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文学三部曲（寂静的春天&沙乡年鉴&瓦尔登湖）
Author: （美）梭罗、利奥波德、卡逊
Date: 2015-05-28 16:00:00+00:00
Keywords: 益书网www.kindbook.cn

自然文学三部曲套装

目录

自然文学三部曲套装
封面

寂静的春天
版权页

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25周年纪念版简介
致 谢
第一章 明天的寓言
第二章 忍受的义务
第三章 死神的药剂
第四章 地表水和地下海
第五章 土壤的王国
第六章 地球的绿色斗篷
第七章 不必要的浩劫
第八章 再听不到鸟儿的歌声
第九章 死亡之河
第十章 天降灾难
第十一章 超越波吉亚家族的想象
第十二章 人类的代价
第十三章 透过狭小的窗子
第十四章 每四个中就有一个
第十五章 自然的反击
第十六章 雪崩的隆隆声
第十七章 另一条路

沙乡年鉴
版权页

序 言

第一部分 沙乡年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第二部分 素写——这儿和那儿
威斯康星

伊利诺伊和爱荷华
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
奇瓦瓦和索诺拉
俄勒冈和犹他
马尼托巴湖

第三部分 结 论
环境保护主义美学

美国文化中的野生动植物
关于荒原
土地伦理

附录：专有名词对照表

注释

瓦尔登湖
版权页

经济篇
补充诗篇
身之所居，心之所向
阅 读
万物之声
独 处
有客来访
豆 田
村 子
湖 泊
贝克农场
更高的法则
禽兽为邻
室内取暖
旧时居民和冬日访客
冬日的动物
冬日的湖
春 天
结 语
注 释

版权页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9410号

寂静的春天 /（美）卡逊著；许亮译 .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640-9716-5

Ⅰ.①寂… Ⅱ.①卡… ②许… Ⅲ.①散文集－美国－近代 Ⅳ.①I712.64

出版发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100081

∕（010）68914775（总编室）82562903（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68948351（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http：//www.bitpress.com.cn

字　　数／163千字

版　　次／2015年1月第1版/

责任编辑／张晓蕾

文案编辑／朱 喜

责任校对／陈 玉

责任印制／边心超

Rachel Louise Carson
1962

献给阿尔伯特·施韦泽
他说：“人类已经失去了预见和预防
的能力。他们将随着地球毁灭而完结。”

湖中的芦苇已经枯萎，
也没了鸟儿歌唱！

—— 济慈

我为人类感到悲观，因为他们实在
太精于为自己创造利益了。我们对待自
然的方法是使它屈服。如果我们不那么
怀疑，不那么专横傲慢，而是学着适应
地球，并心存感激地对待它，我们将有
更好的生存机会。

——E.B. 怀特

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25周年纪念版简介

——美国前副总统 阿尔·戈尔

作为一名民选的官员，为《寂静的春天》作序令我感到十分卑微，因为蕾切尔·卡逊的著作是一座丰碑，它证明了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加强大。1962年，《寂静的春天》刚出版的时候，公共政策里还从没出现过“环境”这样的词汇。在一些城市，尤其是洛杉矶，烟雾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尽管更多的是因为烟雾的出现，而不是对公众健康的威胁。1960年，民主党和共和党大会上提到了资源保护（环保主义的前身），但只是在国家公园和自然资源的文本中顺便提及。除了一些很难见到的科学期刊上的零星刊登，几乎没人讨论DDT以及其他杀虫剂和化学品日渐严重、不易察觉的危害。《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部著作，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迟很长时间，甚至现在都还没有开始。

本书作者曾是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一名海洋生物学家。不出意料，从环境污染中获利的人纷纷抵制作者和她的书。一些大型的化工公司企图阻止《寂静的春天》出版。《纽约客》上摘录了此书的片段后，马上有人指责卡逊是歇斯底里的、极端的女人。直到今天，问起那些从环境现状谋利的人们，仍会听到各种谩骂（1992年我竞选的时候，被人们叫作“臭氧人”，这可能不是一种赞美，但我却感到非常光荣。我意识到，提出这些问题会不可避免地激起猛烈的或是愚蠢的反应）。当这本书广为人知的时候，反对作者的力量变得更加可怕。

蕾切尔·卡逊受到的攻击与《物种起源》出版后查尔斯·达尔文的遭遇一样。此外，由于卡逊是一名女性，很多非议直接指向她的性别。他们称她是歇斯底里的女人。《时代》杂志指责她“煽情”。她的科学声誉也受到攻击：反对者资助各种宣传，企图否定她的研究。这些攻势凶猛、有充足财力支持的负面宣传不是针对一个政治候选人，而是针对一本书和它的作者。

在这场战争中，卡逊体现出两种决定性力量：对真理的尊重和对个人事业的执着。她反复检查了《寂静的春天》里的每一段话。而且过去几年的状况已经证明，她的警告是很谨慎的。她具有非凡的勇气和远见卓识，决心撼动一项根深蒂固、有利可图的产业。在写作《寂静的春天》的时候，她忍受着乳房切除的痛苦，并接受着放射疗法。书出版两年后，乳腺癌夺走了她的生命。讽刺的是，新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种疾病与接触有毒化学品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讲，卡逊是在为自己的生命写作。

她的写作对科学革命早期形成的陈腐观念提出了挑战。人类（当然这里指的是男人）是万物的中心与主宰，科学史就是人类的统治史，最终达到一个近乎绝对的状态。当一名妇女对这种正统观念提出挑战时，著名的卫道士罗伯特·怀特·史蒂文斯的回应在今天看来不仅傲慢，而且像地球扁平理论一样奇怪。他说：“争论的焦点在于，卡逊女士认为人类的生存取决于自然的平衡，而现代社会的化学家、生物学家和科学家坚信人类正逐渐控制了自然。”

以今天的眼光看，那种荒谬的世界观正表明蕾切尔·卡逊的观点多么具有革命性。大公司的攻击不难预料，但美国医学会竟然也站在化工公司的一边。发现DDT杀虫特性的人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是，《寂静的春天》不可能被扼杀。虽然它提出的问题不能马上解决，但是著作本身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卡逊之前的两部畅销作品《我们周围的海洋》和《海洋的边缘》不仅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点，还为她赢得了经济的独立和公众的信任。《寂静的春天》出版后的10年是一段活跃的年代，美国人乐于接受书本中传递的信息。在某种意义上，卡逊是这场运动的开始。

最终，政府和公共部门也参与进来——不仅是看过书的人们，还有看到报纸和电视节目的民众。《寂静的春天》销售量超过50万本后，CBS为它制作了一个长达一小时的节目，尽管两家主要的赞助公司取消了赞助，他们还是坚持播出节目。肯尼迪总统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讨论了这本书，并指定一个专门的调查小组调查书中提出的观点。调查小组的报告书控诉了化学品公司和政府无动于衷的态度，并证实了卡逊关于杀虫剂潜在危害的警告。不久之后，国会开始举行听证会，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成立。

《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蓄积成为空前强大的力量。1964年春天，蕾切尔·卡逊去世后，一切都清楚了，她的声音永远不会沉寂。她唤醒的不只是我们的国家，而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标志着现代环保运动的开始。

《寂静的春天》对我个人有着深刻的影响。我的母亲坚持让我们阅读这本书，并在餐桌上讨论。姐姐和我从来不喜欢在餐桌上讨论书本，但我们关于《寂静的春天》的讨论却非常愉快，至今记忆犹新。蕾切尔·卡逊的确是我关注环境、投身环保事业的原因之一。她的榜样激励我写下《濒临失衡的地球》。我的书自然也是在米夫林出版公司出版的，因为他们一直站在卡逊这边，并出版了许多关于当前环境问题的好书，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我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她的照片，旁边是众位政治领袖、总统、国务卿的照片。她的照片已经挂在那里好多年，而它就应该挂在那里。卡逊对我的影响比得上墙上的任何一位，或者更多，甚至超过他们的总和。

作为一名科学家和理想主义者，卡逊是孤独的，她懂得倾听，而当权的人们却难以做到。马萨诸塞州达克斯伯里市的奥尔加·哈金丝给卡逊写了一封信，告诉她DDT杀死了鸟类，促使她开始构思《寂静的春天》。今天，由于卡逊的努力而禁止了DDT，她关心的一些鸟类（例如：鹰和游隼）不再处于灭绝的边缘。她的著作也可能拯救了无数人的性命。

《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可以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媲美。两本书都改变了我们的社会，但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哈里特·比彻·斯托把为人熟知的、公众讨论的焦点问题写在小说里，把一个全国人都在关注的问题在人物身上体现出来。她刻画的奴隶形象触动了国人的良心。南北战争爆发的时候，亚伯拉罕·林肯接见斯托夫人时说：“你就是那位引发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相反，蕾切尔·卡逊所警告的危险没人看得到，她试图把问题提上国家议程，而不是为已有的问题提供证据。这样看来，她的成就更加来之不易。讽刺的是，1963年她在国会上作证时，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用奇怪的语气模仿了一个世纪之前林肯说过的话。他说：“卡逊小姐，你就是引发这一切的妇女啊。”

两本书的另一个区别体现在《寂静的春天》所具有的持续性。奴隶制是可以终结的，而且确实已经终结了，尽管一个多世纪之后人们才开始处理它带来的后果。签署一份文件就可以废除奴隶制，化学污染却不行。尽管卡逊提出了有力论据，尽管美国对DDT实行了禁令，但是环境危机没有改善，反而加重了。或许灾难发生的速度有所放缓，但仍令人心生不安。自《寂静的春天》出版后，仅用于农场的农药就增加至每年11亿吨，各种危险化学品的产量增加了400%。在国内我们已经禁止了一些杀虫剂的使用，但杀虫剂的生产和出口仍在继续。这不仅说明我们愿意向他人出售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以获利，还说明我们没有意识到科学规律的作用不受政治边界的限制。任何一个地方的食物链受到污染，最终会殃及其他地方。

卡逊作过的演讲很少，最后一次是在全美园林俱乐部。她承认，如果不采取改善措施，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她说：“这些都是严重的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她还警告说，我们等得越久，风险就越大。她说：“我们让所有的人面临着接触化学品的危险，动物实验证明这些化学品都具有很强的毒性，而且很多时候毒素会在体内累积。从出生，甚至出生之前，我们就开始接触化学品，如果不作出改变，对化学品的接触将贯穿我们一生。”自从她下了这些断言后，我们不幸地经历了很多例证，因为可能与杀虫剂相关的癌症和其他疾病发生率飙升。问题不是我们不作为。我们确实已经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

环境保护署（EPA）成立于1970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蕾切尔·卡逊唤醒的关切和意识。杀虫剂监管机构和食品安全检查局从农业部分离出来后成立了新的机构。农业部往往只看到使用农药的好处，却容易忽视潜在的危险。从1962年起，国会不止一次地要求确立杀虫剂检验、注册和信息标准，但大部分标准都被忽视、推迟和废弃了。例如，克林顿—戈尔政府时期，还没有保护农场工人免受杀虫剂危害的标准，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环保署一直致力于确立安全标准。像DDT这样的广谱杀虫剂已经被毒性更强的窄谱杀虫剂取代，但它们并没有经过全面的检测，具有相当的甚至更大的危害。

多数情况下，杀虫剂工业中的强硬派已经成功地推迟了《寂静的春天》呼吁的保护措施。这些年来，杀虫剂工业仍受到国会的纵容，实在令人震惊。关于杀虫剂、杀菌剂、灭鼠剂的法规比食品和药品的标准宽松得多，而且国会故意增加了法规的实施难度。在制定杀虫剂安全标准时，政府不仅考虑它们的毒性，还会考虑它们的经济效益。这种模糊的考量增加了农业产量（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却可能导致更多的人患上癌症和神经系统疾病，而且把一种有害的杀虫剂从市场上清除需要5到10年时间。新型杀虫剂，即使毒性更强，只要比现有杀虫剂效果稍好，就会得到批准。

依我看，这有点“在低地住久了，因为一点点上升就会自满”的感觉。现有的体制就像浮士德式的交易——牺牲长远福祉，获取短期利益。我们有理由相信短期利益确实很短。许多杀虫剂并不能使害虫灭绝，也许在开始阶段害虫有所减少，但它们最终会通过基因突变而逐渐适应，这样杀虫剂就失去了作用。此外，我们只研究了杀虫剂对成人的影响，而忽略了更容易受到伤害的儿童。我们只是孤立地研究每种杀虫剂的效用，而没有研究它们之间的反应，而这正是我们的田地、牧场、河流中潜在的巨大危险。基本上，我们继承了一个法律与漏洞并存、行动与延误同在的体系，其表面往往难以掩盖政策失败的真相。

蕾切尔·卡逊告诉我们，过度使用杀虫剂与基本的价值观不符；杀虫剂最坏的情况是制造了她所说的“死亡之河”，最好的情况是造成轻微伤害却得不到任何长远收益。真正的结果是，在《寂静的春天》出版后的22年里，法律、监管和政治体系没有作出足够的回应。卡逊不仅熟悉自然环境，也深谙政治世界的门道，她已经预料到了失败的原因。在几乎没人讨论利益与权势的两大污染时，她在园林俱乐部的演讲指出，“那些阻止修改法律的人们占尽了利益”。她指责了政府为游说费用减税的政策（本届政府力图废除这一政策），她指出：“减税意味着化学工业能够以低廉的成本阻止相关立法……化学工业本就希望没有法律的束缚，现在如愿以偿了。”卡逊的谴责为当前政治改革的讨论埋下了伏笔。简言之，她准确地预测到政治才是问题的症结。要清除污染，就要理性政治。

一种多年来努力的失败可以解释另一种失败。结果不可否认，也令人难以接受。1992年，美国使用了22亿磅杀虫剂，相当于每个人承受8磅。我们知道许多杀虫剂是可以致癌的，其他一些杀虫剂则会毒害昆虫的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人类也可能受害。卡逊在书里提道：“我们可以在地板上打上一层蜡，经过的昆虫必死无疑。”虽然我们已经不再使用这种日用化学品，但今天超过90万个农场和6 900万个家庭在使用杀虫剂。

1988年，环保署报告说，已经有32个州的地下水受到74种不同的农药污染，其中包括除草剂阿特拉津，这是一种可能使人类致癌的物质。每年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玉米地使用7 000万吨阿特拉津，150万磅径流流入2 000万人的饮用水源。城市饮水厂无法清除阿特拉津；春天的时候，水里的阿特拉津含量常常超出安全饮用水法规定的标准。1993年，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25%的地表水都是这样。

由于其他原因，DDT和PCBs已经在美国被禁止，但是与雌性激素相仿的杀虫剂又大量出现，并引起人们新的担忧。苏格兰、密歇根州、德国以及其他地区的研究表明，它们可以导致生育能力下降，引发睾丸癌、乳腺癌和生殖器官畸形。单在美国，雌性激素杀虫剂泛滥的20年来，睾丸癌的发病率就增加了50%。虽然原因尚不明确，证据显示世界范围内的精子数已经下降了50%。这些化学品能够破坏野生动物的繁殖能力，证据确凿，不可辩驳。3名研究人员检查过《环境卫生研究院杂志》的数据后总结道：“现在很多野生动物种群正面临危险。”很多问题都预示着动物和人类的生殖系统将发生巨大而不可预测的变化，但是当前的危险性评估并没有考虑杀虫剂的潜在危害。新政府建议进行这样的检测。

这些化学品的卫士无疑会作出传统的回应：在人类身上的研究没有发现化学品和疾病的直接关联；巧合不等于因果关系（尽管一些巧合强烈地要求作出谨慎的决定，而不是鲁莽行事）；动物实验的结果并不一定适用于人类。这些回答让我们想起了蕾切尔·卡逊从化工工业及其资助的大学科学家得来的回应。她早已预料到这样的回应，并在《寂静的春天》里写道：“公众服下了掺着半真半假事实的镇定药片。我们迫切地需要结束这种虚假的安慰，停止为丑恶事实裹上糖衣的行为。”

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詹姆斯·瓦特在内政部任职、安·戈萨奇在环保署任职的时候，对环境的无知达到了顶峰。毒害环境的行为竟然被当作既精明又经济的务实主义。例如，在戈萨奇的环保署，杀虫剂的替代方案——病虫害综合治理（IPM）被当作异端处理。环保署禁止相关书籍出版，IPM方法的证书被认定为非法。

克林顿—戈尔政府一开始就有不同的观点，并决心扭转杀虫剂污染的潮流。我们的政策遵循三个原则：更严格的标准、减少使用化学品、更多地用生物制剂替代。

显然，明智的杀虫剂使用方法要平衡危险与利益的关系，并考虑经济因素。但是我们也要排除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标准要明晰而严格，检测要全面而可靠。长久以来，我们设立的儿童杀虫剂残留容忍值一直是应有水平的几百倍。怎样的经济效益才能证明其合理性？我们不仅要检测化学品对成人的影响，还要检测对儿童的危害。不同化学品组合的效应也要检测。检测化学品不仅是为了减少恐惧，更是为了减少必然会令我们恐惧的东西。

如果不需要使用杀虫剂，或者杀虫剂在特定条件下会失效，就不应该使用它。必须有真真切切的效益，而不是可能的、暂时的或猜想的效果。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关注生物制剂的发展，尽管它饱受化工工业及其政治辩护人的敌视。在《寂静的春天》里，卡逊提到了“真正神奇的昆虫化学控制方法的替代方案”。这种替代方法很多，尽管很多官员漠不关心，生产商百般阻挠。为什么我们不去推动无毒物质的使用呢？

最后，杀虫剂生产和农业是一边，公共健康是另一边，我们必须在两种文化之间搭建桥梁。两个群体有着不同的背景，读的是不同的大学，有着不同的观点。只要他们在怀疑和憎恨的鸿沟边对峙，对我们而言，改变生产和利润依赖污染的体制就难以改变。通过让农业推广局推广化学品的替代方案，我们可以开启终结旧体制的道路，并开始缩小文化鸿沟。另一种办法是让食品生产者和保护我们健康的人们保持正式的、持续的协商。

克林顿—戈尔政府关于杀虫剂的新政策有很多设计师。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一名妇女。1952年，她从中层公务职位辞职，全身心投入写作。卡逊的精神指引着本届政府所有重要的环境会议。可能我们无法立即达到她的期待，但我们正沿着她的指引前进。

1992年，一个由杰出的美国人组成的小组评选《寂静的春天》为20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在过去的那些年以及所有的政策辩论里，这本书一直是控制自满情绪的理性声音。它不仅使工业和政府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还唤醒了公众的环境意识，它把民主的力量注入拯救地球的事业。渐渐地，即便政府没有行动，消费者也会自觉地抵制杀虫剂污染。现在，减少食物中杀虫剂残留不仅仅成为推销的手段，而且已经变成道德上的责任。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但民众自己也可以作出决定。我坚信，民众不会再纵容政府无所作为或作出错误的决策。

蕾切尔·卡逊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寂静的春天》里所提出的关切内容。她让我们重拾在现代文明中几乎消失殆尽的基本观念：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融合。这本书就像一道光亮，照向了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在《寂静的春天》的最后几页，卡逊借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里“少有人走过的路”，描述了我们要作的选择。一些人已经走上那条路，但很少有人像卡逊一样领着世界前行。她的辛劳、她揭示的真理以及她激发的科学与研究，不仅是限制杀虫剂使用的有力论据，也是个人能够创造巨大价值的有力证明。

致 谢

1958年1月，奥尔加·哈金丝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她生活的地方已经变得毫无生机。我的思绪立即被拉回到我曾一直关注的问题。考虑过后，我觉得有必要写下这本书。

自那时起，我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和鼓励，在这里无法逐一列出他们的名字。那些曾无私地与我分享他们多年经验和研究成果的人们，有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机构的，有来自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也有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士。在此我向所有人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你们慷慨地付出时间和分享智慧。

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那些花费时间阅读本书手稿并运用专业知识提出建议和批评的人们。虽然，我对本书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承担最终责任，但是，如果没有以下诸位专家的慷慨帮助，我不可能完成这本书。他们分别是：梅奥医院的医学博士巴塞勒谬（L.G. Bartholomew），德克萨斯大学的约翰·比塞尔（John J. Biesele），西安大略大学的布朗（A.W.A. Brown），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市的医学博士莫顿·比斯金德（Morton S. Biskind），荷兰植物保护署的布雷约（C.J. Briejer），罗伯和贝西·维尔德尔野生动物基金会的克莱伦斯·科塔姆（Clarence Cottam），克利夫兰医院的医学博士乔治·克莱尔（George Crile， Jr.），康涅狄格州诺福克市的弗兰克·艾格勒（Frank Egler），梅奥医院的医学博士马尔科姆·哈格雷夫斯（Malcolm M. Hargraves），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医学博士休伯（W.C. Hueper），加拿大渔业研究委员会的克斯维尔（C.J. Kerswill），荒野保护协会的奥洛斯·穆里（Olaus Murie），加拿大农业部的皮科特（A.D. Pickett），伊利诺伊自然历史研究所的托马斯·斯科特（Thomas G. Scott），塔夫托卫生工程中心的克莱伦斯·塔泽维尔（Clarence Tarzwell），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乔治·华莱士（George J. Wallace）。

每一个作者，要写一本基于大量事实的书，都离不开图书管理员的知识和帮助。我也要感谢许多图书管理员的帮助，尤其是内政部图书馆的艾达·约翰斯顿（Ida K. Johnston）和国家卫生研究所图书馆的西尔玛·罗宾逊（Thelma Robinson）。

本书的编辑保罗·布鲁克斯（Paul Brooks），多年来一直给予我鼓励和支持，并甘愿多次推迟出版计划。对此，以及他优秀的编辑才能，我将永远心存感激。

在繁杂的资料搜寻工作中，桃乐茜·艾尔格（Dorothy Algire）、杰尼·戴维斯（Jeanne Davis）和贝蒂·达夫（Bette Duff）都作出有力贡献。写作过程中困难重重，如果不是我的管家艾达·斯波（Ida Sprow）的悉心照顾，我也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

最后，我还必须感谢许多与我不相识的人们，是他们让这本书变得更有价值。正是这些人率先站了出来，反对那些不计后果、不负责任地毒害世界的行为，保护人类和其他生物共同的家园。直到现在，这些人仍然在战斗着。他们的义举终将获得胜利，理智与常识也会在我们的世界得到传播。

蕾切尔·卡逊

第一章 明天的寓言

美国的中心曾经有一个小镇，那里的所有生物看上去都与其周边的环境和谐共处。小镇的四周如棋盘一般分布着繁荣的农场，庄稼连成一片，山坡上果树成林，春天的时候山花烂漫，犹如朵朵白云在绿色的原野上飘荡。秋天，橡树、枫树和白桦树色彩斑斓，透过松林的绿色屏障，如火焰般跳跃着。小山上狐狸在鸣叫，小鹿悄悄地穿过田野，在秋天的晨雾中半隐半现。

路边生长着月桂树、荚莲花、赤杨树，还有巨大的蕨类植物和各种野花，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能让过路的行人赏心悦目。即使是冬天，道路两旁也有一番美景，无数的小鸟飞来，啄食浆果和露出雪地的干草穗头。实际上，这个乡村正是以生活着种类丰富的大量鸟类而闻名。每年的春天和秋天，迁徙的候鸟潮涌而至，人们会从很远的地方前来观赏盛景。也有人来小溪边钓鱼。澄澈而清凉的河水从山间流出，绿树掩映下的池塘里鳟鱼在游动。所以，很多年前，第一批人来到这里，掘井盖房，搭建谷仓。

突然，一种奇怪的力量悄悄侵袭了这个地区，一切都开始变了。一种邪恶的魔法控制了整个社区：鸡群感染了神秘的疾病；牛羊开始生病死亡。死神的阴影笼罩着每个地方。农夫们都在谈论家人的病况。镇上的医生也越来越困惑，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近来病人的病症。大人出现毫无来由的突发性死亡。孩子们也未能幸免，他们在玩耍的时候突然发病，几个小时后就会死去。

每个地方都安静得出奇。那么多的鸟儿都去哪儿了？人们议论纷纷，感到困惑不安。院子后边喂食的地方冷冷清清。零星见到的几只鸟儿都气息奄奄，身子不住地颤抖，再也飞不起来。这是一个毫无声息的春天。往日的清晨，有知更鸟、猫鹊、鸽子、松鸦、鹪鹩的合唱，还有其他各种鸟儿的伴奏，如今却听不见一点声音；田野、林间、沼泽，到处是寂静一片。

农场里，母鸡下的蛋孵不出小鸡。农夫们抱怨没法继续养猪，因为猪崽都太瘦弱，存活没几天就会死去。苹果树就要开花了，却不见蜜蜂往来穿花的身影，所以花儿没有授粉，也就不会结果。

道路两旁，曾经是那么迷人的地方，如今一片枯黄，仿佛被火烧过一样。这些地方也是一片寂静，没有生命的迹象。甚至溪流都变得毫无生气。鱼儿都已死去，再没有人来钓鱼。

屋檐下的水槽里，屋顶上的瓦板间，仍能看到一片片的白色颗粒粉末。几个星期以前，这种粉末像雪花一样落在屋顶、草地、田野和溪流。

不是巫术，也不是敌人的行动侵袭了这个世界，让新的生命无法复生。一切都是人们自己造成的。

这个小镇并非真实的存在，但在美国或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却可能有上千个类似的地方。我还没有发现遭受上述全部不幸的地方。但是，其中任何一种灾难都已经在某个地方发生，而且有的社区已经遭受诸多苦难。一个恐怖的幽灵正悄悄向我们袭来，而且这个想象中的悲剧极可能变成我们终将面对的严峻现实。

是什么东西让美国无数的城镇失去了春天的声音？本书将试着给出答案。

第二章 忍受的义务

地球生命的历史是一部各种生命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地球植物和动物的形态与习性都是由环境造就的。就地球的全部时间而论，生物对周围环境的反作用却相对很小。随着时间的推进，尤其是到20世纪，人类获得了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

在过去的大约25年里，这种力量不仅强大到令人担忧，而且其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人类对环境的侵袭最令人震惊的要数危险的甚至致命的物质对空气、土壤、河流以及海洋造成的污染。这种污染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恢复的；其在生物生存环境以及生物组织中引发的负面连锁效应也是不可逆转的。在当前环境遭受普遍污染的形势下，化学药品可以改变自然界及万物生命，与辐射一样危害巨大，只是尚未为人所知。核爆炸向空气中释放出的锶90，或随雨水进入土壤，或以放射性尘埃形式落在地表，进而被草、玉米或小麦吸收，最终进驻人类的骨骼中直至其死亡。同理，农田、森林以及花园里喷洒的农药会在土壤中长存，接着进入生物体内，在中毒和死亡的链条中不断地传递下去。它也可以随着地下水神秘地转移，通过空气与阳光的作用再次出现，并生成新的物质，毁坏植被，使牲畜生病，让曾经可以饮用纯净井水的人们遭受离奇的伤害。正如阿尔伯特·施韦泽所言：“人类甚至不认识自己创造的恶魔。”

经过了几百万年的演化，地球上才有了各种生物。在漫长的时间里，地球生物发展进化，物种逐渐增加，慢慢与周围环境达到了一种协调平衡的状态。自然环境极大地影响着生物的形态，指引生物的演进方向，包含了各种有利的和不利的因素。一些岩石会有危险的辐射；甚至为万物提供能量的阳光中，也有可以造成伤害的短波辐射。随着时间的推进，不是几年，而是上千年时间，生物慢慢得到进化，与自然环境达成平衡。所以，时间是一个最基本的要素，但是现代社会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时间。

与自然界精妙细微的演进相比，人类活动显得鲁莽而无知，带来的变化异常迅猛，新状况层出不穷。在地球上出现生命之前，就有岩石背景辐射、宇宙射线、太阳光紫外线等各种辐射。如今，人类研究原子的活动产生了新的非自然辐射。生物进化所要适应环境中的化学物质不再仅仅是钙、硅、铜以及河流冲刷岩石带入海洋的其他矿物质，又增加了人类在实验室创造出来的合成化学品，自然界中从来没有这些物质。

适应这些物质所需的时间要以自然历史的维度衡量，不仅仅是人生的短短几十年，而是多少代人的时间。即便奇迹发生，生物的确能够适应新的物质，一切也会变成徒劳，因为新的化学物质源源不断地从我们的实验室中产生；单在美国，每年会有500种新的物质投入使用。尽管这个数字令人惊愕，其后果却不易为人理解——人类与其他动物每年需要适应500种物质，远远超出了生物进化的极限。

这些化学药物大多应用于人类对自然的战争。自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人类创造了200多种化学药物，用来对付昆虫、野草、啮齿动物以及其他现代语言中称为“害虫”的生物，而且这些化学品有数千种不同的品牌。

如今，这些喷剂、药粉和气雾剂被普遍地用于农田、花园、森林以及人们的院子里。未经选择的化学药剂可以杀死所有的昆虫，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可以使鸟儿不再唱歌、鱼儿不再畅游，可以在叶子表面覆盖一层致命的外衣，可以在土壤中长久留存。一切都仅仅是为了对付野草和昆虫。地球表面覆盖了一层毒药，谁会相信这不会对生物产生危害。这些物质不应被叫作“杀虫剂”，而应是“杀生剂”。

喷洒农药似乎卷入了一个无尽的循环。自DDT民用以来，使毒性升级的活动从未停止过。昆虫成功地证明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原则，它们通过进化产生了抗药性。因此，人类需要毒性更强的药剂，照此循环下去。另外，使用农药一段时间后，被消灭的昆虫会卷土重来，数量反而比之前更多。这种现象的原因会在后面解释。所以，人类从未赢得这场化学之战，而所有的生物却被卷入残酷的战火中。

除核战争可能毁灭人类外，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个核心问题便是，具备强大潜在杀伤力的物质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普遍污染。这些物质可以在植物和动物体内累积，甚至渗透进生殖细胞，破坏或改变决定未来形态的遗传物质。

一些自称人类未来工程师的人们，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设计、改变人类的遗传细胞。但是，如今我们可能由于疏忽大意而轻率地做了这样的事，因为很多化学物质会像辐射一样造成基因突变。人类可能通过使用杀虫剂这看似微小的举动，决定自己的未来，想来是有点讽刺的。

冒如此之大的风险，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为我们扭曲的判断力所震惊：为什么智慧的人类要通过污染整个环境、毒害动物甚至人类自身的方法，来控制一小部分自己不喜欢的物种。

然而，这正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有些时候，我们甚至还没有研究明白，就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专家告诉我们，杀虫剂的广泛使用是保证农业产量的必要措施。但是，我们的问题不正是“生产过剩”吗？尽管有减少农作物面积的措施和补贴农民不进行农业生产的政策，我们的农业产量仍然惊人。1962年，美国纳税人需要为剩余粮食支付超过10亿美元的储囤费用。农业部的一个部门试图减少产量，而另一个部门却在1958年宣称：“通常，在土地银行的规定下减少作物面积会刺激化学品的使用，以从现有耕地获得最大的产量。”状况改善了吗？

这并不是说昆虫不是问题，不需要加以控制。我想说的是，控制手段必须以现实为依据，而不是靠主观臆想，而且采用的办法必须不能把我们连同昆虫一起毁灭。

这一问题是我们现代生活的一个产物，刚要试着解决它就带来了诸多灾难。在人类出现很久之前，就有各种昆虫在地球上生存，它们种类繁多，具备很强的适应能力。自人类出现以来，50多万种昆虫中的一小部分开始以两种基本方式与人类福利产生冲突：争夺人类食物供给，传播疾病。

在人口较多的地区，尤其是卫生状况恶劣、自然灾害频发或极度贫困的条件下，携带病毒的昆虫是一个尤为关键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一些昆虫进行控制。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然而，正如我们目前所见，大量使用化学药剂的方法不仅限制了胜利的成果，而且可能造成试图控制的状况更加糟糕。

在原始的农业条件下，农民们几乎没有昆虫问题。随着农业发展，大面积种植单一作物，各种昆虫问题开始出现。这种种植系统成了某种昆虫数量猛增的温床。单一作物的耕种方法只是工程师眼中的农业，并不符合自然的规律。自然界孕育了万千物种，然而人类却热心于将其简化。因此，他们破坏了自然界内在的制约与平衡机制，而大自然正是以这种方式控制各种物种。适宜每个物种生存的面积就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很明显，如果一片农场里只种植小麦，那么一种昆虫的数量就可以增加很多，以至于远远超出小麦与其他作物混种的地区，因为这种昆虫不能适应其他作物。

其他情况下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在上一代或更久以前，美国大城镇的街道两旁都种上了高大的榆树。如今，他们希冀的美景不仅没有实现，反而面临毁灭的危险，因为甲虫带来的疾病肆虐了所有榆树。但是，如果榆树与其他植物掺杂点缀，甲虫不可能大量繁殖、蔓延。

现代昆虫问题的另一个因素必须在地质和人类历史的背景下审视：成千上万不同的生物从自己原来的生存环境扩张、蔓延至新的区域。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埃尔顿在他的新书《入侵生态学》中研究了这种全球范围的大迁徙，并作了生动的描述。在几百万年前的白垩纪时期，汹涌的海洋切断了大陆间的陆桥，各种生物被困在了埃尔顿所称的“巨大的独立自然保护区”内。它们与同类的伙伴隔绝，开始演化出新的物种。大约1 500年前，一些大陆板块重新连接后，这些物种开始扩张到新的疆土。这一运动如今仍在进行，只是增加了来自人类的大力协助。

植物引进是现代物种扩张的主要原因，因为动物们必然会随着植物进行迁移。检疫只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不完全有效的措施。单单美国植物引进署就已经从世界各地引进了大约20万种植物。美国180种植物害虫中大约有一半是意外地从国外引进的，其中大部分是随着异域植物一起进来的。

到了新的地方，没有了自然界天敌的威胁，它们的数量不再受到限制，因此入侵的动植物会大量地繁殖。这样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昆虫问题就不再是偶然事件了。

无论是自然地发生，还是人为的帮助，这种入侵很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检疫和大规模地使用化学药剂不过是在拖延时间。如埃尔顿博士所言，我们所面临的情况，“不仅仅是迫切地需要找到抑制各种动植物泛滥的科学方法”，我们还需要明白动物种群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这样才能“促成一种平衡”，抑制虫灾和新物种入侵的爆炸性力量。

很多必要的知识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从不去运用这些知识。我们的大学里有优秀的生态学专家，甚至政府部门也有，但是我们很少听取他们的建议。我们好像别无选择一样，任凭化学药剂的死亡之雨落下。而实际上办法很多，而且只要有机会，凭借我们的聪明才智完全可以发现更多的解决办法。

我们是被什么东西迷惑心窍了吗？以至于好像失去了判断好坏的意愿和智慧，而逆来顺受地接受低劣和有害的事物。如生态学家保罗·舍帕德所言，这种思维就是“脑袋刚刚漏出水面就会觉得很满足，却不知离自身环境的崩溃只有咫尺之遥……为什么我们要忍受带毒的事物，忍受住所周围的死气沉沉，与各种不算敌人但又有威胁的动物共存，忍受快要让我们发疯的汽车噪音？谁会愿意活在一个仅让你只能算得上是活着的世界？

然而，我们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世界。创造一个无菌、无虫害世界的运动，似乎引发了许多专家以及所谓管制机构的一阵狂热。从各个方面看，那些忙于推广农药的人们实际上是在滥用权力。“负责监督的昆虫学家扮演着检察官、审判官、陪审团、估税员、收税员和司法长官的多重角色，以实施他们的命令”，康涅狄格州的昆虫学家尼利·特纳说。在州政府以及联邦政府机构中，公然滥用职权的现象不受任何约束。

我并不是说完全不能使用化学杀虫剂。我要指出的是，我们任意地把具有强大毒性和生物影响力的化学品交到一些人手中，而这些人很大程度上或者完全不知道其潜在的危险。我们让太多人接触了这些毒药，而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甚至常常不去告知他们。《权利法案》中没有规定：公民不应受到致命毒药的威胁，无论是来自个人，还是政府官员。这只是因为，虽然我们的先辈拥有过人的智慧和远见，但也无法预见到这样的问题。

此外，我还要强调，我们很少或从未调查化学品对土壤、水、野生动物以及人类自身的影响，就允许它们投入使用。对于滋养万物的自然世界，我们未能给予足够谨慎的关切。将来，子孙一定不会原谅我们的。

人们对潜在威胁的认识仍然十分有限。这是一个专家的时代，每个人都只关注自己的问题，而意识不到或不愿接受更广泛的层面。这也是一个受工业主宰的时代，不惜代价赚钱是不容批评的首要原则。当人们知道一些使用杀虫剂造成破坏的明显证据而进行抗议时，含着半真半假事实的镇定药片就会给他们服下。我们迫切地需要结束这种虚假的安慰，停止为丑恶事实裹上糖衣的行为。除虫人员造成的危害正在由公众承担着。人们必须决定，是否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当了解所有的事实后，他们有能力作出决定。正如吉恩·罗斯坦德所言：“忍受的义务给予我们了解真相的权利。”

第三章 死神的药剂

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不得不接触危险的化学品，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头一次。自投入使用不到20年来，人造的杀虫剂传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大部分主要水系甚至平常看不到的地下水都含有化学成分。十几年前使用过化学药物的土壤仍然会有残留。它们会侵入鱼、鸟、爬行动物、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的身体中。科学家进行动物实验时，发现几乎不存在未受污染的动物，在遥远的山间湖泊中的鱼儿体内，在土壤中蠕动的蚯蚓体内，在鸟儿下的蛋中，甚至在人身体内都发现了化学药物的存在。如今，大部分人类，不论年龄大小，体内都存有化学残留。它们还会出现在母亲的奶水中，而且很有可能进入未出生婴儿的机体组织。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生产具有杀虫特性的人造化学品工厂的突然崛起和迅猛扩张。这种工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在研制化学武器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实验室中的一些化学品可以杀死昆虫。这一发现并非偶然，因为昆虫曾被普遍用于试验人类的化学武器。

结果，人类开始源源不断地生产合成化学品。在制造的过程中，科学家们巧妙地操控分子，替代原子，改变排列，使得化学品不再是战前那种简单的杀虫剂。这些化学品的原料取自天然生成的矿物质和植物——砷、铜、锰、锌以及其他矿物质的化合物，干菊花做的驱虫粉，烟草中的尼古丁硫酸盐，东印度群岛豆科植物中的鱼藤酮。

令这些新的合成杀虫剂与众不同的是它们巨大的生物影响力。它们不仅毒性强大，而且可以进入人体最为关键的生理过程中，使其产生病变，并极易导致死亡。如我们所知，它们摧毁了保护人类免受伤害的酶，妨碍人类获取能量的氧化过程，破坏各种器官的本来功能，还可能引发慢性的、不可逆转的细胞变化，最终使状况恶化。

然而，每年仍会有新的、更多的致命化学药物问世，它们被设计作新的用途，所以与这些药物的接触几乎已经遍及全世界。1947年，美国的合成杀虫剂产量为124 259 000磅，到1960年，这一数字已经飙升至637 666 000磅，增长超过五倍。这些产品的批发总价超过2.5亿美元。但是，从化学工业的计划和愿景看，这只是个开始。

因此，了解各种杀虫药对我们每个人都很有意义。如果我们的生活中总会接触这些化学药物（吃的、喝的中有它们，连我们的骨髓中都有），我们最好了解一些它们的特性和药力。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杀虫剂由无机化学物转向碳分子的奇异世界，一些旧有的物质还是留了下来。其中主要物质之一——砷，仍是各种除草剂和杀虫剂的基本成分。砷是一种具有很强毒性的矿物质，广泛分布于各种金属矿石中，火山、海洋、温泉中也有少量存在。它与人类有各种各样历史性的关系。因为很多砷化合物是无味的，所以从波吉亚家族到现在，人们都选择用它来杀人。烟囱灰中含有砷，它与一些芳香烃一样可以致癌。早在大约两个世纪之前，一位英国医师已经发现了这一点。长期以来人类慢性砷中毒的现象是有案可查的。日常环境中砷污染也导致马、牛、羊、猪、鹿、鱼、蜜蜂等动物患病或死亡。尽管如此，砷雾剂和药粉仍广泛使用。在美国南部喷洒了砷剂的产棉地区，蜜蜂养殖几乎已经消失。长期使用砷药粉的农夫已经患上慢性砷中毒，牲畜也因含砷的农药或除草剂中毒。从蓝莓地飘来的砷药粉落在了旁边的农田里，污染了溪流，使蜜蜂和奶牛中毒，并引发人类疾病。环境致癌研究权威机构——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休伯博士说：“近年来，我们国家完全无视关乎公众健康的砷污染。任何人只要见到喷粉器和喷雾器的操作状态，一定会为他们处理有毒物质的马虎态度所震惊。”

现代杀虫剂要更加致命。大部分药剂可以划归两个化学品门类：一类是以DDT为代表的“氯化烃”；另一类包含各种有机磷的杀虫剂，以较为熟悉的马拉硫磷和对硫磷为代表。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如前文提到的，它们的基本成分都是碳原子。这是生物世界不可或缺的基本成分，因而称其为“有机物”。为了了解它们，我们必须明白它们是如何制成的，以及它们是怎样被改变成致死药剂的（尽管这与生物的基础化学相联系）。

基本成分——碳的原子可以任意地以链、环或其他结构组合在一起，也可以与其他物质的原子结合。实际上，从细菌到巨大的蓝鲸，自然界令人惊叹的生物多样性正是源于碳的这种特性。正如脂肪、碳水化合物、酶、维生素的分子一样，蛋白质分子的基本成分也是碳原子。很多非生物也是如此，因为碳并不一定是生命的象征。

一些有机化合物只是简单的碳与氢的组合。其中最简单的是甲烷，又称沼气，它是自然界中水下有机物细菌分解而成的。甲烷与一定比例的空气混合，就会变成煤矿中可怕的“瓦斯”。它的结构极其简单，由一个碳原子和四个氢原子组成。

化学家们发现，可以去掉一个或全部的氢原子，用其他元素替换。例如，用一个氯原子替换一个氢原子，就可以制成氯化甲烷；将三个氢原子替换成氯，就可以制成麻醉氯仿；如果把所有的氢原子都替换成氯原子，就会生成最常见的清洁剂——四氯化碳。

简单而言，这些围绕基本甲烷分子的变化说明了氯化烃的构成。但是，这种简单的说明远远未能解释烃的真正复杂性，或有机化学家创造各种材料的丰富手段。除单一碳原子的甲烷外，他们还可以改变由许多碳原子组成的碳水化合物分子。这些碳原子呈环状或链状，还有侧链和分支。连接它们的化学键不仅仅是氢原子或氯原子，还有各种化学群。看似微小的变化，可以完全改变物质的特性。例如，不仅仅是什么元素附着在碳原子上，附着的位置都至关重要。如此精密的操控已经催生了大量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毒药。

1987年，一位德国化学家首先合成DDT（双氯苯基三氯乙烷）。但是直到1939年，它作为杀虫剂的功用才被人们发现。随即，DDT就被誉为虫害病的终结者，可以帮助农民一夜之间除掉害虫。瑞士人保罗·穆勒因发现DDT的杀虫功效获得了诺贝尔奖。

现在，DDT正广泛地为人们所使用。大部分人认为这是一种平常而无害的产品。可能是因为战争时期，成千上万的士兵、难民和囚犯都在身上洒DDT来对付虱子，它才给人留下了无害的印象。人们普遍相信，这么多人都接触到了DDT，而没有产生直接的危害，所以这种化学品一定是无害的。产生这样的误解也不难理解：不同于其他氯化烃药物，粉状DDT不容易透过皮肤吸收。溶于油后（通常的做法也是这样），DDT一定是有毒的。吞食的DDT会通过食道慢慢吸收；它还可能通过肺部吸收。DDT一旦进入体内，就会大量留存于富含脂肪的器官（因为DDT本身可溶于油脂），例如：肾上腺、睾丸、甲状腺。相当大一部分DDT会留存在肝、肾以及包裹着内脏的大块脂肪里。

DDT在体内的存量始于可以理解的最小量摄入（残留于大多数食物中），直至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脂肪可以起到生物放大器的作用，因此食物中少至千万分之一的摄入，会在体内累积到百万分之10到15，增加了100多倍。这些数据在化学家或药物学家看来是稀松平常的，但我们大部分人却不甚了解。百万分之一，听起来很小的数字，确实很小。但是，这些物质的药力惊人，极小的量就可以引起巨大变化。动物实验发现，百万分之3的药物就可以抑制心肌中一种重要的酶的作用；仅百万分之5就会引起肝细胞坏死或衰变；仅百万分之2.5的、与DDT相近的狄氏剂和氯丹也会有同样的效果。

这其实并不令人诧异。在标准人体化学中的确存在因果不对称的现象。例如，少至万分之2克的碘会成为决定健康与疾病的关键。由于小量的杀虫剂是逐渐蓄积的，而且排泄过程缓慢，所以肝脏以及其他器官慢性中毒和退化病变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

关于人体内会留存多少DDT，科学界还没有一致意见。食品与药物管理局主任药物学家阿诺德·莱曼博士说，不存在一个下限，低于下限DDT就不会被吸收，也不存在一个上限，高于上限DDT的吸收和贮存就会停止。另一方面，美国公共卫生署的维兰德·海耶斯却认为，每个人的体内都会有一个平衡点，超过这个点，DDT就会被排泄出来。实际上，哪种观点正确并不重要。我们已经对DDT在人体残留有充分的调查，并且知道普通人体内的残留已经达到具有潜在危害的量。各项研究表明，没有直接接触的人（不可避免的饮食除外）平均残留量为百万分之5.3到7.4；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为百万分之17.1；杀虫剂工厂工人的数值则高达百万分之648！可见残留量的变化幅度是很大的。更重要的是，最小的数值也已经超过了对肝脏、其他器官或组织造成损伤的标准。

DDT以及同类化学品的一个最危险的特征是，它们可以通过食物链从一个有机体传递到另一个。例如，在苜蓿地喷洒了DDT，然后把苜蓿喂给母鸡吃，最后母鸡下的蛋也会含有DDT。或者，把含有百万分之7到8DDT的干草喂给奶牛吃，牛奶中就会含有大约百万分之3的DDT，但是在牛奶制成的黄油中，其浓度会猛增至百万分之65。通过这样一个传导过程，本来很小量的DDT，最后会达到很高的浓度。虽然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禁止州际贸易中的牛奶有杀虫剂残留，但是如今，农民们很难给奶牛找到未受污染的饲料了。

毒素还可能从母亲传到子女身上。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科学家们已经从人奶取样中检测出杀虫剂残留。这意味着母乳喂养的婴儿也在不断地吸收、蓄积有毒的化学品。然而，这绝不是小孩第一次接触有毒化学品，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一过程在他的胚胎时期就已开始。动物实验显示，氯化烃杀虫剂可以轻松突破胎盘壁垒，而胎盘是胚胎与母亲体内有害物质之间的保护层。虽然，婴儿通过这种方式吸收的有毒物质通常较少，却也不容忽视，因为小孩比大人更容易中毒。这也就意味着，普通人从生命的开始就要吸收有毒物质，并在以后的生命里不断蓄积。

所有的事实（少量残留，随后的累积，正常饮食中化学品残留对肝脏造成的损伤）促使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早在1950年宣布，DDT的潜在危害极有可能被低估了。医学史上还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没有人知道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

另一种氯化烃——氯丹，不仅具有DDT所有令人讨厌的属性，还具备一些独有的特征。其残留物质会在土壤、食物或使用过氯丹的物体表面长久留存。它可以被皮肤吸收，也会以喷雾或粉末的形式吸入。当然，如果吞食了氯丹残留物，还可能被消化道吸收。与其他氯化烃一样，氯丹也会在慢慢地在体内累积。动物实验显示，一餐中包含的百万分之2.5的氯丹，最终在脂肪中会增加至百万分之75。

像莱曼博士这样经验丰富的药物学家曾在1950年称，氯丹是毒性最强的一种杀虫剂，任何接触到它的人都可能中毒。这个警告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因为郊区居民们依然无所顾忌地在自家草坪上使用氯丹配制的杀虫剂。他们没有立即患病的事实说明不了什么，因为毒素可以在他们体内潜伏很久，直到几个月或几年后突然发病。但那时候已经不太可能查到病因了。死神也可能突然袭来。一位受害者不小心把一种浓度为25%的工业溶液洒到皮肤上，40分钟内就出现了中毒迹象，没来得及抢救就死去了。没有事前警告，也就不可能有及时的医疗救助。

氯丹成分的一种——七氯，在市场上作为一种单独的制剂售卖。它可以很好地在脂肪中贮存。如果饮食中包含少至百万分之一的七氯，体内就会贮存相当大的量。此外，它还可以神奇地转变成一种具有不同化学性质的物质，叫作环氧七氯。这样的转变在土壤中以及动植物组织中都会发生。鸟类实验表明，这种转变产生的环氧化物具有比原来的七氯更强的毒性，而七氯的毒性已经是氯丹的四倍了。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人们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烃类——氯化萘。工作中直接接触到它的人会患上肝炎，以及一种罕见的、几乎不可治愈的肝病。它已经导致电气工业的工人们患病，甚至死亡。最近，在农业方面，人们认为是氯化萘导致牛患上奇怪的、通常会致命的疾病。鉴于这些先例，与这类烃相关的三种杀虫剂是所有烃类化合物中毒性最强的药物也就不奇怪了。它们分别是狄氏剂、艾氏剂和安德萘。

狄氏剂，是一种以一位德国化学家的名字命名、具有5倍于DDT的毒性的制剂。吞食狄氏剂后，它的毒性会是DDT的5倍，但是当狄氏剂溶液通过皮肤吸收后，其毒性相当于DDT的40倍。狄氏剂臭名昭著，因为它可以快速使人发病，攻击受害者的神经系统，使患者出现痉挛症状。中毒的人的恢复过程很慢，证明了狄氏剂的慢性危害。像其他氯化烃一样，这些长期危害包括对肝脏的严重损伤。残留持续时间长以及显著的杀虫功效，使狄氏剂成为当今应用最广的杀虫剂之一，尽管它的使用会大规模地毁灭野生动物。鹌鹑和野鸡的实验证明，它的毒性大约是DDT的四五十倍。

狄氏剂如何在体内贮存、分布，或如何排泄，我们所知道的还太少。因为化学家们创造杀虫剂的才能早已超过我们对这些化学药物对生物体影响的认知。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药物会在人体长久残留，像休眠的火山一样，在人体吸收足够脂肪而产生生理压力时突然爆发。我们知道的信息，大都来自世界卫生组织抗疟运动的艰难经历。自狄氏剂取代DDT在疟疾防治中的角色后（因为疟蚊已经对DDT产生抗药性），喷药的工作人员开始出现中毒现象。病症发作非常剧烈，一半乃至全部中毒者（不同的工作，中毒情况各异）会发生痉挛，一些人甚至会死去。有些人在接触药物长达4个月后才出现抽搐现象。

艾氏剂是多少有点神秘的物质。因为它虽然作为独立个体而存在，但又与狄氏剂有紧密关系。如果一片萝卜地使用了艾氏剂，这里的萝卜会有狄氏剂残留。这种变化会在机体组织里发生，也会在土壤里发生。这种神奇的变化已经导致许多错误的报告。因为化学家知道要检测的物质是艾氏剂，所以他以为已经没有残留了。实际上，仍然有残留，只不过已经变成狄氏剂，因而需要使用另一种检测方法。

像狄氏剂一样，艾氏剂也有剧毒，会引起肝脏和肾脏的退化性病变。一片阿司匹林大小的剂量，足以杀死400多只鹌鹑。很多人类中毒的案例已经出现，其中大多数与工业处理有关。

与很多同类杀虫剂一样，艾氏剂给未来投下一层危险的阴影——不孕症。野鸡吃下很小的剂量，不会死去，下蛋却大大减少，而且孵出的小鸡也会在不久后死去。这种影响并不局限于禽类。接触艾氏剂的老鼠，怀孕次数也会减少，而且幼鼠通常多病而短命。经过艾氏剂药物治疗的母狗，产下的小狗三天就死了。这些下一代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因父母体内的毒素而受难。没人知道，同样的惨剧是否会在人类身上发生。但是，这种化学药物已经通过飞机洒向了郊区和农田。

安德萘是所有氯化烃中毒性最强的。虽然化学性质与狄氏剂密切相关，其分子结构的细微变化会使它的毒性5倍于狄氏剂。此类杀虫剂的先祖——DDT，与安德萘相比几乎是无害物质了。它对哺乳动物的毒性是DDT的15倍，对鱼类的毒性是DDT的30倍，而对于一些鸟类则大约是300倍。

在投入使用后的10年，安德萘已经杀死无数的鱼儿。牛进入喷洒农药的果园后也会中毒。井水也被污染。至少一个州的卫生部门发出严厉警告：草率使用安德萘已经威胁到人类健康。

在一起最为悲惨的安德萘中毒事件中，并没有明显的疏忽之处，因为已经采取了一些看似足够的预防措施。一个一岁的小孩跟着自己的父母搬到了委内瑞拉。他们的新家里发现有蟑螂，所以几天后，他们就使用了含有安德萘的喷剂。大约在早上9点，开始喷药之前，小孩和小狗都被带到屋外。喷药过后，他们把地板清洗了一遍。下午的时候，小孩和小狗才回到屋里。大约一小时后，小狗开始呕吐、抽搐，最后死去。当天晚上10点，小孩也开始呕吐、抽搐，失去知觉。与安德萘灾难般的接触，使这个本来正常、健康的小孩变成了植物人——看不见，听不到，肌肉痉挛频繁发作，完全地与世界隔绝开来，在纽约一家医院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也没能改善状况，或带来一丝希望。主治医生说：“几乎不会出现有效的恢复了。”

第二大类杀虫剂——烷基或有机磷酸盐，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化学品。伴随其使用产生的最主要危害是，喷药的人无意间接触到飘浮的喷剂，接触到喷洒过药剂的植物，或接触丢弃的药剂容器，都会引起急性中毒。在佛罗里达州，两个小孩找到一只空袋子，用它来修补秋千。不久后，他们都死去了，另外3个玩伴也生病了。原来，这只袋子曾用来装一种叫作对硫磷的杀虫剂，这是一种有机磷酸盐。经检测证实，两个孩子死于对硫磷中毒。另外有一次，威斯康星州的两个小孩（表兄弟俩）在同一个晚上死去。其中一个孩子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玩耍，当时他父亲在附近的田地里给土豆喷洒对硫磷农药，农药从田地飘进了院子。另一个小孩跟着自己的父亲跑进谷仓玩耍，用手抓了喷雾器的喷嘴。

这些杀虫剂的来历都有点讽刺。虽然一些化学品（磷酸有机酯）已经为人所知很多年，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一位德国化学家才发现了它们的杀虫功效。德国政府马上意识到，这些化学品可以作为新的、毁灭性的武器在战争中对付敌人，并且宣布研制工作为重要机密。一些化学物质变成了神经毒气，另外一些具有相同结构属性的则变成杀虫剂。

有机磷杀虫剂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在生物体内发生作用。它们可以破坏在人体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酶。不论受害者是昆虫还是温血动物，它们的目标是攻击神经系统。正常情况下，神经脉冲借助一种叫作乙酰胆碱的“化学传导器”在神经间传递。这种物质完成必要的任务后就会消失。的确，它的存在非常短暂，以至于医学研究人员需要经过特殊处理才可能在其消失之前完成取样。这种短暂的化学传导是正常的身体机能所必需的。一次神经脉冲通过后，如果不及时消除乙酰胆碱，脉冲就会继续在神经之间掠动，因为这种物质会以更强的方式发挥作用。整个身体的运动会变得不协调——颤抖、肌肉痉挛、抽搐，并很快死亡。

我们的身体已经为这种可能性作了准备。有一种胆碱酯酶的保护性酶，在不需要传导物质的时候就消除它。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一种精确的平衡，身体也不会积累乙酰胆碱到危险的程度。但是，一旦接触到有机磷杀虫剂，保护性酶就会被破坏。酶的减少导致那种传导物质开始累积。从这方面看，有机磷化合物与一种有毒蘑菇毒蝇菌里发现的生物碱——毒蝇碱相似。

重复接触会降低胆碱酯酶的含量，直到急性中毒的边缘，再有一点点接触就会跨越界限。因此，人们认为喷药人员以及其他经常接触的人群有必要进行定期血液检查。

对硫磷是一种应用广泛的有机磷酸酯，也是毒性最强、最危险的。蜜蜂接触到它后，会变得焦躁不安，异常好斗，作出疯狂的撩挠动作，半小时内就会死去。一位化学家想用最直接的方式了解让人类快速中毒的剂量。他吞下很小量的对硫磷，大约0.004 24盎司。结果浑身立即麻痹，甚至拿不到自己事先准备在手边的解毒剂，最后就这样死去了。据说，现如今在芬兰，对硫磷是最理想的自杀工具。近年来，加利福尼亚每年大约有200例意外对硫磷中毒事件。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对硫磷中毒的死亡率也令人震惊。1958年，印度发生100例，叙利亚发生67例。在日本，每年平均有336例中毒死亡。

然而，如今美国的农田和果园每年要消耗700万磅对硫磷。有人工喷洒的，有使用电动鼓风机和喷粉器的，也有用飞机的。据一位医学界权威说，单单加利福尼亚州的使用量“就可以毁灭全球人类五到十次”。

在很少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免于灭绝，因为对硫磷以及其他同类化学物质会快速分解。因此，与氯化烃相比，它们在庄稼上的残留时间相对较短。然而，即使较短的残留时间也足以造成伤害，引发严重的后果，甚至致死。在加利福尼亚州里弗赛德市，30个采桔人中，有11个得了重病，除一人外全部送往医院。他们的症状属于典型的对硫磷中毒。大约两个半星期之前，这片果园喷洒过农药。药物残留了16到19天后，仍能置他们于干呕、半瞎、半昏迷的痛苦之中。这并不是残留时间最长的纪录。一个月前喷过农药的果园里也发生过同样的惨剧。还有，使用标准剂量6个月后，橘子皮中也会发现残留。

在田地、果园、葡萄园里喷洒有机磷杀虫剂的工人们在冒着极大的危险工作，所以一些使用这些药物的州设立了实验室，帮助医生们进行诊断和治疗。如果在救治中毒患者的时候不戴橡胶手套，医生们也会面临一定危险。给中毒患者洗衣服的洗衣女工也一样，因为衣服上可能吸附了足以危及她们的对硫磷。

马拉硫磷是另一种有机磷酸酯，差不多与DDT一样为人所熟知。它广泛应用于园林、家庭灭虫、消灭蚊子，以及对昆虫的地毯式攻击（例如：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在近100万英亩的土地上喷洒马拉硫磷，以消灭一种地中海果蝇）。有人认为它是同类化学物质中毒性最弱的一种，而且很多人觉得他们可以随意使用，不用担心有什么危害。广告里也在鼓励着这种放任的态度。

对马拉硫磷“安全”的判断依据是非常危险的，不过这一点是在其投入使用几年后才发现的（很多情况都是这样）。马拉硫磷之所以“安全”，是因为哺乳动物的肝脏拥有强大的保护功能，能够消除危害。解毒是由肝脏中的一种酶完成的。但是，如果这种酶遭到破坏，或其作用过程遭到干扰，接触马拉硫磷的人们就得承受全部的毒性了。

不幸的是，类似的事情常常发生。若干年前，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一个科学小组发现，马拉硫磷和一些其他有机磷酸酯同时施用会产生巨大的毒性，是两种物质毒性相加的50倍。换言之，两种物质致死剂量中各取1%，相结合后就会产生致命的毒性。

这一发现促使人们对其他组合进行研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很多有机磷酸酯组合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混合过程会使毒性增强。一种化合物破坏了为另一种物质解毒的酶后，毒性就强化了。两种化合物并不一定要同时出现。这周使用了一种杀虫剂，下周使用了另一种的人会有中毒危险；顾客食用喷过农药的农产品也会面临危险。普通的一碗沙拉里很可能发生不同有机磷酸酯杀虫剂的结合，法定标准量之内的残留会发生反应。

虽然我们对各种化学品之间的危险尚不完全了解，但是科学实验室屡屡传出令人忧虑的发现。其中一项发现认为，使一种有机磷酸酯毒性增强的并不一定是杀虫剂。例如，一种增塑剂在增强马拉硫磷毒性方面，可能要比杀虫剂作用更强。这还是因为，它可以抑制肝脏中本可以“拔掉杀虫剂毒牙”的酶。

那么，人类环境中的其他化学品又是怎样的呢？尤其是药物，是怎样的情况呢？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但是人们已经知道，一些有机磷酸酯（对硫磷和马拉硫磷）会使一些肌肉松弛药剂的毒性增强，其他几种有机磷酸酯（也包括马拉硫磷）会使巴比妥盐酸的休眠时间明显地变长。

在古希腊神话中，女巫美狄亚因自己的丈夫伊阿宋移情别恋而大怒，于是她送给伊阿宋的新欢一条施了魔法的长袍。新娘穿上长袍后立即暴毙。如今，这种间接死亡找到了它的对应物——“内吸杀虫剂”。这些化学品具有特别的性能，它们可以把植物或动物变成美狄亚的长袍（让它们变得有毒）。这样做的目的是把接触到的昆虫杀死，尤其是吸食植物汁液或动物血液的昆虫。

内吸杀虫剂世界是一个奇异的世界，超出了格林兄弟的想象，可能与查尔斯·亚当斯（美国漫画家）的漫画世界相近。在这个世界里，魔幻的森林变成了有毒的森林，昆虫咀嚼叶子或吸食植物汁液后必死无疑。在这个世界里，跳蚤叮咬了狗就会死去，因为狗的血液里也有了毒素；昆虫会因为植物散发的蒸汽而死亡；蜜蜂会带着有毒的花蜜回巢，酿出的蜂蜜也必然带毒。

应用昆虫学领域的人们意识到，他们可以从自然界获得灵感：他们发现在含有硒酸钠的土壤里生长的麦子对蚜虫或红蜘蛛的攻击免疫。因此，昆虫学家产生了内部植入杀虫剂的想法。硒是一种自然生成的元素，少量藏于世界很多地方的岩石和土壤中，是第一种内吸杀虫剂。

能够渗透进植物或动物组织并使之有毒的化学品就是内吸杀虫剂。一些氯化烃类化学品以及一些有机磷类化学品具备这种属性，它们都是人工合成的。一些自然生成的物质也具备这种属性。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大部分内吸杀虫剂产自有机磷类化学物质，因为药物残留问题相对不是很严重。

内吸杀虫剂还会以别的迂回方式发生作用。通过浸泡或与碳混合的包衣施用在种子上，它们的药力会延伸到下一代植物内，长出的幼苗会毒死蚜虫和其他吮吸式昆虫。类似豌豆、蚕豆、甜菜的蔬菜就是这样受到保护的。带内吸杀虫剂涂层的棉花籽已经在加利福尼亚种植了一段时间。1959年，加州圣华金河谷的25个农场工人在种棉花的时候突然发病，原因是他们接触了装药剂处理种子的袋子。

在英格兰，有人想知道蜜蜂在经内吸杀虫剂处理过的植物上采蜜会发生什么情况。在使用过八甲磷药物的地区，人们进行了调查。虽然在花开之前就喷洒了农药，生产的花蜜仍会有毒。不出所料，蜜蜂生产的蜂蜜也被八甲磷污染了。

动物内吸剂主要是用来对付牛蛆——牲畜身上的一种破坏性寄生虫。为了在动物血液和组织中发挥杀虫效果而不产生致命的毒性，必须倍加小心地使用。这种平衡极其微妙，而且政府机构的兽医们已经发现，反复的小剂量用药会逐渐耗尽动物体内的保护性胆碱酯酶。因此，如果没有事先警告，极小的剂量也会引起中毒。

很多迹象表明，与我们生活联系更为密切的领域正在打开。如今，你可以给你的狗喂一片药，这种药会使狗的血液含毒，进而消除虱子的困扰。在牲畜身上发生的危害也有可能发生在狗的身上。就目前看来，还没有人建议研制人类内吸剂来让我们对付蚊子。也许，这就是下一步要发生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本章内容一直在讨论人类在对抗昆虫的战争中使用的致命化学物质。那么，我们与野草的战争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人们想快速而简便地除掉不需要的植物，催生了一批叫作除莠剂的化学品，或者简单点称作除草剂。关于这些药剂是如何使用以及如何误用的，我会在第六章中讲述。现在我们要关心的问题是，除草剂是否是毒药，除草剂的使用是否加重了环境污染。

除草剂只对植物有毒、对动物不构成威胁的概念广为流传，但是不幸的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除草剂中含有许多化学品，对动植物都会产生影响。它们在生物体内产生的作用变化很大。有的是一般的毒药；有的是新陈代谢的强力刺激物，会使体温升高而致死；有的会引发恶性肿瘤，可能单独作用，也可能与其他化学品联合作用；有的会导致基因变异，破坏遗传物质。所以，除草剂与杀虫剂一样，包含一些非常危险的化学物质。并且，因错误地以为它们是“安全的”而滥用除草剂，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尽管实验室里不停地产出新的化学物质，砷化合物仍然在杀虫剂（如上文所提）和除草剂中大量使用，这里它们通常以亚砷酸钠的形式出现。使用砷化合物的历史并不令人宽慰。用作路旁除草剂时，它们让很多农夫的奶牛死去，还杀死难以数计的野生动物。用作湖泊、水库中使用的除草剂时，它们使公共水域不宜饮用，甚至不宜游泳。在马铃薯地里使用以除掉藤蔓时，它们已经造成人类和动物的死亡案例。

英国大约在1951年开始在马铃薯地使用含砷农药，因为先前用于烧掉马铃薯藤蔓的硫酸出现短缺。农业部认为，有必要对进入喷过含砷农药的田地加以警示，但是牲畜看不懂这样的警示（我们必须假定，野生动物和鸟类也不会懂）。关于牲畜因含砷农药中毒的报道屡屡传出。直到一个农夫的妻子因砷污染水而中毒死亡后，英国一家大型化学公司于1959年停止生产含砷农药，并召回经销商手中的存货。不久后，农业部宣布，由于对人类和牲畜造成严重威胁，决定限制亚砷酸盐的使用。1961年，澳大利亚政府也出台了类似的禁令。然而，美国却没有这种规定来阻止这些毒药的使用。

有的“二硝基”化合物也被用作除草剂。它们被列入了美国在用同类型药物中最危险的名单。二硝基酚是一种强力新陈代谢刺激物。鉴于此，它曾经被当作减肥药来使用，但是瘦身用的剂量与中毒或致死的剂量之间的界限太小。所以，在完全停用药物之前，一些病人已经死去，还有很多人遭受了永久性的伤害。

一种相关的化学物质——五氯苯酚，有时称作“五氯酚”，既可用作除草剂，又可用作杀虫剂，常常在铁轨沿线以及荒地喷洒。从细菌到人类，五氯酚对很多生物有很强的毒性。与二硝基药物一样，它会干扰（通常致命）体内能量的来源。于是受影响的生物几乎是耗尽了自己的生命。最近加利福尼亚卫生署报告的致命事故证明了它可怕的毒性。一名油罐车司机正在用柴油和五氯苯酚配制棉花脱叶剂。在他从大桶里抽出这种浓缩化学品时，塞子意外地落了下去。他赤着手把塞子拿回来，随即洗了手，但还是急性发病，第二天就死去了。

诸如亚砷酸钠或苯酚类物质的除草剂造成的后果大都显而易见；而另外一些除草剂的影响却隐伏得更深。例如，现在流行的红莓除草剂——氨基三唑（俗称除草强），被认定为相对毒性较轻。但是，长远看来，它引发甲状腺恶性肿瘤的可能，与野生动物甚至人类自身的关系更为密切。

众多除草剂中，有一些属于“突变剂”，或者说可以改变遗传物质——基因。我们为辐射的基因效应感到震惊，那么，对于我们在环境中散播的化学物质造成的相同后果，我们又怎能漠然置之？

第四章 地表水和地下海

在我们所有的自然资源中，水已经变成最宝贵的资源。地球表面很大一部分被海水覆盖着，然而身处海洋包围的我们仍然觉得水资源匮乏。由于含有大量海盐，地球上的大部分水源不适于农业、工业或人类使用，这是一种奇怪的悖论。因此，地球上大部分人口要么正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要么有潜在的危险。在这个时代，人类已然忘记了自己的先祖，看不到生存的需要，水资源以及其他资源已经变成人类冷漠态度的牺牲品。

我们只能从人类生存环境遭到污染的整体角度，选取其中一部分来理解杀虫剂对水资源的污染问题。水资源污染的来源有很多种：核反应堆、实验室以及医院排放的放射性废弃物；核爆炸的放射性尘埃；城镇家庭废弃物；工厂排出的化学废料；等等。现在，又新添加了一种新的散落物——施用在农田、花园、森林以及原野的化学喷剂。许多化学药剂再现并超越了辐射的危害。而且，这些化学药物之间存在着危险的、不为人知的反应、转化，以及危害效应的叠加。

自从化学家开始研制自然界从未出现过的化学物质，水质净化的问题就逐渐复杂起来，用水人面临的危险也逐渐增加。如我们所知，合成化学物的大量生产始于20世纪40年代。如今生产规模已经更加浩大，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化学污染物排入我们国家的河流。这些化学物质与生活垃圾以及其他废弃物混合，进入同一个水域后，净化厂平时用的普通技术已经无法检测出它们的行踪。许多化学物非常稳定，普通的处理方法无法使其分解，甚至常常无法识别它们。大量污染物在河流中结合、淤积，以至于卫生工程师也只能绝望地称之为“黏性物质”。麻省理工学院的罗尔夫·伊莱亚森教授在一次国会委员会上表示，预测这些化学物质的合成效应或识别混合而成的有机物质是不可能的。伊莱亚森教授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对人类有什么影响。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用于控制昆虫、啮齿类动物或者杂草的各种化学品正不断加重有机污染物的生成。其中有一些是故意用于水体，以消除植物、昆虫幼虫或不想要的鱼类。有的是森林中喷洒的农药。为了对付一种害虫，他们会在一个州两三百万英亩的森林上喷洒农药，这样农药会直接进入溪流，或穿过树冠落在森林的土地上。紧接着，农药会随着渗出的水分，开始去往大海的漫长旅行。施用于农田以对付昆虫或啮齿动物的数百万磅农药，借助雨水离开地面，加入去往海洋的水的运动中，最终可能形成一大部分水中残留。

在河流甚至公共用水的地方，到处可见这些化学物质的存在。例如，用从宾夕法尼亚州一片果园取得的饮用水样在鱼身上做实验后发现，所含的杀虫剂足以在4个小时内将实验中所有的鱼杀死。从一片喷洒过农药的棉田流过的溪水，经过净化厂处理后，仍可以杀死鱼类。使用过毒杀酚（一种氯化烃）的土地上流出的径流，杀死了亚拉巴马州田纳西河15条支流中的所有鱼儿。其中两条支流是城市水源。使用杀虫剂一周后，水依然有毒。因为在河流下游，养在水箱里的金鱼每天都在死去。

这种污染大多无影无形，难以看到。只有在成百成千的鱼儿死亡后，人们才会觉察到它的存在；但多数情况下，它可以成功地隐匿身形。负责水质检查的化学家尚未对这些有机污染物进行定期检测，也没有办法清除它们。但是，无论检测到与否，杀虫剂仍然存在。而且，就像施用于地表的其他大量物质一样，它们已经进入我们国家的一些主要河流，甚至全部。

我们的水域几乎已经普遍地遭受杀虫剂污染，持怀疑态度的人们应该研究一下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在1960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这个部门进行了一项研究，试图发现鱼类是否像温血动物一样会在体内组织贮存杀虫剂。第一批样品取自西部的森林地区。为了控制云杉蚜虫，那里大面积地喷洒了DDT。不出所料，全部鱼类体内均含有DDT。当调查人员与喷洒农药地区30英里外一条溪流作对比时，才有了真正的重大发现。这条小溪处在第一批取样地区的上游，并且中间隔着一条很高的瀑布。这里并没有喷洒过农药。然而，这里的鱼儿还是检测出DDT。化学物质是通过隐匿的地下河流达到这条遥远的小溪吗？又或者是通过空气传播，散落在溪水表面？在另一项对比调查中，一个产卵区的鱼类组织中也发现了DDT，这里的水来自一口深井。这个地方同样没有使用过农药。看来，污染的唯一途径与地下水有关。

在全部的水污染问题中，没有什么能比地下水污染的威胁更令人担忧的了。在水中使用杀虫剂而不威胁水质，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大自然不会在封闭和相互分离的区间运行；在分配水资源方面她也没有这样做。雨水落在地面，通过土壤的细孔和岩石的缝隙渗入地下，不断深入，直达一个所有岩石细孔都充满水的地方。那是一个黑暗的地下海洋，起于山下，没于谷底。这种地下水总是在不停地运动着。有时候速度很慢，一年间只移动不到50英尺；有时候会很快，一天内移动十分之一英里。它在一个看不见的水系里流动，直到在某一点以泉水的形式冒出地表，或者被引至一口井里。但大部分地下水会成为溪流或河水的供给。除直接进入河流的雨水或地表径流外，所有地球表面流动的水曾经都是地下水。因此，毫不夸张地讲，地下水污染就等于全部水污染。

科罗拉多一家工厂排出的有毒化学物质，一定是经过这样一个黑暗的地下海洋，到达几英里外的一片农田，污染了那里的井水，使人类和牲畜生病，并破坏了庄稼。这样离奇的事情有第一次，以后就会发生很多次。简略而言，它的经历就是这样。1943年，位于丹佛附近的军用化工集团落基山兵工厂开始生产军需物资。8年后，兵工厂的设备租给了一家私人石油公司生产杀虫剂。然而，就在开始生产之前，神秘的报告传出，几英里外的农民不断报告牲畜患上了奇怪的疾病，并抱怨自己的大片庄稼遭到毁坏。树叶变黄，植物不能长大，很多作物一夜间死去。人类患病的消息也有传出，有人认为这事与兵工厂有关。

这里的农田灌溉用水取自很浅的水井。有关机构对井水进行检测后（1959年，几个州以及联邦机构参与这项调查），发现水中含有多种化学物质。落基山兵工厂生产期间，往水池中排放了诸多化学物质，包括氯化物、氯酸盐、磷酸盐、氟化物和砷。很明显，兵工厂与农场之间的地下水被污染了，而且经过七八年后，废弃物从水池向最近的农场移动了大约3英里。这种渗透会继续蔓延，进一步污染的地区不得而知。调查人员没有任何办法去控制污染，或阻止它前进。

这一切已经足够糟糕，但是整个事件最离奇、从长远看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一些井水中以及兵工厂的蓄水池中发现了除草剂2.4-D。自然，它的发现足以解释灌溉用水对庄稼造成的破坏。但奇怪的是，兵工厂从未生产过2.4-D除草剂。

经过长期而细致的研究，工厂的化学家认为，2.4-D是在开放水域中自然形成的。它是由兵工厂排出的其他物质合成的；没有化学家的干预，只有空气、水和阳光的合作，蓄水池变成了一个化学实验室，生成了一种新的化学物质，这种物质可以杀死任何它接触到的植物。

因此，科罗拉多农场以及被毁庄稼的故事超出了地域界限，具有了更广泛的意义。其他地方又会怎样呢，不只是科罗拉多，任何受了化学污染的公共水域会是怎样的状况呢？在湖泊和溪流中，在空气和阳光的催化作用下，当下贴着“无害”标签的化学物会生成怎样的危险物质呢？

确实，水资源化学污染最令人担忧的一面在于，不论在河流、湖泊、水库，还是你餐桌上的一杯水中，都会有合成化学物质。负责任的化学家不会在自己的实验室合成这样的物质。这些自由混合的化学物质之间可能的反应，让美国公共卫生署的官员恐慌不已。他们害怕相对无毒的物质向有害物质的转化会大规模地发生。化学反应会在两种物质或多种物质之间发生，又或者在化学物质与源源不断地排入河流中的放射性废弃物之间发生。在游离辐射的影响下，原子很容易发生重新排列，进而改变化学物质的性质，引发不可预计、无法控制的后果。

当然，不只是地下水受到污染，地表水（溪水、河流、灌溉用水）同样未能幸免。同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图利湖与南克拉玛斯湖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就发生了令人恐慌的事。这些保护区是整个保护区体系的一部分，包括俄勒冈州边上的北克拉玛斯湖。也许是上天的安排，它们共享一个水源，因而相互连接。广袤的农田就像海洋一般，而这些保护区则是点缀在海洋上的小岛。这是一片已经开拓出来的土地，有排水系统，也有水鸟的天堂沼泽地和开阔水域引调的河流。

保护区周围的农田依靠北克拉玛斯湖的湖水灌溉。灌溉用水从滋润过的农田汇合，流入图利湖，再从这里流向南克拉玛斯湖。这两大水体上建立的全部野生动物保护区水域，就充当了农业用地的排水系统。将这种情况与最近的发现放在一起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1960年夏天，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图利湖和南克拉玛斯湖，发现了数百只已死的或将死的鸟儿。大部分是食鱼鸟类——苍鹭、鹈鹕、鸥。鸟儿身上发现有杀虫剂残留，经检测为毒杀酚、DDD以及DDE。湖中的鱼儿体内发现了杀虫剂，浮游生物也一样。保护区管理员认为，农田大量使用农药，灌溉用水回流，致使杀虫剂残留在保护区水域不断蓄积。

作为自然保护区的水域受到污染，每一个西部野鸭猎人，欣赏水鸟如飘飞的丝带划过夜空，视之为美景天籁的人，都会深刻感受到其后果。这些保护区对于保护西部水鸟至关重要。像漏斗的细颈，所有的迁徙路线在这里汇集，构成太平洋候鸟路径汇合区。每到秋天迁徙的时候，从白令海峡到哈德逊湾的巢窝中飞来数百万只鸭子和鹅，大约占每年秋天飞往太平洋沿岸的水鸟总数的四分之三。夏天的时候，保护区为水鸟——特别是两种濒危物种红头鸭和红鸭提供了栖息地。如果保护区的湖泊和池塘受到严重污染，西部地区的水鸟将遭受无法挽回的伤害。

水滋养着一整条生物链（从小至尘埃的浮游生物绿色细胞，到很小的水虱，再到吃浮游生物的鱼儿，接着鱼儿会被其他鱼或鸟、貂、浣熊吃掉），生命间的物质转换无穷无尽，所以必须考虑水的问题。我们知道，水中含有的有用矿物质也是通过食物链传递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水中的毒物也会闯入大自然的循环链条之中。

答案就在加利福尼亚州清湖的惊人历史中呈现。清湖位于旧金山市以北约90英里的山区，一直是垂钓者的胜地。它的名字有点不相称，因为黑色的淤泥覆盖了浅底，湖水实际上相当浑浊。清湖为很小的昆虫——蚋虫提供了理想的繁殖地，对于渔民和岸边居住的度假人而言颇为不幸。虽然与蚊子关系挺近，但蚋虫不是一种吸血的动物，甚至不吃任何东西。然而，附近的人们因其庞大的数量而大为烦恼。为此人们采取了各种措施，但都没有奏效。直到20世纪40年代，新武器氯化烃杀虫剂出现。新一轮攻击中首先使用了DDD，这是一种与DDT相关的药物，但明显对鱼类的威胁较小。

1949年采取的新措施是经过周密计划的，没有人想到会有什么危害。勘察了湖水情况，测定了水量，以七千万分之一的剂量施用杀虫剂。刚开始效果不错，但是到了1954年，不得不再一次进行处理，这次的比例是五千万分之一。当时人们以为消灭蚋虫的运动彻底结束了。

随后的冬天里，其他生物受到影响的迹象出现了：湖上的北美鸊鷉开始死亡，很快死亡数量就上升到100多只。清湖鱼类众多，因此北美鸊鷉在此繁殖、过冬。这种鸟儿外形美丽，习性优雅，在美国西部与加拿大的浅湖上搭建浮巢。它有洁白的脖颈，黑亮的头高昂着，在湖面滑过，几乎不扰动一丝涟漪，因而被誉为“天鹅鸊鷉”。刚出壳的幼鸟身上是灰色的软毛，几个小时后，它们就进入水中，骑在父母的背上，在父母廓羽的庇护下前行。

对卷土重来的蚋虫进行第三次打击后，1957年，更多的鸊鷉死去。与1954年的情况一样，死鸟身上没有检测出传染病。但是，经建议对鸊鷉脂肪组织进行分析检测后，才发现了大量的DDD，浓度约为百万分之1600。

DDD应用到水中的最大浓度是百万分之0.02。它怎么会在䴙䴘体内蓄积到如此惊人的程度？这些鸟儿自然是以鱼为食的。检测了清湖的鱼儿后，整个画面开始成型——最小的生物吞食毒素，经过浓缩，继而被更大的动物吃掉。浮游生物体内检测出百万分之5的杀虫剂（大约是水中药物最大浓度的25倍）；藻食性鱼类体内蓄积约百万分之40到300；肉食鱼类体内贮存了大部分毒素。一种褐色鲶鱼体内毒素浓度竟然高达百万分之2 500。一个“杰克建造的小屋”式的故事发生了，在这个链条中，大的肉食动物吃掉小的肉食动物，小的肉食动物吃掉草食动物，草食动物从水中吸取毒素。

之后又有了更加离奇的发现。刚刚使用过杀虫剂的水中没有发现DDD。但是毒素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进入了湖中生物的组织中。停用化学药剂23个月后，浮游生物体内仍含有百万分之5.3的毒素。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浮游生物不断地繁殖又消失，而毒素虽然在水中消失，却不知怎样地一代代传了下去。而且毒素也会在湖中动物的体内存在下去。停用药物一年后，鱼、鸟以及青蛙体内仍检测出了DDD残留。检测出的DDD含量总是超过起初水中浓度的很多倍。这些带毒的生命包括：上一次使用DDD9个月后新生的鱼儿、鸊鷉以及体内毒素浓度已经超过百万分之2 000的加利福尼亚鸥。同时，鸊鷉繁殖群也已经大大缩减——从第一次使用杀虫剂之前的1 000对降到1960年的30对。而且，仅剩的30对也只是在白费力气，因为自上一次使用DDD后，湖上再没有出现过鸊鷉幼鸟。

所以，整个中毒的环链始于小小的植物，最初的浓缩一定发生在这些植物上。但是，食物链的另一端——人类，又将面临怎样的状况？他们可能不了解事件过程，而已经备好渔具，从清湖中钓了几条鱼，最后带着收获回家享受美味去了。大剂量DDD或者重复剂量会对人类造成什么影响？

尽管加利福尼亚公共卫生署宣称没有危害，但是1959年该局还是禁止了DDD在湖中的使用。考虑到已经有科学证据证明这种药物具有的巨大生物效应，这一行动只能算是最低限度的安全措施。DDD的生理影响在杀虫剂中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可以破坏肾上腺的一部分——分泌荷尔蒙激素的肾上腺皮质外层细胞。早在1984年，人们就发现了这种破坏作用，但是起初人们以为危害只限于狗，因为在猴子、老鼠或者兔子身上的实验中没有发现问题。然而，DDD在狗身上产生的症状与阿狄森病患者的病症极为相似。近来的研究证明，DDD会严重抑制人类肾上腺皮质的功能。目前，DDD的细胞破坏力被用于治疗肾上腺部位的一种罕见癌症。

清湖的状况引出了一个公众需要面对的问题：使用对生理过程影响如此巨大的化学物质来防治昆虫，特别是将化学药剂直接用于水体中的防治措施，是否明智，或是否必要？杀虫剂在湖泊食物链中的爆炸性进程证明，使用小剂量杀虫剂毫无意义。为解决一个明显的并且通常是微小的问题而引发更多严重但不易察觉的问题，这种情况大量存在，而且在不断增加，清湖只是其中一个典型。受蚋虫困扰的人们解决了问题，却给所有从湖里获取食物或水资源的人们带来一种未知的甚至无法理解的危险。

在水库中故意使用药物已经变成常态，这的确是一个惊人的事实。其目的通常是作娱乐用，尽管之后需要花费一笔资金使水资源恢复其本来用途——饮用。一个地方的渔猎爱好者们希望在水库“发展”渔业，他们说服政府在水里施用药物，以杀死不想要的鱼类，为他们喜欢的鱼类创造温床。整个过程非常奇怪，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那样荒诞。水库本来的功能是供给公众用水，然而居民们可能在对渔猎爱好者的计划并不了解的情况下，不得不饮用有药物残留的水，或支付税费用以消除毒素，而处理毒素绝非易事。

由于地下水和地表水都已经受到杀虫剂和其他化学品的污染，不仅有毒而且致癌的物质正进入公共水源，成为我们当前面临的危险。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休伯博士警告：“在不久的将来，饮水污染引发的癌症危险将大大增加。”的确，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项研究也显示，水污染可能致癌。饮用水取自河流的城市，癌症死亡率要高于水源受污染更少的城市（例如井水）。确认的致癌物质——砷，已经两次出现于由水污染引发大量癌症的历史事件中。其中一次，砷来自矿场的矿渣堆；另一次事件中，砷来自天然含有高含量砷的岩石。大量使用含砷杀虫剂，会使上述事件很容易再次发生。土壤受了污染，接着雨水会把部分砷冲入河流、水库以及广袤的地下海域。

此时，我们又一次得到警示：自然界中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为了更加透彻地了解我们的世界遭受污染的情况，我们必须转向地球上的另一个基本资源——土壤。

第五章 土壤的王国

覆盖大陆的一层薄薄的土壤决定着我们以及陆地上其他动物的生存。没有土壤，陆地植物就不会生长；没有了植物，动物也就无法生存。

但是，如果说我们以农业为基础的生活全仰仗土壤，同样的，土壤也要依赖于生命。土壤的起源与其特性的保持都与动植物密切相关。因为土壤在某种程度上是生命的创造，产生于很久以前生物与非生物的相互作用。火山喷出的岩浆，河水流过光秃秃的岩石，冲刷了最坚硬的花岗岩，冰霜凿碎了岩石，最原始的土壤材料开始形成。接着，生物开始施展自己的魔法，渐渐地，无生命的材料变成了土壤。岩石的第一层覆盖——地衣，利用它分泌的酸促进了岩石的分解，为其他生命提供了住所。地衣的碎屑、微小昆虫的外壳、海洋动物的残骸形成了原始的土壤。在土壤的缝隙里，苔藓开始驻扎。

生命不仅创造了土壤，还创造了土壤中丰富多样的生物。如果不是这样，土壤将是贫瘠而毫无生气的样子。正因为生命的存在与活动，使土壤中丰富的生物为地球披上绿色的外衣。

土壤总在不断地变化，形成了一个不知所起，也没有结尾的无限循环。岩石的分解，有机物质的腐烂，氮和其他气体随雨水落下，都会在土壤中添加新的物质。与此同时，有的生物暂时性地借走一些物质。精妙而又非常重要的变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把来自空气和水的元素转化成植物可用的物质。在这些变化中，生物体起着活性剂的作用。

研究黑暗的土壤王国中生存的众多生物是有趣的事情，同时也是最为人所忽视的。对于将土壤生物相互连接的，以及将它们与土壤和地上世界连接在一起的线条，我们了解得太少。

可能土壤中最重要的生物就是那些最小的生物——看不见的细菌和丝状的真菌。关于它们的数据都是一些天文数字。一勺子表层土可能含有数以亿计的细菌。尽管体积微小，但在一英亩肥沃土壤的一英尺表层土中，其总量可以达到1 000磅。长长的、丝状的放线菌数量不像细菌那么多，但是由于体积更大，等量土壤中所含放线菌的总重量与细菌差不多。这些菌类，与称为藻类的微小绿色细胞一起，组成了土壤中的微植物世界。

细菌、真菌以及藻类都是腐烂的主要原因，把动植物的残骸还原成无机物。如果没有这些微小的植物，各种元素庞大的循环运动（例如碳、氮在土壤、空气和生物组织中的运动）就无法进行。譬如说，如果没有固氮细菌，即使处在含氮空气的包围中，植物也会因缺氮而死亡。其他生物可以产生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碳会像碳酸一样起到分解岩石的作用。土壤中还有其他微生物在发挥着氧化和还原的作用，使诸如铁、锰和硫一类的矿物质变得适于植物吸收。

土壤中还存在数量巨大的微小螨类，以及叫作弹尾虫的原始无翅昆虫。尽管体型微小，但它们在分解植物残枝、把森林地面物质转化为土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微小生物的特性让人难以置信。例如，一些螨类只有在云杉树掉落的叶子里才能生存。它们隐蔽在树叶里，消化掉树叶的内部组织。等它们完成任务后，只留下一个空壳。处理大量的落叶方面最令人惊奇的要数土壤和森林地面中的一些小昆虫。它们会把叶子浸软，而后消化，从而加快分解物质与表层土壤的混合。

除这些微小的、不停工作的生物外，当然还有许多大型的生物，因为土壤孕育着从细菌到哺乳动物的全部生物。有的永久地生活在黑暗的地下世界；有的会冬眠，或者在生命的某一阶段住在地下；有的则自由地在洞穴与地面世界穿梭。总之，这些动物的居住使土壤通气，并促进水在植物生长层的疏排与渗透。

在所有较大的土壤生物中，蚯蚓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种。大约75年前，查尔斯·达尔文出版了一部著作，叫作《腐殖土的形成、蚯蚓的作用以及对蚯蚓习性的观察》。在本书中，他让世人首次了解到蚯蚓在运输土壤中扮演的地质因素的角色。地表的岩石逐渐地被蚯蚓搬运上来的肥沃土壤覆盖，在条件有利的地方，一年可以搬运很多吨。同时，树叶和草中包含的大量有机物质（6个月时间里每平方码约有20磅）被拖入洞穴，与土壤混合。达尔文的计算表明，蚯蚓的劳作会一寸一寸地加厚土壤，10年后，土壤厚度会增加一半。而且，这绝不是它们仅有的贡献。它们的洞穴使空气进入土壤，使土壤保持良好的排水性能，并促进植物根系生长。在经过蚯蚓的消化系统时，有机物质也会得到分解，蚯蚓的排泄物会使土壤更加肥沃。

因此，土壤王国是由各种相互交织的生命组成的，每一种生物都以某种方式与其他生物相互联系——生物依赖着土壤，土壤反过来也是地球至关重要的一个元素，只要土壤保持繁荣的生命力量。

我们担心的，也是一直以来未受到关注的问题是：不论是以土壤“杀菌剂”的形式直接进入，还是雨水穿过森林树冠、果园以及农田受到的致命污染，当有毒化学物质进入土壤后，这些数量庞大而且非常重要的生物会受到什么影响呢？使用广谱杀虫剂对付一种破坏庄稼的穴居昆虫幼虫，而不会杀死对于分解有机物质十分必要的益虫，我们有理由作这样的假设吗？或者说，使用一种非特殊性杀菌剂不会杀死树根上促进植物从土壤中吸收养分的真菌吗？

事实是，这一至关重要的土壤生态学课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科学家所忽视，防治人员更是完全无视这一问题。对昆虫的化学防治一直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即土壤会承受任何毒素的攻击，而不会反击。土壤王国的本质属性被完全忽视。

根据已有的少量研究，关于杀虫剂对土壤影响的画面正慢慢展开。研究结果并不总是一致，也不奇怪，因为土壤类型多样，能给这种土壤造成破坏的可能对另一种土壤里没有任何影响。轻质沙土遭受的破坏比腐殖土要更严重。化学品的综合使用要比单独使用造成的危害更大。且不论这些不同的结果，已经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危害的存在，足以引起很多科学家的忧惧。

在一些条件下，居于生物世界核心的化学转化已经受到影响。将大气中的氮转化为植物适用形态的硝化作用就是一个例子。除草剂2.4-D会使硝化作用短时中断。最近在佛罗里达的几次实验表明，林丹、七氯以及BHC（六氯联苯）会在两周后减弱土壤中的硝化作用；使用农药一年后，BHC和DDT仍有危害。在其他实验中，BHC、艾氏剂、林丹、七氯以及DDD都会阻碍固氮细菌在豆科植物上形成必要的根瘤。真菌与高等植物根系之间奇异而有益的关系遭到严重破坏。

大自然通过精妙的数量平衡实现深远的目标，问题是这种平衡有时候会被扰乱。一些土壤生物由于杀虫剂使用而数量减少时，另一些生物的数量就会暴增，从而破坏捕食关系。这样的变化会很容易改变土壤的新陈代谢活动，并影响其生产力。这些变化还意味着，从前受到制约的潜在有害生物，会逃脱自然的控制，变成害虫。

土壤中的杀虫剂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它可以在土壤中驻留很长一段时间，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使用4年后艾氏剂仍然存在，一部分为少量残留，更多已经转化成为狄氏剂。使用毒杀芬消除白蚁，10年之后沙质土壤中仍有残留。六氯化合物可以在土壤中存留至少11年；七氯或一种毒性更强的衍生化学物可以至少驻留9年。使用氯丹12年后仍可以发现残留，残留量是最初剂量的15%。

当初看似适量的杀虫剂，在经过几年时间后，会在土壤中累积到惊人的数量。由于氯化烃的持久性，每一次施用都是原来基础上的添加。如果反复喷洒，“一英亩地使用一磅DDT无害”这种古老的传说将变得毫无意义。科学家在种植马铃薯的田地中发现每英亩含高达15磅的DDT，玉米地更是有19磅。研究发现，一片蔓越橘沼泽地中每英亩地含34.5磅DDT。苹果园土壤受污染程度达到峰值，在这里，DDT累积的速度几乎与每年使用量持平。在一个季节里喷洒4次或更多次的果园中，DDT残留会累积到30到50磅。经多年反复喷洒DDT后，果树之间土壤的DDT含量在每英亩26磅到60磅的区间内；树下的土壤里含量高达113磅。

砷污染就是一个土壤永久性污染的经典案例。尽管自40年代中期以来，砷作为烟草植物喷剂已经被有机合成杀虫剂取代，但是，从1932年到1952年，美国的烟草制作的香烟中砷含量已经增加了300%以上。之后的调查发现，砷含量增加多达600%。砷毒理学权威亨利·萨特利博士说，虽然有机杀虫剂已经基本取代了砷，烟草植物中仍然会累积旧时的毒素，因为烟草种植园已经饱含了一种相对不易溶解的重毒素残留——砷酸铅。这种砷酸铅会持续释放可溶性砷。萨特利博士说，烟草种植园的大部分土壤正遭受着“累积的、几乎永久性的毒污染”。东地中海国家没有使用含砷杀虫剂，所以那里种植的烟草中没有发现如此之多的砷。

这样，我们就面临着第二个问题。我们不仅要关心土壤的情况，还要了解植物从受污染的土壤中吸收了多少杀虫剂。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壤和作物的类型，以及杀虫剂的特性和浓度。有机物含量高的土壤比其他土壤所含毒素更少。与其他作物相比，萝卜会吸收更多的杀虫剂。如果使用的化学物是林丹，萝卜累积的毒素浓度比土壤中的含量还要高。将来在种植某种粮食作物之前，有必要检测分析土壤中的杀虫剂。否则，即使未使用农药的作物也会从土壤中吸收足够的杀虫剂，而变得不宜供应市场。

这种污染引发出无穷无尽的问题，影响巨大。一家婴儿食品生产厂家一直不愿使用喷过杀虫剂的水果或蔬菜。制造麻烦的化学品便是六氯联苯（BHC），它可以通过植物的根系和块茎吸收，产生霉味。在加利福尼亚，两年前使用过BHC的土地所产的甘薯检测出含有农药残留，因而不能用于加工生产。有一年，这家公司与南加州地区签订了甘薯供应合同，结果发现大片的土地都被污染了，所以公司只能承受巨额损失，被迫在自由市场上购买原料。在过去的几年里，很多州种植的各种水果和蔬菜都遭到放弃。花生是最令人头疼的问题。在南部各州，花生通常与棉花轮种，而棉花上会施用大量BHC。因此，之后种植的花生会吸收大量的杀虫剂。实际上，只需很少量的BHC就会催生霉臭和怪味。BHC会渗透至花生内部，无法消除。加工过程不仅不能消除霉味，有时候反而会使之加重。决心排除BHC残留的厂家只有一种选择——抵制所有喷过农药或在受污染土壤生长的农产品。

有时候，危害是指向作物本身的，只要土壤中仍有杀虫剂污染，这种危害就会继续存在。一些杀虫剂会影响到敏感的植物，妨碍根系生长或抑制幼苗发育，例如：豆子、小麦、大麦或黑麦。华盛顿州与爱达荷州的啤酒花种植者们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子。1955年春天，这里开展了大规模的治理象鼻虫的运动，因为啤酒花根部生长了太多这种虫子。在农业专家和杀虫剂厂家的建议下，人们选择了七氯作为防治武器。使用七氯后不到一年，喷过药的园子里的藤蔓开始枯萎并死去。而没用过农药的地方则没有任何问题。使用农药的地区受到损害，与未使用农药的地区界限分明。因此，人们不得不花大价钱重新在山上种植啤酒花。但是一年之后，新长出的根芽又死掉了。4年后，这片土地上仍有七氯残留，而且科学家也无法预测毒素还会驻留多久，也无法提出任何建议去改善状况。直到1959年，农业部才发现七氯适用于啤酒花的声明是错误的，撤销这种建议已经太迟。同时，啤酒花种植者只能在法庭上寻求一些赔偿。

杀虫剂的使用仍在继续，几乎不可摧毁的农药残留继续在土壤中累积。毫无疑问，我们要面临危险。1960年，一群专家聚在思尔卡思大学讨论土壤生态学时，达成了这一共识。他们总结了使用化学品和辐射这种“强力的、不为人了解的工具”所带来的危害：人类的一些错误行为可能导致土壤生产力的毁灭，然后各种昆虫会接管地球。

第六章 地球的绿色斗篷

水、土壤、各种植物织就的绿色斗篷，构成了滋养地球上各种动物的世界。现代人类很少记得，如果不是植物利用太阳的能量制造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食物，人类就无法存活。实际上，我们对植物的态度极为狭隘。一旦得知某种植物的一种用途，我们就会去种植它。假若由于某种原因，我们觉得某种植物不合需要了，或者只是不感兴趣，我们就可能立即将其毁灭。除去各种对人类或牲畜有毒的植物，或是阻碍农作物生长的植物，很多植物都会成为毁灭的对象，仅仅因为我们狭隘地认为它们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许多其他植物遭受毁灭的原因只是因为它们碰巧与不合人类需要的植物有所关联。

地球的植物是生命之网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间存在着植物与地球之间、不同植物之间，以及植物与动物之间密切又重要的关系。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扰动这些关系，别无选择，但是我们应该谨慎一些，要充分地意识到在未来的时间或遥远的地方会产生的后果。然而，今天繁荣的除草剂行业却不见一点谦逊的态度，只见到化学品飙升的销量和日渐广泛的用途。

我们已经轻率地对风景造成很多破坏。西部地区的山艾就是最悲剧的例子。那里人们正大规模地消除山艾，以培育草原。这个例子需要以一份历史感和对自然风景的认知去理解。因为，这片风景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生动体现。它就像在我们面前打开的一本书，我们可以阅读这片土地的历史，并了解我们要保持其完整性的原因。但是，我们没有去阅读这本书。

山艾地带位于西部高原和高原上高山的低矮斜坡，几百万年前落基山脉的隆起形成了这片土地。这里有着极端的气候：漫长的冬天里，暴风雪从上直压下来，地上是厚厚的积雪；夏天雨量稀少，赫赫炎炎，土地干裂，干燥的风吹走了植物枝叶的水分。

在自然演进的过程中，植物一定是经过长期反复的试验，才适应了这片疾风劲吹的高原地带。一次次的失败后，终于有一种植物得到进化，修炼了生存需要的所有特性。低矮的灌木状山艾能够在山坡和高原上站稳脚跟，它灰色的小叶子能够保持足够的水分来对抗风吹。这不是偶然，而是大自然长时间实验的结果，才使得辽阔的西部平原成为生长山艾的土地。

与各种植物一样，动物们也在随这片土地的需求进化着。后来，有两种动物像山艾一样完美地适应了它们的栖息之地。一种是哺乳动物——敏捷而优雅的叉角羚，另一种是鸟类——艾草松鸡，号称“路易斯和克拉克平原之鸡”。

山艾与艾草松鸡看来是天然地相互依赖着。艾草松鸡的生存空间与山艾的范围重合，随着山艾地带的缩小，艾草松鸡的数量也在减少。在这片平原上，山艾对于艾草松鸡意味着一切。山麓地带的低矮山艾为艾草松鸡的巢和幼鸟提供了荫蔽，更茂密的地方是它们游玩和栖息的场所。山艾还是艾草松鸡的主食。然而，这也是一个双向的关系。艾草松鸡特别的求偶方式松动了艾草下面和周围的土壤，促进了山艾草下杂草的生长。

叉角羚同样适应了山艾。它们是平原上的主要居民。冬天初雪降临的时候，在山上度夏的叉角羚向更低的地方迁移，那里的山艾是它们过冬的食物。当其他植物的叶子都已经落掉，山艾依然保持常青，灰绿色的叶子是苦的味道，散发着草的清香，富含蛋白质、脂肪以及其他有益的矿物质，稳稳地长在茂密的灌木状枝干上。尽管地上已经积了很厚的雪，山艾的顶部仍露在外面，或者羚羊用它尖锐的蹄子刨两下就会看到。艾草松鸡同样也靠山艾过冬，它们会在裸露的、风吹过的岩架上找到山艾，或者跟在叉角羚的后面在刨开积雪的地方觅食。

其他动物也指望着山艾。长耳鹿就常常以山艾为食。山艾可以说是食草牲畜过冬的保证。在羊群过冬的牧场，山艾几乎是唯一生长的植物。整整半年时间里，山艾都是它们的主要草料，甚至比苜蓿干草所提供的能量都高。

这样，寒冷的高地平原，山艾的紫色枝丫，矫健的野生叉角羚，以及艾草松鸡就构成了一个完美的自然平衡。是这样吗？至少在人类试图改进自然的广阔的山艾生长地时，情况不是如此。土地管理机构打着进步的旗号，要满足牧畜者永无止境的牧场需求。这里的牧场指的是草场，没有山艾的草场。草与山艾混生或生长在山艾之下是自然的选择，如今，人们居然要消除山艾，以创造一片纯粹的草场。没有人问过，草场是否是这个地区稳定的、合乎需求的目标。很明显，大自然自己的回答是否定的。在这片很少下雨的地方，每年的降水量不足以供养优质的草皮，而更适合供养在山艾荫蔽下常年生长的丛生禾草。

然而，清除山艾的计划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一些政府机构表现得非常积极；工业部门也满怀热情地加入进来，鼓励发展事业，以增加草种销量，扩大各种耕种、收割机器的市场。最新添加的武器便是化学喷剂。如今，每年都有数百万英亩的山艾地被喷上了药剂。

结果又是如何呢？清除山艾、种植牧草的结果基本可以预测。深知这片土地习性的人们说，牧草单独种植的生长情况不如在山艾之间或下面时好，因为它失去了山艾保持的水分。

然而，即便这项计划实现了短时的目标，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生命之网也已经明显地被撕裂开来。羚羊和松鸡会随着山艾一起消失。鹿群也会遭受苦难，野生动植物的毁灭会使得这片土地变得更加贫瘠。即使是计划中会受益的牲畜也会受害，因为没有了山艾、灌木以及高原上其他的野生植物，夏季茂盛的绿草很难支撑羊群度过冬天的风暴。

这些只是首要的、明显的效应。其次是与应用于自然的“鸟枪法”相关的结果：喷洒农药也会毁灭很多并非预定目标的植物。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在他最近的著作《我的荒野：东至卡塔丁》中提到美国林务局在怀俄明州布里杰国家森林中造成生态破坏的惊人案例。由于牧民们要求更多的牧场，大约10 000英亩的山艾地带被林务局喷洒了药物。山艾如预想的那样被杀死了。但是，沿着曲折的小溪生长于平原上的绿色柳树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麋鹿生活在柳树林中，因为柳树之于麋鹿就像山艾之于羚羊一样。海狸也在这里生活，它们以柳树为食，折断柳枝在小溪上建筑牢固的堤坝。经过海狸的一番努力，一个湖泊形成了。生长在山间溪水的鳟鱼很少有6英寸长的，而在湖水中，它们竟然会长到5磅重。水鸟也被吸引到湖边。仅仅因为柳树和依靠柳树生存的海狸的存在，这片地方变成了一个迷人的渔猎胜地。

然而，拜林务局的“改进”所赐，柳树也步了山艾的后尘——被正义的喷剂杀死。1959年，也就是喷洒农药的那一年，道格拉斯法官来到这个地方，被眼前枯萎的、垂死的柳树震惊了，这简直是“巨大的、难以置信的破坏”。麋鹿的状况又会怎样？海狸和它们创造的小小世界又会怎样？一年之后，他又来到这里，企图在破败的景象中寻找答案。麋鹿消失了，海狸也不见了。精巧的水坝因为失去建筑师的打理而消失，湖泊里的水也流走了。大个的鳟鱼一条不剩。因为贫瘠燥热的土地上没有一片阴凉，仅存的小溪流不适合大鳟鱼存活。整个生命世界已经遭到破坏。

除了每年有超过400万英亩的牧场被喷洒农药外，其他类型的大片土地也可能或已经遭受以控制杂草为名义的化学处理。例如，一片比新英格兰地区都要大的土地（约5 000万英亩）正处在公共事业公司的管理之下，这里每年都会进行“灌丛防治”。在西南地区，大约有7 500万英亩的牧豆树地区需要治理，而化学喷剂通常是最受推崇的方法。一片具体数目不大清楚，但肯定很大的木材生产区正遭受着来自空中的喷剂，目的是清除阔叶硬木，为更加抗药的松柏树腾出空间。自1949年以来，施用除草剂的农田范围增加了一倍，到1959年已经累计有5 300万英亩。个人草坪、公园以及高尔夫球场加起来一定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化学除草剂是一种新型的工具。它们的效用惊人，能够赋予其使用者一种令人眩晕的、超越自然的力量。但是，这种长期而不太明显的影响很容易被当作是悲观主义者的臆想而遭到忽略。“农业工程师们”热情洋溢地鼓吹“化学耕种”，称喷雾枪将取代犁头。上千个社区的市政官员对化学品销售人员和热情的承包商简直是洗耳恭听，承包商们声称可以收取费用将路边的灌丛消灭掉。他们的说辞是这种方法比割草更便宜。可能在官方整洁的数据表里会是这样。但是，真正的成本将不仅仅是以美元计算，还包括我们要考虑的其他种种弊端，大规模的化学品广告也会产生巨额费用，还有对环境以及依赖于环境生存的各种生物造成的长期而深远的破坏。

例如，受每一个商会重视的游客们的评价是怎样的呢？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化学喷剂对曾经美丽的路边风景造成的损毁，蕨类植物、野花和浆果点缀的灌木丛都不见了，只剩下一片枯萎的灰色。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位妇女气愤地向报纸投稿说：“我们正在把路边风景糟蹋成一个肮脏的、灰色的、毫无生气的地方，我们花费那么多钱宣传这里的美景，游客们可不想看到这样的景象。”

1960年夏天，来自许多州的环保人士齐聚在缅因州一个静谧的岛屿上，共同见证国家奥杜邦协会主席米利森特·宾汉的演讲。那天的主题是保护自然景观，保护从微生物到人类交织而成的生命之网。但是，所有来到岛上的人们谈话的背后都是对路边风景遭到破坏的愤怒。从前，沿着穿过常青树林的道路散步是一种充满愉悦的享受，道路两旁是杨梅、香蕨木、赤杨和越橘。如今，全都变成一片灰色的荒芜。一位环保人士写下了8月份游览缅因岛的情景：“回来后，我为缅因州道路两旁的破败景象感到愤怒。前些年，高速公路两旁布满了野花和漂亮的灌丛，现在只剩一些死去的植物……从经济角度看，缅因州能够承受失去游客的损失吗？”

众多以路旁灌丛防治名义进行的无意识破坏活动正在全国范围上演。缅因州只是其中一个案例，不过对于我们这些喜爱缅因州美景的人们，这是一个尤为痛苦的事实。

康涅狄格植物园的植物学家宣布，对美丽的灌丛和野花的毁灭已然达到“危机”的程度。杜鹃花、月桂树、蓝莓、越橘、荚蒾、山茱萸、杨梅、香蕨木、低唐棣、冬青树、野樱、野李子都在化学攻击来临之前死去。雏菊、黑眼苏珊花、安妮女王花、秋麒麟草以及秋紫菀也枯萎了，这些植物曾经给这个地方带来迷人的魅力和景色。

喷洒农药的计划不仅不周全，还存在滥用的现象。在新英格兰南部的一个小镇，一个承包商完成他的工作后，桶里还剩下一些农药。于是，他把这些农药洒在道路两旁，但这里并没有授权可以施用农药。路旁本来生长着美丽的紫菀和秋麒麟草，值得人们远途前来观赏，然而这片社区再也见不到秋天时候蓝色和金色交织的美丽道路。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另一个社区，一个承包商在公路局不知道的情况下，私自改变了喷洒的标准，把农药喷洒到8英尺的高度，而规定的最高高度为4英尺，结果留下一大片灰色的破败景象。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社区，城镇官员从一个热情的化学品销售人员那里买了一种除草剂，却不知道这是一种含砷除草剂。在道路两旁喷洒农药的结果之一就是很多奶牛因砷中毒而死亡。

1957年，沃特福德镇在道路两旁施用除草剂后，康涅狄格自然植物园内的树遭受了严重的伤害。即使没有直接喷洒的树叶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正是春天生长的季节，橡树的叶子却开始卷曲，并枯萎。接着新芽开始长出来，而且长得异常的快，树林呈现出一片凄惨的景象。两个季节过后，树上较大枝丫已经死去，其他树枝的叶子也已经掉光，整片树林扭曲、破败的景象继续下去。

我知道有一段路，在那里，大自然孕育了更多的赤杨、荚蒾、香蕨木和刺柏，鲜艳的花朵随季节变换散发出不同的香气，秋天一串串的果实如宝石般在树上挂着。这条路没有很大的交通压力，急转弯和交叉口处很少有阻碍司机视线的灌木丛。然而，喷药人接管这条路后，人们再也不会留恋这几英里的道路，而选择快速通过。他们只能忍受着这样的景象，心里懊恼后悔着：怎么让技术人员制造了一个如此贫瘠而丑陋的世界。然而，很多地方的政府却表现得迟疑而畏缩。由于监管失误，在严格的、系统的防治下留下了一片片绿洲。而正是这些绿洲的对比，道路附近广阔的地方遭受破坏的景象就愈加难以接受。

在这里，看到飘动的白色三叶草，或是成片的紫色野豌豆花，还有如火焰般盛放的百合花，会让我的心神振奋。而对于销售和施用化学品的人们而言，这些植物都是“杂草”。在杂草防治会议（如今已成为常规机制）的某一期记录里，我看到了一篇关于除草哲学的奇怪论述。文章作者为杀死有益植物而辩护，称这些植物长在一起就不好了。他说，那些反对杀死路边野花的人们让他想起了反对活体解剖者，“按照他们的方法，一只流浪狗比孩子们的性命都要神圣”。

毫无疑问，这篇文章的作者一定觉得我们的性格扭曲了。路边好似火烧过一样，灌丛变成了灰色，而且极其脆弱，曾经高昂着花朵的蕨木如今枯萎地耷拉着，我们不喜欢这样的景象，而更偏爱野豌豆、三叶草和百合花。我们竟然能够忍受这些“杂草”，而不为清除它们感到高兴，也没有因为人类再一次战胜邪恶的自然而狂喜，真是够懦弱的。

法官道格拉斯提到他曾参加过的一个联邦专家会议，他们在会上讨论了我在本章提到过的居民对山艾喷洒农药的抗议。这些专家认为，一位老妇人反对清除野花的行为是极其可笑的。“难道她寻找一株萼草或虎百合不应该像牧场工人寻找牧草或伐木工寻找树一样，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吗？原野之于我们的美学价值与山脉中的铜矿和金矿以及山上的树林一样珍贵。”这位仁慈而有洞察力的法官说道。

当然，除审美方面的关切，保护路边植被的愿望还有更多的意义。在自然构造中，自然植被居于十分关键的地位。乡村公路和绿化带旁的树篱为众多鸟类提供食物、遮蔽和筑巢的地方，还是很多小动物的家园。单单美国东部地区的约70种典型的路边灌木和藤蔓植物中，就有65种是野生动物的重要食源。

这样的植被还是很多野蜂和其他传粉昆虫的栖息之地。人类往往意识不到这些野生传粉者对自己的重要性。甚至农夫们也很少了解野蜂的价值，而常常加入消灭它们的行动中。一些农作物和许多野生植物或部分地或完全地依赖当地传粉昆虫提供的服务。有数百种野蜂为农作物传粉，单苜蓿就有100种野蜂传粉。如果没有昆虫传粉，在未耕种的地方生长的保持土壤并使其更加肥沃的大部分植物就会死掉，进而对整个地区的生态产生深远影响。森林和牧场中的许多野草、灌丛和树都要依靠当地的昆虫进行繁殖。如果没有这些植物，许多野生动物和牧场牲畜将没有食物可吃。如今，清耕法和化学品对树篱与野草的毁灭正在破坏传粉昆虫最后的避难之所，并割断连接生命的链条。

如我们所知，这些昆虫对我们的农业和风景着实关键，需要我们加以保护，而不是愚蠢地破坏它们的栖息地。蜜蜂和野蜂对一些“野草”有很强的依赖性，因为花粉可以为幼虫提供食物，例如秋麒麟草、芥菜、蒲公英。在苜蓿开花之前，野豌豆花为蜜蜂提供了必要的春季食物，帮助它们度过春荒季节，让它们准备好为苜蓿传粉。到了秋天，没有了其他食物，它们就会依靠秋麒麟草为冬天积蓄能量。通过大自然精准而巧妙的时间控制，柳树开花的时候，每一天都会有一种野蜂出现。明白这些道理的人并不少，但是另外一些人制定了使用化学品浸透整个地区的计划。

然而，那些本应该懂得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价值所在的人们又去哪里了呢？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在替除草剂作“无害”辩护，因为他们认为除草剂的毒性弱于杀虫剂，因此得出的结论是除草剂无害。但是，除草剂随雨水进入森林、田地、沼泽和牧场后，会造成显著的变化，甚至对野生动物栖息之地造成永久性破坏。从长远角度看，破坏野生动物的家园和食物恐怕比直接杀死它们都要糟糕。

对路旁和公路进行的全面化学攻击体现了双重的讽刺。这种措施使得计划解决的问题留存下来。因为已经有经验表明，地毯式的使用除草剂并没有永久性地控制路边的灌丛，而需要年复一年地喷洒农药。更为讽刺的是，尽管可以采取更加妥善的选择性喷洒方法，实现长期的植被控制，避免在大部分植物上重复喷洒，但是我们依然执迷不悟。

在路边和公路进行的灌丛防控的目的不是清理除草以外的所有植物，而是清除那些阻碍驾驶员视线或妨碍了公路线缆的高大植物。通常情况下，高大植物指的就是树。大部分低矮的灌丛植物不会构成威胁，蕨类植物和野花自然也是如此。

选择性喷药是弗兰克·艾戈勒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任公路灌丛防治建议委员会主任时提出的。这种方法利用了自然的内在稳定性，因为大部分灌丛植物可以抵抗树木的入侵。比较而言，草地更容易受到树木幼苗的入侵。选择性喷药的目的不是在路边和公路用地上培植草地，而是通过直接处理消除高大植物，进而保护其他植物。一次处理基本已经足够了，如果有抵抗性很强的植物，那就追加处理。就这样，既实现了灌木防治，大树也不会复发。所以，最高效、最廉价的植被防治不是通过化学药品，而是通过其他植物。

这种方法已经在美国东部很多地区进行了试验。结果显示，如果处理得当，一个地区植被状态会保持稳定，以后的20年里无需再次喷药。通常，可由人员背着喷雾器步行完成喷洒，这样可以实现对喷嘴的完全控制。有时候也可以在卡车底盘上放置压缩泵和喷嘴，但是绝不会有地毯式的喷药。而且只是针对树木和过高的、必须清除的灌木进行处理。这样就保护了整个环境的完整性，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没有受到破坏，灌丛、蕨木和野花构成的美景也得以保留。

选择性喷药的植物管理方法已经在很多地方得到采纳。一般而言，根深蒂固的习惯仍然难以消除，地毯式的喷洒仍在进行，每年仍会消耗纳税人的大量资金，并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旧时的方法得以继续，只是因为真相没有大白于天下。如果纳税人了解在道路上喷洒药剂的资金只需一代人一次，而不是一年一次，他们肯定会抗议，要求作出改变。

选择性喷药的众多优点之一是，它可以把施用在某一地区的化学品降到最低，无需广泛地使用药剂，而是有针对性地对树木进行处理。这样对野生动物的潜在危害就降到了最低。

使用最为广泛的除草剂是2.4-D、2.4.5-T以及相关的化合物。这些化学品是否有毒仍存在争议。在自家草坪上使用2.4-D的人们接触到药剂后，有时会患上急性神经炎，甚至是麻痹。尽管这种案例并不常见，医学权威建议须谨慎使用这类化合物。2.4-D还会引发其他一些潜藏的危害。实验显示，它会扰乱细胞内呼吸的基本生理过程，并像X射线一样破坏染色体。近来的一些研究显示，即使是远低于致死的剂量，2.4-D以及另外一些除草剂会对鸟类的繁殖产生不良影响。

除去那些直接的毒性作用外，一些除草剂还会产生奇怪的间接影响。人们已经发现有一些动物，不论是野生食草动物还是牲畜，有时候会被喷洒过药剂的植物吸引，尽管这不是它们天然的食物。如果使用了毒性较强的除草剂（例如：砷），动物对枯萎植物的强烈欲望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如果碰巧植物本身有毒，或者长有荆棘和芒刺，一些毒性稍弱的除草剂也可能致死。比如，牧场上的有毒野草在喷洒药剂后突然变得对牲畜有吸引力了，牲畜会因沉溺于这种异常的口味而死亡。兽医药物文献中有很多类似的例子：猪吃了喷洒过药剂的苍耳子后会患上严重疾病；羔羊会吃喷过药的蓟草；芥菜开花后喷药会使蜜蜂中毒。野生樱桃本身的叶子就有很强的毒性，一旦喷洒2.4-D后，会对牛产生致命的诱惑。很明显，喷药后（或割下来后）枯萎的植物更有吸引力。狗舌草是个不寻常的例子。除非迫不得已或在深冬和早春季节没有其他食料的时候，一般情况下牲畜不会吃这种草。然而，在喷洒过2.4-D后，牲畜会变得很想吃狗舌草。

这种奇怪的行为可能是因为化学品改变了植物本身的新陈代谢。植物内部的糖分会显著增加，从而对动物更具有吸引力。

2.4-D的另一种奇怪的作用对牲畜、野生动物和人类都有重要的影响。10年前的实验显示，经过这种化学品处理后，玉米和甜菜的硝酸盐成分会急剧增加。高粱、向日葵、紫露草、羊腿草、藜、荨麻都有类似的效应。据一些农业专家讲，很多家畜死亡与喷过药的野草有关。对于反刍动物奇特的生理机能而言，硝酸盐成分的增加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这种动物大都具有极其复杂的消化系统，它们的胃分为四个腔室。纤维素的消化是通过其中一个腔室内的微生物（瘤胃细菌）的活动完成的。如果动物吃了硝酸盐含量异常高的植物，瘤胃内的微生物会把硝酸盐转化为具有强毒的亚硝酸盐。因此，一系列死亡链条事件随即发生：亚硝酸盐作用于血液色素，产生一种巧克力色的物质，氧气被这种物质禁锢而无法参与呼吸，因此氧气无法通过肺部传送到各个组织。因为缺氧，几个小时内就会出现死亡。这样关于牲畜吃过经2.4-D处理的野草而死亡的诸多报告就有了合乎逻辑的解释。反刍类野生动物面临着同样的危险，例如：鹿、羚羊、绵羊和山羊。

虽然有各种因素（例如：干燥的气候）可以造成硝酸盐成分上升，但是2.4-D销量飙升和广泛应用的作用却不容忽视。这种状况已经引起威斯康星大学农业实验室的重视，他们在1957年发布警告：被2.4-D杀死的植物可能含有大量的硝酸盐。人类和动物都面临的同样的危险，这也有助于解释近来不断发生的神秘“粮仓死亡”事件。含有大量硝酸盐的玉米、燕麦或高粱在储藏期间会释放出有毒的氧化氮气体，任何人进入粮仓都会受到致命的威胁。只需吸几口氧化氮就会引发化学性肺炎。在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研究的一系列类似案例中，除一人外，全部死亡。

“我们在大自然中行走就像大象在一间摆满瓷器的屋子一样”，荷兰一位有卓越见识的科学家C.J.布雷约对杀虫剂的使用作如是评价。“我认为我们对很多事都是想当然的态度。我们并不知道田地里所有的野草是否都有害，更不知道其中一些是有益的植物”，布雷约说。

野草和土壤之间的关系如何，很少有人会问到这一问题。即使从人类自身的直接利益考虑，它们的关系也是有价值的。如我们所知，土壤与其中的生物呈现一种相互依赖、互惠互利的关系。可能野草会从土壤中汲取一些东西，它也可能对土壤有所贡献。近来，荷兰一座城市的公园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那里的玫瑰花生长状况不是很好，土壤取样显示有严重的线虫感染。荷兰植物保护局的科学家们并没有建议使用化学喷剂或任何土壤处理，而是建议在玫瑰花中间种植金盏花。毫无疑问，卫道士们一定会把这种植物当作玫瑰花坛中的杂草。实际上，金盏花的根部会分泌一种可以杀死线虫的物质。这项建议得到采纳，人们在一些花坛中种植了金盏花，另外一些花坛则没有种。结果是令人称奇的。在金盏花的帮助下，玫瑰花生长得十分旺盛；而没有种植金盏花的花坛里，玫瑰花都病恹恹地耷拉着。如今，很多地方都在使用金盏花对付线虫。

被我们无情地消除的其他植物，可能以一种我们不知道的、类似的方式，对土壤的健康发挥着必要的作用。自然植物群落（如今被污蔑为“杂草”）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指示土壤状况。在使用化学除草剂的地方，这种作用一定已经消失。

那些用喷药解决一些问题的人们还忽略了一个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的事实——我们需要保护一些自然植物群落。我们需要这些植物作为衡量人类活动带来变化的标准。我们需要这些植物群落，为各种昆虫和其他有机物的原始群体提供栖息之所，因为对杀虫剂的抵抗正在改变昆虫以及其他有机生物的遗传因素（在第十六章中会详细解释）。一位科学家甚至建议，在昆虫的基因组合进一步改变之前，应该建立一种保护昆虫、螨类以及类似种群的“动物园”。

一些专家已经就除草剂使用日益增加可能产生的微小却深远的植被变化提出警告。化学品2.4-D可以杀死阔叶植物，使草类失去竞争而疯长。如今一些草本身已经变成“杂草”，成了新的防治目标，整个循环又重新开始。这种奇怪的现象已经在最近的一期关于农作物问题的杂志上得到证实，“2.4-D的广泛使用限制了阔叶植物，使得草类迅猛生长，进而成为玉米和大豆新的威胁”。

花粉病患者的病原——豚草就是一个防治不利、反受其害的例子。已经有数万加仑的化学品以防治豚草的名义在路边使用。然而，不幸的事实是，地毯式的喷药导致了更多的豚草生长。豚草是一年生植物，其幼苗需有开阔的土地才能生长。所以，治理这种植物的最佳办法是保持茂密的灌丛、蕨类植物以及其他多年生植物。喷洒药剂通常会破坏这种保护性植被，为豚草的生长创造了开阔的空间。此外，空气中的花粉含量可能与路边的豚草无关，而是与城市地块与休耕地上的豚草有关。

清除马唐草的化学品销量大增是错误方法盛行的另一个例子。与年复一年地使用化学品相比，本来有一种更廉价、更有效的方法清除马唐草，即让马唐草承受其他草类的竞争。马唐草只能在状况不好的草坪上生长，这是一种症状，其本身不是疾病。提供肥沃的土壤，使我们需要的草类健康生长，就可能创造一个不适于马唐草生长的环境，因为只有在开阔的空间它的种子才能发芽。

花场工人又从化学品生产商那里得到信息，郊区居民们又受了花场工人的建议，所以他们没有去改善土壤状况，而是继续在自家草坪上使用大量的除草剂。从各种化学品的名字中根本看不出它们的特性，很多化学品含有多种毒素，例如：汞、砷、氯丹。根据建议使用的剂量使大量此类毒素进入草坪。如果参照产品指南，用户会在一英亩土地中使用60磅氯丹。如果用户使用了另一种产品，他会在一英亩土地中使用175磅砷。我们在第八章就会看到，鸟类的死亡数量令人震惊。这样的草坪对人类的危害尚不得而知。

通过试验发现，在路边和公路选择性喷药的成功为健全的生态防治提供了希望，因为它可以应用于其他植被计划，如：农场、森林、牧场。这种方法的目的不是毁灭某一种植物，而是将整个植被当作一个社区来管理。

其他一些实实在在的成就也说明了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在控制不需要的植物方面，生物控制已经取得显著的成绩。大自然本身也遇到了一些困扰人类的问题，通常她自己会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聪明的人类懂得去观察和模仿自然的方法，通常也会得到成功。

对加利福尼亚州克拉玛斯杂草问题的处理就是控制多余植物的一个出色案例。克拉玛斯草，或称山羊草，早先在欧洲生长（在那里叫作圣约翰斯沃特草），随着西向的移民于1973年首先出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市附近。到1900年，克拉玛斯草蔓延到加州克拉玛斯河附近，也因此得名。到1920年，这种草已经占据了10万英亩的牧场。而到了1952年，已经有250万英亩土地遭到入侵。

不同于像山艾这样的本土植物，克拉玛斯草在当地生态系统里没有自己的空间，其他动植物也不需要它的存在。相反，哪里有克拉玛斯草的出现，那里的牲畜就会变得“满身疥疮，口腔溃疡，没有生气”。土地价值也会相应地降低，因为克拉玛斯草被认为是折价的。

在欧洲，克拉玛斯草，或者叫圣约翰斯沃特草，从来都不是问题，因为随之进化了各种昆虫。这些昆虫主要以克拉玛斯草为食，从而控制了它的规模。尤其是法国南部的两种甲壳虫，豌豆大小，金属色的外壳，已经完全适应了克拉玛斯草，只能以此为食，并繁殖后代。

1944年，首批引进这两种甲壳虫可算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这是北美地区首次使用食草昆虫控制某种植物的尝试。到1948年，两种甲壳虫已经得到很好的繁殖，无需进一步引进。通过从原始群落中收集，以每年数百万的数量投放出去，完成甲壳虫的扩散。在一些较小的区域，甲壳虫会自行扩散，一旦克拉玛斯草消除后就开始转移，在另一个地方精准扎营。随着甲壳虫对克拉玛斯草的消耗，人们需要的牧场植物又回来了。

1959年完成的一项10年调查显示，克拉玛斯草的防治取得了“比推动者的预期都要好的效果”，其数量已经减少至原来的百分之一。剩余的草已经不再构成危害，而且实际上是必需的，因为要保持甲壳虫的存活，以防止反复。

杂草防治的另一个经济又高效的案例发生在澳大利亚。当年，殖民者经常会带一些植物或动物到新的国家。大约在1787年，一位名叫亚瑟·飞利浦的船长带了各种仙人掌到澳大利亚，以培育用作染料的胭脂虫。其中一些仙人掌逃出了他的花园，到了1925年，约有20种野生仙人掌出现。在新的地方，失去了天然的控制，仙人掌得以迅速扩张，最终占据了约6000万英亩的土地。这些土地中，至少有一半被仙人掌完全覆盖，而变得毫无用处。

1920年，一批澳大利亚昆虫学家前往南北美洲，研究当地仙人掌的昆虫天敌。经过对几种昆虫的反复试验，他们于1930年把30亿颗阿根廷飞蛾卵带回澳大利亚。

7年之后，最后一片仙人掌控制的地区得到清理，曾经不宜居住的地方又可以居住和放牧了。整个计划的成本是每英亩不到一便士。相反，最初进行的不尽如人意的化学控制的花费则是每英亩10英镑。

这些例子均表明，控制各种多余植物时，可以更多地关注食草昆虫发挥的作用。这些昆虫可能是所有食草动物中最挑剔的，它们极其严格的饮食很容易为人类作贡献，但是牧场管理科学基本上忽略了这种可能性。

第七章 不必要的浩劫

当人类继续向征服自然的目标进发时，他们已经写下了令人心痛的毁灭历史，不仅破坏了他们居住的地球，还有与之共享地球家园的其他生物。近来的几个世纪简直是一部部黑色的篇章：西部平原的水牛大屠杀、猎人对海鸟的杀害、为得到白鹭羽毛而对白鹭的近乎灭绝的屠杀。如今，我们正在为这部黑暗之书添加新的内容，一场浩劫正在上演：在土地上肆意地使用杀虫剂直接杀死了鸟类、哺乳动物、鱼类以及几乎所有的野生动物。

按照当前指引我们命运的哲学，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手握喷枪的人们。在喷药运动中附带的受害者根本不算什么，如果知更鸟、野鸡、浣熊、猫或者牲畜碰巧与目标昆虫生活在同一片地方，并被杀虫剂杀死，任何人都不得进行抗议。

如今，希望对野生动物受害问题有一个公正判断的公民正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环保人士和很多野生动物专家断言伤害很严重，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另一方面，控制部门斩钉截铁地否认伤害发生，或者即使发生也没有什么影响。我们应该接受哪种观点呢？

目击者的说法是非常重要的。在现场的职业野生动物学家自然最有可能发现并解释野生动物受到的伤害。而研究昆虫的昆虫学家，受到的训练不够，从心理上也不愿意找出自己的控制计划附带的有害副作用。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防治人员（当然也包括化学品生产商）则一直否认生物学家报告的损失，并声称没有见到任何对野生动物造成伤害的证据。像圣经故事中的牧师与利未人一样，他们选择无视。即使我们慷慨地把他们的否认当作专家的短视和利益相关者的考量，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承认他们证据确凿。

作出判断的最佳方式是参考主要的控制计划，向熟悉野生动物并对化学品持公正态度的观察者请教，毒素随雨水从空中进入野生动物的世界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于赏鸟人、在自家花园欣赏鸟儿的郊区居民、猎人、渔民或荒野探险者，破坏一个地区的野生动物种群，即使是一年，也就等于剥夺了他们享受快乐的合法权利。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即使有时候，一些鸟类、哺乳动物、鱼类在一次喷药后会恢复起来，但是严重而真实的伤害已然发生。

并且，这样的恢复是不可能的。因为喷药通常是重复进行的，而且即使野生动物只接触一次，恢复的机会也很小。通常的结果是，造就一个有毒的环境、一个致命的陷阱，不仅影响原来的居民，新迁来的也不能幸免。喷药的面积越大，造成的伤害越严重，因为安全的绿洲已经不复存在。如今，在以昆虫防治计划（几万甚至几百万英亩被喷洒药剂）为标志的10年里，在私人领域与社区喷药持续猛增的10年里，美国野生动物遭受毁灭和死亡的记录也在不断累积。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些计划，并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1959年秋天，密歇根南部，包括底特律市的很多郊区，约2.7万英亩的地区被来自空中的艾氏剂颗粒覆盖。艾氏剂是所有氯化烃中最危险的一种。这项计划由密歇根农业部和美国农业部联合进行，目的是控制日本甲虫。

没有证据显示需要进行如此猛烈而危险的行动。相反，美国最为著名的、学识渊博的博物学家沃特·尼克尔表达了不同意见。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田野间度过，而且每年夏天会在密歇根南部待很长一段时间。他说：“30年来，以我的直接经验看，日本甲虫在底特律的数量很少。在过去的几年里也没有见到甲虫数量的明显增加。1959年，除了政府在底特律布置的粘虫卡外，我没有见到过一只日本甲虫……所有事情都在秘密地进行，我没有得到甲虫数量增加的任何信息。”

州政府的官方消息宣布，甲虫已经出现在其指定的空中打击区域。尽管缺乏正当理由，这项计划还是开展起来了。密歇根州提供人力，并监管计划的执行，联邦政府提供设备和补充人员，杀虫剂费用则由各个社区承担。

日本甲虫是意外进入美国的。1916年，日本甲虫首次出现在新泽西州，当时里弗顿市附近的一个苗圃内发现了一些浑身金属绿色的甲虫。起初人们不认识这种虫子，后来确认它们来自日本岛。很明显，它们是在1912年实行限制之前，随苗木进口而进入美国的。

从进入美国起，日本甲虫已经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各个州扩散开来，因为那里的温度和降雨适合甲虫生存。每年，甲虫的分布范围都会向外扩张。在甲虫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东部地区，人们已经尝试了自然控制。诸多记录显示，在采取了防治措施的地区，甲虫数量被控制到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

尽管有东部地区合理的控制经验，面临甲虫扩张的中西部各州已经发动了攻势，这种攻击足以打击致命的敌人，而不只是一些害虫。他们使用了最危险的化学品，使大量的人、家畜以及所有的野生动植物都暴露于针对甲虫的化学品中。结果，这些日本甲虫计划导致大量动物死亡，并使人类面临不可否认的危险。在控制甲虫的名义下，密歇根、肯塔基、爱荷华、印第安纳、伊利诺伊以及密苏里的诸多地区都遭受了化学喷雾的侵袭。

密歇根州的喷雾行动是针对日本甲虫的第一次大规模空中打击。选择艾氏剂这种最为致命的化学品，不是因为它适用于日本甲虫，而是仅仅出于省钱的考虑，因为艾氏剂是当时可用的最便宜的化合物。虽然州政府给媒体的官方消息中承认艾氏剂是一种“毒素”，但他们宣称药物不会对施用艾氏剂的人口稠密地区造成危害（对于“我应该采取怎样的预防措施？”这种疑问，官方的答复是“没有”）。联邦航空局一位官员在当地媒体上称：“这是一次安全的行动。”底特律公园和娱乐部一名代表也保证：“喷雾对人类无害，也不会伤害植物或宠物。”

密歇根害虫防治法允许该州无需告知个人或获得许可，便可以进行喷药行动。于是低空飞行的飞机开始在底特律作业。紧接着，市政府和联邦航空局立即被市民担忧的电话包围。据底特律新闻报道，在一个小时内接了近800个电话后，警方向电台、电视以及报纸求助，告知市民“他们看到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并称这是安全的行动”。联邦航空局的安全官员向公众保证：“飞机是受到严密监控的，也是得到低飞授权的。”他还作了有些错误的安抚公众的尝试，补充说飞机装有紧急阀门，可以立即卸掉全部药物。不幸的是，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就在飞机作业的时候，杀虫剂颗粒落在甲虫上，也落在人们身上。“无害”的毒粉落在购物或上班的人们身上，也落在午餐时间走出学校的孩子们身上。家庭主妇们忙着把门廊和人行道上的颗粒扫去，据她们说，这些地方像下过雪一样。之后，密歇根奥杜邦协会指出：“在屋顶木瓦的缝隙里，在檐沟里，在树皮和树枝的裂缝里，落满了不超过钉头大小的细小白色艾氏剂黏土混合颗粒……一旦下雨或下雪，每一个水坑都会变成要命的毒剂。”

喷雾行动几天后，底特律奥杜邦协会接到了许多关于鸟类的电话。据协会秘书长安妮·博伊斯夫人讲：“星期天早晨，我接到了一名妇女的电话，说她从教堂回家的路上看到许多死亡的和垂死的鸟儿，说明人们已经开始担心喷雾行动了。喷雾行动是在星期三完成的。她说，所有的地方都不见鸟儿在飞，还在自家后院里发现至少十二只已经死亡的鸟儿，她的邻居们还发现了死的松鼠。”那天博伊斯夫人接到的所有其他电话都在说：“大量死亡的鸟儿，没有一只是活的……家里有鸟食器的人们说一只鸟儿都没来。”垂死的鸟儿表现出典型的杀虫剂中毒症状：颤抖、失去飞行能力、麻痹、抽搐。

鸟类不是唯一受到直接影响的动物。一位当地兽医说，他的办公室里全都是带着小狗、小猫看病的人。猫会非常细致地梳理自己的毛发，舔自己的爪子，所以病情也最严重。它们的症状表现为严重腹泻、呕吐和抽搐。兽医能够给出的唯一建议是，没必要的话别让小猫出去，如果出去了，要立即清洗它们的爪子。但是，水果和蔬菜上的氯化烃都洗不掉，所以这种措施不会起到什么保护作用。

尽管市县卫生专员极力否认，称鸟儿是被“某种喷雾”所杀，接触艾氏剂后的喉咙和胸腔过敏一定是“其他因素”造成的，但是当地卫生部门仍受到了持续不断的投诉。底特律一位著名的内科医生在一小时内被叫去治疗四名病人，他们都是在观看飞机作业的时候接触了毒素。所有人都表现出同样的症状：恶心、呕吐、发冷、发烧、极度疲乏、咳嗽。

由于使用化学品治理日本甲虫的呼声不断，底特律的经历得以在其他地方反复上演。在伊利诺伊州蓝岛市，人们发现了成百上千只死亡的和垂死的鸟儿。为鸟类作标志的人所收集的数据显示，80%的鸣禽已经死亡。1959年，伊利诺伊州朱利叶市大约3 000英亩土地经七氯处理。据一个当地的猎人俱乐部的报告称，处理过的区域内鸟类“几乎被消灭光了”。兔子、麝鼠、负鼠和鱼也有大量死亡。当地一所学校把收集因杀虫剂中毒的鸟类作为一个科研项目。

可能没有地方比伊利诺伊东部的谢尔顿市和相邻的易洛魁县地区的遭遇更惨，因为这些地方根本不存在甲虫。1954年，美国农业部和伊利诺伊州农业部开始清除即将入侵伊利诺伊的日本甲虫，希望并保证高密度的喷药会消灭所有入侵的昆虫。第一次清除行动就在那一年发生，当时1400英亩土地受到了来自空中的狄氏剂处理。1955年，另有2 600英亩土地受到同样的处理，本以为任务已经完成。结果，更多的地区要求进行化学处理，所以到1961年末，大约有131 000英亩土地被覆盖处理。即使在喷药计划第一年，已经有很多野生动植物和家养动物死亡。但是，化学处理得以继续，没有与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或伊利诺伊狩猎管理部门进行协商（然而，在1960年春天，农业部的官员在一次国会委员会上反对了一项要求提前协商的法案。他们委婉地宣布，这项法案没有必要，因为合作和协商是“经常性的”。这些官员根本无法记起“在华盛顿层面”有没有发生过合作。在当天的听证会，他们明确表示不愿与州渔业和狩猎部门进行协商）。

化学控制的资金总是源源不断，但是伊利诺伊自然历史调查所的生物学家在调查对野生动植物造成的伤害时却只有零星资金可用。1954年，他们只有1 100美元，用于雇一名现场助手，而1955年则根本没有任何特别资金。尽管困难重重，生物学家们还是收集了很多事实，从而描绘出前所未有的野生动物遭受毁灭的整个画面，这种毁灭通常在计划刚开始时就已经出现。

吃昆虫的鸟类中毒不仅取决于所用的毒素，还与应用药剂后引发的事件有关。在谢尔顿市的早期计划中，每英亩土地使用3磅狄氏剂。鹌鹑实验已经证明狄氏剂的毒性是DDT的50倍，这样的剂量对鸟类的影响就可想而知。谢尔顿市的每英亩土地大约承受了150磅DDT！而且这只是一个最小值，因为在农田的边沿和角落有重复处理。

化学品渗入土壤后，中毒的甲虫幼虫会爬出地面，继续存活一段时间，这样就引来鸟儿吃食。经过处理两周后，各种死亡的和垂死的昆虫还会出现。这就很容易想到对鸟类的影响。褐色长尾莺、燕八哥、野云雀、白头翁和野鸡几乎被清除干净。据生物学家们的报告称，知更鸟几乎“全军覆没”。一场细雨过后，死了的蚯蚓随处可见；可能知更鸟就是吃了蚯蚓中毒的。其他鸟儿的命运也是一样，毒素邪恶的力量已经把曾经有益的雨水变成一种毁灭性的药剂。在喷药几天后，雨水坑里喝过水或洗过澡的鸟儿都无一幸免地死去了。幸存的鸟儿也已经失去了繁殖能力。尽管在处理过的地区仍有一些鸟巢发现，有几个鸟蛋，但是蛋里根本没有幼鸟。

在哺乳动物中，松鼠已经灭绝。它们的尸体呈现出中毒暴死的状态。喷药的地区发现了麝鼠的尸体，田地里发现了死了的兔子。黑松鼠曾是这个地方的常见动物，在喷药过后，再也见不到它们的身影了。

在对甲虫发动战争后，谢尔顿地区的农场能见到一只猫就算是上帝的恩赐了。在实施喷药计划的第一个季节，90%的猫就成为狄氏剂的受害者。由于这些毒药在其他地方的黑色记录，这样的悲剧是可以预知的。猫对所有的杀虫剂都极度敏感，尤其是狄氏剂。在爪哇西部，由世界卫生组织开展的抗疟过程中，有很多猫死去。爪哇中部大量的猫被杀死，以至于猫的价格翻了一倍。在委内瑞拉，还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喷药计划，使得那里的猫成了一种珍稀动物。

在谢尔顿地区，杀虫运动的受害者不仅仅是野生生物和宠物。观察表明，一些羊群和牛群都有中毒和死亡的现象。自然历史调查所的报告对其中一起事件作如下描述：

羊群被赶离一片农田，因为这片土地在5月6日喷洒了狄氏剂，它们穿过一条砾石路，来到一块很小的、未经处理的蓝草牧场。很明显，一些药剂已经穿过马路进入这块牧场，因为羊群立刻表现出中毒的症状……它们不想吃食，显得烦躁不安，在牧场围篱边转来转去，想要找一个出口……它们不愿意被驱赶，头耷拉着，不停地咩咩叫着；最后它们还是被带离牧场……羊群还表现出很想喝水的症状。在穿过牧场的小溪旁，发现两只羊已经死去，剩下的羊反复地被赶离溪水边，还有一些羊是被生生拽走的。最终有3只羊死亡，剩下的慢慢恢复过来。

这就是1955年末的情况。尽管在随后的几年，化学战仍在继续，研究经费却已经彻底停止。在年度预算中，自然历史调查所会申请关于野生动物与杀虫剂的研究经费，但是这种预算申请总是早早地就被排除了。直到1960年，一位野外助手的工资才发到手，而他付出的辛劳可以抵上4个人的工作量。

当生物学家重新开始1955年中断的研究时，野生动植物遭受毁灭的画面没有丝毫变化。那时候，所使用的化学品已经换成毒性更强的艾氏剂，鹌鹑实验表明艾氏剂的毒性是DDT的100倍到300倍。到1960年，这一地区生存的所有野生哺乳动物均遭受巨大损失。鸟类的状况更加糟糕。在唐纳文镇，知更鸟已经灭绝，白头翁、燕八哥、长尾莺也一样。在其他地方，这些鸟以及其他鸟类的数量都急剧减少。打野鸡的猎人最能强烈地感受到扑杀甲虫运动的影响。在药剂处理过的地方，鸟窝的数量减少了一半，孵出的幼鸟数量也有所减少。在过去几年，这个地方是打野鸡的好去处，如今由于没有野鸡可找，已经变得无人问津。

尽管打着消灭日本甲虫的名义，8年时间里易洛魁县超过10万英亩的土地经过药物处理，结果发现对昆虫的遏制只是暂时性的，它们仍在向西部扩张。这次低效计划造成的损伤总数可能永远也算不出来，伊利诺伊生物学家给出的结果只是一个最小值。如果有足够的研究经费，以开展全面的调查，结果可能更加令人震惊。但是，在计划实施的8年时间里，只有6 000美元供生物学家实地研究用。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在控制计划中投入37.5万美元，州政府也提供了几千美元。因此，研究经费仅是化学品防治计划的1%。

中西部地区的这些计划都是在一种恐慌的情绪下开展的，好似甲虫的扩张造成了极端的危险，需要不择手段地对付它们。这显然是对事实的曲解，承受了化学侵害的人们如果了解日本甲虫在美国的早期历史，他们就不会对此持默认态度。

东部各州运气很好，在合成杀虫剂发明之前就承受了甲虫的入侵，他们不仅避免了虫灾，还有效地控制了昆虫的数量，而且所采用的方法对其他生物不构成威胁。与底特律和谢尔顿的喷药状况相比，东部几乎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采用的有效方法充分发挥了自然的控制力量，效果显著，而且不会对环境造成破坏。

甲虫进入美国后的前10年，由于失去了原产地的限制因素，数量急剧增长。但是到1945年，在甲虫蔓延的地方，它们只是一种不太重要的害虫。从远东地区引进的一种寄生虫会产生使甲虫致命的病原体，因而甲虫数量逐渐减少。

从1920年到1933年，在甲虫原产地经过一番仔细搜寻，找到了34种捕食的或寄生的昆虫，以实现自然控制。这些昆虫中有5种在东部很好地存活下来。其中最有效、分布最广泛的是来自朝鲜和中国的一种寄生黄蜂。雌蜂在土壤中找到甲虫幼虫后，会在其体内注入一种使其麻痹的液体，并将一只卵放在幼虫的表皮之下。蜂卵孵化的幼虫会吃掉麻痹的甲虫幼虫。在大约25年时间里，通过各州政府与联邦机构的合作计划，东部14个州引入了这种黄蜂。黄蜂在这片地区得到发展，它们在控制甲虫方面的贡献也得到昆虫学家的认可。

一种细菌性疾病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这种疾病可以影响日本甲虫所属的金龟子科昆虫。它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生物，不会攻击其他昆虫，对蚯蚓、温血动物以及植物均无害。这种疾病的芽孢生长于土壤中。当芽孢被甲虫幼虫吞食后，会在幼虫的血液里迅速繁殖，使其变成异常的白色，因此它也被叫作“乳白病”。

乳白病是1933年在新泽西发现的。到1938年，乳白病在日本甲虫较早时间侵袭的地区已经非常普遍。1939年，为加速扩散这种疾病，政府开展了一场控制计划。当时并没有发明扩散疾病的人造媒介，但是人们找到了一种可靠的替代物。把受感染的幼虫碾碎、晾干，与白灰混合。按照标准，一克混合物中含有1亿芽孢。从1939年到1953年，通过州政府与联邦的合作计划，东部14州约有9.4万英亩土地得到处理；联邦的其他区域也得到处理；各个组织和个人自行处理的区域虽不知其数目，但确实很广泛。到了1945年，乳白病已经在康涅狄格州、纽约州、新泽西州、达拉华州以及马里兰州的甲虫中扩散开来。在一些实验地区，幼虫的感染率已经高达94%。1953年，政府名义的扩散计划结束，转而由私人实验室接管。实验室继续供给个人、园艺俱乐部、公民协会以及所有其他需要控制甲虫的人们。

东部地区通过开展这样的计划，实现了对甲虫的自然控制。乳白病可以在土壤中存活很多年，增加了控制效率，并通过自然媒介继续传播。

既然东部地区有如此成功的经验，为何没有在伊利诺伊州以及其他中西部地区尝试同样的方法，而是对甲虫疯狂地发动化学战争呢？

有人告诉我们，用乳白病芽孢接种“太昂贵”，但在40年代，东部14州没人这样认为。到底是通过怎样的计算才得出“太昂贵”的判断呢？这显然不是根据谢尔顿喷药计划造成真正损失得出的。这样的判断还忽略了一个事实——芽孢只需接种一次，第一次费用也就是全部的费用。

也有人跟我们说，乳白病芽孢不能使用在甲虫分布范围的边缘，因为它只能在有大量甲虫幼虫的土壤中发展。像其他支持喷药计划的言论一样，这种观点同样值得怀疑。引起乳白病的细菌可以感染至少40种甲虫，这些甲虫的分布广泛，即使日本甲虫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的地区也能保证乳白病的传播。此外，由于芽孢可以在土壤中存活很长时间，所以像目前甲虫分布的边缘地区一样，即使没有幼虫，芽孢也可以静候甲虫的入侵。

那些不惜花费一切代价、希望立即见效的人们一定会继续使用化学品对付甲虫。那些得益于现代社会快速消费趋势的人们也一样，因为化学控制需要频繁的、耗资巨大的重复进行。

另一方面，那些希望得到圆满结果的人们会愿意等一两个季节，所以他们选择了乳白病的方法。他们得到的回报将是长久的控制，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控制效果会变得更好。

美国农业部在伊利诺伊州皮奥瑞亚的实验室正在进行一项全面的研究项目，希望找到人工培育乳白病有机体的方法。这将极大地减少成本，促进更广泛的使用。进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有一些成果出来。一旦这种“突破”得以确立，我们对日本甲虫的处理方法就可能重拾一点理智和远见，之前我们在中西部地区实行的计划所造成的破坏简直像一场噩梦。

伊利诺伊州东部地区的事件提出了一个不仅是科学层面，也是道德层面的问题。是否任何文明都能对其他生命任意发动战争，而不会毁灭自身，也不会失去其“文明”的资格。

这些杀虫剂不具备选择性，它们不会挑选我们希望打击的目标。使用它们的原因只有一个，即它们是致命的毒物。因此，它们会杀死接触到的所有事物：主人心爱的小猫、农夫的牛、田野里的兔子以及空中飞翔的云雀。这些无辜的动物对人类不构成任何威胁。相反，它们的存在为人类增添了乐趣。然而，人类却用突然的、恐怖的死亡来回报它们。谢尔顿市的一位科学观察者对一只垂死的野云雀作如是描述：它侧躺着，尽管已经失去了肌肉协调能力，不能飞翔，甚至难以站立，但仍在不停地扑腾着翅膀，一双爪子紧紧地握着。它的嘴是张开的，呼吸显得很吃力。快要死去的松鼠所作的无声控诉则更加可怜，它呈现出“特别的死亡状态，背部是弯曲的，两只前爪缩在胸前，紧紧地握着……头和脖子向外伸展，嘴里通常含有泥土，说明这些动物死亡时曾啃咬着地面”。

对于这种折磨其他生物的行为，我们竟然默默地接受了。所有人作为人类的品格标准都已退化。

第八章 再听不到鸟儿的歌声

如今，美国越来越多的地方已经没有鸟儿飞回来报春；以往的清晨能听到鸟儿美妙的歌声，如今变得异常安静。鸟儿的歌声突然消失，它们为我们的世界增添的色彩和美丽突然消失，一切都来得如此迅速，令人难以察觉，一些没有受到影响的社区居民还没有发现异样。

伊利诺伊州欣斯代尔镇的一名家庭主妇绝望地给一位世界著名的鸟类学家、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鸟类馆名誉馆长罗伯特·墨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们村子里，好几年来一直给榆树喷洒药剂（写信时间是1958年）。6年前我们搬到这里来住，那时候鸟儿很多，我安装了一个喂食器。每年冬天，红雀、山雀、绒毛鸟、五子雀会陆陆续续来这里觅食。夏天的时候，红雀和山雀会把它们的小鸟带来。

喷洒了几年DDT后，镇上已经没有知更鸟和燕八哥了；两年来，我家的架子上也没有见到山雀的影子，今年红雀也消失了；附近筑巢的只剩下一对鸽子，可能还有一窝猫鹊。

孩子们在学校里学到，联邦法律禁止杀害和捕捉鸟类，所以很难向他们解释鸟儿都已经被杀死了。“它们还会回来吗？”孩子们问。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榆树仍在死去，鸟儿也一样。采取什么措施了吗？能够采取什么措施呢？我能做些什么吗？

联邦政府为对付火蚁开展大规模的喷药计划一年后，亚拉巴马州一位妇女写道：“我们这片地方在过去半个世纪一直是鸟儿的天堂，去年7月来了更多的鸟儿。突然，在8月的第二个星期，鸟儿一下子都消失了。我习惯了早起照料我心爱的已有一只小马驹的母马，但是听不到一丝鸟叫的声音。这种情况既怪异又让人害怕。人们对我们美丽的世界做了什么？直到5个月后我才发现一只蓝冠鸦和一只鹪鹩。”

她提到的那个秋天，美国南部地区也传出一些严峻的报告。国家奥杜邦协会与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共同出版的季刊《野外记录》提到，在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亚拉巴马州出现了“某些地区鸟类全部消失”的奇怪现象。《野外记录》收录的报告均来自富有经验的观察家。他们有多年的实地考察经验，熟知当地鸟类的习性。其中一位观察家提到，她在密西西比南部开车行驶了很长的路程，也没有见到一只鸟儿。另一位来自巴顿鲁日的观察家说，她的喂食器已经几个星期没有鸟儿动过，以前这个时候，院子里灌丛的果实早已被吃光了，可如今灌木上仍长满了浆果。还有一位观察家的报告提到，他家的落地窗通常会落着四五十只红雀，还有其他各种鸟儿，现在却很少见到一两只鸟儿了。西弗吉尼亚大学的莫里斯·布鲁克斯教授是阿拉巴马地区鸟类的专家，他的报告说，西弗吉尼亚地区的鸟类数量正急剧减少。

有一个故事可作为鸟类悲惨命运的象征，一些鸟儿已经遭受这样的命运，一些鸟儿正面临危险。这个故事就是众所周知的知更鸟的故事。对于千百万美国人而言，第一只知更鸟的到来意味着冬天的离去。知更鸟到来的消息是可以登上报纸的事情，也是人们在餐桌上乐于谈论的话题。越来越多的知更鸟飞来，森林里萌发了一丝绿意。清晨时候，成千上万的人们聆听知更鸟的合唱，美丽的音符在阳光中跳动。如今，一切都变了，甚至鸟儿飞回来都成了罕见的事情。

知更鸟与很多其他鸟儿的命运看来是与榆树紧密联系的。从大西洋沿岸到落基山脉，榆树是成千上万城镇历史的一部分，它们以庄严的绿色装扮了街道、广场和大学校园。如今，榆树患上了一种疾病，而且这种病已经蔓延开来。严重的疾病使得很多专家认为所有拯救榆树的努力终将变成徒劳。失去榆树已经足够令人悲伤，但是如果拯救行动变成徒劳，而把大量的鸟类置于黑暗的覆灭之中，则更加悲惨。然而，这正是目前面临的威胁。

所谓的荷兰榆树病是在大约1930年的时候，随装饰贴面工业从欧洲进口榆树段进入美国的。这是一种菌类疾病。这种菌会侵入榆树的输水导管中，通过树液携带的芽孢扩散，由于分泌的有毒物质和阻塞作用，导致枝叶枯萎，榆树死亡。疾病通过榆树皮甲虫从染病的树传播到健康的树。甲虫在死去的榆树皮下开凿的通道中，满是入侵细菌的芽孢，芽孢会附着在甲虫身上，这样它飞到哪儿，疾病就传播到哪儿。控制这种菌病的主要方法是控制传播媒介——甲虫。于是在很多地方，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和新英格兰地区这些榆树集中的地方，开展了大规模的喷药行动。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两位鸟类学家首先发现这种喷药行动对鸟类尤其是知更鸟的影响。他们分别是乔治·华莱士教授和他的学生约翰·麦纳。1954年，麦纳先生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他选择了与知更鸟相关的研究课题。这也是个巧合，因为那时候没有人认为知更鸟正面临危险。但是就在他开展工作的时候，事情发生了。这件事将改变他研究课题的性质，并剥夺了他的研究对象。

1954年，针对荷兰榆树病的喷药行动在大学校园里小范围地开始了。第二年，东兰辛市（大学所在城市）加入行动，校园喷药范围开始扩大。当地针对舞毒蛾和蚊子的控制计划也在进行，于是各种化学品如倾盆大雨般落下。

1954年，也就是首次小范围喷药的那一年，一切看来都还正常。第二年春天，知更鸟像往常一样飞回校园。像汤姆林森的著名散文《失去的树林》里的风信子一样，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它们“没有预感会有什么不幸”。但是，很快问题就出现了。校园里开始出现死去的和垂死的知更鸟。在它们以前觅食和栖息的地方，见不到一只鸟儿。没有新造的鸟巢，也没有小鸟出生。接下来的几个春天情况还是这样。喷药的区域已经变成了死亡陷阱，只需一周时间就可以将迁徙回来的知更鸟全部杀死。还会有鸟儿来到这里，死亡数量还会增加。它们会在校园里痛苦地颤抖着，慢慢死去。

华莱士教授说：“那年春天，对于大部分想筑巢的鸟儿来讲，校园几乎变成它们的墓地。”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起初，他怀疑是鸟儿的神经系统的疾病，但很快事情就明白了。尽管喷药人保证他们使用的杀虫剂“对鸟类无害”，知更鸟却正是由于杀虫剂中毒而死的。它们表现出典型的症状有：失去平衡、颤抖、抽搐、死亡。

一些事实表明知更鸟中毒不是因为直接接触杀虫剂，而是因为吃了蚯蚓。在一项研究中，偶然地用校园里的蚯蚓喂食蝼蛄后，所有蝼蛄立刻死去。实验室笼子里的一条蛇吃了蚯蚓后，剧烈颤抖起来。而蚯蚓是知更鸟春天时候的主要食物。

很快，厄巴纳市伊利诺伊自然历史调查所的罗伊·巴克博士补上了知更鸟死亡迷局的一块关键拼图。巴克博士的著作于1958年出版，该书找到了各个事件错综复杂的关系——知更鸟的命运通过蚯蚓与榆树联系起来。榆树在春天被喷洒了农药（通常的剂量是50英尺的一棵树使用2到5磅DDT，相当于在榆树密集的地方每英亩使用23磅）。到了7月，通常会以一半的剂量再喷一次。强力喷枪给所有的高大树木喷上了药剂，不仅杀死了既定目标树皮甲虫，还杀死了其他昆虫，包括：传粉昆虫、捕食的蜘蛛和甲虫。毒素紧紧地覆在叶子和树皮上，雨水都冲刷不掉。秋天，树叶落在地上，积成湿湿的一层，开始慢慢地与土壤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吃叶子的蚯蚓帮了大忙，因为榆树叶子是它们最爱的食物。蚯蚓吃叶子的同时，也吃下了杀虫剂，并在其体内不断累积、浓缩。巴克博士在蚯蚓的消化道、血管、神经和体壁中都发现了DDT。毫无疑问，一些蚯蚓已经死去，但是幸存的就变成了毒素的“生物放大器”。春天，知更鸟飞回来后，整个循环中就又加了一环。只需11只较大的蚯蚓就可以给知更鸟足以致命的DDT。11只蚯蚓只是一只知更鸟一天食量的小小一部分。一只鸟十多分钟就可以吃掉10到12只蚯蚓。

并非所有的知更鸟都能吃到致命的剂量，但是另一种后果会像致命的毒素一样导致它们灭绝。不孕的阴影笼罩了所有的鸟类，并可能威胁所有生物。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总共185英亩的校园里，如今每年春天只有二三十只知更鸟，而在喷洒药物之前，保守估计有370只。1954年，麦纳观察的所有知更鸟都会产下鸟卵。到了1957年6月末，校园里应该至少有370只幼鸟在觅食（与成鸟数量对应），但是麦纳只发现了一只幼鸟。一年后，华莱士教授的报告称：“1958年春天和夏天，在校园里我没有见到一只幼鸟，而且到目前为止，据我所知别人也没见过。”

当然，没有幼鸟出生的部分原因是，在筑巢之前一对或者更多的知更鸟就已经死去。但是华莱士发现了一个更为不幸的事实——鸟类的繁殖能力遭到破坏。例如，他记录的知更鸟和其他鸟类都没有下蛋。“我们知道有一只知更鸟满怀希望地孵窝21天，但没有孵出幼鸟。正常的孵蛋时间是13天。分析结果显示，鸟儿的睾丸和卵巢内部有大量DDT”，他在1960年的国会委员会上说，“10只雄鸟睾丸的DDT含量为百万分之30到109，两只雌鸟卵巢中卵泡的DDT含量为百万分之151到211”。

很快，其他地区的研究得出了同样令人沮丧的结果。威斯康星大学的约瑟夫·希基教授和他的学生们把喷药地区和未喷药地区作对比研究，发现知更鸟的死亡率为86%—88%。位于密歇根州布鲁姆菲尔德的克兰布鲁克研究院，试图估算给榆树喷药所导致的鸟类死亡数量。1956年，他们要求所有疑似的DDT受害鸟类都应送到研究院做检查。对此要求的答复出乎所有人意料。几个星期内，研究院常年不用的机器一直超负荷运行，所以只好拒绝了其他鸟类。到1959年，仅在这个社区已经有1000只中毒的鸟儿送来检查，或报知研究院。虽然知更鸟是主要的受害者（一名妇女给研究院打电话说她家草坪上有12只死了的知更鸟），研究院还检查了其他63种鸟类。

所以，知更鸟只是与榆树喷药相关的毁灭链条中的一环，而榆树计划只是全国进行的各种喷药计划中的一个。已经有90种鸟类出现大量死亡，其中包括郊区居民和业余自然学家最为熟悉的种类。在一些喷过药的城镇，筑巢鸟儿的数量减少了90%。如我们所知，各种鸟儿都受到影响——地面上觅食的鸟、树梢上觅食的鸟、树皮上觅食的鸟和肉食鸟。

有理由推测，主要以蚯蚓或其他土壤生物为食的所有鸟类和哺乳动物都面临着知更鸟的命运。约有45种鸟的食物包括蚯蚓。其中一种是丘鹬，这种鸟一般在南部地区过冬，而现在南部地区已经喷洒了大量的七氯。如今，关于丘鹬有两个重要发现。新布伦瑞克的繁殖地出生的幼鸟数量已经减少，而且分析显示成鸟体内含有大量DDT和七氯残留。

已经有记录显示，20种地面觅食的鸟出现大量死亡现象，它们的食物——蠕虫、蚂蚁、蛆或其他土壤生物已经中毒。其中包括3种画眉鸟：绿背鸟、黄褐森鸫和隐居鸫。它们拥有鸟类中最优美的歌声。还有那些掠过森林灌丛、沙沙地在落叶中觅食的雀类——歌雀和白喉雀，也成了榆树喷药的受害者。

哺乳动物也很容易直接地或间接地卷入这个循环。蚯蚓是浣熊的主要食物，负鼠在春天和秋天的时候也会吃蚯蚓。像地鼠和鼹鼠这样的地下掘洞者也会大量地吃蚯蚓，这样毒素就可能传递给了鸣角枭和仓枭这样的猛禽。春天一场暴雨过后，威斯康星州发现了几只死去的鸣角枭，可能是吃到了中毒的蚯蚓。老鹰和猫头鹰也有出现抽搐的，包括大角鹰、鸣角枭、赤肩鹰、雀鹰、泽鹰。这些可能就是所谓的二次中毒案例，它们可能吃了肝脏或其他器官中累积了杀虫剂的鸟类或鼠类。

因榆树喷药而面临危险的不仅仅是在地面觅食的动物或它们的猎食者。在树叶上找昆虫吃的鸟儿也从重度喷洒药物的地区消失了，其中包括：森林精灵——红冠的和金冠的鹪鹩、很小的食虫鸣鸟以及春天成群地穿过树林的、五颜六色的鸣鸟。1956年春末，一大群迁徙回来的鸣鸟正好碰上一次延迟的喷药。之后，几乎所有飞到这里的鸣鸟种类都出现死亡。在威斯康星州的白鱼湾，过去的几年总能看到至少1 000只桃金娘鸣鸟。1958年，榆树喷药后，观察者只发现了两只。加上其他地方的死亡数据，被农药杀死的鸣鸟包括一些最漂亮、最受人喜爱的种类：黑白林莺、黄林莺、木兰林莺和栗颊林莺；五月时节放声歌唱的灶巢鸟；有火焰般双翅的黑斑林莺；栗肋林莺、加拿大林莺以及黑喉绿林莺。这些在树上觅食的鸟儿要么因吃了中毒的昆虫而直接受影响，要么受到食物短缺的间接影响。

食物短缺的问题同样沉重地打击了空中飞翔的燕子，它们像青鱼寻找海洋浮游生物一样在空中觅食昆虫。威斯康星州的一位自然学家报告说：“燕子遭受了重创。每个人都在抱怨，燕子比四五年前少了很多。4年前，我们头顶的天空满是飞翔的燕子，如今很难见到了……这可能是由于喷药导致昆虫减少，也可能是因为燕子吃了中毒的昆虫。”

关于其他鸟类，这位观察家写道：“另一个遭受惨重损失的是菲比鸟。鹟已经在很多地方灭绝了，但是曾经很常见的菲比鸟也见不到了。今年春天我见到一只，去年春天也是。威斯康星的其他猎鸟人也在抱怨。过去我养着五六对红雀，现在都没了。鹪鹩、知更鸟、猫鹊、鸣角枭每年都会来我们的花园筑巢，现在都消失了。夏天的清晨再听不到鸟儿的歌声。只剩下害鸟、鸽子、燕八哥和英格兰麻雀。这是一场令我无法承受的灾难。”

秋天，榆树喷药后毒素进入树皮的每一个缝隙，可能是山雀、五子雀、花雀、啄木鸟以及褐旋木雀这些鸟类数量急剧减少的原因。1957-1958年冬天，华莱士教授多年来第一次发现他家的喂鸟处没有山雀和五子雀来觅食。之后发现的3只可怜的五子雀恰好一步步说明了前因后果：一只在榆树上啄食，另一只垂死的五子雀表现出典型的DDT中毒症状，第三只已经死去。之后，在那只垂死的五子雀体内组织发现了百万分之226的DDT残留。

鸟类的饮食习惯使它们很容易成为杀虫剂的受害者，从经济角度和其他不易察觉的方面看它们的死亡显得可悲可叹。例如，白胸五子雀与褐旋木雀夏天的食物包括各种对树木有害的昆虫卵、幼虫和成虫。山雀食物的四分之三是动物，包括处于各个生长阶段的昆虫。山雀的觅食方式在本特描写北美鸟类的不朽名著《生命历史》中有所记述：“鸟群飞过的时候，每一只鸟儿都在树皮、细枝和树干上仔细搜寻着细碎的食物（蜘蛛卵、茧或其他休眠昆虫）。”

各项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了在各种情况下鸟类对昆虫控制所起的关键作用。啄木鸟是恩格曼云杉甲虫的最主要控制因素，可使其数量减少约45%到98%，并对苹果园里的卷叶蛾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山雀以及其他冬季鸟类可以保护果园免受尺蠖侵扰。

但是，自然界发生的事情却不能在现代的化学世界中复制。喷洒的药剂不仅杀死了昆虫，还杀死了它们的主要敌人——鸟儿。等昆虫卷土重来的时候，没有鸟儿再去控制它们的数量。密尔沃基公共博物馆鸟类馆馆长欧文·格罗梅给《密尔沃基日报》的投稿写道：“昆虫最大的天敌是捕食性昆虫、鸟类以及一些小型哺乳动物，DDT的肆意杀戮波及了自然界的护卫或警察……我们是否要借着进步的名义，使我们成为自己疯狂控制的昆虫的受害者，到头来还是在与昆虫的对抗中失败。榆树消失，自然界的护卫（鸟类）中毒而死后，新生的害虫会攻击其他种类的树木，我们该如何应对？”

格罗梅先生说，自威斯康星州开始喷药计划后的几年里，关于鸟儿死亡的电话和信件不断增加。人们的质问表明，在喷过药的地方鸟儿已经开始死亡。

中西部地区大部分研究中心的鸟类学家和观察家都与格罗梅先生的观点一致，如：密歇根州的克兰布鲁克研究院、伊利诺伊自然历史调查所、威斯康星大学。在每一个进行喷药计划的地方，当地报纸的《读者来信》栏目都表明公民们已经觉醒并感到愤怒，他们对喷药的危害和矛盾比那些下命令的官员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密尔沃基一名妇女写道：“想象着我们后院很多美丽的鸟儿将要死去，我就非常害怕这一天会很快到来。这是一件可悲又可怜的事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令人沮丧和气愤的，因为它显然没有达到这场屠杀的既定目的……从长远看，不救鸟儿，能救得了树吗？在自然体系中，它们不是相互依存的吗？有没有可能既不造成破坏又保持自然平衡呢？”

其他信件中也有人提到，尽管榆树是雄伟的遮阴大树，但它们并不是“神圣的牛”，没理由为了榆树危害其他的生命。威斯康星的另一名妇女写道：“我一直喜欢榆树，它们就像我们这里的标志一样。但是，树的种类千千万万。我们还必须保护鸟类。谁能想象，春天时候没有知更鸟唱歌的世界是多么无趣、多么沉闷呢？”

对公众而言，很容易形成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要鸟还是要榆树？但是，事情没那么简单。而且正如化学控制体现出的讽刺一样，如果我们沿着之前的路继续下去，到头来将一无所有。喷药计划杀死了鸟儿，却也没保护到榆树。以为喷药能救榆树的幻想正把一个又一个地方拖入巨额开支的泥沼，却产生不了一点持续的效果。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市喷药长达10年。接着，一年的干旱给甲虫创造了条件，榆树的死亡率飙升了10倍。伊利诺伊州厄巴纳市，也就是伊利诺伊大学的所在地，荷兰榆树病于1951年首次出现。1953年开展了喷药计划。到了1959年，尽管喷药已近进行了6年，大学校园仍损失了86%的榆树，其中一半是因为荷兰榆树病。

在俄亥俄州托莱多市，一个相似的经历使得林业主管约瑟夫·斯威尼更加真实地看待喷药计划的后果。喷药计划始于1953年，到1959年仍在继续。此时，斯威尼先生发现，经“书本和权威机构”建议喷药后，棉枫藓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于是他决定自己研究荷兰榆树病喷药计划的后果。他的发现使他自己都大吃一惊。他发现，在托莱多市，“我们立即把染病的或虫害的树移除的地区是唯一得到控制的区域。喷过药的地区反而失去控制。在乡村，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地方，疾病的传播速度不像城市里那么快。这说明喷药计划杀死了害虫所有的天敌。我们要放弃使用喷药计划治理荷兰榆树病。这样我就与那些支持美国农业部建议的人产生了冲突，但是我掌握了真理，因此会坚持下去”。

在这些中西部城镇，榆树病仅仅在最近才开始传播，为什么要坚决地采用昂贵的喷药计划，而没有丝毫借鉴其他地方多年经验的想法，真让人难以理解。纽约州就有治理荷兰榆树病最长久而持续的经验，因为染病的榆木正是在1930年通过纽约港进入美国的。如今，纽约在控制和治理榆树病方面有着最显著的战绩。但是，他们没有依赖药物。实际上，纽约的农业推广局不建议社区采用喷药的方法。

那么，纽约是如何取得骄人成绩的呢？从应对榆树病的第一天至今，纽约一直坚持严格的防卫措施，即立即移除并销毁所有生病的或感染的榆树。起初，结果颇令人失望，但这只是因为刚开始人们不知道不仅是生病的榆树，所有可供甲虫繁殖的榆木都要销毁。感染的榆树砍下后会储存作柴火用，但是如果不在春天之前烧掉，就会产生许多带菌的甲虫。从冬眠中醒来、在四五月份觅食的成虫使榆树病得到传播。纽约的昆虫学家根据经验，发现了哪种甲虫繁殖木材利于传播疾病。通过集中处理这些木材，不仅能产生良好的效果，还使防卫计划的成本降到合理区间。到1950年，纽约市总共55 000棵榆树的榆树病感染率已经降至1%。1942年，维斯切斯特县开展了一项防卫计划。之后的14年里，每年的榆树损失仅为1%。拥有185 000棵榆树的水牛城，通过防卫计划实现了很好的控制效果，近年来年均损失仅1%。换言之，照这种速度，需要300年时间才能消耗掉水牛城所有的榆树。

雪城的情况尤其令人瞩目。在1957年之前，这里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从1951年到1956年，雪城共损失3 000棵榆树。然后，在纽约州立大学林业学院霍华德·米勒的指挥下，大力清除了所有生病榆树和可能供甲虫繁殖的榆木。如今，榆树损失率已经降至1%以下。

纽约榆树病治理专家强调了防卫计划节约成本的优点。纽约农业学院的马蒂斯说：“在大部分情况下，实际成本比预想的要小。如果是已死的或断掉的树枝，为防止财产损失和人员受伤，要把这段树枝移除。如果是一堆柴火，可以在春天之前把它们烧掉，可以将树皮去掉，或者可以把榆木存放在干燥的地方。如果是将死或已死的榆树，为防止荷兰榆树病传播而把它即刻移除的成本并不比之后处理的成本高，因为城区大部分死树终归都要清除。”

所以，只要采取明智的措施，解决荷兰榆树病并非完全无望。虽然目前仍没有根除疾病的方法，但是只要某一地区出现问题，可以通过防卫措施将其控制在合理区间，而无需使用不仅无用而且对鸟类造成极大伤害的方法。森林遗传学领域还提供了其他可能性，通过实验可能研制出一种对荷兰榆树病免疫的杂交榆树。欧洲榆树就具有免疫性，而且已经在华盛顿特区种植。即使在这里的榆树染病率极高的时候，欧洲榆树仍安然无恙。

那些损失了大量榆树的地方急需通过快速育苗和林业计划进行移植。这非常重要，而且这种计划一定会包含抗病的欧洲榆树，但也应当种植其他种类的树，这样就避免了将来的某一场传染病会毁掉一个地区所有的树。英国生态学者查尔斯·埃尔顿道出了健康的植物或动物群落的核心——“保持生物多样性”。现在的状况大都是过去生物单纯化的结果。即使在二三十年前也没人知道，在一大片地方种植单一植物其实就是制造灾难。所有城镇的街道和公园都种上了榆树。如今，榆树死了，鸟儿也没能幸免。

与知更鸟一样，美国的另一种鸟也濒临灭绝。那就是美国的象征——鹰。在过去的10年里，鹰的数量明显地减少了。事实表明，鹰的生存环境一定出现了变化，破坏了它们的繁殖能力。是什么因素目前尚不得知，但是有证据显示，凶手应该是杀虫剂。

从坦帕到迈尔斯堡，沿着佛罗里达西海岸筑巢的鹰是北美地区受研究最多的一种鹰。在那里，一位来自温尼伯的退休银行家查尔斯·布罗利由于在1939—1949年给超过1 000只秃鹰幼鸟作标记而在鸟类学领域获得盛名（在此之前，历史上只有166只鹰绑了鸟足带）。冬天，在幼鸟离巢之前，布罗利为它们绑上足带。后来的统计显示，这些生于佛罗里达的鹰会沿着海岸北飞至加拿大，最远到爱德华王子岛。之前人们一直以为这些鹰是不迁徙的。秋天的时候，它们会飞回南方。人们可以在宾夕法尼亚东部鹰山的有利位置对它们的迁徙进行观察。

在作标记的前几年，布罗利先生在一段海岸每年都能发现125个鸟巢。每年绑足带的幼鸟大约有150只。1947年，出生的幼鸟开始减少。一些鸟巢里根本没蛋；另外一些虽然有蛋，但是都没有孵化。从1952年到1957年，大约80%的鸟巢没有幼鸟出生。在这一时期的最后一年，只有43个鸟巢里有鸟住着。其中7个鸟巢有小鹰出生（共八只）；23个鸟巢有蛋，却没有孵化；13个鸟巢被成鹰当作吃食的地方，根本没有蛋。1958年，布罗利先生沿着海岸长途跋涉了100英里，才找到一只小鹰作了标记。1957年还有43个鸟巢住着成鹰，到现在只剩下10个鸟巢有成鹰。

虽然1959年布罗利先生的去世结束了这一系列宝贵的、未经解读的观察，但是佛罗里达奥杜邦协会以及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的报告证实，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找一个国家象征了。鹰山自然保护区负责人莫里斯·布朗的报告尤其值得关注。鹰山是宾夕法尼亚东南部一座风景如画的山峰，那里，阿巴拉契亚山脉东端的山脊形成了阻挡西风吹向沿海平原的最后一道屏障。风吹向山脉，遇阻后向上吹去，所以在秋天的时候，翅膀宽大的鹰可以乘着向上的气流，在一天之内毫不费力地飞很长一段路程。山脊在鹰山聚拢，因而空中航道也在此交汇。从广阔的北方飞回的鸟儿都在这个交通要塞聚集。

在自然保护区做管理员20多年，莫里斯·布朗观察并记录过的鹰比任何一个美国人都多。秃鹰迁徙的高峰是在8月底和9月初。这些应该是出生于佛罗里达的鹰，在北方待了一个夏天后飞回家乡（秋天和冬季初期，一些体型更大的鹰会飞过这里。它们可能是北方的一种鹰，正飞往一个未知的地方过冬）。保护区建立初期，从1935年到1939年，观察到的40%的鹰是一岁大的，从它们深色的羽毛可得出判断。但是近年来，这些未长成的鹰已经很少见到了。从1955年到1959年，它们的数量只占总数的20%；而在1957年，每32只成鹰中只有一只小鹰。

鹰山观测点的结果与其他地方的发现一致。其中一份报告出自伊利诺伊自然资源委员会的一名官员埃尔顿·福克斯。可能在北方筑巢的鹰会在密西西比河与伊利诺伊河沿岸过冬。福克斯先生1958年的报告说，近来发现的59只鹰中只有一只是小鹰。世界上唯一的鹰保护区——萨斯奎汉纳河上的蒙特约翰逊岛出现了类似的鹰死亡的现象。这座岛虽然只在康诺文哥大坝上游8英里，离兰开斯特郡也只有半英里远，但仍保持着原始的风貌。自1934年起，兰开斯特的一位鸟类学家、保护区负责人赫伯特·贝克先生开始对这里的一个鸟巢进行观察。从1935年到1947年，这个鸟巢都有鹰居住，并都产下了小鹰。自1947年起，尽管有成鹰居住，也有下蛋，但是没有孵出小鹰。

蒙特约翰逊岛和佛罗里达州都出现了相同的情况：有一些鹰住在鸟巢里，下了一些蛋，但是很少或没有小鹰孵出。对于这种情况似乎只有一种解释。某种环境因素降低了鹰的繁殖能力，造成现在几乎没有小鹰出生。

各种实验证明，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人为方式造成。其中比较著名的是美国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的詹姆斯·德威特博士。德威特博士进行了很多经典实验，研究各种杀虫剂对鹌鹑和野鸡的影响。实验结果证明，接触DDT或相关化学品后，虽然对成鸟不会有明显的伤害，但可能严重地影响鸟类繁殖。表现形式可能不同，但结果总是一样的。例如，鹌鹑在其繁殖季节所吃的食物中如果含有DDT，它仍可以存活下来，甚至可以正常地下蛋，但是很少有孵化出来的。“许多胚胎在发育早期都很正常，但会在破壳的时候死去”，德威特博士说。即使孵化出了幼鸟，其中超过一半会在5天内死去。在其他对野鸡和鹌鹑同时观察的实验中，如果成鸟在一整年内吃的都是含有杀虫剂的食物，就不会下蛋。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罗伯特·拉德博士与理查德·吉纳利博士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如果野鸡的食物中含有狄氏剂，产蛋率会明显降低，幼鸟成活率也很低。据这些科学家称，狄氏剂在蛋黄中开始累积，之后在孵蛋时期和孵化后逐渐吸收，对幼鸟造成致命的伤害。

这种观点得到华莱士教授和一名研究生理查德·伯纳德的支持。他们近来的研究发现，密歇根州立大学里的知更鸟体内有大量DDT。检测过的所有雄鸟的睾丸中，在卵泡里，在雌鸟的卵巢里，在长成但未下的蛋里，在输卵管中，在废弃的鸟巢里未孵化的蛋中，在鸟蛋内的胚胎里，在刚孵出来就死去的幼鸟体内，均发现了DDT。

这些重要的研究证实，一旦接触杀虫剂，会对一代生命造成影响。毒素在鸟蛋里，在滋养胚胎的蛋黄中，就像一个死刑执行令。这也解释了为何德威特博士实验中的幼鸟会死在蛋壳里，或在破壳后仅仅几天就死去。

在实验室里研究鹰几乎是不可行的，但是野外研究已经在佛罗里达、新泽西以及其他地方开展，希望找到造成鹰不育问题的可靠证据。与此同时，一些间接证据表明，不育问题的原因是杀虫剂。在一些盛产鱼类的地方，鱼是鹰的主要食物（在阿拉斯加大约占65%，在切萨皮克湾地区占52%）。毫无疑问，布罗利先生研究过的鹰都主要以鱼为食。自1945年起，海岸地区就遭受了溶于燃油的DDT反复地喷洒。空中喷药的主要目标是盐沼蚊。这种蚊子主要生活在沼泽和海岸地区，正是鹰觅食的地方。大量的鱼儿和螃蟹被杀死。实验分析显示，它们体内DDT浓度很高，大约为百万分之46。清湖的水鸟因为吃湖中的鱼，体内积蓄了大量杀虫剂残留。同样，鹰的体内组织也在慢慢积攒着DDT。与清湖水鸟一样，野鸡、鹌鹑以及知更鸟的繁殖能力逐渐下降，难以维持种群的存续。

世界各地都传来现代世界里鸟儿面临危险的声音。各地报告的细节虽有不同，但总是有一个相同的主题——杀虫剂的使用造成了野生动物死亡。在法国，葡萄园喷了含砷的除草剂后，成百上千的小鸟和松鸡死去。在比利时，农田喷药后，曾经以数量巨大著称的松鸡几乎灭绝。

英国的问题更为特殊，在那里，播种之前处理种子的方法愈加流行。种子处理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情，但是早年间使用的化学品主要是杀菌剂，没有对鸟类造成不良影响。大约到了1956年，处理方法升级为双重功效，除杀菌剂外，还会使用狄氏剂、艾氏剂或七氯，以对付土壤中的昆虫。这样，情况就变得更加糟糕了。

1960年春天，关于鸟类死亡的各种报告像洪水一般涌向英国野生动物管理当局，包括英国鸟类学会、皇家鸟类保护协会以及猎鸟协会。诺福克的一名农场主写道：“这片地方就像战场一样，我们的管理人员发现了大量的尸体，包括各种小鸟：苍头燕雀、金翅雀、红雀、篱雀、麻雀……对野生动物的毁灭令人心痛。”一个猎场看守人写道：“我养的松鸡全部被药物处理过的玉米杀死了，还有野鸡和其他的鸟类，成百上千只鸟儿被杀……我这一辈子都是一名猎场管理员，这样的情况令我十分难受。看到一对对松鸡死去，真是不好受。”

英国鸟类学会与皇家鸟类保护协会的一份联合报告中描述了67只死亡的鸟儿，其实1960年春天杀死的鸟儿远不止这个数目。在这67只鸟儿中，有59只是吃了药物处理过的种子而死，8只由于喷洒的药剂而死。

第二年出现了新的一波中毒事件。众议院接到报告说，诺福克的一家庄园有600只鸟儿死去，北埃塞克斯的一个农场里有100只野鸡死亡。过不多久，受影响的郡已经明显超过1960年（1960年——23个郡，1961年——34个郡）。以农业为主的林肯郡损失最为严重，大约有10 000只鸟儿死亡。从北部的安格斯到南部的康沃尔，从西部的安格拉斯到东部的诺福克，死亡的阴影席卷了英格兰所有的农业地区。

1961年，对问题的担忧达到了高峰。众议院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开始对事件进行调查，从农夫、农场主、农业部代表以及各种关心野生动物的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取证。

一位目击证人说：“空中飞翔的鸽子会突然掉下来死去。”另一个人说：“在伦敦外驾车一两百英里也不会看到一只红隼。”自然保护局的官员作证：“在20本世纪或我知道的任何时期都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这是野生动物面临的最大危险。”

对受害者进行化学分析的设备明显不足，而且整个国家只有两名化学家可以做这样的检测（一名是政府机构的化学家，另外一名在皇家鸟类保护协会工作）。目击者描述了焚烧鸟儿尸体时的熊熊篝火。但是，人们仍努力收集到了尸体供检测用，结果发现除一只外，所有的鸟儿体内都含有杀虫剂残留。唯一的例外是一只沙锥鸟，因为它们不吃种子。

除鸟儿外，狐狸也可能因为吃了中毒的老鼠或鸟儿受到间接的影响。英国的兔子泛滥成灾，所以需要狐狸的制约。但是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至少1 300只狐狸死亡。在雀鹰、红隼以及其他猛禽几乎消失的地方，狐狸的死亡最严重，说明毒素是通过食物链传播的，从吃种子的动物传到长毛或长羽毛的肉食动物。垂死的狐狸会不停地转着圈子，神智发昏，双目半瞎，最后剧烈抽搐而死。与其他氯化烃杀虫剂中毒的动物死时的状况一样。

听证会使委员会相信，对野生动物的威胁已经“非常严峻”。因此，委员会向众议院提出建议，农业部与苏格兰国务大臣应立即禁止使用含有狄氏剂、艾氏剂、七氯或强毒性化学品的化合物处理种子。委员会还建议，应加强控制，保证化学品在进入市场之前接受严格的实地和实验室检测。值得强调的是，这是所有地区杀虫剂研究领域的一个大的空白。生产商做的实验都是常规的动物（老鼠、狗、豚鼠），而没有野生动物，没有鸟类，也没有鱼类，而且他们的实验是在人为可控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在野生动物身上的应用会有很大出入。

英国绝不是唯一的因种子处理而引发鸟类保护问题的国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和南部地区生产大米的地区一直受这种问题的困扰。多年以来，加利福尼亚种植水稻的人们一直用DDT处理种子，以保护稻秧免受蝌蚪虾和水甲虫的损害。由于稻田里满是水鸟和野鸡，加利福尼亚的猎人过去总是能打到不少猎物。但是在过去10年里，产稻地区一直传出鸟类消失的报告，尤其是野鸡、鸭子和燕八哥。“野鸡病”变成一种众所周知的现象：鸟儿会到处找水喝，麻痹无力，在水沟旁和稻田梗上颤抖。这种病会在春天时候发作，那时正是稻田播种的时候，使用的DDT浓度是野鸡致死剂量的很多倍。

随着时间的推移，毒性更强的杀虫剂被研制出来，加重了处理种子造成的危害。对野鸡而言毒性强于DDT100倍的艾氏剂，如今广泛地用于种子包衣。在德克萨斯东部的稻田，这种做法已经严重地影响了著名的栗树鸭的数量。这种鸭子呈黄褐色，体型像鹅，生活在墨西哥湾岸区。确实有理由认为，已经使燕八哥数量下降的种植水稻的人们，正在使用一种双重功效的杀虫剂，这给稻田里的各种鸟类带来灾难般的影响。

随着杀戮习惯慢慢养成（“清除”给我们造成烦恼或不便的生物），鸟类越来越成为毒药的直接目标，而不是意外受到伤害。从空中喷洒像对硫磷这样的毒物越来越流行，其目的在于“控制”农夫们不喜欢的鸟类。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发现有必要关切这种趋势，他们指出：“经对硫磷处理的地区对人类、家畜以及野生生物都具有潜在的危害。”例如，在印第安纳州南部，一群农夫在1959年夏天雇了一架飞机，在一片河边低地喷洒对硫磷。这片地区一直是在附近玉米地觅食的燕八哥喜爱的栖息之地。本来换种一种燕八哥够不着玉米穗的玉米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农夫们听信了使用毒药的好处。于是，他们派飞机上场，执行死亡任务。

结果可能令农夫非常满意，因为死亡清单上约有65 000只红翅八哥和燕八哥。其他没有发现、没有记录的野生动物的死亡数量不得而知。对硫磷并不只对燕八哥有效，而是一种普遍的毒药。但是，在河边低地漫步，甚至可能从未造访玉米地的兔子、浣熊或负鼠，无辜地被判了死刑，因为法官和陪审团要么不知道它们的存在，要么根本不在乎。

人类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在加利福尼亚喷洒了对硫磷的果园里，工人们接触了一个月前喷过药的叶子后，会病倒甚至休克，经高超的医治才得以死里逃生。印第安纳州的小男孩们是否还喜欢在丛林和田野间游玩，或是到河边探险。如果还是这样，谁能来有毒的区域守卫以防止试图寻找纯真自然的人进来呢？谁能够保持警惕，告诉那些无辜的游人，他们正要进入的这片土地非常危险，因为所有的植物都已蒙上一层致命的毒药。尽管面临着如此巨大的危险，没有人去阻止农夫们对燕八哥发动没有必要的战争。

在每一次事件中，人们都回避了一个问题：是谁作的决定，引起一系列中毒事件发生，使死亡之波像一枚卵石落入安静的池塘一样不断扩散？是谁在天平的一端放了可能被某些甲虫吃掉的树叶，而在另一端放上成堆的斑斓羽毛（死于任意使用杀虫剂的鸟儿的尸体）？尽管这世界已经由于失去鸟儿飞翔的英姿而变得黯然失色，是谁不与公众协商就决定（谁有权决定）没有昆虫的世界才是最好的？这是一个被暂时委以权力的独裁主义者的决定；他在千百万人的一刻疏忽中作出决定。而对于这千百万人而言，有序而美丽的自然仍然具有深刻而不可取代的价值。

第九章 死亡之河

大西洋绿色海水的近海处，有许多路径通向海岸。鱼儿会沿着这些路径游动；虽然这些小路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它们与海岸河流入海的水流相连。几千年来，鲑鱼就已经知道这样的路径，并循着淡水路径游回河流。每条鲑鱼都要回到生命最初几月或几年待过的支流。1953年夏秋季节，新布伦瑞克海岸米拉米奇河的鲑鱼从它们觅食的大西洋回到原来的河流。秋天时候，在米拉米奇河上游绿树掩映、溪流交汇的地方，鲑鱼把卵产在河床的沙砾上，小溪流过，又清又凉。这个地方，云杉、凤仙、铁杉、松树构成了巨大的针叶林区，为鲑鱼提供了适宜产卵的地方。

这种模式由来已久，不断重复，使得米拉米奇河成为北美地区的最佳鲑鱼产地。但就在那一年，这种模式遭到破坏。

秋冬季节，个大又带着硬壳的鲑鱼卵静静地躺在河底母鱼挖好的水槽中。在寒冷的冬天，鱼卵发育很慢，只有到春天，林中溪流融化之后，小鱼才孵化出来。起初，它们会藏在河床的砾石间，只有半寸长，还不会进食，靠一个大的卵黄囊生存。直到卵黄囊被全部吸收，小鱼才开始在溪流中觅食昆虫。

1954年春天，米拉米奇河里有刚刚孵化的小鱼，还有一两岁的鲑鱼，身上有炫目的条纹和红色斑点。这些小鱼贪婪地在小溪里搜寻着各种奇怪的昆虫。

随着夏天的到来，一切都在改变。那年，米拉米奇西北部流域被划进了一项大规模的喷药计划中。上一年，加拿大政府为治理云杉卷叶蛾而开展这项计划。卷叶蛾是一种侵害多种常青树的本地昆虫。在加拿大东部，这种昆虫的数量每35年就要大涨一次。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出现了一次卷叶蛾数量猛增的情况。为了对付它们，人们开始使用DDT。刚开始还是小规模的使用，到1953年节奏突然加快。之前还只有数千英亩森林喷洒药物，到现在已经变成数百万英亩。目的是挽救纸浆和造纸工业的原料——凤仙树。

于是，1954年6月，飞机造访了米拉米奇河西北流域的森林，白色的烟雾在空中画下一道道飞行的轨迹。每英亩喷洒0.5磅溶解于油的DDT，药剂穿过凤仙树，落在地上，也落在林间的河流里。飞行员一心想着完成自己的任务，完全不顾及避开河流或在飞过河流时关掉喷嘴。不过，只消一丝细微的空气流动就会使喷雾飘移很远，所以即使他们这样做了，结果也是一样的。

喷药过后不久，状况变坏的迹象就出现了。两天内，河流沿岸就出现了死了的或垂死的鱼，包括很多小鲑鱼。死亡的鱼还包括鳟鱼。道路两旁和树林中的鸟儿也在死去。河流中的一切生物都沉寂下来。在喷药之前，河里有各种生物，构成了鲑鱼和鳟鱼的食物。其中包括毛翅蝇幼虫，用黏液把树叶、草梗或砾石黏在一起的松散空间就是它们住的地方；在湍急的河流中紧紧地抓着岩石的石蝇蛹；在浅滩岩石上或溪流从斜石直落下来的地方生长的、像虫子一样的黑蝇幼虫。但是，现在溪流中的昆虫都被DDT杀死了，小鲑鱼没有食物可吃。

在这样一副死亡与毁灭的图画中，小鲑鱼看来很难幸免，事实也正是如此。到了8月，春天里在砾石间孵化的小鲑鱼都不见了。一整年的繁殖全白费了。一岁或更大一点的鲑鱼遭遇稍好一点。1953年生的每6条小鲑鱼中，当飞机经过时在河流中觅食的只有一只能幸存下来。1952年生的鲑鱼，几乎已准备好前往海洋，却死亡了三分之一。

自1950年起，加拿大渔业研究会开始对米拉米奇河西北流域的鲑鱼进行研究，这些事实才得以为世人所知。他们每年都会对河里的鲑鱼进行一次调查。生物学家所作的记录包括：回来繁殖的成年鲑鱼的数量，每个年龄段的小鲑鱼的数量，以及河流中生存的鲑鱼和其他鱼类的正常数量。有了这些喷药之前的完整记录，就可以精确地估算喷药造成的损失。

调查不仅发现了小鱼的损失，还揭示了河流本身遭受的严重变化。反复喷药已经完全改变了河流环境，作为鲑鱼和鳟鱼食物的水生昆虫已经被全部杀死。即使承受一次喷药，昆虫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到足以支撑鲑鱼生存的数量，可能是几年，而不是几个月。

较小的昆虫（如：摇蚊和黑蝇）会很快地恢复。它们是几个月大的鲑鱼鱼苗的食物。但是，其他较大的水生昆虫就不会这么迅速地恢复了，而鲑鱼在第二年和第三年要以这些昆虫为食。这些昆虫包括毛翅蝇、石蝇和蜉蝣的幼虫。即使在喷药后的第二年，除偶然发现一些小的石蝇外，幼鲑很难再发现其他食物。为了增加天然食材的供给，加拿大人试着在米拉米奇贫瘠的水域培育毛翅蝇和其他昆虫。但是，只要有反复地喷药，这些培育的昆虫一定会遭到清除。

卷叶蛾不仅没像预想的那样减少，反而更加难以治理。从1955年到1957年，新布伦瑞克省与魁北克省的各个地区反复地喷药，有些地方甚至喷了3次。到了1957年，已经有1500万英亩的土地喷洒了药物。虽然喷药暂时性地停了一段时间，但是由于卷叶蛾的一次突然复发，1960年和1961年又各喷了一次。确实，各地都没有迹象表明，对付卷叶蛾的喷药计划是一项暂时性措施（通过使树木在之后的几年脱叶来挽救它们），因此随着喷药计划的继续进行，副作用仍会发生。为减少鱼类的损失，在渔业研究会的建议下，加拿大林业局把DDT浓度从之前的每英亩0.5磅降到0.25磅（在美国，每英亩一磅的致命标准仍在继续）。在对喷药效果观察了几年后，加拿大人看到了一个喜忧参半的状况。但是，如果喷药继续，对于喜欢钓鲑鱼的人们却没有什么好处。

一系列不寻常的事件挽救了米拉米奇河西北部分，但这样的事情在一个世纪之内不会再出现了。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发生的事情和原因。

如我们所知，1954年，米拉米奇河的西北流域已经喷洒了大量药物。此后，除1956年在一个狭窄地带喷过药外，整个支流上游没有再喷药。1954年秋天，一个热带风暴左右了米拉米奇河鲑鱼的命运。艾德娜飓风一路北上，给新英格兰地区和加拿大海岸带来倾盆大雨。形成的洪流携淡水奔流入海，吸引来大量的鲑鱼。因此，鲑鱼的产卵地——河床上的沙砾间就出现了大量的鱼卵。1955年春天在米拉米奇孵化而出的幼鲑得到了理想的生存环境。虽然DDT在去年杀死了所有的水生昆虫，但那些最小的昆虫（摇蚊和黑蝇）已经得到恢复。它们是幼鲑的主要食物。那年的鲑鱼苗不仅有丰富的食物，而且很少有竞争者与它们争食。这是因为，较大的幼鲑已经在1954年被喷药杀死。相应地，1955年的鱼苗生长迅速，大量地存活下来。它们很快地完成了在河流中的发育，继而奔向大海。1959年，大多数鲑鱼返回河流，并产下很多鱼卵。

米拉米奇河西北流域的状况相对较好，是因为喷药只进行了一年。从其他河段的状况可以明显地看出重复喷药的后果，那里的鲑鱼正大量地减少。

在所有喷药的河流，各种大小的幼鲑都很少见。据生物学家报告称，最小的鱼苗几乎已经灭绝。米拉米奇河西南河段在1956年和1957年都进行了喷药，结果1959年的捕鱼量是10年来最少的一年。渔民们议论着回游幼鲑的急剧减少。在米拉米奇河口的采样处，1959年幼鲑的数量是上一年的四分之一。1959年，米拉米奇河所有首次入海的幼鲑仅为60万只，是过去3年的三分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布伦瑞克的鲑鱼业只能指望找到DDT的替代品了。

除森林喷药面积和掌握的大量事实外，加拿大东部的情况并不特殊。缅因州同样有云杉和凤仙树林，也有防治森林昆虫的问题。缅因州也有回游的鲑鱼，虽然数量远不及从前，但这已经是生物学家和环保人士竭力挽救的结果，他们在满是工业污染和烟雾的河流中为鲑鱼保留了一点生存空间。尽管这里也使用了喷药计划对付普遍存在的蚜虫，受到影响的区域却相对较小，而且也没有影响到鲑鱼产卵的河流。但是，缅因州内陆渔猎业局观察到的鱼类状况，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前兆。

该局报告说：“1958年喷药过后，大戈达德河中立即发现了大量濒死的印鱼。这些鱼表现出典型的DDT中毒症状：它们奇怪地游动着，冒出水面喘气，颤抖着、抽搐着。喷药后的头5天里，两张渔网发现了668条死了的印鱼。在小戈达德河、卡里河、阿尔德河以及布雷克河，都发现大量的鲦鱼和印鱼死亡。经常见到虚弱、濒死的鱼儿顺着河流漂向下游。在一些案例中，喷药一周后，会发现变瞎的、濒死的鳟鱼随河流漂向下游。”

（各种研究证实DDT可能导致鱼儿变瞎。1957年，一位生物学家观察了温哥华岛北部喷药状况后在报告中说，原来很凶猛的鳟鱼，现在可以轻易地从河中徒手捞出，因为鳟鱼游动缓慢，根本没力气逃脱。检测发现，鳟鱼的眼睛蒙上了一层不透明的白膜，说明它们的视力已经收到损伤或已经完全看不见了。加拿大渔业局的研究显示，没有被低浓度（百万分之3）DDT杀死的鱼（银鲑）都表现出水晶体不透明的眼盲症状。）

凡是有森林的地方，防治昆虫的现代方法都会威胁到在树荫遮蔽的河流中生存的鱼类。

1955年，黄石公园内部和附近喷药造成了美国最著名的鱼类大量死亡的例子。那年秋天，黄石河中发现了大量死鱼，使渔猎爱好者和蒙大拿渔猎管理人员感到极为震惊。约90英里的河流受到影响。在300码长的一段河岸，发现了600条死鱼，包括褐鳟鱼、白鱼和印鱼。鳟鱼的天然食物——水生昆虫已经消失了。

林业局官员宣布，他们是按照建议的每英亩1磅DDT的“安全”标准执行的。但是，喷药的后果表明建议的标准是不可靠的。1956年，蒙大拿渔猎局与另外两个联邦机构（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林业局）开始了联合研究。那年，蒙大拿州共喷药90万英亩，1957年，又处理了80万英亩。所以，生物学家很容易找到研究的地方。

死亡总是表现出一种典型的模式：森林上空弥漫着DDT的气味，水面上漂着一层油污，岸边有死了的鳟鱼。不论是活捉的，还是死了的，检测过的鱼体内都发现了DDT残留。与加拿大东部的情况一样，喷药导致的最严重后果是饵料生物严重减少。在很多研究过的地方，水生昆虫和其他河底动物的数量减少到原来的十分之一。鳟鱼生存所必需的昆虫，一旦遭受毁灭，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即使到了喷药后的第二年夏末，也只有少量的水生昆虫得到恢复。在一条曾经有丰富底栖生物的河流，几乎见不到昆虫。这条河里的鱼也减少了80%。

鱼并不一定会立即死去。实际上，延缓死亡比立刻死亡更加严重。正如蒙大拿州的生物学家们所发现的，延缓死亡由于发生在鱼汛期之后，所以很可能被忽略。在研究的河流中，大量秋季繁殖的鱼类死亡，包括：褐鳟鱼、河鲑和白鱼。这并不奇怪，因为不论是鱼还是人，所有的生物在生理应激期间都要积蓄脂肪作为能量来源。这就使鱼体内蓄积的DDT充分地发挥了致死的作用。

这样，我们就清楚地知道，每英亩喷洒1磅DDT会对林间河流里的鱼类构成严重威胁。此外，对蚜虫的控制也没有实现，很多地方需要重复喷药。蒙大拿渔猎局强烈反对继续喷药，表示不愿牺牲渔业资源，因为喷药计划的必要性和功效都值得怀疑。然而，该局却又宣布，将继续与林业局合作，竭力使副作用降到最低。

但是，这种合作真的能拯救鱼类吗？英国哥伦比亚的经验足以说明这一问题。那里，黑头蚜虫已经肆虐了好几年。林业局官员担心再一个季节的脱叶会损失大量树木，于是在1957年决定采取措施。他们与渔猎局有过很多协商，渔猎局关心的是洄游的鲑鱼。森林生物分局同意对喷药计划作调整（但不影响其效率），以减少对鱼类的危害。

虽然采取了预防措施，也确实经过一番努力，但是至少4条河流中的鲑鱼被全部杀死。

在其中一条河中，4万条洄游成年银鲑中的幼鲑几乎被全部杀死。年幼的几千条硬头鳟和其他种类的鳟鱼也遭受同样的命运。银鲑遵循3年的生活周期，而洄游的鱼几乎都是一个年龄段的。与其他种类的鲑鱼一样，银鲑也有着很强的洄游本能，它们会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而不会去往其他河流。这就意味着，每隔3年的鲑鱼洄游不复存在了，除非通过人工繁殖或其他方法恢复具有巨大经济意义的鲑鱼洄游。

有一些方法，既能保护森林，又可以挽救鱼类。我们必须把河流变成死亡之水的想法是对绝望的屈从，是失败主义的思想。我们必须充分地利用我们知道的替代方法，必须把创造力和各种资源用于发现新的方法。有记录显示，天然的寄生虫病可以很好地控制蚜虫，比喷药更有效。我们要充分运用这种自然的控制方法。我们可以使用毒性较弱的药剂，或者更理想的是利用可以使蚜虫生病的微生物，从而避免破坏整个森林生命结构。在后面的内容，我们会了解这些替代方法以及它们的功效。同时，我们还应该明白，对森林昆虫的化学喷洒既不是唯一的办法，也不是最佳的办法。

杀虫剂对鱼类的威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如我们所知，第一种与北部森林河流中的鱼类有关，还与森林喷药的问题有关，几乎完全是DDT作用的结果。第二种是大量的、可蔓延的杀虫剂，它们会影响许多不同鱼类：鲈鱼、翻车鱼、印鱼以及全国各地各种水域生长的其他鱼类。它还与几乎所有的农业用杀虫剂有关，其中一些主要的毒素很容易辨别，如：异狄氏剂、毒杀芬、狄氏剂、七氯。另一种问题需要我们现在就开始考虑：未来会发生什么状况，因为揭露真相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这一定与盐沼、海湾、河口中的鱼类有关。

新型有机杀虫剂的推广会不可避免地对鱼类造成毁灭。鱼类对氯化烃异常敏感，而现代杀虫剂大多用氯化烃制成。数百万吨有毒化学品应用到地表后，必然会有一部分毒素进入陆地与海洋之间无限的水循环之中。

如今，鱼类死亡（有时候数量巨大）的报告已经非常普遍，美国公共卫生署已经设立办事处收集各地报告，作为水污染指示。

这样的问题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大约有2 500万美国人把钓鱼当作一大乐趣，另有1 500万人也时不时地会去钓鱼。这些人每年会花费30亿美元，用于执照、装备、野营器材、汽油以及住宿。如果他们没法钓鱼，经济效益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商业性渔业有着巨大的经济意义，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必要的食物来源。内陆和沿岸渔业（近海捕鱼量除外）每年产鱼约30亿磅。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杀虫剂入侵溪流、池塘、江河以及海湾，对休闲钓鱼和商业捕鱼构成严重威胁。

到处都能找到农药杀死鱼类的例子。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由于使用狄氏剂治理一种稻叶害虫，损失了约6万条供垂钓的鱼，其中主要是蓝鳃太阳鱼和其他翻车鱼。在路易斯安那州，由于在甘蔗地使用了异狄氏剂，仅在1960年一年就出现30多次大量鱼类死亡的现象。在宾夕法尼亚州，为控制果园里的老鼠而使用异狄氏剂，造成大量鱼类死亡。西部高原使用氯丹控制蚱蜢，杀死了溪流中的大量鱼儿。

可能没有哪一个农业计划的规模能够比得上美国南部为控制火蚁而进行的喷药计划，在此计划下数百万英亩土地遭到覆盖。主要使用的七氯，对鱼类的毒性稍弱于DDT。另一种对付火蚁的药物——狄氏剂，可以对所有水生生物造成极大伤害。异狄氏剂和毒杀芬则对鱼类构成更大的威胁。

在火蚁控制区内，不论使用了七氯还是狄氏剂，都会给水生生物带来灾难。摘录一些生物学家的报告就可大致了解其严重程度。德克萨斯州的报告说，“尽管竭力保护了水道，仍有大量水生生物死亡”，“所有处理过的水域都出现鱼类死亡现象”，“鱼类大量死亡，并持续了3周”。亚拉巴马州的报告说，“喷药后几天内，威尔考克斯郡的大部分成年鱼就全部死亡了”，“暂时性水域和小支流中的鱼几乎遭到灭绝”。

路易斯安那州的农夫们抱怨农场池塘的损失。在一条运河上，不到四分之一英里的一段距离就发现了500多条死鱼，或浮在河面，或躺在岸边。另一个教区发现了150条死了的翻车鱼，是原来数量的四分之一。另有五种鱼则完全灭绝了。

在佛罗里达州一个喷药的地区，池塘里的鱼体内发现了七氯和次生化学物氧化七氯的残留。其中包括翻车鱼和鲈鱼，它们都是钓鱼人喜爱的鱼类，也是人们爱吃的鱼类。然而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看来，它们体内含有的化学物质，即使人类摄入很小的量也是极其危险的。

关于鱼类、青蛙以及其他水生生物死亡的报告层出不穷，因此，一个致力于研究鱼类、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的令人尊敬的组织——美国鱼类学家和爬虫学家协会，于1958年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美国农业部和有关部门，“在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之前，停止从空中喷洒七氯、狄氏剂以及其他毒物”。协会呼吁关注美国东南部的各种鱼类和其他生物，包括一些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的物种。协会警告：“很多动物只在很小的区域内生存，因而很可能灭绝。”

由于使用杀虫剂对付棉花害虫，南方各州的鱼类也遭受沉重打击。1950年夏天，亚拉巴马州南部棉花种植区经历了一场灾难。在此之前，为控制象鼻虫，人们一直有限制地使用有机杀虫剂。但是，由于一连几个温和的冬天，1950年出现了大量的象鼻虫。于是80%到95%的农民在县农业顾问的催促下，转而使用杀虫剂。农夫们普遍使用的是毒杀芬——一种对鱼类杀伤力极强的毒素。

那年夏天，降雨频繁而丰沛。雨水把化学品冲刷进河流，于是农夫们又进行喷药。每英亩棉花喷了63磅毒杀芬。有些农夫甚至在一英亩地中使用了200磅药剂；还有一名农夫，热情过度地在一英亩土地上使用了四分之一吨药剂。

结果可想而知。在阿拉巴马产棉区流经50英里，最后注入惠勒水库的弗林特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8月1日，大雨如注，降落到弗林特河。雨水起初是涓涓细流，慢慢汇成小河，最后像洪水一样流进河中。弗林特河的水位上涨了6英寸。从第二天早晨的景象判断，除了雨水外，一定还有其他东西进入河水。鱼儿在水面漫无目的地游着，有时候会跳到岸上来。这些鱼儿很容易被抓到。一名农夫拾起几条鱼，把它们放进了一个泉水池塘。在清洁的水中，一些鱼儿恢复过来。但是，河里的鱼儿一整天都顺水流漂下去。但这只是一个序曲，以后每次下雨都会有更多的杀虫剂冲刷进河流，杀死更多鱼儿。8月10日的那场大雨几乎把河里所有的鱼儿杀死了，以至于8月15日的又一场雨后几乎没有鱼儿死亡。但是，化学品致死的证据是在河里放置的水箱里的金鱼身上得到的——金鱼在一天内就死掉了。

弗林特河死亡的鱼类包括大量的白色太阳鱼，这是垂钓者最爱的一种鱼。河水注入的惠勒水库也发现了大量死亡的鲈鱼和翻车鱼。这些水域中的杂鱼也遭受毁灭，包括：鲤鱼、水牛鱼、石首鱼、黄鱼、鲶鱼。这些鱼儿都没有生病的迹象，只有濒死时反常行为和奇怪的紫红色鱼鳃。

温暖而封闭的农场池塘附近使用了杀虫剂，池塘里的鱼很可能死亡。像之前提到的很多例子一样，毒素随着雨水和周围土地的径流进入池塘。有时候，进入池塘的不仅是污染了的径流，喷药的飞行员在经过池塘的时候没有关掉喷粉器，药粉会直接落入池塘。情况甚至不需要这么复杂，正常的农药使用量已经远远超过使鱼类致死的剂量。换言之，即使大量减少杀虫剂使用量也难以改变状况，因为每英亩0.1磅的剂量已经足以造成危害。而且，毒素一旦进入池塘就很难清除。为消灭不需要的鱼而在一个池塘使用DDT后，即使反复地换水也没能清除毒素，结果池塘里94%的翻车鱼被杀死。很明显，化学物质潜藏在池塘底部的淤泥中。

显然，现在的状况并不比新式杀虫剂刚刚投入使用时更好。俄克拉荷马野生动物保护署于1961年宣布，关于农场鱼塘和小湖鱼类死亡的报告至少每周一个，而且这样的报告还在增加。由于多年来的反复，人们已经对造成俄克拉荷马鱼类损失的条件非常熟悉：农田中使用杀虫剂，一场大雨把毒素冲进池塘。

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池塘养鱼是必不可少的食物来源。不考虑对鱼类的影响而在这些地方使用杀虫剂会立刻引发问题。例如，在德罗西亚，浓度仅为百万分之0.04的DDT杀死了浅水中一种重要的食用鱼——卡菲鱼的幼鱼。很多其他杀虫剂较小的剂量也能致命。这些鱼儿所在的浅水是绝佳的蚊虫繁殖地。控制蚊虫，同时保护中非地区重要食用鱼的问题显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在菲律宾、中国、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奶鱼养殖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这些国家，奶鱼养殖在海岸地带的浅水池塘中。成群的鱼苗会突然出现在沿岸海水中（没人知道它们从哪里来），把它们捞起来，放进蓄水池，等它们慢慢长大。对于东南亚和印度数百万吃大米的人来说，这种鱼是一种重要的动物蛋白来源。因此，太平洋科学大会建议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它们产卵的地方，以实现大规模养殖。但是，喷洒杀虫剂已经给现有的蓄养池造成严重损失。在菲律宾，为控制蚊虫而进行的空中喷药已经给池塘主带来巨额损失。一个养着12万条奶鱼的池塘，喷药飞机经过后，尽管池塘主人竭尽全力地往池塘注水以稀释毒素，仍然有超过一半的鱼儿死亡。

1961年，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科罗拉多河，发生了近年来最严重的鱼类死亡事件。1月5日（星期日）早晨，天刚亮，奥斯汀新塘湖以及湖水下游约5英里的河段就发现了死亡的鱼。前一天还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周一，有报告说，河水下游50英里发现了死鱼。现在就明白了，一些有毒物质正顺着河流向下扩散。到了1月12日，河水下游100英里处、拉格朗吉附近出现鱼类死亡。一周后，毒素已经扩散到奥斯汀下游200英里处。在1月的最后一周，当局关闭了所有的近岸航道，以防止有毒的河水进入马塔戈达湾，并将其引入墨西哥湾中。

同时，奥斯汀的调查人员闻到一种氯丹和毒杀芬杀虫剂的气味。这种气味在雨水管道处尤其强烈。这条管道过去一直存在工业废物的问题，当德克萨斯渔猎委员会沿着管道从湖泊返回的时候，他们闻到一股六氯苯胺的气味，这种气味一直延伸到一家化工厂的进水线。这家工厂主要生产DDT、六氯苯胺、氯丹、毒杀芬以及少量其他杀虫剂。工厂负责人承认，最近大量药粉被冲进管道中。更为关键的是，他承认，如此处理杀虫剂溢流和残留的方法在过去10年一直使用。

通过进一步调查，渔业官员发现，雨水和清洁用水也可能把其他工厂的杀虫剂冲进排水管道。另一个发现补上了整个链条的最后一环：在湖水和河水变得有毒的前些天，为清理碎屑，使用数百万加仑的水，在高压状态下清洗了整个暴雨排水管道。毫无疑问，这些水刷洗了藏在砾石和细沙中的杀虫剂，把它们带进湖泊、河流。

致命的毒物顺着科罗拉多河流下去，死亡也跟着来了。湖泊下游140英里河水里的鱼一定被全部杀死了，因为后来人们用大网捞了一遍，试图发现幸存的鱼，却什么都没捞着。在一英里长的河岸边，发现了27种死了的鱼，总重量约为1000磅。其中有斑点叉尾鲶鱼，是这条河里的主要鱼类；有蓝色扁头鲶鱼、大头鱼、四种翻车鱼、银鱼、鲦鱼、石磙鱼、大嘴鲈鱼、鲤鱼、胭脂鱼、印鱼；还有鳗鱼、雀鳝、鲤鱼、河吸盘鲤、黄鱼、水牛鱼。其中有一些鱼一定是这条河的元老，从个头大小判断它们的年龄一定很大了。很多扁头鲶鱼有25磅重，当地居民在河边捡到的鱼还有60磅重的。据官方记录，一条巨大的蓝鲶鱼重达84磅。

渔猎委员会估计，即使没有进一步的污染，这条河的鱼类数量也会被影响很多年。一些种类（那些仅在自然区域中生存的种类）可能永远都不会自行恢复，其他鱼类也只能靠大量人工养殖才能恢复。

奥斯汀市鱼类的灾难已经明了，但是事情远未完结。在向下游流了200多英里后，河水仍具有杀死鱼儿的能力。人们认为，让这些水进入马塔戈达湾太危险，因为这里有牡蛎和虾养殖场。于是，有毒的河水被引入墨西哥湾开放水域。毒素在那里的影响又是如何？其他同样有毒的水流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目前，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大都还只是推测，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杀虫剂污染对河口、盐沼、海湾和其他沿海水域的影响。这些水域不仅要接受带毒的河水，有时为控制蚊虫，还会遭受直接喷药。

杀虫剂对盐沼、河口以及宁静海湾的生物造成的影响，在佛罗里达东海岸印第安河沿岸体现最为明显。1955年春天，为消灭沙蝇幼虫，圣露西县约2000英亩土地喷洒了狄氏剂。使用的剂量是每英亩1磅药剂。而对水生生物的影响简直是一场灾难。国家卫生委员会昆虫研究中心对喷药后的屠杀进行了研究，并报告说，鱼类的死亡是“彻底的”。海岸上到处是鱼的尸体。从空中可以看到，受垂死的鱼儿吸引，鲨鱼正慢慢靠近。各种鱼类无一幸免，包括：胭脂鱼、锯盖鱼、银鲈、食蚊鱼。

“印第安河沿岸除外，整个沼泽区被直接杀死的鱼至少有20～30吨，或至少30种鱼，大约117.5万条”，调查组的哈灵顿和比德林梅尔报告说。

软体动物似乎没有受到狄氏剂的伤害。甲壳类生物被全部灭绝。水生螃蟹明显地遭受重创：招潮蟹几乎全部死亡，幸存下来的仅在喷药明显漏掉的小块沼泽地暂时活了一阵子。

较大的垂钓鱼和食用鱼最先死去……螃蟹会爬到濒死的鱼儿身上大快朵颐，第二天跟着死去。蜗牛继续吞食着鱼的尸体。两周后，鱼儿的尸体全部消失。

赫伯特·米尔斯博士在佛罗里达对岸的坦帕湾进行观察后，描绘了同样悲惨的画面。奥杜邦协会在那里建立了一个鸟类保护区，这块区域包括威士忌湾在内。讽刺的是，当地卫生部门为消灭盐沼蚊而喷药后，这个保护区变成一个荒凉的避难所。鱼儿和螃蟹又是主要的受害者。招潮蟹体型较小，长着斑斓的外壳，在泥地或沙地上成群地爬过时就像吃草的牛群。它们对喷洒的药剂根本没有抵抗力。经过夏秋季节的连续喷洒（一些地区喷药次数多达16次），招潮蟹的状况如米尔斯博士所总结的：“目前，招潮蟹的数量正逐渐减少。在10月12日潮水和气候条件下，本应有10万只蟹，但是海滩上只发现不到100只，而且都是垂死的或生病的，颤抖着、抽搐着，磕磕绊绊，失去了爬行的能力；邻近的未喷药地区仍有很多招潮蟹。”

在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中，招潮蟹是非常必要的一部分。它是众多动物的食物来源。沿海浣熊吃它们，像长嘴秧鸡、海岸鸟这样生活在沼泽的鸟和一些海鸟也吃它们。在新泽西一个喷过DDT的盐沼，笑鸥数量在几周内减少了85%，可能是因为喷药之后鸟儿找不到足够的食物。招潮蟹在其他方面也很重要，它们是重要的食腐动物，通过到处挖掘使沼泽里的泥土通气。它们也给渔民提供了大量饵料。

招潮蟹并不是潮沼和河口地区唯一受到杀虫剂威胁的生物，其他一些明显对人类更为重要的生物也面临危险。切萨皮克湾和大西洋沿岸地区著名的蓝蟹就是一个例子。这种蟹极容易受杀虫剂影响，所以溪流、水沟和潮沼池塘里每一次喷药都会杀死大部分蓝蟹。不仅本地的蟹会死去，从海里迁移而来的蟹也会中毒而死。有时候中毒可能是间接的，就像印第安河的沼泽一样，蟹吃掉了垂死的鱼，很快它们自己也中毒而死。人们还不大了解龙虾受到的危害。然而，它们是与蓝蟹同属一科的节肢动物，有着同样的生理特征，因而也可能受到同样的影响。可作为人类食物、具备重要经济价值的石蟹以及其他甲壳类动物的情况亦是如此。

近岸水域（海湾、海峡、河口、潮沼）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态单元。这些水域与众多鱼类、软体动物以及甲壳类动物密不可分，一旦不再适宜生物居住，这些海味就将从我们的餐桌上消失。

即使是广泛分布于沿海水域的鱼类中，也有很多鱼要依赖受到保护的近岸水域来产卵和养育幼鱼。佛罗里达西海岸较低的区域上，满是红树林的河流和运河里有丰富的海鲢幼鱼。在大西洋沿岸，海鳟、白花鱼、石首鱼会在岛和“堤岸”之间的海湾砂底浅滩上产卵，这条“堤岸”像一条保护链横列在纽约南部的岸边。幼鱼孵出后随着潮水穿过海湾。在海湾和海峡里（克里塔克湾、帕姆利科湾、博格湾等），它们能够找到丰富的食物，并迅速成长。没有这些温暖的、受到保护的、食物丰富的养育场，各种鱼类种群是无法存续的。然而，我们却容忍杀虫剂通过河流或在海边沼泽地直接喷洒进入这些区域。幼鱼比成年鱼更容易中毒。

另外，小虾在幼年时期也需要在近海水域生活。数量丰富、分布广泛的虾支撑着大西洋南部和墨西哥湾地区各州的商品渔业。虽然虾在海洋产卵，但是小虾在几周大的时候会前往河口和海湾地带脱皮、成长。从五六月份一直到秋天，它们会待在那里，以水底的腐屑为食。它们在近岸生活期间，虾的生存和捕虾业都取决于河口的有利条件。

杀虫剂会对捕虾业和虾的市场供应构成威胁吗？答案可能在商业渔业局最近的实验里找到。刚过了幼年时期的食用虾对杀虫剂的抵抗力非常低，大约是十亿分之一，而不是常用的百万分之一的标准。例如，一次实验中，浓度仅为十亿分之15的狄氏剂杀死了一半的虾。其他化学品毒性更强。各种杀虫剂里毒性最强的异狄氏剂，只需要十亿分之0.5的剂量就能杀死一半的虾。

牡蛎和蛤蜊受到的威胁更加严重，同样是幼体最易受到影响。这些甲壳类动物生长在海湾和海峡的底部，从新英格兰地区到德克萨斯的潮汐河流，以及太平洋海岸的荫蔽区域。虽然成年的贝壳不再迁移，但它们会把卵产在海洋，在那里幼体在几周时间内就可以自由活动了。夏季的一天里，一条船后拉一张布满细孔的拖网会捕捉到极其细小的、像玻璃一样脆弱的牡蛎和蛤蜊幼体，一并捞起来的还有各种浮游生物。这些透明的幼体还没有一粒灰尘大，在水面游动，以浮游生物里的微生植物为食。如果细微的海洋植物消失了，这些贝壳幼体也会饿死。然而，杀虫剂正可以杀死大量浮游生物。一些常用于草坪、耕地、路边，甚至是海岸沼泽的杀虫剂对浮游植物都有强烈毒性，有时候只需要十亿分之几的浓度。而软体动物幼体要以这些浮游植物为食。

脆弱的幼体也可以被极少剂量的常用杀虫剂杀死。即使接触了远少于致死的剂量，幼虫也会最终死亡，因为它们的生长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延缓。这就使幼体在危险的浮游生物世界生活的时间加长，减少了它们长成的机会。

对于成年软体动物而言，直接中毒的危险较小，至少一些杀虫剂是这样。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心。牡蛎和蛤蜊会在它们的消化器官和其他身体组织中蓄积毒素。人们吃这两种贝壳时，一般是全部吞下，有时还会生吃。商业渔业局的菲利浦·巴特勒博士指出，我们人类可能与知更鸟的处境一样。他提醒我们说，知更鸟并不是因为喷洒DDT而直接死亡，而是由于吃了体内积累了杀虫剂的蚯蚓。

虽然昆虫防治直接造成大量鱼类和甲壳类动物突然死亡足以令人惊恐，但是随河流进入河口的杀虫剂造成的看不见、不为人所知、难以估量的影响终将带来更大的灾难。整个事件充满了各种谜题，目前仍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知道，农田和森林径流携带的杀虫剂正通过很多甚至所有的河流，进入海洋。但是，我们不知道所有化学品的种类，或者它们的总量是多少。一旦毒素进入海洋，我们目前还没有可靠的检测方法在完全稀释的水体中确认毒素种类。虽然我们知道化学品在漫长的转移过程中一定产生了变化，但是我们不知道变化了的化学品是毒性更强呢，还是减弱了。另一个未经探索的领域是化学品之间的反应。当化学品进入海洋环境中，有太多不同的无机物与之混合转化，所以这一问题变得尤其紧迫。所有的问题都急需准确的答案，只有通过广泛的研究才能找到答案，然而可用的研究经费却少得可怜。

淡水和海洋渔业是关系到许多人利益和福祉的重要资源。毫无疑问，这些资源已经受到进入水体的化学品的严重威胁。如果能从研制强毒药剂的资金中拿出一小部分，用于建设性的研究，我们能够找到使用更少危险材料的办法，也会找到把毒素从水中清除的方法。公众何时才能充分地认清事实，从而要求这样的行动呢？

第十章 天降灾难

在农田和森林上空喷药的范围起初很小，但一直在扩大，用药量也一直在加重，所以一位英国生物学家最近称之为落在地表的“死亡之雨”。我们对于毒素的态度已经有了细微的转变。这些化学品曾经是装在标有骷髅图案的容器里的，即使需要使用，也会说明除目标外不应接触任何物体。随着新型有机杀虫剂的研制，加上二战后的飞机过剩，这些原则都被抛到九霄云外。虽然现在的化学品比以往危险很多，但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化学品被肆意地从空中洒向地面。在化学药剂覆盖的地方，不仅是目标昆虫或植物，所有生物（人类或非人类）都会尝到毒物的恶果。不仅给森林和耕地喷药，乡镇、城市也喷。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对从空中向数百万英亩土地喷药的行为表示担忧，20世纪50年代末的两场大规模喷药计划加重了人们的疑虑。两次行动分别针对东北部各州的舞蛾和南部的火蚁。这两种昆虫都不是本土生长的，但已经在美国生存多年，没有必要采取极端措施。然而，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长时间指导农业部昆虫防治部门的思想）的理论指引下，猛烈的行动突然开展。

消灭舞蛾的行动表明，当轻率的、大规模的喷药计划取代了局部的、有节制的控制计划后，会造成多么大的损失。针对火蚁的计划就是严重夸大行动必要性的典型例子，完全不了解消灭目标所需的剂量，也不知道对其他生命造成的影响。两次行动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舞蛾原来生长于欧洲，进入美国已经有近100年的时间。1869年，一位法国科学家利奥波德·特罗维特不小心让几只舞蛾跑出了他在马萨诸塞州梅德福市的实验室，当时他正试着将舞蛾与蚕桑杂交。渐渐地，舞蛾在新英格兰地区扩散开来。迅速扩散的首要因素是风——舞蛾幼虫非常轻，可以被风吹到很高很远的地方。另一种方式是植物的转运，植物携带着大量蛾卵，使它们得以过冬。每年春天，舞蛾幼虫都会持续破坏橡树和其他硬木的叶子几个星期，如今它们已经遍布新英格兰地区。新泽西也零星出现了舞蛾的踪迹，1911年一批从荷兰运来的云杉树把它们带了进来。它们是怎么进入密歇根州的，目前还不知道。1938年，新英格兰地区的飓风把舞蛾吹到了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不过，阿迪朗达克山充当了阻挡舞蛾西行的天然屏障，因为那里生长着不吸引蛾子的树木。

人们已经使用各种方法，把它们限制在东北一角，而且自美国出现舞蛾后的近100年时间里，对它们入侵阿巴拉契亚山脉南部硬木林的担忧并没有得到证实。从国外引进的13种寄生虫和捕食性昆虫很好地在新英格兰地区发展起来。农业部也认可了引进计划的效果，认为它们有效地降低了舞蛾泛滥的频率和破坏性。这种自然控制法，加上检疫措施和局部喷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55年，农业部称这些措施“出色地限制了舞蛾的扩散和破坏”。

然而，就在对状况表示满意的一年之后，农业部植物虫害防治部门就开展了一项新的计划。新计划扬言彻底“清除”舞蛾，每年要给几百万英亩土地喷药（“清除”的意思是一个物种在某一地区完全灭绝。然而，由于几次计划相继失败，农业部不得不在同一地区再三用到“清除”一词）。

农业部对舞蛾的化学战的规模惊人。1956年，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密歇根和纽约共有近100万英亩土地喷药。喷药地区的很多人抱怨造成的破坏。随着大规模喷药模式的确立，环保人士愈加担忧。1957年，当农业部宣布要对300万英亩土地喷药后，反对的声音更多了。面对人们的抱怨，州和联邦的农业官员总是耸耸肩，表示不关心。

1957年长岛被划入喷药区域内。长岛地区包括人口稠密的城镇和郊区，还有一些挨着盐沼的海岸地区。长岛纳苏郡是纽约州除纽约市外人口最多的地区。有人认为“纽约市区已经被舞蛾侵袭，需要进行喷药”，真是荒谬到了极点。舞蛾是一种森林昆虫，怎么可能住在城市。它们也不会在牧场、耕地、花园或沼泽生存。然而，1957年，由美国农业部和纽约农业与商业部雇佣的飞机还是把DDT洒下来了。蔬菜园、奶牛场、鱼塘、盐沼都被他们喷药。飞机飞到郊区时，一名家庭主妇正急着把自家的花园遮上，她的衣服被洒下的药剂打湿了，杀虫剂还洒向玩耍的孩子们和车站的上班人群。在希托基特，一匹优良的夸特马在一个水槽边喝水，由于这里被飞机喷过药，10个小时后，马就死了。汽车都被喷得油渍点点，花儿和灌丛被毁。鸟、鱼、蟹以及很多益虫都被杀死。

一群长岛市民在世界著名的鸟类学家罗伯特·库什曼·墨菲的带领下，上诉法院，要求阻止1957年喷药计划。最初的上诉被法院驳回后，抗议的市民不得不承受DDT喷洒，但是他们仍坚持上诉，要求实行永久禁令。然而，由于行动已经开展，法院判定市民的禁令请求没有实际意义。这件案子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拒绝接受申诉。威廉·道格拉斯法官对法院拒绝复审案件的决定表示强烈不满，他认为：“许多专家和官员提出的关于DDT的危害警告，足以说明这一案件对民众的重要性。”

长岛市民提出的诉讼至少使公众开始关注大规模使用杀虫剂的现象，并注意到昆虫防治部门侵犯公民个人财产的权力和倾向。

对很多人而言，舞蛾喷药计划过程中牛奶和农产品遭到污染是一个不幸的意外。纽约州韦斯切斯特郡北部200英亩的沃勒农场所发生的事就是其中一例。沃勒夫人曾特别要求农业官员不要在她家的农场喷药，但是在向森林喷药时，避开农场是不可能的。她提出，可以对农场进行检查，如果发现舞蛾，可以通过点状喷洒进行处理。虽然官员们向她保证，不会喷到农场，但是她的农场还是遭受两次直接喷药，还有两次遭受附近喷药飘来的药剂。48小时后，沃勒农场纯种格恩西奶牛的牛奶样品检测出DDT浓度为百万分之14。田野的草料样品同样受到污染。尽管当地卫生部门知道了发生的事，但是没有指示牛奶不能上市。这只是消费者保护匮乏的一个典型案例，类似的情况太普遍了。虽然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禁止含有杀虫剂残留的牛奶出售，但是这种禁令没有得到有力的执行，而且禁令只适用于州际交易。州和郡的官员没有必要遵守联邦对杀虫剂的规定，除非联邦法律与当地法律一致，但是这种情况很少。

商品蔬菜园同样遭受损失。一些蔬菜的叶子上满是窟窿和斑点，因而无法出售。其他蔬菜都有严重的农药残留——康奈尔大学农业实验中心在一个豌豆样品中发现DDT浓度为百万分之14到22。法律规定的最高浓度为百万分之7。因此，蔬菜种植者不得不承受巨额损失，或者出售带有农药残留的农产品。一些人申请并得到了损失赔偿。

随着空中喷洒的DDT逐渐增多，法院接到的诉讼也多了。其中一些是来自纽约州的养蜂人。在1957年喷药之前，果园喷洒DDT就已经给养蜂人造成巨大损失。一位养蜂人痛苦地说道：“直到1953年，我仍会把美国农业部和农业学院的每一个政策当作真理一样。”但是，1953年5月，州政府对一大片区域喷药后，这个人损失了800个蜂群。人们遭受的损失广泛而严重，所以另外14个养蜂人和他一起，起诉州政府，要求赔偿25万美元。因1957年喷药而损失400个蜂群的另一位养蜂人报告说，一片森林区的工蜂（外出采蜜并为花授粉）全部被杀死，在一片喷药较轻的农场，50%的工蜂被杀死。“5月份走进院子里，却听不到蜜蜂的嗡嗡声，真叫人伤心”，他写道。

舞蛾计划里充斥着各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由于喷药飞机佣金结算不是根据喷洒的亩数，而是根据使用的药量，所以他们没有必要节约，很多地方被喷了不止一次。在不止一个案例中，空中喷药的合同被州外的公司拿下，所以他们没有按照规定，去州政府注册以明确法律责任。在这种责任不明确的状况下，果园和蜜蜂受损害而遭受直接经济损失的人们发现无人可告。

经过1957年的灾难后，喷药计划突然减少，并发表了一个含糊的声明称，要“评估”过去的工作，并测试其他杀虫剂。1957年，喷药面积为350万英亩；1958年，下降到50万英亩；1959年、1960年、1961年，又降至10万英亩。在此期间，昆虫防治部门一定是为长岛传来的消息感到不安。舞蛾卷土重来，数量惊人。昂贵的喷药计划本来要永久地清除舞蛾，却使农业部失去了公众信任和良好信誉，最后一事无成。

此时，农业部植物虫害防治人员暂时性地忘记了舞蛾的存在，转而在南部开展一项野心更大的计划。“清除”一词又一次轻松地出现在农业部文件中——这一次，他们的新闻稿承诺要清除火蚁。

火蚁，因其火红的刺毛而得名，从南美经亚拉巴马州莫比尔港进入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莫比尔港就发现了火蚁。到1928年，火蚁已经扩散至莫比尔郊区，之后继续蔓延，如今已经进入南部大多数州省。

自进入美国40多年来，火蚁好像从未引起人们注意。在火蚁数量最多的州，人们有点讨厌它们，主要是因为它们会筑起一英尺多高的巢堆。这些巢堆可能影响农机作业。只有两个州把火蚁列入害虫名单，但都在名单底部。官方和民众似乎都没有认为火蚁对作物和牲畜构成威胁。

随着具有强大杀伤力的化学品研制出来，官方对火蚁的态度突然转变。1957年，美国农业部发动了其历史上最著名的宣传行动。政府新闻稿、电影以及政府宣传着火蚁杀死南部鸟类、牲畜和人类的故事，各种火力交织，统统向火蚁攻来。他们宣布了一项宏大的计划，计划中联邦政府将与受影响的州联合，对南部9州约2000万英亩土地进行处理。

1958年，火蚁计划逐渐展开，一家行业杂志兴奋地写道：“农业部开展的大规模虫害治理计划逐渐增加，美国杀虫剂生产商将经历一次销售狂潮。”

除了“销售狂潮”的直接受益人，这项计划受到所有人最彻底的责骂。这是一个构想拙劣、执行糟糕、极其有害的大规模防治昆虫的实验，这项实验耗费巨资，毁灭生命，还使农业部失去公众信任。令人不解的是，竟然还有资金投入进来。

一些后来不为人所相信的说辞，起初却赢得了国会的支持。他们称火蚁会破坏农作物，会攻击地面筑巢鸟类的幼鸟，对南部农业构成严重威胁。有人说，它们的刺也会危害人类健康。

这些说法可靠吗？想得到拨款的农业部证人所作的声明与农业部重要出版物的内容并不一致。1957年公报《为控制昆虫损害农作物和牲畜的杀虫剂建议》并没有提到火蚁。如果农业部承认是自己出版的这份公报，那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遗漏”。此外，农业部1952年专门描述昆虫的百科年鉴里，洋洋洒洒50万字内容，只有一小段提及火蚁。

农业部称火蚁破坏农作物、攻击牲畜是毫无根据的，阿拉巴马农业实验中心经仔细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亚拉巴马州对火蚁有切身的体会。据阿拉巴马的科学家说：“很少见到火蚁破坏植物”。艾伦特博士是阿拉巴马理工学院的昆虫学家，并于1961年担任美国昆虫协会主席。他说，“他所在的学院在过去五年没有收到一个火蚁破坏植物的报告……也没有发现牲畜受到伤害。”这些真实地在实地和实验室观察过的人们说，火蚁主要以其他昆虫为食，其中很多是对人类有害的虫子。有人曾观察到，火蚁会吃掉棉花上的象鼻虫。它们筑建巢堆的行为有利于土壤通气和排水。亚拉巴马州的研究得到了密西西比州立大学所作调查的有力支持，而且远比农业部提供的证据可靠，因为农业部很明显只是根据过去的研究或对农民的访问得出结论，而农民们很容易把不同种类的蚂蚁搞混。一些昆虫学家认为，由于火蚁的数量增加，其食物习惯也已经有所改变，因此几十年前的观察根本没什么价值。

火蚁威胁健康和生命的观点是人为创造的。在一部农业部赞助的宣传电影（意在为计划争取支持）里，围绕火蚁的刺制造了一个个恐怖的镜头。诚然，被火蚁刺到很痛，建议人们像防备黄蜂和蜜蜂一样尽量不要被刺到。个别敏感人群会产生严重的反应。医学文献也记录了一个可能因火蚁毒液死亡的案例，但这并未得到证实。比较而言，人口统计局仅在1959年一年，就统计有33人因被蜜蜂和黄蜂叮到而死亡。但是，没有人建议要“清除”这些昆虫。

当地的证据仍是最具说服力的。虽然火蚁已经在亚拉巴马州生存了40年，并在此地的数量最多，但是亚拉巴马州卫生官员称：“从来没有人类因火蚁叮咬而死的记录。”他认为，火蚁叮咬引起的病例是“偶然的”。火蚁在草坪或操场筑巢，孩子们可能被叮，但这绝不是给数百万英亩土地喷药的理由。针对性地处理一些巢堆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危害鸟类的言论也是毫无根据的。亚拉巴马州奥本市野生动物研究中心主任莫里斯·贝克博士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他在这一地区有多年的工作经验。贝克博士的观点与农业部截然相反。他说：“在阿拉巴马南部和佛罗里达西北部，我们可以见到很多鸟，而且美洲鹑可以与大量的火蚁共存……自阿拉巴马南部有了火蚁40年来，鸟的数量呈稳定增长。如果火蚁严重地危害野生动物，这样的事情也不会发生。”

用来对付火蚁的杀虫剂会给野生动物造成什么影响则是另一个问题。使用的化学品为狄氏剂和七氯，都是新型化学品。两种化学品之前都没有野外使用的经验，没人知道其大规模使用会对鸟、鱼以及哺乳动物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知道的情况是，两种毒素的毒性都比DDT强很多倍，而那时候，DDT已经使用了将近10年，每英亩1磅的剂量已经造成一些鸟类和很多鱼类死亡。但是，狄氏剂和七氯的剂量更重，大部分情况下为每英亩2磅，如果白缘甲虫也需要消灭的话，则会使用3磅狄氏剂。依据它们对鸟类的效力而言，每英亩土地使用的七氯相当于20磅DDT，每英亩土地使用的狄氏剂相当于120磅DDT！

州环保部门、国家环保机构、生态学者以及一些昆虫学家都发出紧急抗议，要求时任农业部长的以斯拉·本森延迟计划，至少要明确七氯和狄氏剂对野生和家养动物的影响，并掌握控制火蚁所需的最小剂量。抗议惨遭忽视，1958年喷药计划如期开展。第一年，100万英亩土地接受喷药。很明显，此时所作的任何研究都为时已晚。

随着计划继续进行，州和联邦野生动物机构的生物学家以及一些大学所做的研究逐渐找到更多的真相。研究显示，在一些地区，几乎所有的野生动物都被杀死了。家禽、牲畜和宠物都被杀死。农业部以“夸大”和“误导”为由，将遭受损失的证据全部抹杀。

然而，真相在不断累积。例如在德克萨斯州哈丁郡，喷药之后，负鼠、犰狳以及大量的浣熊几乎全部消失。即使在喷药过后的第二个秋天，这些动物也很少见。发现的几只浣熊体内检测出含有化学物质残留。

喷药地区发现的死鸟一定是吸收或吃了用来对付火蚁的毒素，对鸟类身体组织的化学分析已经证实这一事实（唯一幸存的是麻雀，其他地区的情况也说明这种鸟相对免疫）。在1959年喷过药的亚拉巴马州的一片土地上，一半的鸟儿被杀死了。在地面生活或经常在低矮植被间活动的鸟儿全部死亡。即使在喷药一年后，春天也没有鸟儿出现，很多适合筑巢的地区显得异常安静。在德克萨斯州，鸟巢里发现了死去的燕八哥、美洲雀和草地鹨，很多鸟巢是空着的。德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亚拉巴马州、乔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发现的死鸟送去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作分析后，发现有90%的鸟儿体内含有狄氏剂或一种七氯残留，浓度约为百万分之38。

在路易斯安那州过冬、北方繁殖的丘鹬，如今体内已经含有对付火蚁的化学品。其原因非常明显。丘鹬主要以蚯蚓为食，它们会用长长的喙找食吃。喷药6～10个月过后，路易斯安那州幸存的蚯蚓身上发现有浓度为百万分之20的七氯。一年之后，其浓度仍有百万分之10。丘鹬中毒的后果如今已经在幼鸟和成鸟的比例中体现出来，喷药4个月后就能看出来。

北美鹑的情况令南方狩猎者最为烦恼。在喷过药的地方，这种地面筑巢、觅食的鸟儿几乎灭绝。例如，在亚拉巴马州，野生动物联合研究中心的生物学家对计划喷药的3600英亩土地上的鹌鹑数量作了初步统计。这一地区生活着13个鸟群，共121只鹌鹑。喷药后两周，这里只能发现死了的鹌鹑。所有送至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鸟儿，体内都发现足以致死的杀虫剂残留。德克萨斯州发生了同样的事情，那里的一片2500英亩的土地喷过药后，所有的鹌鹑都死掉了。除鹌鹑外，90%的鸣禽也死了。它们的体内同样发现了七氯残留。

除鹌鹑外，野火鸡的数量也因火蚁计划而严重减少。在使用七氯之前，亚拉巴马州威尔考克斯郡有80只火鸡，但是喷药后的那个夏天，一只也找不到了（一窝未孵化的蛋和一只死了的幼鸟除外）。野火鸡与家养火鸡的命运一样，喷药地区的农场里，火鸡很少生出小鸡。极少的蛋能够孵化，但几乎没有小鸡可以存活。附近未喷药的地区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并不是只有火鸡遭受了这样的命运。家喻户晓、备受尊敬的野生动物学家克莱伦斯·科塔姆博士拜访了土地喷过药的农户。农民们反映，喷药过后，所有的小鸟全部消失了。除此之外，很多人报告说，自家的牲畜、家禽和宠物也死了。科塔姆博士说：“有一个人对喷药人员十分气愤。据他说，他埋葬或用其他方式处理了自家的19头中毒而死的牛。他知道，还有四五头牛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死。出生后一直吃奶的小牛犊也死了。”

科塔姆访问过的人们，都为喷药过后的几个月里发生的事情感到困惑。一名妇女告诉他说，在喷药过后，她养了几只母鸡，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几乎没有小鸡孵出或存活下来。另一名农夫养了一些猪，喷药后整整9个月，他都没有得到猪仔。小猪仔要么生下来就是死的，要么出生后死去。另一名农夫也报告说，本来可能有250头猪仔，结果只有37头出生，而且仅有31头存活下来。土地喷药后，这名农夫也没法养鸡了。

农业部一直否认牲畜损失与火蚁计划有关。然而，乔治亚州班布里奇一名兽医奥蒂斯·波伊特文博士（他曾被叫去治疗中毒的动物）认为是杀虫剂造成动物死亡，他的理由总结如下：喷药两周或几个月内，牛、山羊、马、鸡、鸟类以及其他野生动物都患上了一种致命的神经系统疾病。而且，这种病只影响能接触到有毒食物或水的动物，圈养的动物没有受到影响。波伊特文博士以及其他兽医观察到的症状，与权威文本中描述的狄氏剂或七氯中毒的症状一样。

波伊特文博士还描述了一个两个月大的牛犊七氯中毒的有趣案例。牛犊经过了一次彻彻底底的检查，发现其脂肪内含有浓度为百万分之79的七氯。但是，此时喷药已经过去5个月了。牛犊是吃草中毒的，还是喝母牛的奶间接中毒，或者在胚胎里已经中毒？波伊特文博士问道：“如果是因喝奶中毒，为什么没有预防措施保护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可是都会喝当地的牛奶啊。”

波伊特文博士的报告提出了牛奶污染这一关键问题。火蚁计划覆盖的地区主要是田野和庄稼地。在这片土地吃草的奶牛状况如何呢？喷药地区的草一定会带有七氯残留，如果被奶牛吃了，毒素一定会进入牛奶。1955年，防治计划开展很早之前，七氯实验已经证明毒素可以直接进入牛奶，后来狄氏剂的实验结果也是一样的，而火蚁计划中也使用了狄氏剂。

现在，农业部年刊已经把七氯和狄氏剂列入一个化学物名单，这些化学物可以使植物饲料不适于产奶或产肉动物食用。但是，防治部门还是在南部牧场大规模地喷洒了七氯和狄氏剂。谁能够为消费者保证，牛奶里不会有狄氏剂或七氯残留？农业部一定会说，他们已经建议农夫，把奶牛赶出喷药区域30～90天。考虑到很多农场都很小，防治计划规模又如此之大（大多是用飞机喷药），这种建议是否可行真的很值得怀疑。而且，从毒素残留的稳定性看，建议的隔离时间也远远不够。

虽然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牛奶中出现农药残留表示不满，但他们的权限很小。在喷药计划内的大部分州，乳制品行业规模都很小，其产品不会出州。因此，保护牛奶供应不受联邦喷药计划影响就成为州政府的责任了。1959年，对亚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以及德克萨斯州的卫生官员或有关人员所作的调查表明，他们并没有进行任何检测，也就不知道牛奶是否受到污染。

与此同时，在防治计划开展后，进行了一些关于七氯特性的研究。或许更确切地说，是有人查阅了之前的研究。因为，促使联邦政府采取误期行动的基本事实，其实在几年前就发现了，而且本可以影响最初的防控计划。这一事实是：七氯在动植物组织或土壤中一段时间之后，会变成一种毒性更强的物质——环氧七氯。环氧化物通常指风化作用产生的“氧化物”。自1952年起，人们就知道这种转变可能发生，当时，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发现，给雌鼠喂食浓度为百万分之30的七氯两周后，其体内就会产生百万分之165的环氧七氯。

1959年，这些真相终于能够从晦涩的生物学文献走向大众。当时，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采取行动，禁止食品含有任何七氯或其氧化物残留。这一法令至少暂时性地阻止了喷药计划。虽然农业部继续要求为火蚁防治计划拨款，但是地方农业顾问已经不愿再建议农民们使用杀虫剂，因为这可能导致他们的农作物无法出售。

简而言之，农业部根本没有对所使用的化学品作基本的调查，就推行喷药计划，或者即使调查了，也选择性地忽视调查结果。他们也没有提前作研究，以明确达到目的的最小剂量。大剂量喷药两年之后，他们突然在1959年把七氯剂量从每英亩2磅降至1.25磅；之后又降到每英亩0.5磅；在3到6个月的两次喷药中分别降到每英亩0.25磅。农业部一名官员解释道，“一项改进计划”显示小剂量使用是有效的。如果喷药计划开展之前就知道这样的信息，可以避免大量的损失，纳税人可以节省一大笔资金。

1959年，农业部可能是为了平息越来越多的不满，开始为德克萨斯州的农场主免费提供药剂，但是他们要签一份声明，如果造成损失，不会追究联邦、州以及当地政府的责任。同年，阿拉巴马州政府为化学品带来的损失感到震惊和愤怒，决定不再为这种计划拨款。一名官员将整个计划描述为“愚蠢、草率、失败的行动，是对其他公共和个人机构权利的肆意践踏”。虽然失去了州政府的财政支持，联邦资金仍在慢慢流入亚拉巴马州——1961年，立法机构又被说服，拨了一笔款项。与此同时，路易斯安那州的农夫们不再愿意接受喷药计划，因为针对火蚁的化学品会引起危害甘蔗的昆虫大量繁殖。更关键的是，喷药计划没有任何效果。1962年春天，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农业实验中心昆虫研究室主任纽森博士对此作了精炼概括：“州和联邦机构联合开展的火蚁‘清除’计划是一次彻底的失败。现在，路易斯安那州的虫害地区比控制计划开始时更大了。”

一种更为理智、稳妥的趋势似乎已经开始。佛罗里达州政府报告说：“现在佛罗里达的火蚁比计划开始时还要多。”他们宣布，放弃所有清除计划，转而采取小范围控制措施。

有效而廉价的局部控制方法多年来已经为人们所熟知。火蚁筑建巢堆的习惯，使得针对个别巢堆的化学处理非常容易。用这种方法处理每英亩土地只需1美元。密西西比农业实验中心研制出一种耕田机，可以先平整土地，再把杀虫剂直接作用于巢堆，为火蚁数量多、需要机械化操作的地区提供了便利。这种方法可以实现90%～95%的控制，每英亩的成本仅为0.23美元。相比之下，农业部的大规模防治计划每英亩的成本是3.5美元，是耗资最大、损害最多、效果最差的计划。

第十一章 超越波吉亚家族的想象

对地球的污染不仅是大规模喷药的问题。事实上，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数小规模的接触才是最值得担心的。像水滴石穿一样，从生到死不断接触化学品终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反复地接触化学品，即使都很轻微，也有助于化学品在我们体内累积，导致慢性中毒。没人能对这种不断蔓延的污染免疫，除非他生活在极其偏远的地方。普通市民受了商家的劝诱和引导，不会觉察身边的致命材料。实际上，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已经在使用这些材料。

毒素时代已经彻底到来，任何人进入一家商店，随便买一些东西，所带的毒性都比药店买的药品强，不过药店需要顾客在“登记表”上签字。进任何一家超市调查几分钟，足以令最勇敢的顾客震惊（假使这名顾客知道一些基本的化学品知识）。

如果杀虫剂区上方挂一个骷髅图案，顾客在进入商店的时候至少会带着一点小心。但是，我们所见到的画面是舒适而愉快的，一排排的杀虫剂整齐地摆放在货架上，腌菜和橄榄就在一旁，还有洗澡和洗衣服用的肥皂。盛着化学品的玻璃容器很容易被小孩够到。如果小孩或大人不小心把容器碰到地上，洒出的化学品可能使喷药人员中毒而抽搐。这些危害自然会随着消费者进入他们家里。比如，一罐防蛀材料上会用极小的字体印出警告，说明本产品是高压填装，加热或遇到明火后可能爆炸。有一种普通的家用杀虫剂（包括厨房内的各种用途）叫作氯丹。然而，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首席药物学家已经宣布，在喷洒了氯丹的屋子里居住是“极危险的”。其他一些家用化学品中含有毒性更强的狄氏剂。

厨房中化学品的使用很吸引人，也很方便。厨房架子，有白色的，也有其他颜色可选。这种纸可能已用杀虫剂浸染，而且是两面都染。生产厂家会为我们提供一个自己动手的小册子，指导我们如何消灭虫子。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狄氏剂喷到最难看见的橱柜、房间、脚板的角落和缝隙。

如果我们被蚊子、沙螨或其他害虫困扰，可以选择各种乳液、面霜、喷剂，在衣服和皮肤上使用。尽管已经有人警告这些物质可以溶于清漆、油漆和混合纤维中，我们很可能以为化学品不会渗透进人类皮肤。为了让我们随时作好消灭昆虫的准备，纽约一家专营店推出了一种小型的喷雾器，可以放在钱包、沙滩盒、高尔夫球具和渔具里。

我们可以把一种蜡涂在地板上，保证可以杀死经过的所有昆虫。我们可以在橱柜和衣物袋挂上林丹浸染的带子，或者把它放在抽屉里，半年之内不用担心有蛀虫。广告里没有提到林丹是一种危险的化学品。一种喷出林丹的电子设备的广告里也没有说明，他们说设备是安全、无异味的。实际上，美国医学会认为林丹加湿器是一种危险设备，并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起抗议。

农业部在一份居家与园艺刊物上建议我们用溶于油的DDT、狄氏剂或其他防蛀剂喷洒衣物。农业部称，如果喷洒过度在衣服上留下白色的杀虫剂沉淀，可以用刷子刷掉它。但他们没有提醒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刷和怎样刷。做完这一切，我们还是以杀虫剂结束一天的生活，因为我们盖的防蛀毯子是用狄氏剂浸染过的。

如今，园艺也与超级毒物紧紧联系在一起了。每一个五金店、园艺用品店和超市都有成排的杀虫剂出售，可供任何园艺用途。还没有充分利用这些致命喷剂和药粉的人好像有点滞后了，因为所有报纸的园艺版面和大部分园艺杂志都认为使用药剂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快速致死的有机磷杀虫剂也被广泛地用于草坪和观赏植物。1960年，佛罗里达卫生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禁止没有获得许可、没有达到标准要求的任何人在住宅区使用杀虫剂。在实行禁令之前，佛罗里达州出现了一些对硫磷中毒致死的案例。

然而，没有人提醒园艺工和房主，他们正在使用极其危险的化学品。相反，市场上接连出现了一批新型设备，使得在草坪和花园使用杀虫剂更加便捷，同时也增加了园艺工与化学品的接触。比如，人们可以在塑料软管上加一个罐装的设备，诸如氯丹或狄氏剂的危险化学品就可以像洒水一样洒在草坪上。这样的设备不仅会伤害抓管子的人，还会危及别人。《纽约时报》认为有必要在其园艺版面刊登一个警告，提醒人们除非使用了保护装置，否则毒素会由于反虹吸作用进入供水系统。鉴于这种设备的广泛使用，给人们的警示又很少，我们还需要问公共水源是否受到污染的问题吗？

为了了解园艺工的情况，我们可以看一个医师的例子。这名医师是一个热情的业余园艺爱好者，他起初在自家的灌丛和草坪上使用DDT，后来又用了马拉硫磷，而且每周都会喷药。有时候，他会用手持喷壶，有时候会在塑料管子上加一个设备。每次，他的皮肤和衣服上都弄得满是喷剂。大约一年过后，他突然病倒，并住院。医生在检查了他的脂肪活体样本后，发现有浓度为百万分之23的DDT残留。他的神经受到了严重损伤，医生说可能是永久性的伤害。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变瘦了，而且总是极度疲劳，肌肉无力，这是马拉硫磷中毒的典型症状。由于这些持续的症状，他已经不能再从医了。

除曾经安全的花园塑料管外，割草机也装置了喷洒杀虫剂的设备，当房主割草的时候，这种设备会喷出一阵阵烟雾。所以，除有潜在危险的燃油尾气之外，又新添了均匀分散的杀虫剂颗粒。郊区居民不加怀疑地使用这种割草机，加重了自己头顶的空气污染，污染程度很少有城市能比得上。

然而，没有人提出园艺或居家使用杀虫剂的危害——标签上的字体小到难以察觉，很少有人会看，或者照着做。近来，一家公司作了调查，试图发现有多少人会看说明。他们的调查显示，使用杀虫剂喷雾或喷剂的100个人里，不超过15个人会看容器上的警告。

现在，郊区居民认为要不惜一切代价清除马唐草。旨在消灭这种植物的一袋袋化学品几乎成了一种地位象征。从除草剂的品牌名字上根本看不出它们的种类或特性。要想知道它们含了氯丹还是狄氏剂，你必须阅读印在袋子最不显眼地方的小号文字。五金店或园艺用品店里的产品说明很少提及处理或使用化学品的真正危害。相反，典型的说明书描绘的是一个欢乐的家庭场面，爸爸和儿子笑着准备给草坪喷药，小孩子和狗狗在草地上打滚。

食品中化学品残留的问题是一个热议的话题。药物残留的问题要么被生产厂家淡化忽视，要么直接遭到拒绝。同时，要求食物不含杀虫剂的人们，越来越容易被扣上“狂热”的帽子。在这些争辩的迷雾中，真相是怎样的呢？

医学上已经确认，在DDT时代到来（1942年）之前出生、死亡的人们，身体组织里不会含有DDT或类似化学品。如第三章提到的，从1954年到1956年提取的人类脂肪样品中含有浓度为百万分之5.3到7.4的DDT。已有证据显示，DDT平均水平已经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数值，因职业或其他因素接触杀虫剂比较多的人群自然浓度更高。

没有直接接触杀虫剂的普通人群身体脂肪内的DDT可能来自食物。为了验证这种假设，美国公共卫生署的一个科学工作组对饭店和食堂的食物进行了调查。结果每一种膳食都含有DDT。因此，调查者们有充分理由总结：“几乎没有完全不含DDT的食物。”

在这样的饭菜中，DDT含量可能很高。在公共卫生署的一项独立研究中，对监狱饭菜的分析显示，像炖干果这样的菜中的DDT浓度为百万分之69.6，面包的DDT浓度为百万分之100.9。

普通家庭的饮食中，肉和产自动物脂肪的食品含氯化烃最多，因为这些化学品可以溶解于脂肪。水果和蔬菜的残留相对较少。如果有残留，洗是洗不掉的，唯一的办法是扔掉生菜、卷心菜这类蔬菜的外层叶子，削去果皮，并且不再食用果皮或任何外壳。烹调不能清除药物残留。

牛奶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禁止含有杀虫剂残留的少数食品之一。但实际上，只要检查必能发现残留。黄油和其他奶制品中残留最严重。1960年，对461种此类产品进行检测后发现，三分之一有残留。对此，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表示“很不乐观”。

必须去一个遥远而原始、还缺少文明印记的地方，才能找到不含DDT和相关化学品的食物。这种地方虽然少见，但还是存在的，比如阿拉斯加州的北极海岸地带，但即使这个地方也能发现污染的阴影正慢慢逼近。科学家发现，当地爱斯基摩人的食物中不含杀虫剂。鲜鱼、干鱼、脂肪、油脂、海狸肉、白鲸、驯鹿、麋鹿、北极熊、海象、蔓越橘、鲑浆果、野大黄，一切都没有受到污染。唯一的例外是，来自波因特霍普的两只白猫头鹰含有少量DDT，可能是在迁徙的过程中摄入的。

对爱斯基摩人身体脂肪样品进行检查后也发现了少量的DDT残留（0到百万分之1.9）。原因很明显，脂肪样品取自那些离开居住地前往安克雷奇市美国公共卫生署医院做手术的人们。那里人类文明盛行，医院的食物所含的DDT与人口众多的城市一样多。这些爱斯基摩人在文明世界里稍作停留，就沾染了毒素。

农作物普遍地喷药和洒粉，必然导致我们吃的每一顿饭都含有一定量的氯化烃。假如农夫们严格地遵照说明使用农药，药物残留就不会超出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允许范围，且不论法定残留标准安全与否，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农夫们在使用农药时会经常超出规定的剂量，还会在临近收割的时候使用农药，本来一次就够的情况下使用多次农药，或者根本不去看小号字体的产品说明。

即使化工企业也经常发现杀虫剂误用的现象，他们认为有必要对农夫进行教导。行业内一个主要刊物近来宣布：“很多用户不知道，如果超过建议剂量，他们会失去抵抗力。很多作物上杀虫剂的随意使用就是农夫们心血来潮的结果。”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档案里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有些例子正好说明农夫们对使用说明的忽视：生菜就要成熟的时候，一名农夫在菜地里使用了8种不同的杀虫剂；一名运货人在一批芹菜上使用了5倍于建议剂量的致命对硫磷；尽管药物残留受到禁止，种植户仍在生菜上使用了异狄氏剂（毒性最强的氯化烃）；菠菜成熟前一周被喷洒了DDT。

也存在偶然或意外污染的现象。一艘轮船上用麻袋装着的绿咖啡受到了污染，因为船上还装有一批杀虫剂。仓库里封装的食品可能受到DDT、林丹以及其他杀虫剂的污染，因为杀虫剂因子会穿透包装材料，进入食品中。食品储藏的时间越久，受污染的可能性越大。

有人会问：“难道政府不会保护我们吗？”答案是：“只有一点点。”两个原因极大地限制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保护消费者免受杀虫剂危害方面的作为。第一个原因是，该局只对州际交易的食品有管辖权；尽管有违法行为，州内生产和售卖的食品完全不在其管辖范围。第二个关键原因是，该局的监察人员太少，只有不到600人工作。据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一名官员说，在现有设备下，只有很小一部分（不到1%）州际农作物贸易能够接受检查，这在统计学上没有任何意义。至于州内的食品生产和售卖，状况就更加糟糕了，因为大部分州省这方面的法律极不健全。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制定污染最大容许度的系统具有明显的缺陷。在当前条件下，它只是一纸空文，并造成一种假象——安全限度已经确立并得到很好的执行。至于允许少量毒素用于食物的安全性，很多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没有一种毒素是安全的或是人们需要的。为了设定一个容忍值，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会审查药物对实验动物的效果，进而确立一个污染最大值，这一数值比引发实验动物产生病症的数值小很多。这一系统看似能够保证安全，实则忽略了很多重要的事实。实验动物是在人为可控的条件下摄入一定量的化学品，而人类与杀虫剂的接触则是重复发生的，并且大部分情况是未知的、无法测量的，也是不可控制的。即使宴会沙拉中的生菜含百万分之7的DDT是安全的，这顿饭还包括其他食物，每一种都带有一点点残留。而且，如我们所知，食物中的杀虫剂只是人类接触到的化学品的一小部分。从各种渠道来的化学品叠加在一起，产生的总摄入量是无法估量的。所以，讨论任何一定量药物残留的“安全性”完全没有意义。

另外还存在一些问题。有时候，容忍值是在违背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科学家的正确判断下制定的（后文会提到相关案例），或是在缺乏对某种化学品基本认识的情况下确定的。之后由于得到更准确的信息，会减少容忍值或将之撤销，但此时，公众已经被迫接触危险剂量的化学品几个月或者几年了。曾经七氯有一个容忍值，后来被取消了。有些化学品还没有野外应用分析，就已经开始登记使用，使得检查人员很难找到此类化学品的残留。这一问题极大地阻碍了“蔓越橘化学品”氨基三唑残留检查工作。针对处理种子普遍使用的杀菌剂的分析方法也存在不足。这些种子，如果不在种植季节结束之前用掉，很可能成为我们的食物。

实际上，确立容忍值就意味着允许公众食品供应使用有毒化学品，以降低农夫和加工企业的生产成本；而消费者只好缴纳税费，供养相关监察机构保证他们不会吃到致死的剂量。但是，鉴于目前农药的使用量和毒性，使监察工作做到位需要投入很大一笔资金，任何议员都不敢拨出如此巨额的款项。最终，不幸的消费者不仅缴纳了税费，还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有什么解决办法呢？首先要做的是，废除氯化烃、有机磷以及其他强毒化学品的容忍值。立马会有人出来反对，说这会加重农夫的负担。但是，如果能够在各种水果和蔬菜上成功地把DDT残留控制在百万分之7，把对硫磷残留控制在百万分之1，或者把狄氏剂控制在百万分之0.1，为什么不再努把力完全消除残留呢？实际上，一些农作物就禁止出现某种化学品残留，例如：七氯、异狄氏剂、狄氏剂。如果有办法实现这些禁令，为什么不扩大至所有作物呢？

但这不是完整的或最终的解决方案，因为纸面上的零容忍没有任何意义。目前，如我们所知，超过99%的州际食品运输可以避过检查。所以，我们迫切需要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提高警惕，积极进取，并扩大检查人员队伍。

故意毒化食物又进行监管的系统，不由得让人想起刘易斯·卡罗尔的“白衣骑士”。这名骑士想把自己的胡子染绿，再用一把大扇子挡着不让人看到。最终的答案是更少地使用有毒化学品，减少误用化学品导致的公共危害。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化学物质了，比如：除虫菊素、鱼藤酮、鱼尼丁以及其他取自植物的化学物质。除虫菊素的人工合成替代品最近也研制出来了。只要有市场需求，一些生产国已经准备好提高这种天然产品的产量了。我们迫切需要商家在销售时向公众讲授化学品特性。因为一般消费者都会被各种杀虫剂、杀菌剂和除草剂农弄晕，也不知道哪种是致命的、哪种是安全的。

除利用危险性更小的农药外，我们还应探索非化学的方法。目前，加利福尼亚州正在尝试一种新的方法，利用针对某种昆虫的细菌引发一种昆虫疾病，用于农业虫害治理。这种方法更广泛的实验也正在进行之中。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有效的治理昆虫的方法不会在食物中留下残毒（见第十七章）。在这些方法得到广泛关注之前，目前的极端状况仍是我们沉重的压力。照目前的形势看，我们的状况比波吉亚家族的客人好不了多少。

第十二章 人类的代价

工业时代产生的化学品已经像狂潮一样吞噬着我们的环境，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就在昨天，人类还为天花、霍乱和鼠疫的肆虐而恐惧。如今，我们关心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曾经普遍存在的疾病；卫生、更好的生活条件以及新型药物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控制传染性疾病。今天，我们担心的是潜藏于环境之中的另外一种危害，这种危害是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进化，由我们自己引入人类世界的。

新的环境健康问题各式各样：有各种辐射引起的；也有包括杀虫剂在内的无穷无尽的化学品引发的问题，这些化学品已经遍及我们生活的世界，直接地或间接地、分别地或集体地毒害着我们。化学品的出现给我们投下一个不祥的阴影，无影无形、十分隐蔽。这种阴影令人恐惧，因为人类可能一生都在接触化学品和没有体验过的物理因子，后果无法预测。

美国公共卫生署的大卫·普莱斯博士说：“我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某种事物会毁灭我们的环境，让我们遭受恐龙的命运。更让人害怕的是，可能在病症出现20多年前，我们的命运就已经被宣判了。”

杀虫剂与环境性疾病的关联表现在哪里？我们已经见到化学品污染了土壤、水和食物，并可以杀死河中的鱼儿，让花园和森林里的鸟儿消失。虽然人类喜欢装出与自然无关的样子，但他们确实是自然的一部分。在如今这污染遍及的世界，人类能够逃脱吗？

我们知道，如果剂量足够大，即使一次性接触化学品，也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农夫、喷药人、飞行员以及其他大量接触杀虫剂的人们突然生病或死亡都是本不应该发生的悲剧。从整个人类角度而言，无形中污染环境的杀虫剂被人类少量地吸收后引起的延迟效应，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问题。

有责任心的公共卫生官员已经指出，化学品的生物效应是长时间积累的，对个人的伤害取决于他一生中接触的剂量。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这种危险很容易被人们忽视。对于不明确的未来灾难，人类的本能是耸耸肩，表示不关心。一位明智的医师雷内·杜博思博士说：“人类总是重视有明显临床症状的疾病，不会察觉最危险的敌人正悄悄靠近。”

就像密歇根州的知更鸟或米拉米奇河中的鲑鱼，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这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生态问题。我们消灭了河流附近的石蛾，同时也毒杀了洄游的鲑鱼。我们毒死了湖中的小虫，毒素会通过食物链一环一环地传递下去，不久湖边周边的鸟儿也就成了受害者。我们在榆树上喷药，第二年春天就听不到知更鸟的歌声。不是因为我们把药直接喷向知更鸟，而是由于毒素能够通过著名的榆树叶-蚯蚓-知更鸟的循环一步步转移。这些现象都有记录在案，并活生生地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世界。它们反映出一张生命之网（或者是死亡之网），科学家称之为生态学。

我们体内也存在着一个生态世界。在这个看不见的世界里，极微小的病因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结果通常看似与原因无关，而是出现在远离最初的伤害发生的部位。近来一份医学研究现状总结提到，“某一部位的变化，甚至是分子的变化，会影响到整个系统，在看似不相关的器官和组织引发病变”。如果关注人体神秘而奇妙的功能，就会发现因果关系不是那么简单，也不容易证明。因和果在空间和时间上都会发生错位。需要耐心地将很多看似毫不相干的事实拼接起来才能发现疾病与死亡的原因，而且这些事实是从各个领域的大量研究中得出的。

我们习惯于寻找明显的、直接的影响，从而忽略了其他因素。除非是即刻发生，并且有明显的表现形式而无法忽视，否则我们会否认危险的存在。甚至研究人员都缺少检测伤害原因的技术。缺乏在症状出现之前就检测出伤害存在的技术，是医学界尚未解决的一大问题。

有些人会反驳说：“我在草坪上使用过狄氏剂药剂，但是我从没有出现像世界卫生组织喷药人员那样的抽搐现象，所以我没有受到伤害。”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尽管没有突发剧烈的症状，接触过狄氏剂的人无疑会在体内蓄积毒素。如我们所知，氯化烃残留都是从最小的摄入量开始，慢慢蓄积。毒素会在人体的脂肪中驻留，一旦使用到这些脂肪，毒素会很快出击。新西兰一家医学杂志最近提供了一个例子。一个正在接受肥胖病治疗的人突然出现中毒症状。经检查发现，他的脂肪里含有狄氏剂，这些狄氏剂在他减重过程中发生了代谢转化。因生病而体重减轻的人们也可能出现同样的情况。

另一方面，蓄积毒素的结果可能更加隐蔽。几年前，美国医学会的期刊对脂肪组织中杀虫剂蓄积的危害提出警告，并指出，与不会在身体组织蓄积的物质相比，累积性的药物和化学品更加需要谨慎对待。我们被警告说，脂肪组织不仅仅是一个储存脂肪的地方（脂肪约占体重的18%），它还有其他重要的功能，而蓄积的毒素会干扰到这些功能。此外，脂肪广泛地分布于人体的各个器官和组织，甚至是细胞膜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知道溶于脂肪的杀虫剂会在细胞中蓄积，扰乱氧化和产生能量的重要功能。下一章内容会讲述这个重要的问题。

关于氯化烃杀虫剂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对肝脏的影响。在人体所有器官中，肝脏是最为特别的。肝脏功能的多样性和必要性不可比拟。很多重要机体活动都由肝脏控制，因而即使受到极小的伤害，也会引发严重的后果。它不仅提供用于消化脂肪的胆汁，由于其位置和各种循环管道的聚集，肝脏能够直接得到来自消化道的血液，并深入参与了所有食物的新陈代谢过程。它以肝糖的形式储存糖分，并释放出精确定量的葡萄糖，以保证血糖处于正常水平。它会蓄积蛋白质，包括凝血血浆的一些重要成分。它可以把血浆中的胆固醇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当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超过正常水平时，肝脏会使激素钝化。它也是很多维生素的储存地，其中一些维生素支撑着肝脏的正常工作。

没有正常工作的肝脏，人体就等于被缴械了，因为无法再抵抗不断入侵的各种毒素。有些是新陈代谢正常的附带结果，肝脏可以通过去除氮元素快速而有效地化解。但是，肝脏还可以为外来的毒素去毒。“无害的”杀虫剂马拉硫磷与甲氧氯毒性相对较小，原因在于肝脏里的一种酶将它们的分子进行转化，削弱了它们的毒性。肝脏会以同样的方式处理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有毒物质。

现在，我们抵御外来毒素和体内毒素的防线已经受到削弱，并逐渐崩溃。受杀虫剂损伤的肝脏不仅不能保护我们免受毒素侵扰，它的大部分功能都会受到干扰。产生的后果不仅影响深远，而且由于变化多样，不会立即表现出来，人们很难追溯其真正原因。

伤害肝脏的杀虫剂普遍地使用着，因此有必要留意自20世纪50年代起肝炎患者急剧上升并不断增加的现象。据说肝硬化患者也在增加。与实验动物相比，在人类身上证明原因A造成结果B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常识告诉我们，肝脏疾病猛增与环境中伤害肝脏的杀虫剂盛行的关系绝非偶然。不管氯化烃类化学品是不是主要原因，在当前条件下，面对可以伤害肝脏并可能削弱其疾病抵抗力的毒素，让自己暴露其中显然不是明智的做法。

尽管方式不同，两种主要的杀虫剂氯化烃和有机磷都可以直接影响神经系统。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动物实验和对人类的观察证实了。首先，广泛使用的新型有机杀虫剂DDT主要影响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小脑和更高的运动皮质是主要的受影响区域。据一本毒理学标准教科书记载，接触大量DDT后会产生刺痛、灼烧、瘙痒、颤抖甚至抽搐等症状。

我们对DDT急性中毒症状的首次认识是几名英国研究人员提供的。为了了解DDT的作用效果，他们故意接触了DDT。英国皇家海军生理学实验室两位科学家通过直接接触水溶性涂料使皮肤吸收DDT，覆盖了薄薄一层油的涂料含有2%的DDT。在他们对症状的描述中很清楚地体现了对神经系统的直接影响：“真实地感觉到疲劳、迟钝，四肢疼痛，精神状态也十分糟糕……极度烦躁……不想工作，感觉大脑不能处理最简单的任务。有时候关节会剧烈疼痛。”

另一名英国实验者把溶于丙酮的DDT抹在了自己的皮肤上。他的实验报告说，感到四肢沉重和疼痛，肌肉无力，还出现神经紧张性痉挛。他休息了一天，慢慢好转，但复工后情况又恶化了。于是，他在床上躺了3个星期，忍受着四肢疼痛、失眠、神经紧张、急性焦虑的诸般折磨。有时候，他会浑身颤抖，这种颤抖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的鸟类DDT中毒的症状。这位实验人员整整10个星期没能工作。年底他的案例被英国一家医学杂志报道时，他还没有完全恢复。

（尽管有这样的证据，在志愿者身上做DDT实验的几名美国研究人员还是把头疼和“每个骨头都疼”的症状归为精神神经症。）

如今，很多案例的症状和疾病过程都指向了其元凶——杀虫剂。通常，这些受害者都是直接接触了某种杀虫剂，经过治疗（包括清除生活环境中的杀虫剂），他们的症状会减轻，但只要再接触到类似化学品，病情还会复发。这样的证据足以证明许多其他病例中药物治疗的原理。它足以警示我们，冒着“预期风险”在我们的环境中使用杀虫剂是多么不明智。

为什么处理和使用杀虫剂的人们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症状呢？这就要提到个人的敏感性了。有证据表明，女人比男人敏感，小孩比成人敏感，久坐室内的人比在户外工作或锻炼的人敏感。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模糊的区别。一个人对粉尘或花粉过敏，对某种药物过敏，或者容易受一种传染病影响，而另一个人却不会这样，这是一个医学之谜，目前仍没有合理解释。但问题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且影响了很多人。一些医生估计，三分之一或者更多的病人表现出过敏的症状，而且数量仍在增加。不幸的是，之前不过敏的人会突然过敏。事实上，一些医学人员认为，间歇性地接触化学品可能导致过敏。如果这是真的，它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因职业而持续接触化学品的人很少有中毒的症状。由于频繁接触化学品，这些人已经不再过敏，就像过敏症医生通过给病人反复注射过敏源而使他产生抗过敏性一样。

人类不像严格控制条件下实验室里的动物，不会只接触一种化学品，因此杀虫剂中毒的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在主要的杀虫剂之间，在杀虫剂和其他化学品之间，可能产生巨大的化学反应。不论是进入土壤，还是人类的血液，这些不相关的化学品不会保持相互隔离的状态；它们之间会发生神奇的、看不见的变化，一种化学品会改变另一种化学品的破坏力。

甚至通常状况下相互独立的两种杀虫剂也会发生反应。如果首先接触了氯化烃，使肝脏受到伤害，有机磷（破坏保护神经的胆碱酯酶的元凶）的毒性会增强。这是因为肝功能受到影响，胆碱酯酶会低于正常水平。于是，毒性增强的有机磷可能导致急性中毒。如我们所知，成对的有机磷相互作用，会使它们的毒性增强百倍。有机磷还可能与各种药物、合成材料、食品添加剂发生作用。谁又能知道当今世界上充斥的各种人造物质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一种本来无害的化学品会因为另一种化学品的作用发生巨大改变，DDT的一个近亲甲氧氯就是最好的例子。（实际上，甲氧氯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完全无害，因为近来的动物实验表明它会直接影响子宫，并阻碍脑垂体激素。这就提醒我们，这些化学品是有极大的生物学效应的。其他研究显示，甲氧氯可能损害肾脏。）单独接触甲氧氯不会在体内大量蓄积，所以人们认为这是一种安全无害的化学品。但这并非完全正确。如果肝脏受了另一种元素的损害，甲氧氯在体内的蓄积会增加百倍，进而像DDT一样持久地影响神经系统。然而，肝脏损伤通常都是极细微的，很容易被忽视。很多常见的情况也会造成肝脏损伤：使用另一种杀虫剂；使用含有四氯化碳的清洁剂；接受镇静剂注射。大部分（不是所有）的镇静剂是氯化烃类化学品，可能对肝脏造成损伤。

对神经系统的损伤不仅仅局限于急性中毒，还存在一些延迟效应。已经有报告称，甲氧氯和其他化学品会对大脑或神经造成长期损害。除急性影响外，狄氏剂还会产生各种延迟效应，比如“记忆衰退、失眠、噩梦、狂躁”。医学研究结果显示，林丹会在大脑和重要的肝脏组织大量蓄积，诱发“对中枢神经系统的长期效应”。然而这种属于六氯化苯的化学品却广泛地用于加湿器。这种装置会在家舍、办公室和饭店喷出带有杀虫剂的蒸汽。

通常被认为只与急性中毒剧烈症状有关的有机磷，也会对神经组织造成持久损伤。近来的研究发现，它还可能导致精神疾病。使用这类杀虫剂已经造成各种麻痹症案例。大约1930年，禁酒期间，美国发生的一件怪事已经预示着将要发生的事情。此事的原因不是杀虫剂，而是一种属于有机磷杀虫剂种类的物质。那时候，一些药物被当作酒精的替代品，以规避禁酒法令。其中一种叫作牙买加姜汁酒。但是美国药用产品非常昂贵，于是私酒商想了一个法子，用姜汁酒作代替。他们做得非常成功，生产的假冒产品通过了化学检测，并骗过了政府部门的药剂师。为了给假的姜汁酒增添一种必要的味道，他们使用了一种叫作三原甲苯基磷的化学品。这种化学品与对硫磷及其同种类化学品一样，会破坏胆碱酯酶。这些假酒使1.5万人的腿部肌肉患上永久性的麻痹症，如今这种症状叫作“姜汁酒中毒性麻痹”。伴随麻痹的还有神经鞘的损伤和脊髓前角细胞的退化。

大约20年后，如我们所知，各种有机磷开始用作杀虫剂。很快就出现了类似姜酒麻痹症的病例。其中一例发生在德国，那里的一名温室工人使用对硫磷后，出现了几次轻微的中毒症状，几个月后就变瘫痪了。接着，3名化工厂工人因接触同类杀虫剂而出现急性中毒。经过治疗后，他们都有所恢复，但是10天后，其中两人的腿部出现肌肉无力。这种状况在一个人身上持续了10个月之久；另一个人因为是一名女性化学工作者，受到的伤害更严重，她的双腿以及手臂都出现了麻痹症状。两年后，一家医学杂志报道她的病例时，她还是不能起立行走。

导致这些病例的杀虫剂已经从市场上消失，但是一些仍在使用的化学品可能造成类似的伤害。实验显示，马拉硫磷（园艺工最喜欢的化学品）可以使鸡出现肌肉无力的症状。像姜汁酒麻痹症一样，这种病症是坐骨神经鞘和脊髓神经鞘的破坏引发的。

如果从有机磷中毒中存活下来，人们将要面对的情况可能更糟。鉴于神经系统受到的严重损伤，这些杀虫剂会不可避免地与精神疾病联系起来。最近，墨尔本大学和墨尔本市普林斯亨利医院的研究人员，在关于16个精神病例报告中提到了这种关联。16名患者都曾长期接触有机磷杀虫剂。其中3人是检查喷剂效力的化学家，8人在温室工作，5人是农场工人。他们的症状有记忆减退、精神分裂、抑郁性反应等。这些人之前的病史都很正常，直到他们所使用的化学品反过来将他们自己击倒。

如我们所知，各种医学文献中到处是类似的情况，有的与氯化烃有关，有的与有机磷有关。混乱、幻觉、记忆减退、狂躁，消灭昆虫所付出的代价着实沉重，而且只要我们坚持使用这些直接损伤神经系统的化学品，种种惨状还要继续。

第十三章 透过狭小的窗子

生物学家乔治·瓦尔德曾经把自己的一个研究专题——眼睛的视觉色素比作“一个狭小的窗户，从远处看，只能看到一丝光亮。当你走近它的时候，看到的景象就愈加开阔，直到最后你贴近窗户时，看到的就是整个宇宙”。

的确是这样，我们首先应该关注人体的细胞，然后是细胞的微型结构，最后是结构内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理解将化学品引入人体内部环境的严重而深远的影响。医学研究最近才开始关注单个细胞产生能量的功能，这种能量是生命存在必不可少的因素。人体产生能量的机制不仅关乎健康，而且关系到所有生命——它的重要性超过了最重要的器官，因为没有正常有效、释放能量的氧化作用，身体各部分机能就不能正常运行。然而，用于对付昆虫、啮齿类动物、杂草的化学品却可以直接破坏这一系统，扰乱其完美运行的机制。

帮助我们认识细胞氧化的研究是生物学和生物化学领域最令人惊叹的成就之一。作出贡献的研究者中包括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这项研究一步一步地进行了二三十年。即使如此，仍有一些细节没有完成。而且，我们是在过去的10年才把各种研究整合到一起，使生物氧化成了生物学基础知识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在1950年之前接受基本训练的医务人员并没有机会了解生物氧化的重要性和破坏生物氧化的后果。

生产能量的过程不是在某一器官中完成，而是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进行。一个活细胞，就像一团火焰，通过燃烧燃料为生命提供能量。这一类比诗意有余，精确不足，因为细胞“燃烧”的温度与正常体温相当。然而，正是亿万个默默燃烧的小火苗点燃了生命之火。“一旦它们停止燃烧，心跳就会停止，植物再不能抵抗重力向上生长，变形虫不会再游动，神经会失去知觉，智慧不会再在大脑中闪现”，化学家尤金·拉比诺维奇说。

细胞中物质向能量的转换是一个不断流动的过程，像一个永远转动的轮子，是自然循环的一种。葡萄糖形式的碳水化合物燃料一粒一粒、一个分子又一个分子地进入这个轮子；在循环过程中，燃料分子会经过破裂以及一系列微小的化学变化。这些变化都是有序进行的，一步接着一步，每一步都由一种专门的酶指引和控制着。每一步生产能量的同时，也会产生废物（二氧化碳和水），经转化的燃料分子会进入下一个阶段。当这个轮子转满一圈后，燃料分子已经耗尽而进入一种新的状态，准备着与新的分子结合，开始新的一轮循环。

细胞像一个化学工厂一样工作的过程是生命世界的一个奇迹。发挥作用都是极微小的部分，使这个过程平添了几分神奇。一般情况下细胞都很小，用显微镜才能看得到。但是，氧化过程是在一个更小的地方完成的，细胞内的这个颗粒叫作线粒体。虽然人们知道这种线粒体已经有60多年，但是过去它们都被当作未知的细胞元素，不知道它的重要作用。直到20世纪50年代，线粒体的研究才活跃起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领域突然得到众多关注，5年内有1 000篇论文发表。

人们再一次对人类非凡的创造力和解开线粒体之谜的耐心感到敬畏。试想一下，这么小的颗粒，即使用显微镜放大300倍也看不到。现在竟然有技术可以分离这种颗粒，并把它拆分，分析其构成，确定它们极其复杂的功能，真是令人难以想象。这一切都是电子显微镜和生化学家高超技术的功劳。

现在我们知道，线粒体是一个个微小的酶包裹体，是包含氧化过程所需的各种酶的混合体，这些酶精确而有序地排列在线粒体的壁和隔层上。线粒体就像一个“动力室”，大部分的能量生产反应都在这里发生。氧化的初步环节在细胞质中完成后，燃料分子就进入线粒体。氧化过程就在这里完成，大量的能量也是从这里释放的。

如果不是为了如此重要的结果，线粒体中氧化作用不停转动的轮子就失去其意义。氧化循环每一阶段产生的能量通常被生物学家称作ATP（三磷酸腺酐），一种包含三种磷酸盐的分子。ATP之所以能提供能量，是因为ATP可以将其所含的一种磷酸盐转化成其他物质，在此过程中电子来回高速运动产生能量。因此，在肌肉细胞中，当末端的一组磷酸盐输送至收缩肌肉时，收缩的能量就产生了。接着，产生另一个循环——循环之中的循环：ATP分子送出一组磷酸盐，保留剩余两种，生成二磷酸盐分子ADP。随着轮子继续转动，另外一种磷酸盐又会补充进来，于是ATP得到恢复。这就像我们使用的蓄电池一样，ATP是充满电的电池，ADP是放电的电池。

从微生物到人类，ATP普遍地为所有生物提供能量。它可以为肌肉细胞提供机械能，也可以为神经细胞提供电能。精子细胞，即将变成青蛙、鸟或婴儿的受精卵，产生荷尔蒙的细胞，都由ATP提供能量。ATP的一部分能量会在线粒体中消耗，但是大部分能量会立即输送至细胞，为其他活动提供能量。细胞中线粒体的位置有利于其发挥作用，它们的位置可以保证将能量精确输送至需要的地方。在肌肉细胞中，它们聚集在收缩纤维的周围；在神经细胞中，它们处在与另一个细胞的结合点，为神经冲动提供能量；在精子细胞中，它们集中在推进尾与前端连接的地方。

氧化过程中的耦合就是电池充电的过程，期间ADP和一个自由的磷酸盐组结合成为ATP——这种紧密的连接叫作耦联酸磷化。如果结合变成非耦合，也就不会产生可用的能量。呼吸还会继续，但是不会有能量产生。细胞就会变成一个空转的发动机，会产生热量但没有能量产出。因此，肌肉不能再收缩，神经冲动也不能传递。精子到达不了其目的地，受精卵难以完成复杂的分化和成长。非耦合的后果对从胚胎到成人的所有生物体都是一场灾难：可能导致组织甚至生物体死亡。

非耦合是怎么发生的呢？辐射是其中一个因素。有人认为，受到辐射的细胞就是这样死亡的。不幸的是，很多化学品同样具有把氧化与能量生产分割开的能力，杀虫剂和除草剂都赫然在列。如我们所知，苯酚对新陈代谢有强烈影响，可能导致体温升高到危险的程度——这就是非耦合“空转发动机”的结果。二硝基酚和五氯苯酚是这类广泛用作除草剂的典型例子。除草剂中另外一种非耦合因素叫作2.4-D。氯化烃中，DDT已被证明是一个非耦合元素，并且通过进一步研究可能会发现此类化学品中的其他非耦合元素。

但是，非耦合并不是熄灭体内亿万细胞小火苗的唯一因素。我们知道，氧化的每一阶段都是由一种特殊的酶控制和推进的。如果这些酶（甚至其中一种）受到破坏或削弱，细胞内的氧化循环就会停止。酶受到影响的后果也是一样的。氧化过程就像一个转动的轮子。假如我们在轮辐中插一根撬棍，不论插哪儿，轮子都会停止转动。同理，如果我们破坏了氧化循环中起作用的一种酶，这个过程就会停止。于是，没有了能量产出，结果与非耦合相似。

用作杀虫剂的大量化学品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充当破坏氧化之轮的撬棍。DDT、甲氧氯、马拉硫磷、吩噻嗪以及各种二硝基化合物都是能够抑制氧化循环中一种或多种酶的杀虫剂。因此，这些化学品有可能阻碍生产能量的整个过程，并使细胞缺氧。这种损伤会带来诸多灾难性的后果，在此只能提及很小的一部分。

我们在下一章内容会看到，实验人员仅仅靠系统性地抑制氧气供应，就把正常的细胞转变为癌细胞。使细胞缺氧的其他严重后果也会在动物胚胎的实验中看到。在缺氧情况下，组织生长和器官发育都会受到破坏，接着产生畸形和其他异常状况。如果人类胚胎缺氧，也可能造成先天性畸形。

已经有迹象表明人们已经注意到这种灾难性后果正在增加，但是很少有人去探求其原因。1961年，人口统计局发起了一项全国范围的畸形儿填表调查，后附一份说明，称调查结果将为先天性畸形的发生和环境提供事实证明。这样的研究毫无疑问会大量涉及辐射，但是也不能忽略很多化学品能够产生与辐射一样的效应。人口统计局估计的发生在未来儿童身上的缺陷和畸形，几乎肯定是由渗入我们外部和内体世界的化学品造成的。

繁殖下降的情况也一定与生物氧化受到干扰以及随之发生的ATP受损的情况有关。卵子在受精之前需要大量ATP供应，为下一阶段作好准备。一旦精子进入，卵子受精，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精子细胞能否到达并穿透卵子取决于它本身的ATP供应，这些ATP在大量聚集于精子细胞颈部的线粒体中产生。一旦受精成功，细胞分化就开始了。ATP能量供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胚胎能否发育成型。一些胚胎学家研究了青蛙卵和海胆卵这些容易得到的材料之后，发现如果ATP低于一定水平，卵子会停止分化，并很快死去。

胚胎学实验室的情况也可以延伸到苹果树上，树上知更鸟的鸟窝里有几颗蓝绿色的鸟蛋——但这些鸟蛋是冰凉的，生命之火燃烧了几天就熄灭了。在佛罗里达州，一棵高大的松树上整齐垒放的枝丫间3个大的白色的蛋，也是凉的。为什么知更鸟和小鹰都没有孵化出来？鸟蛋是否像实验室里的青蛙卵一样，因为缺少ATP分子能量，没有完成生长。ATP缺乏的情况是因为成鸟体内和鸟蛋里蓄积了足够的杀虫剂，从而使供应能量的氧化之轮停止了吗？

不必再去猜测鸟蛋里是否有杀虫剂了，很明显，检查鸟蛋比研究哺乳动物的卵细胞要更容易。不论是在实验室，还是在野外，只要是接触过化学品的鸟生的蛋，都会检测出大量的DDT和其他碳氢化合物残留，而且浓度很大。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次实验中，野鸡蛋被检测出含有百万分之349的DDT。在密歇根州，死于DDT中毒的知更鸟输卵管中取到的蛋，被检测出DDT浓度为百万分之200。知更鸟中毒死亡，在巢里留下的蛋中也被检测出DDT残留。附近的一个农场里，艾氏剂中毒的鸡所下的蛋里也有艾氏剂。实验室里喂食过DDT的母鸡下的蛋，被检测出百万分之65的残留。

当我们知道了DDT和其他（或许是所有）氯化烃会通过破坏一种特别的酶或使能量产生机制非耦合，阻碍生产能量的循环，很难想象含有大量化学品残留的鸟蛋会完成复杂的发育过程——无数次的细胞分裂，组织和器官的发育，合成关键物质以形成一个生命。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能量——只有新陈代谢之轮转动才能产生的ATP。

这样的灾难一定不只局限于鸟类。ATP是一种普遍的能量元素，产生ATP的代谢循环不论在鸟类和细菌，还是在人类和老鼠身上，发挥着同样的作用。任何物种生殖细胞中的杀虫剂残留都值得我们担忧，因为同样的效应会在人类身上出现。

有证据显示，这些化学品不仅在产生生殖细胞的组织里出现，也会在细胞里出现。多种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生殖器官里已经发现有杀虫剂残留，包括：控制条件下的野鸡、老鼠、豚鼠，因榆树病而喷药地区的知更鸟，为治理云杉卷叶蛾而喷药的西部森林里的鹿。一只知更鸟的睾丸DDT浓度比身体其他部位浓度要高。野鸡的睾丸里也有大量DDT，大约为百万分之1500。

可能是由于性器官中的化学品残留影响，实验室中的哺乳动物出现了睾丸萎缩的现象。接触了甲氧氯的老鼠，睾丸非常小。给小公鸡喂食DDT后，长成的睾丸大小只有正常水平的18%，取决于睾丸激素的鸡冠和垂肉也只有正常大小的三分之一。

精子也可能因缺少ATP而受到影响。实验显示，二硝基酚会降低公牛精子的活动能力，因为它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能量减少，从而影响能量耦合机制。在此领域作进一步调查，一定会发现更多的化学品有相同的效应。有医学报告记录，从空中喷洒DDT的工作人员中出现了精液缺少的现象，证明人类是可能受到影响的。

对于所有人类而言，比个人生命更加宝贵的是我们的基因遗传，这也是把我们与过于和未来联系在一起的纽带。经过漫长进化才形成的基因，不仅造就了我们现在的样子，还掌控着未来，不论这未来是希望还是威胁。然而，我们的时代正面临着人造物质造成基因衰退的局面，也是我们的文明要面对的最后的、最严重的危险。

此时，我们又要不可避免地比较化学品和辐射了。

受到辐射的活细胞会遭受各种伤害：正常分裂的能力遭到破坏，染色体的结构会发生变化，遗传基因会产生突变，从而使其后代出现新的特征。如果细胞极为敏感，可能会被立即杀死，或者在多少年后变成恶性细胞。

所有这些辐射的后果都已经在实验室通过类放射或模拟辐射化学品得到再现。许多用作杀虫剂的化学品（还有除草剂）属于这类物质，它们可以改变染色体，破坏正常的细胞分裂，或引起突变。基因物质受到的伤害会引发疾病，或者在后代人的身体上体现出来。

仅在几十年前，还没有人知道辐射或化学品的这些效应。那时候，原子还没有被人们分裂，后来用作模拟辐射的化学品还没有进入化学家的试管。到了1927年，德克萨斯大学一位动物学教授穆勒博士发现，生物接受辐射后会给后代造成突变。穆勒的发现打开了科学和医学界的一个全新的领域。后来，穆勒因其成就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人们很快便知道了放射性尘埃的危害。

尽管很少受到关注，20世纪40年代早期，爱丁堡大学的夏洛特·奥尔巴赫与威廉·罗伯森也有类似的发现。他们发现，芥气会造成永久性的染色体异常，与辐射的后果没什么区别。果蝇实验（穆勒也曾用果蝇进行了早期的X射线研究）显示，芥气同样会引发突变。这样第一个诱变物质就发现了。

如今，除芥气外，又发现很多其他化学品可以改变动植物的遗传物质。为了了解化学品是如何改变遗传过程的，我们必须首先了解生命在活细胞阶段的状况。

构成身体组织和器官的细胞必须有不断增殖的能力，才能保证身体生长和生命的代代流传。这个过程是由有丝分裂或核分裂完成的。一个细胞在即将分裂的时候，会发生关键变化，首先是细胞核内的变化，最终会扩散至整个细胞。在细胞核内，染色体经过神奇的移动和分裂，排列成一种古老的模型，将遗传决定因素——基因传给子细胞。起初，它们呈细长的线状，基因就在这些线上像一串绳珠一样排列着。接着，每一条染色体纵向分裂开来（基因也会分裂）。细胞分为两半后，染色体会分别进入子细胞内。这样每一个新的细胞会包含一整套染色体，所有的遗传信息都在染色体中。通过这种方式，物种的完整性得以保存和延续。

生殖细胞形成过程中会发生一种特别的细胞分裂。因为每一个物种的染色体数量是恒定的，所以即将结合并形成新个体的精子和卵子各自只能带来一半染色体。细胞分裂过程中染色体行为的变化会精确地完成这一过程。此时，染色体并不分裂，每一对染色体都完整地进入子细胞中。

在此阶段，所有的生命都呈现出同一种状态。所有的地球生命都会经历细胞分裂。不论是人类还是变形虫，高大的红杉还是微小的酵母，没有细胞分裂都无法继续存在。因此，任何破坏细胞分裂的可能都对生物发展及其后代构成严峻的威胁。

乔治·辛普森以及他的同事皮特德里、蒂凡尼在他们包罗万象的书——《生命》中写道：“像细胞分裂这样的细胞组织特征一定已经存在了5亿年，也许接近10亿年。从这个角度看，地球生命虽然脆弱而复杂，但确是持久的，比山脉都要持久。这种持久性全依赖于遗传信息精确地一代代传递。”

但是，在这些作者想象中的10亿年里，没有出现过像20世纪中期人为辐射和人造化学品这样对“遗传精确性”的威胁和破坏。澳大利亚一位著名的医师，同时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麦克法兰·伯奈特先生认为，这是我们的时代最重要的医学特征之一，“随着医疗技术和新型化学品生产技术的发展，保护内部器官免受诱变物质侵扰的屏障越来越频繁地被突破”。

人类染色体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最近才开始研究环境因素对染色体的影响。直到1956年新技术的出现，我们才确定了人类细胞中的染色体数量为46条，并能够发现全部或部分染色体存在与否。环境中的因素能够对基因造成破坏还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且除遗传学家外很少有人明白这个概念，但是没人会听取他们的建议。各种形式的辐射危害已经为人们所了解，尽管一些地方仍在否认。不光是政府的决策者，还有许多医学界的人都拒绝接受遗传原理，这常常令穆勒博士感到遗憾。公众以及众多医学、科技工作者很少注意到，化学品具备与辐射类似的效应。正因为如此，化学品的普遍使用（而不是实验室使用）尚未得到评测。但这件事非常必要。

不只是麦克法兰一个人预想到了潜在的危险。英国一位权威人士皮特·亚历山大博士说，类放射化学物质可能比辐射的危害更大。穆勒博士根据数十年来在遗传学上的研究提出警告：“各种化学品（包括杀虫剂）可以像辐射一样增加突变的频率……现代社会频繁接触异常化学品的条件下，人类基因可能突变的程度尚不明确。”

人们对化学诱变物质的普遍忽视，可能是由于最初的发现仅仅是出于科学研究的角度。毕竟氮芥没有洒向所有人，而是被生物学家或医生用于治疗癌症（最近有报告说，接受癌症治疗的病人染色体受到损伤）。但是，大量的人已经密切地接触到了杀虫剂和除草剂。

尽管人们对这个问题关注得还不多，但我们可以从许多杀虫剂案例中收集信息，证明它们破坏细胞的重要过程：从染色体损伤到基因突变，并导致细胞恶化的终极灾难。

几代蚊子接触DDT后，会变成一种奇怪的生物，叫作雌雄同体。使用各种苯酚处理过的植物，会遭受严重的染色体破坏、基因变化，出现大量突变和“不可逆转的遗传变化”。经典的基因实验对象——果蝇，接触苯酚后会发生突变；接触常见的除草剂或尿烷后，果蝇的突变甚至可以致死。尿烷属于氨基甲酸酯类化学品，很多杀虫剂以及其他农药都是用这类化学品制成的。有两种氨基甲酸酯类化学品用于防止储藏的土豆发芽，正是因为它们可以阻止细胞分裂。另一种防止发芽的化学品——马来酰肼已经被认定为危险的诱变物质。

使用六氯联苯（BHC）或林丹处理过的植物，其根部会出现瘤子一样的肿块。植物的细胞会变大，因为细胞内的染色体数量已经翻倍。随着细胞分裂，染色体数量还会增加，直到不能再分裂。

除草剂2.4-D也会使植物根部长出瘤子一样的肿块。染色体会变短、变厚，聚集在一起。细胞分裂被严重地阻滞了。据说，这种效应与X射线的效应一样。

这些仅仅是一部分例证，还有很多事实可以引证。然而，至今仍没有旨在检测杀虫剂诱变效应的综合性研究。上面提到的例子只是细胞生理学或遗传学研究的附带结果。现在迫切需要做的是直接向问题下手。

有些科学家虽然承认环境辐射对人类的危害，却怀疑诱变化学物质是否有同样的效应。他们提到了辐射的强大穿透力，但认为化学品不会渗透进生殖细胞。此时，我们还是受了缺少对人类直接研究的限制。然而，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生殖腺和生殖细胞中发现大量DDT残留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至少证明氯化烃不仅遍及全身，还会渗透进入遗传物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大卫·戴维斯教授最近发现，一种阻止细胞分裂并仅用于治疗癌症的强力化学品也可以造成鸟类不孕。尚不致死的化学品会阻止生殖腺内的细胞分裂。戴维斯教授的野外试验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很明显，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所有生物的生殖腺都免受环境中化学品的侵袭。

近来，关于染色体异常的发现具有重大意义。1959年，英国和法国的几个研究小组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一些人类疾病是由染色体数量异常引起的。这些研究人员研究过的疾病和异常情况中，染色体的数量都不正常。举个例子，现在俗称的唐氏综合征患者就多出了一条染色体。有时候，这条染色体会附着在另一条上，因此染色体数量还是46条。然而，一般情况下，多余的那一条染色体是独立存在的，这样染色体数量就变成47条。在这些病例中，缺陷的初始原因一定是在症状出现之前的那代人身上发生的。

在美国和英国，一些患有慢性白血病的病人体现出的是另一种机制。他们的血细胞中都出现了染色体异常的情况。异常状况包括染色体的部分残缺。病人的皮肤细胞中，染色体是正常的。这就说明，染色体缺陷不仅在生殖细胞中发生，还会对特定的细胞造成损伤（本例中，最先遭殃的是血细胞）。染色体的部分残缺可能使这些细胞失去了正常的行为能力。

自从打开这一领域以来，与染色体破坏相关的身体缺陷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增长，已经超出了医学研究的范畴。克莱恩菲尔特综合征与一条性染色体的复制有关。患者是男性，但他有两个X染色体（变成XXY，而不是正常的XY），这样就有点不正常了。这种条件下，常常出现身高过高、智力缺陷和不孕等症状。相反，如果一个人只收到一条性染色体（变成XO，而不是正常的XX或YY），她虽是女性，但没有第二性征。这种条件下，经常出现各种身体缺陷（有时候是智力缺陷），因为X染色体必定带有各种特征的基因。这种病叫作特纳综合征。在发现其原因之前，医学文献已经对两种病症有所记载。

很多国家的研究人员正在染色体异常方面做着大量的工作。威斯康星大学由克劳斯·伯托博士带领的一个工作组一直关注各种先天性畸形症状（通常包括智力缺陷）。这些症状似乎是由于部分染色体复制造成的，可能在生殖细胞的形成过程中，一条染色体断裂后，碎片没能适当地重新分配。这种不幸极可能影响胚胎的正常发育。

根据现有知识，一条完全多余的染色体通常是致命的，因为它会阻碍胚胎的生长。目前知道只有三种情况可以存活。其中之一自然就是唐氏综合征。多余的一条染色体虽然会造成严重损伤，但不一定会致命。据威斯康星的研究人员说，这种情况可以很好地解释目前仍没有明确的一些案例，这些案例中出生的小孩会有各种缺陷，通常包括智力缺陷。

目前，科学家们正忙于确定与疾病和发育不全相关的染色体异常，还没有探究其原因，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认定细胞分裂过程中染色体破坏或染色体行为异常由单一因素引起，显然是不明智的。但是，目前化学品正充斥着我们的环境，它们可能直接攻击染色体，最终导致上述病症，我们能无视这样的事实吗？为了防止土豆发芽或消灭庭院的蚊子，这样的代价是不是有点太高呢？

我们的遗传基因，是历经20亿年细胞质的进化和选择才获得的，它目前属于我们，将来还要传给后人。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一定能够减少对遗传基因的威胁。现在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虽然法律要求化学品生产商检验其产品毒性，但没要求他们检验化学品的基因效应，而且他们也没有这样做。

第十四章 每四个中就有一个

生物与癌症的斗争由来已久，其源头早已在历史长河中淹埋。不过它必定开始于自然环境，此间的各种生物都会受到来自太阳、风暴和古老地球的各种好的或坏的影响。环境中的元素会制造一些灾难，面对这些灾难，众生要么适应，要么灭亡。太阳光的紫外线会引起恶性疾病。一些岩石的辐射会引发疾病，土壤或岩石冲刷出来的砷污染食物或水资源后也会引发疾病。

在生命出现之前，环境中就存在这些危险的元素，然而，生命还是出现了，并且在数百万年的演进中数量和种类都得到增加。在自然界漫长的悠悠岁月中，不适应的被淘汰掉，最顽强的生存下来，各种生命与自然界的破坏力达成一种平衡。这些天然的致癌元素依然会引发恶性病变，但是它们的数量很少，而且生命在开始阶段就适应了这些古老的力量。

随着人类的出现，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众多生命之中，只有人类能够创造致癌物质。一些人造的致癌物已经在环境中存在了几个世纪。含有芳烃的烟尘就是一个例子。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世界上发生着持续的、不断加速的变化，除自然环境外，新生了许多人造的化学和物理元素，其中很多元素具有强大的诱发生物变化的能力。对于人类活动创造的这些致癌物质，人类没有任何防备。正如其生物遗传进化得很缓慢一样，人类对新条件的适应过程也很慢。因此，这些强力致癌物质会轻易突破人类身体的脆弱防线。

癌症由来已久，但是我们对癌症起因的认识一直很滞后。大约两个世纪以前，伦敦一名医生才发现外部或环境因素能导致恶性病变。1775年，波西瓦·帕特先生断言，扫烟囱的人中多发的阴囊癌一定是他们体内蓄积的烟尘引发的。当时他还不能提供我们现在所要求的“证据”，但是现代研究技术已经确定了烟灰中致命的化学物质，并证明了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距帕特的发现一个多世纪后，人们还是没有进一步认识到，反复的皮肤接触、吸入或吞食人类环境中的某种化学品会致癌。的确有人注意到，在康沃尔和威尔士炼铜厂和铸锡厂工作，长期接触含砷烟雾的工人会多发皮肤癌。也有人发现，在萨克森州的钴矿和波西米亚省阿西姆斯塔尔的铀矿，工人们会患上一种肺病，后来这种病被确认为肺癌。但这只是前工业时代的现象，工业繁荣之后，各种产品会入侵每一个生命所在的环境。

19世纪的25年后，人们开始对工业时代的恶性病变有所认识。那时候，巴斯德正在证明微生物是许多传染疾病的原因，而其他人正探索萨克森新兴褐煤工业和苏格兰页岩工业的工人患皮肤癌的化学原因，还有工作中接触柏油和沥青引发的其他癌症。到19世纪末，已经发现6种工业致癌物质；而在20世纪，会有无数的致癌化学品被创造出来，并与普通民众发生密切接触。帕特研究工作之后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环境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接触化学品的危险不再是仅局限于职业人员，它们已经进入每个人的生活环境——甚至是尚未出生的婴儿。因此，现在有这么多恶性疾病也就不足为怪了。

恶性病的增加并不是一种主观印象。1959年7月，人口统计局的月报上说，恶性疾病的增加（包括淋巴和造血组织）造成死亡人数占1958年全年死亡人数的15%，而1900年仅为4%。根据目前的发病率，美国癌症协会估计美国现有人口中有4500万人最终会患上癌症。这就意味着，恶性疾病将侵袭三分之二的家庭。

儿童的情况更加令人担忧。25年前，很少有儿童得癌症。如今，死于癌症的儿童比其他任何疾病都多。情况已经变得非常糟糕，所以波士顿市成立了一家专门治疗癌症儿童的医院。1岁到14岁的儿童死亡中，有12%是癌症造成的。不到5岁的儿童里，出现大量恶性肿瘤。但更令人恐惧的是，很多小孩在刚出生或未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肿瘤。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休伯博士是环境性癌症方面的权威。他认为，先天性癌症和婴儿患癌可能与母亲在怀孕期间接触致癌因素有关，这些致癌因素进入胎盘，作用于迅速生长的胚胎组织。实验证明，接触致癌物质后，较小的动物更容易患癌。佛罗里达大学的弗朗西斯·雷警告说：“在食物中添加化学品会导致孩子们患癌。可能在一两代人内，我们都不会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要关心的问题是，我们用来控制自然的化学品是否会直接地或间接地引发癌症。从动物实验得到的证据看，有5种，也可能是6种杀虫剂应该被认定为致癌物质。如果加上一些医生认定的可以引发白血病的化学品，致癌物质的名单会更长。这些证据虽然具有偶然性（因为我们没有在人类身上做过实验），却值得重视。如果把对活组织或活细胞具有间接致癌作用的化学品包括在内，还有很多其他杀虫剂也会列入这个清单。

最早与癌症相关的杀虫剂是砷，比如用作除草剂的亚砷酸钠，以及用作杀虫剂的砷酸钙和其他化合物。在人类与动物身上，砷与癌症的联系由来已久。休伯博士在他的专题著作《职业性肿瘤》中提到了接触砷的后果的重要例子。1 000年来，西里西亚地区雷切斯坦市一直是开采金、银矿的地方，砷矿开采业进行了几百年。几个世纪以来，砷矿废料堆积在矿井周围，被山上下来的溪流冲走。地下水受到污染，因此，砷入侵了饮用水。几个世纪里，这里的居民一直承受着一种“雷切斯坦疾病”——慢性砷中毒，症状为肝、皮肤、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紊乱。恶性肿瘤也常伴随这种疾病出现。雷切斯坦病现在已经成为历史，因为大约25年前，这里已经换用新的水源，水里不再含砷了。然而，在阿根廷的科尔多瓦省，伴有皮肤癌的慢性砷中毒仍很严重，因为取自岩层的饮用水含砷。

长期而持续地使用含砷杀虫剂很容易创造类似雷切斯坦和科尔多瓦的条件。在美国的烟草种植区、西北部的果园和东部的蓝莓种植区使用含砷农药，土壤中的砷很可能对水资源造成污染。

砷污染的环境不仅影响人类，还影响动物。1936年，德国发表了一份重要的报告。在萨克森州弗莱堡，银、铅熔炉向空中喷出含砷的烟尘，烟尘飘向周围的村庄，最后落在了植物上。据休伯博士说，马、牛、山羊和猪（它们一定是吃了这些植物）出现了脱毛和皮肤加厚的状况。附近森林里的鹿出现了异常的色斑和癌症前期的疣。有一只已经明确地患上癌症。所有家养和野生的动物都得了“砷肠炎、胃溃疡和肝硬化”。养在熔炉附近的羊患上鼻窦癌。它们死后，在大脑、肝脏和肿瘤中检测出砷。这个地区的昆虫也大量死亡，尤其是蜜蜂。下雨过后，含砷粉尘被雨水从叶子上冲下来，进入溪流和池塘，结果大量的鱼也死掉了。

广泛用于治理螨和扁虱的一种化学品是属于新型有机杀虫剂的一种致癌物。历史充分证明，尽管有相关法律存在，但是在进展缓慢的法律程序控制局面之前，公众已经被迫接触致癌物质好几年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故事是有趣的，它证明了民众接受的所谓“安全的”事物，明天就可能变得极其危险。

1955年，这种化学品上市的时候，生产商曾为它申请容忍值，允许喷药后的农作物带有少量残留。据法律要求，他们在动物身上检验了产品，并把实验结果与申请一起递交上去。然而，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科学家认为，这种产品有致癌的可能。于是，管理局局长建议实行“零容忍”，意思就是州际运输的食物不能含有任何药物残留。但是，该生厂商有权进行上诉，于是此案得以在委员会复审。最后，委员会作出一个折中的决定：允许百万分之一的残留。另外，产品可以出售两年，在此期间要进行进一步实验以确定该产品是否致癌。

虽然委员会没有说出来，但是其决定就等于把公众当作了豚鼠，跟狗和老鼠一样被用来实验致癌物质。不过，动物实验很快就得出结论，两年后，这种除螨剂被确定为致癌物质。即使到了1957年，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仍未能撤销容忍值，致癌物质的残留继续污染着公众消费的食物。各种法律程序又耗费了一年时间。最终，1958年12月，局长1955年建议的“零容忍”得以实行。

这绝不是杀虫剂中唯一的致癌物质。实验室内的动物实验中，DDT引发了疑似肝脏肿瘤。报告这些肿瘤发现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科学家们不知道如何把它们归类，但感觉应该把它们定为“低级肝细胞癌”。现在，休伯博士已经明确地把DDT定为“化学致癌物质”。

人们已经发现属于氨基甲酸酯类的两种除草剂IPC和CIPC可以引起老鼠皮肤肿瘤。有的肿瘤是恶性的。这些化学品先引起恶性病变，然后由环境中充斥的其他化学品继续作用。

除草剂氨基三唑已经在实验的动物身上引起了甲状腺癌。1959年，一些农夫在蔓越橘上误用了这种化学品，导致一些出售的浆果中含有药物残留。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没收这些受污染的蔓越橘后，很多人不相信这种化学品会致癌，其中很多人来自医学界。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发布的科学事实清楚地证明，氨基三唑会导致实验室老鼠患癌。给这些老鼠喝的水中加入百万分之100的氨基三唑（一万勺水中加一勺氨基三唑），到第68周的时候，老鼠会患上甲状腺肿瘤。两年后，超过一半的实验老鼠出现肿瘤，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剂量小的时候也会引起肿瘤，实际上，任何剂量都会产生影响。当然，没有人知道多大剂量的氨基三唑会使人类致癌。但是，哈佛大学的一位医学教授大卫·鲁茨坦指出，这个剂量值一定不易察觉，但却危害甚大。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弄清楚新型氯化烃杀虫剂和除草剂的全部效应。大部分恶性疾病都发展得很缓慢，需要将患者的一生分割开来，才能找到出现临床症状的节点。20世纪20年代早期，在表盘涂上发光图案的妇女们使用刷子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嘴唇，摄入了少量的镭。15年或更长的时间后，其中一些妇女患上了骨癌。工作中接触化学致癌物质的人，在15年到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过后，才出现病症。

与这些工业接触致癌物质相比，军人首次接触DDT大约在1942年，普通居民大约在1945年。直到50年代，各种杀虫剂才投入使用。这些化学品种下的恶性疾病的种子就要马上发芽生长了。

虽然大部分恶性病变都有很长的潜伏期，然而也存在一个例外——白血病。原子弹爆炸3年后，广岛的幸存者就患上了白血病。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潜伏期也可能非常短。研究人员也许会发现其他潜伏期相对较短的癌症，但就目前来讲，白血病是癌症发病极为缓慢的一个例外。

随着现代杀虫剂的盛行，白血病患者逐渐增多。国家人口统计局的数据清楚地表明造血组织病变正急剧增加。1960年，仅白血病就造成12 290人死亡。1950年，死于血液和淋巴恶性肿瘤的人数为16 690人，到1960年猛增至25 400人。1950年，每万人的死亡人数为11.1人，到1960年增加至14.1人。死亡人数增加不仅仅在美国出现，所有国家各个年龄段死于白血病的人数正以每年4%到5%的速度增加。这意味着什么呢？人类日益频繁地接触的环境中从来不曾出现过的致命物质是怎样存在的？

像梅奥医院这样世界著名的机构已经确认有数百名患者死于这种造血组织疾病。梅奥医院血液科的马尔科姆·哈格雷夫斯博士以及他的同事报告说，这些病人都曾接触过各种化学品，包括含有DDT、氯丹、苯、林丹以及石油馏出物的喷剂。

哈格雷夫斯博士认为：“与使用各种有毒物质相关的环境性疾病一直在增加，尤其是在过去10年。”根据丰富的临床经验，他判断：“大部分患有血质不调和淋巴疾病的病人都曾接触各种碳氢化合物，而今天的大部分杀虫剂都属于碳氢化合物。只要仔细研究病历总会发现这样的关联。”现在，根据他治疗过的患有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霍奇金病以及血液和造血组织紊乱的每个病人，他已经掌握了大量详尽的病历。他说：“他们都曾接触过这些环境致癌元素。”

这些病历说明了什么呢？举一个十分讨厌蜘蛛的妇女为例。8月中旬，她进入地下室，手里拿着含有DDT和石油馏出物的喷雾器，对整个地下室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喷洒，楼梯下、水果柜、天花板和椽子上都喷了一遍。喷完后，她感到很不舒服，恶心，烦躁，极度紧张。过了几天，她感觉好些了。然而，很明显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发病的原因，在9月份又对地下室进行了喷药。喷药，生病，暂时恢复，继续喷药，经历了两次循环。在第三次喷药的时候，她出现了新的症状：发烧、关节疼痛、浑身不适，一条腿得了急性静脉炎。经哈格雷夫斯博士检查，发现她得了急性白血病。之后的第二个月，她就死了。

哈格雷夫斯博士的另一名病人是一位职业人士，他的办公室在一栋老旧的建筑里，这里时常有蟑螂出没。蟑螂的出现令他尴尬不已，于是他决定自己采取行动，消灭蟑螂。一个周末，他花了一整天时间往地下室和其他隐蔽的地方喷药。使用的喷剂DDT浓度为25%，溶于甲基萘溶液中。不久后，他的身上就出现了瘀青，并开始出血。带着满身的出血口，他进入了医院。血液分析显示，他患上了一种严重的骨髓衰退症——再生障碍性贫血。在此后的五个半月里，他接受了59次输血，还有其他一些治疗。他局部地恢复了健康，但是大约9年后，还是患上了致命的白血病。

涉及杀虫剂的病历中，最主要的化学品是：DDT、林丹、六氯化苯、硝基酚、常见的治蛾晶体对二氯苯、氯丹，以及溶解这些药物的溶剂。正如这位医生所强调的，纯粹地接触一种化学品只是个例，而不是普遍情况。农药产品通常包含多种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会溶于石油馏出物，外加一些分散剂。含有芳烃和不饱和烃的溶剂本身就可能是造成造血器官损失的主要因素。从实际角度（而不是医学角度）看，这样的差别并不重要，因为这些石油溶剂是普通喷药操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医学文献记载着很多病例，这些病例都支持哈格雷夫斯博士坚持的化学物质与白血病及其他血液紊乱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患者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人群：被自己的喷药设备或飞机喷药伤害的农夫；为消灭蚂蚁在书房里喷药后继续待在房间里学习的大学生；一个在自己家里装了便携式林丹加湿器的妇女；在喷过氯丹和毒杀芬的棉花地工作的工人。在复杂的医学术语里隐藏了许多人间悲剧，比如捷克斯洛伐克的两个表兄弟。这两个男孩生活在同一个镇子里，经常一起工作、玩耍。他们生前干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合作农场里卸下成袋的杀虫剂（六氯化苯）。8个月后，其中一个男孩患了急性白血病。9天后，他就死了。此时，他的表弟开始出现疲劳和发烧的症状。3个月不到，他的病情开始恶化，随后被送往医院。经诊断，他也得了急性白血病。最终他的性命也不可避免地被病魔终结。

瑞典的农夫是另一个典型的案例，他的故事很容易让人想起日本渔夫久保山驾着“福龙号”捕鱼的故事。像久保山从海里捕鱼一样，这名健康的农夫靠经营自己的田地生活。天空中飘来的毒物给他宣判了死刑。一者是放射性烟尘，另一者是化学粉尘。这名农夫在大约60英亩的土地上使用了含有DDT和六氯化苯的药粉。就在他劳作的时候，阵阵清风吹起了药粉，在他周围飘散。隆德市医院记载：“晚上的时候，他感到非常疲惫。在之后的几天里，他一直有一种虚弱感，背疼、腿疼，浑身发冷，只能在床上躺着。到了5月19日（喷药一周后），他的病情日益恶化，于是被转送至当地医院。”他发着高烧，血细胞计数也不正常。之后，他被转送至内科诊室，拖着病维持了两个半月，死去了。尸检结果发现他的骨髓已经完全萎缩了。

细胞分裂这种正常而必要的过程怎么会有了破坏性呢？这个问题已经受到无数科学家的关注，并耗费了大量的资金。细胞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把细胞的正常增长变成不可控制的癌症？

答案一定是多种多样的。因为癌症本身就呈现出多种形态，其病源、发病过程、控制其生长或退化的因素各有差异，所以一定有各种对应的原因。但是，潜藏在众多表象之下的可能只是细胞的基本损伤。各地都在进行研究，有的甚至不是针对癌症的研究，但是我们能从这些研究中看到一丝曙光，未来我们终将破解眼前的问题。

我们再一次发现，只有观察生命的最小单位（细胞和染色体），才能获得更大的视角，以破解迷局。在这个微观世界里，我们需要找到使细胞神奇的运行机制脱离正常轨道的各种因素。

关于癌细胞起源的最著名理论是由德国生物化学家、马克斯普朗克细胞生理学研究所奥托·沃伯格教授提出的。沃伯格一生都致力于细胞内部氧化过程的研究。凭借丰富的研究经验，他清晰地解释了正常的细胞恶化的过程。

沃伯格认为，不论是辐射，还是化学致癌物，都是通过破坏正常细胞的呼吸起作用的，从而也就使细胞失去了能量。反复地小剂量接触会导致这种后果，一旦造成影响，就不能再恢复。没有被遏制呼吸的毒素直接杀死的细胞会很艰难地补充失去的能量。这些细胞不能继续大量生产ATP的神奇而有效的循环，不得不回到一个原始而低效的方法——发酵。凭借发酵作用维持生产的努力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后来的细胞分裂会使这种发酵呼吸方式传递下去。一旦细胞失去了正常的呼吸能力，就再也恢复不了，一年不行，10年甚至更长时间也不行。但是，为了补充失去的能量，幸存的细胞会一点一点地通过增加发酵继续存活。这是达尔文式的斗争，只有适应能力最强的才能生存下来。最后，这些细胞会达到一种发酵作用取代呼吸的状态。此时，正常的细胞也就彻底变成了癌细胞。

沃伯格的理论解释了其他很多令人困惑的问题。大部分癌症潜伏期长，是因为在无数的细胞分裂期间，呼吸作用首次遭到破坏后，发酵作用慢慢增加。不同的物种，发酵作用的速度也不同，因而所需时间也有所变化：老鼠的时间较短，癌症会很快出现；人类的时间较长（可能要几十年），病变的发展十分缓慢。

沃伯格的理论还解释了为什么重复的小剂量接触比一次性大剂量接触更加危险。后者可能马上把细胞杀死，而小剂量接触后，一些细胞会在受到损伤的情况下存活下来。幸存的细胞最终会发展成为癌症。这就是不存在致癌物质“安全”剂量的原因。

根据沃伯格的理论，我们还可以解释另一种难以理解的现象：同一种元素可以用来治疗癌症，也可以引发癌症。大家都知道，辐射就有这样的效果，它会杀死癌细胞，但也可能引起癌症。很多用于治疗癌症的化学品也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呢？这两种方法都会破坏呼吸作用。癌细胞的呼吸作用已经受到破坏，所以再加一点破坏，它就死掉了。同时，正常细胞的呼吸作用也受到破坏，虽不会立即死去，但已被送上了通往病变的道路。

1953年，其他研究人员通过长期而间歇性地停止供氧，把正常的细胞变成了癌细胞。这也证实了沃伯格的观点。1961年，他的理论再次得到证明。不过这一次证据取自活的动物，而不是人工培养的组织。在患癌的老鼠体内注射放射性追踪物质后，仔细检查呼吸作用后发现，发酵作用明显超出正常水平，与沃伯格的预测相符。

以沃伯格确立的标准衡量，大部分杀虫剂可以达到致癌物质的标准。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提到的，很多氯化烃、苯酚和一些除草剂会破坏细胞内的氧化和能量生产过程。各种化学品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创造出休眠的癌细胞，细胞内蛰伏着不可逆转的病变。直到有一天，病因已经被人们遗忘，甚至不再被怀疑的时候，癌症就显现出来了。

染色体可能是通往癌症的另一条途径。这个领域的很多著名的研究人员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一切破坏染色体、干扰细胞分裂或引起突变的因素。他们认为任何突变都有可能发展成为癌症。关于突变的讨论大多涉及生殖细胞，可能在未来的几代人中其影响才会显现，但是身体细胞也存在突变。根据癌症起源的突变理论，一个受了辐射或化学品影响的细胞会发生突变，进而使其脱离正常的细胞分裂的控制。因此，它可以无规律、无限制地增殖。通过这种分裂生成的新细胞也具备逃脱控制的能力，假以时日，这些细胞就会累积成癌症。

其他研究人员指出，癌组织中的染色体是不稳定的；这些染色体容易破裂或受到损伤，数量也不稳定，甚至可能出现两套染色体。

首次发现染色体异常与恶性病变联系的是艾伯特·莱文和约翰·比塞尔，他们都在纽约斯隆凯特琳研究所工作。关于恶性病变和染色体变异哪个先出现的问题，他们毫不犹豫地认为，“染色体变异先于恶性病变”。他们推测，在染色体最初受到损伤并出现不稳定情况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代细胞会历经反复试验（恶性病变的漫长潜伏期），期间发生各种突变，导致细胞脱离控制，开始无规律地增殖，也就是癌症。

欧几维德·温格是染色体变异理论的早期支持者之一。他认为染色体倍增的情况尤为关键。经反复观察，六氯化苯及其同属化学品林丹会使实验植物的染色体数量翻倍，而这些化学品又恰恰与很多致命的贫血症病例有关。这不会是巧合吧？其他能够破坏细胞分裂的杀虫剂又会怎样呢？会不会破坏染色体，引起突变？

这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白血病是接触辐射或类辐射化学品导致的最常见疾病。物理或化学的诱变因素的主要目标是分裂十分活跃的细胞，包括各种组织，但最主要的是造血组织。骨髓是人一生中红血球的主要制造者，它每秒钟向血液输送超过1千万新的细胞。白血球形成于淋巴腺和一些骨髓细胞中，其速度不定，但也快得惊人。

一些化学品与类似锶90的放射物质一样，与骨髓密切联系。常用作杀虫剂溶剂的苯会进驻骨髓，并在那里驻留长达20个月的时间。很多年前，医学文献已经把苯列为白血病的一个病因。

儿童体内迅速生长的组织也会给病变细胞提供适宜的条件。麦克法兰·伯奈特先生指出，白血病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增加，而且已经变成三到四岁儿童的常见病，其他疾病在这个年龄段没有如此高的发病率。伯奈特先生说：“三四岁儿童成为患病高峰只能有一种解释——儿童在出生前后接触了诱变刺激物。”

另一种引发癌症的物质是尿烷。怀孕的老鼠接触尿烷后，不仅自己会患上肺癌，它们的幼鼠也会患病。实验中的幼鼠出生前只接触了一次尿烷，证明尿烷一定是进入了胎盘。正如休伯博士所警告的，如果人类接触了尿烷或相关化学品，婴儿一定会因为产前接触而出现肿瘤。

属于氨基甲酸酯的尿烷与除草剂IPC和CIPC有着化学上的关联。尽管有癌症专家的警告，氨基甲酸酯目前仍广泛用于杀虫剂、除草剂、除菌剂，以及塑化剂、药品、衣物、绝缘材料等各种产品。

间接因素也可能导致癌症。有些物质一般来讲不是致癌物质，但也可能破坏身体某个部位的功能，导致恶性病变。癌症就是重要的例子，尤其是生殖系统的癌症，它们的出现与性激素失衡有关；反过来，一些因素影响肝脏保持正常水平性激素的功能后，也会导致性激素失衡。氯化烃就属于能够间接致癌的元素，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对肝脏有毒。

性激素在体内存在是正常的，起着刺激生殖器官发育的重要作用。但是，身体内部有一个避免激素过多的机制，肝脏会控制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的平衡（男女两性体内都会有这两种激素，只是数量有差异），避免任何一种激素累积过多。然而，如果肝脏受到疾病或化学品的损伤，或复合维生素B供应不足的时候，就不能起到控制平衡的作用。在这种条件下，雌性激素会超出正常水平。

后果如何呢？至少在实验动物身上找到了充足的证据。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发现，肝脏受到疾病损伤的兔子子宫肿瘤发病率很高，据说是因为肝脏不能再抑制血液中的雌性激素，以至于“上升到致癌的水平”。对小鼠、大鼠、豚鼠和猴子的诸多实验表明，雌性激素的长期作用（不一定数量很多）能引起生殖器官组织发生变化，“从良性的过度发育转变到恶性疾病”。控制雌性激素也会使仓鼠的肾患上肿瘤。

虽然对于这一问题医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大量证据显示人类身上也可能发生类似的效应。麦吉尔大学皇家维多利亚医院的研究人员发现，他们研究过的150例子宫癌病例中，有三分之二出现了雌性激素异常高的现象。后来研究的20个病例中，90%有类似的雌性激素活跃现象。

现有医学技术检测不到，实际上肝脏受到的损伤已经足以破坏消除雌性激素。氯化烃就可能导致这样的情况。如我们所知，小剂量摄入氯化烃就会引起肝脏细胞的变化，还会导致维生素B缺损。这同样非常重要，因为有证据证明维生素B具有抗癌作用。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院曾经的院长罗兹发现，给实验动物喂食酵母后，即使接触强力致癌化学品，它们也不会患癌。而酵母中含有丰富的天然维生素B。伴随维生素B短缺的病症有口腔癌以及消化道其他部位的癌症。不仅在美国，瑞典和芬兰的北部地区也发现类似情况，那里人们的饮食缺少维生素。患有原发性肝癌的种群一般都存在营养不良的现象，比如非洲的班图部落。非洲部分地区男性乳腺癌多发也与肝脏疾病和营养不良有关。战后，希腊常见的男性乳房增大正是饥饿时期的产物。

简言之，杀虫剂能够间接引发癌症的观点基于它们能够损伤肝脏病、减少维生素B供应的事实，这就导致体内自生的雌性激素增多。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越来越多地接触到许多合成雌性激素，一般存在于化妆品、药品、食物以及职业接触中。

人类接触致癌化学品（包括杀虫剂）是不可控制的，也是多种多样的。一个人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接触到同一种化学品。砷就是一个例子。它在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中以各种形式出现：空气污染物、水污染物、食物中的杀虫剂残留、药品、化妆品、木材防腐剂以及油漆或墨汁中的染料。与任何一种化学品的单一接触可能不会引发恶性病变，但由于其他化学品“安全剂量”的累积，任何一次单一接触都可能使天平倾斜。

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致癌物质会同时起作用，它们的效应会叠加在一起。比如，一个人接触了DDT，也必然会接触其他致癌的烃类化学品，包括：溶剂、脱漆剂、脱脂剂、干洗液以及麻醉剂。那么，DDT的“安全剂量”又该是多少呢？

一种化学品可以作用于另一种化学品，并改变其效应，这种情况就更加复杂了。癌症有时候需要两种化学品的共同作用才能发生，一种化学品使细胞或组织变得敏感，然后另一种化学品或催化剂促成真正的恶性病变。这样，除草剂IPC和CIPC就作了皮肤癌的引发剂，埋下了病变的种子，等另一种化学品（可能是普通的清洁剂）完成病变。

物理元素和化学元素之间也存在相互作用。白血病可能经两个过程形成：X射线引发的病变，化学品（例如尿烷）的促进作用。人类受到的各种辐射日渐增多，加上各种化学品的接触，对现代社会构成了一个新的、严峻的问题。

放射性物质对水源的污染也是一个问题。这些物质出现在含有化学品的水里，可能通过电离辐射改变化学品的特性，重新排列其原子，创造出新的化学品。

全美国的水污染专家都在担心清洁剂普遍污染公共水资源的问题。目前仍没有清除清洁剂的办法。有些清洁剂可能会间接致癌，它们会作用于消化道的内壁，改变组织使其更容易吸收危险的化学品，进而加快致癌效应。但是，谁能预见并控制这种作用呢？具体条件千变万化，还存在致癌物的“安全”接触剂量吗？

我们正承受着环境中的各种致癌元素，近来的一个发现就是很好的证明。1961年春天，联邦、州以及私人的孵化场里，大量虹鳟鱼患上肝癌。美国东西部地区的鳟鱼都受到影响——在一些地区，几乎所有3岁大的鳟鱼都患上了肝癌。因为国家癌症研究所环境癌症科与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预先达成的协定，才发现这一情况，进而能够提醒人们水污染致癌的危害。

虽然对肝癌流行原因的研究仍在进行，但是最佳证据指向加工好的鱼饲料中所含的某种物质。除基本的食物外，还包括各种化学添加剂和药物。

从很多角度看，鳟鱼的故事都很重要，但最主要的是它证明了强力致癌物进入任何物种的生存环境中会发生什么。休伯博士认为癌症流行是一个严重的警示，人们必须控制环境致癌物的数量和种类。“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人类将很快遭受类似的灾难”，休伯博士说。

如一位研究人员所说的，我们正生活在一片“致癌物的海洋”里，这自然不免令人沮丧，甚至产生绝望和挫败感。有人会问：“这难道不是无可救药的情况吗？把这些致癌物质从环境中清除是不可能的吧？还是放弃吧，不如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寻找治疗癌症的药上面去！”

对于这种问题，休伯博士给出的答案是令人尊敬的，因为他凭着多年的杰出研究工作，经过深思熟虑，结合一生的研究和经验才得出论断。他认为，我们目前面临癌症的状况与19世纪末人类经历的传染病类似。因为巴斯德和科赫的杰出工作，病原生物与许多疾病的关系已经确立。医学界人士甚至普通民众都知道，人类生存环境中存在着大量致病微生物，就像如今致癌物遍及我们的周围环境一样。大部分传染病已经得到了合理的控制，而且一些已经被彻底清除。预防和治疗的双重夹击才造就了如此辉煌的医学成就。尽管外行人心里一直认为是“神奇的药丸”和“灵丹妙药”的功劳，但是针对传染病的战争中清除环境中的病原体才是决定性的战役。100多年前伦敦的霍乱爆发就是一个历史例证。伦敦的一名医生约翰·斯诺根据疾病发生的地方绘制了地图，发现疾病起源于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所有的居民都从宽街的一个抽水机取水。出于预防医学的考量，斯诺博士果断而迅速地拆掉了抽水机的把手。疾病得到了控制——不是神奇的药丸杀死了引起霍乱微生物（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而是把微生物从环境中清除。治疗的结果也不仅仅是治愈患者，同时也减少了疫源地。如今肺结核病相对少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很少接触到结核病菌。

今天，我们的世界充满了致癌元素。休伯博士认为，将全部或大部分精力投入治疗癌症（假设能找到治愈的方法）会失败的，因为大量致癌物质仍然未受任何影响，它们致病的速度要比尚不确定的“疗法”控制疾病的速度快得多。

我们为何迟迟没有采取这种常识性的办法对付癌症？“可能比起预防措施，治愈癌症患者的目标更令人振奋，更加实在，更有吸引力和成效”，休伯博士说。然而，预防癌症形成的思路“绝对是更加人道的”，而且“一定比癌症疗法更加有效”。休伯博士从来不愿相信“早餐前服一粒神奇的药丸就能预防癌症”。人们相信这种方法的部分原因是对癌症的误解，误以为癌症（虽然很神秘）是由单一原因引起，因而也希望单一疗法就能治好。当然，这与真相相去甚远。就像环境性癌症是由各种化学和物理元素引起的一样，病变条件也有不同的生理表现形式。

期盼已久的“突破”即使有一天实现了，也不能当作治疗各种恶性疾病的万能药。虽然我们仍要继续寻找治疗方法，为癌症患者减轻病痛，但是宣扬将很快找到一步到位的解决方法只会对人类造成伤害。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得一步一步进行。就在我们将大量资金投入研究、希望找到治愈癌症的疗法时，甚至是寻求治疗的同时，我们也就错过了采取预防措施的黄金时机。

癌症也并非无可救药。与19世纪末的传染病相比，从某一方面看癌症斗争的前景是令人鼓舞的。像今天的世界满是致癌物一样，当时也到处都是病菌。但是病菌不是人类投放进环境中的，人类只是无意识地传播了疾病。相反，现代环境中大部分致癌物是人类自身活动造成的，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能清除许多致癌物。致癌的化学物质通过两种途径肆虐地球：第一个，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个，是由于人们追求更好、更便捷的生活方式；第二，这些化学品的生产和销售已经成为我们的经济和生活中一个可以接受的部分。

把所有致癌物从现代世界清除出去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但是，大部分致癌物绝不是生活的必需品。清除这些化学品将大大减少致癌物的总量，每四个人就有一个可能患癌的危险也得以缓解。目前我们最迫切要做的是，杜绝致癌物污染我们的食物、水源和大气，因为这些领域存在最危险的接触——年复一年的微量接触。

与休伯博士一样，癌症研究领域的很多著名专家也认为，通过查明环境性病因，清除它们或减轻其效应，可以显著地减少恶性疾病的发生。为了那些潜藏癌症或明显患癌的人们，寻找疗法的努力仍需继续下去。对于那些还未患癌的人们以及尚未出生的后代人，预防措施刻不容缓。

第十五章 自然的反击

为了按照自己的心意改造自然，我们冒了这么多风险，却没有达到目的，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讽刺。然而这正是我们面临的实际情况。虽然很少提及，但真相就在那里，大自然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改造的，昆虫也已经找到了避开化学攻击的方法。

荷兰生物学家布雷约说：“昆虫的世界是自然界最令人惊叹的奇观。昆虫世界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通常看来最不可能的事会在那里出现。深入研究昆虫奥妙的人总是为见到的奇妙现象惊叹不已。他会知道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也经常出现。”

如今，有两个领域正发生着“不可能的事情”。昆虫正通过遗传选择，进化出抗药特性。下一章内容会谈到这一现象。需要我们注意的另一个更广泛的问题是，我们的化学品正在削弱环境内部的防线，而正是这样的防线制约着各个物种的平衡。每一次我们破坏这些防线，就会有大量的昆虫滋生。

从来自世界各地的报告看，我们的确深陷困境。经过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化学控制，昆虫学家发现他们之前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又回来了。而且出现了新的问题，那些曾经数量不是很多的昆虫已经猛增至虫害的水平。这样看来化学控制是彻底失败的，因为其设计和实行都没有考虑到复杂的生物系统。使用的化学品可能在少数物种身上做了测试，但是不能保证适用于所有的生物。

如今，有些地方认为早期的、简单的世界才存在自然界的平衡，现在这种状态已经被彻底破坏，就不如忘掉它的存在吧。有些人觉得这样的想法合情合理，但是把这种想法作为行动指南则是极其危险的。今天的自然平衡已经不同于更新世，但它仍然存在着。生物间复杂、精确、高度统一的关系不容忽视，否则就像处在悬崖边的人一样终将受到重力定律的惩罚。自然的平衡并不是恒定的，而是一种活动的、不断变化、不断调整的状态。人类也是平衡状态的一部分。有时候，平衡对人有利；有时候（往往是由于人类活动），这种平衡又变得不利于人类。

现代社会昆虫防治计划的设计过程中忽略了两个关键的事实。首先，真正有效的昆虫控制来自自然，而不是人类。物种数量由自然界的一种力量控制，昆虫学家称之为环境制约，自生命出现伊始就是这样。食物的数量、天气和气候条件、竞争或猎食物种的存在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防止昆虫泛滥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昆虫内部自相杀戮的战争”，昆虫学家罗伯特·梅特卡夫说。然而，现在使用的大部分化学品会杀死所有昆虫，不论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敌人都惨遭同样的命运。

第二个被忽视的事实是，一旦环境的制约遭到削弱后，一个物种会以爆炸性的方式迅猛繁殖。很多生物的繁殖能力简直超乎我们的想象，尽管我们时不时地也会见识一些。我记得在学生时代，一个装有干草和水的罐子里加几滴原生动物的培养菌液就会出现奇迹。几天内，罐子里就满是左冲右突的小生命——无数的草履虫，每一个都小如尘埃，在温度适宜、食物充足、没有天敌的伊甸园里无限地繁殖。我也曾见到海边岩石上布满了白色的藤壶，还见到过一大群水母游过时连绵数里的壮观景象，如鬼魅般的颤动看不到边际，与海洋融为一体。

冬天，当鳕鱼经过海洋游到产卵的地方时，我们就能看到大自然的控制作用。每一只母鱼会产下数百万鱼卵，但是海洋里鳕鱼不会泛滥。每一对鳕鱼所产的数百万鱼卵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够长成替代父母的大鱼，这就是自然的制约。

生物学家们常常会自娱自乐式地假想，如果意外的灾难发生，自然的制约遭到破坏，一个生物的所有后代都得以存活，会是怎样的景象？

幸运的是，这只是理论上的极端情况，但是研究动物种群的人最了解扰乱自然秩序带来的可怕后果。牧民消灭土狼的热潮造成了田鼠成灾，因为土狼控制着田鼠的数量。亚利桑那州凯巴布高原的鹿是另一个相关案例。鹿群的数量曾经与环境保持平衡。各种猎食动物（狼、美洲狮、土狼）控制鹿群数量不超过食物供应。接着，人们为了“保护”鹿群，杀死了所有的天敌。猎食动物消失后，鹿群大量繁殖，很快食物供应就不够了。低矮的植物已经吃光，够得着的叶子越来越高。后来，饿死的鹿竟然比猎食动物杀死的还要多。另外，由于鹿群疯狂地寻找食物，整个环境也遭到破坏。

田野和森林中的捕食性昆虫所起的作用与凯巴布高原的狼和土狼一样。杀死它们，其他昆虫的数量就会猛增。

没人知道地球上到底有多少种昆虫，因为很多种类还不确定。但是已知的种类数量为70万只。这就意味着，从物种数量看，70%到80%的地球生物是昆虫。大部分昆虫为自然力量所制约，而不受人类干预。如果不是这样，真不知道需要多少化学品（或者其他方法）才可能控制昆虫数量。

问题在于，在昆虫的天然敌人消失之前，我们很少知道它们的保护作用。大部分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却对它视而不见，不理会它的美丽和奇妙，以及生存在我们周围的奇特、有时候又可怕的生命。人们对猎食性昆虫和寄生虫的活动也了解甚少。可能我们曾经注意到花园里的灌丛上一种形状怪异、姿态凶猛的昆虫，也不了解螳螂以其他昆虫为食。但是，只要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打着手电筒去花园看一看，就会发现螳螂正悄悄逼近它的猎物。这样，我们就明白了猎食动物与猎物之间的关系。那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大自然自我控制的强大力量。

猎食动物（猎食其他昆虫的昆虫）有很多种类。一些昆虫的动作是非常敏捷的，可以像燕子一样在空中捕捉猎物；还有一些昆虫会有条不紊地沿着树枝爬行，一路吞食像蚜虫这样不动的昆虫。小黄蜂捉到软体昆虫后，会把肉汁喂给幼虫。泥蜂会在屋檐下筑起圆柱状的蜂巢，并在巢里储备昆虫供幼蜂食用。沙黄蜂在吃草的牛群上方盘旋，杀死困扰牛群的吸血蝇。嗡嗡直叫、常被当作蜜蜂的食蚜蝇在感染了蚜虫的植物上产卵，这样孵化的幼虫就会吃到大量蚜虫。瓢虫可以有效地消灭蚜虫、介壳虫以及其他食草昆虫。一只瓢虫需要吃掉成百上千只蚜虫才能点燃能量之火，它需要能量来产卵。

寄生昆虫的习性更为特别。它们不会直接杀死宿主，而是通过各种适应性变化，利用宿主喂养自己的幼虫。它们会在猎物的幼虫或卵里产卵，这样它们的幼虫就可以直接以宿主为食。有的寄生虫会用一种黏液把卵附着在毛虫身上，孵化的时候，寄生虫幼虫就从宿主的皮肤中钻出来。另外一些颇有远见的寄生虫会把卵产在叶子上，这样觅食的毛虫会无意间吞食它们的卵。

在田野、灌木篱墙、花园和森林，到处都是猎食昆虫和寄生虫忙碌的身影。一个池塘的上空，几只蜻蜓飞过，阳光在它们的翅膀上折射出火焰般的图案。它们的祖先曾生活在巨大爬行类动物的沼泽中。如今，它们仍像古时候一样，用锐利的眼镜和像篮子一样的腿在空中兜捕蚊子。在水下，蜻蜓幼虫捕食水生阶级的蚊子幼虫以及其他昆虫。

草蜻蛉爬在叶子上几乎看不出它的存在，它长着绿纱般的翅膀和金色的眼睛，害羞而隐秘，是二叠纪一种古老物种的后代。草蜻蛉成虫主要以花蜜和蚜虫的蜜汁为食，它会把卵产在一根长茎的根部，并把它与叶子固定在一起。在这里，它们的奇特而带刺毛的幼虫蚜狮降生。蚜狮靠捕食蚜虫、介壳虫或螨虫生存，它们捉到虫子后会吮吸其汁液。在它们吐出白色的丝茧以度过蛹期之前，每只草蜻蛉可以吃掉几百只蚜虫。

还有很多黄蜂和蝇类，也是以寄生的方式消耗其他昆虫的卵和幼虫生存。一些寄生于卵的黄蜂非常小，但是由于它们的数量和活动，许多破坏庄稼的昆虫数量得到控制。

这些微小的生物都在工作，不分白天黑夜，不论晴天还是下雨，甚至寒冷的冬天把它们的生命之火降到只有灰烬，它们仍在不停地工作。冬天，这种生命力也在隐隐地燃烧着，等待春天万物复苏的时候重新焕发生机。同时，在厚厚的雪层下，在冻得硬实的土层下，在树皮的缝隙里，在隐蔽的洞穴里，寄生虫和捕食性昆虫都找到了栖身之处以度过寒冬。

螳螂的卵被它的妈妈安放在附着于灌木树枝的轻薄羊皮小匣子里，它妈妈的生命已经随着夏天的消逝结束了。

隐藏在阁楼角落的雌性长脚黄蜂体内带有大量受精卵，它的未来族群都要依靠这些卵。这个单独生活的雌蜂在春天时候会生活在一个小小的纸巢中，在每一个巢室产一些卵，并小心地养育一些工蜂。在工蜂的帮助下，它会扩建蜂巢，扩大自己的族群。接着，在炎炎夏日觅食的工蜂会吃掉无数的毛虫。

这样，由于它们的生活状况和我们的需求，这些昆虫都成为我们的盟友，使自然平衡对我们有利。然而，我们却把大炮指向自己的朋友。可怕的是，我们严重地低估了它们牵制敌人的作用，没有它们的帮助，敌人一定会危害我们。

每过去一年，随着杀虫剂的数量、种类以及毒性的增加，环境抗力的普遍性和永久性下降正日益变成无情的现实。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会遇到更多严重的昆虫灾害，它们有的传染疾病，有的破坏庄稼，超过我们所知的范围。

你可能会问：“这些不都是理论上的情况吗？在我这辈子里，这些事一定不会发生的。”

但是，就在此时此刻的美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据科学刊物记载，到1958年已经有50种昆虫与自然平衡严重混乱相关。每年都会有新的例子出现。近来对这一问题的一篇评论性文章参考了215篇论文，这些论文讲述并讨论了杀虫剂引起的昆虫数量失衡的不利情况。

有时候，喷洒化学品后，那些本来想消灭的昆虫反而得到极大地增加。例如，安大略的黑蝇在喷药后数量就增加到原来的17倍。在英格兰，喷洒一种有机磷化学品后，白菜蚜虫的数量经历了一次巨大的爆发，数量之多历史上没有类似记载。

在其他情况下，喷药虽然能有效地控制目标昆虫，却也打开了一个潘多拉之盒，之前从未造成麻烦的昆虫现在泛滥成灾。比如，在DDT和其他杀虫剂杀死其天敌后，红叶螨变成了遍布全世界的害虫。红叶螨不是昆虫，而是一种小得几乎看不见的八脚生物，与蜘蛛、蝎子、扁虱同属一种。它的口器适于穿刺和吮吸，特别喜欢吃为全世界装点绿色的叶绿素。它用细小而尖锐的口器刺入常青树的针叶内，吸食叶绿素。轻微的感染就可以使树木和灌丛呈斑驳状。红叶螨数量很多的情况下，植物的叶子会变黄、脱落。

几年前，西部林区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时（1956年），美国林业局在885 000英亩的森林上喷洒了DDT。喷药的本来意图是控制云杉卷叶蛾，但是到了第二年夏天，比卷叶蛾更严重的问题出现了。从空中调查林区时，工作人员发现了大片森林已经枯萎，高大的花旗松正变黄，针叶也开始脱落。在海伦娜国家森林，在大贝尔特山的西坡，在蒙大拿州的其他地区，直到爱达荷州，所有的森林看起来像被火烧过一样。很明显，1957年夏天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最严重的红叶螨侵袭。几乎所有喷药的地区都受到影响。其他地方的破坏都不明显。在寻找先例时，护林官想到了其他几次红叶螨灾害，虽然都没有这次严重。1929年黄石公园的麦迪逊河边，大约20年后的科罗拉多州，接着是1956年的新墨西哥州，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每一次虫灾都发生在喷洒杀虫剂之后（1929年是在DDT时代之前，当时用的是砷酸铅）。

为什么红叶螨遇到杀虫剂会更加旺盛？红叶螨对杀虫剂不太敏感是一个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原因。本来红叶螨的数量是由各种捕食性昆虫制约的，比如瓢虫、瘦蚊、捕食性螨虫以及一些掠食性虫子，这些昆虫都对杀虫剂极为敏感。第三个原因与红叶螨种群内部的族群压力有关。一个未受影响的螨虫族群是非常稠密的，它们会挤在一个保护性的带子下，躲避敌人的攻击。一旦喷药后，族群就会分散开来，因为螨虫虽然没有被化学品杀死，但也受到了影响，它们需要寻找新的环境。这样，它们就会找到比之前的族群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充足的食物。现在，它们的天敌死掉了，所以它们无需耗费精力遍造保护带。相反，它们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繁殖更多的螨虫。红叶螨的产卵数量增加3倍并不奇怪，都是拜杀虫剂的福利所赐。

在弗吉尼亚州著名的苹果种植区——雪伦多亚河谷，当DDT开始替代砷酸铅时，一种叫作红线卷叶虫的小昆虫泛滥成灾。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害，并很快地席卷了50%的作物。不仅在本地，还有美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随着DDT使用增加，这种卷叶虫成为对苹果树破坏最大的害虫。

这种状况充满了讽刺。20世纪40年代末，新斯科舍省的果园中，苹果卷叶蛾（苹果虫蛀的原因）最严重的地方是定期喷药的果园。在未喷药的果园，蛀虫数量不多，不构成危害。

勤奋地喷药在苏丹东部同样有类似的难以令人满意的结果。那里的棉花种植者曾经受了使用DDT的害处。在盖斯三角洲的灌溉区，约有6万英亩土地种植了棉花。早期实验证明，DDT有明显的杀虫功效，于是喷药就加强了。从那时起，麻烦就开始了。对棉花危害最大的是棉铃虫。但是喷药越多，棉铃虫就越多。在未喷药的地区，棉铃和成熟的棉朵受到的损害较少。喷药两次的地方，籽棉产量骤减。虽然消灭了一些食叶昆虫，但任何由此得到的利好都被棉铃虫造成的损失抵消了。最后，种植者们不得不面对惨痛的事实：如果不是他们费力又费钱地喷药，棉花的收成应该会更好。

在比属刚果和乌干达，大量使用DDT对付咖啡树上的一种害虫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这种害虫根本没受到DDT的任何影响，而它们的天敌却对DDT极为敏感。

在美国，由于喷药扰乱了昆虫世界的种群动态，虫害愈演愈烈。近来的两次大规模喷药就产生了这样的效应。一次是南部地区的清除火蚁计划，另一次是中西部地区为消灭日本甲虫的喷药计划（分别见第十章和第七章）。

1957年，路易斯安那州的农田大规模使用了七氯后，导致甘蔗最凶恶的敌人——蔗螟泛滥成灾。喷洒七氯不久后，蔗螟的破坏就急剧增加了。针对火蚁的化学品杀死了蔗螟的天敌。作物遭受严重损失，农夫们试图起诉州政府没有提醒他们这样的后果。

伊利诺伊州的农夫们也尝到了苦果。为了控制日本甲虫，伊利诺伊州东部的农田里大量地使用了狄氏剂，之后农夫们发现喷药地区的玉米螟增加了很多。事实上，这一区域内种植的玉米存在的玉米螟幼虫是其他地方的两倍。农夫们可能还不了解其中的化学道理，但是不需要科学家提醒，他们也已经知道自己作了错误的决定。为了消灭一种昆虫，他们使另一种破坏性更大的昆虫得以泛滥。据农业部估算，日本甲虫每年在美国造成的损失约为1 000万美元，而玉米螟造成的损失约为8 500万美元。

有必要提到的是，人们在过去一直依靠自然力量控制玉米螟。1917年，这种昆虫无意间从欧洲进入美国，两年后，美国政府就开始实行搜寻和引进玉米螟寄生虫的大规模计划。从那时起，有24种寄生虫从欧洲和东方国家引进，耗费了不少钱。其中5种寄生虫可以有效地控制玉米螟。无需赘言，由于喷药杀死了玉米螟的天敌，这些努力取得的成果现在都化为乌有了。

如果你还不相信，请看加利福尼亚州的柑橘园的情况。19世纪80年代，那里成功进行了世界著名的生物防治实验。1872年，加利福尼亚州出现了一种以柑橘树汁液为食的介壳虫。此后的25年里，介壳虫发展成一种害虫，很多果园都遭受惨重损失。新兴的柑橘工业面临覆灭的威胁。很多农夫选择了放弃，把果树都拔掉了。后来从澳大利亚引进了一种介壳虫的寄生虫——体型很小的澳洲瓢虫。首批引进瓢虫的两年内，加利福尼亚州柑橘种植区的介壳虫就得到全面控制。从那时起，你在柑橘园找上几天，也不会找到一只介壳虫。

到了20世纪40年代，柑橘种植者们开始试用新的化学品对付其他昆虫。随着DDT和其他毒性更强的化学品的出现，加利福尼亚很多地区的澳洲瓢虫全部消失。当年引进瓢虫，政府只花了5 000美元，却可以给果农每年挽回几百万美元。但是，由于一时疏忽，这样的收益全没了。很快，介壳虫就卷土重来，造成的损失超过50年来所见过的任何一次。

“这可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里弗赛德市柑橘实验中心的保罗·德巴赫博士说。现在，控制介壳虫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了。只有通过反复放养和小心地控制喷药计划，才能保存澳洲瓢虫，减少它们与杀虫剂的接触。但是，不管柑橘种植者怎么做，瓢虫的命运还要或多或少地受邻近土地主人的支配，因为飘散而来的杀虫剂已经造成严重损失。

这些例子都是关于昆虫破坏农作物的。那些携带疾病的昆虫又会怎样呢？已经出现不少这方面的预兆。例如，南太平洋的尼珊岛上，“二战”期间曾大量喷药，但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喷药也就停止了。很快，疟蚊重新入侵了这座岛屿。捕食疟蚊的昆虫都已经被杀死了，新的种群还没发展起来，因此疟蚊得以大肆繁殖。马歇尔·莱尔德描述自己的经历时，把化学控制比作了踏车——一旦我们踏上去，就会因为害怕后果而不敢停下来。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喷药引起疾病的方式各不相同。由于某种原因，像蜗牛这样的软体动物不会受杀虫剂影响。这样的情况已经有很多次。佛罗里达州东部盐沼大量喷药后，大量生物死亡，唯独水蜗牛幸存下来。如人们所描述的，当时呈现出的是一个可怖的画面——只有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才能画出这样的效果。蜗牛慢慢地爬过鱼的尸体和垂死的螃蟹，吞食着致命的毒雨杀死的生物。

但是这种情况有什么重要意义呢？因为很多水蜗牛是危险寄生虫的宿主。这些寄生虫一生中一部分时间在软体动物身上度过，一部分时间在人类身上度过。血吸虫就是其中一例。一旦血吸虫通过饮用水进入人体，或用人类受感染的水洗澡时穿过皮肤进入人体，会引发严重疾病。血吸虫正是靠其宿主蜗牛进入水中的。这样的疾病在亚洲和非洲地区尤为流行。有血吸虫的地方，促进蜗牛繁殖的昆虫防治措施就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当然，人类不是蜗牛引发疾病的唯一受害者。部分时间寄生在淡水蜗牛身上的肝吸虫会导致牛、羊、山羊、鹿、麋鹿、兔子以及其他温血动物患上肝脏疾病。感染虫子的肝脏不适于人类食用，否则会受到法律制裁。因此，美国牧畜者每年会损失350万美元。任何使蜗牛数量增加的行为都会令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过去的10年里，这些问题已经造成巨大阴影，但我们的认识却来得异常缓慢。那些最适合研究自然控制方法并付诸实践的研究人员都忙于更刺激的化学控制。据说，1960年，美国只有2%经济昆虫学家从事生物防治领域的工作。剩下的98%大多在研究化学杀虫剂。

为什么会这样？一些主要的化学公司正把大量资金投到大学，支持杀虫剂方面的研究。这就创造了诱人的研究生奖学金和研究院职位。而另一方面，生物防控研究从来都没有受到如此之多的捐赠，原因很简单：生物防控无法承诺化学工业即将出现的那种财富。这种研究都由州和联邦机构承担，而这些地方的工资就要少多了。

这种情况也解释了，为何一些著名的昆虫学家都在大力推崇化学控制。对这些人的背景作调查后发现，他们的研究都是化学工业资助的。他们的职业声誉，甚至工作都依赖于化学控制。指望他们去咬喂他们食物的手，这可能吗？但是知道了他们的偏向后，我们还能相信他们认为杀虫剂无害的说法吗？

在化学品成为主要昆虫防治方法的欢呼声中，少数昆虫学家提出了一些报告。他们没有忘记，自己既不是化学家，也不是工程师，而是生物学家。

英国的雅各布说：“从所谓的经济昆虫学家的行为看，他们相信喷药就能解决问题……如果问题复发，或出现抗药性，或毒害哺乳动物，化学家会拿出另一种灵药。但事实并非如此……最终只有生物学家才能给出虫害防控的最佳答案。”

新斯科舍省的皮科特写道：“经济昆虫学家必须明白，他们是在和活物打交道。他们要做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杀虫剂检测，或是寻找破坏力更强的化学品。”皮科特博士就是合理的昆虫防治领域的先驱，他研究的防治方法有效地利用了捕食性昆虫和寄生虫。他和同事们提出的方法如今已经成为典范，很少有人能够超越。只有在加州一些昆虫学家提出的综合性防治计划中，我们才发现美国也存在类似的成就。

大约35年前，皮科特博士在新斯科舍省安纳波利斯谷的苹果园开始了他的研究，那里是加拿大最主要的水果种植区。那时候，人们以为杀虫剂（当时使用的是无机化学物）会解决昆虫防治的问题，因此唯一要做的就是劝诱果农接受他们的建议。但是，美好的愿望并没有成真。昆虫问题依然存在。添加了新的化学品，发明了更好的喷药设备，喷药的热情也增加了，但是昆虫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随后，人们又说DDT能够“终结苹果卷叶蛾爆发的噩梦”。实际上，由于DDT的使用，引起一场史无前例的螨虫灾害。皮科特博士说：“我们只是从一场危机走向另一场危机，用一个问题覆盖另一个问题。”

这时候，皮科特博士和他的同事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法，而不是因循那些昆虫学家继续追寻更强力化学品的老路。他们发现了自然界也存在着人类的盟友，于是设计了防治计划，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控制，最小限度地使用杀虫剂。如果需要使用杀虫剂，也只用最小的剂量，刚好控制了害虫，又不会对益虫造成损害。他们还考虑到适当的时机。比如，如果在苹果花变成粉红色之前使用了硫酸烟碱，重要的捕食性昆虫就可以幸免，因为那时候它们还是未孵化的卵。

皮科特博士十分谨慎地选择化学品，尽量减少对寄生虫和捕食性昆虫的损害。他说：“如果我们像过去使用无机化学物那样，使用DDT、对硫磷、氯丹以及其他新型杀虫剂，对生物防控感兴趣的昆虫学家也会放弃的。”他没有使用这些毒性强、杀伤范围广的杀虫剂，而是主要依靠鱼尼丁（取自一种热带植物的地下茎干）、硫酸烟碱和砷酸铅。在某些情况下也会用到少量的DDT或马拉硫磷（每100加仑添加1到2盎司，而不是通常的每100加仑添加1到2磅）。虽然这两种化学品是现代杀虫剂中毒性最轻的，但皮科特博士仍希望通过进一步研究，找到更安全、更有选择性的材料替代它们。

这种计划的效果怎样呢？在新斯科舍省，采取了皮科特博士改良喷药计划的果农收获的优质水果，与大量使用化学品的果农一样多。他们的收成总量也一样高，但成本要小得多。新斯科舍省苹果园的杀虫剂花费只是其他苹果种植区的10%到20%。

比这些喜人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新斯科舍省的昆虫学家们提出的改良计划没有破坏自然的平衡。情况正在向10年前加拿大昆虫学家乌里耶特所描述的那样发展：“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观念，摒弃人类优于其他物种的观点，并承认在自然环境中寻找限制生物种群的方法比我们自己控制更加合算。”

第十六章 雪崩的隆隆声

如果达尔文今天还活着，他一定会为适者生存的理论得到证实而感到高兴和震惊。在喷洒大量化学品的重压之下，较弱的昆虫已经消失。如今，在很多地区只有健壮的和适应能力强的昆虫才能在化学控制中生存下来。

大约半个世纪之前，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昆虫学教授梅兰德问了一个现在看来纯粹是修辞学的问题：“昆虫会产生抗药性吗？”如果梅兰德不知道答案，或知道得晚，只是因为他的问题问得太早（1914年，而不是40年后）。在DDT时代之前，使用的无机化学物现在看来是适度的，却出现了能够适应药剂和药粉的昆虫。梅兰德曾遇到过梨圆蚧的问题，多年来这种昆虫一直被石硫合剂很好地控制着。之后，在华盛顿的克拉克森地区，这种昆虫开始变得很难治理——比起在韦纳奇果园、雅基马谷以及其他地方的时候，杀死它们变得更加困难。

突然间，其他地方的介壳虫也好像明白了：果农们勤奋而大量地喷洒石硫合剂后，它们并不一定要死去。在中西部地区，成千上万英亩的果园被有了抗药性的昆虫毁掉了。

在加利福尼亚州，用帆布把树罩起来，再用氢氰酸熏蒸这种历史悠久的方法在一些地区产生了不好的结果。因此，加利福尼亚柑橘实验中心开始研究这个问题，这项研究从1915年开始一直持续了25年。20世纪20年代，苹果卷叶蛾也获得了抗药性，尽管过去的40年里，砷酸铅一直成功地控制着它们。

但是，只有在DDT及其同属化学品出现后，抗药性时代才真正开始。几年之内，一个危险的问题就显现出来，稍微了解一些简单的昆虫知识或动物种群动力学知识的人都不会感到惊讶。但是，人们对昆虫抗药性的认知还是来得有点缓慢。现在看来，只有那些关注带病昆虫的人才完全明白当时的紧急状况；大多数农学家们仍然指望新的、毒性更强的化学品研制出来，而当前的困境正是这种似是而非的推理造成的。

人们对昆虫抗药性的理解有点缓慢，但是抗药性的发展则完全相反。1945年之前，只有大约12种昆虫对前DDT时代的杀虫剂有抗药性。随着新型有机化学品和大规模喷药方法的出现，抗药性迅速增加。到1960年，已经有137中昆虫有了抗药性。人们知道，这远没有结束。现在，已经有超过1 000篇关于这一主题的技术论文发表。世界卫生组织从世界各地召集了大约300名科学家，宣布“抗药性是目前带菌昆虫控制计划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英国一位著名的动物种群研究者查尔斯·埃尔顿博士说：“我们听到了大雪崩来临之前的隆隆声。”

有时候抗药性会发展得非常快，以至于一篇关于使用某种化学品成功控制一种昆虫的报告墨迹还没干，另一篇修改版的报告就要发布了。例如，在南非，牧场主们一直受着蓝扁虱的困扰。单在一个牧场每年就有600头牛死于蓝扁虱。多年来，这种蓝扁虱已经对砷剂产生抗药性。后来又试用了六氯化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情况似乎令人满意。1949年年初发布的报告宣称，新的化学品可以控制抗砷的扁虱；当年晚些时候，又有公告发布说，扁虱已经对新化学品产生抗药性。这种情况促使一位作家在1950年的《皮革贸易评论》杂志中写道：“如果人们了解了事件的重要性，科学圈悄然流传的消息和国外媒体报道的新闻足以像原子弹那样上头条新闻。”

虽然昆虫抗药性是农业和林业关切的问题，但是在公共卫生领域也出现了更为严重的恐慌。各种昆虫与人类的许多疾病之间的关系自古就有。疟蚊会向人体血液里注射单细胞的疟疾生物。其他蚊子会传播黄热病，还有的携带脑炎。家蝇虽然不叮人，但也会使人类食物沾染痢疾杆菌，而且在世界上很多地区，家蝇还可能传播眼病。疾病和带菌昆虫的名单中包括：斑疹伤寒和虱子，鼠疫和鼠蚤，非洲睡眠病和采采蝇，各种发烧症状和扁虱，等等。

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必须抓紧解决。一个负责的人不会说可以不理会昆虫传播的疾病。当前最为迫切的问题是，当一种方法会使状况更加糟糕时，仍用这种方法去解决问题是否明智，是否负责。人们只听到通过控制带菌昆虫战胜疾病的声音，却很少了解故事的另一面是各种失败。胜利的短暂有力地证明，正是我们的努力使昆虫敌人变得更加强大。

加拿大一位著名的昆虫学家布朗博士受雇于世界卫生组织，全面调查抗药性问题。在1958年出版的专题著作中，布朗博士说：“在公共健康计划中使用强力合成杀虫剂不到10年，出现的主要技术问题是曾经治理过的昆虫具有了抗药性。”在出版这部专题著作时，世界卫生组织警告道：“目前针对昆虫传播疾病（例如：疟疾、斑疹伤寒、鼠疫）的积极行动正面临着挫败的危险，除非新的问题迅速得到解决。”

挫败的程度如何？现在，抗药性物种已经包括了全部具有医学意义的昆虫。很明显，黑蝇、沙蝇和采采蝇还没有对化学品产生抗药性。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的家蝇和虱子已经产生抗药性。蚊子的抗药性开始威胁到疟疾计划。东方的鼠蚤——鼠疫的主要传播者，近来已经证明对DDT产生了抗药性，这是一个最为严重的情况。各大洲和大多数岛屿都传出很多其他物种产生抗药性的报告。

医学上首次使用现代杀虫剂是在1943年的意大利。当时，盟军政府把DDT药粉洒向人群，成功地治好了斑疹伤寒。两年后，为控制疟蚊，政府又一次大量喷洒药物。仅在一年后，问题就出现了。家蝇和库蚊都产生了抗药性。1948年试用了新的化学品氯丹，作为DDT的补充。这一次，控制效果持续了两年。但是，到了1950年8月，抗氯丹的苍蝇出现了；到1950年年底，所有的家蝇和库蚊都产生了对氯丹的抗药性。抗药性的产生速度与新型化学品投入使用的速度一样快。到了1951年年底，DDT、甲氧氯、氯丹、七氯和六氯化苯都失去了效用。同时，苍蝇数量却多得出奇。

20世纪40年代末，撒丁区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丹麦，含有DDT的产品于1944年首次使用；到1947年，很多地方的苍蝇控制都失败了。在埃及的一些地区，苍蝇在1948年就产生DDT抗药性；之后用BHC代替，但效果只持续了不到一年。一个埃及村庄是这一问题的典型代表。1950年，杀虫剂控制苍蝇的效果很好，这一年，婴儿死亡率降低了接近50%。然而，第二年，苍蝇就产生了对DDT和氯丹的抗药性。苍蝇数量恢复了以往的水平；婴儿死亡率也是如此。

在美国，到1948年田纳西河谷的苍蝇已经普遍产生DDT抗药性。其他地区也随之出现这种情况。后来尝试用了狄氏剂，但没什么效果，因为有些地区的苍蝇在两个月内就对这些化学品产生了很强的抗药性。把所有的氯化烃类化学品使用一遍后，防控部门又转向有机磷，但结果是抗药性的故事重演一遍。目前专家们的结论是：“家蝇已经超出杀虫剂的控制范围，需要从一般的卫生措施入手。”

那不勒斯的虱子得到控制是DDT最早、最著名的成绩之一。后来，在1945—1946年冬天，DDT又成功控制了影响日本和韩国200万人的虱子问题。1948年，西班牙防治斑疹伤寒的计划失败，预示着困难即将到来。虽然在实际操作中失败了，但是鼓舞人心的实验结果令昆虫学家相信虱子不会产生抗药性。1950—1951年冬天，韩国发生的事件着实令人吃惊。一批韩国士兵使用DDT药粉后，虱子反而更多了。把虱子收集起来进行检测发现，5%的DDT药粉不能引起虱子自然死亡率的增加。从东京流浪者、板桥区的贫民窟以及叙利亚、约旦、埃及东部的难民营收集来的虱子，经检测证明DDT已经无法控制虱子和斑疹伤寒了。到了1957年，虱子产生DDT抗药性的国家名单扩展到伊朗、土耳其、埃塞俄比亚、西非、南非、秘鲁、智利、法国、南斯拉夫、阿富汗、乌干达、墨西哥、坦噶尼喀，意大利曾经的胜利已经不可能再现了。

对DDT产生抗药性的第一种疟蚊是萨氏按蚊。1946年，开始喷药的时候效果还不错；到了1949年，观察者发现，虽然喷过药的家舍和牛棚里的蚊子都消失了，但是路桥下出现了大量的成年蚊子。很快，它们栖息的地点扩展至洞穴、外屋、阴沟以及橘子树的叶子和树枝上。很明显，成年蚊子已经对DDT产生了足够的抗药性，能够从喷药的建筑中逃出来，在野外得到恢复。几个月后，家里喷过药的墙上又出现了蚊子。

这是现在已经发生的严重情况的一个前兆。疟蚊对杀虫剂的抗药性增长极快，而这正是意在消除疟疾的房屋喷药计划的后果。在1956年，只有5种疟蚊有抗药性；到了1960年年初，这一数字已经从5种增加到28种。其中包括了西非、中美、印度尼西亚和东欧地区非常危险的疟蚊。

传播其他疾病的蚊子也出现了同样的状况。一种热带蚊子身上携带有引起像皮肤病之类疾病的寄生虫，如今世界上很多地方的这种蚊子已经产生抗药性。在美国的一些地区，传播马脑炎的蚊子已经产生抗药性。传播黄热病的蚊子更加严重，几个世纪以来这种病都是世界上的主要灾害。具备抗药性的黄热病蚊子在东南亚出现，而且在加勒比地区已经非常普遍。

世界上很多地方的报告证明了抗药性对疟疾和其他疾病的影响。1954年，特立尼达岛上，由于蚊子产生抗药性，控制计划失败，导致黄热病大爆发。印度尼西亚和伊朗的疟疾也出现恶化。在希腊、尼日利亚和利比里亚，蚊子仍在传播疟原虫。在佐治亚州，苍蝇控制计划缓解了腹泻病的情况，但仅在一年内，取得的成绩就全部消失。在埃及，暂时的苍蝇控制计划降低了急性结膜炎发病率，但控制效果持续到1950年就消失了。

佛罗里达州的盐沼蚊也产生了抗药性，虽然不会危及人类健康，但从经济角度看却令人烦恼。虽然盐沼蚊不会传播疾病，但是它们的大量出现使佛罗里达大片沿海地区变得不适宜居住。艰难地实现控制后，情况很快又恢复了原样。

很多地方的普通家蚊也出现了抗药性，所以很多社区定期大规模喷药的计划应该停一停了。如今，在意大利、以色列、日本、法国以及美国部分地区（加利福尼亚州、俄亥俄州、新泽西州、马萨诸塞州），家蚊已经对几种杀虫剂产生了抗药性，包括使用最广泛的DDT。

另外一个问题是扁虱。最近，传播斑疹热的木虱已经产生了抗药性；褐色狗虱早已彻底建立了免受化学品影响的能力。这就给人类和狗带来了问题。褐色狗虱是一种亚热带昆虫，在新泽西州，冬天的时候它们只能在温暖的室内生存。1959年夏天，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约翰·帕利斯特报告说，他们接到中央公园西路住户打来的很多电话。帕利斯特博士说：“每过一阵子，就会有一整栋公寓染上虱子，而且很难清除。狗在中央公园染上了虱子，然后虱子开始产卵，并在公寓里孵化。它们好像对DDT、氯丹或大部分现代药剂免疫。过去纽约市很少见到虱子，现如今，在纽约市、长岛、维斯切斯特市，直到康涅狄格州，到处都是虱子。在过去的五六年里，我们都注意到了这种情况。”

在北美大部分地区，德国蟑螂对氯丹产生了抗药性。过去灭虫专家最爱用的武器就是氯丹，现在他们已经转而使用有机磷。然而，最近蟑螂对有机磷也产生了抗药性，这下灭虫专家们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了。

随着抗药性的发展，负责防治虫媒疾病的机构正在轮番使用各种杀虫剂。尽管聪明的化学家能够不断提供新的化学品，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布朗博士指出，我们正在“一条单行道”上行进。没人知道这条路有多长。如果在携带疾病的昆虫得到控制之前就走到了路的尽头，那我们真就危险了。

危害作物的昆虫也有同样的情况。

早先对非有机化学物有抗药性的农业昆虫大约有12种，现在又出现了许多种昆虫对DDT、BHC、林丹、毒杀芬、狄氏剂、艾氏剂以及被寄予厚望的磷酸盐产生了抗药性。1960年，破坏农作物的昆虫中有65种产生了抗药性。

首例对DDT产生抗药性的农业昆虫于1951年出现在美国，这大约是首次使用DDT6年后。最棘手的问题可能是苹果卷叶蛾，如今在世界上所有苹果种植区的卷叶蛾都已经具备抗药性。卷心菜昆虫的抗药性又是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美国很多地区的马铃薯昆虫也具备了逃脱化学控制的能力。6种棉花昆虫、蓟马、果蛾、叶蝉、毛虫、螨虫、蚜虫、铁线虫以及其他很多昆虫，如今都可以无视农夫们喷洒的农药。

化学工业可能不愿面对抗药性的事实。甚至到了1959年，已经有100多种昆虫具备抗药性的情况下，农业化学领域一家主要期刊还在问昆虫抗药性是真的还是想象出来的问题。即使化学工业界不再关注，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还有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首先，用化学品控制昆虫的成本不断增加。提前库存大量化学品已经不再可能——今天还是最佳杀虫剂，明天就可能完全失效。用于支持和推广杀虫剂的大量资金都可能白白浪费，因为昆虫再一次证明暴力手段绝非对待自然的有效方法。不管生产新式杀虫剂和研发新型使用方法的速度有多快，人们发现昆虫总是略胜一筹。

达尔文可能不会发现一个比抗药性机制更能证明自然选择的例子了。在一个原始的族群中，每只昆虫的身体结构、行为、生理机能都不一样，只有“强硬”的昆虫才能在化学攻击中生存下来。喷药会杀死弱小的昆虫。生存下来的昆虫具有一种内在的能力，帮助它们避开危险。这些昆虫繁殖出的下一代通过简单的遗传，就获得了先辈们所有的“强硬”品质。使用强力化学品解决问题，却使问题变得更加糟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的后果。几代过后，昆虫族群不再是强弱混合，而是变成了一个顽强的、有抵抗力的群体。

昆虫抵御化学品的方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而且现在人们还不太了解。据说有的昆虫是凭借结构优势抵抗化学控制，但没有什么实际证据。从各种观察来看，一些昆虫确实具有免疫性。布雷约博士在丹麦佛比泉虫害防治研究所对苍蝇进行观察后报告说：“它们在DDT环境里嬉戏着，就好像从前的男巫师在红红的炭火上跳舞一般。”

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得出类似的报告。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蚊子对DDT的首次反应是逃出喷药的房间。随着抗药性的增强，它们又回来了。在它们停留的地方，用手电筒照着可以清楚地看到DDT的痕迹。台湾南部的一个军营里，具有抗药性的臭虫身上竟然带有DDT粉末。把这些臭虫包在浸染了DDT的布里，它们依然可以存活一个月。它们还在那里产了卵，孵化出的幼虫茁壮地成长起来。

不过，抗药性并不一定依赖于身体构造。抗DDT的苍蝇体内有一种酶，这种酶可以把DDT变成毒性更弱的DDE。只有具有抗DDT遗传因素的苍蝇才有这种酶。这种因素当然是世代相传的。苍蝇和其他昆虫如何削弱有机磷化学物的毒性就不太清楚了。

一些行为习惯也可能使昆虫避免接触化学品。许多工人发现，有抗药性的苍蝇更多地在未喷药的平面落着，而很少出现在喷过药的墙上。有抗药性的家蝇习惯停留在一个地方，这样就大大减少接触药物残留的频率。一些疟蚊的习性可以使它们完全避开DDT接触，这样它们就等于具备了抗药性。一旦喷药，它们就会离开室内，到户外生存。

一般来讲，昆虫产生抗药性需要两到三年，但有时候仅需要一个季节，甚至更短的时间。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也可能需要6年时间。一种昆虫一年内繁殖的后代数量也很重要，而且种类和气候不同，繁殖数量也不同。例如，加拿大的苍蝇产生抗药性的速度就比美国南部的苍蝇慢，因为美国南部漫长而炎热的夏天利于繁殖。

有时候，人们会带着希望问：“既然昆虫能产生抗药性，人类可以吗？”理论上讲是可以的，但是，可能需要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所以就不必再多想了。抗药性不是在个体身上产生的东西。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就不易受毒素影响，他就可能存活下来，繁衍后代。因此，抗药性是在一个群体内经过几代人的过程才产生的。人类繁衍的速度是每世纪三代，而昆虫繁殖下一代只需要几天或几个星期。

“短时间内没有危险，但可能失去战斗能力，而需要长期付出代价，还不如承受一点损失更加明智”，布雷约博士在荷兰任植物保护署主管时建议，“应该尽可能少地喷药，而不是竭尽全力喷药。对害虫种群的压力应该尽可能地减少。”

不幸的是，美国农业部不流行这样的观点。农业部1952年专门讨论昆虫问题的年鉴，承认了昆虫产生抗药性的事实，但认为“为了实现充分控制，需要更多地使用杀虫剂”。农业部并没有提及，当只剩下那些能够杀死地球全部昆虫和生命的化学品没有试用过时，会发生什么事情。1959年，也就是农业部提出建议仅仅7年过后，康涅狄格州的一位昆虫学家在《农业和食品化学》杂志上提道：至少有一两种害虫正在经历最后可用的化学物质。

布雷约博士说：

很明显，我们正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行进……我们需要大力研究其他控制方法，这种方法必须是生物防治，而不是化学控制。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谨慎地指引自然过程向我们需要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使用蛮力……我们需要更高层次的判断和更深刻的洞察力，我发现许多研究者都不具备这样的素质。生命是一个奇迹，超越了我们的理解。甚至在我们不得不与它斗争的时候，我们都要心存敬畏……使用杀虫剂武器充分证明了我们的知识匮乏和能力不足。如果懂得指引自然发展方向，完全不必使用蛮力。在这里，我们需要的是谦卑的态度，而不是自负。

第十七章 另一条路

我们现在正站在两条路的交叉口上。但是与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著名诗歌中的路不一样，这两条路截然不同。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那条路看起来是舒适、平坦的高速公路，我们可以加速前进，但路的尽头却有灾难在等着我们。另一条我们很少走的岔路为我们提供了保护地球的最后一个机会。

归根结底，走哪一条路是我们自己要作的决定。在承受了这么多之后，假如我们提出了“知情”的要求，并且明白别人在要求我们冒无谓的风险，我们就不应该再相信到处使用有毒化学品的建议，而应该四处找找，看有没有其他道路可行。

除了用化学方法控制昆虫外，还有其他各种奇妙的方法可以利用。这些方法，有的已经在使用，并且取得显著的效果。有的方法还在实验室测试阶段。有的则不过是富于想象力的科学家头脑里的一些想法，等有机会才能加以测试。这些方法都具有一个共性：它们都是生物学的解决办法，其基础是人们对所要控制的生物体的了解，以及对生物体所属的整个生命体系的了解。各个领域的生物学专家都在作着贡献，包括：昆虫学家、病理学家、遗传学家、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生态学家。所有人都在把他们的知识和灵感投注到创建一门新的科学——生物防治学。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生物学家卡尔·斯旺森教授说：“每一门科学都可以比作一条河。其源头隐约朦胧，不引人注目；时而平缓，时而湍急；有干涸的时候，也有涨水的时候。凭借研究人员的辛勤工作和众多思想支流的汇集，河流势头渐猛；新的概念和理论逐渐产生，又使它得以加宽、加深。”

现代的生物防治科学也是这样。一个世纪以前，为了消灭困扰农民的昆虫，首次引进了昆虫的天敌，这算是生物防治在美国的模糊开始。这门科学的发展时而缓慢，时而停滞，但在成功案例的促进下常常能够加快速度、突飞猛进。20世纪40年代，应用昆虫学领域的研究人员为当时的各种杀虫剂所迷惑，抛弃生物防治的方法，走上了“化学控制”的道路，生物防治科学也就进入干涸时期。把昆虫从世界上消灭掉的目标越来越渺茫。如今，人们终于彻底醒悟，发现随心所欲地使用化学品对我们自身的伤害比昆虫更大。于是，生物防治科学之河开始吸纳思想的支流，又重新流动起来。

有的新方法非常新颖别致，试图利用昆虫的力量作用于昆虫自身。这些方法中最令人赞叹的是“雄性绝育”技术。这种技术是美国农业部昆虫研究所负责人爱德华·尼普林博士与他的同事一起研发出来的。

大约25年前，尼普林博士提出了一个令同事们感到震惊的昆虫防治方法。他提出，如果能把大量的昆虫绝育，然后放出去，绝育的雄性昆虫在特定条件下与野生昆虫竞争并取胜，反复地释放几次后，昆虫就可能产出无法孵化的卵，于是这个族群就渐渐消失了。

这个建议与官方做法冲突，也受到一些科学家的质疑，但是尼普林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在付诸实验之前，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要找到一个使昆虫绝育的可行方法。理论上讲，1916年的时候人们已经知道X射线可以使昆虫绝育。当时，一位名叫朗纳的昆虫学家发现了烟草甲虫的绝育现象。20世纪20年代，赫尔曼·穆勒用X射线引起突变的开创性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想世界；到20世纪中期，许多研究人员都报告了用X射线或伽马射线使至少12种昆虫绝育的情况。

但这些还都只是实验，实际应用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大约1950年，尼普林博士开始推动工作，试图用绝育技术解决困扰南部牲畜的一种害虫——螺旋蝇。这种苍蝇会把卵产在温血动物的伤口上。孵化出的幼虫在宿主身上寄生，以宿主的血肉为食。10天之内，一只成年牛就会死于严重感染。美国每年的牲畜损失约为4 000万美元。野生动物的死亡数量无法估算，但一定很多。德克萨斯州一些地区的鹿变少就是螺旋蝇造成的。螺旋蝇是一种热带或亚热带昆虫，在中南美地区、墨西哥以及美国西南部生存。大约在1933年，螺旋蝇意外地进入佛罗里达州，那里的气候允许它们得以过冬，繁衍后代。后来，螺旋蝇又蔓延到亚拉巴马州南部和乔治亚州。很快，美国东南部的畜牧业损失就上升到每年2 000万美元。

在过去的几年里，德克萨斯州农业部的科学家们收集了大量关于螺旋蝇生物特性的信息。到了1954年，在佛罗里达州的岛屿上进行初步实验后，尼普林博士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实验，以证明他的理论。在荷兰政府的安排下，他去了离大陆至少50英里的加勒比海地区的库拉索岛。

从1954年8月开始，在佛罗里达农业部实验室培养并绝育的螺旋蝇被空运至库拉索岛，并在那里以每周400平方英里的速度投放。实验山羊身上的卵团数量几乎立刻减少了，同时卵的能育性也有所下降。投放仅仅7周后，所有的卵就都不能孵化了。很快就再也找不到卵团了。库拉索岛上的螺旋蝇被彻底消灭了。

库拉索岛实验的成功刺激了佛罗里达的养殖户们，他们也想利用这种技术消灭当地的螺旋蝇。佛罗里达州的面积是库拉索岛的300倍，所以难度相当大。1957年，美国农业部和佛罗里达州政府一起为清除计划提供资金。这项计划包括：在一个特别的“苍蝇工厂”每周生产5 000万只螺旋蝇；20架轻型飞机按预设的飞行模式每天飞行五六个小时，每架飞机上带着1 000个纸盒，每个纸盒里装着200到400只绝育的螺旋蝇。

1957—1958年冬天异常寒冷，佛罗里达北部地区天寒地冻，螺旋蝇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为实施计划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17个月后计划完成了，总共有350万人工培养并绝育的螺旋蝇被投放到佛罗里达州以及乔治亚州和亚拉巴马州的部分地区。最后一只受螺旋蝇感染的动物发现于1959年2月。在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又捉到几只成年螺旋蝇。此时，螺旋蝇就被彻底消灭了。东南部地区螺旋蝇的灭绝证明了科学创造力的价值，是充分的基础研究、毅力和决心共同作用的结晶。

现在，密西西比州设立了一个隔离屏障以阻止螺旋蝇虫再次从西南地区进入。螺旋蝇在西南地区根深蒂固，加上地域广袤和从墨西哥重新入侵的可能，消灭那里的螺旋蝇一定非常艰难。虽然如此，由于意义重大，农业部希望至少把螺旋蝇的数量控制在较低的水平，德克萨斯州以及西南部其他受螺旋蝇虫害的地区很快就会实行一些计划。

消灭螺旋蝇的成功激起了用相同的办法对付其他昆虫的极大兴趣。当然，并非所有的目标都适合这种技术，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活周期、种群数量以及对辐射的反应。

英国正在进行实验，希望能用这种方法对付罗德西亚的采采蝇。这种昆虫肆虐了非洲三分之一的土地，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并妨碍了450万平方英里树木繁茂的草地上牲畜的饲养。采采蝇的习性与螺旋蝇截然不同，虽然可以通过辐射使其绝育，但实际应用之前仍有一些技术难题需要解决。

英国已经检测了很多其他昆虫对辐射的敏感性。经过在夏威夷的实验室以及遥远的罗塔岛上的实地试验，美国科学家得出了一些关于瓜蝇以及东方和地中海果蝇的令人鼓舞的发现。玉米螟和蔗螟也接受了检测。有医学价值的昆虫也可能通过绝育技术控制。一位智利科学家指出，虽然使用了杀虫剂，疟蚊仍在智利生存，投放绝育的雄性蚊子才可能给疟蚊以最后一击。

既然通过辐射使昆虫绝育比较困难，有人就开始寻找其他办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不育剂。

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农业部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正在实验室和实地试验中使用混入化学药剂的食物为家蝇绝育。1961年，在佛罗里达群岛的一座岛屿上，一个苍蝇群落在5周时间内就被彻底消灭了。之后附近的岛屿上自然出现了种群恢复，但是作为一个试点，这个实验是成功的。农业部一定会为这种方法的前景感到兴奋。如我们所知，起初杀虫剂几乎已经无法再控制家蝇了。毫无疑问，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控制方法。通过辐射绝育的问题之一是，它不仅需要人工培养，而且需要投放的绝育雄性昆虫数量要远远超过野生昆虫的数量。螺旋蝇的数量不算多，因此可以实现投放。但是家蝇就不同了，尽管只是暂时的数量增加，两倍于家蝇数量的投放一定会遭到反对。另一方面，把不育剂藏在诱饵里，放在苍蝇的自然环境中，苍蝇吃了这种食物就会不育。经过一段时间后，不育的苍蝇就会成为主宰，这样它们就会自行灭绝了。

绝育剂的试验要比化学药剂的试验困难多了。评估一种化学品需要30天时间（当然，多种试验可以同时进行）。从1958年4月到1961年12月，在奥兰多实验室对几百种化学物质的绝育效果进行了筛选。在众多化学物质中选出了一些有希望的，令农业部感到很高兴。

现在，农业部的其他实验室也在研究这个问题，试验化学物质在螫蝇、蚊子、棉子象鼻虫以及各种果蝇身上的效果。这一切还处于实验阶段，但是在绝育剂研究工作开始后的短短几年里，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在理论上，它还有许多吸引人的特性。尼普林博士指出，有效的绝育化学药剂会很容易超过最好的杀虫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数量为100万只的昆虫群体每过一代就增加5倍。杀虫剂杀死每一代昆虫数量的90%，三代过后还剩下12.5万只。相比而言，使用造成90%昆虫不育的化学药剂后，到第三代只剩下125只昆虫。

从另一方面看，有的绝育剂属于强力化学物质。幸运的是，在早期阶段，研究绝育剂的人们会注意选取安全的化学品和安全的使用方法。不过，到处都能听到从空中喷洒绝育剂的建议（例如：在舞毒蛾幼虫破坏的叶子上喷药）。没有彻底研究可能造成的危害之前，进行这样的尝试是极不负责任的。如果不把绝育剂的潜在危害谨记在心，我们很容易陷入比杀虫剂问题更加糟糕的困境。

目前进行试验的绝育剂一般可分为两类，它们的作用方式都很有趣。第一类绝育剂与细胞的新陈代谢密切相关，即它们与细胞或组织需要的物质很像，以至于生物会把它们“误认为”真的代谢物，从而把它们纳入正常的生长过程中。但是在一些细节上问题就出现了，于是生长过程被迫停止。这种化学物质叫作抗代谢物。

第二类绝育剂包括作用于染色体的化学物质，它们可能对基因化学物质产生影响，并导致染色体破裂。这一类绝育剂属于烷化剂，这是一种反应强烈的化学物质，可以引起严重的细胞破坏，损伤染色体，导致突变。伦敦切斯特比蒂研究院的皮特·亚历山大博士认为：“所有能使昆虫绝育的烷化剂都可能是强力的诱变剂和致癌物质。”亚历山大博士觉得，这样的化学物质应用于昆虫防治一定会遭到强烈反对的。因此，我们希望当前进行的实验不仅能够找到这些化学物质的实际用途，还能发现其他安全的、对目标昆虫有针对性打击的化学物质。

有的研究试图利用昆虫的生活习性制造消灭昆虫的武器，颇为有趣。昆虫会产生各种毒液、引诱剂、驱斥剂。这些分泌物的化学性质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把它们用作选择性的杀虫剂吗？来自康奈尔大学以及其他地方的科学家们正在研究许多昆虫针对捕食性昆虫的防御机制和昆虫分泌物的化学结构，以找到答案。有的科学家正在研究所谓的“保幼激素”。这是一种很有效力的物质，能够阻止昆虫幼虫在生长到一定阶段之前发生变化。

引诱剂的发现可能是对昆虫分泌物的探索中最有用的发现。在此期间，又是自然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舞毒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雌蛾由于身体太重飞不起来。只能生活在地面或接近地面的地方，在低矮植被里飞行，或爬行到树枝上。相反，雄蛾非常善于飞行，它们会被雌蛾的腺释放的一种香味吸引，即使很远的地方也会赶来。多年以来，昆虫学家一直在利用舞毒蛾的这一习性。他们辛苦地从雌蛾体内提取这种性引诱剂，然后在昆虫分布地区边沿地带使用引诱剂，以调查昆虫数量。但这是一种花费很大的方法。尽管东北部各州有虫害现象，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舞毒蛾提供引诱剂。因此必须从欧洲引进人工收集的雌蛹，有时候每只蛹的价钱高达0.5美元。经过多年的努力，农业部化学家近来成功地分离出这种引诱剂，确实是一个巨大的突破。由于这一发现，科学家们成功地用海狸油成分制成合成材料，这种材料与自然生成的引诱剂效果一样，足以骗过雄蛾。一个捕虫器中只需放一微克（1/1 000 000克）就能够生效。

这一切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学术范畴，因为这种全新的、经济的“引诱剂”不仅可以用于昆虫调查工作，还可以用于昆虫防治。现在，人们正在试验几种可能性更大的用途。在这种可以叫作心理战的实验中，引诱剂与一种颗粒材料相结合，并从飞机上洒下。这样做的目的是迷惑雄蛾，改变其正常行为，使雄蛾在香气弥漫中找不到雌蛾。旨在引诱雄蛾与假雌蛾交配的实验中也使用了这种方法。在实验室中，雄蛾被引诱与小木片、蛭石以及其他无生命的小物件交配，只需用引诱剂浸染这些小物件。这种引导舞毒蛾交配的方法是否能够减少昆虫数量，还需进一步实验证明，但这是个重要的可能性。

舞毒蛾引诱剂是首例人工合成的性引诱剂，但是很快就可能有其他引诱剂研制出来。科学家们正在研究，用人工合成的引诱剂作用于众多农业昆虫。海森蝇和烟草天蛾的实验已经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

现在人们正在试着把引诱剂与毒剂相结合来对付一些昆虫。政府机构的科学家已经研制出一种叫作“甲基丁香酚”的引诱剂，可以引诱雄性东方果蝇和瓜蝇。在日本南部的小笠原群岛上进行的实验，把这种引诱剂与一种毒素相结合。用两种化学物质浸染小片的纤维板，然后从空中洒向整个岛群，以诱杀雄蝇。这一“扑灭雄性”计划开始于1960年。一年之后，农业部估算99%的昆虫被消灭掉了。这种方法明显优于传统的喷洒杀虫剂的方法。使用的有机磷毒素局限于纤维板上，不会被野生动物吃掉。此外，残留物很快就会消散，因而不会对土壤和水造成污染。

但是，昆虫之间的交流并不全是凭借吸引或排斥的气味实现的。有的飞蛾能听到蝙蝠飞行时连续发出的超声波（像雷达系统一样指引蝙蝠在夜间飞行），从而避免被捕食。一些锯蝇幼虫听到寄生蝇拍动翅膀的声音后，会挤在一起保护自己。从另一方面讲，钻木昆虫拍动翅膀的声音也会使它们的寄生虫找到它们；对于雄性蚊子而言，雌蚊翅膀的拍动极具诱惑。

昆虫探测声音和作出反应的能力可以用来做些什么呢？反复播放雌蚊拍动翅膀的声音成功吸引雄蚊虽然尚在实验阶段，但十分有趣。雄蚊被引诱到一张电网上电死了。加拿大正在试验超声波的趋避效用，以对付玉米螟和糖蛾。夏威夷大学的两位研究动物声音的权威休伯特·弗林斯教授与马博·弗林斯教授相信，只要能利用现有的大量关于昆虫声音产生和接收的知识，就能找到利用声音影响昆虫行为的野外方法。趋避的声音比引诱的声音更具有实用的前景。他们两人发现，燕八哥听到同伴痛苦的尖叫声的录音，会四散逃开。这一发现使两位教授闻名于世。可能这个发现里隐藏着可以应用于昆虫的奥秘。对于工业世界的实干家而言，这样的可能性更加真实。现在已经至少有一家大型电子公司准备设立实验室进行试验。

人们也在做实验，试图利用声音直接杀死昆虫。超声波可以杀死实验槽里的所有蚊子幼虫，但也能杀死其他水生生物。在其他实验里，空气中的超声波可以杀死绿头苍蝇、粉虱以及黄热病蚊子。所有这些实验都还是迈向全新的昆虫防治方法的第一步。有一天，神奇的电子学会把这些方法都变成现实。

新的生物防治方法并不只是电子学、伽马射线和人类发明的其他事物。有的方法由来已久，其原理是：昆虫与人类一样也会患病。像旧时的瘟疫一样，细菌感染能毁灭整个昆虫种群；在病毒的攻击下，大批昆虫患病、死亡。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之前，人们就知道昆虫也会患病；中世纪诗歌中有对桑蚕疾病的描述。通过对桑蚕的疾病进行研究，巴斯德首次发现了传染病的原理。

困扰昆虫的不仅有病毒和细菌，还包括：真菌、原声动物、微小蠕虫以及其他大体而言算人类朋友的微小生物。微生物不只是病原体，有的可以处理废物、使土壤更加肥沃、像发酵和硝化作用一样进入无数的生化过程。为什么它们不能帮助我们控制昆虫？

19世纪的动物学家艾利·梅奇尼科夫是第一个设想利用微生物的人。在19世纪最后10年和20世纪前半叶，微生物防治的想法逐渐成形。20世纪30年代末，使用乳白病治理日本甲虫证明了，可以通过在昆虫的生存环境中加入一种疾病来控制昆虫。乳白病是由芽孢杆菌引起的。我已经在第七章提到，这一细菌控制的经典案例在美国东部有着悠久的使用历史。

现在，人们把很大的希望寄托于另一种细菌——苏云金杆菌。1911年，在德国图林根省，人们发现这种细菌会导致面粉蛾幼虫患上致命的败血病。实际上，这种细菌的杀伤作用是凭借毒性，而不是疾病。在这种细菌植物性的枝芽中，连同芽孢一起，生成了由一种蛋白质构成的特殊晶体。这种蛋白质对一些昆虫有很强的毒性，尤其是像蛾一样的鳞翅类昆虫。幼虫吃了覆盖有这种毒素的叶子后，会出现麻痹、停止进食的症状，并很快死去。从实际应用的角度看，立即停止进食的效果是一大利好，因为只要使用了病菌，对庄稼的破坏就会停止。现在，美国的一些公司正在生产各种包含苏云金杆菌芽孢的化合物。几个国家正在进行实地测试：法国和德国试验菜粉蝶的幼虫，南斯拉夫试验美国白蛾，苏联试验黄褐天幕毛虫。在巴拿马，试验始于1961年。这种细菌杀虫剂可能会解决香蕉种植者所面临的严重问题。那里的根蛀虫是香蕉树的一大害虫，它们会破坏香蕉树的树根，使树很容易被风吹倒。狄氏剂曾是对付根蛀虫的唯一有效方法，但是现在它已经导致一系列灾难发生。根蛀虫产生了抗药性。狄氏剂还杀死了一些重要的捕食性昆虫，从而导致卷叶蛾（体型短小，幼虫会在香蕉表面留下疤痕）数量增加。人们有理由希望，新的微生物杀虫剂能够消灭卷叶蛾和根蛀虫，但不破坏自然平衡。

在加拿大和美国的东部林区，细菌杀虫剂可能是对付蚜虫和舞毒蛾之类森林昆虫的重要方法。1960年，两国都使用了苏云金杆菌商业制剂进行实地试验。初期的一些结果是令人鼓舞的。例如，在佛蒙特州，细菌防治的效果与DDT一样好。目前，主要的技术问题是，找到一种溶液，用它把芽孢黏在常青树的针叶上。农作物就没有这样问题，药粉也能使用。人们已经在各种蔬菜上试验了细菌杀虫剂的效果，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州。

同时，另外一个不那么引人注意的是关于病毒的研究。在加利福尼亚州，幼小的苜蓿上喷上了一种物质，这种物质与杀虫剂一样可以杀死苜蓿毛虫。这种物质是一种取自毛虫体内的病毒溶液，毛虫正是因为感染了疾病才死亡的。只需要5只患病的毛虫就可以提供足够的病毒来治理一英亩的苜蓿。在一些加拿大林区，一种病毒可以有效地控制松树锯蝇，因而已经取代了杀虫剂。

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学家们正在试验，用原生生物对付结网毛虫以及其他害虫。在美国，人们发现一种原生生物寄生虫可以降低玉米螟的产卵能力。

有些人听到微生物杀虫剂会联想到威胁其他生命的细菌战的画面。但事实不是这样。与化学品不同，昆虫病原体只针对目标昆虫发生作用。昆虫病理学的著名权威人士爱德华·斯坦豪斯博士强调：“无论是在实验室，还是在自然界，都没有出现昆虫病原体导致脊椎动物患病的案例。”

昆虫病原体只会影响一小部分昆虫，而且有时候只影响一种昆虫。从生物学上讲，它们不属于能够导致高等动物和高等植物患病的种类。斯坦豪斯博士还指出，自然界中的昆虫疾病只影响某些特定种类的昆虫，而不会危及寄主植物或以它们为食的动物。

昆虫有很多天敌，不仅包括各种微生物，还包括其他昆虫。大约1800年，伊拉兹马斯·达尔文首次提出了可以用刺激天敌生长来控制某种昆虫。可能是因为这是最早使用的生物防治方法，所以人们普遍会错误地以为只有这一种化学品的替代方法。

1888年，昆虫学家探险者的先驱艾伯特·科贝利前往澳大利亚寻找威胁加州柑橘产业的吹绵蚧的天敌，这是传统的生物防治方法在美国的开始。如我们在第十五章提到的，这个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人们在世界上到处寻找昆虫天敌以控制一些不速之客。总共有100种引进的捕食性昆虫和寄生虫存活下来。除科贝利引进的澳洲瓢虫外，对其他昆虫的引进也取得了成功。一种从日本引进的黄蜂全面控制了侵扰东部苹果园的一种昆虫。一些意外地从中东引进的、斑点苜蓿蚜虫的天敌拯救了加州的苜蓿产业。像细腰黄蜂对日本甲虫的控制一样，舞毒蛾的寄生虫和捕食性昆虫也实现了有效的控制。据估算，对介壳虫和粉蚧的控制每年可以为加州节省数百万美元。加州一位著名的昆虫学家保罗·德巴赫估计，在加州400万美元的生物防治投入就可以产生1亿美元的收益。

在世界各地大约有40个国家成功地使用引进天敌的生物防治法控制了害虫。与化学品相比，生物防治有明显的优势，它比较便宜，能实现永久性控制，不会有残留。然而，生物防治方法得到的支持却很少。加利福尼亚州是唯一有正式的生物防治计划的州，而且很多州连一个全心投入的昆虫学家也没有。也许用昆虫天敌实现生物防治的方法还欠缺科学上的严密性。目前，生物防治对昆虫种群的影响还没有仔细研究过，昆虫投放也还不精确，而这种精确性正决定着成败。

捕食性昆虫和被捕食的昆虫不会单独存在，而是共存于一个巨大的生命之网，因而所有因素都要考虑到。可能在森林里传统的生物防治最有实用前景。高度人工化的现代农业与大自然的性质截然不同。但森林则是另外一个世界，更接近于自然环境。在这里，只需要人类的一点点帮助，并尽可能地减少干预，大自然就可以自由发展，创造一个神奇而精妙的制衡系统，保护森林免受昆虫的过度危害。

美国的林务官似乎只想到引进昆虫寄生虫和捕食性昆虫的生物防治方法。加拿大人的思路要更加开阔一点。欧洲人最领先，他们发展了令人称奇的“森林卫生”科学。在欧洲林务官看来，鸟类、蚂蚁、森林蜘蛛以及土壤中的细菌都是森林的一部分，他们在培育新的森林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些保护性因素。帮助鸟类生存就是第一步动作。在当今的集约林业时代，老的空心树已经消失，因而啄木鸟和其他在树上住的鸟儿就失去了家园。可以用巢箱解决这个问题，把鸟儿带回森林。也有专门为猫头鹰和蝙蝠设计的箱子，这样它们就可以接白天鸟儿的班，在夜间捕食昆虫。

但这只是个开始。欧洲林区一些出色的控制计划会利用森林红蚁作为捕食性昆虫——不幸的是，美国没有这种蚂蚁。大约25年前，维尔茨堡大学的卡尔·格斯瓦尔德教授找到了培育红蚁并发展蚁群的方法。在他的指导下，超过1万个红蚁群落在德国90个测试区域发展起来。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也采用了格斯瓦尔德教授的方法，他们建立起蚂蚁农场，以供给森林投放用。比如，在亚平宁山脉，人们已经发展了数百个蚁群，以保护新造的森林。

德国莫恩市的林务官海因茨·鲁佩兹舍芬博士说：“如果森林里有鸟和蚂蚁的保护，还有蝙蝠和猫头鹰，说明生物平衡已经得到改善。”他认为，为树木培育各种“天然伴侣”要比引进单一捕食性昆虫或寄生虫更有效果。

莫恩市林区新发展的蚁群被铁丝网保护起来，以免被啄木鸟吃掉。在一些试验区，啄木鸟的数量已经在10年里增加了400%。这种方法可以避免蚁群数量的严重损失，还能促使啄木鸟啄食森林里有害的毛虫。大部分照料蚁群（还有鸟箱）的工作由当地学校10到14岁的孩子们承担。其成本非常低，却实现了对森林的永久保护。

在鲁佩兹舍芬博士的研究中另一个极为有趣的特点是对蜘蛛的利用，在这方面他算是一个先驱。虽然有大量关于蜘蛛类别和自然历史的文献，但它们都是分散而不完整的，也没有考虑蜘蛛在生物防治方面的价值。在已知的22000种蜘蛛中，760种是德国生长的（美国生长的约有2000种）。德国森林里生活着29个蜘蛛种族。

对于一个林务人员而言，蜘蛛最重要的是它们所结的网。轮网蛛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们的网极其细密，可以捕捉所有飞行的昆虫。十字蜘蛛的一张大网上（直径为16英寸），大约有12万个粘性网结。一只蜘蛛在它18个月的生命里会消灭2000只昆虫。一个健康的森林里，每平方米（略大于一平方英尺）林地有50到150只蜘蛛。如果不够这个数目，可以通过收集和投放卵囊来弥补。鲁佩兹舍芬博士说：“3只横纹金蛛（美国也有这种蜘蛛）的卵囊可以孵化1000只蜘蛛，从而捕食20万只昆虫。”他说，春天出现的轮网蛛的细小幼虫尤其重要，因为它们会在树的顶端织网，这样就保护了嫩芽免受昆虫侵扰。当这些蜘蛛蜕皮和长大时，网也变大了。

加拿大生物学家也采取了相似的研究路线，虽然北美地区的森林多是天然的，而不是人工种植，用于保持森林健康的物种也不一样。加拿大人着眼于小型哺乳动物，它们可以有效地控制某些昆虫，尤其是生活在林地松软土层里的昆虫。其中一种叫作锯蝇，雌锯蝇长着一个锯齿状的产卵管，它会用这个产卵管割开常青树的针叶，把卵产进去。孵化的幼虫会掉落在落叶松腐殖土上，或者云杉和松树下的土层上，形成蝇茧。森林地面之下是一个蜂巢状的世界，里面布满了小型哺乳动物的隧道，包括白足鼠、鼷鼠以及各种鼩鼱。贪吃的鼩鼱能发现并吃掉大量的锯蝇茧。它们会把前脚搭在茧上，从底部开吃，并能准确辨别是空茧还是实茧。这些鼩鼱贪婪的胃口几乎找不到对手。一只鼷鼠每天可以吃掉200只茧，而一只鼩鼱则可以吃掉800只！从实验结果看，75%-98%的锯蝇茧会被消耗掉。

纽芬兰岛饱受锯蝇困扰，却没有鼩鼱，所以他们在1958年尝试引进了最有效的锯蝇捕食者——假面鼩鼱。1962年，加拿大官方报告宣布，这一尝试获得成功。假面鼩鼱成功地在岛上繁殖起来，并开始扩张——在投放点10英里外的地方都已经发现了作过标记的鼩鼱。

想保护和加强森林内部天然联系的林务人员有各种武器可以使用。化学控制的方法顶多是一个权宜之计，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却杀死了林间河水里的鱼，给昆虫带来灾难，破坏了自然控制和我们试图引进的生物控制。鲁佩兹舍芬博士说：“这种暴力措施破坏了森林中生命之间的互济关系，寄生虫害反复出现的时间也越来越短……所以，我们要停止操纵至关重要的最后一片自然的生存之地。”

为了解决人类与其他生物共享地球家园的问题，我们提出了众多新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方法。这些方法体现出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我们要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各种生命，是它们的族群、它们的压力与反压力以及它们的繁荣与衰败。只有充分考虑这种生命的力量，谨慎地指引它们向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我们与昆虫之间才能形成一种合理的平衡。

当前使用毒剂的做法完全没有这些最基本的考量。各种化学品像原始人挥动的大棒一样，洒向了生命的组织。一方面看，这种生命组织极为纤弱，很容易受到破坏；从另一方面看，它又有惊人的坚韧性和恢复能力，能够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进行反击。化学控制人员忽视了生命的非凡能力，毫无原则地开展了计划，面对巨大的力量没有一丝谦卑。

“控制自然”是一个妄自尊大的词汇，形成于生物学和哲学的初始阶段，当时人们以为自然是为人类而存在的。应用昆虫学的观念和做法大都始于科学的蒙昧时代。如此原始的科学却配置了最新的、最可怕的武器，在对付昆虫的同时也危及地球的安全，实在是我们的大不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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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9415号

沙乡年鉴 /（美）利奥波德著；舒新译 .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640-9718-9

Ⅰ.沙… Ⅱ.利… 舒… Ⅲ.散文集－美国－现代诗集－中国－现代 Ⅳ.I712.65

出版发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100081

∕（010）68914775（总编室）82562903（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68948351（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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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数／169千字

版　　次／2015年1月第1版/

责任编辑／张晓蕾

文案编辑／朱 喜

责任校对／陈 玉

责任印制／边心超

Aldo Leopold
1949

我喜欢一棵年轻的北美白杨，因为
有一天，它会老去。

——E.B. 怀特

序 言

有些人可以在没有野生生物的情况下过活，而有些人则不行。我写下这些文字，便是对后者所饱含的偏爱之情与两难境遇的阐释。

在人类社会发展将野生生物彻底扼杀以前，人们一直以为，野生生物和刮风日落一样，都是大自然习以为常的存在，于是也就把野生生物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如今，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为了追求一种所谓更高层次的“生活水平”，是否必须要以牺牲那些自然的、野生的且又不受约束的东西为代价。对于我们中的少数人而言，目睹天鹅的机会远远要比看电视重要，看到白头翁花绽放是我们的权利，就和言论自由是我们的权利一样。

我承认，在机械化为我们的早餐供应提供有效保证之前，在科学为我们揭示野生生物起源和生存方式的戏剧化情节之前，这些野生生物几乎是很少有机会和人类价值扯上关系的。于是，所有争论的焦点最后便归结为度的问题。我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发现了发展过程中的边际报酬递减定律，而我们的反对派却依然对此无动于衷。

人们必须依据事物当前的存在状况来制定应对之策，我的拙作便是我的应对之策，它可以分成以下三部分。

第一部分讲述的是我和我的家人，在远离现代化喧嚣的世外桃源——小木屋，欢度周末时光时的见闻和趣事。在威斯康星的这片沙地农场，起初人们榨干了土壤的全部价值，然后它被我们这个又大又好的社会所抛弃，我们试图拿起铁铲和斧子重建这个农场，找回我们在别处正在失去的东西。恰恰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并且进一步发掘着上帝赐予我们的东西。

这些关于小木屋的素写，按季节编排在一起，便构成了一部“沙乡年鉴”。

第二部分，“素写——这儿和那儿”，讲述了一些给我思想以启迪的生命中的小插曲，这种小插曲通常表现为我与往昔同行们的一些意见龃龉，时而甚至非常痛苦。如今，这一类插曲遍布于北美大陆之上，存续了40年之久，它们为标着集体主义标签——亦即自然资源保护主义——的各种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

第三部分，“结论”，从逻辑学的角度，阐述了一些我们作为不同意见者的观点，并努力将这些观点变得合乎逻辑。只有那些与我们志同道合的读者，才会努力去寻求第三部分中提及的哲学问题的解决方法。我想，或许可以这样说，这些文字可以告诉我的同行们如何回到过去以实现认识上的统一。

如今的自然资源保护主义，已经来到了穷途末路，它与我们现有的亚伯拉罕式的土地观念背道而驰。我们滥用土地，因为我们将它当作自己的附属财产。而唯有当我们把自己看作土地的附属品时，才会以热爱和敬畏之心去利用土地。对于土地而言，我们无法使其免于被机械化武装过的人类的影响，对于我们而言，我们也无法在科学的制约下从土地中得到它之于文化的美学收获。

“土地是一个共同体”是生态学中的基本概念，但是土地应该得到热爱和尊重则是伦理范畴的事情。土地孕育了文明，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如今却被我们忘在脑后。

我的这个集子，正试图将这三种概念联结起来。

当然，对于这种关于土地与人类关系的观点难免会受到个人阅历和偏见的侵染和扭曲。但是，不论真理是否会被扭曲成谬论，有一点却始终如水晶般清澈明晰，那便是：我们现在的又大又好的社会活像一个忧郁症患者，整日惴惴于自身的经济健康，却失去了保持其自身健康的能力。整个世界是那样贪婪地想拥有更多的浴盆，结果却失去了建造浴盆乃至关掉龙头所必需的控制力。眼下，可能没有什么会比从健康的角度对过剩的物质财富进行审视更有益了。

也许，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可以通过重新评价非自然的、平淡的，但是基于自然的、野生的、无拘无束的事物而产生的事物，从而得以实现。

奥尔多·利奥波德

1948年3月4日

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

第一部分 沙乡年鉴

1月

冰雪消融

每年，在隆冬的暴风雪过后，冰雪仿佛在一夜之间开始消融，水滴落地的声音清晰地震动着鼓膜。水滴声不但唤醒了夜里沉睡的生物，同时也让冬眠的生命雀跃躁动。处于冬眠期的臭鼬，此时也一改以往深居简出的习惯，舒展身体，拖着肚皮滑过雪地，在潮湿的世界里试探性地前行。在我们称之为一年的周而复始的季节周期当中，臭鼬留下的足迹可以说是一年之始的标志事件之一。

这个足迹在其他季节于茫茫宇宙而言似乎无足轻重，不值一提，然而，如今它直贯田野，仿佛它的创作者把马车拴在星星上似的，撇开缰绳，任其驰骋。我紧紧追随这一足迹，满怀好奇地想知道它的思想境界、它的欲望以及它的目的所在，倘若我所好奇的东西真的存在的话。

一年之中，有几个月份，确切地说是从1月到6月，吸引眼球的东西是呈几何阶梯增长的。在1月，我们可以去追寻臭鼬的足迹，可以去聆听山雀的歌唱，可以去瞧一瞧鹿儿啃了哪些松树的嫩枝，或是看一看水貂把麝鼠的巢穴破坏得何等不堪。对于1月的观察，应该像雪一样简单无暇且平静，像冬日一样漫长且寒冷，任何在观察时的偶然的或是轻微的偏离，都会使所获得的结果走向另一个方向。我们不单要观察它们做了什么，还要思考它们为什么这样做。

田鼠像是被我的不期造访惊住了，猛地跳了起来，慌不择路地跃过臭鼬留下的痕迹藏了起来。我不禁好奇起来，为什么它会在大白天置身于此呢？或许是为冰雪的消融而忧从中来。当初它煞费苦心修造的迷宫般的密道，眼下早已不复存在，埋于积雪之下的草丛通道因积雪的消去而暴露无遗，变成了众目睽睽下的小路，如此境遇，让人发笑之余也不免心生黍离之悲。的确，冰雪消融时的阳光给了这个微型经济体系以重创。

田鼠是大自然较为精明的赤子，它们懂得，萋萋的青草是隐藏它们地下草窠的屏障；积雪是它们建立秘密地下通道的倚仗：补给和必需品的输送，正是因为这些通道才变得秩序井然。对于田鼠而言，冰雪意味着应有尽有，免受饥饿，同时也意味着远离恐惧。

毛脚鹰在前方草地上空盘旋着。现在，它突然停了下来，像翠鸟一样侦查着下方，然后如带羽毛的炸弹般嗖地扎进了湿地的草丛中。毛脚鹰没有再次升空，我确定它已经得手了，想必正在享用那战战兢兢的田鼠工程师吧。可怜的田鼠终究没有挨到天黑，还未来得及检阅它那秩序井然的世界就遭此不测。

至于草为什么生长，毛脚鹰一无所知，然而它却懂得，冰雪消融更便于它逮到老鼠，享受美味。它千里迢迢从北极飞来，正是怀着这样的希望，对它而言，冰雪的消融意味着免受饥饿，也意味着远离恐惧。

臭鼬的踪迹一直延伸到树林里，穿过林间空地。这里的雪早已被兔子踩得结结实实，上面还留下了它们的杰作——略呈粉色的尿液，将雪地涂抹得斑驳陆离。原本得益于冰雪消融而抽芽的橡树苗被它们啃去了皮，树林中一簇簇兔毛，预示着年内雄兔间的第一波战役已然开始。在前面不远处，依稀可见斑斑的血迹，旁边还留有猫头鹰翅膀扫过地面的痕迹。对于兔子来说，冰雪消融让它们摆脱了忍饥挨饿的烦恼，但同时，它们也要承受随鲁莽放纵而来的恐惧。猫头鹰似乎在用血的教训警示它们——春天固然美好，但绝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

臭鼬的踪迹还在向前延伸，种种迹象表明，它对猎取食物没有多大兴趣，同时对于邻居的喧闹和下场也满不在乎。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只臭鼬究竟在想什么呢？是什么诱使它离开了爱巢？难道这个胖家伙真有某些罗曼蒂克的动机，让它如此不顾一切地拖着肥硕的肚皮来到这里？最终，它的踪迹消失在一堆浮木中，不再出现。此时，我听到了浮木堆里水珠滴落的叮咚声，我猜它一定也听到了。我转身回家，途中依然纳罕不已。

2月

好橡树

倘若你没有自己的农场，那么你的精神世界会有这样两种损失：其一，你会想当然地认为饮食来自食杂店；其二，认为一切热量都来自暖气片。

为防范第一种损失的发生，你应该置办一个菜园，当然附近最好没有食杂店，这样你就可以把它忘掉了。

为防范第二种损失，你最好劈几段好橡木放在炉架上，当然旁边暂不要安放火炉，当2月的暴风雪肆虐地摇曳窗外的大树小树时，橡木就能温暖你的小腿。伐树、劈柴、拖运、整理，如果你经历了这些环节，你就会摒弃先前的想法，你就会清楚地知道热量到底源自何处，且有充足的论据，否定那些周末张开腿围坐在暖气片旁的城里人的想法。

这棵特别的橡树在火炉里燃烧，散发着光热，它原本生长在通往沙丘的西进之路边上。橡树被伐倒后，我曾经测量过树干的直径，足足有30英尺。观察树桩的侧面，我发现这棵树有80圈年轮，也就是说，它作为一棵树苗形成第一圈年轮的时间，应该在1865年，即南北战争(1)结束的那一年。根据我对橡树生长过程的考证，一棵橡树从萌芽生长至兔子够不到的高度，至少需要10年，或是更长时间，而且每年冬季都会蜕去一层树皮，而在来年夏天再重新长出来。这便再清楚不过了：橡树存活下来，其实是兔子们粗心大意或是它们的数量骤减的结果。我相信，在将来的某一天，会有一位致力于橡树研究的植物学家绘制出一条关于现有橡树起始年份的分布曲线，以10年为单位，从那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曲线突起的10个年头，一定是兔子繁殖最为低潮的10年。（宽泛意义上的植物种群与动物种群，正是通过彼此间的争斗才实现了整体的繁衍生息。）

依此原理进行推测，兔子繁衍的低潮期很可能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此时，我的橡树已经开始了年轮的印记。不过长出这棵橡树的橡实是在50年代落下的，至少要比橡树早10年的光景，当时正值西进运动的大篷车(2)途经此地。人车洪流的冲刷与磨损造就了如今的空旷之地，也才让这颗特别的橡实有机会向太阳舒展开第一片叶子。在1000颗同样的橡实之中，只有1颗能够生根并长到能与兔子抗争的高度，其余的橡实尚未抽枝发芽就已经淹没在茫茫草原之下了。

这颗橡实不但没有被茫茫草原所吞没，反而还沐浴了80年的6月阳光，这不得不说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这些阳光——眼下正从我的斧子和锯子之间流淌出来，经受住了80年来的暴风雪侵袭，温暖着我的小屋和心灵。与此同时，从我烟囱里冒出的缕缕青烟，似乎也在向众人昭示，太阳的照耀并非徒劳。

我的狗儿并不关心热量来自哪里，它只关心热量一定要来，而且是越早越好。的确，它笃信我在获取热量方面的超凡能力，每当我从拂晓的黑暗和冰冷中挣脱爬起，撑着颤抖的膝盖在炉边生火的时候，它总是很温顺地蜷缩在我和灰烬上放着的柴堆之间，而我只好从它腿间把划着的火柴送到柴禾上，点着壁炉。我想，这应该就是能够撼动群山的忠诚吧。

一次雷电结束了这株特别橡树的木材制造能力。记得那是7月的一个晚上，我们被接连不断的雷鸣声惊醒，我们猜想，闪电肯定是击中了附近的什么东西，不过幸运的是，它没击中我们，于是大家又回去睡觉了。人类总是习惯于拿各种事情来接受自己的考验，只不过这次的主角换成了闪电。

第二天早上，正当我们徜徉在沙丘上，为刚刚接受过新雨洗礼的雏菊和草原苜蓿高兴之时，却意外地发现一大块厚厚的树皮躺在路边，像是刚刚从路边的橡树干上撕下来的。裸露白色木质的树干上有一条长长的螺旋状的疤痕，有一英尺宽的样子，树皮应该刚被撕下不久，因为白色的树干还没有被太阳晒黄。等到第二天我们再次来到橡树旁的时候，上面的叶子已经枯萎。于是我们明白，闪电馈赠给我们三大捆以备将来之需的木柴。

我们因失去这棵老橡树而倍感沮丧，但是我们懂得，沙丘上一簇簇挺立而坚毅的它的子孙们，已然将老橡树的木材制造工作接了过去。

老橡树现在已经不能发挥它先前的功用了，于是我们用一年的时间把它在阳光下晒干，然后在一个清新的冬日，拿来一把刚刚被锉磨砺过的锯子，结束它在大地之上的存在。历史的碎屑随着锯子的移动从树干里喷洒出来，透着芬芳的气息，不断地在伐木工面前的雪地上堆积起来。我们深知这两堆儿锯屑的重要性，其意义远甚于木材本身，它更像是一台满载历史记忆的留声机，每一圈年轮都有不同的历史回响。锯子向着终点一步一步前移，10年又10年，感知着老橡树毕生的时光。与其他年表所不同的是，老橡树的年表是由同心圆组成的。

锯子拉了十几下，到达了我们开始拥有这一棵橡树的时期，在我们拥有它的这几年，我们更加懂得如何去热爱和珍惜现在的农场。不知不觉中，我们到达了橡树的前任主人——造私酒者的年代，他讨厌这个农场，挥霍了仅有的几块肥沃土地，然后烧掉了农舍，把它抵给了政府管理部门（据说，一同抵给政府的还有拖欠的税款），再然后，他就淹没于大萧条时期无家可归的无名者的洪流之中了。不过，橡树也曾为前任主人献出过优质木材，那时的锯屑和现在也没什么两样——芬芳、优质、粉嫩。可以看出，橡树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

造私酒者因沙尘和干旱放弃了对农场的管理，至于确切时间，已经无从考证了，大抵是在1936年，或是1934年，或是1933年，再或是1930年。在那几年里，从蒸馏室里冒出的橡木烟以及从沼泽地里冒出的黑炭烟简直把太阳的光辉都给遮去了。大萧条时期的保护主义曾在这片土地上被广泛推行，然而锯屑却未发生丁点儿变化。

“嗨，我们该休息一下了，”主事的锯工喊道，于是我们坐下来喘口气。

现在锯子行进到了1920年，也就是巴比特时代(3)的10年。此时，所有事情都在散漫与自大的情绪下变得更大、更好，而1929年的股市崩盘却毁掉了这一切。即便橡树听到了股市崩盘下的惨叫声，但它却不会作任何反应。当然，它也不会在意议院发布的关于保护树木的声明——1927年的《国家森林和森林作物法》、1924年的《密西西比河上游河谷低地保护条例》以及1921年的《新森林法》。它不会在意最后一只美洲貂是不是在1925年绝迹，也不会在意1923年燕八哥第一次造访这里。

1922年3月的一场大冰雹，给附近的榆树给以致命性的打击，枝叶散落一地，而我们的橡树却安然无恙，至少没有被损毁的痕迹。那可是一吨冰啊，不过，这对好橡树又算得了什么呢？

“嗨，我们该休息一下了，”主事的锯工喊道，于是我们坐下来喘口气。

锯子继续行进，现在来到1910至1920年间，那是人们做排水梦的10年。那时，蒸汽挖掘机集结在威斯康星中部地区，期望抽干沼泽地里的水，造万亩良田，结果却是废土渣遍地堆积。我们的沼泽逃过一劫，并不是因为工程师们的谨慎与宽容，而是因为4月的河水泛滥猛烈——或许是一种自卫性的猛烈，而这种猛烈尤以1913至1916年间最为显著，结果使工程师们之前的努力付诸东流。而老橡树的境况依然没有发生改变，即便到了1915年。这一年，州最高法院废除州属林业，州长菲利普甚至断言，“州属林业确实不是一个好的商业主题。”（或许州长不会想到什么是“好”，什么是“好的商业”，“好”和“好的商业”标准并不唯一。他也不会想到，当法院在法律文书上写下“好”的定义的时候，火在地表在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好”的定义。当然，对于州长而言，做出这样的决定无可厚非。）

在这10年里，林业发展是走下坡路的，但动物保护主义却得到了大力推进。1916年，雉尾鸡成功地在瓦克夏郡安家落户；1915年联邦法律禁止在春季狩猎；1913年州立动物农场设立；1912年，“雄鹿法”出台，有效地保护了雌鹿；1911年，动物保护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动物保护呈遍布全国之势。“动物保护”已然成了一个神圣流行的字眼，可老橡树并不在意。

“嗨，我们该休息一下了，”主事的锯工喊道，于是我们坐下来喘口气。

现在，锯子来到了1910年，这一年，一位知名大学校长出版了一部关于自然环境保护的专著；锯蝇泛滥成灾，损毁了数以百万计的落叶松；天气干旱，松树大面积枯死；一辆挖掘机吸干了荷里康沼泽。

锯子来到了1909年，这一年，胡瓜鱼开始在五大湖区首次养殖；同时，由于这一年夏季雨水丰沛的缘故，立法机关消减了森林防火拨款。

锯子来到了1908年，这一年，天气干旱，大面积的森林被无情地烧毁，威斯康星告别了最后一只美洲狮。

锯子来到了1907年，这一年，一只流浪山猫在找寻希望之乡时迷失了方向，结果在戴恩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锯子来到了1906年，这一年，首任州政府的林务官员正式走马上任；可是大火却烧掉了沙乡17000英亩的山林。锯子来到1905年，这一年，一群苍鹰从北方飞来，吃光了当地的榛鸡——毫无疑问，这些苍鹰也在我们的树上落过脚，并且吃掉了我们的榛鸡。锯子来到了1902末1903初，正值严冬；锯子来到了1901年，这一年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严重的干旱——全年仅有17英寸的降水量。1900年是寄托希望和祈祷的世纪之年，而橡树仅是多了一圈年轮。

“嗨，我们该休息一下了，”主事的锯工喊道，于是我们坐下来喘口气。

现在，我们的锯子来到了19世纪90年代，被那群把目光瞄向城里而非土地的人美其名曰为“欢乐时代”的年代。锯子来到了1899年，最后一只旅鸽竟然撞到了一颗从巴布洛克附近——这里是北部两个县的交界地——射出的子弹上。锯子来到了1898年，那年秋季干旱，冬季又无雪，土地冻了足足有7英尺深，许多苹果树因此没有熬过那个严冬。1897年，又是一个干旱之年，又有一家林业委员会成立。1896年，仅斯普纳一镇就向市场运送了25000只草原榛鸡。1895年，又是一个森林火灾频发的年份。1894年，同样是一个干旱之年。1893年，也就是“蓝知更鸟风暴”那年，3月的暴风雪几乎将迁徙途中的知更鸟赶尽杀绝——第一批迁徙的知更鸟总要在这棵橡树上驻留停歇几日，可到了90年代中期，它们却停也不停就飞走了。锯子来到了1892年，这又是一个森林火灾频发的年份。1891年，榛鸡经历了数量增长的低潮期。1890年，巴布科克牛奶检测仪诞生，这给了州长海尔大肆吹嘘的机会，他断言，半个世纪以后，威斯康星将成为全国奶酪的主产区。现如今，摩托车驾驶证上高调地炫耀着威斯康星的这一成就，单就这一点来说，估计巴布科克教授本人也没有预料到。

1890年还有一件事情值得关注，我们的橡树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史上最大的松树筏沿着威斯康星河顺流而下，用于支援草原各州的红色牛棚帝国的建设。这些上好的松树有效地阻止了暴风雪对牛棚的侵袭，就像好橡树阻止暴风雪对我们的侵袭一样。

“嗨，我们该休息一下了，”主事的锯工喊道，于是我们坐下来喘口气。

现在锯子行进到了19世纪80年代：1889年，同样是干旱的一年，这一年，植树节首次被官方批准设立；1887年，威斯康星任命了首位狩猎监管官；1886年，农业专科学院为农民开设了第一期短期培训课程；1885年，威斯康星经历了一个“无比漫长和严寒”的冬天；1883年，院长W.H.亨利报告说，麦迪逊市的春天花期比往年晚了13天；1882年，受1881年末和1882年年初的“暴风雪”和极度严寒天气的影响，曼多塔湖与往年同期相比，晚一个月解冻。

1881年同样有一件事情值得关注：威斯康星农业协会在一个问题上辩论不休，即“你怎样看待黑橡树的二次增长，众所周知，在过去的30年，黑橡树已经遍布全国”。我的橡树便是众多黑橡树中的一株。一个与会者认为，黑橡树增长是自然繁衍的结果；另一个与会者则认为，黑橡树的增长是南方的旅鸽在向北方迁徙时吐落橡实的结果。

“嗨，我们该休息一下了，”主事的锯工喊道，于是我们坐下来喘口气。

现在，锯子行进到了19世纪70年代，这是威斯康星为小麦而狂欢的10年。1879年的一个星期一的早晨，麦虱、蛴螬、锈病及土壤贫瘠让威斯康星的农场主们更加坚信这样一个事实，即，威斯康星的小麦种植环境是竞争不过西部原始草原的。我怀疑，我的农场就曾参与过这样的竞争，橡树背面的流沙就是这里曾经种过小麦的推断的最好佐证。

也是在1879年，威斯康星开始养殖鲤鱼，而匍匐冰草也从欧洲不远万里偷渡至北美大地。1879年10月27日，6只迁徙途中的草原榛鸡落在麦迪逊市德国卫理公会教堂的树上，鸟瞰着这座欣欣向荣的城市。11月8日，据记载，麦迪逊市场充斥着10美元一只的鸭子。

1878年，一位来自索克拉匹兹的猎鹿者卓有预见性地宣称：“猎鹿者的数量远远超过鹿的数量。”

1877年9月10日，一对兄弟在马斯克戈湖狩猎，竟然在一天里收获了210只蓝翅水鸭。1876年，应该算作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湿涝的年份，累计降水量达到了50英寸。草原榛鸡数量的锐减，或许与大暴雨不无关系。

1875年，4个狩猎者在约克郡（美国东部的一个县）大草原猎杀了153只草原榛鸡。同一年，美国渔业委员会在戴威尔湖养殖大西洋鲑鱼，就在我的橡树南面10英里的地方。

1874年，第一批工厂生产的铁蒺藜围栏钉在了橡树上，但愿锯子向前行进时不要碰到这倒霉的人工制品！

1873年，一家位于芝加哥的公司收购并向市场上投放了25000只草原榛鸡，芝加哥交易市场的交易商们以每打3.25美金的价格购得600000只。

1872年，最后一只野生威斯康星火鸡被猎杀，地点在威斯康星东南两县交界的地方。

这样评价过去的10年再恰当不过：它是结束拓荒者的小麦狂欢宴的10年，同时也是结束拓荒者的鸽血狂欢宴的10年。1871年，在我的橡树偏西北方向50英里的三角地带，大约1.36亿只鸽子在这里筑巢，有的甚至已经把家安好，因为那时这里的小树茂盛得已经有20多英尺高。但残暴的猎鸽者们利用网、猎枪、棍棒还有岩块等工具，进行着他们肮脏的勾当，并把这些未来的鸽肉馅饼源源不断地运往东方和南方的各个城市。这应该是鸽子最后一次在威斯康星筑巢，对于其他州而言，估计这也是最后一次。

1871年，帝国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困难，还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一是佩什蒂戈大火(4)，这场大火几乎吞噬了两个郡县的森林和土地；还有一个就是芝加哥大火(5)，据说，此次大火是由于一头母牛为发泄不满踢翻了草料堆上的油灯造成的。

1870年，田鼠谋划了它们帝国中一次宏伟的行军进程，吃光了新设州府的新果园，然后死去。不过我的橡树倒是安然无恙，或许树皮太过厚实的缘故，让得它们觉得乏味且无从下口。

还有一件事同样发生在1870年，当时一个狩猎者在《冒险家》杂志大肆炫耀自己的“战果”，宣称用了3个月时间就在芝加哥附近地区猎杀了6000只野鸭。

“嗨，我们该休息一下了，”主事的锯工喊道，于是我们坐下来喘口气。

我们的锯子行进到了19世纪60年代，数以万计的人为解决以下问题而失去了生命：人与人组成的共同体会轻易瓦解吗？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看到结论，我们同样也没有看到结论。或许，如果有结论的话，它同样也可以适用于人与土地这个共同体是否会轻易瓦解这一问题。

这10年也并非没有在重大问题的探索上下功夫。1867年，英克里斯.A.拉帕姆(6)说服州园艺协会为植树造林设立专门基金。1866年，最后一只土生土长的威斯康星大角鹿被猎杀了。锯子现在行进到了1865年，也就是橡树年轮最核心的那一年。这一年，约翰·缪尔打算从他的弟弟手中买下一块地，用来侍弄那些曾在青年时代给他带来无尽欢乐的野花，当时后者在橡树东面拥有一个方圆30英里的家庭农场。但是，他的弟弟拒绝将这块土地转让给哥哥，但这并未扼杀他的梦想，因为1865年在威斯康星的历史上是具有非凡意义的一年，正是在这一年，崇尚自然、野生、自由的博爱保护意识已经形成。

我们的锯子已经行进到了橡树的中心位置。锯子从现在开始将以与之前截然相反的顺序来讲述历史；先前我们追溯了过往的历史，现在我们换成顺叙的方法向前行进。哦，树干有些晃动了，隙口也变宽了，锯工们抽出锯子，退到了后面安全的地方，拍手欢呼：“倒啦！”我的橡树开始倾斜，发出吱吱的响声，然后向地面猛地倒过去，伴随着振聋发聩的轰隆声，它一动不动地躺卧在曾给它以生命的移民之路旁。

现在我们开始整理木材。大槌敲在铁楔子上，树干被一块块分割开来，变成芬芳的碎片，等待着我们把它们捆将起来。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锯子、楔子和斧子的不同功用简直是一个寓言。

锯子按部就班地开始工作，它只能横穿树干，有顺序地穿过每一年。每一年，锯齿都会从树干中带出一些历史事件的碎屑，碎屑逐渐累积成一个小堆，伐木者称之为锯屑，历史学家则美其名曰为史料。不论是伐木者，抑或是历史学家，他们都是通过对显露在外的样本特性的分析，来得到其内在蕴含的价值的。树倒下来，只有当树干的横截面被完全切开并显现后，树桩才能显现其中所蕴藏的世纪风景。当树倒下去时，便很好地诠释了我们称之为历史大杂烩的整体面貌。

另一方面，楔子只能在纵向裂口中工作，这样的裂口可能会让你立刻看到历史全貌，当然，也有可能让你什么都看不到，这主要取决于纵向裂口的选择技巧——如果你找不到这样的纵向裂口，那么你最好等上一年，待有了裂口以后，再使用楔子；若你急于使用楔子，往往会把楔子陷在树干的裂纹之中，不但看不到你想要的结果，还会让楔子锈在里面。

斧子只能用来斜砍树干，用斧子砍树，你只能窥测到外围的风貌，无法深入。它的特别功用在于修整树枝，但就这一点来讲，斧子是锯子和楔子所无法替代的。

锯子、楔子、斧子，它们都是处理好橡树的必备工具，当然也是发掘史料的必备工具。

在我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水壶发出了悦耳的蜂鸣声，白色炉灰上的好橡树已经烧成了红炭。待春天到来，我会把这些白色的炉灰重新放回到山脚下的果园里，届时它们将重新回到我身边，或许是以一枚红苹果的形式，再或者是以一种进取精神的形式——某种让10月里肥硕的松鼠不知何故却又忘我地播种橡实的精神。

3月

大雁归来

一只燕子的归来不能代表夏天的来临，但是当成群的大雁冲破3月融雪的阴郁时，春天就真的降临了。

一只在融雪中按捺不住的红雀，兴致勃勃地唱起了春之歌，但是没过多会儿工夫，它发现自己好像弄错了，还好，它可以凭着冬日里养成的一贯的缄默来纠正这个错误。一只花栗鼠本想走出洞穴沐一下久违的日光浴，不料遇上了交加的风雪，现在也只好乖乖地回到洞穴里睡大觉了。但是对于一只处于迁徙途中的大雁而言，它为了能在湖面上找到一个融洞，不知疲倦地在黑夜里飞了200多英里，现在想要撤回去，又谈何容易？它的到来，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先知一般的坚定信念的。

3月的早晨，对于那些没有抬头仰望天空的雁群或者竖起耳朵倾听雁鸣的漫步者来说，是乏味无趣的。我曾经认识一位很有学识的女士，佩戴着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7)的标识，她说她从来没听过，也未曾见过，那些从她那阳光充足的屋顶上方飞过昭告着冬去春来的大雁，即便它们一年两度途经那里。难道，教育只是用意识来换取较少有价值的东西的过程吗？那么对于一只大雁而言，它用意识所换取的东西，很有可能就是一堆羽毛。

大雁其实懂得很多事情，它不但能向我的农场宣告季节的更替，同时还懂得威斯康星的律例。11月里南行的雁群高高地从头顶飞过，它们似乎傲睨万物，即便发现了所钟爱的沙洲和泥沼，也不为所动。为了直达最近的大湖，它们会朝着目标坚定不移地向南飞行20英里，就连平时以直线飞行著称的乌鸦，在它们面前也会黯然失色。在那儿，白天，大雁就在宽阔的湖面上游荡着；等到了晚上，它们则会偷偷地溜到刚刚收割过的玉米地里窃食玉米。11月的大雁能够意识到，从黎明到傍晚，每一片沼泽和池塘都布满了窥视的猎枪。

3月的大雁则会向你讲述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他月份的故事。尽管它们在冬日的大多数时间里都要遭到猎枪的射击——被大型铅弹轰伤的羽翼就是明证，但它们知道，春天休战的时刻来临了。它们循着河流的曲线畅快地遨游，顺着现在已经没有猎枪的据点和岛屿低掠地穿行，对着沙洲喋喋不休地低语，像是在与阔别多年的老朋友悉心交谈。它们在沼泽里和草地上低低地迂回飞行，问候着每一片刚刚融化的水坑和池塘。终于，在沼泽上空象征性地盘旋了几圈后，它们张开翅膀，静静地向池塘滑翔下来，缓缓地扇动着黑色的翅膀，将白色的臀部朝向远处的山丘。在触到水面的瞬间，我们这些新到的客人们兴奋地尖叫起来，它们用翅膀拍打着水面，溅起阵阵水花。顷刻间，那干枯的香蒲梢上最后一点残存的冬思被抖落得无影无踪。我们的大雁又回来了！

每年的这个时候，我总希望自己变身为一只麝鼠，藏在沼泽深处，将这里发生的一切悉数收入眼底。

待第一群大雁在这里落脚以后，它们便会不停地大声喧嚷起来，叫喊着，向其他迁徙途中的雁群发出盛情邀请。不消几天，沼泽里的大雁便到处可见了。在我们的农场里，我们衡量春天是否富足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松树的种植数量，另一个则是驻留在这里的大雁的数量。1946年4月11日，我们有据可查的大雁数量是642只。

和秋天一样，我们的春雁每天都会光顾一次玉米地，所不同的是，它们不会在晚上偷偷摸摸地来到这里。它们成群结队地，叫嚷着飞往去年的玉米地，美美地度过一整天，然后再喧闹地飞回来。每次出发前，它们都以味觉上的高声辩论作为临行前的号角，而在每次返回时，这种辩论声会变得更加响亮。雁群一旦从玉米地里回来，便不会在沼泽地上空做象征性的盘旋了。它们像微风中抖动的枫叶一样，忽左忽右地滑翔着，倏地从空中翻落下来，向下面欢呼着的雁群叉开双脚。我想，它们接下来发出来的喋喋不休的咕哝声，肯定跟白天猎取的食物的价值有关。它们现在所享用的残留玉米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因此才侥幸没被那些同样正在寻找玉米的乌鸦、棉尾兔、田鼠和雉尾鸡所发现。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大雁所选择的作为食物来源的那些收割过的玉米地，以前是以大草原的面貌呈现的。没人知道大雁的这种偏爱是否反映了草原玉米具有更高的营养价值，抑或反映了一些来自草原祖先遗留下来的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也许，它只是单纯地反映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草原玉米的种植面积正在扩大。假使我们能够读懂它们每次往返玉米田前后的喧闹的辩论，那么，我们便可能很快知道它们偏爱草原玉米的缘由。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对于这种存在神秘感的事件就无从解答，因此我乐于提出这样的见解，即神秘的东西应该一直让它神秘下去。如果我们对大雁的所有行为都明察秋毫，那么整个世界也将变得黯淡而无趣。

通过对春雁群体生活规律的观察，我们注意到，单只大雁都有这样的特点——它们会不停地飞，不停地鸣叫。我们通常会把孤雁的鸣叫赋予一种忧郁的基调，甚至将这些孤雁比作为心碎的鳏夫，或者是正在寻找孩子的父母。然而，经验丰富的鸟类专家们认为，这种给鸟的行为妄加主观解释的做法是极具风险性的。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都一直秉持开放的心态，不将其行为定格为这样或那样特定的原因。

在随后的时间里，我和我的学生们开始注意观察每一雁群里的大雁数量构成。通过6年的观察，在孤雁出现原因的解释上，我们看到了一束意想不到的希望之光。我们通过数学分析发现，由6只或者6的倍数组成的雁群出现的频率，要远远多于孤雁出现的频率。换句话说就是，雁群是一个大家庭，或者是由更多家庭聚合在一起的更大的家庭，而春天里出现的孤雁可能恰恰契合我们之前所为之做的假设。它们可能是冬季里遭遇猎杀而失去亲人的幸存者，正在徒劳地找寻着它们的亲人。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毫无顾忌地将孤雁的叫声臆想为忧郁和伤痛的哀鸣了。

枯燥而单调的数学竟能如此证实爱鸟者的情怀，并能进一步激发它们对鸟善感的揣测，这着实少见。

4月的夜晚，已经温暖得足以让人们闲坐在户外了。这时，倾听沼泽地里雁群的集会，便成我们最爱的消遣。很长一段时间，那里都是静悄悄的，静得可以听到沙洲上的鸟儿拍动翅膀的声音，听到远处的猫头鹰低低的咕啼声，也能听到那些多情的白冠鸡鼻子里发出来的咯咯叫声。然后，一声刺耳的雁鸣声突然响起，瞬间，雁群里一阵急促的喧闹的回声在沼泽地里荡漾开来。有翅膀拍打水面的声响，有用蹼划动水面而发出来的推动“黑色船头”前进的船桨搅拌声，还有其他的旁观者大呼小叫地为某事激烈争执的辩论声。终于，一个声调低沉的大雁发出了极具权威的鸣令，喧闹的声响立刻消退了一半，渐渐地转为模糊的小声争辩，直到最后的窃窃私语。此时，我便再一次地想到，要是自己可以变身成为一只麝鼠该有多好。

待白头翁花盛开的时候，我们的雁群数量就明显地减少了，5月到来之前，这里的沼泽地再度长满了绿草，变成了一片湿地。只有少数的红翼鸫和秧鸡还给这里留有一丝生气。

历史总是让人匪夷所思，极具讽刺意味的一件事是，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大国竟然结成了整体的联盟。然而在大雁的世界里，这种整体的观念已经存在很久了。每年3月，为了坚持和传承这个基本信念，它们都不惜用生命作为赌注。

在众多地理事件中，最早开始出现的是冰原的统一，其后是3月冰雪消融的统一，再然后，便是雁群跨越洲际集体向北方迁移的统一。自更新世以来，每年3月，从中国海到西伯利亚大草原，从幼发拉底河到伏尔加河，从尼罗河到摩尔曼斯克港，从林肯郡到斯匹次卑尔根岛，大雁都要吹响集结的号角；自更新世以来，每年3月，从卡瑞托克到拉布拉多，从曼塔木斯基到莱昂加瓦，从马蹄湖到哈得逊湾，从艾弗里岛到巴芬岛，从狭长地带到麦肯齐河，从萨克拉门托到育空河，大雁都要吹起集结的号角。

雁群通过自身这种国际性的贸易行为，带着伊利诺伊州的玉米遗穗所提供的给养，穿越云端来到北极冻土带。在那里，此前所获得的充裕的食物营养，将与当地6月里极昼时节充足的阳光结合起来，在地面上孵出小雁。从这一年一度的以食物换取阳光、以冬季暖阳换取夏季宁静的交易中，整个大陆也有了它的获利，那便是一首从阴郁天空洒向3月泥泞的狂野诗歌。

4月

春潮来袭

大的河流总是会流经大的城市，按此逻辑不难推想，小的农场同样也会因春潮泛滥而孤立无援。我们的农场小而差，所以当在4月来临时，我们难免有时要焦头烂额。

当然，这并非有意。但是一定程度上，我们能够从天气预报中获知北方高山上的积雪何时融化。这样一来，估算洪水冲破上游城市的防线所用的时间便不是什么难事了。倘若真能如此精确的话，我们大可在星期天晚上洪水来临的时候，从乡下赶到城里去上班，但是我们做不到。蔓延的洪水所发出的低沉的呜咽，像是在为周一早晨遭难的残骸念着唁文。当大雁目睹着沿途的玉米田瞬间变成一片湖沼的时候，它们终于忍不住了，发出深沉而骄傲的鸣令。每隔几百码，就会有一只新上任的头雁，它飞翔在清晨的天空中，率领着它的梯形团队，为勘测这片新形成的水域而不懈地奋斗着。

大雁对春潮所表现出来的狂热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这一点很容易被不熟悉大雁而又爱说长道短的人所忽视。但是，鲤鱼对此表现出的热情却是显而易见和毋庸置疑的。只要洪水一打湿草根，它们便会迅速从草根里冒出来，迎着激荡的水流，翻滚着，搜索着，那巨大的热情就像是猪见到了牧场一般。它们闪动着红色的尾巴和黄色的肚皮，游过马车压过的辙痕和乳牛走过的小路，摇晃着身边的芦苇和灌木，匆忙去探索那个对它们来说正在扩大的宇宙。

与大雁和鲤鱼不同，陆地上的鸟类和哺乳动物则是以一种哲学家的超然姿态来迎接春潮的。一只红雀站在桦树上，吹着响亮的口哨，极力主张着那片除了树以外什么也看不到的领域的权利。一只披肩鸡站在被洪水淹没的木头上，发出噗噗的振翅声，它肯定是寄居在能发出咚咚声的圆木的最顶端的。此时，田鼠则表现出了有如小麝鼠般的镇定自若，向着隆起的高地畅快地游去。一只鹿儿蹦跳着，被从果园里赶了出来，平日里，它都是躲在柳树丛中睡大觉的。兔子随处可见，现在它们已经平心静气地接受了小山上的一块块空地。因为这里没有诺亚，它们索性就把这些空地视作方舟，赶来栖身了。

春潮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充满刺激的冒险，同时也会出乎意料地为我们从上游农场带来一些漂浮的未知的混杂物体。一块旧木板搁浅在我们的牧场里，对我们而言，它的价值两倍于从木材堆置场里获取的同样体量的新木板。每一块旧木板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但它们通常不为人知。不过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通过对木材种类、尺寸、钉子、螺丝、油漆以及磨损或者腐蚀程度的分析，洞察它的过去，虽然不能察其全部，但也能略知一二。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观察它的边缘和端头在沙滩磨损的情形，推测出在最近的年代中它被洪水冲流过多少次。

我们积聚起来的这堆木材，完全是从河水里募集起来的。这绝不仅仅是一种展示自我个性的收藏，很大程度上，更是一部展示上游农场和森林里的人们的奋斗精神的集锦。每一块旧木板编撰的自传，都是一部你未曾在校园图书馆里品读过的文献。河岸边的每一座农场，都是一座图书馆，都可以让拿着锤子或是锯子的人随意阅读。春潮光临一次，同时也意味着一本新书的诞生。

僻静有各种不同的程度和类型。湖中的小岛所诠释的僻静就是其中的一种。不过湖里有船，于是人们终归会有上岸拜访你的机会。高耸入云的山峰所诠释的僻静则是另一种类型，但大多数的山峰都有通上顶峰的小径，而小径上也不乏观光者。在我的认知范围内，没有哪一块儿僻静之处会像春潮流经的地方那样稳固，我想大雁也会认同我的说法的，或许它们更有发言权，毕竟它们经历的孤独感不论在类型上，还是程度上，都要比我多得多。

于是，我们登上小山，坐在山丘上一束新开的白头翁花旁，看着大雁飞过。我看见我们的道路被缓慢掠过的洪水浸湿，直到慢慢消失在洪水里，道路不见了，成一片小的汪洋。带着内心的喜悦和外表的超然，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交通问题，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至少就今天而言，只有在鲤鱼间才存在争议。

葶苈

经历了短短几周时间，现在，葶苈盛开着娇小的花朵，像疾风吹散的小雨点般点缀在每一片沙地上。

每个人都渴望春天，但是对于眼睛总爱向上翘的人来说，它是永远也发现不了像葶苈这样的小花。而对春天绝望乃至于意志消沉的人来说，即便他总是低着头，把目光聚焦在地面上，即使已经踩在了葶苈上，也是浑然不觉的。只有那些跪在泥土里寻找春天的人，它们才会注意到葶苈，而且知道它们存在的数量有多么惊人。

葶苈所要求的和想得到的，只是极少的温暖和舒适。它们只是靠着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别人不需要的残存物来维系着自己的生命。植物学书籍中对它的描述不过三两行罢了，而且从来不曾穿插图片和绘画。贫瘠的沙土和微弱的阳光孕育不出更大更好的花朵，但是这些对于葶苈来说，已经足够了。毕竟，葶苈本不属于春天的花朵，充其量算作一种对希望的补充罢了。

葶苈不会让人为其着迷，对于散发出来的芳香，倘若真的有的话，也早已随风消逝。它开着那种平淡无奇的白色小花，叶子上附着一层明显的软毛。它长得太小了，没有哪种动物会选择把它作为食物，也没有哪个诗人会专门作一首诗歌来歌颂它。曾经有一些植物学家它起过一个优雅的拉丁名字，再然后就将其抛之脑后，遗忘掉了。总而言之，它只是一株小小的生命，从不曾受到重视，只是麻利而踏实地做着它那看似微小的本职工作罢了。

大果橡

当学生们为州鸟、州花或者州树的候选对象做着投票表决的时候，他们并非真的在做着某种决定，而仅仅是象征性地做着历史早已认可的工作而已。在大草原上的禾本草最先占领这片区域后，历史使然，让大果橡成了威斯康星南部的一种特有树种，同时它也是能够勇敢面对草原火灾并存活下来的唯一树种。

你以前是否会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每株大果橡都被厚厚的软木皮包裹着呢，甚至连最小的树枝都是如此？其实，软木皮就是它的铠甲。大果橡是具有侵略性的森林派出的征服大草原的突击队，而火则是它必须要攻克的险关。每年4月，在新草以不可燃的绿荫布满整个草原之前，火灾便已袭击了整片草原，唯一能够在此劫难中逃生的，便只有这些披着厚厚铠甲的大果橡了。它们的皮是那样的厚，以至于大火都对它没有办法。那些被拓荒者们称之为“大果橡空地”的小树林里，分布着很多老树，而这些老树便主要是大果橡。

工程师之前没有发现绝热体，但是他们从经历草原战争的这群老兵身上得到了启发，并仿制出了它。植物学家们可以从这场草原战争中读出两万年的历史。在这部历史巨制的记载中，既有花粉和谷物被嵌入泥炭里的情节，也有在战争中被扣留在后方和被遗忘的植物的情节。这些活生生的史料说明，森林的前线有时会撤退到苏必利尔湖畔，有时也会延伸到南部更远的地方。在过去的某个时期，它曾向更远的南部推进，以至于诸如云杉和其他“后卫部队”这些树种生长在威斯康星的南部边境之外了。在这个区域的泥炭和沼泽的某一层中，你完全有可能发现云杉花粉的存在。但是，一般来说，森林和草原间这场战争的初始战线就在它现在所在的地带，这也就是说，这场战争最终是以平局收场的。

战争一直在持续着，然而战线却并未发生转移，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就在于同盟国先支持战争的一方，然后又改变想法，转而去支持另一方。这样一来，兔子和老鼠可以在夏天饱餐大草原的草本植物，到了冬天，又可以围着那些在火灾中幸免于难的橡树苗啃食了。秋天，松鼠将橡实埋在土里，以备在其他季节享用。6月鳃角金龟在幼虫时期悄悄地破坏着大草原的草皮，到了成虫阶段，又转而侵蚀掉了大果橡的叶子。倘若起初没有这些毫无立场的朝秦暮楚的盟友，让胜利失去了方向，那么在今天的版图上，我们也就不会看到被装饰得多姿多彩的大草原和森林土壤的镶嵌画了。

乔纳森·卡夫(8)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拓荒者涉足前的草原边界的生动画面。在1763年10月，他来到了布卢·芒德斯山，那是戴恩县西南角附近的一组高山（现如今已经被森林所覆盖），他说：我登上了群山中的最高峰，在那有足够开阔的视野能够俯瞰这乡间美景。在方圆数英里内，除了连绵起伏的群山外，我什么也看不见。这组群山上极少有树，远远望去就像一堆堆圆锥形的干草堆。只有少数几片山核桃林和稀疏的大果橡林遮蔽着某些山谷。

19世纪40年代，一个全新的动物——拓荒者——介入了这场草原战争。其实他们本不想介入，只是想保有足够耕种的农田，然而他们却在无形之中让大草原失去了并肩作战的盟友——火。橡树幼苗毫不犹豫地率领百万大军反攻草原，并轻而易举地占据了大草原，先前的草场变成了现在的林地。倘若你对这个事实还有所怀疑的话，那么你可以到威斯康星西南部的任何一处“山脊”林场去看一看，随便挑选一株残桩，数一数刻在树桩上的年轮，那时你的疑惑自然也就消除了。除了矗立在草原上的这群老兵们，其他所有树木的树龄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而这个时期也刚好是草原大火熄灭的时期。

约翰·缪尔就是在这个时期的马凯特县长大的，当时新的森林取代了古老的大草原，一丛丛新生的灌木丛苗吞没了大果橡空地。于是，他在《童年和青年》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伊利诺伊和威斯康星大草原遍地都是肥沃的土壤，它养育了稠密而高大的牧草，以供大火燃烧之用，没有哪一个树种能够在草原上可以与其竞得生机。如果没有大火，标志着这个区域特色的优良大草原兴许早就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了。一旦大果橡空地被农民们开垦了，那么就会迅速阻止草原大火的蔓延。小树不断生根，并日渐长成高大树木，这些稠密的灌木枝条错综交织，以至于人们很难从中穿行。于是，原来被阳光照射的“大果橡空地”便将再也无迹可寻。

因此，拥有一棵大果橡，其意义远甚于树木本身，你所拥有的不单是一棵树那样简单，你拥有了一座历史图书馆，这就让你在进化剧院里提前留出了座位。在目光敏锐的人的眼里，他的农场贴满了草原战争的徽章和标识。

空中舞蹈

在拥有这座农场的两年里，我发现在每年4月和5月的每个傍晚，都可以在树林上方看见空中舞蹈。自我们发现这个奇观以后，我和我的家人便不愿错过每一场表演。

这场表演被安排在4月第一个温暖的傍晚，更为确切地说，它开始于18点50分，在这之后，每一天开场的时间都要比前一天晚一分钟，演出一直持续到6月1日，那天的开场时间恰好是19时50分。这样的变换节奏是由虚荣心驱使的，因为舞蹈者所要求的浪漫光线，必须精确至直径为0.05英尺的蜡烛烛光所达到的亮度。千万别迟到，更要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免得将它们气得怒冲冲地飞掉。

舞台的布景，和开场时间一样，反映了舞者的情绪性要求。舞台必须设在树林或者灌木丛中一块儿开阔的半圆形露天剧场，而且一定要选在中央长满苔藓的地方，或是选在一片不毛的沙地，或是选在凸出地面的岩石上，再或选在一块完全裸露的路面上。起初，对于舞者的这种选择，我百般疑惑，为什么雄性的丘鹬会如此拘泥于细节，执意要将舞池设在光秃秃的空地上？但是现在想想，问题就出在它们的腿上。丘鹬的腿很短，倘若在密集的草地或者杂草里，它们既不能昂首阔步地使其优点得以全部展现，也无法让雌性的丘鹬关注到它们。我的农场中丘鹬的数目要比其他大多数农场多，因为这里有更多的生着苔藓的沙地，这些沙地太贫瘠甚至连草都不长。

明确了时间和地点以后，我们坐在舞池东边的灌木丛下耐心等待着，同时，夕阳的余晖也在耐心等候丘鹬入场。它们从附近的灌木丛中飞过来，降落在光秃秃的苔藓上，刚一着陆，就迫不及待地拉开了演出的序幕：每隔两秒钟，它们便会发出一连串古怪而嘶哑的“嘭嚓”声，那声音像极了盛夏里狂野西部的夜鹰。

突然，“嘭嚓”声停止了，丘鹬拍打着翅膀，伴随着一阵悦耳的鸣叫声，盘旋着飞向天空。它们越飞越高，盘旋的幅度也越来越陡，越来越小，鸣叫声响彻云霄，直至这些舞者最终幻化成天空中的一个斑点。紧接着，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它们像一架失控的战斗机般翻着筋斗掉落下来，同时发出一阵轻柔婉转的啼鸣，我想，这声音之曼妙就连3月的蓝知更鸟都会嫉妒。在离地面几英里高的地方，它开始变换为水平的飞行，并重新落回到曾发出“嘭嚓”声的地面上。通常情况下，它们会准确无误地找到起飞点，在那里，重新恢复起初“嘭嚓”的节奏。

没过多会儿工夫，天色变得越来越黑了，以至于看不见地面上的舞者了。但是，你能够察觉到它们在天空中的飞翔时间有一小时之久，这就是通常它们表演所持续的时间。然而，在有月光的夜晚，它们的表演还会继续，在稍作休息后，会一直持续到月光消失为止。

黎明时分，整个表演还会重复一次。4月初，最后一次晨间表演落幕的时间是在5时15分。从此时开始，演出的时间会每天提前2分钟，这种变换节奏也会持续到6月份。一年之中，最后一场晨间表演是在3时15分落下帷幕的。为什么它们在时间的选择上会有如此差别呢？唉！我想，即便是浪漫也该有疲倦的时候，因为黎明时停止空中舞蹈所需的光线强度，仅仅为日落时开始空中舞蹈时的五分之一。

或许我们应该略感侥幸，尽管我们可能已经专心致志地研究了森林中和草原上的数百种戏剧，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完全领悟主角们在其间所表现出来的任何一种明显行为的意义。对于空中舞蹈，我们有一件事情不明白：雌丘鹬躲在哪里？它们在戏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如果丘鹬舞阵中有雌性，它们是否也会参加演出？我经常会看见，两只丘鹬在同一地面上“嘭嚓”，有时它们会飞在一起，但从不发出类似的声音。那么第二只丘鹬，它究竟是雌性，还是雄丘鹬的竞争对手？

还有一件事情，我也感到很迷惑，那就是，悦耳的鸣叫声是否是机械性发声呢？我的朋友比尔·菲尼，曾经用网捕获过一只正在发出“嘭嚓”声的丘鹬，并且将它外部羽翼上的羽毛拔掉，但是，随后这只鸟还会发出“嘭嚓”声，并且能用柔和的颤音轻唱，却再也没有鸣叫过。然而，仅通过这样一个孤立的实验，是很难得出什么有说服力的结论的。

还有一件我没有弄明白：究竟筑巢工程进展到哪一阶段，雄丘鹬才会停止它的空中舞蹈？我的女儿就曾经见到过一只丘鹬，它当时正在离一个里面有孵化过的蛋壳20码远的鸟巢旁发着“嘭嚓”声。但是，这是它夫人的巢穴吗？再或者，难道这个神秘的家伙在我们发现它之前便已经犯了重婚罪？这些，以及另外一些我们尚未弄明白的其他事情，在渐暗的黄昏中仍旧保留着它们的神秘。

类似这种空中舞蹈的戏剧，在数以百计的农场上空夜夜上演着，而农场主们却每每为没有娱乐而叹息，他们有一种认识误区，认为只有在戏剧院才能得到娱乐。他们生活在土地上，却不知道安于这片土地。

对于那些将鸟儿当作纯粹的枪靶子，或者意在将其放在一片吐司面包上以示优雅的猎鸟理论，丘鹬便是一个活生生的反驳例子。没有人比我更愿意在10月里去猎捕丘鹬，然而，自从观看了空中舞蹈后，我觉得自己只要捕猎一两只就足够了。我必须保证，当4月来临时，在日落的天空中不会有舞蹈者因我而丧命。

5月

从阿根廷归来

当蒲公英为威斯康星草原做下5月的标记时，这或许已经到了聆听春季最后交响的时刻。只身坐在草地上，向着天空竖起耳朵，排除掉草地鹨和红翼鸫的喧闹声，不一会儿，你就会听到这样的声音——高原鹬的飞行之歌，它刚从阿根廷归来。

如果你的视力足够好，那么你肯定能在天空中找寻到它的踪影，它兴奋地抖动着翅膀，在绒毛般的云朵间盘旋飞舞。如果你的视力有些不济，那好吧，就不要勉强去仰望天空，只需要盯紧篱笆桩就好。一会儿，银色闪电会告诉你，它究竟在哪根木桩上停落，又在哪只木桩上抖擞翅膀。不管是谁发明了“优雅”这个词藻，但是我敢断定，他一定是看到了高原鹬的翩翩起舞才有此创意的。

它坐在那里，似乎在以其整个存在告诉你，退离它的领地是你接下来最好的选择。也许，在沙乡的档案中明文记载着这片草原的归属权，然而高原鹬却轻盈地否定了这种繁文缛节的合理性。它刚刚飞行过4000英里，并重申着它从印第安人那里获得这种权利的事实，即在幼鹬能够飞翔之前，这片草原是属于它的，未经它的许可，谁也不许入侵它的领地。

高原鹬会就近找个地方孵卵，它产下了4枚大而尖圆的蛋，没过多久4只雏鸟破壳而出。从它们的绒毛刚干的那一刻起，它们就像老鼠踩高跷一般，在草地上蹦蹦跳跳闹个不停，但这些小机灵儿从不会让那些笨手笨脚想逮到它们的家伙得逞。大约30天左右，这些幼鸟就完全长大了，可以说，在鸟的家族中，还从没有哪一类鸟能比它们长得更快。到了8月份的时候，它们便已顺利从飞行学校毕业。在8月的寒冷的夜晚，你可以清楚地听到它们抖动翅膀想要飞回潘帕斯草原的心声，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南北美洲亘古以来就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对于政治家而言，跨越地域的隔阂走到一起永远都是新鲜事，然而，对于这群羽翼渐丰的游弋在空中的海军舰队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超越。

高原鹬很容易适应乡下的环境。它们喜欢跟在黑白花纹的野牛后面，尽管这群野牛生活在它们的领地，但它们允许黑白色的野牛替代棕色野牛而存在。它们有时把家安在草地上，有时安在干草堆里，但和那些笨拙的野鸡不同，它们从不会遇上干草收割机这个大麻烦。等到干草将要收割的时候，它们已经羽翼丰满，在灾难降临之前，早已张开翅膀飞走了。在农场里，它们真正需要面对的敌人有两个：宽沟壑和排水沟。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这同样也是我们的敌人。

在20世纪初期的某段时期内，威斯康星农场几乎失去了这些天然的报时器。5月的草地在无声无息中变绿，8月的夜晚再也听不到秋天即将到来的鸣叫提醒。枪支的普及以及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宴会上鹬肉的诱惑，让高原鹬的生存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迟到的联邦候鸟保护法案(9)及时出台，才让高原鹬受到保护而免遭屠戮。

6月

桤木汊——一首关于垂钓的叙事诗

我们发现，干流的水位很低，以至于跌跌撞撞的沙锥鸟能在鳟鱼去年戏水的地方闲逛。河水很温暖，我们可以潜到深水区而不为之惊慌。即便河水刚刚冲刷掉身上的燥热，可是当脚伸进鞋里的时候，还是感觉像触了阳光下的沥青纸般滚烫。

晚间的垂钓让人败兴而归，一如先前预想的那样。我们想要鳟鱼，可河水给我们的却是白鲑。晚上，我们坐在驱蚊火堆旁，讨论着明天的行动方案。我们沿着酷热、满布灰尘的土路跋涉了近200英里，就是为了再一次体验红点鲑和彩虹鱼猛烈挣脱鱼钩的感觉。但是河里没有鳟鱼。

我们现在突然记起来，这条河是有很多条支流的。在离源头不远的上游，我们曾经看到一个狭窄、幽深的汊口，从桤木丛中汩汩冒出的冰凉溪水流入其中。在现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下，谨慎的鳟鱼在做什么呢？应该像我们一样，往上游去。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数百只白喉莺沉浸在甜蜜与清爽的空气中，完全忘记了周围随时有可能发生的其他事情。我爬下满是露水的河岸，步入桤木汊。一条鳟鱼逆流而上并浮出水面。我往外放了放钓线——但愿这根钓线会一直像现在这样柔软、干燥。我试探性地估量着距离，然后把一块几乎不能用的鱼饵精准地投到了距离它上次激起漩涡的水域约一英尺远的地方。我现在全神贯注于此，把诸如炎热旅程、蚊子、不光彩的白鲑鱼之类的事情，统统忘在脑后了。鳟鱼一口吞下了钓线上的鱼饵，没过多一会儿工夫，我就听到它踢动铺在鱼篮底下湿湿的桤木叶子的声音了。

还有一条鳟鱼，比现在这条要大得多，正从旁边的那个水潭冒出来。它所在的位置刚好是“航道的尽头”，之所以称之为“尽头”，是因为航道上游被密密麻麻的桤木丛围得水泄不通。在水潭中央，有一个灌木丛，河水冲刷着灌木棕色的树干，此时的灌木丛像极了一个静静守候在这里的嘲笑者，嘲弄着上帝或者人类在它外层树叶一英寸远的地方投下的哄骗鱼儿上钩的飞蝇。

我坐在河中央的一块儿岩石上，大约一支烟的时间，突然看见那条躲在灌木丛后面的鳟鱼开始蠢蠢欲动。我的渔竿和钓线现在正晾在河岸边阳光普照的桤木上，但出于谨慎的考虑，我还是决定再等一会儿。那个水潭出奇地宁静，甚至一阵微风都会在瞬间使水面荡起涟漪。这样一来，我就无法把钓线投到水塘里恰到好处的位置上了。

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可能发生——一股劲风袭来，把趴在带有嘲笑神情的桤木枝上的棕蛾吹落，拍在水面上。

一切准备就绪！我卷起晒干的钓线，站在水潭中央，架起渔竿，准备随时行动。风就要来了——山丘上的山杨轻摇着枝条，似乎在向我暗示。我抛出一半钓线，然后又慢慢地收回来，如此往复几次，等待一股更大的风吹向水潭。手里的钓线不到一半了，要注意了！现在太阳当空高照，水面上任何晃动的影子都会警示我的猎物——厄运随时有可能来临。现在，最后的3码钓线也放出去了，用作鱼饵的飞蝇不偏不倚地落在发笑的桤木脚下。鱼儿咬饵了！我用尽全身力气把它从旁边的灌木丛中拉出来。它顺流而下，没过多久，它也在我的鱼篮里踢来踢去了。

我坐在岩石上，沉浸在快乐的冥想之中，此时，我的钓线又要拿去晾干了。我陷入了鳟鱼和人类的生存方式的思索之中。我们和鳟鱼是何其相像，都在准备着——更确切地说是在渴望着，抓住任何被风吹落在时间长河上的新事物！与此同时，我们应该为我们的轻率感到懊悔，许多时候，我们只看见了水里落下的美味，却看不见藏在美味中的钩子。但不管怎么说，我认为轻率亦有其价值，不论事实证明是真的，还是假的。试想一下，一味地追求谨慎的人，他的一生该是多么的乏味和单调，其实于鳟鱼，于整个世界，都是同样的道理。刚才我说过“出于谨慎的考虑，再等一等”这样的话语，但这里的谨慎和我讲到的谨慎不能等同。对于垂钓者而言，只有在为一个渺茫的希望做着准备时，才会变得谨慎起来。

时间已经到了——过一会儿，鳟鱼就不会露面了。我在齐腰深的水中向着“航道的尽头”跋涉前行，我把头伸进摇动的桤木下，以看究竟。果真是丛林！在丛林的上方，有一个黑漆漆的洞，被绿色植物遮盖得严严实实，湍急的水流向下流淌，在这里连一片羊齿叶都挥动不起来，更别说是比它长的渔竿了。刚好就在那里，一条大鳟鱼靠在漆黑的河岸边，蹭着脊梁，在它吸吮到身边经过的小甲虫后，懒洋洋地翻过身去。

我没有机会接近它，即使我慢慢地走过去。不过在头顶上20码的地方，能看到有阳光照射在水面上——那应该是另一条通道。顺流投掷鱼饵？现在的条件不允许我这么做，但我必须这么做。

我按原路返回，爬到了河岸上。那里的凤仙花和荨麻差不多有一人高，于是我绕过桤木丛，到了上面的开阔地。我像猫一般悄无声息地走了进去，为了不打扰国王的沐浴，在那站了足足5分钟，尽量让一切归于平静。我拿出钓线，上了油，晒干，然后把大约30英尺的钓线缠在左手上。我站在丛林入口处上方很远的地方。

现在把握机会的时刻到了！我朝着飞蝇吹了口气，试图让飞蝇看起来更膨胀、更显眼一些，然后把它放在脚下的溪流中，并快速地放开缠在手上的钓线。就在钓线伸直的那一刹那，飞蝇刚好也漂到灌木丛中，我顺着向下流淌的溪水疾步前进，紧紧盯住幽深的洞口，企图追踪到鱼饵的下落。当幽暗的水潭中有模糊的阳光投射过来的时候，我迅速地瞥了一眼，结果证明它在按照预定轨道行进。现在它随着溪流转弯了。很快——当我在溪水中穿越时，泛起的涟漪在将我的图谋暴露之前——鱼饵顺利地到达了黑洞。我看见了，不，确切地说，是我听见了，大鳟鱼在水中的扑腾声。我奋力扯起钓线，战斗还在继续。

一个谨慎的人决不肯冒险用价值一美元的鱼饵和钓线，绕过由桤木枝干形成的蜿蜒曲折的河湾，去打上游鳟鱼的主意的。当然，正如我之前所说，谨慎的人永远不是一个好的垂钓者。经过不懈努力，我异常小心地绕过重重阻隔，终于把它带到了开阔水域，让它钻进了我的鱼篮。

现在，我必须向你坦诚，这3条鳟鱼，没有哪一条是该身首异处、折成两截，放进棺材里的。在垂钓的过程中，获得机会比钓到鳟鱼更重要，丰富记忆比装满鱼篮更有意义。像清晨的白喉莺一样，除了桤木汊的清晨记忆，我完全忘记了随时有可能发生的其他事情。

7月

巨大的财产

根据沙乡书记官的说法，我拥有120英亩的领域。不过这个书记官是一个贪睡的家伙，在9点之前，他从来不查看记录簿。这些记录簿在黎明时分所展示的内容，才是我们在这里将要讨论的问题。

不管有没有记录簿，对于我和我的狗来说，黎明时分，我就是我所走过的那些地方的唯一事实上的拥有者。这不仅意味着边界的消失，同时也意味着思想限制的消失。不为人或者地图所知晓的扩张行为，却为每一个黎明所熟知。而荒僻，我们原以为在我们的郡县已经不复存在，其实它却在朝着每一个方向不断延伸，一直扩张到露珠所能洒向的地方。

和其他的土地所有者一样，我也有我的租户。他们常常忽略缴纳租金，但是却非常关心他们对土地的使用权。的确，从4月到7月，每天黎明时分，他们都会彼此宣告自己土地的边界，并向我致以谢意，至少根据推理可以这样认为，毕竟这些土地是我赋予他们的采邑。

这个每天都在进行的礼仪，可能跟你的想象有很大出入，它是以极其端正的礼节开始的。我不清楚最初是谁拟定下了这些礼节。每天清晨3点30分，我带着7月清晨凝聚的尊严，步出房门，手里都拿着统治权的象征——一个咖啡壶和笔记本。我坐在长凳上，面对着泛着白光的启明星。我把咖啡壶放在旁边，然后从衬衫前面的口袋里取出一只杯子——希望没有人注意到这种不拘礼节的携带方式。再然后，我拿出手表，倒好咖啡，将笔记本放在膝盖上。这便是宣告即将开始的信号。

3时35分，那只离我最近的原野春雀，开始用清澈的男高音宣告着，它拥有北至河岸、南到旧马车道的北美短叶松树林。然后，原野春雀一只接着一只，在听力所及的范围内宣告着它们各自所拥有的领地。这里没有发生争吵，至少此时没有，因此我只需倾听，并且在心底希望它们的母鸟们能默许这种超越先前状况的和谐状态。

还没等这些原野春雀结束宣告仪式，大榆树上的知更鸟就已经按捺不住了，它大声地嚷嚷着，似乎在用响亮的颤声宣告着它对那棵被冰雹砸断的大树杈的所有权，当然也包括树杈上的所有附属物——就它所描述的情形而言，树下那片不甚宽广的草坪上的所有蚯蚓也是它的领地的产物。

知更鸟不绝于耳的歌唱唤醒了旁边的那只黄鹂，它立刻郑重其事地向所有的同伴们发出声明：榆树垂下的树杈连同附近所有含纤维的马利筋的茎，以及延伸到园子里松散的纤维全部归它所有。与此同时，它还要行使一个特权：像火花一样在这些所有物之间来回穿梭。

现在，手表的指针指向了3时50分，山上的靛蓝彩鹀极力主张着对那棵由于1936年的旱灾而残留下来的大果橡枯枝，以及附近的各类虫子和灌木丛的所有权。虽然它并没有站出来大声疾呼，但我想它已经向我们做出了暗示，它的蓝色会让一切蓝鸲及面向黎明的鸭跖草的色彩黯淡无光。

接下来出场的是一只鹪鹩——就是发现木屋屋檐节孔的那只，它突然唱了起来。旁边的6只也附和着，跟着唱起来。现在鹪鹩的歌声简直一片嘈杂，无章可循。蜡嘴雀、褐噪鸫、黄林莺、蓝鸲、绿鹃、棕胁唧雀、红雀……所有的鸟都跟着聒噪起来。我那华丽的表演者清单是按着表演者们演唱第一首歌的先后次序和时间排列的，不过现在表演者的出场次序则变得飘忽、摇摆不定了，乃至于表演最终不得不停了下来了，因为我的耳朵已经分不清先后次序了。此外，咖啡壶已经空了，太阳也即将升起。我必须在行使完主人职责之前去巡察我的领地。

我们出发了——我和我的狗儿，随意地走着。我的狗儿对这些鸣唱不甚在意，因为对它来说，辨别这些“租户”是否存在的依据并不是歌声而是气味。对它而言，任何一片从树上随意飘落的羽毛都会弄出噪音。现在，它将用它的嗅觉为我诠释出它所了解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生物所写的有关仲夏夜晚的无声的诗歌。每一首诗的结尾都署有作者的名字——如果我们能发现它的话。实际上，我们发现的东西远远超过了我们先前的预期：或许是一只突然间改变主意，掉头跑开的兔子；或许是一只通过抖动翅膀的方式以示否定的丘鹬，抑或是一只因在草地上打湿翅膀而愤愤不平的雄雉。

偶尔，我们会发现一只夜间觅食迟归的浣熊或者水貂。有时候，我们会赶走一只捕鱼未果的苍鹭，或者惊吓到一只为雏鸟保驾护航的雌林鸳鸯，它们正逆流而上，寻找着一处梭鱼草荫蔽的避难所。有时，我们会看到鹿儿漫步回到满是紫花苜蓿、婆婆纳草、野莴苣的灌木丛。但是更多时候，我们所看见的，仅仅是某些动物慵懒地漫步于洒满露珠的柔软而光滑的地面上所留下的错综交织的暗黑线条。

现在，我已经能够感觉到太阳出来了。鸟儿的合唱已经停息了。远处传来阵阵牛铃声，说明有一群牲畜正缓缓地向牧场行进；一辆拖拉机的轰响声响起，表明我的邻居已经起床劳作了。世界又缩回到沙乡书记官所熟知的模式范围了，我们转身回家，去吃早饭。

大草原的生日

一般来说，从4月到9月，平均每周都会有10种野生植物迎来第一次花期。进入6月份以后，同一天开花的植物会增至12种之多。没有人会留心这些所谓的周年纪念日，当然，也没有人会完全将它们忽略掉。5月，人们可能对踩在脚下的蒲公英视而不见，然而到了8月，即便再无情的人，也会在豚草花粉前驻足停留；4月，有些人对榆树绽放的红雾般的花朵不屑一顾，然而到了6月，他们会停下车来，近身观赏梓树飘落的花冠。如果你能告诉我某一个人他所能记住的那种植物的生日的话，那么我便会据此告诉你很多关于他的事情，诸如他的职业、他的爱好、他是否罹患花粉热病以及他接受生态教育的大致水平。

每年7月，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去看一眼那个乡间墓地，它是我开车往返于农场的必经之地。此时正值大草原的生日，在这个墓地的一个角落，生活着一位曾经在一次重要事件中幸存下来的颂扬者。

这是一块普通的墓地，紧邻常见的云杉林，墓地里点缀着白色的大理石或普通的粉红色花岗岩材质的墓碑。每个星期六，墓碑前照例都会放着一束红色或者粉色的天竺葵。墓碑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呈现为很特别的三角形，而不是矩形。在栅栏围起来的尖角内，隐匿着一些草原的历史遗迹。这片墓地是19世纪40年代在草原上建立起来的。时至今日，长柄大镰刀和割草机还不曾涉足此地。每年7月，在这一码见方的区域内，也就是最为原始的威斯康星诞生的地方，长满了一人多高的磁石草，或者叫作串叶松香草，上面闪烁着小圆盘般的、类似向日葵似的金黄色花朵。它是这种植物在公路地带的唯一残迹，或许可以说是在美国西部地区的唯一残迹。你可以设想一下，当成千上万英亩的磁石草轻触着野牛的肚皮弄得它们发痒的时候，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对于这个问题，恐怕我们再也给不出答案了，或许这样的问题以后再也不会有人问起了。

今年，我发现磁石草第一次开花应该是在7月24日，大约比往年的花期晚了一周。在过去的6年里，它的平均花期是在7月15日。

8月3日，当我再次经过这片墓地的时候，栅栏已经被一群修路工拆掉了，与此同时，磁石草也被除掉了。现在我们不难做出这样预测：未来几年，我们的磁石草会徒然地在割草机下生长，然后死去。届时，这也意味着大草原时代的终结。

公路管理处说，在每年夏天的3个月时间里，将有100000辆汽车从这条公路上经过，而这3个月刚好是磁石草盛开的季节。坐着小汽车经过这里的人，至少有100000人之巨，他们这些人或许都曾“上过”历史课吧，其中有25000人甚至还“上过”植物学课吧。但我怀疑，也许只有那么一打人曾经见过磁石草，但是这一打人中，却几乎没有人见到过它的死亡。如果我向附近教堂的传教士讲述这样一件事情：那些修路工们在他的墓地上正假借割除杂草的之名燃烧着历史书，那么，他的表情一定充满了诧异和不解，杂草怎么会是一本书呢？

这只是当地植物区系葬礼的一个小插曲。反过来，它也是世界植物区系葬礼的一段小插曲。被机械化全副武装的人们已然不能察觉植物区系的存在，他们为他们在清理自然景观方面的进步而倍感自豪——不论他们愿意或是不愿意，尽管他们需要在这片土地上终其一生。针对目前的情况，或许比较明智的做法就是：立即停止讲授关于植物学和历史学的一些课程，免得将来人们在得知他们的美好生活是以牺牲了大量植物区系为代价而倍感沮丧和内疚。

因此，就目前植物区系品种的匮乏程度来看，农场地区还算是好的。我的农场之所以被我选中，就是因为它不够优秀，也缺乏高速公路。的确，整个邻近地区都被进步之河的逆流所淹没了。而我的农场里的道路依旧是拓荒者时代留下来的四轮运货马车道路，从未被铲平过，也未铺过砾石，既没有用扫帚扫过，也没有用推土机推过。我的邻居给沙乡的农业管理部门带来了感叹。他们的篱笆多年来未曾修剪过。他们的沼泽地未曾筑过沟渠，也未曾排过水。在钓鱼和展望未来之间的选择上，他们更倾向于去钓鱼。因此，周末对于我这个植物爱好者而言，标准的生活模式就是沉浸在边远森林地区的生活乐趣之中，在工作日期间，我会尽量选择在那些大学农场、大学校园和邻近郊外的植物区度过。10年来，作为一种生活消遣的方式，我一直坚持着对两个不同区域里的野生植物的花期做着记录：

首次开花的物种在 | 郊区和校园 | 边远农场
4月 | 14 | 26
5月 | 29 | 59
6月 | 43 | 70
7月 | 25 | 56
8月 | 9 | 14
9月 | 0 | 1
总的可见数 | 120 | 226

很显然，边远地区的农民所欣赏到的景致，几乎是大学生或商人的两倍。当然，可能后两者迄今为止都还不曾见过植物区系。因此，我们面临着两种先前已经被提及的选择方案：要么让民众继续盲目下去；要么重新审视一下这个问题，是否我们不能同时拥有这两种事物——植物和进步。

植物区系的萎缩是清洁农场经营、林地放牧和优质高速公路修建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每一种必要的改变都要求缩减庞大面积的野生植物占地，但是没有人授意非要把整个农场、城镇或者县区里的植物全部消灭掉，当然，也没有人会受益于此。每一个农场都有一些闲置的空地，每一条高速公路两旁都有两片长度和公路相当的空闲地带。把野牛，耕犁，还有割草机逐出这些空闲地带，在保证本地植物区系的完整性的前提下，然后再接纳几十种从异地“偷渡”过来的有趣植物品种，如此一来，这或许就成了每个公民正常环境的一部分。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所谓的优秀的草原植物区系保护者们，居然完全不知道或者很少注意到这种轻率举动：铁路公司有权在铁道两旁构筑栅栏工事。有时，他们甚至还不等大草原进入开垦程序，就早早地竖起来铁路栅栏了。在这片线形的自留地内，草原植物不顾煤渣、煤烟以及一年一度的焚草造田运动的阻挠，按照先前约定的时间绽放着各种色彩，从5月粉色的折瓣花到10月蓝色的紫菀。一直以来，我都渴望着能在态度冰冷的铁路公司局长面前，用实物来证明一下他们的“好心肠”。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不曾遇见一位这样的局长。

当然，铁路公司是用喷火器和化学喷雾来清除道路上的杂草的，但是这种必要的清除设备成本太高了，以至于目前还无法应用到离铁路较远的地区。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种状况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观。

如果我们对人类亚种知之甚少，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它的消亡对我们而言就变得无关痛痒了。一个中国人的死亡很少能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能把我的意识与中国联系起来的事物，或许仅仅是偶尔吃过一次中国炒面的经历。我们仅为自己所了解的事物悲伤。如果一个人对磁石草的认识仅局限于植物学课本上的名字的话，那么他就不会为这个即将在从西部戴恩县消失的植物感到悲伤。

当我试图把一棵磁石草移植到我的农场上的时候，我才发现，它是一株很有特点的植物。像挖一棵大果橡的幼苗一般，在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又脏又累的劳作后，它的根仍旧在延伸，就像一株纵向生长的大甘薯。据我所知，这棵磁石草的根系一直向下延伸，穿透了基岩。我最终没能得到这棵磁石草，但是我已经从它那在地下精心设计的策略中得知，它是如何挨过大草原的干旱时节的。

接下来，我播种的是磁石草的种子。这些种子大而肉厚，尝起来味道像极了葵花籽。种下后没多久，它们就发芽了。但是当我们经历了长达5年时间的漫长等待后，这棵秧苗仍处于青年期，尚未长出花茎。对于磁石草而言，它可能要经过10年之久才到开花的年龄。那么在那个墓地里，我那株心爱的磁石草又该有多大年纪了呢？可能，它比墓地里最古老的墓碑树立的年代还要久，那上面记载的日期是1850年。或许，它以前就站在那个著名的行军线上，曾经亲眼看见着逃亡的黑鹰(10)从麦迪逊湖撤退到了威斯康星河。毫无疑问，它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关于当地拓荒者的葬礼，而这些拓荒者们则永远地安睡在须芒草下了。

我曾经看见一只电铲，在挖掘公路旁边的一条排水沟时，切断了磁石草甘薯般的根。但是被切断的根很快就抽枝发芽了，长出了新的叶片，再然后长出了长长的花茎，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种植物从来都不会入侵到新的环境中去的原因。不过，我们时常会在最新筑成的公路旁边发现它们。它一旦生了根，几乎就能够经受得住任何损毁，当然，持续性的放牧、割草以及耕作除外。

为什么磁石草会从放牧的大草原上消失呢？我曾经见过一个农民将他的乳牛赶到了一片未曾开发的大草原上，之前这片草原仅供偶尔收割干草之用。这些乳牛先将磁石草啃光，然后才去吃其他的植物。于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其实野牛也是偏爱磁石草的，只不过野牛不会忍受整个夏季都被圈围在栅栏里啃食同一片草地罢了。这也就是说，野牛在草地上觅食是有间歇性的，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磁石草会从它们口下余生。

这或许就是令人为之动容的天意，它让成千上万的动植物在相互厮杀中成就了现在的世界，并留有一份历史沧桑感。现在，同样令人为之动容的天意，却要将它从我们这里抹去。当最后一只野牛离开威斯康星，几乎没有人会为之哀伤；当最后一株磁石草追随着野牛前往梦寐以求的、苍翠繁茂的大草原时，也同样不会有人为之哀伤。

8月

绿色的大草原

许多绘画作品之所以能够闻名世界，之所以经久不衰，就在于它们能被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关注，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总能找到几双有鉴赏力的眼睛。

其实，我倒是知道一幅容易消失的画作，除了某些四处游走的鹿儿之外，它根本不被人们所关注。在此挥毫泼墨的是一条河，然而同是这一条河，当我带朋友来参观时，它却永远地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于是，打那以后，它只存在于我的脑海之中。

和其他艺术家一样，我的河也是有性情的，何时有绘画灵感，或者这种灵感能持续多久，都是不可预知的。但是在仲夏时节，在一天好似一天的日子里，天上的云朵像白色战舰一般游来游去，徜徉在沙滩之上，去看一看它是不是在工作也是值得的。

绘画在一条宽阔的泥沙带上进行，泥沙稀疏地附着在倾斜河岸的沙子上。当泥沙在阳光底下慢慢变干的时候，金丝雀会跑到沙坑里去沐阳光浴，而麋鹿、苍鹭、双领鸻、浣熊、乌龟也不甘落后，纷纷用各自的足迹为画作镶上花边。此时此刻，没有人知道接下来它会画什么。

但是，当我发现沙带上的荸荠慢慢变绿的时候，我便开始密切地注视着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因为这往往是它创作兴趣高涨的信号。近乎在一夜之间，荸荠突然变身为厚厚的草地，苍翠而浓密，就连附近山地里的田鼠也拒绝不了这种诱惑，倾巢出动，直奔这片草地而来，很显然它们打算晚上在这住下来，在天鹅绒般的草甸上蹭蹭肚皮。一串串整洁的田鼠痕迹显示了它们的热情。鹿儿在草甸上来来回回地走着，显然它们是奔着脚下的乐趣来的。就连一直不爱出门的鼹鼠也一改往日的习惯，掘出了一条跨过干枯河岸通往荸荠甸的路，在那里，它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弄嫩绿的草甸。

眼下，草甸上有多得数不清的嫩绿的植物籽苗，有的小得根本认不出，而这些存在的生命源泉，全都来自于荸荠带下面潮湿而又温暖的沙土。

为了观赏这幅画作，我们给这条河3个星期的准备期，同时让它免于外界的打扰，然后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太阳冲淡拂晓的浓雾后，再度造访河滩。艺术家开始构思画作的颜色格调了，它准备把和着露珠的颜料泼出去。现在的荸荠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绿，其间还点缀着蓝色的沟酸浆、粉红的龙头草以及乳白色的慈姑花。随处可见的红花半边莲，向天空亮着红刺。在河滩的一端，紫色的紫苑草和浅粉色的泽兰，卖弄着高挑的身姿站靠在杨柳墙边。如果你安静而且谦逊地来到这里——你光顾任何一个只美丽一次的地方都该如此，你可能会惊到狐红色的鹿儿，它正在齐膝深的草丛里享受着快乐时光。

在你来过一次之后，就不要指望第二次还能看到草原的美景，因为这里什么也没有了。或许这里已被雨水冲刷了，再或许上涨的河水抹去了这里的痕迹，让这里一如之前那样，有的只是洁白而朴素的沙子。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应该把这幅画挂在心间，期待某一个夏天，河流能够重获创作的兴致和灵感。

9月

丛林里的唱诗班

到了9月，黎明的到来便很少依赖鸟儿的帮助了。一只麻雀心不在焉地唱着歌；一只丘鹬高高地飞回日间栖息的灌丛，嘁嘁喳喳地叫着；一只横斑纹猫头鹰，可能会用最后一声颤抖的叫声来终止夜晚的争辩；但是，其他的鸟儿几乎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唱。

有时候，在大雾弥漫的秋天清晨，你会听见鹌鹑的合唱，但不是所有时候都能听到。十几个女低音突然打破了沉默，它们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对白天将至的赞美热情。在经历了一两分钟的短暂欢愉后，歌唱戛然而止，就像开始那样突然。

这种难以捉摸的鸟类音乐往往具有一种极为特别的优点。树梢顶端的歌者往往最容易被人发觉到，但同时也最容易被人忘掉，因此，它们具有显而易见的平庸性。人们往往更钟情于这样的歌者：从迷蒙的阴影里倾泻出来银铃一般的和弦声音的夜鸫；从云层背后发出嘹亮的喇叭声的飞鹤；从迷雾深处发出低沉的隆隆声的榛鸡；还有从寂静的黎明中发出赞颂圣母玛利亚之音的鹌鹑。没有哪个自然学家观看过这个唱诗班的演出，因为这是一群静静地待在草丛中的不易察觉的隐居者，任何试图接近它们的行为，都会导致这里顷刻间陷入沉静。

到了6月，当光线强度达到0.01烛光强度时，我们推定，知更鸟要出场献声了，而其他歌者们也会按着可预知的顺序轮番出场；而另一方面，等到了秋天的时候，知更鸟却又变得沉默起来，所以对于鸟群是否会合唱，我们则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鸟在清晨所表现出来的沉默令我非常失望，不过或许这也表明，期待某些事情通常要比真正得到了某些事情更有价值。因此，为了实现聆听鹌鹑歌唱的愿望，即便在清晨的黑暗中爬起来，也是值得的。

秋天，我的农场里总会有一群或者数群鹌鹑，但是它们在黎明时分的合唱总是被安排在很远的地方。我想，这应该是鹌鹑想尽可能地将栖息地选得离狗远一点的缘故，后者对它们甚至比我对它们还感兴趣。记得那是10月的一个清晨，当时我正坐在屋外的营火旁喝着咖啡，一个合唱团突然在我面前不到投石之距的地方唱起歌来。它们栖息在一棵白洋松下的树丛中，或许是因为当时露水太重的缘故吧，它们想靠近火堆，让羽毛变得干爽起来。

我们为合唱团能在自家门口的台阶上发出赞美之声而倍感骄傲。不知为何，从那以后，松树的针叶仿佛在秋色的映衬下显得更蓝了，而松树下那片由覆盆子织就的红毯，也显得愈发红了。

10月

烟熏色的黄金

狩猎有两种类型：普通狩猎和捕获松鸡。

有两个地方可以捕获到松鸡：一些普通地方和亚当斯县。

在亚当斯县捕获松鸡有两个时段可供选择：普通时间和美洲落叶松变为烟熏般的暗金色时。这是写给那些运气不佳的捕获松鸡者的，当那些羽毛火箭毫发无损地飞进落叶松林时，他们提着空枪，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却鲜有心思去关注那些被松鸡抖落掉的金黄色的松针。

美洲落叶松由绿变黄的季节，刚好是初霜到来，将丘鹬、狐狸、麻雀和灯芯草雀带出北方的季节。知更鸟的大部队从山茱萸林丛里剥取着最后的白浆果，剩下的空枝干在小山的衬托下宛如粉色的薄雾。河岸边的桤木已经落叶，处处暴露着引人注目的冬青。树莓丛里散发着红光，照亮了你寻找松鸡栖息地的路。

至于何处是松鸡的栖息地，狗儿比你有发言权。你只要紧紧地跟着它，就能从它竖起的耳朵上轻而易举地读到它想要告诉你的故事。当它最终停下来一动也不动，并用极为特别的眼神向你示意的时候，它似乎在表达着“现在，请做好准备”的意思。对我而言，现在的问题是，我该准备好做什么？是一只鸣啭的丘鹬，还是一只提高嗓门尽情喧闹的松鸡？或许仅仅是一只兔子？或许恰恰是在一切都不确定的时刻，才会显现出捕猎松鸡的乐趣，而知道准备好做什么的人，应该去捕猎野鸡的。

不同的狩猎会有不同的情趣，而且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也很微妙。最惬意的狩猎是偷偷地进行的。若想暗地里去体验狩猎的情趣的话，你要么去一片荒无人迹的旷野，要么去一个在众目睽睽之下却尚未被发现的地方。

几乎没有几个狩猎者知道亚当斯县有松鸡，当他们的车子开过亚当斯县时，他们看到的仅仅是荒凉的美洲落叶松和矮小的大果橡。这是因为高速公路连续穿越一系列向西流动的小溪，每条小溪的源头都源自同一片沼泽，溪水流经干旱的沙地和荒漠后最后注入河里。通向北方的高速公路很自然地从这些贫瘠的荒漠中穿过，但是在公路上方，这些干枯的矮树形成的屏障后面，每一天小河都延伸到一片宽阔的呈带状的沼泽地里，而这自然就成了松鸡的天堂。

在这里，当10月来临的时候，我独自坐在这片属于我的美洲落叶松林里，听着狩猎者的汽车从这条高速公路上咆哮而过，拼命地驶向北方那些拥挤的郡县。想象着他们那跳跃的里程表、紧张的面部表情以及盯着北方地平线的那双充满渴望的眼睛，我不禁暗地里笑出声来。在他们疾驰而过的喧闹声后，一只雄松鸡抖起翅膀，摆出了一副意欲挑战汽车的架势。当我注意到它的方向时，我的狗儿咧开了嘴。我们俩不谋而合，一致认为那个家伙需要该做些运动了，我们打算一会儿就去拜访它。

美洲落叶松不仅仅在沼泽湿地生长，它们还存在于高山脚下的边缘地带，那里通常会有温泉涌出。每年春天，由于泉眼被茂密的苔藓阻塞，形成了一片沼泽似的梯田，我喜欢称这些梯田为空中花园。因为流苏龙胆从湿润的细泥中钻出来，擎着蓝色宝石般的花朵。在这样的10月里，一株笼罩在美洲落叶松的暗金色下的龙胆，是值得长时间驻足观望的，即便我的狗儿已经发出了松鸡就在前面的信号。

在空中花园和小溪之间有一条苔藓铺就的鹿径，很方便猎人追随，对于红松鸡来说，跨过它不过是一瞬间的事。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松鸡是否会和猎枪在那短暂的一瞬间邂逅呢。如果没有，那么接下来，途经此处的鹿儿或许就只有嗅嗅空弹壳的份儿了，而不会看到任何羽毛。

循着小河的上游走去，我发现了一座荒弃的农场。我试着通过这片荒废的土地上屹立的年轻落叶松的树龄读出，大约在多久以前，这位运气不佳的农民发现了这片沙质的平原只生长荒僻而不生长玉米的事实的。美洲落叶松对那些粗心大意的人们讲述的故事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它们每年要长出好几轮新枝而不是一轮。我在一棵小榆树的树干上发现了一个精确的计时器，这棵榆树现在早已把当年的牲畜圈门堵得严严实实。它的年轮可以追溯到干旱的1930年。从那年以后，便没有人再从那个牲畜棚里带出牛奶来了。

我不知道，当这个家庭因为农作物的产出不足以抵扣房屋抵押贷款而收到驱逐指令的那一刻，他们在想些什么。很多思想，就像飞翔的松鸡一样，顷刻间掠过，没有留下任何踪迹，然而有些思想，在经历了沧海桑田之后，却留下了数十年后依旧可寻的线索。那位在某个难以忘怀的4月种下了这棵丁香树的人，当初一定怀着愉悦的心情这样想象过：自此以后，每年我都可以欣赏到4月里淡紫色的丁香花绽放的场景了。然而，对于几乎每个星期一都要守在搓板旁洗衣服的妇女来说，她注视着这块即将被磨平的搓板，希望所有的星期一都不再出现，并且立刻消失。

我陷入到了对这些问题的冥想之中，现在突然醒过神来，才发现我的狗儿一直在温泉旁耐心地指示着猎物的方向，已经好几分钟了。我走过去，为我的疏忽而道歉。一只丘鹬像蝙蝠一样叫了起来，在10月的阳光里露出了橙红的胸脯。狩猎还在继续着。

在这样的日子里，如此全神专注于一只松鸡实在难得，毕竟外界有很多干扰因素。我跨过一条沙地上的鹿径，受好奇心的驱使，我决心追随下去。这条鹿径从一个泽西茶树丛直接通向另一个泽西茶树丛，而被咬断的小细枝则向我道出了原因之所在。

我突然想起来自己该吃午餐了，但是就在我将要把午餐从狩猎口袋里取出来的时候，却看见一只鹰从高空中盘旋飞过，我好奇地想知道它的种属。我等待着，直到它倾斜着飞过，露出了红色的尾巴。

当我再次把手伸进狩猎口袋取午餐时，我的眼睛却被一棵剥了皮的杨树吸引住了。一只公鹿在裸露的树干上摩擦着它那发痒的鹿角时，该是多久之前的事情了呢？暴露在外面的木质已经变成了褐色，我敢断定，鹿角现在已经完全长成了。

当我再次试图取出午餐时，却又不慎被我的狗儿发出的兴奋叫声所打断了。灌木丛中传出了撞击声，一只公鹿蹦了出来，短短的尾巴像竖起的旗帜，鹿角闪闪地发着光芒，它披着一件蓝色的光滑外套。是的，杨树道出了真相。

这一次，我终于把午餐从口袋里取了出来，坐下来美美享用着。这时，一只山雀望着我，心下盘算着它自己的午餐。它没有向我透露那是什么，或许是冷冰冰、肥嘟嘟的蚂蚁卵，再或是其他一些鸟类国度的美味，如眼下我所期待的一只冷松鸡一般。

午餐结束后，我向那些由美洲落叶松幼苗组成的密集方阵致敬，它们将黄金的枝丫伸向天空。在每一株树下，都落着一层昨天才掉落的针叶，这些针叶像是一张正在编织中的暗金色地毯；而在每一个枝丫的顶端都孕育着预先形成的萌芽，静静地，等待着另一个春天。

为时尚早

起得太早是大雕鸮、星星、大雁和货运列车特有的怪癖。猎人们为了捕获大雁而养成了早起的习惯，而咖啡壶则为了猎人养成了早起的习惯。说来也真是奇怪，大多数生物都是在清晨的某个时段才起床的，但对于那几个少数派，它们总是选择在最愉悦、最悠闲的时刻起床。

猎户星座就是那些早起者的同伴，正是它为那些早起者们按响了闹钟。当猎户星座经过天顶，再往西移动一段距离，大概和一个猎人窥伺一只水鸭的距离相当，就是该起床的时间了。

早起者彼此之间都显现出一副轻松自在的神情，或许原因就在于，与那些睡懒觉的人们不同，它们会轻描淡写地描述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猎户星座可以说是最富有旅行经验的星座，但却是最不善于表达的星座。咖啡壶，从它发出柔和的汩汩的第一声开始，从不张扬它里面所煮的东西以及这些东西所具备的优点。猫头鹰，在它的三音节的阐释里面，也淡化了它们在夜晚谋杀的故事。河堤上的大雁，只是为了遵循某些雁群辩论会的制度规章而早起，它们从不会把和远方的高山和大海的辩论内容告诉你，你也不要指望在无意间把它们的谈话内容套出来。

至于货运列车，我承认，它很难对自己的重要性保持沉默，然而，即便如此，它也有一种谦虚的美德，它把眼睛只放在嘈杂的公务之上，从来不会到别人的领地里喧宾夺主。货运列车这种兢兢业业的美德，让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安全感。

过早地去沼泽地，对于听觉来说，纯粹是一种冒险，耳朵在夜晚喧嚣中随意地游荡着，完全不受手和眼睛的阻碍和妨害。当你听见一只绿头鸭正津津有味地咂着它的美味汤汁时，你一定能够想象得出一群绿头鸭在浮萍中豪饮作乐的画面。当你听见一声赤颈鸭的尖叫，你一定可以联想到一个鸭群，而完全不用担心它们会在你的视觉里造成混乱。当一群蓝嘴鸭朝着池塘，拖着长长的声调俯冲划破黑绸缎般的天空时，你一定会屏住呼吸去找寻那声音。但是除了星星之外，你什么都看不见。在白天，同样的表演必定会被看得真真切切，瞄准，射击，没打中，这时你一定会匆忙地为自己找到托词。照实讲，白天的光线确实没办法在你的脑海中生成一副抖动的翅膀，抑或是生成一幅将完整的天空撕裂成两半儿的生动画面。

当一群群飞禽轻拍着翅膀飞向更宽广、更安全的水域，在泛着灰色的东方天空中逐渐变得模糊不清时，聆听的时刻也就结束了。

和其他诸多具有约束性的条约一样，黎明前的条约只有在黑暗使傲慢变得谦虚后才会生效。它看起来就好像是太阳每天都有义务把世间的沉默带走一样。不管怎么样，每当迷雾变白并逐渐遮住了低地的时候，所有的公鸡都会尽情地自吹自擂起来；每一株被割倒在地的玉米秸，都认为自己比先前种植的任何一株玉米要高；每当太阳升起后，松鼠都夸张地幻想着那些它曾经受过的侮辱和苦难；每一只松鸡都会用一种极其虚假的情感，宣告着由它发现的、关乎整个社会的危险；远处的乌鸦正在训斥一只假想存在的猫头鹰，它这样做是为了告诉世界，它们时刻保持着警惕性；或许此时，一只雄野鸡正沉浸在往昔风流韵事的回忆中，它在空中拍打着翅膀，似乎在用沙哑的声音告诉世界，那片沼泽地以及沼泽地里所有的雌野鸡都归它所有。

所有这些伟大的幻想并非仅存在于飞禽走兽类之中。到了早饭饭点儿，雁叫声、喇叭声、喊叫声和哨子声唤醒了沉睡中的农场庭院。最后，傍晚时分，一台被人们忘记关闭的收音机发出了嗡嗡声。这时每个人都躺在床上，重温那夜间的功课。

红灯笼

有一种捕猎松鸡的方法，它通常需要制定一个基于逻辑学和概率论原理的计划，以便确定好狩猎的地形。通过这种方法，你会找到松鸡理论上的栖息地。

还有一种捕猎松鸡的方法，就是闲逛，漫无目的地从一个红灯笼走到另一个红灯笼，通过这种方法，你可以找到松鸡的实际栖息地。而那些所谓的红灯笼，实际上就是在10月的阳光里变红的覆盆子的叶子。

在我狩猎过的地方，有过多次愉快的狩猎经历，而这都归功于红灯笼为我照亮了前方的路。不过，在我看来，覆盆子最先发红的地方，位于威斯康星中部的沙乡地区。在这些片和睦的荒原之上，有很多条由沼泽汇聚而成的小溪流，这里通常被那些手提电灯照来照去的人们称为贫瘠之地，但从霜降开始到这个季节的最后一天，覆盆子在每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都发出浓烈的红光。每一只丘鹬和松鸡在这荆棘丛生的灌木丛下，都拥有自己的私人日光浴场。大多数猎人都不知道这一点，他们在没有荆棘的矮树丛中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结果一只鸟也没有捕到就回家了，让我们的生活重归于平静。

我所说的“我们”，是指鸟儿、小溪、狗儿和我自己。这条小溪是个懒散的家伙，它蜿蜒穿过桤木林，仿佛它宁愿停留在树林里而不是想回归河里似的。我想，我也是如此。它在每一个发卡型弯道上的踌躇不前，都意味着那里有更好的河岸，在那里，半山腰上的石楠丛连接着沼泽深处冻结着蕨类植物和凤仙花的河床。没有一只松鸡会舍得让自己长时间离开这个地方，我也一样。捕猎松鸡的过程，其实就是迎着风在小溪边闲逛，从一处荆石楠木丛溜达到另一处。

我的狗儿在靠近荆石楠木丛后，就开始四处环顾，以确定我是否已经进入猎枪射程所及的狩猎区域。当所有的疑虑都消除后，它便开始隐秘而谨慎地前行，用它那湿漉漉的鼻子从上百种气味中甄选出其中的一种，这种潜在气味的存在，赋予了这一整片风景以生命和意义。狗儿是空气的勘探者，毕生致力于在气味世界里中淘金，而松鸡的气味，就是联结它的世界与我的世界的一种金本位。

顺便说一下，作为一名专业的自然学家，我的狗儿认为我应在松鸡认知方面多多学习，我很认同它的观点。它坚持以一名逻辑学教授特有的沉着和耐心辅导我，并用那只受过训练的鼻子所通晓的艺术教导我。我很高兴看到，它从那些对它而言显而易见、对我而言却肉眼难及的素材中得出结论，并将结论的意旨转达给我。或许，它希望有一天自己这位愚钝的学生也能学会闻气味。

就像其他愚钝的学生一样，我知道我的教授什么时候是正确的，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检查了一下猎枪，然后跟着它走了进去。和任何一位优秀的教授一样，当我没有射中时（而这种情况时常发生）它从来不会嘲笑我，只是转过头看我一眼，便继续向上游走去，寻找下一只松鸡。

我们选择沿着这样一条河岸行走，其间会横跨两种风景地貌：一个是山坡，也就是猎人狩猎的地方，另一个则是山脚，通常是狗儿狩猎的地方。在行进途中，踩在那些像地毯般柔软而又干燥的石松子上，是一件极为让人着迷的事情，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鸟儿从沼泽地里惊飞出来了。当你和狗儿并驾走在干燥的河岸上时，对于执行捕猎松鸡任务的狗儿来说，考验它是否合格的首要标准，便是它是否心甘情愿到潮湿的沼泽中去。

狩猎途中，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出现了：桤木丛带变宽了，而狗儿却从视野范围内消失了。这时，要立刻找一个小山丘或者瞭望点，静静地站在那儿，睁大眼睛，竖起耳朵追随狗儿的行迹。白喉莺的突然飞散，暴露出狗儿的下落。此外，你还可以听见它弄断树杈的咔嚓声，溅起水花的哗啦声，或是跳进小溪时的扑通声。但是当所有的声音都停止了，你就该立即准备采取行动了，因为它很可能已经埋伏在猎物附近了。现在，应该竖起耳朵听一下，有没有松鸡在受惊飞走前所发出的预兆性的咯咯叫声。往往，跟随一只松鸡一同惊飞的，还有另外两只，或者有6只（我之前见过的），它们发着咯咯的叫声，一只接着一只地飞起来，各自向着这块高地上自己的目的地逃命而去。至于是否会有其中一只飞进射程，则是机会问题，如果时间来得及，你完全可以估算这个机会：用360度除以30，或者诸如此类，然后在你的猎枪的射程范围之内，再除以3或者4，这就是你可能错失的机会数。最终装进你的狩猎口袋里的，才是你实际捕获到的松鸡。

对于执行捕猎松鸡任务的狗儿来说，考验它的第二个标准就是：在这样一段小插曲后，它是否还会按照你的指示向你报告。当它气喘吁吁时，你就要坐下来，和它商讨一下接下来的计划和打算。然后再寻找下一个红灯笼，继续你的狩猎。

10月的微风为我的狗儿送来的不只是松鸡的气味，还有其他很多不同的气味，而每一种气味又会引出一段别样的插曲。当我的狗儿通过它的耳朵表现出某种幽默神情时，我就知道它发现了一只正在窝里睡大觉的野兔。有一次，我根据它那看似一本正经的指令去搜寻猎物时，发现根本没有鸟儿，但是狗儿仍旧纹丝不动地站在那，原来，在它鼻子下方的莎草丛中，熟睡着一只胖嘟嘟的小浣熊，它正在那里享受着10月的阳光。在每次狩猎时，至少有一次，我的狗会对着一只臭鼬汪汪大叫，通常臭鼬是不会藏身于普通的灌木丛中的，而是待在一些长得比较茂盛的覆盆子丛中。还有一次，它把目光转向河中央，并向我发出了信号：上游河段有翅膀抖动的声响，紧接着是三声音乐般的鸣啭，从这些声音来判断，我的狗儿打断了一只林鸳鸯的晚餐。有时，它会在草地上的桤树丛中发现一只姬鹬，有时，它也可能惊扰到一只白天在桤树沼泽旁边的高岸上睡大觉的鹿儿。难道这只鹿儿对会唱歌的溪水有一种诗情画意般的偏爱？还是它只喜欢一处实实在在的、不被外界所打扰的睡卧处？从它那摆来摆去的愤怒的白色大尾巴来判断，任何一种情况都有可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在两个红灯笼之间，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在捕猎松鸡季节的最后一天，夕阳西斜，所有覆盆子树叶的红光都熄灭了。令我费解的是，小小的一株灌木为何能够如此准确无误地接收到威斯康星的法令？不过第二天我也没能故地重游以探究它的原因。接下来的11月，红灯笼的红光就仅仅是记忆中才有的事情了。有时我在想，其他月份是作为10月和来年10月的插曲而存在的，它让大自然这首交响乐在各个音节的衔接上变得相得益彰，而且我相信，我的狗儿和松鸡跟我的见解一致。

11月

如果我是风

11月的玉米地里，演奏乐曲的风儿总是来去匆匆。玉米秸秆嗡嗡地响着，松弛的外皮滴溜溜地在半空中打着转，风依然很急。

在沼泽地里，长满草的泥淖里泛起的风浪，一直拍打到远端的柳树尽头。树儿摇动着光秃的枝杈抗议着，却丝毫不能阻止风的脚步。

在沙滩上只有风，河水向海里流去。一簇簇干草在沙地上习惯性地画着圈圈。我徜徉在沙地上，向着浮木进发。我坐在浮木上，听着宇宙的回声以及浪花拍打水面的声音。此时的河流有点儿死气沉沉，这里甚至没有一只野鸭，也没有一只苍鹭，白尾鹞，或者海鸥，在此躲避风浪。

云霄之外，我仿佛模糊地听到了叫声，远方像是有一只狗在叫。说来真是奇怪，整个世界都把耳朵竖向那个声音，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没过多一会儿工夫，声音越发清晰——是雁鸣。虽然看不见，但总感觉它们一定会打此飞过。

雁阵自低空的云层里出现，这是一面由鸟织成的、破败不堪的旗子。它时而降下去，时而又飘扬起来，时而被风鼓起，时而又被风压下去，时而分离，时而又聚集在一起。但不管怎么样，它们在奋力前行，每一对舞动的翅膀都在和风儿角力。雁群消失在远方的天际中，我听到了最后一声雁鸣——听起来像是夏天的熄灯号。

现在浮木的后面变得暖和起来，因为风儿随着雁群一起飞走了。如果我是风的话，我也会和雁群一起飞走。

手中的斧子

上帝赐予生命，也在夺取生命，但他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当我们的先人发明了铁铲后，他便成了一个赐予者：他能种一棵树；当斧子被发明以后，他变成了一个夺取者：他能把这棵树砍倒。任何一个拥有土地的人都会对创造和毁灭植物的神圣职能心存遐想，不论他明白还是不明白。

还有一些先人，距我们现在生活的年代并不久远，发明了其他工具，但不管什么工具，当你细心观察后，你会发现，它要么是对原本就有的基本工具的一种改良，要么是原本就有的基本工具的附属物。我们总是习惯把自己划分为不同职业的个体，每一职业都在使用着某种特殊工具，我们或者销售工具，或者修理工具，或者让工具变得更加锋利，或者提出让工具拥有某种功能的合理性建议。通过这样的劳动分工，我们逃避了滥用工具的指责，尽管受益于这一情况，它却不在我们分工的责任范围之内。但是有一种学问——哲学——却知道：每个人其实都在按照他们的设想或是他们的希望在使用所有工具，而且，一旦人们将自己的设想或是希望付诸行动，他们便能很好地知道到底该使用什么工具。

由于诸多原因，11月被称之为斧子的月份。此时天气晴暖，挥动斧子时不会被冻僵，天气凉爽宜人，你可以舒舒服服地把树砍倒。叶子从阔叶树木上飘落，此时你既能清楚地看到枝丫交错的景象，又能知晓这个夏天树木添了哪些枝杈。如果看不清树冠，为了更好地保护土地，你便没有理由决定哪棵树该被砍倒，倘若较真的话。

对于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的定义，我曾经见过多个版本，就我本人而言，也曾发表过一些拙见。不过，我倒是认为最能恰当地诠释这个定义的，是斧子而非钢笔。这件事关乎一个人在砍树时，或者决定砍什么树时，心里的所思所想。一个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应该是这样一个人——他应该谦逊地知道，在他每次挥动斧子时，他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了土地上。不论是用斧子还是用钢笔签名，确实存在不同，而且这种不同是真实存在的。

溯及既往，当我分析用手中的斧子做出砍伐决定的原因时，结果往往令我心怀不安。首先，我发现，并非所有的树木生来就是自由且平等的。当一棵白洋松和一株红桦挤在一起时，由于既有的偏见，我总是倾向于砍倒红桦，保全白洋松，这是为什么呢？

当然了，首先，白洋松是我用铲子种下的，而红桦则是从篱笆底下爬出来的，自生自灭。于是，我的裁断中难免会掺杂进亲情的成分，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全部，倘若白洋松也和红桦一样，是一株自然长成的幼苗的话，那么估计我会更加高看它一眼。因此，我有必要从逻辑层面发掘深层次的原因，如果真有的话。

在我所在的小镇上，桦树应该算是大众树种，而且变得越来越普遍，而红桦却很稀有，而且会变得越来越稀有。此时，或许我该偏心于劣势者。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我的农场在北部地区，而在那里松树是大众树种，红桦是稀有树种，我又该怎么做呢？我承认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只能说，我的农场在这里。

松树能活100年，而红桦只能活50年，难道我在担心我的签名会消逝吗？我的邻居们是不种松树的，相反他们种了很多桦树，难道为了显示我的与众不同，我应该违心地拥有一片松树林吗？松树整个冬天都青葱翠绿，而桦树在10月就已经敲响了落叶的钟声，难道我该宠爱像我一样勇敢面对寒风侵袭的松树吗？松树让榛鸡有栖息之所，但是桦树却能让榛鸡衣食无忧，难道我该想当然地认为床榻比食物更重要吗？1000立方英尺的松树最终能换回10美元，而桦树只能换回2美元，难道我该把目光盯向银行的账单吗？为开脱我的偏见而找出的各种可能原因，听起来似乎很有分量，但没有一条是很充分的。

我试着找寻其他的原因，或许这可以算作一些吧。通常，在松树下面还会长出一株野草莓树，或是一株印第安纳水晶兰，或是一株鹿蹄草，再或是一株北极花；而在桦树下面，只能长出一株龙胆草，这应该算是你所能企及的最美好的愿望了。在松树上，啄木鸟会来这里凿洞筑巢，而在桦树上，能看到它的一根羽毛就足以让人心满意足了。在松树上，风儿在4月为我歌唱，而在桦树上，只能听到风儿摇曳秃枝的咯咯声响。用这些可能的原因来解释我的偏见，似乎极具分量，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松树比桦树更能激发我的想象和希望？倘若真是这样的话，那究竟是因为树种的差别，还是因为我？

最后得出的唯一结论或许就是：我喜欢所有的树，但更宠爱松树。

正如我之前所说，11月是斧子的月份，这也正像我钟情于其他事物一样，在偏心的表现过程中存在技巧。如果桦树生在松树的南面，长得更高一些，那么在春天里，它就会遮蔽住松树的树冠，阻止了大橡树虫在松树冠上产卵。与大橡树虫相比，桦树竞争只能算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烦恼了。大橡树幼虫会毁掉树冠，让松树变形。想来真是有意思，昆虫喜欢蹲在阳光底下的癖好不但决定了物种本身的繁衍生息，同时还决定了我的松树的未来面貌。当然，也决定了我作为一个斧子和铲子使用者的成功程度。

此外，在我移去桦树的荫庇之后，一个干旱的夏天接踵而至，如此炽热的土壤可能会抵消因桦树而减少水分竞争的好处，尽管我很偏心，但我的松树却不会因此而长得更好。

最后，如果桦树的枝干在大风光顾时磨到了松树的顶枝，松树变形在所难免。桦树要么不假思索地被移除，要么在每年冬天被修剪，以使修剪后的枝杈高度高于松树夏季预期的生长高度。

这便是斧子使用者必须沉着冷静地预见、比较，并最终做出决定的正反面依据。一般而言，偏心不能只停留在好意或是热心的层面上。

斧子使用者的偏见，和他农场里的树种一样多。在树木培植的那几年里，根据他对树木的美感及功用的反应，以及对树木付出辛劳的反应，他会赋予每种树一系列特别的属性，这些特别的属性通常构成树木的个性。我惊奇地发现，不同的群体往往会赋予同一树种不同的个性。

因此，在我的印象里，我一直很推崇山杨，因为它不但美化了10月，同时也在冬天里喂饱了我的榛鸡，但是对我的某些邻居而言，它不过是一束“杂草”，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祖父在想方设法清除空地的残木，而它却不知疲倦地抽枝发芽的缘故——当然，我不能对此心存戏谑，因为我个人就很不喜欢威胁松树生长的榆树。

另外，除了白洋松，我最喜欢的树种就是美洲落叶松，或许是因为这种树在我的小镇行将绝迹的缘故——基于对劣势者的偏爱——或许是因为它为10月的榛鸡点缀上金黄色斑纹的缘故——基于猎人的偏爱——又或者是因为它酸化了土壤，让我最爱的兰花草中的贵妇人——仙女鞋——长势旺盛的缘故。另一方面，林业工作者之所以把美洲落叶松扫地出门，是因为它长得太慢而得不到可观的种植红利。为了消除这种争议，他们甚至还拿出了它会周期性地感染锯蝇流行病的证据，但是对于我的美洲落叶松而言，这已经是50年以后的事情了，我想我该让我的孙子来应对未来的病害。同时，我的美洲落叶松现在正茁壮地成长着，以至于我的心也随它们伸向了天际。

在我看来，古老的三叶杨应该算是最了不起的树种了。因为，在还没长成参天大树前，它就开始为水牛遮荫，为鸽子戴上光环。我喜欢年轻的三叶杨，因为迟早有一天它会变成珍贵的老树。不过农场主太太——想必农场主也该是如此——却很鄙视它们，因为每年6月，雌树飘落的杨絮总会塞满纱窗。现代人的信条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舒适安逸。

我觉得我对树木的偏袒要远远多过邻居们，那是因为我对很多树种都有着自己的个人喜好，而且这些树种往往都在不被人重视的行列——灌木丛。因此，我喜欢卫矛，一方面是因为鹿儿、兔子、老鼠喜欢吃它的直角枝和绿树皮，另一方面是因为它那樱桃般的果实在11月雪景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温暖。我喜欢红山茱萸，因为它喂饱了10月的知更鸟；我喜欢美洲花椒，因为我的丘鹬可以在荆棘的庇护下安然地沐着日光浴。我喜欢榛树，因为它在10月所焕发的那抹紫色大饱了我的眼福，而它11月的花穗大饱了我的鹿儿和榛鸡的口福。我喜欢白英，因为我的父亲喜欢，因为鹿儿可以在每年的7月1日，开始享用它新鲜的树叶，现在，我已经学会把这件事情预先告诉给我的客人们了。我没有理由不喜欢这些每年在开花时，都会让我变身成为一个成功的预言家和先知的植物，因为在此之余，我仅仅是一位酸腐的教书匠。

显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于植物的偏见是传统的。如果你的祖父喜欢山核桃果实，我想你会喜欢山核桃树，因为你的父亲曾经让你这样做。另一方面，如果你的祖父点燃了一根爬满有毒的心叶葡萄枝的原木，并且毫无顾忌地站在浓烟之中，我想你肯定也不会喜欢这种攀缘植物，不管它在秋天用怎样绚烂的红色来温暖你的眼球。

还有一点同样明显，即我们对于植物的偏好不但反映了我们所属行业的差别，同时也反映了我们在嗜好方面的迥异，反映勤劳与懒惰在我们心中的轻重。较之于挤牛奶而更喜欢打山鸡的农场主，不可能不喜欢山楂树，即便它入侵了他的草地。喜欢猎杀浣熊的猎人不可能不喜欢椴树，同样，据我所知，猎杀鹌鹑的猎人绝对不会厌恶豚草，即便每年的花粉病都会让他大吃苦头。我们的偏好，其实是一根关乎我们的感情、我们的趣味、我们的忠诚、我们的慷慨以及我们如何度过周末时光的感性标尺。

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手持一柄斧子，度过我的11月时光。

强大的堡垒

每一块农场的林地，还有收获的木材、燃料、木桩，都会给它的主人以自由主义的教育。这种“智慧的庄稼”永远不会枯萎，只是有人时常忘记收获。于是，我把自己曾经在树林里学到的一些东西记录下来。

10年前，我买下了这片树林，没过多久，我发现这林子的树病几乎和树一样多，结果，这林子被先前所继承下来的病患弄得破败不堪。于是我开始祈祷，但愿诺亚在登上方舟前，把这些树病都丢在了方舟之外。但转念一想，我豁然开朗，树病把我的林地变成了强大的堡垒——一个沙乡范围内都无法匹敌的坚固堡垒。

我的树林现在成了浣熊家族的指挥部，鲜有邻居能有这样的殊荣。11月的一个星期天，一场新雪过后，我知道了其中的奥秘。循着猎熊者和他的猎狗留下的清晰足印，我来到了一棵根被拔出一半的枫树前，记得在此之前，我的一只浣熊曾在此避过难。树根和泥土纠缠着冻成一块，如岩石般坚硬，既砍不得，又挖不动，树根上密布着难以计数的洞穴，就算用烟也不能把浣熊熏出来。猎熊者放弃了捕杀浣熊的计划，转身离开。原来，一种真菌疾病曾侵蚀过枫树根，让它变得千疮百孔。一场暴风雪过后，枫树险些被吹倒，歪歪斜斜地立在那里，不过，这倒成了浣熊王国坚不可摧的堡垒。如果没有这个“防空洞”的庇护，我想我的浣熊仔一定会被每年都光顾这里的猎熊者杀得片甲不留。

我的树林里住着12只松鸡，但是在积雪还未消融的时候，就举家搬迁到邻居家里的树林里去了，那里有更好的避难所。然而，我还能够留有和被暴风雨吹倒的橡树数量一样多的松鸡。夏季的暴雨避免了树叶的干落，于是，当雪季来临的时候，每棵被吹倒的橡树后面都会藏着一只松鸡。从地上的排泄物可以看出，每只松鸡都在这里安歇、进食、散步，它躲在叶子荫庇下的狭窄空间内，安全惬意，风吹不到，猫头鹰、狐狸和猎人找不到。重新长出的橡树叶子不但能为松鸡提供栖身之所，而且出于某种特别的原因，它还能给松鸡提供喜欢的食品。

当然，这些被暴风雨吹倒的橡树都是病树。若不是生病了，很少有橡树能被风刮倒，那样的话，也就很少有松鸡来此做客了。

显然，染病的橡树还为松鸡提供了另一美味可口的食物——橡树瘿。瘿是新抽芽的嫩枝病态生长的产物，新抽芽的嫩枝柔软而又多汁，但往往被胡蜂叮咬，随着嫩枝的生长，创口便长成了瘿。10月的时候，松鸡的肚子里总是装着满满的橡树瘿。

每年，野蜜蜂都会飞到我的一棵有洞的橡树上来筑巢，同时，每年那些捕蜂者总是擅自闯入我的林地，先我之前收走了蜂蜜。之所以会这样，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在辨识有蜜的橡树时比我更有经验，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使用捕蜂网，这样他们可以赶在蜜蜂秋天休眠前开始工作。但是如果树心没有腐烂，就没有有洞的橡树可用来给野蜜蜂做橡树蜂巢。

在兔子繁衍处于高峰时期的那几年，我的树林里遭遇了兔害。它们专啃我心仪的树木或灌丛的树皮和嫩枝，对于我不喜欢的树木或灌木丛却鲜有兴趣——当猎兔者置办一处属于自己的松树林或者果园时，兔子就算不上猎物了，而变成了害虫。

尽管兔子是一种对什么食物都有欲望的杂食动物，但是就某些方面而言，它是一个挑剔的美食家。相较于野生树木，它更喜欢人工栽植的松树、枫树、苹果树或者卫矛。兔子在吃莴苣时，也是很有原则的，如果非吃这些食物不可的话，那么这些食物必须预先准备好。兔子对于吃红山茱萸也很讲究，对于没有被>蠔壳虫攻击过的红山茱萸，它一概不吃，但当红山茱萸被>蠔壳虫攻击过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此时的茱萸皮反而成了美味，就连附近树林里的兔子都慕名赶来。

一群无冠山雀在我的树林里度过了整整一年的时光。冬天，当我们把生病或者死去的树木砍倒用做柴禾时，斧子砍树发出的咄咄声音仿佛变成了这些鸟儿的就餐号。它们停落在我们视线可见的地方，等着树倒下来，还不时地对我们动作的迟缓指指点点。树终于倒了下来，楔子在树干里行进，藏在树干里面的东西随之暴露出来，山雀赶忙戴上雪白的餐巾，朝树飞落过来。对于它们来说，每一片剥落的树皮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因为里面藏着虫卵、幼虫、蚕茧。在它们看来，每一个由蚂蚁挖掘的树心隧道都流着奶与蜜。我们经常把刚劈开的树木立在近旁的树上，以期一睹贪婪的山雀从缝隙中取食蚁卵的场景。当我们知道，它们和我们一样从这芳香的宝藏中得到了帮助和安慰时，我们顿感身上的疲惫消去很多。

倘不是因为患病和害虫，这些树缝就没有这么多食物了，那样的话，每逢冬天，我的树林里便也听不到山雀的歌唱了。

还有其他一些野生动物指靠病树存在、繁衍。我的北美黑啄木鸟雕凿着活着的松树，从发病的树心里啄出肥硕的蛴螬。我的大林鸮可以避开乌鸦和>橿鸟，躲在老椴树心的空洞里而不被打扰；要不是这棵病椴树，夕阳时分的小夜曲或许早已成为绝唱了。我的林鸳鸯在树洞里筑巢，每年6月，林间沼泽地里便会多出一群毛茸茸的小鸭子。所有的松鼠，都是依靠着朽烂的树洞和洞口的疤痕组织之间的微妙平衡，来保住它们永久的安乐窝的。当疤痕组织的过度修复缩小了安乐窝的门框时，它就会用牙把多余的部分啃掉，以此对这场竞争做出裁判。

蓝翅黄林莺才是这片患病的树林中真正的宝贝。它常在一个老旧的啄木鸟洞，或是悬伸在水面上的树根小洞里筑巢。在6月树林里的潮湿腐殖中，它那金色泛着蓝晕的翅膀发出的亮光，本身就是死树变成活生生的动物的证据，反之亦然。当你怀疑大自然的这种安排智慧的时候，你不妨看一看蓝翅黄林莺。

12月

家园范围

直截了当地说，我的农场上的野生动物都极不情愿告诉我，它们日日夜夜为我所在的小镇巡逻着多么广阔的区域。然而，我却对此十分好奇，想知道它们的领域和我的领域之间的大小比例究竟如何，这也关乎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对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我和它们，究竟谁才了解得更彻底一些？

和人们一样，我的这些动物们经常用它们的行动来公开它们拒绝用言语表达的东西。但是我们很难预见，它们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将这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公之于众。

我的狗儿，因为挥不动斧头，所以在我们砍伐木材时，它便可以自由自在地去林中搜寻猎物。一阵突如其来的吠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一只正在草丛中酣睡的野兔被它驱赶了出来，慌慌张张地蹦向了别处。它径直奔向了离这儿0.25英里远的一个木柴堆，躲进了两捆木柴架起的缝隙中，这是可以躲过追击者子弹的安全区域。对此，我的狗儿在一棵坚硬的大果橡树上象征性地留下了几个齿痕后，便悄然离开了，重新投入到搜寻那些不大精明的白尾灰兔的工作中，我们则继续砍伐着木材。

这段野兔历险的小插曲告诉我们，野兔对睡觉的草地和木柴堆下可供仓皇避难的暗室，是多么了如指掌。要不然，我们该怎么解释它逃生所走的捷径呢？这只野兔的家园范围，就其面积而言，至少有1/4平方英里之大。

每年冬天，来我们的投食点的山雀都要被捉住，并被戴上脚环，我们的某些邻居同样会喂养山雀，但从不捕捉它们。通过留心观察戴有脚环的山雀在离开投食点后可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我们可以知道，这群山雀在冬天的活动范围大约距离投食点半英里，这已足以使它们找到供躲避狂风侵袭的居所。

而到了夏天，成群的山雀分头筑巢时，这些戴有脚环的山雀便会飞到更远的地方去，且与它们交配的，多是一些未带脚环的山雀。因为在这个季节，山雀完全可以不必对风多加注意，甚至会时常在空旷多风的地方活动。

3只鹿儿的脚印，清晰地印在昨天刚刚飘落的积雪上，一直穿过我的树林。我沿着与这些蹄印相反的方向走去，在沙洲上的一片大柳树林里，发现了3处为躲避积雪而精心布置的巢穴。

此时我继续向前跟进，这些足迹一直通向我邻居的玉米地，那里留有它们用蹄子刨开积雪寻找残余玉米的痕迹，甚至还把堆放在旁边的玉米秸弄得乱七八糟。然后，蹄印儿从玉米地开始折回，按照完全不同的路线回到沙洲。途中，鹿儿们踩过几堆草丛，并用鼻子在草丛中搜寻过幼嫩的绿芽，再然后跑到了泉水旁，喝了个痛快。这样，我便勾勒出了一幅夜间行军图：从鹿儿睡觉到它们进食早餐的地方，不过1英里远。

我们的林子一直以来都是松鸡的藏身之所，但是去年冬天的某一日，在经历了一场又深又软的大雪之后，我便再也没有看到过一只松鸡，也见不到它们的任何踪迹。就在我就要断言松鸡已经搬离林子的关键时刻，我的狗儿跑向了一棵枝叶茂密的橡树梢处，这是一棵去年夏天被风吹倒的大果橡。3只松鸡被驱赶了出来，一只接一只地惊飞了起来。

无论是在树梢下还是在树梢附近，都没有发现松鸡的任何痕迹。很明显，它们是飞进去的，但它们是从哪里飞进去的？松鸡必须进食，尤其是在冰点以下的天气中，当我检查这些鸟儿的粪便时，发现了一条线索：在这些不容辨认的废弃残骸中，我发现了芽鳞以及冻结了的龙葵果实的坚硬黄皮。

我曾经注意到，夏天，在茂密的小枫树林里，生长着大量的龙葵。我来到小枫树林，在经过一番仔细搜索后，在一根原木上发现了松鸡的足迹，它们并没有在松软的雪地中费力前行，而是踩在原木上，并在伸颈所及的区域内，啄食着这儿或是那儿露出来的浆果。而这片枫林，刚好在那棵被风刮倒的大果橡东面0.25英里处。

那天的黄昏时分，我在向西0.25英里的杨树林中看见一只探头探脑的松鸡，同样，它也没有留下任何足迹。这就是故事的全部。这些松鸡在又厚又软的积雪期内，通常只在家园范围内飞来飞去，几乎不徒步行走，而范围绝对不会超过方圆半英里。

科学家们很少了解家园范围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季节，它有多大？它包括哪些必需的食物和避难场所？何时以及怎样抵御非法入侵者？是否以个体为单位？所有权归属家庭还是群体？这些都是动物经济学或生态学的基本原理，而每一个农场，便是一本与此相关的教科书，所有林中的生活知识都是对这本书最好的释义。

雪地上的松树

通常，“创造”一词所蕴含的意旨让我们觉得只适用于上帝和诗人，然而，卑微的人们又何尝不可以超越这一规则？倘若他知道如何去做的话。比如说，我们种下一棵松树，既不需要神的帮衬，也不需要诗人的施舍，而只要一把铁锹就足够了。因此，凭借规则中这个奇妙的破绽，任何一个庄稼汉都可以说“要有一棵树”(11)，于是，那里便真有了一棵树。

如果他的背部足够结实，他的铁锹足够锋利，最终他可能会拥有10000棵树。等到第7个年头，他就可以拄着铁锹，抬头仰望这些树木，“看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上帝早在第7天的时候，便对自己的成果大加肯定，然而我却发现，打那之后，他便对这些东西再没有说过什么。我想，也许是他言之过早了，再或者是因为，那些树的叶子比无花果的叶子更加好看一些，也比空洞的苍穹更加美观。

为什么铁锹总被视为是单调沉闷的工作的象征？可能是因为大多数铁锹都是钝的。当然，所有做苦力的人所用的铁锹也是钝的，对于这两个事实，我不确定哪个是原因，哪个是结果。我只知道，借由一柄好锉子的强劲打磨，我的铁锹在掘入肥沃的泥土时简直可以唱起歌来。有人告诉我，锋利的刨子、锋利的凿子和锋利的解剖刀都会制造出音乐来。但是，我所听到的最好的音乐却来自于我的铁锹。当我种植一棵松树时，它就在我的手腕上轻轻吟唱。我有时甚至在想，那些竭力想在时间的竖琴上弹奏出出一两个清澈音符的家伙，实在是选择了一件太难驾驭的乐器。

春天是种树的最佳时节。因为对于一切因素而言，包括铁锹在内，这都是最恰当的时节。而在其他月份，则更加适合于静观松树的成长过程。

松树的元旦在5月份来临，其时，它顶端的嫩芽长成了“蜡烛”。不论是谁为新生的嫩芽起了这个名字，这个人在心灵深处都是极其敏感的。听起来，“蜡烛”像是对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的至为简朴的解释：那新抽出来的枝条，是蜡黄色的，长得笔直，又很脆弱。但是，跟松树一起生活的人想必都知道，“蜡烛”其实具有更深刻的含义，因为它的顶端燃烧着永恒的火焰，照亮未来的道路。从元旦开始，我的松树就矢志不渝地追随着“蜡烛”，一直伸向穹苍的至高处，每一株都是如此，在最后的号角吹响之前，倘若有足够的时间，它们一定会到达那儿的。然而，只有那十分老迈的松树，才会忘记它的众多“蜡烛”中，哪一枝是最重要的，因此，它的树冠便也不再直戳着天空。在你的有生之年，你可能会忘记这些，但是对于你所栽下的松树而言，却没有一株会将此忘记。

如果你崇尚节俭，那么你会发现，你所种的松树正是和你志趣相投的挚友，因为，它跟那些糊口度日的硬木类树木不同，从来不会透支现有的收入，而是靠前一年结余下来的积蓄过活。事实上，每棵松树都有一本在用的银行存折，存折里的现金是在每年的6月30日入账的。倘若，此时它的已经长成的蜡烛末端又冒出十几或二十余个嫩芽，这就意味着，它已经为明年春天继续向天空伸展两三英尺积蓄了足够的雨水和阳光。而如果末端仅有4个或6个嫩芽，那么，来年它便不会伸展得那么高。虽然如此，它依然会表现出那种量入为出的笃定神情。

当然，和人类一样，松树也会遇到饥馑之年，这些通常被记录为生长乏力。例如，接连两个枝杈的间距会变短。这些间距，便成了一位与松树并肩行走的人能够随意阅读的一本文学自传。为了准确地确定艰苦岁月的年份，你必须总是在增长减缓的那一年的基础上再减去一年。于是，1937年是所有松树增长缓慢的年份，那么，它所记录的应该是1936年的大面积干旱。与此相同，1941年所有的松树都长得很高。或许是因为它们已经看到了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影子，并做出特别的努力向世界昭示，松树知道它们将来要走向哪里，而人类却一无所知。

当同一区域内的某棵松树处于增长缓慢之年，而它的同伴却在正常生长，那么，你便完全可以推知这纯粹是一种局部的个体遭遇：一场火灾留下的创痕、一只田鼠的啃咬、一场大风灾害，再或者，是因为某些发生于我们称之为土地的黑暗实验室中的局部性障碍。

松树是很健谈的，很爱说些家长里短。在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即便我离开沙乡的一个星期，也可以试着从它们的谈话中，弄明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3月份，当鹿儿频繁啃食白洋松时，从它们啃食的高度上，我们便能够知晓它们的饥饿程度。一只饱餐过玉米的鹿儿总是懒于去够4英尺高的枝叶，而一只饥肠辘辘的鹿儿，则会用后腿站立着去咬啮8英尺高的松叶。于是，虽然我没有见到鹿儿，却能得知它们的取食状况；虽然我不曾造访过玉米田，却能得知我的邻居已经将他的玉米垛移走了。

5月时节，当这些崭新“蜡烛”如嫩芦笋一般脆弱时，偶然降落在上面的鸟儿常会将其折断。每年春天，我都会看到一些这样身首异处的松树，一枝枝蔫掉的“蜡烛”躺在树下草地上。发生了什么，可想而知。然而在我将近10年的观察里，还未曾当场见到过哪只鸟儿将“蜡烛”弄断的情形。这给了我一个客观的警示，有些事情虽然我们未曾亲见，却丝毫不必怀疑。

每年6月，都会有一些白洋松的“蜡烛”突然萎蔫下去，随之马上变为白色，迅速死去。原来，是松象虫钻钻进顶端的一簇嫩芽，在那里产下了虫卵。当这些幼虫孵化后，便会顺着木髓向下钻，最终将嫩枝杀死。与此同时，那些健康的枝条便产生了分歧，它们都想带领其他的枝条继续向天空伸展。这样一来，这棵松树必然要因为群龙无首而挫败下来，到头来只好长成了一株灌木。

另有一种很奇怪的情形，便是：只有那些饱受阳光照射的松树才会被松象虫咬伤，而对于那些阴影之下的松树，它们是置之不理的。这便是所谓的“置之死地而后生”。

进入10月，我的那些被蹭掉树皮的松树告诉我，雄鹿们又到了“跃跃欲试”的时期。一棵约8英尺高的北美短叶松，孤孤零零地站在那儿，这情形似乎在极力地煽动着一头雄鹿，让它觉得这个世界需要一些刺激。对于一棵无从反抗任何暴力的松树而言，最终的结果便是，它会由于鹿儿的过度磨蹭而遍体鳞伤。在这场较量中，唯一不失公平的一点便是：松树被折磨得越厉害，就会有越多的松油黏在粗糙的鹿角上。

当然，要解读松树的这些谈话，有时是很难的。记得有一次，我在一棵松树下发现了一些粪便，是树上的松鸡留下的，其中有一些难以辨认的尚未完全消化的东西。看起来，它们有些像极小的玉米穗，大约有半英寸长。我检查了自己所能想到的本地每一只松鸡的食物样本，没发现任何关于这些“玉米穗”的来源线索。最终，我切开了一枚北美短叶松的顶芽，在它的最里面找到了答案。松鸡吃掉了嫩芽，消化掉了树脂，在嗉子中磨掉了芽鳞，最后剩下了“玉米穗”。而实际上，这“玉米穗”就是尚未成形的“蜡烛”。可能有人会这样说，这些松鸡正对北美短叶松的未来进行着投机。

威斯康星的三种本地松树——白洋松、多脂松和北美短叶松——在婚育年龄上，存在着根本分歧。早熟的北美短叶松，刚离开苗圃一年或者两年，就开始开花结果了。我有一些年仅13岁的短叶松，已经开始炫耀子孙满堂了，而另外一些13岁的多脂松却是初度开花，白洋松就更晚了，至今还未到花期。它们严格恪守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信条：自由，纯洁，21岁才算成年。

若不是我们的松树在其所选择的社会观念上如此多样，赤松鼠在其“食物法案”中的权利便要大受挤压。每至盛夏，它们便开始剥开短叶松的果实，嗑出果仁，将大量的果皮和种壳丢弃在地面，比任何劳动节的野餐都要过分，每一棵树下，都堆着这一年一度的盛宴的食余垃圾。不过，仍然会有一些松子幸存下来，在黄花丛中长出新的树苗。

几乎很少有人知道松树会开花，即便那些知道松树开花的人，也大多太缺乏想象力，他们从这样一个花儿怒放的节日中，领略不到外乎生物的日常机能的其他东西。一切有所觉悟的人，都应该到松林里去度过5月的第2个星期，而倘若你需要戴眼镜，那么，你还需要额外准备一条帕子。松花粉的丰富程度，会让人深深体会到这个季节是多么精力过剩，相比之下，即便我们听着戴菊鸟的歌声，都不会有比这更深的感触。

年幼的白洋松通常在离开父母之后，才能茁壮成长。在我所熟悉的这片林地中，即使有充足的阳光，那些后生也会因为长辈在身旁而长势矮小。而其他种类的松林，则不会有此抑制的情况。但愿我理解得没错，这种差异是由于幼树和老树对土壤的耐受性差异造成的。

松树，和人一样，总是对它们的同伴挑三拣四，且毫不掩饰它们的好恶。因此，这也就有了白洋松和覆盆子、多脂松和花大戟、北美短叶松和香蕨木间的伴生关系。当我把白洋松植于覆盆子丛中时，我可以胸有成竹地预言：不消一年，它就会冒出一簇生机盎然的嫩芽，以新生的针叶向它情投意合的同伴示好，展示着自己健康的躯干和繁茂的青绿。在此情形下，它会长得比与任何其他小草为伴的白洋松茁壮，针叶也更加青绿，即便它们是在同一天种下的，得到的照料和生长的土质也完全无二。

10月，我喜欢从这些青绿色的羽毛般的针叶间走过，它们在红地毯般的覆盆子中间生长挺拔又健壮。我不知道，此时它们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生机勃勃的成长状况，但是对我而言，确实观察到了这一点。

松树之所以有“常青”之誉，在于它有一套像公务机构维持其存在的外在制度一般的策略，如同办公室的不同人员有着不同的任期，更迭交织在一起。每年，松树都在长出新的针叶，同时摆脱老的针叶，这便使得那些不曾留心观察的人们相信，它们的针叶是永远绿着的。

每种松树都拥有自己的组织章程，而章程中所规定的针叶任期，则一定要符合于它的生长习性。由此而言，白洋松针叶的任期为一年半，多脂松和短叶松为两年半。新针叶在6月上任，而即将卸任的针叶则是在10月写下离职演说。一切即将离任的针叶所写下的离职演说，都用同样的棕黄色墨水记录着相同的事情，到了11月，棕黄色的墨迹便会变为褐色。随后，针叶便会掉落下来，并在地面腐叶层中集结，为那些继续生长的草木增添智慧。正是由于这种智力上的积累，才使得任何一位从松树下经过的人对它肃然起敬。

深冬时节，我从自己的松林中，有时能够得到比丛林政治、风和天气更加重要的东西。尤其在某些阴沉的傍晚，这时，所有不相干的细节都被雪所埋藏，自然力的忧伤和静谧沉重地堆积在每一个存活的生物上。尽管如此，我的每一棵松树却都背负着沉重的积雪，一排排笔直矗立着，岿然不动。这让我觉得，在薄暮的尽头，有上百棵甚至更多的松树站在那儿。在此时刻，我便觉得自己全身充满了勇气。

65290

为一只鸟儿戴上脚环，就好比手持一张人寿保单。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全凭自己的生死运气来持有这张保单的，由保险公司开具给我们，然而保险公司知道得太多，不会将公正的机会留给我们。然而，如果我们的保单标的是一只带有脚环的山雀，我们将它可能会在某一天再次掉进我们的陷阱作赌注，从而验证它的生死，那么，这种博彩相对于前者便具有实际的演练意义。

初学者会因给一只新鸟戴上脚环而过分高兴，实际上，他在玩着一种自娱自乐的游戏，在努力试着去打破他以前给鸟儿戴上脚环的总数记录。但是对于一个老手而言，给一只新鸟戴上脚环却只不过是一种快活而老套的工作，而他眼里的刺激，莫过于将一只很久以前为其戴上脚环的鸟儿重新捉住——相比于它自己，你可能对于它的年齿、游历以及从前的食欲，要了解得更清楚一些。

正因为如此，5年以来，那只编号为65290的山雀能否再活过一个冬天，一直是我们全家人翘首以待的大事。

10年以前，每当冬天来临的时候，我们便会将农场里的大部分山雀捉住，为它们戴上脚环。初冬时节捕获的山雀大多都是未带脚环的，它们很可能都是本年新出生的幼鸟，而一旦被戴上了脚环，它们便被贴上“注册日期”的标签。随着冬季时光的悄然消逝，未戴脚环的山雀便不会落入陷阱了。于是我们断言，本地山雀大部分是由那些戴脚环的山雀组成的。这些脚环可以告诉我们，截至目前我们拥有多少只山雀，以及这些山雀中有多少是从上一年幸存下来的。

65290是组成“1937级”的7只山雀中的一员。当它第一次落入我的陷阱的时候，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是一只天赋出众的鸟儿。和它的同级生一样，它为一块牛脂而表现出来的匹夫之勇，远远多于判断能力；和它的同级生一样，当我们从陷阱中将它取出来时，它用力地啄了我的手指。它被戴上脚环放走后，张开羽翼飞到了一个大树杈上，略显恼怒地啄着腿上刚刚强加于它的铝脚镯，然后抖了抖凌乱的羽毛，轻轻诅咒着，急匆匆地追赶它的同伴而去。它能否从自己的经历总结一些哲理点儿的“成败得失”——比如说，“亮晶晶的不一定都是蚂蚁蛋”——这很难说，毕竟在这同一个冬天，它已经被捉住3次了。

翌年冬天，从被我们再度捕获的戴脚环者来看，当时的7名同级生已经缩减到了3只。第3个冬天，仅剩下了2只。到了第5个冬天，65290便成了它那一级中唯一的幸存者。可以想见，它的天赋仍然不算出众，然而，它的生存能力却出类拔萃，我们的史据便说明了这一点。

在第6个冬天，65290便没有再出现。而接下来的4年里，我们在设置的陷阱中也都没有发现它的身影。事实证明，它已经在“战斗中减员了”。

虽然如此，整整10年间，在被我们捉住并戴上脚环的总共97只鸟儿中，只有65290设法活了5个冬天，3只活了4年，7只活了3年，19只活了2年，其余的67只，仅活了1年就消失了。因此，如果我要向鸟儿推销保险的话，便可以很有把握地估算出保险费用。然而，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我该为它们的孤儿寡母支付哪种货币？我想应该是蚂蚁蛋吧。

对于这些鸟儿，我对它们知之甚少，而对于65290为什么能在它们的同伴中幸存下来，我也只能臆测。难道是因为它能机智地避开敌人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它的敌人又是谁呢？一只山雀真的太小了，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敌人。那个被称作“进化”的反复无常的家伙，曾经把恐龙变得很大，直到它被自己的脚趾绊倒，才肯善罢甘休；它又试图把这些山雀缩小，直到它不大不小，既不能被捕蝇器捉到，又入不了老鹰和鸮的法眼。于是，当“进化”看到了自己的杰作，得意地笑了起来。虽然如此，人们对如此小的生灵所释放出的巨大热情还是嗤之以鼻的。

食雀鹰，鸣角鸮，伯劳，尤其是顶小的棕榈鬼鸮，也许会觉得捕杀一只山雀是值得的。但是，此类谋杀的实际证据我却只找到过一次：一只鸣角鸮逮住了一只戴脚环的山雀，把它当小球玩弄。或许，这群小小的匪类对这些与自己等大的鸟儿，也是有一些手足之情的。

就杀死一只山雀而论，天气似乎很可能是唯一缺乏幽默感和气度的凶手。我猜，山雀在主日学校中一定是受到了教诲，有两道雷池不可逾越：在冬季，万万不可在多风的地带铤而走险；万万不可在暴风雪到来前将羽毛弄湿。

对于第二条训诫，我是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冬日黄昏知道的，当时我看见一群山雀正朝我的树林飞去，打算在那里歇息。雨丝自南方飘来，但是我能够觉察得到，它会在清晨时分转向西北，届时天气将会变得刺骨般寒冷。山雀会选择在一棵枯死的大果橡树上歇息，这棵橡树的树皮已被剥落，弯曲成圈状、杯状以及各种不同规格、外形和方向的窟窿。那些为了躲避南方的毛毛细雨而选择栖息于暂时干燥区域的鸟儿们，极易受到转向来自北方的雨丝的侵害，到清晨，身体差不多已经僵掉了。而那些选择四面都很干燥的栖息地的鸟儿，清晨则会安然地醒来。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智慧——足以令一种鸟类得以生存，65290以及同伴们正是这样。

从山雀的行为举止中，我们很容易推断出，它们很惧怕多风的地带。冬天，只有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它们才敢冒险飞出树林，而且飞行距离与风力恰好成反比。我所知道的几处多风的林地，整个冬天都不见鸟儿的踪影，但其他季节，那里却被它们自由地占用着。这些林地之所以多风，是因为牛吃光了林下的灌木丛。农民们为了贷款将林地抵押给银行家，因而他们需要养殖更多的牛，而后者则需要更多的牧场。因此，相对于屋内有暖气的银行家而言，风并不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存在，大概只有弗拉迪龙(12)墙角的风例外。但是对山雀而言，冬季的风就是它们划分宜居区域的边界线。假如山雀也有一间办公室，那么办公桌上放着的座右铭，想必一定是“保持镇静”。

对于那些在陷阱旁出没的鸟儿，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给了我们答案。我们将捕鸟器调转方向，让被诱来的山雀尾部受风，但岂止只是一缕微风，纵使所有的皇家的御马一齐用力，也无法将它们拖至诱饵旁。然而，当我们再将捕鸟器调转到另一个方向上，成绩就会好很多。背后吹来的风打在羽毛下面，会让它们感觉又潮湿又阴冷，而羽毛是它们随身携带的屋檐和控温器。五子雀、灯芯草雀、树雀、啄木鸟，跟山雀一样，也害怕来自后面的风，但它们有更大的便携加热装备，于是，它们的抗风能力要比后者大一些。自然书本中对于风的提及简直太少了，因为它的作者们，都是在火炉后面写作的。

我猜，在山雀王国里，还有第三条戒律：万万要留心每一个吵闹的噪音。当我们在树林里砍伐木材时，山雀便会来到跟前，并且一直停在那，直至被砍伐的树木倒下，或者被劈开的圆木中露出可供它们享用的新虫卵或者虫蛹。猎枪的啪啪声，同样会把它们召唤过来，但是这次并没有带来令它们满意的红利。

那么在斧头、大槌和猎枪诞生以前，它们是用什么作为晚餐铃声的呢？想必是大树倾倒时的撞击声。1940年的12月，一场夹杂着冰雹的暴风雨，击倒了我们树林中为数众多的死树和活枝。我们的山雀充分地享受着这场暴风雨带来的红利，几乎有一个月的时间，对我放在陷阱中的诱饵视而不见。

65290已经离去很长时间了，它是为了领取它的奖赏而离开的。我希望在那片新的树林里，整天都会有布满蚁卵的大果橡倒下来，没有风儿去扰乱它平静的生活，或者使它的食欲减弱。同时，我也希望它依然保留着我为它戴上的那只脚环。

第二部分 素写——这儿和那儿

威斯康星

沼泽地的哀歌

黎明的风吹向广袤的沼泽地。它迈着轻盈的脚步，推着一团团浓雾，几乎不被人察觉地穿过广阔的沼泽地。薄雾如冰川的白色倩影般向前漂移着，穿过整齐划一的落叶松方阵，滑过满是露珠的沼泽草地，将其沉浸在单一却又纯粹的宁静之中。

天空中遥远的深处，传来了一阵阵清脆的铃声，温柔地落在正侧耳倾听的大地上。然后，沼泽地又陷入了宁静。此时，传来猎犬美妙的吠声，没过多会儿，其他地方的猎犬也遥相呼应地喧闹起来。再然后，远方传来了一阵清晰刺耳的猎号，穿过天际，消失在浓雾中。

猎号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时而寂寞无声，后来变成了掺杂着喇叭声、咯吱声、呱呱声、喊叫声的一片嘈杂，它的临近震撼着沼泽地，但是我们却从未知晓这声音到底来自哪里。最后，一大群鸟儿循着阳光的指引飞了过来。它们张开静止的翅膀，从渐渐散去的薄雾中显露出来，待在天空中画出最后一道弧线后，便啼叫着，盘旋着，落在它们觅食的草地上。鹤泽新的一天就此开始了。

在这里，时间总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厚重感。自冰河纪以来，每到春天，沉睡着的沼泽便会被鹤的叫声唤醒。沼泽的腐殖土层位于远古湖泊的底部，而鹤儿就好像站在被浸透的历史书页上。这些腐殖土层由各种压缩的残留物构成，其中既留有曾经阻塞河道的苔藓，又留有一度遍布沼泽之上的落叶松，还留有冰盖退去后曾在落叶松上引吭高歌的鹤的尸骨。世世代代络绎不绝的旅行大军，用它们的遗骸铸就了这条通往未来的桥梁，从而使得，这些新来的主人能够在这片栖息地上生活、繁衍乃至死去。

最终的结果又会是怎么样呢？沼泽地旁，一只鹤儿正在吞咽着一只倒霉的青蛙，然后高高跃起，在空中抖动着极为丑陋的身躯，不时地向着朝阳拍打它有力的翅膀，落叶松附和着它喇叭一般坚定的鸣叫。鹤儿似乎已经知道了答案。

其实和我们的艺术鉴赏能力一样，我们感知自然特性的能力也是从美感开始的。在其美感持续不断得到丰富的过程中，这种特性扩展成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价值。我想，鹤儿的特性应该在一个更高的领域和层次之上，这是我们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对鹤儿的鉴赏能力是随着我们对地表历史的渐趋理解而提高的。我们知道，鹤儿族群起源于距今较远的第三纪始新世。它所起源的动物区系的其他成员，埋葬在山丘之下应该业已有好长时间了。当我们听到它的鸣叫时，其实我们听到的不单单是鸟儿的鸣叫声，而是动物进化管弦乐队中一只吹响的号角。它既是我们无法掌控的过去的象征，同时，也是不可思议的时代演进的象征。正是由于时代的演进，才形成了现在人类和鸟类日常生活的基础和条件。

因此，这些鹤儿活着，成为一种真实的存在，但不是在狭隘的现在，而是在整个进化期间更为宽泛的时间层面。它们每年一次的归来，就是地质钟摆所发出的滴答声。它们的归来，赋予其故地以一种特殊的荣誉。在不计其数的平凡之地中，一个有鹤儿的沼泽，拥有着古生物学史上特有的贵族荣耀，而这种荣耀是在长期的竞争中形成的，只有当猎枪响起时，它才可能被剥夺。某些沼泽的遭遇，之所以至今让人历历在目，耿耿于怀，正是因为那里曾是鹤儿的栖息地。现如今，它们变得微不足道，湮没于历史洪流。

鹤儿的这种特性所具有的某种意义，似乎已经被不同时代的运动员和鸟类学者们所发现。为了得到这种猎物，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弗雷德里克(13)放飞了他的矛隼。为了得到这种猎物，忽必烈的雄鹰也随时准备着猛扑上去。马可波罗曾告诉我们，“他（忽必烈可汗）在摆弄矛隼和雄鹰的过程中，获得了最大的乐趣。在查干淖尔(14)，可汗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周围被大平原所环绕，其中生活着数以万计的鹤儿。他命人在平原上种植小米和其他谷物，以免它们遭受饥荒。”

鸟类学者本特·贝里在他孩提时，在瑞士的荒原上看到了鹤儿，自此以后，对鹤儿的研究竟成了他毕生的事业。他一路追随鹤儿来到非洲，亲眼看见了它们在尼罗河的冬季大撤退。当谈及第一次遇见鹤儿的感受时，他如此感慨道：“这真是个奇观，即使《一千零一夜》(15)中的大鹏鸟，也会黯然失色。”

当冰川从北方滑落下来的时候，它咯吱咯吱地压过山丘，凿削着河谷，有些甘于冒险的冰川，甚至越过重重阻隔爬上了巴拉布山，然后跌到了威斯康星峡谷的出口。涨起的河水回流回来，形成了一个湖泊，湖泊差不多有半个州那么大，紧紧挨在冰山的东部边缘。消融的冰川水汇成激流，流入湖中。这个古老湖泊的水线依然清晰可见，只是原来的湖底如今变成了大沼泽的底部。

几个世纪以来，湖水一直上涨，最后溢到了巴布拉山脉东部地区。在那里，湖水开辟了一条新的河道，湖泊便因为湖水的流逝而渐渐干涸。于是，鹤儿来到了这片残留下来的泻湖上，吹响了昭告冬天节节败退的号角，召唤着畏缩不前的大群生灵，共同完成建设沼泽的使命。漂浮的泥炭藓阻塞了下泻的湖水，填充其中。莎草、羽叶、落叶松、云杉接连出现在沼泽里，把它们发达的根部组织紧紧地伸进泥淖，吸干了湖里的水，制造着泥炭。泻湖消失了，鹤儿却留了下来。每年春天，它们都会回到这一片前身为一处古老水域的沼泽草地上，尽情地跳舞，忘我地歌唱，抚育它们瘦小而又丑陋的红褐色幼鸟。这些幼鸟，确切地说，它们不应被称为鸟，而叫作“马驹”更合适。至于原因，我也说不清楚。在湿漉漉的6月清晨，当你看见它们跟在牝马身后在世代的草原上游戏时，便也不难理解。

不久前的某一年，一个身穿鹿皮大袄的法国捕猎者，将他的独木舟推上了一道被苔藓阻塞的沟汊，并由此穿过了大沼泽地。对于这种入侵自家营地的行径，鹤儿报以尖刻鄙夷的嘲笑。一两百年以后，英格兰人驱着带篷的四轮马车来到这里。他们砍倒了沼泽边上冰碛层中的繁茂树木，并在空地上种上了玉米和荞麦。不过，他们种植这些谷物的初衷和查干淖尔的可汗不同，他们可没想用来喂饱鹤儿。不过，鹤儿可不管什么冰川、可汗或是拓荒者，它们偷吃起谷物来。当它们享用玉米的权利被愤怒的农场主喝止时，它们便发出警告的叫声，然后横渡沼泽，向着下一座农场飞去。

那时，这里还没有苜蓿草，丘陵农场里全都是贫瘠的干草地，特别是在干旱的年份，简直是不毛之地。一个大旱之年，有人在落叶松林里放了一把火，大火迅速蔓延，殃及拂子茅草地。不过，当那些烧死的落叶松树被清理掉后，这里反而变成了一块可靠的草场。在那之后，每年8月，人们都来此割草。冬天的时候，鹤儿南去，他们便赶着四轮马车，穿过冰封的沼泽，把干草拖回丘陵农场。年复一年，他们用刀耕火种的方式经营着沼泽，短短20年的时间，牧草开始遍布在更为广阔的区域里。

每至8月，这群割草人便如期来到草地上。他们支起帐篷，唱着歌，喝着酒，用鞭子使劲抽打并大声呵斥着拉车的马儿。于是，鹤儿把“马驹们”召集起来，一起撤到了远处更坚固的堡垒中。割草人赋予这些鹤儿一个优雅的称谓——红鹭，因为每当到了这个季节，鹤儿原本蓝灰色的翅膀便会染上一层锈色。当干草被垛起来，沼泽地重新成了鹤儿们的领地，它们飞回来，同时还不忘延揽着10月天空中从加拿大迁徙而来的候鸟。它们一起在刚收割过的庄稼地里盘旋着，向玉米发起最后的攻击，直至霜冻发出冬日南下的警报。

对于沼泽地上的居民来说，在草地上度过的这些日子无疑是一段田园时光。人与动物以及植物与土壤，彼此间为了共同的利益，在相互宽容中生活着，延续着。沼泽源源不断地供应着干草，也一并供应着草原榛鸡、鹿儿、麝鼠、鹤的音乐以及蔓越橘。

新的领主并未领会到这一点，也绝不会接纳同这些土地、植物或者鸟儿互惠的理念。对于他们而言，这样一种平衡的经济体制所产生的红利显然太过微薄。他们所预想中的农场，不但要包括外围的领地，同时，还要包括这一大片沼泽。一场挖沟掘渠、大肆垦荒的运动，如瘟疫一般流行开来。沼泽地被交错纵横的排水沟划成了格子状，新垦的土地和新建的农场点遍布其中。

然而，庄稼在这里的长势并不好，它们总是受到浓雾的困扰。而挖掘水道的昂贵花销，又让这一切临着巨大的债务风波。很多农场主陆续搬离了这里。泥炭压结的河床变得越发干涸，渐渐缩小，最后甚至还着起了火。积蓄于更新世的太阳热量，如今释放出来，将这片野地笼罩在呛人的迷雾之中。没有人站出来批评这巨大的能源浪费，而每个人的鼻子却都在为此受罪。干旱的夏天过后，冬天的积雪依然没能扑灭闷闷燃烧的沼泽地。巨大的凹坑被烙在了土地和草地上，疤痕一直延伸到古老湖泊的边缘沙地上，数万年来，它一直被泥炭覆盖着。繁茂的杂草从灰烬中冒了出来，又过了一两年，矮小的山杨树也随之长了出来。鹤儿陷入生存的窘境之中，在未被烧毁的残余草地上，鹤儿大量消减。对于它们而言，电力挖掘机的轰鸣越来越近，最后变成了一首哀歌。倡导技术进步的大人物们对鹤儿一无所知，当然也不会在乎它们。这些机械师怎么可能会在乎一个物种数量的增减？他们又怎么知道这片未抽干水的沼泽的价值？

又过了10年或者是20年时间，这里的庄稼长势越来越差，火灾越来越深入，树林也越来越大，而鹤儿却一年比一年少了。现在看来，似乎只有洪水才能遏制泥炭的继续燃烧。与此同时，蔓越橘的种植者们用阻塞排水沟的方法，让水流溢到其他地方，结果那里的庄稼获得了丰收。距此甚远的政客们，开始就边疆土地、生产过剩、失业救济和环境保护等问题奔走呼号。经济学家们和规划师们都来考察沼泽地，测量员、技术员以及民间护林保土队也都蜂拥而至。政府买下了这片土地，重新安置了农民，填埋了排水沟。慢慢地，沼泽地变得湿润起来了，先前大火形成的凹坑变成了水塘。尽管草地上的火灾依然没有停止，但至少它不会点燃已变得湿润的土壤。

民间护林保土队之前支起的帐篷撤走了，所有的一切都朝着有利于鹤儿的方向发展。然而，那些在烧焦的土地上肆意蔓延的山杨灌木丛却愈发庞大起来，更不用说那一条条应政府环境保护需要而出现的条条小路所带来的威胁了。在他们来看，修建一条路远比坐下来思考这里真正需要什么简单得多。对于各路打着不同字母简写名号的环境保护主义者(16)而言，没有道路的沼泽，是毫无价值的，这就好比未抽干的沼泽之于帝国大厦的建造者，是毫无价值的。荒僻之所，是一种尚未被载入字母表的自然资源，然而就现在看来，似乎只有鸟类学者和鹤儿才能知晓它的价值所在。

不论是沼泽的历史，还是市场的历史，总是在自相矛盾中结束。这些沼泽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的原始性，而鹤儿就是这种原始性的化身。但是，所有对此原始性的保护都是弄巧成拙，因为我们总是用看望和爱抚的方式去珍惜这种原始性，然而当这泛滥起来，我们却发现已经没有丝毫原始性可珍惜了。

将来有一天，或许便在我们给自然以所谓的“恩惠”的过程中，某一地质时代将戛然落幕，最后一只鹤儿会向我们吹响告别的号角，盘旋着从沼泽地飞向天际。届时，狩猎人的号角、猎狗幽灵般的狂吠、小铃铛的脆响从云端传来，然后整个世界陷入寂灭。若要重寻这样的绝响，恐怕只能存在于银河系里的另一片草原中了。

沙乡

每个行业都有一串口头禅，而任何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有相应的适用场景。有鉴于此，经济学家们一定要为他们所偏爱的一些孬词寻找合适的用场，例如边际效益、递减理论、制度僵化等。在沙乡广阔的地域内，这些寓意消极的经济学术语得到了恰当的例证，它们在这里找到了一处“自主的领地”，不用再受敌对者的批判。

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沙乡，那些所谓的土壤专家也只能潦倒度日。除了这里，他们所谓的灰壤、潜育土、有氧代谢，还能在其他地方找到用武之地吗？

近年来，一些社会规划者出于不同目的——即便某种程度上有些相似，纷纷赶来这里施展拳脚。沙地实际上是一片浅色的空白区域，无论形状还是大小都刚好契合这些人的要求，在这些化身为圆点的地图上，每个圆点，代表着10个浴盆，或5个女性附属工作人员，或1英里柏油路，再或者，代表着1份血淋淋的牛肉。如果千篇一律地将地图点画出来，将变得单调乏味。

总之，沙乡是贫瘠的。

早在20世纪30年代，各种简写字母的经济策略有如马背上的四十大盗，驶过大草原，来到这里施纲布政。政府劝诫沙乡的农民去别处定居，愚昧无知的人们却不肯离开这里，尽管联邦土地银行用3%的低息贷款诱惑他们。我越发地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肯搬离这里，为此，我最终决定置办一个属于自己的沙乡农场。

有时候在6月，当我看到羽扇豆上挂着不期而至的露珠时，我甚至开始怀疑，沙乡的土地是否真的贫瘠。在一个勉强不亏损的农场里，我们尚不敢妄言羽扇豆是否能够生长，便也更难奢求每天都能见到如宝石一般晶莹的露珠了。假使这里真的能够长出羽扇豆，我想，那些鲜有机会看见露湿黎明的杂草管理员们，一定会固执地把它们清除掉。经济学家们知道羽扇豆吗？

或许，农民们不愿搬离沙乡的背后，隐藏着一些根深蒂固的原因——故土难离。我记得，每年到了4月份的时候，这里的碎石岭上都会开满白头翁花。白头翁花没有说什么，但是据我推测，它们对碎石岭的偏爱可以追溯到冰川时代，眼下的这些碎石，正是在那个时候堆积起来的。碎石岭很贫瘠，它只能为白头翁花提供一个可以在4月天里自由沐浴阳光的地方。只有白头翁花可以在这里绽放，为了捍卫这种特权，它们付出了忍受风雪和严寒的代价。

还有另外一些植物，它们向这个世界所乞求的，不是肥沃的土壤而是足够的空间。小小的鹅不食便是其中一例，在羽扇豆将丘陵的帽檐泼洒成蓝色以前，它们便已将白色的蕾丝装饰在上面。鹅不食根本不喜欢生长在优越的农场里，即便这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农场，即便那里有石头庭院和秋海棠。此外，柳穿鱼草也是一种嫌富爱贫的植物，它们是那样娇小，纤细苗条，披着蓝色的外衣，当它出现在你脚下，你甚至察觉不到它的存在。因此，除了在这片沙地上，谁又曾在何处见过它？

最后，我想说的是葶苈，在它的眼里，柳穿鱼草应该算是高大而且挺拔的种属了吧。我从没听说过有哪个经济学家对葶苈有了解，但是假如我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话，我会躺在沙地上，将鼻子紧凑一株葶苈，以此来启发我的经济学思维。

有些鸟儿在沙乡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地方根本找不到，至于原因，有时很容易猜得到，有时却又很难。那儿有土黄色的麻雀，它们极度迷恋短叶松，确切地说是沙地的短叶松。那儿有丘鹬，因为它喜欢寂静，别处寻不到这样的地方。然而，为什么丘鹬也喜欢把家安在沙地里呢？它们的偏爱，并非深植于诸如食物这样的世俗需求之上，毕竟肥沃土壤里的蚯蚓要比在这多得多。经过几年的研究，我想我现在已经知道答案了。雄性的丘鹬，当它发出“嘭嚓”声，拉开空中之舞的序曲时，像极了穿着高跟鞋的矮脚女郎。它不会在植物纠缠交错的地方展示绰约的风姿，只会选在沙乡最贫瘠的牧场，或是最贫瘠的沙地上，地面上没有地被植物——至少4月是这样的——只有苔藓、葶苈、米荠、酸模、蝶须，这小植物对于短腿的丘鹬来说，已经构不成障碍了。在这里，雄性丘鹬张开翅膀，昂首阔步，随后变换成小碎步舞蹈着，不仅没有任何障碍，还可以让现场或是期盼中的观众将它的表演一览无余。这个小小的环境，虽然只是对于一天中的一个小时、一年中的一个月份、两性中的一性极为重要，看上去十分不经济，却实实在在决定了丘鹬对家园的选择。

目前为止，经济学家们仍然无法说服它们。

奥德修斯之旅

自古生代海洋淹没了陆地之后，X便停滞在了石灰岩的暗礁中。对于深埋在岩石里的原子而言，时间永远不会消逝。

当大果橡树的树根钻进一条缝隙，并开始试探性地生长，从中汲取养分时，断层出现了。在经历了短短的一个世纪后，岩石开始风化，X被从暗礁中扒拉出来，进入了生物的世界。它帮忙造就了一枝花儿，花儿后来变成一颗橡实，橡实养肥了鹿儿，鹿儿养活了印第安人。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年里。

X从印第安人的骨灰盒里，再次加入到追逐与逃亡、盛宴与饥荒、希望与恐惧的旅途之中。它觉得，这些事情就好像化学反应中发生的氧化与还原，在原子之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当印第安人离开大草原的时候，X短暂地埋在了地下，通过大地的血液循环，它开始了第二次旅行。

这次是须芒草的一条须根收留了它，把它安置在叶片里，它乘着6月大草原的绿浪起舞，像往常一样，承担着贮藏阳光的使命。对于叶子来说，它同时还担当着一项不寻常的任务：为孵化中的高原鹬蛋遮蔽阴凉。欣喜若狂的高原鹬盘旋在它们的蛋上，不吝言辞地赞美着眼前周到的安排：或许是在赞美鸟蛋，或许是在赞美树影，再或许，是在赞美遍布草原的如雾一般的粉色山桃。

当意欲南下的高原鹬张开翅膀飞向阿根廷的时候，所有的须芒草都不谋而合地摇动着长长的、新长出的穗子，向它们挥手道别。当一只头雁带着同伴从北方飞过这里时，所有的须芒草都染上了葡萄酒般的色彩，早作打算的拉布拉多足鼠咬断了X所蕴藏其中的那一片草叶，把它深埋在地下的巢穴里，仿佛要把印第安人的夏天留下来，用以抵御偷走温暖的霜冻。不幸的是，它被狐狸逮到了，霉菌和真菌随之瓦解了它的洞穴，X再度回归于泥土之中，继续其随心所欲的轮回。

接下来，它进入了格兰马草中，然后进入了一头野牛的身体，融于它的血肉，最后再次归于尘土。没过多久，它又进入到了紫露草中，然后是兔子的身体，再然后是鹰隼的肚子。在那以后，它则是到了鼠尾栗草中。

X的旅行就此走到了尽头。此次旅途的结束缘于一场草原大火，大火让草原的植物化为烟雾、毒气和灰烬。磷原子和钾原子留在灰烬中，而氮原子却随风飘逝了。此时此刻，一个旁观者可能会这样预言这场生物学戏剧的最初结局：由于大火毁掉了氮元素，土壤便失去了根植于其上的植物，慢慢地土壤也被风吹走了。

但是草原将它的弓弩搭在了两根弦上，有备无患。大火让草地变得稀疏，却促进了豆科植物的生长：草原苜蓿、胡枝子、野菜豆、野豌豆、灰毛紫穗槐、三叶草、野靛草。每一种植物，都把自己的生物菌藏在细根的小瘤里，从空气中汲取氮元素，输送到植物体内，最终把它留在土壤里。于是，大草原的“储蓄银行”从豆科植物中吸收的氮元素，远比在大火中流失掉的要多。在谦卑的老鼠看来，草原之富庶是不争的事实。草原为什么如此富庶，在过往的岁月中却鲜有人问津，这的确是个问题。

X在轮回于不同生物区系的间隔中，总会率先进入土壤，然后被雨水带走，一英寸一英寸降至低处。活着的植物靠原子阻止元素的流失，而死去的植物，则是依靠根系的腐烂来阻止元素的流失。动物吃掉了植物，暂时把它们带到了山上或山下，至于在山上还是山下，这取决于动物死去或者排便的地方高于还是低于它们的取食地点。没有动物会意识到，它们死在哪里会比它们如何死去更重要。因此，当狐狸在草地里捕到一只地鼠后，它会把X带到峭壁上的洞穴。而在那里，狐狸又被更上方的鹰杀死。一只即将死去的狐狸能够意识到自己作为种族一员的生命旅程的结束，却绝不会想到，一场原子的奥德修斯之旅才刚刚开始。

一个印第安人最终继承了鹰的羽毛，并用其供奉命运之神，因为在他看来，命运之神对他们有一种极为特别的好感。不过，他绝对不会想到，神灵们只是正在重力的作用之下玩着掷骰子的游戏，乐此不疲；同样，他也不会想到，一切老鼠、人类、土壤或是灵歌，不过都是原子在向海洋行进的过程中所衍生的一些插曲而已。

有一年，X贮藏在河边的一棵三叶杨树上，被河狸吃掉了。河狸向来是在高处觅食而死于低处的，当严冬来临而池塘干枯后，它不幸被饿死了。X乘着河狸的残骸，随着春季的洪水顺流而下，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漂流过程中，每过一个小时，所处的海拔高度便会比之前更低一点儿。最后，它停落在了一处湾流的淤泥潭中，被一只螯虾吃掉。接着，浣熊把螯虾吃掉，然后印第安人又把浣熊吃掉，最后带着它一起长眠于河岸的坟茔中。一年春天，弯曲的水流冲陷了河岸，在经历了一周的洪水泛滥以后，X又回到了从前禁锢它的古老监狱——海洋。

对于穿梭在生物种群间的原子而言，它太自由了，以至于它根本不知道何为自由；然而，一旦它深陷海洋的囹圄，便从此彻底忘记了自由。当这个原子迷失在海洋后，大草原就会从风化的岩石中重新扒拉出另一个原子。可以确定：草原上的生物必须努力吸收，快速生长，适时死去，否则的话，原子的数目便会有收不抵支的风险。

钻营是树根的天性。当Y从岩石母体被释放出来时，一种前所未见的动物来到这里，并按着自身的意思对草原大加整顿。耕牛将草皮翻起，Y便开始了年复一年团团转的旅行，主导这一旅行的，是一种叫作小麦的新型植物。

古老的大草原上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植物，对于草原而言，它们都是具有存在价值的，因为物种之间的不断合作和竞争，保持了物种繁衍的连续性。然而，就麦农而言，却只是局部意义上的建设者，因为只有小麦和牛对他才有价值。当他从麦田上方的云层中，看到无用的鸽群在盘旋时，便很快想到要把它们清理掉。当看见麦虱鬼鬼祟祟盗窃自己的小麦时，他会怒气冲冲，苦恼于这些无用的生灵长得太过渺小，没有可以将它们一举歼灭的良方。他丝毫不会注意孕育小麦的沃土向下流失，对于滂沱大雨将土地冲刷得裸露光秃视而不见。当沃土流失殆尽以及麦虱最终攻克农场时，Y以及它的同伴已经旅行到远去的洪水中去了。

当小麦王国土崩瓦解以后，拓荒者们又从大草原古老的历史中翻开新的一页：他们通过养殖牲畜来增强土壤的肥力，大面积种植可以固氮的苜蓿草。此外，他们还通过种植根系发达的玉米，来发掘土壤深层的肥力。

然而，除了引进苜蓿草以外，他还采用其他新型武器来防止水土的流失。这样一来，他不仅保住了原有的耕地，还开垦了新的耕地。当然，话又说回来了，新土地同样需要保护。

即便引进了苜蓿草，黑土地还是变得日益贫瘠和稀薄。于是，预防水土流失的工程师们建造了水坝和梯田来保护这片黑土地。军事工程师们则通过修筑防洪堤和翼坝的方式，让河水把沉积在河中的黑土冲出来。河水非但没有冲出肥沃的黑土，反倒把河床抬升了很多，最终阻塞了航道。于是，他们又开始修建像巨大的河狸池塘一样的大水池，而Y刚好便被淹没在其中的一个大水池之中。经历了稍纵即逝的一个世纪，Y自岩石至河流的旅行，至此宣告结束了。

在这片池水中，Y在水生植物、鱼儿以及水鸟之间，进行了几度轮回的旅行。但是，工程师们在建造大坝的同时，还修建了一些水渠，它随之流淌下去，被远处的山丘和海洋所捕获。那些曾经长成蒲公英并招手迎接迎来高原鹬的原子们，如今变得穷困潦倒，深陷在油腻腻的烂泥巴里。

树根依然在岩缝间伸展，雨儿依旧冲刷着沃土，老鼠依然掩藏着印第安人的夏天，那些曾围猎鸽子的老人，也仍然在炫耀着他们将鸽子打得四散溃逃的光荣往事。黑白花的“野牛”进出于红色的牛棚，为那些飘荡轮回的原子们提供着免费的脚力。

旅鸽纪念碑(17)

我们曾竖起一块纪念碑，纪念某一物种的葬礼，以及我们对之的悲恸。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再也看不到那如潮水一般凯旋而归的鸟儿的方阵了，它们曾在3月的天空为春天扫清了道路，将溃败的冬天逐出威斯康星一切的森林和草原。

如今，那些在其幼年时代见过旅鸽的人们，依然大有人在。很多当时被鸽群飞过所产生的劲风摇动的幼树，也仍然活着。但再过10年，恐怕就只有最古老的橡树还记得它们了，而如果将时间延伸得更久远一些，想必只有山丘还能想起它们的样子。

或许我们可以在教科书，抑或自然博物馆里见到旅鸽，但我们看到的却不过只是雕像和图片而已，它们已经对任何艰难或欢乐无动于衷。这些书里的鸽子，绝不会从云彩背后俯冲直下，惊得鹿儿向老巢跑去，也绝不会拍打翅膀，为硕果累累的山毛榉鼓掌。这些书里的鸽子，绝不会把明尼苏达的小麦当作早餐，也绝不可能前往加拿大奔赴蓝莓盛宴。它们不会因季节变换而慌张，也不再将太阳的亲吻放在心上，寒风的凛冽以及天气的寒暖与它们漠不相干。它们虽然永远存在着，却丝毫没有生命的气息。

同我们相比，我们的祖父那一代人在住房建屋、获取食物和裁量衣服方面的能力，要远远逊色。正是他们为改变命运所做的努力，将旅鸽从我们这里剥夺了去。想到这一点，或许我们现在还应该心怀悲痛，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们仍然完全不能确定，这样的交换是否对我们有益。工业经济带来的小玩意儿，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惬意，其远比旅鸽所能够带给我们的更多。然而，对于春天来说，这些小玩意儿也能为它带来同样多的荣光？

如今，距离达尔文第一次向我们阐释物种起源理论，应该有100年的时间了。借此，我们知道了那些赶着大篷车的先辈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人和其他一切生物，仅仅是生物进化的奥德修斯之旅中同船而游的伙伴。现在看来，这种新的认识让我们知道了生物间同伴关系的重要性——一种活着就是与万物共存的渴望，一种对生命事业重要性和持久性的惊奇感。

最重要的是，达尔文之后的这一个世纪，我们应该知道，虽然人类是冒险之船的船长，却不是它唯一的航行目标；我们还应该知道，人类之前所进行的工作，只不过是在黑暗中胡乱鸣笛。

我想说，我们应该明白这些事情。不过，事实上，很多人依然还是不明白。

在太阳之下，一个物种为另一个物种的灭亡寄托哀思，的确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杀害最后一头猛犸象的克鲁-马努人，只想得到一块块肉排；射死最后一只旅鸽的猎手，只想证明他的超凡技艺；而那个用棍棒敲死了最后一只海雀的海员，甚至什么都没想。但是，我们却对于失去的旅鸽，寄以如此的哀思。倘若这是我们的葬礼，估计旅鸽不大可能悼念我们。透过这一事实，而非杜邦先生(18)的尼龙袜，或万尼瓦尔·布什(19)先生的炸弹，我们才找到了人类优越于其他动物的证据。

纪念碑高高在上，像蹲踞在悬崖上的游隼一般，鸟瞰着宽阔的河谷，日复一日又年复一年。不知经历了多少个3月，每次它将会目送大雁从此飞过，倾听它们对河流诉说着冰原之水的清澈、冰凉、寂静。不知经历了多少个4月，每次它都会见证紫荆的花开花落。不知经历了多少个5月，每次它都会欣赏橡树花漫山遍野竞相绽放的盛景。极具探索精神的林鸳鸯将会在椴木上寻找空洞的树干；蓝翅黄林莺将会站在河边的杨柳上摇落金色的花粉；白鹭将在8月的沼泽地里摆弄各种造型；高原鹬会在9月的天空吹响口哨；山核桃啪嗒啪嗒地掉落在10月的树叶堆里；冰雹乒乒乓乓地敲击11月的树林。然而，却再也不会有旅鸽从此处经过，因为它们已经不存在，除了岿然不动的、青铜色的岩石雕像。旅行者可以读到碑文，然而，他们的思绪却再也不能被任何展翅飞翔的形象所鼓舞。

经济伦理学者这样告诫我们，悼念旅鸽不过是一种怀旧之情的寄托罢了，他们还告诉我们，即便猎鸽者没有消灭它们，农民们最终也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义无反顾地将它们屠灭殆尽。

毋庸置疑，这是一个极为特别而又具有说服力的理由，然而考察其立场却未必能站得住脚。

旅鸽绝对算得上是生物学的一场风暴。它是一道穿梭于两个电极——肥沃的土地和富氧的空气——之间的闪电，携带着巨大无比的能量。每一年，这羽毛的闪电都会闪彻北美大陆，尽情享用着森林以及草原中的累累硕果，并在卓有活力的旅途中消耗掉这些干粮。同其他持续反应现象一样，旅鸽的闪电也只有在保持自身能量水平的条件下，才能维持存在。当猎鸽者大大减少了它们的数量，而垦荒者又切断了它们从大地上获取能量的渠道时，旅鸽的生命之火便就此熄灭了，不留一点火星，连灰飞烟灭都称不上。

今天，橡树们依然在向天空招展，炫耀着它们琳琅的果实，但是那一道羽毛的闪电却再也不会光顾。尽管如此，蚯蚓和象鼻虫如今仍然在蹑手蹑脚、慢慢吞吞地执行着那个生物学上的任务——将那一道羽毛的闪电，从浩瀚的苍穹之中引到地上来。

可叹的并不是旅鸽的亡国灭种，而是在巴比特时代之前的数千年中，它们一直生存于这里。

旅鸽热爱这片热土，它生活在这里，因为它对于串串葡萄和行将绽裂的山毛榉坚果有着一种强烈的渴求，因为它对路途的遥远和季节的变换从不以为意。倘若威斯康星一旦不能提供免费的食物，那么，明天它就会飞到密歇根、拉布拉多，或是田纳西。旅鸽的爱只限于当下所需，这些东西总能够在某些地方找得到。为此，它们只需要有一片自由广阔的天空，和奋力拍打翅膀的劲头。

在太阳底下，喜欢过去的事物是一件新事情，大多数人和所有的旅鸽都对此一无所知。将美国看作一段历史，将命运当作一种既成，闻一下从静静逝去的时代中存留下来的山毛榉树的气息——所有这些事情，对于我们来说都可以做到的，只需要我们有一片自有广阔的天空，和奋力拍打翅膀的劲头。我们较之动物的优越性就存在于这些事物中，而非布什先生的炸弹，抑或杜邦先生的尼龙袜里。

弗兰博河

那些从未有过野外溪流泛舟经历的人，或是有此经历，却只是带着向导躲在船尾的人，对于旅行价值的认识，恐怕只停留于图新鲜和锻炼身体的水平。起初我也这样认为，但当我在弗兰博河遇见两个在读的大学男生后，便改变了看法。

洗完晚饭用过的餐具后，我们坐在岸边，注视着一只雄鹿朝河岸远端的水草地走去。没过多一会儿，那头雄鹿抬起头来，侧耳倾听着上游的响动，然后径直奔向隐秘处去了。

原来，它惊慌走开是因为河湾附近有情况：有两个男孩坐在划着一条独木舟。当他俩发现我们后，便凑上前来和我们打招呼。

“现在几点了？”这是他们的第一个问题。他们解释道，他们的手表停摆了，这是他们生平第一次没有用时钟、汽笛或者收音机来确定时间。这两天来，他们靠着“看日头”过活，不过对他们而言，这种时间判定方式的确很令人震撼。没有仆人为他们准备三餐，他们要么从河中获取食物，要么等着挨饿。没有交通警察向他们鸣哨示意，即便下一激流处藏有暗礁。当他们对天气状况的估计出现差错时，或者没有支起帐篷时，同样没有人会友好地为他们腾出一片遮雨的屋檐。没有指南会告诉他们，哪里可以享受微风的彻夜吹拂，哪里又可以免于蚊子的彻夜叮咬；哪里的柴禾清洁、易燃，哪里的柴禾又只生烟不着火。

在这两个年轻的冒险家离开，继续向下游进发之前，我们得知，他们俩会在旅行结束之后服兵役。此刻，他们的意图明明白白地显露出来。此次旅行对他们来说，或许是第一次——也可以说是最后一次——对自由的体验，这或许可以算作由一个纪律严明的地方过渡向另一个纪律严明的地方的插曲，前者是校园，后者是军营。野外旅行中所蕴藏的朴实性，主要在于它能给人以心灵的震撼，这种震撼不光在于新奇的事物，更在于它赋予他们以犯错的自由。荒野让他们第一次体验到了自身的聪明或者愚蠢行为所带来的奖掖，以及所招致的惩罚。对于一位砍柴人来说，这样的体验是每天都要经历的，文明却为之设置了千百种屏障，以期阻止任何愚蠢的行为。就某种特殊意义而言，这两个男孩子正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向前行进着。

或许每个年轻人都有必要安排一次偶然的野外之旅，这样你才会体味到这种特殊意义上的自由的真实含义。

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我父亲过去时常向我讲述关于宿营地点、垂钓水域及森林选择方面的知识，他所提及的选择标准“几乎和弗兰博河的现有条件一样好”。当我最终划着独木舟涉入这条富有传奇色彩的小溪之后，我发现它远远超乎我的预期，它更像是一片步入迟暮之年的荒原。新建的村舍、度假村以及公路桥把连绵不断的荒野切割成零散的碎片。沿着弗兰博河顺流而下，在精神上，两种印象像拉锯一样交替变换：当你看到一处船舶停靠的码头时，你立刻会产生一种置身于荒原之中的精神幻觉，过了一会儿，当你沿着岸边航行的时候，又会与农舍主人栽种的牡丹相遇。

稳稳地经过牡丹花丛之后，一只雄鹿从岸边的隐蔽处蹦了出来，这让我们重新有了回到荒原的感觉，接下来的湍流则更好地印证了这一感觉。但是，在下面水塘旁边，映入视线的是一座人造小木屋，清一色的合成材料屋顶，旁边挂着一块写有“驻足小憩”的招牌。此外，还有一条乡村韵味十足的绿廊，午后常有人在这里打桥牌。

保罗·班扬(20)绝对是个大忙人，以至于无暇关照自己的子孙后代。倘若他想为他们储备一块自留地，让他们见识一下古老的北方森林是什么样子的话，我想他很可能会选择弗兰博河。因为最好的白洋松、糖枫树、黄桦和铁杉木，都集中分布在这片区域。这种既有松树又有硬木的奇特分布，不管过去还是现在都十分少见。弗兰博河的松树生长在硬木土壤里，而这种土壤通常要比一般松树生长所需的土壤更其肥沃。因为它们长得既高大又极具市场价值，且刚好紧挨着一条便于运输木材的溪流，这里的木材在很久以前就被砍伐光了，残留下来的巨大的腐朽的木桩便是证据。只有那些有缺陷的松树被保留了下来，但这些仅存的活树也足以凸显出弗兰博河的轮廓了，它们是见证历史的一座绿色纪念碑。

硬木的砍伐年代比松树要晚得多，事实上，最后一个规模庞大的硬木公司拆掉其木材运输铁路上的最后一根铁轨，也不过才是10年之前的事情。这家硬木公司在眼前废弃的城镇中所留的一处遗迹，是一间土地出售办公室，残留下来的荒野，经此被兜售给那些满怀希望的拓荒者。这样，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也就走到了尽头，即砍光树木然后搬离的时代。

像丛林野狼在废弃的营地中搜寻食物一样，后砍伐经济时代的弗兰博河靠着它自己过去所残留下来的东西生存着。那些被斥为“贱民”的木质纸浆制造者们，在残留下来的丛林中寻找着在大规模砍伐时代被遗忘的小铁杉木。锯木作坊的工人们忙着挖掘河床，因为河床下面沉睡着“死货”(21)，这些“死货”都是在忙碌喧嚣的木材运输的光荣时代沉于河底的。一排排粘满污泥的木材摆放在岸边的旧码头上，这些木材保存完好，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在今天的北方森林，已经很难再寻到这样的优质松树了。伐木者们把沼泽地里的白杉木砍倒，守在一旁的雄鹿跃跃欲试，伺机把倒下的白杉木的叶子精华吃掉。一切人和事物，都依靠着这些残留物生存着。

弗兰博河的林地被清理得很彻底，以至于现代的农舍主们在建造一所小木屋时，居然要使用爱荷华或者俄勒冈(22)的粗木板所锯出来的圆木仿制品，这些木材通过货运卡车被运送到威斯康星的树林里。与众所周知的把煤运到纽卡斯尔(23)的历史相比，这讽刺还算比较温和。

如今弗兰博河依然存在，有些地方的面貌自保罗·班扬时代以来，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黎明之前，在摩托艇尚未从沉睡中醒来的时候，你依然可以听到河水在荒野之中的放歌声。有几处未被砍伐的林地，被幸运地归为国家所有。很多珍贵的野生动物藉此得以存留下来，如河里游着的梭鱼、鲈鱼、鲟鱼，沼泽地里伏着产卵的秋沙鸭、黑鸭、林鸳鸯，还有天空中自由翱翔的鱼雁、老鹰、乌鸦。现在，这里到处都能看到鹿儿的身影，数目之庞大，数不胜数，单是在我划船的这两天里就看到了52只。偶尔，这里还能看到一两只狼在弗兰博河上游游荡。据一个猎户讲，他曾经亲眼看见貂儿在此地出没过，如果追溯弗兰博河出产貂皮的历史，那应该是公元1900年前的事情。

1943年，威斯康星环境保护部门以这些荒野残留之地为核心，着手建立了一个长约50海里的沿河自然保护带，以供新一代的威斯康星人使用和娱乐。这个自然保护带实际上位于州立森林的矩形区域内，河岸两旁不会栽植树木，同时也尽可能地避免开辟道路。环境保护部门正缓慢而耐心地推进着弗兰博河流域的生态恢复工作，有时甚至不惜付出高昂代价购买土地，拆除土地上的别墅以及挡住那些没有必要存在的小路。州环境保护部门的目标便是，总体上，尽最大可能地把大自然时钟的指针推回到原始荒野时代。

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里，肥沃的土壤让弗兰博河为保罗·班扬提供了上好的考克松，同时，也让腊斯克县有条件发展乳品业。这些奶农们期望获得比当地电力公司电价更为低廉的电力，于是他们合作发起设立了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并于1947年提出建立发电水坝的申请，但是一旦水坝建成后，势必要把先前重建的、做划船之用的那50里自然保护带的下游区域剥离掉。

于是，一场尖锐而又激烈的政治斗争开始了。当地立法机关由于奶农的施压，丝毫不顾及荒野的巨大价值，不仅批准了农村电气化管理局的水坝建设项目，同时还驳回了环境保护委员会关于水电站未来发展规划的一系列建议和意见。通过此事，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弗兰博河上做划船之用的那片水域，和威斯康星境内的其他野外河流一样，最终都避免不了建设水电站用来发电的命运。

既然我们的子孙后代再也看不到一条真正的野外溪流，那么对他们来说，不能在汩汩如歌的水面上泛舟，便也不会是一种失去了。

伊利诺伊和爱荷华

伊利诺伊的巴士之旅

一个农夫和他的儿子正在外面的院子里，用大横锯锯着一颗古老的三角叶杨。这棵树是如此高大，如此古老，以至于他们的锯片完全切入树干之后，在两端只剩下了一英寸的余地。

曾几何时，那棵树曾是茫茫草原之海的一个浮标。乔治·罗杰兹·克拉克(24)可能还在树下面露营过；晌午时分，有只水牛可能在树下一边乘着阴，一边甩着尾巴驱赶苍蝇；每年春天，它都为鼓翅飞行的旅鸽提供栖息处。可以说，它是除了州立学院以外最好的历史图书馆。每年都有一次，飘落的杨絮会塞住农民家的纱窗。对于以上提及的两种事实，仅有后者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州立大学告诉农民们，中国的榆树不会阻塞纱窗，因此，种植榆树比种植三角叶杨更可取。除此而外，州立大学还对诸如樱桃树蜜饯、牛布氏杆菌病、杂交玉米和农场家园美化之类的问题，发表过一些自以为是的高论。或许，它所唯一不知道的事情就是，农场来自哪里，它的工作是保证伊利诺伊毫无后顾之忧地生产大豆。

我坐在时速60公里的巴士上，从一条公路上驶过，这条公路原来是马匹或轻型马车行驶过的道路。混凝土构筑的道路一再扩展，直至将农田的栅栏挤到路边的沟堑里。在修葺一新的路堤和即将被推翻的栅栏之间有一条狭窄的草地，生长着曾经作为伊利诺伊州的历史遗迹：大草原。

巴士车上能注意到这些遗迹的人少之又少。一张肥料账单从一位忐忑不安的农场主的衬衣口袋里露出来，他正无精打采地看着那些羽扇豆、胡枝子或许是紫靛草，它们曾经从大草原的空气里吸收着氮元素，并把它植入到肥沃的黑壤里。然而，他却无法将它们同那些暴发户般的偃麦草区别开来。倘若我问他，为什么他的土地能产出100蒲式耳(25)的玉米，而那些非草原的州县却只能收获30蒲式耳时，他大概会回答，因为伊利诺伊的土壤更加肥沃。倘若我问他，那些紧紧盘绕在栅栏上的豌豆样地开着白色钉状花朵的，究竟是什么植物，他可能会很不确定地摇着头说，某种杂草吧。

一片墓地从我的视线中一闪而过，草原紫草在它的周围长得油亮。我从未见过这种紫草生长在别处，现代自然景观大多由毛叶泽兰和苦苣菜的黄色图案作装饰，而紫草恰恰相反，它只与死者相伴絮语。

透过敞开的车窗，我听到了一只高原鹬振奋人心的鸣叫。曾几何时，它的祖先们尾随着水牛，披荆斩棘地穿过一座无边无际的花园，那儿被人遗忘的花朵枝干几乎与牛肩同高。一个男孩发现了它，指着它对父亲说：“那儿有一只沙锥鸟。”

指示牌告诉我：“你正在进入格林河土壤保护区”。上面还用较小的文字，标示出合作者的名单，不过字体太小了，在移动的巴士上根本看不清写着什么。但我想，这肯定是一个有关于自然资源保护者的花名册。

这牌子被油漆刷得很整齐。它竖在小溪边低处的一片牧场上，草长很矮，甚至可以在上面打高尔夫球。附近是一个已经干枯的小河床的优雅转弯处，而新挖掘的溪床笔直得像一把尺子，县里的工程师为了加快水流速度已经将它“取直”。山上遍布着条带状的耕地，水土保持工程师为了减缓土壤流失，而将它“弯曲”了。显然，这里的水已被专家们七嘴八舌的意见搞得晕头转向了。

在这座农场里，每一样东西都代表着银行的钞票。农场及其建筑的外观，完全以钢筋、混凝土和新油漆的外貌呈现出来。谷仓上刻着的日期，是为了纪念它的创始者。屋顶布满了避雷针，风向标也因新镀的金色而得意扬扬。甚至，连这儿的猪看起来都财大气粗。

林间的老橡树在这里安然无恙。这里没有树篱，没有灌木丛，没有篱笆行，没有粗放管理的其他痕迹。玉米田里有肥胖的小公牛，但可能没有鹌鹑。栅栏竖立在狭窄的带状草坪的边缘。紧挨着带刺的铁丝网耕地的人们一定都有这样一句口头禅：精打细算，不愁吃穿。

在溪流下游的牧场，洪水泛滥冲下来的废弃物，高高地堆积在灌木丛中。溪岸地带，还处于原始的未修整的状态。伊利诺伊的土地一块儿一块儿地剥落下来，向着海洋移动。洪水把带不走的淤泥通通抛在了巨大的豚草丛中，留下了斑驳陆离的痕迹。究竟是谁财大气粗，禁得起如此挥霍？而这又能维持多长时间呢？

高速公路像一条拉紧的绳带，从种有玉米、燕麦和苜蓿的田地里中穿过。巴士不断刷新着行驶里程，而车里的乘客也在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他们在谈论什么呢？谈论棒球、税收、女婿、电影、汽车以及葬礼，反正他们从来都不会谈论从行驶着的巴士车窗外迎面而来的、像海啸般起伏的伊利诺伊大地。伊利诺伊没有起源，没有历史，没有浅滩，更没有深渊，甚至没有生和死的潮汐。对他们来说，伊利诺伊只是一片大海，而他们正在驶向某个未知的港口。

踢动的红腿

每当我追忆起自己在幼年间的印象，便时常疑惑，人们通常称之为“成长”的过程，焉知不是一个衰败没落的过程？那些被成年人津津乐道而孩子们又所知甚少的经验，焉知不是琐碎之事对生活精髓的冲淡和稀释？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我最早的对于野生动植物及其所追求事物的印象，始终以一种生动鲜明的形式、颜色和氛围保留在我的脑海中。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我关于它们的学问大有长进，这些印象却始终未能从我的记忆中抹去或改进。

像大多数有追求的猎人一样，在我很小的时候，家人就给了我一把单管式猎枪，准许我去猎杀野兔。一个冬日里的星期六，在我赶往自己最喜爱的野兔狩猎场的途中，我发现湖面已经被冰雪覆盖，仅留着一个小洞眼，刚好是岸上的风车房将暖水排入湖中的地方。虽然所有的野鸭早已离开这里飞往南方去了，但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之下，我做出了自己的第一个鸟类学设想：在这个区域，倘若有一只鸭子留了下来，它迟早一定会来这个洞眼拜访一番。我抑制住对野兔的欲望——那绝非易事——在冻结的土地上，靠着荨麻丛上坐下来，耐心等待着。

我等了整整一下午，看见乌鸦从此飞过，听到工作中的风车发出风湿病人般的呻吟，我顿时感觉冷了起来。终于，在日落时分，一只形单影只的黑色野鸭从西边出现了，它甚至连一个预备着陆的盘旋动作都没有，就倾斜着翅膀径直朝着洞眼飞落下来。

我已记不得当时开枪的情形，只记得自己猎得的第一只野鸭，伴着一声枪响，重重地摔在飘着雪的冰面上。它腹部朝上，伸出了红色的腿儿在冰面上踢蹬着，当时的那种喜悦简直无法形容。

当我的父亲给我这支猎枪时，他说我应该用它去狩猎松鸡，但我可能没办法射落停留在树上的松鸡。他说，等我年龄再大一点儿，可以学习射击飞行中的松鸡。

我的狗儿很擅长将松鸡赶到树上，在我开始自己的第一堂道德伦理训练课时，我放弃了向那只停在树上的松鸡稳稳地开枪，只是在它匆匆逃去时开了一枪。要知道，即便魔鬼将他的七个王国摆在我面前，那诱惑也不能同一只落在树上的松鸡相比。

我在第二个狩猎季行将结束时，还是连一只飞翔着的松鸡羽毛都没有猎到。有一天，正当我走在山杨丛林中时，一只大松鸡突然从我的左方呼啸而起，高高地飞过山杨林，从我的背后横穿过去，拼命飞向最近的雪松沼泽。这样的射击机会，简直是每一个松鸡狩猎者梦寐以求的，最终，它跌落在一片飘落的羽毛和黄金的落叶中，死掉了。

时至今日，我仍然能够为此画出一张地图——它躺在绿茸茸的苔藓上，旁边是一株株红御膳橘和紫苑草。我觉得，自己如今对这两种植物的感情，大概正始于当时。

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

最高峰

当我第一次住在亚利桑那时，白山是骑士的世界。除了几条主要的交通线路外，这里的道路非常崎岖，难于行进。这里没有汽车，幅员辽阔，不适宜徒步旅行，即便能看到牧羊人，他们也往往坐在马背上。因此，将这些人排除在外，这个以“最高峰”著称的郡县便成了骑士者的天堂：骑马的牧牛人、骑马的牧羊人、骑马的山林干事、骑马的设阱捕兽者，以及那些出没于高原边境、形迹可疑、职业不明的骑马者。令这一代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这种空间贵族统治是基于交通工具基础之上的？

距此以北有两天行程的那个铁路城镇，情况则和这里大不一样。在那里，你可以随便选择出行方式：穿皮鞋步行，骑驴子或是牧牛人的马，坐平板马车，搭乘货运车辆、货物列车的守车或卧铺车。每种出行方式的选择，通常是与一定的社会阶层相对应的，而且每一阶层都说着独具特色的地方方言，穿着不同他人的衣着，吃着各具特色的食物，以高人一等的傲慢态度出入不同的酒吧。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在于：以民主的名义向杂货店赊账和享受亚利桑那的公共财富——灰尘和阳光。

人们继续向南，横穿过平原和平顶山，来到白山附近，伴随着这些出行工具的失效，这些社会阶层差异便也随之渐渐抹去。最后，等到了“最高峰”，便只剩得骑马者统治世界了。

亨利·福特(26)的革命，已经彻底废除了所有的这一切。今天，飞机甚至赋予了所有人飞上天空的权利，不管是汤姆、迪克还是哈利(27)。

冬天，山顶甚至也将骑士拒之门外，高山草甸被埋在厚厚的积雪中，连攀登上小峡谷的唯一山路，也被积雪封住了。每年5月，杂着冰块的洪流都会从峡谷中汹涌而下，不久之后，你便可以再次骑马上山了。不过，你的马儿一定要有足够的勇气才行，能够吃得了在深及膝盖的泥浆里前行的苦头。

山脚下有个小村庄，每年春天，这里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竞赛：看谁是第一个闯入那片孤寂高地的骑士。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尝试过，至于为何却从没想过。消息总会不胫而走，变成尽人皆知的新闻。不论谁得了第一，都会获得特别的荣耀，自然也会成为当地本年度的“头号新闻人物”了。

山上的春天，尽管跟故事书中所描述的景象不同，但也不是说来就来的。和煦的阳光和料峭的春寒交替而至，甚至在绵羊们上山之后也还是这样。与这一座灰褐色的高山牧场相比，我几乎不曾见过比这更冷酷的景致，骤然降下的冰雹和暴雪，落在那些哀怨的母羊和冻得半死的羔羊身上，甚至连向来快活的星鸦，也在这种春天的暴风雪中冻得佝偻起了身子。

夏天，这座山的情绪跟这里的生活和天气一样，变化多端。就连最迟钝的骑马者也同他的马一样，对这些多变的情绪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

在一个晴朗的清晨，高山会邀请你跳下马来，跟你的马儿一起在新长出的花草上面打个滚（如果你不拉紧缰绳的话，恐怕你那不受束缚的马儿一定会这样做的）。每一个生命体都在鸣唱、啁啾，并迅速成长着。几个月以来，一直飘摇于风暴中的魁伟的松树和冷杉，也在这样的天气里抬起高贵的头颅，沐浴着璀璨的阳光。缨松鼠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但它的全部情感，却都通过声音和尾巴流露了出来，并坚持要告诉你一些看起来已经十分了然的情况：这是难得的一天，你从来不曾在如此孤寂的地方度过美好的一整日。

一小时以后，积雨云很可能会遮住太阳。前时的乐园在即将到来的闪电、暴雨和冰雹的冲击下，不断向后退却着。黑色的阴云岿然堆在空中，就像一桶已经点燃了引信的火药。与此同时，每一块小石砾的滚落，每一声断树枝的脆响，都会使得你的马儿惊跳起来。当你在马鞍上想转身解开雨衣时，它便要倒退着打起喷嚏，战栗起来，就好像一部启示录(28)的卷轴要在你面前打开一样。当我听见某人说起马儿不畏闪电之类的外行话时，便会在心里暗暗反驳：那是因为你不曾在7月骑马上山。

惊雷的轰鸣声本已令人心惊胆寒了，但更可怖的场景是，闪电击打在岩壁上溅起冒着烟儿的石块从你耳边呼啸飞过。当然，还有更令人害怕的，那就是松树被劈倒、碎屑漫天的情形。我记得，曾有一块约15英尺长的白惨惨的木片被劈落下来，深深地刺入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上，然后像一把音叉一样发出恐怖的嗡鸣。

但若要令生活免于恐惧，则意味着贫瘠。

山顶是一片十分广大的牧场，即便骑马穿过，也要费去半天的工夫。不过，你千万不要把它想象成一个长着青草的、四围被松树墙围起来的圆形露天剧场。这片牧场的边缘是经涡卷装饰过的，呈现卷曲状或者锯齿状，布满了为数众多的沟壑和峡谷，丘峦和山梁，岬岛和园林，每一处景观都各具特色，绝不重复。没有人能洞悉这里的一切，那些骑马上山的人，每天都能发现一个新的存在。之所以说“新”，是因为骑马进入一条开满鲜花的小峡谷的人会时常觉得，倘若以前有人曾来过这里，一定免不了要吟咏一番。

正是出于同样的心情，每一处山顶营地的山杨树皮上，都慷慨地留有大量的缩写姓名、日期，甚至牲口火印。随便哪一天，人们都可能通过这些印记读到“德克萨斯人”的历史和文化。不过，对这种历史和文化的解读是不可基于人类学的范畴的，最好是立足于某位创始人的职业生涯。比如，你通过缩写姓名认出来某一位创始人，然后想起来，他的儿子曾在马匹交易会上打败过你，又或者，他的女儿曾跟你一起跳过舞。这里便有一个颇为简单的缩写姓名，记载的日期为“19世纪90年代”，没有火印。毋庸置疑，当事者是以流动牛仔的身份来到这里的。接下来，大约10年以后，他的缩写姓名前已经加上了烙印。大概当时，他已经成了一名经济富足的公民，并且拥有一份“牢靠的产业”，这是他通过经营、繁衍以及一根灵活的套索赚来的。在此的几年之后，你又看到了他女儿的缩写姓名，那是由一位爱慕着他的女儿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刻上去的，他不仅仅想娶他的女儿，还想继承他的财富。

如今这位老人已经离世了，在晚年的时候，他只关心银行户头的存款和自己拥有的牛羊数目。然而，山杨树上的记载却显示，他年轻时也曾为登上山巅、一览春色而意气风发过。

这座山的历史不仅仅包括山杨树上所记载的这些，还体现在远近的地名上。牧区的命名，通常是下流或滑稽的，带有讽刺意味，又或是多愁善感，因此绝不俗套。且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名字都起得都非常微妙，足以引得新近到访的人们去追根究底。而关于地名的种种传说也正因此被编为完整的故事，进入当地的神话。

比如说，有个地方叫“埋骨场”，是一片非常秀丽的牧场，有一处隆起的丘子开满了蓝铃花，下面半掩着一些年深日久的牛头骨和散落的脊骨。19世纪80年代，这里新来了一位愚蠢的牧牛人，他起先住在温暖的德克萨斯山谷。他由于轻信了山上夏日的蛊惑，试图将牛儿留在山上吃草过冬。结果，当11月的暴风雨袭来，只有他自己单骑逃了出来，他的牛儿全都葬在了这里。

有一个地方，叫“坎贝尔的忧郁”，靠近蓝河上游源头。早期，曾有一位牧牛人带着他的新娘来到这里。这位夫人，由于看厌了岩石和树林，渴望得到一架钢琴。当然，钢琴如期而至，是一架“坎贝尔”。在当地县里，只有一头骡子能将这座钢琴拉动，且只有一位技艺超群的赶车人能胜任这一运输任务。然而，这架钢琴并未能给这位夫人带来满足，她最终还是逃走了。当我听到这个故事时，这牧场的小木屋已经被毁得只剩下一堆倾圮的圆木了。

还有一个地方，叫“菜豆沼泽”，是一片被松树圈起来的沼泽牧场。当我待在那里时，有一座圆木小屋，任何路人都可以在此借宿。当地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这一类不动产，主人都要为落脚者留下足够的面粉、猪油和菜豆，同时，还要在马槽中添满草料。但即便如此，某位运气不佳的旅行者若是赶上暴风雨，在这里被困上一个礼拜最终也只剩下了菜豆可以吃。这对于当地好客的民风来说，着实是一大败笔，便作为地名流传进了历史。

最后，还有一个叫作“天堂牧场”的地方。若你从地图上读到这个名字时，一定会觉得俗不可耐，完全没有一点儿新意。但是，当你历尽艰辛骑着马儿到达那里时，你却会发现，此间的很多东西真的是与众不同。它隐藏在一座高峰较远的一侧，这里符合天堂所应具备的一切条件。一条叮当作响、鲑鱼嬉戏的河流，从绿油油的草地中间蜿蜒穿过。马儿在这牧场上逗留一个月，便会长得鬃亮体胖，雨水落在它的背上，都能聚成一个小水洼。我在第一次来到这里之后，不禁想道：“除了‘天堂牧场’，它还能叫什么？”

尽管我有数次机会再访白山，然而到头来，我却没那么做。我不愿意看到，那些游客、道路、锯木厂和运载原木的铁路为它带来的变化。我听到一些年轻人——在我第一次骑马到达“最高峰”时，他们还未出生——说起白山，惊呼着：“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地方。”对此说法，我在心中是默默赞同的。

像山那样思考

一串低沉、傲慢的嗥叫，回荡在一道山崖和另一道山崖之间，从山上滚下，湮没于黑漆漆的夜晚。那声音中，宣泄着一种狂野桀骜的悲痛，也宣泄着对一切困境的鄙夷。

这一串嗥叫，让每一种活物——大概也有一些死者——都觉得心惊胆战。对于鹿儿而言，那是血肉末路的提醒；对于松树而言，那是雪夜凶衅的预言；对于郊狼而言，那是分一杯羹的允诺；对于牧场主而言，那是账户赤字的威胁；对于狩猎者而言，那是獠牙弹丸的对决。然而，在这些显而易见、直截了当的希望和恐惧的背后，还隐藏着一层更深刻的含义，这含义只有山知道。因为它活得最久，见得最多，能够客观地聆听一匹狼的嗥叫。

尽管人们无法领会这深一层次的含义，但是，他们知道它就在那里，整个地区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因而有别于任何无狼的地区。这种暗示，足以令那些夜间听到狼嗥、白昼见过狼迹的人脊背发冷。即使没有见过它的样子，或没有听过它的声音，许多琐碎的事件暗示了它的存在：一匹挽马在半夜的嘶鸣；哗啦啦的碎石滚落声；一只奔命的鹿儿的蹄响；云杉下阴森的小路。只有十分愚笨的新手才感觉不出狼的存在，也察觉不到山对于狼讳莫如深的态度。

自从那天看到狼死去，我便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当时，我们正在一个高高的悬崖上吃午餐，下面一条河流蜿蜒着向前湍急奔去。我们原以为看见的是一只雌鹿，它将整个前胸浸在白色的水花里，正从激流中涉过。当它爬上岸，正对着我们摇起尾巴时，我们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那是一匹狼。除此而外，还有6只，它们显然已经度过了幼年时期，从杨柳丛中跳了出来，也都摇起尾巴，嬉戏着加入了欢迎的行列。完全无疑，在我们所在的悬崖下方的空地上扭打、滚动的，正是一群狼。

在那个时代，我还从未听说过有何理由放弃杀死一匹狼的机会。紧接着，我们便将子弹填满枪膛，却由于过度兴奋而无法瞄准：实话说，如何从这样陡峭的悬崖上向下瞄准，我们真不知道。当我们把枪膛内的子弹打空时，那头老狼也倒下了，还有一只狼幼崽拖着一条腿，向那堆由雪崩堆积起来的、人类难以涉足的碎岩中逃去。

我们很快来到那头老狼身边，甚至还亲眼看见，那一道凶残的绿光从它垂死的眼中迸射而出。我明白了，并且从此记住，它的目光所表达的东西是我从未见过的，只有它和山知道。我那时还年轻气盛，对扣动扳机充满了渴望。我原本以为，狼的数量减少了，鹿的数量理所当然就会多起来，而狼消失的地方，就意味着那里将成为猎人的天堂。然而，当我看到它眼睛里那束垂死的绿火以后，我感觉到，无论是狼还是山，都不赞同这样的观点。

从那以后，我在有生之年见证了狼从一个州又一个州中覆亡，也目睹了许多狼消失后的山的“新面貌”，看见了朝南的斜坡上被鹿儿踩得像通往迷宫一样纷乱的小径。我看见每一株可食用的灌木丛和幼苗都被啃食，由衰弱到枯萎，直至最终死亡。我还看见每一株可食用的树，马镫高度以下的叶子被吃得精光。这样的一座山，看起来像是有人给了上帝一把大剪刀，除了修剪枝条外，禁止他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最终，鹿群发展到了人们渴望中的数量，但是由于数量过于庞大，而变成了饿死的白骨，这些骨骼或者跟死去的艾蒿丛一起变白，或者在够不到其叶片的刺柏树下腐朽。

我猜想，正像鹿群活在对狼的极度恐惧之中，如今，山也正同样活在对鹿的极度恐惧之中。或许，山的恐惧有更充分的理由，因为当一只雄鹿被狼拖走后，三两年后，会有另外一头雄鹿取代它。而一座被太多鹿儿破坏的山，却用几十年也不可能恢复原状。

牛群亦是如此。牧牛人清理了他领地范围内的狼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接手狼的工作——不断调整牛群的数目，以便适应其草场的承载能力。他还没有学会像山那样思考。因此，我们得到了沙尘暴，而河流也将我们的未来冲进了大海。

我们都在为安全、繁荣、舒适、长寿和简单的生活而不断奋斗着。鹿用它那灵便的四肢奋斗着，牧牛人用陷阱和毒药奋斗着，政治家用笔奋斗着，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用机器、投票和美元奋斗着。但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它所达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即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用这种方法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尺固然是好的，并且从客观思考角度来讲，也必不可少，但是从长远来看，太多的安全似乎仅能带来危险。或许，这就是梭罗(29)的格言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含义：野蛮是这个世界的救赎。或许，这就是狼的嗥叫所隐藏的含义，长久以来它早已为山所理解，但却极少为人们所知道。

埃斯库迪拉山

亚利桑那的生活空间，脚下以垂穗草为界，头顶以天空为界，地平线则是以埃斯库迪拉山为界。

如果你骑着马驰骋在蜜黄色的平原上，一路向北，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你总能看见埃斯库拉迪山。

当你骑着马向东走，你会经过一片树木繁茂、令人眼花缭乱的台地，每一处凹地似乎都自成一个小世界，它沐浴在阳光里，散发着刺柏的芳香，陶醉在蓝头松鸡连续不断的啁啾声中，一切都显得那么舒适、惬意。但是当你站在高高的山脊上时，在巨大无垠的空间的衬托下，你便立即变成一个小斑点。而悬挂在这空间边缘上的，便是这埃斯库拉迪山。

向南行，则是错综复杂的蓝河峡谷，那里遍布着白尾鹿、野火鸡和狂野的牛群。当一只俏丽的雄鹿越过天际线向你挥手告别，而你正低下头来看你的瞄准器并纳闷为什么会错过它时，你将会看到远处的蓝色山脉，这便是埃斯库拉迪山。

向西走，则是树浪起伏的阿帕奇国家森林公园的外围。我们曾到过那里巡查木材的产出情况，我们以40为单位，将高大的松树转换为笔记本上的数字，以此来推想木材堆的体量。巡查者们气喘吁吁地攀上了峡谷，突然觉得笔记本上的那些遥远数字标记、流着汗的手指头、洋槐的尖刺，鹿蝇的叮咬以及松鼠的斥责中间，存在着一种古怪的不协调。但是当他们走到下一个山脊时，一阵呼啸着掠过绿色松林之海的寒风，将他们的疑虑吹得烟消云散。在远处的林海岸边悬挂着的，便是埃斯库拉迪山。

这座山不仅仅是我们的工作和娱乐的界限，同时还是我们试图获得一顿丰盛的晚餐的界限。

在冬天的傍晚，我们经常会到河积平原上去，试图去伏击那里的野鸭。机警的鸭群在玫瑰色的西方上空盘旋着，继而转向了铁青色的北方，然后消失在墨黑色的埃斯库拉迪山里。如果它们再次出现而且没有扇动翅膀，我们将为我们的荷兰烤肉锅添上一只肥美的雄鸭。如果它们不再出现，那么我们就只好吃熏猪肉或者是豆子了。

事实上，在这里只有一个地方，让你无法从地平线上看见埃斯库拉迪山，那就是埃斯库拉迪的山顶。在那儿，你虽然看不见山，却能感觉到它。究其原因，在于那只大熊。

古老的“大脚怪”(30)是一个强盗大亨，而埃斯库拉迪就是它的城堡。每年春天，当和煦的春风在雪地上勾画出黑色的阴影时，这只大灰熊便缓缓地从岩崩形成的冬眠洞穴里爬出来，一直爬到山下，然后向一头乳牛的头部发起猛击。填饱肚子后，它又爬回到它只手遮天的峭壁，在那里享用着土拨鼠、兔子、浆果和树根，平静地度过整个夏季。

有一次，我看见一头被它杀死的牛。这头牛的头骨和颈部已经血肉模糊，简直像是被一列疾驰的货运列车迎面撞死的。

没有人曾经见过这只大灰熊，但是在悬崖底下那眼泥泞的温泉周围，你可以发现令人难以置信的足迹。看见这些足迹，就连那群难缠的牛仔，也会因为意识到它的存在而收敛起来。不论他们骑马到什么地方，他们都能看见这座山，当他们看见这座山时就不自觉地想到了大灰熊。篝火晚会上，他们会谈到牛肉、巴拉斯舞会和熊。“大脚怪”没有过分的要求，一年只要一头牛和几平方英里的荒岩区就好，但不管怎么说，它的存在还是震慑了整个郡县。

那时正值“进步”刚刚来到牛乡之时，它有着不同的使者。

第一个使者便是首位横穿大陆的汽车司机。牛仔们很了解这位道路的开拓者，他像过去一切骑手一样，喜欢就自己的经历夸夸其谈、大吹大擂。

其次是一位身穿黑色天鹅绒衣服的漂亮女士，乡民虽然不懂她说些什么，却仍然在倾听和注视她。她正操着一口波士顿口音，在为人们讲述妇女选举权的意义。

再次，是一位令人们惊讶的电话工程师。他把电话线捆在刺柏树上，然后城里的消息便很快传了过来。有一位老人满怀期待地问，这根电话线是否可以为他带来一块熏肉。

一个春天，“进步”又派来了另一位使者，一位官方的捕兽者，他活像一位穿着工作裤的圣·乔治(31)，专门为政府杀灭恶龙。他向乡民们问，是否有一些有害的动物要杀死？是的，一头大灰熊。

于是捕兽者将装备驮在骡子背上，起身向埃斯库迪拉山进发了。

一个月后，他回来了，他的骡子因驮着一张沉重的兽皮而步履蹒跚，而镇子上只有一个大畜棚可用来摊晒这张兽皮。为了对付大灰熊，他用尽了设陷阱、下毒药这些向来奏效的伎俩，最终只好在它必经的隘口架起一支猎枪，耐心地等待着。机会终于来了，这最后一只大灰熊走进隘口，触发机关，将自己射死了。

当时正值6月。那张皮子既难闻又有斑点，因此全无价值。对于我们而言，没能让最后一只大灰熊留下一张完好无损的熊皮，以作为对这个物种的纪念，这简直是极其说不过去的。最后存留下来的，就只有陈列在国家博物馆里的一块头骨，以及科学家们对其拉丁文名称的争论了。

当我们静下来深思这些事情后，我们开始怀疑，究竟是谁在制订“进步”的规则。

自从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之初，时间就一点点地啃噬着埃斯库迪拉山上的玄武岩，消耗着，等待着，同时也在建造着。时间在这座古老的山上创造了三样东西：一个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外貌，一个是微小动植物群落，还有一个就是大灰熊。

政府派去的杀戮大灰熊的捕兽者只知道，他给埃斯库迪拉地区的牛群创造了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却不知道，他掀翻了一座正在建设中的大厦的尖塔，这大厦是从晨星合唱时开始建造的。

派遣捕兽者的局长是一位生物学家，而且精通进化建筑学，但是他却不知道这大厦的尖塔跟牛群一样重要。他也没能预见在20年内，这个牛仔之乡会成为一个旅游之乡，因此，人们对大灰熊的需求远大于牛排。

那些为除掉牧区的大灰熊而决定拨款的国会议员们，多是拓荒者的儿子。他们一边在高度赞扬着拓荒者的卓越和美德，一边不遗余力地葬送着他们的成果。

我们这些林务官在消灭大灰熊这件事上，也始终持默许的态度。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件事情，当地的一位农场主在犁地的时候，翻出来一把短剑，上面刻着一位科罗纳多军官的名字。这引得我们对西班牙人的罪行大加痛斥，他们完全没有必要为了勒索黄金和强迫改教，而对第安人赶尽杀绝。但我们又何尝想到，自己也是这一类以正义之名行侵略之实的穷兵黩武者？

埃斯库拉迪山仍旧悬挂在地平线上，但当你看见它时，不会再想到大灰熊，如今它仅仅是一座山而已。

奇瓦瓦和索诺拉

瓜卡马亚

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物理意义上的美学仍然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即便是那些研究空间弯曲的科学家，也无法解开它的方程式。比如说，每一个人都知道，构成北方森林秋日景色的全部内容，无非是它的土地，加上一株北美红枫，再加上一只流苏松鸡。按照传统物理学的逻辑，一只松鸡仅仅代表着1英亩土地质量与能量的百万分之一。然而，若除去这只松鸡，整片土地的风景便也死去了，原因便在于某种强大的动能已经失去了。

我们很容易将这种流失归结为我们脑海中想象的产物，但是否任何一位态度严谨的生态学家都会赞同这一观点呢？他十分清楚这种生态学上的死亡，而其意义用当代的科学术语是难以表达的。对于事物这一类不可估量的本质，一位哲学家称之为“灵魂”。它恰好与“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是可计量、可预测的，哪怕是一颗星辰在最遥远处的闪烁和转动。

松鸡便是北方森林里的灵魂，冠蓝鸦是山核桃林里的灵魂，灰噪鸦是泥炭沼泽地的灵魂，蓝头松鸡是山路刺柏林的灵魂。然而，鸟类学的书籍中对此却从不记载。我认为，这一类事实对于科学来说虽然是新奇的，但对于具有敏锐洞察力的科学家来说，却是再明显不过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在此说一下我所新发现的马德雷山脉(32)的灵魂：厚嘴鹦鹉。

之所以称之为一个新发现，仅仅是因为很少有人去过它的栖息地。一旦到了那儿，除非是聋哑人，否则你肯定能够感知到它在这条山脉的生活和景观上所扮演的角色。的确，在你几乎还没吃完早餐的时候，它们就已经成群结队地离开悬崖上的栖息地，飞到黎明中的高处开始晨练了。就像鹤群形成的空中部队一样，它们会突然改变方向，在上空盘旋飞行，大声鸣叫，像是在争辩着一个问题——这问题同样也值得你琢磨一番——即：这个慢腾腾地飞过峡谷的新的一天，是比前一天更加辉煌、蔚蓝，还是稍逊于它？最后表决的结果是：不相上下，各占一半。于是，它们带着各自的追随者飞到高高的台地上享受早餐——半裂开的松壳里的松果。现在，它们还未看见你。

但是过一会儿，当你走出峡谷开始向山坡攀登时，一些目光敏锐的厚嘴鹦鹉，可能在1英里之外，便发现了你这个怪异的动物——正气喘吁吁地在那条专属于鹿儿或狮子、熊或火鸡的小路上行走。它们抛开早餐，成群大呼小叫着，向你振翅飞来。当它们在你头顶盘旋时，你由衷地希望能有一本鹦鹉字典。它们像是在盘问，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的？或者它们就像一个鸟类委员会，仅仅是想确定，比之于其他地方的任何时节，它们所无比珍视的乡土、天气、民风和光明的前景，这一切是否更讨你喜欢？答案可能是两者选一也可能兼而有之。然后，你的脑子里便会闪现出一个令人悲痛的联想：当道路通到这里，这个叽叽呱呱的接待委员会迎来首批持枪的游客，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很快它们便弄清楚了，你只不过是一个迟钝的、不善于表达的家伙，甚至对马德雷山脉这种标准的晨间欢迎仪式，连吹一个寒暄的口哨都不会。毕竟，森林里还有很多尚未被啄开的松果，因此还是吃早饭更要紧！这次，它们可能决定栖息在悬崖下面的某棵大树上，以便给你一个机会，可以悄悄溜到悬崖边上窥察它们。站在那儿，首先映入你眼帘的是一片绚丽的色彩：它们穿着绿天鹅绒的制服，佩戴着猩红色和黄色的肩章，戴着黑色的头盔，聒噪着从一棵松树飞到另一棵松树，但始终保持一个阵型，且成员的数目总是偶数。只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厚嘴鹦鹉的队伍是5只，或是一个更大的非偶数。

我不知道，那些正在筑巢的情侣们，是否也像在9月间迎接我的那一群一样喧闹。但是我确信，在9月，你很快便会知道山中是否有鹦鹉。作为一名合格的鸟类学者，我有义务想当然地去描述它们的鸣叫声。表面上看来，它们跟蓝头松鸡非常相似，但后者的鸣啭像是笼罩于峡谷中的柔和薄雾，充满怀旧之情，而被当地人称为“瓜卡马亚”的鹦鹉的鸣叫则较此更为响亮，饶有喜剧的高亢意味。

我听说，在春天，一对鹦鹉会在某棵死去的高大松树上寻找啄木鸟洞，将自己暂时禁闭在这里，以完成它们种族延续的使命。但是，啄木鸟的洞儿是否能容下两只鹦鹉呢？瓜卡马亚——这是当地人对它们悦耳的称呼——像旅鸽一般大，看起来很难进入啄木鸟的洞穴。难道它们是用自己强壮的曲喙，来对这些洞穴加以必要扩展的？还是，它们所选择的是帝王啄木鸟的洞穴？据说，这一带是有这种啄木鸟的。在此，且让我们把解答这一问题的愉快使命，留给了未来的鸟类学者们去完成。

绿色的泻湖

聪明人不会再度光顾同一片荒原，原因便在于，倘若一朵野百合越是金光闪闪，那色彩便越可能是人为染上去的。因此，故地重游不仅会把旅行搞糟，还会害得最初的记忆也失去光彩。只有搁在心里，那些冒险之旅才会永远生动如新。正因为如此，我和弟弟自1922年乘着独木舟在科罗拉多三角洲探险后，便再也没有回到过那里。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告诉你：自1540年，埃尔南多·德·阿拉孔(33)从这里登陆之后，这个三角洲就几乎被人遗忘了。当我们在河口处扎下营寨——据说，当年他就是把船停在这里的——之后，我们便一连好几个星期没有看见一个人影或是一头牛，当然，也没有见到一把斧头或是一排栅栏。有一次，我们穿过一条古老的货车轨道，都不知道它的制造商是谁，大概是因为与之相关的买卖不景气的缘故。还有一次，我们发现了一个锡罐，并将它作为一个有价值的物件拾了起来。

黎明时分，黑腹翎鹑的口哨声唤醒了沉睡中的三角洲，它们栖息在营寨上方的牧豆树上。当太阳从马德雷山脉冉冉升起时，阳光便倾洒在方圆100英里的美丽荒野上，这是一片由锯齿状的山峰包围起来的广阔无垠的荒野盆地。在地图上，三角洲被一条河流切分成两部分，事实上，这条河流游移不定又无处不在，因为它不能决定眼前这一百多个绿色的湖泊，哪一个能为它提供一条最轻松舒适的流向海湾的捷径。因此，它将所有的湖泊都拜访了一遍，我们也一样。它一会儿撇出去，一会儿拐回来，一会儿迂回前行，一会儿又迷失在恐怖的丛林。它绕来绕去，不时同可爱的小树丛游戏着，身入迷途而不知返回，我们也是如此。请容许我多说一句：让一条不愿在大海中失去自由的河流带着你去旅行吧！

此前，“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旁”(34)这话对我们来说，不过只是《圣经》中的一句经文。但在划着独木舟泛过绿色的泻湖之后，我觉得，倘若大卫没有写下这一句，那么我们也非把它写下来不可。静静的湖水呈现出翡翠般的深绿色，想必是湖中有藻类的缘故，这也一来，却也丝毫不输给绿色。由牧豆树和柳树围成的绿墙，将河道和远处荆棘丛生的荒原隔离开来。在河流的每个转弯处，我们都能看见白鹭立在前方的水湾中，影子倒映在水面，宛如一尊尊白色的雕像；鸬鹚舰队驾驭它们黑色的船首，正掠过水面搜寻胭脂鱼；红脯反嘴鹬、北美鹬和黄足鹬单腿站在沙洲上打着瞌睡；绿头鸭、赤颈鸭和短颈野鸭惊慌地飞向天空。当鸟儿飞向空中时，它们通常会在前方的一小片云朵前聚集，或者重新折返到我们身后。当成群的白鹭落在远方的一棵绿色柳树上时，它们看起来简直像是一团过早降落的暴雪。

所有这些珍稀的飞禽和鱼类的出现，不只是为了愉悦我们的眼目。通常我们会遇见一只短尾山猫，趴伏在某根半漂浮的圆木上，一动不动，随时准备捕捉一条胭脂鱼。浣熊家族费力行走在浅滩上，大声咀嚼着水甲虫。郊狼在水中的小山上注视着我们，等待着在我们离开后继续回去享用它们在牧豆林中的早餐，我猜，那应该是些岸上受伤的鸟儿、鸭类或者鹌鹑。在每处浅滩上都有黑尾鹿的踪迹。我们常常巡视这些鹿儿走过的小径，希望能够发现三角洲独裁者的踪迹——美洲豹。

我们从来没见过美洲豹的隐身之处，甚至连一根毛发也没见过，但是它的威慑力却弥漫了整个荒野。活着的野兽没有一个敢忽视它出现的潜在可能性，因为它们稍有疏忽便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没有去嗅美洲豹的气味踪迹之前，鹿儿是不敢在灌木丛周围做短暂停留的，当然也不敢停在牧豆树下品尝豆荚。通常，宿营者在谈论完美洲豹后才熄灭篝火。没有一只狗儿敢蜷缩着过夜，除非它躺在主人的脚下。毋庸讳言，夜晚仍然被猫科之王统治着。它巨大的瓜子能抓住一头牛，锋利的牙齿可以像铡刀一样咬断猎物的骨头。

此时的三角洲，对于牛群来说可能是无忧无虑的，但对于那些富有冒险精神的狩猎者来说却是枯燥无趣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已经来临，而自豪感也随之离开了绿色的泻湖。

当吉卜林(35)嗅到阿姆利则(36)晚餐的炊烟时，他应该赋诗一首，以做详尽的阐述，因为还没有任何的诗人曾经吟唱过或者嗅到过这种地球上的绿色柴禾。大多数诗人肯定是靠无烟煤过活的。

在三角洲，人们只烧牧豆树，那是一种极为芳香的燃料。在经过了上百次的霜冻和洪水的洗礼以及上千次的太阳烘烤后，它们变得极其易碎，这些有着粗糙的、不朽的树干的古老树木躺在每一个露营地旁，随时准备化为一缕穿越暮色的青烟，随时准备唱一曲饮茶歌，烤一片面包，将鹌鹑烤成棕色，并为人和牲畜的小腿取暖。当你将满满一铲牧豆树炭放在荷兰烤肉锅下面时，切忌在就寝之前坐在那里，以免余温灼到你而尖叫暴跳，吓跑了栖息在头顶上方的鹌鹑。要知道，牧豆树炭有7条命，可以烧很久。

在玉米地带，我们用白橡木炭煮熟食物；在北方森林里，我们用松木熏黑了我们的锅；在亚利桑那，我们用刺柏树枝烤鹿排。但是，我们从未找到过百分之百完美的燃料，直到在三角洲用牧豆树炭烤了一只嫩雁。

那些雁儿理所应当被烤成最精致的棕色，因为我们用了一周的时间才将它们捕获。每天早晨我们都能看见，这支嘎嘎叫的雁群方阵从海湾飞向内陆，没过多久，又大腹便便地默默地飞回。在这绿色的泻湖之中，究竟哪一种食物才是它们所追寻的珍馐佳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追随雁群移营，希望能看见它们停下来，找到它们那丰盛宴席的所在。有一天，大概早晨8点钟左右，我们看见雁群方阵在上空盘旋着，接着变换了队形，侧翼滑翔，然后像枫叶一样降落到地面，紧接着，雁儿一群接着一群跟了过来。终于，我们发现了它们集结的地点。

第二天早晨的同一时间，我们埋伏在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泥沼旁等待，这里布满了昨天雁群留下的足迹。那时我们已经饥肠辘辘，因为从露营地到这里，需要徒步跋涉很长一段路程。弟弟正要吃一只凉的烤鹌鹑，就在他把鹌鹑放到嘴边的瞬间，天空中传来了一阵雁群的嘎嘎叫声，我们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当雁群从容地盘旋着、争论着、犹豫着，最后终于飞过来时，那只刚要送到嘴边的鹌鹑还悬在半空中。一声枪响过后，鹌鹑掉在了沙滩上，而所有即将成为我们美餐的大雁都无一例外地躺在沙滩上踢蹬着腿儿。

更多的大雁飞了过来，聚集在这里。我的狗儿躺在地上颤抖着。我们从容地吃完鹌鹑，从埋伏的地方窥视着雁群，并倾听着它们的闲聊。大雁们正狼吞虎咽地啄食砾石。当一群大雁填饱肚子离开后，另一群又来了，迫切地吞噬着那美味的石子。在这片绿色泻湖中有成千上万的砾石，但只有沙滩上的砾石才最适合它们的胃口。对于一只雪雁来说，这种差别值得它们飞行40英里路程，当然对我们来说，也值得我们徒步跋涉。

在三角洲上，大多数的小猎物都多得猎不完。每一处露营地都挂满了我们当天吃不完的鹌鹑，只要几分钟的射击，所捕获的鹌鹑就足够我们第二天所用。在这里，好的烹饪法都要经过这样一个必要的程序：在把栖息在牧豆树上的活鹌鹑放在牧豆树炭上烘烤的过程前，至少需要在有霜的夜晚将其挂在绳子上冷冻一宿才好。

所有的猎物都肥得令人难以置信。每一只鹿儿贮存的脂肪都足够充沛，如果能够办得到，我相信它脊背上的肉窝能够倒得下一小桶水，但它绝不会同意我们这么做。

至于这里富庶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棵牧豆树和每一株山芝麻上都硕果累累，干涸的滩涂上长满了一年生的牧草，如谷粒般的种子多得可以用杯子舀上来。还有那片长满类似于咖啡荚豆的地方，如果你从其中穿过，你的口袋一定会装满它的豆粒。

我记得有一个地方长满了野瓜，或者叫作“加拉贝斯拉斯”，分布在泥滩上几英亩的区域内。鹿儿和浣熊剖开这些冷冻的瓜果，让里面的种子暴露出来。鸽子和鹌鹑在盛宴上拍打着翅膀，就像一群果蝇飞在熟透的香蕉上。

我们不能，或者至少没有去吃那些鹌鹑和鹿儿所吃过的东西，但是在这个弥漫着奶香和甜蜜的荒野上，我们分享着它们那些触目满眼的喜悦。它们的节日感染到了我们的心情，我们沉浸在共同富裕和彼此幸福之中。对于土地的这一种感情，我在任何经过人为垦殖的地方，都不曾体验过。

露营在三角洲，并非就像喝啤酒、打保龄球一样轻松。在这里生活我们还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水。湖里的水是咸的，即便我们能找到河流，但那水也太浑浊，不能直接饮用。每到一个新的营地，我们就会挖一口井。然而，大多数井里冒出来的都是来自海湾的盐水，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找水。当我们对一口新井能否打出淡水有所怀疑时，我们便拽住狗儿的后腿，把它的脑袋探到井里。如果它放量豪饮，就说明我们可以将独木舟拖上岸来，生火搭帐篷了。然后，我们便坐下来跟这个地方和睦相处。当鹌鹑在荷兰烤肉锅里吱吱作响时，太阳将余晖撒向圣佩德罗·马迪尔山脉的后面。待清洗完餐具后，我们便躺下来回想着当日所发生的事情，倾听着夜晚的各种声响。

我们从不为第二天的行程制定计划，因为我们知道，这片荒野上随时有可能出现某些令你无法抵挡的新诱惑，将你先前制定的计划在早餐前全盘打乱。于是，我们便像这河流一样，优哉游哉。

在三角洲旅行，要保持按部就班并不是一件易事。每当我们为更广阔的视野而爬上一棵三角叶杨时，我们便会想到这一点。这里的视角如此宽广，以至于我们全然忘记了持久观察的初衷。这一点，在西北方向体现得尤为明显。在雪乐山脚下，一条白色条带悬挂于永恒的海市蜃楼中，这就是大盐土荒漠。1829年，亚历山大·帕蒂因口渴、精疲力竭和蚊虫叮咬而死在了这里，他便曾有一个计划：渡过三角洲前往加利福尼亚。

我们一度计划着，要从一个绿色的泻湖转移到另一个更绿的泻湖，那是一个水禽翻飞的地方。两湖间的距离为300码，但是其间要穿过一片丛林，其中生长着一种极其高大的长矛一般的灌木，其茂密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洪水让那些长矛弯下腰来，它们就像马其顿方阵(37)一般阻挡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于是，我们只好谨慎地从原路铩羽而归，并且说服自己，不管怎样我们所在的这个泻湖都是最出色的。

被困在丛林的方阵迷宫里，才是前所未闻的真正的危险。不过实际上，逾越雷池的危险却从未发生在我们身上。有人警告过我们，当我们在丛林边缘将独木舟推下水时，很可能遭遇致命的横祸，曾经有比我们的独木舟更精致和坚固的船都被涌潮——海湾潮汐侵入河道而形成的水墙——吞没了。说起涌潮，我们曾精心设计过一个绕行方案，我们甚至梦见过它，梦见那海豚跃然浪尖，同尖叫的海鸥一道为我们保驾护航。当我们到达河口后，我们将独木舟挂在树上，等了两天，然而令我们失望的是，涌潮始终没来。

三角洲上没有地名，我们不得不按自己的意思为它的每一个分支命名。其中有一个湖，我们称之为“瑞里托（Rillito）”，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天空中的珍珠。当时我们正仰面平躺在地上，沐浴着11月的阳光，无所事事地凝视着一只翱翔在头顶的美洲鹫。突然间，在离它很远的天空的另一边，出现了一个旋转的、由白色斑点构成的圆圈，时隐时现。不一会儿，隐约如号角一般的鸣声告诉我们，那是鹤儿，它们正在考察这片三角洲，考察的结果是：这里是个不错的地方。那个时候，我的鸟类学知识还是自学来的，我喜欢把它们叫作美洲鹤，理由是它们长着洁白无瑕的羽翼。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它们是沙丘鹤，但是这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我们与最狂野的、活生生的鸟儿们共享着这片荒野。我们和它们在遥远的时间和空间的僻静处，发现了一个共同的家，我们似乎又重新回到了更新世。倘若我们能做到的话，我们一定会发出号角一般的鸣叫回应它们的问候。现在，虽然距离那时已经很多年了，但我依然能够看见它们在天空旋转。

所有这一切，都是很久远的记忆了。当有人跟我说，现在的绿色泻湖盛产甜瓜，若果真如此，它们应该是味道十足的。

人们总是喜欢毁掉他们所钟爱的事物，所以，我们的拓荒者也毫不例外地毁灭了自己的荒野。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是被迫无奈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庆幸自己不再年轻，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生活在荒野的家园里。当地图上没有空白地带的时候，即便有四十种自由那又能如何？

加维兰之歌

所谓的河流之歌，通常是指水流在岩石、树根和险滩上所撞击敲打出来的乐曲。

里奥·加维兰就在演奏着这样一首歌。这是一首令人心旷神怡的音乐。它描绘了舞动的涟漪，以及躲藏在绿苔覆盖的无花果树、橡树和松树根部的肥美虹鳟。当然这首音乐也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叮叮咚咚的流水声充满了整个狭窄山谷，使得鹿儿和火鸡下山来饮水时，根本听不见人和马匹的脚步声。当你绕到下一个转弯处时，就该提高警惕了，因为你可能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射击机会。那样的话，就省去了你向高高的台地攀爬的力气。

每一只耳朵都可以听见水流演奏出来的音乐声，但不见得都能听见山里其他的乐声。为了听到几个音符，你要在这里住上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必须懂得群山和河流的语言。然后，在一个寂静的夜晚，营火的光亮渐渐暗下去，昴星也已翻过悬崖，静静地坐下来倾听狼的嚎叫声，努力地思考着你看到的一切，并试着去了解它们。这时，你可以听见这种巨大的和声，它的乐谱雕刻在千山之上，它的音符演绎着所有动植物的生与死，它的旋律可持续几秒也可跨越几个世纪。

每一条河流都在唱着自己的歌，但是大多数都因为杂入了不和谐的滥音而被毁掉了。首先，过度放牧破坏了植被和土壤，接下来，步枪、陷阱、毒药等使大量的鸟类和哺乳类动物濒临灭绝；随后，公园和森林里又出现了新辟的道路和招徕的游客。公园的建立原本是为了给大众带来歌声的，但是当人们将音乐调到可以听见的音频时，却只能听见噪音而听不见音乐了。

过去人们居住在河边，过着不打扰河流的和谐生活。想必那时应该有数以千计的人们居住在加维兰，因为他们当时留下的痕迹依然随处可见。当你攀登上任何一座有溪水流出的峡谷时，你都能发现自己正攀爬在岩石台阶或者拦沙坝上。每一级的顶端都与下一级的底端相连。每个水坝的后面都有一小块土地，曾经是一片田地或者是一片花园，邻近的陡峭的斜坡上滴落的雨水滋润着它。在山脊的顶端，你可以看见瞭望塔的石质地基。山腰上的农场主大概就是以这里为哨岗，看守着他们小圆点状的田地的。生活用水肯定也是他从这条河里汲取的。很明显，他们不养任何家畜。那么，他们种植什么作物呢？这该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这仅有的部分答案，如今都记录在他们小小农田中的那些松树、橡树或刺柏上，树龄都已超过300年。然而，它们显然不会比这片农田更古老。

鹿儿很喜欢趴在这些小阶地上。这里给它们提供了一张没有岩石的平坦的床，橡树叶为床垫，灌木丛为窗帘。鹿儿对于山下的情况一览无余，而山下的入侵者也不容易察觉它们的栖息之所。

一天，在呼啸的风儿的掩护下，我悄悄地接近了一只正在坝上睡大觉的雄鹿。它躺在一棵橡树的树荫下，橡树的根盘绕在古老的基石上。鹿角和耳朵在远处金黄色的垂穗草的映衬下，现出明显的轮廓，垂穗草丛中长着绿色的似玫瑰状的龙舌兰。整个场景被布置得恰到好处，如餐桌上的摆饰一般妥帖。我没有射中，箭头射在了老印第安人曾经躺过的岩石上，岩石裂开了。当雄鹿跳下山，舞动着它那雪白的尾巴向我告别时，我才意识到，它和我不过是一则寓言里的两个角色罢了。尘归于尘，土归于土，石器时代归于石器时代，但是我们总是在永恒中不断追逐着！我庆幸自己错过了这次猎杀的机会，因为倘若我的花园里也有这样一棵大橡树，我一定希望，那下面的落叶上也躺着一只雄鹿。同时我也希望，那些偷偷靠近的狩猎者们在失手之后，会像我一样想道：竟是谁建造了这座花园的高墙？

说不定哪一天，一颗点三零的子弹便会射进它那光滑的肋部。届时，一头笨拙的小公牛会占用它在橡树下的床位，并且大肆咀嚼着金黄色的垂穗草，直到那里完全被野草代替。然后洪水会在古老的水坝撕开一个口子，将岩石堆积在河岸下方的旅游道路上。卡车从古老的小径上驶过，卷起滚滚尘埃，而昨天我还在这里看见了狼的踪迹。

以短浅的目光来看，加维兰的土地过于坚硬而且石头太多，到处都是险峻的斜坡和陡崖；这里的树木也是多节多疤的，不能用作梁柱或木材；而这里的山脉太过陡峭又不适合做牧场。但是，古老的田地建造者们并未被土地表现出来的假象所蒙蔽，凭靠着以往的经验，他们认定这是一片到处流着奶与蜜的丰饶之地。这些弯曲多节的橡树和刺柏每年结下的果实，足够一大群野生动物果腹了。鹿儿、火鸡和野猪就像玉米田里的小公牛一样，将这里的橡树果实转化为身上多汁的肉。那些金黄色的垂穗草，在摆动的羽状叶子的掩饰下，隐藏着一个球茎和块根的地下菜窖，其中便包括野生马铃薯。打开一只胖胖的小默恩斯鹌鹑的嗉囊，你会发现一个地下食物的展馆，其中的标本恰恰采自你所认为贫瘠的岩区。它们作为原动力能量，由植物提供给动物区系庞大的器官需求。

每个地区都有一个象征其富庶程度的人类食谱。加维兰附近的丘陵是这样炮制它的美味的：要赶在既不早于11月，又不要晚于次年1月的日子，杀死一只以橡果为食物的雄鹿。将鹿儿悬挂在一棵活着的橡树上，让它经过7昼夜的霜冻和晾晒。然后，从它的脊骨下面的油脂层中割下一块儿半冻的肉条，并将肉条横着切成肉排。肉排上抹上盐、胡椒粉和面粉，然后把它扔进抹着熊油、热得冒烟的荷兰烤肉锅里，同时点燃橡树枝加热。当肉排变成棕黄色时，把肉排从锅里取出。在肥肉上洒一些面粉，加入一些冷水和牛奶。再然后，将它放在一块热腾腾的酸面包上，淋上肉汁。

这样的烹饪程序是有象征意义的：雄鹿躺在山上，金黄色的肉汁就是生前照耀在它身上的阳光，直到生命结束。

加维兰之歌里，食物是一个循环封闭的链条。显然，我所指的并非仅仅限于你的食物，它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橡果是雄鹿的食物，雄鹿又是美洲豹的食物，而美洲豹死后又埋在橡树之下，重新回归到生前它所捕获的猎物的食物中去。以橡树始，又以橡树终，这只是众多食物链中的一种。橡树为蓝冠鸦提供食物，而以河流为名的苍鹰又以蓝冠鸦为食。此外，橡树还供养着为你提供油脂做成肉汁的熊，供养着给你上了一堂植物课的鹌鹑，供养着每天躲避你唯恐不及的火鸡。所有这些食物循环的共同目的，就是帮助加维兰上游的小河流，从马德雷山脉那辽阔的躯壳上抠下来更多的土壤，以期造就另一棵橡树。

有些人担负着检查植物、动物和土壤结构的使命，它们就像构成一个庞大管弦乐队的不同乐器。担负检查之责的这些人被称为教授。他们各自挑选一种乐器，倾毕生精力去拆卸它，研究它的弦和共鸣板。这一过程被称为产品研发，在被称为大学的地方进行。

每个教授大概只演奏他的那种乐器，从来不会去触碰他人的东西，然而在他欣赏音乐时，却绝对不会向他同行或学生坦白他的门户之见。这些都受制于一种僵化的、苛刻的禁令，其规定乐器的研制属于科学的领地，而和声的发现则属于诗人的领地。

教授发展了科学，科学推动了进步。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如此周到的服务，以至于进步在传向落后地区时，许多极尽精妙的乐器都被毁坏殆尽，它们的零件被从乐队的演奏中一个一个地拆掉。若是赶在这些乐器损毁之前，教授能够对它们来一个详细分类的话，那么，他便不会对此抱有太大遗憾了。

科学在向这个世界贡献着精神财富的同时，也贡献着物质财富。它对前者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其客观性，或者称之为科学态度。这就意味着除了事实，我们对任何事物都应持怀疑态度，也意味着我们应砍掉事实以外的所有事物，并让碎屑落到它们应该落到的地方。科学所坚信的一个事实便是：每一条河流都需要更多的人，而所有的人都需要更多的发明，因此，我们就需要更多的科学。美好的生活，便在这种逻辑性上无极延伸开来。任何一条河流上的美好生活，不但要依赖于对音乐的感知，同时还依赖于对音乐感知的保存，这是一种未曾被科学接纳的可疑形式。

在科学尚未抵达加维兰之时，水獭在水池和浅滩中出没嬉戏，它把虹鳟从被苔藓覆盖的河岸下逐出来，它们从未想到，有一天洪水会将这道河岸冲进太平洋，有一天探险者会同它争夺虹鳟的所有权。就跟科学家一样，它从来未曾怀疑过关于自己对生活的种种预期。在那里面，加维兰之歌将会永远为它唱响。

俄勒冈和犹他

雀麦草喧宾夺主

如偷儿之间的义气一样，植物和动物的害虫之间也存在着团结和合作。如果一种害虫在某个地方遇到了天然的阻碍，那么，另一种害虫便会来到这里，用一种新的方法破除这种阻碍。最终，每个地区的每种资源，都会迎来一定数量的生态学上的不速之客。

如此一来，随着马匹的减少，所滋生的英格兰麻雀越来越少便不足为患了，它被紧随拖拉机脚步而来且蔚为大观的欧椋鸟所取代。板栗疫病，并没有扩散到西部栗树林的边界以外，反倒是荷兰榆树病，每一次都有机会蔓延到西部榆树林的边界。白洋松包锈病，本来只在西部无树的平原上停留，如今却从后门找到了一条捷径，翻过落基山脉，从爱达荷流窜到了加利福尼亚。

生态学意义上的偷渡者，在早期的殖民统治时期就被带到这里来了。瑞典的植物学家彼得·卡尔姆发现，早在1750年，欧洲的大部分杂草便已在新泽西和纽约生根发芽。殖民者的犁头刚刚翻出一块合适的苗床，它们便接踵而至。

在稍后的日子里，其他偷渡者也纷纷从西部来到这里。它们找到了数千平方英里的被牲畜践踏出来的现成苗床，并定居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它们蔓延的速度非常快，以至于你都来不及记录。当在一个晴朗的春天的早晨醒来时，你会发现，牧场已经被一种新的杂草所主宰。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便是入侵到中部山区和西北丘陵的毛茸茸的雀麦草，抑或叫作“贼麦草”。

对于这一新近融入大杂烩的成员，你不可有任何乐观的想法。让我告诉你，这种长有雀麦草的草地并不能给人一种生机盎然的感觉。它是一种一年生的禾本科杂草，跟狐尾草和马唐草一样，每年秋季它都会死去，并在今秋或翌年春天重新萌蘖。在欧洲，它们寄居在茅屋顶上的烂草中。在拉丁语里，屋顶被称为“tectum”，于是雀麦草又被称为“Bromus tectorum”——“屋顶雀麦”。它是一种既可以在屋顶上谋生，又可以在肥沃干旱的陆地上茁壮成长的植物。

现今，西北山脉两侧的蜜黄色小山的色彩，已并非源自曾经覆盖这里的茂盛有益的丛生禾草和小麦草，而是源于取代了本地野生牧草的低劣雀麦草。驾车旅行者为流动的轮廓欢呼雀跃，将目光定位于远处的高峰，却鲜有心思注意到眼前的这种更迭。他们更不曾想到，在生态学的擦脸粉之下，山的面容已经被毁坏了。

导致这种更迭的原因，便是过度放牧。当大量的畜群和羊群咀嚼和践踏着山麓丘陵的草皮时，必须有一些植物将光裸流失的土地遮盖起来，这种植物便是雀麦草。

雀麦草长得很稠密，每一根茎上都长满刺芒，这样一来，成熟后的雀麦草便不能被家畜所食用了。如果想了解乳牛去吃成熟的雀麦草会如何尴尬，便不妨穿上一双矮腰靴去草丛里走一遭。所有在雀麦草地工作的人，都是穿高筒靴的，而尼龙袜只能登上汽车踏板之后，或是走在混凝土人行道上时才能穿。

秋天的小山被刺芒覆盖着，像是披上了一条金黄色的毯子，如棉絮般易于燃烧。因此，在雀麦草地的火灾是完全避免不掉的。最终，那些适合动物胃口的残余植物，比如山艾树和蔷薇草，也被烧退到了海拔更高的山地上，而在那里它们极少被用作冬天的草料。曾在冬天作为鹿儿和鸟儿的庇护所的松林边缘，也同样被烧退到了高处的山地。

对于夏季的旅行者来说，烧掉几簇丘陵地带的灌木丛似乎构不成大的损失。然而，他却不知道，冬天的积雪会让牲畜和猎物对高山望而却步。牲畜可以在峡谷的牧场上找到食物，但鹿儿和麋鹿却必须在丘陵觅食，否则就会被饿死。适宜过冬的地带通常是很狭窄的，而且越往北走，草地的冬夏差异就越大。因此，分散在丘陵地带的丛生的野蔷薇、鼠尾草和橡树，受雀麦草火灾之害而呈现的萎缩，是整个地区野生动物生存困难的原因所在。此外，这些分散的灌木丛还通过自身的机制，庇护着残存的本地多年生牧草。而一旦它们被烧毁，这些幸存的牧草便会被牲畜吃掉。当狩猎者和畜牧业者争相抢占冬季牧场时，雀麦草给他们留下的空间却越来越小了

雀麦草还惹起了很多小乱子，虽然不像饿死鹿儿、祸害乳牛这般严重，却仍然值得一提。它入侵到古老的苜蓿地，致使干草的品质大打折扣；它阻塞了新生雏鸭的水道，害它们死在从高地巢穴游向低地水域的途中；它入侵到下游木材产区的边缘，让那里的松树幼苗窒息死亡，且以猝不及防的火灾威胁到了老树的再生。

当我到达加利福尼亚边界地区的“入境口岸”时，亲身经历了一件令人恼火的小事情。在那里，一个检疫官搜检了我的汽车和行李。他很有礼貌地解释道，加利福尼亚欢迎旅游者，但他必须确保旅行者的行李中不带有任何的植物和动物疫病。我问他什么是动植物疫病，他背诵了一长串花园和果园的病害，唯独没有提到黄毯子般的雀麦草，尽管它们已经从脚下的每一个方向蔓延到了远处山丘。

和鲤鱼、欧椋鸟和猪毛菜一样，饱受雀麦草折磨的地区也发现了一些随之而来的优点，虽说得不偿失。雀麦草在变老之前是一种很好的饲料，可能你中午吃过的煎羊排，便是用春天的鲜嫩的雀麦草喂养出来的。一方面，雀麦草缓解了过度放牧而导致的土壤流失，而另一方面，其本身又是过度放牧的产物。（这种生态学上的“围着玫瑰绕圈子”(38)的环形循环模式，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仔细聆听并留意过这方面的线索：西部是已经接受了雀麦草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灾祸的事实，决心与它共存至世界的末日？还是将雀麦草视为一个挑战，藉此发起一场对于过去土地利用错误的纠正？我发现，人们几乎普遍存在着一种绝望的情绪。迄今为止，他们在野生动植物保育和管理方面仍然毫无成就，同时对于生病受害的地景也全无悔意。我们以保护自然资源之名所进行的全部工作，不过是在会议室和编辑部中吊起了一架风车(39)，在过去的40年里，我们甚至没有向它扔过一根矛枪。

马尼托巴湖

克兰德博耶

我担心，教育恐怕是学习一件事情的同时，却对另一件事情熟视无睹的过程。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对一件事情视而不见，即沼泽地的质量。当我领悟到这一点后，出于自己的特别爱好，带着一名游客来到了克兰德博耶。然而我发现，对他而言，这里仅仅是一个比其他沼泽更荒凉、更不适于划船的地方而已。

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因为任何一只鹈鹕、游隼、塍鹬或者北美鸊鷉，都会意识到克兰德博耶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沼泽。为什么它们会喜欢这个沼泽，而非其他的沼泽？为什么它们会厌恶我们闯入它们的领域？我们的行为仅仅被看作是非法入侵，还是一种破坏万物法则的不正当行为？

我想其秘密就在于：不管从空间上来说，还是从时间上来说，克兰德博耶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沼泽。只有那些对历史不加批判地接受的人才会认为，1941年是同时抵达所有的沼泽地的。但是，鸟儿更了解事情的真相。一支南飞的鹈鹕中队，只要感觉到大草原上空的微风在克兰德博耶吹动，便能立即分辨出这里曾是一个旧地质时代的着陆点，是可以避开最残酷的侵略者的避难所，就是未来。它们边飞边发出古怪而又老套的咕噜声，以极为庄重的盘旋姿态，朝着过去欢迎它们的荒野落去。

其他的难民已经到了那里，它们以各自的方式，在时光推移中得到喘息。福斯特的燕鸥，像一群幸福的孩子，在湖滨的泥滩上呐喊着，仿佛那最先从消退的大冰原中流出的寒冷冰凌，让它们联想起即将捕捉到手的鲤鱼在打漂儿。一队沙丘鹤对着它们猜疑和恐惧的事物鸣着警示号，以示挑战。天鹅小舰队在水湾中安静而又庄严地航行着，哀叹着那片区域中逐渐消失的美好事物。在一棵被暴风雨损毁的三角叶杨的树梢——沼泽正是从那里流进大湖的——有一只游隼正弯身挑逗着路过的飞禽。此前它已经饱餐了一顿鸭肉，却仍不忘恐吓短颈野鸭以作消遣。早在阿加西斯湖仍然覆盖着这片大草原时，它便在玩弄这一套把戏了。

将这些野生动物的情绪进行分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它们总是将这表达得很明显。但是，在克兰德博耶却有这样一个避难者，让我们对它的心思捉摸不透。它始终恪守着这样的信条，即不同任何人类入侵者打交道。其他的鸟儿很容易轻信那些穿着工作服且自命不凡的人，但是>鸊鷉却不会！我小心翼翼地跟踪它，来到沼泽边缘的芦苇丛，却只能看见它下潜入水的瞬间所留下的银光，之后，它便无声无息地钻进了水湾里。过上一会儿，远处湖滨的芦苇丛后便传来几声铃儿般的叮当脆响，像是在向所有同伴发出警告。它在警告什么？

我无从猜测它警告的内容，因为在鸟儿和人类之间存在着某种障碍。我的一位客人将>鸊鷉从他的鸟类考察名单中排除掉了，并对这种叮当的铃声草草地用一个音节做了备注：“克里克—克里克”，或者类似于此的毫无意义的东西。他没有意识到，这里隐藏着一些比鸟儿的称呼更其重要的细节，也没有意识到鸟儿叫声里所暗含的秘密信息，那不单单需要按照拟音去加以记录，同时更需要翻译和理解。唉！我曾经如此，现在也仍然像那位客人一样，对翻译和理解它的信息感到无能为力。

随着春天脚步的临近，铃声也开始变得更为持久，在每一片开阔水域的黎明和黄昏时分，都能传出它的脆响。我推想，幼小的>鸊鷉现在应该已经开始了它们的漂泊生涯了，没准儿，它们现在正向>鸊鷉父母学习处世之道呢。然而，要想一窥它们的课堂，却绝非易事。

有一天，我俯卧着，将自己埋藏在满是污泥的麝鼠洞穴里。我的衣服吸收了躺卧之处的颜色，我的眼睛吸收了沼泽地的全部学问。一只红头雌鸭带着它那群红粉色扁喙、金绿羽毛的小鸭子从这里游过；一只弗吉尼亚秧鸡几乎蹭到了我的鼻子；一只鹈鹕的影子从池塘上掠过；一只黄腿鹬在池塘里用它那柔和的颤音吹着口哨。此时，我绞尽脑汁想写出一首诗来，而那黄脚鹬只消抖了一抖腿，便写出来一首更好的。

一只水貂在我背后的湖岸上扭动爬行着，鼻子停在半空，尾巴在沙滩上划出斑驳的痕迹。长嘴沼泽鹪鹩往返穿梭于芦苇草丛，那里传来未离巢的雏鸟的吵闹。正当我在阳光下打盹的时候，空旷的池塘里突然探出一只鸟儿的头，瞪着一双野蛮的晶亮的红眼睛。当它察觉周围的一切都归于平静后，才将银白色的身体暴露出来：和雁儿一样大小，轮廓像一枚细长的鱼雷。在我猜想第二只>鸊鷉接下来会出现在哪里时，它已经站在那儿了，宽阔的脊背上驮着两只如珍珠般的银灰色幼鸟，弓起的翅膀紧紧地将它们包裹起来。还不等我恢复呼吸，它们便全部溜掉了。从芦苇丛的后面，我又听到了那铃声，清脆而又不无嘲弄的意味。

一种历史感应该是科学和艺术最弥足珍贵的礼物，在我看来，>鸊鷉既不属于科学也不属于艺术，却比我们懂得更多的历史。它的简单的、原始的大脑，对于谁是黑斯廷斯战役(40)的获胜者一无所知，却能感知到谁是时间之战的赢家。如果人类和>鸊鷉一样古老，那么，我们便可能更好地理解它们呼唤的含义。现在想来，我们所自恃的传统、自豪感、蔑视和智慧，不过才是拥有自我意识的几代人的成果！既然如此，这些生生不息的鸟儿，又该有怎样的了不起的自豪感？毕竟，在有人类之前，>鸊鷉已经存在很久了。

即便如此，根据某种独特的权威说法，>鸊鷉的呼唤声是主导和统一整个沼泽地区的主旋律。或许，依照某些古老的权威说法，它可以对整个生物群挥动指挥棒。随着湖泊水位逐年降落，露出一片又一片的沼泽和汀州，是谁在为湖岸测量尺寸？是谁吩咐眼子草和芦苇积蓄阳光和空气，挽救麝鼠在冬天被饿死的命运？是谁让了无生机的沼泽抽出条条生命的茎秆？是谁安抚了终日孵巢的野雁？是谁授予水貂在夜间杀戮的权力？是谁教会苍鹭精准地使用长矛，教会游隼迅速地探出利爪？既然我们没有听见这一切，而所有的动物都在执行它们各自的任务，我们便认为它们无师自通，天赋如此。它们的劳作全是无意为之，对于野生动物来说，它们不应该感觉到疲倦。然而，只有>鸊鷉是不知疲倦的，也正是它提醒了它们：一切生物要想生存下去，就要不停地觅食、争夺、繁衍、死亡。

这片沼泽地，曾经覆盖着伊利诺伊和亚大巴斯卡河之间的所有草原区域，如今正在向北方退缩。人类不能只靠沼泽地为生，因此他必须居住在无沼泽地带。进步不容许有这样的宽容与和谐，让农田和沼泽、野生和驯服共存。

所以我们用挖掘机和堤坝、瓦片和火把，把玉米地带排干，现在正在把小麦地带排干。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蓝湖变成了绿色的泥塘，绿色的泥塘变成板结的泥巴，板结的泥巴变成一片麦田。

终有一日，我的沼泽也会被圈上堤坝、架起水泵抽干，变成一片被遗忘的麦田，正如今天和昨天，也会在很多年后被遗忘。当最后一条米诺鱼在最后一处泥淖中做过最后一次挣扎，燕鸥便要尖叫着向克兰德博耶说起再见，天鹅便要拾起圣洁的尊严向高空盘旋而去，而鹤儿也必将它们告别的号角吹响。

第三部分 结 论

环境保护主义美学

除了爱情和战争以外，很少有事情能像户外娱乐这类业余爱好那样，让我们投入如此多的热情，为不同的个体所喜爱，交织着看似矛盾的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现在，人们已逐步认可这样一种观点，即，回归自然是一件很有裨益的事情。但是，其中所包含的益处在哪呢？我们又该如何鼓励人们追求这种活动呢？目前对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处于一种十分混乱的状态，恐怕只有那些最不容辩驳的观点才能免受人们的质疑。

在老罗斯福时代，娱乐成了问题的代名词，那时候铁路已经从城市修到了乡村，很多城市里的居住者开始被大规模地带到乡村。后来人们开始注意到，从城市迁往乡村的人越多，人们对宁静、隐居之所、野生动植物以及风景的占有就越少，于是，他们为了得到这些稀有之物，便向更远的乡村进发。

汽车则将这种原本缓和而又局部的窘况推向了有着优良道路的最远边界——40年前在内陆地区极为丰富的东西，现在反而变得稀少了。不过，有些东西还可以被找到。如同从太阳射出的离子一样，那些周末度假的人从城市里涌出来，所到之处，留下了热量和摩擦。旅游产业提供了床位和膳食，以期招揽更多的离子，于是这些离子们走得更快一些，也更远一些。树立在岩壁以及溪畔的广告牌向离子们指示着，除了那些最近被严重破坏过的去处之外，通往新建疗养地、风景区、狩猎场以及钓湖的路线。旅游当局铺设了通往边远地区的新道路，然后买下更多的穷乡僻壤，招徕那些从城市里蜂拥而至的离子们。户外器械产业为离子们提供了精良装备，以对抗尚未开化的自然的碰撞；木工技术也转而变成了使用器械的艺术。现在，又有了新的器械——拖车，为一无是处的金字塔扣上了帽子。倘若人们在树林里或是山顶上寻找的东西，只需在旅途中或者高尔夫球场便可以找到，那么当前的状况还是可以忍受的；然而对于那些贪得无厌、想要得到更多东西的人来说，休闲娱乐实际上变成了谋求自我毁灭的过程，结果却什么都没有找到，这也正是机械工业社会的挫败和悲哀。

在机械化武装的旅游者的猛烈炮火之下，荒野的溃败并非某一局部区域才有的事情；哈得逊湾、阿拉斯加、墨西哥以及南非纷纷向旅游者做出了妥协，接下来，重蹈覆辙的将会是南美大陆以及西伯利亚大陆。莫霍克河畔的战鼓正隆隆擂起，回响在世界的每一条河流。人们不再躲在葡萄树下或者无花果树下无精打采地工作，而是把那些积聚了无尽的生物能量的原动力装进油箱里，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日复一日经营着自己的梦想，并盘算着有一天把油箱移到新的草原去。他们像蚂蚁一样蜂拥在大陆上。

这便是户外休闲的最新模式。

我们想知道，这些寻求消遣的人都有谁？他们又在寻找着什么？或许下面这些例子会告诉我们答案。

首先，我们不妨先随便看下野鸭生活的沼泽。一条用于泊车的警戒线紧紧地环绕着沼泽地。沼泽地边上的芦苇丛中的每个点上，都埋伏着一位“社会的梁柱”，自动瞄准目标，而猎鸭者们扣扳机的手指巴不得马上击发，如果时机成熟，他们会丝毫不顾及联邦法律以及公众利益，而立即动手射死一只鸭子。他现在能吃得很，显然不会抑制自己从上帝那里寻觅肉食的欲望。

徘徊在树林旁的，是另外一位“社会的梁柱”，不断地搜索着珍稀的蕨类植物或者刚出巢的鸣鸟。（他获取食物几乎不需要偷盗或是抢劫，因此往往对那些盗猎者大加鄙夷。不过，在年轻的时候，他很可能也是一个盗猎者。）

在附近的某个度假胜地，还有另外一类自然爱好者，他们在桦木舟上留下拙劣的诗行。这里到处都是非专业的摩托车旅行者，在这些人眼中，他们所谓的户外休闲就是累计路程，他们一个夏天能跑遍所有国家公园，眼下他们正驶往墨西哥城，一路向南。

最后，还有一类自然爱好者，就是那些专业人士，他们正努力通过设立数不清的环境保护组织的方式，为自然探索者们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或者为了让后者对他们提供的东西感兴趣。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多样性特征如此明显的个体会被统统归为一类呢？因为，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划分方式，他们每个人都是狩猎者。那么，为什么这些人都口口声声称自己是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呢？因为他们意欲猎取的猎物躲过了抓捕，于是他们希望通过立法、拨款、区域性规划、部门职能整合以及其他的大众所能接受的方式，让猎物留在原地不动，而其他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利己伎俩罢了。

通常，户外休闲被视为一种经济资源。参议院委员会用所谓的开诚布公的数据告诉我们，公众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在户外休闲上。这的确是户外休闲经济方面的价值——专门用于垂钓的小木屋，或者沼泽地里设立的监视野鸭的据点，考察其成本，和在附近建立一座农场的花费相当。

户外休闲同样具有伦理方面的价值。人们在争夺未被人类染指的地方时，同时也促进了规范及法律的发展。想必，我们都听说过“户外行为规范”。我们把这些理念灌输给年轻人，就“何谓户外运动者”的定义印制画报，然后把它们贴在他的墙壁上，只要他肯为这种思想的传播贡献1美元。

显然，上面述及的这些关于户外休闲在经济价值上的表现形式，及在伦理价值上的表现形式，都只是某种驱动力的结果，而非原因。我们找寻着与自然有关的各种联系，因为我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乐趣。这好比一场歌剧演出中，经济器械只是起到烘托乃至维持舞台效果的作用。于是在歌剧演出过程中，各种专业人员为创造和维持舞台效果做着努力，但是，若将这种基本的迎合表演需要的动机说成是经济动机的话，便大错特错了。躲在隐蔽之处的猎鸭者以及在舞台上一展歌喉的歌剧演唱家们，尽管他们所用的装备不同，却在做着同样一件事情：二者用各自的方式，让之前戏剧化的情节重现于现实生活之中。说到底，二者都在美学的诠释上做着练习。

与户外休闲相关的公共政策是存在争议性的。同样地，那些有正义感的市民们在“何谓户外休闲以及如何保护其环境基础”的问题上，持截然不同的意见。因此，同是站在户外休闲层面上考虑问题，荒野保护协会尽力拆除边远地区的道路，而商会的人则试图保全甚至扩大道路的覆盖区域。再比如，狩猎的农民们倾向于用霰弹枪猎杀鹰隼，而鸟类爱好者们则试图保护他们，用望远镜观察它们。通常，这些对立派系会互相为对方冠以十分难听的简称。实际上，他们都在思考着户外休闲的过程，只不过各自所称道的组成要素不尽相同罢了，在特点或是性质方面彼此出入。一个既定的政策对于某一方而言，可能具有可行性，然而对于另一方而言，则一无是处。

因此，现在看来，似乎很有必要分解户外休闲过程的各个组成要素，深入考究其各自的特点和性质。

我们从最简单的也是最显而易见的要素开始分析，即户外休闲运动过程中可能寻找、发现、捕获并最终带走的实物。这里所谓的实物，既包括像猎物和鱼儿这样的野味，同时还包括像兽首、兽皮、照片、标本这种作为成就象征的标志或者符号。

我们之所以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其实是战利品的思想在作祟。这种思想给我们带来的乐趣就在于，或者想必在于，寻找的过程和获取的过程同样重要。这些战利品，不管是一枚鸟蛋，还是一群鳟鱼，一篮蘑菇，还是一张熊的特写照片，或者是一片夹在书页里的野花标本，一张塞在山巅石缝中的便条，其实都是一张战利品证书。它证明自己的主人曾经去过何处，做过什么——他在克服困难、以智取胜以及抗拒诱惑这些古老的技艺中，练就了炉火纯青的技巧，培养起坚韧不拔的性格，拥有着独具慧眼的辨识力。由此而言，战利品中所蕴藏的深层含义远远超过了其物理价值本身。

但是，战利品对于规模化生产的反应却是不同的。猎物和鱼儿的产量可以通过人工繁殖或者改进管理的方式提高，这样一来，每个猎人所得到的猎物和鱼儿的数量就会增多，又或者，在维持平均占有量不变的前提下会有更多的猎人受益。在过去的10年中，野生动植物管理专业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如今，大约有20所大学教授这门课程，同时，它们还在进行着培养更大更好的野生生物品种方面的研究。然而，过分地依赖这种方式势必会让提高产量的初衷被规模效益递减效应抵消掉。集约化管理让猎物和鱼儿的生殖繁育过于人工化，这样反而降低了猎物和鱼儿作为战利品的单位价值。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设想，例如，一条鳟鱼先在孵化场生长一段时间，然后把被重新放归到原本承载负担过重的溪流中。此时，它在溪水中已经不能进行正常的自然繁殖了。污染物破坏了水质，森林的过度砍伐以及毁坏让河水变暖，甚至阻塞了河道。在这种情况下，想必不会有人站出来说，与落基山下的溪水中未经人工干预的纯野生鳟鱼相比，这条鳟鱼具有同样的价值。于是，后者也就失去了它的美学价值，即便捕获它和捕获纯野生鳟鱼需要同样的技巧。（某权威人士曾经这样说过：人工孵化的鳟鱼肝脏功能退化严重，以至于它不得不面临早亡的命运。）然而，现在有几个过度捕捞的州，几乎还完全依靠着人工养殖的鳟鱼。

所有的人工繁殖的过渡阶段都是存在的，但是过度使用这种方法往往会将保护技术推向人工化的极端，这样一来，反而降低了战利品价值的整体效应。

为了保护这些昂贵的、人工繁育的、甚是娇气的鳟鱼，环境保护委员会意识到，有必要杀掉造访鳟鱼人工孵化场的苍鹭和燕鸥，此外，栖息在溪流中的秋沙鸭和水獭也必须解决掉，因为到时候，长大的鳟鱼会被放归那里。对于渔民来说，杀戮一种野生动物，以另一种野生动物取而代之，这绝不是什么损失，但鸟类学者们坐不住了，他们焦虑地啃着指甲。事实上，人工管理模式是以另一种或其他更为高级的户外休闲活动为代价来换取捕鱼权的，它把原本属于所有股东的红利留给了自己。在欧洲，保留着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关于猎物收获的统计数据，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猎物与捕食者之间的“交换比率”。比如，在萨克森州，射杀1只鹰儿是为了得到7只猎鸟，弄死1个掠食者是为了得到3头小猎物。

在实现了动物的人工化管理以后，植物生命的破坏也紧随而至。例如，人工繁殖的鹿儿群毁掉了森林，在德国北部、宾夕法尼亚东北部、凯巴布高原以及其他未公布的几十个地区，你可以看到这种现象。这些地方的情况都差不多，过度繁殖的鹿群没有了自然天敌的威胁，将其赖以为生的植物压榨得难以生存和繁衍。欧洲的山毛榉、枫树、紫杉木，东部诸州的红豆杉、白杉木，还有西部地区的山桃花心木、海石竹，这些昔日供养着鹿群的植物，如今正遭受着人工繁殖的鹿群的威胁。无论是植物区系，还是植物种类，从野花到树木，正变得日益单调和贫乏。反之，鹿群也因为营养不良而变得更加瘦弱矮小。现今的树林里，已然看不到公鹿的身影了，更不消说像过去挂在封建领主城堡墙壁上的那种鹿角了(41)。

在英国的石楠荒地，伴随着鹧鸪和野鸡数量的锐减，过度繁殖的兔子严重地抑制了树木的再生。在许多热带岛屿地区，基于肉用及娱乐需要而引进的山羊，破坏了当地的动植物生态平衡。在失去了自然捕食者威胁的哺乳动物和失去了自然食物来源的牧场之间，实难估算其相互损害程度到底有多么严重。农作物受困于这种畸形的生态管理模式，在其夹缝中生长，如今只能通过没完没了的补贴或树起铁蒺藜栅栏来保全它的存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归纳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大规模人工干预降低了以猎物和鱼儿为代表的有机战利品的质量，同时，也对包括非狩猎对象的野生动物、自然植被、农场作物在内的野生动植物资源造成了损害。

对于那些间接战利品的产出，比如照片这一类影像资料，同样的削弱和损害效应则表现得不那么明显。一般来说，即便有十几个旅行者在某个景区不停地拍照，也不会对景区造成损害，更不会对其他野生动植物资源造成影响，就算相机增加到100架，它的削弱和损害效应也不会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相机产业是为数不多的无伤野生自然大雅的寄生虫之一。

于是，虽然我们把这两种事物同时都作为战利品来追求，但大规模人工干预所产生的效应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户外休闲的另一个组成要素——居于自然之中的孤独感，它比之前分析的要素微妙和复杂得多。这一要素已经在关于荒野的论战中得到证实，其所具有的稀世价值对于某些人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今，荒野支持者们已与对国家公园和森林具有监管权的道路建设当局达成了妥协，前者同意将这些没有道路的荒野地区纳入正式的保护范围。在每十几处对外开放的野外地区，需有一处由官方声明为荒野，并且只允许道路从荒野的边缘穿过。当时，荒野被宣扬具有独特之处，不过它也确有独特之处。没过多久，荒野的小路变得多起来，它被装扮得漂漂亮亮，开始为民间保土护卫队服务。随着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开辟一条将其一分为二的道路也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以便灭火车可以顺利通过。再或者，广告宣传招致了现在的拥堵，推高了向导和包装工的服务价格。于是，有人发现荒野政策是不民主的。起初对于政府将荒僻地区贴上“荒野”标签一直保持沉默的地方商会，尝到旅游观光客造访所带来的经济甜头，便得陇望蜀起来，在它眼里，才不管什么荒野不荒野的。

总之，荒野本已极度匮乏，但在广告和推销措施的影响下，使得一切原本试图遏制其变得日益匮乏的努力化为泡影。

无须进一步争论，事实已经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大规模人工干预对孤独感体验的获得具有直接的稀释作用，当我们谈到并将道路、营地、小路以及厕所标榜为休闲娱乐资源时，再说什么居于自然之中的孤独感是极其虚伪的。从增加或者创造价值的角度来看，这些居住设施并未给人们提供任何形式的发展进步。正好相反，它们所带来的发展，就好像往稀汤中掺水。

对这种特点鲜明但却十分简单的孤独感要素，让我们进行一下对照分析。通常，它会被我们贴上“新鲜空气和环境转换”的标签。大规模人工干预既没有破坏亦没有削弱这种价值，第1000个光顾的旅游者叩开了国家公园的大门，呼吸着与最初的造访者略同的空气，体验着绝不同于办公室中的星期一的感觉。你可能会觉得，熙熙攘攘的人群聚集在这里会破坏这里的空气，进而会在造访的前后次序上形成体验差别。而事实上，新鲜的空气和环境转换要素就好比影像战利品——完全禁得住大规模的人工干预，不会因此而遭受伤害。

现在，我们开始分析另一组成要素，即对自然过程的认知。土地及存在于土地上的生物形成了它们各自的特征形态，并且延续着各自的存在，前一过程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而后一过程便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态学”。曾几何时，那个被称为“自然研究”的东西，刺痛了特殊阶层的神经，令他们为之战栗，但同时也开启了群众思想向认知进行初步探索的进程。

认知的显著特点在于：它不会带来任何资源的消耗或者削弱。例如，当一只鹰儿俯冲向猎物时，有人会把这一幕认知为生物进化的戏剧性情节的一部分，但对另一个人而言，他会把这一幕看作对自己煎锅中的食物的威胁。因此之故，这戏剧性的一幕会让不期而至的100个目击者激动不已，而当它被视为威胁因素时，则会被当事者处决以猎枪。

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户外休闲中唯一的、实实在在地具有创造性的部分，便是崇尚认知。

这个事实是很重要的，但却鲜有人能够懂得它在改善美好生活方面的潜在力量。当丹尼尔·布恩(42)第一次走进“沉暗且血红”的森林和大草原时，他所收获的财富恰恰是“户外美国”理念的精髓。虽然他并不以同样的方式来称呼这种精髓，他却发现，这些正是自己一直所期望和找寻的东西。况且，我们在此谈论的是具体事物，而不是称谓。

然而，户外休闲运动并非要我们置身户外，而是要求我们对户外休闲运动要有某种反应。丹尼尔·布恩的反应不单单局限在他所见识的事物的特性，更在于，他用心灵深处的眼睛去审视自己所见识的事物的特性。生态科学给我们心灵深处的眼睛带来了变化。它揭示了事物的本源及功能，在布恩眼里，这些不过是某些事实的罗列罢了，尽管它揭示了蕴含事物之中的机制原理，但在布恩看来，这些仅仅是显露无遗的特性而已。我们无法用标尺衡量这种变化，但是我们却可以如此自信地说，和当今那些能干的生态学家相比，布恩仅仅看到了事情的表象。植物和动物共同体中间包罗的令人难以置信、错综复杂的——那个被称为美国的有机体所固有的——美，当时正值含苞待放的处女期，对于丹尼尔·布恩来说，就如同今天我们谈论起巴比特先生一样，都是难以捕捉和想象的。照实讲，美国户外休闲娱乐资源发展历程中仅有的一次进步，就是美国民众认知能力的提升。所有我们以发展的名义采取的表里不一的其他行为，充其量，不过是为了延迟或者掩饰前面所说的那种稀释而已。

我们断不敢贸然下这样的结论，即巴比特先生在“认知”他的国家之前，必须先拿到生态学博士学位。恰恰相反，博士学位可能会让人变得和主持秘密宗教仪式的殓尸匠一样冷酷无情。和其他众多思想财富一样，认知可以在不丧失其本质属性的同时被划分为无限小的单元。城市空地中的野草和红杉树林，传达着相同的思想；农民在放养奶牛的牧场上看到的东西，可能不是正在南海中探险的科学家们所能允诺的东西。总之，认知既不能通过学位获得，也不能通过金钱买到。认知既根植于国内，也存在于国外，一个所知甚少的人和一个知识渊博的人一样，都具有运用认知的良好条件。在认知的探求过程中，盲目地从休闲娱乐上下功夫是站不住脚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最后是第五个组成要素：妥善管理观念。这种观念不为那些户外活动者所知晓，因为，他们习惯以投票的方式而非双手的行动来开展环境保护工作。当某些管理艺术被一些具有认知能力的人运用于土地管理以后，他才意识到这种观念的存在。也就是说，只有因贫穷而无法消费户外休闲的土地所有者以及独具慧眼、具有生态学思想的土地管理者们，才懂得妥善管理观念背后所暗含的乐趣。买票进入景区的旅行者则完全不了解这种观念，当然，那些雇佣政府或雇佣下属作为猎物守护者的户外休闲爱好者们，同样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政府起初试图让公共事业部门取代私人来经营运作休闲土地，却在不知不觉中，将大片公众土地的管理权让渡给了土地官员们。从逻辑上来讲，林业管理者们以及野生生物管理者们或许应该为从我们手中拿走野生产品的管理权埋单，而不是去领钱。

妥善管理观念在野生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运用和实践，与野生产品生产自身同样重要。某种程度上，这一点已经在农业生产领域得到了印证和实现，但就环境保护领域而言，这种观念尚未引起重视。对欧洲在苏格兰荒野地区及德国森林中所实行的集约化的猎物收获方式，美国的户外休闲爱好者很不以为然。就某些方面而言，他们的抱怨无可厚非，却完全忽略了欧洲的土地所有者们在猎物获取过程中形成的妥善管理观念，而我们至今尚未形成这种观念。这一点，很重要。当我们觉得必须以补贴的手段诱使农民植树造林时，或者通过收取狩猎手续费来强化农民养殖猎物的积极性时，实际上，我们相当于变相承认了农民和我们自己在野外妥善管理乐趣上的无知。

科学家们有句隽语：个体发生学重复着种系发生学。他们认为，每一个体的发展，都在重复着种群进化史的轨迹。这种思想体现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中，都是真实可信的。满载而归的猎人，其实是原始穴居人的重生。不管是以种族还是个人而论，猎取战利品的行为都是年轻力壮者的特权，他们没有必要为此表示歉意。

在现代世界中，令人不安的事情在于，猎取战利品者并没有真正成长起来，他们的孤独感、认知能力以及妥善管理观念并没有得到发展，有些已经永远失落了。他只是一只被机械化武装起来的蚂蚁，蜂拥在北美大路上，丝毫不顾及后院里的情况，只知道消费，从不懂得创造价值以满足自身的需要。为了满足他的贪婪欲望，户外休闲工程师们用破坏荒野的愚蠢行为，为他提供种种人工化的产品，一面洋洋自得以大众福祉的创造者自居。

这种战利品休闲主义者有一种怪癖，在以一种极为微妙的方式将自己推向毁灭的境地。为了享受，他必须极力掌控、入侵、占有。因此对他来说，自己所看不到的荒野没有任何价值，而蛮荒之地若不经人类染指便对整个社会都没有任何功用。对于那些缺乏想象力的人来说，地图上的空白地带就是无用的废物；对于另一部分人而言，这些空白地带则是极具价值的瑰宝。（难道因为我不去阿拉斯加的缘故，就可以断言我在那里的权益没有价值吗？我究竟是否需要一条路，引我去北极大草原，去育空河流域的野雁湿地，去孕育棕熊的科迪亚克，或是麦金利山背后面的大草原？）

总之，较低层次的户外休闲活动会消耗它们的资源基础；而较高层次的户外休闲活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在不消耗或很少消耗土地和生命的情况下，创造并满足了其自身需求。认知能力同急速扩张的交通运输网络严重脱节，将我们推到了户外休闲过程面临实质性崩溃的窘境。如此看来，户外休闲发展进步并非像在美丽的乡村土地上开辟道路那样简单，人们的思想尚不美丽，相关的认知能力仍亟须建造。

美国文化中的野生动植物

原始民族的文明，通常建立在野生动植物基础之上。因此，寄居平原地区的印第安人以野牛为食，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印第安人的建筑风格、服饰、语言、艺术以及宗教。

对于文明开化的民族而言，其文明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但不管怎样，其文明却始终保留着部分野生的根源。在此，我将对这种所谓野生根源的价值加以阐述。

没有人能够权衡或是估量文明，因此，我也不会浪费时间，去做这种无益的尝试。根据先前富有卓见的思想人士所达成的共识，我想仅仅是谈论使我们有机会重新接触野生动植物的体育、风俗，经历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就够了。我斗胆将文化价值做这样的划分。

首先，有种价值存在于任何经验之中，揭示我们与众不同的民族起源和进化特性，例如，那种激发我们历史意识的经验。这种意识就其最贴切的意义而言，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在我们将要举的例子中，由于很难找一个简称来代替，为此我们暂且称之为“拓荒者的价值”。例如，一个童子军男孩做了一顶浣熊皮帽子，并在小路下面的柳树丛中扮装成丹尼尔·布恩的样子。他正在重现美国的历史。某种程度上，他意欲从文化层面去正视黑暗、血腥的现实。再比如，一个农民的男孩来到教室，浑身散发着麝鼠的臭气，因为他在早饭之前刚检查过猎捕麝鼠的陷阱。因此，他重现了皮毛交易的传奇故事。个体发生学重复种族发生学的这种规律，既存在于社会之中，也存在于个体之中。

其次，有种价值存在于任何经验之中，以揭示我们对于“土壤-植物-动物-人”这条食物链的依赖性，以及对于生物区系基本组织形态的依赖性。文明借助工业化带来的小玩意儿和中间商，扰乱了人与土地之间的基本关系，以至于人们开始对文明的意识渐渐模糊。我们曾一度幻想着工业能带给我们帮助和支撑，然而我们却忘记了到底是什么在支撑工业。如今该是到了教育向土地靠近的时候了，而不是继续偏离土地。育儿室里的诗歌记录着这样的事实：人们带回兔皮，为他们的小孩童缝制睡袋。或许，这便是民俗中表现人们曾经通过打猎来满足家庭衣食之需的典型事例之一。

第三，有种价值同样存在于任何经验之中，它通过集体主义的方式践行着伦理约束，我们称之为“狩猎人道德”。我们猎取野生动植物的工具的改进速度，远比我们自身的改进速度要快得多。狩猎人道德对于这些狩猎工具的使用有一种自觉的约束，其目的在于增强技巧在狩猎过程中的运用，减少对器械器具的依赖。

野生生物伦理学有一个奇怪的优点，那就是旁边通常没有人站出来对狩猎者的行为叫好或是指责。不论他做什么，怎样做，都是他的良心在背后发号施令，而不是一群旁观者。这一事实的重要性是很难被过分夸大的。

自愿遵守伦理道德信条有助于提升狩猎者的自尊，而更值得他们铭记在心的是，背弃这种道德信条则意味着沦丧。例如，所有的狩猎伦理信条都遵循共同的标准，即不要浪费好肉。然而，眼下便有一个极大而明显的弊端，那就是威斯康星的猎鹿者们在猎取合法雄鹿时，每猎杀2头雄鹿，同时也会在树林里射杀并遗弃1头雌鹿，1只鹿仔，或1只刚出角的小公鹿。换句话说，大约有一半的狩猎者在打死1只公鹿的同时，都会打死其他的任何1只鹿。那些不合他们心意的鹿儿的尸体，就被遗弃在它们倒下的地方。这种猎鹿方法非但毫无社会价值可言，实际上也容易造成道德在其他领域的沦丧。

这样看来，似乎当“拓荒者的价值”和人与土地关系的价值表现为零或者正值时，伦理价值却可能已经变为负值。

于是，这便粗略地界定了三种可用以说明我们户外运动根源的文化养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已经得到滋养。价值的获取过程从来都不是自发性的，只有健康的文化能够得到滋养并成长起来。难道，我们当下的户外休闲娱乐形式可以滋养什么文化吗？

拓荒时期产生了两种思想，它们被视为拓荒者价值表现在户外运动上的精髓。一种思想称之为“轻车简从”，另一种思想称之为“百发百中”。拓荒者的轻车简从，显得很有必要。另外，他在射击的时候既要节约子弹，同时也要保证激发精准度，因为他缺少必要的运输工具，手头又没有钱，同时也没有可以连续击发的武器。于是，我们应该明白，从他们那时开始，这两种思想被强加在我们身上，我们不得不去做我们非做不可的事情了。

然而，这两种思想后来演化成为狩猎者的一种价值信条——某种自觉的狩猎规则。美国人所特有的引以为傲的自信、刚毅、丛林知识丰富和射术精良，都是建立在这两种思想基础之上的。这些思想虽然不可捉摸，但却不是抽象的。西奥多·罗斯福(43)是一名伟大的狩猎者，但他的伟大之处却不在于在枪杆上悬挂着很多战利品，而在于他用小学生都能懂的语言诠释了不可捉摸的美国传统。对于这种传统更为微妙和准确的表达，更见诸斯图尔特·爱德华·怀特(44)的早期著作之中。因此，要说正是这些人意识到此种思想，进而创造了文化价值以及其发展模式，一点儿也不为过。

再然后，设计器械的工程师出现了，不过在另一方面，他们是以兜售狩猎商品的交易商身份而被人们熟知的。他为美国的户外运动者提供了花样繁多的奇妙装备，这些装备在为自信、刚毅、丛林知识丰富、射术精良的美国人提供帮助的同时，也取代了先前的传统。新式发明装满了户外运动者的口袋，从脖子到腰间，随时看见它们晃动的身影。泛滥成灾的发明塞满了汽车的行李箱，也塞满了拖车厢。户外运动装备变得越来越轻巧，越来越实用，以磅计量的轻巧装备积聚在一起，凑成了以吨计量的庞然大物。新式装备的交易数量陡增至天文数字级，而这一现象还被严肃地认定为“野生生物经济价值”的表现形式。但是，我们所追求的文化价值又在哪里？

最后一个例子，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捕鸭者身上。他们坐在用钢筋全副武装的船上，船上设置着各式圈套，无须事前演练，轰隆作响的摩托车把他带到了伏击据点。即使刺骨的寒风袭来，他依然能感觉到温暖，因为在旁边就放置着加热器。他拿起工厂里常用的喊话器，以一种他所期望的极具诱惑力的声调，朝飞过的野鸭群大呼小叫。这些玩意儿，是他从灌制在留声机唱片里的家庭课程中学到的。尽管有喊话器，他设置的圈套还是发挥了作用，一群野鸭盘旋着飞了进来。不等它们盘旋两圈，他就迫不及待地开枪了，因为湿地里还潜伏着像他这样的捕鸭者，他们的装备也差不多，随时有可能在他之前开枪。在距鸭群70码时，他把莫斯贝里泵猎枪的射程调整到无限远，而且广告也曾这样向他作过宣传——超级Z子弹的射程足够远，火力十足。子弹的火光在鸭群间穿梭，一对伤者从空中跌落下来，然后死在别的地方。这样的话，我们岂可说这位捕鸭者汲取了文化价值的精华？难道他只想为饥饿的水貂作嫁衣，成它之美？在75码之外的下一个伏击据点，另一个跃跃欲试的家伙不也正和他一样，随时准备着扣动扳机吗？这便是当下最为流行的捕鸭模式，这种模式在公用土地和一些俱乐部中，极为普遍。试问一下，我们所引以为傲的“轻装简从”和“百发百中”，都去哪里了？

问题的答案并非像我们想象得那样简单。罗斯福本人并不鄙弃现代的来复枪，同样地，怀特也不拒绝使用铝锅、丝绸帐篷和脱水食品。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对于器械的使用更有节制，在将其作为狩猎的辅助手段的同时，又注重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不为它所辖制。

我不想装作自己知道何为节制，或者直接划定合法使用器械以及非法使用器械的界线。不过，事实现在已经变得很清楚，器械的起源与它们所产生的文化效应间有很大的关系。自制的狩猎工具和原始的户外生活，通常丰富了而非破坏了人与土地间的戏剧化情节。一个以自制飞蝇鱼饵钓到鳟鱼的钓者，实际上收获了两次，而不是一次。我本人也用过许多工厂生产制造的器械，不过在我看来，对这些器械的使用和依赖必须要有个限度，否则拿这些以金钱购来的器械去狩猎，只能破坏狩猎的文化价值。

并非是所有的狩猎活动，都堕落到了像猎捕野鸭那样的境地，美国传统的捍卫者依然存在。或许，弓箭运动和驯鹰术的再次流行，就是这种复古倾向开始的标志。然而，这种纯粹的狩猎方式却被越来越多地打上机械化的印记，随之而来的便是文化价值的衰退，尤其是拓荒者的价值和节制伦理的衰退。

在我看来，美国的狩猎者大有深入迷途而不知返回的趋势，不知道哪里到底出现了什么状况。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精良的器械，使工业受益匪浅，那么，这种发展的红利移植到户外休闲运动中来，又有何不可呢？其实到现在为止，他们还不明白，户外休闲运动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项原始运动，具有明显的返祖特征。其价值本身是一种对比价值，过度的机械化把工厂带到了森林和沼泽之中，因而也就破坏了对休闲运动至关紧要的对比参照。

对于狩猎者而言，没有一位领袖可以站出来，告诉他们到底错在了哪里。户外杂志不再为描绘户外运动的美好而服务，反过来却成了器械工具的广告牌。野生生物管理者们正忙于繁育狩猎所需的猎物，鲜有心思放在狩猎的文化价值上。因为有人说过——至少，色诺芬(45)和泰迪·罗斯福这样说过——户外休闲运动是有价值的，于是人们就将这种价值认为是无坚不摧、亘古长存的。

在不使用火药的户外运动中，机械化的影响则表现为各式不同的结果。现代望远镜、照相机以及鸟儿的铝制脚环，当然不会改变鸟类学的文化价值。对于捕鱼业而言，若不是有舷外发动机和铝制独木舟的帮助，其机械化程度似乎也要比狩猎要小得多。另一方面，摩托化运输几乎将荒野旅行破坏殆尽，因为它们的无所不至，以至我们可供消遣的荒野被侵占分割得星星点点。

在偏远的森林中，用猎犬来猎捕狐狸，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局部意义上的、或许可视为无害的机械化入侵的戏剧性范例。这是最为纯粹的狩猎活动之一，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真切地嗅到其间所蕴含的“拓荒者价值”的气息，观赏到最高水平的有关于人与土地关系的戏剧化情节。狐狸被猎人故意置于枪口之外，于是，节制伦理也就顺其自然地表现出来了。但是，我们眼下却是坐在福特汽车里来追逐狐狸的，猎犬巴格尔·安的狂吠与车喇叭发出的鸣叫，混杂交织在一起。然而，没有人会发明猎狐的机械犬，或者在猎犬的鼻头装上莫斯贝里泵猎枪，当然，也没有人拿着留声机或是其他无痛的方式来教习猎犬如何开枪。我想，器械在养狗界的运用算是黔驴技穷了。

将狩猎活动的诸多不幸归咎于为猎取猎物提供物质帮助的发明者，也是极为不准确的。广告商想出了很多鬼点子，而这些鬼点子却很少会像实体对象那样真实，虽然二者有时同样都是无用的。有一个部门或许最应被授予特别提名奖，那个“指引我们该去哪儿”的部门。知道哪儿有好的猎物，哪里是垂钓的好去处，这种本事就是一种极具个人价值的财富。就像渔竿、猎犬和猎枪一样，它是一种仅仅出于个人礼貌才可以外借或是赠予的东西，若将其放在狩猎市场的专栏中兜售，使之成为狩猎工具的促销手段，在我来看就完全变了味。要是把它传授给所有的人，作为一种免费的公共服务，那简直就成了一件咄咄怪事。现在，甚至“自然环境保护”部门都在告诉汤姆、迪克还有哈里，哪里的鱼儿最容易咬钩儿，哪里会有冒险落在地上觅食的大群野鸭。

所有这些有组织的恣意妄为，都在将户外休闲运动中的个性化因素变得非个性化。我不知道，户外休闲活动合法与非法的区分界限到底在哪里，却只知道，这种所谓的“我们该去哪儿”的服务，绝对已经超出了理性的界限。

如果说猎取猎物或者鱼儿的行情看好，那么，“我们该去哪儿”的服务势必会吸引超过适量人数的户外休闲运动爱好者们。但是，如果猎物或者鱼儿的行情不被看好，广告商则会行动起来，采用更为有力的手段宣传造势。钓鱼彩票就是诸多宣传手段中的一种，广告商在孵化场的鱼儿身上贴上标签，如果垂钓者能够钓到贴有幸运号码的鱼儿，便可以领取一笔丰厚的奖金。这种现代科学与赌场技术的古怪结合，让那些渔业资源本已枯竭的湖泊重新回到滥捕的序列，同时也让许多小镇的商会们陶陶然起来。

对于专业的野生生物管理人员而言，如果他们刻意去避开这些事情，那么，也未免太过于尸位素餐了。产品工程师和推销员同属于一家公司，他们听从于同一根利益的指挥棒。

野生生物管理者们正试图通过控制野生生物的生长环境，来提升荒野中野生生物的数量。这样一来，狩猎便从开发利用变成了生殖培育。如果这种野生生物保护措施果真能够施行，它又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文化价值？我们必须承认，拓荒者的情趣与市场的开拓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历史关联。丹尼尔·布恩没有耐心等待农作物的收获，更别提让他保持足够的耐心，去等待野生生物的保育了。或许，正统的狩猎者们不情愿让一个勇敢的狩猎者接受保育的理念，便是他们对继承拓荒者价值的一种表达。又或者，野生生物的保育理念一定会遭到抵制，因为它与拓荒者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猎取观念——是不相容的。

机械化对被它破坏的拓荒者价值，并未提供任何实际意义上的文化替代品，至少我没有看见。而野生生物保育或者管理，确实提供了一个替代品——野地耕种，至少对我而言，这个替代品具有同样的价值。为野生生物保育而管理土地的经验，和其他的农业耕种模式一样，具有同样的价值。它是人与土地关系的一个提示。此外，节制伦理也蕴含在此经验之中。这样一来，在不依赖于食肉动物控制——掠食者——的情况下，野生生物的管理对伦理上的节制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野生生物保育另一种价值——拓荒者价值——缩水，但却凸显了另外两种价值。

如果我们将户外休闲运动视作为一个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机械化进程与一种完全静止的传统之间的冲突，那么我们可以断言，其中的文化价值确前景黯淡。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户外休闲观念不能像我们的器械清单那样，内容丰富又充满活力？或许，拯救文化价值的关键在于把握进取时机。我认为，这种时机已经成熟了，户外休闲爱好者们可以为即将出现的事物形态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例如，过去10年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户外休闲模式，它不会破坏野生生物资源，使用机械却又不为它们所辖制；迂回地解决了警示土地的问题，且极大增强了单一区域的旅行者承载能力。这种户外休闲模式没有捕杀猎物数量的限制，同时也不设立任何期限的禁猎期。它需要良师，但是不需要看守者，它需要一种全新的、暗含高度文化价值的丛林知识。我所提及的这种户外休闲模式，便是野生生物研究。

野生生物研究最初发端于专业神职者的谋略研究。毫无疑问，那些晦涩难懂的难题要交给专业人士，但还有很多问题，可以供于不同层次的业余爱好者们加以探讨。在机械发明领域，业余爱好者们参与研究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而在生物学领域，业余爱好者们在户外休闲研究方面的价值，才刚刚开始进入人们的意识。

因此，玛格丽特·莫尔斯·尼斯，一位业余鸟类学者，从她家后院开始了对北美歌雀的研究。日后，她成了世界范围内鸟类行为学的权威人士，其思想深度和研究内容，甚至超越了许多机构中专业从事鸟类研究的学者的水平。查尔斯．L．布罗姆利，一位银行从业者，以研究老鹰为乐趣。他发现了一个迄今为止尚未被人知晓的事实：有些老鹰冬天里在南方筑巢，然后飞到北方的丛林里度假。诺尔曼和斯图亚特·克里德尔，马尼托巴湖畔大草原的小麦农场的工人，热衷于研究小麦农场里的动植物区系，成了公认的当地植物学和野生生物周期理论研究的权威。艾略特．L．巴克，新墨西哥州山脉地区的一位牧场主，著有一部关于美洲狮的专作，在让人难以捉摸的猫科研究领域被视为最具价值的两部专著之一。无须有人特别地告诉你，这些人都是在一边娱乐的同时，一边完成这些工作的。他们只是懂得：人生最大的乐趣莫过于观察并研究未知的事物。

鸟类学、哺乳动物学以及植物学，现在已为大多数业余爱好者们所熟知，但是，这一类业余爱好者在这些领域有所成就的可能性，则和幼儿园里的游戏一样屈指可数。一个原因在于，整个生物学教育结构（包括野生生物教育结构）致力于保持在生物研究上的专业垄断。这样一来，留给业务爱好者的，无非是虚伪的发现之旅，他们所要做专业权威已经完全知晓。我们有必要告诉年轻人这些东西，即一条在自己精神世界的干船坞里建造的船，同样也能够在浩瀚的海洋中自由航行。

依我看来，野生生物研究的推广是我们实现野生生物专业化管理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工作。野生生物还有另外一个价值，现在只要少数生态学家能够察觉得到，但它对全人类的进取精神却有着潜在的重要价值。

现在我们知道，动物种群具有某些行为模式，而这些模式通常是动物个体所不能意识到的，它是通过个体间的相互配合来实现的。因此，一只兔子通常意识不到繁殖的周期性，但它却是繁殖周期性的发动机。

我们不能在个体身上或者在短时间内察觉这些行为模式。即使我们采取最严密的监控方式，依然不能从单个兔子身上发觉繁殖周期性的奥秘。繁殖周期性的概念，源于对一个群体数十年如一日的缜密观察。

于是，这就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人类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是否也存在着我们所未察觉到的行为模式呢？而这些行为模式是否也是通过我们个体的行为来实现的呢？暴民和战争，乃至于动乱与革命，是否也承袭了这种模式呢？

许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一直致力于人类的种群行为的研究，他们把它们诠释为意志力指引下的个人行为集体主义化结果。外交学的主旨思想认为，政治团体是一群具有高贵品质的个体的结合。另一方面，有些经济学家把整个社会系统看作是某些过程的玩物，而我们对整个社会系统的认识往往都是事后的。

因此，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相比于兔子种群的进程，我们的社会进程是一个更有意志内涵的存在。但是，我们也有理由这样认为，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同样包含着一些未被察觉的行为模式，因为当时所处的环境并未唤起我们对于未知行为模式的关注。我们可能具有一些被自己所误读的行为模式。

这种对人类种群行为基本原理进行质疑的情形，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却带来了人类对自身的唯一参照物种——高等动物——额外的研究兴趣和价值。以埃林顿(46)为代表的一群人，已经指出了作为人类参照物的动物种群的文化价值。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无法接近这个内容丰富的知识宝库，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该去哪里或是如何去找到它。现在，生态学教会了我们如何寻找可以作为参照的动物种群，去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当我们知道生物种群中某一微小部分的运作原理时，我们就可以据此推演出整个生物种群的运作原理。领会这些原理的深层含义，并且用批判的思维去审视这些原理，这或许就是我们未来所该具备的丛林知识。

总之，野生生物在哺育我们的同时，也塑造了我们的文化，此外，它还为我们的闲暇时光带来了欢乐。然而，我们在用现代机械工具收获欢乐的同时，也毁掉了它的某些价值。倘若我们凭着现代的心智去收获，相信我们所得到的，不仅是欢乐，还有智慧。

关于荒原

荒野是人类锤炼出来的被称为文明的人工制品的原材料。

荒野从来不会为我们提供同质的原材料。荒野的原材料多种多样，从而使得最终的人工制品也呈现出多样性。这些最终产品间的差异性，便是我们所谓的文化。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折射出作为各种文化发源地的荒野的多样性。

眼下，人类历史首次面临两种迫在眉睫的改变：其一是地球上较适宜居住的荒野即将消失，其二是由于现代运输和工业化而导致的世界性的文化混杂。我们无法阻止这两种改变的发生，或许这些改变也不应该被阻止。但是问题出现了：我们是否可以采取一些轻微的缓解措施来应对这两种迫近的改变，以此来保全那些有一定价值的事物，防止它们的消失。

对于那些正在劳动中挥洒汗水的劳动者来说，他们的铁砧上尚未被加工的原材料，就是他们即将要征服的对手。同理，对于拓荒者来说，荒野就是他们即将要去征服的对手。

但是对于一名正在休息的劳动者而言，他是能够暂时以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而那些未被加工的原材料就成了应该被喜爱和珍视的东西，因为它为他的生命给出了定义，也赋予了他生命的意义。在此，我有一个请求：为这些最后残存的荒野建造一座自然博物馆，将它们作为珍品收藏起来，以启迪和教诲那些有一天渴望观看、感受或者研究他们文化传统起源的人们。

剩余无多的荒野

许多我们借之以打造出美利坚的多样性荒野已经荡然无存了，因此在任何一个可实施的计划当中，被保存下来的荒野在大小和程度上都存在很大程度的差异。

活着的人再也没有机会看到长满高草的草原，曾几何时，茫茫草原的花海拥簇在拓荒者的马镫下。倘使我们寻遍各处，能够找到一片40英亩大小的生机盎然的草原，便很值得我们满足了。过去，这里生长着上百种植物，异常美丽。对于那些继承了这片土地的人来说，他们对很多植物都是相当陌生的。

但是那些长着矮草的草原，也就是卡韦萨·德·巴卡(47)当年从水牛腹下看见地平线的地方，如今已经被绵羊、牛和旱耕的农民毁掉了，只是存在着那么几处上万英亩大小的地方罢了。如果1849年的淘金者画像值得我们挂在州议会厅的墙上，那么，我们何不将他们逃亡的过程当作几个国家大草原的纪念？细数沿海的大草原，佛罗里达有一块，德克萨斯也有一块，但它们如今不是被油井、洋葱和柑橘园包围着，便是已经被钻头和推土机全副武装起来。这是最后的呼唤。

活着的人将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五大湖区的原始松林，沿河平原的低洼树林，或是巨大的硬木林了。对于这些林地，或许几英亩的示范林就会让我们心满意足了。但是，现在仍有几块上千英亩大小的枫树和铁杉林存于世上，除此而外，还有几个地方的情况和这里大致相仿，如阿巴拉契亚山脉的硬木林、南方的硬木林沼泽、柏树沼泽和阿迪朗达克的云杉林。在这些残存的林地中，有些林地不可避免地会遭受未来的砍伐，可免于被未来的旅游者践踏的林地更是少之又少。

在为数众多的荒野之中，萎缩最快的要数海岸荒野。别墅和为旅游者开辟的道路，已经将东西两侧荒凉的海岸线全部占据。眼下的苏必利尔湖，正在失去五大湖区野生海岸线的最后一块大的遗迹。没有一片荒野，能像海滨荒野那样与历史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也没有一片荒野会像它那样更接近彻底消失的边缘。

在落基山脉以东的北美地区，仅有一块大面积区域被正式作为荒野而保留下来，它就是介于明尼苏达州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之间的奎提科-苏必利尔国际公园。这是一片雄伟壮丽、适于泛舟的水域，其间镶嵌着众多的湖泊和河流，公园的主体部分在加拿大，面积大到足以作为加拿大的花园。但最近，它的完整性受到了两个发展因素的威胁：一个是装备有浮舟的飞机运来了垂钓者，加速了垂钓度假胜地的大规模扩张；另一个就是管辖权的争论——在边界水域末端的明尼苏达，应该全部都划归国家森林，还是部分划归州属森林？边界水域始终处于动力蓄水的危险中，这种存在于荒野拥护者之间的令人遗憾的分裂，最终将会以把权力送交到强权者手中而收场。

在落基山脉附近的诸州中，分布着二十几处国家森林地带，每处森林地带的面积从10万亩到50万亩不等，这些森林地带将被国家作为荒野收回。国家封闭了这里的道路，关闭了酒店，禁止了其他一切有害的开发利用。在国家公园，这个原则已经得到公众的认可，只不过还没有明确划定具体的界限。总体而言，这些由联邦管辖的区域是荒野计划的骨干项目，但是，它们并不像白纸黑字的记录那样稳妥，因而也无能完全令行禁止。地方政府面临开创新旅游线路的需求压力，因此不得不从这儿获取一小段，在那儿夺走一大段。此外，这里还面临着一个常年存在的压力，那就是为控制森林大火需要保留或者扩建必要的道路，而这些道路却慢慢演化成了公众通行的高速公路。闲置的民间护林保土队的野营地，也为新建一些经常用不着的道路提供了一种普遍的诱惑。另外，战争时期由于军事需要导致的木材短缺，也促进了许多道路的扩建和合法化。现在，许多山区为建造滑雪缆车和滑雪旅馆而大兴土木，丝毫不会顾及先前被指定作为荒野的那些地方。

对荒野最隐蔽的入侵方式之一，就是强化对那里的肉食动物的控制。它是这样实现对荒野的入侵的：为了满足对大型猎物的管理需要，狼和狮子被从荒野保护区中清除掉了。然后，大型猎物种群——通常指的是鹿儿或者驯鹿——中的猎物数量急剧增长，严重超出了牧场的承载能力。在此情况下，猎人必定会受到鼓励，前去捕获过剩的猎物。但是，当下的猎人又拒绝到小汽车无法通行的地方去狩猎，这样一来，修建一条通往过剩猎物狩猎场的道路就成为必然了。这样的过程，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荒野保护区几乎被劈分得零零碎碎，始终不曾停止。

落基山脉地区的荒野系统覆盖了各式各样的森林类型，从西南部波浪起伏的刺柏，到俄勒冈滚动绵延的森林。然而，这里却缺少像荒漠那样的不毛之地，或许是由于对美学认识不够完善的缘故，人们将“风景”的定义仅仅局限在湖泊和松林上。

空旷辽阔的加拿大，

从未被犁过的阿拉斯加，

在那不知名的河畔，

不知名的人儿播迁繁衍，

生死在奇异的山谷里，

多么孤独啊，多么神秘！

这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地区，都能够而且都应该被保存起来。由经济价值来讲，很多地区都是可以被忽略和被否认的。当然，有人认为，为了这个目的而去设定一个细致周密的计划是没有必要的，到头来，总会有足够的地区幸存下来。但是，当你翻完近代所有的历史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令人欣慰的假设具有十足的欺骗性。即便最后有荒野地块被保存了下来，存在于其上的动物区系也会保存下来吗？甚至此刻，林地的北美驯鹿，不同品种的山地野绵羊，纯种森林水牛，贫瘠土地上的灰熊，淡水河里的海豹和鲸鱼，也还在遭受着威胁。荒野若失去了它们所独有的动物群落，那还有什么用？最近组织起来的北极研究所，正积极地着手于北极的荒野工业化。这是最后的呼唤，来自遥远的北极。

没有人能够猜想得到，加拿大和阿拉斯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看到并把握住它们的机会。任何为使拓荒延续下去而做的努力，都会遭受拓荒者的蔑视。

户外休闲的荒野

无数个世纪以来，出于生计需要而进行的身体对抗，通常被视作一种经济行为。当这种身体对抗消失时，追求健康的本能会带领我们将它以运动和游戏的形式保留下来。

人和野兽之间的身体对抗，同样也是一种经济行为。不过，这种对抗如今是以狩猎和捕鱼的形式而被保留下来的。

首先，公共荒野地区的存在，使生猛原始的蛮荒之旅和生存技巧得以凭借休闲娱乐的方式延续下去。

现在，有些生存技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传播，其细节正适用于美国的每一处景区，乃至通行于世界各地。狩猎、捕鱼和背包远足就是例子。

然而，在众多技巧中，其中有两种技巧和山核桃树一样，是美国所独有的。虽然被照搬到其他地方，但只有在北美大陆上，它们才能得以完善和发展。我们所说的美国所独有的技巧，一种是乘独木舟旅行，另一中则是跟随驮马队旅行。但是，这两种旅行方式正在迅速退化。现在居住在哈得逊湾的印第安人拥有了小汽船，而登山者也有了福特汽车。即便我不得不通过独木舟或者驮马队来完成旅程，却还是更喜欢小汽船和福特汽车，因为前一种方式简直会让人累得要死。但是，当被迫与这些所谓机械化替代品竞争的时候，对于我们这些希望到荒野找点儿乐子的人而言，便会有一种强烈的挫败感。无论是乘独木舟将货物运到摩托艇上，还是在夏日酒楼的草坪上遛着驮马，都是愚蠢无聊的。因此，最好还是待在家里。

首先，荒野为蛮荒之旅这一原始艺术提供了相应的庇护所，尤其是为乘独木舟旅行和背包远足。

我想，某些人肯定会就保留这一类原始艺术的必要性说三道四。但是我不会去争辩，要么你骨子里便十分了解这种艺术，要么便是你太老，太老了。

欧洲人在狩猎和捕鱼时通常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只有在美国，狩猎和捕鱼才是通过保存下来的荒野实现的。如果他们愿意，欧洲人情愿永远不必在树林里野营、烹饪，或是做其他的事情。他们通常会把家务活委派给狙击手和仆人来做，因此，他们的狩猎总像是在野炊，完全不像是在拓荒。技能最终通过考验，要以所得的渔猎收获来算。

有一些人诋毁荒野娱乐活动，并认为这“不民主”。因为，在他们看来，与高尔夫球场或者旅游营地相比，供娱乐之用的荒野的承载能力非常有限。这种意见的错误根源在于，他们把规模化生产的哲学原理用到试图阻止规模化生产的范畴中去了。户外休闲娱乐的价值，是不能通过简单的数学运算来衡量的。娱乐的价值与经历的强度成正比，而且，与同工作日生活的迥异程度成正比。基于此评价标准，机械化的旅行是味同嚼蜡、隔靴搔痒的。

既然，机械化娱乐已抢占了90%的森林和山区，出于一种对少数人的必要尊重，我们应该把剩余的10%留与荒野。

用作科研的荒野

生物体最重要的生命机能，便是内部的自我更新，对于此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健康。

有两种生物体的自我更新的机能受到了人为的干扰和控制，一者是人类本身，受医学和公共卫生所庇护；另一者则是土地，被农业生产和资源保护所左右。

其实，我们为保持土地健康所做的一切努力，向来都是不成功的。我们已普遍意识到，当一块土地丧失了肥力，被冲刷的速度大过了形成的速度，旱涝无度时，便是它生了病。

我们往往会把其他事物的紊乱征兆视为事实，然而却很少把这种事实与土地生病的症状联系在一起。有些植物和动物无缘无故地消失了，没有任何明显的征兆，尽管我们为保护它们费尽力气；还有其他的一些现象，比如害虫肆虐，尽管人们也曾努力去控制它们。因此，在缺乏简单解释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这看作是土地生病的症状。这两种病症出现得如此频繁，以至于，我们不能把它们当成正常的进化事件来考虑了。

截至目前，我们对于土地病患状况的认识反映了一个事实，即：我们对土地所做的治疗，都是局部性的。因此，当土地丧失肥力时，我们更多的是把肥料洒在地里，至多是改变其上所放养的动物群和所栽培的植物群，从没有考虑到野生动植物群构建土壤这个事实。而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得到启迪，即：动植物群落对于保持土地健康同样意义重大。例如，人们最近发现，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生长过本地野生打猪草的土地，往往能长出品质优良的烟草作物。这种意想不到的关系链条，在自然界中可能非常普遍地存在着，我们却对之毫无用心。

当草原土拨鼠、地松鼠或者老鼠多到成为灾患时，我们便会将它们毒死了事，却没有考虑导致动物激剧繁殖的外因。我们一直以为，由动物带来的麻烦一定是由动物自身导致的。但是，据最新的科学证据显示，植物群落的衰败是导致啮齿类动物入侵的真正原因。很少有人会依据这条线索进行探索研究。

眼下，很多林区的局部所伴生的树木只剩下了一两棵，而在最为原始的时期，则会有三棵或者四棵，这是为什么？想必略有常识的林业工作者便会知道，原因不在树，而在于土壤中的微小植物群系。另外，恢复一片土壤中的植物群系要比破坏它需要更长的时间。

显而易见的是，许多保护主义的处理方式都只是表面文章。防洪大坝跟洪水泛滥的原因并没有必然联系，拦沙坝和梯田同样没有触及土壤被侵蚀的根本原因。建立避难所和孵化场，本来是为了保证猎物和鱼儿的供给，却不能解决供给不足的根源问题。

一般来说，这些证据都倾向于说明，土地就像人的身体一样，症状表现于某一器官，而病因却在另一器官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现在称之为实践的保护措施，不过是土地的局部镇痛剂而已。这固然是必要的，但最好不要将它们和治愈混为一谈。医治土地的艺术正在积极地实践着，而土地健康的科学仍尚未诞生。

一门关于土地健康的科学，首先需要一份常规的基础数据资料，其次还要有一幅大致的蓝图，借以说明它是如何像有机体一样维持自身健康的。

我们有两个可供参照的标准。其中一个标准，是某一处尽管已被人类占据了数个世纪，其土地的大致生理机却仍保持正常的地方。我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那边是欧洲东北部，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研究一下它。

另一个标准，当然也是最完美的标准，便是荒野。古生物学所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荒野能够在无限长的时期内维持其自身的存在；生存于其上的物种很少丧失，即便丧失也不会使它们失控；气候和流水制造土地的速度跟水土流失的速度一样快，甚至前者较后者更快。因此，荒野作为土地健康的研究实验室，其所起到的作用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重要。

人们无法在亚马孙河研究蒙大拿的土地机能，每一个生态组合区，都需要一块自身的荒野来对比研究已使用和未使用过的土地。当然，我们的动作缓慢而有限，来不及抢救除失去平衡的荒野研究区域以外的更多的东西。这些残存的失衡区域大多规模较小，这样一来，从各个方面保持它们的常态就变得很困难。即便是国家公园，其地域面积也不过一百万英亩大小，还是不够广大，不足以让我们有办法将它们固有的肉食动物挽留下来，隔绝由家畜所散播的动物疾病。因此，黄石国家公园在失去了其狼群和美洲豹后，泛滥的驯鹿毁坏了那里的植物区系，其中以冬季牧场所遭受的损毁最为严重。与此同时，由于受到疾病的侵袭，大灰熊和山地野绵羊的数量也在锐减。

当最大的荒野地区变得局部失调时，对于杰·伊·韦弗而言，他仅需要几英亩的荒野地区，便能找出草原植物区系比取代它们的农艺植物区系更具有耐旱性的原因。韦弗发现，大草原的植物依靠根系在地下进行着“团队合作”，它们的根部深入至所有的土壤层次，而农业经济中轮作植物的根系却只是透支了某一个层次，完全忽略了另一个层次，从而日积月累形成了亏空。就这样，韦弗的研究报告中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农业经济学理论。

此外，多哥瑞迪克也仅仅通过对几亩荒野的研究便发现，长在熟耕的田野里的松树远不及长在未开发的荒野中的同类那样高大，禁得起大风的摇撼。因为对于后者而言，它总是惯于沿着旧有的树根将主根扎到土壤的更深处。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确实不知该如何行事才能得到一块健康的土地，除非我们有一块荒野，可以拿它同一块生病的土地做比较。根据早期大多数西南部旅行者的描述，最初的山区河流是清澈的，我们对此却表示怀疑，认为那种情形不过是天时地利的产物。因此，防治水土流失的工程师们一直没有得到可供对照的基础性资料，直到他们在奇瓦瓦的马德雷山脉发现了类似的清水河流。出于对印第安人的恐惧，从来没有人胆敢在这里放牧，因此即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河水的颜色也只是乳白色，完全不至于浑浊到让水下的鳟鱼看不清钓饵，而河岸的水边长满了莓苔。而在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大多数与之类似的河流中只有条状的大卵石，既无苔藓又无土壤，更没有树木。通过建立一个国际性的试验站，保护和研究马德雷山脉的荒野，以此推进亚利桑那、新墨西哥两地边界地区生病土地的治疗，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有利于睦邻友好的区域性事业。

总而言之，一切可用的荒野区域，不论是大片的还是小块的，都有其相应的价值，都可作为研究土地科学的标准。休闲娱乐既非它的唯一用途，也非它对的首要用途。

野生动植物的荒野

国家公园尚且没有足够的能力来保证大型肉食动物的永久存在，我们已经目睹过大灰熊岌岌可危的生存状况，也不得不承认早期的园林系统中狼群已经绝迹的事实。然而，灰熊和狼的濒危并没有改善山地野绵羊的生存状况，羊群也在萎缩。

在某些情况下，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很清楚，但是另一些情况下却又很模糊。以狼群的活动范围来说，一座公园显然太小。不知为何，许多动物物种很难在孤立的环境中繁衍兴旺。

扩大野生动物群体活动区域的最切实可行的办法，便是将国家森林中的更荒凉的区域——通常是公园外围的地方——划作濒危野生动物物种的保护地。而事实上，国家森林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大灰熊的悲惨遭遇便是一例。

1909年，当我第一次来到西部的时候，在每一处山脉分布相对集中的区域都会有大灰熊出没，而即便旅行几个月，也不会遇到一位自然资源保护官。现如今，几乎“每一簇灌木丛后面”都隐藏着一位这号人物，而随着野生动植物保护部门的不断增加，哺乳动物却在陆续向着加拿大边境撤退。据官方报道，美国国土上仅存的6000只大灰熊中，有5000只在阿拉斯加，另外只有5个州还有零星的百数只。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假设，我们觉得，倘若大灰熊能在加拿大和阿拉斯加能够幸存下来，就已经不错了。但是，我觉得这情形很糟糕。生长在阿拉斯加的大灰熊简直像另外一个物种，将它们驱逐到那里，就将是将幸福感交给了天堂，那地方你可能永远也去不了。

拯救大灰熊需要一大片没有道路和家畜的区域，或一大片家畜虽被袭击却能得到补偿的区域。这样来说，买下分散的家畜牧场是创造这种区域的唯一途径。虽然权威当局愿意购买并交换土地，但是，自然资源保护部门却没有为此做出实质性的努力。据说，国家林务局已经专门为大灰熊在蒙大拿建立起了一片专属区域，但我又听说，他们也在犹他州的山区做着相反的事情——发展绵羊产业，而事实上，后一片区域才是大灰熊在该州仅存的避难所。

永久的灰熊保护区和永久的荒野区域，无疑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名称。不管你热衷于灰熊保护区域还是荒野区域，你都要有保护主义的远见和对历史的展望。唯有那些对进化盛会十分了解、如在眼前的人们，才可以估量这场戏剧的价值——荒野，或者它的杰出成就——大灰熊。但是，如果教育真正发挥了其作用，届时，便会有更多的人理解古老西部所遗留的残骸对于新西部的意义和价值。尚未出世的年轻一代会和刘易斯(48)、克拉克(49)一起乘舟遨游密苏里河，或者同詹姆斯·卡彭·亚当斯一起攀登塞拉斯山，但不管是哪一代人，他们都会反过来问道：“大灰熊哪儿去了？”如果我们回答，它们在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的疏忽之下灭绝了，这将是多么丧气。

谁来护卫荒野

荒野作为一种资源，可以缩减但却不能再生。入侵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被遏制或者被缓解，以使某片区域可以为休闲娱乐、科学或是野生动植物所用。然而从荒野的完整意义上来讲，创建新荒野是绝无可能的。

由此可见，任何一个荒野计划都是一种后发行动，尽管我们作为退路的荒野已经寥寥无几了。荒野协会成立于1935年，其目的之一就是“拯救美国残存的荒野”。

然而，仅有这样一个社会团体还不够，除非所有的保护机构都有一些具备荒野保护思想的人。否则，可能入侵行为已经结束了，保护协会蒙在鼓里。此外，少数有志于保护荒野的激进市民，也当密切关注全国的动向，以便在必要的情况下发起吁请。

在欧洲，荒野已经撤退到至喀尔巴阡山和西伯利亚，每一位有思想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都应当为这样的损失而哀叹。在英国，尽管作为奢侈品的土地比任何文明国家都要少，但为挽救一些小块儿的半荒野的土地而举行的运动，虽然姗姗来迟，却仍然会让那里呈现片片生机。

说到底，我们审视荒野文化价值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我们在知性上是否谦卑的问题。那些目光短浅的现代人，失去了其在这片土地上的根基，却自以为发现了更重要的事情——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着政治或者经济，并幻想着，它们将会像帝国的权力一样功在千秋。唯有学者才领会到，所有的历史不过是连续不断的短途旅行的累积而已，开始于一个起点，又重新回到这个起点，继之开启另一段寻找永恒价值观的旅程。也唯有学者才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些未开发过的荒野，会赋予人类事业进步以恰当的定义和意义。

土地伦理

英雄的奥德修斯(50)从特洛伊战争(51)中回来，绞死了家中的12个婢女，理由是他怀疑她们在自己离家期间品行不端。

这样的绞刑并不会牵涉到适当得体的问题。那些婢女不过是他的财产，而当时对财产的处置与现在无异，只要私有财产的主人乐意，并无对错之分。

而对于奥德修斯时代的希腊来说，并不缺少对错的观念：在他那黑色的舰船劈开酒红色的海浪重返家园之前，他的妻子在漫长岁月中所保持的贞洁便是一种见证。那个时代的伦理范畴止于夫妻血亲，并未人性化地延伸到奴婢。从那以后的3000年里，尽管道德标准已经延伸至很多行为领域，而其所削减掉的，也不过只是一些与权利相关的行为而已。

伦理的演化历程

迄今为止，这种仅仅由哲学家参与研究的伦理学扩展过程，事实上是一个生态演化的过程。对于伦理的演化顺序，既可以用生态术语来描述，也可以用哲学术语来描述。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伦理是一种对为生存而斗争的行动自由的限制；而从哲学角度来看，伦理反映了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的差别。它们是对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定义方式。相互依赖的个人和团体，倾向于在相互合作的演化模式中共同发展，这是可以追溯根源的，生态学家称之为共生。政治学和经济学则是更高层级的共生，之所以说它们高级，是因为暗含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中的最初那部分自由竞争机制，某种程度上而言，已经被具有伦理内容的合作运行机制所取代了。

这种合作运行机制的复杂性，随着人口密度和工具效率的提高而不断增长。比如，为古乳齿象时期(52)的棍子和石头定义反社会行为，要比发动机时代的子弹和广告牌简单得多。

最初的伦理观念是用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摩西十诫(53)便是一例。随后的伦理观念中，才增添了处理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内容。这些规矩试图将个人融入社会，而后来的民主政治，则试图将社会融入个人。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用来处理人与土地关系的伦理，也没有一种伦理，用以处理人与土地上所生长的动植物之间的关系。因此，土地仍好比奥德修斯的婢女一样，仍旧只是一种财产。而人与土地的关系完全被经济性所主导，对于人而言，其中只包含了所需的特权，却对所需承担的义务避而不言。

若我对此理解无误，那么，伦理规范在人类环境中的第三要素上的延伸，便成为一种进化可能和生态必然。在伦理顺序中，这是第三个步骤，而前两个步骤已经实现。自以西结和以赛亚(54)时代以来，某些思想家就曾做出这样的预言，对土地的掠夺行为不仅不明智，而且十分错误。只不过，当时的社会并未对他们的信仰给予肯定，我且将目前的自然保护运动视作肯定这种信仰的萌芽。

伦理可以被视作为一种满足各种生态情势需要的指导模式，它是那样新颖，错综复杂，且具有明显的延迟效应，以至于一般个体很难分辨出这种社会性的权宜路径。动物的本能是个体认知错综复杂状况的指导模式，而伦理却是一种尚在发展中的群体本能。

何谓群体

迄今为止，所有伦理的形成都依赖于这样一个前提：个人是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依赖的共同体中的一员。他的本能，促使他为了在群体中获取属于自己的地位而去竞争；而他的个人伦理观，又促使他跟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共同合作——或者，这合作的目标是为了创造对其自身更为有利的竞争环境。

土地伦理只是扩展了群体概念的外延，把土壤、水、植物、动物囊括其中。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些要素统称为——土地。

这听起来似乎很简单：我们岂不是早已表达过自己对自由土地和勇敢家园的热爱和担当了吗？没错，我们的确这样做过，但问题是：我们所爱的是谁，或者说，我们所爱的是什么？我们不爱土壤，正匆忙地将它付诸滚滚而去的河流。我们不爱水，它除了转动涡轮、浮起驳船和冲走污浊之外，简直一无是处。我们不爱植物，即便它们在我们眼前彻底消失也不足惋惜。我们也不爱动物，一干最大最美的物种早已被我们赶尽杀绝。土地伦理当然阻止不了我们对这些资源的改造、管理和使用，却能证实它们继续存在的权利，而且至少在某些地区，能证明它们在自然状态下继续存在的权利。

简而言之，土地伦理旨在扭转人类在“土地-群体”中的征服者角色，将我们变为“土地-群体”的一员公民。这意味着对群体其他成员的尊重，也意味着对群体本身的尊重。

透过人类历史，我们已经知道——或者说，我希望我们已经看透——所谓征服者，到头来无不自掘坟墓，自食苦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对征服者这个角色而言，实际上隐含着这样一层含义：征服者即是权威，在群体生活中，唯有他才知道如何使群体运转下去，知道群体中哪些人和事物是有价值的，而哪些是没有价值的。而事实证明，征服者对此一无所知，于是，他最终也败给了自己的征服。

在生物群落中，类似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亚伯拉罕能确切地知道土地能为他带来什么：将奶与蜜滴入他的口中。但现在，我们对待这种观点的信心却与我们的教育程度反比骤降。

时下的普通民众确信，科学一定知道是什么使群体在运转，然而科学家却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深信，生物运行机制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他们对其活动方式永远也不可能完全理解。

事实上，历史通过生态学的阐释表明，人类仅仅是生物群体中的一员。迄今为止，许多历史事件都只是从人类进取精神方面得到了解释，但实际上，人类和土地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是导致历史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土地的特性决定了事件的发生，正如它的特性决定了居住于其上的人类的特性。

为了证明之前的结论，我们不妨看看定居在密西西比河峡谷地区的居民。在独立战争后的那些年里，有三个群体争夺着那里的控制权：当地的印第安人、法国和英国的贸易商以及美国的拓荒者。历史学家们都想知道，倘若当初在底特律的英国人朝天平一端的印第安人这边加一点力，结果会如何？因为这会直接决定殖民地居民向肯塔基的野藤条地迁移的结果。如今，我们可以重新考虑一下这个事实。当那些野藤条地被由拓荒者的牛、犁、火、斧头所代表的各种力量征服时，这里便变成了蓝草地。在这些力量的影响下，假使这些黑暗血腥的土地上所固有的植物演替带给我们的是一些没有价值的莎草、灌木丛或者是杂草，那又将会是怎么样的情形呢？布恩和肯顿会坚持下来吗？那些移民会因此而涌向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和密苏里吗？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55)的交易还会发生吗？还会有横贯新大陆的国家联盟吗？还会发生美国内战吗？

肯塔基只是美国戏剧化历史中的一小部分。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被告知在这个戏剧中，人类演员试图要做些什么，却很少得知最终的成败。他们成功或失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所占有的土地，后者会对他们的劳作产生不同的回馈。在肯塔基的案例中，我们甚至不知道蓝草来自哪里——它们是本地的物种，还是来自欧洲的偷渡者？

我们后来才知道的西南部地区，与野藤条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的拓荒者同样勇敢、充满智慧、不屈不挠。拓荒者占据这个地区后，没有带来蓝草，也没有带来能够经受得住猛烈垦荒的其他植物。在放牧过后，越来越多毫无价值的草地、灌木丛和野草占据了这里，令这个地区回到了一种不稳定平衡的状况。每一次植物种类的衰减都会造成侵蚀，而每一次侵蚀，又会导致植物种类的进一步衰减。于是，便有了今天这样的结果：不单植物和土壤，就生存于其上的动物群落也开始退化了。早期的拓荒者并没有预料到这个问题：在新墨西哥，有些人甚至在沼泽地挖壕沟来加速这种恶化。环境恶化的过程如此微妙，以至于当地居住者很少意识到这个问题，旅行者更是视而不见。对于后者而言，这种被毁坏的景色依然是丰富多彩且令人陶醉的，而事实上，当地的景色与1848年相比已逊色太多。

以前，这种相同的景观曾一度被“开发”过，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普韦布洛的印第安人曾定居在西南部，他们恰巧是不养殖家畜的部族。虽然他们的文明灭绝了，但并非土地恶化的罪过。

在印度，人们是在没有形成草甸的不毛之地定居的，他们显然没有破坏土地，只是以简单的权宜之计将草带给了牛儿，没有反其道而行。这让我怀疑，他们的做法究竟是大有深意，还是碰巧为之？

总而言之，植物的演替左右着历史的进程，且不说这种演进的好与坏，拓荒者以其先例向我们证明，植物演替是真实存在于土地之上的。历史学所讲授的，不正是这种精神吗？如果能够让“土地-群体”的观念深入人类的认知，我想正是如此。

生态良知

自然资源保护是人类与土地之间实现和谐发展的一种状态。尽管对此的宣传已历经将近一个世纪，进展却如蜗牛爬行一般缓慢，自然资源保护依然停留于纸面的虔诚和公开的雄辩上。回顾过去40年的自然资源保护历程，简直一曝十寒。

走出这种困境的办法，通常就是进行更多的“自然资源保护教育”。我想，没有人会对此提出质疑，但是我们确定我们需要增加的仅仅是教育的量吗？在教育的内容方面，难道我们就不缺一些什么吗？

对于教育的内容，直接给出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根据我个人对其的理解，它应该是这个样子：遵守法律，行使投票的权利，参加一些专业化组织，并在自己的土地上身体力行地去做一些有益于自然资源保护的事情。除此以外的工作，就交由政府来做吧。

是否这个经验模式太过简单，以至于不能实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这里没有界定正确与错误，没有指明义务，也不需要做出任何牺牲，这也便意味着，当下的价值哲学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就土地使用而言，它所倡导的不过是开明的利己主义。这样的教育会把我们带到多远的地方？透过这个例子，我们可能会找到部分答案。

在1930年，除了那些对生态学熟视无睹的人之外，所有的人都已经变得非常清醒：威斯康星西南部的地表土壤正在向大海流失。1933年，农民们被告知，如果他们连续5年采取某些补救措施，国家将派遣民间护林保土队协助他们，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机械和材料。这个提议被广泛地接受了，但当5年的合同期届满后，那些补救措施却大多被人们抛诸脑后。而对于农民来说，只有那些能即刻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的举措才能实施下去。

这些举措的失败却滋生了另一个想法：假使农民们自己制定规则，他们可能会学得更快。于是，1937年威斯康星的立法机构通过了土壤保护区法令，实际上是在告知农民：

若您为土地利用制订自己的规则，政府将会为您提供免费的技术服务，并为您所需的机械提供专门的贷款。每个郡县自行制订的土地利用规则，皆具备相应的法律效力。

几乎所有郡县都响应了政府的提议，并接受了政府给予的帮助，但这项举措在推行了10年之后，却没有一个郡县制订出属于自己的规则。在此举推行的过程中，我们虽然在条带耕种、牧场更新和撒播石灰改良土壤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人们却从不在林地边插设栅栏以阻止放牧，也从不将耕牛和犁头赶出坡地。简而言之，农民们选择的是那些对自己有利可图的补救措施，丝毫不会考虑那些对群体有益但对自己无利的措施。

当有人问及，为什么没有制订相关规则时，他们总是这样回答：公众尚没有为支持这些规则做好准备，教育应当先于规则。但实际上，在教育普及的过程中，除了那些心口相传的利己主义外，它并未提及对土地的义务。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我们接受的教育越多，拥有的土壤和健康的森林就越少，1937年那样的洪灾(56)频频出现。

此种境况之下，令人困惑的地方在于，那些存在于利己主义之外的义务，被想当然地等同于社区捐建道路、学校、教堂，以及赞助棒球队这一类事情。但是，在改善水土侵蚀或是在保留农场景观的美丽和多样性方面，相关的义务却并非理所当然，也没有人严肃认真地讨论过。土地使用的伦理，仍然完全受制于经济上的利己主义，这跟一个世纪以前的社会伦理并无二致。

总之，我们曾要求农民为挽救自己的土地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他们所做的却只有这些，也只能有这么多。某位农民砍倒了山坡上75%的林地，将牛群放养到被砍伐过的林间空地上，任雨水将石块和土壤带进当地的小溪，但他仍然是——若他别无瑕疵——本乡令人尊重的一员。如果他在农田里撒播石灰，采用等高线种植法，那么，他仍然可以享有自己在土壤保护区中的特权和薪酬。土壤保护区是社会机器的美丽组成部分，却被自身的两个气缸呛得要命。因为我们过于胆怯，且急功近利，从未能告诉农民们真正的义务是什么。没有良知的义务已经毫无意义，而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便是将人的社会良知带到土地上。

伦理学之所以没有发生重要的改变，就是因为我们在思想上，在忠诚度上，在感情以及在信念上，还没有一种内在的改变。实践证明，自然资源保护之所以没有触及这些行为的基础，是因为我们在哲学和信念中尚不曾听说过它的存在。我们试图让自然资源保护变得简单一些，结果却将它弄得皮毛肤浅。

土地伦理的托词

当历史的逻辑渴望面包时，我们却拿出一块石头，且费尽心机地去解释它和那块面包有多么相似。眼下，我所要描述的就是那些取代了土地伦理的石头。

将资源保护系统完全建立在经济动机基础之上，存在着一个基本弱点，即：土地共同体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是没有经济价值的。野花和黄莺就是例子。在产于威斯康星的22000种高等动植物中，可以用来出售、食用，或作其他经济用途的动植物，是否可以占到5%？不过，既然此外的生物也是群落的成员，而倘若——我认为正是如此——这一生物群落的稳定取决于它的整体性，那么，它们也是有权利延续下去的。

当这些没有经济价值的某一种属受到威胁时，而它恰好是我们所喜欢的属种，那么，我们便会为其虚构一些托词，并赋予它经济上的重要价值。

20世纪之初，人们料想黄莺会消失。于是鸟类学家们便立即站了出来提出营救措施，并拿出一些并不可靠的证据：如果鸟类不能有效控制昆虫，那么，到头来昆虫就会把我们吃掉。他们为了使这些措施产生效用，不得不使其证据具有经济意义。

今天，当读到这些迂回累赘的陈述是很痛苦的。虽然说我们尚未有土地伦理，但我们至少会更靠近这样一个观点：承认鸟儿继续存在的权利，不管它们对我们是否具有经济上的价值。

类似的情况还存在于食肉的哺乳动物、猛禽类和食鱼鸟类。在一段时期内，生物学家们曾过分强调了这样的证据：这些生物通过杀死弱小的动物来保护猎物种群的健康，或者它们为农民控制了啮齿动物，再或者说，它们捕食的对象仅仅是那些毫无价值的物种。这再一次表明，证据必须具有经济价值才是有效用的。也仅仅是在最近的几年，我们才听到了比较诚实的论点，肉食动物也是群落中的成员，没有人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而将它们消灭，不论这种利益是真是假。不幸的是，这种开明的观点仍然只是纸上谈兵。在野外，灭绝肉食动物的行为正在欢快地进行着：在国会法令、自然资源保护部门和许多州立法机关的默许下，我们目睹着灰狼正被赶尽杀绝。

某些树种，由于生长过缓或沽价低廉而难以获得与其他木料相当的收益，被有经济头脑的林业工作者从森林中开除：白杉木、北美落叶松、柏树、山毛榉和铁杉木便是例子。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欧洲的林业是比较先进的，那些非经营性的树种也被认为是本地森林群落中的重要成员，从而被合理地保护了起来。此外，人们发现某些树种——譬如山毛榉——在增强土壤肥力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森林与构成它们的树种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地表植物与动物群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被欧洲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缺乏生态价值，不仅仅是生物物种或者动物群落的特点，有时也是整个生物群落的特点：沼泽地、泥淖、沙丘和“沙漠”便是例子。在此情况之下，我们的经验是将它们纳入到政府的保护范畴之内，让它们作为避难所、遗迹或者园林而被保护起来。但当我们把这种经验式付诸行动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困难：这些群体之上通常分散着一些具有较高价值的私人土地，政府不可能对之征收或控制。最终，我们只好任这些的群体大面积地消失了。如果私人所有者具有生态学意识的话，那么，他便会自豪地成为这些区域的合理监护人，而这些区域将会为他的农场和社区增添一些多样且美好的东西。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无用之地”缺乏经济价值的看法，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人们总是在毁掉了大部分土地之后，才恍然意识到这一点。对于这种悔之莫及的情形，最恰当的例子便是：现在人们争抢着往麝鼠沼泽地里注水。

在美国，自然资源保护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即将那些私人土地所有者所没有做到却又必须要做的事情，统统交到政府手上。如今，政府的所有权、经营权、补助金或者监督管理，已被广泛地运用于森林草原管理、土地和流域管理、公园和荒野保护、渔业和候鸟管理等领域，且日后还会向更多的领域扩展。大部分由政府主导的自然资源保护都是适当的，合乎逻辑的，甚至有一些是不可避免的。我并非对此持反对态度，事实上，我把自己大半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此份工作之中。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项事业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所征收的税款是否足以维持各个分支机构的正常运转？政府的自然资源保护工作，会不会像乳齿象一样，因为自身体积过于庞大而变得臃肿不便呢？如果有答案的话，那么答案可能就在于借助土地伦理或是其他力量，将更多的义务分派给私人土地所有者。

工业社会中的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特别是伐木工人和畜牧业者，对政府扩大土地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做法表达了强烈不满，但又明摆着不愿采用当下唯一可行的替代办法：在他们的土地上，自发采取行使一些资源保护举措。

当私有土地所有者被要求去做一些对群体有益但对自己无利的事情时，他们会摊开双手以示自己的反对之意。倘若说，做这些事情需要花掉他们兜里的钞票，有此反应倒也无可厚非，然而若这类工作仅仅需要开明的远见和充裕的时间，他们再推三阻四便很值得争议了。最近几年，用在土地利用上的补贴呈现急剧增长态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政府为自然资源保护教育而设立的一系列机构：国土局，农学院和扩展的服务机构。而据我判断，这些教育机构并未有一语提及土地伦理义务。

总而言之，单纯以经济利己主义为基础的自然资源保护体系是没有指望的，也难以平衡。这个体系很容易忽视并最终根除掉土地群落中的缺乏商业价值的要素，虽然它们——如我们所知——是健康的运行机制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个体系假定，一切生物钟摆的具有经济价值的部件，可以在缺失了没有经济价值的部件的情况下继续工作，而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这个体系倾向于将事情甩给政府，但这些事情却日渐庞大、复杂且琐碎，如此下去，政府也会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针对这种情况，一个显而易见的补救措施便是，私有土地所有者自发地担负起一部分土地伦理义务。

土地金字塔

一种用来补充和指导土地经济关系的伦理，通常需要形成某些对土地的观念，并将其实践为一种生物机制。只有涉及某些我们能察觉，感知，理解，喜爱或者信赖的事物时，我们才说，自己是有道德观的。

通常情况下，自然资源保护教育所使用的观念是“自然生态平衡”。由于某些冗杂且难尽其实的原因，这种比喻手法很难准确地描绘出我们对土地机制知之甚微的现状。生态学上，存在着一个更真实的观念，美其名曰“生物金字塔”。首先，我将简要地介绍一下被视为土地象征的金字塔，稍后再探讨它在土地利用方面给我们的启示。

植物从阳光中获得能量，这些能量在一个被称为植物区系的环路里循环流动，对此，我们可以用一个多层次的金字塔来表示。金字塔的最底层是土壤，其上是植物层，植物层依赖于土壤，昆虫寄居于植物层上，鸟儿和啮齿动物又在昆虫层之上，依此类推，各种动物群体通过不同的方式排列至金字塔的最顶层，它通常是由更大的肉食动物所构成。

同一层次上的物种具有相似性，但是，这种相似性并非表现为它们栖身何处，或是它们看起来有多么相像，而在于它们所吃的食物。每一个连续的层次都依赖于它们下面的层次，由下一层为其提供食物和其他服务；反过来，每一层次又为它上面的层次提供水和其他服务。随着层次的不断提升，每向上一层，物种的数量便会大量地减少。因此，每一只肉食动物都有成百上千只猎物可以任其捕食，而它的猎物又有下一层的成千上万只动物作为捕食对象，下一层的猎物所可以捕食的昆虫，则要数以百万计，而昆虫则会去猎食那些无量数级的植物。这种金字塔式的生态体系，反映了从最顶端到最底层之间的层级数量。人类与熊、浣熊、松鼠一样，共享着中间层，它们既食肉也食蔬菜。

这种依赖其他生物提供食物或者服务的线路，统称为食物链。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原本由“土壤-橡树-鹿-印第安人”组成的食物链，现在已经被“土壤-玉米-牛-农民”这一条所取代。每一个物种，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其实都只是众多食物链条中的一环而已。鹿儿吃掉了上百种不同于橡树的植物，牛儿吃掉了上百种不同于玉米的植物。所以，二者又与其他上百条食物链紧密联系在一起。基于这一金字塔的食物链极其复杂，看起来有些杂乱无章，而它的稳定性却向我们证明，它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化的结构。它的运行依赖于其各个部分的相互合作与竞争。

起初，生命的金字塔是又低又矮的，存在于其上的食物链也是短而简单的。随着物种的不断进化，金字塔一层又一层地不断增加，食物链环也一环扣一环地不断延长。人便是增加金字塔高度和复杂性的数千种物种中的一员。科学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疑问，但至少带给我们一件确定无疑的东西：进化的趋势使生物区系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土地不单单只是土壤，它是土壤、植物以及动物组成的循环线路的能量源泉。食物链是引导能量向上运动的鲜活通道，而生物在死亡和腐烂后又重新回归土壤。能量循环的线路不是封闭的，有些能量在腐烂中消散，有些通过空气得到补充，有些则被贮藏在了土壤、泥炭和生命周期较长的森林中，这是一个迁延不变的环路，就像一支金额慢慢增加的生命周转基金。有些能量会被从山坡上冲下来而损耗掉，但通常来讲，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种损耗完全可以通过对岩石的侵蚀而得到弥补。而这些被冲刷走的能量在海底沉积下来，经历过若干个地质时期后，将重新形成新的大陆和金字塔。

能量向上流动的速度和特征，依赖于植物和动物群落的复杂结构，这同树液沿着树干向上流动依赖于复杂的细胞组织是一个道理。没有这种复杂结构，便不可能有正常的能量循环。所谓结构，是指物种组成要素的特征数量、特征种类及彼此作用。土地的复杂结构和它作为一个能量单位顺畅运行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便构成了它的基本属性。

当线路的某一部分发生变化时，其他部分必须做出调整，以使自己适应于这种变化，不至于中断或者转移能量的流动。进化便是一长串自我诱导的变化，其最终的结果，便是精心设计能量流动机制并延长了它的线路。然而，进化意义上的变化通常是缓慢于局部的，与之相比，人类发明的工具能够掀起空前、迅速而广泛的变化。

有一个变化，发生于动植物群落的结构中。更大的肉食动物被从金字塔的顶端被砍掉了，这令食物链在有史以来，头一次变得更短而不是更长。从其他土地上驯养的物种取代了野生物种，而后者则被移至其他栖息地。在世界范围内的动物和植物区系的联合阵营中，某些物种从病虫害的包围中逃脱出来，有些物种则灭绝了。这种结果几乎很难想象和预见，它们在这个结构中表现出来的调整是难以预知捉摸的。很大程度上，农业科学能够获得发展，得益于新出现的害虫与控制它们的新技术之间的博弈。

另一个变化，则触及动植物间的能量流动，以及能量回归泥土的方式。生产力是土壤接受、储存和释放能量的能力。农业，通过过度透支土壤肥力的方式，或以驯养物种取代本地物种的方式，扰乱了能量流动通道，甚至耗尽了能量储存。当土壤在耗尽它们的储存或者失去它们所固定的有机物质时，水土流失的速度便远远快于其形成的速度。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侵蚀。

水，和土壤一样，也是能量线路的一部分。通过污水或者水坝拦截的方式，工业将保持能量循环所需的动植物排除掉了。

交通带来了另一个基本的改变：生长在一个地方的动植物，现在被带到了另一个地方并被消耗掉，它回归到了另一个地方的土壤中。人们运输汲取自某一地方岩石和空气中的能量，将它储存起来，然后应用于其他的一些地方。我们用氮肥为苗圃中的花草施肥，肥料是从鸟儿的粪便中得来的，而鸟儿是又以赤道另一端的海鱼为食的。因此，以前那种局部性的、相对独立的线路，如今已经被推入世界范围的联合阵营中。

由于人类的占领而逃逸掉的能量，使金字塔的能量循环过程发生了改变。在拓荒年代，这种改变通常会使动植物的生命，不管是野生还是驯养的，呈现出一种生机盎然的假象。这些积聚已久的生物资本的释放，将会掩盖或者延缓一些过激行为所带来的惩罚。

我将土地视为能量循环线路的能量源泉，为的是这样三个基本观点：其一，土地不仅仅是土壤；其二，当地的动植物能够保持能量线路的正常运转，迁入的动植物可能做得到，也可能做不到；其三，人类所带来的改变不同于进化意义上的变化，其所产生的影响，远比我们所想象或预见的要复杂深远。

将这三个观点综合起来，我们便可提出两个基本问题：土地能否实现自我调节以适应新的秩序？仅以较少的过激行为能否实现期望中的改变？

在改变发生时，生物群系忍受过激行为的能力似乎是不同的。比如在西欧，如今的金字塔完全不同于恺撒(57)当年的样子。一些大型动物消失了，森林沼泽变成了草地或是耕地，许多新的植物和动物被引入进来，有些变成了后来的害虫，存留下来的当地动植物在数量和分布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然而土壤还在那里，在营养素的帮助下，仍旧是肥沃的，河水仍旧在正常地奔流，新的结构仍在有序运行着，循环线路中并未表现出故障或紊乱。

因此，西欧拥有一个具有抵抗力的生物区系，它的内在运行是强韧的、有弹性的和具有抵抗力的。不管当初的变化有多么剧烈，而今来看，它的金字塔都发展出了新的应对方式，庇护着人类和大多数的本土生物，使其在此居住无虞。

另外，日本也是目前为止经历了激烈的改变，却没有出现混乱状况的另一地区。

其他大多数的文明区域，以及一些至今尚未开化的区域，从最初的征兆到更深程度的损耗，都显示出程度不同的混乱。在小亚细亚和北非地区，我们对此种混乱状态的判断受到了当地气候变化的影响，而气候变化，则可以同时被视为进一步损耗的原因和结果。在美国，不同地区所呈现的混乱程度也不一样，西南部地区最为混乱，其次是奥沙克及其南部，新英格兰和西北地区情形好一些。而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由于土地得到了较好的使用，反而没有出现混乱。在墨西哥的部分地区，南美洲和澳大利亚，一场激烈的加速土地损耗的行为正在进行中，对于其后果我尚不敢断言。

这几乎显示出了全球范围内的土地利用混乱局面，它看起来和一只染了病的动物差不多，所不同的是，这种混乱并没有完全达到崩塌或死亡的地步。即便土地得以恢复，其中所蕴含的复杂程度也会因此降低，它承载人类、植物和动物的能力也会因此降低。许多当前被认为是“机遇之地”的生物区系，实际上已经靠开发农业生存了。也就是说，它们已经超过了可持续的承载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人口太过于稠密了。

在干旱地区，我们试图通过再利用来弥补土地损耗，却发现期望中的工程寿命通常很是短暂。在我们的西部地区，就连最好的再利用工程也不会持续一个世纪。

历史学和生态学的证据，似乎都在支持这样一个一般性结论：激烈的人工干预模式使用得越少，金字塔在重新调整过程中获得成功的概率就越大。与此同时，人工干预的激烈程度却与人口密度紧密相关，人口越密集的地方通常要求越为激烈的干预。倘若北美洲能够设法控制它的人口密度，那么，它的金字塔将比欧洲的更为持久。

这个结论与我们现行的哲学信条背道而驰，后者假设：既然人类的生活会因人口密度的小幅增长而变得更丰富，那么，倘若人口密度无限增长下去，人类生活便也会无限趋于丰富。然而生态学却知道，没有一种环境可以适应无限增长的人口密度。所有从人口密度中获得的收益，都要受到规模效应递减规律的制约。

不管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等式如何，现在对于我们来说，要了解其间的全部关系都是不可能的。最近，人们在矿物质和维他命营养学研究中的发现，揭露了向上循环中一些不为人知的依赖关系。某种极其微量的物质成分决定了土壤对于植物的价值，从而决定了植物对于动物的价值，这简直难以想象。对于向下的循环过程，这又意味着什么？对于那些正在消失的、我们将其视为美学上的奢华品的物种，又意味着什么？它们曾为建设土壤提供过什么帮助，对土壤的维持有哪些意想不到的重要意义？韦弗教授提议，我们应重新聚集起草原的野花，让那些因风沙侵蚀而荒芜的土壤不再无用。谁知道哪一天，我们会不会出于某种目的，而将鹤儿、秃鹫、水獭和灰熊利用起来？

土地健康和A-B争论

因此，土地伦理反映出了生态良知存在的重要意义，反过来，生态良知则反映出了人们为了土地健康所应肩负的责任。健康是土地自我更新的能力，而资源保护则是我们为理解和保护这种能力所做出的努力。

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因他们之间的分歧而变得声名狼藉。从表面上看，这些分歧似乎只是导致了某种混乱局面，然而当我们经过一番审慎的观察后，我们便可发现，它们实际上揭示出了普遍存在于众多专业领域中的某种分歧。专业领域中的A组认为，土地就是土壤，它的主要功用就是生产产品；而B组则认为，土地是作为一个生物区系而存在的，它的功用相对更广泛一些。但是究竟广泛到何种程度，无疑还处于猜疑阶段。

就我自己所在的领域——林业而言，A组则十分认同这样的观点，即种树和种卷心菜一样，以纤维素作为基本产品。他们觉得没有必要抑制那些过激的行为，因此，他们的意识形态还停留在农业性质方面。另一方面，B组则认为，林业和农业经济存在着根本不同，它在运用自然物种的同时，也在管理着自然环境，而不是再造一个人工的环境。相较之下，B组更崇尚于按照某种原则进行自然生产。他们从生物群系和经济学角度，为栗树物种的消失以及濒危的白洋松而感到担忧。同样，他们也在为一系列次生林的功能负担而忐忑不安：野生动植物、户外休闲娱乐、水域和荒野地区。在我看来，B组所体会到的是一种振奋人心的生态意识。

在野生动植物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分歧。对于A组来说，他们认为的基本产品是户外休闲和肉食，其产量的衡量标准，就是所捕获的野鸡和鳟鱼的数字。如果单位成本允许的话，人工繁殖既可以作为一种永久的依赖，也可以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另一方面，B组则更担心生物群系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细节问题：生产一种猎物会让肉食动物付出怎样的代价？我们是否有必要进一步依赖外来植物？如何管理才能恢复日益衰减的物种，譬如眼下已经难以猎到的草原松鸡？如何才能恢复濒临的稀有物种，如黑嘴天鹅和高鸣鹤？这些管理原则，是否可以复制到野花管理上？和在林业领域存在的分歧一样，我又一次清楚地看到了A-B两种分歧。

在更广阔的农业生产领域，我必须坦白自己没有发言权，但这里看来也存在着某些类似的分歧。在生态学诞生之前，科学农业正积极地向前发展，因此，我们预期的生态学概念要经历一个缓慢渗透的过程。此外，农民们有着改造自然的精湛技术，他们肯定会比护林员和野生动物管理者更为彻底地去改造生物区系。不过，对于标榜“生态耕作”理念的现代农业而言，仍有诸多细节不尽人意。

或许，其中最不尽人意之处在于：新的证据表明，现代农业并非以磅数和吨位来衡量农作物的食物价值，而肥沃土壤里的出产在质量和数量上同样具有优越性。我们可以在贫瘠的土壤里额外施加进口肥料，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却不能增加其作为食物的价值。这个观点最终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分歧，以至于我必须把它留给那些更有能力阐述这个观点的人了。

那些为自己贴上“有机农业”标签的不满者，虽然带有某些狂热崇拜的情绪，但他们还是倾向于任何生物区系。这一点，在他们坚持主张土地以及动植物群系的重要性上表露无遗。

农业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如同土地利用在其他领域一样，很少被公众所所晓。例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几乎很少能意识到，最近几十年来，技术上取得的巨大进步仅仅体现在水泵的改进上，而不是体现在水井的改进上。它们只是简单地重复着用土地换取土地的游戏，却难以阻止土壤肥力下降的事实。

透过这些分歧，我们目睹了同一基本矛盾反复出现的过程：作为征服者的人类与作为子民的生物群体之间的对抗；作为利器研磨者的科学与作为宇宙探照灯的科学之间的对抗；作为被奴役者和佣人的土地与作为集合有机体的土地之间的对抗。在这个时候，罗宾逊对崔斯特瑞姆的忠告(58)，或许可以很好用在作为地质年代物种之一的人类身上：

不论你愿意或是不愿意，

你都是一个国王，崔斯特瑞姆，因为你是

那些离开世界的、经受住了考验的少数人之一，

当他们离去以后，这里便不再一样，

将你所留下的东西做上标记。

结论

我觉得，如果人们对土地没有热爱、尊重和赞美，对它的价值没有予以重视，这样的土地伦理关系将是难以想象的。当然，我所谓的价值，不单单是其经济价值，更在于它此外的更深层次的价值。这种价值，便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哲学意义上的价值。

妨害土地伦理发展的最严重的障碍，大概在于这样一种现实：我们的教育体制和经济体制背道而驰，它不是向着强烈的土地意识发展的。许多中间媒介和不计其数的物质器件，将现代化的人类跟土地分离开来。人类与土地之间并没有形成唇亡齿寒的依赖关系，对于人类而言，土地只不过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长着庄稼的地方。如果让他在这种既非高尔夫球场也非“风景区”的地方游荡一天，他一定会闷得要死。倘若通过溶液培养方式能够比传统耕作更多的农业产出，他一定会选择前者。对他而言，人工合成的替代品，比木材、皮革、羊毛和其他天然土地产品这一类原始的东西要好得多。简言之，土地对他来说已经“过时了”。

对于土地伦理来说，还有一种障碍严重地存在着：农场主仍将土地视作对手，或者将土地视为奴役他的工头。理论上来讲，农业机械化理当解除土地束于农民身上的枷锁，然而事实上，这一点是否正确还存在着争议。

理解土地生态学的必要条件之一便是通晓生态学，但是，这决不意味着生态学可以与“教育”齐头并进，事实上，有些高等教育似乎在刻意地回避着生态学观念。生态学知识的汲取，不一定非要仰仗带有生态学标签的课程，你完全可以从地理学、植物学、农业经济学、历史学或者经济学课程中获得它们。事情本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但不论我们学习带有哪种标签的课程，我们目前所接受的生态学知识都嫌不够。

倘若不是少数人对那些所谓的“现代”潮流所表现出显而易见的反感，土地伦理的主张仍然会显得毫无希望。

很简单，推进土地伦理发展进程的关键一步就在于：不再将合理的土地利用问题仅仅看作一个经济问题。我们在从经济学角度审视每一个问题的同时，也应从伦理和审美学的角度去看待它。如果一件事情着眼于保护生物群落的完整性、稳定性和美感时，那么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它就是错误的。

当然，毋庸置疑，我们能为土地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必然会受到经济条件的牵掣。这种制约机制是一直存在的，未来也会存在下去。经济决定论的错误观点已经套在了我们大家的脖子上，它认为经济决定着全部的土地使用行为。我们现在需要去挣脱它，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众多关于土地使用的行动和态度，其中也包括大部分的土地关系，都是由土地使用者的偏好和态度来决定的，而非取决于他们的荷包。绝大多数的土地关系依赖于投资时机、深谋远虑、技能和信仰，而不是投资时的现金。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土地使用者，他应该这样想，也应该这样做。

我有意将土地伦理描述为一种社会演进的产物，是因为没有什么事情会像伦理这般重要，却又不可“记录”。唯有最肤浅的历史的学生才会认为，伦理就是摩西所记下的“十诫”。“摩西十诫”萃取自某个群体的思想，而摩西不过作为这场“研讨会”的书记员，写下了暂时性的总结而已。之所说“暂时”，是因为演变从未停止过。

土地伦理演进的过程，同时也是知性和感性演进的过程。按照良好意愿所塑造的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被证明一无用处，甚至十分危险，因为它缺乏对土地及其经济性的批判理解。在我看来，当伦理的边界从个体扩展到群体时，其所囊括的知识也随之增加。

对于任何伦理而言，其运行机制都是相同的，都包括社会对正确行为的认同，以及对错误行为的反对。

总的来说，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态度和工具的问题。我们正在用蒸汽挖掘机和引以为豪的创造力改变着阿尔罕布拉，我们很难放弃这一机械，毕竟它有许多其他工具无法比拟的优点，但是我们也应该以更温和、客观的标准，对它的功用做出评价。

附录：专有名词对照表

动物

Skunk 臭鼬

Chickadee 无冠山雀

Muskrat 麝鼠

Meadow mouse 田鼠

Rough-legged hawk 毛脚鹰

Kingfisher 翠鸟

Rabbit 兔子

Buck 雄鹿

Marten 美洲貂

Pheasant 雉尾鸡

Sawfly 锯蝇

Cougar 美洲狮

Lynx 山猫

Goshawk 苍鹰

Grouse 松鸡

Passenger pigeon 旅鸽

Smelt 胡瓜鱼

Bluebirds 蓝色知更鸟

Chinch bugs 麦虱

Grubs 蛴螬

Carp 鲤鱼

Blue-winged teal 蓝翅水鸭

Atlantic salmon 大西洋鲑鱼

Wisconsin turkey 威斯康星火鸡

Wisconsin elk 威斯康星大角鹿

Geese 大雁

Cardinal 红雀

Chipmunk 花栗鼠

Cottontail 棉尾兔

Coot 白冠鸡

Redwing 红翼鸫

Rail 秧鸡

A ruffed grouse 披肩鸡

June beetles 六月鳃角金龟

Woodcock 丘鹬

Nighthawk 夜鹰

Meadowlarks 草地鹨

Redwing 红翼鸫

Upland plover 高原鹬

Snipe 沙锥鸟

Trout 鳟鱼

Chub 白鲑

Whitethroat 白喉莺

Field sparrow 原野春雀

Robin 知更鸟

Oriole 黄鹂

Indigo bunting 靛蓝海鹀

Bluebird 蓝鸲

Wren 鹪鹩

Coon 浣熊

Mink 水貂

Heron 苍鹭

Wood duck 林鸳鸯
junco 灯芯草雀

Horned owls 大雕鸮

Mallard 绿头鸭

Widgeon 赤颈鸭

Bluebill 蓝嘴鸭

Partridge 松鸡

Jacksnipe 姬鹬

Marsh hawk 白尾鹞

Gull 海鸥

Wasp 胡蜂

Oyster >蠔壳虫

Woodpecker 冠红啄木鸟

Jay >橿鸟

Prothonotary warbler 蓝翅黄森莺

Cottontail 白尾灰兔

Weevil 大松象虫

Kinglet 戴菊鸟

Sparrow hawk 食雀鹰

Screech owl 鸣角鸮

Shrike 百舌鸟

Saw-whet owl 棕榈鬼鸮

Nuthatch 五子雀

Tree sparrow 树雀

Gyrfalcon 矛隼

Mare 牝马

Beaver 海狸

Mammoth 猛犸象

Muskellunge 大梭鱼

Bass 鲈鱼

Sturgeon 鲟鱼

Merganser 秋沙鸭

Nutcracker 星鸦

Tassel-eared squirrel 缨松鼠

Coyote 郊狼

Blue jay 冠蓝鸦

Whisky-jack 灰噪鸦

Thick-billed Parrot 厚嘴鹦鹉

Gambel quail 黑腹翎鹑

Cormorant 鸬鹚

Mullet 胭脂鱼

Avocet 红脯反嘴鹬

Willet 北美鹬

Yellowlegs 黄足鹞

Mallard 绿头鸭

Widgeon 赤颈鸭

Teal sprang 短颈野鸭

Beetle 水甲虫

Burro deer 黑尾鹿

El tigre. 美洲豹

Buzzard 美洲鹫

Sandhill 沙丘鹤

Starling 欧椋鸟

Pelican 鹈鹕

Duckhawk 游隼

Godwit 塍鹬

Western grebe 北美>鸊鷉

Wren 鹪鹩

Minnow 米诺鱼

Warblers 鸣鸟

Tern 燕鸥

Song sparrow 北美歌雀

Caribou 北美驯鹿

Prairie dog 土拨鼠

Ground squirrel 地松鼠

Trumpeter swan 黑嘴天鹅

Whooping crane 高鸣鹤

植物

Oak seedlings 橡树苗

Driftwood 浮木

Cone-flowers 雏菊

Prairie clovers 草原苜蓿

Elm 榆树

Quackgrass 匍匐冰草

Pasque 白头翁

Draba 葶苈

Bur Oak 大果橡

Hickory 山核桃树

Alder 桤木

Fern 羊齿叶

Jewel-weed 凤仙花

Nettles 荨麻

Jack pine 北美短叶松

Milkweed 马利筋

Spiderwort 鸭跖草

Wood duck 梭鱼草

Alfalfa blooms 紫花苜蓿

Veronica 婆婆纳草

Wild lettuce 野莴苣

Spruce 云杉

Geranium 天竺葵

Compass plant 磁石草

Shooting-star 折瓣花

Aster 紫苑

Mimulu 沟酸浆

Dragon-head 龙头草

Sagittaria 慈姑花

Cardinal flower 红花半边莲

Tamarack 美洲落叶松

Dogwood 山茱萸

Bramble 树莓

Blackbarry 覆盆子

Sedge 莎草

White pine 白洋松

Red birch 红桦

Arbutus 野草莓树

Indian pipe 印第安纳水晶兰

Pyrola 鹿蹄草

Twin flower 北极花

Orchid 兰花

Lady sslipper 仙女鞋

Cottonwood 三叶杨

Wahoo 卫矛

Dogwood 红山茱萸

Prickly ash 美洲花椒

Hazel 榛树

Bittersweet 白英

Ivy vine 心叶蛇葡萄

Hawthorn 山楂树

Basswood 椴树

Ragweed 打猪草

Maple 枫树

Oak gall 橡树瘿

Bud scales 芽鳞

Nightshade 龙葵

Fig 无花果

Goldenrod 黄花

Flowering spurge 花大戟

Sweet fern 香橛木

Sphagnum moss 泥炭藓

Leatherleaf 羽叶

Bluejoint 拂子茅草

Cranberry 蔓越橘

Buckwheat 荞麦

Lupine 羽扇豆

Sandwort 鹅不食

Begonia 秋海棠

Linaria 柳穿鱼草

Bluestem 须芒草

Grama 格兰马草

Spiderwort 紫露草

Sporobolus 鼠尾栗草

Bush clover 胡枝子

Lead-plant 灰毛紫穗槐

Baptisia 野靛草

Peonies 牡丹花

Sugar maple 糖枫树

Hemlock 铁杉木

Cottonwood 三角叶杨

Baptisia 紫靛草

Quack grass 庸医草

Dogfennel 毛叶泽兰

Sowthistle 苦苣菜

Cedar 雪松

Bluebell 蓝铃花

Frijole 菜豆

Grama grass 惠穗草

Juniper 刺柏

Mesquite 牧豆树

Tornillo 山芝麻

Foxtail 狐尾草

Crabgrass 马唐草

Bunchgrass 丛生禾草

Sagebrush 山艾树

Bitterbrush 蔷薇草

Russian thistle 俄国钾猪毛草

Sago 西米椰子

Beech 欧洲的山毛榉

Yew 紫杉木

Ground hemlock 红豆杉

Mountain mahogany 山桃花心木

Cliff rose 海石竹

人名

Professor Babcock 巴布科克教授

W. H. Henry W. H. 亨利

Increase A Lapham 英克里斯. A. 拉帕姆

John Muir 约翰·缪尔

Jonathan Carver 乔纳森·卡夫

Bill Feeney 比尔菲尼

Noah 诺亚

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

Kublai Khan 忽必烈

Marco Polo 马可波罗

Changanor 查干诺尔

Bengt Berg 本特·贝里

Darwin 达尔文

Vannevar Bush 万尼瓦尔·布什

DuPont 杜邦

Paul Bunyan 保罗·班扬

George Rogers Clark 乔治·罗杰兹·克拉克

Hernando de Alarcón 埃尔南多·德·阿拉孔

Kipling 吉卜林

Alexander Pattie 亚历山大·帕蒂

Peter Kalm 彼得·卡尔姆

Daniel Boone 丹尼尔·布恩

Theodore Roosevelt 西奥多·罗斯福

Stewart Edward White 斯图亚特·爱德华·怀特

Margaret Morse Nice 玛格丽特·莫尔斯·尼斯

Charles L. Broley 查尔斯. L. 布罗姆利

Norman 诺尔曼

Stuart Criddle 斯图亚特·克里德尔

Elliott S. Barker 艾略特. L. 巴克

Xenophon 色诺芬

Errington 埃林顿

Cabeza de Vaca 卡韦萨·德·巴卡

J. E. Weaver 杰·伊·韦弗

Togrediak 多哥瑞迪克

James Capen Adams 詹姆斯·卡彭·亚当斯

Odysseus 奥德修斯

Ezekiel 以西结

Isaiah 以赛亚

Abraham 亚伯拉罕

Kenton 肯顿

Caesar 恺撒

Robinson 罗宾逊

Tristram 崔斯特瑞姆

地名

Wisconsin 威斯康星

Waukesha County 瓦克夏郡

Horicon Marsh 荷里康沼泽

Great Lakes 北美五大湖

Babcock 巴布科克

Village of Spooner 斯普纳镇

Wisconsin River 威斯康星河

Lake Mendota 曼多塔湖

Sauk Rapids 索克拉匹兹

Muskego Lake 马斯克戈湖

York Prairie 约克草原

Devil s Lake 戴威尔湖

Siberian Steppe 西伯利亚大草原

Euphrates 幼发拉底河

Volga 伏尔加河

Nile 尼罗河

Murmansk 摩尔曼斯克

Lincolnshire 林肯郡

Spitsbergen 斯匹次卑尔根

Currituck 卡瑞托克

Labrador 拉布拉多

Matamuskeet 曼塔木斯基

Ungava 莱昂加瓦

Horseshoe Lake 马蹄湖

Hudson s Bay 哈得逊湾

Avery Island 艾弗里岛

Baffin Land 巴芬岛

Mackenzie 麦肯齐河

Sacramento 萨克拉门托

Yukon 育空河

Lake Superior 苏必利尔湖

Blue Mounds 布卢·芒德斯

Marquette County 马凯特县

Pampas 潘帕斯草原

Adams County 亚当斯县

Baraboo Hills 巴拉布山

Minnesota 明尼苏达

Escudilla 埃斯库迪拉山

Blue River 蓝河峡谷

Whisky-jack 马德雷山脉

Amritsar 阿姆利则

San Pedro Mártir 圣佩德罗·马迪尔山脉

Sierra 雪乐山

Idaho 爱达荷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

Manitoba 马尼托巴胡

Clandeboye 克兰德博耶

Lake Agassiz 阿加西斯湖

Athabasca 亚大巴斯卡河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

Kaibab 凯巴布高原

Maplehemlock 阿巴拉契亚山脉

Adirondack 阿迪朗达克

Montana 蒙大拿

Chihuahua 奇瓦瓦

Carpathians 喀尔巴阡山

Pueblo 普韦布洛

Louisiana 路易斯安那

Asia Minor 小亚细亚

Ozarks 奥沙克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

Alhambra 阿尔罕布拉

Wyalusing 怀厄卢辛

其他

Pleistocene 更新世
post-Victorian 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
the ice age 冰河纪

Eocene 第三纪始新世

CCC （美国）民间护林保土队

Cro-Magnon 克鲁马努人

Babbittian time 巴比特时代

Green River Soil Conservation Distric 格林河土壤保护区

注释

1 南北战争：1861年4月12日—1865年4月9日，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内战，参战双方为北方和南方的州，战争最终以南北和谈结束。

2 大篷车，泛指美国西进运动中的滚滚车流，西进运动是美国东部居民向西部地区迁移和进行开发的群众性运动，始于18世纪末，终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3 《巴比特》是美国20世纪早期著名现实主义讽刺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的作品，其通过对主人公中产阶级商人巴比特这个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敏锐地揭示了美国20世纪20年代物质至上的商业社会对人性的剥夺。

4 佩什蒂戈大火，被称为美国历史上十大自然灾害之一，1871年的佩什蒂戈大火将方圆100多万英亩的林地化为灰烬，12个村镇受到牵连，约1200人丧生。

5 芝加哥大火，1871年10月8日21点45分，芝加哥的星期天夜晚，一头倔强的奶牛踢翻了放在草堆上的油灯，制造了惨绝人寰震惊世界的火灾。30小时的恶梦几乎摧毁了当时美国发展最快的城市，据官方统计，这次大火使10万人无家可归，300人丧命，死伤牲畜不计其数，间接损失更无法估算。

6 英克里斯. A. 拉帕姆（Increase Allen Lapham，1811—1875），美国著名地质学家。

7 这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以希腊字母为名称的兄弟社团，创建于1776年12月5日，原是威廉与玛丽学院校内的一个秘密文哲性社团，同时也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生团体中的文理兼备的荣誉社团。

8 乔纳森·卡夫（Jonathan Carver，1732—1780），美国著名旅行家，著有《美国内陆游记》一书。

9 1916年美国与英国签署候鸟保护条约，并于两年后制定候鸟保护条约法案，利用联邦宪法规定的政府对外签约权利以及联邦法律至上条款，强制地方政府遵守更为严格的保护候鸟的联邦法律。

10 黑鹰（Black Hawk ，1767—1838），北美印第安人苏克和福克斯部族领袖，1832年曾领导反对美国政府的黑鹰战争。

11 此处及以下，有对《旧约·创世纪》的明显引用和对比。

12 Flatiron Building，建于1902年，原名Fuller Building，是纽约最高楼之一，也是标志性摩天大楼之一。因为形状似熨斗（cloth iron）而得名。

13 即腓特烈一世，又名“红胡子”，为霍亨斯陶芬王朝(1152年—1190年）的国王。

14 即匈奴“废都”白城子，位于毛乌素沙漠的边缘，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15 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内容丰富，规模宏大，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

16 “各路打着不同字母简写名号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当时的资源环保机构多采用简写名字，例如民间护林保土队的简写为CCC，国家资源管理局的简写为NRA，等等，作者在此认为他们的工作言过其实。

17 美国人在威斯康星州立怀厄卢辛(Wyalusing)公园为旅鸽设立的纪念碑，上面写着：“该物种因人类的贪婪和自私而绝灭。”

18 即杜邦公司的创始人尤金.杜邦，他于1802年创立了杜邦公司，200年前，杜邦主要是一家生产黑火药的公司，大约100前年，它的业务重心转向全球的化学制品、材料和能源。

19 万尼瓦尔·布什，二战时期美国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之一，因其在信息技术领域多方面的贡献和超人远见，获得了“信息时代的教父”的美誉。

20 保罗·班扬，美国传说中的英雄，他是个伐木工，住在美国西北的伐木营地里，他由于力大无穷，伐木快如割草而威震四方。

21 意指埋于河床淤泥之中的优质松树。

22 俄勒冈州是美国的木材之都，全州土地约有一半覆盖森林，森林工业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23 英格兰东北沿岸的第一大港，纽卡斯尔的财富先后来自羊毛和煤炭两大行业。英文中有句俚语：运煤去纽卡斯尔，比喻办事的方法和目的南辕北辙，不过这从中也可以看出煤炭在纽卡斯尔的发展上所占的份量。

24 乔治·罗杰兹·克拉克（1752—1812），美国独立战争将领，后来威斯康星的克拉克县以其名字命名。

25 蒲式耳是一个计量单位，它是一种定量容器，好像我国旧时的斗、升等计量容器。1蒲式耳油料或谷类的重量各异，即使同一种油料或谷物，也因不同品种或产地实际换算有些差别，对玉米来说，1蒲式耳为25.401公斤。

26 亨利·福特（1863—1947），美国汽车工程师与企业家，福特汽车公司的建立者，他是世界上第一位使用流水线大批量生产汽车的人。

27 英美人的常用名，此处用以代指狩猎者们。

28 《新约》的最后一卷经文，语多神秘，是关于灾祸、天象的种种预言，中有骑马者打开卷轴的情景。

29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美国作家、哲学家，超验主义代表人物，也是一位废奴主义及自然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倾向，曾任职土地勘测员，著有《瓦尔登湖》。

30 指那只大熊。

31 圣·乔治，天主教圣徒，常以屠龙英雄的形象出现于西方的文艺作品中。

32 马德雷山脉是墨西哥的主要山脉，泛指从东、西、南三面环绕墨西哥高原的三条山脉的总称。

33 埃尔南多·德·阿拉孔，西班牙航海家，卒于1541年。

34 出自《圣经·诗篇》第二十三篇。

35 吉卜林（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生于印度孟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有《丛林故事》。

36 阿姆利则，位于印度西北旁遮普邦的一座重要城市，印度语中意为“花蜜池塘”；它不仅是印度边境的要塞，也是锡克教的圣城。

37 马其顿方阵，是一种早期步兵作战时的战术，在伊萨斯之战和高伽米拉会战后，马其顿方阵的威名传遍了古代地中海区域。

38 维特根斯坦曾提到一个开放式概念“游戏”，他否认将竞争或输赢等特征作为“游戏”的必要或充分条件。

39 以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作比喻，预示这是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斗。

40 黑斯廷斯战役，1066年10月14日，哈罗德国王的盎格鲁—撒克逊军队和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的军队在黑斯廷斯（英国东萨塞克斯郡濒临加来海峡的城市）进行的一场交战。

41 意指中世纪公鹿之多，能够满足封建贵族们的虚荣。

42 丹尼尔·布恩（1734—1820），肯塔基州垦荒先驱，也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拓荒者之一。

43 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昵称泰迪（Teddy），美国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美国第26任总统。罗斯福是第一位对环境保护有长远考量的总统，在猎人和渔民阶层获得了广泛支持。

44 斯图亚特·爱德华·怀特（1873—1946），美国著名作家，代表作为《亚利桑那之夜》、《山脉》。

45 色诺芬(公元前427—前355)，古希腊历史学家、作家，苏格拉底的弟子。

46 美国生物学家。

47 韦萨·德·巴卡（1500—1564），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探险家，曾浪迹美国南部地区约9年时间。

48 刘易斯（1774—1809），美国探险家、军人和公共管理者。

49 克拉克（1770—1838），苏格兰裔美国探险家，美国革命战争形象乔治·罗杰斯·克拉克的弟弟。刘易斯与克拉克的远征发生于1804年至1806年间，是美国国内首次横越大陆西抵太平洋沿岸的往返考察活动。

50 奥德修斯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他是希腊西部伊塔卡岛之王，曾参加特洛伊战争。

51 特洛伊战争，是一场以阿伽门农、阿喀琉斯为首的希腊军队与以赫克托尔、帕里斯为首的特洛伊军队之间的十年攻城战，最终以后者的失败告终。

52 古乳齿象的化石时期，大约为晚始新世至早渐新世。

53 摩西十诫，根据《圣经》记载，是上帝耶和华借由先知和首领摩西向以色列族颁布的十大首要律法，这大概是公元前1500年的事情。

54 以西结和以赛亚，均为以色列族的先知。

55 1803年，美国从法国手里购买面积达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路易斯安那，使美国的领土扩大到墨西哥湾。

56 1937年1月27日，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历史上最严重的水灾使将近100万人无家可归，数百人死亡。

57 恺撒（前100—前44），罗马帝国的奠基者，被一些历史学家视为罗马帝国的无冕帝王。

58 罗宾逊，即埃德温·阿林顿·罗宾逊（1869—1935），新英格兰人，曾三次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崔斯特瑞姆》便是他第三次获得该奖时的作品。崔斯特瑞姆，中古传说中的人物，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之一，他爱慕马克王的妻子婍瑟，因而成为很多浪漫故事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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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9413号

瓦尔登湖 /（美）梭罗著；王燕珍译 .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640-9717-2

Ⅰ.瓦… Ⅱ.梭… 王… Ⅲ.散文集－美国－近代 Ⅳ.I712.64

出版发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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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数／250千字

版　　次／2015年1月第1版/

责任编辑／张晓蕾

文案编辑／朱 喜

责任校对／陈 玉

责任印制／边心超

Henry David Thoreau
1854

经济篇

下面的这些章节，确切地说，是这些章节的大部分，是我之前就写好了的。当时，我独自居住在靠近瓦尔登湖畔的一所小房子里。房子是我亲手搭建起来的，位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的一片林地上，附近一英里一个别的住户也没有。我在那里居住了两年零两个月，期间完全靠着我双手的劳动过活。当然，我现在重又回到文明社会中来了。

回来以后，村镇上总有人询问我当时的生活情况，若非如此，我也不会拿我的事儿来过多地烦扰读者你们。有些人认为他们对我这般刨根问底实在是太过无礼，不过，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我觉得他们对我百般询问倒也在情理之中。有些人询问我主要吃些什么啊，是不是感到孤单啊，一个人会不会害怕啊，等等之类的问题。还有些人想知道我拿出多少钱来捐赠给慈善事业，家里孩子比较多的家长则想知道我收养过多少贫困的孩子。要是我在书中就这些个人问题给予解答，还请对我本人不感兴趣的读者不要介意。大部分书会把“我”或者第一人称省略掉，但是这本书不会。这也是本书与其他书最大的不同，即本书是以“我”为中心讲述的。不管我们看什么书，都是第一人称“我”在向我们讲述，这一点似乎总是被我们所忽略。要是有那么一个人，我了解他就如同了解我自己，那我也就不会说这么多有关自己的事儿了。但是很遗憾，由于我的生活阅历太过浅薄，没有什么十分了解的人，所以只能说说我自己了。此外，我个人希望，作家不要总写一些各处听来的他人事迹，也应该简单真诚地讲讲自己的生活，然后把其作品从远方送到读者手里。之所以要从远方送来，是因为在我看来，他果真生活得很真诚的话，那必定是生活在遥远的地方的。本书或许会更适合那些贫穷的学生来阅读，至于其他的读者，就请根据个人情况能接受多少就接受多少吧。我相信，没有人会把过小的衣服硬往自己身上套的，毕竟，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嘛。

我想要讲述的，无关中国人和夏威夷人，而是关于你们的，住在新英格兰(1)的读者们。我想说说你们的境况，尤其是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镇子上生活的一些外部境况，比如，你们生活在怎样的境况下，你们的生活境况为什么会如此糟糕，以及是否有改善的可能。我在康科德镇是到处转过的，在我看来，这里各处的镇民，不管是在商店、办公场所，还是在农田里，都在以种种惊人的方式过着苦修的生活。我曾听说过婆罗门教教徒苦修的方式，比如：四面朝火坐着，同时仰望太阳；或者头朝下倒挂在烈火之上；或者扭着头仰望苍穹，一直保持这个姿势不变，直到最后“脖子再也无法扭转过来，只能靠吃些流食维持生命”；或者用铁链把自己禁锢在树上，终其一生都在树下度过；或者像毛毛虫那样，匍匐而行，用自己的身体丈量广大帝国的疆域；或者在柱子顶端，单脚站立。不过和我每天见到的康科德镇镇民的苦修相比，婆罗门教教徒这些有意识的苦修行为就没什么了不起的了。在我的邻居们所从事的苦役面前，赫拉克勒斯(2)所做的那十二件苦役也根本就不算什么。因为他的苦役只有十二件，总会有做完的时候，但是我就从来没见过我的邻人宰杀或逮捕过什么野兽，也没见他们做完一件什么苦役。更何况，赫拉克勒斯还有伊俄拉斯这样的朋友呢，帮他用烙铁去烫那被割掉脑袋的九头兽，要不然，被割掉一个脑袋，那怪物还会再冒出两个脑袋来。

我看到镇上很多年轻人，他们从长辈那里继承到农场、房屋、谷仓、牲畜以及各种农具。殊不知，这正是他们的不幸所在。因为这些东西，到手容易脱手难。如果他们出生在开阔的牧场上，由狼哺乳长大，那么，对于终生劳役的这片土地，他们或许还能看得更透彻一些。是谁把他们禁锢在了这片土地上，一生奴役？明明他们分配到的食物是一撮泥土，为什么要去吞噬六十英亩的土地？为什么他们从一出生就要开始为自己挖坟掘墓？他们不得不像其他人那样，带着他们所有的财产在人生的道路上行走前进，而且还得尽量走得好才行。这种可怜家伙，我遇见过无数个。七十五英尺长及四十英尺宽的谷仓、从不清洗的棚舍、一百英亩的田地、牧场，还有林地，这些东西他们要一样不少地带着上路，同时还要忙于耕作和放牧，生命的重担几乎要把他们压垮埋葬。相比之下，那些没能继承到什么财产的人，他们倒不会被上代人的财产所羁绊，不过也照样得辛苦劳役，来维系他们的方尺血肉之躯。殊不知，人们所投身的这种劳役却没有丝毫意义，他们最好的年华都在辛苦耕作中白白流失掉了。他们终其一生都在辛苦奔波，人生似乎就是要为“必需品”而奋斗的，正如一本旧书上所说，人们不断地储存财物，然而这些财物最终要么会遭蛀虫啃食、锈菌吞噬，要么会遭盗贼洗劫一空。他们早晚会意识到，这种生活是多么的愚蠢。据说，宙斯发洪水毁灭人类后，丢卡利翁(3)和皮拉受神谕启示把石头扔到身后，创造了新人类。有两句拉丁文记载说：

Inde genus durum sumus，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

罗利(4)将其翻译成：

尔后，人心坚如钢铁，苦心志，忍艰难；

何以为此？为其岩石之质尔。

把石头扔到身后，甚至都不去看它落在何处，这真是对荒唐神谕的盲目听从。

大部分人，即使是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度，都因为自己的无知和误解，整日地为一些无谓的事所烦忧，忙于毫无意义的劳作。因为过度的劳作，他们的双手变得笨拙生硬，再也无法去采摘品尝人生更甜美的果实。事实是，整天忙于劳作的人也根本没有闲暇去享受完整的生命，没有时间去和亲朋好友联络情感，此外，就连他的劳动在市场上也会贬值。他就像一台机器，不停地做着机械的劳动，一刻也不能停歇。他如此频繁地卖弄自己的“学识”，又怎能意识到自己其实是靠着无知在过活呢？我们要想对他作出评判，就得首先用充足的食物喂养他，用华美的衣物包裹他，然后还得用甜美的果汁滋润他。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就像果实上的早霜，需要我们最温柔的呵护，才能得以保存。然而，不管是对己还是对人，我们从不曾真正温柔过。

我知道，你们中的有些人并不富有，日子过得很艰辛，经常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我深信，有些读者甚至连买饭的钱也没有，更别提为自己买件新衣、买双鞋了，虽然你们身上的衣服早已磨旧穿破。就连阅读这本书的时间，或许也是你们工作中忙里偷闲，好容易挤出来的那么一小时。你们卑微低下的生活又怎能逃得过我的双眼，我这双眼睛早已被生活打磨得无比锐利了啊。你们的生活总是捉襟见肘，你们忙着做生意，忙着还债务。债务是自古人们就致力于要摆脱的一个泥潭，拉丁语称其为“aes alienum”，意为“他人的铜钱”，因为古代有些钱币就是用黄铜铸造的。你们满口答应着要还钱，明天就还，然后今天就再懒懒散散地颓废着过上一天。你们拍马屁、求关照，想破了脑袋，用尽了方法，只为免于牢狱之灾。你们匍匐乞求，溜须拍马，投票支持，把自己缩进礼貌的壳里，或者把自己的那点慷慨大方无限膨胀，好在邻人那儿拉拢点生意：做双鞋子啦，制顶帽子啦，裁件衣服啦，打辆马车啦，卖出点杂货啦，等等之类。为了预防疾病之灾，你们拼命挣钱，挣了钱，或多或少都稳妥地保管起来，要么把它塞进某个旧衣橱里，要么放到石灰墙后面，再要么就存放到砖瓦建造的银行里，那里会更安全一点。然而等挣到了钱，你们也真的病倒了。

我有时真是想不明白，我们怎么会如此轻率，竟然从国外引来了粗野卑劣的奴隶制度。现在不管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到处都有精明狡猾的奴隶主在监工奴役。这奴隶主要是来自南方，那你的日子就别想好过了；但你要是摊上个北方来的，那日子就会更加惨不忍睹；不过这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你自己成了自己的奴隶主。还说什么人是神圣的！看看大马路上那驾车的人，没黑没白地赶着车往市场去。他心中觉出自己是神圣的了吗？哼，他最高的职责不过就是给他的马儿喂喂饲料、灌点水！和他赶车赚来的那点钱相比，命运又算什么呢？他不正是给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乡绅赶车吗？他能有多神圣、多不朽呢？你看他，战战兢兢、缩手缩脚的，一整天都神经紧绷，担惊受怕。他既不伟大，也不神圣，仅仅就是自己思想的奴隶和囚徒而已，这个称谓也算对得起他的所作所为了。和我们个人的思想相比，公共舆论这个暴君软弱得不堪一击。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会影响或者决定他的命运。在那没有自我解放的意识的西印度群岛上，如果威尔伯福斯(5)要向人们提倡解放心灵、放飞想象，恐怕结果会一无所获。再想一想那些妇女们，她们忙着为自己的末日编制软垫，却丝毫不关注自己当下的命运，似乎这样虚度光阴丝毫无损于生命的永恒。

大多数人都默默地过着一种绝望的生活。说白了，所谓的听天由命就是深深的绝望。你从绝望的城镇走到绝望的乡村，还得拿水貂和麝鼠的那点胆识来安慰自己。即使在人类游戏和娱乐的表象之下，也同样潜藏着一种被模式化了的来自潜意识的绝望。虽是娱乐，但因为娱乐总在工作之余，所以他们并不能得到真正的欢乐。唯有智慧之人，他们是不去做绝望之事的。

如果用教义问答书里的形式来思考：“人生的最高目的是什么？我们真正必需的又是什么？”我们会发现人们之所以会选择去过这种大众化的生活，是因为较之其他生活方式，这是他们最喜欢的。但同时他们也真切地认为，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然而，那些健全敏锐的人深知，每天升起的太阳永远都会是光彩夺目的。所以对我们来说，何时放下偏见都不会太晚。任何思想或行为，不管它有多么古老，不经验证都不会被人们所接受。有些东西，今天人们高呼或默认为它为真理，把它当作希望的云彩，可以给他们的田野带来滋润的雨露，然而隔天它就有可能会变成谬误，变成一缕思想的青烟消失不见。前人对你说，“这个你做不来”。但尝试后你发现，这个你做得来。前人自有一套行事风格，后人办事也不无方法。十有八九，前人当时是不知道在火快要熄灭的时候加根木柴的。而后人只要在大锅底下点把火，加点干柴，就可以坐在机车里满世界跑了，速度堪比飞鸟。这真像那句俗语说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年长并不一定都好，长者有时甚至连指导年轻人的资历都不具备，因为他在岁月里失去的比得到的要多。有人就会质疑了，是不是连那些最明智的人，他们在生活中也学不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呢？事实上，老人们并没有什么至关重要的忠告可以给予年轻人。由于个人的原因，他们的经验都是有失客观的，另外，他们的生活又是那么的失败可悲，这一点恐怕他们自己也不能否认。或许，对于当年的失败，他们还有一雪前耻的信念，但是，他们的青葱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在地球上也生活了有差不多三十年了，至今还未从长辈那里听到过什么有价值的忠告，就连一个十分真挚的忠告也没有。他们什么有建设性的意见都没有给过我，我想，这倒不是他们不想给，而是完全给不出吧。这就是生活，很多的事还有待我去尝试，尽管我的前辈们都体验过了，但这对我并没有任何帮助。如果说有什么经历让我受益良多，那我也可以很肯定地说，这与我的长辈导师们毫无关系，在这方面他们没有给过我丝毫的引导和启示。

有个农民对我说：“光吃蔬菜你是活不长久的，蔬菜无法提供骨骼所需的营养。”所以，他每天都诚诚恳恳地拿出部分时间来，去伺候能给他的骨骼提供营养的公牛——一头靠吃蔬菜提供骨骼营养的公牛。他跟在公牛的后面，边走边说，一路上要遇到无数的沟沟坎坎，时不时地要往公牛身上抽上一鞭子，还要回头拉拉他的犁头。有些东西，对于某些特殊人群，比如病残患者，它们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它们仅仅是奢侈品；还有些人，他们对这些东西完全是一无所知的。

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上至高山，下至河谷，似乎都被前人踏足过了，并且给我们留下了详细的生活指南。伊夫林(6)曾说过：“明智的所罗门曾写下条例，明确规定了植树时树与树之间的间距。同样，罗马执政官也明确规定，你应该什么时间到邻居家里去收集掉落在他家的橡子，不按规定到邻居家去拾取就算非法入侵，同时还规定了你应该拿出多少橡子来分享给你的邻居。”希波克拉底(7)甚至还告诉了我们怎么修剪指甲，根据他的指示，我们的指甲应该修剪得和指端平齐，不要过长，也不要过短。无疑，这种无聊和乏味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全部抹杀了生活的多姿多彩和欢声笑语。但是，人类的能力却从未被估量过，我们不能拿那些已经做过的事来判定我们到底能做什么。和那些还没有人尝试过的事相比，我们已做的事真是微乎其微。无论你以前做过怎样失败的事，“不要难过，孩子，因为没有人可以指派你去做你没能做成的事”。

我们应该去尝试各种简单的测试，来验证我们的生活。举个例子说，太阳催熟了我的豆子，但同时也照亮了太阳系里的无数星球，包括地球在内。要是我当时领悟到了这一点，很多错误就可以避免了。我当时在给豆苗锄草的时候，并没有想过去好好地享受一下阳光。天地间正是个奇妙的三角形，而天上的群星不正是这个三角形的顶点嘛！世界上有多少人，他们千差万别，相隔万里，但此时此刻却都在对着同一事物沉思啊！就如同我们的体制各有不同，大自然和人生也都是多种多样的。谁又能预料到一个人会有怎样的未来呢？如果我们能够盯着彼此的眼睛凝神静望，哪怕就是短暂的一秒钟，那么，我们就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了。我们应该在一小时内就能够体验到所有时代的生活，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在不同时代的生活。史书、诗歌、神话故事？它们真是神奇的书籍，从没有什么书能像它们一样，可以把一个人的经历描写得让人如此醍醐灌顶，读来受益匪浅。

我的邻人认为是好的东西，大部分我都深信是坏的。如果有什么事让我感到后悔，那就是我以前表现太有礼貌了。我当时是中了什么邪了，才会表现得那么彬彬有礼？老人家，您或许会告诉我一些十分明智的建议，毕竟您已经到了古稀之年，又那么让人爱戴。但是，总有个声音在向我呼唤，让我不要听取您的建议，这声音多么让人无法抗拒啊。每代人都须丢弃掉上代人的基业，因为只有将那搁浅的船遗弃，我们才能够继续前进。

我们的信任太有限了，我认为我们应该在更多事情上坦然地给予我们的信任。我们不应该永远都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自己身上，可以适当地转移一下注意力，多关心一下周围的其他人或事。大自然既然能接受我们的优点，就不会排斥我们的弱点。我们对某些事情永无止境的焦虑和担忧，简直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我们生性就喜欢夸耀手头工作的重要性，可是，还有待我们去完成的事何其多啊！万一我们不幸病倒了，又该如何呢？如果可以不背负任何信念生活，那我们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去避免。瞧，我们对此是多么小心又警惕啊！一整天都神经紧绷、提心吊胆，到了晚上做祷告的时候，还不情不愿，把自己交托给未知的命数。我们真诚又热烈地迫使着自己去生活，去敬畏生命。我们对自己说，这就是唯一的生活方式，所以对任何改变都拒不接受。然而，就如同从一个圆心可以延伸出无数条半径一样，生活也是可以有无数种方式的。任何一个改变都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生命奇迹，而且，在我们周围，这奇迹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可以预料到，一旦有个人把他脑海中的想象转变成了可能实现的现实，那么以后所有的人都会生活并建立在那之上了。

我前面提到了人们种种的烦恼或忧虑，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到底在为些什么事情烦恼和忧虑呢？又有多少事是值得我们忧虑甚至仅仅是去关注的？如果能到人类社会的边缘地带去过一种原始简单的生活，尽管会远离人类文明，但于我们总归是大有益处的。哪怕你的初衷，只是想要弄清楚生活最基本的必需品是什么，通过什么途径可以得到它们，甚至只是去翻看一下店家的老账本，看看人们一般都在商店里买些什么东西，看看店家都备些什么货物，也就是商店里所有的存货。要知道，虽然时代在进步，但是人类生活必需品的种类却没有多大改变。同样，我们身体的骨骼结构和我们的祖先相比，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

在我看来，人类通过努力得到的所有生活必需品，一部分是生存所需，另一部分则是生活所需，是在我们长期使用后才上升成为所谓的“必需品”的。然而，不管是由于本性粗野，还是贫困所逼，抑或是要践行哲学思想，都很少有人去尝试着脱离这些必需品生活。对于很多动物来说，要是它们也有必需品的话，那也只有一种——食物。一头大草原上的野牛，它只需要少许可口的青草，加之一些饮水就可以维生了。当然，它有时还可能会到树荫下或山脚背阴处找片歇脚的地儿。不管是什么野兽，它们的所需总不过是食物和一个栖息之地而已。就现在这样寒冷的天气来说，人类的必需品不过也就是这四种而已——食物、住所、衣服和燃料。我们只有具备了这些，才能够坦然自信地去应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人类不仅学会了建造房子，还发明了衣服，学会了吃熟食。起初，人类很偶然地知道了用火取暖，然后就开始把它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刚开始的时候，生火取暖只是种奢侈的享受，但现在它已发展成为我们的一种基本需求了。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我们是有必要坐到火堆旁取取暖的。据观察，由于和人类长期生活在一起，就连猫和狗也发展出这种近火取暖的第二需求来了。居住得当，穿着合适，我们就能恰当地保存体内的热量。然而，如果我们借助火或其他燃料取暖，也就是说让外部的热量大过了我们体内的热量，这不就等于把自己放到火上炙烤了吗？自然学家达尔文曾提及过火地岛居民的情况，他说，当时他们一行人穿着厚厚的衣服，靠近火堆坐着，但仍然觉得有些冷，让他吃惊的是，那些赤身裸体的野蛮人，离火堆远远地站着，却已经“大汗淋漓，像是在被人架到火上烤”。我们还听说，新荷兰人可以不穿衣服到处跑，丝毫不感觉寒冷，而那些欧洲人穿着厚棉衣还不住地浑身打战。这不是很容易让我们把这些野蛮人的坚韧和文明人的聪慧联系在一起吗？用李比希(8)的话说，人体就像一个火炉，食物是维持人体内燃的燃料。所以，天冷的时候我们就多吃一点，天热的时候少吃一点。动物的体温是靠体内缓慢的内燃维持的，如果内燃速度过快，就会招致疾病甚至死亡。如果缺少了燃料，或者热量在传递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火焰也一样会熄灭。当然，动物体内的热量并不能与火焰混为一谈，但是拿来作个比较还是十分恰当的。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知道，动物的生命几乎等同于动物的热量。因为，如果可以把食物比作维持体内内燃的燃料，为我们提供热量，同时也消耗热量，那么住所和衣服就是用来保持热量的。当然，我们烹饪食物和外部取暖需要的是实际意义上的燃料。

因而，对我们的身体来说，第一必要的就是要维持体温，保持身体所需的热量。就在鼹鼠凿土为穴、以草为被安然入睡的时候，我们人类却要大费周折地去为自己烹饪食物、制作衣服、建造房屋。建好了房子我们还不能坦然入睡，还要去洗劫了鸟巢兽窝，用它们的绒毛皮革来为自己做张床，软软地把自己裹进去，方能闭眼酣眠。有一些可怜人，他们总喜欢抱怨，说这个世界太冰冷。不管是身体上的虚弱，还是社交上的不愉快，我们总习惯性地把它归结为寒冷。在像夏天这样的天气里，人们就很容易生活得宛若天堂般欢快无忧。除了烹饪食物，我们几乎不会用到燃料。太阳就是我们的天然火源，它会用炙热的阳光把各种水果慢慢催熟。此外，在夏季，食物的种类也较其他季节丰富，而且更容易获取，衣服和住所也都是可有可无的了。根据我的个人经验，现如今在我们国家，你只要稍微花上几个钱，就可以弄到像匕首、斧头、铁铲或者手推车之类的劳作必需工具，以及像书房、台灯、文具和书籍这一类仅次于必需品的生活所需。然而，有些不那么明智的人，偏要漂洋过海跑到地球的另一端去，到那蛮荒粗野之地。他们在那里兢兢业业地做上十年二十年的买卖，就为了维持生计，也就是可以不用挨冻受饿，让自己过得舒舒服服的，但到最后，他们不过落得个客死他乡的命运。生活奢侈的富人，他们已经不单单是让自己过得暖暖和和，简直已经到了炙热的地步了。就像我前文说到的那样，他们是在把自己放到一口所谓时髦的锅里烹炸烘烤了。

大部分的奢侈品以及很多所谓的舒适品，它们非但不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反而对人类的进步起到了极大的阻碍作用。所以，那些最明智的人从不追求奢侈和舒适，他们生活得比穷人还要简单清贫。古代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哲学家，他们的物质生活比当时任何一个社会阶层的人都要清贫，但精神生活却比所有人都丰富。我们对他们的内心世界知之甚少，对他们的生活琐事却又了如指掌，这还真是了不起啊！和这情况差不多的，还有当代一些比较先进的改革家和慈善家。除非我们自愿地去过一种清贫的生活，并借此来观察探究生活，否则我们很难成为生活中客观明智的观察者。不管你是从事农事，还是做买卖跑生意，抑或是投身文学或艺术，奢侈的生活永远结不出奢侈之外的果实。现在的哲学教授铺天盖地，真正的哲学家却消失匿迹了。然而，哲学教授依然是让人羡慕钦佩的职业，因为他们曾经的生活的确让人羡慕不已。哲学家不仅要有敏锐的思想，能够创建学派，更重要的是，他们一定要热爱智慧，听从智慧的指引，而且要生活简单、独立，为人要慷慨大方且与人为信。哲学家不光要在理论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还要去实际地解决问题。很多所谓的大学者和大思想家所取得的成就不是君王式的，也不是英雄式的，而是朝臣逢迎式的，亦步亦趋地跟随着父辈们的脚印，想方设法地和他们保持一致。他们哪里是什么人类高贵的领航者！为什么人类永远都在退化堕落？是什么让家族没落？削弱拖垮国家的是怎么样的一种奢侈？我们能确保自己的生活没有被这种奢侈所侵蚀吗？哲学家不仅要在思想上超越他的时代，在生活方式上也同样要有所超越。他不应该像他同时代的人那样吃饭、住宿、穿衣和取暖。如果他维持自身热量的方式并不比别人高明多少，又谈何成为一名哲学家呢？

一个人通过食物、衣服、住所和燃料的帮助，维持了体内所需热量，让自己暖和了，那他接下来要做什么呢？他当然不会再去追求这些可以让自己暖和起来的必需品了，比如去追求更多更美味的食物、更大更壮观的房子、更精美更华丽的衣服或者热量更大且永不熄灭的火源等。在获得了这些生活必需品之后，与其沿着这条路继续追求，让过多的必需品积攒浪费在自己手里，还不如选择踏上另一条探索人生之路，结束他卑微劳作的生活，开始享受人生的假期之旅。土壤中的种子已经在地下深深植根，现在可以坦然地朝着地面发芽生长了。人类也已经把自己深深植根在大地之上了，为什么不能像种子那样朝上发展呢？要知道，好的植物，要看它是否可以在地面上、在空气和阳光中孕育出果实来。这和那些卑微的蔬菜不同，因为不管它们是不是两年生植物，一旦它们扎好了根，长出了嫩芽肥叶，就会被我们齐根割去，所以它们大多长不到开花结果。

我不是要对那些坚强勇敢的人颐指气使，因为不论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他们都不允许别人插手自己的事儿。和那些无比富裕的人相比，他们会构建更加宏伟壮丽的人生宝塔，会生活得更加恣意潇洒，而又不会让自己的财富枯竭。因为他们只是我脑海中的人，所以我不知道在现实中他们具体会如何生活。啊，希望世上真有这种人存在吧。我当然也不会对下面这种人说三道四，他们无论做什么事，都会充满勇气和灵感，像爱人一样呵护生活、热爱生活。我认为，我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这种人。我也不会对那些生活充实的人指手画脚，因为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有清醒的认识。我要告诫的，是那些对生活永远都不满足的人。这些人，他们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去改善生活，但却总在闲散慵懒地抱怨命运的不济、时代的艰辛。还有些人，他们的抱怨声总是喋喋不休，因为——用他们的话说——他们总有尽不完的责任。我还想到另一种人，也得跟他们说道说道。这些人看似富可敌国，却又生活得比谁都要潦倒。他们不停地聚富敛财，却又不知道如何花费或处理他们的万贯家财，最终让自己陷入了金银的枷锁中。

对于生活，我曾有过种种构想，要是一一告诉你们，那么熟知我过往的读者一定会感到惊讶，而那些对我一无所知的读者就要无比震惊了。在此，只简单说说其中我比较热爱的几个。

不管天气如何，也不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我都急切地想要把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充实满足，把每一个重要时刻都烙刻在我的手杖之上。“现在”是“过去”和“未来”永恒的交汇点，我想要站在这个交汇点上，在这条无限延伸的交汇线上翩然起舞。我的言辞有时会有些晦涩难懂，还请读者见谅。因为我所从事的这个行业涉及的秘密较多，也不是说我要刻意隐瞒，只是行业性质要求罢了。我不会在门口贴上“生人勿进”的标牌，因为我很乐意把我所知道的都拿来和大伙说一说。

很久以前，我走丢过一只猎犬、一匹枣红色的马，还有一只斑鸠。我到现在都没有放弃寻找它们。我会向路人讲讲它们都喜欢到哪些地方去，它们的昵称是什么，问问他们有没有见过它们。我询问过很多路人，还真从其中一两个人口中得到了它们的蛛丝马迹，比如有个人听到过我那只猎犬的叫声，有个人听到过我那匹马儿的马蹄声，甚至还有个人见过我那只在空中飞翔的斑鸠。他们都急切地想要帮我找回它们，好似他们自己走丢了宠物。

不要仅仅地期盼日出、期盼黎明的到来，如果有可能，让我们对大自然本身也满怀期待吧。有多少个清晨，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当我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我的邻居们都还卧床不起。破晓时分，在我结束了早晨的忙碌起身往回走的时候，碰到过很多镇上的人，他们有的要赶往波士顿去做农事，有的是要启程去伐木。当然，对于太阳的升起，我并没有发挥什么实际的推动作用。但是，请相信，如果在日出之时，你能沐浴在它的晨辉之中，这本身就已经意义非凡了。

啊，我多么喜欢走出镇子，到郊外去度过一个秋高气爽的秋日，或者寒风凌厉的冬日。我在那里专注地聆听风儿的低语，然后立刻把它散播出去。我把所有的精气神儿都投入进去，气喘吁吁地迎着风奔跑。这风中要是夹带了某个政党的新闻，那它肯定一早就刊登在英国公报上了。我有时还会爬到某个悬崖或者某棵树上去，如果看到有陌生人到来，就立刻去发电报。傍晚的时候，我还会坐到山顶上去，等着夜幕降临，满心想着要捕捉点什么信息。但是，即使能够得到那么点天赐甘露，它很快又在阳光下蒸发不见了。

我曾经为一本杂志做了很长时间的记者。杂志销量不多，而且对于我提供的各种信息，编辑也从来没有认可过。和很多作家一样，我辛辛苦苦付出了努力，到最后只剩下一堆无用的文字。但是，和他们不同的是，我还得到了额外的“奖励”——痛苦。

曾经有很多年，我自封为暴风雨观测员，工作干得尽职尽责；同时还自命为道路检测员，从大马路，到林间小道，再到横七竖八的交叉路，但凡公众能走到的地方，我都去巡视，保证道路四季畅通，桥梁春秋可行。

我还照料那些走失的牲畜，其中当然少不了要穿栅越栏，倒是给那些老实本分的放牧者带来了不少麻烦。农场上那些很少有人踏足的角角落落，我也是很留心。不过你可不要问我某年某天乔纳斯或者所罗门有没有在农场上做工，他们做不做工是不与我相干的。有些植物，像越橘、沙樱、荨麻、红松、黑枘、白葡萄藤，还有黄色的紫罗兰花，它们在旱季容易缺水枯萎，所以我还负责给它们浇水。总之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就这样兢兢业业地干了很长时间。可是到后来，镇上的人越来越不乐意我去做这些事儿了，要说让我挂个职、领份微薄的津贴就更加不可能了。在这些事上的花费，我实事求是地记录了本账目，但是这些账目从未被审计过，更不要说被认可、让他们给我补偿了。不过好在，这事儿我也没有放在心上。

有个印第安人，他的邻居是个很有名气的律师。不久前的一天，他悠闲地踱步到邻居家，向律师推销他的篮子：“你想要买篮子吗？”“不，我不想买。”律师回答道。印第安人边往门口走，边喊道：“天呐！你是想要饿死我们吗？”事实是，之前印第安人看到他的白人邻居如此勤勉，日子也过得不错，心想：你看他，不过就是动动嘴皮子，财富和地位就都神奇地到手了。于是他对自己说：“我要去和他做生意。做什么呢？就编篮子好了，这个我做得来。”编完篮子后，他心想：我该做的做完了，接下来该白人来买篮子了。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他编的篮子要值得买家去购买，至少让买家认为它们值得购买，否则就要去做别的东西来卖。同样，我自己也正是编制了这样一只篮子，虽然精美，却不值得别人去购买。不过，我倒是没觉得自己是白白浪费时间，因为我费心去研究的不是怎么把它们推销出去，而是尽量避免去做买卖它们的勾当。人们认为是成功且极力推崇的那种生活方式，只不过是千万种生活方式中的一种罢了。然而我们在推崇一种生活方式的同时，又何必非要贬低另一种不可呢？

我意识到，镇上的人是不会让我到法院去供职的，也不会让我到牧师那儿做个助理什么的。既然在镇上谋生无路，我只好转向别处了。因为对那片林地的热爱，我理所当然地投入到了它的怀抱。说干就干，我决定立刻着手准备，也不去攒钱筹资，就用手头的那点积蓄好了。我到瓦尔登湖畔去居住，不是刻意要去过一种极简朴抑或极奢侈的生活，而是想随心所欲地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在那里，我几乎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而且，如果因为缺乏那么一点常识、野心或者商业头脑而最终一事无成，也不会有人来嘲讽我，把我当作傻瓜看。

我一直在努力培养一种严谨的商业习惯，这也是每个人都必须具有的。如果你和天朝（即中国）做进出口生意，那么你只要在靠近塞勒姆港口的地方设置个小账房就可以了。本国生产的所有东西，你都可以拿来出口。冰块和松木都可以大量外销，花岗岩虽然不能大批量出口，但也是地道的本国特产。做这种进出口生意，会是很好的人生体验，因为大小事项，你都可以亲力亲为。你可以同时担任领航员和船长，可以既是物主又是担保人；你可以自己记账，买卖两不误；你可以亲启每封来信，也可以亲笔回信；你可以日夜都去监督进口货物的装卸；眼下你可以在这个港口巡查，眨眼的工夫又可以转移到另一个港口去——补充一句，通常大宗的货物是要到泽西港去卸载的；你还可以担当电报员，永远都精神饱满地关注着海平面，和每只将要靠岸的船只联络；天朝的市场虽远在千里之外，却利润可观，所以你要保证持续供货；你要充分利用一切探测到的信息，利用航海中的一切新动向，让自己熟知市场动态如何、时局动荡与否，以便预测贸易趋势和社会大潮的动向；你要研究图表，要确定礁石以及新灯塔和新浮标的具体位置，还要一遍遍地校正对数表，要知道，对数表上只要有一个数据出了问题，船只就有可能触礁沉海，无法安全抵港，拉·贝鲁斯(9)当时所在的航船就是因此而没有安全抵港，至今下落不明；你要不断学习科学知识，要熟知掌握一切伟人的生平事迹，从古时的汉诺人和腓尼基人一直到现在，所有的发现者、航海家、探险家和商人你都要有所了解；最后，你还要不断更新存货记录，了解运营情况。这其中涉及利润得失、利息考量、净重计算，还有各种的测量，需要具备广泛的知识面，真可谓是对一个人各项能力的全面考验。

我考虑着瓦尔登湖会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不单单是因为那里冰块易得而且又靠近铁路，交通方便。在做生意方面，瓦尔登湖还有其他很多优势，不过我不方便在此一一透露。总之，它是一个好港口，也是个不错的基地。这里也没有什么沼泽地需要填埋，填埋沼泽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想当初俄国人填埋涅瓦河流域的沼泽地的时候，要打着桩基一点点前进。而且据说，在涅瓦河冰期的时候，如果洪水泛滥，不幸又有西风，那么洪流夹杂着冰块，会把圣彼得堡从地面上席卷而去的。

不管做什么事，都需要有充足的资金。但我到林地里来的时候，手头并没有多少钱，至于我是如何谋得了各种生活所需，恐怕你们是很难猜想得到的。首先就是衣服的问题，通常来说呢，我们买衣服并不是因为没有衣服穿了才去购买，更多的时候是因为喜欢它新颖的设计，或者想要穿上它去得到别人的赞美。那些并非无所事事的人，请你们反思一下衣服的作用吧。衣服，首先要起到维持我们身体热量的作用；其次，在我们这个文明社会里，它是用来盖裸遮羞的。所以，你们不需要无休止地往衣橱里添置新衣，很多重要的事情依然可以顺顺利利地完成。国王和王后的衣服都是由裁缝精心缝制的，但是他们的衣服永远都只穿一次就弃置不穿了。他们和那晾衣服的木马衣架简直没什么两样。所以国王和王后永远无法体会到，穿件合身的衣服是多么的舒适。舒适的衣服会一天天地和我们的身体融为一体，散发出穿衣人的个性。到最后，我们对它恋恋不舍，不忍丢弃，好像我们要舍弃的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心情无比沉重，还得靠吃药才能恢复过来。我从不因为某人穿着补丁衣服就看扁他，但我也清楚地知道，大部分人不会太过纠结于良心上是不是过得去，他们更加在乎的是能穿上时尚华美的衣服，即使无法追求时尚，衣服至少也要干净完整，绝不能有补丁。然而，即使衣服破了洞而不去缝补，穿衣人所暴露出的最大缺点恐怕也只是目光短浅，不能防微杜渐。我有时会去观察我所认识的人，看看有谁的膝盖上有块补丁，或者有缝补的痕迹，通过观察他们对穿衣的态度来了解他们。大部人都不会穿带补丁的衣服，好像这会断送他们一生的前程似的。与其穿条有补丁的裤子到镇上去，他们更愿意瘸着腿一路跛行而去。通常的情况是，如果一个人的双腿出了问题，那是可以治疗的，但要是他的裤子破了洞，那可就让人无能为力了。因为他所在意的，是被人尊敬的衣服，而不是让人尊敬的双腿。我们真正了解的人没几个，知道的衣服和裤子却不少。你要是把你最后一套衣服脱下来给稻草人穿上，自己赤裸裸地站在它旁边，看吧，所有的人都会把稻草人当作是你，向它致敬问候的。有一天，我从一片玉米地旁边经过，有个木桩上套了件衣服，上面还扣顶帽子。农场的主人就站在木桩旁边，因为长期在户外风吹日晒，比我上次遇见他的时候略显沧桑。农场主有条狗，我听说，每当有衣冠楚楚的陌生人踏进主人的农场，这条狗就会狂吠不止，但要是有个不穿衣服的小偷溜进来，它就会视若无睹。有个有趣的问题：如果人们不穿衣服，那他们原有的社会地位还能不能保持下去呢？大家都不穿衣服的话，你又能不能准确地指出哪些是最让人尊敬的人呢？奥地利旅行家菲佛夫人曾穿着旅行装，自东而西进行环球旅行。抵达俄罗斯后，她决定去拜访当地的官员，行前，她觉得有必要换下她的旅行装，因为她“现在是在文明的国家，在那里……人们都是看你穿什么衣服，来决定给你什么脸色看的”。即使在我们相对民主的新英格兰，要是有人得了笔意外之财，穿上了华美奢侈的衣服，更换了陈旧的马车，那他必会赢来所有人的尊敬。看到他瞬间暴富就违背了自己的内心、向他弯腰致敬的人，真是不计其数。可见这些人都还是未开化的粗野之人，真需要派个传教士，去好好地给他们说教说教。此外，我们要穿衣服，就得有人去缝制，因为我们对衣服的需求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缝纫也连带着成了一件永无止境的工作了；至少，女人的衣服是永远也不会有做完的一天的。

要是一个人赋闲在家一段时间后终于找到了工作，那他也不必非要买套新衣服来穿不可。在对未来迷茫的时候，他把之前工作时穿的套装扔到了阁楼，现在拿出来，抖一抖沉积的灰尘，那套衣服依然可以上身。一双鞋子可以在英雄脚上穿很久，但如果这位英雄有个专门跑腿的仆人，那一双鞋子在这个跟班脚上估计穿不了多久就会磨破的。当然，英雄也是可以赤脚而行的，要知道，人类光脚奔跑的历史比穿鞋走路的历史悠久多了。那些要赴宴或者到立法厅去的人，只有他们，每次出门的时候都非要穿件新衣服不可，他们更换衣服的频率几乎要赶得上这些场所里的人员流动了。但是，如果在我礼拜上帝的时候，我身上的外套、裤子、帽子和鞋子没有亵渎上帝的地方，那我就不需要去更换衣服，不是吗？如果一个人身上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尤其是他那件外套已经破旧得不成样子了，就算他把这衣服捐赠给一个贫儿，也都不能称之为是善举了，当然，这贫儿还有可能会再把它转赠给比自己更穷的人，不过这都无所谓了，我要说的是，即使他的衣服如此破旧不堪，又有谁会去注意它呢？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一个所需越少的人，反而会生活得更加富足呢？要我说，我们要提防的，是那些需要新衣而非新人的行当。没有新人，何来新衣？如果你有什么事要去做，穿着你的旧衣服去吧。我们需要的，不是忙忙碌碌无所为，而是全心投入有所成。如果一个人本身没有改变，那就不要去做新衣服，不管他身上的衣服多么破旧或肮脏。直到我们自身发展了、进步了，或者朝着某个方向有所前进了，到那时，我们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了，如果还穿着以前的旧衣服，就会给人一种旧瓶装新酒的感觉。我们蜕皮改装的阶段，和动物一样，是我们人生的关键时期，需要谨慎对待。潜鸟换羽以及蛇在蜕皮的时候，都会找个僻静的地方静静地待着。要褪去原有的外衣，毛毛虫要使身体不断膨胀，忍受巨大的痛苦。所谓衣服，只不过是我们外部的保护层，同时也是禁锢我们的枷锁。我们最终会发现，虽然我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但那都不过是自欺欺人，最后还是要被我们自己的觉悟和全人类所抛弃的。

我们不停地往身上穿衣服，就像外生植物一样，好像从外面穿件衣服我们就能成长了一样。我们的衣服，常常是布料单薄而设计新奇，它们就像我们的表皮，或者说是虚假的皮肤，是不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的，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就把它们脱下扔掉。通常来说，厚重的棉衣就是我们的角质层，常常会被磨损，而单薄轻便的衬衫才是我们韧皮，要想剥下它难免会让穿衣的人吃些苦头。我们深信，在一定的节气里，所有的民族都会只穿着衬衫一类单薄的衣服。这是很不错的，因为一个人穿着如此简单，黑夜里伸手就能触及真正的自己。而且，穿着越少，一个人就越没有负担，即使是兵临城下，他也能像位老哲人那样，两手空空地走出他的城堡，去另谋他处。当然，一件厚实的衣服可以抵得上三件薄衣服，不过，对于不太富裕的买家，也有很便宜的衣服供他们挑选购买，比如，花5美元就能买件厚外套，可以穿上它好几年，一条厚裤子只需2美元，牛皮靴1.5美元一双，一顶遮阳帽25美分，一顶棉帽62.5美分。花钱购买成衣当然可行，不过你要是象征性地花点钱买来布料，在家里自己制作，那就更好不过了。一个人穿着自己动手制作的衣服，即使他穷得叮当响，明智之人也依然会向他脱帽致敬的。

我到裁缝店定做衣服，向一位女裁缝说明了我想要的款式，她听后却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大家现在都不穿这种款式的衣服了呀。”她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强调“大家”二字，简直就像是命运女神，在客观冷静地在转述某个权威人物的话语。她觉得我是太冲动了，才会想要做这种款式的衣服，所以完全无视我的话。听到她那句神谕似的话，我有那么一会儿在沉思，细细地品味她的每一个字，想要弄明白这个“大家”到底跟我有多大关系。这句话到底有多么权威啊，让我想做件自己喜欢的衣服都这么困难？最后，我只能用同样神秘莫测的语调反驳她：“当然，大家近来是没有再穿这种款式的衣服，不过，现在大家又开始穿了。”当然，我说这话的时候，同样也没有刻意去强调“大家”二字。如果把我当作挂衣服的木桩，仅仅测量一下我的肩宽，而不去评估猜测我的人格，这种测量对她来说似乎就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崇拜的既不是美惠女神，也不是命运女神，而是时尚女神。她纺线，编织，裁剪，好一副大权在握的神气儿。在时尚之都巴黎，要是有只猴子抢了游客的帽子扣在了头上，你瞧吧，全美国的猴子都会跟着学的。我有时会感到无比绝望，为什么这么一件简单的事却要找人帮忙才能完成呢？你得先把他们放进压榨机里去，用力挤压，直到把他们陈腐的观念全都挤压出来，双腿虚弱得暂时无法站立。要是发现某个人脑袋里生了蛆虫，虽然不知道虫卵是何时进入到他身体里去的，但是它的繁殖力太强大，就算用烈火焚烧，你也不能把它们赶尽杀绝，那么，你之前所有的努力就算白费了。想想看吧，埃及现有的一种小麦，其种子就是通过古代的木乃伊传递到我们手中的。

总体来说，不管是在本国还是在任何一个别的国家，穿衣在我看来都还没有上升到艺术的高度。最起码，就现在来看，人们在穿衣方面还是很能随机应变的。比如说，如果一艘船在航行中遇了难，水手们没了衣服穿，那么上岸后，他们不管拣着什么衣服都会往身上套的。当他们平安脱了险，走出了那种尴尬之境，他们会回过头来肆意取笑伙伴们当时蹩脚的衣饰。每一代人，对旧的时尚都嗤之以鼻，而又对新的时髦趋之若鹜。看到亨利八世或者伊丽莎白女王当时的装束，我们会感到十分滑稽，好像他们是食人岛上的国王和王后。每一代人的衣服在后代人眼里都显得劣质而荒诞。只有当我们以严肃的眼睛，透过衣服的表象，去审视穿衣者真诚的一生时，我们才能收敛脸上的笑意，对穿衣者肃然起敬。要是舞台上的小丑忽然得了肠绞痛，在华美服饰的衬托下，他痛苦万分的表情也会变得滑稽可笑。相反，要是某个士兵不幸被大炮击中，他身上的破布烂衫也会散发出紫袍的华贵高尚。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都疯狂且幼稚地追求衣服的新款式。他们手握万花筒，摇晃着、蹲伏着，想尽办法要从那千变万化的时尚潮流中，定格出当下所流行的那款衣服来。人们对衣服款式的追捧都是反复无常的，制造商们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做出来的衣服，所谓款式的不同，其差异不过也就是个别用线颜色的轻微不同。然而正是因为这一款的缝线采用了某个特殊的颜色，所以就供不应求，而另一款因为采用了另一种颜色的缝线颜色，就只能被扔在货架上，销售无路。但是，通常而言，一个季度之后，货架上无人问津的那款衣服就会成为最抢手的款式。相比较而言，纹身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么不堪入目，它虽是刻入肌肤且不可更变的，但却并不因此而粗俗。

我并不认为，现在的服装厂是为我们提供衣服的最好途径。我们工厂的运作日益趋近于英国的那些工厂。据我观察，工厂的目标仅仅是为了获利而不是要让人们穿着更得体。从长远来看，人们总是朝着自己确定的目标前进的，所以，即使我们不能在短期内取得成功，也不妨把目标定位得高远一些。

至于住所，尽管在比我们国家还要寒冷的地区，有很多人，没有住所也依然在那里生存了很长时间，但我并不否认它确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所需。塞缪尔·莱恩(10)曾说：“拉普兰人身上穿着皮衣，头上和肩上披着一个大皮囊，他们就这样在冰天雪地里过夜。那里的温度足可以把一个身穿羊毛衫的人冻死。”塞缪尔·莱恩亲眼看见过他们如此着装在那里酣然入睡，他还说：“拉普兰人其实并不比其他人种更加耐寒。”十有八九，人类刚进化没多久就意识到了房子的便利，懂得了享受“在家里”的舒适。“在家里”这个词，它最初所强调的估计不过是房子带给人们的外在便利和舒适，而不是“家”带给人的精神上的寄托。在那些气候炎热的地区，一年中三分之二的时间，我们只需一顶遮阳伞就可以度日，所以只有在冬季或者雨季里，我们才能暂时意识到房子御寒和避雨的好处。在我们生活的这种气候里，以前房子在夏季也不过是为我们夜间休息提供一个遮掩的场所。在印第安人的文献中，帐篷是他们结束一天行程的标示，而树皮上的刻痕或印记则表示他们宿营的次数。人类的身体并不庞大，也称不上强壮，所以我们必须要尽量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然后建起围墙，把自己保护在安全舒适的空间里。起初，人类是赤身裸体地在野外生活，在温和的天气里，这当然是相当舒适惬意的。但是，一旦到了雨季和寒冬，还有骄阳似火的夏季，人类若非及早地找到了躲避的住所，恐怕早就被恶劣的外部环境扼杀在摇篮中了。据《圣经》记载，亚当和夏娃起初就是以树叶为衣服来遮羞的。人类首先需要一个房子，保证身体上的温暖，然后就需要一个家，提供精神上的慰藉。

可以想象得到，在人类发展之初，我们那些有胆识的先人，他们是如何爬进岩洞来寻求庇护的。在一定程度上，每个孩童都会重演这一人类历史，他们起初喜欢待在户外，即使是在潮湿寒冷的天气里。慢慢地，他们喜欢上了造房子和骑木马的游戏，似乎有种本能在牵引着他们。估计每个人都不会忘记，小时候自己曾盯着一座石头堆成的小房子发呆，或者摸索着走到一个山洞里。事实上，人类最初的本能需求会一代代地遗传下来，包括这种对住所的需求。人类最初居住在岩洞里，后来学会了建造房屋，最早使用的原料是树叶、树皮和树枝，后来发展到了亚麻和干草，再后来人类开始使用木板、瓦片、石头和瓷砖造房。从此我们就居住在房屋里，慢慢地就忘记了如何在野外生存。事实是，我们对室内生活的依赖比我们意识到的要严重得多。我们的壁炉距离田野是多么遥远啊，我们需要更多地到户外去，去和大自然亲密无间地接触。诗人不应该总是坐在房顶之下喃喃自语，圣贤也不应该长久地宅居在室内。要知道，鸟儿永远不会在洞穴里歌唱，白鸽也不会以鸽舍为傲。

然而，如果有谁想要建造一所房屋，那他最好要有点美国佬的精明，否则他最后很可能会沦落到工厂里，或者迷失在没有任何指示的迷宫，甚至还有可能被禁锢在博物馆、救济院、监狱或者是华丽的陵墓里。住房实际是微不足道、可有可无的，这一点他应该首先明确。我曾经在本镇上见过皮纳布斯高族印第安人，他们居住在薄棉布做成的帐篷里，周围的积雪有一英尺深。不过，要我看，要是雪再深一点他们会更乐意的，这样就可以更好地为他们遮挡寒风了。我以前经常感到苦恼，不知道要如何真诚地去谋生，同时还不失去追求理想的自由。不幸的是，我现在已经变得麻木无情，也不会为此而苦恼了。我曾经在铁道旁看见过一个大箱子，六英尺长，三英尺宽，每到晚上，工人们都会把他们的工具锁到里面去。这让我联想到，每个走投无路的人都可以花一美元买上这么个大箱子，然后用螺旋钻打上几个通气的孔，如此，到了晚上或者下雨天，他就可以躲到里面去，把盖子盖上，尽情享受他的自由，释放他的灵魂。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最糟糕的，也不能算是一种可悲的选择。至少，在你自己的箱子里，你可以想多晚睡觉就多晚睡觉，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起床后你想出门就出门，不会有什么地主或房东堵着追着你要地租或房租。还有些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虽然在这样的箱子里他们一样不至于被冻死，但他们偏要去租赁一个更大更奢华的“箱子”来，然后天天被房东纠缠着要房租。我可以一本正经地告诉你们，经济学是门大学问，你们可以轻视它，但绝不能无视它。印第安人粗野强壮，他们大部分时候生活在野外，但也曾在这里建造过一个舒适的房子，建房用材完全是天然原料。戈金曾担任马萨诸塞州殖民区印第安人的总督，他在1674年写道：“他们最好的房屋都用树皮搭建得十分整洁紧致，里面也很暖和。树皮是从树干上自动脱落下来的，他们再用新伐的笨重木料挤压树皮，做成比较整齐的木片……比较次一点的房子，是用灯芯草编制的草垫搭建而成的，虽然没有上述房屋质量好，但也同样紧致暖和……有些房子有六十甚至一百英尺长、三十英尺宽……我晚上经常在他们的棚屋里留宿，里面十分暖和，并不比英国人的那些好房子逊色多少。”戈金还说，他们的房子里都铺有地毯，还有刺绣精美的坐垫，各种器具应有尽有。这些印第安人十分聪明，他们在屋顶凿个洞，挂上一面挂毯，扯根绳子用来升降挂毯，以此来控制通风。这样的一个棚屋，最多一两天就可以搭建好，而拆卸也只消几小时。每家印第安人都会有这么一个棚屋，或者至少拥有棚屋里的一个单独房间。

在野蛮时代，人们的需求都很简单，每个家庭只要拥有一处简单的住所，所有的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了，这住所于他们就是顶好的。我这话合情合理，因为我们都知道，天上飞的鸟儿有巢作窝，地下跑的狐狸有洞作穴，就连那些野蛮人也都各自拥有一座棚屋，然而在现代文明社会，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拥有自己的房子。在比较发达的大城镇，拥有自己房子的人更是少得可怜，大部分人都要一年年地上交租金，住到租赁房里去，就为了给他们所有的财产裹上件外衣。他们辛苦赚来的钱本可以把印第安人一个村子里的棚屋统统都买下来，然而选择住在大城镇里，一间租赁房就足以把他们越靠越穷。我在这里并不是要强调买房的好或者租房的不好，我只是想要说明，印第安人能够拥有自己的住所，是因为他们的棚屋本就廉价，而城镇里的文明人只能租赁房屋来居住，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购房，甚至，长此以往，他们就连租房的经济能力也会丧失掉。然而，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只要付上一年的房租，这可怜的文明人就可以暂时拥有一处住所，和那野蛮的印第安人所居住的棚屋相比，这住所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座宫殿了。只要花上二十五到一百美元不等的房租（这是乡村租房的价位），他就可以尽享人类数百年来在日常生活方面取得的所有改进成果，像是宽阔的公寓啦，干净的壁画和壁纸啦，拉姆福德壁炉啦，灰泥墙啦，百叶窗啦，铜水泵啦，弹簧锁啦，宽敞的地下室啦，等等之类。然而，这些文明人，为什么他们享受着这些现代设施的便利，却还是那么贫穷，而那对此一无所知的野蛮人，他们反而更加富足？如果说文明真正改善了人类的生存条件——我赞同这种说法，尽管只有明智的人才能妥善有效地利用文明所带来的好处——那么它必须向世人证明，在提高住房质量的同时，它并没有抬高房子的价格。在我看来，所谓价格，就是我们为了换取一件物品而付出的那部分价值相等的生命，当然你可以选择短期支付，也可以选择长期支付。在我居住的这片地区，一座房子平均要花费八百美元，即使没有来自家庭的负担，一个人也要辛辛苦苦工作十到十五年，才能攒下这笔钱。考虑到有人赚得多一点，也总有人赚得少一点，所以这个结果便根据一个人工作一天可平均获得一美元来计算，也就是说，一个人要用半辈子的时间来工作，才能最终买上一座房子。即使有人放弃买房，选择租房来住，那他也只是在两个瘸子里挑将军。如果要获得一座“宫殿”要付出如此代价，那些聪明的印第安人会拿他们的棚屋来作交换吗？

有人可能会认为，我无视拥有住房的诸多好处，只把这多余的房产当作是防患于未然的举措了。就个体来说，他唯一能防患的不过也就是自己的葬礼罢了，然而一个人甚至无须为自己将来的葬礼担心。文明的现代人建立了社会制度，对人类所有的需求都作了周全的考虑，就这点来说，文明人和野蛮人还是有根本不同的。然而社会制度在兼顾我们的需求的同时，为了维护和促进集体的利益，也抹杀了个体生活的独立性。我很希望能在这里指出，为了获取社会制度提供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究竟牺牲了什么，并就此提出一些见解，可以让我们在享受这些便利的同时，避免社会制度给我们造成的不便。你总说，“为什么穷人总是跟随着我”，或者，“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你说这话究竟什么意思呢？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

看哪，世人都是属于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11)

我的邻居们，这些康科德镇的农民，他们的日子过得不比任何一个阶层差。但仔细想想他们的生活，我发现，大部分人都要辛辛苦苦地劳作上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才能成为他们农场的真正主人。因为，虽然他们有人从父辈那里继承到了农场，但总是附带着一些什么账目要清还，还有些人，他们的农场是借钱买来的，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把农场真正“买到手”，而且，这部分人还要用劳作所得三分之一的钱财去另外购置房屋。事实是，继承农场所附带的那些账目，它们本身就已经超出了农场自身的价值，所以，继承一座农场实际是给自己增添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即使是这样，仍然有人去继承它，因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对它太了解了”。我去找地产评估人办事，发现对于那些真正地拥有自己农场的农民，他们竟然数不出超过两位数的人来，这真让我吃惊不已。你要是想知道这些家宅的历史，只要去问问银行，看看它们的抵押史，就都一清二楚了。能够靠着自己的劳作买下农场的人凤毛麟角，所以这样的人总是家喻户晓的。不过，我很怀疑能否在康科德镇找出三个这样的人来。我们总是说，一百个做生意的人，其中大部分，甚至有时候九十七个都注定要失败。对于想要拥有自己农场的农民来说，这句话也同样适应。关于生意人的失败，有人说得很确切，大部分生意人，他们并不是赚不到钱，而是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偿还拖欠的债务。换句话说，他们的失败在于道德的丧失。这种解释要是放到农民身上，就更加糟糕了。因为我们不禁要猜想，那三个成功攒钱买下农场的农民，他们有没有出卖自己的灵魂和道德呢？或许，和那些没能攒到钱去买农场的忠厚农民相比，他们道德上的破产才是最糟糕的。道德的破产和丧失是文明借以跳跃欢腾的跳板和平台，那些野蛮人虽然永远生活在贫困的硬板上，但他们的道德却不会滑坡。然而，米德尔塞克斯的家畜展览会，每年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好像这台农业大机器上的每个枢纽都还灵活自如。

农民殚精竭虑，好容易想出一个解决生机的法子来，这法子却比谋生本身还要复杂。为了得到一双鞋带，他竟要去做投机生意，打牛群的主意。为了捕捉“安逸”和“独立”，他拿根头发作弹簧，精巧地设计了陷阱，然后，一转身，他自己一脚踩到了陷阱上。这就是为什么，和那些野蛮人的种种舒适相比，我们文明人虽然深陷奢侈，却依然如此贫乏。就像查普曼(12)所吟唱的：

“啊，虚伪的人类，

牺牲了天堂般的安逸，

只为追求俗世的奢华。”

当农民拥有了房子，他并不会因此变得富有，反而会因为他的房子越来越穷，事实是，它的房子把他抓在手了。要我说，冷笑非难之神莫墨斯对智慧女神密涅瓦的嘲弄不无道理，他说：“她建造了一座固定的房子，有了恶邻也没办法回避了。”我们还可以说，房子就是束缚我们的财产，因为我们通常是被禁锢在它里面，而不是到房子里寻求庇护的。此外，我们所要回避的坏邻居不过就是我们内在卑劣的自我罢了。在这个镇上，我知道至少有一两家人，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想要把郊外的房子卖掉，搬到农村去。很可惜，他们到现在都没能把房子卖出去，恐怕只有死亡才能让他们从中解脱出来吧。

假设大部分人都能在最后买上或租上房子，并且里面配置有各种现代设施。即使这样，住在房子里的人们，他们的生活也不会得到多大改善，因为文明仅仅是改善了房子的设施而已。文明虽创造了宫殿，但要创造出贵族和国王却绝非易事。如果文明人的追求并不比野蛮人高尚，如果他把主要的时间都用来寻求基本的生活所需和享受安逸，那么他的住所又为什么非得比野蛮人的更奢华呢？

至于那些贫穷的少数人，他们又生活得如何呢？人们或许会发现，有多少人生活得比野蛮人优越，相应地就有多少人生活得比他们低下。一个阶层的奢侈是靠着另一个阶层的贫穷搭建起来的。这个社会的两边，一边是宫殿，另一边是贫民窟和“沉默的穷人”。数以万计的埃及工人，他们建造了堂皇富丽的金字塔，供法老安葬所用，然而他们自己却食不果腹，死后还有可能无法体面地下葬。那些泥瓦匠，他们白天修建装潢宫殿檐顶，晚上却要回到比棚屋还要简陋的临时房去居住。有人觉得，在一个文明的国度，大部分人都应该超越野蛮人，不会再卑微地生活了。你要是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我现在所说的，正是那些卑微的穷人，而非卑微的富人。要想知道穷人的生活是何等的卑微，我只要往铁路两边看一看就可以了。铁路是文明发展取得的最新成果，然而就在铁轨两侧，到处都有简陋的小棚屋。每天从那里经过，我都能看到居住在那里的穷人。他们的棚屋肮脏不堪，为了采光，整个冬天都要大开着窗子，里面看不到任何可以用来取暖的木材，因为寒冷和痛苦，他们整日蜷缩着身子，不管老少，他们的身体都是畸形的，四肢得不到正常伸展，官能也都有失灵敏。对于这样的一个社会阶层，我们理应多加关注，毕竟，是他们的汗水造就了富人所享有的一切。在世界工厂英格兰，情况也大抵如此，那里的每个车间工厂，也都是靠着穷人的辛勤劳作在运作。或许我还可以和你们说说爱尔兰，世界地图把它标记为白人区或者是文明开化区。北美印第安人或者南太平洋诸群岛上的居民，他们的生活还未受到文明社会的侵蚀，我们不妨把爱尔兰人的身体状况和他们作一番比较。不过我相信，那些野蛮人的头领并不比文明社会的统治者愚昧。从他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伴随文明而来的是何等的肮脏。还有南方各州的工人，我们国家出口的大部分产品都是出自他们之手，而他们自己又是南方的重点生产产品。不过，我在这里还是只说一说一般人的情况吧。

很多人似乎从未思考过房子究竟为何物，但是他们为了要买上一座房子，一辈子都过得紧巴巴的。其实他们无须为着一座房子，就勒紧了裤腰带过日子，但是对他们来说，房子却必须要买，因为邻居们都有房子啊。这就好比一个人，不管裁缝给他作出什么样的外套来，他都要把它套在身上；或者，他渐渐丢弃了自己的棕榈叶或者土拨鼠皮制作的帽子，然后还要抱怨生活的艰辛，买不起顶皇冠戴！我们确实还可以创造出更加便利奢华的房子来，不过，那样的房子没人买得起，这一点所有人都无法否认。对于这些身外之物，我们难道总要无止境地去追求更多，而不是停下来，好好利用目前的所有吗？那些德高望重的公民，难道他们真的要言传身教，一板一眼地告诉年轻人：你们要在生前备足了锃亮的鞋子和雨伞，收拾出空客房，准备接待那些根本就不存在的客人吗？我们的家具为什么不能像阿拉伯人或者印第安人的那样简单呢？那些施恩于众的伟人，我们把他们尊崇为来自天堂的使者，他们给人类带来了神的恩赐。在我的想象中，他们身后从来没有仆人或者满载奢华家具的车辆跟随。要我说，我们只有在道德和智慧上超越了阿拉伯人，才会有资格享有比他们更加繁多精致的家具！这岂不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特权？现如今，我们的房屋挤满了各种家具，把整个房子搞得乌烟瘴气。一位好主妇宁愿把大部分家具都扔到垃圾坑里去，也不会留着清晨的活儿不做。清晨的活儿啊！伴着微亮的曙光和曼侬(13)的音乐，人们要在这美妙的清晨忙活些什么呢？我的书桌上原先摆着三块石灰石，后来我十分震惊地发现，它们竟然每天都积攒尘土，需要天天擦拭。想想我脑子里的那些家具，它们可从来都是一尘不染的，我顿时对这三块石头感到无比厌恶了，于是就把它们扔出了窗外。连石头尚且如此，我的房子里又怎么能放得下家具呢？我宁愿坐到外面的草地上去，青草是不会积攒灰尘的，除非人类在此开垦土地。

那些奢侈放荡之人，他们开创了所谓的风尚，使得众人亦步亦趋。要是一位旅客在所谓的最华丽的房子里留宿，他很快就会发觉，人们把他当作了萨丹纳帕路斯(14)，对他怜情蜜意，他要是沉湎于此，便会失去男性的坚韧刚强。在火车上，人们所关注的是车厢里奢华的摆设，而非火车本身是否安全便利。如果我们连这些都无视，那火车和现代的会客厅又有什么区别呢。你看那车厢里，长沙发椅、垫脚软凳、遮阳帘等，有上百种的装饰。这些东西都是东方天朝发明出来供闺房里的少女妻妾和阴柔的男人们使用的。乔纳森(15)听到这些东西的名字都应该感到羞愧，而我们却不远万里把它们带到了西方。我是宁愿一个人宽宽敞敞地坐到大南瓜上，也不愿和一群人挤坐在羽绒坐垫上。我宁愿坐在牛车上，呼吸着新鲜空气畅游地球，也不愿挤在昂贵精致的游览车上，一路闻着污浊的空气去天堂观光。

在原始社会，人类生活单纯，没有财产负担，他只是大自然的一个旅居者而已。当他吃饱睡足了，他就无牵无挂地离开，开始下一段行程。他似乎就居住在地球这个大帐篷下，他可以选择去穿越山谷，也可以去横跨平原，抑或去攀登山峦。可怜呐！人类最终却沦为了自己工具的工具。以前，要是饿了，他可以自由地采摘果实，现在却沦为了种植果树的农民。他起初站到树下去寻求庇护，现在却要来看管为他提供庇护的房子。我们现在也不单单是只在晚上才安营过夜，我们停止了对天堂的追逐，永久地定居在地面之上了。我们信奉基督教，仅仅是因为它可以改善我们的农业。我们建好了深宅大院，紧接着就要去修建祖坟墓冢。我们最好的艺术作品，都展现了人类想要挣脱现状、解放自我的努力。然而，这些艺术作品的作用，不过是让我们向现状妥协，并最终忘记我们曾经的追求。事实上，这个村子里根本容不下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不管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房子里，还是在街道上，都找不到一个可以安置艺术品的地方。没有一个钉头可以用来悬挂图画，也没有一个木架可以用来摆放英雄或圣贤的雕像。当我思考着我们的房子是如何建造起来的，如何付清了房费或还在为房费辛苦挣扎的，以及房子内部如何设计以及怎样维持的，我就会纳闷，当有人进来参观，并惊叹于壁炉上那些华而不实的摆设的时候，房子的地板怎么就没有塌下去，让他落入地下室朴实而坚固的地基上呀。这种富足且精致的生活是人们跃跃欲跳、欣然向往的。不过，我绝然欣赏不了人们倾注在这种生活中的绝妙艺术，我所关注的只是人们的跳跃。我记得，在历史记载中，人们靠着身体肌肉的力量跳跃的最远记录，是由几个流浪的阿拉伯人保持的，据说他们跳出了二十五英尺远。如果没有外在力量的支撑，人类在跳越过那二十五英尺的距离后，依然要落回到地面上。对于房主，我首先想要问他的就是，究竟是谁在支撑着你，让你去建造如此虚华的房子？你是那九十七个失败的人之一，还是那三个成功者之一？你要是能回答得出我这几个问题，没准我还能有心思去看看你那些华而不实的摆设，欣赏一下它们的装饰美。安置在马匹前面的马车，既不美观，也不实用。要想给为我们的房子点缀上漂亮的装饰，我们须得先把墙面一层层剥了，把我们的生活一条条扯开，把家务和我们的生活都做漂亮了才行。要知道，想培养美的品味，我们通常要到户外，到那没有房子、没有管家的地方去。

老约翰逊在他的《神奇的造化》中谈到了本镇第一批定居者，他本人就是其中一员。他说：“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在山坡上凿出洞穴，到里面去居住。然后把凿出来的土高高地堆到木材上，在土堆较高的一侧点上火，来烘烤土壤。”他们一直没有“建造房屋”，他说：“直到上帝赐福，大地给他们带来了面包。”但是第一年庄稼歉收，“所以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不得不省吃俭用”。1650年，新尼德兰州的总督用荷兰文更为详细地描绘了当时的情况，供那些打算到此居住的人参考。他写道：“来到新尼德兰，尤其是到新英格兰的人们，他们最初没办法像预想得那样建造农舍，于是只好在地上凿出个方形的地洞。地洞按地下室的格局修建，深约六七英尺，长宽根据各自的需求决定。四周用木料固定，再包上一层树皮或其他东西，防止尘土掉落。地面铺上木板，上面装上壁板作为天花板，再高高地架起桅杆作屋顶，然后包上树皮或绿草皮，这样地洞里面就可以保持干燥温暖。根据家庭的大小，里面还会设有隔板。地洞建成后，一家人可以在里面住上两到四年。殖民初期，新英格兰那些举足轻重的富人们，他们一开始采用这种居住方式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们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建造房屋上，以致来年粮食短缺；二是，他们不想因为自己建造房屋，而让那些跟随他们来此的贫穷同胞们丧失信心。三四年后，农业得以发展，他们花费上千，建起了不错的房屋。”

从我们祖先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行事至少还是相当审慎的，知道把精力首先用于满足最迫切的需求上。但是就现在来看，我们较为迫切的需求得到满足了吗？我每每考虑着要买上一座奢华的房子来住，但我们国家似乎又还没有进入人类真正的文化生活，我们的精神食粮如此缺乏，甚至还不如我们祖先的面包丰盛，这样想来，我买房的念头便又打消了。当然，即使是在最原始的时期，也并非所有建筑上的装饰都不值得被考虑。但是我们所做的装饰，首先要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就像修饰甲壳动物的外壳，切记不要过度装饰。可是呢，事实并非我所期望，我曾到过一两户家人那里去，知道他们是怎样装饰自己的房子的。

尽管我们还没有退化到只能去住洞穴、住棚屋，或者改去穿兽皮衣的地步，但是既然人类已经付出巨大代价，通过发明和工业化取得了一些便利，那我们最好还是欣然接受吧。住在这个镇上，建房所用的木板、木瓦、石灰和砖瓦很容易获得，不易找到的反而是适合居住的岩洞、完整的原木、足量的树皮、坚韧的黏土或者平坦的石块。在这方面，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都十分了解，所以还是很有发言权的。如果我们能再智慧一点，好好地利用手头易得的这些原料，我们无疑就会更加富足，甚至会超越现在最富有的那些人，我们的社会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文明社会。不管怎样，文明人还是比野蛮人更有经验，也更加聪明。不过，我下面还是说说我在瓦尔登湖畔的生活经历吧。

1845年3月底，我借了把斧头，来到瓦尔登湖畔的林地。我已在湖畔选好了房址，所以便就近伐木，挑选一些旺盛且高大笔直的雪松，将其砍倒用作木材。开始的时候，不去租借就寸步难行，不过你去租借或许才是你所做的最大方慷慨的一件事，因为它使出手相借的人得以借机窥探你的生活。斧子的主人把它交到我手上的时候对我说，“它可是我的心肝宝贝儿啊”，不过我归还给他的时候，斧子已经变得更加锋利了。我伐木的那个小山坡，雪松满布，风景秀丽，透过松林可以看到瓦尔登湖和一小片林间空地，那里的幼松和山核桃苗已经开始发芽生长。湖里的冰还没有完全融化，不过也有几处已经露出了湖面，湖里湖水满溢，整个湖面看上去黑黝黝的。我在那儿伐木的那几天，偶尔还有零星的雪花，不过大部分时候都天气很好。我从林中走出来，沿着铁轨回家，黄色的沙地一路延伸出去，在朦胧的空气里金光微闪，铁轨在春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我还听到百灵鸟、小鹟等各种鸟儿的鸣唱，和人类一起欢呼新一年的开始。那几天真是春光明媚，人们在冬日里的各种不满也都随着大地的融化而消散了，迟钝的生命也都开始舒展筋骨了。一天，我的斧子脱了柄，我伐了段山核桃木做楔子，用石头把它嵌进斧柄里，然后把斧子泡进湖边的一个小水坑，让楔子浸了水把斧柄顶紧些。这时，我看到一条赤纹蛇窜到了湖里，十分惬意地盘在了湖底。我在那里待了足有一刻钟，其间它都没有挪动一下，估计是它还没有从冬日的蛰伏中缓过神儿来吧。在我看来，人类也是因为蛰伏得太久，所以才表现得如此卑微低下。一旦他们感受到有春之泉涌在体内奔流，他们的生活也必将变得无比高尚。在寒霜未化的清晨，我曾看见过几条蛇，它们的身体还很僵硬麻木，躺在路上等着太阳升起，来温暖它们的身体。4月1号那天下了场春雨，湖上的冰也都融化了。一大早，天还雾蒙蒙的，我听见一只离群的大雁在哀鸣，它在湖里孤零零地飘荡着，仿佛迷失了路途，如晨雾般飘忽不定。

我就这样，用一柄窄窄的斧头，又是砍伐树木，又是削制木料，还得做木钉、做木椽，还一边自娱自唱：

人人说他是百事通，

艺术科学我全懂，

百千技艺我全行，

哈，牛皮吹到天上去。

有风吹过才惶恐，

唯一所知原是风。

当然，我唱这歌的时候并没有想着要确切地传递出什么高深的思想。

主要的木料我都砍成六英尺见方，大部分木钉只削两面，木椽和铺地板用的只削一面，其他的全部保留树皮，使它们和锯出来的一样笔直结实。此时我又借来了一些别的工具，把每根木料都仔细地凿出榫眼，削出榫头。我虽然没在林地里待多少日子，但每每要带了黄油和面包在林地里吃午餐，还会卷份报纸带去阅读。我会砍下一些松枝，铺在地上当座席，我的手上又每每沾染一层厚厚的树脂，所以吃面包的时候，总能闻到淡淡的松香。尽管在松林中砍伐了几棵松树做木材，但到最后我完工的时候，我已经和它们相当熟识，所以我们俨然是朋友而非仇敌了。偶尔会有漫步者到林中来，听到伐木的声音就走上前来，然后我们就对着一堆碎木屑愉快地交谈。

我虽然没有急着赶工，不过到4月中旬的时候，大部分的木料也都已经备好，只等着搭建起来了。因为要用木板，我便从一个叫詹姆斯·柯林斯的爱尔兰人那里买下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棚屋。詹姆斯·柯林斯就在菲奇堡铁路上工作，不过我当时到他家去看屋子的时候，他恰巧不在，我便在四周转着看了看。因为窗子又高又深，所以屋里的人起初也没有看到我。其实外部也没什么可看的，屋子整体很小，尖尖的屋顶，四周积满了尘土，足有五英尺深，和粪堆有得一拼。屋顶是保存最完好的部分，但因为长期暴晒，也有很多木板已经变得弯曲易断。门板下没有门槛，四季畅通，供鸡群穿越。不久柯林斯夫人从屋里走了出来，请我到屋里去看一看。我走过去的时候，鸡群也都跟着挤进来了。屋里很暗，阴冷又潮湿，黏黏的让人很不舒服。地板整体很脏，还有木板散落在各处，不过一碰即断。柯林斯夫人点了盏灯，好让我看清屋顶和墙面，以及床下的地板，还警告我千万不要到地窖里去，那里就是一个沉积了两英尺尘土的大土坑。用她的话来说，屋顶上的木板是很好的，当然四周的木板也还不错，窗户也不赖。她说的窗户，就是两个未加修饰的方形开口，近期看来，只有他们家的猫从那里穿来穿去。屋里有个火炉，一张床，有块坐的地儿，一个就在这屋里出生的婴儿，一把绸质太阳伞，一面镶金边的镜子，一个钉在橡树苗上的全新咖啡磨，以上就是屋里的所有东西了。此时詹姆斯也回来了，我们很快谈好了价钱：我当晚要付给他四美元二十五美分，他便不再考虑别的买家了。他会在第二天早上五点之前搬出去，六点的时候这棚屋就是我的了。“你还是早点过来的好，”他说，“可能会有人过来，就地租和燃料费管你漫天要价。”不过他对我保证说，这是唯一会遇到的麻烦事儿。我第二天六点钟往那儿去，在路上碰见了他们一家人，他们已经启程要离开了。一个大大的包裹，捆着他们所有的东西：床、咖啡磨、镜子和他们的鸡群。他们带上了所有的家当，除了那只猫。那只猫跑进了树林，成了只野猫，不过我后来听说，它误踩了捕捉土拨鼠的陷阱，所以最后成了只死猫了。

当天上午，我便开始拆迁棚屋，把钉子都拔出来，一小车一小车地把木板运到湖边，然后把它们摊在草坪上，在太阳底下暴晒，把发霉了的晒干，让弯曲了的再恢复平整。我推着车子走在林间的小道上，一只早起的画眉鸟还时不时地给我哼唱两声。年轻的小伙子帕特里克贼兮兮地告诉我说，爱尔兰人邻居西利趁我搬运休息的空档，把那些尚且平直可用的大头钉、U形钉和尖头钉都装到自己口袋里去了。可是，当我从湖边回来和西利打招呼的时候，他兴冲冲地抬起头，带着春日的闲思，一脸无辜地看着眼前的一堆废墟。用他的话说，“这真没什么忙头啊”。他站在那里，一副典型的旁观者姿态，偷走了特洛伊城的神像(16)，还表现得好像这是芝麻绿豆般的事。

我选了个山坡，在朝南的一面挖了个地窖，有只土拨鼠之前还在那儿凿过洞。我朝下挖，刨出漆树和黑莓的树根，一直挖到植被扎根最深的沙土地。地窖是方形的，六英尺宽，七英尺深，土豆放进去，即使再寒冷的冬天也不会冻坏。地窖四周没有砌石头，留出来放置东西用，因为阳光照不进来，所以沙土很牢固，不会脱落。这个地窖我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挖出来了。我很喜欢这种破土动工的感觉，要知道，不管是生活在哪个纬度的人，他们都会在地下挖洞，来利用地下较稳定的气温。即使是住在城市最豪华的房子里，人们也会在下面挖出地窖，用来长期储藏根茎蔬菜。时光荏苒，当地上的房子已经绝迹，在曾经挖掘地窖的地方，后人依然可以辨识出凹陷的痕迹。如此看来，房子也不过是通往地下洞穴的一个门廊罢了。

终于，5月初的时候，我在几个熟人的帮助下把房子搭建起来了。其实，我找他们帮忙，更多的是想要和他们建立友好的邻里关系，并不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做不来。就建房者来说，我才是最让人崇敬的那一个。我相信，这些曾经帮助过我建房的人，他们有一天还会援手建立更加高耸雄伟的房屋的。7月4号，房子刚刚搭建了木板和屋顶，我便住进来了。木板都削了边，互相重叠着搭建，所以下雨的时候完全不会漏雨。不过在安装木板之前，我从湖边小山上抱来了足有两大车的石头，在房子的一端打出了一个烟囱的基台。在天气转凉之前，我清晨就在室外生火做饭，傍晚锄草回来才着手修建烟囱，以便天冷的时候在屋内生火取暖。我至今还认为，在室外做饭，在一定程度上，比在室内做饭更加便利愉悦。要是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我的面包还没有烤好，我便就着火堆高高地搭上几块木板，然后坐在下面看着面包烤熟，在那儿愉悦地度过几个小时的光阴，等着暴风雨过去。那段日子，我手头总是有活儿要做，所以就很少读书，即便如此，散落在地上的一些小纸片和单据，甚至是印在桌布上的只言片语，读来都让我心情舒畅，仿佛我阅读的是《伊利亚特》这样的大作。

在建造房屋的时候，不要像我一样，没有多加考虑就把房子建起来了，你们可以更加审慎一些，好好思考一下门窗、地窖和阁楼等对你们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可能的话，不要因为一时需要而去建造房屋，一定要找出一个长期且理性的理由。人类建造房屋，与鸟雀衔筑窝巢一样，都是本能所趋。不过，要是人类也能用自己的双手，简单而真诚地搭建房屋，养家糊口，那么人性中的诗意也会得到极大的提升，而且人人都可以像鸟雀一样，即使在忙碌中也会放声歌唱了吧？谁又知道呢！哎，我们倒是与燕八哥和杜鹃的行径一致，把自己的鸟卵产在别的鸟类搭建的巢穴里，而且叫声沙哑刺耳，博取不了任何一个路人的称赞。建筑的乐趣，我们难道要永远贤让给木匠吗？在众多的生活实践中，人们又拿出了多少时间用来建筑自己的房屋呢？不管走到哪儿，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在建造他自己的房屋，这本该是多么简单自然的一件事啊。我们是社会中的一员。九个裁缝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人(17)，不仅仅是裁缝，单是一个牧师、一个商人，抑或一个农民也都无法组成一个完整的人。这种劳动的分工究竟何时可以结束？分工的意义又何在？当然，有人可能会为我着想，但是，如果他为我着想的前提是我不能再自己独立思考，你就恕我不能接受了。

不错，我们国家确实有所谓的建筑师，而且我知道至少有一位，说过他有这样的想法：建筑装饰要遵循一个核心真理，满足一种核心需求，这样才能达到美的效果。他这样说的时候，好像是突然领悟到了什么真理。在他看来，这样的想法或许是非常不错的，但事实是，这样的观点并不比那些业余建筑者的见解深刻多少。一个多愁善感的建筑师，他的改革始于对屋檐的装饰，而非对地基的巩固。他所考虑的，是如何把这种核心真理贯穿到每个装饰物上去，使得每块糖果都包含一颗杏仁或者一粒葛缕子籽——我觉得不含糖的杏仁才是最美味的——而不是房主要怎样切切实实地把房子里面修建好，至于装饰物，让它们顺其自然就好。有哪个理智之人会认为装饰只是肤浅的外在之物，就好比龟壳上的斑点花纹或者贝壳上的珠母光泽，要像百老汇的居民那样，需要提前签好了合约方能入住三一教堂吗？正如龟壳的漂亮与否对乌龟的生存产生不了什么影响，房子的建筑风格也与主人的生活毫无干系。所以士兵也自不必无聊地去把自己的勇敢无畏描画到他的战旗上去，敌人在交锋中自会体会到他的勇猛，胆怯一点的还要被他震慑得面色全无。在我看来，这位建筑师正是斜倚在屋檐上，向那暴躁的居住者颤巍巍地述说他所谓的真理，而事实上，居住者比他看得更明白。此刻我所看到的建筑美，是从那唯一的建筑者——居住者的需求和本性中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它是居住者的真诚和高贵自然而然的外在流露。他从不在意这种外表美，但是如果他生活得热忱而真实，那么他的生命之美必会惠及他所接触到的外在之物。正如画家们所知，平民百姓所居住的木屋和村舍，它们谦卑简陋，其貌不扬，却是全国最为迷人的住所。这些房舍不过就是居住者的外壳，外表简单，毫无特色可言，但正因为如此，它们才生动迷人。此外，郊外那些箱子里的居住者，如果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看得简单舒适，也不浪费精力去改善房子的风格，那他们居住的箱子也同样是迷人的。实际上，很多建筑装饰都很空洞，正如那借来的奢华服饰，一场九月飓风就能把它们剥落，还不会伤及根本。那些无须修建地窖来存放橄榄和美酒的人，他们就不用在建筑风格上费脑筋。如果我们在文学风格上也同样费神费力地大加修饰，对《圣经》文本也像装饰教堂的顶檐那样苦心竭力，那我们的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那些美文和美术品正是这样精雕细琢出来的，与此相同的，还有缔造它们的教授。头上那几根木柱应该怎样倾斜，脚下那几块木板应该怎样平铺，他的“大箱子”应该涂什么颜色的涂料，啊，真是让人纠结万分。认真说来，他果真把柱子倾斜了或者给房子涂上了什么颜色了的话，还是有那么点意义的。问题是，既然他的灵魂都已经离开躯体了，那他在房子上花费的功夫也无异于是在鼓弄自己的棺材、装饰自己的坟墓了，他这个“木匠”不过是“棺材匠”的一个别称罢了。一个人如果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他会说：“就着脚下抓两把黄土，撒在你的房子上吧。”他所说的房子，指的是他人生最后的那个窄小墓房吗？不如抛个硬币来作决定好了，反正他有大把的时间！为什么要用泥土呢？你最好是把房子涂成你的肤色，你惊恐时它为你失色，你羞愧时它为你脸红。这倒是不错的改进方法。你要是准备好了这种装饰，我一定用它来装修我的房子。

冬天到来之前，我把烟囱建好了。尽管房子已经可以防雨了，我还是把四周又用木瓦包了一层。木瓦是从原木上削下来的第一层木片，我用刨子刨平了边缘，虽然外形不怎么样，但还是比较厚实的。如此一来，我便拥有了一座木瓦包边、外刷涂料的房子了。房子约十英尺宽、十五英尺长、八英尺高，有阁楼和壁橱，四面各一扇大窗子，两扇天窗，后面一扇大门，前面一个砖瓦壁炉。

建造房子所用的所有材料，我都是按平时的价格购买来的，因为很少有人能准确地给出他们建房的花费，更别提让他们说出每种材料的具体价位了，所以我在此把造房的花费详细列举出来了。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是我自己独自完成的，所以没有计入劳动花费这一项，以下就是我所有花费的清单：

木板（大部分是拆迁棚屋所得） ………………………… 8.035美元

房顶和墙面所用旧木板 ……………………………………………… 4.00美元

板条 ……………………………………………………………………………………… 1.25美元

两扇带玻璃的二手窗子 ……………………………………………… 2.43美元

一千张瓦片 ……………………………………………………………………… 4.00美元

两桶石灰 ………………………………………………………… 2.40美元（买贵了）

绳子 …………………………………………………………………… 0.31美元（买多了）

壁炉架用铁 ……………………………………………………………………… 0.15美元

钉子 ……………………………………………………………………………………… 3.90美元

铰链和螺丝 ……………………………………………………………………… 0.14美元

门闩 ……………………………………………………………………………………… 0.10美元

白垩 ……………………………………………………………………………………… 0.01美元

运输费用（大部分材料是我自己背来的）………… 1.40美元

总计 …………………………………………………………………………………… 28.125美元

这些就是我所用的全部材料，另外还有木料、石块和沙土，这些我没有计入花费，因为是在公地建房，所以这些都是供我免费取用的。此外，我在主房旁边还建了间侧房，主要材料就是建造主房剩下的那些零碎材料。

我现在计划着，等我哪天高兴了，还要再建造一座房子，比康科德镇上所有的房子都要大气奢华，花费还不能超过建造这所房子所用的花费。

我发现，学生也可以像我一样建造一座房子，可以住上一辈子，而花费也绝不会超过他现在一年的房租。如果我果真夸大其实了，那也是为了要宣扬人性之伟大，而非自我吹嘘。我的那些不足和自相矛盾并不会降低我这话的真实性。人类社会中有如此多的虚假和伪善，它们就如同难以和麦粒剥离的糠皮一样，和所有人一样，我对此也十分痛惜。尽管如此，我还要努力地自由呼吸，尽情伸展，不为虚假和伪善所困，在道德和身体上解放自我。我决心不在恶魔面前卑躬屈膝，誓不为恶魔代理，只为真理代言。在剑桥大学，建筑公司在一个屋顶下建上三十二间学生宿舍，每个宿舍比我的房子大不了多少，而住宿费却要一年三十美元，这可让建筑公司捞了个大便宜。学生们要忍受诸多不便以及左右鼓噪的舍友，如果不幸，还可能会被分配到四楼去居住。我不禁又要思考，如果我们在居住方面能更加理智一点，那么我们不仅可以少接受一点教育，因为我们接受的教育已经够多了，而且在接受教育上的花销也可以大大地减少。为了学习获取生活上的便利，在剑桥大学或者其他学校的学生以及教工人员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如果学校和他们都能作出更加合理妥善的安排，那么这方面的花费就可以降低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学生交出的大部分钱都不是用来满足他最重要的需求的。举例来说，学费可谓是他整个学期花费的一个大头，但是有种远比学校教育更有价值的教育，是学生在和那些有教养的同龄人的交往中获得的，而这项教育却是完全免费的。创建大学的一般路径就是：首先通过向社会集资，得到足够的资金捐助；然后就盲目极端地遵照社会分工的原则——这种原则一定要小心谨慎地遵从——招来一个承建商，承建商又借此大做投机买卖，雇用爱尔兰或其他地方的工人；之后就开始打地基、建学校了；最后不管学校建成什么样，进来的学生都得去适应。因为这个不慎的决策，世世代代的后人都要为此而买单。我想，如果学生或其他想从中获得便利的人，他们自己着手建校，那情况会比现在好很多。学生们自欺欺人地逃避掉人类必要的劳动，以求得到他们贪恋的闲暇和安逸，而他们小心翼翼地护在手里的闲暇不仅不光彩，而且也结不出丰硕的果实来，也于他们无益。 “等等，”有人会问了，“你不是说要让学生放弃思考，去做体力劳动吧？”确切地说，我并不是那个意思，不过我希望他们能够多思考一下我说的话。我想要说的是，既然整个社会都供给着他们，让他们进入到这场昂贵的教育游戏，他们就不应该单纯地“游戏人生”或者“学习人生”，而应该有始有终，真诚地去生活。年轻人学习生活的最好方式，不正是去经历生活吗？我觉得，去经历生活就像是做数学题，会使大脑得到很好的锻炼。比方说，我想让一个男孩学习艺术和科学知识，我不会像一般人那样，把他送到邻居教授家里就不管了。虽然，教授会告知并教会他一切有关技术和科学的知识，但唯独一样他不会传授与他，那就是生活的艺术。教授会教会他通过望远镜和显微镜看世界，但不会教育他用自己真实的眼睛观察世界；他让孩子学习化学，却不让他练习做面包；他教给孩子力学，却不告诉他怎样获得力量；他教孩子去发现围绕着海王星的新卫星，却无法让他察觉眼中的尘埃，或者让他意识到他自己正像那行星一样，不过是个流浪者而已；他让孩子观察一滴醋里的微小细菌，而无法让他感觉到自己正被身边的洪水猛兽所吞噬。有两个男孩，一个让他阅读相关书籍，学会挖掘并冶炼铁块，自己制作一把小弯刀；另一个，把送他到学校去听冶金课程，然后他父亲再交把罗杰斯牌袖珍折刀到他手里。那么，一个月之后，这两个孩子谁取得的进展更大呢？哪个孩子会更容易划伤自己的手指呢？……真是不可思议，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他们竟然告知我，我学过航海学。哈，如果我当初不到学校里来，而是径直到海港上去，我学到的东西肯定会比现在多。即使是那些贫苦人家的孩子也要去上学，而学校教给他们的只是政治经济学，对于那饱含哲理的生活经济学，学校从来都没有认真对待过。这就导致了学生在阅读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等著名经济学家的书籍时，他的父亲却已经欠债累累。

我们把大学，还有其他上百种“现代改良”看得无尚高大，其实这不过是我们的幻觉罢了，这些“改良”中并非全是进步的一面。恶魔在我们的发展早期入了股，随后不断注资，它现在回来索取高额红利，不把我们榨干决不罢休。我们总喜欢发明一些无足轻重的小玩意儿，它们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无法专注于严肃的事情上。我们的发明虽然改善了我们的做事方式，我们的目标却还是原地踏步。而事实是，我们现在的目标很容易达到，就好比你只要上了铁轨，火车就可以一路把你载到波士顿或者纽约去。但现在我们紧赶着要在缅因州和德克萨斯州之间搭建一条电磁电报线，而缅因州和德克萨斯州之间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要紧的信息要传递。就如同，一个男子急切地想被引荐给一位杰出的聋哑女士，而当她站在了他面前，把助听器一端的小号角放到他手心里，他却尴尬地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似乎人们总致力于喋喋不休，至于说出的话有没有意义，他们则不甚关心。我们迫切地想要挖条隧道，横穿大西洋，好让旧世界的消息提前几周传到我们新世界里来，不过第一个传到我们耳中的消息很可能是阿德莱德公主染上了百日咳。毕竟，那骑着马一分钟跑出一英里的人，他所携带的信息也不会十分重要。他不是福音传教士，也不会为了赶路就要在野外捕吃蝗虫，啜饮花蜜。我怀疑英国的那匹著名赛马飞彻斯特，它一生中估计从未驮运过一粒玉米到磨坊。

有人对我说：“我很好奇，你怎么就不攒下点钱备用呢。既然你酷爱旅行，不如今天就雇上一辆车，到菲奇堡去开开眼界。”可惜，我比他说得要明智。我从生活的经验中得知，最快的旅行方式是徒步旅行。我说：“朋友，如果我们两个都到菲奇堡去，让我们来看看谁会先到达那里。”假设旅行的路程是三十英里，车费需要九十美分，这相当于一个人一天的工资，我记得，之前在这条道上干活的工人，他们一天也就能挣个六十美分。假如我此刻就出发，估计傍晚就可以步行到那里，要知道我在过去的一周都是以这个速度步行的。而你呢，首先要挣出你的路费来，如果幸运的话，你今天就可以找到一份工作，挣够车费，估计你第二天才能到达菲奇堡，最快也要今天晚上才能到。我已经踏上了去往菲奇堡的路，你却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在这里做工。即使你坐上火车满世界跑，我也总能赶在你前头到达目的地。而且在开阔眼界和增加阅历方面，我也会极大地超越你。

这条准则放之四海而皆准，没有人可以超越它，就连铁路也不例外。想要把铁路修建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就无异于把整个地球的表面都铲平。人们总模模糊糊地以为，只要坚持不懈地铲土地、修铁路，他们总有一天可以坐上火车，世界各地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也不用花费太多时间和金钱。不过，纵使他们修足了铁路，人们涌到车站去坐车，乘务员大喊着“都上车！”，但是等到火车开走、烟消雾散之后，我们会发现，真正上车的只是少数人而已，剩下的那些人都被火车碾在车下了。人们会称这为“不幸的遭难”，那些没能坐上火车的人的确不幸。无疑，等他们攒足了钱，如果他们生前能够挣出这份车钱的话，他们最终还是可以坐上火车的，不过，恐怕到那时，他们已经丧失了青春的活力，也没有心情去坐火车旅行了。他们把人生最美好的光阴都用来挣钱，就为了可以在迟暮之年，去享受一番这让人质疑的自由。这不禁让我想起一个英国人来，这英国人为了将来可以在本国像诗人那样惬意地生活，便跑到印度去赚钱。他本可以直接爬到阁楼上去，马上开始他惬意的生活的。“你说什么！”无数爱尔兰人从他们铁路两旁的棚屋里跳了出来，“我们修建的铁路难道不是好东西吗？”是的，比较起来，你们花时间修建铁路这事儿已经算是很好了，至少你们没去做更糟糕的事。但是，既然你们是我的同胞兄弟，我建议你们把时间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而不是在这儿刨土修路。

房子还没建好的时候，我想着要认真愉悦地去做些事，挣上它十来美元，好支付我日常的花费。于是，我就在房子附近开垦了两英亩(18)半的沙土地，大部分种上了豆子，剩下的小部分用来种土豆、玉米、豌豆和萝卜。我一共划出了十一英亩的土地，当时大部分都还生长着松树和山核桃，上个季度我把它们都卖出去了，价格为每亩八美元零八美分。有个农民曾经跟我说：“这树林一点用也没有，就只能招来些吱吱乱叫的松鼠。”因为我不是土地的永久主人，只不过是个暂时的拥有者而已，便什么肥料也没有施，而且我来年也不打算再耕种这么多的土地，所以也没有一次性全部锄完。我在耕地的时候刨出了几考得(19)的树根，供我燃烧了很长时间，而刨树根的地方也都没有再耕种，到了夏天，豆苗长得郁郁葱葱，这几块处女地看上去尤其明显。除去这些树根，我生火所用的木材就是屋后那些死木和部分卖不出去的树木，另外还有从湖里打捞上来的浮木。翻耕的时候，我不得不雇来一套犁具和一个帮手，不过最后扶着犁头的人却还是我。第一季度的时候，因为要买农具和种子，还有雇用帮手等其他花费，最后一共支付了14.725美元。玉米种子是别人免费送给我的，因为确实值不了几个钱，不过你要是大面积种植的话就另当别论了。总的来说，我第一季收获了十二蒲式耳(20)黄豆和十八蒲式耳土豆，此外还有一些豌豆和甜玉米。黄玉米和萝卜因为种得太晚了的，所以最后没什么收获。农场的全部收入如下：

总计 …………………………………………… 23.44美元

支付 ………………………………………… 14.725美元

净收入 ……………………………………… 8.715美元

除去消费掉的，我手上所剩的农产品大约还可以卖得4.5美元，虽然我没有种植蔬菜，不过用这笔钱去购买也绰绰有余了。综合考虑一下各种因素，即一个人的灵魂和当下时间的重要性，我认为我那年的收获比康科德镇任何一个农民都要大，虽然我试验的时间并不长，但正因为其本身的短暂，才让我更加坚信成果的优越性。

第二年，我把用来耕种的三分之一英亩土地全部翻了土，取得了更大的收获。从这两年的耕种经验中，我发现，我们不应该被那些关于务农的大作所吓倒，即使是亚瑟·扬(21)的书也不例外。如果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种植粮食简单地过活，那就开垦上小片土地，不要过多地种植，仅够自己食用的就可以，也不要拿足够你用以生活的粮食去兑换奢侈品，它们价格昂贵且又让你食不果腹。耕种的时候，比起牛耕，你自己动手翻土会耗资更少。你也无须施肥，频繁地更换土地就可以了。所有的农活，也只是趁着夏天闲暇的时间，单手就做完了，不必凡事都要依靠牲畜去做。可是现如今的农民，如果离开了牛马，他们的日子就完全过不下去了。作为一个对当今经济和社会事业的成败不甚在意的人，我希望在这一点上我的话也可以尽量不偏不倚。我不像康科德镇上其他的农民那样，被一座房子或者一个农场所束缚，虽然我天性放荡不羁，但每时每刻都可以随心而动，所以我比他们都要独立。即使是房子被烧毁或者庄稼颗粒无收，我也一样可以过得很好。

我认为，与其说人是牲畜的主人，不如说牲畜是人的主人，因为它们才是更自由的啊，人和牲畜是角色互换了。如果我们整天只想着有什么活儿必须做，那可就让牛群占尽了优势，它们的农场可比我们的大得多。人们花上整整六周的时间去割干草，把本是牲畜要干的活给做完了，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呀。在一个哲学家生活的国度，人人生活得简单自由，他们是不会采用牲畜来代替人类劳动的，那是多么愚蠢的错误啊。当然啦，世界上从来也没有过完全是哲学家的国家，在不久的将来也不会出现，而且我也不确定，这个世界是不是值得拥有这样一个国度。不过，无论如何我是不会去驯服一匹马或者一头牛，让它去为我劳作的，因为我担心自己会变成一个单纯的马倌或牧人。即使社会看似因此而得到了什么好处，我们又如何确定，一个人的得，何尝不是另一个人的失呢？主人的获益，也会让那小马倌儿感到同样满足吗？假如说有些社会工作是必须要借助牛马来完成的，那么我们难道就可以认为，依靠牲畜来劳作的人类就是卑微的吗？当人们借助于牲畜，去从事那些毫无意义的装饰性的或者那些奢侈且无聊的工作的时候，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就会和牛马调换角色，换句话说，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强者的奴隶。于是，人们不仅要被体内的动物所奴役，而且，作为象征，还要为外部的牲畜所服务。尽管我们拥有了很多砖瓦或者石砌房，但要判断一个农民富足与否，我们还是会去看他的棚厩够不够大，是否大到可以遮蔽他的住房。本镇自诩拥有最大的牛棚马厩，在公共建筑上也毫不逊色，但是可以让人们自由想象和言论的大厅却没有几个。人们为什么要靠着建筑物而不是通过抽象思想的力量来自我纪念呢？与东方的那堆建筑废墟相比，古印度史诗《对话录》是多么值得人们赞扬啊！宝塔和庙宇只是王公贵族奢侈生活的产物，一个简单独立的人是不会去忍受王子的颐指气使，为他辛苦卖命的。天才决非帝王君主的奴仆，虽然他们也会对金银财宝和大理石着迷心动，但绝不会被其所禁锢。拜托告诉我，我们敲磨这么些石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在阿卡利亚(22)就从未见过有人敲打石块。各国人们都近乎癫狂地敲石筑碑，期望通过这些石块让后世永远地把他们铭记在心。如果他们花费同样的精力去打磨他们的举止礼仪，结果又将如何呢？一个深邃的思想会比高耸入云的纪念碑更值得纪念。我更喜欢处在恰当位置上的石头，底比斯城的建筑虽然宏伟，却是宏伟得让人不堪入目。理性思辨是一面窄窄的墙，它紧挨着忠厚之人的心田，而那门墙林立的底比斯城却游离在外，无法贴近真正的生活。那些野蛮人和异教徒，他们修建了辉煌壮丽的庙宇，而基督教的人们却不会这样做。人们敲下的石头大部分都进了各自的坟墓，把自己活埋了。至于埃及的金字塔，一想到有那么多的人竟然自降身份，浪费自己的生命去给某个傻大佬修建坟墓，它就没什么好让人惊叹的了，至于那让人为他修建坟墓的傻大佬，当时的人们要是能聪明一点并表现出点男子汉的气概来，他们就应该把他扔到尼罗河淹死，然后把他的尸体扔去喂狗。我本可以就他们再好好说道说道的，但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至于人们对建筑者艺术风格的痴迷和钟爱，不管是对埃及庙宇神殿的热衷，还是对美利坚合众国银行的追捧，世界各地都大同小异。这些建筑的实际价值和它们所耗费的资本人力极不相称。人们修建这些建筑的主要原因是对虚荣的爱慕，加之对蒜头、面包和黄油的热爱。巴尔科姆先生是位年轻有为的建筑师，他追随维特鲁威(23)的设计风格，用硬铅笔和直尺设计了一张图纸，把它交给石匠多布森父子去施工。在漫长的三千年时间里，那些建筑渐渐颓败，而人们对它却是日渐推崇。既然说到那些高塔和纪念碑，本镇上曾经有个疯狂的家伙，想要挖个地道通到中国去，据他说，他挖得很深，甚至都能听到地面上中国人锅碗瓢盆的叮当声了。不过，我是不会去赞美他的那个地道的。很多人关注中西方的这些纪念碑，想要知道他们的建造者，而我倒是想要知道那些没有参与建筑的人，他们才是真正投身于严肃生活的人。不过，我还是接着统计我的账目吧。

在湖畔居住期间，我白天还到村子里兼做测量员、木匠，以及其他工作，要知道，我的手艺要用十个手指头来数呢。总之呢，这些工作所得一共有13.34美元。虽然我在湖畔居住了两年零两个月，但是食物的支出只记录了八个月的时间，也就是从7月1号到来年3月1号。账目不包含土豆、青玉米和豌豆，因为这些都是我亲手种植的，也不考虑记账时手头上剩余食物的价值。具体的账目如下：

大米 …………………………………………………………… 1.73美元

蜜糖 ……… 1.73美元（糖精中最便宜的一种）

黑麦 ……………………………………………………… 1.0475美元

玉米粉 ……………… 0.9975美元（比黑麦便宜）

猪肉 …………………………………………………………… 0.22美元

（以下是所有试验材料的花费，不过试验统统以失败而告终）

面粉 ……… 0.88美元（比玉米面贵，而且做起来麻烦）

糖 …………………………………………………………………………………… 0.80美元

猪油 ……………………………………………………………………………… 0.65美元

苹果 ……………………………………………………………………………… 0.25美元

苹果脯 ………………………………………………………………………… 0.22美元

白薯 ……………………………………………………………………………… 0.10美元

南瓜一个 …………………………………………………………………… 0.06美元

西瓜一个 …………………………………………………………………… 0.02美元

盐 …………………………………………………………………………………… 0.03美元

不错，我的确吃了8.74美元的食物，一样不漏都记在里面了。如果我不是知道大多数的读者都和我一样，在饮食方面多少会有负罪感，那我也不会脸不红、心不跳地把我的罪行昭告于众了，你们的罪行要是公开了的话，也不会比我的好到哪儿去。第二年的时候，我时不时地会捕些鱼来做晚餐。我有一次甚至还逮到了一只践踏我豆苗地的土拨鼠，然后吃了它的肉，当然部分出于试验的目的，不过鞑靼人会说这有助于它投胎转世。土拨鼠肉吃起来有股麝香味，口感很好，虽然它能满足一时的口腹之欲，不过我还是觉得不宜长期食用，即使是村里的屠夫把它宰好烹饪了呈到你面前，你也不应长期沉溺于此。

这期间还有衣服和一些杂七杂八的开销，虽然无法列出具体款项，不过总额为8.4075美元，此外还有购买食用油和一些家用器具的支出，共计2.00美元。因为衣服的洗涤和缝补是拿到外面去做的，而且也没有花费的收据，所以无法计算在内。下面列出除此项之外的所有现金支出，这些支出包含了人类所有的必要花费，其中我的某些花费甚至还不是必要花费。总之，账目如下：

建房 ………………………………………………………… 28.125美元

一年的耕作 …………………………………………… 14.725美元

八个月的食物 …………………………………………… 8.74美元

八个月的衣物及其他 ………………………… 8.4075美元

八个月的食用油及其他 ………………………… 2.00美元

总计 ………………………………………………………… 61.9975美元

那些苦于生计的读者们，我下面的账目是为你们列出的。为了以上开销，我将农场收获的谷物卖得23.44美元，白日做工挣得13.34美元，收入共计36.78美元。用总开销减去此项收入，还有25.2175美元的差额，不过我刚开始计划到湖畔居住的时候，手上的那笔资金大致也就是这个数目，这也是我预期的可能花费。当然，虽然支出了这笔花费，我可是享受到了大把的闲暇时间和自在独立，此外我身体也健健康康，还有一座舒适的房子，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这些花费统计看似记录随意，没有什么指导性意义，但也全面完整，有一定的价值。经过我手的东西，出入都有金额记录。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单是食物一项，我每周平均要花费二十七美分。这之后的将近两年，我的饮食基本很固定，食物主要是黑麦和不发酵的玉米粉，外加土豆、大米和少量的咸肉、糖浆和食盐，渴了的话也就只喝白开水而已。作为一个深爱印度哲学的人，选择以大米为主食也是理所当然的。有些刁钻苛刻之人会问我，为什么不到户外就餐呢？要回应他们的质问，我不得不说，我以前是常常在户外就餐的，而且我相信以后有机会也还会这样做。但是，频繁的户外就餐总会扰乱我在家里的安排。无论如何，户外就餐，就像我说过的，是常有之事，一点也不会影响我在此给出的统计数据。

从这两年的生活经验来看，一个人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获得他生存所需的食物，即使是生活在我们这个维度上的人，我对此不免有些惊讶。而且，一个人的饮食即使像动物一样单调，也依然可以很好地保存体力，维持健康。有一次，我从玉米地里采了些马齿苋（拉丁语为Portulaca oleracea），回来把它煮熟了用盐腌上，之后用腌好的马齿苋做了顿晚餐，真是让我大快朵颐。我在这里提供了马齿苋的拉丁文，因为单是从它的俗名，你就可以感受到它是何等的美味。一个理智之人，如果他能在平静的午后，煮上一大锅嫩玉米，再撒上点盐吃，那他还什么可奢求的呢？我在饮食上会常常变换点花样，那也只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并非健康所需。然而，人们竟愚蠢至此，以致常常忍饥挨饿，不过他们饥渴以求的，不是生活必需，而是各种奢侈之物。我自己就知道一位主妇，她为人不错，但却固执地认为她的儿子之所以会去世，就是因为他生前只喝饮用水。

读者可能发现，在饮食这个问题上，我更多的是从经济的角度而非营养的角度来谈的，所以，除非他已经把自己养得膘肥体胖，否则是不会冒险学我在饮食上如此节制的。

起初的时候，我用纯玉米粉和盐制作面包，在户外用木瓦或者用从建房木料上锯下来的木块生火，在火上烘烤出纯正的玉米饼来，但这样烤出来的玉米饼会有烟熏和松脂的味道。我后来又试着用小麦面粉制作，不过最后发现把黑麦和玉米粉混在一起，烤出来的面包很不错，制作起来也方便。烘烤面包的时候，你要像埃及人孵化小鸡一样，小心翼翼地不停翻转，不过，在天冷的时候一连烤上这么几个小面包，真是趣味无穷。烤出来的面包就如同我亲手种植的谷物结出来的果实，它们的芬芳丝毫不逊色于某些奇珍异果的香郁。当然，对于那些珍贵的水果，我一般都会拿布包好，尽可能长久地保存。面包的制作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技艺，我曾认真研究了这门古老的艺术，请教了一些制作面包的权威人物。追溯看来，在原始时期，人类最初制作出来的面包是未发酵的。他们从野外采集了坚果，混合着生肉，做出了这种柔软精致的美食。后来，由于面团偶然变酸，人们从中发现了玄机，渐渐学会了让面团发酵，之后又通过各种的改良，最终人们制作出了现在“美味可口又有益健康的面包”，而面包也随之成了人们生活必需的食物。发酵被认为是制作面包的精髓所在，是让面包蓬松的关键，人们虔诚地把这道工序保持了下来，就像罗马人小心地保存着维斯塔灶火，使其永久燃烧。我想，我们的酵母粉是首批到达美国的英国人带来的，他们乘坐五月花号，随身携带了那么珍贵的一小瓶。这一小瓶酵母粉就解决了人们在美国制作面包的所有问题，而且它的影响就像波涛般，在这片大陆上不断上升、膨胀和蔓延。制作面包的时候，我也总是规规矩矩地从村子里买来酵母，直到后来有天早上，我做面包的时候不小心烫死了酵母，至此我才发现，酵母也不是不可或缺的面包原料，我这可不是胡编乱造，而是认真分析后得出来的结论。从此以后，我做面包的时候就把酵母欣然省去了。倒是有很多主妇一脸认真地告诉我说，不用酵母你是做不出安全又健康的面包的，还有些长辈也信誓旦旦地说：“不食用酵母，你的体力会一天天衰落下去的。”但是我的经验证明，酵母并不是制作面包的必需原料，我过去一年没有使用酵母，现在不也活得好好的。不用整日带着一瓶酵母粉在口袋里，我也乐得轻松愉快，而且瓶子有时还会蹦出来，酵母粉撒得到处都是。制作面包的时候省去酵母会更简单，也更让人尊敬。要知道，人类适应气候和环境的能力，比其他任何动物都要强。此外，我做面包的时候也不会放苏打，或者其他酸碱物质。我做面包好像是照着公元前两百年的罗马农学家马尔库斯·鲍尔修斯·加图给出的配方步骤。其拉丁文为：“Panem depsticium sic facito. Manus mortariumque bene lavato. Farinam in mortarium indito，aquae paulatim addito，subigitoque pulchre. Ubi bene subegeris，defingito，coquitoque sub testu.”大意为：“按照如下步骤制作面团：洗干净手和面盆，把面粉倒入盆中，慢慢加水，揉匀。面团揉好后，做成面包，最后密封烘烤。”也就是直接放入烤炉中烘烤，其中对酵母只字未提。不过我之前也并不是全靠面包过活，有段时间，因为囊中羞涩，我连着一个月没有吃过面包。

在新英格兰，每个居民都可以很方便地种植黑麦和玉米，收获后来制作面包，而无须到遥远的市场上去购买原料，而且市场上的价格还多有波动。但是目前来看，我们在这方面还远称不上简单和独立。在康科德镇，店铺很少会出售新鲜香甜的玉米粉，至于碾碎的粗糙玉米，几乎已经没有人食用了。大部分农民都把自家产出的谷物拿来喂养家畜，然后再去商店购买面粉食用。这面粉不仅价格昂贵，而且还不见得比粗粮健康。我知道，要想种植并收获上一两蒲式耳的黑麦和玉米其实很容易，因为黑麦在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生长，而玉米则不需要种在最肥沃的土地上。然后把它们亲手研磨出来，即使没有大米和猪肉我也可以过活了。试验之后发现，如果必须要用糖的话，我可以从南瓜或者甜菜中提取出上好的糖浆来，不过从槭树中提取会更容易一些。如果需要时这些东西都还没有长成，我就会去寻找其他的替代品。“因为，”正如先人所吟唱的那样，

“我们可以从南瓜、防风草和桃枝中提取汁液，

来滋润我们的口舌。”

最后，还有食盐，它可是食品店里最主要的货物。如果不去食品店购买，我估计要到海边去一趟，又或者，如果我当初没有食用它的话，那我也就不用喝那么多水了。我知道，印第安人从来都不会为食盐而处心积虑的。

所以，就食物而言，我便不用去做任何交易或者交换了。房子呢，我也有了，现在就剩下如何去获得衣服和燃料了。我现在穿的这条裤子是在一个农民家里织就的，啊，谢天谢地，人类身上还是有诸多美德的。在我看来，人类由农民降身为技工，同由自由人降格为农民一样伟大而颇有纪念意义。移居到一个新地方，燃料是个大问题。作为寄居者，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占用公地，我或许要花上八美元八美分买上一英亩林地作燃料，这个价格也就是我当初出售林地的价格。不过事实是，我享有占用公地的特权，这块土地的价值也因此得以提升了。

有些天性喜欢质疑的人，他们有时会问我这样的问题，比如：“你觉得你只吃素食就可以存活吗？”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会彻根彻底，因为根本才是真正的信仰所在。我通常会这样回答：“就是只吃木钉，我也可以存活下去。”如果他们不理解这话什么意思，那他们肯定也领悟不了我接下来要说的话。我个人是很乐意在饮食方面尝试一下上述实验的，而且我知道有个年轻人已经尝试过了，连续两星期，他只靠吃玉米棒上坚硬的生玉米粒存活，并且没有任何辅助工具，只用他的牙齿啃咬咀嚼。松鼠也只食用坚硬的果实，它们也很好地存活着。人类对此类实验普遍很感兴趣，当然不乏会有个别老妇人，听到这样的实验会大惊失色，她们要么是牙齿脱落，无力咀嚼，要么是继承了亡夫磨坊里三分之一的财产，无须靠牙齿辛苦卖力。

至于我的家具，有些是我自己做的，有些虽从别处得来，但也没有花费一分钱，因此我没有把家具一项列入开支账目。我全部的家具如下：一张床、一张餐桌、一张书桌、三把椅子、一面直径三英寸的镜子、一副火钳和柴架、一个水壶、一个平底锅、一个煎炒锅、一柄长勺、一个洗脸盆、两副刀叉、三个盘子、一只水杯、一个汤勺、一个油罐、一个糖浆罐和一盏刷了漆的灯。一个人不管有多贫穷，他都不至于要以南瓜为坐凳，那是懒人的行径。村子各家的阁楼上，堆放着很多我中意的椅子，只要我想要就可以把它们拿来。啊，家具！谢天谢地，我可以想坐就坐，想站就站，无须备上一仓库的家具。如果一个人的家具被装上马车，空荡荡的一副穷酸相，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中穿街过巷，家具的主人看到如此场景一定会羞愧难当的，除非他是哲学家。那是斯波尔丁(24)的家具。对着这样一大车家具，不管我再怎么研究，也判断不出它们到底是属于一个所谓的有钱人还是穷光蛋。富人也好，穷人也罢，这些家具的主人此刻总归是穷途末路了。实际上，这些东西你拥有得越多，你就越贫穷。每一车家具看上去都像是从十来座棚屋来拉出来的，如果每一座棚屋都是穷酸的，那这一车家具不就是十倍的穷酸吗。拜托，我们每次搬家的目的不就是要扔掉我们的家具，摆脱我们的残骸，任其焚烧殆尽，好攀升到另一个家具齐全的新世界去吗？这些东西就好比是挂在裤腰带上的陷阱，如果不把它们扯下来，人们就无法在这道路崎岖且绳索满布的乡村前行。踩到了陷阱后，狐狸如果能够挣断尾巴逃脱，那它就是幸运的。而麝鼠会咬下被夹子夹住的那条腿，以获得自由。人类如此死守手中的那点东西，难怪会失去灵性。人们总是频频地把自己逼进死胡同！“先生，我斗胆问一句，您说的死胡同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你是预言家，那你就会看到一个人所拥有的所有东西，啊，包括那些他声称不归他所有的，总之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身后，甚至连他厨房里的家具都能看到。所有中看不中用的玩意儿他都好好地保存着，不肯扔掉烧毁，他似乎是被套上了马具，拖着他的所有物艰难前行。我说，一个人如此背负累累地前行，一旦他遇到一个狭窄的关口或门卡，那庞大的包裹无法通过，而他却不知舍弃，那他就把自己逼进死胡同了。有些人看似洒脱自在，但每当谈及他的“家具”，就立刻表现得忧心忡忡，担心某件家具忘记了投保。对于这样的人，我深表怜悯，啊，我那欢快的小蝴蝶撞上蜘蛛网了。还有一些人，他们看似长期一无所有，一旦深入探究，你就会发现，他的东西都在某个人家的货仓里存放着呢。我觉得英国就像是一个老绅士，他长期居家积攒下了各种华而不实的物件，不管走到哪儿他都要大包小包地全部带上，像是什么大箱子啦、硬纸盒啦、包袱卷啦，一样都不落下。最起码把上面说的这三样扔下吧。即使是一个健康强壮的人，他也不能背着他的床到处走啊，所以那些体弱多病的人，我建议你们放下你们的床，赶紧赶路吧。那些迁居的人，他们把所有的家当都卷在一个大包裹里，背着它艰难跋涉，那包裹就好像是从他脖颈里长出来的巨大肿瘤。我很同情他们，不是因为他有这么些家当，而是因为他有这么些家什需要带在身上。如果我也不得不拖着我的陷阱走，那我一定会首先确保它不会太过沉重，也不会让它夹到自己。不过，像这样的烫手山芋，你永远都不要去接才是最明智的吧。

顺便说一下，我并没有花钱去购买窗帘。因为除了太阳和月亮，没人会来偷窥我，而我当然也是乐意太阳和月亮的光辉照射进来的。月亮不会使我的牛奶发酸，也不会让我的鲜肉发霉，太阳亦不会对我的家具和地毯产生丝毫坏影响。如果太阳太过热情，光辉太盛，比较经济实惠的做法是到大自然中去寻求一片阴凉地儿，扯块窗帘不还得增加一项家务开支吗。一位女士曾经要赠送一张席子给我，但考虑到屋内屋外都没有搁置它的地方，而且即使铺上我也没有时间清理它，便婉言拒绝了。相比之下，进屋之前我还是更喜欢在门前的草皮上蹭一蹭鞋底的泥土。要抵制恶魔，最好在它入侵之前就多加防范。

不久前，我到一位教会执事的遗物拍卖会上去——要知道他的一生可谓是“收获颇多”啊，真是：

“生前之为恶，死后仍不息。”

当然了，他的遗物从他父亲那一辈就开始在积攒了，而且都徒有其表、华而不实，其中还有个绦虫样本。这些东西，在他的阁楼以及各个积满灰尘的角落里静静地躺了半个世纪，现在我们非但不把它们完全摧毁，再一把火烧掉，反而举行起了拍卖会，好让它们继续流传下去。左邻右舍的人纷纷涌来，急切地要目睹一下它们的真面目，然后把它们统统买去，小心翼翼地运到自己阁楼上，或者某个尘土飞扬的角落，让它们一直待在那儿，直到他的房子也要搬迁了，这些遗物才被再次搬出来，重又惊起一片尘土。人临死的时候，可不就是伸一伸腿、踢一踢脚下的尘土吗。

某些蛮夷国家的习俗，或许值得我们学一学，因为他们会每年举行一种类似蜕皮的仪式。不管现实中有没有真正达到蜕皮的效果，他们至少是有这种观念的存在的。巴特拉姆曾说过莫克拉斯族印第安人会举行一种庆典，我们要是也能如此庆祝，那不是很好吗？巴特拉姆描述说：“镇上举行庆典的时候，人们事先会准备好新衣服、新锅盆，以及其他家用器具和家具。他们把穿破的衣服和其他不能再使用的器具都收集在一起，打扫干净屋子和广场，把整个镇子上的污秽都清理出去，与往年剩余的粮食和储备统统堆到一起，然后一把火烧掉。他们吃下营养药丸，斋戒三天，此时大火也渐渐熄灭了。斋戒期间，不管是口腹之欲还是其他欲望，都一概克制。然后宣布大赦，把所有犯了罪服刑的人都释放出来，让他们各自回家。”

“第四天早上，大祭司在广场上钻木取火，让镇上每位居民都采集到纯净的新火种。”然后他们开始食用新收获的玉米和水果，载歌载舞，整整持续三天。“接下来的第四天，他们开门迎客，与附近镇子上过来的朋友欢呼庆祝，这些朋友也刚刚以同样的方式，净化了自己，此刻大家都精神饱满。”

墨西哥人相信世界每五十二年轮回一次，所以他们每五十二年就会举行一次类似的净化庆典。

字典对“圣礼”的定义为“通过外在的有形仪式展现内在的精神美德”。按照字典给出的解释，墨西哥人的净化仪式无疑是我听说过的最虔诚的圣礼了。虽然没有像《圣经》那样被记录下，但我深信，他们此举定是得到了上天的启示。

大概有五年多的时间，我只靠自己双手的劳动养活自己，我发现，只要工作六个星期，就可以挣出一年的花销。所以，整个冬季和夏季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去读书。我曾经还很投入地创办过学校，结果总是收支平衡，有时甚至还入不敷出。此外，我还得穿衣打扮，费心操持，相应地也就没有了闲暇的时间。鉴于我的目的并不是教书育人，不过是想挣个生活费罢了，如此看来我的办学很是失败。我还尝试过做生意，事实证明，我要想真正上道，得花上十年的时间，最后踏上的也无疑是条邪恶的不归路。不过我真正担心的是，到那时我的生意却已经做得“有模有样”了。我之前谋生无门，然后听从朋友的意见，尝试着去做过一些事，结果都很不如意。对此，我至今记忆犹新，这些记忆逼迫着我去尝试其他谋生的法子。我还认真想过以采摘越橘为生，这个我肯定做得来，而且虽然利润微薄，但也足够我维持生计了，要知道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野心。我当时愚蠢地认为，这事儿花不多少成本，又不与我的处世之道相违背。我看着周围的这些人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商业或其他行当，心里就思忖，采摘越橘和他们所从事的行当真是太相似了。我整个夏天都游走在山坡之上，看见越橘就摘下来，然后再随手处理掉，就像是给阿德墨托斯(25)放牧羊群。我还幻想过采集药草，或者把常青树卖给村民，它们会给人以身处丛林的感觉，甚至还可以用马车拉到城里去卖。我后来算是明白了，凡是和商业沾边的东西都会受到诅咒。即使你是在和天堂做生意，贩卖圣言，也逃脱不掉商业的诅咒。

考虑到我是有很多相对喜欢的东西的，而且尤其看重自由，加之我也很能吃苦，什么事都做得成，因此我并不愿意浪费大量的时间，去赚大把的钱，用来购买什么奢华的地毯啦、精美的家具啦、雅致的厨具啦，或者去建造什么希腊式或哥特式的房子啦之类的。如果有人可以毫不费力就能得到这些东西，而且知道怎样合理利用，那他们可以去追求，我也没什么好争执的了。有些人天性“勤劳”，喜欢工作，当然他们辛勤工作也可能是为了避免自己在其他事情上使坏，不管怎样，我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说教的。不过有些人，如果他们闲暇过多便不知如何消磨，那我建议他们加倍努力地工作，直到他们为自己赎了身，赢得了自由。根据个人经验，我发现做短工是最自由的职业了，因为你只需要工作三四十天就可以挣出一年的花销。而且太阳一下山，工人就结束一天的工作，剩下的时间他就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了，丝毫不受工作的牵制。而他的雇主却整天打着赚钱的小九九，一年到头连歇脚的功夫都没有。

总之呢，不管是从个人想法上看还是从亲身经历看，我都深信，要养活自己不过就是项娱乐消遣罢了，绝非什么苦差事，当然喽，前提是我们要简单明智地去生活，正如在生活简单的国家，人们的工作看上去像人为创造出来的娱乐活动。因此，一个人无须为了维持生计而去汗流浃背地辛苦奔波，除非他比我更容易出汗。

我认识的一个年轻人，从父辈那里继承到了几英亩的土地，他告诉我说，要是有法子，他真应该像我一样去生活。我并不希望任何人效仿我，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单单是因为，在他学到我此刻的生活方式之前，我已经在以另外一种方式生活了，而且，我希望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尽可能地活出自己，并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而不要沿着父亲或母亲或邻人的老路过一辈子。年轻人可以去建房，可以去植树，也可以去航海，不管他喜欢什么，都让他去做，千万不要阻挠他。要说算计，我们从来都是很精明的，就像水手和亡命天涯的奴隶眼中的北极星，永远都那么明亮。不过要是有这样一颗北极星，我们的一生也就有了导航的依靠了，或许我们不能在预计的时间安全抵达海港，但也不至于偏离正轨。

无疑，适用于一个人的同样可以适用于另外一千个人，这跟大房子并不一定相应地比小房子昂贵是一个道理，因为在同一个屋顶之下，同一个地窖之上，同一道围墙之内，可能有好几间公寓存在。我个人是喜欢独立的住所的。比起千方百计地去和另外一个人合建一座公寓，自己建造一座独立的住房要经济得多。而且在合建住房的时候，如果你们想省钱，隔墙一定会修建得十分薄。此外，你的邻居还有可能不是什么好人，把隔墙破坏掉也不去维修。人类之间可以行进的合作通常都是极其片面且肤浅的，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微乎其微，它是一种不易被人们所察觉的双方高度和谐的合作。一个人如果有自己的信仰，那么无论与谁合作，他的信仰都不会贬值；如果他没有信仰，那么不管他加入到什么团队，都不过是茫茫众生中的一员，终其一生都随波逐流。我们的合作，不管是最高意义上的还是最低意义上的，都不过是“大家一起行动”罢了。最近，我听到两个年轻人提议说要一起去环游世界。其中一个边走边赚钱，做水手或去耕田，而另一个的口袋里则揣着一张汇票。不难猜出，他们两个人是不会合作太久的，因为其中一个人什么力气都不出，一遇到大点的危机，他们立刻就会分道扬镳。总而言之，正如我前面所说，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当天就可以出发，如果你和另外一个人一起去，那你就要先等你的同伴把一切都准备好，你们出发的日子就遥遥无期。

“但是你这么说就太自私了”，我听到一些镇民这样说我。我承认，到目前为止我很少投身慈善事业。出于某种责任感，我牺牲掉了一些东西，其中就包括这种助人为乐的满足感。有些人绞尽了脑汁，想说服我去资助镇上的一些贫穷人家。如果我真是无所事事——要知道，你要是百无聊赖，恶魔就会来与你为伍——我或许会试着去资助几户人家，打发打发时间。事实是，我的确想过去资助几个穷人，把他们的幸福当作是我的义务，让他们在各个方面都过得和我一样舒适，我甚至还向几个穷人提出了我资助的意愿，但他们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说愿意继续过他们的穷日子。镇上的男男女女，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来为同胞们谋福利，既然如此，他们总该可以允许有我这么一个人去追求不那么高尚的事情吧。不管是做慈善还是其他，你都要有天赋才行。至于“做好事”，这行业已经饱和了。当然了，我也很努力地尝试过去做些善事，事实证明这并不符合我的性格，虽然奇怪，但这个发现让我很满意。或许我不该这么刻意且放肆地放弃与人为善，应该承担起社会赋予我的这一使命，防止宇宙的灭亡。不过我相信，维系着宇宙运转的另有一种力量存在，它与慈善之力相似，却要比慈善之力强大坚定得多。然而，如果人们要投身于他们天赋所在的慈善事业，我是绝不会横加阻挠的。虽然我无缘于慈善，但我要对那些全身心投入到慈善中来的人说，要坚持下去。即使全世界都认为你们在“作恶”（他们十有八九会这么想的），你们也不要放弃。

我并不认为我是个个例，很多读者无疑也会做此辩解的。要说干活做事儿，虽然我并不能保证我的邻居们会认为我做的事儿是好的，但我敢说，我可是受雇的最佳人选。至于事实究竟会怎样，那得雇主自己去发现了。从“好事”一词的常规意义来看，我要是做了什么“好事”，那一定是我偏离了人生轨道去做的，而且大部分也都是无意中做出来的。人们或许会说，“从此处出发，保持心之本性，无须向着崇高努力，为善之前需有善意。”要是让我给人告诫的话，我会说：“向着善，出发吧。”似乎太阳高举着火把，点亮了月亮和一颗六等星后就会停止运转，然后像那好人儿罗宾(26)一样跑来跑去，趴在村舍人家的窗子上偷窥，叫人着急恼火，使肉发霉变质，而不是继续增强它的光热和善行，以致最后太过耀眼而没有人敢抬头直视它，同时它仍在原来的轨道上围绕着世界升降起落，继续行善。更确切地说，正如一位真正的哲学家所发现得那样，是这世界围绕着它转，以接受它的恩惠。法厄同(27)想要通过广施善行来证明他神圣的出身，于是驾着太阳神的二轮金车出行，结果太阳车偏离了轨道，大火蔓延，烧毁了天堂低处好几条街上的房子，烧焦了地面，使得所有的喷泉都干涸了，还造成了干旱的撒哈拉大沙漠，后来朱庇特(28)盛怒，一个霹雳把他击落在地面。太阳神因为儿子的去世悲伤不已，之后一年都没有散发光辉。

如果善行变了质，就会散发出最糟糕难闻的气味来，像人类或神仙的腐尸，臭气熏天。要是我事先知道有人要来我家向我行善，那我一定提前逃命而去，就像是逃避从非洲大沙漠上吹来的西蒙风，它干燥酷热，而且会携带着沙尘堵塞我的耳鼻眼，让我窒息而死。要是这人果真为我做了什么好事儿，那他的毒菌就会注入我的血液之中。不要——我宁愿从一开始就被恶魔荼毒，而不愿被中途侵蚀。如果我本就该忍饥挨饿，忍冻受寒，深陷泥潭，而他却来为我提供食物和温暖，把我从泥潭边上推开，那他算不得是好人。我告诉你，这些事儿，一条纽芬兰犬都能做得来。慈善对同胞所表达的爱，并不是最宽容的。那位做慈善的霍德华无疑是极其善良和高尚的，而且他也得到了他应有的尊敬。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他不能在我最应该得到帮助的时候帮助我，那么即使有一百个霍德华，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我从没听说过在哪个慈善会议上，他们真诚地提议过要为我，或者像我一样的人做些什么好事儿。

那些印第安人，他们被绑在柱子上接受火刑，却还能提出新法子给此刻折磨他们的人，看到如此场景，就连耶稣会士(29)也都要望而却步了。他们的灵魂不被身体的磨难所束缚，因而他们才有可能超越于这些传教士们所能提供的任何慰藉。这些印第安人，他们对施加在的自己身上的磨难毫不在意，却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关爱着他们的仇敌，甚至要毫无条件地宽恕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于他们来说，那“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法则没有太多的说服力。

一定要确保你给予穷人的帮助是他们最需要的，虽然把他们远远地甩在后面本就是你的行为造成的。如果你要施舍金钱，不要扔给他们了事，去和他们一起花掉这笔钱。有时我们所犯的错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很多时候，那些穷人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寒冷和饥饿，他们只不过是衣衫褴褛、肮脏不堪。这与其说这是他们的不幸，还不如说是他们的品位有问题。如果施舍金钱给他，他或许会用它去买更多的破衫烂衣回来。那些爱尔兰工人，他们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在湖面上笨手笨脚地凿冰。想想自己穿着整洁时髦的衣服，都还冻得瑟瑟发抖，我便不免要同情他们。后来在一个寒冷的冬日，一个爱尔兰工人不小心滑到了湖里，后来便到我的房子里来取暖。我看他一层层地脱掉了三条裤子和两双长筒袜，才露出肌肤来。的确，他自己拥有足够的衣服，无须再接受我的施舍，虽然它们又脏又破。他唯一需要的，就是到我这儿来御御寒、取取暖。然后我就开始可怜自己了，我以为，比起赠送给他一间堆满衣服的商店，施舍给我一件法兰绒衬衫才是更大的善举。虽然有一千个人在邪恶之树上劈砍枝丫，估计从树根着手，将它连根拔起的也就只有那么一个。那在贫穷人身上花费时间和金钱最多的人，有可能就是以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制造了最多不幸的人，尽管他想尽了办法去补救，不过最后也只是徒劳无获。拿出奴隶劳作所得的十分之一的收益、去为其他的奴隶买得一个自由的星期日的奴隶主，真是道貌岸然。有些人雇佣穷人到他们的厨房做事，以展示他们的仁慈。要是他们亲自下厨，岂不是更加仁慈？你们吹嘘说自己拿出十分之一的收入捐给了慈善事业，其实你们应该捐出十分之九的收入才对。你们捐出十分之一的收入，社会也就只能收回其十分之一的财富。我们应该说这是捐赠者的慷慨呢，还是正义官的玩忽职守？

慈善似乎是人类唯一充分认可的美德。可是，它却被过度地夸大了，而夸大它的，正是我们的自私自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康科德镇上一位精力充沛的穷人向我极力称赞了一位镇民。“因为，”他说，“他对穷人很好。”他所说的穷人就是指他自己。我们对善良的叔叔阿姨的推崇，远胜过对自己精神崇高的父母的尊重。我曾经听过一位学识渊博、聪明智慧的演说家就英国发表演说，他细数了英国在科学、文学和政治方面的成就，列举了各个领域的顶尖人物，像莎士比亚啦、培根啦、克伦威尔啦、弥尔顿啦、牛顿啦等。他紧接着又说起英国基督教的英雄伟人，似乎他所从事的职业对他有所要求一般，他把基督教的那些英雄人物，像佩恩啦、霍德华啦，以及弗莱德夫人啦等推举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好像他们是伟人中的伟人。每一个听他演讲的人都能体会到这其中的虚假和伪善。他最后列举出的基督教英雄们，他们并不是英国最伟大的男人和女人，最多只是英国最伟大的慈善家而已。

我并不是要贬低慈善，而只是希望我们能够公正地看待那些通过毕生努力为人类的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人。一个人的正直和仁慈就像是他的茎叶，这并不是我评判一个人的主要标准。就像有些植物，常常是被一些庸医取了它们的茎叶来，晒干了用作草药，为病人治疗。我所希望的，是一个人能够开花结果，在我和他交往的时候可以闻到花朵的芬芳和果实的香郁。他的善行不是偏于一隅而又昙花一现的行为，而是他无意识的本性流露，这种善行于他无损，又长久流淌。我们的慈善家，他们常常表现出一种世人皆弃我而去的伤感，他们称其为同情，把这种同情散播到人类中去，好让人们时时铭记。这种慈善恰恰掩盖了众多丑恶。我们应该传递的，是勇气而非绝望，是健康安逸而非疾病，我们不仅不能向人类传播绝望和疾病，而且还要留心不让它们扩散开来。那悲戚的恸哭是从南方哪个平原上传来的？那需要光明的异教徒，他们生活在哪个纬度之上？需要我们救赎的是哪个放纵粗暴之人？如果有什么东西困扰着他，使他无法正常作息，如果他心腹灼痛，滋生同情，那他就应该立刻着手去改进这世界。他自己就是整个世界的缩影，他发现全世界的人类都在啃食酸涩的青苹果——这的确是一个真实的发现，这是他发现的啊。实际上，在他看来，这个地球就是一个巨大的青苹果，想想看，孩子们在苹果成熟之前就会去啃咬它，这真是危险之极啊。于是，怀着强烈的慈善之心，他立刻去拥抱爱斯基摩人和巴塔哥尼亚人，投身于人口密集的印度和中国村庄。几年的慈善活动做下来，无疑，他治好了自己的消化不良，当地的政权也利用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整个地球的两颊也都染上了红晕，这个青苹果似乎也在慢慢成熟，生命退去了青涩，生活又变得健康甜美起来。我从没幻想过世上还有什么暴行，比我犯下的更恶劣。我以前没有遇见过，以后也不会遇见一个比自己更坏的人了。

我相信，改革家之所以感到悲伤，并不是因为他同情那些深受苦难的人，而是因为，虽然是上帝的圣子，他却也有自己的苦恼。把这一点纠正过来吧，让春天走近他，让晨辉洒落在他的床榻上，如此，他就可以毫无愧疚地放开他宽容的同胞们，独自前行了。虽然我自己从来不吸烟，但我也不想对吸烟的人说教，他们搬起的石头无疑会砸在自己脚上。当然了，我自己也犯过很多错误，最终也是自食其果。要是你不幸做了这样的善事，如果是你的右手做的，就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因为这根本就不值得去宣扬。救出了落水者，就赶紧穿上鞋子，从从容容、自由自在地去做你自己的事吧。

在和圣人的交流中，我们的行为变得堕落不堪。我们咏唱圣歌，优美的旋律中传递出的，是上帝的诅咒，是我们对他永久的隐忍。有人会说，即使是先知和救世主们，他们也更愿意去抚慰人们的恐惧，而不愿去传递给人们确切的希望。对于生命带给我们的单纯而强烈的满足感，对于上帝刻骨铭心的赞美，我们从未有过什么记载。所有的健康和成就，尽管它们看似遥不可及，都于我们有益；一切的疾病和失败，不管我们因此受到了多少慰问抑或付出了多少同情，都于我们有害，让我们悲伤。如果我们真要通过纯粹印第安人的、植物的、磁力的抑或自然的方式，来恢复人们的本来面貌，那么我们首先要驱散眉头的乌云，从我们的毛孔中注入一点生命力，变得和大自然一样单纯而美好。不要再去做什么济贫助理了，去努力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吧。

萨迪(30)出生于波斯的设拉子，我在他的《蔷薇园》中读到过这样一段话：“他们询问一位智者说：上帝创造了那么多高大旺盛的树木，然而除了那不结果实的柏树，没有一种称得上是Azad（即自由之树），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呢？智者回答说：每种树木都遵循一定的节令，在旺盛繁茂的时候开花结果，之后便干枯零落。然而柏树却是四季常青，永不枯萎，正因为如此，从宗教意义上来说，它才是独立的，是Azads。你们不要专注于转瞬即逝的事物上，因为即使哈里发(31)去世了，底格里斯河依然会横穿巴格达，永久流淌下去。如果你手头宽裕，那就像枣树一样慷慨给予吧；如果你一无所有，那就像柏树一样，做个自由人吧。”

补充诗篇

矫揉造作的贫穷

托马斯·卡鲁(32)

真是痴心妄想，你这可怜虫，

竟敢奢望在苍穹抢占一片地域。

你那简陋的屋舍，肮脏的浴桶，

在低廉的阳光下，阴暗的泉水边，

杂草蔓延，苔藓满布，又滋生出

懒惰和迂腐的德行；心灵之上

美德孕育而生，而你的右手

却残忍地将其连根拔起，

于是人性降级，激情退去，

蛇发女怪乘虚而入，

把那鲜活的人儿，

变成了冰冷的石头。

我们不需要你的枯燥的节制相伴，

也不需要你不知苦乐的极端愚蠢，

更无须你被动的坚韧，你过度地吹捧它，

却贬低积极的勇气。卑微的家伙，

你选择了平庸，思想也自然低下粗野。

我们要提倡充裕、勇敢、高贵的美德，

它们审慎宽容，无边无界，这英雄般的美德，

历史没有给它命名，却留下了他们的事迹：

赫拉克勒斯、阿基里斯、提修斯。

回到你恶臭的牢狱去吧，

当你看当重新燃起的太阳，

你的目光就会投注于美好的事物。

身之所居，心之所向

在人生的某个特定阶段，我们不管看到什么地方，都觉得可以在那里造个房子来住。在现居的这个乡村，我正是带着这种想法，考察了方圆几英里的每寸土地。我想象着一个接一个地买下所有的农庄，因为所有的都要买下来，我当然也知道每一个的价格。在脑海中，我走过每个农民的庄舍，品尝他的野生苹果，和他谈谈农事，按他出的价格将农庄买下，丝毫不顾虑价格的高低。然后我再想着把农庄抵押给他，甚至还会抬高一下价格。我把能买下的都买下，但不会和他签订什么契约，我就把和他的谈话当作契约，因为我真是太喜欢和人交谈了。我会好好地耕种、管理农庄，而且我相信，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和他建立友谊。在我享受得差不多的时候，再把农庄交还给他，然后到别的地方去。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朋友们还一度把我看作是什么地产交易商。我所立足的地方，都可以成为我的居所，而且周围的景致也都会因而变得光彩夺目。所谓房子，不就是个座位而已吗？这座位要是在乡村当然会更好。有很多地方，你要是在那里造房，短时间内是不会有什么改善的。因为，在有些人看来，它离附近的村子太远了。但是我觉得，是附近的村子都离它太远的缘故。别管什么吧，我要是说，“我可以在那里住下来”，那我就一定会在那里住下来，在那里度过一个小时、一个夏季，然后一个严冬。你看，我就这样加快了岁月的步伐，让它跑过寒冬，踏进初春。我能预想到，未来，这里的每寸土地都可能被盖上房屋，供人居住。只消一个下午，你就可以筹划规整，把农庄规划成果园、林地和牧场。然后看看有什么悦目的橡树或松树适合留下来，可以临门而立，或者让某株碍眼的树变得可人些。之后就什么也不要管了，或者干脆让它休耕。要知道，如果一个人有很多财物可以弃置不管，那他一定是富有的。

我的思绪真是跑得有些远了，因为我甚至想象到，有几个农庄主拒绝将农庄出售给我，不过我巴不得他们拒绝呢。但是，对于真正拥有的东西，我也从没觉得它们是什么烫手山芋。有一个霍乐维尔农庄，我差一点就买到手了。当时已经付了钱，开始选种准备播种了，而且还收集了木料，想着做个手推车，运东西。可是还没等庄主把契约签给我，他的妻子——所有人的妻子都是一个样儿——突然变卦说不卖了。于是庄主便赔偿我十美元，让我放弃购买。现在说来，我那时所有的财产也不过只有十美分，如果我真的拥有十美分，拥有一个农庄或十美元，抑或这两者都拥有，要是那样我那点数学知识可就不够用了。但是，我最后没有购买，也没有拿他的十美元，因为我已经把自己的想象在现实中执行得有点过头了。换句话说，我把农庄又按原价慷慨地卖给他了。考虑到他也不是什么大富之人，那十美元我就当礼物送给他了。所以，我手里最后还留着我的十美分、我的种子，还有要做手推车的木料。到头来，我这微薄的十美分一个子儿没少，我自己就摇身一变成富人了。但我还是带走了那里的风景，可以不用手推车就能带走的年复一年的美好。关于风景，我要说：

“目及之所吾为王，

吾之权利休质疑。”

有个诗人，我经常看到他来欣赏这里的风景。顽固的农民总认为，他只不过摘吃了几个野生苹果，殊不知诗人饱览的是这里最宝贵的景致。诗人把农场写进了诗歌，圈进最美好的无形栅栏，然后挤奶、去脂，只把脱了脂的牛奶留给农民。哎，多少年过去，农民对此竟还是一无所知。

霍乐维尔农场真正吸引我的，还是它与世隔绝的超然之气。它距离附近的村子大概两英里多，离最近的住户也有半英里，还有一片宽广的田地把它和高速公路隔离开来。相邻的还有条河流，据农场主说，河里升起的雾气可以给农场提供保护作用，使它可以在春天免受霜冻影响。不过我对这种保护倒是无所谓。农舍和谷仓昏暗破败，围栏破旧不堪，看起来上一个住户已经搬走好长一段时间了。苹果树的树干已空，苔藓满布，还有兔子啃咬的痕迹。可以想象得到，我以后要和什么样的家伙为邻了。但是让我感觉最棒的，还是我对它的第一印象。我当时正沿河而上，农舍隐在一片茂密的红枫林中，家犬的吠声突然传了出来。我当时急着要买下它来，也不等主人做什么修整美化：把无用的石头清出来啦，伐一伐空心的苹果树啦，或者拔掉牧场上新发出来的树苗啦之类的。为着它的僻静隐匿，我作好了在此居住的准备。就像希腊神话里的擎天神阿特拉斯，把全世界都扛在了肩上，我却没听说他为此得到过什么补偿，因为他的举动本就没什么特别的目的或借口。我要像他一样，什么也不为，就是要花钱买下它，只要别妨碍了我的物主权就行。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不过多干预，它自己会结出我所渴望的最丰盛的果实。但是，正如上文所说，我并没能把它买到手。

就大规模耕种（我自己是一直都有个花园在种植的），我当时能说的也只是，我的种子是早已备好了的。很多人觉得，种子的质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提升。时间会辨别好坏，这点我相信。至少，我最后播种的时候，不至于会太过失望。可我还是要告诉你们： 朋友们，要尽可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生活。这话我不会再说第二次了。不管你是被一个农场所束缚，还是被一座乡村监狱所监禁，本质上都没什么差别。

老卡托的作品《乡村篇》，对我有很大的提点作用，不过我唯一看到的一个译本把原文翻译得乱七八糟。总之，文章说道：“如果你想要个农场，不要贪婪地去拿钱买，在脑中把它变成你的就行了。另外，你要花费时间多到那儿看看，不要觉得到那儿转一圈就够了。如果农场还不错，那么你到那儿去的次数越多，你就会越喜欢它。”因而我就想，我不应该贪婪地去购买，而要在有生之年多到那儿转转。要是能成为第一个埋葬于此的人，那可真是此生无憾了。

接下来要说的也是类似的一个经历，我可能会更详细地说一说。为了方便起见，就把两年的经历放在一起好了。我说过，我不愿写一部悲情的赞歌，而是要像晨鸡一样，站在它的栖木上，放声豪唱，以期唤醒邻人。

我第一次住到林地来，也就是说，开始白天和晚上都在那里度过，正巧是在1845年7月4日，也就是，美国独立日那天。房子那时还没有完全建好，没有粉刷，没装烟囱。墙壁由久经风雨的粗糙木板建成，中间有很大的缝隙，晚上有风进来，会很凉爽。但冬天是不能住在里面的，下雨天也仅能遮遮雨。劈就的白色柱子直立着，门和窗框都是新装上去的，看起来干净而通敞。尤其到了早上，造房用的木料被露水浸湿，我就会幻想，到了中午会有甜甜的树胶从这些木料中流溢出来。在我的想象中，晨光微亮的那种感觉多多少少会延续到傍晚，不禁又让我想起我在这之前的一年曾造访过的一个山间小屋。这是一个未粉刷的通敞小棚屋，云游的神灵可以在此驻足，路过的神女也可以在此休息片刻。风从我的小屋吹过，像是在山脊席卷而过，奏出断断续续的旋律，来自天际律动的大地之音。早上的风从未停止过，自然界的创造诗篇也从未中断。遗憾的是，很少有人来聆听。 世人都认为，诸神居住的奥林匹斯山总归是在凡世之外的。

我之前居住过的，除了一条船外，唯一还能称得上是房子的就是一个帐篷了，那也只在夏天出游的时候偶尔用用。这个帐篷现在还在我的阁楼里卷放着，不过那条船，后来不知又经了多少人的手，现在已不知去向了。现在的这个房子倒是可以给我的起居提供更好的庇护。房子也就是在框架之上简单裹了裹，置身其中，感觉和在透明晶体里没什么两样。建筑者在完工后也是感慨良多的吧。从房子的整体轮廓来看，就像一幅素描画。我要是想呼吸新鲜空气，也不必到室外去，因为室内的空气同样新鲜清爽。而且即使在雨天，坐在室内和坐在室外也没多大差别。《哈利樊萨》里提到过，“没有鸟儿的住所和没有调味的肉没什么两样”。我的住所当然不是这样，因为我是与鸟为邻的。不是说我笼养了一只来，而是我把自己笼居在它们附近了。和我邻近的鸟儿，不仅有那些喜欢到花园和果园里来的，还有更为野性和高超的歌手，像画眉、韦氏鸫、猩红的唐纳雀、山麻雀、夜鹰等之类的鸟儿，这些鸟生活在森林之中，从不或极少向村民展示它们的歌喉。

靠近房子有座小湖，距离康科德镇大约一英里半，但地势比它略高。镇子和林肯乡之间有大片林地，小湖就坐落在林地中，在我们唯一有些名气的康科德战场以南两英里。但是我所处的地势太低了，最远也就能看到湖对岸半英里的地方，那里和其他地方一样，也被森林覆盖。湖底比其他湖的湖面海拔还要高，所以第一周的时候，我每次向外张望，都感觉它像是山脊上的冰斗小湖。太阳升起的时候，小湖就脱去夜间的雾衣，镜光微波的湖面一点点展露出来。而晨间的雾气，幽灵似的纷纷退向林中，仿佛夜间的秘密集会突然散场。这里的露珠，也像在山脊上的那些，倒挂在树枝上迟迟不肯消逝。

八月微雨将来的时候，小湖是最好的伴侣。此时，空气和湖水都异常平静，天空乌云密布，半下午的时候，天已经昏暗得像到了傍晚。画眉鸟的鸣唱隔岸可闻。此时的湖面是最为宁静的。乌云压下来，原本清明的空气也变得昏暗浑浊。而湖水却一如既往的明亮，一片倒影中，整个湖变成了举足轻重的人间苍穹。附近的一个山头，刚刚伐去了树木，从那里越过湖泊向南张望，风景秀丽迷人。湖岸在山间形成大片的凹陷，两岸的山坡相对着倾斜而下，好似有河流自丛林密布的山谷间蜿蜒而出，可是那里并没有什么河流。从那里，我向翠绿的山峰间和山峰之外张望，可以看到微蓝的色调。确实，如果踮起脚，在西北方向，就能看到远处墨绿近蓝的山峰，仿佛天国制造的蓝色硬币。此外还能瞥见村庄一角。但是，在其他方向，即使从现在这个位置，能看到的也只有周围的树木而已。住所附近有片水域是很不错的，可以给地面提供些浮力。即使是一口小井，也有它的价值。你要是向里探望，就能明白了——地球不是成片的陆地，而是孤立的岛屿。孤立存在是有其意义的，这和要把黄油冷藏的道理一样。汛期的时候，要是从湖泊对面的这个山峰向萨德伯里观望，就会觉得它似乎被抬高了，像是水盆里的一枚硬币。这或许是因为，山谷内水流翻腾，从而产生了海市蜃楼效应的原因吧。此时湖泊周围的地面，像是一层薄薄的外皮，被这一汪小小的水域托起。我这才惊觉，我原是居住在干旱的陆地之上的。

虽然门前的景致有限，我却一点也不觉得拥堵或拘谨。这里的牧场就足以让我浮想联翩了。湖对岸的高原上，长满了矮橡树，一直延伸到西部和鞑靼地区的大草原，为游牧民族提供了充足的游牧空间。在牧群需要更大的新草场的时候，达摩达拉总说：“没有什么比能够拥有无限开阔的视野更让人感到幸福的了。”

时空变换，但我所生活的那个历史时期以及我所居住的宇宙一隅，都是最令我痴迷的。我居住的那个地方是如此遥远，大抵只有天文学家夜间所能观测到的星域可以相匹了。我们总喜欢幻想一些绝尘而美好的地方，在那遥远的天际，仙后座之后，远离喧嚣和世俗。我的住所正是这样与世隔绝，它未脱离宇宙，却保持着它独有的新奇和神圣。要是在遥远的昂宿星团、毕星团、牛郎星或天鹰星附近有这样美妙的住处，我现在的住所也是可以与之相媲美的，或者说我距离之前的那种凡尘生活也一样的遥远。这里散发着绝妙的光彩，最近的邻人也只能在漆黑的夜晚才能瞥见它的光亮。这就是我在世间所居住的地方：

“从前有个牧羊人，

放牧在那高山上，

他的思想如山高，

群羊觅食在山上。”

如果羊群觅食的牧场高度比他的思想还高，那牧羊人的生活又会是怎样的呢？

清晨总是欢快地向我招手相邀，去过一种简简单单的生活，像大自然那样，纯真无忧。我和希腊人一样，崇拜奥罗拉——他们的黎明女神。在湖边生活的那段时间，我每天都早早地起床，到湖里去沐浴。这种沐浴对我来说是种宗教仪式，也是我所做过的最美好的事之一。据说，中国古代的商汤王曾在浴盆上刻了这样的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中深意，我深有体会。清晨总能将人带回到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时代。破晓时分，我喜欢开着门窗坐在屋里。这时，要是有只蚊子在屋里飞来飞去，虽然它微小得不见踪迹，飞行也毫无规律可循，但它微弱的哼鸣总能触动我的心弦，正如那歌颂美名的号声，让人心头微颤。这微弱的哼鸣就像荷马的一首安魂曲，它是飘荡在空中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发泄着它的怒火，倾诉着它的流浪和漂泊。它像宇宙一样，浩渺无边，只要不被干涉禁止，就永远宣示着世界万物不息的生机与活力。清晨是一天中最宝贵的时段，是万物苏醒的时刻。此时，我们是完全清醒着的。有些在身体中沉睡了一整天的灵识，此刻也苏醒了过来，并在之后至少一小时的时间里保持着清醒。我们每天都应该在内在精神的呼唤下苏醒，而不是被什么仆人机械地摇醒；我们应该在流动的天籁之音中，在四处弥漫的芬芳中，让刚刚获取的内在力量和期许唤醒，而不是被工厂的鸣钟声吵醒。否则，即使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也能称得上是一天，那么这样的一天也不会有多大的意义。因为，虽然我们已经醒来，但却与之前沉睡着的时候没什么两样。而且黑暗会趁机肆意炫耀，证明它并不比光明卑微，也是可以结出果子来的。如果一个人在灰心丧气中挥霍掉了一天后，不能坚信还将有充满机遇且神圣的黎明到来，那他所走的就是一条黑暗的下坡之路了。我们的身体感官在经过一夜的休息之后，精神，或者更确切地说，身体各个官能都重新恢复了生机，激励着我们向着崇高的生活重新努力。可以说，所有令人意义重大的事件都发生在清晨或者类似清晨的时刻。《吠陀经》中说：“所有的智慧都在清晨苏醒。”诗歌、艺术以及人类其他最为美好和难忘的行为，都发生在这样的时刻。所有的诗人以及诸如门农的所有英雄人物都是黎明女神奥罗拉的孩子，在日出之时唱响他们的乐章。如果一个人的思想能循着太阳的轨迹，一整天都保持着灵动和活跃，那他的一天就都处在清晨之中。清晨就是：当你醒来，黎明降临。至于具体时钟指向几时，以及你以何种心态在苦心经营着什么，这都不重要。道德改良就是要致力于甩去昏睡。如果人们是清醒着的，那为什么还要把清醒着的一天看得如此微不足道呢？他们的算术总不至于太差吧。如果他们还处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中，那就应该做点什么让自己清醒起来。就体力劳动来说，数以百万的人都可谓是清醒的；但就脑力劳动来说，百万里估计只有一个能称得上是清醒的；再就作诗或更为神圣的生活来说，一亿里面恐怕也就有一个人是足够清醒的。清醒着，才是活着。我到现在都没遇着过一个足够清醒的人。果真遇着了，我又该怎么面对他呢？

我们必须要学会清醒过来，并保持清醒。保持清醒要借助于内心对黎明的无限渴望，而不是外在机械的辅助。因为，即使在我们的睡梦中，内在的力量也会发挥它的作用。如果一个人能通过努力，有意地去提升自己的生活，那他就具有了无限的力量，这种有意识的积极努力是我所知道的最让人欢欣鼓舞的事了。为追求美的目标而进行绘画或雕刻，这的确是件了不起的事。但如果能雕刻或描画出这样一种氛围和媒介，可供我们观察沉思，从而作出道德上的正确抉择，那就是无尚荣耀的。能对提升生活质量产生积极影响的艺术，才是最高形式的艺术。在最为崇高和关键的黎明时刻进行沉思，从而获得对生活的感悟，并按照这种感悟去品味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走完美好的一生，这是每个人都担负着的人生使命。如果我们没能抓住那好容易得来的微量信息，或者将它挥霍用尽了，那么神谕会给予我们明确的指引。

我之所以住进林地，是想要从容地生活，去直面生命的本质。我想要去领悟生命的教诲，免得到临终的时候才幡然醒悟：自己原来没有真正生活过。我不想行尸走肉般地生活，生活是多么珍贵啊。除非十分必要，否则我也不想过那种清心寡欲的隐居生活。我想要真切地生活，尽享生命之精彩。我要坚定地生活，像斯巴达人一样不畏艰辛，勇敢地击溃生活中所有的腐败因子。我要划出一大块的地盘来，然后大刀阔斧地进行修剪，直到修剪得不能再修剪，只剩下最本质核心的部分。如果这本质是卑劣的，那就把它的卑劣完完全全、真真切切地公之于众。如果经验证明它是崇高的，那就在以后的生活中把它真实地体现出来。大部分人对生命的本质不是很确定，不知道它到底是邪恶的还是神圣的，却又总是急急地妄下结论：“颂扬上帝，并得他永世庇护。”这就是人类的最终目标。在我看来，这真是无比怪异。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卑微地生活着，比蚂蚁伟大不了多少。虽然神话故事告诉我们，我们早就进化为人了，但我们还在像小矮人一样要和仙鹤一较高低。这真是错上加错，抹布上面又落补丁，使得我们最为宝贵的美德变得肤浅可悲。我们的生命就这样被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给一点点消磨掉了。一个敦厚老实人手头上的事，十个手指头就能数得过来，最多再派上十个脚趾头，即使再把那些零零散散的事都加起来凑个数，也还是够用的。简单，简单，要简单！我说，你们不应该被成百上千件事所羁绊，而应该从从容容地去应付两三件事。你所忙碌的事务，应该是屈指可数的，而不是数以万计的。在文明生活的波涛汹涌的海洋里，如果一个人在航行中能够幸免于翻船沉海的命运，又不能通过航位推算快速抵港，那在他安全地结束航行之前，这些数以万计的烦琐之事就相当于他航行中必须要经历的风雨、流沙以及种种可能的磨难。看来，要想取得成功，他必须得是个精准的计算家。简单，要简单。如果必要的话，一天只吃一顿饭就好，不用一日三餐。菜也无须品上一百道，五道菜就足矣。其他的事情也要相应地减少。我们的生活就像德意志联邦一样，由一些小州组成，但是它们州际间的边界很不固定，就连德国人自己也不能随时告诉你各个州的分界线。一个国家，且不说它那些所谓的内部改善是多么的肤浅外化，就其本身而言，国家就是一个组织繁杂而刻板的机构，内部充斥着种种无用的摆设。就像住在地球上的千家万户，如果没有精准的计算，缺少明确的目标，就会陷入自己的陷阱里，奢侈和毫无顾忌的花费会把自身拖垮。对此，唯一的解救之策就是实施严格简约的经济，宣扬崇高的目标和简单的生活——一种比斯巴达人更为简单的生活。人类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人们都认为，国家应该要有贸易，要出口冰块，要通过电报交流，要在一个小时内可以开车走出三十英里去。但是，他们却懒得去思考，做这些到底有没有意义。对于我们究竟应该要像狒狒一样生活还是要像人一样生活这个问题，他们是没有明确的答案的。如果我们不搬来枕木，没黑没白地建造铁路，而是把时间用来修补改善生活，那谁还会去建造铁路呢？如果我们没有在建造铁路，那我们要如何及时赶到天堂去呢？不过，要是我们都待在家里处理自己的事，谁还会需要铁路呢？事实是，不是我们在铁路上运行，而是铁路在我们身上运行。你可曾想过，铁轨下的那些枕木本质上是什么？其实，每个枕木都是一个人，爱尔兰人或者美国佬。铁轨就建造在他们身上。他们被尘土覆盖，火车就在他们身上平稳地运行。我可以这样告诉你，他们就是沉睡着的枕木。每过几年就会有新一批的人躺到铁轨下，为火车运行铺路。也就是说，有欢快地运行在铁轨上的幸运儿，就有被埋葬在铁轨下的不幸者。他们每五英里派了一队人去，以确保所有的沉睡者都躺在他们应在的位置上。但如果火车在运行中碰到了这样一个梦游者，也可以称他为摆错位置的枕木，如果把他唤醒，车上的人必然要来个急刹车，对此喧闹一番，对他们来说，这似乎就是个意外。然而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欣慰，因为这就暗示着，这些沉睡者还有可能会重新站起来。

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匆匆忙忙地生活，直至把生命挥霍殆尽呢？长期下去，还没感觉到饥饿，我们肯定就已经被饿死了。常言道，一针及时顶九针。于是他们就兴冲冲地去施上上千针，幻想着明天就可以省下九千针了。事实证明，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很少有能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但我们却又在不停地工作，就像患上了跳舞病，摇头晃脑，总也停不下来。假如我看到某个地方着了火，跑到教区的钟楼，扯几下钟绳。你瞧吧，钟声刚一响起来，别管男女老少，所有能听见的人就都涌来了。康科德郊区的男人们，早上还以农事重要为由对人百般推诿，此时也停了农活，从田里走来了。还有那些孩子和妇女，听到声响，别管手头正做着什么，也都停下来往这边赶。坦白说吧，他们赶到现场来，与其说是为灭火救灾，还不如说是来观看大火是如何把一切都焚烧殆尽的——你看，既然是火，总要烧点什么吧，再说了，这火也不是我们点的呀。又或者说，他们是来观看大火是如何被扑灭的，要是能漂漂亮亮地收场的话，也可以去搭把手。不错，即使着火的是教区的教堂，他们的表现也不会有多少不同。半小时的午睡后，几乎所有的人一睁开眼就要仰着脖子问：“有什么新闻没有啊？”好像在他休息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给他站岗放哨。有些人特意嘱咐下，每隔半小时就把他叫醒一次，而醒来就是为听听有什么新闻没有。当然，作为回报，他会向那个叫醒他的人说说自己刚刚做了什么梦。在经过了一夜的睡眠之后，听新闻和吃早餐一样，是必不可少的。“拜托告诉我点什么新闻，别管是什么人的，也别管它发生在哪里。”于是他一边喝咖啡、吃面包，一边打开了报纸，看到了下面的这条新闻。说是在瓦奇多河上，有个人被挖掉了双眼。哎，他从没意识到，自己正生活在漆黑不见底的猛犸洞穴里，眼睛对他来说不过是空有摆设罢了。

对我来说，没有了邮局，我一样会过得很好。很少会有重要的信息需要通过邮局来传递的。准确地说，在我收到的所有信件中，能对得起它的邮费的，最多也就一两封——这是我在几年前写下的一句话。说白了，一便士邮资制度就是让你诚诚恳恳地花上一便士给某人，买来他随意写下的一些想法。说实话，我从没在报纸上读到过什么让人记忆犹新的新闻。如果我们在报纸上读到诸如下列的新闻：什么某人被抢啦、被杀啦、意外丧命啦，或者什么房子着火啦、轮船失事啦、汽船爆炸啦，再要么就是谁家的母牛压死在西部铁路上啦，哪里的疯狗被宰啦，冬天还会有新一轮的蝗灾啦，等等之类，那么此类的新闻我们都无须再读了，一条足矣。如果你熟悉了此种事件的原则，那么各种的实例和举证对你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对哲学家来说，所有的新闻都是胡说八道，是老妇人们在喝茶时候编写和阅读的。然而，对这些胡说八道孜孜以求的却大有人在。我听说，几天前，一个政府机关刚刚获取了一条国际新闻，为了听到具体内容，人们一拥而入，结果把政府机关的几大块平板玻璃都挤碎了。我认真想过，这条极其精准的新闻肯定出自一个才思敏捷的人之手，而且是在十二个月前，甚至有可能是十二年前就已经写好了的。举个例子来说，在西班牙，如果没有什么好的娱乐新闻，他们就会放上一场斗牛比赛，然后适时恰当地插入一些诸如唐·卡洛斯、公主、唐·佩德罗、塞维利亚和格拉纳达这样的人名和地名，一条货真价实的新闻就诞生了。当然，考虑到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他们的报纸了，里面提到的比较热门的人名和地名可能会有所改变。正是这样的报纸向我们展现了西班牙现状或者说西班牙的落败，真是比任何有关此类话题的报纸都要简洁明了。再说说英国吧，他们国内最后一条有重大影响的新闻也就是164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了。如果你已经知道了英国的年均粮食产量，那你就无须再关注任何有关粮食产量的报道了，除非你想要利用它做个投机买卖，赚上它一笔。对一个很少看报的人来说，国外也从没有什么真正的新闻发生过，就连法国大革命也算不得什么大新闻。

不要抓着新闻不放了！去了解什么才是永不过时的事才更为重要！中国春秋末期，卫国大夫蘧伯玉使人拜论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礼拜日应该用来把过得稀里糊涂的一周好好地结结尾，而不应该莽莽撞撞地去开始新的一周。所以，在一周之后的这个休息日里，牧师不应该再向昏昏欲睡的农民作冗长的布道，这样只会让他们更加心烦而已。牧师要做的，是要向他们厉声呵斥：“停下！停下来！你们看起来大步流星地走路，为什么结果却是该死的缓慢？”

我们把假象和幻觉推崇为最高的真理，却把现实看作是无稽之谈。如果人们能静下心来只关注现实，不被假象所欺骗，那么，和我们所认知的这些假象相比，生活就像是一部类似《天方夜谭》的神话故事。如果我们所推崇的，只是那些必然存在且美好的东西，那么音乐和诗歌必将会在大街小巷上回荡。当我们真正做到从容淡定、沉稳明智，才能领悟到：只有杰出伟大的事物才能得以永久存在，我们所有的患得患失和沾沾自喜都不过是现实的虚影，唯有现实本身才是崇高且振奋人心的。一旦我们闭上眼睛，开始昏昏欲睡，就会被虚华的假象所蒙蔽，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习惯都建立并绑死在那纯粹虚幻的基石上。孩子在玩耍中洞悉到了生活的真正法则和内在关联，而大人们却未能清晰地领悟到，因而也不能生活得很精彩。然而大人们却又总觉得自己比孩子聪明，因为他们有更多的生活经验，确切地说，是更多的失败经验。我曾在一本印度书籍中读到过一个故事。“从前有个王子，在幼年的时候被逐出了故土。他被一个护林人收养，和一群野蛮人生活在一起。一直到成年，他都觉得自己是野蛮的。后来他父亲的一位大臣认出了他，并告知了他的真实身份。得知自己是位王子，他于是更正了从前对自己不正确的认知。所以灵魂，”写书的这位印度智者接着说，“由于被放错了位置，而形成了对自己不正确的看法。直到圣洁的导师告知它真相，它才知道自己原是婆罗门。”据我观察，我们这些住在新英格兰的人之所以生活得这么卑微，正是因为我们只能看到事物的表象而看不到本质。（我们认为，表象就是本质啊。）如果有个人，在镇子上走上一圈，把所有眼睛看到的都当作是现实的存在，那么你觉得他会如何看待位于康科德中心的“磨坊大坝”呢？要是他把自己看到的现实给我们描绘出来，那我们肯定想象不出这“现实”到底是怎样的。要是有座会议厅、法院、监狱、商店或者住宅，你认认真真地盯着它看上一阵，然后把你所看到的现实描绘出来，那它肯定是支离破碎的。人们对真理都敬而远之，认为它遥不可及：真理处在我们社会体制的边缘，位于那距离我们最遥远的星辰之后，存在于人类社会之外。永恒的东西，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真实而崇高的。但是，我们所生活的时间、地点和场合是在当时当下呀。就连上帝也是处在当下的，而且，尽管时间流逝，此时此刻的上帝才是最为神圣的。所以，要想洞悉领悟什么才是崇高神圣的，我们就要不断接受周围现实的浸润。宇宙的运行总是遵照着我们的意愿，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是匆匆疾行也罢，从容行走也罢，人生的轨道总是按照我们的意志向前延伸。那么，就让我们边生活边规划吧。对此，我们之前的诗人和艺术家都没能给出一个不错的设想，不过至少让我们期待，他们的后代能提出一个来吧。

让我们像大自然一样，从容地度过生活中的每一天吧，不要因为生活中一些微不足道的事就方寸大乱。下定决心，把每一天都过得从容充实：保持早起的习惯，不要赖床；吃早饭的时候要平心静气，不要烦躁忧虑；邀请朋友到家里坐坐，再高高兴兴地送他们出门；钟声要响就让它响，孩子要哭就让他哭。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做自己，而去随波逐流呢？在子午线的浅滩边，有种叫作餐宴的激流和漩涡，你只要不被它吓倒，成功渡过后就可以安全抵岸了。前面就是下山之路，带着昂扬的斗志和清晨充沛的活力，向着另一种生活进发吧，像尤利西斯一样把自己捆绑在桅杆之上，坚定地向前，不要受任何外界的干扰和诱惑。如果机车要鸣笛，不用管它，就让响到嘶哑好了。哪里鸣钟，难道我们就要朝哪里奔跑吗？不，我们要做的仅仅是好好听一听，辨别一下它的旋律。这世界上到处布满了思想、偏见、传统、错觉和表象的泥潭，让我们静下心来，坚定地跋涉前行，穿过巴黎、伦敦、纽约、波士顿和康科德，走过教堂，走遍全国，走进诗歌、哲学和宗教中，不断向前，直到踏上坚实的地面，登上一种我们称之为现实的坚固岩石。然后高喊：看，这就是现实，千真万确的现实。虽然脚下是洪流，是寒霜，是烈火，但你仍然可以站在这个支点上筑造一面墙，创建一个国家，稳稳地安插一个灯杆。或者你也可以安置一个测量计——一个现实测量计而不是水位测量计。通过这个现实测量计，未来的人们就可以知道，虚假和表象的洪流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暴涨的。如果有个事实摆在你面前，那么请直面它，你会发现它完全沐浴在阳光中，熠熠生辉。它就像把弯刀，甘美的刀锋刺入你的心脏和骨髓，如此你就可以毫无遗憾地结束人生之旅了。不管是面对生活还是死亡，我们都应该只追求真实。如果我们果真要死去，那就用心聆听最后的呼吸，用心感知四肢的温度散尽。否则，只要我们还有呼吸存在，就不要停止追寻真正的生活。

时间是条长河，我在其中垂钓，从中汲水畅饮。但在饮水的时候，我窥见了它泥沙满布的河底，才知道它原来只是条浅溪。细细的水流流过，永恒的东西却得以沉淀。我要从这河的深处取水，我要到那高空中去垂钓，那天幕之上点缀着的是耀眼的星辰。但是我现在却连数数也不会了，甚至连字母表也忘记了。我不如刚出生的时候聪明了，这点总让我觉得遗憾。智慧是把劈刀，它探测到事物的秘密后就一刀将其劈开，亮出它洞悉到的本质。我不希望自己的双手在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上忙碌。我的脑袋就是我的双手和双脚，我所有最好的官能都集中在脑袋里了。直觉告诉我，我的脑袋就是用来挖掘的，就像是有些动物是用鼻子和前爪挖洞一样。我要用我的脑袋在这些山地上挖掘采矿。根据我占卜杖探测的结果，再结合那升起的薄雾，我觉得最丰富的矿脉应该就在附近，那么我就在这里开始采矿了。

阅 读

如果人们在确定自己的个人追求时更加审慎一些，估计所有的人都会选择去做学生和观察者，这两个职业的本性和使命，没有人能够抗拒。如果我们毕生不过是聚敛钱财，不管是为自己享用还是为后代储存，抑或者是立家建国，追逐名望，最终都难逃凡夫俗子的命运。但是如果我们致力于追求真理，那我们就是永垂不朽的，且不再畏惧任何变革和意外。古埃及或者是古印度的第一位哲学家，他掀开了遮掩着神像的面纱一角，那华光流溢的衣袍至今没有垂下，它展现给我的耀眼光辉并没有暗淡丝毫，因为在哲学家勇敢地掀开神像衣袍的时候，我在他“体内”，而此刻当我重新瞻仰神像的时候，他在我“体内”。衣袍之上没有丁点尘土遗落，因为自神像被揭开的那一刻起，时间就已经永恒静止了。我们真正取得进展的那个瞬间或者可以取得进展的瞬间，它不属于过去，不属于现在，也不属于将来，它是永恒的存在。

我在湖畔的住所，不仅可以让我静心思索，而且能让我心无杂念地去阅读，比在大学里更适合读书。虽然我无法借阅流动图书馆里的书籍，但是我对那在宇宙间流通的自然之书，有了前所未有的领悟，它所有的文字起初都书写在树干之上，不过现在偶尔也会被人们刻印在亚麻布纸上。诗人米尔·卡马尔·乌丁·马斯特曾说过：“书之益处，在于虽静坐而能神游于世界。畅饮书之蜜液，犹如饮美酒一杯，吾已如痴如醉矣。”整个夏天，我都把荷马的《伊利亚特》摆放在书桌之上，尽管只能偶尔翻阅几页。因为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手头总有忙不完的事儿，又要建房，同时还要给豆苗地翻耕，如此一来就没有过多的时间阅读了。不过，我心想着忙完这阵以后就有时间读书了，也就这样坚持了下来。那段时间，工作之余我翻阅过一两本旅游方面的书，没有什么深奥的思想，后来不禁羞愧难当，止不住地问自己，那会儿我的思想究竟跑到哪儿去了。

学生若是阅读荷马或者埃斯库斯罗的希腊语作品，在阅读中效仿诗篇中英雄的所作所为，把美好的黎明时光投注在这些篇章中，他们就不会面临奢侈放纵的危险。这些英雄诗篇，即使是用我们的母语印刷，那也是一种属于过去的已经沉寂了的语言，其中字句虽是我们的平常所用，但其意义远比我们平常的表达要深刻，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发挥我们的智慧，调动有限的勇气，敞开狭小的心胸，仔细研读，以便从字里行间中揣测出其更加深层的内涵。现在的出版社虽印刷廉价且各种书籍层出不穷，但其译本并没有拉近我们和英雄史诗作家的距离。印刷出来的文字前所未有的生硬孤僻，使得这些书籍愈发隐世而独立。在年轻的时候，花些宝贵的时间学习一门古代的语言，哪怕只是认认一些古文字，也是值得的，因为古代的语言是从人们日常鸡毛蒜皮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拥有启发和激励人的力量，且这种力量永远也不会消退。农民会记下几句听来的拉丁语，并反复吟诵，这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人们总认为学习经典的目的，就是为以后学习更加现代和实际的知识作铺垫的。但是那些更具冒险精神的学生，他们会一直坚持研读经典作品，不管它是以哪种语言创作的，也不在乎这语言有多古老。所谓经典作品，不就是对人类最高贵思想的记录吗？经典是唯一不朽的预言，对于当代人的困惑，它也能提供解答。要知道，即使是到特尔斐(33)和多多那(34)去向神灵祈求，我们都不一定能得到想要的答案。要是因为古老就不去学习它，那我们连大自然也不要去研究了，它比经典还要古老。好好阅读，即身心投入地去读本真正的书，是件无比高尚的运动，阅读对一个所提出的考验超过人们所推崇的任何一件事。它要求读者像运动员那样持久地训练，且毕生都不得动摇读书的意志。读书的时候要像写书的时候一样审慎而用心。单是会说原作所采用的语言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口语和书面语，也就是你用耳朵来听和用眼睛来看的这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一种是唇舌发出的瞬间即逝的普通语言，抑或是近乎粗俗的方言，我们学习它，也就像动物一样，本能地从母亲那里习得。另一种则是成熟的，对人类所有经验的文字提炼，如果前一种是我们的“母语”，那后一种就是我们的“父语”，它的表达是经过百般思忖，千挑万选出来的，耳朵听到它会感到受宠若惊，我们要想习得此种语言，要经过一次重生才行。中世纪那些只会说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人，因为出生的偶然性，他们有幸习得了这两种语言，却并没有因此获得拜读用这两种语言创作的经典巨作，因为写就那些作品的并不是他们所熟知的语言，而是经过了甄选之后的文学语言。他们并没有掌握更加高贵的希腊和罗马方言，这些语言写就的作品于他们而言，不过是废纸一堆，他们能够看懂并推崇的，仅仅是那些卑微的现代文学。直到欧洲一些国家终于掌握了他们自己的书面语言，虽然很粗糙，但也足够用来研读文学了，学者们也终于得以窥见那遥远的古代瑰宝，于是最早的文学作品得以重见天日。时光荏苒，对于那些罗马和希腊大众无法听到的文学作品，只有少数学者研读过，现在也只有极少数的学者仍然在研读它们。

不管我们多么钦佩演说家一时的侃侃而谈，最为尊贵的书面文字总是深藏其后，远在那转瞬即逝的口头语言之上，它就像是掩藏在云朵之后的闪耀繁星。因为有星星的存在，所以也就有能够读懂它们的人存在，那些天文学家们就在永远地观察它们。书面语言并不像我们日常的口语抑或呼出来的空气那样，瞬间就蒸发不见。辩论会上的雄辩，细究之后，我们会发现那不过都是些花言巧语。演说家一时灵感到来，便会对着面前能够听到他的乌合之众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作家，他的灵感孕育在平静的生活之中，那偶发的事件和熙攘的人群虽能激发演说家的灵感，但是却会扰乱作家宁静的心境。作家的作品面向的是那些心智健全、睿智聪颖的读者，不管他们生活在哪个年代，只要够理解他，他都会向你娓娓道来。

不难理解，亚历山大为什么在出征的时候，把《伊利亚特》放在精美的小箱子里，以便随身携带。一本文字写就的作品就是人类最宝贵的遗物，同时又与人类最为亲密，它比其他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更广为人知。文字是最贴近生命的艺术作品。它可以被翻译成各种语言，不仅被全人类所阅读，而且还被人们广为吟诵。文字不仅可以印刻在帆布或者大理石之上，还可以烙印在生命的气息之中，被人们口口相传。那凝聚着古人思想的文字，不正是被无数现代人所援引畅谈吗？两千个春夏过去，标志着希腊文学的丰碑和大理石，它们披上了一层更为耀眼的金辉和成熟的色泽，把自身神祇般宁静的氛围扩散到了世界各地，从而抵制了时间的侵蚀。书籍是世界宝贵的财富，也是国家代代相传、恰如其分的遗产。书籍是人类最古老亦是最珍贵的财产，它自然也应该被摆放在各家各户的书架之上。它并非要为自己谋求福利，而是要启蒙读者，给他们以精神供养，所以但凡有头脑的人都不会把它拒之门外。不管在哪个社会，书籍的作者都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极具魅力的贵族人物，他们对人类的影响超越了君主帝王。那目不识丁又冷嘲热讽的商贩，野心勃勃地为自己辛苦赚取了垂涎已久的闲暇和独立，终于获取了踏足财富和时尚之圈的资格，然而最后，他却又毅然决然地把目标瞄向了智者和天才之界。这个社会圈自然更加高尚，然而却不是他可以轻易踏入的。于是他意识到了自己修养的不足，意识到了自己钱财的虚荣和匮乏。他对知识文化求而不得，便千辛万苦地送孩子去学习，不过这正说明了他还不失为一个理智之人，因而他才能成为一个家族真正意义上的开创者。

没有读过古代经典原著的人，对人类历史的认识肯定也不会深刻全面，因为显而易见，我们没有用现代语言写就的副本，除非我们的文明本身就是折射它的副本。荷马的作品从未被翻译成英语出版过，埃斯库罗斯和维吉尔的作品亦是如此。他们的作品精炼而深沉，如黎明般美妙而绚丽。古人耗尽毕生心血创造了这些英雄文学，后世的作家，尽管我们也称誉他们天赋异禀，却很少有人能够创造出如此别具匠心、美轮美奂的作品。那些从未研读过这些经典作品的人，他们只叫嚣着要忘记它们。然而用不了多久，我们确实“忘记了”，不过我们忘记的是“他们”，到那时我们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学识和天赋，来研读和欣赏这些经典巨作。那个产生了众多经典作品的时代无疑是富裕丰饶的，不仅如此，还有更多不为我们所知的经典之作，有待我们去挖掘，这些作品在年代上或许要更加久远，届时梵蒂冈将堆满各种巨作，例如《吠陀经》《阿维斯托经》和《圣经》，以及像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这样的文学巨匠的作品。后世之人也会相继把他们的文学成果堆放到这个世界圣坛上来，如此硕果累累，我们便有望搭建起通往天堂的阶梯了。

然而，伟大诗人的作品从没有人读懂过，因为他们的作品只有他们自己才能读得懂。人们阅读这些诗篇，就如众人抬头看星，他们并不是为了看星而看星，最多只是抱着看星问卦的心态。多数人学习读书不过是为了方便日常行事，比如他们学习算术仅仅是为了做生意的时候方便记账，不为人所欺。他们完全不把读书当作是一种高尚的智力训练，然而那才是最高意义上的读书啊！阅读不应该像那诱人的奢侈品，我们被引诱着去读书，然而真正阅读起来却又精神萎靡，各个高贵感官都昏昏欲睡。我们应该拿出一天中最为清醒警觉的时间来阅读，而且要踮起脚尖，聚精会神。

我觉得，既然我们已经识得了所有英文字母，那就应该去阅读最好的文学作品，而不应该永远停留在四五年级，蹲坐在人生最基础也最低级的阶段，永远默诵“a—b—ab”，或者只学习单音节的单词。大部分人在自己读书或者读书给别人听的时候都会感到满足，而且还极有可能都被一本好书——《圣经》所折服，然后终其一生都过着单调刻板的生活，把他们的才识浪费在所谓的轻松阅读上。在我们的流动图书馆里，有一套系列书籍，叫作“小读物”，分为好几册，我当时看到这名字，还以为是哪个镇子的镇名呢。有些人，他们就像鸬鹚或者鸵鸟，即使在各种蔬菜肉类饱餐一顿后，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还照样能吞食得下去，要不然，看到餐桌上有剩余的食物，他们就会浑身难受。如果那些作者是提供此种读料的机器，那他们就是负责阅读的机器。他们阅读了九千个像西布伦和赛福罗妮这样的爱情故事，看他们多么相爱啊，以前的人从没有像他们这样相爱过，不过他们的真爱之路还真是诸多坎坷呀，总之他们就是奔跑—跌倒—爬起—奔跑，如此循环往复，艰难前进。某个倒霉的家伙很不幸地爬到了尖塔上去，他本该连钟楼都不应该上去的。呵，把他无端地送到了尖塔之上后，小说家便立刻乐颠颠地跑去敲钟，把全世界的人都召集过来围观，哦，我的天呐！看他是怎么下来的吧！要我看啊，小说家们最好把故事中那些让人心潮澎湃的英雄人物都捏成人形的风向标，然后把他们挂到天上去，让他们在风中旋转摇摆，直到他们生了锈，再也无法转动，总之就是别让他们走下来，用各种的恶作剧来捉弄那些老实人。下次再有小说家敲铃打钟，即使是我所在的会议室着了火，我也绝不会挪动一下。“《脚尖跳》，一部讲述发生在中世纪的传奇故事，由知名小说《铁特尔—托儿—但恩》的作者执笔，按月连载。此书热销，欲购从速。”他们读这个的时候，眼睛瞪得圆溜溜的，身体笔直，原始的好奇心被激起，胃囊不知疲倦地吞食，撑得圆鼓鼓的连褶皱都不见了，就像是某个四岁的孩子坐在板凳上阅读他两分钱买来的镶金边的《灰姑娘》。可想而知，阅读此类书籍不会让人有什么提高，不管是发音、语调还是重读，更不要提对道德的提炼和运用了。其结果就是，人们的眼睛变得呆滞无光，生命力停滞阻塞，各种智能错乱，甚至完全丧失。几乎各家的烤箱里每天都在烘烤这种华而不实的小姜饼，数量远胜过纯小麦和纯黑麦面包，而且它的销路也更加稳定可靠。

即使是那些所谓的“好读者”，他们读的书也都不是最好的。我们康科德镇的文化水品究竟有多高呢？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本镇上几乎没有人能够欣赏得了最好的文学作品，包括英语文学中的那些好作品，虽然书中的每一个单词我们都会写会读。就连那些受过大学教育或者所谓自由教育的人，不管是本镇上还是其他地方，他们对英语经典作品都知之甚少，甚至是一无所知。至于那些承载着人类智慧的书籍，像古代经典和《圣经》，它们都是很容易理解的，只要愿意，谁都可以去阅读它们，然而真正用心去阅读这些书的人真是少得可怜。我认识一个中年伐木工人，他出生在加拿大，经常随身带着一份法文报纸，据他自己说，他阅读报纸并不只是肤浅地为了了解时事新闻，而是要“时刻保持他对法语的熟练运用”。我就问他：“你觉得你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是什么？”他回答说：“除了练习法语，就是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了。”估计那些大学毕业生所做的或者想要做的，也不过就是要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他们订阅英文报纸就是为了这一目的。要是有人刚刚读完了一本英文好书，那他就会很不幸地发现，可以和他就这本书探讨一番的人凤毛麟角。要是他阅读的是一本人尽皆知的经典希腊语或者拉丁语原著，那么他就更找不出可以沟通交流的人了，对此，他只能保持沉默。事实上，我们的大学里虽然有很多教授精通希腊语，但他们却无法深刻地了解希腊诗人的智慧和诗情，更加没有什么阅读感悟可以和那些机智勇敢的读者交流。至于那些神圣的经典书籍，即人类的《圣经》，这个镇子上有人知道它们的名字吗？多数人都不知道，众多民族中只有希伯来人拥有一部《圣经》。为了捡起一张美钞，所有的人都费尽心机。但是在他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摆放着这个弥足珍贵的文字记录，由古代最有智慧的先人书写而成，随后每一代的智者都向我们证明了它们的价值，然而我们却转而去阅读那些启蒙教学书籍，那些“轻松读物”，毕业之后也不过就读一些为孩子和初学者量身定做的“小读物”或者肤浅的故事书。如此一来，不管是我们的阅读、会谈，还是思想，都十分低级，也就配得上侏儒或者小矮人的称号而已。

我渴望和智者相交，他们不是康科德镇这片土地上的人，也不为这里的人所知。难道说，在听到柏拉图的大名之后，我会不去阅读他的作品吗？就好像他只是一个我素未谋面的同乡，甚至是我的近邻，然而我却从未聆听过他的话语，更不曾留心他言语间的智慧所在。但是怎么会这样呢？那凝聚了他不朽思想的《对话录》就摆放在对面的书架上呀，然而我却从未阅读过它。如此看来，我们都是受教不足又思想浅薄的文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和那些目不识丁的文盲相比，我并不认为那些虽然习得了文字却只阅读那些儿童读物和低智商的书籍的人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我们应该在思想上达到古代先人的高度，但是，首先我们得知道他们处在何种高度上。我们不过是群愚蠢的小人儿，我们的思想虽然可以展翅飞翔，却总也飞不出报纸上的新闻杂记专栏。

并不是所有的书都像它们的读者一样枯燥乏味。有些文字确是准确地指出了我们的境遇，如果我们能够用心去理解并接受，这些文字甚至会超越我们生命的黎明或者春日，给予我们更多的启发，为我们提供一个看待事物的新视角。有多少人，他们因为从一本书中受益，从而踏上了人生的新征程啊！或许，一本书，唯有其能够解密生活、揭示奇迹，它的存在对我们来说才是有意义的。那些在这一本书中没有表达清楚的问题，在另一本书中会有明确的解释。那些让我们疑惑不解的问题，也曾经困扰过前代的智者们，他们根据自己的行事能力、生活经验和表达技巧，各自解答了困惑过他们的问题，无一遗漏。此外，获得智慧之后，我们还要学着去慷慨对人。康科德镇郊外农场上有个雇工，他可不这么认为，在一次神奇的宗教经历之后，他获得了重生，整个人变得沉默严肃，孤立排外。但是两千年前，当琐罗亚斯德(35)穿行在同一片土地上的时候，也获得了同样的宗教经历，然而他是明智的，知道他所获得的启示应该和人们共享，便将其一一告知自己的左邻右舍，据说他因此在人们心中确立了一种新的信仰。让那雇工谦卑地和琐罗亚斯德谈谈心吧，也去和耶稣促膝长谈，让这神圣的光芒普照众生，让“我们的教堂”一边待着去吧。

我们吹嘘自己是19世纪的人，取得了世界望尘莫及的飞速进展。但是我们却从未意识到，我们的文化仍在原地踏步。我不想对着我的镇民们溜须拍马，也不想被他们恭维奉承，因为这样做对谁都无益。有人应该来刺激我们一下，像对待牛马那样，恨恨地给我们一鞭子，好让我们一路小跑着前进。比较来说，我们的公立学校多么体面气派啊，只可惜都是为弱智的孩童建立的学校。当然我们有冬日里开放的学园(36)，不过里面的听众总是稀稀拉拉，还有就是由政府提出、刚刚开始创建的图书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可供我们学习的学校。比起对精神营养的补给，我们在身体享受方面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时候建立起另一种意义上的学校了，可以使我们即使在成年以后，也还可以继续接受教育。是时候把我们的村镇变成大学校园了，使校园里所有年长的学员，在他们闲暇的时候——如果他们有幸在晚年为自己挣得了闲暇的话——去追求自由的学习，以此安度晚年。世界上的教育真要永远被局限在巴黎或者一所牛津大学吗？难道他们就不可以乘车到这里来，在康科德镇的天空之下接受一场自由教育吗？我们就不能聘请一些像阿伯拉德(37)这样的学者来为我们讲学吗？哎！我们把时间都用在了喂养牛群和看顾商店了，以致太久没有走进校园，我们的教育也因此被悲哀地忽略了。在这个国家，我们的村镇应该在某些方面取代欧洲的贵族，鼓励赞助高雅艺术的发展。它已经很富裕了，此刻唯一需要的就是慷慨和文雅。我们的村镇可以在农民和商人看重的事物上耗费巨资，但是一旦有人提议，要在稍有头脑的人认为更有价值的事物上花点钱，他们就觉得那纯粹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康科德镇为了建造市政厅，竟然耗资一万七千美元，这真是得感谢我们的财富或者政治啊。但是，即使再过一百年，我们恐怕也不会花这么多钱用来提高生活的智慧，这才是需要往我们的脑壳里填充的营养之肉啊。即使每年拿出一百二十美元用来召开冬季的学会，也好过把它花费在其他事情上。如果我们真是生活在19世纪，那我们为什么不去享受19世纪提供给我们的便利呢？我们为什么要生活得如此粗野？要是我们去读报纸，为什么不能扔掉波士顿那份满是流言蜚语的报纸，而立刻去阅读世界上最好的报纸呢？不要再去从“中立派”的报纸上吮吸奶汁了，也不要紧盯着新英格兰的“橄榄枝(38)”不放了。把所有学术团体的报告都放进来阅读吧，让我们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博学多识。我们为什么要让哈珀出版公司和瑞廷出版公司来为我们选择读物呢？品味高雅的贵族会把自己置身于一切有利于提高修养的氛围之中，比如，天赋、学识、才智、书籍、绘画、雕像和一切有助于哲学思考的器物等。我们的村镇也应该如此，不要因为具备了教师、牧师、教堂司事、教区图书馆以及行政委员们，就可以停滞不前了，要知道，当时我们移民过来的祖先，他们也仅靠着这些，在冰冷的岩石上度过了一个刺骨的寒冬。我们应该按照建立社会制度的精神来集体行动，既然我们的生活环境已经大大提高，我相信我们拥有的财富也比英国贵族多得多。新英格兰可以聘请世界所有的智者过来，为他们提供食宿，让他们来教导我们，使我们不再偏执狭隘。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更高意义上的学校。不要致力于成为贵族，而让我们去建造高贵的村镇吧。如果必要的话，河流之上少建一座桥梁吧，这样我们就可以沿着河岸走到对面去，但是在那包围着我们的黑暗的无知深渊之上，务必架起一座桥梁吧。

万物之声

然而，如果我们只把自己局限在书本中，即使是那些精选的经典作品，我们所能读到的也只是某种特定的书面语言，它本身也是一种偏狭的方言。有种语言，我们依然面临着遗忘它的危险，这种语言毫无修饰，是万事万物的自然流露，它本身就是一种标准，且又无穷无尽。其中大部分已经发行流通，但我们印刷出版出来的却很少。透过百叶窗照射进来的光线总是惹人注目，然而一旦打开窗子，即使有大片的光亮挥洒进来，也都引不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必须永远保持警惕，没有任何方法或训练可以替代这一必要性。学会时刻关注眼前的一切事物，这也是一门学科，和它相比，什么历史呀、哲学呀、精选诗歌呀，还有最亲密的伴侣和最令人羡慕的生活呀，这些又都算得了什么呢？你难道打算只做一名读者、一位学生，抑或是个预言家？去参悟你自己的命运吧，看清前方的路，然后走向未来。

搬到湖畔的第一年夏天，我并没有时间去读书，一直都在豆田锄耕，也不是都在锄地，我有时做的事比这好多了。有好几次，我都觉得现下的时光太美好了，便舍不得跑去做别的事，不管是脑力活还是体力活都不足以让我舍弃那一刻的美好。我喜欢在生命中留出大片的空白。有时在夏日的早晨，沐浴之后我就会坐到门口晒太阳，从日出一直坐到中午，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之中。周围是成片的松树、山核桃树和漆树，孤僻而宁静，鸟儿时而鸣唱，时而无声地从我屋前掠过。直到日暮西窗，或者远处有路人赶着马车经过，我才惊觉时光的流逝。在那样的时光里，我就像是夜间的玉米苗，悄然成长，就那样静静地坐着，却比任何劳作都让人感到愉悦。它们并不是从我的生命中无端减去的时间，而恰恰是给予我的额外补贴。我那时才意识到，东方人放下劳作，转而去静坐冥想的意图何在。大部分时候，我并不在意时光是如何流逝的。黎明的到来似乎就是要为我找些事做的，刚刚还是早上呢，哦，这会子就傍晚了，这一天什么有意义的事儿也没做成。我不会像小鸟一样放声歌唱，我只是对着我那永无枯竭的好运气无声地微笑。就像那小麻雀，站在屋前山核桃树上颤着声儿喳喳叫，我也会在我的小窝里，压抑着声音发出柔和的轻笑。我不会把我的日子标注上宗教神学的印迹，划出星期来，也不会把它们按小时切割开来，伴着时钟的嘀嗒声一点点消磨。我会像生活在普里的印度人那样生活，据说，他们“用同一个词来表达昨天、今天和明天，伴随着向后指、向前指和向上指的动作来分别表达昨天、明天和今天”。无疑，在我的同胞们看来，这是纯粹的懒惰。但要用花草鸟儿的那套标准来衡量我，那我还是绝对够格的。一个人须得从自身中寻找根由，这话一点不假。大自然的每一天都过得十分平静，它不会轻易斥责一个人的无所事事。

最起码，我的生活永远都是新奇的，生活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愉悦的消遣，而有的人，他们要找乐子的话，还得跑到国外，挤入人堆，或者走到戏院里去，和他们相比，我的生活自有其美妙之处。我的生活犹如一场多幕的戏剧，场景变换不断，且永不落幕。实际上，要是我们能照着所知道的那种最美好的终极方式去生活或者去管理我们的生活，那我们就永远也不会感到厌倦无聊了。紧随着你的本性走，那么你每时每刻都会有崭新的体验。对我来说，就连做家务也是一种愉悦的消遣。如果我的地板脏了，那我清晨就早早地起来，把所有的家具都搬到外面的草地上去，把床和床架摞在一起，在地板上泼上水，撒上从湖畔拿来的白沙，然后用扫帚把地板擦得雪亮。等到村民们都吃过了早饭，太阳也已经把地板晒干了，我便再把家具搬进来，其间我的沉思从未中断。看着所有的家具都放在外面的草地之上，真是让人心情舒畅，那鼓鼓的一堆很像是吉普赛人的全部家当。我那三条腿的桌子站立在松树和山核桃树之间，上面还原封不动地摆放着书籍、钢笔和墨水。来到室外它们自己似乎也很高兴，像是不愿再被搬回到屋里去了。我有时也会搭个遮阳篷在家具上，然后就地坐在下面。坐在外面，看着阳光洒落在家具之上，听着自由的风从上面吹拂而过，顿觉时间的无限美好。这些平日最为熟悉的家具，它们在户外的模样，比在室内的时候看上去有趣多了。一只小鸟停栖在旁边的树枝上，桌下长着常青藤，黑莓的藤蔓缠卷着桌腿，松果、栗子皮和草莓叶撒落得到处都是。似乎，我们的家具就是由周围这些事物换形而来的，不管是桌子、椅子，还是床架，曾经都是站立在它们中间的呀。

我的房子坐落在一座小山的山腰上，紧挨着一片大树林，周围是刚刚长起来的脂松和山核桃树，距离瓦尔登湖也就十来杆那么远，有条窄窄的小径向下直通到湖畔。门前长着草莓、黑莓、常青藤、圣约翰草、麒麟草、矮橡树，还有沙樱、蓝莓和花生。待到五月底，沙樱的矮茎上开出一束束伞状的精致小花，点缀在道路两旁，花朵一直开到入秋，才结出可人的樱桃来，重重地垂落在小茎两侧，像是两道光束，绕着梗茎旋了一个圈。沙樱果称不上可口，但是出于对大自然的礼赞，我还是采摘了一些尝了尝。房子旁边的一颗漆树长得十分茂盛，第一季的时候就长过了我所筑的一面围墙，直窜出五六英尺高，它热带的树叶宽大且成羽状，虽然怪异，但看起来也颇赏心悦目。春天来临，它干枯的枝丫没有任何的生命迹象出现。春天将近，它大大的嫩芽突然崭露头角，像是被施了魔咒一般迅速舒展开来，长出了嫩绿纤柔的枝条，直径足有一英尺。它们如此肆无忌惮地疯狂生长，有时我坐在窗前会听到嫩枝突然掉落的声音，像是一把折扇掉落在了地上，可是空气中一丝风也没有啊，它们原是不堪自身的重负，从那脆弱的枝节处跌落下来了。大片浆果开花的时候，会招来野蜜蜂为它们传粉，待到八月份，果子渐渐现出鲜红的明亮色泽，看上去让人垂涎欲滴，果子慢慢地成熟起来，压弯了它们那纤弱的枝茎。

今年夏天，我午后坐在窗前，有苍鹰在屋前的空地上方打转，三三两两的野鸽，时而疾飞而过，时而一动不动地停栖在屋后白松枝上，仰着脖子叫几声。一只鱼鹰俯冲下来，打破了湖面的平静，从湖里叼起一只鱼来。一只小貂从门前的沼泽地里溜出来，潜到湖边逮住了一只青蛙。芦苇莺欢快地飞来飞去，所过之处莎草纷纷弯腰低伏。之前的半小时，我耳边一直回响着火车的嘎达声，像是鹧鸪鸟振翅飞翔的声音，时而远去，时而靠近，把旅客从波士顿运载到乡村来。我所生活的地方其实并不是很偏僻，我听说有个男孩，他被送到了镇东的一个农民那里，但是因为太过想家，没过多久他就从那里跑了出来，衣衫褴褛地回到了家里。据他说那个地方枯燥沉寂，所有的人都不在家，啊，你甚至连个哨声都听不到！我估计，即使在马萨诸塞州，现在也不会有这样的地方存在了：

“说实话，我们的村子已经成为一个大靶跺了，

静静地等着飞射而来的火车之箭，

在我们宁静的平原之上，

回荡着这样的舒缓之声——康科德。”

菲奇堡铁路在我住所的南面，距离瓦尔登湖大约有一百杆的距离。我经常沿着铁轨的堤道到村子里去，好像是它把我和外面的社会联系在了一起。火车上的工人，因为他们要跑全程，所以会经常碰到我，每次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都会向我点头示意，好像把我当作是一个老朋友了，不过他们肯定是把我当成铁路工人了，在一定意义上，我确实是。我也很希望，在地球这个大轨道上，做一个道路维修工。

火车的鸣笛声一年四季地在我的林地里响彻，像是某只苍鹰从哪个农民的院落飞过，发出尖锐的长啸声，提醒我有许多不安分的城市商人走出城市、来到镇子上了，或者是生活在镇子另一端的某些爱冒险的生意人的到来。现在他们聚集到了康科德镇这片天空下，大喊着互相提醒远离铁轨，他们的叫喊声，周围两个镇子上的人都能听得到。乡村啊，你们的杂货运来了！乡民们，你们的口粮送到了！所有的农民都被吸引来，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靠着他的农场过活。看看你们要为此付出的代价吧！火车开到了乡村来，如同巨大攻城槌一样的木料被装上车，以平均每小时二十英里的速度往城里运，我们制造大量的椅子，也拉到城里去，足够让所有身心俱疲的城里人落座。印第安人居住区山头上的越橘果都被摘得精光，蔓越橘也统统都被卷进城里去了。棉花上去了，布匹下来了；丝绸上去了，毛织品下来了；书本上去了，作者的智力下来了。

我看见那火车头拖着一串长长的车厢，疾驰而去，像是一颗小行星，或者，更确切地说，像一颗扫帚星，因为目睹它朝着某个方向如此飞速地掠过，加上它的轨道看起来又不像是闭合的曲线，所以没人知道它还能不能再回到它原有的轨道上来。火车行驶时，拖出一条长长的烟雾，像是挂在后面的条幅，慢慢散开，形成金银色的光圈，如同高空中软绵绵的云朵，在阳光下舒展开来，似乎这云游中的半仙儿，这个烟雾的制造者，要把晚霞满布的天空披在它的身上。我听见这铁皮巨马吼声如雷，在山谷中回荡，铁蹄巨轮碾过，大地都要抖上一抖，它嘴巴里喷着火，鼻孔里吐着烟（我真不知道，人们在新的神话书里会怎样描绘这个会飞的大马或者喷火的巨龙），仿佛地球终于迎来了一个有资格在此居住的种族了。如果事实真如看起来得这样，人们掌控了一切元素，都用来去追逐高尚的目标，那该多好啊！如果从火车头冒出来的烟雾是英雄奋斗时留下的汗水，或者是为农民的田地带来雨露的云朵，那么这些元素和大自然都可以欢快地陪伴在人类左右，为他们保驾护航了。

看着晨间的火车疾驰而过，我的心情如同是在观看日出，它们真是和太阳的升降起落一样规律啊。火车朝着波士顿开去，而它吐出来的烟雾，则在后面越拖越长、越升越高，直升上天，有那么一会儿，浓密的烟雾遮住了太阳，在我远方的田地上投下大片阴影。烟雾后面遮挡住的是绕着天际运行的太阳的车驾，和它相比，这贴着地面奔跑的火车，不过就是长矛上的一个小倒钩。冬日的清晨，山间的星星还没有完全退去，照顾这铁马的马倌而就已经起来了，给他喂喂饲料，套上马具。燃料也燃起来了，好给它提供运行所需的能量，让它及早上路。它着急忙慌地赶了个大早，其目的也须得单纯无害才行啊!如果积雪很深，他们就给它穿上雪地靴，它那铁犁似的火车头，从山间一路开到海边，开辟出一条通道，后面的一节节车厢，就像是挂在犁头后面的播种机，把车上运载着的不安分的人和华而不实的商品像种子一样播撒在乡村的土地上。一天二十四小时它都在乡村间飞驰，只在驾驶它的人疲倦了的时候才稍停一会。尽管大自然此时已经是一片冰天雪地，它仍然坚定地奔跑在林间峡谷，如雷的踏步声和轰鸣声经常会在半夜的时候把我惊醒。直到晨光初现，它才开回到马厩，然而没有片刻的休息便又重新上路了。还有的时候，我会在夜间听到它在马厩里一阵胡吹乱哼，想要释放出白天过剩的精力，让它一身的铁皮稍微休息上几个小时，好平静平静神经，平息平息肝火，也好让急速运转的大脑冷静下来。它如此日夜奔跑，不知疲倦，可它的作为也须得英勇豪壮才行啊！

村镇边缘的那些林地里，平日里鲜少有人踏足，白天也只有猎人偶尔出入，然而此刻在这漆黑的夜晚，火车拖着一节节灯火明亮的车厢穿梭此间，而车厢里的乘客对所过之处却一无所知。这一刻它还在城镇的车站驻足，站内人群涌动，下一刻就来到了人迹罕至的沼泽地，周围禽飞兽走。每日里车走车进，这已经是村子里的日常之事了。火车出发和抵达的时间如此精准规律，以致远处的农民听到火车的鸣笛声就赶紧去调整自己的时钟，真真是一个按章行事的机构就把整个国家都带上常轨了。你看，火车发明之后，人们行事不是更准时了吗？和在驿站的时候相比，人们在车站里不是讲话更快速、思维更敏捷了吗？车站里的氛围，总是让人很亢奋。火车带来的奇迹让我瞠目结舌，拿我的邻居们来说吧，他们中有些人，要是在以前，我肯定会说他们一辈子也不会去乘坐如此神速的交通工具到波士顿去的，但结果呢，那边火车刚开始鸣笛，他们就已经上了车了。“火车式”行事，这已经成为现下的一个口头禅了。当局者时刻诚心地警示人们要远离轨道，还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火车一旦开动，就不会因为有暴徒拦路就停下来，也不会有人朝他们头上放空枪，警告他们离开。我们已经创造出了一种命运，一个阿特洛波斯(39)，且一经创造便不可更改（你们的火车真应该叫这个名字啊）。他们贴出详细的公告，告知人们在几点几分，会有什么火车之箭在地盘之上朝着哪个方向发出，一目了然。而且你所乘坐的这趟车丝毫不会妨碍别人，孩子们不是照常沿着另一条路去上学了吗。因为火车的出现，我们的生活更加稳定了。我们都被教育成了退尔(40)的儿子。空气中到处都是无形的箭矢，每一条道路，除了你自己所走的那条，都是命运之路。那么，坚持走你自己路吧。

我之所以看好商业，是因为它勇敢的进取精神，它不会双手合十徒然地向朱庇特祈祷。我看到商人们，他们每天出门去做生意的时候都是勇敢且满足的，他们做的永远比预期的要多，取得的成就也极有可能比预料中的要好。相比于那在布埃纳维斯塔(41)前线站岗半小时的英雄，那整个冬日都在扫雪机上和暴风雪抗争的工人更令我感动，他们身上散发着坚定且欢快的英勇气概，他们不仅具有“凌晨三点钟起床工作”的勇气——拿破仑认为这是最难能可贵的精神——而且他们的这种勇气不会过早地萎靡凋零，只有在暴风雪停歇或者那铁皮巨马被冻僵的时候，才会稍作休憩。今晨暴雪依旧，狂风刺骨，沉闷的鸣笛声透过层层烟雾和风雪传来，宣告着火车的到来，尽管新英格兰东北部的这场暴风雪极力阻挠，它还是按时到来了。我看见外面扫雪的工人，他们身上满是积雪和冰霜，眼睛直直地盯着铲雪板，被它掀起来的，除了被冰雪覆盖的雏菊和田鼠洞，还有像内华达山上那种巨大石块，那些在地球表面占据着一席之地的东西。

商业出奇地自信、 沉稳和警觉，不知疲倦又极富冒险精神。比起去实践那些缥缈奇幻的想法或者去体验喜怒无常的情感，它的行事更加真实自然，因而其成功也更加非凡。火车满载着货物从我身边嘎达嘎达地驶过，散发出商品的气味，它把货物的气味从长码头一路挥洒到尚普兰湖。这气味让我想起了异国地域，想起了珊瑚礁，想起了印度洋，想起了热带风情，想到了地球之广袤无边，于是我整个人便顿觉清爽，精神也超越了自我。看到棕榈叶，我不禁想到，来年夏天它会被做成蒲扇，无数亚麻色头发的新英格兰人会把它举到头顶遮阳扇风。另外还有马尼拉的大麻、椰子壳、旧船板、麻布袋、碎铁料、锈铁钉，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应该说自己是个世界公民才更妥帖。这一车破旧的船帆，比起把它们回收了做成纸张，印出书来，这样看上去更加清晰有趣。还有谁能把它们所经历过的狂风暴雨如此生动地描述出来呢？它们本身就是见证了风雨的实录，无须任何更改。啊，现在来了一车缅因州林地里伐下的木料，它们有幸没有在前阵子的洪水中被冲走，但为了找回那些被洪水冲进了大海或者冲散的木料的损失，现在每千根的价格上涨了四美元，还有松木、云杉和雪松，它们不久前还被一视同仁的对待，现在都划分出一、二、三、四等来了，它们被一根根地伐下来，惊走了在林地栖息的黑熊、麋鹿和驯鹿。下一趟火车运载的是来自托马斯顿的优良石灰，要运到深山中去才被卸下熟化，还有成捆的烂衣破布，颜色五花八门，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最破旧的那些都是棉麻布料的破旧衣服，这些衣服的款式现在是没人会穿了，除非是在密尔沃基。这些花里胡哨的衣物，像是英国人、法国人或者美国人生产出来的印花布啦、方格布啦、平纹布啦等，都是从各个阶层的人物那里收罗来的。不管是有钱人的时髦华服，还是贫穷人的一般衣物，最后都一样要变成纸张，最多颜色上会有些深浅不同。人们会在这些纸张上编写基于真实生活的传奇故事，不管是关于上层社会的还是关于下层社会的，一律都以真实事件为依据。这辆火车，车门紧闭，散发出一股咸鱼的味道，这是新英格兰强烈的商业气息，让我联想到了宽广的河岸和鱼场。谁没有见过咸鱼呢？为了能运送到世界各地去，它被用盐腌制了，保证什么东西都无法使它变质，在它面前，就连那坚忍不拔的圣人都要羞得满脸通红吧？你可以用这咸鱼扫街铺路，用它划火柴，货车司机可以用它为自己和货物遮挡骄阳、狂风和暴雨。商人可以在店铺开业的时候把咸鱼挂到门口去，康科德镇的一个商人就这么干过，他的咸鱼挂上去就没有摘下过，后来他的老主顾都分不清它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了，是动物尸体？蔬菜标本？还是矿物质？不管怎样，到那时它依然还是像雪花一样纯洁如初，如果你周六的时候把它扔到锅里煮上一煮，还能吃上一顿味道鲜美的鳕鱼大餐。下一车过来的是西班牙兽皮，尾巴还保持着动物生前的弯度，公牛的牛皮也还保持着它在大草原上奔跑起跳时留下的弧度——这真是典型的执拗，足见性格上的缺陷是多么无可救药啊。我承认，实际上，就我们目前的生活状况而言，即使我真实地了解到了某个人的性格特性，我也不期望他会有所改变，不管是越变越好，还是越变越坏。东方人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你可以去加热、挤压一条狗的尾巴，然后把它用绷带固定住，如此孜孜不倦，花上十二年的时间，但它最后还是会恢复原本的形状。”治疗像狗尾巴一样的顽疾，唯一的有效方法就是把它们制成胶水，只有这样它们才会老老实实地黏合在一起，我相信人们大多也是这么做的。这里有一大桶糖浆或者白兰地，要送往佛蒙特州卡廷斯维尔青山区，给那里的商人约翰·史密斯。约翰买进这些糖浆或白兰地，再倒卖出售给居住在附近的农民。不过他此刻可能就站在他家的隔墙上，心想着最后到岸的那批货，会不会影响到他现在出售的价格，同时一边还向顾客们保证说，下一车到的肯定都是上等好货，这话他今天早上已经说了不下二十遍了。要来的这批货可是在当地的时报上打过广告的。

既然有货物送进来，就一定有货物要送出去。前不久，有嗖嗖的声响从北方的山坡上传来，我从书上抬起头，看到高大的松树被一颗颗砍倒，估计它们现在已经乘上飞速疾驰的火车，如离弓之箭，飞离了青山区，用不了十分钟就会穿过小镇，赶着去做“某艘旗舰上的桅杆”，人们根本来不及看清它是什么。哦，听！一辆满载着牲畜的火车开过来了，上面挤满了从各个山头赶来的牲畜，车厢上高高地架起了羊圈、马厩和牛栏，放牧者手持木棍挤在上面，小牧童也夹在羊群中，除了那山上的牧场，所有能装上车的都装上来了。火车拉着它们疾驰而过，像一阵九月狂风，席卷着山间的落叶飞旋而去。空气中还充斥着牛犊的哞哞声、羊群的咩咩声，还有牛群的冲撞声，好似一个放牧的山谷从身旁飞了过去。放牧的时候，每当那系玲的公羊摇响脖颈上的铃铛，于是大山踊跃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羔羊(42)。中间还有一车的放牧者，和他们的畜群混在一起，他们失去了原本的营生，不过手里还紧抓着他们营生的凭证——一根根失去了用武之地的木棍。对了，还有他们的狗，可是它们哪里去了呀？那些狗承受不了这种惊吓，被淘汰出局了，要追上来也是不行的，因为他们肯定已经失去了追寻火车的嗅迹。不过我隐约中听到了它们在彼得博罗的后山上吠叫，或者一路气喘吁吁地直跑上青山去了。它们已经失去了作为猎狗的职业，因此无法目睹牲畜被屠宰的场景了。失去了对主人的忠诚和自身的敏锐，它们只能灰溜溜地钻回狗洞去了，又或者离家出走，跑进丛林，与狐狸野狼为伍。你的放牧生涯也就这样被席卷而去，一去不复返了。啊，火车又开始鸣笛了，我可得赶紧离开铁轨，好让火车开过去：

铁路于我何干？

我从不去查探，

它会止于何处。

它填平了坑洼，

为燕子筑了坝；

它让尘沙飞扬，

也逼黑莓疯长。

我每次从铁路上过去，感觉和穿越林间的一条马车道没什么两样。我绝不会让它的浓烟密雾模糊了我的双眼，也不会允许它嘶嘶的喷汽声破坏了我的听力。

现在火车已经开过去了，它承载的那个躁动不安的世界也已随之远去。那轰隆隆的声音慢慢退去，湖里的鱼儿也安静下来的，我的世界才终于清静了。今天的后半下午，我都可以好好地静坐冥想了，当然，要是有人赶着马车或车队轱辘辘地从远处的马路上经过，我的思绪也有可能会被打断。

周日的时候，如果风向有利，我还会听到从林肯、阿克顿、贝德福德或者康科德镇传来的钟声，那朦胧甜美的自然旋律，在这原野之上回响飘荡。要是远远地站在瓦尔登湖的另一边，钟声听起来微微颤抖着，像是远处的松树，以树干为琴、松针为弦，在悠悠地弹奏。不管什么声音，在远处听起来都是微波轻颤，像是大自然的竖琴演绎出来的七弦之音，这就像我们在眺望远山的时候，如果山间染上了天空蔚蓝的色泽，看起来会倍加迷人。此时我感知到飘荡在空中的美妙旋律，这旋律中的每一个音符都是从大自然中精选而出，又经过了林间树叶和松针的调和，谱奏成曲，在山谷间回荡。可以说，这旋律本就是天籁之音，具有神奇的魔力。它不单单是那悠扬钟声的重复，本身又是树林之声，是林间女神的低吟咏唱。

傍晚时分，时有甜美悦耳的牛哞声透过林地遥遥传来，我起初还以为是某个常来山谷游荡的歌手又在为我吟唱夜曲了，但没过多久我便发现，原是牛哞声，虽然平庸，却也自然和悦。我把牛哞声和歌手的吟唱相比较，并不是有意讽刺，而只是想要表达对那些年轻艺者的由衷欣赏，要知道，这两者都是大自然的妙手之作啊。

夏天有段时间，当傍晚的火车已经开走，夜莺会在七点半的时候准时停落在我门前的一个树桩上，或者栖足在房前搭帐篷用的横梁上，开始它们为时半小时的晚唱。它们每晚都按时到来，时间把握得极其精准，虽然会受到太阳落山时间变更的影响，但前后也不会相差五分钟。机会难得，我便趁机摸清了它们放喉高歌的习性。有时它们四五只在林中分散开来，同声齐鸣，有时则是一只唱完，另一只紧接上来，它们离我实在是太近了，我甚至能够辨别出每一个音符收尾时的颤音，那嗡嗡的尾音像是苍蝇撞上蛛网的声音，只不过更响亮一些罢了。还有的时候，当我走在林中，会有一只夜莺在我前面不停地打转，像是被一根绳子绑在了原地，不过那极有可能是我距离它的鸟蛋太近了。它们整晚都不间断地鸣唱，在临近黎明的时候，那声音尤其婉转。

当万鸟都已沉寂下来，猫头鹰便开始了它们夜间的独唱，“呜——咕——咕”的古老哀鸣，像是穿着丧服的妇女在哭丧。它们凄凉的尖叫声很有本·琼森(43)的风范。它们是夜间狡猾的巫婆！那咕咕的叫声绝不像诗人所吟诵的诗句那样敦厚直率，可以很严肃地说，那简直就是墓地里鬼魂的哀曲，是殉了情的情人相互间安慰的悲歌，在地狱里吟诵他们伟大爱情的欢乐与哀愁。然而，我喜欢听它们的悲鸣，喜欢它们阴郁的哀声在林间回荡。猫头鹰的声音有时会让我联想到音乐和鸟儿的鸣唱，它们似乎代表着音乐阴郁忧愁的一面，咏唱的是悔恨和叹息。猫头鹰是堕落灵魂的化身，象征着凄凉的不祥之兆，前世灵魂的主人是黑暗中的夜行者，犯下了重重恶行，转世之后，它们哀唱圣诗和挽歌，以期弥补前世之过。对于我们共同生活的大自然，我对它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有了更深一层的领悟。湖畔这边有只猫头鹰在哀鸣：“噢—哦—哦—哦—哦，我从没存—存—在—在过啊！”这哀鸣不安又绝望，被另一只刚刚停落在灰暗橡树上的猫头鹰听了去，听吧，“我从没存—存—在—在过啊”！另一只猫头鹰开始回应了。在林肯森林，另一个真切又诚恳的回声也远远地传了过来：“存—存—在—在过啊！”

还有一只猫头鹰，曾经为我吟唱过小夜曲。要是离近了听，你肯定会认为那是大自然中最凄凉的声音了，好像它这般鸣唱，是决意要把某个人垂死的呻吟深深烙印其中，使其永世长存。这悲鸣是那个可怜的家伙残留下的最后一丝希望，在进入黑暗的地狱之谷时，它像动物一样哀号，又像人一样啜泣，被强加上了优美的旋律之后，它的哀号听起来越发的阴森恐怖。当我试图用语言模拟出猫头鹰的叫声，不觉便使用了“咕咕”两个字，这两个字足以让人想起一个思想近乎胶粘和发霉的人来，他所有健康勇敢的好想法都被破坏掉了，让我联想起疯子、食尸鬼和癫狂的哀号。此刻又从远处的树林里传来了“咕咕—咕咕—咕咕”的声音，的确，这声音也只有从远处来听，才会优美悦耳。不管怎么说，大部分时候，猫头鹰的叫声都能让人产生美好的联想，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夜晚，也不论是酷暑抑或寒冬。

我很高兴世界上有猫头鹰这种生物，暂且让它们代人类去做愚蠢又癫狂的哀鸣吧。这声音与那日光照耀不到的阴湿的沼泽地以及黄昏时的树林真是绝佳搭配，象征着尚未被人类挖掘出来的深层本性，代表了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萧索黄昏和永不满足的欲望。整整一天，太阳所能照射到的也只是那荒凉的沼泽地表面，周围只有一棵云杉孤零零地立着，树干上还长满了地衣，苍鹰在上方盘旋，一只山雀在常青树上啾啾地叫着，鹧鸪和野兔在地上东躲西藏。现在好了，更加沉闷的黎明到来了，另一群动物就要醒来，由它们来继续阐释大自然。

这晚将要入夜的时候，我听到远处有货车隆隆地从桥上通过，声音听起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遥远，此外还有狗吠声，时而又有远处畜棚里奶牛不安分的哞声。此时的瓦尔登湖也是蛙声一片，青蛙真像是那喜欢痛饮的酒鬼，在这幽暗的湖畔依然死性不改，呱呱地叫个不停。啊，希望瓦尔登湖的女神不要介意我作此比喻，因为虽然湖畔几乎没有水草，青蛙却依然聚集来了啊。尽管它们的嗓子已经变得嘶哑低沉，但依然想要在庆宴的酒桌上继续寻欢作乐、狂饮高歌。美酒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醇香，沦为了填充它们肚皮的液体，大脑被酒水麻醉，却并不能淹没对过往的记忆，只是让记忆吸水膨胀了而已。那只官居高位的头蛙，坐在北岸上，把下巴搭在一片心形的草叶上，把它当作餐巾，以防口水流下来，就着酒杯猛喝了一口，然后把盛着人类不屑啜饮的湖水的酒杯传下去，高喊着：“呵—呵—呵—酒，呵—呵—呵—酒，呵—呵—呵—酒！”酒杯传到远处小河里某个德高望重的长辈蛙那里，它也憋着劲畅饮一口，然后马上作出回应：“呵—呵—呵—酒，呵—呵—呵—酒，呵—呵—呵—酒！”待到酒杯绕着湖岸传上一圈，酒宴的主人就心满意足地大喊一声：“呵—呵—呵—酒！”然后每只青蛙都轮流喊上一声，把它传递下去，直传到那只漏水最多、肚皮最瘪也最虚弱的青蛙那里去，由它来完美无误地结束这一轮畅饮接龙。接下来的嚎叫一轮接着一轮，直到黎明到来，太阳驱散了晨雾，大家伙儿才一哄而散，潜到水中去了，不过那只头蛙却还固执地待在岸边，不停地高吼“呵—呵—呵—酒！”，还时不时地停顿一下，期待着有青蛙回应它一声。

至于是否在我的住所听到过公鸡的打鸣声，我不是很确定。但我想，养只小公鸡，把它当作会歌唱的小鸟，时时聆听一下它的啼鸣也还是很不错的。曾经的印第安野鸡所发出的啼鸣无疑比任何一种鸟儿的鸣唱都动听，如果它们当初没有被驯化，而是回归了自然，它们的啼鸣一定会是林地里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声音，远不是那些大白鹅和猫头鹰的叫声所能比拟的。想象一下吧，当鸡群之王停歇了它的啼鸣，母鸡们立刻就会咯咯地叫起来。难怪人们在饲养牲畜的时候总喜欢养些鸡，更别提那美味的鸡蛋和鸡腿了。树林是鸟儿的天堂，如果在冬日的清晨到林间去散步，你会看见各种各样的鸟类，还能听见公鸡在树上啼鸣，清脆响亮，击败了各种鸟儿的鸣叫，在几英里以外都能真切地听到。啊，这情形想想就觉得美好啊！公鸡的啼鸣无疑会让整个国家都时刻保持警觉。听到这啼鸣声，估计所有的人都会早早地起床吧，并且在以后的生命里会一天比一天起得早，最后他整个人就会变得无比健康、极其富有、异常明智了。世界各国的诗人，都会像赞美他们本国的歌手那样，对这鸡禽的啼鸣大加赞美。而且不管是什么环境和气候，公鸡都能存活下去。即使移居到外国，它表现得比本地的家禽还要惬意。它永远都那么健康，而且总是精神高昂，啼鸣不断。就连漂泊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水手们也都被它们的啼鸣唤醒了，不过它们尖锐的叫声却从未把我从睡梦中唤醒。鉴于我并不饲养禽畜，不管是猫狗，还是猪牛，抑或是母鸡，你或许就会说了：“那你岂不是缺少了各种禽畜声的陪伴？”事实上，我也没有密友来访，亦听不到纺车的吱吱声，水壶内的水沸声，水缸里的流水声，更没有吵闹的孩子相伴解闷。要是把一个守旧之人放到这种环境中来，他不疯掉，也得寂寞死。我的房子里甚至连只老鼠都没有，它们要么饿死了，要么就是因为我的屋子里没有诱惑它们的东西，所以从来就没有踏足过我的房子。这里只有松鼠在屋顶上窜来窜去，或在地板下打洞，还有一只夜鹰停栖在横梁上，一只蓝松鸦在窗下嘶唱，一只野兔或者土拨鼠在房子下面打了洞，一只枭或者猫头鹰在屋后盘旋，湖里有群野鹅游来游去，还有只潜鸟癫狂地哗叫，夜里还有一只狐狸嗷嗷直叫。那些喜欢在农场徘徊的温顺的鸟类从来没有到过我的住所，就连一只百灵鸟和黄鹂也没有。院子里没有啼鸣的小公鸡，也没有咯咯叫的母鸡。我根本就没有院落！大自然是从不设置篱笆墙的，我让它一直延伸到我的屋门口。窗外，几棵小树在生长，漆树和黑莓藤破门而入，一直伸到我的地窖里，坚挺的脂树挤蹭着房顶的木瓦，想要侵占更多的地盘，根须一直延伸到地基下面。屋后的那棵松树，我从上面劈砍树枝，甚至把它连根砍下，只是为了获取燃料，而不是想要打开天窗透透气，它当然也不是被狂风吹倒的。暴风雪中不是没有通往院门的路，而是这里根本就没有通往文明世界的大门和院落，亦没有通向那个世界的路径。

独 处

这是一个舒爽宜人的傍晚，我整个人都沉浸在愉悦中，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都欢快地舒张着。我行走在大自然中，来去自由，心情舒畅，渐渐和她融为一体。天气有些阴沉，微风徐徐地吹着，空气中透着一股凉爽，我穿着衬衫沿着石块密布的湖岸踱步，周围的一切都已和我契合得无比完美，因而也不觉有什么特别突兀且吸引眼球的事物。牛蛙呱呱地叫着，准备迎接夜晚的到来，夜鹰的鸣唱散播在微风中，在湖面上荡漾开来。赤杨和白杨树叶在风中轻颤摇曳，我呼吸一窒，心也不禁随之荡漾了起来，然而，也只是荡漾了一下而已，并没有波澜大起，因为我的心本就和瓦尔登湖一样，波澜不惊。虽然晚风在湖面撩起了层层微波，但那镜光平滑的湖面依然宁静安详，远离风暴。天色渐渐暗淡了下来，晚风依旧在林间呼啸，在湖面上推着微波慢慢移走，早早出来活动的鸟兽鸣唱呼叫，引诱着夜间的生物离巢出洞。大自然是永远也不会止歇的。那些凶猛的野兽夜间也不会休息，而都出来捕猎了，就连狐狸、臭鼬和野兔也都肆无忌惮地在林间田地里游走。它们都是大自然夜间的守卫者，延续着白天的生机。

我回到家中，发现有到访者来过，在我屋里留下了他们到访的痕迹，要么是一束花、一个常青树枝编就的头环，要么就是在黄色的胡桃叶或木片上用铅笔写下了他们的名字。这些访客，他们极少到林地里来，每次来了必要从树林里带走点东西，好在回去的路上把玩，不过最后都被他们有意丢弃抑或无意间遗落掉了。有个人从柳树上剥了段嫩枝，把它编成了戒指，但最后还是把它扔到我的桌子上了。看到门口被折断的树枝，被压弯的青草或者地上留下的脚印，我就知道有人在我不在家的时候来过了，要辨别出来者的性别、年龄或者脾性，也只消观察一下他们遗留下的一些细微痕迹，比如一朵被遗落下的花朵啦，一束被拔起又扔掉的青草啦，有时来者走到半英里外的铁路边才把它遗弃，又或者是空气中弥漫的雪茄或烟斗的气味啦。就凭着这烟斗的气味，我可以沿着马路走出六十杆的距离，寻出游客的踪迹来。

我们周围可自由活动的空间总是很充足的，我们的视野也并没有被局限在脚下的方寸之地。茂密的树林没有一直延伸到我们家门前，湖泊也没有把我们团团围住，自然总会留出大片的空地给我们，供我们熟悉和使用。然而我们并不满足，总是要在周围的领地上圈上篱笆，从大自然那里抢夺过来，占为己有。那么这一片广袤的土地以及这方圆几英里人迹罕至的树林，人们又为何把它们抛弃掉，以至于让我独自享有了呢？要知道，这附近一英里的地方只有我这么一户人家，从我的住所远望，一座别的房子也看不到，只能看见半英里内的小山头，当然了，这山头也是划在我名下的。凡是我视野所及的地方，远到临湖而建的铁路，近到环绕着林间小路搭起的栅栏，全部都归我所有。不过大部分时候，这里还是相当孤寂的，跟生活在大草原上没什么区别。虽然是在新英格兰，但生活在这片林地里跟生活在亚洲或非洲也没什么两样了。似乎，我拥有自己的一方小天地，太阳是我的，月亮是我的，星星也是我的。夜间从没有游客从我房前经过，更没有人会来敲我的门，世界如此孤寂，仿佛我是地球上第一个出现或最后一个幸存的人类。不过要是在春天，间或会有村民过来钓大头鱼，不过显然他们钓出的大多是自己的性格，因为黑暗中他们的性格会自己来咬钩，所以他们待不多久就回去，提着空空如也的鱼篮，把“黑暗的世界留给我”，但也因此，黑夜的纯洁至今还未被我人类的邻居所破坏。我相信，尽管基督教已经被引进来了，蜡烛也在夜间燃起，但世界依然到处都是巫婆，人们对黑暗还是有所忌惮。

然而，大自然有时也会给予我精神上的陪伴，那是一种所有自然对象都能提供的最为甜蜜温柔、最为单纯向上的相伴，即使是对于那些孤独自闭、整日郁郁寡欢的人来说亦是如此。如果一个五官正常的人生活在大自然中，他永远也不会感到沉闷阴郁。要是他思想健康单纯，那么暴风雨对他来说就只是希腊风神伊奥利亚弹奏出来乐章，没有什么能让一个单纯勇敢的人无故感伤。如果我能享受一年四季带给我的陪伴，那么生命就不会成为我的负担。今天的阴雨天气虽然把我禁锢在了房里，让我不能去给豆苗锄耕，但是雨水却滋润了我的豆苗，这远比锄耕重要，所以它于我也是好的，我一点也不觉得阴郁沉闷。即使这阴雨天气一直持续下去，直至播下的种子发了霉，低地里的土豆遭了殃，但是对那高地上的青草，它依然也是好的，而青草获益了，我便也从中获益了。有时，我拿自己和其他人作比较，发现我比他们更受众神的眷顾，他们给予我的恩赐也远远超过了我的应得。好像我手里握着一张众人都没有的万全担保书，随时给我以指引和保护。我并没有自我吹嘘，我想，大概是众神太过抬举我了。我从未感到孤单过，也没有因为独居而心情烦躁过。不过倒是有一次我认真思考过独居的问题，那时我刚搬到林地里来几个星期，整整一小时我都在思考：想要宁静健康的生活难道必须要远离人群，独自居住吗？一个人生活总归是不尽如人意。但同时我也隐隐约约意识到了自己当时有点失常，期望着能尽快恢复常态。但这些荒谬的想法久久挥之不去，后来微雨初降，我的理性便突然回归了：大自然是多么愉悦有益的伴侣啊！外面的微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啪嗒啪嗒的雨声和万物的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看着屋外迷人的雨景，我顿时感觉到了和大自然的亲密无间，这种感觉无以名状却又无边无际，给我无限的精神力量。相比之下，人类邻居所能带来的那点好处又算得了什么呀，对于独居的选择，我从此便再也没有质疑过。每颗小小的松针都和我心意相通，它们鼓足了劲生长，伸开了手臂向我示好。我忽然发觉周围原来有这么多近亲，即使是那些我们常常认为是野蛮和沉闷的事物，我也觉得和它们十分亲近。要说和我在血缘上最亲近，也最人性化的生物，倒不是哪个村民，甚至并非是人类。我当时便想，以后没有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了。

“忧愁的人，不要在哀伤中度日；

生活是托斯卡尔的女儿，

纵然美丽，却瞬间即逝。”

碰上春季或秋季持续下暴雨的时候，我就可以整整一天都待在家里，听着外面狂风的呼啸和雨水哗啦啦的声音，我的心情也会慢慢平复下来。等到傍晚，天色早早地就黯淡下来，迎来一个漫长的夜晚，无边的思绪便趁机在脑中扎了根，再慢慢铺展开来，这种时候是最让我感到愉悦的。当强劲的东北风席卷着暴雨冲击着村舍，各家的女佣便一手拿着抹布，一手提着水桶，站在门口时刻准备着抵御洪水的进攻，而此时，我就在我的小房子里临门而坐，屋子这一道唯一的门，便足以帮我抵御暴雨的袭击了。有一次，大雨倾盆，电闪雷鸣，有棵脂树被一道闪电击中，树干上留下了一道规整的螺旋沟，从上到下长长的一条，足有一英寸多深、四五英寸宽，看上去十分显眼，像是在手杖上刻下的条纹。不久前的一天我又一次从那儿经过，抬头还能看到那道螺旋沟。八年前，从无害的天空中突然降下了一道威力无边的闪电，直击树干，虽然那印记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但此刻看来，依然让我心生敬畏。现在经常会有人对我说：“我想，你生活在林地一定会觉得非常寂寞，尤其是在雨雪天气，肯定会想要离人群近一点。”而我总是这样回答他们：我们所居住的地球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点。你看，天上离得最远的那两颗星，它们的直径我们甚至都无法测量出来，那么你觉得，它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呢？我为什么要觉得孤单呢？我们的星球不是都没有超出银河系吗？你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是什么把一个人与他的伙伴隔离开，让他感到无比寂寞呢？我认为，不管我们的双脚如何努力向对方靠近，都无法拉近两个人心灵上的距离。在住所上，我们最想靠近的，究竟是什么呢？仓库、办公室、酒吧、会议室、学校、杂货店、比肯山或者五点区(44)，这些地方虽是人们日常聚集之处，却并不是大多数人都要想居住的场所。我们想要靠近的，是我们的生命之源，因为它会为我们所有的生活经历提供能量和动力，就像垂柳临水而生，根须也朝着有水源的地方延伸生长。当然不同的人各有不同，但无论如何，一个明智的人要想挖掘地窖，就该选择到这里来……一天傍晚，我在去瓦尔登湖的路上碰到了一个老乡，此人手头已经积攒了“相当一笔财富”，当然我对他的钱从不看好。当时，他正赶着两头牛往市场去，于是他便问我，我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竟然可以放弃生活的诸多舒适。我当时回答他说，“我过得还不错”，这话可一点儿不假。说完我就回家睡觉去了，留下他继续在黑暗里赶路，踩着泥泞到布莱顿去，或者叫它“不赖镇”，不过估计他要第二天早上才能赶到那里。

如果一个人可以死而复活，那么一切的时间和地点都将不再重要。让人重新复活的地点总是千篇一律的，却又总是给我们的感官带来无法言说的愉悦。大部分时候，我们把自己的时间都浪费在了一些无关紧要又瞬间即逝的事情上。这些烦琐之事，实际上是让我们无法集中精力的恶根所在。而距离我们本原最近的，恰恰是那塑造了我们自身的力量。仅次于生命之本原，对我们也异常重要的，则是在世间发挥着永恒作用的最高法则。再其次，就是那个巧夺天工地创造了我们的工匠——大自然，而不是那些我们雇佣来的、整日和我们谈天说地的工人。

“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

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

使天下之人，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45)

我们都是同一种生活试验的试验品，而这试验真是一点也不吸引我。在平日的生活中，我们难道就不能偶尔暂时停下那些流言蜚语，胡扯乱侃，好让我们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一点欢愉吗？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这句话说得多好啊！

如果思想是活跃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理性之下，神游身外。通过大脑有意识的努力，我们就可以置身于任何事件之外，且不受事件后果的影响，一切的一切，不管好坏，都将如同洪流一般，从我们身边流走。我们也并不是完全沉浸在大自然之中，我们可以时而如浮木随波逐流，时而如印度神话中的风神因陀罗那般，临空而视。我可以被一场戏剧表演感动得无以名状，然而对我和我息息相关的事件，我却可以漠不关心。我只知道，我拥有的虽然只是一具肉身凡躯，却也可以说是思想和情感交织演绎的平台。我知道自己具备某种双重思维，可以远距离观察他人，也可以超脱自身之外来自我审视。不管我的经历多么紧张激烈，我总能有意识地去审视和批判自我。而负责自我批判的那个我，似乎不是我的一部分，而只是一个清醒的旁观者，他不参与实践，只负责观察记录，所以说，那个“我”并不属于我，“他”一样也不属于你。当生命的戏剧（当然有可能是悲剧）落了幕，观众也就会离场而去。对“他”而言，那不过是部虚构的小说、想象的幻影。不过，具备了这种双重思维，我们便很难和别人成为好邻居、好朋友了。

我发现，一个人独处，绝大部分时候都是极棒的。有人相伴，即使和最好的伴侣在一起，也很快就会感到厌倦和无聊。我是极爱独处的，孤寂是我找到的最好的伴侣。当我们走到国外和外国人待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我们都是孤独的，甚至比一个人待在自己的房间还倍感寂寞。不管身处何地，我们独自思索或全身心工作时总是孤独的。一个人是否孤独，并不是通过他与同伴间的实际距离来衡量的。在剑桥大学，那跻身在蜂房里埋头用功的学生，和那只身游走在荒漠里的托钵僧一样的孤独。农民可以一整天都在田地里锄耕，或在树林里伐木，而丝毫不觉孤独，那是因为他心有所想。但是晚上回到家，一个人独坐空房，心无所想的时候他就会感到无比寂寞，须得到人群中去，好好地娱乐一番，按他的想法来说，以作为对白天独处的补偿。然后他就要疑惑了。那些学生几乎一整天都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学习，他们怎么会感觉不到无聊和阴郁呢？然而他没有意识到，尽管学生是独自坐在教室，但和农民一样，学生也是在他的领域里耕作，在他的林地里伐木的，然后，学生也会像农民一样去寻找消遣和同伴，只不过他们娱乐消遣的方式更加高级罢了。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总是廉价得不值一提。只要稍有点空档，我们就要和朋友碰碰头，根本来不及了解对方的优点。我们一日三餐都碰面，每次都拿出自己这块陈旧发霉的奶酪来重新翻晒一番。为了能在交往的时候和和气气的，避免互相开战，大家就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我们称其为礼仪礼貌。我们每晚都要聚上一聚，要么是在邮局，要么是在社交场所，再不然就到家里，大家围坐在壁炉旁。我们的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当当，大家的生活重重叠叠地交织在一起，相互牵绊。在我看来，正因为这种相互交织冲撞的生活，我们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即使是那些健康重要的交流，偶尔进行一次也就足够了。想想看吧，那些在工厂做工的女工，她们不是一直都和同伴待在一起吗，可是她们却连幻想未来的时间都没有啊。要是大家的住所都像我的一样，每平方英里只居住一个人，那该多好啊。要知道，一个人的价值并不体现在他的皮肤上，我们只要去触摸就可以了解他。

我听说有个人在树林里迷了路，最后疲惫地倒在了一棵树下。身体的极度虚弱让他产生了怪异的想象，真假难辨的幻觉让他觉得不再孤单，不过他最终还是饿死在了树下。那么在身体健康，精神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一样可以通过想象获得正常自然的相伴，从而永远保持着一种欢快的心情，自然也就不会感到孤单了。

我在房间里有很多小伙伴，尤其是在早上没有人到访的时候。让我来打几个比方，以便解释一下我这句话的意思。说实话，我同那在湖水中嘶鸣的潜鸟或者瓦尔登湖一样，都是孤身一人。你说说，那孤独的瓦尔登湖，它能有什么同伴呢？但是，它蔚蓝的湖水里，并没有深藏着什么蓝色妖魔，而是孕育着一群蓝翼天使。太阳也是孤独的，但是在阴天的时候，天上看起来会有两个太阳，不过有一个是幻日罢了。上帝是孤独的，恶魔却总在拉帮结伙。牧场上的毛蕊花和蒲公英，或者一片豆叶、一株酢浆草，抑或一只马蝇、一只黄蜂，还有那溪水长流的密尔溪、风中的风向标、天上的北极星、呼啸的南风、四月的阵雨、一月的融雪，以及新房里首个结网的蜘蛛，它们统统都是孤独的，和它们相比，我并不觉得更寂寞。

在冬日的漫漫长夜里，当外面大雪纷飞、狂风肆虐时，这里一位年长的定居者，也就是房子原先的主人，偶尔会来拜访。据说瓦尔登湖当年就是他挖掘出来的，他还沿着湖岸铺上了石块，四周种上了松树。他会给我讲述一些往年的旧事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即使没有苹果或苹果酒助兴，我们也可以一起度过一个很愉快的夜晚，一起谈天说地，畅游古今。这个朋友我非常喜欢，他是我见过最睿智、最幽默的人，他知道的秘密比戈非和卫利(46)都多。不过传言说他已经去世，却没人准确地知道他葬在哪里。还有一位老妇人，也与我为邻，但多数人都看不见她。我喜欢在她芬芳的花园里漫步，聆听着她的故事，也让自己变得淳朴简单。她的生产创造力简直是无与伦比，她的记忆也可以一直追溯到上古神话，她可以告诉我每个寓言的起源，它们是根据什么事件发展而来的，要知道，这些事件都是她年轻时亲眼见过的呀。这位老妇人真是面颊红润、精神饱满啊，所有的天气和季节都让她欢欣鼓舞，待到她所有的子孙都已不在世间了，估计她还会继续存在着。

大自然是多么单纯善良啊！自然中的太阳和风雨，春日和冬日，永远都是我们健康的元素、欢快的源泉！它们和人类惺惺相惜、哀愁与共，要是有人因为正当的理由而感伤，那么整个大自然都会为他黯然伤神，太阳失去了光芒，风儿悠悠地叹息，云朵洒下了眼泪，就连树林也在深夏抖落了树叶，披上了哀服。我难道不是和大地心灵相通的吗？我这血肉之躯不就是它用植物蔬菜供养起来的吗？

什么样的药丸才能让我们保持健康、宁静和满足呢？它当然不是我们的曾祖父传承给我们的，而是我们伟大的曾祖母——大自然给予全人类的植物良药，她自己就是靠着这个良药才能永葆青春，不仅比当时无数个帕尔(47)活得都长久，而且还用他们腐化了的肥料供养着自己。我不要那江湖庸医的药水来做我的万能良药，那药水是用阴间里的地狱之水混合着死海的海水做成的，装在那类似托运酒水的长长的黑色浅底马车上，我宁愿去饮一口清晨纯洁的空气。啊，清晨的空气！如果人们无法在一日之晨喝上一口，那么，我们就得把它装在瓶子里，放到商店，出售给那些无法踏足清晨世界的人。但是你要记住，即使你买来把它存放到温度最低的地窖里，它也不会安安分分地待着，而是早早地就顶开了瓶塞，追随着曙光女神的脚步一路向西去了，所以待到中午，它就完全消失不见。我并不崇拜那主管健康的女神海吉尔，希腊神话中第一位医师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女儿，据说她的形象被雕刻在纪念碑上，她一手拿条蛇，一手握着水杯，供那条蛇喝水用。我所崇拜的，是朱庇特的掌杯者，希腊神话中司青春的女神赫柏，她是朱庇特的妻子朱诺在食用了野莴苣后生下的女儿，赫柏拥有让众神和人类永葆青春的能力。她或许是宇宙间仅剩的一位真正健康又活力四射的少女了，无论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春天。

有客来访

我想，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喜欢与人打交道。一旦遇上个什么人，我就会紧紧地贴上去，像条水蛭一样吸食他充足的血液。我并不是天生的隐居者，如果为了办什么事儿须得到酒吧去，那我肯定会在那里一直坐下去，就连那在酒吧待得最久的常客，都不一定会有我坐得长久。

我的房子里一共有三把椅子，如果一把被占用，那便是我独处的时候；如果两把被占用，那就是与朋友交心的时候；如果三把都被占用了，那就是社交的时候了。椅子是只有三把，如果来访的人多过，他们通常就得好好地利用一下房子的空间，大家站着互相交谈了。看着满屋子的人，我有时就会惊叹，这么小的一间房子竟然可以容纳那么多男男女女啊。最多的一次，我的小房子竟然装下了二十五到三十人，尽管来者众多，但是等到他们告辞离去，我们相互间都已经相当熟稔了，虽然我们自己当时意识不到这一点。我们的很多房子，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都配备着无数的公寓，宽敞的大厅，还要挖出地窖，用来储存葡萄酒以及和平时期的军需品，对房子的居住者来说，这无疑是奢侈过度了。这些房子看上去如此巨大宽敞且又富丽堂皇，相比之下，它们的居住者们倒像是寄居在房子里的寄生虫了。在特里蒙特、阿斯特又或者米德尔塞克斯酒店，当门卫向内通报了一声“有客入住”，偌大的酒店内却只看见一只老鼠灰溜溜地从走廊里跑了出来，又立刻寻了个洞，钻进去不见了，看到这场景，真是让我瞠目结舌。

在我这样的小房子里社交，有一个不好的地方，那就是当来访者振振有词地讲述他们的高深思想时，我想要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却又总是无处可退。当心中有了想法，你就需要一定的水域来调整船帆，让它在水上转上一两圈，然后再让它安全抵港。你思想的子弹头，在它们飞射进听者的耳朵之前，途中一定不能偏向一边，或者跳飞出来，不然它就要擦着听者的脑袋边飞过去了。此外，在表达之前，我们也需要一定的空间来理出头绪，组织言辞。个人和国家一样，也需要足够宽阔的私人领地和清晰的界限，哪怕中间的领地是两人共享的。我发现，隔着瓦尔登湖和对岸的人远远地交谈真是极奢侈的享受。在我的房子里和他们交谈，有一点很让人受不了，那就是，我们须得大声叫喊着才能让对方听见，这就像你往湖里扔两块石子，它们距离太近的话就会互相打破各自的涟漪。如果我们只是想饶饶舌，大声聊聊天，那我们就可以紧挨着彼此咬耳交谈。但是如果我们想沉稳有序地交流交流思想，那就得彼此隔开一定的距离，好让每个人的气息都有机会散发出来。在亲密的交谈中，如果我们想要聆听到对方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内在思想，那我们不仅需要默默地用心去倾听，还需得彼此远远地坐开，好让自己能够捕捉到对方发出的任何声响。由此看来，言谈只是为听力不佳者提供的便利，当然了，有很多事情并不是靠大声喊叫就可以表达得出来的。随着交谈的深入和思想的升级，我们的椅子便越退越远，直到各自碰到了对面的墙根，然后就发现，空间不够用了。

然而，我“最好”的房间，也就是我的客厅，是紧挨着屋后的那片松树林，它总是随时作好了迎接来客的准备，而且阳光也很少照射到房间里的地毯上。夏天如有贵客到来，我就带他们到那儿去。我尊贵的佣人已经把房间的地板打扫干净了，家具也都擦拭过，所有家具都摆放得井然有序。

如果来的是位独客，我就会留他吃顿便饭，我们一边煮着玉米粥，或者看着面包在烤炉上翻转，一边还可以愉悦地交谈。如果一伙来了二十个人，那我便不再开口请他们吃饭，因为我的面包最多也只够两个人的份，此时与其说我们遗忘了吃饭这件事，倒不如说我们都刻意忍受着饥饿。他们也绝不会觉得我待客不周，不够热情，反而认为这是稳妥恰当的做法。我们的身体总是在不停消耗能量，需要不断给它补给营养，但在此种情形下，身体能量的衰减奇迹般地放慢了脚步，我们强大的生命力依然支持着身体的活动。如此看来，别说是二十个人，一千个我也招待得下。即使有人从我这里饿着肚子败兴而归，他们也须知道，我至少是和他们同病相怜的。要去除旧习惯，并就此建立一种更好的新习惯是多么容易一件事啊，当然了，有很多主妇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你无须靠招待晚宴来建立自己的名声。就我来说，我不会被一条凶残的看门狗所吓倒，而减少去主人家的频率，但是，如果有人摆出丰盛的晚宴来招待我，我就会认为，主人是在委婉地向我暗示：“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了。”那我以后便不会再踏足主人家了。有位游客把斯宾塞的几行诗句写在了黄色的胡桃叶上，然后当卡片送给了我，我很自豪地把它当作了小屋的座右铭，诗是这样写的：

“他们在此停留，将小屋填满，

不为寻乐，因为那里本就无乐可寻；

安歇便是他们的盛宴，一切随心所愿，

最高尚的心灵方能享受最惬意的知足。”

曾担任过普利茅斯殖民地总督的温斯洛，他在成为总督之前曾经和同伴去拜访印第安酋长马萨索利特，他们徒步穿过树林，又累又饿地来到了目的地。酋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但当天并没有提及邀请他们吃饭的事。夜晚降临后，用他们的原话说：“酋长让我们与他和他的妻子同睡一张床，我们睡在这头，他俩躺在那头。这所谓的床也就是在地面一英尺之上搭起的木板，上面铺了一张薄薄的垫子。他手下的两个头领，因为地方不够，也挤了上来，压着我们睡了一整晚，比起旅途中的疲惫，我们晚上睡得更加辛苦。”第二天中午一点的时候，马萨索伊特“拿出了两条他自己捕的鱼”，大概有鲤鱼的三倍大。“两条鱼下了锅，却有至少四十个人在等着吃，当然最后大部分人都享用到了。这鱼汤就是我们在那里一天两夜吃上的唯一一顿饭，要不是我俩在路上买过一只鹧鸪来吃，这趟旅行真成了空腹旅行了。”因为没有进食而饿得头晕，加上那些“‘野蛮人’不停地哼唱他们的催眠曲”，他们担心自己最后会昏睡过去，于是趁着还有力气赶路，便起身离去了。在住宿方面，他们确实没有得到很好的招待，虽然他们觉得住得很不舒服，但那也是贵宾所能享受的待遇了。要说吃饭，我觉得印第安人已经尽他们的所能做到最好了。虽然他们自己也没有食物吃，但仍然明智地选择了勒紧了裤腰带，保持沉默，而不是向客人道歉说没有食物招待。等到温斯洛第二次去拜访，正赶上他们粮食大丰收，在食物方面自然也受到了丰盛的招待。

至于人，不管走到哪里你都能碰见。搬到林地里来，我的访客反而多了起来，来拜访我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我的意思是，在林地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访客到来。在那里和他们碰面，在环境上也比其他地方清幽得多。不过呢，极少会有人因为一些杂七杂八的琐事来访，也就是说，因为距离镇子较远，我所有的访客都经过了严格的甄选。在孤独的汪洋大海里，我已将自己沉降到海底，虽然有大量的社交河水注入，但是，就我的需求而言，只有那些最纯粹的才会经过层层过滤，沉淀到我身边来。除此之外，在另一片未被开发的纯洁大陆上，也会有有零星的碎片随风飘来。

今晨来访的，是一位真正荷马式或帕菲拉格尼亚(48)式的加拿大人，他的名字和他的气质十分贴切，且很有诗意，以致我不能在这里写出来。他是位伐木工人，同时还自己做木柱，他一天可以劈出五十根木柱来。前一天的晚餐，他吃的就是他的猎犬猎回来的一只土拨鼠。他自己也听说过荷马，还说，“要不是有书，在雨天就不知道要干什么”，不过在这么多雨季过后，他很可能连一本书都没有通读下来。在他遥远的故乡，教区里的一位牧师会说希腊语，曾经教他阅读《圣经》里的诗句。现在他拿着书，要我翻译给他听。看到普特洛克勒斯(49)满脸哀愁，阿基里斯(50)便斥责他说：“普特洛克勒斯，你为什哭泣呢，像个小女孩一样？”

“难道你从弗提亚听到了什么不好的消息？

他们说伊阿珀托斯的儿子墨诺提俄斯还活着，

埃阿科斯的儿子佩琉斯，还有他忠实的追随者们也都还活着，

如果是他们两人去世了，那我们就应该哀伤痛哭。”

这位加拿大的伐木工人听完说道：“写得真好。”此时他胳膊下面夹着一大捆橡树皮，是他星期天早上收集来要送给一位病人的。“我想，像今天这样的天气，出去收集橡树皮应该没什么害处吧。”他说。在他看来，荷马是位伟大的作家，虽然他无法理解荷马的作品。他真是世上最单纯质朴的人啊！道德的败坏和疾病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世界，但是他却完全不受影响，似乎它们并不存在。他现在大概二十八岁左右，十几年前就离开了家，从加拿大来到美国工作，等到挣够了钱好买个农场，估计他会回加拿大置办吧。他身材极其粗犷，个子不高，行动也不灵活，举止倒很文雅。粗短的脖子被太阳晒得黑不溜秋，黑色的头发很浓密，一双蓝眼睛有些呆滞昏沉，但是每到激动时就会迸发出异样的光彩。他头上扣一顶扁平的灰布帽，身上穿一件羊绒色的大衣，脚上蹬一双牛皮靴。他整整一个夏天都在伐木，每每用锡皮桶提了午饭去干活，他伐木的地方离我的房子只有几英里。他是个极能吃肉的人，午饭通常都带些土拨鼠的冷肉，另外还会带些咖啡，装在一个石瓶里，悬在腰带上，有时还会请我喝上几口。他清晨早早地就去上工，穿过我的豆苗地到树林里去，不过倒是并不赶着开工，悠悠哉哉的很像个美国佬。他不在乎能不能挣出一天的食宿来，总之不要累坏了自己的身子就好。如果路上他的狗逮到了一只土拨鼠，他通常会把午餐先藏在灌木丛里，然后把土拨鼠的尸体拖到一英里半的住所，开了膛之后再存放到地窖里，不过在往回拖之前，他会花上半小时的时间来思考，如果把土拨鼠的尸体浸泡到湖里，傍晚回去的时候再拿走，这样是不是保险——他很喜欢琢磨类似这样的问题。早上从我这儿经过的时候，我经常听到他自言自语：“这里的鸽子可真多啊！要是我不用整日整日地干活，那我就可以去捕鸽子，逮土拨鼠，抓兔子，捉鹧鸪，所有我喜欢吃的动物都可以去抓来吃。乖乖！用不了一天，我就可以把一周的吃食都捕到了。”

他砍树很有一手，而且花样百出。比如，他砍树的时候会齐根砍断，还要保证截面的平整，这样有利于新发出来的幼苗生长，而且要是有雪橇通过，也可以平稳地滑过去。此外，他会把树干劈得只剩细细的一段，最后用手一推就可以推倒，而不用拿绳子来拉。

他之所以会吸引我，是因为他总是那么的安静、孤独而又幸福，而且很有幽默感，眼睛里也总流溢着满足，似乎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失去笑颜。有时他在林地里伐木，看到我经过，他总是大笑一声，欢快地用加拿大法语和我打招呼，尽管他英语说得也很好。看见我走过去，他就会停了手上的活，克制着笑声，在刚伐下来的松树旁躺下，一边和我说笑，一边还用手剥松树皮，揉成团放到嘴里嚼。他体内的精力如此充沛，如果有什么东西戳到了他的笑点或碰到了他的痒处，那他就会一头倒在地上，大笑着在地上打滚。看着周围的树木，他会大发感慨：“真的啊！我真是喜欢在这里伐木，没什么活儿能让我如此高兴了。”有时闲着没事，他会拿把手枪在林地里走来走去，时不时地放上一枪，算是给自己致敬。冬天的时候，他会在旁边生上一堆火，中午便就着火堆热咖啡。有时他坐在木材上吃午饭，山雀就会飞过来，停在他胳膊上，从他手上啄食土豆，他便说：“这些小东西在身边绕来绕去的，真好玩儿。”

他总有用不完的活力和劲头，身体上的忍耐力和表现在外的满足感，又堪比松树和岩石。我有次问他，白天干了一天活，晚上回去会不会感到累。他回答说：“天晓得呀，我这辈子还不知道累是个啥滋味呢。”可见，他体内的那个智力和精神的小人儿却一直像婴儿一样沉睡着呢。他唯一接受过的教育也很肤浅无用，跟天主教牧师向土著居民提供的那种教育差不多。这种教育永远也开启不了学生的灵识，只能教会他们信任和尊重，孩子却永远都无法长大成人。大自然在塑造他的时候，给予了他一副强健的身体，让他对自己的命运感到知足，给他无限的尊重和依靠，以致等到他年过七十，还依然可以保持着一颗童心。他是如此的天真烂漫，不谙世故，你甚至无须给你的邻居介绍他，就像你不用向邻居介绍一只土拨鼠一样，你的邻居会像你一样，把他看得一清二楚的。他不会和人耍什么心眼，给别人干活，便拿人家的工资，用来吃饭穿衣，但他从来不会和他们交流思想。他是如此的单纯和谦卑——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那从来不认为自己谦卑的人的话——他的谦卑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他的骨血之中，不再彰显为鲜明的性格特征，他自己也完全意识不到这一点。稍微聪明一点的人在他眼里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如果你跟他说有个聪明人要来了，他一定以为如此光耀的事和自己丁点关系也没有，他不仅不会上前去凑热闹，甚至还要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让人们都把自己遗忘掉最好。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赞美自己的声音，又特别崇拜作家和牧师，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在他眼里简直就是奇迹啊。有次我告诉他我平时写过很多东西，他思忖了好一会，觉得我指的应该是书法练字，还说他自己写字也相当不赖呢。我有时会在马路边上看到写在积雪上的字，那是他加拿大教区的名字，我便知道他来过了。他的字写得很漂亮，而且还标出了重音。我曾经问他有没有想过把自己的想法都写出来。他说他经常会念书给别人听，也会替那些不会写字的人写写东西，但是从来没有想过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是的，他不会写，他肯定连一句话都写不出来，那会要了他的命的，而且他同时还得留心不要写错了字呢。

我听说有位睿智的改革家，曾经问他想不想让世界发生改变，他轻笑一声，表示很诧异，似乎从来没被问到过这样的问题，用一口加拿大口音回答说：“不想，现在这样就不赖啊。”哲学家要是来和他打交道，很多事情都会恍然大悟的。在一个陌生人看来，他对很多事情简直就是一窍不通，然而在和他的交往中，我发现他有时表现得完全就像是个陌生人，所以我不知道他究竟是像莎士比亚一样智慧呢，还是像孩子一样无知，也不知道他所具有的到底是诗意的通透呢，还是极度的愚蠢。有个镇民告诉我说：“有一次我在村子里碰见他，他头上戴顶紧致的小帽，吹着口哨在村里漫步，简直就像是位乔装出游的王子。”

他唯一的书就是一本历书和一本算术书。在算术方面他是位行家，而历书对他来说就是一本百科全书，囊括了一切人类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历书确实是人类文明的缩影。我喜欢跟他讲讲当下的一些改革，虽然他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些事情，但又总能以一种简单又实际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我问他：“如果离开了那些工厂制品，你能过得下去吗？”他说他一直穿自家做的佛蒙特州灰布衣裳，那就很好啊。“那你可以不喝茶和咖啡吗？”“咱们国家除了水，难道还有别的啥饮料吗？”他经常把铁杉叶泡在水里当茶喝，他说在天气温和的时候喝这种茶水比白开水要好。然后我问他：“离了钱行不行呢？”他于是给我列举了使用金钱的种种便利，而这些便利恰恰就是“货币”一词的由来以及当初建立金钱制度的深层原因。他举例说，要是他的财产是一头牛，如果他去商店买针线，每次还得按相应的比例把牛抵押出去一部分，那样岂不是很麻烦，而且根本就不可能啊。如此这般，他可以为很多社会制度辩护，绝对比那些哲学家们说出来的大道理更有说服力，因为他不会用空洞的理论推理论证，而会从自己的切身利益说起，直接点出它们得以推广的真正原因。还有一次，有个人听说了柏拉图对人的定义，即“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随后拿出一只拔了毛的鸡出来抗议，而他却认为鸡腿弯曲的方向和人的膝盖弯曲的方向是不一样的，这差别可是至关重要。他有时候还会大声疾呼：“我太喜欢说话了!天呐，我可以说上一整天的话咧！”我有次隔了好几个月都没见到过他，见面后便问他今年夏天是不是干别的活计去了。“我的上帝啊，”他说，“假如一个人不忘记自己最初的想法，像我这样老老实实地干下去，他一定会过得不赖的。要是有个人和你一起锄草，还想跟你比赛，天呀，你一定会把心思都放在这上面的，满脑子都会是杂草喽。”因为长时间没有见过面，他也会主动询问我的情况，问问我最近是不是有什么进展。某个冬天我问他：“你总是这么满足吗？”我当时想着鼓励他在心中建立一种更高尚的生活目标，不要总是依靠于外在牧师的指引来生活。“满足！”他说道，“有人对这事儿感到满足，有人对那事儿感到满足。要是有人啥东西都有了，那他就会整天舒舒服服地靠着火炉、坐在饭桌前的，我的天呀！”然而我用尽了心机，就是不能把他引导到精神层面去看问题。他的脑子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也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便利之策，与动物无异。实际上，在这方面，大多数人都和他一样。要是我建议他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总是说“太迟了”，语气中丝毫不觉遗憾。不过，诚实以及诸如此类的美德，在他眼里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美德。

我发现他有时也会自己思考，并试着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尽管微不足道，但还是很有新意的，有时甚至再现了社会制度的起源。这样的机会总是千载难逢，所以为了听上一听他颇有创造性的想法，不管什么时候，让我跑上十几英里的路到他那儿去都可以。虽然他说话时犹犹豫豫，表达有时还模模糊糊、不清不楚，但其背后的想法却总是很令人欣喜。但是由于他的想法都来自于动物般简单的生活，所以尽管其想法比那学识渊博的人更有见地，但也不免粗糙零散，登不得大雅之堂。他说，即使是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尽管他们从未接受过教育，生活又永远那么卑微，但也是有天赋异禀的人存在的，他们凡事都有自己的主见，但绝不会佯装自己无所不通，他们就像那瓦尔登湖一样，尽管看似幽暗又泥泞不堪，但却也是深不见底的。

很多到此游玩的人都会借着讨水喝的名义，特地来看看我，也参观参观我的房子。我告诉他们我饮用的是湖水，然后借给他们一把长柄勺，把瓦尔登湖指给他们，请他们自便。每年四月初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出来活动活动，我也顺带着尝了把甜头，迎来了很多访客，虽然其中不乏鬼鬼祟祟的探究者。救济院或者什么地方的傻瓜蛋也跑来看我，不过既然他们来了，我就会想尽办法好好考一考他们的智商，让他们把自己的家底都抖搂出来，于是我们谈话的就变成了一场智力的角逐，我也算没白白招待他们一场。事实上，我觉得他们比那些救济院的执事和镇上的行政委员聪明多了，他们真该互换一下角色。就智力来说，我认为半傻和不傻没多少差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个人畜无害且呆头呆脑的贫民，我经常见他和别的贫民一起，他们或站或坐在田间地头，给人当活人围墙，防止畜群走散，也防止自己走丢。有一天，这人过来拜访我，说他很想像我一样生活。他告诉我说他这人“智商很低”，这几个字就是他的原话，说得很真诚，也很朴实，比那所谓的谦逊要高尚得多，或者说谦卑得多。上帝虽然让他如此愚笨，但他却认为上帝对他并没有一丁点的轻视。“我一直都这样，”他说，“打出生就这样，没多少脑子。我跟别的小孩都不一样，我脑子很笨。我想，这是上帝的意愿吧。”然后他就开始证明他的话了，真是比玄学派的那些东西更让我困惑。我极少碰上这样一个前途无量的人，他说的话多么简单真诚又富含真理。的确，他越是自谦，就越显得高尚。我之前并不知道，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非得有聪明的策略不行。如果我们都能像这智商低下的贫农一样，在交谈中实事求是、坦诚以待，那么我们的交谈会往前迈进一大步的，甚至会超越圣贤间的交谈。

我还有一些访客，人们通常都不把他们看作是镇上的穷人，但是不管从哪个方面看，他们都应该被划入穷人阶级的。这样的客人，他们并不在乎你对他们热不热情，而只盼着你能给他们点什么实际的好处。他们迫切地想要被帮助，一进门就先用实际行动向你暗示，他们只对一件事坚定不移，那就是永远不会对自己伸出援助之手。我不在乎我的客人有多好的胃口，也不关心他的大胃是怎么养成的，只是，千万不要饿着肚子来拜访我。来向我求助讨恩的人，我是不会把他们当作客人招待的。有时候，我都已经丢下他们去干自己的事，对他们的问题也爱答不理，可他们竟然还看不出我已经下了逐客令了。在候鸟迁徙的季节，会有各色人物来访，他们的智力也千差万别。有些人，虽然智商还说得过去，行为却过于愚钝。比如有个在逃的奴隶，一看就知道是从种植园逃跑出来的，他就像是寓言故事里的一只小狐狸，时不时地竖起耳朵侦查一番，好像真的听到了追踪他们的猎狗的吠声，楚楚可怜地看着我，好像在说：“哦，亲爱的基督徒，你不会把我送回去吧？”逃跑的奴隶有很多，我也曾经帮助过一个，指引他朝着北极星的方向逃走了。有的人想法单一，他们就像是领着一只小鸡的母鸡，或者带着一只小鸭的母鸭，而有的人想法太多，大脑总是一片混乱，而他们这样的母鸡就要负责看管上百只鸡仔，带领着它们去追逐一只小虫子，然而还不等清晨的露水散去，他们的鸡仔就已经丢失了十来只了，结果还把自己弄得一身狼狈、疲倦不堪。还有的人，他们脑袋里想法无数，然而却没有双腿，真是一只有智力的蜈蚣，让人不寒而栗。有个人建议我准备一个备忘录，把所有访客的名字都记录下来，就像怀特山上那样留下游客的名字。哎，可惜，我记忆力太好了，没有那个必要。

对于访客的性格特征，我都能准确地捕捉到。比如，男孩、女孩，还有年轻的妇人，他们来到林地都十分欢快，看看湖啦，赏赏花儿啦，很愉悦地就度过了他们的时间。生意人，甚至是农民，他们要么一门心思都在自己当前的一些事儿上，要么就是担心我住得太偏远，到哪儿都不方便，尽管他们嘴上说喜欢偶尔到林地里来走一走，但显然事实并非如此。还有一些整天忙得脱不开身又烦躁不安的人，他们的时间都用在谋生计或者保饭碗上了，还有牧师，他们把上帝挂在嘴边，好像这是他们唯一感兴趣的话题，别的东西一概入不了他们的法眼。当然还有医生、律师以及不安分的家庭主妇们，他们趁我不在家，偷偷进来窥探我的碗橱和床铺，要不然，某某夫人怎么会知道我的床单还不如她的干净呢？还有那些已不再年轻的年轻人，觉得还是要循着前人的老路老老实实走，这才是最保险的，因此又转过头来对我说，如此另辟蹊径很是危险呀。啊，问题来了。那些年老的、孱弱的、胆怯的男男女女，他们整天担心疾病、事故和死亡的降临，对他们来说生活可不就是危险重重吗，如果你什么也不想，还有什么危险可言呢？他们认为，人们应该谨慎地选择最为安全的住址，紧急情况下，B医生应该一呼即到。对他们来说，村镇就是一个“群区”，一群人共同防卫的联盟。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就连去采摘越橘的时候，都一定要随身带着药箱。这也就是说，只要你活着，就有死去的危险，当然了，对于一个活死人来说，这种危险已经相应地降低到最小了。一个人在家里坐着不见得会比在外面走着安全多少。最后，最招人烦的莫过于那些自封的改革家了，他们觉得我永远都在不停地哼唱这两句话：

“这就是我建的房呀，

这就是房里住的人啊。”

可是他们不知道，后面还有一句嘞：

“这些家伙就是烦扰房主的人呦。”

因为没有养鸡，所以我并不担心猎鸡的鹰，我担心的，是猎人的鹫。

当然，除了上述这种人，我还是有很多愉悦的来访者的。有来采集浆果的孩子，有星期天上午穿着干净衬衫来散步的铁路工人，还有渔民、猎人、诗人和哲学家。总之，他们都是忠诚的自由朝圣者，把村镇抛在了脑后，来到林地寻求自由。因为和英国人打过交道，我总喜欢这样来欢迎他们：“欢迎，英国人！欢迎你们！”

豆 田

我种的豆子，一行行接起来的话足有七英里那么长。最晚的豆种还没有播下去，最早种下的已经窜出老高了，叫嚣着要我为它们锄草翻土，这事还真不好耽搁。说实话，这算不得什么重活，我对此却是孜孜不倦，乐此不疲，至于它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也搞不清楚。但是看着那一行行的豆苗，我就心生喜爱，而且我所种植的也远远超过了我的所需。它们把我和大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让我也像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安泰那样，拥有了无限的力量。可是我究竟为什么要种豆子呢？天晓得。整整一个夏天，我都投身在这一奇妙的劳作上。地球之上的这一方小小的土地，在我种植豆子以前，长出来的都是些迷人的野花，结出来的也都是甜美的野果，像是洋莓啦、黑莓啦、圣约翰草啦，等等之类。话说，从这些豆子身上，我能学到些什么呢？或者，它们又打我身上知道些什么东西没有呢？我珍爱它们，给它们锄草，白天就待在豆田里，从早到晚看着它们，它们纤弱的小阔叶很是耐看。雨露会帮助我给豆田提供水分的滋润，大地本身也会给豆苗供给养分，尽管大部分的土地都很贫瘠，但总归是于我有益的。当然了，还有一些和我作对的家伙，主要是田间的害虫和土拨鼠，有时候气温过低也不利于我的豆苗的成长。要说土拨鼠，它们经常啃食我的豆苗，被它们残害掉的豆苗加起来得有四分之一英亩。至于圣约翰草及其他的杂草，我又有什么权利把它们驱逐出原本属于它们的古老草园呢？好在，即使不用我亲自动手，我那幸存的豆苗也会很快成长起来，把它们击败，然后去迎接新的敌手的。

我很清楚地记得，四岁那年我随家人从波士顿来到这里定居。当时我们也是穿过了这片林地，走过了这块土地，一路来到了瓦尔登湖边。这个场景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可谓是我童年最早的记忆了，今夜，我的长笛声又重新唤起了我对这片水域最初的记忆。当年的那些松树依然挺立在这里，那些被伐掉的松树，它们的树墩也被我砍来烧火做饭了，此时树根处也已经长出了新的幼苗，准备迎接下一代孩童的到来。草地之上，一代代的圣约翰草从宿根处发芽生长。终于，在我儿时梦想中的这片美丽土地之上，我种植的大豆、玉米和土豆，为它披上了新的外衣。

这片土地在高地之上，树木是十五年前才伐掉的，我自己开垦出了两英亩半，挖出了两三考得的树根，但没有给土地施肥。我在夏天翻耕的时候，挖出了一些箭头，由此看来，在白人到来之前，某个已经绝迹了的古老民族曾在此居住过，他们曾经也一定在此种植过玉米和大豆，多多少少耗损了土地的养分。

黎明时分，太阳刚刚升起，还没有爬过矮橡树，土拨鼠和松鼠也都没有出来活动，我已经来到豆田，开始锄草了，把那些肆意疯长的杂草齐根拔出，然后在豆苗附近培上土。此时露水还没有散去，尽管这里的农民都劝我不要在这个时候上工，可我却要建议你们，如果有可能，在清晨露水未散的时候把所有的活儿都抓紧做完吧。我早晨的时候喜欢赤着脚在田间劳作，在露湿微黏的沙土地上踩来踩去，颇像个雕塑家，不过等到太阳高高升起来，我的脚就要被地面烫得起水泡了。太阳在这片满布碎石的黄土高地上悠悠地来回踱步，为我锄草提供了光明。我的豆子一共种了十五行，每行十五杆长，田地一头是片橡树丛，我有时会在那里的荫凉处歇息，另一头长着一大丛黑莓，每次我从那头锄草过来，都发现黑莓果的颜色又微微加深了一些。我拔除杂草，好让我种上的“杂草”快快地生长，然后在豆苗一圈培上些新土，让土壤把它夏日的思绪统统传递给豆叶和豆花，而不要去和苦艾、芦管和粟草亲热——这就是我每天日间的工作。由于我种田没有牛马的辅助，也没有雇人帮忙，使用的也不是先进的农业工具，所以我的耕种进度很慢，不过也因此和我的豆苗更加亲近。就手工劳作而言，即使你干的是苦差事，也不能算是打发时间最糟糕的方式。劳作的意义是永垂不朽的，学者们也正是通过这种劳作产生了许多经典之作。有些旅客，他们从林肯乡和魏兰德出发，悠闲地坐在马车里，胳膊肘顶着膝盖骨。缰绳就随意地搭在马身上，看上去像是套在马头上的花环，他们就这样一路向西，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可是，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agricola laboriosus（劳苦的农民），被禁锢在土地之上，永远也出不了家门。不过，用不了多久，我的田地被屏蔽在他们的视线之外了，他们也就把它抛之脑后。因为这片土地是这附近唯一开垦出来的空地，他们自然要在上面大做文章。有时候，看见你在田间劳作，路人的闲言碎语就会扯到你身上来。当时别的农民都已经在为豆苗锄草了，而我的播种还没有完成，于是便听到路人在一旁大发感慨：“哎呀，豆子种得太晚了！豌豆也晚了呀！”可我这忙于耕种的农民却一点也不觉得晚。有一个身穿灰外套、头顶黑帽子的家伙说道：“这玉米啊，孩子，长出来只能当饲料用喽！只能当饲料啦！他就是住在那边的家伙吗？”还有个农民，颠着他的老驽马过来，一脸严肃地对我说：“你这犁沟里都没撒肥料，怎么种粮食啊？”他还建议我撒一些木屑或排泄物上去，灰烬或者灰泥也可以。因为我不喜欢用马匹和推车，所以耕种这两英亩半的田地，全靠一把锄头，外加我的双手，至于木屑什么的，这附近又很难弄到。这些路人，他们驾着车轱辘辘从这儿经过，把我的情况与他们经过的田地大肆比较一番，我也因此知道了自己在整个农耕界处于什么地位了，我这块田地可不在科尔曼(51)先生的报告范围之内。不过，在这未被人类改造过的荒原之地，又有谁可以评估大自然产出的谷物呢？英国人的草垛，他们仔细地称了重，精确地测量出湿度，以及硅酸盐和碳酸盐的含量。但是在林地、荒原和沼泽地，那低谷洼地里生长着更加丰富的谷物，却从未有人来收割。我的这片小小的田地似乎就成了连接荒野之地和农耕田地的桥梁，这就像，有的国家是文明之国，有的是半文明之国，还有的是野蛮之国，而我的田地就是处在中间地带的半开垦田地。我种下的豆苗都欢快地返回到它们最原始的野生状态了，我的锄头就挥舞期间，为它们唱响牧歌。

就在旁边的桦树上，有只棕色的鸫鸟，也有人喜欢叫它红眉鸟，它整个上午都停在那最高的枝丫上鸣唱，高高兴兴地陪着我，当然了，如果你的田地不在这里，它一样也会去寻找另一个农民献唱。看到我播撒种子，它就要嘶鸣：“快丢、快丢——埋起来、埋起来——挖出来、挖出来，快挖出来。”不过我现在种植的不是玉米，所以不会有画眉之类的禽鸟来啄食我的种子了。你或许会感到奇怪，它这鸣唱聒噪又冗长，不过就是个冒牌的帕格尼尼(52)，在进行独弦或者二十弦的小提琴演奏，跟你的种植劳作到底有什么干系啊，你竟然宁可放弃去淘筛灰烬和灰泥，而在这儿听它嘶鸣。不过，我深信，这是最廉价，却也是最上等的肥料。

远古时期，曾有未被载入史册的民族在此居住，将他们的遗迹深埋在了土壤之中。我在翻土的时候，锄头时不时会翻出一些他们的遗物出来，那些用于战争和狩猎的小器具也都得以重见天日。它们混迹在石块之中，有些上面残留着被火烧过的痕迹，那是之前的印第安人在此生火造成的，有些是经过了太阳长期暴晒的，其中还有一些陶器和玻璃碎片，不过这些就属于近代拓荒者遗留下来的了。劳作中，每当我的锄头敲击在石块上时，悦耳的叮当声就会在林间回荡，时时带给我一种愉悦的精神享受。此时我所锄耕的已不是豆苗了，锄耕豆苗的也不再是我了。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我认识的一些人，他们为了能听场清唱剧，还要大老远地跑到市区去，想想我就替他们惋惜，同时又深感自豪。有时我一整天都在豆田里劳作，明媚的午后，会有夜鹰在上空盘旋，看上去就像是人眼或天眼里的一个小黑点，时不时地会嘶鸣着从高空俯冲下来，像要把苍穹撕裂开来，一条条撕成碎片，然而那件蔚蓝的长袍看起来依然完好无损。它们就像是填充在空中的翎羽，飞落到地面或山头，把它们的鸟蛋产在鲜有人涉足的露天沙地或山间石块上。它们纤细而优雅，像是湖面荡漾着的涟漪，又像是被风儿荡起的树叶，在空中摇曳。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自有其异曲同工之处。鹰是波浪的手足，它在空中遨游滑翔，鼓动的羽翼应和着大海没有翎羽的翅翼。有时空中的两只雌鹰在空中飞旋，时而平稳翱翔，时而俯冲而下，双双追逐嬉戏，仿佛是我思想的化身。有时几只野鸽从林间疾飞而过，振翅的声音在风中微颤着划过。我锄耕的时候，有时还会从腐烂的树根下面翻出一只斑点蝾螈，行动迟缓，长相怪异，这种动物起源于古埃及尼罗河流域，却也繁衍至今了。当我停下劳作、斜靠着锄头歇息的时候，我便细细地捕捉这些鸟兽的身影，倾听它们的声音，这便是乡村提供给人的无限乐趣。

节庆的时候，镇上会燃放礼炮，在林地里听来很像是玩具枪的声音，军乐声有时也会断断续续地传来。我的豆田正位于镇子的边缘，在那里听起来，镇上传来的礼炮声微弱得就像是马勃菌爆裂的声音。要是我事先不知道镇上有军队出动，我那一整天都会隐隐地觉得远处有某种疾病在骚动，像是红疹、猩红热抑或马蹄疫马上就要爆发了一样，直到一阵清风吹来，携带着“操练者”的声音，越过田野，穿过魏兰德大道，准确地传递到我的耳中。远处有嗡嗡声传来，像是谁家的蜜蜂倾巢出动了，于是邻人便照着维吉尔的法子，拿个小铃铛在家里最清脆的器具上不停敲击，好把蜜蜂都召唤到蜂窝里去。渐渐地，敲击声淡了下去，蜜蜂的嗡嗡声也都消失不见，只剩下风儿徐徐地吹着，我便知道最后一只蜜蜂也已经安全飞回到米德尔塞克斯的蜂房了，现在它们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刚刚采回来的蜂蜜上。

士兵们如此森严地捍卫着我们马萨诸塞州以及整个祖国的自由，这让我很是欣慰，于是我又信心满满地开始劳作了，欢快地给我的豆苗锄草，对未来充满了无限期待。

要是村子里有几个乐队在同时演奏，整个村子就变成了一个巨大风箱，所有的建筑物都在无限膨胀，随着一声声的轰鸣，一座接一座的轰然倒塌。有时也会有高尚宏伟、鼓舞人心的琴弦声传来，又或者是颂扬荣耀的号角声，让我顿时觉得，我也可以痛痛快快地向那墨西哥人吐一口唾液(53)，既然心中不快，何不干脆发泄出来呢？于是我开始四下里寻找土拨鼠或者臭鼬，好去逮一只来，展现展现我的英勇气概。那军乐声听起来像是从遥远的巴勒斯坦传来的，我脑海中于是浮现出了十字军东征的场景，远处战马急奔而来，村子里的榆树都微微颤抖了起来。尽管站在我的豆田里，天空与往日没什么两样，依然是那样庄严肃穆，但我知道，这一天是伟大的日子。

长时间和豆子打交道，让我获得了一种奇妙的体验。我亲自把豆种播下，给它们锄草，最后丰收、脱谷、挑选，然后再把它们卖掉——对我来说，这是最艰难的——哦，还可以加上食用，因为我确实亲自品尝过。我决心要好好地认识一下豆子。豆苗在生长的时候，我清晨五点钟就去给它们锄草，一直锄到中午，白天剩下的时间再去干别的事。想想看，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和多少杂草建立起怪异的亲密关系啊——这事儿说起来有些繁杂，因为我在实际锄草过程中可是破费了一番周折的——我在锄草时带着强烈的私心，不同杂草要区别对待，一方面要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一种，另一方面要无情地除掉另一种，破坏掉它们纤弱的组织，再连根拔起。那是罗马苦艾，那是藜草，那是酢浆草，那是芦苇草，好，揪出它们来，齐根锄掉，再把它们的根茎朝上放到太阳下暴晒，但凡要是留它一个根须在阴凉下，它就会靠着那根须来个大翻身，过不两天就又像韭菜一样葱绿了。这是一场持久之战，只不过我的对手不是鹤群，而是杂草，它们是有太阳和雨露助阵的特洛伊人。每天我都会带着锄头来拯救我的豆苗们，大批地消灭掉它们的敌人，然后再扔到满是干草的沟壑里去。杂草中也有很多高出草堆一英尺的大将人物赫克托(54)，它们雄赳赳、气昂昂地摇晃着自己的高大头冠，不过最后也都倒在了我的锄头之下，滚落到泥土中去了。

在那些炎炎夏日，我的一些同代人，他们有的跑到波士顿或罗马潜心学习美术了，有的跑到印度去参禅悟道了，还有的到伦敦或纽约做生意去了，而我则和其他农民一起，留在新英格兰勤勤恳恳地做农活。我并不是为了想吃才种豆，我天生就是个毕达哥拉斯主义者(55)，至少就种豆这件事来说是这样。不管是为了自己食用，还是为了投票选举，抑或是拿它们去换购大米，再或者是单纯为了将来某个寓言家比喻措辞所需，总之，不管是哪个原因，总要有人在田地里劳作才行。总的来说，这是件不可多得的消遣活动，如果花费过多时间在上面，不免有放纵享乐的嫌疑。虽然我没有给豆田施肥，就连锄草也不是一次性锄完，但从结果来看，我做得还是相当不错的。伊夫林曾说过：“确实，无论你给土地施什么肥料，都不如拿把铁锹给土地不停地翻土来得好。”他后来又补充说：“土壤，尤其是新鲜的土壤，具有一种磁力，可以把周围的盐分，能量，抑或美德（随你怎么叫它）吸引过来，然后供给生命，因而，为了要维持生命，我们所有的劳作和活动也都是围绕着土地进行的。我们往田里施撒粪肥或者其他肥料，不过是想要借此替代我们在土地上的劳作罢了。”可是呢，我这块土地“已经耗尽了所有养分，现在正舒舒服服地享受它的安息日呢”，不过，或许正如凯南尔姆·狄格贝爵士所想的那样，它从空气中吸收了“精元”，才得以供养我的豆苗，使我最后收获了十二蒲式耳的豆子。

因为有人抱怨说，科尔曼先生所报道的都是有关那些乡绅的农耕试验，花费颇高，所以我在这里详细列出了我的收支情况：

锄头一把 ………………………………………………………… 0.54美元

翻耕、耙地、开沟 …………… 7.50美元（太贵了）

豆种 ………………………………………………………………… 3.125美元

土豆种 ……………………………………………………………… 1.33美元

豌豆种 ……………………………………………………………… 0.40美元

萝卜种 ……………………………………………………………… 0.06美元

篱笆白线 ………………………………………………………… 0.02美元

雇佣耕马和男工3小时 ……………………………… 1.00美元

雇佣马车拉粮食 …………………………………………… 0.75美元

总计 ……………………………………………………………… 14.725美元

我的收入为（patremfamilias vendacem，non emacem esse oportet(56)）：

9蒲式耳零12夸脱豆子 ………………………… 16.94美元

5蒲式耳大土豆 …………………………………………… 2.50美元

9蒲式耳小土豆 …………………………………………… 2.25美元

草 ……………………………………………………………………… 1.00美元

茎 ……………………………………………………………………… 0.75美元

总计 ……………………………………………………………… 23.44美元

最后盈余（我在前文已提到过） ………8.715美元

我种豆的经验就是这样了。第一年的6月1日前后种下的是那种普通的白色矮菜豆，每行间隔三英尺十八英寸。播种之前先挑选出新鲜饱满且纯粹的豆种，种子种下后要谨防虫害，在没有发芽的地方重新补种。种子发芽后，如果田地四周没有遮挡，那就要小心土拔鼠了，它们会啃食新冒出头来的嫩芽。然后等到豆苗长出卷须来，土拨鼠便又跑了来，它们像松鼠一样站得笔挺挺的，把嫩芽连带着新生的嫩荚都啃食得干干净净。最重要的一点，你要尽早收割，以免遇上霜冻，减少收成，而且收割得早的话，还可以早早地上市，卖个好价钱，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除此之外，我还获得了别的经验。我曾对自己说，来年我就不会花费这么多精力来种植豆子和玉米了，我要去播撒诚实、真理、质朴、信念或者单纯的种子，如果这些种子还没有绝种的话。诚然，我的这些作物并没有耗尽土地所有的养分，所以我要把它们播撒在土壤之中，投入更少的劳作和肥料，看看它们究竟能不能生长，能不能维系我的生活。可是，哎！我几年前就这样对自己说，夏天过去了一个又一个，现在第三个夏季也已经远去了，我不得不承认，读者们，我种下的那些种子，如果它们果真是美德之种，它们要么是被虫子啃食了，要么已经失去了生命力，总之是都没有发芽。通常来说呢，要是我们的父辈勇敢坚强，那么我们就不会懦弱胆怯，同样，要是他们胆小怕事，那我们也不会英勇刚烈。几个世纪以前，首批英国移居者来到新英格兰定居，印第安人便教授他们每年在什么时候播种玉米和豆子，而到我们这一代，依然完全遵照着这个时间段来播种，冥冥之中似乎有种命运在牵引着我们。不久前的一天，我看到一位老人拿锄头在挖坑，至少挖了有七十个，竟然没有一个是他自己要躺进去的！我们新英格兰人为什么不大胆地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呢？我们可以试着去种植一些新的农作物，而不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粮食、土豆、草料和果园上。我们为什么对预留豆种这么上心，而对人类的下一代不闻不问？我前面所赞扬的那些品德，通常在人类的过度吹嘘下，都轻飘飘地浮在空气里。要是我们哪天碰见了这样一个人，这些美德都深深扎根在他身上，并且日益繁盛，那我们就真应该欢呼雀跃了。那边大路上载来了最新一批的美德之种，比如真理和公平，这些种子虽然屈指可数，却都妙不可言。对于这样的种子，我们的外交大使应该负责把它们运输回国，然后让国会援手把它们播撒到全国各地去。面对真诚，我们不应该虚伪地迎合客套。面对高贵的友谊，我们不应该卑鄙吝啬，互相欺骗，互相羞辱，互相排斥。我们也不应该如此匆匆忙忙地碰面。人们似乎总是忙得没有空闲时间，有时虽然和他们碰了面，但总是匆匆别过，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遇见”他们。他们都忙着在种豆呢吧。要是有个人在劳作之余，懒懒地斜靠在锄头或铁锹之上，整个身子歪歪扭扭，虽然不能说他像只蘑菇，也的的确确像是刚刚从土地里冒出来的，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是不愿和他打交道的。他看起来就像是一只燕子飞落在了地面，在地上扭捏着行走：

“他开口讲话时，翅膀时闭时张，

看似意欲飞翔，最终却又闭上。”

让我们误以为是他在和天使交谈。面包虽不能总给我们提供营养，却总是于我们有益的。当我们不知什么原因，感觉身体僵硬难受时，面包还会让我们重新变得灵动，充满活力。人类和大自然把面包慷慨地赐予我们，和我们共享那纯粹而强烈的欢乐。

从古代的诗歌和神话中可以看出，农耕是一门神圣的艺术，至少在古代如此。可是我们务农的时候，总是匆匆了事，完全不在乎它是不是神圣，我们追求的只是大农场、大丰收。我们没有庆祝丰收的节日和庆典，也没有人列队游行，我们的家畜展览会和所谓的感恩节，也不过是为了要表达一下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是多么神圣，或者要提醒大家农耕业从一诞生就是神圣的。然而真正吸引他们的，不过是展会上的礼品和宴会上的美食，所以也算不得是真正意义上的庆典。他们敬奉的，不是谷神克瑞斯和主神朱庇特，而是那阴暗狡猾的财神普鲁托斯。我们自私地把土地当作财产，卑躬屈膝，不断聚敛，这种贪婪的念头不仅束缚了我们自身的自由，使农民成了生活得最卑微的人，而且农耕也被连累着一起堕落了，如画的田园风景也变得扭曲丑陋。他们也不过是在用强盗的眼光看待大自然。罗马哲学家加图曾说过：“通过农业劳作来获利是特别公允且虔诚的。”著名的罗马学者和作家瓦罗也说过：“古罗马人称大地为母亲和谷神克瑞斯，认为那些从事农耕的人，其生活是虔诚且意义非凡的，他们才是农业之神真正的遗民。”

我们常常意识不到，太阳对大地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一视同仁的，它照射着我们的农田，也同样把草原和森林揽在怀中，它们都反射和吸收太阳的光热。太阳每日出游，都会在大地上看到一幅宏伟绚丽的画卷，而我们的农田只不过是这幅大画卷上的一小部分而已。在太阳的眼中，大地就是一个大花园，里面的一草一木都是平等的，没有优劣之分。因而，我们在接受太阳光热的时候，也应该像它一样带着信任，乐于分享。我这么小心翼翼地照顾着种下的豆种，好在秋天有个好收成，可是即便我收获了豆子，那又有多大意义呢？长久以来，我在这片宽广的土地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是在它看来，它最主要的赡养者并不是我，而是那待它亲和、给它雨露的滋润，使它葱郁繁茂的大自然。此外，我也不是这些豆子的唯一收获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不也是为那些土拨鼠而生长吗？农民种麦不应该只看重麦穗（拉丁文为spica，古拉丁文作speca，来源于spe即希望一词）、麦粒（拉丁文为granum，来源于gerendo，意为承载），这并不是麦子承载的唯一的果实。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会歉收呢？野草的种子不就是鸟类的食物吗，如果野草长得繁茂，我不是应该感到高兴吗？至于田地的产出能不能装满农民的谷仓，这一点也不重要。理智的农民不应该整日为丰收牵肠挂肚，就像松鼠，它们对于林地里今年到底会不会结出栗子来一点也不关心。农民每天只要按时把自己的工作做完就可以了，至于产不产粮，结不结果，那就由他的土地决定好了，他应该抱着把所有的果实都奉献出来的心态劳作。

村 子

我下午比较悠闲，一般都没什么事做，所以上午不管是锄草回来，还是读书写作之后，我都会到湖里再洗一次澡，在随便一个小湖湾里游上一个来回，洗去身上的尘土，或者把学习留下的皱纹在水里舒展开。我每隔一两天都要踱步到村里，去听一听那里的八卦闲谈，不管是口口相传的流言蜚语，还是报纸转载的小道消息，都层出不穷，从不间断。你要是放开了耳朵就近听一听，还是觉得十分新鲜的，就像听到了树叶沙沙作响，或者青蛙呱呱的叫声，让人顿觉十分清爽。我会到林间去散步，赏赏鸟，看看松鼠，同样也不排斥到村子里去见见大人和小孩，只不过村里没有风从松林吹过的声音，只能听到马车的咔嗒声。我房子一边面对的是湖边的一片草地，那里住着一窝麝鼠，而另一边则是与之遥遥相望的村子，村子临着一片榆树和悬铃木，村里的人们总是忙忙碌碌，就像是大草原上的猎犬，要么老老实实地端坐在自己的洞口，要么就跑到邻居家去闲言碎语，让我对他们充满了好奇，于是我便经常到村子里去观察他们的习性特征。在我看来，整个村子就像是一个新闻编辑室，同时还有专门维系支持它的部门，就像波士顿街上的雷丁公司那样，不仅出售报纸新闻，还兼售坚果、果干、食盐和肉，以及其他的食品杂货。对于上述商品，也就是新闻，有的人真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大胃王，而且消化功能强大，他们可以坐在外面大街上一动不动，各路消息都像是蕴藏在了地中海季风里，在他耳边徐徐吹过，然后他便像是吸入了乙醚，虽然意识仍然存在，但整个身体却已变得麻木，对疼痛失去了知觉，不过，幸而他失去了知觉，否则各种新闻消息一起听下去，会让他痛苦难忍的。我每次到村里去，总能看到不少这样的知名人士，他们有的坐在外面的梯子上，一面晒着太阳，一面身体往前探着，眼睛溜溜地打着转儿，从这条街扫到那条街，表情如饥似渴，有的则依靠在谷仓上，两手插在口袋里，看上去像个廊柱，要把谷仓顶起来一样。这些人一般都喜欢待在户外，好随时捕捉风中的一切讯息。他们是最粗糙的磨坊，各种小道消息都会首先在这里初步消化分解，然后才被倒入更加精细的漏斗——室内。我注意到，村子的主要场所全都集中在食品杂货店、酒吧、邮局和银行这些地方。此外，村里还备有一口钟、一尊大炮、一辆救火车，这些东西就像是机器运转的必需零件，都好好地安置在合适的位置。村子的布局也把空间利用到了极致，房子临街而立，户户相对，所以只要有路人经过，必然会遭到全村人的夹道围观，村里的每个男人、女人，甚至是小孩子，都可以就他发表一通言论。当然了，那些住在街头的人可以首先发表言论，因为他们可以看得最清楚，窥探到的也最多，不过他们付出的房价也最昂贵。郊外还零零散散地住着一些村民，离村里的主街道有些距离，打村里经过的路人，他们出了主街就可以翻过矮墙，转道上小路逃离，因而郊外住着的那些村民就不能大饱眼福了。不过住在郊外也是有好处的，他们只消付点地租或窗税就行了。村子里挂满了各种各样的招牌，吸引着你走进店里去。有的试图吊起你的胃口，就像酒馆和食品店打出来的招牌；有的要勾起你对美的幻想，就像服装店和珠宝店的广告牌；还有的在头发、鞋子或者衣裙上做文章，比如理发店啦、鞋店啦，或者是裁缝铺啦。此外，还有一种更加致命的引诱，那就是所有的村民都盼望着你去做伴相陪，你路过的每户人家都会向你发出邀请，邀你进门拜访。多数时候，我都能很巧妙地躲过这些危险的引诱，进村之后，我要么大胆果断地直奔目的地，至于那些遭受夹道抨击的路人，我也建议你们这样做，要么，我就把思绪全放在那些崇高的事情上，比如，想一想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俄尔甫斯，“为了不受海妖西壬的歌声诱惑，他弹奏着七弦琴，高唱对希腊众神的赞歌，从而把海妖的歌声压了下去”。在村民家里的时候，我说溜就溜，我可不是什么矜持的人儿，看到篱笆上有洞口，直接钻出去，任谁也别想再找到我。有时候，我想进谁家了，也直接闯进去，他们同样会很热情地招待我，把他们知道的所有重要新闻一一唠叨给我听，比如哪些事情已经接近尾声啦，是否有打仗的可能或者和平的希望啦，世界能否长久地团结在一起啦，等我榨干了他们脑子里的最后一滴新闻，便告辞离开，从后街出来，直接逃回林地去。

如果我在村里待的时间久了，要赶夜路回去，那也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在有暴风雨的夜晚。我从村里灯火通明的会客室或者演讲厅出发，肩上扛着一袋黑麦或者玉米粉，向着林地里温暖舒适的小港湾出发。我把外面都整理利索，只留身体的躯壳掌舵，我自己便退到船舱和我那一大堆思想愉悦地做伴了，要是路途平顺，我就连外面的舵也收起来。“航行的时候”，我在船舱里“烤着火”，会冒出很多可爱的想法来。尽管我曾遭遇过几场比较严重的暴风雨，但即使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我的航船也从未出过什么事故，更没有因为此般天气而感到沮丧颓废过。即使是在晴天的夜晚，林地里也比村子里黑得多，至少比多数人想象得要黑。走在树林里，我要时不时地抬头看看前面的空旷处，以辨别脚下的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如果没有车道，我便用脚摸索出我自己平时踏出来的那条浅浅的小道来，或者用手摸索出我记忆中的那些树，让它们给我带路，比如说我摸到了两颗松树，它们间隔不超过十八英寸，那我就一定是处在林地最中央了。我就这样在漆黑潮湿的夜晚，一路手脚并用地摸索着来到了家门口，路上还心不在焉，神游四海，直到伸手碰到了门框，我才突然回神，却一点也回忆不起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所以我有时就想，要是我这身体的主人把它抛弃了，我的躯壳估计也能自己找到回家的路，这就好比，我们的双手不用任何帮助就能准确地碰触到我们的双唇。有几次，我的访客碰巧待到了傍晚才回去，当时天色已黑，我就得把他们送到屋后的车道上，然后给他们指出回去的路，告诉他们最好靠双脚摸索着回去，而不要依赖于眼睛的指引。之前有两个年轻人来瓦尔登湖钓鱼，待到晚上才回去，我也是这样给他们指的路。他俩住在林地外面，离此大约有一英里的路程，而且对来回的路也已经相当熟悉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迷了路。一两天后，我又碰见他们中的一个，他告诉我说，当晚他们在快到家的时候迷了路，在住所附近绕了大半个晚上，夜间又下了几场下雨，树叶全都打湿了，黎明的时候他们才回到家，此时俩人已经成了两只落汤鸡。我甚至听说，如果天太黑，很多人在村子里也会迷路，套句俗话说“黑暗如此浓密，都可以拿把刀来把它劈开了”。有些住在郊外的村民，赶着马车去镇上买东西，如果白天赶不回来，就得在镇上过夜。还有一些绅士淑女，他们到半英里外的地方拜亲访友，即使中间全是平坦的人行道，天一黑他们还得两脚摸索着回来，就连在哪儿转弯也全无印象了。一旦在林间迷路，你就会惊恐不已，并从此留下一段宝贵且难忘的经历。暴风雪的时候，即使是在大白天，你要是沿着熟悉的路出行，回去的时候也有可能找不到回家的路。尽管那条路你已经走过无数次了，还是一点踪迹也辨别不出来，好像那条路位于遥远的西伯利亚，这感觉还真是无比怪异。要是到了晚上，情况可就更加糟糕了。我们平常走路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靠着某种具有标示性的灯塔或海岬来为我们导航，就像飞行员那样，即使我们走出了熟悉的路径，头脑中却依然残留着为我们导航的海岬的印象。我们永远也领悟不到大自然的广袤和陌生，直到我们转了一个弯，全然迷了路。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只消闭着眼睛转一个弯，就会迷失自己。不管是在睡眠还是神游之后，我们清醒的时候都要时刻关注着罗盘上指针的方向，千万不要等到在林间或在生活中迷了路，才开始去重新寻找自己，到那时才意识到自己身处何地，深陷在多么无边无际的关系圈里。

一天下午，那是我搬到林地第一年的夏末，我到村里一个鞋匠那里去拿我的鞋子，结果却被捕入狱了。被捕的原因我在其他地方也提及过，就是因为我没有交税给政府，或者说我拒绝承认政府的权威，就是他们，在参议院的门口，像贩卖牲口一样买卖大人和小孩。我搬到林地去居住，并不是为了逃税，而是有别的目的。但事实是，无论你走到哪儿，那些为肮脏的社会体制服务的人都会把你揪出来，摁倒在地，而且还试图强迫你加入到他们那个充斥着三教九流的绝望机制中去。的确，我本应该强烈反抗，和这个社会抵死抗争的，多少还能取得点成效，不，我宁愿这个社会“强烈”地来抵抗我，因为它才是绝望的一方啊。然而，第二天他们就把我释放了。我取了补好的鞋子，回到了林地，正好还可以从美港山上采食越橘把晚饭解决掉。前来骚扰我的人，也只有那些政府人员。要知道，我只在存放书稿的书桌抽屉上加了锁，除此之外，我的屋子里别说是锁，就连门闩也没有，而且门框和窗户上连个钉子都没上。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即使要外出好几天，我都不会锁门。第二年秋天，我离开林地到缅因州的树林里住了两星期，期间也没有锁门。即便这样，我的房子还是受到了普遍的尊重，比那四周有哨兵把守的房子受到的待遇都要好。那些疲倦的漫步者可以来此休息片刻，坐在壁炉边烤烤火，进来的文人可以翻看翻看我书桌上不多的几本书，打发一下时间，至于那好奇心重的来访者，也可以打开我的壁橱，察看一下我上顿午饭吃的什么，晚饭又预备做什么吃。尽管有形形色色的人到湖畔来，他们的到来却并没有给我带来不便，其间我唯一丢失过的东西也就是一卷荷马文集，镶着很难看的金边，我猜测这本书是被我们兵营里的某个士兵拿走的。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像我当时那样，简简单单地生活，那么我深信，世上将不会再有偷盗抢劫之类的事发生了。要是一个社会里，有的人生活绰绰有余，有的人却食不果腹，那么鼠窃狗盗之事也就不可避免了。蒲伯翻译过来的荷马史诗真应该好好推广一下子。

“Nec bella fuerunt，

Faginus astabat dum scyphus ante dapes.”

“人们不会为了只毛竹碗，

就去大动干戈邻里开战。”

“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民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湖 泊

有时候，我若是厌倦了人类社会，听腻了村民们的闲言碎语，便踱步到村子西边，到那鲜有人踏足的“清爽树林和翠绿草地”去。要是赶上太阳下山，就到美港山上摘食越橘和蓝莓，把晚饭解决掉，然后再采摘一些带走，回去再吃上几天。那些种植越橘或蓝莓，准备日后出售的农民，还有那到市场上去购买它们的买主，他们是品尝不到这些水果的真正美味的。只有一种方法可以真正品尝到它们的鲜美，却很少有人这么做。越橘的真正味道，只有牧童或鹧鸪鸟知晓，你要想知道，就得去问他们。你要是没有亲手采摘过越橘，却声称自己品尝过这种水果，那可就要让人笑掉大牙了。虽然越橘生长在波士顿的山丘上，却从没有到过波士顿，那里的人对它们更是一无所知。越橘被装上马车，运往市场，然而果子上的霜花在马车上零落了，果实的鲜美和芳香也随之消散殆尽，最后不过沦为饱腹的食物而已。只要世间正义不灭，就不会有一只完整纯粹的越橘果能从它生长的乡野山间被偷渡出去。

有时候，上午锄完了地，我就到湖边去和那心浮气躁的垂钓者做伴。他大清早就到湖边来钓鱼，安安静静地坐在湖边，一动也不动，活像只鸭子或漂浮在湖面的一片树叶。他翻出脑中的所有哲思，尝遍了所有的法子，等我走过去的时候，终于总结出了他的结论：他属于古老的正宗修道士——无欲（鱼）无求派。不过倒是有一位老者，钓鱼技术一流，各种木工活也做得顶棒。他觉得我的房子建在湖边，为垂钓者提供了方便，看到它就很欣喜。不过，他每次过来，坐在我的门前整理他的渔线，也让我倍感欢快。我俩有时候会坐船到湖上一游，他坐在船这头，我坐在船那头。由于他近些年听力渐渐衰退，我俩也便很少有言语交流，我思考着我的哲学，他有时哼唱一首圣歌，丝毫不会打扰到我的思绪。我俩的这种互动极其和谐融洽，比言语上的交流更令人舒服。多数时候，是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我沉思冥想的，于是我便拿船桨敲击一侧的船舷，当当的声音在林间扩散回荡，颇像位野兽饲养员，把林间的野兽统统唤醒，直到从各个溪谷山坡传来野兽的怒吼声。

温暖舒适的傍晚，我常常坐在船上吹长笛，然后就会有鲈鱼被笛声吸引过来，围着我打转。湖面上散落着残枝败叶，月亮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缓缓游走。没有搬到湖畔之前，我经常和同伴在漆黑的夏夜冒险到湖边来。我们在湖边生起火堆，觉得这样会把鱼儿吸引过来，然后在渔线的一头拴上鱼饵，扔到湖里钓鳕鱼。等我们钓足了鱼，就已经是深夜了。我们把没有燃完的火把向湖里高高地投出去，火把就像是火箭一样升到高空，然后垂落到湖里，火光随着咝的一声湮灭了，我们顿时就陷入到了无边的黑暗中，然后我们便哼着歌在黑暗中摸索着重新回到人类的聚集地。不过呢，现在我已经在湖边安家定居了。

有时我去某个村民家拜访，等到晚上他们一家人都要休息了，我便告辞回来，到湖上乘船钓鱼，打发夜晚的时间，也顺便准备一下第二天午饭的食材。天上明月高照，小船荡漾在湖心，四周猫头鹰和狐狸哼唱着小夜曲，时不时还有不知名的鸟儿，在附近嘎嘎乱叫。我把小船停泊在水深四十英尺的湖面上，离岸二三十杆的距离，周围游弋着无数鲈鱼和银鱼，它们的尾巴扫过湖面，在月光下形成一个个明亮的小漩涡。我把一根长长的亚麻渔线投到水下四十英尺的地方，用来吸引那些隐居湖底的神秘夜间鱼类。有时我还会把渔线放到六十英尺长，让小船在微风中拖着渔线慢慢飘荡，隔不多久就能感觉到渔线另一端有微微的颤动传来，我便知道有鱼儿在围着鱼饵打转了。它迟钝又浮躁，迟迟下不了决定，不过最终还是咬钩了，然后我就赶紧一手接一手地收渔线，一条花斑鲈鱼就挣扎着被拽上水面来了。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极其难忘的珍贵体验。在漆黑的夜晚，当我的思绪云游到了浩瀚无边的宇宙，鱼儿咬钩后轻轻一扯，我的思绪就被扰乱了，与大自然之间的联系也重拾起来。这感觉十分奇特，就像是我用一只渔钩同时钓到了两条鱼。空气其实并不比湖水稀薄多少，既然我可以把渔线投到水底，那么，也同样可以把思想的渔线抛到空中去垂钓。

瓦尔登湖的风景没什么出奇的地方，虽然漂亮，但也称不上壮观，对于常常见到它的人甚至是居住在湖畔的人来说，并不怎么吸引人。然而它又是如此深邃而纯净，值得专门一提。这一方墨绿的清澈湖水，长约半英里，周长约一又四分之三英里，总面积约六十一英亩半。四周有松林和橡树林常年环绕，外面看不到任何入水口和出水口，湖水的涨落全靠降雨和水汽蒸发来调控。湖泊四周群山高耸，直冲到四十到八十英尺的高空。东南方向，距离湖泊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的群山甚至达到了一百英尺高，而三分之一英里外的那一带东方群山更是高达一百五十英尺。群山之上，森林遍布，一片葱郁。我们康科德镇的水至少有两种颜色，这主要取决于两种观看方式的不同，一种是远观，一种是近看。当然，近看时，湖水会更加真切。远观时，湖水的颜色主要取决于光线的不同，随着天空色泽的变化而改变。在晴朗的夏日，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看，尤其是在水波涌动的时候，湖水呈蔚蓝色，距离再远一些，湖水就和周围的事物融为一体了。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湖水有时看起来一片浑浊，像是石灰板的颜色。不过我听说，大海的颜色十分多变，即使天气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海水的颜色也不会一成不变，今天是深蓝色，明天就变成墨绿色了。当天地万物都被冰雪覆盖，我注意到我们的河水和冰雪，都变得像鲜草一样嫩绿了。有人认为“纯净的水，不管是液体还是固体，其颜色都是蓝色的”。然而，从船上径直看下去，湖水的颜色也是不固定的。即使是从同一个角度看，瓦尔登湖的湖水也是一会儿蔚蓝，一会儿墨绿。躺在天地之间，它自然也汲取了天和地的不同色泽。从山顶上望下来，它和天空一样，是蔚蓝的，而站在湖边，靠近湖岸的地方，湖水则是岸边大地的土黄色，再往里就呈现出淡绿色，到湖心的地方，就是一片墨绿了。在特定的光线下，即使从山顶上看，靠近岸边的湖水也是一片碧绿，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湖水反射了岸边树木的颜色，但是在靠近铁路沙堤的地方，湖水也是碧绿色的。这可能是因为，在春天树叶还未舒展开的时候，天空的蔚蓝和大地的土黄混合在一起的结果吧。湖面上产生霓虹的时候，呈现的就是碧绿色。春天的时候，正是在湖岸四周，冰块吸收了从湖底反射上来的太阳光的热量以及大地回暖的热量，首先融化，环绕着冰封的湖心冲出一圈窄窄的水道来。天气晴朗的时候，瓦尔登湖也像其他地方的水域一样，如果湖面水波翻滚，就会垂直地映射出天空的蔚蓝，要是在稍远一点的地方看，湖面就杂糅了其他色泽，看起来比天空的颜色还要深一些，呈深蓝色。在这种时候，我会泛舟湖上，从另一个角度看一看水中的倒影，识别出了一种无与伦比又美轮美奂的淡蓝色，比天空的蔚蓝还要干净，就像波纹绸或者闪光绸流溢出来的色泽，又像是剑锋在日光下闪耀出来的光芒，和两岸水波的墨绿色交相呼应，对比之下，两岸的墨绿也略显浑浊了。我记得那是一种清澈透明的绿蓝色，仿佛是冬季日落前云彩遮蔽的天边露出的一块青天的色泽。然而，盛一杯湖水在光亮处近看，它却是和空气一样无色透明的。众所周知，一小块玻璃碎片是无色透明的，而整块大玻璃看起来就会有一丝绿色的光泽，据玻璃制造者说，那是因为它们的“体积”不同。至于瓦尔登湖的体积究竟有多大，才能反射出这样碧绿的色泽来，我从未考证过。其他地方的河流，如果垂直看下去，河水都是黑色或者深褐色，要是在河里洗澡，身体就会染上一丝微黄的色泽，但是瓦尔登湖的湖水就不同，它是如此的纯净透明，就连在湖里沐浴的人看上去也都像雪花膏一样洁白晶莹。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湖水的折射下，就连四肢也变得扭曲而巨大，仿佛成了一只大水怪，这怪异的现象也值得意大利著名雕塑家米开朗琪罗好好琢磨琢磨了。

湖水清澈透明，一眼就可以看到二十五到三十英尺深的湖底。坐着小船划行其上，在水下几英尺深的地方，你还能看到成群的鲈鱼和银鱼游来游去，它们身长大约都在一英寸左右，因为鲈鱼身上有清晰可见的横纹，所以很容易识别出来。看到这些小鱼，你不禁要以为，它们定是跑到此处来隐居的苦行鱼。多年前的一个冬日，我用斧头在冰面上凿出小洞，准备借此来捕梭鱼，我凿完洞后上了岸，把斧头顺手扔回了冰面，不曾想它竟滑出了四五杆的距离，好像有某个邪恶的小顽童牵引着它，径直落入了一个刚凿的冰洞里，那里的水深估计也有二十五英尺左右。出于好奇，我卧在冰面上朝洞里探视，在洞口附近的湖底看到了它，头朝下直直地立着，斧柄随着水波摇来摇去。我要是不去打扰它，估计它会在那儿一直摇晃到斧柄脱落吧。我当然不会丢它在那儿不管，我用冰凿在斧头上方的冰面又凿了一个洞，然后在附近的桦树上，找到一个比较长的树枝，用刀子砍了下来，在树枝一头用绳子打个活结，慢慢地把树枝探到水下，小心翼翼地把活结套在斧柄上，拴紧之后把斧头捞了出来。

湖岸四周环绕着圆滑的白色鹅卵石，只留一两处缺口，裸露出沙岸，整个湖岸看起来就像是石砌的一样。湖岸很多地方都十分陡峭，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滑进湖里，被湖水淹没。靠近湖岸陡峭的这些地方也正是湖水最深的水域，要不是因为湖水如此清澈，你根本就看不见湖底，只能看到对面水域较浅的地方，即便如此，还有人觉得瓦尔登湖是深不可测的。整个湖泊没有一处是泥泞浑浊的，乍一看去，湖里连根水草也没有，湖畔草地上倒是有青草蔓延过来，但那却算不得湖里生长的植物。即便是细看，你也找不到一根菖蒲或芦苇，更别说是或黄或白的睡莲了，唯一能看到的不过就是零星的几棵心叶草和河蓼草，或许还能看到一两棵水眼菜。这些植物，它们就像所生长的环境一样清新明亮，就连到此游泳的人也不易察觉到它们。湖岸的鹅卵石一直延伸到湖底一两杆的距离，再往里才是沙质的湖底，不过到湖心的地方沙子就被沉淀物所覆盖了。沉积在湖心的多半是陈年的落叶，此外还有生长在湖底的绿油油的水草，起锚的时候偶尔会带些水草上来，即使在寒冷的深冬，它们也依旧是鲜活翠绿的。

在九亩角区，也就是从这儿往西大约两英里半，有个白湖，那里的湖水也是清澈透亮，四周环境清新优美，可以和瓦尔登湖相媲美。除此之外，方圆几英里，我所知道的大大小小的湖泊，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瓦尔登湖，就连它三分之一的纯净和清幽也不及。一代又一代的人在瓦尔登湖汲水取饮，对它百般赞誉千般探究，在时间的洪流里，一代代的人逝去了，湖水却依然清澈碧绿，只要春天一到，它必然会冲开冰封，重新绽放活力！从未有一个春日沉寂过！或许，在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那个春日，瓦尔登湖就已经在这里了。在清晨朦胧的薄雾中，伴着春雨和南风，它悄然冲破了冰封，迎来了野鸭和野鹅。只要这片湖水还可以供它们继续嬉戏游弋，鹅鸭们才不管人类堕落不堕落呢。早在那时，瓦尔登湖就已经在涨落更迭了，它澄清了湖水，给自己染上了绚丽多变的色泽，一直保持至今。它早早地从上天那儿获得了专利，普天之下，瓦尔登湖只此一家，天之甘露都要在此过滤净化。谁又能说得清，这个卡斯塔利亚之泉，为多少上古民族的文学提供了文学创作灵感？在那黄金时代，又有多少水泽仙女争抢着要来此居住？康科德镇所佩戴的头冠，上面的第一颗宝石，正是瓦尔登湖的第一滴水珠凝结而成的。

然而，第一个来到瓦尔登湖畔的先人应该也在此留下了他的足迹。因为我曾在陡峭的山腰上发现过一条阶梯小径，令我十分惊讶。这条小径从山腰上下来，时起时落，一直延伸到湖边，在湖畔四周时远时近，我甚至还追踪着它来到了一片刚刚被砍伐过的浓密树林里。这条窄窄的小径估计是首批到此定居的土著猎人留下的足迹，现在的居民仍然会下意识地循着着它漫游行走。冬天，尤其是刚下过一场小雪，站在湖中央看过去，这条小径十分突出，像是一条绵延起伏的白线，一直延伸到周围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然后才隐匿不见，遗落在小径上的干草和枯枝丝毫掩盖不住它的踪迹。不过到了夏天，即使是近在脚下，也很难分辨出它的踪迹来，似乎是冬天的白雪把它重新雕刻复印出来了。要是将来有人在此处修建装饰豪华的别墅，希望这条小径的踪迹不会遭到破坏和掩盖。

至于湖水的涨落有无时间和规律可循，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虽然有很多人自称是知道的，但那也不过是不懂装懂罢了。大致说来，湖水在冬季的时候水位会比夏季略高一些，但与气候的干湿并没有关系。我记得，在我搬离湖畔之后，有段时间湖水比我居住在那里的时候略低了一两英尺，还有段时间比那时高出了至少五英尺。有个小沙洲，从六杆的距离之外一直延伸到湖里，1824年的时候，我曾在沙洲上生火煮过一锅大杂烩，不过二十五年前，沙洲的一侧就已经被深深地淹没在水下了，做饭当然也是不可能了。但是我告诉朋友说，沙洲被淹没后没几年，我就经常乘着小船到林间一个隐蔽的小湾里去钓鱼，那里距离现在唯一的湖岸只有十五杆的距离，不过现在也早已变成一片草地了，听我说有这么个小湾，他们都难以置信。不过近两年水面一直在稳定地上涨，到现在，也就是截止到1852年夏天，湖水比当时我居住在那里的时候高出了五英尺，或者说，达到了三十年前的水位高度，那片草地也被湖水淹没，可以重新去那里钓鱼了。这样一来，湖泊外围的水位就有至少六七英尺的落差，因为从山坡上注入到湖里的水量是很有限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湖水涨落的原因还要归结到影响其深层泉源的因素上来。然而就在今年夏天，湖水又开始回落了。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不是定期的，湖水每次的涨落都要持续好几年。迄今为止，我已经观察到了一次涨水和两次小幅回落了，我希望在十到十五年之后，湖水可以回落到我知道的最低水位。在一英里以东的石湖，因为有入水口和出水口，湖水的涨落很不固定。有些面积稍小一点的湖泊，情况和瓦尔登湖差不多，最近水位也达到史上最高了，涨水的时间也和瓦尔登湖很相近。据我观察，白湖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瓦尔登湖的涨落间隔时间很长，但至少还是有一点好处的：在上次湖水回落之后，岸边又新长出了一些灌木丛和小树苗，像脂松啦、桦树啦、桤木啦、杨树啦等，水位上涨之后，一年半载都不会回落，虽然在湖畔行走不是很方便，但这些新生的树木被湖水长期淹没，就慢慢地枯萎而死，所以等到湖水再次回落，整个湖岸四周就变得十分干净利索了。因而湖水水位最低的时候恰恰是湖岸四周最干净整洁的时候，这一点和那些水位涨落频繁的湖畔河流完全不同。在我的屋后，靠近湖岸的一排脂松树，也在最近一次的湖水上涨中枯死了，纷纷歪倒在岸边，像是被木棍撬下来的一样，于是它们也就不能再肆意生长、侵占地盘了。这些枯木大约都有十五英尺高，可见距离上次湖水回落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如此循环涨落，瓦尔登湖借此宣告了它对湖岸的占有权，时不时地清理一下入侵的“小毛贼”，因而树木植物只能暂时寄居在湖岸，并不能长久地占有这块地盘。湖岸就是瓦尔登湖的双唇，上面是不允许长出胡须来的，它会时不时地伸出舌头来，卷去上面的寄生物。湖水水位上涨的时候，桤木、垂柳和枫树就会长出大量红色的根须，一直延伸到水下好几英尺的地方，试图能在与湖水的抗争中存活下来。据我所知，湖岸周围的蓝莓丛，几乎从不挂果，但是如果赶上了湖水上涨，它们都长得高大茂密，而且硕果累累。

有些人会弄不明白，湖岸两边的石块怎么会如此平整呢？村里流行着一个关于瓦尔登湖的传说，上了年纪的老人告诉我，这传说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听到的。据说古时的印第安人曾在附近的一个山头上举办盛宴，起舞高唱，那山头的高度和现在瓦尔登湖的深度差不多。虽然这些印第安人平素并没有亵渎过神灵，此时却语出不敬，言语污秽，在他们狂欢之际，山头突然一阵剧烈的摇晃，瞬间崩塌下陷。众多印第安人中，只有一位名叫瓦尔登的女子逃了出来，瓦尔登湖正是由这位女子的名字来命名的。据猜测，湖岸两边的石头正是山坡崩塌时滑落下来的山石。不管事实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原本是没有瓦尔登湖的，而现在它却坐落在这里。关于瓦尔登湖的起源，这个印第安人传说和之前我提到的那位早期拓荒者挖湖的故事并不矛盾。据那位老者自己说，他清楚地记得，当年他手持探矿杖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看到草地之上薄雾升腾，他的木杖垂直地指着地下，于是他便决定在此挖井采矿。至于湖岸的石头，有人认为它们不可能是从山上滚落下来的。但是我观察到，附近山头上的石块和湖岸上的石头是完全一样的，而且由于山坡上的碎石太多，他们修筑铁路的时候还不得不在铁路一侧，紧挨着瓦尔登湖建起高墙。另外，湖岸愈是陡峭的地方，石头堆积的也就越多。所以，综合看来，瓦尔登湖的起源对我已经没有任何神秘可言了——这真是不幸啊。总之，关于湖岸铺就的奥秘我已经有所了解了。假如湖的名字不是根据某个英国人的名字来命名的，比如某个叫作萨福隆·瓦尔登的英国人，那么，我们大可以断言，这湖原先应该是叫“围墙得湖”。

对我来说，瓦尔登湖就是一口现成的井。湖水不仅一年四季清澈纯净，而且还有四个月的时间是冰凉冷冽的，此时的湖水即使算不得是最好的，也丝毫不会逊于村镇里的任何一处水源。和泉水或井水不同，湖水是直接暴露在空气中的，所以冬天的时候，湖水的温度要比泉水和井水低。1846年3月6日，为了测量温度，我在屋子里从下午五点一直坐到第二天中午，由于屋顶受太阳照射吸收热量，屋内的温度也会相应地升高，温度计上的温度最高达到了华氏65或70度，而我从瓦尔登湖取来的湖水温度却只有华氏42度，比从村子深井里刚打出来的水还要低一度。同一天，沸泉里湖水是华氏45度，也是我测量到的温度最高的湖水，不过夏天的时候，撇开凝滞温热的表层湖水不说，沸泉的水是最清凉的。此外，夏季的时候，瓦尔登湖虽然也暴露在阳光下，但是因为其水位较深，所以不会和其他的湖水一样温度过高。天气炎热的时候，虽然我偶尔也会到邻居家的井里去汲水，但多数时候还是到湖里去打一桶水来，放在地窖里，经过一晚上的时间，湖水就变得清凉无比了，而且会保持一整天不升温。湖水喝起来不仅没有水泵的味道，而且即使放上一周也还是和刚打出来的时候一样新鲜。如果有人出来露营，要在湖边住上一周，那么他只需在帐篷下阴凉的地方挖个几英尺的深坑，然后打一桶湖水埋在下面就行了，完全用不着什么奢侈的冰块。

瓦尔登湖里的鱼类也是不少的，比如鲈鱼、银鱼、鳊鱼和鲤鱼等。曾经有人在湖里捕到过一条重约七磅的梭鱼，还有一条比这条还要大，不过它刚刚咬钩就挣断了渔线飞速逃走了，垂钓者根本就没来得及看清它的模样，但是断定它至少得有八磅重。还有人钓到过两条鳗鱼，每条都有四磅重，除了这两条就再没有人在瓦尔登湖钓到过鳗鱼了。湖里还有大头鱼，稍大一点的都有两磅重。我在这里如此强调鱼的重量，是因为大小重量直接关乎每种鱼的声誉。另外，我依稀记得还有一种小鱼，大约五英寸长，两侧呈银色，背部呈绿色，长得有点像鲦鱼，我之所以要提及这种鱼，是因为它颇有传奇色彩，可以为我前面提到的瓦尔登湖的起源传说多少提供一些佐证。瓦尔登湖里的鱼类虽然不少，但也称不上是盛产鱼类，梭鱼虽不繁盛，却是湖里的主要鱼类。冬天的时候，我卧在冰面上曾经观察到至少三种梭鱼。一种长而扁，呈金属色，很像河里生长的那种梭鱼；另一种是湖里最常见的，一般在深水区域活动，这种梭鱼呈亮金色，通体散发一种幽幽的绿光；还有一种，呈金黄色，体形和上一种类似，还是身体两侧有深褐色或黑色的斑点，有时还掺杂着几点红斑，看起来很像是鳟鱼，这种梭鱼的学名叫作“网纹鱼”，不过要我看，“斑点鱼”倒是更适合它。湖里的鱼长得都很结实，看起来虽小，重量可不轻。因为瓦尔登湖的湖水清澈干净，所以不管是银鱼、大头鱼、鲈鱼，还是其他鱼类，都比别的水域里生长的要干净漂亮，而且也更结实些，两条鱼放在一起，一眼就能看出哪条是瓦尔登湖里打捞出来的。要是鱼类学家来观察，估计还能在瓦尔登湖里辨别出更多的鱼种。湖里还有周身洁净明亮的青蛙、乌龟和贻贝，麝鼠和水貂也会在湖边游走，留下它们的足迹。其他水域里过来的甲鱼有时也会在此驻足，我清晨起锚的时候，船下有时会爬出一只甲鱼来，估计是夜间的时候在此歇脚的吧。春秋时节，鸭子和白鹅就会到湖里来嬉戏，白肚皮的燕子偶尔也会在湖面飞掠而过。整个夏天，斑鹬都会扭扭捏捏地在湖岸的鹅卵石上游走。鱼鹰有时也会停落在湖岸的雪松上，我一靠近就把它惊飞了。我不确定那曾经飞落在美港上的海鸥，是否也在瓦尔登湖驻足停留过，不过至少，潜鸟是每年都来的。上述这些虫鱼鸟兽都是能在瓦尔登湖经常见到的，它们的到来为这片湖水增添了不少生机。

在天气晴和的时候，驾着小船到东面水深八到十英尺的湖面，或者其他水位较深的水域，透过清澈的湖水，会在湖底看到一些圆锥形的小石堆，高约一英尺，直径足有好几英尺。堆积在上面的小石块略比鸡蛋小一些，在一片沙质的湖底上特别显眼。我起初以为，这是那些印第安人冬天的时候在冰面上专门堆积出来的，冰面融化后沉入到了湖底。但是仔细一想，它们又太过整齐规律了，而且有些石块像是刚刚堆积上去的。这些小石堆看起来很像是河里的那些，可是湖里并没有胭脂鱼抑或七鳃鳗啊，所以我也弄不清到底是什么鱼筑造的，难道是鳊鱼筑建的洞穴？不管它们是怎样形成的，这些小石堆无疑给湖底增添了一份奇幻的神秘色彩。

湖岸弯弯曲曲，一点也不规整，所以看上去绝不会让人感到单调乏味。我现在闭上眼睛还能看到瓦尔登湖的全貌：湖西岸镶嵌着一个个的深水湾，北岸则是一览无余，十分开阔，南岸呈完美的扇形，有连绵的岬角依次叠加，层叠处又必隐匿着无数小水湾，引人探究。紧挨着湖岸四周，群山拔地而起，蜿蜒曲折的湖岸与对面的林地形成了一条优美的天然界线。湖水倒映着树影，身后的树林被衬托得更加迷人。湖岸线看上去自然流畅，完美无缺，并不像斧头砍出来的界线那样生硬，也不像是开垦的耕地，残缺突兀。湖岸四周空间充裕，树木可以恣意伸展，每棵树木都朝着水边蔓延，长出了最繁茂的枝丫。大自然在这里编织了一张天然锦缎，放眼望去，从湖边低矮的灌木丛一直到矗立在半空中的高树，层次鲜明，没有丝毫人工雕琢的痕迹。湖水冲洗着湖岸，千年依旧。

湖泊是大自然最美丽灵动的风景，它是大地的双眸，透过它可以窥见大地的深邃。岸边的树木是它细长的睫毛，四周绿荫繁茂的山脉和树木丛生的山谷，则是它浓密的眉毛。

在9月一个温和的午后，我站在瓦尔登湖东边一片平整的沙滩上，薄雾笼罩下，对面的湖岸模模糊糊、时隐时现，我突然明白了“镜光湖面”这一表达的由来。弯下腰倒挂着脑袋看过去，整个湖面就像是从山谷里垂挂出来的一张纱网，在松林的衬托下闪闪发光，把大气垂直分成了两层。这样看上去，湖面就像是一个干燥的平面，人们可以从这头一直走到那头的山脚下，在湖面上掠行的燕子似乎也可以稳稳地停栖在上面。燕子有时候确实也会潜入到水下，一划而过，似乎它也被这种假象蒙骗了。阳光强烈时，从湖面上反射出来的太阳光也十分耀眼，我要是想抬头朝西面的湖岸张望，就不得不用双手遮挡住眼睛。细看之下，湖面夹在上下两个太阳之间，的确如镜面一样平滑，只不过湖面上会均匀地散布着一些浮游在水面的小昆虫，它们不安分地跳动着，撩起一丝丝的水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偶尔会有野鸭在水上梳理羽毛，又或者会有燕子掠入水中，湖面的平静瞬间被打破。有时候，远处的鱼儿会蹦出水面三四英尺，带起一片水花，在空中划出一个圆弧，然后又落入水中，再次激起湖面的荡漾，如果鱼儿跳得高，你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它在空中划出的银弧。湖边的蓟草时不时会落入水中，随波逐流，有鱼儿看到便会浮游上来捞食，在水面激起一片涟漪。整个湖面犹如正在冷却的熔融玻璃，还未完全凝固，上面零星的漂浮物就像是烙印在玻璃中的微粒，纯洁而美丽。有时你会看到某个水域的湖水一片黝黑，且异常平静，像是有一张隐形的蛛网将它和其他水域隔离开了，专为某个水中仙女歇脚所用。站在附近的山顶上，你会看到鱼儿在整个湖面上肆意跳跃，不管是梭鱼还是银鱼，只要它们跳出水面来捕食昆虫，就必定会打破湖面的平静。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被它们演绎得多么淋漓尽致啊，即使是远在我的住所，看到有水波从十几杆外的湖面层层逼近，我就知道有鱼儿在捕食了，于是就安静地从头到尾观摩一场鱼类的捕杀行动。要是有水虫在湖面滑行，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它在平滑的水面上一溜烟跑出四分之一英里去，在湖面划出一道浅浅的水沟来，两道波纹向两边斜斜地扩散出去。至于其他漂泊在湖面的小昆虫，它们漂行时激起的涟漪微不可见，所以你一般也察觉不到。湖面水波激荡时，这些小昆虫是不会出来活动的，它们显然只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才会从隐匿之处冒出头来，鼓足了劲头，从湖岸这边一阵猛冲，快速滑行到湖岸那边去。在阳光明媚的秋日，我喜欢舒舒服服地坐在高高的树桩上俯瞰湖面，湖里满满地倒映着天空和树木的倩影，反而把自己隐匿了起来，不时荡漾出来的涟漪把水中的倒影冲开，同时也一点点地掀开了遮挡在湖面上的面纱。这片水域如此宽广，即使有小小的波动也立刻被抚平了，就像是花瓶里的水波颤动，涟漪扩散到瓶壁就平息下来了。只要有鱼儿跳出水面或有昆虫降落在湖上，就会激起一个小小的水涡，扩散出一圈圈漂亮的涟漪，如同泉水的涌流，生命的脉动，又或心脏的跳动起伏，喜悦的流露和痛苦的颤抖都已彼此融为一体。瓦尔登湖是多么宁静而安详啊！人类劳动的成果终于再次闪耀光芒了，如同那明媚的春日一般。看呐，在这晴和的午后，周围的一枝一叶、一石一网，都散发着微微的光芒，像是沐浴在春日的晨露之中。船桨的划动，昆虫的滑行，都会带出一片水光来。船桨拍入水中，激起了多么清脆美妙的回声啊！

9月和10月的时候，如果天气晴好，瓦尔登湖就是一面水镜，会清晰地映射出树林的倒影，在我看来，湖岸的鹅卵石就如同镶嵌在水镜上的珍贵宝石。地球之上，没有什么比湖泊更加纯净美好，同时又如此宽广了。它是水质的蓝天，无须栅栏的围护。一个又一个民族在此生活定居，又最终逝去，瓦尔登湖却纯洁依旧。这面水镜，不论多大的石头也无法将其打破，它波动的镜面也永远不会消退，因为大自然会为它修补完善，暴风雨和尘埃也都不会使它崭亮的镜面黯淡分毫。落在这面镜子上的一切杂质都会沉入湖底，太阳的光芒汇聚成一块柔软的抹布，为它轻轻擦拭。湖面不会遗留下阳光的气味，反而会把自己的气息高高地送上云层，转眼又把吸纳了它气息的白云拥入了怀中。

在这片水域的映射下，空气中的一切元素都毕露无遗。作为连接大地和天空的媒介，它源源不断地从天地间获取活力和能量。如有微风吹来，大地上也唯有扎根其上的树木花草可以自由摇曳舞动，但是这整片水域都会波动涌流，牵一发而动全身。看到水面上的一圈涟漪抑或仅仅是波光一闪，我便知道有风吹拂而过了。我们可以如此直视湖面，真是了不起的一件事啊。或许，有一天我们也可以俯视天空的表面，细细地端详，辨识出空中的精灵遗留下的踪迹。

10月严霜初降的时候，水上的这些小昆虫都渐渐隐匿了，待到11月，即使在晴和温暖的白天，也不会再见到它们的踪影了，湖面此时便彻底无波无澜了。11月的一个午后，持续了几天的暴雨终于暂时停歇了下来，此刻虽然万籁寂静，但乌云依然笼罩着大地，空气中薄雾缭绕，瓦尔登湖此时也是波澜不惊。10月的繁华鲜亮已落去，换上了11月的萧条黯淡，湖水中群山的倒影也是一片幽暗，湖面愈发模糊难辨。我驾着小船在湖面小心翼翼地划行，即便如此，所到之处还是漾起了大片涟漪，缓缓地向四周扩散，在我目光所及之处就停下了，层层水纹搅乱了湖中的倒影。如果凝视湖面，会看到有微微的水光在远处的湖面闪动跳跃，似乎某只逃脱了严霜的小昆虫又重新来此嬉戏，又或者是湖底的某个泉眼在暗中涌动，平静的湖面暴露出了它的隐匿之处。我慢慢地划行到水光闪耀处，低头一看，十分惊讶，原来是一群密密麻麻的小鲈鱼在那里嬉戏游乐，每条大约五英寸长，在碧绿的湖水中呈深铜色。它们不时地浮出水面，又猛然沉下去，在湖面激起一个个的小漩涡，有时还会带出一连串的小水泡。湖水深不见底，又无比清透，一片片的白云倒映在水中，让我误以为自己是乘坐着热气球飘浮在空中，而这些小鱼儿，它们鼓动着船帆似的鱼鳍在我周围游弋戏耍，颇像是一群飞鸟，打我身下飞过，让我觉得自己也在空中飞行盘旋。湖里到处都聚集着这样的小鱼群，在湖面恣意游乐，在冬天冰封住它们的天窗之前，决意好好地享受一下秋末的自由时光。有时群鱼齐齐浮出水面，在湖面激起成片的水波，好像有微风拂过，又像是有零星的雨点滴落在湖面。要是我粗手粗脚地划着船靠近，它们必定要一阵惊恐，慌慌张张地扫着尾巴逃窜到水下去，惊起一片水花，像是有人拿着繁茂的枝条在水面猛然抽过。慢慢地，雾气重了些，风又重新吹起来了，湖面的水波也一层赶着一层重新奔走起来，鲈鱼也变得更加兴奋，猛地一跃，跳出水面半个身子来，百十个黑黑的小身子，大约三英寸长，便齐齐立到水面上来了。有一年冬天，我12月5日到湖上划船，看到水面上有微波激荡，加之空气中水雾浓重，便以为是有暴雨来临，于是急忙抓起船桨往回划，尽管还没有雨滴落下来，我还是隐隐觉得一场大雨正在急速迫近，估计自己一会就要变成一只落汤鸡了。不曾想，那水波竟是鲈鱼嬉戏造成的，我的船桨划过来，它们惊恐之下，全都潜到水下消失不见，水波也便慢慢停歇了下来，于是我又得以度过一个干干爽爽的午后了。

有位老人，六十年前喜欢在夜幕降临后到瓦尔登湖来钓鱼。他告诉我说，当时四周树林一片漆黑，他常常看到有野鸭或其他的水禽在湖里活动，还有老鹰在周围盘旋。他在岸边找到一只陈旧的木筏，筏子是两段白松木掏空之后用销子连接在一起的，又削平了两头。他说，木筏虽然很笨重，但也用了许多年，最后估计是浸了水，沉到湖底去了。他自己也不清楚木筏的主人是谁，或许它是瓦尔登湖的所有吧。至于抛锚用的绳索，他常常从山核桃树上剥下树皮来撕成碎条，然后一条条接起来做成长绳。在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以前，有位老陶工曾经居住在瓦尔登湖畔，这位老陶工有次告诉他说，湖底有个铁箱子，他曾经亲眼看见过。这铁皮箱有时会漂浮到湖岸上来，可是等你走过去，它又沉入水下消失不见了。我之前还听到过一个关于印第安人木筏的故事，那个木筏也是用白松木做成的，而且据说构造也更加精巧，不过相比较而言，我还是更喜欢听老人讲他的旧木筏。这个木筏原本可能只是一棵长在湖边的松树，后来倒在了水里，在湖里漂泊了几十年，才被人做成木筏，成了湖上的专属交通工具。我记得当年第一次到湖边来，隐隐约约可以看见许多粗大的原木躺在湖底，这些原木要么是被大水冲到湖里来的，要么就是在木料便宜的时候，伐木工把它们遗留在了冰面，最后沉入了湖底。不过，现在它们大多都已不见踪影了。

我第一次乘船到瓦尔登湖来的时候，周围长满了繁密高大的松树和橡树，有些小湾处，葡萄藤攀着水边的树木蜿蜒而上，然后和对面的枝蔓缠绕在一起，在半空中形成了一个天然拱架，小船可以自由地在下面穿行。临水而起的高山陡峭险峻，山上的树木高耸入云，从西面的山顶上望下来，湖面犹如一个圆形剧场，供这些水间树木登台表演。年轻的时候，我经常在夏日的午后到湖上泛舟，把小船慢慢划到湖心，然后仰面躺在船上的座椅上，伴着和煦的西风，神游畅想，直到小船撞击到湖岸，我才重新爬起来，看看命运之风把我带到了何处。那些日子，虽闲散慵懒，却也颇有收获。我曾在无数个上午偷偷溜到湖边，在那里度过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刻，我钱虽不多，却也是富裕的，有无数个阳光明媚的夏日供我尽情享受。尽管在车间或在办公桌前工作的时间相应地减少了，我却并不觉得遗憾。我搬离湖畔后，林地里的伐木工人对它还是一如既往地冷漠。即便是漫步在林间的小道，透过稀疏的的树影，偶尔也可以远远地窥见瓦尔登的湖水，不过，恐怕今后的几年都不会有人再到林间去散步了吧。要是林间掌管音乐的缪斯女神就此销声匿迹，那也是无可厚非的。你把鸟儿栖息的树木都砍伐了，还奢望它们为你放声高歌吗？

现在，湖底的原木，那只陈旧的木筏，还有湖岸四周茂密的树林，统统消失不见了。村民们不会到湖里来沐浴，亦不来此取饮。他们甚至还没搞清楚瓦尔登湖的确切位置，就开始筹谋着要开通一条管道，把瓦尔登的湖水引到村里来。他们要把这同那孕育了人类文明的恒河水一样圣洁的湖水引进来，用它刷盘子洗碗！他们拔出木塞，拧开水龙头，就想要把瓦尔登湖收入囊中了？那匹嘶鸣声震天响的铁马，已经开进了沸湖，它的铁蹄把清澈的湖水搅踏得乌烟瘴气，瓦尔登湖畔的树林也是被它一扫而光的。都怪那些唯利是图的希腊人，竟然想出要制造这腹藏千人的特洛伊木马！我们国家的勇士何在？让那摩尔宫里的摩尔出来迎战吧，到这被恶怪的铁蹄践踏的领土来，朝着它傲慢的胸膛，刺出复仇的长矛。

然而，在我所知道的所有人和物中，瓦尔登湖是最为纯洁的一个，也是将它的纯洁保持得最完整的。很多人都喜欢它，却没有几个真正配得上这份喜欢。尽管湖岸的树木被伐木者砍伐殆尽，爱尔兰人在湖畔搭建起了猪圈，又有铁路贴着湖岸招摇而过，就连它的冰面也曾被倒卖冰块的商人挖凿过，然而那一汪湖水还是我少年时看到的模样，瓦尔登湖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唯一改变了的，只是我而已。尽管湖面的水波不断，却没有给它留下一丝皱纹，它依然是那么年轻。站在湖岸，我还能看到有燕子俯冲而下，从水面啄食小昆虫，亦如多年前一样。今晚忽然意识到，我不能像现在这样天天到湖畔散步漫游，已有二十多年了吧，这不禁让我感慨良多。可是，这里就是瓦尔登湖啊，是我多年前穿过林地邂逅的湖泊啊。在这里，冬天砍倒一棵树，春天就会有另一棵发芽生长，繁茂依旧。当年在湖面流动的泉思，如今依旧在涌动，向它自己和造物者，或许也在向我传达着它流溢荡漾的喜悦和幸福。只有那光明正大的勇士才能创造出如此杰作来吧！他把湖水捧在手心里，用思想净化它，使它变得深邃而宁静，然后又把它遗赠给了康科德镇。看着湖面一如从前的倒影，我不禁要脱口而出：瓦尔登，这就是你吧？

这不是我的幻觉和想象，

空虚地只能装饰一句诗行。

我无法再贴近天堂和上帝，

因为我已搬离了湖畔的居地。

我是块块卵石，铺就在它的岸，

我是徐徐的风，吹拂过它的面。

我伸出空空如也的双手，

盛一把沙，掬一捧清清的水流。

它幽暗而深邃的湖底，

永远深藏在我的心里。

过路的火车从来都不会刻意停下来欣赏欣赏这里的风景，不过我想，如果车上的司机、炉工、列车员和乘客，每人手中都拿有一张长期观光票，那么他们路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停下车来，细细地把湖畔的景色尽收眼底。看过如此宁静而纯洁的景色，到了晚上，在黑暗中驾驶的火车司机也会感到欣慰，至少他潜意识里不会忘记，自己在白天欣赏过那宜人的美景。尽管只是匆匆一瞥，它也会敦促着人们去好好清扫一下州街和机车上的烟灰。甚至还有人提议，把瓦尔登湖奉为“神之仙露”。

我之前提到过，瓦尔登湖没有明显的入水口和出水口，不过通过中间一连串的小湖泊，瓦尔登湖一方面和上游的弗灵特湖间接地连接在了一起，另一方面，又和下游的康科德河直接相连。在之前的某个地质时期，康科德河或许曾经泛滥过，漫溢的河水通过中间相连的这些小湖泊漫流到了瓦尔登湖，现在只要稍稍挖掘一下，把中间的小湖泊打通，瓦尔登的湖水就可以回流到康科德河里去，不过，上帝可不允许人们那么干！如果说瓦尔登湖像位隐士一样在林间默默地隐居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修炼得如此纯洁美丽，要是再让那污浊的弗灵特湖水掺杂进来，或者让这清澈纯净的湖水白白流失到大海去，谁都会为此感到惋惜的吧？

弗灵特湖，又称沙湖，是我们康科德镇最大的一个内陆湖，位于瓦尔登湖以东一英里。弗灵特湖比瓦尔登湖大得多，据说有一百 九十七英亩，湖里的鱼类也很丰富，但是湖水很浅，水质也不是很清澈。我经常到那边的树林去散步，打发打发时间。走在湖边，有微风拂面而过，湖面又有微波荡漾，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一名水手，心情十分愉悦。秋天的时候，我会到那里捡拾栗子。成熟的栗子被秋风一吹，就纷纷掉落到湖里，又被水波推送到岸边。有一天，我正蹲在岸边拾栗子，迎面一阵水雾吹过来，一只废旧的木船突然映入眼帘。船两边的船舷都已脱落，只剩下一张光秃秃的船底平铺在灯芯草丛中，但是船的整个框架结构还隐约可见，就像是一块巨大的垫板，虽然已经破旧不堪，上面的纹路还依然十分清晰。这只废船跟海边被水手们抛弃的旧船很相像，颇有种铁骨铮铮的气概。不过它现在深陷在沙滩里，已经和湖岸融为一体了，菖蒲和灯芯草也对其视若无睹，纷纷穿过船板的缝隙冒出了头。湖北岸的沙滩被湖水冲压得十分坚硬，脚踩上去丝毫不会下陷，沙滩上还有被湖水冲刷出来的纹路，有的呈直直的一条线，有的呈弯弯曲曲的波纹状，看上去十分可人，而岸边的灯芯草也循着这些纹路的踪迹生长，有的笔直延伸，有的蜿蜒向前，一排挨着一排，就像是水波播撒下的种子。我还在沙滩上发现了许多奇怪的小球，直径从一英寸到四英寸不等，却都是滚圆的球形，里面包裹的明显是某种纤细的小草，比如谷精草，又或者是什么植物的根茎。这些小球随着浅水的波动在沙滩上来回游走，有时一不小心就被抛到了湖岸上。它们要么是结结实实的小草球，要么里面会掺杂一些沙土。起初我以为，这些小球是随着湖水的波动形成的，就像鹅卵石，在湖水的冲刷下变得圆润光滑，但后来发现小球的表面并不光滑，就连那半英寸大小的小草球质地也很粗糙，而且它们只在一年中特定的某个季节才会出现。另外，就小球的成形来看，湖水的波动非但不利于它形成，恰恰相反，刚成形的小球会在湖水的波动下被冲散开来。那些被抛上岸的小圆球，即使干枯很长时间，也不会散开。

弗灵特湖！我们的词汇竟贫乏到了如此地步。那个叫作弗灵特的农民，邋遢又愚蠢，把湖畔的植被清扫而光，然后把自己的农场建在了这蔚蓝的湖水边，他有什么权利把自己的名字强加给这纯洁的湖泊？他就是个十足的铁公鸡，甚至不乐意野鸭到此嬉戏，觉得它们是湖里的入侵者。他喜欢的是崭新明亮的美元，是银光闪闪的硬币，可以折射出他厚颜无耻的嘴脸。他瘦骨嶙峋的双手，如同希腊神话里鸟身女妖的爪子，强抓豪夺下，已经变得扭曲不堪。所以，我是不会接受这个名字的。就算用湖里畅游的小鱼来为它命名也强过用他的名字，要不然还可以取用在湖畔栖居的野禽或者爬行动物的名字，或者以水边的野花为名，再不然就用那流浪到此的大人或小孩的名字，至少他们的故事是和这湖交织在一起的。他虽临湖而住，却对这湖没有一丝感情。他眼里没有湖的影子，更不会到湖里沐浴。他不会为这湖说上一句好话，更别提去保护爱惜它了。上帝创造了这湖，他对此没有丝毫的感激之情。所以我到那里去，绝不是去拜访他，也不会去打探他的消息。从和他沆瀣一气的邻人或者政府人员那里，他购得了这片土地，手里握着一张地契便声称自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然而一张地契并不足以使他成为这里真正的主人。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它有什么金钱价值，每次到来都给湖畔带来一场遭难。他耗尽了周围土地的养分，还想着要把湖里的水也抽干。在他眼里，这湖根本就是一文不值。“这湖怎么就不是英吉利干草堆或者长满蔓越橘的牧场呢？”他心里恨恨地想，恨不能把湖水放干，挖出湖底的淤泥，好卖出几个钱来。在他眼里，这湖并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好处，湖水又不能替他推动磨盘。我一点也不尊重他的劳动，在他的农场里，每样东西都标有它的价位，他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去出售，如果这里的风景和他信奉的上帝也可以出售，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摆到市场去。他每天到市场去，就像是去膜拜他的上帝。他的农场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自由生长，他的土地不产粮，他的牧场不开花，他的果树也不结果，它们为他产出的都是美元。对他来说，果子只有卖出钱来了，才是真正成熟了，至于果实美不美，他才不会在乎。我宁愿一分钱也没有，但也要富足地生活。对我来说，越是贫穷的农民，越能引起我的注意，我也更加尊敬他们。啊，那些可怜的有钱人呐！看那模范农场！房子就像矗立在厩肥堆上的菌菇，一间间分类齐全，有住人的，有养牛的，有喂猪的。干净的，肮脏的，一间紧挨着一间！人就和牲畜挤在一起，满身的脂肪散发着粪便和乳酪的气息。在农业高度发达的社会，人的心房和大脑真是做了好肥料了！就像是把土豆种在教堂的墓地里，那里的养料多充分啊！这就是模范农场。

不，不，如果我们要以人名来命名某处秀丽的自然风景，那就用那些尊贵崇高之人的名字吧。我们的湖应该取一个像样的名字，就像伊卡利亚海(57)，它因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伊卡洛斯坠入海中丧生而因此得名，至今那里的“海岸上还回荡着那个英勇事迹”。

鹅湖面积较小，位于瓦尔登湖和弗灵特湖之间。美港是康科德河的延伸，在西南方向大约一英里之外，据说面积有七十英亩左右。美港再往前一英里半就是白湖，面积大约四十英亩。以上就是我的湖泊之乡，这里所有的湖泊和河流都是我独享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管我带着什么思想过去，它们都会细细地为我研磨。

瓦尔登湖已经被我、伐木工和铁路亵渎了，在剩下的湖中，最迷人的就数白湖了。即使不是风景最秀丽的，它也当得上是林间的一颗珠宝。白湖要么因其湖水的纯洁清澈而得名，要么因湖畔的白沙而得名，但名字总归很普通。虽然从这一点还有其他方面来看，白湖比瓦尔登湖稍稍逊色，除此之外，它俩可谓是同胞兄弟，各方面都极为相像，让人以为这两个湖在地下肯定是相互连通着的。它们的湖岸都是卵石满布，湖水的颜色也如出一辙。在闷热的三伏天气，站在白湖的一角，透过湖湾上的小树林看过去，湖水虽然不深，但从湖底反射出来的倒影会给湖水染上一层雾蒙蒙的蓝绿色或者绿灰色。多年前我制作砂纸需要沙子，便拉着车到白湖去取沙，从此之后我就经常到湖边来了。还有个常到白湖来的人曾提议叫它“翠湖”，要是这样说的话，那么鉴于下面的原因，我也可以叫它“黄松湖”了。大约十五年前，岸边生长着一棵脂松，当地人都叫它黄松，这种树木虽不是什么稀有树种，但是这棵黄松却是长在距离湖岸几杆远的湖里的，从幽深的湖水里直蹿出来。当时甚至有人推测说，白湖是地质下陷形成的，这棵黄松应该就是当时原始森林里遗留下的一棵树种。我甚至在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收集的文献中找到了一本《康科德镇地质特征》，此书写于1792年，作者是当地的一位居民。他在描写瓦尔登湖和白湖时写道：“白湖中央生长着一棵大树，水位很低的时候看上去，树木就像是长在地面之上，但实际上它扎根在十五英尺深的水下。树的顶端已经断裂，断面的直径大约十五英寸。”1849年春，我和一位住在湖畔附近萨德伯里的居民聊天，他告诉我说，大约十或十五年前，是他把那棵黄松树从湖里拉走的。他说，印象中，黄松树大约距离湖岸十二到十五杆远，水深约三四十英尺。当时是冬天，湖面已经结了冰，他上午在湖面刨冰，下午便找来几位邻居帮忙，决心把黄松树从湖里弄出来。他在冰面上开出了一条通往湖岸的冰道，准备用几头牛把树拔出来，拖上冰道，然后拉到岸上去。可是刚进行了没多久，他就惊讶地发现黄松是头朝下颠倒着生长的，树根在上，树干朝下，枝丫一直延伸到水下，并长出了根须牢牢地扎根在湖底。树根有一英尺粗，但在水下已经腐烂得不成样子了，他本打算刨出来做段好原木的，现在看来只能当柴火烧了，不过他家里有现成的柴火，用不用它还不一定呢。黄松的底部还有斧头砍过和啄木鸟叼啄过的痕迹。他便推测，这棵树本来是生长在湖岸上的，后来枯死了，又被大风吹倒在了湖里，树根留在了湖岸，上面的树干浸水后下沉，最后就头重脚轻地倒立过来了。他八十岁的老父亲都不记得这棵树是什么时候没有的。几根比较大的黄松木段现在还静静地躺在湖底，在水波的荡漾下，它们看起来就像是巨大的水蟒盘卧在水底。

湖里没有什么鱼类，也很少有渔人驾船过来。因为湖底没有淤泥，所以湖里没有白睡莲生长，也没有常见的白菖蒲，只有零星的蓝菖蒲，从卵石密布的湖底冒出头来，在清澈的湖水里摇曳。六月份的时候，菖蒲花绽放，会吸引许多蜂鸟过来。它微蓝的叶片和花朵倒影在水中，与蔚蓝的湖水相得益彰。

白湖和瓦尔登湖都是光明之湖，它们是耀眼的水晶石，镶嵌在地球之上。要是它们足够小，又长年冰封，肯定会被皇帝的侍从带走，当作宝石献给他的主子，用来装饰皇冠。幸而它们宽阔而深邃，又是流动的液体，所以才为我们保留了下来，也供我们世世代代的后人享用。然而我们却这样无视它们，转而去追求科依诺儿钻石，那所谓的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它们如此纯洁，不含丝毫污点，市场的估价根本无法衡量出它们的价值。这些湖泊对人毫不吝啬，它们远比我们纯净，也远比我们的生活美丽！比起农民门前那放养鸭子的水池子，有野鸭光临的湖泊不知比它清透秀丽了多少倍！大自然的纯净秀美，世间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好好地欣赏。那空中飞翔鸣唱的小鸟都可以和地上的花朵相映成趣，然而对于大自然的美丽，却没有一个青年或少女和它心有灵犀。大自然只能在人类居住的村镇之外，孤芳自赏。谈什么天国乐土，尔等羞煞大地也！

贝克农场

我时常在大自然中漫游，有时不觉便来到了松林，那里的松树高大庄严，颇像是一座座庙宇，茂密的枝叶在风中摇曳挥舞，又像是海上装备齐全的舰队，在光影中起伏荡漾。就连那把橡树作为最高神祇的德鲁伊教徒们，看到这绿荫繁茂又不失温柔的松树，也要到此顶礼膜拜了。有时我会一直踱步到弗灵特湖那边的杉树林，杉树上挂满了灰色或蓝色的浆果，要是有这么一颗杉树矗立在瓦尔哈拉殿堂(58)前，那么殿堂就会显得愈发古老而神圣。此外还有匍匐桧蔓延地上，累累硕果挂满枝蔓，犹如一个个小花环点缀在地上。偶尔我还会到沼泽地去散散步，一束束松萝如同鲜绿的彩带垂挂在白云杉上，地面上长满了伞菌，好像是守护在此地的神灵们摆设的一张张圆桌，又有一些精美秀气的菌类点缀在树桩上，如同停落其上的一只只蝴蝶，又像是遗落在上的贝壳或田螺。山竹和山茱萸也在沼泽地扎根生长，桤木上红色的浆果，如同精灵的眼睛闪闪发光。蜡蜂所到之处，即使是最坚硬的树木也会被划出一道细沟。而野冬青艳丽的浆果更是让观者如痴如醉，忘乎所以，另外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生禁果，让游者眼花缭乱，心醉神迷，不过它们实在是太过鲜美了，让我们这些凡人无福消受。我平时并不去拜访学者教授，而喜欢到远方的牧场，到树林或沼泽深处，抑或攀至山顶，去寻访此地不是很常见的树种，比如黑桦。我在此地仅见过几棵比较高壮的黑桦树，长得都有两英尺来粗。这里还有它的近亲——黄桦，浑身披着一件金色的外衣，和黑桦一样，也散发出淡淡的香气。山毛榉的树干笔直向上，干净利索，树干上长满了青苔，像是涂上了一层漂亮的绿彩，不管是从哪方面来看，它都完美得无可挑剔。康科德镇的山毛榉都很零散，这儿长一棵，那儿冒一株，只有镇上还保留着一片稍有规模的山毛榉树林。在这片树林附近，曾经有一片山毛榉树林，有人便推测，山毛榉坚果吸引了成群的鸽子过来，这些鸽子在啄食坚果的时候在此处遗落下了树种，后来便长成了这片山毛榉树林。劈开山毛榉的树干，里面银色的纹理亮闪闪的，也很值得一看。此外，椴树、角树，还有学名为Celtis occidentalis的假榆树也是本地少见的树种，从外观上说的话，我只在附近见过一棵长得比较秀丽挺拔的。再有就是挺拔的松树，树干可做桅杆，一种其木材可做木瓦的树木，还有一种生长的环境比较隐蔽，像一座宝塔一样直直地挺立在茂密的树林深处。另外还有一些别的稀有树种，我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总之，不管是炎热的夏日还是刺骨的寒冬，这些树木所在之处，都遍布着我的足迹。

有一次，一道彩虹挂在天边，而我恰巧站在这道虹桥的一端。放眼望去，周围的花草树叶都染上了一层炫丽的色泽，让人眼花缭乱，世界仿佛是被彩色的水晶体折射出来的。那一瞬间，我变成了一只海豚，生活在彩虹映射下的光泽之湖里。若非彩虹只是昙花一现，那么长时间沐浴其中，我的工作和生活定会被渲染得绚丽多彩。走在铁路堤道上的时候，有时会有一圈光晕围绕在我的影子上，我因此就把自己幻想成是上帝的选民。我的一位访客曾经告诉我说，那些移居到此的爱尔兰人，他们身前的影子周围是没有光晕的，只有我们本地人才可以享此殊荣。意大利雕刻家本韦努托·切利尼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他被囚禁在圣安琪罗城堡的时候，经历过一场可怕的噩梦或者说是幻觉，清醒之后，便有一道绚丽的光环出现在他影子的头顶上，后来不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法国，这道光环从早到晚都一直环绕着他，在青草挂满晨露的时候，光环尤其明显。这跟我前面提到的现象很相似，虽然在其他时候，甚至是月夜下光环也隐约可见，但只有在清晨的时候才特别明显。尽管光环一直都在，却通常不被人注意。一旦遇上本韦努托·切利尼这样想象力丰富的人，就足以将它发展成为一种迷信了。尽管他在回忆录中说，他只让极少数人观看过他影子上的光环。不过，那些意识到了自己头带光环的人，不都是出类拔萃的吗？

一天下午，因为所剩的蔬菜不多了，我便穿过林地到美港去钓鱼。途中经过怡和草场，它属于贝克农场的一部分。贝克农场十分幽静隐蔽，一位诗人曾经写诗赞誉过它，诗歌开篇写道：

“你的门前风景宜人，

苔藓树上硕果喜人。

小溪欢快地流过，

麝鼠慌张地跳过，

鳟鱼银光闪闪，

河里恣意游玩。”

在搬到瓦尔登湖畔之前，我也考虑过到贝克农场居住。我曾在这里摘食过苹果，也曾跳跃着越过小溪，吓跑了这里的麝鼠和鳟鱼。这天下午看起来十分漫长，感觉很多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我决定要到大自然中去度过剩下的时间的时候，下午已经过去一半了。不幸在半路上又遇到了一场阵雨，我便不得不到一棵松树下避雨，折下几个树枝顶在头顶，又把手帕搭在上面，做成一个简易的遮雨棚。阵雨持续了半小时才停歇。雨停后我赶到湖边，下到及腰深的水里，把渔线投到梭鱼密集的水草处，却突然发现头顶阴云密布，紧接着便听到雷声轰鸣，我一时竟木然不知所措。我心想，用鱼叉似的闪电来攻击一个手无寸铁的垂钓者，诸神一定十分得意吧。没有办法，我只能赶紧上岸，到附近的一座小棚屋里去避雨。棚屋已经被遗弃很久了，距离公路大约半英里，不过从湖边过去要更近一些。

“小屋为诗人所建，

在他的迟暮之年。

看屋子甚是简陋，

也有毁灭之危险。”

缪斯女神便是这般预言的。但是到那儿之后，我发现有个叫约翰·菲尔德的爱尔兰人和他的妻子还有几个孩子已经住进来了。宽脸盘的大男孩已经可以给父亲打下手了，这时候他也从外面的沼泽地跑回家来避雨。最小的孩子还是个婴儿，脸蛋皱巴着，脑袋尖尖的没有长开，看上去像个巫婆，此时正被父亲抱在膝头，像是端坐在皇室的宫殿里。小家伙从既潮湿又贫乏的家中向外探着脑袋，好奇地看着到来的陌生人。作为婴儿，强烈的好奇心是他婴儿期还未消退的特权，好像他只知道自己是贵族阶级的最后一个血脉，是整个世界的希望和焦点所在，而不是约翰·菲尔德家嗷嗷待哺的小家伙。外面大雨漂泊，电闪雷鸣，我和他们一家人在屋里找了处不怎么漏雨的地方挤坐在一起。在他们一家人乘船来到美国之前，我就曾多次到这个小屋里来歇脚。这个约翰·菲尔德虽然老实本分，但又明显能力不足，无计谋生。约翰的妻子倒不是什么胆怯之人，小屋里原本有个高大的火炉，她就毫无顾忌地在上面天天烧火做饭。她脸盘圆润，油光满面，胸前无甚遮拦，整日梦想着有一天能过上好日子。她手里永远拎着拖把，屋里却不见有丝毫擦拭的痕迹。鸡群也跑到屋里来避雨了，好像自己也是家庭成员之一，在屋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我心想，它们看起来人模人样的，估计烤出来也不会好吃。它们要么杵在我面前，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看，要么就拼命地啄我的脚。不过这会儿家里的主人已经开始给我讲述他的“创业史”了：他为邻近的一位农民辛苦劳作，要么是在沼泽地里，要么是用铁锹或锄头翻耕牧场，报酬就是一亩地十美元，外加施过肥的一块土地一年的使用权。他那宽脸盘的大儿子跟在父亲身后欢快地打下手，对于父亲做了一桩多么吃亏的买卖，他全然不知。我跟他说他是距离我最近的邻居，然后和他讲了我的经历，希望能对他有所帮助。我说是来此钓鱼的，虽然我看起来游手好闲，但境遇和他差不多，也是全凭双手的劳动养活自己。我的房子虽然也很小，却也整洁明亮，造价也很低，不超过他这座破屋烂房一年的租金。我说：“你要是愿意，一两月内就可以搭建起一座属于自己的宫殿。”另外，茶水、咖啡和牛奶我一概不喝，黄油和鲜肉也一律不吃，也就无须为饮食这些东西而去辛苦劳作。换句话说，因为我不用辛苦劳作，也就无须大吃大喝，食物的花费也就很少。但是他一旦吃上了牛肉，喝上了茶水、咖啡和牛奶，就得靠劳动去购买，然而一旦付出了劳动，消耗了身体的能量，他又得吃好喝好，以补充能量。如此一来，他不过是在做重复的等价交换，啊，不对，应该说是在做吃亏的买卖，因为他总是带着抵触和不平的情绪在劳作，劳作中又一点点耗尽了自己的生命。然而他自己却认为来到美国是一件明智之举，因为这里每天都能吃上肉，喝上茶和咖啡。但是真正的美国，应该要让他的国民可以自由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而完全不受外在物质条件的束缚，政府也不应该强迫你上缴税款，去维持奴隶制度、战争和其他的一些不必要的花费，而这些花费又恰恰是由上述那些物质消费直接或间接引起的。

我和他谈话的时候，刻意把他当作一位哲学家，或者说一位想要成为哲学家的人。如果人类自我救赎需要把牧场还原到原始状态，那么，看到地球上所有的牧场都变成杂草丛生的草地，我会十分欣喜的。人类无须从历史中探求什么才是最适合本国的文化。可是，哎，爱尔兰人所追求的，不过是拿把道德的锄头去填充食欲之腹。我跟他说：“既然你要到沼泽地里去劳作，就得穿厚靴子和耐磨的衣服，而且很快就会弄脏磨破，而我不需要太拼命地去劳动，穿着的鞋子衣服也都很轻便，价格也便宜得多。”不过，在他看来，我的穿着打扮很像位绅士呢，当然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至于生计，我只消到湖边钓上一两个小时的鱼，轻轻松松，权当是消遣，就可以把未来几天的食材解决掉了，也可以把鱼卖掉，卖得的钱足够维持我一周的生活。要是他们一家子也可以像我一样如此简单地生活，他们夏天的时候也可以高高兴兴地到山上去采摘越橘，以此为生。听我说完，约翰轻轻叹了一口气，他的妻子则双手叉腰，呆呆地看着我，他们俩估计在合计是不是有足够的资金去开始这种生活，或者说他们的那点加减乘除水平够不够支持着他们在这条道上走下去。对他们来说，在生活中的航行就得靠航位推测，目前他们还没有计算清楚，沿着这条航线到底能不能安全抵岸。我推测，他们现在大概还是在按照原先的方式，勇敢地在和生活作斗争，真刀真枪地去冲锋陷阵，丝毫没有技巧可言，更不懂得运用小楔子，把它敲进生活这个擎天大柱里，以便各个击破。他们决意要单刀直入地和生活对决，就像对待一棵长满了刺头的蓟草那样。但是他们一开始就已经处于绝对劣势了。约翰·菲尔德啊，你要知道，生活是无须算计的，你越是算计失去的也就越多。

“你钓过鱼吗？”我问他。“哦，当然。我闲着没事的时候就去钓鱼，钓到不少大鲈鱼呢。”“那你用什么鱼饵啊？”“我先用蚯蚓钓些小银鱼，再用银鱼做鱼饵钓鲈鱼。”“约翰，你可以出去干活了。”他妻子看了看外面，兴奋地催促他，不过约翰没有理睬。阵雨已经过去，天边一道彩虹架在东面的树林上，看来晚上的天气会很不错，于是我便起身告辞。走到屋外，我又开口问：“可以借口水喝吗？”我想借此看看他们家的水井，也不枉我来这一趟。哎哟，看看他们的水井吧，井内水位很浅，又都是流沙，井口打水用的绳子断掉了，水桶也破烂不堪。不过这会儿主人已经从厨房挑了个好用的容器，盛着水过来了，水是蒸馏过的。经过了好一阵推辞，主人又致歉再三，才把水递到口渴的客人手里。看了看容器里的水，我心想，啊，原来他们就是靠这“粥状物”来维持生活的呀。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考虑到主人的热情厚道，我也不便挑三拣四了，只好闭紧双眼，一边巧妙地避开水里的悬浮物，一边硬着头皮把水喝下了，总算也没有辜负主人的一番好意。

我从爱尔兰人家里出来，紧接着就往湖边赶。我穿过荒凉的草地，越过地上一个个的小水洼，一路直奔湖边。作为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我这么着急忙慌地赶着去捕梭鱼，有那么一瞬间让我觉得自己真是大材小用了。但是当我走下山坡的时候，正赶上夕阳西下，红霞满天，又有彩虹横跨天边，雨后的空气清新干净，远处还有微微的叮当声传来，此时内心有个声音对我说：“去捕鱼吧，去狩猎吧，到那宽广的大自然中去度过你的每一天。不要停止你对大自然的探索，不要有什么顾虑，你可以在任何一条小溪边驻足歇脚，亦如你在村民家的炉火旁缓解疲乏。趁着年轻，把自己投入到造物主的怀抱里来吧。黎明前起身，甩掉一切烦恼，大胆地去探险。中午在湖边歇脚停留，晚上就四处为家。大自然是广袤无边的，这里的活动也更加值得人类参与其中。大自然是狂放不羁的，你也应该如此，你看那自由生长的莎草和凤尾蕨，它们永远都不会成为英格兰干草堆。让惊雷咆哮去吧，它毁不毁坏农民的庄稼，与你又有何干系？反正它也不是在向你示威。即使人们都奔跑着到马车屋舍里去避雨了，你也大可以稳站在乌云下。你的生活无须在做买卖跑生意中度过，你只消抱着娱乐的态度好好享受它。享受大地带给你的快乐，但不要想着把它占为己有。那些缺乏信念和进取心的人，他们买来卖去，始终都在原地踏步，过着奴隶般的生活。”

哦，贝克农场！

“一束纯洁的阳光，

成就一片美丽的风光。”……

“在那圈有围栏的草场，

没有人会去狂欢歌唱。”……

“你的心中没有顾虑疑问，

自不会去与人争辩讨论。

褐色长袍朴实素雅，

你亦如从前那般温顺娴雅 。”……

“来吧，爱者，

来吧，恨者，

还有那圣鸽之子，

盖伊·福克斯等人。

让我们把所有诡计阴谋，

统统挂到树梢枝头！”

一旦入了夜，即使是在屋后的田野或者门前的街上，家中的声响就近在耳边，这种情形下人们依然会感到恐惧害怕。他们的生命在不断衰退，因为他们总是在呼吸同一片空气。从早到晚，他们的脚步从未走出过自己的影子。我们每天都应该到远方去，去探索，去历险，然后晚上带着崭新的经历和心灵回家。

我还没走到湖边，约翰·菲尔德就从后面追上来了。他估计是受到了某种刺激，决定今天暂且不去沼泽地里劳作，转而来和我一起钓鱼了。不过，我已经一连串钓到了好多鱼，这可怜人的渔钩才钓上来两条小鱼虾，他说这都是因为他运气太差了。后来我和他调换了位置，可是运气也跟着移步了。哎，可怜的约翰·菲尔德！我想他要是能看到这段话，一定会有所启迪的。在这个原始的新国度里，他却还想着采用那古老国度的方式来生活，竟然要用银鱼来钓鲈鱼。当然，银鱼有时是不错的鱼饵，这点我也不否认。尽管方圆数里，目及之处的土地都归他支配，可是他还是穷人一个。他继承了爱尔兰人骨子里的贫困和穷苦的生活方式，也延续了从亚当祖母那里传承下来的奔波劳苦的命运，不管是他还是他的后人，都不会有出头之日，除非他们跋泥涉水的双脚长出飞翔的双翼。

更高的法则

此时夜幕已经降临，我一手提着一串鱼，一手拖着渔竿往回走。在穿越树林的时候，我瞥见一只土拨鼠，战战兢兢地从小道上蹿了过去，我顿时血液沸腾，强烈地想要逮到它生吞掉。我当时并没有感到饥饿，不过是它所表现出来的野性激发出了我体内的野蛮因子罢了。在湖畔居住的那段时间，有一两次，我像一只饥饿的猎犬一样在树林里游荡，想要放纵自己在林子里寻些野味来吞食，别管它有多么残暴，只要是野兽就行。那些野蛮血腥的场景，在我脑中变得莫名地熟悉起来。像多数人一样，我具有一种向往更高生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精神生活的本能，这种本能我以前就有，现在依然存在。然而，我体内还存在着另一种向往原始和野蛮生活的本能，这两种本能，我都予以尊重。我对野性的热爱丝毫不亚于对美好精神品德的推崇。钓鱼就是一种原始味十足，又充满冒险的活动。有时候我喜欢去过一种原始的生活，像动物那样消遣度日。或许正是因为我年少的时候就喜欢钓鱼和狩猎，早早地就和大自然建立了一种亲密友好的关系，所以对原始生活的向往才会如此强烈吧。钓鱼和狩猎把我带入了大自然秀美的风景中，使我和自然建立了一种持久的联系，若非如此，小小年纪的我是无法对大自然有过多了解的。渔民、猎人和樵夫，他们终日活动在林间田野里，潜意识已经把自己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了，劳作之余，他们会怀着愉悦的心情欣赏大自然，而那些诗人和哲学家，他们则带着期许来观察她。大自然毫不羞涩，在人类面前，她乐于全面地展示自己。游者走到草原之上自然而然地就成了一位猎手，来到密西西比河或者哥伦比亚河上游，他便成了一位捕兽者，而到了圣玛利亚瀑布，他就是一位渔夫。如果游者只是单纯地游览观看，他所获得的就只能是不全面的二手资料，毫无权威可言。我们最感兴趣的科学报道，通常都是那些由实践经验获得或者本能展现出来的知识。而且只有这样的知识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人文科学，或者说是对人类经验的客观记录。

因为美国佬们享有的公共假期屈指可数，此外，不管大人还是小孩，他们也都不像英国人那样可以肆意嬉戏游乐，所以有人就断言说美国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其实不然，美国盛行的是像狩猎和捕鱼之类的原始活动，此类活动虽然通常是单人单干，但本质上也是一种娱乐。比如在我们新英格兰，和我同辈的那些男孩子，在他们十到十四岁的时候，几乎每个人肩膀上都会扛着一把猎枪。他们也不像英国贵族那样划出一块有限的区域，他们捕鱼狩猎的场地是漫无边际的，就像原始的野蛮人一样，他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捕鱼狩猎。至于他们为什么很少去到公共场所参加娱乐游戏也就不足为奇了。可是现如今，情形也有所改变，原因倒不是因为人道主义的发展，而是因为猎物数量的急剧减少。或许现在动物最好的朋友正是以前的猎人，当然还有那些动物保护协会的成员。

住在湖畔的时候，我喜欢捕鱼吃，主要是为了丰富一下食物的种类。本质上来说，和人类第一批渔夫捕鱼的目的一样，我捕鱼只是单纯地为了填饱肚子。尽管我前面提到，出于人道主义我们应该禁止捕鱼，但那纯粹是胡言乱语，我运用了理性哲思，却忽略了自己的情感需求。我现在只是单纯地说捕鱼，因为我很久以前就改变了对捕鸟的看法，而且在搬进林地之前就把猎枪卖掉了。我赞成捕鱼并不是因为我不人道，而是因为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这么热爱捕鱼。对于蚯蚓和鱼儿，我一点也不同情怜悯，毕竟自然法则就是如此啊。再说捕鸟吧，我前几年的时候还没有放弃猎鸟，当时我扛着枪，心里想着，我是为了研究鸟类才猎捕它们的，况且我只捕猎那些稀有鸟类。现在不得不承认，要研究鸟类，猎捕它们并不是最好的方式。如果真的是单纯为了研究它们，那么放下猎枪也一样可以就近观察。然而，撇开人道主义不说，我不禁又要质疑，放弃了狩猎，我们真的还能找到如此有价值的娱乐活动吗？朋友们有时会问我，是不是应该让儿子们去狩猎。我在狩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它曾是我最好的“老师”，一想到这点，我就禁不住回答他们：“当然，让他们去狩猎吧，尽管他们起初只是小打小闹，但最终会成为真正的猎人的。到那时，所有生活在大自然中的鸟兽对他们来说都是手到擒来。”当然，捕鱼也是如此。乔叟笔下有位修女(59)曾说过：“说什么猎人非好人，那秃毛母鸡的话你莫相信。”到目前为止，我很赞同她的观点。曾经有一段历史时期，不管是单个猎人还是一个狩猎民族，他们都是最受尊敬的，阿尔冈昆人(60)称猎人为“最好的人”。对于那从来没有拿过猎枪的男孩，我们唯有对他表示同情，他缺失了狩猎对他的教育，不再是富有人性的人了。对于那些一心追求狩猎的年轻人，以上就是我的一点建议，我相信，他们对狩猎的热情很快就会消退的。经历过无知莽撞的少年时代，人们便不会再肆意地残害生命，对于和人类一样珍惜生命的动物，我们会给予同样的尊重。要知道，野兔在濒临绝境的时候也会像婴孩一样哀叫。我告诉你们，母亲们，我的同情可不只是面向人类的。

通常来说，年轻人对大自然的熟知正是始于他们的狩猎活动，狩猎也是他们最自然的天性流露。他起初到大自然中去捕鱼狩猎，慢慢地，对生命有了更好的理解，找到了更好的人生目标，比如要成为一位诗人或者自然学家，于是他便卸下了猎枪，丢掉了渔竿。在这方面，大部人都还是不成熟的，他们停留在人生的最初阶段，迈不出向前的步伐。在很多国家，牧师狩猎是常有的现象。这样的牧师可能会成为牧人的一条好猎犬，却永远也成为不了好牧人。村里的大人小孩来到瓦尔登湖，除了伐木和凿冰之类的活动，能够让他们在这里待上一天半晌的，就只有捕鱼了，这真是让我大为吃惊。尽管瓦尔登湖秀丽的风景就呈现在眼前，但是除非能够钓到大串儿的鱼上来，否则他们就觉得在这里待着是浪费时间，真是走了霉运了。估计他们得到湖边来个上千次，对钓鱼的这种偏见才会沉落湖底，他们的目的才会被过滤干净。毋庸置疑，这个净化过程恐怕是没有完结之日了。政府的工作人员和议员们对瓦尔登湖的印象隐隐约约，毕竟去钓鱼那会儿他们都还是小孩子。但是现在，他们一来地位显赫，二来也都上了年纪，所以也不可能再去钓鱼了，垂钓便与他们再无关系了。可就连他们这样的人，也都梦想着死后要升往天堂。要是让立法机构就瓦尔登湖立法，估计他们也只能限制一下湖里最多能投放多少渔钩。然而他们不知道，渔钩不仅可以钓鱼，还可以钓起瓦尔登湖的一片大好风光呢，如此一来，立法本身就被作为鱼饵投放出去了。由此可见，即使是在文明社会，处在懵懂状态的人类也要经过狩猎的教育，才能真正成长起来。

最近几年，我发现每次钓完鱼自尊心都会受创。我反复尝试了多次，结果每次都一样。虽然我有钓鱼的技术，和很多人一样，也有钓鱼的天分时不时地展现出来，然而每次钓完鱼之后，心里总会感到后悔，“真不应该来钓鱼的”。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或许它就像清晨的第一缕曙光，是上天给我的一种预示吧。无疑，我体内有着向往原始生活的本能，然而近些年，虽然我的智慧和仁义道德并没有多少提升，但还是渐渐远离了捕鱼的生活，现在我已经完全放弃捕鱼了。不过我能预料到，要是我现在生活在荒野，那么我照样还是会成为一位彻头彻尾的渔夫或猎人的。我意识到，以鱼肉或野味为主食总归是不干净也不健康的，所以人类才会有那么多的家务要做，不辞辛劳地打扫房屋，把屠宰留下的污秽和气味清除出去。不仅如此，人们还得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穿衣打扮，尽量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又体面。如果要吃鱼，我就得自己宰杀、清理、烹饪、上桌，整个过程都要亲自动手，因而我对食用鱼肉的认识也更加全面彻底。根据个人经验，我反对吃鱼，主要是因为鱼肉不干净。此外，在经过了捕鱼、清理、烹饪和食用这一系列的程序之后，我发现鱼肉并没有给我补充多么丰富的营养，这真是耗时耗力，又得不偿失。如果是面包或土豆，只要吃上几口就可以饱腹，而且方便又干净。和很多同代人一样，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吃荤了，而且茶叶和咖啡之类的饮品也从不沾口。这倒不是因为饮食它们会有什么负面影响，只是单纯的不喜欢而已。我对鱼肉的抵触同样也是出于本能，而非经验造成的。从各个方面来看，原始而简朴的生活方式都异常美好，虽然我没有亲身实践过，但也在通过想象过足了瘾。我相信，任何一个具有并想要真诚地保留他的精神追求或诗意灵识的人，他都会尽量避免吃荤，节制膳食。我在昆虫学家科尔比和斯宾塞合著的一本书中找到了这样一句话：“某些昆虫在身体蜕变的关键时期，即使饮食器官良好，它们也不会去进食。”这真是一个重大的发现，科尔比和斯宾塞把这一事实总结为“一条普遍规律，即所有处在蜕变关键期的昆虫，它们的饮食较幼虫时期都大大减少。比如贪吃的毛毛虫在化茧成蝶的时候……贪食的蝇蛆在蜕变为飞蝇的时候”只要饮食一两滴蜂蜜或含有糖分的液体，它们便不再索取了。蝴蝶翅膀下蠕动的腹部保留了它幼虫时的形态，正是这一隅柔软的腹部，为它招致了食虫的天敌。人类若是处在幼虫期也是不知餍足的贪食者，而世界上有些很多民族还停留在这个时期，他们血盆大口一张，思想的空洞和理想的匮乏就暴露无遗。

要想烹饪出一顿简单又干净的食物，同时又不会冒犯我们的想象，真不是件易事。我认为，我们在给身体补充能量的时候，我们的思想也应该得到补给，两者应该同坐在餐桌前。这当然也不是不可能，我们要是能够有所节制地只食用水果，那么我们的思想就不会为我们的食欲而感到羞愧，我们崇高的追求也就不会受到丝毫影响。可是食物里一旦添加了调味剂，你就会遭到毒害。整天为了能吃上丰富美味的食物而奔波，这种生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有些人，尽管平日里有专门的厨师为他们烹饪大餐，但是如果他们亲自动手准备，被人撞见的话，他们未免也会羞愧难当。除非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否则我们就不能称之为文明人，我们的绅士和淑女也算不得真正的男人和女人，这一现象恰恰也为我们指明了改变的方向。你要是质问思想，为什么不能向食欲和肉体妥协呢？恐怕是不会得到什么答案的。我们的灵识不向肉体妥协，这点我倒是让我很欣慰。说人类是食肉动物，这难道不是一种谴责吗？当然了，一个人完全可以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猎捕动物，食肉过活，然而这种生活方式该是多么可悲啊。任何一个去捕捉野兔或者屠杀羔羊的人恐怕都能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有人能够教导人们坚持吃素，平衡膳食，那他就称得上是人类的功臣。我深信，不管我的个人经历是如何发展变化的，体现出来的都是整个人类必经的成长历程：正如那些食人族，他们在接触到文明社会以后就不再餐食同类，人类最终也会渐渐走出食肉的阶段。

我们的天性总是在给我指引方向，其声音虽然微弱却是绝对的真理。虽然我们不知道它会把我们引向何方，甚至是何种疯狂的境地，但是我们会越来越坚定地意识到，那条路就是我们的命运之路。要知道，来自一个身心健康之人的合理抗议，他的声音虽然极度微弱，但最终也会在争辩中获胜，并改变整个人类的习性。人们只有在走上歧途之后，才甘心遵从天性的指引。尽管走上这条路会导致我们身体虚弱，但是走到最后或许所有的人都不会感到后悔，毕竟这是一条符合更高生活准则的生命旅途。如果你每天都能欢快地迎接黎明的到来、夜幕的降临，那么你就取得胜利了，你的生命将变得更加灵动、闪耀和不朽，并且处处散发着花草的芬芳。整个自然都会为你庆祝喝彩，你也可以好好地享受一下此刻的胜利的喜悦。对于真正有价值的收获，我们从来都没有诚心实意地认可过，我们要么怀疑它们是否真的存在，要么转眼就把它们遗忘。它们就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或许，那最振聋发聩的现实从未在人间流传过。我一天中最大的收获，就如那黎明的曙光和傍晚的红霞，又像是环状的一团星云，攥住的一抹彩虹，触摸不到，又难以名状。

再说说我自己吧，对于饮食，我从来都不太挑剔，要是逼不得已，我甚至可以大快朵颐地吃下一只烤熟的耗子。我很高兴自己一直在坚持喝白开水，这其中的原因与我喜欢头顶自然展现的这一方青天，而讨厌鸦片吸食者眼中看到天堂是一样的。人类一不小心就会被某种东西所麻醉，而我则宁愿长久地保持清醒。我相信，对于一个理智之人，唯有白开水才是最适合的。至于其他的，想想吧，喝酒太容易让人沉迷，而饮上一杯咖啡则会打破一上午的幻想，啜上一杯茶水又足以破坏一晚上的美梦。一旦我被这些东西勾住了魂，还不知道会堕落成什么样子呢！就连音乐有时候也会让人沉迷其中，不能自拔。就是人类这些微不足道的恶习，摧毁了希腊和罗马，还将会毁掉英国和美国。相比较而言，估计所有的人都愿意陶醉在他每日呼吸的空气里。我不愿意长时间地干重活，主要原因是，干完了活我还得狼吞虎咽地去大吃一顿。不过，说实话，我现在对吃喝已经不那么讲究了，吃饭的时候也不管什么宗教礼仪了，张口就吃，连祷告也不做。虽然羞于启齿，但我还是得承认，这并不是因为我比以前更加明智了，而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得越来越漠然了，生活自然也越发粗糙。因为大部分年轻人都还坚信诗歌的美好，所以这些问题估计也只有他们关心了。我的经验是“无处可寻”的，但是我把我的观点摆在这里了。《吠陀经》里说：“凡是信奉万能神灵的人，世间万物皆成为他的食物。”也就是说，他可以随意吃喝，不用理会他的食物是什么，也不用管是谁为他提供的。然而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享有此特权的人。但是即使是这种特权，一位印度教评论家曾说过，也只在“危难时期”才可以行使。

食足饭饱之后，我们有时会发现，用餐时那种极度的满足感其实和食欲并无任何关系，这种感觉估计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食物的美味刺激了我灵感的迸发，品尝食物的同时，我的精神也受到了启迪，我在山坡上摘食浆果的时候，灵识也得到了滋养，意识到这一点，我不禁激动万分。曾子曰：“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暴食者是无法品尝到食物真正的美味的，反之亦然。和正在享用甲鱼的议员相比，那手捧粗粮面包的清教徒照样吃得津津有味。有损身份的，不是我们送进口中的食物，而是我们不知餍足的食欲。如果我们仅仅是贪恋口腹的享受，那么吃多少吃好坏都无关紧要了，因为不管我们食用多少食物，都不过是为了填饱我们体内那条饥饿的蛔虫，对机体的生存和精神生活的促进都不再有任何作用。虽然猎人喜欢吃的是甲鱼和麝鼠之类的野味，而那优雅的女士则对海里的沙丁鱼和牛蹄做成的肉冻情有独钟，但是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差别，只不过一个人要到野外湖泊里猎食，另一个到保鲜库去购买罢了。让人疑惑的是，他们抑或你我，为什么要吃吃喝喝，过着这种动物般低下的生活呢？

我们的整个人生就是一场激烈的道德纷争，善与恶从未有片刻的休战，不过，只要我们对善有所投资，它永远都会处在上风。那回荡在世间的竖琴之音，正是因为它对善的坚持和宣扬，我们听来才会心潮澎湃。世界保险公司奔跑着满世界地宣传推销自己，竖琴传来的正是它的脚步声，它宣扬说，我们唯一需要投入的就是一点点“善”而已。尽管年轻人最终都会变得消极冷漠，但是世间的法则不会丧失激情，它会为那些满怀热情的人提供默默的支持。去侧耳聆听吧，西风之中必携带着对我们的训斥和谴责，你要是捕捉不到和风带来的言语，那真是不幸之极啊。每拨动一下琴弦，移动一下音栓，就会有美妙的道德之音漫溢而出，让我们心醉神迷。另外还有那聒噪的杂音，也会长途跋涉从远方飘荡而至，在我们听来，它竟然也同样的悦耳，这真是对我们卑微生活傲慢又贴切的讽刺啊！

我们意识到体内有个兽性的存在，人性萎靡沉睡之时，它就趁机觉醒，霸占我们的肢体。它就像一只蛔虫，卑微地存在着，只追求肉体的享受，即使在我们健康活跃的时候也蜗居在我们体内，永远也根除不了。我们改变不了它卑微的本质，唯有远远地避开它。我所担心的，是它会健康长久地隐匿在我们体内，如果是这样，我们虽然自我感觉健康良好，却也远非纯粹圣洁。不久前的一天，我捡到了一块野猪的下颚骨，上面的犬牙和獠牙洁白坚实，看来这只野猪生前一定是健壮又凶猛，跟它那低下卑微的精神完全不相符，要知道，它如果是节制又纯洁的，就不可能生存得太过惬意。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兮，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如果我们获得了自身的纯洁，谁又能够预言人类将上升到何种高度呢？要是有哪个智者可以告诉我如何获取并保持自身纯洁，我一定即刻动身去向他求教。“按照《吠陀经》里的训示，要想真正贴近神灵，就必须严格克制七情六欲，广施善恩。”届时，精神就会注入到我们身体每一个毛孔，控制住身体的各个器官，把所有肉欲的恶根升华为纯洁而虔诚的信仰。当我们松懈怠慢时，生殖创造的力量就会纵欲荒淫，把我们变得肮脏不洁，但是如果我们克制节欲，它就会变得活跃而充沛，给我们以精神的激励。纯洁是人性之花，所谓天赋、英勇和神圣等品质都不过是它结出的果实。一旦打通了纯洁之道，人类膜拜上帝之路也就一路畅通了。然而我们并不总是被纯洁所激励，不洁也会时时插足进来，使我们丧失斗志。如果我们能确保体内的兽性日益萎靡下去，那么神圣的人性才能得以立足，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洪福齐天了。或许每个人体内都多多少少地掺杂着卑劣的兽性，对此我们都应该感到羞愧。恐怕我们都只是半人半兽的半神而已，神圣与兽性为伍，沉迷于食欲口腹的享受，而我们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也因此变成了一种耻辱。

“人类兴冲冲，

伐空思绪林，

群兽放其中，

……

狼马羊啊统统来，

我不愚蠢站前排。

领兽之人我堪当，

群魔之中我徜徉。

鲁莽无知向前冲，

高尚人类臭烘烘。”

正如纯洁有多种呈现形式，淫欲也多种多样，不管是贪吃好睡，还是纵欲淫乱，其本质都一样，同受一种欲望的支配。所以我们只需看到他沉迷于其中一种，就可以判断出他必是沉溺于肉欲之人。凡是不洁，都不能和纯洁同起同坐。那卑劣的爬行物，若是它的一个洞穴受到攻击，必会开凿出新的洞穴来。想要纯洁，必先节制。那么，什么是纯洁？他如何知道自己是否纯洁？他永远也不会确切地知道何为纯洁，因为没人认识它，我们只不过是对其有所耳闻，并照着听来的传闻把它传述下去而已。但是，只要我们身体力行，就一定会变得纯洁智慧，如果一味地懒散怠慢，最终只能愚蠢地沉沦于淫欲之中。体现在学生身上，淫荡就是思维的懈怠。而那肮脏邋遢之人通常都是行为懒惰之人，身体还没有丝毫疲倦的感觉，就在壁炉旁闲闲地坐下或在阳光下懒懒地卧倒了。你要想避免不洁以及此类的恶习，那就一心一意地去工作吧，哪怕只是擦擦桌子也好。人类的天性虽然很难克服，但我们还是要尽量去克服它。如果你还没有那异教徒纯洁，如果你不对自我的恶根加以否定，如果你失去了对信仰的虔诚，那么就算你是基督徒，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知道不少被称作异教的宗教制度，它们的教规戒律，读者看了都要羞愧难当，从而开始新一轮的努力来规勉自己，哪怕只是形式上的努力。

下面的这些内容让我难以启齿，不是因为其话题的不洁，而是因为我在谈及此类话题的时候难免要暴露出我自己的不洁来，至于语言的粗俗我倒不甚在意。我们可以厚着脸皮对某种淫欲大加探讨，对另一种却又是缄口不言。我们已是这般堕落，以至于对人性的机能都不能随意言说了。在古代某些国家，法律对每一项机能都有明确规定，人们也可以虔诚地自由谈论。比如古印度的立法者们，就连如何饮食、同居和排泄这之类的内容他们都要一一地传授给人们，对各项机能的规定可谓是细致入微，虽然在现代人看来，不免有些粗俗。然而这种详尽的规定使那些卑微之事得以大大提升，人们也就不会拿着“烦琐”当借口，随意地忽略它们了。

每个人都是自己身体这座神殿的建构者，在殿堂里面他用自己纯洁独特的方式膜拜神灵。即使是去雕刻大理石，他也要借助于自己的身体。我们都是以自身血肉和骨骼为原料进行创作的雕刻家和画家。崇高的品格塑造自我，而卑劣和淫欲则摧毁自我。

9月的一个夜晚，辛苦劳作了一天的约翰·法墨坐在自家门前，脑子里还时不时地想着他的工作。他冲了凉，然后坐下来开始沉思。这天晚上天气有些凉，邻居担心明早会有霜降。他刚刚沉下心来思考，就有悠扬的笛声传来，正贴合了他此时的心境。他脑子里还在规划着工作，却发现这与他内心的意愿背道而驰，他心里对工作已经不甚关心了，思想也便成了一种负担。此时工作与他，似乎也不过就是一层皮屑，随时都会脱落。然而这笛声却来自遥远的疆域，那里和他劳作的地方截然不同，笛声唤醒了他体内一直在沉睡的官能。笛声清扬柔和，把他所生活的街道、村庄和国家统统从他脑海中带走了。他听到有个声音说：“你为什么要在这里过这种卑微辛苦的生活，你不知道自己可以成为更崇高的存在吗？这里的星辰会在那片高尚的领土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但是要如何摆脱这里的生活到那里去呢？他想到了唯一的方法：以后要更加艰苦地生活，让自己的精神回归身体，并救赎身体，对自己也要愈加尊敬。

禽兽为邻

我钓鱼的时候偶尔也会有位同伴(61)，他住在镇子另一边，每每穿过村子来拜访我，有他做伴，钓鱼的过程也变成和用餐一样的社交活动了。

隐士：这世界是怎么啦？周围一点动静都没有，都三个小时了，我连声蝉鸣都没听见。鸽子也不鼓翅飞翔了，都卧在鸽舍里睡觉去啦。哦，树林那边传来的是什么声音，农民午休的号角吗？的确，瞧他们都回家喝苹果酒、吃面包和腌牛肉去了。不过他们干嘛这么慌慌张张的？要是不吃饭，他也就无须劳作了呀。真不知道他们目前为止都收获到什么了。谁会愿意住在这地方啊，狗吠不止，让人都没法集中精力思考问题。哦，对了，还有家务活呢！在这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还要去擦门把手、洗浴盆！还是不要有房子比较好，我可以在树上掏个洞住进去，什么早晨的串门，晚上的聚会，这些统统都不会有了，唯一会来敲门的估计也就是啄木鸟了。哦，看，他们又群涌而来了，那里的太阳光也无比炙热呢，在我看来，他们对生活真是太过偏执了。你看我，架子上有泉水，还有面包，这就够了呀。听！树叶开始沙沙作响了，它在说什么？是村里一只饿极了的猎犬在本能地追逐猎物？还是那头走丢的家猪跑到树林里来了？我可是在雨后看到过一头猪在地上留下的踪迹。这声音来得太急促了，我的漆树和蔷薇花都禁不住颤抖了。嗯，诗人先生，是你吧？你觉得今天这世界如何啊？

诗人：看看天上那些云，真是千姿百态啊！这是我今天看到的最美妙的事物了。不管是在古画中还是在异域之国，你都不会看到如此迷人的云朵，除非你跑到西班牙的海滨去。这真是只有在地中海才能看到的天空啊。我之前还在想，既然我得自谋生计，那今天就去钓鱼吧，把今天的吃饭问题解决掉。作为诗人，这才是他们应该投身于的事业。钓鱼是我唯一学到的营生了。走吧，我们去钓鱼。

隐士：好啊，我的黑面包马上也要吃完了。我很想现在就跟你去，不过我现在正在思索一个严肃的问题。我想很快就有结果了，所以你暂时不要打扰我。不过我们的钓鱼可不能往后拖，要不你先去挖些鱼饵来吧。这里的土地从来都不施肥，蚯蚓也都快要绝迹了，十分不好找。不过你要是不太饿的话，挖蚯蚓也和钓鱼一样有趣呢。恐怕今天你要独享此项乐趣了。我建议你拿着铁锹到那边的花生地里去挖，附近还有随风摇曳的圣约翰草，你要是像锄草时那样，在草根里仔细寻找，我保证你每挖三下就能挖到一条蚯蚓。你也可以走远点去挖，因为我发现，越往远处走蚯蚓越多，几乎要跟距离成正比了。

隐士独白：让我想想，我刚才想到哪儿了？我想我差不多是确定了这种思维模式，要从这个角度看世界了。比如说，我是应该让思绪升往天堂呢，还是应该让身体去钓鱼？要是我尽快地结束现在的冥想，那我还会有这么美好的时间来沉思吗？我刚才几乎都要把自己和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了，这种绝佳的状态是以前从来没有达到过的。我真担心此刻的思绪会一去不复返。要是有用的话，我到时候真想吹着口哨呼唤它们回来。上天给我们提供了机会，我们却说，“我回头再考虑吧”，这真是明智之举吗？思绪溜走的时候从来不会留下踪迹，所以一旦逝去我总是无法再找回它们。我刚才的思绪到哪儿了？啊，我刚才在想，今天的天气雾蒙蒙的。我还是遵照孔子的那三句话来想一想好了，说不定还能恢复到刚才的那种状态。我不知道刚才所想的那些究竟是一堆垃圾还是正在萌芽的一种狂喜。备忘录：对有些事情来说，机会往往只有一次。

诗人：怎么样，隐士，我是不是回来得太早了？我挖到了13条完整的大蚯蚓，另外还有一些残缺不全的和小蚯蚓，不过要钓小鱼用它们就不错，放在渔钩上大小刚刚好。你知道，村子里的蚯蚓都太大了，一条小银鱼过来，可以不用碰到渔钩就饱餐一顿。

隐士：好，那我们走吧。我们去康科德？要是水位不太高，我们可以在那里痛痛快快地地玩一玩。

为什么我们所看到的事物就是我们全部的世界？与人类为邻的为什么就只有这些禽兽，好像能够填补这一空缺的只有一只老鼠而已？我猜想寓言书出版公司皮尔贝真是把动物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了，在他们出版的书中，所有的动物都是承载着人类思想的“驮兽”。

家里常见的那种老鼠据说是从外地引进来的，不过在我的房子里出没的却不是这种老鼠，而是村子里见不到的一种野生老鼠。我曾经逮到过一只，把它送到了一位知名的自然学家那里，立刻引起了他的兴趣。我在建房的时候，有一只老鼠就在地基下面打了洞。当时我上面的地板还没有铺好，正在削木板，它就定时在我吃午餐的时候溜出来，捡食我遗落在地上的面包屑。它以前估计是连人的影子都没见到过，却很快和我混熟了，有时会爬到我的脚上来，扯我的衣服。有时它一阵猛跳，很轻易地就上到了四面的房墙顶，动作颇像是一只松鼠。后来有一天，我胳膊肘撑着工作台斜靠在那里，不曾想它竟蹿到了我的衣服上，围着我的袖口，一圈圈地撕扯我手上包裹着晚饭的纸张。于是我便拿着纸一会靠近它，一会躲开它，和它玩起了躲猫猫。最后，我让它端坐在我手心，另一只手捏起一片奶酪送到它面前，它靠过来嗅了嗅，一口口吃掉了，然后像只苍蝇一样挠了挠脸，擦了擦爪子，扬长而去。

不久，一只美洲鹟在我的屋檐下搭了窝，还有一只知更鸟，也来到了屋子对面的松树上定居了下来。就连住在屋后树林里的那只胆怯的鹧鸪，六月份的时候也带领着它的雏儿跑到我屋前来了，咯咯地叫着，活像是一只母鸡，不过从它各方面的习性来看，倒也可以称得上是林间的母鸡了。一旦你靠近这些幼雏，母鹧鸪就立刻发出警报，它们便一哄而散，像是被一阵旋风席卷了去。这情景就如同一位路人一脚踩进了枯枝树叶搭建的鸟窝里，鸟妈妈呼扇着翅膀惊飞了出去，然后拍打着翅膀围着路人嘶鸣，以此来吸引路人的注意力，以免他看到鸟巢里的幼雏。有时候母鸟在会围着你急速打转，你一时半刻都看不清它的模样。而雏鸟都一动不动地趴在鸟窝里，小脑袋缩在一片枯叶下，直直地看着远处的母亲，等待着它的指示，即使你靠近了，它们也不会惊跑出来，无故暴露自己的踪迹。有时候你的脚已经踩上去了，或者眼睛明明看到它们那边了，却还是没能发现它们。有一次我误踩了鸟窝，发现了鸟窝里的雏鸟，便把它们端在手心里，可是它们遵照母鸟的指示和动物的本能，在我手里一动不动，我感觉不到它们有丝毫的惧怕和颤抖。它们的此种本能真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后来我把它们放回到鸟窝，因为我的倾斜，有一只歪倒在了一边，十分钟后，我发现它竟然还保持着歪倒的姿势，而其他的几只也完全是我将它们放回鸟窝时的姿态。和其他鸟类的雏鸟不同，它们已经长出了羽翼，发育得甚至比小鸡仔都好。而它们的眼睛睁得圆溜溜的，看似成熟宁静，却又无比纯真，不仅反映出孩童的纯洁，还体现了由经验打磨出的智慧，看一眼便让人终生难忘。这样的双眸绝非与生俱来，它和其映射出的苍穹一样古老久远，是林间唯一的一颗耀眼宝石，然而却很少有路人会停下来凝视这样一双井水般清澈的双眸。那些无知鲁莽的猎人，通常会一枪把母鸟击毙，被遗弃的雏鸟最后往往要么落入出来猎食的野兽或猛禽口中，要么饥饿而死，最后和周围的枯叶融为一体。据说，如果这些雏鸟由母鸡孵化而出，那么一旦受到惊吓它们就会四处逃离，要是不能再次听到母鸡召唤的叫声，它们便从此失散了。这些鸟儿便是我的母鸡和鸡仔们。

有些动物隐匿在树林深处，过着野性且自由的生活，有时甚至还到村镇附近觅食，然而除了猎人，没人发现过它们的踪迹，想来真是了不起。你看那水獭，它们深居简出，生活得多么隐秘啊！成年水獭可以长到四英尺长，足有婴儿那么大，可是却很少有人目睹过它们的真容。在我房子后面的树林里，我曾经还见过出来活动的浣熊，估计现在还能听到它们在夜间哀叫。通常，上午种植完，我中午就在外面的树荫下休息一两个小时，吃完午餐，然后在一汪泉水边读点书。这处泉水是一片沼泽地和一条小溪共同的源头。距离我的农田半英里处有座布里斯特山，泉水就起源于山脚下。从这里到布里斯特山，中间要先穿过一整片草木繁盛的洼地，里面长满了新生的脂松，到达沼泽地周围的一大片树林。树林里，在一片隐秘茂盛的白松下面，有一块干净坚固的草皮，可以坐在上面休息。我在那里把泉水引过来，又挖了一口井，水质很清澈，只是有些偏灰色。我可以从里面打上来满满的一桶水，也不会搅浑井水。盛夏的时候，瓦尔登的湖水温度过高，我几乎天天到那里打水喝。山鹬也会带着它的幼雏来这里的污泥里觅食小虫子，山鹬妈妈沿着岸边在距离地面大约一英尺的空中飞行，幼雏们就下面排成一排紧紧跟随着母亲。要是它看见了我，就会飞离幼雏，过来侦察。它盘旋在空中，一圈圈地慢慢接近我，在距离我大约四五英尺的地方突然跌落下来，假装折了翅膀，断了腿，以此来吸引我的注意，以免我去靠近它的幼雏们。不过它的孩子们此时已按照它先前的指示，排成一列，小声尖叫着穿过沼泽地逃生去了。有时候我会听到幼雏们尖细的叫声，却不见山鹬妈妈的踪影。斑鸠有时也会蹲坐在泉水旁，或者在头顶白松柔软的树枝间飞来飞去。红色的松鼠从附近的树枝上跃下来，好似对我特别亲切好奇。你只需找块美妙秀丽的地方坐下来，用不了多久，栖息在林间的飞禽走兽都会一一呈现在你面前。

此外，我还见证过动物间争斗的场景。一天我到我的柴堆，或者说那堆树根那儿去，我注意到两只蚂蚁正在激烈地争斗，一只是红色的，另一只是黑色的，较红蚁的体型相对大得多，大约有半英寸长。它们一旦扭打到一起就死死地咬住对方不松开，在一片木块上不停地扭打翻滚。放眼望去，我不禁惊呆了，木块上布满了互相争斗的蚂蚁，看来这不是一场决斗，而是两个蚂蚁族群间的战争。红蚁在对抗黑蚁，常常是两只红蚁扭打一只黑蚁。我堆放木柴的场院里、土堆上、坑洼里，满满的都是在抗战的蚂蚁军团，地上还散落着黑蚁和红蚁的尸体，以及那些苟延残喘的受伤蚁兵。这是我目睹过的唯一一场战争，不仅如此，我还在双方激战时踏足了它们的战场。这是一场红蚁共和国对抗黑蚁帝国的战争，注定要两败俱伤。双方的勇士都在殊死抗争，恐怕就连人类的战士也没有它们这般坚毅勇敢，然而我却听不到一丝一毫的厮杀之声。我观察到，在木块间一个小山谷里，双方有两个士兵牢牢地团抱在了一起，此时正值中午，阳光明媚，看来它们是决意要搏斗到日落西山时了，甚至有可能是不死不休。体型较小的红蚁战士如同一把虎钳，紧紧地抓着敌人的前身，在翻滚中不停地撕咬对方的触须，其中一根已经成功被它咬断了。而较为强壮的黑蚁则不断地从两边发起猛攻，近看之下，我发现红蚁已被它啃咬得残缺不全了。搏斗中，它们表现得比斗牛犬还要执拗，双方都没有显露出丝毫撤退的迹象。很显然，它们冲锋的口号是：“打败敌军，不死不休。”与此同时，在这个小山谷的另一侧，另一只红蚁亢奋无比地走了过来，它要么是刚刚战胜了对手凯旋而来，要么就是刚刚踏足战场的新兵。不过从外形看，它既不缺胳膊也不少腿儿，估计是还没加入战团，母亲派它前来参加战斗，叮嘱它要么凯旋而归，要么就战死沙场。或许它是阿喀琉斯(62)，此刻怒火中烧，前来解救普特洛克勒斯(63)，或者为其报仇。它远远地就窥见了这场敌强我弱的决斗，敌军黑蚁的体型几乎是红蚁的两倍。它快速赶上前来，在距离它们半英寸的地方提高了警惕，作好了加入战斗的准备。然后它瞅准了时机，扑向黑蚁，专注地用右前腿攻击敌人，而黑蚁便趁机袭击它其他的身体部位。如此一来，就有三个小生命抱作一团了，其中似乎有某种新生的致命吸引力将它们粘连在一起，其强大的粘合力让任何锁具和黏合剂都自愧不如。此刻我坚信，双方肯定都有自己的军乐团，站在某个显眼的木块上，演奏着各自的军歌，来鼓舞处于下风的战士，抚慰奄奄一息的伤员。就连我这个旁观者也全身血液沸腾，仿佛这些蚁兵就是驰骋沙场的人类战士，我越是比较，发现两者的区别越小。不管是从两军数量还是士兵们所展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和英雄情怀，在美国历史上都很难找出可以与此相媲美的战争，更别说是在康科德镇的历史上了。就参战和伤亡人数来看，这简直就是一场奥斯特利茨战役或者德累斯顿战役(64)。康科德之战又算得了什么！不就是有两名爱国者捐了躯，外加卢瑟·布朗夏尔受了伤么！可是这里，每位蚁兵都是巴特里克，他们高喊着：“开火！开火啊！”康科德之战牺牲一位戴维斯和一位霍斯默，可是这场战争中却牺牲了千千万万个戴维斯和霍斯默。而且它们都是义务参战，壮烈捐躯。我深信，它们为之奋斗的也是一条至高无上的真理，像我们的祖先一样，并不单单是为了要免去那三便士的茶叶税。这场蚂蚁之战，至少也会像邦克山之战一样，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此时三只蚂蚁激战正酣，我小心翼翼地端起木块，把它们带到家中，放在窗台上，用一只玻璃杯罩住。为了深入观察，我拿来了显微镜，细看之下，我发现一开始就投入搏斗中来的那只红蚁，虽然还在坚持不懈地撕咬对手的前腿，黑蚁剩下的那根触须也被它咬断了，可它自己也没占到什么便宜，整个前胸都被撕裂了，内部的重要器官暴露在黑蚁的爪牙之下，而黑蚁的胸甲则异常坚固，显然不是弱小的红蚁所能击破的。另一只受伤惨重的红蚁，红宝石般的双眼迸发出一股凶光，那种凶残的眼神估计只有在这样的战场上才能见得到。在玻璃杯里，它们又整整激战了半个小时，等我再次观看的时候，黑蚁已经咬断了一只红蚁的头颅，而另一只红蚁，虽然脑袋已经在身体上摇摇欲坠，还坚持不懈地紧紧撕咬着对手，脑袋在黑蚁身体两侧来回摇晃，像是悬在战马上的骇人战利品。黑蚁此时也已经虚弱得不堪一击，两根触须都已断裂，四肢也残缺不全，然而我并不知道它身上究竟还有多少微不可见的伤口。黑蚁又经过了半小时的辛苦挣扎，终于彻底战胜了它的对手们。我把玻璃杯拿了起来，它拖着残败的身子，沿着窗台爬走了。至于它最终是战死在了沙场，还是得以在某个伤病院安度晚年，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以后是不能再从事任何劳动了。我没有去探究战争因何而起，抑或哪一方最终获胜。然而，接下来的一整天，我的心情都十分亢奋，久久不能平复，其搏斗之英勇，战争之惨烈，伤亡之惨重，都仿佛是在我门前发生的一场真真切切的人类战争。

昆虫学家科尔比和斯班司说过，人类对蚂蚁之间的战争很久以前就有所关注，而且有确切的文字记载，不过现代作家中似乎只有胡伯亲眼看见过蚂蚁大战。他们还提道：“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65)曾经十分详尽地描述过一场大小蚂蚁间的持久战。大战发生在一棵梨树的树干上，当时恰为教皇尤金四世统治时期，见证此战的是当时一位著名律师尼古拉·庇斯托利恩西斯，他对整场战役进行了忠实客观的记录。对于类似的纷争，奥拉乌斯·马格纳斯也有过详尽记录。他记载说，此战发生在暴君克里斯蒂安二世被逐出瑞典之前，小蚂蚁在抗战胜利后将其同伴的尸体进行了掩埋，而把与之对抗的大蚂蚁的尸体暴露在外，任由觅食的鸟类来叼食。”而我目睹的这场蚂蚁大战则发生在波尔克总统执政期间，距离韦伯斯特的《逃亡奴隶法案》通过还有五年。

村里的很多老牛，虽然它们只配在储存粮食的地窖里追甲鱼，此刻也背着主人，拖着笨重的身子到树林里来了，装模作样地一会挪到废弃的狐狸洞口嗅一嗅，一会蹭到空洞洞的土拨鼠洞前闻一闻。引它到树林里来的很可能是一只杂种狗，它在林间敏捷地上蹿下跳，让林间的小动物一阵恐慌。哈，这老牛跟不上它向导的步伐了，像狗一样冲着一只小松鼠哞哞地叫着，小家伙蹿到了树上，想要好好地看看这个大家伙。老牛却不待它细看，慢慢地挪走了，自以为是在追赶一只走失的跳鼠，笨重的身体压弯了碰到的灌木丛。家猫一般不会离家太远，但是我有一次竟然看到一只猫在湖岸边的鹅卵石上游荡，让我吃了一惊，不过我的出现无疑也把它吓到了。虽说这种家猫一般都是整日躺着家里的地毯上，但是这只猫来到林地却表现得十分自在，行动间透着股奸诈和狡猾，好像自己生来就是林间的一员。还有一次，我正在树林里采摘浆果，遇上了一只野猫，正领着一群小猫崽在林间游窜，看到我，小猫们全都学着母猫的样子，弓起腰身，恶冲冲地对着我嘶叫。林肯乡是距离湖畔最近的村子，在我搬入林地的前几年，据说在林肯乡吉列安·贝克先生的农场里，有只“带翅膀的猫”。1842年的6月份，我到那农场去，想要一睹她（因为我不知道它是只公猫还是只母猫，所以只好使用常用的称谓来指代了）的芳容，不巧的是，她和往常一样到树林里觅食去了，不过女主人告诉我说，这只猫是大约一年多以前，也就是前一年的四月份来到本地的，最终选中了她家落户。据她说，这只猫的毛色很深，呈棕灰色，脖颈处有白斑，爪子是纯白色，尾巴毛茸茸的，和狐狸的尾巴有一拼。冬天的时候，她的毛发会长长变厚，飘荡在身体两侧，形成两条十到十二英寸长，两英寸半宽的毛绒飘带，而下巴处则像是被人套上一个暖手筒，上面的绒毛蓬松着，下面的就像是铺开的一个毡垫。春天一到，这些毛发附属物就会自动脱落。女主人还送给我她的“一对翅膀”，我到现在还保留着，翅膀上并没有薄膜。有人猜测，她是某种飞行小松鼠，或者其他的野生动物。这倒也不是不可能，因为据博物学家说，貂和家猫杂交，可以培育出多种杂交物种。如果我想养猫的话，倒是很乐意养一只这样的“带翅膀的猫”。既然诗人的马可以是“飞马”，那他们的猫为什么不能是“带翅膀的猫”呢？

秋季的时候，潜鸟纷纷到来，它们沐浴在湖水中，蜕去旧羽，长出新翎。清晨我还没有起床，就听到整个林地回荡着它们狂野的笑声。一听说潜鸟将到，磨坊水坝的猎人都兴奋忙碌起来了，他们三三两两，或赶着马车，或结伴步行，扛着猎枪，装着子弹，拎着望远镜，统统到林地里来了。他们至少十个人围捕一只潜鸟，在林间穿梭奔跑，犹如一阵秋风吹过，弄得树叶沙沙响。他们有时蹲守在湖边，一人在这头，一人在那头，这可怜的小鸟又不是全能的，要是它从这边潜逃到水中，就只能从另一边冒出头来。幸好，十月的和风徐徐地吹来了，树叶迎风轻舞，湖面水波荡漾。此时，尽管猎捕者们还举着望远镜在湖面搜寻，林间的枪声也一声响似一声，可是潜鸟都已经销声匿迹了。湖面波涛汹涌，为水里的禽鸟作掩护，看来我们的猎人要败兴而归了，回到镇上和商店，去继续他们未完成的工作，即便如此，他们对潜鸟所产生的影响还是不容忽视的。我清晨提着水桶到湖边去打水的时候，经常看到有潜鸟庄严地从几杆外的小湾处游来。有时我会驾着船向它靠近，看它作何反应。只见它一头扎进了水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它会长久地潜伏在水下，我有时直到下午才能再次看见它的身影。不过要在水面上，它绝非我的对手。要是下雨的话，它便拍翅而去了。

10月一个晴和的午后，我沿着湖北岸慢慢地划行，试图搜寻它们的踪迹。在这种晴朗的天气，潜鸟特别喜欢到湖边来，像乳草的柔毛一样轻飘飘地降临此处。我在湖面搜寻了一阵，却没有看到一只潜鸟的影子。突然，有一只从岸边游出，慢慢地向湖心滑行，在距离我不过几杆的距离时，它一阵狂笑，暴露了自己的行踪。我赶紧抓起船桨向它划去，看到我靠近，它一头扎入水中，等它再次露出头来，我离它已经很近了。于是它再次潜入水中，然而我估错了它潜逃的方向，于是拉远了和它的距离，等它再次浮出水面，我们已经相距有五十杆远了。它再次爆发出了一阵大笑，不过这次笑得倒是理所当然。它太滑头了，每次都能把我撇在六七杆之外。它每次从水面露出头来，都要转着脑袋左右看一看，冷静地观察一遍湖面和岸边，以便确定一条潜逃的路线，下一个目的地既要水域开阔，又要距离我的小船最远。它决策之迅速，行事之敏捷，真让人惊叹。它不久就把我引到湖面最开阔的水域，我再要追捕它就难上加难了。它脑子里在思索潜逃路线的时候，我也在猜测它最终会作出什么决定。这真是一人一鸟在湖面上的精彩对决。突然，对手把棋子潜藏到棋盘之下了，而我要做的就是尽量把我的棋子放置在距离它最近的位置上。有时它会从我的船下直穿过去，出现在和我正对着的湖面上。它不但憋气的功力不错，而且体质很好，在水下潜行了很远，冒出水面之后，也不稍作休息，便重又潜到水下去了。此外，虽然湖水很深，但是它却可以一直潜到湖底，和小鱼儿一样在水下飞速游行，加之它又时间充裕，可以在整个湖底畅游，所以对于它在水下的具体位置，我根本就无从猜测。据说有人曾在纽约的湖中，用钓鳟鱼的渔钩从八十英尺深的水下钓上来过一只潜鸟，不过，瓦尔登湖可不止八十英尺深。看到这么一个怪异的天界来访者，在鱼群中穿梭游弋，那些水下的鱼儿该有多震惊啊！然而，即使在水下，它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路线，而且比在水面上游得更快。偶尔在它即将冒出水面的时候，我看到湖面有涟漪荡漾，它伸出脑袋侦察一番，又立刻潜到水下去了。我最后可算是发现了，与其这么绞尽脑汁地猜测它会在哪里出现，还不如停下船来，静静地等着它自己现身。即使我这样不停地巡视湖面，它也总会出现在我身后，发出一阵怪异的笑声，把我吓得够呛。可是话又说回来，既然它这么处心积虑地想要摆脱我，为什么每次冒出水面都要大笑一声，把自己的行踪暴露出来呢？我心想，它真是一只呆鸟。每次它钻出水面的时候，我都能听到一阵水声，自然也就能发现它了。可是，一个小时之后，它还是那么的精神抖擞，一次次潜入水下，一次比一次游得远。它在水面上的时候，身子挺得直直的，羽毛也光滑柔顺，只用两只蹼足在水下划动，看到它如此端庄，我又不禁暗暗吃惊。它正常的声音就是那种恶魔般的大笑，有点像是水鸟的叫声。偶尔，当它成功地戏耍了我，把我远远地甩在后面，就会拖着嗓子发出一阵怪异的嚎叫，听起来不像是鸟叫，而像是狼嚎，像是野兽把口鼻顶入土中，故意发出来的怒号，在树林里久久回荡，这或许是此处最为野性的叫声了。我推测，它每次大笑估计都是在嘲笑我笨拙的行径，向我显摆它的足智多谋。尽管此时天气有些阴沉，湖面还是很平静，要是我听不见它的叫声，还可以从湖面的波动来辨别出它的位置。它全身雪白，加之空气中没有一丝风，湖面也异常平静，这些都不利于它隐匿自己的行踪。最后一次，它从距离我五十杆的水面冒出头来，发出一阵悠长的嚎叫，似乎在像天神求助，顷刻，一阵东风从湖面吹拂而过，打破了湖面的平静，天空中便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我对此颇感震惊，好像这只潜鸟的祈祷得到了上天的回应，它的守护神对我震怒了。所以，当它再次消失在水波涌动的湖面后，我便没有再去追赶它。

秋天的时候，我会一连几个小时待在湖边，观察湖里的野鸭在湖心游来游去，狡猾地躲避着岸边的猎人。不过要是在路易斯安那的水湾，它们就不必展示这种狡猾的小伎俩。一旦被从湖面惊起，它们就会在高空中一圈圈地绕着湖面盘旋，看上去就像是空中的黑点，在上空可以看到远处其他的湖泊和河流。当我以为它们已经飞离此处，没想到它们又倾斜着从空中飞降下来了，落在了四分之一英里外的一块空地上。若不是为了安全考虑，那它们为什么总是喜欢待在瓦尔登的湖心呢？难道它们同我一样，也对这片水域情有独钟？

室内取暖

10月份的时候我便到河边，去采摘大串大串的葡萄。葡萄晶莹剔透，芬芳香郁，可谓是食物中的珍品。河边还长有蔓越橘，它们如同是蜡质的宝石，坠挂在青草之上，像是一颗颗鲜艳的红珍珠，虽然我并不摘食蔓越橘，却也往往为它们而着迷。可是那粗俗的农民却用丑陋的铁耙，把蔓越橘残暴地从草地上采摘下来，把平整的草地弄得一团糟。而他们却只肤浅地用蒲式耳和美元来估量它们的价值，把草地上得来的战利品卖到波士顿和纽约去，在那里，它们注定要被压榨成果酱，来满足那些喜欢自然之人的口腹之欲。屠夫们也来草地上耙出野牛舌草，至于是否会伤及别的植被，他们毫不在乎。伏牛花的果实也鲜艳亮丽，不过可惜，它们只能让我饱饱眼福。因为草场主人和路人的忽略，我有幸采来了一些野苹果，回来煮着吃。栗子成熟后，我会储存半蒲式耳，留作冬季食用。当时林肯乡的栗子树一望无际，秋季到那里漫步是件十分愉悦的事。有时不等霜降后栗子自动爆裂，我便肩头扛着布袋，一手拿着剥芒刺的小木棍去采摘栗子。有风吹来，树叶沙沙作响，还有红松鼠和松鸡对我大声斥责，因为我有时会偷采它们剥开了芒刺还没来得及吃完的果实，要知道，被它们选中的可都是粒粒饱满的好栗子。可惜，现在那些栗子树早就长眠于铁轨之下了。偶尔我还会爬到树上去摇晃栗子树。我屋后也长有几棵，其中一棵长得高大茂盛，几乎要把房子遮盖住了。等到栗子树开出大束的花朵，方圆一片都能闻到它芬芳的花香，不过最后栗子都落入松鼠和松鸡的腹中了。松鸡往往是在清晨的时候结队而来，在栗子落地之前剥开芒刺，吃掉里面的果实。我把这几棵树留给它们享用，然后自己跑到远处的栗子树林去，那里的栗子树都是果实累累。如果不吃面包，这些坚果就是不错的替代品，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寻找到其他的替代品。

一天，我正在挖蚯蚓，却意外地挖出了一串地薯（学名Apios tuberosa），这也是一种极好的果实，土著人会把它们当作土豆来食用。此刻我不禁又要疑惑了，我童年的时候是不是亲自挖掘并食用过地薯，虽然人们是这么告诉我的，但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梦到过呢？打这儿以后，我脑海中常常会闪现出地薯那皱巴巴、软绵绵的红色小花，根茎混迹在周围的植物中，却没人看出它是个另类者。可惜，人们现在几乎都不再种植地薯了。地薯吃起来甜甜的，有点像霜后土豆的味道，而且我发现，地薯煮着吃比烤着吃要美味得多。我发现的这串地薯，很像是大自然暗自的一个许诺，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她要把自己的孩子放在怀抱中，亲自抚育。现如今是肥牛和粮田的天下，这卑微的地薯，以前虽是印第安人所崇拜的图腾，现在也已经被人类所遗忘了，人们唯一知道的，也不过是它开满花朵的蔓藤。但是在这里，就让野性的大自然重新登台执政吧。对方军团声势浩大，那娇滴滴的英格兰谷物估计会被根除殆尽的。没有了人类的照管，玉米也会慢慢灭绝，剩下最后一粒种子，乌鸦会把它衔回西南的玉米田，送到印第安人敬奉的神灵那里，据说玉米最初就是起源于那里的。而现在即将灭绝的地薯则会重新绽放生机，任何寒霜和风雨也阻挡不住它发展壮大，它会向世人证明它才是这片土地最初的霸王，并重获它旧时作为狩猎民族主食的地位和尊严。它们一定是由印第安人的谷神或智慧女神创造并保留下来的，当诗歌开始在此处兴起，它们的茎叶和果实必将会被印刻在艺术品中呈现出来。

9月1日的时候，我发现湖对面的一个岬角上，靠着水边有两三棵小枫树，枫叶都已经变成火红的颜色了，旁边生长着三棵枝丫丛生的山杨树，把低矮的枫树围护在了树荫下。啊，那火红的颜色蕴含着多么丰富的故事啊！几个星期过去了，每棵树都显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对着平滑如镜的湖水顾影弄姿。每天早上，这个自然画廊的管理员就会换下旧作，挂上新品，使每天的色泽都更加的明亮和谐。

10月份的时候，数以千计的大黄蜂涌到了我的住所，要在此处定居过冬。它们飞到屋子里，在窗边或天花板上筑窝建巢，有客人到访的时候，它们还会蜂拥而出，把客人挡在门口。冬日的清晨，有些被冻僵的黄蜂会跌落在地上，我便把它们清扫出去，不过我倒是没有处心积虑地要把它们统统清除出去，相反，它们选择我的房子作为理想的避冬场所，反而让我觉得受宠若惊。尽管和我同室而眠，它们并没有太过打扰我。可是因为深冬刺骨的寒冷，它们渐渐都消失不见了，不知跑到哪里去避寒了。

11月份的时候，和黄蜂一样，在开始避冬之前，我喜欢到瓦尔登湖东北角的岸边去，那里不仅阳光明媚，而且又有脂树和石岸对日光的反射，整个东北角就变成瓦尔登湖的壁炉所在了。相比于点燃一堆篝火取暖，在阳光下自然取暖更加舒适健康。夏天如同一位猎人，不等它在天上的篝火燃尽就离开了，于是我便借着它的余火来取暖。

着手搭建烟囱之前，我先对砖石进行了一番了解。因为我的砖块都是二次利用的，使用之前要先用瓦刀清理一遍，我因此对砖块和瓦刀质量的好坏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砖块上的灰浆已经有五十多年了，不管科学与否，人们总喜欢说，年代越久远，灰浆就会越坚硬。这种说法本身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坚硬无比，吸附力超强，而要把人群中那自以为是的百事通去除掉，就得拿着瓦刀不停地削砍。美索不达米亚的很多村庄，建造所用的材料都是从巴比伦的废墟中挑选出来的质量上好的砖石，砖石上的水泥虽已是年岁久远，但至今依然十分坚实。不管怎样，那把钢瓦刀的坚韧倒是颇让我感到震惊，在承受了那么多猛烈的敲击后竟然丝毫不见磨损。我所用的砖块也都是从之前的一个烟囱上拆卸下来的，尽管我没有在上面看到古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名字，但为了省时省料，还是把能够重复使用的那些砖块都从壁炉上搬运过来了。另外，我还从湖边搬来了一些石块，用来填补砖块间的缝隙，又从湖边搬运石块的地方取来白沙，加水搅拌成灰浆使用。我之前在建造房子关键部位的时候进展十分缓慢，搭建烟囱时亦是如此。说实话，尽管我一大早就开始动工，到傍晚的时候才在地面上堆砌出几英寸高的砖基，晚上睡觉的时候正好可以当作枕头用。虽然我的脖子会时时感到酸痛，但也不是因此落下的病根，而是很久以前的老毛病了。其间我邀请一位诗人在此居住了半个月，为此我又收拾出了一片地方，供他休息。尽管我自己有两把刀，他还是带了一把过来，我俩经常把刀插进土里反复摩擦，好把刀片磨亮。我做饭的时候他也会过来搭把手。看到烟囱一点点拔地而起，又方正又坚固，我便感到十分欣喜，心想着，既然它是花费了我那么长时间修建起来的，那么它的使用寿命肯定也会很长。从某种意义上讲，烟囱是房子里一个独立的存在，它不依附任何东西，牢牢地站立在地面之上，穿过屋顶，直冲云霄。即使是房子被烧毁了，烟囱有时还坚强地挺立着，它的重要性和独立性不言而喻。修建烟囱是在夏末，此时已是11月了。

寒冷的北风吹来，湖水也慢慢变凉了，不过北风要连续吹上几个周，才能把整个瓦尔登的湖水都变凉，因为湖水实在是太深了。房子还没有涂上灰泥，我晚上就开始生火取暖了，因为板墙上的缝隙都还没有堵死，所以烟囱通烟效果很好。当时房子凉爽而通风，周围全是棕色的木板，粗糙而多节，头顶的房椽还带着树皮，晚上住在里面是相当愉悦的。不过涂上灰泥之后，房子就更加可人了，而且我也不得不承认，住在里面确实比之前舒适得多。人类的住房不都应该是宽敞高大的吗？只有这样，屋顶才会有朦胧昏暗的感觉，到了晚上，也才会有光影在椽木周围闪耀跳动。和那些绚丽的壁画以及其他昂贵的家具相比，这些明暗交错的影子更能激起人们的幻想和想象。可以这么说，当我不仅在房中居住，同时还在房中取暖的时候，我才算是真正地住进来了。我还找来了几个废旧的柴架，安装在壁炉里，在上面堆柴燃火，如此一来，飘落下来的烟灰堆积在刚搭建起来的烟囱里端，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而且我也更乐意去拨火助燃了。我的房子并不大，在里面甚至连回声也听不到。不过就单人住房来说，它并不算小，而且还远离纷杂的邻里。一所住宅所具备的全部功能都集中在一个房间里：它既是厨房，又是卧室，既可以用来接客会谈，又兼具储物功能。不管是大人小孩，还是主人佣人，他们在住房里能享受到的一切我都可以享受得到。加图曾说过，一家之主（patremfamilias）要在他的村舍里配备“cellam oleariam，vinariam，dolia multa，uti lubeat caritatem expectare，et-rei，et virtuti，et gloriae erit”，也就是“一个储放油和酒的地窖，一些木桶，以备不时之需，于他来说，这些都是必要而有益的，而且会大大提高家主的身价”。我的地窖里，存放着一小桶土豆、两夸脱豌豆，里面还混杂着一些象鼻虫。我的木架上，摆放着少量大米、一罐糖浆，还有一配克(66)的黑麦、一配克的玉米粉。

我有时会幻想着自己处于一个黄金时代，可以拥有一座能容纳更多人的大房子。房子的材料坚实耐用，没有任何华而不实的装饰，里面只有一个房间，还有一个简单宽敞的大厅。大厅不设天花板，也不涂灰泥，只用木椽和桁条在头顶低低地架起一个棚顶，用来遮蔽雨雪。如果你跨出门去，向那俯卧着的古代农神致敬，大厅里的桁架中柱和桁架双柱也会一并接受你的敬意。这个房间空洞而幽深，你须得在木柱上点燃一根火把，才能看清上面漆黑的房顶。在这里，人们各取所需，有人住在壁炉旁，有人住在窗槽里，有人住在长椅上，有人住在大厅这头，有人住在大厅那头，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还可以爬到房顶木椽上，和蜘蛛同食同寝。你要想进来，推门即入，无须顾忌什么礼节。那筋疲力尽的旅行者，可以在这里洗漱交谈，吃饭睡觉，无须再去辛苦奔走。在暴风雨的夜晚，你会渴望到这样一座房子里来寻求庇护，这里配备一切必需之物，又没有任何繁杂家务。走进房来，你一眼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贵重物品，凡是人们用得到的物品，全部挂在木钉上。这座房子既是厨房又是餐厅，既是客厅又是卧室，既是储物室又是阁楼。里面家具器物一应俱全，像什么水桶梯子之类的日常用品啦，还有碗橱之类的便捷家具啦，等等。你可以去向那为你烧水的水壶、为你做饭的炉火，以及为你烘烤面包的烤炉问候致敬。房间里主要的装饰物就只是那些必要的家具和器物。在这里，所有洗涤的衣物都不必晾晒到外面去，屋子里的火不用熄灭，家里的女主人也不会动怒生气。或许，厨子会让你从地板门上挪挪脚，好让他下到地窖去，如此，你不用跺脚就可以知道脚下的地面是实还是虚了。房子里如鸟巢般宽敞开阔，一览无余，从前门进去，在房子里走一圈，然后从后门出来，房间里所有的居住者你都可以尽收眼底了。作为客人进去，你便可以如同主人般自由活动，而不会被主人剥夺掉八分之七的特权，把你关进一个单独的小房间，然后告诉你要像在自己家一样，别拘谨。现如今，去串门作客，主人是不会让你坐在他家的壁炉旁的，他会请砖瓦匠在庭院走廊里专门为你另建一个，所谓的殷勤礼貌不过是为了要和你保持最远的距离罢了。做饭的时候他也神神秘秘，像是要在饭菜里加入谋害你的毒药。我记得自己曾到过很多人家的场院，又被礼貌地“赶”了出来，却不记得有没有走进他们的房子去。如果有国王和王后居住在上述的大房子里，过着简简单单的生活，那我一定会穿着我破旧的衣服前去拜访的。可是，要是我不幸被囚禁到了一座现代宫殿里，那么我唯一想要学习的，无疑就是如何抽身而退了。

我们客厅里的会谈失去了所有活力，已经沦落为空空如也的废话了。我们的生活也已经远离了其本质，我们的隐喻和转喻也都变得牵强附会，要靠餐桌上的升降机才能勉强关联起来，换句话说，我们的客厅距离厨房和工场太远了。通常，我们的晚餐只是一个关于晚餐的寓言而已。那些靠近大自然和真理的野蛮人，似乎唯有他们才能从中借出修辞比喻。那居住在遥远的西北疆域抑或曼岛的专家学者，他又如何得知厨房里议会式的攀谈究竟为何物呢？

然而，能够壮着胆留下和我一起吃碗玉米粥的也就那么一两个人，而且一旦预感到什么不好的苗头，便火速撤离了，那架势就好像我的房子要被夷为平地了似的。事实是，我在屋里吃了那么多次的玉米粥，房子也还完好无损。

实际上，我一直等到天气十分寒冷了，才开始着手涂灰泥。为此，我专门划着小船到湖对岸运来了一些干净洁白的沙子，有了这小船，如果必要的话，我很乐意再跑远一点。此时，我的房子从房顶到房基都已经用木瓦包裹得严严实实了。而在钉木瓦的时候，我一锤子下去总能把钉子直直地敲进去，这让我无比欣喜，于是到了要涂灰泥的时候，我便野心勃勃，想要把泥灰整齐又快速地涂抹到墙壁上去。我记得有个非常自负的家伙，总喜欢穿得整整齐齐地到村里去，对着干活的工人指手画脚。有一天，他要以行动代替言语，把袖口一卷，一把抓起泥水匠的木板。他准确无误地用瓦刀盛了泥灰，一脸得意地看了头顶的板条，便大胆地举起了瓦刀，不曾想，上面的灰泥全部撒到了皱巴巴的胸口上，弄得他一身狼狈。尽管我知道泥水匠在工作的时候可能会遭遇各种不幸，但我还是很赞同给房子涂抹灰泥，因为它不仅经济便捷、漂亮美观，而且还能有效地阻挡寒冷。我很惊讶地发现，砖块竟是这么饥渴，我刚把灰泥涂上去，它就把水分吸收干净了，而且单就搭建一个壁炉，我就使用了好几桶水。此处的河里生长着一种学名叫Unio Fluviatilis的珠蚌，前一年的冬天，出于试验的目的，我把这种珠蚌的贝壳燃烧了，得到了少量的石灰，从而知道了获取石灰的途径。当然了，要是我乐意的话，也可以在附近一两英里内寻些上好的石灰岩，焚烧之后使用。

与此同时，瓦尔登湖湖水较浅且背阴的地方已经结了一层薄冰，而在几天甚至是几周之后，湖面其他水域才会相继结冰。湖里的第一块冰十分有意思，坚硬、黝黑、透明，要想观察下面较浅的水域，此时便是绝好的机会。虽然冰面只有一英寸厚，不过你完全可以放心地伸开四肢平趴在上面，就像滑行在水面的小昆虫，惬意地观察湖底景致。湖水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透过冰面观察犹如是隔着一面玻璃看外面的风景，湖底看上去也只有两三英寸的距离。你可以在沙质的湖底看到一道道纹沟，那是水生物爬过留下的足迹。此外还有一些石蚕壳，如同一粒粒白色的石英散布在湖底。看到有些石蚕壳散落在纹沟里，你或许会猜测这些纹沟是它们造成的，然而考虑到纹沟的深度和宽度，你便不得不否定这一猜测了。不过最为有趣的还是冰块本身，你要想观察它就得赶早。清晨的时候有些水面刚刚上冻，如果你此时去观察，就会看到很多小气泡，它们看似是被冰封在冰面里的，其实只是紧贴着下方的冰面而已，而且还有无数的气泡在不断上升。因为冰面是相当结实黝黑的，所以你可以在冰面上观察下面的湖水。气泡的直径大约为八十分之一到八分之一英寸，清莹又好看，透过冰面，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脸清晰地映照在气泡上。每平方英寸的冰面下会有大约三四十个气泡。而且冰面里也有一些细长的椭圆形气泡，垂直地印在冰块里，足有半英寸长，还有顶尖朝上的锥形气泡。如果湖面刚刚结冰，还常常会在冰块里看到小小的圆形气泡，一个紧挨着一个，像是串起来的一串珍珠。不过总的来说，冰块里的气泡还是少数，也不是很明显。为了测验冰面的坚实度，我有时会往冰块上扔石头，如果石头击破冰面沉入水底，随着空气的猛然进入，冰面下就会激出很多巨大的白色气泡。有一天，也就是相隔四十八小时之后，我再次来到这个地方，从冰面的裂缝处来看，冰块又加厚了大约一英寸，可是那些大气泡被冰封在冰层里，依然完好无损。可是因为前两天的天气有点像是小阳春，比较温和，所以冰面不那么清澈透明了，从上面看下去，湖水呈深绿色，而湖底看上去朦朦胧胧的，呈灰白色。里面的气泡在温和的气温下得以极大地扩张，所以冰面虽然比之前厚了一倍，却不如之前坚固了。而扩张后的气泡又互相堆挤在了一起，也不如之前整齐一致了，它们不再是一个紧挨着另一个，而是像是从布袋里倾倒出来的硬币，互相重叠在了一起，又像是小薄片，被一个个塞进来填补空隙。冰块的美感被破坏掉了，现在也不能透过冰面来观察湖底了。我因为好奇这些大气泡在新形成的冰块中的位置，便敲下了一个冰块，里面冰封着一个中等大小的气泡。我把冰块底朝上放下，发现新的冰层是在气泡下方以及气泡周围凝结而成的，也就是说，气泡被夹在了两层冰面里了。这个气泡的大部分都位于底层的冰面里，不过顶端也靠近上层冰面，形状扁平，像个小扁豆似的，四周圆鼓鼓的，深约四分之一英寸，直径约四英寸。此外我还惊奇地发现，正对着气泡下方的冰块已经融化，而且形状特别规则，就像是一个倒置的茶碟，正中间冰块融化的高度约为八分之五英寸，不过气泡和水面之间还留有薄薄的一层冰面，大约有八分之一英寸厚。而正处在这层薄冰面上的一些小气泡都已经向下破裂开来了，有的大气泡直径可达一英尺，或许在这些巨大的气泡下面根本就没有冰面。我因此推测，我第一次看到的紧挨着水面的那些密密麻麻的小气泡，虽然此刻已被冰封在冰面里，可是它们每一个都多多少少地像是一面小火镜，在下面搞怪作坏，使得冰面慢慢融化、破裂。这些小气泡就如同是一把把小气枪，在冰面融化时发出一阵阵爆裂声。

房子刚刚涂完灰泥，寒冬就真真切切地到来了，刺骨的冷风此时才像是得了允许，咆哮着朝我的房子席卷而来了。每天晚上，野鹅都会拍打着翅膀在黑暗中游走，即使大地已被冰雪覆盖，它们也照旧出来活动，有的降落在瓦尔登湖上，有的则贴着树林飞向美港，直奔墨西哥。有好几次，当我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从村子里回来，都听到有成群的野鹅或野鸭在屋后靠近湖边的树林里活动，它们踩踏着干枯树叶，在树林里觅食，带队的野鹅或野鸭还时不时地会嘎嘎地叫上一声，率领着大队伍匆匆离去。1845年12月22日，在弗灵特湖冰冻了十余天后，瓦尔登湖的整个湖面终于全部结冰了。而在1946年、1949年、1950年、1952年、1953年，瓦尔登湖全面冰冻的具体日期分别为12月16日、12月31日、12月27日、1月5日、12月31日。截止到12月25日，大地已被白雪完全覆盖了，我的周围突然变成了一幅冬日雪景。我蜗居在家里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并尽量使房子里的炉火保持明亮，同时也致力于让心中的那团火长燃不熄。此时，我在室外的唯一活动就是收集燃火用的木柴，我要么在树林里拾取枯死的树枝，抱在怀里或扛在肩上回来，要么就找些枯死的小松树，一个胳膊下面抱一个拖回到小屋来。原先维护树林的那个栅栏，此时已经落败，够我拖上一阵儿了。既然它已不能再效忠守界神特尔米努斯了，我便把它祭献给火神伏尔甘了。刚刚从冰天雪地里游荡一圈回来，哦不，应该说刚刚从大自然中偷取了燃料回来，紧接着就做上一顿热乎乎的晚饭，这是多么有趣的事啊！做出来的面包和熟肉都是那么的鲜美。在我们村镇里，大大小小的树林随处可见，而树林里的枯枝废木又遍地都是，可供村民长久地取暖，然而现如今却没有人来取用它们了，有些人认为，这些枯枝废木堆积在林地里会妨碍新生树木的成长。此外，湖里漂来的浮木也可供我燃烧取暖。夏天的时候，我在湖里找到了一个木筏，筏子是用脂树做成的，还带着树皮，是爱尔兰人在修建铁路的时候钉起来的，木筏的一部分已经被我拖到岸上来了。在湖里浸泡了两年，又在地面上晾晒了六个月，这些木料依然很坚实，不过里面浸染的水分已经无法散发出来了。有一次，我玩兴大起，找了一段十五英尺长的木料，把木料的一头杠在肩上，另一头拖在冰面上，像滑冰一样把它拉到了半英里外的湖对岸，又或者我用桦树条把几根木料栓绑在一起，然后再用一根长长的桦木或桤木，一头绑上钩子，把它们拖到对岸去。尽管木料已经严重浸水，重得像铅块一样，但是却很耐燃，而且火头也很旺盛。我于是便猜测，它们浸水之后会燃烧得更好，就像是油灯里的松脂，浸过水之后才能燃烧得更长久。

吉尔平(67)在描述英国林地里的居民时写道：“这些林地的入侵者，他们在森林周边建起了房屋，围上了栅栏，根据古老的森林法则，这一系列行为ad terrorem ferarum— ad nocumentum forestae（即，引起了林间飞禽走兽的恐慌，是对森林的非法妨害），构成了侵占公产罪，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比起猎人和伐木者，我更加关心对野生动物和绿色植被的保护，仿佛我才是这林间的守护官。要是有哪片树林被烧毁了，即使是我自己不小心烧毁的，我也会痛惜良久，悲伤之情不亚于树林真正的主人，即使是主人亲自来砍伐，我一样也会伤心不已。在一片神圣的树林（lucum conlucare）里，古罗马人为了使林间的阳光更加充裕，他们会怀着敬畏之情有选择地伐去一些树木，因为他们相信这片树林是敬奉给某位神灵的。之后他们会向神灵献上赎罪的祭品，并开始祈祷：“无论您是何方神灵，这片林地的主啊，请佑我家人，佑我子孙。”我希望我们的农民在砍伐树木的时候也能像古罗马人一样，心怀敬畏。

时至今日，即使是在我们这个新兴的国度，木材依然没有丝毫的贬值，它的价值是永久且普遍的，就连黄金也无法超越。尽管人类已有了无数的发明和发现，但依然没有人可以对一堆木材视若无睹。不管是对于我们还是对于我们的祖先撒克逊人和诺曼底人，它都是弥足珍贵的，只不过我们的祖先用木材制作弓箭，而我们用它制作枪支罢了。米修(68)在三十多年前曾说过，在纽约和费城，作燃料用的木材，“其价格几乎赶上，有时甚至超过了巴黎上等木料的价格，而在大首都巴黎，一年就需要三十万考得的木料，而且它方圆三百英里全是农田”。在本镇，木料的价格一直在稳步上升，问题只不过是，今年的价格会比去年高多少罢了。那些到林地里来的机械工和商人，无非是要参加树木的拍卖会，有时为了可以在伐木工人砍伐完之后来捡拾一些碎木料，他们甚至还会出个高价。人类到树林里获取燃料以及艺术材料的历史由来已久：从新英格兰人和新荷兰人，到巴黎人和凯尔特人，从农民和罗宾汉，到古迪·布莱克和哈里·吉尔，还有世界各地的王子和农夫、学者和野蛮人，他们无一例外都需要从树林里获取几根木料，来燃火取暖和做饭。没有木料，就连我也是生活不下去的。

看到他的木堆，每个人都会心生喜爱。我喜欢把劈好的木柴堆放到窗前，它们是我愉悦的劳动之后获得的，木柴堆得越多，我越是高兴。我劈柴用的是把旧斧头，也不知它原先的主人是谁。我把从豆田里挖出来的树根堆放到了屋后向阳的地方，冬天的时候我便拿着那把旧斧头时不时到那里去劈上一阵。给我的农田翻耕的时候，驾车的农民就断言说，这些树根会给我提供两次温暖的：一次是我劈砍它们的时候，一次是在燃烧它们的时候。这样看来，没有什么燃料能像它们一样可以释放出如此多的热量了。至于斧头，有人建议我到村里铁匠那儿修整一下，不过最后我自己动手把它捯饬了一下，然后又从树林里找来一段山核桃木，把它敲进了楔口，倒还勉强可以使用。虽说斧头很钝，倒也聊胜于无。

几块多油脂的松木是弥足珍贵的。不知有多少这种引火用的燃料到现在还深藏在大地之下呢，想来不觉十分有趣。前几年，我曾到一个光秃秃的山坡上去巡视勘探，那里之前曾经生长着一片脂松林，我便从地下挖出了一些松树根。这些树根至少得有三四十年的树龄，坚硬异常，尽管周围已经腐烂，但是树心依然很坚实。厚厚的树皮距离树心有四五英寸，和地面齐平，围绕树心形成一个圆环。你只消拿着斧头和铁铲就可以来勘探这个宝藏，循着如牛脂般的黄色树根，就像是找到一个黄金矿脉，一直挖掘到大地深处。不过通常情况下，我都是用干树叶来燃火，我在下雪之前收集了一些树叶，堆放在小屋里。如果伐木工在林间宿营，他们会把翠绿的山核桃木劈成小段，用来点火。我也会时不时地收集一些山核桃木。当远方的村民燃起了炉火，我也会在壁炉里生上火，浓浓的烟雾从烟囱出来直升上天，告知瓦尔登山谷里的野居者，我也是醒着的。

羽翼轻盈的炊烟，伊卡洛斯的飞鸟，

你展翅飞翔，高空中融化了双翼，

你是无声的百灵鸟，是曙光的使者，

村庄是你的巢穴，你在其上盘旋翱翔；

你是逝去的梦境，又或是子夜

悄然聚拢的朦胧幻影；

你在夜间给繁星披上面纱，

在日间遮盖太阳的光芒；

去吧，我的浓烟，飞离这炉边，

到诸神那里，为这明亮的火焰，

求得他们的宽恕。

那些新伐的木材，是最好用的燃料，不过我很少使用它们。我在冬日的午后时常外出散步，出门的时候会留下一堆烧得正旺的火。三四个小时后，我回到家，发现火堆还在燃烧着。尽管我离开了，我的房子却并不是空无一人，住在房子里的是“我”和“火”两个人，我离开了，但把一位欢快的小管家留下了。大部分时候，我的管家都是很靠谱的，但是有一天，我正在外面劈柴，突然心中感到隐隐不安，于是便透过窗户朝里瞧了瞧，看看里面有没有着火。我朝里一看，天呐，竟然有火花溅到床上去了，我急忙进去，把火花扑灭了，此时我的床铺已烧出了巴掌大小的一块。不过，我的房子不仅向阳而且避风，低矮的房顶又容易吸收传递光热，所以大多数冬日，中午的时候我都可以把炉火熄灭。

鼹鼠常常跑到我的地窖里来居住，每次都把我储存的土豆啃食掉三分之一，它们甚至还用一些棕色的碎纸和我涂抹灰泥剩下的一些兽毛做了一个舒舒服服的小窝。要知道，即使是那些最野性的动物，它们也像人类一样，喜欢舒适和温暖，正是因为它们颇花费些了心思来寻求避冬的场所，所以才能安然度过寒冬。有些朋友在谈论我的时候，那语气就好像我跑到林地里来，就是专门为了要忍受寒冷的考验的。动物只知道找一个隐蔽的场所，在里面铺就一个小窝，用自己的身体取暖，而人类则发明了用火取暖，他搭建起一个空间充裕的房子，生起火，把这房子里的空气烤热，暖暖和和地睡在里面，无须耗损自己身体的热量。而且他还可以脱去笨重的冬衣，在房子里自由活动，在寒冬里享受着夏日般的生活。此外人类还在房子上开出窗子，让光亮进来，又通过点燃灯火，把白昼延长。如此一来，人类便稍稍摆脱了本能的局限，节省出一点时间用来追求艺术了。即使我长时间暴露在外面刺骨的寒风里，身体也变得迟钝麻木，一旦回到温暖的家里，我的各种官能便很快恢复过来，生命也得以延续。在取暖这方面，那些装饰极其奢华的房子并没有什么好炫耀的，我们也无须绞尽脑汁地去揣测，人类究竟何时会灭亡：只要那冷冽的北风稍微强劲一点，人类那微弱的生命之息随时都有可能终止。我们在日记中标注下“寒冷的周五”和“暴风雪”，殊不知，一个“更冷的周五”和“更大的风雪”，就有可能给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轨迹画上句号。

第二年冬天，为了节约木柴，我换上了一个小火炉，毕竟这片树林也不是归我所有。不过，火炉里的火燃烧得不是很好，远不如通敞的壁炉。而大部分时候，做饭也仅仅成了一个化学的过程，失去了原有的诗意。在这火炉流行的年代，人们很快就会遗忘，我们曾经像印第安人那样，在火堆里烘烤土豆。火炉不仅占用空间，而且还把整个房间弄得乌烟瘴气，不仅如此，它把火焰遮掩在里面，让我感觉失掉了一个伙伴。透过火焰，你总能看到自己的脸孔映射在里面。劳作了一天的工人，他可以透过火焰来净化自己的思想，把白天积攒的渣滓和粗俗统统过滤掉。然而我不能再次坐在火堆旁，凝视火焰了。不过，我想起了诗人那几行贴切的诗句，便又重新充满了力量。

“不要，明亮的火焰，永远不要拒绝给予我，

你那柔和的生命倩影，和深切的关爱同情。

那在光明中直冲上天的，不正是我的希望？

那在黑暗中沉入谷底的，不正是我的命运？

我们对你如此殷勤期盼，又深爱至此，

你为何被逐出了我们的壁炉和门厅？

还是说，你的存在太过绚丽耀眼，

我们暗淡的生命之光配不上你的美好？

难道你那神秘的光芒，不曾和我们的灵魂

亲切地交谈？还是这秘密太过招摇？

不过此刻，我们安然且坚强，因为我们就围坐在

壁炉旁，光明之下没有丝毫暗影摇曳，亦没有

牵动我们悲喜的存在，唯有这闪耀的火光，

温暖着我们的四肢——我们此刻心满意足；

这明亮的火堆如此温暖而实用，

我们可以围坐于此，静坐休憩，

也不用再惧怕那夜间的幽魂，

这古老的木材，跳跃着耀眼的火光，

和我们促膝长谈。”

旧时居民和冬日访客

我经历了几场愉悦的暴风雪，并围坐在壁炉旁，度过了几个欢快的夜晚，而此时外面风雪肆虐，就连猫头鹰的叫声也淹没其中。风雪过后，一连几个星期，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一个路人也碰不到，不过偶尔会有村民过来砍柴，并用雪橇运回村里。然而大自然却帮助我在最深的积雪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来，每当我从积雪中走过，便有风儿把橡树叶吹落在我的足迹之上，树叶吸收阳光的热量，下面的积雪很快就会融化，不但为我铺就了一条小径，而且白雪中这条深色的线路也是我在黑夜中的向导。说到人际交往，此时我便只能在脑海中想象着林间的那些旧时居民。估计在很多村民的记忆中，这条紧挨着我的住房的小路上，还回响着昔日居民的欢声笑语，屋后的树林里也星星点点地分布着他们的住房和小花园，不过那会儿，这片土地还隐匿在树林深处。在我的记忆中，以前有马车从此经过的时候，茂密的松枝会轻擦着马车的两边，要是有妇人、小孩不得不单独走条路到林肯乡去，他们会心惊胆战地一路小跑着过去。尽管这只是一条通往各村的普通小道，或者说仅是樵夫穿行的小径，但是，比起现在的繁杂多样，之前的单一荫蔽更能让游者驻足欣赏，让他们久久不能忘怀。从村子到树林的那片开阔空地，之前是一片枫林密布的沼泽地，而下面的地基则是密密麻麻的原木。无疑，那些原木现在还铺垫在那条尘土飞扬的公路下，公路从斯特拉顿家，也就是现在的救济院，一直通向布里斯特山。

在我的豆田以东，公路对面，加图·英格拉姆曾经住在那里，他是康科德的乡绅邓肯·英格拉姆的奴隶，这位乡绅给他的奴隶在瓦尔登林地建造了房子，允许他到此居住。我这里说的加图不是尤蒂卡的加图(69)，而是康科德的加图，有人说他是个几内亚黑人。至今还有几个人记得他那一小块夹在核桃树中间的土地，他让那些核桃树一直生长着，就是希望等自己老了以后可以用到它们，可惜，最后被一个年轻的白人投机商弄走了。不过他现在安息的那个小房子也和他的那块土地一样狭小。尽管没几个人知道，不过加图曾经的地窖洞口还在，只是已经被土地埋没了一半了，外面还有一片松树遮掩着，路人便很少察觉得到。现在这里生长着茂密的漆树（学名Rhus glabra）和古老的黄花（学名Solidago stricta）。

这里，在我的农田一角，靠近镇子的一边，曾经居住过一个黑人妇女斯尔法，她在她的小房子里为村民纺织亚麻线，她的声音洪亮悦耳，树林里经常回荡着她高昂的歌声。不过她的房子最终在1812年战争期间，被一群获得假释的英国俘虏兵一把火烧掉了，幸好她当时不在家，不过她的母鸡和猫狗都被烧死在里面了。她的日子过得很艰辛，甚至有些惨无人道。以前，有个人经常到林地里来，他有天中午从斯尔法的房前经过，听到她在饭锅旁喃喃自语：“你们全是骨头，全是骨头啊！”我曾在那片橡树丛里看到过散落的砖块。

沿着公路再往前走，在右边的布里斯特山上，布里斯特·弗里曼曾经就住在那里，他是乡绅卡明斯的奴隶，一个敏捷的黑人。他生前在山上种植过苹果树，现在还生长在那里，虽然年岁已久，不过树上的苹果还是野性未改，尝起来颇有苹果酒的味道。他死后葬在老林肯墓地，在墓地靠边的地方，是当年从康科德撤退时丧生的无名英国掷弹兵的坟墓。我直到不久前才看到他墓碑上刻着“西比奥·布里斯特”的碑文，不过，他倒是有资格被叫作“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一个“有色人种”，好像他死后就被漂白了似的。墓碑上还特别强调了他死于何时，不过就是想要间接地告诉人们他曾经活过。当时和他居住在一起的，还有他那热情友好的妻子芬达，她为人算命，不过体型又大又圆，而且皮肤黑得异乎寻常，比黑夜的任何一个孩子都要黑，这么个黑乎乎的大肉球，在康科德镇也可谓是空前绝后了。

从山坡上下去，在左边林地里的一条古道旁，当初斯特拉顿家的宅地标示还清晰可见。他们家的果园曾一度覆盖了布里斯特山，不过山上的果树早就被脂松赶尽杀绝了，只残留下一些果树的树根，滋养着周围的野生树木。

再往前，在林地的边缘，马路的另一边，便是布里德家，这里距离镇子已经很近了。此处因有某个恶魔出没而远近闻名，这恶魔虽未被写进那些古老的神话，但在新英格兰也是人人闻风丧胆，所以也是很值得拥有一部自己的传记的，就像那些神话人物。他最初打着友人或雇工的名义来到此处，后来抢劫并杀光了布里德一家人，真是新英格兰的一个怪胎。不过现在历史还不便将这里的悲剧记录在案，让时间之手稍稍抚平一下这里的创伤，给它们增添上一抹蔚蓝的色泽吧。根据十分不可靠的传言说，这里曾经有一个酒馆，还有一口井，过路的人可以到此取饮解渴，也顺便给马匹喂点饲料。到此的人们互相问候致敬，交换点小道新闻，然后就彼此分道扬镳了。

布里德家的小棚屋和我的房子差不多大小，虽然荒废已久，却一直挺立在那儿，直到十二年前才被烧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是在一个总统大选之夜，被几个调皮捣蛋的孩子一把火烧掉的。我当时住在村边上，正在读戴夫南特(70)的《龚迪伯特》，看得十分入迷，不过那年冬天我常常犯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家族遗传，因为我有个叔叔，他就有这毛病，常常刮着胡子就睡着了，安息日的时候还不得不到地窖里去给土豆去芽，好让自己保持清醒。也或许是因为，我在阅读查尔姆斯的《英国诗集》的时候太过专注了，一个字也不舍得跳过，这本诗集真是把我的神经彻底征服了。我的头刚刚栽倒在这本书上，就听到了火警声。救火车火急火燎地往那儿赶，大人小孩松松垮垮地跑在前面，因为我是抄近道从对面的河上跃过来的，所以也跑在最前头。我们起初都以为大火发生在树林南部，要知道，我们这些人对火灾可都是经验丰富，什么谷仓着火啦，店铺着火啦，住房着火啦，总之不管什么地方着火，我们都跑去观摩过。“是贝克农场的谷仓。”一个人喊道。“是考得曼那儿。”另一个人肯定地说。突然一阵火花蹿到了林地上空，好像是屋顶塌陷了下来，“康科德的人民来救火了！”我们齐声喊道。货车飞奔而过，上面人满为患，保险公司的代理人说不定也挤在车上，不管哪里发生火灾，他们都是一定要赶赴现场的。救火车则亘古不变地跟在大部队之后，车上的警铃声也越来越远。而跟在最后面的，才是那些纵火之后又敲响警钟的人，他们的恶行随后便会在人群中扩散开来。我们就这样浩浩荡荡地往前奔，就像是那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完全无视理智的指引。终于，在转过了一个路口之后，我们听到了大火的噼里啪啦声，并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从墙那边传递过来的热量，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啊，终于赶到了！来到火灾现场，我们唯一所做的，不过是慢慢平复了之前狂热的心情。我们一开始还想着浇上一池塘的水把火扑灭，不过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了，因为大火已经烧得差不多，而且也没什么可挽救的了。于是我们都围站在救火车旁，你推我我推你，在扩音喇嘛里互相交流各自的感慨，或者低声谈论着世界上发生的那些大火灾，包括巴斯科姆店铺着火的那次，好像当时我们要是能拿着水桶及时赶到那里，旁边又刚好有满满一池塘的水，我们就能把损失降到最低，把火灾生生演变成水灾。我们最后都撤离了现场，什么恶作剧也没有做成，他们回家睡觉，我回去接着读我的《龚迪伯特》。说到《龚迪伯特》，它的前言里有关于机智是心灵的火药一句话，说“多数人都不懂机智，亦如印第安人不懂火药”，我对此并不认同。

第二天晚上，几乎是在前一天火灾发生的同一时间，我碰巧又从那条路上经过，听到那里有人在低声呻吟，我在黑暗中慢慢地摸了过去，发现是这家唯一的后人，他继承了家族全部的优缺点。此时地窖里还有未燃尽的灰烬，他正趴在地窖的洞口，探着头往里看，一边还像平常一样喃喃自语，估计他是唯一对这场火灾上心的人了。他平时一整天都在离这儿很远的一个近河草场上工作，只要一有时间便到这里来，毕竟这里是他的父辈们生活过的地方，也是他儿时成长的乐园。他趴在那里，转着圈从各个角度往地窖里探望，就好像在他的记忆里，有什么珍宝被藏在了下面的石块中间，不过地窖里显然空空如也，只有一堆砖头和灰烬。房子虽然没有了，他得看看还有什么遗留下来的东西没有。他看到我过来，仿佛受到了莫大的慰问，心情平和了许多，他领着我在黑暗里到井边看了看，它虽然被掩埋在了下面，不过，谢天谢地，这口井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被烧毁的。他沿着井壁摸到了他父亲当年亲自制作安装上去的吊水架，又摸了摸上面吊重物用的铁钩，好让我相信，这绝非一个寻常的“吊水架”，不过这吊水架也是他唯一还可以触摸得到的东西了。我也确切地感知到了它的非同寻常，直到现在，我每次出去散步都要到那里去看看它，因为它承载着的，是一个家族的历史。

也是在左边，在能看得见水井和井壁旁丁香花丛的地方，那里现在是一片开阔的平地，纳丁和勒格罗斯曾在此居住过，不过他们现在搬回林肯乡去了。

再往林地深处走，在接近湖边的公路旁，有个陶工魏曼在那里的一片土地上生活过，为村镇上的居民供应陶器，后来把家业传给了后人。他们一家子并没有什么财产，勒紧了裤腰带才勉强守住这块赖以生存的土地，此外，时不时还有治安官跑来收税款。我曾经看过这位治安官的账目，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拿，他只好随手“扣押了一件破烂”，做做样子。仲夏的一天，我正在锄地，有个人驾着马车载了一堆陶器要到市场上去，他停了车向我询问小魏曼的情况。这个人很久以前从小魏曼那儿买过一个陶工旋盘，想知道他最近怎么样了。我以前在《圣经》上读到过陶工的黏土和旋盘，却从未意识到，我们今天所使用的陶器并不是从那上古时期完好无损地传承下来的，它们也不是像葫芦一样是从树上结出来的。听说我的邻居中竟然有人从事这门陶制艺术，我感到十分欣喜。

在我搬来之前，林地里最后一位居住者是个爱尔兰人，叫休·夸尔（特别绕口的一个名字），他住的正是魏曼的房子。人们都叫他夸尔上校，传言说他曾经参加过滑铁卢战役。要是他现在还活着，我一定请他把当时奋战的情况重新演绎一遍。他在这里的工作是挖沟工。拿破仑去了圣赫勒拿岛，夸尔却来到了瓦尔登的林地。我对他的唯一认知就是，他真是个悲剧人物。他这个人彬彬有礼，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而且说话也十分儒雅，有时甚至让人不知所云。因为染上了震颤性谵妄症，他大夏天还要穿件外套，整个脸红得要滴出血来。 我搬到林地来没多久，他就死在布里斯特的山脚下了，所以我对这个邻居的印象并不深刻。他的同伴们都把他住过的房子看作是“不祥的城堡”，躲得远远的。在房子拆毁之前，我进去参观了一下。房子里他的衣物皱巴巴地堆放在架起的木床板上，仿佛躺在那里的就是他本人一样。壁炉上摆放着一个断裂的烟斗，而不是那只在泉边打碎的残碗。而泉水绝非它逝世的不详象征，因为他生前向我坦言，尽管他已久闻布里斯特泉水的大名，却始终没能有幸一见。脏兮兮的纸牌，方块啦、黑桃啦、红桃老K啦，散落得满地都是。还有一只小黑鸡，行政人员没能逮走，它黑如黑夜，静如呆鸡，一声也不吭，静静地等待着列那狐(71)，栖息的时候依然跑到隔壁房间去。屋后隐隐约约有个花园的轮廓，里面不知耕种过什么东西，因为他的震颤性谵妄症，花园一次也没有翻锄过，不过现在又到了收获的季节了。花园里长满了罗马苦艾和叫花草，我的衣服上也沾满了叫花草的果实。房子的后墙上挂着一张刚刚剥下来的土拨鼠皮，这是他在上一次滑铁卢战役中的战利品，不过，他今后再也不需要皮帽和手套了。

现在，地面上只剩下了一些凹陷的痕迹，昭示着曾有人在这些地方居住过，就连地窖的石头也都深深地陷下去了。附近的草地上，阳光充裕，各种植被欣欣向荣，像草莓啦、树莓啦、覆盆子啦，此外还有榛树丛和漆树。在原先搭建烟囱的地方，生长着脂树或者节瘤满布的橡树，门口石阶处，偶尔还会冒出一棵香郁的黑桦树。旧时水井处的凹陷有时也清晰可见，那里曾有清泉汩汩流过，此时上面生长的，是些枯涩无泪的青草。或者，在最后一批居住者离开的时候，他们会用一面石板把水井掩盖在草皮之下，短时间内便不会被人发现。把水井掩盖起来，这多么令人悲伤啊！亦如凿井时喷流而出的泪泉。那些地窖的凹痕，就如同是废弃的狐狸洞穴，或是老旧的地洞，里面曾一度有人类生活忙碌的身影，他们也曾在此以某种形式或方言探讨过“命运，自由意志和绝对预知”。不过，据我所知，他们探讨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加图和布里斯特拔过羊毛”，它和历史上的那些著名哲学流派一样，颇具启发意义。

当那些门板、房梁和窗台消失了几十年，墙角下的丁香花依然繁茂如初，春天一到便绽放出芬芳的花朵，引诱着路人前来采摘。它们最初由孩子栽种在前院的小块土地上，被他们赏玩爱抚，现在却摇曳在幽闭牧场上的残垣断壁下，给那新生的树林让出了地盘。这些小丁香是当年茂密的丁香丛里仅留的一簇，也是那个家族唯一的幸存者。那些黑黝黝的孩童绝不会料到，他们随手插在房前背阴处的这朵小丁香，当初只有两片脆弱的嫩芽，经过他们每日浇水呵护，竟然如此顽强地成长了起来。在他们长大或逝世之后，当昔日遮蔽着它的房子已经消失不见，当这个家园里的花园和果园已经不在，这簇小丁香依然向那孤寂的漫游者低声述说着他们的故事。它们花朵艳丽，香气袭人，亦如最初绽放的那个春天。我要赞美丁香的纤柔和谦逊，赞美它欢快的色泽。

这个小村庄，它本可以发展壮大起来的，为什么康科德没有消失，它却落败了呢？难道说这里没有自然优势，比如丰富的水资源？哎，这深幽的瓦尔登湖，这清凉的布里斯特泉水，本是供人们长久饮用的健康水源，人们却只用它来冲释杯中之物。永远口渴的人类啊！难道编篮子，做扫帚，织席垫，烤玉米，纺麻绳，烧陶器，等等诸如此类的营生就不能在此地发展，让这野性之花如玫瑰般绽放吗？这些先祖们在大地之上开创的基业，难道就不能让他们的子孙后代延续继承吗？这贫瘠的土地本可以抵制住土壤的退化的。哎，人类纵有千般美好的记忆，却不能给这片土地增添丝毫的美丽！或许，大自然还可以再重新努力一番，把我看作是第一个定居在此的人类，把我去年春天建造的房子看作是大地上的第一个建筑。

在我居住的这块土地上，我并没有发现任何前人的踪迹。把我从那建立在古城旧址之上的城镇中解救出来吧，那城镇无疑是用废墟组建起来的，它的花园也蹲坐在墓地之上。在被耗尽所有养分并受到诅咒之前，那片土地就已经被彻底摧毁了。我在脑海中把昔日的这些居民一一拉回到林地来，然后渐渐陷入了沉睡。

到了这个时节，我鲜有访客到来。积雪很深的时候，我的住所附近一连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都看不到一个人影。即便如此，我还是像只田鼠一样舒舒服服地待在我的小房子里，或者像那被深埋于雪堆下的牲畜，即使没有食物也照样可以存活很久，又或者像那位早期移民到本州萨顿镇的居民，1717年的一场大雪把他家整个掩埋在积雪之下，又碰上这家的主人不在家，后来还是一位印第安人发现了露在积雪外黑漆漆的烟囱口，才把他们一家人解救了出来。只是没有热心的印第安人会来关注我罢了，当然这也没有必要，因为这家的主人就守在家里。大雪啊！单是听到它就让人欣喜万分！积雪很深的时候，农民无法驾着马车到林地或沼泽地里去砍柴，就不得不把房前繁茂的树木砍下来燃烧，等到积雪稍稍融化，地面坚硬可行的时候，他们再到沼泽地去伐木，然而待到来年春天一看，他们原是在距离地面十英尺以上的地方砍伐的树木。

在积雪最深的时候，从我家到公路去的那半英里小径就是一条弯弯曲曲的虚线，上满密布着间隔相等的黑点。如果积雪不化，我一连一个星期都沿着这条虚线来回于这两地，每次都特意跨出同样大小的步伐，踩着上次的脚印，每次都十分精准，仿佛我的身体就是一个两脚规。冬天竟迫使我们如此循规蹈矩，亦步亦趋，然而这些足迹本身也会映射出天空的蔚蓝色泽。但是不管天气多么恶劣，都阻挡不了我外出散步，我常常会踩踏着深深的积雪，跋涉出八九英里，就为了去和一棵山毛榉、红桦树抑或是松林中的一个老相识碰面赴约。只见松树都被冰雪压弯了枝头，原本柔软的枝丫都变得坚硬无比，活脱脱一片冷杉树林。地上积雪达到平均两英尺深的时候，我还会跋涉到最高的山头，每走一步都把头顶厚厚的积雪摇落下来。因为此时猎人也都不出来活动了，所以我有时候还会手脚并用地一路爬到山顶去。一天下午，我靠着树干坐在一棵五针松枯死的枝丫上，兴致勃勃地观察一只横斑猫头鹰（学名Strix nebulosa），在这青天白日下，我当时距离它不过就是一杆的距离。我移动的时候，脚下的积雪会发出吱吱的声音，它显然能听到我的声音，却无法看清我的身影。要是我弄出再大一点的声响，它就会探出脖子，颈上的羽毛直挺挺地竖立起来，眼睛挣得大大的，不过眼皮很快又耷拉了下来，脑袋也开始往下栽。它的眼睛努力半睁着，颇像是猫儿长着翅膀的哥哥，我这样观察了它半个小时，不禁也有些昏昏欲睡了。它半睁着双眼，上下眼皮间只留下一条窄窄的缝隙，中间仿佛和我隔着一个半岛，它从那遥远的梦境中往外探望，试图看清我模糊的身影，在它眼中我不过就是阻挡了它视线的一粒尘埃。终于，或许是因为我的动静太大了，又或者是察觉到了我的靠近，它开始在栖木上不安分地扭动，像是被扰乱了清梦而烦躁起来，最后终于拍拍翅膀飞离了此处。它的翅膀平铺开来，在松林上空飞过，一点振翅的声音也听不到。因为白天视线模糊，它只能凭借着敏感的翅膀感知周围的事物，摸索着在松林中穿行，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栖息处。它在那里应该可以安安静静地等待着它的黎明到来了。

一条长长的铁路堤道横穿草地，我从那儿经过的时候，常常会遭受刺骨寒风的袭击，狂风在这里可是十分放肆的。当冷霜打在我一边的脸颊上，尽管我是个异教徒，但还是得乖乖地把另一个脸颊也送上去。即使是走从布里斯特山脚下延伸出来的那条马车道，情况也一样糟糕。不过我还是得到镇上去，仿佛自己是个友善的印第安人。这片旷野上的积雪全部堆积在了瓦尔登公路两侧的高墙之间，只消半个小时，路人的足迹就会被完全覆盖。当我回来的时候，路上又有了新的积雪，我又得跋涉着艰难前行。狂乱的西北风席卷着粉状的积雪，在路口拐角处堆积了厚厚的一层，一丝兔子的足迹也看不到，就连田鼠那小巧的足印也没有。然而，即使是在深冬，我还能在温暖松软的沼泽地附近看到野草和臭菘，绽放出永恒的翠绿之色，偶尔还会看到某些耐寒的鸟类，默默地等候着春天的到来。

有时尽管大雪纷扬，我晚上散步回来，会在地上看到樵夫走过的深深足印，从我家门前一路延伸出来。有时我还会在壁炉上看到他削下的一堆碎木片，屋里还有他留下的浓重的烟斗味。周日下午，如果碰巧在家的话，我偶尔会听到一个长脸农民踩着积雪过来，他穿过林地从远方一路跋涉到我家，来和我“聊天”。真正的“农庄人物”并不多见，他便是其中一位，他身上总是穿着他的工作服，从来不穿教授式的长袍。他随时都会从教会或政府那里援引出一条道德教义，就像从他的畜棚里拉出一车粪肥一样随便。我们谈到了那生活简单而原始的时代，那时候，人们在寒冷的天气中围坐在篝火旁，个个头脑清明。因为没有其他的点心，我们啃食硬邦邦的坚果，这些外壳厚实的坚果，通常里面都空空如也，所以早就被松鼠丢弃掉了。

还有位诗人，他住得离我最远，但也会踏着积雪，顶着极恶劣的天气来拜访我。不管是农民和猎人，还是记者和士兵，甚至就连哲学家，也都有畏惧退缩的时候，但是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一位诗人的步伐，因为激励着他前行的，是纯洁的爱。有谁能预料到他的到来和离去呢？诗人的天职随时都会呼唤着他前行，即使是在医生也酣然入睡的时候。我们的谈话愉悦而深沉，整个小屋都回荡着我们欢快的笑声，打破了瓦尔登长久的沉默，相比之下，就连百老汇也显得沉寂而荒凉了。对于某个刚刚讲到或即将说起的笑话，我们会时不时地爆发出一阵欢愉的笑声，时间把握得恰到好处。我们一边喝着稀粥，一边谈论着众多“崭新”的人生哲理。一碗稀粥，既款待了来客，又提供了谈论哲学所需的清晰头脑，真是完美至极。

我不会忘记，在湖畔的最后一个冬天，我迎来了另一位愉悦的来访者(72)。当时他在一个漆黑的雨雪之夜穿过村子，来到了林地。他透过重重树影看到了我房子里的灯火之光，于是便过来拜访我，和我一起度过了几个漫长的冬夜。他是人类最后的哲学家，康涅狄格州把他献给了世界。正如他所说，他先是给康涅狄格州推销商品，后又推销他自己的思想，颂扬上帝，贬斥人类，不过只有他的头脑结出了累累硕果，就像只有坚果里才有果肉。我认为他是世间最具信仰的人了。他言语中总是勾画出一个更好的社会宏图，这是其他人都不曾设想过的，要是我们的时代发生变迁，如果只有一个人不会对此失望，估计也就是他了。尽管他此刻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目前也没有什么具体计划，一旦那不为人所知的法则开始生效，他的时代便到来了，什么一家之主啦、政府领导啦，统统都会来向他请教。

“不识阁下的人是那么盲目无知啊！”

他是人类真正的朋友，可以说是帮助人类发展的唯一一个朋友。他是一位“老凡人”，更确切地说是位“不朽之人”，他拥有无限的耐心和坚定的信念，他是众人之神，为人们清晰地展示出那烙印在人类肉体凡躯中的内在灵魂，然而人类却一味地将他贬损，把他塑成了一座歪斜的纪念碑。他智慧而热情，不管是孩童还是乞丐，疯子还是学者，他都一视同仁，认真聆听他们的想法，然后给他们以引导，使他们的思想得以提升。我认为，我们应该在世界的大马路上建起一座大旅舍，让各国的哲学家统统住进来，然后在门口贴出一个告示：“款待人类，牲畜莫进。如果你心平气和，又具备闲暇，那么请进，我们会为你指引出正确的人生之路。”他或许是心智最健全的人了，而且在我所知道的人中，他是怪念头最少的人，不管是昨天还是明天，他都是原来的那个他。很久以前，我曾和他一起散过步，我们边聊边走，成功地把世俗世界甩在身后了，因为他是个生性自由之人，从不被任何社会制度所拘束。他把眼前的风景提高到了极美的高度，所以无论我们走到哪儿，天和地仿佛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他是身着蓝色长袍之人，最适合他的屋顶便是头顶的这一片苍穹，真切地反映了他的宁静。我预料着，他是永远不会逝世的，因为大自然绝不会任其离开。

我们的思想就如同是一张张木瓦，充分晾晒之后，我们便一边坐下来削整，试一试我们的刀子是否锋利，一边还欣赏着松木上淡黄色的清晰纹理。我们虔诚地慢慢涉水而过，小心翼翼地靠近彼此，所以那思想的小鱼并不畏惧我们，它们在水中自由地游弋，丝毫不担心岸边会有渔钩投放下来。它们大大方方地游来游去，就如同那漂浮在天边的珠母般的云朵，时聚时散。我们就在那里时而校正神话，时而润色寓言，时而建造空中楼阁，因为大地上找不到可供使用的地基。伟大的观察者！伟大的预言家！和他交谈真可谓是新英格兰之夜的一大享受。啊！隐士和哲学家，再加上我之前提到的那位老移民，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谈天说地，把我的小房子都扩张得变了形了。我不敢说每英寸圆弧的空气上要承担多少镑的重量，可是一旦它开了口，就得往里塞进去无数废物，才能堵得住它的泄露。不过幸好，作此用途的麻絮，我已经收集得够多了。

还有一位，我曾到他的村舍里和他共度过“一些美好的时光”，他也会时不时地到林地里来拜访我，那些美好的记忆我会永久地珍藏在心中。除此之外，我便再没有别的来访者了。

当然了，和所有人一样，我有时也会暗暗期盼那位永远也不会到来的“访客”。印度经文《毗瑟拿·往世书》中提道：“黄昏时分，家主应该在庭院里，用为一头奶牛挤奶的时间，来静候即将到来的客人，当然，如果他乐意，还可以花上更久的时间来等待。”我也时常在院落里长久地等候来访者，我候客的时间足可以挤完一群奶牛了，可是却没有看到过一个从村镇上过来的人。

冬日的动物

等到湖上的冰面足够厚实坚硬，我便可以随意在湖面上穿行，这大大缩短了通往各处的路程。不仅如此，站在湖面上往四周观看，往日里熟悉的风景看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尽管我之前经常在弗灵特湖上划船，冰冻之后也在那里滑过冰，但是等到冰面被积雪覆盖之后，我站在湖面上忽然感觉它是那么的宽广而陌生，让我不禁联想到了八芬湾。周围是白雪皑皑的宽广平原，远处林肯山拔地而起，仿佛我是初次踏足这个地方。渔夫和他的猎犬在远处的冰面慢慢地移走，看上去就像是捕捉海豹的猎人，或是因纽特人，在这雾蒙蒙的天气里，他们的身影又被无限放大，仿佛寓言故事里的庞然大物，我也分不清他们到底是巨人还是侏儒了。晚上到林肯乡去演讲的时候，我便从湖面上穿来穿去，从我家出来一直到演讲室，中间无须沿着某条道路走，也不用从谁家的门前经过。路上要经过鹅湖，那里是麝鼠的天下，它们在冰面上高高地搭建起自己的窝穴，不过我打湖面经过的时候，一只出来活动的麝鼠也没看到。瓦尔登湖的情况和其他湖泊大致相同，只不过冰面上很少会有积雪，只有薄薄的一层雪花。当地面上的积雪达到两英尺厚的时候，村民也都被困在村子的街道上了，瓦尔登湖变成了我独享的院落，我可以在上面随意走动。这里远离村庄街道，也很少能听到雪橇的铃声，我在湖面上滑冰溜行，整个湖面就像是一个平坦的驼鹿院，周围是高高的橡树和松树，松树被冰雪压弯了枝丫，枝头是密密麻麻的冰凌。

至于声音，我在冬季的夜晚和白天都能听到远处森鸮的叫声，就像是特制的琴拨在冰冻的地面弹奏发出的声音，虽然凄凉却也十分悦耳。它是瓦尔登湖的独特方言，尽管我从未见过鸣叫时的森鸮，但后来对它的叫声却十分熟悉了。冬天的夜晚，只要我一推开门，总能听到它的洪亮的叫声：“呼呼呼，呼啊，呼”，前三个音节很像是英语中的“你好啊”（ how der do），有时它只是发出“呼呼”的短叫声。在初冬的一天晚上，当时湖面还没有上冻，大约九点多钟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一只野鹅尖锐的叫声，把我吓了一跳。我走出屋门，就听到一群野鹅贴着我的房顶飞过去了，它们呼扇着翅膀，那声音仿佛是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似乎是我屋里的灯光扰乱了它们在此栖息的计划，它们飞过瓦尔登湖朝美港山去了，它们的队长还时不时地尖叫一声。突然附近传来了一声猫头鹰的叫声，比林间任何一个动物的叫声都要刺耳洪亮，野鹅每叫一声，它都紧接着回应一声，仿佛是想通过更加洪亮刺耳的本地语言来羞辱哈得逊湾的这些入侵者，并把它们赶出康科德的地盘去。在如此神圣的夜晚，你却跑来惊扰我的城堡，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以为我此刻已经酣然入睡了吗？还是说，你觉得我没有像你一样的肺部和喉咙？嘘—呼，嘘—呼，嘘—呼！这是我听过的最惊悚刺耳的声音了。不过，要是你的耳朵足够敏感，你就会从中辨识出一种和谐的元素，那是你在平原上所未曾见过，也未曾听到过的。

我有时还会听到湖里冰面的嗬嗬声，我在康科德的这个同床共寝的大伙伴，它好像是受了腹胀和噩梦的惊扰，身体躁动不安，想要在床上翻个身。有时我也会被屋外地面上冰霜的破裂声惊醒，那声音像是有人驾着马车从我门前经过，早上起来，我就会在地下的冰面上发现一个长约一英里、宽约三分之一英寸的裂缝。

在月光皎洁的夜晚，狐狸会出来寻觅鹧鸪或其他的猎物，它们游走在外面的积雪之上，像林地里的野狗一样发出恶魔般的尖叫。它们似乎很烦躁，急切地想要表达什么，或许它们是在寻觅光明，又或者是想要化身为家狗，可以在街道上自由地奔跑。要是从年代的长远来看，这些野兽难道不也像人类一样发展出特定的文明来了吗？在我看来，它们就是处在挖洞阶段还未进化的人类，它们严阵以待，时刻准备着蜕变进化。偶尔会有狐狸被我的灯光吸引过来，它来到我的窗下，十分狡猾地向我发出一声狐狸的诅咒，便立刻撤离而去。

黎明时分，常常会有红松鼠（学名Sciurus Hudsonius）在我屋顶上跑来跑去，或者在墙壁四周上蹿下跳，每每会把我吵醒，好像它被从树林里派遣过来就是要叫我起床的。我有大约半蒲式耳没长成的玉米，冬天的时候把它们都扔到屋外的雪地上了，吸引了各种动物来啄食，观察着它们各自的行为姿态，倒也十分有趣。傍晚以后，野兔也会溜过来饱餐一顿。整整一天，红松鼠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它们的各种小动作真是让我大饱眼福。有一只从橡树丛里小心翼翼地溜了出来，冲到雪地上，跳一下停一下，像是一片树叶，被大风在地上吹来吹去。它一会儿朝着这边急匆匆地走几步，小爪子飞速地跑动着，像是加入了一场赌博，一会儿而又朝着那边跳几步，走不到半杆远就又掉头往别处去了。不一会儿，它突然停了下来，表情滑稽可笑，紧接着一个筋斗翻了出去，好像全世界的眼睛全都在盯着它看。要知道，一只小松鼠的表演，即使是在这最隐蔽的树林里，也会吸引众多眼球，它的观众不会少于那跳舞的少女。它停在那里，左思右想，迟迟不动，浪费掉的时间足够它走上一圈了，不过我倒是从未看见过有哪只松鼠是大摇大摆地走路的。眨眼的工夫，它就跳到了一棵小脂树上，像被打了鸡血一样开始对着它幻想中的观众百般斥责，仿佛是在向全世界侃侃而谈，又像是在自言自语。至于它究竟为何会突然如此亢奋，我无从得知，恐怕就连它自己也搞不清楚吧。无论如何，它总算是走到玉米这儿来了，细细地挑了个玉米穗，又一路蹦蹦跳跳、曲曲折折地爬上了我窗前的柴堆。它站在柴堆顶部，透过窗子盯着我看了看，便坐下来开始啃食玉米，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中间还时不时地更换玉米穗。它起初啃得很带劲，后来就有些挑剔，啃食一半就丢掉，最后干脆抱着它的食物玩耍了起来，只啃食中间的玉米芯，和外面的玉米粒。它用爪子稳稳地抓着玉米棒，后来一不小心滑了下去，玉米棒落到了地上，它在柴堆上伸着脑袋往下看，表情十分好笑，似乎在怀疑玉米穗获得了生命，考虑着是下去把它捡起来呢，还是重新去拿一个，抑或是就此离开。它一会纠结着玉米，一会又伸长了脖子去聆听风中的低语了。这个冒失的小家伙一上午就糟蹋掉了好多玉米穗，最后它抓起一个又长又肥的玉米穗，比它自己的小身子都要大，灵巧地抱起来，像是拖着水牛的老虎，然后歪歪扭扭地跑回树林里去了，一路上走走停停，玉米穗拖拉在地上，又总是往下掉，好像这个庞然大物对它来说太过沉重了。它斜抱着玉米，决意要把它拖到树林里去，真是个轻佻自大又异想天开的家伙。总之，它就这样拖着玉米回它的住处去了，即使它住在四五十杆外的松树上。我以后极有可能会再次看到散落在林地各处的玉米芯的。

松鸡终于也来到了，它们刺耳的尖叫声大老远就能听到，在距离八分之一英里的地方它们就警觉起来了，鬼鬼祟祟地在树上穿行，一点点地慢慢靠近。它们捡起松鼠扔在地上的玉米芯，然后飞到附近一棵脂树的枝头，赶紧把那玉米芯吞食下去，那块玉米芯对它来说显然太大了，以至于最后卡在了喉咙里，又费了老大劲才吐出来，然后再用它们尖尖的嘴头花上一个小时把它敲碎。它们明显是窃贼无疑，我对它们一点好感也没有。而那些松鼠，虽然它们起初也很羞涩，但慢慢地倒也放开了手脚，好像那本就是自己的东西。

此时，山雀也成群结队地过来了。它们也从地上捡拾松鼠扔下的玉米屑，然后飞到就近的枝头，把玉米屑放在爪子下夹住，然后用嘴头把它敲击成细小的碎屑，好像在叼食树干里的小昆虫。几乎每天都有一小群山雀飞来觅食，它们要么从我的柴堆上啄食小昆虫，要么就在门前啄食玉米屑。它们嘴巴里发出微弱的咬舌音，像是冰凌的撞击声，要么就“叨叨叨”地叫着。极少数时候，在温暖如春的日子里，它们还会来到树林边，发出夏日般尖细悦耳的“菲—比”声。它们后来和我混得熟了，有一只竟然落在了我怀里抱着的木柴上，从木柴里啄食小虫子。我以前在村子的花园里锄草的时候，曾经有一只麻雀飞落在了我的肩头，停了片刻又飞走了，我觉得，比起给我佩带什么功勋徽章，那一刻才让我觉得更加光荣。当然，松鼠最后也和我打成一片了，它们有时会踩到我的脚上来，就近叼食地上的食物。

如果地面上积雪不多，或者在冬末，当山坡南面和我柴堆附近的积雪都已融化，每天早晚鹧鸪就会从树林里出来，到此觅食。走在林地里，到处都会碰到它们。只要你一走近，它们就呼呼地拍打着翅膀从树上惊起，震颤之下，枯叶和枝丫上的积雪就纷纷飘落下来，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仿佛撒落的金粉。鹧鸪是勇敢的鸟类，并不惧怕寒冬。它们经常会被积雪掩埋，据说，“它们有时会展开翅膀冲进松软的雪堆里，在里面一藏就是一两天”。日落时分它们会从树林里出来，到外面的旷野上啄食野苹果的嫩芽，我靠近的时候就把它们惊走了。它们每天晚上都会固定地到某棵树上去栖息，所以那些狡猾的猎人就常常在树下等待它们自投罗网。远处靠近林地的那个果园就因此遭了大殃。无论如何，它们总是能觅到食物，这让我很欣慰。鹧鸪是大自然亲自孕育的鸟类，它们以蓓蕾为食，以晨露为饮。

在冬日漆黑的清晨，或是短暂的午后，我会听到一群猎犬在树林里追踪猎物，一边还汪汪地叫个不停，这是它们追猎时的一种本能，并非它们自己所能控制。时不时还有狩猎的号角声传来，说明猎人就紧随其后。林地里响起了枪声，然而并没有狐狸飞蹿出来，扑向湖边的平地上，亦没有追赶着亚克托安(73)的狗群。我有时会在晚上看到猎人在雪橇后面拖着一条狐狸尾巴往家走，那便是他这一天唯一的战利品了。猎人告诉我说，如果狐狸老老实实地待在冻土之下的洞穴里，它们就不会遇到什么危险，或者，即使它们出来了，只要沿着直线逃跑，猎狐犬也绝对追赶不上它们。可事实是，等到它们把追赶者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就会停下来歇息歇息，听听动静，待到猎犬追赶上来，再接着奔跑，绕着圈又跑回到原先的老地方去了，猎人便在那里静候它们落网。然而有时候，狐狸还会跳上好几杆高的高墙，跳到另一边的湖里去，它似乎也知道在水里是不会遗留下气味的。一位猎人曾经告诉我，他有一次看到一只被猎犬追赶的狐狸冲跳到瓦尔登湖里去了，当时冰面上恰好有一层浅浅的活水，它从湖面跑到对岸然后又折了回来。等到猎犬赶上来，它们已经失去了狐狸的嗅迹了。有时候还会有成群独自狩猎的猎犬从我门前经过，它们围着我的房子直打转，汪汪地叫着，完全无视我的存在，好像染上了某种癫狂症，任何事情都无法让它们分神。它们就这样绕着我的房子一圈圈转个不停，直到嗅到狐狸的一丝踪迹，因为总会有聪明的猎犬不顾一切地苦苦寻觅。有一天，一位猎人从列克星敦市来到我的住所，向我询问他的猎犬，说他的猎犬足印很大，它出来独自狩猎，已经有一个星期了。不过我担心，即便我把知道的一切都告知他，也不会帮上他什么忙，因为每次我试图回答他的问题，都会被他打断，问我：“你在这里干什么呀？”他失去了一条狗，却找到了一个人。

有一位老猎人，他说起话来枯燥无味，往年在湖水最温和的时候，他每年都会到瓦尔登湖沐浴一次，每次都顺便过来看看我。他告诉我说，多年前，他有天下午拿着猎枪到瓦尔登湖旁边的树林去巡视。在走到魏兰德路的时候，他听到有猎犬在吠叫着向他靠近，不久便看到一只狐狸越过高墙跳到了路上，还不等他反应过来，又跳过另一边的高墙逃离了，他的子弹根本没有擦到它的皮毛。远远地在后面，有只老猎犬，身后还跟着三只小狗仔在全力追赶，不久也消失在树林深处了。后半下午的时候，当时他正在瓦尔登湖南面的那片茂密的树林里休息，又听到了那几只猎犬的叫声，它们追赶着狐狸远远地朝美港山方向去了。不一会又跑了回来，整个树林里都回荡着它们的叫声，声音越来越近，一会从威尔牧场传来，一会又从贝克农场传来。他静静地站在原地，久久未动，聆听着它们的叫声，在猎人听来，猎犬的叫声是多么美妙的音乐啊。突然，那只狐狸出现在了眼前，它循着这条沉寂的甬道悠闲地飞奔而来。心有灵犀的树叶沙沙作响，掩盖了它奔跑的声音，它灵活而安静地在林间转着圈奔跑。等把它的追赶者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它便跳上林间的一块岩石上，直直地蹲坐在上面，聆听周围的动静。凑巧的是，它的背部此时正对着猎人，有那么一瞬间，猎人心生怜悯，没有立刻开枪。不过他的怜悯之心转瞬即逝，不及深思，他手上已经扳动了，只听“砰”的一声，狐狸从岩石上滚落了下来，直挺挺倒在了地上。猎人没有立刻离开，还待在原地静听猎犬的声音。它们还在远处追赶，甬道附近的树林回荡着它们的吠声。突然，那只老猎犬一纵跳入了眼帘，它的鼻头在地上嗅了嗅，像着了魔一般一阵狂叫，然后直冲向岩石这边来了。可是看到那只死狐狸，它突然停止了追捕，像是受到了惊吓，一声不响地围着狐狸的尸体打转。此时它的小狗崽也一个个赶到了，像母亲一样，它们也是一头雾水，待在那里不声不响。然后猎人走了过来，站在了它们中间，啊，谜团终于揭开了。猎人解剖狐狸的时候，它们就静静地待在那里，猎人离开的时候，它们又盯着狐狸尾巴跟出去好远，最后终于掉头，又跑进树林里了。当天晚上，韦斯顿的一位乡绅来到康科德这位猎人家里，向他打听他的猎犬，并告诉他说，他的猎犬自己出来狩猎，它们从韦斯顿的林地出发，到现在已经一个星期了。猎人告知了他白天的情形，并把狐狸皮拿出来给他。乡绅拒绝了狐狸皮，告辞离开去寻找他的猎犬了，不过他当晚并没有找到它们。第二天，他打听到，他的猎犬前天晚上穿过河流，在一个农舍里住了一夜，农舍的主人还给它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第二天一早，它们便又离开了。

告诉我这个故事的这位猎人还说，他记得有个叫山姆·纳丁的人，他以前常在美港山的岩壁上猎熊，然后拿熊皮到康科德的村子里去换朗姆酒喝。这个山姆·纳丁告诉他说，他曾在美港山上见到过麋鹿。纳丁有只远近闻名的猎狐犬，叫伯戈因，不过他管它叫布金，告知我此事的这位猎人就经常向纳丁借用这只猎狐犬。镇上有位老商人，他曾经也是做过队长，当过镇上的文员和代表，在他的记事簿上，我找到了下面的账目：“1742至1743年1月18日。约翰·麦尔文，贷方，灰狐狸皮一张，0.23美元。”当然，现在是不会有这种交易了。在他的总账目中，还有这样一条：“1743年2月7日。赫兹基亚·斯特拉顿抵押半张猫皮，借贷0.145美元。”当然，猫皮是指野猫皮，因为斯特拉顿曾经在法兰西战争中担任过军士，要是他狩猎的动物连野猫都不如，那他是拿不出手的。此外还有鹿皮借贷的账目，鹿皮是每天都有出售的日常货物。本地最后一只鹿被杀死后剥下的鹿皮，至今还有人保留着。另外还有个人把当时猎杀这只鹿的详细情形告诉了我，他的叔叔当年就参与了猎杀。以前的时候，本地猎人众多，而且他们生活得也都很快乐。我知道有一个骨瘦如柴的宁录(74)，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他可以从路边捡起一片枯叶，用它吹奏出狂野动听的旋律，比猎号还要悦耳。

夜半时分，如果天上有月亮，我偶尔还会在路上碰到猎犬在林间游走，看到我便溜到一边的树丛中，静静地等我过去，像是被我吓到了一样。

松鼠和野鼠也会为了我储藏起来的坚果而开战。我房子周围有几十棵脂树，直径从一英寸到四英寸不等，不过它们前年冬天已经遭受老鼠的啃食了。对老鼠来说，去年冬天真是个挪威式的寒冬，深深的积雪长久不化，它们便不得不在储存的冬粮里掺杂大量的松树皮食用。尽管树皮被啃去了一圈，这些树木还是存活了下来，仲夏的时候依然还很旺盛，很多都长出了一英尺高，不过，到了第二年冬天，它们又都死去了，无一存活。一只小老鼠竟然可以独享一整棵松树当晚餐，它不是沿着树干上下啃食，而是绕着圈啃树皮，这真是不可思议。不过这片树林一直以来都这么茂密，或许也应该让它稀疏一点了。

野兔（学名Lepus Americanus）也是很常见的，有一只整个冬天都住在我的房子下面，和我只隔着一层地板。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它就会着急忙慌地离开，脑袋撞到地板上，发出“砰砰砰”的声音，每次都把我吓一跳。它们喜欢在黄昏的时候到我门前来，啃食我扔在地上的土豆皮。它们的皮毛和大地的颜色十分接近，所以静止不动的时候很难让人察觉。黄昏的时候，要是有只野兔坐在我的窗下一动不动，在昏暗的光线下，它的身影就十分模糊，时隐时现。晚上我一打开门，它们就吱吱地叫一声，飞快地蹦跳着走开了。它们围在我身边的时候总让我心生怜悯。有天晚上，一只野兔蹲坐在我的门前，距离我只有两步远，起初它害怕得直打战，可是又不愿意挪动地方。它真是个可怜的小东西啊，小身板十分瘦削，两只耳朵卷曲着，鼻子尖尖的，尾巴短小，爪子细长。好像大自然已经培育不出高贵的血统了，只是勉强维持着这个物种而已。它的一双大眼睛看似年轻，却也显现出十分的病态，像是得了水肿一样。我向前走了一步，看呐，它嗖的一声蹦走了，在雪地上极力伸展着它的身体和四肢，形成一条优美的弧线，转眼就跑进了树林去——它是个野性自由的小家伙，尽显大自然的活力和威严。它如此纤瘦，不是毫无原因的，这便是它的天性吧。（野兔的学名为Lepus，有人认为它来自于levipes一词，意为四肢矫健。）

要是没有野兔和鹧鸪，田野还能称其为田野吗？它们是最为单纯和本土的物种，古老而尊贵，从古代一直延续至今。它们是大自然色泽和本性的体现，好似树叶和大地最亲密的同盟，也是彼此坚定的盟友，只不过一个是天上飞的，一个是地上跑的。如果你看到一只野兔从身边跑过或是一只鹧鸪从头顶飞过，你不会以为自己看到了野生动物，只会觉得看到了自然动物，它们就像是那沙沙作响的树叶一样，平常而自然。不管以后会发生什么变革，鹧鸪和野兔都一定会一直繁衍下去，它们可是大地上真正的本土生物。要是森林被砍伐了，那么幼苗和灌木丛就会涌现出来，为它们提供庇护，它们还会比以前更加欣欣向荣。没有野兔生活的田野该是多么贫乏啊。我们的树林里既有鹧鸪，又有野兔，在每片沼泽地上你都能看到鹧鸪的身影和野兔的踪迹，而附近，牧童也已经用繁茂的枝条围上了栅栏，又用马鬃制作了陷阱等待着它们。

冬日的湖

一个寂静的冬夜过去，我醒来却感觉自己在睡梦中并没有解答出那些困扰着我的问题，诸如“什么、怎样、何时、何地”这之类的问题。可是我还有黎明初现的大自然啊，她包容万物，面容宁静而满足，此刻正透过宽大的窗子凝视着我，唇间没有任何疑问。我醒来面对的是一个已解答的问题，面对的是黎明和大自然。大地被一片白茫茫的积雪覆盖，上面还点缀着一棵棵幼松。我的房子正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它似乎也在对我说：前进！大自然不会提出任何问题，对于我们平凡人类的问题也不予解答，她很久以前就决意如此了。“哦，王子啊，宇宙间绝美而多彩的万物，我们带着崇敬凝视，并把它传达给我们的灵魂。无疑，夜晚的降临会部分遮蔽这辉煌的创造，可是待到黎明到来，这一伟大的作品，从广袤的大地一直延伸到那苍茫的蓝天，都将重新展现在我们面前。”

然后我便开始了晨间的劳作。首先，我拿上斧头和水桶，去寻找水源，如果这不是在做梦的话。昨夜大雪纷飞，冷风刺骨，估计要用探测杖才能找得到活水了。湖面上那原本微波荡漾、光影摇曳的湖水，一到冬天就全部冰封，冰面足有一英尺到一英尺半深，就连负重的牲畜都可在上面通行。不仅如此，冰面上有时还会沉积一两英尺厚的积雪，和湖岸平齐，最后与四周的田野融为一体，难以辨认。冬天一到，它也像周围山头上的土拨鼠一样，闭上了双眼，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甚至更久的冬眠。站在白雪茫茫的平原，仿佛是站在被群山环绕的牧场之上。我首先在一英尺深的积雪上开出一条路来，然后又劈开一英尺厚的冰面，在脚下劈开一扇窗子，然后跪下来取水喝。我向下观望着鱼儿寂静的客厅，一道柔和的光线穿过冰面照射到水下，仿佛是经过了一面磨砂玻璃的过滤，下面的沙质地板亦如夏日般明亮。水下波澜不惊，平和宁静，亦如琥珀色的黄昏那般静谧，和湖中居民那冷静平和的秉性相映成彰。苍穹在头顶，也同样在脚下。

清晨时分，当万物还被冰霜凝冻，就已经有人拿着渔竿，带着少许午饭来到湖边了。他们剥开厚厚的积雪，把精细的渔线投到水下钓梭鱼和鲈鱼。他们身上野性未退，依照本能而为，和镇上的同胞不同，他们遵循的是另一套行为方式和权威准则。他们来来去去，穿梭在各个镇子之间，把散落的镇子缝合在了一起，不然它们依然还是分散破碎的。他们坐在岸边干枯的橡树叶上吃午饭，淡定而无畏。在自然学识方面，他们是聪颖睿智的，正如镇民们在虚假做作上的登峰造极。他们做得多，说得少，而且从不求助于书本。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我们至今知之甚少。这里就有一个人，他在用成年鲈鱼做鱼饵来垂钓梭鱼。往他的水桶里看一眼，你会更加惊讶，那简直就是一汪夏日的池塘，仿佛他把夏天锁在了家里，或者知道了夏日撤离之所。拜托告诉我，在这隆冬之际，他到底从哪儿弄来的这些鱼啊？哦，原来他是从腐树上捉来了虫子，而不是从冰冻的大地之下，然后用它们做鱼饵，钓得了这些鱼啊。他的生活本身就深入自然内部了，远比那些自然学家所能观察到的深刻。后者用小刀小心翼翼地掀开苔藓和树皮，寻找里面的小昆虫，而前者则用斧头劈开树干直达树心，苔藓和树皮都被远远地扔到了一边。他就是以剥树皮为生的。这样的一个人才有钓鱼的正当权利，看到他把大自然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我也十分欣喜。鲈鱼吞下了鱼饵，梭鱼吞下了鲈鱼，渔夫吞下了梭鱼，于是所有的生命链都被连接在了一起。

我在雾蒙蒙的天气沿着湖边散步的时候，纯朴的渔夫会用极其原始的方式来钓鱼，我看后不禁觉得十分有趣。他们会在距离湖岸四五杆远的地方凿出一个个狭小的冰洞，每个冰洞也是相距四五杆远，然后在冰洞上方架上桤木条，把渔线的一端固定在一个木棍上防止滑脱，另一端系在桤木的一个嫩枝上，距离冰面一英尺多高，然后再在系渔线的地方绑上一片干枯的橡树叶，如果树叶被拽入水中，就说明有鱼儿咬钩了。等你走到湖岸中间的时候，就看到这一个个等距的桤木条，在薄雾中若隐若现。

啊，瓦尔登湖的梭鱼啊！渔夫有时会把钓到的梭鱼一条条摆放在冰面上，有时会在冰面上凿出一个小冰坑，再穿个冰眼让活水流进来，把梭鱼放到水坑里，我每次看到这些梭鱼都会被它们无与伦比的美丽所震撼。它们仿佛是传说中的鱼类，不为村镇街道所熟知，甚至不为这片树林所熟悉，它们之于我们，就像阿拉伯半岛之于康科德，遥远而陌生。它们拥有超凡夺目的美丽，和我们在市井中吹嘘赞扬的惨白的鳕鱼和黑线鳕有着云泥之别。它们不是松树的绿，也不是岩石的灰，亦不像天空般蔚蓝，它们的色泽，在我眼中是一种更为稀有的颜色，像鲜花、宝石和珍珠，它们是瓦尔登湖里被赋予了生命的云彩和水晶。当然，它们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瓦尔登，是动物王国里的小型瓦尔登，它们是瓦尔登派（Waldenses）(75)。真奇怪，生活在变幻莫测的深泉里的梭鱼竟然被围困在了这儿。瓦尔登路上牲畜马车来来往往，还有雪橇呼啸而过，而远在马路之下，这些如黄金又如绿宝石的梭鱼就在这里嬉戏游弋。我从未在市场上看到过它们的身影，要不然，它们肯定会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只一阵痉挛似的抽搐，它们就轻易地放弃了水中的灵魂，亦如人类在临死之际脱离肉身凡躯，升往缥缈的天堂一般容易。

瓦尔登的湖底早已迷失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因为急于重新找回它，1846初，冰面还没有完全融化，我就拿着罗盘、测链和测深绳到湖边去测量了。对于这个湖，有很多关于它湖底深浅或深不可测的故事，不过统统都没有事实根据。人们甚至都懒得来测量一下，就对一个湖深不可测的谣言深信不疑，真是让人无法理解。这种“深不可测的湖”，我只消在附近走上一圈，就能看到两个。很多人深信，瓦尔登湖是一直延伸到地球另一端去的。还有的人，也曾久久地趴在冰面上，透过幻影重重的湖水向下观望，我们再假设他拥有一双“水眼金睛”，因为担心身体贴在冰面上太久会感染风寒，所以不等他看出个所以然来，就急急地下出了结论，谎称自己看到了很多无底的深洞，“里面可以塞得下一马车的干草”，当然要是有人愿意驾车往里去塞的话。总之，这无疑就是冥河的源头，通往阴间的入口了。还有的人，他们从村里拿来五十六磅重的大锤，拉来一车的绳子，但是依然没能测量出湖底的深度。这是因为，在大锤已经沉到了湖底的时候，他们还在源源不断地往下投放绳子，他们想要测量的不过是他们对神奇的无限创造力，最后也只能无果而终。不过我在这里可以明确地告诉读者，瓦尔登湖虽然很深，但也确是有坚实可测的湖底的。我用一卷渔线和一块重约一磅半的石头，很轻易地就测出了湖的深度。在水中的时候，由于浮力的帮助，我拉扯石块就不怎么费力，所以我可以很精准地记下石头离开湖底时的绳长。湖底最深的地方是一百零二英尺，因为湖水后来又上涨了五英尺，现在也就是一百零七英尺。在这么有限的地域上，湖底能达到这个深度确实有点不可思议，不过我们在头脑中决不能把它想象得很浅，少一英尺都不行。要是所有的湖都很浅，那又会如何呢？这难道不会影响到人类思想的深浅吗？我很庆幸，瓦尔登湖作为湖之代表，是如此深邃而纯洁。既然人类相信无极限的存在，那么肯定会有些湖会被想象成是深不可测的。

一位工厂主听说了我测量的深度，认为我的数据有误，因为根据他对水坝的了解，在这么陡峭的坡度上，沙子是不会沉积下来的。然而不管湖泊有多深，它的实际深度都不会和它的面积成正比，这是大多数人的误解。如果把湖水抽干，它也不会是明显的山谷形状，湖泊并不像夹在两山之间的山谷那样呈杯状。再就瓦尔登湖来说，虽然从面积上看它异常之深，但是如果在湖心部位测量它的垂直切面，其深度也就相当于一个浅盘子。多数湖抽干之后不过是我们平常见到的草地的地势。威廉·吉尔平对风景地貌的描述不仅精准而且相当出众。他曾站在英格兰菲英湖的湖岸，描述它为“一个咸水湖湾，六七十英寻深，四英里宽”，约五十英里长，周围群山环绕，他还说：“如果我们能在洪水泛滥，或者任何地质变动之前，水流还没有注入湖湾的时候看到它，那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多么可怕的大峡谷啊！”

“群山高高矗立，

湖底深深下陷，

河床如此宽广！”

如果我们取用菲英湖的最小直径，把它的相对比例应用到瓦尔登湖上，因为我之前已经说过，它的垂直切面也不过就有个浅盘子那么深，那么瓦尔登湖的深度就是菲英湖的四倍。至于菲英湖抽干后的湖底会有多么骇人，我就不再往下说了。无疑，众多像绽露着笑容一样的山谷两边都延伸有大片的玉米田，它们也就是大水退去后的“骇人峡谷”，不过地质专家需要兼具洞察力和远见，才能让民众接受这一难以置信的事实。在低矮的小山上，如果上面曾经有湖泊存在过，那么只要稍有洞察力的人就能看出它的框架轮廓，虽然四周平原的地势有所上升，但终究掩盖不住它曾经的地貌形态。在公路上工作的人都知道，想要找出路面的坑洼，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大雨过后，看看哪里有小水坑。总而言之，我们的想象，虽然最没有资格，却是钻得最深、蹿得最高的，远远超出了大自然本身的范围。由此看来，和其宽度相比，大海的深度或许也不过尔尔。

相比于那不冰冻的海湾，我在冰面上测量湖深，可以对湖底有更加精确的把握，不过湖底竟然如此规则，这倒让我十分诧异。湖水最深的湖底，面积约有几英亩，比地面上那长年风吹日晒又被人们加以开垦的土地还要平坦。举个例子来说，在湖面上随便划出一条线，三十杆之内，其深度不会相差一英尺。总的来说，在湖心附近，不管往哪个方向去，我都可以计算出前方一百英尺内湖底的深度变化，与实际深度的差异不会超过三四英寸。即使是拥有沙质湖底的湖泊，也常有人说湖底会有危险的深坑，莫说没有，即便真有深坑，那么在水流的冲刷下，沙子也把它们填平了。湖底不仅十分规则，而且与湖岸和周围的群山也十分和谐一致，以至于远处的那个岬角，通过在湖对岸测量水深就能把它测量出来，至于岬角的走向，也只消观察一下对面的湖岸就一清二楚了。在这里，岬角变成了沙洲和浅滩，而深沟峡谷则变成了深水和河道。

我按照十杆比一英寸的比例画出了瓦尔登湖的地图，在上面标出了测量的水深，一共一百多处，然后我又发现了另一个惊人的巧合。因为我已经注意到水位最深的地方大致都集中在湖心，于是我拿尺子画出一条纵线，然后又划画出一条横线。之后我惊讶地发现，最长的纵线和最长的横线相交的地方恰好是湖水最深的地方。要知道，尽管湖心处十分平坦，可是湖岸的整体轮廓却并不规则，而且最长的纵线和最长的横线也是通过测量湖底的凹陷处得出的。我对自己说，或许不仅湖泊如此，谁又能知道这一巧合是不是也正切合了海洋，甚至是小水坑的情况呢？既然山川是和山谷相对应的，那么这一规则是不是也适用于山脉的高度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地势最狭窄的地方，山脉却并不是最高的。

我测量过的五个小湖湾中的三个或者说全部，在出口处都有一个沙洲，大大加深了湖湾内的水深。从这个意义上说，湖湾不仅在水平方向上扩展到了内陆，而且在垂直方向上也有所延伸，形成了一个小盆地，或者说，一个独立的小湖泊，而沙洲的走势根据两边的岬角就可以判断出来。每个海边的海湾，在其入口处也都有一个沙洲，只不过在比例上，沙洲的宽度要比湖湾的长度还长，水位也比湖泊小盆地里的水位深得多。根据湖湾的长宽比例，以及周围湖岸的特点，你就可以总结出一个统一的公式，来推测各个水域的情况。

为了验证我猜测的精确度，即单凭湖岸和湖岸轮廓特性推断出湖水最深的地方，结合对瓦尔登湖的试验，我绘出了白湖的平面图。白湖总面积约四十一英亩，和瓦尔登湖一样，湖里没有小岛，也没有明显的入水口和出水口。因为在宽度上，最长的线和最短的线彼此离得很近，而此处正好又有两个正对着的岬角汇聚在了一起，另有两个相对着的湖湾从此处延伸出去，于是我大胆地在最短的横线附近标出了一个点，正落在最长的纵线上，并把这个点当作湖水最深处。测量后发现，湖水最深处距离我标出的这个点也就不到一百英尺，比我猜测的方位稍远一些，而且水深也仅比我预测的深了一英尺，也就是六十英尺深。当然，要是有河流注入，或是内有小岛，那么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了。

如果我们了解大自然所有的法则，那么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个事实，或者对一个现象的真实描述，就可以相应地推测出所有相关的结果。可事实是，我们知道的法则少之又少，于是我们的结果也都乱七八糟。这当然不是由于大自然的不规律给我们造成了困扰，而是因为我们在演算的时候忽略了最基本的要素。我们对自然法则与和谐统一的理解仅仅局限在我们所观测到的事实，然而还有更多我们没有观测到的，它们看似相互冲突，实际上却是相辅相成的，这其中蕴含的和谐与法则才更为绝妙。自然中的具体法则就如同一个旅行者的视野，他每走一步，山脉的轮廓都会有所改变，因为尽管山脉只有一个本体，却有无数个侧面。即使我们把山脉劈开，钻透，也无法窥探到它的全部。

我在观察湖泊时总结出的这条规则，同样也适用于人类的伦理道德，它是一条普世法则。这个两条直径相交一处的法则，不仅可以指引着我们走向太阳，而且还可以引导着我们靠近人类的心灵。从一个人繁杂的日常生活以及生命浪潮涌动的湖湾和入口处找出长和宽，画出一条纵线和一条横线，这两条线的相交处就是他本性的制高点和最深处。或许我们只需要知道他湖岸的走势和附近的环境，就可以推断出他深藏的本性。如果他周围被群山环绕，山峦威严雄壮，那么其山峰亦会映射在他的心底，他的内心也会具备相应的深度。但是如果他的湖岸低矮平坦，那么他也必是肤浅之人。就身体本身来说，如果额头饱满突出，那么其思想也必深邃。此外，我们生命中的每个湖湾处也都有一个沙洲，其走势倾向各不相同，每个都代表了我们在特定生命阶段的避风港湾，我们滞留其中，甚至被封锁其内。这些沙洲通常都不是一时冲动形成的，其形状、大小和走向都由湖岸上的岬角所决定，它们是地势上升的古老轴心。如果由于水位下降或是受风暴和潮汐作用，沙洲上升到地面，虽然它起初只是湖岸一时的变化，标志着湖湾内有思想在孕育，但它最终会渐渐脱离大海，形成一个独立的湖泊，其思想便拥有了自己的起伏变化，这个湖湾也由咸水变成了淡水，成了一个淡水海、一个死海，甚至是一片沼泽。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假设，每个生命降临之时，就代表着这样的一个沙洲已经浮出了水面？可事实上，我们都是如此糟糕的航海家，我们的思想总是在那没有海湾的岸边行驶，我们要么只识得通往诗意海湾的路，要么每次都驶入大众港湾去，再不然就泊进枯燥的科学码头，然后重新融入世界，没有一丝属于个人的水波起伏。

至于瓦尔登湖水的注入和流出，除了雨雪和蒸发，我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外在的入水口和出水口，不过要是有的话，拿着温度计和绳子就可以测量出来，因为有水流注入的地方，其水温必定是夏季最清凉，冬季最温和的。1846至1847年冬季，有凿冰的工人在此工作，有一天他们送到岸上的冰块因为没有达到平均厚度而被退了回来。如此一来，凿冰的人才发现，有一小片区域的冰面要比其他地方薄两三英寸，于是他们便猜测此处有个入水口。他们还给我指出了另一个地方，说那里可能有一个“漏洞”，湖水从那里流出去，从山脚下流到附近的一片草地上了，他们还让我站在一块冰面上，把我推过去到近处观察。那是一个极小的洞口，在水下十英尺。我可以肯定地说，除非湖底又发现了更大的漏洞，否则，就这么个小洞是完全不值得一补的。有人建议说，如果这真是一个通往外面草地的“漏洞”，我们就可以在洞口撒一些有色粉末或木屑，然后在草地上的泉眼处放一个过滤器，那么就一定会过滤到一些水流带过来的粉末或木屑。

我在冰面上观察的时候，一阵微风吹来，我脚下这块十六英寸厚的冰块便开始颠簸起伏，仿佛是随波荡漾的活水。众所周知，在冰面上是无法使用水准仪的。我在冰面上立了一根木棍，在上面标出刻度，然后用水准仪在湖岸观测，发现距离湖岸一杆远的冰面，尽管它看起来和湖岸紧密相连，但仍然达到了其最大四分之三英寸的波动。可以推测，湖心冰面的波动会更大。要是我们的仪器足够精准，说不定我们还可以测量出地面的波动呢。当我把水准仪的两条腿放在湖岸上，第三条腿放在冰面上，并把视线集中在第三条腿上，我发现，只要冰面有轻微的波动，反应到湖对岸的一棵树上，就会出现数英尺的差别。为了测量，我选了一块冰面开始凿洞，那里的冰块受积雪的压迫下沉，冰面上溢出了三四英寸的活水。冰洞凿好以后，上面的湖水立刻集中到了洞口，大股大股地流向了洞内，水流一直持续了两天，四周的冰面都受到了磨损。湖面也因此变得干燥，因为水流流到冰面下方会增大湖水的浮力，帮助托起冰面，所以即便冰洞不是冰面干燥的主要原因，也至少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这就如同在船底凿洞，以便让船内的水流出。洞眼重新冰冻上以后，紧接着又下一场雨的话，那么湖面上就会形成新的冰面，之前水流在流向冰洞的时候在冰面上留下了一道道深沟，此时被冰封在新的冰面下，看上去斑驳绚丽，仿佛是一张纵横交织的蛛网，又或是一朵冰雕的玫瑰。有时冰面上还会聚集一个个的小水坑，倒映着树影和山影，此时我便可以看到自己的两个影子，一个在冰面上，另一个在树顶或山腰，头脚相连，叠加在一起。

此时是寒冬一月，冰雪还很厚实坚硬，那深谋远虑的农场主便从村里赶来凿冰了，留待以后冰镇夏日的饮品。在这寒冷的一月，他还穿着厚大衣，戴着厚手套，就已经预料到七月的炎热和饥渴了，真是聪明得过分又可悲！况且，现下的很多冬用物资他都还没有备足呢。或许他今生还没有备下充足的财宝，可供来世冰镇夏饮。他劈开坚硬的冰面，掀起鱼儿的房顶，掠走了保护着它们的冰块，像捆绑木柴一样用链条木桩固定起来，在冬日寒气的掩护下，一路拉到寒冷的地窖去，在那里等候夏日的来临。冰块被拖过长长的街道，在蓝天下仿佛是固化的天空。这些凿冰者都是快活之人，好动爱玩，满腹幽默，当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总喜欢邀我一起锯冰，让我站在下端和他们上下拉锯。

1846至1847年的冬天，某天早上突然从北国(76)涌来了一百来号人。那些面目狰狞的农具，像雪橇啦、犁耙啦、条播机啦、刈草机啦、铁锹啦、锯子啦、耙子啦，满满地拉了一车又一车，每个人还配备一把两股叉，这种两股叉就连《新英格兰农业杂志》和《农事杂志》都不曾描述过。我不清楚他们到底是来种植冬麦，还是种植从冰岛新引进来的其他粮种。因为没有看到肥料，我便猜测他们肯定和我一样，不会在此深耕，因为这里土层太厚，又休耕很久了。他们说，在幕后指挥着这一切的，是个乡绅，他想让自己的现有财富翻倍。根据我的理解，他现有的财富至少也得有五十万美元。不过，为了在他现有的每一张美元上再附加上一张，在这隆冬之际，他把瓦尔登湖唯一的外衣，哦，不，是瓦尔登湖的皮肤剥去了。他们一来到目的地，就立刻开工，又是耕地推运，又是耙地开沟，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好像他们致力于要在这儿开垦出一个模范农场。然而，等我走近了，想看看他们到底要在犁沟里播撒什么种子时，我身旁的一伙人突然钩起了这片处女地上的冰层，砰的一声巨响，把它掀到沙地，或者说是水面上来了，因为这里的陆地都是十分松软的。之后便用雪橇把它拉走了。我当时就想，他们一定是在沼泽地里挖泥煤。他们每天都这样来来回回，伴随着火车尖锐的响声，穿行于北极的某个地域，在我看来，他们简直就像是一群北极雪鸟。不过瓦尔登湖这位印第安女子，有时也会略施报复。一位走在后面的雇工，一不小心从地上的一个缝隙滑进冥府的深渊去了，先前还十分勇猛的一个人，瞬间就只剩下九分之一条命了，身体的热量也几乎都消失殆尽。于是他便来到我的房子里取暖，立刻又变得欢快起来了，还说有个火炉真是不错。有时候冰冻的土壤会从犁头上生生掰下一块钢铁来，又或者犁头陷到了犁沟里，须得破开冻土才能把它挖出来。

我规规矩矩地说吧，是有一百个爱尔兰人，外加一个担任监工头的美国佬，每天都从坎布里奇来这里挖冰。他们把冰切割成小块，所用方法众所周知，我就不再啰唆了，然后把冰块用雪橇运到岸上，又被迅速拉上冰台，然后由马匹拉动滑轮组，用抓钩把它拉起来，垒放到冰堆上，摆放得像一桶桶面粉一样稳妥，一个挨一个，一层摞一层，码得整整齐齐，好像是在堆建一个坚实稳固的地基，然后在上面竖起直冲云霄的方尖塔。他们告诉我说，一整天下来他们可以挖出一千吨冰块，也就是湖面一英亩的产量。因为雪橇总是沿着同一个车道来回，所以不管是在冰面上还是在陆地上，都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车辙，另外支架的摇晃也遗留下了大大小小的深洞，而那些马匹则就着冰块凿出的水桶一样的凹槽吃起了燕麦。他们把冰块露天堆放成三十五英尺高，长宽均为六七杆的冰垛，在外面的冰层里塞上干草，以隔绝空气，因为要是空气中有风，虽然异常冷冽，但还是会在冰块上吹出巨大的深坑，使冰层间的依托变得无比脆弱，最终导致冰垛塌陷。起初它像是一座巨大的蓝色堡垒或瓦尔哈拉殿堂，但是等到他们往缝隙里塞进了粗糙的干草，干草便立刻被冰霜和冰凌所覆盖，如此一来，整个冰垛看起来就像是一座长满了苔藓的古老废墟，由蔚蓝色的大理石建造而成。它是冬神的居所，那位我们在年历上看到的老人，他建造了这么一座简陋的小屋，似乎是打算着要和我们一起过夏了。他们计算着，这么大个冰堆，能有百分之二十五到达目的地就不错了，还有百分之二三会耗损在车上。无论如何，绝大部分冰块最后都无法派上用场，要么是保存效果不理想，包含了太多空气，要么就是因为别的原因，根本就不能送到市场上去。1846至1847年冬季的这个约有一千吨的冰垛，最后被盖上了干草和木板，直到第二年的夏天才被重新掀开，一部分被运走了，剩下的就一直暴露在太阳之下，在那里熬过了那个夏天和第二个冬天，直到1848年的九月还没有完全融化。于是，瓦尔登湖最后还是把大部分冰块又重新收入怀中了。

和湖水一样，近看的时候，瓦尔登湖的冰块也呈绿色，一旦远距离观看就变成漂亮的蓝色了，与四分之一英里外其他湖域里浅绿色的冰块或者河里的那种白色冰块很容易区分。有时候，凿冰人雪橇上运载的巨大冰块会滑落到村里的街道上，一连几个星期都不会融化，躺在那里像是一颗巨大的绿宝石，吸引所有过路人的注目。我还注意到，瓦尔登湖里的某片水域如果呈绿色，在其冰冻以后，从同一个角度再观看，它就变成蓝色了。所以湖边的很多小水坑，前一天里面还是满满的一坑绿色的水，第二天冰冻上以后就变成蓝色的了，和瓦尔登湖的情形一样。或许水和冰的蓝色是受光线和其蕴含空气的影响，越是纯洁，蓝色越浓重。冰块总是引人深思，真是个有趣的东西啊。有人告诉我说，他们在弗莱什湖的冰库里存放了一些冰块，放了五年依然良好如初。为什么一桶水很快就变臭，而冰块不论存放多久都甘美如初呢？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情感和理智的差别了。

总之，一连十六天，我每次往窗外张望都看到这一百个人，他们牵着牲畜，带着各种农具，像农民一样在湖边忙碌，这样一幅画面正是我们在年历的首页所看到的。我每次看到他们，都会想起那关于百灵鸟和收割者，或者播种者之类的寓言故事。又过了大约三十天，他们终于离去了，从窗子望出去，我又可以看到瓦尔登海绿色的湖水了，水面倒映着云朵和树影，水汽默默地挥发，找不到工人们遗留下的一丝踪迹。或许会有潜鸟在湖中潜水嬉戏，梳理羽毛，放声狂笑，也或许会有孤独的渔夫驾着小船漂泊湖上，仿佛静坐在一片随波逐流的树叶上，凝视着自己倒映在微波中的身影，然而就在不久前，那一百个工人还在此辛苦劳作。

如此看来，那些居住在查尔顿斯、新奥尔良、马德拉斯、孟买和加尔各答的居民，他们在酷热难受的时候也从我的井中取饮了。清晨，我让智力沐浴在《对话录》这本浩瀚的宇宙哲学中，自这本书创作完成以来，就连众神的岁月也已流逝了不知多少年了，和它相比，我们现代的世界以及其文学作品简直就微不足道。哲学之崇高远非我们所能想象，我真怀疑它是否只单单指向一种先前的生存状态。我放下书本到我的井边取饮，哦，看呐，我在那里遇到了婆罗门教的仆人，还有梵天、毗湿奴和因陀罗的僧人，他还坐在恒河边的寺庙里阅读《吠陀经》，或者坐在树下拿着他的面包和水壶饮食。我碰到了来为主人打水的仆人，我们的水桶在同一口水井里摩擦碰撞。纯净的瓦尔登湖水和神圣的恒河水融合了一起。和风吹拂着瓦尔登的水波，携带着它飘过了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77)和赫斯珀里得斯岛(78)，像汉诺一样去航行，经过特尔纳特岛、蒂多尔岛，流过波斯海湾，又和大西洋上的热带飓风汇合，最后到达唯有亚历山大才听说过其名字的港口。

春 天

由于凿冰人的大量挖掘，冰面通常会提早解冻，又因为在风力作用下，即使天气依然严寒，湖水也会把周围的冰块慢慢侵蚀掉。然而，那年的瓦尔登湖并非如此，冰层被挖去以后，她很快又披上了一层厚厚的新冰衣。因为瓦尔登湖水位很深，加之又没有水流注入帮助融化或侵蚀冰面，所以在附近所有的湖泊中，她一直以来都是解冻最晚的。在我的记忆中，她从来没有在冬天结束之前解冻过，只除了1852至1853年的冬天，那个冬天对各个湖泊来说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瓦尔登湖通常都是在每年的4月1日解冻，比弗灵特湖和美港湖解冻稍晚七到十天，先是北岸以及最先结冰的浅水区域开始融化。瓦尔登湖不会受短期内气温变化的影响，所以相比于附近的其他水域，她和季节更替保持着绝对的一致。如果3月份有连续几天的低温天气，那么其他湖泊就会延缓解冻，而瓦尔登湖的水温却会持续上升，丝毫不受影响。1847年3月6日，我在瓦尔登湖的湖心测得的水温为华氏32度，也就是冰点，而靠近湖岸的水温为华氏33度。同一天，弗灵特湖心温度为华氏32.5度，而在距离湖岸十几杆远的浅水区域，一英尺厚的冰面下，湖水温度则为华氏36度。弗灵特湖深水区和浅水区有3.5度的温差，加之其相当一部分水域都很浅的事实，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它会比瓦尔登湖解冻早。此时，弗灵特湖浅水区的冰面要比湖心区域薄得多，冰块厚度相差大约几英寸。在深冬，其湖心的水温也是最高的，冰面自然也最薄。在夏天，凡是沿着靠近湖岸的地方涉过水的人都会察觉到，岸边水深只有三四英寸的地方，水温要比远处深水区的水温高得多，而且深水区的表层水温也远比湖底水温高。春天到来后，太阳不仅通过空气和大地传热，使表层的冰面融化，其热量也会穿透一英尺多厚的冰层，到达浅水区的湖底，之后再从湖底反射回来，使水温上升，下层的冰面也同时开始融化，使得冰面凹凸不平，空气滋生，形成无数小气泡，这些气泡不断往上下扩张，直至把整个冰层变成一个大蜂窝，一场春雨过后，整个冰面就消失不见了。和木材一样，冰块也有其纹理，在冰层开始融化或是呈蜂窝状时，不管冰块处在什么位置，里面的气泡都和水面保持垂直。如果水下有岩石或是浮起来的木头，那么上方的冰层就会相对较薄，而且常常会被岩石或木头反射过来的热量所融化。我听说，剑桥大学曾做过一个实验，要在木制的浅湖里冰冻湖水，为了使上下湖水都能接触到冷空气，他们让冷空气在水下不停地循环，然而太阳照射到湖底，从下面反射出来的热量大大抵消了冷空气的作用，使得湖水无法冰冻。深冬的一场暖雨把覆盖在瓦尔登湖上方的冰雪融化掉之后，就只剩下了中间或黝黑或透明的冰层，再经由湖底反射太阳的光热，尽管白色的冰层依然很厚，但是湖岸四周还是会形成一圈约一杆多宽的蜂窝状冰带。此外，正如我前文所说，冰层里的气泡也会像火镜一样帮助融化下面的冰层。

四季的变迁会在这一小片湖域中每天循环上演。通常来说，在浅水区域，每天早上水温都会急剧上升，尽管不会上升太多，但较之深水区依然很明显，然后到了晚上，水温又会急剧下降。每一天都是一年的缩影：晚上是冬天，清晨是春天，傍晚是秋天，中午是夏天。冰层的破裂声和隆隆声则预示着气温的变化。1850年2月24日，寒冷的夜晚过后，清晨的空气十分宜人，我到弗灵特湖去，打算在那里度过白天的时光。然而到那儿之后，我惊喜地发现，在用斧头劈砍冰面的时候，冰面发出了一声鸣锣似的声音，一直扩散到几杆外，又像是敲击一面紧绷的锣鼓发出的声音。太阳升起来，冰面受四周群山斜射过来的太阳光影响，一个小时后便开始发出隆隆的声音，一直持续了三四个小时，仿佛是一个将要醒来的人，伸展着腰身，打着哈欠，身体越来越躁动。中午的时候它小憩了一会，傍晚时分，太阳渐渐收敛了光热，它便又开始隆隆作响了。正常天气下，湖泊每天傍晚都会鸣放礼炮，极其规律。但是在中午的时候，冰面上全是爆裂声，而且此时空气也基本稳定了下来，湖面也就完全失去了共鸣，即使再去敲击冰面，也不会惊吓到鱼儿和麝鼠的。渔夫告诉我说，冰层的“轰鸣声”会把鱼儿都吓跑的。然而湖泊却并不是每天傍晚都“轰鸣”的，我也说不清具体什么情况下它才会轰鸣，因为虽然我感知不到天气有丝毫的变化，可是它却能感知得到。谁又能想到，这么庞大冰冷又无比厚实的家伙会这么敏感呢？然而正如花朵在春天绽放一样，它的轰鸣也严格遵循着它的规律。大地生机无限，又到处布满了感知神经，对于大气中的变化，不管是多大的湖泊，它都像试管里的水银一样敏感。

居住在林地，我便有了观察春天到来的闲暇和时间。湖里的冰面终于都融化成蜂窝状了，我在上面行走的时候，甚至都可以把脚跟陷下去了。在薄雾、春雨和阳光的多重作用下，积雪也慢慢融化了，白天也开始变长。大块的木柴已经用不着了，我也不用再去收集木柴，剩下的那堆木柴就可以帮助我安然度过这个冬天了。我十分警觉地留意着春天到来的最初迹象，比如听听刚刚迁徙过来的鸟儿的鸣唱，还有花斑松鼠的吱吱声，它们冬季的储备估计也快用尽了，现在也出来活动了，要么就观察一下从越冬的洞穴里中溜出来的土拨鼠。3月13日的时候，蓝知更鸟、歌雀和红翼鸫都已经出来鸣叫了，而此时湖里的冰面还有将近一英尺厚。虽然天气日趋温暖，但是冰面并没有像河里的冰层那样被水流销蚀、融化或冲散。尽管湖岸周围半杆远的地方冰层已经完全融化，但是湖心处才刚刚呈蜂窝状，稍稍被湖水浸没，所以冰面还有六英寸厚的时候，你还可以稳稳地站在上面。然而，或许到了第二天傍晚，浓雾之后的一场春雨下过，冰面就完全消失不见了，仿佛是随着烟雾飘散而去。有一年，我这天还在湖心冰面上行走呢，五天之后，整个冰层就完全不见踪影了。1845年，瓦尔登湖全面解冻是在4月1日，1846年是3月25日，1847年是4月8日，1851年是3月28日，1852年是4月18日，1853年是3月23日，而1854年则是在4月7日左右。

对于生活在极端气候环境中的人们，不管是河湖冰层的破裂还是气温的变暖，与之相关的每一个细微变化，我们都密切关注着。当气温开始变暖，住在河流附近的人，晚上一旦听到冰层的破裂声，他就会发出一声惊叫，如大炮般响亮，仿佛那束缚着他的冰链被从头到尾撕裂开了，不几天，冰面就完全融化了。于是短吻鳄也从淤泥里爬出来了，把大地震得微微发颤。有位老人，是个细心的观察者，对于大自然的一切变迁和运作，他似乎都了然于胸，好像他在小时候曾登上过她的船台，帮忙打造了她的龙骨。他现在已然成年，对大自然已是无所不知，以后不管他活得多长久，都不会再从她那里获得什么新知识了。我认为他和大自然之间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所以听到他满是惊奇地描述她，我倒是很吃惊。不管怎样，他告诉我说，有一年春天，他带着猎枪，划着小船去猎鸭。当时，虽然草地上还有冰块，但是河里的冰层已经全部融化了，于是从他从住所萨德伯里出发，一路顺流而下，来到了美港湖。然而他惊讶地发现，大部分湖域竟然还被坚实的冰层所覆盖。那日天气如此温暖，看到湖面残留的大片冰层，他不禁十分诧异。因为四周没有看到野鸭的踪影，于是他便把小船藏在了湖里一个小岛的后面，也就是小岛北面，然后埋伏在小岛南面的灌木丛里，等待野鸭出来活动。距离湖岸三四杆远的地方，冰面都已融化，上面湖水温和平滑，下面湖底一片泥泞，这正是野鸭喜欢涉足的地方，他心想，过不了多久就会有野鸭过来了。他在那里静静地爬了约莫半小时，就听到一阵微弱的声响，似从远处传来，却又十分宏伟，是他以前从没有听到过的。这声音慢慢攀升增强，然后一声沉闷的巨响，似要奏出一个震撼世界的尾声。这巨响在他听来，就像是一群野禽飞临而至，要在此驻足栖息。于是他兴奋地抓起猎枪，一跃而起，然而，他却诧异地看到，在他隐匿在灌木丛里的时候，湖面上的一整块冰层破裂了开来，顺着水流漂浮到了岸边，他之前听到的声响就是冰层摩擦湖岸发出的声音：起初是慢慢厮磨，冰块一点点脱落，然后整个冰层被水流高高地顶了起来，翻倒在岛上，冰碴碎块被扬抛起来，散落在小岛上。

终于，太阳高高升了起来，垂直照射在大地上，和煦的春风吹散了雨雾，岸边的积雪也开始融化。大地上黄白相间，烟雾缥缈，太阳拂去薄雾，展露出笑容。游客从一个小岛穿行到另一个小岛，溪流潺潺流过，叮当作响，奏出悦耳的音符。河流满载着冬日的血液，飘然离去。

然而最让我感到愉悦的，莫过于观察解冻后的泥沙从铁路上的深沟一侧滑落所形成的各种形态了，而我每次到村里去都是要从铁路上穿过的。尽管铁路修建以后，新近暴露在外的堤道大大增加了此一现象发生所需的材料，但总的来说，如此大规模的泥沙滑落现象依然难得一见。所谓的材料就是粗细不一、色彩各异的沙子，通常还会混合着一些泥土。在春天寒霜逝去的时候，抑或是在冬日天气温暖的时候，解冻后的沙土便从斜坡上滑落下来，像是喷流而出的岩浆，有时在原本不见一丝沙土的地方，它们会冲破上面的积雪，流溢而出。无数细小的沙流相互交错融合在一起，像是某种混合产物，既遵从水流的法则，又体现了植被的特征。沙子流动的时候很像是鲜嫩的树叶或藤蔓，一股股向外喷流，深度可达一英尺多，从上面观察，又很像是某种菌体，外围呈锯齿状，中间布满鳞片，或者会让你联想到珊瑚、豹掌、鸟爪，甚至是脑肺内脏，以及各种动物的排泄物。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植物，在青铜器上，我们见到过模仿它的形态和色泽。它是一种建筑上的叶形装饰，比叶蓟、菊苣、常青藤、葡萄藤以及其他任何一种植被都要古老而典型。在将来某些情况下，它或许还会成为困扰地质学家的一个谜团。整个深坑看起来仿佛就是一个岩洞，里面的钟乳石就暴露在日光之下。单单是沙子的色泽就十分丰富且迷人，像是铁锈色啦、棕色啦、灰色啦、淡黄色啦、浅红色啦，等等不一而足。沙流抵达堤道下的排水沟后，就会四处扩散开来，形成一片浅滩，原先的半圆柱形态也变成平坦的一大片，混合了排水沟里的水分，沙子又重新聚集到一起，直到成为平坦的小沙地。不过此时它的色泽依然多彩而绚丽，可以从中看出它原本的植物形态。不过最后，它流入了水里，完全变成一个沙岸，就像河口形成的沙岸一样，在水波作用下，沙岸上留下了一道道波痕，完全掩盖了原先的植物形态。

整个堤道高约二十到四十英尺，这种叶子或者说沙质的纹理，有时会把堤道一侧或两侧四分之一英里的区域全部覆盖，而这就是一个春日的杰作。而让其与众不同的，也恰恰是它从无到有的迅速演变。因为太阳总是先照射在一侧的堤道上，所以有时我在这边看到的是光秃秃的一片，而到另一边就突然看到了丰富而多彩的叶片，一切变化不过是发生在一个小时内。如此情形，让我感触良多，好像我此时正站在一位伟大艺术家的实验室里，他创造了我和世界，此时由于精力太过充沛，便又来到他的实验室开始在堤道上嬉戏创作，把他的最新设计挥洒在堤道之上。这一大片叶状的沙流仿佛所有动物的机体脉络，所以站在这里就让我感觉是站在了整个地球的命脉之前。看着这一片沙流，也总让我感觉是在观看一片树叶的脉络。难怪大地要通过外在的树叶来展现自己，而其内部又根据树叶的脉络纹理来运作。这小小的沙粒已经习得了这一法则，并将自身孕育在叶形之中了。那高挂在树梢的树叶也在此看到了自身的原型。从内部来说，不管是地球内部还是动物机体内部，它都是一片肥厚的湿润叶片，这个词尤其适用于肝肺和脂肪叶。从外部看，它是一片干薄的树叶（leaf），就连这个单词中的f和v（leaf的复数形式为leaves）也是由b音挤压抽干了之后得来的。lobe（叶）一词的辅音为l和b，发音时由流动的l音推动着柔和的b音（小写的b是单叶的，大写的B是双叶的）。在globe一词中，g l b三个辅音中的g为喉音，其所展现出的喉的容量增加了globe一词的意义。至于鸟类的羽毛，这种叶形就更加单薄干燥了。如此这般，你就会看到大地上一只笨拙的幼虫最终演变成轻盈的蝴蝶，在空中振翅飞翔。而地球本身也在不断演化，不断超越自我，最终长出飞翔的双翼。就连冰，最初也是由纤薄的水晶叶片发展而来，好像水生植物在这面水镜上印刻出了叶形的模具，而水流又统统注入了模具之中。树木本身也是一片树叶，河流这片叶子就更加巨大了，而且它的汁液是和大地交融在一起的，我们的城镇也是排列在地球叶腋上的小虫卵。

随着太阳西落，沙子也慢慢停止了流动，但是等到第二天早上，小小的沙流又会重新冲开冰封，涌向四面八方，细分成无数小支流。你或许还可以从中窥探出血管的形成。要是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起初刚刚融化的沙子形成一股小小的细流，顶端尖尖的就像我们的手指肚一样，盲目地慢慢摸索下来，随着太阳的升高和温度的上升，沙流汇聚了更多的热量和水分，沙流中的活跃派和迟缓派，虽然它们都遵从同一法则，但是渐渐地活跃派就会和迟缓派分道扬镳，另辟蹊径，形成一条弯弯曲曲的航道，或者开辟出另一条主干道来，在其航道里，你可以看到一条银色的小溪，如闪电般闪耀，从一个叶片跳到另一个叶片，从一个支流窜到另一个支流，还时不时地会被沙地所吞没。在流动的时候，这些沙流能够利用沙堤上最好的资源，汇聚成锐利的边缘，帮助它开辟出一条航道，其速度之快，运作之完美，简直让人称奇。河流的起源亦是如此。河流里沉积下来的硅酸物或许就是它的骨骼体系，而里面纤细的泥土和有机生物则是它的肌肉纤维或细胞组织。至于人类，我们不就是一堆将要融化的泥土吗？人类的手指肚不过就是一滴凝结的泥土，手指和脚趾也都是从这一堆融化的泥土中流溢出来的，只不过是达到了其极限而已。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宜人的天空之下，谁又能知道人类的身体会扩散或漫流到何处去呀？人类的手掌难道不就是一片棕榈叶吗？上面还密布着叶脉纹理呢。我们还可以展开想象，把耳朵（学名Umbilicaria）看作是挂在脑袋两边的地衣，每只耳朵上还挂着一个水滴状的耳垂。双唇（labium）可能是来源于labor（劳动）一词，是从我们无底洞似的嘴巴上延伸出来的。鼻子明显是一滴凝固的泥土或钟乳石。下巴是脸上的泥滴堆积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超大的点滴。脸颊是一个斜坡，从眉毛滑至脸谷，分散在颧骨四周。植物的圆叶，或大或小也都是厚实的水滴，一滴滴垂落下来。叶脉是叶子的手指，每一条叶脉都流向不同的方向，要是温度再高点或是环境再适宜一些，它们会朝着更远的方向流去。

由此看来，这一面沙堤似乎真切地展示出了大自然运作的法则。造物主不过就是创造了一片叶子而已啊。商博良(79)又会如何为我们解读这一大片的象形文字，让我们翻开新的一页呢？相比于那茂盛多产的葡萄藤，这一大片流动的沙叶更让我感到欣喜和振奋。它本质上不过是一堆排泄物，这是事实，可是生物肝脏和内脏的排泄又何时会有终了呢，它不过是把地球的内脏错翻到外面来了。这至少证明了，大自然也是有内脏的，更加说明了大自然是一位人性的母亲。这是大地上霜冻的终结，这是春天的开始。它走在前面，引领着绿草如茵、繁花似锦的春天，亦如神话之后走出了诗歌。对于冬天的烟雾和消化不良，这便是最好的清洗剂。看到它，我便深信大地还是处于襁褓之中的婴儿，挥舞着稚嫩的手指。即便是在最光秃的额头之上也有崭新的毛发涌现而出，一切都充满了生机。这一大片叶形的沙子铺展在沙堤之上，仿佛是从熔炉里排泄出来的煤渣，说明大自然内部此刻“燃烧得正旺”。大地并不是死寂的历史碎片，像书页一样一层垒落着一层，只等待着地质学家和古文物学家来研究。相反，大地是活的诗篇，如同树之繁叶，绽放花朵，结出果实。它不是化石，冰冷沉寂，而是活着的机体，满富生机，和它旺盛坚强的生命相比，一切动植物不过就是它身上的小小寄生虫。大地的扭动挣扎最终会把束缚着我们的皮壳从坟墓中抛扔出来。于是你便可以把你的金属熔化，将其注入最美丽的模具中，然而不管我们能印刻出多么美丽的形态，都无法和这从大地的熔炉中流溢出来的形态相媲美。不单单是大地本身，就连大地之上的所有制度体系，都如同陶工手中的黏土，柔软可塑。

过不多久，不光是这些堤道，在所有的高山和平原上，在每一个山谷中，霜冻都从大地上冒溢出来了，像一个冬眠的四足动物，爬出了洞穴，伴随着美妙的音乐奔向大海，抑或是升入云雾迁居他处。低声软语的融雪要比那挥舞着铁锤的雷神托尔更加强大，两者一个消融万物，另一个则只能敲击震碎。

地面上的积雪部分融化之后，几个温暖的春日就可以把地面晒干，大地上既有刚刚崭露头角的新生命，又有熬过了寒冬的旧年植被，看着它们同时绽放生机，真是让人无比欣喜。那些熬过了寒冬的植物，像长生草啦、黄花啦、北美蔷薇啦，还有一些纤细的野草等，虽然无精打采，但都庄严地抬起了头，比在夏日里更加引人注目，仿佛它们的美丽此时才达到极致。就连羊胡子草、香蒲、毛蕊花、圣约翰草、绒线菊，还有其他一些柄茎坚硬的植物，都成了早春鸟类取之不尽的谷仓——它们至少也都是些体面的野草，是寡居的大自然的外衣。我尤其喜欢羊毛草，它的顶端高高拱起，很像是禾束，在这寒冬之际带回了我们对夏日的记忆，而且它也是艺术最喜欢模拟的形态。如同人类对天体宇宙的印象，它也是植物王国里的古老物种，比古希腊和古埃及更加悠久。冬日里的很多现象都透露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温柔和纤弱。我们总习惯于把这位冬之帝王描述成残忍狂暴的暴君，但是它同样也具有对待恋人的柔情，含情脉脉地装扮着夏之秀发。

春天来了，红松鼠也都来到了我的房下，每次都成双成对，在我阅读写作的时候大大咧咧地从我脚下走过，笑着、叫着、跳着，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我要是跺一跺脚，它们就更加猖狂，无惧无畏地肆意耍闹，抗议着人类对它们的压制。红松鼠、红松鼠，你安静一点吧。可是对于我的恫吓，它们充耳不闻，又或者，它们根本察觉不出这话有什么威慑力，继续对我恶语相向，无休无止。

春天里的第一只麻雀啊！一年之始，你为大地带来了崭新的希望！大地上积雪尚存，土壤未干，各种鸟鸣便已充斥耳边，蓝知更鸟、歌雀和红翼鸫的鸣叫如银铃般悦耳。仿佛它们一到来，冬天的最后一片雪花也随之飘落了！此时此景，什么历史啦、年鉴啦、传统啦、文字启示录啦，这些东西又算得了什么？溪流唱着颂歌，歌唱春天的美好。泽鹰低低地盘旋在草地之上，寻觅着最早苏醒过来的猎物。山谷中充盈着积雪滑落的声音，湖里的冰层也在急速融化。小草如春火般迅速燃遍了各个山头，“et primitus oritur herba imbribus primoribus evocata”（春雨带来了一片新绿），好像为了迎接重新回归的太阳，大地从内部释放出了一阵火焰，只不过这火焰是绿色的而非黄色。绿色是青春永驻的象征，而草叶就像是一条长长的绿丝带，在草地上铺展开来，一直延伸到夏天，在经受了冬日霜冻的考验后迅速昂起了胸脯，在去年的枯草上绽放出新叶，自下而上迸发出无限生机。它从不停歇生长的脚步，亦如大地之上永远都有水流漫溢而出。从这方面看，青草和溪流就是同根同源，而当六月份溪流干涸时，正值青草繁茂，于是它便成了大地上水流的通道，年复一年，畜群都从这四季常青的溪流中取饮，而人类也来割取青草，储备冬季物资。所以即使人类都走向了坟墓，这青青的草叶也依然不会停止生长。

瓦尔登湖也在快速融化。北岸和西岸各有一条宽约两杆的水道，而东岸的水道相对更宽。同时也有大块的冰层从湖心的冰面上断裂下来。我还听到有歌雀在湖岸的灌木丛里鸣唱：哦哩、哦哩、哦哩——唧唧、唧唧、唧唧、叽叽、喳喳——叽叽、喂咝、喂咝、喂咝。看来它也来帮忙破冰了。冰面四周那连续蜿蜒的曲线和湖岸线交相呼应，但比湖岸线更加规整，煞是好看。由于最近几天气温突降，冰面此时也十分坚硬，漂荡在水上仿若宫殿的地板。风从冰面上吹过，它丝毫无为所动，直到西风掠过了冰面，吹拂到东边的湖水上，才惊起一片涟漪。看着这一条水带在阳光下波光粼粼，真是说不出的愉悦，仿佛在冰冷的湖面上漾起了欢快的青春笑容，述说着水下鱼儿的喜悦和岸边沙土的快乐。这银色的水带仿佛是闪耀的鱼鳞，而整个瓦尔登湖就像是一条欢快的鱼。瓦尔登湖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又活跃起来了，这便是冬天和春天的差别。不过，我说过，瓦尔登湖的冰面虽然在融化，但这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不急不慢。

天气从狂风暴雨到温暖和煦，时间从黑暗迟缓到明亮欢快，在这重要的转折时期，自然万物都为之欢欣鼓舞。然而最后的转变，似乎不过瞬间就已完成。尽管外面傍晚将近，冬日的阴云笼罩着大地，房外的屋檐上还滴落着冰冷的雨雪，然而我的房中却突然涌进了大片的光亮。我朝窗外一看，嗬！昨日湖上还是冰冷的灰色冰面，今日便是一片纯洁的湖水了，倒映着夏日般宁静安详的天空，可是天上并不见一丝夏日的踪影啊，似乎它与那遥远的天际是心灵相通的。我听到了远处一只知更鸟的鸣叫，我似乎有一千年没有听到过知更鸟的鸣叫了，它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甜美有力，我心想，即使再过几千年，我也不会忘记它的鸣叫声的。哦，傍晚的知更鸟啊，仿佛带我回到了新英格兰夏日的傍晚！要是我能找到它栖息的树枝该多好啊！我说的是“他”，我说的是“树枝”。至少他不是Turdus migratorius（候鸟）。我房子四周的脂树和橡树丛，在消沉了这么长时间之后，突然恢复了昔日的神采，明亮、翠绿，也更加挺拔，更富生机了，似乎一场雨水之后，它们又焕然一新、神采奕奕了。我知道这会儿是不会再下雨了，瞧瞧树上的枝丫你就可以知道了。啊，你甚至可以只看一眼你的柴堆，就能知道冬天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天色越来越暗，我突然被野鹅的叫声惊吓到了，它们贴着树林上方飞过，像是晚归的旅行者，疲惫地从南方的湖泊赶来，最后禁不住互相抱怨起来了，然后又互相慰藉。站在门口，我可以听到它们扇动翅膀的声音。临近我的房子时，它们突然看到了房内的灯火，细细碎碎一阵嘘声，都安静了下来，盘旋着飞落到瓦尔登湖了。于是我退回房中，关上房门，就此度过了春季的第一个夜晚。

早晨的时候，我站在门口，透过薄雾观察这些野鹅，它们在距离我五十杆远的湖心嬉戏喧闹，身影看起来巨大无比，好像瓦尔登湖就是专为它们消遣娱乐而建造的人工湖泊。可是我一靠近，它们的头领便发出信号，所有的野鹅，一共二十九只，都怕打着翅膀飞离了湖心，在空中排成一列，盘旋在我头顶，然后径直朝加拿大飞去了，它们的头领还很规律地时不时叫上一声，许诺要带领它们到湖底更加泥泞的湖泊中享用大餐。与此同时，一群野鸭也呼啦一声飞向了空中，紧跟着它们吵吵嚷嚷的表兄朝北去了。

一连一个星期，我都听到某只离群的野鹅在雾蒙蒙的清晨盘旋摸索，哀鸣着寻找它的同伴，整个树林都充斥着它响亮的鸣叫声，仿佛是某个庞大的生物降临到了这片小小的树林。4月份的时候，鸽子也几只几只地聚集在一起，在空中疾飞而过，再过些时候，就能听到紫崖燕在林地上空呢喃啁啾了，这当然不是因为本镇的紫崖燕数目众多，所以我才有幸分得了几只。我幻想着，它们是某个上古鸟族，在白人到此之前就已经栖居在树洞里了。不管是什么天气，乌龟和青蛙总是春天的先行者和开路者。鸟儿鸣唱着在空中飞翔，顺滑的羽毛在空中一闪即过。各种植物破土而出，展现出勃勃生机，春风吹拂着，要把地球两极轻微的倾斜纠正过来，恢复大自然的平衡。

季节更替的时候，我们最能发现它的美。春天亦是如此，它仿佛是宇宙从混沌走向了光明，迎来了黄金时代。

“Eurus ad Auroram Nabathaeaque regna recessit，

Persidaque，et radiis juga subdita matutinis.”

“东风回到了奥罗拉(80)的怀抱和纳巴泰王国(81)，

波斯和山峦也都沐浴在晨光之中。

……

人类诞生了。是那创造了万物的

造物主，用神圣的种子创造了他；

抑或是刚刚脱离了太空的大地，

保留了来自苍穹的种子。”

只一场柔和的春雨过后，小草便越发的青翠幽绿了。随着思想的升华，我们眼中的前景也一片光明。如果我们能一直生活在当下，好好把握生命中的一点一滴，正如小草对一滴水珠的充分利用，那我们就会生活得无比幸福了。如果我们把现下的时间浪费掉，用来弥补错失的机遇，并美其名曰“履行职责”，那无异于是在春天到来之后，还在冬天里徘徊。在春天和煦的清晨，所有人的罪过都将被宽恕，在这样的日子，我们也将暂时和邪恶休战。在晴朗的春阳下，那罪行滔天的罪人也可以重新回归了。我们自身被宽恕之后，也将看到邻人的无辜。或许昨日，你的邻居在你眼中还是一个盗贼、酒鬼，抑或好色之徒，看到他你便心生厌恶，连带着对这世界也丧失了信心。可是在这阳光明媚的首个春日清晨，世界也焕然一新了，就连你的邻人也静下心来投入到劳作中来了，你看到他那干枯堕落的血管也重新散发出喜悦和欢愉，并带着孩童般的天真享受着这崭新的一天，于是他所有的过失都从你的记忆中抹去了。他身上体现出的，不仅仅是向善的心，而且还有一种神圣，如同刚刚萌发的本能，在盲目地摸索，想要爆发出来，不一会儿，就连南面的山坡也停止了嬉笑，不再应和那低俗的嘲讽了。他的肌肤之上，有纯真的嫩芽在生长，如同新生的植物一样柔软鲜嫩，在新的一年里，想要开始崭新的生活。就连他也走进上帝的那一方乐土来了。那狱卒为何还不打开他的牢门？那法官为何还不撤销了他的案件？那牧师为何还不遣散了他的教徒？那是因为他们都没有遵循上帝给予他们的启示，也没有接受上帝广施众人的宽恕。

“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之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其山之性也哉？

“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其人之情也哉？”

“黄金时代初创之时，世上既无心怀怨恨的

复仇者，也没有维护忠诚和正直的法则。

没有惩罚和畏惧，在那高悬的铜器之上

也没有恫吓人群的言语；卑微的民众

也不害怕法官的宣判，他们之中没有复仇者。

松木从高山落入湖泊，看不到陌生的疆域，

众人所知，唯有自己熟悉的湖岸。

这里春天永驻，和暖的西风吹拂着

那无须播种就自由绽放的花朵。”

4月29日，我到九亩角桥边的一条小溪去钓鱼。我站在河岸边，脚下是凌风草和麝鼠潜伏的柳树根。突然，我听到了一阵细碎的响声，仿佛是孩子们用手指敲击木根发出的声音。我抬起头，看到了一只漂亮的小鹰，和夜鹰很相像。它仿佛一道水波，一遍遍地向蓝天冲击，飞不了一两杆远又跌落下来。我看到它翅膀下的羽毛，像是一条缎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又像是深藏在贝壳里的珍珠，闪闪发光。这让我想起了猎人放鹰捕猎的技艺和人们对此项运动的颂扬，还有与此相关的那些诗歌。这只小鹰倒是可以被称作灰背隼，不过我对它叫什么并不十分关心。我只知道，它的飞翔是我见过最自由崇高的。它不像蝴蝶那样只一味地扇动翅膀，也不像苍鹰直冲上天，而是信心满满地在空气中嬉戏娱乐。它轻笑着一次又一次地冲向高空，又像风筝一样翻转着跌落，形态自由而优美，落地后又高昂着头开始重新冲刺，仿佛它的双脚根本就没有触及过地面。它在此自娱自乐，仿佛宇宙间没有一个同伴，它也并不需要陪伴，在这清晨时刻，有和它嬉戏的苍穹就足够了。它并不孤单，在它嬉闹中，反而使脚下的大地显得无比寂寞了。孵化了它的母亲，它的手足，还有它的父亲，它们都在苍穹下的哪个地方呢？天空中的这位住客，它和大地唯一的联系，恐怕也就是它曾经是在某个峭壁上被孵化出来的，又或者，它的巢穴本就在那云端一角，从日暮的天空择取原料，用七色的彩虹作点缀，又混合着从大地上捕捉到的仲夏雾霭编制而成？此刻，它的巢穴无疑是搭建在那峭壁林立的云端了。

除此之外，我还钓得了几条小鱼，或金色，或银色，或亮铜色，看上去真像是一串多彩的珍珠。啊！在无数个初春的清晨，我曾穿过这些草地，从一个山头跳跃到另一个山头，从一个柳树根踱步到另一个柳树根。山涧树林沐浴在一片曙光之中，这明亮的黎明之光仿佛可以唤醒逝去的灵魂，有人猜测，那些死去的人，他们的灵魂就在坟墓中沉睡。没有什么比这更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不朽的存在了。世间万物都必须生活在这一片曙光之中。哦，死亡，你的利剑何在？哦，坟墓，你的胜利何存？

这些未被开拓的森林和草地环绕在我们的村庄四周，若是没有它们，我们的乡村生活就会停滞不前。我们需要荒野的滋润：偶尔到沼泽地里走一走，看一看潜伏在那里的麻鸦和野鸡，听一听鹬鸟的鸣叫，闻一闻那低语厮磨的莎草，莎草之上，也唯有凶猛孤僻的禽鸟才会在此搭建巢穴了。此外还能看到水貂，肚皮贴着地面慢慢爬行。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去潜心探索万物，大地本就宽广无边，大海也同样深不可测，所以这两片荒野之域，我们从没探测估量过，对于其他的所有事物，我们都应该抱着这样一种神秘莫测的心态去学习。大自然中永远有我们学习不完的东西。那永不枯竭的生命力、巨大无边的地貌、残骸满布的海滨、幼苗和枯树共存的荒野、劈开云层的雷电、持续三周的暴雨，以及雨后的洪流，看到这些景象，我们应该受到鼓舞和激励。我们需要到那从未踏足过的地域去，那里栖息着无拘无束的生命，我们应该到那里去见证自我的提升和超越。看到腐尸我们会感到厌恶和失落，然而目睹秃鹰吞食它们并以此获得健康和力量，我们却会无比欣喜。在我回家的路上，有匹死马躺在深沟里，我有时会特意绕道而行，尤其是在空气沉闷的晚上。但它同时也让我深信，大自然的胃口奇大无比，而且它的健康也无人能摧，这多少让我感到慰藉。大自然中到处都有生命在涌动，这是十分可喜的事，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各种生物之间互相猎捕残杀也不会造成生态的失衡。那些纤弱的小生物总是无声无息地就被吞食或消灭掉了，像苍鹭一口就吞下了小蝌蚪，乌龟和蟾蜍被压死在路上，有时候血肉会像雨滴一样落下来。至于各种意外事故，我们则不必把它们看得太过沉重。在智者眼中，万物都是纯洁无辜的。毒药并非都是有害的，伤痕也并不都致命。怜悯是很不靠谱的情感，且转瞬即逝，祈求怜悯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从无定式。

5月初，湖岸松林里的橡树、山核桃树、枫树等树木开始发芽，如一抹阳光给周围的景致增添了一份靓丽，尤其是在乌云密布的时候，它们仿佛是太阳拨开了云雾，星星点点地洒落在山坡上的阳光。5月3日或4日的时候，我在湖里看到了一只潜鸟，5月的头一周，我听到了夜鹰、棕鸫、画眉、小鹟、红眼鸟等其他鸟类的叫声。其中画眉鸟的叫声，我老早就已经听到了。燕雀也已经回来了，在我的门窗口往里窥探，好像是在侦察我的房子是不是可以作它栖息的洞穴用。它两只爪子紧蜷着，不停地扇动翅膀，好像它在探察住所的时候，是被空气托起来的。脂树硫黄色的花粉不久就在湖面满满地落了一层，给湖岸的石头和树根也都披了件外衣，你要是去收集，准能收集上满满的一大桶。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硫黄雨”。甚至在印度剧作家迦梨陀沙的戏剧《沙恭达罗》中，我们也能读到这样的描述：“小溪被莲花金色的花粉染成了黄色。”于是，春天慢慢过渡到了夏天，我们漫步在草地之上，青草也随着时间推移越长越高。

我在林地里第一年的生活就是这样，第二年的情况并没有多大出入。1847年9月6日，我搬离了瓦尔登湖。

结 语

对于病人，医生会建议他们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看风景，这是很明智的。谢天谢地，这里不是世界的全部。新英格兰没有七叶树，也很少能听到蓝嘲鸫的鸣叫。和我们相比，野鹅更配得上世界公民的称号。它在加拿大享用早餐，到俄亥俄州吃午餐，夜间又飞到了南方的湖泊里梳理羽毛。就连野牛也随着季节迁徙，当黄石公园的青草干枯以后，它便到科罗拉多的牧场上去啃食青草了。然而人类却总觉得，如果我们推翻农场的栅栏，在四周建起石墙，那么我们的生活从此也就被束缚在了里面，我们的命运也被限定住了。如果你当选了镇上的文员，唉，那么今年夏天就去不成火地岛了：可是无论如何你都是要走向那阴间的炼狱的。宇宙远比我们的视野所及要广阔。

我们应该像那好奇的乘客一样，多向船尾看一看，不要像那呆滞的船员，一路上只知道撕扯麻絮填补船缝。地球的另一端无疑也和我们所生活的家园一样。我们的航行不过就是在绕着圈儿走，医生所给的配方也只能治疗皮肤之疾。人们急急地赶到南非去追捕长颈鹿，可是他真正应该追逐的绝非长颈鹿。当然，猎捕鹬鸟和土拨鼠也是不错的狩猎活动，可是我相信，去追逐真正的自我才是更加崇高的活动。

“将目光投向内心，你会发现

你的心中疆域辽阔而无限，

等待着你去探索。去旅行吧，

成为自己心之宇宙的专家。”

非洲和西部算得了什么？难道我们的内心不还是一张未知的白纸吗？尽管探究之后，我们可能会发现它实际上如同海滨一样黝黑。难道我们要去探索的只是尼罗河、尼日尔河，抑或密西西比河的源头？还是这片大陆上的西北航道？这些是人类最应该关注的问题吗？那位英国的北极探险家——富兰克林，难道他是唯一失踪的探险家吗？他的妻子又是唯一迫切地在寻找他的人吗？格林奈尔先生又是否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呢？你自己也应该成为像蒙戈·帕克、路易斯、克拉克和弗罗比舍这样的探险家，去探索自己的江河海洋，去探寻自己更高的纬度，如果有必要的话，带上一船的腌肉，把你食用完的空罐头高高地堆积起来，作为你航行的标志。我们发明罐头只是为了保存肉制品的吗？不，你应该成为探索自己内心世界的哥伦布，去开拓新的航道，不是贸易航道，而是新的思想航道。每个人都是自己内心王国的君王，和我们内心的王国相比，沙皇帝国不过是一个弹丸小国，冰雪天地里的一个小土丘。可是有些爱国之人，他们宁可放弃自我，牺牲掉自己伟大的疆域来为那弹丸小国服务。他们热爱这方为他们提供墓地的土地，然而对于赋予了他们泥石之身生命力的内在精神，他们却没有丝毫感情。爱国主义不过是他们头脑中的幻想罢了。南海探测队声势浩大，耗资无数，其意义又何在呢？不过是间接地在向人们揭示，在大陆和海洋交错分布的道德世界，每个人都是一湾海峡或入海口，等待着他去探索。我们需要独自一人去探索内心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与此相比，五千名船员外加一位船长乘坐着官方的航船，在寒冷的暴风雨中穿越食人族的领地航行数千里则相对容易得多。

“Erret，et extremos alter scrutetur Iberos.

Plus habet hic vitae，plus habet ille viae.”

“让他们到那异域之国漫游，

去探索澳大利亚土著人吧。

他们虽探得了道路无数，

我却享有上帝更多的赐福。”

我们跑遍了世界，只为到桑给巴尔去细数一下那里有多少只老虎，这一点意义也没有。不过在你找到更好的事做之前，就继续这么干吧，一直做下去的话，你最后说不定还能找到某个“西姆斯洞”，借此来直达自己的内心。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黄金海岸以及奴隶海岸，它们都正对着这片内心海洋，从这些地方起航，无疑都可以到达印度，但是从这里出发的船只，永远都只在岸边徘徊，从未深入到海洋深处。即使你已经掌握了所有国家的语言和习俗，即使你已经成了涉足最远的旅行者，并适应了各种环境气候，甚至连斯芬克斯都在你的面前气得撞石而死，但是你仍要听从哲学家的一句劝言：去探索自我吧。探索自我需要开阔的视野和非凡的勇气。只有那些逃兵和惨败之人才会走上战场，只有那些逃跑的懦夫才会去应征入伍。现在就启程吧，踏上那遥远的西行之旅，这条道路不止步于密西西比河和太平洋，亦不指向没落的中国和日本，而是沿着地球的切线一路向前，不管是冬夏还是日夜，日升还是月起，直到地球消亡，这旅行也不会停止。

据说法国革命领袖米拉波曾到公路上拦路抢劫，来“测试一个人要想正式地和社会最神圣的法律相对抗，需要多大的决心”。他后来声明说，“在战场抗战的士兵，他所需要的勇气不足拦路贼的一半”，并且，“荣誉和信仰根本无法阻挡一个经过了深思熟虑且意志坚定的决定”。在世人眼里，这无疑是十分英勇的。可是，这种行径若非出于绝望，便无聊至极。一个理智之人，如果他能遵循更为神圣的法则，那他就会发现，对于那些所谓的“最神圣的社会法律”，他常常处于“正式对抗”的状态，因而他不用去专门测验，就可以了解到自己的决心有多大。个人要做的，不是要去和社会对抗，而是在遵循自我生存法则的时候，不论最终形成了何种观点，都永远不失自我，而且如果他生活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那他的个人观点也永远不会和社会相抵触。

我搬离林地和来此居住一样，都是出于相同的原因。在我看来，我还有很多生活方式可以去尝试，不能把时间都花费在这一个上。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总是很盲目地就走上了某条特定的道路，然后被局限在上面，一成不变地走下去。我在林地住了不到一星期，就已经踩出一条从房门口通往到湖畔的小道了。我搬离林地后，有五六年没有从那条小道上走过了，但它依然清晰可见。我想，肯定还有其他人从上面经过，所以它才得以保留下来。大地的表面十分松软，人们踩上去很容易留下足印，我们的思想之路亦是如此。由此可见，世界之道是多么破败而肮脏啊！人类的传统和惯例在上面印刻下了多么深的印迹啊！我不愿待在船舱里，而喜欢到世界之船的甲板上去，站在桅杆下面，因为在那里可以更好地观看群山和月光。我现在已经不想再下到船舱里去了。

从我在林地的生活实验中，我至少学到了：如果一个人能够勇敢自信地循着自己梦想的方向前进，并坚定不移地走下去，那么他就会取得平时所无法获得的成功。他会把某些陈旧的事物抛在身后，跨过那隐匿的界限，进入到全新的疆域，一种崭新的、普世的且更加自由的法则会在他的周围和内心确立起来。即便旧有的法则不消失，他也会从自身出发，用更加灵活自由的理解来解读它，使它得以扩张，从此以后，他将遵循更加崇高的生存之道来生活。他自己的生活简单化了，宇宙的法则也相应地不再那么复杂了，于是孤独不再是孤独，贫穷不再是贫穷，软弱也不再是软弱了。要是你在空中建立了楼阁，那么你的努力就不会白费，因为它本就属于那里。那么，现在就开始在下面打造地基吧。

英国人和美国人要求说，想要别人理解你，你就得用语言表达自己，这真是荒谬至极。不管是人类还是伞菌，都不是靠语言成长起来的。似乎语言是至关重要的，你若是不用语言表达自己，别人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你。照此来看，大自然似乎也只能通过一种方式被理解，飞禽和走兽也无法共存。似乎只有“嘘”和“咳”这样就连动物都听得懂的话才是最好的英语，好像我们只能在愚蠢中寻找安全感。我所担心的，是我的表达不够放肆，还被局限在狭窄的日常生活中，以至于无法贴切地表达出我所信奉的真理。放肆！这取决于你要如何看待它了。野牛迁徙到另一个纬度去寻找青草，它一点也不放肆，反而是那在喂奶的时间踢翻了奶桶，跳过栅栏跑向小牛犊的母牛，它才更加放肆。我希望能像个清醒的人一样，向那些同样清醒的人无拘无束地讲话，因为我担心，即使是在寻求贴切地表达时，我的言辞都不够夸张。要是有人聆听到了真正的音乐，那么他还用担心自己以后说话会太过放肆吗？面对朦朦胧胧的未来或一切的未知情况，我们也应该相应地生活得宽宽松松，生活的框架也要模模糊糊，就像我们的影子，暴露在太阳下的时候，即使很难察觉，但它也会流汗。语言所表达的真理极易挥发，它永远也无法充分地表达出真理。真理总是会超越语言而去寻找其他的表现形式，最后遗留下来的不过是语言的空壳。表达信仰和虔诚的语言虽然很不确定，但是对于那些高尚的人来说，它们也同样意义非凡，犹如乳香沁人心脾。

我们为什么总是把自己的智力降低到最愚笨的水平，反而还要称赞其为常识？真正的常识是我们处于睡眠时的意识，它通过鼾声表达出来。我们总倾向于把智力超常的人同智力低下的人划归到一起，因为对于他超常的智力我们只能领悟三分之一而已。有些人难得早起一次，还会对清晨的朝霞颇有微词。我听说：“他们认为印度诗人迦比尔的诗具有四种不同的内涵：幻想、精神、智慧和吠陀经的通俗教义。”然而在我们这里，要是谁的作品可以有多种解读，那么就会遭到人们的抱怨。英国人千方百计地想要防治土豆腐烂，是否也有人致力于预防大脑的腐烂呢？后者才是扩散更广，且更加致命的疾病呀。

我并不奢望自己的语言能表达出高深的思想，只求在上述章节中没有出现什么愚蠢的错误，要是能像瓦尔登湖的冰面那样挑不出太多的过错，我就心满意足了。南方的消费者不喜欢冰块纯洁的蓝色，好像那代表的是混浊，反而更喜欢坎布里奇的白冰，尝起来也有一股野草的味道。人们喜欢的纯洁是包裹着地球的烟雾，而非头顶蔚蓝的苍穹。

有人总在我们耳边絮叨，说什么我们美国人以及所有的当代人，和古人相比我们就是智力上的侏儒，就连伊丽莎白时期的古人也强过我们。可这话有什么意义呀？一只活蹦乱跳的小狗也强过一只死去的狮子啊。若是一个人是个侏儒，或者不是侏儒中最强大的，难道他就要为此去上吊自杀吗？不论一个人的本性是什么，都请好好地生活，努力做到最好的自己吧。

我们为什么总是这么急于求成，又常常深陷绝望呢？若是一个人没能跟上同代人的步伐，那或许是因为他听到了别样的鼓乐声，那么不论他听到的音乐多么微弱，也不管它多么遥远，都让他跟随着耳中的音乐前行吧。至于我们是否能像苹果树或橡树一样快速成长，这并不重要。难道我们可以把一个人的春天转化成夏天？如果我们自身的条件还未成熟，那么即使有可以替代的现实，于我们又有何用？请不要在一个虚幻的现实之上让自己翻船沉海。如果我们千辛万苦地在头顶堆砌出了蓝色的玻璃天空，完工后又将其无视，好像它并不存在一般，然后继续仰望真正的苍穹，那么我们还要去白费气力吗？

科鲁城有位追求完美的艺术家，一天，他突然想要做根手杖。经过了一番思考，他发现，一旦有时间的局限，作品总是无法达到完美，而要做出完美的作品就一定要摆脱时间的影响。于是他对自己说，我要做一件从各个方面来看都完美的作品，即使把我的余生全部投入其中。之后他立刻前往树林，去寻找木材，并决心一定要找到最好的木料。木棍扔了一根又一根，他仍然在寻找，他的朋友们都在工作中渐渐衰老，相继离他而去了，然而他自己却一点也没有衰老。尽管他自己没有察觉，但是他的决心、专注和绝对的虔诚，让他得以青春永驻。由于他没有向时间低头妥协，时间无法战胜他，便只好退到一边，远远地看着他叹息。等到他找到了满意的木料，科鲁城早已是一片废墟了，他便坐在一堆废墟之上雕刻木棍。还没等到雕刻完成，坎达哈王朝也已经走到尽头了。他用木棍的尖端在沙地上写下了这个种族最后一位逝去者的名字，然后又继续他的工作。等到他磨好了木棍，北极星卡尔伯也已经消逝了。此时印度教的主神梵天都已经睡醒了好几次了，可他还没有完成杖头的雕刻和宝石的镶嵌。可我为什么要说这事儿呢？因为当他雕刻下手杖的最后一笔，手杖突然膨胀了起来，上升成了梵天世界中最美妙的创造，这让艺术家无比震惊。他在制作手杖的时候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体制——一个充满乐趣的和谐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虽然城市和王朝消亡了，但是继而却兴起了更加美好耀眼的新城市和新王朝。看着脚下那堆刚刚削下的木屑，他突然意识到，对于他和他的工作来说，之前逝去的时间不过是个幻觉，梵天心中闪过一丝灵感的火花，并用其点燃了一位凡人的大脑，真正的流逝的时间也不过就是这个瞬间而已。他所选用的材料是纯洁的，他的艺术也是纯洁的，那么结果又怎么会不令人惊叹呢？

不论我们对一件事作何解释，最后都不如直击其内部真理来得好，因为只有真理才历久弥坚。大部分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处在某个位置上，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因为天性软弱，总喜欢在现实之上再假想出某种情形，然后把自己放进去，如此一来，我们便同时处于两种情形之中，想要走出来更是难上加难。在理智的情况下，我们会只考虑事实，也就是现实的那种情形。说你不得不说的话，而不是应该要说的话。不管真理如何，都好过虚假的幻想。补锅匠汤姆·海德被绑在断头台上，当问及是否有什么遗言，他说：“告诉裁缝们，在下针之前，心中就要想着缝完最后一针打个结。”这位同胞的遗言已经被世人遗忘了。

不管你的生活多么卑微，都请勇敢地向前，不要逃避生活，也不要对它恶语相向。无论如何，它都不及你本人恶劣。当你无比富有的时候，你的生活反而愈加贫穷。喜欢吹毛求疵的人，即使在天堂也会颇有微词。不管多么贫穷，都请热爱你的生活。即便是居住在陋室，你也可以享受到愉悦兴奋的美好时光。夕阳西下，其余辉洒落在富人的公寓，也同样照耀在救济院的窗口。春天的积雪在富人门前融化，也同样不会在救济院门口滞留。若是他内心宁静又满怀愉悦的思想，那么救济院于他也和宫殿一样，他可以在此生活得幸福而满足。我常常觉得，镇上的穷人才是生活得最为独立的，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去接受别人的给予。很多人以为这些穷人不屑于接受镇上的帮助，可事实是，如果不借助卑劣的手段他们便无法养活自己，而这却更加让人鄙视。像培育花园中的花草和圣人一样去培育贫穷吧。不要费尽心思去获取新事物，不论是新衣服还是新朋友。重新回到旧物之中去吧，万物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是我们而已。卖掉你的衣服，留下你的思想。上帝会看到，你并不需要他人的陪伴。要是我整天都被局限在阁楼的一角，像只蜘蛛一样待在那里，只要我的思想与我同在，那么对我来说，那里的世界也会和外面一样宽广。有位哲学家曾说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不要这么急切地去寻求发展，也不要让自己轻易屈从于周围的各种影响，这完全是在虚度光阴。谦卑亦如黑暗，会向我们展现出天国的光明。贫穷和卑微的阴影围绕在我们身边。“哦，看呐，人类的创造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我们常常警示自己，即使我们被赋予了万贯家财，我们的目标也不要有丝毫改变，我们的手段也要一如从前。此外，即便贫穷限制了你的生活范围，比如说，贫穷让你买不起书和报纸，那你也只是被限定在了最为重要和关键的生活经验之上，你不得不去为那些能够产出最多糖分和淀粉的物品而努力。唯有这种生活才是最接近生活本质的，也是最为甘甜的。贫穷为你提供了一种保证，防止你堕落成不务正业之人。社会上层人士如果慷慨大方，那么社会底层的人也不会损失什么。多余的财富也只能买到多余的无用之物，金钱买不来灵魂所需的必需品。

我居住在一面铅灰墙的角落，这里面被注入了少许的钟铜合金。我在中午休息的时候经常听到外面噪杂的叮叮当当声，那是我的同代人发出的噪音。我的邻居们总是向我讲述他们和那些绅士名媛在一起的冒险经历，以及他们在餐桌上碰到了什么名人，等等，可是这些事情和《每日时报》上的那些小道新闻一样，都引不起我的丝毫兴趣。他们谈话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服装和礼仪上，可是，要知道，不管穿着如何奢华，一只野鹅总归还是一只野鹅。他们向我喋喋不休地讲述加利福尼亚和德克萨斯，讲述英格兰和印度，还有来自乔治亚州或马萨诸塞州的某位尊贵的先生，都是些转瞬即逝的事物，直到最后我忍无可忍，作好了翻过栅栏逃走的准备。我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与其站在一个显眼的位置，跟随着浩浩荡荡的大队伍行走，如果可能的话，我更愿意和造物主并肩而行。我不喜欢生活在这个躁动不安、紧张拥挤又烦琐无比的19世纪，而更愿意站在一旁或蹲坐在一角沉思，任由它流逝在历史的洪流。人们在欢庆什么？他们都是规划委员会的成员，每隔一小时都要听取一次报告。上帝只不过是今日的主席，韦伯斯特是他的代言人。我想要衡量的，是那些强烈地吸引着我的正直的事物，向它们靠近，并以它们为邻。我不会掂着秤杆，试图减少它们的实际重量。现实情形是什么，我就接受什么，而不会去假想出另一种情形。我会一心一意地朝着一个方向前行，什么力量都无法阻挡我前进的脚步。如果我的地基还没有打好，即使是搭建起一座拱桥，那也不会让我感到满意。不要去玩那冒险的游戏了，我们脚下到处都是坚实的地基啊。我们都读到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个路人问男孩：“这片沼泽有坚实的底部吗？”男孩问答说有的。于是路人骑着马下到了沼泽，可没走几步，马的整个腹部都陷了下去。路人转头问男孩：“你不是说这沼泽有坚实的底部吗？”“是有啊，可是你离底部还差得远呢。”社会中的沼泽和流沙亦是如此，只不过只有那成熟的老男孩才知晓这一道理。我们的所想、所言或者所做，只有在极少数十分巧合的情况下才称得上是好的。只是机械地把钉子敲进板条或灰泥墙上，这种傻事我是不会去做的，否则我整晚都会睡不着觉。不要单纯地依赖于墙上的灰泥，给我锤子，让我来摸一摸钉板条的位置，然后把钉子结结实实地敲进去。这样的工作不会让艺术女神缪斯蒙羞，你夜半醒来的时候也会感到心满意足。上帝也会助你一臂之力，但只限于此。你敲进去的每一枚钉子，都要发挥出宇宙这个大机器上一颗铆钉的作用，只有这样，你才可以继续你的工作。

我不要爱，不要金钱，也不要名誉，我只要真理。我面前是满满一桌山珍海味和美酒佳酿，然而唯独没有我想要的诚挚和真理，虽然服务周到热情，但满桌的食物却都于我无益，我最后只能空腹离去。主人所谓的热情其实和冰块一样冰冷，所以根本无须拿冰块来冷冻它们。他们向我吹捧这美酒是多么甘甜的陈年佳酿，又是如何的家喻户晓，声名远播，然而我想要的却是另一种更加古老、更加新鲜、更加纯洁也更加崇高的美酒，这种酒他们没有，也用金钱买不到。在我看来，那些时尚、宫殿、宅邸和娱乐都没有任何意义。我去拜访国王，他却让我在大厅里等待，表现得一点也不礼貌热情。我有个邻居，他居住在空洞洞的树干里，他的行为才是真正的王者风范。我要是去拜访他，结果估计会好得多。

我们坐在大厅里，忙碌于那陈腐的美德，这种无聊的行径我们还要持续多久？要知道，任何实际的劳作都比这有意义得多。好像这一天对他来说就是漫长的折磨，他上午雇个人给他的土豆锄草，在事先酝酿出满腹善心之后，下午便跑去履行基督徒的温顺和友爱。想想中国式的骄傲，想想人类盲目的傲慢自负吧。我们这代人总喜欢把自己看作是那光耀一族的最后一支后裔，并为此沾沾自喜，自鸣得意。而在波士顿、伦敦、巴黎和罗马的人们，想到自己悠久的历史，在谈论艺术、科学和文学取得的进展时，更是夸夸其谈、洋洋得意。我们有对哲学学会的记录，有对伟大人类的颂歌！啊，那位好亚当在吹捧自己的美德了。“不错，我们完成了伟大的创举，我们歌唱了神圣的赞歌，它们都将万世永存。”当然了，前提是我们对此永远铭记。亚述帝国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和英勇伟大的子民，他们都在何处？我们还是多么少不更事的哲学家和实验者啊！在我所有的读者中，恐怕没有一个人体验过完整的人生。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中，我们这个时代或许才刚刚起步而已。即使我们已经度过了康科德的七年之痒，前面也还有十七年蝉(82)在等待着我们呢。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我们对它的了解也仅限于皮毛。大部分人从未探测到六英尺的地下，也没有在六英尺的地上观看过。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而且生命中有一半的时间我们都在沉睡。即便如此，我们还在称赞自己多么明智，在地球之上建立起了一套多么完整的秩序。的确，我们是深沉的思想家，拥有野心勃勃的灵魂！我站在松林中，观察那只在地下松针间爬行的小昆虫，我看到它总是在试图把自己隐藏起来，于是便问自己，它为什么要把小脑袋避开我，如此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自己卑微的思想呢？要知道，我或许还能给它提供一些有益的信息，成为它的施恩者呢。此刻，想到了那位更具智慧的伟大施恩者，他也正是如此高高在上地观察着被叫作人类的这群小昆虫的呀。

这个世界上的新奇之物源源不断，然而我们竟然还要去和呆滞为伍，这真是让人不可思议。我无须过多地解释，你们只消留意一下，在那些最为开明的国家，人们现在还在聆听一些什么样的训示就足够了。我们有表达喜悦和悲伤的语言，但是因为我们对平庸和卑微的执着，这些语言也就沦为了圣歌中的叠句，被我们用鼻音哼唱出来。我们认为，唯一可以更换改变的只有衣服而已。我们称赞大英帝国的强大，称赞美利坚合众国为世界大国。可是我们却无法相信，如果我们生命中有潮起潮落的起伏变化，这股生命的浪潮就足以把大英帝国像一块浮木一样卷起。谁又能知道，下一批破土而出的十七年蝉会是什么样的呢？大英帝国并不是我们品尝着甜酒、在餐后的会谈中建立起来的，我所生活的这个国家亦非如此。

我们的生活就如同河流中的水流。这一年的水位很可能上涨到历史最高，水流满溢到干涸的高地之上，淹死了所有的麝鼠，这样的年份便可以称得上是多事之年了。我们所生活的地方并不总是干爽的陆地。我看到在远古时期，也就是我们所记载的洪水到来之前，这片内陆就已经经历过河流的冲刷了。在新英格兰流传的这个故事估计每个人都有所耳闻，说有只坚强漂亮的小虫子，从一张老桌子的桌面里爬了出来，这桌子是苹果树做成的，它在里面蛰伏了六十年。桌子跟着一位农民先是在康涅狄格州，后来又搬到马萨诸塞州。从外面的年轮来看，虫卵在苹果树被砍伐的时候就已经寄居在里面很多年了。或许是受到一只水罐热量的作用，虫卵才得以孵化，小虫子一连几个星期啃食桌面，最后终于爬了出来。听到这个故事，对于生命的复活和不朽，有谁会不受到震撼呢？说不定，人类那最初寄居在绿色树木中的虫卵，在干枯的社会生活中蛰伏了数个世纪，直到那枯木也演变成棺材的形态了，它最终却又蜕变成了长有双翼的美丽生命。数年以来，它一直在枯木中啃咬，试图冲出禁锢，让听到其声音的人们大为吃惊。最终，当人们围坐在桌旁欢庆节日的时候，它就从那最微不足道的贺礼家具中绽放而出，开始享受它绝妙的夏日生活！

我并不是说约翰或者乔纳森(83)可以理解所有这一切，这黎明的精髓所在，单靠时间的流逝，是不足以让人们意识到的。让我们视而不见的光明，对我们来说便是黑暗。只有在我们清醒的时候，黎明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黎明。而我们今后还有无数的黎明要到来，今日的太阳不过就是清晨的一颗晨星而已。

注 释

1 美国东北部六个州的总称，为英国清教徒最早的殖民地。

2 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之子，完成了12项“不可能完成的”伟绩而备受称誉。

3 丢卡利翁：普罗米修斯和克吕墨涅之子，皮拉的丈夫。宙斯发洪水毁灭人类时只留下他们俩。

4 罗利（Sir Walter Raleigh，1554—1618年）：英国作家、诗人、探险家。

5 威廉·威尔伯福斯（1759—1833年）：英国慈善家和废奴主义者，1833年带领民众推翻了英国的奴隶制度。

6 伊夫林（John Evelyn，1620—1706年）：英国乡绅、作家。

7 希波克拉底（约前460—前377年）：古希腊伯利克里时代医师，被尊称为“医学之父”。

8 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1803—1873年）：德国化学家。

9 拉·贝鲁斯（1741—1788年）：法国探险家，在航海中失踪。

10 塞缪尔·莱恩（1780—1868年）：英国作家。

11 见《圣经·旧约》，“以西结书”18章。

12 查普曼（George Chapman，1559—1634年）：英国诗人和剧作家。

13 曼侬：位于尼罗河上的雕像，据说日出时会发出竖琴的声音。

14 萨丹纳帕路斯：亚述帝国末代王国，因沉湎于贪生逐色的生活，专制残暴，最后众叛亲离。

15 乔纳森：指典型的美国人，尤指新英格兰人。

16 指雅典娜神像，神像担任着守护特洛伊城的任务，后来在特洛伊战争中，神像被盗，特洛伊城沦陷。

17 18世纪，英国有谚语“九个裁缝才能成为一个男人”。

18 1英亩≈0.04平方千米≈40公亩。

19 木材堆的体积单位，4尺*4尺*8尺=128立方尺。

20 蒲式耳：谷物重量单位，一蒲式耳相当于36公升。

21 亚瑟·扬（1741—1820年）：英国农学家。

22 阿卡利亚：希腊一山区，那里的人们十分淳朴，生活愉快。

23 维特鲁威：公元前1世纪，罗马建筑师。

24 斯波尔丁（Gilbert R. Spaulding，1811—1880年）：美国一马戏团班主。

25 阿德墨托斯：希腊神话中的国王，太阳神阿波罗曾给他放过牧。

26 罗宾：英国民间传说中喜欢恶作剧的善良小精灵。

27 法厄同：雅典太阳神和海洋女神之子。

28 朱庇特：即宙斯，希腊神话中的主神。

29 耶稣会士：耶稣会成员，耶稣会成立于16世纪中叶，后其成员到北美传教。

30 萨迪：13世纪波斯著名诗人，苏菲主义学者，代表作为《蔷薇园》（原文为波斯文）。

31 哈里发：伊斯兰教国家政教合一的领袖称谓。

32 托马斯·卡鲁（Thomas Carew，1594—1640年）：英国著名宫廷诗人。

33 特尔斐：希腊古城，太阳神阿波罗的神殿所在地。

34 多多那：希腊古城，多多那的宙斯神谕所是最古老，最受人尊重的圣所。

35 琐罗亚斯德：古波斯国教拜火教之祖。

36 学园运动：19世纪中期美国发起的教育运动，利用公共图书馆等设施聘请著名学者和演讲家等向成年观众讲学。

37 阿伯拉德（1079—1142年）：法国哲学家和神学家。

38 橄榄枝：一份卫理公会周报。

39 阿特洛波斯：希腊神话中命运三女神之一。

40 退尔：传说中的瑞典民族英雄，曾经被迫用箭射击儿子头上的苹果。

41 布埃纳维斯塔：墨西哥北部的一个地区，墨西哥战争的一个战场。

42 见《圣经·诗篇》。

43 本·琼森（1572—1637年）：英格兰剧作家、诗人和演员，善写悲剧和讽刺喜剧。

44 五点区：存在于19世纪的美国纽约，位于曼哈顿下城区，是三教九流聚集、声名狼藉的地方。

45 见《中庸》。

46 戈非（William Goffe）和卫利（ Edward Whalley）：英王查理一世死刑执行者，后逃亡美国。

47 帕尔（Thomas Parrr，1483—1635年）：英国人，此人活了152岁零9个月，此后得查理斯一世特批，埋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

48 帕菲拉格尼亚：位于黑海边，是古希腊的一个山区村落。

49 普特洛克勒斯：希腊战士，在特洛伊战争中被杀。

50 阿基里斯：希腊神话中海洋女神忒提斯和国王佩琉斯的儿子，他战无不胜，是所有英雄中最耀眼的一位。

51 科尔曼（1785—1849年）：为康科德镇撰写过农业调查报告。

52 帕格尼尼（Niccolo Paganini，1782—1840年）：意大利小提琴演奏家和作曲家。

53 美墨战争，1846—1848年，此时作者还居住在瓦尔登湖畔。

54 赫克托：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一名勇士，是特洛伊军队的主将。

55 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72—公元前497年）：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创立了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事物的性质是由某种数量关系起作用的。

56 拉丁文，意为“家主应该善于销售，不应只顾进货”。

57 伊卡利亚海：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的儿子，在乘着蜡和羽毛制成的翅膀逃离克里特岛时，因飞得过高，蜡质的翅膀被太阳融化，因此跌入海中丧生。

58 瓦尔哈拉殿堂：北欧神话中主神兼死亡之神奥丁款待阵亡将士英灵的殿堂。

59 出自《坎特伯雷故事集》。

60 居住在加拿大渥太华河一带的印第安人。

61 指诗人小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 the younger），作者挚友，下文中对话中的诗人亦指钱宁，隐者指作者本人。

62 阿喀琉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海洋女神忒提斯和凡人珀琉斯之子，特洛伊战争中最大的英雄。

63 普特洛克勒斯：希腊战士，阿喀琉斯的密友，在特洛伊战争中被杀。

64 拿破仑领导的两场重要战役。

65 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1405—1464年），即庇护二世（Pope Pius II），意大利籍教皇，1458—1464年在位。

66 配克：干量单位，相当于8夸脱、0.25蒲式耳。

67 吉尔平（William Gilpin，1724—1804年）：英国作家、艺术家，英国国教牧师。

68 米修（Andre Michaux，1746—1802年）：法国自然学家。

69 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公元前59—前46年）：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政治家和演说家，死于尤蒂卡。

70 戴夫南特（Sir William Davenant，1606—1668年）：英国诗人、剧作家。

71 出自中世纪法国民间长篇叙事诗《列那狐的故事》，故事中公鸡被列那狐擒住，但最后得以逃脱。

72 指爱尔考特（Amos Bronson Alcott，1799—1888年）：教育家、哲学家。

73 亚克托安：希腊神话中的一名猎人，因偷窥月神戴安娜沐浴而被她变成牡鹿，最后被他自己的狗群咬死。

74 宁录：《圣经》中的一位猎人。

75 Waldenses：亦指韦尔多数派，12世纪在法国兴起的一个宗教团体。

76 北国人：希腊神话中，住在北方乐土的人，据认为他们是居住在北风以外一块太阳永照而富饶的土地上的民族。

77 亚特兰蒂斯：传说沉没于大西洋中的岛屿。

78 赫斯珀里得斯岛：希腊神话中盛产金苹果的地方。

79 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 1790—1832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埃及学家，是第一位识破古埃及象形文字结构及破译罗塞塔石碑的学者。

80 奥罗拉：黎明女神。

81 纳巴泰王国：古阿拉伯王国，位于今天的约旦。

82 十七年蝉：北美洲一种穴居十七年才能羽化而出的蝉。

83 约翰指英国人，乔纳森指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