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铭

主持人，演员，曾经家喻户晓的童星；8岁的她被琼瑶选中在《婉君》中饰演“小婉君”，红遍两岸三地；随后接拍了《雪珂》《青青河边草》等系列琼瑶剧，被称为“中国的秀兰·邓波儿”；1999年考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现为多家电视台主持人，并在《七侠五义》《西部警官》中担任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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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心：金铭的光阴故事／金铭著．—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086-3280-3

Ⅰ．童…　Ⅱ．金…　Ⅲ．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2071号

童心——金铭的光阴故事

TONG XIN

著　　者：金　铭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9.25　　　　　　　　　　字　　数：130千字

版　　次：2012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3280-3/I·290

定　　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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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宁财神

金铭的姥姥和我奶奶是亲姐妹，所以，她算是我的远房表妹。很多年前，《六个梦》热播，我们被咆哮的马景涛老师吓得魂不附体，对楚楚可怜的小金铭心生同情，无论男女，都爱她爱到不行。后来家人告诉我，她是表妹，我迫不及待告诉同桌女生，随即遭到耻笑：“人家长那样，你却长这样，愧对列祖列宗啊！”其实，不光长相，还有智商——我小时候读书也算用功，成绩却很差，经常补考。金铭从小拍戏，一部接一部，全世界到处访问演出，功课却一点儿没耽误，轻轻松松考上北大。有时真怀疑她是不是有台时间机器，可以比我们多挤出几十倍时间来使用。

大学毕业后，金铭复出，大家在电视上见到成年后的她，都说她没小时候可爱了，我心说，那不废话嘛，您倒是找一个比小时候还可爱的大人来我瞧瞧。我看过她的节目，思路清晰，口才了得，不愧是学国际关系的。我想，她即使不演戏，也会是一个很出色的主持人——有如此丰富的阅历和学识垫底，伤仲永的戏码绝不会在她身上上演。

这本书，讲的是她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文字精到，感情真挚，把我们不了解的金铭，一层层剖开，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她那台神奇的时间机器，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楚门的世界，讲一个人在全世界的瞩目下逐渐长大，直到觉醒。金铭的世界也是如此。这些年，在闪光灯下，金铭的人生没有暗场，每一幕都很精彩。在新的一幕来临前，就让我们通过这本书，看一下后台的故事吧。

目录

contents

序／宁财神

第1章

小时候

还是最爱我的北京

资深吃主儿

玩儿才是正经事儿

背起书包上学堂

朝阳体校

小提琴和少年宫

分司厅小学

第2章

一个女孩名叫婉君

选角

台湾剧组在北京

导演刘立立

跟刘雪华学“哭”

马景涛的剧本

我有改剧本的“特权”

台湾“禁播”风波

我的日月潭

第3章

五中你好，五中再见

赶考28天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那件疯狂的小事儿叫爱情

冲刺北大

第4章

象牙塔里，象牙塔外

北大的气质

法医不容易

减肥这件事儿

我的宝贝们

努力工作，与人为善

那些花儿

第5章

旅行的意义

一条浴巾引发的思考

旅行充电指南

独自旅行

一个人的纽约

不过如此

后记

第1章　小时候

还是最爱我的北京

对于许多北京孩子来说，“胡同儿”是一个永远难忘的记忆符号。那里面藏着碧蓝明净的天空中传来的悠长鸽哨，藏着豆汁儿的醇厚和焦圈儿的酥脆，藏着爷爷那黄铜吊钩麒麟盖板儿的画眉鸟笼子，藏着姥姥手擀的炸酱面和黄豆芽心里美萝卜等各种菜码儿。

我是地道的北京胡同儿姑娘。

生在东城，常年游荡在东城、朝阳一带，没见识过“大北京”的格局。小时候只觉得海淀比较远，丰台、石景山在郊外，昌平、怀柔、房山、大兴没怎么听说过，偶尔听到感觉也十分陌生。我认路的底线是菜市口百货商场，还是跟着我妈上“菜百”去打耳洞买耳钉的时候认识的。有一回我妈说她要去牛街，我立刻紧张，牛街！牛街在哪儿啊？

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活动范围都局限在分司厅胡同一带——老人们说北京胡同儿，那可是“有名胡同儿三百六，无名胡同儿似牛毛”。我觉着啊，对于许多北京孩子来说，“胡同儿”是一个永远难忘的记忆符号。那里面藏着碧蓝明净的天空中传来的悠长鸽哨，藏着豆汁儿的醇厚和焦圈儿的酥脆，藏着爷爷那黄铜吊钩麒麟盖板儿的画眉鸟笼子，藏着姥姥手擀的炸酱面和黄豆芽心里美萝卜等各种菜码儿。就像歌儿里唱的：

“切一块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当四合院儿的茶房飘着茉莉花儿香，夏天的炎热全部被遗忘……”

不管中央商务区造得多像纽约，东三环的大厦修了多少层，望京的韩国人口密度有多高，只要你是北京长大的胡同儿孩子，你心里始终会有那么一条浅浅窄窄的胡同儿，那才是我们的北京，它永远不会改变。

书归正传。我妈说，自打我从北大医院出生后，就住在分司厅胡同里头了。我生出来的时候，足足有3100克，合市斤六斤二两。护士抱着我，脱口而出：“这孩子真白净，真喜相。”听得我妈心中窃喜。

出生后，我就跟着爸妈回到了分司厅胡同的老宅子里。

分司厅胡同，旧称粉子亭胡同，位于鼓楼东大街的北边儿，离安定门不远。佛家说，须弥世界，藏于芥子。胡同儿虽小，其中自有朗朗乾坤。现在回忆起来，分司厅胡同不过是一条五百多米长的小巷子，在那时的我看来，却就是整个世界了。北京胡同儿里头多的是名人故居，我记得在小杨家胡同里头见过老舍故居；护国寺那边有梅兰芳故居，梅先生的大宅子进门儿就是一座青砖灰瓦的大影壁，前头还立着梅先生的雕像，甭提多阔气了；西四北三条胡同里边有程砚秋先生故居；米市胡同那附近好像是康有为的故居。总之，北京胡同儿里的名人故居多如繁星，走几步就能撞上一个。

我们一般人家的四合院儿当然没有梅先生的宅子那么气派，但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绝不马虎。我记得小时候，分司厅胡同里的房子大多是青砖灰瓦，十分朴素，最多在梁柱门窗、檐口椽头带点儿油漆彩画。讲究点儿的呢，院儿里要栽两棵海棠、石榴，种点儿草茉莉、凤仙、牵牛花，摆上盆景，大瓷缸里养几尾金鱼儿。但这些花木都在院儿里搁着，跟外边儿可看不出来。青灰色调的胡同儿里最艳丽的色彩，冬天要属油黑大门两边儿红底黑字的春联儿；搁到夏天，就得是那些郁郁葱葱的大树了。我记得我们院儿里有棵特别大的泡桐树，就挨着我的窗户。那棵大树有多粗啊——我张开手都抱不住它。

泡桐树长得快，叶子大，春天的时候开着肥嘟嘟的紫花。花长长的，喇叭形，一簇簇，开得朴实而温暖，时而传出一点儿若有若无的甜香，像一群穿着紫布裙子的小村姑在对你微笑。在有露水的清晨，有时候能听见泡桐花落地的声音，睡觉的时候朦朦胧胧听到轻轻的“噗”的一声，那就是一朵泡桐花落在地上了。

我觉得，全世界的树里面，就属我家窗口儿这棵树最高。就像全世界的胡同儿里肯定就属我们胡同儿房子最大似的，这都是不需要论证的真理。

除了分司厅胡同，我偶尔也去隔壁的方家胡同或是小经厂胡同串一串，每个胡同儿的格局都大同小异——中间有个小杂货店，胡同口儿有个卖白菜的，另一边儿有个修自行车的，两头儿各有一个公厕。颜色也都差不多，以青灰色调为主，坐北朝南的四合大院，“猫走屋檐平，鸽哨更显静”。院墙上透出点儿柿子树或者枣树的绿来，天牛甩着黑白相间的辫子往树梢儿上爬。我仔细侦查了一圈儿，确认别人家的树都没我家树大，心中非常自豪。

说到家，我觉得有必要交代一下我爸我妈。

我爸我妈都是20世纪50年代生人，我爸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妈祖籍东北铁岭——铁岭啊，大城市，是吧？前两天我上节目遇见潘长江，他还让我给咱妈带好儿呢。

铁岭人为何在北京？答案是：为了支援祖国建设。

刚解放的时候，国家缺人手儿，我姥爷当时任职于铁路公安局，是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东北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自然首当其冲。东北铁路公安局向首都输送了许多干警，我妈妈当时还在姥姥肚子里呢，就跟着姥爷姥姥南下，来到了北京。姥爷当时每天忙着工作，在家的时间都很短，姥姥旅途劳顿，当时营养又跟不上，结果我妈身体一直不是太好，远不如姨姨舅舅们健康。我妈倒是挺想得开的，说姥爷是为了建设祖国——他们老辈儿人都很有奉献精神，而且是发自内心地希望为这个国家做点儿什么，在这一点上，我挺佩服我妈的。

当时东北地区进京的干警很多，我妈说，她小时候住在白云观的公安部宿舍大院。虽然在北京，但邻居全是从东北移民来的。好像那时候机关单位很多都是调配进京的外地人，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有一年到头儿做刀削面的，有摊煎饼卷大葱的，有没事儿就支着锅煲汤熬粥的。

就是没有爱喝豆汁儿就焦圈儿的。

至今我妈办事儿还是高标准严要求雷厉风行令行禁止，一定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最好，带有鲜明的我公安干警风格，什么事儿没办好，她能把自己急死。1991年安徽发大水，我和孙道临老师应安徽电视台邀请去主持赈灾义演晚会，旅途劳顿加上天气炎热，到了安徽我就病倒了，演出前高烧不退，体温一直在39度以上。医生让我马上休息。

导演也急了，临时换人的话多影响效果啊。

我妈踌躇了片刻，说：“先把任务完成了。”

当天是我妈背我到后台的，我主持完下来，她再把我背回去。我那年11岁，也不轻了，因为病得实在难受，上台前吐了我妈一背。我妈也没说让我休息，没说“咱们不干了”。

她的看法是：国家赈灾义演这么重要的事儿，你怎么能因为个人身体上的一点儿不舒服就耽误了呢？

应该说，我妈是为了我好。在我印象中，我妈从没有体罚过我。她态度强硬，但姿态温和，基本持一个有理有据的态度。凡事在她那里都能讲出个“一二三”来，相比之下，我爸就显得立场不那么坚定，时不时和个稀泥，特别是面临集体劳动的时候——前儿我跟超市看见糊塌子卖到四块钱一张，回到家就跟我爸合计：“爸，你觉得凭我的手艺，我自己支个摊儿卖糊塌子，一天能卖出一百张不？”

我爸想想：“我估计悬。”

“为什么啊？前几天你不还夸我做得不错吗？”

“哦，那天我自己懒得做才那么说的。”

其实我爸是地道的皇城根儿人，性格平和温厚，平时没事儿爱看点儿书，爱讲点儿笑话。我爸遇事儿比较沉得住气，他和我妈一个急，一个缓，倒是很好的性格互补。

我爸常常说，我们没赶上好年头儿，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你要珍惜好时光——我爸妈都是“老三届”，高中毕业后就早早参加了工作。也许是出于这点儿遗憾，我爸没别的爱好，就喜欢逛逛书店，看看书。周末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和我妈经常一起去琉璃厂、潘家园这些地方闲逛，去看看那里又出了什么有意思的老物件儿。要不就老两口儿一起上书店，挑几本可心可意的好书，他不光给自己买，也给我买。有时候他觉得哪本书比较适合我，或者我需要加强哪方面的修养，就会把相应的书放在我房间里。

他喜欢带着我多走走，多看看。夏天晚上，我们爷儿俩晚饭后一起出门儿溜达，半小时的工夫，我爸就能教我一首唐诗。出门回来，我就背“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什么的给我妈听。周末，我爸就带着我们一家三口儿去公园玩。我最爱上北海公园玩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就是乔羽老爷子写北海的。每次跟我爸妈在北海划船，看着美丽的白塔的倒影和四周的绿树红墙，都觉得心旷神怡。北海里还有野鸭和鸳鸯，你可以喂食给它们吃。

九龙壁和皇家园林也是每次必逛的景点，我很喜欢这种有历史感的建筑，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完全合适的词汇来表达那种心灵的触动，但听我爸给我讲它们的故事，也够我发上好一阵儿的呆了。这些见证了历史变迁的建筑会让人感到敬畏，生出谦卑之心，对未知世界有更大的好奇。虽然我那时候还是个小豆丁，但也无师自通地感到：在时间面前，一切力量都是渺小的。

我爸带我逛北海的时候，还曾经有一段奇遇：有一天我们在北海公园偶遇北京摄影家协会的海德光老师。我妈说，当时我两岁左右，头发有点“自来卷儿”，眼睛跟嘴一般儿大，脸上肉嘟嘟的，谁看了都说：“这谁家的大洋娃娃啊？”海老师在北海遇见我，非要给我照张相。我爸一看，照就照吧，就让海老师给我拍了一组照片。后来这些照片中还有一张被当年《读者文摘》用作封面，出了好大一阵儿风头呢。

2岁半的金铭成为《读者文摘》1984年的封面人物

资深吃主儿

喝完“北冰洋”，也算暂时完成了一个人生理想，内心充实，也略有一点儿难以寻觅人生新目标的失落。大家相对无语，一路打着嗝儿回家。如果是朋友对饮“北冰洋”汽水儿，那这个嗝儿务必打得响亮，带几分刻意和夸张也无妨。人家请你喝汽水儿，你不打个嗝儿，显得好像没喝满意似的。

我家住的四合院儿是祖传的，整个院儿都姓金，早上推门出来，看见的不是姑姑就是大爷。出了院儿，老街坊们也都亲亲热热的。我妈说，我小时候因为长得乖，在姥爷家的大院儿里特别有名。有一回，邻居老太太家正贴饼子呢，可巧我和姥爷跟人家门口溜达过去，老太太八十多岁了，捧着刚出锅的棒子面儿贴饼子颠着小脚追着了我们一路，非要让我尝尝。我妈说，贴饼子刚出锅，还是滚烫滚烫的，烫得老太太两只手来回直倒。眼巴巴看着我吃了一口，结果我“吧嗒吧嗒”嘴，伸了伸脖子，咽不下去，扭头儿“呸”一声吐了，苦着脸跟姥爷诉苦：“拉——嗓——子！”

这事儿在姥爷家的大院成了个段子，老太太牢牢地记着这事儿，每次跟人说的时候都乐得什么似的。姥爷很喜欢带着我满世界遛弯儿去。我妹跟我差两岁，待遇就差远了，只能跟后面拽着我姥爷衣裳走。我因为能帮姥爷混吃混喝，一直都被抱着。长大以后每次想起这事儿，还觉得怪对不起人家老太太的。

可是话说回来，贴饼子有什么好吃的呢？天下第一好吃的是奶油冰棍儿。对不对？

卖冰棍儿的阿姨（有时候是奶奶）都戴着白帽子，穿着白布围裙，冰棍儿车也是带轮儿的白色木头箱子，木箱子上面用红油漆写着“冰棍儿”。有的冰棍儿车上只写了“冰棍”，我对这样的冰棍儿车总有点儿意见，少了一个“儿”字，就差了那么点儿意思。箱子里头铺着棉被，有的还捂几条毛巾、小毯子什么的——棉被隔热，甭管天儿多热，冰棍儿拿出来都冒着沁人心脾的凉气。

冰棍儿外面包的那层纸经常粘在冰棍儿上，谁有耐心慢慢撕纸啊，好多时候就那么囫囵着连纸一起吞下去了。

北京的冰棍儿分好几个档次，最便宜的红果或小豆冰棍儿只要3分钱，再往上是5分钱的奶油或者巧克力冰棍儿，冰棍儿里的极品是“双棒儿”。要是买雪糕，那就得1毛2了。“北冰洋”冰砖当时也有，包在蓝色的纸盒里，算是奢侈品，从没见谁见天儿举个大冰砖吃——那得多招人恨啊？天天吃小豆冰棍儿就已经被认为很小资了。

“双棒儿”一度非常受欢迎。它是两根圆柱形的冰棍儿连在一起，淡黄色的冰棍儿外面包着蓝白相间的蜡纸，散发着浓浓的鸡蛋牛奶味儿，用手轻轻一掰，就一分为二。老北京们习惯把双胞胎叫做“双棒儿”，这个名字形容两根连体的奶油冰棍儿也很贴切。情侣们经常买“双棒儿”，一人拿一半，吃的时候像是在履行某种仪式，非常甜蜜。小朋友们也常买，俩人一人握住一边，轻轻一掰，一根儿就变成两根儿了，两人相视一笑，你也甜来我也甜。每到这时候我都由衷地觉得：发明“双棒儿”的人真聪明啊，真应该给他颁个奖。

除了冰棍儿、雪糕，夏天的解暑佳品还有酸奶、酸梅汤、“北冰洋”汽水儿。酸奶装在白色的胖墩墩的瓷罐儿里，看着非常憨厚。瓷罐儿上头包着盖着绿章的薄纸，用红皮筋儿勒在罐口。酸奶是稠乎乎的，放在嘴里，跟含了口奶酪似的。

酸梅汤也有很多人爱喝，“信远斋”的酸梅汤远近闻名。

最让人心潮澎湃的还得说是“北冰洋”汽水儿。

郭德纲区分北京人的办法是：“上去一脚把人踹躺下，咕咚咚灌一碗豆汁儿，站起来骂娘的，是外地人；站起来问：‘还有焦圈儿吗？再来一碗。’不用问，北京人。”这个办法应该只对老辈儿人有效，到我这一辈儿，打小儿没怎么喝过豆汁儿，平时只喝豆浆或是牛奶，要验证是否地道北京人，就得拿“北冰洋”汽水儿说事儿了。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这拨儿人，如果一听到“北冰洋汽水儿”这几个字时没有俩眼放光，那多半非我族类。

“北冰洋”三个字，涵盖了奶油冰棍儿、“双棒儿”、大圆盒儿冰激凌，以及冰镇橘子汽水儿等世上最美好的事物。童年记忆中炎炎夏日里所有的冰凉甘甜滋味几乎都来自于包装袋上那只憨态可掬的北极熊。真的，“北冰洋”就等于我们的夏天。

如果非要从中挑出一个最爱，那，毫无疑问，必须是“北冰洋”汽水儿。

橘子味儿的，冰镇的。喝完还得退瓶子那种。

“冰镇”二字，绝非虚言，所有的汽水儿瓶子都搁在一个大冰坨子上，讲究点儿的，冰上留着半圆形的槽儿，汽水儿一瓶一瓶地刚好卡在槽里，店主不时翻动着汽水儿瓶，好让它均匀受凉。不讲究的就那么直接把汽水儿瓶放在冰面上，瓶子滑，来回骨碌着。光洁修长的玻璃瓶上面凝结着细小的水珠，新鲜悦目的橙黄色液体微微荡漾，隐约可见细碎的橘子果肉点缀其间，光是看着就够馋人的。

把毛票递过去，售货员从冰坨子上拎出汽水儿瓶子来，利索地拿起子开瓶。这也是最让人激动的一瞬间，但听“奔儿”一声脆响，金属瓶盖应声落下，同时“滋儿”的一声，一股白烟带着浓郁的橘子香打瓶口妖娆地冒出来，同时瓶中饮料微微翻滚，冒出一串细小的气泡，如同阿拉伯童话里的神灯中放出的精灵。

把瓶口对着嘴，深深地喝一大口，冰凉的饮料呈一条冰线向下蔓延，碳酸气却辣滋滋地直呛脑门子，暑气瞬间离你而去。多年来，我一直认为那一刹那的感觉就叫做“幸福”。

什么也没法跟“北冰洋”汽水儿比。

喝完“北冰洋”，也算暂时完成了一个人生理想，内心充实，也略有一点儿难以寻觅人生新目标的失落。大家相对无语，一路打着嗝儿回家。如果是朋友对饮“北冰洋”汽水儿，那这个嗝儿务必打得响亮，带几分刻意和夸张也无妨。人家请你喝汽水儿，你不打个嗝儿，显得好像没喝满意似的。

多年后，我又在冷饮店里见到了久违的“北冰洋”，很是激动，立刻要了一瓶。感觉还算不错，比“美年达”清淡点儿，只是再也没有那种悸动人心的力量了。我放下瓶子，喟然长叹，我们老了，“北冰洋”也不再是当年的“北冰洋”了。

是谁说的来着，所有词汇中，最狠的莫过于“物是人非”。

不说了，伤心。

最怕过冬天。

一到冬天，胡同儿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到处飘着大白菜味儿，家家门口垛一座“菜山”——那会儿没有塑料大棚，运输也不发达，冬天可不尽吃白菜么？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实惠最重要。

除了白菜，也吃土豆、萝卜。

也不知道怎么的，冬天老那么长，过也过不完，过也过不完。

好吃的也还是挺多的，冰糖葫芦、大柿子、心里美萝卜……但冬天沉闷，没有生机，看不到大树下蚂蚁搬家，也没法儿跟着我爸出门儿溜达，闷得不得了。满街的冰冷肃杀之气，让人心情沉重，就算吃了冰糖葫芦，也美不了多久。

一门心思盼着过年。

过年美啊，墙根儿下面白菜大葱绿莹莹，暖烘烘黄铜锅子金灿灿，残雪上面铺满了鞭炮的红色碎纸屑。过年嘛，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头儿要顶新毡帽。谁不得买点儿可心的玩意儿啊？压岁钱揣兜儿里，立马有了底气，见了小卖部也不心虚了，大摇大摆走进去“指点江山”：“这个，这个，还有那个……”最后豪迈地一挥小手，“都给我包起来！”

平时我们最常光顾的以一毛钱左右的小零食为主：山楂片儿、话梅、酸角儿、酸梅粉、无花果、小巧克力、棉花糖……酸角儿真酸！酸得一想起来嘴里就自动流口水！无花果是小塑料袋装的，一丝儿一丝儿的。酸梅粉袋儿里面放着不同形状和颜色的小勺儿，勺把儿上有各种人物造型。我记得有《西游记》人物，也有八仙过海，还有一阵儿是各种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攒全一套很不容易，不但需要财力、精力，还要有广阔人脉以及死气白赖跟人讨勺儿的韧性和低姿态。好容易攒齐了一套，召集同好们一边感慨一边欣赏把玩，也是一件乐事。

过年了，我决定跟山楂片和酸梅粉短暂地告别。身为有钱人，咱得看点儿好的。

作为资深吃货，我对话梅、跳跳糖、小熊饼干等各种零食的印象都十分深刻。还有一种绿色的魔鬼糖，是我们比较大的时候流行起来的，男生们吃完忽然冲你“啊”一张嘴，整条舌头都染绿了。现在想来应该含有很多色素，但当时大家乐此不疲。我个人偏爱“大大”泡泡糖，还有麦丽素、长条儿的果丹皮和钻石糖。钻石糖是以造型取胜的，做成钻石的样子，下面还有个戒指托儿，你就使劲嘬吧，能嘬一节课。

冰糖葫芦也好吃，但有一次被麦芽糖粘掉一颗要掉不掉的乳牙以后，我觉得短期内就先不考虑它了。

最后还是被我妈用一个大苹果糊弄回去了，压岁钱也重新收归组织。我妈说，她替我存起来。

压岁钱在我妈那儿存着存着也就忘了。每天忙着跟四合院儿里的小朋友一起玩儿，压岁钱什么的，就是那浮云。玩儿才是正经事儿。

玩儿才是正经事儿

最后舅舅灵机一动，建议叫一个单名“铭”，连着我的姓“金”，寓意是“将所有美好的事务铭记在心”。这个名字简单响亮。大家一致通过。这个名字多年后在一位台湾相学大师那里也得到了充分肯定，大师说“铭”这个字起得好，左“金”右“名”，是“名”利双收的意思。

我们四合院儿住着好几户人家呢，每天白天，各家的大人都上班去了，院儿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老人们不紧不慢择菜淘米，聊闲天儿，孩子们就一起玩过家家跳房子什么的，从来不会觉得寂寞。

玩儿什么？这还用问吗？

跳皮筋儿！打沙包！跳房子！踢毽子！

跳皮筋儿是个技术活儿。

皮筋儿颤颤巍巍地在空中抖着，两头儿的人各用一个手指头勾着细长的猴皮筋儿，两条平行的皮筋儿中间就那么将将一公分的空儿，你得在跳起来的瞬间，用脚尖儿把几乎并在一起的两条皮筋儿挑开，让自己的双脚成功踏上中间的空地。能挑开，就成功了一半，后面的部分你可以用自己的小腿把皮筋儿抻开一点儿，不管是跳“连勾”还是“卷勾”，都不如最初这一下难。

如果这一次成功了，下一次，抻皮筋儿的小朋友就得往皮筋儿里伸两个手指头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难度会降低，皮筋儿一路往上升，先是在脚脖子，然后慢慢上升到小腿，再到膝盖、到大腿，接着到腰、到胸，最后干脆举到天上去——不夸张，真是用两只手把皮筋儿高高举过头顶。

这种难度一般人是挑战不了的，顶尖儿的高手们也得拿着大顶(1)往进钻——走到皮筋儿前，运一口气，猛地低头一个侧手翻！说时迟那时快，脚尖儿已经碰到皮筋儿，灵活地一压一勾！进去了！两边儿抻皮筋儿的也不由得点头赞叹——不管在人生的什么阶段，大家对于身怀绝技的人总是心怀敬仰的。不管你是跳皮筋儿跳得好，还是打沙包身手灵活，还是能爬树擅上房，甚或会用脚趾打响指，都会博得大家由衷的尊敬。

相比之下，成年人就无趣多了。成人世界里，被尊敬的标准简化为两个字：有钱。我一直在内心深处保留当一个孩子的权利。

除了跳皮筋儿，有时我们也玩打沙包。沙包都是自己家缝的，跟妈妈要几块零碎布头，剪出六个面儿，认认真真缝好，里面放上红豆或者绿豆。

毽子也得自己做。家人帮着找两枚老铜钱，叠起来，下头垫个橡胶圈。钱眼儿里穿一撮鸡毛，鸡毛得从活鸡身上薅，死鸡身上的鸡毛是僵硬的，踢起来准头不好，不跟脚。最后用布头把铜钱和鸡毛一扎，一缝，啪啪地就踢起来啦。

我在拍《婉君》时才学会踢毽子，以前都不会。毽子也是我妈帮我缝的。我妈是巨蟹座，心灵手巧，属于传统的东方女性，一边上班一边打理家务带孩子，两头儿都处理得有条不紊。什么东西经了她的手，都会变得干净利索。家里大事小情，我妈都得亲自过问，对我的事儿就更不例外了。当初一生下我，我妈在产床上就开始琢磨名字，跟我爸左思右想了若干方案，都觉得不合适。一家人围着刚生的胖娃娃发愁，最后舅舅灵机一动，建议叫一个单名“铭”，连着我的姓“金”，寓意是“将所有美好的事情铭记在心”。这个名字简单响亮，大家一致通过。这个名字多年后在一位台湾相学大师那里也得到了充分肯定，大师说“铭”这个字起得好，左“金”右“名”，是“名利双收”的意思。这个寓意，老实说，当时没想到，不过，还是得谢谢舅舅的妙手偶得。

可能真是拜这个名字所赐，我确实天性乐观，对美好的事物印象深刻，对不那么美好的东西就忘性大些。我妈说，她当年特别庆幸我不爱哭闹，没人搭理就跟摇篮里自己玩儿，一样玩儿得很高兴。如果忽然开始哼哼唧唧，那多半是提醒大人该换尿布或者喂奶了。我妈觉得养个孩子也不过如此，大有“如果政策允许还打算再生几个来玩”的架势，让其他阿姨们羡慕不已。

当然啦，让阿姨们羡慕的，还有我的相貌。说到这里，我忍不住要沾沾自喜一下。实事求是地说，小时候的我长得挺好看的。那会儿连电视都不普及，更没有网络一说。谁家出了个虎头虎脑的娃娃，或是俏眉俏眼儿的姑娘，大家还都挺稀罕的。好多人问我到底长得随爸爸还是随妈妈，对于这个问题，亲戚们都知道，只要我爸在场，必须夸我长得像爸爸。

其实我长得是随我妈的。我妈小时候什么样儿我就什么样儿。我见过我姨小时候的照片儿，我和她也非常像。

我妈对于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我结合了他们俩相貌上的优点。

我妈对我的长相有些担心。她出生在一个长相普遍优秀的家族，我的姨姨舅舅都是清一色的俊男美女。大家都说长得漂亮是好事儿，但也有不少糊涂姑娘本末倒置，被自己的漂亮带入了歧途。作为一个传统美女家族的成员，我妈深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因此每当我因相貌被人注意而自鸣得意摇头摆尾的时候，她都会适时地泼我一盆冷水，让我清醒下来。

我小时候，头发自来卷儿，唇红齿白，五官轮廓又立体，看起来有点像饼干筒上印的外国小女孩，因此经常得到关注。我妈说，那会儿她带着我坐公交，老有人给我让座，还跟她攀谈：“大姐，这是您家孩子吗？长得真好看！”我也很enjoy（享受）陌生人的夸奖，当即扭头咂嘴儿，摆出各种自认为可爱的pose（姿势）供粉丝们欣赏，唯恐大家看不见我。

同时心中自豪感油然而生，很想看看我妈的反应：我这么给家里长脸，他们应该也很欣赏我吧？

扭头儿往我妈那边张望。她跟我爸都没理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那种明显的冷淡让我很下不来台，讪讪地坐好不再左顾右盼。时间长了，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也老老实实坐着。

我妈说，咱家是老派人，不兴把孩子惯得什么似的。长得好看，是运气好；要想走得远走得稳，还是要有文化、有内涵。

我妈又说，当年姥姥就跟她说了，长得好看的小孩儿，一定要特别小心地教育，不但要教她清醒客观地认识自己，也要教她尊重别人，不能因为自己长得好就恃宠而骄。

看出来了吧，我家的家教走的是“朴实刚健”这个路线。我妈很忌讳在大庭广众之下招摇的轻浮女子。她理想中的美，是端庄大气，“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一路。北京有首形容轻佻女子的小曲儿，说得活灵活现，我每次听见都特想笑：“不是倚着门，就是叉着腰。说话身子晃，脚尖儿把地敲。挑眉斜着眼，惯爱把人瞧。无事哈哈笑，满脸跑眉毛。不分男和女，是人她都招。不是去打狗，就是去逗猫。东家有点事儿，就往西家聊。”这样儿的女的要是让我妈遇见，我妈大概能用眼神儿鄙视死她。

即使是现在，我参加演出时对服装和造型的选择也非常小心，要是穿了什么不合适的衣服，我妈第一个就得生气。

有时候看到电视上有小姑娘穿得比较少，她赶紧回头告诉我：“你可甭穿那种露肚脐儿的衣服，多难看啊！穿个牛仔裤穿个T恤多好。”

近年来电视节目尺度放宽，经常可见女星们风情万种的性感造型，我妈每次都看得满脸困惑，一副“这谁家闺女啊，怎么这样儿啊，她妈就不管管她吗”的表情。

我觉得我妈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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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拿大顶，即翻跟头，头手倒立。

背起书包上学堂

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何勇为这座著名的建筑写下过《钟鼓楼》这样广为流传的歌曲，而日后大红大紫的王菲在东直门中学上学，也经常踩着自行车路过鼓楼。那时的我更想不到，有一天我会离开这里，而一个院儿的老街坊们会陆续搬到五环。古老的钟鼓楼默默不语，荫庇着楼下的芸芸众生，人事更替，往来古今，它已经看到麻木了吧。

分司厅幼儿园，顾名思义，就在分司厅胡同深处。这所幼儿园从外面看，完全就是普普通通一户人家的四合院儿，一样是平房，古朴典雅的大门，垂花门立在前院儿，院儿里散种着枣树、槐树，要走进去才发现里面连着有七八个大小不等的院落，规模不小呢。

我是11月生的，生日小，去办入园手续的时候还不满3岁，园长跟我爸说：“孩子太小了，我们不能收，你们明年再来吧。”

我爸有点儿急，同院儿的其他小朋友都上幼儿园了，我一个人在家寂寞不说，大人也不放心哪。我虽然不太明白园长说什么，见我爸急也跟着着急，眼泪都快下来了。园长本来就心慈面软，见我这样儿，语气缓和了一些，问我妈：“孩子会唱歌吗？”

“会！”

“那就唱一个看看吧。”

没等我妈推，我自己十分积极地走到园长跟前，唱了个《小瓜棚》。唱完还左右看看，等掌声。虽然水平一般，但是自信心十足。

园长让我逗乐了：“行了，就你了，明儿来上幼儿园吧。”

我就这么凭借“才艺”为自己争取来一个入园名额。

刚进幼儿园，我就赶上一件大事：人生中第一次登台。

这次登台非同小可，我们园长亲自带我去的，我妈作为随行家属也跟着，我妈说，那是给全国妇联代表们演出。那会儿特别流行养君子兰，舞台四周整齐地围放着一圈儿盆栽君子兰，舞台的背板是大红的帷幕，写着“欢迎妇联代表”什么的。我站到舞台上，我妈就乐了——我还没那君子兰高呢。

虽然个头儿吃亏，胜在台风稳健。我开口唱歌的时候，下面就安静了，妇女代表们还跟着节奏打拍子，对我的表演给予鼓励。本来一切都很顺利，可就在唱到第二段的时候，我忽然把歌词给忘了，赶紧扭头儿看老师，老师坐在钢琴前伴奏呢，对我做了个手势示意我接着唱。我把脸扭回来，假装没事儿人似的把第一段的歌词又唱了一遍。

各位妇女代表们一边鼓掌一边笑得前仰后合，我的第一次登台就此结束。

对这次登台经历，我妈认为很有纪念意义，可我觉得多少有点儿丢人。为尊重历史真相，在此和盘托出，各位读者明鉴。

演出结束后，我就像其他小朋友一样按时按点上幼儿园了，负责接送我的人是我爸。他在自行车前梁上插了个竹子做的小椅子，这就是我的专用“宝座”。我坐在“宝座”上回家的时候，就跟我爸汇报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我爸一边骑车一边听我一个人的“新闻联播”。有时候我们一起去公园玩，我爸也是用这辆自行车带着我，爷儿俩高高兴兴踩去北海公园。

我们家离鼓楼不远，我爸说，鼓楼上面有面大鼓，打清朝起就立在那儿了。老年月间，每天早上，鼓楼击鼓，钟楼敲钟，文武百官就要进朝廷商议国家大事；晚上，鼓响钟鸣，大家就知道，这一天过完啦！都下班回家吧。

那为啥我就没听见过鼓响呢？我爸说，清朝快灭亡的时候，鼓被八国联军戳破啦。

这面大鼓怪可怜的，它曾经那么神气，现在却成了不能响的破鼓。

我这么想着，心里对这面大鼓充满同情。

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何勇为这座著名的建筑写下过《钟鼓楼》这样广为流传的歌曲，而日后大红大紫的王菲在东直门中学上学，也经常踩着自行车路过鼓楼。那时的我更想不到，有一天我会离开这里，而一个院儿的老街坊们会陆续搬到五环。古老的钟鼓楼默默不语，荫庇着楼下的芸芸众生，人事更替，往来古今，它已经看到麻木了吧。

我4岁那年，家里迎来了一件大事——买了一台日本进口的三洋牌黑白电视机，12英寸。12英寸是个什么概念？就跟今天的iPad（平板电脑）差不多大小，没iPad宽，略高点儿。我的《娃娃画报》盖在上面，正好可以把屏幕盖上。

甭看这电视机小，在当时，这就是顶顶稀罕的好东西了，是我妈好容易才托人买到的。别人家都还没有电视机呢。这台电视机可神了，一打开，里面就有人唱歌有人演戏。

当时热播的电视剧是《姿三四郎》和《上海滩》。我妈说我那会儿最爱看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小鹿纯子的“晴空霹雳”、“幻影旋风”什么的。但老实说，这些我可是一点儿印象都没了，我能记住的只有后来的《恐龙特级克赛号》、《聪明的一休》什么的了。“人间大炮，一级准备！”多给力啊。

关于这台电视机，我有很多疑惑，首先尺寸就存在疑问。12寸，那就是1尺2，可它明明横也不到1尺，竖也不到1尺，怎么能说是12寸的呢？

我爸大笑着告诉我，英寸和咱们的市寸不是一回事儿。而且，电视机的12英寸指的是对角线长12英寸，不是横着量也不是竖着量。

电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个崭新的窗口。

之前我们和外界交流的窗口基本是广播，“半导体”在我们的生活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在电视进入百姓生活前，我们最大的娱乐是听广播电台播放的评书联播。

电视完全颠覆了我们的生活，我还记得跟我妈一起看87版《红楼梦》的感受，真美啊，那些正当青春年华的女孩子们，各种宫妆巧样。我家有副扑克牌，上面印着《红楼梦》里演员的剧照，那副扑克没人舍得用，大家拿出来都是欣赏兼八卦的，林妹妹怎样怎样，宝姐姐怎样怎样，是晴雯俊，还是探春俏，各有各的喜好。争论起来，激烈程度也不比后来的超女粉丝们差。等到《西游记》播出的时候，大家立刻毫无悬念地被孙悟空征服。六小龄童和李扬立刻就成了全民偶像。（当然，李扬在给唐老鸭配音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喜欢他了。）

《西游记》应该是电视剧历史上重播次数最多的电视剧了吧！我印象中每年暑假都会重播。所有男孩子都拎着竹竿或者墩布杆儿练习棒法，女孩儿们都会唱李玲玉扮演的玉兔精唱的“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大家都说女儿国国王最漂亮，但我还是更喜欢玉兔精……

后来我长大一点儿，再看《西游记》的时候，总是很同情孙悟空。这只猴子和人一样，本来在花果山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想当“齐天大圣”就当“齐天大圣”，想大闹天宫就大闹天宫，想盗御酒就盗御酒，想偷仙桃就偷仙桃，多么开心！可是最后，它还是戴起了金箍儿，去完成一个保安的工作。最后一集，孙悟空终于成佛了。曾经的“齐天大圣”变成了“斗战胜佛”，披着一身大红色的袈裟，安安静静地站在云端，那样子看了真让人伤感。

也许这就是成长吧。

小金铭正在吃盒饭

朝阳体校

因为怕受伤，我每次锻炼都很谨慎，沙坑里填了新沙子，我都得先跟旁边观察观察，看着大家都跳得好好的，没人崴脚也没人墩着，才敢放心跳。平衡木我也从来不走第一个，怕器械没放好把我给摔着。

教练笑着骂我：“小鸡贼。”

我在幼儿园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度过了风平浪静的几个月，直到遇到我日后的教练。

这天老爸照例在幼儿园门口等着接我回家，忽然迎面遇到一位不速之客。这位素昧平生的阿姨是朝阳体校的体操教练，她看见我就停了下来，站在一边观察了我一会儿，上来拦住了我爸。

作了个自我介绍后，教练蹲下来摸了摸我的跟腱，量了量腿长，又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我一五一十地答复。教练微笑着告诉我爸，她认为我的情况很适合练体操，建议我去朝阳体校学习。

我爸妈对这件事都觉得很意外，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从来没有想过家里有可能出个运动员。女儿练体操能不能练出前程是个未知数，但要吃多少苦，却是可以预见的，我妈有点儿心疼：“我可舍不得我闺女受那个苦。”

但另一方面，我自幼体弱多病，家人一直希望我能更加健康一些，我爸觉得去体校锻炼，肯定会让身体强壮起来。犹豫到最后，我爸拿了主意：“让孩子锻炼锻炼也好。”

第二天一大早，我爸就拿自行车带着我上体校找老师去了。

我们在朝阳体校做了个简单的面试，老师对我的身体条件很满意，从此我就留在了朝阳体校，正式开始练体操了。

训练是在工人体育场进行的，工体那时候还不对外开放呢，很多运动员都在这里训练。我忘了体操场地是在18号看台还是19号看台底下了，但我清晰地记得训练的内容。

开始练体操这一年，我3岁半。

练过体育的都知道，体操、芭蕾、杂技是最苦的项目，为了台上那几分钟的灿烂，运动员和演员们要在背后付出无尽的汗水，受伤更是家常便饭。3岁半的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绕着工体的外圈跑两圈儿。工体的场地大，跑道一圈是800米，外圈就更长了。我在前面跑，教练在后头骑着自行车跟着。不许停，停一会儿必须再补跑一圈儿。

跑完，再去压腰、压腿、练腹。

练腹肌的时候，要靠着一面墙，墙上有木杆儿，我们就把着杆儿把腿拼命往上抬，要抬得高，抬过头。

大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落在地上，再溅起来，碎成好几瓣儿。冬天穿再单薄也不觉得冷，大家伙儿热得只穿单衣还浑身都冒气儿，跟一笼小肉包子似的。

有一次我正跟那儿抬着腿呢，可巧儿我大姨家的表哥路过，一眼就看见我了。我正跟那儿满头大汗地踢腿，没顾得上看他。我哥看了我半天，我也不知道他过来了，等看见他的时候，我哥哭了。

哭完还回家去跟他妈（就是我大姨）告我们教练的状，说教练欺负我妹，听得我大姨跟我妈又想哭又想笑。

其实我对练腹肌倒没什么恐惧，我真正害怕的是抻韧带。

抻筋才是真疼呢，横叉、竖叉、一字马……想起来都疼得哆嗦，跑步啊踢腿啊什么的，比起抻筋来完全就是浮云。

一定要自己压下去，自己压不下去，老师就来帮你压了。相信我，那可不是什么好事儿。

不是像现在的教练那样一点点给你打开，是猛地往下一压，生生把腿撕开。

3～4岁是打根基的黄金时期，过了这个阶段就再难成材了。韧带先天软的孩子也疼得哭爹叫娘，我算是先天韧带硬的那种，每次抻韧带都疼得嘴唇发紫眼泪汪汪。

每天都哭，疼的。

不能当着父母压。当着父母面，爹妈看一回就得把孩子抱回家去。

韧带一旦被拉开，就必须天天拉，才不那么疼，中间要是歇两天，完了，下次再拉，甭管之前拉得多顺畅，再一拉一定又像第一次拉韧带一样疼。那会儿我最希望教练星期五来检查我们的练习成果，因为星期五已经连续练习了一周，我的韧带拉得也有模有样了。就怕教练星期一检查，星期天在家歇一天，星期一韧带还没劈开呢，硬邦邦的像块石头，教练把我腿往下按的时候，我疼得连怎么哭都忘了，意识里只有一种知觉：疼！疼！疼！

要想人前显贵，必得人后受罪啊。

疼到最后，我也忍不住动些别的脑筋了。那会儿我爸妈工作忙，经常让舅舅骑自行车送我去上体校。每次看着前面工体的大门若隐若现的时候，我就开始哼哼唧唧：“舅舅我肚子疼……”

舅舅停下来了：“肚子疼？出门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

我继续耍赖：“不知道，就是疼！”为求逼真有时还挤出两滴眼泪。

我在耍什么花样舅舅心知肚明，可是他也不忍心硬让我回去撕腿。“那……要不咱回家去？”

于是我俩就高高兴兴回家啦！

时间长了，我妈脸色可就不对了：“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什么肚子疼、牙疼、头疼这些借口，在我妈跟前一概不好使。但是，舅舅到底是大人，鬼点子比我多得多。再赶上我哭唧唧地抱怨肚子疼的时候，他就带着我在外面兜几个大圈，去看看花市鱼市什么的，玩得时间差不多了，再带我回去。

老舅啊……你可真是我亲舅。

可惜，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教练的建议下，我在走读半年后住进了朝阳体校，成为朝阳体校当年年龄最小的学生——这回舅舅也救不了我了。

刚住校的时候，我的韧带还没完全打开。教练安慰我说，好的体操运动员有很多都像我一样是韧带偏硬的——这话也有一定道理，有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人不能十全十美，韧带软的选手，一般爆发力就略逊一筹，小跳的时候力度不够，侧手翻什么的也不好掌握，去练平衡木这一类项目就很吃亏了。

后来我认识了李小双、刘璇。李小双告诉我，他也属于韧带偏硬但爆发力很强的这一类，小时候一样最怵拉韧带。

韧带硬的直接后果就是每次抻筋都疼得死去活来，也比较容易受伤。因为怕受伤，我每次锻炼都很谨慎，沙坑里填了新沙子，我都得先跟旁边观察观察，看着大家都跳得好好的，没人崴脚也没人墩着，才敢放心跳。平衡木我也从来不走第一个，怕器械没放好把我给摔着。

教练笑着骂我：“小鸡贼。”

我脸红。但下次上平衡木，还是习惯性站到队尾。鸡贼就鸡贼吧，鸡贼也比受伤好啊。

其实真训练起来，我的运动量丝毫不比哥哥姐姐们少，教练对我很有信心，一直鼓励我努力再努力。尽管如此，每次压腰、压腿的时候，还是疼得钻心。夜里一个人躺在宿舍的床上，想起明天又要压腿，又见不到爸爸妈妈，愁得我蒙着被子偷哭——不敢大声哭，怕别的哥哥姐姐笑话我是爱哭鬼。当时在朝阳体校，最大的学生10岁，最小的就是我了，我可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想家想哭了。

经常哭着睡着了，梦里回家了，还没来得及吃个麻酱糖花卷儿呢，又醒了。

再接着哭。

在体校最大的盼望，是星期三和星期日，这两天是父母来看我的日子。每次见到爸妈我都猴在他们身上不想走，各种卖萌各种撒娇，扯着我爸的袖子，眼泪汪汪地要跟着他们回家去。

我妈也很舍不得我，可是总不能半途而废啊。她跟我说：“妈妈让你练体操，不是指着你当冠军，是希望你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和耐心。一个人要是吃不得苦，那就是温室里的花朵，什么风雨也经不住，什么事儿也做不了。”

话虽这么说，我还是恋恋不舍，想回到分司厅胡同我的大院儿去。有一回我爸妈来看我，等他们转身往外走的时候，我抓起大衣自己就蹑手蹑脚地跟了出去，可惜还没走到大门口就被教练截获，“越狱”宣告失败，只能眼泪汪汪地看着爸妈离开。后来我长大了，问我爸我妈，你们就那么舍得我一人儿跟学校待着啊？

我爸说，当然舍不得。你刚去体校的时候，你妈半夜跟床上坐着，想你想得睡不着，可是那还能怎么样呢？再想也得有始有终啊。你妈去体校看你，那天你们同学，那谁谁谁，不是跟单杠上摔下来了吗？“咔啪”一声骨头就断了，胳膊上的骨头都戳出来，白生生的，你妈看得吓死了，跟我叨咕了一晚上要让你上学。不然怎么人家教练那么舍不得你，你妈还是非要让你回来上小学呢？

严格意义上说，上学这事儿是我自己拿的主意。

跟体校练了3年体操，我的身体是比以前好多了。我妈老说，我一岁多的时候，她下楼送个客人的工夫，我就着凉感冒了。可是在体校待了两年半，我几乎没怎么病过。也算是达到了爸妈最初设想的强身健体的目的。5岁那年，我妈来看我的时候，忽然非常严肃地问我：“丫头，再有一年你就该上学了，你是想继续在体校练体操，长大了当运动员呢？还是想和别的小朋友一样去上小学呢？”

我仔细想了想：“我想上学。”

其实这时候我的韧带已经打开了，训练虽然还是很累，却没有当初那种痛不可当的感觉了。我想上学的原因很简单：可以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得知我要离开体校，可把教练急坏了。当天晚上就跑到我们家给我爸妈做工作，跟我妈保证说只要我留在体校，将来一定能练出来，非要把我留下不可。眼看都12点了，教练还是不走，弄得我妈很不好意思——那会儿体校也好，少年宫也好，都是不收钱的，教练觉得你是个苗子，才给你受训的机会。老师这么看重自家孩子，我妈自然很感动，但也很为难。最后，我妈还是委婉地跟老师表达了“孩子上学不敢耽误”的意思。

教练一看大局已定，只好惋惜地告诉我妈：“要是孩子还想回来，我们欢迎。”

我很感激这位教练，虽然练体操很苦，但她教了我许多东西。

1990年摄于承德避暑山庄

小提琴和少年宫

我现在闭上眼睛，还能想起那时兴趣盎然地上课学舞蹈的情景，或者是我们课前的练声，整齐的童声在北京湛蓝的天空下飘荡，“咪——呀——咪——”，“吗——啊——吗——”。

特清脆，特好听。比鸽哨儿还悠扬。

从朝阳体校回家后，我还在北京的广播交响乐团的儿童班学了一段时间的小提琴，当时的老师是中国广播艺术团的国手，她的演奏我至今都难以忘怀：四根琴弦之中变化万千，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这种美，笔墨难以形容出千分之一。

我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就像一个城市长大的孩子第一次去野外露营时看到自己被满天星斗包围一样，那种无法抗拒的美，像一个巨大的漩涡迅速将我吸引进去。

我对小提琴充满了憧憬。

小提琴在乐器里是公认比较难上手的。与钢琴不同，小提琴的音准是不固定的，所有的音都在四根弦上，用力稍有差池就会走音，必须用良好的乐感和敏锐的洞察力来判断自己拉的音是否准确。持弓的右手也很重要，弓的走势和力度掌握不好的话，出来的声音可真和锯木头没啥两样。虽然明知有诸多困难，为了能早日驾驭这美妙的乐器，我也愿意默默承受。

小提琴的指法有些别扭，时间长了，压弦的左手会很痛。学小提琴的前几个月只能练基本功——学站姿、学夹琴、持弓拉空弦什么的，枯燥自然枯燥，无聊也确实无聊。心浮气躁的时候常有，但对那些动人旋律的渴望最终战胜了疲惫，我练琴非常用功。

必须承认，我学琴之路如此顺畅，和我爸妈的努力分不开。小孩的手小，拿不了大人用的琴，我练习的琴是专供儿童使用的小琴，只有普通琴1/4大小。这种“小小提琴”价格不菲。和在朝阳体校学体操一样，我跟着老师学琴也不用缴纳任何费用，但如果我不够努力，老师觉得我不堪造就的话，也很有可能说放弃就放弃。当时爸爸妈妈一个月工资不过几十块，除了给我买琴，还要购买各种专业书籍、节拍器。逢年过节向老师送点儿礼表示心意也是应该尽的礼数。对于我们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来说，这都不是小数目。

为了给我购置这些装备，我妈有两三年没有添置过新衣裳。她是个爱干净的体面人，虽然没有新衣裳，但她穿件旧衣裳，也一定是清爽整洁、干净利索。带着淡淡的香皂味儿的，我不记得看过我妈蓬头垢面、邋里邋遢出门的样子。没人觉得我家经济拮据，我的同学们都觉得我妈又好看又干净。就这一点儿上说，我特佩服我妈。

但我妈也有让我觉得不解的时候。那会儿每次上琴课都是我妈骑自行车送我去，上完再接我回来。老师规定我每天至少要站着练习2个小时，2个小时过后，手也酸了，肩膀也沉了，腿软软的直想找地儿坐下。老师看我太小，有些不忍心，拎把凳子让我坐下，我妈赶紧跟老师说：“没事儿，就让她站着练吧。”

这是亲妈么？我心里暗自委屈，我果然是他们从百货大楼垃圾箱里捡来的。

回家的路上，我妈推着自行车跟站得脚酸腿软的我聊天儿：“丫头，妈知道你站累了，练琴也是练毅力，妈妈希望你能坚持下去。”

我们这拨儿80年代初期生人基本上都赶上了计划生育政策，大多数人都是独生子女，但那时候社会风气仍比较淳朴，我妈开导我的话，听起来也像老电影里的部队政委在给落后分子做思想工作。但在当时，大家确实是这么做，也确实是这么想的。

“政委”发话，我自然努力坚持下去，我知道我受苦受累，我妈心里是最难受的，学小提琴其实和练体操一样，都是让我受益终生的训练。体质变得更强壮、对音乐的理解加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学习这些技能让我的勇气和信心都越来越足。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每次都顺利过关，但我也知道只有努力尝试过，才不会将来叹息着后悔。换而言之，我可以接受自己失败，但不能接受自己胆怯。许多年后，我在日本电影《挪威的森林》里看到永泽有一句台词，于我心有戚戚焉：“不要同情自己，同情自己是懦夫所为。”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能完整地拉完《小星星》等几首儿歌的时候，小提琴老师出国了，去了纽约一家著名的交响乐团吹巴松。

我的沮丧可想而知。

我妈安慰我：“等找着合适的老师，咱们接着学。”

后来也没找到更理想的老师，小提琴之路就此耽搁下来。等到我想起它的时候，琴匣上已经落满灰尘。

不知道老师现在怎样，感谢老师曾经带给我的巨大惊喜和谆谆指导，希望您一切安好。

5岁那年，我去投考了北京市少年宫。

“北京市少年宫”这个名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可是响当当的。北京有很多少年宫，除了影响最大的“北京市少年宫”，每个区也有自己的少年宫，“西城区少年宫”、“石景山少年宫”什么的，再往下数，区里的部分地区还有自己的“少年之家”。北京市少年宫，那可是少年宫界的常春藤，许多著名的演员、歌手和专业人士小时候都在这里学习过：姜昆、蔡国庆、侯跃文、徐静蕾……少年宫开设的课程也很多，从航模制作、电子技术到围棋、书法、美术，以至舞蹈、声乐，包罗万象，应有尽有，所有课程都有非常优秀的老师们全程指点。

少年宫和今日的特长培训班有两个最大的不同：第一，少年宫不收学费，所有的基础教育全部免费；第二，少年宫不是你想上就能上的，得先去考，越是有名的少年宫越难考。考上之后也不能松懈，你觉得自己考上了，可以松一口气了？表现不好，一个学期就被刷下来了——有的是人等着想来学呢。

考少年宫可真不容易。想学美术的，现场得先画几张给老师看，老师觉得你有潜力，才会录取你。回家等几天，录取通知书才会寄来。

我先去考了舞蹈。大门口人山人海，挤满了小朋友，听招生老师说，这一年前后来投考的小朋友有两千多呢。

我心里有点儿打鼓。少年宫原则上只招收上了小学的孩子，而我还没上学呢。

考试内容包括动作模仿、独舞、基本功测试等好几项。一开始做动作，我心里就踏实了，专心跟着老师的指令走，一套动作做完，老师拍拍我脑袋：“好了，就要你！”

老师说，录取我是因为我以前练过体操，基础打得很好。

我被分到了民族舞班。我最喜欢看芭蕾班的女生练舞，蓬蓬的白纱裙真漂亮，像童话故事里的小公主一样。

民族舞的舞衣也好看。那时候，杨丽萍已经很出名了，我最爱看她跳孔雀舞，尖尖的下巴颏扬起来，长长的脖子和柔软的腰肢这样一绕，那样一绕，活脱儿是一只绿孔雀，好看死了！

有的时候，她又像一条蛇，神话故事里那种会变成美女的蛇，浑身像是没长一块骨头，每块肌肉都能随着她的心思游走。每次看她演出我都屏住呼吸，大气也不敢喘，生怕我吐气重了，她会迅速缠着柱子游到天花板上去。

我什么时候能跳得和杨丽萍一样美啊？那真是死也瞑目了！

除了民族舞蹈，我还考上了声乐。

教我声乐的是北京市少年宫赫赫有名的常明老师，老师说我音色清澈明亮，表现力强，让我进入小型声乐队，专攻独唱、重唱、小合唱。

常老师从事声乐教育数十年，桃李满天下。现在东方歌舞团的著名独唱演员王娟爱就是常老师的高足。能得到常老师的教导，我和家人当然喜不自胜。但少年宫有规定，一个学员只能学习一门课程，像我这样双管齐下是不被允许的。可是声乐和舞蹈，我哪个都割舍不下，就只好偷偷地两边儿都上，不敢让老师知道。其实常老师最后还是知道了，但他也没说什么。

那时候有首歌传唱度很高：“我想唱歌可不敢唱，小声哼哼还得东张西望。”我可没有这种烦恼。在少年宫和小朋友们一起披着舞衣去跳舞，或是大家一起排着队吊嗓子的日子，是我印象中最快乐的时光。我现在闭上眼睛，还能想起那时兴趣盎然地上课学舞蹈的情景，或者是我们课前的练声，整齐的童声在北京湛蓝的天空下飘荡，“咪——呀——咪——”，“吗——啊——吗——”。

特清脆，特好听。比鸽哨儿还悠扬。

一闭眼，又想起透过教室窗户照进来的金色的阳光，和湛蓝湛蓝的天空。

后来我上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还考上了银河少年艺术团。不过，这是后话了。

在少年宫学习歌舞，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形体基础，更给我带来了一段欢悦明亮的童年时光。不过，很快我就上学了。

分司厅小学

我是我们回家的路队里负责举小牌子的——不是路队长，就是举牌子的……咳咳，要知道路队也是有讲究的，不能瞎排。住哪条胡同儿，就跟哪条胡同儿的同学们排成一条长队，家越远的排得越靠后，排在第一的同学拿着面小彩旗儿，到了家就往后传，就这么一棒接一棒。最后一个，也就是住得最远的，就负责把旗子收好，赶明儿上学，还得交还给我。

6岁这年，我该上学了。作为分司厅幼儿园的毕业生，顺理成章地，我上了家门口的分司厅小学。

分司厅小学始建于1914年，最早的名字叫做“京兆模范小学”，从这个民国范儿十足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它历史多悠久了。学校离我家不过3分钟路程，我自己就能走过去，不需要爸妈接送。

我最喜欢校园里一棵三百多岁的老槐树，每到夏天，这棵树浓绿的树荫就是我们玩耍的最佳地点。新同学们很多都是一起玩儿大的小朋友，没一起玩过起码也见过，脸熟。唯一的遗憾是一个班只有三四十人，人少，桌子都是单个儿的，没有同桌儿，也不存在“三八线”这回事儿。因此没人可供我抒发“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这种惆怅。

我们小学同学基本住在相邻的几条胡同儿里，分司厅胡同的最多。因为家离学校实在太近，路队走5分钟就作鸟兽散，大家分头回家写作业，写完还能凑一起玩会儿。在我看来，如果住路对面那就是很远很远了！我有个同学住在安定门立交桥那边，我每天到放学的时候都特同情他，真不容易啊，跋山涉水地来上学。

不光同学熟，同学的父母也熟，好多父母都是同一个学校教出来的，都是老同学，祖祖辈辈住在北京老胡同儿里。每次开家长会都格外热闹，老一辈儿小一辈儿都很忙，各有各的校友圈子要招呼。

那时候我算是智力开发比较早的孩子，小学功课对我来说并不算难，考试成绩还算不错，加上小学时期选拔干部又历来有以貌取人的传统，一来二去的，我就当上了班长。

我挺兴奋的。

之前也当过“官儿”，我是我们回家的路队里负责举小牌子的——不是路队长，就是举牌子的……咳咳，要知道路队也是有讲究的，不能瞎排。住哪条胡同儿，就跟哪条胡同儿的同学们排成一条长队，家越远的排得越靠后，排在第一的同学拿着面小彩旗儿，到了家就往后传，就这么一棒接一棒。最后一个，也就是住得最远的，就负责把旗子收好，赶明儿上学，还得交还给我。

同学们回家的时候，头上都戴顶学校发的小黄帽。这顶小黄帽也很讲究，夏天的帽子是网纱做的，上面写着“安全”；冬天的帽子是毛线的，上面有个黄牌儿，上面写着“停”。小黄帽是必须戴的，不然会被值周生说。

要说最厉害的，那必须是值周生。威风凛凛的，站校门口儿，戴一红箍儿，谁迟到了，或者红领巾没系好，值周生扑上去就批评他们！

但值周生是轮着当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在固定的职务里，就数班长权力最大了。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班一共才有俩班长，一男班长，一女班长。

女班长就是我！厉害吧？

之前给路队举牌子的时候我还委屈呢，现在我明白了老师的苦心，原来是下放到基层锻炼我呢！

老师，我绝不辜负您的期望！

我一直是比较老实听话的乖孩子，被组织看上以后越发兢兢业业，连玩儿都不敢撒开了玩儿，放了学就自己回家一个人看书做作业。

那会儿很流行一种塑料做的自动文具盒，文具盒左边儿一排按钮，按一个，“嘣”一声，蹦出一个卷笔刀！再按一个，蹦出一支温度计！再按一个，蹦出来的是装橡皮的小抽屉！再按，装铅笔的那一层自己站起来了，方便你抽笔。五六个按钮呢，你就来回折腾吧。我跟我爸说，想要个这样的文具盒，我爸说，那你得考“双百”才行。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不错，每次考试都是九十多分，很少跌出前三名。只要努力一下，“双百”应该也不成问题吧？我自信十足地上了考场。

题目不难，我答完卷还检查了一遍，没看出什么问题，“双百”的目标很难实现吗？我看也不见得吧！

不禁畅想了一下美好的未来，文具盒要什么颜色，是要上面印花仙子的还是印机器猫的，买完文具盒是不是该就手儿(1)要颗“大大”泡泡糖……颇伤脑筋。

几天后，成绩下来，数学100，语文99。有一个错字我没看出来，扣了1分。

各种悲痛、纠结、悔不当初、欲哭无泪……负面情绪铺天盖地。

文具盒倒在次要，作为一个对“双百”拥有巨大执念的完美主义者，考出199分的成绩，还真不如两门都考80来分踏实。

那种巨大的哀痛……相当于实力派演员痛失奥斯卡奖。

还好我爸并没有把之前的“协议”太当真，还是送了我一个粉红色的自动文具盒。激动得我哼哼了一中午“我有一个好爸爸”。

新文具盒买来以后就没消停过。每天回家，书包里的文具盒都是四仰八叉的，所有能打开的机关全都打开，铅笔橡皮都在书包里翻滚——新文具盒实在太吸引人，所有朋友都想一睹为快，我也很慷慨，本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原则，谁想玩，打个招呼，拿去！

结果朋友们一拥而上，什么时候玩到关不上，什么时候算完。

有什么办法呢？班长总不能太小气啊……

当班长，光成绩好、人缘儿好可不能服众，还得协助老师管纪律、搞活动。

搞活动容易。新年联欢会，大家自己拿彩纸剪拉花儿，剪好了往开一拉，缠灯管儿上，把课桌摆成一圈儿，黑板上写上“欢度元旦！”（必须写“欢度元旦”，写“Happy new year”那是90年代以后的事了。）每个人拿一堆吃的，最常见的标配是“苹果＋面包＋‘北冰洋’汽水儿＋花生十瓜子”，口味重的可以加包儿榨菜。大家一边吃面包就榨菜，一边轮流表演节目。我从小在少年宫学习声乐和舞蹈，这种活动难不住我。

管纪律，我就不如男班长有优势了。我们男班长是班里最高最壮的男生，有的小男生淘气，如果去管他，他就会威胁对方：“敢告诉老师我就揍你。”我们男班长可从来不怕——一般人打不过他。爱谁谁，谁犯错误就给谁记黑板上，屡教不改者，就在名字底下画“正”字儿，犯一次错误加一笔。光明正大，铁面无私，谁说好话都不好使。

1988年，二年级的金铭（中）参加文艺演出

搭档如此给力，我也觉得胸中气壮，谁不遵守纪律，我都会当面儿指出来。

女同学们跟我都挺好的，大家经常手拉着手，一起上个厕所什么的。偶尔犯点儿错误，不用谁说自己就红了脸。

男同学们就不那么好说话了。个别淘气点儿的，喜欢招猫逗狗，欺负一下前后座的女生，老被这么管，他可就不服气了。我们班一个男生就这么跟我卯上了，他上课说话，我就记他名字。选“三好学生”的时候，他告诉所有男生，谁也不许选金铭，谁选金铭他就揍谁。发选票的时候，好多男生都回头看他。

选票结果出来了，我只有女同学的票。

当时我就把头埋在桌子底下哭了。

回家以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边哭边写作业。我妈下班回家看见我的时候，我还跟那儿哭呢，脸上也抹得一道儿一道儿的，我妈吓一跳：“怎么了？哭得跟个花脸猫似的！”

我哽咽着抱怨：“他们不投我票。”

我妈没明白：“谁不投你票？什么票啊？”

“‘三好学生’的票，呜呜呜呜……”我妈坐下帮我擦干净脸，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问了个仔细。问完我妈忍不住笑了：“行了，别哭了，明天我和老师说说这个事儿。”

我满心委屈，追着我妈问：“妈妈，我管他管错了吗？”

我妈斩钉截铁地说：“你没错，你当班长，让同学遵守课堂纪律是对的。”

第二天，我妈去学校找老师谈，老师了解情况后告诉我妈：“金铭是我带过的最好的学生。”后来老师还专门为了这事儿跟同学们开了个班会，专门和大家谈如何互相沟通的问题。尽管只有女同学的票，我还是当选了那一年的“三好学生”。

风平浪静之后，我妈问我：“铭儿，你想过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面有没有什么教训？”

我一头雾水，什么什么教训？

“铭儿，你想过吗？这个同学他就是做得再不好，你当着大家面儿说：‘那谁谁！你错了！’如果你是他，你愿意接受这样的批评吗？虽然你管他是对的，但你这个方式是错的。”

我臊眉搭眼地想了一会儿，说：“那我等到周围没人的时候，跟他好好说呢？”

“这不结了？这样儿多好。”

事实证明，我妈建议的沟通方式挺管用。如果说“班干部”这个职务让我学到了什么，我想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自律、反省和换位思考。以前我从没考虑过如何沟通才不会伤害到人家的自尊心。这是我第一次认真思考自己平时为人处世的方式，越想越觉得过意不去。是白岩松还是谁说的来着，回望中的道路总是惊心动魄的。我天生大大咧咧的，有点儿男孩性格，习惯直来直去，我和朋友也都有一说一，很少顾虑别的什么，现在看来，被我伤及自尊的怕还不止一位。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在以后与同学相处的过程中，都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现在想来，我应该感谢那位和我“作对”的男同学，如果不是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提醒我，也许我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古人云：吾日三省吾身。古之人不余欺也。

我妈的领导艺术还体现在她敏锐的直觉上。小学三年级那年，我妈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艺术团的招生简章，就替我报了名。也不知道怎么的，我运气就那么好，真的从报名的两千多名小朋友中脱颖而出，幸运地成为了银河少年艺术团的成员之一。

“银河”为我带来的幸运，首先是让我认识了鞠萍姐姐——报考银河合唱团的时候，鞠萍姐姐和当时中央电视台青少部的一位主任一起给“银河”挑选学员，当时她是个娇艳得像花似的年轻姑娘，刚参加工作不久，是名副其实的“姐姐”。青春可人的鞠萍姐姐和我一见如故，第一次见面就老朋友似的跟我手挽手满屋儿转悠。我俩后来合作主持过许多次晚会，规格最高的是中央电视台的“六一”晚会，算是小朋友们的“春晚”了。可不管什么时候，鞠萍姐姐见到我，只要一伸手：“铭儿，来！”我俩就手挽着手一起走，那是相当的默契。

“银河”给我带来的第二个幸运，是拍摄台湾电视剧《婉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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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手儿，方言，顺手。

第2章　一个女孩名叫婉君

选角

一个女孩名叫婉君，她的故事耐人追寻。小小新娘，缘定三生。恍然一梦，千古伤心。

一个女孩名叫婉君，明眸如水绿鬓如云。千般恩爱，集于一身。蓦然回首，冷冷清清。

在得到“婉君”这个角色时，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一部由琼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当时我和家人听到的消息只是：一个台湾来的剧组在选小演员。

此前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也曾经有角色找过我去试镜，最后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无疾而终了。所以这次我们也没太放在心上。我和“银河”许多小朋友的照片被打包送到剧组，他们挑选了一批小朋友，请大家去城西石景山的紫薇宾馆面试。

一大帮人浩浩荡荡地往苹果园方向开过去，紫薇宾馆里的大套间被来面试的小演员和父母们挤满了。

小朋友们分拨儿进入套间的里间，家长们就在外面焦灼地等待。

我跟另外五六个小朋友们一起进了小套间，迎面坐着几个目光炯炯的大人，态度和善，口音古怪，我没怎么留意他们。和我一起来的小朋友都为这次试镜准备了节目，载歌载舞，十分欢畅。我什么节目也没准备，就兴致勃勃地站在一边围观，看到精彩处还十分热心地给人家鼓掌。

表演完了，导演把大家都送了出来。

我妈问我：“导演叫你干什么了？”我说：“什么也没干啊。”我妈没吱声儿，就领着我回家了，估计她也觉得没什么戏了吧。

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没起床呢，睡眼惺松地就让人堵被窝里了。

我听见有人进了我家，他在堂屋跟我爸说，面试通过了，琼瑶阿姨让我去试镜。

我们一家都挺震惊的，谁想到去剧组打个酱油还打出个试镜机会来呢？

眼看着剧组的车驶出胡同儿，我们还是觉得挺不可思议的。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试镜的过程没有我想象中复杂，和面试时差不了多少，只是身边没有别的小朋友，一堆大人叽叽喳喳地商量着什么，见我进来，大家一下子安静了。

有一台摄像机始终对着我。我有点儿好奇，但并不害怕，就一直坐在那儿，他们问我什么我就回答什么。

导演也过来了：“金铭你好。”

我也点头问好。导演和我交谈了一会儿，问了问我的基本情况，又让我对着摄像机做几个表情，我就老老实实地做表情，该哭哭该笑笑，该转眼睛就转眼睛。大人们一会儿把镜头推近，一会儿把镜头拉远，好多人围在监视器那边看。最后导演告诉我们，就这么定了，你演“小婉君”。

当时《婉君》和《哑妻》同时在北京开拍，挑了五六个小演员，都是北京的。我们成天在剧组一起打打闹闹，玩得还挺好。事后，《婉君》的导演刘立立阿姨告诉我，琼瑶阿姨要求《婉君》、《哑妻》两部片子中所有小演员都从大陆选，为此，剧组已经在北京滞留了两个多月，不惜成本不计代价地寻找合适的小演员，“银河”、“七色光”、“官园”这些艺术团和少年宫被刘导翻了个遍，中央电视台也先后推荐了十几个有过演戏经验的小女孩来试镜，可就是没有一个能让刘导和琼瑶点头。

《婉君》中的四名童星。

“婉君”一天找不到，剧组一天不能开机。如此庞大的剧组，空耗一个月的支出，可不是小数目。大家心中的焦灼可想而知。带着掘地三尺也要找到“小婉君”的决心，剧组对北京大小少年宫开始了第二轮“地毯式”搜索，此时恰逢各大少年宫新一轮招生结束，导演在“银河”的新生名单上看到了我的照片。面试那天，紫薇宾馆的套间里不但坐着《婉君》的导演刘立立，还有大名鼎鼎的琼瑶阿姨和平先生。

许多记者后来都问我，对琼瑶阿姨有什么印象。说实在的，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根本不知道她就是大名鼎鼎的琼瑶。只觉得她气度雍容、仪态万方地坐在那里，一看就是很有地位的人。琼瑶阿姨真的是一个很讲究的人，看得出来，她对生活的态度非常细腻。我每一次见她，她都化着精致而自然的淡妆，头发吹得一丝不苟，衣服从质料到剪裁都非常考究。我们拍戏的时候她不在片场，但是偶尔会过来看看我们。

我从《婉君》起一口气拍了5部琼瑶剧，我们对彼此也越来越熟悉，琼瑶阿姨对我就像对自家的孩子，胖了会督促我减肥，瘦下来又专门打电话赞我“变好看了”。每次我去台湾时都要探访她和平先生，琼瑶阿姨如果来北京，也一定忘不了给我打电话。我初二那年，琼瑶阿姨和平先生这对神仙眷侣还一起来北京采风，我和我爸妈还为他们两位接风洗尘呢，当时琼瑶阿姨正在筹拍《苦儿流浪记》，希望我能在片中出演主角，但当时我已经和就读的北京五中达成了“不再接戏”的默契，准备集中注意力搞学习，非常无奈地错过了这个机会。之后琼瑶阿姨再也没有将这部戏提上日程，转去拍《还珠格格》了。虽然不能再合作，但多年积累的情谊不变，逢年过节，我还是会打电话去台湾，问候她节日快乐。遗憾的是近年来随着平先生年事渐高，琼瑶阿姨为了照顾平先生，已经很久没来北京了，希望她一切都好！

接着回去说剧组。

刘导演跟我说，看到我的第一眼，她就放心了：“一见到你，我就对他们说，‘婉君’来了，可以开机了。”

这个时候我还在分司厅小学上学呢，为了拍戏，我爸妈代我向学校请了长假。那会儿人都朴实，也没有什么当明星赚钱的概念，单纯一个“我要上电视了”的念头就够鼓舞人心了，谁也没想起片酬这些事儿。当时台湾言情剧历来都是在当地取景，这是第一次深入到大陆，到北京和湖南两地取景，来自台湾的演员和工作人员们也都异常谨慎，说话行事处处谦恭有礼。我们剧组上下刚开始的时候都特别客气，随处可闻“请”、“谢谢”、“对不起”等文明礼貌用语。我妈只跟剧组提了一个要求，就是想让剧组带个老师一起走，好给孩子们补课——一个学期不上课在我妈这里绝对是件大事，什么都不能阻挡学习，这是她也是当时许多家长发自内心的呼声。

剧组非常善解人意地答应了。他们请来的姜老师文理全才，左手补语文，右手补算术；性格温和，和小演员们关系处得非常不错。我经常上午拍戏，下午念书，我妈也和单位请了长假，全天候照顾我。

与欧阳常林（左）、岳跃利（中）以及选中金铭演小婉君的“伯乐”之一肖光辉（右）

台湾剧组在北京

他们大概是第一批在北京买炒疙瘩吃的台湾人。大冷天儿的，一人捧一碗炒疙瘩，脑门儿上挂着汗珠子，吃得稀里胡噜的，大家吃完，都说，感觉不错。

《婉君》是海峡两岸合拍的第一部戏，除了小演员们来自大陆，其余人等一概来自台湾，连剧组里扫地的阿姨都是他们从台北带过来的。

小演员们都很兴奋。“台湾”当时在我们的眼中是一个神秘的岛屿，我们对它的了解仅限于阿里山和日月潭。“演戏”也是个充满神秘感的工作，身边充斥着各种奇怪的道具和器材。大家今天接着大辫子顶着大拉翅(1)当清朝人，明天童花头阴丹士林(2)蓝布旗袍集体穿越回民国；面对摄像机时大伙儿都异常严肃，时而痛不欲生时而欣喜若狂时而睚眦欲裂；等到下了戏以后，刚才还在镜头里打得你死我活的冤家对头儿又成了好朋友，大家一手提溜着马褂下摆一手抱着保温杯聊天、喝茶、打扑克、对剧本。简直比玩过家家还有意思。

我在剧组一待就是小半年，导演和工作人员对我们这批北京小演员都非常照顾，我也跟他们相处得很好。我妈每次给我买零食都多买一些，面包饼干、汽水儿、糖葫芦、豌豆黄、心里美青皮大萝卜，一买就是一堆，我都抱出去与大家分享，无论男女老少职务高低，见者有份。心里美青皮大萝卜受到的好评最多，因为肉厚水足，清甜爽口还养生，天津人讲话：“吃完萝卜喝热茶，气得大夫满街爬。”台湾人不适应北京的干燥气候，饭后往嘴里扔两块儿萝卜，脆生生的，没事儿嘴里嚼两块儿，大家都觉得不错。

他们也经常给我带各种小礼物。道具师“越共”知道我喜欢小虎队，每次回去都搜集一大堆小虎队的签名海报、磁带给我带过来。服装师阿荣干脆就把我们一起玩的游戏机送我了，还不时给我带回最新的卡带——那会儿大陆还没有游戏机呢，“小霸王其乐无穷啦！”那是几年后才听得到的话。我把小虎队的海报和游戏机带回家，周末请了班里的同学过来玩，可把大家美坏了。

受了人家的礼，我妈总觉得有点儿过意不去。那会儿北京买粮买点心都要粮票，台湾来的工作人员经常纳闷儿，怎么拿着钱去买吃的，人家还不卖呢？我妈和我爸一合计，咱家也没什么特别好的东西回礼，给大家买点儿吃的吧。就把我家攒的粮票拿去送了剧组的工作人员，大家嘻嘻哈哈地拿了粮票去门口买炒疙瘩吃。他们大概是第一批在北京买炒疙瘩吃的台湾人。大冷天儿的，一人捧一碗炒疙瘩，脑门儿上挂着汗珠子，吃得稀里胡噜的，大家吃完，都说，感觉不错。

《婉君》是我拍的第一部戏，之后我还陆续拍了《雪珂》、《望夫崖》、《青青河边草》等一系列琼瑶剧。搭档基本没有大变，来来去去就是那些人。

《婉君》断断续续拍了几个月。当时大陆的电视剧还不算发达，每年拍摄和放映的电视剧数量十分有限。琼瑶的小说虽然已经风行一时，但影视剧还没有及时传入。我们每天都和台湾一线大牌影星合作，但一直都懵懵懂懂，并不了解他们在台湾有多红、多炙手可热，他们自己也从来不提这方面的事儿。生活中也都非常朴实，天天跟着剧组吃大锅饭，自己背词儿——那会儿还不兴带助理进组呢，更甭说拍戏的时候让助理站一边儿提词儿了。谁也没助理，早上四五点钟就得自己爬起来赶戏，谁也没一句怨言。谁头天晚上对剧本下的工夫不够，对台词时吃了几回螺丝，都会特别不好意思地跟大家道歉。实事求是地说，那样高效、质朴和敬业的剧组，现在不多见了。

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对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十分友好。我们拍戏选的都是好地方，像恭王府、戒台寺的实景儿，这些景点在十几年后被作为历史文物严密地保护起来，游人只能远远欣赏，当时却对我们敞开了大门。游人可以随便看，剧组也可以放开了拍。台湾来的摄像师激动死了，虔诚地端着摄像机把每个犄角旮旯儿都拍了个仔细。

更让他们激动是北京的冬天。

与台湾暖湿的气候不同，北京清冷干燥的冬天让他们大开眼界。我们的摄像师没怎么见过下雪，每到雪天就精神抖擞地起来拍雪，拍屋檐下挂的冰柱，拍盖着一层雪的红灯笼。

他对摇曳在寒风中的光秃秃的树枝也很欣赏，认为很有美感，走哪儿看到光秃秃的树枝儿，抄起机器就是一顿狂拍。

《雪珂》剧照

《青青河边草》剧照

《青青河边草》剧照

《青青河边草》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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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拉翅，即旗头。主要指满族妇女的发式。

(2) 阴丹士林，英文Indanthrene的音译，旧指用一种人工合成的蒽醌类材料染成的布。民国早期在中国行销，民国中后期，阴丹士林蓝布长袍成为高等学校师生的代表服装。

导演刘立立

就这么连哄带骗拍完最初几场哭戏，小兔子在导演的假设下翻来覆去死了好几回，我屁股上的垫子被抽出来又塞进去好几次，总算渐渐掌握了要领。在刘立立导演的指导下，我的“哭技”日益精湛，最终达到了说哭就哭、让掉几滴泪就掉几滴泪的境界。

小兔子终于不用饿死了！屁股啊，你也不用怕疼了！

不仅摄像师品位独特，台湾剧组的每个人都很有特色。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敬业。

先说我们导演，刘立立阿姨。

刘导是台湾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导演，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执导琼瑶系列电影和电视剧，屹立影视界数十载，开创言情剧先河，堪称台湾言情偶像剧的“教母”。她脾气豪爽，工作时雷厉风行，为了拍戏，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连轴转，精力充沛到让年轻演员都自叹不如。但她给演员说戏、揣摩剧本的时候，却又和风细雨般温柔，对小演员们更是疼爱有加。

如果有人消极怠工、敷衍了事，甭管是大牌明星还是场记、龙套，刘导能把对方训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但一旦下了戏，她又像只护崽的母鸡一样，对年轻演员们关怀备至，不管谁有个头疼脑热，刘导都记在心上。我有什么心事儿，都能跟她分享，她不会把我当小孩子糊弄，而是非常认真地关心我、疼爱我。

火眼金睛、铁齿铜牙、锦心绣口、古道热肠这几个词用来形容她都很恰当。

最初我进剧组的时候，导演十分关照我，有时间就和我聊天儿，对我的生活进行了多方面的了解，我俩很快就成了朋友。拍哭戏的时候，我怎么也哭不出来，大人们提示我想点儿伤心的事，我眨巴眨巴眼，死活想不起有什么事是值得一哭的，急得副导演团团转。这时，刘导过来了，蹲在我旁边：“你不是最爱家里养的小兔子吗？你想小兔子吗？”

我点头：“嗯，想。”

“我们现在卡在这里，戏不能及时拍完，你就不能回家了。你要不能按时回家，小兔子没人照顾，万一它饿死了可怎么办呢？”

“……”

“小兔子临终前多想念你啊！”

我泪如雨下地完成了这场戏，一条就通过了，各方面都十分满意，只有我还惦记着家中的小兔子，忧心忡忡地哭了一宿。

事后想想，刘导真不容易。

那么大的剧组，什么事儿她都得操心，大到找资金、谈剧本、招演员，小到哄孩子，事无巨细，全部亲力亲为。

又有一次，演《雪珂》里的小雨点儿挨打的戏，我要被饰演罗少爷的马景涛大叔“家法”伺候，工作人员事先帮我在戏服里面垫上厚厚的海绵垫子，以免把我打疼。按理说这场戏并不难，可那天不知怎么的，我的心情格外明媚，死活哭不出来。不管导演如何威逼利诱，双眼都是干干的，没一点儿水分。

导演没招儿了，故意说：“那好，把裤子里的垫子抽出来，咱们真打。”

马景涛十分配合地唱“红脸”：“真的打啊？”

不管真的假的，工作人员上来就要抽走海绵垫子。我吓得哇哇大叫，连声说：“我自己来，我自己来。”一手挡开扑上来的工作人员，一手真的把垫子抽掉了。马景涛做个“对不住了哥们儿我也没办法”的眼神，我立刻头皮一紧。马老往我身后一站：“我开始了！”

没等他的“家法”下来，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生生被吓的。后来，大家都说那场戏拍得特别好。

就这么连哄带骗拍完最初几场哭戏，小兔子在导演的假设下翻来覆去死了好几回，我屁股上的垫子被抽出来又塞进去好几次，总算渐渐掌握了要领。在刘立立导演的指导下，我的“哭技”日益精湛，最终达到了“说哭就哭，让掉几滴泪就掉几滴泪”的境界。

小兔子终于不用饿死了！屁股啊，你也不用怕疼了！

《雪珂》剧照，金铭与归亚蕾

跟刘雪华学『哭』

江湖传说刘阿姨随时可以上演“10秒钟飙泪大法”，其实10秒钟对她来说，已经算慢的了。我亲眼看见导演喊完“1、2、3”，那边刘阿姨已经七情上脸，珠泪盈盈。

除了刘立立导演，刘雪华阿姨、马景涛叔叔和其他许多优秀演员都在演戏的时候指导过我。

琼瑶的戏，以悲剧为主，部部都有哭戏：

在《婉君》这部戏里，我演童年婉君。婉君没爹没娘，只有外婆、舅舅、舅妈这几个亲人。舅妈贪图周家的富贵，擅自做主将婉君卖给周家，给生病的大少爷当童养媳“冲喜”。婉君舍不得外婆，但最后还是被送到了周家。后来她与周家的几个少爷发生了很多故事。

婉君真可怜啊。这是我看完剧本的第一个感觉。我刚放下剧本，就忍不住哭了。

在这部戏上映的时候，大家一直叫我“小婉君”。

《雪珂》是我的第二部戏。戏里我演主角雪珂的女儿“小雨点儿”。

可怜的小雨点儿从小就和妈妈分开了，和奶奶过着相依为命的日子。奶奶去世后，小雨点儿被送到了罗家当使唤用的小丫头。罗家上上下下都欺负她、虐待她，只有少奶奶护着她，小雨点儿很敬爱少奶奶，却不知道少奶奶就是自己的亲娘。

亲妈近在咫尺远在天涯，小雨点儿比婉君还可怜，这部戏也没少赚我的眼泪。

《雪珂》上映的时候，大家对我的称呼变成了“小雨点儿”。

《青青河边草》里面的哭戏就更多了。我演孤女小草，备受表叔表嫂的冷言冷语虐待，最后跟着隔壁逃婚的青青姐姐流浪天涯。不用说，这部戏让大家对我的昵称变成了“小草”。

这几部电视剧上映时，我接到了数以百计的观众来信，很多信都直接称呼我“婉君”、“小雨点儿”、“小草”。

刘雪华阿姨在《雪珂》和《青青河边草》里都是演我娘，两个角色的主要区别是小草的妈妈是个神志不清的疯子，所以我觉得小草比小雨点儿还要可怜。刘阿姨告诉我：哭戏是非常有技巧的。光哭出来不行，还要哭得有美感，哭得好看。

刘阿姨的哭戏，乃是一绝。

越是早期的“琼女郎”，就越与琼瑶情深义重。琼瑶戏的哭戏太盛太绝，每个演员都号称哭戏能手，但刘雪华的哭功格外与众不同，被称为“哭戏天后”，不是没有原因的。她非常擅长表现琼瑶笔下女性角色的气质，倔强、隐忍和柔中带刚，带着忧郁和悲剧色彩，骨子里却又透出刚强。眼角含一滴泪，楚楚动人，好似梨花带雨，让无数观众辗转反侧，肝肠寸断。

江湖传说刘阿姨随时可以上演“10秒钟飙泪大法”，其实10秒钟对她来说，已经算慢的了。我亲眼看见导演喊完“1、2、3”，那边刘阿姨已经七情上脸，珠泪盈盈。

刘阿姨专门挑了几个片段给我说戏：在《婉君》里面，有一集是小婉君上花轿，她哭着求舅舅不要把自己卖给周家。当时我对着镜头哭得直抽抽，上气不接下气地把台词念出来，谁都听不清我说什么。

刘阿姨告诉我，这么哭不好，不美。

她教我怎样在哭的时候换气，怎样用具体的形体将人物内心的痛表现出来，怎样一边哭一边清晰地念出台词。

在刘阿姨的提点下，下一场哭戏，我哭的水准大为提高，博得了导演和群众演员的一致表扬。

刘阿姨还偷偷表演给我看，怎么让脸倾斜到某个角度，让背对镜头的那只眼睛里含的泪流到直对镜头的眼睛里，再顺着这半边脸流下来，这样看起来效果更逼真。我依葫芦画瓢，慢慢侧过脸哭，果然对着镜头的那只眼睛里眼泪出来得格外快，泪珠大而饱满，黄豆似滚过脸颊，只两滴就让观众心软了。

刘阿姨帮我打通了任督二脉，自此，我演哭戏，导演省心多了，经常一条就过，画面也好看多了。

现在想起这段往事来，仍然觉得得意洋洋——刘阿姨的哭技自然是炉火纯青、已臻化境，而我一出道就能从这些优秀演员身上取经，得到她们手把手的教诲，这点儿福气，也着实不浅呀！

我妈很喜欢我和刘阿姨一起拍戏。

拍哭戏，最忌小演员不入戏。小孩子哭不出来，旁边的大人哭得再投入也无济于事。刘阿姨是老牌琼瑶女郎，经常在琼瑶戏里饰演我妈，我们娘儿俩非常默契，导演一声“action（开始）”，我俩抱头痛哭，泪飞顿作倾盆雨。导演一声“cut（停）”，我俩站起来抹抹眼泪擦擦鼻涕，一起商量今儿晚上吃什么。

我妈以前读过一篇写的名伶“金嗓子”周璇的文章。周旋演戏极为投入，乃至演出结束后，她仍沉浸在角色的悲哀中，将自己拖得五痨七伤，最后酿成惨剧。我妈一直怕我演悲剧演多了也“出不来”，弄出什么心理阴影来。直到看到我和刘阿姨在戏外欢声笑语的样子，我妈才算放了心。

我和刘阿姨都不是那种多愁善感的女性，我们的友谊类似俩纯爷们儿之间的感情。我们都羞于表达对对方的好感，交流感情的主要方式就是一起大吃大喝。

马景涛的剧本

你记得周星驰在《喜剧之神》里演的尹天仇的剧本吗？那个本子跟马老的本子颇为神似——他的剧本到开拍的时候，边边角角都让他翻卷了。

我最喜欢的男演员是马景涛。

马老的剧本，那是一个经典。

别人的剧本是白纸黑字，我的剧本，黑字上面还有自己用铅笔写的简体字——剧本是繁体字的，我得先“翻译”一遍才能顺下来。

马老的剧本，与别个不同。

黑字上面，有红色的眉批；眉批上面，又压了蓝色的语气停顿符号；等到红的蓝的把空地儿都填满了，他再想画重点，就只能用荧光笔了。

荧光笔是台湾带来的，亮黄色，夹在黑红蓝白之中，十分显眼。

偶尔微风吹拂马老的剧本，一页一页缓缓滚动，五光十色，艳丽可喜。你记得周星驰在《喜剧之神》里演的尹天仇的剧本吗？那个本子跟马老的本子颇为神似——他的剧本到开拍的时候，边边角角都让他翻卷了。

马老的敬业，可见一斑。

一个工作团队是有它内在的核心气质的，琼瑶剧的团队也是如此。对剧本的重视，其实是这个团队里非常普遍的习惯。除了马老，小刘哥的剧本也非常有名。

小刘哥原本是台湾一个剧团的武生。他很珍惜出演琼瑶剧的机会，没事儿就揣摩人物心理动态，一个角色是什么样子，这个人物前后心理如何成长，他都要琢磨得差不多了，才写在剧本上。这事儿是阿荣和“越共”俩人发现的。阿荣是我们的服装师，“越共”是我们的道具师，这两个年轻人活泼好动，我们一部戏要拍半年左右，很快大家就玩在了一起。“越共”喜欢穿迷彩军服，脚下踩着大头马丁靴，很有影视剧里越南共产党的神韵，因此得名“越共”。“越共”对小孩很好，他上身常年穿一件满是口袋的小马甲，见到小孩就从口袋里摸出个小玩具或是糖果什么的，我总觉得他很像机器猫，也就是今天小朋友口中的哆啦A梦。

拍《雪珂》的时候，我们在承德避暑山庄取景，阿荣专程从台湾带来一台任天堂游戏机，大家没事儿就冲进阿荣的房间一起对打俄罗斯方块，俩人跟电视机前拼杀，后面站一屋子人摩拳擦掌随时准备替补，谁输了谁就得下去给大家买一箱子“露露”——那会儿承德的“露露杏仁露”刚生产出来，天天在电视上打广告，风靡一时，剧组的人都很爱喝。阿荣输了，去食堂小卖部给大家买“露露”，回来时一脸奸笑，裤子口袋里插着一卷纸——小刘哥视若性命的剧本丢在食堂里，让她捡着了。

剧本算是比较私人的物品，平时大家没事并不会拿着别人的剧本到处瞎看，但这回我们看是有理由的：着剧本是为了寻找失主！有没有？

这是我们第一次仔细研究小刘哥的剧本。本子被黑色签字笔反复涂抹得花花绿绿，上面不但标注了语气和重音符号，还有不少“此处应该有什么什么样的眼神”的批注。

当天吃饭的时候，阿荣即兴朗诵了一段剧本，当然是按照小刘哥标好的重音符号读的。读到精彩处，我们一群人提醒她：“专业点儿！此处应该有什么什么样眼神！”

小刘哥开始还乐呢，听到这儿才意识到失窃了。

大家虽然是开玩笑，但那些被反复批注的破旧剧本一直留在我脑海里，特别是多年以后，当我看到垃圾桶里雪白崭新的剧本，都会想起马老的剧本、小刘哥的“此处应该有什么什么的眼神”。

也许是年代不一样了吧，那时候每年的制作量放在那里，一部戏精雕细刻地拍上个一年半载的也很正常。现在一年制作三万多集的电视剧，能否播出，谁的心里也没底，大家的心态难免浮躁，都惦记着“赶紧把这摊事儿结了我赶下面那个场子去”。

是以越拍越浮躁，越浮躁越不能播出，形成恶性循环。

扯远了，还回来说马景涛。

马老跟我们玩得最好，那会儿我还小，老黏着他跟他斗嘴玩，他也喜欢小孩子，我们一帮小孩见天儿在他身上爬来爬去，他也不嫌烦，还给我们带各种好吃的好玩的。

马老也有不那么厚道的时候。比如说，爱忽悠小孩子。

我俩经常一起演戏，关系好得跟哥们儿似的，当时我特别崇拜小虎队，对吴奇隆更是情有独钟。有这么一天，马老看我在听小虎队的歌儿，满脸吃惊地问我：“你怎么还看小虎队啊？他们在台湾都不流行了！”

我半信半疑：“真的吗？那流行谁啊？”

马老一本正经地告诉我：“现在台湾流行的是老虎队。”

“老虎队？老虎队都有谁啊？”

马老自豪地挺直腰板：“我就是老虎队！”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真心相信“老虎队”的存在，对马老无比仰视，马老也处处拿捏着身段，把“老虎队”的偶像派头摆得有模有样。

当时“琼瑶戏”的剧组里汇集了两岸许多优秀演员，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归亚蕾阿姨、张佩华叔叔、徐乃麟叔叔、俞小凡姐姐、岳翎姐姐、施羽大哥。这些人都是琼瑶的“御用演员”，经常和我们一起搭戏，好多人听过马老自吹“老虎队”，谁听了谁抿嘴儿乐，也没人戳穿他。

许多年后翻看当年的剧照，不禁感慨万千，一张照片上随便一划拉，就能找着一位老戏骨，星光灿烂啊。

当时的我，可一点儿不知道他们在宝岛都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这里面的原因，一半是两岸信息传递滞后，一半是这些大牌平时都平易可亲，没谁摆架子。大家工作结束后就一起吃饭聊天，相处得跟亲人似的。我和马景涛玩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他脸颊上的皮很松，可以拉着玩。他可得意了，说：“看看我这皮，收放自如，就像我的演技！”

这时我已经知道他的“老虎队”是在蒙我，于是咯咯地笑着回应他：“你果然是老虎队！瞧瞧这皮，多老啊！”

他假装生气，扮鬼脸吓唬我，我一边尖叫一边笑着跑掉，我知道他是不会生气的，谁让咱俩是好哥们儿呢！

这些年，马景涛来北京拍戏，也经常会来看我和我家人。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没事先打招呼，自己跟二环上晃悠了一个多小时，险些迷失在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上。好容易折腾到了我家，我妈去开门，把她吓了一跳——马老刚下戏，他剃着头（应该是演清宫戏），穿着长袍马褂就跑我家来了。

后来有一次在微博上，有网友问马老，叶静、金铭这批孩子在您心里是个什么位置呢？

马老回答：“都素（是，网络用语）我心中的宝。”

那位网友将这个回复转给了我和叶静，看得我心里甜滋滋的。

马老，你也是我们心中的宝。

《青青河边草》剧照，马景涛饰向世伟，金铭饰小草

金铭与马景涛、岳翎

我有改剧本的『特权』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个“特权”，别的演员是不敢修改琼瑶阿姨的台词的，剧本怎么写，你就得怎么念。在我这儿，琼瑶阿姨破了个例。

我的童年和别人都不太一样，一半在学校，一半在剧组，和我相伴最久的并不是同龄人。这样的童年，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但我自觉很幸运——无论是剧组的同事还是学校的同学都对我非常照顾。打三年级起，我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外面拍戏，只能在学校待一个学期。我的座位经常是空的，同学们对我最直观的印象就是“这人经常不在”。我有好多事儿，自己想不起来了就跑去问他们，他们记得比我清楚。那时候，大家心里都特别干净，没有谁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可能因为我们还都是小孩儿吧。

为了不耽误小演员的学习，刘导在剧组里专门配备了一位老师给小演员们讲课。老师姓姜，北京人，既教语文，也教算术，所有的孩子都跟姜老师这儿学文化课。我们上课不定时，因为大家拍戏的场次也不统一，只能是听到什么算什么，不懂的再去问老师。剧组里工作节奏很快，忙的时候，所有人走路都带着一阵风。有时候我会带着作业本去片场，等到没我的镜头了，就低头做作业。演《青青河边草》的时候，何晴演华老师，在她出场前，演管家的演员要念一句台词：“少爷少爷，打北京来了个华老师。”这位演管家的演员兼任我们的场记，不演戏的时候，他还要负责安排打点给我们讲课的姜老师的起居。那天他在片场，一顺口喊出来一句：“少爷少爷，打北京来了个姜老师。”全场人都笑了，我们把这话学给姜老师听，老师也乐了。

一部戏拍半年，每年最少拍一部戏，时间长了，剧组的人也都跟家人似的。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一直陪着我，在戏里演我舅舅的，下了戏我也一样喊舅舅，慢慢地就觉得跟真舅舅也没什么两样了。这些人即使多年没见，还是有感情的。有一次我去上一个通告，路上非常偶然地遇到了张佩华，我们认识的时候，我是个小孩，现在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他认不出我来了。我在路边站住，问候了一声：“张老师好！”他很平和地说：“啊，你好。”我接着说：“我是金铭。”他“啊”了一声，扔下手里的东西就跑过来拉住我。

我心里也特别暖和，不只是见到同事、见到朋友，而是见到亲人的那种暖和。

演戏并不总是那么欢乐，外人想不到的辛酸也有很多。《青青河边草》是冬天拍的，扬州的冬天潮湿阴冷，拍戏的时候只能披着薄薄的戏服，四面透风，念台词的时候上下牙都在打战。冬天又比夏天好一些，夏天拍室内戏，摄像、演员、导演、场记、灯光十几个人一起挤在屋儿里，已经非常闷热，等到镁光灯一打，男的只要不上镜头，一概脱成光膀子，女孩儿就只能咬牙忍耐。顶着妆被大灯一天一天烤下来，也挺伤皮肤的。去横店拍戏的时候，我们被当地的毒蚊子咬得浑身上下都是大包。一般的防蚊水儿它们根本不怕，副导演教我们往身上抹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水味道重，抹上以后我们自己都不愿意深呼吸。蚊子终于不叮我们了，人人藏在戏服袖子里面的胳膊都是棕黄的。有记者来探班，我们就这么黄灿灿地顶着一身大包去接受采访，记者有些同情了：“很痒吧？忍得很辛苦吧？”

其实也没什么，我从小就知道这是我的工作，拍戏就是这样的，我不怕辛苦，没有什么困难是过不去的。这是我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

我小时候记性很好，不光能记住自己的词儿，还爱给别人提词儿，那会儿没有提词儿机，我就是我们剧组的人肉提词儿机。

我在剧组享有一点儿特殊待遇。台湾剧组的剧本都是竖版的，而且是从右往左看，全是繁体字。我每次拿到，先看一遍，遇上不认识的字就在上面画个圈儿，然后拿去问我妈，等把字都理顺了，我还得理一遍词——可能剧本上的台词本来是：“你为什么要这样讲，这样讲是不对的。”我念起来觉得拗口，就自做主张改成“你凭什么这么说啊，这么说是不对的”，反正意思是一样的。导演觉得挺有意思的，就让我随心所欲地改下去了。

剧组里的台湾演员和工作人员对我的北京口音很好奇，他们很喜欢听我说京片子，经常逗我说个顺口溜什么的，我说话他们也会模仿。北京话的儿化音很重，我说“好玩儿”，他们跟着说：“好——玩——儿。”那个“儿”字就是跟不过来，硬生生地拖一个“儿”字出来，我要反复纠正好几遍才行。拍《雪珂》的时候，琼瑶阿姨和平先生过来探班，他俩也挺愿意和我聊天儿的。有时候我觉得剧本上规定的表演方式可以突破一下，就按我想的方式演给他们看，问琼瑶阿姨：“我这样演行不行？”或者“我那样说行不行？”琼瑶阿姨基本上都会批准。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个“特权”，别的演员是不敢修改琼瑶阿姨的台词的，剧本怎么写，你就得怎么念。在我这儿，琼瑶阿姨破了个例。

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台湾观众很喜欢听到纯正北京口音的台词，当时两岸交流很少，大家都觉得对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完全用想象构筑了一个虚拟的彼岸。就像我们对台湾充满好奇一样，他们也渴望对神秘的大陆一探究竟。

台湾“禁播”风波

眼看预定的档期再有一周就要到了，相关批文却迟迟不见踪影。据平鑫涛先生回忆，原因是：“台湾新闻主管部门领导看过后，认为第一集的景色拍得太美，小金铭又太可爱，怕引起观众对大陆太多的向往。”

好事多磨，《婉君》这部戏在台湾上映时遭到了重重阻力。作为两岸合作的第一部电视剧，它在经历了反复审查之后，还是得不到公开放映的权利。琼瑶阿姨反复与台湾地区新闻主管部门交涉，却始终不能达成共识，眼看预定的档期再有一周就要到了，相关批文却迟迟不见踪影。据平鑫涛先生回忆，原因是：“台湾新闻主管部门领导看过后，认为第一集的景色拍得太美，小金铭又太可爱，怕引起观众对大陆太多的向往。”

除了政治上的考虑，台湾的媒体对这部电视剧的争议也很大，许多本土民众提出：“为什么非要从大陆选小演员来演小婉君？我们台湾的小孩就不能演吗？”一时间满城风雨，闹得沸沸扬扬。

“破冰”真的难上加难。

最后，新闻主管部门作了一定的让步：因两岸形势特殊，剧集要播出，可以，先要将所有大陆演员的镜头切掉——当时的大陆演员基本都是未成年人，最大的年龄不超过16岁，最小的还是个婴儿。琼瑶阿姨坚决不同意，并亲自给台湾地区“新闻局局长”写信，质问“孩子何罪之有”。

琼瑶阿姨这么激动，是有原因的。

在海峡彼岸的台湾，“琼瑶”这个名字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家喻户晓了。从1965年的《婉君表妹》到1983年的《昨夜之灯》，根据琼瑶小说改编的电影差不多有50部，风靡台湾影坛近20年，林青霞、秦汉、秦祥林、张艾嘉、胡因梦、归亚蕾等一批银幕偶像都打上了“琼瑶制造”的印章。但直到80年代中后期，琼瑶写的爱情故事才在大陆风靡。这还要得益于1987年底台湾开放的赴大陆探亲政策。1988年4月，琼瑶阿姨自香港启德机场登机飞往北京。经历了3小时的飞行后，她来到了北京，后来她在大陆游记《剪不断的乡愁》中感慨：“3小时，原来香港至北京，只需3小时。这咫尺天涯，却经过了39年，才能飞渡！”（1949年，11岁的琼瑶随父亲由大陆到台湾，等到1988年重返大陆时，她已经50岁了。她和故乡被生生隔离了39年。）

在这次长达40天的大陆之行中，琼瑶阿姨饱览了湖光山色、名园古建，大陆读者的数量之多、热情之高涨，更让她看到了新的希望和机会。1989年5月，琼瑶再次返回大陆，回祖籍湖南衡阳拜祭祖先，同时也寻找电视剧的合作伙伴。巧的是，她最终挑选的合作伙伴是湖南电视台，而当年代表湖南台陪同琼瑶阿姨回乡祭祖的记者，正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湖南电视台台长欧阳常林。

欧阳常林在琼瑶的两次回乡之旅都一路跟随采访，全程陪同，被琼瑶称作“湖南骡子”。1989年9月，琼瑶阿姨带领《婉君》摄制组来到长沙，与欧阳常林代表的湖南电视台进行合作，在岳麓书院正式开机。

后来琼瑶阿姨回忆当时的拍摄情景时，自豪地告诉我：“当时台湾刚刚解除禁令不久，虽然允许赴内地拍戏，给我们的限制却多得不可思议。我全程跟着剧组，吃一样的伙食，住一样的旅馆，深夜不睡，还要随时安抚演员或工作人员想家的心情。虽然非常劳累，却促成了台湾对内地文化交流的开放。台湾影视界大举来内地拍戏，也是从我这儿开始的。”

投入了如此巨大的心血，怎能忍心一番辛苦付之东流？这件事情越闹越大，几乎陷入不可收拾的地步，台湾的报纸上天天追踪访谈这件事，大家都对这部电视剧产生了很大的好奇：琼瑶到底找了一批什么样的大陆小演员，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事情搞到这么大，加上琼瑶的巨大影响力使得民众对这部剧的禁播提出了很大意见，台湾“新闻局”迫于压力，最终允许这部剧成功登陆华视，没有删掉一个镜头。台湾地区当时的“新闻局局长”还在电视上发表了一个10分钟的讲话。因为我在大陆小演员中占的戏份儿最多，最引人注目，这个讲话主要针对的是我，题目就叫《就金铭身份问题发表声明》。

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讲话是非常特别的。

台湾“新闻局长”表示：这批大陆小演员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没有任何特殊目的，他们只是把自己很纯真、很优秀的表演带给我们大家，希望诸君明察。诸如此类。

批文也终于发下来了。华视晚上8点钟开播《婉君》的第一集，晚上6点钟，批文送到了电视台。

所有人不约而同地长出了一口气。

虽然姗姗来迟，好在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总算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也许是因为《婉君》的难产招来了太多关注的目光，《婉君》第一集开播时创下了一个纪录，收视率达到史无前例的40％。在盛产言情电视剧的台湾，这个数字仍然足以令所有人刮目相看。

这是一个非常年代产生的非常数字，如今几乎不可能出现了。多年后，导演和其他主创人员再次谈起，仍坦言“有些后怕”，如果演戏的不是一群孩子，结果只怕会不堪设想。

我的日月潭

记得那个时候上张菲的节目，他问我，你跟这么多台湾叔叔阿姨演戏，那你肯定很聪明，你说，地上两张纸币，一张是面值1000的，一张是500的，你先拣哪张？

我问他，如果让你拣，你怎么办？他说，我踩住500的，先拣1000的。我说，那我肯定是两张都捡啊。张菲立刻说，咦？你们大陆小朋友好像很贪财？我说，那你们台湾叔叔是不是太不坦荡了？张菲一下子被我噎在那儿了，他说，好吧，算我笨。

因为演戏的关系，我小小年纪就走遍了祖国名山大川。拍《雪珂》的时候，剧组在承德驻扎了很长一段时间，拍《青青河边草》去了扬州，此外，南京、镇江、长沙、上海、北戴河这些地方，我们也没少去。

但我最最好奇的地方，还是台湾。

我参演的剧目大多数是先在台湾地区播出后，才渐渐转回大陆上映。当时我辗转收到了许多来自台北、台中、高雄等地的信件，许多与我同龄的小朋友邀请我去台湾做客。加上阿荣、“越共”他们每年从台湾给我带来许多漫画、流行音乐磁带等小礼物，我对台湾的好奇心就更重了。当《婉君》、《青青河边草》在大陆掀起收视热潮的时候，我已经读到小学五六年级了。这时两岸关系转向缓和，开始了一些交流互访活动，我也得以在1993年去台湾参加一个两岸文化互访活动。

在当时，去台湾是一件大事。现在我们去台湾还有直航的班机，报个旅游团，说去就去了。那会儿可没这么容易，我们去台湾，要先向当时的国台办、外事司等相关部门请示，获得批准后才能拿到通行证。大陆方面认可后，我们还要获得台湾当局的入境允许，为此必须得先绕道香港，去开设在香港的台湾办事处办理手续，等到台湾方面检查确认后，才能登上去台湾的班机。

那次文化互访活动一共去了两个电影代表团，另一个代表团光是在香港办理手续就办了八九个小时，我们这边相对好一点儿，等了不到5个小时就通过了。我猜想，可能因为这个团的成员都是小孩子，履历非常简单，也不存在什么政治背景一说，审查起来更容易一些。

我们去台湾的时候，《青青河边草》等几部琼瑶剧还在各大电视台热播，因此大陆来的代表团在台湾非常受欢迎，我们身边每天都挤满了观众，大家都要来看看大陆来的“小婉君”。我妈神经高度紧张，分分秒秒都得盯着我，唯恐把闺女给丢了。

我们在台湾待了二十多天，因为游客实在太多，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主办方给我找来8个保镖。都是身高一米八几的大黑高个儿，穿着黑西装，打着黑领带，8座黑塔一般镇在我身旁，眼睛一刻不停地扫视着往来的人群。我一下就想起《黑猫警长》的主题曲了：“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闪电般的精明。耳朵竖得像天线，排除一切可疑的声音……”有8个“黑猫警长”陪着我，我可踏实了。

不踏实的是我妈，她经常被人群冲开，根本找不到我。我妈后来回忆说，有一次她在外围怎么也看不到我，害怕极了，就近找了个比较高的台子站上去找我，老远地在人群中寻摸见那8个黑衣保镖，乌云似的围成一圈，最里面凹进去的地方有个圆圆的脑瓜顶儿，我妈这才把一颗心放回肚子里——闺女还在，没丢！

《雪珂》的宣传广告（左）和金铭发行的磁带《小雨点》（右）

事实证明，我妈高兴得太早了。

一天的活动结束，我妈终于在饭店见着我了，脸上肿成一团一团的，都被围观群众掐青了——热心的观众都想摸摸“小婉君”的脸蛋，保镖为了保证我的安全，会把观众的手推开，被推开的观众猝不及防，手上不自觉地用了点劲儿，结果我的脸就青了一块。

在台北，我妈走在路上都不敢喊我名字，“金铭”两个字一出口就会招来围观者，只能喊我“丫头”。除了当时我参演的琼瑶戏正在热播之外，大家可能也有一种通过我们了解大陆的心态——那会儿公开去台湾的大陆人能有几个？

当时我们一行人接受了数不清的台湾媒体的访问，每天都在跑通告。几乎所有的主持人都会追问我们：喜欢不喜欢台湾？喜欢不喜欢台湾人？台湾的什么东西会给你留下深刻印象？胡瓜在我们上他节目的时候，曾意味深长地说过一句：“两岸的交流就靠您了。”我当时不了解其中深意，也没有对他作出回应。

那时候在台湾参加综艺节目，心中还是时刻绷紧一根弦的。台湾的娱乐节目和我们所习惯的娱乐节目有非常大的区别，我们在大陆做节目，主办方会给稿子，台湾娱乐节目没这个，而且他们虽然也是录播，但节目的尺度比较宽，剪辑手法和我们不一样。我妈也跟我说，说话的时候多想一想，凡事三思而后行。

记得那个时候上张菲的节目，他问我，你跟这么多台湾叔叔阿姨演戏，那你肯定很聪明，你说，地上两张纸币，一张是面值1000的，一张是500的，你先拣哪张？

我问他，如果让你拣，你怎么办？他说，我踩住500的，先拣1000的。我说，那我肯定是两张都捡啊。张菲立刻说，咦？你们大陆小朋友好像很贪财？我说，那你们台湾叔叔是不是太不坦荡了？张菲一下子被我噎在那儿了，他说，好吧，算我笨。哈哈一笑，这个话题就滑过去了。

下节目后，他跟我妈说，金妈妈啊，我被金铭搞定了。晚上请我吃饭的时候，张菲非常放松，我们还聊得挺好的。

虽然上节目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下节目后在台湾各地游历，却是非常轻松开心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家一起去日月潭玩，见识到许多异域风光。我们都知道台湾有高山族，其实台湾一共有9个少数民族，我们在日月潭就遇到了一位从苗栗来的泰雅族公主。

苗栗旧称“猫里”，在台湾的西北，主要的原住民部落包括泰雅族和塞夏族。当时，一位泰雅族的公主听说我们要来日月潭，特地准备了一只非常精美的大红色手工皮包送给我。这位公主那年已经八十多岁了，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她的大儿子也已经六十多岁了。我们一行到达日月潭的时候，这位老奶奶早上6点钟就在路边等着我们。她的儿子告诉我，她抱着给我准备的礼物坐在我们必经的路上等，他告诉妈妈，大陆来的客人不会这么早到，晚一点儿出来也见得到，但她就是不走，非常执著地等在路边。怀里抱着大红皮包，身边蹲着她最喜爱的宠物狗，就这么一直等到我们来。

我们一见面，这位老奶奶就抓住我的手，带我去参观日月潭的风景，一路上不停地告诉我这是哪里，那是哪里，什么地方最美，什么东西最好吃。吃饭的时候也拽着我的手，一刻也不愿松开，走的时候，她也很不情愿放我走，临别时依依不舍。那种来自山林深处的热情和实诚，是我在别的地方很少感受到的。台湾在某种程度上比较完整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我遇到的台湾民众，大多彬彬有礼、温良恭俭，给人的感觉非常好。

第3章　五中你好，五中再见

赶考28天

说得高一点儿，叫做“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说得自恋点儿，就是：很多事情，如果不逼自己一下，你永远也不知道自己有多能干。

我在拍戏的时候，阿荣、“越共”和马老他们送过我很多小礼物，除了哆拉A梦、加菲猫、老夫子的漫画书和游戏机外，最多的就是小虎队的海报和磁带了。

又有小虎队又有游戏机，我们班同学特爱来我家玩儿，“越共”他们给我带的绒毛玩具，像大胖熊、大布娃娃什么的也特别招女生喜欢。

小虎队那会儿可真红啊，我身边的女孩子几乎没有不喜欢他们的，偶尔还为了吴奇隆和苏有朋谁更帅争论不休。后来我在北京电影界赈灾大义演时遇到了小虎队，还跟他们合了个影，狠狠地表了一番忠心，从此他们就知道了我是他们忠实的“粉丝”。后来做《年代秀》的时候，只要一出小虎队的歌儿，我全能猜中。

说起来，要找比小虎队更靠谱的偶像可真不容易。2001年我在电视剧《无敌县令》里演喜鹊，之后剧组全体人员去台湾做推广，苏有朋工作之余不忘尽地主之谊，鞍前马后地陪着我妈逛台北，我妈说了句口渴，一秒钟后苏哥端着水就过来了！我都没这么孝顺过！我妈一边儿拿眼瞪我，暗示“你看人家孩子多好”，一边儿假装慈祥老太太，充满母爱地跟小苏聊闲天儿。

后来回到北京，我妈什么时候说起苏有朋，都赞不绝口。

苏有朋之所以深受中老年妇女的宠爱，不但因为他清秀聪颖、演技过硬，还因为他是个天才少年，学习成绩杠杠的，从建中到台大机械工程系，那不是一般人能够拿下的。我妈骨子里是老派人儿，见到有权有势的不一定欣赏，见到学习好的孩子，立刻喜欢得跟什么似的。我妈问苏有朋：“孩子，你大学学啥专业的啊？”苏有朋告诉她，先是在读机械工程，后来又转到了企业管理。台湾人习惯把“企业管理”简称为“企管”，他们的音调与我们的普通话不大一样，我妈有点儿不解，问他：“什么气管？气管还得学吗？你学医的啊？”给我乐得都不行了。

1991年，在中国电影界赈灾义演中与小虎队合影

我妈特别喜欢学习好的孩子，对我的成绩也不马虎。

虽然我一直在拍戏，但每个学期末我都会回学校考试。我爸妈在这方面给了我足够的自由，我是否自觉学习，是否足够努力，他们都不怎么干涉，最多说句“最近玩儿得够厉害的啊”。我在拍戏闲暇，喜欢看点儿与学习无关的“闲书”，这些我父母也是不干涉的，只要书籍本身有价值，我爸还挺愿意推荐一些不错的书给我看。

以我的愚见啊，在学习这件事上，最优秀的孩子都不是家里逼出来的。当然也有“虎妈”、“狼爸”这种案例存在，但是，孩子童年的快乐，也就在棍棒教育下烟消云散了。

就像足球，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天天搞联赛、骂着打着拼成绩的专业球队，不见得就比一个小国家的非职业球队踢得精彩。前提是后者真心爱踢球，没事儿大家就聚在一起练习，甭管平日里是卖香蕉的还是当警察的，一上场都踢得乐不可支。在学习这件事上，老祖宗说的一句话很对：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知者。

我从来没去和别人比较过成绩，总有人比你做得更好，而且总有比你更优秀的人还更拼命。我非常有自知之明，向来只管埋头看路，奋力前进。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有进步就行。

我妈的标准要稍高一点儿：她希望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做得好一点儿。

1992年，台湾导演杨立国在四川拍电影《熊猫小太阳》，我在里面演主角文全。等我们从九寨沟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12月中旬，期末考试迫在眉睫。我比别的同学少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可这会儿离考试就差28天了。

老实说当时真有骑虎难下的感觉。

刚拍完戏的轻松马上被“下个月要考试”的焦虑取代，一个完美主义者是多么容易把自己逼进死角啊。事隔这么多年，我还记得当初那种强烈的纠结：要考吗？考砸了可怎么办？

我甚至萌生了“装病在家躲一个月”的念头。但考虑到老头老娘的英明神武，我还是自觉把这个念头扼杀在摇篮中。

既然无法逃避，那就踏踏实实面对吧。毕竟我还有28天准备，不是吗？

许多年后，一部叫做《失恋33天》的小成本电影在光棍节档期上映，取得了巨大的票房成功。而我当时的状况，完全也可以拍一部电影——《赶考28天》。

我要补习的课程共有11门。音体美思想品德什么的倒还相对好弄，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自然这些名称，想起来就如同一座座黑压压的大山压在心头。

如果我一天学一章，那一周能学……半个月能学……

越分析心里越没底，最后索性把一切抛在脑后，开始看书做题。能看多少是多少吧。反正尽力了就问心无愧。

必须感谢的是我的老师们，不但有问必答，有的还主动帮我补课，真是雪中送炭。我的基础原本不差，部分科目（比如数学）还是我传统强项，拍戏中间也忙里偷闲多少看了看课本，紧赶慢赶，最后走进考场的时候，我还挺有信心的。

最终出来的成绩还不错，11门都在85分以上。我虽然身心俱疲却也神清气爽——克服了“别人一个学期学习的内容我一个月怎么能学完”的心理阴影，再一次验证了“再可怕的喷火巨龙也会被玛丽兄弟放倒”这个真理。

说得高一点儿，叫做“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说得自恋点儿，就是：很多事情，如果不逼自己一下，你永远也不知道自己有多能干。

小学写作文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两句话，一句是“艳阳高照，碧空万里”，一句是“时光如水，岁月如梭”。这两句话频频出现在《小学生作文选刊》上，我每次写作文都至少要用一句，非常百搭，还显得很有文化。

有道是时光如水，岁月如梭。转眼间，我已经告别了小学校园。在那个艳阳高照、碧空万里的秋日，我来到了我的新学校——北京五中，从此成为一名中学生。

这所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的老校曾有个名字叫做“北平市立第五中学”。50年代，五中开设过“金日成班”（稍后朝鲜也于东平壤第一中学开设“毛泽东班”），仅凭这两点，你大概就能猜出五中在东城区，乃至北京市的中学里处于一个什么地位了。它的师资和硬件等各方面指标都可以跻身第一阵营，但它的整体基调是轻松的，不像别的重点中学那么严肃刻板。

五中和我的性格很投合，它的优秀中透着点儿欢乐的无厘头精神。这所中学带给我的欢乐和惊诧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无法用一个简单的词来形容它对我的影响。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不过是：我爱五中。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我的心是个集体宿舍，里面住着宅女、妖精，泼妇、大妈、萝莉、熟女，以及天使和恶魔，她们轮流当宿舍管理员。”

“或许我们每个人在十几岁时都应该收到霍格沃兹(1)的入学通知，可送信的猫头鹰却永远没有到达。”

史航老师的这句话，我是在CCTV（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第十放映室》看到的。

主持人念这句话的语气平静，但它的内容却像惊雷一般击中我。当时一下子就想起我的母校：北京五中。霍格沃兹之于哈利·波特，正如北京五中之于我，幸运的是，我的猫头鹰没有迷路，我顺利地走进了这所学校，在我的生命中，它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说起来，我从五中毕业也有十多年了。

可是在梦境中，我偶尔会变回那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坐在课堂上，看着被风吹得鼓鼓的窗帘发呆，粉笔灰一点点儿从黑板上飘下，老师的声音越飘越远，同学们在窃窃私语。2012遥远得不可想象，一切都是未知数，时间如此仓促地从我们身边溜过，就像窗外叽叽喳喳的麻雀一样，转眼就不见踪影。

梦里不知身是客。再回头已百年身。

每次醒来都感慨万千。

我一直记得坐在花房旁边的教室里，一个人看新发下来的语文课本的感觉。初中语文课本里，有朱自清的《背影》，老师说这篇课文其实不适合给初中生学，因为你们都还小，没有离开家独自远游的经历，对文章中那种离别的情绪体会不到。但我对这篇文章印象很深，每忆起都会想到月台上那个穿着青衫的肥胖的父亲，抱着橘子踽踽独行的背影。也许是从小离家拍戏的缘故吧，我对那种落寞中夹杂着依恋的感觉很熟悉。当我在异国他乡忙碌的时候，家乡的亲人也许也在寂寞地思念着我。我很喜欢这篇课文，每次翻到这一页都要再读一遍。

说起来，咱们国家的中学课本编得也挺有意思，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什么内容都有。

我能记住的另一篇课文是《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再要十斤寸金软骨，也要细细地切做臊子”，“洒家特地要消遣你”，寻衅滋事的理由都这么与众不同。我猜想自己能记住这篇的原因除了施耐庵“油酱铺”、“彩帛铺”的比喻太过形象，多半还因为我心里住了个爷们。

我忘了是小麻还是小硕引用过一句网络金句：“我的心是个集体宿舍，里面住着宅女、妖精、泼妇、大妈、萝莉、熟女，以及天使和恶魔，她们轮流当宿舍管理员。”

这话说得真生动，我在五中认识仙仙、绿豆、小硕、立平、小麻、大旺以及其他一干狐朋狗友的时候，正是宅女和萝莉轮流当班的时候。

这话让仙仙他们看见，一定会说我扭曲事实，然后大言不惭地往自己身上贴什么“良师益友”、“德艺双馨”之类的标签。whatever（管他呢），反正是好朋友就对了。

最初认识他们是在刚入学的时候，当时我刚从剧组回北京，剧组里的台湾朋友送我好多台北带来的小文具，里面有十几张可以自行拆卸、组装的塑胶课程表和各种多色圆珠笔，我用不了那么多，就送了很多给坐在前后左右的同学。

这时我参演的多部电视剧已经在大陆播过一轮了，大家对我都比较有印象，有时候走到街上，会有人认出来，大声喊我名字。围的人多了，还得靠绿豆他们把我从人群里捞出来。

我们班是个极为团结的班集体，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时时刻刻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当老师检查作业的时候，大家经常异口同声地抵赖：“老师，你不说下周才交吗？”

或者睁大眼睛撒谎：“老师，您没留这个作业。”

实在不行就栽赃给课代表：“那谁谁谁没告诉我们呀。”

众口一词到这种地步，实属罕见，老师也经常被我们气笑了。

我们班同学大体上分为左右两派，划分依据是出了校门后回家的方向——出了校门往左走的是一拨儿，往右走的又是一拨儿。类似几米老师的漫画名《向左走，向右走》。左右两拨儿彼此也很熟稔，经常互通有无，有个别上了一两年搬家的，就自然地从“左派”转向“右派”或者从“右派”转向“左派”。我一直是“向右走”一党的。那会儿我骑一辆绿色的二四式凤凰公主车，仙仙骑的也是绿色的，她家在交道口，离我们也不远。绿豆骑的好像是黑的吧？我忘了。浩浩荡荡十好几口子形成一支庞大的车队，驶过车棚，穿过校门，那是相当的拉风。

车队出行的第一站是学校右手边的小卖部。

小卖部是我们最常用的据点，大家一起停在路边，一只脚踩马路牙子上，一只手将叠得整整齐齐的纸币“飞”到柜台上：“老板，来瓶可乐！”

必须是可乐，“北冰洋”就土鳖了——此时“北冰洋”汽水儿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原因是“北冰洋”保质期短，放时间长了会变味儿，有时候还长绿毛，而可乐的出现无疑给了垄断市场多年的“北冰洋”以沉重的一击。带点儿中药味的可口可乐曾被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代表，即使那种药味其实是出自中国本地产的肉桂油，我们仍执著地认为，这种和迈克·杰克逊一起进入中国的神秘的西方饮料代表着自由和先进。

最初可乐只有在建国门附近的友谊商店才买得到，等到我们上学后，它才渐渐被普及推广，在年轻人的圈子里成为一种时尚。就跟前门开的那家肯德基似的，当年非得赶上什么事儿实在值得庆祝，大家才舍得去肯德基吃回炸鸡腿什么的。在1992年的中国，最fashion、最in（潮流）的饮料当属玻璃瓶可乐。

必须是可口可乐，“百事”那时候还进不来中国市场呢。

一起喝汽水儿。一人一瓶儿，比谁喝得快，喝得慢要请大家客。

冰凉的可口可乐让我们精神为之一振。

我们已经过了喝“北冰洋”汽水儿都要打嗝的朴实年代，大家边喝边左顾右盼以防老师忽然路过逮着我们，老师不让我们堆在校门口玩儿。

喝完了，把瓶子还回去，才用力踩着自行车脚踏板离开，留给后面的人一个一骑绝尘的背影。还有很多正经事要忙呢——一起骑车回家，一起写作业。

我们对彼此的家都很熟悉，父母们对孩子的朋友们也一点儿不见外，跟自家孩子一样。有时候仙仙去上奥数课，一个星期没上我们家来，我妈就会问：“这孩子最近哪儿去啦？没什么事儿吧？”仙仙想去学街舞，她妈妈还没表态呢，我妈已经旗帜鲜明地反对了：“学这个干吗啊？多不好看！”

我妈觉得只有正经学芭蕾什么的才好看，仙仙光是笑，不说话。她跳街舞非常带劲，后来街舞流行开来，我妈也不得不承认：“嗯，是挺不错的。”

我们当时最常去的是立平家，立平爸妈性格和善，什么时候见我们都笑嘻嘻的。她家也宽敞，大家一字儿排开写作业，赶上作业多的时候，写作业最后经常演变为分工明确的抄作业，你做几题几题，我做几题几题，然后汇总。立平是多面手，也是我们copy（抄）作业的主要源头之一。

我家也是固定据点之一，我家的特色主要在于各种来自台湾的小玩意儿，写完作业大家还能一起拿出录像机放盘录像带看。仙仙头回去我家的时候，震惊于墙上那张两米见方的大幅彩照。那是我的一张单人照，我妈喜欢，就印得大大的挂在堂屋里。当时的摄影技术洗不了那么大的照片，只好分成几张放大，再拼接在一起，比后来的电影海报还长出一截。

我们的最爱当然还是游戏机。

游戏机玩得时间长了伤眼睛，因此很难取得我妈的同意。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家还是照玩不误，直到临近我妈下班的时间，众人才竖着耳朵听院门响。这边我妈刚推着自行车进门，那边大家已经七手八脚将游戏机打包、装箱，在一秒中之内塞进抽屉里。

我妈一次都没逮着过现行，最多进门瞟我们两眼。多年来我一直相信我们没有落网，直到后来我上大学了，我妈问起我一个高中同学：“那个谁谁谁现在在哪儿呢？就那会儿老来咱家玩儿游戏机的那个。”

我漫不经心地回答说对方在新加坡留学，忽然意识到有什么不对，警觉地盯着我妈看。我妈神色如常，继续做饭，见我盯着她才解释道：“哦，每次我回家的时候电视机都是热的。”

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我上中学的时候，电影《北京小妞》正在走红，我记得那个主题曲是孙佳星唱的：“北京小妞儿北京小妞儿嘿！哈！北京小妞儿北京小妞儿嘿！哈！北京小妞儿啊果然风流，路见不平就敢斗……”这歌儿当时红极了，一个人唱“北京小妞儿”，后面一群人帮着“嘿！哈！”

北京女生，跟其他地方的女孩儿是不太一样，有一种介乎“干练”、“直爽”、“大气”、“幽默”和“傲慢”、“我行我素”之间的气质，这种气质把握不好的话，很容易看起来偏“二”；把握好的话，就是女中豪杰那型的。

中学时小男生经常会找点儿借口撩逗一下女同学，小小地欺负一下，算是个娱乐。我那时候个子小，常年坐在第一排。有一次男生起哄，撺掇一个漫画高手给我画了张漫画。我那时很喜欢打网球，那张漫画就是我高举着网球拍子，踮着脚跳还够不着球网的样子。这张漫画一问世就在同学手上广泛传阅，还有不少好事之徒批注观后感什么的。

给我气坏了！

我去抢那张画要撕掉，结果人家把画高高举起：“能够着吗？够着就给你！”

我跳起来也没他胳膊肘高，太欺负人了这也。

画漫画的男生后面坐的女孩儿也姓金，我们都是“向右走”这拨儿的，平时关系非常好，我俩偷偷约好要“报仇”。第二天我早早到校，那个女孩儿假装跟他说话，拖住他，我慢慢儿地把他的书包拖出抽屉，撒腿就跑。把那个书包挂到了女厕所的墙上。

挂完回教室，失主毫无察觉，还跟那儿聊呢，那个姓金的姑娘忍住笑：“哎，你不觉得自己丢了什么东西么？”他这才发现自己的书包不翼而飞了。

在他的哀告之下，我画了张“藏宝图”给他，曲曲弯弯的箭头，东绕一圈儿，西绕一圈儿，终点画了个大大的五角星，上书，“此处有宝”，自己找去吧。他不敢怠慢，顺着箭头拐到了女厕所门外，一脸郁闷：“姐姐们，我错了还不行吗？你们就给我拿出来吧。”

我才不给他取呢。

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要画我的漫画，对方很坦然：“那还不怨你？”

“哎，这里面有我什么事儿呢？”

“我好好儿地跟家看个《忍者神龟》，旁边儿别人家放你的电视剧，我妈我奶我表姐一听见就非要换台看琼瑶电视剧，都让你害的，要不我就舒舒服服看动画片了。”

您看看这人，什么逻辑。

我们从这事儿以后还成了不错的朋友，多年以后开同学会的时候，大家还把这事儿拿出来开玩笑呢。

这是我最轻松，也是最自由的一段时间——大概从初二起，我就基本不在非假期时间里接戏了。对我而言，此时的学校比片场更能带给我快乐。老师和学校领导得知我的决定后也很支持，中学不比小学，很多课程都开始有难度了，剧组不可能总是带着好几个任课老师来给演员补文化课，老师也觉得既然进入了学习状态，就最好不要被外界干扰，一天到晚旷课也不是个事儿。

我每天都和这帮要好的同学待在一起，中午和大家一起在学校吃饭，下午放学和大家一起骑自行车回家，晚上一起写作业，寒暑假我们也总在一起玩儿。赶上有陌生记者来学校采访我，朋友们还会帮我把关，盯着记者问：“你是哪家报社的啊？你叫什么名字啊？”打听清楚确系良民，才会放行。有一次有家报社的记者来找我，他生得人高马大，又留了一脸大胡子，看起来和“良民”这个词的距离非常遥远。这位记者向我的同学打听我在哪个班，引起了我这帮哥们儿的高度警惕，他们一边让人给我送信儿，一边盘查记者的身份、姓名、工作单位……等到我赶到的时候，他们已经把人家的记者证都验完了。记者坐在一群孩子中间哭笑不得：“你们这帮孩子也太谨慎了！”

朋友的保护为我带来了强烈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我小时候总泡在剧组拍戏，和同学们接触不多，真正的好朋友都是中学时候认识的。为了报答大家对我的照顾，我也会尽自己所能去回报他们。仙仙是“国安”队的死忠粉丝，一直想收集一套“国安”球员的签名，那段时间“国安”队员经常参加电视台的晚会，我仗着自己胆子大、脸皮厚，自告奋勇地跟仙仙说：“看我的！一准儿给你要来！”

其实我也不认识“国安”的任何一个队员，就那么大马金刀地跑到人家休息室去敲门了。“国安”的球员拉开门，愣了一秒：“你是金铭？”

叫出名字就好办了，我第一次签名任务圆满完成。等我把写满了签名的笔记本拿回来的时候，仙仙高兴得眼睛都亮了。

周围的朋友羡慕不已，一个个都眼巴巴看着我——他们都把笔记本带来了。

我只得抱着十几个硬皮笔记本重返休息室去找“国安”的球员签名。“国安”的球员真是好脾气，等签完出来，那一堆大厚本子把我的胳膊都压得举不起来了。但即使这样，我也没有偷懒——情与义，值千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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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利·波特》中专门培养巫师的魔法学校。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我对一般女孩子害怕的蟑螂蜘蛛毛毛虫这些小动物完全无感——姐给蛤蟆剪过头，给鲫鱼开过膛，跟八爪鱼打过架，还怕你们这些小杂碎？

五中当时的教学方针是“快乐教学”，每天下午3点50就放学了，愿意留下来自习的学生，可以在自习室待到5点再走。我记得高三那年天天5点下课。即使是高考前最后那个学期，五中学生也只在周六多加半天课。这么宽松的教学氛围，即使是在整个推行素质教育的北京基础教育界都不多见。隔壁一七一中学的同学不要太羡慕我们啊！

授课方式也绝不拘泥于课本，死记硬背不是五中的风格。学生时代，大家最大的噩梦莫过于课文后面的“并背诵全文”5个字了吧？我们从来不怵这个，我记得语文老师对这5个字颇不以为然，也很少强制我们将课文整篇整篇地背下来，只说“想背就背，不想背的话就多看看，体会体会吧，考试的时候别掉链子就行”。

这话说得多么有哲理。事隔多年后想起来，还是那么睿智和宽容。

可能是长期的宽大处理引起了一些质疑，有一阵子学校忽然对我们下了狠心，开始大规模地延长课时，还让我们全年级留校默写要求背诵的课文。我们一筹莫展地坐在那儿，惴惴不安，都以为今天怕是过不了关了。老师语气轻松，宽慰我们：“能写多少写多少吧，不会写就算了呗，有啥好怕的。”

写到一半，老师看了看情况：“实在不会就打开书看看吧。”

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上课就比别的学校轻松，在考查动手能力、实践能力这一方面，五中的教学风格是相当严谨的，绝不像背诵课文那么可有可无。我在中学时期当过一段时间的生物课代表，当时的生物课有大量的实验内容。有一个实验是检测蟾蜍的应激反应，那天生物老师提了一只大塑料桶来到实验室，揭开盖子，里面全是小癞蛤蟆。

当场就有女生尖叫了。

没人愿意上台去领癞蛤蟆，大伙儿都觉得这些家伙长得……也忒恶心了吧？灰不溜秋小半桶，一蹿一蹿的，看了都想吐，更甭提用手拿它了。

但课必须继续下去，我们都知道，无论多反感蟾蜍，也必须把实验做下去，没有实验成绩是不可能考试的。

老师问：“谁先来？”

我看看，没人动。

算了，课代表不就是关键时刻扛雷使的么？我站起来就说：“我来！”

绿豆后来这么形容我当时的样子：“男的都往旁边儿躲，您！金铭同学，一溜儿小跑儿就上去了，哐唧一下就抄起一只蛤蟆来！给人家那小蛤蟆吓得呀！”

我还记得那个手感，软乎乎、黏糊糊的，捏在手里还微微颤抖。它抖我也抖，我们俩抖成一团，它毫不掩饰地抖，我掩饰不住地抖。

有了第一个抓蛤蟆的人，后面的同学才慢慢鼓起勇气把桶里的蛤蟆一只一只抓走了。这个实验蛮血腥的，要将蛤蟆麻醉后剪掉半个头颅，不用说这也是我的营生。

我开始想闭着眼睛剪，老师提醒我：“这要是剪不好，你又得多杀一只蛤蟆。”

我一咬牙，睁开眼，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一剪子下去……好容易把这个实验做完了。

那种感觉永远不会忘记，但也绝对不想提起。

以后被迫杀死实验用小动物的时候，心里都充满歉意，对不起了小蛤蟆，谢谢你为科学献身。

后来我们班出了好几个医生呢。毫无疑问，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也有小蛤蟆的一份功劳。

后来还解剖过活鲫鱼，我作为生物课代表，自然是责无旁贷地冲在前面。

那会儿真的杀了好多实验用小动物，搞得我心理压力很大，对小动物们充满内疚。不过内疚归内疚，操作还是非常熟练的，同学们都说我有成为冷血杀手的潜力。

只有我妈认定我心理素质不行，理由是我对一只八爪鱼心慈手软——我在浙江玩的时候，借住朋友的公寓。朋友从菜市场买来新鲜的八爪鱼准备炒了给我吃，一不小心塑料袋子没扎严，一只八爪鱼顺利“越狱”，等到发现的时候，“越狱者”已经爬到了客厅，我们一群人围住要把它抓回去，谁料根本动不了它。“越狱者”牢牢地用腕足上的吸盘抠住地板，不时还腾出一只脚来跟我们打架。谁也没法把它从地板上抠起来，最后只能用菜刀背把它敲晕了，这事儿才算有了个了结。

它身体挺好的，在塑料袋里晕了没多久又开始折腾，我劝说朋友把它放生了——这也是一个为了生命和自由而争斗的勇士啊。

有了这些心理铺垫，我对一般女孩子害怕的蟑螂蜘蛛毛毛虫这些小动物完全无感——姐给蛤蟆剪过头，给鲫鱼开过膛，跟八爪鱼打过架，还怕你们这些小杂碎？

2009年，我上天津卫视郭德纲老师主持的节目的时候，他和徒弟岳云鹏弄了个密封的木头箱子让我把手伸进去寻找“惊喜”。箱子对着观众的那一面是玻璃的，观众可以看到里面有什么，我从背面看不到。

我把手伸进去摸索片刻，终于在箱角抓到一根冰凉的小尾巴。

我心里有底了：“这是只蜥蜴吧？”

郭老师大吃一惊：“你胆儿够大的啊金铭。”

岳云鹏要把蜥蜴端走，郭老师还躲得远远儿的做惊恐状：“矮油（哎哟，网络用语）……快拿走快拿走。”

嘿嘿，一只蜥蜴算什么，比当年那桶蛤蟆差远了。

五中堪称卧虎藏龙，有不少各方面表现优异的同学，我记得演《好爸爸，坏爸爸》里面的“黄点点”的孙晓璞也在我们这一届，不过后来转学走了。五中老师并不曾因为我们参演过影视剧就对我们网开一面，犯了错误一样受罚，不过重名重姓的人一多，就难免有些乌龙事件。

在五中，上课睡觉，老师不太管，因为睡觉是你自己的选择，不会影响别人。他们最反感的是学生上课说话。北京小孩儿，口才普遍不错，也不吝于表达自己意见，说到激昂处，一个带动俩，俩带动仨，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小型辩论会，得，谁也别听课了。

当时我们班上有个男同学，叫做金名蜚。金名蜚家是社科院哲学所的，属于出了校门往左拐那一拨儿的。这正正上课呢，他和另一个男生老王聊得投机，全然没理会新来的音乐老师。音乐老师放下粉笔，听声辨位，抓住了肇事者之一老王：“你！别说了！就听见你们在下面说话！是谁老跟你上课说话？”

老王招了：“金名蜚要跟我说话。”

老师一摆手：“行，知道了。”继续上课。

等到下课，老师奔着我来了：“金铭！你留下！你为什么上课非要跟人说话！”

我愕然，这里面有我什么事儿么老师？

最后误会得以澄清，年轻的音乐老师有点儿不好意思，我赶紧宽慰她：“快别多想老师，我理解你也是为学生负责。”

说来说去都是玩儿的事儿，似乎我们班尽是不思进取的玩家，其实不是的，我们班在五中历史上是非常辉煌的一个班。

不敢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但单以升学率和知名度而论，在前后几年都没有我们班那么强大到“变态”的——我们班带一点儿实验班的性质，有一小半同学是曾在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摘取奖牌的天才少年，都是小学起就参加北京奥数集训队的尖子生。剩下的学生或者英语好，或者有文采，总之都有一技之长，学校给我们班配备的老师也都是各科目的学科带头人。

精兵强将搭配起来的效果非常惊人，每次考完试出名次榜，年级前50名里面，我们班大概要占二十多个。而我们班级前20名的学生随便抓出一个，放到外班都是数一数二的。其他班老师在排名时恨不得把我们班的人屏蔽掉再排一次，因为我们班实在是让人太生不起竞争的欲望。

差距大到完全构不成竞争，有时候也挺没劲儿的。

一到考试季节，其他班的同学看我们班的眼神都有点“起开，我们不跟你们玩”的意思。

初中升高中的时候，只有5个同学去了外校高中（其中包括2个去四中的），剩下的原班人马都直升高中，大家继续做同学。

学校不知出于什么方面的考虑，把我们班安排在花房旁边的教室里，与其他教室有着一段距离，闹翻天也没人管，越发成全了我们这个“独立王国”。我们继续开开心心一起玩儿，高考的战果依然很辉煌：我们班一共考上14个清华10个北大、2个南开、2个复旦、1个协和医科大学。即使是在五中，这也是一个很惊人的比例了——要知道那会儿还没有扩招这一说呢。

和天才们待在一起，其实也挺锻炼心态的。

爱迪生有句名言，经常被印在爱老的头像下面，挂在学校走廊墙上，供大家随时瞻仰励志：“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

这句话简直就是说给我们这些灵感不足的学生听的。在当时，这句话可以与“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并列倒霉孩子座右铭前三甲，再加上达·芬奇的鸡蛋、爱因斯坦的小板凳什么的，各种励志故事堆砌在一起竭力打造了一种“笨鸟先飞”的价值观。

事实的真相是，这句名言被断章取义了，几乎所有的引用都不约而同地略去了后半部分：“但那1％的灵感是最为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重要。”

用一句时髦的话说，这不坑爹么？

有些事情，怎么羡慕也没有用，有些人就是与生俱来的读书种子。我们班老赵，每天玩儿得不亦乐乎。会考当天，他早上6点半起来没事儿干，摸了个篮球去跟低年级男生斗牛，玩儿了一个多小时，打累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才往考场跑，最后出来结果还是前三。后来老赵去了清华，据说仍然是天天篮球，仍然名列前茅。

还有更夸张的，我们班老徐。

老徐身体不好，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让他每天9点半以前必须睡觉。他就乖乖地上闹钟，9点一到，立刻上床就寝。

可是考完试成绩出来一看，准是年级前三名。

你说他平时偷着学习吗？也没有啊，下课天天跟我们泡一起闲聊，看电视，在练习簿后面画棋盘玩儿五子棋。可人家就是玩儿也能玩儿到年级前三名。

除了无望的艳羡，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老徐的爸爸当时是“博士伦”的副总裁，按照惯例，开家长会时年级前20名学生的家长是要被请到学校介绍经验的。老徐的爸爸在家长会上介绍经验介绍了五六年也介绍烦了，不小心就说了真心话：“其实我特别希望儿子能跌下前三名一回，我希望他不要一直这么顺利，也尝试一下失败的滋味。”

我和绿豆、仙仙、小硕一干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我们这一帮都是乖孩子，从小也都是身经百战过来，考试成绩不说一贯优秀也是中等偏上的。在这里，如今，我们湮没在人群中，见识到了什么叫做天外有天。

同样的内容，人家翻两页书，看懂了，你却要老师一步一步讲解完才懂，你吭哧吭哧做课后习题，人家的练习册却是一片空白——人家做的不是这些题，你不能要求姚明老跟小朋友抢皮球拍。

不过话说回来，有我们这样的普通学生才更显出老师的重要性嘛。我们物理老师说了，“每次课讲完，我先看坐在第一排的金铭，她要是还在那瞪着大眼睛，我就回去再讲一遍”。我们班主任单老师也很关心我，单老师教数学，是五中有名的优秀教师。那些年我没有偏科，数学成绩一直不错，都是单老师的功劳。

虽然十分努力，我的成绩在班里基本上还是居于中游，绿豆、仙仙跟我差不多，立平比较好，跻身第一阵营，后来立平去了清华，毕业后又去了美国。但即使是立平这样的实力型选手，也很难进入班级前三，前三名的人选始终是固定的，偶尔他们三个会交换一下座次，但从来没有其他人能加进这个行列。

印象中我只有一次考进了年级前50名——那年冬天他们奥赛集训队搞集训，在我们班的尖子被抽走了十几个的情况下，我终于考了一回年级第32名。那可真是我辛辛苦苦点灯熬油，一点点儿努力出来的成绩啊！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还没等我美够呢，他们就回来了！

仙仙那回也考得不错，她本来也是奥数班的，只是成绩没有那群顶级大牛好，属于边缘人，集训队可去可不去的那种。老师问她要去吗？仙仙说，算了吧，我就在学校好好学吧。

我俩也算难姐难妹。

尽管成绩有高有低，我们班却是一个异常团结的班集体，学习好的同学没人恃才傲物，不拿架子，不假装高深莫测；学习一般的，比如我，也十分想得开加厚脸皮，我妈有时候说一些“见贤思齐”什么的话，我就告诉她，没法儿思齐，齐不了，人家那脑袋瓜子跟电脑似的。

差距大点儿也没啥不好的，完全没有羡慕忌妒恨的可能，我们只当他们是潜伏在教室里的火星人，在他们面前，我的态度基本是：欢迎来地球，兄弟。

我还带着几位“电脑”来我们家玩，大家在一起又吃又玩，相当和谐。遗憾的是，“电脑”们的作业虽然可以保持100％的正确率，却不能供我们学习借鉴——因为他们的思维太快，一道题几步就跳到结尾，我们基本看不懂，抄也白抄，老师早就清楚谁是“电脑”谁是人脑。

听着跟《生活大爆炸》里面的谢尔顿似的，是吧？可是人家体育还好呢。我们班在篮球联赛足球联赛中也表现很好，是一支传统强队。后来我们走上社会，同学们也个个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闯出了一片天地，个个都是独领风骚的人物。

那件疯狂的小事儿叫爱情

回想少女时代挤满“工作”、“学习”、“给别人当知心大姐”这种破事儿，连一段恋情都塞不进，我的青春……太不完整了！

我们“出校门往右拐”这一个群体，少年因缘聚会，气味相投，遂结成死党。之后我们渐渐长大，开始慢慢地离散，有的出国了，有的去外地工作了，有的埋头于婚姻生活中无暇他顾，有的专心创业忙得昏天黑地。曾经二十几个人的队伍，现在只有四五个留在北京常来常往，大家相依为命，彼此毫无保留，也没什么秘密。

绿豆问过我：“贵圈帅哥那么多？您就没有个动心的？”

“我连青春期都是老老实实过来的，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我的青春老不完整了，连封情书都没收着过。有一次不知道是谁在我们班墙上用粉笔写了好多我的名字，笔画银钩，颇为苍劲，我正怀疑是不是有谁暗恋我呢，绿豆和仙仙在旁边问我：“你欠了人家多少钱啊？”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些名字是谁写的，他的动机到底是喜欢我呢，还是闲了无聊练字。

唯一能和浪漫搭上边的，是初二那年有个外班的男生经常借故在我们班门口驻足。我对此事毫无知觉，还是我们班女生告诉我的：“你看那男的老看你。”

看就看吧，我是演员，早被看习惯了，又是来瞧新鲜的吧。

那个男孩子很准时，每天课间操过后，都会看见他，就这样出现了一个多月。

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他是来找我的，我也觉得再这么下去有点儿怪怪的，就把这事儿跟我妈说了，我妈听完了说：“甭给人家告老师，甭伤着人家。”

我当然不会这么做了：“瞧您说的，我告老师干吗啊？”

第二天他再来的时候，我就走出教室跟他说话：“你找我吗？”

他被我吓了一跳：“嗯。”

我跟他聊了会儿，谈了会儿人生又说了说理想，最后送了他一张《婉君》的签名剧照，告诉他以后不要来了，祝他学业顺利——是啊，我们80年代的少年就是这样质朴。

这事儿被绿豆知道了，大大地笑话了我一通。

我觉得自己是比较“一根筋”的人，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只能处理好一件事情。拍戏的时候，就只管拍戏，念书的时候，就只会念书，别的窍都不开。在感情方面，我非常恪守传统，不敢轻易尝试为爱痴狂的感觉——须知“早恋影响学习”这种说法根深蒂固地影响了我们那一代青少年，大多数人面对早恋，都有一种又怕又爱的感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若干年后，六世喇嘛仓央嘉措的那句著名的情诗会一下子击中了很多人的心坎：“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这种御弟哥哥面对女儿国国王的纠结情怀，曾经伴随了我们大多数人青春期的成长。

但也不是全部哦……

有一段时间绿豆忽然忙碌起来，问他放学干什么，他就告诉我们：“打球！”可是没几个月，绿豆就打电话给我们一干死党。他心情沉痛地说：我失恋了。

我和仙仙立刻先后赶到他家，绿豆脸色憔悴、形容枯槁、一身烟味，离往日那个性格随和、能言善辩、擅长以花言巧语骗得姑娘芳心的他相去甚远，我和仙仙都吓坏了，想方设法开导他，唯恐他一个想不开酿成苦果。

绿豆也是初恋，不敢跟爸妈说，只能跟闺蜜们倾诉心中苦痛，说到伤心处，眼角泪光闪闪，想哭又不好意思，拼命忍着。

越发看得我和仙仙鼻尖儿酸。

失恋的人话多。绿豆在绝望的深渊里捞到我们两根救命稻草，伤心得连饭都忘了管我们，拼命逼着我们剖析他的精神世界。我和仙仙饿得前心贴后背的，也就没客气，一边敷衍着宽慰他一边摸进他家厨房开冰箱。

我的手刚搭上冰箱门，“咔嗒”一声，冰箱灯灭了，整个房间也随之陷入黑暗，停电了。

仙仙也愣了：“怎么部队大院还停电啊？”

绿豆根本不在乎停电，看样子就是世界末日他也不在乎了。

好在他家冰箱里还有哈密瓜和提子，我们边吃边激励绿豆，“大丈夫何患无妻”“天下谁人不识君”云云。

这样的事情多了，我渐渐成了小团队里的“救护车”，不管是谁表白被拒或遭遇劈腿都会第一时间想起我。

我们这一茬儿人赶上了好时候，发达的媒体和无孔不入的互联网帮助我们独立思考，对待爱情亦是如此。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来自海峡对岸的琼瑶剧凭借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和俊美飘逸的演员阵容迅速地打入了大陆市场，虏获了万千少男少女的心。闭塞的观念中浸淫已久的大陆人民都用一种“哇，原来生活可以更美”的心态看待琼瑶剧，这股清新浪漫的风潮唤醒了许多人的爱的意识，说它们引领了一代人的价值观和爱情观，一点儿也不为过。

爱情是琼瑶剧中女性的生存态度，也是她们生存的全部意义。它传达的价值观与明朝汤显祖在《牡丹亭》里表达的主旨有几分类似：“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痴男怨女们都竞相投入到爱情生活中去，纷纷以一种“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的姿态比着看谁会为爱情付出更多。失恋后你要不寻死觅活一番，你都不好意思出门去见朋友。情之一字，真真误尽苍生。人人都找我谈心，弄得我有些应接不暇。为了不辜负大家的信任，我弄了个小本儿，像《编辑部的故事》里面的李东宝一样，专门誊抄各种治愈失恋的金句，攒起来给情种们预备着。

比如：“所谓爱情，便是过分夸大两个女人之间的差别。”

再比如：“你若将过去抱得太紧，又怎么能腾出手来拥抱现在？”

再比如：“墙角的花啊！当你孤芳自赏的时候，天地便小了！”

念金句的时候，语气要严肃，语调要坚定，以达到“将对方忽悠晕，一听就肃然起敬，放弃各种无谓挣扎乖乖听话”的目的。

天长日久，我的心理咨询服务在朋友中得到广泛好评，大家奔走相告：被分手，找金铭。

痴男怨女可真多啊。我的治愈业务展开得如火如荼。

我也从中受益良多——虽然当时我没有恋爱，却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见识了很多令当事人肝肠寸断的爱情故事，如果都记录下来，简直可以拿去拍一部《乡村爱情》了。年轻人在初恋时往往态度真挚、姿态笨拙，因此常常失态，以为放下身段苦苦相求，就可换得对方驻足，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不但失去情人，连自尊也被踩得粉碎——爱情这回事，根本就是顺我者“娼”，逆我者“王”。越是得不到，就越显得好。越是求着对方回头，人家跑得越快。与其苦苦求对方回头，还不如坦荡放下，或许还能赢个态度分，换个“再见仍是朋友”的洒脱。

我把这个心得告诉绿豆，绿豆此时早非吴下阿蒙，对感情一事想得开，放得下，说起往事一派云淡风轻雁渡寒潭的派头，再没有第一次的紧张和狼狈。再问起当下的情感状态，绿豆老师笑而不语，显得高深莫测。被逼问得急了，绿豆老师一撸袖子，说：“我对感情的态度非常坦白：人与人的品性差异有如天地，谁也不知道到底谁才是自己的Mr．Right/Miss Right（白马王子／梦中情人）。所以只要在一段感情中以诚待人，没有欺骗和强迫，那就是有收获的感情，也不必去计较是不是一定要开花结果了。如果发现无法相处，双方心平气和，好合好散，买卖不成仁义在，也是一种选择。”

听得我五体投地。

绿豆老师又说：“开启民智，功德无量。群众的信任也是督促你前进的力量，为群众排忧解难的精神也算难能可贵，金老师你要继续发扬。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儿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不禁对绿豆老师更多了三分敬仰。不愧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呀，连理论体系都搭建起来了。

本来绿豆老师还要继续发表高论，但被手机短信打断，绿豆老师甜蜜地发着短信，小脸儿上泛起幸福的红晕。

我忽然对自己过往的青春产生了一点点儿遗憾，这种感觉在看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时格外浓烈。当时前排坐了一对清秀可人的小情侣，电影结束后，小男孩面对银幕迟迟不走，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惹得身边小苹果一样红润甜美的小女生娇嗔：“干什么呢还不走？还在想你的沈佳宜啊？”

小男孩怅然若失：“哎，你别说，陈妍希还真挺像我们初中时候女班长的。”

苹果脸妹妹立刻捏起一双粉拳闹着不依：“哟，你初中时候私生活够丰富多彩的呀！我怎么不知道？”

那么多朋友都被这部片子触动，多半是因为在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里，每个人都有过自己的沈佳宜或柯景腾吧。

我落寞地想，我也当过那么多年女班长呀。

回想少女时代挤满“工作”、“学习”、“给别人当知心大姐”这种破事儿，连一段恋情都塞不进，我的青春……太不完整了！

暗暗下了个决心，将来要是科技发达了，能穿越回中学时代去，无论如何也得谈个恋爱，不然真的亏大了，人不轻狂枉少年啊。就像我跟小说里看到的：“我们要听风吹过峡谷，才知道那就是风；我们要看到白云浮过山脉，才知道那就是云；我们要爱了，才会知道这就是爱；我们也要恨了，才会知道，恨也是因为爱。”(1)

当时我们以为自己很明智很理性，殊不知很多很多年后才发觉，原来自己失去的东西很多。

那些不怕初恋影响学习的人后来变成什么样了呢？有个记者朋友给我讲他采访惠英红的时候听到的故事。惠英红很会聊天，她谈小时候家里穷，怎么小小年纪出来谋生活，去码头卖口香糖给路过的水手，还说起初恋，语气很甜蜜：“还是小时候好，一杯汽水儿、一包薯条就满足了。那时有个水手，黑白混血的，好帅气，才十八九岁，天天买我的香口胶。临去越南前一晚，他问我‘I love you’中文怎么讲，我教他，他就对我说：‘我——爱——你。’如果有天他回来，一定要他再讲一次。”

真是惊心动魄的美好。

而且谈恋爱也没有耽误人家变成大明星嘛，你们这群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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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自郭敬明《夏至末至》。

冲刺北大

我并不是一个喜欢较劲、喜欢和命运唱反调的人，但随遇而安，走到哪儿算哪儿，面对梦想徘徊不前，也不是我选择的路。我喜欢掌握自己的人生——须知生活在当下，你能作选择的机会并不多，在你能够选择的时候，为什么要那么在意别人怎么想，而忽视了自己心底的呼声呢？为什么不趁着年少给自己多一些选择呢？

美好的时光总是流逝得特别快，冬去春来又一年，转眼间我们已经高三了。

高考，是每个高中生的“末日审判”，对我来说也不例外。但我比别的同学幸运一点儿的是，几所知名艺术院校都向我伸出了橄榄枝，表示愿意接收我入学。只要同意保送，就可以免除高考的煎熬，直接进入大学深造，还能自由选择专业。

招生老师态度非常真诚，在“黑色七月”的笼罩下，这确实是很大的诱惑，我也不禁怦然心动。

如果我进入艺术院校，那我大学四年应该会延续以前的老路，继续钻研舞台技法或者银幕艺术。对于从未有过“触电”经历的人，这些课程非常有趣，非常新鲜，但我从小就演戏，舞台上下的秘密，我已然熟知。

老实说，我希望能有“另一种选择”。

当时的我，渴望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风景。

艺术来源于生活，如果脱离了生活，再完备的理论也不能造就优秀的演员。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系统的训练确实是启蒙教育的最佳选择，但若想在演艺道路上走得高走得远，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精神上的积累，有内涵、有底蕴、懂生活、接地气的演员，才能长盛不衰，博得观众的喜爱。如果还没有积累足够的生活经验，就完全投身于理论和专业的学习，忽视了作为演员的精神修养，则很可能造成“飞向了天空，离开了大地”的后果。

许多优秀的演员，都不是科班出身的。汤米·李·琼斯(1)在哈佛大学主修英国文学，与美国前副总统科尔是室友；朱迪·福斯特(2)被誉为“好莱坞才女”，是耶鲁大学比较艺术学博士；爱德华·诺顿(3)毕业于耶鲁大学历史系；艾玛·沃特森(4)读了布朗大学；休·格兰特(5)学生时期在牛津大学度过；瑞茜·威瑟斯彭(6)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文学专业；艾玛·汤普森(7)是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的高材生。

无根之草，怎能繁茂呢？我自幼跟随剧组学习表演，启蒙这个阶段，可以说已经过了。继续常年在剧组生活，对于我自己的人生积累，并不会很有益。

此外，还有另一个情结，让我对保送名额有些“鸡肋”之感。那就是我对北京大学的向往。

北大，中国最精英最优秀的学府之一。在许多学子心中，它都是一个模糊而又崇高的理想。某种程度上，它代表了一种隐晦的信仰，一种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一种对智慧的尊敬。

我并不奢望成为一名渊博的学者，但我希望自己在大学四年里，能够有一些与以往生活完全不同的全新体验。

但北大并没有因为我是演员，就同意免试录取我。我要上北大，就必须打一场硬仗，真刀真枪靠自己的实力来赢取一张录取通知书。

保送和北大，放在我人生的天平两端，难分高下。不但我一时难以抉择，我的家人也忧心忡忡，唯恐耽误了我的前程。就在这时，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和妈妈遇到了陈道明老师。陈老师和我家人一向很熟，也知道我快要高考了，就向我妈问起我的学习情况。我妈把现在面临的选择一五一十告诉了陈道明老师，问他这个志愿该怎么填。

陈道明老师寻思片刻，跟我妈说：“大姐啊，表演这个东西，它不是上几年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就能学出来的。”他建议我考一所综合类大学，学一门自己喜欢的学科。

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回到家后，我告诉老师，我决定了，一门心思准备高考。

老师也很支持我的选择，还鼓励了我几句，让我专心复习，轻装上阵，不要有包袱。

4月份是递交艺术类院校保送申请的最后期限，几家院校的招生老师打来电话，最后一次确认我是否准备放弃保送，我妈问了我一句：“你想好了？”

我说：“想好了。”我妈再没多话。

我就此专心投入复习，踏上了冲刺北大之路。

在之后的几年内，很多人在听到我考北大的时候，第一反应都是“我以为你肯定走艺术类院校呢”，或者“你不是应该去学表演吗”，对于这样的意见，我始终觉得有点儿别扭。越是所有人都告诉你“你应该怎样怎样”，我就越觉得自己有必要走出一条新路来。为什么我身上非得有那么多的“应该怎样怎样”呢？

我并不是一个喜欢较劲儿、喜欢和命运唱反调的人，但随遇而安，走到哪儿算哪儿，面对梦想徘徊不前，也不是我选择的路。我喜欢掌握自己的人生——须知生活在当下，你能作选择的机会并不多，在你能够选择的时候，为什么要那么在意别人怎么想，而忽视了自己心底的呼声呢？为什么不趁着年少给自己多一些选择呢？

陈道明老师的话，拨云见日，让我更确定了自己想要什么。

复习自然很苦，也很累。但每当想起那段日子，都有种特殊的充实感。

我知道自己不是拥有照相机记忆的天才学生，想要升入北大，必须加倍用功，以勤补拙。那段时间我早睡早起，不熬夜，不赖床。起来就骑车去学校自习，放了学就回家看书。为了不影响我复习，爸妈在家说话声音都轻了。每天晚上一吃完饭，我妈把碗一洗，就拉着我爸上街遛弯儿去，我知道他们是怕在家看电视说话吵着我复习。

我告诉他们其实不需要这样，但我妈还是风雨无阻地一到晚上就给我倒杯牛奶，出门遛弯儿。

父母年纪大了，无法再为儿女遮风避雨，他们选择用这样一种方式付出，似乎会好受些，有点同甘共苦的感觉在里面。

我在感动的同时更添破釜沉舟的决心，一种不成功则成仁的悲壮感油然而生，心中会发一些比较狗血的毒誓，“不考上北大誓不为人”这一类的。

事实证明，适当的煽情有助于发奋。有时候我学得实在疲惫，想想要不放弃算了，现成的保送名额那么多，干吗非要这么为难自己？每当这时，我爸妈晚饭后悄悄出门的背影都会浮现在我脑中，我立刻觉得自己对不起家人的殷殷期盼，十足忤逆不孝，恨不得马上抽自己一个大耳光，然后改过自新坐回书桌边上重新演算三角函数。

这样周而复始，终于熬到了7月。

考前那个周末我们没有补课。老师目光温柔，一边监督我们把课桌搬空一边嘱咐我们：“最后两天不要太拼了，注意休息。”

我们“向右走”大队浩浩荡荡地开出校园，大家都没怎么说话，有人提议再去右手边的小卖部喝一次冰可乐，大家谁也没言语，默默地骑过去，放钱，开瓶，喝。

那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让我至今难忘。

那次我没带零钱，仙仙替我付的。

高考的日子终于到了。

真正关于高考的记忆反而异常模糊，我只记得那年北京的夏天特别闷热，我坐在教室里做题，交卷时衬衣都被汗粘在背上。我的考点在二十二中学，离我家远而离我姨家比较近，我考完一门就去我姨家吃午饭，下午接着考。

仙仙、绿豆他们有的在四中考有的在一七一中考，我一个熟人也没见到，心里有点儿空荡荡的。

考完试回家，我爸妈什么都没问，只管闷头做各种我爱吃的菜。我妈故作轻松地说：“赶明儿咱们逛公园儿去。”

他们不再晚上出去遛弯儿了，在大街上走几个小时也挺累的，终于可以休息了。

考完没几天，就到了填报志愿的日子。

我们那年考试，志愿填报顺序与现在有点儿不同，是先考试，后估分填志愿，最后分数揭晓，几家欢乐几家愁。

我妈不放心，非要跟我一起去，去就去吧，我早就想好了。第一志愿，也是唯一的志愿——北京大学。专业我打算报这三个：国际关系、英文、考古。

第一专业多少有点受秀兰·邓波儿的影响，我当时对她的传记很着迷。这个全世界最受宠的金发宝贝长大后成了美国驻加纳大使，叱咤风云的感觉一定不错，我猜。

第二专业是基于自己的现状考虑的，我挺喜欢英语课，总觉得当个翻译也不错。当然这个专业也有涉外的可能，是一条“曲线外交官”之路。

第三专业完全是出于对考古的好奇了，我特别喜欢看考古类节目，就喜欢听人讲考古的故事，喜欢接触那些有历史感的古老物品。当时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李伯谦教授和我很熟，也非常欢迎我报考这个专业。

李老师一派学人本色，虽然已经是驰名海外的大学者，却一心扑在专业上，对考古之外的东西，他从不计较。有一回我在路上碰巧遇到他，他骑着一辆除了铃儿不响剩下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专注地盯着路面，我远远儿地喊：“李老师！”他不知道在想什么，跟没听见似的。等我追上来大喊一声：“李老师！”他才恍然大悟：“啊！啊！金铭！你好！我就说刚才好像有谁叫我呢。”

三个志愿选定，我拎着表格出来了。其他人还在低着头写第二志愿第三志愿呢，我第一个填完出来了。

我妈满脸狐疑：“这么快？你都填了什么？”

我说：“北京大学。”

“别的呢？”

“别的没填。”

后来我妈说，当时她觉得脑袋“哐”一声就大了，心里翻来覆去地念叨：这要是考不上就完了，连一条退路也没有了。人家保送你你不去，按阶梯报名你又非拴一棵树上，万一没上北大分数线，万一落了榜，那可真的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那时候你可怎么办呢？

我没想那么多，过去拉起她：“走吧，回家去。”

我妈的手冰凉，路上不停地问我：“就只填一所学校，你心里有数吗？”

其实没什么数，我唯一的信心，就是考试过后，拿着老师发的标准答案对了对，觉得考得还不错。这里面有多少风险，我完全没去想。

想到的是我爸妈。那段时间我妈的血压居高不下，高压长期徘徊在190左右。我们家也没人敢多提高考这件事儿。我妈和我爸还偷偷商量过，要是没考上北大，就送我出国留学去。每天他俩都背着我小声说话，给自己打气也给我寻找后路，不敢让我听见，怕给我太多压力。

许多年后我回想起这段经历，都会由衷感谢父母对我的选择的尊重。我从小就自己给自己拿主意，但在这么大的事儿上给自己拿主意，还是头一回。不要以为每对父母都这么开明，我见过很多从小被父母过度剥夺了自主权的孩子，父母打着“我是为你好”的旗帜，将孩子的生活全面包办，时间长了，孩子丧失了自主选择的能力和愿望，索性听天由命得过且过，当一个任由他人摆布的傀儡。由于缺少“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一学习过程，长大后他们很容易将自己的不顺归结为社会、家庭，怨气比较重，老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他们。

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成为那样的人。

我妈和我爸背着我瞎商量的日子持续了一周多，直到最后老师打电话，告诉我：“金铭！你被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录取啦！”我妈一颗心这才放下来。

她抚摸着自己的胸口说：“你可吓死我了。”

我当年高考成绩不错，英语尤其顺利，考了110多分。

当时每年高考结束后，《北京晚报》都会登载录取的考生名单，我去学校取通知书的前一天晚上，晚报就登出我的名字了。我妈拿着晚报看了好几遍，喜笑颜开，抱着电话给姥爷姥姥舅舅阿姨们挨个报喜，街坊四邻也来恭喜我家人，大家心中的石头都落了地。这事儿基本就算告一段落了，我也没当回事，把晚报放在枕头边儿就睡了。

第二天，我上五中的传达室取录取通知书，传达室大爷戴上老花镜在堆积如山的信封里翻了好半天，说：“没你的啊，要有你的我肯定记得，没见你的通知书啊金铭。”

我的腿一下儿就软了，心提到嗓子眼儿上，坏了！难道又出什么岔子了？不能啊，报纸都登了……难道报纸印错了？明明是上了分数线的啊……

浑身的力气都没了，心虚得说不出话。

大爷淘气地哈哈一笑：“没事儿！逗你哪！拿去！这不是？”

我一头冷汗地接过那只印着我名字和“北京大学”的厚厚的信封。大爷哎，您可玩儿得太大了。

前面提过，我们班成绩骄人，老师同学们都很开心，“向右走”团体基本上都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立平考上了清华，小硕去了师大，仙仙上首医，绿豆考了理工……大家都有了光明的前途。高考这一章，总算是完美地翻了篇儿。高考后我还要去山西参加演出，演出完打道石家庄做活动，在外面要待一个来月。我把录取通知书搁家里就走了。没想到我爸特有意思，他总担心北大录取通知书放家里会丢，干脆去买了一个绿色的小保险箱，把录取通知书锁到里头。

我回来就乐了：“有您这么使保险箱的吗？”

我爸拍拍绿色铁皮箱：“怎么没有啊？这现在可是咱家最宝贵的东西。”

后来我念大学写的论文、做的试卷，还有一些参考书什么的，我爸都特别珍惜地收在保险箱里面。可能保险箱的生产厂家都想不到会有人拿他们的产品放这个吧，我妈一看见这个保险箱就笑：“别人家的保险箱放的都是家里的财富，咱家的放的全是你的东西。”

唉，妈，瞧您说的，这不说明咱家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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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汤米·李·琼斯，1993年以《亡命天涯》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

(2) 朱迪·福斯特，1998年以《被告人》获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1991年以《沉默的羔羊》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3) 爱德华·诺顿，1996年凭其第一部电影《一级恐惧》荣获金球奖最佳电影男配角，1998年以《美国X档案》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

(4) 艾玛·沃特森，《哈利·波特》中赫敏·格兰杰的饰演者。

(5) 休·格兰特，凭《四个婚礼一个葬礼》一夜之间红透好莱坞，五年后凭借《诺丁山》东山再起。

(6) 瑞茜·威瑟斯彭，出演《律政俏佳人》成为好莱坞一线女星。

(7) 艾玛·汤普森，主要作品有《此情可问天》、《理智与情感》、《真爱至上》等。

第4章　象牙塔里，象牙塔外

北大的气质

妈妈来看我的时候说，你们这里的小孩怎么都挺好看的？她说的好看，肯定不是说相貌俊美。演戏的时候我们整天待在剧组里，俊男美女早就看到麻木了。北大的孩子们好看在气质，好看在明净光洁的额头、自信清朗的眼神、温文有礼的举止。

进入大学后，有不少片约找上门来，我对他们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我只能给出寒暑假的档期。

明星读大学，很多都是走个过场，大家各取所需。但我希望自己在大学里能够真的接触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学到一些真本领。如果只是走马观花，就太对不起自己之前的艰辛了。

大学四年，我一直老老实实待在自己的校园里。第一年在昌平，后三年在海淀，寒暑假东奔西走到处打工，过年也不一定能跟家待着。

有人说女演员都是花瓶，抬举我了，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时刻靠双手养活自己的劳动妇女。不光养活我自己，还有我的兔子、我的狗、我的鸽子以及各路宠物祖宗们，它们都比我活得舒服。

相比之下，在大学学习看似辛苦，其实是我最舒服、最享受人生的时候。“我现在是学生，除了学习什么都不用干。”这种幸福感，等到同学们走上工作岗位就能彻底体会到了。

我喜欢北大的校园。

“一塔湖图”就不用说了。博雅塔雄浑挺拔，未名湖烟波浩渺，湖光塔影，加上浓浓绿荫点缀其间，风致楚楚，异常动人。名字也都那么舒展明媚：燕园、朗润园、承泽园、畅春园……确有皇家园林风采。

比北大的湖塔更好看的，是穿行于湖光山色间的少年男女们。妈妈来看我的时候说，你们这里的小孩怎么都挺好看的？她说的好看，肯定不是说相貌俊美。演戏的时候我们整天待在剧组里，俊男美女早就看到麻木了。北大的孩子们好看在气质，好看在明净光洁的额头、自信清朗的眼神、温文有礼的举止。我工作后有一次回母校听讲座，那天下了很大的雪，我看到一位老妇人抱着书慢慢地踏上布满雪的台阶，后面的男孩子要搀扶她，被她拒绝了。一个已经上了台阶走到门口的小女生撩起门帘，一直等到老人走进门才放开手，向另一个方向去了。我真心觉得这几个学生都特别好看，眉目中都透出书卷气，温润如玉。我忘了是看《生活大爆炸》还是什么美剧，里面有台词说“内在美比外在美重要”，马上有人反驳说：这一定是长得丑的人说的。我觉得这话不对，心性善良宽厚、有智慧的人，相处日久，即使面貌不美，也让人觉得温柔可亲；反之，心术不正又愚钝的俊男美人，他们的魅力会随着你对他们的了解日渐降低。内在是会影响外在的。

老师们也是一样，书读得多了，难免有点儿头巾气，但学者的“迂”又有另外一种可爱，远比名利场上不加掩饰的势利面孔好看。我认识一位老教授，七十多岁了，还在写书、翻译书，这些书不一定能出版，但是他很认真、很执著地翻译下去。“哎呀，我就想趁身体没垮的时候，留下一点儿东西。”他说到这里就呵呵地笑起来，很认真地相信自己会把这点儿“东西”留在世上。这位教授年轻时的照片我见过，五官周正，目光坚定，晚年的他变成了一位温文尔雅、从容不迫的老人，别有一种风度。崔永元说知识分子可分为三类：拍案而起的、洁身自好的、随波逐流的。我不了解如今的北大，但我在那里读书的时候，见到的老师还是以前两者为多。

一个人气质如何，其实与物质财富有一定关系，但不是关键。我在北大国关学院读书时，经常去学五食堂吃饭，有一阵子发胖了，什么都不敢吃。“学五”的熬白菜很有名，因为好吃又便宜，我就经常去吃熬白菜。熬白菜8毛钱就能买很大一份，够我吃两顿的，我每次去窗口都请求：“能不能给我打半份？”大师傅就只收我4毛钱，给我打半份。

我们食堂的大师傅对学生很好，看到经济拮据的学生来打菜，他给的饭菜分量都会比较足。我在他那儿吃了有一个月的熬白菜，师傅可能以为我经济上比较困窘，还专门提醒我食堂有免费汤可以喝。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找去，真看到一口钢制的大锅，里面盛着大半锅蛋花汤，还有些稀稀的菠菜虾皮之类。我注意到经常来打熬白菜的学生都是固定的，有时候来晚了，连熬白菜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就在角落里默默地吃白饭，喝汤。这个汤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觉得学校这样做非常有人性，让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孩子们也能补充点营养。当然，如果汤里的蛋花和蔬菜能再稠一点儿就更好了。

我认识的同学里，也有不少省吃俭用、把钱省下来买书的。有些同学为了交学费，自己去外面做家教，或是在杂志社、咖啡馆里兼职，还有尝试做安利、雅芳直销的。这些同学现在的生活状态都很不错，基本上都在自己的领域生根发芽，开辟出一方天地。即使是当年他们衣着朴素、坐在角落里吃白饭的时候，也还是端庄大方的——一个人的气质主要取决于他的精神状态，而不是外在的容貌或衣着。孔子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我也有类似的感觉。一碗白饭，一碗清汤，住在简陋的小屋里，别人都忍受不了这种穷困清苦，却没有改变好学的品性。这的确是一种高洁的品性。

讲到这里，不能不提到我们的食堂大师傅，他不但富于同情心，还很有正义感。有一天我妈妈去学校找我，我就带她到食堂吃饭。卖熬白菜的师傅跟窗口就看见我妈了，他把我妈叫过去，挥着勺子很严肃地说：“你给孩子多拿点儿钱，你孩子老吃熬白菜。”

我妈被大师傅说得愣那儿了好半天没反应过来。

这大概就是当年的北大的气质，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从老师到学生，乃至食堂大师傅，都擅养浩然之气，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有幸与这样一群人共同生活学习了四年，想想也是一件值得快慰的事情。

法医不容易

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而一个案例就是一本活生生的《罪与罚》。我们在看完一个案例后，经常会被人性的复杂和厚重震撼——你想不到这世界上会存在多少罪恶，就像你想不到这世界上会存在多少善良。

大一的时候，我们学院的新生都住在昌平的新校区，大二才搬回海淀本部。当时我所在的99级国际政治班非常有名：女生多，美女多，还有一个演戏的金铭。我们国政一共有91个学生，其中71个是女生。修饰自己是女生的天性，学国政的女生大多很注意仪表，我浸淫演艺圈多年，对各种化妆品和护肤品比较了解，因此成了我们寝室活的“美容百科全书”。女生们皮肤不好或者休息不好长了黑眼圈，都问我怎么处置。我们寝室经常嘻嘻哈哈聊到半夜还不睡，好几次被查宿舍的老师敲门批评：“308！又是你们！还不睡！不许再聊了！”

大家立刻屏住呼吸装乖，寝室里鸦雀无声。

老师走了，大家一起嘿嘿偷笑。

有时候老师还没走，我就睡着了。

那时年轻精力好，熬夜也不怕，困的时候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第二天照样躺床上参与卧谈会说笑到凌晨。

北大有个传统，每年都会把新生照片贴在“三角地”的橱窗里。各省市自治区文理科状元、奥林匹克竞赛获奖者的照片都有，我算是有文艺特长的学生，因此照片被放在一个很显眼的位置。许多师兄师姐告诉我，当年看到我的照片的第一感受是：“天啊！小婉君都上大学了！我们真是老了！”

北京名人多。天子脚下，逛商场美容院的时候撞到个把明星不是新鲜事。但在学校里撞到熟脸的概率还是比较少的。最初的一年里，无论我是举着饭盆上食堂打饭，还是去图书馆借书，都有可能被围观。值得庆幸的是，那时网络还不算特别发达，大家看个新鲜也就过去了，还不会拍照或是上传到bbs（网上论坛）、微博上面。朝夕相处几个月后，一切也会渐渐归为平静，大家见怪不怪，埋头苦学。但大学每年都有来自外地的新师弟新师妹，特别是我们上大课的时候，不同学院、年级的同学混坐在一起，经常会有陌生人望着我窃窃私语，也有人千里迢迢地传一张羞涩的纸条过来：“同学你好，请问你是金铭吗？”

我在纸条背面写上“你好，我是。”再山长水远地传回去。

过一会儿纸条回来了：“谢谢。”

让沿路的同学们又多受一回累。

这样的纸条大概会传两个月左右，从9月传到11月，然后渐渐停止。也有含蓄一些的同学会把纸条放在我的座位上，或夹在书里。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不打扰其他同学上课。

等到来年9月新生入校，纸条又来了：“师姐你好，请问你是金铭吗？”

“是啊，师妹。”

“谢谢师姐，我是师弟，不是师妹。”

呢，不管是师弟还是师妹，感谢你的关注，但我们还是先听课吧。

坦白讲，在北大的学习压力比中学时期只大不小。身边的同学都有着良好的学习习惯，每天黎明即起，各自背着书包去自习。我初来乍到，不懂占座的规矩，吃完早饭到图书馆一转，目光所及之处都是黑压压的人头，即使没有人，也有书本、书包、帽子、围巾、手套、苹果、卫生纸等各种“占座神器”放在桌子上。十分郁闷，只好去别的自习室碰运气。

久而久之，大家懂得了签订攻守联盟的重要性。宿舍的姐妹约定好，“精锐部队”携带“占座神器”先行出动，30分钟后大部队赶到换岗，让“先遣部队”去吃早餐，大家一起在图书馆笑傲江湖。

我跟大部队一起上自习的时候不算太多，因为我当时除了学习国际政治的课，还修了一个双学士学位。为了不影响学生的主修课程，双学位的课程一般安排在周末，或是工作日的晚上。有时课程连在一起，对我是个很大的考验——我必须在10分钟内抱着厚厚一沓书从校园东头赶到西头。为此我长期穿平底跑鞋，一下课就在校园里做狼奔豕突状。几年下来，不但知识有了长进，短跑速度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真是一箭双雕。

按照规定，我选修双学位的课程必须超过4个学分，而且必须是理科或者工科、医科。我在选课表上一眼就看中了法医学。那一年跨系选择法医学的只有我一个人，讲法医学的老师第一天点名的时候就愣了：“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法医学之所以选修者寥寥，很大程度上是大家害怕接触形形色色的尸体，受不了做实体解剖的过程。我们在学法医学的过程中，虽然没有真正接触过犯罪现场的尸体，却要经常观看一些与尸体鉴定相关的影像资料。很多人看着看着就扭过头去，或者干脆就干呕起来。下课后，我们一群人到了食堂，正好一道羊肉炖胡萝卜出锅，大家不约而同地扭头就走——闻着那个肉味儿都恶心。

但又不能不看录像片，不看考试不及格啊。

在反复的视觉冲击下，学期结束时，我们对什么尸体啊、骷髅啊、蛆虫啊、腐败中的烂肉啊、变质的人体器官啊都已经很习惯了。以我为例，这时的我已经可以举着个大苹果边吃边讨论案情了。

有时深想一下也不禁慨叹，我们不过选修个双学位，就已经觉得有诸多不便，想来职业法医们就更不容易了。整天跟死尸打交道，难免会被亲戚朋友忌讳，被陌生人歧视，有时候跟人吃个饭、握个手都有压力；另外，也容易感染肺结核或肝炎等传染病，万一赶上什么特殊情况，还有可能造成心理阴影。这一行真是太辛苦了，无怪乎许多女生听到“法医”两个字就毛骨悚然，更不要说学习了。

其实这门课是非常有趣的。法医学可以算作应用医学，也可以算是法学的一个分支。我选修这门课程完全是出于兴趣，老师在课堂上会播放许多真实案例的录像，我们跟随刑侦人员一起从尸体上寻找蛛丝马迹，由此推断犯罪分子的犯罪过程、作案手法，并以此推测他的年龄、爱好、生活习惯等等。这种推理过程非常锻炼逻辑思维能力，加上影像资料齐全，老师讲解又缜密精确，上法医课，让我有种拍悬念电影的感觉。这对想要吸收新知识的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体验——要知道，当时还没有像《犯罪心理》（Criminal Minds）、《犯罪现场调查》（CSI）、《识骨寻踪》（Bones）这类以调查犯罪现场为主题的影视剧呢，而我们的法医课程上播放的案例，全是比珍珠还真的事实，这又使我们对人性多了一层认识：一个典型的犯罪记录被抽丝剥茧地分解开，你可以从里面看到最好的社会小说。许多人内心的伤害都由童年开始，他们的心路历程淋漓尽致地体现在罪行中，比最优秀的心理医生的病历档案馆都要珍贵。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而一个案例就是一本活生生的《罪与罚》。我们在看完一个案例后，经常会被人性的复杂和厚重震撼——你想不到这世界上会存在多少罪恶，就像你想不到这世界上会存在多少善良。

此外，法医学也曾在我的演艺生涯中发挥过作用呢。大二那年暑假，我接拍了一部戏叫《无敌县令》，是和苏有朋合拍的。里面有一场戏是我们从井里捞出一具尸骸，但是那具尸骸一拿出来，我指着“尸体”就跟道具师说了：“你这个尸体做得不对。”

道具师问：“哪儿不对？”

我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他：“首先，尸体的盆骨做的比例比较失真。如果说这是男尸，那盆骨比例就有些偏大了；说是女性，这个比例又有些不足。”

道具师眨巴眨巴眼：“嗯，还有么？”

“还有就是戏里面这个人是先被打死以后，再扔进井里的，那么他身上应该有骨折的痕迹，这个也没做出来，不合乎常理……”

道具师听得直挠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我哈哈一笑：“我学过啊。”

“学过什么？”

“法医啊。”

“嗨！怪不得呢！”

可能是因为我太喜欢这门课了，最后法医学的结业考试，我考了98分。法医学是在大阶梯教室考的，我在前排“刷刷刷”一路猛写，后面的男生就那么伸长了脖子一瞄一瞄，他后面的学生再看他的，我正经照顾了不少同学呢。

这也是我在大学里成绩最好的课程之一。说起来，因为修了两个学位，我要应付的考试也比别人多一倍，多的时候一个学期要考十八九门。每到“考试季”，我都有一两个星期没法好好睡觉。一边大量消耗黑咖啡和浓茶，一边拼命复印手抄各种复习资料。复印室一到那几天排队都排不进去——大家都有很多资料要看啊。

考试前，我得先把这几天考试的时间和考场地点列个表，经常赶上两门连考，考完一门还要发足狂奔到另一个考场，要不是有之前赶课的短跑基础打底子，能否赶过去还真不好说。

减肥这件事儿

我是一个嗜甜食如命的人，看见冰激凌就发自内心地欢喜，巧克力融化在嘴巴里的瞬间，跟谁说话都和颜悦色。我特别能理解为什么大家都爱在饭局后说事儿——嘴巴和肚子舒服了，什么都好说，脾气再坏的吃货在那一刻也是善解人意的。

同样可以推导出为什么地铁早高峰时那么多吵架的，必定是早饭没吃好。

按理说，经常在校园里闪电般疾驰而过，应该瘦下来才对，但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反而胖了，不知道是不是心宽体胖，没有那么多要操心的事儿的关系。

先是我妈发现了，她盯着我说：“你最近胖了嘿。”

我正忙着写作业：“没有，我那是脸圆。”

等到假期去做活动，上镜的时候，我才被自己吓了一大跳。

我们平时生活中看到的正常人，上镜后脸一准儿大一圈儿，镜头前还是袅袅婷婷纤腰一束的姑娘，生活中个个都骨感得异于常人。我跟同学们混在一起，觉得自己还挺正常的，可一回到银幕上，立刻发现体重已经超标了。

我爱看的美剧《老友记》里面有这样一幕：6个好朋友一起看高中毕业舞会的录像，莫妮卡当时还是个大胖子，大家看到她魁梧的身形，不禁惊叫一声。莫妮卡奋起解释道：“你们知道的，镜头会给你加10磅！”

钱德勒特贫地跟进一句：“那当时有几个镜头对着你呢？”

有什么办法呢？当你胖的时候，大家总认为你的自尊就像你的脂肪一样丰厚。

我并不喜欢减肥，也不喜欢骨瘦如柴的感觉，但当我发现我的工作并不允许我再胡吃海喝的时候，还是自觉地投入了减肥大军。

减肥和谈恋爱一样，刚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信心满满地相信人定胜天，等到最后，大多数都承认生死有命了。我对减肥毫无经验，只听朋友们说这很容易，稍微动一动，减个十斤八斤不成问题，因此也没有很当回事，就从网上搜了些偏方开始试实验，买了西兰花洋葱柿子椒甘蓝一堆蔬菜回家煮汤。我妈很支持，帮着我切柿子椒：“不错，多吃点儿蔬菜挺健康的。”又拿着汤勺在锅里搅搅：“对了，这个减肥汤是饭前喝还是饭后喝？”

真是亲妈才问得出来的问题啊。

没有饭前或者饭后，这就是我的饭。

喝了一个星期的汤，瘦了，脸色也青绿青绿，与西兰花相映成趣。方圆十里谁家炖肉，我第一时间就闻着了。晚上睡觉，梦见的都是鸡鸭鱼肉。

这么坚持了一周。再后来，老朋友约饭局，朋友结婚，当然不能不去。去了坐下，桌上的小鱼小虾们都伸出小爪儿招呼我：“来吃我啊，我好吃啊。”

蔬菜汤减肥法以失败告终。它败给了我对食物的质朴的热爱。

我含着朋友散发的巧克力喜糖回家，我妈忧心忡忡：“我看你还是试试锻炼吧。”

都说运动减肥才真正健康、持久，我虽然万分不情愿，还是去健身房办了卡，练了几节拉丁舞和瑜伽后，赶上好几个通告，我跟教练说“等我忙完再回来找您”，就去做节目了。工作毕竟还是第一位的嘛。

做完节目，健身卡不知道丢哪儿去了——我想健身卡也是有自尊心的，它一定感受到了我内心深处对它的冷淡，自尊心受伤了，因此咬着嘴唇冷静地离开了我。

理论上我只要去健身房补办一张卡就好，工本费花不了几个钱，但是鬼使神差地，一直拖了下去，最后干脆就不去想这事儿了。偶尔开车路过那家健身房门口，都尽量绕路躲过去，鬼鬼祟祟做贼一般。

运动减肥也不了了之。

眼看暑假又要到了，我还是没瘦下来。我的助理也跟着发愁：“少吃一口吧，姐姐。”

我才想起自己身后还有一个团队指着我打粮，非常愧疚：“再也不瞎吃了。”

眼睁睁看着他们把肥牛羊肉鱼丸虾滑一扫而空，我跟着涮了两片菜叶子就回来了。

基因这种事儿，有时候挺没辙的。

“特别能吃苦”这五个字，我只能做到前四个。我对自己的食欲，基本上是宽容的。背水一战的气魄只在高考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有过，在生活方面，我从不把自己逼到绝路上。看见别的小姑娘在饭桌上把嘴巴闭得紧紧的，总有些自渐形秽——我就绝对做不到。我是一个嗜甜食如命的人，看见冰激凌就发自内心地欢喜，巧克力融化在嘴巴里的瞬间，跟谁说话都和颜悦色。我特别能理解为什么大家都爱在饭局后说事儿——嘴巴和肚子舒服了，什么都好说，脾气再坏的吃货在那一刻也是善解人意的。

同样可以推导出为什么地铁早高峰时那么多吵架的，必定是早饭没吃好。

抱着不给团队拉后腿的决心，我开始了认真的节食计划。

有个模特儿告诉我，裹着保鲜膜抹上瘦身乳上跑步机，一天跑两次，一次跑3小时，一周就能瘦下来。又有一个演员姑娘教我去练高温瑜伽，上午高温瑜伽下午游泳，不游到晕不要出来。

这两位都是腰细腿长的骨感美人儿，我相信她们一定是把压箱底儿的减肥秘籍都教给我了，但是她们说的方法我不敢尝试，听着就是一身汗啊……营养师建议我“过午不食”，说可以立竿见影。我觉得这个计划有点儿冒进，结合自身实际，我开始了“天黑不食”的日子——看到夜幕降临就停止进食了。白天摄取的食物也尽量选择油脂和糖分比较低的：燕麦片加脱脂牛奶，以及芹菜、胡萝卜、菠菜、冬瓜，主食以各种粗粮为主。酸奶是我在这一阶段吃的唯一还算好吃的东西。

晚饭也不敢吃到饱，大概到七分饱就停下来，起身走走。

睡前4个小时，水要尽量少喝，以免造成面部水肿。

比起一些减肥异常认真的朋友，我真是非常松散了，不但没有砍掉晚饭的预算，偶尔还会放纵一下，吃一些别人认为很禁忌的东西，乳酪蛋糕什么的。我不想让自己活得太压抑。有的女孩子减肥减得心态都变了，每天都活得很悲愤，我觉得这有点儿本末倒置，毕竟减肥只是让自己更加快乐自信的手段，我不想带着一张怨气冲天的脸去面对观众。

事实证明，只要有持之以恒的决心，我的方法还是有效的。这样大概过了一年多，我减下去大概有24斤左右。卸下这么多负担，果然是腰不酸了，背不疼了，腿也不抽筋了，上下楼梯身轻如燕，感觉是前所未有的健康。

减肥前后的照片放在一起看，就像萝卜里面雕出配菜的萝卜花一样，虽然一看就是同一个姑娘，但感觉确实判若两人。

助理对此很欣慰，终于结束了在饭桌上盯着我大吃大喝的日子。盯我一个人比招呼一个养猪场都累，他们说的。

连琼瑶阿姨都打电话来说“金铭你瘦了哦”，美得我飘飘欲仙。

但也有对我的减肥持不理解、不支持态度的。

谁呢？

我家莎莎。

我的宝贝们

我妈对我养的宠物都很好奇，她想不通为什么我能把兔子养成狗，或者把狗养成兔子，其实这也不是我的功劳，它们完全自由发挥长成了这副样子，我只是为它们提供了一个自由撒欢的场所。

我减肥，大家都很支持，唯一郁闷的是我家莎莎。

莎莎是女生，品种是日本尖嘴，今年6岁，爱吃爱睡，是我家最年轻的成员。以前跟着我总有各种福利，老玉米、嫩黄瓜、大白兔牛奶糖……莎莎的口味与其他狗不同，热爱所有狗不应该热爱的食物。我总怀疑它其实是一只穿越失败的兔子。莎莎对开冰箱的声音极敏感，每次家人开冰箱，一秒钟后莎莎必定蹲在冰箱前欢快地摇尾巴，做出“又要开饭了么主人你真好”的表情，各种装天真各种卖萌，让人又气又笑。

我开始节食后，莎莎没了零食，每天郁郁寡欢，尾巴都摇得没什么精神。

与莎莎相反的是我家的兔子，我家养的熊猫兔虽然外表柔弱，内心却是一个纯爷们。我买它的时候，它只有巴掌大，白净乖巧，耳朵和眼圈是黑的，像只袖珍熊猫一样娇憨可爱，卖兔子的人告诉我这种兔子长不大，永远都这么小巧可人。3个月后，它长得膘肥体壮，威风凛凛，完全顶替莎莎担任起了看家狗的工作，见到陌生人会上去咬人家裤管儿。我很尊敬它。它在饮食方面也突破了兔子的传统爱好，最中意苏打饼干，也不拒绝奥利奥，经常去偷莎莎饭盆里的火腿肠。它不爱吃素，给它胡萝卜它会暴怒，认为你看不起它。它爱跟狗打架，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原地转体180度把尿撒在对手身上，堪称兔子界的一朵奇葩。

我妈对我养的宠物都很好奇，她想不通为什么我能把兔子养成狗，或者把狗养成兔子，其实这也不是我的功劳，它们完全自由发挥长成了这副样子，我只是为它们提供了一个自由撒欢的场所。

我很喜欢小动物，从小到大，我家养过不计其数的小动物，各种鸡鸭鹅狗猫都经手过。养得最多的是狗，最早的是金鱼和鸽子。

金鱼也就算了，毕竟是养在水里，没那么亲近，那对小乳鸽可是我的心头宝。

小乳鸽是爸爸的同事送我的，一只瓦灰，一只雪白，光滑得像涂了蜡的小短嘴，小圆眼睛黑豆儿似的，迈着小碎步咕咕咕咕地低鸣，甭提多精神了。

这两只小鸽子在湛蓝的天空中飞翔的时候格外显眼，白色那只飞高兴了，还会翻跟头，像团雪似的从天上坠下来，翻几圈再追上灰鸽子一起飞。会翻跟头的鸽子脚上都长着毛，但不一定每只毛脚鸽子都会翻跟头。这只毛脚白鸽子是我们院儿的明星，好多小朋友都特别崇拜它，每次它俩飞起来，大家的眼睛都定在它身上，一圈一圈地跟着转，心里默念：翻跟头，翻跟头。送我鸽子的叔叔说，养鸽子好，可以预防近视。可不是嘛，我的视线一分钟也舍不得离开它们。

我在爸妈的帮助下给它们做了窝，垫了软软的布头和棉絮。然而很不幸，在某个晚上，院子里闹腾了起来，我光着脚跑到院子里时，只看到散在地上三两根零落的羽毛——它们被黄鼠狼拖走了。

我号啕大哭了一夜，整整一个星期我的眼睛都是肿的。

送鸽子给我的叔叔安慰我说，回头等鸽子蛋孵出来，再送我一对新的小鸽子，我没要——我又保障不了它们的安全，不能让它们远离黄鼠狼的威胁，又怎么敢再承担起一对小生命呢？

以后的许多年，我对鸽子都喜爱有加，对黄鼠狼有种本能的厌恶。这家伙，又臭，又坏，活该被做成毛笔。

但无论如何，我是不愿再养鸽子了。每当看见鸽群中有蹒跚而行的毛脚鸽子，我就想起那只从天上坠下来的一团儿雪似的小白鸽。不知道你们在天堂过得好不好。我很想你，小鸽子们。

很多家长不愿意孩子养宠物，其实我倒觉得，让孩子自己学会照顾小动物是一个非常好的心理培训课程。人说“养儿方知父母恩”，对我们这些尚未嫁娶的独生子女来说，养宠物也可以感受到父母对我们的恩情。宠物的寿命比人短，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学会照管比自己弱小的生命，学会付出爱和关心，学会接受生老病死，这些，都可以通过养一只小宠物实现。一个知道怎么付出和关心他人的孩子，才是人格健全的孩子。在这方面，宠物起到的作用远比书本和文字更大更深刻。

我养小狗，要训练它们学会定点排便，训练它们在公共场合安静，不去惊扰陌生人。这都不容易，需要反复管教。有一阵儿，莎莎爱上了邻居家门口的小毯子，老爱偷着跑去人家家门口撒尿，屡教不改，我只好跟人家道歉，再送人家一条新毯子，回家再对莎莎严加管教——把带尿的脏毯子放它面前，用报纸卷成的纸筒敲打它的屁股：“你这是做坏事你知道吗？不许在人家门口乱尿！”

莎莎打生下来几乎没挨过打，这一下分外委屈，好几天不思茶饭，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但以后就老实了，再不敢尿人家门口。

这种场景，忽然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在剧组的时光。我小时候，出去拍戏我妈老是跟着，照顾我饮食起居。她一个人身兼经纪人、保姆、助理、保镖、保健医生等数职，必要的时候还得充当厨子甚至司机。干了这么多活儿，拿不到钱不说，还因为频频请假被扣了不少工资，我妈对此比较豁达：“反正不是扣我的就是扣你爸的，与其俩人儿都扣还不如豁出去扣一个人划算呢。”

但她对我，格外严厉，我是个乖孩子，从不闯祸，顶天不过是跟一起演戏的小演员玩儿的时候厚此薄彼，只给女孩子吃饼干，小男孩儿就没有，小男孩儿跟我妈告状，我妈回头就说我：“几块饼干，你干吗这样啊？”

当时觉得委屈，小孩子心宽，委屈一会儿也就忘了。

1990年我出远门拍戏，我妈得跟去照顾我，又不好意思老跟单位请长假，干脆就辞职了。

在上世纪90年代，“辞职”两个字有着怎样的重量，今天大家可能不太能体会到，但在当时，这是件很大的事儿，国家的铁饭碗，谁会说扔就扔了啊？后来我参加《天下父母》，主持人问我：“你知道在那个时候，辞职意味着什么吗？”

坦白说，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不太能体会爸爸妈妈有多辛苦。有时候我参加活动比较晚，我爸问我：“你什么时候完事儿啊？”我告诉他：“大概再有半小时就出来了。”等我出来了，看见我爸坐在车里等着我。那种温暖和踏实是无以言表的。

我是在养小宠物的时候理解到父母对儿女的付出的。特别是在给嘟嘟治病的时候，我开始理解“责任感”这三个字。

所有宠物中，我最舍不得、最有歉意的，是小狗嘟嘟。

嘟嘟是我养的第一只狗，血统非常纯正的马尔济斯犬。到我家的时候，它只有两个多月大，毛茸茸、怯生生、肥嘟嘟的，大黑眼睛“吧嗒吧嗒”直眨，跑起来像只绒线球在地上滚。一言以蔽之：萌。

两个月大的狗，还不能吃大狗的狗粮，我都是用水把狗粮泡软了再喂给它吃，有时也喂它一点儿婴儿米粉。它信任地躺在我怀里，粉红的小舌头“啪嗒啪嗒”地舔食我手心的米粉糊。嘟嘟到我家的时候还太小了，免疫六连针都没打全。我第一次养狗，经验不足，想着它还这么小，带去打针有点儿于心不忍，就这么拖了下来，这个举动后来酿成了大错。

嘟嘟跟人很亲，怕寂寞。每次我爸出门时，它都面露焦虑之色，有时还尝试把我爸的鞋叼走，好像把鞋叼走，我爸就出不了门似的。

家人回来了，嘟嘟总是特别激动，又跳又叫地在你身上滚，肉乎乎的小爪子按在你腿上，热烘烘地表达出久别重逢后激动的心情——哪怕只是去巷口买了瓶醋回来，它也决不马虎，认认真真把这一套礼节执行完。有一次我出门拍戏，一个多月才回家，刚开门就见一个毛团飞过来。嘟嘟扑到我身上，又跑回去跳到沙发上，再从沙发上冲过来扑我身上。嘟嘟大概是太久没见我了，激动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那段时间，我忙得黑白颠倒，拍戏经常拍到深更半夜才回来，那时候我爸妈都睡了，只有嘟嘟，困得颠三倒四的仍然晃晃悠悠地站起来迎接我，舔我的手。

我胡乱洗一下，和衣睡倒，一觉睡到大天亮。觉得肚子上有什么东西，睁眼一看，嘟嘟肉乎乎的小爪儿踩在我肚子上，大眼睛特别无辜地盯着我。

嘟嘟有个特点：粉红的小舌头一年四季老在外面伸着，看上去感觉它永远在笑。

那时候我以为，这份温暖会一直陪着我。

大概是在8个月后，嘟嘟病了。

最初它只是忽然缺乏食欲，精神沉郁，一天到晚躲在窝里蒙头大睡，不那么爱出门溜达了。我以为是天冷它不想出来受冻，也就没当回事儿。

等到它开始表现出体温升高、呕吐等症状的时候，我才觉出不对，抱它去宠物医院看病，大夫面无表情地看了看：“犬瘟热。”

养过狗的同学们都明白犬瘟热意味着什么，我的心一下子就灰了：“还有救么？”

大夫说，基本上没治了，要是成年的大狗还好些，你这狗太小了。

看完病没多久，嘟嘟就瘫了，它的两条后腿站不起来了，想走的时候，只能用前腿拖着身体往前爬。嘟嘟一直喜欢到处乱跑，即使病了，还是拖着两条后腿，努力在屋里爬来爬去。

它每从我面前爬过去一次，我都觉得自己的呼吸快要停止了。

心如刀绞。

什么都做不了，想给它喂点儿好的，可它已经不怎么吃东西了。

它还是一如既往地信赖我，只要我在家，它就艰难地拖着后腿爬过来，靠着我。

嘟嘟离开的时候，我正在外面拍戏。我妈去给我送毛衣的时候，我看到她眼睛红红的，心中一沉，问我妈：“嘟嘟怎么样了？”

我妈说：“嘟嘟去了。”

我哭了。

嘟嘟不用再留在世间受苦了。但我还是抑制不住伤心，那几天拍的是哭戏，从头到尾我没用导演提一个字，每次哭都是一条即过。

全怪我不好，我没有尽到责任，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主人。

我身边的人都知道嘟嘟死了，那几天没人敢说关于狗的事，甚至没人敢提一个“嘟”字。

但无论怎样，都挽不回嘟嘟的生命。我妈怕我太伤心，过了一段时间就把莎莎抱了回来。莎莎当然也很可爱，它的生活主要由我妈照管，和我妈最亲。

我马上抱着莎莎去给它做了全套免疫，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情绪。几年后我在网上看到一条以狗狗的口吻写给主人的帖子“我和狗狗的10个约定”，想起了嘟嘟，又觉得心里堵得慌。现在摘抄于此，与所有养宠物的同学共勉。

我和狗狗的10个约定：

1．尽管很遗憾，但和你在一起的时间，也就只有10年左右。

2．为了增进相互理解，请给予我们彼此足够的时间。

3．请跟我多说说话，好吗？

4．不要冲我吼，不要打骂我，因为我不会咬你的。

5．我不听话的时候，总是有理由的。请你在责备我之前好好想想。

6．请你相信我，因为我永远是你的伙伴。

7．你有同事也有朋友，但对我来说，我的生活中就只有你。

8．即使我上了年纪，也请不要遗弃我。

9．和你一起度过的岁月，我一辈子都不会忘却。

10．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请你目送我离去，因为有你在我身边，我才能幸福地去天堂旅行。所以，请无论如何不要忘记，我一直爱着你。

“我的生活中就只有你”这一句准确无误地戳中了我的泪点。

曾经在梦中迷迷糊糊地觉得自己好像又回了家，嘟嘟在门口摇着小尾巴，伸着小粉舌头。样子很健康，腿也是好的。不知道嘟嘟能不能原谅我的粗心和愚蠢，往事不可追，嘟嘟，对不起，希望你在天堂一切都好。

爱犬嘟嘟

努力工作，与人为善

每次我一下了红毯就赶紧扑向助理，她会抱一件长款羽绒服在那儿等我。这种景象很讽刺，有没有？你的珠宝是找赞助商借的，礼服也是商家借给你的，抹掉周身的华衣美丽，只有寒风下的鸡皮疙瘩和冻疮是自己的。

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我经常要客串道具和化妆师的角色——国际关系学院的活动很多，赶上联欢的时候，女同学们都托我去借跳舞用的服装，我也当仁不让，到处联系剧团的朋友们，帮同学借服装。我们班的服装一向都是最精致最漂亮的。

有一次上台前，我们班女同学特意穿着漂亮的演出服过来谢我，结果被我发现了瑕疵——缺乏舞台经验的她们把生活妆当成舞台妆了，过淡的妆在舞台上被灯光一打，立刻淡成一片苍白。我又赶紧争分夺秒地帮她们补妆。拍《婉君》的时候，我顶着重重的凤冠霞帔，穿着大红锦缎袍子，剧组里的化妆师说我像一个大布娃娃，现在也轮到我给别的大布娃娃打扮了，心里不禁有三分得意。那次演出，我的女同学们表现特别好，好像还得了一个奖。

后来我们见面时还聊起这件事，她们都说：“你可真专业啊，我这儿还没反应过来呢，你一撸袖子就上来给我打腮红了，后面的女生都排队让你帮着补妆。外班人听说你在后台，还问我金铭呢金铭呢，我说那不就那儿吗？把跳舞的女生挨个儿摁那儿补妆呢。”

我有点儿不好意思，也是习惯了，我一天到晚在后台厮混，对这些流程熟极则流，看见不适合舞台的妆容，本能地会扑上去补救。这也是多年的工作习惯。我从不在工作里做无谓的抱怨，也很难去尊重动辄情绪失控影响工作状态的人。“气愤”和“讨厌”这类情绪，表面上是冲着别人，其实是针对自己，恨自己没有能力控制局势，也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的一种方式。在工作上，我一直抱着一种“求人不如求己”的态度，我自己把力所能及的一切做到位，其他的，就交给老天了。

与其他同学不同，我不是一直在校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作为一个已经有十几年工作经验的人，我很难为新接到一份工作激动不已。多年行走江湖，山山水水的，也看过一些，再大的场面，也只是一场热闹。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说白了不过如此。但一旦接下了一份工作，我就要把自己的状态调试到最好去迎接它，这是一种对职业的尊重——你要尊重你的工作，尊重所有和你一起工作的人。

努力工作和与人为善，是我为人处世的两条基本原则。

大学刚毕业的那段时间，我一度拿不准未来要走什么方向。国际政治班的同学大多数会选择像外交部或是中外友好交流协会这样的单位，但如果选择了这个方向，也就等于永远和舞台说再见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和家人遇到了煤矿文工团的瞿老师，瞿老师和我的家人是多年旧交，直接就问我：“定了去哪儿吗？没定来我这边儿吧。”

结果我就真去煤矿文工团了。

大学毕业后，在文工团我干过好多工种：今天需要一个独唱，我就去唱歌；明天少了主持人，我就兼任主持；急了也能演个小品，说个相声。说我多才多艺也罢，说我“万金油”也好，我自己挺喜欢这种“到群众最需要你的地方去”的感觉。

煤矿文工团经常组织演员去各地演出，有时候去比较大的煤矿城市，在条件不错的剧场里演出，虽然不比北京，但也没有丝毫不便；有时候去的就是非常偏远的矿山，也不一定有剧场。有时候我们就干脆在矿山上找一块比较平整的空地，架上灯拉开场子就开演了。国家级大剧团，这时候也透出些草台班子的江湖气和生命力来。

我挺喜欢给矿工表演的，他们的意见非常直率，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会明明白白地说出来。有一次我们去山西的一个小煤矿演出，从机场出来又换大巴走了好久，最后到了目的地一看，舞台就搭在矿井边上。矿工从矿井口出来，连脸都顾不上洗，脸上蒙着一层厚厚的煤粉就涌到舞台前来看我们的演出了。站在舞台上往下看，底下的人脸都是黑黑的，只有一双双眼睛里面的眼白还有两点儿白光。他们把宝贵的休息时间腾出来看演出，站在那里看一会儿，又得下井。

这种热情也会感染台上的演员，我们表演都特别卖力，唯恐不够认真细致，辜负了台下的观众。我是以“婉君”、“小草”、“小雨点儿”的形象留在大家记忆中的，在这种场合中经常会被要求唱以前琼瑶电视剧里的主题曲，有时候光是“一个女孩名叫婉君”就得来回唱个两三遍，台上台下同声高唱，气氛十分热烈。

这种演出有的演员不愿意去，因为下地方表演辛苦又没有钱赚。我喜欢下矿山并不是因为我格调有多高，而是我喜欢到从来没去过的地方乱走。下矿山对我来说就跟旅行差不多，煤矿城市的条件比我去的一些中东国家还好很多。另一方面，是我喜欢和观众互动，可以这么说，我心里同时有演员和旁观者两重人格。演员的那一面热爱工作，喜欢表演给大家看，喜欢与更多的人分享快乐；旁观者的那一面，则是个内敛的游客，喜欢去那些没有去过的地方，喜欢见识那些从未见识过的风景和人群。每到这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很像北大的一位老师——有一次我选了一门非常冷僻的课程，虽然在小教室里上课，来听的学生也不多，但老师并没有情绪低落，也没有照本宣科、敷衍了事，他非常认真，课堂气氛也轻松活泼，期末老师布置了论文题目后还专门做了个小型演讲，大意是：很高兴与大家共度这段时光，你们的思维在不少地方启发了我，我想我们都学到了一些东西。同样，我去下矿山表演的时候，也觉得自己收获了很多感受，这些独特的生活体验，让我以后的表演层次更加丰富。从这个角度说，那些满面尘灰的矿工大哥给了我很多精神上的礼物，我要谢谢他们。

也有的困难不像下矿山演出那么容易克服。我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经常要秀歌舞，唱歌我不怕，跳舞可就不一定了，我小时候学过民族舞，但时日已久，那点儿基础早就扔得差不多了。东方卫视主持人版《舞林大会》邀请我以陕西卫视主持人的身份去参加比赛，坦白说，这个邀请让我压力很大。我有十几年没有跳舞了，协调性也不大好，但节目要求我必须3天内学会伦巴。当时我的时间排得非常紧——我主演的《女人有约》刚刚杀青，为了拍这部戏，从5月份到6月25号，我几乎没有一天能够睡到自然醒，大部分都是每天睡四五个小时，然后爬起来去拍戏，一天要拍十四五个小时的样子；26号，我要去录另一个节目；27、28、29号三天，我每天都泡在舞蹈教室里和舞蹈老师学伦巴；30号上午又去录影，下午赶到机场飞到上海；跳完了以后，再回北京参加各种各样的通告。

伦巴挺难的。我们平时跳舞，习惯四几拍，打节拍的时候心里默念1234、2234……但伦巴不是这样的，它是2341，是从2进去，我很难习惯这样的节拍，总想先往回找1，老踩不着点儿。伦巴讲究胯部的扭动，许多律动和基本步都伴随着大量的扭胯动作，但我拍戏的时候把腰扭伤了，跳舞时一扭，腰上就会隐约作痛，因此影响了舞台效果，扭得极不自然。

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我很难接受在短时间内练习并拿出成果来，哪怕旁人都劝我，“能跳成什么样就什么样”，“不就是大方上台娱乐大家么”。我恨不得时间立刻停滞，好让我一个人在时间缝隙内狠命练习至少一个月再上台秀舞技，但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呀！刚接到《舞林大会》的邀请时我好半天没吱声儿，脸皱得像个包子。我的经纪人为此给我做了一个星期的工作，我还是没好意思答应。公司众人轮番苦劝“要有一颗平常心”、“就当是学一门技能嘛”、“观众都是善良的人他们也会理解你”，我扛不过众人一起轰炸，答应下来，可还是觉得底气不足，分分钟都想落荒而逃。如果不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专业而且善良的舞蹈老师，我也许真的就放弃了——面对一个天赋本来就一般，又因紧张和完美主义倾向而越发磕磕绊绊的学生，他体现出了一个职业舞蹈老师的专业素养，不愠不火，充满耐心地从基本步法教起。一边教舞蹈一边宽慰我“你做得很好”，“你会很出彩”，我才勉强有了学下去的信心。

我们公司的同事也非常仗义，一个有点儿舞蹈底子的姑娘为了帮我学习，站我旁边跟着一起学，我做一个动作她就做一个动作，俩人一起从零学起。那几天我们每天跳6个小时，跳完背上的舞衣都是湿的，练完3天，脚趾上全是被细高跟凉鞋磨出来的血泡——那也顾不上了，贴个创可贴就那么上场了。总比在亿万观众前丢人好吧？

最后上场的时候，我的经纪人比我还要紧张。等我跳完谢幕的时候，他才如释重负，上来夸奖我：“跳得不错。”

还有更窘的时候。拍《女人有约》的时候，我演一个进城打工的小保姆，有一场戏的场景是倾盆大雨，水龙头直接接在消防栓上，两个管子对着我一起喷。我穿条白裙子，在人造雨里被淋了一整天。我是特别怕冷的人，那场戏拍完我就感冒了，但还要咬着牙hold住(1)全场。

走红地毯也冷。有人以为演员最风光的时刻是走红地毯，其实那并不一定是什么美差——大冷的天，别人穿着羽绒服，你却只能穿着露肩露腿的小礼服，还要昂首阔步假装不冷。外人看来风光，自己只担心牙齿打架说不出话来，有没有走光什么的。预先在身上贴满暖宝宝也不管事，每次我一下了红毯就赶紧扑向助理，她会抱一件长款羽绒服在那儿等我。这种景象很讽刺，有没有？你的珠宝是找赞助商借的，礼服也是商家借给你的，抹掉周身的华衣美服，只有寒风下的鸡皮疙瘩和冻疮是自己的。这很像是对演艺圈浮华一面的一种讽刺。但即使这样，我也不想抱怨，既然这是演员的本分，那我就做好它。

实在觉得做久了心烦、累、倦怠的时候，就去找朋友吃饭、旅行或是干脆上网店乱买一气。

旅行在后面会细说到，吃饭就没那么讲究了。我不是非常讲究吃的人，天天上南北大菜我也不敢撒开了吃，我唯一要求的是食材新鲜。

只要食材够新鲜，即使烹饪手法一般，也会非常好吃。我在马来西亚做旅游节目的时候，吃了很多当地的娘惹菜——中国人与马来人通婚的后代，男的称为“峇峇”，女的称为“娘惹”。峇峇人、娘惹人的饮食结合了两族人的文化背景和习惯，他们平常吃的菜便叫“娘惹菜”。“娘惹菜”是马来西亚的地道美食，味道香浓，带有酸、甜、辣及刺激性味道，充满了热带风味。娘惹菜很重视食材的新鲜度，不破坏食材的原味，例如亚参鱼，看似咖喱鱼，但味道却是清淡中透着一点点儿酸，还能尝到鱼肉的鲜甜味，非常符合中餐强调原汁原味的理念。我很爱吃娘惹菜。

淮扬菜也不错，清淡中有滋味。

除了这些，我还喜欢各地的风味小吃，当然最喜欢的还得是咱北京的炒肝和卤煮。北京哪些老店卖的卤煮好吃，我心里门儿清。有时候大家拍戏忙到半夜，大馆子都关门了，不能让人家工作人员空着肚子冷飕飕地回去啊！我就带着大家去熟悉的小店吃炒肝或者卤煮火烧。郭德纲老师损于谦老师，说人家过年全家凑一起吃卤煮火烧，大家听得会心一笑，其实这东西虽然价廉，并不难吃，吃惯了几天不吃还挺惦记的。我们一堆人顶着大浓妆去吃饭，师傅知道我们又是后半夜刚下戏，汤头的滋味格外浓厚，火烧、豆腐、肺头吸足了汤汁，火烧透而不黏，肉烂而不糟，一片白肉入口，满嘴生香。大冷天来这么一碗，又香又暖，给个神仙也不换。

《七侠五义》剧照。金铭饰丁月华（左上）。金铭与何中华（右上）。金铭与“包大人”金超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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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old住，网络用语，顶住，坚持住。

那些花儿

在和她接触之前，我总觉得“公平”、“慈善”、“生命”、“抗争”这些大词和我没什么关系，我就是一个简单快乐的女孩子。但在开始为杨旭奔走的一刹那，我觉得自己得到了很多。平生第一次，我的生命和这些大词发生了关系，我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一件在老死之前值得铭记的事。

我中学时代认识的一干好友们大多数在北京上大学，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他们经常会来看我，大家一起吃个饭，一起找个当天的讲座听听。大学毕业后，我们各自分飞，有留在北京的，有远走异国的，有继续留在学校深造的，也有一天到晚出差满世界谈生意的。但有一点是无法改变的，那就是大家都很忙，再难有时间相聚。好在网络发达，闲暇时间，大家在网上也可以互通有无。

后来同学结婚，我们赶去参加婚礼，才发现彼此差别之大，有如天地。大学毕业像是一道分水岭，有的同学工作后飞速恋爱结婚生子，再见到他们时，已经是携妻带子，为人夫为人父的样子很明显了；有些则像我一样，一直在忙些别的七七八八，一直单身也感觉不错。大家坐在一起，很有点儿“人生不相见，动如参和商”、“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的感觉。但感慨很快被调侃的气氛冲淡，已婚的笑话未婚者“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未婚者警示已婚人士“不要陶醉在婚姻给予的虚假安全感中”。这种感觉在我探访立平的时候尤其强烈。我和她初中起就是好朋友，一起骑车回家一起抄作业。立平从清华毕业后，又去了美国学习工作，最后在当地生根开花，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婚前她打电话给我：“我要结婚了，你得来给我当伴娘吧。”我说：“好。”当天就订了机票，专程飞到美国去给她当伴娘。

我是第一次给人当伴娘，而洋人的婚礼又有诸多不同，事先还要排练。我穿着香槟色的伴娘礼服站在一旁，牧师把立平的手放在《圣经》上问：“你愿意吗？”我心里既紧张，又开心，简直有点儿搞不清楚到底是谁在结婚了。我跟立平说，我这是第一次给人当伴娘，有什么规矩、要说什么话你一定得先告诉我，可别让我给弄砸了。立平说，咱们同学现在上班时间都是固定的，只有你的时间比较灵活，能过来参加婚礼，你一定要代表咱们这群人发个言，说说话。我就按她的意思，在婚礼上讲了我们这十几年的交情，然后狠狠地祝福了她。

由衷地替立平高兴，也由衷地觉得悲凉：当初我们“向右走”一党，少说也有二十几个成员，而今还能在一起聚会的，只有4个了。绿豆经常抱怨，他之所以一直没能成功步入婚礼殿堂，都是受我们3个大龄单身女青年的拖累。我们纷纷说，你不是咱班妇联主席吗？就当是为工作作出牺牲吧。立平结婚，我问绿豆，你有什么感受，绿豆一扭头：“我负责全面主抓妇女工作，个人的事情我不管。现在人家立平有人管了，我专心把你们仨打发出去就得了。”

我猜想他心里，也有类似的感觉吧。

就跟歌词里写的似的：“她们都老了吗？她们在哪里呀？”

是的，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还有一个特别的小朋友，我想跟大家说说她，也说说与她情况类似的孩子们。

大约在1990年的时候，天津日报社的记者忽然找到我，说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想请我帮忙。

记者脸色凝重，我也不敢怠慢，忙放下其他事情问具体是怎么回事儿。

事情是这样的，《天津日报》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与当地儿童医院联系，为当地7名白血病患儿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儿童节活动，孩子们有什么心愿，尽管提出来，叔叔阿姨们负责帮助实现。

一个小朋友的心愿是当总统，这难不倒天津日报社的叔叔阿姨们。他们把孩子带到天津最好的酒店住了一天总统套房。酒店从上到下都对“小总统”关爱有加，就是真总统来，也不一定能有那么好的待遇。

另一个小朋友的心愿是当飞行员。记者与天津市民航部门联系，请专业飞行员教练带孩子开小飞机上了一回天。“小飞行员”虽然身量不足，操作起来有些吃力，但确实是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成了真正的“飞行员”。

还有一个小朋友想当大夫。这容易，找了一身最小号的白大褂，戴上听诊器和真正的大夫一起看了一天门诊。

其中有一位小朋友，名叫杨旭。小杨旭家庭条件比较困难，也没有什么奢侈的愿望，她是琼瑶剧的忠实粉丝，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和“小婉君”见一面。

当时我们正在录制中央台的六一儿童节晚会，现场直播，我要和张也唱片头曲。

我妈一听就心酸了：“那咱们录完赶紧去。”

“六一”当天我们还在北京，6月2号我们就踏上了去天津的路。当时我妈还没辞职呢，她和我爸俩人一个月工资加起来大概不到600块。我妈把当月工资从银行取出来，添了点钱凑了700块，给7个孩子一人置办了一身新衣。

那间病房里住的全是这些小小年纪就身染重症的孩子们，因为是“六一”，孩子们脸上都笑逐颜开，整间病房都弥漫着一股喜气。但孩子们单薄的身体和刺鼻的药水味，仍时刻提醒我们：这是一群面临死亡威胁的孩子们，他们或许时日无多。

我在那里见到了小杨旭，是个非常清秀乖巧的小妹妹，只是被恶疾所累，身体非常单薄，脸色也不大好。

我一握住杨旭的手，杨旭的妈妈就哭了。

我妈也哭了。那种感觉，或许只有为人母的她们最能体会。

从医院出来，我和我妈心情都异常沉重，我妈坐在车上一句话也没说，我也觉得胸口如同压上千斤巨石，呼吸都困难。我妈后来说，走进医院，看着那些孩子，她真想扭头就走，太可怜了，太惨了。

太惨了，真的太惨了。平时在电视上广播上也听到过这种事情，但当你真正经历，看到这些孩子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绝望，什么叫身不由己，什么叫听天由命。

必须感谢《天津日报》的记者，他们不失时机地对这次探访作了重点报道，并组织了给小杨旭和其他多名患白血病的儿童的募捐活动。这一举动引发了许多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小杨旭得到了许多好心人的帮助，天津的几所小学校也展开了专门针对杨旭的捐助活动，杨旭的妈妈写信给我和我妈妈说，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

随信寄来的，还有杨妈妈给我织的一件毛衣，织得非常用心，毛线里面缀着无数彩色的小塑料珠子。情义值千金，这件毛衣我一直收藏着，没舍得穿。

杨妈妈说我们救了她的女儿，这实属谬赞，我哪有这样的能力？如果说谁救了小杨旭，那也应该是天津日报社诸位同人，是那些点点滴滴的汇款后面的诸多面孔，是许多默默无闻的路人们内心深处道义和同情的力量吧。

这件事还有一个色彩明亮的尾巴。1993年，大夫告诉我们，杨旭的身体状况稳定，可以出院了。

我问杨旭：“想去北京玩什么？”她很不好意思地说：“想去北京看世纪公园。”

这好办，不就去趟丰台吗？我和我妈把小杨旭接到北京，带她玩遍了北京的主要景点。

那一路欢歌笑语，完全没有第一次见面时那种处处揪心、强作欢颜的痛楚。

小杨旭的病最终痊愈了，长大了的杨旭顺利地结婚生子，过上了相夫教子的幸福生活。杨旭生宝宝的时候，杨妈妈还特地打电话来报喜。

她在我的生命中，占据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在和她接触之前，我总觉得“公平”、“慈善”、“生命”、“抗争”这些大词和我没什么关系，我就是一个简单快乐的女孩子。但在开始为杨旭奔走的一刹那，我觉得自己得到了很多。平生第一次，我的生命和这些大词发生了关系，我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一件在老死之前值得铭记的事。

那种感觉充满了正面能量：快乐、轻松、积极、坚定。

之后我又参加了一些类似的活动，遗憾的是，那种充满了正面力量的感觉并不是每次都有，更多的时候，是无奈、愤怒和悲凉。前两年我们去河南开封的儿童福利院看望孤儿，他们大多有不同程度的残障，或者患有某种先天性疾病。我见到的有脑瘫患儿、愚形病患儿，还有些孩子唇裂、腭裂，或者是缺一只小手指。最让我难受的是一个有心脏病的婴儿，只有4个月大，他一出生就被家长遗弃了。这些孩子很难找到合适的领养家庭，有些孩子甚至很难活到成年。他们多半由政府安排的特殊“家庭”养育，每个家庭有3个阿姨，负责照料孩子们的生活起居。

我每次想起他们都觉得胸口发闷。

在我们看到的领养纪录上，领养这些孩子的几乎全是外国人。

多年来我也算经历过一些风雨，但我从来没有绝望过。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要努力，保持乐观和豁达，就一定会有好结果，我从来没被自己遇到的问题打败过。只有这一次，我完全束手无策，这些孩子承受的痛苦完全是无解的，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帮助他们。

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彼此生命中的花儿，那造物主为什么让这些花儿一出生就零落在路边呢。

我在国外游历的时候，有时想起这些孩子，就去附近的教堂待一会儿。我是唯物主义者，没有宗教信仰，但是在那种情绪下，我打心眼儿里羡慕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很久以前我就相信：面对那些无解的痛苦，好的宗教信仰是最强大的治愈利器，它可以治愈一切现实人生中无解的痛苦，可惜我已经长大，很难相信了。

可能是因为自己没有确定的宗教信仰的关系，我对宗教有一些特别的情结。有一次我们在南京拍戏，那场戏里我演一个孤女，在庙里祈求佛祖让奶奶的眼睛复明。我跪在蒲团上，一边哭一边拜。那场戏拍完，老方丈忽然过来拉起我就走，我妈和导演都愣了，这莫名其妙地怎么孩子就让人家带走了呢？赶紧跟后边儿追我。

等到出了正殿，老方丈停下脚步，长长的寿眉一抖一抖地说我和菩萨有缘——我们去拍戏那天赶上这个庙的“三喜临门”：既是庙里供奉的地藏王菩萨的生日，又是方丈的生日，又是我们第一次去庙里取景。后来人家还给我做了一场法事，老方丈摸摸我脑门儿，闭眼诵经。我不知道他说什么，但是心里特别平静祥和。

自此以后，我路过什么名山大川的时候，都尽量挤出时间去拜一拜，吃顿斋饭。素食让人特别放松，仿佛整个身体里面的毒素都被排出了体外。我不是正式皈依的佛教徒，但我尊重这个宗教，它是劝人向善、普度众生的。

第5章　旅行的意义

一条浴巾引发的思考

我是个蛮喜欢“不思进取”的人，很早就学会了原谅自己。学会原谅自己，才能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唯有放下，才能新生。原谅自己不是天才。原谅自己没能成为富翁。原谅自己未能出人头地。

老有人问我“金铭，你当年演婉君的时候那么红，现在会不会有落差”什么的。其实这对我根本不是问题，我8岁开始拍电视剧，到现在中间已经隔了二十来年了，如果不是媒体提醒，我自己都很少想得起以前的事。

有一次我录完节目回家，我妈正拿着遥控器换台呢，我坐下来看她换着换着，无意中看见有个电视台在放《青青河边草》，我和我妈就停下看了会儿。我看着10岁的我在镜头上破涕为笑，忽然觉得“哎，不错嘛，这孩子挺有意思啊”。就津津有味地看下去了，那种感觉非常自然，没有“我在看自己演戏”的感觉，倒像是在看一个亲戚家的孩子，带点儿距离感的亲切。这么看了半集，我爸回来了，见我和我妈在沙发上看得入神，我爸很好奇：“看什么呢？”

我妈答非所问地告诉他：“你别说，还真挺好看的。”

往近一凑，电视右下角打着字幕“青青河边草”，我爸“切”了一声就走掉了。

我和我妈还是坚持把那集看完了，那种感觉很奇妙，一方面觉得“这小丫头可真能演”，另一方面觉得“这小丫头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

那时候拍戏，完全心无他物，导演让我哭我就哭，让我笑我就笑，明明是玻璃般通透简单的娃娃，努力演绎人间悲苦欢乐，倒也有模有样。

跳出来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看自己，就像《西游记》里面唐僧师徒取到真经后，看到河水中流过4人修成正果前的皮囊，居然不大认得，要别人点拨才知道“那个原来是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童星经历给我带来的影响并不大。产生这些话题，说明大家还是很关注我，我也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让大家认识长大之后的我。我不太会纠结于别人对我的评价，褒也好，贬也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舆论也是督促我成长和进步的一种动力。当初在五中读书时，我每天都像《蜗牛与黄鹂鸟》里面的蜗牛一样，一点儿一点儿赶功课，努力让自己的错误少一点儿。现在，我每天都在琢磨自己的工作，不论是主持还是上通告，我都争取让自己充实一些，让自己在镜头前表现更好一些。我深知自己不是天才，因此也并不指望一夜之间大红大紫，我能做的，只是以勤补拙。每周至少看一本书，让自己的思想丰富一点儿；每周至少看一部好电影，让自己的演技提高一点儿。天长日久，水滴石穿，纵然是铁杵，也总有被磨成针的一天吧。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又是个蛮喜欢“不思进取”的人，很早就学会了原谅自己——学会原谅自己，才能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原谅自己不是天才。原谅自己没能成为富翁。原谅自己未能出人头地。

不必把自己永远逼进死角，那种背水一战的苍凉悲壮偶一为之还可以，总是逼着自己上进上进再上进，人会垮掉。

尽人力，知天命。唯有放下，才能新生。

后来又遇到记者问我“不如小时候红会不会很焦虑”这种问题，我就讲佛家修禅常说到的公案给她听：老和尚和小和尚师徒一起赶路，到河边遇一女子待渡，老和尚便背那女子涉河。回到寺庙良久，小和尚问：“出家人不近女色，师傅为何要背那女子？”老和尚正色道：“我早已放下了，你怎么还背着呢？”

当场给记者姑娘听傻了，我很得意，显得自己特有文化似的。

有些东西，单靠自己，不那么容易放下。

演员的职业有一定特殊性。认真地演一场大戏，心会很累，因为你跟着剧中人物走了一个小轮回，生离死别、大开大阖都浓缩在那几个月里。对好演员来说，入戏难，出戏更不易。梁朝伟就曾经在访谈里对记者说过：“嘉玲就是我的驱魔人，当我听到她的笑声，听到她对我说话，我就知道我已经回到了现实当中。”

影帝尚且需要有人帮自己“驱魔”，何况他人。

于我而言，旅行就是帮自己“放下”、“驱魔”的利器，既放下戏中人的心路历程，也放下自己的“偶像包袱”。

此外，旅行更是我增长见识、陶冶性情的良方。

人干一件事情，干的时间长了，会有一定的瓶颈，会有局限性。这时候你需要放空自己，去别的地方走走看看，换一个思维方式，这就像给干电池充电一样，有这么十天半个月，眼看着自己又饱满丰富起来，这是一个美妙的充电过程。

先说旅行怎么让我放下的吧。

有一次我跟着旅游卫视去新加坡做节目，每天一睁眼就去忙工作，酒店虽然豪华，却没有时间和精力享受。大家都说回头要好好补偿自己。忙完那一阵子，我们就自己去了印度民丹岛。

民丹岛以红树林著称，即使此地的酒店设施无法与新加坡相媲美，灿烂的阳光和清澈的海水也足以弥补这点儿缺憾了。整整一周的时间，我游泳、做水疗、打球，还在导游的带领下深入到红树林地区内部去探险。这里的生态保护得很好，潮湿浓密的林间藏匿着无数新奇而神秘的动植物，我近距离看到了毒蛇和蜥蜴，有几次还看到猴群路过。这里的猴子不大怕人，似乎也不怎么介意被人发现，我们向猴群招手示意，它们理都懒得理，偶尔有个别猴子会抬起头，用一种“人类真是无聊且不可理喻”的眼神看我们一眼，然后扭头走开。

河面上经常有翠鸟飞过，羽毛的颜色非常美，真是惊鸿一瞥。

最美的是晚上。当地导游带我们去看萤火虫，星星点点的柔和亮光漂在树林间，头顶上的夜空辽阔高远，点点繁星点缀其间，水面倒映着萤火和星光，静水流深，一时分不清自己是坐在星空中还是萤火间，那真是一个美得透出点儿诡异的景象。

大家谁也没多话，静静地玩味这静谧的夜色。

之后我们又去了巴厘岛。前几天各玩各的，喜欢逛庙的逛庙，喜欢拜佛的拜佛，喜欢做水疗的去找按摩师，喜欢游泳的就一天到晚跟水里泡着。后几天集体行动。野外探险的时候遇上一座很庄严的庙宇，大家都想进去看看，于是排队鱼贯而入，我却被庙里的和尚拦住了，理由是衣冠不整——此处的庙宇非同一般，对女孩子的着装要求很高，上身不可以露肩膀，至少要穿短袖T恤；下身不可以穿短裤，不能露腿，必须是长裙或者长裤。进门不能穿鞋，光着脚才能体现出对佛祖的虔诚。

穿着牛仔短裤的我就只好在门口蹲着，准备等大家出来把里面的景致讲给我听。我的朋友们看不下去，找条沙滩浴巾给我齐腰一裹——结了！这下没问题了，进去吧。

庙其实并不大，历史也未必见得久——要找历史悠久的庙宇，咱们国内多了去了，但他们这种认真的态度让人觉得很有意思，好像小孩儿自己在手腕上画个手表，然后认真地抬起来看看时间。我去西安兵马俑的时候，馆长特别准许我下到俑坑近距离参观，但在这里，如果不裹一条浴巾就进不去。没人知道你是谁，演过什么电影电视剧，唱过什么歌，有多少粉丝多大名儿头。反正没了这条浴巾，你就不许进去。

那一瞬间，我忽然感觉特别踏实。回到群众中间就是好啊，再也不用忧心忡忡担心自己表现得不够好、不够努力了——佛祖面前众生平等，你有什么好操心的？你，金铭，不就是个演员么？

我裹着浴巾，愉快地把小庙转了个遍。佛祖真厉害啊，随便一个小庙，一条浴巾就给我点化了。

后来看到一个报道挺有意思。导演宁浩因为老戴着大粗金链子，遭到了记者的质疑：“你一个文化人，老戴这么条大粗金链子算怎么回事儿？”

宁导徐徐答道：“这是为了时刻提醒我自己——你只是一个俗人。”

看来影视圈人都是需要这种安全感的。一条浴巾或者一条大粗金链子，都会提醒自己，不要给自己太多包袱——你只是一个俗人，你只是一个演员。

旅行充电指南

从博物馆回公寓的时候，我的MP3里一直循环播放与凡·高作品同名的歌曲《星月夜》（Starry Starry Night，又名Vincent），据说这首歌曾经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凡·高纪念馆外6万人齐唱，纪念凡·高，希望凡·高原谅世人，原谅世人没有理解他。

如果出游的目的是充电的话，我建议去博物馆看一看。

我记得第一次去纽约的时候，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同学面前，她整个人都傻了。那会儿她帮我找了一个小公寓，是她的朋友的公寓，房客刚刚退租，从我去前一周到圣诞都是空的，没人住。我同学说，要是你不介意的话，就先住这儿吧。我当然不介意，那间公寓非常小，小到像闹市街头的旅馆小客房，整间房就是一个榻榻米那么大。我住的这间房进门有个小小的洗手间，外面有一个开放式的小厨房，紧挨着厨房放了一个冰箱，然后一张小桌子、一张小床、一个衣柜，墙上挂了一个不大的电视机，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

这间小公寓虽然陈设简单，位置却非常好，离时代广场只有一个街区。我在那个小公寓住了十几天，每天的生活都安排得很好。我记得第一天就是在大都会博物馆里度过的，之后的若干天，我或者去曼哈顿中街游荡，或者上布鲁克林大桥猎奇，著名的百老汇（Broadway）当然也不能错过，接下来是安排自己去看帝国大厦、自由女神……每天生活都非常充实。我的同学一直不放心我一个人住在纽约，不停地问我需不需要她陪着我，我告诉她，你就安心工作吧，我自己玩儿得好着呢。

印象中纽约的博物馆和艺术馆都非常棒，最难忘是去上东区艺术馆大道上的美术馆，还有曼哈顿的现代艺术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经常有免费的音乐会，水平不低，值得一听。那里的镇馆之宝是毕加索和凡·高的真迹。我记得第一次去，刚看完毕加索的《亚威农的少女》，转头去找凡·高的作品的时候，已经接近闭馆时间了。我急匆匆走到楼梯边上，打算问一对美国夫妇凡·高的作品在哪里，还没开口对方已经知道我来意，含笑告诉我：“快！右手边，一直走。”我一路小跑过去，果然大名鼎鼎的《星月夜》就挂在哪里。我心生快慰，对纽约人充满好感。New York, I love you。（纽约，我爱你。）

凡·高作品《星月夜》

温哥华某高级购物中心

凡·高作品的真迹与复制品给人的震撼完全不同。真迹非常大，将近一平方米，厚重的油彩堆在画布上，你甚至看得到油彩叠加的肌理。夸大的星光、奇异的橙黄色月亮，以及仿佛有火焰在上面燃烧的柏树，都传达出创作者的狂热和巨大的寂寞。

这幅画是凡·高在圣雷米疯人院画的，这个时刻的他已经步入生命的晚期。

可能每个人的灵魂都是孤独的，Vincent(1)。

从博物馆回公寓的时候，我的MP3里一直循环播放与凡·高作品同名的歌曲《星月夜》（Starry Starry Night，又名Vincent），据说这首歌曾经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凡·高纪念馆外6万人齐唱，纪念凡·高，希望凡·高原谅世人，原谅世人没有理解他。

结尾几句异常动人：

Now I understand

现在我明白了，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你想对我说什么。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你如何承受天才智慧

your sanity.

的折磨，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你如何试图解脱自己。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他们从来不听，

they did not know how.

他们根本不知道，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也许现在他们会听。

这首歌实在美妙，我怀着对凡·高的歉意离开纽约。再见，凡·高，一位异乡人向你致敬。

和现代艺术博物馆完全相反，土耳其博物馆的那一次经历，感觉可以拍一部名为《博物馆惊魂》的电影。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旧皇宫托普卡帕博物馆里珍藏了无数中国元代的青花瓷器，他们的展出方式也别具一格——进门后只能沿着不到一米宽的红地毯前行，红毯两边摆设着货真价实的元青花瓷器，一件仿制品也没有！全是原件！奥斯曼帝国的君主们似乎特别喜欢青花瓷。虽然我们在这里还见到了许多帝国时代的水晶制品、银器、珠宝以及价值连城的中世纪撰本绘画书籍，还有几米长的大象牙，圣遗物室陈列着属于先知穆罕默德的宝物，但所有这些展品都比不上青花瓷带给我们的震撼。不但青花瓷展室的展品数量最多最丰富，保安也最多最魁梧。土耳其人为自己珍贵的展品配备了与其相应的保安设施——红毯两侧，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全是身高近一米九的身着黑西服的土耳其壮汉，壮汉们别着耳麦，腰里鼓鼓囊囊的不知道揣着什么，如果有游客得意忘形迈出红毯，黑西服壮汉便会一个箭步蹿过来，礼貌地请你收回玉足，不要超出红地毯的界线。我见到的游客，没有人和这样的保安争执，大家都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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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凡·高，他的全名是文森特·凡·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

独自旅行

那会儿快到中秋了，满街摆着神态各异的兔儿爷，很惹人喜爱。老外拿英文一个劲儿问我，我跟那儿反应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那神像做得特别高，比我还高。兔儿爷骑着毛驴，一脸慈祥地看着我们。我憋了半天，最后说，兔子的爷爷。

我见过两种旅行风格。一种是严密制定攻略，连预案都是立体的；另一种是到地方再说，根本不知道明天往哪里走。

我是后一种。

从来不会跟团旅行，也不买游客指南这类东西。旅游不是打怪游戏，不是要按地图走遍每一个角落才能通关。我喜欢随性一点儿，穿双平底鞋背个双肩包，走到哪里就是哪里。

有一次我在意大利维罗纳附近的小镇上闲逛，觉得那里的风土人情特别温柔适意，就干脆找了个小旅馆驻扎了下来，恋恋不舍地住了一周。维罗纳最吸引游客的景点是传说中莎翁笔下的朱丽叶的故居。我曾去看过那个著名的阳台，那个时间段游客不多，只有安静冰冷的阳台和苍翠的大树纪念着这个古老的爱情故事。

维罗纳不比佛罗伦萨或是罗马，没有如织的游人，只有自然风光和朴素民情，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意大利小镇的传统文化。我喜欢那里白色的石头房子和星罗棋布的古城门，天蓝得不像真的，像是从童话里跳出来的地方。我在那里吃到了仙人掌结的果实。仙人掌果外壳是深红色的，包着一层细密的小刺，肉嫩、汁多，味道非常清甜。当地产的无花果也很美味。

我就这么背个大书包晃啊晃的，由南向北一路晃到了阿姆斯特丹。

我喜欢北欧国家，少女时代读小说时就有那样的向往，住在小旅店里，一个人去冰原看极光。

在阿姆斯特丹待够了，启程南下，去巴黎。我逛巴黎的路线与众不同，连著名的香榭丽舍都没去慕名探访，只管自己一个人在街上乱闯，游客越少的地方越合我意。最怕奢侈品店门口人头攒动的景象，举目望去全是亚洲面孔，偶尔还会探出几个熟张儿(1)。刚跑出来玩的时候对逛名店乐此不疲，一整天都可以泡在店里扫货，现在大约是上了年纪了，看到这些就腿软，怕怕，敬谢不敏。

欧洲还是最有历史感的。我特别中意在小巷子里面晃悠。有些老店格外有派头，一天只开短短6个小时。客人进门，店主撩起眼皮看一眼，并不满脸堆笑迎上来问“May I help you”（有什么能帮您的吗），任客人在各种古董挂钟、水晶花瓶和珐琅餐具间流连忘返。

出国旅行的习惯曾让我妈很担心。我第一次出去玩的时候，我妈一天接不到电话就觉得不踏实。我知道她还有顾虑，每天回酒店后都打个电话，不忙的时候，我会给家里发个邮件，把旅途中的照片发给我爸妈，附上讲解，告诉他们我今天去了哪里，看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我妈不太懂电脑，但她很爱看我发的这些照片，还尝试着给我回邮件，因为不怎么会打字，每次她给我回邮件都尽量言简意赅：“好看！”或者“注意保暖！”

回的邮件字数最多的一次是“包上拉链没拉严，护照都露出来了！！！”，后面跟三个大叹号。

后来我干脆有机会就带着我妈出去玩儿。我妈很喜欢罗马，这算是我比较熟悉的城市，也没怎么麻烦导游，我自己带着我妈满街走：“妈，甭跟他们走。跟我去吧。”

“妈你看，这屋儿就是教皇住那屋儿！”

“妈咱划船去！”

慢慢地，我妈习以为常了，我再出国也无须提前打报告，隔三差五就溜出去了。

最怕我念叨“想出去玩儿”的应该是我的经纪人老张吧。每年差不多到了那几个月，我就在他耳朵边叨咕：“我要去旅行。”“哎，咱们去哪哪儿玩儿吧。”从絮絮叨叨升级到哭天抢地，也用不了几周，最后他受不了了，坐下来跟我谈判：

“好，反正最近工作都做完了，但你只能去一周！”

“一周不行，起码得一个月。”

“不可能……最多10天。”

“半个月！”

一般谈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双方握手言和，成交！大家出去喝大酒，表示庆祝。

最后老张养成习惯，每年到了某些时候，他排工作计划时都习惯性焦虑纠结一番，然后试探着问我：“你到日子了吗？”

我要是笑笑说：“再干几天。”

老张就充满疑虑地再安排几天，每天都要确定一下：“这两天还能干活儿吧？”

直到我说：“到日子啦！”他一颗心才算放下来，给我留两周左右的自由活动时间：“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就像笑话里楼下的老头儿，听见楼上小伙子“嘭”扔一只鞋，他就辗转反侧地一直等着另一只扔下来。

我的旅行，就像是读书，又像结交朋友，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任何游客都无法在短时间内把一个地方玩儿透，你毕竟不是在那里生活的人。就像一个外国人跟我说，哎，你带我逛逛北京吧。我的第一反应是：安全起见，就带他去其他人人都会去的地方吧。于是有可能会带他去看看故宫、爬爬长城、走走颐和园、逛逛南锣鼓巷这些。但在我心里，我不觉得这些地方足以代表我的北京，要了解真正的北京，或许更应该去北京那些老胡同儿里逛逛。曾经有一个老外在国子监逛的时候，指着一个兔儿爷问我：“这是什么？”那会儿快到中秋了，满街摆着神态各异的兔儿爷，很惹人喜爱。老外拿英文一个劲儿问我，我跟那儿反应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那神像做得特别高，比我还高。兔儿爷骑着大老虎，一脸慈祥地看着我们。我憋了半天，最后说，兔子的爷爷。

老外满脸不明白，看着我一动不动。我只好跟他解释，这是个神仙，rabbitman(2)。

老外如梦方醒：“哦！Rabbitman！”

显然是把兔儿爷往蝙蝠侠（batman）那个方向去理解了。

对方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我也不方便拉着人家把嫦娥和吴刚一起讲了，这里面还涉及后羿射日什么的，弄不好我还得从盘古开天女娲造人讲起，那得讲多半天啊。

虽然酷爱独自旅行，我也不排斥与好朋友一同出游，能一起旅游的朋友必定是关系非常深厚且互相欣赏的，和“明明想绝交但还不得不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人”一起出游是糟蹋景致。

在异国他乡与多年老友不期而遇，那就更开心了。去年我在洛杉矶度假，当地的海滩是我休闲度假必去的地方，一连几天，我每天都穿一身T恤短裤，脚上趿双人字拖，一个人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地在海滩溜达。有一次正闲晃着呢，立平忽然给我打电话：“你在哪儿呢？”

我立刻据实以报：“我在洛杉矶海滩。”

立平语气有点儿鬼祟，躲在话筒另一端偷笑：“好玩吗那里？”

“不错啊。”

我们又随意聊了几句，就挂电话了，结果还没走出200米呢，就被埋伏在一边的4个坏人举起来扔海里去了——立平、她老公，还有另外几个朋友跟这儿蹲半天了。

那天我穿的可不是泳衣，湿乎乎地从海里爬起来，周围一群老外全在偷着乐，一个白胡子胖大爷哈哈哈地还笑出声了——这也就是在美利坚合众国，要是在中国……哼。

我抹了把脸，滴着水扑上岸就和这群坏人玩儿命。最后大家都下海了，四个人湿漉漉地回到宾馆，身后一串长长的足迹，旁边的老外都张着嘴特惊讶地看我们，可能他们很少见到玩儿得这么不顾形象的亚洲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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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熟张儿，北京话，熟人的意思。

(2) 这是作者自己造的词，按照batman（蝙蝠侠）的结构。“rabbit”指兔子，“man”指人类。——编者注

一个人的纽约

去一个地方旅行，对它要熟悉到和它建立起这样的秘密，而不是浮光掠影地拍几张照片，跟着旅游团在诸多景点间蜻蜓点水。我觉得，建立起“自己的城市”，才是旅行的意义。旅行就是打造一个你心中的3D立体地图，这个城市从此有了你的独家记忆，是独一无二的，你一个人的纽约。

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伊朗、土耳其，这都是我现阶段比较喜欢去的国家，尽管这些国家没有很多游客去……我想去的国家，不一定是最美丽或者最繁华、最舒适的地方，只要是我没去过的地方就成，我尤其喜欢那些从电视、网络上了解了一鳞半爪但又没有深入游历的地方。哪怕它脏、乱，都没关系，我喜欢去感受一些不同的味道。

我妈见识到我和陌生人交朋友的速度之快后，她觉得把我扔到全世界哪儿都没问题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在异国他乡特有人缘儿。有时候我自己去逛，或是自己去工作的时候迷了路，肯定会有很多人帮我。

这一点我在纽约的时候感受特别明显。纽约是一个很大的都市。我在一家叫“Big Apple（大苹果）”的旅馆住的时候，总觉得纽约人走路都很快，人与人之间没那么多客气，看起来比较冷漠。但是这个成见很快就被打破了——有好几次我从地铁出来，都感觉不对，可能自己选的出口是错的。这种时候我其实挺没底儿的，地图是我头一天就从谷歌搜索引擎上面下载打印的，我一步都没敢多迈，但还是走错了路，这真让人无奈。但每次我满脸灰败，站在地铁口拿着地图左看右看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过来帮我，男女老少都有过，非常友善地过来问：“你需要帮助吗？”然后不厌其烦地询问我要去哪儿，是搭乘巴士还是出租车还是步行，再告诉我该怎么怎么走。如果赶上顺路，他们一定会带你一段儿。这让我觉得很有爱。

有趣的一点是，不知道是因为我的长相、个头儿，还是性别什么的原因，走哪儿大家伙儿都对我特好。别人帮我带路的时候，还会边走边聊天，如果带路人聊天给我感觉“靠谱”的话，我就会问他：“你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可推荐吗？”

通常都会有些不同寻常的收获，对方大多会非常开心地给你推荐他认为最好吃的餐馆和最好玩儿的景点。每个人推荐的地方都带有他个人的喜好，可能这些来自民间的推荐并不出名，但它们却能帮你达到城市中隐密的核心——你知道那些广大群众最为喜闻乐见的场所往往在出名后变得走样，而当下最in最潮的地方却难以在传统的旅游手册上找到。请当地人为你推荐的另一个好处是：它带给你的感受是与其他成千上万观光客都不同的，你的菜鸟向导很有可能会带你去一个从网上或是其他渠道都打听不到的新餐馆，我在纽约街头吃过的最好的热狗就是一个路人告诉我的。这些独特的信息渠道会提供给你“不一样”的感受，你可以通过这些信息去勾勒一个属于你的纽约，它只属于你，不属于网络，也不属于旅游杂志，它不是别人帮你打造好的千人一面的城市，它和你有一些只属于你们之间的秘密。去一个地方旅行，对它要熟悉到和它建立起这样的秘密，而不是浮光掠影地拍几张照片，跟着旅游团在诸多景点间蜻蜓点水。我觉得，建立起“自己的城市”，才是旅行的意义。旅行就是打造一个你心中的3D立体地图，这个城市从此有了你的独家记忆，是独一无二的，你一个人的纽约。

要达到这个层面，在旅行的时候就不要怯于表达。我走过那么多不同的国家，从来没有因为语言不通就寸步难行的情况。其实即使是说英文的国家，你也不能保证自己的英语好到像母语一样顺畅，毕竟离开学校那么多年了，有些单词会忘，有些可能从来就没学过，不需要紧张，绕着弯表达出来就好。我经常和身边的老外比手画脚，告诉他我想要什么。我在纽约买睫毛膏的时候，忽然就忘了睫毛膏怎么说，就做个刷睫毛的动作，告诉柜员我need something to brush my eyelash（想要一个刷睫毛的东西）。这种事常有，你需要的单词量没那么庞杂，只要足够大胆就可以出去混，也不会有人笑话你。不用为了出国就去背GRE词汇，那里面许多匪夷所思的词有的老外也一辈子没见过。我记得我背GRE的时候经常遇到一些让人想翻白眼的词汇，比如说ambrosia，是指神吃的食物；daguerreotype意思是早期的银版照相；而vent这个词则有一个意思是指爬行动物或小哺乳动物的排泄口，这些稀奇古怪的词普通人是听不懂的，如果你连这些词都记住了，那你完全可以假冒一位学者了。你需要的只是勇于表达的决心和一些常用词。词汇量这方面，中国学生完全可以对自己自信一点儿。我在埃及吃饭需要一只勺子，勺子怎么说我也忘了，就告诉他们“给我来一喝汤用的家伙事儿”，没一会儿汤勺就送过来了。

我喜欢在异国的感觉，不说中文的时候，感觉也没有包袱，可以自由自在地玩。我记得那时候在丹麦，我特意挑了一个很有趣的小旅社住，那栋房子是矮墩墩的，不像其他酒店那么高大宽敞。我就在这栋矮矮的房子的一楼的一个房间度过了安稳的一夜。第二天早上一拉开窗户，我傻在那儿了，整个窗户都被雪堵上了，只有最上面剩下细长的一小格，不到五分之一的样子。这是什么情况啊？！我以为出大事儿了，赶紧去找老板，老板笑嘻嘻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拉开门让我看，外面有车有人，正在清雪。原来昨天晚上雪太大，把门堵上了，整个旅馆埋在雪里面。怪不得他们所有的门窗都是向里拉的呢。

那会儿门前已经铲出一小块空地了，许多住店的客人也出去散步，或是帮着把雪铲走，能感觉到那里的空气特别新鲜，清冽的、带着雪的味道的空气多诱人啊，我穿上大衣就跑出去玩雪了。那天方圆一公里内见不到其他人，我玩得特别美，中间数次“吧唧”摔倒，远处铲雪的人群也会传出笑声，但那种笑不会让人觉得尴尬，一场大雪让所有人都变成了孩子，每个人心中的童心都被这场雪激发出来，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都变得真诚而宽容。

安迪·沃霍尔《玛丽莲·梦露》

弗里达自画像

毕加索《做梦的人》

莫奈《睡莲》

有些朋友喜欢拿着小本子把旅途安排得满满的，我如果这样做，旅行就丧失了放松的意义。我从不给自己安排固定的行程，我只是单纯四处漫游，享受未知的美妙，我不愿去预料明天遇到什么样的人，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做什么样的事。不一定要把生活安排得那么井井有条，我宁愿旅游的日子像是阿甘妈妈说的那盒巧克力，我们伸手进去摸，摸到什么味道的就是什么味道。

不过如此

很多时候，我们只能用“知足常乐”来安慰自己，我们假装很幸福，然后各自在寂静的角落里孤独地抚摸伤痕。旅行在某种程度上，像是一个小规模的心理治愈活动。不会带来任何压力的陌生环境和陌生人，新鲜的景致，都像是在艰难时世中行走到快要窒息的时候，忽然摸到的氧气瓶。

旅途中唯一让我别扭的是经常被错认成未成年人。

我去波士顿看同学的时候，大包小包带了一堆东西——朋友离开祖国日子太长了，对故乡的各色小零食思念得夜不能寐。为此我专门买了个巨大的拉杆箱，里面赛满了好吃的——辣椒炒的花生仁儿、糖炒栗子、豆腐干儿。过海关的时候一打开箱子，满屋儿都是花生香味儿。在场的老美们不约而同地“哦”了一声，查我箱子的大叔满脸微笑：“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呀！”

那是，不好吃至于这么万水千山地扛过来么？

立平在电话里指挥我：“别坐灰狗巴士(1)，你试试美国的火车。”我说：“好！”就去买了张火车票，哇，比“灰狗”贵很多哎。上了火车我就累得睡着了，快到站的时候才醒，醒来又那么蚂蚁搬家似的扛着个大箱子下火车。这时就听后面一位女士大叫：“Oh！So little girl！Such a big luggage！Where is your mom？”（噢，这么小的姑娘！搬个这么大的行李箱！你妈妈在哪？）

我扭过头去，是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女士，我们相视一笑，她又问我：“Where is your mom？”（你妈妈在哪儿？）我只好告诉她：“I'm a big girl！”（我是大姑娘啦！）

或许是因为我个子不高，加上白种人不善于识别亚洲面孔的年龄。我屡屡被人盘查年龄，尤其是夏天，我喜欢把头发盘起来，看着就更显得小，每次买含酒精饮料都会被人追问年龄。我在加州玩的时候，晚上在酒吧帮朋友买酒，那天我扎个马尾巴，穿一件印着Hello Kitty的T恤。墨西哥酒保一看到我就轻蔑地笑了笑，伸出一根食指摇了摇，表示他识破了我的小诡计：“我们不能卖酒给你，小姑娘。”

在加州，卖酒给21岁以下的公民是违法的。但是，我早就过了这个年龄限制了好吧？我告诉他我是1980年生人，完全可以饮酒，酒保漫不经心地说：“Really？show me your ID！”（真的吗？拿护照来看看吧！）可巧那一天我没带护照——护照和大部分现金都扔在酒店房间里了，翻遍全身只有个国内办的二代身份证，我只好恳求墨西哥酒保，我把护照落在酒店了，但我带了我在中国的身份证，给你看这个行吗？

墨西哥酒保大概也是第一次看见中国人的身份证，捏手里看了半天，再抬头看看我，又低头看身份证。虽然我们的身份证上写的是汉语，但“生日”是用阿拉伯数字标的，我跟他解释说这是我中国的ID，酒保犹豫了一会儿，转身从柜台后面找了个华裔熟客，确定我身份证上那行阿拉伯数字确实是生日后，他终于开恩说好吧，这才卖给我一杯酒。

我去拉斯韦加斯也因为这个原因被拦下了好几次。因为我喜欢卡通人物，夏天衣服上印的不是加菲猫，就是Hello Kitty。如果没有护照傍身，这样的打扮很难进入拉斯韦加斯的一些特殊场所，所有门卫都会从乱糟糟的人群中把我拎出来，告诉我：“你不能来，小丫头，你只能在监护人陪同下进来。”

我被打击得恨不得把护照顶在头上。

不过老实说，我不是很喜欢待在赌城，最初我美国的朋友都苦劝我去拉斯韦加斯转转，说不来赌城就跟没来美国一样。我也好奇心重，决定去看看那种纸醉金迷的生活到底什么样儿。到拉斯韦加斯的当天，我打电话给我爸说我第二天去拉斯韦加斯。我爸表示很支持：“那你还不赌点儿去？”我说我没兴趣，有啥好赌的。我爸说，赌点儿吧，人生得意须尽欢，体验体验大赌徒是个什么感觉，兴许以后用得上呢。我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就问他：“爸，你看我赌多大的合适啊？”

我爸很豪迈：“怎么还不得赌个300美金啊？”

我立刻就被我的“赌神”老爸惊着了：“300？！30我都嫌多！”

就为这点儿事儿，我们在越洋长途里争论了两个小时，最后讨价还价到50。我下楼玩了一小时老虎机，50块钱扔在老虎机里，顿觉索然无味，打着哈欠上楼睡觉去。

以后再去，就多数是陪朋友去见世面，不好意思甩下人家不管而已，我对赌，始终兴趣缺乏。手头有花不完的闲钱，我宁愿逛跳蚤市场去。

我很喜欢在那种风味独特的小市场里细细寻觅的感觉，有时买到心头所好，还会召唤同好者一道欣赏。助理和经纪人经常被我煽呼得蠢蠢欲动，一人抱着一堆，弄得跟团购似的。有一次我在尼罗河畔买到一条极具当地风味的长裙，带回国谁看谁说好。

我也很喜欢那种古老的文明气息，穿在身上，仿佛又回到了尼罗河边。

无论是北极圈上方流光溢彩的极光，还是蜿蜒不尽的尼罗河，乃至壮美的维多利亚瀑布，都曾深深震慑过我。

最让我嗤之以鼻的一句话就是“人类是地球的主人”。人类怎么可能成为地球的主人？

人类不是地球的主人，永远也不是。当然我承认人类是一个非常年轻而凶狠的物种——我们的存在不过区区六千五百多年，就已经顺利地将地球上的植被、空气、水质和生态系统搅得一团糟，促成或加速了将近70％的物种灭亡，和曾经占据地球数百万年的恐龙比起来，我们人类虽称不上是“穷凶极恶”，但若将人类说成是地球的主人，那就太过分了。

不论是坐在游轮甲板上面对浩瀚的海洋的时候，还是在极圈内的冰原上目睹极光的美丽的时候，甚或在戈壁深处看着漫天黄沙的时候，我都会有“人类不过如此”的感觉，想想电影《2012》就知道，人类在面对震怒的自然时何其脆弱，一次地壳运动就可以毁掉我们引以为豪的人类文明。我们的科学家大声疾呼：“不要毁掉地球。”实际上，我们能毁掉的也只有自己，地球本身大概并不在乎自己的臭氧层或者植被遭到了怎样的破坏，它安静地在轨道上运转了无数年，以后也会这样永恒地转下去，说我们是地球的主人，未免太自不量力了。

比起自然的伟力，人世间的痛苦和悲伤、希望和绝望，都是一样的微不足道。

这种感受来得特别强烈的一次，是在2008年1月，我在纽约玩的时候。

我还记得那是在臭名昭著的纽约地铁里，我有点儿困。前一天晚上我自己在酒店看碟《断背山》，这部电影我已经看过一遍了，反复回放的原因是我非常欣赏该片主演希思·莱杰（Heath Ledger），当时我看到娱乐报道说他在即将放映的《蝙蝠侠前传：黑暗骑士》中饰演小丑，非常激动，一直在热切地等待这部片子——闲话少说，就当我在地铁里昏昏欲睡的时候，忽然看到旁边高大的黑人男子手里的报纸上出现了一张希思·莱杰的照片，我疑惑地抬起头，发现那是当天报纸娱乐版上最大的一张照片。

我的心一下子就吊起来了，侧着脸偷偷打量黑色大标题——希思·莱杰去世了。就在当地时间1月22日下午，知名演员希思·莱杰被发现死于纽约市的一个寓所内。

我慌乱地问邻座借了娱乐版来看，是真的。

我的心情一下就低落了。

真是巨大的讽刺。我最喜欢的演员，就在我身处的这座城市，在我刚看过他的一部旧片，正在渴望看到他新片的时候去世了。这个曾凭李安导演的影片《断背山》中的角色获2006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刚满28岁的天才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离开了人世。纽约市警局对媒体证实了莱杰死亡的消息，他们说目前还不能确定死亡的原因，警方称不排除莱杰死于服用安眠药过量的可能性。

之后的一段日子我天天去买《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看，连蒙带猜地追踪希思·莱杰的新闻，我读到许多人对他的追思和怀念，以及对过早离去的天才的深深惋惜。当莱杰的遗作《蝙蝠侠前传：黑暗骑士》上映时，我也第一时间去看。

离开纽约后，我去黄石公园玩了一趟。或者确切地说，在大峡谷和瀑布下面平稳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佛说人有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放不下。每一样都是折磨人心的利器，我们在名利场上打滚，难免心猿意马，各种委屈，各种不平，但迫于局势，很多时候，我们只能用“知足常乐”来安慰自己，我们假装很幸福，然后各自在寂静的角落里孤独地抚摸伤痕。旅行在某种程度上，像是一个小规模的心理治愈活动。不会带来任何压力的陌生环境和陌生人，新鲜的景致，都像是在艰难时世中行走到快要窒息的时候，忽然摸到的氧气瓶。旅行像心理上的排毒，所有的负面情绪在一个清新的环境中渐渐淡化，心态得以重新平和淡定起来——世界如此辽阔，我们如此渺小，所有的功过都敌不过自然和时间，你做过再大的功绩，此刻也无须提起，犯过再多的错误，此刻似乎也可以忘记。

还有什么不能放下，还有什么不能过去。

古人把这种感觉写成诗，叫做：“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用东坡居士的话说，叫做：“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人生啊，就像那茫茫雪原上一只疾速掠过的飞鸿，偶尔在泥地上留下一点儿痕迹。飞鸿不知去向，而雪花依然在纷纷飘落，不一会儿的工夫，那雪地上的痕迹也悄然泯灭，不见踪影，天地依旧是苍茫一片，这便像是充满了偶然性的人生，变幻莫测。

我没有很多欲望，也不强求自己能力范围外的东西，我想要的不过是家人安好，朋友健康。自己躺在吊床里，睡醒了，抬头看蓝天白云。雨天爬到阁楼上，闻着雨水中的青草香读读书。闲的时候，打球游泳，到欧洲大陆去看名胜古迹。我想要的就是这些，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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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跨城市的长途商营巴士，是美国最著名的全国性长途汽车公司。

后记

不经历复杂的简单是一种苍白，我觉得。

我是个非常简单的人，小的时候是单纯，长大了经历了一些风雨，有过一些起伏，但如今还是归于平静。重新回到一个简单明快的状态里，我对自己是满意的。

刚上北大的时候，一位师姐感慨地说：“天啊！小婉君都上大学了！我们真是老了！”当初不理解师姐的感受，现在我遇到当年的老同学携妻带子地出现，看到当年的闺蜜如今已是牵着宝宝的幸福妈妈，也会短暂地一愣：我们已经到了为人父母的阶段了么？好像是的，时间走得真快。

但为什么我内心深处，仍然觉得自己还是一个面对大千世界、胸中满是惊喜的孩子呢？每天都有一些新发现，迫不及待地与人分享。只是有些话，寥寥数言实在不能明确表达，遂写了上面的一些话，趁现在年轻记性好，把我觉得有趣的和有意义的部分都记载下来，与诸君分享。

关于小时候的部分，大多数是参考我妈口头提供的资料，也省略了部分我妈由于强烈的“自己家的闺女怎么看都好”的情绪而产生的夸张情节，比如我妈很坚定地说我小时候一直考全班第一，这个，据我的记忆，好像是没那么准确，准确的名次是能保证前三名，第一不一定。我算是比较粗心的小孩，经常把难算的附加题都算出来，却在前面简单的口算丢分。虽说偏离了客观事实，但我还是很开心我妈如此坚定地相信自己家孩子的种种美好。父母和孩子的爱不应该有条件。

我妈也老了，她的腰椎不太好，我带她去协和医院找最好的大夫，大夫说是天长日久的劳损，伤害了椎骨中间的薄膜，她现在坐一段时间再站起来就比较吃力，腰疼。

我很难过，却束手无策。只能尽量劝她多休息休息。

人老了，就像年久失修的机器，各个部件都出现了问题。这种病也没法根治，只能是尽量休养，以免情况恶化。

在我小的时候她随我东奔西走，没少受累，在家的时候帮我伺候花鸟虫鱼，出门的时候又要陪我学习琴棋书画。有些课我没好好学，我妈倒是记住了不少基础知识，以至街坊四邻培养孩子的时候都跑来跟她取经。

现在她没有精力再陪着我拉小提琴，只能和我爸并肩蹒跚行走在琉璃厂一带，寻访自己喜欢的老物件儿。写这本小书，就当做是送给妈妈的礼物吧。

也必须感谢我的同学和朋友们，尤其是绿豆和仙仙，两位在成书过程中被我多次骚扰，被迫搜肠刮肚回忆中学时期的陈年旧事，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举动必须赞美，希望两位保持并长期发扬。

我经常被记者追问：“你幸福吗？”我每次都干脆地回答：“幸福。”

有时对方还会追问：“为什么会觉得幸福呢？”

那……为什么我不能觉得幸福呢？

我以为一个人生活得是否幸福，不是看他有多少钱或者名声，而是看他对生活的态度。我经济独立，父母身体健康，朋友多多，自己有许多爱好，实在没有理由不幸福。当然如果比起莎莎来我还是差远了，现阶段我最羡慕的就是它，无知无识，无忧无虑。前两天在家大扫除，准备迎接新年，莎莎不停地过来淘气，我干脆放下抹布和它逗了一会儿，突然发现莎莎有痒痒肉，一挠它的下巴，它的左后腿就不停乱蹬，屡试不爽，像个笑得喘不过气的孩子。

它在“狗界”算是幸福的吧？一家老小争相宠爱，要狗粮没人敢拿狗咬胶糊弄它。想得多了，就难免纠结。也许我们都要努力让自己简单一些，这才容易快乐。

在我写后记的时候，已经是除夕之夜。小区里鞭炮声此起彼伏，我弟担心他节前用纸箱子给流浪猫做的窝被人拿走或是沾了火星着火，不停地出去看，又拿件旧衣服垫在箱底的海绵垫儿上，拿编织袋把猫窝围起来，箱子侧面写上“流浪猫窝请勿移动”的字样。

我觉得很温暖。

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像只独立闯荡江湖的猫咪，一旦离开母亲的温暖怀抱，独自流落江湖，前路是吉是凶，无从得知。没有谁有义务必须对你好，因此在寒冷漫长的冬天，忽然抬头看到温暖巢穴和清水粮食，这点意外的温存，格外让人感动。

幸福是一种灵魂的香味。

我不在意别人对自己作何评价，也不在意曾经的批评。“若是批评不自由，则赞美也丧失了意义”。想想自己其实一直都好幸运，遇到许多善良的人。我们已经携手走过了最崎岖凶险的路段，以后大家也要一起坚定地走下去。我在演小婉君的时候，从未担心过现在的自己会变成什么样，正如现在我不会担心未来我会变成什么样，我相信自己是个把控人生的强者。

感谢每一位读者朋友，谢谢你们看到这里。在兔年的最后一天，衷心祝愿大家在龙年活得舒心惬意，遇到快乐的自己。

2012年1月22日

后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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