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治通鉴直解／（明）张居正撰；王岚，英巍整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1（2013年1月重印）

ISBN 978-7-5108-0773-2

Ⅰ．①资…　Ⅱ．①张…②王…③英…　Ⅲ．①中国－古代史－编年体－通俗读物　Ⅳ．①K204.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3666号

资治通鉴直解

作　　者　（明）张居正　撰　王岚　英巍　整理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36.25

字　　数　680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773-2

定　　价　6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政治家司马光历时19年编纂的一部编年体通史。此书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资治通鉴》成书以后，逐渐成为了历代有志于从政者的必读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资治通鉴直解》原名《通鉴直解》，是明朝两代帝师、首辅张居正同翰林院讲官给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量身定做的宫内读本。此书以《资治通鉴》为主，其他史书如《通鉴外纪》、《续资治通鉴》、《宋元通鉴》等为辅，从中选取了一些重要片段与事件加以讲解，一方面通俗易懂，一方面也融入了张居正等人对历代王朝兴衰的总结，以及对重大历史教训的独特见解。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明代政治家、改革家。12岁考中秀才。13岁参加乡试，湖广巡抚顾辚认定他是高才，只因其年少尚须磨炼，有意未让其中举。16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万历初年为首辅。当时明神宗（万历皇帝）年幼，张居正前后主政十年，他推行了“一条鞭法”，改变了赋税制度，明朝这十年堪称政治最清明、国力最强盛时期。万历十年（1582年）卒，追赠上柱国衔，谥号“文忠”，著有《张太岳集》、《四书集注直解》、《书经直解》等。

此次整理《资治通鉴直解》，我们参考了明天启年间（1621年－1627年）刻本与明崇祯四年（1631年）刻本两个版本。在整理、校核的过程中，我们遵循了如下原则：

1．编排。在编次与排版上，简体横排。这样，既便于当今读者完整理解、轻松阅读，也保持了明版的原貌。

2．汉字简化。以国家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文字使用规范条例》、《简化字总表》为基准，以《辞海》、《汉语大字典》为依据，未尽之处，仍依古籍整理通例处理。

3．古版混刻字。如己已巳、戊戍戎戌、日曰等，一律改为规范字。

4．通假字。除含义相当确定而改正外，一般保留繁体时的原貌。

5．错别字。以原刻本为主，杂以其他版本互对，对存在的错别字进行了详尽的核校和审慎的修改，尽可能更正诸版本中的疏忽之处。

6．标点符号。在参考古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于明显不符合标点使用规范和使用习惯、疏漏、疏忽的地方，予以进一步的修正。

王　岚　英　巍

2010年8月于北京

目　录

资治通鉴直解卷之一

三皇纪

太昊伏羲氏

炎帝神农氏

黄帝有熊氏

五帝纪

帝少昊

帝颛顼

帝　喾

帝　尧

帝　舜

资治通鉴直解卷之二

夏　纪

大　禹

帝　启

太　康

仲　康

帝　相

少　康

帝杼　帝槐　帝芒

帝　泄

帝不降　帝扃　帝厪

孔　甲

帝皋　帝发

履　癸

商　纪

成　汤

太　甲

沃　丁

太庚　小甲　雍己

大　戊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阳甲

盘　庚

小　辛

小　乙

武　丁

祖庚　祖甲　廪辛　庚丁

武　乙

太丁　帝乙

帝　纣

资治通鉴直解卷之三

周　纪

文王　武王

成　王

资治通鉴直解卷之四

周　纪

康　王

昭　王

穆　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　王

厉　王

宣　王

幽　王

平　王

桓王　庄王

釐　王

惠　王

襄　王

顷王　匡王

定　王

简　王

灵　王

景　王

敬　王

元　王

贞定王

资治通鉴直解卷之五

周　纪

威烈王

安　王

显　王

赧　王

秦　纪

始皇帝

二世皇帝

资治通鉴直解卷之六

汉　纪

高　帝

惠　帝

资治通鉴直解卷之七

汉　纪

文　帝

资治通鉴直解卷之八

汉　纪

景　帝

世宗孝武皇帝

资治通鉴直解卷之九

汉　纪

昭　帝

宣　帝

资治通鉴直解卷之十

汉　纪

元　帝

成　帝

哀　帝

平　帝

资治通鉴直解卷之十一

东汉纪

光武帝

明　帝

资治通鉴直解卷之十二

东汉纪

章　帝

和　帝

安　帝

顺　帝

冲　帝

质　帝

桓　帝

灵　帝

献　帝

后汉纪

昭烈帝

后　帝

资治通鉴直解卷之十三

晋　纪

武　帝

惠　帝

怀　帝

愍　帝

元　帝

明　帝

成　帝

康　帝

穆　帝

哀　帝

废　帝

简文帝

孝武帝

安　帝

恭　帝

宋　纪

武　帝

少　帝

文　帝

孝武帝

明　帝

苍梧王

顺　帝

齐　纪

高　帝

武　帝

明　帝

东昏侯

和　帝

梁　纪

武　帝

简文帝

元　帝

敬　帝

陈　纪

武　帝

文　帝

废　帝

宣　帝

后　主

隋　纪

文　帝

炀　帝

恭　帝

资治通鉴直解卷之十四

唐　纪

高　祖

太　宗

资治通鉴直解卷之十五

唐　纪

太　宗

资治通鉴直解卷之十六

唐　纪

太　宗

高　宗

资治通鉴直解卷之十七

唐　纪

中宗

睿　宗

玄　宗

资治通鉴直解卷之十八

唐　纪

肃　宗

代　宗

德　宗

资治通鉴直解卷之十九

唐　纪

德　宗

资治通鉴直解卷之二十

唐　纪

德　宗

资治通鉴直解卷之二十一

唐　纪

宪　宗

资治通鉴直解卷之二十二

唐　纪

穆　宗

敬　宗

文　宗

武　宗

宣　宗

懿　宗

僖　宗

昭　宗

资治通鉴直解卷之二十三

五代后梁纪

太　祖

末　帝

后唐纪

庄　宗

明　宗

闵　帝

废　帝

后晋纪

高　祖

齐　王

后汉纪

高　祖

隐　帝

后周纪

太　祖

世　宗

恭　帝

资治通鉴直解卷之二十四

宋　纪

太　祖

太　宗

资治通鉴直解卷之二十五

宋　纪

真　宗

仁　宗

资治通鉴直解卷之二十六

宋　纪

神　宗

哲　宗

徽　宗

资治通鉴直解卷之二十七

宋纪附金纪

高　宗

资治通鉴直解卷之二十八

宋　纪

孝　宗

光　宗

理　宗

度　宗

恭　帝

端　宗

帝　昺

元　纪

世　祖

成　宗

武　宗

仁　宗

英　宗

文　宗

顺　帝

资治通鉴直解

卷之一

江陵张居正辑著　钱塘高兆麟重订

三皇纪

三皇，是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有熊氏。这三个君，叫做三皇。德冒天下谓之皇。古人质朴，未有皇帝称号，后世以其有大德，足以覆冒天下，故称之曰皇。纪，是记载其所行之事。三皇以前，还有君长，以其年代久远，无可考见，故作史者以三皇为始。

太昊伏羲氏

太昊，是伏羲氏之帝号，氏以别族，帝姓风，而以伏羲为氏，故称太昊伏羲氏。

原文 　太昊之母，居于华胥之渚，履巨人迹，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纪，以木德继天而王，故风姓。有圣德，像日月之明，故曰太昊。

直解 　华胥，是地名。渚，是水中小洲。巨人，是大人。迹，是足迹。妇人怀孕叫做娠。昊，是光明的意思。史臣说，大凡帝王之生，皆天所命，故往往有非常之兆。当初太昊生时，其母居于华胥之渚。偶见一个大人的足迹，他踏着那足迹，意有感动，天上又有虹光环绕其身，因而怀孕，遂生太昊于成纪地方。其后以木德继天而王。木生风，故以风为姓；以其有圣人之德，合日月之明，故称曰“太昊”。

原文 　人生之始也，与禽兽无异，知有母而不知其父，知有爱而不知其礼。卧则呿呿，起则吁吁，饥则求食，饱则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革。太昊始作网罟，以佃以渔，以赡民用，故曰伏羲氏。养六畜以充庖厨，且以为牺牲，享神祇，故又曰庖羲氏。

直解 　呿呿，是人睡时鼾声。吁吁，是舒缓自得的模样。佃，是取禽兽。渔，是取鱼。网罟，是取禽兽与鱼之器。上古之时，风气未开，民性颛朴，虽说人为万物之灵，实与禽兽之蠢然者无异。故其人但知有母，不知有父；但知相爱，不知礼体。卧则呿呿然鼾睡，起来则吁吁然行坐任意，再不知有一些念虑。饥时才去求食，饱则弃其所食之余，再不知有别样营求。吃的不过是地上草木，饮的不过是禽兽之血，就取禽兽的皮革，遮蔽身体而已，不知有耕田凿井、布帛丝麻之利。至太昊王天下，才教民做网罟去取禽兽与鱼，以供饮食，而民皆便之。因此以伏羲为氏，又以其能畜养马牛羊豕鸡犬之六畜，以供庖宰厨膳，以为牺牲而祭享天地祇，故又曰庖羲氏。

原文 　帝太昊伏羲氏，成纪人也，以木德继天而王，都宛丘。帝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于是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于人，始画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为卦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书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谐声。使天下义理必归文字，天下文字必归六书。作甲历。

直解 　成纪，即今陕西秦州地方，都是帝王所居的去处。宛丘，即今河南陈州。河图，是河中涌出的龙马，背上有自然奇耦之数，叫做河图。洛书，是洛水中出的灵龟，背上亦有自然奇耦之数。这河图洛书两件，都是天降生的神物。八卦，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等卦。卦之一画为一爻，每卦三画，故说三爻。书契，书是写字，契是约信。盖写字为信，以记久远也。结绳，是把绳子打结。上古未有文字，大事则打个大结，小事则打个小结以记之。象形，是字象其物之形，如篆书日字作，月字作之类。假借，是本无其义，特借其声而用之，如韦本为韦背，而借为韦革之韦；豆本为俎豆，而借为麦豆之豆；商本为商度，而借为商贾之商，又借为宫商之商之类。指事，是直指其事，如木下一画是本字，木上一画是末字之类。会意，是晓会其意，如日月为明，人言为信，草生田上为苗之类。转注，是展转其声，而注释为他字之用，如善恶之恶，转为好恶之恶，行走之行，转为德行之行之类。谐声，是取一字为主，而附他字以调合其声，如松从木旁，以公为声；柏从木旁，以白为声之类。这六件都是造字的方法，叫做六书。甲历，是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之十干，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之十二支相配，以纪年月昼夜、方位者。十干以甲为首，故叫做甲历。历，是古曆字。帝太昊伏羲氏，乃成纪人也，以木德继天而王天下，建都于宛丘地方。其德合天地之德，故天应以鸟兽文章，盖鸟兽之形色，粲然示人者，皆至文也。地应以河图洛书，盖图书之奇耦，错然示人者，皆显数也。伏羲氏于鸟兽之文，图书之数，既已法则之。于是又仰观日月星辰之象于天，俯观刚柔高深之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变化于人，会合了三才的道理，创始画出八个卦来。每卦有三爻，以象天地人。因未尽其理，又重增三爻为六爻，一卦变做八卦，八卦变成六十四卦，以发泄神明幽微之德，以区别万物感应之情，定天下之吉凶，而成民之务焉。前此未有文字，只结绳而记事，于是又造书契，凡大小政事，皆有文字纪载，替了那结绳之政不用。其造书之法有六样：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谐声。以此六书制字，使天下的义理，都包涵于文字之中，天下的文字，都不出乎六书之外。又作甲历，以明天道、授人时。若伏羲氏者，诚万世文字之祖也。

原文 　上古男女无别，帝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而民始不渎。又因龙马负图出于河之瑞，以龙纪官，故为龙师而龙名。于是共工为上相，柏皇为下相，朱襄、吴英常居左右，栗陸居北，赫胥居南，昆吾居西，葛天居东，阴康居下，分理宇内，而政化大治。

直解 　俪皮，是两张皮。共工、柏皇、朱襄、昊英、栗陸、赫胥、昆吾、葛天、阴康都是臣名。上古之世，男女混杂无别，伏羲氏始制为嫁娶之礼。时未有币帛，只用两张兽皮行礼。又正民之姓氏，使族类有分，通以媒妁之人，使合二姓之好，自是人始知夫妇为人伦之本，男女有别，不相渎乱矣。又因天降瑞物，龙马负图，出于孟河之中，遂以龙纪官，号曰龙师而龙名。如飞龙氏、潜龙氏、青龙氏、赤龙氏之类。于是命共工做上相，命柏皇做下相，朱襄、昊英两人常居左右，栗隆居北方，管北方事，赫胥居南方，管南方事，昆吾居西方，管西方事，葛天居东方，管东方事。阳康居下。这几个都是贤臣，分理着上下四方的事物。繇是政成化行，而天下大治。夫伏羲古之神圣也，亦必赖贤臣分理而后成治道，此图治者之所当法也。

原文 　帝作荒乐，歌扶徕，咏罔罟，以镇天下之人，命曰立基。斫桐为琴，绳丝为弦，弦二十有七，命之曰离徽，以通神明之贶，以合天人之和，桑为三十六弦之瑟，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而乐音自是兴焉。在位一百一十五年崩。

直解 　荒字，解做大字。扶徕、罔罟都是乐章名。扶徕之义未详。伏羲初作网罟，教民佃渔，而天下享其利，故有网罟之歌。镇，是安定的意思。立基，是乐之总名。按《礼记》疏中说，伏羲之代，五运成立，甲历始基，画八卦以定阴阳，造琴瑟以谐律吕，继德之乐，故曰立基。离，是大琴名。徽，是琴上十三个星，弹时按以为节者。贶，是赐。，是绳索。伏羲知天地有自然之元声，人君当用之以和平天下，于是始作大乐。歌扶徕之曲，咏网罟之歌，劳来感动，以安定天下之人，名曰《立基》，盖用此为兴致太平之根本也。又见得桐桑二木，其材皆能发声，乃斫桐木为琴，绳蚕丝为弦，弦有二十七条，唤做离徽。奏之郊庙朝廷，用以感格神明，使其歆享降福；合和上下，使其欢欣交通。又绞丝作绳，被诸桑木，造为三十六弦之瑟，教民鼓之，以收敛身心，调养性情，使各得其本然之正，而声乐音律，遂自此起。盖其神圣开创，实始泄天地太和之秘，而为万世乐律之祖也。在位一百一十五年，然后崩，其享国长久如此。

炎帝神农氏

炎帝，是帝号。神农，解见下文。

原文 　少典之君，娶于有氏之女，曰安登，生二子焉。长曰石年，育于姜水，故以姜为姓，以火德代伏羲氏治天下，故曰炎帝。其起本于烈山，又号烈山氏，亦曰连山氏。其初国伊，继国耆，合而称之，故又号曰伊耆氏。

直解 　少典，是诸侯国名。有氏，是族名。姜水、烈山、伊、耆都是地名。初少典之君，娶有氏的女为妻，名曰安登。生二子，长子名石年，即是炎帝，因养育于姜水地方，遂以姜为姓。比先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帝继其后，取木能生火之义，以火德王，火性炎热，故号为炎帝。炎帝虽育于姜水，其起初本在烈山，故又称为烈山氏，亦称为连山氏。其祖上曾建国在伊地，后又建国在耆地，合两处而称之，故又号为伊耆氏。

原文 　炎帝神农氏，以火德王，都于陈，迁曲阜。初艺五谷、尝百草。古者民茹草木之实，食禽兽之肉，而未知耕稼。炎帝因天时，相地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始教民艺五谷，而农事兴焉。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温平热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义，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复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避就，繇是民居安食力，而元夭折之患，天下宜之，故号神农氏。

直解 　陈，即今陈州，已解，见前。曲阜，即今山东曲阜县。农，是治田土以种谷之名。艺，就是种。五谷是稻、黍、稷、麦、菽，五样粮食。耒耜，是种田的器具。耒，即是耜柄。石，是药中所用之石。炎帝神农氏以火德治天下，建都于陈，后又迁都于曲阜。初种植五谷、尝百草，盖上古之人，都只采草木的果实，与取鸟兽之肉以为食，而未知耕种稼穑之事。至炎帝因天有春夏秋冬四时，生长收藏，各有其候，又相度地势，高下燥湿，各有所宜，于是斫削树木做个耜，又把木揉得弯曲了，做耜之把柄，叫做耒，教百姓每将这器具去耕田种谷，而务农之事，繇此兴起焉。上古民有疾病，不知用药石医治，至炎帝始将各样草木的滋味，件件都用口尝过，因审查其性，或寒凉、或温暖、或平和、或大热。又辨别那药味中，可为主以治病的，借名为君；可随着别药治病的，借名为臣；可帮助别药的，借名为佐；可引导别药的，借名为使。辏合将来，以为治病之法。炎帝因尝辨药味，曾于一日之内，遇着七十样毒药，他有神圣之术，就把相制的药味，去解化了，那毒不能为害。恐人不知这等法则，就造为治病的方书，以疗治百姓的疾病，而医药之道，自此立矣。又审察地上的水泉，有味甘而养人者，有味苦而损人者，使人知避了那苦处，就那甘处。夫避苦就甘，则便于取汲，而民之居处得安；耕种以为食，则民得自食其力，免于饥饿；而又知医药以治病，则民得终其天年，而无有夭死之患，天下皆以为方便。因他造为耕种务农之事，以养活天下的人，这事从来无人想到，独是他制造出来，如通神的一般，故称为神农氏。

原文 　炎帝之世，其俗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始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有火瑞，以火纪官，故为火师，而火名。

直解 　廛，是市上民居。交易，是将货各相交换。炎帝神农氏在位之时，民间风俗质朴厚重，端正诚悫。百姓每都不见忿争，而财用自然充足；朝廷上未有诏令，而百姓自然顺从。以德化民，虽威厉而不用刑杀，法度省简而不烦琐。先时未曾布市廛交易，到神农时，才教人布列店房于国都之中，每日中开市一遭，招致天下之人民，收聚天下的货物。如为农的有米谷，为工匠的有各样器皿，都把来交换买卖了，方才退去。人人各得其所欲，甚为方便，这是后世商贾之所繇起。神农氏以火德王天下，当时适有火瑞，于是以火纪官，故为火师，而以火名官。如春官名大火，夏官名鹑火，秋官名西火，冬官名北火，中官名中火之类是也。

原文 　炎帝之世，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帝命，其臣箕文谏而被杀。炎帝益修厥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来归其地。于是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从其化也。在位一百四十年，崩于长沙之茶乡。

直解 　夙沙氏是当时诸侯的名号。箕文，是夙沙氏之臣。交趾、幽都、旸谷、三危、长沙、茶乡，都是地名。炎帝神农氏之世，诸侯有夙沙氏背叛，不奉行神农的命令。他有个贤臣叫做箕文，谏他，反被他杀了。夙沙氏之无道如此，神农也不去征他，只益修自己的德政以感化之。于是夙沙氏的百姓，都恶夙沙氏之无道，而仰神农之德化，遂自攻杀其君夙沙氏，而以其地来归。于是南边至交趾，即今安南国地方；北边至幽都，即今顺天府地方；东边至旸谷，即今东海边日出的地方；西边至三危，即今陕西沙州地方，莫不服从神农之教化也。在位一百四十年，因巡狩而崩于长沙之茶乡。

黄帝有熊氏

黄帝，是帝号。有熊，是国名。黄帝以国为氏，故称黄帝有熊氏。

原文 　姓公孙，讳轩辕，有熊国君之子也。生而神灵，长而聪明。是时神农氏为天子，诸侯相侵伐，神农氏不能征。炎帝侵陵诸侯，蚩尤最为强暴。轩辕修德治兵，与炎帝战而胜之，又禽杀蚩尤于涿鹿。于是诸侯咸归轩辕，遂推轩辕代神农氏为天子，是为黄帝。

直解 　讳，是名讳。禽，是拿获，与擒字一样。黄帝姓公孙，名轩辕，是有熊国君之子。他生下来就神圣灵异，不可窥测，到年纪长大，越发聪明过人，天命人心已有所归矣。此时炎帝神农氏的后代子孙衰弱，管不得天下，各国诸侯彼此相侵陵攻伐。炎帝既不能征讨，反去侵陵那诸侯。而其时诸侯中，有名蚩尤者，更为刚强暴虐，人受其害。轩辕不忍见天下之乱，因此内修德政，外振兵威，伐炎帝而胜之，又禽获蚩尤于涿鹿地方。于是四方诸侯，怀德畏威，都来归附轩辕，遂推尊轩辕替神农氏为天子，是为黄帝。

原文 　元年，黄帝既为天子，于是始立制度，天下不顺者，从而征之。其土地东至于海，西至于崆峒，南至于江，北逐薰鬻，邑于涿鹿之阿。迁徙无常，以师兵为营卫，以云纪官，有土德之瑞。举风后、力牧、大山、稽、常先、大鸿，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

直解 　崆峒是山名。薰鬻，是北虏名。邑，是帝王所居的去处，叫都，又叫邑。涿鹿，是地名，即今之涿州。阿，是地势弯曲处。风后、力牧、大山、稽、常先、大鸿，是六个臣名。黄帝即位之元年，既立为天子，于是创立治天下的法度。天下诸侯，若有不顺从法度的，即用兵征讨之。其所管的地方，东边到于海，西边到于崆峒山，南边到于江，北边驱逐虏人薰鬻，使之远遁，遂建都于北方涿鹿之阿。然虽建都于此，却迁移不定，或在这里住，或在那里住，所至无城郭，只以众兵周围摆列，如营垒一般护卫着。因受命有云瑞，遂以云纪官。如春官为青云氏，夏官为缙云氏，秋官为白云氏，冬官为黑云氏，中官为黄云氏。又有土德之瑞，举用风后、力牧、大山、稽、常先、大鸿。得了这六个贤人为相臣，于是治道通乎天地。上无日月星辰失度之变，下无山崩川竭水旱之灾，虽神明亦感而至，如河图献瑞之类是也。

原文 　帝受河图，见日月星辰之象，于是始有星官之书。命大挠探五行之情，占斗纲所建，于是始作甲子。命容成造历，命隶首作算数，命伶伦造律吕，命车区占星气，容成兼而总之。为文章以表贵贱，作舟车以济不通，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八家为井，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设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封禅之礼，作咸池之乐，远夷之国，莫不入贡。黄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正妃二子，一曰玄嚣，二曰昌意，皆为诸侯。黄帝崩，人以为仙去。子玄嚣立，是为少昊金天氏。

直解 　斗纲，是北斗的柄。大挠、容成、隶首、伶伦、车区都是臣名。封禅，是祭名。咸池，是乐名。黄帝既受河图之瑞，仰观于天，见日月星辰之垂象，于是设灵台。立五官，或占日、或占月、或占风，从此才有星官之书。初时伏羲作甲历，起于甲寅，以纪岁月昼夜方位而已。至是又命大挠因其法，探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情，占斗柄所指之方，始作甲子，亦用支干相配以名日，而定之以纳音，如甲子乙丑属金，丙寅丁卯属火之类。命容成造历日以定四时，即今大统历便是。又命隶首作百十千万之算数，即今九章算法便是。又命伶伦取嶰谷之竹，截而吹之，造为六律六吕以正五音。又命车区占星气以验灾祥。仍命容成兼总其事。又染五采为文章，以表贵贱之分，如旗帜车服之类，各有等级是也。又作舟行水，作车行陆，济道路之不通者。既而俯察于地，画九野，分九州，得百里之国万区，乃合八家做一井，井一为邻，合三邻做一朋，合三朋做一里，合五里做一邑，合十邑做一都，合十都做一师，合十师做一州。设左右大监之官，使他监临万国，如今总督巡抚是也。又举封禅之礼以祭天地，作咸池之乐以和神人。时远方四夷之国，都来进贡。帝生二十五子，得姓者一十有四人。正妃所出有二子，长名玄嚣，次名昌意，初皆为诸侯。及黄帝没，人以为仙去，玄嚣以长嗣立，是为少昊金天氏。

五帝纪

五帝，是少昊、颛顼、喾、尧、舜。按谥法，德象天地谓之帝。以上五，君皆有配天地之德，故称五帝。这后面通是记五帝的事迹，故曰五帝纪。

帝少昊

原文 　少昊名挚，姓己，黄帝之子玄嚣也。母曰嫘祖，感大星如虹，下临华渚之祥而生帝。黄帝之世，降居江水，邑于穷桑，故号穷桑氏。国于青阳，因号青阳氏。以金德王天下，遂号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都曲阜。

直解 　华渚、穷桑、青阳、曲阜，都是地名。史臣说，帝少昊名挚，姓己，即前面说的黄帝之子玄嚣也。其母是黄帝正妃，名叫做嫘祖，曾出游于华渚地方，适有大星光耀如虹霓一般，下临其地。嫘祖因感着这祥瑞，遂怀孕而生帝少昊。当黄帝在位之时，少昊初封为诸侯，降居江水地方，又迁邑于穷桑之地，故号穷桑氏。又曾建国于青阳之地，又号青阳氏。到后来继黄帝而即帝位。黄帝以土德王天下。土能生金，故少昊以金德王天下，遂改号为金天氏。以其能修举太昊伏羲氏治天下的法度，故称为少昊。少昊王天下之后，定国都于曲阜。

原文 　元年，少昊之立也，凤鸟适至，因以鸟纪官。帝之御世也，诸福之物毕至。爰书鸾凤，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风。作大渊之乐，以谐神人，和上下，是曰九渊。

直解 　书鸾凤，是图写鸾凤的形象。建鼓，是大鼓。浮磬，是采地上浮石做成的磬。大渊，是乐名。少昊之元年，凤鸟适然来至。这凤鸟是不常有的瑞物，其来又正当即位之初，少昊因此祥瑞，故以鸟纪官。如凤鸟氏历正、玄鸟氏司分之类是也。不但有此凤瑞而已，自他在位之时，凡飞潜动植，诸福之物，莫不尽至焉。少昊于是使人描写那鸾凤的形象于乐器上，又设立建鼓，制造浮磬。作大渊之乐，以通山川之风气；用之祭祀郊庙，以谐神人；用之宴享朝会，以和上下。乐有九成，是以名曰九渊。盖自伏羲、黄帝时，皆已作乐，而至此又加备矣。

原文 　少昊氏衰，九黎乱德。天下之人，相惧以神，相惑以怪，家为巫史。民渎于祀，灾祸荐至。帝在位八十四年崩，寿一百岁，葬于云阳，故后世又曰云阳氏。兄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

直解 　衰，是衰老。九黎，是黎氏九人，乃少昊时的诸侯。巫史，是祝祭祈禳的人。云阳，是地名，在今山东曲阜县东北。少昊氏至衰老之时，有诸侯黎氏九人，欲乱其德政，造为鬼神怪异之说，以愚天下之人。而人或信之，以鬼神相恐惧，以怪异相煽惑。于是人家都为巫史，烦渎于祭祀，以求禳灾免祸。如近世假降邪神之类，不知祭不可渎，渎则不敬，灾祸反荐至焉。盖九黎见帝衰老，欲民归己，故鼓惑如此。然帝素能修太昊之法，而彼又是邪说，故终不能改其历数也。帝在位八十四年崩，寿一百岁，葬于云阳地方，故后世又称为云阳氏。兄昌意之子高阳氏继立，下面所称帝颛顼的便是。按前称黄帝正妃二子，一曰玄嚣，二曰昌意。此称昌意为兄，前后疑有一误，修史者仍而弗改，盖疑以传疑之意也。

帝颛顼

原文 　帝颛顼，号高阳，黄帝之孙，昌意之子

帝颛顼，号高阳氏，乃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少昊之侄也。

原文 　元年，土地东至于蟠木，西至于流沙，南至于交趾，北至于幽陵。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动静之物，大小之神，莫不砥属。颛顼崩，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

直解 　动，是物之有知的。静，是物之无知的。砥，是平定的意思。属，是服属。颛顼承黄帝少昊已成之业，而又圣德广被，为四海所归，故其即位之元年，所管的土地，就极其广大。东边到蟠木地方，西边到流沙地方，南边到交趾地方，北边到幽陵地方。颛顼之德，沉静渊深而有谋虑，疏畅通达而知事理，足以通幽明之故，而为神人之主。于是明而万物，或动的，或静的；幽而百神，或小的，或大的，无不坦然安定而皆来归属。颛顼享年九十六岁而崩，于是玄嚣之孙高辛继立，号为帝喾。不立颛顼之后，而立高辛者，必以高辛氏有圣德故也。

帝　喾

原文 　帝喾，号高辛，玄嚣之孙，黄帝之曾孙也。

高辛，是地名。帝喾起于高辛，因以为号，是帝玄嚣之孙，黄帝之曾孙也。

原文 　元年，帝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喾既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服从。帝喾崩，其子挚立。

直解 　郁郁，是和穆的意思。嶷嶷，是凝重的意思。帝喾的资性聪察于事，能见到那深远的去处。又明睿，于理能穷到那精微的去处。行事则顺乎天之义理，而不敢违越，治民则知其紧急所在，而不敢迟缓。以仁存心，而宽严相济，是仁而有威，有惠及物，皆实心实政，是惠而能信，修身以化天下，而天下自然顺从，不待以法度强之也。取材于地，而用之有节；安抚万民，而施以教诲。按黄帝时所造历书，以察日月之晦朔弦望而成岁时，日来则迎之，去则送之。又能明于鬼神之理，而敬以事之。其容色，则郁郁和穆，有人君之容；其德性，则嶷嶷凝重，有人君之德。凡百举动，务要合乎时宜，不肯任其私意。穿的衣服，只与士人一样，不肯过乎华靡。凡中皆中道所在，而帝能执之，以遍施乎天下。是以天下之人，不止近者悦服，但凡日月照临的去处，风雨沾被的去处，亦无不悦服而顺从者。在位七十五年而崩，其子挚继立。

帝　尧

原文 　帝尧，喾之子，挚之弟也。挚立封尧为唐侯。挚崩尧立。

帝尧是帝喾之次子，挚之弟也。挚以长子继喾而立，封尧为唐侯。其后挚以荒淫见废，而崩，于是诸侯尊尧，立为天子。

原文 　元年，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白马，茅茨不剪。

直解 　收是冕名，其色黄，故曰黄收。纯字读作缁字，是黑色。彤是赤色。茅茨是茅草，以之覆屋者。帝尧继帝挚而即位，始称元年。尧之德，其仁广大，如天之无所不覆。其智通微，如神之无所不知。近者莫不依就他，如向日之光华；远者莫不瞻望他，如仰云之覆渥。虽富有四海，能恭俭而不矜肆；虽贵为天子，能敬谨而不怠缓。所戴的是黄冕，所著的是黑衣，所乘的是赤车，所驾的是白马，所居的宫室上面是茅草覆盖的，不用剪裁修饰。

原文 　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一民饥，曰我饥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亲之如父母，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

直解 　帝尧之心，时常念着天下，尤加意于失所的穷民。一民无食而饥，就说是我不能足其食以饥之也。一民无衣而寒，就说是我不能足其衣以寒之也。一民犯法而有罪，也说是我平日不能教化他，使之陷于有罪也。把这几件百姓的事，都任以为己责，所以百姓仰戴他如日月一般，亲爱他如父母一般。仁昭而惠泽极其显著，义立而法制无所废弛。德之所施者博大，而化之所及者广远。当时之民，不待爵赏而自劝于善，不待刑罚而自顺其治。《书》所谓“黎民于变时雍”者是也。

原文 　是时，十日并出，焦禾杀稼，又有大风、猰、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下杀猰，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欣悦，莫不向服，定天下道里远近广狭之名。

直解 　猰，是兽名。封豨，是大豕。修蛇，是长蛇。羿，是人名，古之善射者。青丘、洞庭、桑林，都是地名。当尧即位之初，七政失缠，有妖日并出于天上，其光酷烈，把下面的禾稼都焦槁了。又有怪物能作大风，坏人屋舍，恶兽猰、大豕、长蛇，都为民害。帝尧乃使善射的人名羿者，以丝系矢，缴大风于青丘之泽。又上面射去十日，下面击杀了猰，斩长蛇于洞庭之滨，擒大豕于桑林之野。一应害人之物，皆驱除了。繇是万民得以全生，欣喜欢悦都来归服。然后将天下道里远近广狭，各定其东西南北方向之名。盖尧承帝挚之后，朝政荒乱，戾气充塞，故天象见异，物怪并兴，及七政既齐，帝德广运，则万邦协和，而天人交应矣。然此亦作史者传疑之言，固未足深信也。

原文 　是时洪水为灾，尧问群臣，举能治水者。四岳举鲧，使之治水。鲧为人方命圮族，尧试用之，果然功绩弗成。

直解 　尧时大水为灾，下民受害。尧问群臣，举善治水之人。四岳举崇伯鲧。然鲧之为人，违背上命，伤败族类，尧已知其不可用，但急于救民，又因四岳强举，姑试用之。鲧乃不知顺水之性，枉兴徒役，筑堤障塞，九载不能成功，尧遂废之。

原文 　尧作乐，名曰大章。

直解 　尧作一代之乐，以和神人，叫做大章。此时尧之政教大行，法度章明，故乐名大章，以象德也。

原文 　尧之子名丹朱，不肖。在位七十年，尧求贤德可以逊位，群臣咸举舜。舜为人贤明，尧亦闻之，于是以二女妻舜。舜以德化率二女，皆执妇道。尧以舜为贤，遂使之摄位。

直解 　尧子丹朱，为人嚚讼，不能象尧之德，难以君临天下。尧在位已七十年，渐觉衰老，要求贤圣有德之人，托以天下，群臣乃同举虞舜。舜为人，极其贤孝聪明，尧亦素闻之。欲传以天下，先试他仪刑于家者何如，于是将二女娥皇、女英，与舜为妻。舜则以德化导二女，都恪执妇道，不敢以贵骄其夫子，慢其舅姑。又将难事历历试他，都随事有功。尧乃信舜果是贤圣，遂使权摄帝位，代行天子之事。

原文 　又二十八年，尧崩，在位九十八年，寿一百九十八岁。舜避尧之子丹朱于河南，天下朝觐狱讼者，不归丹朱而归舜，舜于是即天子之位。

直解 　舜摄位二十八年，尧乃弃世，计在位九十八年，享年一百九十八岁。舜仍要让位与尧之子丹朱，乃避处于河南地方。然帝尧付托有素，天下蒙舜德泽已久，都一心爱戴，故诸侯朝觐者，狱讼求平者，皆不归往丹朱，而归往于舜。舜见天命人心归向于己，不得复辞，于是即天子之位。

帝　舜

原文 　帝舜，黄帝八代孙也。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穷蝉，穷蝉生康敬，康敬生句芒，句芒生牛，牛生瞽叟，瞽叟生舜，姓姚氏。舜母死，继母生象。父母及象，皆下愚不移。瞽叟惑于后妻并少子，尝欲杀舜。舜尽孝悌之道，事父母，待其弟，每尤加恭顺。耕于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于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于河滨，河滨之器不苦窳。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二十以孝闻，三十，尧之子丹朱不肖，求可以代己位者，四岳群臣皆举舜。尧乃召舜，舜至，尧将逊以位，先察试其才能。乃使之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直解 　帝舜，是黄帝第八代的孙。始初黄帝生昌意，昌意生帝颛顼，帝颛顼生穷蝉，穷蝉生康敬，康敬生句芒，句芒生牛，牛生瞽叟，瞽叟生舜，姓姚氏。舜的生母早故，瞽叟又娶后妻生个儿子，名叫做象。舜之父母与其弟象，都是下等极愚的人，不可以道理化改者。瞽叟因偏听了后妻与少子象之言，三个人尝谋要杀舜。舜知道了设法躲避，方才得免。然未尝以此怀怨，只尽自家孝悌的道理，事其父母，待其弟，每每愈加恭敬和顺。盖但知我为子为兄的道理当尽，而父母之不慈，与其弟之不善，所不计也。舜虽是黄帝之后，至其父祖时衰微，身无爵禄，穷居畎亩之中，不免为耕稼陶渔之事以养父母。而其至圣之德，见者无不感化焉。尝耕田于历山，那历山之人都彼此逊让其所耕的田界；尝取鱼于雷泽，那雷泽之人都彼此逊让其所居的屋地；曾烧造瓦器于河滨，那河滨的人都学他一般信实，做出来的器皿，个个完美中用，没有苦窳不堪的。凡舜所住的地方，人便都来归依他，成一个聚落，及至二年，日渐加多，就如一个县治，及至三年，愈加辏集，就如一个都会，其为人所信从如此。舜才二十岁时，人就都闻他的孝名。至三十岁时，帝尧因其子丹朱不肖，访求有德之人，可以代己位者，四岳与群臣，众口一辞，都荐举他。尧乃使人召舜，舜既来到，尧欲传以天子之位，然犹未敢轻易，且先察试其才能。乃使舜为司徒之官，使之修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五典。舜则敬慎以美其教化，而人之具此五伦者，莫不克从。又使为百揆之官，统领众职。舜则及时以修举庶务，而事之总于百揆者，莫不时序。又使他兼管四岳，以宾礼四方诸侯。舜则能以礼辑和那来朝之诸侯，莫不穆穆然极其和顺。又因洪水为患，使舜到山林中相度形势。适遇猛风雷雨，人皆惊惧失常，舜则神气自如，略不迷乱。帝尧历历试舜，见其才德器量，无所不宜如此，然后决意付以大位也。

原文 　是时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谓之“八元”。世济其美，尧未及举，舜于是举“八恺”，使主后土，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尧于是使舜摄位。又帝鸿氏有不才子，号曰浑沌；少皞氏有不才子，号曰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号曰梼杌；缙云氏有不才子，号曰饕餮，谓之四凶。尧未能去，舜皆投之四裔，即共工、兜、三苗、鲧也。舜以鲧治水无成功，于是殛之于羽山，举其子禹，使之治水。舜摄位之后，二十八年，尧崩。舜避位于河南，天下朝觐讴歌讼狱者，不归尧之子而归舜，舜遂即天子之位。

直解 　高阳氏、高辛氏、帝鸿氏、少皞氏、颛顼氏，皆上古帝王的后代。缙云氏，是上古夏官的后代。四裔，是四方边远之地。当舜相尧之时，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敳、鱼开切。梼戭、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这八个人都有和粹之德，天下之人，号他做“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这八个人，都有善良之德，天下之人，号他做“八元”。“八恺”、“八元”，十六族，世世成其美德，帝尧未及举用他，舜于是荐举“八恺”于帝尧，使他为司空之官，主土地之事。又荐举“八元”，使他为司徒之官，布五教于四方。那时帝鸿氏有不才子一人，号做浑沌；少皞氏有不才子一人，号做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一人，号做梼杌；缙云氏有不才子一人，号做饕餮。浑沌、穷奇、梼杌、饕餮四族，世世成其凶德，总名“四凶”。尧未及除去他，至舜则皆除去之，投弃于四方边远之地，即《书经》上所载共工、兜、三苗、鲧四人也。舜既殛杀鲧于羽山，知鲧有贤子名禹，又举而用之，使他继其父以治水，而功绩果成。不以其父之恶而弃其子之善也。夫舜为天下举贤去凶，有功德于民甚多，所以摄位之后，到二十八年，帝尧崩时，舜虽避位于河南，以让尧之子丹朱，而天下同心归之。凡来朝觐的、讴歌圣德的、求决狱讼的，都不肯归尧之子，而惟归舜。舜以人心归己，不得终辞，遂继帝尧而即天子之位。

原文 　元年，舜既即位，号有虞氏。使禹为司空，弃为后稷，契为司徒，皋陶为士，垂为共工，益为朕虞，伯夷为秩宗，后夔为典乐，龙作纳言，是所谓九官也。舜作乐，名曰九韶之乐。舜之子商均，亦不肖，舜于是荐禹于天，使之代己位。舜在位五十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在位五十年，寿一百一十岁。禹避商均之位于阳城，天下不归商均而归禹，禹遂即天子位。

直解 　禹、弃、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龙，俱人名。司空、后稷、司徒、士、共工、虞、秩宗、纳言，俱官名。舜既即天子之位，国号称有虞氏，以为治天下惟在任人，任人当量才擢用。于是使禹做司空之官，管治水土；弃做后稷，管教稼穑；契做司徒，掌教化；皋陶做士师，掌刑法；垂做共工，掌百工之事；益做虞官，掌山泽草木鸟兽；伯夷做秩宗，掌郊庙社稷之礼；夔主作乐，以和神人；龙做纳言，以宣上命，遂下情。古称舜时有九官，皆圣贤之佐，即此九人也。九官既命，各称其职，所以事事做得停当，而舜则恭己无为成四方风动之治。治功既成，乃象其功德作乐，以奏于祭祀燕飨，名为九韶之乐。韶字解做继字，以其继尧成功，故称为韶。乐有九奏，故曰九韶。舜的子叫做商均，亦如丹朱不肖，不可以治天下，看得群臣之中，可传天下，无过禹者，于是荐举于天，使代己即位。舜在位五十年，往南方巡狩，遂崩于苍梧地方，寿一百一十岁。禹不敢受舜之禅，还欲商均继立，避到阳城。其时天下之朝觐讼狱者，不归商均，都去归禹。禹知天命人心不可终辞，遂继舜即天子之位。夫三代以前，君天下者，禅继无常，而天命人心，惟归有德。自禹以后，父子相传，遂为定制。然祚之长短，亦系乎德之盛衰。则夫创业垂统，与继体守成之君，欲为传世无穷之计，皆不可不以德为务也。

资治通鉴直解

卷之二

夏　纪

夏，是禹有天下之号。

大　禹

原文 　大禹，黄帝之玄孙也，姓姒氏。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尧时洪水滔天，鲧治水无功，殛死。舜既摄位，举禹使续父业。禹为人克勤敏给，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禹伤父鲧功不成而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之门不入。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音敲。山行乘。音局。左准绳，右规矩，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命益予众庶之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而均给诸侯。

直解 　史臣记，夏禹王乃黄帝第五代玄孙也，姓姒氏。起初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当尧之时，洪水滔天，尧使鲧治水无功，舜既摄位，殛之于羽山。以禹圣智过人，就举他使继父鲧之职，以终其治水的事业。禹为人勤谨，才又敏捷，无有所为，件件速成。其德不违于理，其仁慈爱可亲，其言诚实可信。他的声音，洪亮中节，就可以为乐中之律吕，他的身体，长短有则，就可为量物丈尺，其圣质本于天成如此。禹痛父鲧功不成而受诛，于是劳苦其身体，急焦其心思，汲汲要成治水之功，在外十三年之久，虽便道经过家门，也不肯到家里一看。其子启才生数日，呱呱而泣，禹亦不顾。其为国忘家如此。当治水时，在平地上行，则乘车；在水中行，则乘船；在泥地里行，则乘橇，以板为之，其形如箕，擿行泥上，取其不滑也；在山上行，则乘，以铁为之，其形如锥，长半寸，安在履下，以上山，取其不蹉跌也。他一举一动，都合乎法则。左有所为，就是为平直的准绳；右有所为，就是为方圆的规矩。盖随他行出来的，或左或右，无不当也。前此天下，虽有冀、兖、青、徐、荆、扬、豫、梁、雍九州，被洪水昏垫，疆界不甚分明。至此水土既平，始分别开九州，通了九州的道路，陂障九州之泽，遍历九州之山。看那下湿之地，宜种稻子，命伯益与百姓稻子，使种于下湿的水田。水土初平，五谷难得，命后稷教之播种五谷，与百姓以难得的粒食。播种虽同，所收未免多寡不一，食有不足者，则调转那有余的以补之，均平给与诸侯，使无一国一民之饥者。夫大禹平水土，教稼穑，不惟终君之命，又且盖父之衍，泽博九州，功被万世，此所以为有夏一代之圣王也。

原文 　禹乃行相地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于是水害皆息，九州攸同，四隩可居。禹使章亥步自东极，至于西陲，二亿二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又使坚亥步自南极，至于北陲，二亿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尧于是赐禹以玄圭，告其成功。舜既即位，乃使禹为司空，以宅百揆。舜之子商均不肖，乃荐禹于天，使代己位。舜崩于苍梧，禹避之于阳城，天下之人，不归商均而归禹，遂即天子之位。

直解 　相，是相度。贡，是贡献。九州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隩，是水涯。章亥、坚亥，都是人名。玄圭，是黑玉造成的圭。苍梧、阳城，都是地名。禹既平水土，乃举行贡法，相度各处地土所有之物，以贡于天子。如兖州贡丝、青州贡盐、扬州贡金之类。又因道路未通，相度山川之便利，斩木以通之。向者洪水为灾，到这时节，水归故道，其害宁息，九州之域，皆就平治，无有不同，虽四海之隩，水涯之地，皆可居处。禹乃使章亥步算，自极东以至于极西的地方，得二亿二万三千五百里零七十一步。又使坚亥步算，自极南以抵于极北的地方，得二亿三千五百里零七十五步。除四海之外，荒服之远，不计外，其在四海之内，正朔所加，声教所及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按《汉·地志》，三代之前，中国疆域，东西计九千里，南北一万三千里。今章亥所算，盖开方之法，故里数之广如此，其实不过如《汉志》所云也。尧以禹治水功大，赐以玄玉之圭，以酬其劳绩，而以其成功告于上帝焉。及尧禅位于舜，舜既即帝位，乃命禹以司空之官，居百揆之任，使之统领百官，揆度庶政，故谓之百揆也。时舜之子商均不肖，不可以君临天下，舜于是荐禹于天，使代己位。后舜巡狩，崩于苍梧之野，禹仍以位让商均，避之于阳城地方。然天下朝见讼狱讴歌者，皆不归商均而归禹，禹以人心天命有在，不容终辞，遂及天子之位。

原文 　元年。禹既即位，国号夏，仍有虞，以建寅月为岁首。色尚黑，牲用玄，以黑为徽号。作乐曰大夏。夏，大也，言能大尧舜之德也。悬钟、鼓、磬、铎、鞀，音桃。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以义者，击钟；告以事者，击铎；语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鞀。一馈而十起，一沐三握发，以劳天下之民。

直解 　禹继舜即位改元，因所封之国在夏，遂定天下之号为夏。前此有虞以建寅之月为岁首，以其得时令之正，遂因而不改。以水德王天下，水色黑，故以黑为尚。祭祀的牺牲，毛色用玄，凡章服旗帜之类，都用黑色，从其所尚也。禹既治定功成，作为一代之乐，叫做大夏。夏是广大的意思，言能广大尧舜之德也。禹又恐天下道理事务，不能周知，民情利病，无繇上达，于是将钟、鼓、磬、铎、鞀五样乐器，挂在外面，以待四方之士。各刻字于其架上说：有来教诲寡人以道德者，则击鼓；晓谕以义理者，则撞钟；告以事务者，则振铎；语以忧患者，则敲磬；有狱讼求决断者，则摇鞀。禹在里面听得那一件乐器声响，便知是那一项人求见，就着他进见，一一言之。是以每一饭时，尝起十次，一洗沐时，尝三绾其发，勤于接见咨访，不遑自爱其身，以劳天下之民，使之各得其所而后已。夫圣如大禹，犹不以成功自满，方且多方求言，勤于听纳如此，此智之所以为大，而成有夏配天之业也。

原文 　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顺道，君王何为痛之？”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寡人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

直解 　大禹出外巡行，路上遇见一起犯罪的人，心中不忍，便下车来问其犯罪之繇，因而伤痛垂泣。左右的人问说：“这犯罪之人，所为不顺道理，正当加以刑罚，君王何故痛惜他？”禹说：“我想尧舜为君之时，能以德化人，天下的人都体着尧舜的心为心，守礼安分，自不犯刑法。今我为君，不能以德化人，这百姓每各以其心为心，不顺道理，所以犯罪，则犯罪者虽是百姓，其实繇我之不德有以致之。故我所以伤痛者，痛我之德衰于尧舜也。”

原文 　初舜分天下为十二州，禹复为九州。收天下美铜铸为九鼎，以象九州。

直解 　初舜为天子时，把天下地方分为冀、兖、青、徐、荆、扬、豫、梁、雍、幽、并、营，十二州。至禹时，将并、幽二州复合于冀州，营州复合于青州，仍前为九州。九州既定，于是将天下所贡方物之中，取其铜之美者，铸成九个大鼎，以象九州。又把九州山川所有怪物，都铸在鼎上，使民识其形象而避之也。

原文 　昔黄帝作车，少皞加牛，奚仲加马。禹命奚仲为车正，建旌旗斿旐，上声。以别尊卑等级。

直解 　车正，是官名。旌是干旄上插的雉羽。斿，是太常垂下的直幅，幅上画交龙的叫做旗，画龟蛇的叫做旐。上古人不知乘车，至黄帝时，始造为车，至少皋时，始以牛驾之，至禹时，有臣叫做奚仲，又加以马，禹就命奚仲为车正之官，专管车驾之事。又制为旌旗斿旐等物，设于车上，自天子以至诸侯大夫，各有不同，于是尊卑等级，皆有分别。又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

原文 　古有醴酪，禹时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

直解 　醴，是薄甜酒。酪，是将牛马乳造成酒浆。古时只有醴酒酪浆，至禹时，有个人叫做仪狄，始用曲糵造酒，其味甚美，与醴酪不同。禹饮其酒，觉得甘美，有好之之意。恐因此妨了政事，就疏远仪狄，断绝旨酒，再不饮它。说道：“酒之可好如此，后世人君，必有以酒之故，流连迷乱，而亡其国者。”夫酒之作，本为祭祀燕享之用，岂能遽亡人国，但好之无厌，其祸必至于此。圣人见事之始，而即虑其所终，故深恶而豫防之如此。其后禹之子孙名桀者，果以酒为池而亡天下，然则禹之为虑，岂不远哉！

原文 　禹任皋陶、益以国事。

直解 　皋陶、益，都是贤臣，先时与禹同事虞舜，至禹即位，遂委任二人以国政。

原文 　是时，天雨金三日。

直解 　是时，禹之德感格于天，天降以祥瑞，下金三日，如雨一般。这事经史上不载，只一见于子书，未知果否。

原文 　禹娶涂山氏女，生子启。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禹弗子，惟荒度土功。

直解 　涂山，是国名。呱呱，是啼哭声。荒，是大。度，是经营。禹治水时，娶涂山氏之女为妻，生一子名启。成婚之后，只在家住了辛、壬、癸、甲四日，就出去治水，不以妻为念。及启初生，呱呱而泣，禹也不以子为念。娶妻生子，皆不暇顾，惟以水土未平，奔走于外，大相度那平治水土之功。盖知有人民之忧，而不知有妻子之乐也。这是禹未即位的事，编《通鉴》者附见于此。

原文 　禹南巡狩，会诸侯于涂山。承唐虞之盛，执玉帛者万国。禹济江，黄龙负舟，舟中人惧。禹仰天而叹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劳万民，生寄也，死归也，余何忧于龙焉！”视龙犹蝘蜓，禹颜色不变。须臾，龙俯首低尾而逝。禹致群臣于会稽，防风氏后至，禹戮之。

直解 　涂山、会稽，都是地名。玉帛，就是《书经》上五玉三帛，乃诸侯所执以见天子者。寄，是寄寓。蝘蜓，是蜥蜴，形如蝎虎而稍大。防风氏，是诸侯之国。禹为天子，遵虞舜五载巡狩之制，曾往南方巡狩，大会诸侯于涂山地方。禹之功德既足以感动人心，又接着那唐虞极盛之后，所以诸侯每无远无近，都来朝见。一时执玉帛而聚集于涂山者，有万国之多。当巡狩渡江之时，忽有一黄龙来负其船，船上的人都恐惧失色，独禹不怕，仰面向天叹说：“我受天之命，尽心力以勤劳万民，万民既安，吾事毕矣。至于人生在世，就是客中寄住的一般，死了便是回还到家里一般。生乃其暂，死乃其常也。纵是龙能覆舟为害，我何惧焉！”当时禹看那龙，只如蝘蜓小虫一样，颜色略不变动。须臾间，那龙亦低头拖尾而去，恰似闻禹之言，而委顺驯扰，不敢为害也。禹又曾朝会群臣于会稽地方，诸侯皆依期而至，惟有防风氏恃其勇力，不恭王命，到的独迟，禹执而杀之，以儆诸侯。

原文 　有典则以贻子孙。

直解 　典则，是一代的典章法度，如今时《大明会典》与律令条例之类。贻，是传流的意思。禹以为创业之君，不立下一代的典章法度，则后王何所遵守，于是以其治天下之大经大法，著为谟训，留与子孙，使世守之。以后禹之子孙，传世几五百年，实赖此以为之维持也。

原文 　禹尝荐益于天七年。禹崩，在位九年，寿一百岁。益避位于箕山，天下之人，不归益而归启，启乃即天子之位。

直解 　益，是禹之贤相，禹以其可传天下，尝荐举于天者七年，禹崩。禹年老即位，所以在位止九年，寿一百岁。禹崩后，益不敢当禹之禅，避在箕山，让位于启。然天下臣民思禹之德，而知启之贤，皆不归益而归启，启乃即天子位。

帝　启

原文 　元年。启既即位，乃即钧台以享诸侯。时有扈氏无道，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启召六卿以征之，大战于甘，灭之。启在位九年，子太康立。

直解 　钧台，是台名，在今河南钧州。有扈，是国名，即今陕西鄠县。甘，是地名。威，是作威。侮，是轻侮。五行是金、木、水、火、土。在天有五行之气，在地有五行之质，在人有五行之理。怠，是怠慢。弃，是废弃。三正，是建子、建丑、建寅三个月。古人迭用以为岁首之正月也。六卿，是六乡之卿。古时每乡卿一人，六乡有六卿，平居无事，则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而属于大司徒，有事出征，则各率其乡之一万二千五百人，而属于大司马，与王朝六卿不同。夏启王即位之元年，四方诸侯来朝，启乃就钧台以朝享诸侯。那时诸侯中有个有扈氏，所为不顺道理，擅作威势，轻侮五行，凡所行事，都背了五常之理，拂生长收藏之宜，而暴殄天物；又恣行怠慢，废弃三正，不奉夏之正朔；其狂悖不臣如此。启于是命六乡之卿，帅六军亲去征讨，大战于其国之南郊，遂灭其国。启在位九年崩，子太康立。按孟子称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其德可纪述者必多。此只载享诸侯、征有扈二事，乃作史者未之详考也。

太　康

原文 　元年。太康即位，荒逸弗恤国事，畋猎于洛水之表，十旬弗归。有穷之君后羿，因民之怨，距之于河，弗许归国。厥弟五人作歌以怨之。太康既失国，不得归，在位三十年，后羿乃立太康之弟仲康。

直解 　畋猎，是取禽兽。穷，是国名。羿，是穷国君之名。太康既即帝位，不守其祖大禹之谟训，怠荒逸豫，全不忧念国家的政事，只好去畋猎，罗取禽兽，远至洛水之表，至于一百日尚不回还。时有穷之君后羿，因百姓之怨，阻距之于河北，不许归国。是太康自弃其国也。其弟五人，知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之不可保，乃述其皇祖之训，作歌以怨之，今《夏书》中所载《五子之歌》是也。太康既失了国，不得返归，计其在位三十年，后羿乃立太康之弟仲康为天子。尝观《五子之歌》有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太康一犯禽荒之戒，而遂以失国。祖宗之训，可不守哉！

仲　康

原文 　元年。仲康即位，羿为之相，仲康肇位四海，首命胤侯掌六师。惟时羲和，沈乱于酒，遐弃厥司，至于日食大变，尚罔闻知。王命胤侯往征之。在位十四年崩，子相立。

直解 　胤侯，是胤国之侯。羲和，是司历象之官。仲康即位之元年，后羿为之辅相，于正位四海之初，首命胤侯掌六师以收兵权。那时诸侯羲和，世掌天文历象之事，乃沉乱于酒，心志迷惑，远弃其所司之事，失占天象，至于日食的大变，尚不闻知，也不奏闻救护。其失职违制，法所不容者，王乃命胤侯往征之，以正其罪。仲康在位十四年而崩，子相立，是为帝相。夫当羿之废太康而立仲康也，社稷安危，在其掌握矣。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胤侯以掌六师，征羲和以讨有罪，犹为礼乐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史臣录之，其有取于是欤？

帝　相

原文 　元年。帝相继立，时权归后羿，相为羿所逐，居商丘，依同姓诸侯斟灌、斟氏。

直解 　元年，帝相既立为天子，虽无失德，然大权已归后羿，帝相微弱，被其赶逐，迁居于商丘地方，依夏同姓诸侯斟灌与斟氏居住。自是失国，不能为政于天下矣。

原文 　有穷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囚、熊髠、龙圉，而用寒浞。浞，伯明后寒之谗子弟也，使相己。浞行媚于内，施赂于外，愚弄其民，娱羿于畋，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畋，家众杀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杀于穷门。夏旧臣靡，奔有鬲氏，浞自立。

直解 　羿，旧居穷石地方，故号有穷后羿，因夏民离心，代夏专政。既逐帝相，遂篡其位。依恃善射，不理民事，专好田猎，耽淫于原野禽兽。当时有武罗伯、熊、龙、圉，四人都是贤臣，羿乃废弃了武罗伯，将熊幽囚，将龙、圉削发奴辱，惟信用寒浞。寒浞原是伯明氏的谗佞子弟，为伯明后寒所弃，羿收之使为相。寒浞要固宠窃位，内则行媚悦于羿之宫人，外则施贿赂于羿之左右，下则用智术愚弄百姓，以收人心。专以田猎之事娱乐后羿，使不暇他顾。外内的人，被寒浞诱惑，都归服他。羿犹不知改悔，将归自田猎之所，寒浞使家众逢蒙等，杀而烹煮之。将他的肉与其子食，其子不忍食，又杀其子于穷之国门。夏有旧臣伯靡，素有兴复夏室之志，因见祸害相寻，乃奔于有鬲氏，以图后举。浞复篡羿自立焉。

原文 　寒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浇长，浞使浇灭斟灌、斟氏，弑帝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帝相在位二十七年崩。

直解 　寒浞既立，不改有穷之号，就收了羿的妻室，生下二子，一个叫做浇，一个叫做豷。此时帝相尚在商丘，及浇年长，寒浞使之统兵灭斟灌及斟氏，遂弑帝相。相妃，有仍氏女，叫做后缗，方怀孕，自穴窦中逃出，归于有仍之国，后生少康。计帝相在位二十七年，遇弑而崩。夫夏自太康逸豫灭德，取怨于民，遂致羿与寒浞，乱贼之臣，接迹而起，凡数十年，国统几绝。若非禹之功德深远，人不能忘，则夏将从此不祀矣，岂非万世之大戒哉！

少　康

原文 　少康，其母帝相之后，有仍国君之女也。寒浞杀羿，灭夏氏。时少康方在怀妊，相后乃奔归有仍之国，而生少康。少康既长，为仍牧正。浇使椒求之，奔有虞，为之庖正。虞君思妻之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而抚其官。夏有旧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举兵灭浞，而立少康焉。

直解 　牧正、庖正，都是官名。虞，是国名，乃帝舜之后。妻，是以女嫁之。二姚，是姚氏二女，有虞国姓姚，故叫做二姚。纶，是邑名。二国，是灌、二国。烬，是火焚之余，二国虽被寒浞所灭，犹有遗下的臣民，譬如火焚之后，尚有焦木也。少康之母，是帝相之后，乃有仍国君之女也。起初后羿篡国，逐帝相于外，羿之臣寒浞杀了后羿，并灭夏之社稷，那时少康方在相后的怀妊中，相后避乱，逃归其母家有仍之国，而生少康。及少康长大，就为有仍牧正之官。寒浞之子名浇者，知道相后生了孤子，使其臣名椒者，寻求少康所在，要杀害他。少康又逃避于有虞之国，为有虞庖正之官。那虞君名思，知道他是帝相之遗子，大禹之玄孙，就把两个女儿嫁他，使他居于纶邑，给与他田一成，计有十里，众一旅，计五百人。少康管此一成之田，一旅之众，即能布其德惠，而兆其中兴之谋，以收复夏氏之众，而抚绥其所遗之臣。于是夏之旧臣有名靡者，自有鬲氏之国，收召灌、二国之遗民，举兵攻灭寒浞，而立少康以为君焉。

原文 　元年，少康使其臣女艾灭浇于过，使其子季杼灭豷于戈，乃归故都即位。于是夏道复兴，诸侯来朝，在位二十年崩，子杼立。

直解 　过、戈，都是国名。少康即位之元年，使其臣名女艾者，领兵攻灭寒浇于过，使其子名季杼者，攻灭寒豷于戈。寒浞父子皆已诛灭，乃归于夏之旧都，而即天子之位。于是有夏之道复兴，诸侯都来朝觐。盖自太康以来，日就微灭，至此然后中兴也。少康在位二十年乃崩，子杼相继而立。夫太康荒于逸游，则虽承大禹帝启全盛之势，而亦至于失国。少康能布其德，则虽遭后羿寒浞篡灭之后，而亦得以复兴。然则盛衰之机，惟在人君之修德与否而已。

帝杼　帝槐　帝芒

帝　泄

原文 　元年，既嗣立，是时六夷从服，始加爵命之制。帝泄在位，凡十有七年而崩。子不降立，是为帝不降。

直解 　少康复国之后，传子帝杼，帝杼传帝槐，帝槐传帝芒，帝芒传帝泄。帝泄既继立，是时夏道中兴，六种之夷，皆来从服。始加立百官爵命的制度，凡公卿大夫士之等级，皆因旧制而更定之。在位凡十有七年而崩，子不降继立，是为帝不降。

帝不降　帝扃　帝厪

孔　甲

原文 　元年，既即位，好鬼神之事，不务修德，诸侯多叛。时天降乘龙，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享之，既而使求之，累惧而迁于鲁县。在位三十二年崩，子皋立。

直解 　自帝不降之后，传帝扃、帝厪、以至于帝孔甲。孔甲既即位，好鬼神祈祷之事，只去祀神求福，不务修其德政，所以诸侯多背叛之，不奉王命，而夏之德业遂衰。那时天降下四只龙来，二雌二雄，孔甲不知所以驯养之，又未得养龙之人。比先陶唐氏既衰，其后世有个子孙叫做刘累，曾学养龙之术于豢龙氏，因孔甲要求养龙之人，遂以其术服事孔甲，能知龙之嗜好而与之饮食。久之，四龙都养得驯熟了，孔甲嘉美其能，赐以姓氏曰御龙，比古之豢龙氏焉。取已绝侯国豕韦之地封之，以代豕韦之后。其后有一只雌龙死，刘累不与孔甲说，私取其肉作醢，以进孔甲。孔甲不知而享受之，后又问刘累要那雌龙，刘累无可赔偿，恐怕得罪，遂逃移于鲁县地方。孔甲在位三十二年而崩，子皋继立。夫龙之为物，神变不测，非人之所能豢养。史臣传疑之言，恐不足信也。

帝皋　帝发

履　癸

原文 　元年。自孔甲以来，诸侯多叛，桀尤为无道，暴戾顽狠，贪虐荒淫，残商百姓，天下颤怨而患之。桀有力，能申铁钩索，伐有施氏，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喜有宠，所言皆从，为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肉山脯林，酒池可以运船，糟堤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妹喜笑以为乐。殷汤修德，诸侯畏服，桀起九夷之师不至，伊尹佐汤帅师以伐桀，桀战不胜，奔于三朡之国。汤又从而伐之，放于南巢而死。

直解 　颤，是恐惧战动的模样。有施、三朡，都是国名。殚，是尽。脯，是炙肉。南巢，是地名。夏自孔甲之后，传子帝皋，帝皋传帝发，帝发传履癸，是为桀。自孔甲以来，德政衰微，诸侯已多背叛。至于桀，尤为无道，其所为暴戾顽狠，贪虐荒淫，残害天下的百姓。天下百姓都颤兢怨愤，而忧其祸之将及己。盖不但诸侯背叛，而万民亦离心矣。桀有膂力，能伸直铁打的钩索。他恃其勇力，用兵征伐有施氏之国，有施氏进一美女，叫做妹喜，得免于祸。桀宠爱妹喜，但凡他的言语，无不听从，因要取他欢喜，遂造为倾宫瑶台，极其华丽，竭尽了百姓的财力。又将各样禽兽之肉，堆积如山，炙干为脯，悬挂如林，凿个大池注酒，池中可以行船，积下酒糟为堤，其高可望十里。招集人众来饮，约以鼓声为号，击鼓一通，齐到池边低头就饮，如牛饮水的一般。当时同饮者有三千多人，妹喜观之欢笑，以此为乐。是时殷成汤修德，诸侯畏服，桀忌汤强盛，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九夷都违命不至。汤有贤臣伊尹，见桀无道已极，天命人心已去，乃辅相成汤，帅师伐桀，为民除害。桀与汤战不胜，逃奔于三朡之国，汤又从而伐之，放于南巢地方，禁锢而死。夫桀之始祖大禹，卑宫室、恶衣服，竭力以劳万民，因饮酒而甘，遂疏造酒之仪狄，其仁爱勤俭、创业艰难如此。桀乃不念祖德，荒淫暴虐，举祖宗四百年之天下，一旦而覆亡之，岂不深可痛哉！

商　纪

商，是地名，以其始封于此，遂以为有天下之号。

成　汤

原文 　成汤，黄帝之后也，姓子氏。初帝喾次妃简狄，见玄鸟堕卵而吞之，遂生契。契事唐虞为司徒，教民有功，封于商，赐姓子氏。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报丁，报丁生报乙，报乙生报丙，报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为成汤。是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汤使人以币聘之，因说汤以伐夏救民之事，汤进伊尹于桀，桀不能用，伊尹复归汤。

直解 　成汤，是商家创业之君。简狄，是妃名。玄鸟，是燕子，以其黑色，故称玄鸟。天乙，是成汤名。伊尹，是臣名。有莘，是地名。史臣说，成汤是五帝时黄帝的后裔，姓子氏。起初黄帝之曾孙帝喾，有个次妃，叫做简狄，偶见飞的燕子，坠下一个卵来，拾而吞之，遂感而怀妊。后乃生契，事唐尧虞舜二帝，为司徒之官，职专教民，教得百姓都相亲，五品都逊顺。帝舜美之，乃封之以商丘之地，而赐姓子氏。其后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报丁，报丁生报乙，报乙生报丙，报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为成汤。那时有个贤人叫做伊尹，乐尧舜之道，不肯出仕，隐于有莘地方，以耕田为业。汤闻其贤，三次使人以币帛为礼，征聘他。伊尹感汤诚意恳切，遂委质为臣。见夏桀无道，残害得百姓苦极了，因说汤以伐夏救民之事。汤不忍伐夏，乃进伊尹于桀，着劝他悔过迁善。桀乃执迷不悟，不用伊尹之言，于是伊尹复归而事汤。夫以伊尹之贤，使桀能用之，则化暴虐为宽仁，夏道可复兴也，乃不能用，而卒底灭亡。可见天下不患无贤，患有而人君不能用耳。桀不能用而亡，汤能用之而王，贤人之为国重轻也如是夫。

原文 　桀杀直臣龙逢，众莫敢直言，汤使人哭之。桀怒，囚汤于夏台，已而得释。桀将亡，贤臣费昌归汤。汤出见人张网四面，而祝之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罹吾网。”汤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网。”汉南诸侯闻之，曰：“汤德及禽兽。”归之者四十余国。

直解 　龙逢，是臣名，姓关。夏桀无道，不受忠言，当时有个贤臣叫做关龙逢，直言谏诤，桀怒而诛之，繇是举朝再无一人敢言其过者。是时殷成汤为诸侯，悲龙逢以忠谏受祸，使人吊而哭之。桀闻之大怒，遂将成汤拘囚于夏台之狱中，良久乃得释放。是时两日斗、众星陨、伊洛竭、泰山崩，桀有贤臣名费昌者，知夏之必亡，汤之必兴，遂去桀而归汤。汤一日出行于野，见有人四面张着罗网，打取禽兽，口里又祷祝说：“凡一切禽兽，上而从天上坠者，下而从地上出者，中而从东西南北四方来者，愿都入吾网中。”汤闻其言，心中不忍，说道：“鸟兽虽微，也是生命，奈何一网都要打尽，残害不仁如此。”乃使人将那网解去三面，止存一面，又替他更祝说：“凡禽兽之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任从你飞走自在，各遂其生，止是舍命不顾的，乃入吾网中。”夫汤之不忍于害物如此，则其不忍于害民可知。所以，那时汉南地方的诸侯，闻汤这件事，都称颂说：“汤好生之德，可谓至矣。虽禽兽且被其泽，而况于人乎？”自是归顺者，四十余国。

原文 　桀无道，暴戾残虐万姓，伊尹相汤伐桀，费昌为御，与桀战于鸣条，桀师败绩，汤遂放桀于南巢。诸侯大会，汤退而就诸侯之位，曰：“天子惟有道者可以处之，可以治之。”三让，诸侯皆推汤，于是即天子之位，都于亳。

直解 　夏桀无道，所行暴戾，残害万姓，伊尹见得民不堪命，乃相汤帅师伐桀，以除暴救民。那时夏有贤臣费昌，奔归于汤，汤就用他为戎车之御，与桀战于鸣条之野。桀众离心，其兵大败，奔于南巢，汤遂因而放之。当时诸侯因汤此举顺天应人，都来会集，要尊汤为天子。汤不肯当，仍退就诸侯之位，说道：“我之伐桀，本为百姓除害而已，若是天子之尊，惟有道德者，才可以居其位而行其治，非我所能堪也。”如此让于众诸侯者凡三次，诸侯以有道者莫过于汤，天子之位非汤莫能居，都一心推戴汤为君，不肯听其让。汤既累辞不得，然后即天子之位，定都于亳，即今河南归德府地方。

原文 　元年。汤既即位，反夏桀之事，以宽治民。除其邪虐，顺民所喜，远近归之。乃改正朔，自夏之前，皆是建寅之月为正月，汤既革夏命，乃以建丑之月为正月，色尚白，牲用白，以白为徽号，服冔冠而缟衣。

直解 　正月，是岁首之月，至秦始皇名政，始避讳读做正字。自秦以前，原读做正字。建丑之月即如今的十二月，这月初昏戌时，北斗柄指着丑方，故说建丑之月。至次月斗柄指着寅方，是建寅之月。冔冠，是成汤制造的冠名。成汤之元年，既即天子之位，悉反夏桀所行之事，以宽仁治百姓，除去夏桀的邪僻暴虐，凡民之所喜者，如轻徭役、薄税敛等事，汤皆从而顺之。远近之民，莫不归戴他，无复有思夏者。成汤于是乃改夏之正朔，自夏以前，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之正月。汤既革除了夏命，乃以建丑之月为正月。其所用的颜色，以白为尚。凡祭郊庙之牺牲，都用白的；凡旗帜车服之类，一切皆以白为号。其服饰则戴冔冠，而衣缟白之衣。盖皆以白为贵也。

原文 　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为之。

直解 　成汤既为天子，初设置两个辅相之臣，以伊尹为右相，仲虺为左相。盖宰相上辅君德，下统百官，其职甚重，而当时人才，莫贤于二臣，故举而任之。

原文 　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当以人祷。”汤曰：“吾所为请雨者，民也。若以人祷，吾请自当。”遂斋戒、剪发、断爪、素车白马、身婴白茅，以身为牺，祷于桑林之野。祝曰：“无以余一人之不敏，伤民之命。”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欤？民失职欤？宫室崇欤？女谒盛欤？苞苴行欤？谗夫昌欤？”言未已，大雨方数千里。又以庄山之金铸币，救民之命，作乐曰大濩。

直解 　太史，是占候天文的官。苞苴，古人以果殽等物相送，必用草包裹着，或用草承着，叫做苞苴。成汤之时，曾七年少雨，天下大旱。太史奏说：“天灾流行，气运厄数，须是杀个人祈祷，乃可得雨。”成汤说：“我所以求雨者，正为救济生民也，又岂忍杀人以为祷乎？若必要人祷，宁可我自当之。”遂斋戒身心，剪去头发，断了指爪，只乘素车白马，身上披着白茅草，就如祭祀的牺牲模样，出祷于桑林之野，祝天说道：“我不能事天，以致天怒，其不敏甚矣。但天只当降罚我身，无以我一人不敏之故，降此灾异，以伤害万民之命。”乃以六件事自责说道：“天变不虚生，必我有以致之，或者是我政令之出，不能中节欤？或使民无道，失其职业欤？或所居的宫室，过于崇高欤？或宫闱中妇女过于繁盛欤？或苞苴之贿赂，得行其营求欤？或造言生事的谗人，昌炽而害政欤？有一于此，愿以身自当其罚。”成汤当时为此言，一念至诚，感动上天，说犹未了，大雨即降，四方数千里，处处沾足，感应之速，至于如此。当那大旱时，万民穷困，无可赈济，成汤又发庄山所生之金，铸造钱币，给与民间行使，以救民之命。因此虽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甚病，到后来雨降年丰，天下欢乐，成汤遂作一代之乐，名叫大濩，以其能救护万民，使之复得其所也。即此观之，可见水旱灾异，虽盛世亦不能无，但为君者须当遇灾知惧，既诚心以责己，又设法以救民，才可转灾为祥，转危为安，如成汤之事是也。使忽天变而不畏，视民穷而不恤，则未有能免于祸乱者矣。

原文 　在位十三年崩，寿一百岁。太子太丁早卒，汤崩，次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丁之子太甲立。

直解 　成汤在位，凡十三年而崩，寿一百岁。太子名叫太丁，先已早丧。至汤崩之后，次子外丙立二年而崩，又次子仲壬立四年而崩。于是太丁之子太甲，以嫡孙继立，遂为商之贤君，而享国长久焉。

太　甲

原文 　元年，既即位，不明厥德，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宫，乃自摄政当国，以朝诸侯。太甲居桐三年，自怨自艾，处仁迁义。伊尹乃以冕服奉太甲复归于亳。太甲增加修德，诸侯咸归，保惠庶民，不敢侮鳏寡，号为太宗。在位三十三年崩，子沃丁立。

直解 　颠，是颠倒。覆，是倾坏。典，是常。刑，是法。创业之君，立下一代的法度，传之子孙，可常行而不变，所以叫做典刑。桐宫是地名，汤墓所在。摄是权摄其事而兼总之也。艾是芟草，人之改过自新者，与剪草除根者相似，故以自治为艾。鳏，是年老无妻的。寡，是年老无夫的。成汤之孙太甲，既即天子之位，不能修明君德，把成汤立下的规矩法度，都颠覆坏乱了。伊尹原是成汤佐命之臣，见太甲所为违背祖训，恐至于亡国，则己不得辞其责也。于是自亳放太甲于桐宫，使其居守成汤的陵墓或生悔心，且以见今日之放亦以奉成汤之意耳。伊尹乃权管着国事，以朝诸侯，欲待太甲之改过，而后以国政返之。太甲在桐住了三年，果知怨悔前日的不是，痛加省改，去其不仁者而处于仁，去其不义者而徙于义，可以为天下君矣。伊尹于是奉天子的冠冕朝服，往桐宫迎太甲来，还居亳都，仍做天子。太甲复位之后，增修仁义，整顿典刑，诸侯之叛者复归。而又施恩德，以保爱百姓，其间有鳏寡可怜者，更加存恤，不肯凌侮。自是商道复兴，称太甲为太宗。太甲在位三十三年崩，子沃丁立。夫太甲始而失德，几于败亡，既而改图，犹为令主，可见无过维圣，而改过则贤，善始非难，而克终为贵也。

沃　丁

原文 　元年。沃丁嗣位，委任贤臣咎音臯。单，咎单一顺伊尹所行之事。在位二十九年而崩，弟太庚立。

直解 　沃丁嗣位之初，能委任贤臣咎单，凡国家的政事，都付托与他。咎单承沃丁之委任，凡事不执己见，取先朝贤相伊尹所行的事迹，件件都依着他的行。计沃丁在位凡二十九年而崩，后传之太庚。

太庚　小甲　雍己

大　戊

原文 　元年，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七日大拱。大戊问于伊陟，伊陟曰：“妖不胜德，君之政其有阙欤？”大戊于是修先王之政，明养老之礼，早朝晏退，问疾吊丧，三日而祥桑枯死。三年，远方重译而至者七十六国。有贤臣巫咸、臣扈等，共辅佐之。商道复兴，号称中宗。在位七十五年崩，子仲丁立。

直解 　大戊即位之初，亳都忽然有一物异。桑谷两木，共生于朝堂之中，生了七日，即长得大如合抱。大戊见之而惧，问于宰相伊陟。伊陟对说：“此木妖也，惟修德可以胜之，妖必不能胜德。虽然变不虚生，惟人所召，意者吾君之政事其有阙失未修者欤？”大戊从伊陟之言，于是修举先王成汤之政，讲明国家养老之礼，早朝晚罢，厉精图治，问疾吊丧，通达民情，及至三日，而祥桑遂枯死。此妖不胜德之明验也。前此雍己之世，诸侯有不至者。及大戊修德三年，远方蛮夷，皆来贡献，经过几处的通事译审，才得达于中国者计有七十六国。时又有贤臣叫做巫咸及臣扈等，共辅佐之。前此商道浸衰，至此又复中兴。然大戊严恭寅畏，不敢荒宁，是有德之君，故商人宗之，庙号中宗。计在位七十五年而崩，后传之子是为仲丁。夫野木生于朝堂本社稷丘墟之象，故大戊见之而惧，然一闻伊陟之言，反身修德而妖怪自灭，西夷来宾。可见人君遇有灾变之事，不必徒为忧惧，但能省躬修德，尽人事以应之，自可转灾为祥，化凶为吉，乃理之必然者也。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阳甲

盘　庚

原文 　元年。时商道浸衰，耿都又有河决之患。乃自耿都迁于亳，臣民皆安土重迁，盘庚作书以告谕臣民，遂迁于亳，从汤所都。盘庚行汤之政，商道复兴，诸侯来朝，在位二十九年而崩，弟小辛立。

直解 　大戊之后，传子仲丁，仲丁传外壬，外壬传河亶甲，河亶甲传祖乙，祖乙传祖辛，祖辛传沃甲，沃甲传祖丁，祖丁传南庚，南庚传阳甲，阳甲传盘庚。商自仲丁以来，继嗣不定，子弟争立，乱者九世，至盘庚继立之时，商道已渐衰了。商之初兴，本建都于亳，至仲丁始迁于嚣。嚣有河决之患，河亶甲又迁于相。相又有河决之害，祖乙又迁于耿。至盘庚时，耿都又有河决之害，盘庚以累世迁都，地皆近河，故常遭水患，不若亳都去河为远，又是先王创业根本之地，乃欲自耿迁都于亳。那时群臣庶民，居耿已久，又贪这河滨之地，土沃物饶，都恋着旧土不乐迁移。盘庚不忍臣民之昏愚陷溺，乃作书以告谕臣民，将迁都之利、不迁都之害，反覆辩论，极其恳至，即今《书经》上所载《盘庚》三篇便是。于是臣民渐渐晓悟，竟听盘庚之命，遂迁于亳，以从成汤之旧都，自此子孙相继，二百余年，无复水患，盘庚之功也。然盘庚不但居成汤之旧都，又能行成汤之旧政，举九世衰乱之政，一切更张之，以复于古。于是商道重兴，诸侯来朝，在位凡二十九年而崩，弟小辛继立。

小　辛

小　乙

原文 　小乙元年。小乙自为太子时，备知民事艰难，时又不竞，享国在位二十八年而崩。小乙崩，子武丁立。

直解 　竞，是强盛。盘庚传小辛，小辛传小乙。小乙自为太子时，曾出居民间，备知小民生事之艰难。所以他为君，亦能怜恤小民。只是承小辛中衰之后，无扶衰拨乱之才，当时商道又不竞，享国在位二十八年而崩，子武丁继立。

武　丁

原文 　元年，武丁嗣立，恭默思道。小乙崩，武丁居丧三年不言。既免丧，亦不言，梦上帝赉以良弼，乃使人以形旁求于天下，得傅说于版筑之间，命以为相，进谏论列天下之事，君臣道合，政事修举。

直解 　版筑，凡筑墙之法，必用版夹在两边，乃填土中间，舂之，叫做版筑。武丁既继立，有志中兴之业，恭敬沉默，想那治天下的道理，居小乙之丧，三年并不出一言语号令，既除了丧还不肯言，惟恭默思道而已。他至诚感动天地，忽然梦见上帝赐他一个好辅弼大臣，醒来惊异，就想那梦中所见的形象，使人描绘出来，把这画图广求于天下。到傅岩地方，有个人叫做傅说，正在那里舂土筑墙，其容貌宛然与画图相似。武丁聘他来见，果然是个贤人，就命他做宰相。傅说既作相，因进谏武丁，条陈天下之事，如宪天、法祖、从谏、典学等事，一一切于治道，详见《书经》上《说命》三篇。君臣之间，志同道合，朝廷政事无不修举，而商道复中兴焉。看这武丁得傅说事甚奇。盖天生一代之圣君，必与之以一代之贤佐，明良相逢，其机不偶。况武丁求贤图治之心，如彼其切，精神所通，天实鉴之，则良弼之赉，形诸梦寐，亦不足怪也。

原文 　武丁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训诸王。武丁内反诸己，以思王道。三年，蛮夷编发重译来朝者六国，自是章服多用翟羽。鬼方无道，武丁伐而三年克之，殷道复兴，号为高宗，在位五十九年而崩，子祖庚立。

直解 　雉，是野鸡。雊，是鸣。翟羽即是雉羽。鬼方，是南夷国名，其俗多巫祝信鬼神，故叫做鬼方。武丁祭于成汤之庙，忽有飞雉升于鼎耳，其兆不祥。盖黩于祭祀，故有此异也。于是贤臣祖己乃作书训王说道：“王之所职在于之民，不可但谄渎鬼神以徼福庇。”即《书经》上《高宗肜日》篇是也。武丁感此物异，深纳祖己之训，乃反己自责，侧身修行，以思先王之道。旧史记其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之礼等事。如此者三年，不但中国治安，当时远方蛮夷编发之国，言语与中国不通，须经过几番通事译审然后得达者也都慕义来朝，凡有六国。自是，朝廷的章服多用雉羽为饰，盖因感飞雉之异而反身修德以致太平也。惟鬼方之国，恃其险阻扰害中国，武丁用兵征伐三年乃克之。从此内外无患，殷道衰而复兴，号称高宗，为殷家一代之贤君，在位五十九年而崩，子祖庚继立。

祖庚　祖甲　廪辛　庚丁

武　乙

原文 　武乙元年，时东夷浸盛，分迁海岱，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博不胜而戮之。为革囊盛血，仰射之谓之射天。在位五年，猎于河渭之间，暴雷震死，子太丁立。

直解 　博，是局戏。商自武丁中兴之后，历祖庚至武乙，俱不修德政，商道浸衰。武乙之时，东方诸夷渐加繁盛，分迁散处于海岱之地。武乙当此夷狄强盛之时，不知自强修德，却乃放纵无道，把木雕成人形，叫做天神，与之对局而博，使人代为行筹。若是偶人输了，就将他斫碎，恰似杀戮那天神的一般。又将皮革为囊，里面盛着生血，高悬于空中，仰而射之，叫做射天。其慢神亵天如此。在位五年，出猎于河渭之间，着暴雷霹死，天之降罚亦甚明矣。

太丁　帝乙

帝　纣

纣，是帝乙之少子，其母帝乙之嫡后也，有贤德。帝乙生三子，长曰微子启，次曰仲衍，次曰纣。后以微子贤，欲舍己子而立之。大臣咸谏以为立子以嫡乃理之常，故帝乙遂以纣为嗣。

原文 　元年。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禽兽，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以为天下皆出己之下。

直解 　纣为人资质明辩，行事捷疾，但闻着见着的就晓得，甚是明敏。其材能气力过于常人，能亲手捉获禽兽；其智足以拒人之谏，使不敢言；其言足以饰己之非，不见有过。恃其强辩小智，看着天下的人，都不如他，以为出己之下。观此一段，则纣本是强敏有才之人，使能勉于为善，岂不足为有道之主。奈何不善用其材智，而用之以拒谏饰非，究其病根，全在以天下皆出己下。夫以尧舜之圣，天下岂有能过之者，尚且每事咨询，未尝自用，又孳孳求谏，惟恐有差，故能成其盛治。纣小有材智，遂以为天下皆不如己，所以做出许多不好的事来，以至亡国，皆此一念自满之心所致也。故仲虺之告成汤，有曰：“志自满，九族乃离。”又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真至言也。

原文 　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将作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菽藿、衣短褐，而舍于茅茨之下，则锦衣九重，高台广室，称此以求天下不足矣。远方珍怪之物，舆马宫室之渐，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是时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其言是从，所好者贵之，所憎者诛之。

直解 　箕子，是纣之贤臣。象箸是象牙箸。簋是盛黍稷的器。犀是犀角。菽是大豆。藿是豆叶。短字当作裋字。裋，音树。裋褐是毛布的衣服。茅茨是编茅草盖房。卒字解做终字。有苏氏是国名。纣初用象牙做箸子，其贤臣箕子闻之叹说：“物之可好无穷，而人之侈心无节，其源一开，末流无所不至。手里既持着象牙的箸子，岂肯用泥土烧造的簠簋去盛饭？其势必至于用犀角玉石的杯碗，方才与象箸相称。既用玉杯象箸，又岂肯食菽藿之羹，衣毛布之服，而住于茅茨小屋之下？其势必至于以锦绣为衣，九重为宫，筑高台，起大屋，方才与箸杯相称。件件都要华美，事事都要相称，则用度日侈，而其欲无厌，虽尽天下之财，不足以供其费矣。他日征求远方珍怪之物，修治车马宫室之渐，都自此箸而始，故我深虑其所终耳。”夫一箸之侈似不足惜，而箕子辄见始知终，形之忧叹如此。其后，纣果作瑶台琼室、酒池肉林，竭万民的财力。可见人君当崇尚俭德，事事朴素，不可少萌侈心以启无穷之害也。此时纣欲伐有苏氏之国，有苏氏恐惧，乃求一美女名叫妲己，进之于纣。纣甚宠爱，他但有言语，无不听从。所喜好的人，纣便为他贵显之，不问有功；所憎恶的人，纣便为他诛杀之，不问有罪。刑政紊乱，人心怨愤，而商家之亡自是益决矣。其后周武王伐纣数其罪曰：“今商王受，惟妇人之言是用。”又曰：“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盖纣之背常逆理，罪状固多，而其荒淫昏乱之繇，只为惑于妲己所致，女宠之亡人国如此，可不戒哉！

原文 　使师延作朝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乐。

直解 　师，是乐官。延，是乐官之名。朝歌，是地名。北鄙，是北方边鄙天地之气。南主生育，北主肃杀，故北鄙之音，乃杀伐之音也。北里，是乐舞名。靡靡，是淫侈颓靡的意思。纣好荒淫，不喜闻其祖成汤大濩之乐，而使师延作为朝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夫乐以养性情，好淫乐者，其性情未有不荒，而施之政事，亦鲜有不乱者。所以说亡国之声淫。

原文 　造鹿台，为琼室玉门，其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财，盈钜桥之粟，燎焚天下之财，罢苦万民之力。收狗马奇物，充牣宫室，以人食兽。广沙丘苑台，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男女裸相逐于其间。宫中九市，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

直解 　纣又起造鹿台，以琼为室，以玉为门，其大三里，其高千尺，造了七年，方才成就。其营建之侈如此。什一取民，商之定制，纣却横征暴敛，厚取民间的赋税，积财货充于鹿台，积米粟满于钜桥。人情莫不欲富，而纣则糜费天下之财，如火燎焚，悉为灰烬；人情莫不欲安，而纣则疲苦万民之力，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征役无轻如此。又收畜狗马奇异之物，充满官室，甚至以人为猛兽之食，盖不但竭民财力，而且视人命如草芥矣。鹿台虽已壮丽，纣还以为未足也，又充广沙丘苑台，聚乐大戏，注酒为池，悬肉为林，令男女裸体相逐于其间，观以为乐。宫禁本清肃之地，却开设九市交易，与外面市廛一般，饮酒以百二十日为一夜，称为长夜之饮，其荒淫无度如此。自是百姓困苦，嗷嗷怨望，有去暴归仁之念矣。孟子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纣只要适一己之快乐，不顾百姓之怨咨，终至众叛亲离，国亡身丧，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此万世所当鉴戒也。

原文 　诸侯有叛者，妲己以为罚轻诛薄，威不立。于是重为刑辟，为熨斗，以火烧燃，使人举之手烂；更为铜柱，以膏涂之，加于炭火之上，使有罪缘之。纣与妲己以为大乐，名曰炮烙之刑。

直解 　纣既无道，天下离心，当时诸侯多有背叛不臣者。妲己说道：“这诸侯每离叛，皆因朝廷的刑罚太轻，诛杀太薄，威严不立，所以人不惧怕。”纣从妲己之言，因而为严刑峻罚，把铜铁铸成熨斗，用火烧热了，使人将手举起来，人手登时烧烂。又铸铜为柱，以脂油涂抹之，加于炭火之上，使有罪的人在上边行，铜柱既滑又热，如何行得，就都堕在火里烧死。时纣与妲己观看，见人手烂与烧死的，以为大乐，这个叫做炮烙之刑。尝观虞舜惟刑之恤，大禹下车泣罪，古之帝王，惟务修德，不务立威者，所以体天地生物之心，而立生民之命也。纣乃听妲已之言，肆炮烙之虐，反以为乐，残忍甚矣。厥后身衣宝衣，自焚而死。天道好还，岂不昭然哉！

资治通鉴直解

卷之三

周　纪

周是国号。

文王　武王

周至武王，始受命为天子，然其创造王业，实繇于文王，故并记之。

原文 　其先祖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而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避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又弃之渠中冰上，飞鸟以翼覆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则之。帝尧闻之，举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封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窟立，不窟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

直解 　史臣叙说，周之始祖，即尧时后稷之官，名弃者也。他的母，是有邰国君的女，姓姜，名原，为帝喾高辛氏第一妃。一日因跟随帝喾出去祭祀郊禖之神，以祈子嗣。忽见路上有个大人的足迹，心里忻然喜悦，以足践踏之，遂觉身上感动，如怀孕然。满足十月之期，忽生一子。不繇男女配合，履迹而生，乃天所赐也。姜原不知，反以为不祥，不肯乳养他。丢弃之于狭隘路口，那牛马走来过去的，都回避不敢践踏；又移而弃之于山林无人之处，适会有许多人入山伐木，看见了，移将出来；又举而弃之于沟渠之中，寒冰之上，那飞的鸟雀，都下来把羽翼蔽护他。姜原惊异，以为神灵，乃取回乳养，长大成人。因其初欲弃之，就取名叫做弃。弃为小儿时，已屹然有大人的志气，寻常戏耍，只好种植麻子菽豆，可见是出于天性。及长而成人，遂好耕田务农，视地土高下所宜，辨五谷种类，凡地之宜谷处，便去稼穑种植，种的五谷茂盛，收获得多，百姓每都以为法。当尧之时，洪水为灾，黎民阻饥。尧闻他善于耕稼，乃举为农师，着他教百姓每稼穑，天下都得其利。尧以其有功，封之于邰，使即其母家而居之，号曰后稷。后稷虽是帝喾之后，却因生赐姓，别为姬氏。后稷卒，子不窟立。不窟末年，夏后氏政衰，不务民事，不窟失其官，窜居戎狄之间。传子鞠，至孙公刘，而旧业复振焉。周自后稷以来，历唐虞夏商，为诸侯者千余年，至于文、武有天下，子孙为天子者八百余年，享国最为长久。乃其创造基业，实起于稼穑。到后来他家子孙，虽富有天下，犹惓惓以此为念。观《七月》之诗，与《无逸》之书，都是说稼穑艰难的事。所以国祚绵远，天命悠长。可见农事为王业所基，而有天下者，皆当时时以祖宗创业之艰难为念可也。

原文 　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百姓怀之，多徙而保焉。周道之兴，实自此始。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立。公叔祖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鬻戎狄攻之，古公遂去豳，渡漆沮，逾梁山，止于岐山之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贤，亦多归之。

直解 　豳，是地名，在今陕西西安府邠州。薰鬻，是古北狄名。漆是漆水，沮是沮水，都在西安府。梁山在西安府乾州。岐山在今陕西凤翔府岐山县。周自后稷以来，世为农官，至于公刘，虽承其祖不窟失官之后，窜居戎狄，然能守其旧职，复修后稷耕种之业，以教百姓。百姓感怀其德，多迁徙而往归之，以相保守焉。后来周道之兴，实自公刘得民为始。公刘卒，子庆节立，迁国于豳地。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立。公叔祖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复修其先世后稷、公刘之业，积累其德，力行仁义，国人皆爱戴他。薰鬻戎狄，恃强来侵伐，古公国小力弱，势不能敌，遂去豳，渡漆沮二水，逾过梁山，住止于歧山之下。豳人见古公之去，不忍相离，举一国之众，都扶着那衰老的，携着那幼弱的，尽归古公于岐山下。不但豳人来归，其他旁国闻知古公之贤，亦多有归之者。夫公刘、古公在戎狄之间，当播迁之际，势甚微弱，乃能得民以基有周之业如此，则民心之归，惟在有德，而大小强弱所不论也。

原文 　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其妃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太任生子昌，有圣瑞。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二人乃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古公卒，季历立，是为王季，修古公遗道，笃于仁义，诸侯顺之。王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即文王也。

直解 　如字解做往字。文身，是刺其身为文理，而以青涂之，盖古时水国之俗如此。周古公亶父之妃太姜，生三子，长的是太伯，其次是虞仲，少的是季历。季历娶太任。这太姜、太任都有贤德。太任生子名昌，当昌之时，有赤雀衔丹书入社，此圣王之祥瑞，可以卜周道之将昌也。太伯、虞仲知道古公的意思，欲立季历而因以传昌，他两人顺亲之意，遂逃避在荆蛮地方，文身截发，毁形自废，让与季历。及古公没，季历辞免不得，遂立为君，称为王季。王季修明古公遗下的法治，笃行仁义，四方诸侯皆顺从之。既卒，而子昌立，是为西伯，即文王也。周家八百年王业，自文王始。则夫太伯虞仲之让，王季之受，皆天意也，其孰能违之？

原文 　文王既立，伯夷、叔齐，孤竹君之子也。让国不仕，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熊、辛甲之徒，皆往归之。

直解 　周文王既立为西伯，修其祖后稷、公刘之业，遵古公、王季之法，敬老慈幼，礼下贤者，至于日中，犹不暇食，以待天下贤士，士以此多归之。当时有两个贤人，叫做伯夷、叔齐，是孤竹君之二子，兄弟让国，隐居不仕，闻文王是个圣君，兄弟相与说：“吾闻今西伯善养老者，何不往归之？”又有太颠、闳夭、散宜生、鬻熊、辛甲，都是一时贤人，亦皆往归而为之臣焉。夫国家之兴替，系于贤臣之去留，是时商纣无道，天下贤士皆弃商而归周，虽欲不王，其可得乎？

原文 　吕望，已年八十余。钓于渭水，西伯出猎，载之以归，尊为太公。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之九驷，及奇怪之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大悦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

直解 　吕望，姓姜氏，名尚，是上古四岳之后，受封于吕，故又叫做吕望。有莘、有熊，都是国名。骊戎，是西夷名。文马，是各样毛色的马。凡马四匹为驷，九驷是三十六匹也。吕望当商之末年，已八十余岁，老不遇时，钓于渭水。一日西伯出去打猎，遇于渭水之上，与之语，知其有王佐之才，乃载之后车以归，尊为太公，以师礼事之。其后纣杀九侯、鄂侯，西伯知此二人无辜，闻而叹息。当时有个谗臣崇侯虎，对纣说道：“西伯在背后毁谤。”纣闻之怒，乃拘囚西伯于羑里狱中，将杀之。西伯之臣闳夭等，日夜忧惧，设计救主，不令西伯知道。私自求有莘氏之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之九驷，及诸般珍奇玩好之物，因纣之幸臣名费仲者，进献与纣，以赎西伯。纣果大悦，说道：“只这美女一件，就可以释西伯之罪，何况又有许多好物。”乃赦西伯放他归国，更赐以弓矢斧钺，凡天下诸侯有罪的，都许他径自征伐。西伯既归本国，益修德行善，如发政施仁、泽及枯骨之类皆是。诸侯见西伯有仁德，都倾心归服，凡有不平的事，都就西伯而取决焉。盖人心至是已去商而归周矣。然史所谓“阴行善者”，盖言文王积德行仁，不求人知，而人心自然感愧，非如后世所谓阴谋夺国者也。孔子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深知文王之心者哉！

原文 　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焉，只取辱耳。”遂还，俱让其田而不取。汉南诸侯归者四十国。诸侯以西伯为受命之君，以是年为受命之年。受命凡九年，寿九十七，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直解 　虞、芮，是二国名。文王为西伯，修德行仁，四方诸侯，但有争讼不平的事，都来取决于他。那时有虞、芮二国的人，相与争地土疆界，久而不决，乃适周以求平。及入周之境，见其国中耕田的相与让畔，行路的相与让长，两国之人未见西伯，心各惭愧，相向说：“周人之俗，怡怡相让如此，我等争竞之事，乃其所深耻而不为者，何以往哉！见了西伯，只自取羞辱耳，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遂相与还国，皆让其田而不取，以其所争为闲田而退。汉南诸侯闻之，相率而归向者，四十余国。当是时，三分天下，文王有其二矣。诸侯以文王之德，天与人归，宜受天命而为君，因以是年为受命之年。计文王受命凡九年，寿九十七而崩。太子发嗣立，是为武王。当是时，纣为天子，文王为西伯，乃虞、芮之人，不质成于纣而质成于周，汉南之国，不归附于纣而归附于周，何耶？盖纣惟暴虐是作，文王视民如伤，仁与暴之分，而民心之去留所繇判也，有天下者可以观矣。

原文 　武王既立，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旦，武王之弟也。召公奭、毕公高之徒，皆左右武王，率修文王绪业。时商纣无道，九年，武王东观兵，至于盟津，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

直解 　左右，是扶助。观兵，是陈兵。盟津，是地名，在今河南府地方。王屋，是武王所居之屋。魄，是安定的意思。武王既继立为西伯，仍尊用文王之旧臣，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佐。周公旦，乃武王之亲弟也。又有召公奭、毕公高之辈，许多贤臣，都左右扶助武王，以率修文王之统绪功业，而成其未竟之志。那时商纣淫虐无道，武王即位之九年，欲伐纣，乃陈兵而东，到孟津地方，渡黄河正及中流，忽然有个白鱼跳入武王船中，武王低身拾起，就把这鱼去祭天。既过河了，又有一块火光自天而下，落在武王所居屋上，化而为乌鸟，其色赤，其声魄然安定而不惊噪。夫鱼者，鳞介之物，有甲兵之象，白者商家所尚之色，白鱼为武王所取，乃纣兵为武王所胜之兆也。乌有孝之名，又赤者周家所尚之色，火化赤乌，乃武王善继文王之业，而以火德王天下之兆也。是时，武王之师始出，而灵瑞叠见如此，则天命之归周，已昭然可知矣。

原文 　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而归。居二年，闻纣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纣兄微子乃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遍告诸侯曰：“殷有罪重，不可以不伐。”乃东伐纣。

直解 　纣为暴虐，天下离心，当武王观兵盟津之时，天下的诸侯，不待期约而来会者，有八百国，都说纣恶已盈，宜兴兵伐之，以诛暴救民。武王见得此时纣虽无道，他家祖宗德泽积累甚厚，天命尚未绝他，纣的左右尚有几个贤臣，足以系属民心，遂对那众诸侯说：“你每不晓得天命尚未可也。”乃收兵回去。此时纣若知天下人怨他，惧而修德，改其所为，则武王亦必终守臣节，戴之以为君矣。纣乃长恶不悛，暴虐如故。武王既归周，居二年，闻纣暴虐日甚一日，王子比干与箕子，这两人是纣的伯叔，都直言极谏他，纣不唯不听，反把王子比干杀了，剖其心，把箕子囚了，以为奴。于是纣的庶兄微子知纣之必不可谏，恐一旦国家灭亡，宗祀覆绝，己为殷王元子，乃抱着宗庙中的乐器，奔归于周，冀存宗祀。此时殷家众畔亲离，民望既绝，无复可为。于是武王始遍告诸侯说：“如今商王受，杀戮贤臣，流毒海内，百姓如在水火之中，天命诛之，不可不伐。”乃率诸侯兴兵伐纣，以除暴救民。古来国家兴亡，视天命的去留。天命去留，视人心的畔服。人心畔服，视贤才的用舍。使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必不伐纣，商亦必不亡。及其既诛，然后东伐，贤才之为国重轻如此，人君为宗社计者，可不思所以爱惜之哉！

原文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陈师牧野。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拒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师。纣师虽众，皆无战心。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不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叛。纣走反入，登鹿台之上，衣其珠玉，白燔于火而死。武王斩纣头，悬太白之旗，于是诸侯尊武王为天子。

直解 　牧野，是地名，在今河南卫辉府汲县。师尚父，即太公吕望。太白，是旗名。武王既立之十一年十二月戊午日，率师伐纣，渡过盟津。那时诸侯，恶纣暴虐，都领兵来会。于是合诸侯之师，陈列于商郊牧野地方。帝纣闻知武王来伐，亦发兵七十万人以拒敌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勇力之士百人，先躯挑战，随后以大众驰击帝纣之师。纣兵虽多，皆怨纣暴虐，幸其速败，无有战心。武王亟入纣师，纣师皆回戈反走，不来迎战，以开武王。武王遂乘此势率众驰之，纣兵皆崩摧叛散。纣见大众离叛，自知不免，乃走回，登鹿台之上，把平素所积珍珠宝玉，披着在身，自焚于火中而死。武王乃使人斩纣头，悬于太白之旗，以泄万民之恨。诸侯以武王有除暴救民之功，代天理物之德，咸尊武王为天子，而继商以有天下焉。按纣尝筑鹿台以聚珍宝，乃今衣之以死；尝为炮烙之刑以残民命，乃今竟致自焚，岂非万世贪暴之戒哉！纣既焚死，武王不必复斩其头，考之《周书·武成篇》不载，想无此事，或作史者传闻之讹也。

原文 　初武王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谏曰：“父死不葬，爰即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杀之，太公曰：“义人也。”扶而去之。及武王定天下，天下宗周，伯夷、叔齐耻之，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

直解 　首阳山，在今山西蒲州地方。初武王伐纣之时，文王尚未葬，于是伯夷、叔齐二人叩着武王的马，谏他说道：“父死未葬，就兴动干戈，可以谓之孝乎？纣虽无道，君也，以臣弑君，可以谓之仁乎？”武王左右的人，听他这等说话，恶其无状，遂欲杀之。太公吕望说道：“此人乃忠义之士也，不可杀他。”扶而去之。及武王克商而定天下，天下之人莫不归周，伯夷、叔齐自以商家臣子，耻复仕周，食其俸禄，兄弟二人退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穷饿而死。当此之时，天命人心皆去殷而归周，则纣乃天下之独夫，而武王为天下之共主也。而夷、齐乃独非其所为者，盖君臣大义凛不可犯，孔子称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言武王，则谓其尽美而未尽善，亦此意也。后世为君，当以桀纣为鉴，而为臣者当以夷、齐为法。

原文 　元年，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纣之子武庚治殷。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氓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宝玉，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飨祠于军。乃罢兵西归。武王追思元圣，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

直解 　氓，是田野之民。隶，是微贱的人。武王即位之元年，以殷邦初定，人心尚未安集，恐复为乱，乃封纣子武庚于殷之旧都，而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辅相而监之，既以存殷之后，且用安定人心。先是纣把箕子囚了为奴，那无罪的百姓，亦多被囚系，又将贤人商容废弃不用。至是武王命召公释放箕子之囚，命毕公释放百姓之囚，旌表商容的门闾，以开释无辜，优礼贤者。先是纣又厚赋税以实鹿台之财，盈钜桥之粟，不恤百姓的困苦。至是武王命南宫括散鹿台的财货，发钜桥的米粟，以赈济贫穷孤弱的百姓。与凡那微贱的人，都使各得其所。又以历代相传的九鼎宝玉，是国家的重器，恐遭乱损失，乃命南宫括、史佚陈而观之，以慎典守。又伤比干直谏而死，命闳夭封筑其墓以表忠臣。又以武功告成，当修祀礼，乃命宗祝之官，飨祭于军中。然后罢兵西归，复还镐京。武王又追思古先大圣，功德在人，不可无后。乃褒封神农氏之后于焦，即今河南陕州；黄帝之后于祝，即今山东淄川县；帝尧之后于蓟，即今直隶蓟州；帝舜之后于陈，即今河南陈州；大禹之后于杞，即今河南杞县是也。以上都是记武王即位的新政，一一反商之暴虐，行己之宽仁，所以《书经》上说：“武王反商政，政犹旧。”孔子说：“武王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即此事也。其能培周家八百年之基业，有繇然哉！

原文 　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于营丘曰齐，封周公于曲阜曰鲁，召公奭于北燕，毕公高于毕，弟叔鲜于管，叔度于蔡，叔振铎于曹，叔武于郕，叔处于霍，康叔封、聃季载皆少未封。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封兄弟之国十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周之子孙不狂惑者，皆为诸侯。

直解 　武王克商之初，既封圣贤之后，于是又分封功臣谋士，以师尚父吕望为开国元勋，乃封于营丘之地，国号曰齐。以周公旦、召公奭、毕公高皆佐命之臣，于是封周公旦于曲阜，国号鲁，封召公奭于北燕，封毕公高于毕。一时左右戮力之臣，无不分土赐爵者。当时武王有同母弟数人，又笃于亲亲，分封弟叔鲜于管，封弟叔度于蔡，封弟叔振铎于曹，封弟叔武于郕，封弟叔处于霍。若康叔封、若聃季载，皆以年少未受封。是时大统初集，武王兼制天下，乃建立七十一国，计兄弟之国，凡十有五人，同姓之国，凡四十人。周之子孙除暴戾昏愚者，不与封国，其不狂惑者，皆得建为诸侯。夫武王既封功臣，又封同姓，则为藩为翰，翼戴之者众矣。周之所以享国长久者，虽其守之以仁致然，抑亦封建之力欤？

原文 　武王既胜殷，乃改正朔，以建子月为正月，色尚青，服以冕。王虚己问箕子殷所以亡，曰：“吾杀纣，是欤？非欤？”箕子不忍言殷恶，而王亦丑之，乃问以天道，作《洪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余各以次受封，班赐宗彝，分殷之器物于诸侯，惟周公留周佐王。

直解 　建子月，是十一月。这月斗柄指北方子位，所以叫做建子之月。青字，当作赤字。《洪范》是《周书》篇名，以其所载皆治天下之大法，所以叫做《洪范》。宗彝，是宗庙中的彝尊。武王既胜殷而有天下，以为创业之初，当定为一代之制度。于是始改正朔，殷家以建丑之月为正月，今则以建子之月为正月。又易服色，殷家色尚白，服冔冠，今则色尚赤，服用冕。然武王不但变殷之制而已，又欲鉴殷之所以亡而反其政，于是虚心屈己，访问殷之贤臣箕子以纣所以亡天下者何故，又问他说：“我杀纣，是欤？非欤？”夫武王之杀纣，本为除暴救民，岂有不是处，但箕子元是纣的臣子，不忍言殷之恶，所以不对。武王也自念以臣伐君，不免有惭愧之意，乃不复穷问殷事，而遂问箕子以上天阴骘下民，所以能叙彝伦的道理，盖欲访道以图治也。箕子以天道不可以不传，乃举人君治天下之大法，如天降夏禹的九畴，一一为武王陈之，因作《洪范》之书，即今《周书》上所载的便是。然箕子只要传道于武王，却不肯为周之臣。武王亦欲曲成其志，乃封之于朝鲜国，使他自为君长于荒服之外，而不强臣之也。其余诸侯，各以次第受封，武王各颁赐他宗彝，以为宗庙之祭器，又分殷家所遗的器物与诸侯，以为世守之宝。如分鲁以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分卫以大路大吕之类。封赏既行，于是诸侯各就其国。惟周公仍留成周，辅佐武王，终其身不复至鲁焉。盖是时，天下初定，周公以元圣懿亲，不得不留辅王室也。夫武王一即位，而改正朔，易服色，行封赏，其规模固已宏远矣。至若访道于箕子，而万世之治法以明。委政于周公，而八百年之王业以定，此尤武王治天下之急务，有不专恃于法制者。然则为人君者，可不以重道任贤为急哉！

原文 　王谓周公曰：“自洛汭延于伊之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伊洛，毋远天室，将营周居于洛邑，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偃干戈，振兵释旅，衅鼓旗甲兵，藏之府库，示天下不复用，通道于九夷八蛮，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

直解 　洛、伊，是二水名。汭，是水涯。易，是平易。固，是险固。三涂，是山名。岳鄙，是太行山下的都鄙。周家旧都丰镐，在今陕西地方。武王既克商而有天下，以旧都偏在一隅，四方诸侯朝贡不便，乃对周公说：“自那洛水之涯，延及于伊水，这地方平坦，无有险阻，原是有夏氏所居。我就这里四面观看，南望三涂，北望岳鄙，回顾大河，前瞻伊洛，其山川形势阔大，居天下正中，四方道理均平，乃是天作之室，不可舍去。我将营周京于此洛邑，因有夏之居，以待诸侯朝贡焉。”今之河南府，即其地也。又以天下既定，宜偃武修文，以开太平，乃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偃武干戈，罢散兵旅，用牲血涂衅鼓旗甲兵，收藏在府库中，示天下不复用，以与万民休息。于是周家声教广被，不但中国诸侯，相率来朝贡，那九州之外蛮夷戎狄，夙昔与中国隔绝的，如今都梯山航海而来，各奉其地方所产的货物，将来贡献。遂定为常例，使世世守之以为职业，无敢忘焉。这是史臣记武王克商后，定都、偃武、绥怀四夷的事。周家八百年治平之规模，于此定矣。然武王虽营洛邑，而仍居丰镐，未尝弃根本而不顾也。虽偃兵甲，而犹寓兵于农，四时讲武，未尝废武备而不修也。虽通道蛮夷而以抚安中国为本，未尝要功于荒服之外也。虽使四夷各修职贡，而惟责以土地之所有，未尝靡敝中国以事外夷，而求难得之货也。图治者尚鉴兹哉！

原文 　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括曰：“肃慎氏之贡矢。”分司姓以珠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厥服也。

直解 　肃慎氏，是远夷国名。楛矢，是以楛木做成的箭。石砮，是以坚利之石为箭镞。咫是八寸，括是箭尾受弦处。武王既定天下，通道于九夷八蛮，那时有远方之夷，名肃慎氏者，贡其国中所造的楛矢，那矢以石为镞，其长一尺有八寸。武王欲昭著令美之德，能致远夷之来，以传示后人，使永远观法，故刻字于其矢之括曰：“肃慎氏之贡矢。”以见当时致治之盛，四夷咸宾，虽肃慎氏之远，亦以其方物来献也。武王既得天下的重宝，受外夷的贡献，不以自私，于是分同姓之国以珍珠宝玉，使益厚其亲，如分鲁以夏后氏之璜之类是也。分异姓之国以远方所贡的器物，使无忘其所服之职，如分陈以肃慎氏之矢之类是也。盖王者以其德之所致而赐于诸侯，诸侯宝其所赐而永怀其德，乃所以联属天下而成其仁也。

原文 　二年，王有疾，周公为壇，告太王、王季、文王，请代武王之死。周公乃以卜书藏于金縢柜中。王疾瘳，武王迁都于镐，而文王之庙乃在丰。武王乐曰《大武》。武王崩，寿九十三，太子诵立。

直解 　金縢，是以金缄束柜子，使其谨密。瘳，是病愈。周武王即位之二年，偶有疾病。周公是武王的亲弟，以周家基业初定，武王有疾，成王尚幼，恐一日有不测之事，致宗庙社稷之无主，乃设为壇场，祷告其祖父太王、王季、文王之神，愿以己身替武王死，使宗社生灵，永有所赖。乃卜之于神以祈保佑。既祷之后，遂以占卜之书，藏在金縢柜中。既而王疾果痊，是可见周公忠爱之至，精诚之极，感格于天地祖宗矣。初时文王建都在丰，后来武王以丰都狭小，不能容众，乃迁都于镐。而文王之庙，仍旧在丰，凡有封赏，必告于庙。武王治定功成，作为一代之乐，名曰《大武》。武王崩，寿九十三岁，太子诵立，是为成王。

成　王

原文 　元年。周公居冢宰，以王年幼，恐天下叛，乃摄政代王当国，南面负扆以朝诸侯。成王将冠，周公命史雍颂曰：“近于民，远于佞，近于义，啬于时，任贤使能，朝于祖以见诸侯。”管叔、蔡叔、霍叔流言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奄君谓武庚请举事，武庚从之，与管叔、蔡叔等同反。周公乃作《大诰》，奉王命以讨之，曰：“天降威，知我国有疵。”

直解 　负，是背。扆，是屏风上画，为斧形。啬，是爱惜的意思。孺子，指成王说。奄君，是奄国之君。《大诰》是《周书》篇名。疵，是瑕衅。成王即位之元年，周公位冢宰，总百官。以周家初定天下，而武王新丧，成王年幼，恐天下人心未服，或至离叛，且念己为王室至亲，又受武王付托，不得不把天下安危任在一身。乃权且摄行政事，代王当国，南面背着御屏，辅佐成王临朝，以见诸侯而裁决庶务焉。及至成王将行冠礼，周公命太史之官名雍者，作颂以戒于王，说道：“王今君临天下，既冠为成人矣。一日二日万机，凡事固须兢兢业业以图之。然尤当近于民，而爱养百姓，视如赤子。远于佞，而屏斥谗邪，勿使害治。近于义，而言动政事，务求合理。啬于时，而爱惜农功，无妨耕作。凡贤而有德者则任之在位，能而有才者则使之在职。王能如此，则君道之大，庶几克尽，而天命祖业亦可常保矣，王其念哉！”成王冠礼既成，周公乃奉之朝于祖庙，接见诸侯。那时管叔、蔡叔、霍叔三人心怀忌嫉，意谓我与周公同是弟兄，彼如何得居中专政，我三人却在外监殷，遂生怨望，造为流言，说道：“周公欺成王年幼，将谋篡夺之事。”用此以鼓惑朝廷，动摇周公，使不得安于其位。当时有奄君者，正是纣子武庚之党，遂嗾武庚说：“武王既崩，今王年尚幼，周公见疑，此正殷家复兴之时也。机不可失，请举兵以图大事。”武庚本纣之遗孽，素怀不轨之心，听得奄君这等引诱，即从其说，与管叔、蔡叔同为叛乱。此王法之所必诛者，周公乃作《大诰》，晓谕众诸侯臣民，奉王命兴兵以征讨之，说道：“今武庚不靖，敢肆叛逆，虽是天降威于殷，使其有速亡之祸，然亦繇武庚知我国有三叔疵隙，流言动众，民心因之不安，故乘机生变，不可不举兵往正其罪，以安天下也。”观史臣所记，可见周公居摄，惟欲抚安国家，成就君德，其鞠躬尽瘁如此。乃有至亲如三叔者，倡乱以危社稷，使成王不察而信之，则周公不得安其位，而周之王业将倾矣。所赖成王虽在幼冲之年，然能深鉴周公之忠，而不为所惑，洞烛三叔武庚之诈，而天讨必行，所能定人心于反侧之际，奠国祚于泰山之安也。其为周家守成之令主，宜哉！

原文 　二年，周公居东，讨武庚、管叔诛之，放蔡叔于郭邻，降霍叔为庶人，遂定奄，及淮夷，东土以宁。方流言之初，成王亦疑周公，及开金縢，见请代武王之事，乃感泣迎周公归。既诛武庚，乃封微子以代殷后，国号宋，用殷之礼乐，于周为客而不臣。

直解 　先是周公遭流言之变，不知这言语起于何人，退居东都以避之。至此二年，始知兴造流言，罪繇二叔，乃奉王命，讨武庚、管叔诛之，安置蔡叔于郭邻地方，革去霍叔的封爵，降为庶人，因东定奄国，南伐淮夷，诸为恶者皆已正法，然后人心始定，东土始宁。方流言初起之时，虽成王亦疑周公有不利于王室之心。及开金縢柜中，见册文上有周公请以身代武王的说话，王乃感悟，知周公之忠，执书而泣，亲自出郊迎周公归国。周公既诛纣子武庚，又以成汤之祀不可遂绝，乃封纣之庶兄微子启以代殷后，使奉其祭祀，建国号曰宋，使他仍用殷之礼乐，如用辂尚白之类，以存一王之法，于周为客而不臣。盖以其为先王之后，故以宾礼待之，而不以臣礼屈之也。夫周公以成王之叔父，有大功于国家，其心忠于王室，岂待开金縢而后知？设若此时王心不悟，流言得行，则周之社稷，岂不危哉！以是知成王虽贤，尚不及汉昭帝能辨之早也。

原文 　五年，王与其弟叔虞削桐叶为珪，戏曰：“吾以此封若。”史佚命择日，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遂封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

直解 　成王即位之五年，偶一日与他少弟叔虞在宫苑中闲游，将桐树叶剪削做诸侯所执的珪，戏与叔虞说：“我把这珪封你为侯。”这是成王兄弟友爱戏耍的说话。那时有臣史佚在旁，就请命官择日行册封礼。成王说：“我只与他相戏尔，岂真欲封之耶？”史佚对说：“天子口中无戏言，一言既出，史官就纪在书册上，行之于政事之间，有大礼以成之，有大乐以歌之，如何戏得？今王之言既出，则亦因而封之以践其言可也。”成王遂封叔虞于唐尧之旧都，号他为唐侯。成王自此一言不敢轻易，一事不敢苟且，竟成周家令主，固是史佚匡救之功，而王亦可谓善于从谏矣。

原文 　六年，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乐曰《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又作乐曰《武》，以象武王伐纣之武功。

直解 　明堂，是朝会诸侯以出政令之所，以其向明而治，故叫做明堂。成王之六年，适当诸侯来朝之年，周公辅佐成王以朝见诸侯于明堂，自九州万国之君，以至九夷八蛮之长，内外尊卑，皆各有定位。此时功成治定，礼乐可兴，乃制为一代之礼，作为一代之乐，用之于朝廷邦国，以昭太平。又定为丈尺斗斛等器的规式，颁之于诸侯，以立民信。于是礼乐备，制度同，天下之人皆大悦服，无有不尊其政令者矣。其所作的乐，名叫做《勺》，言成王能斟酌先王之治道，而合乎时宜也。又作乐，名叫做《武》，以形容武王伐纣之武功。今《周颂》之诗所载《酌》、《武》二篇，即其乐歌也。当此之时，礼备乐和，民安国泰，周家虽新造之邦，成王虽幼冲之主，而天下帖然安之，诸侯宗周，维持至于数百年而不废，周公辅相之功大矣。

原文 　交趾南有越裳氏，重译而献，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故重三译而来朝。”周公曰：“德泽不加，君子不飨其质；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译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耇曰，天之无烈风淫雨，海不扬波，三年矣。意者中国有圣人乎？盍往朝之。”周公归之于王，称先王灵神，致荐于宫庙。使者迷其归路，周公赐以车五乘，皆为向南之制。越裳使者载之，繇扶南、林邑海际期年而至其国。故指南车常为先导，示有以服远人而正四方。

直解 　交趾，是今安南地方。越裳、扶南、林邑，都是海中蛮夷国名。译，是通各国语言的。质，是朝见的礼物。黄耇，是黄发的老人。车，是有障蔽的车子。成王继文武之后，又有周公为之辅相，当是时，中国治安，四夷宾服。交趾之南，有越裳氏，从来与中国不相通，至是乃忽然遣使重译来献方物，说道：“自我国到此，道路悠远，山川阻深，经过许多地方，只一个译使，恐不能通，故重用三译而来朝，方才得达。”周公辞他说：“吾闻君子德泽所不到的地方，不受其贡献；政教所不及的人民，不责其臣服：何劳使者远来。”译使对说：“吾受教于国中的老者说，如今天无疾风苦雨，海水不起波涛，已三年矣。想是中国有圣人为主，所以风调雨顺，海晏波恬如此。我远方也赖其余庇，何不往朝之。”于是周公以太平之功，归之于成王，又称先王灵神，将所献方物，祭告宗庙，见得这远人宾服，皆是宗庙神灵，天子明圣之所感召，人臣无所与其功也。及使者辞归，迷失了向来的道路，周公以其国在南方，乃赐他车五辆，车上各安一个木人，运以机巧，车虽回转不定，而木人之手尝指南方，叫做指南车。越裳使者乘此车，随所指而行，繇扶南、林邑二国海边，行了一年，方至其国。因此天子大驾前面，尝设个指南车，以为引导，盖本越裳氏之故，示有以服远人而正四方也。夫圣人在位，宇宙太和，周家虽谢质却贡，而中国既安，四夷自至。汉世通西南夷，发兵护使者赍金帛，诱之使来，威之使服，而竟不可得。繇是观之，服四夷者，在德不在力，明矣。

原文 　七年。初武王作邑于镐京，谓之宗周，是为西都。将营成周，居于洛邑而未果。至是成王欲如武王之志，定鼎于郏鄏，卜曰，传世三十，历年七百。

直解 　鼎，是夏禹以来有天下者相传的九鼎。郏鄏，地名，在今河南府。成王即位之七年，定鼎于洛邑。初时武王承先世之旧封，自丰迁镐，作邑于镐京，叫做宗周，以其为天下所宗也。镐京在西方，是为西都。其后有天下，又以洛邑居四方正中，可为朝会诸侯之所，叫做成周。以周道成于此也。将营成周，东居于洛邑，而武王遂终，有志未就，至是成王欲成武王之志，乃定所迁九鼎于郏鄏地方，郏鄏即洛邑也。询谋既同，乃卜之于龟，其卜兆之辞，说居此地后来当传世三十，历年七百。然其后传三十七君，历八百余年，乃过于所卜。盖周家深仁厚泽，历世相继，固结人心，以保天命，有非数之所能拘也。然周家营洛，居易无固，旦夕兢兢，若天命之不克保，而享国最久。秦据关中之固，金城千里，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而二世以亡。繇是观之，绵国祚者，在德不在险，明矣。

原文 　是年二月，使召公先相宅。三月，周公至洛，兴工营筑，谓之王城，是为东都。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十七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所凑。制为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为千里，分为百县，县为四都，都有鄙。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也。”周公又营成周。成王居洛邑，迁殷顽民于成周，复还归西都。成王长能听政，十二月，周公归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北面就臣位。

直解 　郛，是外城。顽民，是梗化未服者。成王即位之七年，二月，欲继武王居洛之志，使召公先往相度其所居之地。相度既定，至三月，周公到洛邑，兴工营筑，所筑之城名为王城，表其为天子之居，非他城比也。那时镐京在西，故以洛为东都。王城之广，方一千七百二十丈，其外城方十七里，南面联着洛水，北首依着郏山，其形胜如此，乃天下所凑聚之处。就此制为郊甸，其地方六百里，接连西土岐周之地，通共为千里，遵古王畿千里之制也。内分为百县，每县分为四都，每都之中，又各有鄙，随地广狭，以为鄙之多寡，而不限以一定之数。其营建洛邑之意，盖以此地居天下正中，四方诸侯朝贡者，道里适均，皆不至远涉，乃武王之本意也。这洛邑在瀍水之西，周公又于瀍水之东，营造一城，通名成周。奉成王居于洛邑，以莅中国，抚四方，而迁徙殷家所遗之顽民，编管于成周，使近而易制也。二城既毕，周公复还归于西都。是时成王年纪渐长，阅历既熟，能主断天下的政务了。十二月，周公乃将朝政归于成王，成王临朝，亲决庶政，周公辞了摄政之任，而北面就人臣之位焉。盖至是而武王付托之重，成王倚毗之隆，皆可以报称而无歉矣。天下后世，莫不仰武成知人之哲，而美周公笃棐之忠，宜哉！

原文 　初虞夏商之世，币、金有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至是太公望乃立九府圜法，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

直解 　币，是财货的总名。龟、贝，俱宝货。龟可占卜，故以其壳为宝。贝，是海虫之有文理者。九府，是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之九府，皆收藏财货的库藏。圜法，是均匀通融之法。十黍重为一铢。刀与布是人间常通用的。古时称钱为泉，以其形如泉字，又以其通行不滞，如水泉之流也。比先虞、夏、商之时，通行的货币，在金类便有三等。上等是黄金，中等是白金，下等是赤金。金之外又有钱、有布、有刀、有龟、有贝，这几样财宝，通行天下，民皆便之。及周而法制大备，则以商通货，以贾易物。其时太公望乃设立九府，收贮财货而各有职掌之官，为均匀通融之术，使上不病国，下不病民。钱之形圆，而其孔则方，分量轻重，以铢起算。布帛宽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周家理财之制，大概如此。然亦各有取义，盖金为天地间的宝气，故货宝于金。刀能断物，其用最利，故货利于刀。泉流而不竭，故货流于泉。布则无所不遍，故布于布。帛可以束，故束于帛。当时之制为钱币，不徒有圆融之法，又多取流通之义如此。无非欲导利于民，散财于下，而后世乃专之以为己私，敛而不散，非先王设法命名之意矣。

原文 　周公留辅成王，召公奭不说，周公作书告之，以明本意。

直解 　夷，是召公的名。成王幼时，周公恐天下有变，既摄行天子之事。及至成王稍长，周公乃归政成王，退就臣位。然犹以王业初定，人心未安，不忍遽去，留而辅相之。其时召公奭为周太保，自以盛满难居，不乐在位，意欲告老而归。周公乃作书一篇以留召公，名曰《君奭》，中间反覆言大臣当辅君德以延天命，固人臣不可求去。其后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盖有悟于周公之言矣。

原文 　王尝问于史佚曰：“何德而民亲其上？”对曰：“使之以时，而敬顺之，忠而爱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王曰：“惧哉！”对曰：“天地之间，四海之内，善之则臣，不善则仇也。夏殷之民，仇桀纣而臣汤武，若之何其不惧也。”在位三十七年崩，太子钊立。

直解 　食言，是行的与说的相背，如言出于口，而反吞之一般，故叫做食言。成王尝问其臣史佚说：“人君修何德，而后能使天下之民亲爱其主。”史佚对说：“人君要民亲己，在先自尽其所以亲民者而已。如知民事之不可缓，则使之以时，凡有兴作，无妨农功。知民情之不可拂，则敬顺所欲，而好恶利病，不违其愿。知民生之不可伤，则至诚保爱，而生养安全，无不尽心。知民心之不可欺，则颁布政令，务着实举行，而不爽其言。虽尊居兆庶之上，惟恐民心易失，天命难保，夙夜忧勤惕厉，就如临不测之渊，恐致失坠，行薄冰之上，恐致倾陷的一般。诚能如是，则上无失政，下皆得所，而天下之民，自然亲爱之如父母矣。”成王深有味于史佚之言，说道：“崇高之位，人但见其可乐，如汝所言，可惧也哉！”史佚对说：“天地之间，四海之内，人虽至众，而好仁恶暴，心无不同。人君若抚驭得其道而善，则心悦诚服而臣之。若抚驭失其道而不善，则众叛亲离而仇之，何常之有？昔桀为暴虐，而成汤宽仁，则夏之民即仇桀而归成汤。纣为无道，而武王有德，则商之民即仇纣而归武王，民心之叛服，天命之去留，只在仁与暴之间而已，若之何其可以不惧哉！”成王敬纳其言，常佩服之。在位三十七年而崩，太子钊立，是为康王。夫成王之时，周公既陈《无逸》之篇，史佚又进渊水之戒，是以王自幼冲为君，以至享国之久，惓惓敬天勤民之念，夙夜不怠，以致天下太平，民和睦而颂声作，故诗人美之，说：“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后世称守成令主，必曰成王焉，岂无自哉！

资治通鉴直解

卷之四

周　纪

康　王

原文 　元年。初，王即位，诸侯来朝，王作《康诰》以告之，繇是诸侯率服。十二年，命毕公保厘成周。初，召公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请召民，召公曰：“不劳一身而劳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乡邑，听断于陇陌阡亩之间，庐于棠树之下，以蚕桑耕种之时，乃弛狱出居民，使得反业，自侯伯至庶人无失职者。及召公卒，人思其政，怀棠树不忍伐，作《甘棠》之诗歌咏之。王朝诸侯于丰宫。成康之际，天下太平，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在位二十六年崩，子瑕立。

直解 　周康王元年。即位之初，四方诸侯皆来朝觐，王作诰文以训诫之，即周书所载《康王之诰》是也，繇是诸侯莫不服从。至十二年，王以成周之众，皆殷之顽民，尚未帖服，乃册命毕公保安而厘治之。保之，则不至于激乱，厘之，则不至于容奸，即《周书》所载《毕命》篇是也。成王之时，自陕以西，召公治之。召公之治西方，加意抚恤，甚得百姓之欢心。凡有公事该处者，有司请叫百姓每来官府中听候处分，召公说：“我先君文王勤于政事，不遑暇食，怀保小民，视之如伤，今我一身自图安逸，却着百姓每舍其农业，奔走道路，岂我先君文王爱民之意乎？”于是亲自巡行于穷乡下邑，问民疾苦，凡民有争讼不决的事，就在那陇陌阡亩之间，替他处断，自家也不居官府，就栖止于田间棠梨树下，其心只是怕劳着百姓。每到蚕桑耕种的时候，就禁止词讼，把狱中轻罪的犯人都放出去，着他务农桑的本业，恐致失时。其惓惓于爱民如此。繇是上自侯伯，下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生时，有这等恩德及民，所以殁后，百姓每犹追思之而不能忘，见他平日所尝栖止的棠树，也不忍砍伐，因作《甘棠》之诗歌咏之，即《诗经》上所载“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是也。是时周道方隆，诸侯奉贡，都来朝会于丰宫。又自成王以来，至于康王，两朝相继，海内晏然，太平无事，民不犯法，以此刑罚置而不用者，四十余年，真泰和之景象也。王在位计二十有六年而崩，子瑕立，是为昭王。

昭　王

原文 　元年。周道渐衰，月有光五色贯紫微，井水溢，王巡狩返济汉，汉滨人以胶胶船，王至中流，胶液，王及祭公皆溺死。在位五十一年崩，子满立。

直解 　昭王既立，不能自强于政治，周道渐渐衰微。那时月有光芒五色，贯入大中紫微垣，又井水涌溢而出。月光水都是阴象，紫微垣乃帝座所在，今月光五色，井水上溢，皆是阴气太盛，而紫微为月光所贯，是阴气侵犯至尊之位，此皆下陵上替，阴谋将作之兆。而昭王不悟，犹巡狩南方，至于楚地，回时过汉水，汉水边的人恶王巡游劳扰，乃为王造船，不用钉灰合缝，只用胶粘了。王不知，径乘此船过水，到中流，那胶被水浸开，其船解裂，王与其臣祭公皆溺水而死。祭公，是王畿内的诸侯，从驾同行，故俱及于难。其后周家以溺死为讳，竟不能讨汉人之罪，而王室自此遂卑矣。王在位五十一年崩，子满立，是为穆王。

穆　王

原文 　元年。王立之后，徐夷作乱，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逼，分命东方诸侯，徐子主之。徐子嬴姓，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得朱弓矢，自以为天瑞，乃称偃王，陆地而朝者三十六国。王正西巡狩，乐而忘返，闻徐子僭号，乃命造父为御而归，以救偃王之乱。

直解 　穆王既立之后，不监昭王之覆辙，而专以周游天下为乐，因此诸侯多叛之者。东方徐夷作乱，率九种之夷以伐宗周，其兵西至河上。穆王畏他侵逼，乃分命东方诸侯徐子管领东夷以防其乱。徐子姓嬴，所管之地，四方五百里，徐子见得自己国势强大，而穆王又荒乱，遂阴有不轨之志，假行仁义，以收拾人心。曾因开通沟渠，偶得个朱色的弓箭，自以为天降兴王之瑞，就僭号自称偃王，诸侯从陆地来朝于徐者，三十六国。穆王那时正在西边巡狩，乐极忘归，闻徐子僭称王号，恐他夺了天下，乃命其臣造父御八骏马，急忙回还起兵伐徐，以救偃王之乱，幸然胜之，而周得不亡，然亦危矣。夫昭王穆王，才承文武成康四王之后，以天命则未改，以人心则未离，但德政一衰，诸侯即叛，昭王南征，而遂丧其身，穆王西巡，而几亡其国。繇此观之，为人君者，岂可矜崇高之势，恃祖宗之业，以为天下莫敢有谋我者，而遂肆然无恐哉！

原文 　命楚伐徐，徐子爱民无权，不忍斗，乃北走彭城，百姓随之以万数。徐子将死，曰：“吾赖于文德，而不明武备，故至此。”穆王乃以赵城封造父，其族繇此为赵氏。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不听，王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王又命吕侯作祥刑之书，作刑以告四方，在位五十五年崩，子繄扈立。

直解 　穆王闻徐偃王之乱，既使造父御车而归，以江淮之国，惟楚为大，而近于徐，乃命楚伐徐。徐子假借仁义以收民心，名为爱民而无权谋，不忍与楚战斗，乃北走彭城地方，百姓怀其私恩随之而走者，万有余家。徐子既败将死，自悔说道：“吾平日专靠着仁义之德，不讲明武备，所以至此。”其实篡窃之臣，何知文德，徒自夸大耳。徐乱既平，穆王乃以赵城之地封造父，使世世居之，其宗族繇此为赵氏。盖赏其为御而归以救乱也。夫穆王巡游无度，自弃其百姓，故奸宄窃发，天下几亡，然则人君之于巡游，可不慎哉！后三十五年，穆王又将西征犬戎之国，责他贡物。当时畿内诸侯有祭公谋父者，为王卿士，谏说先王耀德不观兵，犬戎本是荒服，惟继世一来朝见，不在宾贡之列，征之无名。穆王不听，发兵征之，止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远的属国，都不复来王，盖以征之非其职也。夫威亵而不震，故戎玩而不服，徒以一异物之故，遂失远方戎狄之心，然则人君之于征伐，可不慎哉！后五十年，王又命司寇吕侯，作祥刑之书，以告四方，即今《书经》上《吕刑》篇是也。其书专训赎刑，盖穆王巡游征伐，财匮民劳，晚年耄荒，乃为此一切权宜之术，以敛民财耳。然其篇中，反覆晓告，曲尽典狱情状。故刑，凶器也，而谓之祥，其哀矜恻怛之意，亦可想矣。此孔子叙书所以有取也。然则人君之于刑狱，可不慎哉！在位五十五年崩，子繄扈立，是为共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　王

原文 　元年。觐礼不明，王始下堂而见诸侯。荒服不朝，命虢公帅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在位十六年崩，年六十，子胡立。

直解 　周自昭王以来，历共王、懿王、孝王，都不修德政，周道浸衰。至于夷王之时，王室日益微弱，诸侯日益强大，朝见之礼不明，夷王始以天子之尊，下殿堂而见诸侯，盖亵其居尊之体矣。于是朝政不纲，四夷背叛，荒服之国，皆不来朝。夷王不思增修德政，乃命虢公帅六师以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地方，仅获马千匹而已。在位十六年而崩，年六十，子胡立，是为厉王。

厉　王

原文 　元年。王为人暴虐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王好任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

直解 　厉王即位之元年，因见他父夷王懦弱，诸侯背叛，欲振之以威强，然其为人，暴虐无道，好利不仁，故周道愈衰。东方淮夷入境寇掠，厉王命虢仲为将，领兵征之，不能攻克，盖王既无道，兵不用命，故师出而无功也。那时有臣名荣夷公者，专务谋利，以媚于王，王喜好信任他。大夫芮良夫谏说：“夫利，乃百物之所生，天地之所载，当与天下共之，不可专也。若专利于己，则害及于人者必多矣。故虽匹夫而专利，犹且叫他做盗，为其夺人之利，与盗贼无异也。况王者为天下之主，当布利于下，而乃行专利之事，则民心不服，归之者不亦鲜乎？王若不将这荣公疏远了他，周之王业，必至败坏。”王不听，专任荣公，及荣公为卿士之官，诸侯果皆离心，不来朝享，恶其好利而不好义也。《大学·平天下章》有曰：“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无如之何矣。”其厉王之谓哉！

原文 　王行侈傲，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召公曰：“是障之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雍也。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过，恐为社稷忧。”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后三年，乃相与叛袭王，王出奔于彘。王在彘，不敢归，二相周公、召公以太子静尚幼，乃相与和协，共理国事，故称共和。王崩于彘，在位十七年，并共和三十七年。

直解 　弭，是止。障，是作堤防以御水。厉王奢侈傲慢，暴虐其民，国人嗟怨，都出谤讪之言。召公谏厉王说道：“今百姓被上之虐害，苦不聊生，故谤言日闻，王不可不改图之也。”厉王不听召公之言，反嗔怒百姓谤他，乃寻得卫国中一个降神的师巫，着他监视国中的人，说这巫能通神，但有造言兴谤的，他就知道，奏闻于王，拿来杀了。自是国人不敢声言，在道路上彼此以目相视，盖口不言而心实非之也。厉王不知民怨愈甚，方自喜其得计，告召公说：“我今设此二法，果能止谤矣。”召公对说：“王以刑杀止谤，如筑堤堵水一般。水势大了，强去堵截，冲决愈甚；民心怨了，强去禁制，为祸愈深。大凡人的言语，都从心上发将出来。心里念虑已成，自然要发于言语之间，如何止得他不说？纵能止得百姓的口，止不得他心里怨嗟。王今用法以塞下之口，执迷以成己之过，切恐民怨日增，祸乱将作，为社稷忧矣。”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而王之暴虐愈甚，百姓忍他不过，到后三年，遂相率作乱，乘其无备而攻之。王避祸，逃走于彘，不敢回京。彘即山西平阳县地方。周、召是天子畿内之地，那时王之卿士有食邑于周、召者，也称做周公、召公。二公并相，见得国有大变，而太子静年幼，未能治国，乃相与同心协力，共理国事，以定祸乱，故号称共和，待太子长而后立之。王毕竟居彘而崩，在位十七年，通共和为三十七年。夫盛明之世，颂声四作，足以自安矣。而乃悬闻谤之令，昏乱之世，怨讟朋兴，可以为戒矣。而乃为弭谤之刑，此兴亡治乱之所以悬殊，而有国家者之不可不鉴也。

宣　王

宣王名静，是厉王之子。厉王奔彘，静年尚幼，周公、召公共摄国事。至是厉王崩，静年亦长，周、召二相，乃共立之为王。

原文 　元年，召公、周公辅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王命召公伐平淮夷，申伯、仲山甫顺天下，更失理，喻德教，举遗士，海内翕然向风，诸侯复宗周，尹吉甫作诗美之。

直解 　宣王既立，召公、周公辅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法文武成康之遗风。于是狁蛮荆，次第剪伐。时淮上之夷亦叛，王命召公虎帅师讨平之，又委任申伯、仲山甫，内则辅养君德，外则统领诸侯，入则典司政本，出则经营四方。繇是顺抚天下的人民，更补朝政的阙失，宣布天王的德教，搜举隐遗的贤士，一时纪纲振肃，中外清明，海内之人，皆欣然仰德向风，诸侯也都复尊周室，而修朝贡之礼。故贤臣尹吉甫作诗以美之，即今《诗经》上《崧高》、《烝民》诸篇是已。盖宣王有志拨乱反正，而又能推心任用众多贤臣，此其赫然中兴也。

原文 　王不藉千亩，虢公谏曰：“民之大事在农，故稷为大官。今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乏祀，困民乏财，将何以求福用民？”王不听。

直解 　千亩，是天子躬耕藉田之处。宣王不修藉田之礼，其臣虢文公谏说：“民之大事，惟在于农，盖农为国家根本命脉，上以供神之祭祀，下以足民之财用，故我先王后稷在虞廷之时，特为九官之首，有大功于生民，传至子孙，以此积功累仁，而有天下。今王欲修先王绪，而乃弃其大功，上匮缺了神衹的祭祀，下困乏了生命的财用，国本先伤，将何以求福用民乎。”王竟不听。夫宣王，贤君也，顾乃忽于躬耕之大事，而不用贤臣之忠言，此中兴之治，所以终不能及成周之盛时，而诗人因之美刺并作也。岂不深可惜哉！

原文 　四十六年。初，王将杀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争之于王，九复之而王不许。王曰：“汝别君而异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则顺君以诛友；友道君逆，当师当作帅。友以达当作违。君。”王怒曰：“易而言则生，不易则死。”儒曰：“士不枉义以从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过，以正杜伯之无罪。”王杀杜伯，左儒死之。在位三十七当作四十六。年崩，子宫涅立。

直解 　初时，宣王要杀其臣大夫杜伯，杜伯本无可杀之罪，是王用刑差了。那时杜伯有个朋友叫做左儒，进谏于宣王，说杜伯不当杀，凡九次往复言之，王都不准，且怪责左儒说：“我欲杀杜伯，而汝力救之，不知顺上之意，是汝自外于君，而独私其友也。”左儒对说：“君臣朋友，都是人之大伦，臣岂敢违背君父，而私厚朋友，但看道理上顺逆何如耳。若君上所为合道理，而朋友为逆，则顺从其君以诛友。此非从君，乃从道也。若朋友所为合道理，而君上为非，则率从其友以违君，此非违君，乃违其非道也。”宣王发怒说：“你改换了这言语，顺从我则生，不然则死。”左儒对说：“为士者只论是非，不顾生死。如其非义，岂可枉义以就死；如其合义，岂肯违义以求生。今王枉杀杜伯，是王的大过失，而王不自知，故臣能尽言发明君上之过失，而辩理杜伯之无罪，何敢易言以避死乎？”宣王终不听左儒之言，杀了杜伯，左儒亦相从而死。夫人君以从谏为盛德，以改过为美事，然往往不能者，其故有二：一是不晓得自家的不是，而疑其臣之偏私；二是不肯认自家的不是，而耻其臣之面诤，如讳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不悟也。宣王只这一念之差，以致二士不得其死，未免为中兴之累，前面许多功业，都不得为全美。后世论治者不称宣王为明君，而称左儒为义士，过归于上，名归于下，岂不甚可惜哉！杀杜伯在四十三年，后三年而王崩，子宫涅立，是为幽王。

幽　王

原文 　二年。西州三川皆震，伯阳父曰：“昔伊洛涸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是岁三川竭，岐山崩。

直解 　西州，是镐京，周家建都的地方。三川，是泾水、渭水、洛水。震，是地动。幽王之二年，西州及三川地方，一时震动，时周大夫伯阳父说：“周将亡矣。在昔有夏，伊、洛二水涸竭，而夏祚灭亡。在昔有商，河水涸竭，而商家沦丧。今观我周之德，亦似夏商之末年矣。夫地动，则泉源必至雍塞，源塞，则川流必至涸竭，川竭而水泉不润，则山必枯朽而崩，山崩川竭，亡之兆也。繇今计之，国之亡也，不过十年。盖数起于一终于十，此数之一纪也。夫天之所弃，谁能违之。”是岁三川竭，岐山崩。后至十一年，幽王果为犬戎所灭，平王东迁，而王室衰微，伯阳父之言，至是验矣。

原文 　虢石父为人佞，善谀好利。王以为卿，用事专任，国人皆怨，政治多邪，诸侯或叛，王室始骚。

直解 　幽王之时，奸臣虢石父，既与褒姒同谋，譛废了申后、太子，其为人又巧捷给，善能阿谀奉承而贪好货利。王不察其奸，反用以为卿相，专管国事。国人见这等奸佞得志，众心不服，所以皆怨，朝廷的政治，为他所坏多有偏邪。前此宣王之时，诸侯宗周，中兴王室，至是诸侯或有背叛，王室始骚动不安矣。夫宣王用召公、周公、申伯、仲山甫、尹吉甫诸贤，相与左右，才能中兴，而幽王以虢石父用事，遂致骚动。所谓众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败之而有余者也。用人之际可不慎哉！

原文 　十一年，王欲杀故太子宜臼，求之于申，申侯弗予，王伐之，申侯与鄫人召西夷犬戎伐王。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在位一十三年，犬戎遂杀王于骊山下，虏褒姒，并杀郑桓公，尽取周宝赂而去。诸侯即申国立故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

直解 　鄫，是国名。犬戎，是戎狄名。幽王既废太子宜臼，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恐宜臼尚在，日后或为伯服之患，欲杀宜臼以除根。是时宜臼出奔于其母家申侯之国，幽王使人就申候处取要宜臼，申侯不肯送出，幽王怒，举兵伐之，申侯与鄫国之人召西夷犬戎同伐幽王。初时王曾戏举烽火，召诸侯以致褒姒之笑，诸侯繇此怨叛，不奉王令。至是王因有夷戎之乱，复举火以召诸侯，诸侯因前番哄了他，至此无一人来救者。幽王在位之一十三年，遂被犬戎杀害于骊山之下，连褒姒也虏去了。是时郑桓公名伯友者，为周司徒之官，亦为所杀。犬戎遂入周室，尽取其所积的宝赂而去。诸侯思念文、武、成、康之德，不忍其绝，乃就申国立旧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家之祀。

平　王

原文 　元年。是时幽王既为犬戎所杀，丰、镐逼近戎狄不可居，乃东迁都于洛邑。自都洛邑之后，王室微弱，号令不行于诸侯，政繇方伯，齐、楚、秦、晋渐大。齐，太公吕望之后。楚之先，黄帝之后，周初有鬻熊，事文王成王之时，封其子熊绎于楚，姓芈氏。秦，伯益之后，姓嬴氏。周孝王之时，有非子者，善养马，孝王封为附庸诸侯，邑于秦。晋之先唐叔虞，盖武王之子也。成王与唐叔虞戏，剪桐为珪，于是封叔虞于唐，国又号晋。更历春秋之世，此四国更相征伐，天子不能制。

直解 　这一段是史臣记春秋之始，此时幽王既为犬戎所杀，于是平王以戎势渐盛，丰镐旧都与之逼近，恐被侵暴，不可久居，遂弃而避之，东迁都于洛邑。自都洛邑后，王室日益微弱，天子的号令，不复行于诸侯。天下诸侯不听命于天子，而听命于大国之为方伯者，政令都繇他出。于是齐、楚、秦、晋四国渐渐强大，各雄长一方。齐是太公吕望之后，周初佐武王为尚父，其后到桓公而霸。楚是黄帝之后，周初有鬻熊者，为文王之师，成王时封其子熊绎于楚地，姓芈氏，其后到庄王而霸。秦是虞臣伯益之后，姓嬴氏，周孝王时有非子者，善养马，孝王封之，其国甚小，朝贡之礼不能自通于王，但附大国而行，叫做附庸之国，邑居在秦地，其后至缪公而霸。晋是唐叔虞之后，叔虞为武王子，成王弟。成王戏剪桐叶为珪以与叔虞，史佚遂请封之于唐尧所都地方，以其南有晋水，国又号为晋，其后到文公而霸。这四国更历春秋之世，二百四十二年间互相征伐，周天子不能制焉。夫平王避犬戎之难，周室东迁，而王纲不振如此。正如人家偶被小人侵侮，不能发愤自立，便抛弃了祖宗数百年的家业，避居别处。所以气势日益消索，就是自家平日管下的人，也不听命，其强悍者，各自专擅，主人无奈他何。春秋之势，何以异此。是以有国家者，当以修德为本，揽权为要，不可一失其操柄，徒苟且目前，以至陵夷而莫之救也。

原文 　四十九年，鲁隐公元年也。鲁公，周公伯禽之后。天子微弱，赏罚不行。孔子修鲁史《春秋》，始于鲁隐公元年，盖寓褒贬于赏罚，以正一王之法。在位五十一年崩。平王崩，子之子林立。

直解 　《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古者列国都有史书，以记事记言，其名各不相同。而鲁国之史名为“春秋”。周平王四十九年，是鲁隐公之元年也。鲁公，是周公与伯禽之后也。此时周已东迁，天子微弱，赏罚之权，不行于诸侯，臣子陵君父，夷狄侵中国而王法渐废矣。孔子见得周道之衰，实自此始。而鲁隐公为周公之后，不能继其先世之功，以匡复王室，心甚伤之。于是因鲁国原有史书，名叫“春秋”，孔子就取而笔削之，修成一书，特起于鲁隐公元年。书中所载事迹，虽因鲁史的旧文，而书法之间，则往往自创新意，以褒贬寓赏罚。有功的，天子不能赏，孔子则用一字褒他，以寓赏功之意，如大夫而贤，则书其字之类是也。有罪的，天子不能罚，孔子则用一字贬他，以寓罚罪之意。如诸侯而恶，则书其名之类是也。使一王之法，虽不正于朝廷之上，而犹正于史册之间，乱臣贼子虽能逃当时之典刑，而不能逃后世之公论，盖圣人拨乱反正之微权也。所以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正谓此也。然有天下者，不能自操其赏罚，以致无位之圣人，为之寄赏罚于史书，亦可慨矣。平王在位五十一年崩，太子先卒，太子之子名林继立，是为桓王。

桓王　庄王

釐　王

原文 　三年。齐桓公始霸，会诸侯为盟主。桓公用管仲为政，四民不使杂处，制国为二十一乡，作内政而寄军令，谨正盐策。桓公专任管仲，号曰仲父，国事皆令问仲父，故管仲得以尽其材。故能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成霸功者，管仲之力也。

直解 　霸，是诸侯之长。盟，是约誓。盐策，是盐法。周釐王三年，齐桓公初霸诸侯。那时周室衰微，夷狄强盛，桓公始约会列国诸侯，立盟誓，以尊周攘夷为事，而齐独强大，故桓公为盟会之主。桓公以国事委任贤臣管仲。管仲为政，大约以富国强兵为主，于是定制，使士农工商四样人，各居一处，不相混杂。其耳之所闻，目之所见，都是他本等职业，则心专而艺精。管仲欲修明军政，恐诸侯晓得，也做准备，便不可以得志于天下，于是分制国内之地，做二十一乡，每乡各立一长，领二千人，其中大小相统，什伍相司，只当做治国的政令，其实里面暗藏着军法。遇有征伐，则二十一乡之长各将所属以听调遣，不待临时佥派，而兵马自足，军政自定矣。齐地滨海，盐利为重，管仲令民以冬月煮盐，取而积之，至春农事方兴，煮盐有禁，这时粜盐与人，而盐价顿高，上专其利，是以齐之富强，过于列国，能为诸侯盟主。繇是桓公益专任管仲，加以尊称，号曰仲父，国中政事无大无小，都听管仲处置，故管仲得以展尽其材，而谋无不遂，计无不成。所以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不假兵车之威，自能使诸侯听命，以成其霸业者，皆管仲辅相之力也。夫管仲，霸者之佐耳，桓公能信用之，遂成霸业如此。若使为帝王者，而能任帝王之佐，则其功业所就，岂小小哉！

惠　王

襄　王

原文 　元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致胙于齐桓公，使无下拜。桓公曰：“天威不违颜咫尺。”乃下拜登受。

直解 　葵丘，是地名。宰孔，是周之冢宰名孔。胙，是祭肉。八寸为咫。咫尺，是说甚近的意思。周襄王之时，齐桓公方主盟称霸，大会诸侯于葵丘地方。束牲载书以明天子之禁，使诸侯各修其职，以尊周室，即今《孟子》上所载“五命”之词是也。襄王嘉齐桓公能主夏盟，尊周攘夷，乃使宰孔将祭文王、武王的胙肉赐与桓公。盖庙胙惟同姓之尊者，始得颁给，今以赐桓公，盖尊礼之也。王又以桓公年老，命他受赐之时，不必下拜。桓公对说：“王虽命我不下拜，然朝使下临，就如瞻对天子一般，天威不远，近在咫尺之间，何敢不下拜乎？”乃拜赐于堂下，而登受于堂上，礼也。当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大，而桓公独能守臣节，以尊天子，此所以诸侯宾服，而为五霸之首也。

顷王　匡王

定　王

原文 　元年，楚庄王始霸。楚本子爵，夷王之世，已僭称王，厉王暴虐，乃去王号。东迁之后，王室微弱，遂僭号称王。

直解 　周定王之时，楚庄王侣始霸，主诸侯的盟会。楚国初封，本只是子爵，至夷王之世，楚子熊渠吞并小国，僭称王号。其后厉王暴虐，熊渠恐被征伐，乃去王号。至平王东迁之后，王室微弱，楚子熊通无所忌惮，遂自立为武王。周家诸侯之僭王，自楚始也。又四传至庄王始霸，于是终春秋之世，无岁无楚之兵矣。

原文 　三年，楚伐陆浑之戎，观兵于周郊。王使王孙满劳之，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欲逼周取其鼎。满对曰：“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大小未可问也。”楚子羞惧而退。

直解 　陆浑，是地名，在今河南嵩县地方。鼎，是夏时所铸的九鼎，历代相传以为重器。定王三年，楚伐陆浑之戎，遂到周家郊外，大陈其兵以示威强。定王因楚兵过周，使大夫王孙满迎而劳之。楚子问九鼎之大小轻重，意欲以兵威逼胁周家而取此鼎。王孙满对说：“主天下者在于有德，足以受天命，不系于鼎之有无。夏德衰而商德盛，故鼎始移于商。商德衰而周德盛，故鼎始移于周。如今周德虽已渐衰，但文武成康遗泽犹存，天命尚未改移，鼎之大小未可遽问也。”王孙满此言，其拒楚之意至矣，于是楚子羞惧，退兵而去，不敢取鼎。当此时，周家至弱，楚国至强，然王孙满一言，即足以折其不轨之心如此。使为周王者，能修德自强，则楚岂敢复为僭王之举哉！惜乎周之不能也。

简　王

灵　王

原文 　三年，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绛请纳虎豹之皮以和戎。晋悼公曰：“戎狄无亲，不如伐之。”魏绛曰：“诸侯新服，陈郑来和，将观于我，我德则睦，否则携贰。”因陈和戎有五利。晋侯乃使魏绛盟诸戎。十年，郑人赂晋以歌钟镈磬女乐，悼公以其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九年之中，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二十一年，孔子生。在位二十八年崩，子贵立。

直解 　无终子嘉父，是戎狄之君长，名叫做嘉父。携贰，是离心改变的意思。周灵王之三年，晋悼公方为诸侯盟主，以尊周攘夷为事，于是戎狄慕义，欲求通好。当时诸戎中，有无终国君名嘉父者，使其臣孟乐，来到晋国，持着他国中所出的虎豹之皮，托晋之贤臣魏绛，献与悼公，以求和诸戎。魏绛劝悼公从其所请。悼公说：“戎狄无亲，难以恩结，不如伐之，未可与和。”魏绛对说：“今君方取威定霸，诸侯新服于晋，陈、郑初来通和，正看我的德义何如。我若修德招怀远近，他便都来亲睦；我若灭德逞威，他便离心改变，不肯服从。君不可失此机会，绝戎好而弃诸侯也。”因详陈和戎的利益有五：戎狄聚处贵货财，轻土地，其土可交易而得，是一利；边鄙不惊，民安田野，农夫成功，是二利；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是三利；以德抚戎，师徒不勤苦，甲兵不劳顿，是四利；远人既至，近者亦安，是五利。晋悼公闻言，欣然从之，就使魏绛盟约诸戎，与之讲和。自此，戎狄归顺，诸侯宾服，王室得安，晋国亦强。到周灵王之十年，郑人因感晋悼公有存郑之德，遂谢晋以歌钟、镈磬、女乐。前面魏绛所谓“我德则睦”者，至此验矣。晋悼公思魏绛之功，因以其乐之半赐之，说道：“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中华之未服者。到今九年之中，虽然戎狄怀柔，诸侯辑睦，如音乐之和，无所不谐，这都是子之力也。我岂可独享此乐，请与子共乐之。”周灵王二十一年，孔子生。盖天生圣人，万世道统所系，故作史者，谨书之。灵王在位二十八年崩，子贵继立，是为周景王。

景　王

敬　王

原文 　初伍员与申包胥为友，皆楚人也。伍员父为楚平王所杀，员奔吴，与包胥别，员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复之。”伍员既奔吴，遂导吴伐楚；既入郢，遂鞭平王之尸。包胥乃如秦乞师，秦伯使就馆，包胥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饮食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乃为之出师。申包胥以秦师至，遂败吴师。吴师乃归，昭王复国。

直解 　郢，是地名，楚之国都也。初时楚臣有伍员者，与申包胥为朋友，这二人本皆楚人也。伍员之父伍奢，因进谏于楚平王，为平王所杀，欲并杀其二子。而其次子伍员，逃奔于吴，将逃之时，与申包胥相别。伍员说：“我必要覆亡楚国。”盖但知父仇当报，而不能裁以君臣之大义也。申包胥说：“我必要兴复楚国。”盖惟知臣节当尽，而不敢徇其朋友之私情也。伍员既到吴，吴王听用其谋，遂劝吴王伐楚。及破楚而入其国都，那时楚平王已死，其子昭王逃避于外，伍员遂掘平王之墓，取其尸而鞭之。申包胥欲兴复楚国，思量唯有秦兵强盛，可以敌吴，乃往秦国借兵救楚。秦伯初时不欲救楚，使他且就宾馆中安歇。包胥自念国破君奔，不忍就馆，只依立于秦之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饮食不入口者凡七日。秦哀公见他这等忠义，为之感动，而歌《无衣》之诗，以示出兵之意，乃许他借兵以救楚。申包胥带领秦兵，回到楚地，与吴师战而败之。吴师始去，昭王复归其国。申包胥复楚之言，至是验矣。按楚信费无忌之谗说，而戮伍奢之忠，纵子常之贪利，而结蔡侯之怨，此吴师之所繇来也。其受祸之惨，有不可言者。使无申包胥，则是时楚遂灭矣。国以一人亡，以一人兴，信哉！此用人者所当鉴也。

原文 　三十四年，孔子繇鲁司寇，摄相事。其初人谤曰：“麑裘而鞞，投之无戾，鞞之麑裘，投之无邮。”三月，政成化行，民诵之曰：“衮衣章甫，实获我所，章甫衮衣，惠我无私。”

直解 　麑是鹿子，麑裘是以麑皮为裘，盖古时卿士大夫之服。鞞是刀鞘，古人佩必用刀，取其于事能断也。戾字解作罪字。邮是过，与尤字义同。袞衣，是上公之服。章甫，是冠名。周敬王三十四年，孔子繇鲁司寇之官，而权摄鲁国相事，欲以文、武、周公之道，施行于鲁，乃从而正纪纲，明教化，反其弊政。此时鲁国法度废弛已久，人皆习于因循苟且，一旦见孔子这等振作起来，遂不能堪，反而作为歌诗以谤讪之，说道：“麑裘而鞞，投之无戾，鞞之麑裘，投之无邮。”这麑裘与鞞，都暗指孔子身上的服佩。说那服麑裘而佩鞞之人，深为民害，我欲投而去之，只是他无罪戾可指，无愆邮可乘耳。其反复言之者，恶之深而急欲去之也。然常人之情，难与虑始；圣人之心，大公至正，虽有此谤讪之言，孔子也不去理会他，只管依着道理法度行将去。及到三月之后，政事成就，教化大行，鲁国之人，无不受其恩惠者。于是向前造谤之人，也都心悦诚服了，又作为歌诗以称诵之说道：“衮衣章甫，实获我所，章甫衮衣，惠我无私。”这衮衣章甫，也指孔子身上的冠服。说这冠章甫而服衮衣之人，果能安辑我百姓，使我人人各得其所。他从前所行的政事，都是施恩惠于我，而非有所私也。其言之不一者，盖喜之甚，而爱之切也。夫孔子以至圣之德，行帝王之道，其初犹不免招谤如此。可见成大事者，不和于众，而为人君者，欲用非常之人，则不可挠于群议矣。

元　王

原文 　三年，越伐吴，灭之。初越勾践为吴所败，栖于会稽，使大夫种行成于吴，吴王许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前，卧即仰胆，饮食即尝胆，身自耕作，夫人自织，折节下贤，厚遇宾客，赈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苦。二十余年，其民生长可用，乃以伐吴。

直解 　栖，是屯聚。会稽，是山名，在今浙江绍兴府地方。行成，是讲和。折节，是屈体卑下的意思。元王三年，越王勾践举兵伐吴，遂灭其国。初时，勾践曾与吴王夫差战败，国破家亡，只收得些残军败卒，保栖于会稽山上，使其大夫名种者，到吴王军中讲和，愿举国臣服于吴，求赦其死。那时吴王自恃兵力强盛，足以制服勾践，不思后患，就许他讲解而去。勾践幸得归国，外虽事吴，内实用范蠡、大夫种之谋，勤苦其身，焦劳其心，日夜思报吴仇，乃置胆于坐处，睡卧时便仰视之，饮食时便取尝之，示不敢忘其苦也。于是身自耕作，夫人自织，就是自家的衣食，也不敢以劳民。至于士有贤能的，则屈身卑下之，以结贤者的心。宾客从四方来的，则厚礼接待之，以接宾客的心。又爱养百姓每，赈济其贫穷，吊问其死丧，身与之同劳苦，以结百姓的心。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如此谋了二十余年，其民生长可用，乃用之以伐吴，杀了吴王夫差，卒灭吴国，而雪会稽之耻焉。夫吴王以胜而骄，故灭；越王以败而惧，故兴。繇是观之，胜亦可败，败亦可胜，只在此心矜骄畏惧之间而已。古语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又说：“有以无故而失守，有以多难而兴邦。”岂不信哉！

原文 　吴王兵败，栖于姑苏。吴使人行成，请曰：“孤臣异日得罪于会稽，孤臣不敢逆命，得与君王成以归。今君王诛孤臣，孤臣意者亦欲如会稽之赦罪。”勾践不忍，欲许之。范蠡曰：“会稽之事，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赐越，越岂可逆天乎？且君王早朝晏罢，非为吴耶？谋之二十年，一旦弃之，可乎？且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吴王乃自杀。勾践既败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元王使人赐胙，命为伯，诸侯毕贺。元王在位九年崩，子介立。

直解 　姑苏，即今苏州府地方。吴王夫差既败，收其残兵，保栖于姑苏之山，因使其大夫王孙雄求和于越，自称为臣，说道：“孤臣昔年尝举兵伐越，冒犯君王，得罪于会稽。那时君王使大夫种来讲和，孤臣不敢背逆命令，遂与君王讲和以归。今孤臣不道，得罪于君王，致君王举兵来伐，欲诛孤臣之罪。孤臣生死，惟命是听。意者亦望如会稽之事，得赦孤臣之罪，愿举国而为臣妾，幸君王怜而许之。”勾践闻吴人请和之辞，甚是卑屈，心中不忍，要许他和。大夫范蠡谏说：“不可，先年会稽之事，越为吴所败，是天以越赐吴矣，而吴不取，是逆天也。今日吴为越所败，是天又以吴赐越也，越岂可违天而不取乎？且君王二十年来，所以早朝晚罢、卧薪尝胆、苦身焦思者，为要报吴仇，而雪会稽之耻。今日若许他讲和，是谋之二十余年，而弃之一朝，殆养虎以贻患也。且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天固与之，人若弃而不取，必反招殃咎，不可许也。”勾践用范蠡之言，不与吴和，进兵逼之，吴王自杀而死。勾践既已平吴，乃举兵北向渡淮，号令齐国、晋国诸侯，会盟于徐州地方，又致贡献之礼于周天子。周元王畏其逼，亦使人赐勾践胙，又命他为诸侯之长。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诸侯都遣人贺之，勾践遂僭称霸王。夫吴本太伯之后，于周为同姓，一旦为越所灭，周天子不惟不能正其罪，反从而致胙尊礼之焉，王室衰弱，至是极矣。计元王在位九年而崩，子介立，是为贞定王。

贞定王

原文 　十一年。初齐桓公之世，陈公子完得罪于陈而奔齐，齐桓公使为工正。陈，舜之后也，武王封于陈为诸侯，完奔齐，更姓田，子孙盛多。其后齐乱，公室卑弱，诸大夫自相争夺，权归田氏。田氏好施，以家量贷于民，而以公量收之，民皆戴之，国内多篡弑，立君皆繇田氏。有田恒者弑齐简公，恒之子盘，号襄子，为齐相，至是与三晋通使，尽以其兄弟宗人为都邑大夫。

直解 　量，是斗斛。初齐桓公之世，陈国有公子名完者，得罪于陈，恐见诛而奔齐。齐桓公爱其才，使他为工正之官，掌管百工。陈本虞舜之后代，周武王封之于陈为诸侯，以继舜后，因以陈为姓。至陈完奔齐，又改姓为田，子孙蕃盛众多。其后齐有崔杼、庆封之乱，公室卑弱，诸侯大夫自相争夺，惟田氏为强，宗国之大权，遂归田氏矣。田氏欲邀买人心，以固其权位，乃多行私恩小惠，以结百姓之心。每放米谷借与百姓，都用自家的大斗斛出与他，到百姓将米谷还官，及各项纳粮，却只用官家的小斗斛收入，这是借君之物，以市己之恩，其奸计如此。百姓见齐君贪虐，而以田氏为有恩，皆感戴之。于是田氏益强，那时齐国内多篡弑之祸，凡立君皆繇田氏主张。有田恒者，号成子，田完之六世孙也，因齐简公宠任阚止，心怀不平，遂杀阚止，并害简公，乃立平公而专其政。田恒死，其子名盘，号襄子，为齐宣公辅相。至是见晋之三卿韩、赵、魏迫胁其君，与他同恶，乃通使者与之结好，以为外援。又尽用其兄弟及族人，做各都邑的大夫，于是齐国之中，处处都有田氏的人，而齐之地尽为田氏有矣。至其孙和，遂灭齐而自立为诸侯。即此可见人君威福之柄，一日不可下移。而欲常操其柄，又在人君正身修德，约己爱民，使主威常尊，而民心爱戴，则奸邪之臣，不得以行其窃夺之谋，而社稷永安矣。观田氏篡齐之事，岂非千古之永鉴哉！

资治通鉴直解

卷之五

周　纪

威烈王

原文 　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直解 　魏斯、赵籍、韩虔，这三人都是晋之强臣。春秋时，晋国有范氏、中行氏、智氏及韩、魏、赵，是为六卿。到后来范、中行、智氏三家都为韩、魏、赵所灭，权势日渐重大，遂三分晋国之地，以威势逼胁周天子，求封为诸侯。天子微弱，不能讨正其罪，遂因而命之，与列国之君同等矣。周自平王东迁以来，王室卑微，诸侯强大，礼乐征伐之权不出于天子。然当其时，体貌犹存，名分固在，是以诸侯彼此吞灭者有之，尚未有以臣代君，以大夫而遂为诸侯者。至于三家分晋，割地自强，胁天子以请封，而天子不敢不从，则冠履倒置，纪纲扫地矣。故宋儒朱熹修《纲目》以继《春秋》之后，始于威烈王，特书“初命”二字，正说从前未有此事，所以垂戒万世也。

原文 　初，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

直解 　晋阳，是今山西太原地方。茧丝，是抽取蚕茧之丝。保障，是藩篱遮蔽的意思。初时赵籍之祖赵简子，名鞅，使其家臣尹铎治晋阳地方。尹铎请问说：“今往晋阳，将欲使我多取百姓的赋税，如抽取蚕茧之丝，至于尽绝而后已乎？抑使我爱养百姓，培植邦本，以为国家之藩篱保障乎？”尹铎此问，志在保障，不肯为茧丝。简子说：“保障哉！”正欲其固结民心，不为剥取民财也。尹铎至晋阳，减损百姓的户数，盖户口少，则赋税轻，民力自然宽舒，正所以行其保障之言也。到后来简子之子无恤，为智氏所攻，卒托于晋阳以免其难，只因能存心爱民，故后嗣遂蒙其利如此。况治天下者，可不以爱民为先，以聚敛为戒哉！

原文 　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耶！何乃自苦如此？”豫让曰：“不可！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

直解 　赵襄子，是赵国之君。饮器，是溺器。匕首，是短刀。厕，是净房。委质，是委身以事君的意思。赵襄子既杀了智伯，恨他前日攻围狠毒，将他头用漆漆了，做盛溺的净壶，以快其恨，盖亦过矣。智伯之臣，名豫让者，平日受智伯的恩，要替智伯报仇，谋杀襄子，不得其便。一日襄子使刑徒之人，入宫涂饰厕房的墙壁，豫让就假扮做个刑徒，身中藏一把短刀，同众刑徒混入宫中涂厕，等待襄子上厕之时，就要行刺。襄子将去厕中，忽然心里惊动，疑有非常，把这涂厕的人，逐一搜检，搜出豫让身中凶器来。左右之人就要杀他，襄子说：“他为主报仇，乃是忠义之士，不要杀他，我但谨慎防护躲避他便了。”乃释放了他。豫让报仇之志不已，恐人认得他的模样，乃用生漆涂在身上，遍身发起癞疮，又吞食木炭，使其声哑，把容貌声音尽皆改变，装做个乞丐的人，在街市上讨吃。他自家的妻子也认他不得了，只有一个朋友，认的是豫让，怜其苦处，为之涕泣，因劝他说：“以你这等才能，若替赵襄子做个臣，必得亲近贵幸，得近之后，那时乘机下手，岂不容易，何故受这等苦楚。”豫让说：“不可！若依着你这等言语去干，虽是容易，然既已委着形质为人臣子，而又包藏祸心以图之，是为臣而有二心也。人臣怀二心以事君上，罪不可赦，我岂可犯此大不义乎？我自知所为的事，费力难成，然不肯舍难而就易者，将以明君臣之义，使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闻我之事而羞愧耳，岂可先怀二心以事人哉！此所以宁处其难，而不为其易也。”后襄子出外，豫让又埋伏于其所经繇的桥下，欲待其过而起刺之。襄子将到桥边，马忽惊跳，知道有人，使人搜寻，又拿得豫让，遂竟杀之。按豫让感智伯之知遇，故虽智伯已死无后，而必欲为之报仇，至杀其身而后已，真可谓义士矣。然即此可见人君出入起居，必时时警备，以防意外之事。故上而天象之昭垂，下而人情之动语，内而心神意气之惨舒，外而舆马旗器之变异，莫不随事精察，烛于幾微，而不少怠忽，诚欲保其身以保宗社也。有国者且然，况有天下者哉！

原文 　魏斯者，桓子之孙也，是为文侯。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文侯与群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期会哉！”乃往，身自罢之。

直解 　式，是在车上俯身致敬的模样。虞人，是掌管田猎之官。猎，是围取禽兽。魏斯者，乃晋大夫魏桓子之孙也，是为文侯。文侯初即位，尊贤敬士，与图治理，其时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皆怀才抱德之士，文侯乃招致子夏、子方，尊以师礼。而段干木隐居不出，文侯每过其门，则改容起敬，虽在车中，不敢安坐，必屈躬而凭其车上横木，其尊贤敬士如此。繇是四方贤士闻其名者，多往归之。然文侯不但能尊礼乎贤人，而且不失信于臣下。一日与群臣饮酒欢乐，天又下雨，忽然传命掌驾者要往田野中去。左右止文侯说：“今日饮酒欢乐，天又有雨难行，可以暂止，君命驾何往乎？”文侯说道：“我曾与虞人有约，今日会猎，即令天雨，饮酒虽乐，岂可失信于彼，而不与一会期哉！”于是竟到田猎所在，亲命虞人，以雨罢猎。其重信而不荒于般乐，不忽于微贱如此，此魏之所以独强于三晋也。

原文 　文侯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击。文侯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任座趋出。次问翟璜，对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

直解 　中山是国名，魏文侯使其臣乐羊举兵伐中山之地，战胜取之，因以中山之地封其子名击者。文侯一日问于群臣说：“人莫难于自知，我为人主，不知是何等主也？”时群臣众口一词，都称文侯说：“是仁德之君。”独有任座对说：“不然，人君必至公无私，方可称为仁君。今主君得中山之地，不以封其弟，而以封其子，是薄于待弟，而私厚其子，仁者不如是也，何得为仁君哉！”文侯见任座当面耻辱他，不觉发怒，任座恐惧，因趋出待罪。文侯次又问于翟璜说：“我果何如主也？”翟璜对说：“吾君真仁君也。”文侯说：“汝何以知寡人为仁君？”翟璜对说：“臣闻上有仁圣之君，则下有鲠直之臣。向时任座之言，直而不阿，必有仁君在上，所以能优容之，因此知君之为仁君也。”文侯闻翟璜之言，其心乃悦，因使翟璜召任座转来，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而礼遇之。夫文侯始因任座之直言，则不免于怒，继悟于翟璜之善对，遂迎之致敬以有礼焉。所谓“说而能绎”者也，文侯亦贤君哉！

原文 　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有言曰：‘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对曰：“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

直解 　成，是魏成。璜，是翟璜。这二人都是魏之贤臣。魏文侯欲立辅相，乃召其臣李克与他商量说道：“先生平日曾有言说：‘凡人家贫，则思量得个贤妻，共营家计；国乱，则思量得个良相，共理国事。’如今魏国初立，正是要求良相之时，我今所置立的辅相，不是魏成便是翟璜，这二子何如，还是何人可用？”李克不敢擅便拟定，但告文侯以观人之法，使他自择，对说：“凡欲观人者，当于其平居时，看他所亲近的是什么样人；于其富足时，看他能散财以济人之急否；于其显达时，看他所荐举的是什么样人；于其穷困时，看他能有所持守不肯妄为否；于其贫难时，看他能有所辞却不肯苟取否。把这五条参详考验，就足以定二子之高下矣。”此时魏成分禄养贤，所荐的都是贤士，正合着那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的两件，李克之论，也是暗荐他。文侯既闻此言，便自理会了，遂告李克说：“先生请归就舍馆，我之相已定矣。”其后果以魏成为相，而文侯所以称为贤君者，亦得魏成辅相之功为多。而李克所言五事，又万世人主择相者之准也。

原文 　李克出，翟璜曰：“君召卜相，果谁为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吴起，臣所进也；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豹；君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克曰：“魏成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所进五人，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比也。”璜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

直解 　西河，是郡名，在今山西汾州。邺，是邑名，在今河南彰德府临漳县。李克与魏文侯论相而出，翟璜问李克说：“君召先生卜择辅相，果用了谁？”李克虽不见文侯说出姓名，然以所言五者定之，料得必是魏成了，遂对他说：“是魏成。”翟璜自负有功，不在魏成之下，忿然作色说：“我与魏成同仕于魏，自揣颇为尽心，且以我所荐举的人才言之，如西河郡守吴起，是我所荐也，起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向。邺是大邑，近在内地，无可使治者，君以为忧，我荐西门豹，而邺遂大治。君欲伐中山，无人为将，我荐乐羊，竟取了中山。中山既得，无人可守，我又荐先生以守之。君之公子未有师傅，我又荐屈侯鲋以为之傅。凡此都是我的功绩，在人耳目之所共见而可记者也。我何不如魏成，而乃用魏成为相耶？”李克说：“荐贤固皆为国，而人才则有不同。魏成食禄虽有千钟之富，然未尝私积于家，都把来赒给贫乏，礼聘贤士，大率十分之中，有九分用在外面，只有一分自家用度，其厚于养士，而俭于自用如此，是以天下贤士皆归之。于东方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荐之于君，这三个贤人道高德厚，君皆以师礼待之。子所进的五人，君皆以臣礼使之。夫以师礼待之者，赖以进德修业，以端出治之本，其功甚大，三人不为少。以臣礼使之者，不过使各治一郡，供一职而已，虽五人不为多也，子何得与魏成比哉？”翟璜听李克说的有理，自知失言，乃再拜谢罪说：“璜是个鄙陋之人，方才的言语，失于应对，这是我见识不到处，愿终身为弟子，请教于先生，以长我之见识，开我之鄙陋焉。”夫人臣事君之忠，莫大于荐贤为国，而为宰相者，尤当休休有容，绝妒忌之私，开公正之路，使天下贤者皆集于朝廷，以共理国事，乃为称职。观李克向者五言，定相之说，与折服翟璜之语，可谓知人臣忠君之大，而人主择任宰相之道，于此亦可见矣。

原文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直解 　起，是吴起。赢粮，是余剩的行粮。疽，是痈疽。吮，是以口咂之。旋，是回转。踵，是脚跟。吴起为将，能抚恤士卒，他穿的衣服，吃的饮食，与士卒中最下等的一般。念士卒有风霜之苦，他睡卧也不设席褥；念士卒有奔走之劳，他行时也不骑坐车马；途中余下粮食，亲自收裹，不肯劳动下人。盖虽身为大将，而能与士卒同受劳苦，不分贵贱如此。士卒中曾有生痈疽的，吴起亲用口替他咂去脓血，使他容易痊可。那士卒之母，闻说此事，悲而哭之。旁人说：“你的儿子是个小军，今以将军之贵，亲替你儿子吮疽，你只该欢喜感戴，乃反哭泣何也？”其母对说：“我只所以哭者，哭吾子之将死也。往年其父生疽，吴公也曾吮之，其父感激吴公的恩德，不顾性命，替他出力报效，临阵时舍死向前，不肯退步，遂力战而死。如今吴公又吮其子，料他感恩效死，亦如其父。妾不知他死在何处矣，所以哭之。”吴起之为将如此，此所以战无不胜，而用兵虽司马穰苴不能过也。夫为将者，以恩结士卒之心，士卒且竭忠尽命，若人君驭将而能推心置腹，假之以事权，待之以恩信，则为将者感奋图报，又当何如哉！

安　王

原文 　十五年。魏文侯薨，太子击立，是为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商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繇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武侯曰：“善。”

直解 　浮，是泛舟。三苗，是国名。洞庭、彭蠡，二湖名。河、济，二水名。泰华即西岳华山。伊阙、孟门、太行，皆山名。羊肠，坂名。周安王之十五年，魏文侯薨，太子击嗣立，是为武侯。武侯一日泛舟于西河，顺流而下，当河之中流，观魏国的形势，回顾其臣吴起叹说：“美哉！这山河之险固，乃天造地设以壮我国家的，岂不是魏国之宝。”吴起恐武侯只恃了这险阻，不去修德，遂以正对说：“国家之所宝，只在君德，不在险阻。何以言之？昔虞舜时有三苗氏，其国在荆扬之间，左有洞庭，右有彭蠡，非不险固。他却恃此而蠢玩逆命，德义不修，后来舜命禹征灭之而分北其众。夏王桀居于城，左有河济，右有泰华，伊阕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四面山河，非不险固。他却恃此而为暴虐，修政不仁，后来商汤举兵伐之，遂放桀于南巢。商王纣都于朝歌，左有孟门，右有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在其南，四面山河，非不险固。他却恃此而为暴虐，修政不德，后来周武王举兵伐之，遂杀纣于牧野。这等看来，果然只在君德，不在险阻。盖人君有德，则人心爱戴，虽无险而自固；若君不修德，失了人心，且莫说外面诸侯来伐，就是今日这眼前的人，同在舟中者，都是君之敌国，匹夫匹妇，亦能胜予，虽有险阻，无所用之，可不惧哉！”于是武侯闻言而悟，称道他说得好，可谓能受善言者矣。《易》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山川险阻，亦有国者之所不废，但必有德以固结人心，然后其险可守，非谓险可弃而不用也。宋家失燕云十六州之地，终为胡虏所乘，然则险亦何可弃哉！若能修德以守险，则根本固而国势尊矣。

原文 　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子乎？属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

直解 　魏武侯置立辅相，用田文为之。吴起自负有功，不得为相，心中不乐，与田文说：“君之所以用子为相者，必以子之功多于我也。请与子比论功绩可乎？”田文说：“可。”吴起遂问田文说：“若统领三军，出去征战，能使士卒踊跃，舍死向前，每战必胜，而敌国惧怕，不敢谋我，这样本事，你比我何如？”田文说：“我不如你。”吴起又问说：“若内而统领百官，使大小称职，亲附万民，使上下同心，充实府库，使财用不乏，这样本事，你比我何如？”田文说：“我也不如你。”吴起又问说：“秦兵强盛，又与我西河接境，若守住西河，一面能使秦人恐惧，不敢东来犯我，而韩、赵二国，也都畏我之强，卑词厚礼，相率宾服，这样本事，你比我何如？”田文说：“我也不如你。”吴起说：“这三件事，子都在我之下，今君用子为相，位反居我之上，这是何故？”田文对说：“虽然这三件功绩，我不如你，若论主上幼小，国家危疑，大臣每不肯亲附，百姓每不肯信从，当这时候，若能托孤寄命，主张国事，使臣民莫不信服，这等大事，不知将付托于子乎？还是付托于我乎？”吴起默然思想许久，才服了田文，说道：“这样重任，须是你才当得，非我所能，吾君用子为相，信不差也。”即此，可见富国强兵，效劳任职之事，凡有材力者，皆可以勉而能。大臣处难为之际，而不动声色，措社稷于泰山之安，则非其德望器度，素能镇服乎人心者，不足以与于此。人君择相者，尚鉴兹哉！

原文 　二十五年，子思言苟变于卫侯曰：“其材可将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公再拜曰：“谨受教矣。”

直解 　乘，是兵车。五百乘，用战兵五万人。子思，是孔子之孙。苟变，是卫国之臣。周安王之二十五年，子思居于卫，一日言于卫侯说：“君之臣有苟变者，其人甚有才能，可为五百乘的大将，宜即时用他。”卫候说：“苟变果是有材，我亦知其可用，只因他往日居官，征收百姓的赋税，乃取百姓的二鸡子而食之，其操守似欠廉洁，以此之故，我所以一向不曾用他。”子思说：“天下无全材，有所长，或有所短，岂可一一责备。圣人之用人，随才器使，就如大匠之用木一般，但取其所长，不必较其所短。故杞梓二木，材之最美者也，假使二木有数人合抱的大材，中间却有数尺朽坏，在良工必不因数尺之朽，而并弃其连抱之材也。今君处列国战争之世，正要选用谋勇爪牙之士，乃以二卵的小节，轻弃了干城的大将，适足以为敌国之资而已。此不可使闻于邻国，恐邻国闻之而取轻也。”卫侯听得子思之言甚是有理，起身再拜说：“寡人承教，谨己听受矣。”大抵天下未尝无才，而亦少有全才，所贵人君各用其所长而已矣。周公有云：“无求备于一人。”孔子亦云：“及其使人也器之。”用人者宜留意焉。

原文 　卫侯言计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观卫，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己，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君暗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若此不已，国无类矣。”子思言于卫侯曰：“君之国事，将日非矣。君出言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为是，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君臣既自贤矣，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如此，则善安从生？《诗》曰：‘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直解 　和，是齐声附和的意思。卫侯一日在朝堂上，与群臣论事，他所言的计策，本等不是，而卫之群臣，都阿顺卫侯的意思，在他面前齐声说好，如出于一人之口，并无敢言其不是者。此时子思在卫，慨叹说道：“以我看卫国之君臣，乃古人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夫为君者，审察事之是非而不执己见，使事无差错，才是明君。若不管是非，只喜人称赞，以致误事，其昏暗不明孰甚焉。此所以谓之君不君也。为臣者量度理之所在，而不肯逢迎，使君无过举，才是忠臣。若不顾道理，只阿谀其君，以求自容，甚谄佞不忠孰甚焉。此所以谓之臣不臣也。君虽暗，而有忠臣以救其过，臣虽谄，而有明君以烛其奸，犹或可也。君暗臣谄，以居于百姓之上，则所行之事，必大拂乎民心，民其谁与哉！使知所改图，犹可免于祸也。若如此不改，则过日益积，民日益离，卫之国将败亡而无遗类矣。我岂可以无言哉！”子思于是告于卫侯说：“君之国事，将日非矣。君说出的言语，自家便以为是，而下面的卿大夫，无敢救正其非；卿大夫说出的言语，自家便以为是，而下面的士庶人，无敢救正其非。君臣既皆自以为贤矣，而群下之人，又同声以称谀其贤。称谀其贤，则顺意而有荣宠之福；救正其失，则拂意而有黜罚之祸。如此则上下相蒙，而无悔悟自新之机矣，善何从生哉！《诗经》上说：‘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盖言人俱自以为圣人，则谁能别其言之是非，如乌鸟之雌雄相似而难辨也。此诗人伤时之言，抑以似君之君臣乎？君宜改其好谀之心，而求忠直以自助可也。夫称谀之言，人情所喜，而其祸乃至于此，则听言者可徒以顺己为悦哉！”史臣记子思之告卫侯，所以告万世也。

原文 　威王召即墨大夫，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人民给，官无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之曰：“自子守阿，誉言日至，吾使人视阿，田野不辟，人民贫馁。昔日赵攻鄄，子不救；卫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于是群臣悚惧，莫敢饰非，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

直解 　即墨、阿、鄄，俱邑名。薛陵，是地名，俱在今山东境内。齐威王初即位之时，不理政务，凡事废弛，国势衰弱。到了三年以后，忽然奋发图治。一日召即墨大夫来，面谕他说道：“自从你到即墨地方，我左右的人，都说你做官不好，毁谤之言，日日闻于吾耳。及至我使人到你即墨境内查看，却见得田地开辟，没有荒芜的；人民富足，没有贫苦的；官事修举，没有废坠的。你东方一带，甚是宁静，全与那毁谤的言语相反。这是你以正自守，不结纳吾左右以求扶助也。贤能如此，岂可不赏。”乃加封万户以旌奖之。又召阿邑大夫来，面责他说道：“自从你治阿以来，我左右的人，都说你是好官，称誉之言，日日闻于吾耳。及至我使人到阿邑境内察看，却见得田地荒芜，人民穷饿。前时赵国攻鄄，在你邻近地方，你也不去救援；卫国取了薛陵，你尚然不知，全与那称誉你的言语相反。这是你不干实事，专用厚币结纳吾左右以求名誉也。罪过如此，岂可不诛。”于是当日就烹了阿邑大夫，并左右之尝称誉其贤者。从此以后，齐之群臣，人人震悚恐惧，不比前时。凡在外做官的，及左右进言的，无敢怀诈饰非，各务尽其真情。所以齐国大治，而于天下诸侯，最为强盛也。即此见人君之为治，不在多术。赏一人当其功，则千万人以劝，刑一人当其罪，则千万人以惩，觉察一毁誉，而毁誉之言，不敢进矣。

显　王

原文 　十四年，齐威王、魏惠王会田于郊。惠王曰：“齐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惠王曰：“寡人国虽小，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岂以齐大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盻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从而徙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此四臣者，将照千里，岂待十二乘哉！”惠王有惭色。

直解 　田，是田猎。郊，南城。高唐、徐音舒。州，都是县邑名。径寸之珠，是围圆中径过一寸的大珠。周显王十四年，齐威王、魏惠王相与约会田猎于汶上的郊邑。相见间，惠王问说：“你齐国中有什么宝贝？”威王说：“没有什么宝贝。”于是惠王自夸说：“寡人之国，虽然褊小，尚有径寸的大珠，其光明可以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共有十枚。以齐国之大，何独无宝？”夫惠王所宝，在于珠玉玩好，此等物，何足为国之轻重而宝之，见亦陋矣。威王对说：“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不同。盖王以珠玉为宝，吾则以贤才为宝。吾齐国之臣，有檀子者，使他守南城地方，则楚人近我南边的，不敢来侵伐为寇，那泗水上十二个小国诸侯，都来朝于齐。吾之所宝檀子其一也。又有盻子者，使他守高唐地方，则赵人近我西边的，不敢东来取鱼于河，恐惊动我境上。吾之所宝盻子其一也。又有黔夫者，使他守徐州地方。则燕人近我北边的，畏我兵出北门，赵人畏我兵出西门，都去祭告祈祷于神，求免齐之侵伐，两国界上的百姓，从而徙居于徐州者，凡七千余家。吾之所宝黔夫其一也。又有种首者，使他备国中的盗贼，他的令行禁止，盗贼都变为良民，就是道路上偶有遗失的物件，人也不敢拾取，况有攘窃劫夺者乎？吾之所宝，种首其一也。王所宝的珠，前后止照得十二乘，若论我这四个臣，保国安民，折冲御侮，其威名所及，将远照千里之外，何止十二乘哉！这个比王之所宝何如？”于是惠王自知失言，默然有惭色。夫齐威王不以径寸之珠为宝，而以贤臣为宝，此与《大学》所引《楚书》“惟善以为宝”意思正同，亦可谓知所重者矣，此所以为战国之贤君也。

原文 　韩昭侯有敝裤，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赐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闻明主爱一颦一笑，今裤岂特颦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直解 　裤，是下体之衣。颦，是微笑。韩昭侯有一件穿旧了的裤衣，分付左右的人收藏之。左右侍臣说：“仁德之君，必乐于好施。今观吾君，一旧裤衣，也舍不得赏赐左右之人，还要收藏，这等样吝啬，岂是仁德之君乎？”昭侯说：“我闻明主行赏，必加于有功。不但赏赐人衣物，便是一颦一笑，启口之间，也不肯轻易发出。其颦也必有所为而颦，其笑也必有所为而笑。今裤虽敝，是我服御之物，岂特一颦一笑而已哉！我所为藏之者，将以等待有功的人，然后赏赐之耳。”盖赏罚乃人君威福之柄，赏当其功，而后人知所劝。若不论有功无功，冒滥行赏，则得之者不以为重，而他人亦不知所劝。昭侯之藏裤，岂吝此一物之微哉！其后宋太祖常解自己所着貂裘，以赐征西将士，正昭侯所谓以待有功也。

原文 　三十三年，邹人孟轲见魏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初孟子师子思，尝问教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直解 　邹，是鲁邑名，在今山东境内。叟，是年高有德之称。周显王三十三年，邹邑中有个贤人，叫做孟轲，他传受孔子之道，所学以仁义为主，论治以尧舜为法，而战国诸侯皆不能用，故孟轲隐居不见。及魏惠王卑礼厚币，招聘贤者，乃自邹至魏，见魏惠王。惠王见了孟轲，尊而称之说：“自邹至魏，路程千里，叟，今不以千里为远，来到吾国，岂是徒然，或者也要施展平生的抱负，使我财富兵强，于国有利乎？”孟子对说：“君何必说利，治国之道，只是仁义尽之矣。”然孟子之言仁义，不是从今说起。初时孟子从孔子之孙子思受业，尝问子思说：“牧养百姓之道，何者为先？”子思说：“先要利民。”孟子又问说：“君子所以教民，只是仁义便了，何必曰利。”子思答说：“我所谓利，正从仁义中来。且如上不仁，则必残害其民，而下民不得其所；上不义，则必以智术御民，而下民仿效，乐为诈伪。上下如此，必至危亡，其为不利莫大矣。所以《易经》上说：‘利者，义之和也。’言物惟有利，则各得其所，不相侵害，乃为义之和洽。又说：‘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言施用利而身安，乃所以为崇德之资。这两句都是说仁义之利，乃利之大者，而非如富国强兵之小利也。”即子思孟子之所授受，见孟子之言仁义，乃其平生学问，原是如此。人君欲用贤者之道，其无使舍所学而从我哉！

赧　王

原文 　三年，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昭王。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币以招贤士。谓郭隗曰：“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马者，马已死，买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马且买之，况生者乎？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于是士争趋燕。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昭王以乐毅为亚卿，任以国政。

直解 　孤，是诸侯自称之词。周赧王之三年，燕国之人因燕王哙为齐所杀，乃共立其太子名平者，是为昭王。昭王当破败后，虽即君位，势甚衰弱，欲收拾人心，以图兴复。民有死亡的，则吊恤他；有孤苦的，则存问他。薄于自奉，而急于济人，与百姓每同受甘苦。又自卑下其身，厚具礼币，以招致四方的贤士。尝与其臣郭隗商议说：“齐人因我燕国有子之之乱，而袭破我燕国，乃我之深仇。我今承此破败之后，极知国小力弱，不足以报复齐仇。然若得贤士与之共谋国事，转弱为强，以洗雪我先王之耻，实我之愿也。先生替我访求四方有才德之士，可与共谋国事者，我情愿屈身以师事之。”郭隗对说：“闻得古时曾有人君，将千金的重价，使人去寻买日行千里的良马。及到一个地方，那千里马已死，这使臣就用五百金买那马的骨头回来。其君大怒说：‘我着你寻千里马，你买这马骨回来何用？’使臣对说：‘这正是求马之术。夫以良马之骨，犹不惜重价而买之，何况活马乎？四方之人，听得吾君好马如此，则凡有良马者，必将献于君矣，岂待求哉！’不出一年，果然有三匹千里马来到，此买马骨之所致也。今王若欲四方贤士来归，可用此术以招致之，就把我郭隗当做个贤士，尊敬起来，如那买马骨的一般。四方之人，听得吾君这等敬贤好士，莫不愿为王臣，凡才德过于我者，皆将闻风而至矣，岂以千里为远哉！”昭王就依他说，特为郭隗改造一所宫馆，以师礼敬事他。于是四方之士，闻知昭王好贤，都争先来到。如乐毅自魏国来，剧辛自赵国来。而乐毅尤有才智，昭王用为亚卿之官，任以国政，后来果赖其力，破齐而复燕，乃昭王之好士所致也。夫燕昭以丧败之遗，而得一二策士之效，遂能转弱为强，兴复其国如此，况处全盛之势，而能尽用天下之贤者哉！

原文 　赵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请易以十五城。赵王以问蔺相如，对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许，曲在我矣。我与之璧，而秦不与我城，则曲在秦。臣愿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请完璧而归。”相如至秦，秦王无意偿赵城。相如乃绐秦王，复取璧，遣使者怀归赵，而以身待命于秦。秦王贤而弗诛，礼而归之。赵王以相如为上大夫。

直解 　和氏，是卞和。曾得一璧献与楚王，当时号为至宝。绐，是哄人的意思。战国诸侯，皆务以珠玉为宝。赵惠文王得楚人卞和氏之璧，秦昭王闻知，欲得之，使人与赵说，愿以十五座城池与赵换此璧。赵王畏秦之强，不敢不与，又恐其得璧之后，不肯与城，因与其臣蔺相如商议，还是与他好，不与他好。相如对说：“秦王以城求璧，王若不与，是我的理亏了；与了他璧，他若不与我城，是他的理亏了。宁可使他理屈，不可使我的理屈，还是与他为是。王若怕他失信，臣愿亲将此璧送至秦国。秦若不把城子与赵，臣请全璧而归，决不白送了他。”赵王依相如说，就使他奉璧到秦。秦王得璧到手，果然无以城偿赵之意。相如料知其意，乃设计哄秦王，取回此璧，密遣一使者将这璧藏在身边，预先送回赵国，却自家单身待命于秦，任从秦王如何处置。秦王见相如有智谋，不辱君命，也不忍杀，反以礼相待，遣而归之。相如归赵，赵王嘉其能全国之宝，增主之威，就用他为上大夫。然相如之完璧，不是爱惜此宝，但欲因此折服秦王，使之不敢有加于赵耳。以一智计之士，犹足为国之重轻，况于贤人君子乎！

原文 　乐毅围二邑，三年未下。或谗之于燕昭王曰：“乐毅智谋过人，伐齐，呼吸之间，克七十余城。今不下者两城尔，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齐人，南面而王尔。”昭王于是置酒大会，引言者斩之，遣国相立乐毅为齐王。毅惶恐不受，拜书以死自誓。繇是齐人服其义，诸侯畏其信，莫敢复有谋者。

直解 　乐毅既败齐兵，入其国都，乘胜长驱，齐城无不下者，独有莒与即墨二邑为齐坚守，燕兵围了三年，尚未服降。乐毅既拥兵在外日久，有人在燕昭王面前谗谮他说道：“乐毅有过人的智谋，攻无不克，看他前日伐齐，呼吸之间，就克了七十余城，今未克者止是莒与即墨耳。以他的智力，岂不能拔此两城，却乃攻围三年而不下者，他的意思，盖欲自为齐王，恐人心一时未服，故顿兵在此，久仗威力，渐收人心，待那齐国百姓都归向他了，然后据有齐地，南面而为王耳，岂有意为燕者哉！”昭王平素信任乐毅，知道乐毅是忠臣，绝无此心。乃设酒大会群臣，引出那谗谮的人，当众臣面前，数他罪过，即时斩了，就遣相国大臣，立乐毅为齐王。毅见昭王这等推心任他，不为谗言所间，愈加感激，曲命惶恐，不敢承受，但敬拜奉书，以死自誓，期于捐躯报主，不敢负也。繇是齐国臣民，见他君不负臣，臣不负君，都服燕之义；各国诸侯，见他臣不疑君，君不疑臣，都畏燕之信，无敢复有设为计谋，离间其君臣者矣。向非昭王知臣之深，信臣之笃，乐毅虽贤，恐不能自保，而田单之反间，又岂待继世而后行哉！此燕之已灭而复兴者，固繇乐毅之忠，尤本昭王之明也。

原文 　赵王以李牧为将，伐燕，取武遂、方城。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尝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飨士；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入，烽火谨，辄入收保不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匈奴皆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单于奔走，十余岁不敢近赵边。

直解 　武遂、方城，是燕国二邑名。代雁门，是代地的雁门县，在赵国北边上。匈奴，即今之达虏。将军所居，以帐幕为府署，叫做莫府。烽火是狼烟，边上所烧以传报警急的。间谍，是军中探听事情的人。襜褴、东胡，都是虏人部落之名。单于，是匈奴君长之号。赵王用其臣李牧为将，率兵伐燕，遂取了燕家武遂、方城之地。这李牧乃是赵家北边上一个好将官，他曾统兵在代雁门地方，防备匈奴，赵王知其贤而重任之。凡边上一应军务，及举用将吏，都许他以便宜行事，不从中制他。关市上的租税钱粮，就都上纳在他幕府中，以供士卒的费用。李牧就用这钱粮，每日杀牛市酒，犒赏军士，使军士每时时演武学射，谨慎墩台上传报的烽火，多置军中探听的人，都布置停当了，就分付众军士说：“今后胡虏要来犯边，你每就急忙走入城堡，收敛保聚，只使他野无所掠便了，却不许轻与之战。有敢违我的将令，擅自出去捉拿虏人的，定行斩首。”于是军士每都遵依着李牧的约束。但是匈奴进边就举起烽火，递相传报，无有疏虞，各城堡都预先知道了，便入收保，不与他战。如此数年，虽不曾斩获首级，自己的人马亦无所损伤。这正是李牧的计，盖佯输示弱以诱之耳。匈奴见他如此，都说李牧怯懦，不敢和他厮杀，意气渐骄。边上士卒，日受赏赐，又不用着他，蓄养的气力精锐了，都情愿出去与匈奴一战。李牧知士卒之可用，乃出其不意，举兵而攻匈奴，杀了他十余万人，遂灭襜褴，破东胡，那单于畏惧奔走，从此十余年，再不敢犯赵国的边地。盖李牧不耻小败，不求小胜，蓄威养锐，以乘敌人之懈，故能一举而成大功，真良将也。然亦繇赵人任之专、信之笃，故其计得行。若一有费用，便从中阻之，一不出战，便从中促之，未展谋猷，先见掣肘，虽良如李牧，亦安能为哉！所以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正此之谓也。

秦　纪

秦，是国名。初周孝王时，始封非子于秦，为伯爵。平王东迁，秦襄公始尽有岐雍之地，至孝公益大，遂霸诸侯。及始皇遂兼并六国，自立为帝，仍以秦为国号。

始皇帝

原文 　王初并天下，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乃更号曰皇帝，命为制，令为诏。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直解 　谥法，是身后象其德行而追谥之，如文王称文，武王称武，幽王称幽，厉王称厉之类。秦王政既灭齐、楚、燕、赵、韩、魏之国，尽并有天下之地，自以为其德之盛，可以兼乎古之三皇，其功之高，则过于古之五帝，自开辟以来，只有他一个，于是兼三皇五帝之号而自称为皇帝。凡传命于群臣的言语，叫做制。凡出令于天下的说话，叫做诏。又谓古人死而有谥，是子议其父，臣议其君也。自今以后，不用古人追谥之法，只以世代相传，如我是一代创始之君，就称为始皇帝，到第二世，就称为二世皇帝，第三世就称为三世皇帝，从此数将去，直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焉。秦始皇之意如此。夫天位至重，天命不常，有德则兴，无德则亡。是以自古圣帝明王，兢兢业业，尧之命舜，舜之命禹，都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虽一身犹不敢保，况敢预必其国祚之长远乎？始皇以诈力并六国，天下之人方且敢怒而不敢言，乃侈然自谓兼三皇、过五帝，而欲传之万世，岂不谬哉！此秦之所以速亡也。

原文 　丞相绾等言：“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镇之，请立诸子。”始皇下其议，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于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收天下兵聚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宫庭中。

直解 　廷尉，是掌刑的官，即是今之大理寺卿。守、尉、监，都是各郡的官名。咸阳，是秦之国都。，是乐器，亦钟之类。一百二十斤为石，千石，是十二万斤。秦始皇既定天下，丞相王绾等奏说：“天下之地，惟燕、齐、荆三国离京师甚远，若不立个国王，则无以镇服人心，恐生他变。请以皇帝所生诸子，分封为王，以守其地。”秦始皇将王绾所言，发下与群臣会议。那时群臣都以王绾之言为是，独有廷尉李斯议说：“周家文王、武王初定天下，要建立宗藩，以夹辅王室，所分封子弟，及同姓为公侯伯子男甚众。到后来族属疏远，不念同姓之亲，反举兵相攻击，如仇雠一般。周天子衰弱，通禁止他不得，天下大乱，以至于亡。诸侯王之害如此。今海内幸赖陛下神圣威灵，削平六国，归于一统，不如把天下都分为郡县，设流官以治之。其皇帝诸子及功臣，不必封为侯王，只以公家赋税钱粮重加赏赐，甚是富足，其势又易制。以天下共奉一人，则人无异心，此国家安宁长久之术也。若重置诸侯，则一统之势，复成分裂，各私其土，各擅其兵，他日又有列国分争之祸矣，甚为不便。”始皇有取于李斯之议，说道：“天下共苦战斗不息，只因有诸侯王。今赖宗庙之灵，天下初定，若又建国立王，是从新树起兵端也，而求天下之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说的甚是。”于是遂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每郡各置郡守一人总管郡事，即如今知府之官；又置郡尉一人专管兵马，与郡守体统相似，即今之同知；又置监临之官，以御史为之，监察诸郡之事，即今巡按御史之职。大小相司都繇朝廷除授黜陟，不得世守其土，而古来帝王封建诸侯之法，自此尽废矣。又恐民间私藏兵器，挟以为乱，乃收而聚之咸阳，把铜铁都销熔了，铸做极大的钟鐻，及金人十二座，各重十二万斤，置在宫庭中，使人无兵器，则不敢为乱。这都是秦始皇自为保守之计。盖其心以为侯王不立，则天下无乱人矣。孰知后来并起而亡秦者，乃出于闾巷田野之匹夫。又以为兵器尽销，则天下无乱具矣。孰知后来豪杰一呼，斩木亦可以为兵，揭竿亦可以为旗。可见人君之欲安天下者，惟在乎仁义之固结，而不在于法制之把持也。

原文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颂功业。上泰山阳，至颠，立石颂德。从阴道下，禅于梁父，遂东游海上。方士徐市等上书，请得与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药。始皇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能渡。上问湘君何神，对曰：“尧女舜妻。”始皇大怒，使伐湘山树，赭其山。

直解 　邹峄山，在今山东兖州府邹县地方。泰山，在今山东济南府泰安州地方。禅，是除地为坛以祭也。梁父，是山名。三神山，是海中三山，一名蓬莱，一名方丈，一名瀛洲。湘山在今湖广岳州府湘阴县地方。赭，是赤色。秦始皇之既立为帝，巡行天下，先已巡陇西北地，至二十八年，又东行郡县，登邹峄山，立碑刻铭于其上，称颂自家的功业。又登泰山之阳，至于山顶，亦立碑于其上，称颂自家的盛德。乃从山北阴道下来，为禅而祭于梁父之山，遂东游于海上。时有方士徐市等，欺诳始皇说：“今东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都是仙人之所居，其中有长生不死之药。请得斋戒，与童男童女共入海求之。”始皇误信其言，遂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神仙，已而卒无所得，竟为方士所欺。始皇东游之后，又渡淮而南，巡行楚地，浮于大江，至洞庭湘山祠，猝然遇着大风，几不能渡。始皇问于博士说：“这上面的祠宇，称是湘君祠，湘君是前代何神？”博士对说：“昔黄帝有二女，一曰娥皇，一曰女英，为虞舜之妻，后来葬于此地，所称湘君即其神也。”始皇以渡江遭风危险，疑是山神阻之，因此大怒，遣刑徒三千人，斩伐那湘山的树木，尽赤其山，以泄其忿焉。这一段前面是始皇侈心于封禅，后面见始皇惑志于神仙，史臣详记其事，所以深著其骄泰之失，垂万世之鉴戒也。

原文 　三十三年，始皇巡北边，卢生入海还，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伐匈奴，收河南地为四十四县；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威振匈奴。

直解 　图书，是符谶之书。临洮，是今陕西岷州卫。辽东，即今辽阳地方。延袤，是四方连接的意思。始皇三十三年，又巡行北边，前此曾遣燕人卢生入海求神仙，至是卢生从海上回来，奏上他所录的图书，说道：“亡秦的是胡也。”始皇疑胡是胡虏，乃遣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伐匈奴，以除胡虏之患，尽取了黄河以南的地土，分做四十四县，今宁夏地方是也。于是大起丁夫，营筑长城，自西至东，随其地形之高下，远近都堵截了，以控制那北边上险阻阨塞之处。这城西起陕西临洮，东至辽东地方，接连一万余里，兵威振动于匈奴。然匈奴自此虽远遁，边患宁息，而中国之民力则疲矣。按图书所言，胡乃胡亥，是秦二世皇帝之名，秦至二世而亡，故征见于图书如此。始皇不务修德爱民，以延国祚，乃劳民动众，伸威于万里之外，一旦祸起萧墙，土崩瓦解，虽有城池险阻，谁与守之哉！

原文 　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书曰：“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非当世，惑乱黔首，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制曰：“可。”

直解 　黔首，是黑发之民，与《书》称黎民相似。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奏说：“向时列国诸侯并起争战，得士者强，失士者弱，所以诸侯每争以厚礼招四方游学之士，以为谋臣。那时候不得不然，到今天下已定，法度号令出于一人，百姓每当家，则专务农业，为士的要通世事，则专学律令，天下要务，不过如此。今日诸儒生每，却乃不师今时之法，而学古人之说，讥诮时事，惑乱黎民，相与非朝廷法教之制，每闻朝廷有命令颁布于下，便各以其所学评论可否，入则非于其心，出则议于里巷，矜夸主上以取名，矫情立异以为高，倡率众无知小民以造谤。士风如此，不行禁止，到久后，则威福之柄，不在朝廷，而主势降于上，朋比之习浸以成俗，而党与成乎下，不可不为之虑也。臣请于史官之所纪载，非本朝典故，皆烧毁之。非文学博士官之所职掌，天下有擅藏诗书及百家诸子之言者，皆着他出首，在本管守尉官司处杂烧之。若有两人对谈诗书者，便是违悖明旨，当戮之于市。引古说以非今法者，为大不道，当加以族诛。可存留的惟医药、卜筮、栽种之书，乃日用之不可缺者。若欲明习律令，便以通律令的官吏为师。如此，则天下无异议，而朋党不兴，主威常尊矣。彼游学之徒，安所用之。”于是始皇以李斯所奏为当，降旨准行，而坑儒焚书自此始矣。

原文 　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隐宫刑徒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

直解 　咸阳，是秦始皇的国都。汉，是天河。营室，是室宿。秦始皇以为咸阳都城中人多，而秦之先王所建的宫廷狭小不称，乃营建朝宫于渭水之南上林苑中。先起前面一座殿，叫做阿房殿。这殿的规制，自东至西，横阔五百步，自南至北，入深五十丈，上面坐得一万人，下面竖立得五丈高的旗，只这一座殿，其高大深阔如此，其他可知矣。周围四边，俱做可驰走的阁道，自殿下直至南山，就南山顶上竖立阙门，其北首砌一条复道，直跨过渭水，接着咸阳都城。以为天上有阁道六星，渡过天河，接着室宿，故把渭水当做天河，而跨河营造，如在天上一般，其侈靡如此。这宫室中所用造作徒刑之人，多至七十余万，其广可知。又分作阿房宫，其劳民伤财如此。夫自古帝王皆以民力为重，不忍轻用，知民心之向背，乃天命去留所系也。始皇竭天下之财力，以营宫室，极其壮丽，自谓可乐矣。而民心离叛，覆灭随之，竟为项羽所焚，悉成煨烬，可鉴也哉！

原文 　侯生、卢生，相与讥议始皇，因亡去。始皇闻之，大怒曰：“卢生等，朕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始皇长子扶苏谏曰：“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军于上郡。

直解 　廉，是访察。蒙恬，是臣名。秦始皇焚烧诗书之后，时有儒生侯生、卢生这两人，相与讥议始皇所为的不合道理，又恐得罪，因逃去躲避。始皇闻之大怒，说道：“儒士卢生等，朕尝尊敬加礼他，待之甚厚，今乃背德忘恩，反诽谤我。这诸生每聚居于咸阳，我使人访察他，或造为妖言以煽惑百姓，罪在不宥。”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那诸生每互相讦告，攀扯连累，凡犯诽谤之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杀于咸阳地方。始皇长子名扶苏者，谏始皇说：“今此诸生，都是诵习孔子之言，取法孔子之行，学好的人。主上今皆以重法惩治他，臣恐天下人心从此疑畏不安，非国之福也。”始皇不听扶苏之言，反加嗔怒，因遣扶苏往边上去做蒙恬的监军，在上郡地方，以疏远之。夫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未有不以崇儒重道为先务者，始皇乃独反其道，至使诗书悉为灰烬，衣冠尽被屠戮，为罪可胜言乎？其不二世而底于灭亡，宜矣。

二世皇帝

原文 　元年秋，阳城人陈胜，阳夏人吴广，起兵于蕲。是时，发闾左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胜、广皆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乃召令徒属曰：“公等皆失期当斩，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众皆从之，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坛而盟，称大楚，胜自立为将军，广为都尉，入据陈。

直解 　阳城、阳夏、蕲、陈，都是秦时县名。阳城、蕲，即今凤阳府宿州地方。阳夏，即今河南开封府太康县地方。陈，即今河南陈州地方。渔阳，是秦时郡名，即今顺天府蓟州地方。大泽乡是乡名，即今徐州丰县地方。闾左，古时闾里民居，以富强的住在右边，贫弱的住在左边。戍，是守边。都尉，是掌兵的官。秦二世皇帝即位元年之秋，阳城人陈胜，阳夏人吴广，相与起兵于蕲县以叛秦。盖因秦虐用其民，刑法严峻，差役繁多，只为筑长城、征匈奴这两件事，把天下百姓坑死在边上的，不知其数。初时佥发天下殷实大户住在里闾之右的，去当军守边。到后来大户已尽，并那贫民下户住里闾之左的，也都发遣。因此天下人苦极了，都有离叛之心。此时，发楚地闾左百姓戍守渔阳的有九百人，行到地名大泽乡，权在那里屯住。陈胜、吴广两人做管军的头目。适遇天雨，道路阻滞行不得。陈胜、吴广两个计算路程到渔阳时，已是违了期限，恐坐死罪，遂起心谋反，召其同行的徒众，告之说道：“你每都误了限期，论军法该处斩，此一去定然是死了。然做好汉的，不死便罢，既拼一死，不如大家反了，舍命干一件大事，以成功名却不是好？那王侯将相岂有种类生成，也是人人做得的。你每若肯依随我举大事，则王侯将相之贵，可以立致矣，空死何为？”那九百人既苦当军之劳，又怕到边上死了，就都依从了陈胜、吴广之言，齐心造反。陈胜、吴广恐自己名号卑微，不足以鼓动人心，思量秦公子扶苏，原是秦始皇的长子，为二世所杀，天下多未知其真死，项燕是楚国的名将，为秦兵所杀，楚人至今怜他，又有说他逃在别处，不曾死的，今若假这两人的名目起兵，天下必多闻风而应者。于是遂诈称为扶苏、项燕，筑台说誓，告天起兵，号称大楚。陈胜自家做了将军，把吴广做都尉。初，始皇把天下的兵器都销了，陈胜、吴广初起事时，都是空手，或斫木头，或用锄柄，就杀将起来。所向皆无不克，引兵攻破陈县入而据之。于是天下百姓，多杀其官吏，以应楚而攻秦，故秦之亡自陈胜、吴广始也。夫秦之发兵戍边，本为防胡，然天下之乱，乃不在于胡虏，而反在于戍卒。秦之销兵，本为止乱，然以斩木揭竿之人，遂能乱天下而不可制。可见保邦之道，安民为本。若能布德施惠，轻徭薄赋，使民皆爱戴其上，而不生离叛之心，则虽有陈胜、吴广之雄，亦何所借以生乱哉！秦不知此，而以无道失天下，一夫作难而四海土崩。《书经》上说“可畏非民”，诚可畏也。

原文 　刘邦，字季，为人隆准龙颜，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常徭咸阳，纵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

直解 　这一段是记汉高祖初起的事，说汉高祖姓刘名邦，字季，是沛县人也。他生的相貌异常，鼻准高大。人的额角叫做颜，他的额生得高耸广阔，如龙额一般。左腿上有七十二个黑子。其为人慈而爱人，喜好施与人财物，无所吝惜，意气豁达，有大度量，不理论家常营生置产的勾当，以为一身一家之事，都是小事，非大丈夫之所屑为也。盖天厌秦乱，笃生真主，故其容貌志气，自与寻常不同。常应当差役，到秦都咸阳里，适遇始皇帝出行，放人观看。高祖也混在众人中观看，见秦始皇车驾威仪，盛美赫奕，乃喟然太息说：“嗟乎！大丈夫生在天地间，当如此矣。”盖秦为无道，天下将亡，群雄并起争逐，故豪杰见之而生心也。如使上无失政，下无叛民，虽有豪杰，乐为使用，其谁敢萌异志哉！故人君之修德凝命，所以镇服人心，而止乱于未形也。

原文 　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季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季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沛中子弟闻之，多欲附者。

直解 　厌，音叶。是镇压销伏的意思。季，是汉高祖的字。芒、砀，是秦时二县名。高帝在民间时，便有许多奇异的事。当初秦始皇既定天下，常占四方的云气，说道：“东南方光景非常，乃是天子之气。”恐有异人出于其下，于是亲自出去东游，到这所在，要当了这天子之气，以镇压销伏之。那时汉高祖尚在微贱，听得这说话，便自家惊疑说：“这天子之气，莫非应在我身上。”恐有人踪迹他，遂逃躲于芒、砀地方山谷草泽之中，以全身远害。高祖去时，也不与妻子说知，其妻吕后常同着人去跟寻，便寻着他。高祖心里疑怪，问他说：“你为何就寻得着？”吕后对说：“你这躲避的去处，上头常有异样的云气。我认着这云气，跟寻将来，便寻着了。”那时沛郡中少年子弟每，听得这说话，知道高祖不是凡人，后来必有天子分，多归心而依附之者，所以高祖起兵之时，四方之人，皆响应乐从。盖天命素定，人不能违。然而高祖本宽仁大度，知人善任，故天人协应，历数攸归，不专恃此征应而已。汉家四百年基业，默兆于田野之间，岂偶然哉！

原文 　刘季被酒，夜径泽中，有大蛇当径，季拔剑斩蛇。后人来至蛇所，有老妪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赤帝子斩之。”妪因忽不见。后人告刘季，季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直解 　老妪，是老妇人。高祖一日饮酒醉了，夜间繇捷径小路走，大泽中有一条大蛇，拦在路上，人不敢行。高祖乘着酒醉，就拔剑斩断那条蛇，行将过去。随着他在后面行的人，来到死蛇所在，见一年老妇人，夜间哭着说：“我的儿子是白帝子，化而为蛇，在这道路上，今被赤帝子斩了，以此悲痛。”老妪说了这话，就忽然不见。盖西方属金，金之色白，秦都西雍，祠白帝，故白帝子应在秦皇帝。唐尧尚赤，汉是唐尧之后，故赤帝子应在汉高祖。赤帝子斩白帝子者，乃汉代秦之兆也。当时同行之人，闻见此事，以为怪异，传与高祖。高祖听说，知天命在己，有此异兆，心中独自欢喜自负。而跟随高祖之人，亦以此知他不是凡人，日加敬惮之矣。夫自古帝王之兴，往往有非常之兆，其迹似怪，而要亦至理。盖天命之去暴归仁，无从可见，故假之物事，露其机缄，以示神器有归，使人心知向，而举大事者不疑也。班彪谓高祖之兴有五，其一曰：神武有征应。盖以是哉。

原文 　项梁者，楚将项燕子也。尝杀人，与兄子籍避仇吴中。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器过人。会稽守殷通，闻陈涉起，欲发兵以应涉，使项梁将。梁乃使籍拔剑斩守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慴服，莫敢起。梁乃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狥下县。籍是时年二十四。

直解 　扛，是两手举起来。会稽，是秦时郡名，即今南直隶苏州浙江一带地方。秦二世时，陈涉倡乱，豪杰并起。有项梁者，本是下相县人，乃楚将项燕之子。楚亡，项燕战死，项梁逃在民间，尝杀了人，恐为仇家所害，与他侄儿名籍的躲避在吴中会稽地方。这项籍就是项羽，后来为西楚霸王。项籍少小时，项梁曾教他学习书写不成，弃去，学使刀剑，又不成。项梁恼怒，嗔怪他每事都不得成就。项籍说：“那书写不过略识几个字，记得人的姓名便了。至于刀剑，纵使会使，也只敌得一个人，此何足学。我所学的，必是敌得过万人才好。”于是项梁知其才略不凡，乃教籍以为将用兵之法。项籍身长八尺有余，又多气力，能举得千百斤的重鼎，其才能器局，远过于常人。那时会稽的太守，叫做殷通，闻陈涉等起兵攻秦，欲发兵与他连合，知道项梁是将家子，召他为将领兵。梁意要自家起事，不肯为人使用，乃使项籍跟随进府，就坐上拔剑斩了殷通之首。项梁就带了他的印绶，号令府中人。一时府里门下的吏卒，大惊扰乱，只项籍独自一个就杀了门下数十百人，一府中都恐惧畏伏，莫敢与他相斗，尽服从了。梁乃起吴中兵，又使人召募所属下县，共得精兵八千人。梁自家做了会稽太守，着项籍做副将，循行抚定所属县分，领兵渡江西击秦。项籍这时才二十四岁。史称其有拔山之力，盖世之气，亦一时之雄也。然德不足而力有余，岂足为天下生灵之主哉！此所以终不能成大事也。

资治通鉴直解

卷之六

汉　纪

汉，是有天下之号，高祖初为汉王，后即帝位，遂仍旧号。这一篇书，载汉家一代的事迹，故称为“汉纪”。

高　帝

太祖高皇帝，姓刘氏，名邦，字季，沛县人。初以泗上亭长起兵，诛暴秦、灭项籍，而有天下。在位八年，以其功德高厚，为汉家一代之始祖，故庙号高祖皇帝。

原文 　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降，杀之不祥。”乃以属吏。

直解 　霸上，是地名，在今陕西西安府。组，是印绶。史臣记，汉高祖未即帝位，初为沛公时，奉楚怀王之命，举兵伐秦，以冬十月，先诸将入关破秦，到霸上地方。是时秦王子婴即位才四十六日，见人心离叛，事势穷蹙，遂驾素车，乘白马，颈项上系着组绶，将传国的宝玺与发兵的兵符及使臣所持的节都封了，献上沛公，投降于轵道之旁。时跟随的诸将劝沛公说：“秦为无道，天下怨之久矣。今既破了秦关，得了秦王，正该杀了他，以泄天下之忿。”沛公说：“不可。始初楚怀王命将伐秦，不遣别人，乃独遣我，固以我宽大能容人故也。且用兵之道，不杀已降。今子婴已降，又从而杀之，不祥，亦非怀王当初遣我之意也。”乃将秦王付与所在官司收管，以待怀王之命而处置焉。此沛公之仁也。其后项羽入关，遂杀子婴、坑降卒、烧秦宫室，秦人以是怀沛公之恩、而怨项羽之虐。则楚汉成败之机，盖已决于此矣。

原文 　沛公西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府图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

直解 　沛公既入关破秦，遂引兵西入咸阳京城。诸将每贪秦财物，都争先走去府库中，将金帛财物取而分之。惟有萧何独自先入秦丞相府里，急忙收拾那地图册籍等书藏之，其他财物一无所取。因此沛公按这图籍，得以备知天下形势险阻，及户口或多或少，殷实消乏的去处。所以后来用兵，晓得某处可攻、某处可守，均派粮差，知道某处户口殷实、某处户口消乏，皆赖萧何收藏图籍之功也。即此可见萧何志虑高远，迥出于寻常之外。汉高祖所以能成帝业，何之力居多。史称其为一代宗臣，岂不信哉！

原文 　沛公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丽之物，皆秦之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沛公不听。张良曰：“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直解 　沛公既破秦入咸阳，见秦家宫室雄丽，一应供具帏帐等物，极其齐整，凡狗马珍宝之类及侍奉的宫人美女，各有千数之多。沛公见了这等富贵，不免动心，便要留在那里住下。其臣樊哙恐他溺于侈乐，误了大事，进谏说：“请问沛公，此一来，要并有天下，成帝王之业乎？或只是图些享用，做个富家翁而已乎？若只要做个富家翁，便留在这里住也罢；若是要并天下而为帝王，则当鉴秦之所以亡，而反其所为才是。凡此奢靡华丽之物，皆秦剥民财力所为，秦人因此失了人心，以至亡国，今岂可复效其所为而用之乎！愿急引军回霸上去，不可留住于此。”沛公一时不能听樊哙之言，张良又谏说：“秦家只因所为无道，残虐其民，故沛公得以除暴救民为名，而至于此。夫既要替天下人除去残贼，吊民伐罪，哀怜百姓的困苦，当如丧礼一般，以缟素为资。今方入秦，就安享其奢靡之乐，全无哀痛之心，则是秦之虐固与夏桀无异，而公之所为又与秦无异，乃古人所谓‘助桀为虐’者耳，岂吊民伐罪之师哉！且忠直之言耳里听着虽不顺意，然却有益于行事。譬如毒药，口里吃着其味虽苦，然却能去病。今樊哙之言，乃是忠言，不可不听也。”沛公就听张良、樊哙之言，还军霸上。夫帝王之举动乃天下所观瞻，若动有可议，谁肯归戴？汉高祖初入秦宫，遂动心于富贵，几乎误了大事。及一闻张良、樊哙之言，遂整军霸上，以待诸侯之至。此等举动何等光明正大，故秦民因此信其果为除害而来，而敌国谋臣亦以此知其志不在小。视彼项羽收其宝货、妇女以东，而秦民遂大失望者，胜负岂待辨哉！然使非张良、樊哙之言，则汉高未免有过举矣。故史臣记此一段，以见二臣能谏之忠、汉高从谏之善，乃转祸为福之一大机也。

原文 　十一月，沛公悉召诸县父老、豪杰，谓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民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直解 　父老，是百姓年高的。豪杰，是地方中的好汉。安堵，是安如墙堵，不迁动的意思。沛公既破秦入关，这年冬十一月将还军霸上，乃尽唤关中年老的百姓并地方上的好汉都来，分付他说道：“秦家暴虐无道，法令琐碎，你这父老人等被害久矣。那秦家的法度好生利害，但是诽谤君上政令的，便诛及三族，有两人对说诗书的，便戮于市曹，其烦苛惨刻如此。起初众诸侯相约，但有能先入关破秦的，便封为秦王。我今先入关破秦，当王关中，与你众百姓做主。如今先与你父老每相约，我的法度没有许多，只是三条：杀人的，着他抵死偿命；伤人的、与做盗贼的，各问以应得罪名。此外但是秦家那琐碎的法度，都一切除去不用，你众官吏百姓每都照旧各安分守职，不必迁动。我这一来，只要为你每除害，不是来侵暴百姓的，你每休得怕惧。我如今暂且收了军马，还屯霸上，等待众诸侯都到了时，面定前日王关中的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家原设的官吏循行各县、乡、村邑里，分投晓喻，使那未到的小民也通知道这意思。于是秦中百姓无不欢喜，争持牛、羊、酒、食献与沛公，犒飨军士。沛公又辞让不受，说道：“今仓廒中粮食尽多，不至乏绝，不要破费了你百姓的钱米。”那百姓每听得这话，愈加欢喜感戴，只恐怕沛公不得做秦王。夫汉高初入关时便得民心如此，盖秦为无道，百姓方患苦之，而高祖一旦代之以宽，如大旱之得时雨，有不欢忻而仰戴者哉！《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故秦之严刑而多杀者，适所以驱民使归汉耳。汉家四百年的基业，在此三章约法中矣。

原文 　汉王怒，欲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皆劝之。萧何谏曰：“虽王汉中之偏，不犹愈于死乎？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王曰：“善！”乃遂就国，以何为丞相。

直解 　三秦，是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分王秦地，故号三秦。始初楚怀王与众诸侯相约，但有能先入关破秦者，便封他做秦王。其后高祖独先破秦，当为秦王。项羽后到，却倚他兵力强盛，背约失信，不肯着高祖做秦王，乃三分秦地，把秦家三个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都封为王，镇守秦地，却将高祖封在汉中四川地方，叫做汉王。汉王因此嗔怪项羽处事不公，负约爽信，发怒欲举兵而攻之。其时周勃、灌婴、樊哙三个都是武将，没见识，不能审度时势，只管劝高祖举兵攻项羽。独有萧何进谏说道：“楚强汉弱，力势不敌，今若攻楚，必致败亡。汉中地方虽是偏僻，还得生而为王，不强如兵败而死乎？大凡成大事的，要忍小忿。古昔帝王有能审己量力，暂诎一人之下，竟能创业垂统，伸于万乘之上者，如殷汤事桀、周武王事纣是也。往事如此，可以为法。臣愿大王权且退一步，去汉中地方布德施惠，抚养百姓，招致四方贤人，收用巴蜀士卒。待君之根本已固、兵食已足，那时却举兵回来，平定三秦，收复关中地方，天下大事从此可图也。今乃不忍一朝之忿，而欲轻生以攻楚，不亦谬乎？”汉王听了这话，说萧何的见识远大，说得有理，便依从他说，去到汉中权为汉王，而以萧何为丞相，与图国事。其后高祖到汉中，果能任用三杰，还定三秦，遂灭楚而有天下，皆萧何“养民致贤”之一语启之也。

原文 　汉王至南郑，诸将及士卒皆歌讴思东归，多道亡者。信亡去。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王。王且怒且喜，骂何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顾王策安决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乃召信拜大将。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直解 　南郑，是地名，即今陕西汉中府南郑县。亡，是逃走。信，是韩信。汉王既用萧何之言，就国汉中，行到南郑地方。诸将及军士多是东方丰、沛等处的人，离家日久，个个思量东归，唱的歌曲都是思乡的意思，多有在半路里就逃去了的。那时韩信做治粟都尉，见汉王不能用他，也随着众人去了。萧何平日晓得韩信才略可任大事，猛听得说韩信也走了，心里忙迫，不及奏知汉王，就自家去追赶他。军中不知萧何是追韩信，只说萧何也逃去。有人告于汉王说：“丞相萧何走回去了。”汉王大恼怒，见失了辅佐，就如失了左右两手一般。住一二日间，萧何回来参见汉王。汉王又怒又喜，问说：“你如何也撇了我走回去？”萧何对说：“臣不是逃走，乃是追赶韩信来。”汉王骂说：“我手下管兵的将领，逃去了十数人，不曾见你去追赶，乃独追一韩信，这是你支吾欺我之言！”萧何对说：“诸将都是庸才，便去他十来个有何难得。至如韩信，智勇才略天下无双。大王若只是长在汉中做王，却也用不着韩信；若是要东向争取天下，则除了韩信，无可与谋此大事者。故臣一闻其逃，不及奏知，急去赶将回来，恐失此人耳。但不知如今大王的意思何如。还是要王汉中？还是要争天下？”汉王说：“项羽违约，封我于汉中，我甚不乐。我的意思亦欲东向而争天下耳，岂能郁郁久居此处乎！”乃用萧何之言，就着人去呼唤韩信来，拜为大将。萧何说：“大王平素待人傲慢无礼，如今要拜一个大将，把取天下的大事付与他，却乃如此轻易，恰似呼唤小儿一般，这等待人无礼，人如何肯用命？此韩信所以不乐而去也。王若真个要他做大将，须选择个好日子，大王自家斋戒致敬，筑立坛场，备具礼仪，方才成个拜大将的道理，韩信才肯尽力为用。”于是汉王听许，一一都依着萧何的言语。那时诸将听得汉王将举行拜将的殊礼，却不知所拜的是谁，都暗地欢喜，人人自负说：‘这大将莫非是我做？’及至拜大将时，乃是韩信，一军之人无不惊讶。盖韩信在先未遇时，曾乞食于漂母、受辱于胯下，人素轻贱他。只有萧何知道他是个豪杰，荐于高祖。一旦加之以殊礼，拜之为大将，故人以为惊讶。其后果能定三秦，举燕赵，破楚灭项，助成帝业。可见非常之功，非常人所能任；而非常之才，亦非常人所能知。韩信以一逃亡小卒，若不遇汉高英雄之主、萧何知人之相，则将终身困穷而已。夫欲图大事、建大功者，岂可以名誉资格求天下之豪杰也哉！

原文 　汉王南渡平阴津，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王曰：“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大王宜率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今项羽放杀之。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直解 　平阴津，是平阴县的渡口。新城，是洛阳县的乡名。三老，是掌管一乡教化的老人。三河，是河南、河东、河内。汉王既用萧何之计，用韩信为大将，引兵还定三秦，出关、下河内，遂南渡平阴津，到洛阳新城地方。那时项羽方杀了义帝，自立为西楚霸王，于是新城乡有个三老叫做董公，拦着路献个计策与汉王，说道：“臣闻取天下在有仁义之德，顺此德的便昌盛，逆此德的便灭亡。兵之胜负，在德之顺逆。若出兵而无名，大事如何得成？所以说明其为贼，敌乃可服。必须仗天下之大义，立个名号，显得那敌人是贼，我为天下声其罪而讨之，则顺在于我，逆在于彼，不待交兵，而胜负已分矣。今项羽大逆无道，放杀其主，这正是天下之贼也。我的勇力虽不如他，然以仁义临之，仁不在勇，义不在力，顺逆一分，强弱都不论了。今大王正宜倡率三军，同服缟素，因以赴告于诸侯，而讨项羽弑君之罪，则兵出有名，大事可成矣。”于是汉王用其计，为义帝发丧成服，乃遍告诸侯说道：“往时天下诸侯共立楚怀王以为义帝，奉他做主，我与项羽都是义帝的臣子。今项羽乃放逐义帝于江南而杀之，此所谓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者也。寡人今亲为义帝发丧，使军士每都穿着缟素孝服，尽发关中兵马，收集三河士卒，南浮江汉而下，愿随着诸侯王讨伐那楚国弑义帝的篡贼，以报君父之仇，明君臣之义焉。”从此汉王举动名正言顺，理直气壮，而汉兵之出，始堂堂于天地间矣。项羽虽强，岂能与之为敌哉！此不独能摧服群雄，而正人心以培国祚，实基于此，皆董公一言启之也。

原文 　汉王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陈平曰：“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馋，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曰：“善！”乃出黄金四万斤与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平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钟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项羽果不信钟离昧等。

直解 　骨鲠，是刚直不顺人意，如骨之鲠人一般。亚父，是范增，项羽尊他叫做亚父。反间，是造捏虚词、离间人的意思。汉王自睢水战败退守荥阳，与项羽相持日久，不能取胜，因谋于陈平说：“如今天下纷纷争斗，不得休息，不知何时才得灭楚，平定天下，你有甚奇计可施否？”陈平对说：“汉所以不能胜楚者，只因项王尚有心腹得力的臣帮助他故耳。臣料项王手下骨鲠忠直之臣其实不多，如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等辈，不过数人而已。大王若肯不吝数万斤之金抛舍出来，把去行反间之术，离间了他的君臣，使他自相猜疑，必至离心。项王为人心多疑忌，好听谗言，一闻反间之语，必然君臣生疑，内里自相诛杀。那时汉却乘机举兵攻之，破楚必矣。”汉王说：“此计甚好！”即捐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任他将去使用，更不稽查其出入。陈平乃多把这金去买嘱项王左右，广行反间于楚，到处传播说道：“钟离昧等为项王将，运筹出力，功劳多矣。然到今不得分土受封，枉受许多勤苦。以此心怀怨望，要与汉家连结为一，共灭项氏，把楚地分了，各自为王。”这是陈平反间的说话，要去激怒项王。项王听得这话，果然心疑钟离昧等，只道他真有反意。自此凡有计谋都不信用，盖已中陈平之计矣。楚之败亡实决于此。此虽陈平诡计，亦本项王意忌信谗，有以致之。向使项王君臣相信，不听谗言，如燕昭王之于乐毅，魏文侯之于乐羊，则虽有陈平之智，亦安所施哉！古语有云：“木必先腐而后蠹生之，人必先疑而后谗入之。”用人者可不鉴哉！

原文 　夏五月，帝置酒洛阳南宫。上曰：“彻侯诸将，毋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嫚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群臣悦服。

直解 　高祖既灭项羽，即帝位。一日置酒宴群臣于洛阳之南宫，因问群臣说：“众诸侯及诸将每，在我面前不要隐讳，各陈你每所见，且说我所以得天下者何故？项羽所以失天下者何故？”内中高起、王陵二人齐对说：“陛下天性好简嫚轻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待人有礼。然人所以肯尽力于陛下者，以陛下能不吝爵赏。使人攻打城池、略取土地，既得了，就封那有功之人，与天下同享其利。因此人人尽力，以图功赏，所以能得天下也。项羽则不然，妒贤嫉能，有功者不但不赏，反忌其能而害之，贤者疑而不用。因此人人怨望，不肯替他出力，此项羽所以失天下也。”高祖说：“公等说的虽是，然但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所以取天下者，全在能用人故也。夫运筹画策不出帏幄之中，而能料敌制胜于千里之外，这样智谋，我不如张子房；镇守国家，抚安百姓，供给军饷不致乏绝，这样才干，我不如萧何；统百万之兵，用之有法，战则必胜，攻则必取，这样勇略，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一时豪杰，非常之才。我着张子房常在左右，运筹画策为吾谋臣；着萧何镇守关中，供给粮饷；着韩信做大将，领兵征讨。得此三人之力，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只有一个谋臣范增，而每事猜疑，不能信用，是无一人之助矣，此所以被我擒获也。”群臣闻高帝之言，无不忻悦敬服。夫用人者常裕，而虚怀者然后能用人。若论勇猛善战，汉高不及项羽远甚，所以胜之者，以能用人耳。而所以能用人者，繇其自谓不如人也。夫以匹夫取天下，天下莫不归服，而犹自谓不如其臣，此汉高之所以大过人欤。

原文 　张良素多病，从上入关，即道引，不食谷，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

直解 　道引，是修养家运气之术。张良为人素多疾病，自从高祖入关之初，便就学修养之术，导引运气，不食五谷。及至佐高祖平定天下之后，一日自家称说“我本是韩国之人，父祖以来，五世为韩相国，世受国恩。不幸宗国为秦所灭，我不爱惜万金之产，悉以家财募求力士，椎击始皇于博浪沙中，为韩报仇。那时虽误中副车，不曾伤得始皇，然以秦皇之强而我椎击之，威加万乘，义复强仇，天下之人谁不振动！其后遇着真主龙典，我止凭三寸之舌运谋画计，毕竟灭了强秦，赞成汉业。天子待我以师礼，封我以万户，位为列侯，布衣荣遇，至此已极。我平生只要报仇雪恨，济世安民，今已心满意足矣，此外更复何求！惟愿遗弃了人间功名、富贵之事，随着赤松子同游于方外耳。”赤松子，是上古仙人之号，良盖假托之辞也。夫张良有大功于汉，高祖方尊礼之，何天下甫定，遂托于神仙之事而去乎？盖良以五世相韩之故，志复不共戴天之仇，其仕汉也，以为韩也，韩仇既报，遂浩然有归志焉。故后人论之曰：张良始终为韩。又曰：留侯君臣义重。其真知良之心哉！

原文 　始剖符，封诸臣为彻侯。萧何封酂侯，所食邑独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小者数十合。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诸君知猎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

直解 　剖，是分，符，即是如今封功臣的铁券，两块相合，一块赐与功臣，一块藏在内府存验，所以叫做剖符。彻字，解做通字，以其功通于王室，故谓之彻侯。酂，是县名。高帝既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不能决，至即位之次年，始剖分符券，封诸功臣等为通侯。以萧何之功最高，先封为酂侯，食邑八千户，比诸功臣独多。诸功臣心里不服，都说：“臣等身自披着坚甲、执着利兵，亲去攻城陷阵，多者百余战，少也有数十合，受了许多辛苦，才挣得个功次。萧何并未曾有汗马战斗的功劳，只以文墨议论为事，今论功行赏，乃反居臣等之上，何也？”高帝要折服群臣之心，乃设个比喻问他说：“诸君晓得田猎之事乎？夫打猎之时，赶杀兽兔者固在于猎犬；若解放那猎犬，发其踪迹而指示以野兽所在，使之追杀者，则繇于人。故杀兽者狗，而使狗者人也。狗之功，非人之比明矣。今诸君只靠勇力厮杀，虽有攻城略地、斩将搴旗之功，不过如猎犬能追得走兽耳。至如萧何，则居中调度，运谋画策，使诸将各效其能，就与猎者发踪指示一般，其功人也。诸君之功，岂得与萧何比哉？”群臣闻了高帝此言，乃自知其功不如萧何，莫敢复有争论者，而萧何之功遂巍然为一代功臣之冠矣。盖萧何能用人，诸将则为人所用，顾用人者功虽大而无迹，为人所用者功虽小而易见，非高帝取喻于田猎，何以服天下之心哉！此万世论功者之准也。

原文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上在洛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偶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诛皆仇怨。故即相聚谋反耳。”上忧之，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有故怨，数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则群臣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

直解 　什方，是地名，即今四川成都府什邡县。高祖既定天下，论功行赏，已先封萧何、曹参等有大功的二十余人为侯。其余诸将，因各人开报功次，查算多少，议论不决，未得行封。高祖一日在洛阳南宫中，从阁上望见外面诸将每时常有三三两两，在洛水边沙地上空阔无人处并坐着说话。高祖心下生疑，问左右说：“这将官每时常在那背地里说些甚么？”留侯张良对说：“陛下起自布衣，不阶尺土，用此辈众人之力，攻城略地，取有天下。今既为天子，当替天行道，赏必当功，罚必当罪，不以私喜怒与其间，方才人心悦服。今所封的虽是有功，然都是平日亲厚的人，其余皆未得封；所诛杀的大率是素有仇怨的人，未必尽当其罪。众将每因此心怀疑惧，恐未必得封，而或横被诛杀，故相聚谋为反叛耳。”高祖听得张良之言，甚以为忧，遂问张良说：“今人心危疑如此，当何计以安之？”张良对说：“请问主上平素所憎恶，群臣又皆知主上恶他的，第一是谁？”高祖说：“这诸将中雍齿与我旧有怨隙，我曾着他守丰邑，他叛我降魏，又屡次窘逼困辱我，我心里极恨他，只要杀之，但因他复降之后，屡立战功，所以不忍。这是群臣所共知者。”张良说：“既如此，宜急先封了雍齿，诸将见主上记功不记仇，虽一时未及尽封，他每也都自安心，不复疑惧矣。”高帝听用其言，即置酒会群臣，封雍齿为什方侯，一面催促丞相、御史作速考定群臣的功次，以行封爵。诸将每饮宴既毕，皆欢喜相告说：“雍齿素与主上有怨，今尚且以功得封为侯，至公如此，何况我等无雍齿之怨，岂没我之功，而不加封爵哉？迟早定有处分，不必忧虑矣。”夫汉高以初定之天下，而当诸将之怀疑，使驾驭失宜，变生肘腋，为患非细。所幸急听张良之策，一封雍齿而众心遂安，较之反谋既成，而后勒兵扑灭者，利害劳逸何如哉！此可见消患者贵于未形，而惟至公乃足以服天下也。

原文 　帝悉去秦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帝益厌之。叔孙通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二者因时势、人情，为之节文者也。臣愿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直解 　高帝平定天下之后，因秦时所制的礼仪法令甚是烦琐，乃一切除去不用，凡事务从简易。但当此之时，初罢战争，朝廷之中皆武夫壮士，不知尊卑体统。群臣饮宴中间彼此争功，至有酒醉狂叫，拔剑击柱者。高帝看见，心里也甚是厌恶之。于是博士叔孙通因奏说：“臣闻世乱思得猛士，时平必用文儒。若要攻城略地，进取天下，诚非文儒所能；若要讲明礼度，保守成业，则非文儒不可。今上下之分不明，人心怠肆，不知礼法，岂长久之道。臣愿征召鲁国的诸儒生，与臣门下的弟子数十人，共起立一代朝仪，使人知尊卑上下之等，则体统立而朝廷尊矣。”高帝说：“这古礼只恐如今难行。”叔孙通对说：“昔五帝生不同时，所作的乐也各不同。如少昊作《大渊》之乐、颛顼作《六茎》之乐、帝喾作《六英》之乐、尧作《大章》、舜作《大韶》，这便是五帝异乐。三王生各异世，所行的礼也各不同。如夏则尚忠、商则尚质、周则尚文，这便是三王不同礼。盖礼、乐这两件，但随时势人情而为之节文。或太过，则节损之；或不及，则文饰之。缘情而立，初非强人以难行之事也。臣愿博采古先的礼仪与秦时的礼仪，酌古准今，相杂而成朝仪，不必拘定古礼。”于是高帝许之说：“你可试做来与我看，务从简便，使人容易得知，又须度量我所能行者乃可耳。”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人而无礼，大乱之道。但俗儒不达制礼之本意，好是古而非今，务为高远迂阔之论，遂使人主苦其难而厌之。叔孙通谓礼乐因时势人情而为之节文，可谓知礼乐之本者矣。

原文 　七年，冬十月，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贺。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莫不震恐肃敬。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无敢谨哗失礼者。于是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

直解 　长乐，是宫名。六百石，是汉时第八等官员俸禄之数。法酒，是礼法之酒。上寿，是献酒祝寿。汉家因秦之正朔，以十月为岁首，行朝贺礼，高帝既用叔孙通之言，新定朝仪。至七年冬十月新起长乐宫，工完，正当诸侯群臣都来朝贺之时，遂举行叔孙通所制的朝仪。上自诸侯王大臣，下至六百石品官，都以次引入殿廷中，行朝贺礼，莫不震恐肃敬，一一都依着他的仪注行。朝贺礼毕，又置法酒于殿上，诸侯群臣侍坐的，都俯身低首，不敢仰视，各照尊卑的品级，以次起来奉酒上寿，不得搀越。从初朝至酒罢，并没有一人喧哗失礼的。于是高祖喜而叹说：“我在位七年，今日方知做皇帝尊贵如此。”乃拜叔孙通为太常，使专掌礼仪之事。汉家一代典礼，皆自叔孙通始也。然其所制，皆就高帝之所能行者而为之，故真意虽存，而礼文颇略，后世讥之以为野焉。

原文 　十年，戚姬有宠于上，生赵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欲废之而立赵王。大臣争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

直解 　吃，是人说话謇涩。期，是必，重说期期，是口吃之声。高帝初立吕后之子为太子，至即位之十年，戚夫人方有宠，生个儿子，封为赵王，名叫如意。高帝甚爱他，常嫌太子慈仁而柔弱，无英明之资，恐不可为天下主，欲废之，而改立赵王为太子。夫以无罪而易太子，这是高帝差处。当时诸大臣皆执大义谏争，高帝溺于戚姬之爱，不能自断，谏者虽多，都未见听从。有御史大夫周昌，平素刚直敢言，当大廷中面争甚力，高帝因问他太子所以不可易之故，要他说将来。周昌为人口吃，说话迟难，心里又甚恼怒，越发气急，说不出来，因对说：“臣口吃不能言，然心里必必知其不可，陛下若欲废太子，臣必必不敢奉诏。”高帝见周昌口吃如此，不觉欣然而笑，而废立之意，亦为之中止。夫高帝溺爱宠姬，欲易太子，几乎动摇国本，固为过举矣。然能容周昌诸臣之强谏，竟割一己之私情，以从天下之公议，非其明达大度而能之乎？所以史臣称之曰：“从善如不及，纳谏如转圜。”此类是也。

原文 　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帝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尝不称善，号其书曰《新语》。

直解 　乃公，是高帝自称，譬如俗说尔父也。高帝既定天下，其臣陆贾时常在高帝面前，称述古时诗书上的说话。高帝平时不喜诗书，因骂陆贾说道：“我东征西战，只在马上得了天下，要那诗书何用！”陆贾对说：“世乱用武，世治用文。这天下虽是马上得来，如今还可以马上治之否？昔者汤放桀、武王伐纣，初皆用武而以逆取天下。既得天下之后，便立纲陈纪，制礼作乐，用文以顺守之，故能绥定大业，传之永世。可见文武并用，乃长治久安之道也，安可弃诗书而不事哉！”高帝乃以陆贾之言为然，因命之说：“既是如此，你试替我做一篇书，著秦所以失天下者如何，我所以得天下者如何，及自古以来成败之国，备述其故，朕将览焉。”陆生乃略述古今兴亡事迹，著为一书，为道基述事等一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辄称善嘉纳，以这说话，他从来未闻，遂名其书曰《新语》。不知陆贾所述，亦皆诗书中道理，固非创新为之者也。然高帝虽不事诗书，而其雄才大智，实旷代之英主；其创造大业，规模宏远，亦自有与诗书暗合者。顾当时号为儒生者，皆迂阔俗儒，所言皆诗书之糟粕，泥古而难通。故高帝见辄嫚骂，甚至溺冠以辱之。惟陆贾颇达时宜，卑论侪俗，故高帝悦之。然贾亦非真儒，其所著书，不过战国纵横之余论，其于帝王经纶天下之大经大法，实未有闻也。若以高帝之英明雄略，能留心于学问，而又得豪杰真儒以佐之，则其功业又岂止于是而已哉！

原文 　上从破布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张良谏不听。叔孙通谏曰：“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陛下必欲废適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帝曰：“吾直戏耳！”叔孙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戏乎！”时大臣固争者多，上知群臣心皆不附赵王，乃止不立。

直解 　高帝每常欲废太子而立赵王，自破了黥布回来，疾病渐加，思为身后之计，越发要改立太子。虽亲信如张良者谏他，亦不肯听从。此时太子几危，于是太子太傅叔孙通舍死进谏，说道：“古时晋献公有太子申生甚贤，到后来宠爱骊姬，生少子奚齐，献公信骊姬之谗，遂废太子申生，而立奚齐为太子。其后献公死，奚齐为其臣里克所杀，晋国大乱者数十年。近时秦始皇也只因不早定长子扶苏为太子，却使他监兵于外，以致身死之后，奸臣赵高得以诈称遗诏，杀扶苏而立少子胡亥，自取灭亡，宗庙绝祀，此乃陛下所亲见的，可为明鉴。今太子德性仁孝，未有过失，天下皆闻知之，一旦无故见废，臣恐人心不服，变故必生，而奚齐、胡亥之祸将复见于他日矣。陛下若必欲废嫡子而立少子，臣愿先伏诛戮，以颈血污地，不忍见其乱也。”高帝说道：“我不是真个要废太子，特戏言耳。”叔孙通对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摇，天下为之震动，奈何把天下来作戏！”高帝闻叔孙通此言，心里感动，又当时大臣谏争者多，高帝知群臣之心皆不附赵王，恐立了生变，乃止不立，而太子遂安，实叔孙通强谏之力也。尝考叔孙通先时事秦，每阿谀苟容；及其事汉，乃能以死力争，而定太子之位。可见人臣之忠佞，亦观上之意向何如耳。语曰：“主圣臣直。”岂不信哉！

原文 　吕后问曰：“陛下百岁后，萧相国既死，谁令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知有余，然难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乃所知也。”

直解 　高祖与群臣同起艰难，开创基业，群臣的优劣知得最真，任用各当。及至末年有疾，吕后恐有不测，国事付托，贵于得人，乃从容问说：“见今萧何一时称为贤相，倘陛下到百岁后，那时萧何或又不在了，谁人可以替他？”高祖说：“曹参好。”吕后又问：“曹参之下，还有谁可以为相？”高祖说：“王陵亦可，但其性太直，不知通变，当兼用陈平以帮助之。陈平为人多智谋，然机变不测，难以独任。若用陈平，又须兼用周勃。周勃持重谨厚，虽少文采，然沉毅有力量，若国家一旦有事，能戡乱靖难以安定我刘氏之社稷者，必此人也。可使为太尉之官，管领兵马以备缓急之用。”吕后又问这四人之外，还有谁好。高祖说：“自此以后，人才固难预拟，恐那时你亦年高去世，不得知矣。”高祖与吕后商议之言如此。大抵宰相须才德兼全，守正而又能达变者，乃称其职。汉初宰相，惟萧何才德皆优，为一代宗臣。曹参之才虽不及何，而能谨守成法，无所变更，抑其次也。此外如王陵之正直，陈平之智谋，周勃之厚重，则各有所长，不能兼备。惟高帝知人善任，裁截而用之，故终孝惠、孝文之世，戡定祸乱，致治升平，皆此数人之力。可见人才难得，为君者诚得才德兼全之人而用之固善，如不得其人，则舍短取长，并用相济，亦足以建功立事，此人主择相之法也。

原文 　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模弘远矣。

直解 　这一段是史臣总叙高祖的事实。说高祖始初以马上得天下，不事诗书，未尝修习文学之事。然其天性聪明洞达，遇事好与人谋画，闻人之言，即便听从。虽下而监门小军那样卑贱的人，才一见面就如故旧一般。待之有恩，人心无不感悦。初时见百姓每苦秦苛法，乃顺民之心，与秦父老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及天下既定，以三章之约不足以惩奸，乃命萧何次第律令，作律九章；又命韩信申明军法；命张苍定立各项法度章程；命叔孙通创立各项礼仪。又大封功臣，与他剖符立誓，为山河带砺之盟，以丹书之于铁券之上，盛之以金匮石室而藏之宗庙之中。这都是高祖立国规模，其大者如此。虽在位不久，其于法制品节之详，犹有未能一一整齐处，然其大纲已正一代之规模体统，亦可谓弘大广远而不可及矣。汉之所以垂四百年之基业者，良有自哉。

原文 　班彪《王命论》曰：“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诚信好谋，达于听受；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繇己；从谏如顺流，趣时如向赴；当食吐哺，纳子房之策；拔足挥洗，揖郦生之说；寤戍卒之言，断怀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举韩信于行阵，拔陈平于亡命；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

直解 　班彪，是汉光武时人。曾作《王命论》一篇，明帝王之兴，皆天所命，不可以智力强求，以警惧当时之称王僭号、窥窃神器者。其论中一段说道：“人只见汉高祖起自布衣，遂有天下，不知他乃天所命的，非是容易。盖在高祖之兴有五件过人处：第一件，他是帝尧之苗裔，盖唐尧之后有刘累，事夏孔甲，为御龙氏，传至高祖仍姓刘。是高祖乃帝尧后代子孙，非凡族也。第二件，他体貌多奇异，隆准龙颜，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生来就与寻常人不同。第三件，他神武有征应。初起时，当径斩白蛇；入关时，五星聚东井。及所居上有云气，龙虎成五采，识者已知其当兴。第四件，他有宽明仁恕之德，人心都归向他。第五件，他认的人，又善于任使，各当其才。既有这五件，又加以诚于好谋，明于听受。见人之善，求之若不及；用人之善，视之若己出。其从谏也，如水之顺流无少逆拂；其趣时也，如响之应声无少迟误。在荥阳时，先误听郦生计，欲立六国后，张良发八难，极言其不可。那时高祖方食，即吐哺骂郦生，不用其言，而纳子房之策，其见事疾捷如此。在陈留时，郦食其求见，高祖方洗足，不为礼。郦生说：‘今欲灭无道秦，不宜以倨傲接见长者。’高祖便自家认不是，辍洗而揖谢之，延之上坐，其屈己下士如此。起初高祖以家在关东，欲定都洛阳，一闻戍卒娄敬之言，说洛阳不如关中，即日车驾西都长安，更无一些怀恋故土的意思，其果断刚决如此。起初溺爱赵王，欲立为太子，换了惠帝，张良因请起商山四皓来，与太子游。高祖素闻这四人的名，见了大惊，以为太子能招致贤人，必然可以付托天下，遂定立惠帝，而遣赵王之国，其为宗社远图，而不牵于私爱如此。韩信是个小卒，高祖举之于行伍之间，而拜为大将；陈平自楚逃来，高祖拔之于亡命之中，使之骖乘，其用人不疑如此。所以那时英雄之人都为他用，各尽其力；贤智之士都为他谋，各献其策。五载之间遂成帝业，非偶然也。”这是班彪《王命论》中，称述高祖许多好处，以见其兴王之繇。然所谓苗裔、体貌、征应，虽帝王之一验，而非其本也。就中最紧要的，只是宽明仁恕，知人善任，用人如己，从谏如流，数语得以尽之。这几件，不独是开创之大略，守成业而保天命者，亦所当取法也。

惠　帝

孝惠皇帝，名盈，乃高祖之长子，在位七年，谥曰孝惠。汉家世世称孝，谓能世守先业之故也。

原文 　帝怪相国不治事，参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参为相国三年，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较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壹。”

直解 　惠帝即位之初，曹参既代萧何为丞相，凡事都遵依着萧何的行，无所改变。惠帝见曹参如此，心里疑怪，道他为相国，天下这许多事，为何都不理会？曹参因问帝说：“陛下自家看聪明圣武，比高帝如何？”惠帝说：“朕怎敢上比先帝？”曹参又问：“陛下看臣才能，比前任的萧何如何？”惠帝说：“卿似不如萧何。”曹参因说：“陛下这话说的是，陛下果然不如高帝，臣果然不如萧何。夫以高帝之圣武，萧何之贤能，共起布衣，平定天下。东征西伐，经历过多少人情事变；熟思审处，立下法令以贻后人。既已明白停当，无可改变，今日但安享其成，陛下垂衣拱手于上，臣等奉法守职于下，一一都遵依着前面的行，不至失坠就好了，何用多事而纷更之乎？”于是惠帝乃以曹参之言为然，更不疑怪他。曹参为相国三年，海内治安，百姓乐业，民间做成歌谣说道：“萧何为法，较若画一。”言萧何定的法度，较然明白，甚是齐整也。“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言曹参代何为丞相，谨守他的法度，无所失坠也。“载其清净，民以宁壹。”言他能守法勿失，清净不扰，而民亦有所遵守，都安宁而齐壹也。然当是时，天下甫定，又当高帝、萧何开国之初，纪纲法度，事事齐整，为曹参者，只宜安静守法，与民休息，盖审时度势，不得不然也。若承平日久，人心怠玩，法度废弛，则又当修举振作一番，乃为久安长治之道。若不审于时势之宜，因循偷惰，旷日废职，而借口于曹参之安静，则将至于颓靡废坠而不可救矣。此又为君为臣者之所当知。

原文 　冬，太后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悦，问左丞相平、太尉勃，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诸吕，无所不可。”太后喜。罢朝，王陵让陈平、绛侯曰：“始与高帝啑血盟，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欲王吕氏，诸君纵欲阿意，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乎？”陈平、绛侯曰：“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刘氏后，君亦不如臣。”陵无以应。

直解 　太尉，是汉时掌兵之官。盟，是约誓。啑血，是盟时取牲血涂之口旁，相与发誓，以坚其约也。惠帝既崩，吕太后临朝称制，改建元年。是年冬，议欲立他家的子弟为王，恐大臣不肯听从，因试问右丞相王陵。王陵对说：“比先高帝与群臣杀白马而立盟誓说：‘后来若有不是刘家的子孙得立为王者，便是乱臣贼子，天下共兴兵诛之。’高帝之约如此，今封吕氏为王，岂不背约？臣窃以为不可。”吕太后听王陵这等说话，心中不喜，又问左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这两人知吕后之意已定，徒然分辩无益，且故意应承说道：“高帝定天下，王刘氏子弟；今太后临朝称制，王吕氏子弟，各封同姓，有何不可？”吕太后见二人听从，甚喜。朝罢，王陵因怪责陈平、周勃说道：“在先与高帝啑血为盟时曾说：‘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那时你每岂独不在耶！今高帝去世未久，口血未干，言犹在耳，何忍就背了盟约、阿顺太后的意思，欲王诸吕？且你每纵阿意取容于此时，他日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乎？”陈平、绛侯对说：“当这时节，据理守法、面折廷争，我两人不如你；到后来用计策，诛僭乱，保全社稷而安定刘氏，那时节恐你又不如我等了。”王陵知他二人自有算计，不是阿意，遂默然无以应之。夫三子所言，正变不同，要其心忠于刘氏则一而已。然王陵之守正、陈平之多智、周勃之安刘，高帝在前已都看定了。当诸吕擅权之时，若不得此三人，则汉之社稷岂不危哉！故人主欲为子孙长久之计者，唯在贻之以贤臣而已。

原文 　陈平患诸吕，力不能制，恐祸及己，尝燕居深念。陆贾往，直入坐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士豫附，则天下虽有变，权不分。君何不交欢太尉？”平用其计，两人深相结，吕氏谋益衰。

直解 　初，吕太后欲立诸吕为王，陈平不得已权且依顺。及诸吕既王之后，遂擅权用事，气焰日盛，有图危刘氏之心。陈平心里忧虑，自度力不能制他，恐一旦乱起，宗社不安，祸及其身，每退朝闲居时，独自一个坐着寻思，求所以安社稷之计而不知所出。那时太中大夫陆贾是个极有见识的人，一日去候见陈平，只见陈平正在那里坐着思想。陆贾也不待通报，径走到里面坐着，因问陈平说：“丞相这等深思，岂非患诸吕之难制乎？今有一个计策献与丞相。因言国家文武之权在将相两人。方天下太平无事，人之所注意者在于相；及至有事之时，人之所注意者在于将。国家之有将相如左右手一般，若为将与为相的彼此和调，同心共济，则文武之士便都和豫而归附，无有观望疑贰之心。士既豫附，则上下同心，气势自壮。那时天下就有变动，我这里将相协和，事权归一，呼吸转移，号令措置都在我掌握中矣。今丞相当国，太尉周勃为将典兵，只怕太尉不与丞相同心，便有掣肘。为今之计，莫若先致私款，与太尉交好，这便是将相调和了。纵是诸吕有他谋，你二人同心合力，制之何难？”于是陈平听用陆贾计策，交欢于周勃。两人深相结纳，文武之士都齐心归附。吕氏诸人知道朝廷有人，也畏惧而不敢动，反谋从此益衰。其后左袒一呼，诸吕就戮，卒仗太尉之力，繇陆贾发其端也。若陆贾者，真智士哉！

原文 　吕禄、吕产欲作乱，惮绛侯、朱虚等，犹豫未决。绛侯使郦寄绐说吕禄以兵属太尉。太尉入军门，行令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太尉遂将北军，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

直解 　犹，是犬名，犬随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回迎候，故人之处事无决断者，谓之犹豫。绐，是欺哄。袒，是脱袖露肩。汉时兵制有南北军，北军专主巡徼京师者也。吕太后既没，吕禄、吕产没有倚靠，自知名器不正，恐祸及己，欲要谋为叛逆，又怕绛侯周勃、朱虚侯刘章等都是有本事的，恐一动便为所制，因此迟疑犹豫而不决。绛侯乃先其未发，设计令吕禄等平素相厚的人叫做郦寄，哄吕禄说道：“你如今握着重兵，大臣每都心里怀疑，恐一旦祸起，不如解去将印，把兵权付与太尉，则人心自安，吕氏可以长保富贵矣。”吕禄信其言，遂解将印授与周勃。周勃既得了兵权，始入军门，遂下令说道：“你众军士每，如今要向刘家，还是要向吕家？若是要向吕家的，便袒其右肩；向刘家的，袒其左肩。”于是一军中人都是左袒。周勃见得人皆为汉，无有二心，遂帅领北军，分头差人将吕后家的人尽数拿了，不论男女长幼尽皆斩之。从此吕氏之祸始息，汉之社稷始安，皆陈平之谋，周勃之力也。然使吕太后当时不立诸吕为王，不使之掌握兵权，干预朝政，则其祸亦未必至于此。是吕后之所以厚其族人者，实乃所以深祸之也，岂非千古之鉴戒哉！

资治通鉴直解

卷之七

汉　纪

文　帝

太宗孝文皇帝，名恒，高祖第四子。初封为代王，大臣既诛诸吕，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三年，谥号孝文，庙号太宗。

原文 　元年，有司请早建太子，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岁，用此道也。今子启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乃许之。

直解 　文帝即位之元年，诸大臣有司以此时初诛诸吕，人心未定，故劝文帝蚤立太子，以安人心，说道：“太子是天下之本，宗庙社稷所系，故须豫先建立，正其位号，这不是私其子，盖将使祖宗之祀有托、百神有主、天下苍生有依，乃所以重宗庙社稷而不忘天下也。且如古者殷自玄王相土，至汤有天下；周自后稷公刘，至文武有天下。以世相继，治安皆千有余岁，享国长久，繇太子早建而国本素定故也。今皇子启年最长，其德性纯厚而慈仁，又最贤。夫立嫡、立长、立贤，于理为顺，就请立以为太子。庶足以上奉宗社之灵，下慰苍生之望。”初时文帝不听，后乃许之。按《史记》，文帝当群臣请立太子时，坚不肯从，曰：“吾不欲以天下私其子。”其后群臣上请，至再至三，然后听许。此文帝谦让之德，过于后世人主远矣。但此时初诛诸吕，人心未定，若不早正国本，则无以系属人心而奠安国祚。况自古以继嗣不定，而祸乱国家者多矣。如秦始皇帝不早立扶苏，致有赵高之谋、胡亥之乱，而国随以亡。此近事之可鉴者也。然则有司之亟请于文帝，岂谀词过计哉！

原文 　帝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不知。又问：“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上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帝称善。于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乃谢病，请归相印，上许之。平专为丞相。

直解 　廷尉，是汉时平刑的官，即是今之大理寺。治粟内史，是掌钱谷的官，即今户部提督仓场官。文帝即位之初，留心治道，把国家的政事一一都讲求明白。一日临朝时，忽然问右丞相周勃说：“如今一年之间，天下决断过的狱囚共有多少？”周勃对说：“不知道。”帝又问：“一年之间，国家用度的钱粮数目共有多少？”勃又对说：“不知道。”周勃见连问两事，俱不能对，心上惶恐，不觉的流汗沾湿了背脊。帝乃问左丞相陈平，陈平对说：“这两件事，各有该管的衙门。陛下若问决狱，便该责成掌刑的廷尉；若问钱粮出入，便该责成治粟内史。此二者皆非臣之职也。”帝遂问说：“卿所管的，却是何事？”陈平对说：“陛下不以臣为不肖，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职，上则辅佐天子，使其君为圣君，燮理阴阳，使寒暑有常，顺序四时，使气候不差；下遂万物之宜，使飞走动植各得其所；外则镇抚四夷诸侯，使四夷都来朝贡，诸侯无不服从；内则爱养百姓，使民皆安土乐业，亲附其上，表帅百僚，使卿大夫各尽其职，分理朝廷的政务。此皆宰相之事，臣所知也。若夫刑狱钱谷，则自有主者，非臣所知。”文帝听说，称陈平所言有理。于是绛侯周勃自知其才能不及陈平，乃称病不出，请解相印，致仕而归。文帝允其所辞，以陈平专为宰相。夫宰相之事，陈平虽未必能尽然其所言，则可谓深识治体者。宰相得人，则一人元良，群贤汇集，民安物阜，外宁内谧，人主所以垂拱无为，而天下自治。所以古语说：“相道得而万国理。”此明主之所以重择相也。

原文 　上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召以为廷尉。吴公荐洛阳人贾谊，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贾生年二十余。帝爱其辞博，一岁中，超迁至太中大夫。贾生请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以立汉制，更秦法。帝谦让未遑也。

直解 　文帝初立，闻知河南郡太守吴公政治和平，为天下第一，就召他入为廷尉。吴公在河南时，他所属洛阳县有个秀才，叫做贾谊，甚是博学，吴公爱之。及为廷尉，就荐举于朝，说他可大用，文帝因召贾谊来，授以博士官职。那时贾生年少，才二十余岁。文帝爱其文词博洽、学识通明，知是个经济之才，要大用他，只这一年内便超迁做太中大夫。汉朝博士官比六百石，太中大夫比千石，是不拘常格，超升五级了。贾生见文帝这等拔用他，一心报效，知无不言。汉家因秦法，以十月为岁首，今请改正朔，用正月；汉家火德，服色尚赤，今说是土德，请改尚黄；汉家左右丞相、太尉等官，废置不常，今请定职官之名；汉家用叔孙通礼，《房中》、《安世》乐，与古不同，今请兴礼乐之事。整顿这几件，以立汉家一代的制度，革去了秦时鄙陋之习。于是文帝谦让说：“这议论固好，但我一时未暇为此，且姑待之。”盖此时天下初定，百姓未安，文帝承高惠吕氏之后，躬修玄嘿，务与天下休息，不欲以多事扰民，故虽爱贾谊之辩博，而不遽行其说。若文帝者，可谓知为治之本者矣。

原文 　二年，冬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诏：“群臣悉思朕之过失，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直解 　晦，是月尽之日。文帝二年，冬十一月，晦日适有日食之变。帝以日食者，阴胜阳，邪干正之象，必君德有亏，朝政有厥，故天见变异，以示儆戒，因此恐惧，务修德以回天变，乃下诏说：“尔文武群臣，各宜尽情思量我已前的过失，启告我知道，使我得以着实修省。及天下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尔廷臣但有所知，都荐举将来，使他陈说时务，极言过失，以匡正我之不及处，庶乎可以改过迁善，感天心而消灾变也。”古语说，天心仁爱人君，每出灾异以儆戒之。盖王者父天母地，譬之人家父母少有些嗔怪的意思，为子者当恐惧敬畏，益修子道，则父母之心亦必变嗔怪而为喜悦。故自古圣帝明王，莫不克谨天戒，遇灾而警，故能享天心而召和气。今日食一事，未为大变也，而文帝即恐恐然反身修德，下诏求言，引咎自责如此，可谓克谨天戒者矣。故终文帝之世，灾变虽多，而致治最盛，岂非天鉴有德之明验欤！

原文 　贾山上书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名曰《至言》。其辞曰：“臣闻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执重，非特万钧也。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又况于纵欲恣暴，恶闻其过乎！震之以威，压之以重，虽有尧、舜之智，孟贲之勇，岂有不摧折者哉！如此人主不得闻其过，社稷危矣。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其所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今陛下使天下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皆欣欣然曰：‘将兴尧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选其贤者，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下即位，亲自勉以厚天下，节用爱民，平狱缓刑，天下莫不说喜。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延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也。今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臣切悼之！夫士修之于家而坏之于天子之庭，臣切愍之。”上嘉纳其言。上每朝，郎、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

直解 　孟贲，是古之勇士。是时文帝以日食下诏求言，于是颍阴侯有个骑士，叫做贾山，见文帝时常与近臣射猎，恐妨害政事，乃上一书，论天下所以平治乱亡的道理。以秦始皇恶闻其过，自取亡乱，就借秦事为譬喻。这书叫做《至言》，明其言之切至也。其书中一段，先说当广开言路的意思，说道：“臣闻雷霆之所击，物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物无不糜碎者。今为人主者其威甚于雷霆，而其势重于万钧，臣下谁不畏惧。纵是多方开导他，使之直言无隐，又和颜悦色，虚心听受，其言可用，就采而行之，且酬以官爵，显荣其身，这等优待他那草茅之士，干冒天威，尚且恐惧陨越，不敢尽言。又况纵欲以自快，恣暴以凌人，恶闻其过，而使之不敢指乎？震之以刑罚之威，压之以尊重之势，莫说是寻常人，就使智如尧舜，勇如孟贲，也都摧折于天威之下矣，士孰敢以其身而试不测之怒哉！使人皆钳口结舌，缄默苟容，则人主之过失无繇得闻，聪明日蔽于上，恶政日加于下，民不堪命，而社稷危矣。此秦之所以亡也，可不戒哉！在先周之盛时，九州之内，封建大小诸侯之国共一千八百处。当是时，以九州之民力，供养千八百国之君，而天子所有者，独王畿千里之地，宜乎用度不足矣，然却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歌颂之声交作于下。及到秦皇帝时，改封建而为守令，天下一统归于天子，以古时千八百国之民力，供养一人，宜乎有余，却乃民力罢敝，不足以供上之役使。民财匮竭，不足以供上之取用者，何故？盖古时为君者，嗜好减省，国家费用都有个一定的节度，无分外取办之扰，故上用常足，而民力易供。秦皇帝用度奢侈，其所以自养者，只驰骋射猎之乐，所费无穷，故虽以天下之财，不能供一人之用也。陛下监于往事，宜乎以周为法，以秦为戒矣。今乃不然，且陛下初时诏天下有司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之人都欣欣然喜而相告说：“吾君举贤自辅，将兴举尧舜之道、三王之功矣。”所以天下怀材抱德之士，莫不思乘时自奋，勉竭忠诚，以赞成陛下的盛德。及至举到朝廷，却只与之驰驱射猎，一日而再三出，臣恐群臣见陛下所为如此，无复竭诚尽慎之心，而朝廷之事，将懈惰而废弛矣。陛下初从代邸来即帝位，亲自勉励，以加惠天下，裁节用度，爱养百姓。平讼狱，使无冤滞；缓刑罚，使无暴苛。一时初政，人心忻然，莫不欢喜。臣闻山东地方有司官吏宣布诏令，百姓每便是衰老羸瘦的、疲癃疾病的，也都扶着柺杖往而听之，都道圣主在上，太平指日可待，只怕我等老病将死，不及见之，愿得少延须臾，思见德化之成也，民心之望治如此。今陛下左右都是豪俊之臣、方正之士，正该与之讲议朝政，共成德化，以答天下仰望之心。却与他日日猎射，击兔伐狐，搏取禽兽，以伤帝王之大业，使天下的人失了指望，臣切为陛下惜也。且为士者，平素诵诗读书，修古致君泽民之道，其在家如此。一旦有司荐举，登于天子之庭，这正是他试用之时。乃舍其所学，而从事射猎，把他平生所学之事都废坏了，臣又为诸臣惜也。”于是文帝嘉纳其言，一一都依行。文帝每视朝乘辇出来时，纵是郎吏侍从这等卑官，但上书疏，未尝不停了车驾，从容听受。所言的事如不可用，只留下不行，不加责怪；如所言可用，便采而行之，未尝轻忽。此贾山所以得行其说也。文帝之虚己听言，不遗微贱如此，岂非万世之所当法哉！

原文 　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与皇后同席坐。袁盎引却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耳，岂可同坐！陛下独不见‘人彘’乎？”上说，乃召语慎夫人，夫人赐盎金五十斤。

直解 　人彘，是吕后害戚夫人的事。初高帝宠幸戚夫人，欲立其子赵王为太子。高帝崩后，吕氏鸩杀赵王，将戚夫人断其手足、抉眼耳，放在厕中，名曰人彘，言其人而似猪形也。文帝所爱幸的慎夫人，在禁中尝与皇后同席而坐。一日从帝游幸上林，郎署官亦照常并设两座。此时有中郎袁盎随从在旁，乃撤去了慎夫人的坐席，不使与皇后相并。慎夫人怒，帝亦怒。袁盎说：“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相安，自然和好。今陛下既已立了皇后，慎夫人虽爱幸，论名分，乃妾耳。嫡庶同席而坐，岂不失尊卑之序哉？且陛下独不见人彘之事乎？彼时吕后处戚夫人，虽极为毒恶，也因高帝宠幸戚夫人太过，以致吕后愤恨不平，遂遭惨祸。今日正主妾之分，明尊卑之礼，乃所以保全慎夫人，使宫闱和睦，永承宠眷也。”帝喜袁盎说得有理，乃召慎夫人来，以盎所言告之。慎夫人始悟盎之却坐，原是好意，因赐盎金五十斤。夫万化之原，始于闺门，而齐家之道，在正名分。名分正则家齐，家齐而国可治矣。为人君者，最宜留意于斯。

原文 　贾谊说上曰：“《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汉之为汉，几四十年，公私之积，犹可哀痛。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驱民而归之农，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上感谊言。春正月丁亥，诏开籍田，上亲耕以率天下之民。

直解 　文帝即位以来，躬行节俭，休养百姓。那时去战国未远，民多游食，不务农业。贾谊上疏劝文帝说道：“管仲有言：‘仓廪充实，则民有赖而知礼节；衣食给足，则民有耻而知荣辱。’盖礼义生于富足，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汉兴以来，将近四十年矣，此时官府公储及民间私蓄尚是空虚，甚幸近庶岁得年谷屡登，天下无事，未有兵荒。然世之有饥荒与丰穰，乃天行之数，不可预必。就是夏禹、商汤，圣王治世，也曾被水旱来。如今岂能必得年年丰稔？脱或不幸，雨旸失调，有二三千里地方亢旱之灾，颗粒无收。那时要赈济这许多饥民，何处取给？又或猝然边上有事，调动数十百万军马，把守截杀，这许多粮饷又何处取给？夫积蓄存贮，所以备灾变，这是天下的大命脉，安危所系。若积粟既多，财用有余，天下的事那一件干不得？以攻则必取，以守则必固，以战则必胜。以之绥怀敌人，降附远夷，又何招而不至？可见治国之道，先于足食。只要钱粮充足，则事事可为。然欲足食，必先重农。今蓄积所以不充，只为民不务农之故。必须设法劝民，驱逐他尽归于农，使各自出力耕作，以为衣食之资，不复去做商贾工匠，徒靠手艺远出求趁。那末技游食之民都转而缘南亩，改变其业，各守本等的农务，则蓄积自然充足，而民亦安土乐业，不轻去其乡矣。此今日之急务也。”于是文帝感悟贾生所言，这年春，正月丁亥日，就下诏开籍田，仿古时天子亲耕以供宗庙粢盛的意思。文帝亲自到籍田中，扶着耕犁，行三推之礼，以倡率天下之民，使百姓每闻知，说：“天子至尊，尚且亲耕，况我等小民，可不尽力？”是以不烦教令，不假刑威，而民争趋于农，繇文帝以身先之也。当时疮痍之民，一变而为富庶之俗。至其末年，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贾生之言，信有验矣。

原文 　五月，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繇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直解 　文帝二年初，既尝诏群臣极言过失，犹恐群臣之不肯尽言，又下诏说：“古者圣王之治天下，莫不以听言纳谏为急务。朝里面竖着进善之旌，使凡以善言来告者，都立于旌旗之下，以待诏问；又立诽谤之木，许人以朝廷之过失，写在木上，以图省改。所以然者，无非欲明目达聪，通治道而开言路也。及至秦为无道，但有尽忠直谏者，就说他诽谤朝廷、妖言惑众，加之以重罪，著为法律，到今尚因循未改，此群臣之所以畏威怀罪，不肯尽言，而上有过失，无繇闻也。何以能招来天下贤良与直言敢谏之士？自今以后，除去了这一条律令，使人人得以尽言，无所忌讳。”夫诽谤妖言之禁，秦皇行之，而立见其亡；汉文除之，为一代贤君称首。历观往古，莫不皆然。可见兴亡治乱之几，在言路通塞之间而已矣。为人君者，宜以文帝为法。

原文 　九月，诏曰：“农者，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民今年田租之半。”

直解 　文帝二年正月，既纳贾生之言，亲耕籍田，以率天下矣。这年九月，遂下诏说：“百姓的职业有为耕农的、有为商贾的，朕看来惟农事乃是天下的大根本。盖民生于食，食出于农，这是百姓每所赖以生养，而不可一日废者也。那商贾不过是末技耳。而今百姓每或不专力于本，而乃从事于末，为商贾者多，为耕农者少，五谷何繇生？日食何繇给？所以民生不遂。朕为此故亲率群臣首耕藉田，以身劝率天下之民，使皆力于农事，庶本业不废，而民生有资。然民尽力以耕田最是劳苦，而又不能不取其租，若不体恤，反不如那做商贾的，得以坐享其利矣，朕甚悯之。今国家租税固有定额，然朕每事节省，亦自彀用。今年的钱粮且只着百姓每办纳一半，其余一半尽行蠲免，以苏天下之民。”夫文帝即位之初，国用浩繁，又屡岁下诏蠲免租税，宜其用之不足矣。而史称当时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京师之钱，贯朽而不可校，府库充溢，海内富庶。至于武帝用桑弘羊等，言利析秋毫，取利尽锱铢，宜其用之有余矣。而动见匮乏，卒致海内虚耗，盖其用之有节不节故也。可见足国者，不以厚敛为得计，当以节用为先务矣。

原文 　释之为廷尉。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廷尉当是也。”

其后人有盗高庙坐前玉环，得，下廷尉治。释之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无道，盗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今盗宗庙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许之。

直解 　奏当，是法司议拟罪名的意思。跸，是驾出清道。长陵，是高帝葬处。两手掬物叫做抔。不敢斥言发掘陵墓，故只说取长陵一抔土。文帝时，张释之为廷尉，一日圣驾出行，从中渭桥过。有一人在桥下行走，惊了驾辇的马，文帝使兵骑拿获，发与廷尉问罪。释之问拟冲突仪仗罪名，该纳金赎罪。奏上，文帝怒，说：“此人亲惊吾马，幸得马还调良，不曾失事。假若是不驯熟的马，吃他这一惊，奔逸起来，岂不至败车而伤我乎？情重如此，而廷尉止拟罚金，何其轻也！”释之对说：“法者，高帝所定，布之天下，与共守之。天子不敢以喜怒为重轻，人臣亦不敢承上意以出入。今犯跸之罪，论律只该罚金，而欲更为加重，是法可繇人增减，而百姓不以为信矣。且当犯跸之时，上若立遣人杀之，法虽不当，与臣无干。今既发下廷尉，付之法司，臣居法司之官，只知守法而已，岂敢随上意以为轻重乎？夫朝廷之设廷尉，正要详审刑狱，使情法得中，轻重平允。若廷尉之法一偏，则天下从而效尤，必将任情用法，故为轻重，受冤之人不止一犯跸者而已矣，民安所错其手足乎？”文帝闻言而悟，说：“廷尉问拟的是。”允其所奏。

其后又有人偷盗高帝庙中神座前供御的玉环，吏卒捕获那为盗之人，送下廷尉问拟罪名。释之奏说：“此人盗宗庙服御物，依律该处斩。”文帝大怒说：“这人无理，乃敢盗我先帝的庙器，朕欲将他全家处死，诛灭其宗族。你却只照常法奏拟，何以重宗庙而慰先灵！非朕所以敬奉宗庙之意矣。”释之乃免冠顿首谢说：“窃盗之罪，不至于死。今以盗宗庙器问拟死罪，已是尽法处了，岂可复加。今人盗宗庙一器便诛及宗族，设或有等无知愚民，盗取高帝陵墓上一抔土，此时陛下愤山陵之侵损，必欲重处此人，又当万倍于盗庙器者矣，不知更有何法，可加于族诛之上者乎？”于是文帝感悟，乃禀白于母薄太后，而听许之，竟从张释之所拟。夫释之为朝廷持法，而不徇人主之喜怒，文帝能容释之之持法，而不任一己之喜怒，皆古今美事，可以为后世法，故史臣记之如此。

原文 　上议以贾谊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为长沙王太傅。后帝思谊，召至入见。上方受厘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谊具道其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乃拜为梁太傅。

直解 　厘字，解作福字，受厘是祭神毕而受福胙也。宣室，是殿名。文帝爱贾谊之才，欲任以公卿之位。其时大臣周勃、灌婴等，嫌其多事，常短毁之于文帝面前，说道：“洛阳贾生，年少初学，未更世事，恃他有些才华，便要专擅事权，纷更变乱高帝的成法，此人不可大用。”于是文帝从此遂疏远之，不复用其所言，而出为长沙王太傅，盖欲老其才而用之也。其后文帝忽又思谊，遣使召来，既至入见。此时祭祀才罢，文帝坐在宣室中，饮福受胙，因此想起鬼神一事。问及鬼神的来历，贾谊乃具道其所以然之故以对，谈论之久，至于夜半。帝听之，喜而不厌，促席向前，听其议论。既退叹说：“吾许久不见贾生，自以学问进益，胜过他了，今听其言，还觉不如。”乃拜为梁王太傅。梁王，是文帝第二子，帝甚爱之，故用文学之臣为之师傅也。夫帝当天下初定之时，诸吕方平之后，清净无为，与民休息，固其所也。谊以多事承之，是以不见任用。至其通达国体，辩博有辞，帝未尝不爱其才，而叹服之。用人取善，两得之矣。

原文 　十年，将军薄昭杀汉使者。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

直解 　引分，即引决，是自尽的意思。文帝十年，将军薄昭，乃薄太后之弟，文帝之母舅也，尝恃宠而骄，擅杀朝廷差遣的使臣，法该抵死。文帝以母后之故，不忍教他受戮于市曹，乃使公卿大臣都到他家饮酒，与之诀别。欲令薄昭自家引罪，晓得该死，寻个自尽便了。薄昭恃在外戚，还望文帝赦他，却不肯就死。文帝又使群臣都穿了孝服，往他家哭之。薄昭然后知帝意必不肯赦，乃不得已而自杀。看文帝处这件事，甚是刚断，又且从容。内不伤母后之意，外必伸朝廷之法，可谓得情法之中矣。然犹有未尽者，恨不能防之于早。古语说：“婴儿之患，常伤于饱；贵臣之患，常伤于宠。”故人君之待外戚，其裁抑之者，乃所以保全之也。文帝不早为薄昭置贤师傅，而使之典兵干政，至于骄而犯法，恩不能庇，悔将何及哉？然后知向之所以过宠之者，适足以杀之而已矣。后世人主爱厚外戚，而欲长保其富贵者，当鉴于斯。

原文 　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其少女缇萦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怜悲其意，诏除肉刑。

直解 　诏狱，即今锦衣卫镇抚司狱也。逮，是押送罪人。肉刑，是割体断趾之刑。齐太仓令淳于意犯罪当刑，被提至长安，系诏狱。淳于意无子，止生五女。其少女缇萦，伤父之陷于刑罪，无与辩理，乃随父到长安，上书奏说：“妾父在齐中做官，齐中之人都称其清廉平恕。今不幸而误陷于罪，坐法当刑。妾伤夫已死之人，不可再生，受刑身毁，不能再续，纵有悔悟之心，要更改前非，从新行好，而形体已毁，自新无路，岂不可惜？然法有赎罪之例，而妾父做官素清廉，又无以为赎罪之资，妾情愿收没入官为奴，以赎父刑罪，使得以改过自新。”文帝览缇萦所奏，悲怜其情意之苦，又有感于其言，而知肉刑之惨刻如此也，乃下诏除去肉刑之法，以笞代之。夫文帝除肉刑，可谓至仁，及其用法，虽亲无赦，似又有不专于仁者，何也？盖立法贵宽，不可无好生之意；而行法贵断，不可有姑息之心。仁义并行，宽猛互用，治天下之大法如是矣。

原文 　上既躬修玄默，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罪疑者予民，是以刑法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焉。

直解 　玄，是清净。默，是简重。禁罔，是法禁似网罗一般，所以叫做禁罔。错，是置而不用。文帝承高惠吕氏之后，知百姓每方离了战争之苦，要在休养生息，不可以多事扰民，一切务在安静。既躬修玄默之道，以身化民，无所作为，不尚词说。那时为将相的，如周勃、灌婴、张苍等，都是高帝时开国的功臣。少文饰、多质朴，又亲见秦家以暴虐致乱亡，心里厌恶他，以为惩戒。凡百议论，务在宽大仁厚。人有过失，务为包容，不肯对人明说出来，恐羞辱了他，其宽厚如此。是以化自朝廷，行于天下，那百姓每也都变为忠厚，兴于礼让。旧时进本告状，讦发人阴私，那样偷薄的风俗尽改变了。故当是时吏安其官，民乐其业；钱粮蓄积，每岁增加；民间户口，日渐蕃息。下之风流笃厚，而无薄恶；上之禁网疏阔，而无烦苛。凡人犯罪，有可轻可重，疑而未决的，便都饶了他，不必一一深求，尽入于法。是以彼时刑罚大省，至于一岁天下有司所决断的轻重狱囚，只有四百而已。民不犯法，刑无所用，盖有刑错之风焉。前代惟周成王、康王时，刑错不用，今文帝亦庶几乎此。与成、康比隆，而其本则上修玄默，下务宽厚，有以致之。汉家四百年之命脉，其培于此矣。

原文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遂至彭阳。上亲劳军，自欲征匈奴。皇太后固要，乃止。于是以张相如为大将军，击之，逐出塞即还。

直解 　单于，是北虏酋长的称号。老上，是单于的名。朝那、彭阳，是县名，北地，是郡名，俱在今陕西地方。都尉，是管军之官。文帝十四年冬，匈奴背和亲之约，其老上单于帅领十四万人马从朝那、萧关进，抢杀了北地的都尉，遂深入至彭阳一带地方。文帝不忍见百姓之被害如此，遂发愤整兵，亲自犒劳军士，要御驾亲征。群臣谏止，不听；皇太后再三劝住，才罢不行。于是以张相如为大将军，领兵截杀，驱逐虏骑出边塞之外，即班师而还。古称王者之于夷狄，来则御之，去不穷追。三代而后，如汉文者，其庶乎此。武帝好大喜功，勤兵远讨，岂不称雄？而海内虚耗，盗贼蜂起，几致大乱。人君欲知安攘之计，观汉二帝，则得失之效昭然可睹矣。

原文 　上辇过郎署，问冯唐曰：“父家安在？”对曰：“臣大父赵人。”上曰：“昔有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巨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巨鹿也。”唐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让唐。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李牧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今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匈奴远避，不敢近塞。虏曾一入，尚率车骑击之，所杀甚众。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陛下赏太轻，罚太重。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及之。繇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说。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

直解 　署，是官舍，郎署，是郎官所居的去处。巨鹿，是秦汉时郡名，在今真定及顺德府地方。人身两股叫做髀，拊髀，是以手拍其股。阃，是门限。云中，是郡名，即今大同地方。大将所居的去处叫做幕府。文帝一日乘辇从郎官署中经过，此时冯唐为郎署长，文帝见他年老，因以父老呼之。问说：“父老，你家住何处？”冯唐对说：“臣的祖公是赵国人。”文帝说：“昔朕为代王时，一日正进膳，有尚食监高祛向我说：‘赵国的大将李齐甚是贤能，曾与秦兵战于巨鹿之野。观其用兵取胜，真乃是个良将。’朕常思慕其人，至今每遇进膳，就想起李齐的事来，我的意思常如在巨鹿地方，未尝忘也。”冯唐对说：“李齐虽好，然赵国良将还有个廉颇，曾在邯郸拒秦兵；又有个李牧，曾在代州雁门关拒匈奴。这两人为将更有本事，李齐尚不如他。”那时匈奴屡次犯边，杀了北地都尉，边事方急，文帝正要求个良将用之，一闻冯唐之言，便以手自拍其髀，叹说：“朕如今怎能勾得那廉颇、李牧来用？若得这般人为将，着他统兵在边上备虏，又何忧匈奴之为患哉！”冯唐因见文帝留意将帅，这时有个云中太守魏尚，方以微罪废弃，要把言语激发文帝，荐他起来，故意说道：“莫说今日没有廉颇、李牧，就是有廉颇、李牧这般人，只怕陛下也不能任用他。”文帝因冯唐当面耻辱他，也不觉发怒，怪责不是。冯唐对说：“臣谓陛下之不能任用良将，非敢妄言，盖有所见。臣闻上古王者遣将出征之时，必跪而亲推其车毂以命之说：‘凡在阃以内的事物，悉听寡人处置；阃以外的事务，悉听将军节制。凡一应论功行赏的事，都任将军自家主张，取决于外，寡人不从中制也。’盖以将权不重，则号令不行；动有掣肘，则事机错误。故上古王者之遣将如此。赵用李牧，惟其能这等信之专、任之笃，所以李牧为将，凡事都繇得自己，便于展布，故能北边驱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面挫抑强秦，南面抵当住韩魏二国，赵国称强焉。今陛下之用将能如是乎？且如前日魏尚做云中太守，他军市中收的租税，一毫不入己，尽用之犒赏士卒，所以士卒尽力，而匈奴远避，不敢犯边。止曾进边一次，魏尚统领人马截杀，所斩获甚多。其功如此，臣以为宜蒙厚赏，只因报功幕府一两个字不相照对，那文官便说他报功不实，以法律纠正其罪，而罢其赏不行。臣以为陛下赏则太轻矣，而罚又太重也。夫魏尚当时不曾犯了大罪，止因报功册上混开了六颗首级，此其情固可原，而功亦难泯。陛下不但格其赏不行，又送下法司问罪，至于削其官爵而罚及之，此殆与上古王者之遣将异矣。何以为立功者之劝哉！即此看来，可见陛下虽得廉颇、李牧，不能用也。”文帝听冯唐这番说话，深自感悟，心中喜悦。即日令冯唐持节赦了魏尚，复职为云中太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以嘉其能直言敢谏焉。其后细柳劳军，委任周亚夫，可谓得用将之道，其有悟于冯唐之言者深矣。

原文 　春，诏广增诸祀坛场、珪币，且曰：“吾闻祠官祝厘，皆归福于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飨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

直解 　筑土为坛，除地为场，是祭神的去处。玉器为珪，段帛为币，是祭神的礼物。祝厘，是祷神求福。文帝十四年春，下诏说：“一应祀典神祇坛场狭小的，比旧时都要充广，珪币缺少的，比旧时都要增加，以致敬于神，不可亵渎。”又诏书内一款说：“吾闻祠祭官凡祭祀之时，祝文上的说话，都祈祷神福归于朕躬，不为百姓，朕心里甚是惭愧。这福必须有德，然后能飨。今以朕之不德，而欲专飨其福，独擅其美，私厚于一身，那百姓每都不得预，这乃是加朕的罪过，而重其不德也。今后一应祭祀，只着祠官致敬尽礼，无得仍前归福朕躬，有所祈祷。”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文帝诏广增坛场、珪币而无所祈，可谓能敬而远者矣。然有天下者不以一己之富寿康宁为福，而以百姓之和平安乐为福，此文帝所以不欲专飨而必与百姓共之也。历观前代人君，其好祷神祈福者，莫如秦始皇，乃身致乱亡之祸以及子孙，至今笑其愚；其不欲祷神祈福者，莫如汉文帝，乃身享治平之福以及子孙，至今颂其美。可见人君之所以为福者，在德而不在祷矣。此又主百神者之所当知。

原文 　后元年诏曰：“间者数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废，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

直解 　文帝十七年，改为后元年。因连岁灾伤，下诏说道：“近来数年，五谷不收，今又有水旱疾疫之灾，百姓困苦，朕甚忧虑。然变不虚生，必有所以致之者。但我愚暗不明，不晓得过失所在，想是朕之政令有所阙失，而行事或有过差欤？抑或上而不能顺天之道，下而不能尽地之利，明而人事乖戾失和，幽而鬼神怠废不祀欤？果何繇而致此灾变也？朕又思想莫不是百官之俸禄或缺，以致侵渔百姓；无用之兴作或多，以致滥费民财欤？不然，何其民食之寡乏如此也？夫料度如今的田地，比古时不见加少；算计如今的人民，比古时不见加多。若以户口较量田地之数，不但比古时一般，觉得如今田地尚宽广有余，宜乎民食充足矣，而乃甚患不足者，其过咎毕竟安在？莫非古时力本者多，用度有节，如今百姓却每每从事于商贾末艺，以妨害农功者太盛欤？或是造为酒浆，以糜费米谷者太多欤？又或是豢养六畜，而食人之食者太众欤？凡此小大的事理，我反复思之，未得其当，故特诏下御史大夫，可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以上及博士等官，大家商议。但有可以消弭灾变，佐助百姓之急者，各任你每意见，为国家深远思虑，明白开陈，无所隐讳可也。”夫天灾流行，虽明君在上，不能必无。惟文帝不诿于适然之数，而反躬自责，博求所以弭灾之道，此所以虽有灾变，不为民害也。当是时，百姓殷富，户口蕃息，有繇然哉。

原文 　班固赞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尉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富庶，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直解 　班固，是汉朝史臣，尝作《汉书》，于《文帝本纪》之末，赞美他许多好处，说道：“文帝即位以来，通计二十三年，所居的宫室、所游的苑囿、所乘坐摆列的车马、所服御的衣裳器物，一一都遵守先世之旧，无所增加。若这苑囿地土等项，虽是旧时所有，或有不便于民的，便都从宽减省，以从民便，宁可使百姓得些便益，不肯厚于自奉，以妨民也。一日要在骊山上造一露顶高台，叫工匠来估计那所费的价值，说该用百金。百金是一千六百两。文帝说：‘这百金资财，在民间中等人家，可勾十家的产业。今我承继着先帝的宫室，常恐享用过分，玷辱了这去处，又要那台何用？岂可兴此无益之工，而破费民间十家之产乎？’因此就停止了工作，其爱惜财用如此。文帝自家所尚的袍服，止用弋绨。弋，是黑色。绨，是粗厚的缎匹。只取耐穿，不尚华采。当时有个慎夫人，是文帝所宠爱的。他穿的也是朴素的衣服，长不拖地；用的帷幕帐幔，也都不用文绣。自家敦尚朴素，以为百姓每倡率，使天下风俗都化为俭朴，其寻常服御如此。生前预造陵寝在霸水上，叫做霸陵。这霸陵里面摆设的，都是瓦器，不用金银铜锡等物装饰。依着那山势便做葬处，不复筑土为坟，劳费民力，其山陵制度如此。南越王赵佗恃其强大，自称南越武帝，占据着海南地方，抗拒中国。文帝不行诛讨，乃召其宗族兄弟，在中国的都与他官爵赏赐，以恩德怀服其心。其后赵佗感激，就去了帝号，自称藩臣，终身不敢倍汉。先年曾与匈奴单于和亲，约以长城为界，不相侵犯，后来匈奴背约，常时入边抢掠。文帝也不与他计较，只着各边将士提备防守，驱逐出边便罢，不曾发兵深入，惟恐损伤了百姓生命，多费了兵马钱粮，其制御夷狄如此。吴王濞称病不朝，已有反谋，文帝道他年老，乃赐之几杖，免其来朝，并不曾发觉他的奸诈。群臣袁盎、晁错、贾谊等或上疏谏诤，或因事论说，虽常触犯忌讳过于切直，也都宽容，假借纳用其言，并不曾嗔怪他。将军张武曾受人馈送的金钱，事颇发觉，文帝只说他家贫，反赏赐他财物，使他心里惭愧，自知省改，并不曾播扬他的过失，其优待臣下如此。那时行出来的政事，说出来的议论，专要休养生息，以德化民，不用刑罚。是以四海之内财力丰富，户口蕃庶，人人兴起于礼义，乐为善而耻犯法，遂致风俗淳厚，刑罚减省。一岁中总计天下有司决断的轻重狱囚，不过数百，庶几有古时刑错不用之风焉，其真可谓仁德之君哉！”这是班固总论文帝之德，而以仁之一字称之。然尝考文帝之为君，见事极其明察，行法极其刚断，而史臣只以仁称之者，盖其明而不失之苛细，断而不伤于刻薄，皆有慈爱恻怛之意行乎其间，所以能固结人心，培养国脉。汉家四百年之天下，皆基于此，后世人主宜以文帝为法。

资治通鉴直解

卷之八

汉　纪

景　帝

孝景皇帝，名启，是文帝之子，在位十六年。

原文 　三年，梁孝王来朝。时上未置太子，与王宴饮，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之。詹事窦婴引卮酒进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传，汉之约也，上何以得传梁王！”太后繇此憎婴，王以此益骄。

直解 　景帝与梁孝王，同是窦太后所生，甚相友爱。景帝即位之三年，梁孝王自本国来朝，那时景帝未曾册立太子。一日与梁王宴饮于宫中，因酒酣，从容与梁王说：“朕千秋万岁之后，把天下传与王。”梁王起来辞谢。虽晓得景帝此言，未可便为定准，但心里也自家暗喜。窦太后听说，亦信以为然。那时有詹事窦婴，是窦太后的从侄，在宫中侍宴，恐此言一出，或开争乱之端，乃斟上一杯酒，捧进与景帝谏说：“今之天下，非主上之天下，乃高祖所传之天下也。既承继高祖的基业，便须遵守祖训，彼父终子继，世世相传，不用兄弟继立，此高祖之约也。主上虽友爱梁王，何得违背祖训，而擅与之以天下哉！”太后正喜间，忽被窦婴间阻，因此憎恶窦婴，除了他的门籍，不许再入朝参。梁王因此自负他后日有天下之分，越发骄纵，车服宫室都僭拟天子，又阴杀朝廷议臣袁盎等，几取杀身亡国之祸，皆景帝一言有以误之也。大抵事有定分，则人无争心，况以天下相传，苟无一定之约，而得以私爱行于其间，鲜不起争而召乱矣。汉家父子相传之约，盖亦有见于此。景帝溺爱轻许，以骄梁王之心，及其罪状彰露，乃从而穷治之，使母子兄弟之爱，几于不终。所以史佚说：“天子无戏言。”岂不信哉！

原文 　初，楚元王好书，与鲁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诗》于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子夷王、孙王戊即位，常设，后乃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遂谢病去。

直解 　醴，是甜酒。钳，是犯罪囚奴，以铁钳其颈。初高帝有异母弟刘交，封于楚，后谥为元王。元王甚贤，雅好书史。少时曾与鲁人申公、穆生、白生这三人共拜一儒者浮丘伯为师，从而受业，讲习《诗经》。后来刘交从高帝征伐有功，封为楚王，就用这三人做楚国中大夫之官，甚加敬礼，时常置酒筵宴他三人。因穆生性不好酒，不能多饮，每置酒时，特为穆生别设一样甜酒与他饮，此后遂以为常。到元王子夷王名郢客，孙王名戊，三世继立，都依着这旧规行，每宴必设醴酒。王戊即位之后，渐渐骄慢。一日宴会，忘记设了。穆生宴罢退去，便说道：“我如今就该告休长往矣。盖醴酒不设，虽是小节，然因此见王的意思已懈怠了，不着我辈在意，日后轻视，何所不至？我若不去，必且得罪，他日楚人将钳我之颈，驱役于市上，做囚奴而后已。到那时求去迟了。”遂称病辞谢而去。其后王戊与七国谋反，申公谏正，王戊发怒，遂将申公罚在市上，穿着赭衣舂米，然后知穆生之超然远举，真智士矣。《易》所称“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者，其穆生之谓乎！后之礼贤者，当以王戊为戒，慎毋始勤终怠，而使君子有去志哉。

世宗孝武皇帝

名彻，是景帝之子，在位五十四年，庙号世宗。

原文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广川董仲舒对曰：“臣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自非大亡道之世，天尽欲扶持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智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直解 　广川，是汉县名，在今景州地方。历代天子即位，只纪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原无年号。至武帝即位之初，特起一年号，叫做“建元”。自后每朝都有年号，实始于此。建元元年，冬十月，下诏有司，着荐举各地方上所有德行贤良、操履方正、能直言极谏的士人，都到阙下。武帝亲自发一策题试问，他说：“古今治道，兴废不同，果是天命，抑繇人事？”那时独有广川县人董仲舒对的策好，说道：“臣观天人一体，此感彼应，毫发不爽。有道的，天便眷佑；无道的，天便弃绝。其相与之际，甚是可畏。然天心仁爱，人君若非无道之甚，必不可悛改的。天还留意于他，屡出灾异，以示警惧，要他省改，无不欲扶持而全安之。故乱者可治，废者可兴，其事只在人君夙夜强勉，以承天意而已。能强勉于学问，读书穷理，以明此道，则闻见日渐广博，而智虑越发开明；能强勉于修为，反躬实践，以行此道，则君德日渐崇起，而功用自然弘大。强勉之有益如此，且这道理，繇之则治，不繇之则乱，乃是人君所繇以到那治处的路头。其具则仁、义、礼、乐四者是也。自古圣王只以此四者之道，教化天下，传及子孙。故身虽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至数百岁。如夏家四百，商家六百，周家八百，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盖此道常在人心，历世不忘，是以享国长久，非天命之有所私厚也。然则仁、义、礼、乐之道，岂非万世人君之所当务者哉？尝观春秋、战国以来，申、韩、苏、张之说，盈满天下。至秦而焚书坑儒，三代之礼乐教化，荡然无复存者。汉高不事诗书，文帝又修玄默，是以王道废缺，礼乐不兴。”仲舒此策，词若迂缓，而意实醇正。汉家经学，自此兴起，不可谓非其功矣。

原文 　“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敝，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直解 　董仲舒对策又说：“国家之盛衰，只看人君所行的政事何如。前代长久隆盛的，莫过于周。及传至幽王、厉王，周道遂衰。其实道未尝亡，只是幽、厉肆行暴虐，不肯率繇先王之道耳。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奋发有为，兴其废滞，补其敝坏，以昭明文武之功业，周家治道遂灿然中兴。此乃夙夜不怠，力行善政之所致也。繇此观之，人君欲国家长盛而不衰者，可不以兴道致治为务哉！然治道不可外求，全在人君之一心。诚使为人君者，先能自正其心，虚明光大，不为一毫私意所蔽，则行出来的政事、发出来的号令，必皆合天理、当人心，而可以正朝廷矣。朝廷正，则必能进贤退不肖，使群臣皆奉公守法，竭力效忠，可以正百官矣。百官正，则礼乐教化四达不悖，以正万民，以正四方，无远无近，荡荡平平，自无一人一处之不归于正者矣。君德既正，天心自协，至和薰蒸，无有邪气于乎其间，是以阴阳均调，而风雨时若，群生和乐，而万民滋殖。凡世间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备至，而王道大成矣。盖天之与人本同一气，人事正，则正气应之，善祥之所繇集也；人事不正，则邪气应之，灾异之所繇臻也。然其本，则在人君之一心而已。所以古语说：‘君心为万化之原，至诚赞天地之化育。’意盖如此。”董仲舒对武帝三策，其正心一言，实万世帝王为治之本。人君果能体而行之，则二帝三王之盛，岂难致哉！

原文 　“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趋利也，如水之趋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直解 　董仲舒对策又说：“王道固在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万民、四方，而诸福皆至矣。然也有圣人在下，势位卑贱，而不得致的。如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所居的是得致之位，所操的是可致之势，且有圣德，又是能致之资。即位之初，观其施为，高出世主一等，而恩泽又深厚，智识明达，而意思又美好，怜爱百姓，而好慕贤士，可谓不世出之主矣。然而阴阳或未必调，风雨或未必时，诸福之物或未必至，这是何故？只为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故太平之业，犹未致也。夫常人之情，见利则趋，就如水之趋下一般。水性趋下，必须堤防障御；人情趋利，若不把教化来做个堤防，怎能勾得住？古时王者，晓得这道理，故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所系者大，而专力于此。在京师中，则立太学以教于国；在各郡国，则设庠序以化于邑。这太学与庠序里面，都设师儒之官，取民之俊秀者而教之。用仁去渐染他，用义去摩厉他，用礼去节制他。所以民都兴于仁义礼乐，不用严刑重罚，而民自不犯法禁。繇上之教化素行，而下之习俗淳美故也。”繇是观之，欲致诸福，在行王道；欲行王道，必先教化。治天下者，当知所务矣。

原文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

直解 　董仲舒对策又说：“王道之先务，固在于教化矣。况秦废教化而任威刑，汉承其后，不可不变。自古圣王承继乱世之后，必须鉴其失而矫其弊。把那乱世所行的事，一切扫除革去，乃可以新天下之耳目，建太平之事业。譬如弹琴瑟的，若弦不和调到那极处，必须解下这弦来，从新安上，方才弹得；若为政的，前面的行事，如今若坏到极处，必须从新更改，厘正一番，方才治得。所以汉家自高帝得天下以来，历惠帝、文帝、景帝，都要天下治平，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其失只在于时当更化，而不能更化，尚仍秦之旧故也。古人有言：‘临着渊水，羡慕那游鱼，徒羡何益？不如退去结网来打取这鱼。’如今临政治民，愿治功成就，徒愿何益？不如革去旧弊，从新更化。盖结网则可以得鱼，更化则可以善治。既能善治，则阴阳调、风雨时、群生和、万物殖。天灾人害日渐消去，嘉祥美福日益招来，此国家之所以兴，非独天命，皆人事所致也。”这是仲舒第一策，劝武帝更改秦法，图新治理的意思。然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异。武帝承秦之乱，风俗彫敝，故仲舒陈更化之言。若承继治世、守祖宗之鸿业，则又当率旧章、遵成宪，而不可妄意纷更矣。

原文 　“圣王之治天下也，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义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义之流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

直解 　囹圄，是牢狱。初董仲舒所对，头一篇策，既已称旨，武帝又出一策题问他说：“殷人执五刑以惩奸恶，然周之成康不用刑而天下治，秦人用严刑而天下乱，所以不同者何故？”于是董仲舒又对说：“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以学校教化为先务。其率教而有德者，则与之爵禄以养其德；不率教而陷于恶者，则用刑罚以威其恶。夫其教化素行，而德刑并用如此。所以那时的百姓，都晓得礼义，而耻于为恶，以犯其上之法。殷人之所以能胜奸恶者，盖以教化为先，而用刑以辅之，非专恃五刑之效也。周武王遭纣之乱，不得已行大义，伐纣而并诛其党，以除天下之残贼。所谓刑乱国用重典，不得不然也。及天下既平，周公即制礼作乐，修明教化之具，以润色太平。驯至成、康二王之时，治道隆盛，刑措不用，牢狱中空虚，没有囚系者四十余年。盖亦本于教化之所渐染，仁义之所周流，化行于上而俗美于下故耳。岂刑威之所能致哉？教化之功，一至于此。今陛下并有天下，殊方绝域，莫不服从，虽三代盛时，无以过矣。然而教化之功，未加于百姓，不能与三王并隆者，只是陛下之心，未曾加意于此焉耳。昔曾子尝说：‘人能于所闻的道理，尊信而不疑，则德日进于高明矣；于所知的道理，力行而不懈，则业日积于光大矣。可见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只在一加意尊行之间而已。’今陛下发策，追慕成、康刑措之隆，其于三王之教化，亦既闻而知之矣。臣愿陛下就把这个治道，立实心于内，而极力以行之，不为慕古之空言，则教化修明、风俗淳美，太平之业可以坐致矣，又与三王何异哉？夫治天下之道，莫要于用贤。而贤才之在天下，又贵于素养。若平时不能作养那为士的，一旦便求其有用，正如美玉未曾雕琢，便要求其文采，岂可得哉？故欲求贤，必先养士。三代之时，内设太学以教于国，外设庠序以化于邑。然庠序之教，止于一方，人才尚少。若论养士之大者，莫如太学。盖太学聚天下贤士而教之，乃贤才所繇进用的门路。若从这里加意作养，时常考试询问他，以尽其材能，成其德业，则英俊之士宜可得矣。既遍得天下的贤人而用之，繇是以天下之才，治天下之事，则三代的盛治可以易致，而尧、舜的盛名，亦可几及也。”这是仲舒第二策，劝武帝先教化而后刑罚，兴太学以养人才，可谓得王道之要务。至于“尊所闻”、“行所知”二语，尤为紧切。盖天下事，非知之难，惟行之难。武帝所慕者成周之治，而所行者亡秦之政，欲以比隆于古，不亦远乎！故仲舒此言，真深中武帝之病，而后世人主有志于慕古者，毋若武帝之空言哉！

原文 　“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授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直解 　仲舒既对了第二策，武帝又出一策题问他说：“三王之教，所尚不同，莫非是道有异乎？”于是仲舒又对说：“这道是古今天下所共繇的，就使行之万世，岂有弊病？其有弊病，乃是后来人肆意妄行，失了这道故也。如夏禹开国之初，崇尚忠厚，到后来风俗变得都骄恣了，故殷汤继之，不得不改尚敬畏。敬畏之久，又变得忒质朴了，故周文、武继之，不得不改尚礼文。是文以救敬之弊，敬以救忠之弊，矫偏归正，损益就中，事当如此。至于道，则岂有异哉！盖这道之大原，乃从天出，自然而然。天至今不变，则道亦不变，自古圣王不过顺天道而推行之耳。是以禹承继舜、舜承继尧，这三个圣人，以圣继圣，递相传授，守着一个道理，无有弊病。既无弊病，何用救正？故尧、舜、禹之间，不闻有损益厘革的事，正以其道之同故也。这等看来，可见圣人承继治世之后，其道则同。如夏继虞，虞继唐是也。承继乱世之后，其道则变。如周继殷，殷继夏是也。今汉继秦大乱之后，周家所尚的仪文，已流荡浇薄到极处了。今日正该渐渐减损周家的仪文，崇尚夏家的忠厚，以救正之，然后教化可行而风俗可易。此乃继乱世之道，不得不如此也。大抵世变之日趋于文，如江河之日趋于下。在周末世，孔子已叹其过于文，而欲从先进，况汉世乎？”仲舒斯言，真救时之论也，抑非特汉世为然。自汉以来，虚文日盛，实意渐漓，司教化之责者，宜三复于斯言矣。

原文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直解 　六艺，即《易》、《书》、《诗》、《春秋》、《礼》、《乐》之六经。董仲舒又对策说：“《春秋》之义，天下诸侯皆统于天子，禀其制度，无敢违异，叫做大一统。这乃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不可一日不明者也。如今学术分裂，民无适从；师之所传，各为一道；人之所持，各为一说。六经之外，殆有百家，方术各异，指意不同。纷纷然争立门户，此是彼非，各欲行其所学。所以为人上者，被诸家的议论说乱了，亦无以主张国是而成一统之治，斯大乱之道也。臣愚以为，天下所当诵习者，止是孔子所删述的六经，其余诸家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如申不害、韩非为刑名家，苏秦、张仪为纵横家，如此等类，都是邪说，该一切禁绝之，勿使并进。凡师之所以为教，弟子所以为学，有司所以荐举，朝廷所以取人，都只以孔子六艺为主。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百姓每始知所适从矣。”盖汉家承秦之后，士习申、韩、苏、张之术者，皆在所举。故仲舒第三策篇终，讲禁绝之，使圣道不杂于功利，六经不晦于异端，此其所以为醇儒也。至今百家灭息，而孔子之六艺，如日中天。若仲舒者，不独有功于汉，亦有功于万世者哉！

原文 　及为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匡正，王敬重焉。尝问之曰：“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伐吴灭之，寡人以为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对曰：“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繇此言之，则粤未尝有一仁也。”

直解 　勾践，是粤王的名。泄庸与文种、范蠡，都是越王的臣。五伯，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秦缪公。董仲舒对策之后，武帝除授他做江都国相，出事江都易王刘非。易王，是景帝之子，武帝的兄，平素骄贵，又好勇力。仲舒既为国相，时常以礼法辅导匡正之，易王因此感动，也知敬重他。一日问仲舒说：“昔春秋时，粤王勾践发愤苦志，欲报吴仇，与其大夫泄庸、文种、范蠡三人共图之，竟用这三人的计策，举兵伐吴，遂灭其国。粤王自此强于天下，得与中国之会盟，三人之功大矣。昔孔子称微子、箕子、比干，是殷时三个仁人。寡人观泄庸、种、蠡霸粤吞吴，功业不小，说粤也有三仁，不知何如？”董仲舒对说：“王把仁许这三臣，不过取其功耳。殊不知所谓仁人者，其存心处事，但知有道理，不知有利钝。义之所在，就守正而行之，更无一毫图利之心；道之所在，则秉公而明之，绝无一毫计功之念。纯乎天理，一无所为而为，这才是仁者之心。少涉私意，便是伯道，乃仁人之所深耻者。所以孔子之门，就是五尺童子稍知道理的，也羞称五伯之功，只为他专尚诈力，假借仁义以济其私欲故也。夫五伯之功，犹为圣门所羞称如此。今观泄庸、种、蠡，功既不高于五伯，而任术逞力，灭人国家，覆人宗祀，其专尚诈力，不顾仁义，比之五伯，殆又甚焉。这等看来，粤何尝有一仁乎？”按是时，江都王骄恣不奉汉法，观其羡慕于阴谋并国之臣，则其邪心已萌，故仲舒明正道以阴折之。所谓以礼匡正，即其事也。后其子建竟以谋反诛，岂非贻谋不善，世济其恶，以致此哉！若仲舒所论五伯义利之辨，尤足以见其学术之纯正，汉世儒者，所不及也。

原文 　上雅向儒术，丞相窦婴、太尉田蚡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余，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

直解 　推毂，是推举引荐人，如推转车毂一般。鲁邸，是京师中设有鲁王府第处，如今之诸王馆。历，是历书。武帝平时，向慕儒者的学术。那时丞相窦婴、太尉田蚡也都好儒术。君臣意合，于是窦婴、田蚡共荐举当时名儒赵绾做御史大夫、王臧做郎中令。赵绾以古时天子有明堂之制，顺四时月令之宜，以朝诸侯、听政事，奏请立之。但其制度，一时考究未明，以其师申公是当时名儒，博通今古，乃荐之于武帝，请召用之。申公，即是前时与楚元王同学者，此时归老在鲁国。武帝特遣使臣，将币帛一束，加上玉璧，以为聘礼，用蒲轮安车，驾驷马而迎之。申公到京，武帝就延见他，访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余，已老耄了，言语质直，就对说：“为治也不在多言，只看其力行何如耳。能着实去行，便可以致治；议论徒多，反生惑乱，无益也。”这时武帝正好文辞，见申公对说如此，意向不同，故默然不喜。然心里思量，既已招致他来了，不好就遣去，只着他做太中大夫，暂安下在鲁国府中，与赵绾、王臧等，商议明堂的制度，及天子巡狩郡国、改正朔、易服色等事，其实无重用之意矣。夫申公虽非醇儒，然力行一言，切中武帝之病，乃为治者，所当体验也。武帝徒慕儒者之名，而不能用，此岂真能好儒者哉！然束帛加璧，安车驷马，实一时礼贤之盛举，亦后世所仅见者也。

原文 　六年，武安侯田蚡为丞相。蚡骄侈，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物，相属于道，多受四方赂遗。其家金玉、妇女、狗马、声乐、玩好，不可胜数。每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是后乃稍退。

直解 　田蚡，是皇太后之弟，武帝的母舅，初封为武安侯。汉初丞相皆以列侯为之，武帝即位之六年，以武安侯田蚡为丞相。蚡恃其贵戚，习为骄侈。营造第宅，必穷极壮丽，比别人家的房屋独为华美，论甲乙次第，他为诸第之最；买置田园，都拣择上等肥美之地，极其膏腴，以为奉养游观之所；时常遣人市买各郡县中货物，往来道路，络绎不绝。又贪而好利，多受四方贿赂馈赠之物，所以其家蓄积的金银宝玉，与妇女、狗马、声乐、玩好之物极多，不可记算。其奢侈如此。蚡又以太后之故，得出入宫禁，时常入宫奏事。武帝便与他坐了说话，留连许多时候才出，但有所言无不听从。蚡所荐举的人，不拘资次，或从草野中，径与他做食二千石俸的大官，渐渐使主上的威福之柄都下移了，武帝因此渐不能堪。一日因见他选的官太多，乃责问他说：“你自家选的官吏尽了不曾？我如今也要选些官吏！”盖责其专擅不知有朝廷也。田蚡又曾讨要少府考工的官地，盖造房屋。武帝发怒说：“你这等求讨再无厌足，何不把国家藏兵器的武库都占了去罢！”盖甚言其不可，以折其骄恣之心也。田蚡自后，方才惧怕，稍稍退抑。这一段见武帝之刚明，能制抑外戚，使之不敢为非。然原其本，失在用他做丞相、秉国政。彼富贵骄奢之人，识见短浅，一旦操握权柄，欲其不为非岂可得哉？昔文帝时，后弟窦广国有贤行，文帝欲用之为相，后竟以外戚之故遂舍之而用申屠嘉，故窦氏得长保其富贵，而朝廷亦不至于寡恩。若文帝之防微杜渐，则又过于武帝远矣。

原文 　东海太守汲黯为主爵都尉。始，黯为谒者，以严见惮。河内失火，延烧千余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仓粟以振贫民。请归节，伏矫制之罪。”上贤而释之。

直解 　东海郡的太守，姓汲，名黯。武帝闻其在地方，守己爱民，廉能卓异，遂升他做主爵都尉之官。汉时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汲黯以太守而为九卿，盖因其贤而超迁之也。史臣因叙汲黯之为人说道，起初汲黯做谒者之官，主引奏赞礼之事，常在朝廷左右，以严正为武帝所敬惮。曾因河内郡失火，延烧了千余人家，武帝使汲黯持节往那里验看火灾。汲黯还朝复命说道：“这是百姓人家不谨，偶然失火，房屋连接因而延烧，非关天灾，不足忧也。臣经过河南地方，见贫民遭水旱之灾，饥饿流离者，至万有余家，甚者或父子相杀而食之。灾变至此，深为可忧。臣目击百姓困苦，宜行赈济，若待奏闻朝廷，恐缓不及事。谨从权宜，辄自持节发仓中米粟以赈济之。然未奉明旨，擅便行事，臣之罪大矣。今请纳还使节，退而伏受矫诏之罪。”武帝听说，喜汲黯能宣布主恩，全活民命，反以为贤而宥之。按《春秋》之义，大夫繇疆，有可以利国家者，专之可也。今水旱为灾，人民相食，汲黯即以便宜发粟，救万姓之命，消不测之变，可谓得《春秋》之义矣。然非遇明哲之君，鲜不以专擅而得罪者。而武帝乃能嘉其功而恕其罪，不拘责之以文法，其雄才大度，亦于此可见。故观汲黯之事，可为人臣任事者之法；观武帝之赦汲黯，可为人君任人者之法。

原文 　其在东海，治官理民，好清净。其治务在无为，引大体，不拘文法。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时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庄助为请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职居官，无以逾人。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育亦不能夺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直解 　数，是责其罪。请告，是给假。守城深坚，是说人有持守，临大节而不可夺。譬如为将者，固守城池，深沟坚壁，不可攻夺的意思。贲、育，是孟贲、夏育，二人古之有勇力者。汲黯在东海郡做太守时，凡临治官事，统理百姓，只好清净简默，与民相安。其治务在顺着那人情事理之自然，无所作为，不欲多事纷扰。一切设施措置，止是引用大体，不拘那琐屑事例。其为官如此。然汲黯为人，生性倨傲，少有礼文。但闻的人有过失，便当面挫折他，不能含容在心里，必说出而后已。那时武帝方招致天下文学儒臣，会聚在殿廷，讲图治理。武帝是个好名之君，每与群臣议论，必高谈仁义，远慕唐虞。动辄说我要如此、我要如此，其实不能躬行。汲黯当众人面前，唐突对说：“古者帝王之治天下，皆以正心诚意、无私寡欲为本。今陛下心里，声、色、货、利种种私欲，纷扰于中，外面却要行仁义。这等样，却怎么学得那尧舜圣君，而成唐虞之治乎？”武帝因汲黯当众耻辱他，心不能堪，默然不语，发怒变色，因此罢朝。公卿大臣以黯触犯忌讳，祸且不测，都替他惊恐。武帝平素却知道他为人，退去宫中，对左右说：“汲黯为人何其直戆之甚，一至于此！”及群臣朝退，或戒责汲黯，说他言语太直，面斥主上，非事君之礼。汲黯说道：“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凡事正欲其直言尽谏，以共成君德。岂是要依阿从谀，顺承意旨，陷主上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做朝廷的官，须是守正直道，方为称职。若唯务自爱其身，缄默避祸，自己一身虽是全了，却不玷辱了朝廷官职？”夫汲黯之面诤，虽若伤于太激，而其刚方正直之节，则有大过人者，故武帝因此亦有取焉。他平日多病，一日因有疾，同僚官庄助替他请假调理。上因问庄助说：“你评论汲黯之为人何如？”庄助对说：“汲黯之为人，可大受而不可以小知。若使他寻常任职居官，其才能也不见有过人处。若着他辅佐少主，当危疑之际，正色立朝，城守深固，一切祸福利害都动摇他不得。人欲招之，未必能来；欲麾之，亦不能去。其操守坚定，确然不移，就是孟贲、夏育那样勇力，亦不能夺其志而易其守矣。此汲黯之所长也。”武帝说：“此论诚然。古有社稷之臣，为国家所倚赖，国在与在，国亡与亡。至如汲黯之忠直，近于古之社稷臣矣。”夫武帝能容汲黯之戆直，且称为社稷臣，可谓有知人之明矣。然立朝未几，而即出之于淮阳，不竟其用，则亦何贵于能知哉？《大学》说：“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慢也。”正武帝之谓矣。

原文 　二年，李少君祠灶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言：“祠灶则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寿可益，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海上燕齐迂怪之士多更来言神仙事矣。

直解 　却老，是养生延年之术。封禅，是祭泰山之礼。加土于山上，叫做封；设坛于山下，叫做禅。安期生，是古之仙人。武帝元光二年，此时即位已八年，颇好祈祷鬼神之事。有个方士李少君，平日会使些妖术惑人，闻武帝好鬼神，乃奉献祭灶祈福却老延年的方术。武帝甚尊信他。少君说道：“祭灶，则可以召致鬼物，点化丹砂便成黄金。把这金炼成灵丹服食之，使人添寿，而东海蓬莱山中的仙人，也可与相见。既见了仙人，因而行封禅之礼，则仙道可成，而长生不死矣。”又说他曾游海上，见安期生。于是武帝慕其术，始亲自祭灶烧炼黄金，又遣方士入海，求蓬莱仙人安期生之类。那海上燕齐等处，妖言怪术的人见武帝好神仙，都欲欺哄朝廷，希图富贵，多更迭而来，争谈神仙之事矣。大抵人主之心，不可轻有所好。所好一见，则小人即以其术投之，逢迎煽惑，无所不至。武帝只为好鬼神、信方术、求长生，而方士邪人遂乘其间。自少君以祀灶之说进，其后少翁、栾大、公孙卿之属纷纷求售。虽其术后皆无验，并以诬罔被诛，而君德为之亏损，海内为之虚耗，末年痛悔，亦无及矣。然则人主之于好尚可不谨哉！

原文 　匈奴入上谷，杀掠吏民。遣将军卫青出上谷，公孙敖出代，公孙贺出云中，李广出雁门，各万骑击胡。卫青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无所得，公孙敖、李广皆为胡所败。唯青赐爵关内侯。青虽出于奴虏，然善骑射，材力绝人，遇士大夫以礼，与士卒有恩，众乐为用，有将帅材，故每出辄有功。天下繇此服上之知人。

直解 　上谷，即今宣府。代，即今代州。云中，即今大同府。雁门，即今朔州。龙城，是匈奴中地名。武帝元光六年，匈奴入犯上谷地方，官吏百姓每都被其杀戮抢掠。武帝乃遣四个将军，分路出去。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郡、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各领一万人马，往塞外征剿胡虏。独有卫青从上谷出去，直到龙城地方，斩获首级并俘虏共七百人，得胜回来。那公孙贺虽不曾败，也无所得。公孙敖与李广都被胡虏杀败了，公孙敖折了七千余军，李广被虏人捉去，全军尽没，单身逃回。以此只有卫青赐爵为关内侯，赏其功也。卫青本是平阳侯家人，出身微贱。然而他平日会骑射，材力过人。一旦贵显，又能接遇士大夫以礼，极其谦谨；抚士卒以恩，致其体恤。那众士卒每都欢喜替他出力，真有将帅之材。所以每次出塞，便有功绩。当时武帝识他于微贱之中，拔用他为将，不待左右荐引，不拘寻常资格，天下繇此都服武帝能知人也。夫材有可用，虽奴隶不弃，真知独断，迥出常情，此可为用人之法。然四将出塞，劳师远征，丧卒几二万，获虏仅七百，得不偿失，此可为黩武之戒。

原文 　元朔元年，冬，诏曰：“朕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议二千石不举者罪！”有司奏：“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当免。”奏可。

直解 　武帝元光元年，曾诏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到元朔元年，已经六载，并不见有举到者。这年冬月，又下诏说道：“孝弟是百行之本源，廉耻乃士人之美节。古先圣王每加意于此，以风化于下。朕前此也曾深切告诏郡国守令等官，务要兴起清廉官吏，荐举孝子顺孙。庶几使人有所激劝，勉而为善，以移风易俗，承继先圣的美业。今却都不举来。孔子说：‘十家的小邑，也有生质美好忠信之人。’况以天下之广，岂无贤人堪以应举的？今乃合一郡之中，通不举荐一人，是守令等官不能宣朝廷的德化，以究竟于下，而使积行之君子，壅蔽而不得上闻也。且朕闻人臣能荐进贤士的，该受上赏，若蔽塞贤路，不能荐进的，该被显戮，这是古道如此。如今何独不然？你廷臣每可议拟那郡国守令，食二千石俸的官员，不举孝廉者应得何罪！”于是有司会议奏说：“前有诏书着各郡国举孝，却乃不行遵奉，便于诏书有违，当以不敬论罪。兴起廉能，扬清激浊，乃郡国守令之任。今不能察廉，便是不称其任，当以不职免官。”奏准俱依拟行。按武帝此举，亦是良法。夫天下贤才，伏于草莽之中，朝廷岂能遍知？而郡国俗吏，但以簿书期会为事，又岂能以举贤为急务？今既责郡国以举贤，而又罪其不举者，则人人畏罪而思自尽，天下贤才岂有遗在草莽者哉！然非明核其所举之是非，而行连坐之法，又或有苟且塞责者，此不可不知也。

原文 　五年，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时上方兴功业，弘于是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

直解 　平津，是乡名。武帝元朔五年，以御史大夫公孙弘为丞相。汉初丞相必以列侯为之，今公孙弘起自儒臣，原无封爵，武帝乃封他为平津侯，此后遂为故事。凡拜相者，必封侯，实自弘始也。此时武帝方欲制礼作乐，开边拓境，兴起功业。公孙弘自以遭遇异常，责任隆重，恐他识见有限，不足以谋国事、称上意。于是就丞相府东边，立个客馆，另开一阁门，以延见天下之贤人，与之参决谋议。其所得俸禄，多以供给宾客焉。盖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周知，故人君以之谋于宰相，而宰相又必以之谋于士大夫。集众思以广忠益，尽群议以开聪明，这才是大臣公忠体国之道。公孙弘之开阁延贤，庶几有得于是。但史称弘意忌，有隙必报，如出董仲舒，徙汲黯。则其所延者，未必皆贤人，而其所谋者，未必皆正论矣。后之相天下者，惟法弘之延贤，而戒其报怨焉，可也。

原文 　正月，上行幸缑氏，礼祭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者三。诏加增太室祠。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公孙卿见大人，迹甚大，群臣言：“见一老父牵狗，忽不见。”上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还封禅。其封禅祠，夜若有光，昼有白云出封中。天子还，群臣上寿颂功德。天子既已封泰山，无风雨，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复东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莱，东方朔曰：“陛下第还宫，静处以须之，仙人将自至。”乃止。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至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至甘泉。凡周行万八千里云。

直解 　缑氏，汉县名，在今河南府。中岳，是嵩山，其东一山名太室。八神，是八方之神。宿音秀。留音溜。是等待的意思。封，是加土。禅，是筑坛。泰山，是东岳。蓬莱、碣石，都是海中山名。九原，郡名，即今河套之地。甘泉，宫名。元封元年正月，武帝信方士公孙卿之言，车驾亲到河南缑氏县地方，登中岳太室山，行祭礼。那扈从官员在山下的，都说恰才听得似有呼万岁者三声，这是各官影响附会，以希武帝之意，原非实事。武帝却便信了，就诏祠官加增太室山的祭礼给三百户，以奉祠事。遂往东去巡行海上，以礼祀八方之神。公孙卿持节候神人无验，因诳说，见神人长数丈，尚有足迹在地，甚大。群臣都附和他，也说适间见一老父牵狗，口称要见天子，忽然不见。武帝以众人的言语与公孙卿相合，就信以为诸臣所见者必仙人也，因留住海上，守候仙人来。久之竟无所见，乃回到泰山，加土于山上，筑坛于山下，祭天地诸神，行封禅礼。那封禅的去处，夜间若有光明，昼间又有白云，从所封处腾出，这也是群臣附会欺诳，以此为应验。武帝回还，群臣庆贺，奉觞上寿，都称颂天子的功德。世俗传说秦始皇封禅，沮风雨不得上。今武帝既上封泰山，无风雨，正合方士所谓有封禅则不死，可上接蓬莱神仙者。而海上方士乘机更言，蓬莱山诸神仙若就可立见一般。于是武帝愈惑，心下欣喜，觊望得遇神仙，复往海上等待候望焉。又要亲自渡海，去求蓬莱山仙人所居之处。以万乘之尊，而亲蹈风波不测之险，纵自轻，如天下何？当时侍臣有个东方朔，婉词谏说：“神仙只在人心，心静便得，躁便不得。陛下但回宫去，澄神息虑，静以待之，仙人将自至，何必远求蓬莱？”武帝才止不行，而其心犹未忘，遂去傍海而行。北至碣石，巡辽西，历北边，至九原，经过许多地方，自正月出去，到五月才回甘泉宫。凡行过一万八千里，其远如此，千乘万骑，劳费又可知矣。

原文 　上以名臣文武欲尽，乃下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有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直解 　泛驾，是马之奔逸，不循轨辙的。跅弛，是落拓不检，遗弃礼法的人。武帝好大喜功，内兴制作，外征伐四夷，纷纷多事，尝欲求文武异才而用之。及在位日久，一时名臣文武之士或以年老物故，或以罪累见诛。看看凋落殆尽，不彀任使，乃于元封五年夏四月下诏，说道：“自古圣帝明王，未有不待贤臣而建功业者。故人主欲建非常的大功，必得那非常的大才而任用之，然后功名可立。但要用此非常之人，却不可以寻常尺度去论他。譬如养马一般，有一样马，乘之即奔，立则踶人，虽则不甚驯良，却有绝力，能一日而致千里。有一样人，赋性豪荡，不拘小节，往往为流俗所讥刺。虽则不甚谨厚，却有异才，干得事，能立功名。夫泛驾之马，人但见其奔逸不循轨辙，便以为弃物；跅弛之士，人但见其落拓不循规矩，便以为弃人。殊不知，只要自家会驾御他，若御得其道，则马之泛驾者，不害其能千里也，士之跅弛者，不害其为有用也。如今天下的人，岂没有智勇殊绝之士？苦为绳墨所拘，罪累见废，而伏于下位，遗于草野。如千里之马，困于槽枥者乎？其令州郡等官，察吏民中，但有俊茂之才，超出等类，可以为将为相，及奉使远方绝国，不辱君命的人，便有些微过细累，不必苟责，都举荐将来，以备朝廷任使。”按武帝雄才大略，锐于有为，其用人往往不拘常格。如公孙弘以海滨牧豕之人，数年而至宰相；卫青、霍去病以侯家仆隶而为大将军；卜式、桑弘羊、孔仅，发于商贾；张汤、赵禹，出于刀笔小吏。武帝驱策而使之，咸得其用，卒以鞭挞四夷，威加海内，亦可谓得用人之术矣。然天下自此日益多事，而士大夫皆驰骛于功名，不复知有名节行检之可贵，以致廉耻道丧，风俗败坏，则其所损亦岂浅浅哉！若古圣王之用才则不然，明教化以养之，表节行以励之，兴之以三物，辨之以九德，贵贤而贱能，先德而后艺，故其风俗醇美，人才茂盛。卿大夫有素丝羔羊之节，而兔罝之野人，皆可以为腹心干城。较之武帝之用舍，不可同日而语矣。后世人主，欲求贤以辅治者，当鉴于斯。

原文 　天汉元年，遣中郎将苏武与张胜、常惠使匈奴，单于使卫律召武，欲降之。律谓武曰：“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谁复知之！”武不应。律曰：“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武骂律曰：“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汝为见！”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单于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曰：“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

直解 　单于，是虏王的名号。窖，是地窖。羝，是公羊。乳，是生育。武帝天汉元年，因匈奴遣使来通好，遂遣中郎将苏武与张胜、常惠等，往使匈奴以答其礼。及到了匈奴国中，那虏王单于却转加骄慢，不以礼相待。又使汉家先降顺的一个使臣，叫做卫律，呼召苏武，以兵威逼胁他，要他降顺。苏武抵死不从。卫律乃将好言语哄他说道：“我先年也为出差到此，只因惧罪不敢还朝，归顺了匈奴。幸蒙单于的大恩，就封我为丁灵王，统领着数万之众，马畜满山，其富贵如此。苏君你若是今日降顺了，明日也就是这等富贵，何等受用？若不降必遭杀戮，空把这个身子糜烂在草地里，有谁知道？死而无名，虽死何益？不如降顺的好。”卫律虽把这话去动他，苏武也只不答应。卫律又恐吓他说道：“你如今不早听吾计，到后面祸迫时，要再见我面，不可得了。”于是苏武大骂卫律说道：“汝本是汉家的臣子，忘恩失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以苟全性命，偷取富贵，乃不忠不孝不义之贼也。这等的人，我要见你怎的！”卫律见苏武志节甚坚，知其终不可胁，乃将苏武的言语回报单于。单于大怒，乃囚闭苏武，放在个大窖里，绝不与他饮食，要饿杀之。苏武手中只是持着那使节，遇天下雪，就取雪和节上的旃毛并吞之，聊以充饥，捱到数日不死。匈奴见饿不死他，皆惊怪之，以为神灵，不敢加害。又迁徙苏武于北海之上，把一群公羊着他牧放。与他说：“待这公羊下羔儿时，才放汝归国。”夫公羊岂能生子？匈奴此言，所以示其终不得归之意也。又分别其同行官属常惠等，各安置他处，不得相近。如此拘囚困苦者，凡十九年，而苏武持节牧羊，竟不肯屈。夫死生在前，不足以动其心，而艰苦久历，亦不能以变其节，古所谓“不辱君命，临大节而不可夺”者，其苏武之谓乎？

原文 　征和二年，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爱之。及长，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才能少，不类己，皇后、太子宠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觉之，谓大将军青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晓之。”大将军顿首谢。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

直解 　征和二年，是武帝在位第五十年。武帝早年无子，至二十九岁时，才生一子，名据，立为太子。初生时，武帝以得子迟，甚怜爱之。及太子长成，生性仁恕温谨，武帝却嫌他才能短少，不似己这般雄才大略。从此太子之母卫皇后与太子的恩宠渐渐衰减。他母子心下疑虑，恐遭废黜，常不自安。武帝知道他这意思，一日对皇后之弟大将军卫青说：“我汉家自高祖以来，凡事都只是草草创立，未得完美。又加以四夷侵陵中国，扰害边方，我若因循，不变更制度，兴起礼乐，则后世子孙何以观法？坐视四夷为患，不出师征伐，任其侵陵，无所惩创，则天下何繇安宁？我为此故，内修外攘，纷纷多事，不得不劳动百姓。若使后世子孙又复如我所为，纷扰不已，便与当时秦家一般。盖秦家只因征伐不已，百姓劳扰，遂至于亡。我身后子孙若复如此，是蹈其覆辙矣。今太子敦厚简重，性好安静，必能保守天下。天下多事之后，要求个谨守成法之主，岂有过于太子者？闻得他母子心下不安，你可将我这意思去晓喻他知道，着他安心，勿生疑虑也。”大将军顿首拜谢。太子平日见武帝南北征伐，用兵于四夷，天下劳扰，往往进谏。武帝笑说：“如今四夷侵陵，必须征伐。劳动一番，才保得百年无事。我今身任了这劳苦事，经营停当，却把安逸太平之福遗下与汝，使汝坐享，却不是好？”武帝此言，与所以晓喻卫青者其意相符。其谓身当其劳，而遗后世以安者，亦是本心。但人主于父子之间，不可轻露爱憎之端，此端一露，则奸人遂得而乘之。武帝只为嫌太子才能少，不类己。此念一萌，其后江充遂有所观望，以行其谗谋。而巫蛊之祸起，太子竟坐死，不能自明。然则人主于子，爱憎之际，可不慎哉！

原文 　吏民以巫蛊相告言者，案验多不实。上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会高寝郎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上乃大感寤，召见千秋，谓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立拜千秋为大鸿胪，而族灭江充家。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

直解 　巫蛊，是师巫咒诅之术。湖是县名，即今河南阌乡县。武帝末年，宫禁不严，妃嫔宫人都与外间师巫妇人交通，雕刻木人，祷祀祈福。其后宫人有彼此妒忌者，就说有人在背后咒诅主上。武帝信之，多所诛杀，遂成巫蛊之狱。谗臣江充因而诬陷皇太子，说太子也在宫中行咒诅之术。太子忿恨不能自明，因发兵捕斩江充。长安城中，因传说太子谋反。太子惧罪，走出湖县地方，自缢而死。繇是穷治巫蛊之狱，无辜被诬者甚众。其后法司按问，通无指实，多有冤枉。武帝以此想起太子当初，也是被江充诬赖，无处分辩，逼迫至此，仓卒惧罪，原无反意，心里渐渐明白，知太子之冤。适有高祖庙寝殿里一个郎官，叫做田千秋，来上急变替太子申冤，说道：“今律法上，儿子盗弄父亲的兵器，罪止于笞。在平民且如此，况天子之子？纵是擅发武库兵，过误而杀人，何罪之有？乃加以谋反之名，使之抱痛而死，岂不冤哉？”于是武帝乃大感悟，即召田千秋面见，说道：“父子间的事，乃人所难言者。自从太子死后，谁人与他一言？今你独明言太子之无他意，这乃是太祖高皇帝在天之灵，不忍太子冤死，故使你来指教我的。你是祖宗贻我的忠良之臣，便当为我的辅佐。”于是就拜田千秋为大鸿胪，列于九卿。把江充的家族尽数诛戮，以泄神人之愤。武帝哀怜太子无罪而死，乃别建一宫，叫做思子宫。又于湖县筑一台，叫做归来望思之台。言己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归来也。天下闻而悲伤之。夫谗佞之臣，反覆倾险，以非为是，将无作有，虽明达之人，亦往往为其所惑。如伊戾之害宋太子痤，费无极之害楚太子建，江充之害戾太子。其意唯起于希宠避罪，而其祸乃至于戕害骨肉，倾覆国家。然楚、宋昏暗之君，被惑固宜。以武帝之刚明，亦遭其惨毒而不能察，虽纳千秋之说，灭谗臣之族，明太子之冤，然亦晚矣。夫大舜至仁，犹疾谗说之殄行；孔子大圣，亦恶利口之覆邦，况其他乎！后世人主，可不戒哉！可不察哉！

原文 　四年，上乃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上曰：“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方士候神人者。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直解 　武帝征和四年，在位五十余年矣。一旦觉悟前非，乃自家悔恨说道：“朕即位以来，所行的事，多狂妄悖谬。如严刑、厚敛、征讨、土木、祷祀等项，致使天下的人忧愁困苦，不能聊生。深思既往之失，追悔无及。自今以后，凡事有伤害百姓的，滥费财赋的，尽行停止。”于是大鸿胪田千秋进说：“今方术之士，言神仙者甚众，然求之数十年，绝无效验，其不足信明矣。臣请将那方士每，都罢斥遣去之，勿令左道惑人。”武帝说：“鸿胪说的是。”于是悉罢遣诸方士之候求神仙者。自是之后，上每对群臣，辄自叹：“向时愚昧迷惑，被方士每欺诳，妄意求仙。到今看来，天下岂有长生不死的人？凡所言的，都是妖妄耳。人但能节饮食，服药饵，培养元气，差可减少疾病而已，岂真有神仙不死者哉？”夫武帝痛悔既往之非，一切更改，汉业赖此遂以不坠，固可称矣。然是时武帝行年已老，海内虚耗已极，而后知悔过，不亦晚乎？虽幸而不至于乱亡，然亦危矣。是以人君之图治，必朝警夕惕，无怠无荒。或举动一有不当，即如古帝王之从谏弗咈，改过不吝，庶可免于他日之悔也。

原文 　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有司奏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安民也，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繇是不复出军，而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富养民也。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谷多，民皆便之。

直解 　轮台，是西域中地名。亭，是墩台。隧，是开通的道路。擅赋，是额外加派的粮差。马复令，是百姓领养官马，该免徭役的事例。武帝往时，好大喜功，极意兴作。内则求神仙，治宫室；外则征伐四夷，招来西域诸国，把国家的钱粮都消耗了，百姓困苦，不得安生。到晚年，深悔他往日所为的不是，乃下诏书说道：“朕前此纷纷多事，以致天下不安，方悔之无及。今有司官桑弘羊等，又奏请发兵募民，远去西域数千里外，开垦田亩，屯种于轮台地方，要就这荒远去处，筑墩台，开道路。若依他所请，未免又征调百姓，扰动劳苦，不得休息，非所以安天下之民。朕心恻然，何忍闻此？为今之计，天下既以虚耗，务在严禁有司官员苛刻暴虐，停止那不时擅兴的科派，使百姓每尽力于本等农业。纵是一时马少，只当修举旧例，着百姓每领养，免其杂差，其所派养马匹，但以补足旧额所缺之数，不致消乏武备便了，不必又别生事端，以致劳民动众。”这是武帝悔过的说话。自此之后，更不复出军征讨四夷，乃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今日任用的本意，只要休息爱养天下之民，使之殷富而已。于是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这赵过能行古代田之法，每田一亩，分作干沟三条，沟阔一尺，深一尺，叫做甽。就这甽里栽种，待禾苗长时，却将土爬平了，以壅其根，所以收成倍多。又恐怕地力或薄，不能年年收成，他这甽亩，每年更换一处，所以叫做代田。其用以起土、去草、耕耘的田器都有便利巧法，以教导百姓每依他使用，不费大力。用力虽少，得谷更多。百姓每都以为便，而从其教焉。武帝能用赵过，盖真有意于富民者矣。夫武帝悔心一萌，而善政立见，虽曰已晚，然所以补海内之虚耗，固汉家四百年之人心，而不为亡秦之续者，赖有此耳。人主不能无过，而贵于改过，岂不信哉？

原文 　后元元年，时钩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数岁，形体壮大，多知，上奇爱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犹豫久之。察群臣，唯奉车都尉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黄门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

直解 　奉车都尉，是官名。武帝后元元年，戾太子既死。有个宠幸的赵婕妤住在钩弋宫，就号为钩弋夫人。他生得一子，名叫弗陵，怀身十四月才生。此时年方数岁，形体壮大，异于常人。又资性聪明，多智识。武帝以其类己，奇异而钟爱之。心里要立他为太子，只为他年纪幼小，其母钩弋夫人又方少年，恐怕后来或致母后干预朝政，又有吕氏之祸，因此犹豫不决，思量要求个托孤寄命的好大臣，以后事付托之。遍察群臣中，惟有奉车都尉霍光，平日侍从左右，小心谨慎，忠诚笃厚，堪以担当大事。乃使黄门待诏的画工，画周公背负着成王朝见诸侯的图，赐与霍光。盖默示以托孤之意，要他将来辅佐少主，而行周公之事也。其后霍光果能拥立昭帝，尽忠辅政，折燕王盖主之逆谋，汉业赖以不坠，武帝之付托可谓得人矣。

资治通鉴直解

卷之九

汉　纪

昭　帝

孝昭皇帝，名弗陵，是武帝之少子，在位十三年。

原文 　初，苏武既徙北海上，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及壶衍鞮单于立，国内乖离，于是卫律谋与汉和亲。汉使至，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惊谢，乃归武。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

直解 　让，是怪责的意思。初时苏武既被匈奴迁徙在北海上牧羊，他自以汉朝的臣子，当时持节奉使而来，今虽被匈奴这等屈辱困苦，他一心只在中国，不肯改变。手里持着汉节牧羊，睡时也持着，起来也持着，到久后节上悬的璎旄都脱落了，他还不肯抛弃，所以表其始终一节，无二心也。及匈奴壶衍鞮单于年少新立，又国内骨肉乖离，常恐汉兵袭他，于是卫律替单于谋与汉家求和亲，愿两国通好，不复侵扰边界。汉家遣使者至匈奴往答之，就与他讨要先差苏武等一班使臣。匈奴不肯放还，诈说苏武已死了。于是苏武的副使常惠，乃乘夜私见使臣，设一个计，教他对单于说：“我汉天子前日在上林苑中打猎，射得一只雁，那雁脚上系着一卷帛书，书上明写着苏武等，如今现在某泽中，你如何却说是死了？”使臣就依常惠的言语责问单于，单于不知是计，忽听得雁能传书，有这异事，乃相视大惊，只得从实谢罪，与使者说：“苏武等委的在某泽中。”乃放出苏武等，送他回还。苏武拘留匈奴凡十九年，初奉使时年方少壮，及还朝之日，须发已尽白了，其忠义之节，久而不变如此。后来汉朝拜他为典属国，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又图画其像于麒麟阁上，所以表扬忠义，而劝万世之为人臣者也。然苏武在虏中十九年，身居北海无人之境，其心岂望后来尚有还朝之日，图形汉阁，标名青史哉？但以人臣事君，有死无二，义当如此。就使当时丧身异域，埋名千古，而其心终不肯变，这才是真实的忠心，无所为而为之者也。为人臣者，当以此为法。

原文 　秋，罢榷酤官，从贤良文学之议也。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复文、景之业焉。

直解 　榷，是榷税。酤是卖酒。武帝之时，国家多事，财用不足，乃搜括天下的商税。凡民间一应商贩买卖的事，都是官府管领，榷取其利，无有遗漏。就是卖酒小生意，也要经繇官府，上纳税课，谓之榷酤。夫以人君之尊，而与民争利如此，这是武帝的弊政。昭帝六年春，因天下举到贤良文学之士，乃下诏问他民间所苦的何事。那贤良文学等，都说官家自卖盐铁酒酤，极不便于民，请罢其法。是年秋，始罢监卖酒酤的官，听民间自行造卖，盖从贤良文学之议也。初武帝时，甲兵土木纷纷并起，徭役烦重，赋敛增多。至其末年，把海内的财力虚耗殆尽，户口人丁也减少了一半，天下几于乱矣。及霍光辅佐昭帝，采纳吏民之说，晓得当时政务的切要，只在休息养民一事。于是轻其徭役，以宽舒民力；薄其赋敛，以渐蓄民财。务与百姓每休息，不复去劳扰他。如此数年，海内安静无事，与匈奴相结和亲，不开边衅。于是百姓家皆有蓄积，安生乐业。当初文、景二帝富庶之业，至是乃稍稍复见焉。故武帝之后，汉之所以不亡者，大抵霍光辅佐之力也。夫武帝劳扰其民，而天下几亡；昭帝一休息之，而天下复安。是可见人君之政，莫先于养民，不但为一时救乱之宜，而实万世为君者之所当念世。

原文 　元凤元年，上官桀之子安有女，即霍光外孙。安因光欲纳之，光以其幼不听，安遂因帝姊盖长公主内入宫为婕妤，月余立为皇后，年甫六岁，于是桀、安深怨光而德盖主。知燕王旦以帝兄不得立，亦怨望，乃令人诈为燕王上书，欲共执退光。书奏，光闻之不入。上问：“大将军安在？”桀对：“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有诏：“召大将军。”光入，免冠顿首。上曰：“将军冠！朕知是书诈也，将军无罪。将军调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时帝年十四，尚书、左右皆惊。而上书者果亡。后桀党与有谮光等，上辄怒曰：“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有毁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复言。

直解 　尚书，是管文书的官。昭帝即位第七年，改年号为元凤元年。那时左将军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是霍光的女婿，他生得一女，即是霍光的外孙。上官安央托霍光将这女儿纳入后宫，希图做昭帝的后妃。霍光嫌他年纪忒小，配不得昭帝，不肯依从，这是霍光知礼守正的好处。上官安又去央托昭帝之姊盖国长公主，替他引进，纳入后宫，先做婕妤，一月之后，就立做皇后，年才六岁。于是上官桀、安父子深恨霍光，而感盖国公主之恩。又知燕王旦原是帝兄，不得立为天子，心里也怨恨霍光，遂与燕王暗地交通，相与排陷霍光。乃使人假充做燕王差来的人，上本劾奏霍光，说霍光擅添幕府的校尉，谋为不轨等事。趁着霍光告假休沐的这一日上本，他却与公主就中哄着昭帝准奏，共执退了霍光。这是上官桀等欺昭帝年幼，未能辨察，故相与设谋，共害忠良也。霍光既被劾，待罪于外，不敢入朝。然昭帝虽幼冲，却天性聪明，问左右说：“大将军何在？怎么不见他来朝？”上官桀就对说：“因燕王劾奏他罪恶，故不敢入。”昭帝即时使人宣霍光入朝。霍光见昭帝，取了冠帽，叩头请罪。昭帝说：“将军戴起冠帽，朕知这本是假的，将军你有何罪？将军选调校尉未及十日，燕王离京师数千里，他怎么便得知？可见是假。”此时昭帝年才十四岁，乃能明察如此，尚书官及左右人等，莫不惊骇。那上本的人，果然惧罪逃去。其后上官桀的党类，但有谗谮霍光的，昭帝便发怒说：“大将军是忠臣，先帝付托他辅佐朕身，敢有再毁他的，定坐以重罪！”自此上官桀等惧怕，不敢复言，而霍光始得以安意尽忠也。夫以大臣辅少主，政自己出，谗谤易生，而又每事奉公守正，尤为奸邪小人所不悦。故周公辅成王，则有管蔡流言之变；霍光辅昭帝，则有桀安诈书之谋。幸赖成王终悟周公之忠，而昭帝则能立辨上官桀之诈，所以谗谤不行，忠勤得尽。若为二君者，少有不察，则不惟二臣不安其位，而周、汉之社稷亦危矣，可不畏哉！

宣　帝

中宗孝宣皇帝，初名病己，后改名询，是武帝曾孙，戾太子之孙，史皇孙之子。在位二十五年，庙号中宗。按古者宗庙之礼，祖有功而宗有德。凡建庙称宗者，世世享祀，亲尽不祧。西汉十一帝，自高祖开基之后，惟文帝称太宗，武帝称世宗，宣帝称中宗而已。皆以功德茂盛，故特建庙号，非若后世之一概称宗者也。

原文 　帝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霍光既薨，始亲政事，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敷奏其言，考试功能。侍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至于子孙，终不改易。枢机周密，品式具备，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

直解 　闾阎，是里巷的门。初宣帝本是戾太子之孙，戾太子既得罪自杀，子孙皆从坐。宣帝时在襁褓，故得全。后来流落民间，依着母家史皇亲存活。及昭帝崩无嗣，霍光访求于民间，迎立为帝。宣帝一向生长在外，起于闾阎而登大位，所以尽晓得外面的事情及百姓每生理艰难的情状。及霍光既薨，宣帝始亲大政。即厉精图治，每五日一临朝，亲决政事。自丞相以下，各衙门官有事，都着他当面奏闻，一一敷陈其事，听他说某事当如何举行，某事当如何处置。到后来又考验功能，看他说的某事，曾否举行，处置的某事，果否停当，一一都核实考成，不使有欺罔之弊。那时官皆久任，不轻易迁转。侍中、尚书这样官，尤为亲近切要。凡积有年劳，应该迁转，或有奇才异能，任得国家大事的，都只厚加赏赐，或赉以金帛，或增其禄秩，至于荫及其子孙，自家却仍居此官，终不改易。又善立法制，凡各衙门事务，出入都有关防，完否都有稽查，枢机周密，无一些疏漏。每事都立个科条，定个规则，与人遵守，品式备具，无一些缺略。行之既久，上下相安，百官都奉法守职，莫敢有怀苟且之意，以虚文塞责者。汉之治功，至是称为极盛焉。大抵民不安其生，繇于官不称其职；官不称其职，繇于人君不亲政事，而群臣苟且以塞责也。宣帝有见于此，故既试功能以考验之，又立法制以维持之，而当时遂有吏称民安之效。所以皋陶之告舜，必曰“率作兴事”，又曰“屡省乃成”。此真人君图治之要务也。

原文 　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直解 　汉时分天下为十二州，每州设刺史一员，督察州内所属的郡国，大略如今巡按御史之职。守，是郡守，即今之知府。相，是王国的辅相，即今之长史。二千石，指郡守国相说。这两样官，每岁食俸米二千石。玺书，是用宝的敕谕。关内侯，是小侯，无封国，但食租税于关内的。宣帝长于民间，知百姓每的困苦。只因有司官不职，那郡守、国相，为各县官的表率，刺史又是监临官，这三样外官，所系尤重。所以每遇除拜刺史与郡守、国相，必引来面见，访询地方事情，问民疾苦。试看他所用以治民者，其道何如。既亲问了，又恐他说得虽好，而所行未必皆然，等他到任之后，又详细考察他所行的政事何如。若言行不相顾，徒有虚名而无实政的，都一一体访得实。人不能欺，其综核之精如此。宣帝尝叹说：“百姓每所以得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以有司官刑政公平，狱讼得理也。我以一人之身，而居万民之上，天下事情，岂能一一周知？天下人民，岂能个个得所？全赖那郡国守相官替我分忧。如一郡之中，得一好太守，则一郡之民自安矣；一国之中，得一好国相，则一国之民自安矣。可不重乎？又以为太守乃一郡吏民之纲领，若数数更易，则不惟送旧迎新，劳费百姓，且人无固志，凡事苟且，下人亦皆有欺玩之意，上下不能相安。必须行久任之法，百姓每知他将来在地方日久，民情吏弊，凡事都欺瞒他不得，乃肯服从他的教化，以令则行，以禁则止，而上下相安也。”宣帝之意如此，所以当时做守相二千石官的，通要久任。若是历任未久，就有贤能功绩，也未便迁转他。但先降敕书奖励，或就彼加升官级，或赏赐金帛，或有赐爵至关内侯的，仍令在任管事。到做得年深了，遇朝里公卿有缺，即选那前日所旌表的好守相，次第超补。如黄霸以太守入为太子太傅，赵广汉以太守入为京兆尹是也。夫宣帝之留心守相如此，所以那时做官的，人人勉励，都实心替国家干事，百姓都得以安生乐业。汉家一代循良之吏，惟此时最盛，而天下太平，号称中兴之治焉。尝考武帝时，民穷盗起，为吏者罕有可称。至宣帝时，乃循吏并出，是岂治民之才独产于宣帝之世哉？盖武帝东征西伐，不恤其民，而宣帝则知民事之艰难。武帝尊用酷吏，而宣帝则褒赏循吏。武帝于吏之巧文避法者不能察，而宣帝则综核名实。此其治效之所以异也。然则人主欲追宣帝之治者，可不知所务哉！

原文 　廷尉史路温舒上书曰：“陛下初登至尊，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以应天意。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狱吏则不然，上下相殴，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者，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唯陛下省法制，宽刑罚，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上善其言。

直解 　初武帝时，治狱之吏，务为深刻，宣帝在民间深知其害。至是廷尉衙门有个掾史，叫做路温舒，上书说道：“今陛下始受天命，居至尊之位，当尽改前世的弊政，以正始受命的统纪，洗涤烦苛的文法，除去百姓的疾苦，以应上天眷命之意。臣闻昔日秦之所以亡者，其过失有十件，如废文学、好武勇、贱仁义、罪诽谤等事。自汉兴以来，把这些弊政，渐渐都改革了，只有一件至今尚存，则问刑官苛刻，不恤民命是也。这刑狱乃天下人性命所系，不可轻忽。一入于死，难以再生；肢体断了，岂可复续？所以《书经》上说：‘与其杀无罪之人，使之含冤而死；宁可失经常之法，而从轻以生全之。’古人之重民命如此。今之问刑官则不然，只是要故入人罪，不肯替人申理。朝廷以此责之郡县，官长以此责之僚属，上下互相驱迫，皆务以刻为明。问事深刻的，反说他是有风力的好官，名誉顿起；平恕的，反说他罢软不称其职，多致后患，以此成风。故问刑官都百般锻炼，只要人死，他也不是与那罪人有仇而憎恶之，盖能入人于罪，才保得自家无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其势不得不为深刻。故冤抑之气，上干天和；太平之治，未得浃洽于天下者，坐此故也。俗语说：‘把地上画做个牢狱，叫人进去，人也不敢入；把木头刻做个问刑的官，叫人去对理，人也不敢对。’这都是说如今做法司官的刻薄成风，不惜人命，盖疾恶而悲痛之辞也。臣愿陛下减省法制，勿为烦苛，宽缓刑罚，勿尚深刻。则狱吏之弊可渐涤除，太平之风可渐兴起矣。”宣帝览书，称道他说的好。自此斋居决事，刑狱称平矣。大抵有罪之人不可姑息，无罪之人不可亏枉。惟公而明，则得其情，而天下无冤民矣。

原文 　十二月，诏曰：“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使不辜蒙戮，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鞫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于是每季秋后，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

直解 　廷尉平，是官名，即今大理寺评事。宣室，是未央宫中殿名，乃斋戒的去处。谳，是审录罪囚。宣帝有感于路温舒之言，这年十二月，下诏说道：“近日郡县问刑官，决断罪囚，引用法律，多曲为附会，舞文弄法，日渐深刻，致使那无罪的人，枉被杀戮，朕心甚为怜悯。旧制遣廷尉掾史，出去与郡守推鞫狱囚。本要平刑，但廷尉史官小，任轻禄薄，恐体统不尊，有司或轻视他，势不能行。自今以后，为特设廷尉平之官，稍重其品秩，食俸六百石，定其员数，总置四人，专务平郡县刑狱，使适轻重之宜，以称朕哀矜无辜之意。”于是每岁季秋后，审决之时，有司奏请各重罪犯人。有该处决的，有该减等的，宣帝不敢安处在宫中，常临幸宣室，就斋戒的去处，洗心涤虑，亲自裁决，重其事而不敢忽。问刑官见上留意于此，也都悉心详审。一时狱刑号称平允，无复有任情轻重者矣。尝观汉世，尽心刑名，未有如宣帝者。既置廷尉平，以平郡县所鞫之狱；又斋居决事，以平廷尉所上之狱。分理于人，以详其法；亲决于己，以审其情。此所以狱无冤抑，而治称中兴欤！后世用刑者，宜取法于斯矣。

原文 　勃海太守龚遂入为水衡都尉。先是勃海左右郡岁饥，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遂，上拜为勃海太守。召见，问：“何以治勃海，息其盗贼？”对曰：“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上曰：“选用贤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加赐黄金。乘传至勃海界，郡闻新太守至，发兵以迎。遂皆遣还。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得问；持兵者乃为贼。”遂单车独行至府。盗贼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锄，于是悉平，遂乃开仓廪假贫民，选用良吏慰安牧养焉。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农桑。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积，狱讼止息。繇是被召。

直解 　渤海，是郡名。水衡都尉，是官名。潢池，是积水的洼池。宣帝地节四年，召渤海郡太守龚遂到京，将大用之。因他年老不堪公卿之任，遂拜为水衡都尉。盖取其官职亲近，事务清闲，所以优待之也。先年渤海及左右邻郡，连岁饥荒，有司不恤其民，盗贼处处生发，二千石官都不能擒制。宣帝忧之，命公卿大臣，各选举有才略堪做这郡太守者。那时丞相、御史都说龚遂可用，于是宣帝就拜他为渤海太守，召来面见。问他说：“如今渤海郡盗贼甚多，我用你为太守，你有何方法，能使盗贼止息？”龚遂对说：“盗贼之起，非出本心，其初都是陛下的赤子，只为这渤海郡在东海边，地方窎远，不得沾被圣化。又遇着岁荒，其民困于饥寒，有司官不加怜恤，那饥寒困苦的，无可告诉，不得已失身于盗贼，为一时苟活之计，致使陛下的赤子，偷弄陛下之兵于洼池中，以鼠窃狗偷为事耳，非真有他志也。今陛下命臣为太守，责臣以除盗，不知欲臣以兵剿而胜之邪，或以德抚而安之邪？”宣帝说：“我选用贤良太守，正要抚安百姓耳，但不知抚安之道何如？”龚遂对说：“臣闻治乱民，如解那结住的绳索一般，不可太急。绳子结了，须慢慢地理他，然后可解。百姓方乱，须慢慢地处他，然后可安。若急之，则愈加扰乱矣。臣愿丞相、御史且莫拘臣以文法也，勿责效于旦夕，但凡可以安民的，许臣得一切以便宜行事，庶几盗可化而民可安也。”宣帝见他说的有理，就依他所奏，仍赏他黄金以宠其行。龚遂既受命，就驰驿到渤海郡界上。郡中闻有新太守到，发军马来迎接。龚遂一个也不用，都发放回去，一面行文书，戒敕所属各县，把捕盗的官吏尽行散遣。只晓谕百姓每说：“但是手里执着锄头镰刀并各样农器的，便是好百姓，官府不必问他；惟是执着刀枪弓弩的，才是盗贼，方许拿问。”于是龚遂坐着一辆车子，独自行到府中，也不要人马防护，这是示百姓以不疑也。那做盗贼的，闻得新太守教条如此，都即时解散，丢弃了刀枪弓弩，去持着钩锄田器，各安生理，变为良民，不须剿捕，都平静了。乃开仓廪，把有司蓄积的米谷假借与贫民为资。又选用郡中的好官，以慰安牧养之，使无失所。龚遂又见渤海是古齐地，齐俗奢侈，好做工商末技，不事田作，所以民穷盗起，乃躬行俭约，以倡率百姓，劝他务农田，治蚕桑，以为衣食之资。郡中百姓，但有带持刀与剑的，就教他卖了剑去买牛，卖了刀去买犊。且晓谕他说：“你这一口剑，就是一只牛，一口刀，就是一个犊。你为何将这牛与犊带在身上，有何用处？今变卖了去耕田，务本等生理，却不是好？”又亲自循行田亩中，劳来劝勉那务农的人，使他及时耕作。自是百姓感化，不敢为非，郡中渐渐都有蓄积，衣食足，礼义兴，狱讼止息，无复有为盗贼者矣。龚遂之治渤海，其功绩显著如此，宣帝征召他为水衡都尉，盖繇此故也。夫渤海之盗，前守以一郡之兵，制之而不足；龚遂以咫尺之书，散之而有余。可见弭盗之方，不在逐捕，而在抚循矣。然渤海之盗，起于年岁饥荒，百姓穷迫，故龚遂得以抚绥解散之。若强暴无赖之徒，不因饥寒，无所逼迫，而横行郡邑，劫掠人民，若以龚遂之法治之，则迂矣。遇着这等的，必须先用威以剿除之，后用恩以抚绥之，而后可。

原文 　魏相上书谏曰：“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间者匈奴未有犯于边境，今闻欲兴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今左右不忧此，乃欲发兵报纤介之忿于远夷，殆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上从相言。

直解 　萧墙，是门内的墙。宣帝因匈奴尝侵扰西域屯田的军士，遂与将军赵充国等商议，要兴兵伐他。丞相魏相恐劳民动众，上书谏说：“臣闻武不可黩，兵贵有名。彼因敌国之暴乱，乃出兵讨之，以救其乱，而诛其暴，这叫做义兵，兵出于义，则人心归服，可以为王；因敌国先来加兵于我，不得已，出兵以御之，这叫做应兵，兵出于应，则士气奋厉，可以取胜；若争恨小故，不忍其愤怒之心，而必出兵以报之，这叫做忿兵，兵出于忿，则轻举妄动，必至于伤败；若利敌人之土地货宝，而出兵以夺之，这叫做贪兵，兵出于贪，则见利忘害，必至于覆破；若自恃其国家之大，矜其民人之众，而大兴师旅，欲以示威于敌国，这叫做骄兵，兵出于骄，则士卒苦其劳，敌国乘其敝，不至于灭亡不止矣。可见兵有顺逆，则事有成败，不可不慎也。近年以来，匈奴常通和好，未见有侵犯我边境，纵是争些屯田小事，亦不足介意。今闻朝廷之议，欲因匈奴衰弱，遂兴兵深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是出何名者也。以义兵，则匈奴之暴未著；以应兵，则边境之警未闻。其无乃近于骄忿之兵乎？且今年天下所奏刑狱的起数，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的，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可的变故，风俗败坏至此，深为可忧。今左右群臣皆不忧此，乃欲发兵报纤芥小忿于远夷，臣恐下伤人民之命，上干阴阳之和，外寇未平，内变先作。如孔子所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可不惧哉？”于是宣帝感动，就从魏相之言，弃了屯田的地界与匈奴，不复争焉。自古帝王制御夷狄之道，莫急于自治其内。若朝廷之上，纪纲振肃，邦国之间，风俗醇美，内地无虞，根本牢固，虽有夷狄外患，亦不足忧。若内治不修，百姓不安，虽无夷狄外患，亦为可虑。魏相不以匈奴为患，而惟以风俗为忧，深见远虑，戢兵保民，真可谓贤相矣。

原文 　魏相好观汉故事，及便宜奏章，数条汉兴已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相敕掾史按事郡国，及休告，从家还至府，辄白四方异闻。或有逆贼、风雨灾变，郡未上，相辄奏言之。与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辅政，上皆重之。

直解 　宣帝时，以魏相为丞相。魏相为人有治才，通达国体，他见得古今异宜，帝王迭兴，都有个立国规模。为后世子孙者，只当遵守他祖宗的法度，不宜远慕上古，徒务虚名而无实用。汉自高帝至今六世，中间阅历事变已多，一切因革损益，纤悉具备。在今日为君为臣的，只该讲求旧法，补偏救弊，自足以致太平，不必远有所慕。所以他平日只喜观汉家的故事，及先朝贤臣所条陈便民切要的章奏，把国家的事体，一一都讲究得熟了。及为丞相时，所条奏的，都是汉兴以来，一切便国宜民已行的故事，及文帝、武帝时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上的章奏，一一奏请施行。既不务虚名而慕古，亦不出意见而喜新，但求以利国家而已。他又见得天下太平，朝廷易生骄逸，那四方非常之事，足为警戒的，恐有司未必尽报，朝廷无繇得知。于是敕告丞相府中掾史，但是出去各地方勘事转来复命的，及给假回籍，从他家里回到衙门的，都着他陈说各地方所见异常的事。或有悖逆盗贼及风雨不调、水旱疾疫、灾变的事，各处有司官未及上闻，魏相先都知道了，己即奏过宣帝。因此有司不敢隐匿，四方民情疾苦得以上闻。他与御史大夫丙吉都是宣帝所任用者，魏相性严明，丙吉性宽厚，然两人一心尽忠于上，共辅朝政，彼此相济，绝无猜忌嫌疑之意，宣帝都敬重之。这一段，是叙魏相之贤。观其好观汉家故事，见他深识治体；观其奏白四方事情，见他留心民瘼；观其与丙吉宽严不同，而能同心共济，又见他能公忠体国，克己忘私。此魏相之所以为贤也，后之为臣者宜以之为法。

原文 　帝以萧望之经明持重，论议有余，材任宰相，欲详试其政事，复以为左冯翊。望之从少府出为左迁，恐有不合意，即称病。上闻之，使侍中金安世谕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为平原太守日浅，故复试之于三辅，非有所闻也。”望之即起视事。

直解 　汉时把京畿内分作三郡，一曰京兆，二曰左冯翊，三曰右扶风。这三郡，皆以辅翼京师，总叫做三辅。少府，是九卿官，管内府上用的钱粮。左迁，是降调。汉时以右边为上，左边为下，所以降官的叫左迁。宣帝时，有个文学贤臣萧望之，宣帝知其才，亲自擢用，三年间，超迁至少府卿。以他经术精通，持守端重，又咨访他国家大事，他能援古证今，论议有余，其材他日可以为丞相。但未知其政事何如，欲详悉试验他，然后大用。乃复除望之为左冯翊，把这繁难的地方着他做，以观其治民之才何如。这本是宣帝的美意，但望之以为少府卿又着他出去治郡，似与降调一般，因此望之心怀疑虑，恐有不合上意处，故有此转，即称病乞休。宣帝闻之，乃使侍中金安世到望之家，宣谕他说道：“朕凡简用大臣，都先使他经历治民，以考其功能，而后用之。你前日虽曾做平原太守，不多时，历任日浅，功绩未曾表见，故今复试之于三辅，欲以详考其治民之材耳，非他有所闻而左迁之也。”于是望之才安，就去赴任管事。后为冯翊三年，果能称职，累迁至御史大夫。这一节，见宣帝不轻于任相如此。盖宰相上佐天子，处分天下事，非才德并茂、文学政事兼优者，不足以胜其任。故宣帝虽知望之之才，而犹必试之于三辅，可谓慎且重矣。

原文 　颍川太守黄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务在成就全安之。长吏许丞老，病聋，督邮白欲逐之。霸曰：“许丞廉吏，虽老，尚能拜起送迎，重听何伤！”或问其故，霸曰：“数易长吏，送故迎新之费，及奸吏因缘，绝簿书，盗财物，公私费耗甚多，皆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贤，或不如其故，徒相益为乱。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征守京兆尹。

直解 　颍川，是汉郡名。长吏，是县令以下通称。许丞，是许县县丞。督邮，是郡守差去督察属县的官。京兆尹，即今府尹。宣帝时，良吏最盛，以黄霸为首。黄霸做颍川郡太守，力行教化，不尚诛罚，务在成就、全安那百姓每，化导他为善，非甚不得已，不加刑罚。所属长吏，有个许县县丞，年老耳聋，督邮官访察回来，说这官老疾，该着他致仕回去。黄霸说：“这县丞是个清廉的好官，虽是年老，筋力未衰，尚能参见官长，拜起送迎。纵使耳聋重听，何害于事？着他照旧供职。”或问说：“这官已老，何故留他？”黄霸说：“夫长吏者，为民父母，不可轻率变动。若屡次更易，此往彼来，百姓每送这旧的，迎那新的，一切支应礼节，不无费用。又有一等奸猾吏胥，乘此交代之际，旧官已去，新官初到，出入文卷，都在其手，因而隐匿弃绝，侵盗财物，无可稽查。公私费耗甚多，都是民之膏血。及至换来的新官，又未必胜似旧的，或反不如前官，徒增这一番扰乱，有损无益。故有司官，苟非贪酷为民害的，纵是老疾，不必数易。凡治道只去其太甚者耳，岂可琐屑纷更？事在得己，且勿轻动。”黄霸之为治，外虽宽厚，内实精明，以此能得官吏百姓的心，个个都道他好。郡中户口，每岁增加，考其治绩，为天下第一。宣帝遂征召他，着权署京兆尹事。盖不次超擢，以旌其能，可谓得激劝之道矣。夫自汉以来，称循吏者莫如黄霸。然霸之抚百姓，待属官如此，何尝以严峻为风力哉？至其论数易长吏，公私费耗之弊，又可以知守令之当久任矣。此任人者所宜深思也。

原文 　初上闻褒有俊才，召见，使为《圣主得贤臣颂》。其辞曰：“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故人君者勤于求贤，而逸于得人。昔贤者之未遭遇也，图事揆策，则君不用其谋；陈见悃诚，则上不然其信。是故伊尹勤于鼎俎，太公困于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饭牛，离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圣主也，运筹合上意，谏诤即见听，进退得关其忠，任职得行其术。故世必有圣知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故虎啸而风冽，龙兴而致云，蟋蟀俟秋吟，蜉蝤出以阴。《易》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诗》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国。’故世平主圣，俊乂将自至；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会神，相得益章；虽伯牙操递钟，逢门子弯乌号，犹未足以喻其意也。故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上下俱欲，欢然交欣，翼乎如鸿毛遇顺风，沛乎如巨鱼纵大壑，休征自至，寿考无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嘘呼吸如乔、松哉！”是时上颇好神仙，故褒对及之。

直解 　悃，是诚信。鼎俎，是烹调饮食的器具。世传伊尹善知五味，在微贱时，曾身负鼎俎为庖厨之事，后来成汤知其贤，举以为相。鼓刀，是摩刮其刀。世传太公未遇文王时，曾做屠户，宰杀牲口，后来文王知其贤，尊之为师尚父。百里，是百里奚。自鬻，是自卖。百里奚贫时，曾自卖与人，替人牧羊，后来秦穆公举以为相。甯子，是甯戚。饭牛，是喂牛。甯戚贫时做车户，在车下喂牛，叩牛角而歌。齐桓公听其歌词，知其非常人，举而用之，任以国政。伯牙，是古之善抚琴者。递钟，是琴名。逢门子，即逢蒙，古之善射者。乌号，是弓名。初宣帝闻益州人王褒，有俊美之才，善为文章，取他来京。宣入面见，命他做个圣主得贤臣的颂。王褒遂献颂一篇，其辞说道：“夫贤才之人，能为人君建功立业，随用随效，就如工匠手中的利器一般。匠人无利器，则不能成工作之事；人君无贤臣，则不能建太平之业。所以为人君的，当其未得贤人之时，须旁招博访，卑身屈己。或求之于在朝，或求之于在野，只要得个贤臣与之共理，就如匠人寻求利器的一般，这时节何等勤劳。及其既得贤人之后，便把国家的政务，一一都付他干理，自家只是总个大纲，不必身亲劳苦。譬如工人得了利器，自然不费气力，这时节何等安逸。然则人君之欲致治者，莫贵于得贤明矣。然不惟人君贵于得贤，而贤人亦贵于得君。古昔贤人未遇明君之时，上之人都不知他。为国家图谋事功，揆度计策，则君不用其谋；披沥肝胆，陈露忠诚，以自效于君，则君不然其信。所以伊尹勤劳于鼎俎，太公久困于鼓刀，百里奚卖身，甯戚养牛，皆遭罹此患也。及其遇了明君，遭逢圣主，运筹画策，即合上意；谏诤过失，即见听纳；进退左右，则得通其忠；居位任职，则得行其术。如伊尹居保衡之重，太公受尚父之尊，百里奚之相秦国，甯戚之任齐政，载之青史，至今称之。夫此一贤人也，遇主则见用，不遇则见疑，身之穷通，名之荣辱，顾所遇何如耳。然自古贤臣易得，明君难遇。故世必有圣智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有了君，则自然有臣，就如虎啸而风声自然凛冽，龙兴而云气自然拥护，蟋蟀必待秋才吟，蜉蝤必待阴才出。这虫豸变化，也各有时候，况贤臣效用，岂不待圣明之时？所以《易经》上说：‘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言人君以圣德而居尊位，正如神龙飞在天上。为臣的，遇这时节，利见这等的大人，以行其志而取功名。《诗经》上说：‘思皇多士，生此王国。’思，是语助辞。皇字，解做美字。言美哉此众多之贤士，都生在周文王的国中。这等看来，可见世道清平，主上明圣，那俊乂的贤士，感时思奋，自然出来效用。圣君明明在朝，贤臣穆穆布列，元首股肱，联合为一体，精神意气聚会于一堂。君得臣，而益见其圣；臣得君，而益见其贤。主既圣，臣又贤，以圣主而用贤臣，两下里情投意合，言听计从。便就是以善抚琴的伯牙，而操递钟之古琴，以善射的逢蒙，而弯乌号之良弓，也比不得那君臣相得的意思。故圣主的功业，不能独成，必须待贤臣而后弘大；俊士的德行，不能自见，必须待明主而后显著者也。君要得这样臣，臣也要得这样君，上下俱欲，欢然交欣，就如那鸿雁的毛羽，遇着顺风，翼然奋迅，大鱼在溪壑乘着顺水，沛然放纵，何功不可立？何事不可为？垂衣拱手，坐致太平，天地之休征自应，人君之寿考无穷，这就是长生的道理。又何必偃仰屈伸如彭祖，呴嘘呼吸如乔、松，然后可以得寿哉！”彭祖、王乔、赤松，都是古时仙人。偃仰屈伸、呴嘘呼吸，是导引运气之术。这时宣帝颇好神仙，故王褒应制作颂，篇终及此，所以寓讽谏之意焉。

原文 　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诏议其仪。丞相、御史曰：“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太傅萧望之以为：“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天子采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

直解 　款字，解做叩字。五原塞，是五原郡的边塞。自汉兴以来，匈奴强盛，常与中国抗衡。至宣帝时，匈奴衰乱，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争立，被郅支杀败，恐不能自保，乃谋事汉，以求中国之助。甘露二年，单于亲领人马，到五原郡的边塞，叩请边吏，说他愿奉国内珍宝来朝汉天子，比于藩臣。宣帝许之，先命公卿大臣议定他朝见的礼仪。那时丞相御史议说：“先王之礼，先中国而后夷狄。今待虏酋宜如诸侯王之礼，但其位次须在诸侯王之下。”独太子太傅萧望之议说：“匈奴本是汉之敌国，政教所不加。今虽来朝，宜待以不臣之礼，位次在诸侯王上。”宣帝采用望之之议，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当朝谒时，赞礼者只称臣而不称名，盖以客礼待之也。自古边境之安危，常视胡运之盛衰。汉兴以来，德莫盛于文帝，威莫强于武帝，然不能使匈奴之臣服也。至宣帝时，乃称臣纳款，稽首来朝。虽繇宣帝贤明、中国治安，然亦适当虏运之衰，故宣帝待以不臣之礼，以示非威德之所能致。盖天子之谦德也。自是终西汉之世，匈奴感恩归义，朝贡不绝，边境无事者数十年，岂非其礼让恩信，有以深结其心故哉！

原文 　上以戎狄宾服，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其次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凡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当世，是以表而扬之，明著中兴辅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直解 　是时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宣帝见塞外戎狄都来宾服，因此思想起一时辅佐的贤臣，为吾之股肱，运谋宣力，内修外攘，以致有今日。追念他的好处，不可泯灭，宴表而扬之，以明示四夷，永垂来世。乃使画工图画其人于未央宫中麒麟阁上，模仿他的形容体貌，佥署他的官爵姓名。第一个是霍光，独不书其名，上面只写说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因他曾受武帝顾托，拥立昭帝，其后又定策迎立宣帝，辅佐三朝，功德茂著，故尊重之，而不名也。其次是车骑将军富平侯张安世、前将军龙额侯韩增、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都有定策宿卫，及征讨戎狄之功。丞相高平侯魏相、丞相博阳侯丙吉，有同心辅政之功。太仆建平侯杜延年、宗正刘德、少府梁丘贺、太子太傅萧望之，也都各随职业，尽忠效劳。典属国苏武，曾在匈奴中，持节一十九年，为戎狄所敬重。这十一个人，都有大功德于社稷，当世的人，都知其名，以此用图画表而扬之。要显见这中兴的辅佐，就比着周宣王时方叔、召虎、仲山甫三人一般。盖宣王是周家中兴之贤君，方叔、召虎、仲山甫，都是中兴之名臣，今所图画的十一人，亦可与他并美而无愧焉。宣帝此举，一以不忘诸臣之功，见得宾服之有自；一以明示来朝之夷，见得中国之有人；一以流传于天下后世，见得当时君臣相与之盛，且以为后来辅佐者之劝。盖其意微矣。

资治通鉴直解

卷之十

汉　纪

元　帝

孝元皇帝，名奭，是宣帝之子，在位十六年。

原文 　初元元年，上素闻王吉、贡禹皆明经洁行，遣使者征之。吉道病卒。禹至，拜为谏大夫。上数虚己问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节俭，什一而税，亡他赋役，故家给人足。臣愚以为如太古难，宜少放古以自节焉。”天子善其言，诏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

直解 　太仆，即今之太仆寺。水衡，即今之上林苑监。王吉、贡禹两人当宣帝时致仕回家。元帝素闻这两人都通经术，且操行廉洁，心甚重之。即位之初，特差使臣赍诏去行取来京。此时两人都已年老，王吉在路上病故，只贡禹到京。元帝除授他做谏大夫，常虚心问他以政事。贡禹奏说：“为政莫先于爱民，而爱民必先于节用。古时人君躬行节俭，宫室有限，服用朴素，宫女不过数人，御马不过数匹，所自奉的甚简。故其取民之财，每十分则税他一分，其用民之力，每一岁只使他三日，此外再无别项科敛差役烦扰百姓。所以当时的百姓家家富给，人人充足。后世宫室大广，服用太侈，宫人与御马太多，而百姓太困。臣愚以为今朝廷用度，欲尽如上古之制固难，然亦须略仿古制以自撙节，减损服御，停止工作，凡事皆务从省约以利贫民，庶几得节用爱人之意。”元帝喜他说的有理，遂下诏命诸离宫别馆，车驾不到的去处，不必修理。又命太仆衙门减去食谷的马，水衡衙门省去食肉的兽。他如革服官、省卫卒、弃宜春之苑、罢角抵之戏，这都是采用贡禹的言语，其所利于民者多矣。故元帝之于汉，虽为中材之主，而节俭一事，则实后世之所当法也。

原文 　永光元年秋，上酎祭宗庙，出便门，欲御楼船。薛广德当乘舆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诏曰：“大夫冠。”广德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上不说。光禄大夫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上曰：“晓人不当如是邪！”乃从桥。

直解 　酎，是新熟的醇酒。汉家常以正月造酒，酝酿到八月间，才取以荐宗庙，叫做酎祭。永光元年秋，元帝当酎祭宗庙，从长安城西便门出去，要就水路乘楼船以行。御史大夫薛广德拦着车驾，除下冠帽，叩头说道：“车驾该从桥上去，不可乘船。”元帝未及听从，且着他戴了冠帽起来。广德一时急切奏说：“陛下若不听臣，必要乘船，臣就自家刎死，把颈血来秽污了车轮。陛下不得洁净，难以入庙行礼矣。”元帝见他言语说得太直戆，心下不喜。于是光禄大夫张猛进前解说：“臣闻自古以来，主上明圣，臣下乃敢直言。盖以主圣，则能宽容听纳，人臣得以尽言而无所忌讳故也。今论事理，乘船则风波危险，就桥则道路安稳，圣主举动务为安稳之图，不履危险之地。今广德恃圣主在上，言语虽欠婉曲，然意在爱君，不欲其乘危，似可听从。”元帝的意思方才回转，向张猛说：“晓悟人的言语，都似你说得这等从容明白，岂不是好！何用急迫至于自刎，如薛广德所言耶？”乃从桥而行。夫酎祭非无故而出，乘船亦未必皆危。而广德谏之，其迫切如此，盖以人主一身宗社生灵所系，不可顷刻而忘慎重也。又况逸游田猎，登高临深，车驰马骤，轻万乘之尊而忘不测之虑者哉！此忠臣之爱君，所以不惜尽言，而圣主之所必察也。

原文 　石显惮周堪、张猛等，数谮毁之。刘更生惧其倾危，上书曰：“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臣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而凤凰来仪。至周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则日月薄食，水泉沸腾，山谷易处，霜降失节。繇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正臣进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乱之机也。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成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政日乱；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政日治。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下之心，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

直解 　元帝时，用舍不明，邪正混进。光禄勋周堪、太中大夫张猛等，都以正直无私，为石显所倾陷。刘更生恐怕谗说得行、正人蒙祸，乃上书说道：“臣闻虞舜之朝，命禹、稷、夔、龙等九人做九官，所用的都是君子。那时群贤同心，都济济然以德相让，略无猜忌的意思，何等和顺！众臣既和于朝，则和气感动，万物亦皆和于野。故《箫韶》之乐奏至九成，感得凤凰瑞鸟来仪于庭，而虞以之兴。至周幽王、厉王之际，尹氏皇父等用事，所用的都是小人。这小人与君子不和，积成仇隙，更相非谤，互相怨恨，必欲谋害忠良。那时天地之变交作，日月薄蚀而无光，水泉沸起而不安，山陵或崩陷而成谷，溪谷反填满了成山。又夏月降霜，不顺节令。天灾物变，聚于一时，而周以之亡。繇虞周之事观之，可见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瑞多者，其国必安；灾异众者，其国必危。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未有能易者也。如今阴阳不调，灾异数见，皆小人倾陷君子，怨气充塞之所致也。蹈衰周之覆辙，而欲追有虞之盛治，岂不难哉！夫国家之治乱，系于邪正之进退。正臣进用，便是治平的标表。盖正人见用，则所引进者必皆正人，君子满朝，政事修举，国家岂有不治者乎！正臣陷害，便是乱亡的机括。盖正人既去，则奸邪从此得志，小人在位，政事废坏，国家岂有不乱者乎？然邪人所以能害正者，繇上心多疑也。人君于贤人，既知他是忠正的，就该信任他；若心里又疑他未必是贤，或前或却，这叫做狐疑。那小人窥见主上如此不信任贤人，便来百般谗谮贼害他，君子何繇得安其位？于那谗贼的人，既知他是小人，就该斥去他，却又优游姑息，不能断然去之，这叫做不断。那小人无所惩戒，越发放肆，都引类而来，是开群枉之门，而招之使进矣。君子、小人势不两立。谗邪既进，则众贤必退；群枉既成，则正士自消。所以《易经》中有否、泰二卦，阳为君子，阴为小人。三阴并进，小人的道长，君子的道消；阴胜过阳，则政日乱而为否。否者，闭塞而昏乱也。三阳并进，君子的道长，小人的道消；阳胜过阴，则政日治而为泰。泰者，亨通而昌盛也。邪正之消长，关乎世运之盛衰如此，为人君者，可不早辨而决断之乎？今以陛下这等聪明圣智，诚能深思天下人的心，都好正而恶邪，于是去谗必断，以杜塞群枉之门，任贤勿疑，以广开众正之路，使邪正是非炳然明白，而举错各当，勿致混淆。则政有治而无乱，世有泰而无否，百灾自然消灭，众祥莫不毕至，以施于天下，乃太平的基本以贻于子孙，为万世的利益，岂不美哉！”大抵君子、小人势不并立，君子恶小人坏败国家的事，故常欲去小人；小人恶君子攻发他的过恶，亦常欲害君子。顾人君所信任者何如耳。舜之世，不能无小人。然舜诛共工、兜，而惟禹、稷、夔、龙之徒是用，所以君子得位而九官成济济之功；幽厉之世，不能无君子，然幽、厉疏召公、芮良夫，而惟尹氏皇父之徒是用，所以小人得志，而谗口肆嚣嚣之祸。朝廷之乖和、国家之治乱，惟在君子、小人一进退之间而已矣。元帝恭俭儒雅，亦是汉家贤君，只缘邪正之际，优游不断，知萧望之、周堪、张猛之贤，而不能信用，知石显之奸而不能斥退，致使君子被祸、小人擅权，而汉室遂衰，岂非万世之明鉴哉！

成　帝

孝成皇帝，名骜，是元帝之子。在位二十六年

原文 　刘向以王氏权位太盛，而上方向诗书古文，向乃因《尚书·洪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傅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

直解 　刘向，即是刘更生，后改名向，是汉之宗室。《洪范》，是《周书》篇名，箕子以天道告武王的说话。成帝时，常有日食星陨、山崩水溢，各样灾异。刘向自以汉家同姓之臣，见得外戚王氏权位太盛，宗社将危，欲上书论谏。而此时成帝方留意于诗书古文，刘向乃借诗书以寓论谏之意。看得《尚书·洪范》篇，箕子为武王陈五行五事、休征咎征之应，正可以发明天道，感悟君心。于是就因这书中所说的休咎，采集上古以来，历春秋战国至秦汉时，史书所记祥瑞灾异之类，每件必推寻其行之得失，以原灾祥之所始。又连附以后来祸福，以究灾祥之所终。如某时有某灾异，是因某君臣行的某事不顺，其后果有某祸，皆明著占验，以见变不虚生。又以木火土金水之五行，貌言视听思之五事，加以皇之不极，分做十一门类。其说以为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则有木不曲直之异；弃法律，逐功臣，易嫡庶，则有火不炎上之异；治宫室，犯亲戚，则有稼穑不成之异；好战攻，饰城郭，则有金不从革之异；简宗庙，逆天时，则有水不润下之异。貌不恭，则其罚常雨；言不从，则其罚常旸；视不明，则其罚常燠；听不聪，则其罚常寒；思不睿，则其罚常风；皇不极，则其罚常阴。每门类之下，各引古今灾异为证，以类相从，悉有条目，其书凡十一篇，叫做《洪范五行传论》，奏上成帝。盖欲成帝览前代之休咎，悟今日之得失，庶几遇灾知惧，裁抑外戚以应天意也。成帝本是聪明的人，又多读古书，心里也知刘向忠诚爱国，故意为王凤兄弟专权，特起此论。但内制于太后，外制于诸舅，终不能夺王氏之权。其后王立、王商、王根相继执政。至于王莽，遂篡汉室，而向之书，徒托诸空言而已。

原文 　永始元年，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王曼子莽，因折节为恭俭，勤身博学，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凤死，以莽托太后及帝。久之，封莽为新都侯，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振施宾客，家无所余，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

直解 　五侯，是成帝的母舅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五人，成帝一日都封为列侯，故叫做五侯。永始元年，那五侯家子弟，恃着朝廷的恩宠，门户方盛。乘此时，争尚侈靡，都以车马驺从、声乐、女色、佚乐、游宴为事，一个要胜似一个。独有王曼早故了，不曾得封。王曼的子王莽是个极奸诈的人。他既孤贫，心里贪慕着五侯家的富贵，却故意矫情立异，以求名誉。乃自家屈体贬损，装做个恭谨节俭的模样，勤劳其身，从师问学，博通经传，外面结交英俊的贤士，内里承事伯叔诸父，都委曲而有礼意。此时他伯父王凤为大司马，秉朝政。王凤病时王莽假意侍奉，极其恭谨。王凤感他这意思，临死时，把他付托与太后及成帝，要抬举他。以此成帝常记着在心上，数年后，就封王莽做新都侯。王莽得计，愈加矫饰，爵位越发尊重，他节操越发谦谨，家中但有财物，就把来施与宾客，专干那恤孤济贫的事，自家更无蓄积。那时人都被他瞒过了，人人称颂他的好处，王莽的虚名日益隆盛，一时遍洽中外，倾压其诸父之上矣。其后竟代王根为大司马，专擅朝政，遂篡汉室。夫外戚之家习为侈靡，志在车马声色，此其常态耳。至于折节为恭俭以收众心，此其大奸不可测也。故王莽初时，以此欺哄其伯叔宾客，以致声名、取爵位。爵位既极，又以此欺哄天下的人，而倾夺汉室，此所谓渐不可长者。向使成帝于诸舅，止厚其恩赉，勿令秉政，使他无可希觊，虽有王莽之奸，亦何所施乎？善处外戚者，不可不深思也。

原文 　故槐里令朱云上书求见，公卿在前，云曰：“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头以厉其余！”上问：“谁也？”对曰：“安昌侯张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云呼曰：“臣得下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御史遂将云去。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免冠，叩头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诛；其言非，固当容之。”上意解。及后当治槛，上曰：“勿易，因而辑之，以旌直臣！”

直解 　槐里，是汉时县名。素餐，是空食俸禄。尚方，是内府。讪，是谤。龙逢，姓关，是桀之臣，比干是纣之臣，二人皆以直谏，为桀、纣所杀。是时，王氏专权乱政，朝臣多趋附之。有安昌侯张禹以经学为帝师，乃成帝所尊信者。他也惧怕王家威势，遂曲意党护，与他结好以自保富贵，其负国之罪大矣。有原任槐里县令朱云为人刚直敢言，恶张禹如此，乃上书求面见天子言事。公卿都侍立在前，朱云向前直说：“如今朝廷大臣，个个尸位素餐，叨享朝廷的爵禄，无有肯尽忠于上者，臣窃愤恨之，愿赐内府斩马剑与臣，先斩断一个佞臣的头，以警其余。”成帝问：“佞臣是谁？”朱云对说：“是安昌侯张禹。”成帝大怒说：“小臣无礼，居下谤上，当大廷中辱我师傅，其罪该死不赦！”侍班御史就拿朱云下殿。朱云攀扯殿前槛干死不肯放，御史又拿得急，把槛干扯断了。朱云乃大叫说：“昔桀杀关龙逢，纣杀比干，臣今亦以直言被戮，得从二臣游于地下，同为忠义之鬼，臣愿足矣！但不知圣朝后日何如耳！”御史遂拿朱云出去，罪且不测。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取去冠帽，叩头于殿下说道：“此臣从来狂直。使他说的是，则不可诛；纵使说的不是，然其心只是为国，亦当优容之。”于是成帝怒意解释，朱云才得免死。到后来修理栏干，成帝吩咐说：“这栏干不必改换，只把那坏了的修补起来，留个遗迹，使人知道是朱云所折，以旌表直言之臣。”夫奸臣擅权，其初犹有忌惮之心，只因邪佞小人惧怕威势，贪图富贵，群然阿附，结成一党。至于忠臣义士，间或有发愤直言者，又不蒙听纳而反以得罪，则奸臣之势遂成，而人主孤立于上矣。所以为君者最要优容狂直之言，以潜消壅蔽之祸。今成帝知宥朱云，且辑槛以旌之，然不能疏张禹之宠、抑王氏之权，而汉之天下竟为王氏所篡，岂不深可恨哉！

哀　帝

孝哀皇帝，名欣，定陶恭王之子也。成帝无嗣，召而立之，在位六年。

原文 　帝睹孝成之世，禄去公室，及即位，屡诛大臣，欲强主威以则武、宣。然而宠信谗谄，憎疾忠直，汉业繇是遂衰。

直解 　哀帝在藩府时，见得成帝之时，外戚擅政，威福下移，权胜私门，禄去公室，皆以主威不立之故。及即位之后，屡次诛杀大臣，欲以尊强主威，仿效以前武帝、宣帝的行事。其志未尝不锐，而乃宠信谗谄之人。如侍中董贤等，皆以嬖佞而至三公。憎疾忠直之士，如丞相王嘉等，皆以直言蒙祸。以此举动，岂能使人心悦服？虽杀之而不畏矣。所以汉家基业从此遂衰，不可复振，王莽因得篡而代之。夫济弱者不于威，而建威者在于德。哀帝承元成之后，国势已弱，奸臣擅命，诚能正身修德，信任忠贤，秉至公以明赏罚，操威福以驭海内，则奸邪无敢肆其志而主威立矣。不知出此，而徒欲假诛杀以振之，尚可得乎？其致倾危，非不幸矣。

平　帝

孝平皇帝，名衎，中山王之子。哀帝崩，无子，大臣迎而立之，在位五年，王莽弑之。

原文 　初，长沙定王发，四世孙南顿令钦生三男：、仲、秀。性刚毅慷慨，有大节。秀隆准日角，性勤稼穑。常非笑之，比于高祖兄仲。宛人李守，好星历谶记，尝谓其子通曰：“刘氏当兴，李氏为辅。”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阳骚动，通从弟轶谓通曰：“今四方扰乱，汉当复兴。南阳宗室，独刘伯升兄弟泛爱容众，可与谋大事。”通笑曰：“吾意也！”遣轶往迎秀，与相约结，定谋议。归舂陵举兵，于是自发舂陵子弟。诸家子弟恐惧，皆亡匿。及见秀绛衣大冠，皆惊曰：“谨厚者亦复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与下江将王常及新市、平林兵合。于是诸部齐心，锐气益壮。

直解 　宛，是县名，舂陵，是乡名，都在今河南南阳府。王莽既篡汉祚，暴虐无道，至其末年，天下叛之，盗贼并起。一伙在江夏新市地方，王匡、王凤为首，叫做新市兵；一伙在江夏平林地方，陈牧为首，叫做平林兵；一伙在荆州地方，王常为首，叫做下江兵。这时节，天下人心皆复思刘氏，于是光武皇帝乘时起兵，以兴复汉室。这一段是记光武初起兵时事。初景帝第六子名发，封于长沙，谥为定王。定王四世孙名钦，为南顿县令，生三子：长的名，字伯升；次的名仲；少的名秀。秀即光武皇帝。刘为人生性刚毅，慷慨有豁达大节，不治产业。光武状貌生得异常，鼻准隆高，额上有骨耸起，叫做日角，性却勤于稼穑，喜治产业，与不同。常讥议戏笑他，比他做高祖的兄刘仲一般。盖刘仲只知治生，无远大之志，故为高祖所笑。光武岂是这样人？乃处乱世，韬晦当如此。那时宛县人李守，好习天文符命的书，豫先知道兴废。当王莽篡汉时，私对他儿子李通说：“看图谶上，刘家气运还当中兴，我李家当为他的辅佐。”及至新市、平林兵起，迫近南阳，郡中骚动。李通有个同祖兄弟叫做李轶，对李通说：“今四方扰乱，汉当复兴。汉家宗室在南阳郡的，只有舂陵乡刘伯升兄弟，散财结客，泛爱容众，可与他共图大事，兴复汉室也。”李通心下常记得他父亲的言语，便笑说：“这乃是我的本心。”此时光武在宛县，李通就着李轶去迎接他来，与他相约结定谋议，回到舂陵地方，同起义兵。于是刘亲自佥发舂陵子弟为兵，那各家子弟心下怕惧，都逃躲了，不肯从他。及见光武穿着大红、戴着大帽，都惊异说道：“他平生谨厚，不肯胡为。如今也做这等事，想是大事可成，但从他去不妨。”子弟每乃稍稍自安，出来应募，共得子弟七八千人。一面去招集各伙在山泽的，与下江将帅王常，及新市平林的兵马，会合一处，以助声势。于是王常、王凤、陈牧等诸部齐心，南阳子弟锐气益壮矣。夫南阳之人，刘以豪侠率之而亡匿，光武以谨厚倡之而服从，可见此时众心之所属，已在光武矣。济大事者，以人心为本，此汉室之所以复兴也。

原文 　更始遣将攻武关，三辅邓晔、于匡起兵应汉，开武关迎汉兵。诸县大姓亦各起兵称汉将，而长安旁兵四会城下。九月戊申，兵从宣平门入。火及掖廷、承明，莽避火宣室，旋席随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庚戌旦明，群臣扶莽之渐台。晡时，众兵上台斩莽首，分莽身，节解脔分，争相杀者数十人。传莽首诣宛，县于市，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直解 　更始，是汉之宗室，名叫刘玄。王莽之末，汉兵并起，共立刘玄为天子，号更始皇帝。渐台，是太液池中的高台。脔，是肉块。汉兵既大破王莽兵于昆阳，乘胜长驱，于是更始遣其大将军申屠建攻打武关，欲入关中。那时人心思汉，三辅地方豪杰有邓晔、于匡，两人共起义兵为汉兵内应，开武关迎纳汉兵。关中各县的大户也都起兵自称汉将，愿助汉兵共诛王莽。而长安旁近去处的义兵也四面齐至，会于长安城下。九月戊申日，汉兵攻破宣平门入城，举火焚烧宫室，延及掖廷宫、承明殿。王莽走去宣室前殿避火，不知死在旦夕，尚且为魇镇之术，乃移席随北斗柄所指而坐，对群臣说：“天生德于我，使我受命为天子，汉兵其奈我何？”其欺天罔人如此。至庚戌日平明，兵火愈迫，群臣扶王莽往太液池中的渐台，欲阻水以避之。汉兵遂围其台。至日晚时，众兵上台，斩了王莽的首级。众将士每将王莽的身尸碎割了，逐节而解，逐块而分，都拿去请功，因此相争相杀者至数十人。此时更始都于宛县，申屠建乃传送王莽首级至宛，枭之于市。百姓每都怨恨王莽，共取其头掷击之，或切食其舌。自古乱臣贼子受祸之惨，未有如王莽者。盖汉家德泽尚在人心，王莽乃乘其孤寡，逞其奸诈，一旦夺而有之，是以人心共愤，义兵四合，不旋踵而遭屠戮之祸，此可以为万世篡贼者之戒矣。

原文 　更始将都洛阳，以刘秀行司隶校尉，使前整修宫府。秀乃置僚属，作文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时三辅吏士东迎更始，见诸将过，皆冠帻而服妇人衣，莫不笑之。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繇是识者皆属心焉。

直解 　洛阳，在今河南府。刘秀，即光武皇帝。司隶校尉，是官名。三辅，是京兆、冯翊、扶风三郡。帻，是裹头的巾。初，更始建都于宛，及取了洛阳，又要迁都于洛阳。此时光武尚在更始部下为将军，更始乃命他行司隶校尉的事，着他前去整理修葺洛阳的宫阙官府。汉家旧制，司隶校尉主督察三辅等地方，其僚属有从事史十二人，以司督察。光武既做这官，便设置僚属，作为文书，移与属县，其从事人员主司督察，一如旧制。那时三辅地方的官吏士卒，往东去迎接更始，见他手下各将帅过去的，只用巾帕包头，不戴冠帽，又穿着短窄的衣服，似妇人装束一般，莫不笑之。及见光武的僚属，其衣冠结束，都是旧时的制度，件件齐整，百姓每欢喜不自胜。其中老吏曾见旧日太平景象的，或感怆垂涕说道：“不意今日扰乱之后，复得见前时汉家官属的威仪如此。”自是有见识的，都归心于光武，愿推戴之矣。夫观当时百姓，一见汉官威仪，遂至于垂涕叹息，则人心思汉可知矣。宜汉之已废而复兴也。此虽光武之动依礼法，有以得人心，亦孰非其祖宗之遗泽，尚存而未泯哉！

原文 　更始拜刘秀行大司马事，持节北渡河，镇慰州郡。秀至河北，所过郡县，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民悦喜，争持牛酒迎劳，秀皆不受。

直解 　汉家以大司马秉朝政，官品最尊。此时更始已平河南，都洛阳，乃除授光武行大司马的事。就着他持了符节，渡河而北，循行各州郡，镇抚慰安之。这时王莽暴虐，官吏不才，赋繁刑重。光武既到河北，所过郡县，便引见那郡守县令以下各官吏，一一考察其行事。有贤能的，即升迁之；其不职的，便罢黜之。狱中囚徒，轻重罪名都审录过，拟议停当，即时发遣。尽除去王莽琐碎的法度，崇尚宽大。前此王莽妄拟成周改汉官名，如郡守改名大尹，县令改名县宰，似此等类，一切革去，复用汉家旧时官名。于是官吏百姓每个个欢喜，都争先来迎接，牵牛担酒，献上光武，以犒劳军士。光武不欲烦费百姓，都辞了不受。昔高祖入关，除秦苛法，吏民争以牛酒迎献，高祖悉却不受，恐烦劳百姓。今光武循行河北，除莽苛政，吏民亦争以牛酒迎劳，光武亦却之。此可见光武之宽仁能得民心，同符于高祖，而帝王之施为气象，自与寻常不同也。

原文 　南阳邓禹杖策追秀，及于邺。秀曰：“我得专封拜，生远来，宁欲仕乎？”禹曰：“不愿也。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秀笑，因留宿。禹进说曰：“今山东未安，赤眉、青犊之属动以万数。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听断，诸将皆庸人崛起，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为天下所向服，军政齐肃，赏罚明信。为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悦，因令禹常宿止于中，与定计议。每任使诸将，多访于禹，皆当其才。

直解 　策，是马棰，即今之马鞭，古时以竹木为之，故谓之策。邺，是县名，即今彰德府地方。赤眉、青犊，是当时诸贼的名号。南阳人邓禹，从小时就认得光武非常人，与他结识。光武初起南阳，邓禹未及随从。及光武领兵抚定河北，邓禹闻知，乃杖马策慌忙追赶，渡河到邺县地方才赶上了。光武见他远来，问他说：“我奉诏书，以便宜行事，得径自封爵除官。你今远来，莫非要官做么？”邓禹对说：“不是要做官，只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随侍左右，亦得少效尺寸之劳。干些功业，他日书在竹帛上，流芳千载，不枉了平生所学耳！”光武喜笑，就留他同宿。邓禹因乘间劝光武说道：“如今山东未安，盗贼群起，赤眉、青犊之类动辄啸聚数万人。更始既是常才，不能自家听断，而委政于下。他手下的诸将，又都自庸人暴起，所志不过图些财帛，争用威力以凌人，只求朝夕快意而已。何曾有个忠良明智之士，深虑远谋，欲上以尊君，下以安民者乎？君臣如此，其亡可立而待。明公素有盛德大功，为天下所归服；又军令整肃，赏罚明信，举动自与凡人不同。今能平定天下者，非公而谁？为今之计，莫如礼贤下士，延纳天下的英雄，除残去暴，务悦天下的人心，复立高帝之业，以救万民之命，却不是好？且以明公之才图取天下，天下不难定也。何必屈身于更始，虚用其力于无成之地哉？”光武听了大喜，因命邓禹常宿歇帐中，与他私定计议。每任用诸将，多访问于禹。凡禹所荐的，一一都当其才，其知人如此。尝观萧何之劝高帝，有养民致贤人一言，高帝用之以成帝业。今邓禹亦劝光武以延揽英雄，务悦民心，其意正与之合。萧何有发踪指示之功，而邓禹亦能举用诸将，各当其才。此其所以为佐命之元功，而与萧何并称也欤。

原文 　大司马秀至蓟，会王子接起兵蓟中，以应王郎，城内扰乱。秀趣驾而出，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芜蒌亭，时天寒烈，冯异上豆粥。至下曲阳，传闻王郎兵在后，从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还白：“河水流澌，无船，不可济。”秀使王霸往视之。霸恐惊众，欲且前，阻水还，即诡曰：“冰坚可度。”官属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语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霸护渡，未毕数骑而冰解。

直解 　蓟，是县名。芜蒌亭、下曲阳、滹沱河，都在今真定府地方。澌，是水上流冰。这时光武为大司马，安辑河北，行到蓟县地方，适遇着邯郸王郎作乱。蓟中有个宗室王子刘接，起兵要与王郎连合，以此城内扰乱。光武急忙乘车走出，所过地方不敢复入城邑，只歇息在路边人家吃饭。行到芜蒌亭，时天甚寒冷，又无粮米，冯异煮豆做粥，进与光武充饥。又行到下曲阳县，听得王郎的车马在背后赶来，那从行的人个个惊恐。行至滹沱河，探候的吏回报说：“河水里流下冰来，不曾冻合，没有船只，怎生渡得过去？”光武使其将王霸前去打探。王霸看了，果是难渡，恐怕惊了众人，不如权且说渡得，以安众人之心。且要诸将士都到河边，临着河水以为险阻，待那贼兵到时，众人见前面没走处，只索与他死战，这就是韩信背水阵的意思。于是回还，对众假说：“河冰坚固，人马都过得去。”官兵听得这说话，个个喜欢。光武笑说：“先间候吏的言语，果是谎说。”即便前去。及到河边，那河水真个也就冻合了，光武便着王霸监护众军渡过河去。刚刚渡得数骑人马到岸，冰已开了。此时光武甚见窘迫，偶遇河冰，幸而得免，岂不是天意？然亦因光武能除暴安民，有此盛德，感格上天，故扶持保佑之如此。若不能修德，徒靠天命，欲侥幸于或然之数，岂有此理哉！

原文 　秀披舆地图，指示邓禹曰：“天下郡国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虑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内淆乱，人思明君，犹赤子之慕慈母。古之兴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

直解 　披，是阅视。舆地图，是天下地里之图。那时天下郡国，多为盗贼所据。光武一日阅视天下地图，指示邓禹说道：“天下郡国这等广大，如今才收复了河北数郡，是十分中才得了一分，怎能勾便得各处平定？你前日见我时，就说以我去图虑天下，指日可定，莫不忒看得容易了，此是何故？”邓禹对说：“自汉室中衰，盗贼并起，四海之内，纷纷扰乱，只以劫掠为事，无有能替百姓每做主者。这时人心思想要得个圣明之君，以为依归，就如初生的孩儿要得个慈母，靠他乳哺一般。自古以来，兴王之君，只看他德之厚薄如何，不在地之大小。若是德厚，人心归之，虽无尺土，亦可以成大业；如其德薄，人心离散，虽有天下，亦必至于亡。今只宜论德，何必论地？”前此邓禹曾劝光武延揽英雄，务悦民心，这就是修德的事，所谓天下不足定者此也。中兴诸将，识见未有能及此者，故邓禹战伐之功，虽不加于诸将，而独为一代元勋，岂非以其能识天下之要务哉！

原文 　五月，王霸追斩王郎。秀收郎文书，得吏民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秀不省，会诸将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

直解 　反侧子，是反覆无定、怀二心的人。更始二年五月，光武既连破王郎之兵，王郎战败逃走，王霸追击斩之。光武入邯郸，收王郎遗下的文书，捡得当时河北官吏百姓每与王郎往来交通及谤毁光武的言语，有数千纸。光武通不查看，即时聚会诸将，对众烧之，说道：“这书我若查他的姓名，未免人心疑惧。不如尽行烧毁，泯其形迹，使反侧之徒得以自安。”盖帝王以天下为度，不修私怨，不计旧恶。况当时祸乱初平，人心未定，若复究其交通之罪，则将人人自危，而益生动摇之变矣。故光武之烧文书，一则能容人过，见他度量广大；一则务安人心，见他智虑深远。此所以能有天下也。

原文 　更始遣使立秀为萧王，悉令罢兵。耿弇进曰：“百姓患苦王莽，复思刘氏。今更始为天子，而诸将擅命，贵戚纵横，虏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败也。公功名已著，以义征伐，天下可传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萧王乃辞以河北未平，不就征，始贰于更始。

直解 　光武既诛了王郎，更始见他威名日盛，有疑忌之意。遂遣使者到河北，封他为萧王，就命他罢了兵，与将士每都回京师，盖欲借此以收其兵权耳。那时，光武的意思犹豫未决，欲从更始之命，罢兵回去，又恐失了河北地方，人心离散，汉室难以兴复。于是耿弇进谏说道：“当王莽篡汉时，政令烦苛，百姓每怨苦王莽，复思汉家，所以一闻汉兵之起，莫不争先归顺，望其能除暴救民也。今更始本是庸才，不可以为天下之主，又不能钤束群下。诸将每都专权擅令，不知有朝廷。后妃之家，恃宠使势，不循法度，纵横于京师。甚至虏掠人家财帛子女，放恣无忌，与盗贼一般。其暴虐害人，有甚于王莽者，所以元元之民，困苦无聊，都搥胸呼冤，反想起王莽之朝，以为不如彼时之为安。百姓离心如此，以此知更始决然成不得大事。虽欲辅之，亦何益乎？明公先破王莽百万之众于昆阳，今又平定了河北，功名已著，天下归心。若仗大义以行征伐，谁不响应？只消传一道檄文，分投告谕，而天下可定矣。天下至重，公本汉之宗室，可乘时自取，勿令异姓得之，绝了汉家的宗祀。”光武感悟，乃托辞说：“河北地方尚未平定，未可罢兵回朝。”不赴更始之召。始初更始杀了光武之兄刘。光武一向隐忍，屈己而为之臣，至是见得天命人心，不在更始，乃与他分为两家，各自行事，不复用其命令矣。未几更始果败，而光武遂自河北即帝位焉。大抵天下大器，非庸才所能堪，而人心已离，天命必去，不待成败之既形，而智者能预见之矣。观王莽已篡而诛，更始已立而败，其故皆繇于失人心。而光武之德，为人心所归，卒能兴复汉业。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岂不信哉！

原文 　是时，诸贼铜马、铁胫、尤来、大枪、上江、青犊、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众合数百万人，所在寇掠。秋，萧王击铜马于，吴汉将突骑来会青阳，士马甚盛。铜马食尽，夜遁，萧王追击于馆陶，悉破降之，封其渠帅为列侯。诸将未能信，贼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归营勒兵，自乘轻骑按行部陈。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繇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诸将，众遂数十万，故关西号秀为铜马帝。

直解 　铜马、铁胫、尤来、大枪、上江、青犊、富平、获索，都是盗贼的名号。突骑，是冲锋的马军。渠帅，是贼首。此时天下无主，盗贼纵横，于是铜马、铁胫、尤来、大枪、上江、青犊、富平、获索等贼，各领部曲，大众会合，约有数百万人，到处劫掠，扰害百姓。这年秋间，光武为萧王，领兵征剿铜马贼于县。将军吴汉发幽州突骑，来会于青阳县，军马甚盛。那铜马贼以此不敢散出打抢，粮食尽了，乘夜逃去。光式统兵追赶到馆陶县地方，把这伙贼都杀败了，尽数投降。光武因他来降，赦而不诛，就收在部下为用，封其头领为列侯。一时诸将见这伙贼以战败来降，未知其诚伪，萧王如何就这等收用他，心里都疑而未信。那贼来投降的也自危惧，心下不安。光武知道他每这意思，乃下令着投降的各回本营，勒习兵马，光武独自一个骑着一匹马，径到各营中，按行部陈，观看营伍，示之以不疑。于是来降的人，转相传说：“我等新来投降，意思好歹尚未可知，萧王就这等待我，他把一片赤心，推出来放在人的腹中，没有一毫猜忌，他以至诚待人如此，我等安得不倾心归向，愿为效死乎！”繇是数万之众，无不悦服。光武乃尽以投降的人，分派在诸将营中，各自管辖。因此光武的军马众盛，至数十万。此时虽未称尊号，然从此威名大著，远近归心。关西百姓因他能收服铜马诸贼，遂号他为铜马皇帝，一时人心皆愿戴以为主矣。

资治通鉴直解

卷之十一

东汉纪

光武帝

世祖光武皇帝，是景帝七世孙。举兵诛王莽，兴复汉室，为中兴一代之始祖，故庙号世祖皇帝。

原文 　还至中山，诸将请上尊号，王不听。行到南平棘，诸将固请之，王不许。耿纯进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志耳。今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王深感曰：“吾将思之。”

直解 　中山，即今定州。平棘，即今赵州，都属真定府。光武此时为萧王，剿平群盗回到中山地方。诸将马武等料度更始必败，又见光武功德日盛，因劝光武即帝位，称尊号。名号既正，乃可以声罪讨贼。光武谦让不肯听从。又行到南平棘地方，诸将再三劝进，光武尚不肯从。于是耿纯进前说道：“如今众将士每都是各处地方的人，所以抛舍了亲戚，离别了乡土，来从大王于战阵矢石之间，冒死而不顾者，他的算计也只指望大王一旦立为天子，他每就都是佐命之臣。如攀着龙鳞，附着凤翼，乘此机会立些功业，以成就平生的志气，也不枉了相从这遭。如今天时已至，而迟留不决；众心共戴，而违逆不从。不早正天子的位号，臣恐众将士每失了指望，差了计算，个个都灰心解体，思量回去了，何故久抛了乡土亲戚，空自在这里受许多辛苦，为着甚么？将见大众一散，难以再合，大王手下的谋臣猛将既都散去了，却与谁共取天下乎？”光武乃深自感悟，说道：“你这话也说的有理，待我仔细思量，再作区处。”当是时光武所以逊避而不敢当者，以有更始在也。然更始虽在，不过徒拥虚名耳。天下祸乱，岂庸才所能平定乎？观三辅吏士，喜见威仪，王郎追急，滹沱冰合。人心天命，已属光武久矣。继汉家之统者，舍光武其谁？乃犹不得已而后从，此可见真主之气度，与寻常盗名字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原文 　行至鄗，召冯异，问四方动静。异曰：“更始必败，宗庙之忧在于大王，宜从众议！”会儒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来诣王，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因复奏请。六月，王即皇帝位于鄗南，改元，大赦。

直解 　鄗，是县名，即今真定府高邑县。光武因诸将耿纯等劝即帝位，心里尚踌躇未决。行到鄗县，以将军冯异镇守孟津，必探听得长安中的消息，乃使人去召他来，密问他四方动静如何。冯异对说：“更始政事荒乱，必然败亡。汉家宗祀无托，大王既汉家宗室，又且功德隆盛，今宗庙之忧，在于大王，不可拘小节而忘大计。宜勉从众议，早正位号，以奉宗庙之统，以安亿兆之心。”正商议间，适有个书生姓强名华，自关中奉个谶书，叫做《赤伏符》，来见光武。那谶书上说道“刘秀发兵捕不道”，刘秀是光武的姓名，这句是说，光武起兵，剿灭那无道之人；“四夷云集龙斗野”，这句是说，四方兵起如云之聚，群雄战争，如龙斗于野一般；“四七之际火为主”，四七，是二十八，自汉高祖开国，至光武起兵，凡二百二十八年，故曰四七，汉以火德王天下，故曰火为主，这句是说，汉家天下，中间虽遭一厄，到二百二十八年之间，又有真主中兴，还是汉家作主。看这符谶，都是光武受命、汉家复兴之兆，于是群臣以光武名应图书，又再三劝进。六月，光武乃即皇帝位于鄗县之南，改年号做建武元年，大赦天下。夫以光武之功德，又当更始垂亡，天下无主，其正尊位以系人心宜矣。但不必借《赤伏符》以为受命之征。盖谶记之书，乃圣人所不道，多出于方士妖人假造出来，不可尽信。光武既以《赤伏符》即位，遂加尊信，其后用王梁为司空，亦决之于谶语，而郑兴、桓谭，皆以非谶被谴，则惑之甚矣。后世妖书、妖言，实自此始，岂非盛德之一累哉！

原文 　二年，悉封诸功臣为列侯。阴乡侯阴识，贵人之兄也，以军功当增封。识叩头让曰：“臣托属掖亲，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从之。

直解 　贵人，是妃嫔的官号。掖，是掖庭，指后宫说。建武二年，光武以天下初定，念诸将征伐之功，乃尽封众功臣邓禹、吴汉等为列侯。那时功臣里面有个阴乡侯，叫做阴识，是后宫贵人阴丽华的兄。前此已受封了，他有军功，又该加封。阴识乃叩头辞让说道：“臣妹在后宫，臣既附托于掖庭为亲属，若再加爵邑之赏，人不说陛下是赏功，只说是偏厚亲戚，有所私于臣，恐不可以昭示天下，使人心服。”光武因他说得有理，就准其辞免。夫外戚之家，不患不富贵，但患富贵太过，盛满难居耳。观前汉吕氏、霍氏及王莽家，皆以亲戚滥封，满门贵盛，终致祸败，大则乱国，小则破家。阴识之辞让，岂非有鉴于前车之覆辙乎？光武从之，亦所以爱厚而保全之也。

原文 　五年，帝使来歙持节送马援归陇右。隗嚣与援共卧起，问以东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见数十，每接燕语，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敌也。且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嚣曰：“卿谓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无可无不可；今上好吏事，动如节度，又不喜饮酒。”嚣意不怿，曰：“如卿言，反复胜邪！”

直解 　陇右，是地名，在今陕西巩昌临洮等府地方。光武即位之五年，此时西州上将军隗嚣尚占据陇右，使其宾客马援至洛阳朝见光武，以通归顺之意，且欲窥看光武之为人。光武既管待了马援，使来歙持节伴送他回陇右。隗嚣因马援初回，乃引他入卧内，与他同睡同起，私问他以东方事体。盖陇右在西，洛阳在东，故称京师为东方。马援对说：“前到朝廷，主上引入相见，凡数十次。每接燕谈，辄自夜至明，亹亹不倦。窃见主上之才明勇略，皆非常人所能敌也。且开心见诚，把心腹的话都直说出来，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有帝王之度，略与汉高帝相同。至如博览经学，通知古今，其政事与文章辩论，则近代帝王无可比者。”隗嚣问说：“卿看今上比高帝优劣何如？”马援说：“今上若比高帝，还不及些。高帝豁达大度，不拘小节，随时应变，无可无不可。今上好亲理吏事，一言一动，必循着规矩，不肯一些差错，又不喜饮酒，似不如高帝之雄略。”隗嚣见马援这说，以为褒美光武太过，意下不乐，乃应说：“如卿所言，动有节度，又不善饮酒，这正是帝王的美德，然则今上反更胜于高帝邪？”此时隗嚣虽遣使纳款，而其心实持两端，所以一闻马援以光武比高帝，便不乐如此。以今论之，汉高帝天资极高，弘模大略，非光武所及，但不好学，故每事有粗疏处。光武之规模虽不及高帝，而博览经学，动合古法，故事事精密，少有过举。可见帝王聪明，虽得于天纵，而学问之功，亦不可无也。

原文 　冯异治关中，出入三岁，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异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帝以章示异，异惶惧，上书陈谢。诏报曰：“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

直解 　关中，即今陕西地方。咸阳，即今西安府。征西将军冯异，既代邓禹镇守关中，剿除群盗，安集百姓。出入三年，光武一意委任他。关中有个上林苑，原是车驾游幸的去处，冯异屯兵在里面，百姓归附得多，便成一个大都会。那时朝中有人奏他说：“冯异在关中，专制一方，威权太重，百姓每的心都归服他，号他做咸阳王。关中地方只知有冯异，不知有朝廷。其得人心如此，势不可测，须用提防。”这正是谗邪小人离间冯异的说话。光武心里却信得冯异是忠诚为国的人，初不因人言而生猜忌，就把这章奏封去与冯异看。冯异见了惶惧不自安，即上书表白心事，自陈谢罪。光武手诏批答说：“将军于我国家，义虽有君臣之分，恩则犹父子之亲。将军忠义，朝廷备知。纵有人言，岂能离间？何嫌何疑，而怀恐惧之意哉！”这是光武慰安冯异的意思，所以保全功臣者至矣。尝观韩信、彭越俱有开国之功，然高祖一闻疑似之言，便加诛戮，而光武乃能保全如此。虽冯异之谦让不伐，自与韩、彭不同，而光武之以礼御臣，过于高祖远矣。

原文 　冯异自长安入朝，帝谓公卿曰：“是我起兵时主簿也，为吾披荆棘，定关中。”既罢，赐珍宝、钱帛，诏曰：“仓卒芜蒌亭豆粥，滹沱河麦饭，厚意久不报。”异稽首谢曰：“臣闻管仲谓齐桓公曰：‘愿君无忘射钩，臣无忘槛车。’齐国赖之。臣亦愿国家无忘河北之难，小臣不敢忘巾车之恩。”留十余日，令与妻子还西。

直解 　披荆棘，是削平僭乱的意思。钩，是带钩。槛车，是囚车。巾车，是乡名。此时冯异镇守关中年久，思慕朝廷，乃自长安入朝。光武见了冯异，因指示与公卿说：“此人是我起兵时主簿也，相从最久。关中连经更始、赤眉之乱，盗贼纷起，道路不通，如荆棘一般。他能替我削平僭乱，芟除荆棘，以定关中，收复我祖宗的旧都，其功大矣。”朝罢，又特赐他珍宝、钱帛等物，传旨与他说：“先年在河北为王郎所追，仓卒困饿之时，你于芜蒌亭进我豆粥，到滹沱河又进我麦饭，幸得免于艰危，致有今日。你这厚情，久未酬报，今特以此物相报。”夫光武之赐冯异，不专为一饭之德，盖念其相从于患难耳。冯异叩头谢恩对说：“臣闻昔齐桓公与其弟子纠争国，此时管仲臣事子纠，将兵堵截桓公，不使入齐，射中桓公的带钩。及桓公既立，求管仲于鲁。鲁人把管仲缚在囚车里，解送与齐桓公，知他是贤人，亲解其缚，用以为相。其后管仲相桓公霸诸侯，齐国富强。乃告桓公说：‘愿吾君无以今日佚乐，忘却前日射钩之危；臣无以今日显荣，忘却前日槛车之辱。君臣上下，常念念如在患难之中而后可。’管仲与桓公以此交相警戒，而齐国卒赖其福。臣昔为郡吏，替王莽坚守父城，偶出行至巾车乡，被汉兵拿获，荷蒙陛下圣恩，赦而不诛，以有今日。臣今亦愿国家不要忘了河北窘辱之难，而常兢业以图存；小臣亦不敢忘了巾车赦罪之恩，而必感激以图报，庶几无愧于齐之君臣矣。”光武留冯异住京师十余日，命他与妻子仍回长安镇守。自古有国家者，每能忧勤于艰难多事之秋，而不能不侈肆于宴安无事之日。惟逸能思危，安能惟始者，然后可以履盛持盈，永保天命。故管仲之警桓公以射钩，冯异之动光武以河北，其意一也。然桓公竟以骄侈不终，而光武之恭俭忧勤三十年如一日，其贤于桓公远矣。

原文 　大司农江冯上言：“宜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陈元上疏曰：“臣闻师臣者帝，宾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为师，齐桓以夷吾为仲父，近则高帝优相国之礼，太宗假宰辅之权。陛下宜修文、武之圣典，袭祖宗之遗德，劳心下士，屈节待贤，诚不可使有司察公辅之罪。”帝从之。

直解 　大司农、司隶校尉，都是官名。司农掌出纳钱谷之任，司隶校尉专以督察奸邪。汉家以司马、司徒、司空为三公，即是宰相之职。其后王氏以外戚相继为大司马，专擅国政，王莽因之而移汉祚。到光武时，大司农江冯惩鉴前弊，建议奏说：“三公位尊权重，他的罪过无人纠举，恐养成祸乱。今司隶校尉本是京师督察的官，可着他访察纠举三公的罪过，则大臣知所警畏，不敢为非。”这虽是防患的意思，然人君信任辅相，优礼大臣，岂宜如此？于是司空衙门有个掾史陈元，上疏说道：“臣闻人君于臣，有大贤可为师的，能以师礼尊之，法其道德，便可以兴帝业；有次贤可为友的，能以宾礼敬之，资其谟议，便可以图霸功。故周武王以太公望为尚父，这便是师臣者帝；齐桓公以管夷吾为仲父，这便是宾臣者霸。若论近世，则我朝高祖也曾优厚相国之礼，如赐萧何剑履上殿，入朝不趋是也；太宗文帝也曾宽假宰辅之权，如容申屠嘉召治邓通是也。周家之典如彼，祖宗之德如此，今陛下只宜法周文王、武王，修其圣典，法我高祖、太宗，袭其遗德。劳心以下士，无有傲慢；屈节以待贤，无有猜疑。则宾师之礼既尽，帝王之治可兴。今既以为贤，立他为三公辅相，上佐天子，下统百僚。那司隶校尉，一有司官耳，乃又使之访察公辅的罪过，得以持其长短，成甚体统？尚何以为天子之股肱、百僚之师表乎？臣以为断不可如此。”光武因陈元说的有理，即从其言，而待辅相之礼加隆矣。大抵人主任相，只当审择于未任之先，不可致疑于既任之后。前时王莽所以能为祸乱者，乃是信任外戚之过，非信任三公之过也。若缘此故一概猜疑，苛求备责，谗谮易生，虽有太公、管仲之贤，亦岂得行其志哉！贾生有言：“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又曰：“鼠近于器，尚惮不投。”而况贵臣之近主乎？待大臣者，所宜深思也。

原文 　赵王良从帝送歙丧还，入夏城门，与中郎将张邯争道，叱邯旋车。又诘责门候，使前走数十步。司隶校尉鲍永劾奏：“良无藩臣礼，大不敬。”良贵戚尊重，而永劾之，朝廷肃然。永辟扶风鲍恢为都官从事，恢亦抗直，不避强御。帝常曰：“贵戚且敛手以避二鲍。”

直解 　中郎将，是官名，主宿卫侍从之事。门侯，是守城门的官。辟，是举用。强御，是豪强抗拒的意思。来歙领兵伐蜀，卒于军中，还葬洛阳。光武亲率群臣与他送殡出城。有赵王名良，随驾送殡，回来入夏城门，与中郎将张邯争路。赵王怒，喝令张邯退回车子，让他先入，又怪责城门官，不该先放张邯进城。城门官既叩头谢罪，赵王仍着他当马前走行数十步以辱之。那时司隶校尉鲍永，是个刚正执法的人，就劾奏说：“赵王良位在侯王，本是国家的藩臣，乃不尊朝廷，斥辱天子之命吏，无藩臣之礼，大不敬！”赵王是光武之叔，贵戚尊重，而鲍永乃敢据法劾奏之，朝廷之上因此都肃然敬畏，不敢犯法。鲍永又举扶风人鲍恢做都官从事。都官从事，是司隶的属官，专访察百官之过失。鲍恢为人也刚直敢为，百官但有犯法，即行举奏，就是势要人家，能抗拒有司的，他亦依法纠举，无所畏避。光武常戒谕皇亲外戚家说：“你每各人且当敛手以避那鲍永、鲍恢二人，不要犯法取他劾奏。”夫人臣必能为君执法，而后朝廷之势尊；人主必能容其臣执法，而后朝廷之法行。今鲍永劾奏亲王，鲍恢攻击强御，光武不惟能容，且常举之以戒贵戚，此岂待贵戚之厚，不若一臣哉？盖容二臣者，所以正法也；正法者，所以尊朝廷也。使当时于执法之臣，一犯贵近，即从而加罪之，则人臣孰肯以身守法，而朝廷又安有肃然之治哉！史称光武明慎政体，总揽权纲，观于此益信矣。

原文 　帝以睢阳令任延为武威太守，亲见，戒之曰：“善事上官，无失名誉。”延对曰：“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帝叹息曰：“卿言是也！”

直解 　睢阳，是县名。武威，是郡名。雷同，是同声附和，如雷声之相应一般。光武知道睢阳令任延是好官，升他做武威郡太守。召来面见，戒谕他说道：“郡县官的名誉，全凭上司官荐举。你今去到地方，好生承事那监临的上司官，不可违拂了他的意思，以致损失了你的名誉。”这是光武故意试问任延，以观其意向何如。任延却以正对说：“臣闻古语说：‘忠臣不私，私臣不忠。’盖人臣实心为国为民，不顾自身的毁誉荣辱，这叫做忠。若只为身图，不顾国与民的休戚利害，这叫做私。二者相反，所以忠的便无私，私的便不忠，此必然之理也。故为臣者，所履而行的，必是正理；所奉而守的，必是公法。但观理法之是非，不徇上官之喜怒，这方是人臣的大节。若上官道可，我也道可，上官道不可，我也道不可，更不顾正理公法如何，同声附和，如出一口，似这等的人，虽是做了好官，要了名誉，却把国家的事都废坏了，百姓的困苦都不相关，岂陛下之福哉？今臣受国家厚恩，唯知奉公守法，上为国家，下为生民而已。毁誉祸福，岂暇顾哉！善事上官之言，臣实不敢奉命。”于是光武叹息说道：“卿所言是也！”其后任延在武威，内搏豪强，外御羌虏，置水官以理沟渠，置校官以兴儒雅，列名循吏，真可谓不愧其言矣。大抵郡县官务求声名，必善事上官；善事上官，必刻剥百姓。故上官好贿赂，则郡县必取民以馈遗之；上官好逢迎，则郡县必劳民以奔走之；上官好自尊大，则郡县必承望风旨，颠倒是非以阿顺之。于是监临官视此以为贤否，而举劾因之；铨曹视此以为优劣，而黜陟因之。故雷同者往往得美官，而履正奉公之士，为世所讥笑。吏治之日坏，有繇然也。要必严敕监司督察之官，崇奖悃幅无华之吏，无为声名所眩然后可。

原文 　十三年，时异国有献名马者，日行千里。又献宝剑，价直百金。诏以剑赐骑士，马驾鼓车。上雅不喜听音乐，手不持珠玉。

直解 　骑士，是扈驾的马军。鼓车，是载鼓的车。光武即位十三年，外国有以良马来献者，其马一日能行千里。又献宝剑，其价可值百金。光武虽以远人之意，受而不却，然未尝以之为宝。即以剑赐骑士悬带，以马驾鼓车，都不留自用。光武为人，素性不喜听音乐，手里并不曾持着珠玉为玩，其简淡俭约如此。盖人君好尚虽微，关系甚大。凡珠玉狗马音乐等事，一有所溺，皆足以妨政害治，而贻生民之祸。汉武帝只为好大宛之善马，南越之珠玑玳瑁，而穷兵远讨，坏了多少生灵。唐明皇只为好《霓裳羽衣》之曲，终日流连，废却政事，天下几至于亡。故古之圣王，抵璧于山，投珠于渊，不畜珍禽奇兽，不近淫声乱色，所以防其渐也。若光武者，诚可为万世之法矣。

原文 　尝出猎，车驾夜还，上东门候郅恽拒关不开。上令从者见面于门间，恽曰：“火明辽远。”遂不受诏。上乃回，从东中门入。明日，恽上书谏曰：“昔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万民惟正之供。而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昼，如社稷宗庙何！”书奏，赐恽布百匹，贬东中门候为参封尉。

直解 　上东门、东中门，都是洛阳城门。参封，是县名。光武一日曾出去打猎，到夜深方回。那时城门已闭，光武至上东门，有个守门的官，姓郅名恽，闭门不开，不放车驾进入。光武只道他不认得，着左右随从的人，见面于门间，使他识认。郅恽对说：“这等深夜，火光辽远，怎么辨得真伪？”终不开门。光武不得已，转从东中门进入回宫。至次日早，郅恽又上书谏说：“昔日周文王不敢以出游打猎为乐，使那万民只供正经的赋税，未尝无故滥费。且陛下以万乘之尊，远猎山林，昼日不足，以夜继之。陛下纵自轻，其如社稷宗庙付托之重何？臣未见其可也！”书奏，光武深嘉其言，赏郅恽布百匹，反将那守东中门的官，降为参封县尉。盖罪其门禁之不严也。夫当郅恽拒关时，他岂不认的是光武？但京城门禁，最宜严谨，深夜启闭，当备非常。故虽天子之诏，且不敢奉，况其他乎？光武之赏郅恽，诚悔其夜猎之过，而为社稷宗庙自爱重也。且郅恽以忤旨蒙赏，东中门候以顺旨被罚，惟论事之当否，不徇情之喜怒。赏罚如此，非明主其孰能之！

原文 　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

直解 　光武自起兵以来，身经百战，在兵间日久，已厌苦武事。又知道天下遭战争之苦，疲敝虚耗已极，都愿休兵罢战，得以息肩无事。只为隗嚣据陇右，公孙述据蜀中，二方未定，不得已用兵征讨。自嚣、述既灭，陇蜀既平之后，即专意休息，非有警急的边报，未尝说起军旅，恐其生事以劳民。皇太子曾一日问及攻战之事，光武说：“昔卫灵公问陈法于孔子，孔子以‘军旅之事，非为国之急务’不肯答他。今攻战事非尔所能及，可勿问也。”盖兵乃凶器，战乃危事，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若天下已定，而用武不已，则不惟国家多事，而民命亦不能堪矣。光武既平陇蜀，不言军旅，实有得于先王偃武修文之意。其身致太平，不亦宜乎？

原文 　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繇，吏不肯服，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皇子东海公阳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首服，如东海公对。上繇是益奇爱阳。遣谒者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

直解 　陈留、颍川、弘农、河南、南阳，都是汉时郡名。谒者，是近侍官。二千石，是郡守。国相、长吏是正官。此时光武方踏勘核实天下开垦地亩，照地起科，各郡太守都差人到京奏报地亩粮差的规则。陈留郡差一个吏来，他奏书板上写着两句说道：“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光武偶然看了，不晓得这意思，就诘问那差来的吏：“为何写这两句？”吏不敢承认，只支吾说：“从洛阳长寿街上拾得这奏牍，不知其意。”光武恼怒。此时光武第四子，封东海郡公名阳的，年才十二岁，在御幄背后说：“这吏是受他本府官分付，叫他把各处垦田的事体相比方耳。”光武问说：“即如此，何故说河南、南阳不可问？”东海公对说：“河南是京城地方，多有左右贵幸功臣田土；南阳是父皇的乡里，多有族属亲戚人家的田土。近臣近亲，这两样人家倚恃权势，占种地土往往违越法制，朝廷不知，人不敢言，所报数目不可为定准。所以说颍川、弘农与他郡中事体相同，可问，河南、南阳事体不同，不可问。”光武就着面前侍卫的虎贲郎将，诘问那差来的吏。那吏乃自首输服，说委的是这意思。光武见东海公聪明如此，越发奇爱他。因遣谒者官往各处地方，考察核实那郡守、国相、县令等官，但有阿谀奉承势要人家，及亏枉平民，不得均平的，都治以罪。自古国家要立法度，必须先从左右贵戚人家为始。若这两样人家任从豪横放纵，无所稽查，朝廷法度如何得行？因循日久，僭乱之祸皆繇此起，不独垦田一事为然也。东海公方在冲年便能知此，可谓资禀不凡者矣。其后竟立为太子，即位为孝明皇帝，岂非天启之哉！

原文 　陈留董宣为雒阳令。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骖乘。宣于夏门亭候之，驻车叩马，以刀画地，大言数主之失，叱奴下车，因格杀之。主即还宫诉帝，帝大怒，召宣，欲棰杀之。宣叩头曰：“愿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须棰，请得自杀！”即以头击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门持之。使宣叩头谢主，宣不从；强使顿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主曰：“文叔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因敕：“强项令出！”赐钱三十万，宣悉以班诸吏。繇是能搏击豪强，京师莫不震栗。

直解 　雒阳，是县名。苍头，是家奴。楹，是柱。文叔，是光武的字。光武时，陈留人董宣，做在京雒阳县令。光武之姊湖阳公主，有家奴白日行凶杀人，因藏躲在公主家里，官府拿他不得。一日公主出来游行，那家奴跟随在车上，董宣探知，先往夏门亭伺候他。公主车到，就拦驻了车，叩着马，不放过去，以刀画地，大声数责公主的过失，说他不该纵容家人，窝藏罪犯，乃喝奴下车，就亲手击杀之。公主即时回宫告诉光武，光武大怒，唤董宣来要打杀他。董宣叩头请说：“愿容臣一言而后死。”光武问说：“你要说甚么？”董宣对说：“陛下圣德中兴，当以法度治天下。若纵家奴杀人，不使偿命，是无法度了。家奴犯法，尚不能治，将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须棰杖，请得自杀。”就以头撞柱，流血满面。光武见他说得有理，急令小黄门持定他，不要他撞死，只着他与公主叩头谢罪便罢。董宣不从，光武使人将他头按下，董宣两手撑地，终不肯低头一叩。公主见光武有容董宣之意，从旁谮说：“文叔做白衣庶人时，曾藏亡命的、匿死罪的，官吏畏文叔之威，也不敢上门拿人。如今做了天子，其威反不能行于一令，而任其杀家奴乎？”光武笑说：“做天子却与白衣人不同。”盖布衣任侠使气，犹或可以妄为，若天子则法度所自出，若任意容私，是自家先坏了法度了，又何以正朝廷，而正万民？光武喜董宣如此鲠直，以其强了头项而不屈，遂称他做“强项令”。传旨着这强项令且出，既饶了，又赐钱三十万，以奖励之。董宣把钱尽分与手下诸吏，盖彰君之恩，欲诸吏皆效其所为，不畏强御也。董宣既受知于上，因此能搏击豪强，无所畏避，京师中莫不震栗，无敢倚势以犯法者。光武这一事，与戒贵戚避二鲍的意同。夫亲王至尊，一与朝臣争道，则司隶得以劾其罪，公主至贵，一纵家奴杀人，则县令得以数其失，而为司隶与县令者，又或以见称或以受赏。然则国法安有不行，而人心安有不肃者乎？故终光武之世，宗藩贵戚皆知循礼守法，保其禄位，有繇然矣。

原文 　二十一年，莎车王贤欲兼并西域，诸国愁惧。车师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愿得都护。帝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赏赐之。

直解 　莎车、车师，都是西域国名。贤，是莎车王名。都护，是总领属夷之官。光武二十一年，莎车王贤恃其强大，要兼并西域诸国。诸国自度弱小，敌他不过，恐为所并，都忧愁惧怕，要借大汉的兵力以为助。于是车师、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一时都遣其嗣子入侍汉庭，以为质当。情愿请朝廷都护官一员，出去镇抚西域诸国，使莎车不能侵害。光武自思中国祸乱方才平定，北边匈奴尚未归服，兵戈始息，防御尚多，何暇又远及西域？于是将那各国侍子都发遣回去，仍厚加赏赐，以答其来意。至于都护之请，则寝而不行，恐劳费兵力也。夫西域诸国，武帝频年遣使出兵，糜费中国，以求其通而不得，今诸国自来纳款、质爱子、求都护，而光武不许。然武帝不免于虚耗，而光武不失为治平。繇是观之，中国之轻重，固不在戎狄之去来，又何必徒敝吾民以事无益哉！

原文 　二十四年，匈奴八部大人共议立日逐王比为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永为藩蔽，捍御北虏。事下公卿，议者皆以为天下初定，中国空虚，夷狄情伪难知，不可许。五官中郎将耿国独以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东捍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帝从之。

直解 　大人，是虏中各部落的头领。鲜卑，是东胡国名。光武时，匈奴中有个日逐王名比，是呼韩邪单于之孙，管领匈奴南边八个部落。这日逐王自以不得立为单于，常怀怨恨，欲与单于相图。至建武二十四年，那八个部落的头领，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仍袭他祖公的名号。以他祖公呼韩邪尝依汉得安，如今也要自附于汉，以求中国之助。于是率众到五原郡塞上，自请称臣内属，愿永为汉之藩蔽，替中国堵截北虏。光武将这事情，下与公卿每会议。那时会议的都说：“若受了匈奴之降，须用金帛赏赉他，万一他国内有难，又须出兵去救他。今天下初定，中国空虚，岂可复费中国之力，与夷狄作主？且夷狄狡诈，真伪难知，不可许也。”独有五官中郎将耿国议说：“昔孝宣帝受呼韩邪之降，边境无事者数十年。自中兴以来，匈奴骄慢，屡为边患。今幸他国内分离，他的孙子又来纳款，宜如孝宣帝时故事受他，就使他近塞居住。东边捍蔽着鲜卑，北边抗拒着匈奴，以夷狄而御夷狄，最为中国之利。且以倡率勉励诸四夷，都效他这般归顺，又乘边境无事之时，得把那沿边诸郡被匈奴残破的，渐渐修复，却不是好？”光武以耿国之说为是，遂从其计，立日逐王为单于，号做南匈奴。于是匈奴遂分为二矣。尝观西域诸国，各请内属，光武不受，今南匈奴请降，而光武受之，何也？盖先时中国初定，匈奴方强，故却西域之请，而专意北虏，所以安中国也。至此时匈奴有分争之衅，而我得以乘其敝，故受南匈奴之降，以共制北虏，亦所以安中国也。且西夷北虏，其势不同：西域之去来，不足为中国之轻重；而北虏之分合，则有关于边境之安危。故制御之策，不同如此。其后南北匈奴互相攻击，而中国晏然，累世无兵革之警，斯其效昭然可睹矣。

原文 　二十六年，初作寿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兴之后，与丘陇同体。”

直解 　建武二十六年，光武自家预先造下生坟，叫做寿陵。谓之寿者，盖取考终之意。光武说：“上古时，帝王丧葬，其礼甚简。陵前摆列人物，都是土烧成的，冥器之类，都是瓦的。以素木为车，茅草为马，不用金银珠玉，其葬之薄如此。所葬之地，又都只因地势之高下，不另起山陵丘冢，所以然者，不但节省财力，亦欲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免于发掘之患也。今我所制造的寿陵，其地不过用二三顷，不必太广，亦略仿古人之制，因山为高，因地为下，不必又筑土为山陵，凿地为陂池，止通沟渠，令可流水便罢。庶使继汉迭兴之后，虽朝代不同，此坟陵体制，与丘阜陇阪一般，人莫知其处，可以保全而无患也。”夫死者，人情所忌讳也，而光武预作陵寝于生前。穷奢极费，以厚葬为礼者，秦汉以来之敝俗也，而光武务从简俭。比那秦家骊山之制，用徒七十万，耗费天下财力，不数年而遭发掘者，何其愚之甚哉！以此益知光武见之明，而虑之远也。

原文 　臧宫、马武上书曰：“匈奴贪利，无有礼信，穷则稽首，安则侵盗。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当中国一郡。今命将临塞，厚悬购赏，北虏之灭，不过数年。”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而复欲远事边外乎！诚能举天下之半，本传此句下有“以灭大寇”四字。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民。”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

直解 　黄石公，是秦时有道之士，曾授书于张良，叫做《素书》。光武二十七年，北匈奴屡被南匈奴抄掠，不能自安，也要与汉家和亲。那时汉朝有两个猛将，叫做臧宫、马武，齐上本说道：“匈奴之性，惟知贪利，没有礼法与信义。穷迫时，则稽首投降；及安乐时，又侵犯为寇。不可以恩信结得。今闻虏中地面，人畜遭瘟疫多死，又有大旱蝗虫之灾，数千里尽成空地，一无所收，疲困乏力，不能当我中国的一郡。此天亡匈奴之时也。今若乘此时，遣将临边，悬厚赏之格，以告谕东胡、西羌诸国，使他左右夹攻，则北虏亡灭之期，不出数年耳。岂可舍而不诛，以养寇遗患乎？”光武下诏答他说道：“黄石公书上说：‘天下之事，柔者偏能制刚，弱者偏能制强。舍近而谋远者，徒劳而无功；舍远而谋近者，安逸而有终。所以说，务广辟其土地者，必致荒乱；务广施其德泽者，乃能强盛。’这几句都是黄石公的格言，大抵恶刚强而戒远图，真有国家者之所当念也。今我国内自无善政，天降灾变，也连年不息。方自忧之不暇，而又欲穷兵远讨，从事于边外乎？假如时势可为，就是用天下一半之力，以灭此大寇，岂不是我的至愿！苟非其时，不如且休息民力，保守中国，以遵黄石公守弱谋近之戒可也。”自此以后，诸将知光武有休兵之意，莫敢再言兵事者。盖帝王之制御夷狄，于其来降，则以恩抚之，至其有侵犯之衅，亦不过预修武备，固守边疆，使之不能为大害而已。若忿其难驯，乘其衰敝，遂欲发兵深入其地，将见虏未必灭，而中国之疲耗，已不可胜言矣。光武引黄石公之说，以却臧、马二将之请，何其识明而虑远哉！

原文 　三十年，车驾东巡。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诏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编录！”于是群臣不敢复言。

直解 　封，是加土于山上。禅，是设坛于山下。泰山，是东岳山名。自秦汉以来，相传古者帝王在位年久，天下太平，则于东岳泰山上，行封禅祭天之礼，以告成功，而延福祚。自书传所记，曾封禅泰山者，有七十二君，这都是世俗夸诞之言，非圣帝明王兢业守位之道也。光武即位之建武三十年，车驾出去巡狩东方。此时天下无事，群臣因而献谀说道：“自古帝王都曾封禅，今陛下即位三十年，功德茂盛，礼当封禅泰山，好趁此东巡而行之。”光武不许，说道：“封禅泰山，是因天下太平而告成功。今我即位虽三十年，当战伐疮痍之后，无德于民，百姓每未免愁苦，怨气满腹。若说太平，我将谁欺，敢要欺天乎，天如何欺瞒得？孔子说：‘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言林放尚能知礼之本，泰山必不享非礼之祭。今何必务此虚名，载在史书上，徒污辱那七十二代圣君所编的图录，以取天下后世讥笑乎！”于是群臣乃不敢复言封禅事矣。按封禅之礼，不见于圣经，惟秦始皇尝为之。至于汉武帝信方士祷祀之说，登泰山，禅梁父，而侈心日肆，卒之海内虚耗，汉业几倾，安在其为太平有功乎？夫自古圣王兢兢业业，日慎一日，然后能永保天命。三代以后，惟汉文帝功德最盛，然观其临终遗诏说：“朕在位二十余年，嗣守先帝洪业，常恐其不克终。”是其心未尝敢一侈然自放也。而天下后世称文帝之德者不衰，又何必封禅以夸世俗哉！今光武之拒群臣，止是谦让未遑，尚未能明言其非礼也，故未几而又信谶文以行之，盖信道不笃之过也。

原文 　京师醴泉涌出，又有赤草生于水涯，郡国频上甘露。群臣奏言：“灵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传来世。”帝不纳。帝自谦无德，郡国所上，辄抑而不当，故史官罕得记焉。

直解 　光武之末年，京师有醴泉涌出，其味甘美，如酒醴一般；又有赤色瑞草，生于水滨，各处郡国常奏上有甘露之瑞。于是群臣奏说：“灵异之物频仍而降，这都是圣德所感，非偶然也，宜宣付史馆，令太史官撰集成书，以传示来世。”光武不听，每自谦己无功德可致祥瑞，凡郡国所进上的，辄抑止之而不敢当，往往不曾宣布。所以当时祥瑞虽多，然史宫少得记载焉。夫水泉雨露、草木鸟兽，或色味稍别，或形质特殊，此皆出于气化之偶然，不足为瑞。惟人主一好之，则天下之搜求假饰以中其欲者，纷纷而至，甚有指菌为芝，指雀为鸾者，记在史书，徒取后世之嗤笑耳。尝观汉文帝之世，不闻祥瑞而天下称治；至于武帝，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瑞，史不绝书，而竟无补于海内之虚耗。然则祥瑞果何益乎？光武抑祥瑞而不书，非独谦让，盖其所见者远矣。

原文 　帝每旦视朝，日昃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乘间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

直解 　这一段，是史臣总叙光武的好处。光武每日天明时，便出来临朝，直到日西时，才罢朝回宫，其勤政如此。罢朝之后，又时常引见公卿大臣及宿卫的郎将，与他讲论经书中的义理，直到夜半才去歇息，其勤学如此。皇太子见光武这等劳苦，恐过用了精神，每乘空进谏说：“陛下励精图治，固有大禹、成汤之明，而形神过劳，恐失了黄帝、老子所以养性之福，愿且颐养爱惜自家的精神，使常安闲自在，何必这等朝夕勤苦？”光武说：“我自喜欢与群臣讲论，考求经典，启发志意，以此为乐，不觉疲倦。”其勤劳出于天性如此。虽值衰乱，起于民间，百战而有天下，用征伐以成大业。及天下既定，便偃武修文，功臣退奉朝请，文吏进而用事，以武取之，以文守之，其文武并用如此。又且明慎政体，悉得其枢要，总揽权纲，无失其操柄，量其时之所宜，度吾力之所能，务在可行，不为迂阔，凡所举动，一无过差，故能恢复前烈，于高祖有光，而身致太平，成建武之盛治也，光武之为君如此。规模弘远，而节目精密，此所以能振炎运于中衰，而垂东汉二百年之统欤！

明　帝

显宗孝明皇帝，名庄，是光武之子。在位十八年，庙号显宗。

原文 　冬十月，上幸辟雍，初行养老礼，以李躬为三老，桓荣为五更。礼毕，引桓荣及弟子升堂，上自为辩说，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

直解 　辟雍，是古时太学之名，即今国子监。缙，是插，绅，是大带，插笏于带间，叫做缙绅。亿，是十万。明帝即位之二年冬十月，车驾临幸太学，初行先王养老之礼。古时养老，于公卿中选年高有德的，号做三老。又选年高更历世事的，号做五更。天子以父师之礼事之，迎之以安车，授之以几杖，又亲自割牲、执酱、执爵，供奉他饮食。所以敬老尊贤，帝王之盛节也。自秦汉以来，此礼久废，至明帝始举行之。以其贤臣李躬为三老，师傅桓荣为五更，而飨之于太学，凡一应迎送供奉的仪节，都照依古礼。行礼既毕，又引桓荣及其门下弟子，同上讲堂，明帝亲自与诸弟子辩论经义。诸弟子各手执经书，在帝座前质问疑难处，明帝一一与他讲解。此时大礼初行，人所创见，冠带缙绅之人，罗列在桥门外，观礼听讲者有亿万多人，其崇尚教化而感动人心如此。自古帝王莫不以礼乐教化为急务，然三代而下，尊师重傅，好学崇儒，未有如明帝之甚者。固是他天性过人，又为太子时，曾受经于桓荣者十余年，所以道理讲明得多，慨然有慕古之志，至降天子之尊，宾礼老更，而不以为厌。故永平之治，粲然可观，岂非务学之效哉！

原文 　三年，立贵人马氏为皇后。后，援之女也。德冠后宫，既正位宫闱，愈自谦肃，好读书。常衣大练，裙不加缘。朔望诸姬主朝谒，望见后袍衣疏粗，以为绮縠，就视，乃笑。后曰：“此缯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直解 　大练，是粗厚的丝帛。绮，是文锦。縠，是绉纱。明帝永平三年，册立后宫贵人马氏为皇后。后乃功臣马援的少女，光武时，选入太子宫，上事皇太后，下接同列，曲尽道理，其贞淑之德，在后宫为第一。故明帝以母后之命，立为皇后。既正中宫之位，尊贵已极，越发谦谨整肃，无一毫奢侈放纵的意思。平日无他嗜好，只喜好诵读书史。寻常穿的袍服，不尚华美，只是粗厚的纻丝绢帛之类，裙裳下边，不加缘饰。每月朔望，众妃嫔公主每都来朝谒，望见皇后袍服疏粗，只道是锦绮罗縠奇丽之物，及就而视之，乃笑道：“这样粗衣，岂是皇后所服的？”马后不好自说是节俭，只权词解说：“这丝帛虽粗，却耐得浣洗，好染颜色，故用以为衣服耳，岂可以为朴陋耶？”大抵宫闱服御虽微，而风化所关甚大。自皇后安于俭朴，则六宫妃主必不敢以华靡相高，而凡戚里人家亦莫不敛饬矣。民间传闻，以为宫中尚然如此，又岂有不安于布素者乎？繇是绮縠之物将无所用，淫巧之工自不肯为，天下物力必然滋殖。其所以助成德政者，岂小补哉！此马后之贤，所以为东汉首称也。

原文 　帝思中兴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以邓禹为首，次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佑、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彤、铫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马援以椒房之亲，独不与焉。

直解 　椒房，是皇后住的宫，以椒和泥涂壁，故名椒房。明帝追思光武时中兴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的形像于南宫之云台，传示后世。以邓禹之功最多，列居第一。其次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佑、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彤、铫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这二十八人或从光武起南阳，或从光武定河北，都有佐命之功。此外又加添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四人。盖王常、李通之推戴，窦融之归顺，卓茂之不仕王莽，皆有功德可称故也。凡所画的共三十二人。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北伐功劳甚多，本当在图画之列，只因他是马皇后之父，明帝不欲己有私外戚之名，故舍马援而不与焉。夫马援平陇蜀，征交趾，其功不在吴、贾诸臣之下，即使图形云台，藏名太室，天下后世孰议明帝之为私？而帝乃以外戚之故，遂不敢录，其亦避嫌之过矣。然帝能不私后家，终其世，后之兄弟未尝改官，而后亦能仰体此意，不为外家少求恩泽，此皆可为后世法也。

原文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曳。常以事怒郎药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未闻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时，朝廷莫不悚栗，争为严切以避诛责，唯钟离意独敢谏争，数封还诏书，臣下过失，辄救解之。

直解 　汉时尚书秩二千石，是掌管文书的官，与今尚书不同。郎，是直宿的郎官。明帝天性褊急苛察，喜以耳目窥人隐微处，而发其阴私，以是为聪明。在朝公卿大臣，稍有过失，往往当面数说耻辱。近侍官员，自尚书以下，稍不如意，或以物掷击，或左右拖拿，殊不能优容。当时有个郎官叫做药崧，曾因事触忤明帝恼怒，自持杖去打他。药崧走入御床下躲避，明帝越发恼怒，急呼药崧快出来。药崧乃从床下说道：“闻之古礼说天子之容，穆穆然深远，诸侯之容，皇皇然和美，这才是上人的气象。几曾闻为人君的，乃自起持杖而击郎，无乃失穆穆皇皇之体乎？”明帝感悟，始赦其罪。此时朝廷上大小官员，无不悚惧战栗，惟恐稍有疏失，以至得罪，争为严切，求免罪谴，谁敢进谏？独有尚书姓钟离名意的，他敢上书谏争，说：“当务宽大，不可严急如此。”纵是诏书已下，若事体不可的，往往封还不行。臣下但有过误，或被谴责，辄为从容救解之。使明帝释怒而后已，不敢阿谀承顺，以遂君之非。若钟离意者，亦可谓忠直矣。自古君德贵明不贵察。明，如日月在天，万物皆照；察，如持火照物，用力劳而不免有蔽。盖其所见者小，而所失者大也。然人主恃聪明，则必流于察；喜苛察，则必伤于急；上愈急，则下愈欺。人无所措手足，且相率而为诞谩矣。又或乐宽大之名，而优游姑息，以至长恶容奸，废时失事，亦非所以为明也。古语云：“宽猛相济，政是以和。”惟明君能辨之。

原文 　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其书大抵以虚无为宗，贵慈悲不杀。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修炼精神，以至为佛。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劝诱愚俗。精于其道者，号曰沙门。于是中国始传其术，图其形像。而王公贵人，独楚王英最先好之。

直解 　天竺，是西域国名。沙门，即今之僧人。这一段，记佛法入中国的缘繇。初明帝闻西域天竺国有神，名叫做佛。佛字，即是觉字，言众生迷失了本性，能觉悟的乃是佛也。明帝因此就遣使臣往天竺国去，求其道术，始得佛书。及其弟子为沙门的，同到中国来，从此中国始有佛法。这佛书上所说的，大略以虚无为主，言天地万物都是幻妄。他所崇尚，只要慈悲不肯杀生，所以常持斋素。说人死后，灵性还在，随即受形，又复托生，即是轮回之说。人生时所行，或善或恶，死去都有报应。善者升天堂，受快乐；恶者入地狱，受苦楚。即是因果之说。所以只要勤下功夫，守戒习静，修练自家的精神以至觉悟而为佛，方脱得生死轮回之苦。又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见佛力神通无边无量，古今世界，唯我独尊，使人一意信向他，以劝化引诱那世俗愚蒙的人，同归于善。就中有深得这道术的，号为沙门。沙门译做息字，言能正息妄念而为佛也。于是中国始传其道术，图其形像以奉事之，而铸像建寺，皆从此起。当时王公贵人，独有明帝的兄楚王英最先喜好，敬奉其道，然其后竟以谋反诛，则佛法之不足信亦明矣。大抵古圣相传，只是此心，祸福之几，惟心所造。一念之善，福不求而自至；一念之恶，祸欲避而不能。自生人以来，未有易此者也。究观佛氏之说，其意也只是劝人为善，禁人为非。其言之精粹而近理者，则中国圣人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已自说尽。初无异指，而其流之弊，乃至欲弃父母、离妻子、灭人伦、废本业，以求所谓佛者，斯大乱之道也。世人往往惑于其说，至于糜费财力，兴建塔庙，以广福田；毁坏身体，捐弃骨肉，图生净土。然毕竟世间几人成佛？几人为仙？岂如尧、舜、周、孔之道，明白正大，近足以正心修身，得天人之佑助，远足以平治天下，措斯世于康宁，顾不简易而切实欤？此学道者所当明辨也。

原文 　九年，帝崇尚儒学，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孙，莫不受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立学于南宫，号“四姓小侯”。置五经师，搜选高能以授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

直解 　期门、羽林，都是扈卫禁军的名号。明帝崇尚儒学，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大臣的子弟、功臣的子孙，莫不教他从师受经，欲其通于学问，以为他日治天下国家之用也。又以贵戚之家，多不知书，往往溺于骄奢以失富贵，乃为皇亲樊氏、郭氏、阴氏、马氏四家诸年幼子弟，立个学馆于南宫，号“四姓小侯”。置五经之师，求选经术精通、行能高洁的人充之，与小侯每讲授学业。下至期门、羽林之士，虽是介胄武夫，也都着他习通《孝经》章句，其崇尚儒学如此。那时声教远被，匈奴君长也慕中国文明之化，遣子来入太学，而学校之盛至此极矣。自是礼乐修，明儒先辈出，济济洋洋，几同三代，至于东汉之衰，而余风未殄，则崇儒劝学之明验也。

原文 　十一年，东平王苍来朝，月余还国。帝遣使手诏赐东平国中傅曰：“日者问东平王：‘处家何事最乐？’王言：‘为善最乐。’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诸王子年五岁已上能趋拜者，皆令带之。”

直解 　东平王苍，是明帝同母弟。光武十一子，惟苍最贤，明帝极爱重之。中傅，是官名。永平十一年，东平王苍从本国来朝，明帝留住月余方遣归国。既归，仍思念他，又手写一诏书，遣人持赐东平王辅导官中傅说道：“近日东平王来朝，曾从容询问他：‘你处家以何事最为快乐？’王答说：‘只有为善一事，最为快乐。’夫藩王处富贵之极，苟纵其欲，何求不遂？而人之常情，所以快意适心者，不过是声色、财货、盘游、弋猎之娱而已。今王乃以为善为乐，而别无所好，可见他志向高迈，识度深远。其所以保国家而贻子孙之道，实在于此。其言包括甚大，非浅陋之见所能及也。今送列侯印一十九颗，但是王的子孙，年五岁以上，能趋走跪拜的，都着悬带此印，比于列侯以旌赏之。”按东平王此语诚为格言。古语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今世人之所谓可乐者，不过只是这几件。然至其流荡忘返，乐极生哀，或身婴疾患，而夭折其寿命。或荒废政务，而覆亡其国家。向之所谓乐者，乃天下之至苦耳。智者而能觉悟于此，制节谨度，清心寡欲，爱惜精神，动循礼法，则身体康健而有乔松之寿，国家治安而有圣哲之名。庆流子孙，声施万世，天下之至乐，孰大于是！奈何人之常情唯求取快于目前，而不能图虑于久远。往往弃此而取彼，至于堕落苦海，不能救拔，身殁名丧，虽悔何追？殊可悲也。然则东平之言，岂独为藩王者所当深思哉！

原文 　帝遵奉建武制度，无所变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与政。馆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公车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闻而怪之曰：“民废农桑，远来诣阙，而复拘以禁忌，岂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制。是以吏得其人，民乐其业，远近畏服，户口滋殖焉。

直解 　建武，是光武的年号。公车，是掌受章奏之官。反支日，是历书上禁忌的日子。汉家相传，凡遇反支日，便停封不奏事。明帝在位凡十八年，所行的事，都只遵守着光武立下的制度规模，无所更改。盖以光武圣德中兴，百凡制度都熟思审处，至明至备，为子孙者，只当谨守成宪，不可妄意纷更也。又鉴于王氏五侯之祸，凡后妃贵戚人家，只是优之以恩礼，并不得辄封为侯爵，亦不许他干预朝政。光武之女馆陶公主，尝为其子求做郎官，入备宿卫，明帝不许，但赐钱一千万，又对群臣说：“天上太微垣中，有二十五个星，叫做郎位星，可见这郎官职位虽卑，然上应列宿，非同小可。出补外任，便是县令，宰制百里，一方生灵之命寄托于他，苟非其人，百姓每便受其祸，岂可容易与人？所以不敢轻许也。”公车官以每月反支日例有禁忌，不受章奏。明帝闻而嗔怪说：“百姓每抛弃了农桑，远到阙下，进本陈诉，指望即日替他奏闻，若复拘以禁忌，耽误了他的生理，岂是朝廷宣达下情的意思？”从此便除了这禁忌，虽反支日，也受奏章。明帝之留心政务如此，所以那时官无滥授，而皆得其人；民无废时，而皆乐其业。永平之治，内自京师，外达四海，无不畏服。民间户口日见蕃殖矣。夫谨守法度，裁抑外家，慎重郎官，通达章奏，以至于吏称民安如此，此明帝之所以为明也。

资治通鉴直解

卷之十二

东汉纪

章　帝

肃宗孝章皇帝，名炟，是明帝之子。在位十三年，庙号肃宗。

原文 　是时承永平故事，吏政尚严切，尚书决事，率近于重。尚书陈宠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闻先王之政，赏不僭，刑不滥，与其不得已，宁僭无滥。往者断狱严明，所以威惩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济之以宽。夫为政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轻薄棰楚以济群生，全广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纳宠言，每事务于宽厚。

直解 　永平，是明帝年号。棰，是竹片，楚，是荆条，这两件都是刑具。明帝性喜苛察，俗吏争尚严切以称其意。至章帝即位之初，此时承永平年间故事，吏治还尚严切，尚书官决断众事，科罚人罪，大率务近于重，不肯从轻。尚书陈宠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刻之俗，乃上本说道：“臣闻先王之政，赏必当功，而不至于僭差；刑必当罪，而不至于滥及。这二者都不可过，然与其不得已而过，则宁可赏有僭差，不可刑有滥及。盖过于赏，犹不失为忠厚之心，而过于刑，则遂至伤生灵之命。故赏可过，刑不可过也。往时朝廷断狱，每过于严明者，盖以法度久弛，奸慝未平，故特用刑威以惩治之，所谓政宽民慢，则纠之以猛者耳。今奸慝既平，必宜轻省刑罚，而济之以宽，然后政为得中，人无冤滥。岂可复循前世之政，而以猛济猛哉？夫为政者，譬如张琴瑟一般，张琴瑟之弦，须缓急得宜，大小相调才好。若大弦忒紧则各弦都要紧以应之，那小弦微细，必至断绝矣。然则为政者，上严密，则下何所容？上急促，则下必扰乱，其弊亦犹是也。今陛下宜隆尚先王宽仁之道，荡涤近世烦苛之法。将笞杖等刑一一轻减其数，以济活百姓每生命。推广好生之德，以奉顺上天之心。救时之政莫切于此。”章帝览陈宠所奏，深嘉纳之。于是除钳钻之刑，罢妖恶之禁，每事务从宽厚，而汉之法自是称平矣。盖人君之治天下，以宽仁为本，而其仁天下，尤以刑狱为要。汉家法网，既伤于密，而永平之间，有司又承望上旨，争以酷刻为事。观楚王英一狱，株连者至数千人，则当时之刑，冤滥可见。故章帝承其后，不得不济之以宽也。光武、明帝以明作振之于前，章帝以敦大养之于后，此东汉之治所以为盛欤。

原文 　二年，太后兄卫尉马廖，虑美业难终，上疏劝成德政，曰：“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传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结，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太后深纳之。

直解 　卫尉，是官名。创字与疮字同。结字与髻字同。章帝之母马太后，天性俭朴，内外从化，永平建初之间，助成朝廷美业，天下称其贤。至建初二年，太后的兄卫尉马廖，恐其富贵既极，不能久持，盛美之业难以克终，乃上一疏，劝成德政，说道：“夫政出于朝廷，风行于郡国，或美或恶，改变移易，都有个本原，不可不慎也。古书说道：‘昔日吴王阖闾喜好击剑的武士，以其善斗也。此风一倡，那百姓每都去学剑，往往为剑刃所伤，身上多有疮痕。楚灵王喜好细腰的女子，以其善舞也。此风一倡，那宫中妇人，或减食以求腰细而多至于饿死。’盖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今京师中也有俗语说道：‘京城之好尚，乃四方所观法。若城中喜用高髻，则四方之髻必至于一尺，比城中又高矣；城中喜画阔眉，则四方之眉必至于半额，比城中又阔矣；城中喜着大袖的衣服，则四方之袖必至于用全匹丝帛为之，比城中又大矣。’这样言语虽似戏谑，其实上行下效，理势必然，切于事理，非虚谈也。今诚能常持俭朴，无变初心，则德政可成，而美业可终矣。”太后闻其言，深加听纳，故终太后之世二十余年，俭朴如一日。诸舅兢兢，不敢少逾法度，朝廷政化大有裨益，而外家恩宠亦得保全。若马廖者，可谓识明而虑远者矣。

原文 　四年，校书郎杨终建言：“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帝从之。诏太常：“博士、郎官及诸儒会白虎观，议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作《白虎议奏》，名儒丁鸿、楼望、成封、桓郁、班固、贾逵及广平王羡皆与焉。

直解 　石渠阁，是藏秘书的去处，在未央宫北。白虎观，是白虎门的楼观，在北宫。章帝建初四年，校书郎杨终建议说道：“先朝孝宣皇帝曾广招众儒生每，就石渠阁上讲论五经同异，亲赐裁定，使诸说有所统一，学者知所遵守，其后稍稍以衰乱废业。中兴以来，天下治平无事，学者趁此时，正好从容讲求，以成就学业。而浅陋之徒各主其师说，章分句析，穿凿附会，以破坏大体。异说纷纷，都失了圣经的本意，学者不知所从。今宜如宣帝石渠故事，会集诸儒，与之论定，垂示永久，以为后世法则。”章帝依杨终所奏，就命太常官，率所属五经博士及各署郎官与众儒生每，会集在北宫白虎观里面，讲论五经中注释同异，将那诸家所说的参酌其是非。章帝亲自览诸家之说，传旨裁决务求至当，以归于一，使天下学者依此诵习，而不惑于异说。于是作《白虎议奏》凡四十篇，引经断义，即今所传《白虎通》是也。当时名儒如侍中丁鸿、太常楼望、少府成封、屯骑校尉桓郁、玄武司马班固、卫士令贾逵，与明帝第三子广平王刘羡，都在其中。自是五经训诂赖以仅存。其后宋儒得有所据，以为注释而发明大义，羽翼圣真，亦汉世诸君之力也。大抵人君亲儒臣，讲经义，为益甚多。记诵博，则闻见广；思索勤，则智识开。专心致志，则内无放逸；体验扩充，则外有资助。审学术之邪正，可以辨人才；察事理之当否，可以决政务。以胜嗜欲，则养寿命之源；以希圣贤，则垂明哲之誉。其视声色玩好、射猎逸游之娱，无益而有损者，万不侔矣。故曰：“明君以务学为急，治天下者，岂可以为粉饰太平之具，而不加之意哉？”

原文 　八年，中郎将窦宪恃宫掖之势，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田。发觉，帝大怒，召宪切责曰：“深思前过夺主田园时，何用愈赵高指鹿为马乎！久念使人惊怖。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宪大惧，皇后为毁服深谢，良久乃得解。

直解 　章帝八年，有中郎将窦宪，是窦皇后的亲兄。那时章帝宠厚外戚，把窦宪兄弟都擢居贵近之职，亲幸无比。因此窦宪就倚恃皇后的声势，把贱价强买沁水公主的庄田。公主畏其势，不敢与他论价，章帝也被他瞒了，只说是两平交易，到后来这事发觉，才知他倚势强买。章帝大怒，召窦宪入宫，切责他说道：“昔赵高欺秦二世皇帝，当面指鹿为马，蔽主行私，而秦以之亡。如今你自家想前日欺谩着朝廷，强夺公主家庄田，比赵高指鹿为马之事相去几何？仔细思量起来，使人十分惊怕。想你所恃的，不过说你是皇亲外戚，不好行法耳。不知王法无亲，若将我祖宗的法度行起来，便弃舍了你一个窦宪，也只当孤雏腐鼠一般，何足介意！”窦宪闻帝之言，始大惶惧。皇后乃脱了冠服，替他再三谢罪，许久才得解释，姑饶了他。观章帝此一事，可谓能裁抑贵戚矣。然竟不能加罪而宠任之如故，则为窦宪者将何所复惮乎？故其后窦氏专恣愈甚，势倾天下，几致大祸，实章帝之姑息，有以养其乱也。古人论君德，以刚为尚。若章帝者，岂非短于刚德之为累哉！

原文 　二年，诏曰：“夫俗吏矫饰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厌之，甚苦之。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如襄城令刘方，吏民同声谓之不烦，虽未有他异，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吾诏书数下，冠盖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职，其咎安在？勉思旧令，称朕意焉！”

直解 　章帝留心吏治，于元和二年，下诏书说道：“夫国家设立官长，本以为民，故为官的，必能爱养斯民，方为实政。如今世俗做官的，不务本等职业，只去粉饰那虚文外貌之间，要取名誉，虽若可喜，而其实无益于民，这等的官我甚厌之，甚苦之。若那安静之吏，只是诚心爱民，朴朴实实的做去，不事矫饰，外面全无才华可观，眼前虽不见他有赫赫的功绩，到久后与百姓相安，却受他的利益处甚多。课其治效，以日计之，虽若不足，以月计之，实为有余。这等的才是好官。如襄城县令刘方，吏民每与他相安，众口一词，都说他刑清事简，安静不烦。看他行政，虽未有别样卓异，然拟诸悃愊无华之吏，亦庶几近之矣，此我之所甚喜者也。夫俗吏之弊有四：以行事苛细，显他精察；以问事深刻，显他聪明；以轻出人罪，市他恩德；以重入人罪，逞他威严。若只这等做将去，那下民必被其害，而有愁怨之心。为民父母者，岂宜如此？我诏书累下，惓惓以四事为戒。赍诏的使者，冠盖相接于路，晓谕不为不勤矣。而为吏者，不见加修其政治，百姓每或至不遂其生理，其过安在？无乃视诏令为虚文，而不肯奉行之故欤？自今其勉思向来的诏令，加意奉行，以称我爱民望治之意焉。”夫俗吏伤化，而能要显名；良吏便民，而类鲜近效。今章帝乃厌苦矫饰之为，而崇尚悃愊之政。如刘方无他异能，特以不烦之故，至蒙褒奖，可谓深知民生之休戚，灼见吏治之是非者矣。百世之下，读其诏令，犹可想见温厚恻怛之意，虽古之仁君，何以过哉！

原文 　博士鲁国曹褒上疏，以为宜定文制，著成汉礼。太常巢堪以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许。帝知诸儒拘挛，难与图始，朝廷礼宪，宜以时立，乃拜褒侍中。玄武司马班固以为宜广集诸儒，共议得失。帝曰：“谚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昔尧作《大章》，一夔足矣。”

直解 　《大章》，是帝尧所作之乐名。夔，是后夔，尧时典乐之官。东汉自光武中兴，崇尚经术，然天下初定，日不暇给，明帝虽曾临幸辟雍，讲学行礼，而仪文制度尚多缺略，未经裁定。到章帝时，博士中有个鲁国人曹褒，上疏奏说：“宜及时裁定文制，以著成汉家一代的典礼。”当时太常官巢堪奏说：“制礼作乐，乃是一朝的大典，量曹褒一人之见，如何便定得？不可听从。”章帝晓得那众儒生每拘泥故常，无通达之见。起初创立时，难与他谋议，而朝廷上礼文宪典，委宜及时建立，不可因循，就拜曹褒为侍中之官，使他日直禁中，讲求礼制。那时玄武门司马班固也奏说：“这事体重大，还该遍征诸儒，会集一处共议得失，方可裁定。”章帝说：“今俗语有云：‘若人家盖造房屋，在大路边，使往来的人各出意见，议论可否，纷纭不决，就造三年也成不得。’如今聚会着讲礼的，人自为说，家自为论，往往相争不定，就如告状对理的一般，这叫做聚讼。此以为是，彼以为非；此以为非，彼以为是。互生疑异，可否相持，徒使执笔主议的停阁而不得下，此与道旁作舍的何异？古时帝尧作《大章》之乐，止用一个后夔已自彀了，何必多人？”章帝此言，盖亦有见天下的事功，所以不得成就者，其失只在议论太多。如舜之好问好察，何尝不谋之于人？至于执两端而取中，则出于一心之独断，初未尝徒徇人言也。后世人臣，既无揆事之定见，又无任事之实心。每朝廷有大议，浅陋者，掇拾以塞其责；刚愎者，忿戾以执其偏；趋时者，承望而不尽其情；泥古者，迂阔而不适于用。或甲可乙否，而不肯相下；或前非后是，而不能坚持。诸说混殽，徒乱观听，以致朝廷的事，或方行而遽止，或已罢而复行，一切纷纷，有损无益。故申公谓：“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议论多而成功少，此宋之所以亡也，图治者尚鉴兹哉！

和　帝

孝和皇帝，名肇，是章帝第四子。在位十七年。

原文 　四年，窦氏父子兄弟充满朝廷。是时，宪兄弟专权，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宪，独中常侍郑众谨敏有心几，遂与众定议诛宪。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诛宪，迫令自杀。

直解 　和帝永元四年，此时国舅车骑将军窦宪，既将兵出塞，北破胡虏，成功而归，拜大将军，封武阳侯，威名益盛。他家父子兄弟都做显官，有权势。如叔窦霸为城门校尉，窦褒为将作大匠，窦嘉为少府，弟窦笃封郾侯，位特进，窦景封汝阳侯，为执金吾，窦环封夏阳侯，为光禄勋。其余为侍中等官的，尚不计其数。一门亲属，权贵显赫，充满朝廷。而窦宪兄弟，倚宫闱之势，挟征伐之劳，专擅朝权，肆无忌惮，遂生逆谋。和帝心里思量要处治他，但当时在朝大小官员都是党附窦宪的，没有可与商议此事者。独有个中常侍内官郑众，他平日却谨慎明敏，有心计，多智策。和帝就与他密定谋议，诛戮窦宪，把他朋谋为恶的人尽数拿了。只缘他是太后的亲兄，恐伤母心，不欲明正典刑。先收其大将军印绶，发遣就国，使人到国中，勒令自尽，而窦氏遂此败矣。按和帝此举，制外戚，收威权，似有孝文诛薄昭、宣帝除霍氏之风。惜当时不得忠臣智士与之图谋，而独使中贵得以参帷幄之议。故贵戚虽除，而宦官之势遂盛，驯至十常侍，专恣乱政，而汉竟以亡。上失其道，大柄下移，以乱救乱，不败不止，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安　帝

孝安皇帝，名祜，是章帝孙，清河王庆之子。在位十九年。

原文 　尚书郎樊准以儒风浸衰，上疏曰：“人君不可以不学。光武皇帝受命中兴，东西诛战，不遑启处，然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孝明皇帝庶政万几，无不简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每飨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又多征名儒，布在廊庙，每宴会则论难衎衎，共求政化。期门、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经》。化自圣躬，流及蛮荒。是以议者每称盛时，咸言永平。今学者益少，远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丽，忘謇謇之忠，习之辞。臣愚以为宜下明诏，博求幽隐，宠进儒雅，以俟圣上讲习之期。”太后深纳其言。

直解 　衎衎，是和乐的意思。謇謇，是直言。，是巧言。安帝之初，尚书郎樊准见当时儒风渐衰，欲朝廷加意振作，乃上疏说道：“为人君者，必亲近儒臣，讲明经典，庶几有益身心，有裨政治。若不知学问，则义理无所发明，兴亡无所鉴戒，如何做得明君圣主？所以人君不可以不学，先朝光武皇帝，承王莽篡汉之后，受天命而中兴。那时群雄四起，光武东征西战，连岁只在兵间，虽坐止之安，亦有不暇，这是何等扰攘的时节。然犹好学不倦，才投下干戈，就去讲解文艺，才歇下鞍马，就去谈论治道，而况于从容暇豫之时乎？孝明皇帝具英睿过人之资，庶政万几，无不亲自听断，一一简择于帝心，这是何等勤劳。然且留情于古人之训典，加意于六经之文艺，每次行飨老、大射礼毕，辄正坐自讲经书，诸儒辈皆环侍而拱听之。四方之人，传闻朝廷这等好学，都欣欣喜悦，有慕学之志。明帝又多征聘名儒，不次擢用，布列在廊庙之上。那时群贤满朝，便是遇着饮宴聚会，只相与论难讲习，衎衎然情意款洽，以共求治化之术。下至期门羽林介胄的武士，也都能通知《孝经》大义。惟其化导之本，倡自圣躬，故其风教所流，不但中国从化，而且远及于蛮夷荒服之外，至使匈奴遣子就学。所以论者，每称盛时，都说永平年代，我祖宗列圣崇儒，劝学之效如此。近年以来，稍稍衰废。如今学者渐少，在远方尤甚。博士之官，本以讲授为职，今则空倚着讲席，全无生徒听讲。纵是号为儒者的，亦不复以通经学古为事，只去工些文字，雕章琢句，争论浮华，忘謇謇正直之忠言，而习巧好之虚辞，是何益于身心？何裨于政治？今圣上讲学有期，须用名儒为之辅导。臣愚以为宜早下明诏，广求山林幽隐之贤，宠进儒学博雅之士，置诸朝廷，以待圣上讲习之期。如此，则圣学既有所资，而儒风亦有所劝矣。”此时安帝尚幼，邓太后览疏，深加听纳。于是海内名儒稍稍响用矣。大抵光武、明帝之时，人多务实，学为有用；其后士皆习尚浮华，徒务口耳，无益于身心。故樊准此疏，谓儒风浸衰，非为学者之寡也，乃实用者之寡也。人主欲得贤以图治者，宜留意焉。

顺　帝

孝顺皇帝，名保，是安帝长子。在位十九年。

原文 　汉安元年八月，遣杜乔、周举、周栩、冯羡、栾巴、张纲、郭遵、刘班分行州郡，表贤良，显忠勤。其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乔等受命之部，张纲独埋其车轮于雒阳都亭，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遂劾奏大将军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专肆贪饕，纵恣无极，以害忠良，谨条其无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齿者也。”书御，京师震竦。时皇后宠方盛，诸梁姻族满朝，帝虽知纲言直，不能用也。

直解 　二千石，是郡守、国相。绶，是悬带印信的组绶。古时官员印信都悬带在身上，其绶有紫的、绿的、黑的不同，各照品级。这县令郡丞等官，他的绶该用黑色，故叫做墨绶。都亭，即今驿馆。汉时分天下为十二州，每州设一个刺史，以督察郡守、国相、县令等官。其后刺史多非其人，举劾不得其当，奸豪横行，盗贼并起，到顺帝汉安元年八月，又选侍中杜乔、周举，守光禄大夫周栩、冯羡、栾巴、张纲、郭遵、刘班这八个人，都是素有风力的，着他分投出去，巡行州郡，督察官吏。有贤能循良的，便旌表他；有忠实勤敏的，便显扬他，都荐来擢用。其贪污暴虐、罪状显著的，若是刺史二千石这等大官，使臣虽不敢擅处，许他差人驰驿到京劾奏，请旨黜免。其余墨绶以下县令等官，听从拿问，径自处置，然后奏闻，就是如今抚按官一般。于是杜乔等七人各领了敕旨，前往所属地方去讫，独有张纲不去，却将所乘的车轮埋在雒阳县公馆里面，以示不行。说道：“朝廷要我等访察奸贪，搏击豪强，必将那大奸臣恶处治得几个，然后人知畏法。如今贵戚纵横，专权擅政，朝纲不振，时事日非，就如豺狼猛兽据了要路，放着这样人不能驱逐，却远去四方搜寻那贪官污吏，而问此区区狐狸之辈，岂不谬哉！”于是遂劾奏：“皇后之兄大将军梁冀，及冀弟河南尹梁不疑，俱以外戚之故，荷国厚恩，身处阿衡之任，朝廷倚以取平，乃不务循理守法，而专肆贪饕，招权纳贿，纵恣无极，阴行刺杀，枉害忠良，他每心里全不知有朝廷。谨开列梁氏兄弟欺上无君的事迹一十五件，都是举朝臣子所切齿痛恨者，愿陛下察之。”书既奏进，一时京师臣民以张纲所言皆人所不敢言者，无不震动悚栗。然当是时，皇后宠眷方盛，诸梁姻族满朝，顺帝心里虽知道张纲的言语切直，而内牵于宫闱，外怵于邪党，毕竟不能从也。夫人主总揽乾纲，威福在己，乃不胜其宠幸之私，而至于掣肘如此，亦可叹矣。卒之养成其祸，以至桓帝之世，梁氏竟以专恣诛，中外亲族无长少，皆戮于市，资产三十余万尽没入官，亦今日之宠幸误之也。待外戚者可不戒哉！

原文 　是时，二千石长吏有能政者，有洛阳令任峻，冀州刺史苏章，胶东相吴佑。章为冀州刺史，有故人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奸赃。乃请太守为设酒肴，陈平生之好甚欢，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独有二天。”章曰：“今夕苏孺文与故人饮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举正其罪，州境肃然。

直解 　顺帝时，天下刺史、守、相，秩二千石的，及各县的长吏，其搏击豪强，擿发奸宄，以才能见称者，有洛阳县令任峻，冀州刺史苏章，胶东国相吴佑。这三人都是有才能的官。苏章做冀州刺史，有个相知的故人，做清河郡太守，属他管下。那太守平日贪赃坏法，苏章按临所属地方，考察官吏之时，要查究他枉法赃私。以故人之情，不可遽绝，乃先请他相会，摆设酒肴，与叙述平生交好之情，甚是欢洽。那太守见苏章这等厚待他，不胜喜幸感激，说道：“众人头上都只顶戴一个天，我今幸遇故人做上司，凡事有所庇覆，是我比众人独有两个天矣。岂非我之至幸乎！”苏章自称其字说：“人有私情，官有公法。今夜苏孺文与故人饮酒，极其款洽者，私情也。明日是冀州刺史行事，止知有朝廷的公法，顾不得私情了。”到明日遂尽发其赃私，而明正其罪。于是一州境内，凡贪残之吏，豪强之家，知苏章之无私，莫不望风惧法，为之肃然。按古刺史，即今巡按御史之职。御史若能奉公守法，则有司官岂敢放纵为非？有司清廉，则百姓自然安乐矣。朝廷选差御史，都得苏章这样人用之，天下何患不太平哉！

冲　帝

孝冲皇帝，名炳，顺帝之子，在位一年。

质　帝

孝质皇帝，名缵，是章帝玄孙，渤海孝王鸿之子，在位一年。

桓　帝

孝桓皇帝，是章帝第六子，河间王开之孙，名忠，在位二十一年。

原文 　元嘉元年十一月，诏百官举独行之士，涿郡举崔寔，诣公车，称病，不对策。退而论世事，名曰《政论》。其辞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繇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知。为天下者，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宄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鉴。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救敝之理也。故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以为结绳之约，可复治乱秦之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盖为国之法，有似治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罚治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方将拑勒鞬辀以救之，岂暇鸣和銮，清节奏哉！昔文帝虽除肉刑，当斩右趾者弃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山阳仲长统尝见其书，叹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

直解 　公车，是收天下文书的所在。结绳之约，是上古时风俗。古时未有文字，凡立契约，只用绳子打结为记。干戚之舞，是虞舜的乐舞。舜尝舞干羽于两阶，而有苗来格。平城之围，是汉高祖的事，高祖尝被匈奴围于平城，七日乃得脱。熊经鸟伸，是修养家导引之术。呼吸吐纳，是修养家炼气之术。骀字，解做脱字。衔，是马勒。牡，是牡马，古时以四马驾一车，呼做四牡。皇路，是大路。辀，是车前曲木，钩衡以驾马者。和、銮，都是铃名。和在车轼，銮在马镳。马走则马銮鸣，銮鸣则和应而有节奏。东汉自和帝以后，主威陵替，国纪不张，外戚中官，擅权用事，到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诏百官举天下独行之士。涿郡以崔寔应诏，荐举将来。崔寔诣公车，自称有疾，不能对策，退而作论一篇，讥切时事，叫做《政论》。说道：“自昔人君，孰不欲常治而无乱，然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繇人君承继先世，坐享太平，为日已久，遂生骄逸，风俗渐以敝坏，而上不悟，政事渐以衰废，而上不知，因循苟且，玩愒颓惰，不务讲求所以因时达变，振衰起敝的道理，以至于乱亡而不可救。夫为天下者，其道止有二端，不是宽，便是严。惟至德之世，无宽严之名，自非上德，则宽不如严，往往严的便治，宽的便乱。盖天下人心，全在这纪纲法度，以维持其涣散。而继世之后，多优游姑息，养成祸乱，所以常要励精振作，以严治之，而后不至于乱。怎见得是如此？但看本朝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综核名实，责任考成。有功的必赏，而卑贱不遗；有罪的必罚，而贵势不免。故严刑峻法，儆惕人心，内外奸宄，震慑破胆，都有所惩创。不敢为非，而海内清肃，天下宁静。如今算计他的明白效验，比于文帝之躬修玄嘿，与民休息者，反似过之，这便是严之则治。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优游姑息，或知其贤而不能用，或知其恶而不能去。嬖宠用事，贵戚擅权，遂致纪纲陵替，威福下移，人主操柄，始为奸臣所夺。至于王莽，遂篡汉室，究其祸原，实繇于此。这便是宽之则乱。夫严莫如宣帝，而天下愈治；宽莫如元帝，而天下愈乱。繇是观之，政道之得失，不必远求，近观二帝，亦可为明鉴矣。昔周之衰，齐桓公、晋文公以兵威纠合诸侯，其去文王、武王之道远矣。然孔子作《春秋》，常褒称齐桓公，嘉美晋文公，又叹管仲之功，以为民到于今受其赐。夫孔子岂不知美文武之道哉？亦以周道既衰，王纲不振，夷狄内侵，诸侯莫制，而齐桓、晋文能尊周室，攘夷狄，以明上下之分，故孔子犹有取焉。诚达于权宜，救乎时敝之理也。故圣人能与世推移，因时立政，而世俗之士，每苦于泥古，不识变通，以为上古结绳之约，可复用之以治乱秦之绪，虞廷干戚之舞，可复用之以解平城之围，岂不迂哉！然则当衰乱之世，而惟欲德教之是用，宽政之是行者，何以异此。今以养身喻之，夫屈伸俯仰，如熊之经，如鸟之伸，以调其形，这虽是延寿之术，却不是治伤寒的方法；一呼一吸，吐故纳新，以调其气，这虽是引年之道，却不是接骨的药膏。若不问其病势之所急，但以此为良方，而概用之，则误矣。那为国之道，也如养身一般。当身子和平的时节，常常用粱肉以致养，若卒然有疾病，少不得用药石以攻之。这两件都各有所宜。夫为政者之有刑罚，即是治衰乱的药石；德教，是养太平的粱肉。粱肉虽不可以一日缺，而以之治病，则非所宜。药石虽可以疗病，而平居不可以常服。若用德教去除残贼，则过于姑息，是犹以粱肉治病，病不可除矣；用刑罚去治太平，则伤于惨刻，是犹以药石养生，反戕其生矣。所以善养身者，贵识攻补之宜；善为政者，贵审宽严之用。知用宽而不知用严者，犹知有补而不知有攻也。岂达权救敝之理哉！且自古及今，天运人事，相为循环，历代帝王，起初立法无有不善，到后来不免有敝。如今正承百王之敝，又遇着天运厄塞的时节，自和帝、安帝、顺帝，数世以来，朝政不纲，主威日替，权倖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多以恩贷，惟事姑息，就似乘车的一般。这纪纲法度，庆赏刑威，乃人君御天下之衔辔也。今国政废弛于上，人心纵恣于下，如驭马的人，失了韁辔，驾车的马，脱了衔口，以致四牡横奔，无可控制。纵是大路，亦成倾险，势必倾覆。到这时节，方将约结其衔勒，缠束其辀衡以救之，尚恐不及，又何暇鸣和銮，清节奏，雍容如平日哉！今当纪纲废坠，上下陵夷之时，必须用严，方可救济，若复从宽纵，将至于长恶容奸，国势衰替而不可复振矣。昔文帝之世，号称治平，人见他除去古时肉刑，只说是一切从宽，不知那时肉刑虽除，然罪该斩截右趾的，改为弃市，杀于市曹，该斩左趾及割鼻的，改为笞五百、笞三百，笞数既多，往往至死。名虽轻刑，其实杀之，盖将使人不敢轻易犯法，以全其命。是文帝之治平，乃以严致之，非以宽致之也。今欲致文帝之治，乃不法其严，而法其宽，岂善学文帝者哉！”那时山阳郡人，姓仲长名统者，见了崔寔这书，喜其识达时务，叹息说道：“凡为人主的，宜将这书全写一通，置于坐侧，时常省览，庶不蹈衰世之风，而可保治平之盛也。”按崔寔论治，主于尚严，固一时救敝之言，非万世通行之道。但后世之论治者，不明于宽严二字之义，故其论各有所偏，而不能无弊。夫所谓宽非纵弛之谓也，包含敦大，赦过误，蠲烦苛，这个叫做宽。严非暴戾之谓也，厉精明作，振纪纲，齐法度，这个叫做严。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如春生秋杀，相代而成岁功，雨露雪霜，并效而行化育。二者阙一不可，故《中庸》论圣德，以发强刚毅，宽裕温柔并言，这是尧舜以来相传的治体。世儒不知此义，才说要宽，便因循姑息而流于纵弛；才说要严，便严刑峻法，而伤于暴戾。而人之常情，每乐放纵而惮绳检，乃又创为宁可过于宽，不可过于严之说，是谓天道可使阳过乎阴，昼多于夜，春夏长于秋冬也，将何以成岁功而行化育乎？昔周公之告成王曰：“敦大成裕，明作有功。”必如是而后无弊，论治者审于斯。

灵　帝

孝灵皇帝，名宏，是河间孝王之曾孙。桓帝无子，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二年。

献　帝

孝献皇帝，名协，是灵帝次子，强臣董卓废少帝辩而立之，在位三十年。

原文 　初涿郡刘备，中山靖王之后也。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尝与公孙瓒同师事卢植，繇是往见瓒，瓒以为平原相。备少与河东关羽、涿郡张飞相友善，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备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备周旋，不避艰险。

直解 　涿郡，即今涿州。平原，即今德州。河东，即今平阳府解州等地方。这一段是记刘先主的事迹。说先主姓刘名备，是涿郡人，乃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子孙，流落在民间。他生有异相，手臂垂下过膝，自家回顾，便看见其耳。平日有大志，要安定天下，简默沉静，无多言语，心有喜怒，不发露在颜色上。当初曾与辽西人公孙瓒，同拜涿郡卢植为师。东汉之末，董卓擅权，天下大乱，豪杰并起。此时公孙瓒为降虏校尉，屯军在右北平，先主既与他有旧，就去投他，瓒收留他做平原国相。先主少时与河东解县人关羽、涿郡人张飞相好，结拜为兄弟。先主既为平原相，就着关羽、张飞做别部司马，分管其众。先主与这两人情意绸缪，就是睡卧时，也不相离。同在一个床榻上，其恩爱如至亲兄弟一般。他二人也一心尽忠于先主，却不以兄弟结义之情，失了上下相临之礼。平居虽是这等忘形相爱，若是公庭聚会，在稠人广众之中，便终日侍立在旁，不少怠倦，出去时跟随着来往，一步不离，虽在艰难险阻之中，未尝辞避，其忠义如此。今世俗相传桃园结义，即此是也。夫先主本帝室之胄，而有英雄之姿，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而负忠义之气，然又情投意合，誓同死生，上下一心，至诚无间，此所以能跨有荆、益，而兴蜀汉之业也。

原文 　初，操壮关羽之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使张辽以其情问之。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恩，誓言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耳。”辽以羽言报操，操义之。及羽杀颜良，拜书告辞而奔刘备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直解 　初时曹操曾破刘先主于徐州，擒获关羽以归。曹操见关羽英雄出众，每壮其为人，礼待之甚厚，要重用他。但察他心神动静，还眷恋旧主，似未肯久留为用，以其将张辽素与他相好，乃使往见之，以试探其意如何。关羽叹息，从实对张辽说：“我极知曹公待我甚厚，非不感激，奈我先受刘将军厚恩，与他发过誓盟，愿同生死，不可负背他，更事别主。我终不留于此，但曹公之恩，我岂肯遽忘，须要立些功效，以报答曹公，方才辞去耳。”张辽把关羽的言语，回报曹操，曹操见关羽这等忠义，越发敬重他。及袁绍遣大将颜良来攻曹操，其锋甚锐，关羽替曹操迎敌，单刀匹马，刺杀颜良于万众之中，既以此报曹操的恩，遂写一封书，拜辞曹操。那时闻刘先主正在袁绍军中，就径自奔寻去了。曹操的左右人等，多欲领兵追赶，曹操止他说：“人各有主，他也是各恋其主，终强留他不得，不必追也。”俗说关公千里独行，便是这件事。夫刘先主之在当时，兵破势穷，寄身河北，其视曹操之势，安危成败，相去何如。然关羽宁为故主死，而不肯为曹氏留，艰险不避，始终一心。此所以忠义贯于古今，精灵充于宇宙，而后世有叛君事仇，自托于去就之智者，视此可以深愧矣。

原文 　十二年初，琅琊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颍川徐庶与崔州平谓为信然。刘备在荆州，访士于襄阳司马徽。徽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徐庶见备于新野，备器之，庶谓备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备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备繇是诣亮，凡三往，乃见。

直解 　献帝建安十二年，此时天下扰乱，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孙权藉父兄之业，据有江东。刘先主新败于曹兵，往荆州依刘表。这里有个贤士，姓诸葛名亮，他本是琅琊郡人，寓居在荆州襄阳县隆中地方。他常自比做管仲、乐毅。管仲，是齐桓公的谋臣，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乐毅，是燕昭王的谋臣，能复燕国，报齐仇。诸葛亮自负有王佐之才，若遇着齐桓、燕昭这等君，知而用之，也能匡济天下，兴复汉室，做得这两人的事业，故以自比。当时众人莫有能知他的，见他自比管、乐，都不信许，只有颍川郡徐庶与崔州平，这两人认得他是奇才，果然干得管仲、乐毅的事，非是浪说。及先主在荆州时，访问这地方的贤士于襄阳人司马徽，徽对说：“那儒生俗士每，徒事章句，岂能通达世故？要求通达世故的，须是英俊豪杰，非常之人才可。这里自有伏龙、凤雏，两个俊杰。”先主问是谁，司马徽对说：“诸葛孔明乃伏龙，庞士元乃凤雏。”孔明是诸葛亮的字，士元是庞统的字。其后徐庶来见先主于新野县中，先主深器重他，徐庶也说：“诸葛孔明是个卧龙，虽在潜藏，实能变化，将军可要见此人否？”先主说：“既如此，你可与他同来。”徐庶说：“这人只可到他家里就见，怎么呼唤得他来，将军还该枉驾去求见他才是。”先主依徐庶的言语，便亲自到亮家里，连去三次，才得相见，就与先主谋据荆、益二州，结好孙权，同拒曹操，以次平定天下。后来行事，一一如其所言，真可谓识时务之俊杰矣。观此，可见孔明在草庐中，都把那天下的事，先在心上经画得停当了，故蜀汉四十年之业，与孔明相为始终。有孔明，则日兴，无孔明，则日废，是汉室不可无孔明也。然遇先主，则建三分鼎足之业，不遇先主，将终为南阳之耕夫，是孔明不可无先主也。其两相成如此。而又必本于相知，盖主能知臣，然后信之而不疑，任之而不贰，虽亲密如关羽、张飞，不能间其交。臣能知主，故感激而驰驱，尽瘁以图报，虽富强如曹操、孙权，不能移其志。惟相知，故相得；惟相得，故相成。此三代而下，言君臣之契，鱼水之投者，必称先主、孔明，而至于今，犹以为美谈也欤。

原文 　曹操密遣蒋干往说周瑜，干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诣瑜。瑜出迎之，立谓干曰：“子翼良苦，远涉江湖，为曹氏作说客邪？”因延干与周观营中，行视仓库军资器仗讫，还饮宴，因谓干曰：“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假使苏、张更生，能移其意乎！”干但笑，终无所言。还白操，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能间也。

直解 　孙权的大将周瑜，既破曹操之兵于赤壁，曹操大惧，他帐下有个宾客，姓蒋名干，是周瑜的旧交，乃密遣他往见周瑜，说他来降。蒋干乃穿布袍，戴葛巾，只托做故人自来相访，使吴人不疑。周瑜已知他来意了，出营相迎，立便呼蒋干的表字说道：“子翼好生受苦，远涉江湖，不避风波之险，莫非是替曹氏做说客邪？”因延入蒋干，与他遍观营寨中的军马，又行看仓库钱粮，及刀兵器械等物，以示其严整，夸其富贵。既一一看了，乃请他回到帐中饮宴。因对蒋干说：“君臣相遇，自古为难，丈夫处世，幸遇知己之主，外面虽托为君臣之分，内里情意相结，实与骨肉之恩一般。以言则必用，以计则必从，上下一体，休戚利害，无不同之。遇主如此，自当感恩图报，有死无二，莫说常人离间不得，便是苏秦、张仪那样舌辩能言的人此时再生，亦岂能反移其意乎？”周瑜此言，所以拒绝蒋干者至矣。蒋干既被周瑜说破，只得笑应，终不敢露出一言而去。回报曹操，盛称周瑜识量弘雅，志趣甚高，君臣义重，非言辞所能离间也。夫以周瑜之才，不思为汉家出力，扶衰持危，而乃事窃据之孙权，固为不得其正矣。然能报恩于知己，尽心于所事，不以祸福动其心，亦人臣之大节也。而所以使周瑜若是者，又孙权言行计从，骨肉之恩，有以结之。吴之君臣如此，其卒成鼎足之业，不亦宜乎。

后汉纪

昭烈帝

昭烈皇帝，即刘先主，名备，在位三年。此时天下三分，曹操据中原，为魏，孙权据江东，为吴。先主在益州蜀地，闻曹操子曹丕篡汉，遂即位于蜀。纲目以其本帝室之胄，而仗大义以讨汉贼，功虽未成，名义甚正，故以接汉家正统。

原文 　诸葛亮佐备治蜀，颇尚严峻，人多怨叹者。法正谓亮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敝，实繇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

直解 　诸葛亮佐先主治蜀，颇尚严刑峻法，蜀人法度久废，骤见严峻，多有怨叹者。蜀郡太守法正谏说：“昔日汉高祖破秦入关，与秦民相约，法令只有三章，尽除烦苛，秦民以此感恩归服。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才有了蜀地，未垂恩惠，抚恤百姓，而先以严急，何以使蜀人知德乎？且我兵初至蜀地为客，蜀土人士为主，以客临主，凡事且宜将就，以相降下乃可。今蜀人当兵戈之后，正望我能抚恤他，愿且轻缓刑罚，宽弛禁令，以慰安蜀人仰望之心。”诸葛亮答说：“治有时宜，不可执一。你说高祖入关，崇尚宽大，只知这一件道理，不知又有一件道理。如今与高祖时不同，当初秦始皇暴虐无道，其政苛刻，其民怨苦，故戍卒一呼，天下响应，如土崩坏，不可收拾。是秦本以苛急失了天下，高祖承其后，便当反其所为，用宽弘以济大业。今蜀主刘璋，昏暗懦弱，每事姑息，德政废而不举，威刑玩而不肃，蜀土人士不畏法度，专权恣意，各行其私，君反受制于臣，臣不听命于君，上下之道，日渐陵替。虽以爵位宠荣他，然官忒冒滥，到那极处，无复可加，他反看得轻贱了，不以为荣；虽以恩赉随顺他，然赏忒容易，到那尽处，无复可施，他反骄慢怨望起来，不以为恩。夫刑赏者，人主之操柄，失其操柄，何以为国，所以致敝，实繇于此。是刘璋本以宽纵坏了国家，我今承其后，亦当反其所为，用严峻以救之。明敕法纪，示以威严，使刑当其罪，不可倖免，然后察其情理，或赦宥，或旌赏，他才知得是恩泽而不敢骄慢；爱惜爵赏，都有个限制，使赏当其功，不可妄觊，然后量其勤劳，或序迁，或超擢，他才知得是宠荣，而不敢轻贱。可见有威严然后有荣恩，有恩威，然后有上下。荣恩并济，上下有节，则操柄在我，不至下移，纪纲正而名分尊，为治之要，于斯显著矣。”诸葛孔明此言，诚为识时务知政体者，然所以行之，则有本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鉴至明，而丑者忘怒。孔明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既有此平明之心，故其用法虽严，乃能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贤愚佥忘其身，而人心无不服也，真可为万世相天下者之法矣。

原文 　刘备以零陵蒋琬为广都长。备尝因游观，奄至广都，见琬众事不治，时又沉醉，备大怒，将加罪戮。诸葛亮请曰：“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备雅敬亮，乃不加罪。仓卒，但免官而已。

直解 　零陵，是郡名，即今湖广永州府。广都，是县名，即今四川成都府双流县。刘先主用零陵郡人蒋琬做广都县长。先主曾一日因出行游观，忽然到广都县，看见他县中众事都废阁不治，那时蒋琬又正值沉醉，先主大怒，怪他好酒废事，将加刑戮。诸葛亮素知蒋琬之才，乃请于先主说道：“蒋琬志量远大，他日可当重任，乃是社稷的伟器，却不是治百里为县令之才也。且其为政，专以安民为本，但民得安便了，不去修饰虚文，以求名誉，愿主公重加察之，未可以其事之不治，而遽罪之也。”先主平素敬信诸葛亮，乃因其言，不加蒋琬以罪，仓卒之间，姑且罢免其官而已。后来蒋琬果能继诸葛亮为相，镇抚中外，汉之社稷赖之。可见人才大小，各有所宜。若以大才而小任，则不尽其用，或因小过而轻弃，则终泯其能。使蒋琬不遇孔明，将不免于罪戮矣，岂不深可惜哉！所以用人者，当因才授任，舍短取长，勿以一切律人，亦勿以一眚弃人，然后贤才无遗滞之忧，而职事有各称之效也。治一国且然，而况于治天下者乎？

后　帝

后皇帝，名禅，昭烈之子，在位四十一年。蜀汉先后共四十四年，而为魏所并。

原文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繇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问，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惧，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

直解 　南阳，是郡名，即今河南南阳府。泸，是水名，在今四川泸州，春夏有瘴气，人不敢渡。不毛，是蛮夷中不生草木之地。汉后主建兴五年，丞相诸葛亮出军汉中，欲伐魏以图中原，临行时上表说道：“先帝与臣，本图恢复中原，削平僭乱，重兴汉室，这事业未曾做得一半，便中道崩殂了。如今天下三分，北有曹魏，东有孙吴，未能混一，我止得益州一隅之地，又当百姓疲敝，强不如魏，富不如吴，他这二方都思量吞并我，这是何等危迫存亡不能自保之际。然内而左右侍从之臣，不懈其志，外而忠义志节之士，不顾其身，以图转危为安，易亡为存者，盖先帝平日优礼贤士大夫，深得其心，至今犹追想其恩遇之隆，图报无繇，以陛下是先帝亲子，都要就陛下身上，效些功劳，以报答先帝之殊恩，故内外同心有如此耳。今陛下当思基业之重，时势之艰，内外旧臣所以报效之意，正该信任不疑，凡一切宫府的事，都与他谋议，务开广圣听，以光显先帝遗下的恩德，益成其所未成。且以恢弘志士之气，使他无所疑虑，尽心竭力，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死，才不负贤士大夫仰望的本意。岂可妄以爱憎，自处菲薄，引喻不当，违忤正言，以闭塞忠谏之路哉！且国家之兴衰，系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这二者相为消长，不可并立。能亲信贤臣，斥远小人，用舍停当，则政事自然修举，此先汉高祖、文、景、武、宣诸帝所以兴隆也；若亲近小人，疏远贤臣，用舍颠倒，则政事必然昏乱，此后汉桓、灵二帝所以倾颓也。追思桓、灵之时，如单超、曹节等，专权擅政，浊乱海内，本是小人所当疏远者，他反尊信之，惟言是听。如李固、陈蕃等，刚方正直，忠于国家，本是贤臣所当亲信者，他反诛戮之。又立为党禁，残害善良，以致群小得志，窃弄朝权，董卓乱之于前，李催、郭汜乱之于后，曹操、孙权等遂乘时窃据，把天下都败坏了，深可叹恨。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二帝也。今可不以为鉴戒哉！臣本是布衣贫贱之士，遭世之乱，隐居南阳，以耕田为业，但求苟活性命于乱世而已，并不求声名闻达于诸侯，以希图富贵。不意先帝偶闻臣名，不以臣为卑贱鄙陋，乃轻自妄屈，三次访臣于草庐之中，必求相见。及一见，即问臣以当世之事，情投意合，言听计从，臣因此受知感激，遂许身先帝，愿与戮力驱驰。未几值曹操南破荆州，先帝仓皇逃避，几至倾覆，臣于此时，受委任于败军之际，奉使命于危难之间，往说孙权，共拒曹操，驱驰艰险，不敢自爱，幸而竟济大难，以报先帝知遇之恩。自此以来，二十有一年矣。臣事先帝既久，先帝察臣益深，知臣平素谨慎，任事不苟，故临崩顾命，特把讨贼兴汉的大事，付托与臣，非轻授也。臣自受命以来，夙夜忧惧，恐才小力弱，有负委任，不见功效，以伤先帝知人之明。故勉强奋厉，不敢惮劳，五月渡泸，当炎暑，冒瘴气，提军深入塞外不毛之地，七擒孟获，遂平南夷，收其地所出金漆牛马等物以给军资。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正当乘此时，奖劝率励三军之众，北伐曹魏，平定中原，庶竭臣驽钝之力，攘除奸凶之徒，兴复汉室，仍还洛阳旧都，此臣所以报答先帝之恩遇，而尽心于陛下之职分当如此也。至于宫中府中，一切事务，刑赏与夺，斟酌停当，损其太过，益其不及，归于平明，进尽忠言，献可替否，匡辅主德，这乃是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的责任。三人任其内，以佐主治民；臣任其外，以讨贼兴复。各当专责，以佐其成。臣愿陛下专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若不能诛灭曹魏，兴复汉室，是臣上负先帝，罪何可辞，则当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攸之、祎、允等，不能尽忠斟酌，慢弃职业，是其仰负陛下，咎将谁诿，亦当责诸臣之慢，以明著其失职之咎。然有言而不尽，其过在臣，尽言而不听，其过在君，陛下亦宜反己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无塞忠谏之路，深追先帝遗诏，所以付托于臣，及简拔攸之、祎、允等的意思，使皆得以尽其职，此又臣之望于陛下者也。臣不胜受恩感激之至。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表既上，于是率师前往汉中伐魏。观孔明此表，惓惓忠爱之意溢于言外。后儒谓其言与《伊训》、《说命》相表里，良不为过。至论君子小人之用舍，关乎先汉后汉之兴亡，于君德治道，尤为切要。其后孔明既没，蒋琬、董允亦相继以亡，而黄皓、陈祗等用事，遂亡其国。然后知孔明之言，深中后主之病，实万世之龟鉴也。

资治通鉴直解

卷之十三

晋　纪

武　帝

世祖武皇帝，姓司马，名炎。其祖懿，父昭，世执魏政，至炎遂篡魏平吴而有天下。初封晋王，故国号晋，在位十一年。

原文 　晋初置谏官，以傅玄为之。玄以魏末士风颓敝，上疏曰：“臣闻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放诞盈朝，遂使天下无复清议。陛下龙兴受禅，弘尧、舜之化，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之士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晋主嘉纳其言，然亦不能革。

直解 　武帝既代魏而有天下，乃广开求言之路，初置谏官，使之专论朝政得失。选择群臣中，以傅玄素称刚直，遂用他为此官。傅玄见魏朝末年教化不明，士风颓败，思有以救正之，乃上疏说道：“臣闻先王统御天下，以教化为急务，倡天下以礼义之风，而养之以廉耻之节。教化既崇于上，则清议自行于下。人人皆知重名教，畏清议，而败礼伤化之士自无所容，治隆俗美，皆繇于此。近者魏武帝不知教化之务，只好用法术以制天下，所进用的都是刑名之吏，于是天下之人都尚刑名以应之。文帝又喜慕通达，不拘拘于小节，所进用的都是浮薄之士，于是天下之人都以放达相高，反以谨守名节者为贱，而教化之具尽废。所以后来朝廷上，纪纲法度不复管摄，而放诞不简，如何晏、王弼之流，满于朝野，谈论虚无，遗弃礼法，遂使天下之人争慕效之，以名教为不足贵，以清议为不足恤，而教化之衰，风俗之败，至此极矣。今陛下圣德龙兴，受魏之禅而有天下，能力行恭俭，以求广尧舜之化，固可谓得其要矣。但好恶用舍之间，乃人心之劝戒所系，陛下即位以来，不曾见举一个清操远识以礼自守之臣，以敦尚风节，也不曾见退一个虚名鄙行之士，以惩戒人臣之不恪者。好恶未彰，而劝戒无法，然则人心风俗安能遽变乎！臣所以犹敢有言，愿陛下留意于此。”晋武帝嘉纳其言，以为切于时务，但当时承魏之敝，习俗已成，帝亦不能痛革之。其后晋世士大夫皆崇尚玄虚，清谈废事，荡然放纵于礼法之外，以为旷达，遂以亡国。可见教化诚国家之急务，风俗为治忽之所关，而欲行教化以移风俗，又在人主。但率之于上，立之以表仪，示之以好恶，而后天下可渐化也。今武帝之初，虽矫情于恭俭，未几自恃升平，荒于游宴，而忘经国之远虑矣。虽欲移风易俗，其可得乎？此图治者之所以贵端在其本也。

原文 　诏曰：“昔在汉末，四海分崩，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今天下为一，当韬戢干戈，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仆射山涛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备。”帝不听。及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如涛所言。然其后刺史复兼兵民之政，州镇愈重矣。

直解 　交州，即今广东雷州、廉州及安南一带地方。仆射，是官名。晋武帝太康元年，此时吴国既平，天下混一，武帝便说太平无事了，因思汉末董卓、曹操等，皆以州兵强盛，胁制朝廷，欲矫其弊？乃下诏说道：“汉家初置刺史，只着他督察郡县官吏，到东汉末年，四海分裂，各州刺史把郡县的职事都自专制，内既亲理民事，外又统领兵马，各据一方，朝廷不能制，遂致乱亡。如今天下僭乱尽平，合为一家，岂可复蹈其弊，正该韬戢干戈，偃武修文。凡刺史分职，只主督察官吏，如汉家故事。尽除去州郡兵马，大郡只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刺史都不得管领。”于是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州与广州东西数千里，与诸夷接界，此二州兵马恐不该减损，以示单薄虚弱，而生蛮夷之心。”那时仆射山涛也说：“不独交、广二州，天下州郡的兵马，乃是国家的武备，若无武备，万一盗贼窃发，何以制之？恐乱繇此起，都不该裁革。”武帝不听，毕竟都革了。其后才过得三十余年，到惠帝永宁以后，内则诸王相残，外则五胡纭扰，盗贼纷纷，乘时并起，这州郡中兵马既撤，都无准备，虽有武吏百数十人当得甚事？看着那盗贼横行，莫能擒捕制御，天下繇此大乱，果如山涛所言。到后来诸州刺史又复兼领兵马，而州镇之权越发偏重，海内分裂又甚于东汉之末，仅及百五十余年而晋亡矣。此武帝贻谋不善之所致也。古语云：“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又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其晋武之谓乎！

原文 　三年，帝问司隶校尉刘毅曰：“朕可方汉之何帝？”对曰：“桓、灵。”帝曰：“何至于此？”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朕有直臣，固为胜之。”

直解 　太康三年，晋武帝亲祀南郊。礼毕，从容访问司隶校尉刘毅说：“卿试看朕可比汉朝那一个皇帝？”武帝自负是开创之君，或比得高祖、光武，次亦不出文、景、明、章之下。刘毅平生直戆，适见武帝平吴之后，怠于政事，任用外戚杨骏，交通请谒，公行贿赂，就对说：“陛下可比汉家桓帝、灵帝。”武帝惊骇说：“这两个昏乱亡国之君，朕虽不德，何至如此？”刘毅对说：“臣非妄言，有所指证。昔桓帝、灵帝自家把朝廷的官爵卖与人做，得钱以入官库，为国家的公用；今陛下却被那贵戚权臣把朝廷的官爵卖与人做，得钱以入私门，为他的私用。这等看来，还似不如桓、灵。”武帝乃大笑说：“桓、灵之世，君昏政乱，在朝都是面谀的人，几曾闻有这等言语！今刘毅面折朕过，是朕有直臣。主明则臣直，岂不远过于桓、灵之世乎？”尝观晋史，武帝恭俭明达，足称贤主，虽其末年任用匪人，岂可遽以桓、灵为比？刘毅此言，指斥太甚，常情所不堪，而武帝乃能优容，略无怒色，传之当时，益见其盛德，载在史册，至今为美谈。此后世人主之所当法。然于卖官一事，竟置而不问，卒亦未见其疏杨骏，抑私门，彼复何惮而不为也？徒有纳谏之虚名，而无用谏之实意，虽美何益！此又后世人主之所当戒。

惠　帝

孝惠皇帝，名衷，是武帝第二子，在位十七年。

原文 　七年九月，以尚书右仆射王戎为司徒。戎为三公，与时浮沉，无所匡救，委事僚寀，轻出游放。性复贪吝，园田遍天下，每自执牙筹，昼夜会计，常若不足。家有好李，卖之恐人得种，常钻其核。凡所赏拔，专事虚名。阮咸之子瞻，尝见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

直解 　惠帝七年九月，升尚书右仆射王戎为司徒，居三公之任。那时贾后专政于内，贾谧等擅权于外，王戎虽为三公，只随波逐流，与时上下，以图容身保位而已，并不曾直言正色有所匡救，把府事都委与僚属管理，常轻身出去遨游放荡，无复拘简。其性又贪婪鄙吝，所置园庄田产遍于天下，每自家执着牙筹，日夜算计帐目，常如不足。家中有一种好李，发卖与人，恐人得了这种，分夺其利，临卖时常钻破李核，使人再种不得，其贪吝至于如此。三公以荐贤为职，他凡所称赏荐拔的，专一采取虚名，不论实行。有阮咸之子阮瞻，尝谒见王戎。王戎问他说：“历代圣人，崇尚名教，要人遵守礼法；老子、庄周却发明自然无为之教，只要任意率真，不以礼法自拘束。这两样教门，其旨意同乎？异乎？”此时放达之士祖述老、庄，而礼法之士每深嫉之，两家各争是非，故王戎发问及此，有混同儒、老之意。那阮瞻正是个尚老庄的人，会得王戎的意思，乃含糊答说：“这两家道理得无相同。”王戎甚喜其言，叹美良久，就举他做三公府中的掾属。当时人见他因这“将无同”三字便得了美官，遂号他做“三语掾”，其轻于取人又如此。盖自魏晋以来，士大夫祖尚老、庄，崇奖浮薄，其自处则抑名教而贵玄虚，其取人则采虚名而略实行。至于惠帝之时，其风益盛，其习愈靡，以不拘名分者为旷达，不修职务者为高雅。丧容止之仪，纵耳目之欲，则谓之任真；托虚无之论，悖哀乐之情，则谓之忘累。废时失事，败礼伤化，无所不至，甚者以国家之治乱兴亡亦举而委之自然之数焉。驯至五胡乱华，中原板荡，王戎诸人，不但得罪于名教，抑且倾覆人国家，诚万世之所当鉴戒也。

原文 　九年，太子洗马江统以为戎狄乱华，宜早绝其原，乃作《徙戎论》以警朝廷曰：“夫夷、蛮、戎、狄，地在要荒，禹平水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当其强也，以汉之高祖而困于白登，孝文军于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单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贽而边城不弛固守，强暴为寇而兵革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埸不侵而已。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捍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非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敝矣。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所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因其衰敝，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庶，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蔓，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犬马肥充，则有噬啮，况于夷、狄，能不为变！但顾其微弱，势力不逮耳。夫为邦者，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民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也。”朝廷不能用。

直解 　武都，是郡名，即今陕西巩昌府阶州地方。秦川是地名，即今陕西西安凤翔等府地方。晋惠帝元康九年，此时秦雍氐、羌齐万年反，将军孟观始讨平之。太子洗马江统因思汉、魏以来，氐、羌、胡、羯、鲜卑来降的，都杂处在中原地方，以致扰乱我华夏，这乃是腹心之患。宜趁此时，驱遣出塞，以早绝其原。乃作《徙戎论》一篇，以警动朝廷，说道：“夫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古时列在四方远处，叫做要服、荒服，言但以约束羁縻之，而荒忽无常也。昔夏禹平水土，而于西戎，止就而序之。盖以诸夷性气贪婪好利，凶悍不仁，本与中国不同。而四夷之中，惟戎、狄在西北者，其贪悍尤甚，从来叛服不常，顾其势力强弱何如耳。有时衰弱则畏服来降，有时强盛则侵叛为患。我中国帝王遇着他强盛的时节，就是汉高祖这等英武也被他诈诱，围困于白登；汉文帝这等仁明也被他侵犯，出军于灞上。及至遇着他衰弱的时节，就是汉元帝、成帝这等衰微，而匈奴酋长如呼韩邪之类，也都称臣来朝。可见戎、狄之叛服，不足为我中国之重轻，历观往事，其明验如此。所以有道之君，其牧夷、狄也，如畜禽兽。款待他必有准备，不因其服而纵弛；制御他必有常法，不因其叛而穷黩。他虽稽颡执贽畏服于我，而边城不废固守，待之有备也；他虽强暴为寇，侵叛于我，而兵革不烦远征，御之有常也。其意只要峻出入之防，明要荒之制，使中国自为中国，夷、狄自为夷、狄，境内之民获安，疆埸无所侵扰便了。何可幸戎、狄之来服，便容他居我内地，以启乱华之阶，而忘中国之备哉！至魏朝初兴，天下未一，西边与蜀国隔界，那时内附的西戎，如羌、氐之类，有在彼界上的，有在此界上的。魏武帝恐蜀人招引武都氐、戎，助兵入寇，乃迁徙他入居秦川，散居关中地方。其意欲以外弱寇敌之党援，内壮国家之藩屏，藉此氐戎，以打御蜀虏。此盖一时权宜之计，实非万世经人之利也。武帝只以御寇为急，不暇远虑，而祸本实种于此。到如今蜀国既亡，天下混一，这祸患却是我国家当之，往年杀害官吏，近日反叛朝廷，已受其敝矣。夫关中土地肥饶，物产丰盛，乃自古帝王建都之所，未闻戎、狄之类可居此土也。盖戎、狄犬羊，原非我的族类，则其心决然与我不同，岂肯安心帖服我中国。只因其衰敝，迁入畿甸内地，以为不足复虑。百姓每与他杂居既久，也有玩忽之心。又见其寡弱，或从而欺侮之，使他怨恨之气深入于骨髓。到后来生育众多，渐渐强盛，遂坐生叛乱之心。以其贪悍之性，怀挟愤怒之情，一旦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又居封疆之内，无边塞之隔，从而掩袭我素不防备之人，收掠我散在四野之积，故能为祸滋长蔓延，暴害发于不测，此必然之势，而亦已验之事也。今可不深监而预防之哉！宜徙诸羌于先零、罕开之地，徙诸氐于阴平、武都之界，庶几华夷不杂而祸原可绝也。且戎之当徙，不止氐、羌，今并州之胡，分为五部，户至数万。幽州句骊，户落孳息，且以千计。譬如犬马，豢养太过，至于肥充，其气骄盈，则有噬啮之患，况于夷狄居我内地，能不为变乎？但顾其初衰微寡弱，势力不逮耳。今日渐蕃盛，将不可测。夫为国家者，其所忧患不在人民寡弱，而在社稷不安。今天下一统，土地这等广大，士民这等殷富，本自众盛，何须那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既无益于中国，而适足贻患，都该再三晓谕，着有司发遣，给以行粮，使还旧土。在彼客居此地，不无怀土之思，既有以慰其心；在我华夷杂处，不无纤芥之隙，又有以释其忧。保惠此中国，以安靖彼四方，绝将来之祸，贻永世之德，其为计不亦长便乎？”当时朝廷上下，只苟安目前，都无忠谋远虑，虽江统之论深切著明如此，毕竟不能用也。前此郭钦亦尝言于武帝之时，而不见听。夫武帝自其身艰难开创，尚虑不及远，况后世乎！其后仅一再传，而胡酋刘渊果以五部倡乱，羯则石勒、氐则苻洪、羌则姚弋仲、鲜卑则慕容廆，迭起乱华。终晋之世，海内纷扰，以至于亡。郭钦、江统之言，于是乎验矣。

原文 　鲁褒作《钱神论》以讥之曰：“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亲之如兄，字曰孔方。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闻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涂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凡今之人，惟钱而已。”

直解 　晋惠帝昏愚，政在臣下。权势贵戚之家，皆交通贿赂，凡事非钱不行，于是南阳人鲁褒作《钱神论》以讥笑之。其文说道：“铜钱之为物虽微，而其形体外圆内方，有乾坤之象，世人亲爱之如亲兄一般，以钱孔四方，遂字之曰‘孔方’。这物虽无道德而极其尊，人皆贵重之；虽无权势而极其热，人皆趋附之。他能排进天子的金门，直入公卿的紫闼。事之危急的，有了钱去营求，则危者可安也；人之该死的，有了钱去营求，则死者可活也。虽是尊贵的人，要摆布他也不难，只有了钱，则贵者亦可贱矣；虽是生活的人，要杀害他也不难，只有了钱，则生者亦可杀矣。忿怒争讼的事，不论是非，若非钱则必不取胜；幽晦淹滞的人，不论贤否，若非钱则必不超拔。怨恨仇雠，非钱则不能和解；令名美誉，非钱则不能自发。钱之功用，其大如此。如今洛阳城中，穿朱衣、当要路的贵人，都爱我孔方家兄，无有止极。执他之手，怀抱他终始，不肯相离。其爱钱如此。大抵凡今之人，也不管甚么道理，也不知甚么法度，惟知有钱而已，此钱之所以为神也。”自古观人国者，但见纪纲整肃，上下清白，便知其国之盛；但见权势恣横，贿赂公行，便知其国之衰。古人有云：国家之败，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今观鲁褒之论，晋之朝贵，惟钱是爱，而钱得以移其贵贱死生之权，则其国事可知矣。欲不亡得乎！

原文 　初，太弟颖表匈奴左贤王刘渊为冠军将军。渊子聪，骁勇绝人，博涉经史，善属文，弯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师，名士莫不与交。颖以聪为积弩将军。渊从祖右贤王宣谓其族人曰：“自汉亡以来，我单于徒有虚号，无复尺土，自余王侯，降同编户。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奈何敛手受役，奄过百年！左贤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兴匈奴，必不虚生此人也。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复呼韩邪之业，此其时也！”乃相与谋，推渊为大单于。

直解 　左右贤王，都是匈奴的官名。冠军、积弩，都是将军的官号。弱冠，是二十岁。匈奴称单于，即中国称天子的意思。这一段是记五胡乱华之始。初，惠帝弟成都王颖镇邺时，奏荐匈奴降人居晋阳的，有左贤王刘渊可用，以他为冠军将军，监五部军事，领兵在邺。渊有子名聪，生性骁勇，远过常人，又博涉经史书籍，善作文词，有气力，弯弓重三百斤，才兼文武。弱冠时，游于京师，凡有名的士大夫都与他交游。颖又以聪为积弩将军，父子都被亲用。渊的从祖右贤王刘宣对他族人说：“我匈奴本与汉家约为兄弟，何等尊宠。其后呼韩邪单于降汉，自汉亡以来，徙居塞内，曾为单于的，如今空有名号，实无尺寸之地，其余王侯都无封爵，下与平民同编户籍，以供差役，其屈辱如此。今吾部落虽衰，犹不减二万，足以自奋，岂可束手受制于人，听其役使？奄忽之间，过了百年，与草木同朽乎！吾观左贤王英姿武略，超绝一世，天若无意兴起我匈奴，必不虚生此人，既生此人，便是天意有在。今晋室诸王自相屠戮，骨肉相残，内难既作，海内纷纷，盗贼并起，就似鼎中沸汤一般。天下祸乱乃英雄之资，我等当同心协力，推戴左贤王，兴复呼韩邪的故业，正在此时，岂可坐失机会而甘心于人下哉！”遂相与谋议，共推刘渊为大单于，使其党诣邺告之。渊乃设计辞颖，脱身北归，至左国城，自立为汉王，未几又僭称大号。其子刘聪继之，日益猖獗，以至洛京不守，怀、愍蒙尘，而晋室遂东矣。按刘渊父子虽是骁雄，然在武帝时，羽翼未成，诚如郭钦、江统之言，申谕而发遣之，使还其旧土，后虽为患，不过侵犯我边境而已。失此不图，使二百年余孽安处中国，包藏祸心，习知我虚实强弱，一旦乘隙，相扇而动，千百成群，遂不可制，以成滔天之祸。驯至北魏、辽、金，以极于有元，而天下胥为夷矣。盖刘渊之乱，其滥觞也，后之处降胡者，尚思履霜坚冰之戒，而防其渐哉！

怀　帝

孝怀皇帝，名炽。是武帝第二十五子，惠帝之弟。在位六年，为匈奴刘聪所虏。

原文 　十一月，以王衍为司徒。衍说太傅越曰：“朝廷危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都督，族弟敦为青州刺史，语之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为三窟矣。”

直解 　荆州，即今湖广等处地方。青州，即今山东等处地方。怀帝永嘉元年十一月，此时东海王司马越为太傅，专擅朝政，以王衍素有重名，就用衍为司徒。王衍因劝太傅越说道：“今朝廷危乱，正该倚赖各州刺史，这是古时方伯之官，外镇四方，内卫王室，须得能文能武兼禀全才的人，以居此官，缓急方可得力。”因荐其弟王澄做荆州都督，族弟王敦做青州刺史。王澄是个浮华之士，王敦是个凶狠之徒，朝廷如何倚赖得他？此是王衍假公济私，要植亲党以保禄位耳。因私下对王澄、王敦说道：“吾等遭此危乱之时，常恐身家不能自保。今荆州境内，有江、汉二水，可依以为固。青州背后，就是大海，可恃以为险。你二人在外，各据要地，我居其中，秉执朝权，尔以我为腹心，我以尔为羽翼，谁复有能害我者？此足以为三窟而保全身家矣。”窟是土穴，兔性最狡，穿地为穴，若止是一处，恐怕人以水灌，或以火熏，无处可逃，故连做三个巢穴，彼此相通，以为藏躲脱走之地。王衍设此譬喻，自以为得计矣。岂知忠臣忘家徇国，国安则家安，未有不顾国之危乱，而身家可保者也。到后来王澄纵酒废事，遂为王敦所杀。敦又以谋反败死。而王衍竟死于石勒排墙之下，虽有三窟，何足恃哉！此可以为人臣负国不忠，背公植党者之戒矣。

原文 　五年，东海王越薨，王衍等奉越丧还葬东海。石勒帅轻骑追之，无一人得免者。执太尉衍等，坐之幕下，问以晋故。衍具陈祸败之繇，云计不在己。且自言少无宦情，不豫世事，因劝勒称尊号，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壮登朝，名盖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无宦情邪！破坏天下，非君而谁！”

直解 　怀帝即位之五年，羯胡石勒，举兵入寇，逼进京师。东海王越时为太傅，不护守京师，却领兵出镇许昌。怀帝恶其专擅，密诏大将军苟晞讨越。越因此忧愤成疾而薨，临薨时，把后事托与太尉王衍。衍奉其丧柩回东海国中安葬，被石勒帅领轻骑追至苦县地方，围住晋兵，将士十余万人尽被擒获，无一人得脱者。石勒拿住王衍，叫他坐于帐下，问以晋家变乱的缘故。王衍备细陈说晋室祸败都繇宗室争权、骨肉相残，以致宗社倾危，朝廷坏乱，实不干我等大臣之故。且我少时宦情甚薄，不愿做官，所以一切世事懒得干预。王衍这说话，只是惧怕石勒杀他，要推罪免祸的意思。又劝石勒早称帝号，以逢迎其意，冀免于死，其不忠甚矣。勒见衍言词虚妄，因折他说道：“世间有那不爱名位的人，方可说的无宦情，汝自少登朝，名盖四海，位至三公，负这等大名，居这等重任，如何说道无宦情邪！今天下事全是你每坏了，所以致此祸败者，不是你却是谁？”因命左右牵出，至夜，使人推墙压之而死。夫人臣之义，食其禄则当任其事，王衍为晋大臣，义同休戚，当国家多难，固宜效忠戮力，死生以之，却乃平时则崇尚虚谈，隳废国事，及至临难则甘心媚虏，俯首乞怜。虚名无实之士，其误人国家如此，人君于任人之际，可不慎所择哉！

原文 　周奔琅邪王睿，睿以为军咨祭酒。前骑都尉桓彝亦避乱过江，见睿微弱，谓曰：“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求全，而单弱如此，将何以济！”既而见王导，共论世事，退，谓曰：“向见管夷吾，无复忧矣！”诸名士相与登新亭游宴，周中坐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因相视流涕。王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对泣邪！”众皆收泪谢之。

直解 　睿，是晋元帝名，元帝初封为琅邪王。军咨祭酒、前骑都尉都是官名。中州指洛阳说。管夷吾，即管仲。新亭，在今应天府江宁县地方。中国叫做神州。楚囚，是借春秋时钟仪留晋的故事，以见羁旅异乡的意思。晋怀帝永嘉五年，匈奴刘聪的军马攻陷洛阳，怀帝被执，又西据了长安，此时海内大乱，独有琅邪王睿镇守建业，江东稍安。于是中州名士周遂奔江东，来投琅邪王睿，睿就收用他做军咨祭酒。又有前骑都尉桓彝，也是从中州避乱过江，因见琅邪王兵力微弱，恐难倚赖，私下对周说：“我本为中州兵乱，特来这里避乱全身，不料江东事势单弱如此，将何以存济而得免于祸！”心下疑虑。后来得见王导，与他共论时事。王导是琅邪王的谋臣，先劝琅邪王潜图兴复，收人望，振法度，别名器，凡所施为，都有次第，言论风旨，慷慨动人。桓彝不觉敬服，既退，与周说：“当时齐国只得一个管夷吾，便能攘夷狄、兴周室，向见王导，即今之夷吾也。江东虽微弱，有这人在，吾复何忧？”诸名士每暇日相邀出登新亭，临江游宴，周到半坐时，感叹说道：“昔洛都游宴，多在河滨，今新亭乃临江渚，风景都是一般，只举目之间，未免有江、河之异，故国丘墟，胡尘阻绝，使人对景伤怀。”于是彼此相顾，不觉泪下。那时王导独愀然变色说道：“诸名士在此正当并力一心，共扶王室，削平祸乱，克复神州，才是大丈夫的事业。何至区区似楚囚一般，羁旅无聊，相对涕泣，徒悲何益耶！”诸名士乃猛然警省，都收泪而谢之。此亦王导激励人心之一机也。可见国势之强弱，只在贤才之有无。晋元帝当丧败之余，收乌合之众，只得一王导，遂能系属人心，立国江左，而延晋室百年之命脉。况以天下之大，而驱策一时之英杰，将何事不可为，何功不可立哉！

愍　帝

孝愍皇帝，名业，武帝之孙，吴孝王晏之子。在位四年。长安破，降于刘聪。

元　帝

中宗孝元皇帝，名睿，宣帝司马懿之曾孙，琅邪王觐之子。怀、愍蒙尘，晋室无主，睿从琅邪起兵，兴复晋室，即位于建康，是为东晋。在位六年。

原文 　初，范阳祖逖，少有大志，与刘琨俱为司州主簿。同寝，中夜闻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及渡江，睿以为军咨祭酒。逖居京师，纠合骁健，言于睿曰：“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繇宗室争权，自相鱼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遗民既遭残贼，人思自奋，大王诚能命将出师，使如逖者统之以复中原，郡国豪杰，必有望风响应者矣。”睿素无北伐之志，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

直解 　范阳即今涿州。司州，今河南府。愍帝之时，有范阳人祖逖者，从少时即慷慨有担当世事的大志，素与刘琨相厚，两人同做司州的主簿。一夕同处歇卧，到半夜的时分，忽然听的鸡叫，祖逖此时正思量着天下的大事，睡不着，就以足去蹴刘琨醒来，与他说道：“半夜鸡鸣，虽不是时候，然唤人早起，不致失觉，亦于人有益，非不祥之声也。”因披衣起舞，有不胜踊跃奋发的意思。后来逖避乱过江，元帝以逖为军咨祭酒。逖住在京师，专一纠集那骁健的勇士，加意抚恤，欲得其用。一日，劝元帝说道：“举大事者，全在人心，我观晋室之乱，非干在上的行政无道，而在下的怨叛离心也。只因那宗室诸王树党专权，骨肉分争，自相鱼肉，遂使戎狄之人，若刘聪、石勒辈，乘此衅隙纷纷并起，侵扰中土，荼毒生灵。即今晋室遗民，自遭残害以来，各为其父兄子弟之仇抱恨积怨，欲奋身讨贼，只是没人倡率之耳。大王诚能遣命将帅，兴发师旅，使勇敢忠义如我这样的人统领前去，恢复中原，那郡国的豪杰，一闻此举，必然望风而来，随声而应矣。何乱之不可克乎？”祖逖此言，深为有见，争奈元帝素性优柔，只想保守江东，无志北伐，乃命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着自募兵马而行，竟不能出师以图大举。于此便见元帝立国规模本来狭小，原无远略，所以终其身仅能偏安一隅，而长、淮以北，尽委腥羶，寸土尺疆，不能收复，忘宗社丘墟之恨，孤豪杰向义之心，岂不可慨也哉！

原文 　陶侃为广州刺史。侃在广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故自劳尔。”

直解 　广州，即今广东广州府等处地方。甓，是砖，世俗误以为瓮。斋，是退居的去处。陶侃先在荆州，为王敦所忌，左迁广州刺史。陶侃在广州，破杜弘、诛王机、擒温邵，叛乱悉平。威名既立，州中无事，然陶侃却有远志，不以无事自安，每退居私室，早晨自家运砖百块于斋外，晚间又运将进来。人见他每日如此，不知其故，从而问之。陶侃答说：“今王室陵夷，盗贼群起，中原多事，我要替朝廷出些气力，平定天下，若因此州无事，便过于偷安，任意恣情，优游逸乐，一向自在惯了，却恐精力懈弛，不复堪任劳苦的事，所以早晚运甓，不放此身安闲，以习劳苦尔。”大抵人之志意，能兢惕，则日明；好偷惰，则日昏。人之精力，常练习，则愈强；务安逸，则愈弱。《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陶侃之运甓，盖亦欲兢惕其志意，而练习其精力，有大《易》自强不息之义焉。当时人士，崇尚清谈，遗弃世事，以衔杯为高致，以勤事为俗流，而陶侃独不安于暇逸如此，可谓卓尔不群者矣。

明　帝

肃宗明皇帝，名绍，是元帝长子，在位三年。

原文 　三年五月，以陶侃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荆州士女相庆。侃性聪敏恭勤，终日敛膝危坐，军府众事，检摄无遗，未尝少闲。常语人曰：“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但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尝造船，其木屑竹头，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厅事前余雪犹湿，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其综理微密，皆此类也。

直解 　东晋时，将湖、广、四川接境一带地方，分做四州。荆，是今荆州汉、沔等处。湘，是今长沙、常德等处。雍，是今襄阳、陨阳等处。梁，是今汉中、顺庆等处。晋明帝太宁三年五月，以陶侃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领荆州刺史。前时陶侃曾有功德于荆州，百姓每都感戴他，愿得他管领这地方，及至重来荆州，士民儿女无不欢庆，其得人心如此。陶侃生性聪察警敏，谦恭勤劳，终日衣冠，敛膝危坐，纵在闲居，绝无惰容。而军府中事无大小，一日之中，都简摄无遗，绝无一件废阁。精勤职务，未尝少闲。晋时风俗，率以游宴醉酒为高，他独不然，尝对人说：“昔大禹圣人，克勤于邦，一寸光阴，尚且爱惜。况今之人，万万不及大禹，就是一分，也该爱惜。百年之内，能够几何？岂可逸游荒醉，把这光阴虚度了！自家身上，全不理会，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枉过一世，分毫事业不能成就，岂不是自弃乎？”尝造船只，剩下的木屑竹头，都着簿籍记了数目，收掌在官，不肯抛弃。人都不晓得他的意思，只说这零碎物件，收藏他有何用处？到后来正月元旦，府中官僚都聚会称贺，那厅事前残雪沾湿，就把这木屑铺在地上才好接见宾客，此时木屑也有用了。及穆帝永和中，桓温造船伐蜀，就把陶侃所藏的竹头作了丁装船，此时竹头也有用了。其经理诸事，精微细密，都是这样，不可悉举，即此亦可想见其为政矣。夫王衍诸人，高旷清远，不屑世事，固以陶侃为鄙琐；陶侃勤敏微密，不遗小物，亦以王衍等为虚浮。二者正相反，然天下卒败坏于王衍而兴复于陶侃，可见虚谈者不适于用，而勤事者乃能有成。人君取人之际，当知所审择矣。

成　帝

显宗成皇帝，名衍，是明帝长子，在位十七年。

康　帝

康皇帝，名岳，是成帝同母弟，在位二年。

穆　帝

孝宗穆皇帝，名聃，是康帝之子，在位十七年。

原文 　范宁，好儒学，性质直，尝谓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或以为贬之太过，宁曰：“王、何蔑弃典文，幽沉仁义，游辞浮说，波荡后生。使缙绅之徒翻然改辙，以至礼坏乐崩，中原倾覆。遗风余俗，至今为患。桀、纣纵暴一时，适足以丧身覆国，为后世戒，岂能回百姓之视听哉！故吾以为一世之祸轻，历代之祸重；自丧之恶小，迷众之罪大也。”

直解 　魏晋以来，士大夫崇尚清虚，儒者诗书六艺之学，久废不讲。至是新野人有范宁者，独能考究经籍，专心儒学，而性又质直，不能委曲随时，尝以首倡清谈起自王弼、何晏两人，因说这两人的罪恶比之桀、纣尤为深重。或有人说：“桀纣暴虐无道，身弑国亡，古今称为凶恶之人，今把王弼、何晏比他，莫不贬之太过些。”范宁答说：“圣贤垂世立教，全凭那典谟文章、仁义礼乐，以为维持世道之具，不可一日而缺者。王、何二人，把典谟文章当做古人的糟粕而轻弃之，把仁义礼乐当做道德的渣滓而泯没之，专一祖述老、庄的言语，高谈虚无，其游漫之辞，浮诞之说，使那后生每心志摇荡，随波逐流。缙绅士大夫亦皆翻然变其旧辙，务以放旷为高，把世事理乱兴衰全不经管，以致礼度败坏，音乐崩缺，遂有五胡乱华、中原倾覆之祸。其遗风余俗，传至于今，百姓每视听习熟，恬然不以为非。将来之患，尚无止极。其风俗败坏，人心陷溺，都繇王、何二人倡之。若桀、纣虽是暴虐无道，然不过纵恶于一时，其丧身亡国之祸，传之后世，适足以为作恶的鉴戒，岂能鼓惑百姓每的耳目，而回其视听如此哉！所以我说桀、纣之祸，止害的一世，其祸犹轻；王、何之祸历代犹受其害，其患为尤重也。桀、纣之恶，止丧的他自家一身，其恶犹小；王、何之恶，众人皆被他迷惑，其罪为尤大也。”夫魏晋清谈之祸，虽自王、何两人倡之，然亦繇当时纪纲不振、教化不明，故邪说易行，人心易惑。诚使朝廷之上纪纲振肃，而国无异政，学校之间，教化修明，而士无异学，则道德以一，风俗以同，邪说何繇而得肆哉！有君师政教之责者，当鉴于兹。

哀　帝

哀皇帝，名丕，是成帝长子，在位四年。

废　帝

废帝，名奕，是哀帝同母弟，在位六年。为强臣桓温所废。

简文帝

太宗简文皇帝，名昱，是元帝少子，在位二年。

孝武帝

烈宗孝武皇帝，名曜，是元帝之孙，简文帝第三子，在位二十四年。

原文 　二年，是时朝廷方以秦寇为忧，诏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御北方者。谢安以兄子玄应诏。郗超闻之，叹曰：“安之明，乃能违众举亲；玄之才，足以不负所举。”

直解 　晋自元帝以来，偏安江左，中原地方，尽为苻秦所据。秦王苻坚，既东平慕容，西取蜀汉，北克凉、代，九州之地，已有其七，恃其强盛，有并吞江左之意。此时晋室兵力微弱，边境数被侵扰，朝廷上下，方以秦寇为忧。乃下诏遍求文武全才的好将帅，可以镇守备御北方、抵敌秦寇者，付托他以兵事。时谢安为宰相，就举他的侄儿谢玄以应诏命。遂拜谢玄为建武将军，监江北诸军事。中书郎郗超，素与谢玄不和，然曾因共事，知其才能，听得谢安荐举他，因叹说：“知人固难，能副所知亦不易。况至亲之间，人多畏避嫌疑，不敢推举。今谢安之明，乃能不徇众情，独举其侄，不以私亲为嫌；谢玄虽是年少，未曾经事，然他的才能足以胜此重任，异日必能成功，不负谢安之荐举也。”观郗超心服谢安之举如此，则其得人可知矣。其后谢玄屡立边功，及苻坚大举入寇，玄以五千骑破秦兵数十万于淝水之上，超所谓不负所举者，岂不信哉！大抵人臣有体国之公心，则形迹有所不必拘，嫌疑有所不必避，然后能为国家得人于爱憎毁誉之外。自昔名臣，有举其子者，祁奚之举祁午是也；有举其仇者，解狐之举荆伯抑是也。故曰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可谓至公矣。近世若吕蒙正之荐夷简、文彦博之荐唐介，亦得古人遗意，推此可以为荐举之法。

原文 　十四年十一月。初，帝既亲政事，威权己出，有人主之量。既而溺于酒色，委事于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与帝酣歌为事。又崇尚浮屠，穷奢极费。左右近习，争弄权柄，交通请托，贿赂公行，官赏滥杂，刑狱谬乱。

直解 　道子，是晋宗室，封为琅邪王。浮屠，是佛。孝武帝即位初年，褚太后临朝摄政，及帝既冠，始亲政事，总揽威权，爵赏刑罚，都自己出，又委任谢安、王彪之等，外平寇乱，内理国事，甚有人君的度量，可为贤主。及到后来耽溺酒色，恣意荒淫，遂不亲理政事，把朝政都委之于琅邪王司马道子，着他管理。这道子为人性亦好酒，不能管理政务，日里夜间，只是与帝纵酒，以酣饮狂歌为事而已。帝又听信邪说，崇尚佛教，在于内殿去处，修建精舍，招引僧人，住居其中，倾竭资财，奢侈费用，略不顾惜。左右近习之人，遂得以操弄权柄，擅作威福，繇是政出私门，交通干托，凡那营求干办的，明白用钱馈送，贿赂公行。遂使无才者得以冒官，无功者得以冒赏，而官赏滥杂；有罪者倖逃法网，无辜者反被诛戮，而刑狱谬乱。国事大坏，人心怨咨，晋室之亡，实决如此。夫帝始亲政事，何等精勤；一旦溺于酒色，委政道子，遂致迷缪。可见人君一心，难于清明，而易于蛊惑。是以大禹以旨酒垂戒，成汤以女谒省躬，皆所以防情欲之流而绝祸乱之本也。君天下者，可不戒哉！

安　帝

安皇帝，名德宗，是孝武帝太子，在位二十二年。

恭　帝

恭皇帝，名德文，是安帝同母弟，在位二年，而禅于宋。

宋　纪

武　帝

高祖武帝，姓刘，名裕，彭城人。初起布衣，为刘牢之参军，从破孙恩有功。后倡义平桓玄之乱，威名日盛。因灭南燕并秦，遂封宋公。进爵为王，而受晋禅，国号宋。在位三年。

原文 　二年，宋王欲受禅而难于发言。六月，宋王至建康。傅亮讽晋恭帝禅位于宋，具诏草呈帝，使书之。帝欣然操笔，谓左右曰：“桓玄之时，晋氏已无天下，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书赤纸为诏。逊于琅邪第。王为坛于南，即皇帝位。立太子义符为皇太子。

直解 　建康即建业，是今应天府。晋元帝渡江，遂都于此。初，刘裕既平桓玄之乱，复兴晋室，立琅邪王德文为晋恭帝。恭帝立二年，此时刘裕自立为宋王，虽出镇寿阳，实专擅威福，朝廷徒拥虚位而已。裕久蓄代晋之意，要恭帝把天位让与他，却自家难于发言，乃先遣中书令傅亮到京谋事，亮劝晋征裕辅政。六月，刘裕被征至建康，傅亮就劝晓恭帝以当禅位的意思。因具一诏稿，呈与帝看，使帝亲写发下施行。恭帝知道事势已去，无可奈何，只得听从，遂欣然执笔，对左右说：“昔安帝时，桓玄为乱，晋氏已失了天下，赖得刘公倡义起兵，诛桓玄，复晋室，延至于今，将二十载。这都是刘公之功，今日就把天位让他，本自甘心，不须逼迫。”便亲书赤纸为诏，禅位于宋，自家逊避，出居琅邪邸第。于是刘裕乃筑坛于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立太子义符为皇太子，而晋家百五十年之祚，遂移于宋矣。夫篡逆大恶，天道好还，晋司马氏本篡魏而有天下，乃假托于禅受之名，故其后世，强臣陵夺，亦复如是。今观刘裕之所以取德文，即向日司马炎之所以取曹奂者也。先后一辙，报施不爽，可以为永鉴矣。历宋而齐、梁、陈、隋，朝君臣，暮仇敌，君如弈棋，国如传舍，才得便失，远者五六十年，近者二三十年，皆繇君德不纲，强臣擅命所致。然则国之权纲，人主其可一日不揽，而使下移于强臣，以成陵替之渐哉！

少　帝

少帝，名义符，是高祖长子。立一年，废为营阳王。

文　帝

太祖文皇帝，名义隆，是高祖第三子。在位三十年，为太子劭所弑。

原文 　魏主为人，壮健鸷勇。临城对陈，亲犯矢石，左右死伤相继，神色自若。繇是将士畏服，咸尽死力。明于知人，或拔士于卒伍之中，惟其材用所长，不论本末。听察精微，下无遁情，赏不遗贱，罚不避贵，虽所甚爱之人，终无宽假。常曰：“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然性残忍，果于杀戮，往往已杀而复悔之。

直解 　此时晋、宋相承，立国江左，长、淮以北，皆没于夷，天下中分，称南北朝。南则宋、齐、梁、陈，北则魏拓跋氏，后分为宇文周、高齐，至隋代周而混一焉。魏本鲜卑部落，其太祖拓跋珪起代地，子明元帝嗣，孙太武帝焘。太武北伐柔然，西伐夏主赫连昌，所向皆克，声威大振。这一段是纪他刚明果断的去处。鸷，是鸟名，其性最猛。说魏主为人躯体壮健，生性鸷勇。每行军用兵，攻打城池，或两军对阵，他亲自出战，冒犯矢石而不畏，左右的将士，或为矢石所中，相继死伤，他神色也只照常，略不慌惧。将士每见他这等胆略，都输心畏服，个个拼死，与他出力，因此所向无不成功。又明于知人，凡智谋勇略之士，间或从行伍中简拔出来任用，只是论其材能所长，因材器使，至于出身始末来历、高低贵贱，更不论他。其听察下情，详审精微，臣下每一言一动，分毫不能欺隐。凡有功当赏的，便是微贱的人，也不肯遗落；有罪当罚的，便是尊贵的人，也不容避免。不但贵人，虽是素所亲爱的人，一旦有罪，亦必尽法处之，到底不饶。尝说道：“这法，不是我一人的法，乃我与天下人公共的法，若徇了我一人的私情，便违了天下人的公论，我何敢以私情而轻纵之哉！”其至公无私如此。但其资性残忍，诛戮太暴，遇人有罪过，不复推问情实，即时拿去杀了，每到既杀之后，察知冤枉，方才追悔，已无及矣。夫古先圣王用刑，虽罪在必诛，犹必三奏五复，不厌其详，诚以人命至重，不可不慎也。今观魏太武知人能用，信赏必罚，亦可谓识治体者，独其果于杀戮，未免伤于惨刻之私，岂非刚断有余，而宽仁不足者哉！

原文 　宋主性仁厚恭俭，勤于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于其职，守宰以六期为断。吏不苟免，民有所系。三十年间，四境之内，晏安无事，户口蕃息。出租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闾阎之内，讲诵相闻；士敦操尚，乡耻轻薄。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之言政治者，皆称元嘉焉。

直解 　江左，即江东。是今南直隶浙江一带地方。元嘉，是宋文帝的年号。这一段，史臣记宋文帝的好处。文帝天性仁厚恭俭，勤于为政。谨守法度，虽是严明，却不伤于峻急；含容待物，虽是宽厚，却不失于纵弛。又行久任之法，百官皆久于其职，外面郡守县宰，尤生民所寄，必历两考，定以六年为限，限满然后迁转。盖官吏迁转不常，则民心无所系属，今皆久任，无有视官如传舍，而苟且以觊速迁者。那百姓每知其久，亦且倾心服从，专一听信，不复涣散。故文帝即位以来，三十年间，虽海内分裂，兵戈扰攘，而江左四境之内，独能保境息民，晏安无事，休养生息，户口蕃多。民间出租税、供徭役，止是每年常额，并无不时征派、琐碎扰民。百姓每晨出暮归，都只干办自家的生理，更无他事。所以衣食饶足，礼义自兴，闾阎之内，家习诗书，讲诵之声，达于里巷。为士的都敦崇操尚，以行谊为先；居乡的都渐被忠厚，以轻薄为耻。魏晋以来，江左风俗，为之一变，足称淳美。自后谈说政治者，皆以文帝元嘉之际为称首焉。夫江左经六朝之乱，当百战之余，社稷递迁，人民离散，仅一宋文帝躬行节俭，留心民事，而其效遂如此。本其所繇，只缘守宰久任，是以政治可观。可见天下无不可行之法，亦无不可为之时，况夫世方全盛而能守法任人，尚何太平之不可致哉！

孝武帝

世祖孝武帝，名骏，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起兵诛太子劭，遂即帝位。在位十一年。

原文 　宋主为人机警勇决，学问博洽，文章华敏，省读书奏，能七行俱下。又善骑射，而奢欲无度。自晋氏渡江已来，宫室草创，宋兴，无所增改。至是始大修宫室，土木被锦绣。侍中袁因盛称高祖俭素之德。宋主曰：“田舍公得此，已为过矣。”

直解 　武帝为人，机智警敏，处事刚断，其学问广博该洽，无所不通。作为文章，词既华藻，才又敏捷。每读书史，或省览章奏，一目之间，七行俱下。其聪明才辩如此。又有武略，善骑射，可谓英主矣。但志意骄奢，纵欲无度。建康自晋元帝渡江已来建都于此，其宫室规模，一时草创，不暇恢弘。及宋高祖受禅而兴，亦只仍其旧制，无所增益更改。至是武帝嫌其狭小，乃大兴工役，拆毁旧时宫室，从新盖造，墙壁栋宇，都用锦绣妆饰，土木壮丽，大异昔时。侍中袁尝见高祖时传留的葛布灯笼、麻结绳拂之类，因盛称高祖节俭朴素之德，贻谋子孙之善，欲以感悟宋主。宋主反嘲笑说：“高祖起自田野，本是个庄家老。有这等受用，已为过分矣。今日之事，岂可同哉！”夫自古创业之君，身履艰难，而知其成之不易，故尝俭用厚积以诒后人，其为虑至深远也。为子孙者，不能绎思先德而敬守之，乃至讥诮其祖为田舍翁，悖逆甚矣。是以传及子业，即有篡弑之祸，岂非荒坠厥绪、自取灭亡者哉！

明　帝

太宗明帝，名彧，是文帝第十一子。初封湘东王，及太子业被弑，为大臣所迎立，在位七年。

苍梧王

苍梧王，名昱，是明帝长子，在位五年，为萧道成所弑。

原文 　魏显祖勤于为治，赏罚严明，慎择牧守，进廉退贪。尤重刑罚，大刑多令复鞫，或囚系积年。群臣多以为言，上曰：“滞狱诚非善治，不犹愈于仓卒而滥乎！夫人忧苦则思善，故智者以囹圄为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尔。”

直解 　魏显祖名弘，是太武孙、文成帝之子。显祖乃魏之贤君，嗣位以来，勤于为治，赏必当功，罚必当罪，严而且明。慎择州牧郡守，必得贤牧寄以民事，又时加访察，进其清廉的，退其贪污的，所以吏称民安。尤重刑罚，以其为民命所系也。每有大刑，虽论定了，多令法司重复鞫讯，恐有冤枉，或至幽囚拘系，积年不决。群臣多以为言，显祖说：“淹滞狱囚，诚非善治，然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比那一时仓卒而滥及者，岂不为犹愈乎！死者不可复生，若乘快而误杀，悔之何及？且人之常情，忧苦困郁，则恐惧思省，而善念自生，故明智的人，以囹圄为福堂。囹圄是牢狱，如何反看做福堂？正以其拘系于此，则忧苦而思善，可以转祸为福故也。今所以久系者，正要这等困苦他，使他省改，追悔前日之非，我便也矜怜他，原情宽宥，开其自新之路耳。”此时南朝有宋文帝久任守宰，北朝有魏显祖慎重刑狱。夫偏安之政多苟且，而宋文独能责成；夷狄之性多残暴，而魏主独能矜恕，皆可谓贤矣。况为中国之主，当全盛之时，又岂可忽吏治、轻民命，而有愧于二君也哉！

顺　帝

顺帝，名准，是明帝第三子。初为萧道成所迎立，寻被弑，宋遂亡。

齐　纪

高　帝

太祖高帝，姓萧，名道成，汉相萧何二十四代孙。起建康令，破贼有功，威名日甚，进爵为齐王，遂篡宋。国号齐，在位四年。

武　帝

世祖武帝，名赜，是高帝长子，在位十一年。

明　帝

高宗明帝，名鸾，是高帝兄道生之子，在位五年。

原文 　九月，魏主谓陆睿曰：“北人每言北俗质鲁，何繇知书。朕闻之，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顾学与不学尔。朕修百官，兴礼乐，其志固欲移风易俗。朕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尔。”

直解 　魏主名宏，献文皇帝之子。恒，即今北岳恒山，在大同府浑源州地方。齐明帝元年九月，魏主以北人不知向学，欲迁都洛阳，以变其俗。一日，与恒州刺史陆睿说道：“人性不甚相远，今北人常说北方土俗，质朴愚鲁，无繇通晓诗书。朕闻此言，甚是怃然不乐。即今天下之人，知书者甚多，岂皆聪明特达，生来就是圣人！只在学习与不学习而已。学，则质鲁者可变而为聪明；不学，则聪明者亦流而为质鲁。朕今辨名定分，整饬百官，考古证今，制作礼乐，因欲改移北土质鲁之风，变为中原文明之俗。所以今日汲汲要迁都洛阳，意固有在，非为朕自己一身。盖朕既已为天子，何必入居中原而后为尊，只要汝等子孙渐染美俗，以变化其气质，广闻博见，以开扩其心胸，其意为此故尔。设使世世住居恒山迤北，又遇着为人主者不好文学，耳不闻诗书之言，目不接礼义之事，譬如面墙而立，一窍不通，一物无见，质鲁之俗，果何自而变哉！”夫魏主本以戎狄之君，僻处朔野，其于礼乐教化，令非素具，事不习闻。乃能慨然修古帝王之业，据鞍论道，遣使求书，禁胡服胡言，立太学小学，卒能用夏变夷，化民成俗。况抚一统之规，承熙洽之运，而能修文德以绥太平，其致治之美，又当何如也哉！

东昏侯

东昏侯，名宝卷，是明帝第三子，在位二年，为萧衍所废。

和　帝

和皇帝，名宝融，明帝第八子，在位一年，禅位于梁。

梁　纪

武　帝

高祖武帝，姓萧，名衍，是汉萧何之后，仕齐为雍州刺史。齐主宝卷无道，信任群小，诛戮大臣。衍遂举兵内向，废宝卷，立和帝。于是加衍大司马，封梁公，进爵为王，而受齐禅，国号梁。在位四十八年。

原文 　魏殿中尚书崔亮为吏部尚书。亮奏为格制，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月日为断，沈滞者皆称其能。洛阳令薛琡上书言：“黎元之命，系于长吏。若以选曹唯取年劳，不简贤否，义均行雁，次若贯鱼，执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书奏，不报。其后甄琛等继亮为吏部尚书，利其便己，踵而行之。魏之选举失人，自亮始也。

直解 　殿中尚书，是官名。停解，是考满去任，及为事停职解官等项。《北史》记魏明帝时，用殿中尚书崔亮为吏部尚书，专主铨衡。魏家旧制，文武官都着六年考满，考满后，在外的六年叙用，在内的四年叙用，于其中又品第优劣，分为九等，量才升授，不拘次序先后，常把后面的人拔起，那前面的人都壅滞了，不得升转，颇生嗟怨。及崔亮为吏部，遂权宜设法，定下个资格事例。凡待选的人，不问贤愚优劣，只据他除授考满停职解官的月日以为资序。若年资浅的，就是贤能，也不得升补；年资深的，就是不贤，也依序升用。以此淹滞者都喜其便己，而称颂其能；而有识之士，则不以为然。于是洛阳令薛琡上书说道：“朝廷选择长吏，为民父母，百姓每的性命，都系属于他，可不慎重！若为选曹者止论年月，以积久为功劳，不复简择其贤否，只挨次选用，如雁之行列、鱼之贯串一般，执着簿籍，照次呼名，这只消一个掾吏就够了，要那尚书何用？且吏部之职，名为铨衡，谓其能评品人才，进贤退不肖，如权衡之称物，轻重不爽也。若不论贤愚，挨次点名，数着便用，这等谩无轻重称量，又如何叫做铨衡？此当今弊政，不可不厘正者也。”书既奏上，不见批答。其后甄琛等继亮为吏部尚书，亦以人才难知，任己意为进退，恐不足以服天下之心，不如只循资擢用，己不劳而物无议，甚是简便，遂守崔亮之法，跟着他行。而魏朝选举失人，实自崔亮始矣。然北魏以来，历唐及宋，这停年资格，至今尚踵行之而不废，何也？盖世变久而情伪滋，便资格尽废。待选的，或矫饰声名，或窥伺隙窦，适以启侥倖之门；主选的，或交通请托，或公行贿赂，适以资奸利之弊。则年格亦何可废哉！但序迁所以待中人，而超擢所以拔异才。天下异才少而中人多，诚于资格之中，而寓考核之实，凡任满者，勿概署以称职，必明开其优劣，而筒拔其卓异，亦庶乎不蹈崔亮之失矣。

原文 　九月，梁主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释御服，持法衣，行清净大舍，素床瓦器，亲为四众讲《涅槃经》。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表请还宫，三请，乃许。

直解 　梁武帝惑于佛教，倾心侍奉，亲自幸同泰寺，建设斋醮，聚集僧俗人众，叫做四部无遮大会。脱去衮服，穿了僧衣，受清净戒行，把自家身子，舍在寺中。卧的是素床，用的是瓦器，屏去了天子的奉养，修斋持素，件件与出家人一般。又亲升讲堂法座，为僧俗大众讲《涅槃经》。佛家说，人死去精神常存，但示寂灭而已，叫做涅槃，故有《涅槃经》。武帝信之，故亲讲与众人听。文武群臣，见武帝迷惑，舍身在寺里，无可奈何，乃共出钱十万，献在佛前，赎出武帝来，上表请帝还宫听政。武帝初时不肯，恳请三次，然后许之。夫人主一身，天地祖宗之所付托，社稷生民之所倚赖。虽战兢以保守之，犹恐有伤；虽恭敬以奉持之，犹恐或亵。况于轻万乘之尊，从夷狄之教，弃其身如卖僮，或舍或赎，若非己有，此其四体且不能保，而何以保天下乎！卒之侯景构乱，饿死台城，奉佛者可以为永鉴矣。

原文 　梁贺琛启陈四事，言奢侈赋役之弊，梁主切责之。梁主为人孝慈恭俭，博学能文，阴阳、卜筮、骑射、声律、草隶、围棋，无不精妙。勤于政务，冬月四更竟，即起视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自天监中用释氏法，长斋断鱼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粝饭而已。或遇事繁，日移中则嗽口以过。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衾二年。后宫贵妃以下，衣不曳地。性不饮酒，非宗庙祭祀、大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虽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尝褰袒。对内竖小臣，如遇大宾。然优假士人大过，牧守多侵渔百姓，使者干扰郡县。又好亲任小人，颇伤苛察。多造塔庙，公私费损。江南久安，风俗奢靡。故琛奏及之。

直解 　天监，是梁武帝初即位的年号。释氏就是佛。木绵，即今绵花。梁散骑常侍贺琛上书，条陈四事：一件是牧守贪残，使臣骚扰；一件是风俗奢靡；一件是百司奏事，诡竞求进；一件是兴造非急，征求可缓。大略都是说那时用度奢侈、赋役繁重的弊病。梁武帝大怒，下诏切责，为其触犯忌讳故也。武帝为人，孝慈恭俭，博学能文，又通晓各样技艺，如阴阳避忌、卜龟筮卦、驰马射箭、声音乐律、草书隶字、围棋，无不精妙，是个聪明的人。且勤于政务，虽在寒冬时节，每日四更尽时便起视事，执笔批答，触冒寒气，手皮冻破了，也不休息。其勤如此。自天监年间，信用佛法，长持斋素，断绝鱼肉，日止一膳，只是菜羹粗饭而已。或遇事繁，不暇进膳，日已过中，但用净水嗽口便了。所尚袍服，止用布素，不御丝帛；所设帏帐，只用绵布，染成黑色，不尚华采。一顶冠帽，可戴三载；一件衾被，可盖二年。后宫贵妃以下，衣不拖地。其俭如此。又性不喜饮酒，自非宗庙祭祀、大飨礼宴及设斋供佛等事，未尝动用音乐。就是独处暗室中，也常常整理衣冠，绝无惰容；暂时憩息，当盛暑之际，也不曾揭衣露臂，以取凉快。对里面宦竖、外边小臣，也如遇大宾，不敢轻忽。其恬澹恭敬如此。武帝有这许多好处，宜乎能身致太平而为明主矣。只缘他崇尚佛教，专主慈悲，其待士人极其优厚，宽假太过，有罪不问，以致外面州牧郡守有司官，多侵渔百姓，肆无忌惮。公差出去的官员，所过地方，需索供应，扰动郡县。所以贺琛说，牧守贪残，使臣骚扰。又喜亲任小人，论奏纷纷，吹毛求疵，争为苛察，以觊信用。所以贺琛说，百司奏事，诡竞求进。又广用资财，多造塔庙，以供奉佛，官民钱谷，费用耗损。所以贺琛说，兴作非急，征求可缓。又江南数十年间，地方无事，上下偷安，渐成奢侈。所以贺琛说，风俗侈靡。这四件事，深中武帝之病。帝不能用，反加诘责，如讳疾忌医，卒至于危亡而莫救，岂不可惜哉！看这一段，可见帝王之治天下，有大德，有小行。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亲贤远佞，纳谏听言，振纪纲，明赏罚，节财用，爱百姓，执事理之要而坐运天下，此大德也。粗衣澹食，勤事修容，此小行也。细行虽不可以不谨，而天下所以治乱安危，实不全系于此。若大德有亏，则小行何补？且为治有体，日出视朝，日中听政，岂必四更即起，皴手执笔而后为勤？膳羞有节，服御有度，岂必终日一食，三年一冠而后为俭？且自身日用，所省几何？而塔庙岁兴，糜费无极。若使邪竞进，守宰贪残，风俗奢侈，则人主虽布衣粝饭，适足自苦，无益于民也。至于卜筮、骑射、书隶、围棋之类，又方术小技，虽士人之有大志者，犹不屑为之，况于帝王乎？今观梁武帝之所长者，通是细行，而大德全亏。故虽劳心苦形，至于白首，而终无救于台城之祸。然则人主之学，其可不务识其大哉！

原文 　梁主敦尚文雅，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狱为意。奸吏招权弄法，货赂成市，枉滥者多。时王侯子弟，多骄淫不法。梁主年老，厌于万几。又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或谋反逆，事觉，亦泣而宥之。繇是王侯益横，或白昼杀人于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于主家，有司不敢搜捕。梁主深知其弊，而溺于慈爱，不能禁也。

直解 　这一段，是纪梁武帝慈爱弛刑，致生祸乱的事。武帝素好书史，敦尚文雅，而于刑名法律之事，都疏简阔略，一意宽纵。自公卿大臣而下，都承顺风旨，务为宽大，把审鞫狱囚的事，尽行停阁，漫不为意。遂使奸吏得以操窃权柄，舞弄文法。有罪者用钱买免，而货赂成市；无辜者牵连诬害，而枉滥众多。王侯子弟，倚恃贵势，多骄纵淫佚，不循礼法。武帝年既衰老，怠于政事。又信奉佛戒，慈悲不杀，每断死罪重囚，常尽日不乐。或谋反叛逆重情，事既发觉，亦哀怜涕泣，赦而宥之。繇是王侯无所忌惮，愈益骄横，或白昼在于都市，持刃杀人；或暮夜聚众劫财，公行剽掠。犯罪在逃的人，藏在窝主家里，有司踪迹至门，亦不敢搜寻捕捉。豪强恣横，一至于此。武帝明知其弊繇宽纵所致，而溺于慈爱，不忍加刑，毕竟不能禁制也。夫古之帝王，若舜之钦恤，禹之泣罪，何尝不以好生为心哉！然舜诛四凶，禹戮防风，则其好生之心，乃以矜愚民，非以惠奸慝也。武帝溺于佛教，欲戒杀以造福，遂至叛逆大恶，亦宥而弗诛，杀人重辟，概置之不问。纵弛如此，天下安得而不乱乎？其后侯景构难，大江南北，积尸遍野，所造者福耶？祸耶？明主当有以辨此矣。

简文帝

太宗简文帝，名纲，是武帝第三子。在位二年，为侯景所弑。

元　帝

世祖孝元皇帝，名绎，是武帝第七子。初封湘东王，及简文帝被弑，即位于江陵。在位三年，降于西魏。

敬　帝

敬帝，名方智，是元皇帝第九子。在位二年，禅位于陈。

陈　纪

武　帝

高祖武皇帝，姓陈名霸先，字兴国，吴兴长城人。初仕梁为始兴太守。讨侯景之乱，奉晋安王为帝。王僧辩又纳贞阳侯渊明为帝，而废晋安王为皇太子，霸先袭僧辩杀之，复正晋安王位，因以丞相自进爵为陈公，遂篡梁而有天下，国号陈。在位三年。

文　帝

世祖文帝，名蒨，是武帝兄始兴王之子。初封为临川王，及武帝崩，承遗诏入即帝位。在位七年。

废　帝

废帝，名伯宗，是文帝长子，在位二年。懦弱不振，政归安成王顼，寻被废为临海王。

宣　帝

高宗宣帝，名顼，是始兴王第二子。废帝既黜，以太后诏即帝位，在位十四年。

后　主

后主，名叔宝，高宗长子。在位七年，荒淫无度，为隋所灭。

原文 　隋主不喜辞华，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治书侍御史李谔亦以当时属文，体尚轻薄，上书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尽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乱。良繇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今朝廷虽有是诏，如闻外州远县，仍踵弊风。”诏以谔所奏，颁示四方。

直解 　雕虫，是雕刻虫豸，譬喻文字工巧纤细的意思。丱，是童子的丫髻。六甲，即今六十甲子，古时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书记之事。隋主杨坚，性尚敦朴，不喜辞华。既代周而有天下，诏谕天下，凡朝廷表章，官府公移，士人撰述，一应公私文翰，都着从实叙录，不得徒逞浮词。那时有个治书侍御史，叫做李谔，也见当时文章体制崇尚轻薄，宜痛革其弊。乃上书说道：“昔魏之三祖，武帝曹操、文帝曹丕、明帝曹叡都崇尚文词，专攻诗赋，君人为治的大道，却不知留心，只好那雕虫小艺。夫上之所好，下必从之。始于朝廷，达于里巷，波荡风靡，遂以成俗。晋宋以来，立国江左，历齐及梁，其弊愈甚。排比声律，竞一韵之奇；剪裁对偶，争一字之巧。制作繁多，连篇累牍，积案盈箱，其中所言，不过是描写那月露的形容，妆点那风云的状态而已，于身心何与？于理道何关？沿习既久，世俗以此相高，朝廷以此取士，止据浮词，选擢在位，加以爵禄。此路既开，人见这几句浮词可以得富贵，越发爱尚，好之愈笃。于是闾里间童幼昏蒙之人，贵宦家游闲总角之子，年方稚艾，未曾通晓六甲名目，便去操笔学做五言诗句。所以浮华荡心，浑朴尽散。其文日繁，其政日乱。此无他故，良繇其废弃古先大圣之轨模，凡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别造一种无用之词，把来当做实用。父兄以是期望，师友以是传习，下以是希用，上以是取人，此政之所以日乱也。近日朝廷虽有诏书，谕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然未必就能改观易听。如闻外州远县，仍踵弊风。盖有司官未必着实举行，仍举浮辞，不先实行。宜加采察，令法司纠劾然后可。”隋主嘉纳之，诏以李谔所奏，颁示四方。然习俗已成，毕竟不能革也。大抵朝廷有教化，然后士人有风俗。隋主虽有美意，而不学无术，何以转移士风。汉董仲舒尝劝武帝罢黜百家，推尊孔氏，故武帝表章六经。西汉文章，遂称尔雅，庶几与三代同风，至今犹赖之。此可见崇经术而罢词赋，诚有国家者之急务也。

原文 　十二月，隋军临江，高颎谓薛道衡曰：“今兹大举，江东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尝闻郭璞有言，江东分王三百年，复与中国合，今此数将周，一也。主上恭俭勤劳，叔宝荒淫骄侈，二也。国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总为相，唯事诗酒，三也。我有道而大，彼无德而小，量其甲士不过十万，西自巫峡，东至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势，事在不疑。”颎忻然曰：“得君言，成败之理，令人豁然。”

直解 　陈后主叔宝祯明二年十二月，隋主举兵伐陈，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元帅韩擒虎等统兵五十余万，分道并进。前临大江，长史高颎与郎中薛道衡计议说：“用兵之道，贵在万全，今番大举人马，去伐江东，可保必胜乎？”道衡答说：“必然胜之。我尝闻的郭璞推算历数说，江东地方，分据为王三百年，当复与中国合而为一。今建康自晋元帝渡江立国，历宋、齐、梁以至于陈，三百年之数，已将尽矣。以气运推之，知我必取胜，一也。我主恭俭勤劳，务修德政，有道则宜兴；陈叔宝溺于声色，荒淫骄侈，无道则宜亡。以君德论之，知我必取胜，二也。国事安危，系于所倚任的大臣，倚任得人则安，不得其人则危。彼以江总为相，依任的是狎邪小人，唯令侍宴后庭，赋诗饮酒，不理政务。以国政度之，知我必胜，三也。我既有道，又是大国；彼既无德，又是小邦。量彼战士，不过十万，我以五十余万之众，西起巫峡，东至沧海，阵势联络，数千余里。彼欲分兵拒战，则势悬力弱，众寡不支；欲并力守城，则顾此失彼，缓急不救。以兵力较之，知我必取胜，四也。以此观之，我件件当胜，彼件件当败。今日之举，乘胜直前，可以席卷江东，尽为我有，事在必克，更有何疑？”高颎闻其言大喜，乃欣然说：“兵家胜负，难以预期，得汝之言，将彼己之情、成败之理，说的件件透彻，使我心下豁然，洞知胜算，便当决策渡江，无容别虑矣！”其后隋兵渡江，陈人望风瓦解。建康既破，陈后主逃于枯井之中，隋兵出而执之，国遂以亡，竟不出乎薛道衡之所料。夫自古伐人之国者，往往待时而举，观衅而动，故国有衰弱眊乱之形，未有不为敌所乘者。叔宝承偏安之末运，抚散亡之余卒，其衰弱之形，不待智者而后见矣。而君臣方且溺志于宴安，纵情于诗酒，弃长江之险而无备，迫眢井之祸而不知。孟子谓“不仁之君安其危，利其苔，乐其所以亡”，其叔宝之谓矣！覆辙之鉴，有国者所宜深省也。

隋　纪

文　帝

高祖文皇帝，姓杨，名坚，弘农华阴人，是周之国舅，初封隋公。周天元暴虐，传位于太子阐，坚因乘其孤危，篡而取之，国号隋。在位二十四年。

原文 　十年。上性猜忌，不悦学，既任智以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常令左右觇视内外，有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污，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每于殿廷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又常于殿廷杀人。兵部侍郎冯基固谏，上不从。然亦寻悔，宣慰冯基，而怒群臣之不谏者。

直解 　令史是各省台属吏。隋文帝开皇十年，此时陈国既平，天下混一。然隋主起自将家，生性猜疑忌克，不喜问学以讲究古帝王行事，昧于人君大体。初时既任智术，以篡周而得大位，因谓智术可恃，吏事可师。遂用文移法律自家矜喜，任其所长，以聪明苛察临驭下人。常遣左右近习，出去窥视内外诸臣，但有过误差失，就发其阴私，不论大小，便加以重罪，要见得人都瞒他不过。又怕各衙门令史贪赃作弊，私地里故使个人把钱帛去送他，若是受的，立时拿来杀了。时常在殿廷中行杖挞人，一日之间，或至数四，不可谏止。又常怒甚，就在殿廷中杀人。殿廷固非杀人之地，况古帝王但遇死刑，必三复奏，岂可造次如此？兵部侍郎冯基极力进谏，隋主不听，竟于殿廷杀之。少顷怒消，又复追悔，乃宣召冯基，特加奖慰，而嗔怪当时在廷诸臣不曾谏诤的。不知反己而徒责人，虽悔何及哉！看来隋主急于殿廷捶人、杀人，都是暴怒。然其多怒，繇于多疑，多疑又繇于不学。向使隋主留意诗书以广其识，讲明义理以养其心，则猜疑尽释，暴怒潜消。躬俭素以先天下，谁敢不廉？明法度以示天下，谁敢不惧？推诚以照物，何待觇而后知？虚心以纳谏，何待失而后悔？此可见学之为益甚大，而隋主开国之初，乃不务学而任术，其行事如此，宜其运祚之弗长也。

炀　帝

炀皇帝，名广，是文皇帝第二子，在位十三年，为宇文化及等所弑。以其好内远礼，故谥为炀帝。

原文 　四年。帝无日不治宫室，两京及江都，苑囿亭殿虽多，久而益厌，每游幸，左右顾瞩，无可意者。不知所适，乃备责天下山川之图，躬身历览，以求胜地可置宫苑者。诏于汾州之北，汾水之源，营汾阳宫。

直解 　两京，是东京、西京。江都，在今南直隶扬州府地方。汾州，在今山西地方。炀帝即位之四年，天下承平，民物殷盛。炀帝恃其富强，恣意奢侈，乃大兴土木之役，修治宫室，经年累岁无日不然。于西京作仙林宫，于东京作显仁宫，于江都作迷楼及毗陵等宫，其林苑园囿，亭台殿阁，所在皆有。虽是甚多，然只是初时看着欢喜，到后来看得厌了，也便不以为美。每遇游幸的时节，左右观看，都中不得他的意思。正不知走向何处才可以适意取乐，乃尽索天下山川图画，一一亲览，择个山环水绕的胜地，可以盖造宫室、筑治苑囿者。独有汾州之北，汾河之源，其地川面宽平，山水清胜，堪以建宫，乃诏于此地，营离宫一所，叫做汾阳宫，以备游幸焉。夫炀帝以一君之身，其所汲汲于自奉者，不过居处游观之娱而已。乃至积累岁之经营，览九州之形胜不足以供其一快。西起秦宫，东开洛苑，朝泛江渚，暮筑汾阳。遂使海内骚然，百姓罢敝，故工役未息而盗贼群起矣。于此见人君一心，其奢欲之端若甚微，而慆淫之祸则甚大。故帝尧堂高三尺而不饰，汉文台费百金而不为，非其财力不足，诚不忍以万民之苦，而易吾一日之乐也。有天下者，其鉴之哉！

原文 　有二孔雀自西苑飞集宝城朝堂前，亲卫校尉高德儒见之，奏以为鸾。时孔雀已飞去，无可得验，于是百官称贺。诏以德儒诚心冥会，肇见嘉祥，拜朝散大夫。

直解 　隋炀帝无道，好人谄谀，偶有两个孔雀，从西苑里飞来栖集于宝城朝堂之前。孔雀，乃是人间常有的，不足为异。鹰扬府亲卫校尉高德儒，蓦然见了，便奏说是鸾凤出现。那时孔雀既已飞去，无可证验，于是百官每迎合朝廷的意思，都说果是鸾鸟，一齐称贺。炀帝甚喜，下诏说这祥瑞之物，众人都不曾看见，却是高德儒一念至诚，默然与嘉祥会遇，前此未有，今始见之，遂超升德儒四级，拜为朝散大夫。夫国家官爵，本以待人臣之有德有功者，今德儒指野鸟为鸾，与指鹿为马何异？炀帝以官爵赏之，是赏谀也，彼希富贵者，复何惮而不为谀哉！于是菌可指为灵芝；祲可指为庆云；彗星出，说是除旧布新；日食云遮，说是当食不食。甚至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否，以否为贤，国欲不亡得乎？其后唐太宗破西河郡，执高德儒，即指此事数其罪而斩之。夫邪佞小人，昏主之所褒赏，明主之所诛戮者也。观此可以识国家兴亡之机矣。

原文 　内史郎虞世基以帝恶闻贼盗，诸将及郡县有告败求救者，世基辄迎损表状，不以实闻。但云：“鼠窃狗盗，郡县捕逐，行当殄尽，愿陛下勿以介怀。”帝良以为然，或杖其使者，以为妄言。繇是盗贼遍海内，陷没郡县，帝皆弗之知也。

直解 　内史郎，是官名。炀帝自即位以来，巡游征伐，岁无虚日，百姓怨叛，盗贼群起。而帝方自以为治平无事，纵欲偷安，恶闻寇乱。于是内史郎虞世基揣知帝意，欲以希旨取容，凡遇盗贼生发，拒敌官兵，攻围郡县，诸将及各有司有遣人告败求救者，世基辄先使人迎至中途，邀取表章，将所奏报的贼数，减多为少，不以实闻。及到帝前，但掩饰说：“今之盗贼，不过鼠窃狗偷，何能为患？有司捕捉驱逐，行当殄灭无遗，陛下幸宽圣怀，不须介意。”帝惑于其言，不复加察，深以为然。反杖责遣来的使者，以为虚张贼势，无实妄言。繇是上下相蒙，盗贼得志。李密起河南，杜伏威起山东，林士弘起江南，刘武周起代北，薛举起天水，萧铣起江陵。干戈纷纷，遍于海内，所至郡县，尽皆失没。天下破坏如此，而世基蒙蔽于内，无繇上闻，帝皆不得而知之也。其后宇文化及引兵犯御，帝尚不知变所繇起，犹疑其子齐王暕所为。海内之乱，至死终不能明，壅蔽之祸，其真可畏也哉！大抵奸臣能壅蔽人主之聪明者，亦人主之意向，先有所惑于中也。昔秦二世时，盗起关东，请事者留司马门三日，而赵高不见，及对二世，则言“此小寇，无能为也”。世基之欺炀帝，盖亦赵高之故智耳。然二世惟可欺以鹿马，故高之计得行；炀帝惟可欺以鸾雀，故世基之奸得遂。诚使为人君者，秉虚明之鉴，不眩似以乱真，持正大之情，不好谀而恶直，则臣下何所容其壅蔽之奸哉！

恭　帝

恭帝，名侑，是炀帝之孙。初封代王。唐公李渊举兵进克长安，尊炀帝为太上皇，奉帝即位。帝寻禅位于唐。

原文 　初，唐公李渊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晋阳宫监裴寂，与刘文静同宿，见城上烽火，寂叹曰：“贫贱如此，复逢乱离，将何以自存！”文静笑曰：“时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忧贫贱！”文静见李世民而异之，深自结纳，谓寂曰：“此非常人，豁达类汉高，神武同魏祖，年虽少，命世才也。”

直解 　这一段是纪唐高祖与太宗起兵的缘繇。初，唐高祖李渊，是陇西世家，隋时袭父封为唐公。娶窦氏生四男子，长的是建成，次的即太宗，叫做世民，又次的是玄霸，少的是元吉。这四子中独有太宗生得聪明睿智，勇敢决断，识见度量，远过常人。在炀帝时，土木繁兴，巡游无度，征伐不息，盗贼并起。太宗因见隋室方乱，私地里图谋，有济世安民的大志。思量要起义兵，兴帝业，必以延揽英雄为本，乃倾身谦下，以礼接贤士，分散家财，以结纳宾客，但是四方贤俊来的，个个得其欢心。那时高祖留守太原，是晋阳地方，炀帝置有行宫，设宫监官以守之。其宫监裴寂，与晋阳令刘文静相好，夜间同宿，见城上举烽火，传报声息，裴寂叹说：“我辈做这等官，禄薄位卑，又遇着这等时节，世乱民离，将何以自存济？”文静笑说：“如今的世事，已是看见了，天下将乱，正是豪杰奋起之时。我与你二人相得，彼此同心，审择所从，互相推引，何患不富贵！”后来文静既从高祖，因见太宗龙姿天表，意气超常，不觉惊异，遂委心托命，深自结纳，因对裴寂说：“这非是寻常的人。观其豁达大度，推诚不疑，恰似汉高祖；其神谋武略，算无遗策，又似魏武帝。年纪虽小，乃是命世之才，真英主也，我等可以依归矣。”其后高祖起义晋阳，太宗削平群盗，遂有天下，皆刘文静、裴寂二人启之。然亦繇当时隋政不纲，百姓愁苦，故英雄豪杰，得借以为资。若使朝廷之上，德政修举，闾里之间，民生乐业，则虽有十太宗、百刘文静、裴寂，不过驱使为吾用耳，何能为哉！然则人君制治保邦之道，惟在安民而已。

原文 　裴寂等乃请尊天子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县，西河郡不从渊命，渊使世民将兵击西河。郡丞高德儒闭城拒守，攻拔之。执德儒至军门，世民数之曰：“汝指野鸟为鸾，以欺人主，取高官。吾兴义兵，正为诛佞人耳！”遂斩之。自余不戮一人，秋毫无犯，各慰抚使复业，远近闻之大悦。建成等引兵达晋阳，往还凡九日。渊喜曰：“以此行兵，虽横行天下可也。”遂定入关之计。渊开仓以赈贫民，应募者日益多。裴寂等上渊号为大将军。

直解 　西河郡，即今山西汾州地方。唐公李渊谋举义师，遣人借突厥兵马为助。突厥要渊自为天子，乃肯出兵。渊以为不可，命将佐更议名号。晋阳官监裴寂等乃定议请尊隋炀帝为太上皇，迎炀帝的孙代王侑，立为天子，以安隋室。渊然其言，就代为书檄，发下郡县，征调人马。独有西河郡抗拒渊命，不肯听从。渊使其子世民等，领兵去击西河。兵至城下，郡丞高德儒闭门拒守，不肯降顺。世民领兵攻破其城，将德儒拿至军门，数责其罪说道：“汝为人臣，不能直道事君，妄指孔雀野乌以为祥鸾。欺诳主上，躐取高官，乃朝廷之佞人，国之巨贼。我今兴举义兵，正要诛除你这邪佞小人，以安社稷，汝尚不自知罪乎！”遂斩首示众。自余官吏军民无罪的人，一个也不肯妄杀，其财货子女，秋毫也无所侵犯，下令安慰抚恤，使其各还生理。繇是远近闻知，都道唐公除害安民，人人感悦。西河郡既下，建成等引兵回晋阳，计其往还，刚得九日。唐公欢喜说道：“行兵取胜，若似这等神速，虽横行天下，有何难哉！”遂与诸将定计西向，谋取长安。此时晋阳精兵已近数万。唐公又开仓发粟，赈济贫民。繇是丁壮来应招募者益多，旬日之间，军众大集。裴寂等乃上唐公官号为大将军，诸将佐以下，皆受命而行事焉。夫隋以残刑重敛困天下，天下之民，叛隋已久，唐公当举义之初，首诛佞臣，自余不戮一人，谕使复业，真可谓隋民之汤武矣！虽其尊炀帝、立代王，假借名号，未为正大，然亦足以见神器至重，有不敢遽窥之心。及江都之变既闻，海内之乱愈炽，然后受禅而登帝位，盖会其时之易为耳。古语有言：“天下嗷嗷，新主之资也。”又曰：“摧枯朽者易为力。”观于唐室之兴，讵不信哉！

原文 　渊帅诸军济河，关中士民归之者如市。世民所至，吏民及群盗归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备僚属。渊女李氏适柴绍者，亦将精兵万余会世民于渭北，与柴绍各置幕府，号“娘子军”。隰城尉房玄龄谒世民于军门，世民一见如旧识，署记室参军，引为谋主。玄龄亦自以为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世民引兵顿于阿城，胜兵十三万，军令严整，秋毫不犯。

直解 　隰城，即今山西汾州孝义县。阿城，是秦阿房宫城，在今陕西渭南县。这一段是记唐高祖、太宗入关破隋的事。此时隋炀帝幸江都，四方盗起，关中无主。唐高祖李渊自太原起兵，既克河西，下霍邑，乃亲率众军渡河而西，以向关中。那关中士民，苦隋之虐政，思得真主，见高祖来，都争先归附，就如到市上去的一般。其子太宗世民，分军徇渭水之北，所到地方，官吏百姓每，与那结聚为盗的，也都归附如水之流，止遏不住，其得人心如此。太宗就其中看有豪杰好汉，便收取他以备僚佐属官之用，资其谋略，以济事功。高祖有女李氏，嫁与柴绍为妻的，也从鄠县散家财，聚徒众，得精兵一万多人，亲自率领，与太宗会遇于渭北。其夫柴绍，先从高祖，李氏却不与他合在一处，乃各自领兵开府，叫做娘子军，以李氏为将故也。临淄人房玄龄，仕隋为隰城尉，及太宗徇渭北，玄龄来至至军门求见。太宗一见，知其为豪俊之士，便与他情投意合，恰如旧时曾相熟识一般。因铨注他在幕下做记室参军，掌书檄，赞计画，引为谋主。凡军中事，都与他商议，极其信任。后来遂用他为宰相，平定天下。玄龄此时亦自以为遭遇知己之主，尽心竭力，但是知道的，都着实去做，无一毫推避。其君臣相得如此。太宗引渭北军，驻扎在阿房宫城，其精壮人马，有十三万。收集既多，而号令约束严肃整齐，经过去处各守纪律，无有纤毫侵犯百姓者。其行军有法如此，所以得人心之归也。大抵高祖之有天下，繇太宗为之子；而太宗之取天下，繇房玄龄为之臣。观太宗每下城邑，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可谓得大臣以事君之道矣。此所以为贞观之贤相欤。

资治通鉴直解

卷之十四

唐　纪

高祖初封唐王，其后遂以为有天下之号。这书记唐家一代的事，故称唐纪。

高　祖

高祖神尧皇帝，姓李氏，名渊，陇西成纪人。其父李昞，以功封唐国公，渊袭封为太原留守，乘隋之乱，举兵进克关中，遂代隋而有天下，在位九年。谥为神尧，庙号高祖。

原文 　唐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表，以为：“隋以恶闻其过亡天下，陛下龙飞晋阳，远近响应，未期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难也。臣谓宜易其覆辙，务尽下情。”上省表大悦，下诏褒称，擢为治书侍御史，赐帛三百匹。

直解 　万年县，即今陕西西安府成宁县。法曹，是县尉之官。唐高祖初即位，颇有失政，万年县法曹孙伏伽首先上表，进谏说道：“人君得天下易，保天下难，试观隋家天下，何等全盛，只因炀帝骄矜刚愎，遂非文过，恶闻直言，遂致积恶日深，丛怨日甚，所以把天下失了。陛下应兴王之运，龙飞晋阳，义师一举，远近归心，其应如响，攻下汾霍，进克长安，未及一年，遂登帝位，只见得取天下这等容易，却不知隋之失天下亦不难也。若知隋所以失天下，又复效其所为，这便是蹈其覆辙，同归于乱而已。以臣之愚，谓宜鉴于亡隋之弊，改途易辙，凡君德有愆违，朝政有阙失，务广开言路，使人人得以自尽，事事得以上闻，庶下情上通，上泽下究，而保天下不难矣。”表中指陈高祖失政三事：一件不宜受民间私献，一件不宜陈百戏散乐于玄武门游戏，一件太子诸王左右不宜滥用匪人。高祖览表大悦，乃下诏褒奖，称道他至诚慷慨，据义直言，因不次超拔，擢为治书侍御史，着他专掌法令，仍赏以绢帛三百匹，以旌其直焉。夫自隋以来，言事者轻则斥，重则诛，以致忠臣结舌而不敢尽直，士丧气而不获伸久矣。高祖即位之初，首纳伏伽之谏，至不吝高爵厚赏以宠异之，盖不惟有受善之诚，而因有以作敢言之气，士怀忠抱义者，孰不感激而思奋哉！此所以能延揽贤杰，而开有唐三百年之基也。

原文 　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杀之。监察御史李素立谏曰：“三尺法，王者所与天下共之也。法一动摇，人无所措手足。陛下甫创鸿业，奈何弃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诏。”唐主从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拟雍州司户，唐主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拟秘书郎，唐主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直解 　古时用三尺竹简，写法律于其上，叫做三尺法。唐高祖初年，有一人犯法，以律论之，罪不该死。高祖心里恼他，不依律断，特命戮之于市。那时有个监察御史李素立进谏说：“这三尺律书，乃王者所与天下公共的法，下自庶民，上及朝廷官府，都该遵守，虽天子至尊，也不容以一人之喜怒，而自为轻重。若是可轻可重，无一定之规，这法便可动摇了。法一动摇，那用法的都得任意以行其私，小民举手投足，便犯法禁，复何所措其手足哉！况陛下初创大业，将垂法于后人，岂可先自废弃了这法，使后嗣何所遵守？臣忝为法司，分当执法，此人法不该死，虽有特诏，不敢奉行。”高祖听从其言。自是素立特承恩遇，眷顾非常。唐朝监察御史是从八品，高祖命该衙门升授他做七品清高又有事权的官。该衙门拟升他做雍州司户，是京兆府官，掌户籍驿传等事。高祖说：“这官虽当要路，有事权，却繁冗而不清。”又拟做秘书郎，是秘书省官，掌四库图籍。高祖说：“这官虽是清高，却闲散而不要。”遂升授他为侍御史。侍御史，从七品台官，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官秩既清高，又有事权，故特授此官以宠异之。夫素立之执法，高祖之听言，以定国家之法典，以开朝廷之言路，高祖君臣两得之矣。

原文 　唐主考第群臣，以李纲、孙伏伽为第一，因置酒高会，谓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骄臣谄亡天下，朕即位以来，每虚心求谏，然唯李纲差尽忠款，孙伏伽可谓诚直，余人犹踵弊风，俯眉而已，岂朕所望哉！”

直解 　唐高祖欲激劝臣下，使之进谏，尝考校群臣的优劣，分别等第，以太子詹事李纲、治书侍御史孙伏伽为第一。一日置酒殿上，大会群臣，与尚书右仆射裴寂说道：“隋家天下，只因为君者志意骄盈，不肯听谏，为臣者甘心卑谄，不肯尽忠，所以上下相蒙，养成祸乱，遂致灭亡。朕自即位以来，惩隋之弊，凡百举动，不敢自以为是，每虚心求谏，冀闻直言。然群臣之中，止是李纲能随事箴规，颇尽忠款，孙伏伽论事慷慨，可谓诚直。除此二人之外，其余诸臣谄谀顾忌，犹踵习亡隋之弊风，凡遇事有当言者，都只低头缄默，俯眉而已，无有吐一词、建一议者，岂朕所以虚心求谏之意哉！尔等自今必须以李纲、孙伏伽为法，斯为不负朕之所望也。”夫人君听谏为难，知人为尤难。盖切直之谏，虽庸主犹或勉从，而人品邪正之分，非至明者不能洞察也。唐高祖虚心尽下，不惟有听谏之诚，而某也忠直，某也依可，又能因迹考心，甄别不爽，则君子既得以目见，小人又无以自容，听言之道，莫善于此，人主所宜取法也。

原文 　刘武周降将寻相等多叛去。诸将疑尉迟敬德，囚之军中，屈突通、殷开山言于世民曰：“敬德骁勇绝伦，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为后患，不如遂杀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岂在寻相之后邪！”遽命释之，引入卧内，赐之金，曰：“丈夫意气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终不信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骑行战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帅步骑万余猝至，围之。单雄信引槊直趋世民。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世充兵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围。世民、敬德更帅骑兵还战，出入世充陈，往返无所碍，屈突通引大兵继至，世充兵大败，仅以身免，斩首千余级。世民谓敬德曰：“公何相报之速也！”赐敬德金银一箧，自是宠遇日隆。

直解 　唐太宗既破刘武周，他部下的大将尉迟敬德与寻相等都来降，其后寻相等又逃叛去了，只有敬德未去。诸将恐他也要逃叛，把他拿了囚系在军中，于是屈突通、殷开山二人向太宗谗谮他说：“敬德为人骁勇绝伦，今既被囚系，心里必然怨望，留着他在此，恐生歹意，将来为祸不小，不如杀了他，永绝后患。”太宗说：“诸将差矣，敬德若有叛意，便当与寻相一同去了，岂肯留到今日，坐待擒缚？我看他决无此意。”即时传令，释放了敬德，引他到卧房内，取些金银赏他，说：“丈夫处世，当磊磊落落，以意气相期许，莫把小小嫌隙，放在意下。我素知你是个忠良之臣，无有二心，纵是众人要谗害你，我终不听信而加害也。你当体谅我的心，相与戮力匡时，共成大业，不可自生疑虑。你若必要去，我也不敢强留，就把这金银资助你做路费，以表一时共事之情也。”繇是敬德感激，誓死相从。一日太宗征郑主王世充于洛阳，领五百马军出去观看交战地方，适登北魏宣武帝陵上，远览形势。不期王世充帅领步卒马军一万多人，忽然奔到，把太宗围住了。世充有一骁将，姓单名雄信，手持丈八长枪，径奔太宗。事势危急，敬德策马大呼，从旁一枪，刺雄信落马。世充兵见雄信被刺，稍稍引退。敬德以身遮蔽太宗，杀透重围。既出之后，又复与太宗领着马军杀入世充阵中，如此往来数次，并无敢有阻挡之者。少顷之间，大将屈突通统领大军继至，把世充的军马，杀的大败奔溃，世充仅得单身脱走，斩获首级一千余颗，得胜而回，这是敬德单身救主的第一功。于是太宗对敬德说：“公之报恩何其速也！”遂赏敬德金银一箱，以酬其劳，自此恩礼眷顾，日盛一日，而敬德因得展尽才略，以树功名，后来遂为佐命功臣，封鄂国公，以此见太宗之善用人也。大抵人君御下，莫善于推诚，莫不善于蓄疑。推诚者，虽其寇仇，亦将归心；蓄疑者，虽其亲信，亦将解体。陈平楚之降将，汉高祖一日得之，遂以为护军，捐金四万斤，不问其出入；光武推赤心置人腹中，铜马群盗来降，单骑按行诸部，示以不疑，故能驾驭豪雄，兴建大业；项籍以盖世之才，拔山之力，乃意忌信谗，虽其骨骾之臣，如钟离昧、范增之伦，皆以谗见疏，故终以取败。观高祖、光武、唐太宗之所以兴，项籍之所以亡，则推诚之与蓄疑，其得失之效，相去远矣。

原文 　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冬十月，以世民为天策上将，开天策府，置官属。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出教以王府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咨议典签苏勗、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军咨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信都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乃使库直阎立本图像，褚亮为赞，号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州”。

直解 　唐武德四年，此时太宗尚为秦王，高祖以太宗首建大谋，削平海内，其功勋甚大，前代官爵都不足以称其功，特为他置一官，叫做天策上将，其位加于诸王公一等。乃于冬十月，拜太宗为天策上将，开天策府，于府中设置官属。太宗既受此官，见得海内渐次平定，当亲近儒臣，乃开馆于宫西，延引四方有文学之士，使居其中，亲出教令，以王府属官杜如晦、记室官房玄龄、虞世南、文学官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咨议典签苏勗、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军咨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及信都县人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共十八人，皆以各人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每日六人，更日直宿，供给珍馐饮膳，恩礼极其优厚。太宗每日朝谒了毕，公事闲暇，辄至馆中，引见诸学士，相与讨论文籍，讲明义理，或至夜分方才就寝，其亲密如此。又使库直官阎立本图画诸学士的像貌，使褚亮题写像赞，号称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此选者，时人谓之“登瀛州”。瀛州，是海外山名，道家说，是神仙所居，以比诸学士荣遇，就如登仙也。夫太宗当天下甫定之初，即开馆延贤，讲论经籍，真可谓右文之令主矣！是以当代夸之以为盛事，后世传之以为美谈焉。

原文 　八月己未，突厥颉利可汗寇并州，遣兵寇原州。唐主谓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复求和，和与战孰利？”太常卿郑元曰：“战则怨深，不如和利。”中书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众，有轻中国之意，若不战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将复来。臣愚以为不如击之，既胜而后与和，则恩威兼著矣。”唐主从之。

直解 　突厥，是北虏。可汗，是虏中酋长之号。并州，即今山西太原府。原州，即今陕西固原州。唐高祖武德五年，八月己未日，突厥酋长号颉利可汗者，引十五万骑，繇雁门入犯并州地方，又分兵往掠原州地方。高祖与群臣计议说：“今突厥入寇，本该与他战，乃又遣使来讲和，又似该与他和，和与战二者，那件便益？”太常卿郑元说：“战未免伤损人马，纵使得胜，彼亦仇恨，结怨愈深，不如休兵，与他讲和为便。”中书令封德彝说：“讲和固好，然必须先战而后可和。盖突厥贪悍喜斗，如犬羊一般，彼自恃其众多，轻视我中国，所以敢来为寇。若不与一战，就听讲和，显是中国怯弱，不敢与他厮杀，他越发无忌惮了，今虽讲解而去，明年又将复来，边患何时而息？臣愚以为不如因其入寇，出兵击之，彼骄我奋，其势必胜，战既得胜，彼必惧怕我中国，不敢轻视，然后却与他讲和，既畏战胜之威，又感和好之恩，恩威兼著，和乃可久。”高祖听从封德彝之言，其后边将连破突厥，然后遣郑元责颉利以负约，说之讲和，可谓得制御夷狄之术矣。大抵不战而和，则制和在彼，战而后和，则制和在我，致人而不致于人，要使中国常操其柄，且因我之战，可以益固其和心，因彼之和，可以益修吾战备，御虏之策，莫善于此，筹边者所当知也。

原文 　上引诸卫将卒习射于显德殿庭，谕之曰：“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小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于是日引数百人教射于殿庭，上亲临试，中多者赏以弓、刀、帛，其将帅亦加上考。群臣多谏，上皆不听，曰：“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常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繇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

直解 　武德九年，此时天下已平，兵革不用，太宗引诸宿卫将士，在于显德殿前，演习射艺，因省谕之说道：“有中国则有夷狄，夷狄侵盗，自古为然，不足为患。所患者，只在夷狄不来侵扰，边境稍宁，此时为君的恃其治平，安逸游乐，忘却战伐之事，不复堤备，一旦虏寇乘间而来，那时措手不及，无以御之，深足为患。今海内宁靖，汝辈安闲，朕不用汝辈之力，穿池筑苑，以供役使，专教汝辈演习弓矢。平居闲暇无事，则操练教习，为汝之师，万一突厥入寇则统领出征，为汝之将，庶乎有备无患，中国之民可以稍安。”于是每日引领卫士数百人教射于殿庭之前，太宗亲临比试，有那中箭多的，即便赏以弓矢、刀剑、绢帛等物，其所部将帅，亦考列上等，论功优处。此时文武群臣见得殿庭之间，操弓挟矢，甚非体面，又恐万一狂夫窃发，所系非轻，多上章谏止者。太宗皆不之听，说道：“王者父母天下，看着四海就如一家，凡在封疆之内的，都是朕之赤子一般，朕常推这一片实心，置在人之腹中，更无一毫猜忌，奈何守卫士卒常在禁地的，也加猜嫌疑忌乎！”繇是将士闻之，都感激太宗诚信，思自奋励，不出数年，个个武艺精熟，意气敢勇，尽为锐卒，皆太宗教训鼓舞之功也。夫天下虽安，忘战则危，人君之武备，诚有不可一日而不讲者。但朝堂非教射之地，人主非教射之师，古者蒐苗狝狩，各以其时，未闻日事简练以为威，泽宫洛水，各以其地，未闻引集殿庭以为便，广厦细旃，以近有德，未闻狎卫士以为不疑。况舞干可以格有苗，橐弓可以靖时夏，人主之所当务，尤在增加其文德，有不必专意于武功者，审治体者，当辨于兹。

原文 　房玄龄尝言：“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宫、齐府人之后。’”上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直解 　太宗初封秦王，故称秦府。其兄建成先为太子，称前宫。弟元吉封齐王，称齐府。至是太宗从秦王立为天子，那旧时在秦府中服事的人，都指望从龙之后，超升官职，却久不得升，心中不无觖望。于是中书令房玄龄奏说：“这秦府旧人未得升迁的，都是背后嗟怨说道：‘我等幸在藩邸中奉事主上，日侍左右，经今多少年岁了，枉自受了许多辛苦，不曾沾一些恩典，今除授官职，反居前太子宫中及齐王府中人之后，我等旧人，倒不如那新来的，何也？’”太宗说：“为人君的，凡事须一秉至公，无一毫偏私，方才服得天下的心。况朕与卿等每日穿的、吃的，都是民间赋税，件件取给于百姓。今日设官分职，正是为着百姓，要使他得所，必须选择那有德有才的去做，天下始受其福。用之先后，乃在贤不肖，不在新旧，岂以新旧为先后哉！若必新的果贤，有益于百姓，就是前宫、齐府人，也该用，旧的不肖，无益于百姓，就是我秦府人，也不该用，又何可只论新旧，舍贤而取不肖乎！今你不论其贤与不肖，只说旧的嗟怨，要加意于他，以满其望，便是任情轻重，偏私不公，为政之体，岂宜如是？此我所以不敢把朝廷的官职私厚我秦府旧人也。”太宗此言，真可谓知治体者矣！盖朝廷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故能称其职，虽仇不可弃，不能称其职，虽亲不可私。如魏徵、王珪，都是太子府中人，苟弃而不用，何以成贞观之治哉！至于房玄龄，实秦府旧人，乃首擢以为相，天下不得议其私，可见王道至公，有意任旧而不择贤人，固不可，有意避嫌而故弃旧人，亦不可。诸葛亮曰：“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此可为用人之法。

原文 　上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故故字当作政字。事，或至夜分乃罢。又取三品已上子孙充弘文馆学生。

直解 　这一段是纪太宗重道右文的事。四部书，是经、史、子、集，分作甲、乙、丙、丁四类，故为四部。太宗见得帝王修身治天下的道理，无一件不载之于书，乃于弘文殿中，聚集四部书，约有二十余万卷，以备观览，因开馆于弘文殿旁，叫做弘文馆。妙选天下能文有学之士，使居其中，选得记室官虞世南、文学官褚亮、姚思廉、给事中欧阳询、参军蔡允恭、著作郎萧德言等六人，皆各以本官兼弘文馆学士，分为两班，使之轮日直宿，每日听朝毕，遇有间隙之时，即延引诸学士入至内殿，将古昔帝王嘉言善行载在经籍者，与诸学士一一讲论，务考究其成法，朝廷见行的政事，有疑难不决者，与诸学士件件商确，务参酌以时宜，或讲论未明，商确不的，便坐至夜分，方才停止，也不以为劳，其延访之勤如此。又以秘书藏在内殿，外人得见者少，乃取朝官三品已上的子孙，充弘文馆学生，着他习读秘书，讲究今古，因以储养人才，而为他日之用焉。大抵人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多不事诗书，而国事草创之初，亦或未遑教化。太宗当在秦府时，已尝开馆延贤，即位未几，乃又广收图籍，专精讨论，下至大臣子孙，并使肄习，其于诗书教化之际，惓惓如此，君德岂有不盛，治道岂有不隆者哉！

原文 　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繇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直解 　太宗一日与群臣计议说：“盗贼为患何术以禁止之。”有一臣议说：“盗贼肆行而无忌者，繇法轻故也。今请益严其法，凡为盗的俱从重论，使人不敢犯，盗将自止。”太宗乃微笑他说：“民虽至愚，指之为盗，未有不羞耻者，今乃甘心为此，岂得已哉！良繇在上的，用度不肯节省，往往加派于民，赋税繁多，徭役重大，那不才官吏，贪赃需索，又侵渔其间，以致百姓每废弃生理，变卖产业，衣食不给，一时迫于饥寒，遂不暇顾廉耻，相率而为盗耳。今朕只该反身节欲，自宫中以至于官府，去其奢侈，省其费用，本源既清，自可无暴征横敛，繇是轻徭役，不尽民之力，薄赋税，不夺民之财。又选用清廉官吏，分理郡县，爱养百姓，使其安生乐业，衣食有余，则自然知有廉耻，不肯为盗，又何用重法以禁之乎！”太宗只如此行去，才数年后，四海之内，渐跻太平，道路上或有遗失物件，也无人拾取，人家外面门户，晚间都不用关闭，那做商贾与行路的，或投不得店家，就在野地里歇宿，亦绝无盗贼之警，可谓升平之极矣。此可见人君欲止盗，不在重法，只在轻徭薄赋而已。然非朝廷之上，费用减省，郡县之间，官吏清廉，虽欲轻徭薄赋，岂可得乎？彼贪官污吏，每假朝廷催科之急，以自恣其囊槖之私，故国赋日增，则国用日侈，而民生日蹙，至于民穷盗起，而后救之，则晚矣。然则太宗选用廉吏一言，尤弭盗者所当留意。

原文 　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繇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直解 　太宗深鉴前代昏主纵欲败度，不恤小民，以致丧身亡国之祸，尝与侍臣说道：“君之与民，本同一体，君之安危系于国，国之安危系于民，民安而后国安，国安而后天位可以常保。故君虽贫不可以剥民而求富，若刻剥乎民，以奉养乎君，就如割自己之肉，以充自己之腹。腹虽因啖肉而饱，却不知肉尽而身亦随以亡；君虽因剥民而富，却不知民贫而国亦随以乱。故人君之祸患，不在夷狄盗贼自外而来，常繇纵耳目，快心志，自身而出。夫耳目心志其欲无穷，欲心既盛，则将穷奢极侈，无所不为，其费用必广。费用既广，则常赋不足以供，必将额外科求，其赋敛必重。赋重，则民不堪命，而有愁苦之心。民愁，则国本以摇而有危殆之势。国既危，则君不能以独安，而丧亡无日矣。原其初，只繇纵欲一念所致，其祸真可畏也。朕常以此内自思省，惟恐侈心一萌，贻祸不小，故宁樽节以省费，不敢纵欲以病民，庶几保民以保国，保国以保身焉。”大抵人君纵欲而不恤民，只缘不见得有亡国之祸耳。若夏桀知亡，必不尚琼宫之华；商纣知亡，必不贪鹿台之富。唯蔽于欲而不悟，故陷于祸而不知。人主诚能清心明理，见祸于未形，则一切肆情纵意之事，自然知所警惕，而不肯为矣。《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此在居安思危者所当知也。

原文 　上谓裴寂曰：“比多上书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览，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寝。公辈亦当恪勤职业，副朕此意。”

直解 　太宗即位之初，日夜留心治理，一日对司空裴寂说：“近来群臣多有进上章奏，陈说政事的，其条件甚多，朕恐一时览过，未得其详，无益于治，所以凡有章奏，都将来粘在屋壁上，使出入之际，常在目前，得以思省观览，反复详审。但有切于身心的，便自家体察，有关于政治的，便随事施行，未尝轻忽过了。朕又每每思量平治天下的道理，或至夜深，方去歇息。卿等为朕的辅佐，亦当各效忠诚，恪勤职业，以称朕今日所以孜孜求治的意思，庶几上下同心，而治理可得也。”夫太宗之勤于政理如此，其致贞观之治也宜哉！

原文 　上励精求治，数引魏徵入卧内，访以得失。徵知无不言，上皆欣然嘉纳。

直解 　太宗鉴于隋朝以恶闻其过亡天下，于是奋厉精神，勤求治理，兢兢业业，常恐所行或不当于人心，乃时常召引谏议大夫魏徵，进入卧房内，密地里访问他朝廷近日所行，那件停当，那件差失。盖使他进在内殿，可以从容尽言，又有事关机密，不敢显言的，亦得以密切上陈也。魏徵是个忠直的臣，又感激太宗亲信他的意思，于是一切政事但知道的，无不尽言，其行得是的，便说是以将顺其美，或行得不是的，便说不是以匡救其失，无有隐讳，无有避忌，太宗都欣然无忤，一一嘉奖而听纳焉。大抵人君挟崇高之势，虽行有得失，而过每难于上闻；人臣怀畏惧之情，虽意欲箴规，而言每难于自尽。故明圣之主，务开之使言，引之卧内，以示其亲，赐之嘉纳，以行其说，然后忠直之臣，得以自遂，过失日闻，而人主益见其明圣。若太宗者，可以为后世法矣。

原文 　上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谏曰：“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上悦，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直解 　司门令史，是执掌门籍之官。民部尚书，即今户部尚书。此时天下初定，法令疏简，各衙门官吏，多有贪赃坏法者，太宗深以为患，要设法禁止，乃暗地里叫左右的人，假托事故，将钱帛去馈送各衙门官吏，以试验之。有个司门令史官，受了绢一匹，太宗就要拿来杀了，民部尚书裴矩进谏说道：“为吏贪赃坏法，加以死刑，诚当其罪；但置人于法，必须繇他自作自犯，乃服其心。今陛下使人将钱送他，他贪图接受，分明是赚哄他入法网之中，而故陷之于死地也，恐非圣人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者也。盖王者禁人为非，必先正身修德，引导之于前，导之而不从，又有纪纲法度整齐之于后，岂有设计用术，诱人犯法，而加之罪者乎！”太宗嘉纳其言，乃宣召文武五品已上的大臣告之说：“人臣于君上之过，力争者少，面从者多，裴矩因朕要杀受绢的令史，当朝堂之上，能持正据法，尽力谏诤，不肯唯唯诺诺，务为面从，傥朕每事所行，都得人匡正如此，则举措必然合宜，人心必然悦服，何忧天下不太平乎！”按隋文帝患令史赃污，尝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于时谗构横生，枉滥殊甚，太宗亲承其弊而不能变，又从而效之，岂不误哉！然隋文帝不用冯基之言，太宗能听裴矩之谏，而兴亡顿殊如此，论治者宜于此究心焉。

太　宗

太宗皇帝，名世民，高祖第二子。年十八劝高祖起义晋阳，削平群盗，代隋而有天下。初封为秦王，后高祖以其功大，遂立为太子，因传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庙号太宗。

原文 　贞观元年正月，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阵乐》。上曰：“朕昔受委专征，民间遂有此曲，虽非文德之雍容，然功业繇兹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德彝顿首谢。

直解 　此时高祖自称太上皇，传位太宗。太宗即位，改年号为贞观。贞观元年正月，太宗大宴群臣，乐工承应，奏《秦王破阵之乐》。太宗与群臣说道：“朕往时为秦王，蒙父皇委任，得专征伐，往往以身先士卒，摧破强敌，故民间有秦王破阵的歌曲。今因而润色，以为乐章，用一百二十人，被甲执戟而舞，虽发扬蹈厉，不似文德之雍容，然实用此以取天下，今日功业繇此成就，何敢忘其所自。故制为乐舞，庶使后世观者，知朕创业之艰难也。”那时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进说：“陛下以神武定海内，削平祸乱，弘济苍生，区区文德，岂足比拟。”太宗面折他说：“天下方乱，戡定固须用武，王业既成，持守尤当用文，文武两件，不可偏废，而时变不同，故或用武，或用文，各随其时耳，非有轻重于其间也。卿乃谓文不及武，岂天下独可以武治乎！这话差矣。”于是封德彝自知失言，叩头谢罪。自古说文武并用，长久之术，如天道阴阳一般，春夏虽阳气用事，然未尝无阴，秋冬虽阴气用事，然未尝无阳，二者相济而后不偏。故陆贾对汉高帝说：“马上得之，岂可以马上治之。”夫戡乱之时，固宜用武，亦必济之以文；守成之时，固宜用文，亦必济之以武。昔成康之世，治定功成，而周、召二公，犹惓惓以克之长虑，守成者不可不深思也。

原文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少卿。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

直解 　大理少卿，是掌法之官。太宗以刑狱至重，掌法贵于得人，乃选择群臣之中，见兵部郎中戴胄居官忠清公直，堪为法司，遂擢用他为大理寺少卿。此时士人选官者，多诈冒恩荫，滥授爵级，太宗深恶其弊。乃降敕禁革，凡官员诈冒者，准令自首免罪，不首者论死。未及几时，遂有犯诈冒事觉者，太宗就要拿去杀了。戴胄奏言：“诈冒官爵者，据法止该流徙远方，罪不该死。”太宗怒说：“卿所言者虽是法，但朕已有敕旨，信不可失，今卿要守法，岂可使朕失信乎？”戴胄答说：“敕书失信是小事，法令失信是大事。盖敕书之颁，出于一时之喜怒，喜则从轻，怒则从重，不可为常；至于法令一定，喜不可得而减，怒不可得而加，乃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确乎其不可移者也。陛下恶选官诈冒者多，激于一时之怒，故要杀之，既而知非正法，复断之以本等罪名，此乃忍一时之小忿，而存国家之大信，所失者小，所全者大也，岂可任情而废法，乃为不失信乎！”太宗感悟，因褒美之说：“朕所忧者，常恐行法不当，人心不服，卿能执法如此，则轻重不得那移，小民知所遵守，朕复何忧！”戴胄自为大理，凡太宗用刑有不当处，前后犯言谏争，言如涌泉，一无所隐，太宗鉴其忠直，所言都允从之。自是法令画一，天下刑狱悉归平允，无有冤枉之民焉。于此可见戴胄能持正守法，而不挠于人主之威，太宗能虚己受言，而不泥于已成之说，君明臣直，两得之矣。但国法固所当重，而王言亦不可轻，惟详审于制法之初，使法立而可守，慎重于申命之日，使令出而惟行，则有法以为整齐之具，有敕以寓鼓舞之权，固有交相为用，而不相悖者，何至有偏废之患哉！此议法者所当知也。

原文 　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予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

直解 　太宗以致治在得贤，而贤人或伏于下僚，或遗于草野，朝廷不能尽知，乃诏朝臣各举所知，以备简用。尝命右仆射封德彝着他举荐贤才，他只应承了，终无所举。太宗问其故，德彝对说：“臣非不尽心访求，但一时未有奇才可应诏命者耳。”太宗责他说：“人的才能，各有所长，君子用人，就如用器皿一般，大的大用，小的小用，各取所长，岂可苛求责备？且天之生贤，何代无之，一世之才，自足以供一世之用，古来致治之主，都赖贤臣，岂是从异代假借来用？也只取于当世而已。今正患自家识见浅陋，不能知贤，何可尽诬一世之人，以为无贤可举乎！”于是德彝羞愧而退。尝观贤不肖之相引，各以其类，故惟贤然后能知贤，亦惟贤而后能举贤。德彝本邪佞小人，何可以此望之！盖小人不乐进贤，其情有三：忌其形己之短，是一件；恶其不为己之党，是二件；恐其以正直触忤人主，为己之累，是三件。至于不知而不举，此其罪犹薄也。然则知人之难，又何以责于封德彝哉！可见人主之明尤在辨奸，奸之远而贤者进矣。

原文 　上谓太子少师萧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悟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及政事得失。

直解 　太宗因评论弓矢，而有感于治道。一日，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朕自少喜好弓矢，尝挑选好弓十数，收藏爱惜，自谓材干坚劲，造作精工，无以复加。近日取出以示弓匠，弓匠看了，乃说这十数张弓都不是美材。朕问其故，弓匠对说：‘弓之好歹，全以木心为主，木心正直，则脉理皆直，而发箭亦直。若木心不直，则根本之地，先已不正，那脉络纹理，都一顺偏邪去了，纵然筋胶缠束，极其坚劲，终是发箭歪邪，难以中的，如何叫做好弓？’朕闻其言，方才觉悟，我向者辨认弓矢徒识其粗，未识其精也。夫朕以弓矢平定天下，弓乃手中常用之物，于其邪正好歹，辨识犹未能尽，况于天下这等广阔，民情世务，这等繁冗，以朕一人之身，耳岂能尽闻，目岂能尽见乎！”乃命京朝五品以上官员，分为班次，在于中书内省，轮日直宿，时常引至御前，问以治道，凡闾阎小民，或衣食不足，或赋役不均，一一问其疾苦，朝廷政事，某件所行者是，某件所行者非，一一问其得失，盖惟恐幽隐细微的去处，识见不到易致过差，故虚心博访如此。夫工人所论者弓矢，而太宗遂有悟于治道，于此见至理可触类而旁通，人君当随事以致察。故周武王因刀剑而作省躬之铭，齐桓公因斫轮而得读书之喻，皆善观物理者也。然以太宗之明敏，能因识弓未尽，悟义理之无穷，而不能因木心不直之言，悟讽谏之有在，则信乎听言察理之难矣。

原文 　有上书请去佞臣者，上问：“佞臣为谁？”对曰：“臣居草泽，不能灼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卿策虽美，朕不取也。”

直解 　太宗时有一人上书，请斥去朝臣之邪佞者，太宗问说：“今朝臣邪佞的是谁？”其人对说：“臣伏在草泽，岂能明知朝臣中那个是邪佞，只在陛下自察。愿陛下与群臣谈论间，或假做恼怒，试看众人如何。那执守理法，不屈意以狥上之怒的，便是直臣，若畏雷霆之威，不敢执奏，而阿顺旨意的，便是佞臣，这辨之也不难。”太宗说道：“譬之流水，君是源头，臣是流派，水之清浊，都在源头出处，若本源浑浊，乃要末流清澈，不可得矣。今阳怒以试群臣，是君自为诈也，又何以责臣下，使去诈佞而为正直乎！朕方要推赤心置人腹中，以至诚治天下，彼此都无猜疑才好。尝见前代帝王，如魏武帝之流，好用权谋诡诈、小小术数接遇臣下的，以为此非王道，常窃羞耻而不为。今你这试佞的计策，虽是巧妙，朕却自有个荡荡平平的道理，不依此行也。”按太宗此言，深得为君之大体。夫君德贵明不贵察，明生于诚，其效至于不忍欺，察生于疑，其弊至于无所容，盖其相去远矣。是以自古哲王，冕旒蔽目而视不下于带，黈纩塞耳而听不属于垣，凡以养诚心而存大体也。不然，则耳目所及，其能几何？而天下大奸，必有遗于权数之外者矣。太宗至诚一语，实万世御臣之法。

原文 　上与侍臣论周、秦修短，萧瑀曰：“纣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国无罪，始皇灭之。得天下虽同，失人心则异。”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瑀谢不及。

直解 　修字，解作长字。太宗尝与侍臣评论前代兴亡之繇，说道：“周家享国八百余年，秦传至二世而亡，运祚长短，何不同如此。”太子少师萧瑀答说：“国运之修短，系于人心之得失。周之时，商纣无道，毒痡四海，武王吊民伐罪，为天下除害，故人心归之。秦之时，周命未改，六国相安，本无可灭之罪，始皇恃其强暴，因而殄灭宗周，吞并六国，大失人心。其得天下虽同，安人心则异，所以周享国之长，而秦享国之短也。”太宗说：“公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周与秦虽同以征伐得天下，然周得天下之后，却能增修仁义，而德泽有加；秦得天下之后，乃益崇尚诈力，而残刻愈甚。是其得天下虽同，其守天下则异，所以运有修短不同，实繇于此。盖守天下与取天下不同，取天下者时当戡定祸乱，容可兼用智力，稍违事理，及得天下而守之时当整饬太平，则宜纯用仁义。于道理不可不顺，周逆取而顺守之，故其享国也长；秦既以逆取之，又以逆守之，欲享国之长，岂可得乎？”萧瑀闻言大服，顿首称谢，自谓识见不能到此也。按周秦修短之论，萧瑀固为失之，太宗亦未为得也。盖周武顺天应人，固不可谓之逆取，而始皇以不道取天下，亦岂能以顺守之？二说胥失之矣！窃谓周之立国，谟烈之贻，所以佑启者远，世德之求，所以继述者善，四友十乱之臣，所以辅佐者良是以祖孙一德，臣主一心，享国久长，有繇然也。秦尚法律而弃诗书，疏扶苏而宠胡亥，逐拂士而任斯、高，父子君臣，同恶相济如此，岂能久乎？论周、秦者，宜于此合而观之始得。

原文 　魏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侍陛下，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异乎？”对曰：“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逄、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上说，赐绢五百匹。

直解 　良臣，是能称其职，不负委任的。忠臣，是能尽其心，不避诛戮的。魏徵既谏太宗以君臣之间，宜尽诚相与，不当存形迹，太宗悔悟，于是魏徵再拜说道：“臣幸得奉事陛下，遭遇圣明，愿只使臣做个良臣，莫使臣做忠臣。”太宗问说：“忠臣、良臣都是一般，有何分别？”魏徵对说：“这两样臣都好，只是遭遇不同，却关系人主的明暗、国家的治乱。如唐虞之时，稷契、皋陶，遇尧、舜圣明，君臣同心，可否相济，臣安守职业，君坐致治平，四海推戴，万世传颂，共享尊荣之福，这便叫做良臣。夏、商之时，龙逄、比干，遇桀、纣昏暴，不忍坐视，欲行匡正，当面辩折，当廷谏诤，以致忤旨触怒，身受诛戮之惨，而无救于国之败亡，这便叫做忠臣。良臣上下俱受其福，忠臣上下俱受其祸，所以但愿为良臣，不愿为忠臣也。”于是太宗喜悦，赐绢五百匹以褒宠之。观魏徵此言，非不知忠良之一道，盖以意主于警动人君，使省身克己，立于无过之地，虚己受人，不违廷诤之言，则人臣无忠义之名，国家亦何至有危亡之祸乎？若人臣之义，事不避难，为忠为良，随所遇而安之，又何择焉！然观稷契、皋陶，身勤其职，而利在国家，名归主上，龙逄、比干，无补于国之亡，益显其君之过，而身享其名，则知为良臣者，乃其本心，而为忠臣者，非其得已也，又岂可以忠、良过于分别，议魏徵之言哉！

原文 　上神采英毅，群臣进见者，皆失举措。上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冀闻规谏。尝谓公卿曰：“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谏自贤，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独全！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炀帝既弑，世基等亦诛。公辈宜用此为戒，事有得失，无惜尽言！”

直解 　太宗为人，神采英毅可畏，群臣有事入奏，望见他颜色者，都恐怖仓皇，举止失措。太宗晓的如此，后来每见人奏事，必霁威严，降辞色，屈意假借，以开导引诱，求闻规谏之言，其务尽下情如此。尝与公卿大臣说道：“人之面貌不能自见，必资明镜，乃见其形；君之过失，不能自知，必待忠臣，乃知其过。设使为君者，自矜才智，不纳忠言，为臣者，阿意逢迎，惟知顺旨，将见主骄国乱，为君者必不能保其社稷，君既失国，为臣者岂能独保其身家！就以隋家观之，如内史侍郎虞世基等，因炀帝恶闻直言，曲意奉承，极其卑谄，只图谀悦取容，保全富贵，及宇文化及作乱，炀帝被弑，世基等一并就诛，此时身且不保，富贵安在？公等在今日莫说朝廷清明，可以相安无事，宜以隋之君臣为鉴，凡朕所行的政事，某件停当，某件差错，务要一一尽言，无所吝惜，庶乎在朕得知其过，在公等得尽其忠，君臣始相保，岂不美哉！”夫人臣莫不愿忠，而言每难于自尽者，惟恐犯颜色、触忌讳而已。今既假之以辞色，而导之使谏，又申之以鉴戒，而劝之使忠，则小臣不萌畏罪之心，而大臣不怀持禄之念，国家之福，莫大于此。若太宗者，真可以为万世人君之法矣。

原文 　上谓公卿曰：“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讟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丽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纵之不已，则危亡立至。朕欲营一殿，财用已具，鉴秦而止。王公以下，宜体朕此意。”繇是二十年间，风俗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

直解 　这一段是记太宗以节俭倡率群下的事。太宗尝对公卿大臣说道：“昔日大禹为司空时，用许多人力，凿山通道，以疏治洪水，劳民亦甚矣，然而民皆欢忻趋事，无有毁谤怨讟者，盖知禹不是为自己的事，诚以那时洪水滔天，必须疏凿然后民得安居粒食，要与百姓每同其利，故人都知道劳我乃是利我，所以虽劳而不怨也。秦始皇营造阿房等宫，其用民力，也不过是凿山治水这等劳苦，然而民皆怨愤离叛者，盖秦皇不是为百姓，只为自己要广大宫室，乃至竭民财力，不恤天下之困穷，以侈一人之居处，所以民不堪命而怨叛也。夫宫室、衣服，件件要靡丽珍奇，人情谁不愿欲？但一人之身，居处用度，所需几何，但取适体便了。若纵其情欲而不知止极，为琼宫瑶台，则必为锦衣玉衣。为锦衣玉食，则必极声色玩好。内荡其心志，外竭其财力，民心怨叛，而危亡立至矣，此秦之往事可鉴者也。朕尝欲营造一殿，估计财用，都已完备，便可兴工，因鉴于秦事，不欲启此祸端，即时停止。凡尔王侯公卿以下，各宜体悉朕这防患的意思，务要屏绝靡丽，斥远珍奇，以赞成节俭之治，不可相与骄奢而自纵也。”太宗谕公卿如此，自是以后，君臣上下，悉事俭约，二十年间，海内风俗尽变而为素朴。所穿衣服，惟用布帛，绝无锦绣，民知樽节，物力自然有余，那官府帑藏，与民间私蓄，公私所在，无有不丰富给足者，此节俭倡率之效也。昔汉文帝惜十家之产，基址既成，而一台不筑，今太宗亦鉴秦人之敝，财用既具，而一殿不营，盖樽节于一身者甚小，而功利之及一世者甚大，窒遏一时之欲者甚微，而培养数百年之根本者甚著，愿治之主，宜知所务矣。

原文 　上谓侍臣曰：“吾闻西域贾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爱珠而不爱其身也。吏受赇抵法，与帝王徇奢欲而亡国者，何以异于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鲁哀公谓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纣乃忘其身。’亦犹是也。”上曰：“然。朕与公辈宜戮力相辅，庶免为人所笑也！”

直解 　西域，即今西番地方。受赇，是贪赃的官吏。太宗一日问于侍臣说道：“吾闻西域国中有贩宝的胡人，得了宝珠，恐怕收藏不密，乃剖开自己的身子，将珠藏在里面，有此事乎？”侍臣答说：“诚有此传闻之言。”太宗说：“今人闻说此事，无不笑其愚者，说他止知爱珠而不知爱惜性命也。以我看来，世之为官吏者，因接受赃私，而触犯刑法，为帝王者，因纵恣奢欲，而丧亡国家，其见小利而不顾大害，比之贾胡剖身藏珠，岂不同一可笑乎！”谏议大夫魏徵答说：“陛下此言，比方最为切当。臣闻昔者鲁哀公曾与孔子说道：‘人有性好遗忘者，一日搬家，将他妻撇下了，也不记得，其好忘一至于此。’孔子答说：‘这还未甚，更有甚于此者，如桀、纣之荒淫暴虐，至于丧身而不悟，是将自家的身子也忘记了。’则那徙宅忘妻者，又何足怪乎！桀、纣之忘身，甚于徙宅忘妻，正如陛下所言帝王徇奢欲而亡国，无异于剖身藏珠者也。”太宗嘉纳其言说：“公所言者良是，朕与公等同有国家之责，当时常照管此身，尽心竭力，交相辅导，务期保身保国，庶免为后人所讥笑焉！”夫人虽至愚，未有不爱其身者，虽至狂惑，未有忘其身者。惟此心一为奢欲所诱，使人贪冒而无忌，流荡而失归，故剖身不足以喻其愚，亡妻不足以比其惑也。惟夫明主研几于未动，窒欲于未萌，远伐性之斧斤，防迷心之鸩毒，是以常敬畏，则常保爱，常警惕，则常不忘，身享尊荣之体，国被太平之福也。君天下者，尚其念之。

原文 　鸿胪卿郑元使突厥还，言于上曰：“戎狄兴衰，专以羊马为候。今突厥民饥畜瘦，此将亡之兆也，不过三年。”上然之。群臣多劝上乘间击突厥。上曰：“新与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不仁；乘人之危取胜，不武。纵使其种落尽叛，六畜无余，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

直解 　这一段是记唐太宗以诚信待夷狄的意思。此是北虏突厥衰乱，十五部皆叛，又值饥荒，鸿胪卿郑元出使突厥回返，对太宗说道：“戎狄之俗，不食五谷，专恃羊马为生，故其兴衰，只看那羊马如何。羊马蕃盛，是他兴的时候；羊马消耗，是他衰的时候。今见突厥国中，人民饥馁，羊马瘦损，这正是他衰弱将亡的证验，算来不过三年，必为我擒。”太宗道他说的是。朝中群臣，因此多劝太宗趁这时候，出兵击破突厥。太宗说：“王者之待夷狄，当以至诚，不可见小利而失大信。今我初与突厥盟誓，不相攻击，他既不来犯我，乃无故兴兵，背了盟约，便是不信；他国中人饥畜瘦，这是天灾，所当悯恤，今乃幸其如此，遂因以为利，便是不仁；他有将亡之兆，这等危急，我乃乘其危而击之，纵能取胜，不过欺他衰弱，非我兵力能制其死命也，便是不武。今莫以他羊马一时稍损，便谓可击，就使种类部落都已离叛，羊马等畜，无复存留，朕终不出兵击他。盖王者之师，声罪致讨，今突厥不曾犯边，有何罪恶可指为名，必待其背盟侵犯，自取灭亡，然后兴师以讨其罪，岂不名正言顺，堂堂乎为帝王之义举哉！”太宗此言，深得中国之大体，使外夷闻之，亦当心服，边将知之，不敢邀功，此所以终能雪耻除凶，致颉利之请朝，而贻边境无穷之利也。

原文 　二年，上问魏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直解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说道：“自古帝王有明哲者，有昏暗者，却是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答说：“君德之昏明，系于下情之通塞。明君公耳目于天下，而兼听众人之言，所以闻见广博，而日进于聪明；昏君寄耳目于嬖幸，而偏信一人之言，所以聪明壅蔽，而遂流于昏暗。昔者帝尧虚怀访治，下问小民，故当时恃险不服，如有苗那样的叛国，随即上闻，而不能逃征讨之师；舜明四方之目，达四方之聪，故当时蠹国害民，如共工、鲧、兜那样的凶人，随即败露，而不能免放殛之罪。这是兼听则明的证验。秦二世偏信赵高，群臣莫敢言事，遂成望夷宫弑逆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纳了东魏叛臣侯景，自取台城饥死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为盗贼不足忧，后宇文化及引兵犯御，尚自不知，卒死于彭城西阁之下。这是偏信则暗的证验。以此观之，人君之患，全在偏听，若能兼听群言，广纳众善，则耳目众多，那嬖倖之臣，不得专权擅宠，以壅蔽人主之聪明，而凡民情休戚，国事安危，件件得以上闻矣。”太宗以其所言深切治体，遂称美而嘉纳之。大抵君德固以兼听为明，而兼听尤以虚心为本。所谓虚者，高明广大，无一物以遮隔之，如太虚然，乃所谓虚也。间之以嗜欲则非虚，参之以意见则非虚。人君平日，必须讲学穷理，诚意正心，以预养其静虚之体，然后本源澄澈，而视听不淆。不然，中无受善之地，而外饰兼听之名，虽发言盈庭，何益于治哉！此明主所当留意也。

原文 　上谓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鉴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

直解 　这一段是记太宗君臣相警戒的说话。太宗一日对侍从等官说：“常人只说为天子的，以一人居天下之上，极其尊崇，凡事皆得自繇，无所畏惧忌惮。朕的意思却不是这等，盖天子上奉皇天，下临群臣，顶戴的便是皇天，无一处不鉴临，我何敢不畏惧！环列的便是群臣，无一人不瞻仰，我何敢不敬惮！每思君德或未尽修，庶政或未尽举，上莫逃于鉴观，下莫掩于瞻视，兢兢业业，戒谨恐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尚恐怕所行或悖天理，不合皇天之意，或拂人情不副众人之望，获罪于上下而不自知，殊未尝无所畏惮也。”魏徵对说：“人君为治，最患恃其尊贵，上不畏天之谴责，下不惮人之非议，以致骄奢纵逸无所不为。今陛下上畏皇天，下惮群臣，如此敬慎，天下自然太平，诚致治之要也。但人情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臣愿陛下常存兢兢业业的心，日慎一日，到久后时，亦如今日，则天常眷佑，人常爱戴，这等才好。毋使倦心一萌，渐不克终，以负今日之言也。”按太宗这段说话，与大禹告帝舜儆戒之谟相同，不独寻常人主，当置于座右，盖自古聪明圣哲之君，益多儆惧忧危之意。其德愈盛，其心愈下，其业愈广，其意愈谦，其时虽无虞，其自视常若天怒人怨，而危亡之立至者，此二帝三王所以长治久安，而万世称隆也。若桀纣狂愚，谓人莫己若，谓天不足畏，遂以一人纵于民上，自取灭亡，为后世笑。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原文 　颉利表请入朝，上谓侍臣曰：“曏者突厥之强，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用是骄恣以失其民。今自请入朝，非困穷，肯如是乎？朕闻之，且喜且惧。何则？突厥衰则边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将如突厥，能无惧乎！卿曹宜不惜苦谏，以辅朕之不逮也。”

直解 　此时突厥颉利可汗以部落多叛，要内附中国，乃上表请求入朝。太宗与侍臣说道：“向日突厥强盛的时节，他部下挽弓骑射之卒，约有一百万人，凭恃其众，欺陵我中国，意得志满，因此骄纵，残害十五部落，大失众心。今自求归附，非其众叛亲离，力困势穷，安肯降顺如此。朕闻此事，又且欢喜，又且警惧。所以欢喜为何？盖边境不安，全是此虏为害，今突厥衰弱，不来侵犯，则边境小民，得以安宁矣，岂不可喜！所以警惧为何？盖突厥失民，繇于骄恣无道所致，朕或行政失道，他日民心背叛，国势衰微，也将与突厥今日一般，岂不甚为可惧乎！卿等宜体朕此意，凡朕有识见不周，举动不一的去处，须要苦言极谏，以助朕之不及，不可缄默自全，陷朕于失道之地也。”大抵人主抚有天下，莫不喜盛强而惧衰弱。然衰弱之形，每伏于盛强之日，故人能惧祸于已然，而不能惧祸于未然也。唯圣王忧深而虑远，早见而豫图，当盛即忧其衰，处强即虑其弱，是以兢业常存，而盛强可常保也。《易经》有示危者，保其安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太宗因突厥入朝而惧，其意实本于此。

原文 　太常少卿祖孝孙，作唐雅乐。上曰：“礼乐者，盖圣人缘物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繇于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上曰：“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繇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直解 　《伴侣曲》、《玉树后庭花》，都是乐曲名。初，唐高祖命太常少卿祖孝孙定乐律，孝孙以为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为有唐一代之正乐，叫做雅乐，至是奏之。太宗因与群臣议论说：“自古圣人治定制礼，功成作乐，不过托之仪文器数，以制人之情，宣人之和，设行教化而已，若论政治之隆盛衰替，岂繇于此？”御史大夫杜淹说：“近代齐后主将亡，作《伴侣曲》，陈后主将亡，作《玉树后庭花》，这两般歌曲，其声音凄切，正所谓亡国之声哀以思，那时行路的人听得，也都悲哀流涕，可见乐音有邪正，而人心之哀乐随之，如何说治之隆替不繇于此？”太宗说：“你这话不是。盖乐的声音能感动人，故喜乐的人听得便喜，悲忧的人听得便悲，这悲与喜乃在人心，不在于乐。你说齐、陈二曲，能使行路悲泣，盖以国之将亡，其政暴乱，那百姓每愁苦无聊，心里先自悲切，所以一闻乐声便不觉悲痛耳。如今这两般歌曲都在，朕试取来奏与你每听，看你每悲也不悲？可见哀乐只在人心，不繇于乐也。”尚书右丞魏徵进说：“古人有言：‘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这是说礼乐自有个本原，那玉帛、钟鼓，乃仪文器数之末，未可便叫做礼乐，可见乐只在人心和乐，不在声音，诚如圣谕。”这太宗、魏徵之言，诚为探本之论。自古说：“至乐无声，而天下和。”又云：“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而天地之和应之，此乐之所繇起也。”向使宽政缓刑，轻徭薄赋，四海之内，欢欣鼓舞而颂声作，天下之乐，莫大于此。不然，则虽日奏以咸英韶頀，亦何补于治哉！世儒不达，而拘拘于累黍尺度之间，以求所谓十二律者，陋矣。

原文 　上谓侍臣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夫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故朕即位以来，不欲数赦，恐小人恃之轻犯宪章故也。”

直解 　这一段是记太宗慎重赦宥的事。喑哑是忿气不得伸说。稂莠，是害苗的草。太宗一日与侍臣说道：“赦宥罪过，固是朝廷旷荡之恩，但刑法之设，本为禁治小人，保安君子，若颁放诏赦，则为恶者得以脱网，良善者不免受害，此乃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纵有时而赦，亦只可偶一行之，设使一年之间，两次放赦，则小人得志横行，而良善之人，吞声忍气，就如喑哑的一般，有屈而不得伸矣。岂非君子之人不幸乎？盖君子之有小人，就如嘉谷之有稂莠，治田者必锄去稂莠，那田苗才得茂盛，若留着稂莠，则草盛苗荒，反为嘉谷之害矣。治百姓者，必须除去奸恶，那良民始得安生，若释放有罪，则强欺弱，众暴寡，反为良民之贼矣。所以朕自即位初年大赦之后，至今以来，不欲频数放赦，正恐小人恃有此恩典，以为脱罪之地，遂恣行暴横，轻犯刑章，则赦宥愈频，犯法者愈众，不但君子以为不幸，便是那为恶的，也无所惩创改悔，亦非小人之福也，朕所以不欲数赦者为此。”按《舜典》有云：“眚灾肆赦。”盖言人有过误不幸而犯罪者，则放赦之，其余不概赦也。后世大赦之令，不问罪之大小，情之轻重，一概赦除，甚至著以为令，国有大庆则赦，行大礼则赦，失议赦之本意矣。却不知恩可以矜愚民，不可以惠奸宄，令可以权一时，不可以为常制。执此以议赦，则法既不弛，恩又不滥，自然刑清而民服矣，何至以赦为禁哉！

原文 　上曰：“比见群臣屡上表贺祥瑞。夫家给人足而无瑞，不害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为桀、纣。后魏之世，吏焚连理木，煮白雉而食之，岂足为至治乎！”尝有白鹊构巢于寝殿之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上曰：“我常笑隋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命毁其巢，纵鹊于野外。

直解 　两株树其干与枝连合为一，叫做连理木。太宗说：“近见群臣屡上表章，称贺祥瑞，盖见一希有之物，遂以为治世之征也。然治莫如尧舜，乱莫如桀纣。若为君者能寡欲省费，使天下百姓每饱暖安乐，就是那时无一件祥瑞，也不妨为尧舜；若纵欲广费，使天下百姓每忧愁怨恨，就是那时遍天下尽皆祥瑞，也不免为桀纣。且如后魏之世，处处都产连理的木与白色的雉鸡，瑞物极多，当时吏人只把连理木当柴焚烧，烹煮那白雉而食之，其瑞物之多如此。然此时窃据分争，生民涂炭，岂是至治之世？可见世之治乱，不系于祥瑞之有无，则今日纵有祥瑞，何必称贺？”史臣因记那时曾有白鹊结构窝巢在寝殿上，其巢两个合而为一，有合欢之形，又两头大，中间小，恰似那乐器中腰鼓的模样，左右侍臣都说道：“世间少有白鹊，又少有合欢之巢，今在寝殿，实为祥瑞，理当称贺。”太宗说：“我尝笑隋炀帝酷好祥瑞，其时卫尉高德儒遂指野鸟为鸾以欺之，君愚臣谄，卒以亡国。夫国之祥瑞，在于得贤。尧、舜得岳牧、元凯，故成唐虞之治；桀、纣有龙逄、比干而不能用，故丧夏商之业。人君得贤才是可贺的事，若一鹊之奇，一巢之异，何关于国而称贺哉！”遂令撒毁其巢，纵放那鹊于野外，以示不尚祥瑞之意。按太宗瑞在得贤一言，可谓超世之见。盖天之生贤不数，君之求贤甚难。得，则政事理，百姓安，而天下治平；不得，则政事隳，百姓困，而天下扰乱。贤才之得不得，关天下之治乱，这才是真正的祥瑞。然非人主有知人之明，则得者未必贤，贤者未必得，譬之指菌为芝，视麟为怪，其失远矣，此又不可不知。

原文 　突厥寇边，朝臣或请修古长城，发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边塞乎！”

直解 　太宗时，突厥颉利拥兵犯边，朝中群臣，或请修葺古时所筑的长城，发民丁乘守沿边屯堡亭障，以备虏寇。太宗说：“今突厥国中，盛夏降霜，六畜多死，灾异相因。其酋颉利，不务恐惧修省，以德禳灾，乃更为暴虐，日甚一日，又与其亲族突利可汗内相攻伐，此其灭亡近在朝夕，岂能久存？朕方选将厉兵，乘此天亡之时，为你每灭此残虏扫清沙漠之地，使华夷一家永无边患，又何用重劳民力，远修边塞乎！”这是太宗审时度势，自信其兵力足以制之，故其言如此。若论守国御夷之道，则修城垣、乘障塞，乃其先务。故周平狁，城彼朔方，诗人美之；秦筑长城，虽毒民于一时，而使匈奴不敢南向，万世得因以为利。此乃中国之备，不因夷狄之盛衰以为兴废者也，筹边者宜留心焉。

原文 　十月，上以瀛州刺史卢祖尚才兼文武，征入朝，谕以“交趾久不得人，须卿镇抚”。祖尚拜谢而出，既而悔之，辞以疾。上遣杜如晦等谕旨，祖尚固辞。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为政！”命斩于朝堂，寻悔之。他日，与侍臣论齐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对曰：“文宣狂暴，然人与之争事，理屈则从之。”上曰：“然。曏者卢祖尚虽失人臣之义，朕杀之亦为太暴，繇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复其官荫。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胆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颜苦谏，或逢上怒盛，徵神色不移，上亦为之霁威。

直解 　贞观二年十月，太宗以交趾边郡兼领诸蛮州，非文武全才，不能镇抚，遍求其人，得瀛州刺史卢祖尚才兼文武，堪任此职，遂征召他入朝，亲谕他说：“交趾地方，久不得人，须卿往彼镇压抚安之。”祖尚领命，拜谢而出，既而自悔，不欲行，推说有疾去不得。太宗必欲他去，遣廷臣杜如晦等宣谕旨意，祖尚再三左辞，终不肯行。太宗大怒说：“君为臣纲，随其所使，无不从命，才是政体。今我要使一人，而人不听命，后将何以治人！”遂斩卢祖尚于朝堂，以警戒百官，少顷又复追悔，已无及矣。一日，与侍臣论北齐文宣帝是何等人主。魏徵答说：“文宣帝贪酒嗜杀，虽是个狂暴之君，然事有不可，臣下或与他争辩，若自己理屈，便肯听从。如青州长史魏恺改光州不行，以其辩说有理，竟不加罪，这一节也可取。”太宗说：“委的是如此，朕因此自反，往时卢祖尚违命不肯行，虽失人臣之义，然其罪不至死，朕遽杀之，未免太暴，繇此言之，朕似不如文宣矣！”遂命复卢祖尚原官与恩荫，以示悔过之义焉，从魏徵之说也。魏徵的容貌，虽不过与寻常人一般，而有胆气才略，善转回人主的意思，每每触犯颜色，苦心谏诤，或遇太宗怒盛，群臣震恐，魏徵神色不变，举止自若，太宗亦往往为之霁止威严以从之。此虽魏徵回天之力，而从谏弗咈，则太宗之明达，尤常情所难也。然人臣事主，贵于有忠爱之实意，积至诚以感动之，则虽刚暴昏暗之主，亦未有不可以理喻者，况明哲如太宗者乎！尝考魏徵本传，言其忠谏恳至，尝劝太宗力行仁义，以君不及尧舜为耻，则其忠爱之诚，孚于上者久矣。岂徒以其有胆略而已乎？故人君以从谏为圣，事君以勿欺为本。

原文 　上曰：“为朕养民，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乃命内外五品以上，各举堪为县令者，以名闻。

直解 　都督，是唐时各路总管官名，如今之巡抚都御史。刺史，是唐时各州太守官名，如今之知府。太宗说：“国以民为本，为朕惠养斯民，使之得以安生乐业者，唯在各路都督与各州刺史。这两样官，职在宣布朝廷恩德，督察守宰，最为紧要，故朕尝记录其姓名于便殿屏风上，坐卧观览，时加察访，得其在官所行的事迹，或善或恶，都各填注于本官名下以备将来，恶者罢黜之，善者升用之，使有所劝戒。至于县令之职，于百姓尤为亲近，得其人，则一县百姓都受其福，不得其人，则一县百姓都受其害，尤不可不慎加简择。”于是命内外五品以上官，各将平日所知，其才力操守堪为县令的，俱列其名，奏闻朝廷，以备选授。这一段，是记太宗慎重民牧的意思。《书》曰：“德唯善政，政在养民。”又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然天子端居九重之中，爱民虽切，其势不能独治，须要方面守令之官，宣德布化，然后治功可成。太宗深察治本，用心于选贤养民如此，又定为制，凡都督、刺史，皆天子临轩册授，受命之日对便殿，赐衣物，所以宠任责成者，可谓至矣。贞观之治岂偶致哉！

资治通鉴直解

卷之十五

唐　纪

太　宗

原文 　三年三月，上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广求贤，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

直解 　仆射，是官名。初唐置尚书省，有尚书令，总理六尚书之事，有左右仆射为之佐，又有左右丞分理其事。其后以太宗曾为尚书令，遂不设此官，但以仆射为省长，即宰相之职也。贞观三年三月，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说道：“宰相之职，莫大于进贤，卿等为仆射，事当急其大者，必广询博访，求得真贤，随其才能，授以职任，乃为称职。近闻卿等身亲细务，听受辞讼，至于每日勤劳，应给不暇，安能从容咨访，助朕求贤乎！”于是敕令六部尚书，凡一应琐细事务，俱属左右丞分理，惟军国大事，应当奏闻的，乃关白仆射，听其处分。太宗之意，盖欲使房、杜二人，事简而心专，庶能求贤以图治也。盖百官之职，在于任事，宰相之职，在于任人，故人君择一相，宰相择庶官，而后天下之事可不劳而举。不然，一人之才力有限，天下之事务无穷，虽日劳心焦思，身亲辞讼而遍听之，何益于治哉！太宗可谓知治体矣。

原文 　玄龄明达政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至于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上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者，推房、杜焉。

直解 　这一段，是因太宗属任宰相，遂并记房、杜之相业如此。房玄龄之为人，才学兼备，既明达百官庶吏之事，又能以文学济之，蚤夜孜孜，尽心为国，惟恐天下或有一物不得其所。故用法则宽厚而和平，待人又虚心而能恕。闻人有善，便如自己有的一般。不以求备之心取人，而苛责其所不能；不以一己之长拒人，而沮绝其所可用。每与杜如晦引拔士类，使人之同升，其心汲汲然，常如有所不及。至于台阁中政事规模，亦皆二人相与裁定，以为一代之章程焉。是时太宗每与玄龄谋议政事，必说道：“所谋虽善，然非如晦，不能断决。”及如晦到来，相与裁议，又竟用玄龄所谋之策。盖玄龄性资明敏，善于图谋，如晦性资刚果，善于断决故也。二人谋断，彼此相资，契合无间，同心协力，以徇国家，故能举贤任能，弼成贞观之治。唐时称贤相者，必推重于房、杜焉。古语说：中臣以身事君，上臣以人事君。盖以身事君者，所及有限，以人事君者，所及无穷。今观房、杜之所为，庶几乎休休之臣，是以保我子孙黎民者矣。然非太宗亲信之笃，委任之专，何以得行其志哉！故太宗任相，不以躬亲细务为能，而惟以求贤为先。房、杜为相，不以同心徇国为足，而尤以进贤为务。此万世为君、为相者之所当法也。

原文 　四月，上御太极殿，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房玄龄等皆顿首谢。故事，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制，繇是鲜有败事。

直解 　中书省、门下省都是唐时宰相衙门。舍人，是中书省属官。侍郎，是中书省佐贰官。令，是中书省长官。给事中，是门下省属官。黄门侍郎，是门下省佐贰官。贞观三年四月，太宗御太极殿，谕侍臣说道：“国家建立宰相，设中书省，掌佐天子执大政，凡制册诏敕，皆属其宣署申复。设门下省掌出纳帝命，凡国家之务，皆与中书参总。此两省乃机务紧要之司，诏敕如有不稳便处，都该辩论执奏方为称职。近来两省官，惟见阿旨顺从，不闻一言违异，夫宰相若但奉行诏敕文书而已，则凡人谁不能做，何必选择贤才而任之乎！”于是中书令房玄龄等皆顿首谢罪。两省相传故事，凡遇军国大事，有关系难裁决的，则中书省先令舍人各执所见以判断之，因各佥署其名于所断之后，谓之五花判事，盖以其言之者非一人，参错而不齐也。众舍人判讫，中书侍郎至中书令都省览审察一过，酌其是非以为取舍，犹恐中间还有差失，仍行于门下省，令给事中至黄门侍郎，次第参详驳正，然后施行。这规矩已久废了，太宗始申明之，使一一都照旧行，繇是事皆停当，少有差谬者。盖天下之事，非一人智力所能周，故天子委之宰相，宰相参之僚属，不以往复为烦，不以异同为病，然后众思毕集，而庶政惟和。后世庸暗之主，令惟主于必行，柔佞之臣，心惟在于保位，是以有顺从而无匡弼，讳过失而惮改更，几何而不败天下之事哉！太宗此举，可谓深识治体者矣。

原文 　茌平马周，客游长安，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六月，以旱，诏文武官极言得失。何武人不学，不知所言，周代之陈便宜二十余条。上怪其能，以问何。对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为臣具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数辈。及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寻除监察御史，奉使称旨。上以常何为知人，赐绢三百匹。

直解 　茌平，是县名，即今山东东昌府茌平县。太宗时，茌平人马周，有奇才，以贫贱不修细行，为人所轻，乃感激西行，客游于京师，先投见中郎将常何，馆于其家。贞观三年六月，太宗因旱灾，诏令文武百官各上本极言时政的得失，以图修省。常何是个武官，平日未尝学问，不知有何事可说，乃央托马周代笔。马周就替他做个本稿，条陈时政便宜，可以弭灾者凡二十余件，都是当世切务，凿凿可行的。太宗看了这本，疑怪说：“常何怎么会做得这本，必是有人代笔。”乃面问常何，常何从实对说：“这本非臣所能作，乃臣之门客马周替臣具稿耳。”太宗即时宣马周入见，未到间，连差了几起人去催促他，其欲见之急如此。及来到朝见，太宗亲与之谈论，见他应对明敏，甚喜其才，就命他直宿于门下省，以待顾问，不久便除授监察御史之职，差他出去巡行郡县。马周果能激浊扬清，除奸革弊，甚称合上旨。太宗越发喜他，恩眷日厚。以常何能荐马周，为有知人之明，乃赐绢三百匹以赏之。其后竟用马周为宰相，为唐初名臣，其遇合之奇如此。夫贤才之在天下，何代无之，但或阻于疏贱，而无左右之容，或失于跅弛，而乏乡曲之誉，往往困穷湮塞，莫能自见。惟明主旁搜博访，拔之于常格之外。然后可以搜罗遗佚，兴起事功。马周以一布衣，太宗偶览其文，即召见擢用，首置禁近，旋参机密，虽古之求贤于版筑、取士于屠钓者，亦何以远过哉！此所以能得天下之才，而成贞观之治也欤。

原文 　十二月，突利可汗入朝，上谓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常痛心。今单于稽颡，庶几可雪前耻。”

直解 　突利可汗，是北虏突厥酋长。太上皇，是太宗之父高祖。单于，即是可汗。贞观三年十二月，突利可汗慕太宗威德，举国内附，亲入京师朝见。太宗因谕侍臣说道：“先年太上皇以隋政暴虐，百姓困苦，起兵救之。那时突厥强盛，欲借他兵马以为助，不得已卑词厚礼，至为之称臣，其屈辱如此，朕常以是痛心。岂知今日我中国强盛，外夷震服，突厥君长，稽首来朝，前日称臣之耻，庶几可以洗雪矣。”

原文 　壬午，靺鞨遣使入贡，上曰：“靺鞨远来，盖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

直解 　靺鞨，是北狄一种，其地与突厥相邻，至是遣人到唐朝，贡献方物。太宗与群臣说道：“靺鞨地方隔远，不通中国，今乃远来朝贡者，盖突厥在四夷中，最为强盛，今已臣服，故靺鞨亦知朝廷威德，从而顺化也。昔人严尤，曾说御戎无上策，盖以夷狄非我族类，叛服不常，攻之则劳费无已，置之则时来侵犯，所以说自周、秦、汉以来，未有得上策者。若我今日，未尝劳民伤财，勤兵于远，惟务修政立事，治安中国，而四夷闻风慕义，自然相继来庭，然则专修内治，岂非御戎之上策乎！”大抵制服夷狄之道，惟在先安中国，譬如人之一身，元气充实则四肢之病自不能入也。若乃穷兵黩武，快心无用之地，斯之谓无策者矣。然推其本原，又在人主之一心。伯益所谓无怠无荒，四夷来王，盖内修外攘之大本也。

原文 　三月，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

直解 　贞观四年三月，太宗既破灭突厥，威声远播，于是四夷酋长，都来朝于阙下，请上太宗尊号为天可汗。可汗，是虏王名号，称天可汗者，所以尊太宗也。太宗笑说：“我已做了大唐天子，统御万方，乃又下行可汗之事，为夷狄君长乎！”太宗此言，虽若不屑其请，而实有矜夸自许之意，于是群臣及四夷酋长同呼万岁称贺。自后以诏书颁赐西番北虏的酋长，都加称天可汗之号，以从其请焉。这虽是太宗抚御夷狄之权宜，然以堂堂天子之尊，而甘同虏酋之号，则陋莫甚矣。是以终唐之世，其治杂夷，至于中季，往往借夷兵以平内乱，遣宗女以嫁番虏，驯至五代，而中原之地，悉为戎马之场，皆太宗好大喜功之一念启之。故先王之制，内华外夷，正名辨类，不以夷狄乱我中国，亦不以中国变于夷狄。太宗此举，不足法也。

原文 　突厥颉利可汗至长安，上御顺天楼，盛张文物引见，诏馆于太仆，厚廪食之。上皇闻擒颉利，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付托得人，复何忧哉！”上皇召上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

直解 　此时突厥的部落，有两个酋长，一个是突利可汗，先已归顺唐朝，一个是颉利可汗，这一种最为强盛，不服中国。太宗命大将李靖往征之，遂擒获颉利，送至长安。太宗御顺天门楼，盛陈威仪文物，引见颉利，赦了他的罪，待以不死，命馆待他在太仆官署中，厚供廪给食用。太上皇高祖闻之擒了颉利，心中甚喜，叹息说道：“昔汉高祖一代英雄之主，被那冒顿单于围困在白登城中，七日方解，其后毕竟不能报复。今吾儿乃能大奋兵威，将突厥擒灭，是汉高祖所不及也。吾以天下付托与他，可谓得人矣，又何忧哉！”于是召太宗及公卿贵臣十余人，并宗室诸王、皇妃、公主，在凌烟阁上，置酒大宴，以庆成功。饮至半醉，上皇自弹琵琶，太宗离席起舞，公卿大臣都以次起来，称觞上寿。君臣欢饮，至夜方罢。盖突厥在唐初时，极其桀骜，高祖借其兵力，奉之以卑辞，太宗患其凭陵，申之以盟誓，其强如此。一旦命将出师，扫平朔漠，擒其酋长，献至阙廷，是诚不世之奇功也。父子君臣，交相庆幸，宜矣！然昔人有言，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则治定功成，正人主忧勤之日。他日虏酋请朝，太宗自谓且喜且惧，盖亦有得于警戒无虞之旨，岂徒以成功为幸哉！

原文 　六月，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以为：“洛阳未有巡幸之期而预修宫室，非今日之急务。陛下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复加营缮，何前日恶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上谓玄素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上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顾谓房玄龄曰：“朕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意欲便民，故使营之。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仍赐玄素彩二百匹。魏徵闻之，叹曰：“张公论事，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哉！”

直解 　洛阳宫是隋时旧宫。兵戈之后，百姓犹带伤残，故叫做疮痍之人。土中，是天下地土适中的去处。贞观四年六月，太宗命调发徒卒，修治洛阳旧宫，以备他日巡幸。时有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进谏说：“洛阳去京都数百里，圣驾无故必不轻出，今巡幸尚未有日期，乃预先修造此宫，恐非今日要紧的事务。窃见陛下当初平定洛阳时，恶隋氏以奢侈亡国，凡洛阳宫室宏壮侈丽者，都下令拆毁，以垂后人鉴戒。到今曾未有十年之久，乃又重新修理起来，何前日这等恶他，而今日反效其所为也！且今日财用民力，正在困穷，如何比得隋家那样富贵？陛下不思撙节爱养，乃役此疲敝疮痍之民，而踵袭亡隋的弊政，恐怕百姓财力困竭，祸乱将作又甚于炀帝之时矣！”太宗遂问玄素说：“卿说我不如隋炀帝，却比夏桀、商纣二君何如？”玄素对说：“桀、纣也只因不爱百姓，不听忠言，以至于乱，若此工役不肯停息，劳民致怨，亦将与桀、纣同归于乱耳！”太宗闻此言叹说：“我一时思虑不熟，乃至于此，是我之过也。”因回顾宰相房玄龄说：“朕以洛阳居天下之中，四方入朝进贡的人，道路均平，意欲居之，取民方便，故令营造宫室，以备巡幸。今闻玄素的言语，诚为有理，当即为之停罢工役，后日或有事要到洛阳，就在露地暂居，亦无伤也。”仍赐玄素彩帛二百匹，以赏其敢言之忠焉。比时魏徵闻之，叹息说道：“这修造事已有成命了，主上闻张公一言，即为停止，是其论事，实有回天之力，因此省了许多民财，宽了许多民力，天下人谁不受福？真可谓仁人之言哉！”盖魏徵谏主之心，与玄素相同，故不觉其嘉叹而称美之也。夫玄素肯犯颜敢谏，固是忠臣，而太宗能虚己受言，尤见盛德。观其诏令已发，工役已兴，一闻正论，即时停止，且以桀、纣、炀帝比之，不怒其言过直，而复加以厚赏。其纳谏如流，一至于此，则忠言岂有不竭，政令岂有不善者哉！传曰：“兴王赏谏臣。”太宗有焉，其兴也宜矣。

原文 　上问房玄龄、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繇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因敕有司：“自今诏敕行下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不尽己意。”

直解 　餐，是熟食。太宗一日问左仆射房玄龄、御史大夫萧瑀说道：“隋文帝是何等的人主？”二臣对说：“文帝日夜勤劳，留心治道，每临朝听政，直到过午方休，群臣自五品以上，有事奏对，都引上赐坐，与他从容议论，临朝既久，侍卫的军士，不得退散，就在殿陛之间，传递熟食以充饥，其勤如此。虽其天性刻薄，固非仁厚，却也是励精图治之君。”太宗辩说：“卿等所言，只得他好处一边，却不知他那不好处。盖文帝为人本自昏昧不明，却乃喜于间察，不明则于人情物理，既不能兼照，喜察则于群臣百姓又多所猜疑，所以事无大小都要自决，不任群臣。殊不知天下至广，一日万机，人君以一人聪明，纵使内劳精神，外苦形体，亦岂能事事合理，无少差错？群臣窥见人主意思，在于自用，也就大家推避，不肯担当，凡事唯取主上裁决，受其成命而行，虽于事理有过差处，都只推说上面的意思要如此，我辈岂敢有违，也只含糊缄默不敢明言谏争。繇是上下日隔，政事日非，至于大坏极敝，而人主不知，此隋所以二世而亡也。朕意却不如此，唯选择天下贤才，布列在百官之职，使之各尽所长，图思该干的职业。凡事俱经繇宰相，任其精审熟思，区处停当然后奏闻于上，请命而行。若是臣下之中，有任劳任事，而功绩著闻者，朝廷自有恩赏；有阿意曲法，而罪状昭彰者，朝廷自有刑罚。赏罚既明，谁敢不竭尽心力以修职业。百官既尽其任，则政事自无不理，何忧天下之不治，而至于劳心焦思，下代百司之职乎！”因敕有司：“自今诏敕行下有不稳便处，都该明白执奏，另请处分，毋得心知不便，却只阿旨曲从，不尽其意之所欲言也。”大率文帝之意，在于自用，故君骄臣谄而政日乱；太宗之意，在于任人，故君逸臣劳而政日成，此二主得失之辨也。然古之帝王，所谓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与夫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者，又岂安享无为、而一无所用其心哉！然则居敬以行简，又审治体者所当知也。

原文 　上读《明堂针灸书》，云：“人五脏之系，咸附于背。”诏自今毋得笞囚背。

直解 　《明堂针灸》，是医书，相传是黄帝所著。太宗一日因看此书，见上面说道：“人腹中五脏经络相为连属，其根蒂悬系的去处，都靠在背上。”因想如今有司断囚，有笞背之刑，岂不摇动脏腑，伤人性命，况应笞的人，本是轻罪，若反令致死，尤为可悯。于是诏谕所司，自今以后，一断囚人不许笞背。自太宗此令一行，而笞背之法，至今遂不复用矣。夫笞罪本非重典，似不须人主留心，只缘长民断狱之官，不能仰体德意，往往以严刑峻法，刻剥无辜，故虽鞭朴之刑，亦有极其惨痛者，盖不待丽于大辟，而民命之伤残者众矣。自非人主加意矜怜，而朝廷怀保之仁，何繇而下布乎！太宗节医经一语，而念及有司之笞背，可见刑无大小，皆在其矜恤之中，其仁至矣。厥后一岁断狱，止于二十九人，刑措之风，比隆三代，岂非其不忍人之心所致哉！

原文 　诸宰相侍宴，上谓王珪曰：“卿识鉴精通，复善谈论，玄龄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谓与数子何如。”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烦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诤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上深以为然，众亦服其确论。

直解 　太宗一日宴群臣于丹霄殿，众宰相都在侍宴。太宗与侍中王珪说道：“卿平日识见鉴别精明通达，有知人之哲，且又善于谈论曲中人情，如今房玄龄以下诸臣都在此侍宴，你可将他每众人所长，悉加品题藻鉴，并说你自己的才能，比他众人何如。”王珪对说：“臣观今日执政诸臣，各有所长，类非臣愚所能及者。若孜孜汲汲，一心只在奉公报国，凡有所知者，无不竭尽心力而为之，这等样公忠，臣不及左仆射房玄龄。若才兼文武，出可以将三军、定四方，入可以相天子、理天下，这等的才略，臣不及右仆射李靖。若敷陈章奏，详细明白，出纳命令，的确允当，这等样详慎，臣不如尚书令温彦博。处烦难之事，治匆遽之务，料理有方，事事修举，这等的干才，臣不能及民部尚书戴胄。若以道事君，惟耻其君到不得尧舜的地位，献可替否，以直言谏诤为自己的责任，这等责难陈善，臣不能及尚书右丞魏徵。至于推激那污浊之流，扬显那清白之士，嫉恶如仇雠，好善如不及，欲以振纪纲、正风俗，这等的去处，以臣比之诸臣，亦似微有所长，不敢多让也。”太宗见玉珪评品诸臣，个个停当，深以其言为是。一时同列诸臣，亦心服其言，以为至当精确之论也。夫君臣相遇，自古为难，观王珪所论房、魏诸臣，皆极—时妙选，唐之得人，于斯为盛。然诸臣者非隋室遗才，则建成旧党，若非遇太宗英主拔而用之，不过亡虏戮民耳，恶能各尽所长而建不世之功哉！以是知天下不患无才，患不遇主，有太宗之君，则房、魏诸臣，将接踵而至矣。千古称隆贞观政治之美，庶几成康，皆太宗知人善任之效也。

原文 　上之初即位也，尝与群臣语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对曰：“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徵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顾所行如何耳。昔黄帝征蚩尤，颛顼诛九黎，汤放桀，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从徵言。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帝谓群臣曰：“此魏徵劝我行仁义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见之。”

直解 　这一段，是叙太宗致治之繇。蚩尤是黄帝时诸侯。九黎，是黎氏九人，颛顼时诸侯。魅，是精怪。关中，即今陕西西安府地方，乃唐时建都之处。五岭，即今两广地方。太宗初即位时，常与在廷诸臣说道：“如今经隋家大乱，方才宁静，天下之人，渐染于旧俗久矣，一旦施之以仁义教化，恐斯民未易以服从也。”那时魏徵对说：“以臣论之，殊为不然。大凡天下太平，那百姓每久处宴安，未遭患难，便都骄惰放佚，不遵礼法。骄佚，则长恶之机熟，而向善之思少，故其教之也反难。若是天下有事之后，那百姓每曾经离乱，出自水火，方且忧愁困苦，日不聊生。愁苦，则望治之情切，而思善之心起，故其化之也反易。譬如饮食一般，人不甚饥，所食多不适口，若是那饥了的人，但得些饭食，即足以克饥，岂不易为食？人不甚渴，所饮多不适口，若是那渴了的人，但得些水浆，即足以解渴，岂不易为饮？然则大乱之后，教化易兴，亦犹是也。善为治者，正宜乘此有为，岂可反以为难耶！”太宗一闻徵言，深以为是。有封德彝在旁，心中不服，说道：“自三代以来，风气日漓，天下人心，渐以浇薄讹伪，故秦继周以后不以道德化民，而专任法律，汉承秦之弊，不以纯王为治，而参以霸术，本是欲施教化，而势有不能，岂是能施教化而心反不欲耶！可见天下风俗，一日不如一日，所以人君治道，一时难仿一时。今魏徵本是书生，拘泥旧闻，不通当世之务，若信其虚谈，欲任教化，必至粉饰弥文，坏了国家实政，不可从也。”魏徵驳他说道：“治有隆污，人无今古，就是五帝三王，也只是这些百姓，不曾把世上人民都换过一番，方才施化。只是他行帝道以化民，即成帝者之功；行王道以化民，即成王者之功。只看他所行何如耳。试以其事言之，昔神农氏之衰，蚩尤强暴，黄帝举兵征之；少昊氏之衰，九黎乱德，颛顼举兵诛之；夏桀无道，成汤放之于南巢；殷纣不君，武王伐之于牧野。此四君者，皆能移风易俗，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而施以教化耶！若如德彝之言，谓古人淳朴，渐致浇讹，则三代之时，已自不如五帝，秦汉以后，又当远谢三王，至于今日年代愈多，天下之民，都该变成鬼魅，无复人形矣，人主岂得而治之耶！即今日之人心，未必不如古，则古人之教化，未尝不可行也。德彝之言，不亦过乎！”大率德彝之意，欲任威刑，魏徵之意，欲行仁义，太宗折其可否，竟从魏徵之言。于是省刑薄敛，偃武修文，休养生息，与民更始，行之数岁，果能身致太平。史臣因追叙说，比先贞观元年，天下初定，京畿地方，五谷不登，民遭饥饿，米价踊贵，一匹绢才买得一斗米。贞观二年，各处都有蝗虫为灾。贞观三年，又遇大水淹没，连岁饥荒，生民困苦。只因太宗以德化为治，日夜忧勤，加意安抚，百姓每虽东西趁食，展转流离，然感太宗抚恤之仁，无有嗟怨之意，都安分求生，以待丰岁。至是贞观四年，岁时和调，五谷成熟，天下大稔，那先年流移的百姓，都还归乡里，米价之贱，每一斗只值三四文钱，其丰收如此。繇是衣食既足，礼义自兴，百姓皆不犯法，一年之内，通计天下问死罪者，止有二十九人。地方之广，东至于海滨，南及于五岭，处处生民乐业，盗贼不兴，人家门户，夜间都不关闭，就是行路的人，也不必自赍粮食，随处充足，可以取给于道路焉。于是太宗自喜，与群臣说道：“昔魏徵尝劝我躬行仁义以化天下，封德彝却以为非；今民皆乐业安生，礼教成俗，是行仁义有实效矣。恨今封德彝已故，不及见这太平景象，使自知其所言之妄也。”夫唐太宗一行仁义，其效遂足以安民生、兴教化，贞观之治固非偶然者矣。但不本于正心修身之学，而徒求之于政理，是以不能如五帝三王之盛也，图治者可不求其本哉！

原文 　上谓长孙无忌曰：“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徵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颉利成擒，其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徵之力也。”徵再拜谢曰：“突厥破灭，海内康宁，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称所任，则其力岂独在朕乎！”

直解 　这一段，记太宗称赏魏徵的说话。太宗既听魏徵之言，力行仁义而有效矣。一日谓大臣长孙无忌说道：“贞观初年，天下甫定，朕方虚心听纳，以图治理，群臣上疏的，都只说生杀予夺是人主的威权，这威权须繇自己主张运用，不可听信臣下，委之于人，使得干预。又说今中国已定，威武既张，宜乘此时益加震耀，选将出兵，征讨四夷，使之畏服。群臣都要我以威严为治，独有魏徵劝我说：‘戡乱用武，致治用文，如今百姓每方脱干戈，未沾德化，须是偃息了这武事，修起那文德，以仁义教化，惠养斯民，使中国安生乐业，既已治平，则四夷向风慕义，自然归服，何用震之以威武邪！’朕听从其言，不数年间，天下大治。突厥破灭，颉利成擒，胡越一家，更无疑贰。其酋长都心悦诚服，各带刀剑，日侍左右，为我宿卫，亲近不疑；其部落种类，都变夷为华，沿袭衣冠，一如中国。果然应前日所言，这是魏徵劝我偃武修文之功也。”魏徵以太宗归功于己，不敢承当，乃再拜谢曰：“突厥破灭，海内安静，都是陛下神威圣德所致，微臣何功之有！”太宗说：“天下事须是君臣各任其责。臣能自效，不能必君之信任；君能任臣，不能必臣之称职。今朕固能听从公言，信任不疑；至于耻君不若尧舜，以谏诤为己任，则公之能称所任也。然则今日所以致此，岂朕一人之力乎！所赖于公者，亦不少矣。”夫图治之初，君臣各致其力，治成之后，君臣各让其功，虽唐虞之气象，何以如此。然群臣所言，虽未必尽可挣，至谓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在太宗时，固不待言，若继体守成之君，则药石也。

原文 　房玄龄奏：“阅府库甲兵，远胜隋世。”上曰：“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炀帝甲兵岂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尽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直解 　阅，是看验。房玄龄奏说：“臣看验府库中，见所收藏的盔甲兵器，件件都好，远过于隋时所藏的。”太宗说：“坚甲利兵，乃是武备，虽在治世，实不可缺。然人君为治，不专恃此。如隋炀帝时，府库甲兵，岂是缺乏，只因他暴虐无道，朝无良臣，阿谀苟容，不恤百姓，终至于亡失天下，虽有甲兵，何益于用？可见国家所恃，不在甲兵，只在有贤臣耳！若你每诸臣，为朕辅佐，都肯替国家尽力，兴利除害，使百姓治安，则内治修举，外患自除，这就是朕的甲兵了，岂在府库所藏，能胜前代哉！”太宗此言，诚得保天下之道。盖甲兵之盛，用以戡乱，固为国家之利，用以黩武，亦为国家之害，岂若贤臣，有事足以却敌制胜，无事足以致治保邦。故古之人有以良吏当胜兵，惠政为保障者，此其潜消奸宄之心，增重国家之势，过甲兵远矣。然承平既久，武备渐弛，则除戎器以戒不虞，亦不可缓也。

原文 　上谓侍臣曰：“治国如治病，病虽愈，犹宜将护，傥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魏徵曰：“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直解 　这一段，是记太宗兢业保治的说话。太宗见天下已平，恐不能保守，故谕侍臣说道：“人君治国，如人之治病一般。凡人有病之时，求医服药，慎起居，节饮食，唯恐病不得好。及至病略好些，便不似有病时谨慎。殊不知病势虽愈，还该将息调护，方得全安。倘或恃其小愈遽自放纵，不肯爱惜性命，保养精神，以致受患益深，元气日损，一旦前病再发，虽有良医，亦不能救治矣。正如治国家者，虽是祸乱已平，天下安定，还该日夜忧勤，以守其治。若自恃已安已治，以为无复可忧，便就骄奢纵逸，不肯谨慎，以致人心瓦解，天命不留，一旦祸乱复作，虽有智者，亦不知所以善其后矣。今中国经隋朝危乱之后，幸得安宁，四夷皆来归顺，一统之盛，真自古以来所不多见。然朕之心，不敢自足，一日谨慎似一日，只怕太平功业，有始无终，所以常要卿等把忠言正论来谏争我，或是政有过差，所当更改，或是心有怠惰，所当警惕，都要极言无隐，使我得以改过从善，庶可以保其始终也。”于是魏徵对说：“方今内外治安，本是可喜，然臣不敢以为喜，正恐恃此而骄，则大有可忧也。唯是陛下处安宁之日，而有危亡之思，只此一念常存，自然不至放肆，这才是久安长治之机，斯则深可喜耳。”大抵治乱无常，只在人主一心。故恃其治安而骄心生，则必至于危乱；忧其危乱而惧心生，则常保其治安。太宗当天下既平而能日加畏慎，且戒勉臣下，以求直言，真可谓安不忘危者矣。后之明主，其尚知所法哉！

原文 　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惊问其故。后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繇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

直解 　田舍翁，譬如说庄家老，言其村野直戆，不知礼体也。魏徵在朝，每竭忠尽言，无所忌讳，至有人主所不堪处。一日，太宗罢朝还宫，心里恼怒不已，不觉形于词色说：“这庄家老好生无礼，少顷定须杀了他。”长孙皇后说：“是谁？”太宗说：“是魏徵，他每于大廷朝会众臣僚面前，数说我过失，当面耻辱我，忍受他不过，以此要杀之。”皇后平日也闻得魏徵是个忠直的臣，要申救他，思量太宗这时正恼怒，若说不该杀，便越发激起怒来。于是暂且退去，换了朝服，站立在宫庭下。太宗看见，惊问说：“你何故穿这朝贺的衣服？”皇后答说：“妾闻古语说，人主明圣，能容受直言，然后臣下乃敢直言无忌。今闻魏徵冒犯天威，直戆如此，乃繇陛下明圣，能开之使言，彼知言之无罪故也。人主明圣，天下之福，敢不称贺！”于是太宗方才欢喜，解释了前时恼怒，而于忠直之言，愈加听用矣。当是时外既有魏徵之直，以裨补阙遗，内又有长孙后之贤，以保护忠直，此太宗所以益成其明圣也。然面折廷诤，中主所不堪，太宗既能勉强容受于殿廷，又能克己从善于宫禁，此其不废药石之言，能扩转圜之量，尤后世人主所不能及欤。

原文 　上宴近臣于丹霄殿，长孙无忌曰：“王珪、魏徵，昔为仇雠，不谓今日得此同宴。”上曰：“徵、珪尽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谏，我不从，我与之言辄不应，何也？”魏徵对曰：“臣以事为不可，故谏；若陛下不从而臣应之，则事遂施行，故不敢应。”上曰：“且应而复谏，庸何伤！”对曰：“昔舜戒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臣心知其非而口应陛下，乃面从也，岂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举止疏慢，我视之更觉妩媚，正为此耳！”徵起，拜谢曰：“陛下开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数犯颜色乎！”

直解 　妩媚，是和柔的意思。太宗一日宴近臣于丹霄殿中，时有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在宴上说道：“侍中王珪、秘书监魏徵，昔日为隐太子宫僚，本是仇雠，不想陛下忘其旧怨，置在左右，使今日得同臣等在此侍宴，这是二臣遭逢之幸也。”太宗说：“魏徵、王珪，当时也是各为其主，尽心事奉，本是忠臣，故我不记其仇，特任用之。但只有一件，魏徵每每直言谏我，固知其为忠，然我或一时未即听从，与他讲说，他再不答应，这是何故？”魏徵对说：“臣原以其事为不可行，所以直言谏诤，若陛下来及依从，而臣漫然应之，则事必施行，再难救正，所以不敢承应，正欲陛下三思而止耳。”太宗又说：“你权且答应，从容又谏何伤！”魏徵对说：“昔舜戒群臣稷、契辈曰：‘汝无面从，退有后言。’盖人臣于君之过宁可当面谏诤，不可背后非毁，若臣心里分明知道不该行，口里却只阿旨承应，图陛下一时欢喜，这就是面从了，岂稷、契所以事舜之意邪！”于是太宗甚喜，乃大笑说：“人只说魏徵在我面前举止疏慢，我看起来，越见他和柔可爱，正为他一念忠爱之心，不忍面欺我耳。”徵乃感激，起而拜谢说：“臣数有献纳，屡犯天颜，皆因陛下开心见诚，引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朴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虽心有所见，亦岂敢数犯颜色，而无所忌讳乎！”魏徵归美太宗如此，可谓知所将顺者矣。至于汝无面从一言，真万世事君之法。盖面折廷诤之臣，外虽不肯曲从，而心无欺慢，谗谄面谀之人，心虽知其不可，而口无违言，此忠佞之所以分也。故伊尹告太甲说：“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听言者以此为准可也。

原文 　秘书少监虞世南上《圣德论》，上赐手诏，称：“卿论太高，朕何敢拟上古，但比近世差胜耳。然卿适睹其始，未知其终。若朕能慎终如始，则此论可传；如或不然，恐徒使后世笑卿也。”

直解 　太宗为君，英明仁恕，任贤纳谏，节己爱民，以致中国治安，外夷归服。那时秘书省少监官虞世南，日侍左右，亲见圣德，就作论一篇，叙述太宗许多好处，以尧舜为比，叫做《圣德论》，上献御前。太宗览毕，特赐手诏答说：“上古圣君，莫如尧舜，览卿所论，就把今事来比拟，说得太高，朕何敢当。但自量所行，兢兢业业，不敢失道，比近世人主淫暴纵肆的，为稍胜耳。然善始非难，慎终为难，卿适才见我始初如此，尚未知后来如何，若朕果能常持此心，日慎一日，到得后来，也如今日，则卿所论的，都是实事，方可传信后人。设或不然，因此骄纵，有始无终，人但见后来所为不副其言，只说今日所论，都是粉饰，恐无益于朕，徒使后世笑卿为谄谀耳。”夫太宗闻人之誉，不以为喜，而反以为惧如此，其君臣交警，以为保终之图者，意可想矣。大抵人臣事君，将顺其美与匡救其失，二者不可偏废。匡救，譬则药之攻击者也；将顺，譬则药之滋补者也。若一于匡救，而有美不为称扬，固非善则归君之义，亦非人臣之所以爱君者矣。故危言未必皆忠，逊言未必皆佞，亦顾其君听受何如耳。诚能闻匡救而不罪，如太宗之于魏徵，闻将顺而不骄，如太宗之于虞世南，则二者适所以相济，而莫非纳忠之地矣。彼是魏徵而非世南者，此迂儒之见，非确论也。

原文 　帝与侍臣论安危之本。中书令温彦博曰：“伏愿陛下常如贞观初，则善矣。”帝曰：“朕比来怠于为政乎？”魏徵曰：“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此其所以异耳。”帝拊掌大笑曰：“诚有是事。”

直解 　太宗一日与近侍之臣论及天下所以安危的根本。中书令温彦博说道：“天下安危，其本在人君之心，若此心常存敬畏，慎终如始，便是治安之本。一或不能敬畏，有初无终，便是危乱之本。今日之治，不必远有所法，只愿陛下常以贞观初年那等励精图治，即可以永享太平，而为尽善之道矣。”太宗闻温彦博之言，心中警惕，因问说道：“据这等说，想是我近来怠于为政，不如贞观之初乎？”魏徵对说：“陛下今日志意，委与当时不同。盖贞观之初，陛下鉴隋朝之奢侈，志在节俭，惟恐劳民伤财，鉴隋朝之偏听，求言不倦，惟恐臣下不肯尽言。近年以来，营造宫室，稍觉过多，是节俭不如初了；群臣进谏者，颇有违忤旨意，以致得罪，是求谏不如初了。即此两事，皆不似前时，此其所以异耳。彦博所言，盖有见于此也。”太宗见魏徵说得是，遂拊掌大笑说道：“诚有是事。”盖自言得闻其过也。大抵为治之道，只在撙节财用，嘉纳直言。节用，则可以养天下之财力，而不至于虚耗；受言，则可以尽天下之人情，而不至于壅蔽，二者诚安危之所关也。太宗当贞观之初，欲构一殿，财用已具，因鉴秦而止，是何等节用。因孙伏伽直言，以公主田园赏之，是何等纳谏。及其太平逸豫，而戒慎之念稍弛，遂不自觉其骄侈之萌，可以见保治之难矣。然能因二臣之言而自知其非，则改过不吝之风，亦足法也。

原文 　上谓魏徵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对曰：“然。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直解 　造次，是急遽、苟且的意思。太宗面谕魏徵说道：“朝廷设官，职掌不同，士人待用，才品亦异，或启沃论思，或承流宣化，或钱谷，或甲兵，须是精加选择，必其人之所长，与官之所职相称然后可，不可一时轻易苟且，胡乱便与人做。虽是才与官相称，又必看其人品如何，若所用的是有德行的君子，他所汲引，必然都是君子，故用一君子，则众君子皆至，君子满朝，天下岂有不治者。若所用的是无德行的小人，他所汲引，必然都是小人，故用一小人，则众小人争进，小人满朝，天下岂有不乱者。此用人之际，所以不可不慎也。”魏徵对说：“任官当择君子小人，此言诚是。盖如今太平之时，与当初创业之时不同。彼时天下未定，只求能成功济世，或有勇力的，或有智谋的，便都擢用，更不必看他人品邪正、心术好歹。今丧乱既平，不但要他有才能，又要他心术好，有德行，方可用之。若但有才无行，乃是小人之才，用之适足以蠹国殃民，诚不可不慎择也。”盖天下之治乱，系于人才，人才之邪正，系于心术，若心术不好，虽有才能适足以济其奸恶。人主不察而误用之，必为天下大害。此唐虞官人，必以九德，而后世使贪使诈之说，所以至于误国家也。

原文 　去岁，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至期来诣京师。至是九月，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直解 　太宗于去岁贞观六年尝亲自审录罪囚，见那该死的囚犯，心里怜悯，不忍便杀他，都放了回家看视父母妻子，限到明年秋间，着他自来就死。因此又敕令法司，将天下死囚也都暂放还家，亦限至明年秋里自来赴京。至是岁贞观七年九月，去年所放的罪囚共三百九十人，都感太宗不杀之恩，不要人催督帅领，个个照依期限，齐到朝堂听候处决，没一个逃亡隐匿下的。太宗见这些囚犯依期就死，是他能守信改过了，乃皆赦其罪而遣之。这是太宗恩德所及，感动人心，能使极恶罪人，视死如归，可谓难矣。然帝王以刑赏治天下，自有个大中至正之道，人而无罪，即不当刑，罪而可杀，奚有于纵？倘或纵而不来，将何以示信？若使来而论死，又至于伤恩。所以后人论纵囚之事，以为可偶一为之，非圣人之法。且罪囚至三百余人，一年之间，宁无物故死亡之事，乃谓绝无一人亡匿，此则史臣欲纪太宗之德政，而不觉其辞之过，观者但法其一念好生之心可也。

原文 　十一月，以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固辞，曰：“臣忝预外戚，恐天下谓陛下为私。”上不许，曰：“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虽仇不弃，魏徵等是也。今日之举，非私亲也。”

直解 　开府仪同三司，是唐时官名。司空，在唐朝为三公。是年十一月，太宗以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固辞不敢当，说道：“臣是皇后之弟，忝预外戚，若处以三公尊位，恐天下人议论，说陛下私厚亲戚。”太宗不许其辞，说道：“司空大臣，未易称职，我只要替这样官选择个好人，但是有这样大才的，就与他做，不论亲戚。设或不才，纵是亲戚也不用，如襄邑王李神符，本是朕的叔父，只因他无功劳，但封为王，不任他以官职，所谓虽亲不用也。若是有才能的，虽平日所仇恨也不轻弃，如魏徵等诸人，先事隐太子，同谋害朕，本是仇人，只因他有才能，故倾心委任，忘其旧恨，所谓虽仇不弃也。今日举卿为司空，盖因卿有才德，能称此官，故以此位处之，不因为是皇后的亲戚而用之也。”这一段，见得唐太宗用人至公的意思。这长孙无忌随太宗定天下，本是开国功臣，与其他外戚不同，若论国家待亲戚的道理，还是不要他干预政事，才得常保富贵，又不可藉口太宗之言，以私厚其亲而误国家也。

原文 　十二月，帝从上皇置酒故汉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觞上寿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诲，非臣智力所及。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悦，殿上皆呼万岁。

直解 　上皇，是唐高祖。未央宫，是汉时宫名。下面太上皇，是汉高祖之父。贞观七年十二月，太宗陪侍上皇高祖，在旧时汉家所遗的未央宫中置酒宴会。那时太宗平定天下，四夷君长都为左右宿卫之臣，也随着群臣侍宴，饮酒中间，高祖命突厥酋长颉利可汗在筵前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在席间歌诗，因喜不自胜，笑说：“自古中国之患，不是北虏，便是南越，今日胡越酋长，同堂宴会，歌舞为欢，都做了一家人，这等盛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于是太宗自捧酒觞，为高祖上寿，说：“这四夷君长，皆来臣服，都是奉父皇陛下平日教诲，不是臣之智力所能及也。昔汉高祖微时不事生产，他有一个兄刘仲，却会治产业，他父太上皇只道高祖不如刘仲。后来高祖得了天下，也曾陪太上皇在这未央宫中置酒，自奉玉卮上寿，却说当初父亲以臣为无用，不如我哥会治家业，今日看臣所创的事业，却比我哥何如？其言如此，是在他父母面前自夸其能，妄自矜大，臣平日甚不取他，岂如我今日父子君臣聚会之盛耶！”高祖见太宗这等谦退，越发喜欢。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汉高祖、唐太宗，皆以盖世之雄起自闾巷，削平僭乱，混一华夷，乃至大业已成，太平无事，又皆尽孝养之典以奉其亲，故未央上寿之仪，前后数百年，若合符节，虽其词之工拙，若有不同，而其情之殷勤，则无或异，真旷世之美谈也。况以继体守成之君，而当四海升平之日，则所谓养以天下，而奉亲之欢心者，当不在二主之下矣。

原文 　帝谓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杜正伦曰：“朕年十八，犹在民间，民之疾苦情伪，无不知之。及居大位，区处事务，犹有差失。况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太子好嬉戏，颇亏礼法，志宁与右庶子孔颖达数直谏，上闻而嘉之，各赐金一斤，帛五百匹。

直解 　左庶子、右庶子，俱是东宫官名。太宗面谕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杜正伦说道：“太子乃继体之君，不但要涵养德性，又要通晓世务。然世务甚不易晓也。朕年十八岁时，为将家之子，未有官职，尚在民间，凡民间疾痛困苦的事，与人之诚实的、诈伪的诸般情状，皆耳目所闻见，无不尽知之。及居太子的大位，区处世务，或思虑之所不及，或计画之所未精，一日万机，犹不免于差失。况今太子生长深宫，未尝出外，百姓每的艰难，如饥寒困乏之苦，鳏寡孤独之人，皆耳目见闻所未经涉，但安享富贵，不知忧勤，安能无骄纵放逸乎！卿等为东宫官，各有辅导之责，不可不极言谏正，使动皆繇礼，而无骄逸之过也。”那时太子承乾，性好闲游戏耍，于圣贤礼法，颇有亏损。于志宁与右庶子孔颖达因遵奉太宗责成之意，凡有过差，每每直言谏止，太宗闻之，嘉此二人忠谠，各赐金一斤，帛五百匹，以褒赏之。这一段是纪唐太宗勉东宫官预教太子的事。盖太子天下之本，四方之人心系焉，教训之功，不可不预，辅导之人，不可不择，是以古之帝王，最慎乎此。自襁褓之中，以至于成人之日，左右前后，罔非正人，出入起居，皆有法度，养成元良之德，而立太平之基，此三代所以有道之长也。有天下者，当知所法矣。

原文 　上问魏徵曰：“群臣上书可采，及召对多失次，何也？”对曰：“臣观百司奏事，常数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谏者拂意触忌，非陛下借之辞色，岂敢尽其情哉！”上繇是接群臣辞色愈温，尝曰：“炀帝多猜忌，临朝对群臣多不语。朕则不然，与群臣相亲如一体耳。”

直解 　太宗问魏徵说道：“朕近观群臣上本奏事，其本内说的话，多有可采取的。及至召他面问，听其奏对，便多仓皇错乱，失其次第，此何故也？”魏徵对说：“臣观百司之中，惟有御前奏对实为至难。每欲奏一事，常在数日之前，昼夜寻思，要到上前，如何敷陈，如何议论，莫不预先想下，记忆在心。及到御前，仰见天威严重，把那要说的话，三分之中，说不得一分，已自忘失错乱，不成次第了。况因朝廷过失，直言进谏者多是违怫意旨、触犯忌讳的说话，若非陛下假借他些温和的辞色，而直以天威临之，彼将恐惧畏怕，愈觉仓皇，虽有恳款忠爱之情，亦何繇得尽于君上之前哉！”太宗闻魏徵之言，自此以后，接待群臣，辞气颜色，越发温和，惟恐不尽其情，尝说：“隋炀帝当时性多猜忌，每临朝接待群臣，不出一语，所以上下不交，君臣间隔。我却不然，看那大小群臣，都是股肱耳目，相亲相信，真如一体，政事得失，只管虚心访问，他每有所欲言，也都着他说尽，唯欲通上下之情而已。”夫人主尊如天地，威如雷霆，堂陛分严，君臣礼隔，若不使臣下尽言，则天下之利病，何繇得知？若不降辞色延访，则臣下之忠悃，岂敢自尽？所以唐虞君臣，都俞吁咈一堂之上，而为千古明良之会也。后世谀佞之臣，欲壅蔽人主聪明，以为天子之尊，不可与臣下接谈，故有临朝渊默，不发一语，如隋炀帝之所为者，真覆亡之轨辙也，宜太宗以之为鉴也与。

原文 　八年正月，上欲分遣大臣为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荐魏徵。上曰：“徵箴规朕失，不可一日离左右。”乃命：靖与太常卿萧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长吏贤不肖，问民间疾苦，礼高年，赈穷乏，褒善良，起淹滞，俾使者所至，如朕亲睹。

直解 　箴规，是谏正的意思。长吏是郡守县令。贞观八年正月，太宗念天下至大，郡邑至众，朝廷上耳目或有不及，思虑或有不到处，要分遣有才望的大臣，为诸道黜陟大使，一时难得其人。李靖荐魏徵可充此差，太宗说：“魏徵能直言无隐，朕有过失，全赖他谏正，得以省改，岂可一日离朕左右，舍根本之地，而任出使之事乎？”于是遂命：李靖同太常寺卿萧瑀等一十三人，分投出去，巡行天下，访察天下有司官员，那个贤良该褒升，那个不才该罢斥。又询问民间所疾痛困苦的事，为他处置。民有高年的，优加礼敬，有穷乏的，厚为赈恤，善良的，褒扬而录用之，贤能而淹滞于下位的，荐拔而疏通之，凡远方小吏，下民隐情，朝廷不能遍历而周知者，都看他每所到地方一一经理，就如朕亲看见的一般，庶几朝廷之政教，无远不举，朝廷之恩泽，无微不被，以称朕爱民求治的意思。这黜陟大使，就是如今巡抚官一般。夫常置魏徵于内，以匡辅君德，间遣李靖等于外，以勤求民瘼，太宗可谓明于治体而善于任人者矣。

原文 　中牟丞皇甫德参上言：“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上怒，谓房玄龄等曰：“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发，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谤讪之罪。魏徵谏曰：“贾谊当汉文帝时上书，云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自古上书不激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惟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则谁敢复言？”乃赐绢二十匹。

直解 　太宗时，有个中牟县丞，叫做皇甫德参，上本条陈时政，说道：“朝廷修盖洛阳宫殿，用许多丁夫，劳了人力；有司收地亩租粮，起科太重，厚敛百姓；又民间风俗，妇人好梳高髻，盖因宫女髻高而仿效之也。”其大意如此，不过欲朝廷轻徭薄赋，表正风俗而已。太宗看了震怒，谓宰相房玄龄等说道：“我才修一宫，便说是劳民，才收些地租，便说道厚敛，至于民间髻高，也说是宫中所致。凭他说起来，必欲使朝廷不役民间一夫，不收百姓斗粟，宫人都无发可梳，方才可其意邪！这等妄言谤讪，宜加以罪。”魏徵劝说：“人臣进谏之言，容有过当。如贾谊当汉文帝时，是何等治平，他上《治安策》，还说当时事势，可为痛哭者一件，可为流涕者二件。可见自古以来，上书建言者，若词不激切，则不能耸动人主之心，所以宁为过甚之言，而不敢忌讳也。古人曾说：‘狂夫之言，本无足采，圣人恐其或有一得，犹加选择。’今德参固是狂愚，未必有心谤讪，望陛下裁度鉴察，未可深罪也。”太宗一闻徵言，当时省悟，说道：“朕方虚怀下问，嘉纳谠言，若因此人之言，遽加罪责，以后大小群臣，谁敢再谏？”即赦德参之罪，仍赏绢二十匹以旌其直焉。夫德参一郡邑小臣，乃能抗疏阙廷，规切时政，虽其言语识见，未必能知大体，而其一念为国之心，不以卑贱而自诿，诚亦有足谅者。太宗始因其辞之已甚，而欲以罪加之。一闻魏徵之言，而洞然开悟，不惟不罪，又从而赏之。虽谤木谏鼓之设，不是过也，岂非万世之所当法者哉！

原文 　九年，上谓魏徵曰：“齐后主、周天元皆重敛百姓，厚自奉养，力竭而亡。譬如馋人自噉其肉，肉尽而毙，何其愚也！然二主孰为优劣？”对曰：“齐后主懦弱，政出多门；周天元骄暴，威福在己。虽同为亡国，齐主尤劣也。”

直解 　馋是穷饿、贪食的意思。噉是吃。毙是死。北朝齐后主，叫做高纬，为周宇文邕所灭。周天元帝，叫做宇文赟，为隋杨坚所篡。太宗一日谓魏徵说道：“近时齐后主、周天元都穷奢极欲，不恤其民，寻常用度，恣意征取，重敛于百姓，以厚自奉养，竭万民之脂膏，以供一己之逸乐，至于民穷财尽，遂以亡国。就如那穷饿口馋的人，只要他腹饱，乃割自身上的肉，食之以充饥，不知肉既噉尽，身亦随亡，如此昏愚，岂不可笑！然就这两人较论，孰为稍优？孰为最劣？”魏徵对说：“齐后主性资懦弱，凡事都无主张，只听那左右的拨置，那左右的人，都得以窃弄权柄，朝政出于多门；周天元性资骄暴，虽是奢侈残虐，却自家能主张国柄，不至下移，威福之权，尚繇己出。故虽同为亡国，然周天元在时，杨坚尚不敢篡位。若齐后主遂为敌国所擒，把祖宗的基业，徒供群小的愚弄，尤下愚最劣者也，有天下者，可不戒哉！然二主之事，虽优劣稍殊，而亡国则一。盖‘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自古圣帝明王，莫不倦倦然以约己厚下、节用爱民为务，故深仁厚泽，结于民心，而享国长久。若竭天下之力，以奉一人，而不顾百姓之困穷，至于人心怨叛，瓦解土崩，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究观二主之事，咸以重敛百姓，厚自奉养，力竭而亡，后先一辙，其刚暴之与懦弱，不过五十步之笑百步耳，何足为优劣哉！然则人主欲为宗社万年长久之计，惟在保民而已。

原文 　长孙皇后性仁孝俭素，好读书，常与上从容商略古事，因而献替，裨益弘多。上或以非罪谴怒宫人，后亦阳怒，请自推鞫，因命系囚，俟上怒息，徐为申理。繇是宫壶之中，刑无枉滥。及疾笃，与上诀，时房玄龄以谴归第，后言于上曰：“玄龄事陛下久，小心慎密，奇谋秘计，未尝宣泄，苟无大故，愿勿弃之。仍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徭役，止游畋，妾虽没于九泉，诚无所恨。”崩于立政殿。后尝采自古妇人得失事为《女则》三十卷。及崩，宫司奏之，上览之悲恸，以示近臣曰：“皇后此书，足以为范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乃召房玄龄，使复其位。

直解 　这一段，是记长孙皇后的女德之美。说皇后天性仁慈孝顺，无所违忤，俭约朴素，不喜纷华，平日宫中无事，只好读书。闲常与太宗从容议论古人行过的事，于凡善恶是非、兴亡理乱，皆能一一评品，就中献可替否，以为劝戒，所以补助治道甚为不少。太宗有时将无罪的宫人偶加谴怒，后心知其枉，待要当时分解，又恐违忤上意，也就阳为恼怒，奏请亲自问理，因命左右将这得罪的宫人，囚系在掖庭狱中，待太宗怒气已消，却慢慢的与他申理。以此宫壶之中，刑责所加，再没有冤枉滥及者，其内政之善如此。到后来得病沉重，与太宗永诀，那时正遇宰相房玄龄偶被太宗谴怒，罢归私宅，后因与太宗说道：“房玄龄奉事陛下为日最久，平时极是小心，谨慎周密，凡与主上商量的奇谋秘计，不可使人闻者，他出到外边，再不肯泄露，其慎密如此。近日谴归私第，不知为何？若是原无大事，愿陛下照旧任用，不可轻弃之也。仍望陛下自此以后，亲近有德之君子，斥远邪佞之小人，嘉纳忠直之言，屏弃谗慝之语，减省不急之征徭，罢止无益之田猎。如此，则圣德日新，太平可保，妾虽没在九泉，亦无遗恨矣。”说罢，遂崩于立政殿。史臣又记皇后在日，曾将自古妇人，上自后妃，下逮士庶，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事，采辑成一部书，叫做《女则》，其目有三十卷。太宗一向不曾看见，至是女官方将此书进与太宗。太宗览之，不胜悲恸，将出与侍臣看，说道：“皇后此书，劝戒详明，有关风化，真可以垂法百世矣。人之生死，本有大数，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往时朕有过失，多赖皇后规正，自他没后，入到宫中，再没人把好言语来规谏我，恰似失了一个贤相一般，所以不能忘情耳！”因想皇后的遗言，即召回房玄龄，复其官职，任之如旧。盖闺门之际，实为万化之原，故自古圣贤之君，未有不以内助而成者，三代以来，皆可考而知也。太宗躬行仁义，为一代之贤君，而长孙后宣教宫闱，为一代之贤后，太平之业，固相须而成者矣。然推其令德之所自，则本于性好读书，是以能涵养德性，多识古今，而不流于燕昵之私也。此又不可不知。

原文 　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上曰：“朕贵为天子，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耳。与其多得数百万缗，何如得一贤才。卿未尝进一贤，退不肖，而专言税银之利。昔尧舜抵璧于山，投珠于谷，汉之桓、灵乃聚钱为私藏，卿欲以桓、灵俟我邪！”是日，黜万纪，使还家。

直解 　宣州，即今南直隶宁国府地方。饶州，即今江西饶州府地方。缗，是穿钱的绳，每钱一千为一缗。俟字，解作待字。太宗时有个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说道：“近时宣州、饶州两处山中矿银大发，若差人收采，一岁所得，可以值钱数百万缗，亦足以济国家之用。”太宗说：“朕贵为天子，纳四海九州的贡赋，所缺之者，不在钱财，但恨无贤臣，不得闻好言语可以利益生民者耳。与其多得钱数百万缗，其利有限，岂如得一贤才，为国尽心，为民造福，其利无穷。卿为侍御史，不能荐举一个贤人，退去不肖的人，而专言税银之利，是诚何心？古时圣君如唐尧、虞舜，不以珠玉为宝，抵璧于山岩，投珠于渊谷，弃掷不用，万世称颂其美。惟是汉朝桓帝、灵帝昏乱之君，听信小人欺诳，别于府库之外，积聚钱财为自己的私藏，万世鄙笑他。卿不劝我学尧、舜，却要我做桓、灵，把这等昏乱之君来待我，将谓朕为何等主邪！”即日黜退权万纪，罢职还家，以示朝廷不用言利之臣也。夫自古小人献谄，常说替国家生利，故人主容易信之，如权万纪所言，若非太宗聪明英断，未有不受其欺者矣。今既拒绝其言，又黜退其人，则天下人皆知太宗重贤才，轻货利，虽有怀奸献佞，欲引诱以非礼者，谁敢妄言哉！此贞观之治所以为盛也。

原文 　魏徵上疏，以为：“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赏爵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哉！”

直解 　殷，是盛。挹，是酌。僭，是过。魏徵上疏于太宗说道：“人主取天下本难，守天下本易，然自今观之，创业垂统，善其始者恒多，而治定功成，保其终者恒少，岂取天下反易，而守天下反难乎？盖繇缔造之初，有敌国外患，常怀莫大之忧，故能竭其诚心，以尽下情，当此之时，虽匹夫之言，有重于泰山者矣。及祸乱平定，而身居安逸，则骄泰放恣，而轻忽物情，慢不加意，当此之时，虽公卿之言，有轻于鸿毛者矣。夫能尽下情，则人人乐为效力，虽远而胡越之人，亦与我同心，而况于英雄豪杰乎！故取天下本不易而反易也。待人轻忽，则人人不肯用情，虽近而六亲之人，亦与我离德，而况于四方之远乎！虽震之以威，劫之以势，也只是外貌从顺，心中其实不服，亦终于背叛而已，故守天下本不难而反难也。人主诚能留意于此，事事致思，不敢怠忽，凡声色货利之交，虽若可欲，必思知足而不贪；凡宫室土木之工，虽欲经营，必思知止而不费。托侯王士庶之上，虽高而实危，则思谦虚以自降；处丰享豫大之时，既满而且盈，则思挹损以自保。遇逸游快乐之事，则思乐不可极，而撙节其放荡之情；居宴安无事之日，则思治不可常，而预防乎后来之患。虑左右壅蔽，则思招贤纳善，以广吾之聪明；恶谗邪之害正，则思正己率下，以杜人之欺罔。爵赏因喜而过，则人无所劝，务思赏当其功，而不使有非分之获；刑罚因怒而滥，则人必自危，务思罚当其罪，而不使有无辜之枉。夫人君能慎思此十事，而兢兢不怠，则内立保业之本，又能选任贤能，共图化理，则外有保业之具，如是固可以端拱无为，而天下自治矣，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为哉！”魏徵此疏不过数十语，而人君为治之大法，已尽于此，真可谓嘉谋嘉言矣。要之十思虽多，总只是一个敬字，随事而见，《书》所谓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予临兆民，若朽索之御六马，皆此意也。然非有读书穷理之功，亦何以持养此心，而不流于慢易哉！此又徵之所未发也。

原文 　五月，魏徵上疏，以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乃知贵不期骄，富不期侈，非虚言也。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至祸将及身而尚未之悟也。夫鉴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从约，亲忠远佞，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固无得而称焉。夫取之实难，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难，岂不能保其所易乎！”

直解 　贞观十一年五月，此时太宗幸洛阳，以供献不齐备，谴责有司，魏徵既当面谏正，退又上疏说道：“陛下初年，欲善无厌，改过不吝，存心仁恕，待下温和。如今孜孜为善的意思，似不如昔时，闻过必改的勇决，稍亏于往日，谴罚渐积太多，威怒微觉峻厉。这等看来，乃知古人说：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盖既贵，则尊崇无比，必至于骄矜。富不与侈期，而侈自至。盖既富，则用度有余，必至于奢侈。今以陛下行事观之，岂非富贵已极，自不觉其骄侈乎！古人之言，信非虚语矣。且陛下代隋而有天下，昔隋恃其府藏之富，甲兵之强，户口之多，其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虽妄用些财力，以开拓边境，有何不可？故赋敛差役，无有了期，东西征伐，不得休息，以至民心怨叛，天下土崩，危亡之祸，将及其身，尚不觉悟，隋事之可鉴如此。夫鉴形容之妍媸者，莫如止水；鉴政事之得失者，莫如亡国。隋既以骄侈而致败亡，则今日岂可复蹈其覆辙乎！伏愿陛下取鉴于隋，屏去奢侈，从事俭约，亲近忠直，斥远谀佞，务反隋之所为，毋蹈隋之所败。况当今天下太平无事，而礼贤节用，又陛下初年所已行者，以今之无事，行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无一毫疵议，就如尧舜之荡荡难名，又何得而称焉。夫天下未定，亲与群雄斗智角力以次收取，其实艰难；天下既定，席已成之业，谨守勿失，甚是容易。陛下昔日既能取天下，得其所难，则在今日岂不能守天下，保其所易乎！”惟不忘昔日之恭俭，便可以贻子孙而垂万世。不然，得之艰难，而失之容易，甚可惜也。魏徵此疏，大要劝太宗以力行恭俭，保守鸿业，可谓忠爱激切之至者矣，不独太宗，万世有天下者所当深思也。

原文 　魏徵上疏，以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余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繇待下之情未尽诚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有败，况内怀奸宄，其祸岂不深乎！夫虽君子不能无小过，苟不害于正道，斯可略矣。既谓之君子而复疑其不信，何异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诚能慎选君子，以礼信用之，何忧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赐手诏褒美曰：“昔晋武帝平吴之后，志意骄怠，何曾位极台司，不能直谏，乃私语子孙，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得公之谏，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

直解 　魏徵见太宗推诚任下，渐不如初，遂上疏说道：“昔《文子》书中曾说：‘上下之间，贵以诚信相与，比如一般样的言语，而独能取信于人者，以其有不欺之信，孚于未言之前也，不然，则虽言不信矣。一般样的法令，而独可行于下者，以其有无伪之诚，格于法令之外也，不然，则虽令不行矣。’繇此观之，可见为国之道，固必以诚信为本也。自陛下即位以来，励精图治，中外成宁，王道体美章明，已十有余年于此矣。然而朝廷之德化，犹未浃洽于天下者，盖繇待下之情，未尽出于诚信，而多以疑贰参之故也。臣每见朝廷欲修立政事，图致化理，则必委托于君子，而责其成功，至于所行之事，或有得失，则又咨访于小人，而唯其可否。是使智者谋之，而与愚者论之，使贤者虑之，而与不肖者疑之也。其待君子也，非不敬而重之，然实惮其正直，而与之疏远；其遇小人也，固亦轻而贱之，然实乐其柔佞，而与之狎昵。狎昵，则形迹相忘，而其言无所不尽；疏远，则君臣间隔，而其情不得上通。夫使小人之言得尽，而君子之情不通，委任之不诚也，无足怪矣！然小人之所以见听者，不过以其捷给之材，或足以中人主之心而已。殊不知中智庸常之人，岂无些小辩慧！然其才不足以经国，识不足以虑远，纵使竭力尽诚，实心为国，尚不免于倾败。况心藏奸宄，谲诈多端，而唯承颜顺旨，以为容悦者，乃欲倚而信之，则其坏法乱纪，蠹国殃民也必矣，其为祸患岂不深乎！此小人之所以不可任也。君子之所以见疑者，或以其偶有小过，遂不察其平生。殊不知所谓君子者，只是大节过人，才德出众，至于心思之所不及，智虑之所不周，亦岂能全无小过。但其无心之失，不害于正道，即当略而不论矣。今既谓之君子，则已知其正，而复疑其不信，则又以为邪，何异立直木于日中，而又疑其影之邪曲者乎！盖既曰直木，则其影未有不正者也；既曰君子，则其心未有不诚者也。又何疑之有哉！此君子之所以不可不任也。陛下诚能慎选于群臣之中，察其立心行己，光明正大，而确然为君子者，因而接之以礼，驭之以恩，诚心任用，如手足腹心，相为一体，而不使邪曲小人，得以媒糵其间，则彼方能殚竭忠猷，展尽底蕴，君臣同志，上下一心，庶事自无不康，万几自无不理，何忧天下之不治哉！不然，诚信之道一亏，即阻忠良之志，疑贰之心一起，即开群枉之门，天下之事，将日趋于倾败，而危亡之期，不可保也，可不戒哉！”太宗览魏徵之疏，心甚嘉悦，即降手诏褒美说道：“昔晋武帝既平定东吴，天下一统，志意骄怠，不复留心政治。那时有太傅何曾退朝，私谓其子何劭说：‘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只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孙谋者。一、二世之间，定要大乱，尔辈犹可以免。’因指着诸孙说：‘此等必遇乱而死。’后来晋室大乱，其孙何绥，仕至尚书，果为东海王越所杀。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常以为曾位极三公，责任至重，明知其主骄奢，不能直词正谏，却乃私语子孙，自夸明智，此人臣不忠之甚者也。若使曾能直言匡救，武帝因而改悔，岂至于一传而乱乎！朕今溺于宴安，不自觉其怠忽，兹得闻公之言，方知从前所行，多有不是，所当省改。昔西门豹性急，常佩韦皮以自缓；董安于性缓，常佩弓弦以自急。今朕亦将此疏，置在几案，朝夕省览，以为警戒，就如古人佩韦、佩弦以自矫其过一般，庶可以保其有终也。”尝观自古人君，未有不欲任贤以图治；自古人臣，未有不思竭忠以报主。然上每苦下之不忠，下每苦上之不任者，则以推诚之道，有所未尽也。若必上之任下，无一毫疑贰之心，而后臣之事君，无一念顾忌之意，圣帝明王所以无为而治者，唯以是道而已。魏徵推而言之，深切明著，太宗即能引咎受规，比以韦弦，真可谓能纳忠言者矣。至其论何曾数语，尤中后世人主之病，人主即此而推之，则臣下之忠佞，可不察而知矣。

原文 　侍御史马周上疏，以为：“三代及汉，历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恩结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余年，皆无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当隆禹、汤、文、武之业，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得但恃当年而已！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臣观自古以来，百姓愁怨，聚为盗贼，其国未有不亡者。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畜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夫畜积固不可无，要当人有余力，然后收之，不可强敛以资寇敌也。夫俭以息人，陛下已于贞观之初亲所履行，在于今日为之，固不难也。陛下必欲为长久之计，不必远求上古，但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县令，苟选用得人，则陛下可以端拱无为。今朝廷唯重内官而轻州县之选，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所以百姓未安，殆繇于此。”疏奏，上称善久之，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京官五品以上，各举一人。”

直解 　茌平人马周，以布衣遭遇太宗，不次超擢为侍御史，感激恩遇，知无不言，尝上疏说道：“自夏、商、周三代，以及两汉，子孙相承，所历年数多的至八百年，少的也不减四五百年。这等长久，盖因他祖宗开创之初，躬行节俭，以为家法，不劳民之力，不费民之财，深仁厚泽，固结民心，虽其后嗣未必皆贤，赖有先德维持，人心思慕，不忘故也。自魏、晋以降，至于周、隋，多的只五六十年，少的才二十余年。这等短促，盖因他祖宗开创之初，不为子孙远虑，残虐其民，厚敛重役，以致人心怨叛，本根不固故也。今陛下承隋之后，鉴隋之亡，当以三代圣王为法，隆夏禹、商汤、周文、武的德业，繇一世以至万世，传之无穷，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可但恃当年，只顾目前安享富贵便了。若不恃当年，必为子孙万世之计，则所以厚施恩泽、固结民心者，何可不加之意哉！隋家开皇年间，户口最盛，几至九百万，如今的户口，不及隋家十分中之一，而百姓每供给力役的，终岁不息，户中丁口，更替上班，兄去替役，弟才得还，道路往返，累累相继。陛下虽有恩诏，命有司裁减夫役名数，然朝廷土木繁兴，工作不息，须要人丁充役，如何得裁减。所以有司视恩诏为虚文，必至民穷盗起而后已。臣观自古以来，征役不息，百姓愁怨，至于相聚而为盗贼，所在蜂起，则其国家未有不丧亡者。但衰世昏主，多不自知，千古一律，为后世所笑。盖周家幽王、厉王，尝笑夏桀、商纣，以无道亡其国家，而不悟己之所为亦如桀、纣。近时隋炀帝，尝笑周天元、齐后主，以无道亡其国家，而不悟己之所为亦如周、齐。今日正当以此为戒，不可又蹈其覆辙，使后之笑今，亦犹今之笑炀帝也。且人君之心，其为民与否，动于一念，即彰闻于百姓。如贞观初年，天下饥荒，一斗米价值一匹绢，米贵如此，宜乎民不聊生，然而不怨者，知陛下志在养民，忧念不忘，今日虽困苦，终必安乐故也。如今连年丰熟，一匹绢可换米十余斛，米贱如此，宜乎民皆乐生，然而怨嗟者，知陛下志骄意怠，不复忧念百姓，而妄兴土木，其所营缮的，都是没紧要的工作，以此烦民，虽年谷丰登，终必转死沟壑故也。然则陛下可不察百姓之心，而停不急之务哉！自古以来，国家有兴有亡，然其所以兴者，不是为钱粮蓄积得多，其所以亡者，不是因钱粮蓄积得少，只在百姓苦乐而已。若是暴征横敛，腹削民财，使百姓愁苦思乱，则民穷盗起，其亡无日矣，蓄积虽多何益？若是轻徭薄赋，培养休息，使百姓都安生乐业，则本固邦宁，大业可长保矣，蓄积虽少何伤？只以近日所共见之事证之，隋家父子，壅利行私，将民间财物，尽皆搜索，以为私藏，于洛口仓中，贮下许多粮米，后来被反贼李密占据，开仓散施，道路米厚数寸，洛水两岸，望如白沙。又于东都洛阳城中，积下许多布帛，后来贼臣王世充篡位，资以固守，至以帛汲井，用布为爨。又于长安西京府库，积下许多金宝，后来我国家平定关中，就因其所遗，以为军国之需，至今二十余年，用之未尽，其多可知。繇此观之，隋之积蓄，岂不丰富，只因失了人心，所以社稷不保，积下多少财物，适足为敌人之资而已，这便是蓄积的明验。夫国以食为命，蓄积故不可无。然民以食为天，征敛尤不可过，必须家给人足，财力有余，然后以正额收之，彼方不怨，不可将贫敝之民，强行搜括以为寇敌之资也。夫敦行俭约，以休息小民，陛下在贞观初年，亲自行过，年来海内治平，皆其明效。在于今日，若肯将已试之政，加意施行，固不难也。然则陛下必欲为长治久安之计，亦不必远求上古，取法前王，只是照依贞观初年所行，以清心省事、节用爱民为主，则天下苍生自然受福，为幸多矣。又一件最紧要的，欲要王业长久，须是百姓得安。然百姓所以治安，其机只在刺史、县令，这两样官，最为近民，关系甚重。若是刺史选用得人，则一州之民皆受其福；县令选用得人，则一县之民皆受其福。官得其人，则百姓自然乐业，陛下即可以端拱穆清，无为而治矣。乃今日朝廷用人，只是崇重京官，把那州县官看得太轻了，如刺史乃一州之主，却多以武将为之，那武官只能用兵，不晓民事，如何为有司表率？又或京官不能称职，方调补外任，夫州县之事，更难于京官，彼既不称京职，如何能临民蒞众？至于边方远处，动系安危，却乃以其荒僻险远，越不经心，只将庸才冗流充之而已。夫设官分职，本以为民，而于亲民之官，乃轻忽之如此。朝廷既轻其选，则其人必不自重，繇是迁延岁月，以苟升斗之禄，则视其官如传舍，甚或恣肆贪渔，以充溪壑之欲，则以其民为寇仇，所以百姓不得安生，为此故也。今欲培植国本，为久长之计，则守令之选，其可不加之意哉！”马周疏上，太宗览毕，道他说得好，称赞不已，谕侍臣说：“守令之官，委的当重，今后刺史有缺，朕当自选于群臣，择其可者。至于县令，当令京官五品以上，访有才力操守、可任治民者，各举一人，以备选择，庶不至失人耳。”详观马周一疏，大意欲太宗轻徭薄赋，固结人心，以为子孙万世之业，而其要归在于重守令，诚为致治之急务。至谓朝廷重内轻外，以京官不称职者补外任，以迁谪之人守远方，则又古今通患。古之圣王，详内而略外者，但指法制政令之类而言，若夫亿兆之众，则一般样都是朝廷赤子，岂可以远近视之乎！官不得人，则民不乐业，外郡骚动，则近地亦为之不宁，其所系非浅浅也。愿治之主，宜加意焉。

资治通鉴直解

卷之十六

唐　纪

太　宗

原文 　三月，著作佐郎邓世隆表请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其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遂不许。

直解 　著作佐郎，是秘书省属官，以撰集文章为职。贞观十二年三月，著作佐郎邓世隆见太宗万几之暇，曾有制作，恐其散逸，请将平日御制的文章，集成一部，传示天下后世。太宗说：“文章不贵虚词，在裨实用。朕平日所撰的辞令诏敕等类，其关系国体，有益民生的，史臣都已采而书之，载于国史，不至磨灭，何须更集！若其他一时感触，因事漫言，诗文等类，非关国体，无益民生的，即使集成，将何所用！若近代梁武帝，与其太子萧统最好文章，他如陈后主、隋炀帝这三君，都有文集刊行于世，然武帝身遭侯景之乱，陈、隋二主，同为亡国之君，虽有文集，何救于乱亡！可见为人主的，只怕无大德实政，足以覆被生民流传后世者耳。区区文章，乃雕虫小技，何足为轻重哉！”遂不准所奏。按太宗此言，可谓识其大者矣。盖人主留意文章，虽贤于声色逸游之好，但所以仰承天地祖宗，永保子孙黎民，固自有其大者，不在章绘句间也。自古帝王以经天纬地为文，以法祖安民为务，岂与文人学士，争一字一句之长。如唐太宗虽无文集，而其善政善言，至今炳炳尚在史册，万世称圣明焉。有天下者，可不知所务哉！

原文 　皇孙生，宴五品以上于东宫。上曰：“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也。贞观以来，绳愆纠缪，魏徵之功也。”皆赐之佩刀。

直解 　绳，是木匠的墨线。愆，是过。绳愆，是攻其过失如木理之不直者，匠人以墨线弹之而加以裁削也。纠，是矫之使正的意思。太宗因皇孙新生，临幸东宫，宴朝官五品以上，因与诸臣说道：“人君以武功定祸乱，必有佐命之元勋；以文治开太平，必有辅理之贤相。昔在贞观以前，天下未定，那时从朕东征西讨，经营四方，奇谋秘计，日陈于帷幄之中，使朕克有成功者，都是房玄龄之功。及是贞观以来，宴安日久，朝廷之上，肯面折廷诤，以绳朕之过失，纠朕之差缪，使动无过举者，却是魏徵之功。当时若不得玄龄，则一统之大业，何繇而成！后来若不得魏徵，则一代之治功，何繇而定！二臣之功，均可为一时之冠矣。”因各赐之佩刀以宠异之。尝考太宗之定天下，外则有二十四功臣，为之宣力军旅，乃独称一玄龄者，盖以运筹决胜，其功大也；内则有十八学士之流，论思左右，乃独称一魏徵者，盖以献可替否，其益宏也。然玄龄任于危难，魏徵出自仇雠，若非太宗倾心委任，则二臣亦无以自效矣。然则二臣之功，繇太宗知人善任成之也。

原文 　上谓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对曰：“威德所加，比贞观之初则远矣，人悦服则不逮也。”上曰：“远方畏威慕德，故来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对曰：“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治为安，故不逮。”上曰：“今所为，犹往年也，何以异？”对曰：“陛下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中间悦而从之。今则不然，虽勉从之，犹有难色。所以异也。”上曰：“其事可闻欤？”对曰：“陛下昔欲杀元律师，孙伏伽以为法不当死，陛下赐以兰陵公主园，直百万。或云：‘赏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来，未有谏者，故赏之。’此导之使言也。司户柳雄妄诉隋资，陛下欲诛之，纳戴胄之谏而止。是悦而从之也。近皇甫德参上书谏修洛阳宫，陛下恚之，虽以臣言而罢，勉从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直解 　这一段，是魏徵劝太宗慎终如始的意思。太宗宴五品以上官于东宫，因从容问魏徵说道：“朕近日的政事，比之往年何如？”魏徵对说：“近日吐谷浑既破，突厥来降，吐蕃、朱俱波、甘棠等国，都遣使入贡，陛下神威圣德，不但平定海内，又且加于四夷，比之贞观初年，所及更远。若论天下的人，心悦诚服，则不及贞观之初。”太宗说：“远方蛮夷不可以力制，惟是畏惧我之威，悦慕我之德，故来输服，若人心悦服，不逮初年，何以能致远人畏慕如此？”魏徵对说：“臣所谓不逮者，正为陛下之心恃此而骄，比前不同。盖贞观初年，天下甫定，四夷未服，陛下方以未治为忧，兢兢业业，惟恐失坠，故一举动不敢纵逸，一施措不敢苟且，而德义日新，天下改观易听，自然心服。到如今天下太平，四夷宾服，陛下遂以既治为安，志得意满，侈然自足，无复意外之虑，天下的人，口虽不敢言而心实不满，故虽勉强服从，终不及初年之悦服也。”太宗因问说：“朕自家省察，如今所为也与往时一般，何故不同？”魏徵对说：“陛下在贞观初，惟恐己有过差，人不肯谏正，故常委曲开导使之尽言，群臣谏诤，中间有可采者每欢喜听受，无所勉强。今则不然，外面虽勉强听受，中心实不喜，尚有苦难之意见于颜色，是陛下虚心受善不及往时，所以不同。”太宗说：“此非谩言，必有事实可指，愿闻其详。”魏徵对说：“往时元律师犯法，陛下要杀他，孙伏伽执奏说：‘此人所犯，论以律法，罪不至死。’陛下即听从其言，又重赏之，就将兰陵公主的园地价值百万者，给赐与他。或云一言而赐百万，恐过于厚，陛下说：‘朕自即位以来，每事岂能尽善，未闻臣下有敢谏正者，今伏伽独能直谏，是以赏之。’这是明示臣下以虚心纳谏之意，开导之，使人人得以尽言无隐也。又如司户柳雄，妄诉隋时出仕的资级，以冒迁转。那时方有明诏，令诈冒者自首，不首者罪死。柳雄既犯此令，陛下欲诛之以示众，戴胄执法谏诤，言雄罪只应流，陛下嘉纳，遂止不诛。这是悦而从之，非勉强也。近日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疏谏修洛阳宫，言不当劳民。陛下赫然震怒，欲加之罪，虽因臣言得免，其实出于勉强，非是悦从。盖此时治功已成，故陛下志骄意满，不复虚心受善，以此人心悦服不及往时。”太宗感悟说：“非卿忠谠，不能为此言。人情常苦不自知，须时时得人规谏，庶几得省改耳！”按魏徵这段说话，乃万世人主之药石。盖致治非难，保治为难，立志非难，持志为难。人主之志，每能励精于多难之时，而不免忽意于功成之后。故忧其未治，乃所以成治，而恃其已治，此所以隳治也。譬之御骏马者，历九折之坂，执辔甚谨，曾无失足，及骋乎康庄，自以为无患，稍弛其衔勒，忽不觉其纵逸而失坠矣。图治者其戒之哉！

原文 　上问侍臣：“帝王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曰：“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上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魏徵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玄龄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直解 　太宗问侍臣说道：“帝王开创基业与保守成业，这两件何者为难？”房玄龄说：“开创之始，英雄并起各以材力斗争，战胜攻取，费尽心力，然后得之，可见创业为难。”魏徵说：“天下之事，每成于勤苦，而坏于怠荒，而人之常情，每谨于有初，而忽于成事。观自古帝王得天下，都从艰难勤苦，即成大业，后来失天下，只因安逸骄肆遂至乱亡，可见守成为难。”太宗说：“玄龄与我共取天下，亲见我出百死得一生，故晓得创业之难。魏徵与我共安天下，常恐我安享富贵，或至骄纵奢侈，一时一事，忽略不留心，祸乱必从此生，故晓得守成之难。二人之言，皆有所见。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固不必言；守成之难，正是今日君臣该警戒的事，方当与诸公谨慎而保守之。”玄龄等拜说：“陛下肯念守成之难，命臣等同加谨慎，言及于此，必不肯恃富贵而起骄奢，必不肯因安逸而忘祸乱，庶乎太平可以常保，苍生有所利赖，真四海之福也。”这是记太宗与群臣相警戒谨守成业的意思。古来帝王保自己新创的基业，谨守者多；惟是享祖宗见成的基业，谨守者少。盖因不曾见前人开创之艰难，故不信天命人心之可畏，既无深远之虑，又无劝戒之人，所以祖宗得之甚难，后人失之甚易，有繇然也。太宗身兼创守，君臣相警如此，其垂戒后世，亦深切矣！使唐之子孙，能留心谨守，常如太宗之治，则乱亡之祸，何从而起哉！有天下者，当知所监戒也。

原文 　十五年正月，上指殿屋谓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营构既成，勿数改移。苟易一榱，整一瓦，践履动摇，必有所损。若慕奇功，变法度，不恒其德，劳扰实多。”

直解 　榱是屋上的椽子。贞观十五年正月，太宗在便殿，指着殿屋对左右侍臣说道：“人君治天下，就如建造这殿屋一般。初时须聚集工匠，经营结构以成之，及营构既成，只宜安处其中，谨守勿动，不可数数改移。若轻易抽换一椽，整理一瓦，虽是小小动作，然更变之际，攀援践踏，屋宇皆为动摇，必有所伤损处，终不若初时结构之牢固也。人君初有天下，为子孙黎民万世之虑，创制立法，以贻后人，必须熟思审处，一成而不可变。法制既定，只宜与天下遵守，慎勿轻易纷更。若慕非常可喜之功，而变一定不易之法，今日如此，明日如彼，便是不恒其德了。这非但无益于治，将见官无定守，民无定志，朝廷之上，议论纷纭，方以为可行，而又复止，方以为可罢，而又复兴，其为劳扰，不亦多乎！”这一段，是说法度不可轻变的意思，喻以建屋，其理甚明。法祖图治者，可以深省矣。

原文 　上谓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惧。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虞，二喜也。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此一惧也。”

直解 　太宗一日与侍臣说道：“朕今为天下主，当太平之日，有两件可喜，有一件可惧。盖自古国家，只怕年岁饥荒，民生不遂，今连年以来，天下丰登稔熟，长安城中，每一斗米只直三、四文钱，百姓富足如此，则国家根本坚固，这是第一件可喜；自古国家，最怕四夷侵扰，边境不宁，今北虏突厥，久已服属，边鄙安静，无有意外之虞，疆宇宁谧如此，则国家基业益隆，这是第二件可喜。然自古以来，人君处艰难多事之时，皆知谨慎，唯是天下治安，无可忧虞，则骄慢奢侈之心，不觉自生，骄侈一生，民受其害，则危亡倾覆之祸，不期而至矣，这一件深可惧也。看来可惧之事，正伏于可喜之中，故当可喜之时，常不忘可惧之念，朕之保治如此。”大抵宴安酖毒，实人主之通患，而骄侈二字，则其膏肓之病也。骄则一人临天下，而不见其可忧，繇是怠荒毒虐，而过不自闻矣；侈则以天下奉一人，而犹以为未足，繇是穷奢极欲，而民不堪命矣。如秦始皇、隋炀帝，威命灵爽，振耀华夷，只因骄侈心生，遂至于败亡而不可救，人主可不鉴哉！

原文 　并州大都督长史李世，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怀服。上曰：“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唯置李世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乃以世为兵部尚书。

直解 　并州，即今山西太原府地方。唐时每州置一大都督府，佐以长史，镇守其地。贞观中，以功臣李世为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在任一十六年，世有才能，又居官久，百姓都信服他，所下的政令，无有不奉行者，凡有所禁约，无有不即止者，内而吏民，外而夷狄，皆悦慕其德，畏服其威。太宗闻而嘉之，谓侍臣说：“昔隋炀帝怕突厥犯边，乃抽丁起役，劳动中国的百姓，往筑一带长城以备御之，然终不能限隔虏骑，使不得入，虽劳无益。今朕不然，惟以李世置于并州督府，着他保守晋阳地方。今一十六年，民夷怀服，虏骑不侵，至令塞上烟尘不动，百姓宴然，只用这一员良将，就足以折冲御侮，比之长城，岂不更为雄壮哉！”乃召李世，入为兵部尚书，虽以赏功，亦平内外、均劳逸之意也。按太宗称世之言，实万世守边之要。盖御虏固以守险为急，尤以得人为本。苟得其人，则整练军马，修葺城堡，皆其职任事耳。不然，或假借修边之名，以糜费财力，或虚饰修边之功，以冒滥升赏，或奏报方行，而旋见倾坏或堵堞空存，而乏人防守，虽长城万里，只益边民之困耳。守边者不可不知。

原文 　上尝临朝谓侍臣曰：“朕为人主，常兼行将相之事。”给事中张行成退而上书，以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与之争，陛下拨乱反正，群臣诚不足望清光，然不必临朝言之。以万乘之尊，乃与群臣校功争能，臣窃为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直解 　太宗一日临朝，与侍臣说道：“朕虽贵为天子，深居九重，然内而裁决庶政，巨细必亲，外而统驭三军，所向无敌，是常兼行将相之事也。”太宗此言，盖自夸其才，以为群臣莫能及耳。时有给事中张行成，与闻此言，退朝之后，即上一疏谏说：“自古帝王功德，莫盛于禹，观其地平天成，万世永赖，是何等事业！然禹未尝自矜其功，而天下莫与之争功；禹未尝自伐其能，而天下莫与之争能。使禹而自矜自伐，与臣下校量，则禹亦小人矣。今陛下拨转乱世，反之于正，雄才大略，振古无前，一时群臣诚不足以仰望清光。然帝王之体，与臣下不同，纵使功烈过人，皆其分内之事，亦不必临朝对众，自言所长。至以万乘之尊，而与将相群臣校一日之功，争一艺之能，似非圣人不矜不伐之道也。臣之私心，窃所不取。”太宗览奏，深以为善。盖自觉其非矣。尝谓人君之道如天，天不自有其功，而四时五行之序，皆天之功也。君不自以为能，而群臣百官之事，皆君之能也。尧舜之治天下，垂衣拱手，恭己南面，而皋、夔、稷、契之流，为之寅亮天工，共成雍熙之化，万世之下，何尝不以为尧舜之功哉！太宗乃以将相之才自负，而喋喋言之，盖亦昧于大体者矣。

原文 　十六年，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上曰：“朕行有三：一，监前代以为元龟；二，进善人共成政道；三，斥远群小，不受谗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书吾恶也。”

直解 　谏议大夫、黄门侍郎，都是门下省官。起居注，是史官所记天子言动，其以他官兼者，叫做知起居注。贞观十六年，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卿还兼知起居注之事，所纪录的史书，我可得见乎？”遂良对说：“史官之职，凡人君一言一动皆当书之，或善或恶，都要备细记载，庶几为君者，有所警惧，恐后人讥笑，不敢为非。若是人主自家要看，则史官不敢从实直书，何以取信后世？从前未闻人主自观史书者也。”太宗问说：“朕所行或有不善，卿也纪录之邪？”遂良对说：“臣之职掌，在秉笔以记事，若隐讳不书，便是废职，臣岂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奏说：“人君的举动，天下人所观望，或善或恶，远近传布，决不能掩。纵使遂良要隐讳那不善的事，不肯记载，天下人既皆知之，亦皆私记之，岂能都使他隐讳不书哉！”太宗说：“朕平日所行有三件：一件是看前代古人的行事，以为元龟，取其善者为法，鉴其恶者为戒；二件是进用善人君子，与他共成治道；三件是斥远谗邪小人，不听他巧言，被其欺蔽。朕能谨守这三件，不敢差失，正要史官从实记载，我无有不好的事，他自然不能书吾恶也。”按太宗这三件事，真是万世为君之法。盖欲监观前代，必然日亲经史，日接儒臣，古人的善恶才能通晓；欲进用善人，必然亲信委任，谏行言听，治道才能共存；欲斥远群小，必然察之极真，断之极决，邪党才能销灭。果能如此，则君德日进，治道日隆，史官书之以为美谈，万代仰之以为准则矣。有天下者，岂可一日不留心于此哉！

原文 　特进魏徵有疾，上手诏问之，且言：“不见数日，朕过多矣。今欲自往，恐益为劳。若有闻见，可封状进来。”徵上言：“陛下临朝，尝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盖弥彰，竟有何益！”徵宅无堂，上命辍小殿之材以构之，五日而成，仍赐以素屏风、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

直解 　特进，是唐时宰相加官。史臣记特进魏徵有疾，于私宅调理，不能朝参，太宗心甚想念，即降手敕，差人往问其疾，因说：“自卿给假，已数日不见，朕之所行，无人规正，过失必多。今欲亲自临幸，与卿一言，只恐越增劳扰。故特遣官往问，卿若有闻见朕行的不是处，可封本进来，以便省改。”魏徵回奏说：“陛下临朝与群臣议论，常说为政要至公无私，及退朝之后，行出来的事，未免有偏私颇僻的去处。或有时自觉其非怕人窥见，却又横加威怒，以震慑其心，殊不知人心至愚而神，上之意向所在，无有不知，欲要遮盖，越发彰显，竟有何益！总不如无偏无党，以大公至正之心行之，方是人君之体也。”其疏中大意如此。此时魏徵寝疾已笃，所住的私宅中，尚未有厅堂，太宗知之，那时方欲构一小殿，材用已具，即命撤去，与魏徵起盖厅堂，只五日就完成了。又知徵素性俭朴，室中所须器物，都赐以素屏风、素褥，及几、杖等物，以遂其所好，正以彰其贤也。夫太宗之待徵，数日不见，则想闻其言，其信之专如此；私第无堂，至辍殿以营之，其遇之厚如此，真可谓恩礼兼尽者矣！为之臣者，安得不鞠躬尽瘁，忘身报主，而天下之治，又安有不成者乎！

原文 　上曰：“朕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贵。若教以礼义，使之少敬长、妇敬夫，则皆贵矣。轻徭薄赋，使之各治生业，则皆富矣。若家给人足，朕虽不听管弦，乐在其中矣。”

直解 　百万叫做兆。太宗谓侍臣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朕荷上天眷命，为兆民之主，以天下养一人，可谓富矣，以天下事一人，可谓贵矣。天既与朕以富贵，而朕独不思所以安养兆民，岂上天之意哉！故朕已富，要使百姓每都富；朕已贵，要使百姓每都贵，只在教养之而已。诚能教以礼义，使知尊卑内外之理，上下事使之宜，年少的都尊敬那年长的，为妇的都尊敬那为夫的，则父兄役使子弟，男子役使女人，虽无爵位，也如官府一般，这就是贵了。轻徭役，不尽其力，薄赋敛，不尽其财，使百姓每都有余闲，各去治理生业，为长的得以怀其少，为夫的得以育其妇，渐有蓄积，不至匮乏，这就是富了。既然如此，那百姓每家家饱暖，无有不给的；人人优裕，无有不足的。这等安乐，朕为民父母，也自安乐，不须听那丝竹管弦之声，自然快活，天下极乐的事，也就在这里面了。”此与民同乐之道，而不徒以九重之贵、四海之富，自奉其身者也。夫前代中主，莫不挟其贵以侮百姓，而太宗欲教以礼义，使之皆贵；莫不恃其富以夺百姓，而太宗欲导以生养，使之皆富；莫不溺于声色以为娱乐，而不恤其民，太宗乃以家给人足为乐，胜于听丝竹管弦。为人君者，能常存此心，天下岂有不治者哉！

原文 　二月，上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谏者十余人。此何足谏？”对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将以金玉为之。忠臣爱君，必防其渐，若祸乱已成，无所复谏矣。”上曰：“然。朕有过，卿亦当谏其渐。朕见前世帝王拒谏者，多云业已为之，或云业已许之，终不为改。如此，欲无危亡，得乎！”

直解 　业，是已成的意思。贞观十七年二月，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昔帝舜始造漆器，其臣谏者十余人。一器之微，何关得失，而纷纷论谏如此？”遂良对说：“人君好尚，所系甚大。惟崇尚节俭，乃是治安之本；若崇尚奢侈，便是危亡之本。以漆为器，虽未至奢侈，然为漆器不已，必将以金玉为之，是乃奢侈之渐也。大凡忠臣爱君，惟恐德业不成，故不待其过失昭彰，方去救正，只从那微细的去处，预先提防。如费用稍有不节，便恐渐入于奢侈；起居稍有不敬，便恐渐流于怠荒；闻直言稍不乐从，便恐渐至于拒谏；任君子稍有疑贰，便恐渐惑于谗邪。是以朝夕图惟，必防其渐。若使见之不早，防之不豫，至于大坏极蔽，祸乱已成，则虽有爱君之心，无所复用其谏矣。”于是太宗说道：“卿之言，说的极是。朕一日万几，岂能无过，卿亦当谏其渐。每见前世帝王，拒阻谏诤者，多以成心为主。或是政事有当改行的，只说业已做就了，诏旨有当改正的，只说业已许他了，文过遂非，终不为改。如此，则君德必然日损，政事必然日非，欲无危亡，其可得乎！”这一段说话，于人臣忠君爱国之心，人君防微杜渐之道，最为明切，不可不深体也。

原文 　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

直解 　辐，是车轮中木。辏，是集。太宗谕群臣说：“人主居万民百官之上，应接事务，只有一个心，下面小人，欲希图富贵，千方百计，只要引诱君心，把那许多不好的事，来攻之者甚众。故人主或好武功，他便以勇力来动之；或好谈论，他便以口辩来动之；或喜人赞扬，便献其谄谀，称颂功德，以迎合之；或略可欺瞒，便行其奸诈，颠倒是非，以蛊惑之；或意向有所偏好，便以各样嗜欲，如声色、器玩、宫室、游幸等事来奉承之。以众人之巧计，攻人主之一心，就如那车轮众辐，都攒凑做一处，各人都要求售其计，以图得上心，而规取宠禄。人主少有懈怠，一时不堤防他，这几件中，但只有一件引动，则君心迷惑，政事废弛，危亡之祸，随之而至矣，此君道之所以为难也。”这一段，是论人君当持守此心的意思。太宗天性英明，又历练世故，下人的情状，都看得透彻，然犹虑攻之者众，自觉其难，不敢少有懈怠，此其所以成贞观之治也。有天下者，能以此言常自警省，则众欲之攻，何足以动之哉！

原文 　李世尝得暴疾，方云须灰可疗，上自剪须，为之和药。世顿首出血泣谢。上曰：“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世尝侍宴，上从容谓曰：“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世流涕辞谢，啮指出血，因饮沉醉，上解御服以覆之。

直解 　这一段，是记太宗信任功臣的意思。那时李世忽然得个病症，甚是危急，医方上说用人须烧灰，可治此病。太宗只要世的病好，就将自己的须剪与他和药。世病愈，感太宗这等恩眷，叩头出血，涕泣谢恩。太宗说：“朕赖卿以安社稷，卿安则社稷安，今剪须以治卿病，乃是为着社稷，非是为卿一身也，何用叩谢！”一日世侍太宗饮宴，情意欢洽，太宗从容向世说：“朕在位久，太子幼弱，朕为社稷远虑，遍求群臣中，可付托以幼孤的，莫过于卿。记卿往时在李密部下，那时李密败降，卿据守其地，尚念这土地人民，原是李密的，虽决计来降，然不欲邀功，必启李密自献，不负他一时恩德。况今朕之待卿，忘形迹，披腹心，义虽君臣，恩同父子，卿岂不尽忠于朕所托之幼孤，而负朕恩德哉！”世见太宗这等信任他，不胜感激，既荷知遇，又怕不能胜任，遂流涕辞谢，乃自啮其手指，至于出血，以见此身可捐，此恩不可负的意思。因忘分尽欢，无复疑忌，饮至沉醉，昏卧殿上，太宗就解脱自己所御的袍服，以覆盖之。一时君臣之遇，真不啻家人父子之亲也。夫君之待臣如此，人臣有不感戴上恩，而誓死图报者，此岂有人心者哉！

原文 　上谓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则诲之。见其饭，则曰：‘汝知稼穑之艰难，则常有斯饭矣。’见其乘马，则曰：‘汝知其劳，不竭其力，则常得乘之矣。’见其乘舟，则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见其息于木下，则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直解 　太宗既立晋王为太子，一日谕侍臣说：“朕自立太子之后，凡遇一物一事，必委曲诲谕之以启发他的志意。如见太子进膳，就教之说：‘农夫终岁勤苦，耕耘收获，种得谷成，方有此饭。汝若用饭之时，即念稼穑艰难，此饭不容易得，推此心去体恤农夫，节省用度，则天禄可以永保，而常得用此饭矣。’如见太子乘马，就教之说：‘马虽畜类，亦是生命，所当爱惜。汝若乘马之时，即念此马之劳，驱驰有节，不尽其力，则马不至于困敝，而常得乘之矣。’如见太子乘舟，就教之说：‘水本以载舟，故舟藉水以运，然而水亦能覆舟，则舟不可倚水为安。那百姓每就譬之水一般，为君上的，譬之舟一般，君有恩德及民，则民莫不戴之为君，若是暴虐不恤百姓，则人亦将视之为寇仇而怨叛之。譬之于水，虽能载舟，亦能覆舟，不可不慎也。’如见太子息阴于树下，就教之说：‘木生来多有枉曲，惟匠氏以绳墨正之，则斫削的端正，可为宫室器物之用。人君生长深宫，未能周知天下之务，行事岂无差错，惟虚心听从那辅弼谏诤之臣，则智虑日明，历练日熟，自能遍知广览而成圣人矣。’这是《书经》上的说话，不可不知也。”太宗教诲太子，其用心谆切如此，惟以太子将有君人之责，故欲成就其德而诲之，不得不详耳。况于人主之身，正天下安危所系，岂豫养者所可比。诚能因物自警，如太宗之所指，则其为进德讲学之助，岂浅浅哉！

原文 　十八年，上曰：“盖苏文杀其君，残虐其民，今又违诏命，不可不讨。”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则中原清晏，顾盻则四夷詟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远征小夷，万一蹉跌，伤威损望，更兴忿兵，则安危难测矣。”李世劝上伐之。上欲自征高丽，褚遂良上疏谏，上不听。

直解 　高丽国，即今朝鲜。贞观十八年，太宗将征高丽，先与群臣商议说：“今高丽乱臣盖苏文，弑其君高武，残虐其国中百姓，又无故兴兵，侵扰新罗的疆界。朕特遣使谕使罢兵，盖苏文抗违诏命，不肯听从。这等凶暴梗化之人，法不可容，朕为华夷之主，岂可不声罪致讨。”褚遂良谏说：“陛下初起晋阳，平定海内，但一举手指麾，中原便清肃晏安，一举目顾盻，四夷便恐惧畏服，这是何等威望，震古耀今，盛大无比。今区区东夷，限隔辽海，乃劳王师渡海远征，冒风涛之险，以问罪于小夷，若能指期克捷，似无不可，设或不虞，万分之中，一有挫折，彼小夷得以藉口，说大唐天子也无奈我何，岂不伤损了威望。到那时节，甘休不得，更起忿兵，夫兵忿者败，臣恐胜负安危，难以逆料，非万全之计也。”彼时朝臣皆以征辽为不可，独李世劝太宗发兵讨之。盖世武人，识见不足，太宗以其意与己合，遂决计亲征。褚遂良退而上疏说：“天下譬如一身，四夷乃身外之物，高丽诚有罪，必要征他，只消发四五万兵，遣一二员将帅便了，何至劳车驾亲行。”然此时太宗之意已决，终不能听从也。盖太宗平生，百战百胜，当时群雄如李密、王世充等，与我角力者，今皆削平，四夷如突厥、吐蕃等，为我借资者，今皆臣服。独高丽僻处东隅，隋炀帝竭天下之力以从事于此，而不能克，今幸当其危乱之时，又恃我富强之力，以为取之若振槁，可以震动四方，夸耀千古也。故虽在位既久，而雄心未忘，至于劳万乘而不辞，违群议而自用，卒之辽左无功，竟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终其身悒郁追悔，皆一念好大喜功之心为之也。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原文 　上好文学而辩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对。刘洎上书谏曰：“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上下悬绝。是知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极尊，徒思自强，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说，犹恐群下未敢对扬。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辞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议，欲令凡庶何阶应答！且多记则损心，多语则损气，心气内损，形神外劳，初虽不觉，后必为累。”上飞白答之曰：“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致烦多，轻物骄人，恐繇兹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

直解 　飞白，是字体。史臣记太宗天性嗜好文学，辩论敏给，遇群臣奏事，必援引古今，与之折辩，群臣多不能对。侍中刘洎上疏谏说：“凡人名分相同，智识相若，方好彼此往复辩论。若乃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势位智识，上下相去，悬绝甚矣。故群臣奏事于明主之前，乃是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极尊，堂陛既已森严，才识又复短浅，往往慑于天威，仓惶失措，徒欲勉强自效，不可得也。陛下于群臣论奏，虽明降恩旨，假借慈颜，凝旒静听，使之得尽其词，虚襟广纳，使之得行其说，犹恐群下不能对扬休命。况复内动神机，外纵天辩，文饰词说以屈其理，旁引古事以排其论，却教那凡庶之流何繇应答，而尽其所言哉！然此不但失待下之体，亦非自养之道。盖记闲事太多，则心必为所损，言语太多，则气必为所损，心气既内损，又且外敝形神，虽今日春秋鼎盛，不觉其劳，然日积月引，久后必受其累矣。”太宗见刘洎所言，剀切忠爱，乃自写飞白字答之说：“人君居上临下，若于所陈章奏，不加思虑审究，中间取舍，岂能无失。然思虑在心，若非言语，又无以发之，所以近来每有谈论，遂致烦多。繇此不改，将至于矜己傲物，恃才陵人，诚有如卿之言者，若形神心气，则不以此为劳也。今既闻忠谠之言，即当虚怀以改。”夫天下事重，万几至繁，若非君臣相与当面商确，岂得事事停当。但或以才辩高人，而果于自用，则臣下反不得尽言，此刘洎之所为惓惓于太宗也。

原文 　上以辽左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也！”乃驰驿祀徵以少牢，复立所制碑。

直解 　高丽国在辽水之东，故称辽左。少牢，是羊。魏徵平生能直言极谏，面折廷争，太宗甚重之，但有举动过差处，常怕他知道，或未行而止，或因谏而罢，就是太宗决意要做的，若于事理未当，他也能极力挽回。魏徵没后，太宗眷念不忘，亲制碑文，立于墓所，表扬他平生好处，后乃被人谗谮，把这碑仆了。及车驾亲征高丽，无功而还，止取得盖州、辽州二城，反折了许多人马，大损威望，太宗深自追悔，却思量起魏徵来，叹息说道：“朕此一行，轻举妄动，若魏徵尚在，必能谏阻，不使朕有是行也！”于是遣人驰驿到魏徵墓所，祭以少牢，仍将前时御制的碑文，立于墓上，以见追思魏徵之意。大抵忠鲠之臣，人主所畏惮，当其时为苦口之言，逆耳之听，若龃龉而难入，然徐而思之，裨益甚大。盖惟心有畏惮，则事无过差，一举一动，必然斟酌停当，而可免于后悔。然非明圣英断之君，能省身克己，改过不吝，从善如流，亦未有不后事而追悔者也。如唐太宗造次征辽，功隳而后思魏徵；唐玄宗仓皇幸蜀，乱成而后思张九龄，亦无及矣。故为人主者，必持志养心，惩忿窒欲，不以强盛而骄，不以治平而怠，常若法家拂士之在侧，师保箴规之在耳，则何至有后事之悔哉！

原文 　萧瑀性狷介，与同僚多不合，尝言于上曰：“房玄龄与中书门下众臣，朋党不忠，执权胶固，陛下不详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无太甚！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当推诚任之。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朕虽不能聪明，何至顿迷臧否乃至如是！”

直解 　史臣记特进萧瑀天性狷洁孤介，独行己意，不能谐俗，与同僚共处，多不相合。一日奏太宗说：“陛下以房玄龄为勋旧，信任不疑，却不知他与中书门下诸臣结成朋党，不肯尽忠朝廷，执掌大权，私意胶固，其所行的事，陛下不得详知。看他专擅之状，已甚明著，但未至于反耳。”太宗闻萧瑀之言，心甚不悦，面斥之说道：“卿之所言，岂不太过！人君选择贤才，置之辅弼，托以为股肱心膂，当推一片诚心去委任他，方肯尽忠为国，无所顾忌。若一心以用之，又一心以疑之，人臣谁不解体。且人之才行，本不能全，有所长，必有所短，用人者岂可求全责备，只宜略其所短，取其所长，然后人人得以自效。若将那好处不说，只就其一事之短，以概人之平生，则天下无可用之人矣。朕因玄龄忠谨，所以倾心委任，你却说他朋党不忠，是朕之用人贤否混淆、邪正颠倒矣。朕虽不能聪明，无帝王知人之哲，亦岂应顿迷贤否，至于如是！卿之所言不亦过乎！”按玄龄奉公体国，知无不为，诚一代之贤相，萧瑀乃以素不相合而极力攻之，使非太宗之明哲，鲜不为所惑矣。夫自古以来，攻任事之臣者，大率有二：非诬之以专擅，以动人主之心，则指摘其一言一行之失，以掩其所长。故任人之道，莫善于推诚，莫不善于求备，能推诚而器使，则二者之言，无繇而入矣。太宗数语，真可为万世法也。

原文 　齐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请上致政于皇太子。太子闻之，忧形于色，发言流涕。长孙无忌等请诛志冲，上手诏曰：“五岳陵霄，四海亘地，纳污藏疾，无损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无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雾障天，不亏于大；寸云点日，何损于明。”

直解 　齐州，即今山东济南府。封事，是奏章。亘字，解做遍字。疾，是毒害之物。太宗在三代以后，可谓希世贤君，但其末年，征伐并兴，土木继作，以此稍失人心。那时齐州有个狂人，叫做段志冲，无故上本，说太宗在位日久，厌倦政事，莫若自家退闲，及早把这天下传与皇太子罢。太子闻得这话，甚不自安，心切忧惧，形于颜色，每一发言，辄为流涕。国舅长孙无忌等，请太宗诛戮此人以正典刑，太宗不听，手诏答说：“五岳为群山之宗，陵逼霄汉，何等高峻；四海为众水之会，横亘地脉，何等深广。这五岳四海，也容纳那污浊的，也包藏那疾恶的，然岳常自高，海常自深，何曾有纤毫亏损。今志冲乃一匹夫耳，就要朕解去大位，使天子退闲，此不必论其言之是非，但当自省朕之罪过。若朕果有罪，天心弃之，民心厌之，要是他正直敢言也，直的固不当诛；使朕果无罪，上不负天，下不负民，便是他颠狂妄言也，狂的亦不必诛。天下后世，自有公论，区区狂言，岂足为轻重。譬如天被尺雾障蔽，依旧是这等广大，不因此而少亏；日被寸云点缀，依旧是这等光明，不因此而少损。今只当置之不问便了，何用诛戮！”然志冲狂言，不但不足以累太宗，天下后世，因此益见太宗度量之大，识见之明，能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能忍，出于寻常世主万万也。

原文 　二十二年正月，上作《帝范》十二篇以赐太子，曰《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又曰：“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直解 　这一段，是记太宗教诲太子的事。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太宗自作一书，叫做《帝范》，凡十有二篇。赐与太子。第一曰君体，言人君当正身修德，以端万化之原；其次曰建亲，言人君当敦睦宗藩，以固本支之祚；其次曰求贤，盖得贤者昌，故必广求人才，以资理道；其次曰审官，盖知人则哲，故必甄别贤否，以正官常；其次曰纳谏，盖从谏则圣，故言路不可不开；其次曰去谗，盖偏信生奸，故谗佞不可不远；其次曰戒盈，言满则必覆，当持之以戒慎；其次曰崇俭，言富不期侈，必守之以撙节；其次曰赏罚，盖赏罚人主之大权，故必当其功罪，而后人心服；其次曰务农，盖农桑天下之大本，故必使之力本，而后百姓足；其次曰阅武，言肄兵讲武，以备非常，帝王之武功也；其次曰崇文，言重道隆儒，以施教化，帝王之文德也。其书中篇目如此。因教太子说：“这十二篇书，帝王修身治国的道理备在其中。我若一旦不讳，临终之时也更无别言嘱咐，只是这一部书就尽了。”又命太子说：“汝当更求古之贤哲帝王以为师，如我为君，不足法也。盖取法那上等的人，仅能成中等，若取法那中等的人，将不免为下等矣，岂可不求法乎上哉！我自居位以来，所为不善的事多矣：如古人不贵异物，贱用物，而我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古人不作无益害有益，而我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田猎本非美事，我则犬马鹰隼无远不致；巡幸民之所苦，我则行游四方，供顿烦劳。这都是我之深过，汝不可当做好事去仿效。然我所以不败者，盖隋政不纲，天下大乱，我能翦除暴乱以拯济苍生，其有益于民甚多，混一土宇以创造华夏，其有功于世甚大。后来虽有这些过失，却以益人处多，损人处少，故人心不怨；有功处大，有过处微，故基业不堕。若比那古帝王尽善尽美，无一事之可议者，则羞愧多矣。汝不曾有我之功勤，而承受我之富贵，从此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可少安；若再骄惰奢侈，则一身恐不自保。且成之甚迟、败之甚速者，国家之业也；失之甚易、得之甚难者，天子之位也。岂可不自爱惜哉！岂可不自慎重哉！”太宗之教太子，恳切如此。盖开创之君，以百战得天下，故知大业难成，天位难保，是宜其言之谆谆也，使继体守成者，能一一遵而行之，则何至于颠覆哉！伊尹之告大甲曰：“率乃祖攸行。”傅说之告高宗曰：“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有天下者，不可不深长思矣。

原文 　上营玉华宫，务令俭约，惟所居殿覆以瓦，余皆茅茨。徐惠以上东征高丽，西讨龟兹，翠微玉华，营缮相继，又服玩颇华靡，上疏谏，其略曰：“以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昔秦并吞六国，返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自大，弃德轻邦，图利忘危，肆情纵欲之所致乎！”又曰：“珍玩伎巧，乃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酖毒。”又曰：“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何以制后！”上善其言，甚礼重之。

直解 　徐惠，是贤妃徐氏，名惠。龟兹，音丘慈。是西域国名。翠微宫、玉华宫，都是京师游幸的去处。鸩鸟的羽有毒，入酒中能杀人，叫做酖毒。太宗晚年颇兴土木，尝选胜地，营造玉华宫一所，戒饬督工诸臣，务从俭约，惟是临御的正殿覆盖用瓦，其余的皆用茅草苫盖，虽极节省，然所费亦不少矣。那时宫中有个贤妃徐氏名惠者，甚有贤德，读书能文，见太宗东征高丽，西讨龟兹，外面征伐不息，又作翠微宫、玉华宫，内里营缮相继，又御前服饰器玩，俱尚华靡，渐见奢侈成风，乃上疏规谏，其大略说道：“农夫终岁劳动，所得几何？今征辽之役，乃裹粮渡海，轻冒不测，往往漂没，把这有限的农功，填委在那无涯巨浪之中，岂不可惜！我军几年训练方才成就，今即用以东征西伐，要四夷臣服，然他方之众，未必便来臣服，而我训练已成之军，反先自丧失了，岂不可悯！昔日秦始皇并吞了韩、赵、魏、楚、齐、燕六国，天下一统，似可无虞，乃仅二世而亡，曾不旋踵，其速如此；晋武帝奄有了魏、蜀、吴三方，天下一统，似可无虞，乃仅数传而灭，覆败之祸，若在朝夕。这是何故？盖秦始皇既灭六国，矜其功高，恃其势大，不务修德保邦而轻弃之，心以强盛而骄，故方兴而忽亡；晋武帝既平吴蜀，止顾目前利便，遂忘意外之变，不悟危亡所伏，而快意荡情，纵肆无极，武备弛于外，女谒盛于内，心以治平而怠，故方成而遽败。此前事之明鉴也，可不戒哉！”疏中又说：“人知斧斤之能伤物，不知珍玩之器、技巧之工，非但耗蠹财力，亦且妨废农桑，也能断丧人国，如斧斤一般。人主好此，是怀斧斤以自戕也。人知酖毒之能害生，不知珠玉之宝、锦绣之华，非但诱引耳目，亦且蛊惑志意，也能迷乱人心，如酖毒一般。人主好此，是饮酖毒以自害也。”又说：“人主创业垂统，乃后世子孙所观望，顾其作法者何如，诚使躬行节俭，以为后世表率，尚恐子孙每生长富贵，渐忘艰难，日盛一日，以至于奢；若作法于前者，先自奢侈，则后来骄溢，何所不至，动以祖宗藉口，谁能裁制之，诚不可不慎也。”其言词剀切如此。太宗道他说得好，甚加礼重焉。按徐妃虽一妇人，乃其告太宗者，类皆格言，有裨于君德治道，人主所当朝夕体念者也。

原文 　房玄龄疾笃，谓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无事，惟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余责。”乃上表谏，以为：“陛下每决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进素膳，止音乐者，重人命也。今驱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独不足愍乎！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许高丽自新，倘蒙录此，死且不朽！”上自临视，握手与诀，悲不自胜。薨。

直解 　太宗晚年，征讨高丽，不能成功，又选将练兵，欲图再举，海内为之骚然。那时宰相房玄龄得病沉重，因与诸子说：“吾奉事主上，三十余年，荷蒙厚恩，不能图报。如今天下已定，无事可言，只是东征辽左，不肯休兵，在廷群臣，惟恐违拂意旨，不敢进谏。我既知其不可，若是终于无言，虽死亦有余责矣。”因上一表谏说：“陛下盛德宽仁，每决一重囚定要三覆五奏，始命行刑，且为之进素膳，止音乐，无非怜悯人性命的意思。今辽左之役，兴师不已，驱迫那无罪的士卒，委弃在锋刃之下，任他身死草野，肝脑涂地，这许多性命，独不可怜悯乎！夫不忍一囚之死，而忍三军之命，陛下之心，必有不能安者矣。然天下之事，亦有出于不得已者。向使高丽违失臣节，不肯奉顺朝廷，诛其罪可也；或是侵犯边境，扰害百姓，灭其国可也；或是他兵势强盛，他日能为中国之害，及早除之亦可也。今高丽既不曾失了臣节，又不曾侵扰百姓，蕞尔小夷，又不能为我患害，三者无一于此，而坐烦中国之民，以事无用之地，内则因隋朝不能平定，而为之雪耻，外则因新罗被其侵伐，而为之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因高丽服罪，计其自新，休兵息民，以固根本，自然华夷庆赖，远迩得安。臣临终之言，倘蒙录用，虽死亦不朽矣！”表上，太宗闻知玄龄病重，遂幸其所居，亲握其手，与之为别，悲痛之怀，不能自胜。玄龄遂薨。然辽左之师，自是亦不复出矣。夫玄龄以济世之才，遭不世出之主，佐成帝业，遂致升平。三十余年，帷幄密勿之中，所以弥纶匡赞者，世皆不得而闻，所以号为贤相，而无迹可寻。至于一息尚存，而犹忧念国家，冀以垂绝之言，动人主之听，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矣，岂非万世人臣之轨范哉！

高　宗

高宗皇帝，名治，太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四年。

原文 　永徽元年正月，上召朝集使，谓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上立命斩之。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直解 　朝集使，是各处朝觐官。刺史，即今之知府。高宗永徽元年正月，召天下朝觐官面谕之说道：“朕今初即位，要为天下兴利除害，作新化理，以永保我皇考洪业。但朕生长深宫，外面的事，未能周知，尔等分职四方，于凡民情苦乐、政令得失，必能知其详细，除事体停当，百姓称便的，都照旧执行。外若事有不便于百姓，或建置非宜，所当更革；或措理未善，所当改定；或行之已久，而时势不同；或法意本良，而条理未备，尔等须一一为朕据实陈奏。若地方事多，奏对之间，一时仓卒不能尽陈者，更须具疏实封奏闻，庶乎朕虽不出户庭，得以尽知天下之事。”高宗既宣谕众朝觐官，从此后遂每日引诸州刺史十人，使繇阁门见于便殿，问以百姓每所患苦的情状，及刺史所施行的政治，究观其可否如何，用知他才调短长，人品高下，以为黜陟兴革的张本。其留心吏治，勤求民瘼如此。又用先帝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为相。那时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知无忌忠勤为国，更不推究，即时传命将弘泰处斩，使小人不敢妄生谗谤，摇动朝廷。无忌与遂良同心协力，辅佐新政。高宗亦尊重二臣，优加礼貌，恭己南面，凡朝廷事务，虚心委任，听其裁决，绝无嫌疑，其信任贤臣，不惑谗闻又如此。所以永徽初政清明，百姓每阜盛安乐，有太宗贞观之遗风焉。夫笃信耆旧，以端化理之本原，博访外短，以悉闾阎之利病。高宗初年，励精图治如此。使能持之有常，其盛德可少訾哉！惜乎溺爱衽席，渐不克终，无忌、遂良，竟见疏弃，孽后干政，宗社几危，可为永鉴也。

原文 　显庆元年，上谓侍臣曰：“朕思养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为朕陈之。”来济对曰：“昔齐桓公出游，见老而饥寒者，命赐之食。老人曰：‘愿赐一国之饥者。’赐之衣，老人曰：‘愿赐一国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廪府安足以周一国之饥寒！’老人曰：‘君不夺农时，则国人皆有余食矣；不夺蚕桑，则国人皆有余衣矣。’故人君养人，在省其征役而已。”

直解 　显庆元年，高宗谕侍臣说道：“朕为天下之主，常思惠养小民，使之各得其所，但不得其要，卿等宜为我言之。”中书令来济对说：“养民之道无他，惟在不扰而已。昔者齐桓公出游郊外，见一个年老的人，饥寒可悯，桓公命赐之以食。那老人说：‘国中之人，不独我一人受饥，愿赐一国之饥者。’桓公又赐之以衣。那老人说：‘国中之人，亦不独我一人受寒，愿赐一国之寒者。’桓公说：‘寡人仓廪府库，所积有限，安足以遍一国之饥寒！’那老人说：‘所谓赐之以食者，不必分君之粟米，以济人之饥；所谓赐之以衣者，亦不必分君之布帛，以济人之寒也。只想那百姓为何受饥，因不得力农故耳。为民上者，但能不夺其务农之时，使得尽力于畎亩，则粟米丰登，而国人皆有余食，这就是君赐与他食了，何必人人而食之哉！百姓为何受寒？因不得蚕绩故耳。为民上者，但能不夺其蚕桑之时，使得尽力于纺织，则布帛充足，而国人皆有余衣，这就是君赐与他衣了，何必人人而衣之哉！’观老人之言如此，可见人君欲养天下之民，不在于家赐而人给之，只是体恤下民，善立法治，省其征求，使财不竭于暴敛，省其徭役，使力不困于公家，则民皆乐业安生，而衣食自足，所谓养民之道，莫要于此矣。”夫来济以省征役为养民之要，其言固已甚当，然非省费用则不能省征求，非省工作则不能省徭役。必须将用度之过当者，皆为撙节，然后费出有经，而征求可薄；工作之不急者，一切停罢，然后征调有度，而徭役可轻。此又济之所未及也。

原文 　麟德元年，初，皇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预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直解 　这一段，是记武后擅权之繇，以著唐家的祸本。高宗麟德元年，此时武后裁决政事，权侔人主。史臣追述其初时，武后以太宗才人废弃为尼，因高宗后王氏与萧淑妃争宠，荐引入宫。武后巧慧有机权，能自甘卑屈，忍受耻辱，委曲奉顺人主的意思，得其欢心。以此高宗被他蛊惑，大见宠幸，拜为昭仪，就要废了王皇后、萧淑妃，立他为皇后。那时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极力谏止，高宗不听，竟排斥众议，册立武氏为皇后。武后既已得志，便肆无忌惮，乘高宗之昏，窃弄权柄，遍置私人，内杀皇后、萧淑妃，外杀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专作威福，但是高宗要做的事，动辄为他所牵制，不得自繇。高宗怒其专恣，尝命近臣上官仪草诏欲废之，竟为武后所胁沮，反诛了上官仪。自此以后，高宗每出临朝视事，武后便随出垂帘坐于其后，外廷政事，不论大小，皆得预闻。高宗昏庸，又都委他裁决，以此天下大权悉归中宫，凡官员之黜陟、刑狱之生杀，都决断于武后之口，天子不能做主，但拱手听命，尸位而已。于是中宫之尊，与天子并，内外臣民称为“二圣”，而威福之柄，不自天子出矣。《易经》上说：“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书经》上说：“牝鸡司晨，惟家之索。”自古妇人不与外事，阴干阳位，鲜有不致祸败者。唐自武后专政之后，遂以女主临朝，革唐为周，实开辟以来所未有之大变，然原其始，则高宗一念之嬖爱为之也。是以人君必清心寡欲，贵德贱色，修身齐家，谨于幽独之中，察于燕私之际，使妇不得乘夫，内不得干外，然后君权无旁落，而宗社可常保也。

原文 　时承平既久，选人益多。是岁，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与员外郎张仁祎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之法，又定州县升降、官资高下。其后遂为永制，无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选法，取人以身、言、书、判，计资量劳而拟官。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众告之。各给以符，谓之告身。

直解 　这一段，是记唐时选法之详。司列少常伯即吏部侍郎。告身即今之诰敕。唐初承兵革之余，人不乐仕，候选者少。到高宗时，天下承平日久，入仕之途渐广，每年应选的人数，比旧增多。是岁，司列少常伯裴行俭与吏部员外郎张仁祎，见人材壅滞，乃调停斟酌，设为长名姓历榜法，以定其留放，引铨注之法，以为之规格，又将州县大小分为八等，因量官资除授，如资望高者，授以上等州县，资望卑者，授以下等州县。自二人更定，此法甚为便利，以后吏部铨选，遂守以为定制，无有能变之者。大抵唐之选法，其取人有四：一曰身，是观其仪状；二曰言，是听其应对；三曰书，是试其书写；四曰判，是考其批判。合是四者，又计其资俸之浅深，量其效劳之多寡，而后拟官以授之。每年十月以里，天下候选人员，皆集于吏部，选至三月而尽。初集则先考试，所谓观其书、判是也；已试而后铨择，所谓察其身、言是也；已铨而后填注，面问其地方相宜、官资相当与否，以注其阙；已注而后唱名，使选者皆集，各以其官告之，于是上问下省审定，请旨奉行，各给敕文，以为符验，叫做告身。其详节如此。盖辨官论材，是朝廷第一要务，固贵处得其当，犹须任得其人。当时裴行俭有知人之明，其详品士类，必以器识为先，而浮华浅躁之流，虽材不取。故唐初以来，掌铨者以为称首，固不专恃立法之善而已。自此以后，铨总之法益密，而伪滥之途益增，至于糊名易书、假手代进，而所谓身、言、书、判者，亦不过文具而已，则任法之不如任人可见矣。

原文 　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岳，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谏曰：“数年以来，菽粟不稔，饿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车岁驾，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灾谴，乃更广营宫室，劳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虽不纳，亦优容之。自褚遂良、韩瑗之死，中外以言为讳，无敢逆意直谏，几二十年。及善感始谏，天下皆喜，谓之“凤鸣朝阳”。

直解 　监察御史里行，是官名，如今之试御史。菽，是豆。稔，是熟。殍，是饿死的人。此时高宗仿秦汉封禅之仪，既亲幸泰山，加土于山上以祭天，因欲并封嵩山、霍山、华山、恒山遍周五岳，遂于嵩山之南，营造奉天宫，以为驻跸之所。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上疏谏说：“封禅之举，本以天下太平告成功也。今数年以来，天下凶荒，五谷不熟，饿死的人，举目皆是，又四夷都来侵犯，我中国兵车岁岁驾行，不得休息，这等景象，岂是太平！意者天降灾谴，以为言戒。陛下正宜深居内省，端拱静默，思量治道，以消禳灾谴，庶乎天变可回，人心可慰。今乃更事巡游，广营宫室，劳役百姓，耗天下之财力，所在骚然，民不堪命，岂不大失天下仰望之意乎！”这疏内所言，高宗虽未听纳，亦宽容而不罪也。盖自高宗初年，褚遂良、韩瑗二人谏立武后，得罪贬死，繇是内外群臣，以言事为忌讳，虽心知其非，未有敢违逆上意而直言极谏者，天下不闻谏疏，几二十年。至是善感始有此疏，天下闻之，莫不喜庆，比于“凤鸣朝阳”。盖凤凰之鸣，旷世而一见，善感之谏，亦数十年而始闻，诚悲其稀阔，幸其仅有，又深叹其难得也。夫言路国家之血脉也。血脉流通，则荣卫调畅；血脉壅塞，则疾病横生。今以言官之常职，比于世所希有之物，此岂盛世之事哉！故惟明主不罪逆耳之言，然后人臣敢陈苦口之说，使言路常通，则政事可无阙失而天下治矣。

资治通鉴直解

卷之十七

唐　纪

中宗

中宗皇帝，名显，是高宗第七子。即位之后，太后武氏废为卢陵王，后复正位，前后在位六年，中间武后革命二十一年，今通作中宗年分。

原文 　有告皇嗣潜有异谋者，太后命来俊臣鞫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谓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闻之，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繇是得免。

直解 　昔武后生四子：长太子弘，次雍王贤，皆为武后所杀；又次中宗，即位之后，亦为武后所废；止有少子豫王旦，因立为皇帝，是为睿宗。已而武后改唐为周，自称帝号，又以睿宗为皇嗣，使之退处东宫。是时，武后任用酷吏来俊臣等，大兴罗织之狱，将唐家宗室、大臣诛灭殆尽，仍欲立其侄武承嗣为太子，皇嗣不能自保。有一人承望风旨，上本告皇嗣暗怀别心，图谋争位，欲假此陷害睿宗，以绝唐家社稷。武后听信其言，就命来俊臣将皇嗣左右的人拿去鞫问。俊臣用酷刑拷讯，那皇嗣左右人受苦不过，都要招认。此时有个太常寺工匠，叫做安金藏，也是东宫人数，独一力保救皇嗣，大声叫呼，向俊臣说道：“皇嗣实无异谋，公既不信金藏之言，情愿将我的心剖出以明皇嗣不反。”即拔所带的刀，自家剖破胸腹，五脏皆出，血流满地。太后闻知，方信皇嗣受诬，为之感叹，即命来俊臣将这东宫左右停止推问。睿宗繇此得免于祸，皆安金藏之力也。按武后以女主当阳，潜移大命，唐室宗支，枝连蔓引，横遭屠戮，虽其子亦不免焉，如线之绪，止有中宗、睿宗二人而已。使当时一有动摇，则高宗、太宗之基业，自此倾矣。金藏一区区贱役，乃能不惜其身，剖心为主，以上感武后之心，而下消觊觎之望，可谓有功于社稷者矣。可见忠义之在人心，不以贵贱而有异，亦可见人心之思唐室，虽以武后之虐焰，而不能加于匹夫，岂非其祖宗德泽入人之深哉！

原文 　十五年春三月，帝还东都。武承嗣、三思营求为太子，太后意未决。狄仁杰每从容言于太后曰：“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又劝太后召还卢陵王，太后意稍悟，繇是遣徐彦伯召卢陵王诣行在。九月，立卢陵王为皇太子。

直解 　武承嗣、武三思，都是武后的侄。初武后既僭帝位，废中宗为卢陵王，徙居房州，至十五年春三月，始召还东都。然中宗所以废而复正，唐家社稷危而复安者，皆狄仁杰之功。史臣叙其始末说道，初武后二侄武承嗣、武三思听信小人拨置，以武后既为天子，改唐为周，岂可复用李姓为嗣，乃百计营求武后立他为皇太子。武后之意，犹豫未决。狄仁杰为宰相，每乘间从容以天理人情切要求处，开悟武后，说道：“今日天下，原是我太宗文皇帝及大帝高宗的天下。昔文皇帝开创之初，历了许多艰难辛苦，昼夜暴露，与群雄战争。头不暇梳，风为之梳，面不暇洗，雨为之洗，亲身冒犯刀刃箭镞，间关行阵，出百死得一生，方才能剪除群雄，平定海内，创造基业，传与子孙。此乃天之所授，岂是容易。大帝高宗，兢兢嗣守，临崩之际，亲把他二子卢陵王及豫王，付托与太后。以太后国母，可以托孤，必不负平生之言也。今乃欲立武氏为嗣，灭绝唐家社稷，其无乃违上天眷顾李氏之意乎！违天者不祥，虽夺之，恐亦不能有也。且武承嗣、武三思是太后之侄，太后乃姑也；卢陵王、豫王是太后之子，太后乃母也。人家姑侄与子母，那个最亲？妇人从夫，以父母家为外家，侄是外人，子母乃天性之爱。太后若立子为嗣，则子有天下，太后千秋万岁后，配食高宗，永享太庙之祭，子子孙孙，永继无穷。若立侄为嗣，则自古以来，未闻有侄为天子，而其姑得以配享太庙者也。为太后远计，亦不当舍子而立姪矣。今卢陵王见在房州，莫若召还以为皇嗣，则人心安，天意得，而太后亦永有所托矣。”因力劝之。太后以仁杰言词剀切，稍稍开悟。繇是遣职方员外郎徐彦伯，宣召卢陵王还东都。是年九月，立卢陵王为皇太子，中宗之位始定。而武承嗣等，不敢复萌侥倖之心。其后张柬之等，因得奉中宗以正大位，反周为唐，皆狄仁杰之力也。大抵人心蔽锢，非以从容开导之，则不入；非以至情感动之，则不从。姑侄子母之说，始发于李昭德，仁杰不过申明其意耳。然武后不悟于昭德，而悟于仁杰，则仁杰之重望至诚，又太后之所深信故也。故人臣谏君，必以积诚养望为本，又能徐伺机会而不骤，切中肯綮而不泛，则天下无不可悟之君，无不可成之事矣。

原文 　以天官侍郎苏味道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后在相位数岁，依阿取容，尝谓人曰：“处事不欲明白，但摸稜持两端可矣。”时人谓之“苏摸稜”。

直解 　武后时，改吏部为天官，中书省为凤阁，门下省为鸾台。平章即古百揆之任，言揆度百事，而使之平正章显，乃宰相之职也。摸稜，是含糊两可的意思。武后临朝，擢天官侍郎苏味道为凤阁侍郎，与凤阁鸾台长官，一同平章政事。史臣因记说，味道前后再入相位，共有数年，其任不为不重，却只依附阿私，以取容悦，不能奉公守法，有所匡正。曾与人说道：“大凡处天下事，不要十分明白，恐惹嫌怨，但只摸着边稜，在是非可否之间，两下里都占些分数。使其事行之而有利，我固可以安享其成功；使其事行之而有害，我亦可以苟免于罪责。”味道此言，都是全身远害的意思，其人品心术，因可概见。故当时之人，闻其言者，皆非笑之，因呼他做“苏摸稜”，其鄙之如此。大抵人臣之事君，只当论义理可否，不当顾一身利害。事苟有益于国，虽众人皆以为非，亦断然行之而不疑；事苟有害于国，虽众人皆以为是，亦决然止之而不为。至于成败利钝，又未尝期必于其间，这才是为国为民之心。岂有身为宰相，而以摸稜为计者乎？味道之言，不惟一时之所鄙，亦后世之深戒也。

原文 　娄师德薨。师德性沉厚宽恕，狄仁杰之入相也，师德实荐之；而仁杰不知，意颇轻师德，数挤之于外。太后觉之，尝问仁杰曰：“师德知人乎？”对曰：“臣常同僚，未闻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师德所荐也，亦可谓知人矣。”仁杰既出，叹曰：“娄公盛德，我为其包容久矣。吾不得窥其际也。”是时罗织纷纭，师德久为将相，独能以功名终，人以是重之。

直解 　武后僭位之十六年，宰相娄师德薨。史臣叙说，师德之为人，性资沉深厚重，待人宽恕有容，有恩不使人闻知，有仇不与人计较。初武后用狄仁杰为相，实为师德疏荐其贤，而师德未尝自言。仁杰不知，意颇轻忽师德，以为不堪宰辅，屡屡要排挤他出为外任。武后觉得仁杰不能容师德，盖繇不知其荐引之故，因问仁杰说：“宰相以知人为先，师德亦可谓知人乎？”仁杰答说：“知人甚难，臣尝与师德为同僚，相处最熟，未尝闻他有知人之明。”武后说：“我所以知卿之贤，而用为宰相者，实繇师德荐引之故。他能知卿之贤而举之，不可谓不知人矣。”仁杰闻武后之言，才知繇师德汲引，故至宰相。既出，不觉叹服说道：“娄公盛德长者，于我有荐举之恩，我乃薄待之，而娄公终不以为言，是我在其包容之中，非一日矣。其度量宽广，真如沧海一般，吾不得窥其涯涘也。”那时武后开告密之门，任鸷酷之吏周兴、来俊臣等，罗织人罪，纷纭多事，文武大臣动辄为人所告，指为谋反，或下狱，或贬死，虽仁杰不免。而师德在朝最久，出将入相，独保全功名终其身，绝无间隙，则以其盛德长者，上下信之，不为世所疑忌故也，人以此莫不敬重焉。大抵宰相荐贤，本以为国，非为私也，故荐人而人不知，乃谓之公。若一求人知，则不免有市恩之心。有市恩之心，则不免有望报之意，而其弊将至于借公举，以树私人，为害有不可胜言者矣。仁杰若知师德之荐己，宁肯以薄待。乃师德之终身不言，则庶几乎断断无他技，休休如有容者矣。此可为相天下者之法。

原文 　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好面引廷争，太后每屈意从之。太后尝问仁杰：“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谁可者？”仁杰曰：“未审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为将相。”仁杰对曰：“文学缊藉，则苏味道、李峤固其选矣。必欲取卓荦奇才，则有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为洛州司马。数日，又问，仁杰对曰：“前荐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迁矣。”对曰：“臣所荐者宰相，非司马也。”乃迁秋官侍郎，久之，卒用为相。仁杰又尝荐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数十人，率为名臣。或谓仁杰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仁杰曰：“荐贤为国，非为私也。”

直解 　这一段是记狄仁杰的事。仁杰封梁国公，谥文惠。卓荦，是超绝的意思。长史、司马，都是刺史佐贰官。秋官，是刑部。夏官，是兵部。史臣记武后晚年，以梁文惠公狄仁杰素有德望，因擢为宰相，甚是委信敬重他，在朝群臣，皆莫能及。每见仁杰奏对，只称为国老，而不呼其名，其信重之如此。仁杰亦感激知遇，尽心辅理，遇有所行不当，辄面引廷争，无所顾忌。武后虽天性暴虐，然谅其忠恳，亦每每屈意从之。武后曾问仁杰说：“朕要得一贤士用之，只今群臣中谁为可者？”仁杰说：“不知陛下欲用为何官？”太后说：“要堪为将相者。”仁杰对说：“今群臣之中，若论文章学识，醖藉抱负，则凤阁侍郎苏味道、成均祭酒李峤，一时人望所推，无出其右，只用此二人可矣。若必欲求卓荦出格的奇材，可以担当大事者，目前却不多得，只有荆州长史张柬之，此人年纪虽老，观其器略，却是个宰相之材，不可不及时而用之也。”武后闻仁杰之言，就升柬之做京畿洛州司马，尚未决意大用。数日之后，又问仁杰访求贤士，仁杰对说：“臣前荐张柬之，陛下尚不曾用，何必他求？”武后说：“张柬之因卿之荐，已迁为洛州司马矣。”仁杰说：“臣荐柬之，谓其可为宰相，非司马也。若止以司马处之，岂足尽其才耶？”武后见仁杰之荐，遂升柬之为秋官侍郎，久之，卒用为宰相。仁杰又曾荐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共有数十人，都是当时贤士，武后一一任用，其后皆能建功立业，为唐室名臣。或谓仁杰说：“方今天下贤才，皆为公所引进，一似种了许多桃李在门墙之下，不亦盛乎！”仁杰答说：“引荐人才，只是要同心共济，为国家分猷宣力，岂为树恩于人，以图一己之私乎！若有一毫自私之心，虽汲引无遗，亦非为国之公矣，我之心不如是也。”夫自古以来，名臣贤相，未有不以荐贤为首务者，然心之公私少异，而其孚格顿殊。武后虽猜忌之主，而于仁杰所荐，用之如恐不及，不少致疑者，益谅其心之纯于为国故也。若一有树恩好名，徇情为己之心，则虽以太宗英明之君，不能不疑魏徵之为党，况其他乎！可见为宰相者，不徒贵于能荐贤，尤贵于至公也。

原文 　是岁苏安恒复上疏曰：“臣闻天下者，神尧、文武之天下也。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基。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陵？陛下何故日夜积忧，不知钟鸣漏尽！臣愚以为天意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则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万乘之国哉！”太后亦不之罪。

直解 　前此十八年，武邑人苏安恒上疏请武后禅位东宫，自怡圣体，武后慰谕而遣之矣。既阅岁不行，至是十九年，苏安恒又上疏说：“臣闻今日之天下，非武氏之天下，乃我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得来的天下。太后今日改唐为周，虽居正统，非偏安窃据之比，其实因唐家旧时开创的基业，还是李氏子孙的故物，岂容久假不归。方今太子幸自房陵追回东宫，年垂五十，阅历既多，孝敬著闻，德亦甚盛，天下人心，朝夕属望。太后以母代子，贪恋大宝之位，遂忘母子天性之爱，孤负高宗大帝之付托，使九庙无依，不知太后将何颜面以见唐家的宗庙，将何词命以谒大帝的坟陵？名不正，言不顺，明有人非，幽有鬼责，反之于心，得无愧乎？且天位至重，机务至烦，太后有子在，可以代劳，何故日夜自积忧勤？譬之天色将明，钟已鸣矣，漏已尽矣，年衰力倦，犹贪恋权势，不肯少休，岂不愚乎？臣愚以为高宗、太宗功德在人，人心如此，天命可知。今日天意人事，不在武氏，还归李家。太后虽欲据之以为安，殊不知安危相倚，无往不复。大凡物理到那极处，其势必反。如热极则寒，荣极则悴；又如虚器注水，至于盈满，必然倾覆，不可不戒。故能传位太子，则安如泰山；若贪位不止，则危如朝露。臣固知触犯忌讳，言出而祸随之，然万一开悟，则国家之福，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以安万乘之国哉！惟太后采纳，臣死且不朽。”是时武后年已衰耄，故安恒之疏，虽词多触犯，亦不加罪也。夫以一布衣而能奋其气于鼎镬之前，即此可以见人心之在唐，天理之不泯，而唐室诸臣，乃俯首听命，唯唯不敢出一言，或反为诸武画策者，视此可以内愧矣。

原文 　神龙元年，春正月，太后疾甚，张易之、张昌宗居中用事，张柬之、崔玄与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谋诛之。谓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曰：“将军今日富贵，谁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为二竖所危，将军不思报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国家，惟相公处分。”遂与定谋。柬之又用彦范、晖及右散骑侍郎李湛皆为左右羽林将军，委以禁兵。

直解 　神龙，是中宗复位年号。中台右丞，是尚书省佐贰官。司刑少卿，即大理少卿。相王府司马，是王府官僚。右羽林卫大将军，是上直宿卫官。右散骑侍郎，亦是领亲军官名。神龙元年春正月，武后寝疾在宫，病势沉重。此时中宗为皇太子，不得进见，只有两个嬖臣叫做张易之、张昌宗，朝夕在里面用事。这两人自知罪过深重，人心不平，恐武后一旦不讳，为朝臣所诛，因潜谋倾陷太子，势甚危急。宰相张柬之、崔玄与中台右承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五人同心商量，要诛戮二贼，以安社稷，只少一个管领禁兵的人，为之内应。时有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他是高宗的旧臣，柬之等要引他共事，只不知他心事何如，先把一句言语去打动他，说道：“将军，你今日这富贵，是谁与你的？”多祚因想起高宗来，不觉垂泣说：“我今日这富贵，都是先帝的恩。”柬之因说：“如今皇太子是大帝之子，被易之兄弟二竖谋害，旦夕不保，将军既知追感先帝之恩，可不思所以报之乎？如今若能除了二贼竖，保全得皇太子，则先帝之恩报，而将军之富贵，可以长保矣。”多祚遂感奋说道：“当今事体，苟有可以利国家者，随相公如何处置，我无有不从。”柬之见多祚忠义，遂与定谋。又恐他一人不能独济，再用桓彦范、敬晖及右散骑侍郎李湛皆为左右羽林将军，将宿卫禁兵委之管领。已而同谋举兵，诛戮二张，迎中宗于东宫，复正大位。重立唐家社稷，皆五人之功也。按武后改物革命二十余年，虽用狄仁杰之言，立中宗为太子，以系属天下人心，然内而二张之流，盘据禁苑，外而诸武之党，布列朝廷，瞬息之间，事不可测矣。柬之等乃能协力同心，匡复神器，使唐之宗社，绝而复兴，其功可谓大矣。然柬之等皆狄仁杰所荐用，故后世论功者，不称柬之等之定难，而称仁杰之能荐贤也。

原文 　二张之诛也，洛州长史薛季昶谓张柬之、敬晖曰：“二凶虽除，产、禄犹在，去草不去根，终当复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犹机上肉耳，夫何能为！所诛已多，不可复益也。”季昶叹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刘幽求亦谓桓彦范、敬晖曰：“武三思尚存，公辈终无葬地；若不早图，噬脐无及。”不从。

直解 　二张，即前张昌宗、张易之。吕产、吕禄，是汉吕太后的侄，吕后称制时，并封为王，及后崩，二人领南北军，欲为乱，为太尉周勃所诛。机，是切肉的案。噬，是啮。麝脐有香，被人追急，乃自啮脐抉出其香，以求脱免。初张柬之与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等，既诛张昌宗、易之，而迎中宗复位，那时武氏族人，尚有武三思在。洛州长史薛季昶忧之，对张柬之、敬晖说：“今昌宗、易之二凶虽诛，而武三思尚在，就如汉时吕产、吕禄一般，使其居中用事，为祸不浅。譬如去草不去其根，这根在土，终当复生，至于滋蔓，便难图矣！”张柬之、敬晖二人都无远虑，不着三思在意，不从其言，说道：“今反周为唐，大事已定，区区一三思，其生死在我辈手中，就如案上的肉，要割便割，要切便切，量这竖子干得甚事。且二张之党，一时诛杀已多，岂可又加杀戮！”季昶见计不从，知祸乱且及己，乃叹息说：“留此祸根未能除灭，吾不知此身当死在何处矣！”又有朝邑尉刘幽求，亦知三思必能为祸，也对桓彦范、敬晖说：“武三思尚在，公等必为所害，终无葬身之地；若不及今早图，恐一旦得志，悔之晚矣！虽复噬脐求免，将何及哉！”彦范等亦不能听。后来韦后专权，三思与之私通，依旧如武后时，中宗暗弱不复能制，将柬之等五王，尽都杀了，为武氏报仇，而唐之社稷几于再乱，果如季昶、幽求之言。古语云：“树德务滋，除恶务本。”又云：“焰焰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塞，将成江河。毫末不伐，将寻斧柯。”繇是观之，乱常生于所忽，几常失于不断，祸常伏于不足畏，功常隳于无远图。有天下者鉴诸。

睿　宗

睿宗皇帝，名旦，高宗第八子。初封相王，中宗末年举兵诛韦后而即位，在位二年。

原文 　上将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长，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决。成器辞曰：“国家安则先嫡长，国家危则先有功。苟违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请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刘幽求曰：“臣闻除天下之祸者，当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上从之，立平王隆基为太子。

直解 　宋王成器，是睿宗长子。平王隆基，即玄宗，是睿宗第三子。中宗复位之后，皇后韦氏又乱政，鸩毒中宗，诸韦之党，布列左右，此时唐家社稷，几于再危。睿宗时在潜邸，其子隆基与太平公主同谋，举兵诛韦氏，拥立睿宗。睿宗即位，欲立太子，以宋王成器是嫡长子当立，而平王有匡复社稷之功，因此心下狐疑，不能决断。成器亦知平王功大，内不自安，因向睿宗力辞说：“天下之事，有经有权，假如国家无事，固当先立嫡长以正本宗；若是国家多难，幸有非常之才，出而平定之，当此之时，社稷事重，须要以功为先，不必论长。若平定大难的人，不享其报，却只以长幼之序，使无功享其成，则事违其宜，岂不失四海臣民仰望之心乎！今日之事，必立平王为是。臣宁死决不敢居平王之上。”因涕泣固请，累日不止。那时在朝大臣也都说：“平王有大功，当立为太子。”中书令刘幽求亦奏说：“臣闻天位至重，不可虚享，必是能除得祸乱的人，为天命人心所归，方当享受天下之福。近日女主临朝，国家不造，陛下在危疑之地，亦不能自保，赖平王仗义讨贼，拯济社稷之危，救护君亲之难，其功甚大。且孝友著闻，在诸王又为最贤。功德兼隆如此，正当立为太子，无可疑者。”睿宗见成器谦让，人心有归，因从诸臣之请，立平王为太子。夫古之立后者，嫡均以长，长均以贤，此不易之常道。但或遇有非常之功，如太宗之创业，玄宗之中兴，则不可以例论。高祖不能舍建成而立太宗，故建成不保首领，而太宗亦贻万世之讥；睿宗能舍成器而立玄宗，故成器得享富贵，而玄宗亦全友爱之名。二事相类，而得失之效较然矣。

玄　宗

玄宗明皇帝，名隆基，是睿宗第三子。平韦后之乱，奉睿宗即位，以功立为皇太子，寻受禅，在位四十三年。

原文 　以同州刺史姚元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上初即位，励精为治，每事访于元之，元之应答如响，同僚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元之请抑权倖，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不与群臣亵狎，上皆纳之。

直解 　唐制凡朝廷政务，中书省裁决，门下省审验，尚书省施行，这三省长官便是宰相。后以他官作相，或阶秩稍卑，则令同侍中中书令视事，给三品禄秩，叫做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即姚崇，初为武后宰相，再相睿宗，以计黜太平公主得贬。玄宗素知其才，欲相之。此时元之做同州刺史，在畿辅近郡，玄宗猎于渭川，遣中使召至，即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初玄宗即位，承韦武大乱之后，乃励精求治，既任元之为相，凡朝廷政务，事事咨访于他。元之素有干济才略，于天下事无不经心，随问随答，如响应声，更无疑滞，其余同僚在政府者，都只唯诺承顺而已。以此元之独称上意，玄宗专一委任，亲信无间焉。元之初拜相时，亦尝以十事要说玄宗，度上可行，然后受命。其中紧要的在于劝玄宗，裁抑权倖之臣，使不得干犯法禁；爱惜朝廷爵赏，不至于滥及匪人；中外群臣皆得触犯忌讳，以容纳谏诤；罢却戚里贡献，以塞媚悦之门；勿与群臣亵狎，以肃朝廷之礼。皆关系国体，切中时弊，玄宗一一嘉纳焉。尝观玄宗之任姚崇，诚千载一时之遇。君之任相也，拔之投闲置散之余，用之众忌群猜之日，可谓独断于心。臣之为相也，本以识机应变之才，济以量时救弊之略，可谓不负所任。此其君臣相得树立可观，而开元之治庶几贞观之风也。

原文 　姚元之尝奏请序进郎吏，上仰视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终不应。元之惧，趋出。罢朝，高力士谏曰：“陛下新总万机，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邪！”会力士宣事至省中，为元之道上语，元之乃喜。闻者皆服上识人君之体。左拾遗曲江张九龄以元之有重望，为上所信任，奏记劝其远谄躁，进纯厚。元之嘉纳其言。

直解 　左拾遗，是门下省官。曲江，是地名，即今广东始兴县。玄宗即位之初，以姚元之为宰相，倾心信任。一日，元之将升转郎官名次，面奏请旨，玄宗不答，只仰面看殿屋。元之又再三奏请，玄宗终不答应。元之只说玄宗怪他，恐有得罪，不敢再奏，疾趋而出。及朝罢，内侍高力士谏说：“陛下新即大位，总理万机，宰相奏事，正宜面定可否，何故只仰看殿屋，通不察省？”玄宗说：“我以元之为相，将国家庶政都付托与他，委任至重，惟有军国大事，不能自决者，方当奏闻，我与他商议。今郎吏小官，只可便宜处补，却也来一一奏请，使朕裁决，岂朕所以任元之之心耶？”这是玄宗专任宰相的意思，元之却不知，心怀疑惧。适遇高力士以传奉旨意到中书省中，因将玄宗的言语备细说与元之。元之心上方安，不胜欣喜。群臣闻知，都说玄宗不亲细事，而委任贤相，得为君之体。此时，左拾遗曲江张九龄以元之负天下重望，为玄宗所信任，正是可以有为之时，只恐他所用非人，无裨治道，乃上一书与元之，劝其屏斥谄谀浮躁之流，奖进纯谨忠厚之士。盖谄躁之人，凡可以阿意求容者，无所不至，必至大坏风俗，为国家之害；若是那纯厚的人，一心惟知奉公守法，必不至纷纷造作，以长事端。元之见他说得是，嘉纳其言。自是一时所用皆贤人君子，而开元之治成矣。夫人主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人。玄宗之任元之，真可谓知大体矣。然须是真知宰相之贤，乃可以委任责成，不劳而治；若不择其人，而轻授以用舍之柄，将至于威权下移，奸邪得志，其危害又岂浅浅哉！故以玄宗论之，开元之中专任姚元之、宋璟而治；天宝之中专任杨国忠、李林甫而乱。委任非不同，而治乱之效如此，岂非万世之明鉴哉！

原文 　上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于殿中设五幄，与诸王更处其中，谓之五王帐。薛王业有疾，上亲为煮药，回飙吹火，误爇上须，左右惊救之。上曰：“但使王饮此药而愈，须何足惜！”

直解 　幄，是帷幕。回飙，是旋风。爇是烧。玄宗平日与众兄弟每极相友爱，及即大位，也不改变，近代为帝王的都莫能及他。初登宝位，即制为长枕大被，与众兄弟每一处宿歇。又于便殿中安设五个幄次，与兄宋王成器、申王成义、弟岐王范、薛王业、从兄豳王守礼，每日更递居处其间，饮食行坐，都不相离，就叫做五王帐。一日，薛王业患病，玄宗自己替他煎药，偶被旋风吹起药炉中火来，误烧着玄宗的须，左右侍人惊慌上前扑救。玄宗说：“但愿薛王服了这药，病得痊可，我须虽焚，何足爱惜！”其友爱恳切如此。夫兄弟至亲，本同一气，然常情多以其势分之逼而生猜忌之心，故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一忧一喜，莫不与共，惟舜能之。玄宗之友爱，近世莫及，非虚语矣。考之唐史，叙长枕大被，继以睿宗闻知喜甚。此玄宗不独全兄弟之爱，亦以顺父母之心也。彼以兄弟相残，贻忧父母，而祸延国家，如晋、隋之世者，独何心哉！

原文 　上以风俗奢靡，秋七月，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罢两京织锦坊。”

直解 　玄宗初年，见当时风俗奢侈华靡，心甚恶之，欲痛革其弊。乃下诏凡上用服御器玩，系是金银妆饰打造的，着有司尽行销毁；却将这些金银就充朝廷军国的费用。其内府所积珠玉锦绣，都取在殿前用火烧了，以示不用。又以后宫不先禁止，外面人未免效尤，乃诏后妃以下，勿得用珠玉锦绣为服饰。又诏天下官民人等，再不许采取珠玉，织造锦绣等物。两京旧日有织锦坊，也命撤去了不复织造。盖珠玉锦绣，徒取观美，其实是无益之物。人君喜好一萌，必至征求四方，劳民伤财，无所不至。又且天下化之，习尚奢侈，渐至民穷财尽，贻害不小。玄宗初年，心志精明，能刻励节俭如此，所以开元之治大有可观。到后来溺于女宠，心志蠹惑，作为奇技淫巧，穷奢极丽，竭天下之财，不足以供之，至于倾覆而后已。可见治乱之机，惟系于人主之一念而已。有天下者尚鉴之。

原文 　宋王成器等请献兴庆坊宅为离宫，制许之，始作兴庆宫。仍各赐成器等宅，环于宫侧。又于宫西南置楼，题其西曰“花萼相辉之楼”，南曰“勤政务本之楼”。上或登楼，闻王奏乐，则召升楼同宴，或幸其所居尽欢，赏赉优渥。

直解 　天子所御宫殿外，别有临幸处所，叫做离宫。初玄宗在藩邸与宋王成器等五兄弟同居兴庆宫，号五王宅。及为天子，成器等以潜龙旧邸，不敢复居，请献兴庆坊宅为天子离宫。诏从宋王等所请，始就其处盖造宫殿，名为兴庆宫，仍各赐成器等别宅一区，环列于兴庆宫之旁。又于宫之西南，置楼二座，各题匾额。西边的题做“花萼相辉之楼”，盖取《诗经》上“棠隶之华，鄂不靴靴”二句，以隶花相映比兄弟相好的意思；南边的题做“勤政务本之楼”，盖言于此察民俗，采风谣，观稼穑，劝农功的意思。玄宗暇时登楼眺望，偶闻楼下诸王宅中奏乐，即遣侍臣宣召登楼与之宴饮，兄弟同乐，或车驾亲幸其宅，酌酒赋诗，从容尽欢，赏赐金帛，优裕隆渥，近古以来，未之有也。考之玄宗事势，与太宗同。宋王成器能让，故终身享其荣；太子建成不能让，故不旋踵受其祸。此可见兄弟之际，让则福成，而彼此俱荣；争则祸成，而彼此俱辱。非独其身，且延及国家，不可不察也。

原文 　山东大蝗，民或于田旁焚香膜拜，设祭而不敢杀。姚崇奏遣御史督州县捕而瘗之。议者以为蝗众多，除不可尽，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满山东，河南北之人流亡殆尽，岂可坐视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上乃从之。卢怀慎以为杀蝗太多，恐伤和气。崇曰：“昔楚庄吞蛭而愈疾，孙叔杀蛇而致福。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饥死乎！若使杀蝗有祸，崇请当之。”

直解 　唐时建都关中，自陕以东都叫做山东。膜拜，是长跪而拜。姚崇，即姚元之，因避开元年号，复名为崇。蛭，是水虫，即今之蚂蝗也。开元三年，山东各处地方，有蝗虫食民禾稼，民间以为天灾流行，无计可施，都只在田地之旁焚香设祭，长跪叩首，祈祷于神以为禳解，终不敢捕杀。宰相姚崇因奏请差遣御史，分诣被灾地方，督率州县官民夜间于田旁设火，凿成坑坎，将蝗虫四面驱扑，焚而埋之。议者以为蝗虫众多，恐驱除不尽，枉费人力，玄宗心亦疑之。姚崇说：“今蝗满山东，将田禾食尽，那河南、河北的百姓不能自存，都流离就食，几于尽绝，其为害至于如此，即尽力捕之，犹恐不及，岂可坐视食苗而不为之救乎！借使人力有限，不能除尽，然除得一分，亦救得一分，犹胜养之以遗患也。”玄宗见姚崇如此说，方允所奏。那时宰相卢怀慎私与姚崇商议说，蝗虫都是生命，恐杀得太多，有伤和气，反致为灾。姚崇说：“祸福之来，自有定数，只当以为民除害为主。昔楚庄王因食寒菹中有蛭虫，思量饮膳不洁，监食之臣其罪当死，若露而不罚，则法令有亏，若谴而诛之，则中心不忍，因将那蛭虫吞食，使人不见，以此腹中有疾，不能饮食。适遇令尹问疾，庄王以此告之，令尹说：‘王有如此仁德，疾不为伤。’已而王疾果愈。又楚人孙叔敖为儿时，路上遇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回家涕泣。母问其故，叔敖说：‘闻见两头蛇者必死，我今遇之，所以涕泣。’母问：‘蛇今安在？’叔敖说：‘恐后来人复见，已杀而埋之矣！’其母说：‘吾闻有阴德者，天必报以福，汝不死矣！’其后官至令尹，享受福禄。可见人之祸福，原不在此。如今日这等拘忌，蛭也不该吞，蛇也不该杀了。今蝗灾已甚，纵而不捕，民将饿死，奈何不忍于蝗，而忍民之饿死乎？若使多杀蝗虫，果有祸报，崇请以一身当之，不以累人也。”夫王者以好生为心，故虽昆虫草木，皆当爱惜，然以大分较之，则民命为重，物命为轻。况物之害于民者，若不驱而除之，岂所以全好生之德乎！自魏以来，世皆溺于佛家杀生之戒，往往不敢伤害物命，而于小民之疾苦，反不相关，熟视其转于沟壑而莫之救，真可谓倒施矣！姚崇之言，因为捕蝗救灾而设，然即此而推之，则凡以其不爱及其所爱者，皆可以反观矣。

原文 　或言于上曰：“今岁选叙太滥，县令非才。”及入谢，上悉召县令于宣政殿庭，试以理人策。惟鄄城令韦济词理第一，擢为醴泉令。余二百余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归学问。

直解 　县令，即今知县。鄄城县，在今山东濮州。醴泉县，在今陕西乾州，唐时都关中，醴泉为京师大县。理人，是治民，唐高宗名治、太宗名世民，故唐人讳治为理，讳民为人。玄宗时，有人建言说：“今年吏部铨选叙用官员，大为冒滥，各处县令，皆非其才，全不简择，朝廷宜察之。”及新选官入朝谢恩，玄宗乃尽召那除授县令的都在宣政殿丹墀中，亲自出题考试，问他治理百姓，当如何设施，各对策一篇。那时县令所对的策，惟有鄄城令韦济，词理都好，取居第一，就擢用他做京兆府醴泉县令，量才优处之。其余二百余人，文不中第，考居中等，姑令赴任，以观其政绩何如。又四十五人，考居下等，放回原籍读书学问，以其学问未成，则道理不明，事体不熟，恐不堪作民父母故也。夫县令亲民之官，县令不好，则一方百姓都受其害，故愿治之主，每加意此官。观玄宗初政，励精如此，那为县令的，谁敢不尽职？吏部选官的，谁敢不尽心？此所以成开元之治也。

原文 　十二月，姚崇、源乾曜罢，以刑部尚书宋璟、苏颋同平章事。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上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突厥默啜，自则天世为中国患，朝廷旰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灵荃得其首，自谓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竞生侥倖，痛抑其赏，逾年始授郎将。灵荃恸哭而死。

直解 　默厥，是突厥可汗。开元四年十二月，宰相姚崇、源乾曜罢政，遂以刑部尚书宋璟、紫微侍郎苏颋同平章事。史臣因记宋璟为相，专以选择人才为主，每有铨补，必随其材器所宜，而授以职任，使大小臣工各尽所长，以修职业，无有不称其官者。且有罪必刑，有功必赏，皆秉公道而行，无所私曲。又遇政事有失，敢犯颜色正谏，不肯阿谀顺旨，以取容悦。玄宗见他这等正直，甚敬惮之，虽所言不合意旨，亦常委曲从之，其忠诚感动人主如此。突厥可汗默啜，在北虏中最为雄黜，自武后时即侵扰边境，为国患害且三十年。朝廷设谋备御，常至日晏不食，倾尽天下财力，竟不能制。后于开元三年间，有大武军子将郝灵荃，奉使突厥，因得默啜之首，献于朝廷，自谓建了不世奇功，必有破格升赏。时遇宋璟当事，思量玄宗亲平内乱，本好武功，灵荃之功虽奇，若是骤加重赏，恐有干宠喜事之人，争欲生心侥倖，图立奇功，致开边患，因痛抑灵荃之赏，守候一年，始授右武卫郎将之职。灵荃见功大赏薄，心怀恚愤，恸哭而死。盖宋璟是唐时贤相，故即拜相之日，并记其大略如此。其抑灵荃之赏，盖以防人主未萌之欲，故虽一夫抱愤而有所不恤。后来天宝年间，玄宗果然好尚边功，宠任蕃将，致有安禄山之乱，方知璟之深谋远虑，非人所可及也。然考默啜之死，本为别种胡夷所杀，适遇灵荃奉送，遂传首京师，不过因人成事而已，故虽裁抑其赏亦不为过。向使灵荃果能身履行阵，得虏酋之首，而朝廷曾无以激励之，则赏功之典不信于天下矣，宋璟必不为也。

原文 　姚、宋相继为相，崇尚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税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及李林甫为相，虽宠任过于姚、宋，然礼遇殊卑薄矣。

直解 　殿檐下叫做轩。玄宗开元初年，姚崇、宋璟继为宰相。姚崇资性明达，善应事机，于人所难处的，能委曲通变以成国家之务；宋璟资性刚直，善守法度，于所迁就的，能执持坚定，不失事理之正。这二人志向操行，虽各不同，然皆忘私徇国，协力同心，彼此相资，先后共济，辅佐玄宗，经理天下，使赋役宽平，刑戮减省，百姓每都财产饶足，户口蕃多，而天下治安。故唐家三百年贤能宰相，前在太宗时只称房玄龄、杜如晦，后在玄宗时只称姚崇、宋璟。盖玄龄善谋，如晦善断，共成贞观之治；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共成开元之治。他人为相者，皆莫得而比焉。姚崇、宋璟这两人为相，玄宗甚加优礼，每进见时，玄宗在御座上站起来接待，及事毕退去，必出至檐下亲临送之，似宾客一般，其礼遇之隆如此。后来李林甫为相，虽是玄宗爱幸的人，宠眷信任，过于姚、宋，然心里便轻忽他，不加敬重，礼貌接遇甚是卑贱鄙薄，不及姚、宋远矣。此可见人主之心，其于忠佞，未尝不明。但佞臣每顺人主之欲，而人主狎之；忠臣每拂人主之欲，而人主惮之。狎者易亲，惮者易疏，其势然也。然玄宗任姚、宋则成开元之治，任林甫则成天宝之乱，敬贤狎佞，只在一念之间，而治乱遂有霄壤之别。任相者可以鉴矣。

原文 　十年。初，诸卫府兵自成丁从军，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杂徭，浸以贫弱，逃亡略尽，百姓苦之。张说建议，请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上从之。旬月得精兵十三万，分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从此始矣。

直解 　这一段是记唐家府兵废坏之繇。成丁是二十岁。开元十年，始募兵充宿卫。初太宗既定天下，内设十二卫，分领诸府，外设六百三十四府，分隶诸卫，凡民六家共出一兵，无事则散耕于野，而以农隙讲习武事，每月量地远近，更番上京，以备宿卫，粮饷资装，六家共备。有事征伐，则以鱼书下府征发，而命一卫将统行；事别则将归于朝，兵散于野。国无养兵之费，兵无失业之患，将无握兵之权，而京师又得居重之意，本是良法。但其定制，民自二十岁成丁，即简选为军，至六十岁衰老才免役回籍，中间四十年在官，而其家隶于有司，庸调之类一概征派，又不免其杂徭，以此府兵渐至贫穷削弱，宿卫之士，逃匿殆尽，百姓被累，甚病苦之。至是宰相张说建议：“请出榜召募壮士，以补宿卫之缺，不必追问他是何色人役，既募为军，一切杂徭，量行优免，著为定制。那府兵逃匿的，必争出应募，不待勾摄佥补而自充矣。”玄宗从其所请，下诏募兵，才及旬月，便得兵十三万，以分隶于十二卫，谓之“骑”，定为六番，更番上下，自是长从宿卫，不免税民以供军，而兵农之分，实自此始矣。此府兵之一变也。夫自古有国家者，其祖宗立法，虽至精至当，然数世之后，亦未有不坏者，要在善守法者，补其偏，救其敝，期不失立法之初意可也。一举而更新之，不可也。唐之府兵，虽为良法，然至于中季，闾阎贫困，宿卫单弱，则其法已敝，亦有不容不变者。但尽改更番之制，而用召募充之，兵不土著，类皆市人，徒有虚名，不胜战斗，其后宿卫之兵渐弱，而方镇之势益强，此不善变之过也。

原文 　十八年四月，以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先是，选司注官，惟视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又，州县亦无等级，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后远，皆无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资格，各以罢官若干选而集，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即注。限年蹑级，毋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其庸愚沈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宋璟争之不能得。

直解 　开元十八年四月，以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书，掌管铨选。唐制吏部选司，铨注官员，惟视其人之能否，以为升降。若有才能卓越者，或不拘次序，超拔升迁。至于庸才凡品，或终身不得升转，老于下位，甚至有出身二十余年，尚以铨试黜落，不得食禄者。中材之人，不免淹滞。又且州县大小，亦无等级分别，或繇大州大县反补简僻地方，或初任附近，及至再迁，反得边远，升降高下，皆无一定之制。至是裴光庭为吏部尚书，始奏请用循资铨选之格，大略候选人员，只据他在先考满去任之后，经选凡几，各以多少为次，而集于吏部，原官高者，人数不多，少候几选，原官卑者，人数本众，多候几选，通不问其贤愚优劣，只是候选期满，即挨次铨注。限其年之浅深，以为升转之级，若是资俸尚浅，就有奇才异等，也不得超过前人。应选之人，自非有罪负谴，不得叙用的，都照年限迁转，有升无降。此法一行，那庸愚的人，平日淹滞下僚，一旦得积日累月，历级而升，不至沉废，人人欢喜，把光庭这选法，称为“圣书”。而才能俊杰之士，反为资序所限，不得超拔，以致老于常调，无不怨叹。宰相宋璟以为不便，极力争之，竟不能回。自此以后，升转铨选，皆以资格为准，无能变之者矣。大抵资格之法，如工之治木，规矩准绳，一定而不可易，虽拙匠可守而行。超迁之法，如医之诊疾，聆音察色，洞视五脏，必卢、扁而后可耳。然人固不可常得，而法亦不可纯任，守一定之法，而任通变之人，于资格之中而寓超拔之意，则选法不患其不平矣。

原文 　二十一年三月甲寅，以韩休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休为人峭直，不干荣利，及为相，甚允时望。始，萧嵩以休恬和，谓其易制，故引之。及与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渐恶之。宋璟叹曰：“不意韩休乃能如是！”上或宫中宴乐及后苑游猎，小有过差，辄谓左右曰：“韩休知否？”言终，谏疏已至。上尝临镜，默然不乐。左右曰：“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何不逐之！”上叹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嵩奏事常顺指，既退，吾寝不安。韩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

直解 　开元二十一年三月甲寅日，玄宗用尚书右丞韩休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盖宰相之职也。韩休为人，峻峭质直，未尝阿意希宠，以干求荣贵利达，那时人都敬重他，至是拜相，甚协时望。宰相萧嵩，初时只说他恬柔和顺，容易钤制，故引荐他。及与他同在政府议论国事，韩休守正不阿，事有未当，每每坚执，不肯曲意附和，萧嵩渐不能平，意颇憎恶之。夫尽心于国事，而不徇私恩，尽言于官长，而不为私党，这正是韩休的好处。宋璟此时罢相在京，闻知叹说：“不意韩休为相，乃能持正如此！”玄宗有时在宫中宴乐，及后苑游猎，或举动非礼，稍有过差，怕韩休知道，辄问左右说：“韩休曾知道否？”恰才说了，他的谏疏已到御前，其知无不言，为人主所敬惮如此。玄宗一日临镜，照见貌瘦，默然不乐。左右揣知其意，便逢迎说：“自韩休为相，凡事固执，违拂上意，以致陛下圣容，比于往时甚是消瘦，何不逐去他，以自快乐。”玄宗叹说：“韩休乃贤相，每事规正我以礼，我得他为辅佐，百姓每都阴受其福，我容虽是消瘦，天下必然充肥，岂可爱一身而忘天下！他与萧嵩共事，萧嵩每来奏事，事有不可，常顺我的意指，委曲承奉，我心非不欢喜，及退而思省，这等行去，甚有害于百姓，自其终夜睡卧不安。韩休每来奏事，事有不可，却极力谏诤，不肯顺从，我心虽不欢喜，及退而思省，这等行去，甚有益于百姓，自觉终夜睡卧得安，可见韩休是社稷之臣。我用韩休以为社稷，非为一身，岂可忘社稷之安危，而计一身之肥瘠乎！”繇是观之，韩休守己之正，事君之忠；玄宗知人之明，任贤之笃，皆可见矣。至于敬惮韩休一节，尤为盛德。盖自常情言之，人主尊无二上，势莫予违，况外庭临御，既劳心于万机，则宫中行乐，虽稍有过差，似亦无害者。人臣于此，岂宜与闻，就使得闻，何须苦谏。而玄宗乃兢兢然若师保在前，惟恐其见知，使能常持是心，岂有一念之纵肆，一事之过差乎！惜乎韩休去，而李林甫进，玄宗敬贤之心，终不胜其悦佞之意，而开元之治，遂转而为天宝之乱矣。

原文 　二十四年，张守珪使平卢讨击使安禄山讨奚、契丹叛者，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夏四月，守珪奏请斩之。禄山临刑呼曰：“大夫不欲灭奚、契丹邪，奈何杀禄山！”守珪亦惜其骁勇，欲活之，乃更执送京师。张九龄批曰：“昔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将领。九龄固争曰：“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且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直解 　平卢讨击使，是幽州部下军官。穰苴、孙武都是春秋时名将。王夷甫是晋人王衍的字。石勒是胡人，称帝秦陇，国号后赵。先是营州塞上有胡人安禄山，逃入中国，养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下，官至平卢讨击使。至开元二十四年，适有奚、契丹二种胡人反叛，守珪遣禄山追讨，禄山恃勇率兵轻进，遂为虏所败。守珪奏闻朝廷请将禄山依军法处斩，有旨允奏。禄山临刑大呼说：“大夫不要平灭奚、契丹二虏耶？若要平灭二虏，如何将禄山杀了，何不留我以责后效！”守珪见他辞壮，惜其骁勇，欲全活之，但已奉有明旨，不敢自专，乃执送京师，听朝廷处断。奏至中书省，宰相张九龄不从所请，遂引古事批说：“昔楚景公以司马穰苴为将，使宠臣庄贾监军，那庄贾素日骄贵，穰苴与他约定日午会于军门，庄贾至日夕方至，穰苴遂对众斩之，以令三军，繇是军威大振。可见君之宠臣，若犯了军法，尚不可赦，况其他乎！又吴王阖庐，曾出宫中美女，令孙武试阵法，以宠姬二人为左右队长，约束已定，鸣鼓进兵，那宠姬大笑，孙武即将这二姬斩了，别用两个妇人为队长，鼓声一振，那妇人每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于是吴王知孙武善用兵，任以为将。可见君之宠姬，即试以军法尚难假借，况其他乎？今守珪为大将，军令若果能行，禄山既犯军法，即当处死，不宜轻免。”玄宗见禄山有才，不忍即杀，有旨革其官职，只着以白衣领兵，立功赎罪。九龄固争说道：“禄山失了纪律，丧败师徒，于法不可不诛。且臣见他状貌有谋反之相，今日若不早杀，后来必为国家之患。”玄宗说：“卿要学王夷甫识石勒乎？当时石勒微时，曾随人行贩洛阳，王夷甫见而异之，说：‘这胡雏有奇志，将来必为天下患。’即遣人追之，不及而返。后果扰乱中原，为晋室之祸，这是王夷甫有识见处。但禄山本是忠良之臣，如何比得石勒。卿乃以是律之，岂不枉害了他？”竟将禄山赦免，仍加宠任。后来禄山果反，玄宗方思九龄之言，虽悔无及矣。按禄山失律丧师，罪本当死，即使其无反相，亦不可赦，况骁雄黠狡之人，必有一段过人之材，足以竦动人主，而其奸猾叵测之情状，亦必有不可掩者，九龄之断，固有所试矣。玄宗不能行法，反从而崇养之，宜其及于祸也。

原文 　秋八月壬子，千秋节，群臣皆献宝镜。张九龄以为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乃述前世兴废之源，为书五卷，谓之《千秋金镜录》，上之。上赐书褒美。

直解 　开元二十四年秋八月初五日，壬子乃玄宗生辰，是日受群臣朝贺叫做千秋节。朝中群臣都献宝镜以祝圣寿，寓圆明久照之意，独宰相张九龄说：“古时镜铭上两句道得好，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盖把镜来照面不过见自己的形容而已，若把他人行过的事来反观内照，便知那件合道理是吉祥的事，当以为法；那件悖道理是凶祸的事，当以为戒。岂不尤切于君身，有关于治理。”于是乃备述前代帝王行事，起初兴创必有所以兴创之繇，后来废败必有所以废败之故，如水有源而流之清浊，皆出于此。作事鉴十章，分为五卷，以备法戒，叫做《千秋金鉴录》，献上玄宗，盖于祝颂之中，致规讽之意。玄宗览其书甚喜，特赐御札褒答称美焉。当初太宗尝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这《千秋金鉴录》，便是此意。贤相之嘉谟，即烈祖之成法，所当置之座右，以备观省也。然非人主留心体验，加意推行，则亦徒具虚文，存故事而已，竟何补哉！玄宗徒能赐书褒美于献纳之时，而不能体验推行于政事之实，故天宝以后，渐不克终，质之录中所载前代事迹，往往悖其所以兴，蹈其所以废。当是时九龄虽去，而《金鉴录》犹存，尚能观省否邪？悦而不绎，玄宗之谓矣。

原文 　初，上欲以李林甫为相，问于中书令张九龄，九龄对曰：“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上不从。时九龄方以文学为上所重，林甫虽恨，犹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与九龄善，林甫并疾之。是时，上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而九龄遇事无细大皆力争。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伤之，日夜短九龄于上，上浸疏之。于是耀卿、九龄，并罢政事。以林甫兼中书令；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直解 　先是吏部侍郎李林甫，为人柔佞奸猾，能迎合上意，玄宗甚宠爱之，要用为宰相。访问于中书令张九龄，九龄知林甫是奸臣，即对说：“宰相之职，辅佐人主，统率百官，关系国家安危。若用得其人，则政事清明，而天下安；若用非其人，则纪纲紊乱，而天下危。岂可不择人而授。林甫乃邪佞之臣，陛下若以为相，臣恐其误国殃民，异日为宗庙社稷之忧，悔之无及。”玄宗正喜林甫，不信九龄之言，竟以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那时九龄方以文章学术为玄宗所重，宠遇甚隆，林甫闻其言，心虽怀恨，外面还曲意奉承，不敢显露。时有侍中裴耀卿，与九龄相厚，林甫因恨九龄，遂连耀卿也疾恶，谋欲并伤之，只不得间隙。适是时玄宗在位年久，见天下治平，心志懈惰，渐肆奢欲，将国家政事，怠而不理。九龄却不肯阿顺，遇事无大小，都要正言力争，玄宗心里已有些不快。那李林甫善于窥伺，揣知上意，每日寻思要暗害九龄，见有一二事忤旨，遂日夜在玄宗面前谮毁九龄之短。玄宗不知林甫之奸，只以所言为实，待九龄渐觉疏慢。至是以耀卿、九龄为阿党，并罢政事，即令林甫兼中书令以代九龄。又朔方节度使牛仙客，曾被九龄沮抑，因拜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与林甫并相，盖林甫欲引九龄所不悦之人，以固其党耳。按玄宗即位以来，所用宰相如姚崇、宋璟、卢怀慎、韩休、张说、张九龄，都是正人君子，各尽所长，同心匡辅，所以二十四年之间，海内宴然，闾阎富庶，治平之效，直与贞观比隆。只因用一李林甫，被他以甘言佞辞，逢迎为悦，外面却专权乱政，壅蔽朝廷，以致政事日非，生民受害，至于酿成天宝之乱。则君子小人进退之间，乃治乱安危之机也，可不慎哉！

原文 　上以户部郎中王为户口色役使，志在聚敛，按籍戍边六岁之外，悉征其租庸，有并征三十年者，民无所诉。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后宫赏赐无节，不欲数于左、右藏取之。探知上指，岁贡额外钱帛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曰：“此皆不出于租庸调，无预经费。”上以为能富国，益厚遇之。务为割剥以求媚，中外嗟怨。

直解 　这一段是记玄宗用聚敛之臣，以快己欲而失民心的事。藏，是库藏，唐设左、右藏，以收贮每岁天下额征的钱帛。其取民只有三件：有田则有租，如今税粮便是；有身则有庸，如今差徭便是；有家则有调，如今绢布便是。天宝四年，玄宗用户部郎中王为户口色役使，盖管理民间户口及杂色徭役之官也。王是个邪媚小人，他的意向只在聚敛钱帛以供人主之费，全不顾百姓的穷苦。且如旧制抽丁戍边，六年一换，这六年中都免纳粮当差，后来只因那戍边死者，边将多不申报，以致原籍未与开豁，空有籍贯，本无人丁。王乃按据户籍，逐一查出那戍边死亡的，只除六年不征外，其余不拘年月久近，一概都问他追征粮差。其最久的，有连征三十年者，这都是里中百姓赔偿，家家被累，无处告诉。只举这一件，别事可知。此时玄宗在位日久，心志荒惑，御前用度日渐奢侈，后宫赏赐滥费无节，不欲数数关白有司，就左藏右藏里面取给，要别做个方法。王探知玄宗这意思，乃于每年租庸调正额外，更贡献钱帛百数十万，别贮于内庭库藏，专以供给宫中宴乐赏赐之费，奏说：“这钱帛都不出于租庸调三件里面，不关系正经钱粮，无损于民者。”玄宗只道他会设法取用，以富足国家，是个有才干的人，愈加宠任，礼遇优厚。王亦自以为得计，专一额外巧取，刻剥小民，以媚悦主上。民不能堪，内而京师，外而郡国，无有不嗟叹怨恨者矣。玄宗初政清明，足称有唐英主，末年乃信用聚敛之臣，驯致大乱而不悟，何哉？盖内蛊于多欲，外惑于巧佞故也。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安得常赋之外，又有百亿万之入。巧佞之臣借言不加赋而用足，其实都是刻剥小民取来，人主但见眼前充足，便喜其能，而不知闾里号啼之声，困苦之状，有耳目所不忍闻见也。然使为人主者清心寡欲，节用爱人，绝无益之玩好，裁无名之赏赐，则虽有聚敛之徒，工为巧佞，亦何至于中其术哉！此治乱安危之几，不可不深念也。

原文 　八载春二月，引百官观左藏，赐帛有差。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上以国用丰衍，故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

直解 　玄宗末年，用宇文融、王之流，掌理天下财赋，暴征横敛，无所不至，故一时帑藏充溢，自古未有。至是年天宝八载二月，玄宗因率领百官进到左藏中，阅视所积金帛，以夸耀富盛，因以帛分赐百官，大小有差。盖是时天下承平日久，各处州县，都殷实富足，所以诸臣巧立名色，竞为聚敛，仓库中所积的粟米布帛，动以万计。玄宗晚年志昏，又见财用丰足，心遂侈荡，无有撙节，看那金帛等物犹如粪土一般，任意浪费。一时贵宠之臣，但是心中所喜的，即横加赏赐，无复限量。如杨国忠五宅珠玉锦绣，充溢街衢；为安禄山造第，官室器具皆以金银为饰。自古赏赐之滥，用度之奢，未有甚于此矣。夫朝廷之财赋，皆百姓之脂膏，有司头会箕敛，棰楚诛求，小民至于鬻妻卖子，以充赋役。人主深居九重之中，不知财货之所繇来，艰苦如此，往往暴殄天物，以作无益之事，赏无功之人，而乱亡之祸随之，盖亦深可哀矣。有天下者，尚鉴之哉！

原文 　十一月，李林甫薨。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妬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悟也。

直解 　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宰相李林甫薨。史臣因记林甫为相，大略以著其奸邪之状，说：玄宗自开元以来，励精图治，海内无虞。及至天宝年间，自恃天下承平，以为治功已定，无复可忧，遂只深居宫中，专以音乐女宠自取娱乐，将国家政事都委托于林甫，任其所为。于是林甫独掌大权，威福繇己，日惟曲为谄媚，以奉事左右，探知玄宗心所欲为，每每先意迎合，要奉承得主上欢喜，以固结其宠眷；又恐臣下进言发其奸状，于是杜绝言路，使大小群臣都不敢上疏建言，以掩蔽朝廷耳目，因而自遂其奸；又且妒忌贤能，不使进用，若有才望功业胜似自家的，必百般排抑之，以保其禄位；这等专权用事，又恐天下人心不服，于是用一般深刻的人，屡起大狱，将朝廷贵臣牵连罗织，诛戮贬窜，以张大自家的权势，使人人惧怕。其平日所为，虽不能尽述，大率不出此四者。那时自皇太子以下，贵戚大臣莫不畏其倾陷，侧足而行，其权势薰灼，至于如此。凡在相位专任十九年，致海内绎骚，人心离叛；天下之乱，虽繇禄山等发之，其实是林甫养成，而玄宗不之悟也。夫自古人主若明知臣下之奸，必不肯用；惟是不知其奸，而终以为贤，所以信任而不疑。然使其将大小政事，件件自家留心，则虽有奸臣，亦不能壅蔽；惟是安于逸乐，而不亲庶政，所以壅蔽而不知。然则明于知人之道，固所当求，而逸于任人之说，尤不可不讲也。

原文 　侍御史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全军皆没。杨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中国兵讨之，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无敢言者。上尝谓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对曰：“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谓无忧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直解 　南诏是蛮夷国名，即今云南地方。唐时南诏，在剑南边外。自高宗以来，世入中国朝贡，至玄宗末年，因宰相杨国忠用其故人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处置乖方，将南诏激反，后遂连兵不解。至是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以侍御史李宓为留后，领兵七万进讨南诏。那夷王阁罗凤故诱官军深入重地，举国攻围，李宓遂为所擒，全军皆没，无一人生还者。国忠以启衅繇己，失事地方又是自家所管，遂将这败军情繇隐下，反报功奏捷，欺罔朝廷，益大发中国之兵，分道讨之。那云南在万里之外，又多瘴疠，师老财费，不能取胜，前后死者几有二十万人。朝中群臣明知此事，只畏国忠之威，无人敢说。玄宗不知，只道天下无事，曾向内侍高力士说道：“朕在位四十余年，今已老矣，看来天下承平，不必劳心，今只将朝廷政事付托与宰相使之办理，边上军情付托与诸将使之防御，朕只恭己无为而已，夫复何忧。”力士对说：“陛下深居禁中，不知外面的事。臣闻云南自用兵以来，虽屡有捷报，其实丧了许多人马，都隐匿不闻，又各边节度使专制一方，坐拥强兵，威权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养成祸乱，一旦窃发，将至不可复救，何谓无忧也！”力士此言，明指杨国忠、安禄山二人。玄宗心里也觉悟，因说：“你且莫言，待我慢慢思量，再作区处。”盖亦知其不可，而老耄偷安，不能决断耳。古人有言：“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言壅蔽之害深也。明皇以朝事付之杨国忠，至于丧师二十万而不知；以边事付之安禄山辈，至于逆谋已成而不悟。当其祸机之伏，岂止力士知之，下至咸阳父老亦知其必败，而玄宗方自以为泰山之安。壅蔽之祸至于如此，可不戒哉！

原文 　十一月甲子，禄山发所部十五万众，反于范阳。于是引兵而南。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

直解 　范阳，即今顺天永平一带地方。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甲子日，安禄山反。初，安禄山以平卢节度使兼河北、河东，专制三道，久蓄异志。宰相杨国忠又数以事激之。至是遂假密诏，尽发其部下兵共十五万众，反于范阳，引兵而南。此时天下承平日久，百姓安乐，累世以来不识兵革，一旦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地方，又在禄山统属之内，威令素行，但是贼兵所过的去处，大州小县都望风瓦解，不能抵挡。那为郡守县令的，或开门迎降，或弃城逃避，或稍稍出战便被擒缚诛戮，无有敢拒敌者。于是东京不守，而贼势日逼，天子幸蜀，而宗社几亡矣。原其所以至此，非禄山能乱唐，乃唐自乱耳。盖玄宗末年，溺于声色，用度奢侈，信任小人，专意聚敛，剥民膏血，天下人心久失，法令不行，武备废弛。而禄山本胡雏异类，乃引为腹心，宠任太过，养成骄悍。又使之专制三道，委以重兵，听选番夷以代汉将，是启其异志，而资其横行也。虽欲不乱，其可得乎！人主察此，则所以固人心，振武备，慎威福，节宠倖者，诚不可一日不兢兢矣。

原文 　初，平原太守颜真卿，知禄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壮，实仓廪。禄山以其书生，易之。及禄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间道奏之。上始闻禄山反，河北郡县皆风靡，叹曰：“二十四郡，曾无一人义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识颜真卿作何状，乃能如是！”真卿使亲客密怀购贼牒诣诸郡，繇是诸郡多应者。真卿，杲卿之从弟也。

直解 　平原、博平，是唐时河北二郡，俱在今山东地方。史臣记说当时安禄山未反时，有平原太守颜真卿，因在河北统内，与范阳相近，见禄山阴蓄异志，知其将反，要预先防备，恐他知觉，适遇霖潦，因假以为名，修筑城垣，浚深濠堑。又佥补民间丁壮，以备选兵；积蓄仓廪粟米，以储粮饷。禄山只道他是个书生，无能为，心里轻易他，不把来当事。及禄山已反，发兵南下，河北郡县都是所属地方，大半降附，因行文牒与真卿，着他领平原、博平二郡兵七千人，防守黄河渡口，以备官军。真卿拒而不从，即遣平原司兵参军李平，繇小路潜入京师奏报。玄宗初时闻禄山反，河北郡县都望风而靡，因叹息说：“河北地方共有二十四郡，这许多官员都是朝廷臣子，就没一个忠义之士替国家出力耶！”及李平赍奏至京，方知平原一郡不肯从贼，玄宗大喜说：“朕平昔不认得颜真卿是怎么模样，乃能尽忠为国如此！”真卿又遣所厚宾客密怀文牒“悬购贼赏格”，分诣邻近各郡。那各郡守臣见真卿如此忠义，也都感奋相率起兵，推真卿为盟主，同心讨贼。真卿乃常山太守杲卿从弟。常山亦在河北统内，杲卿仗义勤王，与真卿声势相倚，随为禄山所攻，力不能支，骂贼而死。后来真卿官至太师，奉使贼臣李希烈军中，亦不屈而死。这是颜真卿兄弟始末。按唐太宗有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人臣平居之时，俱享朝廷爵禄，一旦国家有难，往往全躯自保，甚至甘心从贼，而真卿兄弟独能以二郡之兵，纠合忠义，同奖王室，至于先后节死，若合符契。其芳名大节，直与日月争光，真万世人臣所当法也。

资治通鉴直解

卷之十八

唐　纪

肃　宗

肃宗皇帝，名亨，是玄宗第三子。开元中，立为皇太子。安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太子分兵北行，至灵武为诸将所拥立，在位七年。

原文 　上惧，召宰相谋之。杨国忠首倡幸蜀之策。上然之。乙未，出延秋门，至咸阳，日向中，上犹未食，国忠自市胡饼以献。于是民争献粝饭。有老父郭从谨进言曰：“禄山包藏祸心，固非一日，亦有诣阙告其谋者，陛下往往诛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务延访忠良，以广聪明，盖为此也。臣犹记宋璟为相，数进直言，天下赖以安平。自顷以来，在廷之臣以言为讳，惟阿谀取容，是以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严邃，区区之心无路上达。事不至此，臣何繇得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慰谕而遣之。

直解 　蜀地，即今四川。唐时长安禁城西门，叫做延秋门。咸阳，即今陕西西安府咸阳县。初，安禄山既反，宰相杨国忠尚以为不足忧，及潼关失守，玄宗方才畏惧，乃召宰相商议计策。杨国忠独先倡说，请车驾幸蜀地，以避贼兵。那时玄宗仓皇失措，便道他说的是。六月乙未日黎明，玄宗带领宫眷、皇子、皇孙径出延秋门，望西去，行四十里，至咸阳县。所过地方，官吏逃窜，供给缺乏，日已向中，玄宗尚未进膳，杨国忠自往民家买得些蒸饼，献上充饥。于是百姓每知道御前不择美恶，争献粗饭，那皇孙辈以手掬食，须臾而尽，其途中困苦如此。有个年老的百姓，叫做郭从谨，因进前说道：“安禄山恃宠眷，拥强兵，阴怀反意，要倾危社稷，已非一日。人皆知其谋，也曾有亲到阙下，告他谋反者，陛下往往不信，反将告的杀了。遂使安禄山肆无忌惮，得逞其奸逆，以致今日乘舆播迁，道路颠沛，皆壅蔽之为祸也。是以古先帝王，不敢偏信独任，务在延访忠良，以天下为耳目，广开聪明，使上下之间无有间隔，为是故耳。臣犹记开元之初，宋璟为相，凡朝政得失，四方利病，往往直言无隐，故主上聪明日广，天下赖以治平。近年以来，在廷诸臣，惟恐直言得罪，以为忌讳，每事只阿顺谄谀，徒取容悦而已。是以人主深居禁中，耳目有限，阙门之外，皆不得知，上下隔绝，奸宄恣行。臣在草野，必知国家有此祸乱，不待今日。但君门远于万里，下情不得上通，向使事不至此，则陛下高拱九重，无繇与百姓相接，臣亦何能仰睹天颜，而诉此衷曲乎！”玄宗说：“此朕往时昏蔽不明，致有今日，实其自取，虽复追悔，亦何及哉！”因慰谕郭从谨而遣之，以谢其殷勤之意焉。繇是观之，此一君之身耳，当其清明，直臣在朝，民情无所蔽则治；当其昏惑，佞臣在朝，民情无所诉则乱。方其治也，端居九重，玉食万方而有余；及其乱也，道路播迁，粝食充饥而不足。治乱安危之几，亦可畏矣。况幸蜀之举，又失策之甚者，安有为天下主，乃委弃其宗庙社稷、九族百官于贼，而苟图自全者乎？且蜀地虽险，偏安一隅，可以退守，不可以进取。向非天意祚唐，百姓拥留太子，收兵灵武，克服两京，则天下事去矣。然则人君守社稷，即有急难，国都岂可轻弃哉！

原文 　太子至平凉数日，朔方留后杜鸿渐迎太子于平凉北境，说太子曰：“朔方，天下劲兵处也。今吐蕃请和，回纥内附，四方郡县大抵坚守拒贼，以俟兴复。殿下今理兵灵武，按辔长驱，移檄四方，收揽忠义，则逆贼不足屠也。”秋七月，太子至灵武。裴冕、杜鸿渐等上太子笺，请遵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许。冕等言曰：“将士皆关中人，日夜思归，所以崎岖从殿下远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离散，不可复集。愿殿下勉徇众心，为社稷计。”笺五上，太子乃许之。是日肃宗即位于灵武，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至德。

直解 　平凉，即今陕西平凉府。朔方，即今宁夏地方。署掌节度使叫做留后。灵武，即朔方镇城。马嵬是驿名，在今陕西兴平县地方。先是禄山攻破潼关，玄宗出奔幸蜀，行至马嵬驿，父老百姓都遮道请留。玄宗不住，命太子在后面宣慰。那父老人等遂拥住太子，请回兵兴复长安。玄宗因宣旨传位，太子不受。于是车驾西幸，太子领兵北行，至平凉，屯驻数日。时有朔方留后杜鸿渐闻太子此来，欲请至朔方共图匡复。乃令人整顿资储，亲自迎接太子，至平凉北境，因说太子道：“朔方一镇，士马精强，四方无比，乃天下劲兵处也。西面则吐蕃请和，北面则回纥内附，皆可以借兵入援。内而四方郡县虽被贼攻掠，然大率都为国家坚守拒贼，以待大兵东讨，兴复社稷，可见天下大势未至动摇。今殿下只驻劄灵武，整兵蓄锐，按辔徐行，长驱而进，传布文檄于四方，收揽忠臣义士，以为己用。将见四方人心，闻风响应，出兵勤王，唯恐或后。量这些逆贼岂有不屠灭者乎！”太子从其言。秋七月，遂至灵武。时又有河西司马裴冕也在灵武，与鸿渐图谋，因见玄宗入蜀，恐人心离散，遂上笺太子请遵马嵬传位之命，即皇帝位，以系属人心。太子以未经请命，不肯允许。冕等因说：“殿下不即大位，固是孝思。但这些从行将士都是关中人，离家远来，日夜思归。所以不惮崎岖艰难，跟随着殿下远到这沙漠穷边，无非欲乘时讨贼，希望立尺寸之功，以求爵赏。今若不正位号，则人心失望，倘或一旦解散，恐再不可收集，凭何恢复？愿殿下勉强曲徇众心，为社稷大计。”笺凡五上，太子方允其请。是日甲子，肃宗即位于灵武城南楼，遥尊玄宗为“上皇天帝”，大赦天下，改元至德。

原文 　灵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乃制：“自今改制敕为诰，表疏称太上皇。四海军国重事，皆先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俟克复上京，朕不复与事。”仍命韦见素、房琯、崔涣奉传国宝玉册，诣灵武传位。

直解 　肃宗既即位于灵武，因遣使奉表入蜀，奏知玄宗。使者至蜀，具陈群臣恳请，太子辞避之意，玄宗大喜说道：“朕避贼西行，中原无主，天命人心皆归太子。吾儿此举，上应天命，下顺人心，使宗社有所付托，苍生有倚寄，吾复何忧！”乃下诏说：“自今以后，凡朕所出的制诏敕命，改称为诰；臣下所进的表章奏疏，只称太上皇，以别于新君。天下事务，但关系军国大事，都先奏知皇帝，取其裁决以为进止，然后奏朕知道。待后克复长安，还归都邑，朕自退居别宫，不复预闻政事，悉听皇帝处分。”于是特命宰执大臣韦见素、房琯、崔涣等赍捧传国宝玺，及玉制册文，亲诣灵武，传授天位。此玄宗与肃宗父子授受之始末也。按此时玄宗既已西幸，中原无主，其事势亦有不得不然者。但肃宗久在东宫，令德素著，使其拥储副之重，称制讨贼，天下人心，谁不归之，何假位号以为重。玄宗知之，亦必致命传位，不待灵武使者之至而后发册矣。乃当时大臣不知学术，不能以道事君，致使肃宗有自立之名，而奸邪小人，又从而构煽其间。至于西内劫迁，贻讥后世，殊可惜也。

原文 　上与李泌出行军，军士指之，窃言曰：“衣黄者，圣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闻之以告泌曰：“艰难之际，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绝群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谢。上笑曰：“既服此，岂可无名称！”出怀中敕，以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泌固辞，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济艰难耳。俟贼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

直解 　唐制，三品以上官，衣紫袍。先是肃宗为太子时，曾以京兆处士李泌为宾友。及自马嵬北行，遣使召至灵武，与之图议大政，旦夕不离。尝欲以为宰相，李泌不受。适一日，肃宗与李泌同出巡视军营，军中一时不能分辨，只见军士每指着肃宗、李泌，私相告语说：“那穿黄袍的，是圣上；那穿白的，乃是山人李泌也。”肃宗要授李泌以官，正无方略，忽闻此言，因与李泌说：“方今军旅艰难之际，卿既不受官职，朕亦不敢相屈，但将士耳目所属，若只服山人之衣，恐人心疑惑，可且穿一件紫袍，以便出入。”李泌不得已拜受，因衣紫袍入谢。肃宗即笑说：“卿既穿了这样服色，岂可无官职名号。”因怀中取出一道敕命，以李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此时，皇子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故以李泌佐之，仍朝夕参谋军国大事。这是肃宗计用李泌。李泌原是隐士，不愿做官，仍固辞不拜。肃宗乃说：“卿志在物外，本是布衣之交，朕非敢以官爵相臣。但今宗社未复，国步艰难，欲暂劳弘济，不得不假以职名。待逆贼既平，天下无事，那时任你辞职归山，以行高志，不敢复强矣。”李泌见肃宗如此说，方肯受职。后来两京平复，车驾还朝，李泌果然归隐，肃宗亦不苦留矣。夫肃宗在羁旅之中，而能屈己下贤，委曲任用如此，故能扫荡胡尘，光复神器。得贤者昌，信非虚语。至于李泌以奇谋大略，历事三朝，运筹帷幄，再襄大难，而又翱翔物外，不贪荣宠。考其平生出处，与汉之子房颇有相类，固一时之间气也。

原文 　房琯喜宾客，好谈论，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轻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贺兰进明诣行在，言于上曰：“晋用王衍为三公，祖尚浮虚，致中原板荡。今房琯专为迂阔大言，以立虚名，所引用皆浮华之党，真王衍之流也。”上繇是疏之。

直解 　车驾暂驻的去处，叫做行在。板、荡，皆雅诗篇名，是说天下丧乱的意思。此时房琯自蜀奉册宝至灵武，肃宗见其仪度庄整，言语明畅，又闻他素有重名，遂倾心信任，委以政事。房琯平日喜接宾客，延揽豪俊，又好与人谈论，引拔当世知名的士人，而轻忽鄙薄那寻常庸俗的人，过于分别，不能包容，以此被他轻鄙的，都怨恨他。那时有北海太守，姓贺兰名进明者，素与房琯有隙，偶至行在朝见，遂奏肃宗说道：“晋家只为轻徇虚名，任用王衍以为三公，秉执朝政。王衍祖尚老庄，崇事浮虚，专以清谈为事，不把国家政务在意，以致人心邪僻，法度废弛，中国丧乱，沦于夷狄，其祸如此。今房琯平日也只好谈老子浮屠，遗落世事，务为迂阔大言，高自称许，以窃虚名。他所引用的也都是这般样人，浮薄虚华，言过其实，无裨世用。琯在今日，正是王衍之流，若重用之，必误天下。”肃宗因贺兰进明之言，自是遂疏房琯，不甚亲信矣。然进明之言，实中房琯之病。可见延揽人才，讲求政务，虽是宰相之职，亦必综核精审，体验真切，循名而责实，察言而观行，使浮华之人，不得售其欺，迂阔之言，不得淆其听，然后可。不然，是蹈房琯之覆辙，而踵王衍之祸机也。万世而下，君之择相，与相之择人，皆不可不知。

原文 　上谓李泌曰：“今郭子仪、李光弼已为宰相，若克两京，平海内，则无官以赏之，奈何？”对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汉魏以来，虽以郡县治民，然有功则锡以茅土，传之子孙，至于周、隋皆然。唐初未得关东，故封爵皆设虚名，其食实封者，给缯布而已。贞观中，太宗欲复古制，大臣议论不同而止。繇是赏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赏功有二害：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倘使禄山有百里之国，则亦惜之以传子孙，不反矣。为今之计，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赏功臣，则虽大国不过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岂难制哉！”上曰：“善。”

直解 　肃宗与李泌说道：“近日安禄山之乱，全得朔方节度大使郭子仪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二臣率兵破贼，立大功于国家。见今加升官阶至同平章事，都是宰相职衔，名位已极。若以后克复两京，平定海内，那时无官以赏之，为之奈何？”李泌对说：“以官赏功原非古制，盖古者设官分职，只要任那有能力的人，如其才堪为某官，方授以某官之职。至于有功之臣，则以封爵酧之，而不任以事。汉魏以来虽立郡县，任守、令以治民。然人臣立有功绩，则分茅胙土，封以国邑，使之世有其地，以传之子孙，至于后周及隋，亦莫不然。至我唐初开国时，止有关中之地，关东各路尚为群雄所据，未及版图，故一时封爵功臣，虽有国邑之号，皆是虚名。中间有食实封者，只是给以缯帛布匹而已，亦未有分土也。是自三代以来封建之法，至唐初而始废。贞观年间，太宗欲复古制，分封世袭，因大臣议论不同，其事遂止。自是以后，封爵不行，有功者多以官赏之。夫以官赏功有二不便：其人虽有功，然其才未必能称此官，而强以任之，必至于废弛职业，一不便也；官职太崇，则权势因之而重，或至骄纵难制，二不便也。不如以爵赏之，于事体为便。盖人一有爵土，则自保之念重，向使安禄山有百里之国，可以为世业，则亦谨守爱惜以传之子孙，必不谋反矣。可见赏功当以爵，而不当以官也。为今之计，俟天下既平，莫若分疏爵土以赏有功之臣，则虽国邑至大者，亦不过二三百里，只好比得今之一小郡而已，操纵指使唯朝廷所命，岂难制哉！若以官赏之，恐二者之患，不能免也。”肃宗闻李泌之言，深以为是。然赏功之典，实朝廷激劝大权。官为职业所系，固不可轻，而爵为名器所关，亦不可滥。肃宗之时，府库无蓄积，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以备赏功，至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而官爵俱滥矣。李泌虽欲复封建之法，亦不能救也。论功辨才者，宜慎之。

原文 　十一月，广平王俶、郭子仪来自东京，上劳之曰：“吾之家国，繇卿再造。”十二月，上皇至咸阳，上备法驾迎于望贤宫。上皇即日幸兴庆宫，遂居之。上累表请避位还东宫，上皇不许。

直解 　广平王俶，是肃宗长子，即代宗。唐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咸阳是西京县名，县东有望贤宫，是天子游幸的去处。兴庆宫，是玄宗旧邸，改为宫，叫做南内。肃宗初在灵武，以长子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统兵讨贼。至德二年九月，收复西京。十月，收复东京。十一月，肃宗在西京，广平王俶、郭子仪自东京来朝见。肃宗慰劳郭子仪说道：“自禄山叛乱，两京失守，我祖宗创造的基业几至丧亡。今日荡平逆贼，收复两京，朕之家国，危而复安，乱而复定，乃繇卿等奋勇效忠所致，恰似替我重新创造一番，这等大功，社稷所赖，卿辈劳苦，实切朕怀。”这是肃宗归功臣下的意思。初，肃宗收复西京时，即遣使入蜀奉迎玄宗。十二月丙午，玄宗还至西京咸阳县，肃宗即备仪仗卤簿，亲往迎接于望贤宫中。那时肃宗虽已为天子，身上还着紫袍，下马趋拜，玄宗特取黄袍着他换了。次日，玄宗入都城，暂御大明宫，宣慰百官，告谢九庙。即日，幸兴庆官，遂居之，盖退就南内，以避正殿也。肃宗屡次上表，请避天位，还居东宫，玄宗终不听从。盖其君臣父子之际，亦出于天理人情之至，而非繇于矫饰矣。惜乎良心虽见于艰难厎定之初，而私意竟昏于宴安嬖倖之后。故郭子仪再造唐室之功，不能不夺于鱼朝恩之谮；上皇兴庆宫之养，不能不迁于李辅国之谋。夫小人谗说之害人国家，可畏也哉！

原文 　十二月，平卢节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抚慰将士，且就察军中所欲立者，授以旌节。高丽人李怀玉为裨将，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繇军士废立自此始。

直解 　平卢，即今永平、卢龙等处地方。乾元元年十一月，是时河北未平，适遇平卢节度使王玄志薨，肃宗只当别命重臣往代其任，方是朝廷体统，却只为用兵之后，恐一有处分，人心摇动，遂为姑息之政，差中使往平卢军中安抚慰劳将士。因访察军中将士要立何人为帅，即授以旌节。那时平卢部下的副将李怀玉，原是高丽人，平日与副将侯希逸为党，遂杀玄志之子，而推希逸为平卢主帅，以待朝命。朝廷不得已，因从其请，即以希逸为节度副使。自此以后，各镇将士观望成风，节度使若抚恤不周，失了众心，即为军士所逐。其部下将士以私恩小惠，邀结人心的，即共推以为主帅。其废其立，皆不繇朝廷，只繇军士，实自侯希逸始也。夫人君所以制驭海内，而统人群者，不过以威福予夺之柄，在上而不在下也。今乃以军士之向背为主帅为废立，繇是偏裨士卒逐杀主帅，朝廷不治其罪，反以其位授之，而纪纲法度荡然无复存者矣。欲天下之不乱，其可得乎！然求其所以，不过一念之姑息所致也。有天下者其鉴诸。

代　宗

代宗皇帝，名豫，是肃宗长子，在位十七年。

原文 　六月，礼部侍郎杨绾上疏，以为：“古之选士必取行实，近世专事文辞。自隋炀帝始置进士科，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时，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加帖括。从此积弊，转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长老以此训子。其明经则诵帖括以求侥幸。又举人皆令投牒自应。如此，欲其返淳朴，崇谦让，何可得也！请令县令察孝廉，取行著乡闾，学知经术者，荐之于州。刺史考试，升之于省。任各占一经，朝廷择儒学之士，问经义二十条，对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罢归。又选当作道字。举亦非理国所资，望与明经、进士并停。”或以为明经、进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虽不行，识者是之。

直解 　唐时取人，有明经、进士两科。帖括，是就所书经中掩其两端，中间惟开一行，帖三字以试之，而括取萃会其义。今之科场出题试士，即其遗意也。广德元年六月，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说道：“古时选举贤士，必取其有德行之实，方荐之于朝。近世以科目取士，专校文辞，不察行检。自隋炀帝时始设进士之科，然其初犹只试时务策而已。至我朝高宗时，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将进士加词赋、杂文二篇，以考其文艺，明经加试帖之法，以验其记诵。自此以后，天下之士，皆以声病记问为进身之阶，积弊相沿，展转成俗。在朝之公卿惟以此待天下之士，而不复观其志行；人家父兄长老惟以此训其子弟，而不复教以进修。其明经亦不全通经旨，只将那有司常帖的括取萃会为书，转相诵习，以求侥幸。又明经、进士每年入试皆令投文州县，自求应举，与古人辟举征聘之意甚相背戾。如此，欲其返淳朴之风，崇廉让之道，何可得也！请如汉魏以来举孝廉之法，令天下县令各察境内孝友廉洁之人，取其德行著于乡里，而学又能通知经术者，即荐之于本州。本州刺史就所习之经再加考试，升之于尚书省。任其精通一经，不必多占，朝廷选择儒学之士，使为主司，亦不必帖经及试杂文，只问本经大义二十条，对时务策三道。经义及策全通者，为上第，即便铨注官职；经义十条中通得七条，策通得二道者，为中第，即与出身候选；其不中此格者，为下第，罢归原籍。只用一科取士，其现行明经、进士皆当停革。又开元年间，曾设道举一科，乃异端之教，亦非治国所资，望与明经、进士并停，庶不失古人乡举里选之遗意也。”此疏既上，下廷臣会议，或以明经、进士行之已久，若一旦遽革，恐士失所习，多有不便，其议遂寝。然有识之士，皆以绾言为是，惜其不行也。按杨绾之言，诚得古人兴贤举能之意，但人心不古，浇伪多端，文艺虽是虚名，犹有凭据。至于荐举行义，反开奔兢之门，其得失盖相当矣。若能于文艺之中而存尚实之意，亦未必不可以观人也。

原文 　自丧乱以来，汴水湮废，漕运者自江、汉抵梁、洋，迂险劳费。三月，以太子宾客刘晏为河南、江淮以东转运使。时兵火之后，中外艰食，关中米斗千钱。百姓援穗以给禁军，官厨无兼时之积。晏乃疏浚汴水，遗元载书，具陈漕运利病，中外相应。自是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唐世称漕运之能者，惟晏为首，后来者皆遵其法度云。

直解 　汴水，在今河南地方。江水、汉水，在今湖广地方。梁、洋，二州名，即今陕西汉中府及洋县地方。太子宾客，是东宫官名。唐时都关中，每岁漕运东南之粟，繇淮入汴，繇汴入河，繇河入渭，以达京师。自天宝以来，经安禄山、史思明之乱，中原扰攘，汴水湮塞废绝，漕运粮米，都繇江、汉二水绕从湖广地，以至梁州、洋州，迂远险阻，劳费数倍。代宗广德二年三月，以太子宾客刘晏素有心计，着他做河南、江淮以东转运使，兼领三道漕运。那时兵火之后田地荒废，年岁不登，京师内外米价腾贵，米一斗值钱千文。朝廷催科又急，百姓每耕种不及其熟，将那才结实的禾穗，拔取将来用手搓挪取米，以供给禁卫之军。就是宫中庖厨御膳，及六宫支用的，也只够得目前取用，更无多余蓄积，其匮乏如此。刘晏思量今日匮乏，实繇汴水湮塞，漕运艰阻之故，于是将汴河故道疏通挑浚，依旧接淮达河，以便转输省劳费。又念此时元载为相，居中用事，若不关白，恐有牵制，乃投书政府，备细陈说漕运的利病，使其事理晓然明白，庶不惑于浮言，中外同心，彼此相应，然后疏浚之功可成。自是汴渠复通，每岁运东南之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上下赖之。盖唐世称漕运之能者，推刘晏为第一，后来为转运使的都遵守他的法度而行，无所改变焉。

原文 　时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收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縻而已。

直解 　成德，即今真定府。魏博，即今大名府。相卫，即今彰德、卫辉两府。卢龙，即今永平府。这都是唐时藩镇之名。姑息，是苟安的意思。羁，是马络，縻，是牛缰，总是牵制的意思。这一段是史臣叙唐家藩镇跋扈事迹，见天子威命所以不行于河北的根繇，以为后戒也。代宗时，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这几人都是安禄山、史思明的将，后来安史败灭，归顺了朝廷。代宗无有远略，苟倖无事，就把他每分授为河北诸镇节度使。这几人原是背叛朝廷，曾经做贼的人，见天子柔弱，都强梁放肆，不守法度，收拾旧日禄山、思明余党，号召团结。每人拥健卒数万，整治甲兵，缮完城郭。凡文武将吏都自家私授，不请命天子；地方贡赋都自家私享，不供奉公家。朝廷既惮于振作，又畏其强悍，只是听其所为，专事姑息，不复能以法度制之。这几人虽叫做唐家藩臣，实不用其命令，不过寄一名分以羁縻之而已。按代宗即位之初，河北诸州皆已降服，若乘战胜之威，图经远之略，处置得宜，谁敢不兢兢奉命。况薛嵩辈残贼遗孽，方喙息虑死之不暇，而敢有他念乎！乃怵于仆固怀恩之邪说，分建贼帅，俾相党援，遂成藩镇之祸。河北之土地人民，迄于唐亡不复为国家所有。失在苟一时之安，而不知流患若是之深远也。然则审庙谟，揽威柄，固明主所当时时加意者哉！

原文 　四月，以杨绾为中书侍郎，常衮为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绾性清俭简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贺。郭子仪方宴客，闻之，减坐中声乐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驺从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骑。中丞崔宽第舍宏侈，亟毁之。上方倚杨绾，使厘革弊政。会绾有疾，七月薨。上悼痛之甚，谓群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夺朕杨绾之速。”

直解 　京兆尹，即今府尹。大历十二年四月，以太常卿杨绾为中书侍郎，礼部侍郎常衮为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史官因记说，杨绾为人清介简静，不嗜荣利，自奉俭素，能甘淡薄，以清德重望，为时所推仰。及拜相命下之日，在朝在野都互相庆贺，以为得人。勋臣郭子仪素颇奢侈，时方大宴宾客，盛张声乐，闻杨绾拜相，即将坐中音乐五分中减了四分。京兆尹黎幹，平日仪卫甚盛，每出入常用百余人随从，至是即日减除，止留十骑。又御史中丞崔宽，宅舍宏侈，有逾常制，至是亦即拆毁。盖因杨绾素有清俭之名，今居宰相之位，故一时大臣之奢侈者，皆惕然严惮，改其所为，而相率效法之恐后也，其为人所畏服如此。代宗乘多难之后，用杨绾为相，方倚赖他将各衙门弊政，一一厘革，以复旧制。会绾有疾，至七月中遂薨。代宗痛悼之甚，对群臣说：“想天不欲使朕致太平，若欲使朕致太平，何夺我杨绾之速耶！”夫以当时在朝之臣，多贪婪纵肆，各处藩镇因而效尤，借侈无度，一时风俗纪纲。败坏极矣．一闻相杨绾，人心回响，恪守礼法，不惟风俗移易，而纪纲亦且振兴。可见政本重地，所用得人，其效捷于影响如此。任人者可不慎哉！

原文 　平卢节度使李正己，拥兵十万，雄据东方，邻藩皆畏之。是时，田承嗣、李宝臣、梁崇义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上宽仁，一听其所为。虽在中国名藩臣，实如蛮貉异域焉。

直解 　李正己原是平卢的偏将，旧名怀玉，因与军士逐了节度副使侯希逸，代宗就除他做节度使，赐名李正己。是时，各镇皆挟重兵，然惟李正己军力最盛，拥兵十万，雄据一方。那诸镇与他邻近的，恐被他侵害，无不畏惧。李正己又与魏博田承嗣、成德李宝臣、山南梁崇义结为婚姻，相与党助，就如大树的根，据地蟠结，彼此纠缠，牢不可破，声势日盛，越发纵肆了。虽说奉事朝廷，却不用其法令，凡官爵之叙迁，甲兵之攻战，租赋之出纳，刑杀之重轻，件件自专，都不请命朝廷。代宗是个宽仁之君，一听所为，不与计较。以是名虽为中国藩臣，其实如蛮夷外国一般，不复知有朝廷矣。这一段是记唐时藩镇之横如此。夫人君之所恃以制驭臣下，使不敢窥伺者，惟有纪纲而已。李正己以偏将逐主帅，乱法坏纪孰甚焉，代宗不能讨其专擅之罪，又授之兵柄，赐以美名，繇是各镇士卒逐主帅，主帅凌天子，纪纲堕夷，威福倒置，而唐室遂不竞焉，则肃、代之姑息为之耳。故帘远堂高之防，履霜坚冰之渐，不可不慎也。

德　宗

德宗皇帝，是代宗长子，在位二十六年。

原文 　初，至德以后天下用兵，诸将竞论功赏，故官爵不能无滥。及常衮为相，思革其弊，杜绝侥倖，四方奏请，一切不与，而无所甄别，贤愚同滞。崔佑甫代之，欲收时望，推荐引拔，常无虚日，作相未及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后相矫，终不得其适。上尝谓佑甫曰：“人或谤卿所用多涉亲故，何也？”对曰：“臣为陛下选择百官，不敢不详慎。苟平生之未识，何以谙其才行而用之。”上以为然。

直解 　自肃宗至德以来，天下用兵，诸将皆争论功绩以邀爵赏，往往有市井佣贩，一立军功，即授金紫，官爵冒滥极矣。及常衮为相，欲革其弊，爱惜名器，杜绝侥倖，凡四方使职衙门有所奏请论荐，一概停止，不肯轻与，却不就中间分别品第，致使贤人愚人一同淹滞。及崔佑甫代之，欲矫常衮之弊，多收拾一时有名望的人为朝廷用，推荐引拔，常无虚日。作相未满二百日，所荐人才，除授官职者至八百人。盖常衮为官冗滥，矫之于前，却失于太刻；佑甫为贤愚同滞，矫之于后，又失于太宽。所以用人之法，终不得停当。又佑甫引荐太多，中间或有相知，致人谤议。德宗问佑甫说：“人多说卿所用之人，皆亲戚故旧，此言因何而出？”佑甫对说：“臣待罪宰相，为陛下选择百官，要得贤才称职，不得不详悉谨慎。若是平日不相识的人，何以熟知其才行而用之。必是知之素真，方敢荐用，所以不免涉于亲故耳。”德宗以其言为然。按佑甫所言，不为无见。然宰相用人，只要有至公无私之心，其心诚出于公，则虽不避亲故亦公也。若其心一涉于私，则虽举所不知，亦不免于私矣，而况于亲故乎？然则开诚心，布公道，固相天下者之要图也。

原文 　内庄宅使上言，诸州有官租万四千余斛，上令分给所在充军储。先是，诸国累献驯象，凡四十有二。上曰：“象费豢养而违物性，将安用之！”命纵于荆山之阳，及豹、貀、斗鸡、猎犬之类，悉纵之。又出宫女数百人。于是中外皆悦，淄青军士，至投兵相顾曰：“明主出矣，吾属犹反乎！”

直解 　内庄宅使，是在内管庄宅的官。豹、貀，都是兽名。淄青，是平卢节度使部内地方。淄，即今临淄县。青，即今青州府。德宗初年，励精图治，凡所为的事，都当于人心。时内庄宅使奏：“内庄宅积有诸州官租一万四千余斛。”德宗见各处军饷不足，庄宅所积有余，就将此租分散各处军士，以充粮饷。又先年外国屡献驯象，共有四十二只。德宗说：“象食兼牛马，费豢养无算；且生于炎方，其性又不习于北土；乃数十为群，饲之内厩，将安用之！”命悉放于荆山之阳。并其他所畜禽兽，若豹、貀、斗鸡、猎犬之类，在内苑供玩好者，尽数放之。又以宫女太多，一时放出数百人。夫散私蓄以给军储，纵禽兽以适物性，出宫女以恤人情，这都是帝王的盛节。德宗初政，乃兼有之，于是中外人心莫不欢欣喜悦，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睹。至如平卢李正己部下淄青军士，乃习于悖乱，不服王化的，闻朝政如此，也都弃了兵甲，彼此相顾说道：“明主出矣，我辈尚可仍前反叛乎！”夫德宗即位未及期月，而能使中外颂戴，不疾而速，强暴革心，不怒而威如此，若能率繇此道，终始不渝，则贞观之风亦岂难致乎！奈何恤民之政方行，聚敛之法继立，卒令百姓困穷，盗发都邑，而播迁之祸不旋踵矣。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斯可为万世鉴也。

原文 　先是刘晏、韩滉分掌天下财赋，晏掌河南、山南、江淮、岭南，滉掌关内、河东、剑南。至是，晏始兼之。上素闻滉掊克过甚，故罢其利权，出为晋州刺史。至德初，第五琦榷盐以佐军用，及刘晏代之，法益精密。初岁入钱六十万缗，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厌苦。大历末，计一岁征赋所入总一千二百万缗，而盐利居其大半。以盐为漕佣，自江淮至渭桥，率万斛佣七千缗；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择能吏主之，不烦州县而集事。

直解 　山南，即今湖广郧、襄等府。江淮，即今南直隶江浙等处。岭南，即今广东。关内，即今陕西。河东，即今山西。剑南，即今四川。缗，是穿钱绳子。先是代宗时，用吏部尚书刘晏为转运使，户部侍郎韩滉判度支，分掌天下财赋。自关以东河南、山南、江淮、岭南各路漕运钱粮，都属刘晏分管。其关内、河东、剑南各路属韩滉分管。至是以韩滉为太常卿，用刘晏兼判度支，并关内三路皆以属之。盖德宗素闻韩滉聚敛民财，掊克太甚，故嗣位之初，即罢其利权，仍出为晋州刺史，而专任刘晏，使之总领天下财赋。刘晏有心计，综理钱谷最为得法。肃宗至德初年，以第五琦为转运使，始榷税各处食盐以佐行军之用。及刘晏代之，盐法益加精密。起初行盐法，一岁中所入官钱不过六十万缗，及其末年比之旧额增多十倍。然处置有法，未尝掊克小民，故人亦相安，无所厌苦。代宗大历末年，总计一岁各项征税所入共一千二百万缗，而盐利逾六百万，居其大半，都是刘晏所致。又见盐法内钱粮有余，即挪借为漕运脚价，以省民间之费。自江淮起运至渭桥入仓，大率每粮一万斛用脚价七千缗，俱在榷盐内取给，用度饶足，而民不知劳。又自淮以北，于沿河地方列置巡察衙门，选择有才干的能吏为知院官，专管漕运。漕舟所至，并未尝烦扰州县百姓，而事无不集。其区画之善如此。按唐室理财之臣以晏为称首，即后世盐法漕运之详，亦皆其所创遗也。国家生财自有大道，惟是躬行俭德，戒奢靡，节赏赉，生之众而食之寡，为之疾而用之舒，则惟正之供，自足以充有经之费，公私俱利，而上下相安，固不必为巧术以夺民也。

原文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献钱三十万缗。上欲受之恐见欺，却之则无辞。崔佑甫请遣使慰劳淄青将士，因以正己所献钱赐之，使将士人人戴恩。又诸道闻之，知朝廷不重货财。上悦，从之。正己大惭服。天下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焉。

直解 　德宗即位之初，锐意太平，不似代宗姑息，一时藩镇闻风震悚。平卢节度使李正己，自来专制一方，不供贡赋，至是畏惧德宗之威，乃上表献钱三十万缗，先以货财窥视朝廷的意向。德宗欲受之，恐谓朝廷好利，反见其欺侮；欲却之，又恐显示拒绝，难于措辞。乃与宰相崔佑甫商议，佑甫对说：“朝廷举动四方所观，今固不可受之以堕其计，亦不可直却之以疑其心。请遣一使臣，往淄青慰劳正己部下将士，就将正己所献的钱赐之，使彼中将士人人感上恩德。又使各藩镇闻之，知朝廷不重货财。一以破奸雄之计，一以收天下之心，计莫便于此矣！”德宗悦佑甫之言，即行其计。正己知朝廷有人，乃大惭服。是时，天下闻之，都说德宗英明果断，将大有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焉。按佑甫此言，能通达国体，曲中几宜，使强臣悍将帖然心服，可谓善于谋国者。然惟德宗初志清明，能虚心任贤，推诚尽下，故佑甫得行其言如此。其后信用卢杞，一致朱泚之变，再激李怀光之逆，乘舆播越，宗社几危。故此一德宗也，任佑甫则几以兴，任卢杞则几以亡。人君用人听言，可不慎哉！

资治通鉴直解

卷之十九

唐　纪

德　宗

原文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征科，自立色目，新旧相仍，不知纪极。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皆总统于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直解 　这一段是记唐时设制两税赋法缘繇。版籍，即今黄册。主，是土居。客，是流寓。唐时人丁，以十六岁为中男，二十一岁为成丁。度支，是总理财政之官。唐初，赋敛之法叫做租、庸、调。每丁授田百亩，计亩起科，上纳田粮，谓之租，即今之地粮也。每人一丁一年有二十日在官差使，若免了差使，每日折绢三尺，谓之庸，即今之丁银也。每户各随其所出，上纳绫、绢等项，谓之调，即今之门银也。当时粮差只有这三样，再无别项科派，行了百余年。至玄宗之末，法久弊生，版籍已渐坏了，所载田地户口，多非实数。及至肃宗至德年间，兵戈纷扰，用度烦费，各处追征钱粮，催督紧急，当时取办又无一定之法，添设许多钱粮衙门，如盐铁度支、转运等使，都不相统摄，各人任意征科，自立名目，旧管衙门派了一番，添设衙门又派一番，新旧相仍再无休息，非复唐初租庸调之制矣。至是宰相杨炎建议，改为两税之法，先算各州各县每年应该存留费用若干，又算起运上供钱粮该用若干，而后取之于民，量其出之多寡，以为入之轻重。户不分土著、流寓，只查见居何州县，即上册寄籍；人不分成丁、中男，只审其家之贫富以为差等；为行商者，所在州县估其货物，三十分中抽取一分，使与居民一样应役，不得侥倖便利。至于居民赋税，分为秋、夏两季追征，故谓之两税。其租、庸、调旧法，并后来加派杂徭，尽为罢革。天下财赋，都着度支总领，别项添设使职不得专制，其所议如此。德宗以为便民，即于登极改元赦令中，即将此条开载，命各处守臣查核百姓丁产等级，通行此法。繇是两税定赋，遂为历代相沿通制，以迄于今矣。

原文 　初，安史之乱，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中国多故，戎狄每岁犯边，所在宿重兵，仰给县官，所费不赀，皆倚办于晏。晏有精神，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常以厚值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贱甚贵之忧。

直解 　县官，指朝廷说。不赀，是无量的意思。觇，是窥视。德宗时，刘晏为转运使，专理财赋。初，安禄山、史思明作乱，数年之间，兵戈扰攘，百姓死亡逃窜不可胜数，天下户口十减其八九，税粮无从出办，又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都自占用，不供给朝廷，所以府库之财，日加耗竭。且中国多事，每有征讨，又戎狄岁岁犯边，各处调重兵屯宿防御，军饷都仰给于朝廷，所费不可限量，凡一应军国之费，都只靠着转运使刘晏一人经理。然刘晏素有精神，能理烦治剧，又多机识，能随机应变，凡天下财货，有无通融都设法区处，曲尽其妙。常谓公私所以不足，只是物价未平，或甚贱甚贵，莫能流通故耳。乃多用工食雇募善走之人，沿途设递相望不绝，使窥探四方物价，星夜传报，虽在远方，不数日都达转运使司。一应粮食货物，如某处多余则官为之疏通，使不至太贱；某处缺少则官为之接济，使不至太贵。一轻一重之权，皆在其掌握之中。自是利归于官，既可以佐国家之用，而物价常平，天下亦无甚贱甚贵之忧，盖公私俱便矣。

原文 　晏常以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于句捡簿书，出纳钱谷，事虽至细，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常言：“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廉洁，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终莫逮。其场院要剧之官，必尽一时之选。故晏没之后，掌财赋有声者，多晏之故吏也。

直解 　句捡，是查理。符牒，即文书。刘晏为转运使时，常以为办集众事，在于得人，故其经理财赋，必选择一般通达敏捷、精力强悍又廉洁勤励的人，方肯委用。至于查理文书、收放钱粮有干系要紧处，事虽至小，必委那读书出身的士人掌管。其左右掾吏只令书写文牒，不许轻出一言，有所干预。所以然者为何？晏常说：“士人所志远大，爱惜名节，一陷赃私贿赂，犯了清议，即沦弃终身，不为时用。他看得名重似利，故多务清修，纵使居财货之地，不肯便去干染。吏胥资革原卑，虽苦行廉洁，也终不得显荣。他看得利重似名，故多有贪污，若使掌管钱粮簿书，定是有弊。所以只用士人，不用吏胥。”然其理财之法，惟晏能行之，他人效之者终莫能及。其船场、巡院要紧繁剧之官，晏俱加意拣择，必尽一时之选，不肯轻授一人。故自晏之后，但是掌管财赋有名的人，多是他旧日属官，其能用人如此。按刘晏用人之法，不止可施于理财，即帝王治天下之道，亦不外此。然士人固多为名，亦繇上人爱重他，故不肯苟且；吏胥固多为利，亦繇上人轻贱他，故无所顾惜。如两汉之时，经术吏治相兼进用，往往有起自刀笔为名臣者。可见人才之用无常，全在上之人所以鼓舞作兴者何如耳。此又用人者所当知也。

原文 　晏又以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丰则贵籴，歉则贱粜，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丰处卖之。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若干蠲免，某月须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繇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

直解 　知院官，是各道掌巡察的官。买谷米叫做籴，卖谷米叫做粜。不稔，是谷不熟。史臣记说刘晏理财，不是敛民以足国，以为财用不足皆户口消耗之故，若户口滋多，则生之者众，赋税自广，何患不足，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于诸道各设知院之官，使时时巡察州县利病，每旬月，必开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关白使司。如丰处谷米有余则增价而籴，使不积于无用；歉处谷米不足则减价而粜，使不苦于艰食；或歉处多杂货，就将谷米易买之彼中，以供官用；或丰处少杂货，就将所易的于彼处卖之。其有无相济，变通不滞如此。又以民之饥荒，朝夕待哺，若待其申请而后济之，则展转废时，民不沾惠，乃令知院官先时巡察，才见某州某县有凶荒不熟的端绪，便预先酌量分数申报使司，某处须蠲免几何，某处须救助几何，晏即预为经理。至期，不待州县申请，就奏行蠲免救助，应民之急未尝后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恤之也。自是民得安居乐业，无流离死徙之患；户口日益蕃息，比初时增了三分之一，而赋税渐广，国用充足矣。夫自古言利之臣，莫不以聚敛为富国，以蠲助为病国，卒之国与民两受其病。晏独以养民为先，通其有无，时其蠲助，使天下沾实惠，而国亦未尝不足，可谓知理财之要矣。有天下者，慎无剥民以富国哉！

原文 　晏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艘给钱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晏曰：“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完矣。若遽与之屑屑较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其后五十年，有司果减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计费以给之，无复羡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晏为人勤力，事无闲剧，必于一日中决之，不使留宿。后来言财利者，皆莫能及之。

直解 　扬子，即今直隶仪真地方。锱，是八两。铢，是半分。史臣记刘晏为转运使，于江、汴、河、渭各造运船，在扬子地方置十处官场造船，每船一只给与料价钱千缗。或曰：“造船所用实不及五百缗，恐虚费太多。”刘晏说：“不然，费用固当节省，然论大计者不惜小费，人凡举一事，必须为永久之虑，不要只算目前。今创立船场，执事人役众多，必先使他私用宽裕，不至窘急，则所造官物自然坚固完实。若屑屑计较于锱铢之微，使之无所利赖，必不乐就，且弊孔定不能革，徒使官物不得坚好，安能久行乎！后日掌漕运的必有患吾所给太多而减之者，若但减得一半以下犹可支持，若过一半则不能运矣。”刘晏没后五十年，有司果将造船之费减了一半，至懿宗成通年间，有司估价犹以为多，乃计算他造船一只实费多少，照数给与，无复羡余。繇是所造之船越发脆薄易坏，不能行远，而漕运之法遂废，果如刘晏之言也。刘晏为人勤敏强力，掌管天下钱粮，事务丛集，他不论事之优闲繁剧，必于当日决遣，不使留至明日。文移上下绝无停滞，吏胥人等无繇作弊。因他才力过人，万事处置得法，一时国课充足，公私两便，后来言财利者皆不能及也。盖唐时善理财者莫过于刘晏，故史臣记其事独详。至于论大计不惜小费之语，真经国之远猷，万世所不可废也。盖天下之事，要图经久坚完，财必不可省，要图目前节省，事必不能就。世有动大众，兴大役，而以费半功倍，炫一时之功者，而不知其成易坏，则其费愈多，不惟无益而且有损者也。为国者可不察哉！

原文 　子仪为上将，拥兵，程元振、鱼朝恩谗谤百端，诏书一纸征之，无不即日就道，繇是谗谤不行。尝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于人若干年矣！”李灵曜据汴州作乱，公私物过汴者皆留之，惟子仪物不敢近，遣兵卫送出境。

直解 　汴州，即今河南开封府地方。史臣记唐自安史之乱，宗社几亡，赖郭子仪克服两京再造唐室。那时大盗虽除，中外多事，子仪身为大将，总统兵马，功烈既高，声势又重，权倖小人如程元振、鱼朝恩等，平素嫌他不来附己，嫉妒他的功业，早晚在天子面前百般谮毁，说他强梁难制，恐为国患，天子心中不能无疑。然子仪忠顺小心，朝廷但有片纸召他无不即日起程，不敢时刻淹缓，与其余将帅拥兵倨傲者不同，繇是天子知子仪纯心为国，无有他念，程元振、鱼朝恩虽终日谗谤，毕竟不听信他。是时藩镇跋扈，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最称强悍，子仪尝遣使至承嗣处，承嗣西望之，指其膝谓使者说：“此膝不屈于人久矣，今日特为令公下拜耳！”又汴宋留后李灵曜，窃据汴州作乱，凡公私财货经繇汴梁过者，都强夺留下，不肯放行，惟有子仪的物货乃不敢近，且遣兵护送出境，以防他盗。盖繇其忠诚之至，无感不通。故上为主所信，而谗间者沮其谋；下为众所归，而强暴者服其德。不徒以其功绩之茂也。

原文 　校中书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钱二万缗，私产不在焉，府库珍货山积。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为朝廷显官。诸孙数十人，每问安，不能尽辩，颔之而已。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瑊辈皆出麾下，虽贵为王公，常颐指役使，趋走于前，家人亦以仆隶视之。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终。其将佐至大官，为名臣者甚众。

直解 　中书令，是宰相职名。唐时考课之法，一年一考。颔，是点头。口傍为颐。颐指，是以口指使。史臣又记说郭子仪历事三朝，为中书令极品官，凡经二十四考，其久如此。官高禄厚，每月俸钱所入多至二万缗，其田庄房产所入还不在此数内，所以他府库中珍货堆积如山。家中人口多至三千，有八子、七婿，都做朝廷显官。诸孙数十人，每至子仪处问安，人多不能尽辩，只点头而已。当时领兵大将如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瑊辈，起初都在子仪麾下为偏裨小校，后来繇子仪任用提拔，各以才能树立功业，皆为节度使、副元帅，封户数百，贵为王公。虽是这等贵盛，子仪还照先日颐指役使，令奔走趋命于前，如仆隶一般。即家人见此三人，亦以寻常仆隶视之，不觉其为王公也。是时子仪忠诚孚于人心，勋业盖乎宇宙，天下之势，悬衡在他一个人身子上，有他则天下安，无他则天下危，如此者将至三十年。唐祚所危而复安不至中绝者，子仪之力也。凡人勇略震主者身危，子仪则功盖天下而主不疑；凡人处高位者多惧，子仪则位极人臣而众不疾。晚年勋爵崇隆，子孙贵盛，其所自奉虽若穷奢极欲，然人亦皆视为宜然，不以为非也。年至八十五，竟以令终。其麾下将佐后来相继立功，至大官为名臣者甚众，不特浑瑊等数人而已。夫自古人臣建大功于国，苟非遇明昌之代，鲜有不蹈危疑之灾者。唐之中叶，肃、代及德，暗陋多忌，一时建功之臣若建宁之与定大计，光弼之荡除巨憝，皆鲜克令终，甚者父子不保，其时可知也。乃子仪忠义天值，一以至诚不二之心，始终不渝，卒至见信猜忌之主，安定国家，完名令终，可为万世人臣之矩范矣。

原文 　初，上在东宫，闻监察御史陆贽名，及即位，召为翰林学士，数问以得失。时两河用兵久不决，赋役日滋，贽以兵穷民困，恐别生内变，乃上奏，其略曰：“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将虽材不为用。”又曰：“将不能使兵，国不能驭将，非止费财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灾。”又曰：“无纾目前之虞，或兴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矣。”

直解 　两河，是河南、河北地方。德宗初为太子在东宫时，即闻监察御史陆贽的才名。及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在禁中侍直，常常访问他以朝政得失。那时两河藩镇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连兵拒命，朝廷调各路兵马讨之，相持数年，胜负不决。军饷之费每月至一百余万，赋税差役日日滋多，民间不胜其苦。陆贽见师老财匮，人心不安，恐别生内变，乃上疏陈奏，其大略说：“国家用兵，欲克敌制胜，不在兵之多寡，要紧在将得其人；朝廷驾驭将帅之方，又在操得赏罚之柄，以鼓舞激劝之。将非其人，则调练无法，调度失宜，兵虽多亦不足赖；操失其柄，则赏不当功，罪不当罚，将虽才亦不为用。”又说：“主将若不能驱使兵士，朝廷若不能驾驭将帅，必至旷日持久，不能成功，不但虚费钱粮，养成危乱，且恐法度不行，终为大害。就如火一般，若不收敛戢灭，光焰一起反自焚烧，其灾非小。”又说：“当今事体，不要只益兵讨贼，图解眼前的近忧，还恐或兴起意外的祸患。盖百姓是邦家的根本，必百姓安然后国安。财货是百姓的心，必轻徭薄赋，然后得民心之归向也。若征科太急，剥削太甚，则必伤民之心。民心既伤，则邦本不固，卒有异外之变，必土崩瓦解，不可收拾。譬如树木，其根本既伤，其枝条必皆颠瘁，无复生意矣。然则欲固邦本，岂可不救人心；欲救人心，岂可不轻赋役哉！”按陆贽此言，极为切要。盖将兵之权，繇于将将；足兵之道，本于足民。二者内修外攘之大机也。德宗当强臣跋扈之时，以猜忌待群下，既无御将之权，而横征暴赋，竭泽以渔，又敛万民之怨，卒致播迁之患，非不幸也，可以为永鉴矣。

原文 　又论关中形势，以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隶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之半，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承平渐久，武备浸微，虽府卫具存，而卒乘罕习。故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一举滔天，两京不守。是皆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柢之虑。陛下追想及此，岂不为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众，远在山东，神策六军之兵，继出关外。关辅之间，征发已甚，宫苑之内，备卫不全。万一将帅之中，有如朱滔、希烈，或负固边垒，诱致豺狼，或窃发郊畿，惊犯城阙，未审陛下复何以备之！陛下倘过听愚计，所遣神策六军李晟等及节将子弟，悉可追还。明敕泾、陇、邠、宁，但令严备封守，仍云更不征发，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罢京师及畿县间架等杂税，则冀已输者弭怨，见处者获宁，人心不摇，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直解 　陆贽又与德宗论关中形势，说道：“王者虽以尚德为要，然必积蓄威力使人心詟伏，然后恩德可以宣布。若专用恩惠，偏废了威，则纪纲不振，而国势危。王者虽以四海为家，然必自居于重，以驭其轻，使天下之势在己，就如持着刀剑把柄在手，才得宰割方便。若轻重倒持，则必受制于人，而事势逆。夫王者建都所在，乃四方根本，必根本坚固，乃可以控制四方。故天下大势，当使王畿重，四方轻。昔太宗既定大业，于各路设置折冲诸府统率官兵，分属京师禁卫，总计天下诸府共有八百余所，而在关中畿辅之地者乃有五百。举天下之兵不及关中一半，使京畿之势常重，四方之势常轻，其居重驭轻之意明矣。自后承平渐久，武备浸微，虽府卫之名犹存旧制，而兵马缺乏，不复练习。至于玄宗崇尚边功，强兵劲卒尽在北边，于是天下大势偏重在外，京师反轻了，就如倒持刀剑，以把柄递与人的一般。于是安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一旦举兵叛逆，其势洶涌，恰如洪水滔天，东西两京相继失守。所以致此者，皆因畿辅空虚，禁兵单弱，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本之虑。故意外之变起于仓卒，征兵四方急不能救，前事不远可为明鉴。陛下若追思及此，岂不为寒心哉！今拱护京畿止有朔方、太原诸镇，守卫宫阙止有神策六军，自两河用兵以来，先后调遣马燧、李怀光统率朔方、太原之众，远在山东；李晟、哥舒曜统神策六军之兵，继出关外。关辅之间，征发兵粮，搜括太甚；官苑之内，禁军尽出，守卫多缺。腹心之地空虚至此，万一各镇将帅中，有如朱滔、李希烈之辈，生心不轨，或是负固于边垒，诱引蕃夷合谋入寇，或是窃发于郊畿，乘虚作乱，惊犯城阙，那时京畿无出征之师，仓卒又不能入援，不知陛下将何以备之！祸机所伏，真可为寒心也。陛下倘误听臣之愚计，所遣神策六军将士李晟等，并近日节将子弟召遣东征者，尽数取回，以守卫宫阙。明诏泾原、陇右、邠宁三镇只着严备封守，再勿调发，使知各保安居，皆有固志。又降恩诏，将京师及畿内各县近日所添间架等项杂税，尽为停罢，庶乎民之已输纳者可消怨望，兵之未调发者又得宁居。人心不摇，则根本牢固。四方例僭乱从容图之，当渐次可平也。”陆贽此言，于当时事势甚为切当。德宗方锐意用兵，竟不能用。夫居重驭轻之势，在王畿固所当先，而防微虑患之机，在禁地尤为至要。士庶之家，门户堂室犹当严谨，况人主九重之居，而守卫不全，岂不深可虑哉！然当时所谓禁兵，自调征外虽列名尺籍，日给官饷，其实身居市井，自不知兵，虚名而已。以故泾原叛卒，称兵向阙，召禁军无一人至者，而车驾遂出奔矣。使早从陆贽之言，以根本为计，岂至是哉！

原文 　上与陆贽语及乱故，深自克责。贽曰：“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繇人事。”贽退，上疏，以为：“陛下征师日滋，赋敛日重，内自京邑，外洎边陲，行者有锋刃之忧，居者有诛求之困。是以叛乱继起，怨讟并兴。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谏诤之列，有备卫之司，见危不能竭其诚，临难不能效其死，臣所谓致今日之患，群臣之罪者，岂徒言欤！”

直解 　洎字，解做及字。怨讟，是怨谤。德宗时，因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反叛，召泾原等道兵马讨之，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统兵至京，其军士亦乘间作反。那时京师禁兵只有空名在籍，召之并无一人至者，德宗仓卒无计，遂出奔奉天以避之。姚令言就迎先任卢龙节度使朱泚为主，据了京师。朱泚日夜围攻奉天，德宗在围城中与陆贽说致乱根繇，引为己过，深自切责。陆贽对说：“今日之患，陛下固当引以自责，然使在位群臣各效其职，其祸必不至此。以臣看来，都是群臣之罪。”德宗又说：“国家治乱亦有定数，先年术士桑道茂预知朕有离宫之厄，说奉天有天子气，今日朕逃难至此，可见天数已定，非尽繇于人事也。”贽退而上疏，说道：“祸福之来，未有不因人事感召者。陛下三年之间，锐意讨贼，两河之役一时并兴，今日征师于泾、陇，明日征师于邠、宁，既无虚日；今日赋商钱僦质，明日税间架、陌钱，又无宁时。所以内自京邑，外及边陲，行军者委身于敌，有锋刃之忧；居家者输财于官，有诛求之困。人心洶淘，衅孽日生，致叛乱之谋相继而起，怨谤之语杂然而兴。当是时，谁不知非常之变近在目前，只陛下不闻耳。夫朝廷设立群臣布列左右，正欲其事事尽言，人人尽职，持其危而扶其颠耳。今陛下大之则有股肱之臣，近之则有耳目之任，居言路则有谏诤之列，任兵戎则有备卫之司，平居高爵重禄，未尝之人，乃至见天下之危，皆闭口不言，谁能先事而竭其诚悃？当大难之冲又袖手无措，谁能临事而致其死力？至使乘舆播越，君辱国危，国家何负于臣，而泄泄若此。臣所谓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者，信非徒言也。”按当时群臣非惟不能谏，不能死，实导之。其重敛也，以韦都宾、赵赞等；其禁兵不至也，以白志贞等。至欲以百口保朱泚之不反，则卢杞之罪尤有不胜诛者。然以贽之恳疏，而德宗犹不悟，复信杞言以激李怀光之变。唐祚之不振，其君臣皆不得辞其责矣。

原文 　“臣闻理或生乱，乱或资理者，有以无难而失守，有因多难而兴邦。今生乱失守之事，则既往而不可复追矣；其资理兴邦之业，在陛下克励而谨修之。何忧乎乱人，何畏乎厄运！勤励不息，足致升平，岂止荡涤袄袄当作妖。氛，旋复宫阙而已。”

直解 　理，是治。妖氛，是邪气，以比当时乱臣。陆贽疏中又说：“治乱之机，每相为倚伏。故有当治平之时，不期于乱，而或以生乱者；有遭危乱之祸，不期于治，而或以资治者；有因国家无难，而反失其守者；有因国家多难，而反以兴邦者。盖太平无事之时，君心怠肆，人事多不能修，故天降之祸，致生乱而失守；艰难多事之时，君心警惕，人事不得不修，故天降之福，致资理而兴邦。其机在人而不在天，此无足疑者。今日之患，正坐生乱失守之弊，其事已往，不可复追矣。其资理兴邦之业，则在陛下惕然自奋，以天命为必可回，以治平为必可复，兢兢业业，克励而谨修之，则转祸为福，捷于影响。寇兵虽炽，寻当伏诛，何忧乎乱人；大运虽危，寻当复泰，何畏乎厄运。且自此而益加勤励，勉勉不息，所以资理者在是，所以兴邦在是，升平之业，致之有余，岂但荡除邪秽，旋复宫室，仅仅守其故常而已哉！此臣所以断然谓天命繇人，而重有望于陛下也。”夫德宗惑于术士之言，方谓人不可胜天，而贽疏中专以克修人事为主，诚不易之论矣。然人君当患难在前，其克修也易；当太平无事，其克修也难。故资理兴邦之业，在中主亦可庶几，而生乱失守之事，虽英君犹或不免焉。此复隍之戒，日中之忧，所以必于丰泰之时也。有制治保邦之责者，尚鉴于斯。

原文 　李怀光自山东来赴难，数与人言卢杞、赵赞、白志贞之奸佞，且曰：“吾见上，当请诛之。”既解奉天之围，自矜其功，谓上必接以殊礼。或以怀光之言告卢杞，杞惧，言于上曰：“怀光勋业，社稷是赖，贼徒破胆，皆无守心，若使之乘胜取长安，则一举可以灭贼，此破竹之势也。今听其入朝，必当赐宴，留连累月，当作日字。使贼入京城，得从容成备，恐难图矣！”上以为然。诏怀光直引军屯便桥，与李建徽、李晟刻期共取长安。怀光自以数千里竭诚赴难，破朱泚，解重围，而咫尺不得见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为奸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鲁店，留二日乃行。

直解 　德宗以朱泚之乱，出幸奉天，贼兵攻围经月，城已将陷，那时得朔方节度使李怀光领兵入援，大败贼兵，奉天围解。怀光自山东来赴难时，思量这祸乱之繇，皆因卢杞为宰相，处置乖方，赵赞领度支，赋敛繁重，白志贞掌宿卫，卖放禁军，遂使贼徒倡乱，车驾蒙尘，都是这三人所致。恨其欺君误国，心甚不平，途中常与人说：“这三个是奸佞小人，我这一去若见了天子，必然奏请诛之。”及解奉天之围，自矜其功，指望朝廷召入行在，待以殊礼，却不知已有人将他路上的言语，说与卢杞知道。卢杞大惧，即设一计，奏德宗说：“怀光功业乃社稷所倚赖，贼徒为怀光所败，已惊惧破胆，虽逃入长安，亦皆无固守之心，若使乘胜进取长安，则一举可以灭贼，而神都克复在即矣。今若听其入朝，须当赐宴犒劳，留连累日，使贼入京城，得以从容设备，恐难图矣。”卢杞之言，虽似有理，其实是怕怀光入朝说他罪过，故假此疏远之。德宗不悟其诈，只道他说的是，即诏怀光不必入城朝见，直引军进屯长安城外便桥地方，与各镇节度使李建徽、李晟连兵讨贼，刻期共取长安。怀光自以从数千里外竭忠远来赴难，破了朱泚，解了重围，如此劳苦有功，而离行宫咫尺之近，不得一见天子，心中怏怏不乐，说：“我今已为奸臣所排陷，自此以后必不见信于朝廷，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奉天东南鲁店地方，逗留二日方行，盖已无心为国矣。夫当时奉天之围，真危急存亡之秋，怀光间关破贼，保车驾于围城之中，其功可谓大矣。德宗乃以卢杞之言不使一见，竟至于激反，岂不误哉！然卢杞之奸佞阴险，不独于怀光为然，如忌张镒之忠直，欲出之于边镇，则曰凤翔将校班秩已高，非宰相幸臣不能镇抚；忌颜真卿之德望，欲陷之于贼营，则曰真卿三朝旧臣，名重海内，人所信服。可见小人欲倾陷君子，若直指以为恶，人主未必肯信，必是阳称其美，以行排陷之计，然后听者不觉而堕其计中耳。此人主所当审察也。

原文 　上问陆贽以当今切务。贽以向日致乱，繇上下之情不通，劝上接下从谏。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损上益下曰益，损下益上曰损。夫天在下而地处上，于位乖矣，而反谓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处下，于义顺矣，而反谓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约己而裕于人，人必悦而奉上矣，岂不谓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岂不谓之损乎！”

直解 　乾、坤、泰、否、益、损都是《易经》上卦名。德宗在奉天城中，思寇兵难退，贼臣尚据长安，乃召翰林学士陆贽，问当今拨乱反治，何者最为切务。陆贽以祸乱之兴必有繇致，向日致乱，繇上下之情不通，今日之务，莫有切于通上下之情者。因劝德宗接下从谏，凡文武群臣朝见的时候，必特加延接，备询得失。至于上疏建言的皆曲赐嘉纳，惟取其有益于治，虽犯颜逆耳亦不必计也。又奏说：“圣人作《易》别卦取象，皆有深意。乾卦在下，坤卦在上，合而名之曰泰卦。坤卦在下，乾卦在上，合而名之曰否卦。巽卦在上，震卦在下，叫做益卦。其彖辞说，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艮卦在上，兑卦在下，叫做损卦。其彖辞说，损下益上，其道上行。夫乾，阳卦，其象为天，为君。坤，阴卦，其象为地，为臣。天在下，地处上，似于尊卑乖错，却反为泰者，盖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则万物化生，就如君臣交而庶政谐和的一般，所以取通泰之义。君在上，臣处下，似于尊卑之义为顺，却反谓之否者，盖上泽不下流，下情不上达，则治道壅隔，就如天地闭而万物不生的一般，所以取否塞之义。损上益下，如何反谓之益，盖上能省约自己用度，轻徭薄赋，使民生家给人足，那百姓每必欢忻感戴，乐出所有以奉君上，这是君民两得其利，安得不谓之益乎？损下益上，如何反谓之损，盖上若蔑视下民，横征暴敛，唯图肆行己志，那百姓每必生怨咨，甚者至于背叛，这是君民两受其害，安得不谓之损乎？夫明于损、益之义，则必散财得民，而君民之情可通矣。明于否、泰之义，则必虚己接下，而君臣之情可通矣。上下之情既通，将使和气充塞，万邦咸谧，何寇盗之足虑哉！”盖德宗天性严忌，以法绳下，不肯虚怀延访，与群臣相亲，故郡邑之志，不达于朝廷，朝廷之情，不通于殿陛，其上下之不交甚矣。又立间架、除陌之法，厚敛小民，聚天下之财，以充琼林、大盈二库，真所谓损下以益上者，是以群臣疑阻，众庶离心，逆贼内讧，强藩外叛，国之不亡者幸耳。否、泰、损、益之机，此非其大验耶！陆贽究祸乱之繇，反复开陈如此，不特一时之急务，诚万世君道之大端也。

原文 　贽以人君临下，当以诚信为本。谏者虽辞情鄙拙，亦当优容以开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辩，则臣下何敢尽言。又曰：“臣闻仲虺赞扬成汤，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吉甫歌诵周宣，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又曰：“为下者莫不愿忠，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两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通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

直解 　仲虺，是商汤的臣。吉甫，是周宣王的臣。阙，是过失。陆贽因德宗以推诚待下为悔，又恶谏官彰己之过，恐其猜忌益深，言路益塞，故上疏说道：“人君临御臣下，既赖之为股肱耳目，则当视之为腹心，一以诚信为本，无所猜防，乃是一体之义，正不当以推诚为失而悔之也。至于人君行政少有差失，为臣者分当谏诤，虽其词情鄙俗拙直，亦须曲谅其心，优容嘉纳，以开敢言之路。若是人君怀不信之心，而有拒谏之意，震之以雷霆之威，折之以聪慧之辩，则臣下人人自危，谁敢尽言，以犯不测之怒，后虽欲闻其过失，何可得哉！”又说：“人君所以拒谏者，只是恶人说他的过失。盖不知过失人所必有，亦自不妨，只要知而能改耳。故仲虺作诰以美成汤，曰：‘惟天锡王勇智，改过不吝。’吉甫作诗以诵周宣，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夫仲虺不称汤之无过，而称其改过；吉甫不美宣王之无阙，而美其补阙，则过之不必讳亦明矣，而人君又何以拒谏为哉！”又说：“人臣以身许国，莫不愿忠于上，人君以身临民，莫不求至于治，其相须亦甚殷矣。然而下每苦上之不得其理，上每苦下之不尽其忠，这是何故？盖因上下之分，大相隔绝，两情不得相通故也。夫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通于下，其相遇宜甚易矣。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又是何故？盖因上下之间，各有所失，其弊有九，不能尽去故也。”夫君臣本以义合，有了一弊，便为害义而不相合，况九弊不去，如之何能使两情之相通哉！然则为君为臣者，固当各去其弊，而感倡之机，又在人君以诚信为本而已。

原文 　“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又曰：“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贤；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彰我之能从。有一于斯，皆为盛德。”上颇采用其言。

直解 　愎，是刚狠。愞，是柔怯。陆贽疏中又说：“君臣之情不通，固繇于九弊之不去，然所谓九弊者，上之人有其六，下之人有其三。何谓上之六弊？一是好胜而不肯下于人，二是耻闻过而忌于直谏，三是骋辩给而折人以言，四是眩聪明而虞人以诈，五是厉威严而不能降情以接物，六是恣强愎而不能引咎以受规。这六件是君上的弊。何谓下之三弊？一是谄谀以阿君之好，二是顾望以希君之宠，三是畏愞以避君之威。这三件是臣下的弊。君有此六弊，则日尊于上而不肯顾其下；臣有此三弊，则日卑于下而不敢通于上。堂陛之间，交相疑忌，两情何繇而通，天下何繇而理。然则欲求治者，必通两情，欲通两情，必去九弊而后可也。”又说：“人君纳谏不违，非以彰过，适足增美。故谏者之多，繇我乐谏以来之也，岂不表我之能好；谏者之直，繇我奖谏以励之也，岂不示我之能贤；谏者之不实，至于狂诬，繇我能容之也，岂不明我之能恕；谏者之不密，至于漏泄，繇我能用之也，岂不彰我之能从。四者有一于此，皆为盛德之事，传之天下，载之史册，人君所以继成汤之改过，绍周宣之补阙，而显令名于无穷者，皆自此而得之矣。然则谏亦何亏于圣德，而顾欲讳之哉！”此疏既上，德宗感其言，颇采用之。按陆贽此疏，所以救德宗猜疑之失，而广其纳谏之路者，可谓恳切而著明矣。至所谓两情、九弊、四盛德之说，又可为万世之药石，不独为德宗发也。《易》曰：“上下交而志同。”《书》曰：“后从谏则圣。”自古及今，未有君臣乖疑，言路壅塞，而可以致治者。后世人君能以诚信感人，使臣下得毕志尽言，而无所疑惧，则两情通，九弊去，而盛德之事全矣，何太平之不可致哉！

原文 　陆贽言于上曰：“今盗遍天下，舆驾播迁，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人心。昔成汤以罪己勃兴，楚昭以善言复国。陛下诚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书诏无所避忌，臣虽愚陋，可以仰副圣情，庶令反侧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诏书，虽狂将悍卒闻之，无不感激挥涕。上又以中书所撰赦文示贽，贽上言，以为：“动人以言，所感已浅，言又不切，人谁肯怀！又以知过非难，改过为难，言善非难，行善为难。假使赦文至精，止于知过言善，犹愿圣虑，更思所难。”上然之。

直解 　陆贽在奉天城中，奏德宗说道：“今逆贼充斥遍满天下，车驾流离播迁，未还京邑，存亡安危，在此一举。向时朝廷行政用人，委有过误，所以人心离叛，祸乱遂成。陛下今欲拨乱反治，须是痛自引过，明告天下，以感动人心，方可转移。昔成汤遇七年之旱，祷于桑林，以六事自责，故能表正万邦，式于九围，王业勃然而兴。故虽贤圣之君，亦不以罪己为讳。楚昭王为吴兵所败，国灭出亡，国中父老送之，昭王说：‘父老可都回去，我虽失国，尔辈何患无君。’那父老感其善言，相与从之，遂复宗社。故虽败亡之君，一有善言，亦可以保国。今日之事，不过劳陛下一言而已，何惮而不为乎？陛下果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赦书诏令，痛为引咎自责之辞，无所避忌，臣虽愚陋，竭其思虑，亦可以撰拟诏章，仰副圣情，庶使反侧之徒，变其凶顽之心，而归向圣化也。”德宗是其言。后来奉天所下诏书，都是引过罪己，安抚人心的说话，各处藩镇，虽狂悖之将，凶悍之卒，听见诏书中的说话，无不感激流涕，投戈解甲，谢罪归降，而天下遂定矣。盖此时因改元肆赦，以故陆贽预有此请。德宗遂将中书省撰进赦文，与陆贽看，令其参酌详定。陆贽见赦文条款，多循旧套，不能动人，因奏说：“朝廷平日无实惠及人，有事之时，只靠这几句言语动人，其所感已浅矣。若言语又只泛常，无痛切之实，则人亦将以故事视之，谁肯归服。故今所下赦文，不得不过为罪己之辞也。”因将改革事条，开具以进。又说：“凡人有过失，能自家知道不为难，惟是知过而能改方是难事。言语辞令说得好不为难，惟是件件都能行方是难事。假使今日赦文，极其精切，亦止于知过言善而已。犹望圣虑更思其所难，过不止于能知，而期于能改；善不止于能言，而期于能行。庶乎人心可感，而太平可望矣。”德宗亦以为然，是以当时诏书感人如此之深也。按奉天赦文，实出陆贽之手，至今读之，犹能使人感动。况其时强藩梗化，未必有心造逆，或为谗邪所间，或为将校所推，不能自明，激而为变，一旦见人主开诚悔过，其忠义之心，固自有感发兴起者，所以一闻诏令，相率纳款。唐之宗社，几亡而复存者，陆贽之力也。

原文 　上于行宫庑下贮诸道贡献之物，榜曰琼林、大盈库。陆贽以为战守之功，赏赉未行而遽私别库，则士卒怨望，无复斗志，上疏谏之。上即命去其榜。

直解 　行宫，是天子驻跸的所在。庑，是两边围廊。榜，是房屋上悬的牌额。德宗在奉天，攻围既解，贡献稍丰，乃于行宫两庑之下别造二库，将各道贡献之物积贮其内，以为私藏，因题其额：一边叫做琼林库，一边叫做大盈库。陆贽以为昨在重围之中，诸将卒外御凶贼，内守孤城，五旬之间，死伤无算，卒赖其力，以收战守之功。今日财货稍余，正宜与士卒同利，乃赏赉未行，遽私别库，恐士卒从此怨望，不复有死斗之志，天下事尚未可知也。乃上疏，言：“天子至尊，不当复崇私货；士卒嗜利，不可使有怨咨。”反复千余言，甚为剀切，德宗始大悟，即令撤去其榜，示以不复私蓄，以安众心。夫人君以四海为家，其所操自有大体，所享自有大利，非惟不当私蓄，亦有不必私者。唐自天宝后，王等岁进额外之钱，积大盈库以供入主燕私，遂使万乘之贵，下同有司之守，亏体诲盗，为鉴不远，正德宗所宜深省也。而又踵行于大难甫夷之日，何其谬哉！然是时犹能听贽谋，其后为裴延龄所惑，至分建六库，以便己私，而贽且以力谏罢矣，岂非其贪鄙之性，可制于忧患，而不可挽于安乐欤！诚万世所当戒也。

原文 　萧复尝言于上曰：“陛下践阼之初，圣德光被。自用杨炎、卢杞浊乱朝政，以至今日。陛下诚能变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倘使臣依阿苟免，臣实不能！”又尝与卢杞同奏事，杞顺上旨，复正色曰：“卢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谓左右曰：“萧复轻朕！”遂命复充山东西、荆湖等道宣慰、安抚使，实疏之也。

直解 　德宗在奉天时，以萧复为宰相。萧复为人忠诚正直，不肯阿顺取容，已为德宗所不喜。一日又奏德宗说：“陛下即位之初，圣德昭明，光被海宇，天下想望太平。自从用杨炎、卢杞为相，炎则专以报复恩仇为事，杞又荧惑上听，排陷忠良，浊乱朝政，激成祸变，至今未已，天下皆知是此两人所致。今陛下诚能变更睿志，推诚纳善，图济艰难，臣敢不竭力辅导，以期匡复。若使臣依阿承顺以图苟免，不顾国家利害，则臣实不能也。”又曾与卢杞同在御前奏对，那卢杞所言都窥探德宗意旨，就顺那一边说去，全不管道理何如。萧复见其阿谀，即正色奏说：“卢杞所言，不是正理！”德宗愕然而惊，退朝与左右说：“萧复在朕前面斥卢杞，显是轻朕！”至是乃托言迁幸以来，恐江淮远方传闻过实，欲遣重臣抚慰，乃命萧复以宰相职衔充山南东西、荆南等道宣抚、安慰使，着他巡历江南一带地方，宣布朝廷德意。委任虽重，其实是出之于外，以疏远之也。夫大臣事君，惟匡救为难，若要阿谀顺旨，谁不能为。况上可以结主之欢心，下可以保己之禄位，揆之人情，亦孰不愿。但朝廷设公卿辅弼之臣，君德治道视之以为隆污，宁令阿意从欲，陷主子不义乎？古之大臣，所以忘身徇国，不惜苟免者，正以是耳。德宗乃以为轻君而斥之，忠邪倒置如此，欲求治安，其可得乎！

原文 　上在道，民有献瓜果者，上欲以散试官授之，访于陆贽。贽上奏，其略曰：“自兵兴以来，财赋不足以供赐，而职官之赏兴焉。青朱杂沓于胥徒，金紫普施于舆皂。当今所病，方在爵轻，设法贵之，犹恐不重，若又自弃，将何劝人！若献瓜果者亦授试官，则彼必相谓曰：‘吾以忘躯命而获官，此以进瓜果而获官，是乃国家以吾之躯命同于瓜果矣。’视人如草木，谁复为用哉！”

直解 　散试官，是有职衔而不管事的官。青朱、金紫，都是官员服色。胥、徒、舆、皂，都是衙门中役使的人。德宗既解奉天之围，李怀光恃功怨望，又率众作反，先遣其将赵升鸾入奉天约为内应。浑瑊知其谋，急请德宗幸梁州以避之。德宗在路上，有百姓以瓜果献者，德宗感其意，欲以散试官授之，问于陆贽。陆贽上疏，其大略说道：“国家所重者在名器，祖宗时未尝轻以与人。自兵兴以来，财赋缺乏，不足以供赏赐，乃权以官爵酬之，而职官之赏兴焉。其后滥施无度，日甚一日，穿青衣朱者纷杂于胥徒，拖金纡紫者遍及于舆皂，名器之亵，莫甚于此。今日之病正坐爵轻，朝廷设法以贵之，尚恐流弊已久，不能使重，况又自弃其法，将何劝人。且前此所授，犹谓其有死战之功也然且不可，今若献瓜果者亦以此授之，则彼有功者必相谓曰：‘我辈竭力排难，忘了躯命，仅得此官，他只进些瓜果也得此官，是国家以我辈躯命止值一瓜果矣。’视人如草木，后虽欲用人，谁肯复为用哉！此臣所以断谓其不可也。”按古之官人者，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自一命以上，非其人则不轻授，其重如此，士犹有轻之而不乐就者。后世或以入粟拜官，或以有功代赏，或以恩泽累赐，市井小夫，朝游里巷，而夕被章服，是朝廷先自轻之，欲人知所重而乐为用也，不亦难乎！陆贽此言，可谓切中时弊，诚万世人君所当省也。

资治通鉴直解

卷之二十

唐　纪

德　宗

原文 　陆贽在翰林，为上所亲信，居艰难中，虽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与贽谋之，故当时谓之“内相”。然贽数直谏，忤上意，卢杞虽贬官，上心庇之。贽极言杞奸邪致乱，上虽貌从，心颇不悦，故刘从一、姜公辅皆自下僚登用，贽恩遇虽隆，未得为相。

直解 　史臣记陆贽为翰林学士，日侍左右，为德宗所亲信。德宗在艰难危急之中，全仗陆贽谋划，虽有刘从一等为宰相，及遇军国大小事务，德宗必与陆贽商议。盖当时中书、门下两省，有宰相佐理万机，而陆贽以学士入直禁中，参预密勿，其任与宰相等，故当时称之为“内相”。虽是这等信用，然陆贽以道事君，不肯阿谀，遇事有不可，每每直言匡谏，致忤上意。卢杞为宰相专事容悦，为主上所喜，后虽因李怀光上表迫胁，不得已贬其官，然德宗心里还庇护他。陆贽极言卢杞奸邪不忠，酿成祸乱，德宗外面虽勉强依从，心颇不悦，道他说得不是。故刘从一以吏部郎中，姜公辅以翰林学士，皆自下僚登用为宰相，陆贽恩眷礼遇虽隆于二人，而未得为相，以其直谏忤旨故也。夫德宗在艰难之中，事事倚仗陆贽，非不知其忠，但以其直言违拂而惮之，遂忘其忠。见中外人心淘淘，皆为卢杞乱政，亦岂不知其佞，但以其甘言承顺而悦之，遂不觉其佞耳。可见任贤勿二，去邪勿疑，信非圣人不能也。要之直臣之事君，譬如药石，一时虽觉苦口，终赖之以保身；佞臣之事君，譬如美味，一时虽觉爽口，终因之以致病。所以古之帝王舍己从人，虚心任下，不拒逆耳之言，不罪拂意之谏，正为此耳。若德宗者，真可为明戒也。

原文 　李晟家百口及神策军士家属皆在长安，朱泚善遇之。军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亲近以家书遗晟，曰：“公家无恙。”晟怒曰：“尔敢为贼为间！”立斩之。军士未授春衣，盛夏犹衣裘褐，终无叛志。浑瑊帅诸军屯奉天，与李晟东西相应，以逼长安。

直解 　这一段是记李晟为国排难，不顾其家的说话。初，朱泚既据长安，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闻车驾播越，急引神策军从河北入援奉天。那时晟家属百口及神策军士家属都在长安城中，朱泚欲以计诱之，乃以金帛存恤其家，待之甚厚。然晟一心为国，绝不以家为念，军中有言及家者，晟即涕泣而告之说：“我辈受朝廷厚恩，就使国家无事，犹当公而忘私，今天子在何处，尚敢言其家乎！”泚尝使晟吏王无忌婿持家书诣晟营，谓晟说：“公家俱平安无事。”晟大怒说：“今万乘蒙尘，我为臣子恨不能一举灭贼，以雪国愤，敢顾其家，汝乃与贼为反间乎！”立命军中斩之。是时军势孤危，钱粮欠缺，军士未得春衣，盛夏犹披裘褐。晟能与下同苦，以忠义感发其心，所以士皆奋激，终无叛志。晟既矢心破贼，屯军东渭桥，而浑瑊又帅诸军西屯奉天，两军为掎角，东西相应，以逼长安，于是军威稍振，始有恢复京师之望矣。按是时，朱泚、李怀光连兵，声势甚盛，车驾再迁，人情扰扰。晟以孤军处二强寇之间，内无资粮，外无救援，而人心益奋，气不少衰，卒成恢复之业者，徒以一念忠义有以激之也。向使晟有一毫私家之念，人谁不解体乎！若晟者可以为纯臣矣。

原文 　上欲为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姜公辅表谏。上使谓陆贽曰：“唐安造塔，其费甚微，非宰相所宜论。公辅正欲指朕过失，自求名耳。相负如此，当如何处之？”贽上奏，以为：“公辅任居宰相，遇事论谏，不当罪之。”上意犹怒，罢公辅为左庶子。

直解 　德宗南幸梁州，长女唐安公主病没，德宗欲造塔厚葬之。宰相姜公辅以车驾蒙尘，兵食不给，乃糜费钱粮以事无用，因上表论谏。德宗怒其忤旨，遣使问陆贽说：“唐安造塔，其费不多，似无关系，非宰相所宜论谏。公辅乃上表陈奏，岂真为国家惜费，不过欲指朕之过失，显得他直言无隐，以自求名耳。朕拔擢公辅，倚为腹心，乃负恩如此，必不可容。卿谓当如何处置？”德宗此意，盖欲加之以罪也。陆贽乃上奏，以为：“公辅任居宰相，凡国家政事，不论大小，都是他的责任。所以遇事论谏，不敢曲隐，似宜优容，不当深罪也。”德宗闻此言，虽勉强曲从，而怒犹未解，竟罢公辅为左庶子。夫宰相辅佐人主，以绳愆纾谬为职，只当论理之是非，不当计事之大小。况造塔之役，一则崇尚异端，违圣王之典训；一则虚费财力，竭百姓之脂膏。真所谓作无益以害有益者。其事虽微，而关系则甚大，为公辅者岂得无言。德宗不能嘉纳，乃以指过求名恨之。夫人臣事君，惟恐不能将顺其美，岂忍指君之过以求名？惟是暗惑之主，讳其过行，故深忌而不欲闻耳。公辅之守正不阿、陆贽之惓惓开导，皆可以为后世法。

原文 　贽上奏，其略曰：“以一人之听览而欲穷宇宙之变态，以一人之防虑而欲胜亿兆之奸欺，役智弥精，失道弥远。项籍纳秦降卒二十万，虑其怀诈复叛，一举而尽坑之，其于防虑，亦已甚矣。汉高豁达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纳用不疑，其于备虑，可谓疏矣。然而项氏以灭，刘氏以昌，蓄疑之与推诚，其效固不同也。秦皇严肃雄猜，而荆轲奋其阴计；光武宽容博厚，而马援输其款诚。岂不以虚怀待人，人亦思附；任数御物，物终不亲。”

直解 　陆贽见德宗欲追寻贼党，防虑太深，故因其问及，上疏谏之。其大略说：“今车驾蒙尘，人心未定，凡有涉险远来者，正宜开诚优纳，不复猜疑，方是君人之道。若欲以一人之聪明而穷宇宙间之变态，以一人之防范而胜亿兆人之奸欺，则其势必不可穷，其力必不可胜。用智愈精，失道愈大，甚非所以收拾人心也。臣请以往事喻之：昔楚霸王项籍与汉高祖共起兵灭秦，项籍是个多疑的人，未到关中纳了秦卒二十万，恐其怀诈复叛，乃于新安城南一举而尽坑之，其防患如此之密。汉高祖是个明爽远量的人，凡天下士来归者，皆纳用之而不疑，其备虑如此之疏。然而项籍卒败于乌江，汉高祖卒代秦而有天下，这是何故？盖项氏蓄疑而不能任人，人亦以疑应之，安得不灭；高祖推诚而善任人，人亦以诚应之，安得不昌，其效自不同也。又有秦始皇为人严肃雄猜，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宜人之不敢犯矣。然燕太子使荆轲假说献燕图籍，直到秦庭行刺，秦皇几不能免。汉光武为人宽容博厚，无所猜防，宜人之易欺矣。然隗嚣使马援来谒光武，觇其动静，援见光武度量恢弘，即知帝王有真，倾心献其诚款。若此者，岂不以光武开虚心以待人，故人皆愿为依附，秦皇任术数以御物，故物终不敢相亲，亦自然之效也。夫观高祖、光武之所以兴，秦皇、项籍之所以亡，则陛下今日惟当推诚虚纳以收人心，何可过为防虑，蹈秦项之覆辙哉！”按陆贽此言，非特救德宗之失，实万世人君之要道也。盖四海至广，人君以一身临之，非宽弘不能容物，非诚实不能感人。况虚怀者亦未尝不察天下之隐，推诚者亦未尝不烛天下之奸，正不必屑屑猜防，而后可以得天下之情伪也。古之帝王所以范围一世者，皆不出此，不独汉高、光武为然。君天下者可以知所务矣。

原文 　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轻待人臣之心；思周万机，有独驭区寓之意；谋吞众略，有过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严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规；威制四方，有以力胜残之志。繇是才能者怨于不任，忠荩者忧于见疑，著勋业者惧于不容，怀反侧者迫于及讨，驯致离叛，构成祸灾。愿陛下以覆车之辙为戒，宗社无疆之休。”

直解 　区寓，犹言海宇。陆贽又奏说：“蓄疑、推诚之效，往古既有明鉴矣。若乃陛下以至圣之德，固宜坐致太平，而乱犹未弭，化犹未洽者，盖亦有故焉。良以陛下睿智首出于庶物，便以为人莫己若，而有轻待人臣之心；思虑周及于万机，便以为无恃于人，而有独御海宇之意；谋可以兼包众略，往往虑及于意外，而有过慎之防；明可以照烛群情，往往视及于未形，而有先事之察；以严厉绳束群臣，即谓任刑可以致治，而不思尚德；以威武制服四方，即谓用力可以胜残，而不肯施惠。繇是有才能者以上之不任而怨心生，怀忠荩者以上之见疑而忧心生，建功业而震主者即恐其不容，怀反侧而狐疑者又迫于见讨，上下相疑，衅端日长，以致中外离叛，构成祸灾，原其所以，皆一念猜忌之心为之也。陛下若能追咎以往之失，开诚布惠，以消群疑，譬如前面的车已覆了，后面的车不复蹈其辙迹。如此，则人心回向，而大难可平，实宗社无疆之休也。”盖德宗以聪察太过，致失人心，故陆贽以此为言。

原文 　上谓陆贽曰：“浑瑊、李晟诸军当议规划，令其进取。”贽以为：“贤君选将，委任责成，故能有功。”乃上奏，其略曰：“锋镝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变于斯须，而定计于千里之外，用舍相碍，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机，下无死绥之志。”又曰：“君上之权，特异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直解 　掣肘是牵挽其手臂，不得自如的意思。绥是战车上所执的索。死绥，是死战而不退的意思。德宗以浑瑊、李晟统领重兵将向长安，乃与陆贽说：“浑瑊、李晟两人统兵在外，若不设个方略与他，恐一时进止难定。今当议其规划，遣使宣谕，着他遵奉行事，庶免临期有误。”贽以为：“国之安危，系于一将，惟恐不得其人。既得其人，便当委任责成，方可成功。若一一从中制之，则将权轻而不得展布，责其成功难矣。”乃上奏，其大略说：“兵势无常，不可遥度，惟在为将者，因时制宜，临敌决胜而已。今锋镝之变，远在原野，而欲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之乘，变在顷刻，而欲定计于千里之外。则一用一舍，动相阻碍，或否或臧，皆蹈凶危。且上挠下柄有掣肘难运之机，则下苦中制，无效死勿去之志，败军之祸，往往坐此，关系非细故也。”又说：“君上之权，与臣下迥别。臣下为人所用，君上主于用人，惟推诚任下、不好自用者，人乃乐为我用。若阃外之事，屑屑焉欲以一身专之，则不惟事多窒碍，亦失君上之权，恐非所以奔走天下之士也。夫自古国家用兵，未有大将受制于内而能立功于外者。所以古之贤君专务择将，既得其人则假以便宜，重其事权，曰阃以外将军制之，是以人乐为用而功易成。后世文网日密，议论日多，使手足不得展布，何以责其成功？汉时冯唐谓文帝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亦是此意。”陆贽之言，将将者所宜深察也。

原文 　庚寅，李晟大陈兵，谕以收复京城，遂引兵至通化门外。泚兵大至，晟纵兵击之，贼败走。再战，又破之。贼众大溃，姚令言帅余众西走，晟屯于含元殿前，令诸军曰：“晟赖将士之力，克清宫掖，长安士庶，久陷贼庭，若小有震惊，非吊民伐罪之意。”晟大将高明曜取贼妓，尚可孤军士擅取贼马，晟皆斩之，军中股慄。公私安堵，秋毫无犯。六月，晟遣掌书记于公异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肃清宫禁，祗谒寝园，钟虡不移，庙貌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为社稷，非为朕也。”

直解 　通化门，是长安城门。股慄，是战惧之状。安堵，是安静不扰的意思。掌书记，是节度使幕下掌文书的官。露布，是报捷的表文，不用实封，露布于外，要使人都看见。虡，是悬钟的架。兴元元年，以李晟为副元帅进讨朱泚，屯兵长安城外。至五月庚寅日，李晟大陈兵马，传布号令要刻日收复京城，遂调集各路官军，进至通化门外。朱泚之兵前来迎敌，李晟纵兵击之，贼遂败走，官兵乘胜追至光泰门，与之再战，又大破之，贼众大溃。朱泚与其将姚令言帅率败残之兵，出长安西走。李晟遂屯兵于含元殿前，因传令诸军说：“晟赖众将士之力，收复京城，扫清宫掖，想这长安士庶久陷贼庭，幸得复圣朝，人人有乐生之望，若官军不知敛戢，稍有震惊，便非朝廷吊民伐罪之意。”李晟以此戒谕将士，使之遵守。适其部下大将高明曜取贼兵中妓女，商州节度使尚可孤军士擅取贼马，李晟便都拿来斩首示众。于是军中畏其威令，莫不战慄。官府民居安堵如故，秋毫无犯。远坊居民有经一宿方知官军入城者，其纪律严正如此。六月中，李晟命掌书记官于公异作露布表文，报捷于行在，中间叙说：“臣已扫荡贼氛，肃清宫禁，敬谒祖宗陵寝，宗庙之中钟虡不移，列圣庙貌犹如旧日。”这几句话是铺张恢复之功，以慰安朝廷的意思。德宗正在梁州，见了这露布，且喜且悲，因泣下说：“天生李晟，乃是为再造我唐家社稷，非为朕也。”繇是德宗驾还长安，天下遂定也。按德宗初以朱泚之乱幸奉天，继以怀光之叛幸梁、洋，山东河北群盗纵横，车驾间关险阻，命令不通，国之不亡者如线耳。一旦剪灭逆寇，克复神京，李晟之功可谓大矣。德宗徒知奖赏之于有事之时，而不能保全之于无事之日，卒之罹谗畏咎，几于不免，岂劝劳作忠之道哉！

原文 　时连年旱、蝗，度支资粮匮竭，言事者多请赦李怀光。李晟上言：“赦李怀光有五不可。”马燧自行营入朝，奏称：“怀光凶逆尤甚，赦之无以令天下，愿更得一月粮，必为陛下平之。”上许之。八月，燧帅诸军至河西，河中军士自相惊乱，怀光不知所为，乃缢而死。燧自辞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

直解 　河西，即今陕西朝邑县。河中，是李怀光屯兵的地方，即今山西蒲州。德宗虽已克复长安，而李怀光反于河西，尚须征讨。那时连年旱、蝗，财赋无所出，度支钱粮缺乏，不足以供军需。于是言事者多请下诏赦李怀光，许其自新，庶可息兵省费。李晟上疏，言：“怀光罪恶滔天，法所必讨，且赦之有五不可：一、恐乘我不备，忽惊同州；二、恐赦怀光必以晋、绛等地还之，令浑瑊无所往；三、恐起吐蕃诸夷窥觎之心；四、恐朔方将士应叙奉天旧功，赏不满望；五、恐罢诸道兵赏典不行，又生怨讟。”疏中究极利害，言之甚详。会河东行营副元帅马燧亦自太原入京，并面奏：“怀光凶逆尤甚，此而可赦，则威灵益屈，何以令天下。且其势已垂亡，臣愿更得一月粮，必为陛下平之，不足虑也。”德宗乃许之。八月，燧帅诸军至河西县。是时河中饥荒，又大将杀戮殆尽，军无统纪，一见燧军至，即自相惊乱，望风而降。怀光计无所出，乃自缢而死。河中于是悉平。自燧辞朝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果不出一月之外也。按德宗奉天之围赖怀光而解，不为无功。使是时待之以恩礼，御之有道，则不惟保全功臣，亦岂贻忧宗社。奈何惑于卢杞之奸，使其咫尺不得见天子，而怨望日深，嫌疑日积，所以酿成叛逆之谋，有自来矣。至此虽幸荡平，而天下已受其毒。小人之害人国家，可畏也哉！

原文 　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屡徼，幸不可以常觊，臣姑以生祸为忧，未敢以获福为贺。”又曰：“曩讨之而愈叛，今释之而毕来。曩以百万之师而力殚，今以咫尺之诏而化洽。是则圣主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上乃诏：“诸道与淮西连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轶，不须进讨。李希烈若降，当待以不死，自余将士百姓，一无所问。”

直解 　徼，是求。觊，是望。淮西，即今河南汝宁府地方。轶，是冲突的意思。贞元元年，李怀光既平，那时还有贼臣李希烈占据淮西，未归王化。陆贽恐有希旨生事之人，请乘胜讨之者，将使各镇自疑，激成他变，乃上疏论奏。其大略说：“方今朱泚、怀光相继诛灭，中外人心孰不称贺，殊不知战胜乃社稷大福，只可偶一得之，不可屡屡徼求。用兵本有大幸，只是适然而遇，不可常常觊望。若繇此不已，别生事端，使蓄疑负罪之人，不信朝廷诏令，兵连祸结，其害方深。臣且以生祸为忧，未敢以获福为贺。”又说：“往时河、朔、青、齐同谋拒命，朝廷曾征讨数年，愈不能屈。及降奉天赦文，一释其罪，即皆去其伪号，纳款归降。往时以百万之兵，力尽而不能服，今日以咫尺之诏，化行而不敢外，可见圣王之敷布治道，怀服暴人，唯当以德为先，而不当以兵为尚，明矣。今大难既平，正群凶观望之时，只当乘此施惠以安其心。彼淮西穷寇，可不讨而定矣，何用纷纷多事为哉！”此奏既上，德宗即从其言，乃诏诸道节度使与淮西地方境界连接者，都只各守封疆，彼如不敢侵犯，不须进讨。李希烈若能悔罪求降，朝廷当以不死待之，其部将士百姓并系胁从，皆当一体赦宥，无所追问。德宗能用陆贽之言，果然各镇藩臣安心向化，李希烈孤立无与，兵势日蹙，遂为其部下所杀，而淮西亦平矣。大抵人君治天下，有威有惠。当王纲委靡，所以整肃之者，利用威；及国势强盛，所以绥怀之者，利用惠。如天道春生秋杀，各随其时，相济而非相戾也。陆贽之言，可谓深识时务者也。

原文 　关中仓廪竭，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会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时禁中不酿，命于坊市取酒为乐。又遣中使谕神策六军，军士皆呼万岁。时比岁饥馑，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麦始熟，市有醉人，当时以为嘉瑞。人乍饱食，死者复五之一，数月，人肤色乃复故。

直解 　唐都关中，其军饷皆仰给东南之粟。德宗当兵荒之后，漕运不继，仓廪匮竭，禁军不得粮食，或自脱去巾帽，呼叫于道路说：“朝廷拘佥我每于军中，而不给粮食，恰似犯罪的人一般。”其势几欲为乱，德宗闻之，甚为忧惧。适江淮转运使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李泌急奏知德宗，以宽其忧。德宗乃大喜，即亲至东宫与太子说：“韩滉已运米至陕，军士得粮，可无他变，吾父子今日才得生矣。”时禁中乏米，不曾造酒，乃取坊市上酒入宫中，饮之为乐。又遣中使传谕神策六军，使知米至，以安其心。军士亦大喜，皆呼万岁。先是连年饥馑，兵民饥饿日久，无不瘦黑者，至是麦始熟，稍可充饥，市中间有醉酒的人，当时便比之为祥瑞，盖叹其希有而幸其仅见也。然人久馁之余，乍得饱食反为所伤，死者复五分之一。至数月后，人肌肤颜色才得复旧，盖当时疲弊之状如此。记曰：“国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德宗之时，其窘乏至朝不及夕，观其父子相慰之言，其情亦可悲矣。而天下以醉人为祥瑞，则闾阎困穷之状，又可想见，亦安在其为国乎！后世人君于仓廪盈溢之时，常念军无储饷，于宫闱宴乐之际，常思市无醉人，则所以约己裕民者，自不容己，国何患其不足哉！

原文 　以李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泌与李晟、马燧、柳浑俱入见，上谓泌曰：“自今凡军旅粮储事，卿主之；吏、礼委延赏；刑法委浑。”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职不可分也，非如给事则有吏过、兵过，舍人则有六押。至于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适失辞，卿言是也。”

直解 　吏过、兵过、六押，是各官职掌的事务，唐时吏部兵部拟选文武官员，皆过门下省审驳，用给事中二员分管，叫做吏过、兵过。中书省又有舍人六员，佐宰相判案，分押六曹之事，叫做六押。贞元三年中，以陕虢观察使李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此时功臣李晟为中书令，马燧为侍中，又有张延赏、柳浑同平章事，都是一时宰相。德宗欲以宰相分判六曹，一日，李泌与李晟、马燧、柳浑俱入朝见，德宗谓李泌说：“自今以后，凡军旅粮储之事，卿宜专管，吏、礼二部事务委张延赏专管，刑名法律委柳浑专管，庶各有分职，得以尽心料理，不至异同。”李泌对说：“不可。陛下不以臣为不才，使之待罪宰相。宰相之职不可分也，不比门下省给事中则有吏过、兵过，以分掌文武之选；中书舍人则有六押，以分掌六曹之事。至于宰相，辅佐人主责任重大，天下事务无大无小都要同心商量，共成化理，若各有专管乃是有司之职，非宰相之体也。”李泌此言甚知大体，德宗亦悟，乃笑说：“朕适才失言，卿言是也。”于是宰相分判六曹之举，遂不果行矣。考之周官，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六卿。故汉文帝问钱谷决狱之数，陈平以为各有主者。乃论宰相之职，在上佐天子理阴阳，外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职。李泌之言，盖出于此。可见人主之职在于任宰相，宰相之职在于任庶官，庶官皆得其人，则政事无不理，而相道得矣。为君相者皆不可不知。

原文 　上复问泌以复府兵之法。泌请：“铸农器，给牛、种，分赐缘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关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因屯田致富，则安于其土，不复思归。旧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满，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不过数番，则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变关中之疲弊为富强也。”上喜曰：“如此，天下无复事矣。”

直解 　长牒，是官文书，即今之长单。续食，是路上的口粮。土著，是土居的人。唐初府兵之制，兵皆土著，无事则散耕于野，更番上京，以备宿卫；有事征发，则命一卫将统之以行，事毕则各散归农。将不得握兵，而士不失常业，其法本善。但其徭役日烦，剥削日甚，以此府兵渐弱，多至逃亡。开元间，张说乃请募壮士充宿卫，号为骑。及李林甫又奏诸军皆募人为之，于是府兵之法荡然无存，下陵上替之患实坐此矣。德宗曾与李泌论及府兵，慨然有修复之志，至此，复问泌以复之之法。泌以为欲复府兵，必须土著，欲存土著，必须屯田。乃请：“多铸农器，并给耕牛、谷种，分赐沿边军镇，召募戍卒，开垦荒田而种之。夫关中土厚易生，又久荒之余地力未竭，诚及时屯种则收获必多，立可致富。戍卒因屯田而致富，则安于其土，不复有归志矣。旧制，戍卒三年一更代，今宜及其满时，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与为永业，其宗族有愿来者，又令原籍官司给长单，所过郡县给口粮以至戍所。夫有田以为常业，有宗族以为依附，则皆视戍所为乐土，谁肯去之，不过数番，戍卒皆土著矣。既为土著，则人有固志，法可举行，然后效国初之制，一一以府兵之法治之，是使关中之疲弊一变而为富强也。欲复府兵，舍此岂有他法哉！”德宗乃喜曰：“天下只因废了府兵，所以至今多事。果如卿言，则国无养兵之费，将无握兵之虞，而关中又得居重之意，天下无复事矣。”按唐制，惟府兵为近古，盖太宗亲定天下精思熟计而制之，后虽不能无弊，只宜酌量时势补其偏而救其失，奈何举其法而尽废之，使市人纳贿充数，不能受甲，甚且召之不至，而祸乱从此炽矣。德宗虽喜泌言，而终不能复，亦其积习之势然也。后世欲为守成之令主，则无务为一切目前之功，而轻变祖宗之法哉！

原文 　十二月庚戌，上畋于新虚，当作店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牛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复其家。

直解 　贞元三年十二月庚戌日，德宗偶出畋猎，至长安城外新店地方，至百姓赵光奇家内，问光奇说：“如今百姓每安乐不安乐？”光奇对说：“不乐。”德宗说：“今年各处丰稔，想民间衣食不乏，何为不乐？”光奇对说：“闾阎之间，赋役轻省，百姓才得乐生。今朝廷诏令不信于民，差赋繁重，百姓如何得安乐！且如前日诏书中一款说，自秋夏两税之外，再无别项差徭，今非两税正额，而分外诛求者比之两税其数反多。又一款说，今年丰收，令各处行和籴之法，收买民间粟麦，及至和籴时被官吏人等作弊，只是强取于民，不曾有一文钱到手。起初说，所籴粟麦都只随便纳于沿途仓次，今又着自备车牛解送京西行营，动辄数百里，车摧牛毙，将产业破尽不能支持，愁苦无聊至于如此，纵稍有收成，亦不得实用，何乐之有！每次降下诏书，开载优恤条件，有司全不奉行，不过成一空文而已，百姓何繇得沾实惠！恐圣主深居九重之中，此等情弊皆不得知之也。”德宗闻光奇之言，为之感动，命将光奇本家徭役尽为除免，以示体恤之意。按光奇之言，说尽民间疾苦，自古人主苟知百姓穷苦未有不念者。惟是苛刻有司不肯仰体德意，将朝廷诏令视为虚文，故有名为蠲免，而实照旧征收，名为赈贷而实不见一钱者。所以君忧劳于上，而民不怀，民愁怨于下，而上不知，以至人心离叛，法令不行，而土崩瓦解之势成矣。愿治之主，于此宜留意焉。

原文 　四年，上从容与泌论即位以来宰相，曰：“卢杞忠清强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觉其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独不觉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倘陛下觉之，岂有建中之乱乎！”上曰：“建中之乱，术士豫请城奉天，此盖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盖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则礼乐刑政皆无所用矣。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

直解 　贞元四年，李泌自陈衰老，请更除一宰相，协理机务。德宗难其人，未行简命，因从容与泌评论即位以来所用的宰相，说：“卢杞为人，本是忠清强介之士，人却说他奸邪，以朕观之，但见其才行可用，殊不觉其奸邪，卿以为何如？”泌对说：“人臣之奸邪使人主得而觉之，其奸犹未甚也。今天下皆言杞奸邪，而陛下独不觉其然，这是他才足以饰诈，智足以欺人，以致于误国殃民，而陛下不觉其为奸。倘陛下觉之，则必更置贤相，思患预防，岂有建中年间播越奉天之乱乎？”德宗说：“建中之乱，三年前术士桑道茂预知朕有离宫之厄，说奉天有天子气，请建城以备之，此盖天命已定，非杞所能致也。”泌对说：“天命二字，在他人皆可言之，独人君与宰相不可言。盖人君主治于上，宰相辅治于下，操纵阖辟，惟其所为威福予夺，皆自上出，是乃所以造天下之命者也。若凡事只委之于天命，则凡礼乐刑政之属，出于人所经划以为治天下之具者，一切可以不用矣，岂有是理哉！昔纣为不道，其臣祖伊告以民心弃绝之故，纣曰：‘民虽欲亡我，我之生独不有命在天乎！’卒不听，竟以此亡其国，可见人君必不可言命。陛下正宜以此为戒，不可复蹈亡国之辙也。”按建中之乱，三尺童子皆知卢杞致之，而德宗竟不悟。至于事定之后犹委之于天命，非独德宗之昏迷甚也，亦繇杞之有邪，其才辨足以惑人主之听闻，其弥缝足以蔽人主之观视，居之似忠清，行之似强介，使人主一堕其术中，即终其身而不觉，此其所以可恨也。然则亲贤讲学，虚心观理以培养其鉴别之原者，岂非明主之要务哉！

原文 　八年三月，以尚书左丞赵憬、兵部侍郎陆贽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请令台省长官各举其属。未几，或言于上曰：“诸司所举皆有情故，或受货赂，不得实才。”上密谕贽：“自今除改，卿宜自择，勿任诸司。”贽上奏，其略曰：“今之宰相则往日台省长官，今日台省长官乃将来之宰相，但是职名暂异，固非行举顿殊。岂有为长官之时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相之位则可择千百具僚。物议悠悠，其惑斯甚。”

直解 　台省长官，即今部院之长。贞元八年四月，以尚书左丞赵憬、兵部侍郎陆贽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建议，以人才众多，恐所知有限，请令台省长官各择属官贤能者举荐于朝，以待擢用，德宗已允其请。未几，有人言于德宗说：“诸司长官所举属吏，皆有情出，或受其货贿而荐之，往往不得真才。”德宗因密谕陆贽说：“自今除改官员，卿宜自加选择，不必委任诸司。”陆贽上奏，其大略说：“本朝以台省长官简拜宰相。今日之宰相，原是往日台省长官；今日台省长官，乃是将来之宰相。但是职名暂异，固非所行所举顿有不同。岂有为长官之时，不能知一二属吏之贤否而举用之，及至居宰臣之位，即能尽知千百具僚之贤否而选择之乎！今乃以诸司所举皆为不称，而欲专任宰相，则进言者之过也。物议悠悠，各生异见，其惑乱人心愈甚矣，可不察哉！”按陆贽之言，虽出于至公，然宰相职在用人，若非专任，则有不得行其职者。故必以考课之务，责之铨曹；以举荐之方，责之僚长。而为相者，虚心以察之，秉公以用之，则庶几各尽其职，而人才未有不得，天下未有不理者矣。用人者其知之。

原文 　十年，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无大小必自选而用之。宰相进拟，少所称可。及群臣有一谴责，终身不复收用。陆贽上奏谏，其略曰：“以一言称惬为能而不核虚实，以一事违忤为咎而不考忠邪，是以职司之内无成功，君臣之际无定分。”上不听。

直解 　史臣记德宗为人性多猜疑忌刻，惟恐臣下欺之，不肯倾心委任。凡官员迁除，不问大小，必自择其当意者而用之。宰相有所推举，少有称意许可者。至于群臣稍有过失，一被贬黜，则终身不复收用。以此人才淹滞，上下交疑。陆贽乃上奏谏之，其大略说：“人主进用一人，当论其平生，而不可取其一言之偶合；黜远一人，当谅其心术，而不宜责其一事之偶差。今一言称旨便以为能而任用之，曾不核其虚实；一事违忤便以为咎而摈弃之，曾不考其忠邪。则彼见用者，付任必至于逾涯，而职司之鳏旷日多，安得有成功。见黜者，罪责必至于过当，而君臣之嫌怨日深，安得有定分。其于理乱之故关系不小，不可不慎也。”德宗竟不能听。夫人君耳目有限，聪明易蔽，若非简任宰相，付以进退人才之责，而欲自选而用之，则不惟真才遗佚，且争进称惬之言以希宠用，而幸进之门开矣。至于以罪见黜者，亦当论其所犯何如。若果怙终故犯，罪固难赦。若出于过误及有功罪相准者，亦宜湔涤瑕垢，许令自新。若概从摈弃，则悔过者无繇自补，而用人之途隘矣。德宗只因性多猜忌，所以犯此二病，终身不悛，而国亦几于不保。后世人君宜痛鉴之。

原文 　九月，裴延龄奏：“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因检阅，使置簿书，乃于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万两，其疋段杂货百万有余，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羡余，悉应移入杂库，以供别敕支用。”延龄每奏对，恣为诡谲，皆众所不敢言，亦未尝闻者，延龄虚之不疑。群臣畏延龄有宠，莫敢言。

直解 　这一段是记户部侍郎裴延龄欺君罔上的事。贞元十年九月，裴延龄因德宗好聚私财，欲迎合上意，乃奏说：“左藏财货库司册籍不明，年月渐深，多有混失，近因逐项检阅，各置簿书以便查清，乃于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万两，又有疋段杂货百万有余。此皆历朝遗失之物，委弃已久，原非正数，即是羡余，尽应移大内库，以供朝廷别敕支用。”这是延龄欺罔德宗，其实库中无此物，不过那移正数，虚张名目以惑上耳。延龄每奏对，必恣为诡谲之辞，凡可以饰诈希宠者，无所不至。有众人所不敢言，及世所未尝闻者，延龄皆肆然为之，略无忌惮。是时在朝之臣，明知其欺，只因德宗宠信延龄，恐以言取祸，竟莫敢抗言其非者。按唐自丧乱以来，府库久竭，兼之朱泚尽发帑藏以恣兵费，安得复有羡余。延龄明欺其主而不畏，德宗明受其欺而不问。陆贽他日劾奏延龄，谓其“愚弄朝廷，有同儿戏”。夫人主一为贪欲所蔽，遂被小人愚弄，一至于此，可不戒哉！

原文 　十一月，陆贽上书极陈延龄奸诈，数其罪恶，其略曰：“延龄以聚敛为长策，以诡妄为嘉谋，以掊克敛怨为匪躬，以靖谮服谗为尽节，可谓尧代之共工，鲁邦之少卯也。迹其奸蠹，日长月滋，移东就西，便为深绩，取此适彼，遂号羡余。愚弄朝廷，有同儿戏。”又曰：“昔赵高指鹿为马，臣谓鹿之与马物类犹同，岂若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书奏，上不悦，待延龄益厚。

直解 　共工，是尧时的奸臣。尧说他静言庸违，象恭滔天，遂放之于幽州。少卯，是春秋时鲁国的奸臣。孔子说他有五大恶，为人之奸雄，遂诛之于两观。赵高，是秦二世时的奸臣，指鹿为马以欺二世，卒至亡秦。贞元十年十一月，陆贽因裴延龄屡肆欺罔，德宗不能察，群臣不敢言，乃上疏极论延龄奸诈之状，历数他平日的罪恶。其大略说：“延龄在户部本无一善可取，但以聚敛百姓为经国之长策，以诡诈妄诞为事主之嘉谋，以掊克财货、丛积天下之怨于一己，为忘身徇国，以搜发阴私、献谮行谗于君侧，为尽节事君。其文诈饰非，欺君误国，近世罕有。可谓尧时之共工，鲁邦之少正卯，流之诛之，不足以尽其辜也。陛下不加显戮，反为容掩，所以他志意愈放，险诈愈深，据其奸蠹，日长月滋。如事迹本无所见，只将东边的移过西边，便做他的功绩；钱粮原无余剩，乃把这一项抵做那一项，便说是国家羡余。以此愚弄朝廷，如同儿戏，其欺罔不臣如此。”又说：“昔赵高欺罔秦二世，指鹿为马，自古言人臣奸诈者，皆以赵高为最。然以臣观之，鹿与马都是畜类，形质虽是不同，实在尚有其物，岂如延龄悦空为奸，将有的掩之以为无，无的指之以为有，以此欺蔽聪明全无影响，其奸诈尤甚于高哉！”陆贽此奏可谓切直，奈何德宗惑于延龄之奸，反嗔怪贽言，而待延龄益厚。夫君子事君惟恐顺君之欲，而小人事君惟恐不投君之欲。故君子之言虽有明验而不用，小人之奸虽至败露而不悟。延龄之事德宗，知其欲聚财货，便言左藏有羡余十余万；知其欲构大木，便言同州有美材数千；知其欲闻外事，便攻发人阴私，日兴谗谤，投间抵隙，若穿窬然，幸其一中则牢不可破，宜贽言之不能入也。故人主贵正心寡欲，使臣下无可窥之端，则佞人自远，正人自进，而太平不难致矣。

原文 　陆贽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争之。所亲或规其太锐，贽曰：“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他无所恤。”裴延龄日短贽于上。赵憬之入相也，贽实引之，既而有憾于贽，密以贽所讥弹延龄事告延龄，故延龄益得以为计，上繇是信延龄而不直贽。贽与憬约至上前极论延龄奸邪，上怒形于色，憬默而无言。贽罢为太子宾客。

直解 　德宗在奉天时，事无大小，皆咨谋于陆贽，后又简命为相，眷倚甚隆。贽感德宗知遇之厚，矢心图报，凡德宗所行事稍有不当，即力谏之无所避讳。其亲友或劝贽稍自隐默，不宜直强如此。答说：“吾受朝廷之恩，若雷同不言，岂不负了天子。读圣贤之书，若忍默苟容，岂不负了所学。吾所为正言不阿者，期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以尽吾责而已，他如死生荣辱，原非所恤也。”是时，裴延龄因贽指陈他罪恶，心甚恨之，日在德宗前言贽之短。又赵憬之入相，本繇贽所引用，其后因事恨贽，反将贽所讥弹延龄的事密告延龄，使延龄得以预为弥缝，多方营解，故德宗反信延龄而不以贽言为是矣。方贽未上本时，与憬约至德宗前极论延龄奸邪，期共斥之，憬已许诺。及至上前，见德宗嗔怪陆贽，怒形于色，憬即默然无言，竟背其约，所以贽势益孤，而德宗之猜疑益甚，遂罢贽相为太子宾客。按陆贽事德宗，前后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切中事情，可谓不遗余力。德宗在危难时则能听之，及祸乱已平，宠信谗邪，逐之若弃梗。贽诚不负德宗，德宗负贽矣。然则任贤勿二，去邪勿疑，固愿治者所当时时加意也。

原文 　初，上以奉天窘乏，故还宫以来，尤专意聚敛。藩镇多以进奉市恩，皆云“税外方圆”，亦云“用度羡余”，其实或割留常赋，或增敛百姓，或减刻吏禄，或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进才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进，韦皋在西川有日进。其后常州刺史裴肃以进奉迁浙东观察使，刺史进奉自肃始。及刘赞卒，判官严绶掌留务，竭府库以进奉，征为刑部员外郎，幕僚进奉自绶始。

直解 　凡物折则成方，转则成圆，税外方圆，犹言常税之外，别自转折以致财货也。西川，即今四川。刺史，是州官，即今知府。浙东，是浙江之东。观察使，是各道掌巡察安抚的官。观察使之下置有判官，以其在幕中从事，故谓之幕僚。初，德宗在奉天城中，资粮匮竭，至采芜根而食之，极其窘急，故还宫以来，一意以聚敛为事，比前尤甚。各处藩镇揣知德宗之意，多进奉财货，希图恩宠，皆说是“税外方圆”，又说是“用度羡余”，巧立名色以欺朝廷。其实或将正赋割留，或将小民增敛，或将官吏俸禄减刻，或将地产蔬果贩卖，往往挟朝廷之名，百般掊聚，以实私囊，所进奉者什分中才一二分而已。是时李兼在江西逐月有进，韦皋在西川逐日有进，德宗皆累加褒宠，所以效尤愈众，习以成风。其后常州刺史裴肃以进奉骤升浙东观察使，州刺史职卑乃亦进奉，则自裴肃始。及宣歙观察使刘赞卒，判官严绶署掌留务，倾府库所有以进，遂召入为刑部员外郎。幕僚之职益卑乃进奉，则自严绶始。按奉天之乱，本以人心离叛，纪纲陵夷所致。德宗念此时之艰难，则当深思其故，薄税敛以安人心，惜名器以振纪纲，庶几培元气而存国体。奈何益专聚敛，使天下皆剥民脂膏以希恩泽，与税间架、陌钱何异？且又不问其所从来，而概以要职酬之，比之授散试官抑又甚矣！迷而不复，一至于此，国之不亡，岂非幸乎！

原文 　十九年，初，翰林待诏王伾善书，山阴王叔文善棋，俱出入东宫，娱侍太子。叔文谲诡多计，与王伾相依附。叔文因为太子言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死友。

直解 　山阴，即今浙江山阴县。死友，是朋友交结之厚，以死相许的意思。贞元十九年，初，德宗在位久，顺宗为太子在东宫，有等小人乘时构党，密图权幸。时翰林待诏王伾善书写，山阴王叔文善弈棋，两人各以技艺得出入东宫，侍奉太子，以为娱悦。叔文为人谲诡多计，与王伾交结，相为依附。叔文尝乘间与太子评论朝臣，某人可为宰相，某人可为大将，希后日太子用之，以植己党。又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及当时朝士有名而求速进者左司郎中陆淳、左拾遗吕温、进士及第李景俭、司封郎中韩晔、户部郎中韩泰、侍御史陈谏、监察御史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死友，日与游处，纵迹诡秘，莫有知其端者。大抵小人欲窃天下之柄，必自托于知名之士，相与固结以为羽翼。伾及叔文德宗昏耄，太子柔懦，阴植党类，规权遂私，而一时倖进之士，皆挠节从之，互相推奖，日夜汲汲，如狂卒之收利权，揽兵柄，肆行于顺宗之朝，若无人然。非宪宗监国，相继贬黜，其祸将不知其所终矣。用人者其慎之。

资治通鉴直解

卷之二十一

唐　纪

宪　宗

宪宗皇帝，名纯，乃德宗之孙。德宗崩，子顺宗立。顺宗即位之时，已病不能言，遂传位于纯，自称太上皇。纯在位十五年，庙号宪宗。

原文 　上与杜黄裳论及藩镇，黄裳曰：“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举纪纲，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镇，则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为然，于是始用兵讨蜀，以至威行两河，皆黄裳启之也。

直解 　宪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见各处藩镇拥兵拒命，心甚不平，因与宰相杜黄裳计议，思有以处之。黄裳对说：“人主制驭天下之大柄有二，威、福而已。威福之柄在上则治，在下则乱。德宗初年，承肃、代之后，也有意振作，只因经奉天之乱，忧患相仍，恐一有处分，或生他变，乃务为姑息之政。各镇节度使见任在生前，并不别有除授更换，只待他有事故乃遣中使往彼军中访察众情，要立何人为帅，即因而授之。中使或受大将贿赂，归而称道之，说其人得众心可为主帅，朝廷即不问可否，降旄钺与之，未尝有出自朝廷本意者。如此，则威福之柄皆在于下，朝廷不能主张，纪纲安得不堕，藩镇安得不横。陛下必欲振举纪纲，宜及今日人心观望之时，独奋乾刚，稍立法度，裁制藩镇，使天下悚然知明主在上，无敢僭越，然后耳目新而心志定，天下可得而治也。”宪宗深以其言为是。是时西蜀刘辟正阻兵拒命，宪宗欲讨之，而群议未定，及闻黄裳之言，始决意用兵讨辟，卒至平蜀，而淮、蔡、淄、青、河南、河北诸镇亦以次威服，皆黄裳之言启之也。按姑息之政，不独德宗，节度使繇军士废立，自代宗已然矣。当时建议之臣亦有言者，而二君皆不能听。宪宗一闻黄裳之言即断然排群议而用之，其后淮、蔡用兵又专委裴度，卒收成功。然则用谋善断，信非明主不能也。

原文 　上与宰相论：自古帝王，或勤劳庶政，或端拱无为，互有得失，何为而可？杜黄裳对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庙，下抚百姓四夷，夙夜忧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纪纲有序，苟慎选天下贤才而委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刑，选用以功，赏刑以信，则谁不尽力，何求不获哉！明主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能无为而治者也。至于簿书、狱市烦细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亲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书，魏明帝自按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食，皆无补于当时，取讥于后来，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劳也，所务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诚，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将以求理，不亦难乎？”上深然其言。

直解 　衡，是秤，一百二十斤为一石。宪宗初年，锐于有为，因与宰相论说：“自古帝王所务不同，或不惮勤劳，亲理庶政，或端拱于上，无所作为，其劳逸不同如此。然其间亦各有得失，未能尽善，不知何为而可？”杜黄裳对说：“王者一身，上则承天地宗庙之重，下则抚百姓四夷之广，一日万机，固当早夜忧勤，不可自图暇逸。然君上臣下自有定分，大纲小纪自有次序，人君亦惟操居上之体，总其大纲而已。诚能虚心鉴别，慎选天下贤才分任其职，而又随事考成之，于称职而有功的，则加之以赏，不称职而有罪的，则加之以刑。选用既公，赏刑又信，则人有所劝惩，谁不各尽其力，凡君所欲为者，又何有不得者哉！是以明主始而求贤则甚劳，终而得人则甚逸。虞舜所以任用五臣，无为而天下治者，正以此也。若夫簿书期会，以至刑狱市井，一应烦细的事，所司各有任其责者，非人主所宜亲理也。昔者秦始皇每日省览文书都有课程，以衡石称之，限以斤数，若课程未完，不肯止息。魏明帝亲至尚书省按行其事。隋文帝临朝每至日昃，卫士不得休息，往往传餐而食。此三君者或乱或亡，皆无益于当时，见讥于后世。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劳也，正因不能用人而喜于自用，失上下之分，昧纪纲之序，所务非其道故也。且夫人主不患事之不理，患不能推诚以任人；人臣不患不任事，患不能竭忠以事君。苟上不推诚而疑其下，下不竭忠而欺其上，则堂陛且不相孚，政事岂能修举，纵日勤劳于上，亦徒敝精神耳，将以求治不亦难乎！”于是宪宗深然其言。盖黄裳知宪宗锐于求治，恐不得其要，故以任贤之道告之。又欲其鉴德宗之猜疑，故终之以推诚之说要之，帝王致治之道，实不外此。

原文 　以户部侍郎武元衡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吉甫闻之感泣，谓中书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逾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报德，惟在进贤，而朝廷后进，罕所接识，君有精鉴，愿悉为我言之。”垍取笔疏三十余人，数月之间，选用略尽。当时翕然称吉甫为得人。

直解 　元和二年，宪宗以户部侍郎武元衡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吉甫一闻简命，感而泣下，与中书舍人裴垍说：“吉甫自贞元七年以罪贬谪，流落江、淮之间，今十五年矣。自分弃捐，无所复冀，乃一旦遭际圣明拔之罪废之中，擢居宰相之位，蒙恩至此，无可报称。思所以仰答知遇者，惟在进用贤才，使众职毕举，庶几称塞其万一耳。然而久居疏远，于朝廷后进之士相知者少，无凭荐举。君素留意人材，藻见精确，愿举所知，尽为我言之。”垍因取笔书三十余人，吉甫皆藏记之，以次推举，数月之间，三十余人选用殆尽，当时翕然称吉甫所用为得人。盖人主为天下择宰相，宰相为天下择庶官。《大学》称：“大臣之休休，能保子孙黎民者，亦惟在荐贤而已。”吉甫为相，首以此为急务，虚心访用，曾不猜靳，知人之明虽在裴垍，得人之誉乃归吉甫，可谓知为相之体矣。

原文 　夏、蜀既平，藩镇惕息，多求入朝。镇海节度使李锜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许之。锜实无行意，屡上表称疾，请至岁暮入朝。上以问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锜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锜，将何以令四海！”上以为然，下诏征之。锜诈穷，遂谋反。冬十月，左右执锜，械送京师。有司籍锜家财输京师。翰林学士裴垍、李绛上言，以为：“李锜僭侈，割剥六州之人以富其家，今辇输上京，恐远近失望。愿以逆人资财赐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赋。”上嘉叹久之，即从其言。

直解 　夏，即今宁夏地方。镇海，即今镇江府。宪宗初年，裁制藩镇，不事姑息。其时杨惠林反于夏绥，兵马使斩之。刘辟反于蜀，高崇文擒之。两镇既平，朝廷威令始行。各藩镇平素跋扈，抗拒朝命的，始知危惧，都上表求请入朝。镇海节度使李锜最称强梁，亦不自安，求入朝，宪宗许之，遣中使慰抚，而令王澹署掌留务。然锜本无行意，见朝廷解其军务，心益不平，乃屡次上表称疾，请至岁终入朝。宪宗与宰相计议，武元衡对说：“陛下行政之初，四海观望所系，若使锜求朝入朝，求止便得止，则行止皆在于锜，朝廷不能主张，将何以号令四海乎！”宪宗以其言为是，乃下诏宣李锜入朝。锜前此本无行意，只是说谎支吾，至此情见计穷，遂令军士杀王澹以胁中使，因发兵谋反。冬，十月，锜将张子良等知锜必败，举兵缚锜，械送京师。有司籍没锜家财，输解来京。翰林学士裴垍、李绛上疏说：“李锜僭侈多无度，剥削浙西等处六州百姓之财，以富其家。陛下恶其害民，故讨而诛之。今辇金帛以输京师，是徒利其所有，非朝廷振肃纪纲之意，恐远近从此失望。愿即以逆人资财，还赐浙西百姓，当今年租赋，使天下知朝廷不重货财，且以慰百姓之望。”宪宗见其疏，称叹久之，即从其言。按唐自代、德以来，尚姑息而悦货财，威不行于节帅，惠不及于穷民久矣。宪宗鉴于覆辙，一听元衡之言，则李锜就缚，再从垍、绛之请，则六州复苏，中兴事业，此其肇端矣！

原文 　帝尝称：太宗、玄宗之盛，欲庶几二祖之道德风烈，何行而至此乎？绛曰：“陛下诚能正身励己，遵道贵德，远邪佞，进忠直。与大臣言，敬而信，无使小人参焉；与贤者游，亲而礼，无使不肖与焉。如是，则可与祖宗合德，号称中兴，夫何远之有！”帝曰：“美哉！斯言。朕将书绅。”

直解 　绅，是大带之垂者，欲其言不忘，故书之于绅。宪宗一日问于翰林学士李绛说：“我祖宗时如太宗贞观之治，玄宗开元之治，可谓极盛，朕甚慕之。今欲庶几比隆于二祖之道德风烈，不知何为而可以至此乎？”此宪宗有志于法祖致治也。绛对说：“二祖所以开创鸿业者，只有两端：修身、用贤而已。陛下诚能正身励己，不溺于怠荒，体道尚德，不杂于功利。修身既如此之纯，又鉴别贤否，于邪佞者远之，忠直者进之。与大臣讲求理道，敬而且信，不使小人参于其间；与贤者朝夕游处，亲而有礼，不使不肖者与于其侧。用贤又如此之专，则所行无非正道，所闻无非正言，所游无非正人，道德风烈既可配合祖宗，号称中兴之主矣。去贞观、开元之盛，夫何远之有！”宪宗感其言，乃叹说：“美哉斯言！真致治之要道，朕将书之于绅，佩服不忘也。”夫宪宗志在法祖，而绛以修身用贤告之，可谓切至之语。然自古圣帝明主所以创业守成，致太平之盛者，举不外此。图治者所当留意也。

原文 　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细务皆自决之，繇是裴延龄辈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选擢宰相，推心委之，尝谓垍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犹藉辅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圣万倍者乎！”垍亦竭诚辅佐。上尝问垍：“为理之要何先？”对曰：“先正其心。”

直解 　初，德宗性多猜忌，常恐臣下欺之，不肯委任宰相，虽天下琐细的事务，也都自家裁决。以此大臣日益疏远，那奸邪之徒如裴延龄辈因得以乘机用事，而蠹国害民，无所不至矣。宪宗在藩邸时已备知其故，心甚非之。及即位，痛鉴此弊，首以亲贤为急，选擢宰相，推诚委任之。尝与宰相裴垍等说：“我祖宗致治，未有不须贤臣而成者，虽以太宗、玄宗这等明圣，当时亦藉房、杜、姚、宋诸臣辅佐，乃成贞观、开元之治，况如朕薄德，不及先圣万倍，所望于卿等者不尤切乎！卿等宜同心辅弼，以匡朕之不逮可以。”垍感宪宗知遇之厚，亦竭诚辅佐，惟恐有负上恩。宪宗尝问垍：“为治之要，何者为先？”垍对说：“君者天下之主，心者一身之主，心不正，何以正身，身不正，何以正天下。故必寡嗜欲，端好恶，先正其心，则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万民，皆自此而推之。为治之要，信无先于此也。”夫人君非任相无以理万机，非正心无以宰万化，二者帝王之切务也。宪宗临御之初，即能推诚任相，几致太平，可谓知先务矣。而及其晚节，复信匪人以亏成业，则正心之学未讲耳。此纯心所以为用贤之本欤。

原文 　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尝有故人自远诣之，垍资给优厚，从容款狎。其人乘间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称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伤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怜公者，不妨得之，垍则必不可。”

直解 　京兆判司，是京府佐贰官。眼不见叫做盲。宪宗之时，裴垍为相，至公无私。史臣记其事说道，垍为人禀性刚方，其器量格局严峻整齐，不为世俗依阿之态，所以人见之莫不敬惮，无敢以私意干请于前者。曾有一故旧，特从远方来谒。垍念其平生，凡资助供给皆从优厚，与之从容款曲，不失故人之情。其人见裴垍待之厚，遂乘间求为京兆判司之官。垍回答说：“京兆判司，乃是朝廷的官，不是宰相可私与人的，故必才干相称乃可居之。今公之才称不得这个官，我为宰相当为官择人，岂敢以故人私情伤了朝廷公道。倘后日有等瞎宰相，认不得人的，或有曲意怜公者，公他日不妨得此官。若垍今在位，断乎其不可也。”夫宰相之职全在用人，而心之公私则用人之当否系焉，故理乱之所关也。诚能至公无私，惟才是使，虽不避亲故，无害于公。若一从干请，则倖门遂启，虽公亦私矣。如垍者真可谓有唐之贤相也。

原文 　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饥，命左司郎中郑敬德等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赈恤之。将行，上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数，惟赒救百姓，则不计费。卿等宜识此意，勿效潘孟阳饮酒游山而已。”

直解 　唐制尚书省设左右司郎中，稽勘文书，分理省事。江、淮，即今南直隶等处。二浙，即今浙江之东西。荆、湖、襄、鄂，即今湖广荆南等处一带地方。宣慰使，是安慰百姓的官。元和四年春正月，南方久旱，百姓大饥，宪宗闻而悯之，命左司郎中郑敬等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分道赈济。敬等将行，宪宗特召至御前面戒，谕之说：“朕性本俭约，凡宫中自奉就是用一匹绢，也都登记其数，以便查考，不敢妄费。惟赒济百姓，则费用虽多，益所不计。盖自奉惟恐其过侈，惠民惟恐其不周也。卿等须要体朕之意，悉心区处，使百姓每困于饥馑的，都得以均沾实惠，如朕亲去赈济一般，庶几不负任使，慎勿学那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昔年宣慰江淮，只是饮酒游山，全不以民命为念也。”夫君民本同一体，民之困苦譬如疾痛在身，人君未有不欲济者。惟是奉行之人，或苟且塞责，因而侵渔，或牵制文法，惮于多费，故虽蠲恤之诏累下，慰抚之使屡出，而民卒不被其泽也。宪宗戒谕敬等，可谓深知民瘼矣。而于潘孟阳辈不加显罚，则亦何足以示警哉！为君上者宜加意焉。

原文 　上欲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从则兴师讨之。裴垍曰：“李纳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国，陛下前许师道，今夺承宗，沮劝违理，彼必不服。”繇是议久不决。上以问诸学士，李绛对曰：“河北不遵声教，谁不愤叹，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军自武俊以来，父子相承四十余年，人情惯习，不以为非。况承宗已总军务，一旦易之，恐未必奉诏。又范阳、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传，与成德同体。彼闻成德除人，必内不自安，阴相党助，未可轻议也。”

直解 　唐自代、德以来，河北诸镇恃强结党，蔑视朝廷，节度使一故，其子即总领军务，因而世袭，朝廷并不得自除一人，其弊久矣。宪宗思裁制藩镇，以为必革此弊，庶可振肃纪纲。适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欲乘此机会朝廷自除节帅，不许其子承宗替袭，若不从命即兴兵讨之。谋于大臣，裴垍谏说：“今之藩镇虽均为强梗，然其间亦有功罪不同，朝廷宜稍加分别，以服其心。昔淄青节度使李纳拒命称王，最是跋扈不恭。王士真之父王武俊，曾与李抱真破朱滔，可谓有功于国。论罪则淄青当削，论功则成德可原。然陛下前已许纳子师道承袭，今独夺了承宗，是赦有罪诛有功，沮顺劝逆，背违常理，彼必执以为辞不肯心服，反伤朝廷威重，不可不慎也。”繇是议久不决。宪宗又与翰林诸学士计议，李绛对说：“河北久肆强梁，不遵朝廷声教，有人心者谁不愤叹，思一举而灭之。然臣熟思今日时势，恐取之亦未易能也。盖成德军自王武俊传与士真，父子相继四十余年，人情惯习以为当然，不知其为非矣。况承宗父死之后，业已总领军务，为士心所戴，一旦夺而易之，恐未必便肯奉诏，那时国体所关，不得不调兵征讨。而范阳、魏博、易定、淄青诸镇，皆以地相传，与成德一体。彼见成德另除节帅，必恶伤其类，内不自安，外假讨罪之名，以糜爵赏，而实则按兵玩寇，阴为党助，胜负未定，而劳费之病，尽归国家矣。军旅之事，殆未可轻议也。”按垍、绛之论，皆老成谋国，曲中事情。然以朝廷节钺之臣，数十年不得自除一人，虽英明如宪宗，犹动多掣肘如此，岂一朝一夕之故哉！代、德之姑息，固有以酿成之矣。有天下者慎毋狃目前之安，而贻子孙以难制之患哉！

原文 　时吴少诚病甚，李绛等复上言：“少诚病必不起。淮西事体与河北不同，四旁皆国家州县，不与贼邻，无党援相助，朝廷命帅，今正其时，万一不从，可议征讨。愿赦承宗，以收镇、冀之心，坐待机宜，必获申、蔡之利。”

直解 　淮西，即今河南汝宁府。镇、冀、申、蔡，是四州名。镇、冀，即成德王承宗所据地方。申、蔡，即淮西吴少诚所据地方。宪宗前欲用兵河北以讨承宗，因大臣谏阻，议尚未决，时有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病甚，李绛等见河北难图，不如先取淮西为便，乃上疏，说：“少诚病甚，势必不起。臣观淮西事体与河北诸镇不同，河北四镇都是贼境，蟠结婚姻，互相党助，所以未可轻议。若淮西则四旁皆我国家州县，不与贼为邻，其势孤立，无党援相助，前此特忌少诚之强耳。今少诚已不起，朝廷乘其子之未袭，命一将帅往镇之，正在此时。万一不从，即可声其拒命之罪，兴师征讨。彼势孤力弱，克之必易，非若河北之难也。愿陛下舍成德难图之策，曲赦承宗以收镇、冀之心，就淮西易成之谋，坐行机宜，必得申、蔡之利，计无便于此者。不然，舍易图难，势既不可，二役并举，力又不能，岂不两失之乎？”按藩镇之患，河北为甚，而绛等欲先取淮西者，以为淮西一定，则河北破胆，可不烦兵而服耳。卒之元济就擒，而承宗亦献地质子，归命恐后。绛等之言，无弗验焉。老成之谋国，固如此。

原文 　五年，是时每有军国大事，必与诸学士谋之。尝阅月不赐对。李绛谓：“大臣持禄不敢谏，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为害霸最甚。今臣等饱食不言，自为计得矣，如陛下何！”有诏：“明日对便殿。”

直解 　元和五年，此时宪宗留心治理，每遇军国重大事情，必召见翰林众学士与之谋议，以此国事得失，皆得上闻。间尝经过一月，不赐召对学士，李绛恐上下从此间隔，因奏说：“朝政或有关失，为大臣的但知保守禄位，不敢直谏；小臣的但知畏避罪责，不敢进言。若此者甚非国家之福。昔管仲佐齐桓公图霸，曾有这两句说话，以为妨害霸业莫此为甚。今臣等享着朝廷大俸大禄，饱食终日，不出一言，自为一身之计则诚得矣，其如壅蔽聪明，耽误国事何哉！”宪宗闻说感悟，随有诏旨，宣翰林众学士于次日赴便殿奏对，令其指陈军国大事，一如平时焉。按持禄、畏罪二言，人臣不忠之病，全在于此。盖忠臣心在国家，故义所当言，虽万钟不顾，九死不回，岂肯持禄畏罪，以误朝廷。惟奸佞小人，富贵身家之念重，所以缄默苟容，一言不敢发，其弊至于欺君误国，皆繇此一念所致也。明主知其然，能于犯颜敢谏者，谅其忠君爱国之诚而尊信之，于阿意顺旨者，察其持禄、畏罪之状而黜远之，庶于纳谏之中，兼得观人之术矣。

原文 　翰林学士李绛尝从容谏上聚财。上曰：“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于左袵。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蓄财耳。不然，朕宫中用度极俭薄，多藏何用耶！”

直解 　河湟，即今陕西、甘肃等处地方。左袵，是夷狄之俗，其衣襟向左掩，故叫左袵。此时宪宗见得府库空虚，颇务蓄聚财货。翰林学士李绛只道宪宗取供私用，尝从容规谏，劝上莫要积财。宪宗说：“朕今聚财不为私用，但念国家重镇如两河、河湟都是我祖宗疆宇，今河东、河北数十州郡都为强臣所据，朝廷政令久不奉行，河、湟一带地方，连接数千里都为吐蕃所侵，中国衣冠尽陷左袵。疆宇分崩一至于此，祖宗在天之灵，亦以为羞。朕因此昼夜思惟，要为我祖宗除凶雪耻。怎奈仓库匮乏，财力不充，故不得不多积钱粮，预备兵食，其意良为此耳。不然，朕宫中饮膳服御一切用度，极其俭薄，分毫不敢华奢，多藏财货要他何用乎！”大抵人主所不宜聚财者，只嫌于重敛而妄费耳。若征输有额，制用有经，下不病民，上不损国，即聚财庸何伤乎！宪宗俭于宫中之费，急于军国之需，可谓知用财之大计矣，而李绛犹惓惓谏止之，况可加额外之征，以供无名之费哉！

原文 　李吉甫奏：“自汉至隋十有三代，设官之多，无如国家者。天宝以后，中原宿兵，见在可计者八十余万，其余为商贾僧道，不服田亩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待衣食之辈也。今内外官以税钱给俸者不下万员。天下二百余县，或以一县之地而为州，一乡之民而为县者甚众。请敕有司详定废置，吏员可省者省之，州县可并者并之，入仕之涂可减者减之。”于是命段平仲、韦贯之、李绛同详定。

直解 　是时官员冗滥，宰相李吉甫奏言：“自汉以来，历魏晋南北朝以至于隋凡一十三代，若论设官众多，莫有如我唐朝者。自天宝以后，中原盗起，处处屯兵，见今实在可以数计的约有八十余万，其余有做商贾的、有做僧道的，总计不耕而食的人，大率什分之中有其五六，那吃受辛苦种地纳租的人才只三分而已，是常以三分劳苦筋骨的人奉养那七分不耕不种，坐待衣食之辈也。即今在京在外官员以租钱供给俸禄的，不下一万员名。天下县分才只有二百余县，其间又有那地方窄狭去处，止可做一县之地，或即升而为州，有那人民稀少去处，止够的一乡之民，或即建而为县。如此者甚多。以这二百余县供给那一万余官，租税安得不增，小民安得不困。请敕有司将今内外官员某项该减省，某项该存留，一一参详更订废置。如吏员冗滥，可以裁省的则裁省之；州县狭小，可以归并的则归并之；那杂流异道，非正涂入仕的，可减革者则减革之，庶乎官无冗员，民不重困。”于是宪宗依从其言，命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与户部侍郎李绛公同参详定拟其废置之数焉。按唐太宗时，与房玄龄等议定文武职官，总计六百四十员，以宪宗时较之不啻增多十倍矣。盖国初吏能其官，百废修举，所以事少而官亦少。后来吏怠其职，百弊丛生，所以事多而官亦多。故欲省费莫若省官，欲省官莫若省事。然事无难省，能随事考成，则事皆奏效，而自不烦。官亦无难省者，能为官择材，则官皆得人，而自不冗。此又切要之论，李吉甫所未详也。

原文 　七年，京兆尹元义方媚事吐突承璀，李绛恶其为人，出为鄜坊观察使。义方入谢，因言“李绛私其同年许季同”。上曰：“朕谙李绛必不尔。”明日，上以诘绛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对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登科而后相识，情于何有！宰相职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虽在兄弟子侄之中犹当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弃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

直解 　京兆尹，即今之府尹。鄜，即今陕西鄜州。坊，即今鄜州所属中部县。同榜进士，叫做同年。元和七年，京兆尹元义方见内侍吐突承璀为宪宗所宠用，遂屈节事之，极其谄媚。李绛恶义方为人，不欲使在朝列，乃出之为鄜坊观察以远之。义方入朝谢恩，因在宪宗面前谮说：“李绛私厚同年许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专作威福，欺罔聪明。”宪宗说：“朕素知李绛公正，必不如此。”明日，宪宗诘问李绛说：“人于同年，固有情分乎？”绛对说：“人必平阶交深而后有情。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素非知识，一旦偶同科第，登科而后识之，何情之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备位宰相，宰相之职在于用人，必量其才之短长授以任之大小。若其人果才，足以办天下之事，虽在兄弟子侄之中，犹将不避嫌疑而用之，况同年之疏远者乎！若知其才有可用，徒以迹涉亲故避嫌而弃之，使在己幸逃于物议，而国家不免于乏才，是乃私便其身图，而昧于徇公之大义，臣不敢也。”于是宪宗益信绛之无私，乃说：“卿言甚善。”遂趣义方之官。大抵人才甚难，幸有之，常患宰相之不知。宰相幸知之，又以避嫌之故而不用，则天下事谁当为者。此古人所以不避亲也。然必如李绛之无私，而后能不计毁誉，必如宪宗之信绛，而后能不惑谗言，斯亦一时君臣之盛矣。

原文 　三月，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为乐。”李绛曰：“汉文帝时，兵不血，木无刃，家给人足，贾谊犹以为厝火积薪之下，不可谓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余州；犬戎腥羶，近接泾陇，烽火屡惊；加之水旱时作，仓廪空虚。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时，岂得谓之太平，遽为乐哉！”上欣然曰：“正合朕意。”退谓左右曰：“吉甫专为悦媚，如李绛，真宰相也！”

直解 　延英殿，是唐之便殿。泾、陇，二州名，在今陕西平凉府地方。元和七年三月，宪宗退朝，御延英便殿，宰相随侍，李吉甫从容奏说：“人主常患天下不得太平，以为忧虑。今国家西平刘辟，东擒李锜，干戈宁靖。天下既已太平了，陛下宜及时行乐，不必过为忧劳。”李绛面折吉甫说道：“如今天下比汉文帝时如何？昔文帝时，匈奴和亲，休兵罢战，兵不带血，刀剑之类皆以木为之，不施锋刃，百姓安乐，家家给于资财，人人足于衣食，是何等治安。当时其臣贾谊尚以为忧，比说天下事势，如人堆积柴薪厝火于中，而寝卧其上，火未及燃，遂谓之安，有时而发，则祸不可救，至为之恸哭流涕。盖忧治世而危明主，忠臣之设心固宜如此也。当今河南、河北一带地方，多为强臣所据，朝廷法度号令所不能制者，不下五十余州。又西戎吐蕃腥羶之族，与我泾陇二州接近，屡次传报烽火，惊扰边疆。又加以水旱为灾，年年饥馑，仓廪积蓄在在空虚，较之汉文帝时不及甚远。臣窃谓此时，陛下正当未明求衣，日晏忘食，与臣等兢兢业业，思量修举法令，整搠兵马，储积钱粮，以振中兴之业，岂得谓之太平无事，而遽为逸乐之事哉！”宪宗闻李绛之言，欣然而喜说：“朕意原是如此，卿所言者正与朕意相合也。”退还宫中因谕左右说：“李吉甫每在朕前言事，专要奉承朕意，取朕喜悦，甚非宰相之体。如李绛者，事事尽言，忠诚正直，乃真宰相也。”夫自古人君任相，患在不能知人。宪宗鄙吉甫之谄媚，鉴李绛之忠诚，可谓有知人之明矣。然于吉甫则狎昵之，而不加黜逐，于李绛虽敬礼之，而信任不终，则岂能尽用舍之道者哉！故明君见贤要在能用，见不贤要在能退，不独贵于知之而已。

原文 　上尝问宰相：“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对曰：“德宗自任圣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奸人得乘间弄威福。政事不理，职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过，卿等宜用此为戒，事有非是，当力陈不已，勿谓朕谴怒而遽止也。”

直解 　宪宗一日问宰相说：“德宗贞元年间，纪纲废弛，法度陵夷，奸轨肆行，百姓困敝，政事之不理，未有甚于此时者。不知何故乃至于此？”李吉甫对说：“天下事至广，本非人主一人智识所能兼照，必须信贤相，事事咨谋，不使小人得以参之，然后天下可得而理。德宗性多猜忌，往往自任其聪明，不肯信任宰相，至于事有不达处反别访他人而信之，是使奸邪之人得窥见其意，乘此间隙，壅蔽聪明，播弄威福，人主日堕其计中而不知矣。政事不理，实繇此之故也。”宪宗说：“卿言固是。然此岂尽是德宗的过失，朕幼时在德宗左右，见德宗行事有失，当时宰相也都不肯再三执奏，皆怀禄偷安，以致朝政不理，大难屡作。卿等宜以德宗时宰相为戒，朕行事一有不当便须谏正。或朕不从须极力陈奏至于再三，必得请而后已，不可畏朕谴怒，遂止而不谏，如德宗之臣也。”夫上有纳谏之君，斯下有敢谏之臣。贞元间陆贽为相，非不谆谆切谏，而德宗耻屈于正论，反加摈黜，则忠言安得复闻。政事之不理，孰谓非德宗之过哉！宪宗擢用直臣，导之使言，有太宗赏谏之风焉。此元和之治，所以远迈贞元也。

原文 　李吉甫尝言：“人臣不当强谏，使君悦臣安，不亦美乎！”李绛曰：“人臣当犯颜苦口，指陈得失。若陷君为恶，岂得为忠！”上曰：“绛言是也。”

直解 　宪宗之时，吉甫与李绛并为宰相，吉甫尝在上前奏说：“为人臣者遇君上有过，固不可不谏，若谏之不从，亦不可再三强谏。强谏君既不喜，臣亦不得自安，何益之有！宜且顺从君意，使君心喜悦，臣心亦安。臣主之间情意和同，岂非至美之事乎！”李绛辩说：“不然，人臣之于君休戚相关，情犹一体，故遇君上有过即当谏，谏而不从，亦当冒犯颜色，反复开导，如良药苦口，期于攻拔其病，凡朝政某事为得，某事为失，一一指陈，无所隐讳，必求其从而后已，这才是尽心为国的忠臣。若只图谀悦取容，自求安便，使主德日损，国事日非，分明是陷君于有过之地也，岂得谓之忠臣乎！”于是宪宗称说：“李绛说的是，如吉甫所言，只务面从，非引君当道之义矣！”夫忠臣爱君，本欲上下相安，岂是好为强谏。但国事利害，安危所系，有不容不激切直言者。人主能谅其忠爱之心，略其激切之迹，听之若流水，从之若转圜，则上无拒谏之失，下无能谏之名，主圣臣直，相得益彰，斯可谓之安矣。若如吉甫之言，君骄臣谲，丧亡无日，虽欲安，得乎！

原文 　上尝于延英殿谓宰相曰：“卿辈当为朕惜官，勿用之私亲故。”李吉甫、权德舆皆谢不敢。李绛曰：“崔佑甫有言：‘非亲非故，不谙其才。’谙者尚不与官，不谙者何敢复与！但问其才器与官相称否耳。若避亲故之嫌，使圣朝亏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则朝廷自有典刑，谁敢逃之。”上曰：“正如卿言。”

直解 　宪宗尝御延英殿，面谕众宰相说：“朝廷官爵所宜慎重，卿等当为朕爱惜官爵，选授贤才，切不可假此偏厚亲戚故旧，以市私恩。”于时，李吉甫、权德舆都谢说：“臣等不敢徇私。”李绛独奏说：“大臣用人，辨别责审，举错贵公，固不可以亲故而私厚，亦不可因亲故而避嫌。臣闻先朝宰相崔佑甫，因德宗说他用人有私，他辩说：‘用人之道，须是知其才之可用而后用之，若不是亲不是故，安能审知其才。’审知其才的尚不敢把官与他，那非亲非故，平素不相识的人，又何敢轻与之官。佑甫之言如此，可见选用官员不必论他是亲是故，只看他的才器与其官职相称否。其才能不称者断不可用；若才称其官本属可用，却仍拘泥亲故，避嫌不用，使堂堂圣朝遗弃贤才，亏损多士之美，此乃苟偷安便，自私自利之臣，非荡荡平平、至公无私之道也。若臣等果有徇私情弊，任用非人，则朝廷自有常刑。圣明在上，人臣谁敢逃死，一听朝廷处治耳。但因此远避嫌疑，以致贤才屈抑而不得用，则负国家不忠，且罪尤大，臣不敢也。”宪宗深然其言，说：“大臣用人之道只在秉公，不在避嫌，正如卿所论也。”按李绛之言，虽大公无我之论，但自古人臣，公忠者少，偏私者多。奸邪小人，招权纳贿，贤否倒植者，固不足论，虽名为君子，而其好恶爱憎，一有所偏则用舍举错之间，亦有拂人心而违公论者。宪宗之戒，为人臣者皆当以之自省也。然人主之职，唯在于择相。相得其人，则一君子用而群贤类进，公道自尔其昭明；相非其人，则一小人用，而群邪满朝，私党渐从而盘据。故周公居冢宰，在位皆蔼蔼吉人；皇父为卿士，所用皆琐琐姻娅。忠臣不私，私臣不忠，自古然也。任相者当辨之。

原文 　上问宰相：“人谓外间朋党大盛，何也？”李绛对曰：“自古人君所甚恶者，莫若人臣为朋党，故小人谮君子者必曰朋党。何则？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故也。东汉之末，凡天下贤人君子，宦官皆谓之党人而禁锢之，遂以亡国。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愿陛下深察之！夫君子与君子合，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合，然后谓之非党耶！”

直解 　朋类私相交结，聚成党与，叫做朋党。宪宗时，有等小人欲害君子，因在宪宗面前说：“近来朋党甚盛，宜加禁治。”宪宗疑之，乃问于宰相，说：“人言外边朝臣都结成朋党，其势甚盛，这是何故？”李绛对说：“自古人君，只要人臣奉公忘私，其所甚恶者，是交结朋党，紊乱朝政之人。故小人谮害君子者动必曰朋党，以触人君之所甚恶而中伤之，何也？盖谓之朋党，则是彼此要结，相济为非，以坏国家之事。言之殊可痛恶，足以动人主之听。及寻问其实，则又无迹可求，易于罗织。此所以必指朋党以害之，正小人之巧于为计者也。昔东汉桓、灵之世，凡天下贤人君子，如李膺、杜密辈，曹节、王甫等皆指为党人而禁锢之，相继死徙者数百人，遂使朝政陵夷，人心离散，黄巾诸贼一时并起，而国亡矣。往事昭昭，可为明鉴。故凡为朋党之言者，都是小人欲害善人的说话。愿陛下以东汉时为戒，深加体察，勿宜轻信，以蹈亡国之辙也。且夫君子与小人，各以类聚，故君子与君子，心一道同，自然相合，原不谓之党，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合，然后谓之非党耶！”夫自古盛时，必藉君子满朝同心共济而天下治。及其衰也，小人用事，非尽去君子，不足以便其私图，而快其心志，故往往借朋党之名以尽除之。不知君子既去，则国亦随灭，小人未有不受其祸者，亦何益哉！东汉之主，不能深察以及于亡。其后唐又不能鉴汉，宋又不能鉴唐，皆以朋党二字，失人心而蹙国祚，若出一辙。此万世人君所当时时加察也。

原文 　吴元济遣使求救于恒、郓。王承宗、李师道数上表请赦元济，上不从。是时诸军讨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诣行营宣慰，察用兵形势。度还，言淮西必可取之状，且曰：“观诸将，惟李光颜勇而知义，必能立功。”上悦。

直解 　恒、郓，都是藩镇名。恒，即今北直隶真定府地方。郓，即今山东东平府地方。中丞，是官名，即今左右副都尉史也。此时吴元济窃据淮西，不奉天子的命令，朝廷遣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等分督诸道兵马讨之。元济势孤力弱，因遣使，一求救于恒州节度使王承宗，一求救于郓州节度使李师道，这两人与吴元济同是叛臣，声势相倚，因其求救乃屡次上表奏请罢兵，以赦元济之罪。宪宗知其党护，不肯听从。但此时各路兵马招讨淮西者暴露日久，未有成功，进止莫决。乃于其年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往淮西诸军营宣布朝命，安慰军心，因而体察用兵形势，酌定机宜。裴度到彼，见得贼势孤弱，回至朝中，奏言淮西地方断然可取之状，且说：“臣遍观诸将中若李光颜者，材力骁勇，况又晓知忠君报国大义，必能挺身破贼，建立奇功，陛下不可更怀疑心，失此机会也。”宪宗闻言喜悦，遂决意讨贼，自后纷纷罢兵之议，都不能入矣。自古人君戡定祸乱，必有谋臣决胜于内，而后将臣乃能成功于外。今观察宪宗时，元济强梁不臣，恒、郓又党恶相助，自非裴度揣情料势，决策用兵，其时师老无功，鲜不中止。然则人君欲决大疑，平大难者，非得忠谋之佐，恶能不惑于群言。

原文 　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上言，以为：“淮西三小州，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之全力，其破败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李光颜奏败淮西兵于时曲。上以裴度为知人。

直解 　时曲，在今河南商水县地方。宪宗讨淮西，久未有功，又各处盗贼窃发，人情危惧，群臣多言罢兵为便。考功员外、知制诰韩愈，恐宪宗惑于人言，而弃垂成之功，乃上疏说：“臣观淮西一镇总其所据之地，不过申、光、蔡三小州，其力甚微，兼之连年用兵，民穷财尽。以残弊困剧之余，而当诸道合攻之力，势必不能久支，其破败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之心，断与不断而已。诚能断自圣衷，不摇群议，则指日可以收功；若狐疑不断，使将士阻气，逗遛观望，则事之成败未可知也。”此时宪宗锐意讨贼，已知愈言为是，又李光颜适差人奏捷说，大败淮西兵于时曲。宪宗因裴度独许光颜成功，于是深以裴度为知人，而讨贼之意益决矣。按淮西之役，外则李师道辈恶伤其类，多方挠阻，内则韩弘等欲倚贼自重，不愿速平，故使垂成之功，几于中废。非宪宗独断于上，专倚裴度，则腹心之疾，何时而除哉！韩愈断之一言，系于国体甚大，真救时之药石也。

原文 　或请罢度官，以安恒、郓之心。上怒曰：“若罢度官，是奸谋得成，朝廷无复纲纪。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贼。”乙丑，以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讨贼愈急。

直解 　度，是裴度。宪宗前用裴度之言，增兵淮西征讨吴元济时，恒州藩镇王承宗、郓州藩镇李师道与元济事同一体，因而内不自安，互相煽乱，于是人情洶惧，议论纷纭，或有请罢去裴度的官职，以安恒、郓反侧之心者。宪宗发怒说道：“今强藩拒命，蔑视朝廷，所忌者惟裴度一人而已。若听其胁制，罢去度官，则奸计得成，大权旁落，从此朝廷之上，用舍进退，皆当受制于彼，无复纪纲之存矣。我今专用裴度一人，足破恒、郓二贼，岂可罢黜忠良，反为二贼报怨乎！”乃于是年十二月乙丑，进裴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以示委任之意。裴度因上言：“淮西乃中原重地，今元济反叛，譬如人有腹心之疾，势不得不除其患。且朝廷既已发兵讨贼，两河诸镇，平素强梁不服的，都看朝廷这番举动以为向背。若平得淮西，则诸镇群然慑服；平不得淮西，则诸镇将益肆凭陵，无复忌惮。此其关系不小，不可畏难而中止也。”于是宪宗以裴度之言为然，将用兵之事尽委裴度，令其悉心区处。繇是大议始决，而发兵讨贼，愈加严急矣。尝考汉景帝时晁错议削七国，七国反因以诛错为名；今裴度议讨淮西，淮西构兵遂以罢度官为请。盖强宗悍将，迫胁君父，仇害谋臣，往往如此。然景帝听人言以诛错，而七国之势愈张，宪宗不听人言罢度，而三镇之祸随息，则二君之识量大小相去远矣。人主欲计安国家，慎毋弃任事之臣，以快奸人之愤也哉！

原文 　六月，高霞寓大败于铁城，仅以身免。中外骇愕。宰相入见，将劝上罢兵，上曰：“胜负兵家之常，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耶！”于是独用裴度之言，言罢兵者，亦稍息矣。

直解 　铁城，在今河南遂平县地方。元和十一年六月，唐、邓节度使高霞寓，领兵攻讨淮西，与吴元济战于铁城。霞寓大败，官军杀伤殆尽，霞寓脱走，仅免其一身而已。那时朝廷议论，皆以为淮西为不可取。中外人心方在危疑，及闻霞寓军败，莫不惊骇错愕，争欲息兵。只有宪宗与裴度之见相合，决意讨贼，不为群议所挠。会宰相李逢吉等入见宪宗，将劝上暂罢征讨，以安人心。宪宗说：“输赢胜败也是兵家的常事，只要我这里庙谟审定，将士用命，何愁贼不能平，岂得以一将失利，便仓皇失措遽议罢兵耶！”于是独用裴度之言，讨贼愈急。群臣知宪宗意不可回，言罢兵者亦稍息矣。大抵议天下之事者，惟相其时之权宜，审其势之缓急，而主之以果确之志，则事无不成。宪宗之讨淮西，群臣阻之矣，宰相阻之矣，重以大将之挫败，中外人情之汹汹，而宪宗持之愈坚，略而不为动，则所筹于时势者甚熟，而其志甚果也。此可为处大事者之法。

原文 　诸军讨淮西，四年不克，馈运疲弊，民至有以驴耕者。上亦病之，以问宰相，李逢吉等竞言师老财竭，意欲罢兵。裴度独无言，上问之，对曰：“臣请自往督战，誓不与此贼俱生。臣观元济势实窘蹙，但诸将心不一，不并力迫之，故未降尔。若臣自诣行营，诸将恐臣夺其功，必争进破贼矣。”上悦。六月，以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度将行，言于上曰：“臣若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上为之流涕。李愬将攻吴房，诸将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战，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击也。”遂往，克其外城，斩首千余级。

直解 　吴房，是县名，属蔡州地方。往亡，是不吉的日辰。淮西之乱，自元和九年发诸军征讨，至是四年，尚未能克。百姓经年运粮不胜疲劳，甚至牛不得耕，却用驴去耕田者。宪宗见得久妨农事，颇亦患之，因问计于宰相。于时李逢吉等争言，大兵久顿于外，财用困竭，意欲暂且罢兵，休息百姓。独有裴度默然无言。宪宗怪问其故，裴度对说：“吴元济悖叛君父，乃臣子不共戴天之仇，讨之不克，不可中止。臣请自往战，一决胜负，宁与此贼俱死，誓不与此贼并生。臣观此贼兵力寡弱，势实穷蹙，一战可擒。但诸将互相观望，心志不一，不肯并力向前，故彼此相持，未即降服耳。若臣亲至行营，身自督战，诸将恐臣夺其功，必然并力争进，破贼不难矣。”宪宗喜悦，乃于是年六月，加升裴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令其前去总督军务。裴度受命将行，面辞宪宗说：“臣此行若擒得元济，则班师奏凯，庶有朝天之期；若元济尚存，则委命捐躯，终无归阙之日矣。”宪宗因其言词激烈，不觉恻然动念，为之流涕。于此见当时君臣相与之情，臣不忍负君，君亦不忍舍臣也。时诸将闻裴度出朝，果皆奋勇争先。唐、邓节度使李愬以吴房系蔡州的要路，将进兵攻之，众将都劝止，说今日乃往亡之日，不利进兵。李愬说：“兵法有常有变，我今兵少，不足以战，当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彼以今日往亡，道是兵家忌讳之日，定不防我，我却乘其不意而击之，可以取胜也。”遂率兵径进，吴房果不设备，因攻破其外城，斩首一千余级而还。夫诸将顿兵淮西，四载无功，裴度一出，随有吴房之捷。于此见天下之事，不倡率则众力不前，不振作则众心不奋，而其机又在人主委任责成于上，然后计议得毕其忠，攻取得收其效。若宪宗之于裴度，具可为万世法矣。

原文 　时董重质拥精兵万余人拒洄曲。愬曰：“元济所望者，重质之救耳！”乃访重质家，厚抚之，遣其子传道持书谕重质。重质遂单骑诣愬降。元济于城上请罪，梯而下之，槛送京师，不戮一人，屯于鞠场，以待裴度。度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于路左。度将避之，愬曰：“蔡人顽悖，不识上下之分，数十年矣。愿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直解 　洄曲，即时曲地方。槛，是囚车。鞠场，是球场。櫜，是箭筒。鞬，是弓袋。这一段是记李愬克蔡州，擒吴元济的事。李愬见淮、蔡精兵皆在外拒守，州城空虚，乃乘雪夜袭之，引兵直抵城下，破了蔡州城。元济犹坚守内城以拒敌官兵。淮西宿将董重质，是元济的谋主，统精兵万余在洄曲拒守。李愬说：“元济势已穷蹙，独守孤城，他只指望董重质来救耳。乃访重质家属在州城者，厚抚恤之。因作一书与重质，开示祸福，遣重质之子传道持往谕之。重质见书，知州城已破，即弃了兵甲，单骑赴李愬投降。元济外救已绝，乃于城上叩首请罪乞哀。李愬着他用梯子下来，以槛车囚之，解送京师。是日，申、光二州及诸镇兵，相继来降，李愬皆慰抚之，官吏尽复其职，不杀一人，屯兵鞠场，以待裴度。此时度为主帅，愬执军中之礼，戎服披执带櫜鞬出迎，拜于路左。裴度以李愬功高，不欲当此礼，将引车避之。愬说：“蔡人自叛乱以来，习成顽悖，不识上下名分，数十年矣。愬今所行，正是上下相接之礼。愿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体统，不可假借，益见朝廷之尊。”度以其言为当，乃受之。按淮西恃强跋扈已数十年，其风俗犷戾甚于蛮夷，故以三州之众，举天下之兵，环而攻之，四年而后克。人知度、愬诸人同心戮力之所致，而不知宪宗之独断乃大将之所以成功也。

原文 　裴度以蔡卒为牙兵，或谏曰：“蔡人反侧者尚多，不可不备。”度笑曰：“吾为彰义节度使，元恶既擒，蔡人则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闻之感泣。先是吴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语于涂，夜不然烛，有以酒食相过从者罪死。度既视事，下令惟禁盗贼、斗杀，余皆不问，往来者不限昼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乐。

直解 　牙兵，是帐下亲兵。偶语，是两人相对说话。裴度既平淮、蔡，因将蔡州降卒收在帐下用为亲兵。或有人谏裴度：“蔡人虽云降服，其间阴怀异志反侧不安者，尚多有之，当加意提备以防不然，不可遂置之左右，待以腹心也。”裴度笑说：“疑人莫用，用人莫疑。我为彰义军节度使，讨平淮、蔡有罪者，惟首恶吴元济一人而已。首恶既擒，其余胁从之人，归服于我者就是我部下的人了，我自当待之如一家，亲之如一体，又何必分别彼此，而过生猜疑乎！”于是蔡人闻度此言，无不感泣。盖当是时蔡人新附，未知裴度意思如何，正放心不下，一闻其言，众心始得宁帖，所以感激而至于垂泣也。又前此吴元济父子悖逆相承，拥兵拒命，禁止蔡人涂间不得聚谈，夜里不得举烛，或有备办酒食相过往追随者，其罪至死。数十年间，蔡人摇首动足惟恐犯法，一向不得安生。裴度既至，除去烦苛，更下宽令，但只禁止盗贼行劫，及斗殴杀人重犯，其余一切罪过，悉置不理。百姓每有相往来的，聚散早晚各随其便，不限昼夜，于是蔡人始知人生世间有此安乐，感戴裴度真如父母矣。繇此二事而观，可见御众莫要于推诚，安民莫先于宽大。盖众志方危，我猜疑则彼益摇惑；民生方蹙，上严急则下益愁苦。惟当其摇惑之际而推诚以镇之，则众之附我也必坚；乘其愁苦之余而宽大以抚之，则众之德我也必厚。《书》曰：“临下以简，御众以宽。”即帝王之治亦有然者，岂但为将相者所当知哉！

原文 　淮西既平，上浸骄侈。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镈、卫尉卿盐铁转运使程异晓其意，数进羡余以供其费，繇是有宠。八月，镈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并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骇愕，至于市井负贩者亦嗤之。

直解 　宪宗即位以来，日夜忧勤，思雪祖宗之耻，颇为励精。及是淮西既平，便觉志意盈满，日渐矜骄奢侈，好兴土木，无复昔时勤俭之意矣。时有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镈、卫尉卿盐铁转运使程异，两人都是管钱粮的官，晓得宪宗意思，欲有所逞，而用度不足，乃专事掊剋，时时进奉羡余银两，以充其费，欲以自结于上。宪宗见两人投其所欲，果甚喜悦，繇是大有宠幸。八月，镈以户部侍郎、异升工部侍郎，并同平章事，判度支转运使如故。诏下之日，满朝百官及四野的小民，见两人素望极轻，一旦用做宰相，无不骇愕。至于街市上负贩做小买卖的人，也都嗤笑之，其不惬于众论如此。夫古之明君，所以久安长治者，惟其功愈盛而志愈惕，小人不得乘间而窃用故也。宪宗穷四年之力，仅平三小州，不思河北之未臣，吐蕃之寇掠，尚属可虑，而逸欲一生，使小人遂得窥见其意而入之。以十年之忧勤而不胜其一念之骄侈，以众贤之戮力，而不胜其两小人之逢迎，卒使前功尽隳，身且不保，良可慨已。处四海无虞之日者，其深鉴之。

原文 　裴度耻与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许。度复上疏，以为：“天下治乱系朝廷，朝廷轻重在辅相。所可惜者，淮西荡定，河北底宁，承宗敛手削地，韩弘舆疾讨贼，岂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处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业，十已八九，何忍还自隳坏，使四方解体乎！”上以裴度为朋党，不之省，繇是镈益无所惮。程异亦自知不合众心，能廉谨谦逊，为相月余，不敢知印秉笔，故终免于祸。上晚节好神仙，诏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荐山人柳泌能合长生药。诏泌居兴唐观炼药。

直解 　是时宪宗用皇甫镈、程异为相，这两人都是邪佞小人，裴度羞与同在相位，因进谏不从，上表求自退避。宪宗不许，裴度乃复上疏，奏说：“天下治乱，其本全系朝廷，朝廷轻重又在辅相，辅相得人，则朝廷增重而天下治，辅相非人则朝廷轻辱而天下乱，治乱之机所关甚重，诚不可不慎也。今陛下用皇甫镈、程异为相，轻辱朝廷，此何足惜。所可惜者，强藩悍将，如两河诸镇为患已久。今吴元济就擒，淮西幸已平定；田弘正等相继归服，河北幸已安宁；王承宗上表献德隶二州，拱手纳地；韩弘奉诏讨李师道，扶病出兵。似这等奉顺朝廷，岂是朝廷之上徒以威力压服，能制其死，而使之不敢违哉？直以生杀予夺，正大公平，一切处置事理成中机宜，能使强者畏威，弱者感德，有以深服其心焉耳。陛下劳心焦思建此升平之业，以大势而论，十已八九，正当兢兢业业，尽善尽美，图维有终，何忍宠昵小人，将垂成大业旋自隳坏，使四方将吏见朝廷举措如此，离心解体，不复有臂指相使之势，岂不可为痛惜者哉！”疏上，宪宗反以裴度为朋党，不览其奏。繇是皇甫镈愈益恣肆，无所忌惮。程异自知不为众论所容，颇能廉谨谦退，为相月余，不敢知印秉笔，干预事权，故后来皇甫镈贬为崖州司户而死，而程异仅得免于其祸，然已无救于国家之败矣。宪宗晚年又喜好神仙，诏天下访求方士通晓仙术者。宗正卿李道古欲谄媚求容，乃荐举山人柳泌，说他能合长生药，服之可以延年益寿。宪宗信以为然，诏柳泌居兴唐观中烧炼药饵。其后宪宗服其金丹，躁渴举发而崩，柳泌杖杀，诸方士皆流岭表，然亦不能赎其罔上之罪矣。夫国事至重大者，莫如任相，而宪宗轻用匪人，至隳成功而不恤；异端至虚诞者，莫如求仙，而宪宗轻信邪术，至蹙大命而不疑，是非镈异之奸，柳泌之妄能惑宪宗也，繇宪宗之惑于利欲焉耳。使其能养德于虚明，持志于静定，虽有奸妄之徒，何自而入哉！此明主所当知也。

原文 　十四年春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师，上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然香臂顶供养者。刑部侍郎韩愈上表切谏，以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黄帝以至禹、汤、文、武，皆享寿考，百姓安乐，当是时未有佛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舍身为寺家奴，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繇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于佛岂可更惜身命！’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大怒，出示宰相，将加愈极刑。裴度、崔群为言：“愈虽狂，发于忠悃，宜宽容以开言路。”乃贬愈为潮州刺史。

直解 　潮州，即今广东潮州府。宪宗末年，崇信邪术，小人希宠者争以异端迎合上意。于是有言陕西凤翔府法门寺塔中有佛指骨，二十年一开，开则岁丰民安者。德宗听信其言，遣内使往迎其骨，至十四年正月迎至京师。宪宗留在宫中供养三日，乃遍送诸寺，令其转相顶礼。于是上自王公，下至士民，都去争先瞻奉，舍施钱财，唯恐不及，甚有倾竭资产以充布施者，有然香于臂膊及顶上供养者。刑部侍郎韩愈见得蠹财惑众，乃上表切谏，说道：“我中华地方，以礼乐教化为俗，本无有佛。佛者乃是夷狄教门中之一法，其大意只要以祸福之说，怂动愚俗耳。臣尝考之上古，自黄帝、尧、舜，以至禹、汤、文、武，这许多圣帝明王都享有寿考，多者百数十岁，其次百余岁，国运久长，百姓安乐。当此之时，尚未有佛，是不因奉佛而才得福也。汉明帝时始听信邪说，遣人到天竺迎取佛书，于是佛教始入中国。然汉自明帝而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是奉佛而反不得福也。宋、齐、梁、陈、元魏而下，奉佛之礼渐加恭谨，计其享国多者十数年，少则三、五载，年代转益短促。唯梁武帝在位颇久，然四十八年之间前后舍身三次，以天子之贵为寺家奴，卑辱已甚，其后竟为贼臣侯景所逼，断其饮食，饿死台城，国亦随灭。原其奉佛之心，本为求福，福不可得，乃反得祸，以此看来，作祸造福，全不繇佛，佛教虚妄不足凭信，其理昭然从可知矣。但百姓愚下懵懂，其心易于煽惑，而难于晓悟。彼但见陛下敬信佛教如此，都说天子是大圣人，尚且一心奉佛，况我等微贱小人，尤当加敬顶礼，岂可更爱惜身命，所以弃却本等生理，都去瞻奉舍施，以至竭资产，燃臂顶而不顾也。惑乱愚俗，莫此为甚。乞将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庶令人知其幻妄，可以断除一世之疑，后代无所流传，可以杜绝将来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举动，远配古圣帝明王，而迥出汉魏六朝庸主万万倍也，岂非至盛美之事哉！设使佛有神灵，能作祸福，臣今排诋其妄，凡有灾咎，宜加臣身，臣请自当其祸焉。”表上，宪宗览之大怒，出其表以示宰相，欲加愈极刑，置之于死。宰相裴度、崔群在上前力争说：“愈言虽狂，发自忠恳，心则无他，宜姑示宽容，以开进言之路。”乃从轻贬愈为潮州刺史。按佛教虚妄，先儒辟之详矣，而深切著明无如此表。盖佛教所以能惑众者，以人情莫不慕富寿而恶贫苦。彼以祸福之说动之，故群起而信奉，而自不暇察其理之有无也。韩愈此表历征古之帝王年寿修短，国运久促，全不系于奉佛与否，以见其本无神灵，本不能作祸福。此说出，则彼之虚妄立见，而无所挟以惑众矣，其有功于世教，岂不大哉！明君以正心穷理为学，当三复于斯言。

原文 　上问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崔群对曰：“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用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愿陛下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乃社稷无疆之福。”皇甫镈深恨之。

直解 　宪宗一日问宰相说：“先朝玄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初时朝政清明，天下治安，后来祸乱遽起，破国亡家，这是何故？”宰相崔群对说：“玄宗初年所用的臣，是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都是忠直君子，专以正道辅佐玄宗，使励精勤俭，所以国家理治；后来所用的臣，是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都是奸邪小人，专以谄佞诱引玄宗，使纵情奢侈，所以国家危乱。可见人君用人，或得或失，治乱随之，所系极重，非可轻忽也。今人都说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玄宗避寇幸蜀，为乱之始；臣独以为从开元二十四年，玄宗罢张九龄的相位，专用李林甫，自此小人得进，君子皆退，朝廷不闻直言，不行善政，是乃治乱之所繇分也。臣愿陛下以开元初年的事为法，选用贤臣如姚崇等诸人，必信任之，与共图治理；以天宝末年的事为戒，辨别小人如李林甫等诸人，必黜远之，以防其乱，则可保久安长治，乃社稷无疆之福也。”时朝臣中皇甫镈正是个邪佞小人，闻崔群所对，切中其病，遂深恨之。夫古之英君，始未尝不用君子，然多不能保其终者，盖繇天下已治，每厌勤劳而喜逸乐。厌勤劳则但见君子之拘捡，而势必见疏；喜逸乐则但见小人之可狎，而情必相契。所以始治终乱，皆出于此，非独玄宗、宪宗为然也。欲任贤臣以成无疆之休者，其深鉴之。

原文 　帝问：“玄宗开元时致治，天宝则乱，何一君而相反耶？”李绛曰：“治生于忧危，乱生于放肆。玄宗尝历试官守，知人之艰难，临位初，任姚崇、宋璟，励精听纳，故左右前后皆正人也。洎林甫、国忠得君，专引倾邪之人，分总要剧。于是上不闻直言，嗜欲日滋。内则盗臣劝以兴利，外则武夫诱以开边，天下骚动，故禄山乘隙而奋。此皆小人启导，从逸而骄。系人主所行，无常治，亦无常乱也。”

直解 　宪宗一日问宰相李绛说：“玄宗开元时政事修举，天下太平，到天宝以后，盗起兵兴，宗社几于不保，一君之身而前后治乱相反，其故何也？”李绛对说：“治乱无一定之数，有一定之理。治不生于治，而生于一念之忧勤；乱不生于乱，而生于一念之侈肆。玄宗在藩邸时，典领州郡，历试官守，备知民情疾苦、时事艰危，所以即位之初，任用姚崇、宋璟为相，励精治理，心志清明，听纳忠言，耳目无壅，故其时前后左右无一个不是正人，相导辅翼者无一件不是正事，天下安得而不治乎！到天宝以后，奸臣李林甫、杨国忠蛊惑上心，操弄国柄，排抑正直之士，使无所容，而专引倾邪险诐之人，令其分布要区，总领繁剧。繇是朝廷之耳目敝塞，忠言不得上闻，君心之嗜欲日滋，声色从而杂进，内则盗臣王等搜括缗钱，劝以兴利，外则武将高仙芝等邀求功赏，诱以开边，以致百姓困于科求，三军疲于征战，怨声四起，天下骚然。故贼臣安禄山乘此衅隙，顿生祸心，一旦变起渔阳，而大驾蒙尘，两京失守。此皆繇小人欲希图宠幸，专以荒淫侈肆之事，启导君心，使之纵耳目之娱，穷心志之乐，其骄逸如此，国事安得而不坏，天下安得而不乱乎！繇此观之，治乱系人主所行，行得其道则治，行失其道则乱。恃其治而萌侈肆之心，则治将变而为乱；惧其乱而厉忧危之念，则乱可变而为治。治乱果何常之有哉！”按李绛以忧危放肆，分别开元、天宝之治乱，其言固甚当矣，而不知天宝之乱，正开元之治有以启之也。盖艰难之际虽庸主皆知勉图，而治平之时，即贤君不免骄佚。开元间海内富庶，兵革不兴，玄宗自谓天下治安，所以侈心渐肆。使其知有天宝之乱，岂肯安危利灾一至于此极乎！故圣人处极盛之时，而愈切怠荒之儆，其虑远矣。

资治通鉴直解

卷之二十二

唐　纪

穆　宗

穆宗皇帝，名恒，是宪宗第三子，在位四年。

原文 　二年春，上之初即位也，两河略定，萧俛、段文昌以为“天下已太平，渐宜销兵，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岁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国事为意，遂可其奏。军士落籍者众，皆聚山泽为盗。及朱克融、王庭凑作乱，一呼而士卒皆集。诏征诸道兵讨之，诸道兵既少，皆临时召募，乌合之众，故每战多败。

直解 　长庆二年春，初，穆宗新即位之时，河南、河北之乱，才得平定，人心尚未帖服，正该养威蓄众，图维善后事宜，以防反侧。宰相萧俛、段文昌虑不及远，便说天下已太平无事了，议欲以渐销兵用省军费，乃请密下诏书，令天下军镇有兵的所在，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或以逃、或以死除其籍，为渐次销减之法。那时穆宗方溺于荒淫宴乐，不以国事为意，遂不论可否即从其奏。繇是军士除籍者日众，无所归着，都去山泽中聚而为盗。未几乱果复作。幽州军士囚了节度使张弘靖，推朱克融为留后，成德兵马使王庭凑杀了节度使田弘正，自称留后。两人同时作反，一呼而士卒皆往从之。朝廷下诏调各道兵讨贼，各道兵在籍者既少，都一时仓卒，召募乌合之众。平素既无恩威，又未加训练，谁肯用命，所以每战多败，皆轻议销兵之过也。夫祸乱初定之时，如疾病方痊，恃其已安而遂废药石，则病将复生而不可救矣。唐之销兵何以异此？况兵非土著，散之最难。萧俛等不思所以驭之安之之法，而镘去其籍，是驱坐待衣食之辈，而责之归农，非其情也，其为寇兵之资也，又何怪乎！

原文 　又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从，不度可否，故虽以诸道十五万之众，裴度元臣宿望，乌重胤、李光颜皆当时名将，讨幽、镇万余之众，屯守逾年，竟无成功，财竭力尽。崔植、杜元颖、王播为相，皆庸才，无远略。史宪诚既逼杀田布，朝廷不能讨，遂并朱克融，王庭凑以节钺授之。繇是再失河朔，讫于唐亡，不能复取。

直解 　幽、镇，都是藩名。时朱克融反于幽州，王庭凑反于镇州。朝廷承销兵之后，行伍空虚，乃仓卒募兵征讨。兵既不精，及其遣用将帅，又不假以事权，凡诸将一举一动，必须从禁中授以方略，进退掣肘，不得自专。朝令夕改，事无成算，以致众心眩惑，莫知所从。忽然而行，忽然而止，全不审酌机宜，度量可否。故虽以诸道十万之众，声势联络，兵不为不多，而领兵者若裴度为耆德元臣，乌重胤、李光颜皆当时知名大将，将不为不良，然而幽、镇二州其众不过万余，大军讨之，屯守经年，竟无成功，徒致财用困竭，民力疲劳，坐受其敝，则繇庙堂之上，辅相不得其人故耳。盖此时崔植、杜元颖、王播为相，这三人都是庸下凡材，无有深谋远略。魏博牙将史宪诚，既鼓扇众军逼令节度使田布自杀，崔植等不能力赞朝廷讨正其罪，因以宪诚代布，遂将朱克融、王庭凑一并姑息，授以节钺，以克融为平卢节度使、庭凑为成德节度使。繇是河朔一带地方，在先朝归顺者复为强臣所有，天下大势既去，迄于唐亡，寸土寸疆不能复取，皆宰相不得其人之故也。夫河朔诸镇，在宪宗朝得裴度诸贤，则叛者服，及穆宗用崔植诸人，则服者叛，相道得失，而国家之理乱因之，所系诚至重矣。然宪宗之用裴度也，言听计从，虽大奸如李逢吉不能阻挠。而穆宗出度于外，反使庸鄙如崔植等得从中制，度亦安得以有为哉！故人君欲尽贤相之用，尤必信任专一而后可。

原文 　五月，以尚书左丞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公绰过邓县，有二吏，一犯赃，一舞文。众谓公绰必杀犯赃者。公绰判曰：“赃吏犯法，法在；奸吏乱法，法亡。”竟诛舞文者。

直解 　山南东道，即今湖广襄阳等府。邓县，即今邓州地方。吏书作弊，舞弄文法，叫做舞文。长庆三年五月，穆宗以尚书左丞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公绰巡行所属，过邓县审录囚犯，适有两个犯罪吏，一个是要钱贪赃的，一个是作弊舞文的。众人私拟公绰素性廉介，赃吏罪重，必然杀犯赃者。公绰判断其案说道：“赃吏贪财，自干法纪，其于国家之法只是犯之而已，却不曾变坏了法度，是法犹在也。若奸吏舞文，则增损律例，改易公私轻重，皆出其手，虚实无从而稽，把国家之法全然变乱了，是法因之而亡也。”于是竟诛舞文者，众人咸服其明。夫国家所以纲纪天下，成画一之治者，恃有法在耳。惟是积胥巨猾，欺公罔上，奸弊百端，主司者或受其愚弄而不能察，或被其把持而不能禁，甚且曲为隐护以自盖其疏虞，于是奸吏接迹，不可胜诛，而法益荡灭矣。然吏之所以敢于乱法者，实皆贪心所使，则诛赃吏亦所以弭奸吏也。欲澄清天下者，宜加意焉。

原文 　四年春，初，柳泌等既诛，方士稍复因左右以进，上饵其金石之药。有处士张皋者上疏，以为：“神虑澹则血气和，嗜欲胜则疾疹作。药以攻疾，无疾不可饵也。先帝信方士妄言，饵药致疾，岂得复循其覆辙乎！”

直解 　先是宪宗因服方士柳泌之药，致疾而崩，穆宗即位已将柳泌等杖杀。至长庆四年，诸方士稍又因左右近幸之人干求进用。穆宗志意怠荒，不能惩戒往事，仍又服其金石之药，欲求长生。有处士张皋者上疏，谏说：“人禀血气以生，贵于和平，而忌偏胜。惟能澄神定虑，使本原之地，宁静澹泊，不为情欲所扰，则血气自然和平，而百病不侵。设使恣情纵欲，或耽于声色，或荒于游宴，嗜欲既胜，则血气必致损耗，而疾病斯作矣。人惟致有疾病，所以必须用药攻治，是药本为攻疾而设也。若本无疾病而轻服药饵，反使药力有所偏助，其患立见。君身所系至重，岂可如此。昔先帝听信柳泌妄言，谓服药可得长生，以致躁渴举发，遘病而崩。此陛下所亲见者，正宜惩其既往之失，永为鉴戒，岂得再踵其覆辙乎！”穆宗徒善其言，终不能用也。按神虑澹泊之言，最得养生之理。盖人君一心，众欲交攻，必须爱惜精神，减省思虑，于凡可喜可好之事，泊然如水，一无所动其中，才能培养寿命之原，永绥和平之福。而其要又在讲学勤政，使志意既有所专，然后神虑斯无所杂。未有无所事事而心能澹然者也。明主宜留意焉。

敬　宗

敬宗皇帝，名湛，是穆宗长子，在位二年。

原文 　上视朝每晏，左拾遗刘栖楚进言曰：“陛下嗣位之初，当宵衣求理，而嗜寝乐色，日晏方起，梓宫在殡，鼓吹日喧，令闻未彰，恶声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长，请碎首玉阶以谢谏职之旷。”遂以额叩龙墀，见血不已。上命中使宣慰令归。

直解 　穆宗在位四年而崩，其子敬宗即位，昏迷不德，视朝甚迟，百官伺候朝参，废时失事。于是左拾遗刘栖楚面进谏说：“陛下嗣位之初，上承宗庙，下抚万邦，海内人心方颙颙望治之日，正宜兢兢业业，不遑宁宽，虽在夜间犹当披衣待旦，以求治理可也。今乃溺于宴安，嗜好寝卧，耽乐女色，至日晏而后起，甚非励精图治之意。况先帝梓宫在殡，尤人子闻乐不乐之时，而鼓吹日喧，略不为念。美誉未彰于天下，恶声已布于遐方，臣恐如此怠荒，福祚必不久远，关系非细故也。臣叨居谏职，不能补阙救过，何颜立于朝廷，请碎首玉阶以谢旷职之罪。”遂以额叩于龙墀，出血不止。敬宗见其恳切，命中使宣旨慰谕，劝之使归，然终不悟也。卒之敬宗以逸豫灭德，在位二年而亡，栖楚福祚不长之言，于是验矣。可见人君勤政，不惟可以理万机，且使志气清明，精神会聚，一切纵欲伤生之事，自不暇为，亦所以养寿命之原也。周公作《无逸》以励成王，而惓惓以享国修短为言，正是此意。人主宜三复之。

原文 　宝历元年正月，上游幸无常，昵比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二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献《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讽视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讽服御乖异，三曰《罢献》以讽征求玩好，四曰《纳诲》以讽侮弃谠言，五曰《辨邪》以讽信任群小，六曰《防微》以讽轻出游幸。上优诏答之。

直解 　扆，是御屏。丹，是赤色。宝庆元年正月，时敬宗即位之初，不知保身勤政，每微服出外，游戏行幸，举动无常，所宠昵亲近的都是狎邪小人，蛊惑上心，无所不至。每月视朝不过三两次，公卿大臣罕得进见其面者。二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因作《丹扆六箴》以献，言人君负扆临朝，所当箴警者有六件事：一曰《宵衣》，说人君于天未明时就当起来着衣，待旦视朝，盖因敬宗视朝太稀，日晏始出，故以此讽谏也；其二曰《正服》，说人君所尚袍服，自有定制，不可崇尚奇丽之饰，盖因敬宗服御乖异，有亵威仪，故以此讽谏也；其三曰《罢献》，说人君所受贡献，自有常额，不可于常额外受人贡献，盖因敬宗征求玩好，有损俭德，故以讽谏也；其四曰《纳诲》，说人君于直言正论当委曲听纳，以示优容，盖因敬宗侮慢忠言，拒而不听，故以此讽谏也；其五曰《辨邪》，说人君于谗谄奸佞当详审辨别，以防蒙蔽，盖因敬宗亲信群小，任之不疑，故以讽也；其六曰《防微》，说人君一身所关甚重，出入举动，当时加戒慎以防不虞，盖因敬宗轻生游幸，履危蹈险，不知戒惧，故以此讽谏也。六箴进上，敬宗优诏褒答，然竟不能从其言也。按此六箴虽均切治理，而《辨邪》一言尤要。盖敬宗以冲年即位，使能尊礼师傅，亲近老成，则心志有所维持，而起居出入自然有常，服御玩好自不及侈矣；惟其有群小之狎，无师保之助，此所以童昏失德，过日积而不自知也。明主当深省于斯。

文　宗

文宗皇帝，名昂，是穆宗第二子，在位十三年。

原文 　二年夏四月，上对柳公权等于便殿，上举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浣矣！”众皆美上之俭德，公权独无言。上问其故，对曰：“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当进贤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乃可以致雍熙。服浣濯之衣，乃末节耳。”

直解 　洗濯衣垢叫做浣。开成二年夏四月，文宗召翰林学士柳公权等，入对于便殿，文宗言及汉文帝恭俭，因举自家袍袖以示众学士说：“朕这袍服已经三次浣濯了，今犹服之，不欲遽弃也。”众学士都称美文宗的俭德，以为过于汉文帝，独柳公权默而无言。文宗问其故，公权对说：“节俭固是美德，然帝王治天下，尚有大道理。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所重者不在财帛，当思官职贵于得人，于贤者则进之，不肖者则退之，忠言不可轻弃，于谏诤之当者从之，有不当者亦容之，恩威不可滥施，于有功者赏之，有非者罚之，则朝廷之上大本克端，天下自然理治，雍熙太和之盛可不劳而致矣。这才是帝王的盛节。若区区服浣濯之衣，不过细小末务而已，治天下的大经大法，不系于此，岂可遽以为美而自足哉！”夫节俭，美行也，而公权犹以为非帝王之大德。若恣情纵欲，奢侈败德者，又当何如哉！为人上者可以鉴矣。

原文 　九月，以李德裕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入谢，言于上曰：“致理之要，在于辨群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势不相容，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亦指正人为邪。人主辨之甚难。臣以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竞为朋党。先帝深知朋党之患，然所用卒皆朋党之人，良繇执心不定，故奸邪得乘间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为欺罔，主心始疑，于是旁询小人以察执政。如德宗末年，所听任者惟裴延龄辈，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乱也。陛下诚能慎择贤才以为宰相，有奸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书，推心委任，坚定不移，则天下何忧不理哉！”

直解 　开成四年九月，时文宗崩，武宗即位，首召还袁州长史李德裕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入见谢恩，因奏说：“人君致治之要，不必他求，只有审察群臣，辨其孰为邪人，孰为正人而已。夫人之邪正不同，其存心制行亦每相反，若使同朝而立，其势必不相容。正人疾恶邪人，固指邪人为邪；邪人妒忌正人，亦反指正人为邪，邪正相攻，名实混乱，人主欲从而辨别之，诚甚难矣。然以臣言之，正人持身孤介，譬如木中松柏一般，其节操刚劲，无所倚靠，而挺然独立；邪人则柔佞卑鄙，譬如草中藤萝一般，若非依附他物，必不能引拔而振起也。故正人独行己志，一心事上，耻为和同；而邪人背公植私，交相引援，争为朋党。其人品较然不同，宜无难辨。先帝深知朋党为患，每恨其难去，而所用者若李训、郑注等，又卒皆朋党之人，良繇其辨别不真，持心不定，乍疑乍信，所以奸邪得乘间而入，以构谗启祸，人主卒被其误而不知也。夫为宰相者固不能人人忠良，其中或有一、二心怀欺罔者，人主之心始不能无疑。疑心一生，不能自决，乃又旁问左右之人，以伺察执政的贤否。如先朝德宗末年，不信宰相而信群小，所听任者惟谗佞裴延龄等，专权用事，至于宰相反不得预政，但署名于敕，主行文书而已。体统废坏，纪纲陵夷，此政事所以日乱而不理也。陛下诚能于择相之始，其难其慎，务选择贤才而任之，固不因之以滥用小人。其有欺君罔上，罪过昭彰者亟行罢斥，亦不因之以概疑君子。常使朝廷政事都出自中书，决于宰相，推心置腹，委任责成，志坚意定，不为毁誉所间，爱憎所迁，则臣主一心，政事毕举，何忧天下之不治也哉！”大凡人君择相，未尝不欲得正人而任之，而任之未必专者，其知之犹未深也。心诚相知，则信之必笃，任之必专，自非邪人所能间耳。古人所以比君相于元首股肱，明其有一体之义，岂有一体而可使间隔者哉！后之任相者，以一人誉之而用，既不能辨别之于始，以一人毁之而弃，又不能信任之于终，其于一体之义疏亦甚矣。明主宜知所重焉。

原文 　又曰：“先帝于大臣好为形迹，小过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积，以至祸败。兹事大误，愿陛下以为戒。臣等有罪，陛下当面诘之。事苟无实，得以辨明；若其有实，辞理自穷。小过则容其悛改，大罪则加之诛谴，如此，君臣之际无疑间矣。”上嘉纳之。

直解 　李德裕又对武宗说：“昔先帝文宗御下多疑，其待大臣不肯开心见诚，每每好为形迹以全体面。大臣小有过失，心里虽是不喜，却乃务为包容，不即显言于外。自此日累月积，下之罪过益深，而上之猜疑益甚，小人乘机中伤，不觉信之深而发之暴，以致大臣继去，人人自危，而国之祸败随之矣。此一事，乃先帝大错误处。陛下今日始临群臣，愿深以为戒，勿蹈其辙。臣等若有罪过，陛下但有所闻，即当面赐诘问。事苟不实，则臣等得以一一辨明，不致为人诬陷；若其有实，则辞屈理穷，自然输服，亦可得其真情，就中分别。小过姑容其悛改，使之自新；若犯大罪，即加以诛谴，无所宽贷。如此，则君臣之间，肝胆相照，形迹俱忘，非惟君不疑臣，臣亦不疑君矣。所以保全大臣，而遏群邪媒孽之端者，皆在于此，祸败何从而生乎？”武宗以其言为是，深嘉纳之。夫君臣之分本严，所恃以成上下之交者，惟心之相信而已。若君心一有所疑，蓄而不发，则积疑销金，积毁销骨，臣下之心迹无繇自明，而上下之交离矣。父子相离，不可以治家，君臣相离，尚可以治国乎！故夫上推诚以待下，下积诚以格上，宜各尽其道也。

武　宗

武宗皇帝，名炎，是穆宗第五子，在位六年。

原文 　四年八月，镇、魏奏邢、洺、磁三州降，宰相入贺。李德裕曰：“昭义根本尽在山东，三州降，则上党不日有变矣。”上曰：“郭谊，稹谋主也，必枭刘稹以自赎。”德裕曰：“诚如圣料。”未几，谊果斩稹，收稹宗族尽杀之，函稹首，降。宰相入贺，上曰：“郭谊宜如何处之？”德裕对曰：“刘稹，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谊为之谋主，及势孤力屈，又卖稹以求赏。此而不诛，何以惩恶！宜及诸军在境，并谊等诛之。”上曰：“朕意亦以为然。”郭谊等至京师，皆斩之。

直解 　镇、魏，都是藩镇名。邢、洺、磁，是州名。邢州，即今顺德府地方。洺州，即今广平府地方。磁州，即今彰德府地方。昭义，在秦时为上党，今为潞安府。初，昭义节度使刘从谏薨，其子刘稹自为留后。武宗用宰相李德裕之谋，诏镇州节帅王元逵、魏博节帅何弘敬发兵讨之，先攻其邢、洺、磁三州，三州守将皆相继请降，于是镇、魏二帅以状闻于朝。宰相入贺，李德裕奏说：“昭义一军所恃以为根本者，正以其有邢、洺、磁三州在于山东，其士马可以进援，险阻可以退守也。今三州来降，则根本既拔，以势度之，上党孤悬无助，难以独存，不日之间必有内变矣。”武宗说：“彼中若有变，必起于郭谊，盖郭谊乃刘稹的谋主，见事不成，恐并受其祸，必杀刘稹以自赎其罪也。”德裕说：“稹必死于谊手，诚如圣算。”未几，郭谊果杀了刘稹，并收稹宗族尽数杀之，将刘稹首级用匣子盛了，献上求降。于是宰相入朝称贺，武宗问说：“郭谊本是贼党，法当诛戮，今能杀稹来降，功又当赏，宜如何处之？”德裕对说：“刘稹乃一痴孺子耳，何知叛逆，所以教之阻兵拒命者，皆郭谊为之谋主。始则依势附力，导稹以为乱，及势孤力屈，不能自存，乃又以稹为奇货，卖之以求赏，其反侧如此，真奸人之雄也。若释此不诛，何以惩恶！宜及镇、魏诸军尚在境内，并郭谊等俱诛之，以为党恶之戒。”武宗深然其言，说：“朕意亦是如此。”乃诏郭谊等送至京师，皆斩首以正法，于是泽、潞始平。自古谋国之臣，多计算而少成事，非但其谋之不审，亦繇君相异心，任之者不专也。今观武宗之与德裕，同心相谋，同谋相信，君所言是，相则曰“诚如圣料”，相所言是，君则曰“朕意亦然”，其计议投合如此，令何所不行，威何所不克？此所以使镇、魏如臂指，取上党如拾芥也。在相者宜以为法。

宣　宗

宣宗皇帝，名忱，是宪宗第十三子，在位十三年。

原文 　二年二月，以知制诰令狐绹为翰林学士。上尝以太宗所撰《金镜录》授绹，使读之，“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当以此言为首。”又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

直解 　大中二年二月，宣宗以知制诰令狐绹为翰林学士。此时宣宗励精图治，志欲法祖。一日，尝以太宗所作《金镜录》授与令狐绹，使在御前读之。《金镜录》中有两句说道：“国家之乱皆繇小人导之，未有不任不肖而乱者。国家之治皆繇君子辅之，未有不任忠贤而治者。”绹读到这两句，宣宗大有感悟，命绹且住，因说人君用人得失，甚有关于治乱，凡欲求致太平者，当以此言为首务，使不肖者不得倖进，忠贤者不致遗佚，则有治无乱，何患太平之难致哉！宣宗又以史臣所记太宗《贞观政要》事事切于理道，欲时加省览，乃书于御座屏风，每正色拱手，致敬而读之。盖太宗用此以致太平，嘉言懿行，具载此书，故敬慕之如此。《书经》上说：“王懋乃德，视乃烈祖，无时豫怠。”太宗固唐之烈祖也。宣宗即位之初，景念若此，可谓无所豫怠矣。是以虽当末世，而犹能整齐法纪，维系人心，人称为小太宗，况于重熙累洽之时，而法祖攸行者，其治功当何如哉！

原文 　八年秋九月，上猎于苑北，遇樵夫，问其县，曰：“泾阳人也。”“令为谁？”曰：“李行言。”“为政何如？”曰：“性执。有强盗数人，匿军家，索之，竟不与，尽杀之。”上归，帖其名于寝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谢，上赐之金紫。问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对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

直解 　军家，唐时有南北军，其部下的人，叫做军家。泾阳县，今属陕西西安府。海州，今属南直隶淮安府。大中八年秋九月，宣宗出猎于苑北，偶遇打柴的樵夫，问他是何县人。樵夫对说是泾阳县人也。宣宗问他县里正官是谁。樵夫对说是李行言。宣宗因问此人做官何如。樵夫对说此人性刚，执法不能容奸。县中有强盗数人，打劫人家事发，藏匿一军家，他差人捕捉，那窝主竟不肯与，遂将强盗与窝主一并拿来，尽数杀之。其执法不挠如此。宣宗默记其言，回至宫中，便写李行言姓名，帖于寝殿之柱，以备擢用。到冬十月，乃除授行言为海州刺史。行言入朝谢恩，宣宗特赐以金带紫袍以宠异之。因问行言：“卿知今日所以腰金衣紫之故乎？”行言对说：“不知。”宣宗乃命左右取殿柱上帖子的姓名示之，以见行言自为县令时，已受知于朝廷也。夫守令之贤否，生民之休戚系焉，人君知以为重者鲜矣。虽举刺之章日上，殿最之牍满前，某贤某不肖尚有不辨其谁何者。宣宗一出猎之际，惓惓吏治，问之惟恐不详，一得其人，手记心存，用之惟恐不速。明主能法其意，以察贤否、行黜陟，守令岂有不劝，百姓岂有不安者哉！

原文 　九年二月，以醴泉令李君爽为怀州刺史。初，上校猎渭上，有父老以十数，聚于佛祠。上问之，对曰：“醴泉百姓也。县令李君奭有异政，考满当罢，诸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谐所愿耳。”及怀州刺史阙，上手笔除君奭，宰相莫之测。君奭入谢，上以此奖励，众始知之。

直解 　醴泉，即今陕西醴泉县。怀州，即今河南怀庆府。渭上，是渭河之上。大中九年二月，宣宗以醴泉令李君奭为怀州刺史，史臣因叙说，初，宣宗出猎于渭上，见年老的百姓有十数人聚会于佛庙中，宣宗问他每是何县人，为甚么聚会在此。父老对说：“我等都是醴泉县的百姓，因本县令李君奭做官廉能，有异常德政，百姓每戴之如父母，不忍离之。今当考满之时，资俸已深，必然升迁罢去，因思好官难得，恐后来者未必似他，欲到府上乞留久任，故此祈祷于神，冀得遂所愿耳。”宣宗闻其言，知君奭是好官，记在心上，欲重用之。后来怀州阙刺史，宣宗不待吏部推举，即手书君奭除补。宰相每都惊异，不知君奭何以见知于上而被简擢如此。及君奭入朝谢恩，宣宗以所得于父老之言奖励之，众始知其故也。夫亲民之官莫如县令，令贤，则民惟恐其不久；令虐，则民惟恐其不去。此人情也，而激劝之机实在朝廷。汉宣帝留心吏治，综核名实，玺书勉励，增秩赐金，而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唐之宣宗固亦汉宣之流亚矣。

懿　宗

懿宗皇帝，名漼，宣宗长子，在位十四年。

僖　宗

僖宗皇帝，名儇，懿宗第五子，在位十五年。

昭　宗

昭宗皇帝，名杰，懿宗第七子，在位十六年。为朱温所弑，唐亡。

原文 　《历年图》曰：“高祖举晋阳精兵，承亡隋之弊，席卷长驱，奄有关中。命将出师，扫除乱略，遂降李密，系建德，擒世充，芟武周，剪黑闼，夷萧铣，六年之中，海内咸服，何成功之速哉！盖以太宗之为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驱策英雄，网罗俊乂，好用善谋，乐闻直谏；拯民于水火之中，而措之于袵席之上；使盗贼化为君子，呻吟转为讴歌；衣食有余，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系颈阙庭，北海之滨悉为州县。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礼乐，父子兄弟之间，惭德多矣。”

直解 　宋臣司马光纂集诸史，每一代为一图，历叙其治乱兴亡之迹，谓之《历年图》。这一篇总叙唐朝的事，从高祖起，说唐祖李渊在隋时，原封为唐国公，留守晋阳。因见炀帝无道，民穷盗起，遂举晋阳精兵，承亡隋之弊，州县空虚，攻下汾、霍诸郡，席卷长驱直抵西京，尽有关中之地以为根本。于是遣将出兵，扫除群盗，遂降李密于洛口，系窦建德于虎牢，擒王世充于洛阳，芟刘武周于马邑，剪刘黑闼于山东，夷萧铣于江陵，不出六年之间，僭伪悉平，海内咸服，何其成功之速，一至于此哉！盖因有太宗世民为之子故也。使无太宗，则高祖原无大志，岂能创业垂统，开有唐一代之治哉！太宗具文武全才，聪明勇略，高出前代人主之上；又能驱策一世之英雄，使皆效其死力；网罗四方之俊乂，使皆竭其才能；群策毕举，凡善谋忠计皆嘉纳而不遗；言路大开，虽直言极谏，亦乐闻而不厌；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而安置之于袵席之上；使昔之相聚而为盗贼者，皆化为善良之君子；昔之愁苦而呻吟者，皆转为太平之讴歌；男耕女织，衣食有余；讼简民淳，刑措不用；威德日隆，虽强如突厥之长，亦系颈于阙庭；土宇日广，虽远如北海之滨，都设立为州县。盖自三代以来，中国之盛未有如此也，亦可谓不世出之主矣。惜其好尚功名，徒以智勇创造基业，而不能修礼乐以化民。且胁父臣虏，不可以言孝；弑兄杀弟，不可以言友。父子兄弟之间，惭德愧行亦已多矣。夫帝王之治，未有不自修身齐家以及天下者也。太宗之内行不修如此，是岂足以以语帝王之治哉！

原文 　“高宗沈溺宴安，仁而不武，使天后斫丧唐室，屠害宗支，毒流缙绅，迹其本源，有自来矣。中宗久罹忧辱，备尝险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粪土之墙，安可污也。睿宗鉴前之祸，立嗣以功，所谓可与权矣。明皇能谋有断，再靖内难。开元之初，忧勤庶政，好贤乐善，爱民利物，海内富庶，四夷宾服，浸淫于贞观之风矣。及天宝以降，自以功成治定，无有后艰。志欲既满，侈心乃生；忠直浸疏，谗谀并进；以游娱为良谋，以声色为急务；以李林甫、杨国忠为周、召，以安禄山、哥舒翰为方、虎。痈疽结于心腹而不悟，豺狼遁于藩篱而不知。一旦变生所忽，兵起边隅，庙堂执檄而心醉，猛将望尘而束手，腥膻污于伊洛，流血染于河潼，乘舆播荡，生民涂炭，祸乱并兴，莫可救药，使数百年之间，干戈澜漫而不息。乌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安之不可恃，治之不可保，如此夫。”

直解 　伊洛，指唐之东京，在今河南府地方。河潼，指唐之长安，在今西安府地方。《历年图》又叙说：“高宗承平之时，沈溺宴安，怠荒无度，即其依向不忍虽似仁慈，而柔懦不振，全无威武。其最得罪于宗社者，在立武氏为后，使其专权窃柄，斫丧唐家元气，杀害李氏子孙，诛逐缙绅之忠直，改唐为周，酷烈无比。究其本源，都因高宗昏弱无为，酿成此恶，其祸有自来矣。至于中宗初时为武后所废，居房州十三年，每欲自杀，遭忧辱如此之久，受险阻如此之多，宜其知所儆惕矣。一旦复了帝位，乃不鉴武氏之祸，又宠信韦后，荒淫不改，致国事日非，身且不保，是其天性昏庸，难以匡弼。殆孔子所谓粪土之墙，不可加以粉饰者也。睿宗鉴前代祸乱，欲早立太子，因次子隆基有诛韦氏之功，遂舍长子成器而立隆基，以绝祸本，是为玄宗。舍嫡立功，虽非经礼，亦可谓能行权矣。玄宗为人，多谋略，有刚断，初诛韦氏之乱，后寝太平公主之谋，凡两清内难，皆以谋断成之。开元之初，忧勤庶政，所用的都是正人，有好贤乐善之诚；所行的都是惠政，有爱民利物之泽。二十年间，海内富庶，四夷宾服，内宁外谧，骎骎乎有太宗贞观之风矣。及至天宝以后，见天下太平无事，自以为功成治定，无复后患。于是志欲既满，侈心遂生；恶谏诤而忠直浸疏，狎群小而谗谀并进；耽逸乐，则不念万机，而以游娱为良谋，以声色为急务；任将相则不辨忠邪，而以奸臣李林甫、杨国忠为周公、召公，以番将安禄山、哥舒翰为方叔、召虎。奸佞在朝，譬如痈疽生于心腹，将要溃裂犹且不悟；强胡当道，譬如豺狼近在藩篱，将要噬搏尚然不知。一旦安禄山发兵十五万，反于范阳，变生所忽，兵起边隅，庙堂之上平素不曾设备，宰相执着传的檄书，吓得痴呆如醉，无计可施。一时猛将平素不曾习战，望见贼的烟尘，都束手就缚，无兵可调，遂使贼众横行，两京失陷，腥膻之气污秽于伊洛，杀人之血流染于河潼，车驾播迁，仓皇入蜀，所在生民，尽遭屠戮，而祸乱并兴，不可救药矣。其后两京虽复，然国势自此日衰，兵端自此日起，使数百年之间，干戈漫延而不息者，皆明皇贻之也，岂不深可叹哉！《诗经》上说‘凡人都知谨始，但少能有终。’所以把前功尽弃了，正明皇之谓也。夫安之中，即危之所伏，不可常恃；治之中，即乱之所基，不可常保。其机如此，处治安之时者，可为永鉴矣。”

原文 　“肃宗以国之元子，收兵灵武，反旆而东，不失旧物。代宗分命群帅，剪除凶丑，使大河南北复为唐臣，其功皆不细矣。然此两君者，武不足以决疑，明不足以烛理，倘无郭子仪之忠，李光弼之智，因仆固怀恩以用回纥之众，则天下已非唐有矣。夫以肃宗之孝慈，而制于李辅国不得养其父，惑于张后不能庇其子，则其武可知矣。以代宗之宽仁，而听谗臣之言，使光弼不敢入朝，惭愤而死，怀恩招引外寇，几再亡国，则其明可知矣。而又不思经远之谋，专为姑息之政，盗贼据州郡者因用为牧守，士卒杀主帅者因授之旄钺，使强暴纵横，下凌上替，积习成俗，莫知其非。唐之纪纲大坏，不可复振，则肃、代之为也。”

直解 　《历年图》又叙说：“唐天宝之末，安禄山反叛，破了两京，玄宗幸蜀，宗社不守。幸得肃宗为太子，至马嵬驿前，为百姓父老所拥，收兵于灵武地方，转旆向东，克复两京，不失旧物。代宗继之，分命诸将，剪除贼党，诛史朝义于莫州，使大河南北还为唐家方镇之臣，论其功业皆不为小矣。然此两君者都是庸才，武不足以断决疑事，明不足以照察物理。当时赖有大将郭子仪之精忠，李光弼之勇略，又因仆固怀恩借兵于回纥，故得以收复两京，平定叛乱。若使当时无此三人，则天下已非唐家之有矣。夫以肃宗之天性孝慈，宜能保全父子之恩也，然外制于李辅国之奸，逼迁上皇于西内而不得养，内惑于张后之谮，杀其子建宁王倓而不能庇，此非武不足以决疑乎？以代宗之天性宽仁，宜能保全君臣之义也，却乃信听谗臣程元振之言，使李光弼忧畏而不敢入朝，至于惭愧发愤而死。又听信谗臣辛云京之言，使仆固怀恩怨望不平，招引吐蕃、回纥以入寇，几至于再亡其国，此非明不足以烛理乎？又且不思经常久远之谋，专为目前姑息之政。民间盗贼窃据州郡者，非惟不能讨，又因而用之以为本处正官；各镇士卒杀逐主帅者，非惟不能制，又因而授以节钺使为节度使。法纪不张，威权丧失，遂使强暴纵横，公然无所忌惮，下凌上替，名分为之荡然。转相效习，遂成风俗，恬不为怪，莫有知其非者！故终唐之世，士卒凌将帅，将帅凌天子，纪纲大坏，不可复振，以至于亡，则肃、代二宗实启其渐也。然则二宗虽有中兴之功，实乃基祸之主耳，岂足为贤哉！”

原文 　“德宗愤积世之弊，悯王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拨乱之志。而识度暗浅，资性猜愎，亲信多非其人，举措不繇其道；赋敛烦重，果于诛杀，故关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盗先起。于是困辱于奉天，播迁于山南；公卿拜于贼庭，锋镝集于黄屋。尚赖陆贽尽心于内，李晟、浑瑊输力于外，故能诛夷元凶，还奉社稷。自是之后，消刚为柔，刓方为圆。逮其晚节，偷懦之政，甚于祖考矣。顺宗不幸婴疾，奸邪肆志，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稷，足为贤矣。宪宗聪明果决，得于天性，选任忠良，延纳善谋。师老财屈，异论辐辏，而不为之疑；盗发都邑，屠害元宰，而不为之惧。卒能取灵夏，清剑南，诛浙西，俘泽潞，平淮右，复齐鲁。于是天下深根固蒂之盗，皆狼顾鼠拱，纳质效地，稽颡入朝，百年之忧，一旦廓然矣。而怠于防微，变生肘腋，悲夫！”

直解 　灵夏、剑南、浙西、泽潞、淮右、齐鲁都是唐时藩镇地方。《历年图》又叙说：“德宗为太子时，见肃宗以来，各镇强臣跋扈，朝廷纪纲不振，愤积世之凌替，悯王室之衰微，即位之初，赫然有拨乱反正之志。但其议度既昏，暗而褊浅，资性反猜疑而刚愎。所用的是卢杞、杨炎之辈，多非正人。所行的是残忍忌刻之事，不繇正道。立两税之法，赋税日加烦重。枉杀忠臣刘晏等，诛戮及于无辜。以此怨讟并兴，叛逆继起。李希烈反于关外，朝廷召泾原兵马讨之。关外未平，而泾卒奉朱泚先作乱于都城矣。于是车驾出奔奉天，极其困辱，仅乃得免。又为李怀光所逼，播迁山南。那时缙绅被执，公卿科于贼庭，宫阙失守，锋镝集于黄屋，天下大势几不可支了。尚赖陆贽知无不言，尽心匡救于内；李晟、浑瑊不顾私家，毕力捍御于外，故能使诸将用命，荡灭元凶，两京复完，还奉宗社，皆诸臣之力也。自此以后，德宗志气消沮，刚者化而为柔，方者削而为圆，无复有昔时振作之意。及其晚年，日事姑息，以求旦夕之安，偷懦之政又甚于肃、代矣，何怪国之不竞哉！顺宗本是贤明之君，惜其即位未几，不幸得了风疾，奸邪王叔文等遂弄权放肆，神稷几危。赖顺宗心里明白，把国家政事尽付与皇太子宪宗监管，随又传位宪宗，以安社稷，不贤而能之乎！宪宗资性甚美，聪明果断得于天授，慨然以振纪纲，平僭乱为务。选任杜黄裳、裴度、李光颜、李愬等为将相，凡有善谋无不延纳。当其讨淮蔡时，师老财尽，满朝都要罢兵，异论纷然辏集，而宪宗略不为之疑。又有贼臣李师道，恶宰相武元衡专主用兵，使人潜入京师杀害元衡，人情汹汹，不能自保，而宪宗亦不为之惧。其明决如此，所以有谋必成，有战必克，卒能取杨惠琳于灵夏，讨刘辟于剑南，诛李铸于浙西，俘卢从史于泽潞。入蔡州擒吴元济，而淮右遂平；取淄青诛李师道，而齐鲁克复。于是天下强臣悍将，以地相传深根固蒂而不可动者，皆惶恐悚惧，如狼之遁，以求自全，如鼠之拱，以纳款曲，质子献地，稽颡入朝，而国家百年之忧，一旦廓然平定矣。然而志欲易满，怠于防微，致大业未终，而弑逆生于肘腋之近，良可悲也。岂非万世之明鉴哉！”

原文 　“穆宗蒙已成之业，承既平之绪，授任非才，为谋不臧，使柙中之虎，复纵暴于原野，网中之鱼，得自脱于深渊，元和之功，于兹坠矣。宝历轻易荒纵，自贻颠覆。文宗优游不断，受制家臣，虽有好贤之心，文雅之美，皆不足称也。武宗英敏特达，委任能臣，克上党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功业不究，惜哉！”

直解 　《历年图》又叙说：“唐自宪宗平定淮蔡，朝廷纪纲大振，诸藩镇皆畏威敛手，不敢复肆，天下号为治安。穆宗蒙受已成的功业，缵承既平的统绪，使其稍知理道，便可以坐享太平矣。却乃委任非才，当时宰相如萧俛、段文昌辈，皆庸暗之徒，为谋不善，轻议销兵，遂使朱克融、王庭凑两人相继复反。譬如虎已在柙，又使其肆暴于原野，鱼已入网，又使其脱逃于深渊，将宪宗元和十五年的功劳，一旦都废坠了，深可惜也。敬宗嗣位，改元宝历。敬宗为人轻易不检，常与群小为伍，荒纵无度，只以游戏为事，身被颠覆之祸，乃其自取之耳。文宗性度优游，柔而不断，受制于王守澄等，而不能振。虽有好贤乐善之心，文雅诗词之美，然大纲不振，虽有小善，何足称乎？武宗天资英明敏给，特达非常，又知李德裕之贤能，委任为相，言听计从。故刘稹据上党，自为留后，朝廷命镇、魏诸将讨而克之，易如拾芥。杨弁作乱于太原，河东兵缚送京师，易如反掌。亦可谓有为之君矣。而天命不永，在位六年而崩，使其功业未得尽展，岂不可惜哉！”

原文 　“宣宗少历艰难，长年践位，人之情伪靡不周知。尽心民事，精勤治道，赏简而当，罚严而必。故方内乐业，殊方顺轨，求诸汉世，其孝宣之流亚与。懿宗骄奢无度，贼虐不忌，辅弼之任委于嬖宠，四海之财竭于淫乐，民怨不知，神怒不恤，李氏之亡，于兹决矣。且唐自至德已来，近习用权，藩臣跋扈，譬如羸病之人，以糜粥养之，犹惧不济，又况饮之毒酒，其能存乎！及僖、昭嗣位，天禄已去，民心已离，盗贼遍于寰区，蓬蒿塞于城阙，漂泊幽辱，寄命诸侯。当是之时，虽欲救之，其将能乎？”

直解 　《历年图》又叙说：“宣宗是宪宗庶第十三子，当穆宗、文宗、武宗之时，潜居藩邸，韬晦如愚。少时历经艰苦，备知民间之事。及到登极，年已三十八岁。阅历既久，于人之诚实的、奸伪的，无不周知，故能尽心民事，精勤为治之道。有功当赏的，必精简而停当，绝无冒滥之弊；有罪当罚的，必严峻而果决，略无轻纵之私。威福不移，劝惩具备。故方域之内，莫不安生而乐业，四夷之人亦皆向风而顺轨。求之汉朝，其可与孝宣皇帝相为上下者欤。懿宗骄纵奢侈而无节度，贼害暴虐而无忌惮。不为朝廷惜名器，将辅弼重任委寄于嬖幸之人；不为国家惜财用，将四海膏脂，匮竭于淫乐之费，以致民怨于下而己不知，神怒于上而己不恤。李氏宗社之亡，于此决矣。且唐自肃宗至德以来，近习用事于内，藩镇跳梁于外，元气凋丧已尽，虽以恩德拊循，犹恐不支，而况以懿宗之暴虐继之，岂有不亡之理。譬久病羸瘦的人，虽以糜粥调养，犹恐不济，又况以毒烈之酒饮之，其为速死无疑矣。及僖宗、昭宗嗣位之日，天禄已去而不可复留，民心已离而不可复合。黄巢倡乱，盗贼满于四海之中；两京陷没，蓬蒿塞于城阙之内。以天子之尊而不能自保其一身，漂泊无依，幽辱不振，而寄命于诸侯。当此之时，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将欲救之，岂可得乎！唐于此时遂亡矣。”按有唐一代，传祚二十，历年三百，其间可称者，惟太宗一君，而犹多惭德，其他则玄宗、宪宗皆不免于鲜终，亦可以见为君之难矣。昔宋臣孙觌辈，常请进读《唐鉴》，取其殷鉴不远也。明主诚熟察其兴亡之故，其于治道，岂不深有裨益哉！

资治通鉴直解

卷之二十三

五代后梁纪

唐昭宣帝之后为后梁。朱温初为黄巢所署同州防御使，举州降唐，懿宗赐名全忠。全忠后弑昭宗于椒殿，立辉王柷为太子，即位为昭宣皇帝。朱全忠进封梁王，加九锡，吞噬诸镇，卒灭唐室。

太　祖

太祖皇帝，名温，姓朱氏。初从黄巢为盗，既而降唐，赐名全忠，封梁王，挟天子以号令天下诸侯，竟移了唐祚。居帝位七年，为太子友珪所弑。

原文 　开平元年，昭宣帝禅位于梁，梁王更名晃，即皇帝位，国号梁。奉帝为济阴王。张蔚奉宝册，即帅百官舞蹈称贺。梁王与之宴，举酒劳之曰：“此皆诸公推戴之力也。”

直解 　开平，是年号。禅，是授，更改也。名晃，改换全忠为晃。济阴，地名。张蔚，臣名。宝册，是立君位的册命。帅，统领也。舞蹈，凡臣入朝，必要三缙笏，三舞蹈。何谓舞蹈，举左足向右三次，又举右足向左三次，俗呼扬尘舞蹈便是。朱全忠得了唐昭宣帝君位，改换了旧名字，重命其名晃，居皇帝九重之位，定国号叫做梁。把唐昭宣帝封为侯国，做济阴王。那张蔚手捧着册立君位诏，率领文武百官，尽舞蹈之礼以进贺，全忠便赐百官宴酒，把卮酒劳张文蔚，曰：“今日我居君位，都是诸公推重爱戴之功也。”观全忠矫托气口，绝无揖让征诛气象，而莽、操奸君窃位之恶露矣！

原文 　淮南节度使杨渥骄侈，张颢、徐温泣谏不从。二人帅牙兵露刃直入庭中，执左右乱政者诛之，谓之张、徐兵谏。

直解 　骄侈，骄淫侈肆的模样。杨渥、张颢、徐温，三人名。谏，是规讽。当时杨渥处节度使之尊显，不禁其骄淫侈肆之恶。那张颢、徐温为副贰之官，有同寅之谊。前必已谏了，至是又涕泣以谏止之。杨渥只是不从他。张颢、徐温计无所出，率部下亲兵，手执兵刃，直入杨渥庭中，擒其从谀导引以为非者，杀之。使杨渥警省戒惧，以改前愆，叫做以兵为谏。

原文 　梁以吴王钱镠为吴越王。镇海节度判官罗隐说钱镠举兵讨梁，曰：“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交臂事贼，为终古之羞乎？”镠始以隐为不遇于唐，必有怨心，及闻其言，虽不能用，心甚义之。

直解 　吴越、杭越，即今杭州。镇海，地名。节度判官，是节度使参军。钱镠自保一方，历四主不受兵。罗隐见朱全忠僭窃唐室，因以钱镠为吴越王，说之曰：“君若起义兵讨全忠，兴问罪之师，伸大义于天下，上也。傥或事业未可必，自固杭越，为东都一帝，人无敢挠我者，次也。若之何如臣附之，同声以服事全忠之贼叛乎？”镠初意以罗隐先年不得见用于唐，必有怨恨唐而服梁者，今听其一腔义气所发，镠虽不能如隐之言，奋其一怒，使乱贼授首，一复唐室，而隐之眷念旧主，亦举世不一二见者。

原文 　梁以权知荆南留后高季昌为节度使。唐进士梁震归蜀，过江陵，季昌爱其才识，留之，欲奏为判官。震耻之，欲去，恐及祸，乃曰：“震不慕荣官。明公不以为愚，必欲使参议，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昌许之，终身止称前进士，不受高氏辟署。

直解 　荆南，湖广地名。留后，官名。高季昌据有江陵，传四世。梁震，前唐进士。蜀，四川也。樽俎，是礼器。辟署，是征聘以用之也。当时高季昌权做荆南留后，遂为节度使。有唐朝进士梁震者，回家四川，道经江陵。高季昌素重震文才学识，留住了他，要题奏全忠为幕下判官。震耻以唐进士而仕梁。吾闻忠臣不事二君，乃食梁之禄，是无耻心也。欲拒绝之，必及祸害。乃说：“震平素不慕荣禄，不图仕宦，明公不以震为愚拙，必要使赞助谋议，只以布衣侍于樽俎之间可耳。不愿为官职也。”季昌亦不强为奉荐，遂以白衣留幕内，震亦终其身自称前进人，亦称前进士，不从高季昌征聘。

原文 　二年，晋王李克用卒，其子存勖嗣为晋王。克用将终，称存勖曰：“此子志气远大，必能成吾事。”因赐三矢，曰：“梁吾仇，燕王吾所立，契丹背约归梁，吾遗恨也。与女三矢，无忘父志。”遂卒。

直解 　李克用，沙陀兵马李昌国之子，杀大同防御使段文楚，自称留后，官仆射。唐僖宗召克用诛黄巢，复长安，功为第一。克用一目微眇，人呼独眼龙，后封晋王。克用去世，子李存勖继为晋王。当克用临终将死，谓存勖说道：“这儿子志气远大，凡我平生未了事，必能代我成就。”那时就交他三枝箭，曰：“梁朱全忠，吾夙有仇怨，燕王是吾所立，契丹背前盟降于梁。吾有此三恨在心，未雪而死，女知之乎？吾付女三枝箭，勿以父言为乱命而忘之。”

原文 　梁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晋王与诸将谋曰：“上党潞州，河东之藩蔽，无上党，是无河东也。且朱温所惮者，独先王耳。闻吾新立，必有骄怠之心。若简精兵，倍道趣之，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举，不可失也。”遂帅兵直抵夹塞，大破梁兵，潞州解围。梁王惊曰：“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

直解 　当初宋仁宗分天下为二十三路。东边有河东路，是一路省镇一般。上党，是郡名。潞州，属上党治下，是州县一般。藩蔽，即屏障。倍道，即兼程赶路。夹塞，地名。梁将李思安兵众，攻夺潞城，坚守，众不能破。晋王李存勖，对众将说道：“上党、潞州两路，是河东极冲要所在。若是上党失去，是河东无了藩篱，不失犹失也。且朱温所畏惧的只有我先王克用一人。今既听得我新嗣王位，朱温有妄自尊大，眇视我的意思。我若选用精兵，速速袭之，朱温必然败走的。立威天下，创霸域中，正在此机会，不可错过了。”那时就领兵直到夹塞地方，大破梁兵，胜之。那李思安久围潞，就解散而退。全忠惊骇说道：“人若是养儿，必竟象得李克用儿一样方好。今李克用虽死犹不死耳。至于我的儿子，庸常无用，如禽兽一般。”

原文 　梁王景仁等进军柏乡。晋王自将救之，距柏乡三十里而军。晋王欲速战，周德威曰：“镇、定之兵，长于守城，短于野战。且吾所恃者骑兵，利于平原旷野，可以驰突。今压贼垒门，骑无所展其足，且众寡不敌，使彼知吾虚实，则事危矣。”王不悦，退卧帐中。德威往见张承业，曰：“大王骤胜而轻敌，不若退军高邑，诱贼离营。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别以轻骑，掠其馈饷。不过逾月，破之必矣。”承业入见王，曰：“此岂王安寝时？德威老将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兴，拔营退保高邑。

直解 　王景仁，梁将名氏。柏乡，是地名。周德威，是唐朝良将。垒门，军的营门。展其足，把足运掉转来。张承业，唐朝尽忠宦官。高邑，是县名。当时梁将王景仁军众，进兵攻夺柏乡县。晋王李存勖自家领兵救他，相去柏乡三十里多路。晋王兵到，便要与他交战。将军周德威说：“镇、定之兵，该教他守城，不该教他宽旷之地交战。如今吾所恃者，乘马之骑兵，战于平地广野，冲突相杀。今既压着贼营门了，教马不能运旋其足，如羁绊了一般。况又彼众我寡，敌他不过。若是知道我的虚实光景，则事便坏矣。”王听说，不合意而闷卧帐子里。周德威往见张承业，说道：“天王出军，虽即战胜，决不可轻敌。不如退军高邑地方去，引诱贼兵离营。他出兵，则我归；他收兵，则我出。以轻骑出其不意徼住他的粮食。不出一月，破之必然者矣。”张承业走入见晋王，曰：“这日子，王尚安卧高枕耶？德威老将，精于兵法。他说话不可忽视也。”晋王跃然醒悟而起，拔其营寨，退保守高邑县。

原文 　乾化元年，晋王大破梁于柏乡。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父子兄弟饷军勿杀。”于是战士悉降。嚣声动天地。

直解 　乾化，后梁年号。柏乡，地名，晋李存勖，大破后梁兵于柏乡地方。大将李存璋领步兵乘其后，呼曰：“梁朝人便是吾的人，凡是父子兄弟为粮饷来供军士者，不可杀之。”那时梁军听得了，通来降服，军声愿降者，高远可倾动天地。

末　帝

末帝，名友贞，太祖第三子。初，太子友珪弑太祖。均王友贞起兵讨贼，友珪伏诛，友贞立于大梁。

原文 　乾化三年，晋王分兵徇燕，山后八州皆下，进逼幽州。晋王督诸军，四面攻城，克之。燕王守光帅妻子亡去。晋王入幽州。王方宴，将吏擒守光适至，王语之曰：“主人何避客之深耶？”遂斩之。

直解 　燕山、幽州，都是郡名。燕王刘守光自称帝，僭国号大燕。晋王统兵几支，分袭燕，山后面八个州郡通降，进逼近幽州。晋王督众军，四面攻其城墙，克取之，入城。燕王守光先领妻子逃出去了。晋王入幽州方宴酒时，将官军吏擒拿守光适然来到。晋王对守光曰：“客人已在此，汝为主人，何畏避客人之甚耶？”即命杀之。

原文 　贞明三年，晋王还晋阳。晋王连岁出征，凡军府政事，一委张承业，劝课农桑，畜积金谷，军民肃清，馈饷不乏。王或时须钱赐伶人，承业靳之。王乃置酒库中，令子继岌为承业舞，指钱欲赐之。承业曰：“此钱大王所以养战士，不敢以为私礼。”王不悦，语侵之。承业怒曰：“仆非为子孙计，惜此库钱，所以佐王成霸业也。不然，王自取之，何用仆为？”王怒，索剑，承业起挽王衣，泣曰：“仆受先王顾托之命，誓为国家灭汴贼，若以惜库物死于王手，仆下见先王无愧矣。”曹夫人闻之，王惶恐叩头谢，请承业痛饮，以分其过。承业不从。夫人使人谢承业。未几，承制授承业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燕国公。承业不受，但称唐官终身。

直解 　晋阳，郡名。先，晋王乃父李克用，乾宁二年曾上表昭宗，讨三镇犯阙，诛了王行瑜一人，李茂贞、韩建二人则释其罪。昭宗召克用还归晋阳，进爵为王。今克用儿子统兵讨燕王守光归，到晋阳。晋王李存勖每年连领兵出征，凡军中政事，件件靠着张承业。承业劝勉课督百姓，兴农事，种桑麻，藏蓄积聚金银五谷。军中民心肃清，军士粮饷，能接续不阙。倘有时支些银钱，赏赐那奏乐度曲的伶人、乐工，承业都不轻与他。晋王就便设酒钱谷库中，教儿继岌为承业戏舞，作衍戏模样，指着所积银钱之类赏赐承业用之。承业就正色说道：“这些钱你父大王留他以养征战军士，我不敢以为私情礼物，而擅自受的。”晋王不喜。承业愤气说道：“仆为宦官，没有子孙。今我不轻放钱物，不是留他付与子孙，政是要资助大王成霸天下事业也。大王若是不要成霸天下事业，竟自用之，那用得我？”晋王发怒，问取剑来，意思要杀承业于剑下。承业起身牵住晋王衣服，哭泣说道：“我记先王临终看定我，付托几多说话，付箭三枝，勿没忘了你父之志，誓要替国家诛灭汴地国贼。若是我为爱惜库内钱物，必要留以养战士，资助大王成霸天下事业，所以我死于大王剑下，我到九泉之下，相见先王，亦无有过失可愧于心矣！”那时晋王母太夫人听知了。晋王就于太夫人前惶恐叩头陈其过失，以求太夫人息怒。就请承业把酒痛饮，以作一舦酒失。承业不从他。太夫人差人致意道：“是晋王有罪，勿必记怀。”不多时，晋王立制授承业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燕国公。承业不肯受职，但称旧唐朝之官以终身。看来张承业其寺人中之不多见者，国亡而忠不改，后世人主尽得若人，国长治矣。

原文 　四年，晋王自将万骑，直趋大梁。至胡柳陂，周德威曰：“今已深入敌境，动须万全，不可轻发。”王曰：“公何怯也！”即以亲军先出。德威不得已，遂与战，父子俱败死。王将阎宝、李从琦等，复以骑兵大呼陷阵，诸军继之。梁兵大败。

直解 　胡柳陂，是地名。时晋王李存勖亲领军马万骑，直从大梁地方进发。到了胡柳陂地面，将军周德威说道：“如今深入敌人地方，一举一动，必要万全，不可造次。兵法所谓料敌制胜在此时。”晋王说道：“明公何退怯若此也！”竟自亲提兵先冲贼阵去了。德威无可奈何，父子两人齐入阵中交战，不意父子两人通战败被杀。晋王手下将官，一个叫做阎宝，一个叫做李从琦，领众军马大声呼陷阵，从军又猛力助战，梁兵败走。

原文 　五年，吴越王钱镠在军中，未尝寐，倦极则就圆木小枕，或枕大铃，寐熟，辄欹而寤，名曰惊枕。

直解 　吴越王钱镠领兵自居营中，昼夜不睡，身子倦甚，取圆木头小枕为枕，或把铜大铃为枕。如此倘偶睡去，木自滚动，铃自声响，不得安眠，自惊醒矣。大凡军事多变，倘因稳睡，至启不测，故豫备此两件物作枕，正恐倦时易睡也。

原文 　龙德元年，蜀、吴王屡以书劝晋王称帝，晋王不听。既而将佐藩镇劝进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得魏州僧献传国宝。张承业谏曰：“吾王世世忠于唐室，救其患难，所以老奴三十余年为王抢拾财赋，召补兵马，誓灭逆贼，复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从来征伐之意，天下其谁不解体乎！王何不先灭朱氏，复列圣之深仇，然后求唐后而立之。南取吴，西取蜀，汛扫宇内，合为一家。当是之时，虽使高祖、太宗复生，谁敢居王上者。让之愈久，则得之愈坚矣。老奴之志无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为王立万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愿，奈群下意何？”承业知不可止，恸哭曰：“诸侯血战，本为唐家，今王自取之，误老奴矣！”遂邑邑成疾而卒。

直解 　龙德，是末帝改元年号。蜀、吴王，是两位王。蜀王王建据西川。吴王杨渥据淮南。向曾移檄诸道，欲歧王、晋王兴复唐室，卒无应者。歧王李茂贞，据凤翔；晋王，李克用是也。此时每每以书致晋王，劝他称帝，机不可失，晋王不听。后来将佐藩镇劝进不休，乃使有司官买玉一块，镌造法物。又得魏州僧人所献传国宝者，是帝王君天下御极符玺也。张承业知之，谏晋王道：“吾王与先王世代尽忠唐室，凡有患难，无不力为救援，所以老奴三十余年，为王或抢或拾些财钱赋物，召补兵马，指天誓日，要诛灭逆贼，兴复本朝宗庙社稷。今河北地方稍安定，朱温子孙尚有遗留未灭，而大王遽居天位，不是向来锄逆讨叛之本意，天下人心，那个不离心离德乎？王何不先灭了朱氏，复李氏屡代之深仇，方去访求唐氏子孙，而中兴之。南边取吴杨渥，西边取蜀王建，扫清天下，并合为一家。当此时就使唐高祖、唐太宗再生，谁有能居王之上者。逊让愈长久，则得之愈坚牢矣。老奴之志，别无他意，但以受先王大恩，要替大王立万年不朽之基业耳。”晋王说：“这不是我要如此，当不起群臣众心耳。”承业晓得晋王不可挽回，仰天大哭，说道：“诸侯血战，为唐家，不是为己。今日大王自取天位，称帝背唐，老奴事大王向来指望复唐室，不意竟为自有。”承业乃邑邑不乐，遂成病而死。

后唐纪

庄　宗

庄宗皇帝，名存勖，姓朱。先世事唐，赐姓李。父克用，平黄巢功封晋王。存勖袭封，灭梁。在位三年，因中流矢而殂。

原文 　同光元年，晋王即帝位，国号大唐。二年，唐主祀南郊，大赦。郭崇韬首献劳军钱十万缗。唐主内府钱财山积，不肯给赐。于是军士皆不满望，始怨恨有离心矣。

直解 　同光，是唐王年号。大唐，是唐主国号。南郊是郊天。郭崇韬，后唐藩镇。时唐主居帝位的第二年，行郊天之礼，就大赦天下。郭崇韬第一献赏军士钱财十万缗。缗，是贯。唐主宫中库内积钱似山一般，竟不肯把些来给赏出战军士。军士初指望把钱分给与他，那时都失所望，岂有不离心离德者。

原文 　郭崇韬位兼将相，权侔人主，自附于汾阳王之后，以膏粱自处，多甄别流品，引拔浮华，繇是嬖幸嫉之于内，勋旧怨之于外。

直解 　藩镇郭崇韬，当时出将入相，其权之重，比并帝王，尝自家道：“我原是汾阳王郭子仪子孙，以珍羞肥美之物，做家常饭受用。”其用人于侪辈中，选择的都是虚浮不根，外面华饰动人以愚耳目者，超拔在高位显职。所以朝内的有宦寺伶人，唐主宠任者，人人衔恨；朝外的有战功勋戚，唐主倚重者，人人抱愤。他既居出将入相之位，只图穷奢极欲，引用非类，废弃勋旧，无一善政。那比郭子仪爵封王位，穷奢极欲而人不桀，位极人臣而主不疑，乃敢谓其后人哉？

原文 　三年，唐主欲徙郭崇韬镇汴州。崇韬辞曰：“臣富贵极矣！何必更领藩方。且群臣或经百战，所得不过一州。臣无汗马之劳，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委任勋贤，使臣得解旌节，乃大愿也。”唐主曰：“卿为朕画策，保固河津，直趋大梁，成朕帝业，岂百战之功可比乎？”崇韬固辞，乃许之。

直解 　汴州，是今汴梁地方。藩方，是藩镇之职。旌节，旌旄符节，是出将入相者有的。当时唐王要迁郭崇韬做汴州藩镇。崇韬也有算计，心上道：位极尊者，恐祸亦大。辞不敢当。说道：“臣繇将入相，富贵极尊，于臣下为无二矣！何必又领受藩镇之职。况且，朝中众官，也有经血战百次，建大勋劳，封邑不过一州一县之地。若臣从没有汗马的战功，反得享此大位，臣方心不自安。比之百战的所赐，反为过当。今日之下，正当选择有功劳贤才者用之。使臣解去符印，放归田里，受恩终身，乃大望也。”唐主听了说道：“卿替朕尽心筹画良策，使河津保守得坚固，直向大梁进发，获梁主友贞，遂成帝王规模，岂比得战马之功乎？”崇韬只是力辞，唐主乃许之。

原文 　四年，唐以郭崇韬帅兵伐蜀，灭之。未几，诏杀崇韬，以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

直解 　蜀王建听韦庄之谋，即皇帝位。时郭崇韬领兵伐而灭之。不几时，唐主诏到，教他自杀。此时就封孟知祥为王，以继蜀王建后。知祥后来自家称帝，子昶嗣为帝。宋太祖灭之。

原文 　唐赵在礼反于邺，命李嗣源讨之。嗣源至邺，军士作乱，帅众大噪，逼中军曰：“将士从主上百战以得天下。今主上弃恩任威，云克城之后，当尽坑魏博之军。今众议欲击退诸道军，请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为军民之主。”嗣源泣谕之，不从。乃令安重诲移檄会兵，唐主幸关东。招抚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作乱。唐主为流矢所中，殂。嗣源入洛阳，即位于柩前。

直解 　邺，地名。赵在礼，唐将也，反叛于邺地方。唐主命其父养子李嗣源领兵讨其罪。嗣源一到邺地方，军将士卒，造反起来，领众军士大挠乱呼叫，逼迫中军大将说道：“吾辈将士，随主上血战几百次，以除梁贼而有天下。今主上把有恩者摈弃之，威权在手，杀戮任意。”又说道：“这回得胜，克了城邑，这些魏博之兵，用他不着了，必要把来尽坑杀之。掘大地潭，坑他在内。这等说激怒众军士，要杀退诸镇军，请主上为帝河南地方，请明公为帝河北地方。两处立为军民之主，此众军士本意也。”李嗣源涕泣晓谕之，军士不听。嗣源不得已，乃使安重诲移文檄约会兵士。唐主就驾幸到关中地方。不想有招抚从官马直，同那指挥使郭从谦，两个作反，不奉唐命令，唐主与他对敌，被他流矢射中而死。嗣源收军士进洛阳城中，于唐主灵柩前即帝位。

明　宗

明宗帝，本胡人，李克用养子，名嗣源。庄宗遇弑，诸将立之，在位八年崩。

原文 　天成元年，初令百官五日一赴内殿起居，转对奏事。

直解 　天成，李嗣源年号。内殿，人君宴处的殿，为起居注处。时元年，先着文武官僚间五日，齐到内殿起居处，将国家事务，举朝君臣商量问答，以证是非缓急。

原文 　以冯道、赵凤为端明殿学士。唐主目不知书，四方奏事，皆安重诲读之。重诲亦不尽通，乃置端明殿学士，以道、凤为之。

直解 　冯道，晋王朝掌书记的。赵凤，人名。端明殿，王朝内殿，人君视朝之殿。至是擢二人为端明殿学士。但唐主是个卒徒之辈，何曾识得书籍文理，每臣下奏事，都着安重诲侍读于前。然重诲于文理亦未尽通晓，乃特置端明殿学士，以冯道、赵凤为之。

原文 　二年，唐以冯道、崔协同平章事。时议置相，孔循荐郑珏、崔协，而任圜欲用李琪。珏素恶琪，故循力沮之，谓安重诲曰：“李琪非无文学，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仪刑多士矣。”他日议于朝，唐主曰：“吾在河东见冯书记，多才博学，与物无竞，此可相矣。”他日安重诲谓任圜曰：“今方乏人，协且备员可乎？”圜曰：“明公舍李琪而相崔协，是犹弃苏合之丸，而取蛣蜣之转也。”竟以冯、崔为相。

直解 　冯道，前晋用以掌书记的。崔协、孔循、郑珏、李琪、任圜、安重诲是个人。当时唐主用冯道、崔协拜相，同平章事。先是朝中议立宰相，孔循荐举郑珏、崔协二人，而任圜要用李琪。但是郑珏平素极怪李琪，所以孔循合力阻抑他，对安重诲说道：“李琪不是道他没有文才学术，只是他不廉，便贪财耗国必然者。若是擢用宰相，必得镇重严肃，器量风度可以作法天下士民的方好。”至他日朝中议置相，唐主说道：“吾向在河东时，尝见冯道掌职书记，才思也多，学问也博，其余交人际物，并不存计校争竞之心。这样人可立为宰相了。”另一日安重诲对任圜说道：“今天下正少有才有学的人，崔协聊以备官员数可否耶？”圜对道：“明公择相，不用李琪，而用崔协，这就是弃撤苏合丸之贵重有益于养生，而取蜣螂所弄之丸也。”蜣螂，秽虫，在桑树下，把人矢弄成丸，如弹子光润圆转，人力不及。丸成，脱壳成蝉飞去。此蝉脱，医家用之，此似贵重之药，譬喻李琪，有益于天下国家。以无用之绝譬喻崔协，无补于天下国家。任圜说得如关系，而唐主竟相了冯、崔。

原文 　初，晋阳相者周玄豹尝言：“唐主贵不可言。”唐主欲召诣阙，赵凤曰：“玄豹之言已验矣。若置之京师，则轻躁狂险之人辐辏其门，争问吉凶，非所以靖国家也。”乃就除光禄卿致仕，厚赐金帛而已。

直解 　周玄豹，是精于风鉴之人，尝相唐主说：“其贵不可量。”隐然说他帝王之相了。那时唐主记其相法之高，要征召他到廷阙之下。在廷端明殿学士赵凤进言道：“周玄豹风鉴已合于今日了。若是留之京师，则轻浮躁妄之辈、狂肆险辈，跻塞其门，如乘车中辐辏相屏，以来争前叩问吉凶，以图侥幸。必至令人若狂，竞集一处，甚非所以安靖国家之人心也。”于是除光禄卿官衔致仕，又厚赐他金帛，使之实用的。

原文 　唐以石敬瑭为侍卫清军都指挥使。

直解 　石敬瑭，唐主的爱婿，与他为侍卫清军都指挥使，如殿前宿卫将军之职。

原文 　四年，唐主与冯道从容语及年谷屡登，四方无事，道曰：“臣昔在先王幕府，奉使中山，历井陉之险，忧马蹶，执辔甚谨，幸而无失。逮至平路，放辔自逸，俄而颠陨。凡为天下，亦犹是也。”唐主深以为然。又问冯道：“今岁虽丰，百姓赡足否？”道曰：“臣记进士聂夷中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曲尽田家之情状。农于四民之中，最为勤劳，人主不可不知也。”

直解 　唐主同平章事冯道闲谈及农工辈种田，几年来秋收，米谷多有收成，军民食足，四方无灾荒寇贼之患，朕心上颇安。冯道因事进规，借那先王李克用事，说道：“臣向年在先王军府中，遣臣出使中山路，经历井陉之险危地方，途路崎岖难行，只得紧紧持着鞭缰，甚是小心谨慎，所以一路无倾跌失措。及至过了险危地方，到那平坦所在，鞭辔可以稍宽，自家也要安逸少顷，不想反遭倾跌失踬。这不止乘马行路若此，就是人君治天下，也是这个道理。只在治天下谨守，如驭六马委辔，固不是说或遇扮索易绝，六马易惊，为人上者不可不谨也。”唐主甚道是他说得当理，谈丰歉，说太平，便虑到致治未乱，保邦未危，甚可铭心者。唐主又说道：“今年小民田中有收，想是风调雨顺，百姓每都有收成，必无告馈的了。”冯道又进说：“今目前之事，岁那得丰豫，小民那能全收。臣看今年农家就是那唐时进士有聂夷中者，赐观灯宴上，命各赋诗为盛典，夷中颂诗云：二月卖新丝，先借债纳官，约以新丝出还，丝成则卖矣。五月粜新谷，五月借债纳官，约以新谷收即还。新谷出，即粜矣。医得眼前疮，目前之疮要医治，不去治病根，只要宽得目前之急耳。剜却心前肉，是丝、谷都为还债去了，下半年何以聊生？就如目前，疮虽已治，而心头肉已先剜去，欲求生得乎？农家困苦之光景，于士农工商四类中极为勤苦。凡播种耕耘，收敛水旱虫蟊，那样不是时时刻刻在心，件件种种尽力。人主居九重之位，崇高富贵，焉知民间之勤苦至于如此。人虽说道年岁丰登，不知到收成日子，那补得一年辛苦之报。人主知，则民受赐；不知，则民受虐。君无忘聂夷中之诗，尝为省念之。斯驭民如驭马，无灾荒外侮之侵，而国治矣。”

原文 　三年，唐初刻九经板印，卖之。

直解 　九经者，《孝经》一、《论语》二、《孟子》三、《毛诗》四、《尚书》五、《周易》六、《周礼》七、《礼记》八、《春秋》九，总为九经。命这九经用木板镌刻出印之，卖与天下行之。

原文 　唐少卿康澄上疏曰：“国家有不足惧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阴阳不调，不足惧；三辰失行，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竭，不足惧；蟊贼伤稼，不足惧。贤人隐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蔑闻，深可畏。不足惧者，愿陛下存而勿论；深可畏者，愿陛下修而勿失。”唐主优诏奖之。

直解 　少卿，官名。周有六卿，汉有九卿，梁有十二卿。宋亦六卿，每一卿有正卿，有少卿。当唐朝康澄为少卿之官，上奏疏一通，疏中说道：“国家有可惧而犹不足惧者五件事，有人不知畏而最可畏者六件事。夫气化有阴阳，太极静而生阴，太极动而生阳，不可垂舛，一不调，人必惧，不知可惧不在是。三辰，日月五星，日月昏蚀，五星失度，是天变也。人君省愆官司救护是惧，不知可惧不在是。小人逢迎尊贵，陷害善良，恶党乌合，造言生事，旁劝惧之，不知可惧不在是。山谷崩颓，川泽涸竭，此地变也。当伊洛竭而夏亡。最可惧，不知可惧不在是。禾稻之灾，或蝗虫杀稼，为五谷之蟊贼，秋成何望，人必惧。不知可惧不在是。这五件可惧而不足惧的。夫贤人，国家之桢干，人主之佐理，倘或挂冠，或弃家，则国无贤人，谁与共理？人不觉其可畏而深为可畏。四民者士农工商，各有专业，倘一不售，必然改业，或有地理不仁，必然迁居，似不足畏，而深为可畏。上下者君臣父子主仆便是。上该以诚信宽厚待下，下该忠孝尽力事上。苟上以虚縻，下以虚奉，则国事日非，离心离德矣。人不知畏，而深为可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若寡廉鲜耻了，有位者窃位苟禄，无位者为奸为盗，人不觉可畏，而深为可畏。毁人者恶而谤之，誉人者爱而赞之。一失真，把贤人说坏，不肖赞扬，是非混乱，好恶任口，人为簧鼓，不觉可畏，而深可畏。直言所以救过规失，臣直则主圣，友直则过寡。古圣贤告之则喜，闻之则拜，不然，怙恶终身，不觉可畏而深为可畏。这六件以不足畏而深可畏的。前五件不足惧的，臣望吾君件件要留意；后六件深可畏的，臣望吾君件件修省勿懈。”唐主见康澄所奏疏言，下诏褒嘉赐之。

原文 　四年，唐主每夕于宫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乱为众所推，愿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主。”在位八年，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

直解 　唐主每夜退朝之后，到禁中焚香，对天祝颂说道：“我李嗣源本是沙陀兵马李昌国子，李克用养子，原不是中国人，为乱世被众军士所勉强推立为主。惟愿天心思治，早早生出圣人来，为天下万民之主，天其勿缓哉！”唐主在君位，止历八年，不能永久。但是每年丰谷熟，民乐有年，敌国罕侵，束兵息马，人无争夺，据五代之君，比之如明宗之世，虽非汉文、景之盛，亦小小平安世也。彼嗣源胡人耳，每以国泰民安留意，天意遂以丰安应之。今日堂堂天朝，顺天应人，以为万生民主者，可不以民事留心，国计系念哉！

闵　帝

闵帝，名从厚，明宗之子，在位四月，为潞王从珂所废。

原文 　应顺元年，唐潞王李从珂举兵凤翔。唐主以康义诚为招讨使，将兵拒之。从珂至陕，诸将及义诚皆降。唐主遂出奔。从珂引兵将至，冯道谓中书舍人卢导曰：“劝进文书，宜速具草。”导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设有废立，当俟太后教令，岂可遽议劝进乎？”道曰：“事当从实。”导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劝人耶？”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辈之罪，擢发不足数矣。”

直解 　应顺，闵帝年号。李从珂，李嗣源养子，封潞王，起兵寇凤翔地方。唐主升康义诚做招讨使之职，率兵拒敌。从珂到陕西，义诚同将官投降了，唐主只得出奔。从珂领兵将到，冯道替中书舍人卢导说：“从厚既出奔，主位不可虚。今潞王既到，就该定劝进君位。诏书先具草以待其来可也。”卢导说：“潞王入朝时，文武百官随班迎之耳。设使废一君，又立一君，当待太后令旨，岂有骤然劝进之理。”冯道说：“事势到此，从实做耳。”卢导曰：“那有天子蒙尘在外，为臣子者，轻以主君大位又劝他人居耶？”李愚在旁说：“卢舍人这话金石也。吾辈人之罪过，把头发逐根数去，其多犹不足以尽之矣！”

废　帝

废帝，名从珂，明宗养子，封潞王，废闵帝从厚为鄂王而自立。闵帝被弑，磁州宋令询死节。立二年，石敬瑭以兵入洛阳，遂自焚死。

原文 　清泰元年，唐主与石敬瑭皆以勇力善斗事明宗为左右，然心竞，素不相悦。帝即位，敬瑭不得已入朝，乃复以为河东节度使。敬瑭既还镇，阴为自全之计。

直解 　清泰，废帝年号。唐主先年在明宗朝，与明宗婿石敬瑭，皆以猛力好争斗居左右。但是他互相妒忌，心里争端，忿忿不相好。从珂既居君位，石敬瑭出于不得已，进朝见唐主。唐主以敬瑭复为河东路节度使。敬瑭既奉命还镇，潜地里养士屯粮，以图大举。

后晋纪

高　祖

高祖皇帝，名敬瑭，姓石氏，明宗婿也，与潞王素有隙，乃借契丹兵以灭唐，在位七年。

原文 　天福元年，唐主千春节置酒，晋国长公主辞归晋阳。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归欲与石郎反耶？”乃议使敬瑭移镇郓州，未几，为天平节度使。敬瑭疑惧，谋于将佐，曰：“吾之再来河东也，主上面许终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节与公主所言。”都押衙刘知远曰：“明公将兵，久得士心。今据形胜之地，士马精强，若称兵传檄，帝业可成。奈何以一纸制书，自投虎口乎？”掌书记桑维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岂不知蛟龙不可纵之深渊？然卒以河东相授，此乃天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遗爱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群情不附。公明宗爱婿，契丹素与明宗约为兄弟，公诚屈节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及唐主发兵讨敬瑭，敬瑭乃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割卢龙等州与之。契丹喜，自将五万骑赴援，唐兵大败。唐主曰：“石郎使我心胆堕地。”十一月，契丹册敬瑭大晋皇帝。敬瑭割幽蓟等十六州以报，仍许岁币。唐主登玄武楼，自焚死。

直解 　天福，后晋年号。千春节，是唐主庆贺节，是日设酒。晋国长公主，明宗封长女为晋国，千春节要辞归国。从珂酒醉，说：“何不再住几日？急归欲要同石郎敬瑭谋反耶？”使敬瑭移镇郓州地方。不几日以为天平节度使。敬瑭疑虑，对将佐说：“吾今重到河东，主上面约终身不调换。今日之命，或者合千春节与公主这句话否？”都押衙官刘知远说：“明公将兵，平素极得军士心。今拥据险要胜地，兵勇马壮，若起兵传檄天下，帝王之业可坐而成也。奈何以一纸移镇制书把自身投入虎口而往乎？”管书札桑维翰说：“主上始初即帝位，明公入朝觐，岂不晓得蛟龙不可放入深渊，入深渊，便不可制御。今以河东授汝，此是天授公之大物也。昔年明宗之遗爱在于人心，而主上以异姓养子代立，万民不服。明公，明宗之嫡婿，契丹平素替明宗结为兄弟，公卑身事之，朝若期之，晚即来到，何虑不成事？”那时从珂发兵讨敬瑭，敬瑭使桑维翰书表称臣于契丹，且事以父礼，约事若有成，割地奉报。契丹见敬瑭表文心喜，亲领兵五万助力，唐兵遂败，说石郎敬瑭使我心胆惊落在地矣。契丹册命敬瑭大晋皇帝。敬瑭割幽、蓟等十六处以献契丹，又约年年献金玉币帛，尽为子之道。从珂自焚，死于玄武楼上。

原文 　四年，晋加刘知远、杜重威同平章事。知远自以有佐命功，耻与重威同制，制下数日，杜门不出。晋王怒，欲落知远军权，令归私第。赵莹拜请曰：“陛下昔在晋阳，为唐所攻，非知远心如金石，岂能成大业？”晋王意解，知远乃受命。

直解 　晋刘知远、杜重威同为宰相，但知远自道是有拥立君位功劳，其官爵之尊，必然无比，怎与杜重威同受诏制。制颁下了数日，知远竟闭门不出，往来俱绝。晋王闻，怒发，要革去知远军权兵柄，着归私第。时赵莹在旁拜请说：“陛下当时在晋阳，为唐兵攻伐，知远不是心若金石坚定，陛下岂能成帝王事业耶？”晋主提起前因，怒意解，令之受命。

原文 　以冯道守司徒兼侍中。晋主尝访道以军谋，对曰：“征伐大事，在圣心独断。臣书生，惟知谨守历代成规而已。”晋主然之，宠无比。

直解 　司徒，官名。《周礼》，地官掌教，户部尚书之职。唐以丞相为大司徒侍中。唐有侍中，以貂为节。左散骑常侍二人，侍中主人，为左貂便是。晋以冯道为司徒兼侍中。晋主尝问冯道以军旅之策，道对说：“征叛伐敌大事体，此在圣心独自剖断。臣道者掌书记，书生耳，只晓历朝法制，谨谨奉行，余不知也。”晋主听之，宠厚礼遇愈至。

齐　王

齐王，名重贵，高祖侄。晋主殂，重贵即位。高祖无嗣，大臣迎立之。重贵致书契丹，称孙不称臣。契丹怒。重贵在位四年，契丹执之以归，封为负义侯而国亡。

原文 　开运元年，契丹入寇，晋主命刘知远会兵山东，后期不至，晋主疑其有异谋。郭威见知远有忧色，谓知远曰：“河东山河险固，风俗尚武，士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何忧乎！”

直解 　契丹怪齐王称孙不称臣，背父约，举兵入寇。晋主召刘知远领兵，齐到山东地方同会，知远兵日期失约不至，晋主虑其反叛之谋，不可知也。那时郭威见知远有忧惧不安之色，对知远说：“河东山如砺，河如带，险要坚固，风土习俗都重武艺。军士强，战马习，无事则勤劳力作于农功，有事则或守或战，见寇敌无退缩之气。此图王定霸之地，何必忧乎！”

后汉纪

高　祖

高祖皇帝，名嵩，字知远，姓刘氏，其先沙陀人。仕晋，以功封北平王。及重贵被虏，嵩乃即位于晋阳，建国号后汉，在位二年。

原文 　天福十二年，晋刘知远在河东，富强冠诸镇。及闻契丹深入，知远无入援之志，但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轶。于是将佐劝知远称尊号，以号令四方。知远从之，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晋国，又恶开运之名，乃更称天福十二年。

直解 　天福，仍晋年号。刘知远拥兵河东地方，富足强盛，在诸镇以上。至是闻得契丹兵深入为寇，知远无入救意，止将兵分开坚守四境之地，以防备侵扰。自此将佐辈都劝请知远称尊号为帝，以号令天下。知远久有此念，遂从之，居皇帝位，自家亦不忍背晋号，又怪齐王开运之号不嘉，仍从前天福云。

原文 　晋主至大梁，改国号曰汉。乾佑元年二月汉主殂，子承佑即位。

直解 　晋主被契丹虏去，知远领兵至大梁，即皇帝位，乃改国号曰汉，改年号曰乾佑。

隐　帝

隐帝，名承佑，高祖太子。初即位，狎昵嬖幸，诛戮大臣。及郭威举兵反，群下归附，帝为乱兵所杀，在位三年而汉亡。

原文 　乾佑元年，汉以郭威为西面招慰安抚使。威问策于冯道，道曰：“愿公勿爱官物，以赐士卒。”威从之，繇是众心始附。

直解 　时冯道为晋首相，郭威为西路招慰按抚使之职，问治国之策于道。道说：“今帑中官物，军士都嗷嗷然，思得以救军需。公不必爱恤此物，以充主上纵欲之费，出以分赐士卒，则人人感恩效力矣。”威从其说，将库官物都分给士卒，自己无所留，不为吝恤，至是众将士以威不私官物，人人沽惠，人心尽归。

原文 　汉主年益壮，厌为大臣所制，于是遂谋杀杨邠、史弘肇、王章于东庑下。又遣供奉官孟业赍密诏诣澶州及邺都，杀王殷、郭威、王峻。知之，乃留养子荣镇邺都，自将大军至封丘。汉主遣慕容彦超等，将兵拒战，败还。汉主出劳军，为乱兵所弑。冯道帅百官谒见郭威，威犹拜之。道受拜如平时，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威自迎春门入，帅百官起居太后，因请立嗣君。太后诏迎汉王弟赟即位。辽入寇，太后命郭威击之。威至澶州，将士大噪曰：“天子须侍中自为之。”裂黄旗以被威体，因拥南行。太后诏废赟为湘阴公，以威监国。

直解 　汉主无道，宰相谋止，遂厌之。乃谋杀大臣总机政杨邠、典宿卫史弘肇、掌财赋王章于东首丹墀下。又差供奉承应官孟业捧密诏到澶州地方，及邺都地方，杀王殷、郭威、王峻三人。三人先知凶信，威乃留养子郭荣镇守邺都，自统大军至封丘地面。汉遣慕容彦超等将兵拒战，败还，归大梁。汉主亲出劳赏战士，军众竞所钱物，乱军竟弑汉主。时冯道领文武百官来，见郭威。威犹自以武臣下拜宰相。道受威拜如平日。冯道徐曰：“侍中此举不易，得之机会。”威自迎春门领兵入，领百官问安太后，就请立新君。太后诏旨迎汉主嫡弟即君。会辽兵入寇，太后着威伐之。威到澶州地面，将士鼓噪起来，大声说：“天子既死，今新天子必侍中自为，别立君，不服也。”军前所建大黄旗在，众以立天子，不备黄袍，竟裂旗作袍，权覆威体，随拥凑逼之南行归。太后废赟为公，乃命郭威监国。

后周纪

太　祖

太祖皇帝，姓郭名威，邢州尧山人，仕汉为枢密副使。及隐帝遇害，将士拥而立之。建国号后周，在位三年而崩。

原文 　广顺元年，以监国即皇帝位，国号周。周主出汉宫宝器，悉毁之于庭，曰：“凡为帝王，安用此物。”

直解 　广顺，周太祖年号。太祖始初，太后诏以为监国，众军士就推拥即皇帝位，改国号后周，取前周武王，卜世三十，卜年八百的意。周主性疏财，不比李存勖钱财山积，不肯给军士。至汉宫中积聚宝器，必是古来贵重之物，周主不以为贵重而珍藏之，反尽出毁碎于殿庭。这不是吊誉沽名念头，只是不贵异物的意思，说道：“凡为帝王者，治世驭民为急，这宝器积于宫，有何关系。”亟毁碎之，无容爱惜也。周主此举，犹唐太宗焚珠玉锦绣殿前一样，重本轻末道理。

原文 　初，周主讨河中，已为人望所属。李谷时为转运使，周主数以微言讽之，谷但以人臣尽节为对，周主以是贤之。即位首用为相。

直解 　周主起兵，以河东富强冠诸镇，先讨之。此时人心已有归意。其李谷正为转运使转运钱粮，周主于言语间微露监国就该即帝位了，有时有势不失却机会，公以为何如。李谷只以为臣之道，君安则竭忠以事，君危则尽节以报，这是公所当为。周主听其语，愈信其为忠贤。至是即帝位，首推以为宰相。

世　宗

世宗皇帝，名荣，姓柴。太祖无嗣，养以为太子。太祖崩，乃承大号，在位六年。

原文 　显德元年，北汉连结辽主入寇。周主自将兵御之，战于高平之南。合战未几，樊爱能、何徽等，引兵先遁。惟宿卫将赵匡胤力救世宗，大败之。徽等复还，周主责之曰：“汝辈非不能战，正欲以朕为奇货，卖与刘崇耳。”悉斩之。

直解 　初，隐帝被弑，太后迎河东节度使刘崇子赟嗣位。及赟废，郭威监国，即帝位，遂弑赟。时崇为北汉，结好辽主，领兵入寇。周主亲统大兵敌之，在高平南方交战，尚胜负未分。将军樊爱能、何徽率先逃遁，令周主孤危。幸有宿卫近身之将，姓赵名匡胤者，竭力交战，救护世宗出阵无伤，且又杀败了他。周主兵胜后爱能、徽复返营中。夫临敌而逃，失机误国，罪不胜诛。周主唤至，责之说：“汝等不是不善战，只内有叛意。所以临敌而逃，要把朕为一件货物，卖与刘崇那厮耳。”军法该斩，俱命斩之。

原文 　三年，周世宗命匡胤将兵伐唐，遂克滁州。世宗遣翰林学士窦仪籍滁州帑藏，匡胤遣亲吏取藏中绢，仪曰：“公初克城时，虽倾藏取之无伤。今既籍为官物，非有诏书，不可得也。”匡胤繇是重窦仪。范质荐赵普为滁州判官，匡胤与语，悦之。时获盗百余人，皆应死。普请先讯鞠，然后决，所活什七八。匡胤益奇之。时匡胤威名日盛，每临阵，必繁缨饰马。或曰：“恐为敌所识。”匡胤曰：“吾固欲其识之耳。”

直解 　初，后唐闵帝被潞王所弑，潞王又被石敬瑭借契丹兵灭之。此时李氏尚有人，不尽降汉。周主遣赵匡胤乱统兵伐之，遂得了滁州地方。周主遣翰林学士窦仪，藉没滁州库中钱粮。匡胤遣亲近官吏取库中绢用。窦仪说：“公初得滁州时，尽库中物都取之无妨。今既已登簿籍为朝廷官物，非朝廷诏书来，取之不动的。”匡胤自是敬重仪甚。范质是周主信任的，一日荐赵普为滁州判官。时滁州初克，未有官设也。匡胤同他议论甚喜。适间获寇盗数十多人，均当论死。赵普说：“必先究问详细，方就刑戮。”普鞫之，十中有七八宜赦去者。匡胤愈重之。时匡胤威名著，远近敬服，每出战，必繁缨以装饰马首。有进言恐为敌寇所觉。匡胤说：“吾正要他识我耳。”

原文 　周以赵匡胤为定国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匡胤表赵普为节度推官。

直解 　定国，取安定国家意。都指挥使，指挥之长，尊于宿卫之职，权尤亲重。周主以匡胤为定国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时匡胤表荐赵普为幕职，以商议军政。繇匡胤从尘埃中相识故也。

原文 　六年，周淮南饥。世宗以米贷之。或曰：“民贫恐不能偿。”世宗曰：“民，吾子也。安在责其必偿耶！”

直解 　淮南地方民秋收无成，民饥困馁，以米假贷之。廷臣有奏言：“民贷米，为饥也。饥因贫致，将何以补偿耶？”周主说：“彼民贫而贷之粟以民，吾子民，民饥即子饥也。安有责其偿还理耶！”

原文 　周世宗尝夜读书，见唐元稹均田图，慨然叹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诏颁其图法，使吏民先习知之。

直解 　周主好看书史，夜分不寐，见昔年唐之元稹均田图。当时德宗以杨炎为相，行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绘均田图。后世传之司农。今周主欲均田租，以图编赐之道，诏左散骑常侍艾颖三十四人，分行诸州，均定田租，使官民知之。

恭　帝

恭帝，名宗训，世宗太子。初封梁王，及世宗崩，乃嗣位，时方七岁。在位半年，禅位与宋。

资治通鉴直解

卷之二十四

宋　纪

唐之后为五代，曰梁、唐、晋、汉、周，递兴递亡，总不过五十余年。当是时，干戈日寻，海内分裂，称帝建国者，十有余姓，而皆窃据僭号，非大命真主，至宋太祖始统一之。太祖在周时领归德军，起于宋地，遂以宋为有天下之号。这书记宋家一代的事，故称宋纪。

太　祖

太祖皇帝，姓赵氏，名匡胤，涿郡人，生于洛阳之夹马营，有紫云黑龙之瑞。周世宗时，为殿前都点检，屡立大功，人心归服。及恭帝嗣位，为众军所拥立，遂受周禅而有天下。在位十七年，庙号太祖。

原文 　二月，尊母南郡夫人杜氏为皇太后。后，定州安喜人，治家严而有法。生五子，曰匡济、匡胤、光义、光美、匡赞。匡济、匡赞早卒。陈桥之变，先遣楚昭辅入汴，慰安家人。后闻之曰：“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为皇太后，太祖拜于殿上，群臣称贺，后愀然不乐。左右进曰：“臣闻母以子贵，今子为天子，胡为不乐？”后曰：“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太祖再拜曰：“谨受教。”

直解 　定州，即今真定府所属定州。安喜，是县名，即定州地方。陈桥，是驿名。汴，是宋建都之地，即今开封府。《宋史》记建隆元年二月，太祖既立太庙，追崇祖考，即尊奉其母南郡夫人杜氏为皇太后。史臣因叙说，太后乃定州安喜县人，有贤德，治家严正，事事都有家法。生五子，长曰匡济，次匡胤，即太祖，次光义，即太宗，次光美，次匡赞。匡济、匡赞早卒。太祖为都点检时，领兵出御汉寇，行至陈桥驿，诸将士逼立太祖为天子，把黄袍加在身上。太祖不得已而从之。那时，家眷都在汴梁。太祖先遣麾下楚昭辅入汴，慰安家人。母后闻之说道：“吾儿见天下久乱，素有济世安民的大志，今果为天子，不负其志矣。”及是尊为皇太后，太祖拜于殿上，群臣称贺，满朝无不欣跃。太后独愀然不乐，忧形于色。左右因进说：“臣闻母以子贵，今子做了天子，尊为太后，似这等极贵，何故反有不乐？”太后答说：“吾闻之古语，为君的最难。盖天子以一身处于四海兆民之上，任大责重，若兢兢业业，治之得其道，则兆民允怀，此位可以久居，才是尊贵。苟少有忽略，失所以制驭之道，则民心离散，争夺并起，求为匹夫而不可得矣，何尊之有。此吾所以忧之也。”太祖闻其言，深有儆悟，乃再拜说：“谨受母后之教。”夫人君受命而兴，以弘太平之业，必有贤母笃生而训迪之。太后受册之日，不以得位为乐，而深以失驭为忧，丁宁恳切，有古儆戒之风焉，可不谓贤哉！所以成太祖之仁明，而培宋家之元气者，其本原深远矣。

原文 　以窦仪为翰林学士。先是翰林学士王著以酒先贬官。太祖谓宰相曰：“深严之地，当使宿儒处之。”范质等对曰：“窦仪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迁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即日复入翰林。尝召仪草制，至苑门，仪见太祖岸帻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进。太祖遽索冠带而后召入。仪遂言曰：“陛下创业垂统，宜以礼示天下，恐豪杰闻而解体也。”太祖敛容谢之。繇是对近臣，未尝不束带。

直解 　端明，是殿名。宋有端明殿学士官，备顾问，预议论，班在翰林学士上。挺冠露额，叫做岸帻。太祖用窦仪为翰林院学士。先是翰林学士王著，以醉酒乱性，致有过失，贬为比部员外郎。太祖与宰相范质等说：“翰林学士职掌制诰，宿直禁中。禁中是深邃严审之地，不宜滥用浮薄少年，当选老成的儒者处之。”范质等对说：“原任学士窦仪，清修廉介，持重敦厚，最为称职。但其资望既深，已从翰林升端明殿学士了。今复用为翰林学士，恰似降了他官阶一般。”太祖说：“翰林职任清要，非此人不可。”当日命下，还入翰林，虽若落其端明，实则加以宠任也。一日太祖要降制书，召仪起草。仪到内苑门边，看见太祖挺冠露额，跣足而坐，因退立不肯进去。太祖知其意，就便讨索冠带，整理威仪而后召入。窦仪因奏说：“陛下新得天下，创业垂统，乃后嗣之所取法，四方之所瞻仰，必须动遵礼法，以示天下。若或轻亵威仪，侮慢贤士，臣恐豪杰闻之，以为陛下不能尊德乐道，不足与有为，将解体而散去也。”太祖深纳其言，肃然敛容谢之。自此之后，虽对近亵之臣，未尝不矜庄束带焉。故有宋一代之君，待士大夫最有礼，皆太祖之家法也。

原文 　太祖又尝以幽燕地图示普，问进取之策。普曰：“图必出曹翰。”太祖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太祖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太祖默然良久，曰：“卿可谓深虑矣！”普尝荐某人为某官。太祖不许。明日，普复奏其人，亦不许。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大怒，裂碎奏牍掷地。普颜色不变，跪而拾之以归，他日补缀旧牍，复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

直解 　幽燕，即今顺天府地方。太祖即位之时，幽燕之地，尚属北虏契丹。太祖急欲取之。一日尝以幽燕地图示宰相赵普，计议进兵的方略。普以幽燕之地，久为契丹所据，彼国无衅，恐攻之未必能取，就使取得，未必能守。而蔡州团练使曹翰，往往喜立功名，疑其希旨为之，乃先问说：“这地图必出于曹翰之手。”太祖说：“果然。”因问说：“朕今就用曹翰为将，卿料他取得幽燕否？”普对说：“论翰才力，或亦可取，但此地取之固难，守之尤难。不知既取之后，谁可守之。”太祖说：“就着曹翰守之。”普对说：“假如翰死，谁可替他？”太祖默然无言，思之良久，乃悟，说：“卿为国忠谋，可谓忧深虑远矣！”普曾在太祖前，荐举某人为某官，太祖不许。明日普复奏其人，太祖亦不许。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见其违旨奏扰，大怒，把奏本扯碎，弃掷在地。普颜色不变，跪于地下，将碎纸拾起，怀之以归。他日也不再写，只将旧本补缀，复奏如初。太祖始知普为国荐贤，非有私意，卒用其人焉。大抵忠臣事君，惟论事之可否，而不敢阿旨取容，以负委托。赵普之于太祖，于其所欲取者，则力阻之而不以为抗，于其所不欲用者，则力荐之而不以为嫌，可谓忠于谋国矣。而太祖皆能从之。君臣之际，相得益彰，所以开一代之太平者，岂偶然哉！

原文 　又有群臣当迁官。太祖素恶其人，不与。普坚以为请。太祖怒曰：“朕固不为迁，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陛下岂得以喜怒专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随之。太祖入宫，普立宫门，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刚毅果断类如此。然从太祖久，得志，屡以微时所不足于太祖及己者为言。太祖曰：“若尘埃中可识天子宰相，则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复敢言。

直解 　《宋史》又叙赵普事，说赵普为宰相时，有群臣资望相应，合该升官。太祖素不喜此人，不准推升。普再三执奏说，其人可用。太祖大怒，说道：“朕决定不用此人，卿将我如之何？”普又奏说：“刑罚所以惩恶，爵赏所以劝功。此乃古今之常道，不易之定理也。此人有功，岂可不与升赏。且刑赏乃天下之刑赏，非一人之刑赏也。天下以为当刑，虽天子不得以私喜而废法。天下以为当赏，虽天子不得以私怒而靳恩。陛下岂得以私喜私怒专制刑赏之柄，不顾天下之公议乎！”太祖见赵普不依顺他，越发恼怒，不顾而起。赵普也不退，径跟随着行。太祖入宫，普立宫门外，良久不去，竟得太祖感悟，准升此官。其刚毅果断，执法不挠，大率如此。然普从太祖起侧微以至宰相，为日最久。及既得志，屡以微时轻慢太祖与自己的人言之于上，意图报复旧怨。太祖说：“凡人识见短浅，岂能逆说未来。若使茫茫尘埃之中，可识某人他日当做天子，某人他日当做宰相，则人人皆将访求物色，都去结纳他了。大英雄豪杰处穷困之时，被人轻贱，亦理之常，无足怪者，区区旧怨，何足记乎！”自此以后普悔悟，不敢复为报怨之言。大抵人心各有所蔽，亦各有所明。太祖不用素恶之人，赵普说天下刑赏不可以喜怒专之，此真宰相之言。至于赵普不忘索怨之人，太祖也说尘埃中不可识天子宰相，亦是天子之量。君臣之间，各以所明，攻其所蔽，故能成一代之治如此。

原文 　初，全斌之伐蜀也，属汴京大雪。太祖设毡帷于讲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视事。忽谓左右曰：“我被服如此，体尚觉寒。念西征将士冲冒霜雪，何以堪处。”即解裘帽，遣中使驰赐全斌，仍谕诸将曰：“不能遍及也。”全斌拜赐感泣，故所向有功。

直解 　初，太祖遣大将王全斌将兵伐蜀之时，会汴京大雪，寒甚。太祖设毡帷于讲武殿，尚着紫貂裘帽，出以视事。忽谓左右说：“朕在毡帷里面，穿了这等温暖的衣服，身上犹觉寒冷。我思那西征的将士，日夜在原野中，冲霜冒雪，不知何以堪处。”即解下所服裘帽，遣中使驰至蜀中，赐与全斌，仍慰谕众将说：“朝廷深知尔等寒苦，但裘帽有限，势不能遍及也。”全斌拜赐，感激殊恩，至于泣下。诸将士亦人人思奋，愿效死力，故所向辄有成功。出兵六十日，而两川悉定，蜀主孟昶举族来降，皆太祖有以励之也。按此事与古投醪挟纩事相类。昔楚人有献酒醪于楚庄王者，庄王欲分给诸将士，以人众不能遍，乃以酒倾在河里，令诸将士迎流而饮之，三军皆醉。又楚师伐宋，值天气甚寒，楚王念将士寒苦，以温言拊恤之，三军之士，人人感奋，暖如挟纩纩是绵絮。一般。盖将士身冒锋镝，百死一生，常患朝廷不能知之。朝廷一加存恤，则其气自倍而成功，易矣。古之英君，所以鼓舞豪杰者类如此。将将者所当法也。

原文 　太祖尝见昶宝装溺器，命撞碎之。曰：“汝以七宝饬此，当以何器贮食？所为如是，不亡何待也。”

直解 　溺器，是便溺的净器。昶，是蜀主孟昶。太祖平蜀之后，见孟昶一个便溺的净器，是七样宝贝镶嵌的。太祖大怒，就命打碎之。说道：“器用贵贱，各有所宜。这溺器，是器之至秽至贱者，汝乃以七宝装饬，不知又用甚么样的器皿去盛贮饮食。似你这等暴殄天物，骄奢淫纵，不惟损一己之福，亦且尽百姓之财，如此而不灭亡，更待何时哉！”此可见亡国之主，与兴王之君，其奢俭迥别如此。大抵创业之君，生长民间，备尝艰苦，故能节用爱民，垂法后世。亡国之君，沉溺富贵，不知小民疾苦，纵欲自恣，而邪佞之臣，又往往阿意逢迎，导之以奢侈淫佚之事，卒之乐极生悲，民穷财尽，或自促其寿命，或复亡其国家。从古以来，兴亡之迹如出一辙，可不戒哉！

原文 　春正月，太祖自闻蜀兵乱，凡使者至，各令陈王全斌等不法事，遂尽得其状，乃皆征还，以其初立功，不欲属吏，但令中书问状。全斌等具伏黩货杀降之罪。命责授全斌崇义节度留后，崔彦进昭化节度留后，王仁瞻为右卫大将军。以刘光义、刘廷让廉谨，并进爵秩。曹彬自蜀还，橐中唯图书衣裳。又能戢下，秋毫无犯，太祖深嘉之，以为宣徽南院使。彬辞曰：“征西将士俱得罪，臣何敢独受赏。”太祖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惩劝，国之常典，又何辞焉。”

直解 　宋时有宣徽院，设南、北二院使，总领内诸司及内侍之籍，盖贵近之职也。初全斌等平蜀之后，纵饮贪财，不恤军士，蜀兵因而作乱，两川之民争应之。全斌又诱杀成都降兵三万，众心愈益愤怨，蜀地几不可守。乾德五年春正月，太祖自闻蜀兵作乱，凡有公差从蜀中来的，都着他一一陈奏王全斌等不法的事情。于是尽得其罪状，乃皆召还京师。念其初立大功，不欲付法司究治，只教中书省宰相审问他事情的虚实。全斌等不能隐情，将贪黩财货、杀戮已降的罪名都招认了。太祖因他吐实认罪，又以其有大功，姑从轻处，降授全斌为崇义节度留后副都部署，崔彦进为昭化节度留后都监，王仁瞻为右卫大将军，于内有都部署刘光义、副都部署刘廷让，这两员将官廉靖谨饬，乃并升爵秩以奖之。又有都监曹彬，平素清介自持。诸将在蜀中多取子女玉帛，彬自蜀还，橐中惟图书、衣服而已，且能禁戢部下，所过秋毫无犯，太祖深嘉叹之，升为宣徽南院使。彬辞说：“臣与诸将同功一体，今征西将士皆得罪左迁，臣何敢独受上赏。”太祖说：“卿有平蜀大功，又不以此矜骄夸伐，与诸将贪肆的不同。一惩一劝，乃国家常典，何必以诸将之故而辞之。”竟不许。其后曹彬卒为名将。按征西将士，全斌为主帅，曹彬等副之，是全斌乃功首也。太祖于全斌则贬降而不顾，于曹彬则擢用而不疑，岂非以彬之廉谨有恤民之惠，而全斌之功，不足以赎贪酷之罪哉！《易》经上说：“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太祖得之矣。

原文 　春三月，征处士王昭素为国子博士。昭素有学行，著《易论》三十三篇，学者多从之。太祖召见于便殿，年已七十余矣。令讲乾卦，至九五飞龙在天，则敛容对曰：“此爻正当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证据，因示风谏微旨。太祖大悦，问以治世养身之术。对曰：“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太祖爱其言，书于屏几。

直解 　处士，是隐居有道之士。太祖开宝三年春三月，征聘河南处士王昭素为国子监博士。昭素为人，素有文学德行，精通易理，曾撰著《易经论说》三十三篇，一时学者多师事之。太祖闻其名，召见于便殿。此时昭素年已七十余岁矣。太祖命他讲解《易》经中乾卦，至第五爻辞，“九五飞龙在天”。“九”是阳数，“五”是君位，以九居五，是圣人为天子之象，就如龙禀纯阳之气，飞在天上，能兴云致雨，润泽万物一般。昭素讲到此处，就敛容正色而奏，说此爻正当陛下今日为天子之事，乃援引古今之事，以为证据，因而寓讽谏的微意，以见天位至艰，君身至重，不可以不慎也。太祖大喜，就问他治天下与养身的道理。昭素对说：“治世莫如保爱万民，养身莫如寡省嗜欲。盖民为邦本，治天下者，必轻徭薄赋，布德施惠，使百姓安乐，则邦本宁固，而太平可保。故治世莫如爱民也。欲为身害，养身者，必爱养精神。凡一切伤生伐性之事，皆绝而不为，则身体康健，而寿命延长。故养身莫如寡欲也。”太祖爱他这言语切于实用，书写在屏风及几案上，以时时警省焉。然寡欲爱民，固皆致治之要，而寡欲一言，又为爱民之本。盖自古百姓不安，皆因人主多欲。人主多欲，则奸谀之徒，必巧为进奉。闾阎之下，必困于诛求，亏损德业，无甚于此者。故寡欲一言，不但可以养身，亦爱民治国之要也。

原文 　秋七月，永宁公主尝衣贴绣铺翠襦入宫中，太祖谓曰：“汝当以此与我，自今勿复为此饬。”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几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宫闱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价高，小民逐利，展转贩易，伤生浸广，实汝之繇。汝生长富贵，当念惜福，岂可造此恶业之端？”主惭谢。主因侍坐，与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岂不能用黄金装肩舆，乘以出入。”太祖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宫殿悉以金银为饬，力亦可办。但念我为天下守财耳，岂可妄用。古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养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当勿复言。”

直解 　襦，即今之披氅。官家，是天子之称。肩舆，是抬的小轿。开宝五年秋七月，太祖的女永宁公主，曾穿一领贴绣铺翠的襦入宫中。太祖嫌其奢侈，向公主说：“汝可解此襦与我，自今以后，再不要如此装饬。”公主笑说：“此衣用得几多翠羽，却以为过费。”太祖说：“我之所惜者，不专为这件衣服。主家既穿此衣，宫中妃嫔及皇亲贵戚每见了，必都相仿效，所用翠羽必多，京城中翠羽之价必贵。百姓每逐利，见此物可以取利，必然都去捕捉那翠鸟展转贩卖。伤生害命，从此渐广，皆汝此衣有以致之，主罪过多矣。汝生长富贵，不知艰苦，当思人生福分有限，不可用尽，爱惜樽节，长得受用，岂宜造此恶业之端，自损己福耶！”公主乃惶恐谢罪。又一日公主侍坐于太祖之侧，与皇后同劝太祖说：“官家做天子日久，便受用些也不为过。岂不能用黄金装饬肩舆，乘以出入乎！”太祖笑说：“我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莫说肩舆，就将宫殿都以金银为饬，力亦可办。但思这财物乃是天下万民的膏血，我为天下主，不过为天下守此财物，以备缓急耳，岂可将来自己妄费，不顾天下利害乎！古人有言，人君置身兆庶之上，当以一人之勤俭，拊治天下，不当以天下之财力，供奉一人。苟专以自家奉养为意，则穷奢极欲，无所不至，民力必然耗竭，帑藏必然空虚。一旦天灾流行，民穷盗起，天下何所仰赖哉！此我所以不敢恣意妄费也。汝等当识此意，不可再以为言。”夫宫闱之好尚，系四方之观法，服饬无度，则天下化之，渐以成风，朴散实漓，民穷财尽，皆繇于此。其害不止于伤生折福而已。太祖身历艰难，不敢以一身之奉，竭天下之财，故其训戒于家庭者，最为激切。创业之君，其用心类如此，守成者所当时时警省也。

原文 　九月，命曹彬帅师伐唐。初，帝屡遣使喻江南国主入朝，不至。乃命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都部署，潘美为都监，曹翰为先锋都指挥使，将兵十万以伐之。将行，帝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不须急击也。”又曰：“城陷之日，慎无杀戮。设若困斗，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且以剑授彬曰：“副将而下，不用命者斩之。”潘美等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杀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专任焉。

直解 　唐，是南唐。五代之乱，有李昪者，据有江南地方，自称为南唐。传子及孙李煜，国势日削，贬号为江南国主。开宝七年九月，太祖命曹彬统领兵马以伐南唐。先是江南国主李煜稟奉宋朝正朔，太祖累次差人喻意，征他入朝，李煜拒命不至。太祖大怒，乃命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都部署官，潘美为都监官，曹翰为先锋都指挥使官，统兵十万以伐之。彬等辞朝将行，太祖戒谕之说：“江南军旅之事，一切都委任于卿，切不可恣为暴虐，杀掠生民，务要广布朝廷威德信义，使其自然归顺，不须急图成功，只务攻击也。”既又丁宁之说：“李煜无道，暴虐其民，我遣汝征之，本为救此一方人性命。城破之日，切不可杀戮平民。设使李煜不降，拥兵困斗，罪虽难赦，情亦可怜，则煜一门家口，务要保全，不可杀害。”太祖既嘱付曹彬了，又以一口剑授之，说道：“大将有权，然后朝廷恩威得行，今以此剑与你，凡副将以下，有不遵号令者，并许先斩后奏。”潘美等正是副将，闻之，皆悚惧失色，无不遵奉号令者。先是王全斌平蜀之时，纵兵掳掠，多杀生命，上每以为恨。以曹彬素性仁厚，故专任以江南之事焉。其后曹彬下江南，不妄杀一人，李煜既降，待之极有礼。固彬之能奉行德意，亦太祖之仁恩及于无穷也。

原文 　一日罢朝，坐便殿，不乐者久之。左右请其故。曰：“尔谓为天子容易邪？早作乘快，误决一事，故不乐耳。”尝宴近臣紫云楼下，因论及民事，谓宰相曰：“愚下之民，虽不分菽麦，藩侯不为抚养，务行苛虐，朕断不容之。”京城新宫成，御正殿坐，令洞开诸门，皆端直轩豁，无有壅蔽，因谓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见之矣。”

直解 　太祖一日视朝毕，退坐于便殿中，怏怏有不乐之色，如此者久之。左右请问其故。太祖说：“汝等见天子尊荣，只说这皇帝是容易做的，不知为君者日临万几，事事当理，心里才放得下。朕早间临朝，有一事不及深思，乘着一时快意，轻率就处分了，遂致差误，即今悔之无及，是以不乐，可见做天子甚不易也。”太祖又尝宴近臣于紫云楼下，因论及民间疾苦的事，乃谕宰相说：“那田野小民，虽有愚蠢无知，不能辨菽与麦的，也都是朝廷的赤子。藩侯专制一方，民命所关，若不为朝廷抚字爱养，务行苛虐之政，严刑暴敛，使小民无所控诉，朕决当尽法处之，断不姑容也。”又京城宫殿新成，太祖御正殿坐，令前面洞开诸门，望之皆端直轩豁，无有壅塞遮蔽处。因谓左右说：“这门庭正直光明，容不得一些邪曲，恰似我心一般，少有一毫邪曲，人皆得而见之，无所逃蔽矣。”按太祖创业之初，忧勤惕励，惟恐一事之误，致万几之丛脞，一民之困，贻四海之怨咨，故其言之恳切如此。至于心无邪曲之一言，尤为知本之论，为事为民，皆繇此出，汉唐诸君所不能道也。其身致太平，而开有宋三百年之业，宜哉！

原文 　又尝谓宰相薛居正等曰：“古之为君，鲜能正心自致无过之地。朕尝夙夜畏惧，防非窒欲，庶几以德化人之义。如唐太宗受人谏疏，直诋其失，曾不愧耻，岂若不为之而使下无间言哉！”

直解 　太祖又曾与宰相薛居正等说：“君心乃万化之原，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天下国家可理也。朕观自古为君的，少有能正其心，而自致于无讨之地者。朕为此故，早夜不宁，悚然畏惧，惟恐此心一为非僻所干，则救之无及，必乘其未发而防范之，恐此心一为嗜欲所蔽，则攻之甚难，必及其未行而窒塞之。欲以先正其心，立于无过，以庶几古帝王以德化人之义耳。若唐太宗天性高明，不护己短，受人谏诤之疏，虽至于直言相诋，以彰其失，也欣然受之而不愧耻，人皆称之。然以朕观之，与其既为不善而后更改，孰若防之于微，而不为不善，使上无失德，而下无间言，岂不更为胜哉！”盖人君一有过失，虽即改之，所损已多。唐太宗虽能改过，而不求无过，故太祖讥之如此。但人非圣贤，不能无过，喜闻其过，则其过将日寡矣。自谓无过，则其过将日积矣。夏禹悬钟鼓铎磬，以求四方之言而兴；周厉王使卫巫监谤，道路以目而亡。然则唐太宗之乐闻直谏，亦自不可及，此又明主之所当知也。

太　宗

太宗皇帝，名匡义，是太祖之弟，在位二十二年。

原文 　太平兴国二年，春正月，宴贡士于开宝寺。帝思振淹滞，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及亲试举人，阅其十举至十五举者百二十人，并进士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诸科二百七人，并赐及第。又诏礼部阅其十五举以上进士及诸科一百八十四人，并赐出身。又九经七人不中格，帝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凡五百余人，皆赐绿袍靴笏，锡宴，自为诗二章赐之。

直解 　宋初取士，有进士科，试诗、赋、论、策。有诸科，试九经、五经、开元礼、二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九件。以其各习一科，所以叫做诸科，皆一年一举。繇本州取送礼部，礼部考试中式者，列名放榜，赐及第出身有差。史臣记太宗即位，太平兴国二年春正月，初开科取士，诸贡士中式者，皆赐宴于开宝寺中。此时内外衙门缺官甚多，皆须选补，又恐士子有人在积滞，不得进用者，思振拔而用之，乃谕侍臣说：“用人之道，求之贵广，选之贵精，然不博求则无以为精选之地。朕欲广收天下才俊美彦之士于科场中，不敢望取拔十人，便有五人可用。只得十人之中，有一二真才实学替国家干事的人，亦足为致治之具矣。”至是，亲复试举人于讲武殿，阅贡籍，曾经十举至十五举者，得一百二十人，并进士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诸科二百七人，并赐及第。又诏之部检阅其年深至十五举以上的进士，及诸科共得一百八十四人，并赐同本科出身。又九经中有七人不中式，例该发回，太宗怜其久困场屋，老而无成，也都收录，特赐同三传出身。前此进士诸科，每一举总不过百人，这次所举共有五百余人，皆赐绿袍靴笏，赐宴于开宝寺。太宗又自为诗二章以赐之。恩礼之盛，前时所未有也。然此时当开国之初，在野贤才，未得尽用。故太宗广收博取，特加恩赐以宠异之，所以网罗豪杰，开其进用之路也。若承平日久，士习已定，则又当慎选举，精鉴别，以罗真材。傥令不中格者，皆得以淹滞见收，则滥进之门启，侥幸之途多，抡材取士之典轻矣！此又用人者所当知。

原文 　初，太祖幸洛，张齐贤以布衣献策，条陈十事，内四说称旨，齐贤坚执以为皆善。太祖怒，令拽出之。及还，语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张齐贤耳。我不欲官之，他日可使辅汝为相也。”至是齐贤亦在选中，有司失于抡择，寘于下第，帝不悦，故一榜尽赐及第，特与京官通判。

直解 　宋时以洛阳为西都，即今河南府地方。布衣，是白身无官职的人。先是太祖行幸洛阳，有个布衣之士，叫做张齐贤，献策于太祖。条陈十件事：一件伐北汉，以取并、汾；一件富百姓，以固国本；一件广封建，以藩本支；一件敦孝行，以广至德；一件举贤能，以备任使；一件兴太学，以养人才；一件亲籍田，以劝农桑；一件选良吏，以兴教化；一件惩奸恶，以正风俗；一件谨刑罚，以重民命。十事之中，太祖只取他四件事以为可行。齐贤固执，说他十事件件都好。太祖怒其不逊，令武士扯出去。及回銮到京，与太宗说：“朕昨行幸西都，他无所得，但得一个贤士，叫做张齐贤。此人有经济大才，但我要摧折他的英气，不与之官，留在他日，待你做皇帝时，可使辅佐汝做宰相，致太平也。”太宗牢记在心。到这年开科选士，齐贤也来应举。考官一时失于选择，将他名列于下等，不在取中人数。太宗见之不悦，特命一榜里面，不分上下，尽赐及第，故齐贤也得入选，又特与他做大理评事，以京官职衔通判衡州。宋时通判，职任最重。进士及第在高等者，乃得除授此官。张齐贤甲第在后，而选授独优。盖太宗遵太祖之命，欲大用之也。其后齐贤果能慷慨任事，为一代名臣，亦可谓不负所举矣。

原文 　五月，吴越王钱俶以其地归，封俶为淮海国王。俶会陈洪进纳土而惧，上表乞罢所封吴越国王，归其甲兵，求还。帝不许。俶乃籍境内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十，兵一十一万五千三十六，献之。帝御崇元殿受之。俶朝退，将佐始知之，皆恸哭，曰：“吾王不归矣！”帝以淮南节度管内为淮海国，封俶为王。俶弟仪、信并观察使，俶子惟濬、惟治并节度使，惟演、惟灏及族属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将校孙承佑、沈承礼并为节度使，赐赉待遇冠绝当时。

直解 　太平兴国三年五月，吴越王钱俶以其地来归。太宗诏封为淮海国王。史臣因叙说，钱俶之祖名钱镠，浙之临安人也。当五代时，起于贩盐，之有吴越之地，自称吴越王。传至钱俶，遇宋太祖之兴，俶知天命有归，遂称臣奉贡，执礼甚恭。然其土地尚未入于版图。至是来朝京师，适值平海节度使陈洪进以漳、泉二州来献，俶心中恐惧，乃上表乞罢所封吴越国王，纳其甲兵，求还本土。太宗初不许。俶乃造册开载所管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十，兵一十一万五千三十六人，尽数献于朝廷。太宗嘉其诚款，特御崇元殿受之。初时俶欲纳土归顺，恐他手下的将佐不从，因此不着众人知道，只自以己意献上。及朝退，将佐始知之，皆恸哭，说：“吾王已委身于朝，自今不复归国矣！”太宗既受其献，乃以淮海节度所管地方为淮海国，改封俶为淮海王。俶弟仪、信并授观察使，俶子惟濬、惟治并节度使，惟演、惟灏及族属僚佐各授官有差。又推及其将校孙承佑、沈承礼并授为节度使。凡赏赐物件及接待礼貌都极其隆盛，冠绝于一时焉。按是时，宋一统之业已成，负固如北汉者，犹欲以孤垒自全，使王师累出，诛戮无辜。而俶独能保全一方，以归于宋，不致血刃，非但忠顺可嘉，抑亦有仁者之功矣。此史氏所以特书之欤。

原文 　帝既还京，议者皆言宜速取幽、蓟。张齐贤上疏，其略曰：“圣人举事，动在万全，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若重之谨之，戎虏不足吞，燕蓟不足取。自古疆场之难，非尽繇戎狄，亦多边吏扰而致之。若缘边诸寨，抚御得人，但使峻垒深沟，畜力养锐，以逸自处，宁我致人，所谓择卒未如择将，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则边鄙宁，而河北之民获休息矣。臣又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势而已。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尧舜之道无他，广推恩于天下之民尔。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则戎狄敛袵而至矣。”

直解 　幽，是幽州。蓟，是蓟州。即今顺天府地方，此时为北虏辽人所据。太宗既平定天下，要复中国旧境，自将伐辽，为辽将耶律休哥所扼，不能成功。至是班师还京。一时献议者，皆言今中国士马方盛，宜及时进兵，急取幽蓟地方。张齐贤度量时势未可，乃上疏谏之。大略说：“圣人举事，动必求其万全。不敢侥幸以成功。故百战而百胜，犹为侥幸，非万全也。不若不战而自胜，先立于不败之地，而坐收其功。此为上策也。陛下若能重之谨之，忧勤图治，则国富兵强。在我者有余力，而戎虏不足吞，燕蓟不足取矣。自古边境之患，岂都起于夷狄也。多因边吏骚扰生事，致开衅端。若使沿边一带诸寨选用良吏，抚御有方，只教他高筑墩台，深掘濠堑，休兵息马，畜力养锐，以逸自处，而待敌人之劳，宁我致人，而不为人所致。这正是古人所谓：‘拣精兵，不如择良将，靠一己的膂力，不如集众人的谋勇。’能如是，则边方宁静，而河北之民可得休息矣。今乃计不出此，而欲与之角胜于疆场，幸功于难必，非所谓不战而胜，万全之策也。臣又闻之，天子以六合为一家，则当兼容并蓄，以天下为心，岂止于争尺寸之土以为广，角戎狄之势以为强而已哉！是故圣人之治天下，以保安人民为本，以制服夷狄为末。以中国为内，而务求安定；以夷狄为外，而听其自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图根本，爱养生民，而可以建太平之业者也。尧舜之道，岂有他术，只是推广此心之仁恩，以及于天下之民而已。其所谓推恩，只在安全而利养之，使无死亡穷苦之患。民既安利，则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远。戎狄之人自将慕德归义，敛袵而来朝矣。何用兴师动众以伐之哉！”齐贤此疏，可谓深知治本。惜乎太宗不能从，以致曹彬一败于岐沟，杨业再败于陈家谷。后虽悔之，亦无及矣。图边事者宜三复此疏焉。

原文 　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平章事，李穆、吕蒙正、李至参知政事，张齐贤、王沔同签署枢密院事。帝谓琪等曰：“世之治乱在赏当其功，罚当其罪，即无不治；谓为饬喜怒之具，即无不乱。卿等慎之。”又谓蒙正曰：“凡士未达，见当世之务戾于理者，则怏怏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献可替否，当尽其所蕴。言虽未必尽中，亦当佥议而更之，俾协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直解 　参知政事，是下宰相一等，参预朝政的官。枢密院，是掌管军机戎务的衙门。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太宗以参知政事宋琪、李昉同平章事，知开封府李穆，翰林学士吕蒙正、李至参知政事，右补阙张齐贤，大理评事王沔同佥书枢密院事。太宗既简用此数人，擢居要职，因谕宋琪等说：“自古君臣相与，莫不欲长治而无乱。然世之治乱无他，惟视庙堂之赏罚何如耳。诚能于有功者赏之，或厚或薄，各当其功，于有罪者罚之，或重或轻，各当其罪，则赏罚出于天下之公，人心自然悦服，而天下治矣。若以赏为饬喜之具，任着一时喜欢，即便行赏，不论他功之何如，以罚为饬怒之具，任着一时恼怒，即便行罚，不论他罪之何如，则赏罚出于一人之私，人心莫不愤怨，而天下乱矣。一赏一罚，关系之大如此。卿等职居政府，凡于赏罚之施，切宜详慎，不可徇私灭公，以为基乱之地也。”又谕吕蒙正说：“凡士当穷居未遇之时，见当世政务，有一差失，不合于理，即郁郁不满于心，思欲尽言而无其路。及列于位，居可言之时，得以献纳其可，替废其否，却又避讳不言，岂不自负其志？自今朝政有阙，卿等当竭其底蕴，为朕言之。所言的虽未必句句切中，亦可因而讲求，大家商议而改之，使合于道理。朕固不敢自负其崇高之位，使人隔绝而不言也。”夫上无鉴别之明，则赏日僭而刑日滥；朝无谏诤之士，则臣日谄而君日骄。国之祸乱恒必繇之。此太宗所以惓惓于诸臣也。然惟人主之心公，则臣下自不敢私，而赏罚必当矣；人主之心虚，则臣下自无所隐，而过失必闻矣。是又未可专责之臣也。愿治者宜加意焉。

原文 　以吕文仲为翰林侍读，王著为侍书。帝勤于读书，自巳至申，然后释卷，诏史馆修《太平御览》一千卷，日进三卷。宋琪以劳瘁为谏。帝曰：“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朕欲周岁读遍是书耳。”每暇日则问文仲以经义，著以笔法，葛湍以字学。

直解 　太宗太平兴国八年，以吕文仲为翰林院侍读，王著为侍书。太宗天性好学，勤于读书，每日自巳时朝退之后，即览观书史，直到申时方才放下书卷。又特诏开馆，命翰林学士李昉等，将前代书籍分类编辑为书，以资博识。书成叫做《太平御览》，总计一千卷。太宗自立书程，每日进读三卷。宰相宋琪恐诵读太勤，圣躬劳瘁，请少休息。太宗说：“朕每一开卷，便觉聪明启发，日有进益，心里喜好在此，自不知其为劳苦也。朕所以每日限读三卷者，欲以周年之力，读遍此千卷书耳。”其勤学如此。每于万几之暇，则问吕文仲以六经中有不通晓的文义，又问王著以真草篆隶等用笔之法，问葛湍以点画声音等字学之法。大抵人主之情，必有所好。或好酒色，或好狗马，或好田猎，或好游宴，或好财利，皆足以戕生伐性败德丧身。惟好读书写字，则有益于身心，有裨于治理。故自古英君圣主，莫不留意焉。宋太宗以创业之主，犹孜孜问学如此，况继体守成者，可不勉哉！

原文 　雍熙元年春正月，诏求遗书。帝谓侍臣曰：“教化之本，治乱之原，苟无书籍，何以取法？今三馆所贮，遗帙尚多。”乃诏募中外有以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其本写之。繇是四方之书简出矣。

直解 　宋时于禁中建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叫做三馆。雍熙元年春正月，太宗性好读书，手不释卷，常以五代兵火之后，书多遗失，乃下诏求遗书于四方，因谓侍臣说：“自古及今君天下者非一人矣，其教化所出，必有个根本，治乱所繇，必有个原始，世远人遐，全靠那书籍上记载得明白，后世得以稽考，有所取法。若没了书籍，则于百世之下，虽欲知其本原，亦何从寻讨而取以为法哉！今三馆所贮之书，遗失者尚多，不足以备参考。这是国家一阙典。”乃诏募中外士庶之家，有以所藏书来献，多至三百卷者，特议纪录旌奖以酬之。其余三百卷以下，量其卷帙之多寡，分为等级，优加赏赐。若有爱惜珍藏不愿将书送官者，但借其书抄之，仍以原本发还。诏下之后，中外人家但有遗书者，都来献上。于是四方之书间出，而古今载籍尽归四库矣。大抵物常聚于所好。人主好珠玉，则珠玉至；好淫巧，则淫巧之物至。太宗好书籍而四方之书聚于册府，于以开一代文运之盛焉。可谓好得其正矣！

原文 　三月以杨延庆等为知州。帝谓宰相曰：“刺史之任，最为亲民，苟非其人，民受其祸。昔秦彭守颍州，教化大行，境内多瑞。”宋琪曰：“秦彭一郡守，政善而天应之若此，况君天下者乎！”

直解 　刺史，即州太守。雍熙元年三月，太宗选择守臣，以杨延庆等十余人为各处知州。太宗因谕宰相说：“朝廷设官分职，本以为民。然惟刺史之任，与那百姓每最为亲近，必须有才力，有操守，实心爱民的，方为称职。傥误用不才的人，贪赃坏法，那百姓每被其虐害，负屈含冤，莫可控诉，其祸可胜言哉！昔后汉时有秦彭做颍州太守，他能兴利除害，为百姓造福，教化大行，致令所属地方，有凤凰麒麟、嘉禾甘露等诸般祥瑞，可见做好官的，上天也未尝不昭鉴也。”宋琪因奏说：“秦彭一太守耳，政善民安，天且应之以祥瑞如此。况于君天下者，若能奉天子民，使海内乂安，则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矣。岂止一郡之福而已哉！”夫天下郡县至多，民间利病朝廷岂能悉知。得一良牧则一郡生灵受其福，否则一郡生灵受其害，所系诚不小也。然须朝廷加意鼓舞，重循良之选，峻贪酷之罚，甄别不差，然后人人尽力。自古明君，未尝不操此术而治者也。图治者宜留意焉。

原文 　以赵普为太保兼侍中，吕蒙正平章事，王沔参知政事，张宏为枢密副使，杨守一签书枢密院事。帝谕普曰：“卿勿以权势自骄，但能谨法度，举贤能，明赏罚，弭爱憎，何忧不治？卿勿面从，古人耻其君不为尧舜，卿其念哉！”蒙正质厚宽简，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论时政，有未允者，必固称不可。帝嘉其无隐。普开国元老，蒙正以后进同相位，普雅重之。

直解 　太宗既复赵普相位，乃加普为太保兼侍中，又拜吕蒙正同平章事，与普共理机务，以王沔参知政事，召成都镇抚使张宏还京，为枢密副使，以翰林学士杨守一签书枢密院事。太宗谕赵普说：“凡人有权势的，不期骄而自骄。卿位极人臣，权势已盛，正宜持正守谦，慎勿以此骄恣。但能谨守国家法度，荐举天下贤能，明赏罚之典以布公道，克爱憎之私以定取否，则相业光明，人心悦服，天下何忧不治？至于朕之所行，或有未当，卿宜即时救正，不可面前曲从，以成朕过。古人爱其君，必欲使之为尧为舜，若其君不如尧舜，则引为己责而耻之。此正卿今日之事也。卿其念之哉！”此时吕蒙正同在政府，其为人质实厚重，宽大简默，时论翕然重之。平素以正道自守，不肯阿旨取容，遇国家政事，该说的便说，无所避讳。每论时政，或太宗不能听从，即再三执奏，反复明其不可，必求依允而后已。太宗见其无隐，每嘉纳之。当是时，赵普乃开国元老，勋名齿爵，举朝无与为比。蒙正以后进之士，同居相位，普绝无忌刻，常称他是台辅之器，甚加敬重，有济济相让之风焉。夫惟明君为能择相，惟大臣为能有容。太宗复相赵普，不忘耆旧，而又以蒙正之正直者参之，可谓善择相矣。普以开国元勋，推奖后进，略无嫌疑，有古大臣休休之度焉。其相与以致太平也不亦宜哉！

原文 　夏四月，以张齐贤、陈恕参知政事，张逊、温仲舒、寇准为枢密副使。初准为枢密直学士，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请复坐，事决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及旱蝗，帝召近臣问以得失，众以天数对。准曰：“《洪范》天人之际，应若影响。大旱之征，盖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顷之，复召问以不平状。准请召二府至而言之。于是以准为可大任，故有是命。

直解 　淳化二年夏四月，太宗命张齐贤、陈恕为参知政事。张逊、温仲舒、寇准为枢密院副使。先是寇准为枢密院直学士，一日尝奏事于殿中，准所言与上意不合。太宗恼怒而起。寇准就扯住太宗的袍服，请还御座，将所奏的事裁决停当，方才退去。太宗乃嘉奖之，说：“朕今日得寇准，就如唐太宗得魏徵一般。昔太宗每有阙失，魏徵即犯颜苦谏，虽遇太宗怒甚而神色不移。今准能直谏，亦朕之魏徵矣。”及是年天旱蝗起，太宗召近臣问以时政得失，众皆阿谀不敢正言，都对说：“是天数如此，不关人事。”独寇准奏说：“《周书·洪范》篇中论天人之际，有感必应，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无有差忒。今岁方大旱，论其征应，当是刑狱有所不平。盖匹夫含冤，上干天地之和，故致如此。”此时太宗常留意刑狱，每亲自审录囚犯，见说他刑狱不平，不觉发怒，起入禁中。少顷又召问准：“卿说刑狱不平，有何指实？”准请宣中书省、枢密院官到来，面陈刑狱不平之状。于是太宗以寇准忠实任事，可以大用，故有枢密副使之命焉。大凡人臣阿谀苟容者多，刚直敢言者少。此非独人才之难，亦上之人喜软熟而恶方正，以致如此。彼魏徵与寇准论事，常犯人主之怒，然二君皆能屈己以从之，故功烈垂于二代，俱称太宗，不亦宜乎！愿治之主，幸毋疏骨鲠之臣可也。

原文 　夏五月，以张洎、钱若水为翰林学士。帝谓侍臣曰：“学士之职，清要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又曰：“士之学古入官，遭时得位，纡朱拖紫，前呼后拥，延赏宗族，足以为荣矣。岂得不竭诚以报国乎！”若水对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为光宠；忠正之士，亦不以穷达易志操。其或以爵禄荣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为也。”帝然之。

直解 　淳化四年夏五月，太宗以中书舍人张洎、职方员外郎钱若水为翰林学士。太宗因谕侍臣说：“翰林学士，地居禁近，职在论思，最为清要而贵重，非他官可比。朕今虽贵为天子，然常以不得做这官为恨。卿等须自己爱重，勉图称塞，不可徒取清华，致负此官也。”又说：“士在草野之中，与平民无异。一旦应举出仕，遭逢明时，致位通显，穿着朱衣，拖着紫绶，前徒呵呼，后人簇拥，又荫及其宗族子弟，并受国恩，书生之荣，可谓极矣。岂得不竭其诚悃以报知遇乎！”若水对说：“陛下所言，固是臣子之分，然臣之报君，实有不系于此者。彼恬退高洁之士，爵禄不入于心，虽宠之以名位，固不以是为光荣。秉忠守正之士，忠义根于天性，虽所遇有穷通，亦不以是而变其志操。一则不可以爵禄拘，一则不必以爵禄劝，可见爵禄者，乃上之所以厚下，而非下之所繇以为忠者也。如或以爵禄荣遇之故，然后效忠于上，则其心必不纯，其忠必不固，不过中人以下者之所为耳。岂可概望之诸臣乎！”太宗深以其言为是。然天性忠义不因爵禄而后劝者，上臣也，千百中无一焉。人君之治天下，如必待上臣而后任之，则天工之旷废者多矣。若水之言虽人臣自靖之道，而非明君驭下之术也。明主之所以驭臣，有德而后爵之，有功而后禄之，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恶德。而人臣之事君也，量能而后受官，度德而后居位，不以无德而尸位，不以无功而冒赏，斯百王不易之道也。

原文 　夏四月，吕蒙正、柴禹锡、苏易简罢。蒙正在中书，帝尝欲遣人使朔方，谕中书选才而可责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许。他日三问蒙正，三以其人对。帝曰：“卿何执耶！”蒙正对曰：“臣非执，盖陛下未谅耳。”因称其人可使，余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随人主意以害国事。同列竦息不敢动。帝退，谓左右曰：“蒙正气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称职。及罢相，判河南，日引亲旧于林园欢宴。政尚宽简，委任僚属，事多总裁而已。

直解 　太宗至道元年夏四月，平章事吕蒙正、知枢密院事柴禹锡、参知政事苏易简俱罢相不与政事。史臣因记吕蒙正在中书为宰相时，太宗曾要遣人奉使于朔方辽国，谕宰相择群臣中素有才干，可使外国者以闻。蒙正因择一人，以其名奏上。太宗以为不称，不许。他日三次问蒙正，蒙正三次只将此人奏上，再不改易。太宗说：“卿何如此固执，全无变通耶！”蒙正对说：“臣非固执不通，盖因陛下未谅臣之心耳。”因备道此人素有才识，堪以奉使，除了此人，别的都不及他。夫人臣之义，当以忠诚正直事其君，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宁可一时违拂上意，不可误国家的大事。若谄媚邪佞，只顺着人主的意思，要用便用，要舍便舍，以求取悦于一时，万一举措失宜，误国偾事，则其罪愈大，此臣所不敢为也。此时同僚官，皆竦息畏惧不敢动。而蒙正慷慨直言，略无互回。太宗退朝，与左右说：“蒙正气量凝厚，真有担当，朕也及他不得。”既而竟用此人，果然称职。可见蒙正知人之明，与其谋国之当、事君之诚如此。及至罢相，以右仆射出判河南府。河南是蒙正本贯地方，每日只引亲戚故旧于林园之中，欢宴叙情。为政不务苛细，只尚宽大简易。择僚属中可用者委任以事，己则总裁其大纲而已。大抵天下之事当以天下之心处之，故委任贤臣，所以审图国是。若但以人主之意裁决，必不能尽究天下事理之极，虽揽独断之权，实生意外之虑矣。此吕蒙正不欲妄随人主意以误国事也。而其治河南，委任僚属，意亦如此。太宗始虽未谅，终至信服，亦可谓英哲之主矣。

资治通鉴直解

卷之二十五

宋　纪

真　宗

真宗皇帝，名恒，是太宗第二子，在位二十五年。

原文 　以张齐贤、李沆平章事，向敏中参知政事，杨砺、宋湜为枢密副使。齐贤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为志。尝从容为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帝曰：“朕以为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适治道，则近之矣。”帝尝问沆以治道所宜先。沆对曰：“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此最为先。”帝问其人。沆对曰：“如梅询、曾致尧辈是矣。”

直解 　真宗即位之初，召刑部尚书知安州张齐贤还京，与参知政事李沆同平章事。又以同知枢密院事向敏中参知政事，工部侍郎杨砺、给事中宋湜为枢密副使。齐贤在相位，慷慨任事，有经济大略，每以大臣事君，经开陈善道，匡救过失，使其君为圣帝明王，方副其志。故尝于奏对之时，从容陈说古昔皇王之道，而又推本其所以然。如论政事，则推原其出政之本，论治化，则究极其致治之繇，以为必如此则合于皇王，不如此则否。真宗答说：“朕以为皇王之道，随时运用，非有定迹，但令事事都合于道理，无有差误，则不必拘泥陈迹，而自近之矣。”真宗又尝问李沆以治天下之道，何者最先。沆对说：“天下之治乱，系于用人之得失。而明主之所信任者，似在于老成端厚之士。有等虚浮轻薄新进喜事的人，本无经国之远识，而好为高论，以猎时名，本无任事之实心，而急于立功，以希速进。人君一或用之，则上伤国体，下坏士风，不至于乱天下不止矣。故惟不用此浮薄新进喜事之人，乃第一要紧的事，不可不察也。”真宗因问在朝之臣谁是此辈。沆对说：“如户部判官梅询，粗有才辩，屡上书言西北边事，多不可行。户部员外郎曾致尧，性甚刚率，前后论列时政，语皆狂躁。如此辈者非议朝政，排间老成，正是浮薄新进喜事之人，不可用也。”大抵英明之君多尚功利，而厌闻皇王之道，喜新进而惮用老成之人。不知皇王之道如五谷之养人，不可暂废。若功利，则不察正味而徒取适口，所损必多矣。老成谋国，如良医之治疾，先固元气。若新进则不辨脉理，而妄投药剂，其害愈甚矣。古今治乱之迹，皆原于此。张、李二臣之言，真可为万世法也。

原文 　帝又语及唐人树党，遂使王室微弱，盖奸邪难辨耳。沆对曰：“佞言似忠，奸言似信。至如卢杞蒙蔽德宗，李勉以为真奸邪是也。”帝曰：“奸邪之迹，虽曰难辨，久之自败。”帝一夕遣使，持手诏欲以刘美人为贵妃。沆对使者引烛焚诏，附奏曰：“但道臣沆以为不可。”其议遂寝。帝尝以沆无密奏，谓之曰：“人皆有密启，卿独无，何也？”对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则公言之，何用密启？人臣有密启者，非谗即佞，臣常恶之，岂可效尤。”

直解 　真宗一日又与宰相等论及唐时群臣，专树朋党，如牛僧孺、李德裕等，各相结纳以倾异己，遂使私议横行，王室微弱。盖正之与邪不容并立。正人固指邪人为邪，邪人亦指正人为邪。奸邪之人，心术诡谲，言语巧诈，最难分辨，故人主皆为所惑，以至于乱耳。李沆对说：“凡人诚伪分明者易辨，惟似是而非者难辨。巧佞之言，似忠而非忠，奸邪之言，似信而非信。如唐之卢杞，极是奸邪小人，乃德宗被其蒙蔽，深信不疑。常说人言卢杞奸邪，朕殊不觉。御史李勉奏说：‘人皆以为奸邪，而陛下不知，此卢杞之所以为真奸邪也。’繇此观之，奸邪益深，则情状益伪。若卢杞者，正所谓佞言似忠，奸言似信者也。”真宗说：“奸邪之人，一时固难分辨，久之自然败露，岂终不可辨哉！”真宗一夕遣中使持御札，要将爱幸的刘美人立为贵妃。沆对中使就引烛将诏书烧毁，因附中使口奏说：“你只说臣沆以为此事不可行。”其议遂止。沆之持正不挠如此。真宗又曾以沆无机密章奏谕之说：“他人都有密启，卿独无有，何也？”沆对说：“臣幸待罪宰相，宰相当秉天下之至公，但有公事，则当于公庭言之，何用密启。凡人臣有密启者，不是谗毁群僚，即是佞谀主上，非公言也。臣尝恶此等人所为，岂可效尤乎！”盖人臣事君之道，莫贵于正直，而罪莫大于奸邪。凡阿意以养人主之欲，私交以结人主之心，既非正直之为，是即邪佞之渐也。今观李沆之事，真有正直大臣之风矣。然真宗能不以房闼之爱而违宰辅之言，岂不亦守成之令主乎？宜为史氏之美谈也。

原文 　以寇准为三司使，陈恕罢。恕久领三司。帝初即位，常命条具中外钱谷以闻。恕久不进，屡诏趣之。恕对曰：“陛下富于春秋，若知府库充实，恐生侈心，是以不敢进也。”帝嘉之。

直解 　三司使是总管盐铁、度支、户部三衙门钱粮的官。真宗以工部侍郎寇准为三司使，命三司使陈恕罢任。史臣因叙说陈恕在太宗时领三司事十余年，阅历既深，经理益密，国家财用甚赖之。真宗即位之初，尝命他开载中外衙门钱粮数目来看。恕久不进上。真宗屡有旨催促他上紧进来。恕乃对说：“臣非敢故违明旨，但以陛下年龄正盛，志意或未收敛，德性或未坚定，若知道府库充实，只说这钱粮是容易来的，便不肯省费节用，凡声色、狗马、土木、甲兵，一切奢侈之心都从此而起，伤生伐性，劳民病国，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是以不敢进也。”真宗知其忠爱恳切，深嘉纳之。大抵人主之心，常忧不足，则不期俭而自俭，一恃有余，则不期侈而自侈。侈心一生，如火之始然，难于扑灭。奸邪之臣，又从而导之，不至于燎原不止矣。真宗初嘉陈恕之言，后为丁谓、林特等争上会计录，而天书、封禅之事，遂纷纷不已，率如陈恕所虑。可见忠臣爱君，必防其渐，而明君自治，当谨其微也。愿治者宜加省焉。

原文 　秋七月，右仆射平章事李沆卒。时西北用兵，或至旰食。参知政事王旦叹曰：“我辈安得坐致太平，优游无事耶！”沆曰：“少有忧勤，足为警戒。他日四方宁谧，朝廷未必无事。”旦以为不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盗贼奏之。旦以为细事不足烦帝听。沆曰：“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于声色、犬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参政他日之忧也。”

直解 　旰，是日暮。真宗景德元年秋七月，右仆射平章事李沆卒。史臣记李沆为宰相时，正当契丹入寇，西北边用兵，庙堂之上，调度兵马，处置钱粮，匆忙多事，或自朝至于日暮，才得退食。参知政事王旦叹说：“我辈生当此时，受这等劳苦，不知何时得坐致太平，而忧游无事耶！”李沆说：“人情处安乐则肆志，遇忧勤则小心。今边境未宁，君臣之间，有些小忧患勤苦之事，足以警戒人心，使不溺于晏安。此正国家之福。夫外宁必有内忧，他日若四方宁静，国家无虞，朝廷之上，未必不别生事端。那时方以为忧，而未可以为乐也。”王旦闻李沆之论，心中不以为然。李沆又每日将四方水旱盗贼事情，奏之于上。王旦以为人主总揽天下之大纲，其余琐碎的事不必一一烦渎圣听。李沆答说：“圣人戒于方盛之时，人主当防未萌之欲。今主上年方幼冲，涉历未久，那黎民百姓，或匮于饥寒艰窘，或苦于盗贼纵横，或因粮差繁重，不得安居，或被贪官污吏，科敛剥削，种种苦情，无繇上达。我等辅弼之臣，正当随事奏闻，使朝廷备知小民之劳苦，而不敢恣为逸乐之计。不然，则春秋正富，血气方刚，不留意于淫声美色，与夫狗马射猎之事，则将起土木之工以广宫室，兴甲兵之役以要边功，亲祷祠之事以奉鬼神，无所不至矣。我年已老，不及见此，此乃参政他日之忧，不可不豫为之虑也。”李沆此言，可谓深于爱君矣。未几，真宗与契丹讲和，天下无事，果然崇奉道教，信惑天书，而土木祷祠之事，纷然并作。王旦乃追思其言，叹说：“李沆能见事于未来，真圣人也。”向使真宗能存心于天下，防欲于未然，则沆之言不验，岂非真宗之福哉！明主抚盈成之运者，宜慎保此心，如朽索之驭马，加志穷民，如痌瘝之在身，然后可免于他日之忧，而长享太平之福也。李沆之言，真千古之明戒哉！

原文 　丁谓与寇准善，准屡以谓才荐于沆。沆不用。准问之。沆曰：“顾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准曰：“如谓者，相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后悔，当思吾言。”沆又尝言：“居重位，实无补，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此少以报国尔。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徇所陈，请行一事，即所伤多矣。”

直解 　史臣又叙李沆的事说，初沆为宰相时，有知制诰丁谓者，奸邪小人也。素与寇准厚善，而准不知其奸，常在沆前荐举他，说他有才能，可大用。沆终不用之。准问其故。沆答说：“朝廷任用大臣，必先德望，不但取其才而已。若丁谓之为人，可使之居于人上乎？”准心中不以为然，答说：“如谓这等才能，今日虽不用他，后必有用之者。相公终能抑之使久居人下乎？”沆笑说：“公若用此人，他日败坏国事，必然后悔。那时当思吾言之不妄也。”沆又尝自说：“我为宰相，当国家重任，无可补报，只于中外群臣上本条陈利害的，一切报罢，不曾举行，此则可以少报国恩耳。盖朝廷制度皆繇祖宗经画，所以防制天下之利害者，已纤悉具备，不可复加矣。今日只宜守而勿失。若或轻听人言，纷纷举措，则变乱成法，百弊丛生，利未及见，而害已随之，所伤者多矣。此吾所以少补于朝廷者也。”其后寇准不听李沆之言，举用丁谓，同居相位。而谓以奸邪误国，准亦被其谗害。自真宗之后，朝廷之上，议论繁多，人主不能主张。每有一事，甲可乙否，朝更夕改，以致政事纷乱，国势衰弱而不可复救，皆如李沆之言。夫以丁谓之奸，寇准犹不能识，而沆独知之，可谓明矣。至于祖宗制度，每因喜事者好为条陈，以博声誉，庙堂或不深察而遽行之，又或心知其未当，而姑以徇之，则倏行倏罢，意见横出，不至于荡灭成法不止矣。故省议论者，尤第一要义。李沆之言，真可为相天下者之法也。

原文 　沆尝读《论语》。或问之。沆曰：“沆为宰相，如《论语》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尚未能行。圣人之言终身诵之可也。”及卒，帝惊恸，谓左右曰：“沆为大臣，忠良纯厚，终始如一，岂意不享遐寿耶！”沆性直谅，内行修谨，居位慎密，不求声誉。遵法度，识大体，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终日危坐，未尝跛倚。治第封丘门内，厅事前仅容旋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则已宽矣。”

直解 　跛倚，是一足偏倚。太祝、奉礼，都是太常属官。宋时大臣荫子，多授此官。《宋史》又记李沆暇时，常诵读《论语》。或人问说：“《论语》乃浅近之书，看他何故？”李沆对说：“我官居宰相，宰相之职，当使朝廷政事件件修举，天下百姓人人得所而后为称。且如《论语》中有两句说道：‘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朝廷之上，冗费尚多，财用缺乏，是我不能节用也；闾阎之间，差繁赋重，百姓愁苦，是我不能爱人也；一切不时的工作妨害民事者，往往有之，是我不能使民以时也。只这两句书，我尚不能行，何况其他。可见圣人之言，看着容易，做着实难，虽终身诵法之可也。岂可忽哉！”及是年沆卒，真宗闻之，震惊哀恸，与左右说：“沆为国大臣，心性忠良，器宇纯厚，又且终始如一，不改其节。朕倚毗方殷，岂意不享遐寿耶！”其悼惜之如此。李沆为人，天性直谅不欺，内行修谨，少有过失。凡事谨密，绝无疏漏。所行务实，不求声名。遵祖宗法度，不为更张。识国家大体，不为苛细。奉公守法，直道而行，人不敢以私事干他。每公事既毕，退回私宅，则终日正容高坐，未尝懈怠而偏倚。尝盖造住宅一所，在封丘门内，规模狭小，厅事前空地，仅可牵马转身而已。或言其太狭。沆笑答说：“宅第当传之于子孙，不止为一时之计。若论今日，这是宰相的厅事，诚为窄狭。若论传之子孙，他每的官，不过是太祝奉礼而已。有此厅事，已是宽了，岂可以为狭乎！”其遗子孙以俭朴如此。大抵古今名臣，所以能建立大功者，只是一个真实之心。实心为学，只一部《论语》，而其用无穷，不必记问之博；实心为政，只谨守法度，而其利无穷，不必可喜之功。至于不求声誉，人莫能干以私，尤正己格物之本。盖不徇名，则事皆当理而无违道干誉之病；不受私，则所行至公而无偏党颇僻之愆。宋之贤相当以李沆为第一，后世所当法也。

原文 　闰九月，契丹主侵定州，遂次于望都。契丹主奉其太后南下，命统军使萧挞凛攻威虏顺安军，魏能、石普败其前锋。又攻北平砦，田敏等击走之。又攻保州，皆不利。乃与契丹主合众攻定州，王超拒之于唐河。契丹遂驻师阳城淀。然每与宋师遇战小却，即引去，倘佯无斗志。寇准闻之，曰：“是狃我也。请练师命将，简锐捷，据要害，以备之。”会降将王继忠以书诣莫州部署石普，言契丹欲讲和。普以闻于朝，朝臣皆以为不可信。毕士安曰：“臣尝得契丹降人，言其虽深入，屡挫，不甚得志，阴欲引去，又耻无名，此请殆不妄。继忠之奏，臣请任之。”于是帝手诏谕继忠曰：“朕岂欲穷兵，惟思息战，如许通和，即当遣使。”

直解 　定州，即今真定府所属定州。望都，即今庆都县。保州，即今保定府。莫州，即今任丘县。皆宋时边境也。景德元年闰九月，北虏契丹侵犯定州，遂引军径入，屯于望都。契丹自奉其母萧太后南下，而命统军使萧挞凛分兵攻威虏地方。顺安军钤辖魏能，与副都总管石普出兵御之，败其前锋萧挞凛。又攻北平砦，总管田敏等又击走之。又攻城益急不得利，乃与契丹主合兵攻定州。都部署王超拒击之于唐河地方。契丹驻师于阳城淀。虽说内侵，然每与宋师遇合战，若小却，便引兵而去。其迹倘佯宽缓，无苦斗之志。寇准闻而疑之，说道：“贼兵深入而不决于一战，是欲使我狃于小胜，志骄意懈，然后乘我之不备也。请练兵命将，简选果锐劲捷之兵，据要害之地以备之，毋堕其计。”适有契丹降将王继忠以书送莫州部署石普，说契丹本无斗志，只要与宋讲和。普以其言奏闻朝廷。朝臣皆以契丹多诈，不可信。独宰相毕士安奏说：“臣尝得契丹降人，说契丹虽深入，屡经挫衄，不甚得意，阴欲引归，又无名色，自以为耻。繇此观之，则讲和之请，似有可信，殆无他计也。继忠之奏，臣请以身任之。”于是真宗手书诏旨谕继忠说：“朕方爱养元元，岂欲穷兵，惟思息战。如契丹果欲讲和，出于至诚，朕即当遣使通好，以定盟约，毋徒苦天下百姓也。”按宋之和议始于此时。真宗不忍生灵之困，而姑听其和，未为不可。但当时契丹拥兵南下，深入内地，以求关南地为名，实袭耶律德光割地于石晋之余策，岂是委心求和者。若真宗能用寇准之言，命将简锐与之一战，未必不胜。胜而后与之和，则制和在我，而其体常尊。乃不知出此，而幸契丹之许和，至与之盟于城下，输岁币以奉之。其后岁币愈增，国势愈弱，而靖康之祸，所繇基矣。夫中国之于夷狄，必握其机而制之，可战可和，而不失中国之尊，斯久安长治之计也。

原文 　十一月，契丹主侵澶州，帝自将御之。时契丹败宋师于洺州，破德清军冀州，遂次于澶渊北边。书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骇。寇准不发，饮笑自如。帝闻之大骇，以问准。准对曰：“陛下欲了此，不过五日耳。愿帝幸澶州。”同列惧，欲退，准止之，令候驾起。帝难之，欲还内。准曰：“陛下入，则臣不得见，大事去矣。请毋还而行。”毕士安力劝帝如准所请，帝乃议亲征。

直解 　澶州，即今大名府开州。洺州，即今广平府临洺关地方。冀州，即今真定府冀州。景德元年十一月，北虏契丹，入犯澶州。真宗从寇准之谋，亲将兵以御之。史臣叙说，时契丹入寇，已败宋军于洺州，又攻破德清军于冀州，遂引军深入，屯于澶渊地方。北边声息紧急，一夜之间，凡五次飞报至，中外人心俱惊惶震骇，而宰相寇准不将警报传发，但饮酒欢笑，无异平时。真宗闻之，怪宰相不以边事为急，大骇异之，因召问寇准。准对说：“臣料契丹此来，其兵易破，陛下若欲剿除此虏，不过五日而已。但须陛下亲幸澶州，庶可成功耳。”同僚官闻准劝上亲征，皆畏惧不敢赞成，欲退班出朝。准留住同僚，令即候圣驾兴发。真宗以为难，要且还宫中。准奏说：“陛下若入宫，则臣不得进见，而亲征之策不成，天下大事从此去矣。请勿还宫，即刻起行，乃为御虏上策也。”宰相毕士安亦以准言为是，力劝真宗依准所奏。真宗于是始议亲征焉。盖用兵之道，当以气胜。真宗此时若不亲征，则我师之气不振，而虏之势愈张。寇准料之已熟，故决意劝帝亲征也。

原文 　召群臣问方略。王钦若，临江人，请幸金陵。陈尧叟，阆州人，请幸成都。帝以问准，准心知二人之谋，乃阳为不知者，曰：“谁为陛下画此策，罪可诛也。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敌当自遁。不然，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劳佚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庙社，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敌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耶？”帝乃决计幸澶州。二人繇是怨准。庚午，发京师，准命朝士出知诸州，皆于殿廊受敕，戒之曰：“百姓皆兵，府库皆财，不责汝浪战。但失一城一壁，当以军法从事。”钦若多智，准惧其妄有关说，疑沮大事，出钦若知天雄军兼都部署。契丹至城下，钦若闭门，束手无策，修斋诵经而已。时司天言日抱珥，黄气充塞，宜不战而却。

直解 　临江，即今江西临江府。金陵，即今应天府。阆州，即今四川保宁府。珥是日旁的气，如耳环之形，所以叫做珥。真宗因契丹侵犯澶州，欲从寇准之言，将议亲征，乃宣召在廷群臣，问以方略。有参知政事王钦若，是临江人，与金陵相近，因请真宗幸金陵以避虏。署枢密院事陈尧叟，是阆州人，与成都相近，因请真宗幸成都以避虏。这两人都顾念私家，不论朝廷利害。真宗心里疑惑，乃以其谋问于寇准。准心知是王钦若、陈尧叟二人之谋，只装做不知，对说：“这是谁人为陛下画此计策，据其误国之罪，真可斩也。夫陛下以神武驭世，将臣同心协和，愿效死力。若大驾一出亲征，敌必畏惧威灵，自然远遁。若不遁去，我则相其机宜，或用奇兵，出其不意，以挠其谋，或坚守城郭，不与之战，以老其师。战守皆繇于我，彼处其劳，我处其佚，以佚待劳，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宗庙社稷，欲幸楚蜀远地，大驾一动，则各处人心，都慌张无主，崩离溃散。敌于此时乘势长驱深入内地，天下岂复可保乎？”真宗见其说得明切，乃决计幸澶州。然王钦若、陈尧叟不得行其谋，则深怨寇准矣。庚午日，真宗驾发京师，准命在朝官员有才力者，出守诸州要害，都到殿廊领敕，因戒谕之说：“汝等莫愁无兵，百姓每都是兵，任汝选练。也莫愁无财，府库中都是财，任汝支使。朝廷只要保守地方，不责汝出兵浪战。但失了一城一壁，即以军法处治，决不轻贷也。”钦若为人诡谲多智，准恐其在朝妄有陈说，疑沮大事，乃出钦若知天雄军，兼都部署。契丹军马至天雄城下，钦若闭门束手，无计可施，只是修斋诵经，祈天保佑而已。小人遇事不能担当如此。时司天监奏言：“日边有晕如耳环一般，黄气周围充塞。据占法，虏当不战而却也。”其后车驾渡河，虏气遂夺，不待接战而和议已成，果如司天之言。

原文 　帝次于澶州，暨契丹平。帝在道，适苦寒，左右进貂裘。帝却之曰：“将士皆然，朕安用此耶！”壬申，契丹兵直犯前军而阵，未接战，萧挞凛出按视地形，时威武军头张瓌守床子弩，发矢中挞凛，死焉。契丹主大惧，欲引去，而宋师数十万方至，繇是和议益决。丙子，帝至澶州南城，望见契丹军势甚盛，众请驻跸。寇准固请，曰：“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众议皆惧。准力争之不决，出遇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于屏间，谓曰：“太尉受国恩，今日有以报乎？”对曰：“琼武人，愿效死。”准乃复入，琼随立庭下。准厉声曰：“陛下不以臣言为然，盍试问琼等。”琼即仰奏曰：“寇准言是。陛下若不过河，百姓如丧考妣。”冯拯在旁呵之。琼怒曰：“君以文章致位两府，今虏骑充斥如此，君何不赋一诗退虏耶！”即麾卫士进辇。

直解 　真宗从寇准之策，亲至于澶州，遂与契丹讲和。史臣叙说，真宗既发京师，在中途偶苦寒冷，左右进貂裘。真宗不用，说道：“今从征将士都冒寒远行，朕安可独尚此裘耶！”其体恤将士如此。壬申，契丹兵恃其强，直犯前军，排列阵势，尚未交战，契丹统军使萧挞凛，出马看视地形，时威武军头张瓌管守床子弩，见挞凛来，发弩放箭，正中挞凛而死。挞凛有机勇，契丹主甚倚赖之。见其死，大惧，欲引兵北归。而宋朝各处兵马数十万方至。彼气既夺，我势益张。繇是契丹求和之议益决。丙子，众请上暂且驻跸。寇准再三奏请说：“陛下亲帅六师，而畏虏之盛，不敢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名而决胜策也。”众人皆惧，莫敢劝行。准尽力争之，不能决，出遇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于屏前，与之说：“高太尉，你受国厚恩，享此高爵，今日事势紧急如此，亦思有以报国家否乎？”高琼对说：“琼一介武夫，惟愿捐躯效死，以报国家。”准乃又入奏请。琼即随入，立于庭下。准大声奏说：“陛下若不以臣言为是，何不试问老将高琼等，当过河否。”琼即仰奏，说：“准所言极是，陛下若不过河，则将士之战不力，百姓无所归命，就如丧父母一般了。”签书枢密院事冯拯在旁，以琼言为非，遽呵止之。琼发怒说：“你等平日不过会做些文章，以此致位两府。今虏骑充塞如此，君何不赋一首诗以退虏骑耶！今当用武之时，文章何用？高琼保任寇准之策，定不差也。”于是真宗之意乃决。高琼就指麾护卫军士，进辇渡河。此时若非寇准决策，高琼力赞，则真宗未必就肯渡河。天下事尚未可知矣。

原文 　帝遂渡河，御北城门楼。远近望见御盖，诸军皆踊跃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契丹气夺。帝悉以军事付寇准，准承制专决，号令明肃，士卒畏悦。已而契丹数千骑来薄城下，迎击，斩获大半，乃引去。帝还行宫，留准居北城上。徐使人视准何为。准方与知制诰杨亿饮博，歌谑欢呼。帝喜曰：“准如是，吾复何忧！”

直解 　真宗既至澶州，因高琼力赞寇准之议，遂进辇渡河，御北城门楼上。远近望见乘舆伞盖，知天子果然亲征，诸军皆踊跃奋励，欢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契丹为之惧而夺气。真宗把一应军中的事，尽付与寇准，准承制得专决机务。凡发号施令，都明爽严肃，士卒无不畏惧悦服者。既而契丹遣数千骑来逼近城下，看我军动静。准令出军迎击之，斩获其太半。贼遭挫衂，乃引去。真宗还行宫，留准居北城上，镇守调度从容。使人到准处审看准做些甚事。准方与知制诰杨亿饮酒博戏，歌谑欢呼，如无事一般。真宗乃大喜，说：“准当兵事匆遽之时，从容闲暇如此，必有万全之谋矣。朕复何忧哉！”盖准审势度时，已有胜算，且欲慰主上之心，安三军之志，而阴夺敌人之魄，故处之泰然如此。其识量宏远，出于寻常万万矣！

原文 　戊寅，曹利用自契丹还，言契丹欲得关南地。帝曰：“所言归地事，极无名。若必邀求，朕当决战。若欲货财，汉以玉帛赐单于，有故事，宜许之。”准不欲赂之以货财，且欲邀其称臣，及献幽蓟之地，因画策以进曰：“如此，则可保百年无事。不然，数十年后，戎且生心矣。”准盖欲击之，使只轮不返。帝方厌兵，乃曰：“数十年后当有扞御之者，吾不忍生灵被困，姑听其和可也。”准尚未许。十二月，庚辰朔，契丹遣飞龙使韩杞持书来请盟。准不从。会有谮准幸兵以自取重者。准不得已，乃许其成。复遣曹利用如契丹军议岁币。帝曰：“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准闻之，召利用至幄，谓曰：“虽有敕旨，汝所许过三十万，吾斩汝矣！”利用竟以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定和议。南朝为兄，北朝为弟，交誓约，各解兵归。自是南北弭兵，寇准之力也。

直解 　关南地，是瀛、莫二州，即今河间府所属地方，晋石敬瑭割以与契丹。至周世宗伐契丹，取之，复归中国。契丹入寇，正欲得此地。又通书议和。真宗遣崇仪副使曹利用奉书往报之。至是十一月戊寅，利用回朝，说契丹要得关南地以和。真宗说：“这地是祖宗所传之地，岂可弃割。彼欲得之，极为无名。若必邀求不已，朕惟有决战而已。若欲货财，昔汉文帝尝以玉帛赐单于，有此故事，宜可勉许。”寇准以为，虏气已夺，我战守之力有余，岂可赂以货财，示之以弱。彼若欲求和，则令称臣于我，及献还中国幽州、蓟州等地，方可许之。因画计以进，说：“必如此而后可保国家百年无有边患。不然，则今日虽和，不过数十年之后，虏且生心，窥伺我动静矣。”盖是时，虏深入吾地，食尽兵疲，而我兵四集，士气正倍，准欲合兵击之，尽歼其众，使其只轮不返。而真宗素无远略，方厌兵革之苦，乃谕说：“但保今日无事，数十年后，另有人出来打御他。朕不忍驱民于战，使生灵被困，且许其和可也。”然准意尚未之许。十二月庚辰朔，契丹遣其飞龙使韩杞，持书来求盟。准不从。适有谗谮寇准，说他幸国家用兵，以专权取重者。准恐获罪，不得已，乃许其和。又遣曹利用往契丹军中，定议每岁币帛之数。真宗谕说：“若契丹贪求无厌，你不得已，虽以百万许之亦可。”准闻之，私召利用到己帐房中，与之说：“你虽奉有圣旨，许他百万。然虏情无厌，事当慎始。汝须加忖量，若所许过三十万，我斩汝矣！”利用奉命而往，竟许他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而定和议。称宋朝为兄，契丹为弟，交写誓约文书，各罢兵而息。自此之后，南北兵息，天下无事，乃寇准劝上亲征之力也。按当时寇准之意，专主于战，真宗之意，专主于和。寇准岂不知战为危事。盖战胜而后与之和，则制和在我，而和可久长。惜乎！真宗仁而不武，遽许之和。其后岁币日增，而国势愈弱，至于靖康，竟有北狩之祸，一如准之所料。故御虏者，必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长策，此不易之论也。

原文 　春二月，寇准罢。准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颇不悦，目吏持例簿以进。准曰：“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耳。”自澶州还，颇自矜其功。帝亦待准甚厚。王钦若深嫉之。一日会朝，准先退。帝目送之。钦若因进曰：“陛下敬准，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钦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不悦。钦若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繇是帝顾准浸衰，竟罢为刑部尚书，出知陕州。

直解 　例簿，是升官的资格簿。陕州，即今河南陕州。景德三年春二月，寇准罢相位。史臣叙说，寇准为宰相，其用人只论才品，不拘资次。同僚以为非旧规，颇不喜。一日推升官员，同僚将眼觑着该吏，教他将升官例簿送看。准说：“宰相以进退人才为职。知其贤，即当进之，知其不肖，即当退之，何必拘例。若不论贤否，只照旧例，挨次进用，则不过一掌案书吏之事耳，又安用宰相乎？”准澶渊回还，自以为有退虏功，颇露矜夸之意。真宗亦因澶渊之功，待准眷顾隆重。一日朝罢，准先退，真宗以目送之。钦若在旁，心生嫉妒，因进说：“陛下敬重寇准，将谓其有安社稷之功耶？”真宗说：“果然。”钦若奏说：“陛下但知准有退虏之功，不知准有辱国之罪。昔春秋之时，楚人伐绞，兵临其国，绞人降服。楚人与之盟于城下而舍之。《春秋》以绞人不能御敌，特书以耻之。澶渊之举，正所谓城下之盟也。夫小国之于大国，势力不敌，故为此乞哀求和之举。今以堂堂天朝，乃亲屈万乘之尊，与虏人盟于城下，是《春秋》之所深耻也。而陛下乃以为功乎！”于是真宗愀然变色不乐。钦若又乘机进说：“陛下曾闻赌博之事乎？赌博者，输钱将尽，无计可施，则尽其所有之钱，出与之博，以侥幸于一掷，这叫做孤注，为其输赢只此一举，更无第二着也。今澶渊之举，准不能别出方略，遽欲圣驾亲征，万一不利，臣不知准再有何法可支。是准以陛下万乘之主，作一孤注耳，岂不危哉！”真宗中王钦若的谗言，繇是眷顾寇准之意，渐见衰薄，竟罢准相位，为刑部尚书，出知陕州。大抵君子小人，势不两立，况功高则忌者愈深，宠盛则间者愈密，自非明君，鲜有不为所惑者。钦若之于真宗，既援《春秋》之义以愧之，又举孤注之喻以危之，其言若切于事情，使听者不觉其易入。此小人之所以可畏也。真宗不能深察，而轻弃社稷之臣，其亦不明甚矣。

原文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天书见于承天门之鸱尾，大赦改元。先是帝深以澶州城下之盟为辱，居常怏怏不乐。王钦若度帝厌兵，因谬进曰：“陛下以兵取幽蓟，乃可涤耻。”帝曰：“河朔生灵始免兵革，朕安能为此？可思其次。”钦若曰：“惟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然后可尔。然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帝沉思曰：“王旦得无不可乎？”钦若曰：“臣喻以圣意，宜无不可。”乃乘间为旦言，旦黾勉从之。

直解 　鸱尾，是屋上兽头。封，是加土。禅，是筑坛。泰山，是东岳。世言古之帝王，致治升平，则加土筑坛于泰山上，祭天以告成功。然此皆秦汉之后怪诞不经之说，非实事也。黾勉，是勉强的意思。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天书降于承天门之鸱尾上，大赦天下，改元为大中祥符。先是真宗听王钦若谗谮寇准之言，深以澶州城下之盟为耻，每常间怏怏不乐。王钦若欲逢迎取宠，揣知真宗厌兵，却故意进说：“陛下既追悔澶渊之盟，何不用兵攻取幽蓟地方，以洗雪前耻？”真宗说：“河北生灵自讲和以来，才免于兵革之苦，朕安能再用兵耶？卿可更思一策。”钦若乃进说：“今惟有修举古帝王封禅泰山之礼，见得皇穹恩眷，天下太平，用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而洗雪澶渊之耻。但自古封禅者，必得天降祥瑞，希世绝伦不易有之事，乃可举行此礼。然上天祥瑞，岂可必得。前代人君也有将人力假做出来的。惟在人主先自深信而尊奉之，以明告天下，则天下的人，便道真是天降的祥瑞了。”真宗心知其非，而不能自断，沉思久之，乃说：“王旦每事持正，得无以为不可乎？”钦若又说：“臣请喻以圣意，旦宜无不可。”钦若乃乘旦空闲，具言其事。王旦知上意难回，遂不敢谏，而勉强从之。繇是天书封禅之事成矣。按当时澶渊之盟亦未为失策。真宗若能修德自强，选将练兵以待敌人之衅，则故地可复，契丹可图，岂止雪澶渊之辱而已乎！不知出此，而听小人之邪说，为矫诬上天之事，垂之史书，遗笑千古，岂非后世之永鉴哉！

原文 　乙丑，帝谓群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方就寝，忽室中光曜，见神人星冠绛衣，告曰：‘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适睹皇城司奏：左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帛曳鸱尾上，盖所降之书也。”王旦等皆称贺。帝即步至承天门瞻望再拜，遣二内臣升屋，奉之以下。王旦跪奉而进，帝再拜受之，付陈尧叟启封，帛上有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眘，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缄书甚密。其书黄字三幅，词类老子《道德经》，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论以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读讫，帝复跪奉，韫以所缄帛，盛以金柜。钦若之计既行，陈尧叟等益以经义附和，而天下争言祥瑞矣。独龙图阁待制孙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也？”帝默然。

直解 　星冠绛衣，是道家的冠服。老子姓李名耳，即孔子所称老聃，著《道德经》五千言，盖道家之宗也。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日，真宗既用王钦若之言假造天书，欲以夸示天下，乃谓群臣说：“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时，方欲就寝，忽宫中光曜满室，见一神人，戴着星冠，穿着绛衣，来告朕说：‘上帝见今治化隆盛，将降下天书大中祥符三篇，以示眷异。’此神人传上帝之命以告我也。今日果见皇城司奏说‘左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绢一段，曳系于鸱尾之上’，必是天所降之书也。”王旦等都迎合上意，遂率群臣称贺。真宗即步行到承天门，瞻望再拜。遣二内臣登屋取天书，恭奉以下，王旦遂跪捧而进。真宗再拜受之，付陈尧叟拆封。其黄绢上写着，“赵受命，兴于宋”，是说太祖姓赵，起于宋地也。“付于眘，居其器，守于正”，是说以天下神器付于后人，当守之以正也。“世七百，九九定”，是说国祚绵远，传之无穷也。其书缄封谨密，书上有黄字三幅，词语似老子所著《道德经》。初一段说真宗能以至孝至道绍述先世之业。次一段教真宗清净无为，简默俭约，以崇尚老子之术。末一段述宋家世祥久远之意。此即所谓天书三篇也。陈尧叟宣读讫，真宗又跪捧尊藏，仍将绢帛包裹，以金柜盛之。天书既成，钦若之计得行。陈尧叟等又援引经书所载祥瑞之事，附和其说，以阿奉上意，于是中外臣民揣知朝廷之意，争言祥瑞矣。独有龙图阁待制孙奭奏真宗说：“祥瑞之事，本不可信。况天书尤为无据。以臣愚所闻，孔子有言，天何言哉？既不能言，岂有书也？”真宗不能答，为之默然。夫自古言祥瑞，未有若天书之妄诞者，此虽庸愚之人，莫不窃笑，而在廷群臣，相率附和，无一能救其失者，独孙奭能言之。可见人臣容悦者多，正直者少。君心一有所惑，则谄谀四至，日陷于非而不自觉矣。岂非明主所宜深省者哉！

原文 　八月，以王旦兼汾阴大礼使。时将有事汾阴而岁旱。龙图阁待制孙奭上疏陈不可者十事，且曰：“陛下才毕东封，又议西幸，非先王卜征五年重谨之意。今国家土木之功，累年不息，水旱作沴，饥馑居多，乃欲劳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又上疏言：“今之奸臣以先帝尝停封禅，故赞陛下以继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继迁，则未尝献一谋，画一策，乃卑辞厚币求和于契丹，蹙国縻爵，姑息于保吉，谓主辱臣死为空言，以诬下罔上为己任，是陛下以祖宗艰难之业，为奸臣侥幸之资，此臣所以长叹痛哭也。”时群臣争奏祥瑞。奭上言：“方今野雕、山鹿，并形奏简，秋旱冬雷，率皆称贺。将以欺上天，则上天不可欺；将以愚下民，则下民不可愚；将以惑后世，则后世不可惑。夫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陛下何为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从。

直解 　汾阴，是地名，在今蒲州荣河县。汉武帝尝亲祀后土于此。继迁姓李，累世据银、夏等州。太宗时纳款，赐姓名为赵保吉，授以官爵，未几复叛，为西边患。大中祥符三年八月以宰相王旦兼汾阴大礼使。时真宗将祀后土于汾阴，适值岁旱。龙图阁待制孙奭上疏谏之，历言其不可者十事。且说：“陛下才完东封泰山之事，又讲西幸汾阴之礼，非先王卜征五年，重谨巡幸之意。盖先王凡有征行，必先于五年前占卜吉凶。五年五卜皆吉，然后行，不吉，则不行，其谨如此。今国家营缮土木之功，连年不止，而各处水旱为灾，饥馑甚多，乃欲劳民力以事鬼神。鬼神有知，必不享矣。”奭又上疏，说：“今在朝奸臣，因见先帝曾停止封禅，便说先帝有此志而未成，故赞陛下以继承先志。此言似是而实非也。昔先帝尝欲北伐辽以平幽、朔，西灭李继迁，以取银夏等州。今在朝诸臣，并不曾有献一谋，画一策，以赞陛下继承先志者，而乃使国家卑其言辞，厚其岁币，以求和于契丹，蹙小疆土，羁縻官爵，以姑息于保吉，不念主辱臣死之大义，而视为空言，不畏诬下罔上之大戒，而反为己任。是陛下以祖宗艰难创造之业，为奸臣侥幸富贵之资。君臣若狂，国家将乱，此臣所以长叹而痛哭也。”时群臣又争献祥瑞。奭又上疏，说：“今人臣相率欺罔，阿意取容。虽野雕山鹿之微物，亦称为珍禽，而形之奏简；秋旱冬雷之异事，乃反谓瑞应，而率皆称贺。将以欺上天耶？则天居高听卑，不可以欺。将以愚下民耶？则民至愚而神不可以愚。将以惑后世耶？则人心是非昭然，不可以惑。大凡国将兴，则人君听察于民，用舍好恶，惟民是从，故事皆得其当而兴；国将亡，则人君听信于神，不务修德，而谄渎鬼神，故事皆失其当而亡。陛下何为不自思省，而甘处于危亡之地也。”疏上，真宗虽心嘉其忠，而不能从。按当时天书之事，起于王钦若，而决于丁谓，虽以王旦、寇准之贤，不敢有异议，独奭反复言之，至剀切矣！真宗知钦若之奸而不能去，知奭之忠而不能用，谓之何哉？先王惟畏天明命，故无所不畏。若真宗者，上以欺天，下以欺民，中以自欺，方且欲以夸示夷夏，亦可谓至愚也已。

原文 　太尉侍中王旦卒。旦为首相，会天下无事，慎守祖宗法度，无所变改。帝久益信，言无不从。凡大臣有所奏请，必问曰：“王旦以为何如？”旦与人寡言笑，及奏事，群臣异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贫，客恒满堂，察可与言，及素知名者，数日后召与语，询访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献之。观才之所长，密籍其名，不复与之相见。遇有差除，必先疏四三人姓名以请，所用者，帝以笔点之。同列不知，争有所用，惟旦奏入，无不俞允。丁谓因是数谮其专，莫知其故也。

直解 　太尉侍中王旦病卒。史臣叙说，旦为首相，遇天下承平无事，谨守祖宗法度，未尝以己意变更。真宗任用既久，愈益敬信。旦之所言，无不听从。大臣欲行一事，有所奏请，真宗必问，说：“此事王旦意思以为何如？”其信重如此。旦性简默，与人相处，不轻发言笑，及至奏事，或群臣意见不合，议论异同，旦从容出一言以断之，即无不定。其操守廉洁，虽居相位，其家甚贫。宾客常至满堂，旦未尝拒之，而亦不轻与之接。察其中有才识过人，可与议天下之事，及素有名望者，数日后召与之语，咨访四方利弊，或口不能尽，使之书写其言而献之，观其才之所长，果可任用，即密记其名，自后不复与之相见。遇有差委除授，必预将所记者，开具四三人姓名，密请于上。真宗择其可用者，以笔点之。同僚不知，乃各以己见争欲荐用，多不合真宗之意。惟旦奏入，无不依允。丁谓因此嫉妒，时时在真宗前谮他专擅，不知旦己预先奏请得旨，非出于己意也。旦在宋为贤相，其事之可纪者固多，至于不妄言笑，而一言足以决大疑，不市私恩，而群才悉为所收用，尤得大臣之体。此史臣所以特书之也。

原文 　旦凡荐人，人未尝知。谏议大夫张师德两诣旦门不得见，意为人所毁，以告向敏中，敏中从容言之。旦曰：“旦处安得有毁人者。但师德后进，待我薄耳。”及议知制诰。旦曰：“可惜张师德。”敏中问之。旦曰：“累于上前言师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两及吾门。状元及第，荣进素定，但当静以守之尔。若复奔竞，使无阶而入者当如何也。”张士逊转运江西，见旦求教。旦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逊遵其言，不求羡利。人称士逊识大体。薛奎发运江淮，辞行。旦无他语，但云：“东南民力竭矣！”奎退，叹曰：“真宰相之言也。”

直解 　转运、发运，都是掌管一路钱粮的官。史臣又叙，王旦每凡荐引人才，人未尝知其荐者。盖不敢以朝廷官爵市私恩也。谏议大夫张师德曾两次到旦门求见，竟不得见，以为被人谗毁，故为旦所拒。告于向敏中，敏中从容与旦言之。旦答说：“旦处安得有人谗毁人者。但师德乃后进之士，习于浮薄，不以厚道待我耳。”及知制诰缺官，议要用人。旦叹说：“可惜张师德是名家之子，素有才行可用。不意他两次到我门求见，希图荐举。夫师德以状元及第，荣进已素定，但当安静以守之，何患不做美官，而乃急于进用如此。状元犹且奔竞，将使孤寒之士，无阶而入者，又当何如耶？是其人才器可取，而不自爱为可惜也。”这是王旦裁抑奔竞，以正士风的意思。张士逊为江西转运使，见旦请教。旦告说：“朝廷征求财利之法，可谓至矣！不可更为搜括，以困吾民。”于是士逊遵守其言，并不加求羡余银两。时人翕然称之，以为识大体。乃旦教之也。薛奎为江淮发运使，辞行。旦无他语，只说：“东南民力已竭尽矣！可不思所以安辑之乎？”奎退而叹说：“宰相上佐天子，保国安民，旦惓惓以百姓为忧，真宰相之言也。”大抵辨论人才之法，当以平淡为上，躁竞为下。师德虽才，即其躁进一念，何所不至？宜为旦之所抑也。及旦每论理财，则以民力为言。盖民者财之所自出。民富则财充，而上下皆益；民穷则财尽，而上下皆损。旦之言若为民，实所以为国耳。《大学》论用人理财而思休休之大臣，若旦者真无愧矣。

原文 　秋七月，以王曾平章事，吕夷简、鲁宗道参知政事，钱惟演为枢密使。曾方严持重，每进见，言利害事，审而当理，多所荐拔，尤恶侥幸。帝尝问曾曰：“凡臣僚请对，多求进者。”曾对曰：“惟陛下抑奔竞而崇恬静，庶几有难进易退之人矣。”初真宗封岱祀汾，两过洛阳，皆幸吕蒙正第，曰：“卿诸子孰可用？”蒙正对曰：“诸子皆不足用，有侄夷简，任颍州推官，宰相材也。”夷简繇是进用。

直解 　洛阳，即今河南府。颍州，即今凤阳府所属颍州。乾兴元年秋七月，仁宗即位，以参知政事王曾平章事，知开封府吕夷简、右正言鲁宗道参知政事，枢密副使钱惟演为枢密使。这四人都是一时人望。史臣因叙说，王曾为人端方严毅，持重不苟，每进见真宗，言国家利害之事，议论详审，切中道理。于天下贤才多所荐拔。至于侥幸骤进者，尤深恶之。真宗尝问曾说：“人臣进退，出自朝廷。今臣僚有所请对，多自求进用者，为之奈何？”曾对说：“士人之节概，在上所以励之。惟陛下裁抑奔竞躁进之人，崇奖恬退静守之士，则天下知重廉耻，畏名义，即有奔竞躁进者，亦无所容，而士风自正。庶几有难进易退之人矣。”初真宗东封岱岳，及亲祀汾阴，两次过洛阳地方，皆枉车驾，临幸吕蒙正家。是时蒙正方致仕家居，真宗因问蒙正说：“卿诸子中谁可大用者？”蒙正对说：“臣诸子皆庸才，不足用。有一侄夷简，今任颍州推官，乃是宰相之材，可大用者也。”真宗记忆在心，故夷简得不次进用，至是擢居政府，推真宗之意也。按真宗之末，奔竞者多，至使人臣得自求进用。士风之坏，极矣。独王曾正色立朝，凛然有难进易退之节，故其告于君者，必欲抑奔竞而崇恬静，诚至当不易之论也。仁宗冲年，首用王曾为相，而一时名士如夷简、宗道辈，皆并入政府，朝廷可谓得人矣。

仁　宗

仁宗皇帝，名祯，是真宗之子，在位四十二年。

原文 　六月，大雨震雷，玉清昭应宫灾，诏系守卫者于御史狱。太后泣对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故竭力成此宫，今一夕延燎几尽，惟长生、崇寿二小殿存，何以称遗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为灰烬，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则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王曾、吕夷简亦助雍言。中丞王曙亦言：“玉清昭应宫之建，非应经义，灾变来警，愿除其地，罢诸祷祠以应天变。”右司谏范讽复言：“此实天变，不当置狱。”太后与帝感悟。遂减守卫者罪，下诏不复修治，以二殿为万寿观。

直解 　玉清昭应宫，是真宗所建，以尊藏天书之处。天圣七年六月，京师大雨震雷，玉清昭应宫被雷火烧毁。有诏逮系看守宿卫人员，送法司问罪。此时仁宗嫡母刘太后临朝，见此宫被毁，涕泣而对大臣说：“先帝尊事上天，敬奉道教，故不惜大费，竭力以建此宫。今守卫者不谨，一夕之间，延烧殆尽。只留下长生、崇寿二小殿而已。何称先帝之遗意哉！”枢密副使范雍直言对说：“以臣愚见，不如将这两所殿尽数烧了更好。先朝因建此宫，至于竭尽天下财力，今一旦遽为灰烬，出于人所不意，乃上天以此示警耳。若因其所存，又将修葺，则民力益竭而愈不堪命，非所以上畏天戒也。”平章事王曾、吕夷简皆助雍言以为是。中丞王曙亦奏说：“玉清昭应宫之建，乃崇尚异端，与圣经之义不合。天降灾异，正示警戒。愿扫除其地，不复营建，罢诸祷祠，不复修举，以应天变。”右司谏范讽又奏说：“这是天灾，非因守卫不谨之故，不当置狱拷讯。”太后与仁宗闻诸臣之言，俱各感悟，遂减免守卫者之罪，下诏：已烧的不复修治，留下的长生、崇寿二殿，改为万寿观，以奉香火而已。盖人主继体守成，惟当谨守先朝之善政，而不当因循先朝之失德。若玉清昭应宫之建，正真宗之失德也。即无天灾，犹当毁之，况其灾乎？仁宗之时，君子满朝，故一听纳之间，而严天戒，宽民力，黜异端，明典礼，且补先帝之阙失，而有继述之善图，所得多矣。非明主其孰能之？

原文 　以吕夷简、章得象兼枢密使。知谏院张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书，若枢密院则古无有也。盖起于后唐权宜之制，而事柄遂与中书均，分军民为二体，则文武为两途，政出多门，自古所患。乞特废枢密院，或并本院职事于中书。”从之。

直解 　仁宗以宰相吕夷简、章得象兼枢密使。宋初枢密院专领兵政，事权与中书省颉颃，号为二府。至是西北边用兵，知谏院张方平以边事重大，不当专委枢密，乃上疏说：“宰相在密勿之地，职司机务，朝廷一政一令，不论文武军民，皆从中书省出，其事权自古重之。若枢密院，则古所未有也。盖起于后唐时，庄宗改崇政院为枢密，以腹心大臣领其事，乃一时权宜之制，不可为法。相沿至今，事权日盛，遂与中书省相均。凡中书所行，关军机武职者必报枢密；枢密所行，关民情文职者，必报中书。是军与民，分为二体，文与武，别为两途。宰相之外，复有宰相；政府之外，复有政府。所谓政出多门，甚非事体。自古乱亡之患，未有不繇于此者也。自今乞复古制，裁革枢密院，或将本院所管职掌，并入中书省为便。”仁宗从其言，故有宰相兼枢密之命。夫百司庶府，各有专职，不可相兼。惟朝廷统领万几，而宰相实佐理之。有所分，则事权不一；有所参，则朝廷不尊。故百司庶府之事，皆当总之。况军国重务，必资庙算，而可使宰相不知兵哉？方平之言，可谓深识治体者矣。

原文 　以蔡襄、欧阳修、王素知谏院，余靖为右正言。襄喜言路开，而虑正人难久立也，乃上疏曰：“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修等三人忠诚刚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正谏，必造为御之之说。其御之不过有三，曰：好名、好进、彰君过耳。愿陛下察之。”修每入对，帝必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数为帝分别言之。

直解 　宋时门下、中书两省，设有谏院，即古者补阙拾遗之职，以他官领者，叫做知谏院。右正言亦谏院官名。庆历三年三月，以馆阁校勘蔡襄、集贤校理欧阳修、知鄂州王素并为知谏院官，同知礼院余靖为右正言官。是时仁宗励精求治，增置谏官。蔡襄既拜命，喜朝廷清明，言路大开，而又恐直道难容，正人不能久立于朝，乃上疏说：“人君委任忠谏之人不为难，惟虚心听谏为难；听信忠谏之言也不为难，惟实用其谏为难。今欧阳修、王素、余靖等三人皆忠诚不欺、刚正执法之臣，必能尽言极谏，裨益国家。臣不患其不能谏，只恐在朝邪人，不利正谏，必将设出沮抑他的说话来。其沮抑之说，不过三样，一说他沽名卖直，一说他结知求进，一说他居下讪上，以彰君过而已。夫忠臣危言激论，身死且不避，何暇顾区区身后之名声，与其身外之富贵乎？可见说好名好进者，不足信矣。人君若能受谏，则有改过不吝之美，而天下享无穷之福，乃所以增其善，岂所以彰其过乎？可见说彰君过者，不足信矣。愿陛下察之，毋使邪人之言得以谗间正人可也。”仁宗嘉纳其言。其后欧阳修每入对，仁宗必以其言问于宰相，咨访其可行者行之。于是革弊厘奸，多所张弛，小人翕翕腾谤，以为不便。修恐善人不胜，数与仁宗分别言之。大抵好治之主，惟恐人之不言，言路既开，则君子因得尽其忠，而小人亦将肆其说。一不加察，则巧佞者进，而忠直者疏，此蔡襄所以虑用谏之难，而欧阳修汲汲于君子小人之别也。然君子小人岂难辨哉！惟明主清心寡欲，无隙可投，则小人自不能入，而君子至矣。

原文 　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群邪因目之曰党人，于是朋党之论起。及仲淹日受眷注，修乃进《朋党论》，以为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皆自然之势也。然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盖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不能相保。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为君者，但当退小人为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顾侍臣曰：“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

直解 　饶州，即今江西饶州府。史臣又记欧阳修的事说，初范仲淹知开封府时，上疏讥切时政，吕夷简恶之，谪贬仲淹于饶州。那时欧阳修与尹洙、余靖等，皆以仲淹之言为是，各相论救，亦见斥逐。于是群邪小人韩渎等请书仲淹等为党人，揭之朝堂，而朋党之论遂起，士君子被祸者多矣。及仲淹见知于仁宗，日受眷注，公道昭明。修作《朋党论》一篇，进于仁宗。其大略说：君子小人，势不并立。君子但知有道，道同则相与为朋；小人但知有利，利同则相与为朋。此皆自然之势也。然小人虽有所同，其实无朋，惟君子则有之。何也？盖小人所喜好的是利禄，所贪慕的是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交结，党助援引以为朋者，都是假意。及其见利，则争先取之，不肯少让。或利尽则交绝，反相倾害，虽兄弟至亲亦不能保，何况他人？所以说小人无朋。若君子则不然，所操守者在道义，所践行者在忠信，所爱惜者在名节。以此修身，则彼此切磨，同道而相益；以此事君，则夙夜匪懈，同心而共济。且自始至终，真切无二，这才叫做朋友。所以说惟君子有朋。为君者，但当虚心鉴别，孰为小人之伪朋，则退远之，孰为君子之真朋，则进用之，天下自无不治矣。何必以朋党为疑，使小人得以借口，而君子不能自保乎？修凡论事，俱恳切正直，无所隐讳，人都恨他，视之如仇敌，思欲害之。惟仁宗知其敢言，特加称奖，顾侍臣说：“人臣正直者少，阿随者多。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盖叹其不可多得也。按朋党之论，欲人主退小人，用君子，其言甚切。然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亦指正人为邪，其几难辨。而况小人之言，媕婀而易入；君子之言，正直而难容。自非明主先正其心，以端好恶之原，未有不为小人所惑者。仁宗能用仲淹等于弃逐之后，奖欧阳修于众恶之中，君子满朝，一时称盛，亦可谓宋之明主矣。

原文 　戊子，雨，辅臣称贺。帝曰：“天久不雨，将害民田。朕每焚香上祷于天。昨夕寝殿中，忽闻微雷，遽起冠带，露立殿下，须臾雨至，衣皆沾湿，移刻雨霁，再拜以谢，方敢升阶。自此尚冀槁苗可救也。比欲下诏罪己，撤乐减膳，又恐近于崇饬虚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祷为佳尔。”

直解 　庆历三年，自正月至五月，天久亢旱不雨。至戊子日，乃雨，远近沾足。辅臣率百官称贺。仁宗谕说：“今岁天久不雨，小民难以种作，将害农事。朕心甚悯，每自焚香上祷于天，以祈玄佑。昨夜在寝殿中，忽闻微雷之声，心中喜幸，急遽起来，整冠束带，露立于殿庭之下。瞻望须臾，大雨来至，朕身上袍服，尽皆沾湿。直待移时雨霁，朕又再拜以谢上苍，方敢升阶还宫。自此之后，犹望枯槁之苗，尚可救济，以期丰熟也。近者朕意本欲下诏罪己，引咎自责，撤去常用之乐，减损日尚之膳，以回天心，又恐近于崇饬虚名，徒美观听，不若夙兴夜寐，精白一心，密地祈祷，不以外闻，庶几应天以实不以文，或可精诚感通，乃为佳尔。”按仁宗此谕，为不敢受贺而发，可以见其侧身修行之实矣。盖自汉唐以来，人君每遇灾异，则下诏罪己，撤乐减膳，以为修省，初意非不美也。但相传既久，徒为虚文而已。夫匹夫犹不可以虚文感动，况上天乎？人君心与天通，则降监孔赫，修饬虚文，反涉矫诬。仁宗此论真修德弭灾之彝宪也。

原文 　九月晏殊罢，以杜衍平章事，兼枢密使，贾昌朝为枢密使，陈执中参知政事。衍在枢密，每有内降，率寝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帝尝语欧阳修曰：“外人知杜衍封还内降耶？凡有干求，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

直解 　庆历四年九月，宰相晏殊罢任。仁宗以枢密使杜衍平章事兼枢密使，参知政事贾昌朝为枢密使，召工部侍郎知青州陈执中参知政事。杜衍在枢密院守正不阿，未尝以朝廷官爵，轻易与人，每有内旨传升官员，衍皆停阁不行，积诏旨至十数通，即封还御前，竟不传出。仁宗知其忠直，愈加信重。一日仁宗谓欧阳修说：“杜衍封还内降，外人亦知其事耶？此事人或知之。至于人在朕前干求进用，朕每每告以杜衍在朝，必有所不可，因而遂止者，比封还之数尚多。此则外人不及知而朕独知之耳。”古者爵人于朝，与众共之，虽天子不得私以与人。若使干求进用者皆从内降，则是以天下名器为人主市私之物。爵禄不足重，统体亦甚亵矣。杜衍封还内降，最为忠直。然仁宗不以为忤，而且称之，亦贤矣哉！

原文 　夏六月，诏州郡自今勿得献瑞物。知无为军茹孝标献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丰年为瑞，贤臣为宝。至于草木虫鱼之异，焉足尚哉！免茹孝标罪，戒天下勿献。”

直解 　无为军即今庐州府无为州。仁宗皇佑三年夏六月，诏天下州郡，自今以后，毋得贡献祥瑞等物。是时知无为军茹孝标献芝草三百五十本于朝，希图恩宠。仁宗不悦，却之。因下诏说：“天子职养万民，明王不宝异物。朕他无所好，只以丰年为瑞，贤臣为宝。盖时和物阜，五谷丰登，则百姓安乐，而国本安于泰山，岂不是瑞；贤俊登庸，君子满朝，则朝廷有人，而国势重于九鼎，岂不是宝。至于草木虫鱼之异，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有之不足为重，无之不足为轻，徒蛊人耳目，荡人心志而已，何足尚哉！茹孝标妄献瑞物，本当治罪，姑从宽免究。其布告天下，自今勿得贡献瑞物。”大抵人主好尚，关系甚大，不可不谨。除天下岁贡额办外，凡有不时进献者，即系谄邪小人，败坏圣德，以为希宠干进之图，所宜亟加诛绝者也。然小人百计钻伺，为术甚工，而人主一念不谨，即为所惑，若非真以亲贤乐善，保国爱民为心，未有不为嗜欲引去者。故丰年为瑞，贤臣为宝，真治天下之药石也。明主其深念之。

原文 　以文彦博、富弼平章事。初彦博与弼同召至郊，诏百官迎之。范镇言曰：“隆之以虚礼，不若推之以至诚。”及宣制，士大夫相庆于朝。帝遣小黄门觇知之，语翰林学士欧阳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诸梦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岂不贤于梦卜哉！”修顿首贺。会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与射于玉津园。防曰：“天子以公典枢密，而用富公为相，将相皆得人矣！”

直解 　仁宗召忠武军节度使文彦博，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还朝同平章事。史臣叙说，初彦博与弼同召至国门外。仁宗因两人具耆旧大臣，德望素重，特召文武百官都出郊外迎接，以示尊礼之意。知谏院范镇奏说：“人君之于大臣，固当有致敬之仪文，尤贵有倚毗之实意。若外貌隆重，只以虚礼加之，不若推至诚恻怛之意，专心委任，始终如一，尤为得任贤之实也。”及传宣制书，以文彦博、富弼为相，满朝士大夫莫不私相庆幸，以为老成秉政，社稷之福。仁宗密遣小黄门出外探听众论何如。及知朝臣相庆，仁宗甚喜，乃谓翰林学士欧阳修说：“古之明君，其命相或得之于梦，如高宗之于傅说，或得之于卜，如文王之于太公，皆非偶然。今朕用文彦博、富弼二人为相，虽不假于梦卜，而人情欢悦如此，可谓得贤矣。岂不更胜于梦卜哉！”修乃顿首称贺。是时适有契丹使臣耶律防至京，枢密使王德用与之射于玉津园中。防因谓德用说：“南朝天子，以公掌枢密院，任将帅之事，而又用富公为相，将相皆得其人矣！”夫人君用一宰相，中外之观望系焉。得其人，则朝野相庆，而四夷皆畏之。不得其人，则不惟朝野失望，彼四夷则窥见朝廷之无人，而侵侮之患至矣。仁宗召用二相，深惬中外之心，其后韩、范诸臣亦相继柄用，有宋得人之盛，莫过于此，其称一代之令主，宜哉！

原文 　以包拯权知开封府。拯性峭直刚毅，恶吏苛刻。为政务敦厚，虽嫉恶如仇，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以悦人。平生无私书。及知开封，贵戚宦官为之敛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以其笑比黄河清焉。

直解 　开封，即今河南开封府。宋都汴梁开封为京府，用皇太子管府事。仁宗时未有皇太子，乃以龙图阁直学士知瀛州包拯，权知开封府事，盖重用之也。包拯为人素性峭厉正直，刚毅不挠，深恶当时官吏以苛细刻薄为务。其为政专尚敦笃仁厚，不事苛刻，见了为恶的人，虽是深加嫉恶，如冤仇一般，然待之未尝不以至诚忠恕，情意恳切，盖未尝弃人于恶也。与人相交，必择正人端士，不为苟合，必以诚心直道相与，不为假言语，虚体面，以求悦于人。奉公守法，平生绝不与人通私书。及知开封府命下，一时贵戚宦官，皆为之肃然敛手，不敢犯法。吏民畏其严明，不敢欺瞒。下至儿童妇女也都晓得他的声名，因其曾为龙图阁待制，叫他做包待制。京师中有两句谣言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说别的官都通得关节，可以干求请托，只有包待制就如阎罗王一般，通不得一些关节。言其公直无私如神明也。又以其赋性严毅不轻喜笑，将他的笑容比做黄河清一般，言其难得也。大抵朝廷之事，自有公法，人臣之节，难于无私。无私则法行，而天下并受其赐矣。若包拯者，真可谓执法之臣，故虽至今儿童妇女犹知称之，况当时乎！然其敦厚忠恕，又其立身行己之本，故虽执法而民不以为残也。人主得斯人而用之，则可以振纪纲，正风俗，其于治道非小补矣。

原文 　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司天言当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群臣欲援例称贺。同判尚书礼部司马光言：“日之所照，周遍华夷，云之所蔽，至为近狭。虽京师不见，四方必有见者。天意若曰人君为阴邪所蔽，灾慝甚明，天下皆知其忧危，而朝廷独不知也。食不满分者，乃历官术数不精，当治其罪，亦非所以为贺也。”帝从之。

直解 　嘉佑六年六月壬子朔，目有食之。时司天官推算日行度数，该食六分五秒，及期止食得四分，即下雨不见。群臣以为当食不食，乃是休征，欲援旧例称贺。同判尚书礼部司马光奏说：“日之照临，合中国蛮夷之地，无不周遍。若云则不过蔽于一方，最为近狭。今在京师日为云蔽，虽不见其食，那四方远地无云的去处，必有见之者。岂可因此地不见，便以为休征而称贺乎？夫日者君之象，云者阴之气，日为云蔽，正上天警戒的意思。若谓人君为阴邪所蔽，聪明壅塞。凡民间之愁苦，四方之灾害，天下人共见共闻，莫不忧惧，而朝廷之上，独不得知，就如日食之变，其为灾慝甚明，四方共见，乃为阴云所蔽，而京师独不见的一般，故垂此象耳。且日之运行，本无差忒，其食不满分者，乃是历官术数不精，推测未至，非缘当食不食，正当治其失职之罪，亦非所以为贺也。”仁宗从其言，竟罢朝贺。古者日食，则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职，所以荡阳事而谨天变也。若遇灾不畏，日以受贺，岂非慢天之甚乎！司马光之言，甚得其正。仁宗即能从之，皆可为后世法矣。

原文 　复以三札子上殿，其一论君德曰：“臣切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谊，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唯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犹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犹视苗之秽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犹知获而不知种也。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则衰，阙二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

直解 　札子，即今奏本。司马光既知谏院，入对之后，又条陈三事，上殿奏之。其一论君德说道：“臣切思人君之德，大者有三：一件是仁，一件是明，一件是武。所谓仁，不是妪煦姑息，沾沾然为私恩小惠以悦人，叫做仁。必也兴教化以正人心，修政治以安民生，兼利万物，使天下百姓个个都蒙被其福泽，如天地之无所不容，这才是人君之仁。所谓明，不是烦苛伺察，屑屑然为小见私智以惊人，叫做明。必也知道谊而审察其当否，识安危而不失其事机，别贤愚使人品无所混淆，辨是非使国是无所摇乱，如日月之无所不照，这才是人君之明。所谓武，不是强亢暴戾，刚愎自用，敢作敢为而不顾，叫做武。必也凡事之来，一以道理揆度之，道之所在，即断然行之而不疑。虽有奸邪，不能为之惑；虽有谀佞，不能为之移。如雷霆之无所不服，这才是人君之武。这三件不可缺一。仁而不明，则虽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如有良田，而不能种作的一般。明而不武，则见善而不能用，见不善而不能去。如看着田苗被草莱荒芜，而不能耘耨的一般。武而不仁，则但知威严以检下，而无慈爱以及物。如但知收获，而不知种作的一般。三者兼备，然后威福并行，刚柔相济，庶事和平，而国家治强。少了一件，则德有所偏，事有所失，而国以衰。少了两件，则其偏愈甚，其失愈大，而国以危。三件通无，则君德全亏，天命去，人心离，而国以亡矣。然则人主可不务修三德，以为治国安民之本哉！”按司马光所谓仁、明、武三大德，即孔子告鲁哀公所谓知、仁、勇三达德也。三德人所同具，但为私欲所蔽，其始虽若甚微，而其后遂至于昏愚残暴而不自觉危亡之祸，皆繇于此，可不畏哉！孔子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此人君修德之要务也。

原文 　“臣切见陛下天性慈惠，谨微接下，子育元元，泛爱群生。虽古先圣王之仁，殆无以过。然践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纪纲，犹有亏缺，闾里穷民，犹有怨叹。意者群臣不肖，不能宣扬圣化，将陛下之于三德万分一亦有所未尽欤？臣伏见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渊默，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复询访利害，尽察得失，一皆可之。诚使陛下左右前后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实正人，则如此至善矣。或有一奸邪在焉，则岂可不为之寒心哉！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奋乾刚之威断，善无微而不录，恶无细而不诛，则唐虞三代之隆，何远之有？”

直解 　元元指小民，是善良的意思。司马光既论人主当用三德，遂直指仁宗说：“臣切见陛下天性慈祥温惠，处盈成而能谨察细微，居崇高而能接遇臣下。闾阎小民，育之如子，群生庶类，泛爱不遗，虽古先圣王之仁，殆无以加矣。然登极几四十年，而朝廷纪纲尚有亏缺废坠之处，闾里穷民，尚有怨咨愁叹之声，其故何也？意者群臣不肖，不能仰承德意，以敷扬圣化，抑或陛下于仁明武之三德，容有万分一之未备欤？臣伏见陛下之待群臣，推诚相与，略无猜疑，且端拱无为，渊默不发。群臣各以其意见，有所陈奏，陛下不复咨访其事之利病，深察其言之得失，一皆允行之。夫使陛下左右前后股肱耳目之臣，果皆忠实不欺、守正无私之士，则如此御之，可谓至善矣。设或有一奸邪参于其间，陛下漫无可否，听其所为，必至蠹国害民，危亡立见，岂可不为之寒心哉！盖陛下仁则有余，而明、武尚有所不足。臣愚，伏望陛下以此天性之至仁，培养国脉，而又廓日月之融光，以精鉴别，奋乾刚之威断，以揽权纲。使善者得以敷扬，虽微而必录；恶者不能逃遁，虽细而必诛。则明与武，足以济其仁之所不及，而三德备矣。是之谓帝王之全德。以此为治，虽唐虞三代之隆，亦何远之有哉！夫人君父母天下，使可以仁厚治之，何乐于明察，亦何乐于威武？惟是人情之隐伏无尽，事几之交错无常，一不明则受其蒙蔽，一不武则至于废弛。自古昏懦之害甚于严刻，故必主之以仁，而济之以明武，然后为帝王之全德也。”司马光之言，最切仁宗之病，愿治者宜深省焉。

原文 　其二论御臣曰：“致治之道无他，在三而已，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国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进秩，循资涂而授任。苟日月积久，则不问其人之贤愚而置高位；资涂相值，则不问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职。非特如是而已。国家采名不采实，诛文不诛意。夫以名行赏，则天下饰名以求功；以文行罚，则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诚能博选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学者待顾问，有政术者为守长，有勇略者为将帅。有功则增秩加赏而勿徙其官，无功则降黜废弃而更求能者，有罪则流窜刑诛而勿加宽贷，如是而朝廷不尊，万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请伏面欺之诛。”

直解 　司马光第二札子是论人主临御臣下之道，说：“人主治天下之道，固为多端，然其大者，只有三件而已。一件，选任官职，必当其才；一件，有功必赏，而赏当其功；一件，有罪必罚，而罚当其罪。自古明君未有舍此而能治者也。今国家御群臣之道则不然。吏部凡有升迁，只算他历俸日月而进其品秩；凡有铨注，只照他出身资格，而授以事任。若其历俸已深，则不问其人之贤愚，虽素称庸劣者，皆得以躐跻高位矣；若其资涂相当，则不问其人之能否，虽不堪驱策者，皆得以滥叨重职矣。这岂是任官之道。又不但如此而已也。今国家凡有升赏，只采访人之虚名，而不核其实行；凡有黜罚，只在那文移案牍上责其罪状，而不审察其本意之所在。夫以名行赏，则天下之人都将旷废本业，崇饬虚名，以求功绩矣；以文行罚，则天下之人都将隐匿真情，巧弄文法，以逃罪责矣。这岂是信赏必罚之道。陛下诚能博选在位之臣，务令有德行者，使之掌教化以表正风俗，有文学者，使之待顾问以辅养圣德，有政术者，使之为守长以安辑百姓，有勇略者，使之为将帅以镇抚四夷。不论日月之久近，而论人品之贤愚，不论出身之资格，而论才能之称否。有功则或增秩，或加赏，使之久任而勿迁其官，无功则或降黜，或废弃，更求能者以代其职，有罪则或流窜，或刑诛，必论之如律，而勿姑息宽贷以至于长恶容奸。这等御臣，然后人人各善其能，事事各得其理。如此而朝廷有不尊，万事有不治，百姓有不安，四夷有不服，则是臣诈妄不忠，请伏面欺之诛。”按司马光此疏非谓资格可废也。用人以资格，虽有贤愚同滞之叹，而可以抑奔竞，防奸私，定才品，其法终不可改。但当以资格待常流，以超擢待异才耳。然非人主明目达聪于上，安得异才而擢用之哉！故司马光以此望仁宗，真得知人官人之意，而明主所宜深念也。

原文 　其三论拣军。言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书，其三送枢密院戒拣军官。又曰：“赦书害多而利少，非国家之善政也。汉吴汉曰：‘臣死无所言，愿陛下无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蜀人称诸葛亮之贤，亦曰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然则古之明君贤臣，未尝以赦为美也。”

直解 　司马光第三札子专论拣选军士，大略说：“养兵之法，贵精不贵多。盖精则一可当十，百可当千，何贵于多？若多而不精，虽有百万之众，亦徒寄虚名，费粮饷而已。”仁宗以其第一札子论仁、明、武三德的留宫中省览；第二札子论任官赏罚的，送中书省综核庶职；第三札子论选兵的，送枢密院戒谕拣军官。司马光又尝奏说：“朝廷每降赦书，除释人罪，虽是与民更生之意，其实害处多，利处少。盖法以布信，犯者罪必不免，然后人不敢犯。若一赦之，则为恶者无所惩，而犯法者愈众，非国家之善政也。昔汉臣吴汉临终对光武说：‘臣死无所言，惟愿陛下法必行于奸人，慎无轻赦而已。’又汉隐士王符作《述赦篇》亦说：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而禁之。今日贼害良之甚，使被害而不得伸，见仇而不得讨者，莫大于数赦。盖恶人昌则善人伤矣。诸葛亮治蜀，蜀人称其贤，亦说军旅屡兴而赦书不妄下。繇此观之，则古之明君贤臣皆未尝以赦为美，正以其害多而利少故也。岂非今日所宜慎哉！”夫国家养兵之费皆取于民，若多而不精，则以民之膏血养无用之兵，不惟无救缓急而反为民累矣。至于威奸惩恶，正以除民害也。数赦则惠奸轨而贼良民，非先王五刑五用之义。况奸猾之党有知赦书之必下而故犯者，其风亦岂可长乎！司马光之言，切中时弊，明主宜慎思之。

原文 　又进五规。一曰保业。其略曰：“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艰，守之至艰。王者始受天命之时，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与角智力而争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后肯稽颡而为臣。当是之时，有智相偶者，则为二，力相参者，则为三，愈多则愈分，自非智力首出于世，则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艰乎？及夫群雄已服，众心已定也，人之性皆以为子孙万世，如泰山之不可摇也，于是有骄惰之情生。骄者玩兵黩武，穷泰极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涣然，四方糜溃，秦、隋之季是也。斯不亦守之至艰乎？”

直解 　司马光既进三札之后，又条上五事，叫做五规。其一是保业，大略说：“天下是重器也。其开创而得之者固为至难，其继世而守之者亦非容易。何以见之？盖王者初受天命，起于草莽之时，天下之人都与我比肩共事，素无统属。一旦与他每斗智较力而争天下，直到那百战之后，彼智竭而不能抗，力屈而不能支，然后降心服气，稽颡而臣服于我。当此之时，若有一人的智与我相偶，则天下便中分而为二，有两人的力与我相参，则天下便鼎足而为三。有智力者愈多，则海宇瓜分，疆土割裂而其势愈分矣。自非真命天子，智侔鬼神，力夺造化，首出于一世之上，则天下不可得而混一也。这岂非得之之艰乎？及夫继世之后，群雄已服，众心已定，天下之势归于一矣。为之子孙者，自以为传之万世，可以长享富贵，如泰山之不可摇动矣。于是乎骄侈惰慢之情生焉。骄心既生，则必至于玩兵黩武，勤远略以事四夷，穷泰极侈，竭民力以供耳目。至于神怒于上而不恤，民怨于下而不知，一旦众心离散，涣然不收，瓦解土崩，四方糜烂，如秦二世、隋炀帝是也。皆因一念之骄，以至于杀身亡国而不知，这岂非守之之艰乎。”然创业之难，人所皆知，守成之难，人所易忽。创业之难，难于智力之不足；守成之难，难于富贵之有余。继世之君，若不深思创业之难，则以骄惰失之者多矣。可不戒哉？可不惧哉？

原文 　二曰惜时。其略曰：“《易》泰极则否，否极则泰。丰亨宜日中。孔子传之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是以圣人当国家隆盛之时，则戒惧弥甚，故能保其令闻，永久无疆。”

直解 　泰、否、丰都是《易经》卦名。司马光进五规，其第二款是惜时。大略说：“隆盛之时，难得易失。《易经》上天地交为泰卦。泰之极，则变而为否。天地不交为否卦，否之极，又转而为泰。盖治乱相生，乃天运之自然，有不可常恃其治者。故丰卦民物成亨，若可无忧矣。而又谓王者至此，宜戒于日中。孔子《彖传》释之说：‘天地之数，自盛必有衰，如日到中天，其势必昃，月到盈满，其体必亏。’人君处丰大之世，虽若无虞，而不知盛极当衰，实有大可忧者在焉。是以圣人当国家隆盛之时，恒存日中之虑，戒谨恐惧，日甚一日，故能挽回天运，保令名于不坠，延国祚于无疆也。若失此不为，使颓败之势已成，后虽顿足扼腕而恨之，亦无及矣。时其可不惜哉！”

原文 　三曰远谋。其略曰：“《诗》云‘迨天之未阴雨’者，国家闲暇无灾害之时也。‘彻彼桑土’者，求贤于隐微也。‘绸缪牖户’者，修敕其政治也。”

直解 　迨，是及。彻，是取。桑土，是桑根的皮。绸缪是缠绵补葺的意思。牖户，是鸟之窠巢通气出入的去处。司马光进五规，其第三款是远谋。大略说：“天下之患，有隐于幽远而不在目前者，人君当思患而预备之。《诗经》上的《豳风·鸱鸮》之篇说：鸟之为巢，及天未下雨之时，取那桑根的皮，补葺巢之牖户以防患害。夫所谓‘迨天之未阴雨’者，比喻国家当承平之时，上下安闲，无水旱盗贼之警，如天气晴明，阴雨未施之日也。所谓‘彻彼桑土’者，说贤才隐于侧微，当汲汲求之，以待国家之用，如鸟之取桑土也。所谓‘绸缪牖户’者，说资贤才之力，以修明其纪纲，整饬其政教，如鸟之绸缪牖户，而不使倾覆也。”盖天下之事，谋之于目前则仓卒苟且，而无救于败。谋之于久远则从容周密，而不至于败。故《书经》说“远乃猷”，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古之圣王，方暑而忧寒，方食而备饥，惕然远览，不敢荒宁，正为此也。愿治者宜永念之。

原文 　四曰谨微。其略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根；奇巧珍玩，发奢泰之端；甘言悲辞，启侥幸之涂；附耳屏语，开谗贼之门；不惜名器，导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夺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而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则用力百倍矣。”

直解 　司马光进五规，其第四款是谨微。大略说：“天下之患，每起于至微，不可不谨也。且如宴安怠惰，暂尔肆意，不过此心之少懈耳。然繇此不已，必至于沉湎酒色，以极心意之娱。是乃所以启荒淫之根也。奇巧珍玩，偶然好之，不过此心之少侈耳。然繇此不已，必至于穷极靡丽，以供耳目之欲。是乃所以发奢泰之端也。或为近习之人，甜言美语，为悲哀可怜之辞，有所求乞，而遽听许之，则必至于升赏纷纷。侥幸之途自此而启矣。或为阴私之辈，附耳而言，屏人而语，专为诡秘，而不早斥之，则必至于颠倒是非。谗害之门从此而开矣。爵赏乃朝廷之名器，不可不惜，一不加惜而轻与人，则位愈高而势愈逼，是僭逼之源，自我而导之矣。赏罚乃天子之威福，不可下移，一日下移，则权日去而势日卑。是陵夺之柄，自我而授之矣。凡此六者，方其初起之时，端倪甚微，常以为无害而不谨。然日滋月益，渐增渐长，遂至于深根固蒂而不可救。至于知其为害而后改图，则用力甚难，百倍于前矣。岂若禁于未发之为易乎？”《周书》有言：“勿谓胡害，其祸将大；勿谓胡伤，其祸将长。”古语说：“涓涓不塞，流为江河；萌芽不折，将寻斧柯。”古之圣王，所以为大于其细，图难于其易者，为是故耳。明主可不慎诸？

原文 　五曰务实。其略曰：“夫安国家，利百姓，仁之实也。保国绪，传子孙，孝之实也。辨贵贱，立纲纪，礼之实也。和上下，亲远迩，乐之实也。决是非，明好恶，政之实也。诘奸邪，禁暴乱，刑之实也。察言行，试政事，求贤之实也。量材能，课功状，审官之实也。询安危，访治乱，纳谏之实也。选勇果，习战斗，治兵之实也。实之不存，虽文之盛美，无益也。”帝深纳之。

直解 　司马光进五规，其第五款是务实。大略说：“为国家者，不宜崇饰虚文，须要敦尚本实。如君道莫大于仁。然屡赦有罪，沿门散钱，特姑息之仁耳。惟乂安国家，普利百姓，使天下穷民个个都受实惠，乃是仁之实也。君德莫先于孝，然建立宫庙，修广御容，特一节之孝耳。惟保守祖宗之绪业，传之子孙，使继逋之美，世世可以遵行，乃是孝之实也。礼非繁缛之谓，乃礼之实也。乐非器数之谓，必和气通于上下，亲爱行于远近，风俗熙然，不相离怨，乃乐之实也。钩校簿书，非政之要领，惟别白是非，审定好恶，使万事各当于理，乃政之实也。苛责微文，非刑之本务。惟究诘奸邪，禁止暴乱，使威令必行于下，乃刑之实也。求贤不在文词声病之末，察之以言行，试之以政事，取有益，罢无用，乃求贤之实也。审官不在出身资序之间，量其材能之大小，课其功状之上下，进有功，退不职，乃审官之实也。纳谏之道，不贵于从，而贵于审，必问其安危之故，咨访其治乱之繇，略浅近之言，而图久大之计，乃纳谏之实也。治兵之道不贵于多，而贵于精，必选勇果之士，习战斗之方，入可以守，而出可以战，乃治兵之实也。凡此十者，皆务实之道。实存则不求文而自文。若实之不存，虽有文采之饰，歌颂之声，亦终必亡而已矣，何益之有哉！”仁宗见其疏，深嘉纳之。按司马光五规，事事恳切。至于务实之言，尤中时弊。盖天下所以不治者，只缘本实不存，虚文日盛。方其无事时，非不称为太平，眩曜耳目。一旦有事，则百孔千疮，杂然并出。譬之病在腹心，虽有四肢百骸，无能为矣。故象龙不足以致雨，画饼不足以疗饥，虚文不足以致治，欲久安长治者，其尚务其实哉！

原文 　仁宗可谓至仁之主。大辟疑，必谳上，所活岁以千计。尝云：“朕未尝詈人以死，况敢滥刑。”语近臣：“昨因不寐而饥，思食烧羊。”曰：“何不取索？”曰：“恐遂为例，可不忍一夕之饥，而启无穷之杀。”或献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钱。曰：“一下筯，费二十八千，吾不堪也。”北使言高丽职贡疏，今欲加兵。仁宗谓曰：“此只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诛，且屠戮百姓。”卒寝兵。京师疫，太医进方，内出犀角二，一通天犀也。或请留供服御。帝曰：“朕岂贵异物，而贱百姓哉！”

直解 　这一段是新安胡一桂总叙仁宗的事，以赞美他的说话。说宋仁宗可谓一代至仁之主，恩德隆厚，不可及矣。凡死罪囚犯，少涉矜疑，必令拟议上请，多从宽宥，所全活每岁以千计。尝说：“朕以好生为心，不曾将死字骂人。骂且不敢，况敢滥刑而置之死地乎？”又曾谕左右说：“朕昨夜因不睡而饥，偶思烧羊吃。”左右奏说：“何不传旨取讨？”仁宗说：“我今取讨一次，以后该衙门便日日准备，遂为永例。朕岂可不少忍一夜之饥，而开他日无穷之杀乎？”或献蛤蜊二十八枚，每一枚直钱千文。仁宗说：“一枚千钱，二十八枚，直二十八千，一下筯之间，而费钱至二万八千。暴殄天物，吾不为此也。”契丹使臣来说：“高丽国职贡疏慢，今欲加兵伐之。”仁宗谕说：“高丽不贡，这只是他王子的罪，与百姓何干。今若加兵，彼必悉力拒命。王子未必能诛，而百姓且受杀戮之惨矣。”契丹闻之，竟为罢兵。京师中疫疠流行，太医进方救疗。内库出犀角二枝制药，其一乃通天宝犀也。或请留下以供上位服御。仁宗说：“明主不贵异物，而以爱民为先。朕岂以一犀为贵，而轻贱民命，不以拯救之哉！”即此五事，可见仁宗之心，无所不用其仁矣。有罪之人尚不忍，况于良民；蠢动之物尚不忍，况于同类；异国之民尚不忍，况于本国；服御之珍尚可舍以救民，况于他物。此心即天地生物之心也。其享四十二年之太平，而为宋之称首，宜哉！

原文 　苏辙制策言过直，或请黜之，曰：“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谓何？”又好学崇儒，扶植斯道，上承一祖二宗之心，下开濂洛道学之懿，尤为盛美。经筵谓侍臣曰：“朕盛暑未尝少倦，但恐卿等劳耳。”诏州县皆立学，定太学生员，以孙复、石介、胡瑗为国子直讲。王尧臣及第，赐《中庸》篇。吕臻及第，赐《大学》篇。于戴记中表章此二篇，以风厉儒臣。是已开四书之端矣。

直解 　濂，是濂溪，即今湖广道州地方。洛，是洛阳，即今河南府地方。宋儒周敦颐讲学于濂溪。程颢、程颐讲学于洛阳。学者宗之，因谓之濂洛之学。戴记，是汉儒戴德、戴圣所定的《礼记》。胡氏又赞仁宗说，初，端明殿学士苏辙应举之时，制策中极言得失，且于禁廷之事尤切。考官胡宿以为不逊，请黜之。仁宗说：“设科策士，本求直言。今乃以直而摈弃，是外务求言之名，而阴实沮之。朝廷诏令，先自背驰矣。天下其谓我何哉？”竟不黜。又仁宗平生好学不倦，崇重儒臣，常与诸臣讲明治理，以维持斯道于不坠。上承太祖、太宗、真宗羽翼斯道之心，下开濂洛诸儒道学之懿，尤为盛美而莫及者也。仁宗一日御经筵，谓侍臣说：“朕每听诸臣讲解经史，真觉意味深长，虽盛暑未尝少有厌倦之意。朕殊不为劳，但恐卿等劳耳。”又以教化之本在于学校，诏天下州县皆立儒学，仍亲定太学生员，以名儒孙复、石介、胡瑗为国子直讲训诲之。王尧臣及第，则赐《中庸》篇。吕臻及第，则赐《大学》篇。这两篇书载在戴记中，向未有表章之者。仁宗独以《中庸》一书其中和位育之化，《大学》一书立修齐治平之准，故特表而出之，以风厉儒臣，使家藏而户习焉。是时虽未有四书之名，而《学》、《庸》二篇盛行于世。后与《论语》、《孟子》列为“四书”，则自仁宗开端矣。按三代以后，世不乏英明之主，然非习于功利，则狃于词章，未有究心于圣贤之学者。而仁宗乃能崇儒重道，表章微言，使濂洛诸儒得以衍其统于不坠，其功大矣。惟其日御经筵，盛暑不倦，故心志无所分，聪明无所眩，而义理自为之融通也。有志于圣学者，尚念之哉！

资治通鉴直解

卷之二十六

宋　纪

神　宗

神宗皇帝，名顼，是英宗长子。昔仁宗无子，养濮王允让之子于宫中，后即位为英宗皇帝，在位四年崩。顼即位，在位十八年，庙号神宗。

原文 　冬十一月，有事于南郊，赦。时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司马光曰：“救灾节用，当自贵近始，可听也。”安石曰：“常衮辞堂馔，时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职，不当辞禄。国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也。”争议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会安石草诏，引常衮事责两府，遂不复辞。

直解 　堂馔，唐时宰相有日赐御馔，可食十人，叫做堂馔。秦始皇时赋税繁苛，计人头出谷以箕敛之，故谓之头会箕敛。宋时天子每一行郊礼，即覃恩大赉。大臣皆荫子，费以百余万计。故人主虽在位久者，其亲郊亦不过一二次而已。熙宁元年冬十一月，神宗初即位，乃亲祀天于南郊，赦天下。是时宰相以河北旱伤，方议蠲赈，而国用不足，乃辞免南郊所赐金帛，以佐国用。诏下学士议。司马光奏说：“救灾是国家急务，节用为理财良法。若欲节用，宜从贵近大臣始。宰相既辞，即宜允从。”王安石奏说：“昔唐时宰相常衮辞免堂馔，当时人讥之，以为衮若自知不堪相位，便当辞职。既居其职，则常禄乃朝廷之所以养廉也，何必辞乎？今南郊恩赐，乃国家常典，宰相亦不必辞。若国用所以不足，非是无财，以无善理财之法故耳。”司马光驳之说：“你所言善理财之法，不过是秦始皇时头会箕敛，加赋小民而已。”安石说：“不然。善理财者，不必加派于常赋之外，而国用自足。”司马光说：“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的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是散之而在民，即是敛之而在官。彼设为巧法以夺民财，其害无穷，乃甚于加赋。所谓不加赋而自足，乃汉时奸臣桑弘羊欺罔武帝之言。司马迁作《史记》，特书以讥武帝之昏愚，所以垂戒后世也。”于是两人争议不止。神宗谕说：“朕意亦与光同。宰相辞赏，委可允从。然且以不允答之，见朕优礼大臣之意。”于是命安石草诏。安石遂引常衮辞堂馔故事，以责中书枢密两府，令其必受。两府官遂不敢复辞。《大学》说：“生财有大道，只是务本节用，此外更无别法。”人主若能节用，则四方所入，自然有余，何用巧取于民乎？司马光之言诚万世不易之论也。

原文 　时帝以灾变避正殿，减膳彻乐。王安石言于帝曰：“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闻之叹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弼谏诤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杂引《春秋》、《洪范》及古今传记，人情物理以明其决不然者。及入对，又言：“君子小人之进退，系王道之消长，愿深加辨察，勿以同异为喜怒，喜怒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俭得志。又今中外之务，渐有更张，此必小人献说于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动作生事，则其间有所希觊者。若朝廷守静，则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愿深烛其然，无使后悔。”

直解 　这一段是记宰相富弼的事。是时神宗因各处灾荒，天变屡见，乃避正殿而不御，减省常膳，彻去音乐，以示修省之意。王安石面奏神宗说：“凡灾异都是天时流行，气数使然，非关人事得失所致。人主但当尽其所当为者，不必拘泥灾祥之说，穿凿傅会以求合也。”此时富弼方自汝州召还，途中闻王安石之言，乃叹说：“人君处崇高之位，他无可畏，只有天鉴于上，一举一动，祸福随之，为可畏耳。若谓天不足畏，则骄奢淫虐，何事不可为？此必是奸人欲进其邪说以乱天下，恐廷臣排斥其非，故倡为此言以摇惑上心，使辅弼谏诤之臣无所施其救正之力耳。是治乱之机，关系不小，不可以不速救。”即于途中上书数千言，极论天人相应之理，且杂引《春秋》灾异之事，《洪范》五行五事，休征咎征之说，与夫古今传记，人情物理，凿凿不爽者为证，见其说之必不然也。及进京入对，又言：“为治不难，难于用人。君子进而小人退，则王道日长；小人进而君子退，则王道日消。愿陛下深加辨察。听言必虚其心，勿以同于我者为喜，异于我者为怒；用人必稽于众，勿以我所喜者用之，我所怒者舍之。且陛下好使人探察外事，意欲自广其聪明，而不知奸险之人，得因是而行其毁誉，适为蒙蔽之地耳。又今中外政务，渐有更张，此必小人献其邪说，而陛下不及深思故也。大抵小人之情状，惟喜朝廷动作生事，则其间可以徼功希宠，有所图望。若朝廷守静无为，则事事都有成法，无功可见，无宠可希，小人何所望哉！故凡为更张之说者，必是小人欲逞其私意，尤愿陛下深烛其奸而早黜之，无使后日有败事之悔也。”富弼此言，盖恶安石之纷更多事，故于天人感应之理，王道消长之机，辩之不遗余力，至谓小人惟喜动作生事，则又深烛其微，而预防其变法之渐也。老成之忠于谋国如此。

原文 　以王安石参知政事。帝欲用安石，曾公亮力荐之。唐介言：“安石难大任。”帝问之，介曰：“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议论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更变。”介退谓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扰，诸公当自知之。”帝问孙固，对曰：“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职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狭少容。必求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其人也。”帝不以为然，竟用安石。谓之曰：“人皆不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知经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也。”帝曰：“卿所设施，以何为先？”安石对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纳之。

直解 　熙宁二年二月，神宗以翰林学士王安石参知政事，预机务。是时神宗欲用安石为相，平章事。曾公亮以安石素有才名，因力荐之。参知政事唐介奏安石不可大用。神宗问其故。介对说：“安石虽好学，多读古书，而执泥不通。凡有议论，率多迂阔难行。若使为政，必且取祖宗成法多所变更，非国家之福也。”介退朝，与曾公亮说：“安石若果大用，天下必从此困扰多事矣，诸公当自知之，恐他日悔之无及也。”神宗见人情不协，又问于侍读孙固。固对说：“安石文章行谊，卓尔不群，使之居侍从献纳之职则可。若夫宰相，当有休休容人之度。安石狷狭少容，多所抵牾，天下贤才岂乐为之用乎？必欲求贤相而用之，如翰林学士吕公著、司马光，龙图阁直学士韩维此三人皆时望所归，真宰相也。何必安石哉？”神宗不以诸臣之言为然，竟用安石。拜相之后，神宗谕之说：“他人都不知卿，说卿只会读古书，知经术，不晓得经世之务。”安石对说：“经术世务原非二途，古先圣王之道，句句皆可施行，是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也。”神宗又说：“朕今用卿，卿所设施，当以何者为先？”安石对说：“方今风俗颓靡，法度纵弛，上下务为姑息，不可以兴治。必须变风俗以去玩习之弊，直法度以定经久之规，此方今之急务也。”神宗深纳其言。大抵天下之事，久则不能无弊，固宜通变，然须合乎人情，宜乎土俗，从容改图，而后天下蒙其福。宋至神宗，国势颇不振矣。安石所谓变风俗，立法度，未为不是。但其不达事理，不识时宜，直任己见而专务更张，遂使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而君子为之一空，有才而无识，可胜惜哉！明主当以此为鉴，审察治体，因革得宜，则大业可永保矣。

原文 　以程颢权监察御史里行。颢，河南人，初举进士，调晋城令。民以事至县者，必告以孝弟忠信。意乡村远近为伍保，使之力役相恤，而奸伪无所容。凡孤茕贱废者，责之亲戚乡党，使无失所。行旅出于其途者，疾病皆有所养。乡必有校，暇时亲至，召父老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其善恶，使有劝有耻。在县三年，民爱之如父母。至是吕公著荐为御史。帝素知其名，数召见。每退，必曰：“频求见，欲常常见卿。”一日从容咨访，报正午，始趋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颢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言，务以诚意感悟人主。尝劝帝防未萌之欲，及弗轻天下士。帝俯躬曰：“当为卿戒之。”

直解 　监察御史里行是官名，即今之试御史。晋城即今山西泽州地方。神宗以晋城令程颢权监察御史里行。史臣叙说，颢，河南人，初举进士，除晋城县令，其为政专以化民善俗为务。民有事到县的，必告以孝亲弟长，忠信不败的道理。量度乡村远近，立为保甲之法，使之力役则彼此相恤，而不至偏累，奸伪则昼夜相诘，而不得容留。凡地方有孤寡茕独，及残疾废弃之人，责令亲戚乡党，助其不给，使不至于失所。行旅出于其途，或有疾病，皆为之药食以养之。每乡必设有小学，教其子弟。暇时亲到学中，召父老与之言语，访问民间利病。儿童所读的书，亲为正其句读。教者或不善则更易之。又于其中择子弟之秀敏者，聚而教之，以责其成。乡民有作社会者，替他立下条约，为善的众共称之，为恶的众共斥之，使善者有所劝，而恶者有所耻。在县三年，民爱之如父母焉。至是御史中丞吕公著荐颢为御史。神宗素知其名，时常召见，问以朝政得失。每于颢将退之时，必分付说：“卿可频来求对，朕欲常常见卿耳。”一日神宗与颢从容咨访，自早入对，不觉到正午时候。颢闻报午时，方才趍出。庭中人问颢说：“御史奏对许久，岂不知上犹未食乎？”颢前后进说甚多，大要欲神宗正心遏欲，以端化原，求贤育才，以资治理。每进对，务积诚意，以感悟人主。尝谓人主处富贵之极，欲心一萌，难于禁制，骄心一生，易轻贤士大夫，故每劝神宗以道御情，防简未萌之欲，及勿轻慢天下贤士，使乐为我用。神宗感其言，乃俯身致敬而答之说：“卿言甚切，朕躬当为卿戒之。”夫邑有贤令，则民行修而一方治；朝有弼士，则君德修而天下治。观程颢所以为令为御史者，皆可为治民事君之法，神宗有是大儒而不能用，岂亦悦而不绎故欤？

原文 　冬十月，富弼罢。时王安石用事，雅不与弼合，弼度不能救，多称疾求退，章数十上。帝曰：“卿即去，谁可代卿者。”弼荐文彦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常言：“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千岐万辙，必胜而后已。迨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

直解 　熙宁二年冬十月，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富弼罢解相职。是时参知政事王安石方受知神宗，柄权用事，议论偏执，素不与弼合。弼自度难以救正，告病求去。疏至数十次进上。神宗将许之，因问说：“卿若去，谁可以代卿者？”弼荐侍中文彦博，久历将相，老成持重，堪以托用。神宗方喜于有为，轻彦博以为无能，默然不答，良久方说：“王安石才识甚高，卿以为何如？”弼知上意难回，也默然不对，微示不足之意。弼遂罢相，出判亳州。弼常说：“国之盛衰系于君子小人之进退。君子若与小人同朝而处，则君子必不胜矣。何也？盖君子以正自处，如道有不合，即奉身而退，乐天知命，遁世无闷而已。小人心怀邪媚，若有不胜，则交结朋党，构扇凶恶，千岐万辙，变幻不测，必至于胜君子而后已。及其一旦得志，遂为罗织，以肆毒害于善良。故正人云亡，邦国殄瘁，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君子小人之进退岂可忽哉！”按富弼此言，可谓深知人情矣。盖知人则哲，自古难之，岂独小人难辨，虽君子亦有不易知者。若王安石其初不可谓非君子也，特因性执而少容，好学而泥古，遂至引用小人，基宋室之祸。可见人之才不能无偏，用其所偏，亦足以召乱，而与小人同归矣。惟人主以至公至明，用天下之才，则无此弊也。

原文 　以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固辞，许之。时帝御迩英阁听讲，光读曹参代萧何。帝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光对曰：“宁独汉法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繇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吕惠卿曰：“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风朝廷耳。”帝问光，光对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诸侯变礼易乐者，王巡狩则诛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也，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

直解 　象魏，是宫阙之名，古者悬法象于阙门，其状巍然高大，所以叫做象魏。神宗以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上疏力辞，神宗许之。史臣叙说，时神宗御迩英阁听讲经史。光读汉臣曹参代萧何为相，凡事一遵萧何所行的，无所变更。神宗因问光说：“使汉常守萧何所定之法，世世不变，亦可以为治乎？”光对说：“岂独汉守祖法可以常治，假使三代继体之君常能守其祖禹汤文武之法，则政教岂得废坠，国本岂得动摇，虽至今犹存可也。只因他后世子孙自作聪明，轻改成法，以至于亡。如汉武帝骋其雄才，把高帝裁定的约束纷纷更乱，致民穷财尽，盗贼半于天下。汉元帝任用儒生，把宣帝整理的政事渐次改革，致吏民无所信守，汉业自此而衰。繇此言之，祖宗之法皆从创业时熟思审处，至当不易，不可得而变也。”司马光盖因王安石创立新法，故为此言以感悟神宗。时崇政殿说书吕惠卿正阿附安石者，乃进说：“夫法，亦何常之有。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如周官正月之吉，天气始和，县法象于魏阙，使万民观刑象，是一年一变其刑象也。有五年一变者，如天子五年一巡狩侯国，考较其制度，是五年一变其制度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如《周书·吕刑》，谓刑罚世轻世重。夫三十年为一世，而刑罚之轻重随之，是三十年一变其刑罚也。今如光言，则祖宗之法虽百世不可易，其究将使天下坐守其弊而不为之所矣，岂是确论！光之意盖借汉事以讥讽朝廷耳。”神宗以惠卿之言诘问光，光对说：“如惠卿所称，妄引经义，尤为无当。夫所谓布法象魏者，谓张布旧法，使民知所守也，非新立一法也。所谓巡狩考制度者，谓诸侯有不守制度变礼易业者，为不从王者巡狩则诛之，是诛其变法者也，不自变也。所谓刑罚世轻世重者，谓新立之国，民未习于教，则用轻法以治之，叛乱之国，民化于恶，则用重法以治之。是为世轻世重也，非变而为轻重也。且人君承藉祖宗之业，其智虑未必有加于前人，法有不便处，只宜补其偏而救其弊，不可轻有更张。譬如住房子一般，有弊坏处则修理之，非至于大坏，不可更造。盖更造则费多而力倍，未必胜前，而家业自此废矣。今惠卿之言，所谓不务修理而务更造者也。岂国家之利哉！”司马光前后论辩可谓切直，然神宗不用其言，而徒置之要地，所以固辞不拜也。其后宋业竟以新法而敝，守成业者，可为永鉴矣。

原文 　文彦博罢。彦博久居枢府，以王安石多变旧典，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务合人心，宜兼采众论，以静重为先。陛下励精求治，而人心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举之弊尔。及市易司立，至果实亦官监卖，有伤国体。凡衣冠之家，罔利于市。缙绅清议，尚所不容。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而不为物议所非者乎？”不报。因求去益力，遂以司空制河阳府。身虽在外，而帝眷有加。

直解 　熙宁六年三月枢密使文彦博罢职，不预朝政。是时彦博久管枢密府事，以宰相王安石多变祖宗旧典，天下不便，乃上疏于神宗说：“朝廷四方之极，凡有行事，务须合于人心，广询博采，使众论佥同，以静重为先，勿蹈轻举妄动之弊。今陛下励精求治，宜致太平，而反令人心兀兀不安者，盖更张太过，轻变祖宗之法故也。祖宗之法皆至精至密，其在于今，岂皆不可行？但时异势殊，不无偏而不举之弊耳。只宜救偏补弊以求可行，岂宜一扫而更之乎？及其最可鄙者，如市井上买卖生理，宜从民便，乃亦设市易司，官为之监督，下至果品微物，也都经官监卖，岂不伤损国体。盖市易乃商贾之事，凡缙绅士大夫之家，若有经商贩卖，罔利于市者，尚不为清议所容。岂有堂堂大国，遑遑求利不已，而不为四方非笑、公论鄙薄者乎？陛下何为而不务大体，而屑屑于小事也。”疏上，留中不报。于是求去益力，遂以原官司空出判河阳府。然彦博以宿德众望，身虽在外，而神宗之眷念特有加焉，此可见神宗之于彦博，知之未尝不深，尊之未尝不至，然不能用其言，安其身者，正以求治太急，偏听安石之深故耳。夫治天下者，当以天下之贤，共成天下之治。今神宗之所贤者，独安石一人，而老成耆德纷纷引去，尚可以为治乎？虽加之眷礼，亦虚文而已，宜乎宋事之日非也。

原文 　初光州司法参军郑侠监安上门，及久旱岁饥，征敛苛急，东北流民每风沙霾噎，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无完衣。并城民买麻籸、麦麸，合米为糜，或茹木实草根。至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以偿官，累累不绝。乃绘所见为图，奏疏诣阁门，不纳。遂假称密急，发马递上之银台司，言：“陛下南征北伐，皆以胜捷之势作图来上，料无一人以天下忧苦，父母妻子不相保，迁移困顿，遑遑不给之状为图而献者。臣谨按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眼亦可流涕，况于千万里之外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斩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观图，长吁数回，袖以入内。是夕寝不能寐。翌日命开封体放免行钱。三司察市易。司农发常平仓。三卫具熙河所用兵。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权息追并，方田、保甲并罢。凡十有八事，民闻之，欢呼相贺。

直解 　光州，即今河南光州。司法参军，是断理刑狱的官。麻籸，是麻查。麦麸，是麦皮。糜，是粥。熙、河，是二州名，即今陕西临洮府，河州卫。在京商贾，输钱于官，而免其当行，叫做免行钱。朝廷自出钱帛货物与民交易，叫做市易。当青苗在田之时，把官钱借与人户，待收成加利还官，叫做青苗钱。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免其差役，叫做免役钱。立为方限，丈量出土，而分等定税，叫做方田。京畿及河北诸路，各立保甲，令自置弓箭，叫做保甲。皆王安石所行之新法也。初光州司法参军郑侠监守安上门。是时久旱岁饥，民不聊生，而有司奉行新法，征敛愈急。百姓每四散逃移。东北一带的流民，每遇风沙霾蔽之时，扶老携幼，塞满道路，羸疾愁苦，身无完衣。其傍城居民买麻籸、麦麸和米为粥而食之。或有采木实，掘草根以充饥者。又被官府比较钱粮，只得拆卸房屋，甚至身被枷锁而负瓦揭木，卖以还官。如此者累累不绝。郑侠在安上门见了许多情状，心甚不忍，思量小民这等穷苦，朝廷如何知道。乃将每日所见，画成图本，叫做流民图，连本奏上。阁门不肯收纳。遂假称有机密紧急事情，发驿马走递，进上银台司，径达御前。本中说道：“陛下近来南征交阯，北伐熙河，人都以战胜克捷之势画图来献。至于天下忧苦，父母妻子不相保，迁移困顿，遑遑不给之状，料无一人为图以献者。臣谨将安上门一带逐日所见，画成一图，中间困苦流离之状，百分中画不尽一分。然只此一经圣眼亦可伤心流涕矣。夫安上门一处，近在辇毂，尚且如此，况于千万里之外哉！所以然者，只因新法不善，贻百姓之害，伤天地之和，所以久旱不雨。今欲挽回天意，须是急罢新法。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若十日之内不雨，乞斩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神宗将此图反覆省览，才晓得新法之害如此。长叹数声，袖了入宫，一夜不能安寝。到明日传旨着开封府官量除免行钱。三司官审察市易禁革奸弊。司农发常平仓，赈济饥民。殿前马步三卫开具熙河所用兵食若干，以听裁省。诏天下诸路各上言民物所以流散之故。青苗钱、免役钱暂停追并。方田、保甲并罢不行。一时革去新法共有一十八件。百姓欢呼相庆，有再生之望焉。夫小民穷苦之状，无处无之。但人君深居九重，无繇得见，而所司又不以时闻。此下情所以不通，德泽所以不究耳。神宗有感于郑侠之图，而不能不惑于安石之说，以致民心离叛，国本摇动，岂非壅蔽之习已成，而忧危之言难入哉！此古之帝王所以贵清问下民，而先知小人之依也。明主宜深监于斯。

原文 　先是帝语翰林学士承旨韩维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劳，奈何？”维对曰：“陛下忧闵旱灾，损膳避殿，此乃举行故事，恐不足以应天变。当痛自责己，广求直言。”因上疏极言青苗及开边之害。帝感悟，即命维草诏。诏出，人情大悦。会侠疏至，帝慨然行之。是日果大雨，远近沾洽，辅臣入贺，帝示以侠所进图状，且责之，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外间始知所行之繇。群奸切齿，遂以侠付御史，治其擅发马递罪。吕惠卿、邓绾言于帝曰：“陛下数年以来，忘寝与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赐，一日闻狂夫之言，罢废殆尽，岂不惜哉！”相与环泣于帝前，于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暂罢矣。

直解 　史臣叙神宗未罢新法之先，曾谕翰林学士承旨韩维说：“方今久旱不雨，朕闵念小民，日夜焦劳，当如何处之？”韩维对说，陛下忧旱灾，损膳避殿，意非不诚，但此只是沿袭旧规，举行故事而已，恐不足以上应天变，格天心也。当痛自责己，广求直言，庶民隐不壅于上闻，而朝廷得改其缺失，乃有益耳。”维因上疏极言青苗与开边之害，于是神宗感悟，即日命维草诏罪己。诏书一出，人情无不欢悦。适郑侠流民图疏亦至，故神宗慨然独断于心，罢新法十八事。是日天果大雨，远近沾洽，可见天人感应之机不爽如此。于是辅臣入贺，神宗将郑侠所进图状出以示之，且责其变法扰民。辅臣皆再拜谢罪。王安石因不自安，上疏求去。起初诏从中出罢新法，外边人莫知其故，至是知其繇于郑侠。安石党中群奸切齿痛恨，遂锻炼其罪，拿侠付御史狱。因疏中难以指摘，说他不合擅发马递，以此治罪。翰林学士吕惠卿、御史中丞邓绾这两个小人共奏说：“陛下数年以来忘寝与食，讲求经书，以成美政。天下方才得被恩赐，一旦闻狂夫之言，便轻信之，罢废几尽，岂不惜哉！”因相与环泣于上前，以蛊惑竦动之。于是神宗又失了主张，将一切新法仍都照旧施行。只方田一法，暂且停止。天下复被其害矣。夫新法之行，举朝以为不可，神宗不听也。及民害已深，天变示异，方始知惧，而韩维之言，郑侠之图得以感动之。观于新法罢雨泽降，而天之告戒明矣。使能繇此省悟，尽复祖制以与民更始，宋祚未可量也。乃惑于群奸，甘蹈欺天之罪，竟为有宋基祸之主，岂非万世之永鉴哉！

原文 　以吕公著、薛向同知枢密院事。公著在翰林，读《后汉书》毕，帝语以释老之事。公著曰：“尧舜知此道乎？”帝曰：“尧舜岂不知？”公著曰：“尧舜虽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为难，所以为尧舜也。”帝默然。又论前世帝王曰：“汉高祖、武帝有雄才大略。高祖称吾不如萧何，吾不如韩信，至张良独曰吾不如子房。盖以子房道高尊之，故不名。”公著曰：“诚如圣谕。”帝又曰：“武帝虽以汲黯为戆，然不冠则不见。后虽得罪，犹以二千石终其身。”公著曰：“武帝之于汲黯，仅能不杀耳。”帝又论唐太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王业者，以其能屈己从谏耳。”帝临御日久，群臣畏上威严，莫敢进规。至是闻公著言，竦然敬纳之，故有是命。

直解 　释，是佛家。老，是道家。神宗以端明殿学士吕公著、工部侍郎薛向同知枢密院事。公著平生以忠直事主，不肯阿旨取容。在翰林尝至御前读《后汉书》，读毕，神宗偶言及释老之事。公著即问神宗说：“陛下取法尧舜，而谈及释老，不知尧舜当时亦知此道否？”神宗答说：“尧舜是圣人，岂不知此道。”公著对说：“尧舜虽知此道，然其心之所汲汲者，惟曰知人则哲，安民则惠，以此为难，而不敢暇逸，未尝为释老遗世绝俗之事。此所以为尧舜也。”神宗默然不答。神宗又尝与公著评论前代帝王，谓：“汉高祖及武帝俱有雄才大略，非庸君世主可及。高祖尝叙取天下之功，谓镇抚百姓，馈饷不绝，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胜攻取，吾不如韩信。二人皆称名，至论张良，独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吾不如子房。盖以子房道高而尊之，故称其字而不名也。”公著对说：“诚如圣谕。”神宗又说：“汉武帝时，汲黯屡好直谏。武帝虽怪他愚戆，然心敬重之，不戴冠则不相见。后虽坐小法免官，未几，复召用为淮阳太守，竟以二千石终其身，恩礼亦不薄矣。”公著对说：“所贵乎敬礼贤臣者，为其能用之耳。武帝之于汲黯，每以切谏不令出入禁闼，是但能不杀之而已，岂真能用之乎！”神宗又论及唐太宗。公著说：“太宗所以能成其业者无他，只是屈己从谏，不以势位骄人，不以才能自是，所以人乐为用，而王业遂成耳。”是时神宗临御日久，群臣都畏其威严，莫敢以规讽之言进者。至是闻公著之言，句句都是规讽，知得公著是个忠直之臣，竦然敬纳之。故有同知枢密之命。古语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吕公著当群臣畏避缄默之时，独能因事纳忠，尽言不讳，可谓直亮之臣矣。然神宗不以为忤，而且重用之，其知人纳谏之明亦不可及。宜史臣记之以为后法也。

原文 　太皇太后曹氏崩。帝事太后致其诚孝，后亦慈爱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谒。帝以后春秋高，数请召弟佾入见，久之乃许。及见少顷，后谓佾曰：“此非汝所当得留。”趣遣出焉。帝尝有意于燕蓟，与大臣定议而白其事。太后曰：“事体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动，得之，不过南面受贺而已。万一不谐，则生灵所系，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复久矣！何待今曰。”帝曰：“敢不受教。”

直解 　太皇太后曹氏，是仁宗继后，神宗之祖母，武惠王曹彬孙女也。元丰二年十月崩。史臣记神宗事太后，敬养尊崇，极其诚孝。太后亦慈爱笃至，出于天性，非繇勉强。旧制，外家男子不许入宫朝见。神宗以太后年事已高，心中必思念至亲骨肉，屡请召太后弟曹佾入见，欲以承顺其意。太后初间不许，及后神宗请之不已，日久方许。及宣佾入见，才得少顷，太后便与佾说：“这宫禁之地，非汝外人所当得留。我岂可徒徇私情，不顾祖宗家法。”即时遣令出宫。其内治之严如此。神宗尝以燕蓟本中国地方，自石晋时陷入契丹，为虏久据，要兴兵取之。与大臣计议已定，奏知太后。太后说：“这事情关系甚大。大凡吉凶悔吝，繇动而生。惟安静无事，可以获福。今取得燕蓟，不过南向而坐，受百官朝贺而已，更何加益。万一不成，则兵连祸结，仇杀无已，此乃生灵性命所系，岂可轻言。若这燕蓟地方，可以容易取得，昔太祖、太宗的时节，兵精将猛，所向克捷，那时必已收复久矣，何待今日。况今日钱粮兵马大非太祖、太宗之时可比，而欲取其所不能取，不亦难乎！”于是神宗感悟，奏说：“敢不谨受教训。”自此不言取燕蓟矣。夫太后以一妇人而知天下之大计，神宗受命，其不妄兴，可谓伟矣！不然，宋室之祸将不待靖康而始烈也。史又称太后性慈俭，常于禁苑种谷亲蚕，左右臣仆毫分不假借，宫省肃然。其坤仪纯备，可以为万世宫闱之法矣。

原文 　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既而苏轼自登州召还。缘道人相聚号呼曰：“寄谢司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爱以活我。”是时天下之民引领拭目以观新政。司马光既入，上言新法之弊：“陛下微有所改而远近皆相贺，不可泥三年不改于父道之说。”而当时进言者犹谓三年无改父道，欲稍稍损其甚者。公毅然争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变。若王安石、吕惠卿所建，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也。况太皇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众议乃定。

直解 　登州，即今山东登州。先是司马光居洛阳十五年。及神宗崩，哲宗即位，遂以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天下闻司马光入相，无不欢呼相庆。适有知登州苏轼被召还京，沿路的人相聚号呼，向苏轼说：“朝廷用司马相公，实天下生灵之幸。为我寄谢司马相公，慎勿轻去朝廷。愿厚自爱护，相天子以全活我等。”是时天下之民憔悴困苦，皆引领拭目，愿观新政。其系天下之望如此。司马光既入京，即上疏极论新法之弊，且言：“为治当顺人心。陛下近来小小改易新法，远近便举手加额，交相庆贺。人心望治，有如饥渴。陛下急宜俯顺人心，不可拘泥三年无改父道之说，致失民望也。”盖当时进言者谓神宗初崩，不宜遽反其所为，犹执三年无改父道之说，欲稍稍去其太甚者。司马光毅然争之说：“先帝之意本欲爱养斯民，其法出自先帝者，未常不善，虽百世不可易。若王安石、吕惠卿所立，元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出民于水火之中，岂可缓也。况今太皇太后主持于上，就使有所改革，亦是以母改子，非是以子改父，何得拘三年无改之说。”于是众议乃定，遂尽罢保甲诸法。按司马光历事先朝，忠谋谠论，始终不渝，其系天下之望久矣。故其居洛也，天下惟恐其不为宰相。其既相也，天下惟恐其去朝廷。而外夷之人亦且谓中国相司马，慎毋生事。贤相之为国家重如此。然则人主之谕相，可不慎哉！

哲　宗

哲宗皇帝，名煦，是神宗之子，在位十五年。

原文 　诏详定役法。苏轼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然之。轼又陈于政事堂，以为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当于雇役实费之外，多取民钱。若量入为出，不至多取则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

直解 　宋初役法，佥民丁壮，轮流官府应役，叫做差役。及王安石变法，令民计丁出钱，征收在官，雇人应当，叫做免役。哲宗初即位，用司马光为相，凡熙宁新法不便于民的渐次更罢。至元佑元年闰二月，诏资政殿大学士韩维等详定役法所宜因革，中书舍人苏轼与司马光说：“差役、免役这两样法各有利有害，皆不能无弊。免役之害在于敛财太重，以至十室九空，财聚于官，而民间匮乏，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在于羁民在官，常用供役，不得专力务农，更兼贪官猾吏，因缘为奸，抑勒剥削，困辱卖放，无所不至。这两者之害，轻重略同，所宜审择便宜以为行止也。”光问说：“于君之意当何如？”轼答说：“大凡立法，因旧而为之，则事势便而易成，以渐而改之，则民情安而不惊。且如三代之法，不分兵农，无事则散而为农，有事则起而为兵，兵无坐食之患，农无养兵之费。岂不是善制。至秦并天下，始分兵农为二。历两汉、魏晋、六朝皆遵行之。至唐太宗乃立府兵之法，以仿古者寓兵于农之意。然行之未久，府兵废坏。比及玄宗时复募民为兵，叫做长征卒，仍用秦法。自此以来，民不习兵革战斗之事，兵亦不知稼穑耕获之事。然农得一意耕作，出谷帛以养兵。兵得一意战守，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亦以为便，虽三代圣人复起不能改也。今免役之法，乡户人出了钱，得一意于耕作，官府有钱雇役，也不缺人差使，正与兵制相类。公欲骤然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要罢长征而复民兵，反致惊扰而无益于事，盖未易也。”司马光不以其言为然。轼又诣宰相政事堂言之，说：“雇役便民，不必更改，但不当于实费之外多取民财，民所不便，只是这一节耳。若严为禁令，使有司量入为出，不许于实费外多取分毫，则民力易供，自不至于十室九空，无钱荒之患矣。何必纷纷改法为也。”大抵法无古今，要在因时宜民而已。时势既改，民所不宜，虽圣王之法，安得不变；果合时宜，顺民情，虽非贤圣所立，然其法不可改也。王安石轻变宋朝祖宗之法，纷纷为百姓患苦，如青苗、方田等法，诚当急罢之以利民矣。至于免役、保甲之类，却又民之所便，岂可概以其人而废之哉！苏轼之言，可为议法之准，保治者所当深念也。

原文 　五月，以韩维为门下侍郎。初神宗崩，维以提举嵩山崇福宫赴阙哀临。太后劳问，维对曰：“人情贫则思富，苦则思乐，困则思息，郁则思通。诚能常以利民为本，则民富；常以忧民为心，则民乐；赋役非民力所堪者去之，则劳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则郁塞通。推此而广之，尽诚而行之，则子孙观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

直解 　元佑元年五月，哲宗以韩维为门下侍郎。史臣叙说，初，神宗崩时，维以提举嵩山崇福宫赴京哀临。太皇太后因维是先朝旧臣，特加慰劳，且问以当今政务何者为先。维对说：“为政在顺人情。今日之切务，惟察人情之所思者为之处置而已。彼人情当贫窘之时，则思财富；当疾苦之时，则思快乐；当劳困之时，则思安息；当拂郁之时，则思通畅。此自然之情也。今天下民情有所思而不得久矣。诚能知民之思富也，为之薄其税敛，常以利民为本，则财不在官而在民，民自富矣。知民之思乐也，为之御其灾患，常以忧民为心，则忧以一人，而乐以天下，民自乐矣。知民之思息也，凡赋役之重，非人力所堪者，悉罢去之，则不尽人之力，而劳困者得息矣。知民之思通也，凡法禁之苛，非人情所便者，悉蠲除之，则不尽人之情，而郁塞者得通矣。即此数者而推广之。凡人情有所思而无以自遂者，莫不为之经营，而又以实心行之，不徒以虚文塞责，则不惟天下穷民如解倒悬，而圣子神孙观感陛下之德者，亦皆约己裕民，无敢侈然肆于民上，不待教而自成矣。岂非今日之切务哉！”然欲富、欲乐、欲息、欲通，乃人之恒情，君民之所同也。惟在上者，但知遂己之欲，而不复体民之情，剥下以奉上，拂民以从欲，至于人心怨叛而上不知，覆亡之祸率繇于此。诚能以己之心，度民之心，所欲与聚，所恶勿施，则民心悦而邦本固，君之所欲者，亦未尝不两遂矣。此又君天下者所当知。

原文 　九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卒。时两宫虚己以听光为政，光亦自见言行计从，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多以为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太皇太后为之恸，即日与帝临其丧，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年六十八。京师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及如陕葬，送者如哭私亲，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画像以祀，饮食必祝焉。

直解 　陕，即今河南府陕州，是司马光原籍。岭南，是广东地方。封州，即今肇庆府封川县，是极南界上。元佑元年九月，宰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卒。是时哲宗幼冲，太皇太后高氏临朝，以光名德宿望，用以为相，虚心委任，凡朝廷政事，一切听光整理，无毫发疑沮。光亦见己之所言必行，所谋必从，感激非常知遇，誓欲委身致命，以为社稷，凡一应机务，虽至纤细之事也都身亲经理，不肯放过，以夜继日，未尝休息。宾客见其形体渐渐衰弱羸瘦，举汉时丞相诸葛亮故事，劝他节劳。说诸葛亮为相，自较簿书，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所食不至数升。司马懿说他食少事烦，岂能久活，果然不久而死。今公当以此为戒可也。司马光答说：“人之死生有命，非关劳佚，我岂可自爱其身，而不为国家尽力乎？”于是为之益力。及到病危之日，精神昏愦，不复自觉，口里犹谆谆说话，不甚明白，如梦中语，却都是朝廷天下的事。其精诚为国至死不休如此。及卒，太皇太后因失了贤相，不胜哀恸，即日与哲宗亲到他家哭临，赠官为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一应恩数，尊隆无比，年止六十八岁。京师人争去吊丧，虽常日市井人多的去处，也都空虚无人交易，至于典卖衣服以供祭奠，丧车过时，合巷聚哭。及归葬陕中，送丧的人，如哭其私亲一般。至于岭南封州极边去处的父老，也相率具祭。京中及四方人皆画他形象，朝夕祭献，一饮一食必告祝焉。按司马光自元丰八年五月入相，至是才一年有余，而身死之日，天下痛惜之如此，何哉？史称光生平不欺，诚心自然，虽儿童妇女皆知其名，盖惟至诚故能动物，不期月而化成，良有本也。若光者，可为万世人臣之法矣。

原文 　三月，程颐请就崇政、延和殿讲读。颐又上疏曰：“臣近言迩英渐热，只乞就崇政、延和殿。闻给事中顾临以延和讲读为不可。臣料临之意，不过谓讲官不可坐于殿上，以尊君为说尔。臣不暇远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讲《易》，真宗令崔颐正讲《尚书》，邢昺讲《春秋》，皆在殿上。当时仍是坐讲。立讲之仪，只始于明肃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岂独子孙所当为法，万世帝王所当法也。今世俗之人，能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则益尊。若势位则崇高极矣，尊严至矣，不可复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

直解 　元佑二年三月，崇政殿说书程颐，请哲宗每日讲读，移就崇政、延和二殿。颐又上疏说：“臣近言迩英阁渐热，只乞就崇政、延和殿者，恐圣躬临幸未便故也。今闻给事中顾临以延和讲读为不可。臣料临之意无他，不过谓延和殿乃天子临御朝群臣之所，不可使讲官坐于殿上，以尊君为说耳。臣以为此非所以尊其君也。臣不暇远引异代，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尝召布衣王昭素讲《易经》，真宗尝令直讲崔颐正讲《尚书》，邢昺讲《春秋》，皆在殿上。当时都是坐讲。立讲之仪只起于仁宗时明肃皇太后之意，非祖制也。此可见祖宗尊儒重道不以势分为拘，诚旷古之盛节，昭代之美事，岂独子孙所当遵守，实万世帝王所当法也。今世俗之人，见人主稍自谦损，便以为亵尊，是徒能为尊君之言，而不知所以遵之之道也。盖天下至尊者道，至贵者德，人君惟讲学亲贤，使道德益高，则其尊益至，故以道德责成于君，乃为尊君之至也。若只以势位论之，则其崇高已到极处，尊严已到至处，不可复有加了。区区堂陛之节，乃其分所固有，何足以尊其君哉！”又说：“天下至重之任有两件：一是宰相之任，一是经筵之任。宰相佐天子理万几，得其职则天下治，失其职则天下乱。是天下之治乱系宰相也。经筵乃辅养君德之地，养之善则君德日就，养之不善则君德日非。是君德之成就责经筵也。”夫经筵之任，与宰相并重如此，则虽坐而讲读，岂为逾哉！然君德虽责经筵，而朝夕纳诲未尝不系于宰相也；治乱虽系宰相，而端养化原，未尝不系于君德也。人君知此而亲贤讲学，与躬行实践，并行而不废焉，则道德有于身，而至尊至贵，又有出于势位之上者矣。万世太平之业至岂外是哉！

原文 　会夏暑，权罢讲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学与不学，系他日治乱。如好学，则天下君子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辅佐德业而致太平；不学，则小人皆动其心，务为邪谄以干富贵。且凡人之进学，莫不于少时。今圣质日长，数年之后恐不得如今日之专，窃为陛下惜也。”

直解 　史臣记哲宗在位时，适因夏天暑热，传旨暂辍讲筵。著作佐郎兼侍讲范祖禹上疏说：“天下之治乱在君德，君德之成否在讲筵。今陛下辍讲，必谓暂时优闲，未为大害。然今日之学与不学乃他日之治乱所关，非细故也。陛下若好学，则圣志清明，君德日进，天下之贤人君子皆欢然欣慕，以为圣君在上，无不愿立于朝，或敷陈正言，或修举正事，皆以直道事陛下，而辅佐德业以致太平，天下自此治矣。陛下若不学，则无义理养心之助，无贤人夹辅之功，天下之小人皆谓有隙可投，而动其不肖之心，务为邪佞谄谀以干富贵，苟可以蛊惑君心，浊乱朝政者亦无所不至，而天下自此乱矣。且学者难进而易退，时者难得而易失。人之进学莫不在于少年之时，盖以情欲未开，志虑专一故也。今圣质日长，正当汲汲学问之时，岂可一日放过。若失今不学，臣恐数年之后，情欲渐广，志虑渐分，必为他事所夺，不得如今日之专矣。臣窃为陛下惜此光阴，须及时勉学可也。”范祖禹此言，明白痛切，至于虑数年之后，恐不得如今日之专，尤当深省。夫人方年少，未尝不谓将来之日尚多；至于长大，未尝不以少年失学为悔。苟有远虑，则所以爱惜光阴者，宜无不至矣。

原文 　以苏辙为御史中丞。时熙丰旧臣争起邪说以惑在位。吕大防、刘挚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谓之调停。太皇太后疑不决。辙面斥其非。复上疏曰：“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则难去；君子洁身重义，沮之则引退。此辈若返，必将戕害正人，渐复旧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祸，盖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断自圣心，勿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则天下幸甚。”疏入，太皇太后曰：“辙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极有理。”调停之说遂已。

直解 　噬脐，是以口咬脐，势不相及，比喻事势已成，救之无及的意思。哲宗以翰林学士苏辙为御史中丞。是时正人在朝，新法尽革，把熙宁、元丰年间神宗所用的旧臣一概摈斥不用。于是失志之人怨入骨髓，乃捏造不根之言以离间朝廷，摇惑在位之士。宰相吕大防、刘挚恐激成大变，心甚忧之，因奏请太皇太后欲稍稍引用一二旧人以平夙怨，使两下和解，叫做调停之法。太皇太后心中疑虑不决。苏辙深以宰相之议为不可，乃于太后前面斥其非。又退而上疏说：“君子小人，道各不同，其势如冰之与炭不相容入。若同处一朝必至争竞。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也？小人贪着利禄，忍得耻辱，虽被人排击，不肯便去；君子洁己不污，守义不屈，少或沮之，即引身而退。今君子所以得安其位者，幸不与小人同处耳。此辈若返旧位，必将乘机肆毒，戕害守正之人，渐复熙宁之法，以快其私忿。小人安得不胜，君子安得不败乎！夫人臣被祸害止一身，犹不足言，所可惜者祖宗之基业，朝廷之法度，一旦为小人所坏，可为寒心耳。愿陛下为祖宗朝廷万世之虑，断自圣心，勿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进，致后来击之不去，救之不能，有噬脐无及之悔，则天下幸甚。”疏入，太皇太后深自感悟，谓丞相说：“苏辙疏中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夫邪正岂可兼用，其言极有理。”于是宰相皆同声和之，调停之说，遂罢不行矣。夫国之有小人犹田之有莠，芟之尚恐不尽，况复引用，则蔓延之势益难图矣。汉时陈蕃、窦武协心同力而不免党锢之祸。张柬之等方中兴唐室，而武三思一得志，即相继窜移，皆除恶未尽之故也。苏辙之言，盖监于此。惜乎哲宗不悟，卒致群邪害正，而汉唐之祸复见于绍圣、元符之间，可为永鉴矣。

原文 　翰林学士范祖禹上疏，其略曰：“陛下方揽庶政，延见群臣。今日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机，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可不畏哉！太皇内决大策，拥立陛下，斥奸邪，抑侥幸，九年之间，虽德泽深于天下，然失职怨者多矣。今必有小人进言曰：‘太皇不当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离间之言，不可听也。”

直解 　元佑八年十月，是时太皇太后高氏既崩，哲宗初亲政事，旧朝乱政的小人，久被斥逐，都要夤缘起用，人情汹汹。翰林学士范祖禹上疏，大略说：“陛下临御以来，赖太皇太后主持调护，得以坐享太平。今太皇太后宾天，陛下初揽庶政，延见群臣，访求治理。今日不是寻常的时候，乃宋室隆替之本原，社稷安危之机括，生民休戚之端倪，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界限。上而天命之去就，下而人心之离合，皆在此时。一念正，则延无疆之休；一念偏，则贻无穷之祸。可不兢兢业业深加敬畏哉！昔先帝晏驾之时，中外危疑，赖太皇太后以至公之心，决定大策，拥立陛下，又斥退奸邪以正朝廷，裁抑侥幸以清左右，九年之间兴利除害，海宇清宁，德泽之被于天下者深矣。然而先朝小人失职怨望者亦多。臣料今日必有小人捏造邪说以惑圣听，说：‘先帝孜孜图治，所行的都是正事，所用的都是正人。太皇太后只宜件件遵守，不当更改先帝之政，斥逐先帝之臣。’这等的说话皆非忠言，乃欲离间陛下，构起衅端，以开群邪进用之门耳。陛下宜审察之，不可轻听也。”大抵小人心怀不测，舌辩难穷。苟欲遂其私，则离间人之骨肉而不顾；苟欲行其说，则倾败人之国家而不惜。其为害有不可胜言者。祖禹此言，至为剀切，而哲宗不悟，卒至奸邪柄用，国事日非，谗间之说一行，则祸乱之关已启，岂非万世之鉴哉！

原文 　“陛下初立，上书言法不便者万数。太皇因人心之欲改，与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而改也。既改其法，则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当逐，亦以众言逐之，皆上负先帝，下负天下者也。惟陛下清心察理，敢以奸言进者，痛惩一人，以警群慝，则帖然无事矣。若稍入其言，则奸言继进，万一追报之礼少有不至，于太皇圣德无损，而于陛下孝道有亏。今初揽政事，乃小人乘间伺隙之时，故不可不谨防之。此等既上误先帝，今又将复误陛下，天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耶！”

直解 　范祖禹疏中又说：“陛下初即位时，中外臣民上书言新法之不便者至有万数。太皇太后因人心之所欲改，与陛下同改之。盖出于天下之至公，非一人之私意也。夫既以法为病民而改之，则当时立法之人，与附和而行其法者，自然有罪当逐。太皇太后亦因天下人心之共愤而逐之。盖此辈皆诬上行私，蠹国害民，上负先帝知遇之恩，下负天下仰望之意，罪不容诛者也。太皇亦岂以私意逐之哉！愿陛下清心察理，鉴太皇忧勤保国之心，烛群小挟私兴谤之故，敢有以离间之言进者，重处一人以警群邪，则小人自知慑服，朝廷帖然无事矣。若陛下一不主持，稍入其言，则奸言望风而兴，凡可以上诬太皇而阴间陛下者，必相继而进。万一陛下追报太皇之礼少有未至，于太皇圣德固无所损，而于陛下孝道则大有亏缺，所系岂小小哉！今陛下初揽万几，人怀观望，正小人乘间伺隙之时，不可不谨防之也。此辈昔日既上误先帝，今又结党窥伺，将复误陛下。天下事被此辈破坏久矣。以太皇十年之培养尚未全复，岂堪小人再坏之耶！”按哲宗以冲年践祚，赖太后同政，信用诸贤，故元佑之政庶几仁宗。及太后一崩而群奸窥伺者望风而至，虽以祖禹辈之极谏而不能阻章惇诸人之频进，议论纷纭，国是不定，以致国家破坏，卒不可收拾，岂非万世之明鉴哉！

原文 　按元佑中，帝御迩英殿，吕大防等进曰：“祖宗家法甚多，所立最善。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见有时。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见，此事亲之法也。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仁宗以侄事姑，此事长之法也。”帝曰：“今宫中见行家人礼。”大防等曰：“前代宫闱多不肃。本朝宫禁严密，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预政事。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预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宫室多尚华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后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简。祖宗以来，燕居必以礼，此尚礼之法也。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帝深然之。

直解 　史臣记元佑年间，一日哲宗御迩英殿，宰相吕大防等侍侧，因奏说：“本朝祖宗家法极多，立得规矩最好。前代人主事母后，朝见有定期，情礼疏简。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朝见，以尽昏定晨省之礼，此事亲之家法也。前代大长公主入宫则行臣妾之礼，是以姑拜侄。我朝仁宗皇帝以侄礼事姑，不敢少慢，此事长之家法也。”哲宗说：“今宫中姑侄之间，见行家人礼，尊仁宗故事。”大防等又奏说：“前代宫闱之内，多不严肃，致多秽德。我朝宫禁严密，内外肃清。此治内之家法也。前代皇亲外戚，多于预政事，致有擅权乱政害国亡家之祸。我朝母后之族，但荣之以爵禄，并不委任政事。此待外戚之家法也。前代宫室多尚华侈，竭民财力以作无益。我朝宫殿止用赤白二色，并无五彩辉煌之制。此尚俭之家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近地，出入必乘舆辇。我朝祖宗皆从内廷步行出到后殿，宫中无乘舆之制。此勤身之家法也。前代人主在宫禁中适情自便，冠服多苟简非礼。我朝祖宗以来，燕居独处，必正衣冠，尊瞻视，依礼而行。此尚礼之家法也。此等都是祖宗以来世守之家法，故家齐国治，累世安享太平，皆繇于此。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之君，但尽行祖宗家法，即为守文之令主，而足以治天下矣。”哲宗深纳其言。按宋之立国规模不及汉唐，而家法则远过之。若吕大防等之所宣述，皆修身齐家要务，诚其子孙所当世守也。

徽　宗

徽宗皇帝，名佶，是神宗第十一子。哲宗无子，佶以端王继统，在位二十六年。

原文 　以朱勔领应奉局及花石纲于苏州。初蔡京过苏州，欲建僧寺阁，会费巨万。僧言必欲集此缘，非郡人朱冲不可。京即召冲语之。居数日，冲请京诣寺度地，至则大木数千章积庭下。京器其能。逾年，京召还朝，遂挟冲子勔与俱，窜姓名于童贯军籍中，皆得官。帝颇垂意花石，京讽冲密取浙中珍异以进。初致黄杨三本，帝嘉之。后岁岁增加，贡五六品。至是渐盛，舳舻相衔于淮汴，号花石纲。置应奉局于苏州，命勔总其事。

直解 　应奉局是供应上用衙门。花石纲是管运花木山石的领头。这一段是记宋徽宗崇信奸回，纵欲害民的事。崇宁四年十一月，徽宗新设应奉局于苏州，以朱勔领之，就教他兼管解运花石的领头。史臣因叙花石纲根繇及朱勔所以进用的缘故，说初蔡京未入相之时曾过苏州，要于僧寺建一佛阁，估计支费该用钱巨万。僧说这工力艰大，非得郡人朱冲干办不可。蔡京随即唤朱冲来，以此事托之。数日之间，朱冲便请蔡京到寺，看度建阁的地基。及蔡京到寺，已有大木数千株堆积庭下，可以建阁。于是蔡京以朱冲干济敏给，才力过人，堪备委用。次年京被命还朝，遂将朱冲并他儿子朱勔，一同带到京中。时童贯为熙河等处经略使，用兵于西边上。蔡京就将朱冲、朱勔父子姓名诡窜入童贯军籍中，后皆冒滥军功，得授官职。是时徽宗怠于政事，颇留意于花木山石之好。蔡京乃教朱冲密地采取浙中所产珍异之物以进。初间止进黄杨树三株以窥探上意。徽宗果甚喜之。以后便年年进贡，加增至五六样。至是所进益多，用大船装载，前后连续不绝，以百千计，从淮入汴，运到京师，号为花石纲。因置应奉局于苏州地方，命勔总管其事。此应奉局花石纲皆自古所未有之事。史臣叙之，见宋之所以亡也。大抵小人欲盗君之权，必先中君之欲，使其心流连于淫乐而无忧危之远图，使其身羁迷于玩好而无清明之暇日，然后得以纵其恶而无忌矣。蔡京之于徽宗正用此术。是以明主必清心寡欲，以端治原，则小人无所投其隙矣。

原文 　勔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于是搜岩剔薮，幽隐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帊覆之加封识焉，指为御前之物，未即取，使护视之。微不谨，即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撤屋抉墙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预是役者，中家破产，或卖子女以供其须。山辇石，程督惨刻，虽在江湖不测之渊，百计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诸道粮饷纲，旁罗商船，揭所贡，暴其上，篙工柁师，倚势贪横，凌轹州县，道路以目相视。

直解 　粮饷纲就如今运粮的船。篙工柁师，是驾船的人。朱勔既奉朝命，总领应奉局，遂恣意购求花石，指供奉为名，动支内库钱粮，就似囊中取物一般。每一取，辄以数十百万计。于是岩穴薮泽之中，无不搜剔，虽幽深隐辟去处也不放过。凡士民之家有一块石，一根木，稍稍可玩者，即带领健卒径入其家，用黄巾帊盖上，加以封识，指为朝廷御用之物。又未即取去，着本家早晚看守。一或不谨，小有损伤，便加以大不敬之罪。及发行时，必撤毁房屋，抉破墙壁以出。人家不幸有一物小异，都指为不祥，惟恐芟除不速，致受其累也。百姓每为这差使，中等人家都破荡产业，或至鬻卖子女以供其费。如山上有奇石，就令人凿山取之，用车搬运，催督工匠，极其惨刻，虽在江湖不测之渊，也千方百计取之，务要得了才罢。及装载入京，船只众多，至将各道粮船都截住不行。又四散捉拿商船，将贡物安放暴露于上。篙工柁师，因而恃势贪横，凌轹所过州县。道路观者不敢出一言，只以目相视而已。夫人主以四海之富，垂意一花石，似无甚害。乃其弊至于耗国用，竭民财，敛天下之怨，何哉？盖人主一有所好，则小人争致奇美以中其欲，而取用必多，征求必广，其势必至此极也。昔魏明帝起土山于芳林，正与徽宗之事相类。然两君皆立致丧乱，曾不得终享花石之乐。人主推此而观其嗜好，可不慎哉！

原文 　二月，蔡京有罪免。京怀奸植党，威福在其手中。托绍述之名，纷更法制，贬斥群贤。增修财利之政，务以侈靡惑人主，动以《周官》“惟王不会”为说。每及前朝惜财省费者，必以为陋。至于土木营造，率欲度前规而侈后观。时天下久平，吏员冗滥，节度使至八十余员，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学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员。京因睹帑藏盈溢，遂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累朝所储扫地矣。及彗星见，帝悟其奸，凡所建置一切罢之，而免京为中太一宫使。

直解 　遥郡刺史，是不到地方，但遥领各州刺史的职衔。徽宗崇宁五年二月，宰相、司空、右仆射蔡京有罪罢免。史臣因叙他罪状说，蔡京在朝，心怀奸恶，广植私党，窃弄国家刑赏之柄，作威作福在其手中。以绍述熙宁、元符之政为名，将朝廷制度纷纷更改。凡一时贤人君子，目为党人，贬斥流窜，死亡略尽。增修聚敛财利之政，务在剥民媚上，以淫侈华靡之事迷惑人主。每常将《周礼》中“惟王不会”一句借为口实。盖《周礼》中载周时制度，凡诸司费用钱粮，每岁终则会计其多少，惟王之所费则不会计，不敢以有司之法制王也。然虽不会计，却自有九式定制，不是荡然无节。蔡京要阿奉徽宗，乃妄引圣经以恣其欲。又每论及前朝圣帝明王惜财省费之事，则曲加诋毁姗笑，以为鄙陋，不能以天下自奉。至于土木营造之工，都要极其宏丽，度越前人之规制，而震耸后人之观瞻。是时天下太平日久，官秩冗滥。如各路节度使至八十余员，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兼学士与待制衔的官，在京在外至百五十员。其耗财扰民无有纪极如此。京因见库藏充溢，遂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说王者当这等极盛之世，百凡规模都宜恢弘阔大，以明示得意。故其视官爵财物，略不爱惜，如粪土一般。不但百计巧取的四方物货浪费尽绝，并将累朝祖宗之所储蓄皆扫地尽矣。及是彗星出见，徽宗始悟其为奸。于是下诏，凡蔡京之所建置如诸州供奉之物，方田之法，党人之禁，一切都停革，并免京为中太一宫使，罢其宰相职事。按宋室之乱始于哲宗之相章惇，成于徽宗之相蔡京。今因大变而黜京，宋事犹可为也。乃未及一年，而京复入相，迄于颠覆播迁而不悔，何哉？徽宗侈忲自恣，宴安成性，徇于耳目玩好之事，溺于流连荒亡之业，始终皆蔡京引诱赞成之。蔡京一去，则承顺无人，徽宗之心必有寂然不乐者。是以明知其作奸误国，天怒人怨而终身不能去也。可为万世之永鉴矣。

原文 　以赵挺之为尚书右仆射。初，挺之首兴边事，用兵累年。至是帝临朝语大臣曰：“朝廷不可与四夷生隙，隙一开，祸拏不解，兵民肝脑涂地，岂人主爱民恤物意哉！”挺之退谓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将顺。”

直解 　徽宗召中太一宫使赵挺之复为尚书右仆射。挺之在朝专务迎合上意。初时见徽宗喜好边功，遂首建用兵西夏之议，致夏人进略镇戎，再攻湟州，兵连数年不息，边民横遭屠掠，财力困竭。至是徽宗悔悟，临朝谓大臣说：“朝廷与四夷，但当以威信服之，不可擅生衅隙。衅隙一开，则兴兵构怨，祸患不解，徒使兵民糜烂，肝脑涂地，岂人主爱民恤物之意哉！”挺之知其意，乃退谓同列说：“主上志在息兵，我等正宜将顺。西方用兵之事，所当止矣。”按西夏在宋世，自元昊纳款以后，世奉盟约，未有衅端，而挺之与童贯等徼功生事，自启祸阶，误国之罪大矣。徽宗因兵连祸结，知四夷不可生隙，乃不能推类观变，而复听邪说，约金灭辽，自挑强敌，以至国破身辱，何哉？盖沉酣逸欲，内鲜谋议之臣，是以颠倒迷谬，轻蹈危亡而不顾也。

原文 　赐方士林灵素号通真达灵先生。灵素，温州人，少从浮屠，苦其师笞骂，去为道士。善妖幻，往来淮、泗间，丐食僧寺，僧寺苦之。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宠衰，帝访方士于左阶道篆徐知常，知常以灵素对，即召见。灵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长子，主南方，号长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号青华帝君者，主东方，摄领之。又有左元仙伯，书罚仙吏褚慧等八百余官，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华吏，盛章、王革即园苑宝华吏，郑居中、童贯等皆有名。”而己即褚慧下降也，佐帝君之治。时刘贵妃方有宠，灵素以为九华玉真安妃。帝心独喜其事，甚加宠信，赏赉无算。灵素本无所能，惟召呼风霆，间祷雨，有小验而已。

直解 　温州，即今浙江温州府。浮屠，是僧。淮、泗，即今南直隶、淮安、泗州等地方。王老志、王仔昔都是方士，蔡京所荐以瞽惑徽宗崇奉道教者也。政和六年正月，徽宗赐方士林灵素道号为通真达灵先生。史臣叙灵素原籍温州人，少本无赖，出家投僧为师，不守戒律，苦被其师打骂，因逃去为道士。善为妖幻之术，以煽诱愚俗，常往来于淮、泗间，从僧寺中乞丐度日，僧人都厌苦之。是时徽宗崇奉道教，尊礼道士王老志、王仔昔等。及王老志病死，王仔昔术穷宠衰，徽宗乃访求方士于左阶道箓官徐知常。知常遂将林灵素姓名奏荐。徽宗闻之，即时召见，灵素因妄设无影虚言以耸动徽宗，说：“天上有九霄，而神霄是最高的去处，其王者所居，号名为府。其王是神霄玉清王，乃上帝之长子，主管南方，别号为长生大帝君，因下界无主，故降生为天子，即陛下是也。长生大帝君既下降于世，他有个兄弟号青华帝君，主管东方，今替他带管南方之事。长生大帝君名下，又有左元仙伯，书罚仙吏唤名褚慧等，共有八百余员仙官。今宰相蔡京就是左元仙伯的化身。学士王黼，是文华吏的化身。盛章、王革是园苑宝华吏的化身。枢密使郑居中、童贯等都是有名的仙吏。”林灵素说他本身也就是褚慧下降，都为长生大帝君出世，共来辅佐政治耳。此时刘贵妃正得宠，林灵素因谄奉徽宗说贵妃是天上九华玉真安妃。其言诡怪鄙浅，人皆知其妄诞，无不非笑，而徽宗心为所惑，独喜其事以为实然，甚加宠信，赏赐不可胜算。灵素虽利口狂言，然其实别无本事，只有些小法能呼唤风雷，间或使之祷求雨泽，略有小验而已。古语说，国将兴，听于人，国将亡，听于神。圣王之世，有左道乱政者杀无赦，岂有亲奉异端，务为妖幻以惑世者乎！昔梁武帝舍身佛寺，而终饿死于台城。今宋徽宗倾信道教而亦陷没于虏地。二氏所称祸福报应之谈不足信亦明矣。所以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此治天下者所宜审察也。

原文 　九月，朝散郎宋昭上书谏伐辽，诏编管于海州。昭上书极言辽不可攻，金不可怜，异时金必败盟为中国患。乞诛王黼、童贯、赵良嗣等。且曰：“两国之誓，败盟者祸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圣之灵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于涂炭之中，而使肝脑涂地乎？”王黼大恶之。

直解 　罪人迁谪远方，编籍为民，着地方收管，叫做编管。海州，即今淮安府海州。金，是前代女直夷人国号。宋自太祖以来，与辽人通好，世世不绝。至是金人乘辽国内乱，发兵攻之，辽主败奔。宋遂用王黼、童贯等议，与金人约夹攻辽，以复燕云之地。宣和四年九月，朝散郎宋昭以伐辽为不可，上书切谏。徽宗怒其妄言，命革职编管于海州。昭疏中极言辽为中国唇齿，必不可伐。金人如豺狼，必不可亲。今金人所以通好于我者，不过欲借我兵力共灭辽耳。他日得了辽地，便垂涎中国，必将败盟为中国患。此社稷存亡所系，识者无不忧之。而少傅王黼、内侍童贯、秘书丞赵良嗣等方以为得计，力主此议，误国之罪不可胜诛，乞斩此三人以谢辽主，而阴折金人之心，天下幸甚。又说：“祖宗时与辽结好，两国誓书中有言，败盟者祸及九族。列圣相承，世守勿失。陛下以孝治天下，其忍背此信誓，基九族之祸而忘列圣在天之灵乎？且争地以战，杀人盈野。陛下以仁覆天下，河北之民，皆陛下赤子，其忍驱之战斗，置斯民于涂炭之中，而使肝脑涂地乎？”王黼见其疏大恨之，故有海州之贬。大抵善为国者，惟在政事之修举，而不在土地之广大。向使宋能亲贤图治，保境安民，虽无燕云，何损于治。徽宗荒废政事，信用小人，忽宋昭之忠言，而信王黼等之谬计，贪一时之小利，而忘万世之远图，卒之燕云甫复，而金师既至，靖康之祸举族北辕，岂不深可恨哉！

资治通鉴直解

卷之二十七

宋纪附金纪

高　宗

高宗皇帝，讳构，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在位三十六年。

原文 　建炎元年，元佑孟后降手书告中外，俾康王嗣统。其略曰：“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世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贤王，越居旧服。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乃天意，夫岂人谋。”王受命即位于应天府。

直解 　建炎，宋高宗年号。元佑，宋哲宗年号。孟后，宋哲宗后。元佑三年，废为仙师，出居瑶华宫。自道君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诸妃、诸王、公主、驸马都尉如金师，及六宫有位号者，皆从。元佑皇后孟氏，以废居私第获免。至是尊为元佑皇后，入居禁中，垂帘听政，乃降手书，诏告国中侯国知道，使康王承大统。诏大意云：“历有二百年来，人无有知兵者。祖孙父子，相传九代为君，代代无有恶行。今日虽因金人虏去二帝，举亲族都随驾去，其祸非常，然而布满天下人心，都左袒我宋者。昔汉高帝殂，吕后临朝，吕氏肆横，刘氏失职。周勃曰：‘为刘氏者左袒，为吕氏者右袒。’军皆左袒，无向吕氏的。今日天下都左袒我宋，乃思念康王有贤能，使居祖宗之旧位，着祖宗之成服。当昔汉业十传后，遭王莽之篡，而光武皇帝中兴，不失旧物。又晋献公生九子，为惑于骊姬，九子中止重耳逃入外国，其余诸公子都被诛戮。这都是天数，不是人谋可及也。康王为嗣王，受命钦哉！”乃即帝位于金陵之应天府。

原文 　召李纲为尚书右仆射。纲上疏曰：“兴衰拨乱之主，非英哲不足以当之。惟其英，故用心刚，足以莅大事而不为小故之所摇。惟其哲，故见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为小人之所间。在昔人君体此道者，惟汉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艺祖、太宗。愿陛下以为法。”

直解 　仆射者，制六部尚书，左右仆射为入座。当时，李纲者，以河南、河东路宣抚使罢知扬州，特召为尚书右仆射。纲一拜职，即上奏疏云：“国以一人兴，以一人衰，及反乱为治之君，不是英敏明哲者，不能胜其任焉。何也？惟其英敏，故作用存心刚果，足以断大事，而不使小事得以摇惑之。惟其明哲，故见善洞彻朗鉴，足以识君子，而不使小人得以离间之。此往昔为君体贴此道者，惟汉之高祖与光武皇帝，唐之太宗，我朝之太祖、太宗二帝者，臣望陛下取法而无失焉。”

原文 　监察御史张所上言曰：“河东、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误割三镇，两河民怨入骨，因而用之，可藉以守。”且请帝还京。具言五利：奉宗庙，保陵寝，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系四海之望，三也；释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处，而一意于边防，五也。帝欲用所，会所言黄潜善奸邪不可用。潜善引去，帝留之，乃安置张所于江州。

直解 　初集百官于尚书省，议三镇弃守。百官多请割三镇与金。何卓曰：“三镇国之根本，奈何一旦弃之。金人无信，割亦来，不割亦来。且河北之民，皆吾赤子，弃地，则并其民弃之，为民父母而弃其子，可乎？”故所言民怨割地，仍用之可仗以为守。就请帝复归京师，且陈五利以献上。欲大用张所，会说黄潜善奸邪不可用，潜善求致仕，留之。乃责张所，改御史，斥之江州。正言正人，自不两立也。

原文 　李纲至行在，固辞相位。帝曰：“朕知卿忠义智略久矣，其勿辞。”纲泣谢，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说。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听：一议国是，二议巡幸，三议赦令，四议僭逆，五议伪命，六议战，七议守，八议本政，九议久任，十议修德。”

直解 　行在者，高宗自济州受即位诏也。李纲至帝行宫，见帝力辞相职，且说：“当时唐明皇要姚崇为相，崇著十事要说进。今臣纲亦以十事干渎天朝听闻，臣即不在臣位，臣亦有荣矣。”

原文 　翼日班，纲议于朝，僭逆伪命二事，留中不行。纲曰：“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陛下欲建中兴之业，而崇僭逆之臣，用伪命之事，四方谁不解体。”乃安置张邦昌，并其党王时雍等。

直解 　翼日，是明日。僭逆伪命，前金人遣人至京，议立异姓为帝，竟立张邦昌为楚帝，以宋二帝北归是也。高宗以二事止不行，繇潜善主张。李纲说：“二事，今日极大事，陛下要中兴宋业，而尊崇僭逆之邦昌，从矫伪之事，天下人心谁不涣散。”帝乃斥邦昌，并其恶党王时雍辈，而答众心。

原文 　以傅雱为二圣通问使。李纲上言：“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日之事，正当枕戈尝胆，内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国强，则二帝不俟迎请而自归矣。不然，虽冠盖相望，卑词厚币，恐亦无益。今所遣使，但当奉表通问两宫，致思慕之意，可也。”

直解 　宋二帝羁留虏廷，帝以傅雱与金人通问，候二帝起居。李纲奏言：“古帝王之孝弟，莫过于尧、舜。故孟子尝说尧舜之道，孝弟尽之矣。今我宋之事，正与臣不忘战，则以戈为枕，思报仇，则以胆为尝。内则修德，外则攘乱，使刑明政举，而中国强盛，则二帝不待奉迎以归，而虏人自扈驾以归矣。若不如此，虽通问使相接于道路，修币表踵献于虏，终曰无益。如今去通问二帝，只当曲陈思慕之念可也。”

原文 　以宗泽为东京留守。有王善者，河东巨寇也。泽单骑驰至其营，泣谓之曰：“朝廷当危难之时，使有如公一二辈，岂复有敌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遂解甲降泽，又降诸贼，又连结两河忠义民兵。于是陕西京东西诸路人马，咸愿听泽节制。泽累表请帝还京，而帝用黄潜善计，决意幸东南，不报。秉义郎岳飞犯法将刑，宗泽一见奇之，曰：“此将材也。”会金人攻氾水，使立功赎罪，飞遂大败金人而还，乃升飞为统制，而谓之曰：“尔智勇材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万全计。”因授飞阵图。飞曰：“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泽是其言，飞繇是知名。

直解 　时宗泽为东京路留守之职，留守司主除寇贼者。那时有王善，河东有名大盗。宗泽一身一骑，奔至其营中，垂涕对他说：“当今二帝被虏，京师失陷，正朝廷危难之时，因为国家无有才干人耳。使有如公一二辈维持于内，捍御于外，岂犹有金虏之患乎！今天下得人为急，英雄展布，正在此时，汝辈建功立业之秋，不可失了。毋图小成，为自顾之计可也。”王善闻之，不觉痛心，解甲免胄降服。其他同辈为寇者，闻王善降，亦望风而降。泽又连结河东、河北怀忠抱义之民，于是陕西京一路，及东西各路人马，都愿受泽的节制。泽几次表请帝还京师，而帝惑于黄潜善奸计，决意只要幸东南。泽虽上表，帝不报命。有秉义郎名岳飞者，犯法不赦，将受刑，宗泽见其貌奇之，说：“此人必有将材，非凡庸辈也。”正当金人进攻氾水地方，使他出死力，建功业，赎前罪，飞遂大胜而还，金人乃遁。于是进飞为统制之职，而对之说：“尔智谋勇力，材调武艺都全，即古来名将亦不能胜尔。然尔喜旷野之地交战，不是万全计策。”因而授飞战阵图册。飞阅之说：“依阵法而后战，兵家之常事。惟运筹决胜之妙理，在心上施行。”泽深服其言，而飞亦因泽之识拔而名著。

原文 　以张所为河北西路招抚使。所以岳飞充中军统领，问飞曰：“尔能敌几何？”飞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栾枝曳柴以败荆，莫敖采樵以致绞，皆定谋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补飞武经郎。

直解 　岳飞以立功赎罪败金人，遂升中军统领，对张所说：“徒恃勇力何用？行兵须先定谋略。昔年晋国栾枝欲取荆，使乘车者左实右伪以先驱，舆曳柴而从之，荆人败。楚伐绞，军其南门，莫敖屈瑕曰：‘绞小而轻，轻则寡谋，请无扞采樵者以诱之。’从之。绞人获三十人，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门，而复诸山下，大败之。此二国之胜，皆是谋先定耳。”所闻醒然说：“君不是武弁辈中人。”遂补武经郎，进统领一级。

原文 　帝欲幸东南避敌，李纲极言不可，且曰：“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夫南阳光武所兴，高山可以控扼，平野可以屯兵。西邻关陕，可以召将士；东达江淮，可以运谷粟；南通巴蜀，可以取货财；北距王都，可以遣救援。暂议驻跸，乃还汴都，策无出于此者。”帝乃许幸南阳，而汪伯彦、黄潜善阴主扬州之议。

直解 　李纲主意在还都，而帝意每信汪伯彦、黄潜善幸东南，所以纲极言幸东南不可：“中兴之主起于西北，是处活路，起于东南，是处死路。活路，可守中原而有东南；死路，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汉光武兴于南阳，高山可以捍御外寇，平野可以屯粮养兵。西邻关陕，可以召募将士；东至江淮，可以转运米粟；南通巴蜀，可以征求货财；北距王都，可以征兵援救。且暂留停驾，方可以还汴都，策无出于此者。”帝于是许幸南阳，法光武之兴，而汪、黄阴主幸扬州。

原文 　太学录陈东、布衣欧阳澈上书，乞留纲而罢汪、黄，诋用事大臣。潜以语激怒帝，遂斩之于市。

直解 　陈东于徽宗七年上疏：“乞斩六贼。”帝嘉纳之。至是东与澈詈斥用事大臣，求罢之。所以汪、黄激帝怒，俱斩于市。

原文 　三年，金粘没喝入天长军，报至，帝乘骑驰至瓜州，得小舟渡江。时汪伯彦、黄潜善方率同列听浮屠说法。堂吏大呼曰：“驾行矣！”二人相顾仓皇，乃戎服策马南驰。

直解 　粘没喝，金主名。天长军，在应天府城外。金兵至天长军，帝始闻报，乃匹马奔至瓜州，幸遇小舡渡得江。此时天子播迁，逃窜无从，而汪、黄二人，犹与同官听僧徒谈经说法。汪、黄之堂吏大声呼说：“天子驾出矣。”汪、黄骇愕无措，乃衣戎衣，驰马南行。

原文 　扈从统制苗傅、刘正彦作乱，杀王渊及内侍康履等，劫帝传位于皇子旉，请隆佑太后临朝。敕至诸镇，韩世忠举酒酹地，誓不与贼共戴天，遂与张浚、吕颐浩会兵讨之。帝复位，召浚知枢密院事，帝解所服玉带赐浚及颐浩。浚获苗、刘至行在诛之。帝手书忠勇二字，揭旗以赐世忠。

直解 　苗、刘作乱，擒帝左右内侍杀之，欲废帝，别立皇子居帝位，解元佑太后印，请隆佑太后临朝，传敕各镇。那时韩世忠手执酒卮酧于地，誓不与贼同生，与张浚、吕颐浩合兵讨之。帝初闻乱避位，至是方复位，召浚知枢密院事，帝解己所系玉带赐浚及颐浩。浚获苗、刘送帝前诛之。帝亲写忠勇两字，揭旗以赏赐世忠云。

原文 　以洪皓充金通问使，金人执之，乃迫使仕刘豫。皓不屈，将杀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为皓跪请，得流递冷山。

直解 　洪皓字容斋，择他为通问使，往金候二帝。金人执之，强他仕刘豫。初为济南知府，金人来侵，刘豫以城降。皓不屈节，力拒。金人将杀之，旁有金人将校说：“此真忠臣，不易得，不可杀。”至跪救请，乃赦之，得流窜冷山地方。

原文 　帝如临安府。

直解 　临安府，属浙江，即今临安县界，属东南。帝幸之，从汪、黄议也。自是不议防淮矣。

原文 　起居郎胡寅进七策：一、罢和议，而修战略；二、置行台，以区别缓急之务；三、务实效，去虚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强；五、都京、襄；六、选宗室之贤才者，封建任使之；七、存纪纲，以立国体。书凡数千言，吕颐浩恶其切直，罢之于外。

直解 　胡寅上七策，中兴之第一良策，但件件都是帝与汪、黄所忌。言虽切直，而身不容矣。

原文 　御史赵鼎所言四十事，施行者三十六。及金人至江上，鼎陈战、守、御三策，拜御史中丞。鼎上言：“经营中原，当自关中始。经营关中，当自蜀始。欲幸蜀，当自荆、襄始。经营大计，无出此。”

直解 　赵鼎为御史时，和议、守战、权臣、任将、用人等凡四十件，已行者三十六件。至金人到江上，又陈战、守、御策，进中丞。又言经营大业，帝受之。

原文 　兀术入建康，守臣杜充出降。通判杨邦义不屈，以血大书衣裾曰：“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遂骂贼而死。

直解 　金太子兀术寇建康，郡守臣降虏，通判死节。忠叛较然矣。

原文 　岳飞败金人于广德，韩世忠大败金兀术于江中。

直解 　岳飞前败金人于氾水，此又败之于广德，飞立两次功。宗泽败之于东京，韩世忠又败之于江中，金人四败矣。

原文 　秦桧还自金师，至越州，求见帝。帝谓辅臣曰：“桧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闻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虽屡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专意与敌解仇息兵，则自桧始。

直解 　秦桧自金还，到越之温州来见帝。帝见桧巧为对答，与廷臣说：“桧之忠，在廷少有。朕既知二帝母后起居安否消息，又得这一个才能不凡之士。”以前帝尝使使者到金，只是或说守或说和。至于立意与金人相好，不用兵戈，则始于秦桧。

原文 　金立刘豫为齐帝于大名府。

直解 　前济南知府刘豫，把城降金。这济南府属山东，领州四，县二十六。今金人以豫为齐帝，居大名府。大名府领州一县十。豫称帝于大名府，金僭立，豫僭号。

原文 　岳飞败金人于静安。

直解 　时飞败金人于静安，此飞已立功有三次矣。

原文 　金徙二帝于五国城。洪浩自云中密遣人奏书，以桃梨栗面等献二帝。

直解 　时洪浩被金人流递冷山，已令人访知二帝，被金人徙五国城，使人奉书与果物献二帝。

原文 　以秦桧为尚书右仆射。时范宗尹既去，桧扬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耸动天下。今无相位，不可行也。”语闻，乃有是命。

直解 　先是桧从二帝至燕，金主以桧赐挞懒，为其任用，乃南伐，以为参军事。桧与妻王氏自军趋禩水砦，自言杀金人监己者夺舟而来。及见宰执，言：“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人多疑之。惟范宗尹及李回与桧善，力荐其忠。桧又自言有二策耸动天下。此时有策，不省何以能然，况前又有范、李之荐，因传及于帝，与荐言相合，遂拜为相。

原文 　吴玠大败金兀术于和尚原，兀术亟剔须髯而遁。初，金人至，有谋劫玠兄弟北降者。玠召诸将插血，勉以忠义，故感激成功。

直解 　吴玠宋朝名将。和尚原，在宝鸡县西。插血，是杀牲取血，以立盟誓也。吴玠与金兀术战于和尚原，兀术大败，又恐玠追及识其面貌，乃剃削其须而逃。初，金慕吴玠兵法勇力，计校引诱至北边，迫勒投降，兄与弟俱不放过。玠知之，召众将插血立誓，通要尽忠竭义以扶宋室，所以军士奋力，以收和尚原之战功也。玠弟璘，仕太傅宣抚，亦名将。

原文 　韩世忠拔建州，范汝为自焚死。捷闻，帝曰：“虽古名将何以加。”世忠因进讨江西、湖广诸盗。

直解 　建州，府名，属福建。前建州被范汝为所据，世忠破其城，汝为遂自焚。帝闻世忠奏捷，乃说：“世忠克建州，计前败兀术诸功，比之从古以来有名之将，孰能胜之？”世忠因以得胜之兵，进讨江西、湖广两省诸为寇盗者。

原文 　召胡安国为中书舍人。安国因上时政论二十一篇，谓：“尚志所以立本，正心所以决事，养气所以制敌，宏度所以用人，宽隐所以明德。具此五者，王之能事毕矣。”论入，改给事中。

直解 　胡安国，号康侯。时政论，是关系当时急务也。立本者，《中庸》所谓立天下之大本，然必先尚志。志而曰尚者，不是孟子高尚其志之说，此尚在帝王心上说，即如二帝陷虏，皆繇志不定，故尚志为首决事，凡军国、思祖、安民、复仇诸大事，不可不决，然必先君心正而万事可理。制敌者，如问罪金人，内修外攘，雪徽、钦二圣之耻，斥和议之说，故曰制敌急矣。然必先养气。人君气壮，则军民亦气壮；人君气馁，则军亦气馁。君以浩然之气塞于上，则军民辈皆勇往直前，而何坚不破，何敌不克，所以养气急也。用人正今日，倥偬之际，难于得人，得其人则忠正有益于国，不得人，则邪佞有损于国。又须在用之，随才器使，不可求备，然而用人又以容人之量为要也。明德即帝尧克明峻德，即《大学》在明明德。明德中有许多工夫，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在此。不为物欲污染，不为欺诈掩蔽，即心曲隐微，必宽弘开大，如天之高，如日之明，而德始昭著矣。以上五件全具于心，则君天下之大端全备矣。安国论上，改给事中。

原文 　秦桧免，榜其罪于朝堂，示不复用。吕颐浩讽御史黄龟年劾桧专主和议，沮止国家恢复远图，乃罢桧相。初，桧所陈二策，欲以北人还金，中原人还刘豫。帝曰：“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桧语乃塞。至是人始知其奸。

直解 　秦桧免相，揭其罪恶榜之于朝堂之上，示永不录用。时尚书右仆射吕颐浩隐讽御史黄龟年，劾桧专意欲与金人和议，画地与他，沮止朝廷恢复中国、迎还二圣之永远图谋。乃罢桧相。初，桧言我有二策，可以耸动天下，无相位不可行，欲要把北面人民、地方与金人，中原人民、地方与刘豫。帝初不省，即拜为相。今思想南付与刘豫，北付与金人，朕亦北人，置之何地？桧无以为辩，至此方人人知其奸恶。

原文 　岳飞大败盗彭友于雩都，使吉平入见。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

直解 　彭友据江西赣州府雩都县，长二十里，前临大江，冈阜陡绝，多虎盗之警。岳飞于彼地大战彭友而败之，使吉平来见帝奏捷。帝亲手御书“精忠岳飞”四大字制之于旗，以旌赐飞，用表其功。

原文 　吴玠大败金人于仙人关。

直解 　仙人关，辽东地名。金人驻兵于此，玠败之。

原文 　以岳飞兼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时湖贼杨么与刘豫通，欲顺流而下。李成既陷襄阳六郡，又欲自江西陆行趋浙与么会。帝命飞为之备。飞奏襄阳六郡为恢复中原根本，今当先取六郡以除腹心之疾，然后加兵湖湘，以殄群盗。帝从之。逾月，襄汉悉平，捷闻，帝喜曰：“朕素闻飞行军有纪律，未知其能破敌如此。”

直解 　黄是黄州府，汉阳是汉阳府，襄阳是襄阳府，湖是襄湖，俱属湖广省所属。德安是九江府，江西省所属。高宗以飞诸处制置使。时湖寇杨么与刘豫交通，欲一顺水而来。且湖寇李成已陷襄阳六府，又欲从江西陆路直奔浙江，与杨么会合。高宗命飞防备之。飞就奏言，襄阳六府，是恢复中国根基，先收复六府以去腹心之病，然后起兵到湖湘以灭众寇。帝意正与飞合。一月之外，襄汉尽平。复捷报闻于帝，帝大喜，说：“朕平素听闻飞行军一本纪律而行，不道他能除灭寇盗，立如许大功绩也。”

原文 　以赵鼎为尚书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初以鼎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条奏便宜，朱胜非忌而抑之。时鼎上疏将赴川陕，会刘豫使子麟以金师寇淮南，报至，举朝震恐。帝曰：“卿岂可远去，当相朕。”制下，朝士相庆。

直解 　赵鼎方奉旨都督川陕二省、荆襄二府军事，条陈事宜，被朱胜非谮忌而沮抑之。至是鼎方赴任。值刘豫子以金人之师寇淮南地方，举朝君臣震惧。帝乃曰：“卿岂可往川陕，留以为相朕矣。”制命遂相鼎，满朝俱庆宰相得人矣。

原文 　韩世忠大败金人于大仪镇，追至淮南还。捷闻，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必能成功。”沈与求曰：“自建炎以来，将士未尝与金人迎敌一战，论者以此举为中兴武功第一。”

直解 　大仪镇，地名。淮，是淮安府。韩世忠迎金人兵于大仪镇交战，金兵大败。世忠兵又远追至于淮上而退。捷音闻于朝，帝说：“世忠存心忠而气力勇，临事自然好谋而成者。”在朝有沈与求说：“自建炎初年起兵与金人战，至今绍兴四年，共八年以来，惟此举我朝中兴首功，为宋朝君臣稍为吐气，今后当图后举可也。”

原文 　帝自将御金师，次于平江府，以张浚知枢密院事，视师镇江。浚至，见赵鼎曰：“此行举指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浚视师江上，将士勇气十倍。

直解 　赵鼎劝帝亲征金、齐，帝从之。喻樗谓鼎曰：“大龙临江，兵气百倍。若使宣抚江淮、荆浙、福州诸道军赴阙，为朝廷归路。”帝遂发临安，驾次平江府，欲自度江决战。帝曰：“逆豫犹使子，岂可烦至尊耶？”以张浚视师镇江，对赵鼎说：“此一行，举动尽当人心。”鼎笑说：“喻子才裁度之功也。”喻樗，字子才。张浚于江上观兵，凡在将士，勇气加十倍。

原文 　金师渡淮北归。帝语张浚曰：“赵鼎真宰相，天佐朕中兴，可谓社稷之幸。”鼎奏：“金人虽逃归，尤当博采群言，为善后之计。”于是诏议攻战备御，措置绥怀之方。李纲上疏，帝褒谕之而不能用。

直解 　时挞懒屯泗州，兀术屯竹塾镇，为韩世忠所扼，以书约战，且言张枢密已在镇江。兀术说：“张枢密贬岭南，何得在此？”乃出浚文书示之。兀术色变，遂有归志。会雨雪馈绝，引师还。帝谓赵鼎说：“近将士争先，守臣自效，卿之力也。”鼎谢曰：“皆出圣断，臣何力焉。”鼎奏金人虽去，尤当广收众论，为后日计。于是李纲上疏，帝赐赞美，而终不用。

原文 　龙图阁直学士致仕杨时，著书讲学为事。学者推为程氏正宗。罗从彦往从三日，惊汗浃背，曰：“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朱熹谓：“龟山倡道东南，游其门潜思力行，任重诣极者仲素一人而已。”学者称为豫章先生。李侗从从彦学，悟曰：“学问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而已。”学者称为延平先生。朱熹称侗气节豪迈，而充养完粹，自然中有成法。

直解 　杨时号龟山。程氏，程明道。罗从彦字仲素。从彦从学龟山。李侗字延平。侗又从学从彦。今龟山致仕，以汪、黄小人而居宰辅之尊，贤否倒置矣。

原文 　岳飞受命讨杨么，其党黄佐曰：“岳节使号令如山，不如往降。”遂降。飞单骑按其部，复遣佐至湖中，视其可乘者擒之，可劝者招之。佐疑飞玩寇。张浚曰：“岳侯忠孝人，兵有深机，胡可易言？”会旨召浚还防秋，飞袖小图示浚，曰：“都督能少留。”不八日而捷书至。浚叹曰：“岳侯神算也。”

直解 　湖贼杨么向与刘豫通，欲从襄汉自江西陆行趋浙，与李成会合。岳飞平之，其党已先胆破矣。至是其党黄佐者，说：“岳节使军中号令如山岳之不可捍，我辈犯之，只卵被泰山压耳，不如投降。”佐遂降。飞即单骑至黄佐营中，点检按验其部伍。仍遣佐到湖中，视其贰三者擒之，可以言语劝从者招徕之。佐又疑飞以寇为玩。张浚谓之曰：“岳侯忠信孝义之人，其军中大有机变，说不可尽。”正值圣旨召浚还临安以防秋警，飞即于袖内出一小图示浚，说：“都督且未去，寇可不待八日而捷音至矣。”浚俟之，不八日，捷书果至，浚乃叹说：“岳侯之算，真有神助者也。”

原文 　六年，以韩世忠为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屯楚州。岳飞为京西河北路宣抚副使，屯鄂州。张浚每称二人可倚以大事，故并命之。

直解 　京东、淮东、京西、河北，宋分天下二十三路，京东东路为一路，京东西路为一路，京西南路为一路，京西北路为一路，淮南东路为一路，河北东路为一路，河北西路为一路。楚州、鄂州二郡名，韩、岳分为二处。宣抚张浚每每称赞二人可倚仗以恢复中原大事，所以并用二人任之。

原文 　以岳飞为湖北京宣抚使，进拜太尉。飞数请恢复中原。走刘豫而复陕右，屯浚、滑而经略两河，社稷长久之计，实在此举。帝曰：“中兴之事，一以委卿。”飞遂图大举。秦桧主和议，忌之，言于帝，请诏飞诣都督张浚议事。浚谓飞曰：“欲以淮西军付王德、吕祉，何如？”飞曰：“德与郦琼不相下，恐必争。吕尚书不习军旅，恐不足服众。”浚曰：“张俊、杨沂中何如？”飞曰：“张宣抚暴而寡谋，沂中视德等耳，岂能御此军哉？”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飞曰：“都督以正问飞，飞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军为念哉！”遂与浚忤。即日上表乞终丧，步归庐山。浚怒，奏飞求去要君，遂以张宗元监其军。

直解 　时飞以湖北京西宣抚使加太尉。十余次奏请与金人战，恢复中原，迫走刘豫，收复陕右，屯兵浚、滑，二县名，属顺天大名府。经略淮南、淮北两河。社稷长久之计，实在此举。帝说：“中兴事业，一仗卿身上矣。”飞此时正拟为恢复计。值秦桧力主与金人讲和，嫉飞，言于帝，诏诣都督张浚处议军事。浚与飞不合，遂相矛盾。飞即上表乞还庐山之母丧，竟自步归。浚奏飞求去要君，借终丧以逆君命，罪不容逃矣。遂举张宗元监飞军事。此实忌飞爵位与齐，以议见忤，宜矣。

原文 　以王德为淮西都统制，郦琼副之，二人交讼，召德还。参谋吕祉密奏罢琼，漏语。琼怒叛降豫，祉死之。张浚悔不用飞言，乃因力求去。荐赵鼎代为相。浚去，帝欲远窜浚，鼎力救，故止贬永州。

直解 　初张浚欲以淮西军付王德、吕祉何如。飞说：“王德与郦琼各是己非人，终致争斗。况吕尚书不闲习军事，虑其不能服众人。”今王德与郦琼果然不睦，上召德还归。吕祉密地奏罢琼之副，偶几事不密，琼觉惧罪，怒叛王德，投降刘豫去，执吕祉杀之。此时张浚悔飞先见之言不用得，以至败事，乃引咎求去。帝问：“谁代卿？桧何如？”浚对暗。又问赵鼎，对得之。桧繇是憾浚。浚得赵鼎言，遂奉祠罢，安置永州。

原文 　帝定都临安。

直解 　帝因无志中原，以临安僻在海隅，又非用武之地，图苟安而已。若有志中原，不都川陕则都荆襄，不都建康，则都维扬矣。

原文 　以秦桧为尚书左仆射。时朝士相贺，独吏部侍郎晏敦复有忧色，曰：“奸人相矣。”闻者皆以其言为过。

直解 　初，张浚与赵鼎论人才。浚极称桧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辈无所措足矣。”及鼎再拜相，桧惟鼎言是从，鼎遂言桧可大任。桧相，满朝相庆，独晏敦复知人，洞烛其奸，忧形于面，曰：“奸人作相耶！”闻者俱以其为过。

原文 　参知政事刘大中与赵鼎不主和议，秦桧忌之，荐萧振为御史，振即劾大中，罢之。鼎曰：“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谓人曰：“赵丞相不待论，当自去矣。”遂罢鼎。

直解 　秦桧主与金人讲和，赵鼎与刘大中主与金人战，复中原，意已相背。桧因大中参知政事，赵鼎为相，思劾去之，乃荐萧振为御史，振繇我荐，欲劾鼎及大中，彼必惟吾意指，遂劾大中。鼎曰：“振之劾，桧之计也。意在我，不在大中也。”振也说：“今赵丞相不必劾，当自见几矣。”未几，鼎知上先入之言，引疾求罢，遂出知绍兴府。

原文 　诏侍从台谏详议和金得失。先是礼部侍郎曾开当草国书，辨视体制非是，论之不听，请罢。桧慰之曰：“主上虚执政以待。”开曰：“儒者所争在义，爵禄弗顾也。”复引古谊折之。桧大怒。至是晏敦复等皆言不可和。李纲亦上疏，不省。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亦上书，连贬窜。陈刚中启事贺胡铨，吴师古锓其书于木，金人募其书千金。师古坐流袁州。

直解 　帝下诏，凡侍从台谏详议与金人讲和可否。前此礼部侍郎曾开当起草创制书，与其词意若何，桧不合，曾开请罢。桧阳为慰之曰：“主上留执政之位，虚以待公。何求罢也？”开曰：“儒者于义之所在，宜明诤之。执政之位虽尊，儒者不顾也。”开又援引故事来辨。桧便动怒，见于容色矣。至是晏敦复、尹焞等俱极口说不可与金人和。李纲亦上疏言不可和。上不悟。胡铨也上疏，遂罢职远窜。时陈刚中有书贺胡铨此贬。吴师古镌板以传之。金人闻知，觅得其书者予千金。桧知之，坐以罪，流配于袁州。

原文 　岳飞在鄂州上疏，力陈和议之非，有“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功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称藩”之语。疏人，桧益怒，遂成仇隙。

直解 　初，岳飞为京西河北路宣抚副使，屯鄂州，至是上疏于朝，力诋讲和之失。其疏词有云：“愿定谋于全胜”，矢志出万全之谋也。云“期收功于两河”，相期两河收复以见功也。云“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言向所失四京燕云之地，金人唾手而还我，庶国仇可复，而国恩可报。云“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称藩”，言对天立誓，不与贼俱生，歼其渠魁，以正冠履之分，终令为藩国称臣。此疏入，桧以飞不附己，不从和议，失信金人，己之权不专故也。

原文 　四川宣抚使吴玠用兵本孙、吴，务远略，不求小利，御下严而有恩，故士卒乐为之死。自富平之败，金人专意图蜀。微玠当其冲，无蜀久矣。

直解 　孙、吴，是孙膑、吴起，战国时名将，其兵法有《武经七书》传于世。玠行军务远大之谋略，不狃隘小之便利。待下士卒，有罪必诛，有功必赏，虽严而以恩济之，故士卒愿为之出死力。前金人富平之败，立意有图四川一省之志，而四川所以不被金人陷者，以玠当一面之冲，守御密而机谋胜也。故卒后西人思之，作庙以祀焉。

原文 　李纲为相七十日，其忠诚义气，动乎远迩。每使者至金，金人必问李纲、赵鼎安否。其为远人畏服如此。

直解 　李纲位观文殿大学士、庞西公，然不能立朝日久，建复中原之业，而共一身用舍，为社稷生民安危，繇一腔之忠诚，一生之义气，凛凛然华夏蛮夷，无不闻风仰慕。金人虽夷虏顽慢，每见中国使人至，必问公举动安否。其远方畏服，惓惓敬服如此。

原文 　金人寇京西，帝赐岳飞札曰：“设施之方，一以委卿。”飞遣牛皋、李宝等，分布经略西京诸郡，而自率军长驱以阚中原。皋、宝相继败金人于京西，而秦桧力主和议，奏谕旨班师。

直解 　札，是手札。时金人攻掠京西二路。帝赐岳飞手札曰：“设施方略，尽属于卿。”飞乃使牛皋、李宝二将，分布经营谋略西京几郡军事，而飞自统军长驱直入，以看顾中原可复。于是皋、宝协力接踵，与金人战于京西，大败之。而秦桧之主于讲和，奏遣司农少师李若虚诣飞军谕旨班师。

原文 　岳飞大败金兀术于郾城。初，兀术以拐子马万五千来。飞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飞军奋击，遂大破之。兀术大恸曰：“自海上起兵以来，皆以此胜，今已矣！”愤甚，复合师十二万侵颍昌。飞使王贵及子云，又大败之。兀术夜遁，追奔千五里，中原大震。飞使梁兴渡河，会太行忠义、两河豪杰，败金人于垣曲，又败之于沁水，遂复怀卫州，太行道绝，金人大恐。飞又大败兀术于朱仙镇。兀术走还汴，飞遣使修治诸陵。

直解 　郾城县属河南开封府。兀术犯郾城，其兵用拐子马，以三匹马为一拐，一马仆地，二马俱行不动。飞命士卒步敌，以麻绳束刀，冲入其阵，只看马足斫去，勿得上视。军士奋力斫马足，兀术兵遂大破，哭曰：“自从起兵，皆是此阵胜人，今日休矣！”恨极，又合兵十二万攻颍昌。颍昌即许州，郾城邻县。飞使副将及子岳云又杀败之。兀术畏惧夜逃，贵与云追逐他千五多路，中原百姓大喜。飞又使副将梁兴渡河，约太行忠义、两河豪杰败兀术于垣曲。太行山在彰德、卫辉二府界内。垣曲，地名。又败兀术于沁水。沁水在山西泽州属县。又收复怀、卫二州。怀，怀庆府，卫，卫辉府，俱属河南省。自是太行一路，人迹断绝，金人畏惧。飞又大败兀术于朱仙镇。朱仙镇，地名。兀术于是还奔汴梁去。飞方能修治宋太祖、太宗诸陵寝。初金人寇河南，尽发诸陵，骸骨暴露。有义士假妆乞人，潜取其骸骨，藏以趋至临安献之，收置庙宇。至是重整诸陵葬之。

原文 　岳飞奉诏班师，河南州郡复陷于金。时两河豪杰皆期日兴兵与官军会，父老百姓顶盆焚香者充满道路。自燕以南，金人号令不行。金将王镇等帅其众内附。飞大喜，语其下曰：“直抵黄龙府，与诸军痛饮耳。”秦桧方欲画淮以北与金人和，讽台谏请诸将班师。于是飞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飞愤惋泣下，拜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乃引兵还。民遮道泣曰：“我辈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辈无噍类矣。”飞亦悲，取诏示之。留五日以待民徙，从而南者如市。初兀术败于朱仙，欲弃汴而去。有书生叩马曰：“太子毋走，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不免矣。”兀术乃止。及飞还河南，新复府州，皆复为金有。

直解 　岳飞统兵，河南失而复得。不意帝以桧意，必欲与金人议和，诏飞班师，河南州府，得而复失，仍陷于金人。所可恨两河豪杰，俱拟兴师大举恢复，与官军期约，父老及士民听从的与百姓每焚香于盆，以头顶之者遍满道涂。自燕以南金人号令民不奉行，就是金人将官姓王名镇者，都以军士归附。飞大喜悦，对其在下军士说：“直到金人黄龙府，擒得兀术渠魁，迎还二圣，中原重整。那时与君等痛饮以洗宿恨耳。”秦桧正要剖分淮之北畀金求和，潜讽台谏尽诏诸将还师，庶向日与兀术相期之约不爽耳。于是飞一日内奉朝廷十二次金字牌诏回。飞愤恨泣下，拜来诏曰：“十年征战之劳苦，一朝付之东流。”乃不得已引兵而还。万民遮蔽于路，哭曰：“我每顶香盆，运供粮草，以迎候官军。金人若知相公兵去，其一来，我小民毛发无存矣。”飞亦哭泣，只得取诏书示民看了。姑缓五日还师，待百姓迁徙，从军中而南行如归市。初兀术兵败于朱仙镇，意要弃舍汴梁而逃去。偶有一书生拜于马前曰：“太子不必去，从古以来，朝中有权臣，必忌大将立功于外。今宋朝有秦桧，岳少保必不免加罪，况立功乎！”兀术乃留不去。自飞还师，河南新复州府，仍为金人有。

原文 　秦桧以刑部侍郎张九成排和议，贬之。

直解 　张九成上策，以中兴之主，刚德为尚，去谗节欲，远佞防奸，皆中兴之本也。桧以九成兴喻樗谤讪和议，遂贬官有差。

原文 　刘锜败兀术于柘皋，又败之于东山。敌望见惊曰：“此顺昌旗帜也。”即退走。锜复庐州，旋奉诏班师。

直解 　刘锜以太尉为威武节度使。柘皋在太平路。庐州巢县有柘皋河。东山一曰孤山。顺昌属福建延平府。前已曾败术一次。庐州府属应天。兀术两败于刘锜，远望旗帜，即前败我兵者，遂退奔。锜复归庐州府。桧主和议，尽收诸将兵柄也。

原文 　张俊首请以所部隶御前，力赞和议。桧喜之。

直解 　张俊为枢密使，以己部下军士留御前听调，用是和议。桧悦之。

原文 　岳飞以恢复为己任，不附和议，尝读桧奏，至“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二语，恚曰：“君臣大伦，根于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耶！”兀术遗桧书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桧遂罢飞为万寿观使，奉朝请。

直解 　飞不附桧和议，力主恢复。兀术乃遗书与桧：“汝朝夕以和来请，而究竟岳飞正在图河北。看来飞在，和决不成。杀飞，和乃可必。”桧遂讽中丞何铸等，论飞奉旨援淮西而不进，比于张俊按兵淮上，欲弃山阳而不守，乃罢之。

原文 　下岳飞于大理狱。桧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及与张俊谋，必欲杀之。乃密诱飞部曲能告飞事者优赏，卒无应者。闻飞统制王俊善告奸，号雕儿，以奸贪屡为张宪所抑，使人谕之。王俊许诺。于是桧、俊谋以张宪、王俊皆飞部将，使其徒自相攻发，因以及飞父子，庶帝不疑。俊乃自为状付王俊，妄言副都统制张宪谋据襄阳，还飞兵权。执宪赴镇江行枢密府鞫之，使宪自诬，谓得飞子云手书，命宪营还兵计。宪被掠无完肤，竟不伏。俊手自具狱成，告桧。桧矫诏遣使召飞父子证宪事，飞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与云就大理狱。桧命中丞何铸庭诘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旧湼“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既而阅实俱无验。铸察其冤，白之桧。桧曰：“此上意也。”乃改命万俟禼。禼素与飞有怨，遂诬飞致书张宪、王贵，令虚申探报以探朝廷，云与宪书令措置，使飞还军。且云其书已焚，附会成狱。大理卿薛仁辅等，皆言飞无辜。判宗正寺士请以百口保飞无他。且曰：“中原未靖，祸及忠义，是忘二圣，不欲复中原也。”皆不听。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岳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

直解 　桧以飞不附和议，且兀术致书桧曰：“必杀飞，始可和。”桧遂置飞于大理狱。大理狱，拘罪人之地。桧以和议不成，身必及祸，乃同张俊谋，必欲杀之。乃暗地以重赏置之，有告飞者予之。但同朝惟俊、桧恨飞，此外绝无人也。闻得飞手下统制王俊善于讼，号称雕儿，素以奸贪数为张宪排抑。以王俊又在张宪下，必思报平素排抑之仇，使人谕以此意，正合其怀。桧与俊就谋以张宪、王俊俱是飞部下将，使其二人自相攻击，因以及飞父子，则帝自然无疑。俊乃自草相构之状，潜与王俊造言副都统制张宪阴谋占据襄阳，还飞兵权。拘宪送镇江府行枢密府鞫，强使宪自诬，谓得飞子岳云手札，致宪营还兵计。宪被拷掠，身无完肤，竟不伏。张俊手自具供状告桧。桧不为题请朝廷，矫为天子诏令，遣使召飞父子证实宪事。飞笑曰：“皇天在上，后土在下，天地昭明，此心可对，不可妄加陷害也。”桧即命拘飞与子云就大理狱。桧使中丞何铸跪飞于庭鞫之。飞裂开衣露背，示铸见之，有旧时墨湼刺“尽忠报国”四大字，其墨深入肉内。既而坐实，俱无证验者。何铸察飞冤，往陈于桧，冀一宽其罪。桧曰：“此举实帝不喜悦，欲置之死地，我辈何必强为之理说哉！”又改命重勘，使万俟禼。禼平素与飞曾不有合，遂诬坐飞致书张宪、王贵令枉造手申报上，以耸朝廷，听云与宪书令措置，使飞还军。且说其书付火焚灭，巧为坐实就狱。大理卿薛仁辅诸官尽说飞父子无罪，字字句句枉法。判官宗正寺官士敢以一家百口保飞无此事。且说中原来及恢复，大祸已加忠义之辈，是不与二圣复仇，又不要恢复中原也。桧俱不听。此时韩世忠闻飞父子诬坐重辟，心抱不平，往与桧穷究其故。桧曰：“岳云与张宪书，虽不明白，道其事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个字，天下闻之谁为心服？”

原文 　韩世忠屡抗疏言秦桧误国之罪，桧讽言官论之，罢为醴泉观使。世忠自是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

直解 　韩世忠为秦桧主和议，误天下国家，数抗疏论之。桧讽御史论罢。世忠自杜门闭口而已。

原文 　秦桧杀万寿观使岳飞于大理寺狱。云与张宪弃市。洪皓在金以蜡书奏言，金人所畏惟飞，及闻其死，诸酋酌酒相贺。

直解 　秦桧以金字牌十二召岳飞，贬为万寿观使，随诬坐置大理寺狱，矫诏并云与宪弃市。洪皓使金被拘，欲寄信，恐为金人检验，细书藏于蜡丸中，潜以寄归。书云金人向畏惧者飞，知其死，酋辈设酒相庆，见中原永为我有矣。

原文 　加秦桧太师，封魏国公，以和好成也。

直解 　秦桧主和议，至是和议成，以何铸签书枢密院事，奉表称臣于金，故加秦桧是职。

原文 　行人洪皓留金十五年，至是和议成，还入对，求郡养母，除徽猷阁直学士。复以论事忤桧，出知饶州。

直解 　初以皓充金通问使，金人执之，流递冷山，经十五年。时以割地讲和得归。甫受职，即罢之。

原文 　徙赵鼎于吉阳军。桧怨其不附和议。

直解 　前以赵鼎不主和议，桧命萧振劾之。罢之安置潮州，又徙吉阳。桧曰：“此老倔强犹昔。”

原文 　秦桧死。桧居相位十九年，劫制君父，倡和误国，忠良诛尽，兴大狱诬张浚等五十三人，病亟释。

直解 　桧主和议，不欲恢中原。令高宗牵手制足，惟其指使。忠良将相，被其屠戮，病不成狱，实天意不能容之也。

原文 　虞允文大败金师于东采石。刘锜执允文手曰：“朝廷养兵，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辈愧死矣。”允文还入对，帝嘉叹曰：“允文天性公忠，朕之裴度。”

直解 　采石，山名，属应天太平府北。昔李白尝乘月与崔宗之放歌豪饮处。虞允文为川陕宣谕使，时败金师于采石，因王权已去，李显忠未来，贼兵充斥，允文大败之。裴度，唐封晋公。

原文 　帝至建康，张浚迎拜道左。卫士见浚，无不以手加额。浚起废复用，风采隐然，军民倚以为重。

直解 　前张浚以淮西王德、郦琼之败，贬永州。起判建康。因帝驾至，张浚拜迎道左旁。凡护驾宿卫之士卒，久闻浚名，及见其容貌，无不举手谢天。中兴可倚重者，况废而再起，至举动之。军国之事，万民之命倚重焉。

原文 　洪迈充金贺登极使，金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迈执不可，遣还。

直解 　时金人弑其主亮于瓜州，金师北还，立乌禄为帝。桧以和议成，奉表称臣于金。今新主立，命洪迈充金贺登极使臣。金人必要于表内臣字上加一“陪”字，言臣犹不敢，仅仅陪耳。迈执意不肯。即臣字亦出桧意，至于陪臣两字，羞辱极矣。

资治通鉴直解

卷之二十八

宋　纪

孝　宗

孝宗皇帝，讳眘，太祖七世孙、秀王子偁之子。高宗无子，立为皇太子，在位二十七年。

原文 　高宗逊位皇太子，自称太上皇，谓群臣曰：“付托得人，吾无憾矣！”

直解 　皇太子初封建王，至是帝传位太子，自称太上皇帝，退居德寿宫。帝对百官说：“天下大事，君位重任，不可授非其人。今得其人，我可无恨矣。”

原文 　召张浚入朝，以为江淮宣抚使，封魏国公。浚入见，帝改容曰：“朝廷所恃惟公。”浚从容言：“人主之学，以一心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济。所谓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又劝帝坚意以图恢复。帝嘉纳之。

直解 　帝召张浚入朝，以建康判擢为江淮宣抚使，封魏国公。浚入觐，帝喜形于面，说：“朝廷事体艰难重大，担当肩任，甚难其人。今日惟恃公在朝耳。”于是浚从容讲说：“陛下在今日所急者惟学耳。但帝王之学与士庶不同，要以一心为本，心又以法天为本。法天则自强不息，大公无我，而动与天合，事事当理。若舟楫然，巨川亦济；若调羹然，五味亦济。自然无有抵牾，无有偏倚，方为合天，何谓合天，天者如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是公理也。”又劝帝说：“陛下新嗣服之时，立志不可不坚。立志一坚，则思忠邪之当辨；志一坚，则思祖业之当守；志一坚，则思耻辱之当雪。况中原几为金人蹂躏矣，称臣几为祖宗玷辱矣。恢而复之是在陛下，勿便己私，勿图苟安，听忠臣义士之良谟而意诚坚，何虑金人为。”帝于是嘉纳之。

原文 　诏复岳飞官，以礼改葬，官其孙六人。

直解 　孝宗新立，夙知秦桧和议之失，岳飞恢复中原之忠，为桧矫诏诬坐，致之于死，己为惜之。然死于枉法，桧亦不容其善葬。至是帝念其战功忠诚，乃以成礼改葬之，其子云枉法弃市。云子有六人，具命之官秩，以荣其父子尽忠。

原文 　以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开府建康。浚子栻为机宜文字，其所综画，幕府诸人不及也。

直解 　张浚初为江淮宣抚使，此又进枢密使，都督江淮，开府建康。浚子栻前赴行在见上，即进言：“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下悯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以振之，则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异其言，以为机宜文字，掌职文书。其所裁定草创，俱核事理，即夙谙幕府中事者，俱让其能事云。

原文 　以辛次膺同知枢密院事。初，次膺力谏和让，为秦桧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召为中丞。帝呼其官而不名。渡江以后，直言之臣，次膺为首。

直解 　辛次膺初不主和议，秦桧久已罢其官。至此帝即位，心切报仇，故特起次膺是职，时帝召为中丞。帝但呼官衔而不呼其名，尊之也。自高宗渡江以至于今，无直言者，惟次膺一人。

原文 　张浚使邵宏渊、李显忠帅师伐金。显忠复灵璧及宿州。捷闻，帝手书劳浚曰：“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邵宏渊谓显忠曰：“招抚，真关西将军。”

直解 　邵宏渊、李显忠是二名将。张浚命统兵伐金，复灵璧、宿州二县，奏捷。帝说建炎以来，十四处战功，皆因其来而与战，今往而征之，故说十年以来，从未有此美举也。显忠，关西人。

原文 　帝以符离之败，乃议讲和，遗卢仲贤使金军。金人书定四事：一、欲通书称叔侄，二、欲得唐、邓、海、泗四州，三、欲岁币银绢之数如旧，四、欲归彼叛臣及归正人。帝大悔。

直解 　帝以李显忠、邵宏渊师败于符离地方，乃听汤思退议如金讲和，议遣卢仲贤使金军以议。金人写定四件事：一要书札往来称叔侄，二金画唐、邓、海、泗四州，三要每年币银绢之数照旧，四要送还他的叛臣及正人。金人先写定这四件以要宋。帝悔之。

原文 　诏侍从台谏集议和金得失，召张浚还。浚曰：“今之和议，失中原将士、四海仰慕之心。夫立大事以人心为本，人心既失，他日复谁为陛下用命哉！”帝乃令胡昉谕金以四州不可割。金以失信执之。帝曰：“和议不成，天也。自此事当归一矣。”

直解 　帝诏群臣议与金人讲和是否。召浚还。时浚还扬州，上疏劾李显忠纳印待罪，帝慰之。至是召还议和金得失。浚曰：“今之和议，大失人心。立天下大事，以人心为本。抚即后，虐即仇，人心至愚而神者也。倘人心一失，就如土之崩，如瓦之解，一有不虞便散而之四方，谁与皇家出死力以相卫哉！”帝于是命胡昉往金谕之，说通书称叔侄可也，岁币银绢之数可也，归彼叛臣及正人可也。欲割唐、邓、海、泗四州，则祖宗世传之土宇，岂容分裂与人。胡昉一露其意，金遂以宋朝语言不实。当先秦桧遣使来讲定和好，道中国决无反复。今人吝四州之割，汝来何干。拘留不容返国。帝闻报曰：“前者秦桧力主讲和，今讲和已定，又欺凌如此。和好不成，真天意有在。祖宗之有灵也，今后中国一以恢复为事矣。”

原文 　魏杞至金，金人以国书称大宋，胁杞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敌国礼而还。

直解 　先是秦桧奉表称臣于金，今宗正少卿魏杞易表为国书，改臣字而称侄，以宋字上加大字。金人逼杞止称宋，不许称大宋。杞不从，终以大宋为敌国之礼而归。

原文 　帝以射弩断弦伤目。陈俊卿言于帝曰：“陛下未能忘骑射者，盖志图恢复耳。诚使任智谋之士以为腹心，仗武猛之将以为爪牙，明赏罚以鼓士气，恢信义以怀归附，则英声义烈，不出樽俎之间，而敌人固已逡巡震慑于千万里之远，尚何待区区驰射于百步之外哉！”

直解 　帝日思二帝被虏，中原失土，以复仇雪耻为急，从事弓马，不意为弓弩弦绝伤目。陈俊卿奏曰：“武备中有弓弩以御寇也，亦凶器也。陛下宵旰于万几，勤思乎民祚，诚寝食不遑者。然而未能忘情于骑射者，盖念祖宗以积德累仁，奄有疆土，而金人以背逆不仁，残我土宇，盖志图恢复耳。若果能委任智术谋议之士以为运筹帏幄而腹心待之，全仗武毅勇猛之将，以爪牙寄之。赏有功，罚有罪，诚明白不爽，则士气奋；敦其信，明其义，崇厚不薄，则众云集。如是则英发之声，高义之烈，即在樽俎间雍容礼法之场，而金人固己退缩畏惧于千里之外矣。何必于身亲武夫之事，仅仅驰马射箭于咫尺百步之近已哉！”

原文 　起复刘珙，同知枢密院事。珙辞不拜，其上札子略云：“陛下卑宫室，菲饮食，未明求衣，日旰而食，惟恢复是图。然而旷日持久，绩用未著者，有恢复之形，而未尽恢复之实故也。荆襄兵单财乏，要当责两路帅臣，练兵以壮军声，令荆南守臣措置以广边用，此荆襄今日之急务也。然荆襄四支也，朝廷腹心元气也。元气强，则四支壮。故以修己为本，求贤为先，恤民为重，而后用将养兵，此本末先后之序。政事之大，亦无过四者。愿陛下强固根本，增修德政，此恢复之上策也。人事若尽，以兴六月之师，犁庭扫穴，在反掌间耳。”时六诏起之，而刘珙亦六疏辞之。帝纳其言为寝前诏。

直解 　初，刘珙同知枢密院事，罢为端明殿学士，至是复起同知枢密院事，为荆襄宣抚使。珙不受职不拜，所上札子大略有云者：“俭德勤政，总为恢复中原计也。偏荆襄二府，中原枢要所在，譬之人之手足一般。至于朝廷，人之腹心元气一般。元气强足，则四支荣壮。所以人君修己之本根，求贤为先，务恤民为重事，然后用良将、养精兵。缓急轻重之序，无出于此，而国家政事之极大，亦无有过于此四者。愿陛下坚固其根本，增修其德政，方是恢复中原之第一策也。然此皆是人事，若人事不尽，则志卑身辱，不可言矣。倘人事能尽，犹之兴六月之师，犁庭扫穴，如反手之易耳。”刘珙方罢职，以和议不成，帝六降诏起之，珙亦六疏辞之。帝虽纳札子所上之言，而前六诏遂寝。

原文 　六年，诏求直言。知建康军朱熹上疏言：“天下之大务，莫大于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大要以民贫赋重，宜计军实、去浮冗为言，反复切至。

直解 　孝宗是时，近习盗权，而民贫赋重，不堪其忧。文公一疏，惓惓于恤民，计军实，去浮冗，治屯田，其要也。而恤民之本，又在于正心术以立纪纲。非苦口良药，而中孝宗之膏肓乎？帝读之大怒，熹以疾辞。诏以提举江西常平茶盐。

原文 　左司员外郎兼侍讲张栻罢。栻在朝仅一年，召对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侥幸，屏谗谀，故宰执近习皆惮之。罢知袁州，改右殿修撰。病且死，犹手疏劝帝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天下传诵之。栻尝言：“学莫先于义利之辨。义者，本心之当为，非有为而为之也。有为而为，则皆人欲，非天理矣。”学者称为南轩先生。

直解 　张栻，张浚子，号南轩，罢左司员外郎兼侍讲，缘宰相虞允文阴主张说故也。时张说签书枢密院事。栻立朝止一年，召对六七次，帝遇之重矣。凡对所言，皆修身等正事，近习小人皆畏忌之，故落职袁州。及改右殿修撰，至病，临终手疏皆忠君爱国之诚，死而不忘，诚不负所学矣！

原文 　著作郎吕祖谦，学以关洛为宗，少辩急，一日诵孔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忽觉平时忿懥涣然冰释。朱熹言：“伯恭方能变化气质，既卧病，而任重道远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为后世法。”学者称为东莱先生。

直解 　关洛，即周敦颐、邵雍诸先儒，为理学之正宗。吕祖谦，字伯恭，其祖即好问。祖谦心平气和，不立崖异，言论不事辨给，一读躬自厚句，骤然把是己非人念头镕化。朱文公尝说：“吕伯恭之气质，皆从涵养得定，一应浮薄都消释如冰镕。即卧病时，而任重则以仁为己任，道远则力仁，死而后已。至于居家，自有法度，不异居官，可永为天下后世法。”

原文 　以黄治为御史中丞。治质重有大臣体，尝言居家不欺亲，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

直解 　黄治敦重严整，有大臣立朝之丰度。尝自说：居家尽孝于亲，无涯之报，罔极之恩，何容有欺？出仕尽忠于君，竭股肱之力，效靖献之忱，何容有欺？至于自修，则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幽不欺鬼神，如尸居而龙见，渊默有雷声，为五不欺。

光　宗

光宗皇帝，讳惇，孝宗第三子。年四十受禅，孝宗即退居重华宫。在位四年。

原文 　帝欲诛宦者，近习皆惧，遂谋离间两宫，帝疑之。顷之，内宴，后请嘉王扩为太子，寿皇不许。后退，持嘉王泣诉于帝，谓寿皇有废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寿皇。后又以黄贵妃有宠，谋杀之，以暴疾闻。翼日，合祭天地，风雨大作，黄坛烛灭，不能成礼而罢。帝既闻贵妃卒，又值此变，震惧增疾，遂不视朝。

直解 　光宗即位，尊孝宗皇帝为寿皇圣帝。嘉王扩，光宗第三子。光宗年四十即位，宜立扩为太子。时后性悍妒，亟欲立子，又因宦者离间，后泣诉于帝，谓寿皇有废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寿皇。后以贵妃有宠，后杀之，以暴疾闻。及祭天地，因天变，不成礼而罢，遂增疾，至不能视朝。

原文 　帝疾不朝重华宫。吏部尚书赵汝愚谏，秀王伯圭调护，两宫之情始通。帝乃朝，竟日而还，都人大悦。

直解 　帝有疾，重华温清之礼，与诞辰节序，屡以寿王传旨免。既而帝稍愈，百官请帝朝者，至叩头引裾，即夙驾而不果，都人始以为忧。至是赵尚书，王嗣伯圭，往复言而悟，帝拟朝，寿皇允朝，两宫通意，帝遂朝。父子聚欢终日，都人忧改而为喜。

原文 　陈亮才气超迈，善谈兵，议论风生，志在经济。淳熙中诣阙上书，极言时事。孝宗将擢用，亮辞。帝至是问礼乐刑政之要。亮对策以君道师道对。帝大喜，以为善处父子之间，御笔擢为第一，授佥书建康府判官。

直解 　陈亮才气英发，善讲兵法，笔舌如悬河，而留心经济。淳熙中上书言事，帝善之。大臣恶其切直，交沮之。是时对策，甚切帝心事，帝喜，以为善调停骨肉之间。

原文 　韩侘胄欲推定策功。赵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但迁侘胄为汝州防御使。侘胄大失望，然犹以传道诏旨，浸见亲幸，时时乘间窃弄威福。叶适闻侘胄觖望，言于汝愚曰：“侘胄所望，不过节钺，宜与之。”不从。适叹曰：“祸自此始矣！”

直解 　韩侘胄，韩皇后季父。立嘉王，侘胄亦与定策。赵汝愚，宋太祖宗室，故说宗臣。侘胄于韩皇后面为外戚。宗臣外戚俱矜不得功。但侘胄以防御使不能有节钺之任，大失所望。然犹以御座前传宣诏令，渐见亲爱，时时伺有可下手处，便将朝廷威权窃弄。时左选郎官叶适闻韩侘胄怨望朝廷薄待之语，对汝愚说：“侘胄本意，不过欲得节钺为荣，此分所宜与者。”汝愚不听，是终虚其望矣。适曰：“侘胄能窃弄威权，何难伸怨于人，祸根始此矣！”

原文 　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朱熹进讲，务积诚意以动帝心。讲毕，极言四事：一、谏修东宫，二、定省太皇，三、谏左右窃柄，四、为寿皇求吉地。熹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四十六日，进讲者七，内引奏事者再。熹急于致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亦颇见严惮，帝遂罢熹职，侘胄益无所忌。

直解 　朱熹每进经筵前一日，必沐浴端居，积诚以为献纳地。讲毕有可以开益帝德者，罄竭无隐，帝亦虚心加纳焉。其所最急切者四件：一、修东宫以储太子；二、辰昏必定省太皇安否；三、左右窃弄威权，以中伤忠良；四、为孝宗皇帝宜葬，急须勘吉地以为山陵。熹自出仕以来，已历九考，而立朝止四十六日，进讲经筵者七次，内召对者二次。熹以尧舜之君望君，有所学则有所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下不负所学。光宗颇有畏惮之意。倘帝以四事一一行之，而使久于其位，进讲岂止于七，奏事岂止于再，于凡陈善闭邪，进贤远奸，用以启心沃心，而君臣之间严惮如对师保，朝夕纳诲以辅德，则中原可复，耻辱可雪，而名分可正，岂至偏安于一隅已耶？奈何熹进言而终为侘胄所嫉，一罢职而只为侘胄恣行无忌，赘旒其君之地耳。

原文 　国子祭酒李祥抗疏言：“赵汝愚勋劳著于社稷，精忠贯于天地，乃卒受黯黮而去，天下后世其谓何？”李沐劾为党，斥之。

直解 　韩侂胄欲逐赵汝愚，谋于京镗。镗曰：“诬以谋危社稷，则一网打尽矣。”侂胄乃引李沐为右正言，使劾汝愚将不利社稷，乞罢为观文殿大学士，出知福州。时祭酒李祥见方正不容，谗谄蔽明，邪曲害公，乃上疏言：“功劳昭然于社稷，精诚忠悃达于天地，翊皇上以登九五，如此鸿功伟积，乃受诬陷而去位，近而天下，远而后世，其何以解？”右正言李沐劾为恶党，斥逐之。

原文 　太学生杨宏中与周端朝、张道、林仲麟、蒋傅、余范等六人伏阙上书，言：“赵汝愚之忠勤，祥等之非党，乞窜李沐以谢天下。”疏上，韩侂胄大怒，内批编管六人五百里外，天下号为六君子。

直解 　太学生六人伏阙上书，言：“赵汝愚定策翊主，勤劳王室，李祥救汝愚，为致君，非党恶。李沐计劾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社稷而乞罢政，使陛下孤立，万民丧气。陛下降窜逐之诏，快天下之心。”侂胄闻之大怒，矫诏流放六人于五百里远方，天下称六君子。

原文 　蔡元定生而颖异，父发博览群书，以程氏《语录》、邵氏《经世》、张子《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义。既长，闻熹名，往师之。熹叩其学，大惊曰：“此吾老友，不当在弟子列。”至是被窜，与从游者饯之，坐客叹泣，元定不异平时。熹喟然曰：“朋友相爱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谓两得矣。”至舂陵，远近来学日众。爱元定者，谓宜谢生徒。元定曰：“若有祸患，亦非闭门塞窦所能避也。”元定贻书训子曰：“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学者尊曰“西山先生”。

直解 　时韩侂胄命沈继祖论朱熹十罪：“又收召四方无所义之徒，以益其党。其徒蔡元定佐熹为妖。”诏：“熹落职罢祠，窜元定于道州。”元定幼年英敏不群。其父名发，博览万卷，以程颐《语录》、邵雍《皇极经世书》、张载《正蒙》授元定，说：“此孔孟相传正脉也。”元定潜心以涵泳其义理。及长，闻朱熹名誉，负笈去，师事之。熹探问其夙学，大骇曰：“汝年虽少，乃似老学，不是弟子辈中人也。”此时被窜，熹与同门游者饯行，坐间客或叹其以学为圣贤，乃蒙罪累事不可解，至于泣下。独元定坦然如平时。熹叹曰：“友朋相爱之谊，季通百折不回之志，俱得之矣。”元定乃言：“数该有祸患，不是闭户绝迹可脱的。俗言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言非人所自取也。元定留家训于子说：“庄子有云：“独行不愧影”，言所为可对天日。云“独寝不愧衾”，言所行不欺暗室。汝勿谓吾以为善得罪而遂懈于修身力学也。”明年卒于道州路次。先生字季通，又以居洞庭之西山，学者称“西山先生”。

原文 　放前起居舍人刘光祖于房州。光祖撰《涪州学记》，言：“学之大者，明圣道以修身，而世以道为伪；小者治文章以达志，而时以文为病。好恶出于一时，是非定于万世。”谏议大夫张釜劾光祖佐逆罔上，遂落职。

直解 　涪州，是郡名。刘光祖是时重修涪州学，作记以记之。但当时以名儒为党人，以圣学为伪学。御史胡纮乞禁用伪学之党。沈继祖论朱熹十罪。至乡会试取家状，必书不是伪学。刘德秀奏毁《语录》、《四书》、《六经》。所以光祖记云：“大者明圣道以修身，而世以道为伪。大凡立学校以养人才，为士者明历代圣贤之道以治身，而近世以道为虚伪无实之物而毁之。立学以兴文运，作文者明经传义理之蕴以成文，而近世以文为张浮驾诞之物而禁之。好则奸邪合志，恶则忠正违心。不知是是非非，公论千万世不泯灭者也。”时谏议大夫张釜希韩侂胄之旨，劾光祖辅佐背逆以欺上，贬职。

原文 　时攻伪学日急，而朱熹日与诸生讲学。改《大学》诚意章，此为绝笔。门人黄幹尝曰：“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能使斯道章著者一二人。繇孔子而后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繇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众以为知言。李燔初见熹，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语。燔因以“弘”名其斋。熹语人曰：“李燔进学可畏，处事不苟。他日任师道者，必燔也。”燔尝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职事，方为功业。但随力到处有以及物，即功业也。”陈淳少习举子业，得《近思录》读之，遂弃其业而学焉。及熹至漳，淳受学，熹曰：“吾南来喜得陈淳。”繇是所闻见皆切要语。淳义理贯通，恬退自守，名播天下。李方子初见熹，熹曰：“子于宽大中要规矩，和缓中要果决。”方子遂以“果”名斋。尝曰：“吾幸于大本有见处，此心尝觉泰然。”

直解 　时韩侂胄攻伪学，附之者御史陈贾、京镗、李沐、胡纮、沈继祖、谏议大夫张釜辈。外面攻伪学严紧，而熹日与门人讲学不辍，至《大学》诚意章，手为辑定。其门人黄幹，字直卿，尝说：“道统之正传，必待其人，使斯道章明昭著者，千古来不过一二。自孔子而后，曾子与子思得道之传，而尚微而未著。至孟子而道始章明昭著于战国之际矣。孟子而后，又历千百年，周敦颐、程颢、张载继其垂绝，至朱熹而又章明昭著于有宋矣。”看黄幹此言，深识道脉之渊源者也。又门人李燔初见熹，熹告以曾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一语。燔因以“弘”题其斋额。熹语人曰：“吾门李燔，其勇猛精进，一往之概，令人可畏。及其临事，无论物来顺应，即盘根错节，亦游刃处之，无难事矣。今日无论，即他日任师范者，必燔也。”燔尝说：“凡人何必出仕有职事，方展经济，立勋绩。但随我本分，随所造诣，有以济人利物，即功业也。”又门人陈淳，字安卿。少时习举子业，所学未博，尚是无本之学。及见《近思录》读之，憣然有悟，遂改其前习而学焉。及熹至漳。漳，漳州府，属福建省。陈淳受学。熹曰：“吾自南方来此，喜得陈淳一人。凡所闻，无不切要语。”淳潜心养道，凡义理看得透彻，恬退自得，不以爵禄为荣，不以意气为尚，其声誉播满天下。李方子，字正叔，熹高弟。初见熹，熹对说：“子天资近道，而端谨纯笃，气度宽宏，尤须合规矩，禀性和易，尤须作事果断。”方子遂于“果”题其书斋，说：“吾幸于大本根上看透，此心便自觉得与义命皆安，与乾坤同泰。”

原文 　史弥远杀韩侂胄于玉津园。

直解 　侂胄以金人欲罪首谋，乃复锐意出师，中外忧惧。吏部侍郎史弥远陈危迫之势，诛侂胄以安邦国。帝始允可。翌日侂胄入朝，弥远以兵拥侂胄至玉津园，殛杀之。

原文 　以真德秀为江东转运副使。德秀论边事，上奏曰：“臣观鞑靼之在今日，无异昔者女直方兴之时，一旦与我为邻，亦必祖述女直已行之故智。陛下宜以宣、政为监，不可不预图以应之也。”

直解 　真德秀，号西山，论当日边事上奏云：“鞑靼，夷人也，在今日就如向者女直盛时，归燕城，通和好，一旦与相邻近，亦必要照依女直所行旧事。陛下当以宣和、政和为戒，不可不防备以应敌也。”

原文 　签书枢密院事任希夷尝从朱熹学，笃信力行。为礼部尚书。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未有赠谥，乃上言：“四人为百代绝学之倡，乞定议赐谥。”朝廷从之。

直解 　任希夷说：“朱熹谥‘文’，张栻谥曰‘宣’，吕祖谦谥曰‘成’，皆已赐谥。而四人继续百代之绝学，求亦赐谥以褒贤哲。”言上，朝廷遂赐谥。

原文 　权知枣阳军孟宗政大败金人。金自是不敢窥襄汉。中原遗民来归者，宗政发仓赡之，籍其壮者号忠顺军。繇是威名大振，金人呼为孟爷爷。宗政信赏必罚，好贤乐善，为一时名将循吏云。

直解 　枣阳之胜，孟宗政竭力于内，扈再兴合兵于外，金人自大败于枣阳军，并襄阳、汉阳二府，俱不敢窥望。枣阳县，属襄阳府。此时遭乱之民归者，宗政以仓廪发赈之，选其年壮者号为忠顺军。宗政自此威名大著，金人以爷爷呼之，畏之、重之也。即赏必信，罚必果，好贤人，乐善事，为当时名将良有司云。

原文 　真德秀朝奏五事：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二曰比邻之道不可轻，三曰幸安之谋不可恃，四曰导谀之言不可听，五曰至公之论不可忽。

直解 　一言，国家于金虏万世必报之仇，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何惮而犹事之？且重于绝虏者，畏召祸而启畔也。然能不召怨于亡虏，而不能不启衅于新敌。权其利害，孰重孰轻？二言，鞑靼及山东之盗，苟得志而邻于吾，莫大之忧也。愿朝廷毋轻二贼，日夜讲求攻守之策，以杜窥窬之心。三言，议者以金之存亡为我欣戚，闻危蹙之报，则冀其非，实得安青之耗则幸其必然。愿陛下励自强之志，恢用武之经，毋以虏在为喜，虏去为安，则大势举矣。四言，边事方殷，正君臣戒惧之日，而小人工为谀说，或以五福足恃为言。天象告警，迩日尤甚，其可恃谶纬不经之说而忽昭昭之儆戒哉！五言，公论国之元气，元气痞腷，不可以为人，公论湮郁，不可以为国。倘能以言者为爱君为报国，无猜忌之意，而有听用之诚，则公论自此伸矣。若以言者为沮事，为徼名，无听用之诚，而有猜忌之意，则公自此屈矣。五事之论俱老成谋国之念，宁宗当惕然于中，昭示中外，与群臣朝夕策励，强固国本，俟敌有衅，然后起而图之，何难哉！

原文 　以魏了翁为起居郎。开禧初，了翁以武学博士对策，谏开边事。御史徐相劾其狂妄，遂辞去。筑室白鹤山下，开门受徒，士争负笈从之，繇是蜀人尽知礼义之学。

直解 　魏了翁，字华父，号鹤山。时宁宗改年号嘉定，前者号开禧。初，了翁官武学博士，召试学士院，对策谏开边事。时和战未定，有提兵临边战者，徐相劾其说为迂阔狂妄。了翁辞职，筑室于嘉定府卬县西白鹤山下，以讲学受徒。士子慕其文艺道德，负橐而从。四川人始知圣贤义理之学而文盛。

理　宗

理宗皇帝，讳昀，太祖十世孙，荣王希之子。宁宗无嗣，史弥远矫诏迎而立之。时元主灭金、灭夏，威行海内，中才之主能自固耶？然崇尚理道，在位四十年。

原文 　赠前礼部侍郎张九成太师、崇国公。帝以九成正色立朝，有中兴明道之功也。

直解 　张九成，字子韶，陈说忠愤激烈，无所顾避。仕礼部侍郎，与秦桧议论不合，谪南安军，复知温州。理宗特起加太师，封公，以研思经学功，足以明道也。

原文 　罢礼部侍郎直学士院真德秀，贬权工部侍郎魏了翁于靖州。梁成大贻书所亲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伪君子，此举大快公论。”识者笑之。了翁至靖，多士从学，乃著《九经要义》百卷，订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归浦城，修《读书记》，语门人曰：“此人君为治之门，如有用我者，执此以往可也。”

直解 　靖州，属湖广省。梁成大以知县谄事弥远，因弥远言德秀当逐，成大曰：“若入台必能辨此。”遂擢监察御史。首劾德秀罢之。了翁因不为弥远所容，力求外补，乃出知常德府。谏议大夫朱端又劾之，夺三秩，靖州居住。梁成大见二公俱罢，借二姓以调笑云：“此二人罢，大快在朝公论。”而识者实笑成大无耻之极矣。了翁到靖州，湘、湖、江、浙之士，不远千里负书从学，乃作《九经要义》九经：《孝经》、《论语》、《孟子》、《毛诗》、《尚书》、《周易》、《礼记》、《周礼》、《春秋》。成百卷，晰义精详细密，俱先儒所未及发者。德秀归，修《读书记》，皆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道理。对门人说：“如后有用我，执此以为具矣。”

原文 　赠全州教授陆九龄、舒州通判沈焕官谥。九龄累世义居，闺门之内，肃若朝廷。与兄九渊为师友，和而不同，学者号为“二陆”。

直解 　九龄，金溪人，幼颖悟端重，进士调教授，未上。会寇剽掠。公曰：“文事武备，一也。”遂领其事，调度有法，郡县倚以为重。仕兴国，士类兴起。改全州，卒。公累世义居，如张公艺治家，以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岁选子弟分任家事，田畴、租税、出内、庖爨、宾客之事，各有主者。阖门百口，男女各居其职，闺门俨若朝廷，而忠敬乐易，乡人化之，皆逊顺焉。且与兄九渊自相师友，天伦之乐，德业之进，志同而道合。谥文达。沈焕，九龄门人。

原文 　陆九渊年三四岁，问其父贺曰：“天地何所穷际？”父笑而不答。他日读书至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忽悟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又曰：“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圣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学者称为象山先生。初九渊与朱熹会于鹅湖，论辨所学多不合。及熹与至白鹿洞，九渊为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一章，熹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

直解 　陆九渊父名贺。穷际，言穷尽处。“宇宙内事，乃己分事，见得功满乾坤，不出本分。德配天地，只为分定，何有限量乎？”又说：“天生圣人，原不择地。东西南北，同此心理。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学者称为象山先生。初九渊与朱文公会于鹅湖地方，各出一议论不相合。及文公至白鹿洞，那时九渊工夫更进，及讲喻义章书，听者至有泣下者。如《孟子》“孳孳为善，是舜之徒，孳孳为利，是跖之徒”，其切中俗学隐微沉痼之病，为之痛心。

原文 　沈焕尝言：“昼观诸妻子，夜卜诸梦寐，两无所愧，始可以言学。”

直解 　沈焕，九龄门人，人品甚高，不肯自恕。观诸妻，如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卜诸梦寐，如寝不愧衾。此燕居独处，平旦清明境界如此而两无愧怍。斯学有修治矣。

原文 　舒磷刻苦磨励，改过迁善。闻朱熹、吕祖谦讲学婺源，徒步谒之。以书告其家曰：“敝床疏席，总是佳趣。栉风沐雨，反为美境。”

直解 　舒璘，沈焕友也，从游于张栻、陆九龄，工夫勤励不息，见善能徙，改过不吝。熹与祖谦讲学婺源县，步往拜之，寄家信于妻子，得道之乐，不知有困苦荒凉之味。

原文 　袁燮尝曰：“人心与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业以守之，则与天地相似。”

直解 　袁燮，九渊门人，说：“人心一小天地，求而得之，得而守之，便与天地相合矣。”

原文 　图功臣像于昭勋崇德阁。

直解 　赵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载、潘美、李沆、王旦、李继隆、王曾、吕夷简、曹玮、韩琦、曾公亮、富弼、司马光、韩忠彦、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浚、陈康伯、史浩、葛邲、赵汝愚。

原文 　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对，言人主学问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详，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也。”

直解 　理宗以文公集注《四书》，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特封赠之。熹子朱在入对，以人君务学为急陈之。帝云：“卿父熹作《中庸》序，以详言之。朕每读不忍舍去，恨不同时亲见之也。”

原文 　帝始亲政，励精求治。郑清之亦以天下为己任。下诏改元，略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严谨始；圣德开太平之路，尤贵更新。”

直解 　自宁宗崩，史弥远矫诏拥立。至是弥远死，帝始亲政，而以谨始更新为词，则九年间诏诰命令，皆出弥远，理宗拥虚位而已。郑清之以天下为己任，不负所学。

原文 　帝因民望，召真德秀为翰林学士，魏了翁直学士院。德秀进《大学衍义》，因奏三札：一言，祈天永命，在敬德和民；二言，进取有二难，用将难，馈饷难。有此二难，正诸葛亮闭关息民之时；三言，守战之论，同于为国。帝曰：“封事可见忠诚。”了翁入对曰：“陛下以圣贤之资而为权臣所据者十年。试思当事变之时，可以系天下之重者谁与？诗曰：‘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此六者守邦之要道也。”

直解 　书召所以表理宗用贤之美。《大学衍义》四十三卷，极陈帝王为治为学之本，在乎以身心为始。万几之暇，特诏德秀进讲是编，祈天永命，在敬德和民。《尚书》召诰云：“王其疾敬德。王惟德之用，祈天永命。”大意去谗佞，远声色，答天心，重民命，其一也；急于用人，又急之兵饷，其二也；战守之论不同，同于为国。以前事为戒。帝读其札子称善，俱积诚所发可知。此时了翁亦入对，以宰相辅导为急。史弥远之奸，帝德其立己，恩宠终身，权倾内外，天下托非其人矣。诗云：价，大也，大德之人也。师，众也。大邦，强国也。大宗，强族也。宗子，同姓也。引此六者，见守邦之要道也。

原文 　召崔与之参知政事，不至，帝遣使趣之，且访以政事之当行罢，与人才之当用舍者。与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供一代之用，惟人主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实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实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无逾于此。”帝嘉纳之，召命益力。与之抗疏至十三疏，不许。

直解 　广东安抚，会摧锋军士作乱，与之肩舆登城，叛兵望之，俯伏听命而散。帝闻之，注想弥切，乃召参大政。但与之出自番禺，所历有政惠，屹然有大臣风。疏言皆虑弥远最亲用事，尚多在朝，故独惓惓及之。然与之犹虑祸及，所以力辞，帝终不许。

原文 　元人初破许州，获金军资库使姚枢，杨惟中见之，以兄事枢。时北庭无汉人士大夫。元太祖见枢至，甚喜，特嘉重焉。继拔德安，得赵复，以儒学见重于世，其徒称为江汉先生。既被获至燕，学徒百人，繇是北方始知经学。

直解 　许州，属河南开封府。元人破许州，获金军资库使姚枢至燕。杨惟中见之，以兄礼事枢。比时北庭尽为元有，而为士大夫者并无汉人。元太祖一见枢至，大喜，知为南方文士，更嘉礼焉。又克德安府，赵复被获，以文行著于儒学，为世所重者，其徒称之江汉先生。被获，令北行不肯，力求死所，姚枢止之，始悟，枢与至燕，学徒甚众。自此北方经学行矣，而枢亦始得程颐、朱熹性理诸书之奥焉。

原文 　嘉熙元年，以李心传为秘馆修撰。心传父李舜臣博学力行，尤邃于《易》，尝曰：“《易》起于画，画从中起，乾坤中画为诚明。”朱熹每为学者称之。

直解 　隆州李舜臣有子三人。曰：心传、道传、性传。父子四人，皆道学之儒。心传闭户著书，有史才，通政事。至是召为修撰，专修高、孝、光、宁四朝实录。道传为明河洛之学，操行修洁，阐《易》理之微玄。朱熹每为学者称其邃《易》。

原文 　元忽必烈召许衡为京兆提学，不至。衡过目辄不忘，七八岁受学于乡师。问曰：“读书欲何为？”师曰：“应举取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师大奇之。谓衡父母曰：“儿颖悟非常，他日必有过人者，吾非其师也。”及长，刻意坟典。闻姚枢以道学自任，乃诣苏门见之。枢授以《伊川易传》，晦庵《四书集注》。或问及小学书。衡说：“读之，深有默契于中。”尝曰：“今闻进学之序，令众皆自小学入。”又语其子曰：“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

直解 　忽必烈，元主太弟。许衡，河内人，号鲁斋，幼嗜学，颖悟不凡。及长，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通。七八岁便道，读书不徒取科第，父师已奇之。及长，有道学志，闻姚枢名，不辞千里之劳，往见之。从枢受程氏《易传》，文公《集注》等书，有深会于心。尝自幸得进学之次序，且又鼓舞后学从入之门。又对其子弟云：“小学、《四书》，其中义理关切甚大，吾敬信之，直如对神明。”

原文 　时策士文天祥以“法天不息”为对，考官王应麟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庆。”帝赐及第。

直解 　文天祥策以“君道当法天行健”为对。帝亲拔为第一。王安石以来，状元多非其人，至末运得一文山。王应麟批卷，卜其一生忠义，冠绝万古不爽云。

原文 　元主侵蜀，内侍董宋臣请迁都以避敌锋。判官文天祥上书，乞斩宋臣，不报。

直解 　元侵四川，逼近帝都。宦寺董奏帝迁都以避其锐气。时天祥初受判官，上书斩议迁都者。

原文 　右丞相董槐政务大体，任人先旧，嗜进者不悦。又极言丁大全奸邪。大全先围其第，迫之出城，而罢相之制始下。太学生六人极言大全之奸。大全取旨，削六人籍，编管远州，士论号“六君子”。

直解 　萧山尉丁大全谄事内嬖，窃弄威福。槐恶之，大全惧，日夜求槐短于帝。槐入对，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大全怨劾槐，因夜半擅召兵露刃围槐第，驱出城，而罢相之制方下，物论大骇。太学生陈宜中、黄镛、林则祖、曾唯、刘黻、陈宗六人上书言：“进退大臣，当以礼。”遂极言大全恶。大全怒，矫旨籍六人编远州，士论翕然称之，号为“六君子”焉。

原文 　加贾似道少师，封卫国公，将士进官有差。似道既至，诏百官郊劳，如文彦博故事，奖眷甚至。时帝年高，内侍董宋臣、卢允升为之聚敛，以媚悦上意。引荐奔竞之士，交通贿赂，置诸通显，又引外戚子弟为监司郡守。作芙蓉阁、香兰亭宫中，进倡优傀儡以奉帝为游燕，窃弄权柄。群臣有谏者，帝宣谕使去，谓之节贴。似道既相，百官守法，人颇称能。然既颛政，权倾内外，蛊惑帝心，进用群小，变更法制矣。

直解 　哲宗诏起文彦博平章军国重事，命百官郊饯，设祖帐以迎。理宗待似道亦依此故事，眷礼极隆。时帝老年，凭内侍辈敛财物以悦其心。兼进匪人，通货贿以陟通显。又引阎贵妃子侄贾似道子弟，为监司郡牧以敛钱粮。作亭阁，献倡优之辈以奉帝。窃帝威柄，不容谏诤。初相，令百官守法。人以为似道有相才。及权柄在手，内而朝廷，外而郡邑，惟其威权所使，帝心被惑，群小进御，比初相立法，更变尽矣。

度　宗

度宗皇帝，讳禥，理宗侄，初封忠王，理宗立为皇太子，在位七年。

原文 　诏贾似道十日一朝。时襄樊围急，似道日肆淫乐，方与群妾斗蟋蟀，狎客戏曰：“此军国重事耶？”又酷嗜宝玩，建多宝阁，一日一登玩。有言边事者，辄加贬斥。一日帝问曰：“襄阳之围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对曰：“北兵已退。陛下何从得此言？”帝曰：“适有大嫔言之。”似道诘其人，诬以他事赐死。繇是边事虽日急，无敢言于帝者。

直解 　似道时加太师，封魏国公，平章军国重事。赐第西湖之葛岭。起楼台亭榭，作半闲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宫人叶氏，及倡尼有美色者为妾，日肆淫乐，广收宝物。人有物，求不得，辄得罪。累月不朝，即边事甚急，闻者贬杀。帝闻之，必穷究言者，诬他杀之，无敢言者。

恭　帝

恭宗皇帝，名显，度宗次子。年四岁，北兵入临安，执帝北狩，降封瀛国公。在位二年，殂于沙漠。

原文 　江两提刑知赣州文天祥起兵入卫。初，勤王诏至赣州，天祥捧之涕泣，乃发郡中豪杰，并诸溪洞山蛮万人遂入卫。其友止之曰：“今敌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乌合万余赴之，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国家养育士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赴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欲以身殉。庶天下忠臣义士，将闻风而起。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力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妓满前。至是痛自损益，尽以家赀为军费，每与宾客僚佐语及时事，辄流涕曰：“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闻者莫不为之感动。

直解 　文文山奉勤王诏，起兵入卫，征郡中溪洞山蛮赴援。其友止之。天祥曰：“国家三百年来养士，有急征兵，竟无人肯赴，吾方恨之。故吾不自揣，愿以身殉国，庶令有忠义之气者，闻风而起。有谋可立，有力可济，全赖义与众耳。能如是，社稷犹宋朝社稷也。”天祥豪华之性，自享不薄，声伎在列以为乐。至是痛自省却，尽以家财为军中费。每与人谈及时事，便泣下曰：“俗语云：天下治平，君民偕乐，吾亦乐之；天下危乱，君民偕忧，吾亦忧之。口食天禄而沾君惠，身死王事而报国恩，政在此日。”闻者莫不为之感动焉。

原文 　端明殿学士江淮招讨使汪立信闻似道师溃，叹曰：“吾今日犹得死于宋土。”乃置酒召宾寮与诀，手自为书，起居三宫，与从子书嘱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挥拳抚膺者三，扼吭而卒。后伯颜入建康，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于伯颜。伯颜叹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

直解 　三宫者，天子、太子、后妃也。汪立信死国难署，时必不可为，所以起居三宫，以全君之义。与子书，属以家事，以全祖宗之义。别僚友，以全朋友之谊。此伯颜亦为之感叹，厚赒恤其家曰：“忠臣之家也。”

原文 　张世杰败绩，奔圌山。台谏侍从上疏，每诛似道，太皇太后不许，遣归越终丧，似道留扬不还。王爚复论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乃降似道三级，婺州居住。婺州闻似道至，率众为露布逐之。诏徙于建宁。翁合上言：“似道以妒贤无比之林甫，辄自托于伊、周，以不学无术之霍光，敢效尤于莽、操，专权罔上，卖国召兵，迫于众怒，仅谪于建宁。窃惟建宁实朱熹讲道之阙里，虽三尺童子，亦知向方，闻似道名咸欲呕唾，况见其面乎？乞投荒昧以伸国法。”遂诏籍其家，安置循州。会稽尉郑虎臣以父尝为似道所配，请为监押。似道时寓建宁之开元寺。虎臣至，夺其宝玉，撤轿盖，暴行秋日中，令舁轿夫唱杭州歌谑之，窘辱备至。至泉州洛阳桥，遇叶李自漳州放还，见于客邸，李赋词赠之，似道俯首谢焉。及至漳州木绵庵，虎臣讽令自杀，似道不从。虎臣曰：“吾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遂拘似道之子于别室，即厕上拉似道胸杀之。殡于庵侧。

直解 　似道以败绩为捷闻，以边事报则罪死。至是张世杰败绩，三学及台谏侍从皆上疏乞诛似道。太皇太后不从，遣归家终丧事。似道留淹扬州，恋恋不行。平章军国重事王爚，又论似道国家事坏，既不出死力以尽忠，又不奔亲丧以尽孝，遂降似道三级官，徽州居住。徽人闻似道至，率众作露布逐之不容。至诏徙于建宁。翁合文上言：“似道以妒害贤人至于无比，并之李林甫，尚敢自言我即伊尹、周公也。昔霍光不学无术，而似道亦无学问，乃敢效法王莽、曹操所为，擅天子之威权，卖国于元以起兵衅，为众怒所迫，止谪建宁。但念建宁实是朱文公讲道之阙里，虽赤子无知，也知向方，闻说似道二字，也要唾骂，况见其面乎！必得投之天涯海角，荒野无人处以正其罪。”遂下诏籍没其家事，流放循州。适会稽尉郑虎臣，正是父仇不共戴天，少雪其恨于路。又叶李也相遇，天道不爽，李赋词赠之云：“余归路，君来路，天理昭昭胡不悟。公田关会竟何如，子细思量真自误。雷州户，厓州户，人生会有相逢处。客邂逅，欠蒸羊，聊赠一篇长短句。”似道听而谢之。至漳州府城南木绵庵，虎臣杀似道于厕上。

原文 　以文天祥为浙西江东制置使、知平江府。天祥至临安，上疏言：“本朝削藩镇，建都邑，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侵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破。中原陆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内为四镇，建都统于中。以广西益湖广，而建阃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阃于隆兴；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阃于鄱阳；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阃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鄱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地大力众，约日齐奋。彼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如此则不难却也。”

直解 　信国公之谋略，其条理谨严，可谓御敌之上策。宋削藩镇，惩五季之乱也。在今日则可行，议者反以为迂阔而不报，宋事其不可为矣。

原文 　伯颜进次皋亭山。文天祥、张世杰请移三宫入海，而己帅众背城战。陈宜中不许，白太后遣监察御史杨应奎上传国玺以降。伯颜受之，遣使召宜中出议降事，宜中遁归于温州之清澳，世杰以不战而降，去入海。

直解 　皋亭山在杭州府西北，伯颜次兵于此。文文山、张世杰请三宫入海，自己背城一战，胜负未可知。陈宜中终是贾似道故智，启太后上伯颜传国玺以求降。伯颜召宜中降礼如何。宜中遁逃而还，世杰遂入海。

原文 　以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如元师议和，见执于元。元唆都说天祥曰：“国亡与亡四字，愿公勿言。”天祥拒之，争辩不屈。伯颜怒，遂留焉。

直解 　杨应奎自皋亭还，言伯颜欲执政面议。天祥往，对伯颜曰：“北朝若以宋为与国，请退兵，然后议岁币与金帛犒师，上也。若欲毁其宗社，则淮浙闽广尚多未下，利钝未可知。”伯颜怒，拘留之，夜以军围所寓舍。唆都从容说天祥曰：“丞相在宋为状元宰相，今为大元宰相。国亡与亡，此男子心。今天下一统，为大元宰相岂是易事。”遂留之。

原文 　文天祥自镇江亡入真州，至温州，以求益王昰、广王昺。陈宜中、张世杰等，奉益王昰，即皇帝位。

直解 　伯颜执文天祥北去，亡入真州，制置司捕文丞相甚急，天祥乃变姓名，繇通州浮海如温州。陈宜中等奉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副之，开府福州，起兵兴复。秀夫先入闽中，抚安生民。二王檄召诸路忠义，同奖王室，有将官刘浚等多来归，兵势稍振。

端　宗

端宗皇帝，名昰，度宗长子，恭宗兄，在位三年，时年十一岁。

原文 　陈宜中、张世杰等，奉益王即帝位于福州。文天祥帅师次于汀州，兴化军通判张日中等，闻天祥开督勤王，遂各起兵来应。

直解 　天祥开府剑州，经略江西，复梅州，命陈瓒复兴化军。天祥自梅州出江西，复会昌、兴化。通判张日中、赵时赏兵皆会张世杰，复潮州、吉、赣诸县。

原文 　元李恒袭文天祥于兴国县。天祥出走，与长子道生奔循。天祥妻欧阳氏，男佛生、环生，及二女见执。

直解 　时赵时赏、张日中皆死。天祥妻子家属送于燕，二子死于道。

帝　昺

帝昺，名昺，度宗末子，端宗弟，即位于碙州，又迁新会厓山，在位三年而宋亡矣。

原文 　祥兴元年，以陆秀夫为左丞相，俨然正笏，立如治朝，与张世杰共秉政，日书《大学章句》以劝讲。

直解 　二公每外筹军旅，内调工役，虽播海滨，急遽流离，犹如是。

原文 　元张弘范执文天祥于五坡岭，乃命天祥为书招张世杰。天祥不肯，强之，书所“过零丁洋”书与之，末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范笑而置之。

直解 　天祥被执，吞脑子不死，固请死。弘范不听，求族属被俘者悉还之，处之舟中以自从。

原文 　张弘范以舟师南北并进，宋师大溃。陆秀夫负帝同溺，太后赴海死。世杰至平章山下，遇大风作，仰天叹曰：“我为赵氏亦已至矣，若天不欲存赵氏，则风覆我舟。”世杰溺死。

元　纪

世　祖

世祖皇帝，讳忽必烈，太祖第四子拖雷之次子，宪宗同母弟。灭宋，始承正统，在位三十五年，承正统一十六年。

原文 　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楼，足不履地，王积翁荐之。对曰：“倘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未几入对，愿乞死。乃诏斩于燕京之柴市。天祥临刑，从容曰：“吾事毕矣。”南向拜而死。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有张毅甫者，负天祥骸骨，归葬吉州。会林某亦自惠州舁天祥母柩同至，人以为忠孝所感。

直解 　信国公在元，欲用之，固辞。元欲杀之，亦不屈，乃赦。至三年，元主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积翁荐之，力辞。积翁欲请宋官谢冒等十人，释为道士，议将释之。未几，中山狂人自称宋主，有数千人欲取文丞相。帝乃召问何愿。天祥曰：“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赐之一死足矣。”帝犹未忍，左右力赞，帝从其请，乃诏杀之。俄有诏使止之，天祥死矣。临死，南向拜宋。孔曰成仁，言杀身以成仁句也。孟曰取义，言舍生而取义者句。无愧，犹言九原之下，可答君亲也。张毅甫故为义举，林某此举若有神使之，此皆信国忠君孝亲使然。

原文 　参政魏天佑执宋故臣谢枋得北去。天佑让之曰：“封疆之臣，当死封疆。安仁之败，何不死？”枋得曰：“程婴、公孙杵臼，一存孤，一死节。一死于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后。万世之下，皆不失为忠臣。”天佑曰：“强辞。”枋得曰：“今日乃参政之时，枋得复何言。”遂不食而死。

直解 　安仁之败。初，枋得知信州，元吕师夔徇江东，枋得迎战，败绩。弃家变姓名，奔建宁之唐石山。元人执枋得妻李氏及二子一女，拘于扬州狱。母夫人老疾得免。李氏不屈死，二子得还。程婴、公孙杵臼事。婴、杵臼相与谋曰：“立孤与死孰难？”婴曰：“死易，立孤难耳。”臼曰：“子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乃婴死杵臼存孤儿。后十五年，孤儿武长，婴具实告，方谋族屠岸贾报之。俱为忠臣。枋得誓不仕元。

成　宗

成宗皇帝，名铁木耳，世祖之孙，太子真金第三子，在位一十三年。

原文 　丞相答剌罕哈言：“治道必先守令。”乃精选，定官吏赃罪十二章。

直解 　治道先守令，知治道而又知用人之道者。

武　宗

武宗皇帝，名海山，顺宗答剌麻八剌之长子也，在位五年。

原文 　帝读《贞观政要》，谕侍臣曰：“此书有益于国家。”命刊行。又有进《大学衍义》者。帝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因命刊行以赐臣下。

直解 　《贞观政要》唐太宗御制以颁天下者。《大学衍义》宋真德秀辑成，以《大学》为序，共四十三卷，极陈帝王为治为学之本。命刊行以赐臣下行之。

仁　宗

仁宗皇帝，名爱育黎拔力八达，顺宗次子，武宗母弟也。在位十年，孜孜为治，一遵世祖成宪，为大元盛德守文之主。

原文 　帝谕近臣曰：“回回以宝玉鬻于官，此何足为宝，惟善人乃可为宝。善人用，则百姓安，兹国家所宜宝也。”

直解 　回回，夷国名。彼国以珠宝为重，头面俱妆嵌珠宝，馈送交际，俱重宝玉。善人为宝，即楚书“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同意。置宝玉而善人用，则以安百姓为国本，而天下可平矣。

原文 　以李孟为翰林学士承旨。先是孟平章政事时，言：“人君之柄在刑赏，赏一善而天下劝，罚一恶而天下惩。所施失当，何以为治。”乃奏冤死复官荫，滥爵者悉追夺。

直解 　赏以赏有功，罚以罚有罪，是人君之操柄也。人君诚赏一善，而天下俱劝于为善；诚罚一恶，而天下俱惩不敢为恶。若施为失当，天下何繇而治哉！是向之枉死者，奏复官荫子，冒滥爵禄者，追夺示惩。

英　宗

英宗皇帝，名硕德八剌，仁宗嫡子也。在位用人无私，果于诛杀。在位四年。

原文 　以吴澄为翰林学士。初元明善以文学自负，尝问澄《易》、诗书、《春秋》奥义，叹曰：“与吴先生言，如探渊海。”遂执弟子礼终其身。

直解 　元明善，清河人。五经皆通，尤邃《春秋》，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汉间。吴澄自初知用力圣贤之学，著述万卷。明善就证诸书奥义，叹说：“吴先生所言，如探沧海之渊源，寻本溯脉，非徒文章小技而已也，即为百世师可也。”终身师视之。

文　宗

文宗皇帝，名图帖睦尔，武宗次子，明宗弟。泰定帝崩，大臣迎立，登大宝，在位五年。

原文 　经历范椁，天资颖异，虽瞿然清寒若不胜衣，而卓然自树于流俗，所至兴学教，雪理冤滞。

直解 　椁于是时，而体质瞿瘦，衣若不堪服，而超然于俗，又兴学校以教民，理冤狱以救民云。

顺　帝

顺皇帝，名妥欢贴睦尔，明宗长子，出广西。宁宗崩，登大宝，在位三十六年。

原文 　金华处士金履祥，所著《论语孟子考证》，尝曰：“吾儒之学，理一而分殊。”门人许谦致其辨于分之殊，而要其归于理之一，谓“为学之功，无间断耳”。

直解 　金履祥得朱子之传，谦又出于其乡，统绪相传之，自理一分殊，以约该博，以博反约是也。

原文 　处士吴莱尝云：“作文如用兵，兵有正有奇，正者法度，奇者不为法度所缚。”闻者服之。

直解 　吴莱穷经史，以著述为务，善论文，所论皆作文要诀，可为万世法。

原文 　翰林学士揭傒斯，进《太平政要策》。

直解 　揭傒斯，字曼硕，进《太平政要策》。帝以示台臣曰：“此朕授经郎揭曼硕所进。”其见敬礼如此。

原文 　以朱公迁授翰林直学士院。劝帝亲贤远佞，却豪强，省冗费，修德恤民，庶天意可回，民志可定。帝嘉纳之。公迁辞职，章七上，出为金华学士。

直解 　公迁，字克升，以天变地震，而帝乃荒于游乐女色，公迁知世之不可为，故进言而旋辞职。

原文 　翰林学士虞集尝论省海运，帝不行。集学博洽而究极本源。与弟槃构二室，左书陶潜诗，曰“陶庵”，右书邵雍诗，曰“邵庵”。学者称集为邵庵先生。

直解 　虞集，字伯生，允文五世孙。槃字中常。集言东南运粮，实竭力。疏不行，遂构陶庵、邵庵自适。

原文 　宁国府推官杨载，文章以气为主，自成一家言。于诗尤有法，与范、杨、虞、揭俱为一代文章巨擘。

直解 　杨载，字仲弘。论文章，尚气胜，无蹈袭常套，自成一家言；于诗更清新俊逸，为文章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