释者，人类仁慈的祝福者，到头来只能攻击和诅咒一切人。当然，这些东西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他极度沮丧，他在最后生病时刻写的。

苏拉—斯拉娃说了些什么话，很有趣地又通过安吉拉·格鲁纳传给了赛姆勒。苏拉上东第六十街去看望安吉拉，她的表姊在这里拥有那些美丽、自由、富有的年轻妇女所理想的那种纽约的公寓。苏拉赞美这种公寓，表面看来没有一丝儿嫉妒，也没有一丝儿忸怩。苏拉，戴着假发，拎着购物袋，白皙的脸庞由于连续不断的激动（接收和传播言过其实的消息）而皱拢着，尽可能别扭地坐在安吉拉室内弄得过于舒适的软靠椅上，把瓷杯和叉子都沾上了斑斑点点的唇膏。按照苏拉的说法，她的父亲跟赫·乔·威尔斯交谈的时间长达几年之久。一九三九年他把笔记本都带到波兰，打算利用空余的时间写回忆录。正巧这当儿，波兰爆炸了。爸爸的笔记本卷进喷得一两英里高的火柱里去了。可是他（凭他那样的记性！）全都记在心里，你只消提出问题：威尔斯对列宁、斯大林、墨索里尼、希特勒、世界和平、原子能、公开的阴谋、星球的殖民等等说过些什么，爸爸都整段整段地记得起来。当然，他必须集中注意力。就这样，她反复思考了他搬到玛戈特那里去住的问题，最后变成了她自己的主意。他为了更好地集中注意力才搬走的。他说他留下的时间不多了。但是显然他说得太夸张了。他脸色那么好。

他就是这样一个美男子。上了年纪的寡妇总是向她问起他。拉比伊普希摩的母亲，很可能是拉比伊普希摩的奶奶。总之（安吉拉继续报告说），威尔斯曾经给赛姆勒谈起过一些事情，今天世界上还没有人知道。等这些谈话都发表了，准会使每个人都大吃一惊。这本书准备采用对话的形式，就像赛姆勒非常赞赏的怀特海[33]的那种对话录一样。

声音低沉，沙哑，带着一丝儿开玩笑的厚颜无耻的腔调，安吉拉（一个美丽的女人，就只有这方面粗俗）说，“她每天口不离威尔斯。您是不是跟赫·乔那么亲密，叔叔？”

“我们是很熟的朋友。”

“是密友吗？你们是知心的伙伴？”

“啊，我亲爱的姑娘，虽说我这么大年纪，我可是个现代人。这年头你找不到大卫和约拿单[34]、罗兰和奥利弗[35]那样的知心伙伴了。跟威尔斯交朋友是愉快的。他似乎也喜欢跟我交谈。至于说他的见解，他本人简直就是集智慧之大成。他尽可能把他那么多的见解都表达出来，而且一贯如此。我发现，凡是他讲过的，最后他都形之于文字。他像伏尔泰一样是个书写狂。他的思想非常活跃，他认为他应该解释一切，有些话他也确实说得非常好。像‘科学是种族的意志’。确实如此，你知道。强调这一点比强调其他集体的现象如疾病或罪恶好。当我看到一架飞机的机翼时，我看到的不仅仅是金属，而且看到这是由许多懂得压力、速度和重量的人齐心协力锻造出来的，他们在计算尺上计算数据，不论他们是印度人还是中国人，从刚果来的还是从巴西来的。但是，总的说来，他是一个明白事理的聪明人，在很多问题上他肯定是站在正确的一边的。”

“而您过去一向是对他感兴趣的吧？”

“是的，我过去一向对他感兴趣。”

“可她说，您这部伟大著作一分钟能写一英里长呢。”

她笑起来了。不仅是笑，而且是容光焕发地笑。在安吉拉身上，你能看到永不减退的色情女人的气质。这种女人气质你闻都闻得见。她穿着古怪新颖的服装，赛姆勒用仿佛来自宇宙的另一个部分的一种超然、不带丝毫偏见的眼光看着她这一身服装。那双白色的小羊皮高统靴算是什么？那套紧身衣裤那么薄，可是颜色却又发暗，又算是什么？所有这些想达到什么效果？那种叫做结霜的头发的作用，在这头母狮的嘴巴下面的那种颜色，增加胸部的自然魅力的那种昂首阔步！她那件受立体主义或孟德里安画派影响的、黑白相间的几何图形的塑料外套，她那条古莱奇和普契公司出品的裤子。赛姆勒在《时代》杂志和安吉拉自己给他送来的一些妇女杂志上看到过这些层出不穷的新鲜玩意儿，但是他并不那么密切注意。这类东西他也读得不太多。为了小心地保护视力，他把书页在他那只眼睛前面匆匆来回翻翻，硕大的前额反映出他内心所受的刺激。那只损坏了的左眼似乎转到另一个方向，独自专注于另一些不同的事情。就这样，通过急剧的变化，赛姆勒知道了瓦霍尔，在贝彼·简·霍尔若的声名历久不衰的时候知道了她有所谓真实“生活剧院”，越来越革命的裸体表演的勃兴，狄奥尼瑟斯69宇宙飞船的现场连接，披头士的哲学，以及在艺术领域的电子演出和抽象派绘画。安吉拉现在三十多岁，经济独立，非常富有，红润的皮肤，浅金色的头发，大大的嘴唇。她害怕肥胖症。她要么禁食，要么狼吞虎咽，吃得像个码头工人一样。她在一所时髦的健身房锻炼。他知道她操心的问题——不由得他不知道，因为她要跑来跟他详细讨论这些问题。可是她不知道他有些什么问题，他很少讲，她也很少问。况且，他和苏拉是接受她父亲赡养的人，是食客，随便你叫他们做什么都行。所以，每逢上了一阵子精神病学课以后，安吉拉就要来找赛姆勒举行一次讨论会，分析前一堂课的内容。这样，老人就知道她干了什么，跟谁一起干的，以及感觉如何，等等。凡是她知道该怎么说的，他就得听。他没有别的选择。

赛姆勒在大学预科读书的时候，有一次翻译了圣·奥古斯丁这样一句话：“撒旦在北方为自己建立了那些城市。”他常常想起这句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在克拉科夫，对这句话另有一种解释——犹太人居住的街道，黑黝黝的，鹅卵石铺成的路面上阴沉的、黏糊糊的黄泥有两英寸厚。人们需要蜡烛、油灯和铜壶，需要那切成太阳形状的柠檬片。这是对严酷的征服，而且总是借助于地中海的象征。黑暗的环境被异域输入的宗教神迹和本地的家庭舒适克服了。没有北方的威力，没有它的矿藏和工业，世界也许决不会达到这样惊人的现代形式。不管奥古斯丁怎么说，赛姆勒始终喜爱他的那些北方城市，特别是伦敦，它那份阴暗朦胧，它那么煤烟蔽天，它那灰蒙蒙的雨，简直是上天恩赐的乐事，还有那晦暗的环境提供的种种精神的和人性的机会，那里，人们向晦涩妥协，说话低声细语，人们不要求思想或动机充分清晰。但是现在对奥古斯丁这句古怪的话需要作新的解释了。留神听着安吉拉的话，赛姆勒感到世事演变，已非往昔。清教主义的一番苦心，现在行将化为乌有。黑暗的邪恶的工厂变成了明亮的邪恶的工厂。为上帝摒弃的恶棍摇身一变而成为欢乐的宠儿，穆斯林妻妾的闺房和刚果丛林里的那些性的方式，被纽约、阿姆勒特丹、伦敦解放了的群众所沿用。老赛姆勒满眼稀奇古怪的幻象。他看到启蒙运动在取得节节胜利——自由、博爱、平等、通奸！启蒙运动，普遍教育，普选权，为一切政府所承认的多数人的权利，妇女的权利，儿童的权利，罪犯的权利，已经确认的各个不同种族之间的团结，社会治安，公共卫生，人的尊严，要求伸张正义的权利——三个革命的世纪正在赢得胜利，与此同时，教会和家庭的封建联系削弱了，贵族的特权（不带任何义务）大大扩大了，民主化了，特别是性的本能的特权，不受任何禁令约束的，自发的权利，小便、大便、打嗝，以一切形式结成配偶，双方的、三角的、四角的、多角形的，一切以自然的、原始的为高尚，凡尔赛的悠闲奢华的创造才能与萨摩亚群岛芙蓉覆盖之下的色情的闲适相结合。如今邪恶的浪漫主义控制着一切，至少像圣殿骑士团[36]的奇怪的东方习俗一样古老，而从那时以来，充满了斯坦厄普夫人[37]们，波德莱尔[38]们，德·奈伐尔[39]们，斯蒂文森们和高更们[40]——这些热爱南方的野蛮人。啊，是的，圣殿骑士们。他们曾经敬慕过穆斯林来着。撒拉孙人[41]头上的一根头发比基督教徒的整个身体还宝贵。这样如痴如狂的热情！到如今，一切种族歧视，一切奇怪的色情的信念，游览观光与地方色彩，其中异国情调已被消除，只有那发疯的群众，继承一切为世人所贬低的事物，他们形成一种观念：做白种人就要生腐化病，而做黑种人就有治好这种疾病的力量。十九世纪诗人们的美梦污染了纽约大市区和郊区的精神气氛。在这之外，还有那些狂热分子的危险的、横冲直撞的、令人震惊的暴力行动，病情已十分深重。赛姆勒先生像许多已经目睹过一次世界崩溃的人一样，认为世界也许有再一次崩溃的可能性。他不同意他那些难友所谓末日已不可避免的说法，但是豪迈的信念似乎并不能赖以自卫，你已经闻得到腐败的气息了。你已经能看见文明的自杀的冲力在猛烈地向前推进。你怀疑像这样的西方文化，经过普遍传播是否能幸存下来——可能传播开去而被别的社会所采纳的，是否仅仅是它的科学技术或经营管理。或者，乘文明处于垂危之际而向它发动进攻的，正是它宠爱的知识分子，这是否能证明这些知识分子并非文明的最凶恶的敌人——他们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以理性的名义，以非理性的名义，以发自本能深处的名义，以性的名义，以完美的瞬息可得的自由的名义向它进攻。由于这等于是无限度的要求——是不知餍足，是对在劫难逃的人（死是必然的而且不可更改的）终将离开这个没有得到满足的地球的一种拒绝，所以，每个人都提出了一张填满了要求和不满的单子，没有协商的余地。不承认人类任何部门有供不应求的现象。启蒙运动吗？不可思议！可是已经达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是不是？

赛姆勒在苏拉—斯拉娃身上看到这一点。她来打扫他的房间了。他不得不戴上贝雷帽，穿了上衣在椅子上坐着，因为她需要新鲜空气。她在购物袋里装了打扫房间的用品——阿摩尼亚、粗纹纸、温德克斯[42]、地板蜡、抹布来到赛姆勒的房间，她坐在窗台外面擦窗子，把窗格往下拉到她的大腿边。她的纤小的鞋底留在屋里。在她的嘴唇上——一阵不相称的、不可知的、多肉的、半是当真半是梦幻的色情的迸发——一根纸烟在蒂头那儿烧光了。唔，还有那用牦牛和狒狒的毛加上合成纤维混合制成的假发。也许像所有妇女一样，苏拉是贫乏的——有数不尽的本能需要满足，需要男人的温暖和压力，需要一个婴儿来吃奶和被她喂养，需要女性解放，需要运用头脑，需要连续性，需要兴趣，兴趣！需要恭维，需要胜利、权力，需要拉比，需要神父，需要维持一切任性、疯狂的思想和行动的燃料，需要才智的高尚行动，需要文化，需要崇高。不承认任何不足。如果你想解决所有一切眼前的需要，那你就茫然不知所措了。即使考虑她自始至终干的这一切，往窗玻璃上喷射冷冽的泡沫，左手用抹布把泡沫擦去，她习惯用左手，因此胸部（没有戴胸罩[43]）向左摆。那既不是他对她的慈爱，也不是她对父亲的爱护。她一来到，就把门窗都打开了，赛姆勒先生积累和贮存的个人气氛，似乎全都给刮跑了。他房间那道后门是通向辅助楼梯的，从那儿冲进来一股来自滑运道的热烘烘的烧东西的气味，烧焦的纸片、鸡毛和内脏也卷进来了。那些波多黎各的清洁工带着半导体收音机，正在播放拉丁美洲音乐。仿佛有一种像宇宙射线那样的东西，为这种爵士音乐提供普遍的、永不消竭的源泉。

“哎，爸爸，搞得怎么样了？”

“什么搞得怎么样？”

“那部著作。写赫·乔·威尔斯的。”

“还是那个样子。”

“人家占据您的时间太多啦。您没有充裕的时间看书了。我知道您要保护视力，可是写得顺利吗？”

“顺利极了。”

“我希望您这不是开玩笑。”

“怎么，难道就那么重要，连玩笑都不能开吗？”

“哎，这可是挺重要的。”

是的，不错。他在喝早晨的咖啡。今天，就在今天下午他要去哥伦比亚大学演讲。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年轻朋友曾怂恿他去作一次演讲。他还得打电话给他的侄子格鲁纳博士，探问他的病情。似乎这位医生自己也住进医院了，动了一次小小的外科手术，有人这样告诉赛姆勒，在颈部开了刀。今天人们并不需要那样的讨论会。这是一个错误。他能不能请求原谅，爽约不去呢？不，大概不行。

为了保护他的眼睛，苏拉曾雇了一些大学生给他诵读。她自己就曾经试着给他读过，可是她的声音使他听了要打盹儿。她读半个小时，他脑子里的血就溜走了。她告诉安吉拉说，她的父亲想把她挡在他的高级活动之外。仿佛她们还得提防这位最信任她们的人似的！这真是一种令人非常痛苦的妙论。但是四五年来，她找了一些学生给他诵读。有的已经毕业了，如今从事专业或经商，但是仍旧回来看望赛姆勒。“他好像是他们的头头。”苏拉—斯拉娃说。较晚的那些诵读人是学生活动分子。赛姆勒先生对激进派运动很感兴趣。从他们的阅读能力来判断，这些青年接受的教育很贫乏。他们在他面前的时候，有时会在他的脸上引起（或者加深）一抹长长的、静静的微笑，除了他的眼睛失明以外，再也没有别的能比这种微笑给人更深刻的印象了。他们长发蓄须，肮脏，缺乏风度，是一些愚蠢的平等主义者。听他们给他读了几小时以后，他发现他还得给他们教诵读的学科，解释有关的术语，给他们分析词源，好像他们是十二岁的孩子似的。“Janua——拉丁语，是一扇门，因此，英语Janitor是看门人。”“Lapis——拉丁语，石头。英语Dilapidate，是倾圮、残缺的意思，这个词不能用于人。”可是如果能用于人的话，倒是可以用这个词来说这些青年。有些可怜的姑娘身上有股臭味，生活豪放不羁的主张害苦了她们。赛姆勒先生认为在人类本性中，有些部分需要控制得比其他部分更严些。在文明的种种任务和问题中，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女性生来容易粗野，身上的气味更多，需要更多的冲洗、修剪、绑扎、删除、修饰、洒香水和训练。这些可怜的小妞儿也许决定大伙儿一起发臭，以此来藐视一个建立在神经官能症和虚伪之上的腐败的传统，但是赛姆勒先生认为她们这样的生活方式有一个无法预见的后果，那就是丧失了女性的气质，丧失了自尊。在她们厌恶权威之际，她们对谁都不愿意尊敬，甚至连对她们自己都不尊敬。

不管怎样，他不再需要这些穿着肮脏的大皮靴，洋溢着小狗崽子（初次翘起了发红的生殖器，腮帮上长满了从冒着唾沫的胡须根发出来的脓疮）的那种无济于事、生动的同情的诵读人了，他不再需要他们呆在他的房间里，在那些需要解释的疑难的词句和思想上面伤着脑筋，在结结巴巴地读着汤因比[44]、弗洛伊德、布克哈特[45]、施本格勒[46]等人的著作了。因为他一直在读文化历史家——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47]、马克斯·希勒[48]、弗朗兹·奥本海默尔[49]的著作，附带涉猎阿多诺、马尔库塞[50]、诺曼·奥·布朗等人的作品，他发现他们是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家伙。同这些人的著作一起，他还阅读《浮士德博士》[51]、《阿尔滕堡的胡桃树》、奥特加[52]、瓦莱里[53]的关于历史和政治的论文。但是经过四五年这样特别规定的饮食以后，他就只想读一些十三世纪的宗教作家——如苏索[54]、陶勒[55]和梅斯特·艾克哈特[56]等人的著作了。进入七十岁以后，他仅仅对梅斯特·艾克哈特和《圣经》感兴趣了。这样他就不需要别人读给他听了。他在公共图书馆里通过缩微放大照片读艾克哈特的拉丁文著作。他读《训诫》和《箴言》，一次读几句《训诫》，一节古德语《箴言》——把书凑近他那只好眼睛。这时玛戈特在几间房间里来回打扫地毯。显然，她的裙子上已经粘上了很多毛茸茸的灰尘。她一边唱着歌。她喜欢舒伯特的浪漫曲。她为什么一定要把舒伯特的浪漫曲跟真空吸尘器的嗡嗡声混合在一起，这不是他能解释清楚的。他也不能解释有些人爱好那些拼凑起来的东西，比如鲟鱼三明治、瑞士乳酪、牛舌、塔拉牛排和俄国什锦配菜，就像人们在花色熟食店菜单上看到的那类东西。然而，有些顾客似乎就是要买这些东西。人类，不管你在哪儿碰上他们，总是那么盘根错节，层出不穷，供应着大量的怪东西，教你应接不暇。

比方说，一件拼凑起来的怪事，今天就使他陷于进退两难：一个从前给他诵读的青年，莱昂内尔·弗菲尔邀他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给一个讨论会谈谈关于三十年代英国的情况。由于某种原因，这件事吸引了赛姆勒。他喜欢弗菲尔。他是一个机敏的技师，不像是个学生，倒像是个企业创办人。他脸色红润，下巴颏蓄着棕色大胡子，细长的黑眼睛，大腹便便，柔润的头发，一双粉红色的笨拙的大手，响亮的老打断别人话头的嗓音，急匆匆的劲头，在赛姆勒看来是有其可爱之处的，但不足以信赖，仅仅可爱而已。那就是说，看着莱昂内尔·弗菲尔那种与众不同的苦心孤诣办事的作风，听着他那生命的瓦斯，他的燃料在嘶嘶作响，有时能给予赛姆勒莫大的愉快。

赛姆勒不知道这次到底是个什么研究班的讨论会。他往往心不在焉，不注意听别人说的话，因此他没有了解清楚；或许也没有什么要搞清楚的事；但好像他是答应过来着，尽管他连自己到底答应过没有也记不起来了。弗菲尔把他搞糊涂了。世间有那么多的计划，像这类的相互参照，那么多的知心话和希望保守秘密的要求，那么多的流言蜚语、欺诈、精神交流——像一股滔滔不绝的流水，向后，向前，向两侧，向上，向下，向四面八方流着；就像你翻开乔伊斯的《尤利西斯》[57]的任何一页，它始终是“在事物的中心”[58]。总之，看起来赛姆勒曾经同意去参加这次演讲的，作为一项学生的计划，帮助落后的黑人学生解决在阅读中遇到的困难。

“您一定要去给这些家伙讲一讲，这是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像您的这些观点，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弗菲尔说。粉红色的牛津布衬衫加深了他的脸色。那把大胡子，那只挺直的色情的大鼻子，使他看起来好像是弗朗西奥·普雷米埃。一个喧闹的、深情的、急切的、火山喷发般的、有事业心的人物。他在股票市场有一笔资金。他是给铁路工人担保的一家危地马拉保险公司的副总经理。他在大学里读的是外交史。他属于一个叫做外交部长俱乐部的通信协会。这个协会的成员们提出一个问题，比如克里米亚战争或义和团起义，然后把全部历史重演一遍，他们分别作为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的外交部长，彼此书信往返。他们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此外，弗菲尔还是一个忙于诱奸妇女、而且似乎特别是诱奸年轻的有夫之妇的登徒子，但是也挤出时间为残障儿童奔波。他给他们搞到了免费的玩具和曲棍球明星的签名照片。他挤出时间到医院去看望他们。他“挤出时间”。在赛姆勒看来，这是一个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美国事实。弗菲尔过着一种高能量的美国生活，简直达到了无政府状态和崩溃的地步，然而，却是全心全意的。当然，他正在接受精神病治疗中。他们都是如此。他们永远能说他们在生病，什么都没有忘掉。

“30年代英国的情况——您一定得去讲。这是我的研究班的讨论会。”

“讲那些陈年老账吗？”

“正是。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讲布鲁姆兹伯里？就讲那一切？可这是为什么，又为了谁呢？”

弗菲尔给赛姆勒叫了一辆出租汽车。他们颇有气派地向近郊驶去。弗菲尔很强调这种气派。他说在赛姆勒演讲的时候，司机一定得等着。司机是个黑人，他拒绝了。弗菲尔提高了嗓门。他说这是合法的要求。当他准备去叫警察时，赛姆勒劝他算了。“用不着让一辆出租汽车等我。”赛姆勒说。

“那你就给我滚开吧，”弗菲尔对司机说，“不给小费了。”

“别骂他啦。”赛姆勒说。

“我可不会因为他是个黑人就另眼相看，”莱昂内尔说，“顺便提起，我听玛戈特说，您这一阵子老碰上一个黑人扒手。”

“咱们往哪儿走，莱昂内尔？既然我就要讲了，我倒有点担心啦。我心里不明确。说实在的，我该说些什么？题目太大了。”

“您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

“是的，这我知道，可是我有点儿紧张——有点儿玄乎。”

“您会讲得挺出色的。”

接着弗菲尔把他带进了一间大房间。他原来以为只是一间小房间，一间小小的开个讨论会的房间。他曾经给少数怀有兴趣的学生谈过托尼、哈罗德·拉斯基[59]、约翰·斯特雷奇[60]、乔治·奥威尔[61]、威尔斯等人的往事，可是这次却是一种群众性的集会。他那受到阻碍的视觉接受到一大片蓬松而茂密的、混杂的、人的花朵的景象。它散发出恶浊的、腐败的、亵渎的臭气。半圆形的露天剧场似的阶梯形座位，已经坐无虚席，只有站立的地方了。弗菲尔是不是又在搞一次他那骗人的买卖？他打算把入场券的钱捞进腰包吗？他克制并且驱走了这个怀疑，而把产生这个怀疑的原因归之于惊奇和紧张。因为他受惊了，吓愣了，但是他恢复了镇定。他竭力想幽默地开场，说这使他想起有一位讲演人，他给一群嗜酒如命的酒鬼讲演，还以为听他讲演的都是勃朗宁协会的会员，可是并没有引起笑声。他不得不记起勃朗宁协会久已绝迹了。一只麦克风挂在他的胸前。他开始讲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的精神氛围。墨索里尼在东非的冒险。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俄国的大规模清党。在法国和英国的斯大林主义。布鲁姆[62]、达拉第[63]、人民阵线。奥斯华尔德·摩斯利[64]。英国知识分子的心情。这一切，他不需要笔记本就能很容易地回忆起人们说过些什么，写过些什么。

“我揣测，”他说，“一九一七年那些事件的背景，你们是很熟悉的。你们知道军队哗变，俄国的二月革命，权威所遭遇的种种灾难。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里原来的领袖，由于凡尔登、法兰德斯平原、坦伦堡而信誉扫地。也许我可以从克伦斯基的垮台，也可以从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基谈起。”

半是波兰半是牛津的双重的外国腔调，后脑勺的白发向前蓬松着，一道道皱纹从墨镜下面伸展出来，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抽出手帕，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叠好，带着淡淡的老年人的文雅仪态，按按他的脸，擦擦手掌心。他没有从演讲中感到一丝儿欢愉，也没有从听众专心谛听中得到一丝儿鼓舞（会场里人声嘈杂）。使他稍稍有点满意的，倒是他为自己和妻子当年在美国取得那些成功而感到那点微不足道的骄傲。当时他春风得意，作为一个波兰犹太人，跟英国的上流人物，跟威尔斯结成知交，而且这些上流人物那么慷慨地承认了他的地位。比如，赛姆勒曾参加了包括跟杰拉尔德·希尔德和奥拉夫·斯塔波顿在内的《世界都市》组织一个世界国的规划工作。赛姆勒曾经给《进步新闻》及另一个刊物《世界公民》写过不少文章。他用一种庄严而低沉但仍然带有波兰话的鼻音和咝音的声调，解释这个规划是建立在宣传生物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以及把科学原则有效地应用于扩大人类生活的基础之上的；宣传建立一个有计划的、有秩序的、美好的世界社会；废除国家主权，宣布战争为非法；金钱和债权、生产、分配、运输、人口、军火制造等等，由全世界集体控制，提供普遍的义务教育，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与社会福利相一致）；一个以理性的科学态度对待生活为基础的服务性社会。赛姆勒怀着越来越强烈的兴趣和信心回忆着这一切，给听众讲了半个小时的《世界都市》，深深感到这曾经是一个多么善良而富有创造性、然而又是多么愚蠢的计划。这间半圆形露天剧场式的教室，圆顶脏得尽是斑点，还有那罩在框架里的电气装置，他对着这个照亮的乱哄哄的洞穴诉说着这一切，突然一个响亮的声音打断了他。有人向他提问。向他大声吆喝。

“嗨！”

他还是想继续讲下去。“你想引诱知识分子抛弃马克思主义，那是枉费心机……”

一个穿着牛仔裤、蓄着浓密的大胡子、可能年纪还很轻的男子，一个结实、变了形的人物，正站在那儿向他叫嚷。

“嗨！老头儿！”

赛姆勒默默地摘下墨镜，用他那只看得见的眼睛望着这个人。

“老头儿！你刚才引证了奥威尔的话。”

“是吗？”

“你引证他说过英国的激进派都受到皇家海军的保护吗？奥威尔真的说过英国的激进派受到皇家海军的保护吗？”

“是的，我相信他讲过这句话。”

“那全是胡说八道！”

赛姆勒瞠目不知所对。

“奥威尔是个工贼。他是个道德败坏的反革命。他是干反革命死的，这是罪有应得。你这一套也全是胡说八道。”他转过身子对着听众，狂暴地张开臂膀，像希腊舞蹈家似的举起了手心，他说，“你们干吗要听这个老废物的胡说八道？他能告诉你们什么东西？他的球早已干啦。他是个死人，不中用啦。”

在这以后，赛姆勒觉得他听到了身边有人在说话的声音。有人说了一句：“真可耻。爱出风头的家伙。”

然而，没有人真正想卫护他。大部分年轻人似乎都反对他。叫嚷的声音听起来含有敌意。弗菲尔走开了，有人把他叫去听电话了。赛姆勒从小讲台架前转过身去，找到了他的雨伞，军用胶布夹雨衣和帽子，由一个年轻姑娘领着离开了讲台。这个姑娘是冲到前面来向他表示愤慨和同情的，她说破坏这样一次精彩的演讲，真是一件丑闻。她领着他穿过一道门，走下几级楼梯，他就来到了百老汇第一一六街上了。

很快就走出了这所大学。

回到了城里。

然而，就他个人来说，这次事件并没有使他在感情上受到多大伤害，倒是这种恶意伤人的意志深深震动了他。真实是一种多么强烈的激情！然而真实也是残忍的。以接受粪便[65]作为一种标准吗？多么离奇！以青春作为标准？再加上性的潜力那种观点？这一切是性交与粪便混成的战斗精神，是爆发、辱骂、威胁，是北非猿猴的嚎叫。或者像赛姆勒有一次在书里读到的树林中的蛛猴那样，把粪便排泄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尖声叫着，向树下的探险者扔去。

他并不因为碰见这些事情而感到遗憾，尽管它们是这样令人伤心、惋惜，然而其后果则是赛姆勒先生确实感到自己多少有点与自己的同类分离了——如果不是在某种形式下被割断了联系——不是由于年岁悬殊，而是由于他专心致志于那些太不相同和太遥远的事物了，在精神方面专心致志于同当前太不相称的那种柏拉图式的、奥古斯丁的十三世纪了。交通络绎不绝，风也不停地吹拂，太阳，对曼哈顿来说，显得相对地灿烂，照耀着并且透进了他身体上的孔穴和罅隙。他好像给亨利·摩尔[66]抛弃了。因为有洞，有空隙。另一方面，在他看了那个扒手以后，他为能遭逢截然不同的事件而表示感谢，这是一次视觉的增强。一个送货人，两手捧着一只鲜花编成的十字架，光秃的头顶显出凹痕，像喝醉了酒似的顶着风歪歪斜斜地前进。他那双灰暗的靴子显得那么小，而他那条又肥又短的裤子给风吹得像女人的裙子似的。在薄薄的透明的塑料纸下面，栀子花、山茶花、山芋百合花，在他的头上飘拂着。在河滨汽车站，赛姆勒先生看到一个学生模样的人在候车，极目凝视，看见他穿着一条尿绿色的粗条纹灯芯绒裤子，一件胡萝卜色的缀着蓝色斑点的羊毛花呢上衣，看见他两颊的鬓角像结实的毛茸茸的柱子一般耸立着；看到那文雅的玳瑁眼镜的两条镜腿正同鬓角相交；看到他那向前额渐渐变稀的头发：一只犹太鼻子，一片品尝一切、拒绝一切的肥厚的嘴唇。啊，当赛姆勒先生由于受到刺激而需要艺术消遣的时候，这正是马路上所能提供给他的一种艺术性的消遣。他勤奋好学，书生气很浓，可是他接受过优秀作家的训练，能用感觉来愉悦自己。他走出大门，生活就不空虚了。在这当间，果断、敢作敢为、为事务奔忙、兢兢业业的人们在干着人类正常干的事。如果大多数人好像是被符咒迷住了似的，像梦游者那样，被微不足道、神经过敏的琐细的目的所约束、所掌握而在兜来转去的话，那么，对于像赛姆勒这类个别的人就只有一往直前，他注意的不是目的，而是周围环境美的消耗。即使受了侮辱，感到痛楚，身上什么地方在流血，也决不明显流露出一丝愤怒，决不悲痛地号哭，而是把心痛转化为细致的甚至透彻一切的观察。明媚的春风夹带着微粒，向闹市区吹去，吹在脸上像金刚砂一样。阳光普照，仿佛世间从来没有死亡似的。公共汽车到站时，足足喷了一分钟的气。一向如此。接着，赛姆勒先生上了车，像一个循规蹈矩的公民那样向车子后部挪动，同时希望自己不要被人们挤过后门，因为他只有十五个街区的路程，加上车子又很挤。车子里散发着通常闻到的长期给乘客坐过的坐椅的气味，散发着酸臭的鞋子气味，烟油味儿，廉价的雪茄烟味儿，科隆香水味儿，香粉味儿。然而，沿着哈得逊河，早春，那最早显出的土黄色——要不了几个星期的阳光和热度，曼哈顿有一天就会（短暂地）加入古老的绿色的北美大陆，那奢侈的豪华，那季节的光泽，在闪耀着，熠熠发光，还有那白的、粉红的山茱萸，开着花的酸苹果树。接着，人们的脚由于天气暖和而发胀，在洛克菲勒中心，闲逛的人们会在种着郁金香、竖着半人半鱼的海神雕像和喷水池边，在涂了油漆的石条上坐下来，一切都沉浸在丰富充盈的精神里。人们在一座座摩天大楼的温暖的阴影下，感觉到他们本性的巨大的乐趣，在繁衍生长。赛姆勒也将欣赏春天——在他风烛残年中的一个春天。当然，此刻他心烦意乱，非常心烦意乱。当然，在这个意义之下，所有关于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的那套废话，所有关于知识分子和德国高级将领的对抗，全部是天大的笑话，荒诞不经之谈。当然，那些学生也是滑稽可笑的。可是其中最糟糕（撇开粗鲁不说）的是什么？制止一个惹人厌烦的老头儿唠叨，恰当的方法有的是。他本来大可以讲讲《世界都市》就行了，特别是在公开场合，讲讲这样的老生常谈就行了。从这些年轻人的观点看，最糟的是他们干得没有尊严。他们没有那种作为知识分子和社会秩序的评判者的崇高观念。真令人遗憾！老赛姆勒想。一个以具有正常的理智自诩的人，他就有秩序和权威，而且维护秩序和权威。如果他体内各部分都是正常的话。它们一定是正常的。可要是正碰上还处于学习拉屎撒尿的阶段，那将是个什么样子！要是陷进了判断精神病的一个标准（赛姆勒就因为这一点责怪德国人和他们的精神分析）的圈套，那又将是个什么样子！是谁举起了尿布这面旗子的？是谁把胡言乱语说成是一种排泄物的？这是什么文学和心理学的运动？赛姆勒满腔怒气，在这辆拥挤的公共汽车里，抓住了头顶上的横杠，向闹市区驶去。一段短短的旅程。

他肯定没有想到那个黑人扒手。他把他跟哥伦布圆广场联系在一起了。那个黑人扒手总是上住宅区而不是上闹市区去的。但是他现在出现在车子的后部，穿了他那件骆驼毛外套站立着，他庞大的身躯把一个角落都塞满了。赛姆勒心里老大不愿意看到他。他之所以不愿意是因为在这样摇摇晃晃坐立不安的时候，他不想看到他。天哪！现在不是时候！赛姆勒顿时感到身体里有什么东西直往下沉；他的心在往下沉。千真万确，像一条自然法则，石头下沉，气体上升。他知道这个窃贼乘车并非是为了要上哪儿去。去跟一个女人相会，或是回家——不管他怎么寻欢作乐，他总得回家——他无疑是乘出租汽车的。他乘得起出租汽车。但是现在赛姆勒往下望着他的肩膀。车子里除了这个窃贼以外，个头就数他最高了。他看见他已经把后面长长的坐位上一个人逼得走投无路了。他雄赳赳地弯着身子，宽阔的背部遮住那个受害人，不让别的乘客看见。只有赛姆勒因为个子高才看得见。个子高或者眼力好，并不是值得感激的事情。那个给他钉上的人是个衰弱的老头儿，眼睛近视，因为恐惧而淌着眼泪，灰白的睫毛，红红的眼皮，假牙从上牙龈往下耷拉着，因此咧开了嘴。外套和上衣也敞开着，绿色的衬衫像裂开的糊墙纸似的给拉开了，上衣的衬里已经破烂。窃贼死劲拉着他的衣服，像医生对付一个门诊的病人似的。拉开了他的领带和围巾，取出了钱夹。接着轻轻地（简直像是一种野兽的动作）把自己那顶杭堡帽[67]从那并非因为着急而皱起的前额推回原处。钱夹是长形的——人造革的，塑料的。打开钱夹，取出了钞票，还有几张卡片。窃贼把卡片放在手掌心歪着头看着。任凭卡片从手上掉落。他审视着一张绿色的像联邦银行的支票，也可能是社会保险卡。赛姆勒先生戴了他那副护目镜定睛注视感到很吃力。过多的肾上腺素以轻微但使人不舒服、吓人的速度流过他的心脏。他自己并不感到吃惊，但是他的心脏却似乎在记录恐惧，在发心脏病。他辨认得出来——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心跳过速。呼吸困难了。他不能吸进足够的空气。他不知道他会不会晕过去，会不会发生更严重的事情。那个黑人把支票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几张快照相片像卡片一样从他手指间掉落下来。等这一切停当就绪，他才把钱夹重新塞进那灰色的破烂的上衣衬里里去，把老头儿的围巾轻轻地甩回原处。带着一种嘲讽的威吓，用拇指和中指拈住领带结猛地一拉，大致相近地，但仅仅是大致相近地，使领带恢复原位。就在这当儿，猛一回头，他看到了赛姆勒先生。赛姆勒先生被他发觉在看他的时候，他和他的心还处于奔腾的激浪之中。心像一只逃窜的兔子似的想从他身边跑开。他的喉咙发疼，直疼到舌尖。那只失明的眼睛感到一阵剧痛。但是他心里还是有几分明白。手抓住头顶上镀铬的横杠，他向前冲着身子好像要看这会儿到了哪条街了。第九十六街。换句话说，他避开了一次可能向他射来的直愣愣的逼视，或者四目对视。他装出没事人一般，现在略带急迫地身子俯向车门方向，开始向汽车后门挤去。他挤到车门那儿，找到了拉索，抓住拉索，踏上车子的阶梯，挤出了车门，接着，他便拿着雨伞，手握在雨伞的按钮那儿，站在人行道上了。

现在心跳过速已经自行消失了，他已经能够走路，尽管还不能用平常那样的速度。他的策略是横过河滨大道，然后走进第一幢大楼，仿佛他就是住在那儿似的。他是越过那个扒手走到车门那儿的。也许扒手那份厚颜无耻会使他感到像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老头儿不值得追踪。这个人似乎并没有感觉到受到了任何人的威胁。他可能认为世间都是那么马马虎虎，胆小怕事。赛姆勒用力推开一扇铁花格的玻璃大门，走进了一间空荡荡的门厅。他不乘电梯，他找到了楼梯，步履艰难地爬上了第一段楼梯，然后在楼梯平台上坐下来。几分钟的休息，使人恢复了充氧的标准，虽然身体内部感到有什么东西变得稀薄了，但不过是稀薄而已。在回到街上（这幢大楼没有后门）去之前，他从外套里拿出雨伞，钩在袖孔里，并且用皮带稍牢地把它缚起来。他有意改变了他的帽子的外形，把帽子压得扁扁的。他跑过西区来到了百老汇，走进第一家出售夹肉面包的小酒店，在后面座位上坐下来，叫了一杯茶。一大杯茶他一饮而尽，他感到唇焦舌干，一面挤压着泡在茶杯里的茶叶袋，品尝丹宁酸的滋味，一面要柜台上的服务员给他加水。透过窗户没有看见那个窃贼出现。这时赛姆勒最大的需要是他的床榻，但是他稍微懂得怎样躲藏。他曾经在大战中，在波兰、在森林里、地下室里、在过道里、墓地里学会了怎样躲藏。这是一些他经历过一次就足以彻底消除正常情况下想当然的看法的事情。一般人认为你只管大胆地走上街去，没人会开枪打你；你伛着身子小便，也不会给棍棒打死，也不会像耗子一样在巷子里给人追捕。这种平民老百姓的界限一旦消除，赛姆勒先生就再也不相信它还能复原。他在纽约很少有机会使用这种躲藏和逃跑的艺术。可是尽管现在他全身的骨头想念着床，他的头颅也渴望着枕头，他还得坐在柜台边喝茶。他再也不能乘公共汽车了。从今以后就得坐地铁了，但地铁真是教人讨厌的东西。

可是赛姆勒并没有摆脱掉那个扒手。那个人显然能迅速采取行动。他可以在行驶途中强行挤出公共汽车，然后又全速飞奔回来，尽管他戴了杭堡帽，穿了骆驼毛外套，显得很臃肿，但是仍旧动作敏捷。很可能这个窃贼以前已经注意到他了，以前已经盯过他一次梢，一直跟到了他的家。是的，一定是这样。因为等赛姆勒先生走进自己住的那幢大楼的门楼时，这人就很快走到他的背后，不仅是在他背后走，而且用身子顶着他，用肚子顶着赛姆勒的背脊。他并不举起手来打赛姆勒，而就是这样用身子顶着推他。大楼的雇员没有一个在场。那些门役还得开电梯，他们很多时间都消磨在地下室里。

“怎么回事？你要干什么？”赛姆勒先生说。

他永远不会听到这个黑人的声音。他决不会比一只美洲狮说得更多些。他所干的是把赛姆勒逼到一个角落里去，角落旁边有一张黑黝黝的雕花的长桌，一件具有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作品，映衬着陈腐的墙壁上挂的变了形的油画和黄铜制成的室内双重固定装置的红眼睛似的灯光，更增添了门厅的忧郁气氛。在角落里，这人用前臂把赛姆勒顶在墙上。雨伞落到地板上，伞尖的金属包头在瓷砖上发出一声清脆的破裂的声音，但是没人理睬它。扒手解开了自己的衣服纽扣。赛姆勒听见拉下拉链的声音。接着他把赛姆勒的墨镜从脸上取下来，丢在长桌上，一声不响地按着他的脖子逼他往下看。这个黑人已经拉开了裤子纽扣的遮布，拿出了生殖器。把生殖器和大大的椭圆形的睾丸一起拿出来给赛姆勒看。那是个棕黄色而又带着紫色的、没有割去包皮的大家伙——一根管子，一条蛇；像金属般的生硬的阴毛在浓密的底部耸立着，而从那只抓着它的手里露出来的顶端部分却蜷缩着，使人联想起大象的鼻子所具有的那种肉的灵活性，尽管它的皮肤略略有些闪光而不是那么厚实或粗糙。他要赛姆勒越过那只顶着他的前臂和拳头定睛谛视这个器官。也许原本用不着强迫。不管怎样他都会看到的。

这段间隔的时间很长。那人的表情并不直接表示恐吓，而是古怪、平静地表达着专横跋扈。那玩意儿是带着一种令人迷惑的确实性拿出来展示的，气派十足。接着，他把它放进裤子。[68]赛姆勒给放开了，裤子纽扣的遮布又盖起来了，上衣扣上了，一只结实的手把结实的胸前那条奇妙、飘拂的橙红色的丝领带捋平。那双黑眼睛闪射着无比坦率的光芒，温柔地转动着，为这次教训，这次警告，这场遭遇，这次播送宣告结束。他捡起赛姆勒的墨镜，放回到他的鼻子上。接着打开并且戴上了他自己的那副雅致的镶金的滚圆的龙胆紫色的太阳镜。

接着，他就走了。电梯，随着一声撞击，从地下室升上来，电梯门跟那扇通向大街的大门同时打开。赛姆勒拾起掉在地上的雨伞，一瘸一拐地弯着身子走进电梯上楼。门役没有跟他闲聊。对这种沉默寡言的孤僻，你得谢天谢地。然而，更幸运的是，他没有碰上玛戈特。最妙的是，他和衣躺倒在自己的床上，他的脚在针扎似的作痛，呼吸微弱，心头感到痛楚，脑子昏昏然，而且——啊！在精神上出现了一种暂时的空白。好像门厅里的电视屏幕，白花花、灰蒙蒙的，嗡嗡作响而不出现图像。在他的头和枕头之间有一件硬的长方形的东西，一本大理石花纹、海绿色的硬纸面笔记簿。一张纸条用薄薄的胶带粘在笔记簿上。他把纸条举到亮处，凑近眼睛，嘴唇默默地、痛苦地读着，他强迫自己读着那几个单独的字母。

这张字条是S（是苏拉也是斯拉娃）写的。

“爸爸：这份由V.高文达·拉尔博士写的关于月球的讲义，是临时借来的。这些讲义与您的回忆录有关。”当然，威尔斯大约在一九〇〇年写过关于月球的文章。“这是最最新的材料。迷人极了。爸爸——您一定得读一读。一份必读的材料！不管您有眼睛还是没有眼睛。而且请您快点看！因为拉尔博士正在哥伦比亚大学作客座讲学。他要求这本笔记簿及时归还。”

他紧锁着眉头，耐心、克制力全没有了，他对他的女儿这种一心一意、坚持不懈、钉住不放的、叫人又可怕又好笑的着迷劲儿充满了厌恶。他长长地倒抽了一口气，这使得他的肺都发痛，身子都发直了。

于是他弯着身子打开笔记簿，开始阅读那篇用乌贼墨色、发锈的镀金色似的墨水写的《月球的未来》。“这个地球，作为人类仅有的家园，”文章开头第一句这样问道，“还将持续多久呢？”

持续多久？啊，天哪，你打个赌看！是不是这时候——就在这会儿去呢？普天之下一切成败利钝在所不计。这是一个把石头收拢来的时代，一个把石头扔掉的时代。可别认为地球本身是一块扔掉的石头，而是你自己从它这儿给扔出去——给抛弃掉的某种东西。把这个伟大的、蓝色的、白色的、绿色的星体刮走吧，或者让自己从这个星体上被刮走吧。

第二章

月球的赤道平均半径为1738公里，地球的平均半径则为6371公里。月球的引力为161厘米/秒2，地球的引力为981厘米/秒2。由于气温的急剧变化，月球的基岩和山脉的断层及罅隙形成了。当然没有风。五十亿年的无风岁月，除非是太阳风。石头能碎裂但是没有通常的侵蚀现象。断裂的岩石不容易坠落，地心吸力较小，落角也相应较小。而且，在月球的真空状态下，石头、沙、灰尘或勘探者的躯体，坠落的速度都一样，所以在尝试攀登月球之前必须研究来自四面八方的崩落的危险。信息机构在迅速发展着。大量的分光计、太阳能电池。由放射性同位素锶90，钋210，热电能转换发生的电。拉尔博士详尽地考虑了遥测术，数据传送。他还有其他什么没有考虑到的吗？供应品可以送入轨道，需要的时候，按一下制动系统就会落下来。计算机必须极其精确。如果你在X点需要一吨炸药，你决不愿它在离X点八百公里以外降落。可如果那是必不可少的氧气那怎么办呢？由于月球表面曲度较大，地平线较短，目前的仪器无法把指令讯号发送到地平线以外。甚至还需要进行更精密的调整。为登月人员着想，为了提高他们的创造性，拉尔博士提议在首批探险者的聚居地酿制啤酒，作为一种完全合乎需要的提神饮料。啤酒需要氧气，氧气需要花园，花园需要温室。整整一个章节都是关于选择适宜月球种植的植物。唔，在玛戈特的客厅里就生长着植物王国的一些顽强的成员。打开两道门就可以看到它们：马铃薯的藤蔓、鳄梨树、橡胶树。拉尔博士理想的种植品种是忽布花[69]和甜菜。

赛姆勒想，这可不是摆脱时空的禁锢的办法。虽然相隔遥远，但仍然是有限的。有限仍然透过纱幕触及一切，用一只戴着手套的手触摸赤裸的内在现实。然而人们能看到逃离地球的好处，在真空中用塑料建造爱斯基摩人那样的圆顶小屋，在安静的所在居住下来，过着必然是简朴的生活，喝矿泉水，只考虑一些基本问题。这毫无疑问。苏拉—斯拉娃这回倒是给他搞来了一件值得注意的文件。她总是从第四大街人行道上的垃圾箱里捡来一些书名愚蠢、书脊发白、雨迹斑驳的书——诸如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英国，布鲁姆斯伯里[70]、唐宁街[71]、克雷尔·谢里顿等等。他的书架都塞满了用破烂的购物袋一袋袋拖回家来的一块钱八本的垃圾货。即使他自己买的书也大多是些肤浅的东西。当你花了很大的气力读了严肃作家的作品以后，你发现很少是你过去所不知道的。冒失的开端，走不通的死胡同，论据还没有结束就已经变为陈腐的假定。即使是最高明的思想家在临到他们的限度的时候，在超出了证据，超出了必然的时候，也要在暗中摸索前进。但是他们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他们最后的梦幻是暗淡的还是明亮的，这对老赛姆勒来说，一般是已知领域。所以，拉尔博士有一定价值，他带来了新闻。当然，没有探测火星、金星、月球所必需的苦心孤诣的准备工作，没有计算机、遥测术、所有的技术专门知识、投资以及复杂的组织，仍然可能在内部轨道上追求真理。不过，或许正是为了从事同样的人类活动，才把咱们关了起来又重新把咱们放出去的。那些已经把地球变成弹丸之地的威力，能使我们摆脱监禁。按照顺势疗法的原则，继续把强加给物理世界的清教徒革命道路坚持到底，并在这个过程中，把全部物质力量都给了物质进程，并改变和耗尽了宗教感情。或者像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毋庸置疑的总结中所说的，赛姆勒心里记得很清楚：“没有灵魂的专家，没有心肝的肉欲主义者，这种毫无价值的东西以为已经达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水平了。”因此，可以想象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只能向着同样的方向推进，等待一种落在后面的被忽视的力量，然后再次向前飞驰并且重新上升。或者可以凭借在出类拔萃的人物中间产生出一致的意见，与赫·乔·威尔斯的公开阴谋并无二致。可能这个孩子气的老头儿（从这方面来说，赛姆勒自己也是个孩子气的老头儿）毕竟还是对的。

他放下那本海绿色的硬纸面笔记簿，从V.高文达·拉尔用镀金色墨水写的那些爱德华时代的学究气的印度英语词句又回到——事实上，在精神的强制下——那个扒手和他显露给他看的那玩意儿。它到底算是什么意思？它予人以一种震惊。震惊刺激起意识。在那瞬间，确实如此。可是显示生殖器又是什么目的呢？这要证明什么？[72]不是有一位法国数学家看了拉辛的一出悲剧以后就发出过这样的疑问吗？赛姆勒记得清清楚楚。这可不是他喜欢玩的古老的欧洲文化的游戏，尽管他曾经喜爱过。可是这样的片言只语还是不召自来。不管怎么说，那是人的器官，一大根具有性功能的肉，洋洋得意地略带肿胀，理直气壮地展示给世人，一件意在表示权威的显赫而独立无羁的东西。就当今性意识的范畴之内而言，这是高度正统和君临一切的象征，这是一个谜。这是无法回答的。这就是全部解释。这就是理由、原因，懂吗？啊，超经验、最终、使人哑口无言的证据。我们世人认为这些东西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连食蚁兽也有那些像这样敏感的拉长的部分，却没有由于维护它甚至对蚂蚁所拥有的生杀予夺的权力而变得复杂起来。但是你还是把大自然奉为你的上帝，提高人的品格，你就能指望取得显著成果。也许你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指望取得显著成果。

赛姆勒对这种高度强调的人类品格知之甚详，尽管他并不想知道。出于种种奇怪的理由，近来有求于他者颇多，常常有人来看他，常常有人来求教他，常常有人来向他吐露隐私。也许是由于太阳黑子或者季节的问题，关于大气压或者甚至星占学的问题，不管怎样总有人来，笃笃敲门。这会儿正当他在想食蚁兽，想起那个黑人原来早就发觉了他，并且跟踪他时，有人在他的后房门上敲了一下。

是谁？赛姆勒的声调听起来可能比他实际的感觉更恼火。他真正感觉到的则是别人拥有比他更多的生命力。这一点使他隐隐感到沮丧。这中间还含有一种错觉，即，对手如此强大，没有人有足够的力量了。

进来的是华尔特·布鲁克，是家庭的一员，玛戈特的表弟，也是格鲁纳家的亲戚。

表妹安吉拉有一次带着赛姆勒在看鲁奥[73]画展。她穿得漂漂亮亮，香气袭人，精心打扮，她领着赛姆勒参观一个个陈列室，直到后来他仿佛感到她是个浑身闪耀着金色和珠光宝气的奇异的滚动的箍环，而他跟随着，像一根旧手杖，她只是偶尔需要碰一下而已。但是，后来他们一起在鲁奥的肖像前面停了下来，两个人都产生了同样的联想：简直就是华尔特·布鲁克。一个身躯宽阔，粗俗的，结实的，脸色红润，面部阴沉，羊毛似的头发，眼睛直直的，有着一张像烤过的面包的脸的人，眼神很大胆，但显然承受不了自己的感情。就是这个人。像这样的人准有成千上万个，可这个却是咱们的华尔特。穿着一件黑色雨衣，戴了一顶帽子，灰色头发簇拥在耳前，他那黑里透红的茶壶似的面颊；他那桑椹般朱红色的嘴唇——唔，不妨想象一下那另一个世界；那里有整桶整桶的鬼魂；想象一下在那里从头开始赋予他们以卓越的品质，又使他们化身为人，然后把他们降生人间吧。就布鲁克来说，声调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打从那装魂灵的桶子里一出来，他就是个歌唱家。他在合唱队，在教堂的唱诗班里唱歌。他的职业是个次中音歌手和音乐学家。他搞到不少古老的乐谱，给一些演唱古代和巴洛克[74]音乐的团体进行改编或整理。这是他的一笔赚钱的生意，他说。他唱得不错，他的歌喉动听，可是他说话的音调却显得嘶哑、急促而且带有喉音。他像火鸡似的叫，像鸭子似的嚷，像猪似的咕哝。他说话常常吞掉一些音节。

正当赛姆勒这样出神的时候，癖性奇特的布鲁克跑了进来，受到一次特殊的接待。粗略地说，就是这样：我们在世间遇见的事物都依恃于我们在时间和空间里感觉的形式，依恃于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看到在我们面前出现的一切，看到现实，看到一切可见的事物。永恒的存在就在这样的方式下暂时出现。跳出形式的束缚，摆脱种种形象投射的牢笼的禁锢而达到仅与永恒的接触，其唯一的出路是通过自由。赛姆勒认为自己是一个地道的康德主义者，因此完全能对这种观点表示赞同。可是如今他看到一个像华尔特·布鲁克这样一个人却在这种种形式之内搞得这样心力交瘁。他跑来找赛姆勒就是为了这事。他扮演小丑正是为了这事，因为他总是在演丑角。苏拉—斯拉娃会告诉你，她正聚精会神读着《展望》上的一篇文章的时候，是怎样给在追赶一只逃跑的麋鹿的骑警队践踏的。而布鲁克却会猛然间唱起歌来，就像那个住在第七十二街的盲人那样，一路牵着那只引路狗，手里摇着他杯子里的铜子儿，猛地叫将起来：“基督是咱们的真诚朋友——上帝保佑你，老爷。”他也喜欢用拉丁文和音乐模仿蒙特·威尔地[75]，佩戈莱西[76]，莫扎特的C小调弥撒曲嘲弄葬礼；他用假声唱“他获得降生了”。早年当他是个难民的时候，他同另一个德国犹太人在梅西[77]的仓库干活，他们常常互相为对方做弥撒，一个躺倒在包装箱上，两只手腕上绕着从廉价的商品店买来的念珠，另一个则做弥撒礼。如今布鲁克还喜欢搞这玩意儿，他爱扮死人。赛姆勒常常看他干这一套可是看腻了。加上其他那些例行的耍弄丑角的玩意儿。纳粹常常在体育馆举行群众大会。布鲁克用一只空铁罐做音响效果，放在嘴上发出回声，像希特勒那样大声咆哮，又自己打断自己叫喊“祝你胜利”。赛姆勒从来就不欣赏这种玩笑，这种嬉闹很快引起布鲁克对布痕瓦尔德[78]的回忆。那都是些可怕、喜剧般的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东西。一九三七年他们是怎样突然给了犯人们那些长柄平底锅要他们去推销的。成千上万只新的、刚刚出厂的平底锅。为什么？布鲁克尽可能地买了许多平底锅。买了干什么？犯人竭力想互相兜售。后来，有一个人掉进了茅坑。任何人都不准去救他，别的犯人蹲在木板上一筹莫展地眼睁睁望着他在茅坑里淹死。是的，活活地闷死在粪便里！“得啦，华尔特，得啦！”赛姆勒会厉声喝住他。

“是的，我知道。即使那样，我在那儿的时候还不算是最糟的时期，赛姆勒大叔。而您正处在那整个大战的中间。可我那时正闹肚子，坐在那儿肚子疼得难受。我的肚子啊！只剩下了光光的屁股眼儿[79]了。”

“得啦，华尔特，别翻来覆去说个没完啦。”

不幸，布鲁克不得不反复唠叨。赛姆勒感到难过，既恼火又难过。对布鲁克，也像对其他许多人一样，性的问题始终是，永远是，仍然是个没完没了的问题。布鲁克爱上了女人的臂膀。她们必须是年轻的、丰满的女人。通常都是黑黑的。她们往往都是波多黎各人。而且是在夏天，主要是在夏天，这时不穿上衣，女人都裸露着胳膊。他乘地铁去看这些女人。他一直乘到哈莱姆西班牙人居住区。他把身子紧紧贴着一根铁杆。车到哈莱姆，他是唯一白人乘客。这一切，这样的敬慕，这样的丢人现眼，以及他这样神魂颠倒地来到那里的危险！现在他诉说着事情的经过，一面拨弄着他那结实的喉咙下面毛茸茸的颈根。临床教学！同时，他通常总是跟一位太太保持着一种高度理想而又优雅的关系。古典式的！能同情，能牺牲，能爱，甚至能以他自己那种西纳拉—道森式表示忠诚。

眼下，据他说，他迷上了一家药房出纳员的臂膀。

“我能跑多勤就多勤。”

“啊，是啊。”赛姆勒说。

“这是一种疯狂的行为。我把公文包夹在腋下。一只挺牢实、一级皮革制成的公文包。我在第五街威斯特皮包商店花了三十八元五角买的，您明白吗？”

“我想象得出来。”

“我花两角五分钱，一角钱买件东西，口香糖啦，一盒眼药啦。我拿出一张大票——一张十元的，甚至是二十元的。我上银行去提取现钞。”

“我懂得。”

“赛姆勒大叔，可你不知道那浑圆的臂膀对我意味着什么。那么黑黝黝的，那么结实！”

“不，我大概没法知道。”

“我把公文包搁在柜台上，一面就紧紧抱着自己。她给我找零钱的时候，我就紧紧抱着。”

“得啦，华尔特，余下的你就别告诉我啦。”

“赛姆勒大叔，请宽恕我。我能做些什么呢？对我来说，这是唯一的办法。”

“唔，这是你的事儿，干吗要告诉我？”

“这里有个道理，干吗我不应该告诉您呢？这里准有个道理。请你别打断我。请您仁慈一点吧。”

“你应该自己住口不讲。”

“我不能啊。”

“你真是这样吗？”

“我紧紧抱着自己。我达到了高潮。我浑身都湿透了。”

赛姆勒提高了嗓子说，“你不能少说几句吗？”

“赛姆勒大叔，我能干什么呢？我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啦。”

接着布鲁克把他两只粗短的手背举到眼前。他的扁平的鼻子膨胀起来，嘴巴张开，泪水迸流，同时像猿猴一样扭动着肩膀，扭动着身躯。而他流泪的时候，他的声音可不粗哑。这时你听到的声音却是音乐家的了。

“我的一生一直就像这样。”

“我很难过，华尔特。”

“我给迷上啦。”

“唔，你并没有伤害谁。再说大家看待这类事情确实已经大大不如以往那么认真了。你不能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别的有趣的事情上去吗，华尔特？再说，你的困境跟别人的境况也很相似，你们都太当代了，这一点应该对你们有所裨益。如今再也没有维多利亚时代那种孤单隔绝的性的苦恼了，这不是一件使人惬意的事吗？每个人似乎都有这类恶习，并且向全世界诉说这些恶习。如今你甚至有点老派啦。你患上了克拉夫特病[80]了。”

但是赛姆勒自己打住了，他对自己提到惬意这样的字眼时带有那种轻飘飘的声调感到不满。至于谈到过去的时代，那他刚才说的却是认真的。一个像布鲁克这样的人，在性方面遇到使人窘困的情况，是由于在另一个时候受到的抑制而引起的，是由那些已消失了的女人和母亲的形象引起的。他自己，出生在旧世纪，而且在奥匈帝国，能察觉出这些变化，但是他也感觉到自己躺在床上发表这种意见是不公平的。然而，这个年老的出生于克拉科夫的赛姆勒却绝不是个和善的人。他是一个被母亲娇纵的独子，而母亲自己也曾经是被父母宠坏了的女儿。有一段有趣的回忆：当赛姆勒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咳嗽的时候总是用仆人的手捂住他的嘴巴免得自己的手上沾了细菌。这成了一个家庭的笑料。那个女仆，那个脸膛红红的，头发稻草色，老是露着牙齿嘻嘻笑的瓦蒂雅，就曾经让小赛姆勒借用她的手捂嘴巴来着。后来，年岁稍长，坐在自己的房间里读特罗洛普[81]和贝加特[82]，一心想使自己成为一个“英国人”的时候，常常是他的母亲而不是瓦蒂雅给瘦削、神经质的年轻的赛姆勒送去巧克力和新月形面包。那时候他和母亲都有一个脾性怪僻的名声，不能同情别人，难以取悦，目中无人。当然，所有这些，在这近三十年里，赛姆勒已经改变了很多。可是这会儿华尔特·布鲁克讲完了自己，眼睛上遮着他平常手上戴着的那种淘气捣蛋的铁指节[83]，坐在他的房间里哭泣。什么时候才没有任何可以诉说的呢？总有这样的事或那样的事。布鲁克说他是怎么给自己买了玩具的。在F.A.O施瓦茨或者在古玩店，他买了几只上发条的猴子，猴子能照着镜子梳头，还能敲铙钹，跳快步舞，穿着绿色的小上衣或者戴着红帽子。黑人演唱歌手早已跌价了。他就在自己的屋子里玩这些玩具，就他一个人。他还给一个音乐家投寄恐吓的侮辱的信，然后又跑来坦白，哭泣。他哭泣并非为了夸耀，他哭泣是因为他感到虚度年华。能对他说他没有吗？

像布鲁克这样的人，也容易一下子转入广泛的思考，进行比较，想起历史以及一般感兴趣的题目。比如说，同样是性精神病，有些人就超过了布鲁克。这些人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鼠人”，耗子咬了他的肛门，神志昏乱之际相信自己的生殖器也像耗子那样，或者相信自己也是一种耗子了。比较起来，像布鲁克这样的人，不过是患有一点轻微的拜物教而已。假使你具有比较的或历史的观点，你就只需要那些最值得注意的摧毁一切的例证。等你有了那些例证，你就能把其余的一切都抛弃并忘掉，因为那只是一种负担或者超重的行李而已。假使你考虑人类的历史记忆会保留些什么，那它可决不会费神记住布鲁克这类人；在这方面也不会记住赛姆勒这类人。赛姆勒对自己终将被世人淡忘并不十分介意，不管怎样，他对那些从事这类记忆的人们并不在意。他认为他已经发觉所谓“最值得纪念的事物”这个观念是愤世嫉俗。很可能有了这种历史观而对大多数的事例不加考虑就比较容易了。换句话说，把我们中间多数人抛弃。可是这里是布鲁克，他上他的房间来，因为他感到他是能跟他交谈的人。而布鲁克哭声停止以后可能会因为提到克拉夫特，因为说他偏离正道还不太异乎寻常而感到刺伤。似乎再没有什么能比你蒙受一种恶习的毒害而这种恶习却又并非万劫不复更教人丢脸了。这一点使人想起克尔恺郭尔的喜剧性的记述，他说人们周游世界，为的是观赏河川、山岭、新的星辰、羽毛珍稀的禽鸟、稀奇古怪变了形的鱼、形形色色的荒唐可笑的人——那些沉湎于面对世间万物的存在而目瞪口呆并且自以为有所见闻的野兽般的麻木不仁的观光客们。这种行为克尔恺郭尔不感兴趣。他寻求的是信仰的骑士，真正的奇才。那真正的奇才是在与无限确定了关系以后，在有限之中感到完全从容自在。能够支撑起信仰的宝石，使无限作出种种运动，作为一种结果，它需要的只不过是有限和平凡。而别人则在世界寻找不同寻常的东西。或者希冀自己成为被别人瞠目而视的奇观。他们自己就想成为羽毛珍奇的禽鸟、稀奇古怪的变了形的鱼、荒唐可笑的人。只有赛姆勒先生伸展着一付颀长的衰老的身躯，像砖石似的颧骨，那常常因激动而向后披拂的头发飘散在脑后——只有赛姆勒先生心里烦恼。他关心那信仰的骑士必须遭遇的罪愆的考验。那信仰的骑士会不会有力量为遵从上帝而违反人类约定的法律呢？啊，当然！但是也许赛姆勒知道关于谋杀这类事情可能会使得作出某种选择更加困难。他常想犯罪对于资产阶级文明的孩子们来说，具有多么巨大的吸引力。不论是革命家，是超人，还是圣徒，是信仰骑士，甚至都以匕首或手枪的思想最大限度地戏弄和考验自己。简直是无法无天，这些拉斯科尔尼科夫们[84]。啊，是啊……

“华尔特，我很难过——看到你这样难受我很难过。”

赛姆勒房间里摆的都是零零散散的东西，报纸啦，书籍啦，保持一定湿度的雪茄烟盒啦，洗涤槽啦，电线圈啦，派热克斯玻璃瓶[85]啦，文件啦。

“我会为你祈祷的，华尔特。”

布鲁克止住哭泣，显然吃了一惊。

“您这是什么意思，赛姆勒大叔？您祈祷？”

他的声调里再没有那种次中音，又回复到粗哑的声音了，现在他粗哑地用火鸡般的咯咯声说话了。

“赛姆勒大叔，我有我的臂膀。您做祷告了吗？”他捧腹大笑起来。他大声笑着，鼻子发出哼声，滑稽地前后摆动着他的身躯，两手捧着肚子，鲁莽地露出两个鼻孔。然而，他并不是嘲笑赛姆勒。确实不是。你必须学会辨别。辨别，辨别又辨别，要紧的是辨别而不是解释。解释是为那些有知识阶层而设的。成人教育，大众意识的显著进步。一种可以与比方说一八四八年无产阶级的经济水平相比较的智力水平。但是辨别呢？那是一种更高的智力活动。

“我会为你祈祷的。”赛姆勒说。

在这以后，谈话有一会儿变为一般社交性的交谈。赛姆勒想看一下布鲁克投寄给《邮报》、《纽约时报》和《新闻日报》的跟他们的音乐评论家们争执的信件。这又是事物好争论、荒谬可笑的一面，这位声名狼藉、自我意识很强、好表现、小丑般的布鲁克。赛姆勒想休息一下，稍稍解除一下疲劳，理一理自己的思想。因为布鲁克的这种日常表现欢闹的、发出使人不愉快的声音的达达派的一套是能感染人的。去吧，华尔特，去吧，好让我为你祈祷。赛姆勒想这样说，开始用布鲁克的语调说话。可是这时布鲁克问道，“您什么时候想见到您的女婿？”

“谁？你说埃森？”

“对，他快到啦。也许他早已到了纽约啦。”

“我可是一点都不知道。他有多少次曾威胁说要上这儿来着，在纽约开始从事艺术家的事业。他根本不想要苏拉。”

“这我知道，”布鲁克说，“而她很怕他。”

“那肯定不行，他太粗暴了。是的，她会吃惊的，可她也会感到荣幸，以为他是来求她重新和好呢；但他这会儿不想女人和婚姻，他只想在麦迪逊大街[86]展览他的画。”

“他认为他的画就那么高明吗？”

“他在海法[87]学过印刷和镌刻，人家告诉我他在店里是个可以依靠的工人。可后来他发现了艺术，于是在业余时间开始画起油画来了，并且还搞蚀刻图画。后来他给家里的每个人都送了一幅他自己从照片上临摹的画像。你见过那些画像没有？那些画像真吓人，华尔特。一个发疯的头脑和一个吓人的灵魂搞出的那些画。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搞出来的，但是从用色这点上他简直劫掠了色彩的每个主题。每个人画得都像死人。黑黑的嘴巴，红红的眼睛，脸孔就像隔夜剩下来的烤过的肝那样发青，然而却像一个小女学生学画漂亮的人那样，一个个都画成有弓形的上嘴唇和长长的眼睫毛。坦白说，我看到自己给画得像从地下墓穴里挖出来的塑胶洋娃娃。他用那种发光的漆一涂，我看起来简直完蛋啦。仿佛对我来说死一次还不够似的，可我就得挨一个双倍的死亡。唔，让他来吧，他对纽约怀有的这种狂热的直觉也许是对的。他是个快乐的疯子。如今有很多志趣高雅之士发现疯狂是一种高级知识。如果他用那种风格画林登·约翰逊[88]、威斯特摩兰将军、尼克松或者莱尔德先生，他可能成为艺术界的一个著名人物。权势和金钱当然要把人逼成疯子的。所以，人们干吗不应该也通过发疯而获得权势和财富？它们应该是携手并进的。”

赛姆勒已经脱下了鞋子，现在他那穿着棕色长袜的瘦削的长脚感到有点冷了，他用已经磨损的丝绸滚边的毯子盖在脚上。布鲁克以为这意味着他准备睡了，或者是谈话转到了一个他不感兴趣的话题上了。这位歌手便告辞出来。

当布鲁克，身穿黑色上衣，短短的双腿，麻袋那么阔的屁股，头上紧紧戴着便帽，裤管上夹着自行车的夹子（在曼哈顿骑自行车是自杀的挑战）匆匆走出房间以后——赛姆勒又一次想起了那个扒手，他的身子的挤压，那门厅以及那疝气般突出的帆布墙壁，一副太阳镜，手里握着蜥蜴般粗的弯曲的管子，土灰色的不新鲜的巧克力颜色强烈暗示婴儿就打这儿产生的。丑陋、令人作呕但是仍然不失其重要作用[89]。而赛姆勒先生自己（属于那些如今已不再有任何必要试图经受精神侵犯的人们中的一个）习惯于对事物持一种自己的与别人迥然不同的强调态度。当然他跟那个扒手是不同的，毫无一点相同之处。他们的思想、性格以及精神的形象其差异简直不可以道里计。过去，赛姆勒先生曾以为在这同样的生物学方面，他以自己的犹太人的方式来说是够恰当的。从来没有引起大惊小怪的，甚至比现在他已年届七十有余时还更不介意。但是一股性的疯狂席卷着西方世界。赛姆勒现在甚至依稀听到美国的一位总统居然以同样的方式在新闻界代表面前裸露自己（请求女士们退场回避），并要求知道像他这样一个有着这么好的玩意儿的人是否能获得信任来领导他的国家。自然，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是可疑的，但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就那位特指的总统，[90]以及这个故事竟然出现而且传播得那么广，甚至传到纽约西区赛姆勒们的卧室，这就值得认真考虑了。举另一个关于毕加索的最后一次展览为例。安吉拉曾带他去现代艺术博物馆参加开幕式来着。从严格的性的意义而言，这也是一次展览。老毕加索狂热地着迷于性的裂缝、阴茎。在他的狂烈而滑稽可笑的告别的痛苦中，他创造了成千上万的也许有好几万的器官。男性生殖器像[91]和女性外阴像[92]。赛姆勒想，要是能记得起梵文的话，可能是有启发作用的。由此带来一点儿希望。但是这也并不能真正对解决这样的麻烦问题有多大助益。这是很麻烦的。例如，他回想起安吉拉·格鲁纳在喝了好几杯酒以后大声笑着，显然感到轻松愉快，同老赛姆勒大叔在一起毫无拘束（达到了无耻的程度），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一个犹太人的头脑，一个黑人的鸡巴，一个北欧的美男子，”她曾这样说，“这就是一个女人所需要的。”加起来就成为理想的男人。是啊，她毕竟在纽约那些最高级的商店里都有购物赊货账，并且世界上一切最好的东西她都能到手。如果普契没有她所要的东西，她就会向赫尔梅斯去订货，凡是金钱能买到的，凡是能提供的奢侈品，凡是体态容貌的美能施之于外貌，或者凡是性方面的丰富经验能交往互惠的。如果她能找到那种理想的男人，她的神圣的合成品——唔，她准定能使他感到这是天假良缘，值得相逢的。对她来说，任你是最佳的东西也不为过，这一点似乎毫无疑问。像这位赛姆勒先生有时比以往更愉快地被梦幻中月球上的事物所萦绕。阿蒂米斯[93]——月的贞洁。在月球上人们也许必须艰辛工作才能活着留下来，才能呼吸。他们也许必须密切关注着一切仪表的刻度，情况与地球整个迥异。都是真正的技术考察——几乎是一批教士。

如果不是布鲁克闯进来向他忏悔，如果不是玛戈特（因为经过三年正派的寡居生活以后现在开始想到心灵的事情了，当然更多的是讨论而不是对前途的展望和永远认真的研究），如果不是弗菲尔同他那黑人白人共居一室的冒险经历，那么跑来信任地向他坦露心怀的准是安吉拉——如果使用信任这个词是恰当的话——来同他交流内心的混乱，要搞得他感到内心压抑。特别是打从她的父亲最近身体不佳以来，这时实际已经在医院里了。赛姆勒对这类混乱有模糊的想象——他对每件事都有他自己的看法，一种强烈的特殊的看法，可是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可以据以遵循的呢？当然，他原谅这种错误。他是个欧洲人，而这些是美国现象。欧洲人常常滑稽可笑地误解美国。他还记得在斯蒂文森第一次败退后，许多难民打起包裹往墨西哥或是日本逃难，艾克[94]肯定会建立一种军事独裁统治。而欧洲的输入品——如心理分析和存在主义在美国获得成功也是无疑的，但这两者都与性革命有关。

不管怎样，有一大堆悲痛的事早已在等待着自由放浪的、可爱的、富有的、总是有点儿粗鲁的安吉拉·格鲁纳，可她现在正在浓云密布之下飞行呢。一则是她跟沃顿·霍里克发生了矛盾。她溺爱，她喜欢，很可能她爱上了霍里克。最近这两年来赛姆勒很少听到还有别的男人。忠贞、严格和朴素可不是安吉拉的爱好，但她对霍里克有一种老派的需要。他出生于麦迪逊路，是市场研究专家和统计奇才。他比安吉拉年轻。一个体育积极分子（网球、举重）。身材高高的，他是加州人，一口漂亮的牙齿。在他的屋子里有体操器材。安吉拉描述过那些可以作仰卧起坐的装有绑脚皮带的斜板，门廊上可以作引体向上的铁杠等等。还有那镀铬的、冷冰冰的大理石家具，皮带和英国的军官用的折椅，光效应绘画，流行艺术的玩意儿，无影照明，以及到处都是镜子等等。霍里克生得很英俊。赛姆勒表示同意。欢快，似乎还没有定型，或许霍里克生性倾向于流里流气（要那浑身的肌肉干吗？为了健康？还是为了做强盗？）。“看他那么讲究服装打扮！”安吉拉用她沙哑的、像喜剧女演员似的快活的声调说。长长的加州人常有的大腿，屁股很小，卷曲的长发，以一种漂亮的螺旋形垂披到脑后，他是个现代派的花花公子。对别人的衣着极度挑剔。甚至安吉拉也得接受这种西点军校式的检查。有一次他认为她穿得很不得体，干脆把她抛弃在马路上。他跑到了马路的另一边。定做的衬衫、鞋子、毛线衫持续不断从伦敦和米兰寄来。你可以演奏圣乐，当他在理发（不，应该说“设计发型”）的时候，安吉拉说。他上五十六街的一个希腊人那里去。是的，赛姆勒知道很多关于沃顿·霍里克的事。他的保健食品。霍里克甚至给他带来几瓶酵粉。赛姆勒发现酵粉是于健康有益的。然后是领带问题。霍里克收集的那么多漂亮的领带啊！此刻，他免不了要跟他的那个黑人扒手作比较。这种对男性仪表服饰之美的狂热迷信是必须考虑的。所罗门王在他全盛时期与女人腔的男子方面相对抗中，含有某种重要的、仍然含糊不清的意味。我们会搞明白的。尽管他那自我骄纵的百般挑剔，他对不讲究衣着的人们所持的不可饶恕的态度，尽管他那挺括的第三代的犹太名字，沃顿还是接受了来自赛姆勒的认真考虑。他同情他，理解安吉拉误导的败坏力量，虽然显得为人狡诈，实则本意并非如此。她真心想的是寻欢作乐，与人放荡淫逸，活力充沛，无拘无束，美丽，健康。正像年轻的美国人（百事可乐这代人[95]，是不是？）对待这回事一样。而她把一切都告诉给了老赛姆勒大叔——她把信任的光荣归于他。为什么？啊，她认为他是一个最能理解人、最具有欧洲人的老于世故和见多识广而思想毫不褊狭、内心聪慧而且年轻的老难民，对这些新现象也怀有真实的兴趣。为了不辜负这样的评价，他也许已经把自己稍稍延伸了一些？他有没有使自己屈从，玩点把戏，扮演一个成熟的老难民？如果是这样，那他就是伤害了自己。唔，是的，就是这样。如果他听到了他不想听的，眼前就有一个类似的事——在公共汽车上他看到了他不想看到的事。但是难道他没有眼巴巴地去了十多次哥伦布圆形广场就为了寻找那个黑人扒手吗？

安吉拉毫无拘束，直截了当地向她的大叔描述种种事件。走进他的房间，脱下上衣和头巾，摇松她那染得像浣熊毛皮那样的一道道条纹的头发，散发出阿拉伯麝香的气息，她穿着白色织品的长筒袜——法国人管那叫母鸡袜，坐了下来，那香气后来就像胡桃的汁液沾在人们的手上那样牢牢地沾在粗劣的织物、座垫、被单甚至窗帘上。两颊红喷喷，眼眶涂成性感的深蓝色，在喉部的肌肉里有着一种白色的充满生命力的热，她给男性带去了重要的声明，关于性的强有力的消息。在这个日子和时代人们不得不用喜剧来缓和所有类似这样的强烈的讯息。而她也准备这样。在美国，有些成功的形式需要有一种讽喻、自我嘲笑的因素，一种对这事物本身的讽刺。梅·韦斯特[96]就有，参议员德克森也有。人们能在安吉拉身上捕捉到对这个据说存在的事物本身作出奇怪的报复心情的表现。她在一张对于要接纳她的两只大腿来说未免太不牢固、接纳她的屁股也显得太直挺的椅子上交叉着大腿，打开小提包拿出一支香烟，赛姆勒便递去打火机。她喜欢他的这种礼貌。烟从她的鼻子冒出来，她注视着他。当她兴致好的时候，她总是轻松愉快而且带一点儿狡黠。这位美丽的姑娘。他可是一位年老的隐士。当她变得跟他十分亲切并大声笑着的时候，显出她原来生着一张大嘴，一根大的舌头。从这个优雅女人身上他看到另一个粗俗的女人。嘴唇红红的，舌头却往往是苍白色。这舌头，女人的舌头——不言而喻，在她自由放浪、爱好奢侈的生活中起着惊人的作用。

她第一次跟沃顿·霍里克的约会，她是从东村一直跑到远离闹市的住宅区去的。有些东西她就是没法去掉。那天夜晚她没有抽大麻，只喝了威士忌酒。她说。大麻产生不出她最喜欢的幻觉来。在一个人群拥挤的场所给沃顿打了四次电话。他说他得去睡觉了；那时已是凌晨一时以后；他是睡眠狂热者，为了健康。最后她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给他一个长吻，一面嚷道，“咱们今晚要操个通宵！”可是她首先得洗个澡，因为整个晚上她都在渴念他。“啊，一个女人是一只臭鼬。有很多气味，大叔。”她说。把什么都脱掉，只留下紧身衣裤，便跃进了浴缸。沃顿吃了一惊，穿着睡袍坐在洗脸台的盖子上，而她因为喝了威士忌脸色酡红，在用肥皂擦洗乳房。赛姆勒非常明白那乳房该是什么样子。毕竟她那低领口的衣服遮掩不了多少。这样，她擦了肥皂，也冲洗了，带着欢快的困难把那湿透的紧身衣裤也脱下了，于是她由霍里克手拉着向卧床走去。或者说她领先上了床，因为霍里克在她身后走着，吻着她的颈项和肩膀。她叫着“喔！”一面便上了床。

赛姆勒先生应该仁慈地倾听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亲密的报导。真够奇怪的，尽管说得比这更有思想也更正派，赫·乔·威尔斯也曾向他倾吐过性的激情。人们从这样一位优越的人物原本可以期望听到一些与索福克利斯在老年时期的观点更为一致的观点。“非常高兴我没有听到你说的这回事；我感到我仿佛从一个发疯的狂怒的主人手中逃脱了出来。”没有这样的事，就赛姆勒记忆所及，威尔斯七十多岁仍然对年轻姑娘着迷。他持有强烈的论据，认为随着人们寿限的增加，与此相适应应该对性的态度作一个彻底的修正。当一般人死于三十岁时，劳累毁损加之营养不良，多病的男性在三十岁前就结束了性生活。罗密欧和朱丽叶都是青年。但是文明国家的预期寿命已接近七十岁，那些属于野蛮的寿命短促、早衰和死亡的陈旧的标准该抛弃了。威尔斯谈到脑的能力及其扩展性的范围和老年时对新鲜事物发生兴趣的能力在逐渐减弱，他谈到一定时候，感到怨恨，甚至渐渐变为愤怒。他甚至没有揣想那人们向往的未来世界，乌托邦世界会带来无节制、色情文学和性变态。相反，他认为随着旧的污秽不洁和令人沮丧的疾病全部清除以后，那里将会出现一个更高大更强健更老练更聪明，更注重营养，能得到更充分的清新空气，更富有生命力的新型的人类。能健全地吃、喝，在种种欲望方面能完全做到自主而有节制，当他平静地专心于职责之时他能毫无顾虑，完成其迷人的有益大众的脑力工作。是的，人类长久以来对世间人体的美姿和欢乐瞬息即逝的战栗就会逐渐停止，而代之以生命得到延缓而产生的智慧。

啊，皱纹满面，白发皤皤，眼睛里要清除那厚厚的一层黄膜和眼屎，瘦骨嶙峋并且完全丧失了机智，摇摇晃晃，像只蟹似的横斜着走进坟墓：哈姆雷特已经表白了他自己的看法。在很多场合下，赛姆勒躺在床上倾听安吉拉的诉说，同时思考着两套（至少）问题，转动着两只视力不同的眼珠，在肋骨和臀部之间有一条绷紧的伤口缝线使他得不到安适，他不得不蜷起一条腿，他脸上既有接受的表情，也有一种微微的非难的神情。他那每天一茶匙的天然酵母，一种从自然糖中提炼的初始产品，放在水果汁里溶解和摇晃使之成为粉红色的泡沫，这能使他脸上气色保持健康。长寿的一个结果可能是神圣的乐趣。你可以从那些需要时间进行适当发展才能形成的形形色色的类型而欣赏上帝的乐趣。赛姆勒认识安吉拉的祖父母。他们是东正教徒。这一点在他知道她是个不信宗教的人时使他感到古怪。他怀疑有什么地方这种色情的罗马伏都教[97]的原始主义能与这些犹太人情投意合。他不知道这从世代相传的那种合法管制的训练，从长期的犹太人的思想纪律解放出来的表现，是否在个别的运用上可以获致。尽管现代犹太精神和心理医生们曾提出过要求性爱的领导权，但赛姆勒对此表示怀疑。

接受和承认那种认为做多数其他人都做的事就是幸福的观点，那么你就必须做到别人怎么体现你也怎么体现。如果是偏见，也就得具体表现为偏见。如果是愤怒，那也得是愤怒。如果是性，那么也就是性。但是别跟你的时代抵触，只要别同它抵触，那就什么都好。除非你碰巧是一个赛姆勒，而且感到荣誉之地不在这里。不管怎样，凭着遥远，凭着仅仅一点儿痕迹，凭着一个碰巧居住在一间纽约西区的房间里的短期来访的意识所能达到的是不配使一个人获得这种外界的荣誉的。况且，内部那么宽敞，而且能容纳下那么多人，以致你如果住在西九十几街，如果事实上你是在这里，你就是个美国人。因此，这魅力，这热情奔放的魅力，这来自能够把自己表达为二十世纪美国人的一种几乎使人忍受不了的激动是谁都可能具有的。对每个有眼睛能读报或者看电视的人，对每一个分享新闻、危机、权力的集体的心醉神迷的人都一样。对每个人根据他的能被激动的程度而定。可是也许这是一个甚至更为深刻的事情。人类在它自己命运的转折关头往往注视和描述它自己。它自己就是主体，在夜晚活着或淹死；它自己是客体，人们看到它幸存或死去，感觉到在它自身内部一阵阵的力量和麻痹的消失——人类自己的激情同时也是人类的伟大的奇观。一个深刻而奇异的共同参与的事件，不论尊卑高低，从感情夸张的言行和仅仅是喧闹一直深入到灵魂最深处，深入到最微妙的寂静中，那没有发现的知识就在那里。这样一种经验，就赛姆勒先生的判断而言，是可能给有些人的思想和灵魂带来美妙的机遇的，但是一个男人首先必须异乎寻常地聪敏，而且要有异乎寻常的才智和伶俐。他连想都没有想自己能符合他自己提出的标准。由于飞跃的速度，几十年、几个世纪、几个时代，压缩为几个月、几个星期、几天，甚至几句话，因此，要不落后，你就得奔跑，全速奔跑，飘荡，飞越闪烁发光的海浪；你必须能看见人类生活中什么在消失，什么继续保留下来。你无法成为一个老式的正襟危坐的圣人。你必须训练自己。你得使自己坚强得足以不致被当地蜕变的结果所吓倒。接受那种崩溃瓦解的现象，容忍那些发了疯似的街道、淫秽的梦呓、畸形怪异的事物出现在生活中，沉湎于不良嗜好之徒、酒徒、性变态者公开在市中心庆祝他们的绝望。你得使自己能忍受那灵魂的纠结，残酷的分裂的景象。你得容忍那权威的种种愚蠢，生意买卖中的欺诈行为。每天早晨五点或六点钟赛姆勒先生在曼哈顿醒来，竭力想应付当前的事态。他认为他做不到。即使他能够，他也没法说服别人或者改变别人的观点。他可以把处理的方法写进他的遗嘱留给苏拉，她可以向拉比伊普谢默泄露她的财产。她可以在她经常作忏悔时向罗纳勒斯神父低声诉说。这主要的问题可能是什么呢？是意识及其痛苦？是从意识逃入原人的溃退？是自由？特权？恶魔？把天空中所有那些恶魔和精灵用启蒙和理性主义逐出天空？而人类从未生活着而没有他们所占有的恶魔，因此必须让它们回来！啊，我们在这里与之周旋的是一种人的那么使人讨厌的、渴望的、悲痛的、需要的、白痴般的风气！他（她）跟生存的所有奇怪的资产，跟一切种种的可能性，跟一切形式的古怪行为，跟世界的精华，跟死亡开玩笑，那情景显得多么奇怪。能把这压缩成一两句说明吗？人类不能忍受没有未来。正如现在死亡是唯一看得见的未来。

一个家庭，一伙朋友，一群活着的人，使事情得以运行，接着死亡出现了，但是没有人曾准备好承认死亡。据宣布，格鲁纳医生接受了小小的外科手术，一次小手术。是那样的吗？一根通向大脑的动脉，一根颈动脉开始从脆弱的血管壁泄漏。赛姆勒一直是反应迟钝，不想了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许他对自己这样不愿意了解详情有一种实际的理由。自从一九四七年以来，他和苏拉就成了受格鲁纳医生赡养的人。他给他们付房租，巧立名目给苏拉安排工作以弥补社会救济金和德国赔偿支票的不足。他是慷慨大度的。当然，他有钱，但是有钱的人通常都很自私，不能把他们自己跟搞钱的手段分别开来，如钩心斗角，惯常的欺诈行为，错综复杂的骗局中的那种疯狂的灵活机敏，合法诈取钱财的那些奇怪的常规惯例。对于老赛姆勒，他那张红润的稍小的脸，眼睛因有小泡而视觉朦胧，长着几根猫的触须般的髭须，思考着，恍如曼哈顿岛上的一座沉思的岛。很简单，他所了解的富人都是罪恶的斗争——容许的罪恶行为——中的赢家。换言之，他们洋洋得意，在以欺骗和铁石心肠为形式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从政治秩序看来，总体上是有生产价值的；各种欺诈或者偷窃或者（充其量）是浪费，这些大体上导致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可是，且慢：赛姆勒否认自己拥有高度道德原则的知识分子的特权，以及自以为始终必须运用最纯粹的标准并且敲击其余的芸芸众生的头颅。在他试着想象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的时候，他想象不出来。一个没有腐败的社会？他也想象不出来。就他记忆所及，没有一种革命不是为了正义、自由和尽善尽美而兴起的。然而，它们的最后状态总是一次比一次更为虚无主义。所以，如果格鲁纳医生过去也曾腐败过，那你就该也看看别的富人，看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心肠。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妇科医生，格鲁纳挣了一大笔钱，甚至更多，后来在不动产方面又赚了不少钱。从总的来说，他是和善的，而且很有家庭感情，比赛姆勒的感情深厚得多，赛姆勒在年轻的时候选择了一条相反的路线，马克思—恩格斯—私人财产—国家与家庭的一起源那条现代的路线。

赛姆勒只比格鲁纳大六七岁，格鲁纳却由于一些特殊的有趣原因成了他的侄子。赛姆勒是一个他父亲二婚时生的孩子，在他父亲六十岁时出生（不言而喻，赛姆勒的亲生父亲在性方面一向是有魄力的）。格鲁纳医生渴望有个欧洲叔父。他在遵守老派的礼节方面毕恭毕敬，毫不含糊，像中国人那样。他在十岁那年离开故国，他对克拉科夫怀着柔情，并且很缅怀祖父母、赛姆勒和与之没有多少交往的姑母们以及堂表兄弟姐妹们。他不能随便解释说这些人正是他一直想必须摆脱的人们，正是由于他们，他才变得英国化到可笑的程度。但是格鲁纳医生自己过了五十年以后仍然是个移民。尽管有着豪华的韦斯特切斯特宅第和熠熠生辉的像一只银制大盖碗的劳斯莱斯高级轿车庇护着他那谦恭的犹太秃顶。格鲁纳医生脸上的皱纹是温和的。它们表露着耐心有时甚至是愉快。他有着大而高贵的嘴唇。在这里也可以见到嘲讽和悲观的神情。这是一张光彩照人的令人愉快的脸。

这样，赛姆勒通过他的一个异母姐妹成了一个叔父，实际上是出于礼貌，出于格鲁纳的虔诚的文物工作者的愿望而成了叔父——被视做（颀长的身材，上了年纪的，带着异国情怀的）奇妙的一个旧的世代的最后留下的人物。妈妈的嫡亲兄弟阿特叔叔，眼睛上面长着两撮长长的灰色眉毛，浅浅的皱纹庄严地展延到那宽边的、也许有点罗曼蒂克的英国礼帽下面。赛姆勒从他“侄子”脸上庄重的笑容和他惹人注目的耳朵懂得他对格鲁纳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他的经历也是受到尊敬的。战争。大屠杀。苦难。

格鲁纳的脸色发红，赛姆勒总以为这是他身体健康的标志，但是有一天医生说，“这是血压过高，叔叔，不是健康。”

“也许你不该打牌。”

格鲁纳一星期两次在他的俱乐部长时间地下很高的赌注玩金罗美双人牌戏或者凯纳斯特纸牌戏[98]，所以，安吉拉对发现她的父亲的缺点感到高兴。她有了可以指责的家传恶习了——她和她的弟弟华莱斯。华莱斯是个天生的赌棍。他早已把他的第一笔五万五千元在跟一个拉斯维加斯黑手党集团的投资中花光了。也许那个集团不过自称是黑手党，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赚到一分钱。格鲁纳医生自己就是在一个行凶的年轻流氓阿飞聚居区内长大的，因此有时候会不自觉地显出一些流气，歪着嘴巴说话。他是一个鳏夫。他的妻子曾是一个德国犹太人，就社会地位而言在他之上，她这样认为。她的家人曾经是一八四八年的先驱者。格鲁纳是个东犹太人移民。她的工作是要把他熏陶得高雅起来，帮助他开业当医师。已故的格鲁纳太太是个体面的正派的女人，两条腿瘦瘦的，蓬起的头发直僵僵地向外伸展着，一身佩克兄弟服饰公司出品的衣饰，其几何图形相配准确得不差分毫。格鲁纳相信他的妻子在社会地位上比自己优越。

“不是金罗美纸牌戏加重了我的血压。如果不打牌，就仍旧会有股票市场；如果没有股票市场，就会是在佛罗里达的公寓私有共有权[99]，就会是跟保险公司打官司，或者仍旧会是华莱斯跟你作祟——也会是安吉拉。”

对子女的热情的慈爱、父爱混合着诅咒，当格鲁纳看到他的女儿浑身的肉都在动着向他走近时，他会低声骂她“母狗”——把大腿、臀部、胸脯，抱着一种假装的天真全都抖搂了出来。这样做大概是为了引得男人发狂而激怒女人。格鲁纳低声骂着“母牛！”或者“邋遢女人”！可是他仍旧给她钱，让她能用这笔收入生活得舒适优厚。千百万腐败的太太小姐有的是足以过活的财产，赛姆勒知道。愚蠢的人，或者更糟，挥霍着国家的财富。赛姆勒从安吉拉嘴里听到的那些细节，格鲁纳准会受不了。她总是在提醒他，“爸爸要是知道这事，准会气死。”赛姆勒并不同意。伊利亚可能知道很多。很自然，所有关心的人都知道事实真相。这些都在安吉拉的小腿里，在短外套的式样里，在她的手指尖的动作里，在她低声耳语时富有音乐性的宏亮回响的声音里。

格鲁纳医生喜欢说，“哦，是的，我了解那个坏女人。我了解我的安吉拉，也了解华莱斯！”

赛姆勒起先不懂得动脉瘤意味着什么，他从安吉拉那里听到格鲁纳因为颈部外科手术住进了医院。就在他被扒手逼得走投无路的第二天，他去了纽约西区看望格鲁纳。他发现他的脖子缠上了绷带。

“唔，是赛姆勒叔叔？”

“伊利亚，你好吗？你看上去挺好。”老人在身下伸出一只长长的臂膀抚平那件军用棉雨衣向外的一面，弯起瘦腿坐了下来。在他那皱巴巴有裂缝的黑皮鞋的两个鞋尖之间撑着他的雨伞的伞柄尖，两只手掌倚着那弯曲的把手，怀着波兰—牛津式的礼貌，身躯微微俯向病床。一个谨慎细致的病室探视者，脸上的皱纹细密而复杂，左脸像不同岩层的轮廓地图。

“我正处于某种过程的中间。”

“外科手术成功吗？”

“在我的喉部放了个玩意儿，叔叔。”

“干什么用的？”

“调节动脉里血液的流量——颈动脉。”

“是这样的吗？它是一个阀门那样的东西吗？”

“或多或少是那样的东西。”

“有了它应该能降低血压，是吗？”

“对的，是这个意思。”

“是的。唔，似乎正起了作用呢。你看起来跟往常一样，正常了，伊利亚。”

显然，格鲁纳有些事不想说出来。他的表情既不悲伤也不严峻。赛姆勒从中不仅没有看到严峻，相反他以为他能观察到一种奇怪的不自然的轻松感。医生现在穿着睡衣睡在医院里是个好病员。他对看护们说，“这是我的叔叔，告诉他我是哪一类的病人。”

“哦，医生可是个非常好的病人。”

格鲁纳一向坚持要得到所有亲近的人的认可、欢迎、善意。

“我完全掌握在外科医生的手中。他说什么我就一分不差地照他的意见办。”

“他是个好医生吗？”

“啊，是的。他是个生长在美国南部山区的农民。佐治亚州的乡下佬。在大学生时代是大学的足球明星。我记得我在报纸上读到过他的情况。他给佐治亚技术学院踢球。可是作为专业医生是非常能干的，我听从他的医嘱，而且我从不讨论病症。”

“因此你对他完全满意？”

“昨天螺丝拧得太紧了。”

“那怎么样了？”

“哎，我说话口齿不清了。我失去了协调，你知道这需要供血，所以他们又重新给我拧松了。”

“可今天你好些了吗？”

“啊，是的。”

邮件送进来了，格鲁纳医生请赛姆勒叔叔给他读几条市场通信[100]上的消息。赛姆勒把报纸举到他的右眼，借着窗口射进的光线。“美国司法部将向林—坦科—沃特提出起诉迫使该公司放弃其所持有的琼斯和洛克林的钢铁股票。采取行动以防止巨大的集合……”

“那些集合目前正把全国的企业都吸收到一起去了。它们中间有一个，据我了解，已经把纽约所有的殡仪馆都拿去了。我听到报告说坎贝尔、河边出版社也都给出版《疯狂》杂志的那个出版社买去了。”

“多奇怪。”

“青春是大企业。学生儿童花费着惊人的钱。要是有足够的小孩都成为激进派，那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大众市场，那么它准是一桩大买卖。”

“我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了。”

“很少有静止不动的。首先你得赚钱，然后你得设法别让通货膨胀把你的钱给贬值了。你怎样投资，你信任谁——你任何人都不信任——从中你能得到什么，你怎样设法别让那些联邦政府的征税强盗们、令人恶心的税务局给抢走了。还有你怎样留下你这份资产……遗嘱！这些都是生活里最伤脑筋的问题。真烦死人！”

现在赛姆勒叔叔完全了解是怎么回事了。他的侄儿在脑子里有一根大血管，生下来就有缺陷，经过一生的搏动已经磨损变薄了。血液渗漏凝成了血块，这一整块果子冻似的凝结的血颤动着。这样你就被召向不幸的边缘。只要一次心跳就可能崩裂动脉，向脑子里喷血。这些事实闪着微光进入赛姆勒的头脑。这就是死期！死期？多可怕！可是，没错！伊利亚会死于脑出血。他知道吗？他当然知道。他是一位内科医生，所以他准定知道。但他是人，所以他能为自己安排许多事情。不管他知道的和不知道的都得安排料理——人类需要安排的事务中最常见的一件事。于是赛姆勒极力敏锐地观察着，经过十分或十二分钟以后，他得出结论：格鲁纳明明白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相信格鲁纳的光荣时刻已经来到，在那时刻个别人可以召唤他的最佳品质。赛姆勒先生活了大半辈子，因此懂得一点这些最后时刻表现的豪侠行为。如果还有时间，偶尔能干点好事。如果你有某种幸运的话。

“叔叔，尝尝这些果子冻，柠檬果子冻和橘子冻是最好的。从比尔谢巴[101]来的。”

“你注意观察你的体重吗，伊利亚？”

“没有，我没有。这些天他们在以色列传出了吓人的新闻。”医生一向在以色列购有债券和不动产。在韦斯特切斯特，他以以色列葡萄酒和白兰地酒飨客。他赠送刻有浮雕的以色列制造的银制圆珠笔。你可以用这种笔签支票。至于一般使用则并没有多大用处。有两次格鲁纳医生捡起他的软呢帽，说，“我认为我要上耶路撒冷去一下。”

“你什么时候走？”

“现在。”

“马上走吗？”

“是的。”

“你就这样走吗？”

“就这样走，我可以在下飞机时买牙刷和剃刀。我爱那儿。”

他有司机可以把他送到肯尼迪机场。

“我要回来的时候，埃米尔，我会打电报给你的。”

在耶路撒冷有更多的像赛姆勒这样的老亲戚，格鲁纳跟他们一起叙家谱，这是他喜爱的一种消遣。不止是一种消遣，他对亲属怀有热情。赛姆勒对他的这种热情感到有些古怪，特别是作为一个医生。作为一个在女性生殖黏液方面获得成功的人，他原本可能对他自己的种族怀有淡漠而不如这样特殊的感情。但是如今，眼看到在他的眼睛下面这群人中一种不幸的冷漠，赛姆勒由此更深切理解其中的缘故。对每个人而言，都根据他所暗示的，格鲁纳已经有十年不再干他的医业了。他心脏病发作过一次，便靠人寿保险退休了。付了一两年的款，保险公司坚持认为他身体的健康程度足够重操医业，于是引起一场诉讼。后来，格鲁纳医生了解到保险公司是想把有才能的人才拉住不让他们退休。最优秀的律师都忙得不可开交，保险公司有意用一些微不足道琐小的案子把法庭堵得喘不过气来，以致他的案子等了多年方始审理。但是他胜诉了，或者说快要胜诉了。他不喜欢他自己的行当——刀子，鲜血。他曾是个认真负责的医生。他尽了他的职责，但是他不喜欢他的行业。可是他仍旧对修指甲非常讲究，像一个在行医中的外科大夫。在这里的医院里他召来了修指甲的，就在赛姆勒探望这段时间里，他的手指正浸在一只钢制的盆子里。男性的指甲泡在浓肥皂水中显出淡淡的奇怪的色调。修指甲女人穿着白色的工作罩衫，她那看不见颈脖的头上一根根头发都毫无差异一律染成了黑色。她表情阴郁，两只邋遢的脚穿着白色的矫形鞋。她肩膀粗厚，手指甲上套着器械，弯着身子正聚精会神干着工作。她长着一只宽阔的孕育充沛的泪水的鼻子。格鲁纳医生得设法从她那里求得反应。即使是从这么一个表情阴沉的女人那里。

似乎由于不可能有更多（对伊利亚来说）阳光灿烂的日子了，这时房间充满了阳光。在这样的氛围里，人们显出惯常的姿态。过去从这种姿态中并没有得到什么了不起的结果，而在这最后的时刻也不可能期望由此得到什么。假如这修指甲的女人爱上了格鲁纳医生该怎么样呢？假若她回报了他的渴望呢？他渴望的是什么？赛姆勒先生对于这些并无裨益的瞬息间的明晰怀有一种惧怕。既然人类的一切事实都说明在个别人要求更多的时候，事实是不可能给予他更多的东西。赛姆勒不喜欢这样的清晰的瞬间，但是这种瞬间仍旧在他脑际闪现。

那女人把指甲根的护膜往后推去。她不愿让人引诱出她自己的地下走道。亲密的举动受到了拒绝。

“阿特叔叔，您能给我说一些关于我祖母的兄弟在祖国的情况吗？”

“谁？”

“他名字叫赫西德。”

“赫西德？赫西德？啊，是的，是有一个叫赫西德的家族。”

“他有一家玉米粗粉厂，还有一爿邻近城堡的商店，就那么一个很小的店铺，有不多几个酒桶。”

“你准是搞错了。我记得这家族没有谁搞磨粉。可是你一向记性很好，比我好多啦。”

“赫西德。一位相貌堂堂的老人，蓄着大白胡须。他戴一顶圆顶窄边丝礼帽，穿一件非常别致的背心，挂着怀表和链子。常常被人请去念可兰经，尽管他不可能是一位大量捐助建筑犹太教会堂的人。”

“啊，犹太教会堂。唔，你知道，伊利亚，我同会堂没有多少关系。我们几乎都是自由思想者。尤其是我的母亲。她接受了波兰的教育。她给我起了个解放的名字：阿特。”

赛姆勒感到遗憾，对家族回忆他的记性太差了。跟同时代亲友的接触多少是不够的，他原本很乐意帮助格鲁纳建立起往昔的历史。

“我爱老赫西德。您知道，我过去是个充满深情的孩子。”

“我肯定你过去准是那样，”赛姆勒说。他不怎么记得格鲁纳小时候是什么样子了。他站了起来，说，“我不想由于探望时间太长使你劳累。”

“啊，您没有使我劳累，可说不定您还有别的事要做吧。去公共图书馆？一件事，在您走之前，叔叔——我想说，您的身体看起来挺好的。您上次去以色列那趟旅行也很顺利，那可是一次很艰苦的旅行呢。您还喜欢在河边公园里跑步，像您往常那样吗？”

“最近没有。我感到腰腿太僵直跑不动了。”

“我本想这样说，在那儿跑步不安全。我不愿意您在那儿让人给抢劫了。正当您跑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猛地跳出个混蛋把您给卡死了。不管怎么说，要是您感到身子太僵不能跑，可您远不是衰弱。我知道，除了您在神经方面有些毛病以外，您不是个多病的体型。您是不是还是从西德获得那份小额的款子？还有那社会救济金？对呀，咱们有律师向西德人提出这个建议我很高兴。我不愿您烦恼，阿特叔叔。”

“为什么事烦恼？”

“不为任何事情烦恼。老年应该有保障。在一个家庭里，您跟玛戈特呆在一起。她是个好女人。她会照料您的。我知道苏拉对您来说有点太疯了些。她能让别人感到有趣，可不是她自己的父亲。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是的，玛戈特很正派。你不能要求再好了。”

“所以，请记住，不用烦恼。”

“谢谢你，伊利亚。”

一阵慌乱，颦眉蹙额的时刻，一种引人注意、使人感到疼痛、甚至是剧痛的东西进入了他胸脯、头颅，甚至下至肠子和心脏附近以及眼睛后面。女人这时正用软皮擦亮格鲁纳的指甲，而他穿着纽扣全部扣上的睡衣正襟危坐着。上方，绷带掩去了上了螺丝的喉部。他的发红的脸大体上并不漂亮，秃顶，耳朵大大的而并不显得出众，还有那大鼻尖，格鲁纳属于这个家族的普通的一员，但那毕竟是一张男子气概的脸，而一旦表面的厌恶表情褪去，仍然是和善的脸。赛姆勒知道这个男人的缺点。把那些缺点视做灰尘和石子，像在一片彩色瓷砖图案上的可以扫除的破砖碎瓦。下面，则是美好的高尚的表情。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人。

“你一向对苏拉和我都很好，伊利亚。”

格鲁纳对此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或许他是用那严峻的姿态挡开他不该全部接受的感激之情。

简言之，如果这地球应该抛弃，如果我们现在正被驱赶着涌进别的一些行星中去，比如从月球开始，那并不是因为你的爱好。赛姆勒本想这样说。他更向往地说了一句，“我感谢你。”

“您是一位有教养的人，阿特叔叔。”

“我会与你保持联系的。”

“是的，您要回来。这对我有好处。”

赛姆勒走到橡皮隔音门外，戴上他那奥古斯都约翰式的礼帽——一顶从伦敦索霍区买来的帽子。他用平常习惯的快步沿着走廊走去，喜爱稍稍偏向他视力较好的一边，右腿和右肩向前倾斜着。当他走到接待室前，看见一扇阳光闪耀的凸窗，室内是一套柔和的塑料制造的橘橙色的家具，他发现华莱斯·格鲁纳和一个穿白色上衣的医生在一起。这就是伊利亚的医生。

“我爸爸的叔父——科斯比大夫。”

“您好，科斯比大夫。”赛姆勒的举止风度中依稀流露出残存的往昔的芳香。如今谁还知道这种老派的玩意儿！或者各处都可能有一个女人会赞赏他这种问候的风度。可不是一个医生，科斯比。这个在乔治亚风靡一时的前足球明星，使赛姆勒想起一座人墙，又高又凛然不可侵犯。他的脸神秘地寂静，而且显得非常白，上唇陡直而突出，嘴巴薄薄的，也很端正。或多或少予人以一种不可亲近之感，他双手抄在背后。他的气派俨然像一个将军，他的心思专注在一场血腥战斗中的部队，部队就在山那边看不见的地方。对于一个此时此地在他面前出现的使他感到讨厌的人，他无话可说。

“格鲁纳医生的病况怎么样？”

“有很大的进展哪，一个很好的病人。”

格鲁纳医生目前的情况，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状况。每一个偶然的原因都有它的宣传。民主是宣传。从政府出发，宣传进入生活的各个方面。你有了一个欲望，一个观点，一条路线，你就要广为散播。这种宣传使得每个人都处于你的影响之下并用适当的方式谈及这事。在目前这个具体情况是伊利亚，一个医生，又是一个病人，要使人们知道他是病人中的病人。一个可以容许的缺点。有点孩子气，但那又怎么样呢？其中也有使人感兴趣之处。

面对一个医生，赛姆勒也有他自己的弱点，因为他常常要问到他自己的那些症状。这样做当然是有所抑制的，但还是有冲动。他想提到他每天醒来脑子里总是嗡嗡作响，他那只好眼睛在眼角有一粒灰尘，他没法把它挑出来，它牢牢地粘在眼皮的折褶里。他想提起他的两只脚一到夜晚就烧得厉害，以及他患了瘙痒症等等。医生对于外行唠叨医药术语，一向抱厌恶心情。自然，一切都作了检查。心动过速是一切最终的诊断。科斯比没有看到任何其他症状，不过是一点淡淡的老年人的玫瑰红。一只冬天的苹果。一个脑子忙于思索的老人。有色眼镜。一顶皱巴巴的宽边礼帽。在晴朗日子带一把雨伞——牛头不对马嘴。又长又窄的皮鞋，皮虽已开裂却擦得铮亮。

他对伊利亚的病漠不关心？不，他正为此悲伤。但是他能做些什么？他继续在想，在看。

像往常一样，即使在交谈中间，华莱斯的圆圆的黑眼珠也会走神，深深地走神。他也有很白皙的皮肤。在他二十八九岁的年纪，他还是个长着卷发和一张像小男孩的嘴的小弟弟。或许平时上厕所有点漫不经心也像是个小孩子，天气温暖的日子他常常从身后向赛姆勒（或许赛姆勒的鼻子过度敏感了）传去一阵淡淡的不洁的气味。这是大便时漫不经心的最起码的暗示，这并没有冒犯他叔祖父。这只不过是由一个特别灵敏的记录系统观察到的现象而已。实际上，赛姆勒很同情这个小青年。华莱斯属于苏拉一类的人。甚至有一种家族的相似之处——尤其是那双眼睛——都是圆圆的，黑黑的，很大，填满了那骨骼毕露的大眼眶，这样的眼睛能眼观八方，可是总爱幻想，像吸了大麻叶般在做梦似的。他是只乖僻的猫，安吉拉说。他这时正跟科斯比大夫讨论运动。华莱斯对任何话题都表示共同的兴趣。对于他来说一切兴趣都是罕见的。他染上了强烈的热病。骑马，足球，冰球，棒球。他知道平均数、成绩记录、统计，你可以拿年鉴来考他。格鲁纳医生说他会早晨四点钟起身，一面背统计表，一面用左手很快地草草写在身上。这样一来，那理智、如果说多少有点稚气的前额，多少有点太小的文雅的鼻子，还有那多少有点向内凹的脸孔的中心部位，以及一副精神力量、男子气概和高贵的容貌，便稍稍被破坏了。华莱斯几乎成为一个物理学家，几乎成为一个数学家，几乎成为一个律师（他已经取得律师资格并且有一次还开了一个事务所），几乎是一个工程师，几乎是一个行为科学的博士。他是一个持有执照的驾驶员。他几乎是一个酒徒，几乎是一个同性恋者。眼下他似乎是个在赛场为求机会平等而加了障碍的优胜者。他戴着黄色大页纸做的律师锥形帽，上面写满了球队的名字和花押字，他跟科斯比大夫（他似乎也是个赌徒）正从头至尾叙说这些错综复杂的包含多种因素的计算和预测，这位大夫显然被华莱斯迷住了，不仅仅是在哄他。身材细长的华莱斯穿着深色的套装显得很英俊。一个具有极好天赋的小伙子。这真是令人困惑的事。

“你可能对玫瑰圆形竞技场的比赛情况并不熟悉。”大夫说。

“根本不是那回事，”华莱斯说，“你就查一查这个用码测出的长度分析看看。我打破了去年的统计数字。我把那些数字列入我特制的方程中了，你瞧……”

这就是赛姆勒所能听懂的谈话。他在窗边等候了一会儿，观看过往车辆，带着狗的女人，狗有系皮带的，也有不系皮带的。对面有一座空阒无人的建筑，作出标记即将拆毁。窗玻璃上画着大大的叉。在空空的商店的厚玻璃板上是厚厚的白粉画的奇怪的图形或者不能称其为图形的东西。多数的涂鸦可以置之不理。而这些，出于某些原因，使赛姆勒感到不是毫不相干的。有说服力。对什么有说服力？对于未来的存在的否定（伊利亚！），但对那将把我们从这种目前的浅薄提高的永恒之伟大也是有说服力的。此时此刻原本可以提高人类的力量和能力却使人类堕落了。对于如何使生活具有更美好的意义，有效的手段却不多。崇高的恐惧使所有人的脑子发狂。能力，印象，想象力，从原始时代就在人类中积累，也许从物质最初闪耀着意识的微粒以来就大多与虚夸、否定有密切关系，只是在废弃的商店的玻璃窗上涂抹得乱七八糟的暗示或者暗号中显露出来。很自然，一切都害怕未来。不是死亡，不是那个未来，是另一个未来，在那里整个灵魂都专注在永恒的存在上面。赛姆勒先生相信这一点。而在此期间，也有着发狂的借口。整个的民族国家，文明社会的一切，也许都在为发狂寻求着无可指摘的依据。特权阶级则几乎是贵族的发狂状态。同时在一爿老服装店的玻璃窗上划过的浓浓的圆圈和曲线正清楚而响亮地诉说这一切。

在战时，在波兰，特别是在赛姆勒藏身一座陵墓内的那三四个月里，他才第一次开始为寻找奇怪的暗号和预示不祥之兆的事物而转向外部世界的。那个夏季和之后的秋季，那时他已是一个凶兆迹象观察者，而且非常幼稚，想观察到许多更为巨大的具有深意的形式。那个恍如死去一般的生活已经消灭，然而，那一根草，一根蛛丝，或者一个斑点，一个甲虫或者一只麻雀都必须加以阐释。到处是象征，是玄奥的信息。他在一个叫做梅兹文斯基家族的陵墓里，可以说是一个寄宿者。那个和平时期公墓的看守人给他面包吃，还给他水喝。偶尔有些日子没有给他面包和水，但是这样的日子不多，而且不管怎样，赛姆勒省下了一些储备的面包，因此并没有挨饿。老谢斯拉恺维茨是个可靠的人。他把面包藏在帽子里带来给他。面包带着头皮的气味，脑袋的气味。在这段时期里，什么东西都有一种淡淡的黄色的色调，天空中有黄色的光。赛姆勒眼中的坏消息，人类眼中的坏消息，生存要素眼中的坏信息，都从这黄色光线中弥漫开来。有些是使人憎恨的事情，有时势不可挡。最糟糕的时候，情况甚至是像这样一回事：你是被召唤来这样的，毫无疑问是被召唤来的，所以你才在这里。尽管这巨大全面的谋划可能具有深刻的利害关系，不论它是否创始于一个神灵或者一个无法查明的来源，它该有个不同的名字，你自己，作为一个限定的例子，却不得不在这种黄色的绝望中痛苦、焦虑、痛心地等待。为什么？但是你必须等待！这样，他就躺着等待。赛姆勒住在坟墓里的时候，还有比这更多的要求。或许，没有思索的时间，但是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没有重大的事件发生。重大的事件都停止了。没有新闻。谢斯拉恺维茨蓄着长须，一双发肿的手，面部神经麻痹，一双难看的蓝眼睛——是赛姆勒的救星——没有新闻，或者说他不愿说出来。谢斯拉恺维茨为了他冒了生命危险。这件事实的起始是一大怪事。他们彼此谁都不喜欢谁。在赛姆勒身上有什么值得喜爱的东西吗？半裸着身子，饿着肚子，头发和胡子结成块，从森林里爬出来。长时期与死者打交道以及摆弄人类骨头的经验，也许给这个墓地看守人见到赛姆勒幽灵般出现在他面前作了准备。他让他住进了梅兹文斯基家的坟墓，拿来了一些褴褛的破衣烂衫给他蔽身。战争结束以后赛姆勒给谢斯拉恺维茨寄去了一些钱和包裹。跟那家族也有通信往来，接着，过了几年，信件中开始含有反犹太人的情绪。这绝非十分邪恶的事，只不过是旧事物的一些反照而已。这并不使人感到非常惊奇，或者也只是稍稍有点惊奇而已。谢斯拉恺维茨曾经有过他光荣和行善的日子。他曾经冒了生命危险救赛姆勒。这个老波兰人也是一个英雄，但是英雄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了。他本是一个普通人，他想重新成为他自己。足够就是足够，难道他没有权利成为他自己？没有权利松弛自己，重新变得像过去那样怀有偏见？只有那种“富有思想的”人具有特殊的要求，继续自我烦恼——对“崇高的美德”，对“文明”负有责任而决心继续努力等等。正是赛姆勒一家人继续徒劳无益地竭力想作某种象征性的工作，才导致他们受到纷扰并处于不安的状态。赛姆勒有一个象征的性格。他，就个人而言，就是一个象征。他的朋友和他的家人把他造就成了一个法官和牧师。他是个什么东西的象征呢？这连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经历灾难而存留下来？他并没有在这方面做出什么，打从比他更早的许多人都失踪以后。那不是幸存，只是坚持。他坚持过，但他也许可以再坚持一些时候。很明显，比喉管夹上了钳子上了螺丝钉的伊利亚·格鲁纳坚持得稍稍长一点。那种劳什子可不能阻止死神的来临多久，一股突然泄出的红色液体，这人就算完了。连同所有他的意志、目的，他的德性，他作为一个内科医生优良的成绩，他的企业、牌戏，他对以色列的忠诚，对戴高乐的厌恶，连同所有他的仁慈的心、贪婪的心，连同他那明白无误表白他热切的爱的嘴，连同他关于金钱的谈话，他的犹太父亲身份，他的对子女的挚爱和失望。当他的生命——或者此生，彼生，另一个生命——逝去了，让死神带走了，而会给赛姆勒——当他坚持的时候——留下那糟糕的确确实实的事实，还有那陵墓大门后面波兰夏天炎热的黄色光线，那也是他和苏拉—斯拉娃一起被监禁在那座公寓的放置陶瓷碗具柜的那个房间的光。无穷无尽的钟点，在这里面你被人从内部给吃掉了。被吃掉是因为缺乏一致性。也许找不到一致性就是一种惩罚。或者被一种对神圣的渴望所吞噬。是的，当每个人都在屠杀每个人的时候去寻找一致。当安托尼娜被人杀害的时候。当他本人在她身边经受着屠杀的时候。当他和其他六十或七十个人，身上都被剥得精赤条条，在给自己挖着坟坑，枪弹射来，跌进了坟里的时候。尸体压在了他的身体上，重重地压在上面。他死去的妻子就在附近一个地方。过了很久一阵以后他才从尸体的重压下挣扎出来，爬出了松散的泥土。把他肚皮上的泥土刮掉，藏身在一间棚屋里。找到一些蔽身的破衣烂衫。很多天都躺在森林里。

从那以后将近有三十年，在四月的日子里，阳光明媚，春天时节，另一个季节，纽约市的匆忙和强烈即将被称为春天了。倚着一张柔软、像皮革制的橘色沙发，脚踩在红棕色的芬兰地毯上，地毯饰有黄色的核心，那种有丝分裂的纺锤体。俯视下面一条街，街上一家成衣铺的窗上透过一个男孩的信手涂抹已经现出时代精神的预兆。

是我们人类发了狂了？

有充分的例证。

当然，这一切似乎都是人的发明创造，包括发疯。这可能是那种令人痛苦的发明创造能力的又一个创造。在当前人类发展的水平上，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都受到制约（而赛姆勒也部分受到影响），由此选择的范围就缩小到不是成为圣徒就是发疯。除非我们都成为圣徒，否则我们就都是疯子，而所谓圣徒一般只不过是我们在疯狂之上翱翔而已。疯狂所具有的引力作用正在把圣徒朝着下落坠毁的方向拉去。有少数人可能理解到正是一个人每天迅速地完成他的日常任务的持久力才造成圣者和英雄。这样的人不多。多数人则幻想一个筋斗就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描述这类人，你感到他们都是十足的疯子。

且以华莱斯·格鲁纳这个人为例。很可能华莱斯真是疯了。对他来说，要他对常见的事情感到兴趣需要付出强大的努力。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运动成绩记录的统计使他陷入如此狂热。为什么他那么经常显出似乎生活在外层空间？在月球上[102]？唔，至少他没有把赛姆勒当成一个象征，而且很显然认定他是牧师、法官，或者忏悔神父。华莱斯说他赞赏赛姆勒是由于他的机智。赛姆勒特别是在被激怒或被惹恼的时候，在他感到烦扰的时候，能说非常机智的话。用那种古老的欧洲风格。往往这些充满机锋的妙语标志着一场精神激动的心情发泄即将来临。

但是每当他开始和赛姆勒开始一场对话时，华莱斯总是立即面露笑容，有时重复着赛姆勒说过的妙语中的妙句。

“不是一个具有多方面能力的人，大叔？”

赛姆勒有一次这样提到自己说，“我对有些事情的了解比对有些别人的了解更愚拙；不是在各方面都显得一样；我不是一个具有多方面能力的人。”

要不然，就是华莱斯新近喜欢上的一个爱好，“桌球台，大叔，桌球台。”

这与安吉拉去墨西哥那次旅行有关。她和霍里克度过一次不快乐的假期。一月份她受够了纽约和寒冷的冬天。她想去墨西哥，到一个炎热的地方去，她说，那儿她可以看到一些绿色的东西。接着，他还没有来得及纠正自己，赛姆勒突然这样说，“热的？一些绿色的东西？那一张桌球台就符合上面说的一切啦。”

“啊，哇！这真把我捧上天了。”

事后，他会问赛姆勒他恰切的话是什么。赛姆勒微笑着，他狭小的面颊开始发红，但是他不再重复他的话。华莱斯并不机智，他没有像这样的妙语，可他有经验，他制订出一些古怪的计划。好些年前他飞到丹吉尔[103]想买一匹马，骑马游历摩洛哥和突尼斯。他说他不驾驶他那辆本田摩托车去，因为看落后的民族应该在马背上看。他从赛姆勒那里借了雅各布·布克哈特的《力量与自由》，这本书使他受到强烈的感动。他想研究那些民族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西属摩洛哥他在旅馆里被抢劫了，给一个藏在厕所里的男人用枪逼着抢劫了。于是他继续向前飞往土耳其想再试身手。他设法骑马进入了俄罗斯。在苏维埃亚美尼亚他被警方拘留。在格鲁纳拜见了参议员霍维茨五六次以后，华莱斯才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这样，华莱斯又一次回到了纽约，他带了一个年轻的女人去看电影《一个孩子的诞生》。正当孩子分娩的时刻他晕过去了，头撞在前排的椅背上，撞得失去了知觉。等到苏醒过来，他发现自己正躺在地板上，而他的女友在尴尬中离开了他，换了座位。为了抛弃他，她跟他隔了一排座位。华莱斯借了他父亲的劳斯莱斯轿车，设法让车子脱缰马似的从他面前驶去，漫不经心地随便停车，结果车子翻在克罗顿附近的蓄水库底。他乘了一辆城市公共汽车去偿还债务，黑手党却在后面盯上了他。赛马赌注登记人给他两个月的付款期限。比赛时给予的优待条件没有起到作用。他跟一个朋友一起飞到秘鲁去爬安第斯山。他说他是个蛮不错的飞机驾驶员。他提出要带着赛姆勒飞上天去（不，我信不过你，谢谢你，就这样，华莱斯）。他志愿参加了国内和平服务团。他想对那些黑人小孩有用，在运动场当一名篮球教练。

“这位外科大夫对伊利亚后续的治疗是怎么想的，华莱斯？”

“他要给他的头部重新作一次X光透视。”

“他们现在计划进行一次脑外科手术吗？”

“那得看他们能否触及患部。他们可能没法达到患部。当然，要是他们达不到，他们就是达不到。”

“去看他，你决不会想到……他看上去气色那么好。”

“啊，是的，”华莱斯说，“干吗不呢？”

赛姆勒对此叹了口气。他揣摩已故的格鲁纳太太当初准定对她的华莱斯感到非常满意，他有着长得很好的脑袋，颀长的脖颈，卷曲的头发和好看的眼睫毛，鼻子的短短的干净线条以及他露出的整齐的牙齿，是畸齿校正术的精心之作。

“这是遗传的，有一个动脉瘤。碰巧就生在只有薄薄一道管壁的动脉管。我可能会有，安吉拉也可能会有，虽说她要是有一处薄薄的血管壁，我会为此感到惊奇。但是有些人，年轻人，有时，在其他各方面都很完美，也为此倒毙。雄赳赳地走着，漂漂亮亮，兴高采烈，忽然内部爆裂，他们就这样死了。起先是一下往外冒泡，可能就像蜥蜴在喉部让人打了一棒似的，接着便是死亡。您活了这么长时间，您很可能在这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

“即使是我，总还有一些不很熟悉的事。”

“上星期的字谜游戏里，我遇到了一大堆难题。星期日那一天。您猜过没有？”

“没有。”

“您有时猜的。”

“玛戈特没有把《时报》带回家来。”

“您知道那么多字真叫人惊异。”

华莱斯有几个月实际上开业当过律师。他的父亲给他租了个事务所；他的母亲召来了室内装饰家克罗兹给他布置房间。有六个星期，华莱斯像任何一个长期车票使用者一样，准时起身上班办公，但是所谓办公结果却是玩字谜游戏。他锁上房门，把电话从挂钩上取下来，躺在皮沙发上。这一切算是办公。不，还有一件事：他解开女速记员的纽扣，研究她的乳房。这消息来自安吉拉，她直接从那姑娘了解到的。那姑娘为什么容许他这样做？也许她以为这样可能导致结婚。在华莱斯身上寄托希望？神志清醒的女人不会，但是他对乳房的兴趣却显然是科学性的。关于乳头方面的问题，像让—雅克·卢梭被一个威尼斯妓女的乳房完全吸引住了，以致她把他推开告诉他不如去研究数学那样。（赛姆勒大叔阅读涉猎更为广泛，他熟谙欧洲文化。）

“我不喜欢那些制造字谜游戏的人，他们全是低级头脑，”华莱斯说，“干吗人要知道那么多的垃圾？这是东方——沿海地区——教育出来的垃圾。是精明的笨蛋哥伦比亚大学的聪明绝顶的孩子的、杂七杂八混合在一起的知识。我实际上打过电话给您想问您一种古老的美国舞蹈的名字。快步舞、苏格兰双人舞、号笛舞，等等，是我能提出来的一切了。可是这个字是一个m打头的。”

“一个m？这可能就是morrice[104]？”

“啊，天哪！这当然是莫利斯舞。老天爷，您的头脑真灵。您怎么碰巧记得的？”

“弥尔顿的假面剧《科马斯》里。一场摇摇摆摆的莫利斯舞直跳到月亮上去。”

“啊，真妙。啊，真可爱，一场摇摇摆摆的莫利斯舞。”

“‘现在跳着摇摆的莫利斯舞跳到月亮上去。’我相信那是鱼，亿兆的鱼，加上海浪自己，表演这场舞蹈。”

“这精彩极了。您一定生活得井井有条，因此记得像这样有趣的事情。您的头脑没有给愚蠢的事务毁掉。您是个好老人，阿特叔叔。我不喜欢老年人。我不敬重许多个别的人——少数物理学家。但是您——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真实。可您有一种很好的幽默感。我说的唯一的一些玩笑，也是从您那儿听来的。顺便说，让我搞清楚我是不是把戴高乐的玩笑讲对了。他说他不愿意安葬在凯旋门下跟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挨在一起。跟默默无闻的人在一起，[105]对吗？”

“没错。”

“我的爸爸恨戴高乐，因为他讨阿拉伯人的欢心。我喜欢戴高乐因为他是一座里程碑，而且他不愿进入巴黎残废军人院跟拿破仑在一起，拿破仑只不过是个卑贱的下士。”

“对的。”

“可是以色列人却要他出十万元买下圣墓里那块空地。”

“那是开玩笑。”

“但是戴高乐说，只用三天？那太贵了。‘只用三天？’[106]他打算让人盗掘，对吧？我想，这挺有趣。”华莱斯作出了重大的判断，“波兰人喜爱讲笑话。”他说。他没有幽默感，也一向少有开怀大笑的机会。

“被征服的民族往往是机智的。”

“您不很喜欢波兰人，大叔。”

“我认为一般来说，我喜欢他们超过他们喜欢我。况且，一个潘神[107]救过我一次性命哩。”

“那时苏拉在女修道院。”

“是的，也救了她的性命。修女们把她藏了起来。”

“我还记得多年以前在新罗切尔[108]她穿着睡衣从楼上下来，她那时已不是小孩了，她准有二十七八岁了，在客厅里当着每个人的面前下跪祷告。她用拉丁语祷告吗？不管怎么说，那件睡衣可真单薄。我想她是想用她那基督教的举动惹你发火。那是一种轻蔑的行为，在一个犹太人家里，是不是？不管怎么说，在有些犹太人家里。她如今还是像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吗？”

“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有点儿像这样。”

“而且打扰你对赫·乔·威尔斯的研究，可是爸爸对女儿总是很温和的。看爸爸是怎样宠爱安吉拉的。他给她的比给我的要多十倍。因为她使他想起梅·韦斯特。他对她干的那些愚蠢的错误总是一笑了之。他自己感觉不到。妈妈跟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认为会发生什么情况，华莱斯？”

“我的爸爸吗？他不行啦。他只有百分之二的机会了。那螺丝钉开关能有什么用？”

“他在战斗着哩。”

“任何一条鱼也会挣扎。钩子勾住了鳃。它猛地一扭，扭到了宇宙的不适当的部分。那就像淹死在空气中一样。”

“啊，那真吓人。”赛姆勒说。

“尽管这样，对某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值得欢迎的。如果他们毁了他们的女人，我敢肯定他们宁可去死。我现在发现，当你的父母双亲健在的时候，他们站在你与死亡之间。他们得先你而去，所以，你感到非常安全。可等他们死了，那其次就是你了，在这条直线上没有人在你前头了。同时，我早已看到我在感情上作了错误的倾斜，并且知道今后我将为此付出代价。我是这体制的部分，不管我喜不喜欢它。”又一阵离开常轨的沉静的思考——赛姆勒感到华莱斯的思绪愚钝而难以控制。接着，华莱斯说，“不知道科斯比大夫干吗这么喜爱赌足球赛。”

“你不喜欢吗？”

“我不是那么喜欢。爸爸曾告诉他我多么了解职业足球队的情况。大学足球队也一样。这一切在我如今都已过去了。但是这就像爸爸要我学外科医生一样，这样我就会给他做一些事，这样我们就会更亲近和友好些。”

“可是现在你喜爱什么呢？”

“是啊，弗菲尔和我有一个做生意的想法。这实际上是我们唯一能想到的。”

“啊，那个弗菲尔。他把我扔在哥伦比亚大学。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到他。我甚至怀疑他是否打算从我身上赚钱哩。”

“他是个非常有想象力的生意人。他会反对任何人，但可能不会反对你。这回我们提出的是一项企业。空中拍摄乡村房屋，然后推销员拿了照片——不只是目测观察而完全是冲洗过的照片——上门去找你，并且向你提供一揽子交易。我们会在现场指认那些树林和灌木并且用写上拉丁语和英语的带子漂漂亮亮地绾在树上。人们对他们房产上的植物往往感到一无所知。”

“弗菲尔识得出树木吗？”

“在每个居住区我们会雇一个植物研究生。在达切斯县，比方说，我们能从瓦萨[109]找到个把这样的研究生。”

赛姆勒忍不住微笑了。“弗菲尔会诱奸她，也会把这房屋的女主人也给诱奸了。”

“啊，不。我会注意别让他搞得我无法控制。我能掌握那家伙，他可是个顶呱呱的推销员呢。春季是开业的好季节。就现在。在树叶还没有长得太密以前，这样适于空中摄影。到夏天，我们可以从海上去蒙托克、奇尔马克、韦尔弗利特、南塔克特工作。我的父亲不愿给我这笔钱。”

“是很大一笔钱吗？”

“一架飞机和一些设备？是的，一笔很可观的钱。”

“你想买一架飞机，而不是租一架飞机？”

“租飞机没意思。要是你买你就能享受税款注销的优惠：跌价。商业的秘密就是让政府承担你的风险。爸爸按照他的收入的纳税人分类，我们可以一元钱省去七角。IRS[110]纯然是谋杀。自从母亲死了以后，他没有提出夫妻所得税的共同申报，他不是一家之主了。他不愿意再给我一大笔钱了。我处于被托管的地位，这样我就得靠我的收入过活。在我碰运气想做妇女时装日用品时我输掉了五万元。”

“是赌博吧？我想，在拉斯维加斯。”

“不，不。那是拉斯维加斯的一家汽车旅馆在那里的一个综合企业，有服装店，经营男人的时装日用品。”

华莱斯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孜孜不倦讲究服装的人，一个男性身体的美化者。

“阿特叔叔，我想把您列入我们的工资名单中。弗菲尔表示同意。弗菲尔爱您，您知道。要是您不愿意这么干，我们就把苏拉列入名单，周薪五十元。”

“为了回报，要我干什么事呢？你要我跟你的父亲谈吗？”

“运用您的影响。”

“不行，华莱斯。我怕我办不到。唉，你想想，眼下发生了什么事。真可怕，我都吓坏啦。”

“您不会惹得他心烦意乱的。不管您给他讲了还是不讲，他的想法总是一样，半斤八两。不管怎样，他总是在盘算这事的。”

“不，不。”

“好吧，这是您的决定。可还有一件事，在新罗切尔的家里藏着钱，就藏在房子里。”

“对不起？”出于好奇，而且没有听准，赛姆勒的声音提高了起来。

“一笔隐藏的现金。一笔很大的数额。从未公开宣布过的。”

“那不可能，可能吗？”

“啊，是的，可能的。叔叔。您吃惊了。要是一个人的内心就像一只西瓜那么简单——红瓤黑子——那就好啦。对一些社会上的上流人士，爸爸作为向他们表示恩惠偶尔给他们动过外科手术。进行扩张术和刮宫术。只有在某次了不起的危急存亡之际，只有在年轻的社交界名媛淑女给人捅大了肚子的时候，他才偶一为之。高度机密。完全出乎怜悯。我爸爸可怜那些名门贵族，于是获得了高额礼金。”

“华莱斯，你听着，让咱们实话实说。伊利亚是个好人。他一直坚持到最后。你是他的儿子。你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教育成长的，认为为了你的健康你就得把一个父亲扔掉。你经历了一段骚乱不安的生活，这我知道，可是这种旧式资本主义家庭和心理上的斗争，最终应该抛弃了。我这样对你说，是因为你基本上是个聪明的孩子。你干出过许多特殊的事情。没有人能说你是令人厌烦的。但如果你再不停止，你就可能变得令人厌烦了。你有许多有趣的经历可以诉说，如今你大可以光荣地撒手不干了。够了，您应该试着做些不同的事情了。”

“晤，赛姆勒叔叔，您很讲究礼貌，这我知道。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冷淡的表现。有几分脱离生活。可您能容忍别人的胡闹，这正是您旧式的波兰人的礼貌。可是尽管这样，这里也存在一个实际问题。完全是实际问题。”

“实际的？”

“我的父亲在家里放了几千元钱，他不愿意说藏在哪里。他生我们的气。他在进行资本主义家庭——心理的斗争。您说得完全正确。为什么一个人要用神经过敏的狂热把自己烧掉呢？在生活里还有更高的目的。我不认为那些都是胡言乱语。远非如此。可是叔叔，您明白，要是有了那架飞机，几个钟头的飞行，我就能赚到一笔可观的收入。我就能把这辈子余下的岁月用来读哲学。我能完成数学哲学博士学位。现在您听听我说的这些。人们就像简单的数字那样。您明白吗？”

“不，不明白，华莱斯。”

“数字同样对人具有重大的关系。数字的系列像人类的系列一样——由一个个别人组成的有限数字。数字的特征也像物质的特征一样，否则，数学的表达方式就不能告诉我们物质将会或者可能发生什么变化。数学方程式把我们引向物质的现实。事物还没有见到。像加热的气体的骚动一样。您现在明白了吧？”

“只是很模糊地懂得一点。”

“方程先于实际的观察，所以，咱们需要的是一种为人类利用的相似的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什么是一？人的整数又像是什么？现在你发现，您让我这样严肃地给您讲话了。可是只消一两分钟我就要继续谈别的事情了。房子里藏着钱。我想他把钞票藏在穿过顶楼的那几根假的管子里了。他有一次借来了一个黑手党管子工。我知道这事儿。您可以在下一次谈话中无意中提到那些管子或者顶楼，看他有什么反应。他也许会决定告诉您。我不想我非把房子拆掉不行。”

“不，当然不行。”赛姆勒说。

什么是一呢？

第三章

在回家的途中。

在马路上，春天四轮溜冰鞋的摩擦声从空洞的、易于碎裂的人行道上传来，这是一种令人快慰而又不很和谐的声音。赛姆勒从尽是公寓大楼的纽约新区转入只看见褐石和熟铁结构房屋的纽约老区，从一道围墙上的一些黑色大圆圈外看到了黄水仙和郁金香，这些花都盛开着，鲜艳夺目，不过在那片纯洁的黄色上，已经撒满了散落的烟灰。你在这座大都市里可以成为一名冲洗花朵的人。这给华莱斯和弗菲尔提供了一个干额外活儿的机会。

他绕着斯托伊弗桑特公园走了一圈，那是一片广场内的一块椭圆形场地，场地里有着那个装有假腿的荷兰人的塑像[111]，四角上密密匝匝地长满了矮树丛。赛姆勒把高文达·拉尔博士的文稿夹在胳膊下，每走到第四步便用手杖的金属包头轻叩一下石板。他把那份文稿带在身边，准备在乘地铁时阅读，尽管他并不喜欢在公众中惹人注目，把一页页文稿在眼前翻来翻去，一面把帽檐紧推向后，脸上一副全神贯注的神色。他难得这么做。

从月球上垂直地抛下一根线来，让它和一座坟墓相交。坟墓里，有一个男子直到这时还受到照料，保持温暖，指甲也经常获得修剪。那些浓艳的彩虹的颜色出现了。腐朽。赛姆勒先生过去有一次曾经和死亡轻松自在地相处。他败下阵来，向后退却，心里净想着自己的侄儿，一个和他自己大不相同的人。他钦佩他，爱护他。他无法应付有关他的所有那些事实，而对遥远事物的思考似乎有所帮助——月球，它的毫无生气，它的永恒。它是一粒腐蚀的白珍珠。用独眼看去，就给人看做是一只独眼。

赛姆勒早就学会了在纽约的社会上谨慎小心，因为那里一成不变的是道德败坏。在铁栏圈起的小片土地上，青草的绿油油的光泽被动物的排泄物烧灼着，几乎全给抹煞了。梧桐的树皮斑斑驳驳，不过白净、黄褐，颇有光泽，随时准备吐出一些新叶来。红砖的友好书院和粗糙、微红、暖色的石头建造的宽大、笨拙而坚固的新教圣公会教堂，圣乔治堂，全都依然如故。赛姆勒曾经听人说起，最早的约·皮尔庞特·摩根[112]曾经是那儿的一名领座人员。那些在报纸上读到过摩根的老派的奥地利—匈牙利—波兰—克拉科夫老人们，提到他时全都十分尊敬地把他称为皮珀诺特—摩根。在圣乔治节和星期日，证券经纪人的守护神在那座喧闹的都市里可以轻松地呼吸上一会儿。在思想方面，赛姆勒先生对美国白人新教徒很生气，因为他们没有维持好较好的治安。他们像胆小鬼那样投降，不是一个坚强的统治阶级，反而以一种秘密的、丢脸的方式卑躬屈膝地急切去跟所有少数派的暴民混合到一起，尖声叫着攻击他们自己。那么教士怎么样呢？把刀剑铸成犁头吗？那倒不是，他们反而把牧师领改成了遮羞布。不过这并不相干。

他脚下步步留神，生怕踢到狗，又花了十分钟才找到一张长凳，好坐下想到或是不去想到格鲁纳。也许，尽管心头非常悲痛，他还是可以读几段这份强烈地吸引着他的关于月球的文稿。他注意到一个女流浪人，喝得醉醺醺的，像一头儒艮[113]睡在那儿，拱起一个海牛般的肚子，两腿肿得发紫。她身上穿着一件短衣服，一件超短的破衣裳。在围栏的一个犄角上，一个酒鬼正对着报纸和落叶绷着脸在小便。警察们难得来打扰这些老式的无家可归的浪人。年纪较轻、看来是土生土长的人也呆在那儿。那些小伙子赤着脚，活像孟买[114]的一些乞丐，他们的胡子凝结在一起，呼吸时把浓密的鼻毛从鼻孔里喷了出来，脑袋从羊毛套头衫里伸出，多少有点儿秘鲁式。那些都是某一地区的当地人，单纯无知、毫不放肆、彻底退出，就像公牛费迪南德[115]那样。就他们而言，没有斗牛，只在可爱的栓皮槠下面闻闻花香。这和赫·乔·威尔斯的幻想小说《时间机器》中的埃洛伊又何等相似。那个吃人肉的莫洛克斯过着一种隐蔽的地下生活，既怕光，又怕火。他聚集起了一群可爱的“人牛”。不错，那个健壮、勇敢的小老头儿威尔斯毕竟有些预言家的幻想。苏拉为给他写一部回忆录而进行游说，这并不全错。应该写一部回忆录。只不过没有多少时间来就种种事情轻松自在地叙述，讲说一些本身相当稀奇古怪的事情，像威尔斯到了七十八岁还千方百计谋求进入皇家学会[116]那样——他的（论蚯蚓？）著述是不可接受的。不是论蚯蚓，是《高等后生动物个别生活延续性中假相的性质》。他们不愿使他成为一名会员。但是要解释清楚这个，需要花上好几星期，可是赛姆勒却没有几个空闲的星期好这么做。他有其他必须做的事情，应当优先考虑的事情。

他甚至都不该阅读这个——这是高文达·拉尔用黄褐色墨水、以老式笔法写成的一页页文稿。他写得一手花体字。可是赛勒姆先生看过了那么许多，对于真正的魅力没有抗拒的能力。在第七十页上，拉尔开始推论可能在暴露的月球条件下自身适应的有机体。难道没有可以遮盖起月球表面的植物吗？一定要有水和二氧化碳，还要经受得住极冷和极热的气温。高文达认为，地衣也许经受得住，还有就是仙人掌科中的某几类。成功的植物，地衣和仙人掌混合物，在人类看来，必然会显得很怪诞。但是就连现在，生命的容量还是不可思议的多样化。什么样不可能的事它没有面临过呢？有谁知道海洋的深度还会再深下去吗？生物，或许甚至一个就代表一种。一个奇形怪状的人在二十英里深的水下面，竟然找到了平衡。难怪，高文达说，人类如此强烈地注重下一个可以实现的发展前途，而且急切地从地面上跳跃出去。想象力生来就是一种生物力量，寻求去征服不可能的情况。

赛姆勒先生抬起脸来，意识到有一个人正迅速朝他走来。他看见了弗菲尔。弗菲尔总是匆匆忙忙。他身体结实，本该减去一些体重的。他的背部患有疾病，往往穿上一件弹性的矫形服。弗菲尔身材高大，血色红润，蓄着生动的黄褐色佛朗哥总理[117]式胡子，鼻子笔直，似乎老在要求身体和两腿赶快——一种几乎是赛跑式的紧迫感。他两手红彤彤的，不知所措，这时全高举起来，仿佛生怕撞上另一个像他自己这样急匆匆的人似的。那双褐色眼睛是钥匙形的。等他年纪稍大以后，眼角会出现一些更为精细的皱纹。

“我是认为你也许会在这儿坐上一会儿，”弗菲尔说，“华莱斯说你刚离开，所以我就跑下来了。”

“真的吗？嗨，太阳煌煌，我可不急于下去搭乘地铁。自从上次演讲以后，我一直就没有看见过你。”

“对。我得去打电话啦。我知道你很了不起。我为学生们的举止真诚地向你道歉。这对你说来是我的一代人！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否真是学生，还是只不过是一些暴徒——你知道，就是激进分子逃避现实社会的人。惹起麻烦的并不是年轻人，所有领头的人年纪都比较大。但是范妮照顾着你，是吗？”

“那位年轻的女士吗？”

“我可没有就这么不见啦。我派了一个姑娘照料你。”

“我知道。使我意外的是，那是你的太太吗？”

“不是，不是。”弗菲尔迅速笑了，迅速向前走来，在长凳边上坐下。他穿着一件深蓝色天鹅绒、双排纽扣的夹克衫，缀的是几粒珍珠色纽扣。他一只胳膊伸到长凳的靠背上，很亲热地放在赛姆勒的肩膀附近。“不是我太太。只是我偶尔和她睡上一晚、照料照料的一个姑娘。”

“我明白啦。一切似乎这么迅速，使我感到你的交往中有什么是电子控制的。你本不应该离开。我是你的客人。我想要你学规矩，眼下也太晚了。不过她还是挺不错的。她领着我从大礼堂里走出来。我没有料到会有那么一大群人。我以为你也许是在利用我赚钱。”

“我吗？没有啊。绝对没有。请你相信我——没有。那是为黑人儿童的一次善举，正像我说的那样。你应该相信我，赛姆勒先生，我决不会哄骗你。我太尊重你啦，你也许并不知道，再不然这对你并不相干，可是你在我的脑子里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实际上是神圣的地位。你的生活、你的经历、你的品德、你的见解——再加上你的高尚情操。有些关系是我乐意不遗余力地来保护的。要是我当时没有因为一个电话给叫开，我会痛斥那家伙的。我知道那个讨厌货。他在监狱里写过一部有关同性恋的书。他就像一个穷人的让·热内[118]，在铁窗里搞鸡奸。再不然就是一个纯洁的基督徒天使，因为你犯了谋杀罪，还干了些旖旎的男性恋爱事情。你知道这是怎么个情形。”

“我大略地知道点儿。不过你把我领错了方向，莱昂内尔。”

“我本来并不打算那样。到最后一分钟，学生的另一个项目的一位演讲人没有来。我研究院的几位老朋友发急了，于是找到了我，我想出一个法子来增加一倍的收入。为了补救一下那个朗诵会，我料想那对你不会有多大差别，你会理解的。我做成了一笔交易。我得到了最大的好处。”

“那个失踪的演讲人的讲题是什么？”

“我想是，三岁的雄鹿和现代的强暴行为。”

“可我却讲到奥威尔，以及他是一位多么明智的人。”

“许多年轻的激进分子把奥威尔看成反共的冷战派的一分子。你其实并没有赞扬皇家海军，是吗？”

“这是你听说到的吗？”

“如果那个电话不是非常重要，我决不会离开。那关系到买还是不买一辆机车的问题。联邦政府通过大量减税制造了这些滑稽的局面，来鼓励投资，把美元引向它认为美元应该去的方向。你可以买一架喷气飞机，再把它租给航空公司。你可以把机车租给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道公司或是巴—俄铁道公司。[119]牲口的投资也得到类似的鼓励。”

“你是不是已经积累了一大笔钱，需要这样用掉一些呢？”

赛姆勒不想把弗菲尔引进梦一般的谈话、夸张、幻想和撒谎中去。他不知道这个可怜的青年人有多少话只是为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讨人欢喜而说的。弗菲尔有一种奇怪的需要，喜欢用浮华夸张的话来掩饰自己。金钱、夸耀——这本是犹太人的一些小缺点，是否也是美国人的缺点呢？赛姆勒对当代美国缺乏了解，在这一点上踌躇不决。然而，听他这样吹牛，这并不是体贴。赛姆勒很赞赏年轻弗菲尔身上的那几分活力，他面颊上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红润光彩，以及他发出来的热情声音。他的嗓音像一个演奏得音调愈来愈强、但在音乐方面却毫无希望的乐器那样——低音其实是在恳求帮助。

不过有时候，赛姆勒先生感到，他看待事物的方式不可能是正确的。他的经历太特殊了；他担心他把自己的怪癖表现到了生活里。生活大概不是无可责难的，但是他时常认为生活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他所看见的那样。接下去，极为有力地，他偶尔再一次恰恰相反地感到，他在古怪方面被现象本身超过了一百万倍。多么奇特的想法啊！

“说真的，莱昂内尔，你并不打算买一整辆机车吧？”

“不是独自买。是跟一伙人一块儿。十万元一股。”

“那么另外那个计划又怎么样呢，就是跟华莱斯的那一个？拍摄房屋，识别树木。”

“这听起来像是臆造的，不过它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商业概念。我打算个人来试验一下。我对于推销有着很大的天赋。这一点我可要替自己说说。要是这事办得成，我就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在全国各地都派上一些销售人员。我们会需要各地区的植物专家。俄勒冈州波特兰[120]的问题跟迈阿密滩[121]或是得克萨斯州奥斯丁[122]的问题全不一样。所有的人生来都渴望知道。这是亚里士多德《玄学》[123]的开头第一句。我始终没有再深入下去，不过我揣测，其余部分好歹必然也过时啦。然而，如果他们渴望知道，要是他们说不出自己产业上灌木的名称，那会使他们十分沮丧。他们感到像骗子一样。灌木属于一类，而他们自己却不是这样。再说，我还深信，知道东西的名称会使人们精神振奋。多年来，我经常上精神病大夫那儿去；他们治好了我什么毛病吗？他们并没有。不过他们在我的毛病上加了标签，这听起来像是知识。这是很大的安慰，花的钱也值得。你说，‘我是疯狂了。’再不然你说，‘我是一个反应性抑郁的人。’你说起一个社会问题。‘这是殖民主义。’接下去，最迟钝的头脑也有一些内部激情的迸发；火花会驱使你发疯。这是很惬意的。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新人。嘿，走向财富和权力的道路，就是理解这一点。当你建立起一个新企业时，你重新描述这种现象，并产生一种感觉，认为我们正获得成功。如果人们想要东西获得名称或者重新有一个名称，那么你可以成为一个分类学家来挣钱。不错，我肯定是打算试一试华莱斯的这主意。”

“它的时机不太好。他是不是得有一架飞机呢？”

“我不能说飞机是必不可少的，不过他对于驾驶飞机似乎有一种病态的爱好。唉，这是他的癖好。别人有别人的癖好。”

关于别人的最后这句话，是含有很多意义的。赛姆勒看出来，出现了什么情况。出于自身并不具备的一种体贴，弗菲尔正假装想把一件他迫不及待想说的消息忍住不说出来。他的急切神气从他脸上，还从他的两眼里，以及随时准备吐露出来的嘴里洋溢出来了。

“你指的是什么呢？”

“我实际上指的是某一位印度科学家。我想他姓拉尔。这位拉尔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客座讲师。”

“他又怎么样？”

“几天以前，在讲完课后，有个女学生走到他面前，要求看看他的讲稿。他以为她只是想瞥一眼讲稿上的什么，就让她拿去了。当时四周有一小群人。我想他大概提到了赫·乔·威尔斯。接着，那个女士拿着讲稿就不见了。”

赛姆勒先生摘下帽子，把它放在膝上，遮着海水云石花纹的卡片纸板。

“她拿着讲稿走掉了吗？”

“拿着唯一的一份讲稿走掉了。”

“呀，多么不幸啊。唯一的一份，唔？真糟糕。”

“是呀，我是认为你会这么想。拉尔博士指望她会把讲稿送回去，或许那个女人只是个健忘的人。整整二十四小时，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可是随后，他到负责部门去了。是天文学系吗？还是哥伦比亚大学设置的某一个太空计划当局？”

“你怎么总会有这样的消息，莱昂内尔？”

“在我的生活道路上，我不得不进行这样的接触。我自然认识那些保安人员喽——校园内的警卫人员。他们好歹并没有处理这类事情的装备。他们得把探员请进来。那些平克顿私家侦探公司的人员。最早的平克顿人员是亚伯拉罕·林肯本人挑选了来组成特工处的，你知道。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是吗？”

“这在我看来似乎并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我想这些平克顿人员会知道怎样去追回那份手稿的。只有一份，这是不是很愚蠢呢？现在，有那么多静电复印件和复印机，而这个人还是一位科学家。”

“唔，这我可不知道。过去卡莱尔[124]和托·爱·劳伦斯[125]都是才气横溢的人，是吗？可他们俩把一部杰作的唯一一份底稿遗失了。”

“哎呀，哎呀。”

“这时候，校园里已经贴满了通告。讲稿遗失了，还有一篇对那个女士容貌的描绘，说那个女士时常出现在公开性的演讲会上。她戴一副假发，提一只购物袋，不知怎么还跟赫·乔·威尔斯有关系。”

“噢，我明白啦。”

“你对这事不会知道什么吧，赛姆勒先生？自然，我想要帮助一下。”

“我对于聚集到你四周来的大量消息感到吃惊。你叫我想起一只青蛙的舌头。它吐了出来，缩回去时上面总沾满了小虫。”

“我并不认为我在造成任何伤害。在涉及你的地方，赛姆勒先生，我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保护。对你，我具有一种保护的本能。我知道这可能是恋母情结的具体表现——又提到这个名称——不过我对你是怀有一种敬重的心情。你是世上我乐意对之使用‘敬重’这个词的唯一的人。这是我们书写下来而不是口头讲述的那类词。”

“对，我多少明白这意思，莱昂内尔。”赛姆勒先生的前额上变湿了，正在发痒。他用烫平了的手绢精细地按按前额。是苏拉把他的手绢烫得如此光滑、平整，送来给他的。

“我知道你是想把你知道的事，你的生活经历，压缩起来，压缩成一部遗书。”

“这件事你怎么知道的？”

“是你告诉我的。”

“我说过吗？我不记得曾经说过这话。这是很秘密的。要是我不知不觉就把话说出来，那可是很不好的迹象。我当然从来没有打算提到它。”

“我们当时正站在布雷顿会堂大酒店那一大排简陋、腐朽的房子前边。你正斜倚在雨伞上。我可否说”——有迹象表明情绪正在向上激昂起来——“我也许对其他的人有些怀疑，不知道他们是否是人，不过我毫无保留地爱你。为了使你的思想得到安慰，你什么也没有跟我讨论，你只说你想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压缩成几句话。也许只有一句。”

“西德尼·史密斯[126]”。

“史密斯吗？”

“他说过，‘为了上帝起见，目光短浅，目光短浅。’他是个英国神职人员。”

听说苏拉—斯拉娃干下了什么事（愚蠢地热衷于爸爸的喜剧性盗窃行为），令人难以容忍地充满了某些压迫的空间，而那些空间在过去三十年里已经张开并扩大了。由于伊利亚，它们如今全大张着。一九三九年以前，赛姆勒想不起曾经有过这样的沉闷与黑暗。世界上有什么地方有一种收缩的药剂，可以用到这种口子上呢？赛姆勒先生确实试图转向这件事滑稽的一面：他想象苏拉穿着太空鞋，嘴上口红涂得花里胡哨，像《格林童话》中的一个小恶魔那样跑来，带着一个印度圣人的珍宝溜走了。赛姆勒本人被苏拉当做某种巫师看待。她认为他是普洛斯彼罗[127]。他可以创造优美的文化，写出一部极其卓著的回忆录来，而且具有如此的魅力，以致全世界都会长期记得当一位赛姆勒是一件多么优越的事。私人愚蠢行为对公众愚蠢行为的答案（在一个超量杀伤力[128]的时代里），就是在赞赏的人类面前散播下更大的荣誉、更高的成就和更为灿烂的光彩。是放在猪面前的珍珠吗？赛姆勒先生想到苏拉拖他去听他讲话的那位拉比伊普希默，把这句老话如何修改了一下。他说那是这些乘喷汽飞机飞来飞去的阔绰的传道士扔在真猪面前的人造珍珠。想到这件事他就感到很愉快。他紧张而文雅的手在那副有色眼镜上面形成了一道晃动的桥梁，毫无必要地在鼻梁上调节了一下。唉，他并不是苏拉认为的那个人。再说，他也不是弗菲尔以为的那样。他如何才能满足这些想象的需要呢？弗菲尔在他精神的强烈回旋中，把他当做一个固定点。在这种过度充满活力的革命中，你爱上了稳定的思想。赛姆勒正代表一种稳定的想法。弗菲尔多么过度地奉承他啊！赛姆勒为这一点很惋惜。他确信自己的大帽子把那本笔记簿完全遮盖住了。

“有什么事你要我做吗？”弗菲尔问。

“啊，有，莱昂内尔。”他站起身，“陪我走到地铁站。我打算上联合广场去。”

他们由那扇锻铁大门离开了那个小公园，朝西走过了贵格会宗教聚会所，接下去走过了那些坐落在树丛中的阴凉的沙石大楼，还有那些用链条扣住的圆鼓鼓的垃圾桶。有一根链条上甚至有一副套子。另外还有一些狗，很多的狗。小学生们，相当新式的妇女以及某些同性恋者——他们都很忠诚地照料着狗儿。你会说只有爱斯基摩人才会对狗保持着和当地这部分人差不多同样的交往。当然，兽医必然乘坐快艇驶行，这是肯定的。他们收的费用一定很高。

我这就要去捉住苏拉，赛姆勒先生这样决定。他不喜欢对女儿发脾气。女儿也许会咬紧牙关，尖声大叫起来。他太喜欢女儿了。他爱护她，真的，她是他对人类延续的唯一贡献！他和安托尼娜的结合并没有得出更优秀的子女来，这使他伤心、惋惜。既然她是自己见到的一个孩子，特别是苏拉的细长的颈子，那些可见的腺，还有青筋，那些微青的大眼皮和上重下轻的头，全部那么脆弱地一开一阖，是一宗可怜的遗产，愚蠢、虚弱，使他微微感到一丝命中注定的疑虑。唔，那些波兰修女搭救了她。当他到修道院去领回她时，她已经十四岁了。现在，她都四十多岁了，还提着购物袋在纽约四处游荡。她必须立即把讲稿还回去。如若不然高文达·拉尔博士会发疯的。谁知道那个人的绝望会以什么样的亚洲形式表现出来呢？

同时，赛姆勒也意识到自己的脸正激动得红了起来。或许，这是由于伊利亚·格鲁纳的情况。这呈现出一种古怪的形式，一只鲜红的大封套的形式，一件充塞天空的丝绸织品，封口盖由一粒黑纽扣紧紧扣住。他问自己这会不会是神秘主义者所谓的见到一个曼荼罗[129]，并且相信这种示意可能是和一个亚洲人高文达联合起来灌输进去的。可是他本人是一个犹太人，不论多么英国化或美国化了，却还是一个亚洲人。他上次到以色列去时——就是前不久——曾经感到纳闷，不知欧洲犹太人到底是什么情形。他在那儿亲眼目睹的危机，使某种更为深奥的东方习俗明显起来，就连在德国和荷兰的犹太人中也是如此，他想着。至于那粒黑纽扣，它会不会是那个白色月球残留下的影像呢？

一股春天的暖流流过第十五街。有丁香花香，也有阴沟的污水味。这时候，丁香花还没有开，但是那种原始气体的一种成分醇厚、芬芳，使人回想起了盛开的丁香花。四周也许尽是一种溶化了的柔软的煤炱，或是通过许多人胸部的空气，再不然就是众多头脑中产生代谢变化的气息，或是从同样多的肠子里发泄出的臭味。它传到了一个人面前——啊，还是浓厚地传来！偶尔，会有一种赞赏的或想象出的乐趣，似乎是无关紧要的，是由砂石的暗红褐色，由那股暖流中一些阴凉的角落，使人联想到的。他周围环境给人带来的幸福啊！有某一时期，赛姆勒先生曾经抑制这种物质印象——几乎是滑稽地被短暂而偶然的清新悦目的景象引诱着。有很长一段时期，他都曾感到自己不一定是人。在那段时期里，他对大多数人全都没有多大用处。他对自身也没有多大兴趣，想到复苏甚至感到寒心。有什么要复苏的呢？他对自己早期的形式也不大关心，根本就不满意。他的判断力几乎为零。可是接下去，在战后的十到十二年里，他认识到这也在改变。在人类的环境中，跟所有别人一块儿，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他是有人性的——总而言之，人性又悄悄回来了，同时带回来它的卑劣的鬼把戏，它的粗暴无礼以及背后嗤笑人的特性。因此，现在，说真的，赛姆勒并不知道怎样领会他自己。他想要跟上帝一起摆脱掉日常的与有限的束缚，成为一个从大自然中，从各种印象中，还从日常生活中释放出来的灵魂。为了这件事的出现，上帝本人必然也在等候，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而一个被杀死、埋葬起来的人就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兴趣。他应该完全不感兴趣。埃克哈特[130]曾经用许多话说过，上帝爱好公正无私的纯洁与统一。上帝本身被公正无私的灵魂所吸引。除了从坟墓里回来的幽灵，一个人还会对什么在意呢？然而，说来很神秘，如同赛姆勒注意到的那样，一个人恰巧总是如此强有力、如此令人信服地给吸引着回到人类环境中来。因此，一个人本质中的这些微粒总会把它们的映像点刻在一个人所转向、一个人四周所流动的一切上。他的心神不定的阴影总投下一些条纹来，像树影投在草丛上，像水打在沙土上，是光线形成的那片织网。这是公正无私的心灵跟命中注定的生物需要的第二次会合，是跟那个坚持不懈的人再一次的配合。

因此朝联合广场车站基本军事训练场走去时，我们听弗菲尔解释明白，为什么需要购买一辆柴油机车。这是一笔挺好的买卖，非常恰当！跟春天、死亡、东方的曼荼罗以及带有点儿麻醉性的紫丁香香味的阴沟气息非常协调。是从砖墙里，从天空中传来的福祉！福祉与神秘的欢乐！

阿特·赛姆勒先生是纽约怪癖人的知心朋友，是野蛮人和一个野蛮女人祖先的助理牧师，又是精神失常的登记人员。一旦你表明了态度，一旦你划了一道基线，那么对立的一方就会攻击你。宣布正常，那么你就会遭到脱离常轨的猛攻。所有的态度都受到它们对立面的嘲笑。这是当那个人开始从公正无私中朝着人的环境被吸引回去时发生的情况。他早期的自我部分或片面地复活过来，从前的个性也显现出来了，而且往往是令人不快地、软弱地、不光彩地呈现出来。那是从前的赛姆勒，是在哥伦布圆广场跳下公共汽车，愚蠢而热切地想瞥见一个恶劣罪犯的、从伦敦和克拉科夫来的赛姆勒。现在，他不得不避开公共汽车，生怕再一次碰上那人。他受到了警告，受到了肯定的通知，叫他不要再出现。

“呆会儿，”弗菲尔说，“我知道你不喜欢乘地铁。这儿有一个转轨站吗？我以为你肯定是患了幽闭恐怖症。”

弗菲尔极为聪明。他没有中学毕业证书，就凭入学考试时考出了从没有听说过的高分而获准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他为人既狡猾、精明、爱多管闲事，又精力充沛、讨人欢喜、强健有力。一种古怪而锋利的神色，一种引人上钩的强烈神色，出现在他的眼睛里。赛姆勒，早期的赛姆勒，那是没有多大力量来抗拒这种神色的。

“并不是因为你在公共汽车上瞧见的那个扒手，是吗？”

“是谁把他说给你听的？”

“你的内侄女阿尔金太太说的。在演讲会前，我提到过这件事。”

“你提过。她也告诉过你啦，是吗？”

“对。关于那身化装服，那些迪奥装饰品，以及所有那一切。多么可怕的废话啊！这么说，你怕他喽？为什么呢？他认出了你吗？”

“有点儿像这么回事。”

“他说过话吗？”

“一句话也没有说。”

“有件什么事在进行着，赛姆勒先生。我想你最好告诉我。你也许不明白纽约的常用语。你也许正有危险。你应该告诉一个比你年轻的人。”

“你使我迷糊，弗菲尔。在你的影响下，我有些时候微微感到不像我自己。我变得有点儿昏昏沉沉。你很会吵闹。”

“那家伙对你做了什么事，这我知道。他干了什么呢？他可能会伤害你。你也许会遇到麻烦，你不应该不告诉人。你很聪明，不过并不熟悉内情，而这家伙，赛姆勒先生，听起来像一个地道的恶棍。你看见他在扒窃吗？”

“不错。”

“他也看见你在望着吗？”

“这也不错。”

“这情况很严重。告诉我，他做了什么事吓得你跳下了公共汽车？你向警察报告了吗？”

“我想去报告。唉，弗菲尔，你在把我卷进我不喜欢的情况里去。”

“从公共汽车上被赶下来，使你很烦心，它干扰了你的生活习惯，等等，你怕他吗。”

“唔，我给激起来了。我的心的确跳得非常厉害。心态如此古怪。客观上讲，我对于这种经历很不习惯，但是心里又十分可笑地渴望采取和其他行动有联系的行动，渴望连贯性，渴望形式，渴望神秘的事情或是无稽之谈。我可能想到自己不再剩下什么寻常的人类好奇心了，但是我却令人惊奇地错啦。我很不喜欢这种情况。我对这种情况一点儿也不喜欢。”

“他看见你后，追赶你吗？”弗菲尔问。

“他跟踪我，不错。好，这事咱们就不谈啦。”

这一点弗菲尔却办不到。他的脸上火红。在那片胡须的老式“框架”里，脸上给现代的激情刺痛着。“他跟随着你，可是他并没有说什么吗？不过他一定把他的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什么事吗？他威胁你。他对着你抽出一柄弹簧小折刀吗？”

“没有。”

“一把手枪吗？他用一把手枪对着你吗？”

“没有手枪。”要是赛姆勒心态很平衡，他就能抵御弗菲尔了，可是他的心态并不平衡。走下地铁去对他是一个考验。是坟墓、伊利亚、死亡、埋葬，是梅茨文斯基的墓穴。

“但是他找到了你住的地方，是吗？”弗菲尔问。

“不错，弗菲尔，他跟踪了我。他一定留神注意了我一段日子啦。他跟踪我走进大楼的门厅去。”

“可是他干了什么事呢，赛姆勒先生！瞧在上帝分上，你干吗不说呢？”

“有什么可说的？这事很荒谬可笑，根本不值得谈，简直毫无意义。”

“毫无意义吗？你肯定是毫无意义吗？你最好让一个年纪较轻的人判断一下。不同一代的人，不同……”

“唔，也许你对这些离奇的、毫无意义的事情有一种自然的要求，对它们有一种如饥似渴的好奇心。我就尽量简单地说一说，那个人对我展现了他自己。”

“真的吗？这完全不合常理！对着你吗？这是异乎寻常的！他困住了你吗。”

“不错。”

“在你自己大楼的门厅里，他把他那玩意儿掏出来对着你吗？他把那玩意儿亮出来了吗？”

赛姆勒不肯再说下去了。

“大得惊人吗？”弗菲尔说，“它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也在大笑。多么不可思议，一场……突然显露出的光辉。要是赛姆勒是一位大笑的阐明人，弗菲尔倒渴望见到这种现象。为了保护赛姆勒，不错。为了领着他穿过纽约的种种危险，不错。可是亲眼目睹，出面干预，一头闯入，这彻头彻尾正是莱昂内尔的个性。他一定得获得这次行动的一篇报导——赛姆勒深信这是流行的说法。“他使劲儿掏出他的鸡巴来吗？他一句话也没说，就突然让它抖露出来吗？呀，赛姆勒先生！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是只多么大的玩意儿？你没有说。我可以想象得出。那可能是直接从《芬尼根守灵夜》[131]中传下来的。‘每个人都必须暴露出他的胯部！’而他是在哥伦布圆广场和第七十二街之间行人和车辆最最繁忙的时刻干下的。唉，一个人对这该怎么办？纽约实在是一个乌烟瘴气的大都市。所有那些家伙全都想竞选市长，像一群疯子一样。还有林赛[132]，想想看，林赛根据他的政绩竞选。他的政绩，竟然提到政绩，他●●们甚至没能派一名警察去逮一个江洋大盗。再说，其他那些家伙和他们的政绩！赛姆勒先生。我认识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一个人，他主持一个访谈节目。实际上，他就是范妮的丈夫。我们应该邀请你到电视台去讨论讨论这一切。”

“啊，得啦，弗菲尔。”

“那样听你谈一次，会给大伙儿不少好处。我知道，我知道，这就像那个人所说的，你打中的并不是观众的思想，而是他们的屁股。你用深思熟虑的美丽羽毛把他们的屁股刺得痒痒的。”

“一点儿不错。”

“然而，赛姆勒先生，要有影响和力量。还是只让假货面对着真实的东西。你应该谴责纽约。你应该像一位先知，像一位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那样讲话。应该利用一下电视。由我们来利用一下——你也许喜欢从孤立中走出来。”

“这事我们昨天在哥伦比亚大学已经做了。弗菲尔，我从孤立中走出来。你已经使我变成了一个实践的人。”

“我只是想到你可以做的有益的事。”

“你只是想到你可以促成的那种种安排，你怎样才可以使电视和那个人的生殖器多么密切地结合到一起。”赛姆勒先生正热切地笑着。再过一会儿，他就会大笑出来，摆脱掉先前的那种聚精会神的神情。

“很好，”弗菲尔说，“我可不像你，没有你那种不受人家干扰的理想。我乐意不再提啦。”

“务必别再提啦。”

“我就跟你一块儿乘公共汽车离开市区。”

“不用，谢谢你。”

“我想要确定没有人来打搅你。”

“你想要的就是叫我把他指出来。”

“说真的，我知道你多么不喜欢，你多么厌恶地铁。”

“这没什么大问题。”

“当然，你也激起了我的好奇心，这一点我干吗否认呢？我知道你最终告诉我他的情况是想摆脱掉我，可我还是在这儿跟你纠缠。你说他穿着一件骆驼毛外套吗？”

“我认为是这样。”

“戴着一顶杭堡帽？还有迪奥的太阳眼镜？”

“杭堡帽，这我肯定。迪奥的太阳眼镜，那只是猜测。”

“你是个很善于观察的人。我相信你的话。还有那两撇胡须、花哨的衬衫和色彩鲜艳的领带。他成了一位什么样的王子，或是自认为是一位什么样的王子哩。”

“不错，”赛姆勒说，“他端起了某种庄严的架式。”

“我对他有了一种想法。”

“让他去。我劝你，别去招惹他。”

“我不会当真去跟他搅和。我决不会这么做。他甚至也不会怀疑有我呆在一旁。不过到处都可以利用照相机。他们对子宫里的婴儿甚至也拍照。他们不知怎么把一台照相机放了进去。我刚弄到一台新的迈诺克斯[133]，小得像一只打火机。”

“别蠢啦，莱昂内尔。”

“他决不会知道，我向你保证。他决不会觉察到。照片会很有价值的。逮住一名罪犯，把这篇报导出售给《展望》双周刊。同时也暴露一下警察们的无能，还揭露一下林赛。他不配当市长，还在想竞选总统哩。一下打击了三方面。”

他们来到了联合广场低矮的墙边，看到被干燥的灰色小路分开的抬高了的绿油油的草坪，以及绕着广场快速驶行的车辆——那些肮脏、鲁莽、讨厌的汽车。赛姆勒用不着弗菲尔搀着。他把胳膊抽开。

“我由这儿下去。”

“这时候，你叫不到一辆出租汽车。正是上下班的时候。我陪你一块儿乘车离开市中心。”

赛姆勒，一手仍旧拿着帽子，一边夹着那本笔记簿，雨伞挂在手腕上，在那些半明半暗的走道里、烤香肠的烟气中继续前行。快速旋转的栅门以一种棘轮的响声统计着信号。还有就是列车那种野牛般的隆隆声。赛姆勒想独自乘车，弗菲尔可不肯放他走。弗菲尔无法安静下来。他的需要不停地引起人注意，一直闪射出清新的趣味来，当然喽，因为他非常尊重赛姆勒，他不得不作一些试验，塞入一些小便条，作一些不尊敬的暗示，这儿搞一点儿，那儿试一下，失礼的言行，放肆的动作，曲意奉承、探索、伤害。亲爱的朋友，干嘛显得如此冷漠呢？许多地方都有腐败行为。我可以指给你看。

“这个范妮——就是给你做向导的那姑娘——她很乐意给你做向导。”弗菲尔说。

他向前跑去。“时下姑娘们都是这样，不过多少还有点儿怕羞。说真的，在上床睡觉方面，并不十分出色。尽管乳房很大。当然已经结婚了。丈夫夜晚出去工作。他主持我提到的那个访谈节目。”接着，他又说：“我喜欢交朋友。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呆在一块儿。接着，等保险公司的理算员来了……”

“这是什么样的理算员？”赛姆勒问。

“我对于在机场遭到破坏的一件行李提出了一份赔偿申请。那家伙来的时候，范妮正来看我。他爱上了她——突然一下！就是这样。他也是个随便更换性交对象的人，生着一嘴黑猩猩的牙齿。据说，他是哈佛商学院的一名退学学生，一张地道的黄脸，汗水淋淋，非常讨厌。他看上去就像一个五千英里路外早就该更换一下衣服的石油过滤人了。”

“噢，真的吗？”

“于是我鼓励了他对范妮的兴趣。这对我的那份赔偿申请有好处。我是否乐意把她的电话号码给他？我当然乐意了。”

“得到她的同意吗？”

“我想她不会介意。后来，他打电话去，说，‘宝贝儿，我是格斯。出来和我一块儿喝一杯。’可是她丈夫拿起了电话机。他夜间上班。下一次格斯来找我时，我说，‘格斯老弟，她丈夫实在很生气。别去惹他。他也很粗暴。’接着，格斯说……”

第十八街上没有车站吗？第二十三街、第三十四街上都有站。到第四十二街车站，你换乘上内环线的快车。

“格斯说，‘我怕什么呢？你瞧，我身上带着枪。’他把手枪取出来。我吓了一大跳。不过那多少也算不了一把枪。我于是说，‘一个这样的玩意儿吗？你用它还打不穿一本电话簿哩。’我还没有觉察到，他已经把电话簿放在一个乐谱架上，正朝着它瞄准。那个发疯的狗娘养的。他离开架子只有五英尺，开了一枪。我从没有听见过那样一阵轰隆声。整幢房子都听见了。但是我说得很对。枪子儿只射进去两英寸。穿不过曼哈顿电话簿。”

“不错，是一把低劣的武器。”

“你对武器稍许懂点儿吗？”

“稍许知道一点儿。”

“唔，你用那把枪只可以打伤一个人。大概打不死人，除非你在近距离内击中他的脑袋。咱们四周有多少疯子啊。”

“一点儿不错。”

“不过我从保险公司得到了两百块钱，这比那只小提箱值价多了。那只小皮箱是一个废料。”

“对，是很划算的买卖。”

“第二天，格斯又来了，要我替他写一封推荐信。”

“写给谁？”

“写给理算室里他的上级。”

在第九十六街，他们一块儿向上走进百老汇大街热闹哄哄的气氛中去。弗菲尔陪着赛姆勒一直走到他的大楼门口。

“要是你需要帮助，赛姆勒先生……”

“我就不邀你上楼去啦，莱昂内尔。事实是，我有点儿倦啦。”

“现在是春天。我是指气温的变化，”弗菲尔说，“就连青年人也容易受到它的影响。”

赛姆勒先生在电梯里从零钱钱包内抽出那把耶尔[134]钥匙来，他走进门厅。为了庆祝春天的到来，玛戈特放了一些连翘花在梅森食品瓶[135]里。有一只瓶子立刻给碰翻了。赛姆勒从厨房里拿了一卷卫生纸来，在房子里来回走着，想弄清楚内侄女在没在家。他用纸把洒出来的水吸干，看着那种能吸水的纸颜色变深，然后把电话机拿起来，放到沙发的槭木椅扶手上，在沙发的印花布套上坐下，拨了一个电话给苏拉。没有人接，也许，她把电话机关掉了。赛姆勒好几天都没有见到她了。现在，她成了小偷，很可能躲藏起来。如果埃森当真在纽约，那么她更有理由躲藏起来。不过，赛姆勒想象不出埃森当真想要来骚扰她。他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老赛姆勒多么爱用这种词语啊[136]）。

赛姆勒把浸湿了的和干的卫生纸全拿回厨房去，自己用那柄厨师的大刀切了几片意大利香肠（玛戈特似乎没有小刀，她削洋葱甚至也用这种大刀），做了一份三明治。科尔门的英国芥末仍旧是他喜欢的调味品，还有就是玛戈特预备的低热量的越桔汁。他没有找到干净的玻璃杯，于是从一只纸杯里呷着。蜡的感觉使人很不舒服，但是他就要离开屋子，没有时间洗涤和擦干玻璃杯。他立即走过百老汇大街，到苏拉的公寓去。他按了按门铃，用手敲敲门，还提高嗓音喊道，“苏拉，是爸爸。开门呀！苏拉？”他写了一张便条，从门下面塞进去。“立刻打个电话给我。”接着，他乘那个黑电梯（它多么陈旧，多么乌黑啊！）下楼去，朝她的信箱里看看（她从不锁上）。信箱里塞满了邮件。他在邮件中翻拣，把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扔掉。私人信件一封也没有。这样看来，她显然离开了，并没有把她的信取出来。也许，她搭上一列火车到新罗切尔去了。她有把钥匙，可以进入格鲁纳的屋子。她本来要给赛姆勒一把她公寓的钥匙的，赛姆勒不肯拿。他不想在她和一个情人呆在一块儿时，走了进去。她所会有的那样一个情人肯定是令人害怕的。毫无疑问，她偶尔也有上一个。也许是在她的肤色最不好的时候，就为了她的肤色。他以前曾经听见一个女人这么说。可苏拉对自己洁净的皮肤一向很自负。你怎么能知道人们——个别的人——当真在做点儿什么哩！

等他回去以后，他问玛戈特道，“你见到过苏拉吗？”

“没有，赛姆勒姑夫，我没见到过。不过有人打电话找你，是你的女婿。”

“埃森打过电话来吗？”

“我告诉他你到医院去啦。”

“你看他似乎想要什么？”

“哟，想看看家里人。虽然他说，你们到了以色列，也没有去看他，伊利亚没去，你也没有去。说真的，他的嗓音听起来好像受了委屈。”

玛戈特如此容易动同情心，如此充满了同情心，以致使别人全都感到自己是铁石心肠的。

“还有伊利亚，他怎么样？”她问。

“我恐怕他不太好。”

“啊，我一定得去看看可怜的伊利亚。”

“也许你应该去，不过短短地呆上一会儿。”

“我不会叫他厌倦的。说到苏拉，她怕见到埃森。她认为，你强迫她离开时，她给埃森造成了莫大的伤害。”

“我从没有强迫她离开。她乐意走，他似乎也高兴。埃森问到她吗？”

“一句也没有提，甚至没有提起她的名字。他谈到自己的工作，他的艺术。他在寻找一个工作室。”

“是呀……唉，在这个艺术家的都市里，这可很不好找。只有一些阁楼。不过当然啦，他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在一间阁楼里就可以过冬。”

“他想到医院去，给伊利亚画一张像。”

“这可是一件咱们无论如何应该加以阻止的事。”

“赛姆勒姑父，你乐意和我一块儿吃一块炸肉排吗？我在炸小牛肉片。”

“谢谢你，我已经吃过啦。”

他走进自己的房间去。

赛姆勒用修长的左手颤巍巍地拿着一柄阅读用的放大镜，在书写纸上哆哆嗦嗦地投下了一些清晰的亮光。在书桌上的台灯下，清彻、明亮的晶核紧跟着他写下的一个个词。

亲爱的博士：

您的讲稿完整无缺。向您借讲稿的那个女士是我的女儿。她并没有恶意。这不过是她愚蠢、笨拙地想帮助我的方式，她想帮我提出一个使她着迷的幻想的计划来。她被一个鼓舞人心的思想打动了：赫·乔·威尔斯代表科学的未来。她认为我们也分享到了这种思想。我有时候从一个不同的方面也被她活跃的想象力触动了。她心理上很迂腐——精神层次里的所有“化石”却充分活跃（月球也是一种“化石”）——她梦想到未来，然而，所有的人全跟一种势力、一个雅各的守护神[137]搏斗，每一个都以自己笨拙、压抑的方式，想取得一种扣住不给的最后的满意或是光荣。总而言之，务必请您要求当局取消搜查。我恳求您。我女儿显然认为您是把这份文稿借给了她，虽然由于她没有把姓名和地址告诉您，这可能使人以为是预谋的欺骗行为。不过我倒乐意把《月球的未来》送来给您。我一直十分入迷地在阅读着，尽管在科学方面我实在毫无资格。三十多年前，我有幸结识了赫·乔·威尔斯，他的月球幻想作品您一定知道——透明石膏、月球地下海洋等等。我以东欧刊物通讯记者的身份在英国居住了好多年。啊，沃伯恩广场真美啊。我为我的女儿向您道歉。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她在精神方面使您感到多么痛苦。就妇女而言，对不道德行为的最强烈的意识，似乎是藏在一个不同的地方。笔记簿此刻就放在我的面前。它的封面是绿色大理石花纹硬纸板的，墨水是红棕色，几乎是古铜色的。您在上面所署日期的夜晚任何时刻都可以拨打那个恩迪科特[138]电话号码找我。

您的忠实的仆人，

阿特·赛姆勒

“玛戈特。”他离开书桌，这么喊了一声。

她正独个儿坐在餐厅里一个花哨的红绿两色仿丝的纸灯罩下进餐。桌布是印度尼西亚印花的。在那间不很便利的房间里，一切实在全很模糊。她本人坐在那儿显得很暗，一面在碟子里切那块烤得黄黄的小牛肉。他应该更经常地坐下来和她共同进餐的。这是一位没有孩子的寡妇。他很为她感到惋惜——那张小脸以及浓密的黑色刘海儿。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下。“你瞧，玛戈特，苏拉出了点儿问题。”

“我来给你放一份刀叉。”

“不，谢谢你，我没有胃口。你请坐下。我恐怕苏拉偷了一件什么。说真的，并不是盗窃，那么说是胡扯。她拿了一件东西，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印度科学家的一份文稿。这当然是为我做的。就是关于赫·乔·威尔斯的那项极端愚蠢的行为。你瞧，玛戈特，这部印度文稿是关于使月球和其他的行星成为殖民地的。苏拉把唯一的一份稿子拿来了。”

“月球吗？多么吸引人，姑父。”

“是呀，在月球上办工业。在月球上设立制造业中心。如何建造城市。”

“我可以明白苏拉为什么想替你取得它。”

“可是我们非得还回去。唉，这是盗窃来的，玛戈特，他们召集了侦探来。我现在找不到苏拉。她知道自己做错了事。”

“哦，赛姆勒姑父，你管这也叫犯罪吗？苏拉可不会做犯罪的事。可怜的人儿。”

“是呀，可怜的人儿。说到可怜的人儿，这对谁会不适用呢？”

“我对厄希尔就决不会这么说，对你也决不会这么说。”

“真的吗？唔，好吧，我就接受你的这一改正。不过，我非得通知那个印度人。我这儿写了一封信给他。”

“干吗不发一份电报呢？”

“没有用。电报已经不再递送了。”

“这是厄希尔常说的话。他说送电报的干脆把电报全扔下阴沟去。”

“邮寄可不成。一封信可能要三天才送到。本地的这些通信工具全很腐败，”赛姆勒说，“就连克拉科夫在弗朗兹·约瑟夫[139]的日子里，邮政系统也比美国的效率高。再说，苏拉可能会被警察逮去，这是我所担心的。我们可以让看门人乘坐一辆出租汽车去送一趟吗？”

“打个电话怎么样？”

“对，这当然可以，只要我可以肯定我们会跟拉尔博士本人直接解释一下的话。可是怎样查到他的电话号码呢！”

“您可不可以直接把稿件送去给他？”

“既然我知道我拿到的是唯一的一份，我倒踌躇了，玛戈特，带着它上街去，特别是在夜晚人们常常遭到行凶抢劫的时候。万一稿件从我手里给夺走了，那怎么办？”

“那么找警察怎么样？”

“警察也不大令人满意。我想避开他们。我的确想到，也许可以找哥伦比亚大学的保安人员，甚至那些平克顿人员，不过我还是宁愿亲自把它交到拉尔博士的手里，以便说定他不对苏拉提出指控。你知道印度人的性格是非常容易激动的。要是他不会见我们哪一个，跟哪一个私下认识了，那么他就会听取警察的意见。那一来，咱们就需要请一位律师啦。别提议找华莱斯。过去，伊利亚总让威迪克先生照料这类事务。”

“唔，也许，送一封信给他最好。比打电话好。或许我该把信送去给他，姑父。亲自去交给他。”

“是啊，一位女士。由一位女士交去，可能会有一种使人软化的效果。”

“比一个看门人好。现在天还亮着，我可以叫一辆出租汽车去。”

“我房间里有一点儿钱。大约十块钱。”

接着，他听见玛戈特打电话询问。他猜想事情正以效率最低的方式在办着。不过玛戈特碰上真正困难时，总迅速出来帮忙。她并没有开始就苏拉进行讨论——战争的影响、安托尼娜的去世，在一所波兰修道院里度过的青春时期或是恐怖统治对一个年轻姑娘的心灵所造成的影响。伊利亚是对的。厄希尔也是对的。玛戈特是一个好人儿。当信号发出以后，她并不呆板地坚持她的习惯。她并不像别人做的那样，匆促地采用自己的惯常做法，急急忙忙地进入自己的常规程序。

浴室里，有一大阵水的冲洗声。她正在洗淋浴，这是她通常准备外出的迹象。要是她有必要外出三次，那么她一天里就洗三次淋浴。接下来，他听见她在卧室里没有穿鞋快步走动，迅速地嘭嘭呯呯，拉开衣橱和抽屉。大约二十分钟后，她身穿黑色便服，戴了一顶黑草帽，来到他的房门口，向他要那封信。她真是个可爱的人儿。

“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赛姆勒说，“你和他谈过话吗？”

“没有跟他本人谈，他出去啦。不过他是呆在巴特勒大楼里。电话交换台那儿对这一切全都知道。”

她戴着手套，尽管那天晚上很暖和，身上还洒了不少香水。她两只胳膊光着，布鲁克也许会很喜欢那双胳膊。它们具有一种自身特有的得体、纤细的稳重感。有时，她确实是个美人儿。赛姆勒看出来她很乐意接下这件差使。这使她晚间可以避免空闲无聊地呆在家里。厄希尔过去喜欢看深夜的电视节目。玛戈特难得开电视机看。电视机常常需要修理。自从厄希尔去世以后，它在那个木柜子里开始显得很老式。也许，那并不是木制的，而是用一种漆成木纹的深色材料制成的一个木头般的套子。

“要是我见到拉尔博士——我要不要在巴特勒大楼里等他，倘使他出去了。我要领着他跟我一块儿回来吗？”

“我原来准备再上医院去，”赛姆勒说，“你知道，伊利亚情况很不好。”

“噢，可怜的伊利亚。我知道这是一件事紧接着一件事。不过你自己可别太累啦。你刚回来一会儿。”

“我躺下休息十五分钟。对，要是拉尔博士想来一趟，务必就请他来。让他来吧。”

玛戈特在走前，想亲一下这位老人。他并没有让开，虽然他感到人们难得是处在一种适合亲吻的心态里，而且多半都是在亵渎的情况下做的，提醒人们去想到至福。不过玛戈特的这次亲吻，踮起脚尖向上，使肥胖、结实的小腿肌肉膨胀起来的一次亲吻，却是很得体的。她对于他选择住在她这儿，而不住在苏拉那儿，似乎很感激，对于他非常喜欢自己，遇上麻烦总找她商议，也很感激。再说，她通过他，就要会见一位著名人士，一位印度科学家。她身上洒了香水，眼睛也化了妆。

他说道：“我大约十点钟回来。”

“那么，要是他在家，亲爱的姑父，我就陪他回来。他可以跟我一块儿在这儿等候。他会非常急切地想要他的手稿的。”

他看见她很快已经到了街上。他用手轻轻掀开起绒的粗呢窗帘，注视着她沿光线暗淡的宽阔人行道朝西区大街走去，一面留神寻找一辆出租汽车。她身材矮小，体格结实，具有一种紧凑的女性自尊神态。她向前走去时，身体多少有点儿晃动，像妇女们快步行走时常会有的那样。她的打扮相当奇怪，总体而言，是独特的。女人啊！气流必然在她们两腿之间吹过。这种观察主要起源于亲切的超脱、告别的超脱，以及辞世的客观现实。

天还没有全黑下来，哈得逊河对岸银白的斯泼莱广告牌衬着浅绿色已经闪亮起来，灯光还向下射进黑暗的河水去。同时，在落日的红棕色里，街道沥青的腹部微微有点儿变形，加上那些下水道检修孔孔盖，还微微散发出一股恶臭。车辆总在街上紧紧地拥挤在一起，全是急于想驶走的机动车。

赛姆勒先生脱去鞋袜，抬起一只长脚放在水槽里。他是否年纪太大，不适合采取这种行动了？显然并不是。私底下在房间里，他的手脚实际上并不太僵。他洗涤了两脚，并没有把脚彻底揩干，因为那天晚上很热，蒸发使人用不着操心费事。随着时间的演变，我们已经不至于长时间是两足动物了。脚上的肌肉为此而受苦，尤其是在春天，机体经历着一种特殊的膨胀。赛姆勒感到疲惫，躺下身平静地呼吸着。他没有把脚盖上，只把阴凉的被单搭在平坦、细瘦的胸部。他把灯转过去，照在拉起的窗帘上。

享受着不为命运所恫吓的奢侈——我们可以这样描写他当时的心态。鉴于整个儿地球现在是一个站台，一个出发点，你可以怀着最少限度的恐惧想到离开。不用为另一个人而把他的恐惧暂时搁置起来（他这是在想到伊利亚和他喉咙里那个校正好的螺丝对他的折磨）。不过他往往感到自己几乎完全摆脱了它。一切迟早必然会改变。人类会凭借其他的太阳来校准他们的表。再不然时间会消灭。在恒星的未来，我们会不再需要那种老式的个人的名称，因为没有什么是固定的。我们会被一些其他的名词来表明。白昼和夜晚就会属于博物馆了。地球是一片陵园，一个旋转木马式的公墓。海洋使我们骨头上覆盖满了粉末，像石英那样，形成了砂土，通过千百万年来为我们磨得安宁。唔，这倒很好——是一件令人沮丧的好事。

啊。等玛戈特走得看不见后，在他放下窗帘以前，在他坐起身子把鞋脱掉以前，在他走去洗脚以前，想想看，他看见月亮离开那个斯泼莱广告牌不远，圆满得像一个交通指示灯一样。这个月球形象或是圆形余像还跟随着他。而我们现在从宇航员拍的照片上知道了地球的瑰丽，地球的白色、蓝色、毛茸茸的边缘，那种了不起的光辉在漂浮着。一个光辉灿烂的行星。可是是否人们正在做出的件件事情使居住在这儿变得无法容忍，使你不自觉地跟所有的人合作，来散布疯狂与毒害呢？把我们强行赶走吗？并不是太大的浮士德式[140]抱负，赛姆勒先生这么想着，作为一种焦土战略。毁灭一切，那么死亡又得到了什么呢？污损败坏，然后逃到湮没的福祉中去。再不然逃窜到别的世界上去。

他认识到凭这些思想，他是在准备和高文达·拉尔会面。他们很可能会讨论这类问题。拉尔博士的专业领域似乎是生物物理学。他很可能像大多数专家那样，竟然是一个非个体，不管怎样，在他的作品里发出一些广泛的关心人类的信号。因为在每个技术部分后面，他都对人类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一些评论。例如，他似乎知道美洲的发现在一个新伊甸园的罪恶的旧世界里引起了希望。“一种共同的意识，”拉尔曾这样写道，“完全可以代表新美洲。输入中央数据机构后可能会培养出一位新亚当来。”唉，很古怪，赛姆勒先生躺在一座旧楼里，他的房间内，发觉自己正在思考。这座建筑物正在下沉，它的灰泥裂开，跟这些倾斜的裂缝一起，他内心里深深地记下了一些主张。按照其中一个主张，他个人站到了所有这些发展之外。出于一种尊敬的意识，出于年龄，出于礼貌，他往往断定自己是不合潮流的，“不合潮流”[141]，不是一个跟得上时代的人。他生来没有魄力，没有什么是自相矛盾的或是恶魔般的，没有干劲，不想猛地一下闯过外表这些假面具，不是“我与宇宙”。不是，他个人的意见是一个受到其他人影响的人的意见，并且他知道目前的安排“在永恒的外表下”[142]，并不是唯一的实情，不过一个人应该对自己凭粗略估计得出的那种实情感到满意，尽力怀着公正无私的博爱，带着一颗有教养的心生活。还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人类潜在的意识，一种相信善良的多种原型的倾向，一种对德行的渴望，这并不是偶然的。

崭新的世界吗？全新的开端吗？这可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赛姆勒想要消遣一下。）内莫船长在《海底两万里》[143]中做了些什么呢？他坐在潜水艇“诺蒂勒斯号”里，在大洋底上用风琴演奏巴赫[144]和韩德尔[145]的乐曲。它们是很不错的作品，不过太老了。再说，当威尔斯的“时间旅客”发觉自己到了未来几万年中时，他又怎样呢？他正正当当地爱上了一个美貌的埃洛伊的姑娘。带着一个亲爱的人物，不论是向下进入深渊还是向外进入时空，并且保存着它，这似乎是一时的冲动。儒勒·凡尔纳写到在大洋底演奏韩德尔而不是瓦格纳[146]，很对。尽管在凡尔纳的时代，瓦格纳的乐曲在象征主义者中是属于先锋派的，把词和音溶合到了一起。据尼采[147]认为，德国人因为是德国人而遭到难以容忍的压迫，所以利用瓦格纳的乐曲像吸大麻那样。在赛姆勒先生听来，瓦格纳的乐曲是代表一次大屠杀的背景音乐。再说，一个人在月球上该有些什么呢？电子作品吗？赛姆勒先生会表示反对的。艺术在科学面前总是卑躬屈膝。

但是这时候，赛姆勒却全神贯注在不同的问题上，一点儿玩笑也开不得。弗菲尔想要使他分分心，把抽出手枪来的那个保险公司理算员的事告诉了他。这并不是玩笑。弗菲尔曾经说，你用那把破烂的手枪，非得在近距离内对着一个人的脑袋才能射击，近距离平射才能打死人。这种对脑袋的射击，是赛姆勒一直试图排斥开，遮掩起来的。这真毫无希望，分散注意力变得毫无用处。面对着某些难以容忍的情况，他不得不退让。这些情况是无法加以控制的。你只好容忍它们。它们在他内心里成了一种力量，根本不介意他能否承受。噩梦和幻象是给别人的。就他而言，是充分清醒地接触到光天化日下的大事。当然，赛姆勒并没有经历过所有别人都没有经历过的事。其他的人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在他以前和以后。非欧洲人尤其具有一种较为平静的方式看待这类事。当然，有一个纳瓦霍人[148]，阿帕切族人[149]一定摔进了大峡谷，活了下来，爬出了峡谷，很可能对他的部落什么也没有说。干吗要说呢？发生了的事就发生了。因此，就他而言，赛姆勒和他的妻子跟别人在一个十分晴朗的日子里不得不全被剥光了衣服。接下去，他们在一个万人坑里等候枪毙（艾希曼[150]在一座类似的新坟坑上面曾经证实，自己走过那座坟坑，鲜血在他的鞋子下涌了上来，使他感到厌恶。有一两天，他不得不躺在床上）。那天，赛姆勒的眼睛已经被枪托打瞎了。等浑身被剥光后，他从生活中挛缩起来，已经感到自己死了。但是不知怎么，他不像别人，竟然没有接通。他把这件事比做一条电话线，像他内心里有时所做的那样：死神听到铃声没有拿起听筒来。今天，他在百老汇大街上行走时，经过一家开着店门的店铺，有时听见一架电话机鸣响，他设法想找出，想凭直觉知道，一个人从死神方面会听到的片言只语。“哈啰？啊，你终于来了。”“哈啰。”街上的空气里明显地散发着铅气，还带有一丝黄铜的味道。不过，倘若有一些活生生的纽约人体经过，像以前有一些死人堆积在他上面那样，倘若有这么一群人漫步、闲逛、拖拖沓沓、又蹦又跳（是他所属于的一群百老汇下层民众）——倘若有这么一群人，那么也有充足的粮食来养活所有的人：烘烤的食品、生肉、烟熏肉、带血的鱼、熏鱼、烤炙的猪肉和鸡、像炮弹一样的苹果以及反饥饿的桔子手榴弹。在路旁的阴沟里，也有不少食品，像他在凌晨三点所见到的那样，由夜间出没的大耗子在吃。有小面包、鸡骨头，有那些以前他得到后会感谢上帝的东西。当时，他反正受寒受冻，是扎莫希特森林中的一名游击队员，瞎了的那只眼像头颅里的一只冰球似的。因为自己近似落下的树枝，他对树枝很妒忌。赛姆勒先生披着一条破裂的凝冰的马毯，用碎布裹着脚，手里携带有一件武器。他和一些其他的忍饥挨饿的人吃树根和青菜硬活了下来。他们夜间飘忽地出击，炸毁桥梁，破坏铁轨，击毙掉队的德国士兵。

赛姆勒本人也击毙过士兵。还有弗菲尔说的那个疯狂的保险公司理算员，他一时冲动或者渴望表现，对着放在乐谱架上的电话簿射击。这里面有一点儿狂热可笑的成分。用一粒子弹打穿了一百万个字印得密密麻麻的姓名——是一场室内游戏。不过赛姆勒被赶着穿过室内，回到扎莫希特森林[151]里去。到那儿，他在很近的距离内，开枪打死了一个他已经解除了武装的士兵。他吩咐他把他的卡宾枪扔开，扔到一边整整五英尺外的雪地里。卡宾枪平平地落下，陷在雪里。赛姆勒吩咐那个人把外套脱下，接着就吩咐他脱下紧身短上衣、汗衫和皮靴。随后，他低声对赛姆勒说道：“别开枪。”[152]他请求饶命，宽阔的下巴上生满了红褐色的胡子碴儿，一头红发，这时候他几乎已经停止呼吸了。他脸色刷白，两眼下面发紫。赛姆勒看到泥土已经撒到了他的脸上。他从他的皮肤上看到了坟墓。嘴唇上的污垢，从鼻子旁向下、皮肤上的大皱痕里也填满了灰尘——在赛姆勒看来，那个人已经到了地下。他已经不再需要穿着衣服生活了。他已经给标明出来，死了，不得不走，要走了。“别杀我。把这些东西拿去。”赛姆勒没有回答，只站在他接触不到的地方。“我有儿女。”赛姆勒扳动了枪机。接着，那个尸体就躺在雪地里。第二枪打穿了头脑，把头打碎了，头骨破裂开来，脑浆全部流出。

赛姆勒拾起可以拾起的东西——枪、子弹、粮食、皮靴、手套。在冬天的空气中开上两枪，声音会传出好几英里。他匆匆跑掉了，回头看了一次。他从灌木丛里可以看到红头发和粗鼻子。令人惋惜的是，他没有机会剥下那件衬衫。不错，还有那双臭羊毛袜。他非常需要它们，不过他体力太虚弱了，无法把战利品带走多远。他在吱嘎作响的冬天树木下坐下，吃了那个德国人的面包。同时，他还吃了点雪帮助把面包咽下，因为吞下面包是很困难的。他没有唾液了。这件事对另一个人，一个一直在吃、喝、吸烟的人，无疑就会截然不同，因为他的血液里洋溢着脂肪、尼古丁、酒精和性的分泌液。赛姆勒的血液里一样也没有。这么说，他并不完全算是人喽。破布和纸张，细绳子扎起的一束东西。要是绳子一下断了，那些东西可能就会被吹到它们乐意去的任何地方。一个人也不会十分在意。我们充其量不过如此，并没有多少余地容人类呼吁，供一张扭曲了的脸和延伸到喉咙的肌肉来恳求。

后来，赛姆勒先生藏到了陵墓里。这倒不是为了躲避德国人，而是为了躲避波兰人。在扎莫希特森林里，波兰游击队员袭击犹太战士。大战就快结束，俄军正在向前推进，重建一个没有犹太人的波兰的决定似乎也已经作出了。因此，就有了一场大屠杀。波兰人在拂晓时前来射击。等天光相当亮以后，立刻进行残杀。有雾，有烟，太阳缓缓升起。人们倒了下去，赛姆勒逃走了。另外还有两个生还的人：一个人假装死去，另一个人像赛姆勒一样，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冲了出去。赛姆勒藏在沼泽里，伏在烂泥中浮藻下的一根树干下面。夜晚，他离开了森林，下一天冒险试了一下，想藏进切斯拉基耶维奇去（就只藏上一天吗？也许还要长点儿）。他夏天那几个星期就在那个公墓里度过，随后，他出现在扎莫希特，在那个镇上，失魂落魄、十分憔悴、衰老潦倒，那只瞎了的眼突了出来——像一个肿块似的。他是坚持度过了这一切的一个本来注定要死的人。

也许，作出这么多努力几乎是不值得的。有些时候，离去反而较为合理和体面，紧揪住不放倒是可耻的。紧揪住不放在某一点范围内还可以。不要使人的肉体延伸得太长。这是比较高尚的选择。亚里士多德就这么想。

赛姆勒先生本人对基本看法还能加上这一点：把他在雪地里伏击的那个人杀了，曾经给了他乐趣。只有乐趣吗？还不止如此。那是喜悦，你会管那叫作一次阴暗的行动吗？相反，它也是一次光明的行动，主要是光明的。当赛姆勒开枪时，他本人几乎是一具行尸，一下复活过来了。他在扎莫希特森林里冻得发僵，时常梦想着挨近一堆火。嘿，这可比火还要豪华。他的心房仿佛被辉煌、迷人的缎子滚上了边。枪杀了那人，毫无怜悯心地枪杀了他，因为他已经毫无怜悯心了。当时只看见火光一闪，一团白色火焰。等他再开枪时，主要倒不是要肯定那个人的确死了，而是试图再次获得那种欣喜。吸收更多的火焰。为了这个机会，他本会感谢上帝的，倘使他心中有任何上帝的话。那时候，他心中并没有。有好多年，在他自己的心里，除了他自己外，并没有其他的审判人。

当他独自一人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时，他很短暂地转到了那股激情上（他那么做了，供你们参考）。那是愉快的享受，而且是在他自己险些儿给打死的时候。他不得不从自己身上推开一些尸体。孤注一掷！爬了出来。噢，那时他心都要破裂了！噢，真可耻啊！现在，他自己知道了夺去一条生命是什么感觉。他发现它可能是一种狂喜。

他从床上坐起。这儿令人很愉快——灯光，他自己的房间。他在自己四周聚集起了一种很愉快的亲切气氛。可是他起来了。他没有在休息。他不如上医院去。他的侄儿格鲁纳需要他，这件事在他的脑子里嘶嘶作响。泥土撒到了他的脸上。留神细看。你必然会看见一些颗粒。于是赛姆勒站起身，把床单、床罩抹抹平。他从来没有不把床铺好就走开。接着，他穿上了一双干净的袜子，一直穿到膝盖。

太糟糕了！太糟糕，那就是说，在球场上被人那么反常地打来打去，像强有力的球员之间的一只球那样。再不然受到一些异想天开的实例所支配。冷酷无情啊！谢谢你，不啊，不！我可不想摔进大峡谷。没有死去，真不错吗？没有摔进去，更为不错。有过多的内部情况给分裂开了。在有些人看来，一点儿错，经验似乎是财富。苦难大有价值。恐怖是一宗财产。是呀。可我从来不想要这种财富。

他穿好袜子后，又穿上了他那双穿了十年的鞋。他不断地一再换底。在曼哈顿到处走走足够了。他十分细心地保护好自己的东西，在那身考究的衣服里塞了不少薄绵纸，晚上总把鞋楦子放在鞋里，尽管他那双鞋的皮因为年久和不断穿着已经有了皱痕，四处都有一些纹路。这一双鞋赛姆勒先生曾经于一九六七年夏天在以色列穿过。不仅在以色列，还在约旦、西奈沙漠，并且在六天战争[153]中穿着它踏上了叙利亚领土。那是他的第二次访问，如果算是一次访问的话。那其实是一次出征。在亚喀巴危机初起时，他突然变得激动起来，无法安安静静地坐着不动了。他曾经写信给伦敦的一位老记者朋友说，他不得不去，作为一名记者，他确实必须去，采访报导这次事件。东欧出版的各种刊物有一个协会。实际上，赛姆勒想要的是证件，是一张让他能够发送电讯的卡，一张使以色列人满意的记者出入证。费用是由格鲁纳提供的。因此，赛姆勒曾经跟着军队在三条战线上采访。这件事很稀奇。他到了七十二岁还上战场，穿着那双鞋子和一件条纹绉的短上衣，戴上一顶肮脏的克雷斯吉生产的白军帽。坦克兵瞥见他穿着那件短上衣，把他当做美国人，所以朝他喊道，“美国佬！”他走到他们面前，对有些人用波兰语说话，对另一些人用法语、英语说。偶尔，他想到自己是呆在装甲车辆当中的一头骆驼。赛姆勒先生并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且有好多年对犹太人事务很少感兴趣。然而，从这场危机开始时，他就不能坐在纽约阅读世界报刊了。就算只是因为在二十五年里同一个民族第二次受到了灭绝的威胁：那些所谓大国听任事态走向灾难，士兵们武装起来准备屠杀。这时，他拒绝留在曼哈顿观看电视了。

也许，是那种狂热的形势最为深切地影响到了赛姆勒。那种坚持不懈、某些信念的狂热的推动，它们本身是愚蠢的，是持续了好几百年的愚蠢的信念，这就是从他那方面引起最稀奇古怪的反应的东西。一个路易十四[154]的那种愚蠢的苏丹主义[155]在戴高乐将军身上又重新体现出来了——有人说是新查理曼大帝[156]，再不然就是沙皇们在地中海的帝国主义野心。他们想要成为地中海地区占支配地位的海军大国，一种两百年的愚蠢愿望，而且是在克里姆林宫“革命的”领导下，这种愿望按着同样的方式，还在谋求实现——谋求实现！不久，军舰的浮动统治就会变得和阿休尔班尼帕尔[157]一样过时，和埃及的狗头神一样古怪，这有什么差异呢？哟，没有，这并没有什么差异。就和犹太人从波兰的消失差不多，对于波兰人的反犹主义并没有什么影响。这就是历史上愚蠢行为的意义。俄罗斯人以及他们民族的顽强固执也是如此。给他们一个体系，让他们掌握某种思想，他们就会带着它一头钻进深处去，他们会把它运用到底，用坚实的、愚蠢透顶的材料铺遍整个宇宙。无论如何，赛姆勒似乎觉得他必须到达现场。他要到那儿，发出报导，做一件事，也许就死在这场大屠杀中。通过这样一件大事，他不能就坐在纽约不管。这个都市！颤动的、喧嚣的、可怕的纽约，弗菲尔的乌烟瘴气的城市！而赛姆勒本人却走向极端，也许变得太不顾死活了。他失去了自制力，开始想到服安眠药，吸毒。那真是紊乱的神经系统，所谓“神经通心面”。这是他从前的波兰神经在发火。这是他从前的恐慌，他的特殊的苦恼。他不愿去读关于舒凯里[158]的阿拉伯人在特拉维夫杀死了千千万万人的第二天的报导。这一点他告诉了格鲁纳。格鲁纳说，“要是你对这件事感觉这么强烈，那么我想你应该去。”现在，赛姆勒认为自己犯下了夸张的过失。他有点儿不知所措。不过他去还是对的。

赛姆勒这么久一直不相信别人的意见，七十年一直进行着内心的思考，对大多数问题都有他自己的看法。可是就连最大的独立也是不充足的，仍然是不够的。同时，他的头脑里有些精神上干涸的进程，对任何别人都不感兴趣，或许，他认为是一些旱谷，正如人们这样称呼这些情况一样，被成见日益侵蚀而造成的一些小沟壑。夺取生命就是其中之一，就是这么回事。他的生命就险些儿给人夺走。他曾经看见过生命给夺走。他自己就曾经夺走过别人的生命。他知道生命是人生奢侈的享受之一。难怪王子们都如此长久地保留着不受惩罚地残杀的权柄。在社会的最底层，也有一种不受惩罚的情况，因为谁对发生的事都不在意。在那下面，黑暗、残忍的大规模杀人罪行往往不受到重视。在最最上面，古代的帝王和贵族全部享有豁免权。赛姆勒想到，革命实在就是为了这件事。在一场革命中，你夺走了一个特权阶级的特权，把那些特权重新加以分配。平等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不是说，所有的人全是朋友和弟兄？不是，它的意思是说，大家全都是上层人士。杀戮是古代的一种特权。这就是何以革命总要流血。断头台吗？恐怖时期[159]吗？那只不过是一个开端——算不了什么。拿破仑出现了，一个血洗欧洲的大恶棍。还有斯大林，就他来说，权力的真正了不起的奖品就是自由自在地享有生杀大权。消耗尽人们鼻孔里的气息，像美国农神火箭那样把他们的脸吞吃掉，有力地去享受这种乐趣。这就是征服权力似乎具有的实际意义。赛姆勒把鞋带扎好——继续穿衣服。他刷了一下头发，昏昏欲睡地站在对面镜子里离开自己身影几步的地方。再说，就社会当中的一部分人而言，他们对这种生杀大权则感到妒忌和崇拜。中产阶级的这些索列尔和莫拉斯们[160]全很喜欢它——那只大权在握、紧握着刀的手。他们多么热爱那个十分坚强、敢于自己承担起血腥罪行的人。就他们而言，上层人士在这种残杀的本领方面必须自我表现一下。对这种人来说，一位圣徒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在精神方面能够在内心深处经受得起罪恶的火焰折磨的人。那个超人想测试一下自己，用一把斧子劈开了老女人们的脑壳。信仰骑士能够在上帝的圣坛上割断他的以撒[161]的喉咙。现在，认为一个人可以通过杀戮恢复或建立起自己的身份的这种想法，也变成等于任何想法，等于最了不起的想法。人们中有一个人知道如何杀人。他是一位贵族。中产阶级并没有建立起独立的荣誉标准。因此，他们对于杀手们的魅力没有抗拒能力。中产阶级由于没有能创造出一种自身的精神生活来，只把一切都投在物质发展上，因而面临灾难。再说，随着世界变得不再抱有幻想，妖魔鬼怪从空中被驱除出去后，现在全给接纳进了内部。理性清扫并装饰了那所屋子，不过最后的状况可能比最初的更糟。唉，现在，你带什么到月球上去呢？

他用一只胳膊肘儿擦了一下那顶毡帽，回到门厅，把门锁上，又推了推，匆匆地朝电梯走去，下了楼。赛姆勒先生又回到了街上，街上这时候一片深青色，一种浅蓝色的亮光从街灯上发射出来。他弯着身子，朝前快速行走。眼下，他只有两小时，如果他赶不上第八十六街穿越市区的公共汽车到二马路去，那么他就不得不叫一辆出租汽车了。西区很阴暗。他甚至宁愿呆在烟雾腾腾、满是白痴、哆哆嗦嗦、发着恶臭的百老汇。他眼镜上面的几簇头发像丝一般银白，缠结在一起，在他面对着这种现象时翘了起来。充当一个敏感的观察者，观光客（有哪片国土十分稳定，可以去观光旅游呢？），那个呆在百老汇外面漫游的哲学家，察看着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以某种方式实现了一种自身利益与观察力的意识。那就是意识到这是一个任性行为的场面，它知道自身的绝望，还有畏惧，以及它所带来的恐怖。在这儿，你可以看到美国的灵魂正在全力应付历史问题，跟某些不可能的事进行斗争，强烈地经历着那些原本为传统所约束的状况。而且既然认识到这一点，还努力想要认识，想要采取行动，试图引起兴趣。这种引起兴趣的尝试，就赛姆勒先生而言，是追求狂热的一个原因。狂热构成了兴趣。狂热是觉得自身被有组织控制的那股巨大力量压倒的人试图去获得自由。他们寻求走向极端的魅力。狂热是宗教生活的一种低劣形式。

但是且慢——赛姆勒告诫自己。就连这种狂热在相当范围内也是一件实行的事，一件立法的事。下面，也坚强有力地存在着对人类生活正常情况的一种浓厚的意识。责任得到了遵守，情感全保存了下来。还有工作。人们出来寻找工作，这是异乎寻常的。他们乘坐公共汽车到工厂去；他们开设店铺。他们打扫；他们包扎；他们洗涤；他们安装；他们照料；他们计算；他们操作着计算机。每一天、每一晚都是这样。而且，不论内心多么激动反抗，多么惊恐绝望或是疲惫不堪，他们总前去工作，乘电梯上上下下，在办公桌前面坐定，坐在方向盘后面，操作机器。就这样一个多变而不安的动物，这样一个神经紧张、难以理解的动物而言，是一个易于患上如此许多疾病的类人猿，易于受到精神上的痛苦，易于感到厌烦，受到这样的惩罚、训练，这种要求有规律性的压力，这种承担责任的决心，这种对秩序的尊重（就连在混乱中也是如此），这倒也是一件莫大的难以理解的事。啊，这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因此，你不可以把这一切错当成了彻底的狂热行为。不过有一点应当提出来，训练有素的人憎恶目无法纪的人到了残杀的地步。因此，训练有素的工人阶级，成了憎恨的一个大蓄水池。这样，边门里的那个看门人就觉得很难原谅那些似乎可以自由进出的人。于是当目无法纪的人给杀了以后，那个“官僚”就很高兴。但愿他们全给杀了。

一个人走去乘公共汽车时，在百老汇大街上看到了些什么呢？他看到了复制出的各种各样的人：有外国人、印第安人、斐济人、纨袴子弟、水牛猎手、暴徒、同性恋者、性空想家、印第安老婆子、女学士、公主、诗人、画家、勘探人、行吟诗人、游击战士，那个新的托马斯·艾·贝克特[162]、切·格瓦拉[163]。商人、军人、教士和古板的人全没有人模仿。标准是美学的。如同赛姆勒先生看待这种情况那样，人类有了住房，有了自由，还获得提供的思想以后，就使自己神话化了。他们使自己传奇化，他们被想象扩展开来，设法上升到了日常生活普通形式的种种限制之上。关于“日常生活中”的“日常”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有一个天才人物过着“日常生活”，那又怎么样呢？是爱因斯坦对“物质”所做的贡献吗？找出它的能量，发现它的辐射。但是在目前简陋的幻觉水平上，激动不安的人从“日常生活”的沉重压迫下逃了出去，使自己跟其余的同类人分开，跟他们同类人的生活分开，也许是希望从同类人的死亡中（以某种特殊的意义）逃脱出去，好完成较高的行动，好以特殊的区分来帮助想象力，这一来表演做作似乎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狂热的一个标记。文明人使自己做好准备，要作出一个崇高的成就时，狂热一向是他特别喜欢的一种选择。它常常是可以实现理想的最简单的心态。我们大多数人对这都很满意：通过一种狂热来表示对较高目的的忠诚和投入。较高目的并不一定就出现。

要是我们准备结束我们尘世间的事务——或者至少是结束它的第一大阶段——那么我们最好把这些事情总结起来。概括地总结。尽可能概括地总结。

看在上帝分上，只用短浅的目光！

那么，是一个疯狂的人类吗？是呀，也许是的。虽然狂热也是一种伪装，是一个较为深奥的理性计划，是我们在无穷尽与永恒之间感到绝望的结果。狂热是我们有些最了不起的医生和天才人物的一种诊断或是裁决，也是他们令人失望的头脑的判断。啊，人被人力的反应吓昏了，那么怎么办呢？就演戏而言，例如，看马克思把那个狂暴的世界锅炉搞成了什么样子。他坚持认为革命是穿着历史服装干的，由克伦威尔[164]的拥护者充当《旧约》中的先知，一七八九年的法国人[165]则身穿古罗马人的服装。但是，无产阶级，他说，他宣布，他断言，将要发动第一场非模仿性的革命。它用不着历史回忆这剂药。它完全由于无知，由于不知道什么模式，干脆就很纯洁地干起了革命。他对独创性跟其余的人一样感到头晕目眩，而且只有工人阶级是有独创性的。因此，历史就会摆脱仅仅是诗篇的情形。人类的生活也会表明不只是抄袭。它就会摆脱艺术。啊，不。不是，不是，不是艺术，赛姆勒心里想着。相反的，艺术增强了，而是一种混乱，有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演员、类人猿、盲目模仿的人，更多的发明，更多的虚构、幻觉，更多的想象，更多的绝望。生活掠夺了艺术的财富，同时通过它想成为艺术本身的这种欲望，破坏了艺术。它把自身压制成了图片。现实迫使自身成为所有这些形状。就瞧瞧（赛姆勒瞧了瞧）街道的这种模仿的无政府状态吧——这些中国革命的紧身短上衣，玩具世界中这些不分男女的婴儿，这些超现实主义的军阀，西部驿车的赶车人——他们中有些人是哲学博士（赛姆勒就遇见过一些这种人，还和他们谈过一些问题）。他们寻求独创性，可他们显然是缺乏独创性的。那么是由什么派生出来的呢——由派尤特人[166]，由菲德尔·卡斯特罗派生出来的吗？不是，是好莱坞的临时演员的派生物。扮演神秘主义者。他们使自己投身混乱中，希望坚持更高的意识，被冲上真理的海岸。赛姆勒想，还不如去接受不可避免的模仿，然后模仿美好的事物。古代人享有这种权利。伟大而没有榜样吗？这是不能想象的。一个人不能是那个事物本身——现实。一个人必须对象征感到满意，使象征成为模仿的对象并发挥出高质量来。因此，跟媒介的代表言归于好，但是选择那较高的代表。要不然个人必然是他这时候看到、并知道自身就是的那么一个失败人物。赛姆勒先生为所有的人感到惋惜，心里很痛苦。

在突然离开以前，在这个匆匆跳向月球和往外一跃之前，我们最好稍许观察一下这一点。至于穿越市区的公共汽车，在夜间这个时候，那是绝对安全可靠的公交车辆。

第四章

格鲁纳大夫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请有特别护士护理。赛姆勒走进病房时，发现那个穿制服的护士坐在床边。病人正在熟睡。赛姆勒很小心地低声自我介绍了一番。“他的叔叔？啊，不错，他说过你大概会来。”护士说。她的声音使人听来不像是一个愉快的预测。在她那顶浆过的帽子下面，染过色的、干燥的头发支了出来。那张中年女人的脸胖乎乎的，健康、专横，两眼里有一种至尊无上的神情。病人总沿着他们必须经由的那条道路给带着向前：康复或死去。

“他这会儿是睡过夜吗，还是只是睡午觉？”赛姆勒问。

“他也许很快就会醒来，不过这只是一个猜测。格鲁纳小姐正在会客室里。”

“我就站上一会儿。”赛姆勒说，因为护士并没有请他坐下。

房间里放有许多鲜花，有一篮篮水果，一盒盒糖，以及几本畅销书。电视机正在无声地放着。护士戴着耳机在听。反映的光在病床后面的墙壁上闪闪烁烁。伊利亚的两手在他身旁向下垂着，仿佛他在睡着前已经对称地安排好了。那双汗毛很重的手洁净、强壮，露出了些青筋，指甲都很光洁。指甲具有格鲁纳用来呷矿物油的小酒杯的那种光泽。纽乔尔瓶子[167]也放在那儿，在它旁边有一份《华尔街日报》。他的头虽然秃了，却显得很庄严。电动剃刀的细线插在床上边的插头里。他总把脸修剃得很整洁，是希罗多德[168]叙述的神牛埃皮斯[169]的祭司，身体和头全都修剃得光光的。睡着后的嘴向一边嘟了出来，就仿佛伊利亚可能梦见了敲诈勒索分子和枪战似的。伊利亚常喜欢说自己是在格林波因特的恶棍无赖中长大的。在下巴下边，绷带就像一个双角西装领。赛姆勒想到，他是一个非常、甚至极其需要予以肯定、支持和影响的人。格鲁纳就是一个影响他的人。他的习惯是，就连走过一间房时，也要影响别人，握住人家的胳膊，也许甚至询问有关他们肌肉、腺、体重或是头发生长的医学资料。他还把自己的意见和希望注入人家的胸中，接下去，如果他说，“唔，是这样吗？”那么真的就是这样。像一位现代的陆军将军，一位艾森豪威尔[170]，他作了他的后勤学的准备工作。这种精明是很幼稚的，不过容易加以宽恕，尤其是在这种时候。在这种时候，他怎么好睡觉呢？

赛姆勒轻轻地向后退出了房，到会客室去。安吉拉坐在那儿吸烟，不过不是带着她通常的那种性感、优美的风度。她哭过，脸色雪白而激动。她身材很沉，乳房成了个负担，膝部衬着紧绷绷的长筒丝袜，成苍白色凸了出来。她哭泣只是因为她的父亲吗？赛姆勒意识到她这样流泪是因为多方面的原因。他在她对面坐下，把那顶奥古斯都·约翰式深灰色鼹鼠毛皮帽子放在膝上。

“他还在睡吗？”

“是呀。”赛姆勒说。

安吉拉的大嘴就好像想凉爽一下那样大张着。她通过嘴呼吸。由于身上发热，那张歪斜的脸上肌理很细密，似乎是紧绷绷的。内里的那股火也从她的眼白里显露出来。“他当真明白眼下的情况吗？”

“我不知道。不过他是位大夫，我想他明白。”

安吉拉又哭起来，赛姆勒甚至更为深信，她这样流泪还有另一个原因。“而且他在其他方面根本没有毛病，”安吉拉说，“除去这毛病——一个该死的小玩意儿——他其他方面一切都挺好。您认为他自己知道吗，叔叔？”

“他大概知道。”

“可是他一举一动如此正常，还谈到家族。他见到您总非常高兴，希望您今儿晚上会再来看他。他还不断地为华莱斯担心。”

“你可以明白这是因为什么。”

“华莱斯一直是一个如此令人头疼的青年人。六七岁时，他是一个那么漂亮的、很有天赋的男小孩儿。他整理出一些数学问题来。我们当时以为我们有了另一位爱因斯坦啦。爸爸把他送进麻省理工学院去。但是接下来我们才知道，他在坎布里奇[171]当上了一名酒吧间侍者，险些儿把一个酒鬼打死。”

“我听说了。”

“现在，他又在纠缠爸爸，要求给他买一架飞机，而且是在这样一个时候！更可能像是要一只飞碟。当然，我也分担一部分华莱斯受到的责备。”赛姆勒知道谈话会采取一种令人厌倦的小儿科——精神错乱的转折，他就不得不容忍上相当数量的解释。

“当然，当他们把那孩子从医院接回家时，我很不满。我请妈妈把他的小床放在汽车房里。我可以肯定，他从一开始就感到遭人厌弃。我始终就不喜欢他。他太忧郁啦。他完全不像一个孩子，会一阵阵乱发脾气。”

“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赛姆勒说。

“我想我在青年时期就认定我兄弟会是一个怪人。我认为这是我的过失，我弄得如此邋遢，以致他害怕接近姑娘们。”

“是这样吗？唔，我还记得为你举行坚信礼的时候，”赛姆勒说，“你很好学。看见你在读希伯来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那只是装装门面。叔叔，实际上，我是个肮脏的小坏女人。”

“我很怀疑。人们在回忆中常常会这样夸张。”

“爸爸和我始终就不喜欢华莱斯。我们把他推给妈去照料，那就像是终生谴责他一样。接下去，出了一件又一件事，他的过分肥胖阶段，他的饮酒阶段。唉，您现在听说了吗？他认为屋子里藏有钱。”

“您是否也认为是这样呢？”

“我不能肯定。爸爸对这一点作过一些暗示。妈在去世前也作过。她似乎认为爹爹偶尔会这么做——他做事常常出了格，如同她常说的那样。”

“为了帮助公爵夫人县里的名门望族摆脱困难，像华莱斯告诉我的那样吗？”

“这是他说的吗？不啊，叔叔，我听说到的是爸爸对他从小一块儿长大的黑手党人物施了一些恩惠，就是那个辛迪加里的头儿。他跟幸运的卢西安诺[172]很熟。您大概从没有听说过卢西安诺吧？”

“只模模糊糊地听说过。”

“卢西安诺偶尔上新罗切尔来。要是爸爸做了那些事，他们付给他现金，那么这必然是很令人尴尬的。他大概不知道拿这笔钱怎么办是好。不过压在我心头的倒不是这件事。”

“是呀。讲到新罗切尔，你没有看见苏拉吧，安吉拉？”

“我没有。她在忙些什么？”

“她给我拿来一本很有趣的书。不过，那书不是她的，她本不该拿来。”

“我猜她是想躲避埃森。她认为他要来对她提出一些要求。”

“一个讨人欢喜的忧虑，但愿他能为这样一个使命前来。要是他不揍她。那么就会适应多种需要了。那会是一种解脱。不过，我想他压根儿就不会要她了。他不喜欢她充做一名天主教徒。这是他的借口，虽然他的确说过，他在甘多尔佛堡[173]跟教皇庇护相处得很不错。如今，埃森不是教皇们的朋友了，他是一个艺术家。我认为他并没有多少才华，尽管他相当愚蠢，竟然想要取得莫大的荣誉。”可是安吉拉这时候已经不想听这个了。她似乎认为赛姆勒正在想把话题转向理论方面——讨论创造性的精神病患者。

“唔，他上这儿来过。”

“你见到过埃森吗？他一直在打搅伊利亚吗？他进病房去了吗？”

“他想要绘画——给他画一张像，您知道。”

“我可不喜欢他这么做。我希望他不要来打扰伊利亚。他到底想要什么？别让他来。”

“唔，也许我不该让他进来。我原以为他可能会使爸爸高兴。”

赛姆勒正预备答话，但是好几个心领神会的波动掠过了他的脑海，使他用不同的目光看待这些问题。当然啦。是啊。安吉拉有她自己跟格鲁纳的烦恼。安吉拉不是一个特别好哭的人，她不像玛戈特，每年要落下大量的眼泪。假如安吉拉显得如此苍白，甚至那头通常相当有光泽、相当浓密的像霜似的头发也似乎干燥地竖了起来（赛姆勒还认为自己在她的头皮上看到了一些深色的小毛囊），那是因为她刚才在跟她父亲争吵来着。赛姆勒相信，在紧张之下，整体动摇起来，局部（例如，那些毛囊）也就变得特别明显。这些至少是他观察到的。伊利亚一定对她大为生气，她正想分散他的注意力，有客前来探望也是一种办法。显然，这就是她为什么把埃森直接领进去的缘故，可是埃森并不是很有趣的。他是一个那种笑嘻嘻的忧郁的疯子。说真的，很忧郁，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家伙。十年前在海法，当他和岳父外出到街上，到一家咖啡馆去讨论苏拉的问题时，他穿的那身漂亮的丝绸西服可以成为一件令人满意的棺材衬料。埃森当然值得人们关心。这就是以色列人的一种用处，好把这些跛脚缺腿的人收集起来。可是现在，埃森突然逃出来了，听到了美国兴高采烈的狂暴的音乐，想要参加进去。他直奔这位阔绰的表兄这儿来。这位阔绰的表兄喉咙里生了一个琴栓般大小的瘤，住进了医院。真奇怪，他们都具有某种本能来打扰一个垂死的人。

“伊利亚觉得埃森有趣吗？这一点我很怀疑。”

安吉拉为了和她穿的黑白两色皮鞋相配，闹着玩地戴上了一顶便帽。这时候，既然她低着头，赛姆勒就看见了嵌在半径的折缝中的那粒小山羊皮大纽扣。

“我想有一会儿他觉得埃森很有趣，”她说，“埃森给爸爸画了几幅素描。接下来，他又想把画卖给他。爸爸几乎连看都不看那些素描。”

“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我不知道埃森上哪儿弄到钱到美国来的。”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他攒起来的。他总惹您不高兴，叔叔。”

“这一点是肯定的。”

“因为您到以色列也没去找他。战争时您去探访过。他说您不理睬他。”

“这跟我没有多大关系。我上那儿去，不是去拜访一个女婿或是去作一些社交性访问的。”

“他向爸爸抱怨您。”

“真讨厌！”赛姆勒说，“谁都鄙弃这种蠢念头。在这样的时候！”

“可是爸爸对各种事情都感觉兴趣。要是一切事情突然停下了，那会是反常的。当然，激怒他是很不好的。例如，他现在就跟我生气。”

“我想，伊利亚实在也没有一个好办法来做这件事。”

“我得说，他应该停止跟威迪克去谈。您知道他的那个胖律师威迪克吗？”

“我当然碰见过那个人喽。”

“他一天四五次打电话来。爸爸还叫我离开病房。他们还在买进卖出，在股票市场上做买卖。我猜想他们还讨论了他的遗嘱，要不然他不会叫我走出房来。”

“显然，安吉拉，尽管你提出了一些反对威迪克先生的理由，你自己也以某种方式反对了你的父亲。你似乎想要我来过问一下这件事，是吗？”

“我想我应该告诉您。”

“听起来不太好。”

“并没什么。就是沃顿·霍里克和我到墨西哥去的那一次。”

“我认为伊利亚喜欢霍里克。对这件事，他不会反对。”

“对，他希望沃顿和我结婚。”

“你们会吗？”

安吉拉在脸庞前面用分岔的手指夹着一支点燃了的香烟。她的举止通常总很优美，这时候竟然笨拙不雅观得令人痛苦。她摇摇头，两眼红了起来，充满了泪水。哟，跟霍里克有麻烦。赛姆勒就猜到了一件这样的事。想要他明白她为什么总会碰上这么许多麻烦，这是有点儿困难的。或许，他自己认为她享有那么许多特权，还需要什么呢？她有五十万存款的收入维持生活：免税的市政公债，像伊利亚一再会说的那样。她有这身肉体，这些性感的地方和才干——她具有“肉感”[174]。她把赛姆勒在克拉科夫大学阅读埃米尔·左拉[175]的作品时学到的法语中性方面的那些词汇又带回来了。那部写水果市场的书，《巴黎之腹》[176]。“巴黎中央菜场”[177]。还有那儿的那个也是美味可口食物的令人垂涎的女人，是一片寻常的果园。纵情逸乐。乳房、肩膀、腰肢。在一张铺满树叶的床上。“那个女人的温柔光滑的身体”。[178]妙极了，埃米尔！而且——好吧！一遇到有轻微的地震时，果园就会受到灾害，它们的梨就会全给震落下来。这一点赛姆勒也可以同情地加以理解。但是安吉拉总是异乎寻常地卷入困难与痛苦之中，在看不见的障碍上绊倒，还带来一些痛苦有害的复杂情况，使他不知道这种“纵情逸乐”[179]是否是可以加在一个女人心灵上的最为痛苦、最为奇怪的负担之一。看看这个女人（根据她自己色情的陈述），就好像实际上是在卧室里那样。他应邀到了那儿，是一个困惑的旁观者。显然，她认为让他知道美国的情况是很有必要的。他实际上并不需要这么许多情况。不过宁可多余点儿总比一无所知好。就赛姆勒而言，美国和苏联全是乌托邦式的设计。在东方，着重点是在低级商品上，在鞋帽、手压皮碗泵[180]，以及供农民和工人用的镀锡铁皮脸盆上。这儿，它落在某些享有特权的人与乐趣上。这儿，人们赤身露体地涉水走进天堂的河里去，等等。但是总有某种绝望突出地显示乐趣，死亡栖息在健康的密封舱内，操纵着它，同时黑暗从金黄色的乌托邦太阳上正向你眨眼。

“这么说，你跟沃顿·霍里克发生过一次争吵喽？”

“他对我很生气。”

“你不也对他生气吗？”

“并不完全是这样。似乎是我错了。”

“他现在在哪儿？”

“他应该是在华盛顿。他在对反弹道导弹做一些统计工作，为参议院里反对反弹道导弹的集团出力。这种事我可一窍不通。”

“这种时候，出现这样的麻烦，碰上双重困难，这是相当惋惜的。”

“我恐怕爸爸也知道了这件事。”

在安吉拉的神情中，就像在华莱斯的神情中那样，有一种温柔宽厚的意味，一种暗示幼年时期或婴儿幻想的样子。父母必然曾经对婴儿抱有过大的希望，从而抑制住了子女发展环节中的某一环节。安吉拉在开始呜咽之前的最后一次目光，使赛姆勒大吃了一惊。她那张开的嘴，起皱纹的额头，以及表示千依百顺的皮肤，完全是原来那个人的特点。她还像是一个婴孩，只是那双眼睛并没有放弃掉性爱经历的神色。

“知道了什么事？”

“在阿卡普尔科[181]发生的一件事。我并不认为情况非常严重。沃顿也是如此。当时只不过是一时的冲动。我的意思是这事很滑稽。我们跟另一对男女举行了一次聚会。”

“是一次什么样的聚会呢？”

“唔，就我们四个人来说，那是一场有关性的聚会。”

“还有些别人吗？他们是些什么人？”

“那些人绝对没有问题。我们在海滩上遇见了他们。那位妻子提议举行这样一次聚会。”

“互相交换吗？”

“唔，是的。啊，现在已经过去啦，叔叔。”

“我听说过这种事。”

“您对我感到很厌恶吧，叔叔？”

“我吗？根本没有。这一切我早就全都知道啦。我只感到遗憾，情况变得如此糟糕，这倒是真的。在我看来，贫穷的专业人员以前为了糊口不得不做的事：为单身汉聚会或者为在皮加尔广场[182]上举行的男女旅游者集会演出，他们都是些普通人，家庭主妇、档案管理员、学生，那时候这么做只是为了交际交际。实际上，我不能说他们搞了些什么事。或许，它只是想征服令人作呕的事的一种联合努力？再不然就是想表示历史上所有令人厌恶的事物并非如此令人厌恶？我可不知道。这是不是一次想要使人类的生活‘自由化’的努力，同时还想要表示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事没有什么是真正令人厌恶的？是想证实人类的兄弟关系吗？噢，唔……”赛姆勒稳定下来，约束住自己。他并不想知道在阿卡普尔科发生的这件事的详情细节，并不想听说这件事的当事人是芝加哥市的一名法官，或者是一个按摩师、开业会计师、毒品贩子或是香水或甲醛的制造人。

“沃顿跟着去了，他做了他的一份事，可是后来他又变得生起气来。在飞回来的飞机上，他告诉我他对这件事多么气愤。”

“唔，他是个好挑剔的青年人。你从他穿的衬衫上就可以看出来了。我猜他受过很好的教养。”

“他的举止并不比我们其余的人好。”

“如果你指望嫁给沃顿，这么做确实是很不恰当的判断。”

赛姆勒非常想要结束这次谈话。伊利亚曾经叫他别为将来发愁，这是向他作出的一个暗示，对他的赡养已做出安排，不过也有些实际上应加考虑的事情该记在心上。万一他和苏拉不得不依靠安吉拉，那可怎么办？安吉拉一向很慷慨，她花钱花得很大方。当他们去一家画廊参观或是外出去吃午饭时，她惯常总付出租汽车车费，付账单，付小费等等，但是跟着安吉拉过于深入地走进她的这种生活，那是不成的。实际情况太糟糕，太露骨，既使人讨厌又使人可怜。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举止是以理论为依据的，以一代人的意识形态为依据，是普通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观的，但是安吉拉事后会为这些坦白承认而一再后悔，同时对他的不以为然感到怨恨。总的说来，他以一种冷漠的方式听取了她私下所说的一切。他倒不是毫无同情心的，冷漠的；他是（她本人就这么说过）客观的、不偏不倚的。当他们面临着伊利亚死亡的时候，他决定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不论持什么理由，决不卷入跟安吉拉的任何不正常的关系，以免他为了受她赡养，非听她诉说不可。他的冷漠决不会成为她的一种安慰，成为她生活必需品的一部分。即使他关心苏拉的前途，也不能迫使他采取这样一个立场。变成一个接受肮脏商品的人？他整个心眼儿对这件事都表示反对。

“爸爸对沃顿提出了些很尖锐的问题来。”

“他听到过这件事吗？”

“对，叔叔。”

“谁会把这种事告诉他呢？这似乎未免有点儿出奇的冷酷了。”

“我不知道您是否了解那个胖律师威迪克。他跟沃顿在某些方面全有关系。他是个坏种。”

“我得到的印象根本不是这样。在正常情况下，他也许不太老实，不过这只是在业务方面。”

“他是个坏蛋。爸爸想到了威迪克的生活阅历。他替爸爸打赢了告保险公司的那场大官司。我告诉您，他们每天都通四五次电话。而威迪克恨我。”

“这一点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感觉到了。我从他脸上看到，他认为我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女儿。四周总有些人认为爸爸对我有一种病态的爱好！让我经济上过于独立啦。您知道——就是说他纵容我，对我太放松管教了。”

“他对你是不是过分宽容了呢？”

“单就我来说，并没有，赛姆勒叔叔。你不单是为你自身采取行动。他也靠我生活。这一点您可以相信。”

男人，赛姆勒想着，往往单独犯罪；女人在犯罪时极少是没有同伴的。不过虽然安吉拉可能是想把这种解释强加在她父亲的好意上，但是伊利亚也有他自己放荡的倾向，这也是可能的。赛姆勒是个什么人，能说没有吗？一般的情况是令人绝望的。伊利亚头脑里的那个动脉肿块一定在较早的时候就投下了阴影——是大暴雨前的阵阵小雨。赛姆勒相信不祥的预兆；死亡是色情思想的一个强有力的煽动因素。赛姆勒自己的性冲动（也许就连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是很不一样的。不过他知道如何尊重差异。他并不以自己来衡量别人。虽说苏拉并没有“纵情逸乐”[183]，可她有别的东西。当然，她不是一个有钱人的女儿，而金钱、美元，当然是性生活的一个极大的附加物。可是就连苏拉，尽管是一个拾垃圾的或是收集废品的人，以前实际上也从没有偷过东西。接着，突然一下，她像那个黑人扒手了。从黑人方面，强大的潮流正冲击所有的人。儿童、黑人、红人——没有丧失本性的西米诺尔人[184]，反抵可怕的白人。成千上万的文明人想要在大洋中生活，无边无际，原始朴实，不受惩罚的贵族，经历着一种飞驶冲动的奇怪解脱，为每一个人获致了黑人性状况的特殊目的。人类已经丧失了从前的耐心。它要求加速的兴奋得意，不接受没有充分意义的瞬间，像在史诗、悲剧、喜剧或电影里那样。他甚至想到从十八世纪以来，监狱意义的特殊发展，跟这种逐渐缩小的忍受拘束的能力具有某种关系。惩罚必须是合适的，密切适应精神的状态，符合灵魂的需要。在答应给予人最大自由的地方，他们有着最大、最黑暗的监狱。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伊利亚有没有为了讨好黑手党的老朋友，做了一些人工流产手术呢？关于这一点，赛姆勒并没有意见。他干脆无法说。伊利亚始终就没有想做一位内科大夫。他并不喜欢医务工作。不过他尽了他的职责。就连现在，医生们也对他们的病人作出一些性的姿态，把女病人的手放到他们的生殖器上。赛姆勒曾经听说过这种事。内科大夫到老年，也拒绝宣誓。还有苏拉，苏拉盗窃，这也是当代的特点——无法无天。她正经历着这一时代，而且在这么做时，把父亲也拖着跟她一起。也许，喉咙里有着“螺丝钉”的伊利亚也不希望给撇在后面，他指派了安吉拉替他来经历一下这一时代。

假如一切都像可能的那样——生命一度几乎结束了，前面有一个人举着灯，绊了一下，踉踉跄跄，赛姆勒先生以为一切都结束了。然而，他还活着，并没有获得成功，因为成功的含义是取得了一种成就，而他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他从克拉科夫去到伦敦，从伦敦去到扎莫希特森林，最终来到了纽约市。这样一部历史的一个结果是，他养成了一种压缩的习惯。他是一位发表简短见解的专家。就简短见解而言，安吉拉冒犯了她垂死的父亲，他在生气，安吉拉想请赛姆勒替她说说情。也许，伊利亚会把她的名字从他的遗嘱里去掉，把钱捐给慈善事业。他已经对魏茨曼学院[185]作了大量的捐赠。那是在雷霍沃特的一个称为思想库的机构。或者，也许她是担心他——赛姆勒本人——会成为继承人，因为他跟伊利亚如此接近。

“您乐意跟爸爸谈谈吗，叔叔？”

“关于你的……这件事吗？那得看他。我不会提出这个话题来。我认为他并不是刚知道你的生活方式。我无法说他从中得出了什么——代人受过，像你所说的那样。但是他并不蠢。给一个像你这样的年轻女人一笔五十万元的款子，让你住在纽约市，认为你不会去玩乐玩乐，那么他一定很笨。”

大城市就是娼妓。这一点不是人人都知道吗？巴比伦[186]就是一名娼妓。“啊，那个屁股像瀑布倾泻而下的女王”，[187]青霉素使纽约看起来很干净。[188]没有一张脸被梅毒侵蚀着，鼻孔裂开，像在古代那样。

“爸爸非常尊敬您。”

“我该怎样利用他这份尊敬呢？”

“所有最古老、最深刻、最恶劣的性偏见，都给调动起来攻击我。”

“只有主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赛姆勒说，“或许这只是许多痛苦之一。”

“他对我讲了一些使我很痛苦的话。”

“墨西哥的这件事并不是第一件，”赛姆勒说，“无疑你爸爸一直都知道。他原来希望你嫁给霍里克，终止这种性胡闹。”

“我去看看他是否醒啦。”安吉拉说，一面站起身。她的柔软而沉重的身子上穿着一套服装，两腿齐大腿的最高部分都暴露在外。她两腿很结实，几乎是笨拙的。她的脸这时候像婴孩的一样苍白，而且在那顶小皮便帽下显得很温和。在她从塑料座位上站起身来时——那天晚上很热——她散发出一种气味来，既粗俗可笑，又高雅严肃，既是女神，又是军乐队女指挥。这个了不起的罪人啊！就可怜的伊利亚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苦恼。他把女儿估计得太高，是情绪的一次多么糟透了的混合。安吉拉对赛姆勒不大乐意。她走开了。

在她走开时，他想起来自己上次是在哪儿看到一顶像她戴的样式的便帽的。那是在以色列——在六天战争中他看到的。

他看见过。

那几乎就好像他实际参加过似的——和其他的旁观者一起。一场坦克战正在黑门山[189]进行，他乘急驶的车辆来到了山前的一个岗哨。当时，他是在山下观战的一群记者中的一员。他们站在平坦的山谷里，像在宽银幕全景电影中那样。在他们，赛姆勒先生、以色列新闻官员和各报记者们站着的地方，四周相当安全。战斗正在离他们两英里或两英里外进行着。坦克纵队正在尘土中行动。炸弹从远得像昆虫的飞机上洒落下来。当它们疾驶进阳光时，你就看见机翼，接着就听见爆炸声，于是像灌木般的浓烟便短暂地升了起来。远处，你听见机器声，遥远的坦克在驶行。你听见微弱的战斗声。接着，又有两辆战车疾驶向前，去参加那一群，摄影记者从车上跳下。他们是意大利人，是一些专门追逐名人偷拍照片的摄影记者[190]，有人解释说，他们还带来三个衣着十分时髦的女郎。那些女郎很可能是从卡纳比街[191]或国王街[192]来的，她们穿着长筒绣金丝袜、超短裙，画着假睫毛。她们果真是英国人，因为赛姆勒听见她们谈话，她们中有一个就戴着安吉拉戴的那种犬牙格子花纹的小帽子。那些年轻轻的女郎不知道自己到了哪儿，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正在跟她们的情人争吵。那些情人这时候全趴在地上。他们在进行一场摄影战，衬衫在他们的背上飘扬。女郎们都恼火了。她们大概是从维亚—威尼托[193]给载来的，并不清楚那架喷气飞机飞向哪儿。随后，有一个光着上身的、矮小而强健的瑞士记者，蓄着一小把蜷曲的黑黄色胡须，胸前挂了好几架照相机，对一个以色列上尉抱怨起来，说让这些女郎呆在前线是不合适的。赛姆勒听见他从牙缝间低声提出这一抗议。他的牙齿很小，也不整齐。他们那时站着的地方，先前就遭到过轰炸。你看不出为了什么。似乎并没有什么军事上的理由要轰炸。但是地面上尽是大弹坑，由于新投下的炸弹的烟炱，还显得黑漆漆的。

“至少让她们呆在那些坑洞里。”瑞士人坚持说。

“什么？”

“散兵坑，散兵坑！另一枚炮弹可能会打来。你可不能让她们像这样在大道上行走。你不能这样，你明白吗？”他是一个无法容忍的矮小的人。他的战争正被这些穿着时装的蠢姑娘破坏着。那名以色列军官作出了让步。他让女郎们蹲进了那些弹坑。你所能看到的只是她们的头和肩部。她们并没有因为惊吓而不生气，不过这时候才开始惊吓起来，在含情脉脉的化妆品的掩盖下多少有点儿发愣。有一个抽抽搭搭地呜咽起来；另一个不住地喘气，脸也变红了。她一下变成了中年人——成了一个打杂女工。一些闪闪发亮的黑饰边在女郎们的四周飞扬，原来是被无烟火药烧得发亮的草片。

其他同样奇怪的事情也在发生。耶稣会通讯记者纽厄尔神父也在那儿。他穿着越南丛林里的全副战斗服装——黄、黑、绿三色涂料和条纹的伪装。他代表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194]的一家报纸，或者是内布拉斯卡州林肯市[195]的一家？赛姆勒仍旧欠他十块钱，那是他们在特拉维夫雇了前往叙利亚前线的出租汽车的车费中他应付的部分。但是他没有纽厄尔神父的住址。他本可以更尽力地去查找的。在他从东南亚回家去的时候，这位神父是雅典的一位观光客，到卫城[196]去观光时听说了这场战斗，于是立刻去了。那双丛林大皮靴和高统套鞋一样宽大。纽厄尔神父穿着绿色战斗服，浑身都汗湿了。他的头发修剪成了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式样，两眼也是绿的，脸蛋儿是肉红色，很有光彩。下边，坦克疾驰而过，灰尘从地面上形成一道黄烟喷了起来。没有几个声音响起。

赛姆靳先生呆在会客室里，这时候动了一下，站起身，预备离开。华莱斯从走道里的一股灯光下走进会客室的灯光里来，已经在对他说话。“爸爸睡着了，安吉拉说。我想您大概没有机会跟他谈顶楼的事。”

“我没有。”

华莱斯并不是一个人，埃森跟在他身后也走了进来。

华莱斯和埃森彼此也认识。有多熟呢？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不过他们认识反正已经相当久了。在华莱斯试图骑马游历中亚西亚和被俄罗斯当局逮捕以后，他访问了以色列，跟埃森表哥呆在一起，这样他们相遇了。华莱斯当时准备了一整套笔记（准备立刻开始工作），写一篇论文，论说以色列带给中东的现代化，就阿拉伯人来说实在是过于迅速了。生性邪恶的华莱斯当然反对伊利亚的犹太复国主义，可是埃森始终不能领会，无法理解华莱斯对阿拉伯文化的那股突发的热情（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在他坐在床上工作时，还把咖啡端来给他。因为华莱斯刚从一所苏联监狱里出来，多亏了格鲁纳和贾维茨参议员。埃森很清楚，落到俄国人手里意味着什么。他让华莱斯休息，由他来照护他。埃森用他那伤残的两脚学会了快步移动，富有独创性，善于适应环境。他那双没有脚趾的脚在海法拖曳着走，使赛姆勒感到很不舒服。他跟漂亮、卷发、笑嘻嘻的埃森单独呆上两小时就感到无法忍受。可是华莱斯，生着滚圆的大眼睛和长睫毛，从床上伸出一只皮包骨头、多毛的胳膊来，没有看一眼，便用颤抖的手指接过了咖啡，他在苏联亚美尼亚的监狱里被囚禁，释放以后，就在埃森的床上养息十天。俄罗斯人把他送到了土耳其。他从土耳其去了雅典。从雅典，他像后来的那个耶稣会神父纽厄尔那样，飞到了以色列。埃森曾热心体贴地照料他。

“啊，我的岳父在这儿。”

埃森微笑起来，这是因为见到他不胜高兴，还是因为这件事（埃森生平第一次到纽约）如此光辉灿烂呢？他很愉快，不过穿着那身美国新衣服，胳膊下和两腿间全都显得僵硬、狭窄。华莱斯一定领他去过一家那种恶劣的极时髦的男士商店，像巴尼，也许还领他去过一家那种不分男女的大商店。那个疯子穿着一件洋红色衬衫，打了一条红柿色领带，厚得像牛舌那样。他的没完没了的欢笑显示出来他心情很忧郁。他有一口在斯大林格勒围攻中没有受到损害、也没有因为忍饥挨饿蹒跚地翻越过喀尔巴阡山和阿尔卑斯山而受到影响的洁白灿烂的好牙。那样的牙应该有一个神志更为正常的头脑。

“见到您在这儿，叫人多高兴。”埃森用俄语对赛姆勒说。

赛姆勒用波兰语回答道，“你好吗，埃森？”

“您在我的国内不肯停下来看看我，所以我上您的国家来见您啦。”埃森说。

在这句指摘的话里——这是犹太人很熟悉的一句传统的开场白——至少有一点儿恢复常态的迹象。下一句话就不是如此了。“我上美国来给自己开创一个新天地。”他使用的词是“新天地”[197]这个词。他穿着那身紧窄、狭长的灰色斜纹粗棉布服装——显然是用欺骗手段硬塞给他的常青藤联合会[198]时期的旧货：洋红色、红柿色和西红柿色的（还有那双高到足踝的大红色切尔西皮靴），他的没有修剪过的卷发把头和肩膀全融合到了一起，并且令人难受地把脖子也遮住了。很明显，他有了一种新形象，修改了自我的概念。因为他不再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的一个牺牲者，饿得要死地给投放到以色列的沙漠上，他的唯一资产就是虱子、精神错乱和热病。他从塞浦路斯的拘留营里给释放出来，学了一种语言和一门职业，不过你说不出恢复到哪儿停止。他一路发展下来，成为一位艺术家。埃森从微不足道、可以发展的情况中上升起来，本来是一个等待着被人用挖战壕的工具屠杀的俘虏（他说在他从纳粹占领区逃入苏俄区以前，他一直密切注意着这件事——人太微不足道了，以致不值得在他们身上浪费子弹，因此他们都是被铲子把脑袋砸碎的），却升啊升啊直升到世界优势的一个个高峰。凭着艺术的至尊无上的意境，获得了灵感，向人类讲话。用蕴藏激情的颜料这种通用的语言作出一些标志来。好哇，埃森，从峰顶飞向峰顶！虽然他的色彩比石板还要灰白，比煤还要黑，比疾病还要火红，而他的生活研究则是加倍静止的。把他从肯尼迪机场带入市区来的公交车是一辆中客车；那条高速公路像对一位光荣的宇宙航行员那样向他表示欢迎，而他笑吟吟地露出濡湿的牙齿，以极其强烈的欣喜面对着他的“新天地”。（为了跟俄语的“新天地”配对，你得用俄语的“狂热劲儿”！）

他和华莱斯已经一块儿在做买卖了。埃森在为树林和灌木设计标签。他们拿了些样品卡片给赛姆勒看：用粗粗的污斑似的花体黑字写着QUERCUS和VLMUS。[199]其他的标签是用埃森在高级中学学来的那种外国草写体写的，比较整洁。战争爆发时，可怜的埃森还是个中学生，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赛姆勒尽力想说几句合适的、不伤害到他的话，尽管赛姆勒对埃森写在纸上的一切都感到厌恶。

“这些都还得好好修改，”华莱斯说，“但是这个主意正确得惊人。就一个新手而言，您知道。”

“你们当真打算接这宗买卖吗？”

华莱斯坚定地说，甚至对老人的怀疑还露出一丝嘲弄的意思（露出了一个酒靥）。“说真的，肯定打算这么干，叔叔。事实上，我明儿就要到韦斯切斯特去试飞一些飞机。我今儿晚上就回去，在那个老住处消磨上一晚。”

“你的驾驶执照还有效吗？”

“怎么？当然啦，它还有效。”

“唔，这一定是一种令人惬意的兴奋感觉——跟朋友和亲属们办的一项新企业。你那是什么，埃森？”

一只沉重的绿色台面呢购物袋从绕着埃森手腕的绳子上挂了下来。“这个吗？我把我用不同媒体做的产品全带了来。”埃森说，接着便把那些沉重的产品叮当作响地放到了桌子的玻璃桌面上。台面呢的购物袋向后落下。

“你做了些镇纸吗？”

“不是镇纸。您可以把它们当做镇纸用，不过实际上，它们是圆雕饰。”你无法伤害埃森的情感，因为他对自己的成就感到如此高兴。他似在吸入一种稀有的香料那样，把眼睛闭起来，露出了那些无与伦比的骨头——他的牙齿——一面用双手把卷发抹到了耳朵后面。“我在铸造车间发明了一种新工序。”他说。他用科技俄语开始解释，但是赛姆勒说，“我听不懂你说的，埃森。我对这类词汇并不熟悉。”

那种金属看上去很粗糙，部分是青铜色，不过也带有点儿淡黄色，还染上了点儿硫化物的颜色，像愚人金[200]那样。埃森制作了通常的大卫星[201]。有分枝的大型灯台、漩涡装饰和鹦鹉螺，或是用希伯来语火焰般延伸开的铭刻：Nahamu！“安慰您！”再不然就是上帝下达给约书亚[202]的命令：“刚强壮胆[203]！”赛姆勒带着某种兴趣看待这一件件粗糙、特大的制成品给摆出来。每摆出一件以后就停止一会儿，同时鉴赏家的脸正被全神贯注地察看着，显然在寻找应有的那种美好的反应。这些黄铁是采自死海海底的。

“这是什么，埃森？我猜是一辆坦克，一辆谢尔曼式坦克吗？”

“一辆坦克的象征。在我的作品里，没有什么是写实的。”

“不再有人只是产生幻觉了。”赛姆勒先生用波兰语说。这句话并没有引起人注意。

“这些该不该磨得光一点儿？”华莱斯说，“这是个什么词？”

“刚强壮胆，刚强壮胆！”[204]赛姆勒说，“在耶利哥[205]前，上帝下达给约书亚的命令，意思是：‘刚强起来。’”

“刚强壮胆，刚强起来！”[206]埃森说。

“唔，是啊……上帝干吗要讲这么滑稽的语言呢？”华莱斯说。

“我把这些圆雕饰带来给伊利亚大哥瞧瞧。”

“别胡扯啦，”赛姆勒说，“伊利亚正病着。他拿不起这种粗糙、沉重的金属品。”

“不用他拿，不用，我每次拿起一件给他看。我要他看看我的成就。二十五年前，我来到厄里茨的时候，是一个沮丧消沉的人。但是我不愿死，我不能闭上眼睛——在我像人那样做出一件事，一件重要、美好的事以前，不能。”

赛姆勒没有加以评论。说到头，他的心并不是那么狠得不容易被打动的。再说，他受过古老的讲究礼貌的训练，几乎就像从前，妇女们是在贞操的教育中被培养大的一样。他受过很好的学校训练，对苏拉在废纸篓里找到的那些废料不去咕咕哝哝，只发出一些必要的声音，作出了一些手势。不过接下去，他又说伊利亚病得很重，这些圆雕饰可能会使他厌倦。

“我不同意，”埃森说，“相反的，艺术怎么会给人带来伤害呢？”他开始把那一件件叮当作响的东西收进台面呢购物袋去。

华莱斯接着对赛姆勒身后的一个人说道，“不错，是他。”那个特别护士走了进来。

“是谁？”

“您，叔叔。这位就是赛姆勒先生。”

“伊利亚找我吗？”

“有人打电话找您。您是赛姆勒姑父吗？”

“小姐？我是阿特·赛姆勒。”

“有位阿尔金太太。她想请您打个电话回家去。”

“啊，是玛戈特。她打电话到伊利亚的病房里去吗？我希望她没有把他吵醒。”

“电话是打到这层楼的办公室，没有打进病房去。”

“谢谢你。啊，是呀，公用电话在哪儿？”

“您需要一角硬币吗，叔叔？”赛姆勒从华莱斯的手掌心里取出了两枚微温的硬币。华莱斯在这以前一直把钱抓在手里。

玛戈特竭力想坚定地说话。“是姑父吗？请你听着。你把拉尔博士的手稿放在哪儿啦？”

“我就放在我的书桌上。”

“你肯定吗？”

“当然啦，这一点我肯定，在我的书桌上。”

“你不会放在什么别的地方吗？我知道你不会心不在焉，不过你最近这份劳累是非同寻常的。”

“手稿不在书桌上吗？拉尔博士和你在一块儿吗？”

“我请他坐在起居室里。”

呆在那一盆盆泥土中，这位拉尔感觉会如何！

“他知道手稿又不见了吗？”

“我没法向他撒谎。我不得不告诉他。他想在这儿等你。我们从巴特勒大楼一路飞驶回来。他那么焦急。”

“唔，玛戈特，咱们必须保持镇定。”

“他十分忧虑。真的，姑父，谁也没有理由使一个人面临这样的情况。”

“代我向拉尔博士道歉。我无法说我感到多么遗憾……我可以想象得出他多么心烦意乱。不过玛戈特，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能会拿走那本笔记簿。你一定得向开电梯的人打听一下，苏拉有没有来过。”

“罗德里格斯因为她是一名家庭成员，就让她进来了。她是一名家庭成员嘛。”

罗德里格斯有一大圈钥匙，实际是一大环。需要的时候他总从地下室砖墙的一只钉子上把它取下。

“真的，苏拉太蠢啦，这可真够呛。我待她太宽容啦，这真叫人非常窘。我竟然是那个暗地里算计了这位不幸的印度人的蠢女人的父亲。你问过罗德里格斯了吗？”

“是苏拉。”

“啊。”

“侦探今儿中午去访问过她。拉尔博士接到了侦探的一份报告。我想那家伙威吓了她。”

“正像我担心的那样。”

“他说必须在明儿上午十点钟前把手稿还回去，要不然，他就带一份逮捕证来。”

“来搜查？来逮捕吗？”

“我不知道。拉尔博士也不知道，但是她变得很激动。她说的话就是她要上她的神父那儿去。她要上罗布尔斯神父那儿去，向教会申诉。”

“玛戈特，你最好到那位神父那儿去核查一下。那套房子里有一张搜查证吗？十二年来，她一直把房子里放满了垃圾。要是警察把帽子放下，他们就决不会再找到啦。不过我会说她是上新罗切尔去啦。”

“你认为是这样吗？”

“要是她没有跟着罗布尔斯神父的话，那么她就是上那儿去了。”赛姆勒知道她的习惯，就像爱斯基摩人知道海豹的习性那样。那是她的通气孔。“她如今是在保护我，因为赃物在我手里。她一定被那个侦探吓坏了，可怜的人儿，然后等着，等我们俩全都逃脱了。”她像那个黑人那样暗暗监视着我的房门，觉得她并不包括在父亲最关切的事物中。赛姆勒决计要使她获得最优先的考虑。“我在这个赫·乔·威尔斯的胡扯上纵容她走得太远啦。现在，有人受到了伤害。”

这个倒霉的拉尔，要是他对月球抱有这么大期望的话，首先他一定是厌恶透了地球。

再说，他的说法部分是正确的，因为人类一遍遍不断耍着同样的花招，那老一套的喜剧——落泪的玩意儿，是感情上的关系，是一些不能有效地满足的欲念，一遍又一遍，设法发泄出胸中的某种呐喊，某些炽热的情感。有可能取得什么肯定的平衡呢？这种情欲的挣扎完全无用吗？它也是崇高目的的能量库。犬吠、蛇嘶、猿啼，以及猫的呼噜呼噜声。不过有时候，“爱”似乎是生活的最大缔造者。难道不是这样吗？就连愚蠢有时候也可能给锤炼成一片黄金的背景，供人采取伟大的行动。可能不可能呢？但是对这些缺点和顽固的弊端，有真正的治疗措施吗？有时候，治疗措施这种想法在赛姆勒看来，本身似乎是有害的。治疗好了什么呢？你可能重新安排，你可以把混乱状态安排好。可是治疗吗？胡扯。把“罪恶”改成“疾病”，无非是换换词（弗菲尔说得不错），接着，开明的医生就会把疾病消灭掉。是啊！于是哲学家们、科学家们、智力出众的人，愈来愈清楚地理解了这一点，终于被迫要求和人类的所有这些状况脱离。接着，他们就向外出发，乘坐人类的飞行器向月球方面驶去。

“我要华莱斯跟我到新罗切尔去，”赛姆勒说，“她肯定在那儿。当然，我们要向罗布尔斯神父核实一下。要是他知道她在哪儿……我会再打电话回来。”

因为她不是一个美国人，他感到跟玛戈特有某种团结一致的地方。而且他用不着把自己的（外国人身份）所受到的屈辱瞒着她，而且她也表现得很体贴，记住不打电话到伊利亚的病房里去。

“我拿拉尔博士怎么办呢？”

“向他道歉，”他说，“向他保证。安慰他，玛戈特。告诉他我相信他那份手稿绝对是安全的。说明一下苏拉对书写文字多么尊重。还有，请他让侦探不要参与这件事。”

“待会儿。他就在这儿。他想说几句话。”

一个东方人的声音充实了电话的线路。

“是赛姆勒先生吗？”

“是我。”

“我是拉尔博士。这是第二次盗窃。我可不能容忍更多次啦。既然阿尔金太太要求我耐心，我就稍微再推迟一会儿。不过就一会儿。随后，我非得请警察拘留您的女儿啦。”

“要是把她拘留起来，有什么帮助的话！请您相信，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我的歉意。不过我完全可以肯定，手稿是安全的。我知道您只有这一份。”

“写了三年。”

“这是令人苦恼的。我原指望它不过花了您六个多月。但是我瞧出来它需要多少仔细的准备工作。”通常，赛姆勒总不肯说恭维话，可是现在他没有办法。贴着他耳朵的电话机的听筒上出现了一些潮气，他的面颊上有一块压出来的红印子。他说，“这部著作写得出色极了。”

“您认为这样，我很高兴。想想看这对我有多大的影响。”

“我可以想象得出。”谁都可以揪住谁，使他旋转着走开。低下的可以迫使高雅的舞蹈。聪明的不得不跟着跳跃的傻瓜转。“请您不要过分焦急，博士，我会把您的文稿找回来，而且就在今儿晚上。我不常使用我做父亲的权力。请您相信我，我可以管住我的女儿，我一定会做到的。”

“我原希望到第一次月球登陆时就发表它，”拉尔说，“你可以想象到时候会出现多少部拙劣的平装本，使公众感到混乱，都是些华而不实的版本。”

“当然啦，”赛姆勒意识到这个印度人大概很热情。他抵制住了很大的内部压力，毕竟还很正派，很体谅一个老人的虚弱，以及情况的紧迫。他想着，这家伙是一个上流人士。赛姆勒在那个隔音的金属亭子里，那个有花斑的薄纱隔离物内把头低下来，听从了那个东方人意见：“但愿阳光照亮您的脸。还有好多年，总把您从人群中挑选出来（想象印度人总呆在人群中：像鲭鱼成群游弋的大海那样）。”赛姆勒打定主意认为，除去他本人外，苏拉决不应伤害到任何人。他不得不容忍这种情况，但是任何别人全不应容忍。

“关于您对我论文的评论，我很感兴趣。”

“当然啦，”赛姆勒说，“咱们就它要进行一次长谈，请您做好准备。一有什么消息，我立刻打电话给您。谢谢跟我一块儿容忍。”

双方都挂上了电话。

“华莱斯，”赛姆勒说，“我大概要跟你一块儿乘车到新罗切尔去。”

“真的吗？那么爸爸确实说了什么关于那个顶楼的话了？”

“这跟顶楼毫不相干。”

“那么为了什么？是什么跟苏拉有关系的事吗？一定是的。”

“唉，事实上，是的。是苏拉。咱们能现在就走吗？”

“埃米尔在外边看着劳斯[207]。最好趁咱们可以使用的时候就使用它。苏拉在忙些什么？她给我打过电话。”

“什么时候？”

“不久以前，她要我把一件什么东西放进爸爸墙上的保险箱里去。她问我知道不知道锁的暗码。我自然不能说我知道喽。据认为我是不该知道的。”

“她是从哪儿打电话来的？”

“我没有问。当然，你看见过苏拉在园子里对着花儿小声说话了，”华莱斯并不善于观察，对别人的行为也不大感兴趣。不过正为了这一原因，他对自己注意到的事情特别重视。他珍重自己所注意到的。他一向对苏拉亲切、热忱。“她对花儿讲话用什么语言呢，是讲波兰语吗？”

很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语言。

“我过去经常读《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给她听。那些会说话的花儿，那座长满活生生的花儿的园子。”

赛姆勒推开病人的房门，看见他独自在床上坐着。格鲁纳大夫戴着他那副大黑眼镜正在细看或者设法细看一份合同或是法律文件。他往往会说，自己应该做一个律师，而不是一个医师。医学院并不是他的选择，是他母亲的选择。关于他自己的选择，他大概并没做多少工作。想想看他的妻子。

“请进来，叔叔，把门关上。就让咱们做父亲的谈谈。我今儿晚上不想见到孩子们。”

“我明白你这种心情，”赛姆勒说，“我时常也会这样。”

“苏拉真可惜，可怜的人儿。不过她只是乖僻。我女儿是个放荡的娘们儿。”

“不同的一代，不同的一代啦。”

“而我的儿子，是一个高智商的傻瓜。”

“他也许会清醒过来，伊利亚。”

“您一会儿也不会相信，叔叔。什么，一个第九回合的争夺吗？我问自己，我把自己一生这么多年花在什么上面啦？我一定是相信了美国所告诉我的一切。我为最好的结果付出。我始终没有怀疑自己并没有获得最好的结果。”

倘若伊利亚是很激动地说出这一番话来的，赛姆勒便会设法使他安静下来。然而，他是根据事实讲话，听起来绝对平静。在那副眼镜后面，他显得特别有见地，就像参议院一个委员会的主席那样，一边听着令人愤慨的证词，一边保持着绝对的镇静。

“安吉拉在哪儿？”

“大概是上女盥洗室去哭啦。要是她不是跟一个男护工在瞎胡搞或是卷入了一个集团性胡搞活动的话。你从来不知道她多会儿会干出什么事来。”

“噢，太糟啦。你别抱怨啦。”

“不是抱怨。只是把情况说明白点儿。把事情说说清楚。我原来估计那个霍里克会娶她，但是现在，他决不会这么做了。”

“这一点肯定吗？”

“她告诉过你在墨西哥发生的事情吗？”

“没有详细说。”

“要是您不知道详细情形，那只有好处。你讲的那个关于地狱里台球台，关于在炎热的地方有碧绿的东西的玩笑话，正击中了要害。”

“那并不是针对安吉拉的。”

“当然啦，我知道我女儿手里每年有不用纳税的两万五千元，必然会过得很快乐。这是我指望的。只要她成熟而又理智地对待她自己，我并不反对。从理论上讲，这一切全都很好。你使用‘成熟的’和‘有理智的’这两个词，它们使你满意。可是接着，你仔细观察一下。等你仔细观察一下后，你看到了一件别的。你看到了一个女人以过多的方式跟过多的男人胡搞。现在，她大概不知道和她有过关系的那些男人的姓名。而且她显得……她的眼睛——她的两眼全显得房事过度。”

“我很惋惜。”

伊利亚的神情里有一种很古怪的东西。眼睛里，有泪水就要落下的迹象，可是尊严却不容许它们落下。也许，这只是自我要求严格，不是尊严，不过泪水并没有流下来。它们改变了方向，吸收进身体内部去了。它们给抑制下去，变成了音调。泪水出现在嗓音里，在皮肤的色泽上，在眼睛的光亮里。

“我得走啦，伊利亚。我带着华莱斯跟我一块儿。明天，我就回来。”

第五章

埃米尔在劳斯莱斯轿车里可能过着令人妒忌的生活。这辆银灰色的轿车是他的龙头开关。他的一切力量都借此开启。他也处于平常驾驶品级较差的汽车司机那些使人感到沮丧的、担心的竞争、积怨、憎恨以及冲突之外。双重停车装置，他不受警察的干扰。他站在这部壮丽的机器旁，由于正式的马裤突出的直线形，他的臀部比多数人离开地面更近些。他似乎还具有一种安静、严肃的精神，脸上现出深深的皱纹，嘴唇向里从不露出牙齿，中间分开的头发像头巾一样垂披到耳边，一只萨佛纳罗拉式[208]的鼻子。劳斯汽车在执照牌上仍旧保留有MD[209]字样。

“埃米尔给科斯特洛开过车，给勒基·卢西亚诺也开过车。”华莱斯微笑着说。

在装着灰色软垫的车内的光线下，华莱斯的胡髭显得像点画似的。在大眼眶里那大大的黑黑的眼睛想殷勤地给予别人欢乐。当你考虑华莱斯被生意、被名誉地位问题、被死亡等吸引得有多么深而且脑子被占据得多么满的时候，你能辨认得出来这种表示是多么大方又多么困难——有多难堪，有多使人胆战心惊，使人鼓舞。这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努力啊。为了这位老迈的叔叔，安排出一脸和善的笑容。

“卢西亚诺？伊利亚的朋友？是啊，显赫的黑手党。安吉拉提到过他。”

“秘密的毒品贩子。”

他们在西区的高速公路上沿着赫得森河疾驶前进。这里有河水——多美丽，多肮脏，多狡诈的水！还有那灌木丛和树林，为性暴力、持刀抢劫、殴打和谋杀作掩护。水面上，桥的光，月亮的光柔滑地临照着，显得快乐而光辉。当我们抛开这一切而载着人类生活起飞去到外层空间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赛姆勒先生已准备好设想那可能会对人类产生头脑清醒的作用，在这格外使人苦恼的时刻，暴力可能平息，崇高的观念可能重新恢复其重要意义。一度将我们从源自地球上的种种条件中解放出来。

劳斯轿车里一个可观的酒吧，在玻璃镜子镶边的小室里光线很暗。华莱斯请老人喝酒或玩七分牌戏，但他什么都不要。把雨伞夹在高高的膝头之间，他在再次检查一些事实。外层空间的航行由于专家合作已成为可能。而敏感的无知仍旧梦想到单独的和“完整的”。“完整的”？什么是“完整的”？幼稚的想法。它导致这一切的疯狂，宗教，LSD[210]，自杀，宗教犯罪。

他闭起眼睛。从他的灵魂里呼出一些恶，吸入一些善。不，谢谢你，华莱斯，不喝威士忌。华莱斯给自己倒了一些。

愚昧的非专家怎么能有强大的力量面对这些技术奇迹而使他成为一窍不通的刚果野人一类的人物？是靠想象力，靠古代尚未使用文字的天真无邪，靠自然界的力量，靠那伟大的整体？孩子们在放火烧图书馆。穿波斯长裤，蓄连鬓胡子。这是他们的象征的完整性。由一批技术人员、工程师，管理大机器，比这种汽车高级而又复杂得无可比拟的机器的人组成的寡头统治，来管辖这些塞满了麻醉了的、摧残了的波希米亚的少年男女的贫民窟以及“整体”。他自己不过是一个碎片，赛姆勒先生懂得，而且很幸运是那样。完整是大大超出他的能力之外的，就像造一辆劳斯莱斯，要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用自己的手制造。所以，或许，或许！在月球上的殖民地会减低这里的这种狂热和膨胀，而渴求无限和完整的热情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物质满足。人类，陶醉于恐怖，将得到镇静，清醒过来。

陶醉于恐怖？是啊，碎片们（赛姆勒先生就像一块碎片）懂得：地球是一座坟墓。我们的生命是通过它的元素向它借来的，而这生命必须归还。有那样一个时刻将会来到，那时简单的元素似乎渴望从复杂的生命形式中释放出来，那时每个细胞的元素说，“够了！”这行星是我们的母亲和我们的墓地。毫不足怪，人类的精神想要离开，离开这个多产的肚皮，也离开这座大坟墓。由于恐惧，由于怕死而对无限怀着强烈的爱好，需要物质的满足。

今晚月亮很大，月光甚至照到了华莱斯的眼睛，他在后座啜着威士忌，置身于无限豪华奢侈的车内装饰和地毯之中。叉着双腿，身子向后倚着，越过埃米尔，他指点着月亮，它在乔治·华盛顿桥以北的平滑的大路上空。

“瞧，月亮有多伟大！它们咝咝地飞过去，围绕着月亮。”他说。

“谁，围绕着它飞？”

“宇宙飞船。它那些个舱。”

“啊，是的。报刊上这么说。你愿意上那儿去吗？”

“我可愿意啦！马上就去，”华莱斯说，“外层——外层？你可以打赌，我要去。我要飞。事实上，我早已跟泛美签过约了。”

“跟谁？”

“跟航空公司。我相信我是第五百十二位电话预订座位的客人。”

“他们已经为月球旅行接受预订座位了吗？”

“他们千真万确在接受预订了。成千上万的人要去。也想去火星和金星，从月球上跳过去。”

“多么古怪。”

“那有什么古怪？去月球？一点儿也不奇怪。我告诉你，航空公司接到大批申请呢。您怎么样，您想去旅行一趟吗，叔叔？”

“不。”

“因为年纪大了，也许？”

“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不，我出门旅行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可这是去月球，叔叔！当然，从体力上说，您不能去了；可是像您这样一个人，我真不能相信像您这样一个人会不愿意急着要去。”

“去月球吗？可我甚至连欧洲都不想去，”赛姆勒先生说，“何况，要是由我选择的话，我宁愿去海底。在皮卡尔博士[211]的球形潜水器里。我似乎是个下深海去而不是上高空的人。我个人并不在意这类无穷的事物。大洋虽深，却有顶有底，可是天空却没有天花板。我认为我是个东方人，华莱斯，犹太人毕竟都是东方人。我坐在这里而且能观察和赞赏这些灿烂辉煌的浮士德式的向别的世界进发的景象。我个人需要有一层天花板，哪怕是很高的天花板。是的，我喜欢天花板，高的比低的强。在文学上我认为也有低的天花板杰作——例如，《罪与罚》——和高的天花板杰作，如《追忆逝水年华》。”

幽闭恐怖？死亡是限制。

华莱斯，继续面露笑容，温和但肯定地保留不同意见，可是对赛姆勒叔叔的观点抱有兴趣。“当然，”他说，“这世界的面貌对您来说是不同的。确实如此。因为您的眼睛的缘故，您的眼睛看得清楚吗？”

“只是部分地。你说得对。”

“可是您还是描述了那个黑人和他的玩意儿。”

“啊，弗菲尔告诉了你。你的搭档。我原该知道他会忙着告诉别人的。我希望他关于在公共汽车上拍照片的事并不是认真说的。”

“他认为他能行，用他那米诺克斯相机。他这人有点怪。我猜想人在年轻而且充满热情的时候，您说，‘全都那么年轻而有热情，’可等他们老了，你却说那样的行为来自‘多怪的一个人’。他被您的经历搞得非常激动。那个黑人实际上干了什么，叔叔？他把自己那玩意儿抖露了出来。他脱下他的裤子了吗？”

“没有。”

“他解开了裤子，接着就把他那个工具拽了出来。那是什么样子的？我想知道……他有没有想到您的视力不够好可能会看不清？”

“我不知道他会想什么。他没有说话。”

“唔，告诉我他那玩意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那实际上并不是黑乎乎的，是吧？那一定是像巧克力那种紫颜色，或者可能像他的手掌心那样的颜色？”

华莱斯真有那份科学的客观性！

“我真不愿意说这些。”

“哦，叔叔，假设我是个动物学家，却从未见到过一只活生生的大鲸，可您却从捕鲸船上见到过莫比·狄克[212]呢？它有十六英寸长，十八英寸长？”

“我说不出来？”

“您能揣测一下它有两磅重、三磅重，还是四磅？”

“我没法估计，我可不是动物学家。你只是这会儿变成了一个动物学家。”

“没有行过割礼[213]？”

“这是我的印象。”

“我不知道女人是否真的更喜欢这种玩意儿。”

“我设想她们还有别的感兴趣的东西。”

“那是她们说的，可您知道您不能信任她们。她们都是些畜牲般的人，不是吗？”

“暂时可以强调说是畜牲般的人。”

“我不会受温和优雅的名媛淑女那类货色的欺骗。女人们都是好色的。在我看来，她们比男人更淫秽。凭您各方面的生活经验和知识，赛姆勒叔叔，这个领域我却不想听取您的意见。安吉拉总爱说要是一个男人有个粗家伙——原谅我这么说，叔叔。”

“安吉拉或许是个特殊的例子。”

“您宁肯以为她脱离了连续统一体。可要是她并没有脱离呢？”

“我不想谈这个问题了，华莱斯。”

“不，这是个相当有趣的问题呢，而且这是纯粹的客观讨论，而不是一种淫秽的谈话。您听，安吉拉给沃顿·霍里克作了一次充分的报导。似乎他是个又高又强大的家伙。她说他搞了太多的锻炼，他肌肉太发达了。从一个具有钢缆般的胳膊和又粗又厚的胸肌的男人身上要想得到他温柔的感情是很困难的。一个铁人。她说，这样就妨碍了温柔感情的流露。”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她懂得什么温柔的感情？就知道有个什么家伙在她的两腿中间——谁都是她的情人。不，任何人都是。他们说像这样锻炼自己强健的人——‘我是个只有九十磅的身体虚弱的人’——是个顾影自怜的没有丈夫气概的男人。我不是在评判任何人，可要是他们都是搞同性恋的那又怎么样呢？那就再也没有什么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不认为同性恋只不过是做人的一种不同的方式，我确实认为那是一种病。我不懂为什么那些同性恋者要那么大惊小怪，宣称他们自己是那么正常。这些个大人先生们。当然，他们还能暗示咱们——咱们都不那么伟大。我认为它之所以能这样迅速发展是现代战争所致。一九一四年的结果之一，战壕里的屠杀。男人都给摧残了。很显然做个女人比做男人健康得多。做一个小孩那就更好了。最好是当一个艺术家，那就把小孩、女人或者伊斯兰教托钵僧联在一起。我说一个伊斯兰教托钵僧吗？一个黄教僧？一个向亡魂问卜的巫师，可能是我想说的。加上百万富翁。很多百万富翁想当艺术家，或者少年或者女人和一个向亡魂问卜的巫师。我在讲些什么？啊，霍里克。我在说尽管搞那一切体育和举重，他并不是一个搞同性关系的。而是他确实有一种男性力量的古怪的形象。是一个做出坚决的自我努力的人。安吉拉的任务似乎是稍稍挫去一些他的锐气。今天她为了他眼泪汪汪的，可她是能杀他威风的人，明天他就会给忘得一干二净了。我认为我的妹妹是一只猪，如果他长出太多的肌肉来，她就长出太多的油膘来。肥胖的胸部妨碍温柔感情的流露，对不对？这会儿您想说什么？”

“什么都不想说。”

“有时在夜里，在睡觉以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我从头至尾读名单上的名字并把他们全称做猪喽。我发现这一招儿有奇妙的疗效。我把脑子清理好过夜了。如果您在房间里的话，您会只听到我说，‘猪，猪，猪！’听不到我念人的名字。每个名字都是在心里念叨。您同意我认为她到明天就会忘记霍里克吗？”

“我想她也许会，但是我相信她不会感到太茫然不知所措。”

“她是女性力量的类型，是灾难性的女人。每个神话都有它天然的敌人。杰出男性神话的敌人是灾难性的女人。在她们的大腿之间，一个男人的关于他自己的观点就算完蛋了。要是他认为自己很特殊，她就会给他颜色看，没有谁是那么特殊。安吉拉代表着种族的现实主义，这种主义始终指明男人身上的睿智、美、荣誉、勇气都不过是虚荣，而她的任务则是把男人这种关于他们自己的传说打倒。这就是为什么她跟霍里克就算是完啦，也就是为什么她让墨西哥那个蠢货当着沃顿·霍里克的面以谁知道她还会任意让什么其他人加入的心情从头玩到脚。一种参与分享的精神。”

“我不知道那个霍里克居然有这样一种自以为是的形象。”

“让咱们回到那另一个问题上去吧。那人还干了些什么，他把那玩意儿向您摇晃了吗？”

“没有那事儿，可是这话题变得使人不快了。他是警告我别去保卫他盗窃的那个可怜的老人。别去报告警察局。我已经试着去报告警察局了。”

“很自然，您对那些被他扒窃的人会表示遗憾。”

“这是丑恶的现象，可不是因为我有一颗温柔的心。”

“您很可能看得太多了。您没有被邀去文克曼审判庭作证吗？”

“他们倒是跟我接洽过，我觉得不适合去。”

“您写过那篇关于从洛兹来的国王鲁姆科夫斯基的疯狂性格的文章。”

“是的。”

“我常想男人的生殖器是富有表情的，女人的也一样。我认为它们都准备说点什么事情，透过那些毛须。”

赛姆勒没有回答。华莱斯像孩子喝可口可乐一般啜饮着威士忌。

“当然，”华莱斯说，“黑人说的是另一种语言。一个小伙子为他的生活而辩护……”

“哪个小伙子？”

“在报纸上的，”华莱斯说，“一个小伙子被一帮子十四岁的黑人少年包围了，他恳求他们别开枪，可是他们就是不懂他说的话。实实在在不是同一种语言，不是同一种感情。不能理解，没有共同的观念，超出理解的范围。”

有人也曾向我恳求过来着。然而，赛姆勒没有这样说出来。

“那孩子死了吗？”

“那小伙子吗？几天以后他因受伤而死。可是那些孩子甚至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

“在《战争与和平》里有一个场景，有时我常常想起，”赛姆勒说，“法国将军达孚是个非常凶残的人，我想，人们传说他曾连根拔起一个人的胡髭。但是有一次他押送一批人去莫斯科交给行刑队，当皮埃尔·贝苏科夫向他走去的时候，他们两人互相注视对方的眼睛。在他们之间交换了一种有人性的目光，于是皮埃尔获得了赦免。托尔斯泰说，你不能把一个跟你交换过这样一种目光的人杀掉。”

“啊，真了不起！您是怎么想的？”

“我同情对这样一种欲望抱这样的信念。”

“您只不过表示同情。”

“不，我深深地表示同情。我悲痛地同情。当才智之士想到人类，他们几乎被迫不得不相信这种心灵一致的形式。我极愿实际情况是这样。”

“因为他们拒绝认为自己是完全特殊的，这点我明白。但是您认为这种交换目光能起作用吗？这种情况能发生吗？”

“啊，这种情况可能时常发生。皮埃尔·贝苏科夫是完全由于幸运被赦免。当然他是书中的一个人物，而人生也当然是一种幸运，就个别人而言，很像书本里写的那样。但是皮埃尔能接触到刽子手的眼光是特别幸运的。我自己却从不知道那样能起作用。不，我从来没有见到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一件值得祈求的事，而且是基于另一件事情之上的。这不是一种武断的观念。这是基于那种认为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样的真理或者有上帝自己的精神的张扬在信仰之上的，并且相信这是我们共同分享的一份最丰富的财产。在某种程度上我会同意这种观点。但是，尽管这不是一种武断的观点，我也不会信赖它。”

“他们说您有一次在坟墓呆过。”

“他们说过吗？”

“是怎么回事？”

“是怎么回事？让咱们变换一下话题吧。咱们现在来到了越过邻县的公路上了。埃米尔开得很快。”

“交通没问题，在夜里这样的时间。有一回，我的性命让人给救了起来。那是我们还没有搬到新罗切尔以前。我旷课逃学出来在公园里闲荡。礁湖的水冻结着，但是我仍然穿过冰面落进了湖里。有一座日本式的桥，我在下面往桁梁上爬，可是跌落了。那是十二月，冰是灰蒙蒙的，雪是白皑皑的，湖水黑沉沉的。我紧紧扒住冰块，吓得要死，我的灵魂像小弹子似的滚啊滚的滚跑了。这时一个比我大的小伙子跑来救我，他也是个逃学的学生。他拿了一根树枝从冰上爬过来，我便抓住那树枝，他把我拽了出来。接着我们到船库的男盥洗室，我脱光了衣服，他用他的羊皮上衣给我按摩。我把衣服放在暖气片上，但是烤不干。他说，‘唉哟，小伙子，你差点儿一命呜呼。’我亲爱的母亲自然为此大吵大闹了一阵。她扯我的耳朵，因为我的衣服全湿了。”

“很好。她应该经常这么干。”

“您知道这些事情吗？我同意，您是对的，记忆力真宝贵。它比巧克力蛋糕还要生动得多，珍贵得多，可是赛姆勒叔叔，第二天到学校我见到那小伙子，决定把我的一毛钱零用钱给他。”

“他拿了吗？”

“他当然拿了。”

“我喜欢这样的故事。他说了什么？”

“什么也没有说。他只是点了点头，拿了那一毛钱。他把钱塞进口袋，便回到他那些大伙伴中去了。我猜想他感到这是他在冰上挣来的。这是他公平的报酬。”

“我明白，你有着许多回忆。”

“是啊，我需要它们。每个人都需要他的回忆。这些回忆能把卑微不足道的狼拒之于大门之外。”

而这一切都将继续下去，简单明确地继续。在太阳爆炸以前的另一个六十亿年。人类生活的六十亿年！考虑这样一个数字会使人心悸。六十亿年！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别的物种，是啊，还有我们将变成什么？我们能行吗？当我们必须抛弃地球，离开这个太阳系而去另外一个系的时候，那将是一个何等盛大的迁移日。但到那时人类恐将变得大不相同了。进化仍在继续。奥拉夫·斯特普尔顿[214]估计在未来的时代里，每个人将活一千岁。那未来人，体形魁伟，全身是美丽的绿色，手已经进化成了一整套不同寻常的工具，又坚固又精妙的工具，拇指和食指能产生几千磅的压力。每一个有才智的人属于一个奇迹般的分析集体，解决数学、物理，作为崇高的整体的部分。一个半不朽的巨人种族，我们的绿色后裔，亲爱的亲属和兄弟们，仍然保有一些精神力量以外，不可避免地仍然含有一些我们的痛苦的特质。科学革命只有三百年的历史。再给它一百万年，给它十亿年。那么，上帝呢？仍然，隐藏不露，甚至这些强有力的才智之士所具有的这种兄弟关系也看不见，仍然远不可及？

但是现在劳斯莱斯已进入小路。当这银色轿车驶过时，你能听到那新的弓型弹簧的簧片在擦动和摇晃。经过这么多年以后，赛姆勒仍旧不知道去伊利亚在郊外林子里的这个宅邸的路，小路曲曲弯弯。但是现在房子就在眼前，是一半由木材建造的都铎式的建筑。在这里尊敬的外科大夫和他持家的夫人养育了他们的两个孩子，在那悦目的草地打过羽毛球。一九四七年赛姆勒作为一个难民，曾对他们夫妇爱玩耍嬉戏感到惊奇——成年人居然拿着网拍和毽子玩。此刻月光正照亮着那片草地，在赛姆勒看来就仿佛刚刚修剪得整整齐齐似的。那砾石路细粒纯净，白色，细小，在轮胎下发出悦耳的声音。榆树又粗又老，比格鲁纳一家人加起来的年龄还老。汽车前灯的光线中出现了兽类的眼睛，或者那反射镜开始在小径边缘闪耀：耗子、鼹鼠、土拨鼠、猫或者玻璃片从草丛中和灌木中向外窥视。没有一扇灯光亮着的窗，埃米尔把车灯朝着建筑物的前门。华莱斯匆匆下车，威士忌溅泼到了地毯上。赛姆勒摸索到了玻璃酒杯，把杯递给司机，解释说，“这杯子掉在地上了。”接着他跟随在华莱斯身后走过沙沙作响的砾石路。

赛姆勒一走进去，埃米尔便把车子开回车库。这样房间里只留下了月光。一幢出于错误目的而兴建的房子，在赛姆勒看来似乎它始终是这样的印象，除了一些机械装置以外，没有什么功用。可是格鲁纳经常认真照料着这幢房子，特别是在他的妻子去世以后，怀着一种纪念的精神。就像玛戈特对厄舍尔·阿尔金那样。汽车道上的砾石是新铺上的，冬天一结束，格鲁纳就命令铺好。月光轻轻地冲洗着窗帘，在厚重的白色地毯的绒毛上像过氧化物那样泛着泡沫。

“华莱斯？”赛姆勒相信此刻他听到他在下面的地窖里。如果他没有开灯，那是因为他不愿让赛姆勒看到他的行动。可怜的家伙发狂了。赛姆勒被生活所迫，被命运所迫，被随便你能想到的什么所迫，变得没有兴趣去思考在一般的处世方法中何者能发挥他的最佳能力，现在不准备屈尊在华莱斯的父亲的房子里来维持治安，阻止他去挖掘钱财——真有或者想象的因施行犯罪的流产而获得的酬金。

检查厨房，赛姆勒没有发现有谁最近在这里待过的迹象。碗橱关着，不锈钢的洗涤槽和柜台都是干燥的，像在样品展览会上一样。杯子都挂在钩子上，一只也不少，但是垃圾桶底有一只外面包着棕色纸袋的金枪鱼空罐头，里面尽是水，艺妓牌，一股清新的鱼腥味。赛姆勒把空罐头放到鼻子边嗅。啊哈！有人在这里吃过中饭？也许是司机埃米尔？或者是华莱斯本人，直接就着那罐头吃，没有醋或者其他调料？华莱斯会在柜台上留下面包屑，弄脏了的刀叉，那些吃食不讲究规矩的痕迹。赛姆勒放回那打开的罐头，踩下垃圾桶的踏板，便上起居室去了。他触摸了一下起居室里火炉栏的锁子甲，因为苏拉喜欢火。锁子甲是凉的，可是今天傍晚是暖和的。这一点证明不了什么。

接着，他上了二楼，回想当年他跟她三十五年前在伦敦怎样玩捉迷藏来着。他一向善于玩这个游戏，他自言自语道，“苏拉在储藏室里吗？让我看一看。她能在哪儿呢？她不在储藏室。多神秘！她在床底下吗？不，天啊，多聪明的小姑娘。她藏得多好。她简直无影无踪了。”当这孩子还只是五岁的时候，在游戏的高度兴奋激动之中，脸色发白，躲在铜煤桶后面，而他装做没有看见她，她的屁股几乎碰到地板，她那头发纽结的大头上绾着一朵小红蝴蝶结——整个生活都在那儿。令人伤感。即使没有爆发这场战争。

然而，居然犯了偷窃！这是严重的问题，而盗窃知识产权甚至更严重。在黑暗中，他多少有点儿屈服于年老体弱了。要他来处理这事，他太老啦。步履艰难地沿着楼梯栏杆上楼，在令人疲劳的豪华的地毯里。他属于在医院里待着的人，在接待室里的一个年老的亲属，这样要恰当得多。二楼的几间都是卧室。他在黑暗中小心移步。在门窗关闭的家庭的空气中飘着肥皂和科隆香水的熟悉的气味。最近没有人给这地方通风。

一阵水的声音传到他的耳边，那是在一只水放得满满的浴缸里一种轻微的动作，一次翻滚。他伸出一只手探进去，手腕弯起，沿着贴砖的墙壁摸过去，直到他发现电灯开关。灯光下他看见苏拉正试着用浴巾遮住她的乳房。巨大的浴缸只有一半被她短小的身躯占据。他看见，她的白皙的双脚的脚底心，那女性的黑色的三角形，白色的隆起处和浅紫带棕色的大的圆环形。静脉。是啊，是啊，她属于那个俱乐部。性（别）俱乐部。她这个是女性俱乐部。那个是男性的。两者大不相同，他能分辨出来。

“爸爸。请，请你关上灯。”

“少说废话。我在卧室里等你。穿起衣服来，快点儿。”

他在安吉拉早先的房间坐着。安吉拉是个年轻姑娘的时候住在这里，或者说，在她是个学做妓女的艺徒的时候。唔，人们都参加了战争。他们拿的是他们所拥有的武器，于是向前挺进走向前方。

赛姆勒坐在一把桃子印花布铺面的闺房扶手椅里。浴室里听不见动静，他叫道：“我在等着。”于是她从水里冲出来。他听见她的脚步声，有力，迅疾。走路的时候她的身子常常擦到东西。她从不简单地走路。她触摸东西，并且索取这些东西如同财产一样。这时她走进房间，两脚利索地，穿着一件男人的羊毛长袍，头上包着一块毛巾，她似乎气喘吁吁，在浴缸中被父亲瞧见，犹惊惶未定。

“好吧，它在哪儿？”

“爸爸！”

“不，吃惊的是我，不是你。你偷了两次的那份文件在哪儿？”

“那不能说是偷窃。”

“别人在做事的过程中可以定下新的规矩，但是我不会，你别把我放到那样的地位上去。我准备把原稿归还给拉尔博士，那是从我的书桌上拿到的。就像从他的手里拿来一样。同样的方法。”

“不应该这样看，可您别让自己太激动。”

“经过这一切之后，别想保护我的心脏或者暗示我是个老人可能会倒毙于中风。这样你还是逃脱不了干系。哎，这文件在哪儿？”

“它真的非常安全。”她开始讲波兰语。他厉声打断她，不允许她这时讲波兰语。她竭力试着想恳求唤起他对她藏身修道院的可怕岁月的回忆——那女修道院、医院、传染病房，在德国搜索队来到的时候。

“别说波兰语。用英语回答，你把它带来了吗？”

“我搞了一份复印件。……爸爸，我去了威迪克先生的事务所……”

赛姆勒抑制了自己的情绪。打从他不让她讲波兰语以后，她堕入另一种状态：孩子气。带着小女孩那样的温柔，她低下她那成熟的、早已完全是中年妇女的脸。她现在从一边迎着他的眼光，只用那只肿胀的孩子似的眼睛，和她那害羞地狡黠地缩在羊毛长袍里的下巴。

“是吗，呃，你在威迪克先生的事务所里干了什么？”

“他有一部那种复印的机器。我曾经为堂哥伊利亚用过那部复印机，而且威迪克先生从不回家。他准是恨家里。他总是呆在事务所里，所以我去拜访他并且请求让我使用复印机，他说，‘行啊。’于是我把文件全都复印了下来。”

“为我吗？”

“或者说为了拉尔博士。”

“你以为我可能要那份原稿？”

“如果那时您使用起来更方便的话。”

“唔，你是怎么处理这些原稿的？”

“我把这些原稿锁在中央火车站的两只柜子里了。”

“在中央火车站。好啊，你有钥匙吗，还是把钥匙丢掉了？”

“我有钥匙。父亲。”

“在哪儿？”

她已经给他准备好了。她拿出两个盖上了印并且封了蜡的信封。一个信封是给他的，另一个是给巴特勒大楼的高文达·拉尔博士的。

“你是准备把这两个信封通过邮局寄出去吗？存件柜只能存放二十四小时，而这个信封却要一个星期才能寄到。接下来干什么？你把两只柜子的号码写下来了吗？没有。那么要是信丢失了，人们怎么知道在哪儿呢？这样，你就得想出要求，证明所有权、原作者，足够把一个人逼疯了。”

“别这么严厉地责怪我。我干的一切都是为了您。您在自己的家被偷去了财产。侦探说这是偷来的财产。”

“从现在起，别再为我做这样的好事啦。这甚至不能跟你讨论。你似乎根本不懂得问题在哪儿。”

“我把它带来给您是表示我对回忆录的信心。我原想提醒您，这部回忆录有多么重要。有时候您自己忘记了。仿佛赫·乔·威尔斯根本没有什么特别令人称道的地方。唔，也许对您不是这样，可是对很多人来说，赫·乔·威尔斯仍旧是重要的而且是非常特殊的人物。我一直在等着您把它完成并在报纸上见到评论。我要在书店里看到我父亲的照片，而不是所有那些蠢头蠢脑的脸孔和毫无价值的愚蠢的书。”

信封里是污秽的出租柜子的钥匙。赛姆勒在考虑这些钥匙。除了使人恼怒，使人烦恼，当然，她还使人感到十分有趣。如果柜子放有原稿，而不是文件夹里的一卷纸。不，他不这样想。她只不过有点儿疯。这可怜的孩子，一个由他带来的在一个无定形、无边际的世界里漂泊的人。她怎么会变成像现在这样一个人的呢？也许是那内在的、内心深处的、可爱的生命——这个随人们自身初生的日子俱来的东西——当它第一次听到死亡的时候，往往会被吓得发狂的。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魔幻的力量必然能起到帮助、缓解、慰藉的作用，而那些神奇的力量常常是一个男人的力量。就像安东尼垂危之际，克里奥帕特拉悲喊她不愿在这沉闷乏味的世界上留下来，这世界“在你离去的时刻变得像猪圈一样”。[215]而且？一个猪圈，而且？现在他忆起那结尾，与今天夜晚很适合。“在访问的月亮之下没有留下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

那么他应该是个引人注目的东西，他这会儿正坐在上了光的沙发套上，感到在他身下桃色和肥硕的红色桃花的单调。像这样一篇论文用意在压抑和折磨灵魂，甚至在现在就已经获得了成功。他一向容易为琐细小事所触及和袭击的，但是赛姆勒先生也仍旧接受原始的信息。而这直接的基本信息就是她，这个女人，她的性感的女性形态清晰地从那紧紧裹着的羊毛长袍下面凸显出来（特别是在腰部以下，那里有一样东西将使一个恋人透不过气来），这个成熟的女人此刻不会问起她的爸爸是否把尘世间的事物变得引人注目了。一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像用陆军和海军君临世界的一个巨人那样，从口袋里把王公显贵的冠冕随意抛掷。他不过是一个老犹太人，他们雇用过他，向他射击过，但不知怎的，没有把他击中杀死，用他们的爆炸杀害了此外每一个人。在他们的奇特的变化中，一个民族换上了制服，掩盖在军服和钢盔中。运用机器以达到杀害男孩、女孩、男人、女人、流血、埋葬，最后掘墓、焚烧腐烂的尸体为目的。人是杀手。人有一个道德的本性。反常只能以精神错乱来解答，以精神错乱的迷梦来解答，在这种梦幻中，意识的幻觉是由组织所维持的，在那些坚持商业管理的各种形式的发狂的毁灭状态之下。把它变成“政府工作”。所有那一套！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他，现在他，老天爷！却要给他这个错乱失常的、脑子犹豫不决的女儿提供崇高的目标。当然，在苏拉的眼光看来，他一直在这个世俗生活中显得太脆弱，太专心于独享的一般概念，而把她排除在外了。而她则一心想通过奢侈铺张，通过肉体上的装模作样，通过不告而取的文件，通过用购物袋、废物篮、神经病、奇奇怪怪的使人心口灼热的烹调法等等那些蠢事向他暗示，使他回头，使他受到约束，把他留在她身边的世界。一个世界！一个她！他们的提高将是共同的提高。她将支持他，而他将完成文化界的伟业。因为她是“有文化的”[216]。苏拉是那么“有文化的”，再没有比这个庸俗的俄语词更适合的东西了。“有文化的”。她可能会趴在地上像个基督徒那样祈祷；她可能会把他吸引到这方面来；她可能爬进黑暗的忏悔室；她可能会跑到罗布尔斯神父那儿，祈求基督教的庇护，使她不致受到他的愤怒的指责；但是在她向文化表示的傻气的忠诚中，她不能更犹太化了。

“很好，把我的相片挂在书店里。一个好主意，好极了。但是偷窃……？”

“那实际上不算偷窃。”

“晤，你爱用什么词就用什么词，那样又有什么区别呢？就像一则古老的笑话。要是我知道一匹马在拉丁语里叫做equus，我从一匹马身上还要学一些什么？”

“可我不是一个贼。”

“很好。在你看来你不是个贼。不过事实上你是。”

“我曾想，要是您真正认真对待赫·乔·威尔斯的话，那您就得知道，假若他准确地预告月球或者火星，您会付出任何代价获得最近的最新的科学信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人不会在任何事情上半途而废。因为创造性不是罪过。您不是具有创造性的人吗？”

在赛姆勒看来，似乎在他内部（在他内心）是一个原野，那里许多猎手出于互相误解，把一根羽毛的幻象当成一只鸟来射击。苏拉的用意在于给他来一次检查。他是真价实货呢，还是假货？他是具有创造性的，具有一般自然力量，一种真实的独创性呢，还是并非如此？是的，这是一种健康合格检查，而且是苏拉的非常美国化的作风。有没有这样一个在道德上不是说教的美国人存在？有任何犯下的罪，为了“更大的善”，而没有使牺牲者受到惩罚的吗？有任何罪人他犯罪而不违背公众利益的？借口有所帮助这种恶行真是罪莫大矣，而进行解释这种自由精神也同样如此。美国教学工作中的精神病理学。所以，爸爸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有创造性的不妥协者——为写回忆录可以公然盗窃？为了赫·乔他可以冒一切风险？

“说真的，我的孩子，你曾经读过一本威尔斯的书吗？”

“是的，我读过。”

“告诉我——但是要讲真话，就在你我之间。”

“我读过一本，父亲。”

“一本吗？只读威尔斯一本书就像想在一个浪花里洗澡。那是一本什么书？”

“关于上帝的。”

“《上帝这位看不见的帝王》？”

“就是这一本。”

“你看完了吗？”

“没有。”

“我也没有看完这本书。”

“哦，父亲——您？”

“我就是读不下去。人类与作为智力的上帝的共同演进。我很快就看出这本书的主旨，接着其余部分显得喋喋不休，冗长乏味。”

“可是写得很聪敏。我读了几页，简直给镇住了。我知道他是个伟人，尽管我不能读完全书。您知道我不能读完一本完整的书。我太烦躁，安定不下来，可是您读过他全部其他的书。”

“没有一个人能把它们全都读完。我读了很多，很可能读得太多了。”

微微笑着，赛姆勒倒空了信封，把那揉皱了的纸球扔进安吉拉镀金的佛罗伦萨皮制废纸篓。那是她的母亲在一次游历中获得的。钥匙他投入他的口袋，倚坐在那把闺房扶手椅里他太偏向一边了，手够不着口袋盖。

苏拉默默地观看着，也面露笑容，手指握着手腕，前臂交叉在胸前以免长袍敞开。虽然当时有浴巾遮掩，赛姆勒仍看到了那棕色带紫的乳尖，点缀着凸出的血管。既然祸已经闯了，她的嘴角纯洁地扭曲着庆幸成功。那平平的纠结的黑发被掩盖起来了，被毛巾裹着，像往常那样，只有合乎犹太教规的两鬓的卷发露出在耳边。似乎她喝了满满一杯神圣的琼浆，由于此事已平息下来，还有什么应该做的呢？从后面看，她那雪白的后颈是强有力的。生物的力量。颈脖以下有一块成熟的背部隆肉。一个已经长大成熟的女人，但是两臂两腿不成比例。他唯一亲生的孩子。他从不怀疑她过去所作所为远远地源自那无意识的祖先的渊源之外。他感觉到这在他自己也正是如此的。特别是在宗教问题上。她是个爱祈祷的傻瓜，可是他，毕竟也是惯于常常向上帝祈祷的。就在此刻他就要求理解为什么对这个长着厚厚的毫无用处的肉感的乳脂的皮肤、涂着口红的嘴、和那用毛巾包头的愚蠢的女人爱得这么深。

“苏拉，我知道你做这件事是为了我……”

“您比那个人更重要，父亲。您需要它。”

“可是从现在起，别把我当做借口来使用。为你搞的那些辉煌的业绩……”

“我们几乎在以色列失去了您，在那次战争中。我害怕您不会完成您这一生最重要的工作。”

“别胡说，苏拉。什么一生最重要的工作！给杀死了？在那儿吗？那倒是我能想象的最好的死。何况，根本没有危险。荒唐！”

苏拉站起来。“我听见汽车声音了。”她说，“有人乘车来了。”

他没有听到。她有敏锐的感官。极端愚蠢而单纯的动物，她的耳朵像狐狸一样灵。忽地站起身来，静静地站着倾听，威严如女王一般，傻乎乎的，处于警觉状态。那双白皙的脚。她的脚还没有被时髦的皮鞋毁损。

“可能是埃米尔。”

“不，不是埃米尔。我必须穿上衣服。”

她跑出房间。

赛姆勒走下楼来，心里奇怪华莱斯到哪里去了。门铃开始响了，并且继续在鸣响。玛戈特不懂得怎样按门铃，什么时间该放手。他透过长长的狭窄的窗玻璃看见她戴着草帽，V.高文达·拉尔教授跟她在一起。

“我们租了一辆赫尔兹小汽车，”她说，“教授等得不耐烦了。我们跟罗伯斯神父通了电话。他说好几天没有看到苏拉了。”

“拉尔教授。在帝国学院教生物物理学。”

“我是苏拉的父亲。”

相互微微鞠躬，握手。

“我们可以在起居室里坐。要不要我煮一壶咖啡？苏拉在这儿吗？”玛戈特说。

“她在。”

“我的原稿也在吗？”拉尔说，“《月球的未来》？”

“稿子好好的，没问题。”赛姆勒说，“虽然并不在这屋子里，可是已经妥善地锁起来了，我有钥匙。拉尔教授，请你接受我的歉意。我女儿的行为真是糟透了，造成了你的苦恼。”

赛姆勒站在门厅的灯光下打量着拉尔，那是一张受惊的、沮丧的脸：棕色的面颊，黑色的头发雅致地分开着，显得整洁而有生气，还留着浓密的向两边展开的大胡子。语言文字的不足——需要有好几种同时使用的语言向头脑里的一切部分，特别向那些由于交流不足而闲着的、独自在激烈的活动着的部分同时讲话。相反，好像一个人同时要抽十支香烟；这时还得喝威士忌；还得跟三四个异性一起睡觉；听几个乐队演奏；接受几套科学的符号——现代人所期望的事物的无边无际，现代人所期望的事物的压力，对于头脑的接受能力说来，就是如此。

拉尔嚷了起来：“呀！这真是不可容忍！不可容忍！为什么让我受这种惩罚！”

“给拉尔博士倒一杯白兰地，玛戈特。”

“我不喝！我不喝！”

在他那黑黝黝的胡子丛中，牙齿咬得紧紧的。接着，他觉察到自己嗓门大了，就用比较合适的声调说：“正常情况下，我是不喝酒的。”

“可是拉尔博士，你建议在月球上喝啤酒呢。但——我是不合逻辑的。去吧，去吧，玛戈特，别做出这副担心的样子。拿白兰地来，要是他不愿喝，我喝一点。你知道酒在哪儿。拿两只杯子来，这样，请您相信，教授，忧虑很快就会过去了。”

这个起居室是人们所说的那种“下陷式”的起居室。你得往下走。是一口井，一个池子，一个铺了地毯的游泳池。这是以室内装饰专业的那种完整性布置或者装饰起来的，房间里摆得满满的。如果你允许有这种专业的完整性，它会使你感到痛苦。赛姆勒认识已故的格鲁纳太太的装饰师，或者说荒谬制造家：克罗兹。克罗兹是小个儿，但是却有艺术个性的力量。他站着像一只画眉鸟。他的细小的肚子远远地冲在前面，并且把裤子吊到脚踝上面。他的脸色很可爱，他的头发在那匀称的小脑袋上修剪得短短的、一张玫瑰花蕾般的嘴，而且你跟克罗兹握过手以后，一整天你手上都是香气。他富有创造性，大概也能干犯罪行为，这一切都是他的创造。在这个起居室里出现过很多使人厌烦的时刻，特别是全家吃过晚饭以后。要是把这些陈设品和死者一起葬进坟墓，像埃及人的作风那样，也许并不是一种坏风俗。可是这些东西全都在这里，这些丝的、皮的、玻璃的废物，还有古老的木器。这时赛姆勒领着这毛发茂密的拉尔博士——一个个子很小、肤色很深的人走进来。他生得并不黑，鼻子尖尖的，德拉威族型[217]，长头，圆脸型，大概是旁遮普人。他的手腕、脚踝和腿都细瘦多毛。他是个花花公子。一个浮华少年（赛姆勒放弃不了他在克拉科夫时从十八世纪的书籍里拣出的那些字，当时曾给他很大的乐趣）。是的，高文达是个纨绔子弟。他也是敏感的、聪明的、神经质的、敏锐的、漂亮的、文雅得像鸟儿一样的人。一个主要的不协调之点：那张给柔顺而浓密的胡子放大了的滚圆的脸。从后面看，薄薄的肩胛骨从亚麻布的运动夹克里鼓了出来，背有点驼。

“请问，您的女儿在哪儿？”

“就要下楼来了。我让玛戈特去叫她。她被你的侦探吓坏了。”

“可是他很聪明，终究发现了她。有独创性的工作。他尽了他的职责。”

“那是毫无疑问的，可是用平克顿私家侦探公司的那套方法来对付我的女儿是不适宜的。你知道，由于波兰和二次世界大战——警察，她那时是躲起来的，所以，她惊慌失措啦。让你为这事苦恼可真是太不应该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她多少有点儿……？”

“精神病吗？”

“那倒说得过分了，她并非完全不懂事。她把你的原稿复制了一份，然后把原稿和副本存放在她在中央车站租的两只衣帽柜里了。这是钥匙。”

拉尔那只又长又瘦的手接过了钥匙。“我怎么能肯定我的笔记簿真的在那里呢？”他说。

“拉尔博士，我了解我的女儿。我十分有把握。稿子在防火的铁柜里万无一失。事实上，我欣慰的是她没有把那本簿子带到火车上去。她可能会把它丢了——忘记在座位上。中央车站灯火通明，有警察维持治安，即使有一把锁给窃贼撬走了，还有另一把锁呢。不用再担心啦。我知道你很着急。你可以把这次讨厌的不幸遭遇看作已经过去了。原稿是安然无恙的。”

“先生，我希望是这样。”

“让我们喝一点白兰地吧。我们难受了几天啦。”

“是让人痛苦。这多少像是我预计会在美国碰到的那种可怕的事。我是初次访问美国。我有过这样一种直觉。”

“美国全都像这样吗？”

“不全是，但几乎全是这样。”

厨房里一片响声，玛戈特在开罐头，在把碗碟拿下来，砰的一声把冰箱关上，把刀叉汤匙弄得乒乓作响。玛戈特做家务活动的声音在连续不断地播送出来。

“我可以乘火车去纽约。”拉尔说。

“玛戈特不会开汽车。那辆赫尔兹小汽车怎么办呢？”

“啊，真该死！那辆汽车！该死的机器！”

“我很遗憾，我不会开车子，”赛姆勒说，“人们告诉我，不开汽车是新近流行的一种绅士派头，可是这跟我不相干。我是因为视力不佳。”

“我得回来接阿尔金太太呢。”

“你可以在新罗切尔交出你那辆赫尔兹，可我不知道他们那儿夜里是否营业。那儿准有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时刻表。不过，现在将近半夜啦。要是华莱斯没有从后面偷偷溜走的话，我们可以请他送你上火车，我说的是华莱斯·格鲁纳，”他解释说，“我们是在格鲁纳家的屋子里。他是我的亲戚——我的一个异母姐妹的儿子。可是咱们先吃了玛戈特给咱们准备的晚饭再说。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引起了我的兴趣，你不是说你对美国有预感吗？二十二年前，我自己来到美国时，感到的是一种解脱。”

“当然喽，在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整个世界就是美国。这是无法逃避的，”高文达·拉尔说，“这好像是一只大乌鸦把我们的未来从窝里抢走了，而我们，其余的人，像一群小鸟儿在后面追赶着想去啄它。不管怎样，发射阿波罗的毕竟是美国人。我是受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雇用的，从事另一方面的研究。但是那里只要我的意见有任何可取之处就会得到人们的重视……如果我这些话听起来古怪，请你原谅。我是苦恼透啦。”

“你有充分的理由。我的女儿真是伤害了你。”

“我开始感到轻松一些啦。我想我不会再激动了。”

闻着白兰地的气味，赛姆勒透过有色的眼镜片，对高文达·拉尔暂且表示同意，他在某些方面使他想起了厄希尔·阿尔金。赛姆勒常常不知不觉地、鲜明清楚地想起长眠地下的厄希尔，想起他这样或那样的姿势，想起他处于这种或那种健康状况下的气色。这跟他想起他的妻子安托尼娜一样。就他所知，他从来没有再去碰过那座巨大的坟墓。他自己从那座坟墓里扒着泥巴，把尸体推开，然后满脸血污地出来，匍匐着爬走。所以，萦绕在心头的只能是此情此景。

此刻玛戈特正在一只碗里捣洋葱，做吃的东西。生活在它这些明亮的微小的细胞中继续演出着。可怜的厄希尔在辛辛那提机场上了那架飞机。赛姆勒惦念他，并且承认他之所以搬进公寓同玛戈特住在一起，就是因为这样能使他同厄希尔有所接触。

但是他在这个跟厄希尔很不相同的、肤色更黑、个子更小、须发更浓、手腕不比一根直尺阔的拉尔身上，看到跟厄希尔相同的品质。

苏拉—斯拉娃下楼来了。拉尔首先看见她，他脸上显出的表情使赛姆勒立刻转过身子去看。她披了一块印度莎丽，或者说像莎丽的一种东西，她在衣橱里找到了一块印度衣料。当然不可能裹得正确。它也包住了她的头，特别是胸前裹得不对。今天晚上赛姆勒对这个部位的敏感性怀着更大的关心，如果有暴露或者伤害的危险，他就会感到如同身受。他无法肯定她里面是否穿着内衣。不，没有戴胸罩。她一身雪白——橘皮般厚的皮肤，奶油色的面颊——她的嘴唇看起来从来没有这样丰满，这样柔润，涂上了一层特殊的橘子色，像赛姆勒在植物园赞赏的那不勒斯的仙客来一样。她还装上了假睫毛。她的前额上用唇膏点着印度吉祥痣，恰恰就是在“圣灰星期三”涂烟灰的地方。总的意图是以此来迷住和抚慰这个生气的拉尔。她那双眼睛，在她急急忙忙地走进这间房间的池子里来的时候什么也不看，是激动的，或者用这位老人自己的话来说，是发疯似的张大着，流露着色情。虽然一副像是大家闺秀的风度，她手势做得太多，过于奉迎，激动得失去了控制，喋喋不休说个没完。

“拉尔教授！”

“这是我的女儿。”

“是啊，我猜就是。”

“对不起。太对不起啦，拉尔博士！这是一次误会。当时您给人们围住了。您一定以为您只是让我看一看那份原稿，可我以为您是让我带回去给我父亲看呢。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您还记得吗？记得我说他正在写一部关于赫·乔·威尔斯的书吗？”

“威尔斯？不记得，但是我的印象是他已经完全过时啦。”

“总之是为了科学，为了科学，也为了文学和历史，因为我的父亲正在写这部重要的历史，而您知道，我帮助他干这种学术性的文化工作。除了我，再没有别人帮他了。我绝没有想捣乱的意思。”

不，不是捣乱。不过是挖了一个坑，用树枝把坑盖起来，等一个男人掉了进去，直挺挺地躺在里边，然后跟他谈情说爱。因为赛姆勒现在怀疑她之所以要带着《月球的未来》跑掉，就为了制造这个机会，这次会面。那么他和威尔斯实际上岂不是居于次要地位？这种做法实际上岂不是为了挑逗男人的兴趣？这不是一个惯用的策略？对赛姆勒来说，他记得女人们有时惯于干出一些无礼的行动来引起他的注意，并且说一些刺人的话，以为这样就会使她们变得能令人神魂颠倒。苏拉所以要拿这本笔记簿，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出于女性的勾引心理？同属人类，但是两性却像两个不同的部落。浓妆艳抹。在丛林里彼此感到惊异，又相互吓唬。这个高文达，是一个轻柔而有生气，长着一脸胡子，皮肤深暗，身体虚弱，但又行动飞速灵活的那种人——一个知识分子，而她狂热地迷恋着的正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使地球在来访的月球下面显得引人注目。他们能使她的子宫激动起来。甚至连埃森也许是为了重新博得她的尊敬（除了其他的原因以外），也离开了铸铁工厂而变成一个艺术家。可能是为了表示他像她的父亲一样是个文化人，而脱离了他原来想走的道路。他现在是一个画家。可怜的埃森。

可是苏拉现在正紧挨着拉尔坐在沙发上，几乎要握住他的手，握住他的臂膀，好像一心一意要摸一摸他的四肢似的。她向他保证，说她是非常小心地复制他的原稿的。她很担心，生怕静电复印机把原稿的墨迹吸掉了，把一页页都变成白纸。她在复制第一页的时候，心里急得要死。“您用的是那种特别的墨水，要是起了不良反应的话，那我宁愿死了。”但是复印机干得挺出色。威迪克先生说是挺漂亮的复印。现在那份复制本锁在两只铁柜里，放在正规的夹子里。威迪克说你甚至可以把赎金交给中央车站存放，万无一失。苏拉要高文达·拉尔理解她两只眼睛之间画的橘黄色的圆斑是含有月球的意义的。她一个劲儿地翘起了脸，把前额凑过去。

“得啦，苏拉，我亲爱的，”赛姆勒说，“玛戈特在厨房里需要帮忙。去帮她干活。”

“喔，爸爸。”她用波兰语旁白道，竭力想告诉他说她想留下来。

“苏拉！去！现在就去——去吧！”

由于她听从了父亲的话，她的脸上露出了激动和痛苦的神色。在拉尔面前，她要表示孝顺，但是当她走出去的时候，她的屁股却是怒气冲冲的。

“如果要我认的话，我决不会认出来，决不会认出就是她。”拉尔说。

“是吗？那是因为她没有戴假发。她常常爱戴假发。”

他停住了。高文达在沉思，可能在想怎样从铁柜里取回他的作品。是的，他从下面摸他运动夹克的口袋，弄清楚钥匙是不是在那儿。

“您是波兰人吗？”他说。

“我是波兰人。”

“叫阿特？”

“是的，跟叔本华[218]的名字一样，我的母亲爱读叔本华的著作。在那个时期，阿特不是犹太气很重的名字，而是你能给一个孩子起的最有国际性、最开明的名字。在所有的语言里都是这样。可是叔本华并不喜欢犹太人，他管他们叫庸俗的乐观主义者。乐观主义者吗？人在维苏威火山口附近生活，只好做个乐观主义者。在我十六岁生日那天，我的母亲送给我一本《作为意志和观念的世界》。自然，这对我是一种惬意的恭维，意思是我能达到这样严肃和深刻，像那位伟大的阿特一样。于是我研究他的体系，我现在还记得他的体系。我懂得了惟有观念才不为意志——这个宇宙力、这个驱使万物的意志所压倒。意志是一种使人头昏眼花的力量。这是世界内在的创造性的愤怒的激发。我们看到的一切不过是它的种种表现而已。像印度教的哲学——摩耶女神[219]笼罩在人类一切经验之上的现象的面纱。是的，请想一想吧，按照叔本华的说法，在人身上，意志的位置是在……”

“在哪里？”

“生殖器官是意志的中心。”

在门厅里的那个窃贼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他掏出了意志的工具。他拉开的不是摩耶本身的面纱，而是它的一块遮羞布，给赛姆勒显露了他的形而上学的许可证。

“您是著名的赫·乔·威尔斯的朋友——这是真的，是吗？”

“我不喜欢声称我跟某人有朋友之谊，而这个人已经不在人世，不能加以肯定或者否认。但是有一段时间，他已经七十多岁的时候，我常常见到他。”

“啊，那您一定在伦敦住过。”

“我们是在伦敦住过，在沃朋广场，靠近大英博物馆。我跟这位老人一起散步。在那些日子，我自己没有多少见解，所以我听他的。科学人道主义，对于一个解放的未来的信心，对主动的仁慈的信仰，对理性、对文明的信仰。眼下这些见解已经不流行了。当然，我们有文明，但是这种文明使人深恶痛绝。我想你懂得我的意思，拉尔教授。”

“是的，我懂得您的意思。”

“虽然如此，叔本华不会管威尔斯叫做庸俗的乐观主义者。威尔斯有许多悲观的思想。举《星球大战》这样一本书为例。书里的火星人最后终于决定要灭绝人类。他们对待我们人类就像美国人对待美洲水牛或其他动物一样，或者就像对待美洲印第安人一样，灭绝。”

“啊，灭绝。我想您一定亲眼目睹过这种现象吧？”

“是的，我的确亲眼目睹过一些。”

“是真的吗？”拉尔说，“我作为一个旁遮普人，我自己也亲眼看到过一些这种现象。”

“你是旁遮普人吗？”

“是的，一九四七年我在加尔各答大学读书，当时发生的那些可怕的暴乱，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格斗，我都在场。从那以后，人们把那次暴乱叫做加尔各答大屠杀。我恐怕已经看到了杀人狂了。”

“啊。”

“是的，看到了用灌了铅的棍棒，用尖利的铁矛杀人。尸体累累。奸淫，纵火，掳掠。”

“我明白。”赛姆勒望着他。这是一个聪明而敏感的人，有一张富于表情的脸。当然，这种富于表情有时是主观的标志，内心习惯的标志，不是一种外露的想象力。不论怎样，他现在开始认为这个人像厄希尔·阿尔金一样，是一个可以谈谈的人。“那么，对你来说，这已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对我来说，也不是。可是这些优秀的心地善良的先生们，阿诺德·本纳特先生[220]，赫·乔·威尔斯先生，这些在萨伏依饭店吃午饭的先生们，这些出身下层的巨擘却并非如此。威尔斯先生那么有教养，那么认真，那么富有英国风度，我能聆听他的独白，深感荣幸。我也喜欢他。当然，从一九三九年波兰沦陷以后，我的判断不同了，变了。像我的视力一样。我知道你想看一看墨镜后面是什么，不，不，是挺好的。一只眼睛还看得见，就像俗话说的独眼是盲人之国的国王一样。威尔斯围绕这点写过一篇小说，不是一篇好小说。总之，我不是在盲人国，不过是独眼罢了。至于威尔斯……他是一个作家。他写啊写啊，不停地写。”

赛姆勒以为高文达要说什么话了。他停了下来，静默的波浪滚滚流过，包含着无声的问话：你有话要说？不，您说吧，先生，您说下去。拉尔在听着。这个毛茸茸的家伙的敏感，他那种野兽般的棕色的眼睛，他那留心谛听的姿态所表现出来的良好教养。

“你要我多讲一些威尔斯的情况，因为我讲的这一切，在某种意义上都反映了威尔斯的为人，是吗？”

“您愿意多讲些吗？”拉尔说，“听得出您对威尔斯作品的价值有所怀疑。”

“是的，当然有。很大的疑问。由于普及教育和廉价读物，穷孩子变成了有钱有势的人。狄更斯，成了富翁。萧伯纳，也成了富翁。萧伯纳自诩说读了卡尔·马克思才使他成为一个男子汉。我不懂那个道理，但是他写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使他成了个百万富翁。专为社会名流写作，像普鲁斯特[221]那样，你成了富翁，但是如果你的主题是社会主义，你的意见又是激进的，你得到的报酬就是财富、名誉和势力。”

“很有意思。”

“你感到非常有意思吗？今天晚上我的心情很沉重。心情沉重而又爱唠叨。我每当遇见自己喜欢的人，开头我总是喋喋不休的。”

“不，不，请您继续解释下去。”

“解释？我不喜欢作冗长的解释。这种解释太多了，就把人类的精神生活搞得简直无法控制了。但是我想起了威尔斯的问题，想起了萧伯纳的问题，想起了像马克思、卢梭、马拉[222]、圣—鞠斯特[223]这些强有力的演说家、著作家，开始都是一无所有，只有精神资本，而结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其余的人都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律师、读者、虚张声势以吓唬别人的人、小册子的作者、业余科学家、放浪不羁的人、歌词作者、给人卜算命运的人、江湖骗子、亡命之徒，小丑。一个狂热的外省律师要国王的脑袋，也得到了脑袋，以人民的名义。或者像马克思，一个学者，一个大学的研究员，写出轰动世界的书籍。他实际上是一个卓越的记者和政论家。由于我自己曾经是一个记者，我能判断他的才能。像许多记者一样，他从其他报刊的文章中，从欧洲的报纸中，撷取材料，拼凑成文，但是他拼凑得非常出色，论印度或美国的南北战争，这些问题实际上他一无所知。但是他却敏锐得惊人，是一个天才的猜测者，一个强有力的辩论家和演说家。他的意识形态的麻醉品是强烈有效的。总之，你明白我的意思——凡是成为权威的人们，以及那些天才的平民，自己首先使自己上升到高贵的地位，然后成为举世称誉的人物，他们所依靠的则是穷孩子识字课上就能获得的一些东西：那些A、B、C，字典、语法书、古典名著。直等到他们从他们居住的陋巷鄙室或小资产阶级寒微的客厅冲天而飞，向全世界千百万人讲话。这些人制定概念，编造论点，然后让历史跟着他们的话走。你想，他们的笔把我们卷进什么样的战争和革命中去了！”

“的确，印度的报纸对加尔各答的暴乱负有很大的责任。”拉尔说。

“有一件事对威尔斯说来有利，那就是由于他个人遇到一些使他失望的事情，他才至少没有要求文明作出牺牲。他没有成为一个被狂热崇拜的人物，王公贵族般的名人，显要的艺术英雄或活动分子的领袖。他没有为了自己的言辞而感到耻辱。很多人曾经如此，也有很多人现在还如此。”

“先生，您的意思是说？”

“唔，你知道，”赛姆勒先生说，“在这伟大的资产阶级时期，作家都变成了贵族。而当他们通过文字的技巧成为贵族以后，他们就感到不得不投入行动。显然，对于真正的高贵人物来说，用言辞代替行动是一种耻辱。你可以从马尔罗[224]先生或者萨特先生的经历中看到这一点。追溯得更远一点，你可以在哈姆莱特身上看到这种表现，拉尔博士，当他感到那种屈辱的时候，他说，‘我……只会用空言发发牢骚。’”[225]

“‘学起泼妇骂街的样子来。’”[226]

“对，整句原话就是这样的。或者像他对波洛涅斯说的，‘空话，空话，空话。’空话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或者是心老人未老的人来说是相宜的。当然，这是一位父亲已受人谋害了的王子的情况。但是，当一个人由于鄙视软弱无力的空话而采取崇高的行动时，他们就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当他们开始号召流血，鼓吹恐怖，或者宣布不惜破釜沉舟，以创造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时，他们知道自己在要求什么吗？当他们用铁锤打碎一面镜子，为的是要修好这面镜子时，他们能把碎片重新拼拢起来吗？唔，拉尔博士，我不知道我的这种考察和非难能有什么用处。我并不确信在任何复杂的情况下，人类都能受控制。我不敢担保人类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威尔斯则倾向于相信人类是可以控制的。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里认为少数人的文化能够传播给广大群众，并且认为井然有序地传播这种文化的条件也是可能实现的。那种彬彬有礼的、英国式的、维多利亚—爱德华朝代的、没有亡命之徒、没有狂人、令人愉快的条件，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他失望了。他把人类比作一群装在麻袋里的耗子，在绝望地挣扎着，互相啃咬着。的确，像耗子那样，像麻袋那样，的确是这样。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兴趣再谈威尔斯。拉尔博士，我想你也没有兴趣了。”

“啊，您对这个人很了解，”拉尔说，“而且讲得那么清楚。你是第一流的删繁就简的能手。我希望我能有您这样的才能。我写书的时候就缺少这种才能。”

“你的书，就我所读过的部分来说，写得明白晓畅。”

“我希望您能把它全部读完。原谅我，赛姆勒先生，我闹糊涂了，我不很清楚阿尔金太太把我带到哪儿来了，或者这是在什么地方。您解释过，可我没有听清楚。”

“这里是韦斯特切斯特县，离新罗切尔不远，这是我的侄子阿纳德·伊利亚·格鲁纳博士的家。眼下他在医院里。”

“我明白了。他的病很重吗？”

“脑溢血。”

“这是动脉瘤。没有办法动手术吗？”

“没有办法。”

“哎，哎。那您准是心烦意乱啦。”

“他一两天内就会死去。他已危在旦夕。一个很好的人。他把我们，我和苏拉，从一所难民集中营里领了出来，二十二年来亲切地照顾我们。二十二年里没有一天忽略，没有出过一句恶言。”

“好一位君子。”

“是的，是一位君子。你看得出我和我的女儿并不是挺有能力的。十五年以前，我干过一些新闻工作。这从来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工作。近来我用波兰文写过一篇关于以色列战争的报道，但是负担我生活费用的是格鲁纳博士。”

“他就干脆让您当一个哲学家吗？”

“是的，如果我算得上是一个哲学家的话。我熟悉关于许多事物的解释。说实话，对于其中绝大部分我已经感到厌倦了。”

“啊，那么您有一种‘末世学’[227]的观点。多么有趣。”

赛姆勒不很喜欢“末世学”这个词，耸了耸肩说，“你认为我们应该到太空去吗，拉尔博士？”

“您正为您的侄子感到很悲痛。也许您想还是不谈的好吧。”

“一旦你开始谈话，一旦脑子往这个方向转，它就继续转下去，探究一切事件。而且让脑子这么转着，也许能使事情变得稍稍可以容忍些。尽管我不知道这些事怎么就会使人可以容忍。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时刻。可是你能做些什么呢？思想继续在转。”

“像阜氏转轮[228]那样转着，”孱弱的、胡子黑黝黝的高文达·拉尔说。“我应该说我在康涅狄克给世界工艺公司完成了几个项目的工作。我分担的项目是尖端的、理论性的项目，那是研究关于生物系统的系列以及复杂的生物体系是如何进行自身繁殖的。尽管对您来说，没有多大意思，我参与射击假说的研究，这是一种能同时发生多种冲力的射击，细胞传导性的原子理论有关的学说。正如您提到卢梭，人也许是也许不是生来就是自由的。但是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人要是没有原子学的链，他就不会存在。我真希望您喜欢我说的这些笑话。我喜爱您的机智。要是这种喜爱不是相互的，那就太糟糕了。我指的是细胞的链状结构。这些都是有规则的物质。赛姆勒先生。虽说直到现在我还没有一张完整的蓝图。我还不是那种全面的天才哪。哈，哈！可是说正经的，生物科学现在正处于突飞猛进的状态。啊，真动人，太美妙啦！参与生物科学的研究真是一种特权。这种作为生命基础的化学秩序，真是美极了。啊，是的，非常美。多么崇高的一种特权呵！刚才您谈到另外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人们如果希望过没有秩序的生活，那就是想背离基本的生物学的控制法则。人们普遍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获得自由，这是为人的冲动作辩护。我们是疯了还是怎么的？离开了秩序，离开了控制的法则，人就能够肆无忌惮地表现他的绝对自由或者不可理解的冲动的无限特权。生物学上的基本法则好像农夫，而每个人都把自己看做是王子。这便是知了与蚂蚁[229]。蚂蚁曾经一度是英雄，可现在当主要角色的却是蚱蜢。我的父亲教过我数学和法文。我父亲生活中主要担心是，生怕他的学生会用剃刀片把《大英百科全书》里的条目切下来带回家去背诵。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由于他，我爱上了法国文学。我起先在加尔各答，后来在曼彻斯特学习法国文学，直到我对科学的兴趣成熟为止。但是现在谈谈您提出的太空问题吧。当然，对于进行这些太空考察有很多反对意见。当然，人们指责说这是从学校、从贫民窟等地方夺走经费。正如五角大楼的经费受到社会改进措施的制约一样。真是胡说八道！这是社会科学界的官僚机构的宣传。他们想捞资金。何况，意见分歧并不光是由于钱的缘故，难道是这样吗？我认为并非如此。美国人花钱向来是漫不经心的。毫无疑问，这是不好的。可是像这样一件事却是一种富有成效的‘浪费’[230]。只要能有所发明，有所独创，勇于探险，那么挥霍金钱也是无可非议的。遗憾的是，得到的往往都是很坏的结果，谋取私利，寻欢作乐，或者扩大反动的财富。就华盛顿而言，一次月球考察，无疑是辉煌的新闻发布。它是一种轰动社会的把戏。我说的这些俚语也许并不流行。”他那低沉的东方的音调听起来很悦耳。

“我不是评论俚语的权威。”

“可是您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马戏团，使人眼花缭乱的东西。美国正在变成娱乐性科学幻想小说的最大发行者。就组织者和设计者而言，这是一种巨大的机会，但是并没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尽管如此，同时从中也会产生某种严肃的东西。人心确实感觉到这种成就的宏伟。人们有能去的地方而不去，也许会阻碍发展。我相信人们内心是感觉到这一点的，所以这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它可能会促使人们重新清醒起来。很自然，技术将比知名人物在人们的心里留下更深的印象。宇宙飞行员可能不像外表看来那么神奇，倒更像超级黑猩猩，特别是假使他们不能美妙地表达自己的感情的话。但这毕竟是诗人的职责，如果诗人有任何职责的话。可是我敢揣测，甚至技术人员也会因此被奉为崇高的人物。先生，您赞成我们应该到太空去吗？”

“为什么不赞成？是的，在一定的程度上赞成。虽然我并不认为在道理上能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

“为什么不能？我能想出许多正当的理由。我把它看作是一个理性的必然。您应该看完我的书。”

“这样，我就会找到不可抗拒的证据吗？”赛姆勒透过墨镜微笑，他那只失明的眼睛似乎也想微笑。穿着那套黑色的整洁的旧衣服，他那僵硬而颀长的身躯直挺挺地坐着，他那由于紧张而强烈地颤抖着的手指，轻轻地抱着双膝。一支香烟（他一天只抽三四支烟）在他笨拙的多毛的手指关节之间燃着。

“我的意思只是说，您看完以后就会知道我的论据是什么，我的论据部分的是基于美国历史的。一七七六年以后，有了一个可以扩张的大陆，于是这个空间把错误都一股脑儿地承受了下来。当然，我不是历史学家。可要是你不敢大胆揣测，那你就只能一切听任于专家了。一七八九年以后的欧洲，可就没有空间能容许它犯错误了。结果是：战争和革命，还有那些在狂人手里结束的革命。”

“德·梅斯特[231]讲过这样的话。”

“他讲过吗？他的情况我知道得不多。”

“只要知道他同你的意见一致，也许就够了。革命确实都在狂人手里结束的。当然，总是有足够的狂人可以来派各种用途。况且，只要权力是足够强大的，就会运用它自己的压力来制造它自己的狂人。权力必然腐蚀掌握权力的人，但是这句话从人类的经验和知识来看是不完整的。这不是太抽象了吗？必须加上这样一个具体的真理：那就是拥有权力就会使有权力者丧失清醒的神志。权力会让他们的种种不合理的遐想逸出梦想的范围而进入现实的世界。可是——请原谅我，我不是心理学家。但正如你所说的，应该允许人们揣想。”

“也许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印度人对人类的过剩应该非常敏感。加尔各答人口那么稠密，那么像一座火山。一个中国人也会这样敏感。任何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都会这样。我们现在都挤得满满的，塞得满满的。现在人类一定已感觉到会有一条出路，感觉到他们的族类的智力和技能已经开拓了这条路。作一次飞向月球的航行的诱惑力，想冲出去——冲出人类生活的环境——的波特莱尔式的欲望，或者想变作一叶摇摇晃晃的小舟或做一个热望砸开一个封闭的宇宙的人的渴念，这一切仍然是存在的，只是激发这种欲望或渴念的力量，不应该归因于生活的厌倦和虚妄，这也不一定是一次死亡的航行。麻烦的是，只有经过训练的专家才能作这种航行。渴望去的人不能光凭冲动就去，因为它有数不尽的要求，或者说要有进行这种航行的志向或忍受苦难的力量。它需要懂得操纵机件，必须穿上那些特殊的服装，并且还得忍受在身体上、器官上引起的种种使人为难的事情。也许辐射的问题就会证明是难以克服的，或者会从别的星球上染上奇怪的疾病。尽管如此，总还是有一个能由我们去充塞的宇宙。很明显，我们没有办法光靠一个星球来解决问题，也不能拒绝新的经验提出的挑战。我们必须承认人性的狂热性和极端性。不把握住这个机会就会把这个地球变得越来越像个监狱。要是我们能够飞向天外而不飞，那么咱们就会责怪自己的。我们就会日益受到生活的困扰。正如实际情况那样，人类正在把自己吃掉。而现在死的王国就在我们上空，并且在等待着接受最后一次爆炸的碎片，还是到月球上去好。”

赛姆勒并不认为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认为人类不想活下去吗？”他问。

“很多人想结束人类的生存。”拉尔说。

“唔，要是像你所说的那样，我们是被迫去干力所能及的事情的那种动物，那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我们必须把自己吃光。但这是不是应该由人类负责呢？我们可不可以说在这方面，政治并不是纯粹的生物学？在俄国，在中国以及在这里，一些极平庸的人拥有把生命全部毁灭的权力。这些代表——不是优秀分子的代表，而是卡利朋，[232]或者如俗话所说的，是使人吓得毛骨悚然的人的代表——掌握我们的生杀大权。如今人类正在演出一场普遍死亡的戏。是否大家应该一起同时死去，像一个人死去一样，任意地发泄人类对自己的毁灭所怀有的全部激情？很多人说他们想结束大家的生命。当然，可能这不过是夸大其词罢了。”

“赛姆勒先生，”拉尔说，“我相信您是在暗示说，存在着一种生存意志的道德观念，并且这些掌握权力的平庸之辈会对人类尽他们的职责。我没有把握。在生物学上是没有什么义务的。生物对自己的种族没有最高义务。一旦以繁殖的形式完成了生物学上的使命，死的欲望往往随之而起。我们是从生物学引出义务的观念来安慰自己，然而，义务是简单明了的。义务是可恨的，是难以忍受的苦痛。”

“是吗？”赛姆勒疑惑地说，“当你懂得了什么是痛苦的时候，你会同意倒不如没有出生的好。但是一个人降生世间，他尊重创造力，服从上帝的意志——不管真理还使我们内心产生一些什么保留。至于说义务——你的看法错了。义务的痛苦能使人正直，这种正直可不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不，我坚持我开头说的话。人有一种本能，不愿跳进死的王国里去。”

进行这样一场会话的地方本身就是稀奇古怪的——已故的希尔达·格鲁纳的起居室，绿色的地毯，庞大的瓶壶，丝的窗帘。这里，高文达·拉尔，瘦小，弓背，黑黝黝的，铁锈似的脸色，他整个面孔和胡子，像是一件东方的装饰品或油画。在这种影响之下，赛姆勒自己也显得像一个具有印度色彩的人物了——红红的脸颊，后脑勺飘散的白发，他的眼镜的圆形镜框以及在他发际的袅袅烟缕。他曾对华莱斯一再说他是东方人，而现在他感到自己像个东方人了。

“至于说目前的事态，”高文达侃侃而谈，“我看到个人的不满非常强烈，它可能给命运已经秘密准备好的这项最大的任务——离开地球，提供活力。它可能是新的膨胀发生之前的压缩。把你自己投向月球，你可能需要力量相等、方向相反的惰性，一种至少要有二十五万英里深的惰性，或者更深，而且咱们仿佛已经有了这样的惰性了。谁知道这些东西是在怎样起作用呢？您知道那个著名的奥勃洛摩夫吗？他起不了床。他是惰性或者麻痹的幽灵。与之相反的是发狂似的行动主义，扔炸弹，打内战，迷信暴力？您刚才谈起过。我们做一件事，是否非要弄到一种痛苦的程度为止呢？非弄到精疲力竭不可？也许是。拿我自己的气质为例吧，我向您承认，赛姆勒先生（而且我非常高兴的是您女儿的怪僻脾气使咱们聚在一起了——我想咱们一定能结成朋友），我承认我本来——您懂得‘本来’的意思——是个感伤悒郁的人。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离不开母亲，也离不开父亲，我前面说过，他是教法文和数学的老师。我也离不开家，离不开小朋友。客人要走的时候，我会大哭大闹。我是个爱哭的男孩子。一切离别对我说来都是感情上的磨难，总会使我难受一场。我准是用我内心深处的分子来感觉离别的，我身上亿万个细胞核都会为之颤抖。这是夸张的说法吗？也许是吧，亲爱的赛姆勒先生。但是自从我开始从事血管层的生物物理学研究工作（我不想谈论其中的细节来烦扰您）以后，我才确信大自然比起工程师来更是一位艺术家。行为是诗，是隐喻的秩序，是形而上学。从大脑皮质网膜十几分之一毫秒的高频反应到最显著的生态学现象，这一切都是崇高的隐喻用神秘的代号印出来的图像。我是在谈我自己童年时代的感情，而一个人的身体，从电子密集的程度来说，要比那热带雨林中密集的生物体还更稠密。所有这些存在物——经常通过它本身来暗示——都是诗。我甚至再也不想消除这种宇宙万物都是诗的印象了。可是回到我自己的性格问题来吧。现在我明白，我给自己安排了一项离开那些与我切身有关的东西的工作。在这中间，赛姆勒先生，外层空间是一个对立面——就个人来说，是一个感情的极端。人们在母亲的两腿之间降生，此后就一直向外了。观察恒星群岛是一回事，但是投身到这些恒星群岛中去，投身到一个没有白天、没有黑夜的宇宙中去，呃，您知道，它把大海的深邃变得微不足道，把远洋巨轮变得像蝌蚪那么大……”

玛戈特进来了——两条粗短、迅疾而能干的腿，但是却笨拙地用裙子和围裙把两只手擦干——说道，“吃一点东西，这样大家的心情会好一些。姑夫，我们给您做了龙虾色拉，一点儿洋葱汤，乡下面包和黄油，还有咖啡。拉尔博士，我猜想你是不吃肉的。你喜欢来点儿乡下乳酪吗？”

“对不起，我不吃鱼的。”

“华莱斯在哪儿呢？”赛姆勒说。

“喔，他拿了工具上顶屋装配什么东西去了。”她笑眯眯地回厨房去，特别是对高文达·拉尔笑眯眯的。

拉尔说，“我多承阿尔金太太的厚爱。”

赛姆勒想，她就是想通过你看不见的事让你感觉到，你是得到她的喜爱的。我能给你出一些点子使你能跟她在一起幸福地生活。这样，也许我就会失去栖身之所，可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可以放弃这个地方。一个人展望着外层空间，他也许没有那么多急于要干的事情，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利己主义，这样，婚姻就将成为一个友好的结合——“就其基本形式而言”[233]。而且高文达尽管瘦小，在某些方面像厄希尔·阿尔金。女人们不喜欢太多的变化。

“玛戈特是个很出色的女人。”赛姆勒说。

“这就是我的印象，而且非常、极其吸引人。她的丈夫死了很久了吗？”

“死了三年啦，那可怜的人。”

“确实是个可怜人，年纪轻轻的就死了，而且还有这样一个可爱的妻子。”

“得啦，我饿了，”赛姆勒说。他已经在考虑怎样把苏拉从这中间拉出来了。她已经被这个印度人弄得神魂颠倒了。她有她的欲念，也有她的需要。终究是个女人啊。一个人能为女人做些什么呢？很少，很少。或者能为伊利亚做些什么呢？他脑海里翻起飞沫的浪花。真可怕。伊利亚奇异地、不断地重新在他眼前出现，仿佛他的脸在绕着轨道运行——仿佛他是一颗卫星似的。

既然赛姆勒已经被高文达迷住了，而且看到了，或者想象出了一个跟厄希尔相类似的人，并产生了亲切的感情。于是，按照他思想上的一种习惯，他又从另一个方面来观察他，把他当做一件东方的古玩，一个须发浓密的、围绕着星球嗡嗡地转的东方小魔鬼，在内心碰到极限，就弹了回来。活像一只马蝇碰到玻璃那样。赛姆勒怀疑这个小伙子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一个骗子。不，不，不是骗子。一个人没有时间进行这种无聊的观察，或者没有任何价值的观察；一个人必须果断，并且信赖自己的本能。拉尔是实在的。他的谈话就是谈话，而不是瞎吹。这不是一个骗子，只不过是一个古怪人物。他是杰出的，可靠的。他的一个一眼就可看出的明显的弱点是要人家知道他的来头。他有意无意地说出一些名人和头衔——帝国学院啦，他的亲密朋友沃丁顿教授啦，他跟霍伊尔教授一起作为预感顾问的职位啦，他同费尔斯坦教授的关系以及他参加贝拉吉奥[234]的理论生物学会议啦。这在一个小外国人身上是可以原谅的，其余都无懈可击。当然，他和拉尔两个人讲着这样不同牌号的外国英语，使赛姆勒感到有意思，他们两个人个儿一高一矮也很有趣。在他看来，个儿高，意味着脑垂体活动过度，并且可能是生命力的消耗。身材高大有时似乎削弱了智力，仿佛身子长高就得使脑子损失点什么似的。可是在一个人生命进入第八个十年时，最奇怪的莫过于产生一种自发的友情。这同他的年纪相称吗？这种友情是适合你们年轻人的，你们还在渴望着爱情，渴望着遇到一个异性，能治好心灵上的一切烦恼忧伤，而你们也给对方医治，并且收到同样的效果。从这种友情中又会突然涌起一种眷恋之情，就像你现在可以从拉尔、玛戈特和苏拉身上看到的那样。至于他自己，在他这样的年纪，而且因为他是从另一个世界回来的，可没有那么快的联想。他自己早年萌生的爱情已经耗尽了。他的一度富有人性的、一度宝贵的生命已经烧光了。从烧黑的焦土重新长出一片葱绿，那只是大自然的固执，是生命力在活动，想从头开始。

然而，在厨房里吃的这次简单的晚餐（由玛戈特笨拙然而慷慨地安排的），这位伤感的老人自始至终感到极为快乐。他觉得别人也同他一样高兴：苏拉—斯拉娃裹着那片胡乱缠在身上的印度布，她手掌支着头，谛听着谈话，那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柔润的涂着橘黄色唇膏的嘴唇在喃喃地嘟囔着每个词儿。玛戈特当然很高兴，她已倾心于这个小印度人了。这个场面很文雅，并且又是她在款待大家吃东西。生活中还能有什么时刻比这更美好的呢？对赛姆勒来说，这些怪女人是惹人喜爱的。

拉尔说，从电子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脑子就是亿万个瞬息即逝的连接点，因此我们没有从脑子得到足够的东西。“一个人的头脑里到底在发生着什么，”他说，“当然，这是远远超出了人的理解力的。这跟一只蜥蜴或一只耗子不理解它们自己是有机体完全一样。但是一个人，由于逐步提高的理解力，很可能会感到自己是教堂里的一只耗子。在他的外表演变中，他像一个东西，一个动物，在大脑的电子学中，他具有一种适应性，一种适合感，这倒反而使他感到作为一个人的努力，显得不合适。所以，最低是一只教堂里的耗子，至多是一个笨拙的家伙。这是因为他逐渐认识到自己是在运用自己身内精密的器官来干那些粗鲁的事。”

“是的，”赛姆勒先生说，“你说得很好，虽然我无法肯定是否有很多人能那么敏锐，能远远超过他们所能理解的程度而感觉到这种作为一个人的无足轻重。”

“我非常有兴趣想听听您的意见。”拉尔说。

“我的意见？”

“啊，是的，爸爸。”

“是的，亲爱的赛姆勒叔叔。”

“我的意见。”

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感到他快要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而且是大声地说出来！这是最惊人的一点。这不是一个古怪的老头儿平常那样的沉思冥想。他就要说出他想的是什么了，而且是“口头地”[235]。“苏拉喜欢听演讲，我不喜欢，”他说，“我对解释这类东西持极度的怀疑，解释是唯理论者耍的花招。我厌恶那种崇尚空洞范畴的新宗教，也厌恶那些炫耀学识的人。”

“您不妨把它看做是一次独唱而不是演讲，”拉尔说，“从音乐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

“一次独唱。这应该由拉尔博士来独唱——他有一副歌喉。一次独唱——是更吸引人的，”赛姆勒放下酒杯说。“独唱是训练有素的歌唱家表演的——我没有准备上舞台，但是我没有多少时间了。所以，不论有没有准备……我过分地隐晦我的观点啦，因此我现在忍不住要谈一些我的意见。或者说我的印象吧。当然，老年人总是生怕他们自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老朽。我怎么能知道我没有变成老朽呢？苏拉以为她的爸爸是一个法力无边的巫师，而玛戈特那么喜欢讨论概念，她们准会反对我这么说的。”

“当然喽，”玛戈特说，“根本不是那样。”

“可我看到别人发生过那种情况，干吗我就不会呢？一个人必须接受一切事实的结合体。我记得一则关于一个疯子的轶事：有人对他说，‘亲爱的朋友，你是个偏执狂患者。’他回答说，‘也许是吧，可这并不会阻止人们来暗算我。’这是从黑暗中射来的一道意味深长的光芒。我不能说我已经感觉到我的脑子有什么毛病了，但是也可能有。幸运的是我的意见说起来只有短短的几句话。拉尔博士，我认为你说得很对。从生物学上、化学上来说，人体的微妙是超出人的理解力之外的。我们不过略知一二而已，而通过比较，我们感觉到内部处于那么混乱的状态，像这样一种‘又恨又爱’[236]的大杂烩。人们说我们的细胞质像海水。我们的血液有一个地中海基地，但是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的、人的海洋中。种种的创造和观念冲洗着我们的脑袋，脑袋有时就像一块海绵，不论激流冲来什么，都必须吸收，必须把精神的原生动物消化掉。我决不是说我们只能处于这种被动状态而别无他法，这种被动性有时是滑稽的，但是也有很多时候，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感受到累积的意识有着大得可怕的体积，我们感觉到人世的重压，毫无生趣。人世的确是恐怖的，而处于一种革命状态之下的人类，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变得摩登起来——越来越不正常。大自然的领域，人们经常这样称呼，都变成了公园、动物园、植物园、世界博览会、印第安人居留地。于是总有那么些人来现身说法，表现或者解释古代的蛮荒状态、部落生活、凶猛残忍的原始野性，惟恐我们忘记了史前史、蛮荒状态，忘记了我们的野兽的起源。甚至到处有人说，文明的真正目的是容许我们都能像原始人那样生活，在自动化的社会里过新石器时代的生活。这是一种滑稽的观点。但是我不想对你们演讲。要是一个人住在他的房间里，就像我那样，虽然苏拉和玛戈特照顾得这么周到，人就会产生那种去给着迷的听众演讲的幻想。最近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讲过一次话。讲得不怎么样。我想我是出了一次洋相。”

“啊，请您继续讲下去，”拉尔博士说，“我们全神贯注听着呢。”

“一个人的意见，不是必要的，就是多余的，”赛姆勒说，“多余的话特别使我生气。我是一个性子非常急躁的人。有时候我的这种急躁达到了愤怒的边缘。这是临床观察的症状。”

“不，不，爸爸。”

“可是不管怎样，有时候必须重复说一下人所共知的事情。凡是绘制地图的人都应该把密西西比河画在同样的位置，而不应该别出心裁。这也许可厌，但是，人总得知道他自己的立足处。我们不能为了换换花样，而画出一条流向落基山的密西西比河。现在，谁都知道，最近两个世纪以来，在文明的国家里，大多数人都要求有作为一个人的特权。过去他们是奴隶、农民、劳工，或者甚至是工匠，也都还不是人。显然，这样一场革命，是正义的一次胜利，在很多方面来说是这样——奴隶应该解放，致人死命的苦役应该终止，心灵应该获得自由——但是同时也带来了种种新的不幸和苦难。因此，到目前为止，就最广泛的范围来说，这场革命没有彻底成功。我更不想说那些共产党国家了，在那里现代革命受到了严重挫折。在我们看来，后果是可怕的。让我们只考虑我们自己这部分世界吧。我们已经掉进许多丑恶的东西中间去了。看到这些新的个人，虽然获得了新式的安闲和自由，却在受苦，这真令人迷惑。尽管我有时感到非常空虚，却没有什么仇恨，只有满腔同情。我常常想有所作为，但是认为一个人能为大众而不只是为极少数人做出一番事业来，则是一种危险的幻想。”

“一个人应该做些什么呢？”拉尔说。

“也许最好是能在自己内心获得某种秩序。这比很多人称之为爱的东西还要好些。也许这就是爱。”

“就请您谈一谈爱吧。”玛戈特说。

“可是我不想谈。我刚才说到——你们知道我已经老啦。我刚才说使人成为个人的这种解放并不是一个辉煌的成就。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但是对一个明白这种苦难的人来说，却是骇人听闻的。感情得不到报答，心灵找不到慰藉。无边无际的虚假；无边无际的欲望；无边无际的可能性；无边无际的向复杂的现实提出的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古代的宗教观念和神秘事物在幼稚而庸俗的形式下复活，当然完全是不知不觉的——这种情况真令人惊讶。俄耳甫斯教[237]、密斯拉教[238]、摩尼教、诺斯替教[239]。在我眼睛好的时候，我有时读黑斯廷斯的《宗教与伦理学百科全书》。现在出现了许多令人惊异的同过去相似的事物，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种奇特的表演，以一种煞费苦心的、有时是十分艺术的姿态，来表演自己是一个人，以及一种奇怪的欲望，企图追求新颖独特，追求出众，追求利益——是的，利益！一个来自典范的引人注目的衍生物，同时又是对典范的否定。古代是承认典范的，在中世纪——我不想在你们面前变成一本历史书——但是现代人，也许是由于集体化，怀有一种创新热。认为每个灵魂都是独特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一个真正的想法。但是能用这些形式来表现它吗？用这些拙劣的形式？我的老天爷！用头发，用衣服，用毒品和化妆品，用生殖器，用沉湎于邪恶、恶行和放荡的生活，甚至通过淫猥来接近上帝？灵魂处于这种狂暴混乱之中，该是何等恐怖！在这种性虐待狂的实践中，它能看到一丁点儿它认为真正高贵的东西吗？可是即使如此，那位疯疯癫癫的德·萨德侯爵[240]还是一位启蒙哲学家。他主要是存心亵渎神明。但是对于那些（不自觉地）追随他所倡导的那套做法的人来说，就不再是渎神的观念，而是摄生的观念了，欢乐也就是摄生，并且是一种令人着迷的、有趣的生活。有趣的生活是蠢人的最高观念。”

“也许我想得并不清楚。今天我心里很悲伤，也很乱，而且我知道我自己的经验是不正常的。有时我怀疑在这里，在其他人中间，我是否占有任何地位。我自以为我是你们中间的一个，但我又不是你们中间的一个。我怀疑我自己的判断，因为我一向命运乖舛。我曾经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年轻人，但不想有所行动。突然之间，一切都是行动——鲜血、枪炮、坟墓、饥馑。非常粗暴的外科手术。没有一个人能幸免而无所损伤。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怀着一种特别苛刻的眼光看待事物。几乎像一个罪犯那样——一脚踢开那些微末的通常安排和理由，把一切事物都粗暴地简单化。不完全像布莱希特先生所说的那样，‘吃饭第一，道德第二[241]。’那是说大话。亚里士多德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但是他并不是说大话或者表现得像一个恶霸一样。总之，由于环境所迫，我总要问自己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像：‘我会杀死他吗？他会杀死我吗？要是我睡熟了，我还会醒过来吗？我是不是真的活着，还是只留下了生命的错觉？’而现在我知道人类总是挑出某些人，让他们去死。这些人就像被关在门外了。苏拉和我就属于这种被一笔勾销的人。要是你侥幸活了下来，就给你留下怪僻的性情。德国人企图杀死我。接着波兰人也向我开枪。要不是有谢斯拉恺维茨先生，我也许早已死了。我和他一起才没有被一笔勾销。他给我打开了坟墓，让我活下来。这种经验使人变了形。我为这种变形向你们表示歉意。”

“可是您并没有变形。”

“我当然变形了，而且给缠住了。你们可以看到我老是在谈人们做戏啦、独创性、鲜明的个性啦、戏剧性啦、精神的追求所采取的种种形式啦。所有这一切在我脑子里转个不停。我没法告诉你们，比如说，我是多么经常地想起洛兹城[242]的那个发疯的犹太国王拉姆科夫斯基的。”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拉尔说。

“一个突然在波兰纺织工业大城市洛兹出名的人。德国人来到的时候，他们把这个人扶上台。在难民圈子里至今还常常谈论他。拉姆科夫斯基是他的名字。他是个不得意的商人，上了年纪了。在犹太社会里，他是个爱嚷嚷、道德败坏的人，一所孤儿院的院长，一个基金筹集人，一个蹩脚演员，一个讨厌的插科打诨的人。像许多现代人一样，是个有点儿小手腕的人。你们听说过他吗？”

拉尔没有听说过他。

“好吧，我讲一点儿给你们听听。纳粹分子让他当上了一个‘犹太长老’[243]。城市已经用栅栏分隔开来，犹太人居住区变成了一座劳动营。孩子们都被捕，并且被解送出境弄死。这时饥馑盛行。死人都摊在人行道上，等运尸车来运走。在这种境地中，拉姆科夫斯基是国王。他有他自己的朝廷。他印发钞票和邮票，上面印着他的肖像。他有专为向他表示敬意而组织的化装游行和戏剧，还举行一些要他莅临的庆礼大典。每逢这样的场合，他穿上王袍，乘上一辆上世纪、装饰极其华美的镀金的破马车，一匹快要死的白色的老马拉着那辆破马车。有一回，他显示了勇气，抗议他的议会的逮捕和驱逐行动，一句话，抗议杀人的行动。为了这个缘故，他被狠揍了一顿，并且被扔到了街上。但是在洛兹的犹太人心目中，他是一个恐怖人物。他是一个独裁者。他是他们的犹太王。一个带有讽刺味的模仿物——一个负责处死五十万人民的疯狂的犹太王。也许他隐秘的想法是拯救那残余的一部分人。也许他这种疯狂的表演是用来逗乐或者取悦德国人的。一个穷愁潦倒的人的这种滑稽行为，像土耳其皇帝或者独裁者干的荒唐行为——这种对人类意识的发展所怀抱的仇恨，使每个角落都产生出这些挣扎奋斗的自我，可怖的小丑。是的，这种情况对这些人也许是有吸引力的。在他们杀人的表演中，几乎都带有幽默的意味。这种愚蠢的自命不凡，笨拙的自我嘲弄，使人太难堪了，这些我们都能感觉到的。这是虫豸幻想自己伟大。况且，大门已经对这些犹太人关上了；他们属于被一笔勾销的那类人。拉姆科夫斯基国王的这种戏剧性显然使德国人感到高兴。犹太人有这么一个假国王，就更加贬低了犹太人。纳粹分子喜欢的正是这样。他们对这样一个国王于比[244]的杀人闹剧怀有一种特殊的爱好。他们玩弄巴达物理学[245]。它减轻或者消除恐怖。在这里，不管怎样，一个人能特别清晰地看到为解放了的意识寻找活动的方式的问题，看到那种一心想残杀的憎恨，刽子手从解放了的意识所遭受的失败和屈辱中得到的快乐。”

“原谅我，我没法作这样的联想。”拉尔说。

“是的，我肯定可以说得再清楚一些。这是我日夜在思考的一部分思想。可是在《圣经·旧约·约伯记》里有这样一段抱怨上帝的话，说上帝对人类提出的要求太多了。约伯抗议上帝把他夸大得使他受不了啦——‘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鉴察他，时刻试验他。你到何时才能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246]又说，‘我不愿永活。’[247]‘我现今躺卧在尘土中。’[248]对人类的意识和人类的才能提出这种过高的要求，已经使人类的忍耐力负担过重了。我说的不仅是道德上的要求，而且是对想象力提出塑造一个适当身材的人这种要求。一个人的确切的身材是什么？拉尔博士，这就是我所以要谈起刽子手们在那个滑稽的仿制品——拉姆科夫斯基这个褴褛的和粪土似的国王、死尸的统治的屈辱中，得到快乐的含意。这也就是同这个拉姆科夫斯基轶事的戏剧性一起萦绕在我心头的问题。当然，这个演员是注定要完蛋的。很多别的演员，尽管他们感受的痛苦不如前者，也给人一种命定的毁灭感。至于其他人，被判定有罪的广大群众，由于他们正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我想他们感受的痛苦就更轻得多了。即使是那些挨饿的母亲，她们在孩子被夺走后，痛苦也不会超过一两天。饥饿的痛楚能消除悲伤，‘吃饭第一’[249]，你知道。”

“也许我联想的感觉是错误的。请告诉我，如果在你们看来是这样的话。我的目的是把我的意思讲清楚……虽然这个人开头也许是疯了，也许打击反而使他神志清醒起来。总之，结果他自动跨进了开向奥斯威辛的火车……我是想讲清楚这些当前人类可能采用的外部形式的缺点，以及人们对这些形式毫无信念。而这种毫无信念是可怜悯的。这是现代个性迅速发扬的初步结果。在这样一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最坏的例子。这是最荒谬的夸张。我们看到了最坏的自我主义观念的崩溃。这种自我主义观念来自诗歌、历史、传统、传记、电影、报刊、广告。正如麦克思指出……”但是他没有说出麦克思指出什么。他在想，而其他的人都不吱声。他没有碰他的食物。“我知道这个老头儿很淫猥，”他说，“他用手指猥亵那些年轻的姑娘。也许就是他的孤儿院里的孤儿。他知道大家都要死。接着好似繁花开放，好似他的‘个性’的一次泛滥，一切都流露出来了。也许在人们感到极度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演奏个性这个乐器就更响亮更猛烈。这种情况我好像常常看到。我记得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不知道是哪本书上这样说，当人们给自己找到了人这个名字以后，他们就花费很多时间来扮演人，他们笑啊、哭啊，逗别人笑啊、哭啊，寻求着机遇，招惹着是非，而以捶胸顿足、痛哭流涕作为自己的乐趣，在人类感情阴郁的、浊浪汹涌的海上漂浮着，扬帆游戏着，啜饮着情欲的分泌液，为他们的命运呼号着。这本书谴责了这种行为，特别是因为它缺乏独创性。这位作家宁愿要严格的理智，憎恨的感情，要求崇高的眼泪，那是经过多次反抗，最后从那公认品格最高的人眼里滴落的眼泪。”

“可是假若一个人根本不喜欢人的这一切戏剧性的表演呢？我经常不得不碰到这种戏剧表演，而表演的形式又是那么千篇一律，也使我感到腻烦。关于人的这种戏剧表演，我读过很多使人不愉快的记载。我看到它被描绘得像多少时代积累下来的大批瓦砾堆，历史的破烂、重负，像资产阶级财产，像遗传的畸形儿。自我也许以为自己穿上了一件艳丽的服装，浓妆艳抹，楚楚动人，可是咱们看上去，它不过是一块磨石。要么这种本人引以为荣的个性就是从伍尔沃思商店买来的廉价的马口铁制品，或者是从专售廉价小商品的杂货店里买来的塑料制品。看透了这种情形，一个人可能会感到作为人实在没有重大意义。一个人可能达到的那种值得向往的自我在哪儿？在哪儿[250]？就像歌剧里唱的这个问题那样，这要看情况而定。一部分决定于提出问题的人是否有发现它的价值的意志力。决定于他的才能和无私。咱们不喜欢矫揉造作的个性、拙劣的模仿作品、陈词滥调等等，这是正确的。这种东西使人厌恶。可是假若个人主义不能伸张真理，那么这是什么价值也没有的。像个人的闻达、荣誉，对我来说是毫无价值的。我只把个人主义看做获得真理的一种工具。”赛姆勒说，“可是暂时把这个问题放开吧，我想可以把我的意思概括成这样几句话：经过漫长的卑贱和无名的时代以后，在现代历史中，有许多人像波涛似的涌起，要求和享有（像现在人们享受一些东西一样）声名、人的尊严，过一种过去只有缙绅、贵族、皇亲或者神话中的神仙能过的那种生活。这股巨浪像所有这类波澜壮阔的运动一样，带来了苦难和失望。它的成就是看不清楚的，它使许多人感受到的心头的创痛却是不可估量的，它使大多数个人的存在形式受到怀疑，而产生了一种企求‘非存在’的古怪的渴望。只要世间缺乏合乎道德的生活，只要世间一切事物都是那么野蛮，那么不顾一切地倾注进个人的举止行动，这种情况就必然要存在下去。有一种企求‘非存在’的古怪渴望。也许更确切地说，人们要在一种意识扩散的状态中，到存在的其他各种境界中去，他不想成为任何确定的存在，相反想变成包容一切的存在，在那些境界里任意出入。他们干吗要做人呢？在世间提供的大多数形式里，对于个人本性的巨大力量，丰富的、慷慨的力量来说，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在事务中，在职业中，在劳动中；作为公众的一分子；作为城市这种奇怪的陷阱的一个居民；作为一个受人强制和操纵的体验者；作为严峻考验的承受者；作为履行本分职责以取悦社会的父亲、丈夫，个人似乎感觉到自己本性的这些力量在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我确实认为，个人要脱离他所熟悉的一切境界了。”

“一个基督徒如想结束自己的生命，那是要受到谴责的。那些谴责他的人怂恿他超脱那不能使他满意的人性。但是这种超脱难道不同样是一片混乱？那不也是摆脱人生吗？唔，也许一个人应该了结自己。当然，要是他能够的话。可是他也还感到自己身上有某种重要的东西值得保持下去。某种值得保持下去的东西。那是必须继续进行下去的东西，并且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灵魂受骗，受了凌辱，被玷污，被败坏，破碎了，被损害了，可它仍然知道它所知道的东西，知识是不能抛弃的。灵魂知道，知识的发展是生存的真正目的。依我看是这样。而且，人类不可能是其他什么东西。除非采取一种普遍的自我毁灭的行动，人类是不能了结自己的。这甚至也不是由我们来投票表决是或者否的事情。我没有讲我的论据，因为我没有什么要论证的。我无非把话讲了出来。我认为，最好是要无私。不要像厌世者那样用评判别人的方法使他们自己离群索居，要用不评判别人的方法。要靠意愿，就像上帝所意愿的那样。”

“在战争期间，我没有宗教信仰，我那时一直厌恶东正教那一套。当时我看到死亡并没有感动上帝。地狱是对他无足轻重的东西，可是没有能力作解释并不就是不信神的理由。只要上帝的观念继续存在，没有能力解释就不能成为不信神的理由。我可以希望上帝的观念不会持续存在下去。这些矛盾是使人非常痛苦的。上帝不关心正义？毫不怜悯？上帝难道不过是活人的闲扯？于是，我们瞧着这些活着的人就像飞鸟一般掠过水面，一只鸟会泅入或冲进水里，但是它再也飞不起来，也再看不到它。轮到咱们的时候，一跃入水面，也就从此消失了，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能证明水面之下并无奥秘。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关于死的知识是肤浅的，而是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有的只是渴望、痛苦、悲悼——这些是来自需要、柔情和爱——是来自活人的需要，因为他到底是个活人。其中也有毫无疑问的奇异的东西，也有暗示。感觉到在生存之外还有其他状态。一切都不是断然可知的。没有这种暗示，也就决不会有任何探索，也不会有任何知识。但是我不是生活的检查者或鉴赏家，我也没有什么要争辩的论点。一个人如果能安慰别人，那他肯定是愿意这样做的。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你要安慰别人，你就不能始终说实话。可我常常，几乎每天都感到强烈的永生的印象。这也许是由于我那些奇怪的经历，或者是由于年纪老了的缘故吧。我愿意说，对我来说，这种情况并不使我感到年老。假若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我也不介意。假若这不过是回复到出生以前的样子，那我们干吗要忧心忡忡呢？在那里你不会再接到什么消息。你那种猴子似的烦躁不安就会止息。我想，我的上帝在很多日常的形式中给我的暗示，我多半会错过。是的，这正是我免不了要错过的。所以，拉尔博士，假若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月球对于咱们是富有冒险意味的东西的话，那么我完全赞成飞向月球。作为一项开拓外层空间的工程计划，除了这件事本身所具有的奇特性和独创性以外，我对它并没有多大真正的兴趣。当然，组织这样一次科学考察的这种魄力，这种意志，一定是一种非理性的必需品，生活就是由这些非理性的必需品构成的——这种生活，我们认为我们是能够理解的。所以，我想我们必须跳出去，因为这样做是我们人类的命运。要是这样做是一件合乎理性的事，那么在地球这个行星上就首先应该有正义，这才合乎理性。那么，当我们有了一个住满了圣人的地球，而我们又一心想着月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登上航天机器，飞上天去了……”

“地板上是怎么回事呀？”苏拉说。四个人都从桌子周围站起来察看。水从后楼梯直淌到白色塑料庞贝式的嵌花地面上。“我突然感到脚湿了。”

“是不是浴缸在漫水？”拉尔问。

“苏拉，你把浴缸关上了没有？”

“我千真万确是关上了的。”

“我想浴缸里的水不会流得这么急，”拉尔说，“可能是一根水管裂了。”定神细听，他们听到楼上一片水花喷溅的声音，楼梯上是一股连绵的、湍急的、滴滴答答地响着，像细雨，像小瀑布，像蛇一般在蜿蜒前进的水。“这是水管裂了。听起来简直像是洪水泛滥。”他从桌子旁冲出去，跑出这间宽大的厨房，两只瘦小的毛茸茸的拳头搁在胸前，脑袋低垂在两只瘦削的肩膀之间。

“啊，赛姆勒叔叔，这是怎么回事？”

女人们跟着跑出去了。赛姆勒自然步履比较缓慢，也爬上楼梯去了。

华莱斯推测，顶楼上有些犯罪得来的钱藏在空水管里。他对这种推测核实了一下。赛姆勒猜想，既然华莱斯如此具有数学头脑，又爱好方程式，花了几夜推算出赌博输赢的机遇来，那么他在拿起扳手前，一定准备好了一张水管蓝图。

在二楼上小心谨慎地踏在干的地方，变得毫无意义了。铺有地毯的走道就像一片浸泡过的草地，吸住了赛姆勒的破皮鞋。顶楼的门关着，但是水从门下面流了出来。

“玛戈特，”赛姆勒说，“这会儿就下楼去。打电话通知管子工和消防部门。先打电话给消防人员，告诉他们你这就打电话找管子工来。别站着不动。赶快。”他一把抓住她一只胳膊，让她转身朝门走去。

华莱斯显然想把衬衫塞进那个裂口去。等估计错误以后，他人也崩溃了。那件衣服放在脚下面。他和拉尔拼命想把水管破裂开的两头接合起来。

“接合的地方出了什么毛病，我一定是把那部分管道拆断了。”华莱斯说。他正张开两腿，跨在那根漏水的管子上。拉尔博士想把水管接上，已给溅得浑身是水，胡子上和胸部全都是水。苏拉靠近他站着。但愿睁大眼睛可以是机械的帮助，但愿睁大两眼望着和靠得很近可以导致水管融合！

“没有开关吗？没有一个阀门吗？”赛姆勒说，“苏拉，别给水喷湿了。往后退，亲爱的，你呆在那儿碍事。”

“我很怀疑，用这种方法，我们能办成什么事。”拉尔说。水很响地咝咝直喷出来。

“你真认为是这样吗？”华莱斯说。

他们彼此彬彬有礼地说。

“唔，不错。拿一件事来说，水的压力太大啦，而且像你看到的这样，这个连接的金属接头无法向前移。”拉尔说。他把水管放下，走到一旁去。那条灰裤子的腰部给水喷湿了，显得发黑。“你知道这房子里的水管系统吗？”

“你是说就哪种意义讲，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说，这房子里的水是由市内供给的，还是你们私下有一个来源？如果是市内供给的，那么就得打电话通知市政当局。不过，如果是打的一口井，那么解决的办法也许在地下室里。要是有一口井，那就有一个水泵。”

“特别的是，我从来就不知道。”

“那么污水呢，是市政当局负责吗？”

“你在这方面又问住了我。”

“要是有一口井，有一个水泵，那么也就有一个开关。我这就下楼去。有手电筒吗？”

“这屋子里我很熟悉，”苏拉说，“我陪您去。”拉尔跑下楼梯去了。苏拉匆忙地跟着他走去时，那件松松地裹着身体的莎丽里，凉鞋就快从热切的脚上落下。

赛姆勒对华莱斯说道，“有没有什么水桶呢？天花板就要塌下啦。”

“房子保了险。别为天花板担心。”

“话虽这么说……。”

赛姆勒下楼去了。

他在厨房的洗碗槽下和放扫帚的小房间里找到了几只塑料的黄水桶，于是又走上楼去。他认识到，自己抱有穷亲戚的那种特殊关怀。当然，他一向就不喜欢这所房子。他发觉呆在这里，由恩人养活着还似乎很自然，这是不好受的。再说，所有这些过度舒适的陈设，挂满了人物风俗画的房间，以及引人注目的装饰品，全都毫无价值。克罗兹先生的作品，以及他那玫瑰花苞般的小嘴、引人注目的鼻孔、奥斯卡·王尔德的发式、文雅瘦小的腹部和香喷喷的手指。他，像伊利亚有一次沉痛地所说的，传递出了他见到过的一份生硬、乖戾的商业声明。伊利亚承认，自己的陈设很恰当，摆得还合适，不过他不喜欢由克罗兹先生来加以改善。克罗兹先生分发丰富的奖品，分发郊区的土地给成功的穷街小伙子们！虽然如此——还是来了一场大泛滥！赛姆勒实在忍受不住了。再说，这是典型的华莱斯产品，像把那辆高级轿车淹没在克罗顿水库里，骑马远去苏联亚美尼亚游历，布置起一个法律事务所，在里面玩纵横填字字谜游戏那样——全是对父亲“毫无价值的”成功表示抗议。这里面没有什么新东西。如今，富裕的家庭好几代人经常总把自己无法无天的儿子——那些年轻的巴枯宁[251]，自由冒昧的天才人物，纵火犯，监狱、产业和豪华住宅的破坏人——培养长大成人。巴枯宁如此爱好纵火，华莱斯则引进一种不同的媒介，水。而且说来很奇怪赛姆勒提着那两只和落叶或羽毛一样黄澄澄、一样轻盈的塑料水桶，在楼梯上有时间考虑一下这种好奇心。那天下午讲到你父亲时，华莱斯曾经说过，他像一条鱼那样给那个动脉瘤钓住，一下给拉进了宇宙中不该呆的地方，淹没在空中。

“你拿了两只桶来。咱们来看看，能不能把桶正好接在水管下面。不会有多少用处。”

“也许有点儿用。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子，把水倒进水沟里。”

“由落水管倒下去。成，但是咱们可以向外倒水倒上多久呢？”

“直到消防部门的人来啦。”

“你打电话叫了消防人员吗？”

“当然喽。我让玛戈特打电话通知了他们。”

“他们会提出一份报告来。保险公司的人就要根据这份报告来判断。我最好把这些工具拿开。我的意思是说，我想要使这事看起来像是意外的。”

“你是说这些水管就这么断裂开了吗？自动断裂？胡扯啦，华莱斯，水管只会在冬天爆裂开。”

“唔，这话敢情对。”

“别责备我，叔叔。这儿什么地方肯定有一些赃款。我发誓有。我知道爸爸。他是个会把东西藏起来的人。现在，钱对他有什么用？他也无法说明有这笔钱，即使……”

“即使他活下去的话吗？”

“对。他好像对我们感到厌恶，再不然像食槽里的一条狗那样。”

“你认为这是一个贴切的比喻吗？”

“对于你来说并不贴切，不过我说出来以后，这并没有什么大差别。我是不同的一代人。首先，我并没有什么尊严。完全是一系列不同的已知因素。生来没有恭敬的情感。唉，我确实把这些水管彻底搞糟啦。”

赛姆勒正在思考着，华莱斯和苏拉在干错事方面多么相像。你不得不停下，转过身，等候他们。他们是不可以遗漏掉的。赛姆勒把第二只桶放在哗啦啦漏着的水管下面接水。华莱斯走过去把第一桶水从屋顶窗倒下，回来时两手肮脏、潮湿，他光着胸脯，那片短短的黑汗毛像牧师戴的假前胸那样匀整、对称。他的两只胳膊很长，肩部雪白，没必要地匀称。同时，他嘲笑着自己，嘴唇的某种向下的耷拉，如同他先前做过的那样，传达给了赛姆勒母亲对体面小伙子的那种识别：孩子的大脑壳、长脖子、线条清晰的眉毛、卷曲的头发和端正的小鼻子。但是像在某些古画中那样，上面也反映出了另一个世界。你在华莱斯头上的一道笔直的纹路上，可以想象出骚乱的象征：烟、火、飞扬的黑色物体。专横的裁定。密封的判决。

“他要是肯告诉我钞票在哪儿，那至少就会掩盖起这场破坏水管的事啦。可是他不肯，你又不愿意问他。”

“对，我不想卷进这件事里。”

“你认为我应该自己挣钱。”

“是呀。把树木和灌木丛标明出来。自己去挣钱。”

“我会的。事实上，这也正是我想从老头子那儿得到的，设备的一笔股本。这是他表示信任我的最后机会。希望我好。比如说，给我他的祝福。你认为他爱我吗？”

“他当然爱你。”

“在我是个孩子时是这样，可是等我长大成人后，他爱我吗？”

“他本会爱你的。”

“要是我曾经是一个合乎他那种想法的人的话。这就是你的意思，对吗？”

赛姆勒这时候求助于自己的一个那种茫然的神情，这总能表达出他的思想。再不然，要是你曾经爱过他，华莱斯。这是一些稍纵即逝的机会。你必须灵活机智。

“我很抱歉，你在夜里这么晚的时候还不得不舀水。你一定累啦。”

“我敢情有点儿累。干瘪的老人可以不停地干下去。话虽这么说，我还是感觉到上了岁数啦。”

“我自己并不觉得挺热。楼下怎么样，情况很糟吗？遍地是水吗？”

没有评论。

“事情结果总是这样。这是我从下意识的自我传达给世人的信息吗？”

“为什么发出这样的信息？查禁它们。把你下意识的心灵关在牢笼里，就用面包和白水养活它。”

“不成，这不过是指我这凡人的心灵。你不能把它压制下去。它非冒出来不可。我也很不喜欢它。”

瘦削的赛姆勒先生精细地把那只很轻的水桶放在水管下面，同时水急速地稀里哗啦漏着。

“我知道爸爸曾经找人上这儿来安装了一些假的水管接头。”

“我原来以为，如果是一大笔钱的话，那么假水管会是很粗的。”

“不，他不会做一件很明显的事。你对他抱有的是一个错误的形象。他有着许多科学家的冷静。可能就是这根管子。他会把钞票卷得又小又紧。他是一位外科大夫，有这种技巧和这种耐心。”

哗啦啦的水声突然停止了。

“瞧呀！他把水关掉啦，水已经小得成了点点滴滴。好哇！”华莱斯说。

“是拉尔博士！”

“多么叫人宽慰。他找到了一个开关。这是个什么人？”

“高文达·拉尔教授。”

“他是哪一门科学的教授？”

“生物物理学大概是他的专业。”

“唔，他确实会动脑子。我一次也没有想到，该找出我们的水是打哪儿来的。一定是有一口井。你想象得到吗！从我十岁那年，我们就住在这儿了。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我是双子座[252]的。幽谷里的百合花是我出生时开的花。你知道吗，幽谷里的百合花是很毒的？我们在我生日那天搬家。没有举行什么宴会。搬家的那天，运货汽车给卡在大门的两个门柱之间。这么说，水不是市里供应的——真让我非常吃惊。”他以通常的那种轻率对一般的考虑作了介绍。“这给料想为是大众人[253]的一个标志，即他不知道大自然和人类安排之间的区别。他以为那些廉价商品——水、电、地下铁道、热狗就和空气、阳光以及树上的叶子一样。”

“就这么简单吗？”

“奥尔特加·加塞特认为是这样。唔，我最好去看看造成了什么损害，还得把那个清洁女工叫来。”

“你可以用拖把先拖一下。别让一片片汪起的水整夜就这么积聚着。”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该怎么拖地板。我甚至很怀疑我手里是否拿过一柄拖把。不过我可以铺开一些报纸。地下室里放着一些旧《纽约时报》。不过还有一件事，叔叔。”

“是什么事？”

“别为了这件事而厌恶我。”

“我不会。”

“唉，别瞧不起我——别鄙视我。”

“哎，华莱斯……”

“我知道你一定瞧不起我。唉，这就像是一个要求。我希望得到你的好评。”

“情况变得像这样出了纰漏后，你觉得沮丧吗？”

“一点一点好起来啦。”

“你是说你逐步觉得好点儿了吗？”赛姆勒说。

“你瞧，要是安吉拉继承下这所房子，那就结束了我获得这笔钱的机会。她又没有结婚，会把这地方卖掉的。她对老家又没有什么感情，就是所谓的根。唔，说到这一点，我也没有什么感情。爸爸自己实际上也不喜欢这地方。不，我对水管的损坏，并不感到怎么情绪不快。一切都是可以更换的，按照挺高的价钱。不过这片房产付得了这笔账，那会是一个真正的惩罚。再说，还有保险。占有的情感是在一个转变的阶段。我当真认为是这样。”华莱斯会突然一下变得很诚挚，不过他的诚挚缺乏影响力。诚挚大概是华莱斯的理想，他的真实需要，可是青年人无法找到自己的本质。“我来告诉你我担心点儿什么，叔叔，”他说，“如果我不得不靠一笔信托储蓄存款发给我一笔固定的收入生活，那我就完蛋啦。那样一来，我就肯定找不到自我了。你愿意我腐朽吗？我需要从爸爸为我安排好的未来中闯出去。要不然，一切全都有可能，而所有这种种可能的情况会要了我的命的。我得有我自己的种种需要。我随便上哪儿也见不到那些需要。我所见到的只是每年一万元，好像是爸爸给我判定了无期徒刑那样。趁他还在世的时候，我得逃出去。等他去世后，我会变得相当忧郁，一点儿事也办不了啦。”

“咱们要不要吸掉点儿水呢？”赛姆勒说，“要不要动手四处铺上些《时报》旧报纸？”

“哦，这可以慢慢来。真见鬼。咱们在修理工作上会搞得乱七八糟的。你知道，叔叔，我认为我在解决这些事情上，只不过像需要的一半那么精明，所以我在这方面总是半途而废。”

“这么说，你跟这所房子毫无关系——不想在这儿生根喽，华莱斯？”

“对，当然不想。生根？生根不是现代的想法。这是农民的概念，土壤和根茎。农民就要消失了。这就是现代革命的真实意义，让全世界的农民准备好进入一种新的生存状态。我当然没有根。但是就算我落伍啦。我所得到的是一些旧金属线，即使这些线属于旧工艺的话。真正的事是遥测技术，是控制论。我实际上已经下定决心了，赛姆勒叔叔，要是跟弗菲尔搞的这个计划不成，那么我就上古巴去。”

“上古巴去，是吗？可是你又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华莱斯？”

“根本不是。不过我的确很钦佩卡斯特罗。他那气派真了不起，他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激进分子，面对华盛顿这个超级大国毫不退让。他和他的内阁成员都乘坐吉普车。他们在甘蔗田里开会。”

“你想告诉他什么呢？”

“可能很重要，别取笑我，赛姆勒叔叔。我对革命有些自己的想法。俄国人发动革命时，大家都说，‘这是向历史的一个新阶段的一次跃进。’根本没有。俄国革命是一场阻滞战斗！哟，上帝啊，是什么声音？是消防车来啦。我最好跑走。他们干脆会把门撞倒。他们这帮家伙，用他们的斧子在任意胡来。我得为保险公司预备好一份不在现场的证据。”

他跑走了。

院子里，转动的灯光掠过树木之间，深红色照在草地、围墙和窗子上。铃正给使劲儿揿着，丁零零；在大路较远的前方，有些哽咽、热切的尖叫声，那种发出死亡声音的警报器正迫近前来。有更多的消防车赶来了。华莱斯举起两手跑出去，向头戴防护帽的消防人员解释时，赛姆勒从顶楼的窗子里注视着。那些消防人员穿着柔软的橡胶高统靴正从消防车上跳下来。

水，他们可带来了。

那天夜晚，赛姆勒先生有几小时睡不着。为伊利亚可以预见到的结果感到烦心。为这场泛滥，还为和拉尔的那次谈话感到烦心。那次谈话迫使他说明了自己的见解——历史的、行星的和宇宙的。次序大概应该颠倒过来：首先，有行星的或是宇宙的见解，然后是藏着的美元、水管、消防人员。赛姆勒走出去，在花园里，在房子后面散步，沿车道走来走去。他很不满意。他作了解释，他采取了某种立场，他说了一些不是他本意的话，他本意要说的话他又没有说。在房子里，有一些活动、讨论、解释、部署和重新部署，而且是在一个垂死的人的家里。这又是某些次要事情的转折，而人们却坚持要扩大，夸张这些事情，使它们进入中心：亲属关系，内部装饰，家庭成员间的争吵，米诺克斯照相机摄下的公共汽车上扒手的照片、波多黎各女郎们在布朗克斯快车上露出的胳膊，“又恨又爱”[254]，需要与拒绝，感情的自我检查，阿卡普尔科色情的勾当，以及跟友好的陌生人口交。民间问题。全都是民间问题！思想高超的人，像柏拉图（这时候，他不仅在演讲，甚至在训斥自己），就想摆脱掉这种无聊的东西——争吵、诉讼、毫无理由的情绪激动，所有这种种微不足道的琐碎事。其他坚强有力、才智出众的人拒绝相信这可以办得到。他们认为（像弗洛伊德），最强有力的本能正是包裹在这种东西里，每一件小事都是一个人身上一种重病的症状，而那个人的全部命运就是疾病。对这种事情怎么办呢？形式很荒谬，但有可能是真实的。不过也有可能不是真实的。这种情况的解脱已经变得很迫切。这就是在阿喀巴危机中，赛姆勒先生为什么非要到中东去不可的原因。

这时候，在皎洁的月光下，他在伊利亚·格鲁纳那被水冲洗过的砾石路上漫步着（砾石路被消防车压出了一些黑轨迹），认识到并再次确定了自己的动机。他回想到了一九三九年。他想要再次提到扎莫希特森林，提到比较基本的人类特性。事情什么时候似乎是真实的，确凿的？眼睛瞎了时在波兰，冻得发僵时在扎莫希特森林里，忍饥挨饿时呆在墓地里。因此，他说动了伊利亚让他去，派遣他，而他也同时重新熟悉起某几类事情。这些事情在他年纪越大、身体越虚弱后，使他的两腿哆嗦得越厉害，他越想挺直两腿，自己竟然越踉踉跄跄。没有几个这种外表迹象是已知的情况。可是他是不是年纪太大了？他有没有任何必要飞到一个战场上去呢？

到雅典，飞机上就宣布说，这次航班将不继续朝前飞行，因为战斗已经在以色列开始。飞机着陆了！他必须下去。机场上，希腊的高温令人头晕目眩。通俗音乐在赛姆勒先生不乐意听的脑子里回旋。甜咖啡、一成不变的饮料，对他也是一种考验。那种悬念，那种耽延，令人难以容忍地折磨着他。他到市内航空公司附属的办事处去，他请伊利亚在商界——石油业或汽油业——的一位朋友帮忙，他光顾了以色列领事馆，在埃尔阿尔航空公司的第一个航班上弄到了一个座位。他又到机场，呆在新闻记者和嬉皮士中一直等到凌晨四点。那些青年人——荷兰人、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加拿大人、美国人曾经在红海上的埃拉特港[255]露营。贝都因人[256]在从阿拉伯进入埃及的古老路线上出售大麻麻醉剂给他们。那是一个愉快的地方。这时候，他们带着吉他，想要回去。对一件大事作出反应。虽然他们什么政府也不承认。

那架喷气机上坐满了人。你一动也不能动。就瘦弱的老人而言，呼吸都是困难的。赛姆勒身旁的一个电视记者把威士忌酒瓶递给他，请他喝上一口。“谢谢你。”赛姆勒接受了，他喝下了一大口贝尔牌苏格兰威士忌。正在这时，太阳像一头红狐那样从大海上一跃而起。它不是圆的，而是长的，不是很远，而是很近。那些金属发动机，那些凝冰的空气在里边尖叫着的匀称的大桶——光明进入了黑暗，黑暗又进入了光明——悬挂在赛姆勒身旁窗外的机翼下面。从酒瓶里喝威士忌——他嘲笑自己——使他成了一个真正的战地新闻记者，正在火速赶到这场战争中去的一个怪人，尽管并不比那些蓄着庄严胡髭的石器时代放荡不羁的人更为古怪。另外还有些其他的人，他们在一场危机中似乎并不很有用。赛姆勒这就要发送一些老式的新闻报导给伦敦的杰齐·齐朗斯基先生，供一群很杂的波兰公众阅读。

赛姆勒先生到他这年龄没有必要戴上一顶白便帽，穿上一件绉条纹织物的夹克衫，乘坐一辆记者专用的大客车，跟在坦克后面驶往加沙，驶往阿拉里什和更前面的地方去。但是这一切他独自全应付过去了，并没有出现什么意外情况。他穿着美国的这些衣着，也许给人当成一个年纪较轻的人。英、美人总显得年纪比较轻点儿。不管怎样，他好歹到了那儿。他是记者中的一员，在占领了的加沙地带走来走去。人们正在打扫碎玻璃。在广场上，尽是装甲部队和大炮。就在前面，是公墓的围墙和圆顶的白墓碑。尘土里尽是烘烤的食物的碎片，发出一股酸味，再有就是晒热了的垃圾和小便的恶臭。东方广播电台播放的爵士音乐像痢疾在肠子里那样回荡。这么令人厌烦可笑的音乐。只有年纪较大的妇女，到市场上去购物，或是出来上市场去。也不会有多少东西可买。那些蒙面的黑纱是半透明的。你看见一些骨骼大的、男子模样的脸在面纱后面——大鼻子和严峻的嘴，在石头般的牙齿上突了出来。没有什么使人乐意在加沙多呆下去。大客车停下，让赛姆勒下车。年轻的纽厄尔神父穿着越南战斗服装，前来欢迎他。

这位神父对现代战争很熟悉，所以在他们驶过最后几片灌溉过的田野，进入西奈半岛的沙漠时，能够指出一些赛姆勒可能会没注意到的事叫他看。接下来，他们开始看到阵亡的人，那些没有掩埋的阿拉伯尸体。纽厄尔神父指出最早的一批给他看。要不然赛姆勒可能决不会注意到，可能会把那些尸体不当做什么，只当做一些塞得紧紧的微带点儿绿色的黄麻袋，是从卡车上落到白沙土上的。

所有这些车辆：兵员运输车、坦克、卡车、轻型车辆全都给赶下大路，陷在沙土里，在沙丘上撞坏了，好多辆全给焚毁；它们都给打得扁扁的，车轮脱落下来，滚开了，而在这些车辆四周，密密麻麻尽是死人。有一些挖掘出的阵地，炮兵掩体和战壕，里面也有好几百具尸体。那股气味就像潮湿的纸板。死人的衣服、绿褐色的汗衫、军上衣、衬衫，全由于浮肿、胀气和流液而绷得很紧。巨大的胳膊和腿，在阳光下经受着曝晒。狗儿在那儿大啖着烤人肉。在战壕里，尸体倚在胸墙上。狗儿跑来平伏在地上阿谀奉承。居民们从你四处见到的这些营地旁逃走。这些营地是：低矮的贝都因式帐篷，不过是用船上抛下的覆盖旧飞机的塑料布做的，一块块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布，像虫蜕下的皮一样的一张张肮脏的纤维素，蟑螂般的大罩子。可怜的人儿！哎，可怜的众生！

“唔，他们完成了任务，是吗？”纽厄尔神父说。“你估估看，伤亡人数有多少？”

“我可说不上来。”

“我想，这是俄国人的一场小实验，”纽厄尔神父说，“现在，他们知道啦。”

在阳光下，那一张脸柔和下来，变得发黑，融化开，流去了。肌肉瘪了下去，露出了脑壳，鼻腔的弯曲的软骨，嘴唇皱缩，两眼融解，流液填满了低洼处，在皮肤上闪闪发光。有一股奇怪的人油味道、湿纸浆的味道。赛姆勒先生抑制住恶心。在他和纽厄尔神父一块儿走着时，他们受到警告，叫他们不要走下大路，因为怕有地雷。赛姆勒给神父念用印刷体印在绿色坦克和卡车上的白色俄语词：“高尔基汽车制造厂”，大多数车辆上全这么写着。纽厄尔神父对于大炮的口径、装甲的厚度、射程等似乎知道得很不少。他出于对否认使用了凝固汽油弹的以色列人的尊重，用压低了的声音确认他们使用过了。瞧见那儿的所有那些淡红色、所有那些深紫色吗？熔渣里有鲑鱼肉的粉红色，带上一丝绿色，就是确切无误的迹象。肯定是凝固汽油弹。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这些犹太人很顽强。他像一个美国人对另一个美国人那样对赛姆勒说。那些绉纱织物上的一长道一长道蓝条纹，克雷斯吉出售的那顶弄脏了的便帽，也是在克雷斯吉买的、赛姆勒在上面为那些波兰报刊写报道而做下记录的那本小活页簿，说明了他们这样交谈的原因。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人人都重视杀戮。神父为什么不重视呢？他穿着那双美国大战斗军靴走着，仿佛他并不完全是一位神父。他不是一个犹太教教士。他是一个新闻从业人员。他并不是人家以为的那么一个人。赛姆勒也不是。他无法说清楚赛姆勒是干什么的。是以某种改变了的方式具有人性的，是到了试图从具有人性的地步获得释放的那么个人。赛姆勒在厨房里对拉尔和在人类各种心态下离婚的妇女们试图阐明的，难道不是这个吗？恳求从上帝的关注下释放出去？我的日子是虚幻的。我不会永远活下去。别来管我。每天早晨有人来探视，有人来访问，给人夸大了。别来管我。

跟纽厄尔神父在那条狭窄的道路上行走，拾起种种奇怪的东西：贝壳、绷带、阿拉伯连环漫画杂志和信件，还站到一旁让卡车驶过去。卡车上，面包堆得很高，把车子的弹簧也压了下去，并且在车后突了出来。但是，说真的，主要的话题，死人的话题，并不能改变。从绿褐色和肉汁色的羊毛衫里直立着。他们散发出的那股使人窒息的潮湿纸板气息。在那种特别炎热的气候里，在明亮的光线、沙漠亮光持续不断和扭曲形象的玻璃般光芒下，那些肿胀的形状是可以看到的主要物体。它们是心灵肯定会认真对待的唯一主体，而这也许就是赛姆勒的本能指引他去做的。到肯尼迪机场去，搭乘一架喷气飞机，在特拉维夫降落，自己去拍几张快照，弄一张记者证，找一辆大客车，搭上车到加沙去，参观这些埃及尸体和车辆陷在里面的洁白沙漠这只太阳大转轮，作出他的主要接触。这样，某些愿望就得到满足；他无法说明那些愿望的起因。而这场战争，按人类事务进行下去来看，只是一件最次要的事。在现代经历中是极小的一部分，根本算不了什么。所有卷进去的人，那些小伙子，在战斗完毕后，还在阿里什[257]踢足球。他们清扫出一片空地，脚踢、冲撞、跳起身，在沙土上奔跑。再不然，他们在飞机库的阴影下，取出书来，阅读生物学、化学、哲学，也许是在准备考试。接下去，他和纽厄尔神父给唤去看看卡车后面车厢里被捉住的几名狙击手。他们给捆绑起来，眼睛也给蒙住了。在那些蒙住眼睛的破布下面，那些孤注一掷的脸上看来仿佛并不是一件最次要的事。一个人看见了这些，接着又看见了其他的事情，随后又看见了另一些事情。显然，赛姆勒先生对见到的这些景象有他自己的需要。为了这些需要，他控制住了两腿的颤抖，或是看到狙击手被扎起的脸时，掠过他脑海的想哭的愿望。他给一些人带到海滨去。那些人跳下水去振作精神。他也踏进水去，站在那儿。在沿海滩的一片宽阔地带上，水沫和热浪的闪光混合在一起，在沙滩和那一大片蔚蓝的海天之间形成了一些沸腾泛白、不同深度的弧线。在海水里，他有一会儿闻不见腐烂的肉味，可是不久就不得不用一条手绢扎在脸上。手绢很快就吸收了那种气味。那种气味还污染了他的衣服。他的唾沫里也含有那种味道。

十天以后，他经由伦敦飞回家来。当时就仿佛他曾经去执行某种使命那样，自行委派的使命：调查实情。他注意到，现代的伦敦很爱玩耍。他去看了他在沃伯恩广场从前住的那一套房间。他注意到交通很繁忙，还看到街上的醉汉很多，英国的广告业也发现了如何利用裸体女郎，而且地铁的自动电梯两旁全都是身穿内衣的女子招贴广告。他发现他熟识的人全和他一样老迈。接着，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班机又把他带回到肯尼迪机场。不久以后，他又像迈斯特尔·艾克哈特一贯所做的那样，又在第四十二街图书室里阅读了。

“虚心的人有福了[258]。凡是一无所有的人是很空虚的。凡是虚心的人，总易于接受各种幽灵。再说，上帝是所有幽灵中的圣灵。精神的收益是爱、欢乐与宁静。必须照料着你给夺去了所有的生物，所有从生物中获得的安慰。因为肯定的是，只要从生物中获得安慰，并能够被安慰，你就决不会找到真正的安慰。但是如果除了上帝外，没有什么能安慰你，那么，说真的，上帝就会抚慰你。”

赛姆勒先生不能说，自己确实相信他阅读到的这些话。然而，他可以说，他不乐意读什么别的，就乐意读这种文字。

在那幢半木结构房子前面的草地上，地面是潮湿的，青草很芳香。再不然，是不是土壤本身散发出了如此清新的气息？在那片清澈的、月光净化了的空气里，他看见苏拉走来找他。

“您干吗还不上床睡觉？”

“我这就去。”

她把伊利亚自己的毛毯递给他盖上，他躺下了。

他感到自己属于一类多么奇怪的人，他们把自己的行星在如此程度上组织起来。关于这大多数机灵的人，大约有一半已经进入睡眠的状态，枕着枕头，盖着被单，用衣服裹起，被子垫起，围巾围着。那些醒着没睡的人，像一班工作人员，操纵着世界的机器；一切上上下下，周而复始，计算精确到了十亿分之一度，引擎的外壳移去了，更换了，百万英里的轨迹安排好。都是靠了这些醒着的天才。那些睡着的笨蛋，一些做梦的空想家。接下去，他们醒过来了，另一半人就去睡觉。

这就是这个卓越的人类如何使这个旋转的地球运动的。

有一会儿，他也加入了其他睡眠者的行列。

第六章

那个小房间外边的小盥洗室里的脸盆是深色缟玛瑙的，下面的装置是金黄色的，龙头是弯形的，肥皂盘是扇贝状的，毛巾厚得像貂皮。四面墙壁上的镜子使赛姆勒先生看到他自己比他想要看到的更多的方面。肥皂是液状檀香的。刀片很钝，不得不在瓷砖上磨磨。很可能，妇女们偶尔也溜进来，用这柄剃刀修去腿上的汗毛。赛姆勒不想到楼上去寻找另一个刀片。主卧室因为漏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女人们把双人床垫从床上拖到了一个干燥的角落。拉尔博士睡在客房里。那么华莱斯呢？也许，他像一个瑜伽信徒[259]那样倒立着度过了一夜。

突然，赛姆勒中止了修面，停顿下来，睁大眼睛望着自己，他的干瘪、“修饰过的”小脸盘在镜子里经历了一次血色的强烈增强。就连左边那只肿起的朦胧的热带鱼般的眼睛，也从这次涨红的脸上获得了一点儿光彩。他们大伙儿全到哪儿去了？他拉开门听听，什么声音也没有。他走进花园去。拉尔博士的汽车开走了。他到车房里去看看，车房也空着。走了，逃跑啦！

他在厨房里找到了苏拉。“所有的人全都走了吗？”他问。“我现在怎样上纽约去呢？”

她按照法国式先把咖啡的渣滓煮沸，这会儿正在把咖啡从过滤器上倒出来。

“全都走啦，”她说。“拉尔博士等不及啦。车上我坐不下。他租了一辆双座小汽车，一辆华美的奥斯汀—希利，[260]您瞧见过吗？”

“那么埃米尔呢，他在哪儿？”

“他得把华莱斯送到机场去。华莱斯得去飞行——试飞。为了他的事业，您知道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们要从空中拍些照片等等。”

“那么我给困住啦。有份火车时刻表吗？我非得赶回纽约去。”

“唔，现在已经将近十点啦。没那么多班火车。我来打个电话。埃米尔该很快就回来。他可以开车送您。先前您睡着了，拉尔博士不乐意惊醒您。”

“太粗心大意啦。你知道，玛戈特也知道我得赶回去。”

“那辆小车子很好看。玛戈特坐在车上并不显得很合适。”

“我很气恼。”

“玛戈特的腿很粗，爸爸。您大概根本没有注意到。唔，她的腿坐在汽车上看不出。拉尔博士在今儿晚些时候会打电话来。您肯定会见到他的。”

“谁，拉尔吗？为什么？那份文件在那儿，是吗？”

“在那儿？”

“别重复我问的话来惹我生气。我已经很气恼了。你为什么不唤醒我。那份文件就在那个锁柜里是吗？”

“我亲自把锁拨到相互垂直的地方，把它锁上，又把钥匙拔出来。别急，您会见到他的，因为玛戈特一心在追求他。也许，这一点您也没有注意到。说真的，我需要把这事对您说一说，爸爸。”

“对，我想你肯定该说一说。说实话，我的确也注意到了。唔，她是位寡妇，悲痛的时间已经够长的啦。她需要一个那样的人。咱们并不能给她多少安慰。我并不知道她从那个浓眉、矮小、黝黑的人身上看到了什么。这敢情只是因为孤独寂寞。”

“我可以看到她所瞧见的。拉尔博士赫赫有名，这一点您知道。您在厨房里那样谈过以后，别再装蒜了。那样很令人惬意。”

“嗨，嗨。我该怎么办呢？伊利亚的这事很糟糕，你知道。”

“很糟糕吗？”

“糟透啦。我早该认识到回程可能会出现问题。”

“爸爸，就把这事交给我吧。您修面还没有修好，去修修好，我这就给您端杯咖啡来。”

他走开了，一面想着自己怎样给哄骗得处理失当，被别人击败了，像庞培[261]或是拉比恩纽斯[262]一样，被恺撒[263]击败了。他不该离开市区的。他和基地失去了联系。现在，他如何和伊利亚取得联系呢？他现在就需要他。他拿起小房间里的电话想打往医院去，只听见苏拉从宾州总局得来的忙音。这时候，耐心等待是必要的——这是赛姆勒先生所缺少的才干。不过他研究过，他锻炼过自己。开始时，他外表总是很镇定，所以他在膝垫上坐下，望着沙发和他曾经盖在身上睡过的伊利亚那床柔软、精美的绿色阿富汗羊毛毯。那也是一个美好的早晨。他呷着苏拉端给他的咖啡时，阳光照射进来。有腿的玻璃桌子和半圆形的黄铜支柱，在那张东方小地毯上洒下了亮光，使色彩和图形变得更为鲜明。

“电话忙音。”她说。

“是呀，我知道。”

“好歹全纽约都发生了一场电话危机。专家们正在致力于检修工作。”

她走进了花园。赛姆勒又设法拨打电话到医院去。在那个令人沮丧的地方，所有的线路全都很忙碌。他把那个一再嘟嘟叫着的听筒挂上。想想看有那么多人在谈话，全在谈心。他们全在利用宇宙的这种无形的力量。在外面的花园里，苏拉也在谈话。气候是温暖的。郁金香、黄水仙、长寿花全都盛开，空气里洋溢着种种芬芳的香味。显然，她在问那些花朵，它们今儿如何。她并不要它们回答，有些鲜明、灿烂的实例也就够了。她本人就是一个陌生的有机体的辉煌实例。昨天夜晚，他对完整的苏拉的一瞥，如今在她踏在草地上时，使他感觉到她的确切的重量。整个女性的身体全都令人想了起来，浑身布满洁白的皮肤：大腿、身躯、双脚、腹部和它的器官，以及从披肩上散披下来的卷发。一切全依稀可见，几乎是可以触觉到的。而且就连关于植物，她也知道全部实情吗？有天晚上在电视台的教育节目里，他和玛戈特注视着一位罕见的植物学家，他把一架测谎器——探测撒谎的机器——系在花儿上，记录下玫瑰对温和与强烈刺激的反应。据他说，刺耳的声音使花朵收缩起来。扔到花朵面前的一头死狗，引起了厌恶。一位歌唱催眠曲的女高音歌唱家，总取得相反的效果。赛姆勒本会猜测到，调查人自身，他的苍白的斜眼凝视，他的轻率、严厉的警察鼻子会使玫瑰，使非洲紫苣苔苦恼。即便没有神经，这些生物全具有洞察力。我们以及我们过多的感受器全处在一种神经混乱的状态中。在柔韧的树影和坚硬的窗框的影子下，以及在黄铜与玻璃的反射光中，赛姆勒先生用苏拉放在咖啡杯下面的纸巾擦擦他的鞋。那双鞋还很湿。它们全湿透了，令人不快地潮湿。玛戈特也有她的植物。华莱斯正准备创建起一项植物业务来。如果和植物的第一次接触完全是和一些发狂的植物，那将是很糟糕的。也许，我最好亲自也和它们说一两句话。赛姆勒先生心情很沉重，尽力想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然而，那份沉重却是严酷而持续不断的。

他一下就想到了问题上。首先，说华莱斯竟然用水淹没了那间顶楼，这多么恰切啊，这是对伊利亚目前情况的一个隐喻。和那种情况联系在一起，出现了一些其他的形象——头脑上所起的水泡，一个人头脑里那另一个植物上所出现的一个泡沫或是铁锈色的血斑。那是一件像旋花那样的玩意儿。不啊，就像很肥的花果那样。血管上的螺旋不能降低那种压力。在血管曲张起来，比蜘蛛网还软弱的地方，它就会裂开。于是血就大量流出！你可能会想到如何使情况缓和一点儿。这个，噢，唔！生命！所有有生命的东西必然会失去它。再不然，这就是伊利亚光荣的时刻，而且他呼吁自己最好的品质全发挥作用。这一切全都不错，直到死亡把目光完全转向了个人。那样一来，所有这种种念头就都毫不相干了。问题是，他，赛姆勒，这时候应该呆在医院里，做他能做的事，说他可以说的话，说他应该说的话。他究竟确切地应该说点儿什么，可以说点儿什么，赛姆勒自己也不知道。他无法找出那件确切的事。如同他这样，生活在这种内在的方式里，制订出他的凝聚物来，一个人就变得不爱多说话了。阐明或扩展他的思想，使他疲惫，使他烦恼，就像他前一天晚上所知道的那样。但是对伊利亚，他并没感到不爱多话。相反的，他想要说一切可以说的话。他想要上医院去，说上几句话！他爱他的侄儿，他具有一种伊利亚所需要的东西。所有有关的人应该都具有它。伊利亚床边的首要地位属于华莱斯或是安吉拉，可是他们全不打算要去接下它。

伊利亚是一个内科大夫和一个商人。值得表扬的是，他对自己的家里人，并不像做买卖那样。虽然如此，他却具有做买卖的看法。而做买卖，在商业化的美国，也是对人的一种训练方式。对办事毫无条理的担心总是很大的。我们可以想象，伊利亚垂死的时候，很可能从做买卖上去获得力量。事实上，他已经这么做了。他不停地跟威迪克谈话，而赛姆勒却没有什么商业风格的东西可以献给他。不过到头来，商业对伊利亚也不会有什么用。有些人，许许多多人，经营买卖会经营到最后一息，但是伊利亚并不像那样，并不如此受到限制。伊利亚并不是始终由商业考虑所支配的。他并不是处在那种昆虫和机械的状态里——如此一种全面退出，如此一种昆虫对人类所造成的灾害。就在这种时候（也许，这时候远比任何其他时候），伊利亚是可以接近的。事实上，赛姆勒没有及时看到这一点。前一天，当伊利亚开始讲到华莱斯时，当他斥责安吉拉时，他，赛姆勒，就该留下来，和他呆在一块儿。任何程度的坦率也许都有可能。用流行的话来说，那是一个真实的时刻。当然，这意思是说，大多数谈话都是谎言汇编。但是伊利亚的谈话并不属于那种密封的、完整的、费解的方式，他不是一个你的那种巨型水晶饰品或冰柱。赛姆勒抚摸着那张阿富汗毛毯上的绿色长纤维，一面暗自思量道，由于他和安东尼娜被指定为表明这种毫无意义的生动杂乱的一部分，它受到一边较高的直觉所带来的痛苦，又受到脚下坟墓不断的、泥泞的吮吸——由于这种情况，他，阿特·赛姆勒本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而伊利亚呢，他也专心于似乎有损信誉的行为的种种概念，那些概念是没有几个人明确地为之辩护的。无可挽回的倒不是那种行为举止，无可挽回的是那些陈旧的词。形式和标志全没有了。不是荣誉，而是荣誉这个词没有了；不是正义的冲动，而是这些词早已被锤炼成单调无味的胡扯了。不是怜悯，但是怜悯的言论又是什么呢？再说，怜悯的言论是人世间的一种需要。言论既是希望与欲念的声音，又是悲恸的呐喊。这种事情受到了压制，就仿佛是违法的。有时候，它们用暗号传了出去，用潦潦草草地涂在即将拆除的建筑物（面对着医院的那家空空荡荡的服装铺）窗子上的一些含糊不明的图形表达出来。在事物的这一阶段，有一种可怕的沉默。关于实质，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不过话得说回来，可以作一些标志，应该作一些标志，也必须作一些标志。一个人应该像这样宣布一下：“不论我在你眼里似乎多么真实，你在我眼里似乎多么真实，我们其实并不像那样真实。我们是要死的。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个契约。有一个契约。”赛姆勒先生深信，如果这一点不是用那么许多话说出来的，那么它就应该沉默地说。事实上，它是以许多借口不断受到维护。不论怎么说，我们知道什么是什么。但是这时刻，伊利亚特别需要一个标志，而他，赛姆勒应该呆在那儿，满足这种需要。

他又打电话到医院去。使他惊讶的是，他发现自己正和格鲁纳在通话，他本来是找那个特别护士的，想问她可不可以把电话接过去。伊利亚一定给电话搅得很烦。他头里生了那个致命的瘤，却仍旧在搞这种游戏，在做买卖。

“你好吗？”

“你好，是叔叔吗？”

这句话的实际意义可能是，“您在哪儿？”

“你觉得怎样？”

“并没有什么变化。我原以为咱们会再见面的。”

“我这就来啦。我很抱歉。遇到一件重要事情时，总会有些耽延。情况总是这样，伊利亚。”

“您昨天离开的时候，就好像咱们之间的事情还没有了结。咱们被安吉拉和那种种毫无希望的问题改变了话题，有一件事我原先打算问您一下的，那就是关于克拉科夫从前的日子。顺带提一句，我向这儿的波兰大夫夸赞了您。他非常想读一下你在六天战争中发回来的波兰文文章。你有几份吗？”

“当然啦，在家里。我有好多份。”

“你这会儿不在家里吗？”

“实际上不在。”

“我不知道你是否可以把剪报带来。你中途停一下，可以吗？”

“当然可以，不过我可不想多耽误时间。”

“我可能会下楼去接受一些检查，”伊利亚的嗓音里充满了含糊不明的腔调。赛姆勒的解释能力是不够的，他很不安。“为什么会没有时间呢？”伊利亚说，“有足够的时间好做一切。”这句话里带有一种古怪的腔调，声音是很特别的。

“是吗？”

“当然啦，是的。您来看我，非常感谢。一会儿工夫前，我设法打电话给你。没有人接。你很早就出去了。”

心中的不安多少干扰了赛姆勒的呼吸。他又长又瘦，握住电话机，聚精会神，知道自己脸上凝聚起的那种焦虑紧张的神色。他默不作声。伊利亚说道，“安吉拉正在上这儿来。”

“我这也就来。”

“噢，”伊利亚说了这个最短的词后，多少也逗留了一会儿。“唔，叔叔？”

“那么，再会。”

“再会，赛姆勒叔叔。”

赛姆勒敲敲玻璃窗，设法唤起苏拉的注意。在那些摇摆的花朵中，她很明显的脸色苍白，她是他的白桃花心木。她头上戴着一条深红色头巾，把头遮起，因为她总为自己头发稀少而感到苦恼。也许，她钦佩的正是花儿表现出的大自然的丰盛、生长能力，以及繁荣兴茂。她父亲看见她呆在盛开的黄水仙丛中，以为她在恋爱，因为黄水仙正被风吹得来回摆动。从她下垂的肩膀和桔红色嘴唇的翕动上，他看到她已经准备接受没有回报的渴望了。拉尔博士可不是她的对象；她决不会紧紧抱住他的头或是把他的胡子搂在她的胸前。你难得能使人渴望可能的事——这是残酷的事实。他把那扇落地长窗推开。

“时刻表在哪儿？”他问。

“我找不着。格鲁纳家人全都不乘火车。您好歹跟着埃米尔走会比较快地到达纽约。他这就要到医院去。”

“我想他不会在机场等华莱斯吧？今儿不会。”

“您对拉尔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说他只是一个浓眉、矮小、黝黑的人呢？”

“我希望你私下对他不感兴趣吧。”

“为什么不呢？”

“他压根儿就不合适。我决不会同意的。”

“您不会吗？”

“不会，不会。他决不会成为你合适的丈夫。”

“因为他是一个亚洲人吗？您不会抱有这样的偏见吧？您不会，爸爸。”

“一点儿也不是对亚洲人的反对。跟异国人结婚可以说的话并不少。用法语来说，如果你的丈夫是个惹人厌烦的人，那可需要好多年才能发现，但是科学家往往是恶劣的丈夫。一天十六小时都呆在实验室里，埋头从事科研工作。你会受到怠慢。你感情上会受到伤害，这是我不会允许的。”

“就连我爱他，您也不会允许吗？”

“过去，你也以为你爱埃森。”

“他不爱我。爱得不够深，不肯原谅我的天主教背景。还有，我无法跟他讨论随便什么。再说，他在性方面又是个很粗暴的人。有好些事我不乐意说给您听，爸爸。不过他为人极端庸俗和下流。他现在在纽约这儿，要是他来接近我，我就要戳死他。”

“你叫我惊奇，苏拉。你当真会用小刀去把埃森戳死吗？”

“或者用一把叉。我时常惋惜我在海法听任他揍我，一点儿也没有还击。他打我真个打得厉害啦，我应该进行自卫的。”

“所以你应该避免往后再犯错误，这一点更为重要。我不得不保护你，不遭到我可以预见到的失败。一位父亲应该如此。”

“但是要是我当真爱上拉尔博士，那又怎么样？我首先就看中了他。”

“互相竞争——这是一种恶劣的动机。苏拉，我们彼此必须照料。就像你在赫·乔·威尔斯问题上照料我一样，我得想到你的幸福。玛戈特是一个远远不像你这么敏感的人。要是一个像拉尔博士这样的人一次精神上心不在焉地持续上几星期，她也决不会注意到。你记得厄希尔总对她说什么吗？”

“他总叫她闭上嘴。”

“对。”

“要是一个丈夫这样对待我，我可忍受不了。”

“一点儿不错。威尔斯也认为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总不是好丈夫。”

“他并没有！”

“我似乎记得他说过这样的话。华莱斯当真知道有关航空摄影的第一要点吗？”

“他知道的事情那么多。您认为他的商业概念怎么样？”

“他没有什么概念——他只有一些幻想，一些突发的奇想，然而，他不会是挣钱的第一个疯子。再说，他的有关植物名称的计划，有它的魅力……唔，有些植物的确有着很美的名称。拿绚烂多彩的杂色菊来说吧。”

“绚烂多彩的杂色菊真可爱。唔，在阳光下盛开，欣赏着天气。您对我的生活感兴趣，我感到好多啦。我很高兴您理解我替您拿了那份有关月球的文稿。您不打算放弃这个计划，是吗？那样会是一种犯罪行为。您生来是该写成关于威尔斯的那部书的，那会是一部杰作。要是您不写，一件可怕的事会发生的。倒霉，我内心里都感觉到了。”

“我也许会再试一次。”

“您必须再试一次。”

“在我优先照料的事情上，去为它找一席之地。”

“您不该再有什么别的优先照料的事情。只有创作这一项。”

赛姆勒先生闻到了檀香皂的气味，决计坐在花园里等候埃米尔。或许，肥皂的气味在阳光下会蒸发掉。他没有力气到那间缟色玻璃浴室里再去冲洗一次。那里太狭窄了。

“把您的咖啡端出来。”

“这样很好，苏拉。”他把杯子递给她，走到草地上去。“况且我的鞋昨天晚上就全弄湿啦。”

漆黑的流液，白色的光，碧绿的草地，土壤松软、发热，被新生的野草穿透了。在草丛中，有一大片发光的微粒，一片草皮埋藏起的白色。从这层露水中，每逢阳光可以照到它时，光谱就闪闪烁烁：像夜晚从喷气机上见到的城市或是各个领域里乳白色的精液。

“在这儿坐下，把这双鞋脱掉。您会受凉的。我可以放在烘箱里把它们烘干。”她跪下身，把潮湿的鞋脱掉。“您怎么好穿这双鞋？您想患肺炎吗？”

“埃米尔是直接回来呢，还是要等那个疯子？”

“这我可不知道。您干吗老要管他叫疯子？华莱斯为什么是一个疯子呢？”

对一个疯子，你怎么解释一个疯子呢？他本人是神志正常的一个完美的典范吗？他当然不是。他们是他的人——他是他们的赛姆勒。他们分享着同样的基本原则。

“因为他用水淹没了那所房子吗？”苏拉说。

“因为他用水淹没了它。因为现在，他正带着照相机飞来飞去。”

“他在寻找一笔钱。这并不疯狂，是吗？”

“你怎么知道这笔钱的事？”

“他告诉了我。他认为这儿有一笔财产。您认为怎样？”

“我不想知道，可是华莱斯会有这种幻想——阿里巴巴、基德船长或是汤姆·索耶这些金银财宝的幻想。”

“但是他说——这可不是开玩笑——屋子里有一大笔钱。他在找到以前决不会罢手。这样，伊利亚表兄是不是有点儿刻薄呢……”

“不说出钱在哪儿就死去吗？”

“对。”如今她的用意既然很明白了，苏拉似乎微微有点儿惭愧。

“这全得由他去决定。伊利亚乐意怎么做就会怎么做。我猜想华莱斯曾经要求你帮助找到这宗秘密的私下贮藏起来的钱。”

“对。”

“他做了什么事，答应给你一笔报酬吗？”

“对，他是答应啦。”

“我不希望你多管闲事，苏拉，要置身事外。”

“要我给您拿一片烤面包来吗，爸爸？”

他没有回答。她拿着他的湿鞋走开了。

在新罗切尔上空，几架小飞机嗡嗡地低飞而过。华莱斯大概正驾驶着一架。对他自己而言，那是一个轰响的中心。对我们而言，那是一个易于激动的甲壳虫，是一个使自己向前推进、穿过蓝色天空的小蠓虫。赛姆勒把椅子向后放进树阴里。在阳光下原来是一大丛松叶的东西，这时候变成了个别的松针和松树。接着，那辆银灰色的劳斯小轿车转过了高树篱的转角。那个几何图形的、庄重的、字母交织成的散热器，使它的避雷针一闪。埃米尔走下车来，朝上望望。一架黄色飞机在房子上空掠过。

“那肯定是华莱斯。他说过他要驾驶一架塞斯纳飞机[264]。”

“我想敢情是华莱斯。”

“他想要在一个他熟悉的地方上空试一下这种装备。”

“埃米尔，我一直在等着上车站去。”

“当然喽，塞姆勒先生。不过眼下并没有多少班火车。格鲁纳大夫怎么样，您知道吗？”

“我和他通过电话，”赛姆勒说，“没有什么变化。”

“我很乐意带您到市里去。”

“什么时候呢？”

“很快啦。”

“这样可以节省时间。我得到家里去一会儿。你总不用回到机场去接华莱斯吧？”

“他要在纽瓦克[265]降落，然后乘公共汽车到市区去。”

“你认为他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什么事吗，埃米尔？”

“没有执照，他们不会让他飞行的。”

“我并不是这意思。”

“他是那种总想按照自己的方式把事情安排好的小伙子。”

“我无法肯定他有天是否会知道……”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会知道的。他说这正是动作派画家[266]所做的事。”

“我对这种过程可以抱有较大的信心。我并不认为他今天应该飞行。他的情绪，不问是些什么情绪——跟父亲的对立、悲痛或者不论什么情绪——可能会使他失去自制力。”

“如果是我的爸爸，我眼下就呆在医院里。如今可不同了。我们老年人不得不自己顾自己。”

埃米尔抬了一下便帽，使帽檐伸展向前，更好地遮着眼睛，然后在那架飞驶的塞斯纳后面凝视着它。他显露出肥大的伦巴族人[267]的长鼻子来，脸上具有那种意大利北部人的凶残神色。他的皮肤绷得很紧。也许，像华莱斯坚持的那样，他曾经是埃米略，是黑手党的一名险恶的小司机。不过这时候，他已经到了生活的这一阶段：在这阶段，以前结实的人开始显露出一种年长的虚弱来。这一点出现在双肩和颈背上，那儿的皱痕都很深。他跟最优秀、最出色的陆上车辆联系在一起。当然，跟飞机无法竞争。他靠在挡泥板上，合抱着胳膊，一面想确切地弄清楚，没有什么东西划过车子的漆面。他拿着那顶带有头发香味的便帽，拍打了几下，又轻轻地拍着风挡玻璃，额头上露出了些大皱纹。

“我猜想他想从所有的高度拍摄。他现在飞得很低，没错。”

“要是他没有撞上屋子，我会很高兴。”

“他在吸入了大量的大麻后，可以取得满分。你不知道，他会不会想飞越过那个屋顶？”

赛姆勒先生取出那条折叠起来的手绢，在摘下眼镜前，先把它轻轻放在镜片下面，掩饰起自己受到损毁的面容，不让埃米尔看见。他不能再抬头向上瞪视了，他的眼睛感到刺痛。

“你怎么猜得到？”赛姆勒说，“昨儿他还说，是他本人不自觉的一下开错了一筒烟。”

“不错，他对我也这么说。可是我认识格鲁纳家人十八年了，知道那种性格。他一见大夫就烦恼不安。”

“对，我认为他是这样的，我也同意。不过那架小飞机……就像有一个螺旋桨的烫衣板似的。你是个有妻子儿女的人吗，埃米尔，你有儿女吗？”

“有两个，都已长大成人，中学毕业啦。”

“他们爱你吗？”

“他们表现得好像很爱。”

“这已经很了不起啦。”

他开始想到，自己也许不能及时赶到纽约。就连伊利亚索取剪报的这件事，可能都会耽搁他太长的时间。但是——一次办一件事。这时，华莱斯的飞机引擎变得更响了。那声音震动着每个人的脑壳，使赛姆勒感到头痛。那只受过伤的眼睛也感到有压力。空气给声音分开。一边很惹人厌烦，一边有一道突出的气流，一片暗中有害的春季亮光。

那架塞斯纳嗡嗡响着，闪闪发光，是清亮的黄色，是一只鸟儿长喙的颜色。它对着这所屋子又作了一次较低的俯冲。树木在它下面剧烈地摆动。

“他要坠毁了。下一次，他就要撞到屋顶上啦。”

“我认为他在快速拍照的时候，不可以更近地飞掠。”埃米尔说。

“他一定是飞到了可以允许的高度以下。”

那架飞机升了起来，倾斜着，变小了。现在，你几乎听不见它的声音了。

“他是不是就要撞上烟囱了呢？”

“看起来靠得很近，不过只是从我们的角度看。”埃米尔说。

“他们不该让他飞行的。”

“唔，他飞走了。也许是这么回事。”

“咱们出发吗？”赛姆勒问。

“我要等到十一点把那个清洁女工带回去——我想电话在响。”

“那个清洁女工吗？苏拉在屋里。她会接电话的。”

“她不在，”埃米尔说。“我开车来的时候，看见她带着钱包在路上走。”

“她上哪儿去啦？”

“我不知道。也许上铺子里去了。我去接电话。”

电话是打给赛姆勒的。是玛戈特打来的。

“喂，玛戈特。唔——？”

“我们把存物柜打开了。”

“你们找到了什么，他说了些什么？”

“并没有说什么。姑父。在第一个柜子里，有一只苏拉的购物袋，里面只有一些通常的东西。很早以前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些剪报，以及几份旧的《生活》杂志。还有大量的学生革命文学作品。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268]印发的。拉尔博士感到很震惊。他非常烦恼。”

“唔，第二个柜子怎么样？”

“谢谢上帝！我们在那儿找到了那份手稿。”

“完完整整的吗？”

“我想是这样。他正在翻阅。”她没对着电话机这么说。“有几页给撕下了吗？没有，姑父，他认为并没有。”

“噢，我很高兴，为他，也为我自己，甚至还为苏拉。但是她在威迪克的机器上复印的那一份在哪儿？她一定不知放到哪儿去了或是丢失了。不过拉尔博士一定很高兴。”

“啊，他是很高兴。他这就要去那个冷饮柜那儿等候着。在中央车站总是这样一片混乱。”

“我原想你能来敲我的门。你知道我也得到市区去。”

“亲爱的赛姆勒姑父，这一点我们想到的，可是车子里没有座位啦。我做错了吗，还是招您生气啦？您的声音听起来很气恼。我们本可以让您在车站下车的。”赛姆勒忍住没肯说的是，他和拉尔也许会让她，玛戈特，在车站下车。他是生气了吗？但是就连这时候，脑壳受到压迫，一只眼睛感到发痛，他还是不想待她太苛刻。不。她有她自己的女性的、极为重要的目的。别人的重要目的是毫无意义的。他现在这么紧张。“高文达那么急切地想要离开。他坚持着，然而，火车行驶得很快。再说，我打电话到医院去，跟安吉拉也谈过了。伊利亚的情况还是老样子。”

“我知道。我和他通过电话。”

“唔，您瞧？再说，他得接受一些检查，所以要是您在这儿，您就只好等着。现在，我就要送拉尔博士回去吃午饭啦。他不吃的东西那么多。闹市区简直像一所疯人院，里面尽是热狗的气味。由于他，我这才第一次注意到这一点。”

“当然啦，家总比较好。无论如何总比较好。”

“安吉拉用很成熟的方式跟我说。她很伤感，不过她听起来那么镇定，那么懂事。”玛戈特对人亲切、体贴的看法，使赛姆勒感到非常不好受。“她说伊利亚要请您去。他非常希望见到您。”

“本来我这会儿应该就在那儿了……。”

“唔，他好歹到了楼下，”她说，“所以您不用急，来跟我们一块儿吃午饭。”

“我需要在家里逗留上一会儿。不过我不吃午饭。”

“您不会碍事的。高文达非常喜欢您。他很佩服您。不论怎么说，您是我家里人。我们像爱父亲那样爱您。我们大伙儿全都一样。我知道我很惹您讨厌。我过去对厄希尔也是这样，可是我们彼此还是很相爱。”

“得，得，玛戈特。好吧。现在，咱们就把电话挂了。”

“我知道您想走开。您也不喜欢电话打得时间太长。可是姑父，我对于自己使一个像拉尔博士那样的人思想上感兴趣的能力很拿不准。”

“胡扯啦，玛戈特，别这么傻。别扯到思想上去。你使他着迷。他觉得你很吸引人。别跟他长时间地讨论。让他去谈。”

可是玛戈特继续谈下去。她投入了更多的硬币。有一些叮叮当当的声音。他没有把电话挂断，也没有听下去。

他认为进一步替伊利亚做一些检查，是大夫们的一种策略。他们要做得是在采取真正的行动，以维护他们的声誉。可是伊利亚本人也是一位医师。他就曾经凭借这种姿态生活，现在他自己不得不接受这种姿态而不加抱怨。这一点他肯定会做到的。那么，伊利亚未完成的事又怎么样呢？在那个血管壁支撑不住以前，他当真仍想到克拉科夫去吗？继续谈到赫西德大叔，他过去专磨玉米粉，还戴一顶圆顶礼帽，穿一件花哨的背心？赛姆勒想不起这样一个人。不。伊利亚有着无法满足的强烈的家庭情感，想要在场的赛姆勒代表全家。他的细瘦的身材、他的红润的小脸盘，一边有些皱纹，正可以代表全家。这些身体上的特质甚至比对亲属关系的虔敬更可以代表全家，而老年人通过子女（“生着疲惫眼睛的高智商低能儿”）的行为，早就以嘲弄的方式把亲属关系摧毁和扫平了。格鲁纳呼吁独眼的、用波兰牛津英语很特别地咆哮的赛姆勒不只是作为一位老叔父来干预。他一定认为他掌握着一种很不寻常的力量，或许是有魔法的，可以确认人类的联系。他做了些什么事去产生这种信念呢？他是怎样引起它来的？大概是通过从死人堆里归结出这一点的吧。

玛戈特有不少话要说。她并没有注意到赛姆勒的沉默。

凭借归来，凭借专心致志于这一问题：行将死亡，行将死亡的奥秘，死亡的情形。还有，凭借曾经进入死亡，凭借曾经被发给一柄铲子，奉派前去挖掘；凭借呆在同时也在挖掘的妻子身旁挖掘。当她蹒跚晃动时，设法帮助她；凭借一声不言语地挖掘，他设法传达给她一件什么，使她坚强起来。但是结果竟然是，他使她准备好接受死亡，而自己却没有死。她给杀害了，而他却没有。她通过了这一过程，而他却没有。那个坑越变越深，是他们的诞生地波兰的沙土和石块，被挖了开来。他只不过一只眼睛瞎了，他的脸惊得发愕，不知道鲜血从他身上流下，直到他们剥光了他的衣服，他才从自己的衣服上看到了血迹。等他们全赤裸裸的，像子宫里的婴儿那样，那个坑据信已经够深了，于是枪声大作，接下去传来一种不同的泥土的声音。泥土密密层层地倒下。一吨、两吨土给倒了下来，还有一种铁铲摩擦的声音。出奇地意外，赛姆勒先生通过这阵泥土的顶层爬出来了。他难得想到这是一大成就。成就在哪儿呢？他一路用手扒土逃了出来。倘若他是在底下，他就给闷死了。倘若再有一英尺深的泥土，他也就完了。也许，别人在那道沟里全给活埋了。这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长处，并没有什么杰出的才能，他只是逃脱了窒息。而且如果战争再多持续上几个月，他就会像其余的人那样死去。没有一个犹太人会逃脱死亡。实际上，他仍旧具有知觉、尘缘、人的现实性——爬起身，呼吸世上的种种气体，喝咖啡，消费他的一份商品，吃从扎巴买来的卷饼，还端起一种架子——所有的人都端起某种架子——搭乘公共汽车到第四十二街去，仿佛他有一个工作，结果碰上了一个黑人扒手。总而言之，他是一个活在世上的人，也就是说，是一个又给打发回到起点的人，正在等候什么，被派去解决某些事情，用浅短的目光把某种经验的精华压缩起来，并且由于这一点，还把某种杰出的才能归到了他身上。事实上，有一件未完成的事务，可是事务如何结束呢？我们进入了这件事的中心，不知怎么变得深信我们必须结束掉它。如何结束呢？既然他活了下来——逃脱了浩劫——带有一种不愉快的头痛——他不会为用词进行无聊的争辩——他有一个含蓄的任务吗？是不是要他做一件什么事呢？

“我从来没有想要打搅拉尔，”玛戈特说，“他为人温和、琐细。顺带问一声，姑父，那个清洁女工在那儿吗？”

“谁？清洁女工？”

“您叫她打杂女工。那个女工还在吗？我听见吸尘器在响。”

“她不在，亲爱的，你听见的是我们的亲戚华莱斯的飞机声音。别多问我啦，咱们晚一点儿会见面的。”

他发现他的浸湿了的鞋放在厨房里烘着。苏拉把鞋放在电灶敞开的门上，鞋头那儿正在冒烟。这也是的！等他让它们冷却以后，他用一把调羹的柄费了一番力气才把鞋重新穿上。那份文稿物归原主，使他对苏拉有了点儿耐心。说真的，她并没有越轨。然而，这双鞋已经毫无用处，可以扔进垃圾箱去了，就连苏拉本人也不想挽救它们。眼下的问题并不是鞋，他不穿鞋也可以上纽约去。埃米尔已经去找那个打杂女工了。电话簿上黄页部分载有出租汽车公司的电话，但是赛姆勒不知叫哪家公司是好，也不知费用要多少。他身上只有四块钱。为了不让格鲁纳家里人为难，你至少得付五毛钱的小费。此外，还有到市区去的车费。他抿起长嘴，默不作声，一脸激动的神色，设法计算一下身边的零钱。他看见自己在某处，缺少八分钱，竭力想使一名警察相信自己不是一个乞丐。最好还是等一下，也许，埃米尔会在路上遇见苏拉，把她和打杂女工一块儿带回来。苏拉身上通常总带着钱。

但是埃米尔就带着那个克罗地亚女人单独回来了。等他指给女工看水管造成的损害以后，他戴上便帽，像一名司机那样对待赛姆勒，压根儿没把他当一名穷亲戚看待，接着就把银白色车门拉开。

“您要开空调吗，赛姆勒先生？”

“谢谢你，埃米尔。”

埃米尔细看了一下天空后，说道：“看来华莱斯要拍的照已经全拍好了。他一定是飞向纽瓦克去啦。”

“是的，他走了，谢谢上帝。”

“我知道大夫想要见您。”赛姆勒已经坐下了。“您的鞋怎么啦？”

“我穿不上这双鞋。现在，我设法把鞋带系上。家里还有一双。我们可以在公寓停一下吗？”

“大夫老谈到您。”

“是吗？”

“他是一位感情诚挚的人。我可不想说格鲁纳太太的坏话，不过您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

“感情不外露的。”

埃米尔把车门关上，同时很得体地由车子后面绕过去，自己坐上了司机的座位。“唔，她件件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他说，“作为家庭主妇，她是第一流的。一切工作全像用一柄尺划出来的一样，有所保留，但公平、正当。她管理那地方，就像管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那样——花匠、洗衣烫衣女工、厨师以及我。大夫是从一片简陋的地区来的一个年轻人，十分感激。她使他成为真正的常青藤[269]，一位上流人士。”埃米尔把那辆驶行缓慢的银白色、高车身的汽车，可怜的伊利亚的汽车，往后倒出了车道，然后听任赛姆勒作出谈话还是沉默不语的选择。赛姆勒选择了后者，把玻璃隔扇关起来。

赛姆勒先生的基本感觉是（您乐意的话，可以说这是一种偏见），生着两条极瘦的腿的女人不可能是可爱的妻子或是热情的主妇，尤其是生着这样的腿，还把头发做成蓬松式的。希尔达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人，愉快、亲切，嗓门很高，有时甚至是轻松活泼的，不过她自认为绝对正确。大夫时常会感情外露地拥抱着她，说道，“你是世上最贤惠的妻子。哦！我爱你，希尔达。”他总从侧面拥抱着她，亲亲她的面颊。这是获准的。根据一项承认热情与冲动的高度价值的特许，这种行为是可以的。毫无疑问，伊利亚的感情是强烈的，不像希尔达那样。但是在冲动方面呢？在他的行为中，有一种强烈的宣传成分。也许，这是美国制度作为一个整体传到他身上的，它显示出了他的谦恭顺从。所有的人，对所有的人，都有一种为好事进行宣传的方式。民主在其方式方面是宣传性的。谈话往往什么也不是，只是自由主义原则的重复。不过伊利亚对自己的妻子的确感到失望。赛姆勒希望他有些风流韵事。或许是跟一名护士，再不然是跟一个病人，有一位情妇？赛姆勒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推荐这一办法，但是就伊利亚的情况而言，那样会是有帮助的。可是不啊，大夫大概是值得尊敬的，而且这是一个如此追求爱慕之情的命中注定的人。

春季不久就将进入全盛时期。克罗斯县、索—米尔河、亨利—哈得逊河一带全长满了复苏的青草和蒲公英，太阳这座烘箱又在烘烤绿色生活了。这种旋转，这种粗糙与清新，使人既感到厌恶，又得以加强。接下去，赛姆勒把胳膊肘儿搁在灰色靠垫上，用一只手握着另一只手——随后，只看见灰色、黄色、同种类的公路。从工程立场上看，如此激动人心，从道义、审美、政治立场上看，是一种不同的情况。亿万的人都给利用了。但是如同有人说到政治家那样，是走在最前面的加大拉猪[270]。是谁这么说过的？他记不起来了，然而他在这些问题上并不那么愤世嫉俗。他并不反对文明，也不反对政治、习俗制度，更不反对秩序。等坟墓掘下以后，习俗制度和其余的一切就全不是为了他。没有政治，没有秩序为安托尼娜进行干预。但是并不需要使自己本人介入所有一般的问题——攻击丘吉尔和罗斯福，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当然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而没有派飞机去轰炸奥斯威辛[271]。为什么没有轰炸奥斯威辛呢？但是他们没有。唔，他们没有。他们不肯。正当的指摘情绪，谴责的至尊无上，对赛姆勒全都没有感染力。个人才是无关紧要的事物的最高法官。因为他得为自己去找出情况来，他必须是那个中间的法官。不过决不是最终的。存在对他说来，并不是负有责任的。真的，并不是。他也决不会把无机的、有机的、自然的、野兽的、人类的和超人的一切全以任何可信赖的安排放到一起，然而不问他的天才多么令人着迷，多么有独创性，它只是个人特有的一种癖好，是一项不稳定的计划，主要是装饰性的或是有独创性的。当然，在从这个行星上发射到另一个行星上去的时刻，有个什么就结束了，需要有些终结，有些摘要。人人显然都感到有这种需要。大家一致全都尝到了，每个人按着自己的方式全尝到了，已知事物结局的滋味。也许，作为概括，每个人更为强烈地突出了自己的主观方式，以及他为人所知的那种习惯做法。例如，华莱斯在父亲注定要辞世的那天，驾驶那架塞斯纳飞机嗡嗡响着在天空摄影。再如苏拉，躲避开赛姆勒，毫无疑问正去猎宝，想去获得所谓的堕胎酬金。又如安吉拉，在肉欲，在性学方面，作出更多的试验，用她女性的分泌液弄脏了一切。还有埃森，以他的艺术，那个黑人，以他的生殖器。在这一系列中，但是并不是最后，他自己以他的精简的见解删除了多余的，验明了必要的。

赛姆勒先生乘着一辆价值两万元以上的汽车，很堂皇地驶过一切，他从车窗里望出去仍旧看到，跟已知事物的结局一起，新开端的感觉仍然很强烈。例如，玛戈特再结婚，埃森来到美国，华莱斯做买卖，高文达所获得的爱。离开这个为死亡压抑，腐朽损坏，受到玷污、破坏，令人恼怒充满罪恶的世界，同时朝月球和火星观望，计划创建一些新城市。而就他自己来说……

他用一枚硬币轻轻敲着玻璃隔扇。收费亭就快到了。

“我来付，赛姆勒先生。”

赛姆勒坚持着。“来，埃米尔，拿去，拿去。”

根据时间计算，这次行程很短暂。在非高峰的时间里，车辆在灰黄两色、极为平坦的大道上行驶得很快。埃米尔完全知道怎样驾驶。他是这辆完美无缺的汽车的完美无缺的司机。他在跨越肉品批发商地区的那道超高铁路桥下面由第一百二十五街进入了市区。赛姆勒对这道错综复杂的桥和它的结构投下的影子有某种爱好。它从运肉卡车的光泽中反映出来了。你可以看见牛肉和猪肉的肋肉，用塑料布包着，血迹斑斑。可吃的东西总受到一个险些儿饿死的人的尊重。工人们穿着白色工作服，身宽体壮，是一群体格结实的工作人员，是一些屠夫的助手。在河边上，肉味是含糊不明的。你拿不准那种生肉味是来自潮水里，还是来自鲜血里。在这儿，赛姆勒有一次看到一只大耗子，让他当成是一头小猎狗了。这个电灯照亮的角落里吹出来的微风有着肉的香味。这是从锯开冷冻脂肪，锯开大理石花纹的红色或冰封的斑岩，以及飕飕地锯开骨头的那把电动带锯上喷溅出来的。在这儿闲逛，便道上都涂满了蜡一样的油脂。

接着，他们往右转，到了闹市区百老汇大街上。大街升高起来，地铁低落下去。上面是一些褐色的砖石建筑，下面是黑暗与钢轨。接下去，是一些公寓，是波多黎各人居住的肮脏地区。再就是大学，是另一种方式的脏乱。市内已经太热了。春天失去了严冬的影响，有了夏季的恶臭。在第一百十六街的柱子之间，赛姆勒望进一些砖建筑物围着的四方院子里去。他有点儿指望弗菲尔经过，或是利瓦依家的那个有胡子的人，他曾经说过他不会来了。他看见正在生长的绿化地区，可是市区的绿色地区已经失去了跟宁静圣所的联系。公园里从前的诗情画意也遭到了禁止。过去的浓遮密荫导致了人们私下沉思。现实如今不及从前整洁，需要环境杂乱一些——呆在密叶丛中幻想吗？那是一件往事。

除了在特殊情况下（二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以前，弗菲尔的告诫吗？），赛姆勒始终没有再到这一带来。步行锻炼，他没有再冒险走到市区以外这么远的地方。这时候，他从伊利亚的劳斯莱斯轿车上，细看了看贫困阶层（新近从《纽约时报》上学来的术语）的亚文化群，它的加勒比海果实，它的拔去了毛的裸露的鸡，脖子松垮，眼皮发青，以及柴油和滚烫的猪油摇曳的浓烟。随后是第九十六街，四角翘起，尽是音乐厅和影戏院，铁丝扎着的一捆捆报纸形成的“壁垒”，以及滑稽可笑的人挥动的旗帜。百老汇，就连在赛姆勒有一件迫切的事情要去做时——急着要赶去见见伊利亚，很可能是见最后一面——还是总使他想改变一下主意。他始终经不住它的诱惑。为什么要有什么竞争呢？但是每次都有。因为这儿说明了一件事。通过所有思想和所有行动的集中，这群人传送的信念似乎是，现实是一件可怕的事，而有关人类的最后实情是势不可当和压倒一切的。这个庸俗、怯懦的结论，受到赛姆勒全心全意地拒绝，却是当地对正统的观念。当地民众是形而上学的，他们实践这种对现实的阐明和这种对真理的看法。赛姆勒无法保证这当真是精确的，但是第九十六街口的百老汇给了他对事物的这样一种感觉。当生活变得像这样时，从知识界的顶层到底层，所有的问答实际上全都是一种特别肮脏痛苦的情形。等它变得全是问答以后，它就毫无魅力了。生活到了毫无魅力以后，也就全部是问答了。这种情况两方面都起作用。还有，问题是恶劣的。答案也就令人厌恶。灵魂的这种贫乏，它的抽象状况，你从街道上的面孔上就可以看出来了，而且他也染上了同样的毛病——独自一人去解释什么是什么、谁是谁的毛病。结果是可以预见到的，可以预先说出来的。所以当时，赛姆勒作为一名观光者，乘车很气派地驶下百老汇，光顾了他自己的（华莱斯管它叫什么来着？）地盘。接下去，埃米尔经由河滨大道绕过去，让他在他和玛戈特居住的那一大片陈旧、肮脏而又方便的公寓前面下了车。那时的时间是十二点半。

“我不会用太长时间的。伊利亚要我带一些剪报去。”

他心里感到一阵憋闷。补救的办法就是尽量地呼吸，但是他无法使自己的胸腔一起一伏。有个什么锁住了它。玛戈特和高文达还没有回来。那盏壁灯在门厅里淡棕色靠手、印花罩子的沙发上面没必要地亮着。屋子里有某种宁静。再不然，当真似乎是这样吗？因为他根本没有时间坐下。他换了一双鞋，从罐子里倒出几块钱来，把剪报放进了皮夹。在他的书桌上，有一瓶伏特加，是苏拉用伊利亚付给她的工资提供的。它是上等货，首都牌，是从苏联进口的。赛姆勒大约每月喝一次。这时候，他拔开瓶塞，喝了一杯。它像火一样燃烧着下了肚。他扮了一个鬼脸。这是老年人的急救药。随后，他拉开了通往后楼梯的那扇门，把门闩拉过来，以防一股急风吹来，把门关上，把他关在外面。他把那双旧鞋扔进了垃圾焚化炉。他不想苏拉向他争辩说，她把它们放在电灶上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害。其实它们是受到了损害。

这一次，门厅里的电视机倒开得亮。一些苍白的人形在那个垂直的屏幕上很不稳定，晃个不停，咝咝作响，赛姆勒看见自己在屏幕上死一般的苍白，是一个老年人颤巍巍的形象。这个门厅就像不用的剧场里某些地下的铺有地毯的房间一样——是人们想要避开的场地。不久前，那个扒手曾经迫使他，从肚子到脊背，走过同一片黄铜条拴住的地毯，退到那张佛罗伦萨桌子旁边的犄角里去。他在美洲狮般的寂静中解开美洲狮色上衣的纽扣来显露一下自己。这种人是不是哥德称之为“是个角色”[272]的人呢？是不是一股原始的力量？

他拦住埃米尔，没让他为自己跳下车来。

“我自己可以把门打开。”

“那么咱们这就走啦。把酒柜打开，您自己倒杯饮料。”

“希望车辆不太多，不会堵塞。”

“咱们直接驶下百老汇。”

“好的。”“把电视机打开。”

“谢谢。我不要看电视。”

赛姆勒又闻到了那种封闭在内的、织物味道的气息。他并没有使自己坐得很舒服，心里的憋闷比先前更厉害了。心房不断地收缩，他认为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接着果然更糟了。交通异常拥挤，到了交通灯面前就堵塞起来。运货卡车双行、三行地停着。在曼哈顿，使用私人车辆从来没有显得如此不合理和有害。他对这些毫无目的的大车子的司机感到急躁不耐，接下去那种势不可当的感觉蔓延到了他的身心以外。他在空调的那片寂静中，由引擎的没有发出轰响声的动力载运着，探身向前，把大腿搁在两手的手背上。显然，伊利亚认为留下这辆劳斯莱斯，全都亏了他自己。他对这样一辆有声望的车子不可能有多大用处。那并不像如果他是百老汇一家剧院的老板、一位国际银行家或是一位烟草百万富翁那样。这辆车子把他带到哪儿去呢？到威迪克的法律事务所去，到海登，他有一个账户的斯通公司去。遇到赎罪日，他总到五马路上犹太人的教堂去。他的裁缝费尔谢和基托则在第五十七街上。教堂和裁缝都是希尔达帮他挑选的。赛姆勒本会让他到另一家裁缝铺去的。伊利亚身材很高，双肩宽阔、僵直，考虑到他身体的平板，双肩实在太宽了，臀部又太高，就这一点而言，就像我自己。赛姆勒坐在劳斯莱斯那无声的车厢里，看到了这一点相似之处。弗尔谢和基托把伊利亚打扮得太漂亮了。他们的裤子做得太窄。他坐下来时总露出男性的突出部分，这是不大合适的。他使用的是对称的领结和玛拉伯爵夫人商店里出售的手绢，而尖头、宽大的皮鞋使他不大像一个医学界人士，反像一个跟拉斯维加斯，跟赛跑、放荡的娘儿们、花天酒地中的歌手有关的人士。这些含糊不明的情况和他的为人和蔼有关。他像一个持枪歹徒那样晃动着肩膀，穿着两侧开衩的夹克衫，下大赌注赌喝金酒和玩凯纳斯特牌戏，而且喜欢用嘴角说话。他憎恶想要讨论海德格尔[273]或是维特根斯坦[274]学说的有文化的内科大夫们。真正的大夫没有时间讨论这种骗人的玩意儿。他对骗人的东西是一个敏锐的识别人。他可以很轻易就负担起这辆汽车，但是自己却一点儿没有过上这辆汽车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生活。他没有去看百老汇音乐喜剧，也没有一架私人喷气飞机。他的一个富有魅力的怪僻就是，事前作出短暂的通知就飞往以色列去，没带行李就逛进大卫王大酒店，两手插在衣袋里。这使他感到是一件可做的光明正大的事。当然，赛姆勒想到，伊利亚也很特别，外科手术在心理上就是很特别的。用一把刀切入一个失去知觉的身体？取出一些器官来，再把肌肉缝上，鲜血四溅吗？并不是所有的人全都能这么做。而且也许，他保留着这辆车子就是为了埃米尔。如果没有劳斯莱斯，那么埃米尔做什么呢？唉，这才是最有可能的答案。伊利亚内心里保护的本能一向很强。他不披露姓名去施舍行善，这是他的乐趣。他的乐善好施有许多种策略。我有理由知道这一点。他渴望宽慰我们，保护我们，这种愿望多么特别——多么惊人啊！它惊人，因为外科大夫伊利亚也瞧不起软弱无能。只有了不起和强有力的本能才会如此深刻，如此曲折地发挥作用，它才会从轻视的情况侧面出现。但是伊利亚如何才能担负得起具有力量的严格的概念呢？他本人是一个已婚的男子。希尔达为人远比他坚强。在黑手党成员中，狂妄自大是无法无天的自由行动的托词。然而，真正的罪犯却是生着木棒般两腿、蓄着蓬松式头发、衣裙具有完美无缺的底边，一身轻快文雅气派的小希尔达。她对伊利亚施展了勾引的技巧。再说，伊利亚始终也没有得到任何帮助。有谁来帮助他呢？他是那种给予人帮助的人，并没有安排好要什么回报，但是一切很快就会过去了。它就要给冲走了。

至于这个世界，它当真就要改变了吗？为什么要改变呢？如何改变？通过驶入太空、离开大地这一事实吗？心房会有所变换。还会有新的举动吗？唉，因为我们已经厌倦了旧的举动？这并不是充实的理由。唉，因为世界正在崩溃吗？唔，是美国，即便不是全世界的话。唔，摇摇晃晃的，即便不是破裂的话。

埃米尔到第七十二街往下又驾驶得较为平稳了。交通拥挤已经有所缓和。没有送货卡车来妨碍交通了。他们就快驶进林肯中心。在哥伦布圆广场，有布鲁奇称做泰吉·马哈尔陵[275]的亨廷顿·哈特福德大楼。这是否可笑呢？布鲁奇说。他为自己开的玩笑笑得前仰后合。他像人猿那样，把两手放在大肚子上，闭上眼睛，让舌头从茫然的脑袋上拖了出来。多么了不起的建筑物啊！尽是窟窿。但是那是他们仅收三块钱提供的一顿午饭。他极力夸奖菜单——夏威夷鸡和藏红花米饭。最后，他把那个老头儿带到那儿去。那可真是一顿丰盛的午饭。可是赛姆勒只从外面看到了林肯中心。他对表演艺术很冷淡，而且总回避开大群的人。他参加电气或是裸体展览会，只是因为，使他获得最新的信息，叫安吉拉感到有趣。不过他总掠过《时报》上涉及画家、歌唱家、小提琴家、演员的那几页。他保护那只阅读的眼睛，好阅读更好的东西。他曾经带着敌视的兴趣注意到一伙伙人拆除很不错的旧公寓和小饭馆，同时新的大楼便耸立起来了。

可是现在，在他们驶近中心时，埃米尔停住车子，把车窗玻璃放下。

“你干吗停下？”

埃米尔说，“街道对面出了什么事。”他把脸深深敛了起来望望，仿佛这个解释当真必须加以注意似的。但是他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候不为什么停下呢？“您认识这些人吗，赛姆勒先生？”

“哪些人？是不是有人擦伤了什么人？是出了交通事故吗？”当然，他没有权力叫埃米尔往前开，但是他仍然用手背做了一个手势。他挥挥手，叫埃米尔往前开。

“噢，我认为您要停下，赛姆勒先生。我瞧见您的女婿在那儿。那是他吗，提着大绿包的那人？那是不是华莱斯的伙伴呢？”

“弗菲尔吗？”

“那个胖小子。红脸膛，还蓄着一把胡子。他在打架。您瞧得见吗？”

“在哪儿？在街上吗？是埃森吗？”

“是另一个家伙遇上了麻烦。那个年轻的家伙，有胡子的那个。我想他受伤了。”

在那条倾斜的街道的东侧，一辆公共汽车大角度地靠边停下，妨碍了来往的车辆。赛姆勒这时候可以看到，有人呆在人群当中，正在那儿挣扎。

“他们中有一个是弗菲尔吗？”

“对，赛姆勒先生。”

“跟一个人——跟公共汽车司机在搏斗？”

“不是司机，不是。我想不是，是一个别人。”

“那么我得去看看究竟是什么事。”

这种耽搁多么荒唐可笑啊。几乎是故意的，几乎是存心的，它们把所有耐心的障碍全都打倒了。它们终于来到了你前边。为什么出这样的事，为什么是弗菲尔？但是他现在可以明白埃米尔的意思了。弗菲尔给困在一辆公共汽车前面。那正是弗菲尔靠在宽阔的保险杠上。赛姆勒开始去扳门把手。

“别从街道那边下车，赛姆勒先生。您会被车子撞倒的。”

可是赛姆勒完全失去了耐心，已经下了车，在其他车辆中间匆匆地穿行。

弗菲尔呆在人群中央，正在跟那个黑人，那个扒手厮打。周围至少有二十个人，更多的人正停留下来，但是没有一个人准备劝架。弗菲尔在那个罪犯的紧紧控制下，拼命挣扎，正被迫向后退去，靠在那辆笨重的大车子上。他的脑袋撞在没有人坐的司机座位下那个挡风玻璃上。那个人正紧紧挤压着他，弗菲尔给吓坏了。他抵抗、自卫，但是他实在应付不了，他敌不过他。当然啦，情况怎么会不是这样呢？他的蓄着胡须的脸上显得惊慌，脸向上抬着，宽阔的面颊火红，分隔得很开的褐色眼睛请求人出面给予帮助，再不然是在想着自己该怎么办是好。他该怎么办呢？那就像一个人在一条溪水里摸索一件失去的东西，一面睁大眼睛朝空中望去，嘴在那把胡子里大张着。但是他不肯放弃那架米诺克斯。一只胳膊笔直地高举起来，到了拿不到的地方。那个穿着一套浅褐色服装的高大身材以它的重量压垮了他。他很倒霉，趁人不备拍下了一幅照片。那个黑人正在夺取那架米诺克斯。他要夺过那架小照相机，对着弗菲尔的肋骨，对着他的肚子踢上几脚——他心里还会想到什么别的事呢？办得到的话，他想在警察到来前，从从容容地离开。可是弗菲尔这时候尽管很惊慌，却依然十分固执。那个黑人移动了一下他的手，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扭动了一下，揪住他就像他上次用前半截胳膊揪住赛姆勒，把他抵到墙上那样。他想用领圈来使弗菲尔感到窒息。那个迪奥太阳镜，浅蓝色、圆圆的，并没有从低鼻梁上移动。弗菲尔用手一把抓住那条飘出的红领带，但是拿它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咱们怎样来救救这个好多事、愚蠢的笨小子呢？他也许会受到伤害。我非得走啦，来不及了。“你们中有些人，”赛姆勒吩咐着。“来！来帮帮他。把他们分开。”不过当然啦，“有些人”并不存在，谁也不肯做什么事。突然，赛姆勒觉得自己完全是外来的——嗓音、声调、说话的句法、态度、脸庞、思想、一切，全都是外来的。

埃米尔看见过埃森。赛姆勒这时候在寻找他。他正在那儿，笑嘻嘻的，脸色苍白。显然，他正在等着人家发现他。接着，他似乎高兴起来了。

“你来这儿干什么？”赛姆勒用俄语说。

“那么您呢，爸爸——您在这儿干什么？”

“我吗，我正赶到医院去看伊利亚。”

“是呀。我正跟我的年轻朋友乘在公共汽车上，他拍下了那张照，拍到一只钱包给打开了。我本人也看见啦。”

“一件多么愚蠢的事！”

埃森提着他的绿色粗呢拎包，里面盛着他的雕塑品或是圆雕饰。死海里打捞上来的那几件东西——黄铁矿石或者不论是些什么。

“让他放弃那架照相机。他干吗不把相机给他呢？”赛姆勒说。

“可是咱们怎样说动他呢？”埃森用探讨的音调说。

“找一名警察来，”赛姆勒说。他本来还想说：“别再这样笑。”

“但是我又不会说英语。”

“那么就去帮帮这个小伙子。”

“您去帮帮他。爸爸。我是个外国人，又是一个跛子。您年纪大了点儿，这并不错，可是我刚到这个国家不久。”

赛姆勒对扒手说道，“放开。放开他。”

那个人的大脸盘转过来，在杭堡帽僵硬弯曲的帽檐下，眼睛的晶体里反映出了纽约市景。也许，他认出了赛姆勒，不过他什么话也没有说。

“把照相机给他，弗菲尔。递过去。”赛姆勒说。

弗菲尔带着一种震惊和吁请的眼神凝视着，看上去就仿佛他料想自己不久就要失去知觉了。他并没有把胳膊放下。

“我说让他把那个蠢玩意儿拿去。他要那卷胶片。别做一个白痴。”

弗菲尔坚持下去，可能是指望有一辆警车驶来，等警察来搭救他。要不然说明他的抗拒是很困难的。考虑到那个黑人的气力——他的下蹲、紧握、强烈的动物般挤压力量，以及在他踮起脚尖时脖子血管可怕的膨胀和屁股肌肉的紧张神气，都是令人难以抗拒的。他穿着很紧的鳄鱼皮鞋子！裤子是浅黄褐色的！一条皮带和他的领带正相配——是一条大红色皮带！这样一个事实如何鞭挞人的意识啊！

“埃森！”赛姆勒愤怒地说。

“是，爸爸。”

“我要你做一件事。”

“让他们去做一件事。”他用那只呢口袋对着旁观的人挥挥。“我不过四十八小时前刚来到这儿。”

赛姆勒先生又转过身去对着那群人，睁大眼睛紧紧地盯视着。有谁会来帮忙吗？这么说，就连这会儿——这会儿，还是如此！——你还相信这种事是帮忙。不论哪儿有人，哪儿就可能有帮助。这是一种本能和一种反射作用。（是一种心平气和的希望吗？）于是他短暂地细看了一下人脸，从便道旁的那群人中一张脸细望到一张脸——红的、苍白的、黝黑的，皱纹绷紧的或松弛的、严厉的或恍惚的，眼睛单调碧蓝的、碘酒般红色的或煤层般黑色的——他们的迟迟不采取行动具有一种多么奇怪的性质啊！他们正指望满足于，啊，最终满足于受到戏弄、欺骗和挨饿的需要。有人这就要得到它！不错。还有那些黑脸呢？那代表一种类似的欲望。虽然他们站在另一边，可是还是一样。尽管并没有什么可听见的，赛姆勒还是意识到有个什么在远处像狗那样叫着。接下来，他忽然想到，使大伙儿团结在一起的，是至福的存在，就仿佛——不错——在场的人全是受福的。他们在这儿，又不在这儿。他们在场又不在场，因此他们在那种欣喜若狂的状态中等待着。这是多么崇高的特权啊！而那儿只有埃森来制止这场斗殴。这场斗殴说到头是一场古怪的斗殴。赛姆勒不相信那个黑人会使弗菲尔窒息得失去知觉。他只会继续挤压，把那个衣领扭紧，直到弗菲尔把那架米诺克斯交给他。当然，他可能会打他，拔出小刀来刺他，这种可能总是有的。但是眼下有一件事比这种情况本身还要糟。那就是悄悄涌上赛姆勒心头的一种感觉。

那是一种恐惧的感觉，不断地增长，愈来愈强。它是什么呢？如何把它表达出来？他是一个从死亡中生还的人。他重新加入了生活。他很接近其他人。不过就某种实质而言，他又是没有同伴的。他年老了，体力不支。他知道该做什么，但是没有力量去实行。他不得不去找一个别人——找两个埃森这样的人！一个本人在另一条道路上向外走出很远的人，这个人环绕着一个很不同的外国中心运行。赛姆勒无能为力，如此无能为力等于死亡。突然，他看到自己实在并不是站着，而是很奇怪地倚靠着，斜倚着，并且侧面看来很特别，是一个过去的人。那不是他本人。那是某一个人——这一点触动了他——精神贫乏，是一个在人与非人状况之间的人，处在满足与空虚之间，在充实与虚无之间，既有意义，又无意义，在这个世界与无有世界之间。他在飞行，已经失重，带着解脱后的轻松与畏惧，对自己的目的地感到怀疑，担心没有什么地方肯接待他。

“埃森，把他们分开。”他说，“他已经给窒息得够呛啦。警察这就要来，接着就会逮捕。我非得走了。光站在这儿是愚蠢的。请你过去，把照相机拿下来。拿了它，那样一来就会使这一切全停下了。”

接着，英俊的埃森耸耸肩，咧开嘴笑笑，用肩膀作了一个扭曲的动作，使它们摆脱了那件紧身的劳动布衣服的束缚，从赛姆勒身旁走开，仿佛在赛姆勒的特殊要求下，正去做一件很有趣的事似的。他把右胳膊的袖子卷起，胳膊上的黑毛很浓密。接下去，他缩短了那只手对呢包带子的把握，使口袋摆动得大张开，全力一挥，打到了扒手的半边脸上。那是很沉重的一击。眼镜飞出去了，还有帽子。弗菲尔并没有立即脱身。那个人似乎倚到了他的身上。那个扒手显然给打晕了。埃森是一个工人，一个翻砂工人。他不仅具有他这一行当的气力，还具有疯狂的力量。他摆开架势的那副神气里有一种毫无限制、不受约束的样子，接着他以一种强健、凶恶的神态打量了一下那个人。随后，一切都注入了那一下打击，杀气腾腾的惩罚一切。我做了什么！这更是糟不堪言的！这可是到眼下为止发生的最糟糕的事。赛姆勒以为埃森把那个人的脸打烂了。这当儿，他倒又预备用他的圆雕饰揍那个人的脸了。那个黑人把手从弗菲尔身上抽回来，正准备转过身。他的牙齿从嘴唇边碎裂落下。埃森的一击把他的皮肤划开，他的脸颊肿了起来，正在流血。埃森张开两腿，从手腕那儿把那些分量很重的东西弄得铿锵作响。“他要杀了那个狗杂种！”人群里有人这么说。

“别揍他，埃森。我从没有叫你这样。我告诉你别打！”赛姆勒说。

可是那一袋沉重的东西正从另一边飞快地落下，挥得很开，不过很准确，它比先前一下更为沉重地打了下去，把那家伙打翻在地。他并没有一下瘫倒；他缓缓地低下身，仿佛决定在街上躺下。鲜血从几处流到了他的面颊上。那件可怕的铁器在呢袋子里把他的脸劈开了。

这时，埃森把他的武器往后甩到了肩头，预备猛地向下打到那个人的脑壳上。赛姆勒一把揪住了他的胳膊，把他扯开。“你要打死他啦。你想把他的脑浆打出来吗？”

“是您说的，爸爸！”

他们在人群面前用俄语争吵。

“您说我得做一件事，您说您不得不走。我非得做一件事。所以我就做啦。”

“我并没有叫你用这些该死的铁器打他。我压根儿就没有叫你打他。你疯啦，埃森，疯得竟然想杀了他。”

那个扒手曾经尽力想用胳膊肘儿支撑着爬起来。这时候，他用胳膊支撑着身体，血浓浓地淌到了沥青路面上。

“我真感到震惊！”赛姆勒说。

埃森依然容貌英俊、头发卷曲，尽管这时候在喘息，却依然在笑，那双特别的没有鞋尖的脚似乎对赛姆勒滑稽可笑的前后矛盾感到好笑。他说：“你对一个这样的人不能就揍他一顿。当你揍他时，你就必须认真地揍他。要不然他会杀了你。咱们俩都在战争中作过战。您是一个游击队员。您有一把枪，所以您难道不知道吗？”他的笑声、他的逻辑、对赛姆勒谬论的发笑和理论，使他一遍又一遍地说，直到他口吃起来。“要是卷进去了——就卷进去。是不是呢？要是不卷进去——那就不卷进去。对吗？对不对？您回答呀。”

这一番理论，使赛姆勒的心完全沉下去了。“弗菲尔在哪儿？”他问，接着就转身走开。

弗菲尔把前额抵在公共汽车车身上，正在恢复喘息。毫无疑问，他是在装腔作势。在赛姆勒看来，这样的夸张是令人反感的。

这些——这些时刻真见鬼！他在想着。它们真见鬼，需要他的是伊利亚，他想要见到的也只是伊利亚，他对伊利亚有些话想说。这儿并没有什么话要说了。

这时候，他听见有人问道：“警察在哪儿？”

“他们太忙啦，忙着逮人或是在哪儿开罚款单。那帮坏家伙！你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全不见啦。”

“血流得很多。他们最好叫一辆救护车来。”

亮光照在那个人麻木的肌肉上，他多孔的碳饼般的脑袋仍旧在滴血，两眼紧紧闭着。不过他作了很大的努力，想站起身。

埃森对赛姆勒说道：“就是这个人，是吗？您所说的跟随着您的那人，就是他给您看他的玩意儿的，是吗？”

“别挨近我，埃森。”

“我该怎么办呢？”

“走开。从这儿走开。你碰上麻烦啦，”赛姆勒说，接着他对弗菲尔说道，“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我看见他在扒窃。请等一会儿，他弄伤了我的喉咙。”

“别胡扯啦。别在我面前装着很痛苦。这就是那人。他伤势很重。”

“我发誓他正在扒窃钱包；我给他拍下了两张照。”

“你拍下了吗！”

“您似乎很生气，先生。您干吗对我这么生气呢？”

这时候，赛姆勒看见了那辆警车，车顶上旋转的灯，以及漫步走出车来，推开人群的警察。埃米尔把赛姆勒拖开，拖到公共汽车旁边，说道：“您不想卷进这一切去。咱们不得不走啦。”

他们走过街，避免跟警察搅和到一起。他们可能会留住他几小时。他本不该在公寓停上一会儿的。他应该直接上医院去。

“我想我倒乐意跟你一块儿坐在前边，埃米尔。”

“噢，当然可以啦。您心里很烦乱吗？”他挽他坐上车。埃米尔自己的手也在颤抖。赛姆勒本人的胳膊和腿全在哆嗦。一种异常虚弱的感觉从下面经由两腿传上身来。

汽车的大引擎发动起来了。冷气从空调器中涌出。接着，那辆劳斯莱斯驶入了其他车辆的行列。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但愿我知道。”赛姆勒说。

“那个黑人是个什么人？”

“可怜的人，我实在说不上来他是个什么人。”

“他在那儿受了两下凶狠的打击。”

“埃森是残忍的。”

“他那只口袋里有些什么？”

“一块块铁。我觉得我该负责，埃米尔，因为是我要求埃森做的，因为我非常想要赶到格鲁纳大夫那儿去。”

“唔，也许那家伙脑壳挺厚实。我猜您从没有瞧见过有谁把人活活打死。您要躺下十分钟吗？我可以把车停下。”

“我看上去不太舒服吗？不用，埃米尔。不过我想，我就闭一会儿眼睛。”

赛姆勒对埃森感到忿怒不快。至于那个黑人，那个黑人是一个狂妄自大的人。不过他有某种——某种高贵的气派，那身衣服、那副太阳眼镜、那种奢华的外表，以及那种粗野庄严的神态。他大概是个疯子，但是疯狂得具有一种高贵的思想。赛姆勒多么同情他啊——他会做出多少事情来制止那种凶残的打击呢！他流出来的血多么红、多么浓啊——那一块块陈旧的、有角的铁器多么可怕！还有埃森，他原来被列入阵亡者当中，尽管他反正可能已经疯了。但是他应当给收入精神病院里，因为他是一个杀人狂，是个疯子。但愿苏拉和埃森没有这么疯狂，赛姆勒想着，只是稍许好点儿，那么他们就会在海法继续玩卡西诺牌戏[276]了，那两个疯疯癫癫的人，呆在粉得雪白的地中海牢笼里。因为当他们不用尖叫声和掴打声使邻近一带大起反感时，他们总是把纸牌取出来。可是不啊。这种人有权被人们认为是正常的。除此之外，他们还具有行动自由。他们有护照，有机票，所以可怜的埃森带着他的作品飞了过来。可怜的人，可怜的痴笑的埃森。

他们全都玩得这么乐！华莱斯、弗菲尔、埃森，还有布鲁克和安吉拉。他们那样欢笑。亲爱的同胞们，让我们大伙儿一块儿都具有人性。让我们大伙儿全呆在那座大游乐场里，彼此干着这种滑稽的死亡游戏，做款待你最亲近的人的表演者。进行觅宝游戏、特技飞行表演、滑稽的盗窃，有大奖章、假发、沙丽[277]和大胡子。当你考虑到事物的情况，生活的盲目性时，那就只是慈爱，全部绝对都是慈爱。这真可怕啊！令人承受不了！令人无法容忍！让我们活着的时候互相消遣娱乐吧！

“我就把车停在这儿，跟您一块儿上去，”埃米尔说，“他们乐意的话，可以给我一张罚款单。”

“大夫还没回来吗？”埃米尔说。

显然还没有。安吉拉独个儿坐在病房里。

“那么好吧。我就站在一旁，要是你们要我这么做的话。”

“我每天似乎要抽三包烟。眼下，我烟卷儿抽光啦，埃米尔。我甚至不能集中精神看报。”

“是本森—赫奇斯牌，对吗？”

等他走后，她说道：“我可不乐意差一位年长的人去办事。”

赛姆勒没有回答。他手里拿着那顶奥古斯塔斯·约翰式帽子，并没有把它放在那张新铺的洁净的床上。

“埃米尔是爹爹一帮里的。他们简直分不开。”

“出了什么事？”

“我真想知道。他给送下楼去做一些检查，但是两小时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我想科斯比大夫知道他的情况。我可不喜欢那人。我可不喜欢那种浅桃红色的魅力。他一举一动就仿佛他在南方办了一所军校似的。但是我又不是一个学员，训练并不合我的口味。他脾气很不好，冷漠、讨厌，是那种长得很帅的男人，自己认识不到女人们并不喜欢他们。在那张直靠椅上坐下吧，叔叔。您比较喜欢这帮人。我得跟您谈谈。”

赛姆勒拖过那张椅子，在亮光照不到的地方坐下——他忍受不住面对着窗子，因为窗外除了碧蓝的天空，什么也看不见。他看到出了麻烦。他本人给激动起来后，对所有这些迹象都很敏感。换一个别的女人，脸色就会变得潮红；安吉拉的脸色却是刷白。那种逗人笑的沙哑的嗓音，也许是模仿塔卢拉[278]的，并不令人感到有趣。她的喉咙突了出来，看上去像是肿了，而那两道浅褐色的眉毛，则像翅膀似的用笔画了出来，不住地向上扬起。有时候，她总试图给人一种吸引人的神色。她也在生气。这真是难以忍受的行动，就连皱起眉来似乎也是困难的。有什么事给阻挡住了。她穿着一件低领的缎子衬衫和一条超短裙。不啊，赛姆勒更改了一下，是一条超超短裙，大腿上有一道绿色带子。霜白色的头发紧紧地向后梳着，皮肤上充满了女性的种种特质（激素）。在她的脸蛋儿旁戴有一副大金耳环。她可以说是一个身材高大、五官匀称、穿着却很幼稚的女人，引起性欲地去装扮成小伙子，可是她却不大有可能给人当做一个男孩儿。赛姆勒坐在她近处，闻不到通常的那股阿拉伯麝香味。相反的，她的女性气息却很浓，是一种含盐的味道，类似眼泪或潮水，是发自一个女人的内部的什么气息。伊利亚的话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所说的“过多的性表现”，就连白唇膏也使人联想到性变态行为。不过说也奇怪，他在这方面却并没有成见。赛姆勒感到对性变态、对性问题并没有成见，一点儿也没有。抱有成见这会儿为时已晚，眼下激烈的情绪太强了，更大的曲解力量正在发挥作用。赛姆勒心里还在想着埃森用那些圆雕饰打在扒手脸上的情景。他自己的神经紧张。就神经紧张的基本方式而言，把这件事和三十年前把自己那只眼睛被枪托砸坏联系到了一起。那种窒息和倒下的感觉——你可以再一次经历到，如果那值得经历的话。他是在等待听见伊利亚的推床橡皮轮子撞在房门上的声音。

“华莱斯来过吗？他原该在纽瓦克着陆的。”

“他没有来。我不得不告诉您关于兄弟的情况。您什么时候看见他的？我从玛戈特那儿听说了水管的事。”

“他本人吗？我昨儿晚上瞧见他的。今天上午，他在天空里。”

“噢，这么说，您看见他在天空翻斤斗喽，那个白痴。”

“他碰上了一件意外吗？”

“噢，别担心，他并没有受伤，但愿他自己猛撞了一下，不过他就像好莱坞的一个绝技演员。”

“他并没有坠落下来吧？”

“您想想看！这已经成为电台上的一条新闻啦。他在一个屋顶上把飞机的轮子刮掉啦。”

“哎呀！他只好用降落伞跳伞吗？是你们的房子吗？”

“他只好强行着陆。那是在韦斯切斯特一片开阔的地方。只有上帝知道，我们处在这种困境里时，那个讨厌的家伙为什么偏出来在屋子上嗡嗡飞行。这事真够逼得我发疯。”

“你是说伊利亚在收音机里听到了这消息吗？”

“没有，他并没有听见。他已经乘电梯下楼去了。”

“你说华莱斯没有受伤吗？”

“华莱斯是呆在七重天[279]里，太高兴啦。他的一边面颊上不得不缝上几针。”

“我明白啦。他会留下一个疤痕的。这一切真可怕！”

“您对他太同情啦。”

“我承认这种替别人感到难受的感觉可能是使人厌烦的。我也被他惹恼啦。”

“您是该这样。他们当真应该把我的小弟弟关起来。把他关在一家精神病院里。您该听见过他胡说八道。”

“这么说，你跟他谈过了吗？”

“他有一个人好听他细说那场美好的降落。后来，他亲自拿起了电话，出了一件可怕的事，就仿佛他骑自行车到了北极似的。您知道人家因为房屋受到的破坏要告我们。飞机全毁了。民航当局要把他的执照收回去。但愿他们把他也带走。不过他太趾高气扬啦。他说，我们该不该告诉爸爸呢？”

“不可以！”

“对。”安吉拉说。她非常生气，跟科斯比大夫，跟华莱斯，跟威迪克、霍里克尔都非常生气，而且她对赛姆勒也有些怨恨。他自己也远远不正常，远不！那个受伤的黑人。那一摊血。这会儿，面对着所有这一切超级女性气息，纵欲放荡，他以加强了的清晰看待这一切。就像他在公共汽车上注视着那个钱包被扒走的过程，在灯光恶劣地照亮着的河滨大道上所看到的那样。这也正是如今他怎样看到的。看到是很有趣的。哦，当然啦！是极大的乐趣！阳光可以照耀，而且是一种赐福，不过有时候也显示出了世人的愤怒。像这样光明灿烂，一切事物的鲜明活泼，这也使他惊愕沮丧。安吉拉柔和清癯的脸，她眉毛的扬起——是他在那儿看到的优雅从容与粗鄙恶俗的十足的大混合。这时候，阳光正照在窗子上。有条纹的窗玻璃上满是阳光，像蜂蜜一样。一大阵清新悦目和容忍不了的明亮给抛弃了。赛姆勒实在并不想经历这一切。这一切全涌起来反对他，太令人头晕目眩、太狂暴混乱了。

“我可以瞧出来你和伊利亚一直在谈论这件事。”

“他不肯听任它去。这事真叫人难受，对他本人和对我都很痛苦。我无法阻止他。”

“你除了让步外，有什么办法呢？他是很主观的。不该有什么争论。也许，年轻的霍里克尔先生应该上来。他为什么不来呢？来表示他并不非常重视这件事。顺带问一声，他是这样吗？”

“他是这么说。”

“也许，他很爱你。”

“他吗？谁知道呢？不过我不会请他来。那样会变成利用爸爸的生病了。”

“你不要他回来吗？”

“要他？也许。我可拿不准。”

有一个在备选中的接替他的人吗？人与人的情感如此淡薄，大概有好几张名单的替补人，潜意识的候补人——遛狗的时候，在公园里遇见的男人，在现代美术博物馆里曾经和她闲聊过几句的人，那生着连鬓胡子的人，有着深色性感眼睛的人，以及有个孩子在疗养院里、有个患有多种硬化症的妻子的男人。跟大量的概念和意图一起，也有大量的人。凡此种种都是从安吉拉的谈话中透露出来的。他听见并且记住了一切，每一个单调乏味的事实，每一个绯红色的接触。他并不想听，是她告诉了他这些事情。他并不希望记住，然而他却记住了一切。安吉拉实在也是一个美人儿。她身材高大，不过却是一个美人儿，一个健康的年轻娘们儿。健康的年轻娘们儿有她们的需要。她的两腿——大腿从裙子的绿带子往下几乎全裸露出来了——她是很美。霍里克尔知道自己失去了她，一定会痛苦难受的。赛姆勒还在全面思考这些情况。他虽然疲乏、眩晕，心中绝望，却仍旧在思考，仍旧接触到，那就是说，接触到现实。

“沃顿不是孩子。他在墨西哥知道自己正陷入了什么情况。”安吉拉说。

“噢，这一切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我猜他读了一些你借给我看的那类书——巴塔伊[280]和其他的理论家——涉及违法、痛苦和性；淫欲、犯罪和渴望；谋杀和色情的享乐。这些对我并没有多大意义，这类材料中的任何一种。”

“我知道这不是您喜欢的那类东西，可是沃顿从那个娇小、放荡的娘们儿身上得到了快感。他喜欢她，比我喜欢那另一个人还要喜欢。我决不再见他了。不过后来在飞机上，沃顿不正常地又变得很嫉妒，不肯让这件事过去。”

“我唯一的想法是，伊利亚可能会感到对你比较心平气和，要是他见到霍里克尔的话。”

“沃顿竟然去给威迪克胡扯，威迪克又去告诉了父亲，这叫我很气恼。”

“我可不准备相信威迪克先生会对伊利亚讲到这件事。他在大多数方面都相当正派。当然，我对他并不太熟悉。我主要的印象是，他是一位坚定的律师，不是一个恶棍。他还生着一张宽厚的大脸盘。”

“那个肥胖的狗娘养的。我见到他的时候要咒骂他。我要把他的头发扯掉。”

“别这么肯定那是一个坏人。你也许错了。伊利亚极端聪明，对于人家的暗示很快就能察觉到。”

“那么会是谁呢？是华莱斯吗？埃米尔吗？不过不论是谁作出那个暗示，它总是从沃顿开始的，他太软弱了，不能闭上嘴不说。嗨，要是他想来看看父亲，那没问题。不过我可给惹恼了。我非常生气。”

“你的确很激动，安吉拉。我可不想再刺激你。不过鉴于你父亲全神贯注在这一切上，在墨西哥上，你是不是认为自己应该穿着这样一身服装来呢？”

“您是指这条裙子吗？”

“裙子很短。我的意见也许毫无价值，不过穿这种性感的幼儿园服装，判断力似乎不太好。”

“噢，您是说我的衣服吗！您是代表他说，还是代表您自己说？”

阳光黄澄澄的很可爱。这真糟透了。

“噢，是的。我知道我这么说可能不太妥当，可能是以恶劣的清教徒态度，根据如此破坏了文明的病态的过去来这么说。我的确读了你借给我看的书。我们讨论过这一切。但是说实在的，当你父亲见到这身叫人生气的玩具娃娃服装时，你怎么指望他不激动起来？不觉得痛苦难堪呢？”

“真的吗？我的裙子吗？我可从没有想到过。我穿衣服穿得很快，穿好就跑出来了。这会儿来跟我谈这件事很奇怪。人人都穿这类裙子。我想我不会在意您说的这种方式。”

“毫无疑问，我可以把话说得婉转点儿。我并不想使你不痛快，还有些其他的事情得加以考虑。”

“对。我正受到可怕的压力。它真可怕。”

“这一点我肯定。”

“我很绝望，叔叔。”

“是呀，你一定是这样。你当然是这样喽。不错。”

“不错，什么？听起来仿佛还有什么事。”

“是有。我对你父亲的情况也很焦急。他一直是我的老朋友。我对他也感到懊丧。”

“咱们用不着拐弯抹角地说，叔叔。”

“对。他就要去世啦。”

“您这话说得没错，”她说。她赞成直截了当地说，这样说是不是太直率了？

“说着很令人惊吓，听起来也是这样。”

“我相信您很爱爸爸。”她说。

“对。”

“我是说，除了实际的理由以外。”

“当然啦，苏拉和我都是他养活的。我从来就没有掩饰起我的感激之情。我希望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赛姆勒说。由于他干枯、老迈，他心房的跳动，就连剧烈的跳动也不会是很明显的。“要是我讲求实际，要是我很讲求实际，我就会很当心的，不来惹起你的反感。我想除了实际的理由外，还有些其他的理由。”

“唔，我希望咱们不要争吵起来。”

“对，”赛姆勒说。她对华莱斯，对科斯比、霍里克尔都很生气。他不想把自己也加在这份名单中。他不需要战胜安吉拉。他只是想要说动她接受一件事，而且也不知道就连这样做是否也是可行的。不过他肯定不准备跟忍受痛苦的女性斗争。他开口说话了。“我觉得很神经质，安吉拉。有某些受到伤害的神经你好多年都没有听说过啦，接着它们捣起乱来，它们发作起来。它们这会儿在燃烧，很痛苦地燃烧。现在，既然我们在等候你父亲，我想就他说几句话。表面上，我跟伊利亚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他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他表明了一种看法，过分表明了珍重某些旧感情的看法。他根据的是一种旧体系。我本人对这一点一向很怀疑。有人会问，新体系在哪儿？不过咱们用不着卷入这个问题。我是生来始终不太喜欢公开表示钟爱之情的人。我的一个短处就是是一个‘英国人’。冷漠吗？不过我仍旧赞赏某种克制。我并不在意伊利亚讨好所有的人，设法和人接触，赢得他们的心，唤起他们的兴趣的那种方式。他甚至跟女侍者、实验室技师、指甲修剪师都不端架子。要他说一句‘我爱你’，总是太容易了。他一直当众对你母亲说这句话，使你母亲很窘。我并不打算跟你讨论她。她有她的优点，但是既然我说英国人是势利小人，她则是一个培养WASP[281]的那种风格的美国人。顺带说一句，现在已经过时了的德国犹太女人，这一点我承认。她想要使你父亲变得文雅，成为一个Ostjude[282]。他自认为该是善于表达的人，是有感情的人。这么说大致不错吧？所以你父亲是指定要成为善于表达的人。他的工作当然是由你母亲替他制定的。我想要爱一条几何定理比爱你可怜的母亲还容易点儿。请你原谅我这么说，安吉拉。”

她说，“咱们等候在这儿，不论怎么说就像坐在悬崖的边上。”

“好吧，安吉拉。这么说，咱们最好就谈谈吧。不来增加你的困难……在我来的时候，刚看到一件特别令人不快的事。这部分是我的过失。我觉得很苦恼。不过我刚才说，你父亲有分派给他的任务。丈夫、医务人员——他是一位好大夫——有妻子儿女的人，事业成功，是美国人，很阔绰地退休下来，有一辆劳斯莱斯。我们全有我们分派到的任务。体谅、爽直友好、善于表达、仁慈、体贴、同情——人类的所有这些优美的特质，由于舆论的一种特殊的转变，现在全给看做是见不得人的活动了。对罪恶公开坦率似乎要轻松得多。不管怎样，这就是伊利亚分派到的任务。这也正是他那张善良的脸上所显露出来的。这就是他为什么具有那样一种富有人情味的神色。他获得了一些成功。他干得并不坏。他不喜欢外科手术。这一点你知道。他惧怕那些三四小时的开刀，但是他还是做了。他干了他不喜欢干的事。他对某种纯洁的状况有一种不稳定的忠诚。他知道在他之前有一些善良人，往后还会有一些善良人，他自己也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想他做得不错。我本人表现出的就不及他那么好。到四十岁上下，我还只是一个波兰犹太人，一个亲英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相当没有用处。但是伊利亚凭感情的重复，并且乐意的话，凭公式，部分还凭宣传，完成了一件出色的工作，使自己成功地闯了过去。他爱你。我肯定他也爱华莱斯。我想他还爱我。我从他那儿学到了不少东西。我对你父亲并不抱有任何幻想，你知道。他情绪往往不好，喜欢自吹自擂，说话会一再重复。他为人很自负，脾气不好，爱夸张。不过他干得不错，我很钦佩他。”

“这么说，他是富有人情味的。好吧，他是富有人情味的。”也许，她对他的话只听进去了一半，尽管她从正面直盯着他。两膝分开，以致他看见了她的粉红色内裤。他看见那条粉红色嵌边，想道，“干吗要争论呢？有什么意义？”可是他还是回答道：

“唔，所有的人只在某种程度上是富有人情味的。有些人比其他的人多几分。”

“有些人很少吗？”

“看来似乎正是这样。很少。不完善的、缺乏的、危险的。”

“我原以为人人生来就是富有人情味的。”

“它根本不是一种天赋。只有能力是天赋的。”

“唔，叔叔。您干吗要我接受这样的检验呢？您心里想到了什么？您是在想说什么话。”

“对，我想是的。”

“您是在批评我？”

“不，我是在赞扬你的父亲。”

安吉拉凝视着他的目光是扩大了的、闪亮的、油污的、愤怒的。看在上帝分上，不要跟一个绝望的女人争吵吧。尽管如此，他还是想说明什么。他把他瘦削的身子挺得笔直，那两道浅黄灰色的眉毛覆盖在太阳眼镜没有光泽的暗淡镜片上。

“您对我的看法我可不喜欢。”她说。

“在一个这样的日子，我的看法如何又有什么关系呢？唉，或许，我的确感到今儿该有所不同。或许，要是我们是在印度或是在芬兰，那么我们的情绪可能会不大一样。纽约使人想到文明的崩溃，想到所多玛和蛾摩拉，[283]想到世界末日。在这儿，末日的到来不会令人惊诧。许多人已经挨近它了。我可不知道，人类是否当真有那么糟。恺撒在一天里就屠杀了坦克特里的居民，总共有四十三万人，就连罗马也吓坏了。我可不能肯定那是所有时代中最坏的时代。不过现在四下都在传说，多少事情都将崩溃，我也受到了它的影响。我一向憎恶人们断定这就是结局。他们对结局又知道点儿什么呢？根据个人的经历，从坟墓中得来的经历，要是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我对它略知一二，可是我实在完全错了。不论谁都会感觉到实情，但是假设那是真实的——真实的，而不是一种情绪，不是无知无识、破坏性的乐趣，或是把一切都弄坏了的人们所渴望的那种厄运。假设果真是如此的话。还有像人这样一种动物——或者过去有，还有一些人的品质。我们的软弱的同类和他们的恐惧搏斗，我们的疯狂的同类和他们的犯罪行为搏斗。我们是一类天才的动物。”

这是一件他时常想到的事。这时，它只是一种公式。他并没有彻底感觉到它。

“好吧，叔叔。”

“不过咱们用不着决定世界是否就要结束。问题是，就你父亲而言，这就是结局。”

“您干吗竭力让人注意这一点，仿佛我不知道似的。您要我怎样？”

的确，要她怎样？她坐在那儿，乳房显露出来，散发着女人的气息，大眼睛实际上结合到了一起，精神受到了折磨，这时候正莫名其妙地被恺撒和坦克特里人，被种种概念困扰着。听任这个可怜的人儿去吧。因为在这时候，她自称是个可怜的人儿。她也的确是个可怜的人儿，但是他不能听任她去——还不能。

“一般说来，这些动脉瘤会立即造成死亡，”他说，“就伊利亚而言，已经拖延了一段时间，这给了他一个机会。”

“一个机会？您这话什么意思？”

“一个机会，好解决一些事情，而且这使你父亲现实多了，面对一些过去模糊不清的事实。”

“例如关于我的事实吗？他实际上并不想知道我的情况。”

“不错。”

“您想了解什么？”

“你一定得为他做一件事。他有一个需要。”

“我该做一件什么事呢？”

“这就得看你了。要是你爱他，你可以做出某种暗示。他很伤心，又在生气，还感到失望。我并不真正认为是那件性的问题。这时刻，那很可能只是一件该考虑到的不重要的事。你明白吗，安吉拉？你并不需要多做什么。这会给那个人最后一次机会镇定下来。”

“据我所知，要是您说的话里有什么用意的话，您就是想要有一场过去那种临终的场面。”

“你管它叫什么，那又有什么差别呢？”

“我该请他宽恕吗？您是当真的吗？”

“我绝对是当真的。”

“但是我怎么能——？这违反了一切。您跟我谈这些是找错了人啦。就算为了我父亲，那也太矫揉造作啦。我瞧不出这有什么好处。”

“他一直是个善良人，而现在他就要被夺去生命。你想不出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

“有什么可说的？除了死亡外，你又能想到什么别的呢？”

“但死亡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事。”

“而且您也不会就此停止。我知道您还要说一些话。那么就说吧。”

“有那么多话吗？”

“用那么许多话，当然越少越好。”

“我并不知道在墨西哥出了什么事。详情细节并不重要。我只注意到一个乖僻的地方：人们可以欢乐放荡、谈情说爱，跟节日里认识的人亲密交往。消遣娱乐、集体性交、跟陌生人口交——一个人可以做这些，但是在最后时机，却不肯跟自己的父亲妥协。他在你身上倾注了大量的情感。很可能，他的情感大部分都给了你。要是你能多少见到这一点，并且作一点儿回报……”

“赛姆勒叔叔！”她勃然大怒了。

“呀，你生气啦。自然喽。”

“您侮辱了我。您一直在十分努力地这么做。唔，您现在做到啦——您侮辱了我，赛姆勒叔叔。”

“这并不是目的。我只相信有些事情是人人知道，也必须知道的。”

“瞧在上帝的分上，别谈这事啦。”

“我就去照管我自己的事。”

“您在那间肮脏的房间里过着一种特别的生活。很愉快，可是它跟任何事情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您并不理解人家的事情。您所说的口交是什么意思？您对它又知道点儿什么？”

唔，这一席话并没有起作用。她抛向他的是哥伦比亚大学那个年轻人也曾喊出来的话。他是不合潮流的。他是一个身材修长、枯燥乏味、不讨人喜欢的老头儿，专好挑剔，爱摆架子。他究竟是什么人呢？一个窝囊废[284]倚靠在墙壁上。吊在路灯杆上！[285]很好。还不止是这样。也许，他不该如此令人痛苦地把安吉拉激怒起来。这时候，他自己反倒在颤抖了。

那个身穿灰色制服的护士这时候来了，叫赛姆勒去接电话。“您是赛姆勒先生，是吗？”

他怔了一怔，迅速站起身。“啊，是谁找我？是哪一位？”他不知道该指望什么。

“有人打电话来找您。是您的女儿。您可以到外边，到办公桌那儿去接。”

“喂，苏拉，有什么事吗？”她父亲说，“说呀。是什么事？你在哪儿？”

“我在新罗切尔。伊利亚在哪儿？”

“我们在等他。你这会儿想要什么，苏拉？”

“您听说华莱斯的事儿了吗？”

“对，我听说啦。”

“他把那架没有轮子的飞机降落下来，可真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是呀，是很了不起。他的确叫人不可思议。噢，苏拉，我想要你离开那儿。你不要围着那所屋子搜寻，你在那儿又没有什么大事得做。我想要你回来跟着我。你不可以不听我的话。”

“我做梦也不会想着不听您的话。”

“可是你就是不听。”

“我并没有。如果我们意见不一，那也是为了您的利益。”

“苏拉，别骗我。我的利益这一套我已经听够了。别老提它们。你打电话来是有用意的。我恐怕我开始明白了。”

“是呀，爸爸。”

“你成功啦！”

“对，爸爸，您不高兴吗？在那个——猜猜在哪儿？在您睡的那个小房间里。在您今儿早上坐的那张垫子里边。当我把咖啡端进去，看见您坐在垫子上时，我就说，‘这就是金钱所在的地方。’我差不多已经肯定了。因此等您走后，我就回去，把它拆开；它里面满是——满是钱。您对伊利亚哥哥会想到这事吗？我对他感到惊讶。我不乐意相信这事。那张垫子里塞满了一包包百元的钞票。填塞在里面的全是钱。”

“啊呀。”

“我没有点。”她说。

“我可不容你撒谎。”

“好吧，我的确点过啦。不过我对金钱实在不知道。我不懂得做买卖。”

“你跟华莱斯通过电话了吗？”

“通过。”

“你把这事告诉了他吗？”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好，很好，苏拉。我希望你把它全交给威迪克先生。打电话请他来取，告诉他你要一张收据。”

“爸爸！”

“照我的话做，苏拉。”

他等候着。他知道苏拉紧紧握着新罗切尔的一架那种白色电话机，正在思量着她的论点。她正在控制住自己对这位老派父亲的顽固不化和愚蠢方正的怨恨。父亲这么做是在损害她的利益。他很清楚她这时候的感觉。“伊利亚去世后，爸爸，您靠什么生活呢？”她说。

这是一个极好的问题，一个精明、中肯的问题。他对安吉拉已经失败了，他惹恼了她，他知道她会说什么。“我决不原谅您，叔叔。”而且她也决不会。

“咱们就靠现有的一点儿钱生活。”

“但是假如他没有任何预先作出的规定呢？”

“那就照他的意愿。由他去决定，完全由他。”

“咱们也是家庭中的一部分。您是和他最亲密的人。”

“你就照我说的话做。”

“听我说，爸爸。我不得不替您筹措。您对于找到这笔钱甚至没对我说过什么。”

“你真非常机灵，苏拉。不错。恭喜恭喜。这是很机灵的。”

“实在是很机灵。我注意到那张垫子怎么在您身子下鼓了出来，不像其他的垫子。当我在四周摸索时，我听见钱在里边沙沙作响。我从那种沙沙声上就知道里面是什么了。当然，我一句也没有跟华莱斯提。他一星期内就会把这笔钱全胡花掉啦。我原想自己去买些衣服。要是我穿着洛德—泰勒[286]做的衣服，也许我就不大会显得像个古怪的人啦。我就会跟某一个人有一次机缘。”

“例如跟高文达·拉尔吗？”

“是呀，为什么不是呢？我在自己财力所及的范围内总尽力使自己唤起人家的兴趣。”

这句话使她父亲吃了一惊。古怪的人？这么说，她很知道她自己。有一定程度的选择了。假发、清除垃圾、购物袋，在一定程度上，全都是故意的。难道这就是她的意思吗？多么迷人啊！

“我想，”她正在这么说，“咱们应该留住这笔钱。伊利亚大概会同意的。我是一个没有丈夫的女人，又从来没有子女。这笔钱就是为防止有子女而来的。我想我应该拿着它才是正理，同时也是为了您，爸爸。”

“我恐怕不成，苏拉。伊利亚也许已经把这笔贮藏着的钱告诉了威迪克。我很抱歉，但是咱们不是小偷。那不是咱们的钱。告诉我一共有多少？”

“我每次点，每次都不一样。”

“最后一次点出来是多少？”

“不是六千就是八千。我把它全摊在地板上。不过我太紧张啦，无法连续不断地点。”

“我猜想实际数目要多得多。我不能让你留下一部分。”

“我也不会。”

当然，她会这么做的，这一点他肯定。作为一个收集垃圾的人，一个寻找金钱财宝的人，她一定不肯把这笔钱全部交出去。

“你非得把它们一分不少全部交给威迪克。”

“是，爸爸。这很痛苦，不过我会这么做的。我会把它全部交给威迪克。我想您是在犯一个错误。”

“并没有犯错误。你别拿掉，像你对高文达的手稿那样。”

太晚了，他不会受到诱惑。又一个欲念去了。他差点儿对自己感到好笑。

“再见，苏拉。你是个好闺女。是一个最最好的。没有比你再好的闺女啦。”

这么说，华莱斯对父亲的看法是对的。他曾经帮黑手党做过一些事，动过一些手术。这笔钱的确是有的，然而，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一切。他挂上电话，离开了云石柜台，发觉科斯比大夫正在等候他。这个以前的足球明星穿着他的白大衣，用下嘴唇紧紧抿着上嘴唇。没有血色的脸和铁青的眼睛全受过训练，专门传递外科大夫的信息。信息很明白：一切全完啦。

“他什么时候去世的？”赛姆勒问，“就是方才一会儿吗？”

在我很愚蠢地极力劝安吉拉的那当儿！

“一会儿工夫前。我们把他送下楼去，放在急救室里，尽了可能的最大努力。”

“你们对于大出血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明白啦，是呀。”

“您是他的叔叔。他要我向您说再见。”

“但愿我也可以对他说声再见。这么说，他并不是一下子就完了吗？”

“他知道过程开始了。他是一位大夫。他全都知道。他叫我把他从病房里接下楼去。”

“他叫你这么做吗？”

“很明白的，他不想让他女儿看到那最后一刻。所以我说去做一些检查。他女儿是安吉拉小姐吗？”

“是的，是安吉拉。”

“他说他宁愿在楼下走。他知道我好歹会送他下去的。”

“当然啦。作为一位外科医生，伊利亚知道。他当然知道这种手术是无益的，安放一只螺栓在喉咙里的那一切痛苦，也是无益的。”赛姆勒摘下眼镜。他的眼睛——有一只是一个失明的泡沫——在悬垂的眉毛下，平视着科斯比大夫的两眼。“当然，那是无益的。”

“过程是正确的。这一点他知道。”

“我侄儿总希望表示赞同。他当然知道喽。也许，不让他经历那一切，可能反而仁慈点儿。”

“我想您想要进去，告诉安吉拉小姐一下吧？”

“请你亲自去告诉安吉拉小姐。我想要做的就是去看看我的侄儿。我怎样才可以看到他，请你指点我一下。”

“您得到小教堂里去等着看他，先生。这本是不可以的。”

“年轻人，这很重要，你最好让我去。请你相信我的话，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咱们别在走道里互相争吵一场。你也不想那样，是吗？”

“您想争吵一场吗？”

“我要这么做。”

“我请他的护士陪着您下去。”大夫说。

他们，那个穿灰衣服的女人和赛姆勒先生，乘电梯下楼，走过用斑斑点点的材料铺砌起的底层通道，穿过一些地道，走上走下一些坡道，经过好些实验室和药品储存室。嗨，他对之如此敏感的那条著名的真理，如今他获得了，也可以说是真理获得了他。他感到自己，自己剩余的部分，正在给摧毁掉。他对自己哭泣。他以惯常的敏捷的大步走着，到交叉道口停下等一会儿那个护送他的护士。在那片激动的空气中，有人体衣物、疾病、药品的气味。他感到自己正在破裂，内部的一些不规则的大片段正在溶化，闪耀着痛苦，漂浮而去。唉，伊利亚走了。他又被夺走了一个人，又被剥夺去了一个亲人。活下去的理由又流失了一条。他丧失了呼吸。接着，那个女人走上前来。他们在那片充满血清、有机混合剂、真菌和孢子囊酿造气息的地下室里弯弯曲曲地又走了几百码。护士摘下赛姆勒的帽子，说道：“在那里边。”门上的牌子写着P.M.，那意味着尸体解剖[287]。等安吉拉在文件上签好字后，他们就准备立刻对尸体进行一次解剖。她当然会签字的。让我们查查看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接下去就进行火化。

“来看看格鲁纳医师。他在哪儿？”赛姆勒说。

那个管理员指指伊利亚躺在上面的那张有轮子的担架床。赛姆勒把遮脸的床单揭起。鼻孔、脸上的皱纹全显得很黑，闭上的眼睛饱满、苍白，秃头上高高地标志有一道道倾斜的皱纹。嘴唇上，悲痛与一种顺从的神情结合到了一起。

赛姆勒内心里小声说道：“唉，伊利亚。唉，唉，伊利亚。”接下去，他以同样的方式说道：“请记住，上帝，伊利亚·格鲁纳的灵魂，他尽可能乐意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甚至到了难以容忍的极限，甚至在窒息中，在死亡即将来临时，还热切的，或许孩子气地（愿主宽恕我这么说），甚至带有某种卑躬屈膝的心意，做着要他做的一切。这个人在他最好的时刻，比我在最最好的时刻曾经做到的或可以做到的还要慈祥许多。他知道自己必须符合于，而他也的确符合于——通过我们正在迅速走过的这个生活的种种混乱和令人丢脸的玩笑胡闹——他的契约的条件。每个人在他的内心里全都知道这些条件。就像我知道我的，就像所有的人全知道他们的那样。因为，这就是它的实情——这一点我们全都知道，主啊，这一点我们全都知道，这一点我们全都知道，我们全都知道，我们全都知道。”

索尔·贝娄年表

1915年　七月十日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市郊拉辛镇，他是贝娄家的第四个孩子，父亲亚伯拉罕和母亲丽莎是一九一三年来自俄国圣彼得堡的犹太移民。

1919年　开始希伯来文《圣经·旧约》的选读，背诵其中的重要章节。

1923年　因患肺结核在蒙特利尔市维多利亚医院儿童病房住院治疗近半年。

1924年　随全家迁居美国芝加哥，居住在洪堡公园附近的贫民区；贝娄相继就读于拉斐特小学、哥伦布小学以及萨宾中学和图莱中学。

1932年　母亲丽莎·贝娄去世。

1933年　自芝加哥西北区的图莱中学毕业，考入芝加哥大学。

1935年　转入位于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

1937年　毕业于西北大学，获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进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年底离校。

1938年　和安妮塔·戈希金结婚；返回芝加哥，在公共事业振兴署从事执行联邦作家计划的工作。

1939年　到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教育学院任教，兼做《经典名著丛书》的注释工作。

1940年　加入位于长岛羊头湾的国家商船船员训练营受训。

1941年　在《党派评论》上发表短篇小说《两个早晨的独白》。

1942年　在《党派评论》上发表短篇小说《墨西哥人》。

1943年　在《党派评论》上以《一个晃来晃去的人的札记》为题，发表《晃来晃去的人》的部分章节。

1944年　第一部长篇小说《晃来晃去的人》出版；在国家商船队服役；长子格雷戈里出世。

1945年　二战后，住纽约布鲁克林区，审读新出版的企鹅丛书并为之撰写书评；创作《受害者》。

1946年　去明尼阿波利斯，受聘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

1947年　长篇小说《受害者》出版。

1948年　获古根海姆研究基金资助，去欧洲游历，定居巴黎从事写作；开始创作《奥吉·马奇历险记》。

1949年　在《党派评论》上以《奥吉·马奇的生活》为题发表了《奥吉·马奇历险记》的部分章节，以后还相继在《纽约客》等数家杂志上发表了该书的部分章节。

1950年　从欧洲返回美国，此后十年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纽约；受聘在纽约大学的夜大学任教；继续创作小说及撰写评论。

1951年　发表短篇小说《寻找格林先生》。

1952年　获国家文学艺术院奖；受聘任普林斯顿大学创作中心研究员。

1953年　长篇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出版；受聘任巴德学院英国文学教授；将艾萨克·辛格的小说《傻瓜吉姆佩尔》从意第绪语译成英文发表。

1954年　长篇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1955年　在《纽约客》杂志发表短篇小说《来日的父亲》。

1956年　出版中篇小说《抓住时机》，发表短篇小说《贡萨加的手稿》；和安妮塔·戈希金离婚，和亚历山德拉·查恰克巴索夫结婚。

1957年　次子亚当出世。

1958年　发表短篇小说《离别黄屋》；获得福特基金资助；创作长篇小说《雨王亨德森》，并在《赫德森评论》杂志上发表了部分章节。

1959年　长篇小说《雨王亨德森》出版；和第二个妻子离婚；离开明尼苏达大学，赴波兰和西德讲学。

1960年　参与编辑纽约出版的《高尚的原始人》杂志；获文学之友奖。

1961年　应聘任波多黎各大学客座教授；和第三任妻子苏珊·格拉斯曼结婚；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赫索格》，此后数年曾在《评论》等多家杂志上发表该书有关章节。

1962年　应聘任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思想委员会委员；获西北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第三个儿子丹尼尔出世。

1963年　编选出版《犹太杰出短篇小说选》；获巴德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木院院士。

1964年　长篇小说《赫索格》出版；获詹姆斯·L.道奖；剧本《最后的分析》在百老汇上演。

1965年　长篇小说《赫索格》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及福门托尔国际文学奖；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剧本《最后的分析》出版。

1967年　为《新闻日报》去中东采访报道“六日战争”。

1968年　发表短篇小说《莫斯比的回忆》《如烟往事》；短篇小说集《莫斯比的回忆》出版；获犹太传统奖及法国颁发的文艺骑士十字勋章；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

1969年　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长篇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

1970年　长篇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出版。

1971年　长篇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洪堡的礼物》。

1974年　在《花花公子》杂志上发表长篇小说《洪堡的礼物》部分章节；发表短篇小说《泽特兰：人格见证》。

1975年　长篇小说《洪堡的礼物》出版；去以色列旅行；和苏珊·格拉斯曼离婚，和第四个妻子亚历山德拉·尤内斯库·图尔恰结婚。

1976年　获诺贝尔文学奖；长篇小说《洪堡的礼物》获普利策奖；散文游记集《耶路撒冷去来》出版；赴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并发表受奖演说。

1977年　获美国文学艺术院金质奖章。

1978年　发表短篇小说《银碟》。

1982年　长篇小说《院长的十二月》出版；发表短篇小说《嘴没遮拦的人》。

1984年　发表短篇小说《堂表亲戚们》《今天过得怎么样？》；短篇小说集《嘴没遮拦的人》出版。

1986年　和第四任妻子亚历山德拉离婚。

1987年　长篇小说《更多的人死于心碎》出版。

1989年　中篇小说《偷窃》《贝拉罗莎暗道》出版。和第五个妻子珍妮斯·弗里德曼结婚。

1990年　发表短篇小说《记住我这件事》。全国图书基金会向贝娄颁发了终身成就奖章。

1991年　中短篇小说集《记住我这件事》出版。

1993年　秋季由芝加哥大学转波士顿大学任教。

1994年　散文随笔集《集腋成裘集》出版。

1995年　发表短篇小说《在圣劳伦斯河畔》。

1997年　中篇小说《真情》出版，获犹太图书奖。

1999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小女儿内奥米·罗丝出生。

2000年　长篇小说《拉维尔斯坦》出版。

2002年　出版《小说集》。

2005年　四月五日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的家中去世，享年八十九岁。

宋兆霖　编

[1]卡利古拉是罗马帝国一位荒淫、残暴的皇帝的名字。

[2]原文是：I am an American, Chicago born。

[3]玛达里亚加：西班牙作家、教育家。

[4]马里奥·普拉兹（1896—1982），意大利文学批评家。

[5]安德烈·莫洛亚（1885—1967），法国小说家、历史学家。

[6]莫洛亚的小说中的主人公。

[7]希腊东部一个海港。

[8]奥地利城市。

[9]指欧洲。

[10]原文为法语。

[11]恰尔斯·兰姆（1775—1834），英国著名散文家。

[12]原文为德语。

[13]梅纳特·凯恩斯（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

[14]李顿·斯特雷奇（1880—1932），英国作家。

[15]赫·乔·威尔斯（1866—1946），英国小说家、历史家、社会学家。

[16]普朗克（1858—1947），德国物理学家。

[17]霍布斯（1588—1679），英国社会哲学家。

[18]休姆（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历史学家。

[19]维科（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

[20]玛萨达：在以色列的古犹太堡垒。公元72—73年被罗马人长期围困，犹太人为避免被俘，大批自杀。

[21]圣灰星期三节：四旬节的第一天，复活节的第七个星期三，第一天人们用灰涂在额角上，以示悔罪。

[22]俄语“同志”的音译。

[23]以色列北部小城。

[24]巴勒斯坦北部地区。

[25]道格拉斯·范朋克（1883—1939），美国著名演员、电影明星。

[26]原文均为意大利语。

[27]原文为西班牙语。

[28]原文均为意大利语。

[29]原文为西班牙语。

[30]原文为希伯来语。

[31]出自英国诗人威廉·勃莱克（1757—1827）诗作《效弥尔顿》。

[32]伦敦的一个文化人士住宅区。

[33]怀特海（1861—1947），英国数学家、哲学家。

[34]大卫和约拿单：《圣经》中记载他们是莫逆之交。

[35]罗兰和奥利弗：罗兰为法国史诗《罗兰之歌》的主人公，与其友奥利弗交战五日，不分胜负。

[36]1118年左右在耶路撒冷为保卫圣殿和朝拜圣地的香客而组织的骑士团。

[37]斯坦厄普夫人：英国恰斯德斐尔德伯爵四世菲利普·斯坦厄普（1694—1773）的夫人。

[38]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散文家。

[39]德·奈伐尔（1808—1866），法国作家，著有《东方旅行记》。

[40]高更（1848—1903），法国画家，晚年移居南太平洋塔希提岛。

[41]十字军东征时的伊斯兰教徒。

[42]一种泡沫喷射器。

[43]原文为德语。

[44]汤因比（1889—1977），英国历史学家。

[45]布克哈特（1484—1545），德国改革者，曾参与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

[46]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史家。

[47]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

[48]马克斯·希勒（1874—1928），德国哲学家。

[49]弗朗兹·奥本海默尔（1864—1943），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50]马尔库塞（1898—1979），生于德国柏林，哲学家。

[51]托马斯·曼的著作。

[52]奥特加（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作家。

[53]瓦莱里（1871—1945），法国诗人。

[54]苏索（1300？—1366），德国神秘主义者，艾克哈特的门徒。

[55]陶勒（1300？—1361），德国神秘主义者。

[56]艾克哈特（1260？—1327？），德国神秘主义的创始人。

[57]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小说家、诗人。《尤利西斯》是他的一部著名的难读的小说。

[58]原文为拉丁语。

[59]哈罗德·拉斯基（1893—1950），英国政治科学家、教授。

[60]约翰·斯特雷奇（1860—1927），英国记者、《观察家》主编。

[61]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著名作家，重要作品有《一九八四》。

[62]布鲁姆（1872—1950），法国政治领袖、人民阵线领导人，1936—1937年任法国总理。

[63]达拉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任法国总理。

[64]摩斯利：英国政客，1940年组织黑衫党法西斯组织，后为英国政府监禁。

[65]指前面那个青年骂人的话：“全是胡说八道。”（A lot of shit），shit在英语中本是“粪便”的意思。

[66]亨利·摩尔：英国雕塑家。

[67]一种窄边凹顶的毡帽。

[68]原文为拉丁语。

[69]忽布花：又名蛇麻子，酒花，用以加入啤酒内使之略带苦味。

[70]布鲁姆斯伯里：在伦敦市英国博物馆所在的地区。

[71]唐宁街：英国首相官邸所在地。

[72]原文为法语。

[73]鲁奥（1871—1958），法国画家。细木工之子，曾在玻璃作坊当学徒，其后风格受到他从事修复的中世纪玻璃彩画的影响。1891年入美术学院，成为象征派莫罗的得意门生。1898年后受凡·高、高更和塞尚的影响，导致他于1905年成为野兽派同路人。后期作品色层浑厚丰富，予人以美感。形体简化，有庞大感。

[74]巴洛克时代的音乐，时在1600—1750年。在音乐领域内，体现在意大利巴洛克作曲家维瓦尔第和塔蒂尼的作品中，吕里和拉莫则是法国的巴洛克音乐大师。在德国韩德尔则在声乐方面取得很大成就，而他的同时代人巴赫（1685—1750）则在德国把巴洛克圣乐推向了高潮。

[75]蒙特·威尔地（1567—1643），参与16世纪以意大利为中心的音乐改革运动的重要作曲家。

[76]佩戈莱西（1710—1736），意大利作曲家。

[77]纽约市一家著名的大百货公司。

[78]地名，在原民主德国的埃尔富特区。

[79]原文为德语。

[80]克拉夫特（1840—1902），德国神经病学家。

[81]特罗洛普（1815—1882），英国多产作家。

[82]贝加特（1826—1899），英国经济学家、记者、评论家。

[83]为套在手指关节上，打架时可作为武器的环套。

[84]拉斯科尔尼科夫，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名小说《罪与罚》中的男主人公穷大学生。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小市民阶层思想矛盾的代表，他靠老母的养老金和妹妹在外省教书的微薄收入而在大学就学，最后由于缴不起学费而退学，甚至付不起房租和伙食费，以致萌生杀机，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和她妹妹。

[85]能耐高热的玻璃瓶，此为商标名。

[86]麦迪逊大街：纽约市的一条大街，为美国广告业中心。

[87]以色列港市。

[88]林登·约翰逊（1908—1973），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

[89]指黑人展示的生殖器。

[90]据传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曾在国会要求女士们退场后，即解开裤子露出生殖器，以示他拥有如此“驴大的行货”应该获得信任以领导国家。

[91]印度教所崇拜的男性生殖器像（象征湿婆神像）。

[92]印度教象征性力女神而受教徒崇拜的女性外阴像。

[93]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

[94]即艾森豪威尔将军，后任美国总统。

[95]作者指的是百事可乐成为美国社会中一种流行饮料的六十年代。

[96]梅·韦斯特（1892—1980），美国女演员，以其胸部丰满出名。由此，飞行员飞越海洋上空时穿的救生衣名梅·韦斯特。

[97]伏都教：西非的一种原始宗教，现仍流行于海地和加勒比海诸岛的黑人中。信奉并行施巫术。

[98]凯纳斯特纸牌戏：又称塔牌，用两副纸牌，由二至六人参加。

[99]指格鲁纳做房地产买卖。

[100]市场通信：指证券所等印发的有关市场（尤指邮票市场）行情、展望及发展等的印刷品。

[101]以色列中部城市。

[102]原文为法语。

[103]摩洛哥港市。

[104]morrice或morris（dance），即莫利斯舞（美国古时的一种化装舞蹈）。

[105]原文为法语。

[106]原文为法语。

[107]潘神：希腊神话中人身羊足、头上有角的畜牧神，此处指谢斯拉恺维茨。

[108]在纽约州东南的一个城市。

[109]瓦萨：女子大学。故下文有“诱奸”之说。

[110]指美国国内收入署。

[111]指彼得·斯托伊弗桑特（1592—1672），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往新阿姆斯特丹（即今日的纽约下曼哈顿地区）的最后一任总督（1647—1664）。1664年，英国军舰夺取了该港口，改名纽约。

[112]约·皮尔庞特·摩根（1837—1913），美国金融、铁路巨头。

[113]一种形状似小鲸、海豚的海兽，又名海牛。

[114]印度西部的港口城市。

[115]美国动画片制作家及制片人迪斯尼（1901—1966）1936年绘制的一部动画片的主角。

[116]英国1662年成立的一个学会，全名为伦敦促进博物知识皇家学会。

[117]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独裁者、长枪党首领。

[118]让·热内（1910—1986），法国作家、荒诞派戏剧家，原是弃儿，曾因行窃，多次入狱。

[119]指美国巴尔的摩—俄亥俄铁道公司。

[120]波特兰：美国俄勒冈州港口城市。

[121]迈阿密滩：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城市。

[122]奥斯丁：美国得克萨斯州首府。

[123]《玄学》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的主要作品之一。

[124]卡莱尔（1795—1881），英国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

[125]托·爱·劳伦斯（1888—1935），英国作家、学者。

[126]西德尼·史密斯（1771—1845），英国圣公会神职人员、作家。

[127]莎士比亚剧本《暴风雨》中被篡了位的米兰大公。

[128]指核武器的超量杀伤力。

[129]佛教用语。喇嘛教中，照一定形式罗列众佛形象的图画，叫做平面曼荼罗；安置众佛的祭坛，叫做立体曼荼罗。

[130]埃克哈特（1260—1327），德意志神秘主义神学家。

[131]这是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1882—1941）的一部实验性长篇小说。

[132]林赛（1921—），曾任美国纽约市市长。

[133]指德国迈诺克斯厂生产的摄影机。

[134]一种坚实的圆柱形锁栓锁的商标名。

[135]一种有密封螺旋盖的家用大口玻璃瓶，用来腌制或保存食品。

[136]这儿原文用的是两句成语，直译是：他有其他的烙铁放在火上，他有其他的鱼要煎。所以下文这么说。

[137]根据《圣经·旧约·创世记》，雅各是以色列人的祖先。

[138]按：恩迪科特是美国纽约州南部的一个小镇。

[139]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波兰克拉科夫的纳粹统治者。

[140]浮士德是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一术士，为获得青春、知识和魔力，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德国作家歌德曾创作同名的诗剧。这儿是说为物质利益而牺牲精神价值的抱负。

[141]原文为法语。

[142]原文为拉丁文。

[143]法国小说家凡尔纳（1828—1905）的主要科幻小说之一。

[144]巴赫（1685—1750），德国作曲家。

[145]韩德尔（1685—1759），英籍德国作曲家。

[146]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

[147]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的主要代表。

[148]纳瓦霍人：散居在美国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及犹他州的北美印第安人。

[149]阿帕切族人：美国西南部的一个印第安部族。

[150]艾希曼（1906—1962），德国战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参与灭绝犹太人的活动。战后被处决。

[151]波兰东南部，靠近乌克兰的一大片森林。

[152]原文为德语。

[153]1967年5月19日，埃及总统纳赛尔派兵重新占领了加沙地区，并于23日关闭了亚喀巴湾，不准以色列船只通航。6月5日至10日六天中，以色列人发动了一场闪电战争，击败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然后在联合国的安排下，实现了停火。

[154]路易十四（1638—1715），法国国王，即位后，建立绝对君权。

[155]指专制独裁主义。

[156]查理曼大帝（74？—814），法兰克国王，扩展疆土，建成庞大帝国，加强极权统治。

[157]阿休尔班尼帕尔：古代亚述国王。

[158]舒凯里：巴勒斯坦律师，曾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

[159]指法国大革命中的一段时期。

[160]索列尔（1847—1922），是法国社会哲学家。莫拉斯（1866—1952），也是作家，又是法国行动党的领袖。

[161]以撒：基督教《圣经》记载以撒为亚伯拉罕之子。此处引用著名的“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

[162]托马斯·艾·贝克特（1118—1170），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的枢密大臣，后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因反对国王控制教会而遭杀害。

[163]切·格瓦拉（1928—1967），生于阿根廷的古巴革命领导人之一。

[164]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军人、政治家、独立派领袖，内战时率领国会军战胜王党军，处死国王，成立共和国，自任护国公。

[165]指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党人。

[166]派尤特人：居住在美国犹他、亚利桑那、内华达和加利福尼亚等州的北美印第安人。

[167]纽乔尔是一种治便秘药的商标。

[168]希罗多德（前484？—前430），古希腊历史学家。

[169]神牛埃皮斯，古埃及人崇拜信奉的神牛。

[170]艾森豪威尔（1890—1969），美国五星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欧洲盟军最高司令。

[171]坎布里奇：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城市，哈佛大学所在地。

[172]幸运的卢西安诺（1896—1962），美国诈骗犯，犯罪辛迪加的头子。

[173]甘多尔佛堡：意大利罗马东南部的一座城市，是罗马教皇的夏宫。

[174]原文为法文。

[175]埃米尔·左拉（1840—1902），法国作家，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

[176]原文为法文。这是左拉所著的《卢贡—马加尔丛书》二十部中的第三部。

[177]原文为法文。

[178]原文为法文。

[179]原文为法文。

[180]疏通马桶用的器具。

[181]墨西哥南部港口城市。

[182]法国巴黎蒙马特区的红灯区。

[183]原文为法文。

[184]西米诺尔人：居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北美印第安人。

[185]魏茨曼学院是以色列的一所世界闻名的研究院。魏茨曼（1874—1952）是以色列建国后的第一任总统，又是农学科学家。

[186]古代东方一奴隶制王国巴比伦王国的首都。

[187]原文为法语。

[188]意谓有了青霉素，患过性病的人不易被人看出来了。

[189]黑门山：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边境上的一座大山。

[190]原文为意大利文。

[191]伦敦索霍区以前少女们的时装中心。

[192]伦敦西南部切尔西的一条街，也是少女们的时装中心。

[193]意大利行政区名。

[194]塔尔萨市：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东北部城市。

[195]林肯市：美国内布拉斯卡州首府，在州内东南部。

[196]指希腊雅典郊外的卫城。

[197]原文为俄语。

[198]常青藤联合会：指美国东北部哈佛、哥伦比亚、耶鲁、普林斯顿等八所以学术成就及社会地位著称的名牌大学。

[199]拉丁文，意思是栎树和榆树。

[200]指黄铁或黄铜。

[201]大卫星：由两个等边三角形反向叠成的六角星，是犹太人的标记。

[202]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以色列人的军长。

[203]原文为希伯来语。

[204]原文为希伯来语。

[205]西亚死海以北的古城。

[206]原文为希伯来语。

[207]指劳斯莱斯牌汽车。

[208]萨佛纳罗拉（1452—1498），意大利僧侣、宗教改革者及殉道者。

[209]医学博士的缩写。

[210]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一种麻醉药物。

[211]奥古斯特·皮卡尔（1884—1962），瑞士物理学家，为研究宇宙射线设计并制造气球，进行同温层飞行。发明探海艇，下潜至海洋深处进行考察。

[212]莫比·狄克是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1891）的著名小说《白鲸》中一条凶狠的鲸鱼。

[213]犹太教规，男子均须将生殖器包皮予以环切割去。

[214]奥拉夫·斯特普尔顿（1866—1950），英国小说家、哲学家，其小说《古人与今人》获得成功，后转向小说创作。在《古人与今人》中阐明自己的信念，即强调体力排除智力，或强调智力排除体力，必然招致灾难。他利用古代的主题和神话去创作未来的神话。

[215]参阅莎剧《安东尼与克里奥帕特拉》。

[216]原文为俄语。

[217]德拉威族：即印度及锡兰南部之德拉威族人。

[218]叔本华（1788—1860），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

[219]摩耶女神：幻境化身的女神，释迦之母。

[220]阿诺德·本纳特（1867—1931），英国小说家。

[221]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

[222]马拉（1743—1793），法国革命领袖。

[223]圣—鞠斯特（1767—1794），法国革命家。

[224]马尔罗（1901—1978），法国小说家。

[225]均见莎士比亚悲剧《哈姆莱特》第二幕，第二场。

[226]均见莎士比亚悲剧《哈姆莱特》第二幕，第二场。

[227]末世学：研究死亡、世界末日、来生等问题的一种神学。

[228]阜氏转轮：在垂直转动的巨轮上挂有座位的玩具。

[229]原文为法语。知了与蚂蚁，详见拉封丹寓言。

[230]原文为法语。

[231]梅斯特（1753—1821），法国作家和哲学家，著有《论教皇》及《圣彼得堡的夜晚》。他谴责法国革命，支持国王和教皇。

[232]卡利朋：见莎士比亚悲剧《暴风雨》，半兽人，意喻残忍凶恶的人。

[233]原文为拉丁语。

[234]贝拉吉奥：意大利伦巴第地区一个村镇，著名的休憩之地。

[235]原文为拉丁语。

[236]原文为拉丁语。

[237]俄耳甫斯教：传说以俄耳甫斯为始祖的神秘宗教。希腊神话中，俄耳甫斯为阿波罗之子，传说他善弹琴，琴声能感动鸟兽木石。

[238]密斯拉教：崇拜密斯拉的神秘宗教。密斯拉在波斯神话中为光与真理之神。

[239]诺斯替教：尊重某种神灵的直觉的初期基督教的一个派别。曾被视为邪教。

[240]德·萨德侯爵（1740—1814），法国军人和性反常者。一生大都囚禁于监狱，最后死于疯人院。著有多部小说，《鞠斯蒂纳》和《鞠丽埃特》。书中描写以虐待所爱的异性为乐的性反常行为。性虐待狂即取自他的名字。

[241]原文为德语。

[242]洛兹：波兰中部一个城市。

[243]原文为德语。

[244]法国诗人，剧作家雅里的喜剧《国王于比》中的主人公。

[245]巴达物理学创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拒绝真理而致力于探求特殊现象。

[246]见《圣经·旧约·约伯记》第八章第17—19节。

[247]见《圣经·旧约·约伯记》第八章第16节：“我厌弃性命，不愿永活。”

[248]见《圣经·旧约·约伯记》第七章第21节：“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我现今躺卧在尘土中。”

[249]原文为德语。

[250]原文为意大利语。

[251]巴枯宁（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和理论家。

[252]即大约从5月21日到6月21日的那一段时间。

[253]指易受大众标准化信息传播媒介左右的普通、无个性和无责任感的人。

[254]原文为拉丁语。

[255]以色列亚喀巴湾的港口城市。

[256]在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和北非沙漠中游牧的阿拉伯人。

[257]埃及城市。

[258]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节。

[259]瑜伽是印度的一种传统健身法，强调呼吸规则和静坐，以解除精神紧张，修身养性。

[260]一种汽车的商标。

[261]庞培（前106—前48），古罗马统帅、政治家，曾两任执政官，后与恺撒发生冲突，被恺撒打败，逃到埃及后被杀。

[262]拉比恩纽斯：古罗马将领，曾任执政官，后在西班牙境内被恺撒击毙。

[263]恺撒（前100—前44），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后击败庞培，成为独裁者，被共和派贵族刺杀。

[264]塞斯纳：一种小型飞机的商标名。这里借指这种小型飞机。

[265]美国新泽西州东北部的一城市。

[266]现代美国一派画家，以狂放的动作画画，表现作者自发的冲动，使画布展示出强烈的动作效果。

[267]伦巴族人：公元568年征服意大利，并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伦巴德王国的日耳曼民族。

[268]1960年，美国大学生成立的一个激进组织，现已停止活动。

[269]指名牌大学学生风度。

[270]《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八章第28节—32节：“耶稣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身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喊着说，上帝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么？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罢。耶稣说，去罢。鬼就出来，进入猪群。猪群忽然闯下山崖，投进海里淹死了。”

[271]奥斯威辛：波兰南部城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曾在该地设置集中营，以残酷杀害犹太人闻名。

[272]原文为德语。

[273]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先驱。

[274]维特根斯坦（1889—1951），生于奥地利的英国哲学家。

[275]泰吉·马哈尔陵：即泰姬陵，在印度北部名城阿格拉，系十七世纪莫卧儿帝国皇帝沙贾汗为其宠妃建造的陵墓。

[276]一种二至四人玩的将手中牌与桌上牌配对的纸牌戏。

[277]印度妇女用以裹身包头或裹身披肩的整段布或绸。

[278]塔卢拉（1903—1968），美国著名女演员，以演无声电影开始她的演员生涯。

[279]西方迷信，指上帝和天使居住的天国最高层，此处为“极乐世界”意。

[280]巴塔伊（1897—1962），法国作家、文艺评论家。

[281]是“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一词的缩写，借指美国社会中享有特权的中上层白人。

[282]德语，意思是“中欧或东欧的犹太人”。

[283]所多玛和蛾摩拉是两座古城，因居民罪恶深重而被上帝焚毁，见《圣经·旧约·创世记》。

[284]原文为法语。

[285]原文为法语。这是法国大革命时民众要求处决贵族的一句口号。

[286]一时髦高级服装店的店名。

[287]P.M.是英文post-mortem（尸体解剖）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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