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西非丛林的家 ——我与塞拉利昂曼迪人

第一章 进入炎热的蒸笼

第二章 感受非洲小镇

第三章 曼迪人在灌木丛林中的生存状况

第四章 一生操劳的村酋长们

第五章 竟然还有女大酋长

第六章 无法解析的“神”

第七章 不打难成交

第八章 抹不去的战争阴影

尾声 相见时难别亦难

中国故事

西非丛林的家

——我与塞拉利昂曼迪人

引子

我又要出发了。这次是去西非的塞拉利昂。

朋友听说我要去塞拉利昂,大为惊恐：“你疯啦？那儿正打仗呢,赶紧上网看看吧。”

尽管我知道这个西非小国已经打了10年内战，听说目前战争已基本平息了，不过看了网上的信息，还真吓了一跳,害得我两夜没合眼。

有关网页显示着下列可怕的内容：

7维和士兵丧生50人被绑架

连日来，联合国维和部队与塞拉利昂前反政府武装革命联合阵线发生冲突，造成至少７名维和士兵丧生，3人受伤。革命联合阵线还绑架了约50名维和人员。

西方记者喋血塞拉利昂

美国政府对发生在塞拉利昂的一起造成人员伤亡的伏击事件进行了强烈谴责。在这一发生于24日的伏击事件中，1名美国记者、1名西班牙摄影记者以及4名塞拉利昂政府军士兵被炸身亡。

500多名联合国维和士兵在塞被绑架

5月初，500多名荷枪实弹的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士兵，还有观察员，沦为塞拉利昂革命联合阵线的人质，其中多人被杀害，令人难以置信。

我的思绪顿时陷入了极端的矛盾中。自己是军人的后代，又有着15年的兵龄，还做过一年的战地摄影记者，我知道接近战场会有怎样的危险。如果贸然闯入这片正沐浴着枪弹的战区而给自己造成恶果，实在没意义。

可是，自从采访了南部非洲的高山王国莱索托之后，我便对非洲患了一种“激情狂热病”，只要提起非洲，就全身热血沸腾，心潮澎湃。记得一位美国学者曾经说过，非洲的一切都是值得探索的。我对这话颇有感触。特别是上次去莱索托王国，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感受到非洲特有的热带风情。在我的潜意识中，只有钻进了热带丛林，领略过那种酷热，见过神秘丛林里裸露着上身的妇女和头上插着羽毛、脸上画着图案的彪悍男人，才算真正到过非洲，而我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机会。真是老天不负有心人，这次机会主动送上门来了。

2001年6月，我将《独闯非洲高山王国》的书稿交给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不久之后，便得到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贾丁总裁的邀请，参加他发起的一个聚会。贾总是个性情温和的人，说起话来总是面带微笑。他说：“梁子，你不是特想感受非洲的热带风情吗？我给你介绍两个朋友，他们经常往返于塞拉利昂。那可是西非的热带国家。”说着，他把我带到塞拉利昂驻中国大使馆商务专员刘晶先生和其助理卢文女士面前，并对他们说：“梁子已经迷上非洲了，你们再去塞拉利昂时别忘了把她也带上。”

“我们已经从报纸上看到了关于你去莱索托的情况，还以为你又黑又粗又壮……没想到，你看上去……挺女人的……”卢文对我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写满了惊奇。

眼前这两位皮肤白净，说话温文尔雅的标准白领，让我很难将他们与非洲联系在一起。可他们一说起塞拉利昂来，无论是19世纪的弗里敦(Freetown)解放黑奴，还是近期的10年内战，抑或是那里的风土人情、血腥钻石等，可谓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听得我心里阵阵发痒。之后，刘晶说：“塞拉利昂濒临大西洋，是典型的热带气候，当地人的生活是很有特点的。你若想去，这个时间去，正是好机会。因为，10年内战使塞国损失很大，现在战乱已基本平息，政府正急于恢复建设，而且他们只能靠外来力量。由于战争导致的不稳定因素，许多人根本不敢踏入那片土地。如果你此时进入塞拉利昂采访，政府一定会非常重视。你的安全也能得到相应的保障，这对你很重要。”

2001年9月8日，我的书《独闯非洲高山王国——一个中国女摄影师在黑人村落的生存纪实》正式出版了，并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一楼举行了首发式。那天，一楼大厅人头攒动，特别是莱索托驻中国大使的到来，更给整个大厅增添了热烈的气氛。我与大使共同为读者签名售书。但他们却不知道，此时我的心已经飞向了遥远的西非，甚至，看着眼前这位健壮威武的大使，竟想象着自己已住进西非的大酋长家，那位酋长也像这位大使一般魁伟。或许，当地政府还会为我挑选一位比这位大使还健壮的保镖呢……

我的西非之行从此悄然启动。我天天查阅着有关塞拉利昂的各种资料，然而与上次一样，资料少得可怜。而网上的信息又足以使人裹足不前。

转眼，北京已进入深秋，丝丝凉意浸润着肌肤，而我的内心却越来越不能平静，似乎已无法再忍受对热带丛林的向往仅停留在梦境中，而此时，刘晶和卢文一行很快又要赴塞拉利昂。于是，我终于横下心，尽快大胆地迈出自己的步伐。

一、上飞机前才拿下签证

我开始全力以赴地办理去西非的事宜。我将护照和一封申请报告递交到塞拉利昂驻中国使馆，果然，得到了使馆的格外重视。大使说：“我将把你这封申请报告传真至我国外交部，再通过他们下发至所有地区和一些有关部门，在收到能确保你安全的回复信后，我才能为你办理签证。”

大使的重视使我庆幸不已，可如果塞国的哪个部门把我的申请报告丢在一旁不予理睬，这么一等可就没日子了。

不久，刘晶又给我提了一个建议，他说：“塞拉利昂一年中只有雨季和旱季。从12月至来年4月是旱季，旱季虽然气温高一些，但每天出行拍照片没问题。如果你赶上雨季就没那么乐观了，特别是梅雨天细菌繁殖很快，热带病也多。所以，你最好旱季去，并赶在雨季到来前回来。”

他们说得非常有道理。我的确应该在旱季赶到那里。

可是，一晃半个月过去了，眼看着一批又一批赴塞拉利昂的工程人员很容易地拿到了签证，而我的签证却迟迟没有音信。

11月上旬，刘晶、卢文及使馆的约翰尼（Johnny）公使一起去了塞拉利昂，这就让我更加心急如焚。我一遍又一遍地往迪恩（Deen）大使的办公室跑，一个接一个的电话打给他。和蔼的迪恩大使微笑着对我说：“在没有收到我国外交部的回函之前，我就是想给你签证也不行。如果没有外交部的回函，你的行踪是无法受到保护的，这个回函对你很重要。”于是我只好一边办理置办药品、打防疫针、买礼品、买器材、订机票等杂事，一边焦急地苦苦等待。

然而，直到我的机票订好，万事俱备，只等第二天清晨起程了，我仍未拿到赴塞拉利昂的签证。11月19日，临行的前一天上午11点，我在给大使打电话之前特意在家烧了三炷香，祈求上苍，这次一定让我拿到签证。

默默地祈祷之后，我战战兢兢地拿起了电话，三声铃响之后，电话接通了。只听见大使在电话那头说：“你可以来办签证了。”上帝！我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地按计划出发了。

事后我才知道，多亏了约翰尼公使、刘晶和卢文在那边不断地帮我催促，才使得这边使馆在11月18日晚收到了塞方外交部的传真：

REQUESTFORENTRYVISA—LIANGZI

IhavethehonourtoacknowledgereceiptofyourletterreferenceNo,RSL/001/VOI,1of1November2001inrespectoftheabovesubject,andtorequestthatyougrantMissLiangZientryvisatovisitSierraleoneasproposed,butnottovisittheKonoDistrictasitisnotyetundercivilAuthority.

InotherwordsshecouldvisitanyotherpartsofSierraLeone.

S.Sundu

Director-General

塞拉利昂外交部的回函明确地规定了，Kono地区不能采访。迪恩大使特意向我解释：虽然战争已经平息，但Kono地区是钻石矿区，也是叛军的一个聚集点，叛军在那里的活动较频繁。为了我的安全，所以不能去那里。

从使馆出来，我立即给丈夫任国恩打了电话，当他听说我已经拿到签证时，电话那头足有几秒钟没有回音。之后，他很深沉地说：“这么说，明天你真的要走了？”我手握着电话，没有回答。接着，他让我立即去他办公室一趟。我以为他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就立即开车去了他的办公室。谁知，他只是特意给了我一张我们在家的合影。“揣好了，别丢了，不论你在外面遇到什么困难，我和这个‘家’都会给你力量。别忘了，在外面跑累了，就‘回家’歇着。在这个世上，这个家永远都是你最温暖的地方。”看着丈夫那充满了担忧的双眼，我的心都碎了。丈夫大我16岁，原本应该是我好好地照顾他，尽一个妻子的责任，而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出行，反而老让他为我提心吊胆。我故作轻松地对他说：“你放心吧，这次当地政府很重视，我肯定不会出事的。”

之后，我又去了坐落在北京香山的金山陵园，去看望长眠在那里的爸爸。这是我每次远行前必定要去的地方，我需要从爸爸身上获取伴我远行的力量。

冬天的陵园显得格外冷清，干枯的树木失去了清明时的滋润。缓缓延伸的台阶上只有我和我的脚步声。站在爸爸的墓碑前，我默默地对他说：“爸，我又要走了，这次是去西非的塞拉利昂。我不知道这趟会是什么结果，也不知道在那儿究竟会发生什么，所以，我需要您的保佑，更需要您给我力量。”

四周是那么寂静，但我能感到爸爸听见了我的心声，并对我说：“只要你认为自己做的是有意义的事，就大胆地去做吧。还是那句老话，要机智勇敢，不要鲁莽。”

临行前的晚饭是被妈妈打电话叫回家吃的。由于要办的事情很多，等回到家时，天色已晚。家里的数间屋子只亮了一盏灯，妈妈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餐桌前等待着我的归来。此时，家里显得异常的安静。“儿行千里母担忧”这句古话妈妈不知道体验了多少回。这些年，我从青海上老山，又从老山去西藏，好不容易安定下来，却越走越远。每次与妈妈离别后重逢，都发现她的白发在增加。

这顿饭，妈妈只为我准备了一碗面条。我们家每逢有人过生日，大家都会为寿星吃一顿长寿面。今天，家里没人过生日，妈妈做的这顿面条意味犹深。哎，妈妈，您就放心吧，女儿明白，我的生命不完全属于我自己，为了亲人和那么多关心我的朋友，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这时，大姐急匆匆地赶了回来，她说特意为我准备了一些棉织衣服，并说：“非洲热，出汗多，穿纯棉的衣服吸水性强，还有这些长袖衣裤，至少能帮你抵挡些蚂蟥蚊虫什么的。”后来，事实证明，姐姐颇有先见之明，她为我准备的衣服全都排上了用场。

临行的时候，我故意很轻松地对她们说：“这次我去的地方很美，号称西非的小巴黎（战争之前的确如此），靠近大西洋，听说那儿的鱼虾吃不完，特别是当地还盛产钻石，说不定哪天我的运气来了，走在路上也能捡一两块呢……”可她们好像谁都没听我说话。妈妈没有太多的嘱托，也许，她的祈求都在那顿长寿面里。

她们默默地看着我上车发动机器，用心灵和我告别。汽车缓慢地前移，我摇下车窗，向她们挥手，示意她们回去。借着车灯的反光，我看见了站在黑暗中的妈妈和姐姐湿润的双眼。

就这样，我离开了给了我太多呵护的亲人，离开了牵挂着我非洲之行的朋友们，离开了亲爱的祖国，再一次开始了非洲之行。

二、在加纳认哥们儿

从北京至塞拉利昂，中途需要转两次飞机，度过两个晚上。先是从北京飞至阿姆斯特丹，第二天从阿姆斯特丹飞到西非的加纳，第三天才能飞到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最让我担心的是，自己一个女人，随身携带着数台摄像和摄影器材、手提电脑和现金，如何独自在加纳的机场里度过整整一个夜晚。要知道，非洲国家的机场一般很小，飞机的班次也很少，工作人员十分懒散，有时甚至连人影都找不着。即使不出机场，到了深更半夜，机场里空荡荡的，若真碰上个里应外合的抢劫团伙，麻烦可就大了。于是，我琢磨着，在阿姆斯特丹机场登机前先找一找自己的同胞，如果有人能给我指引一家机场附近的酒店，就在酒店过夜，这样绝对比留在机场安全。到阿姆斯特丹后，我便早早地来到赴加纳航班的候机厅。然而，登机的时间已经临近，候机大厅里晃来晃去的大都是黑皮肤的人，尽管也有八九个白人，却不见一个黄皮肤。看来没什么希望了，以后的一切都要靠自己了。可我不甘心，又下意识地向站在最后边的黑人扫了一眼，竟然发现了一个黄皮肤的男人。真是老天保佑，天下竟有这么巧的事，此人不仅是同胞，还是个北京人，叫邬满，曾在中国驻加纳使馆商务处工作过，如今自己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开了家公司，干得相当成功。他在加纳生活了十几年，是个加纳通。最令我高兴的是，他与摄影界著名的王氏四兄弟曾住邻居，并与他们一起长大。而王氏四兄弟的老大，中国日报摄影部主任王文澜是我丈夫和我共同的朋友。他乡遇故知，真令我感到格外惊喜与亲切。当他得知我对安全的顾虑后，非常痛快地说：“这样吧，你一个人，又是第一次到加纳，还带着这么多贵重器材，的确很不安全。等到了加纳，我的朋友会来接我，到时我与他们商量一下，帮你安排住一晚上，你就不用找酒店了。”我顿时高兴得差点蹦起来。这下，我放宽了心，在飞机上踏踏实实、安安稳稳地昏睡了一路。

当我从昏睡中醒来时，机舱外已是一片漆黑。而我手上的表，却显示着北京的正午时间。

到达加纳首都阿克拉，走出机舱，顿时，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而我身上仍穿着绒衣，不一会儿的工夫，身上就被湿热的黏汗浸透了。可此时，我根本顾不上这些，提着大包，两眼紧紧盯住邬满，寸步不离地紧跟在他的身后，生怕他一溜烟儿被人群淹没了。然而我发现，几乎所有的人下了飞机都一窝蜂地拥到了海关出口处，等待办理出境手续和取自己的行李。我告诉邬满，在北京托运行李的时候，我已办理了直达弗里敦的手续，所以不用从这儿取行李。邬满一听就笑了。他说：“你的行李不可能直达弗里敦，在这儿你必须把自己的行李取走。”我们办理完海关出境手续，刚走出大厅，我便一眼看见自己的行李孤单单地横在大厅中央，看样子早被人甩了出来。可这会儿连工作人员的影儿都找不见。提着硕大的行李箱，尽管增加了许多重量，但还是觉得万幸。如不是听了邬满的话，这个装着我半年生活用品的箱子可就没处找了。我不禁深深吸了一口气。

我跟邬满刚走出机场大厅，就被冲上来的一帮当地人紧紧包围了。他们二话不说，有的抢着拉我的行李车，有的抢我手上的小包，还有的把手扶在行李上跟着行李车往前跑，另外一些人尾随着我说这说那。这下几乎把我弄晕了。我不得不紧盯着行李车，用手紧紧护着小包，并应付围着我问这问那的当地人。更糟糕的是，每个行李车都被一大堆“热情的人”哄抢着，连邬满也不例外。结果，我把邬满给跟丢了。此时，机场外一片混乱，而我又找不到邬满。我想，最好的办法是站在路边明显处别动。于是，我决定赶紧给这帮人付小费，把他们打发走。谁知，一看我掏钱了，突然又拥上六七个壮汉，个个都向我伸出手。有人说，“我给你拉车了”；有人说，“我帮你拿行李了”；还有人说，“我给你带路了”；反正都要钱。可我当然不能谁都给，最后，只给了两个确实帮我拉了行李的人。我拿出2美元，想给这两人每人1美元。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分呢，就被其中一个人一把抢走了，而另一个还伸着手等着我给钱呢。无奈，不得不给那人同样的钱。从机场大厅出来，不过才几十米，不仅付了4美元，还弄得我一场虚惊。好在我一直站在一个地方没有动，大约过了20分钟，邬满终于出现了。他说，自己忙着找朋友的车去了。这时，他的两个朋友，把车开了过来。邬满给我匆匆介绍了一下，一位是江艾峻医生，另一位是中国医药总公司加纳分公司陈金才经理。不一会儿的工夫，他们把我带到一座二层小楼前。邬满对我说：“今晚你就住这儿，别客气。走，先进去看看。”

这是一座并不华丽的二层小楼。陈经理一家与江医生夫妇各住一半。我们进了江医生的家，只见他家的餐桌上摆满了地道的中国菜。由于江医生的妻子回国生孩子去了，这会儿，陈经理的妻子高念为我们跑前跑后的。这桌菜就是她特意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年近30岁的高念，看上去像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儿，娇小的身材，白净的皮肤，待人十分温和，并很能干，是老陈公司不可缺少的主力。老陈是个转业军人，在部队一直从医，转业到地方后，在中国医药总公司从事医药工作，几年前被派到加纳来，专门批发中国药品。江艾峻医生是北京人，在当地开了一家诊所，并用中医方法救治了不少病人。因此，他声名鹊起，被许多当地人知晓。他还培养了几个非常能干可靠的当地人做护士，就连他家的女佣人都能做一手地道的中国菜，甚至还会包饺子、擀面条、烙饼。而邬满是一个人在加纳。由于妻子的工作和孩子上学的问题，这些年，他一直是北京和非洲两头跑。他说自己长期被罩在非洲的蒸笼里，非常向往冬天的寒气。因此，他总是特意在冬季最冷的时候回北京。他们几个在一起，相处得很融洽，就像一个大家庭。

第二天上午，老陈夫妇和邬满把我送到机场。临别前，邬满掏出一沓加纳币硬塞到我手里。“这钱不多，主要是让你在机场打发小费时用，别给他们美元，小费用不着给那么多。今后你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他怕我不收，又说，“咱们都是中国人，给你一些帮助是我们举手之劳的事。千万别客气。如果你实在过意不去，等回来时再还给我，但你现在需要当地的钱，就先拿上吧。”接过钱，我的嗓子哽咽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这位故乡人,只好默默地将这份美好的情谊留在心里。

在机场排队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身后的两个白人见我右手拉着超大的行李箱,左手提着大包,肩上还背着摄影包,便主动帮我挪动行李。通过交谈得知，他们是意大利人，一个叫赛肯都（Secondo），50多岁，是一个电话及汽车自动装置公司的总经理。另一位叫保罗（Paolo）的年轻男人是个工程师，是赛肯都的助手。他们将与我乘同一航班，飞往塞拉利昂的弗里敦，与当地政府洽谈关于战争给他们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的补偿问题。赛肯都是个长相滑稽、待人和善的热心老头。他说话时，两撮白胡子总是微微翘起，咧开月牙嘴，一双笑眯眯的眼睛充满柔和的目光，透着意大利人特有的浪漫，他不管我是否听得懂意大利语，总是一个劲儿地对我说话。看我一点都听不懂，对他直摇头，就蹦出几个英语单词，但说得高兴时仍一如既往地讲他的意大利语，还附加手势和表情。说来也奇怪，我们一直是用这种混淆的语言交流的，并无大碍，很是愉快。他告诉我：10年前，他十分看好弗里敦，许多黎巴嫩人和欧洲人都在此投资，并购买了自己的地皮，修筑了豪宅。没想到，内战爆发后，一打就是10年，不仅把这个国家毁了，也给他们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当他听说我是一个人去塞拉利昂采访、拍摄照片时，感到非常吃惊。“难道你不害怕战争？不害怕黑人吗？”赛肯都问我。说实话，有过一次莱索托的生活经历后，我对黑人不但没有丝毫的畏惧感，反而很喜欢与他们相处。

第一章

进入炎热的蒸笼

离开了加纳首都阿克拉，飞机穿越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上空，3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隆吉（Lungi）国际机场。走出机舱，感觉这里的太阳比加纳的更加灼热，好像空气都在燃烧。从隆吉机场到市区，要经过一片海域，为了方便省时，大家还需再花20美元乘坐几分钟的直升机。

本以为乘坐直升机在海域上空飞行会凉爽些。没想到一头钻进直升机后，简直就像进了蒸笼，憋闷得喘不过气来。尽管直升机开了两扇圆形的后窗，但人坐在机舱内仍觉得缺氧。更糟糕的是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极其震耳，就像进了冶炼厂。坐在我后面的意大利老头赛肯都就像刚被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从脸到脖子不停地往下淌着汗珠。他看我也一脸大汗，冲我撇了撇小胡子，擦了一把脸，又冲我耸了耸肩，意思是：这就是塞拉利昂，这里就是这么热。

走下直升机，尽管仍感到有一种无法躲避的燥热，但映入眼底的大自然的清新色彩，使人顿时感到身体舒展了许多。令我眼睛为之一亮的是，在一群黑色的肤色中，有两张与众不同的中国脸。

“总算与他们见面了，这不是在做梦吧？”我感觉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扩张起来，尽管淌着大汗，拖拽着1米多长的行李，我仍不顾一切地冲向前去，与来接我的刘晶和卢文久久地拥抱。

之后，我赶紧把身后的赛肯都和保罗介绍给他们。巧的是，两位意大利人预订的酒店竟是我们要住的Solar酒店。于是，大家一起来到与机场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酒店。

我们居住的Solar酒店是庭院结构的公寓式酒店，有十几栋不同形状的房子，酒店没有外墙，尚未铺设道路，也许是战后刚刚恢复营业的缘故，每栋房子的前后都是不久前才刚刚平整过，唯有酒店的中心地带树木成荫，偶尔还能听到鸟叫声。酒店每天晚上供电，有电炉灶和一些简单的厨房用具，但没有电视。在办理入住酒店手续的时候，卢文告诉我：由于战争的缘故，塞拉利昂现在仍有联合国派驻的维和部队和军事观察员，除此之外，弗里敦还有许多联合国各机构的派驻人员。这些年，当地的消费让他们越抬越高，连这样不够档次的酒店每天都要收60美元，而这个价格在弗里敦已经是比较便宜的了。

当天晚上，躺在湿热的床上，我实在难以入睡，望着墙上爬来爬去的壁虎和各种叫不上名字的怪异虫子，心不由得一阵紧缩，生怕自己的肌肤成了它们的美餐。按理说，对热带气候我并不陌生。当年在云南老山战场，我们师指挥所就设在一个叫“曼棍洞”的天然溶洞里。这个溶洞住了上百名军人，我也在其中，而且在那儿一住就是一年。洞里非常潮湿，以至于脚下总是泥泞不堪。每天晚上，人们都是伴着溶洞里“滴答滴答”的滴水声入睡。从溶洞走出去的人，身上都无可避免地带着一股霉雨味。最要命的是，上厕所前务必要站在门口用先一根长棍把那些成群结队的硕大老鼠轰到厕所的一角，才能避免如厕时被那些从不怕人的家伙咬上一口。

我对自己说，“别怕，这是塞拉利昂的首都，而且是酒店，你还没到村里去呢，赶快闭上眼睛睡吧”。

第二天，当我见到中国驻塞拉利昂使馆的樊桂金大使时，他又给我带来了新的警示：“梁子，你跑过非洲，与当地人打过交道，生活上我对你并不担心。但这里最不可忽视的是疾病。疟疾、伤寒，最近还有一种拉沙热。得了这种病会七窍出血，人很快就会死亡。对这些你都有准备吗？”

我吭哧了半天，对大使说：“我已经准备了疟疾药，也听说过伤寒这种病，但总觉得自己不会患病上身，在国内也就没想找这方面的药。而那个叫什么拉沙热的病，我从来都没听说过，所以……我……也没……”我不敢跟樊大使再说了，我曾口口声声对大使说，自己如何在黑人地区生活过，有一定的经验，如何做好了充分准备等，可我连预防、治疗当地最常见疾病的药都没带，真是傻到家了。

此时，樊大使似乎看出了我的鲁莽，对我说：“这样吧，我让使馆的人给你准备一些药品，再与联合国驻塞拉利昂的总部打个招呼，万一发生什么事情，至少他们能帮助你，有备无患嘛。不过，使馆原有的治疗拉沙热的药都到期了，我们已经向国内申请了新药，目前正在路上，最快也得一个多月后才能到货。所以，治拉沙热的药你这次是带不走了。什么时候药来了，可以让人捎给你。但在这段时间，你要格外小心。”

使馆的老盛和任强很快将治疗疟疾最有效的针剂药连同针头、针管都拿来了，并把治疗伤寒、痢疾等一些热带病的药品一起给了我。真是走遍天下，也离不开“家”呀。

一、白人求救，“二把刀医生”上阵

两天后的一个清晨，天刚亮，就听到一阵急促地敲门声，我正感到纳闷，隐约听见门外一把熟悉的声音在焦急地喊着：“Photographer（摄影师）……photographer……”

谁会一大早喊我呢？

我迅速穿上衣服，打开门。原来是那个意大利老头赛肯都。只见他紧锁眉头，瞪着一双焦急的大眼睛，敞着胸，蓬乱着花白的头发，慌乱地蹦着英语单词对我说：“保罗……保罗……哇哇哇……扑哧扑哧……扑拉拉拉……”

我知道他在说保罗。

“保罗怎么啦？出什么事了？”我问他。

“No，他……病了……是吃后哇哇哇……扑拉拉……扑拉拉……”他边说边指着自己的嘴，做着吐东西的样子。又用另一只手指指自己屁股，做往出拉东西的样子。他急切地对我说：“中国药，你一定有中国药，对吗？”噢，他是为病中的保罗来向我求救的。我二话没说，赶紧进屋找了几包思密达，还有黄连素，又担心他会得伤寒，就把使馆刚送来的药抓了一些。我冲到保罗的屋子，像填鸭似的让他吃了一大把药。也许痛苦中的保罗顾不了那么多了，让吃什么就吃什么。而站在一旁的老头，眼睛瞪得比玻璃球还圆，那眼珠就一直没离开过我手上攥的一把药。毕竟是他把我这个“二把刀医生”请来的，万一保罗有个好歹，老头就是一头栽进丛林里让毒蛇咬死也说不清。

第二天一大早，又是老头来敲门。这次老头眯缝着眼儿，一脸深情的样子，他是专程来邀请我和卢文共进晚餐的。地点就在他住的酒店房间。他说，要亲自为我们做一顿意大利晚餐，因为，是中国药治好了保罗的病。

当晚，我和卢文带着中国的小礼品准时到老头那儿赴宴，保罗的脸色果然好多了。老头见到我们，非常殷勤，跑前跑后地为我们效劳。他指着桌子上的两条大鱼让我们看，然后，很利索地提起一包整袋儿的盐，哗哗地撒在两条鱼的身上，直到鱼全部被盐淹没。之后，老头将鱼用锡纸遮盖住，放进烤箱，大约20分钟的工夫，老头把鱼从烤箱里取出来，告诉我们现在可以吃了。我和卢文看了看那盘鱼，除了撒盐，其他什么作料也没放。心想，这能好吃得了吗？

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辜负了老头的好意，我切下一块放进嘴里，天呐，鱼皮咸得直蛰嘴，可鱼肉却淡得没有丝毫味道。

老头还特意为我们买了上乘的红葡萄酒，也不知他从哪儿弄了几个酒杯。他首先举着斟满酒的杯子，深情地望着我和卢文，用意大利语表达了一番我们听不懂的深情厚谊。我俩瞪着四只大眼睛不住地频频点头，反正不用翻译我们也能估摸到他想说什么。优雅的情调、温馨的气氛萦绕着整个小屋，保罗的身体也因此恢复了许多。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吃中国药，没想到如此神奇，吃了几个小时之后就觉得身体好多了。

这话我最爱听，所以，我当然挺得意。

这时卢文对我说：“记得你上次去莱索托，就当了回‘赤脚医生’，从大酋长到放牧的，谁病了都找你。这次还没进村呢，你又开始干上‘老本行’了，真是走到哪儿干到哪儿，从黑人到白人，干脆别回去了，就在这儿边拍照片，边开诊所吧。”

我说：“我充其量是个‘江湖医生’。这功劳应记在祖国的医药上，我要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的中国药，吃一次就放不下，以后他们再得了病，天天念叨中国药。”

她说：“我怎么听你这些话有点推销的味道，怕不是给哪儿还兼个‘托’吧。”

我说：“难道你感觉不到我这是在一点点传播中国文化吗？”

尽管我们俩是在开玩笑，但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言行。这两个意大利人就是通过我的言行认识了我，认识了中国人，进而认识了中国。也正如他们的热情、善良、浪漫、富于情调，给我留下的不仅是对他们的个人印象，而且是对整个意大利男人的印象。

二、被姐们儿“收容”，住进“总统套房”

美丽的弗里敦海滩，在湛蓝的天空映照下，色彩显得格外清新。傍晚，许多人在长长的金色沙滩上踢球、散步、聊天。而我却无心欣赏眼前的美景。

住了4天的酒店，心里慌慌的。每天60美元的房费支出，再撑下去恐怕后面的日子就艰难了。我不是个来观光的游客，还要到下面去与当地人零距离地接触，并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尽管几天来，我跟随着塞拉利昂驻中国使馆的公使约翰尼先生、刘晶和卢文一起走访了塞拉利昂外交部的外交司司长、文化旅游部部长、农村发展部部长、安全部部长等，但毕竟战争尚未最后平息，所以，他们对我住当地人家的要求表现得非常谨慎，一时难以安排。

无奈，我不得不耐心地继续等待。

细心的卢文看出了我的不安。她对我说：“弗里敦有一家中国餐馆，老板姓李，大家都叫他阿李，我们可以去他那儿吃吃饭，聊聊天儿。另外，北京城建集团正在承建塞拉利昂政府的宾图玛尼酒店的项目，那儿也有不少中国人，说不定谁能帮你找个便宜的住处。”

接着，她向我隆重介绍了城建集团长城装饰公司的一个女项目经理陈永涛。

我一听女经理，有些惊讶：“什么什么？在这儿做工程，还有女经理？”

“这地方怎么就不能有女经理，你不也是女的吗？你能往这儿跑，人家凭什么就不行？”卢文说。

“那是那是，当然行，我的意思是说，这地方太热，各方面条件太艰苦，女人住在建筑工地那样的地方挺不方便的。那个女经理一定有过人之处。”我突然产生了特想结识一下这个女经理的念头，就对卢文说：“这位女经理平时接待像我这样的散客吗？”

卢文笑了，说：“你这家伙……好吧，我这就看她有没有时间过来，专程上门接见你一下。”

不一会儿，这个叫陈永涛的女经理便带着她的副手胡玉纯从工地赶来了。一眼看去，说她不是女经理，都找不出更合适的职业往她身上安。只见她短短的头发，干练的做派，大方的举止，端庄的仪态，适中的个子，丰满的身材，神情不妖冶，说话不嗲气。单凭第一眼的感觉，就觉得这人挺对路子。

不过，从她身上丝毫感觉不到工地的气息。她身穿一件蓝底、小白碎花、圆领、无袖的连衣裙，脚踏一双带跟的黑色皮拖鞋，手拎一只黑色小包，身上没有任何饰物。

“你们的工程快完工了吧？”我根据她干净的衣着猜测着。

“我们装饰公司只是分包商，具体竣工的时间由集团公司统筹，他们是总包商，估计明年年中吧。”她说。

“在这儿搞工程很苦吧？”我问。

“嗨，怎么说呢，已经习惯了。不过，这儿的条件的确比较差，特容易染病，这不，小胡已经得了两次疟疾，打起摆子真要命。”

坐在旁边的胡玉纯大约三十出头，按说他的形象应属都市帅哥之列，而眼前的他，由于两次被疟疾摧残，面容黯淡而憔悴，身体极为消瘦，连说话的底气都不足，看来这热带病真挺要人命。

我问他是不是特想家，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人家陈经理在这儿干了8个月，嗨！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没什么……没什么。”

“你在这儿都干了8个月了，也在工地上生活？那地方条件很差吧？”我怎么看都感觉陈永涛像个酒店的大堂经理。

“习惯了就好了。我学的是自动化专业，毕业后一直在基层搞技术。1993年开始做水电安装项目，1997年到工厂做管理，后来从2000年开始接手这个项目，一直与施工队打交道，长年泡在工地上。现在要是让我每天坐在办公室里，一张报纸，一杯茶，那才叫害我呢。不过，真要是如此，我可能就会变，我最怕变得惰性十足。”她笑着说。

这时，卢文插话说：“人家当经理的就是不一样，住的可是当初塞拉利昂国宾馆的总统套房。”

“对了，梁子，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可以搬到我那儿住。反正我一个人住了两大间，地方有的是，随便在哪儿支张床都行。再说，住酒店花费太高，你每天出来进去的也不安全。”

我当即表示同意，并且说搬就搬。于是，我结了4天的房费，颇感轻松地跟着他们，直奔后山的宾图玛尼酒店。

宾图玛尼酒店坐落在弗里敦西边一座突起的小山包上，酒店三面邻海，在任何一个房间都能领略浩瀚的大西洋风光。战争前，这里是塞拉利昂政府的迎宾馆，曾多次接待过来访的各国元首，并在这里召开过多次重大会议。而如今的酒店已破败不堪，尽管其庞大的建筑结构保留了下来，但无一处不使人感到战后的凄凉。被雨水浸泡的墙皮已经剥落，院里到处长满了杂草，四周充斥着垃圾。

酒店的工地上只有几个中国工人在干活，显得十分冷清。我跟着陈永涛，顺着破旧的楼梯走上尚未修复的酒店公寓四楼。她打开用木板钉的大门，我随她进了屋。只见屋内的窗户没有玻璃，都是用木板钉住的，两间屋子空荡荡的，里屋中间横放了一张木板钉的床，墙角处挂了一扇布帘，布帘里放着衣服和杂物。她说，里屋是自己的生活区域，外屋是办公室，办公室里仅有一台从国内带来的电脑和两把椅子。天哪！这就是原先的总统套房，现在却成了陈永涛的“闺房”。

我对她说：“难怪你说这里可以随便支床，我看你这儿住上一个班都没问题。”

卫生间更简陋，蹲坑和池台都是用水泥砌的，从水管上接过一根管子，便是淋浴。从墙上拉根电线，再在线头处装上灯座和灯泡，悬吊在墙边，便是照明设备。

为此，我由衷地敬佩陈永涛，而多亏她的“收容”我终于在弗里敦有了落脚点。

三、巧遇联合国中国军事观察员

又过了几天，我的去向问题仍然没有结果。约翰尼公使说，希望我自己先确定一下想去的方向。我对他们说：希望能住进一个有身份的酋长家，他的身份就是我的保护伞；如果有电是最好的。因为，我带的摄像设备和电脑需要用电，另外就是丛林地区（塞拉利昂还有海边和山区）。

于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约翰尼和外交司司长松都从教堂做礼拜回来，一起来到刘晶的住处，特意召集大家商议这件事。看来最大的难题就是用电了。

约翰尼说：“目前是旱季，连弗里敦供电都无法保障，其他地区就更困难了。眼下我们刚刚与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签订了承建电站的项目，最快也要到明后年才能发电。现在唯一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你自己在弗里敦买一台小型发电机带过去。”

我告诉他，自己从来没用过发电机。

他说：“你可以雇一个人帮助你。”

我又告诉他，有了发电机还得接电线，这些必须由专业人员去操作，否则万一出了事故不大好办。

刘晶和卢文也都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他想了想觉得不无道理。

大家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把我去的地方暂时锁定在塞拉利昂的南部。因为，这一带是拥护现任总统卡巴（Kabba）执政的人民党（SLPP）的区域，政局比较稳定，也比较安全。而且当地的曼迪族（Mende）是塞拉利昂最大的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的30%，并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另外，南部大多为灌木丛林，是典型的热带环境。

说着，就到了吃午饭时间。卢文提议去中华餐厅吃饭，顺便给我介绍一下餐厅的老板阿李。因为，阿李是当地通，也是个热心人，不论大事小事，他都有求必应。许多到弗里敦的中国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我想，这个阿李很可能是个广东人。

中华餐厅坐落于市区。这是个以中国传统式建筑为主体的房屋，以象征着“吉祥”之意的红色色调为主。餐厅的门外有个能停放十几辆车的院子，由于当地气候炎热，餐厅的布局也就分成室内和室外，两相面积相差无几，各能摆放十几张桌子。白天，人们更喜欢坐在室外吃饭或聊天，因为室外有个宽阔的长廊，三面通风，视线也不错，还晒不着太阳。室内溢满了中国风情，柜台上摆放着中国酒，电视里播放着中国的VCD，墙上贴着中国的艺术品，唯有桌上摆放的餐具不是筷子，而是刀和叉。

我们走进了餐厅，餐厅老板阿李见刘晶和卢文来了，赶紧从柜台前迎了上来。

“早听说你们回来了，怎么一直没露面？”阿李用一口纯正的北京乡音说。

嘿！敢情他不是广东人，还是老乡呢！

不等刘晶介绍，我便迫不及待地对阿李说：“你就是这儿的老板阿李吧，你是北京人？咱俩可是老乡呀。”

我上来就拉老乡，弄得阿李有点不知所措。

这时，刘晶赶紧接过来说：“梁子是搞摄影的，来塞拉利昂体验生活和拍摄照片，准备在下面呆几个月。”

阿李一听，顿时提高了嗓门：“你就是那个从北京来的记者呀，你肯定认识新华社中广联的张建吧，前一段时间，他特意打电话交代，让我多关照你呢。”

我想起，临行前朋友张建确实提到过这个中国餐厅姓李的人，没想到他就是阿李，并与刘晶、卢文也是很好的朋友。

阿李叫李璐明，初次与他见面的人绝不会把他的身份与“餐厅老板”相联系。因为他身材干瘦、单薄，说起话来嗓音润润的，待人也很谦和。他的餐厅是当地年头最久、最有影响，也是人气最旺的中国餐厅。

据说，他在当地9年来，一直在拼搏。从给台湾老板打工，到自己当老板，靠的完全是不懈的努力。他是亲历这场战争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之一。而他的餐厅更像一个为中国人开设的服务站。从接送飞机到办理机票，再到给国内打电话、发传真，他都包揽，像帮助中资公司购买肉、蛋、粮、油之类的事更不在话下。每当中国人遇到了麻烦来找他，他就亲自帮着跑警察局，找政府官员，向有关律师咨询等，而他所干的一切，都是不求回报的真诚相助。

不少联合国军人也在这里吃饭。据阿李说，他们通常是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午到这儿吃工作餐。

阿李还告诉我，塞拉利昂是从1991年开始爆发内战的。为了平息这场战争，联合国不得不于1999年派遣维和部队和军事观察员进驻塞拉利昂。目前有近3万名来自世界各国维和部队的军人和200多名军事观察员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在此为平息战乱、监督收缴武器、稳定民心和维护和平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也有从中国派驻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

我一听有中国军事观察员，赶紧向阿李打听他们的下落。谁知就在这时，中国军事观察员W进了餐厅，他刚从下面回来，正准备在这儿吃午饭，我们竟巧遇上了。

W30多岁，身着迷彩服，脚穿黑色高靿皮鞋，双肩扛着军衔，一个臂膀佩戴着写有“CHINA”字样和红色国旗的臂章，另一个臂膀佩戴着蓝底白字、联合国驻塞拉利昂的臂章，胸前挂有两张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胸卡，看上去很威武。不过，他的脸晒得通红，汗水正顺着他的脖子不停地往下淌。他那身全副武装的装束就像刚从前沿阵地撤下来。

在阿李的介绍下，他落落大方地来到我们面前，很得体地用带着江苏口音的普通话向每个人打了招呼。他说，自己从国内来此不到一个月，是来接替上批军事观察员的。他的工作区域在南部的博城（Bo），距弗里敦300多公里，当地的曼迪族对中国人挺友好。这与中国农机组曾经在那儿指导过当地人种植农作物有关。

听了他的介绍，大家顿时很兴奋，都劝我去博城。卢文说：“梁子，不管怎样有自己同胞在那儿，多少也能照应照应，何况他是军人，要是有人惦记你，他们也得掂量掂量，是不是？”

其实，我也正是这么想的。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我当即决定就去博城。

我对W说：“如果顺利的话，过几天咱们在博城见。”

他说：“那太好了，我先代表博城欢迎你这位中国记者的到来。到了那儿，如果要找我，就让当地人带你先去维和部队的几内亚兵营问问，他们知道我们的驻地。”

之后，大家对阿李说：“你的餐厅不仅是吃饭的地方，还是中国人的‘服务站’，现在又新增了一项‘中介’业务，今后就叫‘华人之家’吧。”

四、我把自己交待给“丹凤眼”省长

我决定去博城之后的第二天，约翰尼和松都专门安排刘晶、卢文和我，在松都的办公室与正在弗里敦开会的南方省第一领导人巴尼（Banie）见了面。

这是个星期六，也是政府的公休时间，外交部办公楼里一片寂静。上午9点，巴尼准时来到松都的办公室。他身穿一身化纤的白色短袖套装，笔直的裤线垂在一双锃亮的黑皮鞋上。这身装束与他黝黑的皮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的体形短而粗，双肩上顶了一个比南瓜还圆的脑袋，几乎看不见颈首的连接。他有着典型的非洲人的厚嘴唇，却长了一对细长的“丹凤眼”，只是这双眼睛透着一股不可抗拒的威严。

在约翰尼的介绍下，他礼节性地与我们握了握手。当他听说我是专门从中国来拍摄照片，并选择了他所管辖的博城，且希望能住在当地人家时，顿时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眯着眼睛，仔细端详了我片刻，然后问我：“是你要去博城吗？”

我冲他点了点头。

他说：“很好，你很漂亮，你叫？”

显然，刚才约翰尼介绍我时他没用心听。

“我叫梁子，梁是我的姓，子是名。”我说。

“OK！子，这名字简单，也好记，我记住了。”巴尼把两个嘴角夸张地向外咧了咧，重复着：“子，子……”接着他温和地对我说：“博城很小，四周全是灌木丛林，林子里到处是村庄。我有车，你要是拍照片，可以搭我的车。我也可以跟你学学照相嘛，我很喜欢摄影。”

之后，他的两只小眼不停地在我身上来回扫荡，看得我心里直发毛，心想，可别遇上个色鬼，我怎么事先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呢。

这时，巴尼突然收敛了笑容，非常郑重地对大家说：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博城的人民欢迎子的到来。中国与塞拉利昂有着多年的友好关系。中国虽然是个大国，但许多年来一直不断地帮助塞拉利昂。因此，我们非常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中国人民。这次子要去博城与我们的人民一起生活，要把我们的文化介绍给中国人民，使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塞拉利昂，认识博城，是一件非常好的大事。我要代表博城的人民感谢子这位文化大使。

“另外，博城还有个名字，叫‘SweetBo’（甜城），等子到了那里就知道了，那儿的人很热情，很甜美。博城的所有人就像一个大家庭，很和睦。特别是他们对外国人很友善，也很尊重，还有……”

这时约翰尼突然插了一句，问到：“对不起，巴尼，我关心的是安全，你那儿的安全怎么样？这是最重要的。”

巴尼很肯定地说，保证我在当地不会出任何问题。

巴尼几乎把博城说得天花乱坠，他越说得好，我心里反而越不踏实。

但不管怎样，听了巴尼的话，我心里还是挺豁亮的。

巴尼接着问我：“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博城？”

我告诉他，越快越好。他说：“我今天晚上才能回到博城，明天为你安排一下，如果着急，你后天来吧。”

“后天？你是说明天的明天？”我对他如此高的工作效率感到吃惊。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当地人做事似乎不太讲效率。可他却声称自己一向是24小时保持工作状态。

接着他特意强调：“24小时，意思是，任何时间都可以处理工作。”

而我对他的话却半信半疑。我想，他的职务相当于中国的省长，肯定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事情，哪儿有时间为我找住处。我最担心的是，他打发手下把我安排到某个宾馆住下，就再也没音信了。

我把这种担心告诉了刘晶，刘晶安慰我：“约翰尼和松都出面办这件事，就是代表外交部。巴尼是政府官员，他一定清楚这是两国之间的事情，所以你放心，他会安排好的。”

于是，当天下午我和卢文赶紧跑商店，买脸盆、锅、饭碗、蜡烛、蚊香、杀虫剂、消毒液、洗衣粉、肥皂、手电筒、雨衣、雨鞋、方便面、饼干，甚至连牙膏牙刷都买了好几套，一下装了三大箱。就这样，卢文站在商店门口还一再说：“到了下面，就没那么方便了，现在最好考虑得全面些，看看还缺什么。”

可是，谁知回去后才得知，从弗里敦到博城的道路早已被严重破坏，至今未修复，但空中航线已开通，我只能选择乘坐飞机去博城。

看看自己刚买的几大箱东西，再加上原有的行李和器材，我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扛不走这么多东西呀，更何况乘飞机行李是限制重量的。害得我不得不又把刚买的东西一样一样往出捡，可我根本找不出多余的东西。

离开弗里敦的头一天晚上，陈永涛几乎一夜没睡。尽管我们上了闹钟，但她仍然怕睡过头，每隔一个小时，就起来看看表。第二天天刚亮，她就把我叫了起来。因为路远怕堵车，我必须在早晨6点半前离开工地。只见她一会儿往我包里塞点方便面，一会儿又塞点卫生巾，尽管我的大包已经鼓得快撑破了，她还不罢休。胡玉纯更让我感动，他一个人默默地把我的行李一件件往楼下扛，而那些沉重的行李，似乎随时都会把他瘦弱的身体压垮。

我们提前到达了弗里敦的黑斯汀（Hasging）机场。据说，这里是塞国飞国内航班的机场，旁边是专门接送联合国军事人员的直升机场，每天都有印着“UN”字样的白色直升机，频繁地在这里起降。而这个民用机场却显得十分冷清，这也许是我看到的最简陋的机场了。

当我们拖着沉重的行李走进机场大厅时，立即被叫到磅秤前称行李。当机场人员得知这些行李都是一个人的时，脸上立刻露出难以掩饰的笑容。他们一定在想，这下可逮着个送上门的冤大头了。我的行李放在磅秤上一称，足足超出了30公斤。一个像小头目的男人迅速地拿起笔和纸，毫不含糊地计算起罚款的数额。大家一看赶紧上前跟他说好话，请他高抬贵手。谁知，那人连头也不抬，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架势。这可是他们不定等了多久才出现的财神爷，哪儿能轻易放过呢。就在这时，走进一个30来岁的白人，他长了一头浓密的黑发，手里提了个报话机正在与人联络。卢文眼睛一亮，对我们说：“你们先别急，我好像看见了一个熟人。”只见她冲着那个刚进门的男人走去，不一会儿，两人又一起走了过来。那人对正在算罚款的人说：“这是我的朋友，把他们的行李送上去吧。”于是，算罚款的人二话没说，随手扯了几张取行李的票递给我，并把一大堆行李很快拉走了。

事后我们才知道，那个给我们很大帮助的人是这个航空公司的老板，他是个黎巴嫩人。卢文已经想不起来他叫什么，在哪儿认识的。但至少可以肯定，他对卢文印象不错，否则，不会这么帮忙。

剩下的手续更简单。由于没有安检设备，连手提物品都不需检查。只给他们看看护照，再交一笔“机场建设费”就行了。更让人感到方便的是，这里什么人都能随便出入停机坪，为此，大家可以一直把我送到登机的地方。

到了不得不与大家分手的时候，为了避免分别的气氛太伤感，大家有意说着轻松的话题。这时细心的卢文一再嘱咐我：“刚才我问了一下，这架飞机先飞博城，接着再飞凯内马（Kenema），你要当心，千万别坐过了（事实正好相反，可能是她记错了或者是我听错了）。”之后，她从兜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了一个煮鸡蛋给我说：“等上了飞机把这个吃了，中午饭还不知上哪儿吃呢。从今以后谁也帮不了你了，如果情况不利，早点撤，千万别勉强，我们会时刻关注你，并为你祈祷。”我和卢文紧紧地拥抱着，我把脸附在她瘦小的肩膀上，两眼充满了泪水。但在这个时刻，我不能让大家为我担心。于是，我把泪水强咽了回去，做出一副笑脸，登上了飞往南方的飞机，离开了我的同胞们，离开了弗里敦。

临行前，我和卢文无意间从头天的报纸上看到一篇有关星座的文章，查了一下关于我的星座的命运，看得我俩目瞪口呆：

“时刻准备着，用你的聪明智慧，换取你想得到的东西，用美好的语言会帮助你赢得别人的好感。同时，如果你能很好地向不同的民族学习他们的文化，你将会得到许多有价值的信息。那么，旅行将是你打开知识之窗的钥匙。”

五、跟着省长遛大街

我乘坐的恐怕是世界上最破、最小的民航飞机了。

机上有15个座位，只坐了七八个人。有两个白人驾驶员，没有独立的驾驶舱，也没有扩音设备。飞行员与乘客之间只有一小块如同面板大的木制挡板，乘客随时能听到飞行员讲话。机上也没有乘务员，行李统统被堆在门口。

飞机飞得很低，从机窗往下看，一片茫茫绿海，全是热带丛林。机舱里噪音很大，机身还不时地被气流推动得上下颠簸。我坐在靠近行李的门口，原想用摄像机把这一切都拍下来，但刚举起机器，就感到全身大汗淋漓，头重脚轻，心慌气短。于是，我赶紧停下来，闭上双眼，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症状总算有些缓解。50多分钟后，飞机终于降落了。我背上包，下了飞机，可我既没看见巴尼，也没发现其他接机的人，见一个飞行员正站在外面抽烟。我的心顿时慌乱起来。走上前问他：“这是博城吗？”

他一听我要去博城，让我赶紧上飞机，他说：“你真悬，差点被我们丢在了凯内马，下一站才是你要去的博城。”我倒吸了一口气，心想，今天要是留在这儿，可就惨了。

又飞了20多分钟。脚下依然是茂密的丛林，把我的眼珠都看绿了。突然，飞机左右摇摆，同时还发出强烈的“啪啪”声音。我真担心这破旧的飞机会垂直掉进脚下的林子里，这会儿飞机上加上飞行员还剩6个人，还不够3只狮子一顿痛快的晚餐呢。

地面终于露出了土地和房屋，飞行员告知，这就是博城。从空中看博城，小城周围被绿色丛林紧紧包围着，但很难看见参天大树。据说，这一带是以灌木丛林为主。

飞机徐徐地降落，还没停稳，我就一眼看见了站在房檐下，身穿一身棕色西装，系着鲜红领带，面带笑容的巴尼，有他这位第一领导人亲自来接，我心里顿时踏实多了。飞机停稳后，我第一个冲下去，与迎上前来的巴尼紧紧握手。只见他脸上淌着大汗，那对“单凤眼”已经笑成了一条线，然后，张开厚厚的大嘴，用极其洪亮的声音对我说：“欢迎我们的子来到甜蜜的博城。欢迎……欢迎……”之后，他像个长者，用一只手搂着我的肩膀，把我介绍给其他两位同行者：“这是摄影师，子，中国人，我的妹妹。”趁我与其他人握手的工夫，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块已经发黄的白手绢，擦了擦满脸的汗水。我知道他流大汗都是那身西装害的，这会儿就是穿一件短袖衫都热，别说西服革履了。这说明他对迎接我的到来很重视。

这次见到巴尼，就像见到了老朋友，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亲切感。路上，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自己的住处，可巴尼却跟我卖起了关子。他说：“我先带你去我办公室看一样东西。”我只好跟着他先去了办公室。

他的办公地点在紧邻马路的一处平房里，平房的外墙刷了一层海蓝色的油漆，大门口有个瘦弱的老头无精打采地坐在一个木板凳上看门。再往里走是个摆了张会议桌和几把长条椅的大厅，由于四周没有窗户，大厅里黑乎乎的。厅的左边就是巴尼的办公室。

他的办公室只有十二三平方米，我实在想象不出这间简陋的小屋里能有什么“稀奇东西”。巴尼一进办公室，赶紧脱掉西装，然后把我领到另一间小屋。这小屋里仅放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子上有堆东西被布罩着。他走到桌子前，掀开上面的盖布，兴致勃勃地对我说：“子，你看，这是什么？电脑，你们中国的。”

我一听是中国的，赶紧走上前，果真是一台联想电脑，还专门配置了一台惠普打印机。

他说，这是2000年底中国大使来博城时特意送给政府的，还有一台电脑在镇上卡瓦主席那里。为此，他们感到很荣幸，并觉得这东西相当珍贵。不过，目前一直找不到会操作它的人。

之后，他带我穿过后院，去刚才一起到机场接我的政府办公室主任庄斯弗的办公室坐坐。走在院子里，我看见几个光着膀子的男人，躺在大树下睡大觉。我心想，这好歹也是“省政府大院”，大白天的，怎么说睡就在这儿睡上了。我见巴尼对此没有丝毫反应，就对他说：“这儿也能睡觉？”他很不经意地冲睡觉人瞥了一眼，说：“很舒服。”我心想，没准儿睡在这儿的还是位部长或主任之类的人物呢，兴许下次就换成他了。

我最关心的就是自己住在哪儿，便问巴尼：“我就住在这个镇上吗？”

“当然！那是一个很热闹、条件也很好的家庭，放心吧，一切都准备好了。”

听他这么一说，我真想立即就去。

巴尼对我说，从他办公的地方，穿过镇中心的一座时钟塔（ClockTower），再向东几百米就到了我住的地方。

我以为，此时他正带我去住的地方，谁知他兴致勃勃地说：“子，今天是你第一天来，肯定想到处多看看，我愿意陪你去镇上转转，镇上很热闹，去看了就知道了，什么都有。”

我一听，直皱眉头。心想，今后我住在这儿的日子长着呢，以后不想往街上跑恐怕都没地儿可去。特别是这会儿刚下飞机，又背了这么重的器材，还拉着一堆行李，竟然先让我跑到镇上逛大街。而且，大中午的，气温快40摄氏度了，让人觉得从鼻孔到嗓子眼儿都发烫，连眼珠都快烤红了，恨不能一头钻到地洞里凉个痛快，哪儿还有心思逛大街呀。

可人家是一片好心，拒绝了不太礼貌，很容易产生误会。但我实在不想现在逛街，于是，试探着对他指指我脸上的汗和身上的湿衣服说：“热，这儿太热了。”

他看了看我，笑着说：“现在还没到热的时候，再过两个月才开始热呢。”

我一听，差点背过气去。要是再热下去，我还能活吗？

别说，这才是我想象中真正的非洲。

为了不让巴尼扫兴，我决定还是随他上街溜达一圈。巴尼让我把摄影包放在车里。我见他那辆老式吉普车窗户连个锁扣都没有，执意要自己背着走。我告诉他，包里的东西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他很奇怪地看了看摄影包，显然对我说的话感到难以理解。

镇中心面积不大，人口比较密集，仅有两三条不大的商业街。由于车辆不多，车子可以在马路两旁任意停放，行人也能随意穿行于其间。街道上尘土飞扬，不时地有人推着小车，或头顶着箩筐边走边叫卖。如果卖货的不是当地人，还以为到了偏僻的中国西部小镇。商店门口摆放的几乎都是中国货，诸如地板革、旅行箱、搪瓷盆、塑料制品等，连那些地摊上的小商品，什么手电筒、发卡、铅笔刀、尺子也都来自于中国。但这些原本中国的便宜货，经过长途跋涉运到这里，价格已被翻了几倍，甚至几十倍。

在这里卖旧衣服、旧鞋的似乎更受欢迎，因为这类旧商品价格便宜。

据巴尼说，在这儿开商店的大都是黎巴嫩人，并且已经延续了几代人。不少黎巴嫩人从小生长在这里，除了肤色与当地人不同，其他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其实，我在弗里敦时就发现，许多超市、饭店都是黎巴嫩人开的，他们的经商范围遍及了整个塞拉利昂。某些黎巴嫩人甚至专门经营黄金和钻石买卖。

之后，巴尼带我进了药店，他对那位卖药的人说自己咳嗽。于是，那人顺手从柜台后面拿了一盒药递给他。接着他又说自己的一只脚疼，话还没说完，巴尼的身体已经站成金鸡独立的姿势。他用手搬起那只疼痛的脚，扒开袜子，然后，把脚翘在了柜台上。接着，巴尼又掰开自己的小脚趾头，兴许这下把自己弄疼了，他一个劲儿地龇牙咧嘴。

那卖药的人不仅丝毫不嫌弃病人把脚翘在柜台上，还很认真地凑过去，仔细看了看巴尼的脚，然后，向他推荐了一种药，并耐心地为他涂上。

巴尼上了药，付了钱，我们离开了药店。

但我觉得挺纳闷，像他这种职务的人，怎么还到药店买药。

我问他：“你在医院看病也要自己花钱吗？”

他说：“当然。”

我告诉他，在中国，像他这样的领导根本不用自己跑药店，保健医生会定期上门为他检查身体。

他听后大为羡慕，并开玩笑说：“子，把我带到中国去吧。”

我说：“你去了中国就当不上省长了，到时还得自己去买药。而你语言不通，说不定人家错把毒药拿给你，怎么办？”

他说：“我有你呀，你会帮我的不是吗？就像你在这儿，我帮你一样。”

就凭他对我的信任，再看他那一脸憨相，我的直觉告诉自己，这次选择博城是我的幸运。

六、住进了女人堆儿的家庭

我坐上巴尼的车，眨眼的工夫就来到了我要住的人家。

这是一座普通的坐北朝南的临街房，房前的西头有一棵芒果树，树下有一口砌了高台的水井。房子的外墙是用凹凸不平的石头砌成的。门前的东侧，有一块用蓝色塑料布围成的小酒吧，里面有六七张圆桌和一些白色的塑料椅。酒吧很简陋，也显得挺冷清。

我提着东西，跟在巴尼身后，从正门进屋。一进门是个二三十平方米的客厅，厅的一侧摆了几个旧沙发，另一侧直通后门和几间卧房。通向卧房有一条不足1米宽的走廊，走廊的两边分别是住人的房间。我经过前两间屋子时，透过门缝向里窥视了一眼，发现每间屋子摆设大体相同，都有一张大床，且床上有人在睡觉。我住的房子，有十三四平方米的面积，同样有一张能睡四五个人的特大号双人床，占去了屋子三分之二的空间。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摆放得整整齐齐，屋里打扫得很干净，连蚊帐都挂好了。我对这里很满意，但联想到门前的酒吧和从隔壁房间看到的情景，总觉得这里不像个人家。于是对巴尼说：“你说这儿是人家，我怎么觉得像个旅馆呀。”

巴尼解释说：“你说这里吗？不！不是！这可是一个很好的大家庭，你住下吧，他们会很好地待你，女主人一会儿就回来。”

之后，巴尼说，他还要去办公室处理一些工作，临走前，他特意把一个男人叫到我面前，向我介绍：“这是摩西·罗杰斯（Moses.Rogers），在镇政府工作，对下面的情况比较熟。他是本地的曼迪人，英语很好。你看他身强力壮的，让他跟着你怎么样？”

这人其实已在这里等候半天了。我看了看眼前这个男人，中等个头，40岁上下，身材偏瘦，腰板挺得很直，颇有绅士风度。也许是他穿了一身棕绿色套装的缘故，显得皮肤格外黝黑。在巴尼面前，他始终没说话，但他的眼神告诉我，他是个不同于一般当地人的男人。而这样的男人将成为随时跟随我的向导、翻译和保镖，不知是我的幸运还是一种不幸。初次见面，我们并没说得太多，他只是说自己还要工作，明天上午再来。

我正在屋里收拾东西，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不由得愣了一下，门口站着一位身体与门框宽度相同的女人，像一堵厚墙，严严实实地堵住了房门。她并没有急于进屋，而是先伸出了一只手，与我紧握了一下。握着她的手，感觉就像握在了棉手套上，暖融融的。她舒展开那张富有光泽的脸，笑着对我说：“我叫阿米·莫里巴（AmieMoriba），是孩子们的妈妈，欢迎你来我家，不过，从现在起这里也是你的家。”

看来她是个极友善的女人，第一次见面就亲人般地接纳了我，令我生出了些许感动。

我看她仍站在门口，赶紧招呼她进来，并告诉她我从中国专门给她带了礼物。她一听，便晃悠着身子走了进来。

进门后，她一屁股坐在了床上，不知是那床垫太软还是她用力过猛，只见她的身体立刻随着那床垫陷进去个大坑，并不由自主地向后仰了一下。她赶紧用手拽了一下床单，不管用，只好用手硬撑着起来。随后她不好意思地说：“抱歉，抱歉，这床太软了，不不，是我太胖了，不好意思。”我想笑，可又觉得初次见面不太礼貌，硬是憋回去了。

我赶紧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自己带给她的中国传统式的红色绸子女包、给她丈夫的镶着金边的太阳镜及给孩子们的传统饰物和檀香扇等，一并交给她。她拿着一堆从没见过的中国礼品，高兴得合不拢嘴，那张被几层肉撑得圆润的脸，显得更有光泽了。

之后，我们很自然地拉起了家常，她告诉我，她有个83岁的老妈妈叫西西，两个女儿分别是23岁的西亚（Sia）和17岁的露丝（Lucy），两个儿子分别是20岁的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和3岁的雷诺（Reynold）。大儿子克里斯托弗现在在弗里敦上大学，放假才回来。后院还有一栋房子，东半面住着她表姐一家人，表姐的丈夫几年前患病去世了，她有6个孩子。而西半面住的是表舅一家人，表舅的老婆已去世，留下了两个孩子。阿米还告诉我，她的父亲20世纪60年代去了英国，再没回来过。她们一共姐妹三人，她排行老二，姐姐和妹妹都在美国。姐姐的丈夫是个商人，现在正在孟加拉国做一笔生意，姐姐也随行去了孟加拉。妹夫是个律师，妹妹在一家医院里当护士，他们一家收入很不错。这栋房子就是1999年战争渐渐平息时，主要由妹妹出钱盖的。

她对我说：“你住在这儿尽管放心，我带着宝贝儿子就住你对面，我丈夫雷诺（Reynold）住在镇中心他父亲家，家里开了个药店，他走不开，所以，很少过来。有时，我也会过去。你隔壁住着我的两个女儿，再隔一间，是我的老妈妈，我的隔壁房间是个仓库，到了晚上，前、后门都会上锁，房子里除了那个3岁的小儿子没有其他男人，很安全。不过，你睡觉时一定要关窗户。”

聊了一会儿之后，我看她一直想说什么，但又没好开口，估计可能是费用问题。于是，我主动对她说：“我住你家，肯定要付费的，至于每月付多少钱由你定，想好了再告诉我，这些没有问题。”

她提出旱季很少有公共电，家里有一台小发电机，可以为我保障每天发几个小时的电，但发电是要用油的，而油价在当地很贵，这项费用得单算，我同意了。

至于吃饭的问题我告诉她我自己解决，毕竟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同。

我俩谈了不到5分钟就达成了协议。为此，她非常高兴，还一个劲儿地夸我：“子，没想到你真爽快，我已经喜欢上你了，这是真话。而且你很漂亮，刚才我回来时，还没进门就有好几个人对我说，巴尼带了一个漂亮的外国女人来我家了。他们都想认识你，我听了高兴极了。你住在我家，他们都会羡慕我的。”

之后，阿米对我说，我是她家新来的成员，按当地风俗，她必须带我到周围的邻居家拜访他们，这样，今后大家也都会保护我。

于是，她像领着孩子一样牵着我的手，先是在自家房前屋后转了一圈。之后，又带我去邻居家拜访，每到一家，她不是称呼爷爷就是叔叔，听起来全是沾亲带故的。后来一问才知道。阿米家不同于镇上其他人家，阿米的爷爷是最早来到这个叫莫里巴（Moriba）小镇（属博城管辖，如同中国的村）的人。这里原是一片无人涉足的茂密丛林，当时她爷爷带着几个亲戚，在林子里建茅屋，种农田，创立了自己的家园。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共同加入到这支开发丛林的队伍中。渐渐地，不少人在此结婚生子，置办家业，随着外来人不断地增多，这里形成了人气兴旺的小村镇。“莫里巴”原本是她爷爷家族的姓氏，为了让人们记住这个小镇的创始人和第一任酋长，人们将他的姓氏用做了地名。为此，莫里巴家族在此备受人们尊崇。

阿米的老妈妈西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是黎巴嫩人与黑人的混血儿，看上去与众不同。

她的肤色较浅，有一头长长的直发并有着中东女人的天生丽质。她的性格酷似黎巴嫩血统的父亲，高贵而有教养，善良而又心细，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还能读英文书籍。只是她嫁给了黑人丈夫，使她后40年的命运有些凄惨。

后来，在我住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西西是个非常沉静的老人，在家里很难听到她的声音。通常，她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门前的芒果树下，手捧一本英文《圣经》，专心致志地默诵着。每逢此时，即使周围发生天大的事情，她都不屑抬头一顾。西西读书时喜欢坐在一张白椅子上，将双肘轻轻地搭在两边的扶手上，有一种贵妇人的高雅。她的发式很随意，有时将银白的长发披散着，有时会把头发扎成缵。她喜欢吃面包、黄油、蔬菜沙拉，而对黑人偏爱吃的棕榈油并不欣赏。她喜欢节奏缓慢、安静的环境。可她家门外小酒吧的墙上，架着两个质量极差的音箱，只要有电，就会放着震耳欲聋、节奏强劲的黑人音乐。我以为，像西西这样的高龄老人，躺在床上，周围四处都震动着，就是不得心脏病，也会高度神经衰弱。可经过观察，我发现不论震动多么强烈，也不管气温有多高，她都紧闭门窗，该怎么睡就怎么睡，丝毫不受影响。这老太太真行，我算服了。

听西西说，她爸爸早先从黎巴嫩来做生意，在此看上了当地有名的美女，结婚后生下她，父母的感情还算不错。后来，她爸爸患了严重的肺病，无奈独自回了国，不久就病逝了。妈妈的家境不错，是个思想比较开通的女人。她很重视西西的教育。到西西谈婚论嫁的年龄时，由于她长相漂亮，性情温和，被莫里巴镇的酋长看上了。于是，她很快嫁给了酋长的儿子。谁知，生下3个孩子不久，她男人就去了英国。她曾经跟着丈夫在英国生活过5年。后来，被骗了回来。之后就再也没有丈夫的下落了。近些年才听说，丈夫又娶了一个加纳籍的女人，还给他生了两个女儿。

西西一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直到为她老人家送终。现在，阿米家客厅的正面墙上，还挂着西西母亲的一张黑白照片。从照片上看，老太太是个端庄、大方，富有贵族气质的黑人妇女。时间一晃，西西已成为这个家的寿星老。在非洲，人们很看重家族里的长寿老人。认为整个家族能够从长者身上获取智慧。长者是家族的核心，是力量。所以西西很受尊重。

不过阿米不论性格、相貌还是生活习性都与地道的黑人无二。后来我才知道，她一生嫁过3个丈夫，18岁时嫁给了第一个丈夫生了老大；23岁时，嫁给第二个丈夫，生了老二和老三；40岁时，与现在的丈夫结婚，生下第四个孩子。她的生育过程持续了22年，是个有着健康体魄和旺盛生育能力的伟大母亲。

阿米的丈夫总是沉默寡言，通常很少去阿米家，更不喜欢参与她家的琐事。平日，阿米白天会给丈夫做两顿饭，由丈夫的男佣取回去，有时晚饭后，他也会过来坐一会儿。不过，他对西西很孝顺。他与说起话来没有逗号的阿米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可以说他们两人除了体重比较接近，其他都相差甚远。但西西对这个女婿很满意。

阿米的丈夫只喜欢与他同名同姓的小儿子雷诺，他给儿子取自己的名字，是为了自身生命的延续，这也是当地的风俗。

有一件事，差点让阿米的丈夫闹误会。他非常喜欢我送给他的礼物，一副带金边的太阳镜。是我在小商品市场特意挑选的，只要戴上它，离着八丈远，就能看见它闪金光。对这副眼镜他可以说是爱不释手，甚至晚上都舍不得摘。为此，他特意送给我一双木头拖鞋。可这鞋又重又大，穿上根本走不了路。我是38码的脚，而那是一双42码的鞋。我便告诉阿米：“我很喜欢这双拖鞋，非常遗憾的是号码太大，我穿不成。”于是，他们就换了一双35码的给我，并说：“子，这次换了小号的，你肯定能穿。”可这次，我连脚都伸不进去，他们只好又拿来上次那双大号的，让我在鞋上画上我的脚印。这次他们完全是按照我的脚印做的鞋，结果这双鞋还是太小，弄得他挺尴尬。可这是他的一片心意，如果我拒绝了这份礼物，就太失礼了。我绝不能扫他的兴。于是，我对他说：“我想把这双鞋带回中国，作为你们家给我妈妈的礼物。她看到这个礼物，就知道我一定得到了你们的热情关照。”他一听高兴坏了，立刻说：“你妈妈一定会喜欢它的。”其实，我妈妈也是38码的脚，但我总算把这件事抹平了。

第二章

感受非洲小镇

一、“让你知道中国女人的厉害”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大亮，从阿米家后院传来了叮叮当当的响声和女人们的说话声。不一会儿，从窗外袭来阵阵烟雾，呛得我不得不从床上赶紧爬起来。顺着窗户往外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像阿米这样富裕的家庭，做饭竟也不用炉子，而是与莱索托塔巴姆村的人一样，用三块石头架起灶，上面支口锅，烧的也是柴火。再看看旁边那位妇女，光着脚，手拿长棍，正弓着身子顺着木桶费力地往里捣呢。她背上还背了个孩子，那孩子紧闭双眼，正睡得香呢。真没想到这里城镇人的许多生活习惯，竟与农村没多大区别,他们好像也并不想改变这种状况。

头天夜里我可是惨透了，闷在蚊帐里像被蒸了肉包子，一个劲儿地冒汗，一夜无眠。起床后看看被我躺了一夜的床，整个下陷了一尺，成了人体大坑。掀开床单才发现，这床垫是一块海绵，怪不得睡觉这么热。还有床边那台落地电扇，没电的时候，简直像个大头人，僵直地矗立在黑暗中，我半夜几次摸黑起来擦汗都被它吓了个半死。

这么热的天，关着窗户睡觉，实在是痛苦不堪。于是我豁出去了，不顾阿米的忠告，把窗户打开。谁知，半夜真来了麻烦。我迷迷糊糊的正在睡梦中，只觉得身体顺着床单向窗户移动，难道是地震了？还是……我睁开眼睛突然发现，黑暗中，一个脸上抹了黑炭的男人，身子探在窗户上，咧着大嘴，露出一口白牙，正用双手吃力地向外拽我的床单呢。我吓得立刻大叫起来，窗户上的男人立刻溜走了。

这下我终于明白了，难怪阿米一再嘱咐我睡觉前关窗户，原来是防小偷。我想，那家伙什么都没偷着，一定不会罢休，心想，今天就让他尝尝中国人的厉害。我仍然开着窗户，引他上钩。原想等他再来时，泼他一盆水。后来一想，这么热的天，他正巴不得洗一洗呢，绝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这时，借着月光，我突然发现桌上有瓶杀虫剂，便顺手把它拿起来。刚走到窗户边，就听见窗外有蹑手蹑脚的走动声。我悄悄地把杀虫剂的塑料盖打开，将喷嘴朝外，用右手食指轻轻顶住喷头，屏住呼吸，眼睛死死盯住窗户，只等那个黑脸露头。小偷终于来了，他先露出头顶，接着露出一对骨碌乱转的大眼白，和一口白刷刷的大牙。我迅速将杀虫剂对准他的眼睛，使出全身的力气按下食指，狠狠地冲着那张罪恶的脸喷去。只听那人一声嚎叫，双手捂着眼睛，摔在了窗下。我立刻攀上窗户，对着摔下去的黑影大声喊：“你给我记住，最好别惹中国女人，你敢再来，我就敢杀你。”

这时，睡在对面房间的阿米听到了动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她拼命地敲着我的门，大喊：“子，发生什么事了？快开门！”

我赶紧打开门，边告诉她刚才发生的一切，边拽着她的胳膊，摸着黑走到窗户旁，指着窗外对她说：“人在下面，你辨认一下，看看是谁。”

阿米一听，吓了一跳：“你……你把他杀了？”

“不！我没杀他，可能是眼睛瞎了。”我很镇静地说。

“你用什么……刀？他眼睛怎么……瞎了？”黑暗中，我虽然看不清阿米的脸，但我听她说话语无伦次的，显得很慌。因为她毕竟对眼前这个中国人不了解，也无法预料此人会出多重的手。我想，她一定是怕我把那人杀死，给她家带来后患。她半信半疑地俯下身子往外看着，好大一会儿才探起身子，松了一口气说：“我的上帝，他已经跑了。”

不过，她还是想知道我用的是什么武器。

我赶紧点上蜡烛，把杀虫剂举到她面前，对着她眼睛做了一个假喷的动作，她笑了：“子，你真聪明。你难道不怕小偷吗？”她说。

我说：“当然害怕。”

“那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睡觉时不肯关窗户呢。”这会儿她像教育孩子似的，引导我自己认错。

我对她说：“如果我关上窗户，第二天你就不用煮牛肉了（当地人最喜欢将牛肉或晒干的小鱼与木薯叶子煮在一起，再倒入一些棕榈油和食盐），就吃我身上的肉吧，这一夜肯定蒸熟了。”

“子，你是个外国女人，又有很多贵重的相机，只要你在我家住着，他们每天都会来。今天你又伤了人家，想想看，那个人能放过你吗？如果你再不关窗户，万一他用铁棍捅你怎么办？你要是在我家出了事，我的麻烦就大了。”阿米非常认真地对我说。

我一想，不能因小失大，如果因为睡觉丧了小命，就太轻于鸿毛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到深更半夜，我经常像个夜游神。实在热得睡不着的时候，就点上蜡烛打蚊子。被烛光映照到墙上披头散发的人影，真像个跳大神的女巫。以后每逢听到窗外有脚步声，我就隐蔽着，在暗中窥视。我看到，那些执著的小偷们几乎每天后半夜都把脸涂上炭，手里攥着作案工具，扒一扒或撬一撬阿米家的每一扇窗户。为此，阿米家没少丢东西。有一次，小偷甚至将走道的窗户捅开，差点把我放在那儿的自行车偷走，自打那次以后，晚上我只好把自行车也推进屋里。有人说，算我走运，面对的只是小偷，而不是抢劫犯，只是有惊无险。

二、这个保镖不寻常

清晨的博城，空气清新，我站在阿米家门前的芒果树下，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仿佛嗅到了从丛林里散发出的湿润的枝叶味儿。看着金色阳光穿过一棵棵高耸的椰子树，照射在这座非洲小镇上，妇女们身穿艳丽的长裙，头顶重物，赤着脚，行色匆匆地穿行在马路上，真不敢相信，自己就处在曾经只能在电视上观赏到色彩鲜艳的景色中。学生们身穿统一的校服，三五成群地嬉笑打闹着去上学。好奇的孩子们放慢了脚步，把目光投向我。看得出，有人想过来问点什么，又有些犹豫。于是，他们从远处冲我打招呼：“早晨好，那位女士！”

“早晨好！”我回答。

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站在马路对面向我打招呼，也有人一动不动地站在路边，用怯生生的目光看着我，还有人试探性地向我挥挥手。后来，终于有个男人冲我走了过来，他边询问着我的名字，边有礼貌地与我握手，之后，他又问我从哪个国家来。当我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叫“子”之后，他竟然兴奋地一连念叨了好几遍：“ChineseZi！ChineseZi！”周围的人也都受了感染，跟着喊“ChineseZi！ChineseZi！”这下，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SweetBo”的含义了，打心里感到甜蜜。

上午，保镖摩西来找我，他说我必须先拜见镇上的卡瓦主席和执行秘书长阿鲁娜，再去警察局打个招呼，这是当地的一种礼节。我赶紧随手拿了几份礼物，跟他去了政府办公的地方。

这次去的是镇政府，进门也有个院子，却没有树。院内仅有两个建筑物，一栋二层简易办公楼和楼后的厕所。我跟着摩西直接上到二楼，他指着第一间办公室对我说：“这是我的办公室，中间是执行秘书长阿鲁娜（I.V.Aruna）的，最后一间是卡瓦（D.A.Kawa）主席的。”说完，瞥了我一眼，见我没什么反应，他又着重强调了一下：“楼上只有这三间办公室，其他人都在楼下办公。”

我一听，觉得不太对头，心想，难道他是镇上的第三把交椅？真要是这样的话，我可不能怠慢人家，至少每月得多付一倍的钱吧。

我对他说：“你也是镇上的领导？”

他笑笑说：“我哪是什么领导。”

“那你的办公室为什么在楼上？”我问。

他很得意地说：“虽然我不是领导，但我干的工作很重要。”

他告诉我，2000年底，中国使馆向政府赠送了电脑，但没人会用。尽管当时他也不懂，但他意识到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他向卡瓦主席提出做兼职打字员（他的工作是为战后遗留的房屋进行评估和统计新建的房子并设置门牌号码），不要报酬。这一年下来，他便成了人们眼中的“电脑专家”了，为此他特得意。从他不要报酬这件事上，我发现他是个相当聪明并且很有心计的人。他说自己1984年曾在德国呆过半年，为的是学习基督教的教义，当时住在一个曾在塞拉利昂工作过的德国人家里。为此，他觉得自己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很喜欢西方人的生活方式，特别向往那种把自己身上喷得香香的，喝着咖啡，听着音乐的生活。他说，那才叫真正的惬意。

我发现他不仅见过一些世面，还喜欢耍小聪明。他特别崇尚有智慧的人，却瞧不起体力劳动者。但他嘴上可不这么说，他曾对我说：“等过些日子，我就回老家，在我家屋后开发一片土地，安心种几年地，我很想陪着我妈呆两年。”

“那你的工作怎么办？”在这个镇上，能有份工作是男人的自豪，是多数失业者梦寐以求的愿望。

这时他会说：“可惜卡瓦主席不同意，我走了，电脑怎么办？”

所以，我断定他只是这么说说而已，绝无回家种田的真意。

摩西的家乡在距镇上南边大约50公里外的一个小村庄，他从11岁爸爸去世后就来到镇上的舅舅家，从上学到工作，再到建立自己的家庭，一直比较顺。似乎与我所认识的当地人有些差异。我对他的印象是：孝顺长辈、聪明好学、头脑清醒、做事勤恳，有极强的好胜心和虚荣心。他够不上另类，但有不同寻常的内心世界。

接着我们又一起来到镇上卡瓦主席的办公室。卡瓦主席身板高大而结实，像在我眼前矗立了一堵黑墙。而“墙上”那张慈祥温和的脸，又让我觉得这堵墙并不是高不可攀，特别是这位75岁的老人那双宽厚的大手与我紧紧相握时，让我充满了安全感。他身上有一种领袖风范，但他似乎更像一个大家庭中德高望重的慈祥的长者。

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我与你们的大使也是好朋友，这辈子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就是能去中国看看。”

这些话一下子把我与博城拉近了。

这时，站在一旁的温文尔雅的执行秘书长阿鲁娜女士对我说：“子，我很喜欢东方女性，过几天我会给你做一套我们曼迪族妇女的服装，你穿上它，一定会更美。”

年近50岁的阿鲁娜是镇上的二把手。据摩西说，别看她外表文弱，但绝对是个头脑十分清醒的女人。在镇上，像她这样有威信的女人可是屈指可数的。听说她的丈夫是个生意人，而她的家庭也不是普通的平民百姓。

他们一再交代摩西要注意好我的安全。

正当我们往出走的时候，迎面上来一个小伙子，头顶着一厚打旧牛仔裤。我以为他走错了地方。谁知，他上来就冲我们喊了一嗓子：“要牛仔裤吗？看看吧，各种号码都有。”闹了半天是个推销裤子的。我心想，这家伙缺心眼儿，跑到政府机关的楼上卖裤子，这不是找上门来挨训吗。然而，此时，大家竟都撇下我，纷纷凑过去翻腾着那些裤子。特别是卡瓦主席，左一件，右一件，挑了足有六七分钟，还不慌不忙地侃起价来。那神情就像是在逛市场，还挺投入。后来，因为价格没谈妥，这笔“生意”没成交。之后，卡瓦主席笑着对我说：“子，你看，多方便，不用去商店就能买东西。反正大家都需要钱，人人都要吃饭。”

其实，像这种流动卖货的人满大街都是。另外，还有一个市场，专门卖旧鞋、旧衣服、旧帽子、旧手表等。只因便宜，生意还算不错。然而把货卖到政府机关来，我还是头一回见。

之后，摩西要带我去警察局拜访。我觉得自己不会犯法，去什么警察局，执意不肯去。

他却说：“如果我们事先打过招呼，以后一旦有什么事警察局会尽力帮助我们的。”

摩西说的的确有道理。

与摩西去警察局让我一阵心跳，刚进警察局的院子，就看见侧前方的铁栅栏里有一群穿着破衣烂衫的犯人，他们就像一群被死死囚在笼子里的困兽，紧紧抓着笼子的铁棍，瞪着乌黑的大眼睛，好像随时寻求向外挣脱的机会。见到我们，他们一下子兴奋起来，一边相互推挤着，一边高声叫喊：

“是中国女人，还是日本人？我爱你！”

“漂亮女人，我需要你，快过来，快过来！”

“……”

我斜眼一看，铁栅栏里的人个个长得凶神恶煞，目光充满邪恶。有人用手抓着铁栅栏拼命地摇晃，还有人用自己的身体冲撞铁栅栏。而栅栏外只有一个斜挎着长枪的瘦警察，对此却是一副不以为意的神情。我想，要是那些犯人冲出来，这么个黑瘦警察哪儿是这帮人的对手？

我对摩西流露了我的担心，他反而添油加醋地吓唬我：“要是那些‘饿狼’冲出来，肯定先把你撕抢了。你看那帮人看你的表情，比饿狼还饿。”

我越看越觉得可怕，因为那些栅栏看上去很不结实。

于是，我们在警察局长办公室三言两语就结束了话题，借故说不愿多占他的时间，赶紧往出走。出门途径那些犯人时，我低着头，一路小跑冲了出去，直到出了院门，心里才感到踏实。

三、胆战心惊初涉丛林

来到博城的第三天，我怀着对热带丛林的强烈好奇，迫不及待地想尽快进去看看。而摩西对我的要求感到不可理解，因为，他从小生长在丛林中，对他来说，那是一片再熟悉不过的环境了。

摩西很聪明，通过与我这两三天的接触，他已经了解并理解了我为什么不远万里从中国来这里采访。他对我说：“子，我们的一切都不同，可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我们都希望两国永远友好，这样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这里帮助我们。所以，你放心，我会尽力当好你的向导、保镖和翻译。不过，你回中国写书的时候，别忘了把摩西这个人写得好一点，也许中国政府会让我去中国学习呢。”

我听了不由得想起了我在南部非洲塔巴姆山村时，我的胖老太太“保镖”马丹给索，她与摩西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但不论是接受过教育的摩西，还是一个大字不识的马丹给索，他们的内心都是坦诚透明的，让人感到单纯可爱。

在摩西的建议下，我们决定先去博城的西边，一个叫马楚（Mattru）的村庄。听摩西说，马楚是个大村，以马楚村为中心的几公里之外，聚居着几十个小村庄，由于那一带的村庄开发得比较早，所以人口也较为密集。由于没有交通工具，我俩只好步行去村里。临出发前，摩西特意对我说：“子，我们来回要走近15公里的路程，你没有问题吧？”我心想，15公里对我来说简直是小菜儿一碟。在北京，晚上与朋友酒足饭饱后，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独自一人从北四环走到南三环，或从西三环走到南三环。而且，我每天坚持跑步，每星期天清晨与家人一起爬山，没有好的身体，我也不敢一个人往非洲跑呀。然而我完全错了，在茂密的灌木丛林中穿行，还要不断地穿涉河流、沼泽和小溪，灼热的高温，对体能造成高消耗，这都是我事先丝毫未想到的。

我们从镇子的西边出去，首先经过了一个叫新朗登（NewLongdon）的村庄，尽管若干年前这里还是一片丛林，但现在已被路边叫卖的商贩、抡锤打铁的汉子及一间间挂得琳琅满目的裁缝店弄成了杂乱的集市。

顺着新朗登往西走，很快进入了一片幽静的丛林地带。我发现，这里的热带丛林，并非我想象的那种抬头望不见天，茂密的原始森林，也不像从电视里看到的如同南美或中部非洲的热带雨林，尽管这里也有粗大挺拔的木棉树以及与椰子树相像的棕榈树，而且，丛林里同样是叶茂遮天。但是林子里的树木还不够高大，只有三四人高，属于乔状灌木。所以，更准确地说，这里是灌木丛林。

摩西指着不远处一棵很高的木棉树说：“当地人织布就用那树上的棉花。”

“这么高，爬上去还怎么摘棉花呀？怎么不种棉花呢。”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种棉花？什么？棉花还能种？”他很惊奇。看来，不同环境生活的人，对话还真有些难度。

我俩走在路上，始终能听到“咕咕”的叫声。摩西说，是一种鸟叫，但我觉得那鸟发出的声音很沉闷，像个老青蛙。起初，我和摩西一直并排走，一边走，他一边给我介绍路边的树木和植物。可是，路越走变得越窄，两边还伸出了不少带刺的树枝，我俩不得不把并排改为前后。他为了使我处在他视线的保护中，让我走在前面。可对我来说，头一次走在丛林里，身后跟着个目光冷峻，身体强悍的男人，我怎么敢放心地往前迈步子呢，毕竟我对他不了解，身上又背着十分昂贵的照相和摄像器材，所以，我执意让他走在前面，而他坚决不肯。他说，丛林里情况变化莫测，万一我落在后面，瞬间发生了意外，他怕来不及保护我。我俩僵持了一会儿，最终，我妥协了。然而，这段路却让我走得胆战心惊。我的两眼既要紧盯着丛林里随时可能出现的野生动物，又要不时地窥视着身后的摩西，假装应和着他说的话。而这条坑洼不平的小路，也像是有意害我，几次差点让我崴了脚。这会儿我才真正地感到什么是累心。就这样走得我大汗淋漓，从头湿到了脚，这哪叫出汗，简直就是流水。

穿过了丛林，我们来到一个小村庄的村口，见一个妇女正在屋檐下准备做饭。她右手夹着柴火，左手提着一个猴子头，把柴火塞到一个用三块石头架起的灶里，又把猴子头顺手扔进了放了半锅猴子肉的锅里。我示意摩西把猴子头从锅里拎出来看看。这一看我俩都愣了，那只猴子眯缝着双眼，微微咧着小嘴，就像睡梦中的孩子。我对摩西说：“这只猴子太可怜了，好像毫无准备就被猎人杀死了似的。”

摩西告诉我，当地人喜欢吃猴子肉，因为，最早来此开发这片灌木丛林的人，为了生计，除了吃一些树上的果子，就是狩猎。而猴子、野兔、蛇等，都是丛林里最常见的动物。渐渐地，人们便吃开了猴子肉。战乱时，许多人躲进丛林避难，也是靠吃猴子肉改善生活。

当我问摩西是否也吃猴子肉时，他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我常去市场买牛肉或鸡肉吃，那些人可没那么多钱买肉吃。”

“你的意思是，他们因为没钱，但又想吃肉才打猴子吃的？”我问。

他说：“不全是这个原因，但也不排除这种因素。猴子肉的确很好吃，我记得小时候，有时跟几个小伙伴儿抓了猴子就在火里烧着吃，味道发甜。”

“照这样打下去，丛林里的猴子都被打绝种了怎么办？是不是就该打猩猩吃啦？”我问。

他说：“人一般不打大猩猩，因为大猩猩比猴子对人的攻击性要强得多，狩猎的危险也大。尽管猴子和大猩猩都很有个性，但两者不同的是，当猴子发觉自己逃不出猎人的手掌，又无力反抗的时候，会表现出临危不惧，含笑九泉的英雄气概。而大猩猩却不同。大猩猩一般温和而宽容，与其他动物都能平和地相处，也不会主动向对方发起进攻。但当它看到那些对自己有威胁的猎人时，就会表现出一种很强的攻击性。前些年，这个村有一个男人在丛林里打猎时就遭到了一只大猩猩凶猛的袭击。那只猩猩在他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从他的右边猛地扑向他，并用两手夹住那男人的头，先是在他右脸上吻了一下，然后张开大嘴，狠咬了他一口。于是，那个男人从右面颊到半个鼻子，留下了一个带着牙印的大洞。那个洞很深，甚至连嘴里鲜红的牙床和白牙都能显露出来。由于没有特效药，那个洞一直无法愈合，溃烂后召来了成群的苍蝇。后来他死了，竟有无数只赶不走的苍蝇随他下了葬。”

关于人被大猩猩伤害的事情在当地流传得很多，却很少听说猴子对人有所伤害的故事。所以，吃猴子肉在当地很普遍。而现代人整天呼吁的“保护野生动物”之类的行为，在这个连买盐的钱都掏得十分困难的地方就很难实现了。往往是外来人对动物更具有强烈的保护意识。

前段时间，联合国军事观察团的一位英国军官在执行任务时抓到了一只刚刚出生的小猩猩，我还专门去看过。那只猩猩极为受宠。联合国的军官们每天特意从自己的伙食中给它留出牛奶、香蕉，因此，小猩猩非常活泼、健康，而且，成了大家的伙伴。特别是那位英国军人，待它如同自己的亲生骨肉，每天回来都要抱着它转悠。而小猩猩每逢见到英国军官就会张开双臂，急着让他抱，完全像个孩子。不过，由于观察员的工作很忙，猩猩也越长越大，不久，他们将猩猩送往塞拉利昂的大猩猩保护区。听说，与那位英国军官在保护区分手时，小猩猩连哭带闹地要回到英国军官身边，而七尺高的军官也是含着泪才离开的。在场的人看了无不动容。

走在通往马楚村的小路上，我还看见六七个男人挑着沉重的担子，光着黝黑的膀子，他们的汗水顺着双肩流在了满是肌肉的后背上，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每一块发亮的肌肤，都如同一面镜子。他们的体魄显示了自然的健康美。摩西告诉我，这些人每天都要从丛林里往镇上挑棕榈酒，卖给镇上售酒的老板。这种棕榈酒可是一种真正的天然饮品，含五六度酒精，喝起来带有微微的酸甜味。我常看见当地的男人们三五成群，围坐在老树下，悠闲地饮着酒，消磨着他们的大好时光。

大约走了不到两个小时，我和摩西终于来到了马楚村。这个村就在丛林中，村民们居住的房子都是草顶和土墙结构的，看上去很简陋，但房前屋后都清理得干干净净。按当地习俗，我和摩西进村后必须先拜访酋长，既是出于对他的尊重，也是让他了解外来人进村的意图和他们在村里的动向。

酋长家在村子的中心，还没走近，我就发现他家门口已围了不少人。摩西对我说：“你看这个酋长总是这么受欢迎，他家永远都这么热闹。”

原来，那些聚在他家门口的人都是来聊天的。他们正聊得起劲儿，我的突然出现，使他们感到十分惊奇。几十只眼睛立马瞪得溜圆，齐刷刷地盯住了我。摩西让我停住脚步，自己则一边跟人们打着招呼，一边径直向一个躺在吊床上的男人走去。那人赶紧起身站了起来，并主动向摩西伸出了右手。之后，他们用曼迪语交谈了一阵，只见那个男人不时地点着头，脸上泛着笑容。我想摩西准是在向他们介绍我，赶紧把事先准备好的蜡烛、火柴和水果糖从包里拿出来，准备送给他。谁知他并没理会我，竟光着膀子，穿着长裤，赤着双脚匆忙进屋了。不一会儿，他又从屋里走了出来，尽管仍光着膀子，脚下却多了一双开了口的高靿黑皮鞋。我猜想，他肯定觉得在外国女人面前穿着皮鞋很体面吧。

“欢迎，欢迎中国客人，我是这儿的酋长，叫巴斯（Bassic）。我们喜欢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女人来这里，大家会很高兴。”酋长说着并不熟练的英语，但那双大手相当有劲儿。他一手接过我送上的见面礼（蜡烛、火柴和水果糖），一手紧紧抓住我的手拼命地上下摇晃。

此时我发现大家的表情仍然绷着，不论酋长和摩西说什么，他们都紧锁着眉头。他们的表情让我难以判断他们对我是欢迎还是拒绝。

“酋长，他们都是你的村民吗？能不能为我介绍一下？”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我有意将话题转到他们身上。

“对不起，请问你的名字叫……”巴斯酋长用英语问我，眼睛却看着摩西。

“她叫子。”摩西回答。

“子？什么子？”

“我的名字叫梁子，梁是姓，子是名。”我说。

“OK，OK，我明白了。子是你的名字，只有一个字，子，我记住了。”酋长认真地点着头。

“这是我的大女儿、儿子、我老婆的哥哥、我弟弟、我老婆的弟弟……”酋长向我一一介绍聚在门口的人时，口气很正式，也很认真。

我心想，闹了半天，敢情全是一家人。

这时，酋长又用曼迪语朝屋里喊了一嗓子，从里屋很快走出来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我猜想一定是酋长的老婆。果然，酋长对我说：“这是我老婆。”原本带着笑脸出来的女人，见我用相机对准她，立刻脸色骤变。我以为她不喜欢拍照，赶紧把举起相机的胳膊缩了回来。她却始终板着面孔，僵直地站着，一动也不动。不过，不管我往哪个方向走，她都是正面朝我。我弄不明白她的意思，也不敢再将相机轻易对着她。这时，从我身后突然又蹿出了一个女人。这女人看上去20来岁，她嬉笑着上来就拉住我的手，嘴里蹦着生硬的英语单词，意思是让我给她拍照。我以为这是酋长的女儿，可酋长却说：“子，给我这个老婆照张相吧。”

原来是酋长金屋藏娇，屋里还藏着这么个年轻老婆。

我举起相机，刚想给她拍照，那位大老婆却突然闯入了我的镜头，而且，还有意将身子挡住小老婆。她的突然举动，让我吃了一惊。这个看上去表情呆滞，从没照过相的女人，居然还会抢镜头？而那位年轻老婆一看有人抢了她的镜头，一个箭步冲上来，向我示意对着她拍摄。眼看两个老婆就要为拍照的事儿争执起来，我赶紧对酋长说：“给你们全家拍一张照片吧，我可以把中国人的好运带给你们。”

他们一听，都觉得是好主意，两个老婆也就不再争高低了。

我为他们全家拍了照片，同时把所有的人都摄入我的摄像机中。之后，我给他们看了回放。让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当他们看见自己出现在屏幕上时，个个笑得前仰后翻，有人甚至伸出手到屏幕上抓人。听见这些人开怀大笑，周围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好奇地跑过来，也跟着大笑。看到这种情景，我和摩西也忍不住大笑起来，他们看见我俩笑，笑得就更欢了。其实，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他们究竟为什么大笑，就连我自己也说不明白，我又为什么大笑。

笑过之后我才发现，我的照相机、摄像机的镜头和屏幕，都留下了密密麻麻的黑手印。而且，我被他们包围得水泄不通，根本无法脱身，只好向摩西求救。他还真机灵，急中生智想出个主意，让酋长带着我到村里转转，酋长一听乐坏了，当即扯着嗓子吼了两声，人们很快给我让出了一条路，这下让我感受了一把巴斯酋长的威严。

巴斯酋长告诉我，马楚村距镇上不算远，不少人把自家种的东西背到镇上卖，内战爆发前，村里有些家庭已经过上了很不错的生活，不仅盖了漂亮的房子，开垦了大面积的农场，还种了许多热带植物和树木。而战争爆发后，这里的一切都被叛军的炮弹摧毁了。当战争袭来，这个原有上千人口的大村，全部携家出逃，现在只陆续回来了一半的村民。我看到不少被炸毁的砖房，由于房主没能力修复，已经长满了一人多高的野草，房主一家人只好居住在简陋的茅草屋里。每逢雨季来临时，也是生活最艰难的时刻，大水的冲击、浸泡，快速繁殖的细菌所带来的疾病，都直接威胁着人的生命。

而摩西说，雨季最困难的是，没有足够的粮食。旱季收获的大米，木薯等农作物，及热带水果或烧炼的食用棕榈油等很难在雨季存放。因丛林湿度大，储存的食物很容易霉腐。他说，自己从小生活在丛林里，自己在家排行老大，由于父母亲年龄差距太大。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所以，小时候没少挨饿，那种感受让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巴斯酋长看我俩越说越低沉，突然改口称我“妹妹”，让我听了倍感亲切。

临走时，巴斯酋长带着一群村民跟在我身后，说是要为我送行。我对他说：“咱们已经是一家人啦，我会经常回来的。”

他眯缝着眼睛说：“不，不，你在开玩笑，这里什么都没有，你为什么还要再来呢？”

我对他说，自己很喜欢这里，并且特别强调：“别忘了，我在这儿还有一个当酋长的老兄呢。”

他听后非常高兴，当即表示，欢迎我随时来这个村做客。

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村我一共去了17次，除了与这次步行不同，改成了骑自行车之外，每次都无法逃脱烈日的暴晒。从第一次走进这片陌生的灌木丛林到以后的100多天里，我跟着保镖摩西，身穿摄影背心，头戴太阳帽，肩挎大大小小的相机，不断地往返于小镇和丛林之间。每天都是迎着清晨的朝阳，精神焕发、戎装整洁地出发，却伴着落日的晚霞，疲惫不堪，大汗淋漓地归来。如此与众不同的行径与装束，使我这个中国女人很快就成了小镇人们眼中的一道风景线。为此，摩西为自己能与我一道工作，感到极为自豪。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子，我的朋友都说我很幸运。在他们的想象中，你一定很有钱，也会给我很多钱。而我知道你到这儿来是想写一本你眼中的塞拉利昂曼迪族文化的书。我想，这本书里肯定有我，而且你的书出版后，很多中国人都会知道塞拉利昂的曼迪族，并知道有个叫摩西的男人，到时你一定要帮助我去中国看看，这是我今生最大的心愿。”

说实在话，每次他说这番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答应他？我怕今后落下个中国人喜欢骗人的罪名。不答应他？又怕影响他的情绪。只好笑笑了之。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今后是否有能力为他圆梦。

四、到联合国军事观察员驻地探营

“我想去找一位中国人。”来到博城的第三天我对摩西说。

他听了我的话，先是很惊奇，后来极认真地对我说：“不！不！子，你听我说，你在这里不要老想找中国人，这样对你专心工作和语言的提高都会有影响。而且，我敢肯定，这里除了你绝没有第二个中国人，请相信我。”

但是，当我告诉他，驻扎在博城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有一位是来自中国时，他一听比我还激动，急不可待地问我：“你能肯定他在博城吗？”

“当然。”我说。

“那我们快去找他。”话还没说完，他已经把我往大马路上拽了。他伸手截了一辆冒着浓重黑烟，老得只剩外壳和4个轱辘的破车。他说：“这是镇上的出租车，我们可以问他军事观察员的住处，让他带咱们去。”

等我们上车一问，那个司机像是刚睡醒，迷瞪瞪的什么都不知道。趁我们问话之际，他已经把车开出去几十米了，言下之意是不管我们坐不坐，他已经起步了。

没走多远，正巧迎面来了一辆写有“UN”字样的联合国的军车。这时我突然想起，W曾经告诉过我，找到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几内亚营就能得知军事观察员的驻地。摩西反应很快，赶紧向对方招手，并向他们打听路。车上坐了两名军人，很友好地为我们指点了一下。顺着他们说的路，我们来到一个三岔路口，正当我们为选择路口犯愁的时候，前方又出现了一辆与刚才同样的军车，车里仍然坐了两个黑皮肤的军人。当他们听说我要找来自中国的W的时候，主动用自己手上的报话机与W联系，但没能联系上。于是，他们干脆调转车头，为我们带路。可是我们乘坐的破车，走在坑洼不平，又要向上爬坡的路上，比老牛拉车还慢。见此情况，他们干脆把我和摩西请到他们的丰田越野车上，总算顺利地来到了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在博城的驻地。

刚进院子，车上的军人就用报话机再次呼叫W，这次W总算有了回音，当他告诉W有人找他时，我们与W几乎同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门前。

“听说有人找我，我已经估计到是你了，没想到你说来还真来了，欢迎你来博城。”见到老乡W挺激动，但中国人总是发乎情，止于礼，所以，当W把我介绍给他的同事时，那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军官们，对我反倒更像自己的老朋友，大为殷勤主动，弄得我倒有些不好意思。特别是他们听说我是个摄影师，来这儿是为了拍摄照片时，对W羡慕不已，直抱怨自己国家怎么不来个女画家或女摄影师之类的人。来自克罗地亚的安特（Ante），幽默开朗，专门把我带到办公室的世界地图前，指着他的国家对我说：“看到我这么强壮的男人，你一定会对我的国家有一种好感，要是有机会去看看，你会发现，那儿的男人和风光一样美，你会为此爱上他们的。”

路易斯（Luis）来自玻利维亚，是个比较深沉的人，他说自己也带了摄像机，准备拍一些东西带回家，让人们看看异国风情。我俩切磋了一些与拍摄有关的问题。

来自乌拉圭的马尔萨洛（Marcalo），虽然没说几句话，但他那双充满善意的眼睛和喜欢运动的健康体魄，使我从他身上感受到了阳光的魅力。

而笑眯眯的江卡（Jhanker）一见我就说：“中国和尼泊尔是朋友，我与中国人当然也是好朋友，我们是邻国，将来来往比他们都方便。”

马滕（Maten）有着1.90米高的大个子，这位朴实的当地人军官，总是念念不忘中国修建的坦赞铁路，大夸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好像要给中国提个醒，务必要将这种援助进行到底。

这里还有来自马来西亚、孟加拉国、埃及、巴基斯坦、新西兰、英国、俄罗斯等几十个国家的军官，看得出他们相处得非常和睦，在一起就像亲兄弟。

我与军官们说笑之间，早把保镖摩西甩到脑后了。看着他一个人被冷落在一旁，我赶紧歉疚地向大家隆重引见，我说这是我的保镖，他们一听“保镖”二字，不约而同地投来了不屑的目光。也难怪，这些军人都是来自各国的精英，而摩西担当的“保镖”在他们眼里自然显得微不足道。

我看摩西在他们面前很拘谨，赶紧改口说：“他是政府派来帮助我在当地工作的，主要是做向导和翻译工作。”

摩西今天显得格外沉默，始终没有开口说话。事后他对我说，这是他第一次与联合国军官打交道，而且又是这么多不同国家的军官。

当天，W执意要开车送我回家。他说，一是认个门，二是为安全。上车后他又特别强调：“你是一个人，千万别大意，这种战后的非洲国家随时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事，还是谨慎为好。一旦有事，赶紧想办法与我联系，在这里我们是同胞，你可别太客气了。”

我对他说：“你放心，英雄救同胞的机会给你留着呢，有事呼你。”

“呼我？”他纳闷地想了片刻，之后笑了。

我对他说：“非常感谢你的关心，问题是，我在‘天安门’，你在‘卢沟桥’，这里是呼机、手机、商务通一概都没有。真要是出了事，你也只能做个第一收尸人。”

“按你的意思是，郊区的井解不了城里人的渴。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老百姓是不需要亲人解放军的。”

说笑之间，W把我送回了家。尽管我和W的驻地相距较远，但在这个小镇上，有自己国家的军人，内心踏实多了。

W走后，我被家里人争相“审问”了一番。她们对联合国的军人充满了好奇与神秘感，因此对他们大加赞赏，说那些军人如何帅气威武又有钱，有车开，还经常坐直升机（联合国直升机时常在塞国的上空飞行，专供联合国人员使用），都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并且，希望我能为她们引见那些军人。特别是阿米的小女儿露丝，一提起联合国军官，眼睛就放电，还故作一副娇嗲的神态对我说：“子，把W介绍给我吧，其他军官也行，我太爱他们了。”

阿米听了，也插话说：“子，我也爱W，他很绅士，又白净，还很温和，真是太迷人啦。”

我对她们开玩笑说：“哎呀，真可惜W有个特别漂亮的老婆和非常聪明的儿子，看来你们没机会了，要不就与他老婆决一死战？不过，要当心中国功夫呀！”

她们一听，顿时瞪起了大眼儿，都愣了。

别看露丝才17岁，正在上高中，但是从没见她在家看过书，每天下午放学回来，除了吃就是穿，在家从不干活儿。她喜欢坐在门口，用略带沙哑的大嗓门对着街上认识的人大喊大叫。她的声音极富感染力，只要发生一点点小事，她都会十分夸张地哈哈大笑。而且，周围的人也会跟着莫名其妙地大笑起来。连我都有好几次，跟着她莫名其妙地笑个不停。她长得漂亮，来找她的男孩儿也多。可她老对我说：“我就喜欢白人，因为他们有钱。”她对男人十分关注，特别是对来找我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每次他们来，她都想上前套近乎，但是她的英语没学好，很难与那些军人交流。而遇上村里的人来找我，她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更别提与他们说话了。每天放了学她都要换衣服、梳头，脸上浓妆艳抹，把自己打扮得像个阔太太。

有一次，她梳妆打扮好，穿上白色高跟鞋和米色套装，手上提个小包，头上还戴一顶帽子，又要去赴约。我故意开玩笑地问她：“去教堂吗？”

她点点头。

我说：“不，今天这么漂亮不要去教堂，还是去找男朋友更合适。”

她马上毫不忌讳地说：“你带我去找UN的人。”

我说：“我要去村里，你可以跟我先去村里，再去找UN的人。”

她一听，瞥了我一眼，说声“再见”便拎着小包，大步流星地走了。不一会儿，就听见她扯起大嗓门在喊什么人的名字，接着是一阵夸张的狂笑。真是个活宝。

五、中国自行车，我为你吹，你却“打”我的嘴

每天背着照相器材往村里跑，光靠两条腿走路实在太委屈自己。保镖摩西出了个主意，买两辆自行车，我一听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决定与他一起去镇上的商店看看。

“卖这种贵重商品的都在黎巴嫩人开的商店里。”摩西说。

于是，他带我来到一个叫阿里的黎巴嫩人开的商店。阿里40多岁，肤色偏棕色。据说，他与许多年轻的黎巴嫩人有着相同的经历，父辈早年来此经商，在此成家后生儿育女。别看阿里的商店不大，但品种在当地算是比较齐全的。当阿里听说我是中国人，并且还想买两辆自行车时，真是喜出望外，表现得格外热情。先是向我介绍店里的中国商品，地板革、缝纫机、电扇、收音机、各种大小箱包，甚至电源插头插座等。经他一说，再仔细看看，这简直就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县城里的商店，再仔细看看门口立着的成捆的地板革和一台台缝纫机，可以说，在当今中国产品飞速更新换代的年代，即使国内县城的商店里，5年前也早已看不见这么老款的东西了。还有那些粗糙的箱包，就是在白沟市场也早销声匿迹了，而在这儿却卖如此之高的价格。当阿里说，自行车125美元一辆，我顿时大吃一惊。这下我才明白，为什么当地只有有钱人家才能买得起自行车。我和摩西跟阿里一再讲价，而且，我们是买两辆，阿里只好把价格压到了100美元一辆。之后，我又询问了其他商品的价格，都比在中国卖得贵出几倍或几十倍，连一个普通的电炉子都卖到50多美元一个。

我觉得很纳闷，这些东西为什么到了这儿价格被抬得这么高。阿里说：“我们没有办法与中国供货商直接联系，所以只好从弗里敦的黎巴嫩人那里进货。而他们也是经过别人转手后进的货，转来转去到我这儿，只能是这个价格了。这下认识你就好了，你能帮助我吗？”

摩西一直站在一旁听阿里说话，没等我回答，赶紧抢着说：“阿里，我是政府专门派来跟着子的，很抱歉，你要是有事情恐怕要先告诉我。”

“这是为什么？你……”阿里虽然在问他，可眼睛却看着我。

连我听了这句话也觉得奇怪，难道政府派人是为了监视我的行动？人家找我有事，凭什么都要经过你摩西的同意？这是对我的保护，还是监控？

为了给他留点面子，我只好对阿里说：“你别误会，我刚来这里，什么事都得靠他帮忙，可能过一两个月会好一些，至少我在短时间内不会离开这儿。”

我付了200美元，与摩西从商店门口摆放的四辆自行车中推出了两辆。与阿里告辞后，我登上车就想走，忽听摩西在我身后大喊：“子，快下来，这车还没修呢，不能骑。”

“这是新车，怎么不能骑呢？”我心想，花了200美元买的新车，却不能骑，真是岂由此理。于是对摩西说，在中国，只要是新车，买了就能骑回家，而且很便宜。这车也太次了，肯定是哪个国家卖不出去的产品。

我们把车推到路边一个像卖瓜的草棚里，看见有两个光着膀子的男人正在修车，摩西把车推了进去，对他们说：“修一下这两辆新车。”于是，就撒手不管了。

在等待修车的两个多小时里，许多人看到有外国女人站在这种地方感到稀奇，想跑来看个究竟。摩西见来的人多了，便开始了演讲，向他们大谈中国。这家伙真能侃，而且都是现炒现卖，把我刚才说过的话几乎一字不差地复述了一遍。之后，他指着我们那两辆车说：“像这样的车，在中国根本卖不出去，在我们这里却被当成了宝贝。”

修这两辆车，还真够麻烦的，一会儿要买机油，一会儿还得再买电池，从车把到刹车，再到轮胎修了个遍，把人折腾得够呛。

然而，最让我尴尬的是，交了修车费后，我和摩西顺便看了看自行车的生产国家，没想到上面竟写着“MadeinChina”(中国制造)，我和摩西顿时目瞪口呆，当时，我被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真想给这车当即拍张照片寄回厂家。特别是在这种地方，遇到如此不争气的中国厂家，真让人恼恨。好在摩西看出了我的尴尬，在回去的路上有意转移了话题，他告诉我，之所以不希望人们随便找我，是对我的安全负责。

我对他说：“你没听出来吗？阿里是想让我从中国找一家供货商，只要他们能合作好，这是件好事。不过，我只想帮他搭桥，并不想从中捞取任何好处。”

他说：“要是阿里去中国考察的话，他必须带我去，如果没有我，他怎么能认识你呢。”

摩西已经深受我的感染，非常向往中国。所以，他总是尽可能地抓住所有机会，真是个极其聪明的人。

第三章

曼迪人在灌木丛林中的生存状况

一、难以想象的制作棕榈油过程

尽管买了一辆全身是“病”的中国自行车，骑上它却使我精神特别“爽”，大有“母不嫌儿丑”的感觉。

“MadeinChina就是好，骑上它浑身是劲。”我骑着车，兴致勃勃地对摩西说。

“如果MadeinChina买来就能骑，不用修理，你也许会对我说，中国的自行车能骑还能飞吧？”这会儿，摩西看我高兴，故意气我。

其实，他比我更高兴，可以想象，他骑着车在朋友们面前炫耀，不定有多得意呢。

我们有了自己的交通工具，出行也方便多了。我对他说：“从明天早晨开始跑丛林里的村庄，星期六、日休息，不会耽误你去教堂的。”他一听乐了，问我：“你也信耶稣？”

我对他说，亚洲许多人信佛教，供的是菩萨，特别是逢佛教日，人们喜欢去寺庙烧香、拜佛，或祈求好运，消灾除害，内心忏悔。

他一听我说亚洲人的事，觉得特别新鲜。并对我说：“子，很多人都想了解中国，你讲的中国，我也会讲给他们听。”后来我俩达成了一项不成文的协议，每天进村和回来的路上，相互讲本国的故事。

第二天一早，我早早地穿上摄影背心，将自行车推到门口等摩西，可一直到了中午也没见他的人影儿。我正觉得纳闷，这时，一个小男孩儿匆匆忙忙跑来找我，说摩西昨天晚上发高烧，打摆子，今天不能陪我去村里了。我一听头都炸了，赶紧跑回屋里，找出治疗疟疾的药交给那个男孩儿，让他立即带给摩西。那孩子走后，我想起在弗里敦得了疟疾的胡玉纯，面容消瘦，体力不支，身体至少半个月才能恢复。心想，这下可惨了，最快也得一个星期才能与摩西见面，但没办法，只能等。谁知，第二天一大早，他竟然敲开了我的门，依然挺精神地站在我面前，对我说：“早上好！子，今天我们去托瓦马村（Torwama），OK？”让我喜出望外。我以为昨天那小男孩儿谎报军情。直到我跟他一起去了镇上一个小药店打针时，才确信他的确得了疟疾。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周围有不少当地人都得了疟疾，他们也都是一两天就没事了。这让我感到很奇怪，与他们患的是同样的病，中国人的身体反应和承受力却大不相同。

在去托瓦马村的路上，我对摩西说：“疟疾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很恐怖的疾病，而且得了这种病身体很难恢复，而你们得了疟疾好像没事人似的。”他骑着车，扭着脖子看了我一眼，得意地说：“你没发现我们当地人与你们中国人的长相和身体都不一样吗？”

“当然，这还用问。”我说。

他接着说：“我们当地人的皮肤与热带环境有关，生活在赤道周围非洲国家的人都是黑皮肤，因为黑皮肤里有很多可以吸收紫外线的黑色素，在阳光下照射皮肤不容易受伤。另外，我们身上的汗腺毛孔也很大，还有厚嘴唇、宽鼻子、大鼻孔都是为了散热快，我们的头发都像我这种小毛卷，就像戴了一顶帽子，它对阳光能起到一些阻隔作用，特别是当地妇女们喜欢把头发盘成帽子形状，就是为了隔热。我们的身体对这里的气候和环境都已经很适应了，而你们就不同了。所以，你们得了疟疾就要躺好几天，我们只要吃了药很快就能好。”

不过，他又说，目前疟疾仍然是老百姓的头号杀手，原因是很多人买不起药或不能及时吃药，特别是生活在丛林里的人，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一旦得了病，根本无法及时看病吃药。

我发现，摩西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声音非常浑厚，听上去有点像专业播音员。他还懂得不少知识，对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是个当地通。

去托瓦马村的路程不算远，在镇子的西南方向，虽然道路挺宽，但尘土飞扬。我们要途经联合国临时启用的直升机场，而这一带又驻扎着联合国维和部队，途中还设有哨卡，所以，一路上不断有军车来来往往。每过一辆车，我和摩西都会被浓重的烟尘淹没，连气儿都不敢喘。此时，尽管我们瞪大了眼睛，但几乎看不见5米之外的任何物体。经常是刚说两句话，就被疯狂掠过的军车卷起的尘土淹没了，想再接着说，又卷来一阵重尘。等我们进村时，摩西已成了非洲陶俑。他说，其实我也如此。

酋长不在，我在酋长家门前遇见了一个叫玛丽安·纳比欧（MarianNabieo）的女人。她会说英语，看见我，主动过来搭话：“你想找酋长吗？看你好像是个中国人，我能帮助你吗？”

我以为她是酋长夫人，张口便问：“你是酋长的老……”摩西觉得不对，赶紧抢过话头用当地话与她攀谈了几句。之后，摩西告诉我，玛丽安不是酋长家的人，但她是村里女人们的领头人，喜欢为她们张罗办事。她的丈夫15年前去了美国，至今下落不明。当时，她的小儿子才1岁，这些年她不仅带着3个儿子，还要照看丈夫的父母，靠种自家的水稻和木薯维持生计。之后，她很热情地把我们领到她家。老远就看见几个小伙子正蹲在地上编织竹席呢，这种竹席如同中国人夏天铺床用的凉席。

“这是铺在床上睡觉用的吗？”我问她。

她感觉挺纳闷，反问了我一句：“这个还能铺在床上？”

摩西说：“子，这可不能往床上铺，这是盖房用的。”

原来，这种“凉席”是用来作房子吊顶的。这时，我才发现玛丽安家不大的房子的顶部，铺的全是这种“凉席”，要比泥土暴露在外的房子好看多了。至少刮风下雨时能抵挡一阵。最重要的是，通过编“凉席”他们能挣点买盐的钱。

起先我以为有商人向她订货，后来发现她的儿子们头上顶着一沓子竹席往村外走，才知道他们是去镇上自己卖。摩西告诉我，镇上每天都有头顶着竹席沿街叫卖的人，他们都是早出晚归，而一张竹席只能卖2000利昂左右（相当于人民币7块钱），要是卖不出去还得把剩下的再扛回来，光路上就要花费好几个小时。

其实，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出玛丽安的生活有多么艰难，但她那干净利索的外表和豁达的神情，丝毫显示不出她的艰辛与坎坷。

当我问她是否与丈夫离婚时，她很肯定地对我说：“不，明年，明年他一定会回来。”后来听说，这15年来，她始终确信丈夫“明年”会回来，而一晃十几个“明年”过去了，却没人看见她丈夫的身影。玛丽安还告诉我，她丈夫有时会给家里寄钱，所以，她相信丈夫肯定会回来。

我从包里掏出了两包蜡烛和两小盒火柴送给她，她非常高兴，一个劲儿地向我道谢，并主动提出带我到村里转转。谁知我们刚走了不远，便看见几个妇女急匆匆地往村外走，一问才知道邻村死了人。我想，葬礼可不是那么容易赶上的，于是，当即决定去拍摄葬礼。玛丽安看我急着想走，吞吞吐吐地对我说：“那个教师得的是……传染病，如果……你想去，我……可以带你们一起去。”

我们刚要动身，她突然像是想起什么事，连招呼也没顾上打，匆匆跑回家。不到1分钟的工夫转身回来，把一包火柴和蜡烛递给我说：“把这个带上，你是客人，客人是不能空手去的。”

她的举动让我感到很意外。我知道蜡烛和火柴是当地人的生活必需品，可她却又将我给她的东西拿出一半，解我们的一时之需，这对一个生活贫困的女人来说真是难能可贵。我对她说：“这些是我送给你的，你应该收下，我可以给死者家里一些钱。”

她却说：“蜡烛是一定要给的，另外再给他们1000利昂就行了，这是我们当地的风俗。”

1000利昂仅相当于人民币3块多钱，这让我怎么拿得出手呢。可她一再说当地人都是如此，让我也跟着随大溜。看来人家没把我当外人，我也就入乡随俗了。

来到死者家，拜见了死者双目失明的老母亲和上了年纪的哥哥，一大家人见了我，立马围了上来。他们得知我想来参加葬礼，觉得是他家的荣幸。这时，我硬着头皮，将蜡烛、火柴和1000利昂拿了出来，脸上真有点挂不住。怕他们以为中国人是吝啬鬼。然而，人家不仅没嫌少，而且还很认真地一一登了记，着实更让我过意不去了。

死者生前是个备受村民尊敬的老师，是患肺结核导致并发症死亡的。人们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从各村赶来参加他的葬礼。征得死者家属的同意，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挤进悲痛的人群里，只见死者静静地躺在一张被架起1米多高的木板上，淹没在妇女们的嚎哭声中。他骨瘦如柴，脸色黑紫，张着大嘴，嘴里还塞着白布，一副受尽了煎熬才撒手人寰的模样。我正围着死者专心地拍照，只觉得身后有人拉了我一把，回头一看是玛丽安：“有事儿吗？”我问她。

她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道：“小心，传染病，你看他嘴里堵着白布，就是怕传染病扩散。”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的身体几乎快贴着死者的尸体了。

我真感谢玛丽安，在这关键时刻又一次帮助了我。不管今后我们是否有交往，我都要记住她，因为，她是个不可多得的善良女人。

死者的葬礼完全按基督教仪式，在一个小教堂里举行，并非我所想象的有着浓郁的本土风俗。据说，这一带人的葬礼大致分两种，一种是基督教式，另一种是伊斯兰教式。因为，当地信奉这两个教派的人也大致各占一半，所以，在镇上，既有基督教教堂，又有伊斯兰教徒做礼拜的清真寺，农村也是如此。这里的人尽管有着不同的信仰，但相处和睦，从未因信仰问题发生过争执与冲突。

葬礼之后，我跟着玛丽安回到了托瓦马村，还想去酋长家看看。谁知，刚进村，就看见迎面走来一个男人，他头顶着一个圆筐，里面放了几个有点像菠萝的东西，上面还结了许多卵圆形的小果子。一问才知道是刚从丛林里采摘的棕榈果，准备制作棕榈油用。摩西一听，赶紧对我说：“子，棕榈油很好吃，我们每天都离不了它，特别是跟肉和菜煮在一起，再放些辣椒，香极了！你应该看看它的制作过程，这是你们女人干的活儿。”

于是，我们说好，明天来这家拍摄制作棕榈油的镜头，那个小伙子听说要给他家拍照，高兴得咧着嘴，一个劲儿地用拐了调的英语对我说：“明天见，明天见。”

回去的路上，摩西突然变得沉默不语，脸上冒的汗就像刚淋完一场雨，眼皮耷拉着，没有一点精神，可他那黝黑的皮肤使我无从辨别他的脸色。见他没有骑车的意思，我轻声问他：“你的疟疾是不是又……”

“我觉得有点冷。”他低着头，有气无力地说。

此时的我尽管满身大汗，还是看了一下手表上的温度计，上面显示着37摄氏度，除去我的体温，温度至少在30摄氏度以上，无论如何也不该感觉冷呀。他一定是又要打摆子了。

“你赶快回家睡觉，什么也别干了，一定是疟疾又犯了。”我刚说完，突然一想不对，应该劝他去医院，万一错过治疗时间，很快就会丧命的。

回到镇上，他并没有去医院，而是又去了那家只有10来平方米既是诊所，又是药店的地方，又打了一针。过后，摩西对我说：“别担心，我死不了，要是我死了，那台电脑怎么办，我可不能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那可就太对不住中国政府了。”好像离了他天都会塌了似的。

我对他说：“你别以为离了你那台电脑就成废品了，不信你试着死一回，我保证，超不过3天就会有新的后来人。”

谁知他一脸严肃并且很认真地对我说：“不，我不能死。要是我真死了，卡瓦主席会伤心的，还有我妈妈怎么办？”

真让我哭笑不得，这么聪明的家伙，竟然也有一根筋儿的时候。

与他分手的时候，我想明天还是自己去村里吧，无论如何得让摩西好好休息一天。

回到家，阿米看我回来得晚，又是一身尘土，便对我说：“今天你不要自己做饭了，尝尝我们家的饭吧。”

她这么一说，我才想起，自己已经整整一天没吃饭了，这会儿还真觉得饿了。不一会儿的工夫，阿米端来了一个大碗，她说，这是当地人最喜欢吃的一种饭，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吃得惯。我接过大碗一看，里面盛的是大米饭，可上面还浇盖了一层又黄又绿的东西。怎么看怎么像小孩子吃了不消化的食物后拉出的……我一阵反胃，顿时没了食欲。阿米仍兴致勃勃地对我说：“这是用棕榈油煮的牛肉和切碎了的木薯叶子，很好吃。”

为了不使她扫兴，我对她说：“我身上出了太多的汗，想先洗一洗，洗完了再吃。”

她听说我要洗澡，赶紧跑到我存水的大桶看了一眼，一看没水了，就扯着嗓子喊了一个男孩儿进来，让他帮我去打水。之后，又对我说：“你已经饿了一天了，还是先吃吧，走，跟我到门外去，反正大家都在吃。”

我随着阿米走出门才发现，她家门前的芒果树下，几个年轻人正围坐在水井旁，中间放了一个装满了饭和菜的大盆。他们边聊着天，边用手把盆里的饭菜捏成一团，送进嘴里，每个人嘴上都油汪汪的。他们见我也端着同样的饭菜走出来，都觉得稀奇，并且，用沾满了饭菜的油手，冲我比划着，意思是让我也用手抓着吃。看他们个个吃得香喷喷的，也勾起了我的食欲。我闭上眼睛，试着用勺子往嘴里送了一口，尝了尝，嗯，味道的确不差。也许是饿了，又在众目睽睽下，我索性一口气吃了个精光，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夸奖。阿米见了十分得意，感到很有面子。

谁知到了晚上我可惨了，这种棕榈油毕竟只是经过当地人粗略加工的植物油，阿米做菜时又放了许多辣椒，吃的时候味道还过得去，但过后肚子里就像被人往里面打了气，胃里像是被灌了硫酸水，火烧火燎地让我坐卧不宁。而且，为了安全我还得紧闭窗户。害得我从里到外翻腾了一夜，直到天渐渐亮了，我才睡着。第二天早晨，我正在睡梦中，摩西已经来敲门了。他站在门外说，自己的病已经没事了，今天可以去拍摄制作棕榈油。我一听“棕榈油”，顿时全身冒冷汗。不过，我肯定不会轻易放弃任何一个拍摄机会。我简单地洗了一把脸，提着东西准备与他一起走。他看我的，对我说：“别急，你应该吃点东西再走。”一听他提到“吃”，我立刻又感到有些反胃。我对他说：“千万别再提棕榈油了，不瞒你说，我昨晚吃的棕榈油现在还往上冒呢。”他听后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对他来说，棕榈油就像我们中国人平时吃的芝麻油、花生油，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用油。

我们再一次来到托瓦马村，仍然是先去拜见酋长，但被告之酋长昨晚没回来。我们便径直朝昨天答应过我们制作棕榈油的那个男人家走去，同样是人去屋空。“怎么说好了却不守信用呢？”我对摩西说。

他无奈地冲我耸耸肩。

这时，我俩几乎同时想到了玛丽安。她肯定有办法能帮我们找到制作棕榈油的现场。

谁知，玛丽安的儿子告诉我们，她也没在家，一连吃了好几个闭门羹，弄得我一点情绪也没有了。摩西看我如此扫兴，劝我立即打道回府。可我哪儿能就此罢休呀，自己背着那么重的器材，顶着烈日，吃着尘土，来回骑车就要两个多小时，就这么无功而返，也太说不过去了。我俩推着车，在村里转了一圈，的确没发现有什么可拍摄的题材，只好往回走。

巧的是，刚走到村口，就迎面遇到了玛丽安，只见她满脸大汗，迈着匆匆的步伐，火急火燎地往回赶。看见我们，她老远就扯着沙哑的嗓子直喊。原来，昨晚她已经在村里打听到了今天要在林子里制作棕榈油的人家。只是今天一早，天刚擦亮，有人来报信，说邻村一个与她很要好的女人突然半夜死亡，她不得不去了邻村。

玛丽安没有回家，直接带着我们穿过村子走进了灌木丛林。

进入丛林，立刻就变成了另一片天地，丛林小径宛如一条蜿蜒曲折的走廊，阳光透过交错的枝叶撒泄下来，光线斑斑点点，光怪陆离，抬头看不到天空和云彩，两头也看不到丛林的边缘。在视觉里，绿色是唯一能够感受到的色彩。丛林的空气由于过于新鲜，而夹杂着一股芬芳，吸了这种清新的空气，使人觉得自己的肺都鲜活了。丛林里很僻静。怕惊了林子里的鸟兽，开始，我们三人谁也没出声，只能听见各自“唰唰”的脚步声。好在有玛丽安带路，我心里踏实多了。走了一段，玛丽安突然想起了什么，回头对我说：“你们外国女人喜欢穿短裤，是不是觉得这样很漂亮？”

我对她说：“只有天热的时候，才有可能穿短裤。现在是12月，正是中国的冬天，很冷，河里的水都结冰了。我的家乡在中国的北方，这会儿人人都要穿用棉花做的衣服。”她听后觉得很有趣儿，但无法想象那种情景。我又说：“在这儿热得身上穿一张薄纸都觉得多余，所以我根本无法穿裙子或长裤了。”

这时，走在我后面的摩西故意开玩儿笑说：“其实非洲女人不穿上衣很正常，你不是也看到了？你也可以入乡随俗嘛。”我一听，立即停住脚，回头问他：“你是很想看到我不穿上衣的样子，还是真的希望我入乡随俗？”

“不，我是说在你感觉很热的时候。当然，还是你自己决定。”他赶紧解释。

“在你们的观念中，女人不穿上衣好还是不好呢？”我问。

“当地女人不穿上衣没事，要是外国女人不穿上衣会有人追着看。”他说。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觉得挺新鲜。可能还是不习惯吧。”

“这儿的女人不穿上衣是因为没有衣服穿，还是觉得热？要么觉得这是一种美？”我又问他。

“我想是延传的风俗习惯。由于天气热，又缺钱，不穿衣服省钱省事。”

其实，关于不穿衣服的话题，我也问过阿米，她告诉我：这些年当地妇女的思想也在改变，过去人们不穿上衣并不觉得怎么样，现在，至少在陌生的男人面前，不愿再赤裸裸地暴露上身了。这足以说明，人们对女人不穿上衣的习俗已经有了新的认识。

我还发现，镇上不穿上衣的妇女比村里少得多，看来这种习俗若干年后也许会彻底改变。

不过玛丽安告诉我，进林子里干活最好还是穿长袖衣裤，这样不仅可以避免被杂草树枝划伤，还能减少毒蛇、蚂蚁或蚊虫的袭击。

“这儿的动物没见过你这样白皮肤的人，小心它们觉得新鲜，故意袭击你，要是真撞上厉害的，恐怕连我也……”摩西又向我“开火”了，我说他这个保镖“不称职”，总是从身后“袭击”我，他赶紧收了口。

顺着羊肠小路大约走了不到一个小时，我们3个人的眼前终于出现了一小片被砍伐过的开阔地。我正觉得纳闷，玛丽安指着前面一个草屋说：“那儿就是萨娜·谢里夫(SannahSheriff)制作棕榈油的地方。”

我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十分简陋的草房子，旁边正冒着烟。原以为棕榈油是在房子里用专用的机器提炼的，到了现场一看，不由得惊呆了。

距草屋不远处有一个人工挖的四五米长、二三米宽，1米左右深的池子，旁边用三块石头架起了一个被烟熏得漆黑的大铁桶，桶下烧着柴火。这时只见一个穿着一条十分破旧的大裤衩、裸露着上身的女人，手里拿着两块破布，正准备把桶里的东西往池子里倒。一看有外人来，人们立即停止了手头的操作。这时，不知从哪儿一下子冒出来了一堆小孩儿，他们高兴地把我紧紧围住，流着鼻涕，张着小嘴，一个劲儿地冲我傻笑。

玛丽安把我和摩西带到站在铁桶边上那个叫萨娜的女人面前，为我们介绍了一下。萨娜见我手举着相机要为她拍照，突然敛起了笑脸，立刻变得极严肃又紧张，且两手下垂，双腿立正，仰着蓬松而脏乱的头，直挺挺地站在我面前。她那裸下垂的双乳就像耷拉在胸前的两个黑袋子。我可不想拍这种人体照片。我对玛丽安说：“让她别那么紧张，继续干她的活儿。”可是她就像什么也没听见，仍纹丝不动地紧盯着我。于是，我不得不收起手中的相机，假装四处张望，好分散她的注意力。过了两三分钟，她看我对她有一搭无一搭的并没拍照，就开始干活儿了。可她一发现镜头对准她，就会立即停止手上的活儿，再次立正。我想她一定认为自己干活儿会影响我拍照，所以，特意为我摆个姿势。后来，在大家一再劝说下，她才继续干活儿。

接着，萨娜在其他妇女和孩子们的帮助下，很吃力地将架在火上近一人高的大铁桶放倒，往池子里倒出了多半桶已煮了一夜的棕榈果，这会儿的棕榈果看上去就像一大摊新鲜的马粪。之后，有人从几米外的一个小“水井”里打来水，往池子里倒。还有人填柴、烧火，说是需要烧一桶开水。不一会儿的工夫，人们再次将铁桶里烧开的水倒入池子里，然后，又从那个“水井”里一桶一桶地打水倒入池子里。我走到“水井”边看了看，这哪儿是什么“水井”？就是个囤积雨水的小坑，坑里的水一片浑浊，上面还有不少漂浮物。她们把这里的水倒了大半池子，这时，萨娜奓着两手，略微蜷着小腿，十分敏捷地跳进了已经漂了些红油的池子里，踩那些“马粪”状的棕榈粕。被煮过的棕榈粕本身含有大量的油脂，经开水煮后，棕榈果的核自然脱落，倒入池子里就沉在池子底儿了，而果肉被煮得开了花，经人用脚踩后，可以挤出油，待油漂浮到水面上，再用一个塑料碗捞上来，然后倒进铁桶里烧半个小时，就可以食用了。

棕榈果生长在棕榈树的大果串上，每个果串有2000多个棕榈果。可以嚼着生吃，也可以煮过后炼油。人们通常用生油做肥皂、蜡烛等，而煮熟的油才能食用。

后来，我从资料中得知，最早的棕榈树产于西非。目前在其他国家，提炼棕榈油都有专门的精练工厂，专门提炼上等的棕榈仁色拉油。棕榈油是天然油脂的上品，甚至可以替代大豆油、花生油、向日葵油、椰油、猪油和牛油等，在世界上被广泛应用。它有一种天然的抗氧化性能，在制作方便面、饼干、糕点、奶油及巧克力类食品时，棕榈油也是首选油脂。另外，被分离出来的棕榈粕由于含有高含量的粗蛋白和粗脂肪，还是饲养牛羊等牲畜的上选饲料。

而对于人类，棕榈油同样是一种有益的植物油，在人体内的消化和吸收率超过97%，和其他所有植物食用油一样，棕榈油本身不含有胆固醇。

尽管萨娜才35岁，但她说自己自从19岁出嫁起就开始跟着丈夫学习这项制作工艺，主要是为了给家庭增加一点收入。丈夫在一家私人农场种地，前些年虽然有点收入，但自从他们陆续增添了5个孩子以后，家里的生活一直在走下坡路。所以，她要趁旱季大量地制作棕榈油，然后拿到镇上出售赚点钱。她说，今年她家的收入已经有所缓解，可是丈夫又娶了一个比她小十几岁的老婆，不仅要花很多钱给对方买财礼，家里又多了一个人的开销。说着她指了一下一个站在上面正弯着腰费力地砸东西的女人。接着说：“好在这个女人还不错，对我也很好，很听我的话，还说喜欢跟着我干活儿。现在，我在池子里干活儿，她带着孩子们把我捞出来的棕榈果再用‘汞德’（当地人舂米的东西）反复凿烂，然后再倒进池子里，还能再榨出一点油，这样，就帮了我的大忙了。我想等到她生孩子的时候我会好好照顾她的。毕竟我是过来的人了。”

我看这个刚过门的老婆干活的确很卖力，她长了一副笑眯眯的喜幸脸，看上去挺可爱。她对我说，家里有哥哥、姐姐，从小很少干活儿。一旦自己有了孩子后会出现一系列问题，所以，从现在起要好好地向老大学习。

当地是一夫多妻制，这种婚姻形式之所以在整个非洲都比较普遍，是早期当地社会的经济状况造成的。男人多娶一个妻子，就意味着增加了一个劳力。娶妻越多，劳力越多，财富自然就越多，在社会上的声望也就越高。所以，在非洲，人们评价男人财富的多少，常常看他娶了多少妻子，很多酋长至少要娶四五个妻子。

萨娜的确很能干，她的双腿一直浸在浮满了橙红色棕榈油的池子里，同时一直弯着腰，不停地在池子里边用脚踩着棕榈粕，并用手搅拌着池子里的混水，然后再用圆筛子筛，待油漂浮在水面上后，她便用塑料碗滤着漂在水面上的油，一点点往碗里舀，再把碗里的油倒进铁桶里。萨娜不知是饿了，还是抵挡不住棕榈油的诱惑，她一边用碗捞着漂上来的油，一边用食指从碗里挖着油，送到嘴里。她身上的汗水正顺着被阳光照射得油亮的黑色肌肤，缓缓地流入池子里。我想，从这个池子捞出来的棕榈油，味道一定很特别，雨水、汗水和油水掺杂在一起，就看谁有“福”享用了。见萨娜吃得那么香甜，我也不禁学着她的样子，把手伸进小桶里，用食指沾了一点尝了尝，的确很香。也忘了它的“特殊风味”。

其实，一大池子水里，真正漂上来的油只有两三小桶，这些油还需经过烧制后才能食用。而提炼棕榈油每次所花费的时间至少要两三个小时，一加仑棕榈油在镇上能卖3000多利昂（相当于人民币10块钱）。

棕榈油烧制完成后，萨娜再一次跳进池子里，俯身将池子下面堵水的石头挪走。她说，自己特意在旁边种了一大片地，就是为了不使这池子“油水”白白流失掉。我心想，这才叫真正的“肥水不流外人田”，敢情他们与中国人差不了多少。

“油水”放完后，萨娜把池子下面沉淀的棕榈果核专门捡到一个圆筐里，她说，到了雨季粮、油、菜都很缺，这些棕榈果核还能煮了当粮食吃，或者把它们凿碎，还能再榨一次油。

不知不觉中，我和摩西在近40摄氏度高温下，被阳光足足暴晒了五六个小时了。这会儿我感到极度的口干舌燥，想喝水。摩西则一屁股坐在草屋下，只见他两眼充血，神情非常疲惫。过了一会儿，他起身从地上顺手拿起一个小塑料盆，问我：“你不想喝水吗？”我一惊，以为他有什么好办法能弄到水呢，高兴坏了，赶紧说：“当然，哪儿有水？”他愣了一下说：“难道你忘了那边有井吗？”说着，他走到水坑前，舀了满满一碗水，一口气喝光了。没看见水也就罢了，偏偏他在我面前还喝了个痛快，让我更无法忍受干渴的痛苦。我几次走到水坑旁，都被坑里杂乱的漂浮物吓得退缩回来。要是那个水坑稍稍再干净一点点，我就不会这么犹豫了。最后，我还是决定放弃在这儿喝水。尽管这个决定对我很残酷。想到摩西今天强支着还没痊愈的病体陪着我，我还是非常感动。

回去的路上，我对他说：“看来你是个责任心挺强的男人，至少对工作比较认真。”

他一听我夸他，情绪十分高涨，并得意地对我说：“我们这儿的人太懒，光想挣钱，又不想干活，挣了钱就想娶老婆。”

我问他：“你们这儿不是允许一个男人娶好几个老婆吗？再说老婆是有钱的象征。如果你有了钱，难道不想娶几个漂亮老婆吗？”

“不！我不会把钱花在养女人身上，要是我有钱就让我的3个孩子去弗里敦上最好的学校，受到最好的教育。”他说。

“我在莱索托的时候，当地许多人结了婚还有情人，他们叫情人‘朋友’不少女人为‘朋友’还生了孩子，这也是他们的风俗。而你的生活条件并不算差，又只有一个老婆，是不是也有女‘朋友’呢？”我又问。

他说，自己喜欢专一的情感，不喜欢身边总被女人的事缠绕着，所以，既不打算娶第二个老婆，也没有情人。

听了他的话，我不由得对他另眼相看，觉得他是个有想法，有主见，有抱负的男人，特别是他善于接受外来的新鲜事物，有敏锐的眼光，独到的见解，的确是当地人中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为这次能遇到这样一位保镖而感到庆幸。

路上，我正觉得嗓子干渴得快招架不住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个男人推着三轮车从另一条路上斜插过来。摩西赶紧让我停住，说：“卖椰子的人来了，是今早打的椰子，刚收拾完去镇上卖的。”我立即来了精神，忙叫摩西上车，快速冲向那个男人。老远我就冲他喊道：“是卖椰子的吧，快给我开一个，快！快点。”

那人没听懂我说什么，赶紧停下脚步，呆呆地愣在那儿。我看他没动，又说：“快点，帮我开椰子，我渴极了，我会给你钱的，快！”说完后，做了一下喝椰子水的姿势。这下，他看明白了，赶紧找出大砍刀，三把两下就在那椰子顶上开了个小圆盖，然后，很规矩地用双手递给我。这时摩西也赶了上来，每人一口气喝了3个椰子水，喝得连头都不敢低，更别提弯腰了。

回到镇上，他一直把我送到阿米家。我们说好，明天他带我去拍摄用棕榈油制作肥皂的过程。

他走后，我刚卸下身上的器材，他竟又返回来了。

“有事吗？”我问。

他说：“没什么大事，只是看见阿米家门口站着一个男孩儿，说是他送来了阿米要买的东西，这会儿阿米不在家，没人付钱，他又等不及了，你能不能先垫上这笔钱？”

“多少钱？”我问。

“2万利昂。”

我心想，自己住在阿米家，人家对我也不错，这个忙当然要帮。所以，也没有多问，立即从兜里掏出钱，交给他。

他接过钱，兴奋地对我说：“明天我就告诉阿米，一定将这笔钱尽快还给你。”然后，很有礼貌地关上我的房门走了。

二、拍制作肥皂，保镖安插情人上镜，我却蒙在鼓里

第二天一大早，摩西就来了，站在门外喊道：“早晨好，子，我约好了人拍摄制作肥皂，人家已经来等你了。”

由于每天晚上必须关着窗户睡觉，上半夜只能躺在床上，强忍着闷热的煎熬，直到天渐渐亮了，才能睡上一会儿，所以，早晨很难醒来。

我边穿衣服，边嘟囔着：“这个摩西怎么比我还着急？不就是拍摄制作肥皂吗，至于这么急吗？”

我提着相机跑出门，发现摩西正与阿米还有一个穿了一身白色衣裙的中年女人站在一起说话。看见我出来，阿米赶紧为我介绍：“这是我表姐埃丝特（Esther），我俩的爷爷是兄弟，都不是外人。”

然后摩西又说：“在我们这儿，不论村里、镇里的人都会做肥皂，因为，用自己做的肥皂既好又便宜，所以，今天我专门为你找了一个做肥皂的人。不过，人家可不是专门做肥皂的，她是学校的老师，今天学校放假。她说，自己正好准备做一些肥皂洗衣服用。

埃丝特老师看上去有40多岁，身材偏胖，走起路来扭着屁股，不慌不忙的。可能与职业有关吧，她的一举一动挺文气的。

摩西把我交给她后，说是今天政府开大会，说完急匆匆地骑着车一阵烟似的溜走了。

与阿米打了招呼，我跟着埃丝特往她家走去。路上我问她有几个孩子，丈夫是否有工作等。她告诉我，第一个丈夫几年前死了，留下了两个孩子，现在的丈夫就是摩西。我一听，吃了一惊，摩西不是只有1个老婆和3个孩子吗，怎么又出现了一个老婆？并且几天前，他还特意带着老婆、孩子来看我，我还送了他们礼物，特别是那天他亲口对我说，自己特忠于感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弄得我疑惑不解。好在没走多远就到了埃丝特家。这是座普通的民房，四周被树包围着，显得僻静而又阴凉，我突然觉得这地方挺眼熟。这时，埃丝特的妈妈看见我们过来，站在门外直喊我的名字。看见这个老太太我才想起来，前两天摩西曾带我来过这里，当时他说这儿是他老婆的娘家，我误认为是先前见到的那个老婆，谁知，我提着钥匙开错了锁，弄岔了。其实，不是我脑筋慢，是摩西的事情变化太快。

埃丝特今天穿了身不适合干活儿的衣服，一定是摩西专门安排她来拍录像的。他知道我要拍摄制作肥皂的镜头，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来个“肥水不流外人田”，至少能讨得心上人的欢心。埃丝特显得很激动，一旦镜头真的对准她，她又紧张得缩手缩脚，不自在地翘起一对黑粗的兰花指，眼睛一个劲儿地向镜头瞟，连腰都不敢往下弯，生怕挡住自己的脸，一副都市里娇太太模样。我只好不住地劝她：“别紧张，放松点。”

我问她：“你知道电视吗？”

“当然。”她回答。

“你知道电视上有什么样的节目吗？”我又问。

她摇了摇头说：“我只在别人家看过两三次，觉得很好看，要是我自己也能在里面就更加美妙了。”

看来，她的确是有备而来的。不过，她告诉我，用棕榈油制作肥皂、蜡烛在西非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也是早期很热门儿的商业活动之一。因为，不论是肥皂，还是蜡烛，都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在贩卖黑奴时代的后期，迫于形势的压力，许多人被迫把贩卖黑奴转为倒卖棕榈油、肥皂、蜡烛等生意，而且这些货真价廉的东西，曾经是欧洲人非常看好的商品。所以，直到现在这项工艺仍然被大家广为沿用着。

埃丝特做肥皂的动作很娴熟，嘴里边干活儿边念叨着，像个话外音的解说员。她先找来一个塑料脸盆，往里面倒了8啤酒瓶的水，然后又往里面倒了大约一加仑的棕榈油。她随手从地上捡了一个小棍儿，在盆里搅拌了约5分钟，又将一袋一斤装的苏打粉倒进脸盆里，始终不停地搅伴着。我想，肥皂是固体的，这一大盆水何时才能凝固呢？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满脸是汗地对我说：“你看，这盆里有水，有油，还有苏打，我越搅它就越稠，别看它现在是凉的，再过10分钟，它会烫手的。”

20分钟之后，那盆水已经黏稠得搅不动了，看上去像一盆还没切块的豆腐。埃丝特说：“在快成形的时候，可以加一些自己喜欢的颜色，红、绿、蓝都行。”

最后，埃丝特把这盆“豆腐肥皂”，摊在有阳光照射的地上晾晒了一两个小时，快干的时候，埃丝特用一把小刀把它们切成方块，简直与豆腐没有两样，馋得我直流口水。这会儿要是能吃上一口豆腐，该有多幸福啊。

这种“豆腐肥皂”，用起来比较油腻，很滑手，也不好冲洗，但对皮肤没有伤害，衣服也洗得很干净，还有一股自然的清香味儿。

回到阿米家，只见阿米的床上东倒西歪地躺着几个只穿胸罩的女人。她们一个比一个胖，正开心地聊着天。阿米介绍，这是她的几个最要好的女朋友。在她们热情地招呼下，我也加入了其间。被她们围在中间就像被几堵厚厚的肉墙阻隔着，如同掉进了火炉里。但那有说有笑的气氛让我想起了自己初到部队时的情景，那时我们这批女兵都只有十五六岁，第一次远离父母，经常想家，于是，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或回忆儿时的情景，或憧憬未来。那时，我们也这样懒散地躺在床上，或坐在大树下的阴凉处。如今，在这个偏僻而又遥远的非洲小镇，让我又找回了与国内朋友相聚的感觉。

当我向她们问起有关摩西的情况时，她们顿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摩西与埃丝特同居，还养着她的孩子，现在他一共养着5个孩子，何苦呢？”

“听说子来后，他就开始疏远埃丝特了，现在晚上也很少去找她了。”

“从摩西的嘴里，听不见他说实话。”阿米像是对摩西有点成见。

不过，听了她们的议论，我想起了几天前关于那2万利昂的事情。当时，我完全是为了帮助阿米，可是，这些天既没听到阿米说感谢的话，也没有见她把钱还给我。究竟是阿米忘了，还是她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本想开口问问她，又觉得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有些不妥。还是再找机会吧。

傍晚，夕阳刚刚落山，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阿米家门前的芒果树下，想着朋友与家人，这时，一声低沉的“子……”打破了我眼前虚晃的景致，摩西兴致勃勃地走来，笑着对我说：“子，我从BBC听到，北京的士司机学英语，很有趣儿，他们怎么连‘Welcome’都还要学？”我很兴奋地告诉他，2008年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可他对奥运既不清楚也不感兴趣，只是一再说向往中国，而且说他知道“ChairmanMao”（毛主席）。于是，我就从中国的毛泽东时代给他讲起，一直讲到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他始终瞪着眼睛看着我，好像在用眼睛听我讲中国。

特别是当他听说现在中国的电脑很普及，在大城市几乎家家都有时，羡慕极了。不一会儿，他的两只眼球开始一圈圈地快速转动起来，人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眼睛会率先做出反应。我想：这家伙不定在打什么主意呢。果然，他开口了：“子，你能不能跟中国大使说一下，给我个人一部电脑。因为，给了政府，他们也没人会用。”我对他说：“你不会不知道吧，中国大使馆完全代表着中国政府，怎么能随便给你个人物品呢？除非你是总统，代表着一个国家。”我说这话时口气很生硬，因为，我很难接受他有这种想法。直到第二天清晨，我们在去村庄的路上，我都不愿多搭理他。

三、大口喝树液（棕榈酒），也能醉倒人

要不是几天前与马楚村的巴斯酋长约好，今天去拍摄“制作”棕榈酒，我无论如何也不想与摩西一起出行了。昨晚他提出要电脑的事让我觉得心里不舒服，但总不能因小失大吧。于是，我们照例骑上车，向马楚村赶去。谁知，快到村口时，突然被一个男人截住。他说今天有“SecretSociety”，外人不能进村。还没等我听明白，摩西已经将自己的车头调转了一百八十度，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冲着摩西大声说：“我们与巴斯酋长约好了呀。”言下之意，至少酋长能给我们开个绿灯吧。

“酋长？就是巴尼也不敢开这个口。”摩西撇着嘴，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可我还是没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坚决不肯离开。

摩西见我不走，只好对我说：“‘SecretSociety’是我们当地一种传统风俗，它是秘密的，我无法告诉你太多，很抱歉。”

“但至少我需要知道这种传统是什么形式的，或者是哪方面的。”

“酋长……男人们……聚会……在丛林里。”他竟然吞吞吐吐，蹦起单词了。

“我知道是秘密聚会，可我想知道他们聚会都干些什么？”我皱着眉头，寻根追底，可摩西就是不肯开口。于是，我只好联想在莱索托时所经历或听说的秘密聚会。突然，我想到了“行割礼”，这是全非洲都有的风俗，而且绝对是秘密的。

“是行割礼，对吧？”我大叫着问他。

“不！不是！对不起，子，你别问了，我们今天还是回去吧，也许以后你就知道了。”

“连你都不告诉我，别人谁还会对我说呢，你不能让我整天猜来猜去的吧，要是带着问号回中国，就是你的失职。”任凭我多么不客气地给他上纲上线，他就是不吐口，始终守口如瓶。对他，我算是没辙了，只好垂头丧气地往回骑。路上我故意不说话，以示对他的不满。

回到家问阿米，她也对我摇头，并且还劝我不要向别人打听，究竟是什么风俗搞得如此神秘？

然而，不幸的是，秘密持续了几天。一连四五天我们顶着烈日，淌着大汗，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气喘吁吁地骑到马楚村，都被堵在了村口。而越不能进村，我就越想探听其中的秘密，真把我急得心直发痒，又挠不得，恼不得，自己毕竟身在人家的地盘，只有尊重他们的风俗，才能换取他们的信赖与尊重，我一个劲儿地安慰自己，别急，千万别急，耐心地等待，让水到渠成吧。

这期间我只好去了其他村庄。

大约10天后，我们再次来到马楚村，走到村口，我下意识地放慢了骑车速度，向四周张望着，直到顺利地进了村，心仍然提在嗓子眼儿里。可进了村后，感觉久违了的马楚村与上次来没什么两样。

与巴斯求战见面打过招呼后，我有意问他：“丛林里的秘密聚会结束了？”

他皱了一下眉头，并没回答我的问话，而是说：“上次你想拍摄……”

“如何‘制作’棕榈酒。”摩西说着冲我眨了几下眼。

怎么？“秘密聚会”连提都不能提，有那么严重吗？我心想。

“对对对！给棕榈酒拍照片，早就说好了，你们一直没来。”酋长漫不经心地说。哎，这酋长怎么倒打一耙，是你让人守着村口不让进，怎么又成了我们一直没来了？我刚想辩解，摩西却跟他说起了曼迪语。我急得直捅摩西：“你告诉他，我们来了许多次，村口的人不让进。”

他俩一直说着我听不懂的话。其实，巴斯酋长是可以说英语的，而摩西肯定是故意说曼迪语的，可以断定，他不想让我听到他们的对话。这个摩西鬼心眼真多。

于是，我故意大声问：“是不是现在就可以去拍制作棕榈酒了？”

“当然，当然，这是古里瓦?萨姆（GullivaSam），你们跟着他走。”说着，巴斯酋长从身后拽出一个没穿上衣，只穿了一条长短裤的男人。这男人手持一把长刀和一只塑料桶，胸前长了不少毛，两眼炯炯有神。奇怪的是，大热天他还戴了一顶线帽。他看了看我，用当地话对摩西说了一句什么，我听不懂，赶紧问摩西，他想干什么。

“他说，你长得很漂亮。”摩西用英语翻译着：“不光他说，镇上很多人都跟我说过。”

这下我才松了口气。

我们跟着古里瓦?萨姆走进了丛林，他指着一棵棵形状各异的棕榈树对我说：“这种长得低一些的棕榈树是马桑凯（Masanka），最早从加纳移植来的，比那种本地树好。”这时我才发现两种棕榈树从外观到形状，截然不同，本地的棕榈树乍一看与椰子树相差无几，就连塞拉利昂的国徽上都有这种树，它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农业财富的象征。而那种叫马三凯的棕榈树，要矮一些，很粗壮，它不仅能结大量的棕榈果炼油，还能提取树液酿酒。所以，这种棕榈树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我们跟着古里瓦?萨姆来到林子深处的一棵马桑凯棕榈树前，他很快蹬上一个木架子，然后用手上的大刀清理着树上的枝叶。之后，他将树上挂着的一个塑料桶摘下来，向我们摇了一下。

“桶里就是棕榈酒，这可是最新鲜的酒了，一会儿你尝一尝。”摩西对我说。然后，他示意我将对着古里瓦?萨姆的镜头转向他，接着，他清了清那浑厚的嗓子，像个专业电视主持人似的，用眼睛向我郑重地示意了一下，意思是可以开始对他录像了。我心想，这家伙太自以为是了，还真把自己当成主持人了，也不问一下我需不需要这些镜头。可是他哪儿管那么多，对着镜头甩开腮帮子，吐沫星子四溅，滔滔不绝地讲起棕榈酒的“制作”过程来了。他那兴奋劲儿，就像被人安装了发条，停都停不下来。

“请看，这就是居住在西部非洲塞拉利昂曼迪族人，刚刚‘制作’出的最新鲜的棕榈酒，现在是甜的，两三个小时以后，它就会渐渐发酵，味道会变得发酸。因为它有一定的度数，所以把它称为‘酒’，这种酒讲究喝当天新鲜的……”

这种棕榈酒，实际上完全是树液，根本不用“制作”，是真正的纯天然饮品。之后，摩西对着镜头接着说：“当一棵棕榈树成熟之后，每隔五六年便可以从它的树干里提取这种酒。不过，在此之前，最关键的是需要准确地确定哪棵树已经成熟。然而树的成熟与否并没有显著的标志，只能凭经验。当你选择了可以开采的棕榈树后，最艰难的劳动是需要先清理树干。你们看，他用一种编织好的树条，把自己绑在树干上，或者搭一个木架子站在上面，用大刀将一层老化的树皮和树枝砍掉，而这种劳动至少需要花费一整天的时间。清理完树干，需要在树干上找一个适当的位置凿一个约20厘米的小洞，再用树皮或树枝削一个引水管，将树里的液体引到悬挂在树上的塑料桶里，就可以喝了。”

这时，古里瓦?萨姆提着装了酒的塑料桶从木架子上下来，不知从哪儿又掏出了一个脏兮兮的塑料杯子，往里倒了一些酒递给我，让我品尝。摩西见状，二话没说，一把从我手中抓过摄像机，立马从“主持人”变成了“摄影师”。

“这哪里是酒，简直就是甜水嘛。”我喝了一口，丝毫没觉得有酒的成分，这种来自真正大自然的饮品实在清香而又甘甜。

为了给我那些联合国的军官朋友们尝尝鲜，我将随身带去的一只塑料桶交给他们，并付了2000利昂，请他们为我接一桶纯天然酒。谁知，当天晚上没找到车，等放了一晚上再给他们喝这酒，已经发酵了,甚至比醋还酸，而且还有一股怪味儿。害得他们大叫：“子，请原谅，你千万不要不高兴，这酒实在太难喝了，你说是纯天然的，怎么有一股怪味儿？”

我心想，这可是我亲眼看着人家从树上提取的新鲜酒,怎么可能有怪味儿呢？于是，我从桶里给自己倒了一小杯喝了一口。奇怪，味道怎么变了?真的有股难以形容的怪味儿。糟糕！我猛然想起，我买的本是只汽油桶，但并没有认真地刷洗，一定是棕榈酒和汽油串了味儿。都怪摩西，买桶时把我带到一个卖旧桶的地方。当时我就奇怪，这地方怎么只卖旧桶没有新桶？他说人们都在这儿买桶，这也是镇上唯一卖桶的地方，大家都是用这些桶装棕榈油或棕榈酒。也怪我太疏忽，买了旧桶总该好好刷一刷吧，用这种汽油桶装酒，能不串味吗？真害人呀！我顿时心虚地赶紧把桶藏在了自己身后，赶紧向他们解释说：“我敢保证，刚提取的棕榈酒，与这个味道截然不同。你们喝了一口还会想再喝第二口的。”

结果他们说我像个曼迪人特聘的棕榈酒广告宣传员，非逼着我喝了满满一罐啤酒，算是对我的一种惩罚吧，我只好默默地认了。

四、烧炭，眼前一片灰蒙蒙的世界

原本与摩西说好，第二天一起去一个新的村庄。可一直等到10点多也不见他的人影。我决定自己出行。因为去马楚那个方向，我已熟了。从那个方向再往里走，进入灌木丛林，有不少的小村庄，大多人迹罕至，可以拍摄到真正的丛林人生活。

这可是我第一次单枪匹马往丛林深处走，心里多少有些打鼓。

先来到马楚村，把想法对巴斯酋长说后，他建议我去南百马村（Negbema），并说：“那个村并不远，村里的酋长认识你，不过你要做好过两条河的准备。离这儿来回大约需要走6公里路程。”

我将自行车放在巴斯酋长家门前，与他派来的一个叫丹尼斯（Denis）的男孩儿一起步入了丛林。丹尼斯今年15岁，曾上过几年学，能说几句英语，但路上我俩很少说话，只是赶路。别看他赤着脚，走起路来飞快，也没有等我的意思。我生怕被他落得太远，紧盯着他的后脑勺。当我们胆战心惊地穿过了一片茂密的原始丛林后，没走多远就遇到一条10来米宽的河，我脱掉鞋子，挎好相机，准备过河。河水很清，能看见水下的石头，水流很平缓，只是四周被树林遮盖得阴森森的。我唯一担心的是河里会不会有鳄鱼，因为，鳄鱼最喜欢呆在这种河水里。我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跟着丹尼斯蹚进河里，还好，这条河只到大腿，尽管脚下有些滑，我们还是顺利地蹚过去了。

过河时碰见了一男一女，他们说是回家的。那男人见我边走边拍照片，立刻来了情绪，他嘴里唱个不停，一个劲儿地表现自己。蹚过第一条河后，走了大约不到2分钟，眼前又出现了第二条河。严格地说，这是一条小溪，水很浅，只到小腿，但水里都是淤泥，踩在脚下很松软，拔出脚来趾头缝里全是黑泥。那个男人在小溪里走着走着，突然停下，竟用手指刷起牙来，接着撅起嘴，像喷水枪似的把水滋得老远。这种滋水的本事，绝对是当地人的一绝。看看小溪浑浊的泥水，我告诉他，用这条河里的水刷牙不卫生。而他却告诉我，全村人吃的用的都是这河里的水。我一听顿时惊呆了，我低着头看看途经这里的人们，个个脚上沾满了泥，过完河等于洗了遍脚，这水还怎么喝呀？我对那男人捡着英语单词说：“水……脏……生病……死。”他明白了，笑了笑，对我搓着手指说道：“井……钱……200美元……没有。”他是说，要是在村里挖口井大概需要200美元，因为拿不出这笔钱就只好吃这里的水。看到这种情况，我真想给他们赞助200美元挖一口井。可是，又一想，当地有太多挖不起水井的村庄，而我又不具备这种经济实力，只好把到嘴的话又咽了回去。

待穿过第二条河时，我发现不远处的丛林里有烟火，走近一看，是一个裸露着上身的妇女正在做饭。那妇女身边还有几个小男孩尾随着，我赶紧拍了几张照片。这时，不知谁将我进村的消息禀报了村里，不少人开始往这儿走。我正拍着照片，突然镜头里闯进了一个同样裸露着上身的妇女，她冲我指指自己，又指了指大树，可能是想站在树边上照个相吧。我用超广角一下囊括了林子里所有人的活动。正当我全神贯注地拍着照片时，只觉得自己的屁股顶在了一根棍子上，以为自己撞到了伸出来的树枝上，并没多在意。过了一会儿，觉得身后的“树枝”顶得我很别扭，还不时地上下来回移动。我发现不对劲儿，回头看了一眼，顿时吓了一跳，我身后根本没有大树，哪儿会有树枝呢。这时我才发现，刚才与我同行的那个男人，坐在地上，两眼紧盯着我的屁股，正用手指往里捅呢，而他的另一只大黑手则在我的屁股上来回地摸着。

“这家伙真讨厌，不能便宜了他。”于是，我用脚朝后蹬了他一下，可他根本没反应，继续摸。我不得不停止拍照，转过身去冲他狠狠地说道：“你觉得我这儿跟别的女人不同吗？你是不是需要比较一下，我带你看看她的。”其实，他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于是，我把他拉到另一个女人面前，那女人看我提着相机朝她走来，以为是想给她拍照，还故意摆了个姿势。我把那个男人拉到这女人面前，对他说：“去摸她吧，她会高兴的。”可那男人没听懂，一个劲儿地冲我傻笑，我干脆拉着他的大粗手，往那女人的屁股上放。那个女人还以为我要给他俩拍合影呢，赶紧往这个男人身边凑，并对我说：“他……是……家人……是我的……”原来人家是两口子，弄得我哭笑不得。

之后，我跟着大家一起进了村子。

这个叫南百马的村庄坐落在林区的深处，四周被灌木林紧紧包围着，乍一看只有六七座房子，我原以为这里至少有几户人家。谁知，仅有一个大户人家，而这户人家就是一个村庄。这时，有个会说英语的小伙子走到我面前，对我说：“听说你来了，酋长早就在等候你了。”我赶紧按他指定的房子向酋长迎了上去。

“天哪！是古里瓦?萨姆，你怎么会是这儿的酋长？”昨天与古里瓦?萨姆见面时并没人对我说他是个酋长。

古里瓦?萨姆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但是，干起活儿来非常踏实。35岁的他，是在1994年父亲去世3个月后继任酋长的。他娶了两个老婆，生了6个孩子。当我问他什么时候结的婚，他微微地咧着嘴说：“1994年，父亲去世8个月后，我就把第一个老婆娶回家了，那可是最美好的时刻。后来，她一下给我生了3个孩子。1995年，我又娶了第二个老婆，这个老婆很漂亮。”

“什么？你老婆一年给你生了3个孩子？是三胞胎吗？”我问。

“不，不不！3个孩子不是一起生的。”他摇着头对我说。

我一听觉得不可能，哪儿有一年生3个孩子的女人，就对他说：“你肯定把时间记错了，你老婆怎么能一年生3个孩子？”

“不会记错，把我的女人娶回家，是我的大事，不能记错。”他执意坚持自己的说法。我没有再与他争下去，我知道当地人没有太多的时间概念，特别是一些上了40岁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年月，所以，他们从不存在来自年龄的压力。

他告诉我，这个家族已经在此生存100多年了。他说，他爷爷的爷爷曾经居住在马楚村，结婚后分了家就搬到这里来，起了个“南百马”的名字，以后从爷爷到爸爸、叔叔又派生了新的家庭，至今住在南百马村。他的长辈里，不仅有母亲和4个姨，还有3个叔叔。他说，他爸爸娶了3个老婆，每个老婆生了6个孩子。1994年爸爸去世之后，其中一个老婆也因病死去。现在，他妈妈与另一个老婆关系非常好，尽管那个老婆住在马楚村，但她们常有来往，相互关心，老了也算有个照应。

别看这家人生活在丛林深处，但生活完全自给自足。他们的生活来源除了取之于丛林，还在村后还开发了大片的农场，自己种植水稻、木薯和蔬菜等。他们还种了18棵棕榈树，好几十棵香蕉、椰子、芒果、甜橙等果树，并且还养了鸡和两头小猪，看上去日子过得挺红火。由于这个村只有一个家族，村后大面积的丛林可任他们随意开发。如果家里缺钱了，他们就把香蕉、椰子背到镇上卖掉。最实际的经济来源是烧制木炭，因为，镇上家家需要用木炭做饭，而且一年四季都不可或缺。只是烧木炭非常辛苦，烧制过程需一个星期，然后靠人力一包一包背到十几公里以外的镇上去卖。尽管所得的钱和烧制的辛苦很难成正比，但是总能收获点钱，这对于生活在丛林里的人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唯一担心的是生病，特别是患了急病最麻烦。”古里瓦?萨姆对我说。

这个村最糟糕的就是交通问题，两条河几乎阻止了所有交通工具的进入。特别是处在丛林深处的村庄，只有步行的小路与外面连接，如果有人患突发急病很难运出去。据说，已不止两三个人因此而死亡。

我与古里瓦?萨姆约好，明天来拍摄烧炭的镜头。临走时，我掏出几千利昂给古里瓦?萨姆以表寸心。在他接钱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是特意用双手接的钱，脸上流露出很诧异的表情，直冲我点着头说：“谢谢，谢谢！”但我从他的眼睛里似乎感觉到，他好像还有什么事情，就对他说：“如果你没有事的话，我就走了，明天别忘了在这儿等我。”他看我要走，才吞吞吐吐地说：“你再来时能不能给我妈妈带点药，她病了。”

尽管我很痛快地答应了他，但实在不知道该给他妈妈什么药。我毕竟不是医生，根本无法判断老人家患了什么病。这时我才注意到，房檐下坐着的一个无精打采的老女人，她裸露着上身，十分干瘦，像一个久病的患者，我估计她就是古里瓦?萨姆的妈妈。

于是，我走到老太太身边，装得像个医生似的问道：“你觉得不舒服吗？”

没人回答我的问话。

我只好又学着医生的样子，摸摸她的头，觉得有些发热，又摸了她的脉，感觉跳动得很微弱，我让她张开嘴吐出舌头看一看，这下我差点把胃里的东西一口喷出来。她舌头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黄色舌苔，就像西北干枯的黄土地，还带着一道道沟壑，而从她嘴里发出的气味，能影响人3天的食欲。她说自己不想吃饭，浑身疼，没劲儿。于是我对酋长说：“我有中国药，但我不是医生。吃药与吃饭不同，一旦吃错了会死人的，我不知道该给她吃什么药，只能试试，一旦有什么闪失……”还没等我把话说完，他赶紧抢过话说：“中国人都是好人，不会害我们的。”

回去后，我在摩西的办公室找到了他，原以为今早他没按时找我，会给我一个说法，谁知他见了我却先发制人地质问起我来了：“子，今天是怎么了？我等了你一早上，你也没来。”

这家伙真能狡辩，什么时候变成我来找他了？都是他来找我。

“摩西，我知道你每天骑着车，顶着大太阳跟我往村里跑很辛苦，如果你不想干我可以换其他人，你不必找什么理由应付我，我讨厌这一套。”说完，我气呼呼地甩门就走了。没走几步就听他在我身后喊：“子，明天你打算去哪儿，我会早点去找你。”

“南百马村拍烧炭。”我连头也没回，大声回了一声。

第二天一早，他果真早早地敲开了我的门：“早上好，子，今天是去拍摄烧木炭吗？”

我挺奇怪，今天他怎么一反常态，如此积极，等我出去一看，他的车座后面夹着个大麻袋。我指着麻袋问：“这是什么意思？”

“顺便买一点。”他说。

鬼才相信呢，镇上卖炭的多得是，谁肯舍近求远？况且回来还得扛着它穿林又过河的，肯定是这家伙想趁机给家里敛点不花钱的木炭。他见我只瞅着他不说话，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赶紧讨好地说：“子，你真厉害，来这儿没多久已经可以给我当向导了。”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去南百马村。

我开玩笑地说：“你当向导时我去拍照，而我当向导时你去敛木炭，要是你多带几个麻袋，我还可以帮你扛上一捆呢。”

说实在话，我对摩西的整体印象还是不错的，就是看不上他那个财迷劲儿，反正，他的眼珠子一滴溜乱转，就准有事要找我解决了。

我每月付他工资都在月初，而1月份给他发了钱还不到10天，他就要第二个月的钱，说是家里有急用，让我提前支付他，也算给他救个急。谁知，他看从我手里要钱挺容易，一个星期后，便又开口要3月份的工钱。一下把我惹恼了。一气之下我对他说：“我不是开银行的，也不是什么大老板，更不是你的摇钱树，你以为我的钱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今后每干满一星期结一次账，如果这个星期没干活，请不要对我提钱的事。”

这次他没有辩解，但从他那沮丧的表情可以感到他的尴尬。

到了马楚村，我们仍然把自行车放在巴斯酋长家门口。在我的指引下，两人步行着朝南百马村走去。我做向导实在不合格。这时我才注意到，一路上有好几个岔路口，每个路口都有密密麻麻的丛林，而且都要穿越河水。有两次我们已经脱了鞋，正准备过河，突然发现河床比上次窄，河的形状也不大相同，周围还多了几棵古树，只好又穿上鞋继续前行。结果越走越慢，越走越迷茫。

“要不咱们还是等问清了路再走吧。”我说。

“这种地方怎么可能有人来呢，搞不好在这儿等一天都不见得有人，说不定会碰上动物……”我知道摩西心里不高兴，但又不好说得太多。

我们只好摸索着继续往前走。我心想，要是在国内一个手机打过去，就能把一切搞掂，哪儿还用得着这么费劲。就对他炫耀说：“你知道移动电话吗？就是拿在手上，边走边打的电话，在中国人人都有，便宜极了。”

他一听，立马来了情绪，赶紧对我说：“你回中国后，一定给我捎来一个，听说塞拉利昂很快就能打了，这东西在中国那么便宜，这里肯定会很贵的。”

我虽然答应了他，但心里一再提醒自己，今后在他面前说话，得给自己嘴上加把锁，千万不能随便说中国的汽车，冰箱，彩电之类的东西如何便宜。

这时，前方的林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强壮的男人，尽管我们特希望遇见可以问路的人，但眼前这个壮汉，还是把我俩都吓了一跳。我下意识地溜到了摩西的身后，把头埋在他的后腰，两手紧紧地拽住他的胳膊，整个拿他做了一个挡箭牌。或许他已经看清了前方是个普通的猎人，于是，他表现得既机警又镇静，像个十足稳健的男人。

“子，不要怕，是个猎人，你看他手里还提着刚打的猎物呢，想不想要一个？”这会儿他对我，就像对个胆小的孩子。

我一看，那人光着膀子，一脸络腮胡子，长着一副大嘴、大眼、大手，手里还提了三只被打死的猴子，每只猴子都很肥硕。

经那人指点，我们才知道至少已走过了近半公里的路。

刚进南百马村，酋长古里瓦?萨姆就迎了上来。摩西立刻摆出一副政府官员的面孔跟酋长说话。我看他手里提着大麻袋，心想，这家伙摆出这种架势一定是为要木炭做铺垫的。谁知，听他说完话后，老实巴交的古里瓦?萨姆立即跑到后院，提了一只又瘦又小的活鸡，边走边捆着鸡的两只脚，然后又从屋里提了一个像西瓜那么大的山药。之后，看看我，又看了看摩西，说了一句什么。然而摩西没给我翻译，于是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摩西说：“他说，这是给咱俩的东西，你给他一些利昂吧。”

我赶紧掏出钱递给古里瓦?萨姆。见我付了钱，摩西又说：“子，你不会做饭，这鸡我就拿回去了。”

原来这家伙听说今天只是烧制木炭，一个星期之后才能烧成，而他又不甘心空手回去，所以就暗示人家给些别的东西。

知道我为古里瓦?萨姆的妈妈特意带了些降火和治感冒的药，全家人高兴地围着我跳起了舞，特别是我昨天过河时遇到的那个男人跳得最欢。据古里瓦?萨姆说，这个男人是他的叔叔，在村里不同于一般人。他是上帝和人间的传递者，是“SecretSociety”男人。从昨天到今天，我看见那个男人脖子上始终挎个用草编的小包。我问他里面有什么东西，他告诉我小包里面有硬币、树叶和一面小镜子，他说，硬币代表财路，树叶象征着生活，而小镜子是用来驱魔的。听人们说，别小看这只看似简单的小镜子，放在不同人的手里发挥的功能却大不相同。至于这个男人是否会驱魔，我不得而知，但他能站在“汞德”（一种当地人常用的木制舂米工具，其形状如同高脚杯，上大下小）上跳舞，还能让它任意移动，耍这种把式，没有点功夫可不行。我的情绪很快被现场的欢快气氛所感染。都说当地人特别会自娱自乐，而我觉得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能随时随地制造快乐，然后再充分享受这份快乐。不论他们的生活多么窘迫，依然能用歌舞表达自己的愉悦。与他们在一起，我的情绪始终也是欢快的。

之后，我和摩西顺着村后的小路，跟在提着大刀的古里瓦?萨姆酋长身后，直奔丛林里，很快就进入了密林深处。密集的树木遮住了阳光，小路很狭窄，光线又暗，而我又穿着短裤，没多久两条腿就被带刺的枝叶划得伤痕累累。再加上天气潮热，腿上出的汗，不时地浸到伤口里，杀得我疼痛不堪。

这段不过一二里的路，让我感觉走了很久，等走到烧炭的地方已是两腿发软，大汗淋漓了。

穿过深邃的丛林，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片开阔地。我觉得挺新奇，仔细观察才发现，都是被砍伐后的林地，这里足有数万平方米，怎么把树都快砍完了？一问才知道，这里很久以前就被南百马村的人们开发成种植水稻和木薯的农场了。他们每年5月种植，1月收割，其他时间会在此种一些蔬菜。这里还有几个专门烧木炭的大坑，分别归属于几个不同的家庭。这时，古里瓦?萨姆带我们来到一个烧制木炭的大坑前，二话不说挥起大刀砍着周围残剩的树枝。我没有多问，也无须多问，只要跟着他看完全过程，就会一切都明白的，这也许是多年从事摄影工作的缘故，每一个现场都是我工作的最好地点。记得世界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巴曾经说过：“假如你没有拍摄到好照片，说明你离战场还不够近。”所以，我始终坚信，耳闻千遍，不如眼过一遍。

我发现，烧制木炭最辛苦的环节是在丛林里砍伐树木。我看到古里瓦?萨姆和另外两个男人，光着上身，将一棵棵碗口粗的树砍断，再将其砍断成1米多的长条，然后,再码进一个约十几米长,近2米宽,不足1米深的坑里。接着他们又一次次钻进丛林里，砍了许多树枝，盖在那些摆放整齐的木头上，足有两尺厚。这些树枝是为了引火用的。木头码好后，再在上面填上一层厚土，把大坑里的木头捂得严严实实的。大坑两端分别各留一个小洞。

这时，有人把点着的火从大坑前面的洞口扔进去，洞里很快燃起了大火，一股浓烟顿时弥漫了几百平方米，遮盖得什么也看不清。原本气温就高，再守着一个大火炉，顿时，把我弄得像淋了雨的水人。最糟糕的是烟熏火燎呛得人喘不上气，鼻涕眼泪一大把，还有满身的烟火味儿，就像从炉子里刚爬出来一样。

可是，别人怎么什么事也没有，瞧摩西东张西望那不以为然的潇洒劲儿，真能气死我。看来，还是比不了人家当地人。大约半个小时后，大坑的后洞也冒出了浓烟。证明里面的木材正在顺利燃烧。这时，人们赶紧又将冒烟的两个口用土封严实。之后，古里瓦?萨姆告诉我们，这些木头要在里面燃烧四五天才能烧成炭。

于是，我和摩西决定两天后再来看看。

两天后，我和摩西再次来到南百马村，这次进村后已看不到以往蔚蓝的天空。抬头仰望，只见一层浓密的炭灰就像一个沉重的锅盖，覆盖在丛林上空，并逐渐往村庄漂移。灰暗的天空，让我简直无从寻找原先那个自然美丽的小村庄，就连村民们的脸上都仿佛涂上了一层灰烬。

“这样烧炭对空气有污染。”我十分认真地对摩西说。可他却不以为然地看了我一眼，没有搭理我。

“污染你知道吗？这是对空气的严重污染。”我看他居然没反应，对他吼了起来。

可他不仅没起急，反而笑着问我：“对，你说得很对，我也知道这是污染，可你又有什么办法呢？你再看看他们喝的水，难道那水就没问题了吗？目前在西非大部分贫民都用木炭做饭，面对这种贫困，你能改变现状吗？”

我突然感到自己活得如此悲哀。这个刚刚经过10年战乱的国家，人民生活面临着种种困境，需要每一个关注这个国家的人们竭力帮助他们。而我又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呢？我所能做的不过是为他们多呼吁，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生活现状，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古里瓦?萨姆家这片硕大的农场主要划分给3个人管理，其中一个是酋长的姐夫，另一人是酋长的妹夫。姐夫卓塞夫(Joseph)15年前与酋长的姐姐结了婚，生了6个孩子。

“其实，卓塞夫结婚前是我妈妈的弟弟，我叫他舅舅，应该算我的长辈。自从他娶了姐姐，我们又成平辈了，不过，我一直很尊重他。”当摩西把古里瓦?萨姆这段话直接翻译给我听时，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这可是真正的近亲结婚呀，还生了6个孩子，不是傻子也是低智能人。其实他这个舅舅并非亲舅舅，他的几个孩子，前几天始终在现场帮忙，我们见过，看上去没有什么不正常。在非洲，很多庞大的家族，都能融洽地维系着这种家族关系，甚至能与远亲的几代人居住在一起和睦相处。

“我们这儿还有个风俗，只有舅舅或叔叔才能娶亲属中的女人，其他人则不允许。”守着摩西这样的向导，随时都能了解到一些当地风俗。

卓塞夫说他烧制木炭已有10多年了，有时也会把烧木炭的大坑借给外村人，而烧制好的木炭一半归他，因为他也会参与大量的劳动。

通常一大袋木炭可以卖2500利昂（相当于人民币10块钱），与付出的劳动相比，实在太廉价了。

待5天以后，我和摩西再去南百马村的时候，摩西的大麻袋终于派上了用场。然而，这一麻袋木炭是村里人帮助他用头顶着穿越丛林，再蹚过两条河后，用绳子捆到自行车上的。一路上，他左手扶车把，右手扶着身后的麻袋，小心翼翼地骑着，头也不敢高抬，连多余的话也不敢讲。因为，一旦分心，坑洼的路面会将他连人带车一起跌进坑里。而古里瓦?萨姆经常要带着村里的人们，头顶着木炭，天不亮就出发，赶到镇上去卖炭，一天来回要走20公里，实在是艰难不堪。但他们却从未有过不满与抱怨，相反，他们总是用歌舞与欢笑表达对生活的感恩。

回到家里，发现后院架着两口大锅，还有三四十个身体彪悍，全身是汗，脏兮兮的男人。他们正站那儿说话呢，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今天是什么日子，家里请客吗？怎么这么热闹。”我问坐在门前的西西。

西西做了个往嘴里填东西的动作，像是吃饭的意思。我正觉得纳闷，只见两个女人分别端了几个装满了饭菜的脸盆，放在地上。这帮人很快自动分成了六七个人一组，蹲在院子的地上，围着一个脸盆里，迫不及待地把手伸向脸盆里，抓起饭菜，揉成一团往嘴里送。个个狼吞虎咽的。他们还共用一只大缸子，不时地从井里舀一缸子水，像是当汤喝。这时也没人说话，只能听见“吧嗒80吧嗒”吧唧嘴的声音。

后来我发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来这么吃一通。开始我以为阿米是热心肠，给朋友帮忙，但又一想，照这么吃下去，两下就能把她家吃的底朝天。

于是问阿米：“为什么你家老有人来，吃了饭抹嘴就走？”

她捻着自己的两个手指头说：“钱，为了挣钱。”

后来我才明白，阿米经常为一些举办活动的团体或有婚礼、葬礼的人家做饭，靠这些挣点钱。她家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马路对面就是一座基督教教堂，基督徒的婚礼和葬礼都会在教堂举办仪式，按规矩事后主办家还要请来宾吃一顿较丰盛的饭。阿米承揽了为来宾做饭的事，并为来宾提供就餐的地方，为主家省却了不少辛劳。对于阿米来说，给朋友帮忙的同时还能增加收入，正是她求之不得的事。尽管她的周围有不少邻居，但像这样的活儿，人们都愿意给她做。我估计这与阿米热心，人缘好有着很大的关系。由此，她家形成了几大特点：朋友上门多，信息传得快，争吵动静大。一到吃饭时间，到她家门前吃蹭饭的也不在少数，吃饭时吵闹、打架也有时发生，但没有人不服阿米。我想，这就是阿米的魅力所在。

后来跟阿米熟了，我也能跟她聊些悄悄话。有一次，我问她：“你说实话，我看你和丈夫来往并不多，而且总是分着住，是不是有自己的男朋友？”因为，我在莱索托时，发现女人大都有男朋友，而且还跟他们生了孩子。

她反过来问我：“你觉得我会有男朋友吗？”

我点了点头说：“你肯定有个很帅气的男人。”

她问我为什么？

我说：“因为你很能干，长得也漂亮，而且生活条件也不错，还有文化。”

她用手指戳了一下我的脑门儿说：“你这家伙真聪明。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过了大约半个月，一天早晨，我刚起床，站在门前活动筋骨，看见迎面走来一个十分健壮的男子，人长得很帅气，穿了一身牛仔装，看那装扮像是从首都来的。由于这个家平时来往的人很多，对这个男子，我并没有过多的在意。过了一会儿，阿米走过来，表情有些不自然地说：“有一个人你肯定想见。”还没等我开口，她便冲着屋里努了一下嘴，然后用她那双胖乎乎的手拉着我往她屋里走。走到门口，我朝里探了一下头，发现那人正是刚才我看见的那个帅哥。不用她说，我已经明白了她与这个人的关系。

我冲那人笑了笑，很有礼貌的打了个招呼，又赶紧退了出来，然后小声对阿米说：“你的眼光不错。”

这时阿米问我：“子，我准备做非洲饭，你想学吗？”

我说：“当然！”

于是她在外面架起了炭火，西亚刚买好了牛肉、辣椒，还有一些当地作料，另外，还特意买了Plantin（一种看似香蕉，实为芭蕉的东西），这种东西只能做熟后才能吃。

我问她：“人家一早来看你，你不陪着他，怎么在这儿做起饭了，是不是怕耽误了你丈夫的佣人来取饭？”

她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等我再回来，做好的牛肉和Plantin居然统统不见了。她看我奇怪，就把我拉到她住的屋子门前，指了指说：“都送进去了，他正吃呢。”

看来，她对男朋友真上心，来了就给做饭，有阿米这样的女朋友，真是那帅哥的福气。

但阿米又是个不好惹的女人。一旦她骂起人来，谁也别想反击。她骂人的声音如同雷电轰鸣，语速快得像喷泉，根本没有标点符号。特别是那次摩西打着她的名义骗我2万利昂的事，被她知道后，大发雷霆。指着摩西的鼻子，一口气骂了20多分钟。我怕她情绪过于暴怒，伤了身体，硬是把摩西推走了。摩西本来就理亏，被她骂的不敢抬头，手指一个劲儿地发颤，自始至终也没能为自己辩解上一句话。

五、为拍摄捕鱼险些丧命

1.奔丧如同赶集

“子，现在是旱季，正是一年中水位下降、水流变浅的时候，女人们大多在几个集中区捕鱼。你知道吗？在我们这儿捕鱼可是女人们的拿手好戏，她们捕鱼的样子很有趣儿，捕鱼的时候……”说到女人捕鱼，摩西的脸上直放光芒，那样子比吃鱼还带劲儿。可我实在想象不出，捕鱼能捕出什么名堂来。

在村里，常能看见一些妇女坐在门前编织渔网，并没让人感到有什么特别，至少没有中国女人绣花时的柔美。她们光着上身，赤着双脚，坐在一个老树根上，用那双被麻绳早已磨糙了的双手，编织出不同形状和大小的渔网。

当女人们把捕捉的小鱼放在自家门前架起的炭火上，用一个像鸟笼子似的铁筐，把撒了盐的小鱼，架在用三根木棍支撑的架子在火上烤的时候，让人看了就流口水，而且，这种悠闲、古朴的方式很惬意，要是在国内，早被那些小资们当成一种时尚了。一想这些，我对拍摄捕鱼就心驰神往。不等摩西把话说完，我就拉着他往马楚村飞快地骑去。一路上我的脑海里全是游动的漂亮金鱼，并想象着女人们如何踏着美妙的音乐，舞蹈般地捕捉鱼的浪漫情景。

到了马楚村，仍然先找巴斯酋长，老朋友开门见山，他说：“想拍捕鱼？跟她们去就是啦，她们每天中午出发。不过，今天来不及了。这样吧，明后天是周六日，村里人都去教堂，你下周一来吧，还有，来的时候要穿长裤，要不你的腿就麻烦了。”

两天之后，按约定的时间，我和摩西都穿了厚厚的长裤，由于在阳光下暴晒着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车，两条大腿的汗从里面“飞流直泻”地直奔脚脖子。我对他说：“别人看到我这个样子肯定以为尿裤子了。”

他说：“像你这样的外国女人，来非洲这么拼命，我实在很难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说：“中国人对塞拉利昂了解得太少，你们对现在的中国几乎也不大知道，但是你和大家通过对我的了解就能对中国有所了解，我再把你们的文化带回去，大家就能沟通了。”

没想到，我俩早早来到马楚村，却吃了闭门羹。

接下来又发现，整个村庄都显得格外安静，村里几乎看不见大人的踪影。这时，有个孩子把巴斯酋长的二老婆叫了过来，她告诉我们，全村的人都去邻村参加一位长者的葬礼了，3天之内都不能捕鱼。

听到这个消息，我和摩西呆呆地愣了半天，沮丧得说不出话来。无奈，还得顶着中午的大太阳往回骑，眼看着自己的胳膊被暴晒得发红，起皮，越发感到赤道的阳光实在毒烈，恨不能把我们晒成肉干才善罢甘休。为了调剂一下气氛，我对摩西说：“非洲这么毒的太阳，不会把我身上的肉烤化吧？”

他说：“我看也差不多，等你什么时候晒成我这样就没问题了。”

我说那就朝着他那样子努力吧。

过了几天，我和摩西又赶了一个周五跑来，路上我跟摩西开玩笑说：“咱们可别再遇上个埋死人的日子。”

他看了我一眼，没吭声。

刚到村口，一眼看见巴斯酋长站在那儿正与一个男人在说话，这下总算抓到他了。摩西说：“子，你可以放心了，只要酋长在，一切都好办。”

可是，当我俩一下车，巴斯酋长对摩西说了一通曼迪语之后，摩西的脸便越拉越长，而且皱起了眉头。虽然我听不懂酋长说的话，但从摩西的表情中能感到事情不妙。果然，摩西对我说：“今天咱们来得又不巧，村里的妇女们都去参加一个老太太的葬礼了，酋长也正要往那儿赶呢。他还问你要不要一起去。”

我告诉他，已经拍过葬礼了，这次就不打算去了。

连续几次遇到葬礼的事情已经让我够沮丧的了，再说，谁没事愿意老参加这种活动，实在让人心情不悦。

本想与酋长再预约时间，酋长让我下周二三来，可是，那两天正好我已经约了其他村的采访。

“周四怎么样？或周五也行。”我问他。

“哎呀，前天村里又……死……我估计葬礼该安排在那两天，所以……我担心你又……”一连串的死人，害得酋长说话都没底气了。

在我的印象中，这个村的人奔丧如同赶集。这与当地生活条件、卫生状况，和医疗保健有很大关系。一位世界市场研究中心的健康研究项目负责人指出：“由于缺乏长期医疗保障的专项基金，非洲健康状况也最差，包括最不健康的塞拉利昂在内的一些国家，人均寿命不到40岁。”这两天，我不得不天天祈祷上苍，保佑这里的村民，不再这样频繁地失去一个又一个脆弱的生命。

几次碰壁后，鉴于这种情况，摩西劝我暂时放弃拍摄捕鱼。可是我实在不甘心，便与酋长商量，他想了想，对我用英语说：“这样吧，10天以后，我把妇女召集好，中午12点准时在这儿等你。”

于是，说好10天后再见。

2.深陷泥潭

10天后的一大早，我去找摩西，本想提醒他拍摄捕鱼的事儿，可是又找不见他的人影了。想到10天前巴斯酋长信誓旦旦的约定，我决不能失约。这次，我穿了一件薄一点的棉布长裤，自己直奔马楚村。这已经是我第十四次去这个村庄了。由于人熟地也熟，自己又学了不少简单的曼迪语，所以，经常在途中被人们热情地拦下车，打个招呼或握个手，要么就拍一些照片。对这一带我早已没有了异国的陌生感，倒好像到了中国南方的某个村庄，一切都很熟悉又挺亲切。

进村后照例直奔酋长家，看见三两个男人，光着膀子，坐在酋长家门口正喝着棕榈酒。他们告诉我：酋长今天一早带着两个老婆去镇上逛街了。此时我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就像被人当头击了一棒，大脑一片空白。这时，他们其中有一个人突然用简单的英语问我：是不是要去拍妇女捕鱼。

我点了点头。

“她们已经好几天没捕鱼了。”他说。

“是吗？”

这会儿我都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了。心想，看来我是与拍摄捕鱼无缘了。

就在这时，跟前突然来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儿，她叫玛米（Mamie）,玛米不仅身材修长，长得也很漂亮，一对有神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她说，她们准备去捕鱼，现在就出发。我以为自己听错了，站在那儿直发愣。直到她要拉我走，我才醒过神儿来。我高兴得连蹦带跳地跟着她们上路了。

这是一帮小孩儿，最大的不过十七八岁，最小的才八九岁。她们中，除了玛米能听懂几个英语单词外，其他人都无法交流。也许是我往村里跑的次数多了，她们对我也不那么见外了，刚出发没走几步，她们就吵着向我要东西，可是我身上什么也没带，只好答应拍完照片给她们2000利昂。

她们个个赤着脚，走起路来身轻如燕，刚钻进丛林，就看不见她们的身影了，几次都是我大喊着才把玛米召回来，但她那副很不情愿的表情让我很不愉快。特别是我边走边拍录像，动不动需要停下来，而这一停，她们就走得更远了。丛林深处老树密布，幽静又昏暗，到处是不知通向何方的枝杈小路，随时有与野兽对峙的危险，而我又被她们远远地甩在后面，陷入一种无援的境地。

尽管我尊重了巴斯酋长的建议，穿上了长裤，以避免带刺的树枝、蚊虫蛰咬，却忽略了穿越沼泽地。我从未有过穿沼泽地的经验，在遇上了第一个沼泽地时，心中不免紧张，好在这片沼泽并不深，但是我的两腿已经变成了泥腿。从沼泽地上来，我不知该往哪儿走，大声喊了姑娘们几次，却没人搭理我，真把我气坏了。我只好顺着她们踩过杂草的泥脚印往前摸着走。这时，我的侧前方不到六七米处突然出现了一条绿蛇。它仰着头，吐着信子，好像要袭击我的样子。我吓得连头发都竖起来了，可我不敢向前跑，怕遭蛇的拦截。若向后退更糟糕，我已经不认识回去的路，万一走错了，一头扎进丛林深处，就会被那些饥饿的野兽活吞了。我站在原地，屏住呼吸，与蛇对峙着，此时，我的大脑里闪现着各种情景，如果它向我攻击怎么办？恐怕还没等它咬我，我已经被吓死了。

这时，我又喊了两声玛米，仍没动静。我急了，也不管是否会惊动那条蛇，站在原地用中文声嘶力竭地大吼起来，那声音带着惨烈的哭腔，而此时心里的恐惧几乎使我的精神快要崩溃了。我知道她们根本听不懂，但不这样骂难解心头的怨气。我气摩西在关键时候没来保护我，并气那帮没有教养、不懂事的孩子……

也许她们听见我的惨叫觉得不对头，玛米总算跑了过来，她很不耐烦地冲我喊了起来：“你……慢……很远……不回去……你回去。”我猜她可能是嫌我走的速度太慢，路又很远，太晚了大家回不去会很麻烦。我站在那儿，怯生生地向她指着那条蛇。她看了一眼，毫不在意地冲我招着手说：“过来……快点，过来……”说完，她一脸不耐烦地瞅着我。我知道她的耐心是有限的，心想，这会儿再不过去就没有机会了，于是，我壮了壮胆子，鼓足了劲儿，朝前缓慢地开步走，只觉得下肢松软，两脚就像踩在了棉花地里。而她看我走了过来，一溜烟儿又不见了。特别是穿越第二个沼泽地的时候，她们走在上面如蜻蜓点水，而我刚抬起这条腿，又陷进那条腿，两次都陷到了大腿根儿。快到地方时，她们停住脚，有人换衣服，还有的女孩儿用干布裹紧自己的下身，可能是怕染上病菌。

趁女孩子们正在休整的时候，有两个男孩继续往前走，我就紧跟着他俩。当穿越最后一片沼泽地时，两个男孩很快就穿过去了。而我就在快接近岸边时，一条腿却陷在沼泽的泥里怎么也拔不出来了。而且我越用力，身体就越往下沉，眼看着泥水没过了我的大腿，我左手举着摄像机，右手伸向他们，示意他们拉我上去。这时那个小一点的男孩把手伸过来拉住我，我刚准备探身，却把他也拽了下来。好在他身体很灵活，在我的帮助下，不一会儿就爬上了岸。由于语言不通，我用右手比划着自己的腰，意思是让那个小的搂住大男孩儿的腰，再由大男孩儿来拉我，用两个人的力量一起拉我。而他们曲解了我的意思，以为让他们叉着腰站着，结果小哥俩儿叉着腰，傻呆呆地站在岸上。我觉得自己的身子在继续下沉，情况不妙，要是我再不叫喊，他俩兴许能叉着腰，一直站在那儿，直到沼泽一点点淹没我的头顶。

后来，我伸出右手拼命向他俩求救，他们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两个小家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我连拉带拽的弄了上来。此时，满腿是泥的我，瘫软在地上，连魂都没了。

这时其他人也陆续到了。奇怪的是，孩子们就在这片沼泽的小溪里捕起鱼来。她们时而伏下身子像鱼似的游移，时而往小溪里扎猛子，显得很从容。此时，尽管我从腰部以下都湿了，还是调好焦距，把镜头对准他们。

在这种沼泽地或小溪里捕鱼，主要是在水草和一些角落里寻找鱼的踪迹。那些鱼很小，如同泥鳅，小点的甚至不到一寸长。

捕鱼通常是妇女和孩子们的事，因为其劳动强度不太大。但捕鱼时，妇女们要将自己的身体浸泡在如同泥潭的小溪里，长达几个小时甚至整整一天。为此，一些妇女们染上了疾病。另外，成群的蚊虫和小咬也给妇女们带来不少麻烦。站在岸上拍照时，我不断地遭受着蚊虫的叮咬，不一会儿工夫便觉得全身瘙痒，再加上40多度高温的烧烤，只觉得口渴得连唾沫都干了。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眼看着捕鱼的孩子们顺着小溪越走越远，我站在岸上实在坚持不住了，于是高喊着告诉她们我要往回撤，让她们派人带我回去。可根本没人搭理我。这时那个叫玛米的女孩儿，突然从泥里伸出沾满污泥的手，嘴里说着：“money……money（钱）……2000……2000……”我赶紧掏出2000利昂递给她。可是，拿到钱后，她又变卦了，把钱抬到5000利昂，我没有答应她。我灵机一动对另外一些女孩子说：“如果谁送我回去，我就给谁1000利昂。”这时有个叫缅塔（Miata）的女孩儿主动提出送我回去，条件是先付钱，我当即掏钱给她，她便带着弟弟马努(Emmanuel)一起跟我往回走。刚走出没50米，就听见身后有人叫缅塔的名字。她突然变了卦，二话没说调头就往回跑。我手快，一把拽住她说：“钱呢？”她说了一大堆狡辩的话，我意识到，这女孩是想耍我。我气愤地对她说：“你是个小骗子，小心上帝会惩罚你。”她听了似懂非懂的，但我愤怒的表情，使她有点害怕了，最终还是选择与我同行。

回来后，阿米看我情绪低落，浑身上下狼狈不堪，安慰了我几句，就去做饭了。过了不大会儿工夫，她小心翼翼地敲开我的门，递给我一个盘子，对我说：“饿了吧，这是为你做的。”我接过盘子一看，是蒸木薯和两块炸鸡，还有几片烤洋葱。我感动极了，一下子抱住她那比地球仪还大一号的胖头，猛亲了一下。她见我情绪好了起来，也高兴地在原地扭了两下。

可以说，阿米是我在当地最亲的人，她总是在我最需要关爱的时候，给予我温暖。

尽管事先我们已说好，她并不负责我吃饭问题。但事实上，我经常吃阿米为我做的饭。因为，每次都是在我最饥饿和无助的时候，阿米敲开我的门，然后，伸出她那双厚厚的肉手，为我递上吃的东西。我几乎每次都是狼吞虎咽地把它们一扫而光。而那些饭菜的味道如何，我已记不起来了，但每当想起它们，我都会有种饥饿感。

在阿米家住久了，我们相互的接触也越来越随意了，甚至彼此不分你我。她们最喜欢我的剪指甲刀。有一次，她正在给丈夫做饭，我坐在旁边学习，她伸出自己的脚揉了又揉，看了又看，之后对我说：“我的脚趾甲太长了，用一下你的指甲刀吧。”我起身回屋里给她拿来了指甲刀，只见她把脚往凳子上一搭，剪了起来。她的脚趾甲很硬，剪下来的指甲到处乱蹦，而开着盖的菜锅就在她的脚底下。我心想，这下，她丈夫少不了吃她的脚趾甲了。不过人家是夫妻，吃什么可能也无所谓，反正我不吃就行了。谁知，她把脚趾甲剪完后，用勺子在锅里搅和了一下，然后，用那只刚刚抠了脚的手，挟出两块牛肉，并用手在牛肉上捏了捏，可能是觉得够烂了，就撕下一块牛肉猛地塞进我的嘴里，然后，自己也吃了一块。含着带着脚气的牛肉，我的胃直往上翻腾，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把那块牛肉吞了进去，弄得我一整天嘴里都不舒服。

还有一次，她给丈夫用棕榈油煮了干鱼，非要让我尝尝。我见过她们买回来的干鱼，晾干后，与粪便的颜色没两样，加之又是用棕榈油煮出来的，有一股很腥的味道，便以不饿为由婉言谢绝了。但是她执意要让我品尝她做的鱼，无奈，我只好硬着头皮往下咽。吃完后，我正准备把鱼刺扔掉，她看见后赶紧阻止我。她端过我手中的盘子，把我没有吃干净的鱼刺又细细地吃了一遍，并且，把我盘子里的另一条鱼刺给了站在一旁的表姐，俩人挑着鱼刺，吃得别提多仔细了。这让我想起了在莱索托时，每当酋长吃过的鸡骨头，管家马老太太都要逐个仔细地再啃一啃。我一直以为这是因为那里太贫困，才会啃“二手货”。可是这种鱼并不贵，以她们家的经济条件完全吃得起。后来，我发现，她们还啃过我吃剩下的其他东西，而且，她们与邻居相互间也都谁也不嫌弃谁。可能是因为我吃东西比较浪费，她们发自内心地感到心疼，所以，很自然地吃我的“二手货”，让我为此内疚了很久。

3.捕鱼就像嬉戏

上次拍摄捕鱼，让我生了一肚子气。我把怨气全撒在了摩西身上，当他听说我差点陷进沼泽地的时候，吓得出了一脑门儿冷汗。他对自己躲藏的事并没作解释，只是说估计我要再去马楚村，担心会再跑冤枉路。他已默认了在躲我。不过，当他听说这次我没能拍好片子时，内疚地对我说：“子，去其他村再拍一次吧，我会帮助你的。”

几天后，我们来到巴乌拉村(Kpaula)，进村后按规矩首先要拜访酋长，并给他送上礼物。刚走到村口，遇见一个女人，她说昨天是穆斯林的祈祷日，酋长去了镇上还没回来。

“如果没有拜访过酋长，我是不能在村里拍照的，是吗？”我问摩西。

“没关系，还有代理酋长。”摩西说。

于是，我们进村去找代理酋长。

代理酋长叫拉斯（Lassie），看上去有六七十岁，是个干瘦的小老头。摩西问他有多大了，他说自己100岁。我当然不相信，问他出生年月，他说：“Yes！”，又问他什么时候当的代理酋长，他也说：“Yes！”

再问他其他问题，他就说：“等安素马纳（Ansumana）酋长回来你问他。”我想，酋长可能比他年轻，至少思维能清晰一些。可是一打听，有人说酋长比代理酋长年岁还大，已经120岁了，我一听太离谱，也就不想再问了。

代理酋长是在酋长不在的情况下，处理一些本该由酋长处理的事物。通常，也是酋长的接班人，且大多与酋长有血缘关系。比如，拉斯的爸爸和爷爷都当过酋长，而他的父亲与现任酋长安素马纳的父亲是兄弟俩。

我把给酋长带的礼物，一包糖和一包蜡烛送给了代理酋长，按照惯例还要再给2000利昂，可是摩西暗示我只给500利昂就行了，我心想，500利昂只相当于1块多人民币，人家好歹也是个酋长，用1块多钱打发人家，也太说不过去了。可是摩西跟我急了：“子，他只是代理的，不是正式的，500利昂已经够了，你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花钱，没钱怎么回中国？”这家伙还挺势力，不过他也是为我着想。

这时，不知摩西与代理酋长说了些什么，突然，围在一旁看热闹的女人们欢呼起来了，顿时叽叽喳喳地乱成了一团，就连摩西也跟着欢呼起来。

“什么事这么高兴？”我问摩西。

“子，她们正要去捕鱼，一听你想拍照，高兴极了。我说过跟着我没问题吧。”说完，他得意地眯缝着眼睛，抿了两下厚嘴唇。

于是，妇女们迅速地脱掉身上穿的长袍，换上捕鱼时穿的短衣，有人干脆只穿胸罩。她们换衣服时都在当场进行，无须回避男人。

准备渔网是捕鱼前要做的一项最重要的事情。她们并没有急于上路，而是跳起了舞。这时，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个小伙子，弹着自制的吉他，坐在房檐下，为妇女们伴奏。妇女们的舞姿很优美，而且个个脸上挂着笑，充满了欢乐。据说，每逢下水捕鱼之前，她们都会以舞蹈的方式活动身体，然后，每人再喝一些高度酒。直到感觉身体的筋骨活动开了，她们才头顶着渔网或水桶，背着孩子，向丛林里走去。

这次，摩西始终走在我的身后，一步不离地紧跟着我，让我心里踏实多了。

我们来到一片非常浑浊的小河，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妇女们已经疯狂地连人带网扑进水里。我一看，赶紧也脱了鞋，跟着她们冲了进去。一迈脚才知道，这片小河同样如同沼泽地，脚刚踩进去，顿时被泥陷得很深。每踩一脚，拔出时都得费点劲儿，水里长了很多水草，像芦苇，为了不影响捕鱼，有一个男人专门砍水草，而她们使用的渔网是用一种树皮做的纤维制成的。渔网为椭圆，个人用的渔网通常为六英尺宽，两英尺深；较大的渔网可同时供两三位妇女使用。使用之前，要将渔网浸入放有香草的水中，据说这样做会有好运。这种说法使得香草的使用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妇女们边捕鱼边唱歌：“木贵贵扑敏法……木贵贵扑敏法……”（扑敏是指白皮肤的人，木贵贵是需要的意思），只要是抓到鱼，她们就吆喝一声。我在水里跟着她们来回跑，尽管很辛苦，却十分快活。

这时摩西站在岸边，急着向我要摄像机：“子，你让我失业了，快把我的武器拿来，否则，最精彩的画面就错过了。”他已经完全进入了摄影师的状态，没有相机的时候，他会急得焦头烂额。

别看摩西学摄影时间不长,也算是个“发烧友”了。有时，拍照的热情比我还高。常常是眨眼的工夫，就干掉一卷胶卷。不过，照片确实拍得还不错。

妇女们捕鱼上岸后，并没有急于离去，而是围着我又唱又跳，有人拿着酒杯又喝了两口，顺便也给我倒了一杯。我见那些女人都争先抢着喝，以为度数并不高，一口干了一小杯。谁知，那酒进嗓子眼儿才发现，它的度数比二锅头还高。真佩服这些女人，能干，能吃，能跳，还能喝。

这次捕鱼至少花费了两三个小时，可是捕到的鱼，最大的不过一拃长。连半脸盆都不到。

最有意思的是，她们捕完鱼，一起撒了欢儿似的往一条大河里跑，二话不说，脱了衣服就跳进河里洗澡。她们黝黑的身体在河水里自如游移的样子，就像美人鱼。临上岸前，她们还专门把头扎进河里，有意喝了几口水。我见此情况赶紧跟摩西说：“别让她们喝这里的水，会得病的。”

摩西看了我一眼说：“这些大家都知道，可是没有水井。怎么办？”

他还告诉我，平时大家喝水，做饭，洗澡，洗衣服都靠这条河里的水。甚至制作棕榈油后，把那些“油水”也放到这条河里，好让它们顺着河水漂走。

井！又是水井！到处面临这个问题，这可是对人的生存有直接影响的。我真恨自己无力帮助他们，我甚至觉得自己不配到这儿来。

妇女们洗完澡上岸之后，每人用一块鲜艳的布料往身上一裹就走了。一切都很简捷，也很随意，与大自然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了。如果有良好的卫生条件，他们的生活该是多么有趣啊。

回来后，听说阿米要去弗里敦看儿子，我并没把这当回事。

谁知，第二天清晨起床后，当西西说，阿米天不亮就上路了，我才发觉家里一下显得相当冷清。尽管清晨西西照例坐在门前的芒果树下读《圣经》，大女儿西亚也如同以往去市场买菜。可是，全家人的情绪都很低落。甚至，连家里的光线都变得暗淡无光。我决定今天不外出了，在家陪老太太呆一天。

下午，小儿子雷诺从幼儿园回来（他上的是德国人创办的SOS幼儿园，也是当地唯一一所幼儿园，只有有钱人家的孩子才能享受那里的教育），一进屋就哭喊着找妈妈。露丝哭哭啼啼地问我阿米什么时候回来。连西西也受了感染，默不作声地一个人抹着眼泪。

西亚见状对我说：“子，我也想妈妈。”说着也开始流泪。看着她们都哭哭啼啼的，我心里也空荡荡的，就说：“好！好！都哭吧，痛快地哭。人家还以为家里死了……”我没敢再说下去。

阿米走了3天，如同3个月。这3天是我和家人度过的最无聊，也最深感漫长的日子。

3天后，阿米终于回来了。人还没进屋，就被家人和朋友包围了。而她熟悉的声音早就传进了我的耳朵。我赶紧跑了出去，天啊！眼前的阿米竟让我惊呆了。

只见她上身穿了件橘红色的T恤衫，下面配了条雪白的裤子，脚蹬一双锃亮的高跟皮鞋，烫了一头蓬松的螺丝式卷发，还特意别了朵粉色的小花发卡。浓重的眉毛被画成了两根倒八字粗棍，大白眼外勾了一圈黑眼线，嘴上的口红鲜红如滴。整个一个娇艳的都市女郎。那神气劲儿，令大家羡慕得大呼小叫。阿米得意地讲述着她在首都看到的事情。并说：“这在弗里敦根本不算什么。”

这倒使我想起阿米平日也很会领导全家的时尚新潮流。

阿米很爱美，与所有黑人一样，她特别喜欢装饰自己的头发。她几乎每两个星期的周末就会请人来家里为她和女儿们梳头。而且，每次梳的发式从没重复过，只是每次都配着不同的假发，这也是黑人装饰头发的一种习俗。我看见她梳过的发式就不下四五种，有从前额往后从上至下编成一道道发辫，然后，在后脑勺上打个结，就像一道道整齐的稻田。还有把小辫与假发编在一起，成环形缠绕在脑袋上。从头顶上方看上去，有点像层层梯田。也有把小辫编成四方形，横纵相交的井字型。还有专门垂吊在脑后的多辫型。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她请人梳了5个多小时，终于将假发与真发合辫成一个如同瓦罐的发式，牢牢地扣在了她那比一般人大一号的脑袋上。那些天正好持续高温，始终在40摄氏度左右。我问她热不热，她只是一个劲儿地傻笑，并没直接回答我的问话。其实，不用问就能想象有多热。特别是我无意伸手摸了一下她的头发，好家伙，头上的油粘了我满手都是。而且她说是专门抹的色拉油。因为，这种油品质好，更显亮一些。

她把这种发式坚持留了整整一个星期。直到有一次，我从她身旁走过时，闻到了一股强烈的馊味儿。在我的一再劝说下，她才勉强拆了头发，痛痛快快地洗了个头。不过从那之后，她很久都没再用假发做头。

事后，我问她：“大热天，你每天顶着‘瓦罐’什么感觉？”

她笑笑说：“你不认为我梳那种发型很美吗？”

我说：“美是美，但肯定很受罪。白天可能还行，晚上怎么办？”

“晚上吗……睡觉的时候侧身，习惯就好了。”

再看看她躺过的枕头，全是油，还有一股刺鼻的哈喇味儿。

“子，我想你，也想咱们家。”阿米见到我，立刻与我紧紧地拥抱。说实话，在没有阿米的日子里，这个家有种濒临毁灭的感觉。阿米在这个家的确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尽管她有丈夫，但是她在这个家的顶樑柱的位置是谁也无法替代的。家里的里外、老小、吃、喝、拉、撒，乃至房前屋后亲戚、邻居的关系等，全靠她打理。这个家已经完全充满了阿米的声音，一旦她的声音消失了，她家的天也许真能塌了。

第四章

一生操劳的村酋长们

一、“富有”的班嘎利酋长

塞拉利昂的酋长也有大与小之分。但每当我走进村庄，第一个结识的人就是村里的酋长。在我近5个月的采访中，接触最多的也是村酋长。后来，他们都成了我的朋友，我能顺利地完成在当地的采访，真该感谢这些村酋长们。然而，塞拉利昂究竟有多少个小村庄和村酋长，实在难以统计。因为，长期生活在丛林深处，很少与外界联系的村庄为数不少。所以，我问了许多人，塞拉利昂究竟有多少村酋长？没人能准确地答复我。

村酋长们虽然无论从政治地位，还是经济收入都远不及大酋长，但他们是最能唤起村民心声的灵魂人物，是人们能看得到的方向，也是历史延续的一个标记。

在我从未进入非洲之前，对部落酋长的印象大多来自国外的影视作品，看到的部落酋长，大多是凶神恶煞，独断专横，以及对外来人充满猜疑、排斥，甚至抵触外来文明在村庄的传播的。我所认识的非洲的第一个村落里的小酋长，是南部非洲莱索托王国塔巴姆村一个名叫靠的酋长。他给我留下的主要印象是：总是活在马太里拉大酋长（真正的皇室贵族、国会议员、国王的叔叔）极度权威的阴影中。在那种特殊的环境里，村民们对大酋长，无限崇拜，顶礼膜拜，几乎忘却了这个小酋长的存在。因此，他从没有展示施展权威与魄力的机会，更别提拥有任何的自主权了。他连自己家庭都难以保全，以至老婆出走，女婿抛弃女儿一家，破碎的家庭使他无力整合，他的生活甚至连普通的村民都不如。

然而，从印象中的凶神与专横，到实际中的逆来顺受，及大小酋长的强烈反差，使我对进一步了解非洲小酋长产生了兴趣，于是，就发生了我与他们之间的故事。

去巴塔马村（Kpatema），顶着40摄氏度的大太阳，一路骑了十几公里，全是上下坡和砂石路，坑坑洼洼能把人的腿骑断，实在骑不动就只好下来推着走，真把我累个半死。本想埋怨与摩西几句，怪他不该把我往这个破村子带。但是，看他同样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便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反倒问自己：“人家凭什么要陪我受这个罪，要是自己与他换个位置，我是不是也能像他那样任劳任怨？”回答是否定的。

我俩只好宽慰自己，把艰难的路程作为一项运动：我减肥，他健身。他对我说：“子，等你回到中国，皮肤晒得黝黑，肌肉练得发达，别人会很羡慕你的。但他们谁都不知道，你在这儿有多辛苦。我敢说，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中国女人像你这么拼命了。”

听了他的话，尽管我没吭声，但从内心感到，在这儿工作的确越来越艰难了。特别是将要面临旱季最热的时节，没水没电，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洗过一次痛快的凉水澡了，而且，每天仅能吃两个面包，满嘴起泡接着溃烂，两腿被丛林的树枝划得伤痕累累。我真不知道自己无论从身体还是意志，到底还能坚持多久。特别是听摩西说，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村庄将会更远，路途更艰难，为的是进入那些外人很难去的村庄，感受真正曼迪族人的生活。

我对他说：“也许我会早些离开这里。”

“你的采访计划怎么办？你并没有完成它们。”

“我是说……挺难的……只是想提前……”我不知说什么好。

“我明白了。不过你真的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我要给你讲一个人的故事。”

曾经有一个英国人，1960年，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在一次飞机事故中遇难了，为此，他只身来到塞拉利昂。这40年来，他帮助当地人建医院和学校，自己还领养了40多个孤儿。他几乎步行走遍了所有村庄，在村里一住就是好几天。他还用自己的钱帮助了许许多多贫困的人，而他自己的生活却很简朴。尽管他是个白人，但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没有肤色之分，他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和爱戴，也得到了塞拉利昂政府的支持。鉴于他对塞拉利昂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他破例担任了一个酋长领地的大酋长。但是，由于他长期劳累过度，不久前，因患突发性心脏病离开了人世，死时60多岁。他将自己的大半生都献给了非洲，献给了这片土地的人们。为此，他的葬礼，完全按照传统式的塞拉利昂大酋长的规格，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全城的人伴着他生前最喜欢的音乐，紧随着他的棺木，缓慢地前行，为他送行，许多人哭得泣不成声。摩西强调，为失去一个白人而全城的人都如此伤心，这是一件令人十分震惊的事。

听了这个英国人的故事，我许久没有说话，如果说在此之前，我认为自己多少还对非洲人民做了一些事情的话，那么，现在我觉得自己简直渺小到了极点。我没有资格与那位英国人相比，但是，至少我应该像他那样，真诚地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坚持做下去。何况做事有始无终，半途而废，不是我的个性。

尽管英国人的故事对我内心触动很大，但我没有表露出来。也许，我不愿意看见摩西因此而得意洋洋，因为我俩似乎都有善战的心理，碰到一起总喜欢较劲，谁也不肯服输。

这家伙经常想出一些鬼点子，路上他突然对我说：“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记者，而是一名为中国政府搞非洲社会调查的实习生。别人一听你是学生就不会向你要钱了。”

我听了没作声。

他接着说：“如果说你是记者，他们会认为你拍了照片，回国能赚大钱，就会向你要钱。”

我说：“一切随你，你对别人说什么我又听不懂。”

刚到巴塔马村，我俩就被几十个孩子包围了。听到孩子们的吵闹声，几乎全村的人都停止了正做的事情，站在自家门前，紧紧地盯着我。由于不知道酋长的家，我跟着摩西在村中心下了车。此时，我俩就像一个圆心，被四周道道陌生的目光穿射着。好在很快有几个男人上前询问摩西，之后，他们带我俩往酋长家走。

酋长听到风声早已站在自家门前，他一直看着我们被人带到他的面前。我和摩西分别用曼迪语向他表示问候，他听后吃了一惊，当即用曼迪语问了我一句话，摩西赶紧接过话头挡驾。后来，摩西告诉我，酋长以为我会说他们的语言。

酋长是个双眼透着善良的老人，中等个头，身材偏瘦。与其他酋长不同的是，初见我们，他并没有急于“审问”我们的来路，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防范。他家门前有个圆形的草顶凉棚，估计是村里人聚会的地方。他让人为我们拿来了小板凳，与我们坐在凉棚下说话。摩西向他大致介绍了我的情况后，他对“中国”好像挺感兴趣。但是，当我问他是否知道中国时，他又摇摇头。他说自己知道英国、美国和联合国，问我中国是不是也像那些国家那么好。当摩西如实地把他的话翻译给我听时，我俩都笑了。

老酋长叫班嘎利（Bangalie），从一出生就在这个村庄里，已经生活了76年了，他的爷爷和爸爸也都一直生活在这里。由此可以推断，这个村至少有一百年的历史。他说，早先这里只有几户人家。他家是最先在这里开发农场，种植农作物和果树的。也就是从那时起，这个村的村酋长很自然地从他家诞生了。当时，这里的自然环境优美，物产也很丰厚，所以他们给这里起了个名字“巴塔马”，是“富有”的意思，同时，希望今后能更加富有。

班嘎利酋长是1990年接任他哥哥的酋长位置的。在此之前，是他爷爷将这一位置传给他爸爸，再传给他哥哥。哥哥死后40天，由他即位。不过，据他说，酋长的职位都是家族成员继承，但并不一定是大儿子。当老酋长死后的40天，村里要召开全村大会，政府派人参加，大酋长也要来，这时谁当选这个酋长，会征求村民们的意见，家族中被村民反对的人，是不能当选的，所以可以从兄弟中选取。因为，这牵扯到当选之后的酋长是否能得到村民的支持和拥护，酋长当选后，再到政府备案。

目前，酋长家有两个农场，一个大约有上百亩土地，里面有咖啡、芒果、香蕉、橙子、椰子、棕榈等果木，好在它们并不需要过多的照料。最使他头疼的是那些长得飞快的杂草。如果不管它，几个月就能长得比人还高，想穿过它进林子，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班嘎利酋长不得不将大部分时间花费在打理杂草上。另一个农场种着水稻、木薯、蔬菜等农作物，主要由他的儿子们打理。

酋长有12个孩子，1956年第一次结婚后，大老婆生了9个孩子。后来，又娶了第二个老婆，10年生了5个孩子，只活了3个。之后，她自己也死了。我问他什么时候与第二个老婆结的婚，他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只记得那个女人识字，还喜欢记东西，还把自己来这个家的情况都记下来了。他答应这几天帮我找一找那些记录，一看就都知道了。我又问他，两个孩子什么时候死的。他让我到时看记录。

“那么，老婆死的日期总不该忘了吧？死时有多大岁数？”我让摩西再次问他，心想，这回该不会让我看记录了，因为，记录的人都死了，肯定是没有记录了。没想到摩西却告诉我，他实在想不起来，还说让看记录，那上面都有！

我觉得纳闷，是不是有人写家谱啊？要是有家谱，这东西可就太珍贵了。

我抱着一线希望让摩西再仔细地问问。得到的答案是，家里除了那个女人会写字之外，再没有识字的人。

整个谈话过程中，只有我问他第一次结婚的时间，他能脱口而出，说是1956年，其余的问题，他都要我看记录。看来人的第一次感情永远是记忆中最深刻的，连非洲的酋长也不例外。

之后，酋长说，带我在村里转一转，跟大家熟悉熟悉。

巴塔马不算大村，但也有上百号人。其中儿童占了一多半，不论我们走到哪家，孩子们都紧跟在身后，寸步不离。他们边走边打打闹闹，弄得到处尘土飞扬，根本没人劝得住他们。这时摩西突然想到我包里还有糖，于是，他拿着糖高喊，把他们吸引到别处去。看到那些连鞋都穿不上的孩子们高兴地吃着糖，我的心情也十分快乐。因为，一块糖就能让他们快乐上一整天。

酋长带着我在村里转一圈不过10分钟，每一家，看到的都是热情的笑脸，让我觉得很温暖。村里还有一个不到100平方米的房子，平时做学校，逢周六日做教堂，学校有5个年级，但只有一个教师。

这个村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不论走到哪家，家家都没闲人，个个都在忙着干活儿，有人织渔网，有人用棕榈树叶做床垫，还有人在做桌子，甚至有人在做吉他，他们看上去活得挺充实。这个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对摩西说：“这个村很特别，你告诉酋长，过几天咱们还会再来。”

过了几天，我们再次来到这个村。

酋长又带我们来到一个喜欢乐器的人家。

29岁的默哈默德（Mohamed）,已经是5个孩子的爸爸了。别看他要养活一家7口人，日子却过得挺开心。平时他喜欢带着孩子们用自己制作的吉他边弹边唱，还为村里的妇女们跳舞时作伴奏。他告诉我，吉他是用一种当地人叫枯北（Kobai）树做的，因为这种树的木头比较软，重量也轻。我看他做的这把吉他实在太简单，把里面掏空后，在上面挖了一个圆洞，洞口处垫了一片蓝色的薄塑料，再用几根很细的尼龙绳绷在上面当琴弦。我想，这种吉他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弹的。恐怕连专业的吉他手也未必能弹得了。他弹吉他时，相当投入。还必须坐在一只专为自己设置的破木头箱子上。这箱子还是他的“脚鼓”。只见他嘴里唱着，手上弹着，脚下还敲着，上下很协调。唱得忘情时，干脆闭上眼睛。

虽然我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也不觉得那调子悦耳，但我被他那种投入的情感深深吸引了。这时，我觉得身后好像有什么动静，回头一看，吓了我一跳，几乎半个村的人在我身后抻着脖子挤成了一团。他们正通过摄像机上的显示屏看录像呢。

村里人如此兴奋我完全理解，我相信，我的到来，也给他们增添了不少欢乐，至少他们通过我知道了照相机或摄像机（尽管他们分不清），也算是增长了一些见识。

就在我们要离开村庄时，一个叫马瑞亚（Mariya）的女人早已站在村口的小路上等我们。她说，想让我从她家的树上摘几个木瓜带走。我一看，那树上只结了五六个木瓜，而这种水果是能卖钱的。我就对她说：“木瓜我可以带走，因为我非常喜欢吃这种水果，但是如果你不要钱我是不会要的。”

她听了摩西的翻译，立即没了笑脸，用曼迪语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懂的话。

我看摩西直笑，就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她把你当作朋友，你就摘一个木瓜带回去，再也不要提钱的事，她会不高兴的。”

于是，我只好拿着一个长长的钩子，自己从树上选了一个摘了下来，把它放在后座上，向她感谢了一番，就上路了。

曼迪人生性豪爽，奔放，爱憎分明，他们所表达的情感，一定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所以，我很看重这份情谊，至少，我已经得到了当地人的认可。

二、寻觅“120岁”的安素马纳酋长

自从上次我在巴乌拉村拍摄捕鱼的镜头之后，一直很想拜见那位“120岁高龄”的安素马纳酋长，尽管对他的年龄有疑义，但终归要亲眼见到本人才能作数。摩西执意要骑摩托车带我去，我当然乐意。

我们先是行驶在一条正式的公路上，这里有一个警察局设立的检查站，平时，警察用一根绳子横拉在路中间，放行时将绳子松开。每次那些警察远远地看见我和摩西过来，就会提前松开绳子，然后，冲着我们大喊：“早上好！祝你们今天好运！”我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回敬他们。如今，许多人对我这个中国女人已不再陌生了，我也因此觉得自己在这儿的生活充满了乐趣。

坐上摩西驾驶的摩托车，与骑自行车的感觉就是不一样，迎着热带小风，一路观赏着风景，不用耗力，也不会流汗，别提有多痛快了。尽管那辆车破旧得就像从路边捡的，在我们的眼里，它可绝对是宝贝。听摩西说，这辆车是他朋友的，我们只能偶尔有急事的时候借着骑。

每当行驶在好路上的时候，他会加足了马力，使劲向前冲。而一旦驶进丛林，充满沟壑的小路上，恨不能把人的骨头颠成碎块。有时遇到泥滩，还得连推带拉的当人力车夫。这会儿，我们行驶在好路上，摩托车撒了欢似的向前狂驶。突然，迎面走过一个男人，摩西回头喊了声：“那人好像是安素马纳酋长。”可由于我们的速度太快，一闪就过去了，我隐隐约约看到那人好像是穿着白色长褂和红色披肩。

我赶紧让摩西停车，并对他说：“我们是去找他的，如果你没看错的话，这次又要扑空了。”

“我过去与他只见过一面，今天并不能完全肯定，即便他不在，我们还可以去其他村。”

我自言自语地说：“从巴乌拉去镇上这么远，要是‘120岁’的人能走下来，那可真是世界奇迹。”

来到巴乌拉村村口，我们的摩托车被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站在河边看见不远处有一座“藤桥”。我们只好把车放在村口，步行往村里走，“藤桥”是用一些细圆的木头修建的，也许是年久失修，走在上面脚下深浅错落，摇摇晃晃，好像随时都有可能塌陷。不少头顶重物的村民，干脆从我们脚下蹚河而过。摩西执意要走在我的前面，不知什么原因，他走得比老牛拉车还慢。我催了他几次，可他就像没听见，一直低着头。我心想，他可能是有点害怕，就故意使坏在桥上用力跳了两下，这一跳不要紧，只听“哗哗啦啦”从桥上掉了好几节朽了的木头，倒把我自己先吓了一跳。过桥后摩西说，回来时宁可蹚河也绝不走这座桥了。

我这才发现，敢情这家伙是个老鼠胆。

我们总算下了桥，看见河边有几个妇女正在嘻嘻哈哈地说笑，正架着锅烧饭。这儿离村里至少还有半里路，估计因为这儿有水的缘故，她们才会搬到这儿来烧饭。妇女们见我们来了，高兴地大呼小叫，招呼我过去。走近才发现，她们其中有几个是上次去捕鱼的妇女。一个叫布维托米（Boitomny）的女人，张开手臂，与我紧紧地拥抱。她的力气出奇的大，身体生硬得像个机器人，差点没把我揽碎。她还用力地在我脸上亲了一口，我从她嘴里闻到了一股酒气。之后，她把我拉到一块石头上坐下，对着一堆叶子鼓捣起来，让我对着她录像。我不明白她的意思，站着没动。她可能以为我不满意，没再说话往嘴里塞了些叶子，嚼起来。站在一旁的摩西告诉我，这是烟叶，当地妇女喜欢吸鼻烟。这时，旁边的另一个妇女递给我一把干枝子，上面结了许多像杏仁大小的干果，剥开外边一层薄薄的硬壳，里面的果肉酸甜，果内还有一颗硬核，这是一种树上的野果。她们看我吃得有滋有味，高兴地跳了起来，聚在一起有说有笑，非常快活。那个叫布维托米的女人上身只穿了一件破旧的胸罩，大约50来岁，性格非常开朗，脸上表情也很丰富，只是两眼下方已经松懈的大眼袋，为她留下了艰辛生活的深深印迹。然而她并不因为贫穷就失去了身心的快乐，这是许多非洲妇女的品格，也是她们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有时，她们甚至比都市人活得更快乐，因为她们从不会自寻烦恼，而且，对未来世界充满着美好的向往。

她们证实，酋长确实去了镇上。摩西说，穿过这个村，再往里走两三里路就是库尼马村（Konima）。布维托米主动提出给我们带路，我们欣然答应了。之后，她特意抓了一把酸果，又把自己正做的饭交代给另一个女人，跟着我们上路了。

小路很窄，我们三人顺一字往前走。摩西是男人，理应走在前面，布维托米在后面收尾，边走边剥小酸果的壳。我以为她是自己吃，谁知，过了一会儿，她把剥好的酸果给了我。我拿着被她攥得发粘的酸果，真不知如何是好。吃吧，那上面带着一股汗腥味儿，实在咽不下去；不吃吧，显然会伤害她。我只好硬着头皮往嘴里放了一个，只觉得刚才的甜酸已经变成了咸酸，我只好假装低头吐核，赶紧吐了。我正琢磨着剩下的该怎么处理呢，她又剥了一堆，塞给我。我只好假装往嘴里放，其实都顺着我的脖子进了衣服。进村后我们忙其他事把这事儿也忘了，直到回去后，我闻见自己身上不时地散出一股酸臭味，这才发现，自己的身上、衣服上甚至胸罩里，沾满了与汗混在一起的小酸果。

我们来到库尼马村，这个村同样是在灌木丛林中，与其他村庄没什么区别。刚一进村，就看见许多男人正聚在一起，指指点点的，以为村里发生了什么意外。一问才知道，他们准备在村口这块平地上建一座房子。

当他们发现来了陌生人，很快停止了商谈，几十个外表强悍的男人，目光齐刷刷地直射过来。如此被一群黑男人聚焦，这还是第一次。我不敢与他们对视，但又不能表现出胆怯，赶紧让摩西去找酋长。

“酋长”很快被喊来了，来人看上去五十开外，圆圆的脸，整齐的装束，看上去挺有干部派头。“酋长”初见我们神情严肃，一脸警觉，但说起话来挺客气，还能说一口不错的英语。我感到很意外，如此偏僻的村庄，还能有这样的酋长，真不简单。我们被带到他家，坐在门外屋檐下的两把小椅子上，他还叫来了村里另外一些男人，像开会似的听摩西郑重地介绍我来这儿的情况。期间“酋长”还时不时地插上一两句问话。

当我们按照老规矩把一切做完，准备听“酋长”谈村里的情况时，他突然递给我一张名片，尽管上面没有写单位和头衔，可地址写的却是镇上。这时我们才知道，他并不是酋长，是从镇上回来探望老人的。据他说，酋长的儿子3天前出了事故，他去镇上看儿子了。

弄得我和摩西顿时尴尬得无言以对。

“怎么办？”摩西胆怯地看着我，以为我会很生气。

“既然来了，就在村里转转，告诉他我们要在这儿拍照片。”我说。

这个村很小，人口也不多，由于村里大部分人都聚集在村口商量盖房子的事，村里显得格外安静。我和摩西在村里转了转，发现一个50多岁的盲人正在独自默默地编织吊床，以这种方式谋生。他的自立、自信、乐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着他，我可没吝惜胶卷。

没过几天，我决定再次去巴乌拉村，碰碰运气，拜见那位“120岁”的酋长。

谁知刚一进村就遇见一个身穿白色长衫，头戴一顶穆斯林白帽，披着红色披肩的男人，他胸前还有一些黄色的刺绣，那红、白、黄相间的色彩与他黑皮肤相配，显得格外醒目。

“这是不是那天走在路上的酋长？我见过这身衣服。”我对摩西说。

“是他，今天他总算在家。”

我俩赶紧下车迎上前与他打招呼。

安素马纳酋长看见我们很高兴，他不停地对摩西说着什么，还把我们往他家请。

路上摩西对我说：“你知道酋长今天为什么站在村口？”

我没吭声。心想，这怎么可能猜得出来。

摩西很兴奋地说：“他在等我们呢，代理酋长告诉他这几天我们还会来，他每天上午都会到村口站上一会儿，今天真把咱们等到了。”

在往他家走的路上，他突然问我：“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我不假思索地说：“安素马纳酋长，对吗？”

他为我还没与他见过面就能叫出他的名字感到高兴，拉着我的手握了一遍又一遍。来到他家后，他把我让到平时只有酋长才能坐的宝座——一张普通的吊床，而他却坐在一个小木凳上。我觉得不妥，又站了起来让他坐。人家毕竟是酋长，又是长辈，我怎能如此不懂规矩。可他执意不肯，非要让我坐不可。我只好对他说，让他坐吊床是为了给他拍照片，于是，他只好就座。当他面对镜头时，脸上的表情立刻变得非常严肃，圆圆的眼睛转眼间变成了三角眼。看得出他很紧张，连面部肌肉都有些抽搐。不过，从他突变的眼神里，我隐约感到这个酋长是个很有威严的人。

这时代理酋长和村里其他人也陆续在我们周围就座。刚坐稳，我就迫不及待地问起他的年龄，想核实他有120岁的说法。他听后笑着说：“我是85岁，不是120岁，是村里最老的人。代理酋长小的时候经常被我抱出去玩儿，现在他也70岁了。”他指着坐在一旁的代理酋长。其实，70岁的代理酋长看上去比酋长的年纪还大，身体瘦弱的像个稻草人，恨不得四五级大风就能把他吹倒。而根据我的想象，代理酋长不仅要配合酋长的日常工作，还要接酋长的班，至少应该是个年富力强的人。可是当我想从酋长那儿证实这些时，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把巴乌拉村几任酋长和代理酋长的情况讲述给我。

他说并不是所有的村落都严格遵循酋长与代理酋长制，但是所有的酋长们都有助理，在酋长外出时，协助他处理一些事物。而巴乌拉村却一直延续着酋长与代理酋长的制度。而代理酋长并不是一定要晚辈担当。比如：早期的老酋长布琼（Bojon）曾在这个村当了25年酋长，而代理酋长却是他的哥哥蓝萨纳（Lansana）。

布琼酋长死后，蓝萨纳接任酋长，在他当酋长的20年里，先后死了两位代理酋长。之后，由于蓝萨纳酋长年岁太大，自愿放弃了酋长的位置，由他的儿子柏尤（Bmbayo）接任了酋长。

安素马纳酋长曾经给柏尤酋长当了10年代理酋长，而他的父亲与柏尤酋长的父亲是亲兄弟，他的父亲曾给蓝萨纳老酋长当过代理酋长，但死在了老酋长之前。现在他与那位70岁的代理酋长的关系，同样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是亲兄弟，而形成了这样的搭档。

在非洲，家族代表一个人的出身门第，是不可选择和永远无法改变的身份。然而，对这些村里的小酋长们来说，这种身份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财富和好运，他们每个人的生活一样很艰辛，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甚至因为家族拥有大面积的土地，而要比别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和更艰苦的劳动。他们甚至寄希望于不断地娶妻生子，来求得家族的兴旺。因此，多妻、多子、多孙是小酋长们的普遍状况。然而，许多事情非能所愿。安素马纳酋长的6个妻子，为他生了22个孩子，却只有9个活着。这些酋长们为养家兴业一生都在加倍地劳作，换取财富。所以，他们必须在劳动中度过自己的一生。与百姓不同的是，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家族优越感，而正是这种优越感激发了他们创造财富的欲望。在村民眼里，他们是令人尊崇的，是上帝指派的，对他们的身份与权威从不会有人提出质疑。

三、被阴魂缠绕的安图尼酋长

为酋长拍摄照片，是我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我觉得每一个酋长都代表了一段历史，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所以，我应该为这段历史留下真实的记录。另外我还发现，利用这种方式能很快地接近他们。当地人喜欢照相，酋长们也不例外，所以，每次我为他们拍照，都能得到积极的配合。

上次去库尼马村时，我们曾特意留了话，请转告酋长，3天之后，我们要来为他拍照。再次来到库尼马村时，路上我和摩西都担心这回会再次扑空。进村后我们赶紧打问酋长是否已回来，听说他昨晚回来了，心里一块石头也就落了地。来到酋长家房前，看见两个男人正坐在门口说话，估计酋长在等我们。谁知，上前一打问，那两个人都笑着说自己不是酋长，不过他们很快派了一个男孩去找酋长，说他就在村里。

趁这个时候，我让摩西问问那人，酋长是否知道我们要给他拍照的事，那人听说我们要给酋长拍照，即刻流露出一种很诧异的表情。

“你们见过酋长吗？为什么要给他拍照呢？”他问道。

“我们没见过他，但我们在各村都给酋长拍了照。”我让摩西告诉他。

这时，他对摩西说，劝我不要给酋长拍照，可能酋长自己也不愿意拍照。摩西对我说：“子，一会儿酋长来了，如果不能拍，你千万别勉强，那人的话恐怕不是随便说的。千万别惹恼了他把我们赶走。”

我倒不觉得事情会有多严重，于是，趁等酋长的时间，我顺便跑到隔壁人家的门口拍了几张照片。这时，听见摩西喊我：“子，酋长来了。”我赶紧收起相机跑回酋长家。由于外面的强光与屋檐下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从侧面只是隐约地看见酋长头上戴了一顶帽子。之后，我有意加快了两步走到他跟前，并主动伸出了自己的右手。就在我与酋长握手时，无意中抬头看了他一眼，竟下意识地往回缩了一下手。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位酋长的脸会如此可怕。黝黑的脸上遍布着白色的花斑，直至脖子和手臂，脸上像贴了一张世界地图，甚至连五官都难以辨认。也许是他出现得太突然的缘故，我有点不敢直视他，却又暗自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表现得情绪异常，否则，惹怒了酋长可不好玩的。

酋长很客气地招呼我们坐下，摩西与他寒暄了几句。这时又来了几个男人围坐在我们周围，不知不觉形成了一个小会场。我们以为上次通报过我们来的意图，这次就不必再谈了，可是酋长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似的，而且一脸严肃的表情。这时，摩西给我使了个眼神，我赶紧从包里又拿出了一份礼物和钱递给酋长，他接过东西后说了声“谢谢”就再也没开口。

摩西不得不又汇报了一遍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尽管他说的曼迪语我听不懂，但是同样介绍的话他已说过无数遍，我完全能感受到他所说的内容。可是摩西说完之后，酋长仍然没有说话。这时，气氛显得有些沉闷。

我赶紧堆着笑脸，向前探着身子，很恭敬地问他：“你在这儿当了多少年酋长了？”

“9年酋长，5年代理酋长。”摩西一紧张，同期翻译的速度也比平时快了许多。

“你是继任你父亲当的酋长吗？”我问。

“是的，我爷爷也是酋长。”

这时我身边突然走过来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儿，这孩子胖嘟嘟的特别可爱，而且，她不认生，一头扎进我怀里，一会儿用小肉手摸我的脸，一会儿又往我腿上坐，不知为什么见了我特别亲。我高兴地把她搂在怀里。酋长说，这是他的小女儿，又把我们刚给他的糖剥开给孩子吃。这时的酋长不像刚才那么严肃了。不过，酋长的年龄看上去起码有60多了，怎么还有这么小的孩子。

我说：“酋长你的孩子真可爱，这是最小的吗？你有几个孩子？”

当他说自己有37个孩子时，我以为把数字听错了，结果摩西一再证实这数字绝对没错。

后来，经过进一步了解才明白，这个酋长为什么看上去总是很沉重。

酋长一共娶了5个老婆，其中3个老婆已经过世，并且死时都很年轻，特别是第四个老婆，2001年由于生孩子难产而死亡，死时才25岁。最让他痛心的是，这些年他亲手送走了自己的20个孩子，加上他的3个老婆和长辈，有20多个亲人相继离开了他。

“我的孩子们不该死，他们没有罪，是他们的妈妈把他们带走的。”酋长说这些话时一直低着头，像一个负罪的人。他的声调越来越低沉，几乎听不清吐字。可以想象一个父亲相继送走了自己的20个亲生骨肉，要承受多么大的痛苦。在非洲，多子多孙是家庭兴旺的标志，也是一种福分。而接连不断地失去亲人，除了情感的打击，还有未来命运的威胁。但酋长诉说这些始终没有掉眼泪。我想，酋长的内心一定十分坚强，或者，他的心早已被苦水淹没了。

酋长边说，还时不时地用穆斯林的方式向真主祈祷着。也许是感觉酋长的情绪不太好，摩西对我说：“今天咱们千万别提他脸上的事，弄不好他会更伤感。”

于是，我们又询问了一些有关村里的情况，他说：战争给这个村带来了惨重的损失，叛军杀了老酋长和37个村民，还把所有的房子都炸毁了，全村的人都出逃了，最近才渐渐回来，眼下最重要的是修建房子。说着，就要带我们去村口看他们建房子的情形，我们只好跟着他去了村口。当地人住的房子很简单，没有砖，也没有水泥，只是先用树干搭建房子的框架，再用泥土将四周一层层向上砌成一堵墙，中间用木框留出窗户的位置。房顶铺上很厚的被晒干的棕榈树叶子，内顶则吊上用竹子编成的席子。这种传统式的非洲建筑造价低，建得快，所以一直被人们沿用。修建房子的照片拍了不少，可是酋长的照片却没拍成。因为在没弄清他的脸曾发生过什么事情的情况下，很难对他张口。临走时，我告诉摩西试探着问问酋长，告诉他明天我们还要来，希望能给他拍一张照片，如果不同意就不拍了。没想到，他答应得痛快极了。为此摩西还挺后悔，他说如果自己早点开口，今天肯定能拍成。其实我也不想第二天再往这儿跑。

出了村后我俩都发现，竟然谁也没问酋长的名字。

第二天再次来到库尼马村见到酋长时，气氛显然比昨天要轻松多了。酋长身穿一身奶油色化纤质地的衣服，显得很挺括，头戴一顶小圆帽。征得他的同意后，我开始为他拍照。起初，他显得非常紧张，两手攥得很紧，脑袋僵直，两眼直视前方，眨都不敢眨一下。可是，看到我在他面前选正面，看侧面，一会儿远，一会儿近，忙活得满身大汗，还让摩西跟他说话，渐渐地也就放松了。

在拍摄照片的过程中，我才知道这位酋长叫安图尼（Anthong）。

他告诉我们，自己的脸是在几年前的一个夜晚，做了一个梦后变成这样的。他梦见自己正在睡觉时，看见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女人突然闯进来，在他身上放了一个点燃的火把，火立即在他身上燃烧起来，而且越烧越大。这时他听见那个男人说：“我们快去河边。”那个女人说：“不去！”，这时他看见那个女人从外面拿了一张棕榈树的叶子在他身上拍打火苗，不一会儿，火苗就被她扑灭了。当他醒来后，全身大汗淋漓，腿脚冰凉，浑身难受，没有力气，有一种灾难就要降临的恐怖感。一个星期之后，他发现自己的脸上、身上开始一块块掉皮，赶紧跑到镇上医院治病。医生说他没得病，只是需要休息。后来他又到首都的医院治病，医生同样说他没有患病，是精神紧张造成的。于是他又去找巫医，吃了巫医的草药之后，脸上的皮就不再继续往下掉了。巫医还告诉他，放火的那个男人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而那个女人仍然活着，她是一个与他有关的死者阴魂的附体，并让他自己想办法托梦找到那个女人，否则，他的妻子或孩子还得继续死亡。

他已经想尽办法托梦寻找那个女人，但是都没成功。这件事每天都缠绕着他，使他的精神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中。目前唯一使他安慰的只有一件事：他的大儿子已经28岁了，至少老天爷还给他留了继位人，即便有一天他有不测，儿子是他将来的希望。

酋长在村里人的心目中常常被看作是神的化身，可我怎么也感受不到他们身上神的力量，他们同样有哀怨和苦恼，面对贫困和艰难的生活，他们又能比那些村民们好过多少？

我之所以把这些酋长视为自己的朋友，是因为他们身上显示了一种人格力量。虽然他们没有大酋长们的权势和地位，但绝不甘愿贫贱，在恶劣的生存状态中，不向命运低头，并对自己的村庄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他们的淳朴与宽厚，坚韧与顽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四、全家人为我“失踪”焦虑

从库尼马村采访回来，还没到家，就听见有人大呼小叫地喊：“你们看，子回来啦！子回来啦！”我觉得纳闷，每天这样来来往往大家早就习惯了，今天这是怎么了？

只见家门口站了好几个人，双眼齐刷刷地望着我。是不是出事了？还是从弗里敦来人了？他们的眼光似乎有些异常。

骑到门口刚下车，家人、邻居都拥了上来，问我去哪儿了，我感到莫名其妙：“你们都知道呀，我还能去哪儿？去村里呀。”

这时阿米扶着老太太西西从屋里匆匆走出来。阿米拉着我的手说：“你真把我们吓坏了，要是再不回来，我们就要向警察求援了。”

西西也在一旁说：“我们问遍了所有人都说没看见你出去。”

这时我才想起，自己这天的确走得比平时早，因为前天下了一场暴雨后，去库尼马村的路被淹，到处是积水，很难走，另外我们要过河，还要步行走很长的路，所以，我跟摩西商量，决定提早走。我离开家的时候，她们还没有起床，因此，没顾上打招呼。

我赶紧向西西和阿米道歉，不过，我并没把这件事往心里去。

等我放下车子，洗了脸，从屋里出来时才听人们说，前天晚上，阿米的一个女朋友与丈夫吵架，正巧一个朋友去女友家串门，见此情景，就把女方带到了自己家住下。谁知，第二天早晨，女友竟然不省人事。等把人送到医院，医生说，她已经死了好几个小时了。现在警察正在调查这件事。他们说，很可能是女友生气过度，导致了突发性疾病。

阿米说，她听说这件事后，突然想到了我，看我每天在外辛苦地奔波，唯恐我哪天身体受不了会出事。

我故意跟阿米开玩笑说：“阿米，要是我突然死在你们家可就没那么简单了，至少中国大使馆和不少中国人都会来，而且我们家人也会来，你……”正说着，她一下把我的嘴捂住，并难过地说：“不许再说啦，决不能说这些，你必须忏悔。”

阿米说，从我住进她家的第一个早晨开始，她每天早晨都要叫我一声，听到我答应，她才放心。可是今天早晨她连着喊了我三声，都没听见我答应，她又敲门，也没反应。她把耳朵贴着门听了半天，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吓得她顿时两腿发软，站都站不住了，联想朋友刚出的事，她脑子全懵了。这时有人从我的窗户上往里看，发现没人，她才松了一口气。不过，当她问了所有人都说没看见我外出时，她又开始提心吊胆起来。她担心我昨晚从后门出去了，又担心我昨晚没回来，甚至把我昨晚与她坐在门口聊天都忘得一干二净。直到今天看见我骑着车回来，才终于放了心。

这件事让我觉得很内疚，回想自从住进阿米的家，有意无意地没少给她添麻烦，先是每天晚上全家人一起对付小偷，今天又让她为我受了惊，要是我想得周到一些，昨晚事先与她打个招呼，或者今早给她留一张纸条，都不会让她如此不安宁。我决定弥补一下自己的过失。

第二天，我哪儿也没去，跑到镇上的商店里，买了一只冻鸡，想给她们显一显身手，做一顿中国式的红烧鸡，以示歉意。可是我从没做过红烧的东西，也从没用过炭火。最后，只能学着阿米做菜时的样子，洋葱、番茄酱放了不少。等做熟后，阿米尝了一口说：“中国菜跟我们非洲菜差不多嘛。”差点没把我肚子笑破。

第五章

竟然还有女大酋长

一、初见女大酋长，得知“宝座”与“权杖”

当我听说我所居住的南方省居然有一位女大酋长时，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塞拉利昂是个重男轻女，一夫多妻制的国家，女人与男人的地位悬殊，男主外，女主内，男强女弱的意识已经根植于人们的骨子里。所以，对于女大酋长的出现，令我感到好奇，并对这位“部落神”级的人物很想探个究竟。

尽管摩西早就答应了我的请求，但两三个月过去，始终没见动静。

“见女大酋长的事情联系得怎么样了？能不能再抓紧点。”我因为急于想见到这个特殊的人物，所以已经不下10次地催促他联系这件事。

“你以为见大酋长像见普通的人那样，想什么时候见就什么时候见？要排队。”他用一种很神圣的口气说道。

“我知道要排队，可咱们已经等了两三个月了，什么时候才能排到呢？你能不能找巴尼通融一下？”我心想，在莱索托，我就住在马太里拉大酋长家，也没见他这么忙呀，人家可是国王的叔叔，并且是管辖一个省的大酋长呢。

到后来，我几乎天天催促摩西，直到催得他快喘不上气了，才终于落实了这件事。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胆怯，他始终没敢向那位女大酋长开口。

就在我们要去见女大酋长的前两天，我告诉摩西，希望他能帮我了解一些有关这位女大酋长的背景资料，哪怕一些最基本的情况，可他没能做到，估计还是因缺少胆量。

不过，为这事儿他没少上心，在临去采访女大酋长的路上，他递给我一份特意为我拟写的采访大纲。我一看，上面全是这样一类的问题：你将如何为人民、为国家做出贡献？你将如何发展你的领地？……我看只差写上怎样把革命进行到底了。

我对他说：“我去见大酋长只想与她聊聊家常，我们都是女人，我想谈一些轻松的话题。你设的这些问题不切合实际，我只想问我需要的问题。”

“你必须按我说的问，而且一定要问这些问题，绝不能聊什么家常。你是以一个外国记者的身份出现的，怎么能说那些没水平的话呢？那样的话，大酋长会看不起你的，你千万要小心。”摩西显得比我紧张一百倍，我明白他的心理，他希望让大酋长觉得，他带来的人很有水平。如果我再告诉他，我只想把女大酋长当作一个朋友的话，他非跟我翻脸不可，他会认为我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不过，我还是答应他，向大酋长提几个“有水平”的问题。

说实在话，几经这家伙瞎咋呼，在就要见到女大酋长的片刻，我还真感到有点紧张。我想，她之所以能一枝独秀地从男人堆里脱颖而出，足以证明她的卓越与非凡。于是，我突然开始重视摩西所提醒我的一切，但为时已晚，此时，女大酋长家的大门已被摩西敲开了。

一个英语说得非常流利的男人为我们打开了大门。他没有笑容，也不那么热情，但是彬彬有礼，一派绅士风度。

我们经过互相介绍之后，得知他是大酋长的儿子。当他听说我是个中国人时，立刻换了一副面孔。

“我知道中国过去的总统叫毛，现在的叫江，很厉害，听说中国现在发展得很快，人民都很富裕，像美国人。”他说。

摩西赶紧接过话茬：“中国人每家都有电视、冰箱，人人都有能移动的电话，你看子用的照相机，好几千美元呢，她还把电脑带来了。要是我们不打仗的话，也会这么好。”

“你看看因为打仗，我们连家都没了。”儿子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这难道不是你的家吗？你妈妈是大酋长，怎么可能没房子住呢？”我问。

他说，这是他姐姐的家，他们家在一个叫曼都（Mandu）的酋长领地，现在已经改名叫瓦鲁纳（Valunia）酋长领地了。战争将他们领地的房子全部炸毁了，现在政府正准备给他们重建，但有些问题尚未达成协议，只好等待。

趁大酋长还没出来，我仔细环顾了一下房子四周，独门独院，足有两三百平方米，黄色的墙，透着温馨与和谐。屋内沙发、电视尽管有些陈旧，但这些装备却是一般老百姓家不曾有的。

这时，后院的门开了，摩西向外看了一眼，立马紧张地站了起来，想必是大酋长来了。

大酋长缓缓地走到我面前，面带微笑地与我握手，还很亲切地拥抱了我一下。之后，她与我在同一张长沙发上坐下。女大酋长并没有急于开口，而是慈母般地端详着我。我也没有说话，只是微笑地看着她。就这样，我俩友好地对视着，渐渐的，我也没有了胆怯。

大酋长有五十开外，身体较胖，与普通的非洲妇女没什么差别。她身穿一件暗红色的短袖宽大长袍，显得很端庄。可能是热的缘故，她总时不时地将袖子往肩上撩，由于袖子太宽，里面又没穿衣服，下垂的双乳从宽大的衣袖中分别露出了半边。真没想到这位被视为“神”的女大酋长，如此自然和随意，我与她坐在一起，感到无比放松。

与酋长交谈的时候，她的儿子顺理成章地做起了翻译。

我首先向她送上了摩西让我准备的礼物：一瓶威士忌酒和一块从中国带来的真丝巾，还有一个大大的中国结。至于为什么要送威士忌酒至今我都不清楚，摩西只说是当地风俗。之后，我向她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同时，少不了重点说说中国与塞拉利昂30多年的友好关系。

虽然我们的穿戴和谈话都很随意，但涉及两国关系和酋长个人，多少还带点外交辞令，特别是我说起话来，总带有一些恭维的词语，使气氛显得有点正规。也许她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故意缓和气氛，对我说：“听说有中国的女记者来，我高兴极了。我喜欢跟女人聊天，特别喜欢跟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女人聊天，全世界的女人都一样，我们可以说自己的话题。”

说到女人，她脸上洋溢着母亲般善良的微笑。

她对我说：“我生了8个孩子，现在一个在美国，另一个在英国，其他的孩子都在首都弗里敦工作。我丈夫本来是个很能干的人，前些年得了脑血栓，现在行动很不方便，他已经79岁了。”说着，她跟儿子说了句什么，一会儿她丈夫从里屋拄着拐杖，在儿子的搀扶下，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我赶紧迎上前与他握手。

她丈夫个子挺高，瘦削，由于长期患病，脸色和精神看上去都不是太好。

我想起英国的一位名叫华德的摄影师，曾在1990年11月至1991年9月，骑着摩托车，历经近一年时间，拍摄了塞拉利昂所有的大酋长，并对他们进行了详实的采访。在他出版的画册中，是这样介绍塞拉利昂大酋长的历史的：15世纪的塞拉利昂遭到葡萄牙人的入侵，接着法国、荷兰、英国相继入侵，当时被划分成了许多小国，统治者大都是一些被授予特权的武士、猎人或者是比较富裕的商人。这些人也是土地拥有者和享有绝对权力的人。

大约到1896年，英国宣布塞拉利昂成为他的保护国，从此，那些统治者们就开始被称为大酋长。为了确保这些统治者具有权利的名分和象征着这个权利的标志，1961年，为庆祝塞拉利昂独立（仍为英联邦成员国），英国人特意给他们颁发了两件珍宝：一件是镶有英国战船的铜制圆顶的权杖，另一件是木制西式宝座。这个宝座上雕刻着“EILR”，意思是伊丽莎白二世，伊丽莎白雷洁娜，她是塞拉利昂名义上的领袖，直到1971年塞拉利昂成为共和国。

我问大酋长：“听说每位大酋长都有两件珍宝，宝座与权杖，你那两件珍宝还在身边吗？”

“很遗憾，这两件珍宝原本应该一任接一任相传下去的，而我的两件珍宝只剩下权杖了，那件西式宝座几年前被战争的炮弹炸毁了。”她说。

我又问她：“能为你拍摄一张拿着权杖的照片吗？”

她很爽快地答应了，不过拍摄日期和时间还得再定。

这时我问坐在一旁的大酋长的丈夫：“你觉得自己娶了大酋长做老婆是不是特自豪？她在村里比你有权又有地位，你会觉得没面子吗？”

他扭头看看旁边的大酋长，又回过来冲我笑笑，用一口流利的英语说：“她是个很好的母亲，也是个好女人。她当大酋长是上苍给她的，上苍让她为百姓划分土地，让她为村民的事判定对错。因为只有她能听懂上苍的旨意。他们能够交流，可我就不行。关于上苍的安排，一切都是对的。人是不可改变的。”

我们交谈时，大酋长不时地点着头。我趁别人不注意时，小声问她的儿子：“你妈妈也能说英语对吗？”

“不，她只是能听懂，几乎不说，能说多少我也不清楚。”他说。

我又对他儿子说：“你知道她有什么特殊的服饰吗？”

“我只看见她有金子和钻石的饰品，没看见有什么特殊的，你可以问她自己。”

大酋长听了我的问题后，对我说：“大酋长的服饰可多啦，有专门的礼仪服装、头巾、珍宝、首饰、鼓和象牙喇叭，最明显的服装是长袍，束腰上衣，衬衫、背心和《现代《圣经》译本》，不过，不是现在，是过去。经过了这10年战争之后，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但是那些有特色的东西大部分来自于北非穆斯林服饰。大约13世纪时，是那些从撒哈拉南部来的商人和武士，把穆斯林的服饰带入塞拉利昂的。”大酋长丈夫插话说。

大酋长接过话来又说：“你知道最受人喜爱的服装是什么吗？是用我们当地编织和染制的布制作的礼仪长袍。这种长袍上注有特殊的药物，能保护穿戴者抵御外来的侵袭，而只有当地生产的布才能吸收这种特殊的药物，长袍上有了药物，再附上护身符图形，人穿上它就能获得威力。

其实，也有用进口布制成的礼仪长袍，这些进口的纺织品，比如：天鹅绒和锦缎等，也有特殊的魅力，但不能注入药物，缺少威力。所以，进口布长袍，好看不耐用，只适合在非宗教礼仪的场合时穿。”

我一听又是传统织染，还有神秘的、能给人威力的药物，恨不能带回中国一件，这样，也许坏人就不敢轻易打劫了。所以，一再问大酋长有关这些工艺的下落。

她说，很遗憾，现在几乎没有人愿意从事织染布的行业了，而那些神秘的药物就更不知道去哪儿找了。

她还告诉我，大酋长们带有药物的礼仪服装并不归自己保管。因为，这种特殊的药物一旦保存不好，会削减药力。另外，每逢大酋长们参加重大活动之前，首先要根据活动的规格判定是否可以领取他们的服装，其次，每个人领取服装时还要举行一个特别的仪式，送还时也有一套严格的手续，虽说是自己的服装，也不允许随意领取。

这时，大酋长家来了客人，我本想起身告辞，待约好专门为她拍照的时间后再来。谁知，大酋长一脸笑容地把我叫住：“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叫弗兰西斯·扎巴替（FrancisGabati），是我手下7个地区酋长之一，与我合作了27年，是个受欢迎的好酋长。你发现他这根手杖了吗？你一定没见过吧？”

这时我才发现，这个地区酋长手里真的拿了一个很吸引人的东西。一根用黑木雕刻着神的头像的手杖，有一尺多长。这位酋长说，这是他的宝物，所以外出时从不离手。这个手杖是上帝通过水神从河里传递给他，再由SecretSociety女人交到他手里的。所以，这件上帝专门恩赐的宝物是他心中的神，必须善待这件珍宝。

随后，他让我摸了摸这件珍宝，说能带给我好运。不过我还是不太理解这东西真正的来历，希望有机会能去看看，他说，那条河就在大酋长的家乡，不过要想看到SecretSociety的活动可就难了，因为，上帝传递宝物可是百年不遇的。

我和大酋长的谈话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久坐未开口的摩西突然用英语给大酋长提了一个问题：“你将如何发展你的领地？”

大酋长愣了一下，因为，我们一直谈论着比较轻松的话题，而且大家已经像老朋友似的比较随意了，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如此严肃的问题，显然有点不合时宜，不过大酋长还是耐着性子回答了他。这个摩西也真是，竟然随便插话。不过，我听出他是一片好意。因为，在他看来，我始终没提出“有水平”的问题，有失身份，想替我弥补一下“过失”。大酋长回答时说的是曼迪语，我听不懂，当时又不好问，只好等离开大酋长家时再问摩西。后来，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大酋长说，战争刚刚结束，她目前只考虑恢复生产和基本的生活，还谈不上发展。

临走时我们约好，后天上午10点，来接大酋长去她的家乡拍摄照片。听说我要同她一起去她的家乡，大酋长别提有多高兴了，尽管她的腿脚不太灵便，走路很慢，还是坚持着要把我们送到大门口。我看到，她目送我们的眼光很深情，嘴里一直用英语念叨着：“后天10点见！”

显然，我给大酋长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至少，我们是首战告捷。这时我才突然想到，总是称她为大酋长，却连她的名字都没问。

摩西说，她叫维如尼卡·巴尤·巴尼(VeronicaBayohGbani)。

然而，去大酋长家乡拍照，说起来简单，找交通工具却是个难题。

“子，去瓦鲁纳酋长领地最少有30公里路程，我们怎么去？总不能让大酋长坐我们的自行车去吧。”

“……”我没说话，因为，我的确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儿的人连辆自行车都买不起，更不用说汽车了。

这时，摩西突然尖叫了一声：“找巴尼，他有车。”

对呀，我怎么把巴尼忘了，并且，他曾经对我说过，要用车，就找他。

从大酋长家出来，我们直奔巴尼的办公室。

“后天要用我的车，9点，我记住了，没问题，子要用车有什么问题，放心吧。”没想到巴尼答应得如此痛快，真是太令我高兴了。

二、被深明大义的女大酋长饶了一回

两天后的上午9点，我和摩西准时来到巴尼办公室，左等右等，眼看着40分钟过去了，就是不见巴尼的踪影。

“难道是他记错了时间，还是他遇到棘手的事情需要紧急处理？要么是他临时外出，来不及告诉我们？”我俩站在门外焦急地等待着，不时地分析和猜测着，想到大酋长那一脸的兴奋，没有车，我们怎么面对她呢？

这时，巴尼的副手从外边回来，听说我们在等巴尼，便对我们说：“别等他了，他一大早带着他刚从麦加祈祷回来的妈妈去了凯内马（Kenema），最快下午才能回来。”

我和摩西一听彻底凉了。

眼看着要到10点了，我俩疯了似的拼命地往大酋长家骑。此时，我看摩西吓得脸变得黑绿：“子，咱们既没有汽车，又迟到，大酋长会气蒙的，这是对她的蔑视，要不还是你自己去吧，你毕竟是个外国人。”说着，摩西把车调了头，想往回溜。

我一看这家伙要临阵脱逃，顿时火了：“你听着，摩西！”我几乎是大声喊了。“你这次要是走了，咱俩的合作也就到头了，而且，我会把你的行为汇报给巴尼、卡瓦主席还有你们国家的外交部，到那时，你就是哭也没用了。”说完，我自己骑上车走了。过了一会儿，他也不声不响地跟了上来。其实，我也害怕一个人面对大酋长，毕竟自己没把事情做好，有摩西在场，至少有个壮胆的人。

大酋长早已经坐在外面等候了，旁边还有三四个人陪同，看见我们仍然骑着自行车来，她脸上阴沉的表情，仿佛随时要打雷。

“对不起，大酋长，我们从早上9点……”我刚说了几句，摩西就把话接了过去。“子，让我直接跟她解释。”

究竟他是怎么与大酋长说的，我不清楚，但我相信他会比我说得更好。而且能否挽回我们的过失，成败就在此一举。

摩西说完，我一脸无辜地对她说：“这种事在中国根本不可能发生，可是在非洲……嗨！真让我感到遗憾。”

也许大酋长觉得，在一个外国人面前发生这种事有损于本国的形象，很不光彩，反倒劝起我来了。而且，这次她说的是英语，只是语速非常缓慢，但每一句都很清晰，特别是她说话的声调很温柔也很耐心：“子，很抱歉，我的非洲让你感到失望了是吗？不，不要失望，这不是经常发生的事。请相信，再过几年一定会好的，因为我们有像你这样的外国朋友们的帮助和关注，大家都是有信心的，不能放弃，对吗？”

听了她的话，我感动得泪水直在眼圈里打转转。我迎上去与她紧紧地拥抱，她用那双大手抚摸着我的头，嘴里喃喃地说着：“子，我的孩子。”

大家看到这一幕，脸上都挂上了笑容。这时，一个瘦小的警察走到我的面前，很滑稽地向我敬了一个夸张的礼，然后用英语说道：“扑敏（白人），我是大酋长的保镖，见到你这么漂亮的中国女人还是第一次，请与我握个手。”

我笑了，把手伸了过去。他抓住我的手，先是握了一下，接着像西方绅士那样，彬彬有礼地吻了一下，然后说：“谢谢！”大家都笑了，此时的气氛完全松弛了。

这时，我才发现准备去家乡拍照的大酋长，浑身上下珠光宝气，比上次见面时穿戴得更庄重。

“既然大酋长已经准备好了，就在这儿给她拍一些照片吧，她会很高兴的。”摩西小声对我说。

对呀！反正今天已经来了，怎么能白跑呢。

当我提出要给大酋长拍照的时候，她一脸灿烂的笑容，小警察很有眼力架儿地赶紧从屋里搬出一把椅子。

“只可惜这不是那把‘西式宝座’，好在我们还有权杖。”我对大酋长说。

当小警察把那根象征着权力的手杖拿出来时，顷刻间，一片寂静，大家都敬畏地看着那根被一个特制的布袋包裹着的权杖。权杖是木制的，1米多长，顶部是一个特制的铜帽，铜帽上部刻着英国海军的标记，中间刻着手杖的编号“241”，下面写有大写的“SIERRALEONE”（塞拉利昂）几个字。

大酋长说，这根权杖是经过精心修复后，才恢复成现在的样子的。

于是，我让大酋长拿着这根权杖，为她拍摄照片。她很胖，坐在椅子里没有一点空间，无论从哪个角度拍摄，取景都有难度，我又不好摆布她，只好围着她转了好几个圈。在我从相机的取景器中仔细观察她时，发现，当大酋长手握权杖的时候，表情非常严肃，锋利的目光显示出一个统治者的威严。我仿佛看到了她与邪恶抗争的斗志与勇气。

照片很快拍完了，接着，她的丈夫、地区酋长、小警察、摩西还有我，分别与她拍了合影。

临走时，她突然问我：“咱们还能去我的老家吗？”

我回答得很干脆：“当然！肯定要去，就在这一两天，我会让摩西提前告诉你的。”

路上，摩西问我：“车的问题怎么办？再说你已经拍过照片，完全可以不用去了。”

“可我对她的家，她的领地，她周围的环境还不了解，而且，遇到这样一位女大酋长很不容易，我希望自己采访得更细致一些。”

回去后我俩为车的事儿再度犯愁了。

“指望巴尼肯定不可靠，他毕竟是全省的领导，哪能记得住我们这些小事，W那儿联合国的车怎么样？”摩西真是提醒了我，找他试一试，都是中国人，兴许能给我帮这个忙。

可是找W也实在有难度，我和摩西只好跑到街上等待写有“UN”字样的白色丰田车经过。运气还算不错，我们总算碰到一个很热心的联合国军官，他说：“放心吧，我一定让他今天巡逻结束后去找你。”

傍晚，W果真开着UN的车来了，一见面，说起中文，我的话就像开了闸的水，一泻千里。听完后，他皱着眉头，好像有点为难：“咱们都是中国人，我也知道你在这里采访很不容易，可是联合国有规定，不允许非联合国工作人员乘坐UN的车。”

“我也是因为实在没辙，才……”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既不希望自己的同胞违纪，又面临着对大酋长的信用问题。

想了想，还是决定放弃使用UN的车。然而，就在同时，W也做出了决定，他对我说：“只有我知道你在这儿工作的艰难程度，如果我在关键时刻没能帮助你，造成你采访中的遗憾，我会感到更遗憾，也会替那些关注非洲的中国读者感到遗憾。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向队长打个招呼，队长是从马来西亚来的军官，同是亚洲人，估计问题不大。只是我们去村庄不要久留，你看怎么样？”

这事就这么定了，如果不出差错，明天下午他巡逻回来后就来接我。

三、UN车救急，圆了一个心愿

第二天下午，当我和摩西坐着UN的车按时来到大酋长家时，门外已经站着五六个人了。大家一看是UN的车，又是联合国军官开车，还有中国记者随行，不用想就知道有多风光了。这机会可是百年不遇，所以五六个人一齐往车里挤，W一看加上我们三人，车里要挤八九个人，那怎么行？其实在非洲，这种情况再正常不过了，可是，对我们来说简直无法接受。于是，我们不得不对小警察和另外两位小酋长表示歉意。小警察下车后噘着嘴，却突然成立正姿势，给我们敬了一个礼，弄得我心里着实过意不去。

来之前，我和摩西特意在镇上商店买了一箱啤酒和饮料，没想到大酋长真能喝，一瓶接一瓶，丝毫没有醉意。

近30公里的路程就差肠子没颠出来了，战争，把塞拉利昂的公路炸成一个连一个的大坑，尽管现任总统卡巴非常重视对公路的修建，但就全国而言，这条小公路还无法提到整个国家的建设日程。也许是这几个月骑车走小路已经习惯的缘故，今天坐在车上反倒觉得受罪。

路上大酋长告诉我们，她所管辖的瓦鲁纳酋长领地(ValuniaChiefdom)是1940年至1950年由原来的瓦格鲁(VangualuChiefdom)和鲁尼亚(LunniaChiefdom)两个酋长领地合并的。现在的瓦鲁纳酋长领地有多少村镇尚没有统计过，但有7个区域，也就是说，在大酋长的手下，还有7个区酋长(Sectionchief)和若干个村酋长。

大酋长的爷爷、爸爸和叔叔，曾经都是大酋长，他们相继去世后，家里没有能掌事的兄长，而大酋长精明强干，又富有才识。在百姓心目中，大酋长可是个非同凡响的女人。为此，1974年，在村里人的推举下，她荣幸地当选了瓦鲁纳酋长领地的大酋长。

跟着大酋长进村，与以往我和摩西进村的感觉完全不同，乡亲们老远就从前挡风玻璃看到了大酋长，向她热情地打着招呼。许多人停下手上的活儿，向我们招手。当我们下了车，立即就让老百姓包围了，人们围着大酋长说东谈西，那股亲热劲儿，就像见到了自己的妈妈。而孩子们则包围了W，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全副武装的军官更神气。也难怪，大酋长带着外国人，坐着UN的车归来，我敢说，这阵势在村里从来没有过。

这时，我听到远处有歌声，以为村里要组织歌舞欢迎大酋长归来，就循声而去。可是走到跟前才发现，村民们正对着一条河在唱歌。

“为什么要对着这儿唱？”我问旁边的一个年轻人。

他并没有回答我的问话，而是用嘴朝河里努了一下，示意我往河里看。这时我才发现，河里有一个没穿上衣的女人，穿着一条蓝色的大裤衩，正在水里摸着什么。她还时不时地出来憋一口气，再一头扎进水里，很久才出来。由于河水很浑浊，等她再从水里出来换气的时候，已是满面泥水了。过了一会儿，突然听见身后有人用中文说：“这女的干什么呢？”

冷不丁地听到亲切的中文，还真让我有点不习惯呢。我回过头来，W又接着问：“她是不是在摸什么东西呢？”

我们从周围看热闹的人里，找了一个会说英文的男人问了问，他说：“她正在给大酋长摸上帝传来的东西。”

这时我突然想到前几天在大酋长家看到区酋长拿的那个手杖，他也说是上帝传来的。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W，W一听笑着说：“这哪是上帝传来的，准是这个女人头一天放进河里的，你也什么都信。”

我一听立刻吓得赶紧对他说：“你胡说什么呀，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我用中文说话，他们谁能听懂呀？”这时我才想起周围没人能听懂我俩说话。不过，我告诉他，在这种地方最好不要说不敬重神灵的话，以防不测。

这时，有人来找我们，说大酋长叫我们去看她家原来的房子。我们不得不离开河边，跟随大酋长一起去看她那两栋被炸毁的房子。房子坐落在村中心，一栋曾是二层小楼，它的对面是一座花园式的平房。尽管房子已被炸得面貌全非，然而留下的残垣断壁仍可以让人感觉到，大酋长当年在这里的生活有多么美好。可是让大酋长烦心的不单单是这房子，她向我道出了真正的烦恼。

她说，自己有一个很和睦、美满的家，但自从1994年到现在，不仅房屋被毁，就连过去所拥有的农场，包括牛、羊等牲畜也都没有了。最让她痛心的是战后无法调理的人际关系。

战争过后，政府一直准备为她修建新房子，但在确定地址的问题上出了麻烦。因为，在距这儿七八公里的蒙格瑞村（Mongheri），出了一位部长级人物。而现在的瓦鲁纳酋长领地，是由大酋长的家乡和那位部长的家乡合并后形成的现在的酋长领地。由于修建大酋长的房子，在其周围还要修建一些其他设施，所以，选择修建大酋长房子的地点至关重要。她说：“按理说，这房子理所应当修在我的家乡，可是只因我是个女酋长，在建房的事上不得不受影响。结果，到现在我这个大酋长连自己的房子也没有，还要住在女儿家。”接着她又说：“其实，谁都知道，这房子并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大酋长，一旦我死了，谁当选这儿的大酋长，房子就会属于谁。”

她说自己已经是近60岁的人了，丈夫也已经70多岁了，不知道在有生之年能否住上新建的房子。说这些话时她的声调低沉，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大酋长的表情如此无奈。

另外，她说，政府已经6个月没付工资了，而她的工资每月不过90000利昂（相当于人民币300多块钱）。她现在的家产，只有15棵棕榈树，好在儿女们都很孝顺她，有时会给一些生活费。最后，她又说：“我知道，塞拉利昂经过了10年的战争，现在政府也很困难，但我相信，只要今年5月卡巴总统在大选中获胜，这个国家就有希望，再等等吧。”

不过，政府已经在这个村为大酋长临时建了一所比较简单的房子，目的是考虑到大酋长经常回来工作，至少要让她有个休息的地方。

这时，我们来到她临时的家，不少村民们已经在此等候了。人们已将刚才那个SecretSociety女人从河里捞上来的东西拿了过来，是一个黑木的雕塑，上面有两个人头像，当大酋长双手接过这件东西的时候，脸上又绽出她特有的自信。

由于W的外出时间有限，我们不得不催促大酋长往回走了。大酋长说，村里人已经准备了晚饭，一定要吃了饭再走。我们婉言谢绝了。原以为她只是客套地说一说，谁知上车时村酋长提过一个装得满是饭菜的大篮子放在了后备箱里。遗憾的是里面的饭菜，一路被颠得四处散落，弄得联合国的军车里飘散着一股浓郁的棕榈油味。

路上，大酋长喝的啤酒开始走肾了，她只好让W把车停下来，找地方放水。我赶紧下车一路陪同。这时，只见大酋长一摇三晃地走到一个农夫家，没听懂他们之间说了什么，反正，大酋长边走边撩开裙子，蹲在一个旮旯处就开始泉涌般地放水了。因为，这里所有的村庄都没有厕所，所以，酋长的这一举动也就不显得有失身份了。其实，想明白了，不管一个人有多么高的地位，但她首先是个正常的人，而吃、喝、拉、撒、睡又是人生存最基本的要求。

真希望她能尽快摆脱困境，因为，我已经喜欢上这位朴实、率真，而又慈祥的女大酋长了。

第六章

无法解析的“神”

一、祖先住在家里

我和摩西决定去一个叫肯地亚马(Kendiama)的小村庄。

其实从镇上去肯地亚马村的路途并不算远，但出行十分艰难。我们骑着车，歪歪扭扭地行走在漫无边际的丛林里。遇到深沟或狭窄的路段时，只能推着车走。

骑了20多分钟，眼前突然出现一根圆形的长木头，原来是一个独木桥，桥下是一股污泥浊水，桥面很窄，只能容单人行走。我们只好把车放在草丛里。摩西却说：“放心吧，丢不了。谁能买得起这东西？要是真有人骑跑了，用不了一天，全村的人都能知道。”

拨开郁郁葱葱的树枝，穿过一片灌木丛林，原以为肯地亚马村就在眼前，没曾想，眼前又出现了一座小桥。这个桥更简单，是将几根树枝捆了捆搭起来的，有十几米长，看上去离水面一尺高，几乎快塌陷了。我正要过桥，迎面走来两个头顶柴火的女人，她们走在桥上晃晃悠悠的，像是在走钢丝，每一步都迈得小心翼翼。当她们走在桥中间的接口处时，由于接口有些断裂，其中的一个女人实在迈不过去，不得不调头回转，挽起裙子，蹚河而过。

摩西到底是男人，提着我的摄像机，大步流星地很快就到了河对岸，而轮到我上桥时，只觉得每走一步，桥都经受一次震荡，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我鼓足了勇气，好不容易走过了中间的接口处，突然想起摩西手中的摄像机：“摩西，快，快把我拍下来。”我冲他喊着。

他动作娴熟地拿起机器就拍。谁知，在我好不容易快走到桥头的时候，他突然大喊了一声：“对不起，你还得再走一遍，刚才我忘了开机。”

“我的上帝，这可是要冒险的呀，你小心点，这是工作失误，我要扣你的工钱。”我边往回转，边开玩笑地大声对他说。

“不是你扣我的工钱，而是你要付我这个贴身摄影师的摄影费。”

“别忘了你学摄影的老师是我，可你从没付过拜师费。”

我俩这么瞎贫着，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尽管我被他害得又走了一遍，但并没感到紧张。

下来后，我将镜头回放了一遍，发现他拍摄的画面相当不错。我对他竖了一下大拇指，他很得意地指着自己说：“保镖、向导、翻译、摄影师，都合格吗？”

我笑着点了一下头。

我们终于来到肯地亚马村，因为路走得很艰难，以为这个村一定很破旧。令我惊奇的是，在这个村几乎看不见草房，大都是刷着白墙和铁皮顶的房子。刚进村，我们便随意闯进一家，想打听酋长的家，可一进门就发现这家人的大堂里居然有两个长方形的坑，一问才知道是坟墓。

然而，进村必须先见酋长，这个礼节，也是规矩，所以，我不得不带着疑问先去拜访村里的酋长大人。

见到酋长时，他正一个人独自坐在自家的门前发愣呢。摩西与他寒暄后，我们各自简单地介绍了一番，我照例送上见面礼。酋长高兴得当即拆开糖袋，剥了一颗糖放进嘴里，还闭上眼睛，咂巴嘴，那劲头，就像个从没吃过糖的孩子。过了片刻，他突然起身向我伸出手，用力地握了几下，像是对我说：“真好吃！真好吃！”

酋长叫凯库拉（Kekula），从没上过学，所以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他是1998年继大哥的位，当上酋长的。他说，爸爸死时大哥继位，大哥当了10年酋长也死了。算了一下，从1998年到2002年已经4年了，可他这个酋长似乎什么都不知道。当我问他：“全村有多少人？”他看了看周围，又看了看摩西，没说话。旁边的人说：“大约有200人。”我又问他：“你有几个妻子？几个孩子？”他说：“一个妻子。”之后，他又数着自己的手指头说了句什么，我赶紧让摩西翻译，摩西笑着说：“他说，说不太准，5个还是6个，不能确定。”我又问他有多大岁数了，他数了数自己的10个手指，又数了数自己的10个脚趾，之后又用曼迪语说了些什么。摩西听后又笑了，我猜他一定把自己说得太大了，就问摩西：“他是不是说自己六七十岁了，我看他最多有50来岁。”摩西笑着说：“他先说自己20岁，又说今年是新的一年，应该30岁了。”我听后也忍不住笑了。

然而，这时，酋长脸色突然骤变，又对摩西说了些什么。结果摩西也变得紧张起来。

“发生什么事了吗？”我问。

“他说，该轮到你发言了。”

“我们在开会吗？”

“是的。”

这时我才发现，身边不知什么时候已坐了好几位长者，他们的目光，像是在说，今天我能否成为他们欢迎的人，将直接影响到我在这个村的采访。否则，一切都不好说了。

我首先毕恭毕敬地向他们鞠了一躬，然后对他们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与塞拉利昂已经有30多年的友好关系了，中国政府曾给予塞拉利昂许多援助。比如……”

“你来这里究竟想干什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还想带走什么？”酋长问。

“我从遥远的中国来，不是想占有你们的财富，也不会带走任何东西，我只想用我带来的照相机，记录你们的文化和生活，把这些介绍给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让他们了解你们。也许，这一次我并不能为你们带来什么，但是我想，通过我对你们的宣传，也许会有许多中国人愿意真心地帮助你们。”

长者们听后相互商量了一阵，最后，大家把目光集中在凯库拉酋长身上，这会儿我站在酋长面前，像个考生似的，等待着主考官宣布最后的结果。

只见凯库拉酋长起身抖了抖自己身穿的穆斯林长褂，说了句什么。摩西忙用曼迪语对他说：“谢谢！谢谢酋长！”只有这一句我听懂了。

这声“谢谢”让我明白，他们已经接纳了我。

接下来，我以为没事了，本想去那个把坟墓安在家里的人家了解情况，却被摩西告知，我还得等待他们召集全村的人，再向他们汇报一次我来这儿的意图。

“什么？不是酋长通过就行了吗？怎么这么啰唆。”我有点不快。

“但你必须尊重我们的习俗。”说到“我们的”他特意加重了语气，看来我嫌人家啰唆，是对当地风俗极大的不尊重，因而触怒了摩西，以至他跟我划起了民族界限。

正说着，酋长把我们带到了村子的正中心。许多人正围坐在一个像凉棚一样的地方。我们进去后，挨着酋长坐下。

“这是村里人聚会的地方吧，坐在这儿感觉很凉快，也很舒适。”我对酋长说。

“当然，这是我们大家最喜欢呆的地方，所以这里总是最热闹。”摩西把酋长的话翻译给我时，我并没在意，停了一下，摩西神秘地对我小声说：“子，难道你没发现吗？这儿是墓地。”

我一听，顿时觉得耳朵根发麻。我仔细打量了一下眼前的环境，这才发现，这个“凉棚”里竟然是一座埋了近10个人的墓地。

为什么会把我带到这儿来？什么意思？

再看看坐在这里的人，有说有笑，就像大家围坐在一起乘凉似的。这时，我仔细看了看“凉棚”周围，才发现，外边还有三四个埋人的草屋或小“凉棚”。这可是村庄里最重要的中心地带，怎么都被坟墓占了？这里晚上又没电，到时黑灯瞎火的，还不把人的魂吓飞了。

此时，我发现自己已经是心慌手凉，不能自主了。正在这时，突然传来一阵鼓乐声及如同阴魂的伴唱。只见，从丛林方向猛地跳出一个个子高大，头戴面具，穿着草编的大袍子的人，旁边还有两个男人不离左右，像是为他开道或守护着他。

墓地的阴魂还没驱散，又出现了穿草衣的怪物，让我无论如何也难以承受。我下意识地躲到摩西身后，紧紧地抓着他，不论别人怎么笑话我，我也死不放手。

“子，不用害怕，这是酋长为你举行的欢迎仪式，只有对尊贵的客人才会有的礼仪，你千万不能躲。”摩西边说，边把我往前拽。接着他又说：“这机会多难得，还不快点拍照。”

对呀！我真是被吓糊涂了，差点把大事都耽误了。

我赶紧拿起摄像机，投入到村民们欢迎我的行列中。我从镜头里发现，这个怪物的身后还有不少男男女女，他们边走边唱，敲着节奏非常强的鼓点，这是真正黑非洲的民间音乐，他们不需要排练，也无须人指导，一切都是无师自通、与生俱来的。这种从娘胎里孕育出的节奏感，也是最淳朴、最美的情感表达方式。

另外，摩西告诉我，那个穿草衣、戴面具的代表恶魔（devil），叫皋布维（Ngobui）,他来自于远古，是万物的创造者，他能使宇宙充满无形的力量，也能显现无形的灵魂。有时能把神灵显现于优秀的酋长身上，保护酋长下的臣民，并为人们冲刷邪气。每逢村里有重大活动，都是他最先出场，以保证活动不被邪气侵袭。

原来，这是一种非洲原始宗教的部落神崇拜。

我想到，过去曾经在一些描写非洲原始宗教的书籍里，看过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但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种部落神是什么样子，现在看来，不过是一个披上鬼一样外衣的人。我对摩西说：“其实这是一个人装扮的。”

他马上跟我急了：“你也太无知了，他怎么能是人呢？他是上帝派来的神，他完全知道上帝的旨意，人能知道吗？”

我觉得他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眼前的皋布维不是人还能是什么。我不服气，趁恶魔表演完休息的时候，我假装为他拍照，凑到他的跟前，突然掀了一下他身上的草衣，谁知，立刻被旁边一个眼疾手快的家伙猛击了一掌。那人恶狠狠地瞪着我，表情凶巴巴的。摩西也看到了这一幕，一个箭步蹿上来，急得推了我一把说：“你不想要命了，你犯了大忌知道吗？这样做肯定要遭报应的。你……你为什么……”他急得直在原地打转儿。

其实，即便是这样，我也并没在意这事儿会有多严重。

欢迎的歌舞结束后，全村老百姓聚集在一座搭着顶棚的场地中。这时酋长派了一个男人作主持兼翻译，向大家交代，关于我这个中国人的来龙去脉。我原以为会让我发言，结果，酋长说，让我指派摩西作为代言人就行了，可能是因为他找了一个代言人，为公平起见，我也不用亲自发言了。这会儿摩西正儿八经地说起英语，而酋长的代言人还要把摩西说的英语再翻译成曼迪语，真是多此一举。其实再一想，摩西代表的是我，当然不能说曼迪语。

摩西真能说，他在每个村的演讲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套路，比如：中国与塞拉利昂的关系，还有中国援助了塞拉利昂多少东西，包括最近的100辆北京吉普和100辆摩托车，还有镇上政府使用的电脑等，中国对塞拉利昂的援助在他脑子里真是门儿清。总之，他说的这些，让大家听得心花怒放。最后，他突然说，我的到来，也许会带来更多中国人的帮助，特别是给村里修建厕所和挖水井等。我一听就坐不住了，这家伙胆子也太大了，谁给他这个权力许这种愿？而当大家听到这些最实际的利益时，一个劲儿地拍手叫好，还不停地高喊着中国好！中国人是朋友！我站在一旁心里别提有多惭愧了，既不能对大家说：“对不起！你们不要抱期望，我们不会来建厕所的。”也不能跟着摩西添油加醋。大家对我欢呼时，我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躲避那些期待的目光。可又一想，必须要对他们说清楚，否则，这些人从今天起死等中国人到来，最后却没有结果，人家会怎么说中国人呢？到那时我可就成为罪魁祸首了。于是，等摩西说完，我赶紧插话解释道：“修厕所只是我个人的愿望，但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我只能回去呼吁那些有志帮助你们的中国企业家们，尽可能地关注你们，帮助你们。”

之后，我提议为大家拍一张合影，日后将照片寄给他们。我想，这样也许能弥补一下他们对中国人的认识。他们高兴极了，酋长说，这是有史以来村里拍的第一张大团结。有人为长老们搬来了凳子，放在第一排。照片拍完后，村里的长老为我拿来一个大大的菠萝，还有个妇女送来了10个鸡蛋，要知道这么贫穷的村庄，10个鸡蛋意味着什么。我当时感动得手舞足蹈，简直无法抑制自己激动的情绪。我赶紧掏出兜里的清凉油，发给大家。之后，妇女们边与我跳舞，边唱起了那首：“木贵贵扑敏法……木贵贵扑敏法……”的歌。

就这么跳着跳着，我被她们不知不觉地送出了村。其实，我还没打算离开，本想再了解一下有关坟墓的情况，但既然被人们簇拥着送了出去，怎么好再回头呢，只好顺势走吧。

路上，摩西突然压低了嗓门对我说：“你还记得今天犯大忌的事吗？老天爷肯定不会原谅你的，自己小心点吧。”

二、灾难降临，难道我得罪了“神”吗？

回家后，我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阿米，她边听边吃惊地瞪着眼睛，一个劲地埋怨摩西。

“这个摩西安的什么心，怎么事先没告诉你这些规矩呢？”阿米嘀咕着。

“是我自己突然伸手掀那个‘神’的衣服，怎么能怨摩西呢？”

傍晚，摩西来找我，告诉我一个信息：酋长古里瓦?萨姆让人捎话，最近SecretSociety在南百马村将组织一批女人进丛林，有秘密活动，组织者是某村酋长的老婆。

我俩约好，明天早点出发。

就在这天凌晨，西亚的孩子出生了。我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突然听到一声婴儿的啼哭，接着听见门外传来穿梭不停的脚步声和嘈杂的说话声，估计可能是西亚的孩子出生了。我赶紧穿上衣服，提着机器冲进了阿米的房间，果然，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皮肤并不太黑。人们说，这孩子长得像他爸爸。他的小脸红扑扑的，长了一头长长的小卷发。我趁拍照的时候仔细看了一下，孩子那张鲜红的嘴出奇的大，足能占小脸的三分之一，他的脐带还没彻底剪完，留了有半尺长。我见西亚生完孩子躺在铺在地上的垫子上，旁边还吹着电风扇，就对阿米说：“西亚怎么躺在地上，还吹着电扇？会得病的。”但阿米却说：“她太热了，一会儿就给她洗澡，这么热的天气不吹电扇会热病的。”我知道当地人的身体与我们不同，她们生了孩子立即洗澡，喝凉水，从来也没听说有什么人为此得病的。

把大人和孩子折腾完，天也就大亮了。西亚生孩子的消息传得很快，天刚亮，就开始有人陆续地来看孩子并道喜，而西亚不得不疲于应付，连睡觉的机会都没有。接着，阿米也不管西亚想不想吃东西，自己和两个接生婆跑到外面，喝起了啤酒，又唱又跳，开心极了。我知道她今天非常高兴，一下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过，她把音响开得极大，而且两个大音箱就放在西亚睡觉那个屋的窗下，这么吵，西亚能睡得了觉吗？

我问阿米给西亚吃什么？

她说：“给她吃鸡腿。”

这可比莱索托的妇女强多了，她们只是喝点糊糊。

孩子生下后，一大早就被抱到医院打针，称体重，折腾了一个小时才回来。这孩子也真行，刚出生不到4个小时就开始经风雨见世面了。

等一切都弄妥了，只见阿米趴在地上睡着了，一只脚还翘着。

早晨，摩西来找我时，正是我感觉又累又困的时候。不过，我硬是强打着精神，与他骑着车出发了。途中路过马地麦村（Mandima）时，突然，传来妇女们连唱带嚎的声音。我预感出事了，就对摩西说停下来，过去看看。

“不，不要过去，我也不能去，他们不会欢迎你的。”

我执意要去，把自行车甩在路边，自己闯进了村。

要说这个村我已经来过多次了，2002年的第一天，我还专门在这儿拍摄过酋长如何制作玉米酒的过程呢。我想，不管怎样，对我这个“熟人”他们也得给点面子吧。走到离“出事”人家还有十几米的地方，我停住了脚。只见门外坐着二三十个女人，那哭腔就是从这所房子里发出的。屋子旁边还有两间孤零零的土屋。我看了一下，好像没什么特殊的仪式，便壮着胆子走过去向一个年轻女人打问：“出什么事了？”

她说：“人死了，就在昨天夜里。”

我问她能否进去拍摄照片，她说：“这我不好说，你过去问问那位长老。”

我一看，房子门口果然坐着一个瘦弱的老头，是现场女人们中唯一的一个男人。我径直朝他走去。他对我的突然出现，先是有些意外，然后微微地皱了一下眉头。尽管这些细小的表情表明这里不欢迎外人，可我当时并没多在意。

我走到老人面前，用曼迪语向他道了早安，然后对他说：“想进屋拍摄照片。”他看了看我，并没回答，只是眨着眼睛。我以为这是同意的意思，赶紧从身上掏出闪光灯安在相机上，准备进屋拍摄。就在不到1分钟的工夫，我被一个胖大的女人一把推出了几米，差点摔个跟头。这时再找那位长老，他却不见了。那女人凶气十足，张着厚厚的大嘴，用曼迪语说了一大堆我一句也听不懂的话。最可恶的是，趁我不备之际，有人竟然往我身上扔石头。我意识到危险就在眼前，此处不能久留，于是拔腿就跑。跑了一会儿，听见身后有人叫“扑敏”（白人），我停住脚，回头看了一眼，是刚才那位年轻女人，她气喘吁吁地跑来对我说：“你别介意，死者是SecretSociety，她们不愿意外人介入。”

这件事对我是个很大的触动，在非洲地区拍摄照片，一定要了解尊重当地的风俗、文化，才不至于冒犯或尽量少冒犯人家。

在见到摩西之前，我赶紧把身上的土掸了掸，出于自尊，我不愿把刚才发生的一幕告诉他。

“没出什么事吧？”摩西似乎已经猜到我会发生点什么。

“大白天的怎么会出事呢？我这不是好好的嘛。”我故作轻松地说。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没拍照片吗？”他还真警觉。

“死人的照片有什么可拍的，我只喜欢拍美好的。”

我们又继续上路了。

这次摩西建议，骑车去南百马村，这样可以省去徒步走几公里的路程。他说，过河时由他负责扛车。

我们很顺利地到达南百马村，见到了那位酋长的老婆。她说这次活动是女人们的SecretSociety，如果我真想去的话，明天就走，而且要在丛林里呆3天，至于有哪些活动，是女人的秘密，到时就知道了。我当时真为自己是个女人感到庆幸。立刻毫不含糊地答应她明天一早赶来。

回去的路上，我们蹚过第一条河时，我对摩西说：“水很浅，我可以自己推着车过去。”于是，我左手提着鞋，扶着车把下了河，刚走到河水中间，脚下就被一块鹅卵石滑了一下，整个身体无法控制地向左边倒了下去，自行车也顺势砸在了我身上。顷刻间，我携带的相机及摄像机全泡在了泥水里，可我被车砸在下面，一时又翻不了身，急得我直喊摩西。摩西迅速放下他的车和手里提的鞋，把压在我身上的自行车搬起来，把我从泥水里拉了出来。更糟的是，我的相机和镜头都进了水，还有胶卷、电池也都泡了水。我赶紧检查相机，让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相机进水后，电路不通，无法使用。手里拿着沉甸甸的湿相机，我傻了，光着脚，湿着身子，呆呆地愣在一边，干看着摩西忙活。他先从河里拎起车往岸边推，而后又回到水里摸我俩的鞋和袜子……

我的心情沉重极了。

此时，我已无法形容自己有多么沮丧。我知道在这里根本别想找到修理这种新型而又专业相机的人。作为摄影师，相机就是我的武器，而没有武器是无法进入战场的。如果因为失去武器我不得不撤离战场，这次来西非的采访不就泡汤了吗？

回去的路上，正赶上马地麦村的人们刚刚埋葬完今早死去的那个女人。我算了一下，这个女人从死亡到下葬不到12个小时，而且，她就埋在去马楚村小路旁边的树丛里，人们刚刚围着她的坟墓砍出一个圆形的空地，很神秘，也很阴森。这是我所见到的下葬最快的人。

经历了这些，我觉得胆战心惊，心如乱麻，精神简直快崩溃了。

这时，我突然想起在肯地亚马村曾掀过恶魔的草衣，难道这就是上帝对我的惩罚吗？摩西的话真有那么灵验吗？

路上，人们见我浑身是泥，不停地指指点点，纷纷议论，还有人高喊：“快看！白人摔了，白人摔了。”

到家后，我赶紧找了一大堆深色的衣服当暗袋，把带着水的相机埋在里面，将未拍完的胶卷卷回暗盒卸下来，心疼地用镜头布擦了又擦，然后把卸下的镜头、电池、取景器一一摆开晾着，希望一小时或两小时后，能给我一个惊喜。

阿米知道这件事后，一直在安慰我，并且专门为我做了晚饭。

晚上我告诉她，明早还要赶到丛林里，并在那儿住3天。她一听，顿时急了。

“你知道吗？如果你跟着她们进丛林会意味着什么吗？”

“？”

“死亡。你别想活着把你看到的东西带出来，那是绝对不行的。除非你是个瞎子，或者蒙上眼睛去。”

我告诉她是酋长老婆亲自同意的。

她笑了笑说：“你别那么天真，酋长的老婆你了解吗，她一个人能保护得了你吗？别说住3天，就连一天都别想过。你住在我家，我必须对你负责，我说了不能去就绝对不能去，我可不是开玩笑，弄不好你要掉脑袋的。”

过后，她特意把她的几个好朋友和邻居找来说服我，所有人都劝诫我，去参与SecretSociety的事情很危险，这种带有原始宗教的文化和风俗很神圣，也很深奥，绝对拒绝外人，如果为一次活动丢了性命，实在不值得。

想了想，一个人出行，最关键的是要听别人的劝告，一意孤行必定要吃亏。回想今天早晨被打，再到摔到河里，现在连相机是否能用都没把握。这些对我都是一种警示，我早就应该警觉了，也许老天发现我最近有些忘乎所以，才连连给我发出种种警示，要谨慎从事，以防更大的灾难降临。

在以后的两天里，阿米全家人都为我的相机不能工作而感到难过，她们甚至吃不下饭。特别是西西，扶着墙，步履蹒跚地来到我的房子，特意为我送上水果，安慰我，完全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体贴入微。

然而，就在相机进水的第三天清晨，我拿起相机，看到里面的水完全干了，便重新装上电池试机。哇！相机居然能工作了。当我把这一消息告诉阿米的家人时，她们高兴得人人与我拥抱，还在门口跳起了舞，惹得过路的熟人老远就打问，家里遇到了什么喜事。这种真挚的情感，让我终生难忘。

又过了几天，也就是西亚的孩子出生的一个星期，家里突然来了一个神秘的男人。他手提一只破箱子，戴了一顶压得很低的帽子，走进了西亚平时带孩子睡觉的房间。过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听见屋里传来婴儿凄厉的哭声，我以为孩子病了，便冲进去想看看是否能为西亚帮点忙。只见那个神秘的男人手捧一堆东西，很从容地从房间走了出去。我下意识地感到，那人来自医院。

“孩子肯定是病了。”我断定。

阿米说：“他是医生，但孩子并没得病，是我请来的，你知道Circumcision（割包皮）吗？”

我想起了在莱索托同样有这种割礼，但都是16至20岁的男孩，便问她，孩子还这么小，就行割礼，岂不是太受罪了吗？

她说：“在我们这里，农村把这种手术看作一种风俗，到时他们要举行隆重的仪式。而在镇上却没那么复杂，这种手术其实并不是人人都要做，完全根据父母的意愿。我觉得早些做，对孩子的身体有好处，而且年龄越小，受得痛苦就越小，比较容易做。等孩子年龄大了，不仅手术难度大，也很受罪。”

她说得的确有道理，不过根据传统习俗，少年时做这种手术前要接受一系列的锻炼和学习，为的是使孩子能够更好地成人。许多非洲国家，就是利用这种手术习俗对孩子们进行成长教育，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使他们了解一个成年人应当担负的责任。

三、伴着祖坟生活

在肯地亚马村发现的祖坟修在家里之事，一直谜一般地悬在我的脑海中。

我决定再去那个村问个究竟。

我和摩西刚进村，只觉得有股阴气压得我喘不上气。我问摩西是否也有这种感觉，他说：“走进这个村反而觉得更精神，更有力量了。”我知道他是有意跟我作对。

按照老规矩，我们还得先拜见凯库拉酋长。

他不在家。

我们直奔有祖坟的那家人。

还没进门，就听到从屋里传来了歌声。

“一定是有情况，快走！”我边催着摩西，边往屋里冲。

“子……等一等，这种歌是唱给死者的，你不能冒犯，小心点。”摩西追着我喊道。

想起上次在这个村因不守规矩而发生了系列倒霉的事，我学乖了许多，赶紧停住脚。

走进这个家，只见坟墓四周围满了人，他们一个个面无表情地正在唱歌。

“今天可能是死者的忌日。”摩西小声对我说。

这时，主人见我们来了，主动迎了上来。“我叫巴斯（Bassie），欢迎来我家。”又一个叫巴斯的，还能讲几句英语。

据巴斯讲，家里埋着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祖父，另一个是他祖父的弟弟。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家里农忙，没能给两位老人送东西吃，老人觉得饿，老给家里人托梦。他妈妈最近就老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所以，今天特意把亲戚们请来，当着大家的面向老人道歉，并给他们送上饭和菜，把家里最近发生的事情对老人们诉说一遍。

巴斯的祖父兄弟相继死于1979年，这座房子是他祖父40年前盖的，祖父在世的时候与祖母住在这里。最重要的是，祖父不仅是他十分敬重的人，也是受全村人尊敬的长者。

巴斯用不大流利的英语对我说：“在我眼里，祖父兄弟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是神，他们能战胜一切。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死，只是在地下生活。人间发生的事情他们都知道，当我有困难时，他们会帮助我，给我力量和智慧。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我感到很幸运。”

当我问道巴斯父亲的情况时，他笑着说：“祖父是我妈妈的父亲，我从小跟着妈妈长大。爸爸1986年死于离这儿十几公里以外的丹巴村（Daballa），那是他的老家，他当然喜欢留在那儿。”

我觉得这件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本想再追下去，看见摩西给我使了一个眼色，就没再问。

摩西告诉我，在非洲，许多人信仰上帝，但是，在创造了人世天地之后，上帝就回到天国去了，而他那伟大的力量与他离后人遥远的距离，都是当今人们无法贴近他的巨大障碍，人们无法真正地与他相处。而人们需要他胜过了需要一切，所以，只好通过祖先来传递信息。因为，祖先首先是曾经与人们生活过的亲人，祖先之灵，也是人们最亲近的神灵。另外，人们相信许多真正伟大的祖先已经超脱了死亡，他们生活在一种特殊的精神世界中，但他们仍然关心着本家族的事情，所以，祖先是人们可以信赖的神灵。

记得我曾生活过的莱索托王国的塔巴姆村庄，人们同样崇拜祖先亡灵。他们认为，祖先的灵魂已经脱离了肉体的灵魂，有自己的生活世界，有同人们一样的欲望。不同的是，他们中有的人灵魂已经转化于人世间的另一物体，或已转往别的世界，但不论怎样轮转，他们的鬼魂仍与生前的氏族、部落保持一定的联系，并参与一些大事的谋划，给予必要的影响。只是那里没有将祖坟埋在家里的现象，但他们每年都会举行祭拜仪式，像崇拜天神一样，崇拜着自己的祖先亡灵。

而且我发现，不论是南部非洲的莱索托，还是西非的塞拉利昂，后人都喜欢沿用长辈的名字。摩西告诉我，他出生时父亲已经72岁了，在他11岁时，父亲去世了，死时83岁，当时他什么病也没得，是老死的。那时他母亲才27岁。他说，爸爸结婚后的第一个老婆，一直不能生育，在他70岁的时候，才娶了摩西的母亲，而那时他妈妈不过才十六七岁，摩西是这个家的大儿子，所以家人特意给他起了父亲的名字，也是象征着父亲生命的延续。

而我在莱索托塔巴姆山村时，与我形影不离的“保镖”马丹给索老太太，用的是她祖母的名字。

这时，村里一位叫麦克（Michael）的男人凑过来，很有礼貌地对摩西说了些什么。摩西赶紧向我介绍到：“子，你还记得在镇上采访过的木薯加工厂的老板吗？”

“当然！他有7个老婆，跑了4个，留下40多个孩子，叫马告（Magao）。”我说。

“那是我的大哥。”那人说。

“我想起来了，你好像是上次与乡亲们开会时，给他们当翻译的人，对吧。”

摩西赶紧接话茬说：“就是他，他曾在钻石矿工作，战争使他失去了工作，只好回来了，现在年岁大了，也没法外出了。”

“难怪他的英语说得那么好呢。”我说。

“你上次与酋长坐过的墓地就是我家的。那里埋葬着我的祖父、祖母、父亲，还有几个姨妈。他们都是全村人非常敬重的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安葬在村里最好的位置，而且每隔两年都要粉刷一遍，那里有老人睡觉的地方，我们还要管他们吃喝。这样，老人才能帮助我们，向我们传授智慧。”

停了一下，他贴近我，并小声说：“人是不能得罪老祖宗的，要不他的日子肯定不好过。”

之后，他把我拉到上次与酋长他们坐过的那座“凉棚”里坐下，我俩的脚下都踩着祖先的坟墓，我对他指指脚下，言下之意，把祖先踩在脚下是不是不太好？他说：“祖先的神灵在心里，是不是真心崇拜，他们很清楚，得到的回报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坐稳后，他又很神秘地对我说：“其实，我们对祖先的神灵既崇拜，又很害怕。你知道吗？他们的神灵无所不在，他们可在你呼吸时，打呵欠中，或者从梦里进入。还有，你知道为什么要给死去的人举行葬礼？”

我想说：“那是对死者的一种纪念，也是活着的人寄托自己哀思的方式。一个人出行还有人送行呢，死后当然也要送他一程。”

他并没表示什么，只是点了点头接着又说：“人死后，灵魂不会马上离开这个家庭，它需要借助活人为他举行的葬礼找到通往阴间的道路，这就要看后人为他举行的葬礼是什么形式和有多大规模了。”

当我脚踩着他人祖先的坟墓，与一个刚刚相识的当地人谈论死亡、灵魂、阴间之类的话题时，我是绝对不能不信这些的，甚至连怀疑都不能。我不是一个宗教学者，对此也没有太多的兴趣，但我从内心却非常尊重这种崇拜，它是一种原始宗教的文化，并非简单的膜拜。

回来后，我从一些资料中了解到，祖先崇拜是非洲当地人传统宗教中极为重要，也是最典型的一种文化形态。在非洲传统社会里，祖先崇拜大致分为两种形式，一种为有血缘关系的家族祖先，另一种则是历史人物的祖先。

祖先崇拜的意义，就在于他能有利于稳固家庭和部族的安定。因为死去的祖先能保佑其后裔，能帮助那些空虚与无助的人，充实他们的精神，完善他们的境界，引导他们改变现状。

然而，每当夜幕降临之际，我只要一想到巴斯的家人一生要与那两座坟墓伴随在一起，不免心里觉得瘆得慌。而生活在肯地亚马村的人们，同样被包围在坟墓的环境中，村里好像一座大墓地，使人处处感受着阴间传来的气息。

四、SecretSociety使我人神难辨

马楚村又要搞活动了，还是与SecretSociety有关。事先我到处找摩西，就是不见他的踪影。在这个一没电话，二没传呼的地方，我只能耐着性子等待。但这次活动时间紧，我只好到处给他留言，然后仍然自己上路。

这次不同的是，必须途径那座SecretSociety女人的坟墓。一想到这事，我心里就发抖。然而，想到巴斯家把坟墓设在家里，能保佑活着的人，也就壮着胆向前骑。丛林里太寂静，绵延的小路上连个人影都不见，结果边骑边自己吓唬自己，那个前几天死去的女人会不会披头散发地从丛林里蹿出来？丛林里会不会出现蒙面大盗？……

离那座坟墓还有几十米的时候，我的心情越来越紧张，连整个空气也变得沉闷起来。这时，不知从哪儿传来“哗啦，哗啦”的声音，这声音富有节奏，而当我停下车，想听个究竟之时，它又消失了。但一骑上车它又出现了，我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自行车，没有任何故障，而我的前后左右也没有任何异常现象，难道是从死者的坟墓里发出的声音吗？经过那女人的坟墓时，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壮着胆，头也不敢偏，飞也似的穿过去了。

可是穿过墓地之后，这声音依然存在。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我兜里放着的十几盒清凉油，在我蹬车时，与大腿碰撞发出的声音。嗨！真是庸人自扰啊。

来到马楚村不久，摩西也赶来了。

这里云集了足有上千号人，像过节一样，到处充满了喜庆。

“今天究竟是什么活动？”我问摩西。

“一定是SecretSociety今天结束吧。我只是猜测，这儿好像与我家的村庄不大相同。”他说。

又是这个SecretSociety，我简直弄不懂，根据字面解释，这个SecretSociety应理解为“秘密社团”的意思，但这个意思早已让摩西否了。而且，谁都不肯告诉我，他们究竟在做什么。

“即便你不告诉我，今天我也要弄清楚。”我对摩西说。

他看看我，诡秘地笑了笑。显然，他仍然不准备告诉我。

我决定甩开他，自己冲到人群里拍照片，然后找机会问一问有可能告诉我的人。照片已拍了不少，可不论我问谁，都碰了钉子。问女人，她们说：“你看这儿有那么多男人，不能讲。”问男人，则一律说：“你是女人，不该知道这些，这是我们的风俗。”

此时真让我痛苦不堪，拍了这么多照片，却不知拍的是什么，也不知往下该拍什么。这时，我决定停下来，瞄准一个目标，打开突破口。

正当我站在小土坡上，探着头想找人的时候，听到身后有人喊我的名字，回头一看，是一个穿着深灰色制式短装、一副政府官员派头的男人。我以为这下机会来了，心想，这人像是个有文化的人，一定不会那么守旧，并且，他能叫得出我的名字，肯定认识我。我满心欢喜地刚想迎上去与他套磁，谁知他竟是一脸严肃的样子。还没等我开口，他先说话了：“子，你跟谁来的？他没告诉你，今天的活动你不能拍照片吗？”

“不能拍照，为什么？”我装出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你是女人。今天的活动是对男人的。”他说。

“这里不是有那么多女人吗？”我问他。

“对不起，你与她们不同，这是我们的传统风俗。所以……对不起，请你还是带我去见陪你来的人吧，他在哪儿？”他说话倒挺客气。

我俩去找摩西。我不死心，想问问他今天究竟搞的是什么活动，可他始终皱着眉头，只字未提。我不知此人的来路，真担心他搅了我的好事。

见到摩西，他俩说着曼迪语，只觉得那人说话语速特别快，声调也挺高。我站在一旁使劲竖着耳朵，就是听不懂，干着急。这时我听见摩西提到“巴尼”，接着他们又说了几句话，那人回过头对我说：“子，请等一会儿。”说完就走了。

他走后，摩西告诉我，那人是巴尼办公室的官员。但摩西并没告诉我他俩交涉的情况。此时，我不知自己是否还能继续留下来拍照片，只有悬着一颗心耐心地等待。

看着村民们手舞着“瑟布瑞”（当地最流行的一种民间打击乐器，用晒干的葫芦、纽扣和尼龙绳制作的），敲着富有节奏的鼓点，欢快地唱着歌，跳着非洲的踢蹋舞，心里真是痒极了。

大约过了15分钟，那人带了两个男人，走到我面前说：“子，他叫班嘎利（Bankali）是专门保护你的，但你只能拍一会儿，不可久留。”

我一听高兴得撒腿就跑，跑了几步才想起忘了向那人道谢。于是，我边跑边回头向他致意。他们跟在我身后紧随着我奔跑，连摩西也不得不跟着一起跑。

这时，在距我不到20米的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从头到脚披着草衣的怪物，头上还镶嵌着三面小圆镜子。我下意识地停住脚步，被眼前突然出现的“怪物”弄懵了。此时，许多人高呼着向“怪物”跑来，众人立刻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只见“怪物”在人群中手舞足蹈，又蹦又跳。

“别怕，这是恶魔皋布维，是来驱邪、跳开场舞的。”班嘎利的英语说得不错，他说自己上过十几年学。

据传说，很久以前，自从人降临在这个世界，恶魔就缠绕着人们，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尽管谁也没见过恶魔的真实面目，但人们确信，这是个事实。起初，他们把一切天灾人祸都归结为是恶魔造成的，对他既憎恨又害怕。一天，有人说在灌木丛林里看见了恶魔，又有人说在大海里也见到了恶魔，还有人说恶魔就藏在深山里。总之，恶魔无处不在。他们诉说着被恶魔缠身的遭遇，但不论谁见到的恶魔都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为此，人们认为，恶魔是天神到地狱的中介，是个不容侵犯的家伙，既然他有生命，就一定也要吃喝，如果他没有得到人们的善待，一旦发威，人间将会爆发灾难。所以从此以后，人们开始往灌木林里、大海边上、山顶或峡谷中供奉恶魔吃的食物。他们发现，这些食物竟然很快被恶魔接受了，从此后，恶魔不再毁坏人们的生活，反而开始保护人们了。时间长了，人们渐渐将各类恶魔划分成不同类型，比如有一种叫索威(Sowie)的恶魔，人们把他想象成黑脸，穿着黑色草衣。他总是出现在女人身后，专门保护女人。为此，他深受妇女的爱戴。刚才那个叫皋布维的恶魔，是专门保护酋长的。在酋长家举行盛会之前，由他为人们跳开场舞，冲邪气，保平安。还有一种恶魔叫咒布利(Joe-bu-li)，这是孕妇和新生儿的保护神，特别是女人怀孕后，从他身上取下一点草线系在手腕上，或将他身上的干草系在新生儿的脖子上，这个孩子今后一定会很聪明。而恶魔法卢（Faluc）非常高大，凡是人们摆不平的事都由他处理，人们怕他又不敢得罪他，每逢他出现时，没人敢反抗，只好听之任之。

据说，今天的场合主要靠一个叫魄亚法（Polyafai）的恶魔在暗中保护，他是男人的保护神。据传说，这个恶魔出现于几百年前，那时，有些男人孤身走在丛林里或河边上，隐约能听到呼唤自己名字的声音，但不论怎么搜寻，却始终不见其踪影。那个声音还说，当你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请走进丛林或河边倾诉，但绝不能有第二个人存在，也不可将此事外传，如果失言，将会立即死亡。

但是，这种恶魔只保护男人，女人一旦与其相遇，如不赶快躲藏，便会从这个世上销声匿迹。所以，每逢重大日子，人们常在丛林里或河边为恶魔摆放充足的食品，以求他们的宽恕与保佑。

在恶魔跳完开场舞为人们驱散邪恶之后，女人们便排列到灌木丛林通往村庄大路的两旁。我猜测，可能有重要人物要到来，便调整好相机，顺着人群往前走了十几米。这时陪着我的班嘎利一再阻止我前行，他说：“一会儿将有大批的男人从丛林里出来，你不能超越界限，只能在此等候。”

只见不少脸上涂着白粉的男人开始穿梭于其中。大约又过了20分钟，从远处传来低沉的歌声，之后，两旁站立的妇女们开始欢呼，雀跃。一支队伍从林子里冲了出来。打头的是一些酋长们，我看见巴斯酋长和古里瓦?萨姆都在其中。不过，今天他们的装束与往常截然不同。他们头上缠着白布，手里还举着大约有1米宽、3米长的布，后面跟随着成群结队的男人。他们有的脸上涂着白粉，有的高举着双手，哼着富有节奏的调子，慢跑着前进。在长布的下面，遮盖着几十名十一二岁的男孩。等队伍进村后，酋长突然宣布解散，这时，所有男孩的父亲都让孩子坐在自己的双肩上，各自回家了。

“怎么？等了半天，就等了这么一声‘解散’？”我被这样突然的散场弄傻了。其实，我已经意识到，这就是男人成年礼的结束仪式。

这时，班嘎利才告诉我：“的确如此。从现在起，这些孩子已经不能称他们为boy了,他们已成了man。”过去这些进森林的人要去三四个月，而现在不过一个星期或一个月，他们在那儿除了行割礼外，最重要的是接受良好的教育，懂得如何做人。

第七章

不打难成交

一、“回家”过小年

年前，我从村里采访回来。进家第一件事就是抱着水瓶痛饮，似乎再也没有比干渴之极得到痛饮更幸福的事了。阿米见我回来了，急得直喊：“子，W已经来过两趟了，他说接到中国大使馆的电话，让你去弗里敦。”

使馆把电话打到联合国观察员的驻地一定是有急事。难道是家里出了什么事？也许是快到春节了，使馆让我去弗里敦过年？可是事先我已经专门给樊大使写过信，表示我不打算过这个年了。因为，今年的元旦我是独自骑车去农村度过的。尽管那一天我疯狂地拍摄了许多照片，但思念亲人的酸楚滋味仍让我难以忍受。我害怕在这里过节，特别是过中国人的节日，我不愿意让自己的情感陷入一种思乡的痛苦中，更不希望自己为此伤感地躲到丛林里默默地流泪。可我是个女人，是一个充满了情感的女儿和妻子，我很难刻意地抑制自己。所以我准备像往常一样，与我的当地人家庭在一起，无声无息地将2002年的春节平淡地度过。

我什么都顾不得干，心急火燎地站在门口向马路上不停地张望，期盼着W的身影快点出现。不知是因出过汗全身湿透的缘故，还是精神过于紧张，只觉得心里发慌，手脚冰凉。算了一下，我离开家已近3个月了，也不知家人的近况怎样，但愿千万不要发生什么意外。

W终于出现了，结果是一场虚惊。

原来是樊大使对我在这里的情况不放心，坚持让我在腊月二十八那天去使馆参加专门为中国人举办的新春联欢会。

可我真的想把2002年的春节在记忆中抹掉，特别是我还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尴尬，那就是我根本找不出一件穿得出去的衣服。这儿缺水，每次外出回来被汗水浸透了的衣服也只能泡泡了事，所以，我的每件衣服不是充满了斑斑点点，就是有股酸味儿，而我又是个喜欢整洁干净的女人，以这样的形象回“娘家”着实有点难为情。

然而，W却极力反对：“梁子，春节是咱们中国人的新年，你不是说使馆和城建是你在弗里敦的家吗？那你更应该回家过年了。再说樊大使一直很关心和惦记着你，至少你也应该给他们拜个年吧。而且，你也该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这样也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下一步工作。”

W说得有道理，中国人讲究回家过年，我不是个没家的人，应该回去给家人拜年。于是，我决定去一趟弗里敦。

听说小飞机暂时停飞，只有挤长途车，这也是唯一的办法。

谁知，临走的前两天，W突然来找我，他说，队里的传真机坏了，派他开车去弗里敦总部修理。他向队长请示过，并且已经得到批准，我可以搭乘他的车去弗里敦，时间是3天，同行的还有一位副队长，是位坦桑尼亚的军官。

想到很快就能见到许多自己的同胞，尽情地吃中国餐，随意地说中国话，还能给家里打电话，听到来自北京的消息，享受弗里敦大西洋的海滩，我的兴奋度便达到了极点。两天来，从早到晚我放声高唱着中国歌曲，强行教阿米的家人说中国话，弄得全家人都像得了神经病。上到80多岁的西西，下到她3岁的小孙子，嘴里都不停地念叨着：“你好，再见，谢谢，早上好，晚上好。”朋友来串门看到这种情景，还以为家里开设了中文学习班呢。下午，去向摩西打招呼的时候，这家伙很会说话：“子，你确实该休息几天了。祝你在弗里敦玩儿得愉快，见到中国大使就说摩西向他问好。”

等待着上路的时刻，心情是复杂的，这毕竟是我来博城两个半月以来第一次外出。

2月8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我特意挑选了几个当地人送上的新鲜菠萝，准备亲手送给樊大使，这可是来自塞拉利昂最底层村民的一片心意。我和W还有那位坦桑尼亚军官终于上路了。

汽车行驶在被毁坏的公路上，我坐在车里，被颠簸得东倒西歪，上蹿下跳，但丝毫不影响我的好情绪。我默默地在心里筹划着这仅有的3天美好时光该怎样度过。W心很细，特意在车里放起了中国歌曲的磁带，并对我说：“从现在开始，我希望你全身心地感受中国，痛快地放松3天，保证对你下一步工作有利。”

耳边回响着熟悉的中国音乐，我的心被融化了。都说音乐无国界，连坐在副驾驶座上的黑人军官也听得心醉神迷。

中午，当我们的汽车离首都弗里敦还有三四十公里时，右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只有在都市才能看到的广告牌，我们的汽车也随即驶上了平缓的柏油马路，这时大家一阵欢喜，只觉得身心立刻放松了。

然而，当汽车进入拥挤的市区时，看着窗外人车混杂地相拥在狭窄的大街上，一辆辆破车的身后，排放出阵阵废气，扩散到拥挤的人群里，我又有种侥幸的心理，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这座城市里。两个多月的丛林生活，使自己似乎已难以适应眼前的嘈杂。

W先把我送到我在弗里敦的临时住地——北京城建集团承建酒店正在施工的工地，然后去总部办事。

事前，我已经知道了女经理陈永涛和一些我所熟悉的技术人员，于两个月前被调换回国。好在新来的曾凡军经理与我有过一面之交，对我的到来热情有加，不仅立即给我安排了住处，还拉着我往楼下食堂走。他边走边说：“你在下面那么久，一定很想吃点家常菜吧。你的运气不错，今天下午我们有6个人回国，中午为他们送行，搞了不少好菜，咱们好好喝几杯。”

走进食堂，桌上已经摆好了菜，肘子肉、鸡、牛肚……我畅快地猛吃了一通，早已顾不了什么女记者形象了，既然都是一家人，就当家人不会嫌弃我，3天按倒计时算，吃一顿少一顿，决不能让它虚着过。最痛快的是，在饭桌上可以用自己的母语一吐为快，这是从未在异域生活过的人无论如何也感受不到的愉悦。

特别是在这儿，我不用费力地从井里一桶一桶地拎水了，也无须把水灌在矿泉水瓶子里，举在头上，当淋浴洗澡了。我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凉水澡。然后，开着水管清洗自己的衣服。这一切对我来说就像进了天堂。

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刚到弗里敦时，第一次走进这里，看到陈永涛住在这样的地方，还暗自为她心酸了好一阵子。如今，这里一切如故，却成了我眼中的天堂。想一想，幸福的要求有时真的很低，不过是对比出来的罢了。

腊月二十八的晚上，坐落在弗里敦东边半山上的中国驻塞拉利昂使馆格外热闹，驻塞中资机构的代表和联合国派驻塞拉利昂的所有中国军事观察员及驻塞的华人、华侨欢聚在一起。使馆大厅里被人们的交谈声覆盖着，熟悉的朋友们相互拜着早年，聊着天，脸上洋溢着喜悦。使馆所有工作人员都在为大家辛勤地忙碌着。在一片喜气欢声中，没人注意到我的存在，也没人能感受到我正在静静地享受着喧闹中的孤独。我独自默默地坐在离主桌最远的角落里，看着正面墙上“欢度春节”4个大字，感受着眼前熟悉的场面，特有的祥和气息，片刻间，好像回到了国内，回到了亲人们的身边。然而，不知怎么搞的，转眼间我的心又飞回了博城，我想与我同甘苦的摩西，想阿米和我的黑人家庭，要是他们在场，肯定会坐在我的身边，还会与我一起跳舞的。

这天晚上，我彻夜未眠。我无法解释自己内心发生的变化。无端地打乱了自己的情绪，竟然连原因都找不到。多么难忘而又美好的晚会，我却提不起精神，连精美可口的饭菜都没心情吃，我究竟是怎么啦？好在没人看出我情绪低落，一切又都很快恢复了。

原定大年二十九往回走，W突然发起了高烧，浑身软得像面条，他只好向队里请假在弗里敦多待一天。

临行前，曾经理一再挽留我过了年再走，可我更希望尽快回到那个我十分熟悉的小镇。匆忙之中，他把一个塑料袋交给我，说：“差点忘了，这是陈永涛临走时留给你的。”

“什么东西？”

“自己看吧。”

塑料袋里装了一堆从国内带来的卫生巾，还有一把宝剑，这宝剑不长，还带着红穗，她肯定是留给我防身用的。这个陈永涛，总是把温暖留给我，无法不让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告别了城建的一帮哥们儿，我又去了阿李的中华餐厅，我对他说要带50个春卷回去。他一听，吃了一惊。

“你疯了？这天儿哪放得住呀。”阿李以为我是自己吃，劝我少带一点。

我对他说：“家里几十口人，这些还不一定够呢。”

他说：“看来你把那儿真当成自己家了，这是好事。”

阿李给我用锡纸每包装了10个，包了5包，并特意交代我到家后立即打开晾着。我笑了笑说：“这么香的东西，到家会立刻一扫而光的。”

之后，阿李又从屋里拿了一瓶酱油，一瓶醋，还有几瓶野山椒，装进塑料袋里说：“带着吧，这些都是你用得着的，自己在下面小心点，祝你一切顺利。”

临行前给樊大使打了电话，给他拜年的同时也向他辞行。

他在电话里让我去拿一箱方便面，并一再提醒我注意身体与安全。我对大使表示感谢，同时还向他保证会健康、安全、顺利地完成任务，请他一百个放心。

就在我们即将上路的时候，我看了看表，此时正是北京时间2002年大年三十晚上8点整。家里的人此时正在干什么？我拨通了给家里的电话，电话那头立刻传来春节联欢晚会刚刚开始时的欢快音乐，我对妈妈说：“今天是年三十，只能在电话里给您拜年了。我这次离开弗里敦，可能又要很久才能再跟家里联系，您不用担心，我一切都很好。”

妈妈告诉我，丈夫节前也出国了。她问我大约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不知道，因为拍摄捕鱼要到4月份。

妈妈又问我，什么时候还能再来电话。我仍说，不知道。

她拿着电话，许久没吭声……

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小镇上打电话实在太难。而等到再回弗里敦与家人通电话的时候，也就是我回家的时间了。

放下电话，我默默地难过了好一阵，想到电话那头的妈妈一定比我更难过。因为我知道，自从我来非洲，亲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我，如果我能报个平安，对她们就是最大的安慰。

二、痛下决心，赶走保镖

“子回来了……子回来了……”我们的车还没停下，就有人站在阿米门前大喊。

阿米扭着肥胖的身体，向我打着招呼，急切地向我走来。我没顾上拿东西，也快速地朝她迎了上去。我俩紧紧地拥抱，谁也没说话。

过了片刻，她对我说：“去看看西西，她从昨天开始就坐在门口等着你。”

我抬头看看老太太，这会儿正坐在房檐下慈祥地朝我微笑。我走过去，轻轻地拥抱了老人，然后俯在她的耳边对她说我想她。

老太太眼里滚动着泪水，也轻声地对我说：“你回来就好，我很怕你不回来了。”

我说：“这也是我的家，我怎么能不回来呢？”

她点了点头。

这时，有人替我从车上拿下东西，我和阿米一起进了屋。

回到我的小屋，处处充满了温馨，屋内被打扫得一尘不染，床单也换成了干净的，水桶被装得满满的，连两个脸盆都为我装满了水。

我赶紧把一包包春卷往出掏，并对她说：“尝尝中国的春卷，专门给家里人带的。”我从中拿出一包留给摩西，剩下的都交给了她。

这时，阿米突然压低了嗓门对我说：“子，对不起，你走后的第二天，小偷又来了，还把你的窗户给撬开了，等我们听到动静跑过来时，人已经跑了。”

我一听，脑子“嗡”了一下，立刻想起了我的手提电脑。我赶紧打开旅行箱看见它仍然安稳地躺在那儿，这才松了口气。走的时候我把摄影和摄像器材都带走了，只把电脑留了下来。心想，这么几天不会有意外的，谁知却偏偏出了事，好在只是损失了几件衣服。多亏阿米家人来得快，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不过，我窗户的手扳扣已经被小偷撬了，阿米只好找了一根长长的电线替代。她说：“以后每天晚上你得多绕几圈，要不他们还会弄开的。”

我赶紧让人给摩西家送去了一包春卷，意思是告诉他我回来了。

没过5分钟，我正在洗脸，就听有人敲我的门说：“子，那东西太好吃了，还有吗？”

我说：“没有了，下次给你吃别的。”

要是带上100个就好了，我心想。

给摩西送春卷的人回来说，东西送去了，但没见到人。

第二天早晨，我以为摩西会来，早早地起了床，心想，今天是中国的新年，我要去村里过一个一生中最难忘的春节，为此还专门骑车去镇上的商店给村民们买了香烟，给孩子们买了糖，希望他们能与我一起分享中国节日的快乐。

然而，一直等到夕阳西下也没见摩西的踪影。我跑到他的办公室，看到的是一把大锁，又派人去他家，仍然没人。这一天就这样在等待中无聊地过去了。

第二天，第三天，仍然是杳无音信，直到第四天上午摩西才露面。一见面他就跟没事人似的：“子，我估计你该回来了，所以来看看。”

“我跟你说过只去3天，当然早就回来了，再说，我回来的当天还特意让人给你送去了中国食品，难道你不记得啦？”

“中国食品？”他一脸什么都不知道的表情。

“怎么？你这几天没回家？”

“我……回……是的，中国食品，我知道，谢谢！”

看他奇怪的神情，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既然他不说，我也不便问。

我对他说：“明天去村里你有时间吗？”

“当然，没问题。”

于是，我们说好，第二天早上8点他来找我。

然而，第二天到了上午11点他也没来。我一气之下跑到他的办公室，他没在。他的领导说，刚才还看见他在隔壁办公室，可是到处找都没有。我突然发现他的自行车就放在院子里，断定他没走远，便对他领导说：“我找他有急事，请他回来后，到我家去一趟。”

我这些天的等待和着急，细心的阿米都看在眼里，她劝我不要着急，并说：“你最好不要再用摩西，有些事你不知道，因为我们都是这个镇长大的，互相之间很清楚，上次你跟着他回家，他说摩托车是租的，让你付了多少钱？”

“7万，还给了他妈妈2万。”我说。

“我的上帝！你怎么能给他这么多？而且，他在骗你，那辆车根本不是租的。”

我对阿米说，摩西告诉我，租摩托车每公里1万利昂。阿米立即把邻居找来核实，那人说是每公里5000利昂。

这时，我突然又想起刚来时，摩西曾经让我帮阿米垫付过2万利昂，事后阿米不仅没还我钱，甚至连提都不曾提起过，虽然那2万利昂我本不打算要了，但总觉得这事有些奇怪。于是，我顺便询问阿米是否还记得这事。

阿米一听大发雷霆：“子，我从来没让任何人帮我垫付过钱，如果是摩西帮我处理的这件事，他应该很快告诉我，让我把钱还给你，可是他从没跟我提起过，你肯定被他骗了，我一定要当面收拾他。”

于是，她边骂，边找人去叫摩西。

接着，她又回过头来对我说：“子，你不要再用他了，他还会骗你，你赶快向巴尼汇报，让他换人，或者我另给你找人。”

听了阿米的话，再想到摩西近期的表现，我的思绪乱极了，一时间陷入了极度的矛盾中。

回想摩西与我朝夕相处两个多月，吃了不少苦，最重要的是，他已经了解我需要什么，而且能向人们介绍中国和塞拉利昂的友好关系，这对我进村取得酋长的信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何况，他已学会如何使用照相机和摄像机，能为我随时拍摄个人资料。这几天他的确耽误了我不少时间，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呢？

我决定找他谈谈，弄清原因再说。

又过了两天，摩西突然来找我，说自己前些日子去了弗里敦。当时走得急，来不及跟我打招呼。我问他是否还想跟着我，他一口肯定地说：“当然！”并且表示愿意跟我马上去村庄。说完，又小声对我说：“子，能不能再预付我一些工资？”

我坚决不答应。

他又说：“那么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去办公室拿个东西，10分钟就来。”

于是，我全副武装准备好，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一等又是一个多小时。而他的办公室离这儿骑车来回不过10分钟。我越想越生气，一股火直往脑门上蹿，立即骑上车子飞似的直奔他的办公室。这下我更生气了，谁知，他的同事说，一个小时前他曾在此晃了一下，说是要陪我去村里。

我刚从他办公室回到家，他也与我同时到了。这时，阿米站在屋外愤怒地看着他。我原以为他会向我解释，可是他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

我问他：“摩西，你不是说10分钟就回来，你看现在几点了？”

“难道我办自己的事不行吗？”他倒变得理直气壮起来。

这下我更火了，对他说：“摩西，你听着，从现在起，我们之间的一切都立即停止，立即！你可以走了。”

没想到，他竟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干脆地说：“可以，没问题。”

说完他把自行车的钥匙交给我，扬长而去。没过半分钟，他又回来了，对我说：“请把你屋里的电扇给我。”

“为什么？”我问。

“那是我买的。”

我一听有点懵，心想，那电扇怎么会是他的呢？

我赶快把阿米叫来，她一听，冲着摩西大喊：“摩西，电扇是政府出钱派你去买的，怎么能给你呢？你算什么，要还也是还给政府。”

摩西二话没说，扭头就走了。

望着摩西远去的背影，我一时不知做什么才好，一个人坐在水井的台阶上，想了很多。自己在这里生活，已经面临了不少困难，再被他扰乱了心情，实在不值得。我应该振作起来，一切都重新开始。

三、让我难以容忍的新保镖

我立即找了阿米，对她说现在就想去村里，请她帮我立即找个合适的人。她马上派人去了邻居家。

这时，她告诉我：“前天有人看见摩西站在做头发的小店门前，听说他又新交了一个女朋友，并且把埃丝特给甩了。”

我心想，难怪我付他的钱花得那么快，兴许这就是他最近忙活的原因吧。

这时阿米为我找的邻居穆罕默德（Mohamed）来了。我一看是他，有点失望，因为这个小伙子常在阿米家门前晃悠，给我的感觉是懒懒散散，游手好闲。阿米说：“穆罕默德是个很诚实的人，英语和曼迪语都没问题，他住得又近，今后你什么时候想去村里可以随时叫他。”

我点了点头。

之后，她把穆罕默德拉到一边，又交代了一番。

我刚想把自行车钥匙交给他，突然想起当地很少有人会骑车，赶紧问他：“你能骑车吗？”

他笑了笑，说：“我想……应该没问题，只是……很久没骑了。”

我想，还是先带他去巴塔马村吧。一方面我比较熟悉，另一方面正好还有些东西没有拍。于是，我对他说：“那好，我们现在就走，去巴塔马村。”我把钥匙给了他，向阿米打了招呼，骑上车就走了。

我以为他会很快跟上来，可是我回头一看，他骑着车晃晃悠悠，正在路上扭麻花呢。我只好下车等了他一会儿。尽管我心里觉得不舒服，但嘴上还是劝他不要着急。

由于心里很烦，在去村庄的路上，我几乎没有说话。穆罕默德的体力明显不如摩西。这一路，我几次不得不停下来等他。看着他满头大汗，从裤兜里掏出一个脏手帕，不停地擦着汗，我对他说：“这工作不像你想得那么舒服吧。”

他说：“我喜欢这样，也相信自己没问题，再骑两次就会好起来。只是没想到你的体力这么好。”

好不容易到了巴塔马村，一看表竟比以前去村里慢了大约40分钟。我们刚走到村口，就被一群孩子发现了，他们马上跑了过来，我把一个小女孩抱到我的车座上，又抱起一个男孩儿坐在车的横梁上，推着他们往村里走。这时，妇女们听到动静也迎了出来，还边拍手边唱歌。

看到进村的场面这么热闹，穆罕默德大声对我说：“子，没想到村民们看到你这么高兴，我还是头一回看到村里人这样对待外国人。”

我们在村民们的簇拥下来到班嘎利酋长家，酋长一看跟随我的人换成了穆罕默德，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盯着他，他们用当地语说了几句话。

穆罕默德赶紧对我说：“酋长问，摩西去哪儿了？”

我说：“你说，摩西去弗里敦没回来，所以今天换人了。”

他回答完又问我：“他又问，我是不是政府的，是哪个部门的？”

我又告诉他：“你就说跟摩西是同事。”

一会儿他又问我：“他问，摩西从弗里敦回来后还来不来了？”

这回我急了，心想这家伙真笨，这么点事都处理不了，要是摩西哪用我操这份心。我有点不耐烦地对他说：“随你怎么说都行，别再问我了，自己处理吧。”

我觉得有点不对头，今天这个酋长怎么这么多问题？就让穆罕默德问问他是不是有事。

原来，摩西上次答应过帮他在政府里打听一下，战后政府是否能给村里一些补贴之类的事情，酋长想问问情况。

由于我是带着气出来的，哪还有心情采访。只是带着穆罕默德在村里随便溜达了两圈，在酋长家门前坐了一会儿，并与酋长约定明天再来。

路上穆罕默德告诉我，他曾经当过4年教师，由于当时政府拖欠教师工资长达半年，他和几个同事只好辞了职，改做生意。先去了几内亚，又去了利比里亚，但情况并不如意，无奈又回到家乡。而家乡的战争更惨重，他不得不带着家人四处逃命。现在尽管战争结束了，但他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他很苦恼，他说自己很想找个工作挣钱养家，因为他还有3个孩子，他希望跟着我一直干下去。

听了他的境况，我很同情他。但是内心充满了矛盾。说实话，我对他并不满意。其中有三方面的原因：一，他先前给我留下的“没事儿总在阿米家门前瞎转悠”的印象很深；二，总是把他与摩西相比，不论他处理事情的能力，还是机智程度，包括身体素质，与摩西都有很大差距；三，他缺少朝气，没有个性，更谈不上魅力，是个永远不会与人争执的男人。所以，我从内心难以接受他。

但是，想到摩西所犯下的种种令我无法忍受的错误，既然与他已经分道扬镳了，怎么能先向他妥协？

继续与穆罕默德上路，我别无选择，我需要翻译，而像他这样的“保镖”跟着我，其实是给外人看的。

后来，连续两天跑村庄，穆罕默德有点吃不消了。这天早晨他没能按原定时间来找我，估计累得睡过头了。想一想他也不容易，总得给他一定的适应过程吧。

可是大太阳已经当头照了，还不见他的动静。我有点急了，派人去叫他。不一会儿，看见他拖沓着鞋子，半穿着上衣，狼狈不堪地跑来，连连向我道歉。

我说：“今天咱们还是去巴塔马村，你的身体……”

还没等我说完，他赶紧说自己没问题。

还是那段层层上坡的砂石小路，我也不知道自己哪儿来那么大的冲劲，冲下一个坡，又冲上一个坡，很快就把他甩在了后面。正当我得意的时候，突然觉得肚子疼，好像要拉肚子，心想这下麻烦了。因为知道村里没厕所，每次外出前我都不敢多吃东西，挨饿也比在林子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满处找方便的地方强。但在这里，闹肚子也是常事。尽管肚子阵阵发紧，我还是想坚持憋到村里再找合适的地方。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恐怕难以坚持到村里，还是立即在此解决这件棘手的事。趁他还没上来，我找了一个通往丛林的进口处，赶紧钻进去。正准备往里走，发现距进口处不远的地方有几摊干“地雷”，看来这里曾经有人光顾过。我绕开“雷区”继续往里走，找了一块自认为比较隐蔽的地方，赶紧解决大事。谁知，这时穆罕默德赶上来了，他一看我不见了，一个劲地喊我。我不敢吭声，心里越着急，肚子就越较劲，急得我满头大汗，真闹心。更让我起急的是，他见站在外面喊我没动静，也钻了进来。看样子他真的挺着急，两眼四处窥视着，还不时地叫着我的名字。这会儿我更不敢答应了。怕暴露目标，我不得不悄悄转移地方。这么一来，我肚子里剩余的那点“干货”都被吓回去了。等我站起身才发现，胳膊、腿、身上爬满了红蚂蚁，只只都有1厘米长，我赶紧往下掸，唯恐它们爬到我的耳朵或鼻子里。

穆罕默德看见我从里面出来，立刻明白了。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是担心你出事，所以才进来找……”

我什么也没说，推上车就走。人生的吃、喝、拉、撒、睡五件大事，有一件不痛快都会影响情绪，这会儿我可没心思跟他解释什么。

今天进村是与班嘎利酋长约好的，所以酋长早就坐在自家门前等我们了。

酋长找来一个叫詹姆斯的小伙子，让他为我们制作铺在床上的垫子。

我们跟着詹姆斯来到村口的一棵棕榈树下，只见他用嘴叼着大刀，三把两下就爬了上去，动作利索得像个猴子。他用大刀将树叶砍下来，这是一种羽状的既长又坚硬的树叶。之后，他从树上下来，将每张树叶中间的茎取下来捆绑好，递给我。见我不明白，他弯下腰做了个扫地的动作。

穆罕默德说：“这是笤帚，他送给你的。”

这种笤帚我在莱索托时也见过，但不是用同一种材料做的，只不过是把几根软一些的树枝绑在一起罢了。

之后，詹姆斯将去了茎的叶条，抱到外面的阳光下暴晒，说是晒干后就能铺在床下了。

我被弄得一头雾水，一堆树叶怎么能叫床垫？再说睡在树叶里，那是兔子，哪儿是人呢。我指着地上的树叶问酋长：“你们都睡在这上？”

他看我不相信，带我去了一个人家，一进门黑乎乎的，脚下的土坎差点把我绊倒。屋子很小，进门就是床。酋长掀开床上铺的一个脏兮兮的单子，我一看，下面铺着的简直就是一堆干草。当地这么高的气温，睡在这上面，不用想都觉得热。可酋长说，睡在这种树叶上不仅不热，还能防蚊虫。反正，他们把树叶既当床垫，又当褥子，自有他们的道理，也是当地一种基本生活方式。

说好了今天要给班嘎利酋长和他的老婆拍照，他俩搬了小凳，很认真地坐在我指定的房檐下。正当我准备相机时，突然觉得两只胳膊火辣辣地疼。低头一看，吓了我一哆嗦，胳膊上出现了一道道红印，就像被人的尖指甲刚抓过似的。我赶紧叫穆罕默德看，他说，像被一种毒蚂蚁爬过，这种蚂蚁一旦接触过人的身体，弄不好就会溃烂。我一听顿时两腿发软，赶紧收拾东西就想走，回头一看，酋长和他的老婆正端端地坐在小凳上，酝酿着情绪呢。我赶紧又把相机从包里掏出来，草草地拍了两张，掉头就要走。又一想，怎么也得向酋长打个招呼呀，赶紧让穆罕默德去招呼了一声，也不知他怎么向酋长解释的，反正，我已经背着相机，骑上车先跑了。

路上我一句话也没说，只想快点往回赶，好在一路下坡，但是砂石路很滑，速度太快，几次差点刹不住车，急得穆罕默德在后面直喊。听到他叫喊我心里就来气，心想，要不是躲他，我也不会挨蚂蚁的袭击，跟着他真倒霉。

回去后，我把带的药全抖搂出来，把能擦的都擦上了，这才稍微松了口气。

四、顾全大局，招回摩西

第二天，我去街上找UN的车，给W捎口信，要他来一趟。因为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使我乱了方寸，只能找他商量了。

下午，W结束了巡逻任务急匆匆地赶来。当我把这些天发生的事情向开机枪似的，一股脑地倒给他时，他一直紧锁眉头，始终没有说话。

过了片刻，他突然问我：“说心里话，你对摩西的工作还满意吗？另外，你能不能找到完全可以替代他的人？还有巴尼先生知不知道这件事，你打算怎么跟他说？这些你都想过吗？”

我说：“摩西配合我工作肯定没问题，但他不诚实和没有时间观念让我实在无法忍受。关于巴尼那边怎么交代，我还没想好。”

W很严肃地对我说：“世上没有完人，更何况你是与当地人打交道。你的任务是完成自己的工作，既然摩西与你合作得很好，他又是政府派给你的，还是应该顾大局，把它看作两国之间的事情，而不要当作仅是你个人的事情。”

我认真想了想，W说的的确有道理，做事要顾全大局，我与摩西的关系看似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实际也体现了两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我和摩西已经形成了很默契的搭档。在采访的过程中，他给过我无数的帮助。在没有摩西的这些日子里，我的心情很沉重，做事总是没底。我甚至觉得，有时他像我的拐杖，支撑着我的勇气，使我能勇敢地踏上这片神秘的土地；有时他又像一盏灯，为我照射着弯弯曲曲的小路，以免我在途中迷失方向；有时他像一把伞，为我遮挡风雨，使我能尽享雨后的甘露与阳光。

都是因为我只看他身上的缺点，而将这些可贵的东西轻易地丢弃了。

第二天，W去找了摩西。之后，我们3个人在镇上找了一个地方坐下，交谈了很久。摩西说，这些日子，他感到很痛苦也很困惑，并向巴尼汇报了此事，巴尼说：“只要子没有亲自提出来不要你，你就必须跟着她。”

摩西对我说：“我觉得，咱们俩是兄妹，我有责任关照你，我想去找你，又怕你的脾气……这些天没有你的消息，我心里很着急。我从内心希望你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再也不希望我们之间发生任何矛盾。”

谈完后，摩西小声告诉我，明天是他的生日。临走时，我塞给他2万利昂，对他说：“祝你生日快乐！在这儿没法给你买礼物，自己看着买吧。”

他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手说：“子，我会珍惜今后与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没想到当地人也是“不打不成交”。自从与摩西和好，他的表现与先前完全判若两人。积极的态度，热情的干劲，守时守信，甚至连穿衣戴帽都比过去讲究了不少。每天早晨，他全身都飘散着刺鼻的香水味，离着他有1米的距离，就能把我熏得鼻孔抽搐。早晨来找我时，总是面带着微笑。而我也会对他说：“今天看上去精神不错，很帅气嘛！”

他就接着对我说：“每天早晨起来，我会先喝一杯咖啡，再洗个淋浴，这样一天都会感觉很爽。”

我心想，你就吹吧，谁不知道这都是你从电影里看来的。这里连热水都喝不上，你拿什么冲咖啡，洗淋浴？

我知道这家伙虚荣心极强，有时听他过一过嘴瘾也挺开心的。

更使我开心的是，他再带我骑摩托车出去时，价格从原来每公里1万利昂，变成了免费。早知会有这等好事，当初真该早点跟他发生这场“大战”。

第八章

抹不去的战争阴影

一、钻石的诱惑

几乎人人都喜爱钻石，因为它意味着高贵、永恒，晶莹剔透，永不褪色变质，人们在钻石身上寄予了许多希望，包括对人生、对爱情、对财富的希望和祝福。

钻石素有“无价之宝”的美誉，因此，它又是一种特殊的金融商品，它因品质的恒久，经得起岁月流水的冲刷而具有极强的保值功能。特别是那些稀有的大钻石，除了价值连城，其价格的稳定性也高，它的巨额利润，总会引起人的贪欲，不少人为此铤而走险，沾满血腥。因而，一些盛产钻石的国家，非但没给本国带来财富，反而带来了战争。比如安哥拉和塞拉利昂都是因为钻石生产引起内耗严重的内战的。因而，钻石失去了美名，被人们称为“战争钻石”或“血腥钻石”。

塞拉利昂有着钻石之国的美誉，尽管塞国的钻石产量在全世界排列第七，但其质量却是有目共睹的。这里曾经开采出一颗世界上排名第三，名为“塞拉利昂之星”（StarofSierraLeone），重969克拉的钻石。近年，塞国又发现一颗重1000克拉的巨钻，它将取代原世界上排名第二的“高贵无比”（Excelsior），重995克拉的金刚石。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金刚石是“库利南”（Cullinan），重量为3107克拉。而且，塞国出产的钻石，大部分是品质较好的首饰用钻，因此，塞拉利昂钻石的开采备受世界各国的注目。

我所居住的博城，虽然不是盛产钻石的矿区，但是钻石矿也为数不少，钻石买卖也颇为兴隆。我在当地认识了一些黎巴嫩人，他们大多前边开着商店，后边却进行着钻石交易。我曾在朋友的商店里看到过那些前来贩卖钻石的人。他们把小颗钻石含在嘴里，据说，这样钻石不容易丢失，因为一旦钻石落在地上，很难寻找。通常，收购钻石的商人拿到钻石后，先用放大镜仔细观察钻石的品质，然后再称重量。之后是双方商议价格，如果交易不成，钻石还会被放回主人的嘴里。让我感到惊奇的是，那些小钻石的买卖不论成交与否，都超不过两三分钟。买方经过对钻石的鉴定后开出的价格，如果卖方不认可最多只还一次价，交易很快结束，简直比国内收购废铜烂铁的速度还要快。钻石交易的速度之所以快，就是因为钻石商对不同种类钻石的品质和它相应的价格了如指掌，所以，他一次给出的价格基本是定型的开价，挤不出多少水分，也就没什么商议余地。在这个“钻石之国”的钻石之地，尽管拥有一颗巨钻是许多人的梦想，然而，普通百姓很清楚钻石既能给他们带来希望和财富，也能使他们一生遭受厄运。记得我去塞拉利昂之前，曾经从网上看到：“塞拉利昂的钻石矿最大特点是易于开采，只要拿把铁镐或铲子在地上挖几英尺，就能挖出钻石来，特别是在旱季干涸的河床上，在沙砾上散步也能找到钻石。在塞拉利昂东部地区，一到旱季，大大小小的钻石开采点便星罗棋布。来钻石之国之前，我也曾做过瞬间的“钻石梦”，但此时更吸引我的是钻石所生长的天然环境，以及它的开采过程。

听说在距我居住的镇上30多公里处，有一个叫塞姆贝宏17（SEMBEHUN17）的地方。根据早年英国人的探测，这一带属钻石矿区，并且，每年都能开采出不少钻石。第一次去那里，是我刚到博城不久的一个日子，那时人生地不熟，对当地的一切都心里没底，最大的困难是解决交通工具的问题。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摩西，他说：“镇上有私车我们可以租用。”我当即采纳了他的建议，谁知，30公里的路程，一辆几乎快散架的老式日本皇冠车，竟让我破费了70000利昂（相当于人民币200多块钱）。而且，一路除了看到一棵棵被砍伐的树木横倒在地，几乎一无所获，而这次所花费的租车费，创下了小镇的天价，以至于镇上不少司机见了我就往车上招揽。后来，我熟悉了当地的环境，学会了如何与当地人打交道，又曾多次去过塞姆贝宏17，竟然一分钱没花。

在通往塞姆贝宏17的道路上，道路两边的灌木丛林已经被一片砂石红土取代，地上留下的深坑和小土包就是采矿后留下的痕迹，这里已经完全没有了灌木丛林的绿荫，大树被连根拔掉，粗壮的树干横卧在深坑里，像一个个正在呻吟的病人。被强烈阳光照射的矿井已经干枯，旱季的钻石矿也很少有人干活。我和摩西每次来，总是看到这样的情况不免感到失望。不过，终于有一次，我们突然发现远处有一个人正从林子里走出来，摩西赶紧大喊着问他里面是否有挖钻石的人。巧极了，此人正是钻石矿的老板，名叫凯比（Kebbie）。我俩跑过去向他说明情况之后，他很痛快地带我们走进了一片灌木丛林。往里走了没多远，就看见到处都是横七竖八连根拔倒的大树，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翻了个底朝天，显然我们已经进入钻石矿的区域。凯比说我们的运气不错，平时他们在丛林里开采钻石很少碰到人，今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出丛林，并没想做什么就遇见了我们。也很难有人能找到里面。每逢旱季别人停工时，他们并不因此受太大影响，因为他已经有25年开采钻石的经历，干得可谓相当得心应手了。

走在路上，我对摩西说：“也许你的脚下就踩了一颗钻石，这可是发财的机会，看仔细点，别让它溜了。”

摩西笑笑说，自己一直盼着奇迹出现，如果能踩上一颗巨钻，他会立即变成一只飞鸟，飞到中国过另一种生活。

看来，每一个进入钻石区的人都有自己的美梦。

经过了一条小路，眼前顿时出现了大片的开采矿区，眼下正在开采的只有两个矿。凯比说，这两个矿是他两个兄弟的，这片土地是他爷爷的财产，爷爷是塞姆贝宏17的老酋长，死后由他爸爸继位。1973年，爸爸也因病去世，爸爸死前将这片土地分给了他们兄弟6人，现在除了长兄继任了酋长之外，其他兄弟都靠开采钻石来经营属于自己的那份土地。

据凯比说：当地的钻石矿属地面矿，开采的方式比较简单，不同于南非的地下矿井。这里开采钻石完全用人工操作。只需要在地上挖出一个如同鱼塘大的坑，把坑里灌满水，再将一些挖出来的土，用沙袋运来，一袋袋倒在水塘边，然后，先用大筛子粗粗筛选，再用小筛子细筛一遍。运气好，就能从中发现钻石。

凯比的兄弟们特意在开采矿的高处搭了一个草棚，从这里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下面的每个角落，他们的主要看管对象是在强烈的阳光下正在拼命干活的工人们。每个工人手拿一个圆形的箩筐，在水面上一点点筛选石块。他们将身体浸泡在水里，长久地弯着腰，将一块块被水筛过的石头用手捡起逐个查看。据说，在阳光下，被水浸湿的钻石会发出耀眼的光芒，所以，再小的钻石也难逃脱他们的眼睛。

然而，美梦很难成真。挖钻石的苦差不是任何人能承受的。许多人为此患病或负伤，而培训一个挖钻石的工人又绝非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老板最担心工人的身体患病或者受伤，毕竟他要为此支出一笔不小的医疗费，当然仅限于小病。通常，老板只管工人的一日三餐和居住，并不付给他们工钱，如果挖出钻石，他们将按事先说好的比例分成。有时赶巧了能在同一个地方挖出几粒钻石，有时几个月都看不到一颗钻石。一旦开采到钻石，老板会拿到镇上去卖，除了交纳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税之外，也给工人们分一些钱。而工人们拼命地干活等待的就是这一时刻，有了钱才能养活一家老小。这样，大家有了一个共同的愿望，努力干，挖出钻石才能有收获。

不过，在我拍摄照片时，听见凯比长了一脸横肉的弟弟突然对工人破口大骂，而且没有一个逗号，只见他挺着滚圆的肚子从草棚子里冲出来，满嘴喷着唾沫，指着站在泥水里的工人，喋喋不休，骂个不停。而那个工人开始没吭声，后来可能是被惹恼了，也开始还口了，但他们之间对话的比例大约是5比1。

吵来吵去并没有什么结果，工人继续干活，老板又回到草棚坐下。凯比对此不以为然地说：“像这种冲突每天都会发生一两次，很正常。”

凯比是受过教育并见过世面的人，他去过美国和德国及许多周边国家。娶了两个老婆，为他生了10个孩子。战争期间他一直躲在这里秘密地挖钻石，只是到了晚上，他会躲进丛林，与躲避在那里的家人在一起。直到战争结束，他才带着全家搬回了村里。他说：自己虽然与钻石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但是很少能看到比较大的钻石。最近五年的运气不错，仅这个矿就挖出了100多颗小钻石。尽管干得很辛苦，但钻石对他的诱惑实在太大了，他这一生已经离不开这个钻石矿了。

在挖钻石的工人里，有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他说家里实在太穷，自己不想等着饿死，只好出来找活儿干，在这里只要能挖到钻石，老板会分给他一点钱，他就可以养活家里有病的母亲。这时，我看了一下手表上的温度计，矿上的气温高达45摄氏度。我站在那里拍照时，热得几次差点晕倒。

然而，正是这些给人们带来财富和希望的钻石，也带来了一场战争的灾难。

二、血腥的钻石之战

塞拉利昂位于大西洋西海岸，是一个面积仅7万多平方公里的小国。15世纪时，曼迪人开始进入这一地区。后来，葡萄牙人探险时发现了这里，并于1462年把这个国家称为塞拉利昂（葡语为“狮子山”）。从此，塞国一直备受欧美人的注目。其一，这里的自然风光旖旎，既有绚丽多姿的海滩，又有奇美秀丽的山川，还有广阔馥郁的丛林。其二，资源丰富，宝藏皆是。这里除盛产钻石外，还蕴藏有丰富的黄金、铝矾土、金红石、铁砂矿等矿产资源。而美丽与富饶却常常给这个小国带来不幸，贪婪者的觊觎使这个国家很快陷于殖民者的手中。15世纪，葡萄牙殖民者捷足先登，荷兰、法国及英国紧随其后，相继占据了这里，并从事奴隶交易。1787年，一些英国废除奴隶主义者为给获得人身自由的奴隶找条生路，从塞国的一个酋长手里买下了一片土地，安置了400名获得自由的美洲黑奴。此后，越来越多的自由奴来此定居，于是，这片土地取名“Freetown”（弗里敦），即“自由城”。1896年，塞拉利昂的沿海和内陆地区沦为英国的“保护地”，那些建国者曾梦想把自己的国家建成非洲的瑞士，因此连它的行政区划也像瑞士的3个语言区一样分成了3个省。

塞拉利昂从19世纪沦为英国殖民地，到1961年国家正式宣布独立，又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变革与抗争，才使得这个国家摆脱了外来的袭扰。可是国家独立后，由于各党派大选竞争激烈，在30年的时间里，有过多次的暴力冲突。1991年，非洲“民主化浪潮”兴起之时，塞拉利昂各党派也在“恢复民主多党制”的呼声中，通过了新宪法。此后，各党派开始登记，为大选做准备。而一直觊觎着财富与权利的野心家桑科却另有打算。这个曾在军队担任过摄影师的家伙，借塞国与邻国利比里亚的边境烽火，趁乱成立了反叛组织“革命联合阵线”（简称“革命联阵”）。桑科率叛军从利比里亚入境，迅速占领了东部的主要矿石区和一些以钻石为交易的中心城市。“革命联阵”利用钻石走私购买武器与政府对抗。从此，塞拉利昂陷入了长达10年的内战。

政府军以武力抗争，最初的抵抗也卓有成效，但大选被迫推迟。然而，1992年4月，军队发生了政变，上尉瓦伦丁（Valentine）依靠资深军官，推翻了当时的总统莫莫（Momoh），成立了全国临时统治政府，开始了为期4年的军人统治。军人政府曾于1993年末，取得了对“革命联阵”抗击的重大胜利。但不久，“革命联阵”加紧进攻，冲突再次激烈。到1995年，“革命联阵”几乎控制了全国的大多数区域，致使国家的主要矿产区遭到毁灭性地破坏，严重地损害了国家的经济。

人们渴望和平，军人政府在无奈的情况下，同意停火无条件地与“革命联阵”进行和平谈判。1996年2月，在各党派的努力下，塞拉利昂终于迎来了推迟了4年的大选。人民党的卡巴脱颖而出，被选为多党制后的第一位总统，新的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新政府在与“革命联阵”实现了短时期的临时停火之后，不久烽烟再起。卡巴政府命令清剿以桑科为首的“革命联阵”。然而，局势复杂多变。1997年5月25日，政府再次遭遇军人政变，卡巴本人被当即罢免，被迫流亡。

1998年2月，在尼日利亚政府军的全力帮助下，原政府军在首都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并迅速控制了主要地带，再一次推翻了临时军政府。同年3月，流亡在外的卡巴总统再次回到了他的宝座。但是，此时的“革命联阵”仍在塞拉利昂的局部地区继续发动暴力袭击，战争之火仍在不断地蔓延。

1999年1月，桑科的“革命联阵”采取秘密渗透，里应外合，向首都弗里敦发起了进攻，在一周内占领了大片地区，并对顽强抵抗的士兵和居民采取断手剁臂的酷刑。美丽的弗里敦海滩变成了“杀人沙滩”。一天之内就有数千人被杀害，暴尸10里长滩上。10多万居民逃离首都，顷刻间，弗里敦成为恐怖之城，从而引起国际社会的特别关注。7月，在联合国及西非国家共同体的干预下，塞拉利昂政府与“革命联阵”在多哥签订了《洛美和平协议》。根据协议，桑科获得副总统职位并主管钻石开采，条件是必须放下武器。但桑科并没有停止暴乱行动，在他的指使下，钻石矿区的血腥暴力冲突仍在进行。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大批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和军事观察员进入了塞拉利昂，帮助卡巴政府展开了强有力的军事攻势，终于将“革命联阵”首领桑科抓获，并以贩卖武器罪和叛变罪将其被捕，关进了牢房。这场战争带来的灾难是无可言述的。据不完全统计，这场内战共造成了20多万人死亡。在联合国对世界162个国家的人文发展指数的评估中，塞拉利昂被排在最后一位，极端贫穷，生活条件最差。

2001年底，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停止了。

2002年1月20日，卡巴总统来到南方省——我所居住的博城。那天，他在博城的万人广场通过广播，向全国人民郑重宣告：“塞拉利昂这场历尽10年的战争结束了！”

这一天我也挤在欢呼的人群中，亲眼目睹了卡巴总统亲手销毁了标志着战争的收缴武器，并与塞国人民共同分享了和平带来的欢欣，真正体验了人民期盼和平的心愿。

三、我是万人广场上，聆听卡巴总统宣布战争结束的唯一的中国人

2002年1月20日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这天，我起了大早，准备照相器材。因为头一天，几乎全城的人都在议论着总统要在这里召开万人大会的事，广播里也一再播送这一消息。本想等摩西一起同去，但等了半天也没等到他，我只好自己前往。

进入会场的大门已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人们都想目睹卡巴总统的风采。尽管有不少维和部队的军人在维持秩序，但要挤入人群走入会场，并非件容易的事情。时间已经超过了10点，无奈之下，我只好使出浑身解数，边举着相机在人群里高喊，边拼命地往前挤，最后总算挤到了大门。我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就听到身后有人喊了一声，回头一看是3个警察。他们问我身后背的包里装的什么，我说是摄像机，边说边主动地往外掏。这时一个警察斜着眼看了看我说：“请出示你的护照或ID卡。”我说：“我的护照放在住处了。”他说：“那么你应该出示ID卡。”当我说中国人没有ID卡，只有中文的身份证时，他听了根本不信，嘲笑着说：“全世界的人都有ID卡，难道中国人没有？不！像你这样的女人不该说假话。”

之后，他一定让我回去取护照，这时，广播里正宣布大会开始，急得我直用中文骂那位警察。正在这时，听见有人在身后喊了一声：“子，你怎么还在这儿，没听见卡巴总统已经开始讲话了吗，还不快走！”我回头一看，是政府办公室的一个男人。于是，我撒腿就往会场跑。可能是那个喊声起了作用，反正警察没有追我。不过我心里涌上来一股怨气，中国总是讲要与国际接轨，可是，中国人的身份证为什么不能做成有中英文的ID卡呢，害得我今天差点误了大事。

卡巴总统是人民党的领袖，深受塞拉利昂人民的爱戴。他提出：“Onepeople,onecountry！Onecountry,onepeople！”(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就像一个人！)他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并希望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尽快投入战后的恢复建设，使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他简短的讲话多次被群众的掌声中断。

卡巴总统非常重视与邻国的和睦关系，他在讲话中，始终把塞拉利昂的邻国称为兄弟、姐妹。在讲话的最后，他特别向英国、美国、尼日利亚及中国政府表示感谢，感谢这些国家给予塞拉利昂多年的帮助和支持。全场掌声雷动。这时，周围的许多记者把眼光落到了我身上，我才发现，在全场上万人中，只有我一个中国人，而在所有的记者中，只有我一个女人。此时我感到无比自豪，特别是自己独自身处这个非洲小镇，能听到总统对中国政府的真诚感谢，我真想冲到主席台上，代表中国人对总统说点什么。因为站在博城的广场上，在成千上万的当地人眼中，中国就是我，我就是中国。这会儿我才体会到，什么是民族的自豪感。

烧毁武器的仪式更是大快人心，在总统的带领下，几位领导人手持火把，一起将火把扔进一个专门砌好的大池子里，里面放着浇了汽油的收缴武器。大火立刻熊熊燃起，这把火在向人们宣告，战争彻底结束了！

据说，美国的CNN报道了这一场面，CCTV—4也转播了这一消息。可是没有人知道，我是唯一亲眼目睹这一壮观场面的中国人。

四、战后的村里小学

停战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政府在尽快恢复人民的正常生活的同时，立即恢复了被迫停课已久的学校。

听说般乌拉村（Kpanguma）有个伊斯兰小学刚刚恢复上课，并且这是周边几个村庄唯一的一所小学，于是，我和摩西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在丛林里穿过好几个村子，赶到那个小学。

村里的瑞包伯(Roberb)酋长对我们的到来感到喜悦。听说我想去学校看看，他兴奋地对我说：“太好了，大家都会欢迎你，学校很重要，孩子们要是有了文化，就不会再受穷了，什么时候能过上像你们中国人那样的日子就好了。”

村里的小学设在村外不远处的一片空地上，1992年10月12日成立以来一直被称为伊斯兰小学。当时有94名学生和4个老师，盖了5间教室。不幸的是，1997年11月17日，战争的炮弹无情地落在了学校的教室里，学校被毁灭了，学生们不得不随着他们的父母躲进灌木丛林里。

当我们远远地看到空地上的学校时，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想尽快看到学生们读书的情景。可是离学校不到10米远了，仍然听不见里面有一丝的动静。我觉得纳闷，走进教室才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学校没开课？”我问酋长。

“今天是星期五，是我们伊斯兰的假日。”

这酋长怎么不早说，让我白白兴奋一场。

学校的设施非常简陋，5个班共用3间教室，全是木质结构，草顶的房子，每间教室都是半截的残墙，而两头围上了玉米秆。教室里所有的桌子和凳子都是用长树条钉成的，桌椅的腿都埋在地下。很难想象，在这种凹凸不平的桌子上怎么写字。

看见我一个劲儿地皱眉头，酋长笑着对摩西说了一大堆话。我让摩西给我翻译，他说：“酋长说你一定没见过这种学校，所以很不开心。其实到了雨季才是最糟糕的，这种房子根本抵挡不住暴雨，有时学生们只好淋着小雨上课，等雨过天情后，各班都上体育课，为的是在外面把淋湿的衣服晾干。”

记得我在莱索托塔巴姆山村也有个学校，虽说那里的条件也很简陋，但至少教室里有比这像样的桌子和凳子，房子也是用石头砌成的，而且还有一间单独的教师办公室。看来贫穷也有级差。

两天后我们再次来到这个学校。我竟感到十分震惊。我一直以为刚刚经受了残酷战争的孩子们，一定是形枯体瘦、面容呆滞、眼大无神。然而，站立在我眼前的却是一排排极阳光的学生，他们个个挺着小胸脯，高唱着塞拉利昂国歌，之后，大踏步地走进教室，而且在我的镜头前，没人害羞，更没人躲闪，昂首挺胸、充满自信。

一二班的学生在一个教室上课，学生的年龄在6至10岁。其他两个教室，三四班合用一间，高年级的五班与老师合用一间。

学生们上课很热闹，特别是看到我的到来连回答问题的声音都提高了好几分贝。教室里的半截墙也有好处，阳光可以直射教室，使得光线充足，空气清新。一间教室里的两个班的学生背对着背，中间用玉米秆隔了一堵透着缝的“墙”，学生们扯着嗓子争相朗读课文，洪亮的声音一个班淹没另一班，像开赛诗会。我站在其中拍摄照片，不一会儿头就被震懵了，只觉得头皮发紧，脑袋里“嗡嗡”响。

桌子显然不够用，不少学生站着上课，老师专门下发了自己制作的硬纸板，让一些学生垫在腿上写字。

学校有6个男教师。他们是从博城师专毕业后被政府分配来的。他们分别住在7个村庄，所以，上课时经常与学生们一道来。特别是教一班的桑迪（Sandy）老师,他知道今天有外国记者来拍摄照片，特意穿了一件浅蓝色长袖衬衫和一条藏蓝色裤子，像是要参加正规会议。他教授的一班多数都是五六岁大的孩子，学校规定，上课一律用英语，可这些孩子哪听得懂英语。他们一会儿打闹，一会儿又有人叫喊着要小便，老师就像个保姆，伺候了这个又要哄那个。但他非常有耐心，所以，孩子们对他也很亲。而教二年级的加瓦（Jaward）老师却不同，他几乎没有笑脸，手里时常拿着一根小棍子，学生稍不听话，他就用棍子在他们身上打一下。所以，淘气的学生不敢随便捣蛋。这个老师今天特意穿了一件花衣服，最有意思的是，他上着半截课，忽然从包里掏出了一个镶着金边的墨镜，还不时地从镜片边上用余光看看我的反映，可能想在我的镜头面前扮酷吧。

学校的校长40多岁，虽然不苟言笑，但是个极富有责任感的人。

校长对我说：“你能想象吗，在这儿上学是免费的，却招不上学生。”

“是不是因为学校离家远，父母对孩子不放心？”我问他。

“不！因为每个学生必须自己出钱做一身校服，要花6000~8000利昂（相当于人民币20多块钱），不少家庭支付不起这笔钱。后来我们想出一个办法，每天给来上学的孩子免费吃一顿午饭，不少家长觉得让孩子来上学，可以解决家里粮食不足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招收了近100个学生。至于校服嘛，只好下一步再说吧。”

他接着对我说：“这场战争使我们倒退了10年。不过，国家对教育还是很重视的，全国的小学都是免费教育，可是，现在国家的经济衰退，连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我看了一下，这所学校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班级越高的，学生越少，四年级有六七个学生，五年级只有4个学生，可以说，不少孩子都是冲着这顿午饭来的，如果学校没有这餐饭，又有多少家长肯让孩子来上学呢。

学校每年放三次假，4月、7月至9月和12月。每逢此时，也是学生帮助家里干农活儿的时候。村里的孩子们从小就承受着沉重的劳动，别看才八九岁的孩子，已经能帮家里干许多活儿了，比如，外出卖木炭，帮助大人做棕榈油，照看弟妹，收割稻子等。对于我来学校采访这样的重大新闻，学校当然不会放过通知学生家长。听摩西说，这么做的意思是，让家长们看看，已经有外国记者开始关注这个学校了，把孩子送来读书，将来对他们大有好处。

来之前，我打听了一下学生的人数，给每一个学生买了一支带橡皮的铅笔和教师用的粉笔。但到了学校后，发现他们缺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学校的五块黑板，有两块已破裂得无法在上面写字。我同摩西商量了一下，决定留下一些钱，让学校买两块新黑板。当摩西将钱交给校长时，他当即向在场的人宣布了这个好消息。之后，他们像感激救命恩人似的，赶紧派人从树上摘下了椰子，为我削好，让我喝椰子水。又让人为我摘木瓜，还张罗着让我带上些菠萝。其实，两块黑板的钱在北京还吃不了一顿像样的饭，这儿却成了全校的大事。我真希望自己能更多地帮助他们改善学校的条件，但这里所有的村庄都是如此，经过战争的破坏，他们面临的问题实在太多了，粮食、水、厕所、医疗、教育、妇女……这绝不是哪个人能解决得了的。

他们当然比我更明白，知道我个人的能力有限，所以早就写好了一封给中国驻塞拉利昂使馆樊大使的信。我看了看，内容的意思是他们办学如何艰难，请求中国政府帮助。闹了半天，他们还藏了一把小算盘。

我问他们：“这些问题为什么不提交给当地政府呢？”

他们说：“政府没有钱，教师的工资已经几个月没发了，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政府怎么可能管得了这个小小的学校呢。”

后来，我又去了巴塔马村的一个小学校。

因为战争，这个1985年创办的小学，几经打散，又几次恢复，尽管整个学校的近100名学生挤在教堂里上课，但是班嘎利酋长说：“只要我这个酋长还活着，学校就要正常开课。”

教堂大约有100平方米，在巴塔马村的正中心，从周一至周五，里面总是传出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而每逢周六和周日，这里传出的又是基督教徒们赞美主的优美歌声。教堂里还时而发出欢快的手鼓声，及人们富有节奏的击掌声。战争尽管炸毁了学校的房屋，但是人们反而变得更坚强，更加热爱生活，珍惜生命。

学校只有一位32岁的男老师，叫付迪（Fuday），是从镇上师范学校毕业后来到这个村的。他原想在这儿干几年就回到镇上，没想到这一干就是八九年。其实他有好几次可以回镇上的机会，但是他担心自己走后，学生因没人管而失学，因此，留下了。现在，他已经娶妻生子，把家安在了离学校只有几十米的村子里。

学校缺少老师，他只好一个人同时教4个班。年龄最小的一班学生坐在右侧前面几排，二班学生坐在左侧前面几排，三班学生年龄稍大一点，坐在右侧后面几排，四班的学生坐在左侧的后面几排。由于老师讲课的内容不同，提问的对象也不同，所以，学生们各听各的课。不过付迪老师的嗓门非常大，不是自己的课不想听都不容易，而付迪自己经常讲着讲着就讲串了课，直到全教室的学生都踊跃地举手发言，他才发现自己本该给三班讲课，讲的却是二班的课。

付迪老师长得浓眉大眼，体魄强健。他的内心很温和，对孩子们非常耐心，像个慈父。课间休息时，我跟他闲聊，对他说：“我觉得这些学生都很喜欢你。”

他说：“不知道你有孩子吗？”

我说：“没有。”

他说：“那你很难感受我这个5个孩子的父亲对孩子们的感情。特别是前几年炮弹随时会落在这些孩子们的身上。如果你经历过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死去的残酷，可你又束手无策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当这个父亲很羞愧，因为，每一个做父亲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付迪对自己5个孩子的文化教育非常重视，而且满脑子装的都是读书、进修之类的想法。尽管他家里情况很紧张，还是把大儿子送到镇上住宿读书，他认为：“这对孩子的前途很重要。”这是我在博城接触到的又一个把学习看得比种地更重要的人。我想，有了他，这个村的学校就有希望，这个村的孩子们就一定会有出息。

有一次，我自己去巴塔马村，临走的时候说第二天可能还会来，但没把话说死。第二天早晨，摩西临时有急事耽误了一会儿，等我们到村里已经快中午11点了。还没进村，就看见老远有人向我招手，还叫着我的名字，走近一看是付迪老师。

他一见我就扯着大嗓门说：“我是在这儿特意等你的，你总算来了。”

“你找我有事吗？”我问他。

“不！今天是周六，我准备去镇上看孩子，担心你一个人来听不懂村里人说话，也许需要我帮助。”

他见摩西与我一起来了，似乎放心了，与我们打了招呼后便匆匆向镇上走去。

从这个村去镇上来回要走几十公里，即使早晨五六点钟出发，也得下午才能赶回来。而他为了等我，也许要到半夜才能回来，而在丛林里走夜路是非常危险的。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忽然想到，他去看儿子一定需要钱，于是赶紧从兜里掏出两张5000利昂，快速地追上他，把钱塞在他手里并说：“看儿子需要钱，你是父亲。”

他像是一时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接过钱，一句话没说，呆呆地望着我，直到我离他远去，他才用那洪亮的声音喊着说：“子，你是最好的中国人，我会永远记住你……永远！”

他的声音直到现在仍在我耳边回荡。我想，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给学生们上课时的情景。

五、炮声响起，全城一片混乱

从巴塔马村回去的当天傍晚，我正坐在阿米家芒果树下与她聊天，这时突然听到传来“轰隆、轰隆”的声响，而且每间隔一两分钟响几声。我看看夕阳西下的晚霞，此时是晴天，不该打雷呀！难道是炮声？这时，只见阿米家门前，人们开始慌乱起来，摆小摊的忙着收摊儿，将桌椅顶在头上，手里提着东西，不一会儿的工夫，就迅速撤离了马路。妇女们抱着孩子匆匆往家赶，开车的司机惊恐地按着喇叭，走路的行人纷纷拔腿就跑，在家的人往外跑，外面的人往家跑，没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人们在轰鸣的“炮”声中，穿行在原本就不宽的马路上，互相碰撞，乱作一团。只有我被这突然发生的一切弄得莫明其妙。再一看，糟了，就连坐在我对面的阿米也不见了。我回头看看阿米家门前，原来摆放的桌子、椅子等所有东西都已收拾一空。这时，只见阿米慌慌张张地跑出来，带着哭腔对我说：

“子，你没听见又打起来了吗？怎么还坐在那儿不动。你是没见过这里打仗，那天我们正坐在外面开心地聊着天，突然听见枪炮声，不一会儿，叛军冲过来，三把两下就把许多住了几代人的房子烧成了灰。人们看着空中冒着的浓烟痛哭，谁知，过了一会儿，又看见邻居家的男人被杀了，说他曾经参加过政府军，那场面真吓人，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现在又有炮声，也不知道是不是又打起来了。子，我害怕极了，我该怎么办呢……”

阿米说着身子不住地在发抖，我赶紧过去搂住她说：“卡巴总统刚刚宣布战争已经结束了，不会发生战争的。再说还有维和部队呢，如果事情真的很严重，政府会来解救咱们的。另外，W也不会抛开我这个同胞不管的，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帮助你的。”

这会儿的阿米与她平时雄赳赳的样子判若两人，像个可怜楚楚的弱女子。战争若真的打起来了，这四世同堂一大家人也的确够她们呛。我正与阿米商量着怎么躲避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只见远处一辆UN的车飞快地驶来，车刚停在阿米家门前，就被正处于惊恐中的人们围住了。只见W身穿作战服，从车上跳下来。在这种惊恐万状的情景下，突然看到自己的同胞，特别是看到他臂膀上佩带的五星红旗，我的心一下踏实了许多。看见他分开人群笑眯眯地走来，我已经猜到，他是来通知我前方无战事的。

“怎么？你没看见街上的人正四处逃窜吗？”他问。

“我想跟我没太多关系吧。”我故意说。

“你真行，不愧当过兵，在这种情况下还这么镇静。”他说。

其实，我的内心并非如此镇静，只是不相信战争会这么快又打起来。

他语气平缓地说：“今天弄得全城的人惊慌失措，其实是维和部队正在销毁武器。”

真是一场虚惊，简直就像发生了骚乱。从人们惶恐的眼神里可以感到他们对战争的极度恐惧。

“没有什么能比杀人放火更可怕的事情了，这种记忆是刻在脑子里的，想忘都忘不了。”阿米感慨地说。

六、我所看到的难民营

战争给人类带来了经济危机与生活贫困，于是，有战争的地方就会涌现出大量的难民，为此，难民营应运而生。过去，提起难民营，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一张张濒临死亡的面孔。记得有一张照片，专门记录了非洲乌干达儿童枯瘦如柴的小手，那是印在我脑海中最深的非洲难民。所以想象中，难民营里的人过的都是饥寒交迫的生活。然而当我带着沉重的心情走进斯普兰迪难民营（SplandidCamp）时，发现尽管那里收留了上千名因为战争而无家可归的难民，却丝毫找不到生死交加的迹象。

这里是塞拉利昂政府在联合国的救助下建立的难民营。难民营百分之九十的人来自东部的钻石地区，他们绝大多数是因为房子被炸毁，丧失了亲人无家可归，自己也面临着生命危险，不得不逃离家乡，来到这里避难。据难民营主席桑迪（Sandi）讲，他是最早来到这里安家的人之一。当时这片难民营还是一片空旷场地，他带着母亲和妻子，还有3个孩子，冒着危险，终于逃离了被叛军驻守的钻石区，一路艰险地到达这里。政府很快为他们提供了食品、水和一些生活用品，还有搭建房子的部分材料。从此，他们在这里构筑了自己的新家。刚来时，这里只有几户人家，然而在短短的几个月中，竟然陆续涌来7000多人。可以说，每家人都带着沉重的伤痛在此安营扎寨。

“政府为我们想得很周到，不用我多说，你跟我走一圈就全看到了。”看得出他对难民营的一切都很满意。桑迪是个有文化，也很有教养的中年男人，战前在钻石矿工作，不仅收入不错，家里还有个很大的农场，并盖了5间大房子。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这里有水管，是从井里抽取了水之后经过过滤的。”他首先把我带到供水的地方。难民营占地面积很大，供水处就设在中心地带，这里专门安装了水处理器，随时有人看管，有两三个水龙头，并且水的供应根本不受镇上限制。我一看难民用水比我都方便，就对桑迪主席说：“这里的水随时都有，我真恨不得也搬到这里住两天。”

他听后笑笑说：“这里的房子都要自己盖，政府只是提供材料，所以要想住在这里，必须学会盖房子。”

之后，他又把我带到一间用竹席搭的棚子，指着棚子对我说：“这里是厕所，我们在家乡的村里都没有厕所，在这儿还能用上厕所，真怕回家没了厕所反而不习惯了。”

这可是我在当地见到的第一个公共厕所，尽管它很简陋，但是它的存在就能让当地人增长见识和增强卫生意识。让我想不到的是，这里还有洗衣服的地方。在距压水机约七八米的地方，专门砌了一个长石台，可供十几个人同时洗衣服。同时，污水可以直接流进身后的荒地里。看得出政府为了使难民在此过上舒心的生活，花费了不少心思。特别是政府还专门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信徒分别修建了教堂和清真寺，让这些远离家乡的人从精神上得到慰藉，对他们也是一种真正的尊重。

建立一个难民营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大批的难民需要吃、喝、穿、居住，病人需要就医，孩子需要上学，每一项具体问题都需要解决，绝非是件容易的事情。据桑迪主席说，政府虽然在难民营里专门设立了医疗站，但由于医疗条件有限，两年来，这里有500多人死于各种疾病。他们死后，无法返回家乡，只能安葬在附近的丛林里。

随着和平的到来，难民们陆续返回了家乡。而大多数人由于挣不到足够的路费和安家费，不得不仍然滞留在此，究竟什么时候能返回自己的家乡，对他们来说遥遥无期，因为，这笔费用对那些失去男人的家庭来说，几乎是个天文数字。

一个叫安巴(Yanba)的女人告诉我，她的父亲和丈夫都死于敌人的枪口下，自己带着4个孩子逃到这儿，大孩子当时才13岁，像盖房这样的事只能靠邻居帮忙。现在她还没有挣到足够的钱，所以根本不敢动。她对我说：“我在这里每个月都能得到NGO（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发放的小麦，黄豆，清油等食品，如果回到家乡，挣不到钱，恐怕连饭都吃不上。”

我专门在难民营发放粮食的时候去看了一下，每家都有个卡片，像中国过去的购货本。每月NGO的人来3天，发放粮食，按卡片上的人名定量供应。与中国不同的是，这些食品都是免费的。

许多人为了尽快挣够回家的路费，每天去灌木林里干活，砍柴，种植蔬菜和粮食等。其实附近的灌木林资源也是有限的，我琢磨着，照这样拼命开发下去，不久的将来，附近的林区恐怕都得见了天日。

然而，随着战争的平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老师们陆续返回了家乡，难民营的学校只好关了门，而这些尚未返回家乡的孩子们将再次失去上学的机会。

随着局势越来越稳定，和平生活的降临，大约有2000难民已返回家乡重建家园。他们将自己盖的房子拆除后，将木料卖了钱，作为回乡的路费。拆过的房子已成为一座座土堆。现在，难民营里几乎每天都有人在拆除房子，也许要不了多久，这个难民营，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那些土堆，将成为这场战争的历史见证。

尾声

相见时难别亦难

在阿米家的时光过得真快。一晃就是近5个月。看看自己骑了100多天已磨平的车胎，突然有种不堪回首的感觉。

40盘录像带、120个胶卷、十几万字的电视日记、一本厚厚的生活日记以及电脑里的1000多张数码照片，凝结了我太多的心血，这一切都是用一滴滴汗水换取的。再看看镜子里的我，面容沧桑，肤色发褐，脚趾头缝里镶嵌着淤泥，整个一个农村老妇。屁股上骑车时磨出的老茧，是我在这里工作时留下的纪念。

原本以为摩西知道我要离开这里时，会表现得恋恋不舍。没想到他听到这个消息，却喜出望外地对我说：“这下我终于能好好休息休息啦，这几个月实在把我累得喘不上气来。”

“你难道不喜欢与我一起工作吗？”我有些扫兴地问他。

“不，我喜欢与你一起工作。你的到来，使我看到了很多新的东西。再说，我们现在是兄妹关系了，我很庆幸能给你当哥哥。”他说。

“那你为什么一听我要走这么高兴呢？”

“说真的，跟着你跑实在太累了。我连家里的事都没法处理。另外，我希望你尽快回中国，多挣些钱，邀请我去中国看看，去看你说的‘中关村’，还有那个伟大的长城。你在这里只能花钱，没法挣钱。你不挣钱，我怎么去中国？”

真是，我还没想到的他都替我想好了。不过，我真的应该让他到中国开开眼界，带他去看看他梦中的天国——北京的中关村。

他还提醒我：临走前，应该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去各村打个招呼。让他们一辈子都记住，中国人对他们有多么尊重。

按照摩西的建议，临走的前一个星期，我和他重新踏上前往各村的丛林小路，与大家道别。

走在每一条我十分熟悉的小路上，内心充满惆怅。人生太短暂，短暂得使我没有时间和机会再走一次回头路。于是，这次告别使我的内心生出了诀别感。

来到巴乌拉村，被告知“120岁”的安素马纳酋长又外出了。没见到酋长，等于进村白溜达一圈。当村民知道我是来作最后告别时，都为酋长不在而感到遗憾。我只好对摩西说，从这里先去库尼马村，回来时再看看是否与酋长有这个缘分。

下午，当我们从库尼马村回来时，还没进村，远远地就看见安素马纳酋长穿着他那身白色的长褂，披着红色的披肩，戴着伊斯兰小帽，静静地站在村口，朝着库尼马村方向不住地张望。他看见我们后，立即高兴地迎了上来，手里拿了一个刚摘的菠萝，直往我手里塞。嘴里一个劲儿地对我说：“古纳……古纳……古纳。”

“古纳是什么意思？”我问摩西。

他说：“未来好运。”

之后，酋长说：“有人告诉我，你要走了，来向我辞行。我必须赶回来见到你才行，我不能让你没有我的祈祷就上路。我回来了，还要到清真寺为你祈祷。因为你是个非常好的中国人，为了给我们拍照片，你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又跑了那么多次来我的村庄，你是好人。是好人，上帝就一定会保佑你的。”

摩西说：酋长送给我的是上路的菠萝，即不能让我饿着肚子上路，这也是当地的习俗。接着，酋长问我是否还回来，我只是笑了笑，没吭声。摩西却冲他摇了摇头，然后对我说：“中国太远啦，子，恐怕你不会再来了吧。还是我去吧，我会把他们的问候都带给你。”

酋长听说我很难再来了，立马耷下脸说：“不，不要说不来，应该多来，带着中国人来。我们还等着修建厕所呢。”

我一听，坏了，都怪摩西瞎吹。尽管我曾对他们一再说过这不是我个人能办的事，我只能争取让更多的中国人关注他们，可他们还是留下了修建厕所的念想。嗨！谁让战争给他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灾难，使百姓如此贫穷呢。但我还是决定去各村告别时，把修建厕所的事解释清楚，不要让他们总惦记。我对他们说：“修建厕所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中国与塞拉利昂建交30多年了，给过你们许多帮助。但是关于修建厕所的事情，得由你们的政府来决定。因为，我们非常尊重卡巴总统和你们的政府。”

话虽这么说的，但我真心期望上天保佑这些善良的曼迪人，让他们早些过上好日子，摆脱战争留给他们的阴影。

临走前，执行秘书长阿鲁娜特意送给我一身当地的服装，一件绿底白花的大袍子。为了让阿鲁娜高兴，我立刻穿上了袍子，没想到那东西太长，拖在地上一步也迈不出去。特别是大热天,头上还要缠着头布，简直是活受罪。阿鲁娜见袍子太长，也很别扭，也许是看我平时总穿着短裤的缘故，她让摩西把裙子送到裁缝店。不到一会儿的工夫,裙子就成了大花裤衩。这下我更穿不出去了。完全成了上大下小的葫芦。

不过，尽管我没好意思穿着这身衣服出去，但这身服装比我所有的衣服都要珍贵，它是这里留给我的最好的纪念，我要将它永远珍藏。

临走的前两天，我来到托瓦马村，向曾给过我许多帮助的玛丽安辞行。事先，我将一张自己拍摄的照片制作成明信片，并将北京的通信地址写在上面，并准备连同5000利昂一起给她。夕阳温暖的光斜射在托瓦马村的草屋顶上，一片橙黄的色彩，使人不免伤感。玛丽安不在家，村里的人立刻热情地带我去另一个人家找她。那人边走边大声喊着她的名字，玛丽安一看是我来了，立即跑着迎了上来，高兴地问这问那。自从拍摄完制作棕榈油之后，大约有3个月，我都没有再来这个村庄。

她一见我就说：“有人说在镇上看见你了，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快走的，你是喜欢我们这里的对不对。”

“当然，我真的很喜欢这里。不过，我就要走了，是来向你说再见的。”

她一听，那张欢笑的脸立即沉了下来：“不！子，为什么这么急着离开我们，你说过你喜欢我们，不该这么快就走。”说完，眼泪开始在她的眼眶里打转。

我递给她事先准备好的钱和地址，对她说：“你的英文很好，我们可以通信，这是我的地址，如果你丈夫真的回来接你，你到了美国也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今后要是去美国一定会去看你的。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再见面的机会。”

她拿着钱和明信片，冲我摇了摇头说：“太难了，我们恐怕等不来那个时候了。”说完，她让我等一会儿，扭头往家跑去。

回来的时候，她手里提了一个破旧的黑色塑料袋。她把袋子郑重地边递给我，说：“拿着，看到这个就能想到塞拉利昂的玛丽安，别忘了我，我会为你祝福的。OK？”

说完，我与她紧紧地拥抱了许久，然后，她一转身，头也不回地径直朝家跑去。就在她转身的一瞬间，我看见她在流泪。

我默默地往村外走去，打开她给我的黑塑料袋看了看。她竟然给我了一条自己做的床单和一对枕套。这东西对她来说太贵重了，这么大一块布料，不是她轻易能买得起的。我决定返回村子，再给她一些钱。远远地，我看见她站在家门口，手里正拿着那张明信片边看边流泪呢。我轻轻地唤了她一声，她看见我又回来了，马上跑了过来说：“子，还能让我为你再做点什么吗？”

我没有说话，从兜里掏出了30000利昂，交到她手上，轻声对她说：“我会想你的，也会永远记着你，为你祝福！”

然后，我们再次紧紧地拥抱，两个人的眼泪都不住地往下流，彼此的心融在了一起。

原本巴尼和卡瓦主席要在镇政府为我开个正式的欢送会，而就在这时，卡瓦主席的弟弟突然患病死亡，一下扰乱了他的情绪。巴尼这时也含着眼泪告诉我，他一直等待着老婆能为自己生个孩子，可是这些年，一直没能怀上。就在4个月前，他老婆终于怀孕了，谁知，两天前还是流产了，他对我说：“子，我的孩子死了，死在他妈妈的肚子里了。”说这话时，他一脸绝望的表情。尽管他对老婆感情很深，而且始终执著地只娶一个老婆，可是生孩子的事情，让他伤透了脑筋。看着他们俩陷于极度的悲伤中，我对他们说：“还是让我为你们拍一张照片吧，这才是最好的永久纪念。”

他们高兴地答应了。

临行前，我收拾了一包衣服和鞋子，并拿上那件跟随了我多年的摄影背心，去了摩西家。

其实，来了这么久，我还是第一次走进他的家里。每次来找他，都是匆匆地站在门口说完话就走。

这个坐东朝西的房子,看上去挺简陋，一共三四间屋子，不仅面积小，采光也不太好，倒是进门的十几平方米的客厅搞得挺像样。两个破旧的沙发脚下，还铺了个像毡子的脚垫儿。我突然想到，刚来不久,他曾经对我说，他每天早晨都要洗淋浴、喝咖啡的，就故意逗他说：“你每天早晨洗过淋浴后，就是坐在这儿喝咖啡吧？”

他一听，愣了一下，顿时，黑脸涨成了咖啡色，可嘴上硬是“嗯！”了一声。我原本还想对他说，带我看看你的淋浴间。后来想了想，别跟人家逗了，分别前还要把人家弄得那么尴尬，也太不够意思了。

这时，我从兜里掏出一个手链，递给他说：“怎么没看见你老婆？这个给她做个纪念吧，这几个月你跟着我跑，也没顾上管家，替我谢谢她。”

然而，他没有接，低沉地说：“她走了。”

“她走了？你是说她不再回来了，还是……”我很不解地问。

“我也不知道她回不回来。走了也好，我还少养一个人，没有她，我照样能把孩子带大，我要挣很多钱，让我的孩子们都受教育，上大学，还要去中国留学。”

我什么也没说，也不知道这会儿该说点什么。此时，屋里很沉闷，我俩坐在沙发上沉默着……

过了一会儿，我对他说：“我要走了，你也应该给我点什么，让我留个纪念。”

他想了想说：“好吧，明天送你的时候再给你。”

临走时，我还特意叮嘱了一句：“千万别送我你的相片，我已经拍了不少了。”

他点了点头。

听说我要走，最难过也最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是阿米一家人。那几天，家里的气氛特别沉闷。她们开始倒计时算计我走的时间。西西老人，她脸上总是挂着伤感。我坐在门前写日记时，她几次拖着不便的身体，默默地一步步移到我身后，静静地守候着我。有时，不知道她想起什么了，还一个劲儿地抹着眼泪。

而阿米总是在早晨有意识地提高嗓门，夸张地大喊我的全名。尽管我已经答应了，她仍旧照喊不误。她说：“你走了，这间小屋就空了，我们再喊也不会有人答应了，我们会想你的。”

临行前，阿米从自己手上取下一对象牙手镯，戴在我的手腕上，什么话也没说，双眼湿漉漉的。我没有勇气与她那双湿润的眼睛对视，我赶紧转移话题对她说：“你不是特羡慕中国女人文眉、文眼线吗？去中国旅游吧，我会带你去最好的美容院，把你打扮成最漂亮的非洲女人。”她一听，顿时舒展了双眉，情绪也高涨了起来，赶紧问我：“中国还有什么能把我变漂亮的？”

我对她说：“可多啦！隆鼻、做酒窝、拉皮，甚至还能把你这身肥肉通通去掉。”

她一听，吃惊得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并对我说：“子，你觉得我这么胖，不美吗？”

“不，不，不是不美，只是觉得……胖人容易得病，我是担心……担心你的身体。”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是在按中国女人的审美观来衡量她们。而在当地，女人从来都是以胖为美的。而且她们想夸我，就对我说：“子，你胖了，比刚来的时候胖了许多。”

起初我听后觉得很扫兴。心想，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还能长肉，那真是没救了。

我就对她们说：“要真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再吃饭了，我可不希望自己发胖。”

她们听了，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不过，阿米还是接受了我让她锻炼身体的建议。因为，我准备将自行车留给她。她答应在我走后，尽快学会骑车，用这辆车锻炼身体。她说：“以后我骑上这辆车就会想到你。”

临走的前一天傍晚，我独自骑上车，绕着博城转了最后一圈。每经过一个通往村庄的路口，都能勾起我对那些村庄的美好回忆。从东边的巴塔马村到西边的南百马村；从北边的般乌拉村到南边的库尼马村。每一条丛林小路都留下了我的艰辛与汗水。在这些孤寂的，深不可测的丛林小路上，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象着自己踏上回家的路程时，该是何等的喜悦。而真要离开这里的时候，内心却充满了深深的眷恋之情。可以说，在这里生活的每一天，都记录了我心灵深处的感受。

晚上，摩西特意送来了给我的礼物。你猜是什么？哈，还真是他的照片，但我还是欣然收下了。

4月的塞拉利昂，正是旱季最热的时候，尽管晚霞泛红了半个天空，但依旧燥热不堪。这一天与平日没有任何不同，而我的内心却像翻腾的江水，无法平静。

从明天起，我的生活将有新的改变。然而，人们再也看不到一个中国女人，清晨背着相机，骑着车走在通往村庄小路上的身影。

想到这是我在博城最后的夜晚，这一夜，我整夜未眠。

回到弗里敦，令我最兴奋的是，这里离家又近了一步。

接到中国驻塞大使馆曲雪丰主任的电话：“梁子，你在下面辛苦了。这次顺利地完成了在塞的采访任务，使馆全体人员向你表示祝贺！在你回国之前，樊大使和任参赞夫妇要亲自为你送行，并让我为你安排一些轻松的活动。活动大致安排如下：周一上午9点出发，去二道河海边游泳、吃午餐；周三晚上5点30分，在××饭店，使馆任参赞夫妇为你送行；周六晚6点，樊大使在他的官邸为你送行，同时还有我们驻塞联合国的几个军事观察员。你看，这样安排有什么问题吗？”

能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自己并没做什么就受到使馆如此厚待，真是有些不好意思。在我回到弗里敦，等待回程飞机的一个多星期的日子里，每天都是在同胞们为我举行的送别晚餐的欢愉中度过的。面对大家真诚的款待，我从心底里感到温暖。特别是每到一个非洲国家，都能及时得到中国大使馆的帮助和支持，更使我感到祖国母亲怀抱的温馨。

在离开弗里敦的前两天，来自乌拉圭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马尔萨洛特意在一家黎巴嫩人开的餐馆里为我送行。这是一个很有情调且在海边搭设的露天餐馆，霓虹灯闪烁的光影倒映在海水中，静静的海岸显得异常幽静，平添了离别的伤感。我与马尔萨洛正举杯相互祝福时，听见不远处有人喊了一声。一扭头，看到一个标致的男服务生正引着两位精神抖擞的白人向一张空桌走去。特别是紧跟在身后的老头，还不时地向两边的工作人员打着招呼。再仔细一看，咦！这不是那两位意大利人赛肯都和保罗吗？难道竟有这么巧的事？就像是上苍安排好的，从我来，再到走，意大利人竟然有始有终地与我碰面。我迅速放下手中的酒杯，与马尔萨洛打了个招呼，快步走过去。然而，当我走到他们面前，就与他们近在咫尺时，我却并没言语。这时，赛肯都瞥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继续看着菜单。不一会儿，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蓦地一下站了起来，冲着我瞪着比鹌鹑蛋还大的眼珠，惊奇地自语道：“子……是你吗……真的是你！”当他确认就是我时，与我热烈地拥抱、亲吻，弄得我一脸的吐沫。就连一向温文尔雅的保罗，也大呼小叫起来。真巧，他们也是从我们上次分手后，直到前天才来弗里敦的。并且，明天就回意大利。

老头赛肯都眯缝着一对蓝眼睛，翻来覆去地看着我，嘴里喃喃地说着：“我的上帝！”之后，他又对我说：“子，上帝让我再次遇见你，就是让我把你接到意大利去。跟我走吧，你该去意大利度个长假。我会让你在那儿度过一个最舒适、最开心的假期。怎么样？”

我告诉他们，等我写塞拉利昂的书和电视片都完成后，一定会考虑度假的事情。到时候，意大利是首选。为此我们说好，下次意大利见！

樊大使和任参赞夫妇以及使馆部分人员出席了为我举办的欢送晚餐会。大使说：“梁子，我相信，通过你这次在塞拉利昂的采访，一定会使不少中国人对这个国家的文化有所认识和了解，你才是真正的文化大使，我应该感谢你所做的这一切。”

任参赞说我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在这个国家的战争尚未完全平息时，就敢一个人闯进来。他说，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一种敬业精神和责任感。

在酒桌上，我特意向W敬了杯酒，表示感谢。然而，我也清楚，一杯酒很难表达我对他的感激之情。没有他在关键时刻的多次相助，我能否顺利地完成一系列的采访工作真的很难说。我只能把对他的感激铭刻在心。

我想，对于一个具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能让许多没有机会去非洲的人，了解非洲，认识非洲，对那片神秘大陆的文化略知一二的话，我就没有枉费这趟艰难的非洲之行。

我知道自己并不属于这片土地。但在这里，我始终都在寻找着彼此间共同的东西。尽管各民族间，语言、生活习俗及文化背景都不相同，但人类仍有太多共同的东西：都有爱的情感，有对短暂生命的眷恋，都向往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生活，都有喜怒哀乐，都喜欢美食，都会染上疾病，甚至，连出生以及死亡都那么相像。我发现地球真的很小。而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在地球另一端的非洲大陆上，在那些黑皮肤的人群里，我发现了自我，一个真实的我，一个完全融合在大自然中的人群里的我。在那里我与当地所有人一样，不用披裹厚重的外衣，也无须涂饰遮盖的粉黛，尽情地享受来自大自然的阳光、空气和水，心都变得那么晶莹透亮。

每当走进那片土地，我都感到是一种享受。

为此，我要感谢非洲，感谢那里的人。

其实，非洲并不遥远，它时刻在我的眼前，在我的心里。

它就在那儿。

一稿2002年9月于上海宝山大华三路81号

完成稿2003年4月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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