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行进中的中国

北京：一个无处挂鸟笼的城市

创造印象

在中国度过的童年

1985年，我来到中国

爱北京的问题

中国·日子·爱

人在锦胡同

给我送张明信片

中国故事

行进中的中国

RonenSteinberg（以色列）：生于以色列特拉维夫，现为芝加哥大学研究员。

浦东，这个跨越黄浦江的上海新金融中心

这里弥漫着与纽约的SOHO一样的氛围，这里飘着与伦敦或东京一样的轻柔音乐

从20世纪20年代的殖民主义，到今日的小资和“创新阶层”

而这之间的岁月，那些共产主义的岁月，人民的岁月

不管那些岁月现在看来如何灰暗，正在被小心翼翼、而又体面地慢慢抹去

我第一次到中国来，是为了一个婚礼，我自己的婚礼。我妻子是中国人。我们在芝加哥邂逅。她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中国人。我们在中国举办了婚礼，之后去了好几个城市，比如天津、北京、上海、阳朔。那是我第一次到中国，但那次当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已经拥有了一个中国的新家庭。

之前在我的大部分人生中，我对中国知之甚少。我到哈尔滨的时候，了解到20世纪初期，在那个城市里曾经有一个兴盛的犹太社区。更让我惊讶的是，就在我们婚礼之前的两天，当时的以色列副总理、现在的总理奥尔默特访问了哈尔滨，并且参观了一个关于犹太人在哈尔滨历史的特别展览：原来，他的父亲就是当时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我们参观哈尔滨犹太公墓的时候，我不禁心中暗想：我是我的妻子遇到的第一个以色列犹太人，而她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中国人，可现在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彼此的文化与过往，相互交织，相互接触，然后分离，接着又开始交织，如此循环。那是2004年的夏天，是我第一次到中国，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到中国，但那不会是最后一次。

在别人眼中

中国人听说我是以色列人的时候，似乎并不感到有什么特别。许多人在听到中文的“以色列”三个字时，却以为我是从冰岛来的，因为在英语里这两个单词的发音相近。但是，每个人一听到我是犹太人时，就非常惊讶。我在这里遇到的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跟我说“犹太人，很聪明的民族”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全都这么想。也许他们以前遇到的犹太人不多吧。

这没错，在中国，我是“其他人”。可我从来也不是“其他人”，至少不是像这样的“其他人”。但在这里，我的“其他人”身份却是如此鲜明，这首先是因为我的外貌。我看起来跟别人不同。在别人的眼里，我与众不同，这真是一种有趣的体验。

我到中国的第二天就有了这种感觉。我们当时正坐在从北京的郊区开往市区的地铁里。正是清晨的上班高峰，地铁里非常挤。等我们好不容易连推带挤地进了地铁列车，我只看见一片人的脑袋。我立刻就意识到了两件事：第一，我的脑袋比别人的都高；第二，别人的脑袋都在盯着我的脑袋。更准确地说，他们是在盯着我的胳膊。为什么要盯着胳膊呢？我当时还没想到，后来我才想起来，曾经在哪儿读过，有些中国人把外国人叫作“老毛子”（就是身上毛多）。我正好穿着一件短袖衬衫，而且我还多毛，即使在以色列，我也算是毛多的。我敢打赌，我周围那些正在赶去工作的人们，肯定没想到会在地铁里碰上一个个子又高、毛又多的男人。

出于某种原因，这里的许多女子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你好帅。所以，我在南开大学宿舍的清洁女工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就对我的妻子说我很帅。她们竟然以为我是来自科威特！后来，我们在校园里又遇到一些学生，他们用英语直接跟我说，“你真帅”。实际上，我在芝加哥的时候就已经遇到了这种事情，当时我遇到一位中国来的访问学者，他跟我说：“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你真的非常帅气……”

一开始，我还以为他们说我帅，是为了恭维我的妻子选了位英俊丈夫。但现在我意识到，直接恭维在中国并不成问题。这里的人在赞美的时候坦率，在批评的时候含蓄，我喜欢这一点。以色列可就完全不是这样，那里的人在批评的时候直来直去，却吝于赞美。当然，我很享受人家说我帅！我问过，我可不可以也直接对女士讲她们非常漂亮呢，但人们告诉我，最好不要，因为那样可能会被误解。

我眼中的其他人

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拥挤。无论在哪里，人们摩肩接踵，互相冲撞。人们之间的身体距离正在日益缩短。我想起在美国，人们非常小心地保持自己的空间，维护自己的私密。但在这里，倒是也有自己的私密空间。不用对这一切感到恼火，也不必在意保持肌肤的洁净，并去除别人的气味，“住在一起”的意思，就是真的“住”在一起，你只要接受这一点就好了。

显然，这也是中国仍然保持的“街市生活”，或“街上的生活”的迷人之处。在天津凉爽的晚上，人们聚集在公共广场上，坐在楼外的长凳上或者商店里，聊着天，看人来人往，嚼着东西，四处闲逛。他们并不是要去影院、酒吧或者剧院。他们哪儿也不去。人们以各种方式聚在一起找乐，这就是消遣。这完全是一种社交娱乐，交谈的娱乐、“在一起”的娱乐。

我被这种“生活在外面”深深地打动了。人们最喜欢，也许也是最能够消费得起的娱乐，似乎要包括漫步、放风筝、吃路边的小摊，或者只是坐在外面，聊聊天、喝酒、抽烟。我的妻子告诉我，在过去的时代，晚饭后散个步，就是那个时候唯一的娱乐，并且人们很努力地实践着这种娱乐。对我而言，这种简单的街市生活真的让人很爽，虽然这样说也许有以偏概全之嫌。或者说，在简单的事情中，包含着真正的快乐，也许更合适吧。一阵宜人的微风，一瓶冰雪碧，似乎就可以让人快乐起来。当然，人想要的比这多。他们想要的越来越多。这里面有对普通事物的欣赏，也是一种填补时间的简单方式。这里没有对“我们今天该做什么”的焦虑，而那种焦虑，在我看来，正是像我们那样过度发展的消费主义社会的特点：我们所拥有的越多、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越多，我们就越感到厌烦和冷漠。

当然，这种观点要看在什么地方。在上海、北京的部分地区，在哈尔滨的中心，我看见人们，其中大多是年轻人，衣着光鲜，匆匆赶往某个地方，也许是酒吧。跟我到过的世界其他地方的城市夜色一样。但另外一些更安静的城市街市夜生活却更加吸引我，也许因为那与我所知道的太不同了，或者因为我只看见了我想看的。

有一天，我在上海一个市场的饭馆里吃午饭，离伊朗使馆不远。我指着旁边桌上的人们正在吃的东西，说我就要那些，因为菜单上只有中文。我坐在那里等菜上来的时候，看着窗外的大街，还有邻桌正在吃饭的一家人。在外面的街上，人和自行车来来往往，他们的后面，是住宅楼已经拆掉的门面，绿色的金属窗和剥落的石膏，树枝儿在那上面轻轻摇曳。旁边桌上，三位女士和两个小男孩正围坐在圆桌边大快朵颐。我想，可能是两位母亲带着孩子，另一位是她们的朋友。他们边吃边谈，筷子在菜盘子里划拉。吃与聊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特色，创造出非常好的、自然的社交氛围。吃和谈都不间断地进行得如此流畅，我简直看呆了。面对这一切，我对自己的想法也感到迷惘了，只有服务生上菜时盘子的响声，才让我相信，我不是在梦中。在这个国家，我曾经历过许多这样不可思议的时刻，但这些体验从来不是在大地方产生的，都是在这样一些出乎意料的地方，比如此刻，在7月的骄阳下，上海乌鲁木齐路一个市场的小餐馆里。

过去，现在与未来

有一天，我的岳父非要带我去钓鱼。那是我第一次去钓鱼，而且跟我从前想的钓鱼完全不一样。我们去了一个很特别的鱼塘。进入鱼塘也不用花钱，那是在一个军事基地里面，但钓完以后要按钓到的鱼的重量掏钱。塘里的鱼特别多，实际上，你每次把鱼竿扔进池塘，都能钓到鱼。但显然缺少一样我一直以来对钓鱼印象最深，也是钓鱼最主要的事情：安静地等待。在这个鱼塘，你不需要等待。

这种快速钓鱼倒是很有趣。其中的潜在含义，也许在于把一项活动的一切外在都取消，只留下最核心的部分，直达最核心的目的。你不需要靠运气才能捉到鱼。有人会往这个过大的浴缸里放满鱼，你只要把鱼竿扔进去然后拉出来，反复这样，直到你过足了瘾。但是，我不知道，钓鱼的目的——别忘了，钓鱼是为了好玩的——难道就是为了得到鱼吗？我想，钓鱼之所以成为这么多人喜欢的活动，是否应在于那些“额外”的成分，比如等待、安宁、不与方便的大自然，不知道这一天最终能不能钓上鱼的惴惴。而现在，这个鱼塘让所有这些都消失了。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鱼塘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代表了中国正在向超级资本主义转变。

我们去了“外滩三号”，那是上海一家新开的集购物与餐饮为一体的商场，它也备受争议。实际上那是一座旧楼，外观仍然保持原样，内部完全新装修了，实际上算是重修过了。我相信，那是迈克尔·格雷菲斯设计的。从外面看，那是一座殖民时代的灰色石楼，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而内部的每一个角落，却充满了直接从纽约、从伦敦来的21世纪都市精致风格。毫无疑问，这是个伟大的成就。但是我却无法在这里面找到任何伟大的东西，每天，它为上海的新贵呈上都市的精美。从一楼的阿曼尼专卖店，到显然定价过高的餐厅，还有露天咖啡馆（请注意，是咖啡馆，而不是茶舍！），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座建筑瞄准的是哪些群体。

我发现从外观与内饰之间的变化真是不可思议，并且具有讽刺意味。外部源自上海的殖民时代，而内部则是为来自浦东的新贵、外国人和商人设计的。浦东，这个跨越黄浦江的上海新金融中心，这里弥漫着与纽约的SOHO一样的氛围，这里飘着与伦敦或东京一样的轻柔音乐。从20个世纪20年代的殖民主义，到今日的小资和“创新阶层”，而这之间的岁月，那些共产主义的岁月，人民的岁月，不管那些岁月现在看来如何灰暗，正在被小心翼翼，而又体面地慢慢抹去。

底层的人们

一个建筑工人走进了在我们居住的南开大学校园里的杂货店，他去买东西。他全身都很脏，敞开的蓝色衬衣和裂了口的鞋上沾满了灰泥。我想，他是这里无数的建筑工人中的一员，忙着对城市进行重修和再造。他走出店后，杂货店的老板们似乎在对他指指点点。他们在议论他的脏，表示不理解他为什么不把衣服洗洗，他们取笑他，但不当面这么做。我的妻子说，应该有人来写一本关于这些建筑工人的书，那是光鲜耀眼的中国建筑潮的另一面。他们是农民工，从农村的四面八方涌入中国的各个城市中心。我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但我确信，他们的工资少得可怜，是那种盘剥式的。我觉得他们看起来很饿。这些杂货店的老板，他们这么快就忘记了，就在几年以前，他们自己，还有他们的亲戚朋友，也是在同样的生活的泥泞中挣扎，那个时候，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梦想过，有一天能够在南开大学的校园里开个杂货店，卖雀巢咖啡和五种不同的妇女卫生用品，每当想到这些，我就感到这一切非常不可思议。

北京：一个无处挂鸟笼的城市

PaulMooney慕尼仁（美国）：家在纽约，在中国大陆工作了12年，自由撰稿人，给国外各种媒体提供稿件。

我理解现代化是十分必要的，就像我不介意在林肯式的乡村木屋中度假，但我绝对不想长期住在那里。

当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美国的大学里做中国研究时，学生们都在传看着在20世纪上半叶翻译了众多中、日经典著作的著名英国学者阿瑟·威利的故事。据故事所述，威利是从第一代旅欧中国学生那里学习的中文，但却从未去过中国。一天他终于决定跳上船前往上海，但到港后，他却拒绝下船，因为他发现这座城市根本不是译著《红楼梦》里所说的那个样子。

后来我发现这完全是臆造出来的。威利从未去过中国，但原因却和传说的如出一辙。翻译了这么多精彩的著作，他不想让眼前的现实摧毁瑰丽的想象。

我经常在想威利的缄默。我最初对中国感兴趣是在40年前。那是1968年，我刚满18岁，正在驻越美军中服役。我对越南的历史越来越着迷，这又让我想更多地了解中国及其宏伟、古老的都城。但时值“文化大革命”和冷战，美国人是无法访问中国的。

当时，我对北京有两个印象。一个是儿童故事书中庞大的帝国军队和紫禁城，另一个则是令人热血沸腾的红色经典中天安门广场上挤满了不断挥手的红卫兵，还有满脸笑容的工厂工人和收获超人产量的农民。

我一直没有机会来到北京，直到1984年，我才和妻子、小女儿一起来到了北京。当时北京只有少数几个像样的宾馆，但价格都太贵，所以我们只能住在小一点的光华宾馆。我们只花了100元就得到了一个带空调和彩色电视的房间。但我们却不得不共用走廊里的公共卫生间。当我看到一个美国背包客在水池里用奶粉洗衣服时，我大吃了一惊。他不认识袋子上的中国字，所以误把奶粉当成了洗衣粉。

这是我们入住宾馆所在马路被拓宽成三环路之前，自行车在马路上占绝对多数时的情况。城里的出租车本就不多，想打到一辆就更难了，因为出租车总停在宾馆附近。在8月的一个炎炎夏日，我们游览了所有历史古迹。在参观紫禁城时，人们呼啦一下围了上来，围着我们只有四岁的混血小女儿（我妻子是来自印尼的中国人），当时围观的人有100多个而且聚集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个时候，单独旅行的外国人并不多，而且许多中国人以前也没有亲眼见过外国小孩。

我们很想品尝一下名吃北京烤鸭，于是走进了前门的一家烤鸭店，但店里已经客满了。我们和大家一样一边坐在桌边等候，一边饥肠辘辘地盯着其他客人，希望让他们感到难堪，快点吃完走人。但他们似乎不为所动，依然在我们嫉妒的目光里慢条斯理地吃着。当我们终于盼来一张桌子时，女服务员却告诉我们，午餐时间已过，请我们晚餐时再来。我们几乎都要哭了，只好跌跌撞撞来到路过的另一家饭店，但是那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卖完了。

几天之后，我们终于如愿以偿地吃上了北京烤鸭。我们没有到楼上为外宾和贵宾预留的空调包间，宁可和大家一起在楼下用餐。我们和一群卡车司机共用一张桌子，他们是从其他省份跑长途刚刚到北京的，他们的皮肤让太阳晒得黝黑发亮，而且吃相极其不雅。当我们馋美国食品时，我们就跑到北京第一家合资饭店——刚开张的建国饭店去吃那些价格不菲的汉堡，或者坐在友谊商店的凉亭里来一杯速溶咖啡或者冰激凌。

我遗憾，因为我无法回到清朝，去看看老舍笔下的北京，体验一下那些骆驼绕着古老的城墙漫步的岁月以及大跃进的日子，但让我高兴的是，至少我能在它脱胎换骨之前看到一点旧北京的风貌。

1994年，我在北京找了份记者工作，并与妻子和两个女儿一起搬到了这里。今天我们可以到各式各样明亮的饭店里用餐——北京现在什么都能吃到——而且总能有座位。豆腐供应充足，大白菜也不再堆放在街角或屋顶，而且我们也无需在夏天狂吃茄子了，因为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茄子。不断有开着空调的酒吧和咖啡屋开张或关门，宾馆数量众多、价格合理。我们常常都在想路上要是没有这么多车该有多好啊，当然除了赶上交通高峰，外面又下着雨，找不到出租回家的时候。

我认为本地人很难认识到周围事物的价值。我在纽约长大，但直到年近三十时，我才头一次参观了纽约著名的旅游景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历史、特别是建筑和文化都有了新的认识。

这也是我和妻子看到北京的文化古迹得到保护，老字号继续延续传统经营方法后如此兴奋的原因之一。我们为北京几年前在南河沿大街修葺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而感到高兴，而且也常常带着客人陶醉在长达3公里的公园美景之中。古城墙令人百看不厌，而我总对古城墙旧貌充满遐想。崇文门东大街的城墙重建工程加大了绿化面积，同时也增加了北京这座城市的吸引力。

我曾拜读过梁思成先生有关保护城墙和墙内北京老城区、在城墙外兴建现代化新北京的总体规划。想象一下，这是多么宏伟的规划啊？在世纪之交来到北京的游客会说，没有一座像北京这样拥有如此令人难忘的城墙的城市。当我经过古城门所在位置时，我不禁想到如果老城墙依然巍然屹立，如果那里不仅仅只是几条所谓门内或门外的大街，那么今天的北京该是怎样的啊。

南新仓——旧时的谷仓——近日又重新开放，游人有机会进入古建筑亲眼看看它的内部构造。其中一处已经被改建为音像店，但文物保护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不幸的是，其他建筑物保存得就没有这么完好了，复杂的结构令人眼花缭乱，白色的大理石甬道与古建筑的灰色墙砖格格不入。我们多希望这些新建筑也能仿造古代谷仓来修建，而且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座建筑物看起来像巴黎古城外的房屋，而另一座却拥有巨大的玻璃幕墙外观。真搞不明白，设计师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南锣鼓巷因为一排排的餐馆、咖啡屋、酒吧和位于特色建筑中的流行服饰店而重新焕发生机。而有趣的是，这里正好处于老北京的中心地带。我曾去过那里几次，而且意兴盎然地看着居民们在夏夜里扇着扇子纳凉、在路边玩着麻将或象棋，或者仅仅只是和邻居们拉拉家常。

来到北京的外国人还可以到新开张的庭院式餐厅一饱口福，那里不仅装潢别具一格，而且还能在炎炎夏日里远离现代城市的喧嚣露天用餐。

同时，我们也为近几年来出现的一些变化感到悲哀。

胡同的保护是外国人最关注的问题，在他们沾沾自喜地谈论着这些韵味十足的古老弄堂被破坏的同时，这样的事情让我的耳朵都磨出了老茧，甚至一提到胡同这个词我就会由衷地感到悲哀和尴尬。

而且让我悲从中来的是，曾经如田园诗般的后海一带已经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到处都是廉价的酒吧和餐馆，汽车在狭窄的胡同里穿梭，三轮车夫、小商贩和按摩女比比皆是。

唯有北京的湖泊让我情有独钟，流连忘返，这也是让我假装身处北京老城的一种方法。

冬天我常带着女儿去湖上滑冰。湖边树丛上明亮的圣诞彩灯给人一种节日的气氛，宏伟的钟楼屹立在远方，让人回想起这座古城的往昔岁月。尽管坐在冰冷的木板上冻得哆哆嗦嗦的，我还是要撑着木板跳上冰面，推着女儿的冰车四处嬉戏。然后再吃两个甜麦圈，来杯热巧克力，躲到有暖气的地方暖暖身子，而且乐此不疲。等到夏天，我们就泛舟湖上，停在北京老字号烤肉季旁的湖岸边，来上几盘羊肉串。一边沿着湖的北岸游览，一边听着船上琵琶女的弹唱。

几年前，在12月的一个寒冷的冬日傍晚，我带着几个美国高中生去湖边。我不知道该如何从二环路到那里，但我知道大概的方向。于是我们钻进了遇到的第一条小路，沿着蜿蜒曲折的路走了好久。正在我担心是不是迷路了的时候，一拐弯我们一眼就看到了绝美的湖景，一轮满月照耀着冰雪皑皑的湖面。所有人不约而同地发出惊叹，那场景让人永生难忘，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我们沿着湖来到了孔乙己酒楼，迎接我们的是鲁迅先生的白色塑像。我们大吃了一顿，这一晚学生们兴奋不已，在酒楼融融暖意中畅快地交谈着。餐后我们沿着湖岸曲道经过银锭桥来到无名吧，那时这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酒吧。我们拥坐炭火炉前，一边暖暖和和地喝着咖啡和热巧克力，一边欣赏着空无一人的湖面美景。现在湖面上的游船太多了，就像高峰时段的三环路，或者说像长江的船闸，银锭桥下窄窄的水道里挤满了游船，等着穿过狭窄的河道。从此我就不再带客人到后海一带来玩了，生怕那些改造让我感到尴尬。

但我仍然渴望看到带着几分优雅的北京老城。我曾读到过一个有关解放前的两位老北京在街上等公共汽车的故事。两位老先生谦和有礼地站在人行道上彼此谦让着，“不不不，您先请”，完全不知车已经开走了。而今你很有可能会裹在抢着上车的人群里被挤上车。

我从不放过到首都剧场去看老舍的《茶馆》的机会。我还记得老舍的女儿舒济曾说过，当她还是个小姑娘时，父亲会带着她在温暖的夏夜，徒步去首都剧场看戏。虽然这出戏讲的是一段令人心酸的往事，但看着精湛的演出和漂亮的舞台布景，我都会沉醉其中，只有时不时响起的手机声，或者走到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我才会突然被拉回到现实中来。

几个月前，我去天桥乐茶园听郭德纲的相声。当时只有站票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一个二层包厢的座位。向下望去，人们吃着桌上的瓜子和干果，喝着茶，在被许多人誉为相声救星的郭德纲的包袱笑料中笑声不断。在这几个小时里，我仿佛又回到了以前的老北京。

一次当我听说人们要拆除迪化大街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房子，正为此发牢骚时，一位台北友人紧紧拉着我的手说，“你们外国人总想让我们生活在过去，”她说，“但我们想住上你们美国人那样的现代化房屋。”她的话深深刺痛了我的心，因为事实也的确如此。

这让我想起了几年前住在北京工体北路的亚洲宾馆时的情景。我在那里住了两年时间，流连于那里的窄街小巷，而今那里已经变成了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直到一天清晨，我从睡梦中醒来，看到人们穿着睡衣出门去公共厕所，我才意识到这些燃煤取暖的房子里根本就没有卫生间。这不禁大大冲淡了我对胡同生活的浪漫向往。

日本著名小说家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中谈到了他对日本美学传统和传统建筑物的热爱。在这本书中，他极力赞美了与电灯相比的烛火之美。于是他的妻子让一位建筑师为他建造了一个新家。设计师骄傲地告诉谷崎先生，他曾拜读过这部作品，完全明白应如何建造这座房屋。而谷崎则立即打断他说道：“噢，千万不要，我永远不想住在这样一幢房子里。”

我理解现代化是十分必要的。就像我不介意在林肯式的乡村木屋中度假，但我绝对不想长期住在那里。

然而，虽然北京人不应被迫活在过去，但他们也不能以牺牲文化遗产为代价实现现代化。设法让过去与现代保持一种完美平衡，这样的例子在北京比比皆是。

如今，我们经常会看到，摄影师满城寻找老胡同和村舍，想在它们消失之前用照片永远保留下它们的丽影。我还听说过有人专门在录制几近消失的小贩吆喝声。虽然这些事情都很崇高，但让我悲哀的是，以后我们的儿孙就只能从博物馆、录音带和摄影作品中了解北京的文化遗产了。

在一篇题为《无墙之城（citywithoutwalls）》讲述北京变化的小品文中，作者查建英写到了一位擅写怀旧美文的故友对北京的印象。“现代化的北京，”她引述他的原话，“已经变成了一个没地方挂鸟笼的城市。”

要理解他的话，查女士称，你必须知道老北京的场景：“……彬彬有礼的老先生在安静的公园里、欢乐的茶馆中，或者自家的后院里随手把装着鸟儿的竹笼挂到枝头。这是有关休闲和某种文化的经典印象。鸟笼就是一种标志，鸟笼的消失就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一套价值观念的消失。”

我欢迎北京在过去20年中出现的积极变化。然而，同时我也希望北京不要变成一个无处挂鸟笼的城市。一旦它们消失，北京城最令人魂牵梦绕的一部分也会随之荡然无存。

创造印象

原口纯子（日本）：美食家、自由作家。

世界著名的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先生的话很好地道出了它的背景：“衡量你是不是21世纪的人有几个指标：会英语吗？懂财务吗？以及，有中国朋友吗？”

在讲述对北京的印象之前，先介绍一点我个人的情况。

我作为自由撰稿人，为日本的杂志及报纸、门户网站等，撰写了各种各样有关北京的文章。其数量在每年50～00篇。内容包括人物、旅游、建筑、室内装饰、时尚、美食，等等，所谓中国的“时尚杂志”采用的主题，属于容许含有主观色彩的文章，而非关于政治、经济的生硬报道。

像这样的文章，对北京的某种现象当然混杂有“我的印象”，读者根据文章的内容，对北京抱有各种各样的“印象”。因此，我所做的，或许也可以说是创造“北京印象”。从这一特殊的立场出发，我想谈一谈“北京印象”。

我是从1993年开始在北京生活的，20世纪60年代出生于横滨，大学毕业后曾是在旅行杂志编辑部及电影公司的宣传部工作的“白领”。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访问北京，之后成为留学生，开始学习中文。在那段时期，对我而言，对北京的印象就是“每天都有新的发现”。

在我成长的儿童时代很喜欢看书，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阅读了大量的杂志。那时，日本的杂志，特别是时尚杂志向欧美方面一边倒，尽是纽约、巴黎和伦敦的信息，而北京的信息却一条也没有。如果有关于北京的报道，也只限于政治及经济新闻，出现在电视和大型报刊上。

读了这些报道，我对北京抱有的印象，坦率地说，是“可怕、黑暗、生硬”。

但是，实际开始居住后，发现北京洋溢着古都的美丽。对于非常喜欢绝妙的人物、建筑、美食和旅游的我来说，有很多可以享受的东西，觉得很想将这些还没有任何人着手做的、面向此类杂志的素材提供给日本。于是向在日本出版界的老熟人打了招呼，一点一点地从小的栏目开始发送关于北京的文章，并一直持续至今。

日本的杂志媒体以前并不关心北京，一提起来要写北京，他们会意外地问“关于北京的文章吗？”，其风向逐渐开始出现变化，大概是在2000年以后。

例如2002年春天，日本著名时尚杂志《FIGAROJAPAN》制作了以胡同为舞台的很好的餐厅和饭店的特辑。同年秋天，著名建筑＆设计杂志《CASABRUTUS》制作了北京特辑，介绍了开始引人注目的798厂及刚刚开放的“长城脚下的公社”，还请张欣女士发表了文章。

在我生长的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的“时尚杂志”上刊登有关北京的文章，大概是任何人连想也没有想过的事。

日本人对“北京印象”发生了巨变。对这种变化，我也做出了小小的贡献，感到十分欣慰。

现在，日本的时尚杂志中，对于世界城市的趋势信息，与纽约、巴黎、伦敦、米兰等一起，普遍刊登着北京的信息。

对这种现象，世界著名的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先生的话很好地道出了它的背景：“衡量你是不是21世纪的人有几个指标：会英语吗？懂财务吗？以及，有中国朋友吗？”

他指出了在掌握着世界经济的中国有朋友，在日常活动中通过其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对自己产生影响的重要性。也就是说，现在在日本，了解北京是最先进而时尚的行为。

从自己的这些经历来看，又感到所谓“印象”有些不可思议。它好像是自然产生的，也有很多方面是被某个人创造的。

日本与中国政治上的难题很多，我作为一个日本人对许多事情也常常感到痛心。

而现在，日本的媒体从电视、大型报纸到时尚刊物，从政治、经济到“鸡毛蒜皮”的小事，已经尽是关于北京和中国的文章，日本人好像是世界上接触中国信息最多的国民。

今后这种趋势大概还会增强。

我深信正是各种文章所传递的多方面的印象，引起了人们对我的第二故乡北京的关心和理解，我今后也将不断续写我的小小的“北京印象”。

在中国度过的童年

安东（委内瑞拉）：1956年生于委内瑞拉，1983年毕业于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中央大学建筑系，1993年在北京成立自己的建筑工作室。曾任SOHO中国首席建筑师，现经营自己的安东红坊建筑设计。

从不公开展示对爱侣的感情，这也许是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的一部分

我仍然记得父母在告别宴会上流露出的惊讶表情，因为直到此刻

他们才知道在通讯社和他们共事两年之久的两位同事原来是夫妻关系

在我的记忆里，第一次接触中国文化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儿童故事书里，大多数都是关于中国孩子在村里战胜日本侵略者成为抗日小英雄的故事。这些书，还有瓷娃娃和传统的丝绸服装一起都是父亲几次应中国共青团邀请访华时带回的。有一次，他甚至还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后来，由于爸爸被驱逐出境，我家在1967年搬到了伦敦，并应邀到中国使馆赴宴，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国人，也是我头一回吃到中国菜。

又白又松软的中国“面包”，也就是馒头，还有一点咸味都没有的黏米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今天当时的情境依然历历在目。对于我们来说，面包就应该是金黄色的，外壳硬硬的。而我们在烹制米饭时会加入蒜、洋葱和盐来调味，因此我们想当然地以为米饭就应该是一粒粒分散开来的。宴会的主人，参赞先生和一秘、二秘都穿着灰色或深蓝色的中山装，很正式，但他们的脸上都带着轻松、愉快的微笑，整个宴会的气氛友好而亲切。后来我才发现微笑是中国人的标志，也是让他人敞开心扉的钥匙。

就这样，从那天开始，中国和中国人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一周后，我们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了那天宴请我们的人，当时一群人围在中国驻伦敦使馆前，因为英国驻京使馆被红卫兵焚毁了。两个月之后，我们抵达北京机场，在友谊宾馆住了两年时间。

1968年4月，我们乘坐一架4引擎小型飞机从上海前往北京，旅途中乘务员和着“文化大革命”的歌曲来到我们身边，给我们送上水果和“大白兔”奶糖，这些奶糖现在仍能在市面上看到。

大约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来到友谊宾馆。友谊宾馆的走廊里贴满了各种彩纸和黑墨水写成的大字报。红色的大型横幅上挂着黄色的字，大多数都是毛主席语录或歌颂伟大领袖和红太阳的词句。宾馆似乎是空的，一个人也看不见，灯光也十分昏暗。在带我们回房之前，翻译先领着我们来到了餐厅。这里一团漆黑，空无一人。圆桌上铺着蓝色的塑料桌布。等了好一会儿，厨子才睡眼惺忪地走过来，而且脾气很坏，因为他既没有冲我们微笑，也没有欢迎我们到来，只是嘀嘀咕咕地和翻译说了一大堆话。20分钟后，他才端了六个盘子上来，每个盘子里放着4个没炸透的炸鸡蛋，还有一些水。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吃的第一顿饭。

第二天，新华社的司机和翻译带着我们乘坐一辆奶油色的苏制轿车游览了天安门广场，车的时速只有20公里，而且每隔30秒就要按一通喇叭。

街道上看上去空荡荡的，我们的车是一路上唯一的一辆。旁边的小巷里挤满了自行车，但所有东西都蒙着厚厚一层土，路两旁的树也是新种上的，又瘦又小（后来我们才知道，政府刚刚开展了一次植树活动，一方面美化城市，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防治从戈壁沙漠刮来的尘土）。我们的汽车停在了天安门北侧毛主席塑像前，一下车我们立刻就慌了神。不到一秒钟的时间，我们马上就被数以百计的人包围了，他们要么伸手摸摸我们的头发，要么拽拽我们的衣服，但人人脸上都挂着微笑。当然想游览广场或照相是不可能了，因为我们根本挪不动步，而且什么也看不见，眼前全都是中国人的笑脸。

无论中国的形势如何，我却在中国度过了一段最快乐的童年时光。学习汉语很有意思。我们的老师姓毛，是一个圆圆脸、梳着两条长辫子的年轻女教师。她教我们认革命标语上的汉字“毛主席万寿无疆”，教我们唱革命歌曲“东方红，太阳升”……谁也记不清我们和来自希腊的两姐妹究竟开了她多少玩笑，谁也弄不准我们和尼泊尔革命党子弟一起吓了她多少回。

她还根据自己所知的革命形象给我们起了中文名字，而且我们上小学后还在继续使用她起的名字。我的名字叫洪武，意思是红色的武器。

1968年和1969年，“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高潮，学校也开始批斗学术权威、反革命和反革命家庭子弟（包括那些被怀疑里通外国、同情我们的人）了。这也是我们总要停课的原因。他们还要开会做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军事训练、深挖洞广积粮、学习共产党的新指示……而我们外国孩子是不能参加这些活动的。因此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去玩，父母才没空照顾我们呢，他们一周要工作6天时间。而我们则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跑，逛宫殿、游寺庙、爬宝塔，对于我们而言，北京是再安全不过的游乐场了。

尽管除了一两分钱的冰激凌，我们玩起来也不花什么钱，但我们口袋里却装满了钱，这是从午饭钱里省下的，大约有1元钱吧。我们不在友谊宾馆吃饭，而是跑到对面的农业合作社，来一碗5分钱的汤面，然后就能在琉璃场逛一下午，买一些真正的古玩，再买一块肉回去喂猫（爸爸有时还会偷吃一块牛排，这是在宾馆餐厅难以享用到的）。

这只小猫是一位阿拉伯朋友回国时留给我的礼物，除此之外，我还养了鸽子、蚕和蟋蟀，为此我还专门向隔壁农村孩子请教过呢。

每周友谊宾馆都会放电影，当时的大片是《地雷战.》和《地道战》，在这一年当中，每个月都会重新放映这两部影片。有时还会放一些苏联电影，比如《十月革命》，还有一些阿拉伯电影。但每个月的重头戏是去剧院欣赏毛夫人的杰作，届时所有外国专家，还有我的父母都会应邀前往，其中包括两部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当然还有新派京剧《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表演之前，剧院里全体起立，高唱《东方红》。

有那么两次，外国专家的年轻子女也会跟着下乡学农，其实就是“到农村去劳动”。

到了乡下，我们住在农民家里，和他们同吃同睡同劳动，一个月也洗不上一个澡，而所谓的厕所就是离农舍不远的一个坑。我们住的是一幢只有三间屋子的红砖灰瓦房，门口就是灶火，还有一口锅。一进门一边有一间房，两间房都有炕，冬天一烧火做饭，炕就暖和了。

由于菜油十分昂贵，是专为党的领导准备的，因此平民百姓做菜只能用水，除炸东西以外，所有吃的都是煮熟或蒸熟的。

炕是睡觉、喝茶和吃饭的地方。下午5点半，人们就会在炕头上摆上一张小桌子，然后大家开始围坐在一起吃晚饭。晚上在炕上打开铺盖卷，8点左右大家就都睡了。

在劳动的时候，我们摘过梨、收过麦子，还给花生地锄过草。早晨起来一边排队去劳动，一边唱着革命歌曲，唱得越大声代表越革命。不要表现出疲劳，要保持微笑，而且显示出愿意干更多的活，这样你就能得到农民们的表扬，在下午的会议上他们就会赞扬你的工作热情。

几年后我才知道，我们去的是一个模范公社，而不是中国人去的那种公社，我们享受的是特殊待遇，而不是普通老百姓的待遇。

在北京有两家仅对外国人开放的餐馆，在这里我尝到了最美味的中餐。其中一家位于王府井，名叫“三桌餐馆”，我不知道究竟是餐馆的本名如此，还是外国人这么叫开了，因为在这家餐馆里只有三张桌子。另外一家在新桥宾馆，我已经不记得所有菜名了，但我仍然记得去那里吃午餐看起来总像件头等大事。

四川锅包肉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也是让我至今难以忘怀的一道菜，当肉汁浇到锅巴上时，会有一道白烟袅袅升起。20年后当我第二次来到中国时，这道菜我吃了不止一次，但再也没有白烟出现过，我想这也许是我想象出来的吧。

于我而言，中国也是我情窦初开的地方，当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那种，因为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只是好奇罢了。我在友谊宾馆交了第一个女朋友。我们躲在防空洞里，我拉着她的手，献上了我的初吻。有了女朋友之后，我才发现北京街头根本没有情侣出双入对，不像现在这样。中国人不会爱，不在异性面前表达情感，这似乎不太可能，我和朋友们一直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于是，有一天，等7点钟吃过晚饭，我们骑车去了旁边的公园，也就是著名的紫竹院公园，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惊人的一幕：在夜幕的掩护下，数十对情侣相互亲吻着、爱抚着，对于我们来说，就仿佛在看黄色电影似的。我们又紧张又害怕，就像偷看了见不得人的东西被人发现了一样。然而，这却成了我们最棒的饭后休闲活动。

从不公开展示对爱侣的感情，这也许是中国人行为方式的一部分。我仍然记得父母在告别宴会上流露出的惊讶表情，因为直到此刻，他们才知道在通讯社和他们共事两年之久的两位同事原来是夫妻关系。

1970年4月，我们回到了委内瑞拉。20年之后，也就是1990年的夏天，我又回到了中国，中国已经大变样了，尽管没有现在的变化快。同时这也是我所经历和见证的一段非凡转变的开端，但在中国有一件事却是持久未变的，那就是中国人永远都那么友好，他们的脸上永远都带着微笑。我爱他们。

1985年，我来到中国

周卡特（加拿大）：建筑设计师，1985年来到中国，在天津教书3年。1989年来到北京，现居北京，有自己的建筑设计工作室。

我和乔·贝克尔一起，尝试把我们的艺术应用到大众中去

当时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到处都有毛主席的书

我们听说中国有赤脚医生，于是我们自封为赤脚建筑师

我们甚至瞧不起那些为设计而设计的建筑师

我的鸟之梦

我梦见的那只鸟站在大海的边缘，呼吸着微风，凝望着大海。

然后它振翅而飞，翱翔在空中。

它努力要飞得更高，甚至向太阳飞去。烟雾在它的羽毛下面渐渐盘旋，越来越热，慢慢难以承受。

它回身飞落入海，划出一个大大的弧形，向海中的动物猛扑下去，海水在它的双翅下冒出泡沫。等到无法呼吸了，才又冒出水面。

这一次，微风将它送入空中，它不必舞动翅膀，只需轻轻乘风而上。

它升得越来越高，直到清晰地看到了太阳，刚刚升上地平线的太阳。

它朝着太阳的方向飞去，但它的身体变大了。它旋转了一下，与地平线齐平，一只翅膀盖住了天，另一只遮住了海。它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透明；它上面的那只翅膀上的羽毛变成了太阳的光，下面那只翅膀的羽毛变成了大海的波浪。它的身体变得格外长，成了地平线，最后，鸟消失了。

加拿大

我18岁离开家，到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去学习建筑。我租了一间屋，房东是一位波兰女士。她经常给我看一张照片，那是一幢虽然美丽，但却不得不扔下的乡间别墅。她挥舞着双手，述说苏联人如何从东面，而德国人如何从西面入侵他们的家园，而英国人却袖手旁观！

我上学的第一天，去找A9房间。艺术系的建筑是整个校园里最引人注目的，我以为A就代表“艺术”。但A9房间其实竟是一间储藏室，我一下子领悟了，A也代表建筑啊。我捏着真正的A9房间的把手，感到门是从另一边锁上了。我一下子明白了。我们的建筑历史学老师科林斯教授要把我们锁在里边。他不允许有人迟到。我非常仰慕他的学识和纪律，却觉得他的教学方法未免古板。他还把我们的课堂笔记收上去，查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听懂了。我交上去的，不是对他所提问题的回答，我交的是列了100个问题的单子，请他思考。结果，他把我轰出了课堂，但还是允许我参加最后的考试，他的课我勉强及格。

设计课的教授也是行业的从业者，课上得非常棒，但除此之外，别的课都让人不堪忍受。微积分学教授右手把字写得飞快，然后又用左手飞快地把刚写的字全抹掉，他的头脑把他想说的话都给堵上了。他烟抽得厉害。在他的粉笔灰和烟灰之间，有时候只是一片白雾，什么也看不见。等我们终于看见了，却只见着他的后脑勺。有时候他会转过身来，嘴里叼的烟在两片唇间上下抖，然后用带着浓重的德国腔问：“你们懂了吗？嗯？”

除了设计课，最好的教室，其实是这个城市。在大学岁月里，我大部分的暑期，都是在魁北克的农村劳作。我努力地学习魁北克地区的法语。还记得在蒙特利尔的一家店铺里，我的法裔加拿大朋友向店员要个什么东西，他却没有反应，我们都很奇怪，好像他有听力障碍似的。但接着我猛然明白了，“他不懂法语！”平生第一次，我觉得这就好像从外面看到了我自己的文化。

我在麦吉尔大学上了一半学的时候，决心去见识更多的世界。因为建筑与社会更多需求之间的矛盾，让我无法调和。

毕业之后，我搬到Newfoundland，那是当时加拿大最穷的省份，但也有许多特有的社会特色和自然美。我没有失望。那里的建筑与主流风格完全不同，但其中所含有的当地特色文化相当生动，而且那里对自己的文化非常自信。北美大商业文化与强烈的当地风格之间的差异，无处不在。在一部当地上演的戏剧里，他们把殖民者桑德斯砍了头。在一部当地制作的影片里，一位Newfoundland的爱国者走进麦当劳，威胁说要把自己炸了，以示抗议。

除非你在外面功成名就，否则没人信你（后来在中国也一样）。圣约翰的老城区是我的学校。这个人口稠密的镇子，建在一座俯瞰港口的山之侧。房屋依势而建，于是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建筑。（在北京也是这样）。庭院里有花园。

我只能在杂志上看高档的建筑设计。我从来没去过大城市，也没去过欧洲。

有时候工作很闲。花半年的时间在描绘社会现实的版画上，再当上五年的木匠。在那样的生活中，我学会了原来耳朵是个放铅笔的好地方。

电脑使人退步。

《港口交响曲》是献给外面更广阔天地的赞歌。

我的第一位妻子是位舞蹈家，我们的家，是一间客栈，一位穷艺术家的客栈。

1983年，这桩婚姻到了崩溃的边缘，1984年，我们离婚了。

职业

我在中国遇到的学生，无一不渴望去西方。1986年我回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去了西方，到我1988年底离开天津的时候，只有我在1985年结交的一位朋友还留在中国。我来到中国，而他们正要走。几年的文化适应，语言学习，在已经文化自杀的设计所里工作，与外面的信息隔绝，这些都让我更加远离建筑设计的主流。我设计的时候，喜欢对话。

但我已经离开我专业的中心太久了，而且仍然离得极远。对于一个建筑师，到Newfoundland去，至少从表面上看，对任何一个希望在设计领域占领导地位的人，都不是一个适宜的举动。1985年的中国，在设计上毫无建树，设计人才纷纷迫不及待地离开那里。我的中国太太红雨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还常常灰心丧气，因为她没走成。现在她却庆幸自己留了下来（“五色土”品牌就是她的成果）。

直到一年以前，我都不能指着某个建筑，说“那是我的工作”。突然，最近发生了转变。去年10月，一个开发商看上了我给他出的一个点子，就是在加拿大驻北京的使馆附近开发一个项目幸福广场。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项目。一个月以前，我们中标了，承建中央戏剧学院的整个校园，由我设计。我总算得到承认，人家把我看成设计师了。我必须长进，而中国必须变化。这一切都得等。现在，我有点担心……责任，这么多年完全缺乏与专业的联系，等等。现在是开始的时候了。我们赢得中标，是凭着一份还只是概念的设计，但它将成为中国的建筑设计图纸。前面的路还很长。

理想主义者如何谋生？“文化大革命”已经消逝，我们也已经进入了成人期，眼看要抛弃我们的信仰，要么就试图在这个极端物质的冰冷世界里保留一点火焰。如果你关心的是社会问题和美好，那么从七八十年代开始，你还是把这些留给自己吧。

锣鼓巷

我肩上扛着“东西”，一半是图方便，一半是因为他还在哭闹、挣扎，不肯去我们选好的幼儿园。沿着锣鼓巷往南走，街上的路人和店里的人都看着我们这么吵吵闹闹地走在街上。二二和我骑着车，往锣鼓巷的一个新小吃店、咖啡馆去。最临街的四合院都在外面挂块黑板，上面的菜单用各种颜色的粉笔写着“卡布基诺”、“比萨”、“Kisch”。多年前，我曾在周六的清晨排队去路边的小摊买“油饼”当早餐，三张甜的，两张咸的，装在一个热乎乎的塑料袋里。我和那些穿着睡衣的邻居们排在一个队里。小店里的蒸汽夹杂着说话的声音一起冒出来。在里面一起干活的那家人各有分工，他们把面团揉过来拧过去，捏成圆饼或长条，然后扔进一口滚着热油的大黑锅里，用一双木钳在里面推一会儿，直到那个面团变成棕色。这个流水线的最后一道，就是一个人把你要的早餐递到你手上。一位老大爷接过你的钱，把你的宝贝交给你，他的双眼明亮而慈祥，显示他还健旺着呢，他的生活是温暖的、幸福的，那温暖和幸福从锅下面的煤球、从“嗞嗞”冒气的热油，一直升到天堂。

像那样的小吃店，就像印在这条街墙上的创业之手，但却全都被当作非常建筑拆掉了。那位老人去世了，他的女儿和女婿又支撑了一阵，在街上远一点的地方用更贵的价钱租了个合法的室内门面。那位老人眼里的光亮，仿佛通向天堂的路，老人啊，求你在我到天上的时候望着我吧，我多想在那里与你重逢。

从2000年开始，人们随心所欲地闲逛，享受夜生活，这种生动活泼的生活方式在整个城市流行，而且自2003年以后加快流行。什刹海的酒吧气从湖边延伸出来，直到中央戏剧学院，也不过是几年的时间。（2003年，我赢得了国际招标，设计中央戏剧学院的昌平校区。）

这会儿，我和儿子吃着西式点心。他闹着要回到我们第一次去的那个地方。于是我们把两辆车锁在一起，停在外面，然后到“我们的”那个地方去，那里有两张肥大的椅子，围着一张小圆桌，好像两个汽车轮胎上放了一个玻璃杯一样。我们坐了下来，任凭人家看，我们坐的位置靠近一扇很大的窗户，我们看着外面的街道，把叉子叉进松软的巧克力蛋糕里。这可是我俩的秘密。

红雨39岁生日那天，我骑着我家的三轮车带着她出去转。三个轮子的车倒更不好把握方向了。我在路上差点把我妻子颠出车外，但是我们一路非常开心。

在鼓楼大街以北，很快就从锣鼓巷进入了净土胡同，那是红雨童年曾经住过的地方。有些老街坊还在呢。她八岁那年，曾经帮着挖过防空洞，就在四合院的地下，防备苏联袭击。

每年圣诞，我都要和孩子们一起去附近的一间小店，给他们在加拿大的堂姊妹们买点一嚼就嘎嘣脆的小零食。有些消失已久的精巧的小玩意儿，比如巧克力香烟、可以从我家屋顶一直射到麦当劳的危险玩具红外线枪，还有可以随便捏着玩的胶泥，把你对塑料的想象发挥到极致。

夏夜里，我们一起去最喜欢的那个小店，买上十几根“冰棍儿”。有一次，有人问雷奥喜欢中国还是喜欢加拿大。他说喜欢中国，因为这里有许多小店，卖小孩们喜欢的东西。而在加拿大，靠近你家老房子的地方是没有商店的。你得坐车到购物中心，那里什么都贵。

阳台

周阿姨用一根长竹竿哗啦哗啦地拨着一棵枣树。从我们的四楼阳台，可以正好把手伸出去，摘几颗枣，但大多数枣是够不着的。周阿姨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把够不着的枣晃下树去。东西和二二站在树下，等着金棕色的枣如雨般落下。她一个劲地催着孩子们赶紧把落下的枣都捡起来，免得被别人抢了她的果实。

我们搬到锯儿胡同以后没多久，就把阳台封上了。滑动铝窗占据了金属滑轨上面的空间，砖墙围住了下面的空间。

第一次到中国

1985年，我离开加拿大，第一次来到中国，是为了参加天津大学对外国建筑师举办的一个为期十周的中国古典建筑讲座。天大建筑学院邀请我再回去教书，于是1986年，我在那里教了半年的书。从那以后，我就留在了中国。

我在上学的时候，曾经接触过蒙特利尔的贫民区，我体会到，一味地为富人建造昂贵的房子，不是为社会做贡献。这样的观点在当时的大学里还颇为流行，建筑学院甚至还有一个项目，让我有机会在蒙特利尔的一个贫困区工作，一边作社会服务，一边为学位积分。我和乔·贝克尔一起，尝试把我们的艺术应用到普众中去。当时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到处都有毛主席的书。我们听说中国有赤脚医生，于是我们自封为赤脚建筑师。我们甚至瞧不起那些为设计而设计的建筑师。

在我的第一次中国之行中，我曾有一次感冒了，必须休息。不过我还没病到连借此机会读点书，了解一些中国文化都不行的地步。天大的师生们常跟我讲他们的历史，讲中国的帝王，帝王的种种轶事，中国的古语、诗歌、孔子、老子、中药，这是一条前后连贯的线，虽然中间有断层，但只是把这个过程分成了几个部分，并没有切断这条仅有的线。他们深入到如此久远的历史当中，让我看到了与我们的历史截然不同的渊源。在加拿大，我总有一种“我的历史”和“他们的历史”的鲜明的感觉。我们加拿大的历史只有500年；欧洲的历史属于欧洲人。我没有那种归属感，觉得自己属于一个拥有共同的千年之根的民族。与我的中国朋友相比，我仍然是“新世界”的殖民地居民。

我简单地画了个素描来描述历史，中间是未来，一圈一圈的线延伸到过去。我把我知道的文明归了个类。在历史的延续性上，只有印度可以和中国相比。

我还记得，在走下天津火车站过街天桥宽宽的阶梯时，火车机车在下面喷出烟雾。在我的前方，是宽达五米的一片黑发攒动。

无数的智慧故事，伦理观念，甚至幽默，已经积累了五千年了，这些都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贯穿在儿童的教育中。我看得出来，除非你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否则你很难适应这样的环境。

那些大学毕业生，尽管也是20岁上下，却绝没有表现出经常在他们的西方同龄人身上看到的那种厌倦冷漠、自高自大，一副人生无趣的样子。他们的眼神热情而纯真，丝毫也不冷“酷”。我不知道，在走进这令人精神一振的好奇的心灵之前，我已灰心麻木到何种地步。这一切打动了我，吸引了我。

在我们十周的课程结课仪式上，整个房间被布置得如同宫殿。在正前面，铺着大沙发布的大椅子里，坐着大学校长和我们这个团的团长，他是来自乔治亚州的一位建筑学教授。他们的左边，我们这些外国人全背对着墙，坐在一条长矮凳上。在我们的对面，坐着天大建筑学院的中国教授们。每个人的面前都摆着一张矮桌，上面摆着一篮子瓜子和水果，还有一小瓶橙汁“汽水”。

每个人在叫到名字的时候都站起来，接受一个红本的结业证书。人人都通过了；这是个正式的仪式。跟校长握完手，我们就回到座位上。几个简短的讲话之后，暂时停顿了下来。我正在疑惑下面要干什么，一位中国教授把一个橘子向外国人扔去。不，不是要打起来。对方很漂亮地接住了它，然后在惊讶的欢笑声中，仪式的正式部分结束了。我后来才知道，从正式到不正式，这样的过渡通常是有人来宣布的。像这样轻松地从正式转到不正式，对我倒是很新鲜。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没有经历过什么正式的场合。我抵制了我的毕业典礼，嫌它装模作样，我的第一次结婚仪式又故意搞得很低调。我最接近仪式的事情，便在去教堂做弥撒。但这种中国式的仪式不一样；它更加安静，也更频繁，它是你每一个人生重要时刻的标志，而且承认这个事情的重要性。我们这个团，是在举行了庄重的告别仪式之后，才离开天津的。后来，我的孩子上的是当地的中国学校，于是我看到了更多这样的仪式。记得有一天，我看着上三年级的亚历山大去上学，那天是教师节，在学校门口旁边，学生乐队正在演奏进行曲：有打鼓的，有打铙的，有吹喇叭的，有吹黑管的，好不热闹！我站在那里，都觉得自豪。

红雨的父母小的时候，春节时要给他们的父母磕头，前额要触地三次，这是当时春节的仪式的一部分。这个仪式现在再也不举行了，但尊老还是一如从前。我们在天大期间，外事部门专门为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型聚会。开始是简短而正式的欢迎仪式，然后就让我们畅饮，“随便聊”。我和金绮敏教授交谈起来，我看见一个学生在我们边上不起眼的地方逡巡，我当时没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确实是在等，等我们停下来，或者停顿得长一些，这样他才可以跟金教授说上话。他是不敢打断我们。

1984年，我的第一次婚姻破裂了，而且一个喝醉了的司机撞上了我停着的车，把我的车撞坏了，还有我的猫也死了。我不得不把自己的房子卖掉，因为我买不起属于我妻子的那一半房产。我还失业了——经济下滑，我那一直在挣扎的设计公司也未能幸免。长久以来，我一直梦想着去中国，去中国；这正是个加把劲，到中国去的好年头。

爱北京的问题

金玉米（南非）：1995年来到北京，做过杂志，现居北京，从事广告、网络视频等工作，偶尔写稿。

上一个中国的首都

有那么多外国人的时代是唐朝

首都是长安

唐朝中国是当时世界最发达、最文明的国家

俺，老油条，1995年漂到北京了。从1996年以后，我几乎天天听到这个问题：“你干吗在北京待了那么长时间？”

有人问过我“是不是因为一个女孩儿？”可不是。

“流氓老外”事件后，有的人问我：“在北京混那么长时间是因为有很多女孩子吗？”吃亏，我没有流氓老外的勾引本事。

其他人跟我说：“你发财了吧？！”

不巧，我在北京做的事情大部分是跟杂志和媒体有关系，是做中外合作的刊物。做杂志这类的工作是得神经病的一个好方法，可是希望赚钱的人应该考虑别的。

说实话，我很容易想起一千个不住北京的理由：空气不好，车太多，路太堵，公交车太挤，看哪儿都是工地，走哪儿都是修路，人太多，房子太小，房子太贵，我爱读的报纸编辑老被裁，我爱走的那个胡同快要拆等等，写不完那抱怨的目录。明年，我在北京已经满12年了。整整一轮了，第二轮马上开始了，我还没打算走（按中国的属相，我属猪，明年就是我本命年，也是我第十二年在北京）。南非是我自己的国家，那儿舒服极了：天气如昆明，房子大，机会多。那我干吗还在北京？理由多得是，可最重要的就是人。

北京曾经是世界上最封闭的首都之一，但一切都变了：2006年，入紫禁城门的有胡洋番满欧美亚非拉。住北京的中国人也是一大盘沙拉：山江河湖东南西北，维吾尔族、回族，等等。北京人和在北京的外地人都比较开放、多样、多元化。

北京的外国人也是什么样都有。说具体的，我在写这些字的前两个星期在北京接触的外国人包括：

Sam：埃塞俄比亚人，他是北京的一个非洲足球队的主要组织人。足球队的名字叫AfrikaUnited——非联——因为原来有两个非洲队，一个说法语的一个说英语的，后来团结了，就叫非联。

Mauro：意大利人，跟我合作做设计和广告的工作。Mauro是罗马人，很凶的罗马足球队粉丝。他太太是香港长大的英国混血儿。

Alex：俄罗斯国人，原来是记者，现在做生意，在中国买芯片，出口到东欧。

Pak：赤道几内亚人，北大硕士刚毕业的，Pak已经在北京10多年了。(你知道他的国家在哪儿吗？看看地图，正好在非洲西部的那个大肚子下面。人口50万。没有朝阳区那么多人，就是一个国家。Pak是吃素的，吃斋的。他是个好DJ。

苏菲：美国加州女孩儿。跟我一起玩一些网上视频的。最近几年，在纽约、旧金山、北京之间跑来跑去。

Jonathan：瑞典人，年轻小天才，摄影师。他不到一岁的时候到北京来，生活大部分的时间在香港和北京，在瑞典的时间不多。

Dede：巴西人，非联足球队的成员，几个月前刚到北京。他是学生，来自圣保罗。

Dror：以色列人，在北京几年了，做网络的项目。他常参加北京的犹太人活动，偶尔带我去。在那些聚会上，我认识了美国、法国、巴西和伊朗的犹太人。

阿里：也门人，在超市遇到的，在北京做进出口生意。一大帮老外，洋鬼、色糖。

这个名单不说明我金玉米怎么样，只是显示北京有多么丰富的国际社圈。我住过伦敦，在纽约也混过。虽然那两个城市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但没有北京那么容易接触。北京外国人圈子可能还比较小，不像纽约和伦敦的，各有各的地方。再说，中国人还有一个习惯，把所有的外国人当一回事儿：都是老外。“老外”大概的意思是西方人，可是也可以包括亚非拉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的人。我到中国的时候，外国人不许住普通的楼房，我自己被警察轰走过，因为房子不属于涉外的。现在的北京当然不那样了，华洋可以一起工作、居住、结婚，可是中国人那个习惯，把所有的外国人放在一个类别里，还是很促进老外的团结精神。当然，北京还是非常欢迎外国人的一个城市。上一个中国的首都有那么多外国人的时代是唐朝，首都是长安。唐朝中国是世界最发达、最文明的国家。北京现在的多样化真是给我希望。

中国·日子·爱

Tony（荷兰）：设计师，现居北京，从事摄影、广告模特、设计等工作。

中国过去十年的快速发展和改革，证明了这个国家对自己曾经的期望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将来很美好

所以这里对于志向远大的年轻的外国人是个好地方

写此文时，我刚从云南玩了两周回来。曾经去过的人把那个南方的省说成中国最美丽的地方之一。不过，我也确实被那里美丽的自然风景和多彩的少数民族迷住了。我一路上跟着一群欧洲人，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当然，他们也完全被云南迷住了！

在这两个星期的时间里，我拍了2000多张照片，是要供给比利时最大的一家旅行社的。我特别喜欢在旅游的时候拍照。中国有如此丰富、如此美丽如画的自然风光，我没办法停下来不去拍。北京也是，在我的眼里，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城市，真是太美了。我喜欢骑着我的山地车，穿行在古老的胡同里，拍很多很美的照片。

我的中文说得不太好，这有点遗憾，要不然，我就可以和胡同里的老北京聊天儿。我喜欢他们过的那种日子。看起来，就好像CBD的忙乱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似的。有时候，胡同与城市的喧嚣，只有几条街之隔，但即使如此，这里却让人感觉好像是另一个世界。我希望，正日益现代化的北京，不会意味着我们将失去这些美好的胡同。

我先说一些自己的背景，再接着往下说。首先，我是个荷兰人，我为此而自豪。虽然荷兰只是个小国，但也是名闻天下的。多少个世纪以来，我们把贸易做到了全世界。荷兰非常的洁净、有序、守规矩。每次我告诉中国人，我是荷兰人，他们不约而同地都会提到风车、郁金香和足球。那真是太有趣了，因为荷兰其实远不止这些啦。

我到中国以后，必须适应这里完全不同的环境。说实在的，我在头三个月必须要面对文化上带来的极大不适。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应该是很大的，但跟她的人口一配，有时候也就不显得那么大了。顺便说一句，我们国家跟北京的人口差不多。我尤其喜欢中国的一点，是她的饮食文化。食物的种类真是太丰富了，味道也太好了。

作为一个西方人，我只是不太明白，在这个有着如此美食的国家，麦当劳怎么还能如此生意红火呢？我在外面吃的时候，从来都选择中餐馆。幸运的是，我的中国女友知道我喜欢什么，她可以帮我点。我刚来中国的时候，中餐馆的菜单既没有翻译成英文，也没有配图片，总是让我叫苦连天，麻烦不断。那我怎么办呢？

没问题，我就沿着饭桌走一圈，指指我喜欢的菜。当然了，餐馆里的人全都看得乐不可支，不过这很管用。我得说，你要是中文说得不好，你在这个国家的麻烦可就大了。人们的英语水平在提高，但像我这种“生存中文”的水平，在这里还是不行。我的中国女友每天都努力教我几句中文，我天天都在进步！

在荷兰，我有自己的设计公司，已经经营了二十多年了。我毕业以后，就开了个小公司，多年来，它已经发展一家专为公司设计标志的专业公司。荷兰代表世界上最顶级、最有名的制图与建筑设计水平。人人都知道从前有些很有名的荷兰画家的名字，比如凡·高、伦勃朗、弗美尔、哈尔斯。

我的公司用各种不同的介质，为一间现代的公司或者组织，包装成他们想在市场上出现的形象，并且显得比竞争者更高一筹。实际上，每间公司都是有个性和特点的，设计师要面对的挑战，就是要在设计中表现他们的个性和特点。这是不容易的，因为你如果用天然的、纸印的介质，和你用电子的介质，那么结果是不一样的。

我负责日常的管理、新业务开拓和客户咨询。实际上，这么多年来，我已经从一个艺术家，变成了一个管理者。当然，我喜欢这样，但是过去的五年，我没有了创造的激情，创造力就这样从我的手中流走了。对于商界，我有点厌倦了，有一天，我决定卖掉我的公司，彻底改变我的生活。

我有一种感觉，我需要一种新的挑战。那个时候，我的兄弟住在北京，有好几次，他请我到中国来住一阵。经过一段身心俱疲的日子，我想享受一个“休养年”，就是离开一年。到中国去，这是我想做的唯一的事情。于是，我就来啦！我和我兄弟骑着从荷兰带来的自行车，他带我走遍北京城。是他建议我把我的自行车从荷兰带到中国，因为它的质量特别好。

我们一起度过了非常美妙的时光。三个星期以后，我们的一个朋友建议我去做广告方面的业务，正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她的模特公司正在拓展国外业务，需要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男人，给燕莎友谊商城打个广告。我接受了，开始另一个冒险。我们用三天的时间拍完了以后，导演私下里向我表示感谢，因为我很专业。

从那时起，有好几家模特公司找我，让我扮演好几个不同的角色。一般他们都喜欢让我演个领导者或者商人什么的，但我也为运动器械拍过电视广告。到现在为止，我已经为顶级外国品牌和中国品牌拍过二十多个电视广告片了，包括尼桑、联想、天鹅湾、Staple、中国建设银行、周大福、三星、五粮液和北京CBD、如烟、中国银行，等等。

除了广告，我最近在一部叫《金安》（JinAn）的电视连续剧里演一个角色，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讲的是20世纪20年代初，旧金山修铁路的事。几个星期以前，我还在另一部电视连续剧里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呢，那是讲英国如何占了香港，以及幕后的种种政治角力。或许，那将成为我在中国银屏上的最后场面了。

我喜欢表演，在摄像机前，我从不紧张。在我看来，表演就是做你自己，越自然越好。当然，你也需要有这个天分。我在拍摄当中总是遇到不认识的人，我的个性很外向，也喜欢结交朋友，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我有几个最好的中国朋友是有名的演员。

我的其他活动中，有一个是为几家权威的荷兰杂志写关于中国的新建筑和办公室内部设计的文章。在这个领域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所有的地产项目都让我惊讶。我写过一篇关于SOHO中国的文章，因为他们确实为中国的建筑带来了新的心跳，正因如此，他们成为中国地产市场上的佼佼者。

明年，我要继续写这类文章，继续拍照，因为这里的艺术、建筑、设计和时尚全都让我惊讶。我在与这些领域的人们合作的时候，觉得自己如鱼得水般自在，因为美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创造力主要来源于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于我，美无处不在，哪怕在人们不注意的普通小事上，也有美。

有句名言说，“美在观者的眼里”。摄影是一种完美的方式，让你把周围的一切留存到永久。我曾经拍过废弃的厂房里生锈的大门。在北京，刷在墙上的汉字都会让我着迷。在我看来，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件纯粹的艺术品呀！

我骑着车穿行在北京城里，那是我最喜欢的事情，我就一边拍下这些景物，但中国人实在不能理解我为什么偏对这些感兴趣。我试图在不规则的墙上搞清楚那些汉字的时候，他们的反应简直让人捧腹。但我回家对这些图片进行编辑时，它们看起来可真像当代的抽象艺术。在我这双还是西方审美的眼里，我的汉字图片也有趣得很。

我在旅途中，拍了大量珍贵的历史遗迹，如佛家弟子和中国的寺庙。我对中国的历史了解得越多，我就越被打动。中国应该为她几千年丰富的历史，以及曾经创造的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而骄傲。我对此是深深入迷的，也真的很想多读一些这方面的书。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今日的中国。

游览北京的几个通常的旅游景点时，如故宫、天坛等，中国的传统建筑及其美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拍过日坛，那是皇帝向日神祈祷的地方。这个美丽的地方，还没有那么大批的游人来。实际上，这些地方仍然保留着原先的风貌。

过几个月，我打算开我的个人网站，专门放我在中国拍的图片，西方的广告公司、出版商等一定会非常喜欢的。欧洲非常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过去十年的快速发展和改革，证明了这个国家对自己曾经的期望。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将来很美好，所以这里对于志向远大的年轻的外国人是个好地方。

爱上中国以后，我的未来将在这里，而不是欧洲。当然，我会每年回荷兰住一个月，看望我的家人和朋友。为了我在中国的未来，我意识到我需要努力学会说中文。对西方人来说，中文很难学，因为它不同于我们知道的任何一种语言。我得说，我毕竟还是在进步，因为我已经会向出租车司机指清楚回家的路。

如果你问我，我在中国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我可答不上来，因为我非常热爱摄影，但又对工作非常投入。我的问题是，我是个纯粹的完美主义者，只有最好才会让我满意。是的，我有时候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但另一方面，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质量。我觉得，质量是明摆在那里的。

希望我为此文选的图片也是一看就知道是高质量的。当然，不可能让你也体会到我在拍这些图片时所涌起的赞叹之情。但人们看到这些图片，觉得很享受，我就已经很高兴了。因为我对每个人的建议是，你应该有一双欣赏美的眼睛，比如孩子脸上天真的笑容，或者多彩的花儿醉人的美。

我可以举出无数具有这种自然美的事物。它们可以为你的日常生活带来不可或缺的幸福。我知道，匆匆而过的时间，让如今的整个社会都在奔忙。但请不要忘记有一个人曾经说过的话，是他发现了生活的意义并不在于物质的享受。我已经学会了从微小之物中欣赏美，那让我比以前更幸福——那么你呢？

人在锦胡同

任西真：供职某国驻京使馆。祖籍苏北，从中国台湾移居美国。属钱钟书嘲笑的“兴趣颇广，心得全无”族群。

多少人在多少岁月里的生活的一部分

归原到这里来

仿佛百川逆流出海，历史回了回头

一切还没有发生过

我扛着从20世纪80年代初由台湾移民国外的文化乡愁，来到北京。临来北京前和大学室友见面。她是出生在国外的华裔，长久以来我们俩的友谊如众所诟病，常为一点小事争论不休。她对我那种第一点五代移民的混淆文化认同颇为不耐，我也一直好烦这些弄不清楚状况的华侨，比方谭恩美，写什么灶神婆婆不好好做功课，犯些类似把玉兔搬到太阳里的错误。感觉朋友巴不得我对大陆的幻想急剧幻灭掉，却假装好心地用励志书里自欺欺人的术语说：你要好好管理自己对中国的期盼啊。

废话。我这一辈子的事业就是管理自己对中国的期盼啊，无奈治丝益棼。

文化买办与文化苦力

金发绿眼的欧洲籍老公，老让我想起英诗里被诅咒的老水手脖子上挂着的信天翁。没有他，我会顺利融入人群，绝没人多看我一眼，但是他一挂在我身边我就罪状昭彰，像是被群众揪出来的搞破坏分子。我必须说英文，替他翻译，侍候他的脸色，看起来特像谄媚的买办，因为我心虚我的外交官工作绑他来这里，当下让他变成三重苦的海伦·凯勒。

文化买办不好做。老公回家抱怨，饭馆的服务员欺生，点道鱼吃对方竟然装傻。我稍一追问，他就大怒：“你老说准是我有错!”我得耐足了性子：“也许谁都没有错，也许有误会——你到底是怎么说的？”

“玉~呀。”

“那不对了嘛！中文有四声，你说走了调还加条尾巴，人家猜都猜不着。”

他大大泄气，过了五分钟开始问我汉字有没有可能全盘拼音化。我不免开始怀疑自己遇人不淑。

但是，在看官把他打入文化帝国主义者之流之前，看看这幅画面吧：

涵芬楼，轻雪。如上九重天的我，买到《扬之水》，阿城的对话录，陈丹青，还有在哈佛燕京图书馆读过以后就未曾再晤的邓云乡《红楼识小录》。在国外只能对着网上大陆书友夸耀的奇珍流口水，可在天子脚下走两步都能绊石头似的绊上一大堆。雪天不好打车，帮我把书在书架上都支撑不住的他，拿着抱着拖着我的群书，雪絮消入他“重叠金明灭”的鬓边，再汇入汗水直往下淌。

我自然也不让他白干文化苦力。在红楼、在颐和园，我都能参考他扛的那些书冒充向导说一气。唯一的问题是，书中绝大多数的信息早已过时。打的时跟的哥聊上两句我赶紧告诉他：“这位师傅是胜芳人，那儿出螃蟹!”

的哥回头道：“早没了，白洋淀不行了。”

他问我：“师傅说什么？”

“没什么。等下我带你去吃沪江香满楼，那里蟹黄面的浇头吃得牙线剔出来都是香的。”

他不知道，我是套金瓶梅里帮闲对江南鲥鱼的称道。反正他不是厌恶身体官能只能做不能说的美国人，听到我提起牙线不会起反感，不至于破坏原文那日常生活自然的美感。买办嘛，总得留一手暗爽，借此在吃里爬外的生涯里抓一点平衡。

东岳庙

今年大年初四到东岳庙时无意间撞上赵孟頫的碑，碑面上映出瘦棱棱的大太阳、秃树，光剩下蓝骨头的冬天。那就是高阳小说里嘲讽的“软软的赵字”的源头啊。好几个作者都写过，父亲祖父或老师不许他们临赵字，说他人品低下，字无风骨。多少人在多少岁月里的生活的一部分，归原到这里来，仿佛百川逆流出海，历史回了回头，一切还没有发生过。

残字极多，有大块空处，因为风刮上身来一层层的衣服都割人，所以我一开头并不讶异，认为碑字就是被这朔气磨光的。明明自己一个人逛，却好像要在谁跟前挣个面子，一座座碑看过去，找到了年份就心定了：康熙一朝的满可以了，和美国立国的时候差不太多吧？至少不坍架子。好在明初的也有了，可以上承赵碑。不管怎么样，总得各个朝代都有留存，有连贯渊源才好。

七十二司的雕像一看就是新近的，读过大批“文革”文献小说的我其实一开头便觉不妙，可还存着万一的侥幸之心，看碑林时连自己也瞒着，直到走到后进看见庙史展览的一片断碎横陈的碑林照片才死心。可惜没有多少关于修补过程的描述，总觉得那才是重头戏。忽然想到鲁迅自认为流于轻薄的《补天》。当然，现在也开始谈“绿色GDP”了，那个才真算补天吧，几块石碑算什么？然而我有种感觉，环保、文物，这一切都是可以联在一起说的：

大风忽地起来，火柱旋转着发吼，青的和杂色的石块都一色通红了，饴糖似的流布在裂缝中间，像一条不灭的闪电。

鲜鱼口

然后去鲜鱼口。古迹尽多，然而据说会照拆鲜鱼口。拆条让我很没来由地想起，旧约故事里，替被奴役的犹太族出头，天使将要戮杀埃及所有头生子的前晚，犹太人在自家门户上做下的免于劫难的记认。犹太人和中国人一样，是个很无可奈何的民族。大年下理应是饱含喜气蕴金红玉的沉甸甸寂静，可大片大片的瓦砾里，小饭庄门口“急征洗碗工”和“家常小炒”的红帖便显得过于乐观。门脸大开的临街民居，白瓷砖散了满地，像被惊散的一场儿戏。走过巷口一男一女都扶着自行车站在那里说话，乍听只是女的在交代什么家务事，说得十分仔细，围住了一堆人，话题在我这个外乡人看来，完全不足以解释这样规模的公众参与。这里头有什么玄机？我倒退回去也细听一下。说时迟那时快，刚才的巷口轰隆当头砸下一块旧招牌，时机扣得和任何烂电影一样准。两个工人面无表情地下了房抬起那块招牌，头也不抬，一点没有瞻仰一下我这个肯定祖德流芳兼且不欺暗室这才福大命大的人的意思。

走过一家应该是民国时期的餐馆遗址，简略稍有爱翁尼可风的石柱，泥金石刻对联题字遒秀，石基上雕着好像在乾隆朝仿中亚风玉器上看过的西番莲，样子心疼极了。第二天我问同事：拆下来的若是文化上有价值的东西，会不会保留？她说：现在都识货了，会卖给古董商的。我于是不再追究，觉得安慰了。

而我始终也没弄懂那个女人说的话怎么能像定身术似的定住那么多老街坊。在那清空的、大难前夕的从容闾巷里，凝聚他们的法则仍旧在行进，外人不可与闻。那么多撤到台湾的大陆人魂梦不忘的乡里，就在这里了。我赶上了它最后的时间。

胡同是蒙古语，意指水井。想到极力铺陈人间种种愉悦，贪恋无限的元曲《铁拐李度金童玉女》:

珠玉玲珑，金蹀躞翠笼惚。锦斑斓画堂，富贵人相共。光灿烂，碧天边月色溶溶。麝兰香缥缈，环巩玉叮咚。酒斟金错落，花列绣蒙茸。

曾经，在那样的元大都，对新城与男女的大欲可以联在一起唱，如花濡蜜：

怜香惜玉，颠鸾倒凤，人在锦胡同。

光明的尾巴

于是我跑到东四，贴身穿着镶大红绢边绢绊的玄色丝棉袄，在时新已极的发廊门口接妈妈的越洋电话，身边的石狮子似模似样，我推了推朱红大门上仿石的万寿雕纹门把，知道我的言行无一不是遵循白痴华侨的铁铸模式。我的头发剪得黑灼灼的也如绢画，因为理发师熟悉我这样的发质，不像在波士顿那种华人少的地方，我的模样总是介于德国牧羊犬与豪猪之间。等一下要去吃驯鹿的法式巧克力熔浆，晚上再赶建外SOHO第二家安平古街的米糕——Mare的西班牙小吃虽然贵，偶一时为之也不算过分。我的快乐，镶着一圈时不我与的不安，更为尖锐了。虽然驯鹿的巧克力只能进不能出（位于没有下水道的胡同深处，它的洗手间挂着和精致正宗的装潢与点心有些出入的警示：不准大便）；虽然一边在拆鲜鱼口鼓楼大街一边在搞复制古建筑群，任很久没时间写东西的冯骥才再奔走呼号也无甚作用；虽然我好担心安平古街会不会坚持到周边工地全部完工（上次去只有我们一桌人，而且还是星期六晚上。从那华丽如手工抛光的牡丹填漆盒，通透如东土人初识的琉璃的所在出来，建外SOHO西区仿佛只属于我们，那种寂静在有千万人口的北京，简直比整片建外还贵重——而且让人不安。这样能撑到我下次再去吗？）

得意须尽欢啊！

于是我兴高采烈地走在光明的东四街上，终究，还是，人在锦胡同。

给我送张明信片

IanProvan卜一恩（澳大利亚）：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摄影师和自由撰稿人。在中国已经生活了7年，去过中国许多地方，现居北京。

人在旅途，不同的地方会给你留下不同的印象。我说的不是那些给你留下负面印象的地方，那种地方你只消去一次，就再也不想去了，我指的是出于某种原因，让你流连忘返、恨不得立刻旧梦重温的地方。

作为摄影师，我发现各种不同的地方，会对我产生各种不同的吸引力。有时候，连明亮都会成为吸引我的原因。西藏拥有绮丽的风光、雄伟的寺庙、多彩的宗教民俗，但只有那种高原上才有的、水晶般澄明，并且超然世外的光明，才赋予了那里的一切神秘的色彩，也使得摄影成为一种享受。

一个地方的魅力，并不总是因为她特别的“上相”。我在中国最喜欢拍的一个地方，是山西的平遥。这个拥有古城和明清建筑的地方确实非常美，但让我身不由己一次次重返的，却是那里热情友好的人们。或许正是因为一年一度的平遥国际摄影节，让平遥人习惯了看到老外们在那里见什么拍什么，能够在这个美丽小城的街道和巷子里四处溜达，已经让我陶醉，有没有拍到好照片还有什么要紧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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