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德雷克·格利高里　约翰·厄里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总序

用一整套丛书来介绍“时空社会学”，无论是对广大读者还是对社会学、社会理论等专业领域的学者来说，都似乎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其学术和社会意义是需要予以说明的。

的确，尽管历史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经常会涉及时代（时期）、区域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但是，把时间和空间看作社会学的主题，甚至把“时空社会学”看作当代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分支、一种重要的理论研究方法，这在中外社会学界和社会理论领域还是需要加以论证的。

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等著作中强烈批评西方社会理论对时空问题的忽视。他认为，大多数社会分析学者仅仅将时间和空间看作行动的环境，并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把时间看作一种可以测量的钟表时间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只不过是近代西方文化特有的产物。在他看来，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会理论的核心。社会科学家只有围绕社会系统在时空延伸方面的构成方式才能建构合理的社会思想，才能理解和把握社会学从一开始就致力研究的社会“秩序问题”。

美国当代社会理论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分析和批评19世纪社会科学范式的局限性时更以嘲讽的口吻说，在社会科学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方法论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分析过程中删除了时空概念。他认为，在以往的社会理论中，时空被看作一种自然的常态、一种外生变量，而并非连续性的社会创造。然而，事实上，“时空”不仅是纯内生变量而且还是我们理解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关键所在。

社会科学研究中之所以存在这种严重的理论和方法论缺失，有理论本身和社会现实两方面的原因。从理论的角度看，这可以说是牛顿经典时空观和康德虚空的时空范畴在社会思想中的后遗症，但是，与此同时，也是社会科学中普遍主义理论模式和实证主义方法论固有的弊端。古典社会学尽管有着近代社会的产生和发育作为现实的基础，并从生物学等新的自然科学理论中引入了“进化”“节奏”“规律”和“发展”等概念，但是，由于物理学主义或理性主义（笛卡儿主义）的影响，总是把社会看作一个超历史的、统一的过程，醉心于揭示“社会实体”中类似自然界的“规律”，恰恰忘记了社会区别于自然的时空的复杂性。

从社会现实的角度看，现代社会的动力学机制及其内在规定性的形成和展现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按照吉登斯的观点，现代社会生活独特的动力学机制表现为三个主要的社会因素或过程：一是时间与空间的分离，二是社会制度的脱域化，三是现代制度或现代性的反思性。所谓时空分离，意味着现代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超越具体“地点”和“场所”的局限而实现更广泛的联合。时空的分离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它们成为人类社会组织中互不相关的方面，恰恰相反，时空的分离为现代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重组和控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因素、社会关系、社会组织跨越时间和空间距离的联合就是时空重组的过程。时空的分离对于现代社会制度的脱域化和反思性机制来讲至关重要，同时，制度的脱域化和反思性又使在更大的时空尺度内筹划和管理现代社会广泛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和可能。

或许就是出于理论和现实的反思与批判，当代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在时空问题上形成了越来越明显和强烈的兴趣。在社会空间问题上，如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曼纽尔·卡斯特和大卫·哈维的都市研究，都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福柯甚至预言社会理论的空间时代的到来；在社会时间问题上，早在1937年，著名社会学家皮蒂里姆·索罗金和罗伯特·默顿就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合作发表论文《社会时间：一种方法论的和功能的分析》，强调在社会动力学研究中时间变量的意义，以及社会时间范畴的重要方法论意义。法国社会学家乔治斯·古尔维奇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出版专著《社会时间的频谱》，分析了时间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辩证关系。即使深受帕森斯功能主义影响的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论述传统的社会学意义时，也曾指出模糊和忽视社会的时间历史向度对社会科学的不利影响。当代社会学与社会理论家吉登斯和鲍曼等，更进一步建立起时间和空间范畴在社会场域中的内在联系，强调社会时空的变化和重组是现代性的特性和重要推动力量。

“时空社会学译丛”首批著作包括《时间、自我与社会存在》《时间社会学》《社会时间的频谱》《时间与社会理论》《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劳动的空间分布：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观》《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建构时间：现代组织中的时间与管理》以及《全球复杂性》10本，着重介绍时空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同时也注意到时空社会学对理解当代社会变革的意义。

本译丛的出版，其根本的目的在于推动我国时空社会学的发展，以及用时空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把握中国的社会实际。

30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现代性迅速生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重塑了我国社会的时空结构，而从社会的时空结构中又可以更好地解读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我国社会学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必须立足于把握中国的时空特性。

空间性问题，是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首先要关注的问题。“空间”首先是指地理空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别很大，这种空间特征既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推进提供了可能，也使贫富差距与地区差距叠加到一起，放大了差距拉大的社会效应。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主要指社会空间，如社会活动的规模、社会事件发生的范围、社会影响的广度和深度等。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任何一个成绩除以13亿，就变得很小很小了；任何一个问题乘以13亿，就变得很大很大了。这就是规模作用。目前发生于我国社会过程中的许多现象和事件，都有着这种空间因素和空间效应，需要引起社会科学家的高度关注。例如，农民工的流动问题。我国每年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流动于中西部和东部沿海、城市和农村之间。如此大规模的流动，历史上不曾有过。体现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形成于其间的人的社会化、社会分层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都极具社会学意义。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及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影响，也都是目前我国社会研究中要关注的空间维度。

我国改革开放的时间性特点，就是许多应该发生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事情，被压缩和重叠在同一个时间段内。从原始的刀耕火种到现代的太空育种，从古老的手工制作到现代的纳米技术，从荒凉的村寨到繁华的都市，都集中存在于同一个过程中。那些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被认为是矛盾的东西，如传统和现代、政府和市场、国家和社会、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却既相互需要又相互补充，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协调。此外，我国改革开放面临特定的历史机遇，抓住了机遇，我们就能赢得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和平环境，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总之，对社会过程和社会事件中的时间因素的把握，以及整个理论和文化结构中时间观念的变革和重构，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

时间和空间虽然是社会发展中的两个维度，但是，它们又整合在同一个社会过程之中。比如，城乡协调发展，是社会现代化过程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就是社会学中的社会结构变迁问题；区域协调发展，实际上是社会学一直关注的先富和后富的问题。如此等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着多种多样的时空重组和时空变换。

还应该指出的是，时空问题不仅对于理解宏观社会过程和社会制度有重要的理论与方法论意义，而且也是个体和群体日常社会行为的重要分析工具。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场所、先后、次序等，就是很有趣味的空间和时间问题，其中往往包含着复杂的权利关系和社会文化意义。

可以肯定，时空社会学的研究，对于社会科学各学科，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教育学和传播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对于社会的伦理、价值和文化重建，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景天魁　朱红文

2008年11月29日

目录

总序

第一章　导论　德雷克·格利高里，约翰·厄里

第二章　空间的诸种新方向　多琳·梅西

迄今为止的故事

工业变迁与空间变迁

今后的问题

第三章　社会关系、空间与时间　约翰·厄里

引言

时间、空间与理论实在论

空间的意义

空间的分析

空间劳动分工

市民社会的空间结构化

结语

第四章　空间的重要作用　安德鲁·赛雅

空间的重要作用

错误的空间观念

空间探讨中的难题

结语

第五章　空间、城市与城市社会学　彼得·桑德斯

问题：一门寻找研究对象的二级学科

第一次尝试：作为生态社群的城市

第二次尝试：作为文化形式的城市

第三次尝试：作为资源分配系统的城市

第四次尝试：作为集体消费单位的城市

城市主义、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

向工业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城市

作为微观社会的城市

作为社会变化的权变因素的城市

小结：城市社会学的遗产

第六章　社会生活的空间性：迈向转型性的理论重构　爱德华·W. 索雅

空间的社会生产与社会的空间构建

构建空间性理论过程中的物质性和错觉

空间性理论的重构：先导，矛盾态度，融合

先导：法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空间性

矛盾态度：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的空间性

融合：空间实践与批判社会理论

结语

第七章　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学　大卫·哈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特征

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资本主义发展的中枢

通过长期投资实现的时间替代

构建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

空间组织的生产

地区阶级联盟的形成及其不稳定性

“空间修复”的探求

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学

结语

第八章　空间中的阶级、分工和雇佣　理查德·沃克

阶级的结构化

阶级权力和生产

分工

阶级和分工

资本和劳动相遇的地点：雇佣关系

时空中的雇佣：空间分工

小结：作为地理过程的阶级形成

第九章　空间变化、政治与分工　艾伦·沃德

巴别塔

基本比喻

简单地质学的局限

走向一个扩展的比喻

斗争与劳动过程

劳动力市场

集体消费

市民社会与家庭组织

结语

第十章　作为地区标志的阶级实践：劳动地理学大纲　菲利普·库克

引言

作为实践的地区：社会—空间多样性理论

地区的具体性：以南威尔士为例

生产基地

劳动过程

资本所有权

具体的社会关系

制度的具体性

结语

第十一章　资本重组、地方政治经济学与家庭工作策略　R. E. 帕尔

非正式经济的问题

地方政治经济学和家庭工作策略

结语

致谢

第十二章　时间、空间与区域化　安东尼·吉登斯

时间地理学

批判性评论

区域化的模式

时间、空间与情境

反对“微观”与“宏观”：社会整合与体系整合

第十三章　假死：扩散理论的停滞　德雷克·格利高里

引言

手摇风琴和脚踏式风琴

梅尔斯托克唱诗班

时空路径

自然主义

空间和时间

信息和资源

反抗和斗争

结语

致谢

第十四章　社会生成空间，空间生成社会：思科讷省中的圈地运动、社会变化和地点生成过程　阿兰·普雷德

作为历史偶然过程的地点：命题概要

思科讷省的圈地：背景考察

有价值的问题

单个地块圈地运动前的日常路径与有地农户的农业计划

基于实践的意识和个人主义

单个地块圈地后的日常路径和农业计划

地点生成过程中的变化

结语

第十五章　苍蝇和细菌：一种知识地理学　奈杰尔·斯瑞夫特

引言

社会识知（social knowing）与社会无知（social unknowing）

从行动者的视角看

从社会的视角看

知识类型

无意识的知识

实践知识

经验知识

自然哲学

知识类型与知识可得性

社会识知和社会无知的地理学

识知和无知的政治

政治知识的物理可得性

政治知识同读写能力和教育的关系

政治知识传播的组织框架

政治知识的解释

结语

译后记

图表目录

主题索引

作者索引

第一章　导论

德雷克·格利高里，约翰·厄里

19世纪，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在自然科学的阴影下形成了它们的现代形式。这使我们可以确定出它们之间的许多联系，乃至它们之间的交叉结合。不过，在我们看来其中的大多数结合并不成功。例如，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和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之间进行了一场有影响的交流，前者关心的是把人文地理学建成一门具有独立完整性的（自然）科学，后者则想将其纳入自己的社会形态学领域，并将其置于社会学这门新科学的更大框架之下。从制度环境和知识框架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存在如此之大的差异，彼此不可能简单地相互包容。不过，它们都相信社会集体生活的道德性—目的性，也相信现在所说的“情境性”（contextuality）可能是最重要的东西。同样，区位理论（location theory）的创始人绝不是社会理论的陌路人。20世纪中期，人们有选择地用他们的著作来把人文地理学重构为一门“空间科学”。冯·杜能（von Thünen）的农业土地利用模式包含一些明显静止的杜能圈，这些杜能圈进入了对19世纪初期欧洲地主与工人之间关系的广泛讨论。在这场讨论之中，生产的空间边际与农业工资之间的关系明显带有黑格尔政治哲学的色彩。等总运费线限定了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抽象工业区位模型，但不久就进入他随后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工业化动力机制的探讨中。尽管这仅仅是一种梗概式的说明，但它仍然把一种具有历史敏感性的政治经济学引入到一种超时间的机械模拟中。然后，这些贯穿在一种更为广泛的文化社会学中，后者同他哥哥马克斯·韦伯的著名研究计划有许多共同之处。在此过程中，阿尔弗雷德旗帜鲜明地否定了一种独立的、纯几何学的（或者纯经济的）区位理论的可能性。最后，芝加哥学派所确认的环形—马赛克式城市土地利用模式，不仅对起源于达尔文一种原生而又不变的“自然秩序”的思考来说是束缚，而且对源于涂尔干的一种基于公共商谈和交往的明确的“道德秩序”的揭示主要来说是源泉。

当然，社会理论和人文地理学的这些交织组合以及其他仍待研究的交织组合远比这种粗略的评论所表明的更为复杂。但是，这些交织组合几乎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发展，而且一些交织组合甚至遭到了系统性的拒斥。“社会”脱离了“空间”，这是一种康德意义上的二元论。同时，涂尔干试图以同样的方式来为社会学营造一个生存环境，把社会学的目标当作是以内在的社会过程来解释社会结构。因此，人文地理学开始以同样排他性的方式被定义为运用内在的空间过程对空间结构进行的解释。用来描述许多“空间过程”的是形式语言体系，尤其是几何学和概率论。这使人文地理学进一步远离了社会理论所使用的迥然不同的日常语言体系。即便如此，人文地理学和社会理论基本上仍然继续分享一种自然主义，继续接受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与自然主义存在着最密切的关系）的信条。到目前为止，这些观点遭到了广泛的批判，不过在这里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对这种批判进行概述。但是，我们确实想表明这种批判的一个最重要的效应：因为它可以说对社会理论和人文地理学如何被禁止“通婚”提供了一种解读——这种“通婚”并不是一种偷偷摸摸的苟合，而是一种公开但又被拖延的“订婚”。令人感到悖谬的是，人文地理学和社会理论只有尽早完全抛弃空间结构分析才能够“完婚”。空间被视为一种附带现象，一种对人类意向性或社会结构的“编码”或“映像”。这意味着就空间组织被称为空间组织而言，任何对它的解释不得不在一种主要是去“空间的”或者一些人所偏爱的“组构的”社会理论内部寻找。于是，大多时候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构想社会生活的角度是意向性（解释社会学、构成现象学和解释学的领域、“唯心主义”和人文主义地理学的领域）还是结构（结构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领域、系统理论与城市和区域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在最优的情况下，空间结构化的问题域对这些交流来说是边缘化的；在最糟的情况下，它直接被谴责为是一种无关紧要的消遣。

但是，这些互相对立的立场最近在“结构化”理论中的互相贯通重新凸显出来，向具体的回归也随之而来。这一回归标志着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的相互关联作为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出现了一次重要复兴。一系列更广泛的发展更加凸显了这些思想的重新组合：联合且不平衡的发展形成了新的空间结构，这尤其是因为生产的国际化和空间分工的重组；社会关系的结构化和意义发生了变化，并且阶级和非阶级的社会运动出现了，其中许多是以城市或地区为基础的；日常生活的时空组织出现了转变，这尤其是因为交通、通信和微电子技术的深刻革命；国家对远距离的分散人群的监控能力得到提高。由于这些变化，空间结构如今不仅仅被视为社会生活于其中展开的竞技场，而且还被视为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媒介。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才可以说是面对一个共同的（即使不是经典的）“秩序问题”。

这些不同的发展激起了一系列关于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的衔接领域的重大争论。在本书中，我们只探讨了其中的四个领域：实在论的科学哲学对这些新分析策略的意义；把空间纳入马克思和非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之中的一般后果；阶级和其他社会力量的空间结构化；时间—地理学及其扩展对一种适当情境化的社会理论的意义。

对实在论的关注是本书一再出现的主题。在第2章中，多琳·梅西（Doreen Massey）简要地勾勒了现代人文地理学的演变过程。她区分了两类不同的路径：在第一类路径中，事件空间模式的普遍化是科学地位的判断标准；第二类路径认为，科学研究就是找出那些在时间和空间中构成的（社会）结构内的“必然”和“偶然”关系。这种对事件与结构的区分是一种本体论上的区分，它意味着科学必须要描述这样一些结构：它们的“因果力”在具体的时空环境中偶然地产生出一系列具体事件。在第3章中，约翰·厄里（John Urry）讨论了这些主张的意义。他考察了社会关系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和“市民社会”内部的时空结构化，并且对如下三个领域之间的三重分离进行了辩护：（1）事件在时空中的分布；（2）特定社会实体的时空结构化；（3）不同社会实体之间不断变化的时空关系。在第4章中，安德鲁·赛雅（Andrew Sayer）集中讨论了其中的第二个领域，并且强调社会结构内部的必然关系和偶然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目的是确定“空间”对具体研究产生的“影响”。正如赛雅所论证的那样，如果我们想要判定特定结构的“因果力”的影响，就必须揭示出它们的特定时空配置和背景环境。这进而意味着，人为地分离“空间”和“社会”，然后再以不同的方式将它们重新组合是一种最基本的错误。我们必须彻底摒弃这种康德式的二元论。

但是，在第5章中，彼得·桑德斯（Peter Saunders）坚持认为，那些倡导这种策略的作者通常不能证明有一些独特的“社会—空间”实体可以成为某一门新“社会—空间”科学的研究对象。特别是，他拒绝了四种把“城市”确立为“城市”社会学的独特研究对象的连续尝试：这些尝试把城市当作一个生态社群、一种文化形式、一个资源分配系统和一个集体消费单位。桑德斯进而为他所说的一种“非空间的”（non-spatial）而不是“去空间的”城市社会学提出了辩护。“非空间的”城市社会学并不关注一种所谓自主的城市现实，但仍然关注地方化的一般社会过程的大环境。尽管桑德斯声称“蔑视”任何“使对空间的关注成为社会学话语的中心”的企图，但是爱德华·索雅（Edward Soja）在第6章中主张，社会生活有一种不可或缺的“空间性”，然而传统的理论构建却排除了这种“空间性”。索雅极力论证，必须为“社会生产的（socially produced）空间”建构一种新的唯物主义理解。他相信，亨利·列斐伏尔在法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进行的一系列干预预示了这种新的唯物主义理解。在索雅看来，如今围绕着列斐伏尔的许多中心命题正在出现一种真正重大的融合趋势；这种友好的融合吸引并修正了马克思和非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对差别是如此根本的传统来说，接纳空间带来了异常令人困扰的后果。在第7章中，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令人遗憾的是，空间和地理问题在所有社会理论中都遭到了忽视和冷落，因为任何社会理论纳入这一问题都会导致自身的核心命题不再成立。”这显然重新回到了萨克（Sack）对抽象研究和具体研究的区分。同时，哈维阐明了“空间—经济”中固定与流动之间必然产生的一种紧张关系，试图以此构建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在“地区空间”内部及它们之间，一些力量维持和颠覆了生产和消费的“结构化的连贯性”（structured coherence）。因此，哈维在确定这些力量时试图表明，不仅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具有它们自身的地理布局，而且这样一些空间结构（或“修复”）也存在于这些危机的解决办法之中，因而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重组之中。

哈维的论文为接下来的许多论文提出了一个有用的背景。在第8章中，理查德·沃克（Richard Walker）回到了理论实在论所蕴涵的本体论深度概念。同时，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深层的社会关系包含四“层”的结构规定性：阶级、分工、资本和劳动在工作场所中的结合（雇佣关系）以及资本和劳动在时空中的结合（空间分工）。沃克利用这一图式论证说，只要把阶级的形成描绘成一种“地理过程”，就必须引入哈维的固定与流动辩证法。在他看来，阶级是通过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构建起来的，而这些活动必然使阶级卷入空间的社会使用中（并且通过空间的社会使用构建阶级）。在第9章中，艾伦·瓦德（Alan Warde）考察了另一个“地质学”比喻。这个比喻承诺要揭示社会关系模式化中的“历史—地理”变迁。按照这个最初由梅西提出的命题，连续的积累周期在地理空间中沉积了一层层“工业沉积物”，产生出一种空间分工，而这种分工又被纳入高度流动的资本对利润的持续追逐中。这些不同的沉积层通过某些方式“凝固”产生时空分化型的社会结构。由此可以断定，我们可以依据同样的方式来理解地方（localities）。瓦德指出了这种简单探索的一些局限：需要阐明每一层中区位逻辑之间的转换规则；需要阐明那些在不同地点产生出不同的政治效应的不同阶级残余之间的结合规则；还需要认识不同于纯阶级效应的地方效应。因此，这使他能够扩展最初的那个比喻，使之包含空间分化型政治实践的生产过程中的四个机制：劳动过程问题上的阶级斗争，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化，集体消费的地方化以及“市民社会”内部再生产实践问题上的斗争。“市民社会”观念在第10章中也凸显出来。在这一章中，菲利普·库克（Philip Cooke）在某种程度上追随了葛兰西，认为地区与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实践基本上具有共同的边界。对库克来说，阶级关系的比较地理学包括五个基本要素：生产基础、劳动过程、资本所有权、社会关系的具体性和社会制度的具体性。通过对南威尔士进行的个案研究，库克能够表明这些差异绝不完全根源于经济，并且政治传统植根于一种丰富和充满活力的大众文化之中。在第11章中，雷·帕尔（Ray Pahl）研究了肯特郡谢佩岛的各种非正式经济活动及其在“地点意识”（sense of place）形成中的作用，进而强化了这些结论。他表明，“地方政治经济”包含的不只是劳动过程或劳动力市场。尽管他接受了梅西的地质学比喻，但是他还坚持认为，一门合格的“社会地形学”（social geomorphology）必须包括具有空间具体性的社会分工谈判所运用的家庭工作策略以及——“至关重要的是”——围绕着这些策略形成的文化实践和传统。这种对文化多样性的强调显然矫正了那些把社会生活的地方纹理与资本的全球重组直接联系起来的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帕尔认可了白兰士所推崇的地点“特质”概念。

当然，地点概念在现代结构化理论中正日益凸显出来。在其最近的著作中，安东尼·吉登斯运用哈格斯特朗（Hägerstrand）的时间地理学来表明社会系统的结构化是如何从根本上在时空中形成的。然而，在第12章中，吉登斯在哈格斯特朗具体阐述的领域之外发展了这些观念。尽管哈格斯特朗的思想无疑具有启发性，但是吉登斯认为这些思想既未能形成完整的社会行动者理论，也未能形成完整的互动场景组织理论。因此他主张，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比经典时间地理学更严格地审查地点概念。“地点”不能简单地用来指明“一个空间点”。因而，吉登斯引入了“场所”一词，用来表示空间点为社会互动提供背景环境的用途。行动者使用这些背景环境的属性，事实上是行动条件的时空分布，形成跨越时空的相遇。进一步来说，这样一些背景环境具有内在的差异（区域化），并且这在日常社会实践的安排和调节中以及在权力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发挥了战略性的作用。吉登斯对哈格斯特朗的批评与德雷克·格利高里（Derek Gregory）在第13章中的评论相吻合。格利高里指出了哈格斯特朗早期的空间扩散理论与他随后对时间地理学形式化之间的一些连贯性，并且认为这些连贯性致使他不能够完全明确其问题域。但是，二者之间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哈格斯特朗的扩散理论没有认真地讨论创新所突破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实践体系。该理论受到了经验主义的束缚。按照经验主义的观点，事件序列（沟通和采纳）是通过一种简单的空间形态学连接起来的。相比之下，时间地理学表明了同这些分析程序的一种决裂：认识到时间不仅仅是一种单纯计量标准，意识到那些制约社会生活展开的相互缠结的因素，并且承认竞争和冲突的突出性。这些变化走向了一种更为严格、全面的情境结构化理论，而这种结构化理论能够符合理论实在论的原则。在第14章中，阿兰·普雷德（Allan Pred）为时间地理学和结构化理论的整合提供了一个例证。他（像帕尔一样）从白兰士那里汲取了理论营养。对普雷德来说，“地点”始终代表一种人类的产物：它总是带来一种无法与社会转变分离的空间转变。个人路径与机构计划在时空中的交织嵌入社会关系结构的再生产和转变之中，并且这是与生活方式的沉淀、个人历史的形成和“外部自然”的改造同时发生的。在对18世纪和19世纪瑞典思科讷省圈地运动的个案研究中，普雷德揭示了这种把地点视为“历史偶然的过程”的理论。尽管哈格斯特朗早期的许多著作关注信息的流通，但是吉登斯和格利高里都认为他没有充分地解释对人类主体的知识性。然而，第15章中，奈杰尔·斯瑞夫特（Nigel Thrift）把知识的可得性当做建构一种“情境化社会行动”理论的关键要素，而这种“情境化社会行动”理论再次利用了结构化理论和时间地理学。斯瑞夫特描述了各类知识库在社会中生成和循环的过程，揭示了知识可得性中的时空差异，并因此把这些差异视为行动条件的时空总体分布中的关键要素。

因此，本书的各章全都同人文地理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衔接相关。它们逐步展开并详细阐明了《对立面》（Antipode）、《国际城市和地区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人文地理学进展》（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和《社会与空间》（Society and Space）等杂志上出现的一些问题。不过，这些杂志的作者们体验到了吉登斯所说的一种高度的“时空距离化”（time-space distanciation）。本书的目标是将人文地理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一部分学术空间缩至最小，为理论研究和经验工作制定一个新议程，从而探索一个全新而又具有挑战性的“共同基础”。

第二章　空间的诸种新方向

多琳·梅西

迄今为止的故事

一直以来，地理“学科”很难处理自身与“空间”和“空间性”观念之间的关系。这个观念非常令人头疼、非常理论化、非常易变。有时，它完全被视为学术分工内部唯一可以声称具有区分意义的特征。有时，它又被斥责为一种盲目的崇拜。正是随着这些看法的反复，理解“空间／空间性”的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都有这种反复关系的极端例子，并且恰恰是那一段历史形成了本文的第一个观点。这个观点的基本内容非常简单，即70年代的激进批判拒斥了事物的空间组织化、距离，或许首先是地理分化的重要性，但是这无论是出于学术上还是政治上的合理原因，都走得太远了。

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某个时期，人文地理学或者至少它的核心部分显然围绕“地区”展开。学院和大学的课程设置围绕着世界的各个地区：“非洲”“亚洲”和“大不列颠的群岛地区”。研究的焦点是地方、差异和独特性。主要内容是理解这些地方是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和如何获得它们的独特特征。当然，这并不总是最复杂的理论工作。相反，许多著作的章节往往简单地开始于地质构造结束于政治。但是，这种研究给社会科学的这个门类所带来的东西是一种独特的要素。首先，它把事物结合起来，而不是将其分开；试图理解各个环节、关系、综合，而不是只关注分析的某一方面。因此，它关注的必然是独特性。其次，这种研究给地理学带来了它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世界（在非常字面的意义上）某个部分——地点、地区、地方。

20世纪60年代颠覆了这一切。与其他社会科学一道，地理学也迎来了“实证主义革命”——特别是量化方法的外观。过去的地区地理学尴尬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学术的大门对它牢牢地关上了。它被视为地理学的黑暗时代。从现在开始，我们进入了真正科学研究的“高原”。这个故事人们已经非常熟悉了，我们无须赘述。当然，这样一种进展完全吻合那一时期的主要特征。这是威尔逊主义的时代，是“白热化”的时代，是技术革命的时代，是我们相信通过中立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就能拯救全世界的时代。随着城市问题开始进入政治议程，我们构建了出行分布（trip distribution）和运具分配（modal split）的数学模型，在上班途中所花费时间的问题上绞尽脑汁。当然，许多社会科学具有这样的特点。地理学与这些学科共同遭遇的问题都牵涉一种方法——琐碎的因果性观念。也就是这样一种看法：仅仅通过经验规则就可以发现（只要你能进行足够的观察）科学“规律”，是数学（或数学中的问题）而不是现实世界的问题指导了研究的方向。但是，除此之外，这一新潮流还向“地理学家”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事物适合被模型化？所寻求的是何种规律和关系？这些规律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实际情况是，这些方法的汇集使得地理学失去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唯有一般和可普遍化的东西才具有科学性的主张使地理学失去了它的核心关注点。在这个壮观的新世界中，人们应该感兴趣的最后一种东西是独特、特殊、具体。这种东西应当由规范化来处理，它是科学事业的一个障碍。这对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来说相对容易，或者看上去如此。无论进行界定是多么困难，它们都有现实世界的一部分——经济、社会和政治——来研究。地理学却没有这样一个具体部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没有可以切分和研究的特定社会关系。它拥有的一切，或者似乎拥有的是一个维度：空间和距离。

因此，地理学把自身确立为“空间科学”。它研究的是空间规律、空间关系和空间过程。有一种观念认为，我们可以抛开社会内容研究空间互动的某些原则。在一个不太明显但社会意义更重要的层面上，人们热衷于识别出空间的规则性，渴望用空间因素来解释它们。他们认为，对地理模式的解释是属于空间的，而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内城问题在那个时期越来越突出，并且为此提供了一个恰当的例证。因为内城具有一种明显的空间规则性。由于假设每一种空间模式背后都存在着一种空间原因，因此，地理学家（也不仅仅是地理学家）运用内城的各种特征（或者研究区位本身的特征）去解释它们的消亡。这或许是当事者由于自身问题而受到指责的最初地理学版本。地理学一方面追求实证主义，另一方面渴求在制度化的学术分工中得到认同。这两方面的结合使得地理学家和地理学提出了一些大胆的主张——有一个纯空间的世界，有一些没有实质和内容的空间规律，并且有一些可能脱离社会环境的空间过程。

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事实上直到现在，人们一直认为，这是一种站不住脚的观点。像纯粹空间过程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只有一些特殊的社会过程发生在空间中。内城正在发生的一切——例如失业——现在被认为与其说同城市有关，不如说同工业有关，各个城市是进行越来越一般化的去工业化过程的第一线。城市处于去工业化过程的第一线，这一事实被认为与城市的工业特征（竞争力弱、劳动更加密集、生产率低）关系更为密切，而不是因为城市的地方特征。换言之，就城市变成了时代的基调而言，空间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从一般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仍然成立的观点。

但是，反过来说，这一观点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问题。首先，仅从学术分工的角度来讲，这意味着地理学被剥夺了它的空间角色。换言之，我们发现，它力图解释的对象的根本原因不在本学科之内。地理学家要么不得不改行学习另一门社会科学，要么站在社会科学的过渡地带的末端，忠实地描述那些属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的结果。学术分工问题本身并不重要，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因为许多其他社会科学继续轻松地进行它们的概念性研究，好像世界存在于针尖之上，没有距离，没有空间的差别。换言之，其他社会科学的重要规律大部分都是无视空间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就意味着空间学科与实质性学科都低估了地理学的重要性。

换个角度看，情况也同样如此。随着这种对地理学作用的轻视，特殊性、个体性和地点的重要性也普遍遭到了轻视。20世纪70年代，激进批判的焦点不是我们在周围世界中看到的各种结果，而是揭示它们共同的根本原因。全部的论证不仅要指出空间模式是社会过程造就的，而且要指出它们是由共同的社会过程造就的。这是一个重要观点，特别是在那个时期更是如此。内城开始作为一个政治问题与地区相互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它们相互竞争对于政府和决策者来说并无为难之处。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已经为人们所熟悉。因此，对于我们这些关注这一问题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不仅是指出你不能只指责受害者，而且是要指出受害者全都在陷入一种共同的困境中，因而与其在地区政策上竞争，不如为了国家政策而联合起来。因此，重视那些不同的地理结果具有的共同性，这一点过去重要，现在仍然重要。然而，这样做是有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对地理学重要性的轻视，即轻视地理学的变量、结果的独特性。

因此，我对20世纪70年代的批判的总结性批判是：“地理”遭到了低估；它被低估为距离；从地方的变化和独特性的角度看，它遭到了低估。空间是一种社会建构——这是事实。但是，社会关系也是在空间中建构的，并且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

工业变迁与空间变迁

在工业区位研究中，20世纪70年代的一大进步是对生产本身给予了同等的重视。工业区位研究不再完全集中于“区位因素”，不再单独用一种空间模式去解释另一种空间模式。一般认为，必须考察在工厂或办公室中正在发生的情况，“地点因素”本身是生产变迁导致的结果，并且要理解空间变迁，就必须超越“空间因素”和空间模式。英国的争论所围绕的实质性论题是内城问题（已经讨论过）以及如何评价地区政策的影响。这正式引发了一系列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主导性因果解释链从生产变迁的原因开始，经由这些变迁（技术变迁、劳动过程的重组等）本身，到如何评价这些变迁对于生产区位要求的影响，再到如何解释空间模式（的变迁）。当然，也有不同意见。有一种强有力的论证认为，在许多情况下，空间因素在空间结果的形成上完全不重要。在某些情况下，这或许是事实。例如，关于停业的决策或者由于劳动过程的强化而导致的失业。在此情况下，失业（无论是产生于市场运作还是产生于跨国公司的决策）的空间模式可能完全是因为单个工厂的内部特征，而不是因为某些更明显的空间因素，例如工厂所在地区的更大范围的特征。但是从总体上说，各种解释倾向于遵循上述因果链。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单向的线性序列。解释的关键（也是新颖之处）在于空间变迁被理解成生产变迁的一个结果。

正如上文所言，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并且需要进一步阐述。但是这一观点现在也需要修正，因为它并不是故事的全部。或者说，故事没有这么简单。“从生产变迁到空间变迁”的序列忽视了空间组织化的区位机会（或者缺乏这些机会）的重要影响，也忽视了使用距离和空间分割本身的重要影响。这两者都能对生产过程产生影响。现在众所周知的是，资本把区位的改变当做削弱工人抵制策略的一部分。这一策略（或许更有趣，虽然无疑更难以“证实”）反过来使用也会奏效，因此，某些资本要素的空间非流动性是生产组织发生变化的部分条件。20世纪60年代末，伦敦东区的服装业中血汗劳动和家庭制衣加快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如下事实：与那种由大资本控制并大规模生产服装的工业部门相比，这一产业部门（少量的家庭资本，生产周期短，与时尚市场关系更紧密）几乎没有任何空间流动性。这两个产业部门都面临着沉重的成本压力，主要是劳动成本压力。但是，它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解决了各自的问题。大资本离开城市，前往别处寻找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对于小资本来说，这一策略不可能奏效，必须寻找其他的解决办法。对于它们来说，只有通过社会生产组织的变革才能找到新的、更廉价、更驯服的劳动力资源。

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最近对制砖业的研究表明，其他因素（特别但并非仅仅是对牛津地区黏土的依赖）决定了伦敦制砖公司的选址，这一事实显然影响到它对劳动力的使用。在工资的压力下，它起初招收外来移民劳工（也就是流动劳工，不是公司固定员工），但是最终不得不诉诸生产的重大变革。与大型服装公司不同，它不可能通过自身的空间流动性降低成本，因而加速了生产的变革。它不可能通过简单地从生产到区位的转换来解决问题。空间组织对生产也产生了影响。(1)

对于生产的空间组织与职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空间组织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能够提出相同的看法。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一个显著发展是集中分析企业职业结构中日益重要的空间分化因素。在某些情况下，这是随着单个企业的不同生产阶段的分离（阶段性的空间结构）而出现的；在另一些情况下，这又是围绕着工厂的产品周期体系组织起来的；在其他的情况下，这不过是许多生产相同产品的分厂的实际情况。(2)然而，在所有的情况下，不断延伸的管理等级体系在空间上不断扩展。

上述情况很早就被人们注意到了。海默（Hymer）和维斯特威（Westaway）明确指出了不同层面和不同类型的管理职能在不同区位上的表现。(3)有一个从战略到日常的、社会和空间的等级体系。就此有两点需要指出。

第一，真正“在空间上扩展”的东西是经济所有权关系和占有权关系。(4)这个等级体系是这些关系中特定位置的等级体系，它与具体职能的表现有关。同时，就总体的对抗性而言，那些在这样一个等级体系中处在不同位置的管理者由此还在生产关系内、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占据着不同的位置。这样一些差异仅仅是社会结构中决定地位的一个因素。宽泛地说，在职能上越靠近总部，社会地位就越高，而且既然等级体系拥有一种空间形式，社会分化和空间分化显然是相关的。

第二，但是，恰恰是这种关系（即社会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资本主义生产中经济所有权关系和占有权关系中的位置——与空间形式之间的关系）的本质才令人感兴趣。对它的通常描述似乎显示（至少是含蓄地显示）一个预先存在的管理等级体系（依据解释）随后被分派在空间中的相应位置上，就好像是把预先存在的一副扑克牌发向各个位置。这里有一个暗含的（或许未被注意到的）假设，即随着大公司建立了跨地区模式，延伸的管理和控制等级体系随着资本的“去空间”的（spatial）集中而发展，然后分布于各个子公司之间。

当然，事实并不是如此。变成跨地区的企业是大公司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同时，这也是管理和控制等级体系延伸过程的一部分。对本文的论证来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是影响管理等级体系内的社会分工的因素之一。就在总体社会生产关系中各种职能的正式分散而言，跨地区这一事实本身推动了特定类型的分工。管理职能和管理人事的等级体系从大都市地区的总部延伸到小城市的地区总部，由此再延伸到偏远的分支机构。空间分离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这种等级体系的形式。社会地位的等级体系和社会结构的环节也是如此。这些并不仅仅是空间上分布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形式本身也受到它分布于空间中这一事实的影响。

不仅如此，空间分布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地理情境，即更广泛意义上的空间结构还会塑造现存的社会分工。今天的英国无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管理等级体系的最底层也就是地方分支机构，管理能被简化为相当平常的行政工作。就像生产场所一样，管理层能够感觉到自上而下的决策的接收端，但是对于这些决策可能一无所知。这种分层意识和潜在的对抗可能由于如下两个因素而被强化：（1）与“管理阶级”其他人员之间的相对地理隔绝；（2）当分支机构处于遥远的生产地区时，它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极其不同。当一个国家的管理等级体系倾向于采取相当连贯的地区间形式时，空间分工就会塑造和凸显那些可能与之并存的社会分工。我们应当按照这些线索进一步研究英国日益成长的管理者阶层。

于是，社会过程发生在空间和具有地理差别的世界中，这一事实影响了它们的运作。如果离开空间的地理差异形式，许多近年来本该发生在英国的最重要的社会结构变迁实际上不可能得到明确的理解。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某个时候开始，劳动力的短缺似乎一度成为所期望的扩大生产的障碍。然而，当时实际的状况是英国在就业率增长放缓并下降的环境下进行了资本重组。一开始必须增加劳动力的供给，随后必须提供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空间扩张和地理流动成为资本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早先，增加劳动力的供给需要外围地区。后来，这些外围地区的劳动力被用来削弱其他地区劳动力的力量。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创造的就业岗位完全流入了其他地区。与现在不同，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的工人在经济上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世界的“衰退”和英国就业率的急剧下降，空间的重组也是改变阶级力量平衡的一个重要武器。即便不发生经济衰退，事实上也可能是这样，因为企业获得了新的劳动力来源。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新的劳动力来源还意味着新的地点，因而不仅能够扩大劳动力供给，而且还能够使劳动力的价格比本来的价格更低。

总之，理解社会的空间组织化非常重要。它对于我们理解社会过程的运作方式非常关键。不仅对于我们刚开始正确理解其中一些过程很重要，而且对于我们依据这些过程提高政治行动能力也很重要。

今后的问题

当然，对我们来说，忘却热衷于否定空间性（spatiality）的20世纪70年代说起来那么容易，然而，若要把这种理解整合到理论分析之中，却不那么容易。有些事情或许已经非常清楚。例如，重新承认空间结构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空间结构本身具有决定性作用。我们以人们很熟悉的空间形式：“单个雇主所主导的小型地方劳动力市场”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这种空间形式是解释特定行业内部劳资关系状况时经常采用的一种形式。但是，它同样也被用来解释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每次被它用来解释“家长制”和劳工稳定（例如在兰开夏郡东北部的纺织工业中）的时候，它也被当做是斗争和团结的一部分背景（例如在威尔士山区的煤矿地区）。换言之，空间形式本身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各种社会结构的空间形式。但是，两个地方的社会结构是完全不同的，资本与劳动力是完全对立的。正是处在这些特定空间形式中的不同社会结构产生了这样一些公认的结果。

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可能以20世纪60年代的那种方式构建一个空间形式和空间效应的世界。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什么呢？我们能否拥有一种剥离了空间内容和界限的社会理论呢？我们能否合理地设想各种过程、结构和生成机制，就好像它们都是在针尖上发生的一样呢？在什么意义上空间形式是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如果空间性不可能脱离社会性，那么我们能够不管社会的空间形式、条件和影响来构建一种社会理论吗？换言之，随着空间和地理的重要性日益得到广泛承认，要研究这一现象，有效的切入点在哪里呢？

我们似乎可以获得和利用众多的选择方案。首先，如果我们确实认为社会过程和结构脱离它们的空间形式和空间意义是不可能被概念化的，那么后者也必须被纳入我们最初的理论设想和定义之中，纳入我们的基本概念之中。例如，最明显的资本概念。这并非易事。有一些明显的可能性，例如在资本自我扩张的空间影响中。然而，结果往往要么是非常有限的、乏味的（强化了详细说明一系列广泛和全面的生成机制和因果属性时所遇到的困难），要么是关于社会过程在各种个性特异、形式具体的不同“空间情境”中如何运作的相当随意的多种可能性。从表面上看，无论哪个都不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可能性。

然而，必然的关系并不是去空间的关系。但是，如果必然的关系取决于空间的邻近（假如这种邻近得不到具体说明），那么“必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是必然的呢？内在的因果属性可能取决于空间形式。如果认为“空间”必然是偶然的，那么结果会是什么呢？正如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如同空间一样，整个政治与文化领域似乎也经常被归入偶然的领域之中。这两者之间似乎存在密切的关系。但是，接受这一立场就可能极大地限制了可能的必然关系范围，甚至让其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在此，重要的一点是重新评估我们在社会科学中对必然关系的界定。

我们确实可以认为，只有在分析的最后阶段“地理学”才开始出场。也就是说，它在本质上是偶然的。因此，问题在于所谓社会过程由空间构成这一观点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威廉姆斯对于社会与自然的平行关系提出了一个有效的论证，认为不可能先把二者分别进行概念化然后再“结合起来”。(5)厄里认为，社会规律在空间上的运作可以改变这些规律本身的性质。我们怎么看待厄里的这个重要观点呢？(6)把地理等同于具体似乎是一种极简主义的立场。

然而，目前的研究发展似乎倾向于后一种方向。我认为，这部分反映了第一种方案存在的巨大困难和问题。但是，它也反映出更广泛的理论和政治转向。独特性又一次回到研究的日程上来。对特殊性的承认与理解在理论上反映了对基本机制的普遍性与必然性的重要意义的认识，从政治上看同样是如此。这种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空间构成物。从这种意义上说，对社会结构地理格局的重要性与社会结构在具体世界中由地理构成这一事实的广泛承认，反过来也反映出对具体性和内在形式的广泛理解。这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意义。虽然一些更根本的理论问题尚未解决（或者仍处在争议中），但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承认并坚持空间与空间因素在具体分析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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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ssey, D. and Meegan, R., The Anatomy of Job Loss: The How, Why and Where of Employment Decline, London, 1982.

(2) Massey, D.,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London, 1984.

(3) Hymer, S.,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the Law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 Bhagwati, J. N., ed., Economics and World Order, London, 1972, pp. 133－140; Westaway, J., "The Spatial Hierarchy of Business Organisa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British Urban System," Regional Studies, 1974, Vol. 8, pp. 145－155.

(4) Massey, D.,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London, 1984.

(5) Williams, S., "Realism, Marxism and Human Geography," Antipode, 1981, Vol. 13(2), pp. 31－38.

(6) Urry, J., The Anatomy of Capitalist Societies: The Economy,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London, 1981.

第三章　社会关系、空间与时间

约翰·厄里

引言

当代许多社会科学都存在一个相当大的缺陷，即忽视了时间和空间。如今这正在成为一个普遍的认识。各种社会分析奇怪地忽视了所探究的现象的时空位置和结构化。(1)这与自然科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怀特海（Whitehead）声称：“说自然意义的确定在原则上可以还原为对时间和空间特征的讨论，这几乎是一种可以宽恕的夸张。”(2)然而，要明白如何把空间和时间纳入对社会关系的考察中，仍然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在此首先作出几点说明。

首先，对各门学科的大多数传统区分（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与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区分）使我们难以把时间和空间同对社会关系的这种分析联系起来。特别是在社会学中，社会体系或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区分似乎使时间分析仅仅限于后者。同样地，“社会”概念把分析限制在某些“社会—空间”参数内，使我们难以把那些并不符合单个“社会”概念的结构和过程理论化。然而，尽管如此，社会科学中仍然有许多著作没有表明这种对时间和空间的明显忽视。社会学中的例子包括戈夫曼（Goffman）在区分“前台”和“后台”(3)时对“职业生涯”的符号互动论分析(4)和最近一些对不同社会阶级的集体行动的分析(5)。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这些问题的一项详尽分析中，吉登斯集中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时间转变，也集中分析了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阶级分化的社会在时空距离化程度上的差异。但是，这项分析几乎没有对空间进行理论化，尤其是忽视了晚期资本主义最近发生空间结构转变的原因和后果。(6)此外，我将尽力表明，这个忽视具有特别严重的后果，因为不论从最明显的过程来看还是从更一般的社会意识来看，空间而非时间才是当代资本主义具有独特重要性的维度。作为注重“长时段”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Braudel）认为：“一切社会科学都必须为‘一种越来越具有地理学意味的人类观’留出空间。这是维达尔·白兰士早在1903年就提出的要求。”(7)

时间、空间与理论实在论

空间和时间在某种意义上是否应该被视为绝对的实体，拥有它们自身的本质或属性？这个问题在哲学中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例如，空间是具有因果性的东西吗？既然它拥有自己的结构，它是不同于物质的东西吗？或者，它仅仅是一种关系，是一种描述物理世界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的方式吗？莱布尼茨是后一种观点最著名的阐述者。他认为，“空间是仅仅关系的东西”，“空间是一种共存的秩序，而时间则是一种连续的秩序”。(8)按照这种关系论的看法，宇宙仅仅是由各种物质构成的，而物质则由不同的实体构成，并且这些物质在彼此之间以及它们的构成部分之间展现出空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关系论者认为如果任何陈述把一些属性指定给空间，那么在逻辑上就可以把这些属性归结为相关物体之间的关系。(9)

最著名的绝对论者是笛卡儿和牛顿（还包括康德，但其持有绝对论立场的方式与前两者十分不同）。(10)在他们看来，空间和时间的确意味着特殊之物。例如，空间拥有独特的属性，因为它是连续的、定量的、可穿透的和固定不动的。然而，绝对论者对于空间可以拥有的其他属性意见不一。例如，空间是三维的还是四维的？空间能被分成诸多间隔，抑或空间只是一个由无数点组成的连续体？空间关系的基础是欧几里得几何学原理，抑或空间是弯曲的？康德的绝对论立场有些不同，他认为空间是知识的一种先天形式。这种观点是指空间并不是物自身（本体）的一种属性，而是心灵使知识得以可能的一个范畴。(11)然而，康德还论证说，关于对映体的分析证明了空间的绝对性特征。(12)对映体是一对互为镜像关系的物体，就像右手对左手一样。康德主张，对于一个只有一只手的世界，纯关系性的描述不可能区分出这只手是左手还是右手。因为这一只手各个部分之间的空间关系恰如另一只手各个对应部分之间的空间关系一样。因此，如果我们认为空间纯粹是一种关系，那么就没有办法区分一个仅有一只左手的世界和一个仅有一只右手的世界。然而，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因为双手是不同的，并且左手不可能安装在右手腕上（它就将不再是一只“手”）。因此，每一只手对某种拥有特殊属性的他物的关系中必定存在某种东西决定了某只手是左手还是右手。康德主张，正是空间（绝对空间）的属性决定了这种左右性。顺便说一下，这种论证曾被拓展以表明，如果我们认为空间的结构是非欧几里得形式的，那么双手就未必是对映体，因为这恰恰取决于空间如何被结构化。(13)于是，现代的绝对论纲领将不得不专注于分析空间不断变化的拓扑结构和空间的实际形成过程。

在下文中，我将尽量说，就社会世界来说，无论是相对论还是绝对论，没有条件都不可能成立。这是因为社会世界（和其所暗示的物理世界）是由四维的时空实体组成的，后者彼此间具有时空上复杂而又相互调整的相互关系。由于这些实体各自因果力的实现是不完全且不断变化的，这类相互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中产生了社会活动的经验分布。然而，以这种实在论的方式看待社会世界，确实需要一场人们在宽泛意义上所谓的“哥白尼式”革命。这是因为在我们对社会世界的思考、书写和体验中，我们普遍相信“此时此地”具有认识论上的重要性，相信我们尤其是由当下包围着我们的社会关系构成的并且是在其中构成的。此外，斯马特（Smart）论证说，我们通常把自身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特殊观念客观地应用于宇宙，而不是认为它们仅在人类思维和表达的层面上才具有重要的意义。(14)事实上，我们说话的时态性显露出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但无论是整个宇宙的结构化还是特殊社会世界的结构化都没有证实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对于物理实体和社会实体，应该指出的关键一点是，它们持续存在，物体在时间和空间中扩展，无论它们过去是否存在，现在和未来都完全是偶然的。斯马特认为，我们需要一种对这样一些物质进行“无时态”分析的方式，因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不是相关实体的真实属性。同样地，我将论证，我们还需要一种对这样一些实体进行“无空间性”描述的方式，换句话说，空间观念的概念化应当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

这里将要论证的是，如果不对“主体”的时空结构化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当代的理论主张，即人文科学中的“主体”必须去中心化，就是不充分的。按照福柯的观点，恰恰是在18世纪之后，人文科学（和生物学）开始聚焦在“人”和“历史”的概念上。(15)然而在现在，结构主义之后的观点是“人”不必并且事实上不应当被放在人文科学的中心位置上。特别是，“语言学的转向”意味着所有类型的社会实践都应该被视为“语言性的”，应该被视为意义（meaning）和意指（signification）的体系。(16)正是这些语言体系，尤其是它们系统安排的差异，使得人类主体被建构为自主的、自我意识的和任性的主体。然而，这种去中心化尚未得到充分的考察，因而我们必然需要进一步阐明个体的主体是如何在“此时此地”建构起来的。把个体作为被限定为在一种时空差异系统中的地点占据者和使用者生产出来的过程是什么呢？这意味着在“此时此地”的界限之外，尤其是通过类比确认四维社会实体的语言界限来对时间和空间进行概念化。社会实体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生产出作为特定地点占据者和使用者的个体主体。

这是一项相当陌生的计划，不过正如我希望表明的那样，许多理论和经验研究确实与之相关，但是常常是间接地与之相关。最近直接讨论这些问题的唯一著作是吉登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17)他在这本书中论证说，我们关注的应当是“人类社会关系中在场与不在场的方面和样态（modalities）”。(18)这些方面和样态就是既指向时间又指向空间的观念。吉登斯认为，所有的社会互动都是建立在在场和不在场的相互掺杂基础上的。这种掺杂表明，结构在不同的模式中被用来将机构的长时段纳入偶然的社会举措。这些结构跨越了长度不确定的时空距离传递时间。于是，不同的社会可就它们所体现的“时空距离化”程度进行比较，即社会跨越这种距离化的较短或较长的空间从而被“延伸”的程度。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威性资源是这样一种距离化的首要载体；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首要的载体是配置性资源。在后一种情况下，时间和空间都变成了商品，脱离了它们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与之存在根本关系的社会活动的基本内容。当代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一种时空收敛互动，凭借这种收敛在空间上扩展并在时间上收缩，因而存在一种非常突出的“在场可得性”。然而，在吉登斯的阐述中，主要的问题是他没有考察具有不同因果力的相关社会实体的不同的时空构成。倘若他进行了这样一种考察，那么他本会发现：第一，必须思考时间过程和空间过程的意义变化，而不是它们在“时空延伸”或“时空距离化”观念运用过程中的融合；第二，他本该分析时间—空间关系可以停留的不同层面。也就是这些关系表明时间和空间并非可以简单地说成是绝对的或关系性的。现在，我将尽量直接面对时间和空间的问题。

第一，就物质由不同的原质（substances）构成，并且每一种原质的存在都不依赖其他实体而言，空间和时间都不是原质。仅当各种实体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空间和时间才存在。因此，倘若没有至少两个在时空中处于某种关系中的并存物体，时间和空间便不存在。这同时意味着如果至少存在两个这样的物体，那么绝不会什么都不存在，至少空间存在，也就是说，正如康德论证的那样，这两个物体之间存在着空间。因此，空间是实体之间的一系列关系，并且不是一种原质。因此，如果我们把“社会”和“空间”当作是相互作用的东西加以讨论，那么就可能产生一种范畴上的错误。“社会”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原质（以及一系列的关系），而“空间”却不是。(19)同样，我们应该避免把“时间”本身当作生产性的，避免认为时间流逝或“流动”的结果就是时间产生的结果。(20)“时间之箭”并不存在。因为，这种说法暗示时间是某种具体的东西，本身可以流动或飞过或落下或从我们身边经过。

即便如此，由此并不能说空间和时间的关系可以毫无问题地还原为社会实体内部及其之间的关系。(21)然而，谈论实体及其相互关系，就预设了一种特殊的存在论和科学观念。我在此将要反驳的是一种通常所说的“事件—存在论”（event-ontology），即自然和社会世界应该被简单地视为各种碰巧分布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具体的、原子式的事件（行动、相互作用、人格特征、社会机构等）。我将按照哈瑞（Harré）和麦登（Madden）的观点，支持一种“事物—存在论”，即时空内部存在各种持续的和延续的结构，并且我们不必为这样一些事物为什么持续存在提供特殊的解释。(22)它们之所以持续存在，是因为它们拥有且部分地实现的因果力。然而，我并不主张我们能够并且应当根据这样一种单一的实体来解释一类特殊的事件。换句话说，某个特定的实体自行拥有那种生产出全部经验事件的因果力，这是一种错误的主张。这是因为我们必须探究这样一些因果力事实上得以实现的条件；而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些条件有时会由其他的社会实体及其至少部分实现的因果力构成。(23)因此，这样一些实体之间的这种根本的相互依赖性意味着，某些实体的因果力构成了其他实体实现自身因果力的必要条件。因此，所发生的经验事件（例如家庭或工厂的空间分布）是高度复杂的相互依赖过程的产物。我认为这大概是马克思在说出下面这句话时所暗示的东西：“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24)对马克思来说，具体的对象之所以是具体的，并不是因为它的存在是“经验的”，而是因为它是各种力量或过程具体结合的结果。用我的话说，就是那些拥有特殊因果力的实体具体结合的结果。进一步来说，这些过程不可以简单地罗列或添加，而是应该加以综合。它们的结合在性质上改变了每一个构成性的实体。那么，这种讨论如何才能与对时间和空间的分析直接联系起来呢？

第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经验事件分布在时空中。就日常生活那些较为平常的特征以及相对独特的社会事件而言，情况都如此。(25)事实上，那种认为个人占据了时空中“路径”的观念强调了“个人的物理不可分性和有限时间资源”，因而正如普雷德（Pred）所说，不同的个人经历有一种“密切且内在的相互关联性，而这种相互关联性是日常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本质部分”。(26)

第二，任何特定的实体都暗含着特定的空间关系和具体的时间结构。于是，市民社会实质上是生产劳动力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是由相对分离的家庭构成的，而家庭之间则拥有一种独特的“距离阻力”。(27)与之相反，现代国家都是高度集权化的，拥有改变时空的监视手段。(28)资本主义关系本身必须导致时间和空间的商品化，因为资本是一种系统结构。现在，资本主义关系越来越不依赖其控制者的直接或间接在场。空间接近的需要来源于传达信息或决策所花费的时间，但由于电子传递信息的发展而发生了改变。结果，由于劳动力和劳动过程的不同，办公室与工作场所以及不同工作场所之间出现了功能和空间的分离，从而改变了那些本身在时间—空间上结构化的不同社会阶级各自的因果力。

第三，还必须考虑到的是这些具有不同因果力的不同实体之间时空关系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具体的相互依赖的不同实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里有一个与国家发展相关的例子。在某种意义上，国家是日常生活的管理者，它的发展“缩小”了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空间”（字面和比喻意义上的）。另一个例子涉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论证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越来越深入但却集中在某些一流的世界经济体中。(29)因此，尽管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空间的商品化，但是由于日常生活越来越商品化，在新兴的“前工业化国家”内部如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大。资本主义生产逐渐深化，但在空间上却越来越集中。许多地方已经去资本化，并且相对脱离和远离直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

于是，我们必然要考察各种决定性的社会实体之间的时间—空间关系的变化。这些实体本身在时间—空间上是结构化的，并且拥有可以实现或不会实现的因果力。因此，一般的经验事件和这样一些事件的特殊空间模式应该根据这样一些实体之间复杂的、重叠的和时间—空间上结构化的关系来加以解释。这样一些关系将会使这些实体的因果力得以实现/部分地实现或被阻止。因此，在分析中，时间和空间拥有复杂可变的关系：它们描述了“经验事件”“具有因果生产性实体的结构化”以及这样一些实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种立场具有许多含义。

1．像阿尔都塞等人那样认为某个特定的结构内在于它的结果（例如，带来特定的空间分布）之中是错误的。例如，阿尔都塞说：

结果并不在结构之外，并不是一个预先存在着的、结构可以在它上面刻下印记的客体、要素或空间；相反，它意味着结构是内在于它的结果的……结构的整个存在在它的效果之中。(30)

我上文所说的理论实在论必然会拒绝这种观点。后者与阿尔都塞所正确批判的“表现因果性”观念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理论实在论必然包含这样一种观点：除了在范式上外，“结构”不可能表现在它的结果之中。各种结构必然相互依赖而存在，并且它们各自的因果力在特定经验事件中的表现程度是一个偶然的问题。

2．不过，阿尔都塞正确地指出，每一个结构层面可能包含不同的历史时间。他认为，我们应该赋予每一层一个特定的时间，“相对自主、因而相对独立于其他层面的时间”。(31)但是，阿尔都塞忽视了这里已经强调的两点：第一，每一个结构层面不仅拥有一个特定的历史时间，而且还拥有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同时，我们没有理由假定空间上的相对自主性比时间上的少；第二，我们必然要探究不同结构层面或结构之间的时间和空间相互依赖，而不仅仅是考察每一个结构层面或结构内的那些关系。

3．然而，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时间和空间关系都不能自行地产生出特定的结果。我们已经指出，时间并不是“流动”并因此简单产生出结果的东西。(32)同样地，我们应该避免对空间的迷信，错误地认为某个区域（某个“空间”）剥削了另一个区域，或者认为特定的社会结构是由空间关系决定的。显然，“空间主义的”解释，例如涂尔干认为分工的扩大是“道德密度”加强的结果，充其量只能表明一种正确的解释可能在哪里。(33)

4．这里所持有的社会世界观——社会世界包含许多相互依赖、相互调整、四维的时空实体——意味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开放的”系统。正如巴斯卡（Bhaskar）说：

两个或更多也许根本不同类型的机制共同产生出结果，这是开放系统的一个特征。因此，由于我们事先并不知道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哪些机制（并且或许对它们的接合方式一无所知），所以我们无法对事件作出推理性的预测。大多数事件因而应该被视为“事态”（conjunctures）。(34)

由此我们得出两个方法论要点。第一，正如赛雅（Sayer）所指出的，所涉及的是一种汉森（Hanson）式的反溯推理形式。(35)也就是说，科学必然要假设出各种理论，才能解释经验现象。在反溯的意义上，这些理论是“逆向”建立起来的，并且它们的发展是为了使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经验现象能够得到合理解释。如果该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这就能解释所探讨的现象。因此阐明某种理论是值得的。第二，只有满足许多独立的条件，我们才能相对地确定这种理论至少是部分正确的。这些条件包括：（1）有其独立的理由相信所假设的某个或某些实体拥有特殊的因果力；（2）有证据使我们相信在这种事态内这些因果力正在实现至少是部分实现；（3）没有理由认为由于某种原因，例如其他实体的阻碍，使这些因果力不再能够得到实现；（4）有某种证据表明，正是这个或这些独立的实体，而不是其他的实体，正在产生出所说的现象。(36)

到目前为止，我对实在论科学观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关系三者之间的关系作出了一些一般性的评论。在下一节中，我将更明确地考察时间与空间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

空间的意义

在一篇论述肖像绘画的文章中，约翰·伯格（John Berger）指出，肖像画之所以令人满意，是因为被画肖像的人的社会地位得到别人的承认，并且这种地位从肖像画中得到了确认。但是在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在20世纪，肖像画的重要性急剧下降。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摄影术开始推广并且人们不再像从前一样相信社会地位的价值。但是，肖像画的衰落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在伯格看来，这个原因表明，即使人们再次相信和确认他们社会地位的价值，肖像绘画也不可能得到重生。他用现代小说的类似状况论证了这一观点。现代小说典型的叙事方式发生了变化。他说，现在几乎不再可能讲述一个按照时间顺序展开的直白故事。这是因为我们现在过于充分地意识到那些可能横贯故事主线的东西。

在我们的意识中，一个点是无数条直线而非一条直线的一个无限小的部分，是这组直线穿过的中心。这样一种意识是我们经常不得不考虑各种事件和可能性的共时性和扩展的结果。

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包括：当代非常广泛的沟通手段、现代权力体系的范围、世界的不可分性（“地球村”）以及全部世界剥削模式中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于是，伯格认为，在当代世界中，把个人经验结构化的重要维度是空间，而不是时间或历史。他指出，预言现在包含一个地理而非历史的维度；我们应该讨论的是那些创造自身地理而非历史的人们。(37)

伯格在此表明的是，在许多具有因果力的社会实体中，当代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本质上是空间上的，而不是时间上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迄今为止武断的区分。正如厄尔曼（Earman）所指出的那样，空间并不是一个像地球一样的特定实体——时空恰恰是被给予的，并且空间必须以一种或许多种不同的方式从时空中切割出来。(38)考虑到这一点，我将马上阐明“空间切片”（spatial slices）与“时间切片”（temporal slices）之间的差异。

尽管我曾经论证说时空的时间方面和空间方面都必须被认为是由各组关系构成的，但是这些关系是不对称的。特别是，空间内部的关系必须展示出一种常和（constant sum），而时间内部的关系没有受到如此的约束：尽管两个物体能够处在相同的时间点上（在不同的地点上），但是它们不可能因此恰好占据相同的空间地点。(39)因此，空间必然是有界限的，并且对它的组织和控制必定存在着竞争和冲突。此外，这还意味着如果一个拥有因果力的实体在同一时间点上不只使一个物体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必定不只出现在一个空间点上。

然而，对时间或时间性与空间或空间性作出简单的区分并不恰当。时间必然包含着方向，因此，一旦某段时间已经消逝，就不可能回到原初的时间点上。卢卡斯（Lucas）认为：“没有方向的时间根本不是时间……统一的方向是……主体间经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40)因此，任何穿越空间的有限运动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因而相关的物体不可能回到它的起点时间。虽然空间的变化必然包含时间的变化，但是时间的变化并不必然包含空间的变化。因此，我们应该区分“时间”与“空间”，而不是简单地区分时间与空间。

进一步来说，正是这后一种变化的产生会需要更多的物质力量，因为这种变化必须发生在不同的空间点上。同一或密切相互联系的空间点上发生的时间变化只需要更少的力量，因而一开始更可能发生在任何社会过程中。至少当时间变化的某些可能性已经实现时，时空变化才可能出现。当我们思考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时，这种有些假定性的论证可以得到部分的支持。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有三种形式：

（1）不涉及任何空间变化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换句话说，剩余价值的增加是通过延长工作日或增加劳动强度来实现的。

（2）相关空间变化发生在流通领域中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换句话说，这种生产涉及的商品运动包括劳动力的运动，而不包括生产资本的运动。

（3）相关空间变化发生在生产领域中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换句话说，新的技术、分工的加强、新机器的使用等，都会带来生产资本的重新选址，并且形成了非常多样的和空间上独特的资本循环。

历史上曾经发生了从（1）到（2）再到（3）的运动，不过这种运动在每个生产部门中的速度或程度并不相同。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每个部门都会展示出一种独特的空间分工。进一步来说，从（1）到（2）再到（3）的运动并不是自动发展的过程，而是既取决于现存剩余价值生产形式所暗含的时空限制，又取决于这一部门内外发生的具体社会斗争和国家行动形式。我认为，广泛地来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积累的特征是越来越公开地强调（3），强调资本主义在生产而不是流通的时空转变基础上的重组。然而，要是以为资本只会寻求最适当的资本主义重组形式，即资本会寻求从（1）到（2）再到（3）的运动，就是错误的。在这种背景下，米勒（Müller）和诺伊聚斯（Neusüss）曾经对英国各项工厂法的发展作出了有趣的讨论。(41)这些法律规定的重要性在于阻止了基于延长工作日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尽管这些法律起源于工人的反抗，但是在某些工业部门，它们把主导的剩余价值生产形式从（1）改变为（2）。同样，从（2）到（3）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工人的斗争，尤其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斗争。英国曾经出现了两个特别重要的发展：一是国有化的发展；二是20世纪60年代末《公司重组法》（Industrial Reorganisation Corporation）推动了的资本集中化。这两个发展都推动了从（2）到（3）的转变。

要表明这种时空转变意义的凸显，另一种方式是研究分析当代某些资本形式的超流动性(42)及其与市民社会内部现存实践之间的矛盾。后者围绕着并预设了个体主体的构成。(43)正是通过他们的社会经验，通过他们在各种话语中的立场，个体才开始行动，把自身视为自主的、完整的和独立的主体。此外，对于主体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质询：时空位置质询和性别质询。前者的结果是个体被这样一些人构成：他们意识到自身作为在特定时期（生于一个由与其他时代的比较来界定的特定时代）生活在特定空间地点（街道、城市、农村、地区、国家）上的主体在场。正如威伯所说：

物理位置变成了一个人自我的延伸。社区同胞和社区家庭的外部世界以及物理的社区位置本身似乎内化为一个人内在自我认识不可分割的方面……于是，一个人对自身的看法（原文如此）和对自身社会地位的看法同他对有限社会互动的空间范围的看法巧妙地融为一体。(44)

这样一些主体必然具有空间的分布（进入家庭中），也必然受到空间的限制。各个家庭不可能占据相同的空间点，并且土地使用模式、所有制形式和准入模式的干涉作用也限制了单个家庭成员的行为。

资本与市民社会之间的这种对比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雇佣劳动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在市民社会内部进行的。事实上，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存在十分严重的缺陷，因为他关注的并不是雇佣劳动或劳动力的生产过程。(45)《资本论》关心的是分析资本的生产，而劳动力仅仅是资本生产过程的一个前提。马克思没有完成《资本论》，而《资本论》本该包含对劳动力这种商品生产过程的分析。这显然包含一个不仅是消费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的过程，而且是通过人类的劳动把消费品转变成恢复精力的劳动力的过程。雇佣劳动的这种生产必然具有空间的分布和限制，并且对“地点”的依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关键的因素是时空的接近性、具体性和限制性。相比之下，资本越来越表现出超流动性的特征。这是一种对世界各地不同循环过程的功能性的而非空间的组织化，并且利用了雇佣劳动生产过程内部的各种变化。具有超流动性的资本既不需要空间的接近性，也不需要任何特殊的空间区位。它的特征可能是“空间差异”原则。因此，资本（明显具有社会性，但事实上由私人占有决定）生产与雇佣劳动（即在相对自由的、社会的但非社会化的劳动条件下生产出的个体）生产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些评论者认为，国家能够消除这种反差，因为它能够以与资本相适应的形式（规模、技能、战斗性等）生产和再生产出雇佣劳动。但是，我对这种看法非常怀疑。(46)

要分析资本生产与雇佣劳动生产这种反差的种种后果，一种方式是地区分析。例如，利比兹（Lipietz）认为，一个地区是同各组不同社会关系相适应的各种空间性的一种具体结合。(47)特别是，当一个受支配的地区专门从事由受支配的生产方式或主导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组织运作的行业时，我们就能够确认出这一地区。当一个地区的极少数资本家或中小资本家与占主导地位的地区进行不平等的资本交换时，该地区就受到了外部的支配。这种不平等的交换阻碍了自主的地区发展，并且会降低雇佣劳动再生产的成本。当然，这为一体化—支配奠定了基础，因为外部的资本控制了本地的生产，并且由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历史性新低而能够提高自己的剥削率。与这些占主导地位的地区相比，还有更多的建立自我积累基础上的中心区。它们都拥有或多或少自足的生产资料市场和消费品市场。

然而，利比兹从未证明他使用“地区”（region）概念的合理性，我在其他地方反驳了这一概念在当代的适用性。(48)这是因为劳动时间由于时空转变而大大节省，从而削弱了限制地区经济的连贯性，突出了地方（locality）的重要性。利比兹的主张并未对这一观点构成挑战，因为他所说的可能同样适用于那些同地区相对立的地方。的确，他从未表明，事实上存在连贯的地区经济，并且他对“部门循环”(49)的有用分析表明了超级流动资本可以进入的那些地方的多样性。然而，这需要对城市地区进行讨论，因为城市地区是雇佣劳动的主要生产地。

我在此并未讨论那种为了解释经济与城市形态之间的关系而发展起来的最精致的方法，即“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50)因为即使不同的服务功能与城市规模之间曾经存在某种关系，我一直在分析的空间变化现在也削弱了任何这样的联系。随着公私部门中大型多厂企业的发展，本地的工厂（不论是化学工厂、大学还是计算机公司）就很可能为全国或整个国际市场而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服务。与此同时，研究职能和管理职能日益集中在中心城市，集中在英国的伦敦市。因此，一个城市的等级体系，一个至少与职能等级体系部分相关的城市等级体系并不存在，反而是一种二元经济发展起来了。大型的集中地（英国伦敦）囊括了80％至90％的服务总值，它的周围是一个边缘地区——英国其他地区只占到10％至20％的服务总值。(51)正如布罗德本特（Broadbent）所总结的那样：

单个城市的重要性似乎下降了，因为许多过去在这一区域内进行的过程，例如，一家工厂的不同生产阶段，或者资金从销售和利润重新变成对新建工厂或设备的投资的循环过程……现在发生在区域之外，因为工业，金融和国家权力都集中在伦敦。(52)

因此，时空变化改变了城市区域的分布。随着经济进程（公司规模、公司部门中多厂企业的增长等）在空间上越出了每一个单个的城市，因此每一个区域逐渐沦为劳动力储备地。城市内部的重要联系是家庭和市民社会而不是该地区公私企业中的联系。于是，各个城市日益成为至关重要的雇佣劳动生产地点，是系统地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储备的地点。正如布罗德本特所强调的那样，城市区域是一个生产系统，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由大量生产出劳动力的相互依赖、相对私人化的家庭构成。因此，城市与其说是一个由生产和消费企业构成的相互联结的经济体，不如说是一个由生产和为生产而消费的主体构成的社群。此外，这种生产必然是地方性的，它主要是为了地方市场而进行生产，受制于由于家庭与工厂之间的特定关系而带来的时间约束。因此，城市应该被视为“相对独立的劳动力储备地”，(53)每一个城市都由大量独立进行生产的家庭构成，彼此相连，又为争夺城市空间而进行竞争。

因此，每个城市地区发生了实质性的结构转变。以前，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整合了这样一些地方。然而，随着每个城市地区沦为了劳动力储备地，它们现在的一体化发生在雇佣劳动的生产过程中，而不是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发生在市民社会的领域中，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领域中。这产生了四个重要的结果：第一，加剧了两种资本之间的对立：一种是地方运作的、并在某种意义上促进雇佣劳动再生产的资本，另一种是国家、国际的资本，它们的循环和相互依赖超出特定的地方；第二，提高了某个地方所有居民之间进行联合的可能性，不论他们的阶级地位是资本阶级、劳动阶级还是中间阶级；第三，加强了工人阶级和中间阶级在地方层面的潜在影响，同时又降低了二者在地区和国家层面上的影响；(54)第四，（鉴于“地方市民社会”发生的特殊结构化）试图凸显每个地方的独特性，尤其是强调它们各自作为劳动力储备地的优点——这样一些带有相对低技术性劳动力的场所无处不在（over-availability）致使沃克谈起了资本的“流浪地理学”（lumpenge ography）。(55)生产关系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地方联系中的这些变化的结果意味着，各个地方相对而言并非通过生产关系实现结构化，并且更加受制于市民社会带来的支配和变化。

空间的分析

到目前为止，我对时间、空间与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作出了一般性的讨论。相对而言，我几乎没有提到如下问题：除了注意到持续的实体与经验事件之间区分的重要性外，我们还可以如何分析这样一些关系呢？最近，赛雅区分了工业区位的外在偶然关系和内在必然关系，试着讨论了其中的一些问题。(56)前者由这样一些关系构成：在这些关系中，所讨论的对象彼此并不处在必然的关系中，能够不依赖彼此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而存在。相比之下，后者是由这样一些关系构成：这些关系对所讨论的对象的存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没有这样一些关系，它们就不可能存在。前者的典型是某个公司决定雇佣这个城镇而不是那个城镇的工人，后者的典型将是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或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赛雅指出，许多关系事实上将由两种关系形式结合构成，因此，不应将具体的经验事件视为要么是外在的偶然关系、要么是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简单结果。例如，他说：

如果说我们从经济地理学的经验研究中得出一个主要的教训，那么这一教训就是地区是由广泛多样的活动构成的，其中一些活动具有内在的关系，另一些具有外在的关系：它们是单纯依据关于必然关系的理论知识“事先”无法知道其内容的“事态”。(57)

特别是，他批评了从较为具体和地方化的经验过渡到大范围的一般发展规律的归纳（generalisation）。这样一些分析的根据并不是对特定实体的理论属性的正确抽象，而是把一些相互作用的实体的结果总结为某种所谓的一般经验趋势。赛雅坚持的是梅西的观点。后者主张：“任何特定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将是该地区在各种更广泛的——国家和国际的——空间分工中的角色更替的复杂结果。”(58)

然而，赛雅的论证中存在两个难题。第一，他仅仅讨论了各种空间分工的形式，没有思考哪种“内在关系”是“国家”“市民社会”和“社会阶级”等的特征。他仅仅指出，劳动力的生产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59)第二，他没有思考这里事实上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即确立这些相互依赖的实体之间的空间、时间关系，而那些实体本身在时间和空间上是结构化的。这些关系不会要么是外在和偶然的，要么是内在和必然的。它们将会是结构化的、限制性的，有时是功能性的，并且关涉相关实体的必然性因果力相互调整的复杂过程。

作为一种说明这两点的方式，我将回到对资本主义生产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探讨。(60)这些关系可以概括如下：（1）有一些应该被视为必然的或内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2）有一些特定的行动者（agents）偶然地承担了这样或那样的功能；（3）就那些行动者承担了这样一些功能而言，它们服从必然的限制性规律；（4）作为这样一些规律承担者的行动者必然像拥有意识或意志的主体一样行动；（5）但是，市民社会的特定实践——这样一些主体性就是在市民社会中构建起来或再生产出来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偶然的，并且部分地依赖那些扩展或保护这些实践的集体组织和斗争。

这五组关系中可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指出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例如，在那些发展出“新国际分工”的工业部门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时就有相当大的发展，而这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既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61)这是因为世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大大地扩大了替代性地方的范围，而在这些替代性的地方内，具有相同必然性的资本主义关系能够被建立并进行再生产；因此，事实上究竟会在何处发现那些资本主义关系，是一个较为偶然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的讨论都是非常一般性的。现在，我将通过思考如下几个方面来作出更具体的说明：（1）一些不同的空间分工形式——这些分工形式产生于特定的资本主义重组模式，正是在这些资本主义重组模式中，关于空间区位的决策应该服从积累所暗含的各种必然性；(62)（2）特定的市民社会在空间上结构化的一些不同方式——这样一些结构化不应该被视为生产方式的简单产物，就像阿格里塔（Aglietta）所认为的“消费模式”一样。(63)

空间劳动分工

任何特定工业部门的特征似乎会是六种空间劳动分工形式。

1．地区的专业化——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许多工业部门的特征是在特定地区内的高度专业化（例如，兰开夏郡的棉纺织品和纺织机械；东北部的采矿和造船；西约克郡的羊毛纺织等）。

2．地区的分散性——其他部门的特征是高度的分散性，几乎没有集中在特定的地区。“消费服务”以及一些“生产服务”和食品加工、制鞋等某些制造业显然呈现出这种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的减少将会采取“强度增加”的形式，即较为一致的劳动缩减扩展到不同的地区。

3．“中心”的管理／研发、旧制造中心的技术性劳动与“边缘”的非技术劳动之间的功能分离。

4．“中心”的管理、研发与“边缘”的准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劳动之间的功能分离（英国电机工程和电子工业中可找到这样的例子）。(64)

5．“中心”经济体的管理、研发和技术性劳动与“边缘”经济体的非技术性劳动之间的功能分离。(65)

6．某个或更多的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分工；前者的特点是投资、技术变革和扩张，后者继续进行未发生变革的、日益缺乏竞争力的生产，造成了工作岗位的流失；前者可能开发出新的产品以及生产现有产品的新方法。(66)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应该把某个特定的地区纯粹作为单一空间分工形式的产物加以分析。正如赛雅指出，这样做就是“把一些相互作用的‘空间分工’的所有历史结果总结成一个相当具有误导性的术语，它暗示了某种简单且统一的经验趋势。”(67)毋宁说，任何一个这样的地区“在经济上”都是许多空间分工和相应的工业重组重叠和相互依赖的产物。

市民社会的空间结构化

我们可以从许多不同的维度来描述市民社会，其中的每一个维度对市民社会空间结构化都有影响。这些相关的维度如下。

1．现存的建成环境能够改造的程度。既定的环境代表着过去的实际凝结，既是资本主义的“无上荣光”，也是它的“牢笼”。(68)新“建成环境”的建造（例如19世纪的城镇、新的城镇、郊区化）使市民社会的结构化得以可能。新“创造的空间”的发展将会使新的市民社会形成，这些新的市民社会摆脱了特定地方的束缚。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19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郊区的发展。这些郊区不仅远离“生产因素”，而且使人们逐渐怀有在城市的边缘过着乡村化生活的田园理想。(69)这表明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软弱性：资产阶级无力创造一种控制工业的替代体系，工人阶级也不能在现存的过去凝结物的边缘上构建出一个新“创造的空间”。然而，郊区之所以得到了积极的发展，是因为其规模小，具有社会和政治的独立性，能够提高人们的地位。(70)

2．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融入更广泛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程度；尤其依赖于特定阶级、民族或其他社会群体所特有的独特消费模式。例如，国内的房地产市场是否呈现出“资本主义的”特征要视具体情况而定。阿格纽（Agnew）认为，在英国，“住宅”基本上被视为一种使用价值，而不是一种具有潜在交换价值的投资。(71)这与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美国，高度的地理流动性、国家机构的公告、大众文化的强调和地区土地利用规划法律的缺乏，这一切都强化了如下观念：住宅（市民社会的细胞）同其他任何商品非常类似，是一种可以获取和处置的资本主义商品。阿格纽总结说：

在当代美国，历史的环境使人们紧密地系缚于古典资本主义的秩序。在其他我们传统上常常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社会中，资本主义模式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现实并不具有那么多的对应性。(72)

3．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市民社会内部的社会关系建立在“地方社群”而不是商品关系或国家的基础上的程度。倘若这是事实的话，那么这涉及各组多样的社会关系（既是工友又是休闲伙伴的邻居）。“每一个人都认识其他所有人”，并且这些关系组织成为一种具有地方结构和界限的体系。(73)地方市民社会的这样一种社群结构化的结果是创造出某种“共融性”，因此一个人所在的社区具有一种情感的意义。这种情感的意义产生于那些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和相互支持的信任、友爱和互惠关系，尽管这是一种“被压迫者的相互性”。(74)在这样一种地方性的社群中，市场交易不可避免地充满了对长期互惠性和社群的考虑。互动发生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并且一个人的生活地点必然是个人化、特殊化和非直接商品化的。这样一种以社群为基础的市民社会——这里所说的是它的理想—典型形式——是建立在如下因素之上的：相互性和互惠性、地方性的权力和地位标准（例如家长制）与非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远离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关系和“资本主义的消费模式生产”。(75)

4．阶级体验的异质性程度。这种异质性的基础是特定社群、工作地点或亲密关系的独特特点。后来，库克（Cooke）对激进地区的分析探讨了这一问题。然而，考克斯（Cox）却认为，大众教育和大众媒体都削弱了这种阶级异质性；西布鲁克（Seabrook）认为，各个阶级加强了它们之间的同质化。“许多年轻人的意识的形成，不是因为工作、地点和亲密关系，而是因为一种同质性的购物、图像和广告文化。这是一种自由选择的相同性？”(76)

5．不同社会阶级或其他社会力量的空间集中程度。例如，帕契（Paci）指出，在意大利，工人阶级在北部的集中程度高于欧洲的其他任何地区，并且这对于解释意大利为什么拥有西方最强大的共产主义政党具有一定的意义。(77)然而，英国在过去十多年来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就业和人口转向了以前高度工业化的城市群之外。(78)私人交通的普遍增长和城市作为劳动力储备地、作为特定的地方化市民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人口的流动。因此，至少“中心”工人阶级的个体家庭能够选择再生产出自身劳动力的地点。市民社会内部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回到“自然”，亲近“自然”；而且，农村的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79)

6．地方性市民社会或全国性市民社会垂直组织化的程度。更确切地说，当不同的社会分群和自愿的非正式结社专属于某个特定的阶级，并且几乎不存在相对独立的组织的时候。(80)相比之下，当许多社会分群和其他社会实践并不是阶级特有的，并且产生出较为自主的组织和代表形式时，市民社会可以说是水平组织起来的。

7．地方性市民社会随着生活模式和文化形态的代际再生产和沉淀而长期确立的程度。一系列的因素显然会削弱这种程度，包括上文所说的某些经济重组形式。市民社会由于移民的快速进出而发生的可能相关的转变也会削弱这种程度。(81)

这里还有两个我尚未思考的因素：第一，其他社会实体尤其是国家的空间结构化；(82)第二，分析这些拥有不同因果力的实体之间复杂的相互依赖事实上如何产生出各组具体的经验事件。(83)本书的其他许多章节都对这些问题作出了相关的讨论，因而我除了针对一个问题之外不会作出进一步的思考，即“集体组织”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从各个社会阶级或其他社会分群中发展出来。显然，就这些阶级或分群实现它们的因果力而言，这样一些组织的形成是一个绝对重要的问题。不过，这也是一个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复杂相互关系直接相关的问题。

最后一个主张的理由来自于奥尔森（Olson）对这些问题的经典分析。(84)他认为，声称马克思所期待的那种阶级冲突没有出现表明马克思高估了工人的理性选择的力量事实上是错误的。奥尔森说，与此相反，恰恰是因为工人确实根据合理的私利行动，阶级的行动和组织才不太突出。这是因为实现“社会主义”是一种惠及所有工人的共同利益，不论他们是否参与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于是，阶级的行动是集体行动一般逻辑的具体表现。这样一种行动非常难以产生，尤其难以持续下去，因为从中产生的利益具有公共利益而不是私人利益的性质。这些对社会阶级集体行动的制约与已经讨论的问题存在何种关系呢？

马克思似乎相信，个人的自私和算计是资本主义生产所造成的主要人性特点，并且随着生产变得越来越广泛，理性的私利和功利主义的算计也会变得更加普遍。不过，这使组织各个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是马克思通常所忽视的一个事实。然而，马克思和奥尔森的分析都集中在作为相关实体的生产关系上。我们还必须思考市民社会的结构化以及这两种分析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本人几乎没有关注过这些因素。他主张，既然在阶级的基础上组织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工人的长期利益，这确实就是他们最终会做的事情。然而，我们现在知道这完全不是事实。在这种分析中，一个进一步的重要步骤是思考如下问题：某个特定的市民社会是否以某种方式被结构化，这样一来阶级的行动就拥有了已经确立的或潜在的基础，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消除资本主义经济中所产生的个人私利？这样一些集体基础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正如奥菲（Offe）和维森塔尔（Wiesenthal）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工人组织只有通过某种“集体认同”的存在才能够得到系统维持。“集体认同”降低了那些评估成员资格之代价的标准，因而缺乏即刻的成功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事情。(85)建立并维护这样一些认同，就依赖市民社会的特定时空结构化。这样一些结构化的重要性在于从集体组织中提供一些非集体的利益，集体组织因此会得到偶然的和不稳定的维护。

现在，我将略微正式地提出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阶级可以成为集体行动的基础。这一基础要么反对没有任何这样的行动，要么反对某些其他有组织的分群的动员。(86)因此，只要越是具有如下条件，单个行动者的行动越可能呈现阶级的特征。

1．单个行动者的群体在空间上分离的经验可以被解释为整个阶级的经验——这取决于特定的“地方性市民社会”：后者既是阶级分化的，又被认为是借助阶级而不是其他重要实体实现结构化的。

2．各类在空间上确定但又重叠的集体内部具有高度的参与率和有组织的行动率。(87)因此，在紧密多样的关系中，潜在的集体行动者参与了面对面的接触，而其他的集体行动者的参与也具有高度的确定性。(88)

3．在市民社会内部，其他集体的组织形式符合阶级的形式，而不是与之冲突。这在地方和国家的层面上都取决于大众—民主政治的组织。(89)

4．其他通过非阶级的行动可以获得的好处和利益（例如，提高收入，降低价格，改善工作条件）被认为是并且是无法获得的——如果社会不平等是并且被认为是由逆向结构化的全国性阶级所造成的，那么这将更可能产生。

5．大量处在不同空间位置上的单个行动者断定阶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

结语

一旦我们明白了社会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实现结构化的，我们应该如何对这样一些关系进行概念化呢？我已经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我已经论证说，社会世界是由各种拥有因果力的时空实体组成的。由于这些实体之间的空间、时间相互依赖模式，它们的因果力可能会或不会得到实现。特别是，我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民社会”的空间结构化。但是，我尚未思考其他社会实体——尤其是国家——的空间结构化。我也仅仅从同集体行动的条件之间的关系的角度粗略地分析了不同实体之间的时间、空间相互依赖的重要意义。然而，我认为，就认识论研究的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对一种未曾重构的“此地和此时”的分析而言，本章所思考的那些问题代表着重要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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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英国社会学内部，参见Giddens的著作：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和Urry的论文“Localities, Regions and Social Class”（载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1, Vol. 5, pp. 455－474）以及与1982年英国社会学学会“中心与边缘”大会相关的一些论文；参见本书Saunders and Sayer撰写的章节。

(2) Whitehead, A., N., The Concept of Nature, Cambridge, 1930, p. 33.

(3) 参见Giddens的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and Berkeley, 1979)一书第207页上关于Goffman的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New York, 1959）一书的简短讨论以及Giddens为本书撰写的第12章。

(4) 参见Lyader的Structure, Interaction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1981)一书70页中的讨论。

(5) Cronin和Schneer的著作Social Conflict and the Political Order in Modern Britain (London, 1982)以及Calhoun的著作The Question of Class Struggle: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pular Radicalism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xford, 1982)中的一些论文充分证明了这些例子。

(6) 关于非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参见Giddens的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一书第4章和第5章、Gross的论文“Time-space Relations in Giddens's Social Theory”（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982, Vol. 2, pp. 83－88）和Harvey为本书撰写的第7章。对空间重组的分析仅仅在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一书第198～202页上可以找到。如下事实充分表明了他所关注的是时间而不是空间：在“社会体系的时空构成”的标题下所讨论的主要作家是海德格尔。在海德格尔的著作《存在与时间》（1962）中，也就是在对先验自我的现象学描述中，人类生存的意义基础是人的时间性，尤其是未来的引导。

(7) Braudel, F., On History, London, 1980, p. 52.

(8) Körner, S., Kant, Harrnondsworth, 1955, p. 33.

(9) Leibniz, G. W., The Monadology and Other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xford, 1898; Hinkfuss, I., The Existence of Space and Time, Oxford, 1975.

(10) Nerlich的The Shape of Space（Cambridge, 1976）一书为绝对论的立场作出了明确的辩护。关于康德,参见Garnett, C., The Kantian Philosophy of Space, Port Washington, 1939; Körner, S., Kant, Harrnondsworth, 1955。

(11) 参见Nerlich, G., The Shape of Space, Cambridge, 1976, pp. 6－7; Kant, I.,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1961, London, pp. 65－101。

(12) 这一点可以在Kant: Selected Pre-critical Writings (Manchester, 1968)中找到；参见Nerlich在The Shape of Space (Cambridge, 1976)一书第2章中的讨论。

(13) Nerlich的The Shape of Space（Cambridge，1976）一书详细阐述了这一点。

(14) 参见Smart, J.　J. C,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Realism, London, 1963, pp. 132－135。

(15) 参见Foucault, M., The Order of Things, London, 1970。

(16) Coward和Ellis的Language and Materialism (London, 1977)一书最清楚地论证了这一点。

(17) 参见Giddens的著作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和Gross的“Time-space Relations in Giddens's Social Theory”（载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982, Vol. 2, pp. 83－88）一文对该书的批评。

(18)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p. 38.

(19) 关于依据实证主义科学观对“空间分离”的讨论，参见Sack, R. D., "The Spatial Separatist Theme in Geography," Economic Geography, 1974, Vol. 50, pp. 1－19。也可参见Williams, S., "Realism, Marxism and Human Geography," Antipode, 1981, Vol. 13(2), pp. 31－38。

(20) 参见Jacques, E., The Form of Time, London, 1982, p. 33；顺便说一句，我在此并不打算讨论时间与空间之间的关系本身，也不打算讨论时间和空间的度量。例如，既然Hinkfuss表明了相信绝对的距离但又不会因此陷入一种全面的绝对主义是可能的，因此，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不必然是特别的强有力。（Hinkfuss,I., The Existence of Space and Time, Oxford, 1975, p. 59）

(21) 参见Hinkfuss在The Existence of Space and Time (Oxford, 1975)一书中到处可见对还原论的讨论。

(22) 参见Harré, R. and Madden, E. H., Causal Powers, Oxford, 1975; Bhaskar, R., 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 Leeds, 1975; Bhaskar, R.,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 Brighton, 1979; 以及Harré, R.,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Thinking, London, 1970，特别是p. 248。也可参见Braudel, F., On History (London, 1980)一书对“事件—存在论”的反对意见。

(23) Keat和Urry的Social Theory as Science (London，1982)一书的后记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参见Urry, J., "Realism and the Analysis of Spa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7, 1983, pp. 122－127。

(24) Marx, K.,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1973 (completed 1857－1858; first published 1932), p. 101.也可参见Sayer的“Epistemology and Conceptions of People and Nature in Geography”（载Geo forum, 1979, Vol. 10, pp. 19－44）一文关于其中一些方法论观点的讨论。

(25) Pred, A., “The Choreography of Existence: Commentson Hägerstrand's Time-geography and Its Usefulness,”Economic Geography, 1977, Vol. 53, p. 208.

(26) Pred, A.,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the Time-geography of Everyday Life,”Geogra fiska Annaler B, 1981, Vol. 63, p. 10.

(27) 关于进一步的分析，参见Urry, "Some Themes in the Analysis of the Anatomy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ies," Acta Sociologica, 1982, Vol. 25, pp. 405－418。

(28) 参见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ch. 7。

(29) 关于对这种论证的进一步阐述，参见Urry, J., "Localities, Regions and Social Cla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1, Vol. 5, pp. 455－474。

(30) Althusser, L. and Balibar, E., Reading Capital, London, 1970, pp. 188－189.

(31) Althusser, L. and Balibar, E., Reading Capital, London, 1970, p. 99.

(32) Smart, J. J. C.,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Realism, London, 1963, ch. 7.

(33) 参见Durkheim, E.,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1964 (first published 1893), p. 260。

(34) Bhaskar, R., 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 Leeds, 1975, p. 119.

(35) 参见Sayer, A., "Epistemology and Conceptions of People and Nature in Geography," Geoforum, Vol. 10, 1979, pp. 115－117；和Hanson, N., "Retroduction and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in Krimerman, L. ed. The Nature and Scope of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1969。

(36) 参见Bhaskar, R., 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 Leeds, 1975, p. 182; Keat, R. and Urry, J., Social Theory as Science, London, 1982，后记。

(37) 参见Berger, J., The Look of Things, New York, 1971, pp. 115－117。他（和J. Mohr）在关于欧洲移民工人的著作A Seventh Man（Harmondsworth, 1975）中也思考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也可参见Soja和Hadjimichalis的“Between Geographical Materialism and Spatial Fetishism: Some Observationon the Marxist Spatial Analysis”（载Antipode, 1979, Vol. 11(2)pp. 3－11）一文中的讨论。

(38) Earman, J., "Who's Afraid of Absolute Space?"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70, Vol. 48, pp. 288－292.

(39) 参见Harré, R.,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Thinking, London, 1970, p. 241；也可参见Hinkfuss, I., The Existence of Space and Time, Oxford, 1975, pp. 68－69。

(40) Lucas, J.R., A Treatise on Time and Space, London, 1973, pp. 40－42；同时参见Jacques, E., The Form of Time, London, 1982, pp. 28ff。

(41) 参见Müller和Neusüss的论文“The Illusion of StateSocialis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Wage-labour and Capital”（载Telos, 1970, Vol. 25, pp. 13－90）以及Urry的论文“De-industrialization, Households and Forms of Social Conflict”（Lancaster Regionlism Group, Working Paper, 1981b, No.3）第六章的讨论。

(42) Carney、Hudson和Lewis的编著Regions in Crisis（London, 1980）中编选的一些论文——尤其是pp. 29ff——充分地阐明了这一点的各个方面。

(43) Urry的"De-industrialization, Households and Forms of Social Conflict"（Lancaster Regionlism Group, Working Paper, 1981b, No. 3）一文第72页及其后对这一点的讨论。

(44) Webber, M. M., "Culture, Territoriality and the Elastic Mile,"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64, Vol. 13, pp. 59—69, p. 63；参见Cox, K., "Capitalism and Conflict around the Communal Living Space" in Dear, M. and Scott, A. J., eds., Urbanis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in Capitalist Society, London, 1981, pp. 431—456；以及Joyce, P., Work, Society and Politics: The Culture of the Factory in Later Victorian England, Brighton, 1980, p. 94; Joyce谈到了“服从的共同基础”以及“地区、地方和当下无可置疑的重要性”。他认为，工厂城镇和雇主家长制的生态“有力地阻止了冷漠、算计和阶级隔离……后来在19世纪，工业社会就是如此发展起来的，使地方主义和区域变得更加重要，而不是相反”。

(45) Lebowitz的"Capital as Finite"（载Marx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Victoria, Canada, 1980）一文非常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参见我在拙文“Some Themes in the Analysis of the Anatomy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ies”（载Acta Sociologic, 1982, Vol. 25, pp. 405—418）中对此的简短讨论。

(46) 参见Aumeeruddy, A. T., Laurier, B. and Tortajada, R., "Labour Power and the State". Capital and Class, 1978, Vol. 6, pp. 52—66；同时参见我在拙著The Anatomy of Capitalist Societies: The Economy,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London, 1981）第八章中对这一点的讨论。

(47) 参见Lipietz, A., "The Structuration of Space, the Problem of Land and Spatial Policy" in Carney, J., Hudson, R. and Lewis, J., eds, Regions in Crisis, London, 1980, pp. 60—75。

(48) Urry, J., "De-industrialization, Households and Forms of Social Conflict," Lancaster Regionlism Group, Working Paper, 1981, No. 3; Urry, J., "Localities, Regions and Social Cla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1, Vol. 5, pp. 446—448；以及Massey, D., "Regionalism: Some Current Issues," Capital and Class, 1978, Vol. 6, pp. 106—125。

(49) Lipietz, A., "International Regional Polarisation and Tertiarisation of Society," Paper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80, Vol. 44, pp. 3—17, pp. 67—71.

(50) 关于介绍性的说明，参见Carter, H., The Study of Urban Geography, London, 1981。

(51) 参见Broadbent, T. A., Planning and Profit in the Urban Economy, London, 1977, p. 108。

(52) Broadbent, T. A., Planning and Profit in the Urban Economy, London, 1977, p. 110。Walker在“Two Sources of Uneven Development under Advanced Capitalism: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Capital Mobility”（载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78, Vol. 10, pp. 28—37）一文第30页指出，美国没有明显“自主的”城市或地区——因此，所有的城市都以这种方式进行运作。对这一点的更深入讨论，参见Pahl为本书撰写的第11章。

(53) Broadbent, T. A., Planning and Profit in the Urban Economy, London, 1977, p. 115.

(54) 关于一种部分类似的论证, 参见Cawson, A. and Saunders, P., "Corporatism, Competitive Politics and Class Struggle" in King, R., ed., Capital and Politics, London, 1983, pp. 1—27。

(55) 参见Walker, R., "Two Sources of Uneven Development under Advanced Capitalism: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Capital Mobilit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78, Vol. 10, pp. 28—37；我在"Localities, Regions and Social Class"（载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1, Vol. 5, pp. 455—474）一文中的简短说明；关于更详细的讨论和辩护，参见Cooke, P., "Labour Market Discontinuity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83, Vol. 7, pp. 543—565。

(56) 参见Sayer, A., "Explanation in Economic Geography: Abstraction Versus Generalis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82, Vol. 6, pp. 68—88；关于实在论和空间的一般论述，参见Williams, S., "Realism, Marxism and Human Geography," Antipode, 1981, Vol. 13 (2), pp. 31—38。

(57) Sayer, A., "Explanation in Economic Geography: Abstraction Versus Generalis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82, Vol. 6, p. 79.

(58) Massey, D., "Regionalism: Some Current Issues," Capital and Class, 1978, Vol. 6, p. 116; Sayer, A., "Explanation in Economic Geography: Abstraction Versus Generalis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82, Vol. 6。也可参见他们为本书撰写的第2章和第4章。

(59) Sayer, A., "Explanation in Economic Geography: Abstraction versus Generalis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82, Vol. 6, p. 80.

(60) 参见Urry, J., The Anatomy of Capitalist Societies: The Economy,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London, 1981a；和Urry, "Some Themes in the Analysis of the Anatomy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ies," Act a Sociologica, 1982, Vol. 25, pp. 405—418。

(61) 参见Frobel, F., Heinrichs, J. and Kreye, O.,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Cambridge, 1980。

(62) 参见Massey, D., "Regionalism: Some Current Issues," Capital and Class, 1978, Vol. 6, pp. 106—25; Massey, D., "The UK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Electronics Industri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risis for the Restructuring of Capital and Locational Change" in Dear, M. and Scott, A. J., eds., Urbanis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in Capitalist Society, London, 1981, pp. 199—230; Massey, D. and Meegan, R., The Anatomy of Job Loss: The How, Why and Where of Employment Decline, London, 1982; Walker, R. and Storper, M., "Capital and Industrial Loc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81, Vol. 5, pp. 473—509；这些空间分工形式基本上从这些著作中获得, 至少在间接的意义上是如此。

(63) 参见Aglietta, M.,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London, 1979, ch. 3。

(64) 参见Massey, D., "The UK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Electronics Industri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risis for the Restructuring of Capital and Locational Change" in Dear, M. and Scott, A. J., eds., Urbanis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in Capitalist Society, London, 1981, pp. 199—230。

(65) 关于德国纺织服装业的新国际分工，参见Frobel, F., Heinrichs, J. and Kreye, O.,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Cambridge, 1980。关于一种尖锐的批评，参见Jacobson, D., Wickham, A. and Wickham, J., "Review of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Capital and Class, 1979, Vol. 7, pp. 125—130。

(66) 关于新产品（例如廉价地毯和塑料地面装饰）开发对英国油毡业的影响，参见Murgatroyd and Urry "The Restructuring of a Local Economy: The Case of Lancaster" in Anderson, Durcan and Hudson ed., Redundant Space in Cities and Regions? 1983。

(67) Sayer, A., "Explanation in Economic Geography: Abstraction versus Generalis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82, Vol. 6, p. 80.

(68) 参见Harvey, D., "The Geography of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Marxian Theory," Antipode, 1975, Vol. 7 (2), p. 13和Walker, R., "A Theory of Suburbanisation: Capital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Sp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ear, M. and Scott, A. J., eds., Urbanis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in Capitalist Society, London, 1981, pp. 405—406；更一般的论述，参见Harvey, D.,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London, 1973，他主张，如果生产资本积累过度, 那么资本就会进入“财产的循环”。

(69) 参见Walker, R., "A Theory of Suburbanisation: Capital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Sp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ear, M. and Scott, A. J., eds., Urbanis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in Capitalist Society, London, 1981，尤其是pp. 396ff；同时参见Cox, K., "Capitalism and Conflict around the Communal Living Space" in Cox, K. and Golledge, R., eds., Behavioral Problems in Geography Revisited, London, 1981, pp. 431—456。

(70) 参见Ashton, P.,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uburban Development" in Tabb, W. K. and Sawers, L., eds., Marxism and the Metropolis: New perspectives in Urba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1978, pp. 64—89, pp. 75—79。

(71) 参见Agnew, J. A, "Homeownership and the Capitalist Social Order" in Dear, M. and Scott, A. J., eds., Urbanis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in Capitalist Society, 1981, pp. 472—475；更一般的讨论, 参见Blackburn, P., Green, K. and Liff, 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Restructuring," Capital and Class, 1982, Vol. 18, pp. 15—37。

(72) Agnew, J. A, "Homeownership and the Capitalist Social Order" in Dear, M. and Scott, A. J., eds., Urbanis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in Capitalist Society, 1981, p. 475.

(73) 参见Bell, C. and Newby, H.,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Class and Community Action: the Social Sources of the New Urban Politics" in Herbert, D. T. and Johnston, R. J., eds., Social Areas in Cities Vol. 2 Spatial perspectives on problems and policies, London, 1976; Cox, K., "Capitalism and Conflict around the Communal Living Space" in Cox, K. and Golledge, R., eds., Behavioral Problems in Geography Revisited, 1981, pp. 435ff; Roberts, R., The Classic Slum, Manchester, 1971。

(74) Williams, R.,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1973, p. 104.

(75) Seabrook的What went Wrong（London, 1978）一书第80页和第95页对最近工人阶级“社群”由于“商品关系”的发展而瓦解作出了有趣的讨论。关于19世纪的状况，参见Joyce, P., Work, Society and Politics: The Culture of the Factory in Later Victorian England, Brighton, 1980, 尤其是ch. 3 and 4。关于更全面的论述, 参见Aglietta, M.,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1979。

(76) Seabrook, J., What went Wrong, London, 1978, pp. 174—175；也可参见Cox, K., "Capitalism and Conflict around the Communal Living Space" in Cox, K. and Golledge, R., eds., Behavioral Problems in Geography Revisited, 1981, p. 435。

(77) Paci, M., "Class Structure in Italian Society" in Pinto, D., ed., Contemporary Italian Sociology, Cambridge, 1981, p. 211.

(78) 关于就业的讨论，参见Fothergill, S. and Gudgin, G., Unequal Growth: Urban and Regional Employment Change in the UK, London, 1982；关于人口的讨论, 参见OPCS Monitor（1982）。

(79) 参见Newby, H., Green and Pleasant Land? Social Change in Rural England, London, 1979, ch. 6。

(80) 参见Abercrombie, N. and Urry, J., Capital, Labour and the Middle Classes, London, 1983, ch. 8。

(81) 关于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北部由于“不必要的大量”移民而发生的劳动力重组，参见Cooke为本书撰写的第10章；以及Paci, M., "Class Structure in Italian Society" in Pinto, D., ed., Contemporary Italian Sociology, Cambridge, 1981, pp. 206—222；同时参见Seabrook, J., What went Wrong, London, 1978, p. 51。

(82) Duncan and Goodin的“The Local State and Restructuring Social Relations”（载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2, Vol. 6, pp. 157—186）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假定性评论。

(83) 关于适当分析的一些例子，参见Anderson、Duncan和Hudson编著的Redundant Spaces in Cities and Regions?（London, 1983）所编选的一些论文。

(84) 参见Olson, M.,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65，尤其是pp. 105—110。

(85) 参见Offe, C., and Wiesenthal, H., "Two Logics of Collective Action: Theoretical Notes on Social Class and Organisational Form" in Zeitlin, M., eds.,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Greenwich, 1979, pp. 67—115。

(86) 参见Calhoun, C., The Question of Class Struggle: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pular Radicalism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xford, 1982, p. 221。Elster认为，（1）行动者越是认识到他们所生存的社会中存在着某种特有的矛盾；（2）成员之间的“交往距离”（取决于地理距离和交通技术）越短；（3）集体成员流失率越低；（4）这样一些矛盾不可解决的程度越大，集体行动就越可能发生，也越可能取得成功，参见Elster, J., Logic and Society, Chichester, 1978, pp. 134—150。

(87) 参见Stark, D., "Class Struggl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ur Process," Theory and Society, 1980, Vol. 9, pp. 57—59。

(88) 参见Calhoun, C., The Question of Class Struggle: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pular Radicalism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xford, 1982, p. 231。更一般的来说，他认为：“这个新工人阶级具有典型的改良主义倾向，因为它可能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谋求各种各样的目标。相比之下，更老、更传统的手工工人社群和其他工人社群的生存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威胁……确切地说，他们的社群、家庭和自我意识全都受到了冲击。新的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获得了这种基本的认同意识，并且就更短暂、更温和、更随意的目标进行斗争。”

(89) 参见Hall的“Popular Democratic versus Authoritarian Populism: Two Ways of "Taking Democracy Seriously"”（载Hunt, ed., Marxism and Democracy, 1980, pp. 157—185）一文对这一点的讨论。

第四章　空间的重要作用

安德鲁·赛雅

在何种意义上空间具有重要作用？它有多重要？空间及其所谓的影响应当如何理解？我们能够提出一种关于空间和社会的一般理论吗？空间对社会理论和实践会产生哪些影响呢？我将试图通过利用实在论哲学的一些概念去回答这些问题。我将会论证，尽管对空间的兴趣出现了相当大的增长，但空间的重要作用及其对社会理论可能产生的影响仍然遭到了普遍的误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未能区分抽象研究与具体研究而造成的。然而，即使在得到阐明的时候，空间仍然给社会研究和现实的实践造成了相当多的困难。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将会讨论这些困难。

在对空间进行分析之前，我们必须先谈一谈本文所依据的实在论哲学。(1)第一，我对抽象研究和具体研究作出了区分。抽象涉及那些旨在指称各个对象特定的单一方面的概念。研究的对象通常是多方面的或“具体的”；抽象出来的许多要素要得到理解，必须加以综合。(2)在这个意义上，“抽象”当然并不意味着“模糊”，并且抽象概念像具体概念一样能够指称现实的对象，即抽象不一定意味着“没有指称现实的对象”。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至少有一些被广泛使用的抽象概念没有现实的对象。日常思维既使用抽象的概念，也使用具体的概念。但是，这些概念通常并未得到考察，并且往往把诸如城市这样复杂而又具体的整体说成是简单的统一体。

第二，实在论非常关注各种关系的性质。必然关系和偶然关系是重要的区分之一。在前者中，关系项的性质取决于关系；在后者中，它却独立于关系。例如，具有必然关系的对象——例如丈夫和妻子——本身只有在他们的关系中才能存在：一个不可能离开另一个而存在。对象与关系的存在和再生产还需要一些必要条件；婚姻制度是结婚的一个必要条件。然而，父权制能够不依赖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而存在，因而二者的关系可以说是偶然的，尽管其中任何一个的某些特定形式可能是相互依赖的。当我们发现世界上的必然性时，我们能够利用抽象方法把必然性从其通常存在的偶然性之网中抽离出来，从而对它提出强有力的理论主张。如果关系或条件是偶然的（即既非必然的也非不可能的），那么抽象理论必定不能确定它们在任何特殊场合的形式，或者至少使关于它们可能发生的情况的主张取决于关于它们的存在的假设。例如，产业资本的区位选择是偶然的，并且它可能投资于无数种商品的生产之中。但是，如果产业资本碰巧（偶然地）进入到某种固定资源——例如煤炭——的生产之中（有条件的陈述），那么它的区位选择显然受到了限制。

本文所采纳的实在论方法的第三个方面涉及因果关系。由于其结构和构成，对象被认为拥有做出或遭受某些事情的因果力或因果倾向。但是，这些因果力或因果倾向是否被激活却取决于偶然相关的条件。例如，劳动力是人们由于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结构而必然具有的一种因果力，但是这种力量是否得到发挥以及产生哪些影响却取决于一些偶然相关的条件，例如就业的可能性。我们由前面的观点可以得出，抽象的理论能够认识到因果力或因果倾向是其对象的必然属性，但却不能确定具体环境中发生的现实情况，或者只能对其做出一些有条件的陈述。要解释后者，就需要具体的研究，从而发现确定因果利益机制的现实（偶然）条件。

这些概念是理解空间重要作用的关键。

空间的重要作用

空间具有重要作用似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我们只要反思我们最平常的活动，就会认识到空间的影响：常识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利用一些事物或者受到它们的影响，它们就必须处于适当的位置。然而，除了地理学家外，很少有社会科学家关注过空间及其具有的重要作用。人文地理学家最近对空间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空间只有依据构成它的对象和过程才能被理解，这意味着空间研究必须植根于社会理论之中。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马克思的著作已经被重新解读或生搬硬套以寻找有关空间的洞见。(3)这些做法让人误以为，马克思对空间作了大量的研究。事实上，正如桑德斯（Saunders）所言，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都没有持续关注过空间。(4)我要论证的是，虽然空间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上述和其他社会理论家基本上都有理由在他们的抽象理论框架中很少关注空间，尽管他们对待具体研究的立场相当不同。至少在我们更仔细地考察“空间”的意义之前，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令人惊讶的思想组合。

地理学对空间的意义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尽管对于空间概念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仍然有人争辩说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共识。(5)阐明空间的意义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难题。像许多此类问题一样，它涉及一个完全熟悉和明显没有疑问、但又神秘的词语：要说明这个词语，就必须区分它的合理用法和混乱用法，但这又会不可避免地既带来一些洞见，又产生出一些沉闷的平庸观点，从而可能让人感到愤怒。无论对这种讨论的敌视是多么流行，形而上学的真正囚徒是那些认为不需要这种讨论的人！

地理学中通常进行的讨论区分了绝对空间概念和相对空间概念。按照前一种概念，空间是虚空；按照后一种概念，空间只存在于物质构成它的地方。绝对空间概念暗含在常识之中，但它却是不连贯的，因为“空即是无，而无不可能存在”，(6)并且这意味着虚无能够产生某种影响——就像我们谈论“距离阻力”和“空间效应”时那样。诸如此类的词语实际上是那些构成空间的特定物质之间摩擦力的简称，而且正如我们从自然科学中所知道的那样，不同的物质具有不同的摩擦系数。(7)

然而，相对空间概念的倡导者常常忽视了一点，即尽管空间是由对象构成的，但是它不可以还原为对象。按照哈瑞（Harré）的观点(8)，通过思考下列各组字母之间的空间关系，我们就能够说明相对空间概念的微妙之处：

B同A和C之间的空间关系恰好相当于Q同P和R之间的空间关系：B与Q之间的交换并不会改变这种“之间”（between-ness）的空间关系，尽管它们的移动可能会触发或阻碍某些事物所拥有的某种因果机制——这取决于这些字母所代表的对象是什么。换句话说，尽管空间只能存在于对象之中并通过对象存在，但是它并不依赖于在场的特定类型对象。本文其他的大部分论证所依赖的正是这一点。同时，恰恰是空间关系相对于那些构成它的那种对象而具有的这种独立性，使得绝对空间概念在日常的思维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不仅应该批评这些不适当的概念，而且还应该表明它们为何被采纳。）

这样一来，在上述对“空间关系”的谈论中，我是在从内容中抽象出形式。这显然并不是一种能够对象化的抽象：“空间本身”“形式”或者“空间关系”完全是无内容的抽象。物质必然总是具有空间的广延性，并且空间关系仅仅通过对象存在，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对象。据我们所知，虚空的空间和无空间的物质并不具有物理的可能性。正如萨克（Sack）所指出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反复地从内容中抽象出形式，或更普遍地从形式中抽象出内容。(9)

抽象地从内容来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明显是一种荒谬的观念。既然如此，那么就像某些地理学家常常相信的那样，独立的“空间科学”不可能存在。“之间”的空间关系本身可以说不可能具有任何效应或作用。然而，空间关系或许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监狱墙壁具有的某种空间关系就是如此。这取决于其构成物的性质。因此，空间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仅从构成它的特定因果力和因果倾向的角度看才是如此。相反，因果机制产生的是何种影响，除其他因素外，取决于这些机制所处境况的形式。

然而，我们通常把空间与物质相分离，谈论空间的效应或用途，好像空间是一种不依赖于对象而存在的东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语言的欺骗性结构所导致的问题——我们的语言使用独立的空间、时间和过程范畴来指称实际上不可分离的东西。鉴于语言中存在的这种冗余，我们经常使用这三个内在相关方面中的某个方面来指称整体。尽管这种做法在日常生活中相当普遍，并且很少引起问题，但是它却可能在我们提供理论解释时导致混乱。思考如下例子：“跨国公司利用了它们的空间优势”，或者“空间可能阻碍积累”。这些是具有误导性危险的表达形式还是一种避免笨拙语言——例如“相关过程的特定时空分布可能阻碍积累”——的无害的简略表达形式？严格说来，根据那些构成具有空间（和时间）延伸性的体系的特定过程来解释这样一些陈述，既是可能的也确实是必要的。“空间”“时间”和“过程”是无内容的抽象，因此我们很容易被误导从而掩盖了它们应该解释的结果的具体原因。

跨国公司知道如何利用的不是空间，而是那些处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上的不同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这里的原材料，那里的富足市场，这里的廉价劳动，那里的管理劳动等。即便我们指出企业必须可以获得这些环境，即它们“处在适当的地点”，表现为距离的相关空间关系实际上也意味着在各个地方之间以一种具体的交通方式进行旅行和信息交流，并跨越由特定事物——例如海洋、道路或无论什么东西——构成的“空间”所耗费的能源和时间。如果我们完全拒绝使用“空间”和同类词语作为其构成物的代称，那么我们对世界的描述就确实是笨拙的。只要我们记住它们是代称，这样一些用法就未必会导致问题。

如今在地理学中，对绝对空间的批判变得如此普遍，以致对空间崇拜——把应归为其构成物的东西归为“纯粹空间”——的谴责不再让人感兴趣。然而，在谴责者的著作中，我们经常发现提到空间效应时好像它是一种东西，就像在“空间的政治经济学”中那样。这是五十步笑百步或者仅仅是一种明显的空间崇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转向问题的反面：如果我们不能从其内容中抽象出空间并希望谈一谈世界，我们能够从形式中抽象出内容，并因此拥有一种去空间的科学吗？

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相关研究的类型——尤其是它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由此我们会想起，抽象研究所关心的是结构（各组内在或必然相关的对象或实践）和各种对象由于它们的本性而必然拥有的因果力和因果倾向。由于这些因果力和因果倾向是否和如何发挥作用是偶然的（因为这受到偶然条件的影响），因此，要判断因果力的真实效应，就需要具体的经验研究。

由于所涉及的是对象的必然属性，抽象的社会理论只需要思考空间，并且这并不是很重要。我们必须承认，一切物质都具有空间广延性，因而过程的发生必定具有空间维度，并且两个物体不可能同时占据同一（相对）地点。例如，在对租金的抽象讨论中，我们能够指出，即使人们不会因为土壤或矿物质而需要土地，他们也需要作为活动空间的土地，而且如果他们要做某些事情，或许他们还需要土地以便让某些其他对象占用。于是，事情可能被当做为抽象理论的必要条件和素材。许多人由此得出结论，社会理论能够并且应当是空间性的。

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这几乎没有谈到现实的空间形式。财产较少的工人必定能够获得资本，这样说几乎没有提及劳动市场的现实空间形式。鉴于这种现实空间形式的偶然性质，这当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即使对象必然拥有某些空间形式——例如在许多传播媒体的线性性质中——这仍然为许多偶然的变化形式留有余地，并且这样对象所处环境的空间形式——例如聚落模式——也是偶然的。因此，尽管意识到空间的存在对社会理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它能够作出的那些断言也是无足轻重的，例如吉登斯的“距离化”（distanciation）和“时空边缘”（time-space edges）。(10)那些以前独立的社群和经济体出现了联合和一体化，从而提高了行动者的“距离化”，并从彼此之中产生了各种机构。正如我们将会在下文看到的那样，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过，只有对具体事件的经验研究，才能重新阐明这种影响的实际性质。换句话说，诸如“距离化”这样的概念具有一种有益的理论或元理论作用，但是我们不要并且不应该指望它们能够对具体的空间形式说出许多东西。

社会理论有时讨论的是这样一些对象：它们的空间形式得到了精心安排，以便利用这些对象——例如新城镇——的某些属性。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的具体形式仍然存在相当多的类型。就对自然的任何操控而言，这必然要利用偶然性才能产生某些效应。抽象的社会科学不可能忽视如下事实：再生产和改造社会形态的可能性和问题取决于其要素在时空中的融合，并且一些理论家在他们的抽象研究中让人注意到了这一点。我在这里是把许多——或许是所有——类型的沟通或符号互动（它们取决于符号和语境，后两者拥有一种能够成功地传达其意义的特定时空形式）包括在内。再者说，除了某些特别仪式化的活动外——例如某些宗教形式或艺术形式，时空语境通常具有一定程度的弹性，从而能够按照人的意图成功地解释沟通。然而，成功的沟通互动行为并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即便最平常的社会行为也发生在时空中，面对着无数偶然的因素，并且它们的成功完成也是一项总是受到偶然事件威胁的技术性成就（skilled achievement）。(11)

现在，一些社会理论试图超越对结构及其因果力的分析，进而假设乃至估算它们的可能效应。这常常是那些利用形式化预测模型方法的目标。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针对可能影响到因果机制激活结果的对象之间的偶然关系状态作出一些假设。最形式化的方法是假设某种“封闭的系统”，在这种系统中，（1）相关的对象不会发生质的变化（例如经济系统中的技术变化）；（2）对象与其条件之间的关系是不变的。(12)在这样的情况下，机制将使事件具有规则性。在自然科学中，封闭的系统要么自发地存在，要么是在试验中创造出的。除了涉及那些不发生因果作用的对象之间的空间关系外，空间形式的偶然状态就变成了常态。例如，杠杆力学或钟摆周期的试验必须仔细控制相关对象的空间伸展，但试验是在东京还是在伦敦进行没有任何影响。这个特点包含在哈瑞所说的“空间无关原则”（principle of spatial indifference）(13)之中，因而类似的“时间无关”原则大概也可以制定出来。（注意：前一原则与那种认为空间具有重要作用的思想并不冲突，因为这一原则涉及的机制状态与相关条件并不发生相互作用。如果一个确实影响试验结果的条件发生了重大的空间变化——例如，钟摆试验中地球引力场出现极度异常，那么在上文所说意义上的空间将会发挥重要作用。若非如此，在任意的坐标体系内，试验的位置就是无关紧要的。）社会系统是开放的，因为人们拥有改变周围自然和环境的能力；因此，封闭系统的试验是不可能的。于是，理论家们不得不依靠那些利用各种模型的“思想试验”——这些模型的假设条件确保所假设的系统是封闭的，例如，经济学中的均衡假设和地理学中的均质平原。

在许多情况下，模型是没有空间性和时间性的。就它们由此否定了行为的必然特征而言，它们只有作为虚构才能具有意义。只有假设某些（偶然的）空间关系具有一种特定的构造——例如，勒施（Löschian）空间经济模型中购买力的均匀分布(14)——才能运用模型来评价空间形式能够发挥的作用。这样一些模型充分证明了空间能够发挥的作用；例如，去空间的完全竞争模型变成了一种空间垄断模型。要使这样一些模型具有动态的变化，我们必须再次纳入关于偶然相关事件的序列形式的假设——例如特定的增长率。因此，评价空间和时间在这样一些思想试验中的作用，就需要先假设因果力的时空模式。(15)换句话说，模型建构者必须事先准确地断定那些偶然且与重要过程相关的环境。

要思考各种机制由于空间形式的调节而在具体系统中发挥的作用，一种较少形式化且更精确的方式涉及设想许多可能的构造并对结果作出有条件的陈述。例如，我们可以假设，在一个竞争性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如果一些企业位于劳动力价格比平均劳动力价格低的地区，那么与那些劳动力稀缺和昂贵的地区的企业相比，它们能够把自动化推迟得更久。大卫·哈维的《资本的限度》(16)一书包含了许多这样的有条件陈述。由于难以预料社会系统可能具有的一系列具体配置，因此这样一些理论建构常常低估了一系列可能的结果。然而，参考这类工作后再进行经验研究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多价性”（polyvalency）(17)可能是社会体系的一个更深层的特征，它限制了抽象理论在预测空间的重要性时的效力。作为能够观察自身境遇并从中学习的自我解释性的存在物，人拥有一系列异常广泛和短暂的因果倾向。当我们理解世界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容易对新的影响产生怀疑。由于钟摆从我们对待它们的所作所为中学习不到任何东西，它们的行为与特定的条件处在一种固定的关系之中；空间形式发挥的作用是不变的，并且空间无关原则是成立的。但是，环境（总是具有特定的空间形式）可能开始以新的方式来影响人们，因此，空间发挥的作用绝不是完全不变的，并且空间无关原则的范围也缩小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处于混沌之中或者没有希望理解空间形式不断变化的效应，因为与钟摆运动不同，行动可能是因为那些意义可以理解的理由而作出的：社会科学家们拥有一种认识研究对象的内在方法，而他们的自然科学同行却无法利用此种方法。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解释具体社会研究所遇到的那些困难时，多价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错误的空间观念

那些声称正在运用相对空间概念的理论家——常常包括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拥有一些错误的空间观念。现在让我们对它们作出进一步的考察。正如从上文的论证中可以预料的那样，这些错误的空间观念常常与对抽象研究和具体研究的作用的误解有关。

或许最常见的错误是这样一个暗含的假设：因为空间只存在于对象构成它的地方，所以空间完全可以还原为构成它的对象。因此，在《城市问题》一书中，卡斯特尔（Castells）提及了“空间”和“城市空间”，但结果表明，他关注的是城市主义的构成要素，并且他从这些要素所构成的空间形式抽象地对它们进行了分类和分析。因此，尽管表面上进行了分析，但是他实际上几乎没有真正地讨论空间。(18)鉴于我们上文对抽象理论的评论，我们可以预料到这一点。但是，卡斯特尔似乎还错误地设定，即使没有经验研究，抽象理论也能够事先以我在其他地方所说的“近似具体研究”(19)的方式来理解具体系统的特性。

一些理论家——例如列斐伏尔——对空间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解释。他们认为，城市主义和空间改变了生产关系，因而对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不可缺少的。(20)有一种毫不客气的看法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空间崇拜。比较客气的看法认为，它可能是对具体之物的重要性的强调。与抽象之物相反，具体之物总是具有特定的空间形式。尽管抽象对于理解具体至关重要，但它对于空间的重要作用可能几乎什么也没说，这恰恰是因为它是从形式的偶然性中抽象出来的。然而，当代的城市主义对依据空间形式的定义不以为然。在日常的用法中，像“城市”和“城镇”这样的词语是毫无问题的，它们传达出建成区域的清晰空间图像，因而形式是内在于定义之中的：换句话说，定义是分析的。然而，对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理论分析表明，这种定义并不存在物质的基础；在这样一些区域发现的关系和活动并非为它们所独有，因此，在日常思维中似乎是分析和必然的东西，在理论上却表现为综合和偶然的东西。(21)按照桑德斯的观点，尽管形式的确影响了社会过程的运作，但是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并不认为形式是一种根本的东西，能够影响到抽象理论所分离出来的基本结构和机制；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在各种各样的空间形式中再生产出来。毫不奇怪的是，当代城市主义研究现在发现自身并没有一个能够符合城市术语日常用法的研究对象，而且桑德斯为“城市社会学”设定的议程没有自称与城市的空间概念之间存在联系。(22)

那些自封的“辩证法者”普遍犯下的另一类错误包含在如下论证中。

1．空间——特别是在地域的意义上——并不只是外在于和先于社会而存在的东西，而是由社会产生的东西。

2．因此，空间的就是社会的。驴唇不对马嘴！这是通常从对空间的构成要素的承认偏离到把空间还原为那些构成要素，只是这一次把构成要素进一步归结为那些由社会创造的要素，武断地忽视了空间的非社会构成要素。空间部分地由社会构成，但它既不可以还原为自然构成要素，也不可以还原为社会构成要素。正如索雅（Soja）所说的那样，空间结构无疑可能拥有“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根源”，但是空间还有大量其他可能的——自然的和社会的——构成要素。(23)（应当指出的是，自然现象只有通过社会媒介才能为我们所认知，这一事实与它们的产生毫无关系，它们是不依赖社会现象而产生的。）

把空间还原为它的构成要素，这可能是混乱的一个主要根源。让我们来看一看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卡斯特尔的《城市问题》：

空间是一种物质的产物，与其他的物质要素有关联（1）——人类本身（原文如此）以及其他要素进入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而后者赋予空间（以及其他组合要素）以形式、功能和社会意义。因此，空间并不是社会结构部署的纯粹场合，而是每一个规定一定社会的历史整体的具体表现。因此，与其他任何现实的对象一样（2），空间问题是一个确立结构法则和接合法则的问题。这些法则支配着它的存在和变化，因而支配着它与历史现实的其他要素衔接的特性（3）。这意味着作为一般社会理论不可分割的部分——即使是暗含的部分——的空间理论并不存在（4）。(24)

让我们来更仔细地考察这段令人费解的论述。使用“空间”一词，就是使用一个无内容的抽象概念。因此，这种把空间当做是一种物质的产物（1）或一个现实的对象的说法令人费解，尤其是在（1）和（3）中空间被视为等价于诸如人类这样的“要素”。不存在任何“支配着”空间本身的……“存在和变化”的结构法则，只存在构成空间的要素。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段话的最后一句（4）：要么是一般社会理论能够事先阐明具体系统的形式（包括空间形式）；要么是在提到那些具有空间广延性的对象时，任何一般社会理论暗中都具有空间性。只有后一种解释能够站得住脚；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只借助抽象理论暗含的空间维度不可能预见现实的具体形式，但是通过经验的研究必定会揭示这些形式。

许多空间研究文献特有的草率论述的第二例子来自列斐伏尔：

空间并不是一个被排除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之外的科学对象；它始终具有政治性和战略性……空间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它是一个完全充满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25)

应当注意“空间”是如何表示“地域”（territory）的。一旦被片面地归结为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我们就开始完全忘记形式或结构意义上的空间，并且这种分析与公然去空间的理论就不再存在任何差别。

正如萨克已经表明的那样，我们继续在思维中分离和重新结合空间与物质，但是不成功的重新结合中经常发生错误。例如，从“中心和边缘”的角度讨论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非常流行。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必定拥有某种空间形式，但这并不一定是中心和边缘的空间形式，即使宽泛地来看也是如此。一旦我们开始从不发达地区偶然的空间形式来思考发达地区，并因此把它们作为经济关系的代名词，尽管其中一些关系可能是必然的，混乱和错误就会出现，因为我们难以看到，空间上的边缘地区不必然是功能上的边缘地区，空间上的中心地区也不必然是功能上的中心地区。这样一来，空间和过程不可能在这一水平上实现成功的重新结合。

在日常的思维中，对空间和物质的分离与重新结合更为普遍，例如，英格兰北部的人们把东南部地区说成是中产阶级的地区，并且拒绝认为像唐桥井（Tunbridge Wells）这样的城镇可能拥有任何工人阶级人群。对阶级的概念化来说，恰当的单位是人，而不是城镇或地区。

在上文的部分中，我已经论证过，抽象理论的空间特性明显不同于具体系统研究的特性，并且就空间对后者产生了作用而言，具体研究必须考虑到空间形式，即使它对空间形式没有直接的兴趣。虽然我关注的是揭示在对空间的探讨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错误，但是我并不想低估那些避免这些错误的具体（因而是空间的）研究所存在的种种困难。哲学的批评经常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一旦避免了某些错误，所有的困难都会消失。在我看来，哲学应当有助于解释某些困境为什么持续存在。

空间探讨中的难题

具体研究之所以处境困难，原因之一是空间和物质实现完美的重新结合经常完全不可行。思考一下劳动市场研究的例子。如果我们使找工作者和工作岗位之间的空间关系抽象化，然后把所有地区的数据合计为全国的数据，好像真的有一个单一同质的全国市场，那么我们不可能指望对这样一些体系中的事件模式有多少理解。在一个像该（在上文所界定的意义上的）系统一样开放的系统中，合计的定量关系与现实的因果相互作用之间几乎不存在可以理解的环节；因此，许多工作岗位与失业者之间通常并不对应。然而，要把空间形式考虑在内几乎并不可行，因为这涉及每一位寻找工作者和相关工作岗位。通常的折中办法是把全国数据分解成相当分散的劳动市场地区，但这只是处理相关现象的空间效应的一种大概方式。就社会系统是如此不同和开放而言，即使实证主义方法充满了希望，我们也不会对找不到可靠的经验规律性而感到惊讶。

使空间抽象化的经验研究几乎不可能称为具体的，因为它们掩盖了系统要素结合的真正形式。对于那些习惯于这类研究的人来说，空间的变化不过是对常态的偏离，仅仅是相关的因素本身而已；一些人甚至认为偏离“不如”常态“真实”。然而，常态或一般状态恰恰是统计上的虚构；例如，无论多么反常，个体投票者和一般的投票者无疑都一样真实。

但是，如果对单一、具体、开放的社会系统——例如劳动市场——的解释存在问题的话，那么那些试图对许多系统相互作用的具体效应进行综合的研究就存在更大的问题——例如工业革命的历史或者地区变迁的性质。这样一些领域中的研究者面对着依据总数还是平均数的选择。尽管这两种统计数据描述了整体，但却排斥了因果性，因为它们忽视了空间形式，或者它们进行的研究允许对主题的有限部分进行具体分析和因果解释，但却忽视了许多地区。在实践中，通过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综合”（colligation）方法，他们试图把如下两者的因素与抽象理论结合起来：一是广泛的归纳，这种方法具有描述的全面性，但解释力度却弱；二是地区的或部门的个案研究，这种方法在解释上更全面，但覆盖面却有限，几乎不可能研究或发现更多的个案。例如，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解释通常综合了对人口和经济变迁的全面的描述性归纳，但是对个案研究的参照却表明特定的阶级结构和经济机制如何在系统各个部分的具体条件下产生出特定的具体效应。这并不单是一种在研究范围与详细程度之间进行的选择；它涉及我们是否考虑到形式，因而是否进行具体研究的问题。即使研究关注的是诸如国家这样一个特定的空间单位，我们也不得不反复地辗转于许多不同的空间范围之间，其中每一个空间范围都对应于或等同于一个特定的对象，不论它是帝国、地区还是工厂。阅读这样的研究总是不可避免地给我们留下这样的疑问：各种事例和特定的局部具体研究是否“代表”整体？从合计性的描述归纳能否推出关于个人或系统的各个部分的推论，同时又不与生态学的错误产生纠葛？这些是真正的社会研究实践问题，并且它们并不是产生于社会科学的不成熟，而是产生于研究对象的本性。并且，当我们思考后者的时候，那些相信我们应当效仿实验性自然科学的人的预期看起来就更加荒谬了。(26)

把空间和物质分离的倾向，绝不会充分地把它们重新结合。正如萨克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倾向也是各种实践问题的一个共同根源，特别是对那些试图协调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活动的组织来说更是如此。例如，英国政府的大多数支出抽象地考虑空间，但是随后又不得不把其他的支出分配到特定的地点，这在它的地方政策中最为明显。然而，所谓的非空间政策——如那些与国有化工业和国防开支有关的政策——具有的空间效应，可能与那些地区支出的所谓“空间”效应相冲突并强过它们。但是，又如萨克所指出的那样，地区性组织——例如威尔士发展署——的政策“与其他辖区的政策一样都是空间性的。它们完全是地方性的。”(27)此外，“援助一些地区”总是意味着仅仅是援助这些地区的一些利益集团，尤其是资本的利益集团，而不是“地区”这一神秘实体。(28)诸如“教育优先地区”这样的地区政策也是如此：由于不分地区地把大部分支出分配给教育，政府因此违反了指定某些特别关注地区（而不是特定的学校）的初衷。这些都是空间与物质不充分结合的明显证明，因为各个地区把一些非常有特权的学校和学生内化进自身，而且被剥夺教育的儿童广泛地分布在全国各地，但这些地区关注的中心却是教育剥夺的空间集中地，结果仅仅关注了全国的一小部分学生。

这些是真正的组织问题，并且给出解决办法并不容易，更不用说实施了。工党的“替代性的地区战略”提出了一种可能但却困难的补救措施，这就是考虑到所有支出的空间效应，而不只是那些碰巧属于各个地方辖区——例如“发展地区”的支出。(29)

有一种情况更需要谨慎地融合空间和物质，这就是民主政治结构的设计。我们不可能期望民主政治结构服从抽象政治理论的整齐划一的等级秩序——不论是来自上层还是来自下层的控制。就在差异巨大的范围内运作的利益集团和活动（例如资本利益集团、民族国家、消费者和工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而言，更加民主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必定比我们现在拥有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更复杂，而非更简单。(30)

研究社会的意识和文化是社会科学中最难的主题之一，也是空间能够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主题。如果我们的意识是由我们独特的物质生活条件塑造的，那么它应当随着这些条件的变化而发生空间上的变化。可是，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我们只能通过我们可以利用的语言和概念来解释我们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问题是一系列处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上的群体所共有的问题，事实上沟通的全部功能是跨越这样一些差异，因为如果没有共享经验上的差异，沟通就是多余的。因此，意识的决定因素并不纯粹是地方性的。这个问题是文化分析的核心问题，但是鉴于往往被选择进行研究的群体的有限范围、陈旧老套的普遍存在和那种根据极少的地方研究来对“工人阶级文化”进行归纳的倾向，我怀疑这个问题是否得到了足够的重视。

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它涉及普通人的意识与理论家的意识之间的差异。前者由个人的特定的具体生活环境或场所塑造，但他们拥有的理解一般说来仍然不是一种具体的理解，因为具体对象往往被肤浅地视为简单对象；换句话说，普通人的理解内容并不相应于这种理解的决定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生活在那些边界是任意的事态中；它们任意穿越各种结构和因果关系，并且除非我们投入相当多的精力去理解它们，否则只要摆脱这些事态，我们就足以应付日常的任务了。然而，作为理论家，我们进行理性的抽象，把那些统一的对象、结构或群体分离开来，试图以此来理解世界，并且努力从这样一些抽象出发来进行具体的研究。正如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那样，抽象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使空间形式抽象化，因而我们作为理论家的意识不像普通人的意识那样狭隘（至少在某些方面上如此）。然而，社会科学的专业风险是我们忘记了这种差异，把我们自己解释世界的方式投射到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中，低估了地方的变化。结果是就像在最近英国大选中那样，我们一再对政治（和其他）意识的实际内容感到惊讶。

应当指出的是，我并不是在说理论家的理解是抽象的、普通人的理解是具体的。理论家能够运用抽象来理解具体。普通人只能以一种简单、片面的方式运用抽象来将复杂的对象概念化，但是这些抽象很少是经过考察的抽象，因而经常是混沌的抽象。尽管普通人提及具体的对象，但是他们很少具体地理解它们。因此，虽然普通人的意识可能更受地方环境的影响，但是理论家拥有更多的概念资源来理解那些环境，只要他们考虑到形式所产生的作用。

结语

最近对空间和社会理论产生的兴趣不应当使我们忽视如下问题：社会理论如何轻易地忽视了空间？那些专注于空间的理论家为何未能对空间作出大量的讨论？无论如何，在具体研究的领域中，这样一种研究之所以困难且进展迟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思考空间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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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ayer, A., "Abstraction: A Realist Interpretation," Radical Philosophy, 1981, Vol. 28, pp. 6—25.

(2) 这种对具体的解释来自于马克思经常被人引述的那段话：“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载Marx, K.,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1973 (completed 1857—1858; first published 1932), p. 101。

(3) 例如，Harvey的The Limits to Capital（Oxford, 1982）一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一种重读。

(4) Saunders, P.,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London, 1981.

(5) 在这类文献中或许最好的著述是：Blaut, J., "Space and Process,"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1961, Vol. 13, pp. 1—7；以及Sack, R. D., Conceptions of Space in Social Thought, London and Minneaspolis, 1980。但后者的问题在于未能为实在论哲学提出一种连贯的用法。

(6) Blaut, J., "Space and Process,"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1961, Vol. 13, pp. 1—7.

(7) Sack, R. D., "A Concept of Physical Space," Geographical Analysis, 1973, Vol. 5, pp. 16—34.

(8) Harré, R.,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Thinking, London, 1970; Sack, R. D., Conceptions of Space in Social Thought, London and Minneaspolis, 1980.

(9) Sack, R. D., Conceptions of Space in Social Thought, London and Minneaspolis, 1980.

(10)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11) 参见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1977。

(12) Bhaskar, R., 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 Leeds, 1975.

(13) Harré, R.,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Thinking, London, 1970.

(14) Lösch, A., 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 New Haven, 1954.

(15) 参见Sack对非同或相邻法则的讨论, Sack, R. D., Conceptions of Space in Social Thought, London and Minneaspolis, 1980, pp. 66ff。

(16)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1982.

(17) Sayer, A.,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 A realist Approach, London, 1984.

(18) Castells, M., The Urban Question, London, 1977.

(19) Sayer, A., "Epistemology and Conceptions of People and Nature in Geography," Geoforum, Vol. 10, 1979, pp. 19—44.

(20) Lefebvre, H.,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 Antipode, 1976, Vol. 8 (2), pp. 30—37.

(21) 参见Sayer, A.,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 A Realist Approach, London, 1984。

(22) Saunders, P.,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London, 1981.

(23) Soja, E., "The Socio-spatial Dialectic,"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0, Vol. 70, pp. 207—225.

(24) Castells, M., The Urban Question, London, 1977, p. 115．我不知道Castells所说的“接合法则”（conjunctural laws）是什么意思。

(25) Lefebvre, H.,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 Antipode, 1976, Vol. 8 (2), pp. 30—37.

(26) Sayer, A.,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 A Realist Approach, London, 1984.

(27) Sack, R. D., Conceptions of Space in Social Thought, London and Minneaspolis, 1980, p. 18.

(28) Pickvance, C., "Policies as Chameleons: An Interpretation of Regional Policy and Office Policy in Britain" in Dear, M. and Scott, A. J., eds., Urbanis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in Capitalist Society, London, 1981, pp. 231—265.

(29) 工党议会发言人工作组（1980）。

(30) 参见Williams, R., Politics and Letters, London, 1979; Williams, R., "Democracy and Parliament," Marxism Today, 1982, Vol. 26 (6) pp. 14—21。

第五章　空间、城市与城市社会学

彼得·桑德斯

一切社会活动都在时间和空间中进行。如许多著作最近所指出(1)，这不仅意味着一切人类活动都出现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这在吉登斯看来已经是“陈词滥调”(2)——而且意味着人类活动的地点和时间对于解释和理解这些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重要的是注意社会科学家早就认识到时间和空间在社会现象解释中的意义。例如，政治地理学家许多年来一直有兴趣地分析地点对投票行为的影响，并且已经表明生活在中产阶级地区的手工工人在投票时比生活在工人阶级地区的手工工人更保守。社会学家关于阶级图像（class imagery）的研究同样表明，地方环境对于保持恭顺的、无产阶级化的或私有化的社会图像（images of society）有重要意义。最近，关于“地方国家”（local state）的研究已经表明，不同的地方历史导致了不同的地方政治结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地区的地方当局（例如，所谓的“南约克郡社会主义共和国”）采取了激进的计划，而另一些地区的地方当局则没有。社会科学显然没有忽视时间和空间。(3)

尽管如此，近年来还是开始出现了一个新正统学说，认为社会学家“对于社会现象中的空间变化关注不够”(4)，并且认为时间和空间都应该被“纳入社会理论的中心”。(5)按照这种观点，在对社会现象进行历史和比较分析的过程中，仅仅考虑时空情境的变化是不够的。毋宁说，对时间和空间的关注是社会学事业的核心。

这种观点的言外之意是，如果社会学主要与人类活动的空间维度有关，那么社会学真正的核心关注点就必定以空间上界定的社会组织单位为基础。换言之，如果空间对于社会理论至关重要，那么对于不同的社会空间安排——村庄、城镇和城市——的研究就是社会分析的基础。吉登斯至少乐于接受这一解释，因为他认为城市构成了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关注对象，而城市社会学就是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核心：

我们并不能把城市仅仅视为社会理论的次要研究对象，而应该把它看做是社会理论的核心。同样，“城市社会学”并非仅仅是社会学众多分支中的一个，而是某些最为重要的社会学基本问题的核心。(6)

许多“城市”社会学家、“城市”地理学家以及对城市具有特殊兴趣的学者自然开始抓住吉登斯抛下的这根救命稻草。这是因为，在受到“城市”研究的具体对象及其社会学意义是否存在这一问题的不确定性困扰多年之后，他们现在终于从当代一个顶级社会理论家那里获悉城市社会学及其研究对象是全部社会科学的核心。因此，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一书的第一卷正在取代卡斯特尔（Castells）的《城市问题》成为相关学术会议中每一篇论文都必须引用的著作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经常听说，社会学及相关学科极易受到多变的学术热点和时髦的左右，这是其不成熟的标志。至少自从20世纪50年代的功能主义霸权破产以来，社会学已经变换了一个又一个正统学说——现象学的社会学、批判理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甚至没来得及通过其中的任何一种方法发展出系统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计划。(7)就与“城市研究”相关的社会科学的具体领域而言，情况也是一样。在大约十五年的时间里，正统的理智立场一开始重视空间和城市，后来却截然相反地认为这类研究“意识形态化”而将其放弃了，但如今却在吉登斯和其他学者的著作中不仅又一次断言了城市和空间形式的重要性，而且认为它们是社会科学的核心。

在兴高采烈地加入这一新兴的最新潮流之前，我们也许应该冷静下来思考一下。我们尤其需要思考的是，吉登斯和其他学者现在进行的论证是否真的能应对并驳斥近十年来针对把城市社会学视为城市和空间形式研究所提出的反对意见。依我之见，他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其实，我相信吉登斯的著作本身与其说“反驳”了不如说“强化”了这一观点，即一门以研究空间形式例如城市为中心构建的社会学在当代是不能成立的。

问题：一门寻找研究对象的二级学科

在将近整个20世纪里，城市社会学在西方学院派社会学中已经作为一门二级学科存在了，有自己的教授教席、专业期刊和争论的焦点问题。在这段时期，有人认为城市社会学独特的研究对象（城市）确立了这门学科本身，这就如同社会学的其他领域都界定了自身的具体研究对象，例如家庭（家庭社会学）、公司（工业社会学）、国家（政治社会学）等。然而，也有很多人认为社会学的这些研究领域不仅以确定特定的经验性研究对象（家庭、公司和民族国家）为基础，更以研究这些对象中包含的具体社会关系为基础（例如，家庭内部的夫妻关系或父母与子女关系；公司内部的劳资关系；民族国家内部政党间的关系、压力集团间的关系和文职人员间的关系等）。既然城市社会学把城市视为其研究对象，因此它的另一项任务就是具体研究城市内部特定的社会关系或社会过程。

我已经在别处更为详细地指出过(8)，在过去70年时间里，确定城市生活所特有的一类社会关系或社会过程的尝试主要有四次。尽管留下了有趣且有益的成果，但这四次尝试都失败了。这些尝试的失败表明，企图把特定的社会过程与特定的空间形式相联系并据此确立与城市研究有关的城市社会学基本原理，也许是徒劳的。这是因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城市已经不能够代表一个有意义的社会组织单位。一门部落社会学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可能显得古怪且不合时宜，因为部落作为社会组织单位早已不存在了。就城市社会学而言，情况也同样如此。

第一次尝试：作为生态社群的城市

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及其同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第一次尝试创立一门城市社会学理论，这也许仍然是最系统的一次尝试。(9)帕克认为(10)，城市分析的探究对象是“生态社群”。生态社群与“社会”不同，其特征是，其中的人类自发地进行“生物性”生存斗争，结果导致自身与环境间的功能适应。这样，人类生态学就是对一个基本过程（竞争）及其非预期效应（功能适应）的研究。

然而，在帕克的工作中，他对生物竞争过程的关注与对研究对象城市的关注之间一开始就存在一种令人不安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体现在帕克显然不能够确定人类生态学是社会科学中一个独立的新学科，其理论上的研究对象是竞争和适应性，或者人类生态学仅仅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其特征是对城市的经验性关注。(11)总之，问题在于是否可以根据人类生态学对一个过程（生物性斗争）或一个对象（城市）的关注来定义这门学科，因为这两个主题显然早已不再相辅相成了。

随着对生态传统研究的推进，这两个主题之间的基本紧张关系显露出来。如果人类生态学被理解为一种城市理论并因此根据作为探究对象的城市来定义，那么我们似乎就没有理由认为其专门的理论关注点就是生物性竞争过程。其实，阿里汉（Alihan）1938年发表的有影响的批评已经表明，研究城市但却不分析文化过程以及生物性过程，不分析“社会”以及“社群”，既不受欢迎也无可能性。(12)另一方面，如果人类生态学被理解为一种适应性理论并因此根据一个一般过程来定义，那么我们显然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它只能运用于对城市的研究，因为生物性斗争几乎存在于人类事务的一切方面。总之，人类生态学的理论关注点并非以城市为基础，从而在这个意义上专门指向城市。因此必然的结果是，人类生态学家两个貌合神离的关注点最终分开了。那些仍然致力于城市研究的人继续炮制研究社群的论文和专著，但是这些论文和专著现在看来都缺乏一致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原理，但是那些仍然专注于适应性研究的人则必须放弃芝加哥学派所特有的对城市的关注，转而发展并运用帕克的理论洞见对适应自身外部环境的各种社会群体和组织进行功能主义的分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创立城市理论的第一次尝试已经失败了。

第二次尝试：作为文化形式的城市

社会学早就认识到，社会集合体（social aggregates）的规模和复杂性会影响在其中发展的社会组织形式。如西美尔（Simmel）在20世纪初所指出：

日常经验会立刻告诉我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必定会发展出维持并提高自身的形式和组织，但一个较小的群体却不必如此。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否认较小的群体具有一些当其壮大时就会消失的特性，包括其成员间的各种互动。(13)

无论我们怎么以其他方式定义城市，城市都显然是大且复杂的（有社会差异的）人类集合体。考虑到这一点，“城市”理论家们已经试图确定那些与城市相联系并且可以根据城市规模和异质性来解释的具体互动模式，就不足为怪了。西美尔自己企图确定一种与众不同的“大都市人格类型”，但是三十年后，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认为城市生活方式的匿名性、肤浅性、易变性和节段性可以解释为聚落规模、密度和混合性的产物。(14)

然而，这两种表述的共同问题在于，二者混淆了社会学的规模效应与那些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文化影响可以更好解释的效应。这种混淆在西美尔的文章中显而易见，因为他将“大都市人格”解释为聚落规模效应（城市特有的特征）与发达的分工和货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整体的一个特征）的共同产物。沃斯的著作中显然也存在这样的混淆，因为如甘斯（Gans）所示，与其将沃斯确认的城市生活方式解释为大规模、人口密集且混合的聚落的产物，不如根据城市人的社会阶级和生活周期来对这种生活方式进行解释。(15)

这里的论证丝毫没有否认诸如规模和复杂性等因素对于社会关系模式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大聚落中的生活通常要比小聚落中的生活隐秘；人口密集的定居点（例如，高层公寓楼）聚集的人很可能会通过保持社会距离来对空间距离的接近作出反映。但这使得要确认一种与众不同的“城市生活方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单纯根据城市特有的变量来解释这一生活方式则相对容易。如西美尔的著作表明，数字的社会学效应研究是一个有潜在成果且令人着迷的领域，但这种研究并非是一门城市社会学。

第三次尝试：作为资源分配系统的城市

20世纪60年代，确定独特的城市过程（urban processes）的第三种方法主要通过约翰·雷克斯（John Rex）和瑞·帕尔（Ray Pahl）(16)的著作在英国发展起来。他们的工作试图表明城市是独特的不平等模式和社会冲突模式的运作过程，这种不平等和冲突超出了工作领域产生的不平等和冲突。城市社会学的具体任务就是研究和解释“城市管理者”（也就是，诸如地产经纪人、地方当局的官僚、社会工作者等控制“城市”战略资源例如住宅的个人）的行为如何导致城市中的不平等，以及这些不平等又如何成为“城市阶级斗争”的主题（尤其是那些能够在不同程度上获得稀缺且诱人的住宅资源的不同城市群体间的“住宅阶级斗争”）。

如此表述城市社会学的关注点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事关假设的城市管理者的自主性，因为不久就变得很清楚，如帕尔首先表明，这类管理者在对不平等资源分配的任何分析中都完全没有构成“独立的变量”，他们的分配行为实际上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影响并且受到中央政府施加的政策和指令严格限制。帕尔修正了其先前的论证对此作出回应，认为城市管理者（他现在将其视为地方公共部门的看门人）在城市分析中不应被视为独立变量，而应被视为介入或中介变量。然而，帕尔这种论证实际上是将其城市社会学的独立变量转移到了城市之外；城市不平等主要根据私人资本和国家的运作得到解释，而地方管理者的行为仅仅能间接地对其施加影响。因此，帕尔在其晚期著作中几乎不再关注城市管理者，转而思考中央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关系（他根据社团主义理论审视这一关系），这并不奇怪。

整个方法的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在许多方面类似，就是如何运用“住宅阶级”这一概念。这个概念受到许多人批评，一部分是因为围绕住宅问题发生冲突的群体本身并非是“住宅”阶级，而是一些特殊的社会群体，例如黑人家庭或单亲家庭（也就是说，如果冲突是由种族、性别等导致的，那么住宅阶级冲突这种说法是有误导性的）；一部分是因为这些群体无论如何不能从阶级的角度被理论化，即便从雷克斯采纳的韦伯主义视角来看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住宅阶级冲突这一说法是有误导性的）；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住宅实际上也许并不能代表这些群体间的一个冲突问题，例如，在其与萨利·汤姆林森（Sally Tomlinson）后来对汉兹沃斯（Handsworth）的研究工作中(17)，雷克斯发现内城区（inner city）的黑人并不太想要白人地区的近郊房屋，就此而言，谈论那些想要获得各种住房的群体间的住宅阶级冲突是具有误导性的。

显而易见，雷克斯在其著作中所讨论的并非是住宅阶级冲突，而是种族冲突；并非是“城市的”不平等，而是种族的不平等。这在其研究汉兹沃斯的著作中已经变得很明显，因为他谈及一个“底层黑人”的发展在教育和就业方面都完全处于不利地位。尽管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会学问题，但这显然并不是一个专属“城市”的问题，因为尽管大多数黑人生活在英国的大城市，但就业和教育中的种族歧视问题并不能通过“城市”特有的变量得到解释。因此，雷克斯对住房阶级的研究与帕尔对城市管理者的研究一样必然要对社会整体中的政治经济因素进行分析，并且二者的观点都不能为一门城市社会学提供基本理论。

第四次尝试：作为集体消费单位的城市

尽管早期的非马克思主义著作已经详细指出了城市研究涉及的专属性问题（question of specificity），但卡斯特尔在20世纪70年代的著述也许才第一次清楚表述这个问题；他同时尝试用理论术语重新表述城市问题。(18)卡斯特尔针对早先方法“意识形态化”提出的批判在许多方面并不令人满意，因为这种批判依赖于后来遭到许多人（包括卡斯特尔(19)）批评的阿尔都塞主义知识学。尽管如此，卡斯特尔的工作对于城市社会学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试图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具体说明“城市问题”。

卡斯特尔的计划是确认出城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CMP）中的一种具体功能。卡斯特尔一开始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接着表明城市并没有包含意识形态、文化层面（例如，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主义）和政治层面（例如，城市管理主义），而在经济层面，生产同样并非是以空间为导向的。然而，消费在他看来却可以根据城市空间单位来具体说明，并且他得出结论说，城市社会学因此就关涉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社会消费组织及其功能的分析：

我认为，“城市的”一词看起来除了在其直接用法中意味着一个与生产过程相关的过程，还直接意味着一个与劳动力相关的过程……因此，城市单位（urban units）之于再生产过程，就如同公司之于生产过程。(20)

当然，卡斯特尔并没有否认城市中除了消费还有别的过程发生，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层面和要素在城市系统中都存在。可是，他认为唯一专属城市系统的过程就是消费（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因此“城市”问题、“城市”危机以及“城市”政治等都可以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消费过程的分析得到说明。

在所有对卡斯特尔论述的批评中，有两个与我们当前讨论的问题有关。第一个批评是，把消费等同于城市的空间单位是武断且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消费过程与生产过程、政治过程和意识形态过程一样并非受到地域的限制。如明焦内（Mingione）所示：“消费过程本身并不能单纯通过地域来界定，消费过程并不能解释任何‘城市问题’，但它确实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21)

第二个批评是，任何根据城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功能建立城市理论的尝试都不能忽视生产问题，因为如列斐伏尔、哈维和其他学者所表明，“城市系统”中的资本投资可以代表整个投资流动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循环”，并且城市的硬件设施可以有效地补贴私人资本的生产成本(22)。

这两条批评显示，20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同人类生态学一样具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卡斯特尔同帕尔一样关注社会中的特定过程（对卡斯特尔而言是消费、再生产；对帕尔而言是竞争、适应）。另一方面，他也同帕尔一样从经验层面关注城市，尽管这意味着必然要关注更大的过程（对卡斯特尔而言是生产和消费；对帕克而言是文化和生物过程）。

人类生态学的研究者最终分为两派，一派仍然有理论关注点但却不再把城市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另一派仍然关注城市但却没有研究城市的基本理论。就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而言，其研究者也注定要分为两派。一方面，我们可能会看到一门不再关注具体城市问题的“消费社会学”的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继续分析城市及其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作用，即便他们缺乏任何一致的理论框架来把“城市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内部的一个具体过程。

城市主义、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

我的论点（并非原创但却至关重要）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在西方社会中已经不再是一个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单位。这意味着，当代任何创立一门城市社会学的尝试都可能会同样碰到以上四种方法所面对的问题，即不能确认出作为空间单位的城市所特有或能够依据作为空间单位的城市得到解释的一个具体社会过程。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城市与社会理论无关。社会理论肯定与城市有关，因为所谓的现代社会学“创始之父们”都将城市分析作为其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研究他们的著作时发现，尽管可以从理论、方法和政治层面对其进行分类，但是诸如韦伯、涂尔干和马恩等作家在其对城市的分析中都关注一些共同的主题。其中三个特定的主题尤为明显：城市在西欧封建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过渡过程中的作用；作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之表现的现代城市；作为影响社会变迁的间接或权变因素的城市。然而，我们并没有在这些著作中发现他们试图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语境中创立城市理论，因为所有这些作家都认为，当代的城市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分析单位。

向工业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城市

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都认识到，城市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对社会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这个历史时期也就是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

马克思认为，这是因为在且仅在这个时期，城乡之间的对立显示了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和没落的封建贵族之间更为深刻和基本的阶级分化。因此，城乡分化显示了两种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一种是摆脱封建农奴制和中世纪行会限制的新兴工业城镇中建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另一种是主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没落的封建生产方式。

古代的城市如罗马仅仅是以奴隶制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农业社会的管理中心，而现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已经渗透到城市和乡村。封建社会晚期与古代时期和当代资本主义时期都不同。因此，马克思认为封建社会晚期的城市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成为一个“历史主题”。(23)

韦伯同样关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城市。他的理论关注点是不同类型的人类组织（human association），尤其是社会关系中计算理性（calculative rationality）的起源。他认为，古时人类组织的基础是家庭或宗族，而与特定的家庭单位定居于城市还是乡村无关。然而在中世纪，城市行会和社团的发展壮大破坏了家庭或宗族权威的延续。在这些城市行会和社团中，个人是作为法律和政治组织单位的城市中的成员，因此成了被赋予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公民。(24)

因此，从法律、政治和经济层面来看，中世纪西方的城市就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并且城市使西方社会摆脱了传统的束缚，这为西方经济理性和政治民主后来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然而，民族国家如今已经取代城市成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因为城市已不再是自主市场、自主法律以及自主军事组织等的所在地。因此，韦伯同马克思一样认为城市仅仅在中世纪才是一个有社会学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实体。

涂尔干的分析与此类似。他所关注的是，社会中复杂分工的发展导致社会凝聚力的来源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在中世纪，以分工导致的相互依赖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受到城市空间范围的限制，也就是说，地域范围同时也是社会和经济活动的范围。但社会分工的发展逐步超越了地域（最终超越了国家）限制，结果城市的空间限制对于社会生活的意义越来越小：

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地域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村庄或城市、辖区、省等）正不断地消失……这些地理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并且不再能够得到我们深层次的情感认同。我们的活动已经大大超越了这些群体的狭隘范围，而且这些群体中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们并不感兴趣。(25)

因此，同韦伯一样，涂尔干也认为现今社会组织及其团结一致的基础恰恰就是民族国家（其实，他一度把民族国家比作“一个大城市”）。这意味着，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创立城市社会学的任何尝试都必定会被扩展为研究社会整体的社会学。

作为微观社会的城市

当这些经典理论家确实是在探讨现代城市（韦伯通常并不这样做）时，他们是为了展示社会整体内部的运作过程。例如，恩格斯在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住宅问题的研究论文中都引证城市中的肮脏和贫苦来表明持续不断的资本积累过程给工人阶级造成的严重后果。(26)这些论文都清楚地表明，这些现象并不能通过分析城市化本身得到解释，而只能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所推动的社会过程得到解释。

涂尔干同样注意到城市的犯罪率、自杀率和其他一些社会问题指标居高不下，但他认为这并不能从城市主义理论（theory of urbanism）中得到解释。毋宁说，这类现象源自社会整体中异常的分工形式（在近代就是一种失范形式）。社会失范了，并且只有在那些社会生活最为紧张和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城市），这种失范才最明显地暴露出来。城市地区暴露出的问题并非是“城市的”问题，也不能用“城市的”办法来解决（我将会探讨这一点）。

作为社会变化的权变因素的城市

尽管马克思和涂尔干认为当代城市并非具有至关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是他们都认为人口的集中可以有利于或促进某些起源于别处的过程的发展。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业无产阶级在城市的集中可以有利于激进阶级意识的产生，不过这种阶级意识的根源却在于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断加剧的矛盾——城市化并没有产生这种阶级意识，但却可以成为其充分发展的条件。(27)涂尔干同样把城市化看做是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的重要条件，因为城市化对于瓦解传统社会中集体良知（collective conscience）的道德束缚具有重要意义。城市的移民削弱了神圣纽带的传统权威性，并且能够使（但并非引起）机械团结过渡到有机团结。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我们要修正一下吉登斯的论断，即对城市的关注是社会理论的核心。第二个结论是，尽管如此，任何对当代社会现象的解释仍然必须注意空间组织作为社会整体中某些过程展开的阻碍或推动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总结这两个论点，我们可以说，第一个指向创立一门“非空间的”社会学，而第二个证明一门“去空间的”社会学并不能够成立。

我所谓的“非空间的”社会学意思是说，在当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存在一门城市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of city）。“古典”社会理论家的著作和过去70年中创立城市社会理论的失败尝试显然使我们得到这个教训。吉登斯断言城市是社会理论的核心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虽然城市确实是与前资本主义（并且可能是非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内部变化和冲突过程有关的那些社会理论的核心关注点，但是就研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学而言，情况肯定就完全不同了。

实际上，吉登斯自己似乎恰恰承认了这一点，因为在论证城市对于社会学理论的至关重要性之后不久，他写道：

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导致城市制度的巩固，相反却导致其作为一种独特社会形式被彻底根除。(28)

由此显而易见，他早期强调城市具有至关重要的理论意义仅仅可以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吉登斯将其称作“阶级分化的”社会，与“阶级”社会不同）的情况，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被彻底根除的一种社会形式对于分析资本主义而言已经不再重要。

吉登斯有关城市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作用的论述在许多方面会使我们想起韦伯的相关论述。对韦伯而言，城市是一个自主的政治、法律和军事单位，但对吉登斯而言，城市是一个“权力炉”或“权力容器”，而绝对主义国家通过这一“权力容器”集中权威性资源（也就是进行监控所必需的信息）来支配社会。韦伯看到，民族国家已经取代现代城市成为一个要求垄断权力合法使用的地域单位。同韦伯一样，吉登斯也认识到随着18世纪晚期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权力容器”已经让位给民族国家：

绝对主义的国家是阶级分化的社会的一部分，在这个社会中，城乡关系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我的论点本质上是，随着旧的城乡共生关系的瓦解，民族国家取代城市成为引导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权力容器”。民族国家的边界被精确地划定，这类似于从前城市被城墙圈定。(29)

其实，如同他在别处所指出的(30)，现今民族国家的地域边界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以至于社会学分析常常把“民族国家”等同于“社会”。韦伯（和涂尔干）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可以作为社会学分析基础的最小离散空间单位是民族国家的地域边界所界定的空间单位。但是，自罗伯特·帕克以降的很多“城市”社会理论家却未能够领会这一点。因此，不可能存在一门以空间为导向的社会学，不可能存在一门城市社会学，也不可能存在一门依据次国家的（sub-national）空间单位定义的专门的社会学分支。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空间对于社会学解释并不重要，因为我们从涂尔干研究社会失范的著作和马恩研究阶级意识的著作中可以看出，社会总体倾向所导致的某些社会现象（例如，异常的分工或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加剧）也许仅仅在某些地区如城市（这是由于城市提供了更紧张和集中的社会生活或更能够形成大规模的社会组织）才变得明显起来。虽然这丝毫没有推翻我先前创立一门“非空间的”社会学的主张（因为这些现象并非专属“城市”），但这确实证明需要避免一门“去空间的”社会学——也就是一种社会学分析模型，这种分析模型不把空间当作有可能阻碍或促进不同社会过程展开的因素考虑在内。一门非空间的社会学未必就是“去空间”的社会学。

看起来正是这种对于非空间的社会分析与去空间的社会分析的区分使厄里的论证意识到时间和空间的社会学意义：

创立一门关于空间事物的一般科学是不可能且不正确的。我们不能够把空间与社会割裂开来以便设计出一整套与众不同的法则。这是因为空间本身并不具有一般的作用（general effect）……空间具有作用仅仅是因为所讨论的社会对象具有某些特征，也就是不同的因果力（causal powers）。这些因果力可能会或不会在经验性事件中表现出来——无论它们是否依赖或不依赖在时空中建立的与其他对象的关系。(31)

虽然我不想完全认同这一论证中起核心作用的实在论知识学，但厄里的基本论题——即某些行为能力只有在特定的时间或空间背景中才能够被释放或激发——是一个重要的论题。1981年夏天英国城市发生的骚乱可以有效地证明这一点。

这些骚乱既有白人卷入，也有黑人卷入，但主要出现在黑人高度集中的地区（例如，伦敦的布里斯顿区和苏豪区，以及利物浦的托克斯泰斯区），并且也许只能够从各种各样的社会学因素中得到解释(32)。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西印度群岛移民——的失业率无疑构成了一个因素，但是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多年以来警察的种族主义（或被很多人认为的种族主义）行为、法西斯主义者的挑衅性政治活动以及如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这样的白人至上主义运动和左翼激进政党如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动员活动等。

当然，所有对这些事件的分析都不能够忽视这一事实，即大多数骚乱出现在内城地区（并且，这些骚乱发生在夏季）。然而，要是我们试图从空间维度（在此就是人口高度密集的衰落的内城地区）或时间维度（漫长炎热的夏夜）中找到骚乱的原因，那么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只有通过英国社会整体中的某些倾向才能解释这些骚乱。如同我们先前在讨论雷克斯研究“住宅阶级”的著作时所看到，城市中发生的冲突的根源并非在于专属“城市”的因素。例如，英国社会中的种族主义是长期的帝国主义扩张、政府作为和不作为以及科学和伪科学推测等因素的产物，然而这些因素中没有一个是“城市”因素。同样，失业是国际衰退、英国工业的大规模重组和政府的货币主义政策等因素的产物，然而这些因素中也没有一个是“城市”因素。骚乱的空间维度并不能忽视，但是它显然只是一个在某些地区（例如，弱势人口集中并且能够在街头形成大规模暴力混乱的地区）使骚乱变得容易和在另外一些地区（例如，这类人口被驱散的地区）遏制骚乱的次要因素。

由此必然得出的另外一个结论是：试图通过以“城市”为导向的政策改变社会的政府或其他行政机构的干预基本上都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在城市中表现出来的问题的“原因”在城市自身之外，那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如果确实有办法的话）也必然在城市自身之外。关于这种干预，我们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政府开始通过一系列“城市政策”来“处理”的“社会问题”是否会如通常认为的那样在空间上集中，这一点绝不会清楚。例如，在对最近出版的研究英国集合城市（conurbations）的论文集的总结中，卡梅隆（Cameron）认为：

我们已经表明，近来关于弱势群体的大量思考中强烈的空间偏见已经过头了。例如，有关就业的证据会表明，对于任何既定类型的工人而言，集合城市中心地区的失业率并不比其他地区高。有关贫困的证据没有显示贫困在空间上高度集中，而是显示贫困集中在老年人口并且分布在集合城市的许多地区……这要求我们解决贫困问题的办法应该根据特定贫困群体需要的帮助和支援来消灭贫困，无论这些群体分布在哪儿。(33)

第二，如果某些“问题”——家庭破裂、失业和犯罪什么的——是社会（民族国家）中而非城市中产生的，“城市”计划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就没有任何作用，即便可以证明这些问题在空间上集中在内城地区。恩格斯清楚地意识到，甚至一个显然的“城市”现象如贫民窟都不能够在城市层面被消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夜复一夜囚禁工人的疾病丛生地和臭名昭著的贫民窟并不没有被消除，而仅仅是被转移到了别处！在一个地方导致它们产生的经济必然性同样会在另一个地方导致它们产生。(34)

我们是否也赞同恩格斯这一观点——即唯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是一个可以争辩的问题。但是在恩格斯的诊断中，我们肯定赞同的一点是，“城市的”问题只能够通过“社会的”办法来解决。

这使我们得出第三点结论。我们已经看到，虽然城市这一空间单位并不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社会学单位，但是空间因素仍然可以阻碍或促进社会整体中产生的过程展开。因此，政府也许能够采取以空间为导向的计划，尽管这些计划并不能解决问题，但却会影响这些问题在何处表现出来。英国战后的地区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采取的一系列地方奖惩措施并没有解决失业和投资不足问题，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一问题在不同的地方转移来转移去。同样，城市“企业区”、开发公司和“自由港”等政策的引入很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指定地区的私人企业发展，但这样做可能牺牲那些不能享受企业优惠政策的邻近地区的利益。因此，以空间为导向的政策和计划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问题出现的地点，但是这些政策完全不能够阻止这些问题发生或在别处再发生。这些政策只能够以空间平等（spatial equity）作为自身的正当理由，而不能够以社会有效性作为自身的正当理由。

小结：城市社会学的遗产

我们在本章的第一节已经看到，尽管20世纪建立城市社会学理论基础的四次尝试都失败了，但是每一次尝试都留下了宝贵遗产：一些不再关注地域安排但仍然具有针对性的问题。

人类生态学研究使我们从理论上关注人类群体如何适应外在的自然环境这一问题。这是社会学家们提出的一个重要且合理的问题，这个问题战后已经被深入研究并且在主流的功能主义社会学中得到体现。例如，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已经把适应性视为社会组织四个“功能性先决条件”之一。(35)

诸如西美尔和沃斯等作者的“文化”传统为我们留下了两个与众不同的关注点。第一个关注点是数字的社会学意义问题；第二个关注点是资本主义和（或）工业主义对社会关系性质具有怎样的影响。对数字的关注现在已经被吸纳进社会心理学研究，而现代世界中的社会关系性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有关异化问题的长期不断的社会思考。(36)

20世纪60年代对作为资源分配系统的城市的研究工作为我们留下了大量论题，其中许多论题在社会学的其他分支中得到了进一步探讨。例如，雷克斯对于种族不平等和冲突的关注已经被纳入种族关系社会学的研究中，而帕尔对于社团主义发展的兴趣现今已经在研究国家及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政治社会学著作中得到反映。然而，这一传统中探究的某些论题并没有能够在别处得到进一步的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国家与地方的关系。(37)另一个是“社群”工作场所之外亦即消费过程中出现的具体不平等模式和冲突模式。

消费问题的出现也是20世纪7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重要遗产。卡斯特尔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使我们注意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消费组织所导致的社会和政治分裂新模式。

那么，从当代城市社会学的失败中我们能够获得什么呢？原有传统的许多遗产已经被充分吸收进其他研究方法，但仍然有些成果独具特色。其实，一旦这些论题克服关注空间或城市所导致的错综复杂的失败，那么（对吉登斯而言）这些论题就可以说是当代社会理论的核心。

这些论题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是对于消费过程的关注，这是帕尔和卡斯特尔著作的共同特征。批判激进社会学的女性主义者经常指出，社会学的理论、概念和经验性研究对象仍然牢牢植根于生产领域。我们的理论关乎改变“生产方式”，我们的概念涉及通过生产关系形成的“社会阶级”。就社会消费组织的研究而言，这种组织会经历一个向这些以生产为基础的理论和概念的“还原”过程：女性通过其配偶的生产活动在阶级体系中被定位；社群运动通过强调其与工人运动的联系在阶级政治理论中被定位等。这些著作并没有认识到必须根据自己的主张分析消费不平等、消费政治学等内容。而这正是过去20年里城市社会学在做的工作。

因此，作为城市研究的城市社会学的失败所留下的理论空白可以为拓展城市社会学对消费问题的独特关注点所填补。当然，这并不是说，消费问题可以与生产问题割裂开来单独分析，而是说社会消费组织现今是一个至关重要但却被广泛忽视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如同我在别处所论证(38)，围绕住房、医疗、交通和教育等资源消费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分裂现今同社会生产组织导致的阶级分化相比已经同样重要（即便不更重要的话）。其实，除非我们详细阐明“消费社会学”及其独特的理论和关注点，否则我们就不会理解撒切尔主义的流行、英国福利国家的危机、中央和地方冲突的日益加剧以及当代其他许多社会现象。

我在这里不会详细阐述这种理论或概述其关注点——我已经在别处做了这项工作。(39)我们也不必耗费太多时间思考这个语义学问题，即一门消费社会学（尽管在过去20年里利用了城市社会学的某些核心关注点）是否仍然可以被称为“城市社会学”，即便它已经不再具体关注城市或社会空间组织。为连贯起见，我会把它称为“非空间的城市社会学”，但这样一个标签并不重要，仅仅是约定俗成或为了方便。重要的反而是，晚近城市社会学至关重要的理论关注点应该不再单单指向空间形式——对空间形式的这种关注迄今为止不断被修补以阻止任何新的理论创新——因为这样关注空间形式不合时宜且限制视野，最终是徒劳无益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带着惊愕考察了一种新正统学说出现的可能性——这种正统学说试图把对空间的关注确立为社会学话语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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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别是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and Berkeley, 1979, ch. 6; Sayer, A., "Epistemology and Conceptions of People and Nature in Geography," Geoforum, Vol. 10, 1979, pp. 19—44; Urry, J., "Localities, Regions and Social Cla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1, Vol. 5, pp. 455—474。

(2) 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1979, p. 202.

(3) 研究位置对投票行为影响的一篇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地理学论文就是Foladare, I., "The Effect of Neighbourhood on Voting Behaviou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68, Vol. 83, pp. 516—529。也见Pelling, H., The Social Geography of British Elections, London, 1967。关于工人阶级图像的探讨，参见Lockwood, D., "Sources of Variation in Working Class Images of Society," Sociological Review, 1966, Vol. 14, pp. 249—267。关于“地方政府”，参见Duncan, S. and Doodwin, M., "The Local State and Restructuring Soci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2, Vol. 6, pp. 157—186。

(4) Urry, J., "Localities, Regions and Social Cla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1, Vol. 5, p. 454.

(5) 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1979, p. 292.

(6)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p. 140.

(7) 关于科学中的研究计划，参见Lakatos, I., "The Role of Crucial Experiments in Scienc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74, Vol. 4, pp. 309—325。他认为一切研究计划都会碰到反常态，但是我们不能依据这些反常态放弃那些界定它们的“正面启示法”（positive heuristic），除非我们能够开发出更高级的替代计划。

(8) Saunders, P.,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London, 1981．第2—6章探讨了创立城市社会理论的四次尝试。

(9) L. Reissman的著作The Urban Process（London, 1964）第93页上表达了这个观点。这是在这里讨论的四种方法中的两种开发出来之前表述的观点。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认为人类生态学最能够代表城市社会学已经开始开发一种一致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计划。

(10) Park方法的最简明的单一表述也许出现在其著作Human Communities（New York, 1952）的第12章中。Park在进行了二十年的经验和理论研究后于1936年首次发表这篇文章。

(11) Park的一个著名学生相信人类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如Park所认为，人类生态学并不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而是科学研究社会生活所不可或缺的一种观点、一种方法和一种知识体系。因此，人类生态学同社会心理学一样是一切社会科学所必需的一门学科（Wirth, L., "Human Ecology," American Journey of Sociology, 1945, Vol. 50, pp. 483—488）。

(12) “‘社群’这一概念的处理方式否认了社群的社会属性。这个概念的定义通过抽象抓住了人类行为的反社会（asocial）方面。但是，生态学家们在很多方面都不得不考虑那些实际上与反社会的社群有内在而紧密的联系的社会因素”（Alihan, M., Social Ecology: a Critical Analysis, New York, 1938, p. 48.）。

(13) 引自Wolff, K., The Sociology of Geog Simmel, London, 1959, p. 87。

(14) 特别参见Simmel, G.,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Wolff (ed.) (1950), pp．409-424；以及Wirth, L.,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38, Vol. 44，pp. 1-24。我们也许应该注意，Wirth认为城市生活方式未必是“匿名的、肤浅的、易变的和节段的”。这个著名的表述不应该被理解为对城市生活的描述，而应该被理解为对城市社会关系的理想化的典型描述。许多批评家认为城市中的公共关系显然驳斥了Wirth的理论——这是对Wirth观点的误解，因为他所关注的是如何解释那些接近理想化类型的关系。

(15) 甘斯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生活方式与聚落类型并不一致，如果生活方式取决于阶级和生活周期而非聚落的生态性质，那么就无法给城市下一个社会学定义”（Gans, H., "Urbanism and Suburbanism as Ways of Life" in Pahl, R., ed., Readings in Urban Sociology, London, 1968, p. 114）。也见Pahl, R., "The Rural-urban Continuum" in Pahl, R., ed., Readings in Urban Sociology, London, 1968。他的结论是“把特定的社会关系模式与具体的地理环境相联系的任何企图都绝对是徒劳无益的”。

(16) 特别参见Rex, J., "The Sociology of a Zone of Transition" in Pahl, R., ed., Readings in Urban Sociology, London, 1968, pp. 211-231; Rex, J. and Moore, R., Race, Community and Conflict, London, 1967; Pahl, R., Whose City? (2nd edn), London, 1975, ch. 7, 10-13。

(17) Rex, J. and Tomlinson, S., Colonial Immigrants in a British City, London, 1979.

(18) 特别参见Castells, M., "Is There an Urban Sociology?" in Pickvance, C., ed., Urban Sociology: Critical Essays, London, 1976; Castells, M., "Theory and Ideology in Urban Sociology" in Pickvance, C., ed., Urban Sociology: Critical Essays, London, 1976; Castells, M., The Urban Question, London, 1977。

(19) 特别是在The Urban Question后记中以及Castells另一本著作City, Class and Power (London, 1978)的导论中。

(20) Castells, M., The Urban Question, London, 1977, pp. 236－237.

(21) Mingione, E., Social Conflict and the City, Oxford, 1981, p. 67.

(22) Lefebvre, H., De Rural à l'Urbaine, Paris, 1970; Harvey, D., "The Urban Process under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78, Vol. 2, pp. 101－131.

(23) 这个术语出自Lefebvre, H., 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Paris, 1972。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这个问题的最重要著作可能是《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 London, 1970.该著作于1845年到1846年间完成，1923年首次出版）。

(24) “在新市民的塑造过程中，公民作为单个的人成为市民。进行公民宣誓的是个人。个人的而非同类群体或部落的身份在当地的城市联盟中保证了个人作为公民的人身合法地位”（Weber, M., The City, New York, 1958, p. 102）。

(25) Durkheim, E.,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1964 (first published 1893), pp. 27-8.

(26) Engels, F.,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St Albans, 1969; Engels, F., "The Housing Question" in Marx, K. and Engels, F., Selected Works, Moscow, 1969, Vol. Ⅱ.

(27) “如果没有大城市及其对流行观念的影响，工人阶级要比现在落后得多”（Engels, F.,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St Albans, 1969, p. 152）。

(28)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p. 148，着重是后加的。

(29) Ibid, p. 12．

(30) 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and Berkeley, 1979, p. 224．

(31) Urry, J., "Localities, Regions and Social Cla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1, Vol. 5, p. 458.

(32) 参见Rex, J., "The 1981 Urban Riots in Brita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2, Vol. 6, pp. 99-113。

(33) Cameron, G., The Future of the British Conurbations, London, 1980, pp. 318-319．Townsend进行的详尽贫困调查显示，英国的贫困分布地区十分广泛——参见Townsend, P.,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ch. 15, Harmondsworth, 1979。

(34) Engels, F., "The Housing Question" in Marx, K. and Engels, F., Selected Works, Moscow, 1969, Vol. Ⅱ, p. 352.

(35) 其他三个先决条件是目标界定、整合和潜在因素——参见Parsons, T., Bales, R. and Shils, E., Working Papers in the Theory of Action, London, 1953。在社会系统层面，帕森斯把适应性看做是经济子系统的功能，但是Hawley认为生态过程包含了经济过程（Hawley, A., Human Ecology: a Theory of Community Structure, New York, 1950, ch. 4）。在这种情况下，帕森斯的系统理论就能够轻易修正从而兼容关于适应性功能的生态理论。

(36) 也就是宽泛意义上的异化。请注意，西美尔在其研究货币经济效应和高度分工效应的著作中把“异化”作为一个基本论题。

(37) 这个论题出自Pahl对于城市管理主义论点的重新表述，这个表述认为管理者不仅在市场和政府部门之间，而且在中央政府和地方人口之间发挥调停作用。然而，对于中心和边缘之间、国家和地方之间关系的这种关注在Pahl的早期著作——特别是Pahl的“The Rural-urban Continuum”（载Pahl, R., ed., Readings in Urban Sociology, London, 1968）一文——和20世纪60年代其他有影响的社会学著述如Stacey的“The Myth of Community Studies”（载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9, Vol. 20, pp. 134-145）一文中已经存在。这个论题在20世纪80年代因中央政府和激进地方当局之间的冲突再次出现在学术论争中。

(38) Saunders, P., "Beyond Housing Cla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in Means of Consumption," University of Sussex,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Working Papers, 1982, No. 33.

(39) 除上文之外，还请参见Saunders, P.,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London, 1981, ch. 8; Saunders, P., "Central-local Government Rel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Consumption" in Boddy, M. and Fudge, C., eds., Local Socialism: Labour councils and New Left alternatives, London, 1984, pp. 22-48; 以及Cawson, A. and Saunders, P., "Corporatism, Competitive Politics and Class Struggle" in King, R., ed., Capitals and Politics, London, 1983, pp. 1-27。

第六章　社会生活的空间性：迈向转型性的理论重构

爱德华·W. 索雅

我们对于社会生活空间性（spatiality of sociallife）的理解近来已经开始去除神秘化外衣从而变得清晰；我们已经开始以清晰的方式解释社会中产生并赋予社会以物质形式、反映社会的地理配置和空间关系，并且明确以其为行动依据。这种批判性的重释过程揭示了社会理论和空间理论以及日常实践中所掩盖的一个事实：空间性把社会生活置于一个活跃的竞技场中——有目的性的人类能动性与有倾向性的社会规定性在这个竞技场中进行不良竞争——从而影响日常活动，具体呈现社会变迁，并且使时间的过程和历史的创造留下了印迹。

生活就是参与空间的社会生产，塑造不断演变的空间性并被其塑造——这种空间性确立了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并使二者具体化。真实情况确实一直如此，但是我们却在很大程度上对此没有清醒意识，相关的理论也比较缺乏，并且很多错觉掩盖了真实情况。这已经妨碍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正确解释空间性和空间实践（spatial praxis）。然而，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包容的空间性现在正日益被揭示出来，并且被有争议地重新置于社会理论和政治意识的核心。

在最近的理论著作中，对空间性的这种转型性唯物主义解释出现的频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此外，有关建立空间理论的争论传统上一直局限于特定的学科方法亦即哲学方法，但是现在的解释范围已经大大超越了这个长期确立的界限。当代对于空间性的重释已经扩展并深入到更为宽泛的社会理论、哲学论证和实际运用领域——也就是探究、话语和社会实践领域，空间性过去在这些领域中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尽管重新建立空间性理论的起因较多和影响较广，但这项工作已经在恢复活力的批判社会理论（critical social theory）的框架中全面展开，而批判社会理论主要（直接地或通过有力的重构性批判）利用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多种改进形式。这并不奇怪，因为就其使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和政治化而言，空间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在许多方面与明显旨在使历史的创造（making of history）去神秘化和政治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对地点和时间、空间性和历史的重释中——这种重释是当代批判社会理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历史和地理唯物主义的基础，也就是对于唯物辩证法更为完整和温和的一种表述，这种表述把人类历史和人类地理作为社会产品、政治意识根源和社会斗争舞台融为一体。

然而，空间性的新兴唯物主义解释并非同传统马克思主义一样仅仅得到了一种附和且肤浅的补充。空间性和历史在社会物质生活构成中的稳定结合，以及因此形成的历史—地理（historical-geographical）唯物主义揭示出那些不会轻易被并入范式传统（paradigmatic traditions）的顽固的理论和政治话语领域。我们反而需要对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且灵活的反思，也就是一种重构，这种重构会继续利用马克思取得的成果，但也必定会更直接地具体呈现当代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空间性和时间性。

这些看法所包含的一个共同信念是：在社会理论的表述中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与19世纪后半期的转型性发展形成对照——马克思主义和古典社会科学在这个时期发展出了独特的理论。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经济发展减速，危机加深，政府长期尝试调整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以期再现1848年欧洲革命后的全面繁荣。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关于社会生活的理论也在发生变化。20世纪的最后30年在理论和实践中似乎可能会重复一个类似的危机和调整过程。就当代的这些变化而言，社会生活空间性的去神秘化和政治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打算在这一章中进一步详细论述以上介绍的这些论断并为之辩护。我一开始会简述一下几个基本前提，这些前提界定并指导我所说的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空间性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产物，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构成和结构化（structuraiton）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如果离开社会和社会关系，我们就不能够正确理解空间性并建立相关理论，反过来说，社会理论必须包含一个核心的包容性（encompassing）空间维度。乍一想，这个论断似乎显而易见且直截了当，但是这个论断却具有丰富的含义和深刻的洞见。不过，这些含义和洞见在社会和空间理论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长期以来不是被忽视就是被误解。然后，我将对别的解释框架进行批判性分析，因为这些解释框架使我们不能够对社会生活的空间性给出正确的唯物主义解释。最后，我尝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叙述一个重新建立空间性理论的过程：这个过程开始于法国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亨利·列斐伏尔的著作），在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有争议地得到展开，最后集中呈现于基础更为广泛的批判社会理论和批判哲学之中。经验性的应用或例证几乎或完全没有给出；我也不打算详细考察当前对空间性的重释过程中派生的许多更为具体的理论问题。(1)要想使我的论证更为令人信服就必须考察这些问题，但对此我只能另作论述。

空间的社会生产与社会的空间构建

对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源自于一种认识，即空间性是社会产物，并且同社会一样，空间性既以实体形式（具体的空间性）存在，也作为个人与全体的一组关系存在。(2)因此，空间性作为社会生产的空间，必定区别于物质自然的物理空间和认知与表象的心理空间，后两者都被利用并纳入到空间性的社会构造过程中。

如果加上一些限制条件（但这常常被忽略），我们不考虑空间性就可以独立建立关于物理自然和人类认知的特定空间维度或属性的理论。关于物理空间“绝对”性质和“相对”性质的经典论争是前者的例证，而像我们是否能用欧几里得几何、闵可夫斯基几何和黎曼几何等方法绘制出心理图式（mental map）这类问题则是后者的例证。然而，有可能单独建立理论并不意味着严格的区分或绝对的自主性，因为这三种空间相互关联且相互重叠。此外，自然空间和认知空间不仅被利用并纳入到空间性的社会生产中，而且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社会的这种吸纳和转变作用基本上限制了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的独立理论化过程，因为二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会产物，因此必定会被理论化和理解为社会生活空间性的一部分。

反过来说，空间性的社会生产不能够完全脱离物理空间和认知空间。自然和生物过程影响社会，并且社会生活从未完全摆脱物理距离阻力（friction of distance）的影响。然而，“第一自然”（first nature）的这种影响并非是完全独立施加的。这种影响总会受到社会的干扰并被转变成“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的一部分——第二自然是人类劳动和知识系统运用和累积的结果。这样，物理自然的空间在空间性的社会生产中被占用了——它完全被社会化了。(3)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个主要结论。第一，空间性的社会生产在创造第二自然的过程中包含了自然的社会生产和物理空间的转变，而第二自然具体表明空间性的社会生产本质上起源于社会。由此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我们可以认为物理空间独立理论化过程中的一些结论并不能直接运用于对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这样做会在纯粹自然主义和物理力学的因果逻辑中掩盖空间性的社会起源及其社会可转变性（social transformability）。

就认知空间而言，我们可以给出类似的论证。具体空间性的“呈现”总是会为复杂多样的人类认知“表象”所笼罩，而二者之间丝毫不必然存在直接和确定的联系。但是，空间性的社会生产占用并改变了心理空间的表象，把这些表象具体化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和第二自然的一部分。观念（和意识形态）生产因此是空间性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种关系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因此，从独立于社会的观念构成过程中去解释空间性也是不正确且具有误导性的，因为这样做就使这些社会根源（和潜在的社会转变过程）掩盖在歪曲事实的唯心主义和心理主义幕布之下。

对于物理空间、认知空间和社会空间三者间关联的这种解释依赖于一个关于空间性之动力（dynamics of spatiality）以及（社会）空间与时间关系的假设：空间性是一种转变过程的产物，同时自身也可以被转变。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性能够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被补充或再生产，从而表现出稳定性和持久性。但空间性也能够被彻底调整和重构，从而再次显示出它的社会根源并以社会实践和劳动过程作为自身的基础。因此，空间的生产并不仅仅是机械地挤压出不活跃的冷冻基质（frozen Matrix）以容纳社会。空间性与时间性、人类地理与人类历史交织在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中，这个社会过程创造出不断演变的、空间性的历史序列，也就是社会生活的时空（spatio-temporal）结构化——它不仅形成了伟大的社会发展运动，而且形成了日常活动的循环实践。

因此，空间的生产（和历史的创造）既可以说成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媒介，也可以说成是二者的结果。时空结构化过程的双重性把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联系起来，从而社会结构在空间结构中以具体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空间结构和空间关系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物质形式。社会生活在其空间性中由物质构成——这一认识是当代对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的理论基础。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La Production de l'Espace）一书中预测到了这个有关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富有争议的推断。他在该书中说道：

社会生产关系仅就其在空间中存在而言才具有社会存在；社会生产关系在生产空间的同时将自身投射到空间中，将自身铭刻进空间。否则，社会生产关系就仍然停留在“纯粹的”抽象中，也就是在表象和意识形态中……在言语表达、用语和语词中。(4)

在这个意义上，空间性就是社会，不是作为社会的定义或逻辑等价物，而是作为社会的具体化，社会的形成性构造（formative constitution）。作为明显的社会产物，空间性和时间性对于一切社会互动的构建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社会理论的构建也必定是至关重要的，而并非仅仅是两种附属物或维度。如同斯瑞夫特（Thrift）所强调：

这并不仅仅意味着，社会理论必须以历史和地理为导向。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理论从一开始就必须探讨社会结构的时空构成。(5)

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在其对资本主义时空“矩阵”的分析中给出了一个类似的解释，把时空中的社会关系构建和结构化、时间性以及空间性既解释为媒介，也解释为结果：

这个最主要的物质架构就是社会原子化和分异（atomization and splintering）模式，它具体体现在劳动过程本身的实践中。这个架构同时是生产关系的前提条件和劳动过程的具体体现，其本质在于组织一个连续、同质、碎裂的时空，例如作为泰罗主义（Taylorism）基础的时空：一个交叉的、分段的和蜂窝状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每个碎片（个体）都有自己的位置，并且每一次放置都对应一个碎片（个体），同时必须保持自身的同质和一致；和一段线性的、连续的、反复的和累积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不同的时刻相互融为一体，并且这段时间自身指向一个完成的产品——也就是在生产线上被完美物质化的时空。(6)

时空矩阵因此可以说同时是生产关系的前提条件和具体体现。这并不是指一种机械的因果关系——在这种因果关系中，预先存在的关系在随后某个阶段导致这些矩阵出现。相反，时空矩阵是一种“逻辑先在”（logical priority）（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预设），因而作为自身的前提“同时”出现。这里使用的术语也许有些不同，但基本的论证与列斐伏尔的类似：社会生产的空间和时间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具体体现和物质基准，因此其本身在开创社会理论时必须给出。

随之而来的一个解释已经出现在所谓的“结构化学派”（structuration school）的著述中(7)，吉登斯在这个解释中特别论证说：

社会理论必须承认——因为它从来没有承认过——一切社会存在基本上都会涉及时空的交织……社会活动总是在三个相互交织的不同环节中被构建，这三个环节是：时间、范式（所谓借助范式就是借助仅在社会活动实例化中存在的结构）和空间。从这三个方面看，一切社会实践都是情境性（situated）活动。(8)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结构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吉登斯明确把这个概念用作一种确保手段——确保与结构规定性（structural determination）的持久影响形成对照的、富有创造力的人类能动性的针对性：

结构既是实践的媒介，也是实践的结果，而实践构建了社会制度。结构双重性这一概念跨越时空把社会互动的生产一直作为知识型社会角色的附带成就与社会制度的再生产联系起来。(9)

与列斐伏尔和普兰查斯一样，吉登斯也将其对空间性和时间性的概念化运用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规定性，尤其是权力的产生过程、社会再生产的一般过程以及政府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的分析中。

由这三位顶级社会政治理论家的论述可以得出的关于空间性—地理与时间性—历史的观点绝不仅仅是这一近乎陈词滥调的论断，即一切都发生在时空中。这个观点也非常不同于通常所采纳的空间概念，即空间是社会生活的承载容器和反射镜。前者掩盖了空间性与社会关联的具体性，而后者把空间外化成一种容器或背景从而打断了这种关联。因此，这两种具有迷惑性的简单化处理使我们不能注意到时空的社会生产和社会制度的时空构建都异常复杂。

空间性的不确定本性（problematic nature）——我是指空间性有可能出现矛盾、冲突和转变——是当代空间性理论重构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无论作为空间矩阵的形成还是空间的结构化，空间的社会生产都不是一个平稳和自动的过程——社会结构在这个过程中轻而易举地被清除出去。例如，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根源于充满冲突且改变社会的构建过程——即构建面向资本主义的空间性的过程：根源于封建财产关系的消灭和从以前谋生手段束缚中“被解放”出来的无产阶级造成的动荡；根源于农村土地不断被圈定和商品化从而最终彻底消失；根源于劳动力和工业生产地理分布上日益集中于城市中心（以及早期城市化形式随之消灭）；根源于工作场所和住所的分离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土地使用模式化和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普兰查斯认为，在封建空间性向资本主义空间矩阵的转变过程中：

直接生产者从土地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结果却身陷铁网的束缚，这个铁网不仅包括现代工厂，而且包括现代家庭、现代学校、现代军队、监狱制度、城市和国家领土。(10)

然而，资本主义空间性的生产绝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必要时这种生产必须强化和调整；也就是说，空间性必须进行社会再生产，这一再生产过程表明了斗争、冲突和矛盾的根源。对于在当代重构空间性理论而言，社会再生产和空间再生产的结合已经变成了另一个关键连接点，它把这些问题与一些论争联系起来，这些论争的领域包括：有关国家、政治以及权力产生过程的理论；城市过程与地方主义；历史周期性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危机；不平衡地理发展（geographically uneven development）；以及资本主义作为世界体系的国际化。唯物主义理论的这些论争领域中的每一个都围绕社会再生产的一个基本空间问题域被反思和重构。

由先前的论争逻辑上必然得出社会再生产和空间再生产结合的推论。如果空间性既可以解释为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结果—体现（outcome-embodiment），也可以解释为二者的媒介—前提（medium-presupposition），还可以解释为二者显然的物质基准，那么空间性就既是产物，也是生产者。稍微改一下可以这样表述，社会生活既是形成空间的（space-forming），也是附随空间的（space-contingent）——我早先认为这种双重关系塑造了一种“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al-spatial dialectic）。(11)这种双重关系要求我们重新表述马克思敏锐观察到的社会原则：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2)

这里所“创造”的既是历史，也是地理，也就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累积过程，这个过程受到在已经构建的社会生活空间性中“直接碰到的”条件限制，其本身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

具体的社会—经济空间看起来既是分析空间的具体表现，是一种产物，是社会关系清晰度的反映，同时就已经存在的空间而言，也是限制这些社会关系调整的客观因素。我们可以说，社会以一个过去确立的、既定的具体空间为基础再造了自身的空间。(13)

因此，社会再生产的空间偶然性（spatial contingency）嵌入在历史的创造和空间的生产中。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的基础是以下这一系列相关的前提。

1．空间性是一种实体化的社会产物，是“第二自然”的一部分，“第二自然”在社会化和转变过程中既纳入了物理空间，也纳入了认知空间。

2．作为社会产物，空间性同时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媒介和结果、前提和体现。

3．社会生活（和劳动过程）的这种时空结构化界定了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物质上如何构成，如何具体化。

4．这个构成—具体化过程是有问题的，充满了矛盾、冲突和斗争（在许多循环且惯常的矛盾、冲突和斗争之中）。

5．冲突和矛盾的主要根源是所生产的空间具有双重性，既是“结果—体现—产物”，又是“媒介—前提—生产者”。

6．因此，具体的空间性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竞争场所，是旨在维持和增强现存的空间性或对其进行重大调整和可能转变的社会实践的竞争场所。

7．从日常活动的琐事和大事到比较久远的历史创造，社会生活的时间性都根源于空间偶然性，就如同社会生活的空间性根源于时间—历史偶然性。

8．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和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相互渗透、不可分割，并且在理论上共生共存，彼此都不具有针对对方的固有优先性。

构建空间性理论过程中的物质性和错觉

以上概述的这些彼此密切相关的前提共同界定了空间性的概念化过程，这个过程目前正在完成。现在的著作仍然嘲弄并拒斥这些前提，因为这些前提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直接表述出来，其含义仍然不明确，并且这些前提没有在一起而是分别被详细论述。当然，这些前提是对空间性进行严格的唯物主义解释的起点，而非结论或无可争议的论断。但是，这些前提中包含了研究空间性（和社会理论）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与以往的常用方法大为不同。这是一种在社会理论和空间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几乎无人觉察的解释方法，这种方法似乎已经淹没于别的理论和哲学视角的霸权之中。当代重构空间性理论的过程是围绕空间之社会生产的去神秘化和政治化展开的，这个理论化过程也同样会揭示这些视角的生产和流行所承载的神秘化和去政治化的痕迹。

我认为，有可能表明几个世纪以来，某种近视（mypia）一直不断歪曲了空间的理论化过程，它创造出一种模糊性错觉（illusion of opaqueness），也就是一种对于空间性的短视的解释，这种解释关注直接的表面现象，而不能够超越它们。空间性因此被解释为物（things）的集合，解释为真正的现象——这些现象最终会和社会因果关系连接起来，但可以主要作为物自身（things-in-themselves）得到解释。这个本质上经验主义的空间性解释反映了自启蒙哲学以来一直支配科学思想的“实体—属性的结构”（substantive-attributive structure）。空间和社会理论家不断从启蒙哲学这个影响巨大的传统中寻求洞见和合法性。(14)

由此看来，空间性被理解并理论化为客观现象，这是通过结合基于感觉的（sensory-based）感知（这是休谟和洛克开发的、在孔德和其他较少倾向于怀疑的实证主义形式中被修正的视野）、笛卡儿的数学—几何的抽象（扩展到各种各样的非欧几何）和牛顿“社会物理学”的机械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现象。在所有这些方法中，空间性倾向于被还原为物理对象和形式，并且被重新纳入“第一自然”从而容易受到以有序的可重复描述和经验规律性的系统发现这样的形式出现的流行“科学”解释的影响。这样，社会空间看起来可以被当做物理空间来解释。

这种方法在积累有关地理现象的准确信息时被证明非常有效，而地理现象是地理学这一学科的传统研究对象。然而，当地理现象被替换成对于空间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的空间组织的解释时，或者当把这些地理现象假定为这种理解和解释的认识论基础时，这种方法却变得具有迷惑性。可是，这恰恰就是理论地理学和许多种传统空间分析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情况，许多这类研究要么围绕系统描述地理事实并对其分类展开，要么围绕现象形式理论上不太“幼稚的”交换关联和位置共变展开。即便明确避免了一种狭隘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社会的空间组织”似乎仍然是自然的、机械的或有机的，仍然是距离衰减现象和位置相对性的排序法则的产物。以这种眼光审视，所构建的理论掩盖了社会冲突并且认为社会实践（如果真的存在的话）只不过是个人“偏好”的总体表达，而个人偏好一向被认为是（自然地？机械地？有机地？）给定的。这个模式已经支配了城市形态学的理论化；支配了工作场所、住宅和人类聚落的分配安排；支配了信息的空间传播和人类移民的发生率；支配了运输路线的确定和企业的选址；还支配了经济发展中总的地区变化。

因此，这些理论化过程的眼光无疑可以说是近视的：它们没有能够看到空间性的各种社会起源间是有冲突的，并且空间性的生产和再生产是有问题的。相反，空间性已经和其社会结构化过程完全脱离了，并且被看做一系列平面的、可为之绘制地图的事实和纯形式。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回想一下列斐伏尔对于空间性扭曲的客体化的有力批评：

如果空间就其内容而言具有一种中立性和漠不关心的姿态，并因此看起来是“纯粹”形式的，是合理抽象的典型，那么这恰恰是因为空间已经是过去过程的焦点，但这些过程的痕迹并非显而易见。空间受到历史和自然要素影响并被其塑造，但这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已经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它是一种完全充满意识形态的产物。(15)

这种模糊性错觉的发展和持续，连带其对空间的合理抽象、自然化和普遍化，以及其对社会冲突的淹没和接着对社会理论化和空间理论化的割裂，自然就渐渐被解释为资本主义自身演变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同一个批评家所洞察：“时间和空间……呈现出那种绝对的永恒性和普遍性，这种性质必定会记录下交换抽象（exchange abstraction）的整体过程及其每一个特征。”(16)时间和空间，如同商品形式、竞争市场和社会阶级结构，被看做是物物之间的自然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根据这些物的物理性质和属性得到客观的解释。如同空间性一样，理论构建过程中的这种近视的具体化（reification）也充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

就错觉的第二个根源而言，也是这样。这个根源在与第一个根源的互动中逐步形成，常常企图作为后者的哲学否定。(17)虽然这种经验主义的短浅目光不能够透过客观现象的幕布看到空间性的社会生产，但是一种远视的（hypermetropic）“透明性错觉”（illusion of transparency）通过把空间的生产投射到有目的的唯心主义和无形的反思之中，恰恰看透了社会生活的具体空间性。视力模糊不清，这不是因为焦点离视网膜前方太远，而是因为焦点离视网膜后方太远。空间性的生产被认为是认知和心理设计，从而幻想的观念构成的主观性替代了同样幻想的感觉的客观性。空间性被还原为心理构造物，还原为一种思维方式，还原为一种观念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心理印象在认识论上优先于有形实体或生产过程。社会空间转变成心理空间，转变成空间性的表象而不是物质的社会现实。

这种不切实际的理论化过程的来源至少可以追溯到莱布尼茨对于空间的相对主义论断，即空间的存在是一种观念而非一种物。然而，主要的合法性来源是康德，他的范畴二律背反体系为地理学和空间分析指定了一个明确和持续的职责，这个职责已经精心地保留在连续不断的非康德主义的空间性解释中。康德先验唯心主义遗产的特征渗透在所谓的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的、观念论的和人道主义的地理学之中，但也扩展进入其他许多种地理分析之中。空间性，偶尔会指向其真实的物理现象和社会起源，但主要被看做是现象的心理安排，这种安排要么是直觉性的和既定的，要么可以相对化为各种可变化的“思维方式”。关于空间的观念被放置在认知的范畴结构之中，这种结构的一般化形式就是人性、文化、科学、精神或集体社会意识等。

这种康德式的地理图志就是萨克（Sack）近来主要著作《社会思想中的空间概念》（Conceptions of Space in Social Thoughts）(18)的特征之一。尽管提出了一个现实主义的方法并使研究超越了空间主观性的限制，但是萨克对于思想方法“基本结构”的分析几乎没有考虑到“社会物质条件”的影响，而这是萨克在未来研究中打算探讨的主题。(19)他把空间性的概念化完全纳入到一种典型的康德式范畴二元对立（dualism）之中，置于艺术、科学和当代工业社会“精致—碎片的”空间意义与原始人和儿童、神话和魔法“简单—混合的”概念化之间。空间的二元对立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并且能够转化成社会理论同样强求一致的二元对立，例如社区和社会、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或原始和现代。

不过，从这类方法中仍然能够得出有用的洞见，但是这些洞见也已经用于保持和增强关于空间之社会生产的基本错觉，特别是就空间性的观念化替代了有问题的和政治上有争议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而言更是如此。心理空间会有一些固有的性质，但是如果空间的“融合—碎裂”（fusion-fragmentation）界定了社会思想的基本结构之一，那么这种“融合—碎裂”必定以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为基础，因为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会是空穴来风。(20)空间的概念未必就通过某种简单的、决定论的方式来源于物质空间性。这些空间概念也不会仅仅是对物质条件的复杂反映，因为它们会反过来影响空间的社会生产。毋宁说，会导致错觉的是这样一个设定，即社会的空间组织可以被视为并理解为在假设上（或以别的方式）独立于社会物质条件的思想方法的投射，社会空间看起来可以被当做心理空间来解释。

对于理智的分工（明显有康德主义色彩）的默认尤其加重了透明性错觉，因为这种分工不但将空间性与历史割裂开来，而且将其与社会理论和物质生活割裂开来。时空对于康德而言是知觉的主观形式，是非实体的先验图式。在其对牛顿和莱布尼茨理论的独特结合中，康德认为时空是一种思维方式，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某种客观或实在的东西。(21)因此，作为空间分布科学（chorological science）的地理学理解起源于对物质力量的结果亦即在空间中存在的对象和现象的图式描述和主观表象，这不同于对现象的发展变化的理解，现象的发展变化是历史（时间顺序科学[chronological science]）的研究领域。对于这种概念化过程的解释有助于维持一组相当长期的约定，这组约定严格地划分了地理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分析和理论构建。

例如，纵观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不断在其独特的（即便不是独一无二的）视角中寻求哲学合法性，并且经常把这个持续的合法化过程用作一种限制手段，使地理分析局限于对现象形式的描述，而不考虑其最初的原因。不论是在地区描述的空间分布传统（chorological tradition）中，还是在被断定更为“合法的”定量—理论的（quantitative-theoretical）地理学解释中，对空间性的分析都倾向于是静态的、碎片化的和内省分裂的，因为这种分析仅仅非常牵强地联系上更宽泛的社会理论、历史地理学和哲学领域中的进展。后者仅仅是偶尔被涉及，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作为“非地理学”被禁止进入这种分析，其洞见不是这种分析所“固有的”。(22)

另一方面，至少从19世纪的最后10年开始，空间性已经被从日益分化的社会科学中系统地清除出去。“空间在社会理论中受到压制”（吉登斯语），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社会理论家们决心在他们的著作中消除任何“地理决定论”的暗示。如同吉登斯所指出：

“生态学”这一术语引入社会科学已经于事无补，因为这样做不仅会更容易混淆自然世界的空间特征与其他可能会影响社会生活的特征，而且会更容易把空间特征当作社会活动“环境”中的内部特征，而不是社会活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3)

马克思主义中也出现过对于空间性的类似压制。对马克思而言，空间是一种自然环境，是生产空间的总和，是不同市场的领域，是将被日益不受束缚的资本“消灭”的天然距离阻力。(24)城乡关系可以说完全是资本主义空间性和不平衡地理发展所固有的，但即便如此，这种关系也主要被视为社会分工的纯粹和直接的反映，被视为一种偶然的外部性（尽管马克思声称，一种围绕这种外部性的组织图式，也就是一切阶级社会的历史可以被描绘出来）。可以说，马克思认识到空间性是不透明的，空间性可以在其客观现象下隐藏基本的生产关系；他也探讨了（即便不是非常直接地）空间的社会生产中所包含的基本问题，也就是社会关系和空间关系的相互作用不仅导致受到社会关系影响的空间性，而且导致社会关系本身的某种空间偶然性。但是，这种空间偶然性，特别连同其继承的环境主义内涵，被主要还原为一种盲目崇拜和虚假意识，并且从来没有从马克思那里获得有效的解释。(25)

我们有必要记住马克思给出的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因为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没有给出相应的有关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相反，空间性直到最近还处在马克思对透明性的错觉笼罩之下，这种错觉被还原为观念化过程，并因此仅仅被还原为意识形态，并且要想解释这一点，我们必须关注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

在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建基于物质生活的过程中，马克思不仅回应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否认了精神对历史的引导和决定，而且拒绝把精神的特定形式亦即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当作历史的主要精神载体。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使其“站稳脚跟”，这不但否认了唯心主义，而且明确拒斥了领土或空间崇拜，在这种崇拜中，历史和历史决定论被置于一种内在既定的空间意识的中心（无论这种空间意识关注国家、文化民族主义还是地方主义）。马克思从而试图断言去除了一切神秘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冲突是革命的动力，以此来确立革命时间性优先于革命空间性。因此，尽管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空间性作了敏锐的分析，但是时间对马克思而言成为首要的“变量容器”（variable container），并且历史成为通过人类劳动和去地域化的斗争占有自然而导致的产物。最终结果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其发展从一开始就针对片面强调历史的空间性（和一个与此相联系的有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作用、领土性质和民族主义的理论弱点）确立了一些禁令。这些禁令在随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我们尤其会想到卢卡奇的早期著作）中已经编纂成体系，成为惯例，并且形成了一种传统，即主要根据意识形态和虚假意识来处理空间的偶然性。因此，如同普兰查斯所注意到的：

就其本身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然认为，时空的转变本质上与思维方式有关：这种研究认为时空变化并没有重要作用，因为这些变化属于意识形态——文化的（ideological-cultural）领域，属于社会和阶级呈现时空的方式。然而，时空矩阵的转变实际上关涉社会分工的物质性，关涉国家结构的物质性，还关涉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的实践和技艺的物质性；这些才是神话的、宗教的、哲学的或“经验的”时空表象的真正基础。(26)

空间性理论的重构：先导，矛盾态度，融合

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我们可以称为先导阶段、矛盾态度（ambivalence）阶段和融合阶段。当代重释的形成根源可以在空间的一个概念化过程中最为清楚和明确地呈现出来，这个概念化过程最初开始于法国马克思主义，而列斐伏尔及其同事对此作出了主要贡献。(27)也许再没有一个地方会像法国一样把空间性如此明确地摆到了理论和政治议事日程上，这是一个历史—地理的重大事件，我在这里不能对此作足够全面的分析。

与这个起源于法国的概念化过程相联系的某些观念和论证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的一个类似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是典型英国式的，如同前者是法国式的。然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一开始并不确定空间性具有重要性，反而在避免传统接受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过于空间化（spatialisation）时断言空间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由此形成的争论激烈的概念背景中，几乎没有人冒险进行明确的理论构建。

然而，最近围绕空间性的一个综合唯物主义解释出现的日益增强的理论融合已经消除了这种矛盾态度——这个解释建基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法国空间传统的成就，但还加上了某些新的理论框架、实践运用和哲学强调重点。还有新的参与者加入到关于空间性理论化的论争之中，使得这个论题突然扩大，卷入者前所未有的广泛，包括社会理论家、哲学家和专业人员。下面我们来更为详细地考察这三个阶段。

先导：法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空间性

与英国、德国和美国相比，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出现比较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早期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的遗产非常有影响力，继续提供了一种有吸引力的、可以替代马克思主义的本土政治思想。(28)当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球经济危机的贫困化条件下取得大发展时，法国马克思主义受到了某些特殊时空环境的影响。例如，法国马克思主义依托于一个社会和政治理论传统，这一传统——从傅立叶和蒲鲁东到无政府主义地理学家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和雷克吕（Reclus）——一直特别重视空间性政治和以地域为基础的地方自治主义。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遭遇了较少的反空间（anti-spatial）障碍，而在其他西方工业国家的更为“高级的”马克思主义中，这种反空间障碍借助我先前所说的对黑格尔的双重颠倒已经建立起来。尽管难以确切地证明这个论点，但是我们似乎有充分理由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更倾向于吸纳一种明确的空间观点和空间理论化过程。

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就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的路线与特色的形成而言，列斐伏尔的影响也许无人能比。他与同事古特曼（Norbert Guterman）合作出版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键部分的法文译本。此外，他在一系列带有大量编辑注释和讨论的选集中向法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基本著作以及列宁的《哲学笔记》。后者是列宁对黑格尔的批判分析，这本著作促进了黑格尔主义的一次主要复兴，这次复兴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早期发展。

在其对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的详细论述中，列斐伏尔试图在唯物辩证法中包含进一丝“客观唯心主义”，试图鼓励既关注思想和意识中的矛盾，也关注具体现实和历史中的矛盾基础。“被神秘化的意识”（La Conscience Mystifiée）是其早期一本原创著作的书名，但后来不仅对列斐伏尔本人，而且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著作家而言也成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论题。(29)列斐伏尔明确接受了马克思关于物质生活在意识生产中的主导地位的论证——意识是被生产的意识，而不是相反——但是他拒绝把思想和意识归为一个被决定的事后现象或自动的观念化过程。

因此，列斐伏尔在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在五十多年里一直是其著作的特征——中开始批判对马克思的解释中的教条还原论，并在其重新表述的黑格尔主义中努力捍卫一种无须已经确定的删简也能够健康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列斐伏尔极力保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开放性，避免草率地限制唯物辩证法，他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Le Matérialism Dialectique）在1939年首次出版(30)，这部著作广为流传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列斐伏尔因此成为斯大林经济主义最有影响力的早期批判者。后来，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都受到了列斐伏尔的谴责，并且通过对早期萨特以及影响日益增大的阿尔都塞的尖锐批判，二者同样警惕还原论的危险。(31)

有很多人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并不意味着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和主观性进入唯物辩证法，而仅仅是反对唯心主义和主观性作为已经被反映和决定的上层建筑进入唯物辩证法。列斐伏尔同其他评论者一样，认为对唯心主义的否定必须引入一种重新表述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可以同时显示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生活以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三方面的、相互联系的矛盾。但是，列斐伏尔在批判存在主义、现象学和结构主义时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遵循类似的辩证逻辑，他完全拒绝尝试强求一致的还原论，却在这些20世纪主要的哲学运动中发现了提高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创造性机遇。在过去三十年里，列斐伏尔一直尝试在唯物主义分析和实践中同时包含主观性和客观性，并且在这一尝试过程中，他有选择地从这些观点中汲取精华。

要想说明列斐伏尔为何最终“转向”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我们就必须了解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性、适应性和语境根源。与那些显然被这种策略迷惑的著作者(32)形成对照，列斐伏尔断言空间的社会生产对于资本主义的延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并且尝试使历史唯物主义重新面向一个空间问题，这是把同一种开放的、具有创造力的、一直作为其著作特征的适应性方法直接且合乎逻辑地运用到马克思主义中。列斐伏尔这样做并非是与其先前著作的“决裂”，而是一种延续，是对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敏锐发展而非错误限制。这也许可以证明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更一般的说，对于批判社会理论最为重要和持久的贡献。

总结出列斐伏尔建立空间理论的过程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这个过程嵌入数量极其庞大的出版著作中，这些著作几乎涉及社会理论和社会哲学的每一个方面。在探究这个理论化过程的起源时，列斐伏尔自己指出了一些影响因素：他出生于奥西丹雅（Occitanian）地区；他经常回家观察农村地区和农村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33)然而，更为清楚的理论化过程经过了一系列他所谓的、向中心论点的“靠近”（approximation），其中第一次“靠近”就是他对现代世界中日常生活（la vie quotidienne）的强调（这本身是其在《被神秘化的意识》一书中论点的扩展）。(34)至他所计划的关于这个主题的三部曲完成时，他已经开始围绕其他一些主题修改其著作，这些主题包括城市主义和“城市革命”以及“重复与差异”。(35)《资本主义的生存》（La Survie du Capitalism，1973；英文版，1976）和《空间的生产》（1974）这两部著作（尤其是后者）比较清楚地阐述了这个中心论点。我们可以把这个中心论点最为简明地表述为这个观念，即社会空间就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处所：

一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发现自身能够缓解（即便不能够消除）自身的内在矛盾，因此在《资本论》问世以来的100年里，资本主义成功获得了“增长”。我们不能够计算这种增长所付出的代价，但我们知道这种增长所依赖的手段：占有空间，生产空间。(36)

我们并非是在谈论一种空间科学，而是在谈论一种有关空间生产的知识（理论）……这种辩证化的冲突性空间就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处所。正是这种空间把再生产的多重矛盾引入其自身之中从而生产了再生产（produces reproduction）。(37)

对于列斐伏尔而言，资本主义的生存——亦即其连续的再生产——已经以创造日益包容的和在社会中神秘化的资本主义空间性作为自身的基础。他在探究这一神秘化过程时使用了我先前给出的那些范畴：模糊性错觉和透明性错觉。(38)他对这种资本主义空间性的本质特征进行了分析，并且在其随后的著作中反复探讨这一主题。

资本主义空间性具有这样的特征，它同时呈现了同质化、碎片化和等级化——这是我先前引述的普兰查斯的论述中直接重复的表述。(39)由于具有这样的结构，资本主义空间性日益穿透并影响了日常生活，同时扩展到全球范围，使社会的社会生活有组织地进入支配与服从、中心与边缘的多层结构中。在四卷本著作《论国家》（De L' Etat）(40)中，列斐伏尔进一步详细论述了这个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空间性的生产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保护下才具有可能性，并且他断定，这导致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生产方式（le Mode de Production Étatique）。

无论现在是否存在一种“国家生产方式”，列斐伏尔建立空间性理论的过程的要点都具有挑战性和政治共鸣性。空间性不仅是生产关系的产物，也是生产关系的生产者和再生产者，并且居于支配地位，是分配权力和专断权力的工具。阶级斗争以及其他社会斗争从而日益为其空间性所包容和限定并且陷入空间性的“铁网”之中。因此，社会斗争就成为意识上和政治上的空间斗争，这种斗争目的在于重新控制空间的社会生产。

列斐伏尔给出的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旨在揭示（意识和社会生活中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嵌入空间的社会生产及其持续有效的神秘化过程中。他的论证最终得出了一个总结性的历史结论：

辩证法回到了议事日程上。但是这个辩证法已经不再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就如同马克思的辩证法已不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今天的辩证法不再专注于历史性和历史时间，或坚持时间的机制例如“正题—反题—合题”……认识空间，认识空间中“发生”的情况以及使用空间的目的，就是恢复辩证法；分析会揭示出空间的矛盾。(41)

矛盾态度：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的空间性

在列斐伏尔围绕空间的生产、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国家日益增多的赋权（empowerment）三者之间关联进行的研究工作得到加强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日益进入北美和英国的地理学领域（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情况类似）。较之法国的地理学，法国的城市社会学受列斐伏尔著作的影响更大，后者对空间问题的探讨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城市社会学都要深入得多。当列斐伏尔的思想确实进入了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时，后者才基本穿过了所引入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媒介性且常常扭曲的幕布。

《城市问题》（La Question Urbaine）一书的英译本特别重要，该书作者是曼纽尔·卡斯特尔（Mannel Castells），他是列斐伏尔的学生。(42)卡斯特尔对于列斐伏尔“城市主义意识形态”的尖锐批评是基于后者早期围绕其关于日常生活和“城市革命”的观念进行的“靠近”。因此，尽管卡斯特尔的城市社会学从列斐伏尔那里汲取了大量营养，但是他并不赞同过度城市主义的政治决定论和阶级斗争——因此不赞同恩格斯的观点——例如，把城市转变成了一个与革命动力源泉形成对照的“问题”。卡斯特尔仅仅在《城市问题》英文版的后记中评论了列斐伏尔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的“重要新作”。(43)

大卫·哈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一书（该书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早期发展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中赞同地谈及卡斯特尔（在其法文原著中）和列斐伏尔（也主要是在法文原著中）。(44)但是哈维最终采纳了卡斯特尔的批判，并且哈维对列斐伏尔的解释几乎是20世纪70年代期间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内部对列斐伏尔著作的唯一一次重要讨论。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发展有一点缺乏凝聚力，它依据一些不同的地理尺度（城市的、地区的和国际的）划分为不同的部分，没有建立一个综合一体的唯物主义空间性理论。(45)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于其中发展的传统即便不是积极反空间的，也一直是去空间的，特别是与其他法国地理学相比更是如此。因此，故意试图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内涵和维度，从而重新使地理分析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进行，这立刻就会遭遇明显的阻力，这种阻力不仅如我们所料来自于非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学家，而且来自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后者常常也是地理学家，他们在大部分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发现了一种不可接受的转向，即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不再认为阶级分析、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至关重要：这种转向断言空间和空间性具有十分强大的决定作用，因而过于频繁地逾越历史唯物主义的界限。

整个20世纪70年代里，空间性似乎一直缺乏一种明确的唯物主义解释，对空间性的解释一直处在一种矛盾态度中，一直在避免分散注意力的资产阶级空间主义（spatialism）长期确立的威胁，从而徘徊于空间和阶级之间。这种态度看起来非常模棱两可、犹豫不决，因此使得观察者（和某些持有这种态度的人）断定，空间性只有作为一种补充的细节、作为对于更为基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从空间中抽象出来的“运动规律”的表层反映，才能够融入马克思主义之中。地理学家们可以回顾一下这十年，他们会觉得有必要解释“为什么地理学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46)，或注解说明空间结构在彻底的地理学分析中已经被永久地放弃了。(47)关于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空间性的更大规模的理论和哲学论证，例如列斐伏尔给出的论证，不是被投以匆匆一瞥，就是被压缩成一个死板的范畴解释，这个解释很容易导致这些论证被丢弃，特别是通过所施加的一种旨在确定固有优先地位的强制导致这些论证被丢弃。因此，如果一个论争设定空间和阶级是分离的且可能相互对抗，那么在这个论争中看起来几乎别无选择。阶级必定会被认为是支配性的和决定性的，而空间则必定会被认为是反映性的和从属性的。就社会生产关系与空间生产关系之间，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与地理唯物主义之间任何被觉察到的对立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有人试图拒绝范畴的这种强制要求，平衡并且结合这些双重性，那么这会被视为一种不坚定的辩证法，必将会成为空间决定论。(48)

这些论争并没有涉及一个令人信服且具有凝聚力的论证，即空间性不能够与社会分离，空间性是社会的真正基础，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媒介和结果——这是对空间性进行唯物主义解释的基本前提。但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却逐步靠近这个转型性的理论重构，即便不是明确地，也是含蓄地提出了对于资本主义空间性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日益认同列斐伏尔的预示性概念建构。更为宽泛的理论结论并没有表述出来，但是在对城市化过程、建成环境引发的阶级冲突、工业重组和不断变化的地域分工、不平衡地理发展和地区危机的分析中，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与城市和区域政治经济学家一起开始将空间的社会生产去神秘化和政治化，并且探究资本主义发展的不确定的空间偶然性。(49)大量这类工作背后都有一个明显意图，即使地理分析更加马克思主义化。但这类工作还有另外的意图，就是使一种显著且详细阐述的空间观点渗透到历史唯物主义之中，而马克思的著作中常常没有相关的直接先例。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最为重要的具体成就是，它把一个空间问题域归因于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和与此相关的重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企图。通过这种归因，空间性、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在一个可以从马克思那里找到一丝痕迹的表述中日益纠缠在一起。哈维也许最完整地表述了这个空间问题域：

资本将自身呈现为一种按照自身形象创造的物质景观，这种景观作为使用价值增加资本的积累。由此产生的地理景观就是过去资本主义发展的无上荣耀。但是，地理景观同时也表示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并且本身会将积累过程置于一组具体的自然因素制约之下……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要保存建成环境中过去资本投资的交换价值，另一方面又要摧毁这些投资的价值以便为积累开辟新空间，因此必然要走过一条艰难的道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会存在一种永久斗争——在这种斗争中，资本在特定时刻建立了一个适合自身条件的物质景观，结果却必须在随后的某个时刻将其摧毁（通常在危机过程中）。(50)

利比兹（Lipietz）所谓的“继承空间”（inherited space）与“计划空间”（projected space）(51)之间的这种“永久斗争”表明了空间偶然性的历史和社会起源，并且使资本主义不得不面对一个固有的空间问题域。这一斗争也提供了一个概念视野，从中可以解释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增强的作用以及记录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经验的、相互冲突的整个空间性序列。尽管集中于资本的逻辑，但是这种斗争暗示了具有空间意识的劳动阶级的一个斗争计划，暗示了一个在社会生活空间性中重叠的社会行为概念化过程。这个概念化过程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深化时期已经被明确地认识到并被有意识地考察，这绝不是偶然的。

近来，哈维在建立其所谓的“空间修复”（spatial fix）理论的过程中发展了其对资本主义危机空间性的解释。(52)尽管他把这一理论的渊源追溯到了马克思和黑格尔（以及冯·杜能），但这个解释与其说重述了过去观念的要点，不如说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当代成就及其围绕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的日益融合。这样，他其实揭示了资本的“限度”。

融合：空间实践与批判社会理论

当前全球经济处于危机之中，因而出现了重组资本和劳动，从而为新一轮发展打好基础的尝试，在这样的条件下，空间的生产和重组被前所未有地有意识政治化：在对一个回应资本流动性加速和生产国际化所导致的不断变化的地理分工的新国际（地区）秩序的需要中；在上述力量引发的、因争夺缩减的财政资源而加剧的地区和国家斗争中；在为了回应大都市地区空间重组而对地方社群和城市邻近地区进行的动员中；在旨在重新控制自然之生产以及能将其摧毁的武器的激进环境运动中；在女性改变施加并保持男性支配的建成环境设计的努力中。空间性的神秘化短时期内难以破除，但是正在进行的“空间修复”已经具有前所未有的政治能见度。

空间性理论的重构是以空间性在社会实践中日益去神秘化和政治化为基础的。这种理论重构的基本前提是：空间性是社会关系的真实展现，而不是社会关系的偶然反映；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再生产的场所，因而是这种生产受到影响和逐步转变的场所。先前所断言的空间和阶级的范畴对立已经为一个关于空间实践（spatial praxis）的转型性观念所取代：具有空间意识的社会角色积极且系统地尝试重构社会生活的包容的空间性。

卡斯特尔对这个空间实践观念的介绍如下：

城市研究的晚期文献已经习惯于依据一个公式把空间理解为社会的表现（expression of society）。这个观点尽管正确地回应了与空间相联系的学科中常常居于支配地位的技术决定论和短视的强调，但却没有充分表述问题……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空间就是社会……是社会的基本物质维度之一……因此，至少在地球上，空间形式同其他一切客体一样，是人类行为的产物。空间形式将会根据既定的生产方式和具体的发展模式表达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空间形式将会在历史界定的社会中表达和维护国家的权力关系。性别支配过程和国家强制的家庭生活将会实现并塑造空间形式。与此同时，被剥削阶级、被压迫对象和被支配女性的反抗将会指定空间形式的用途。这样一种矛盾的历史过程对空间的作用将会依托作为先前历史产物的既有空间形式和新的利益、计划、反抗和梦想来实现。最终，社会运动会不时兴起，挑战空间结构的意义并因此尝试新的功能和新的形式。(53)

在其具有影响的著作《意识形态、科学和人文地理学》（Ideology，Science and Human Geography）中，德雷克·格利高里表述了一个关于空间和阶级的类似解释：

空间结构分析并非由社会结构分析导出因而从属于后者……相反，二者互为条件。因此，空间结构并不仅仅是阶级冲突表现自身的竞技场，阶级关系也在空间中（并且通过空间）被构成。(54)

格利高里在别处扩展了这个论点，极力主张在努力获得“对境遇性社会实践的充分理解”的过程中，必须完成一个循环。这个循环始于这样一个惊人的发现：在社会结构的形成过程中，社会生产是一个关键“环节”。这一发现使地理学家转向阶级分析和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然而，必须对此作一个理论补充，这是一个同样惊人的发现：空间结构的形成亦即空间性的生产，是社会再生产中的关键“环节”。(55)这个循环的完成要求重新使阶级分析和唯物主义社会理论围绕一个明确且发展的空间问题域展开，要求承认社会生活的空间偶然性以及历史偶然性。

因此，我们在这里还可以明确推导出一个中心理论计划，这个计划贯穿于当代围绕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的理论融合之中。这个计划的核心是一种依据空间性和我所定义的空间实践所创立的社会行为理论。这个实践导向（praxis-orientation）反过来把三个主要的理论家群体召集在一起，这三个群体迄今相互之间很少联系。第一个群体的组成成员是这样一些理论家，他们继续依靠、澄清并且发展空间性的概念化过程，这个概念化过程起源于法国马克思主义，现在被列斐伏尔（他仍然活跃且多产）和许多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的学者推进。第二个群体使英语世界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转向一种针对资本主义空间性、周期性和危机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以对经验条件和经验事件的分析为基础。第三个群体包括批判社会理论家中的“结构化学派”成员以及针对理论实在论的相关批判哲学的支持者。

第一个群体的代表作之一就是普兰查斯的《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State，Power，Socialism），这是普兰查斯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主要著作。普兰查斯在这部著作中从其对政治和国家的相对缺乏空间关注的分析转向关注资本主义时空矩阵中体现的制度实质性（institutional materiality）。普兰查斯将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s）定义为生产方式存在和再生产的“真正场所”。在这些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场所中，各种形式的国家通过其日益增长的专断和分配权力以时空矩阵的形式“创造现实”。(56)在这里也存在一种双向的关系。这些矩阵（他将之概括为“地域”和“传统”）组织和构造了国家行使权力的框架。例如，法律在其形式和抽象的本性中与“作为劳动过程物质参照系的时空”密切相关。(57)法律有助于使碎片化（个体化）变得神圣并且使在地域和传统中创造且日益同质化的社会时空的特定结构合法化。然而，与此同时，国家日益为自身保留社会时空，倾向于垄断组织这些矩阵的手段和程序——也就是这些矩阵确定的权力和控制网络，从而干预这些矩阵的形成。因此，国家塑造了空间性和历史性的物质框架并同时被其塑造。

在其对资本主义空间矩阵的具体描述中，普兰查斯重新表述了列斐伏尔对于同质化、碎片化和等级化的描述，并且重复了他自己的论点，即空间性是生产关系的前提和体现：

分离是为了统一，分散是为了构造，原子化是为了整合，分割是为了整体化，封闭是为了同质化，个体化是为了抹杀差异性。极权主义的根源在于通过现代民族国家得以具体化的空间矩阵之中——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已经存在于自身生产关系之中和资本主义分工之中的矩阵。(58)

空间性、社会再生产、政治、权力和国家之间的直接关联是列斐伏尔理论建构的核心。利比兹和卡斯特尔以及其他许多目前在宽泛意义上的法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著述的学者的著作都关注这个关联。这个关联也勾勒出一些关键论题，这些论题正在影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对于空间性的当代唯物主义解释以及结构主义的社会理论，这是当前发生的理论融合的进一步表现。

空间性、政治和国家作用三者间的相互影响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以及城市规划和地区规划、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相连接的部分而言至关重要。这已经有助于通过把城市尺度、地区尺度和国际尺度集中于同一个一般过程和问题域从而消除先前在这三者之间所作的概念划分。空间性的这种综合性唯物主义解释的一个例证就是，一种日益得到澄清和系统阐述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这一理论长期以来是马克思主义内部（和外部）混淆和争论的根源。不平衡地理发展是资本主义空间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生产关系具体化和界定空间性本身的分工的一个固有特征。不平衡地理发展也可以说既是媒介，也是结果；既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形成的产物，也是二者的生产者和再生产者。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典型模式是中心和边缘，而中心和边缘不是由绝对位置确定的，而是由地方化的生产体系以及这些体系之间的地理关系（例如各种形式价值的地理转移）的总属性确定的。(59)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时间上会出现不平衡，并且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时期和其他时间模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空间上也同样会出现不平衡，而不平衡表现在同样可识别的空间性配置和模式中。这些具体模式不是社会斗争偶然的压出品，而是易变的社会斗争产物，是不时打断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空间性序列的一部分。就此而论，这些模式卷入了政治和权力关系中并且加强了空间性和政府作用之间的连接。利比兹具体说明了这个与地区性不平衡地理发展有关的连接：

面对社会经济区的不平衡发展，国家必须注意避免引发那些因过时的生产方式过于突然地解体或整合而可能出现的政治和社会斗争。这是当国家阻碍接合过程（保护主义）或迅速进行干预以消除社会后果（永久替代补偿）时通常采取的政策措施。但是，一旦国内和国际的形势变化有相应的要求，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赋予国家控制和鼓励建立一种新的地区间分工的任务。这种“计划空间”或多或少会与“继承空间”发生冲突。因此，国家干预所采取的形式必定是设法用计划空间替代现有空间。(60)

正如他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够单独完成这种空间重组。

不平衡地理发展不仅与政治和国家相关联，而且与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以及相关的重组努力相关联。这种结合指向了另一个论题，这个论题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相关方法的当前研究和理论方向：对被定义为“周期化—空间化”（periodisaiton-spatialisation）的时空结构化进行分析。对于记录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性历史序列的基本机制和过程的严谨考察正在进行，这种考察日益清晰并且不断揭示出社会生活的包容性大节律（embracing macro-rhythms）。

为了完整描述这一理论融合，必须补充介绍另一组重要的参与者。尽管没有明确地对空间性提出一个唯物主义解释，但是他们的著作为空间性唯物主义解释的系统和有效推进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和理论洞见。这一群体的批判社会理论家和哲学家具有三个总体特征。第一，他们的目的是围绕“对具体社会实践的一种充分理解”（格利高里语），也就是围绕一种实践哲学重新构建社会理论。(61)第二，对于实践哲学的这种探求建基于广泛地批判一些业已将传统社会理论二分的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决定论—唯意志论；结构—能动性；客观主义—主观主义；构建方法—语境方法。第三，他们的重构性批判致使他们进行了某种辩证综合，这种综合坚持认为原来的对立具有真实的张力和相互的偶然性，但是否认这些对立是固执的二重化，并且把这些对立的解决办法建基于受限制但却有知识的人类能动性和社会行为。

这个严密的解释循环从理论目标开始，到重构性批判，再到辩证综合，最后返回到理论目标，它已经对当代的，特别是与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的社会理论有了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解释循环已经逐渐锚定于空间的一个概念重构，这一概念重构将社会实践（和社会理论）置于社会生活的时空构建和结构化之中。正是这个特殊的概念重构贯穿于空间性理论当代重构的全过程，把批判社会理论的最新进展引入这一理论重构中，而引入程度在地理思想过去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是最大的。

鉴于吉登斯作为一个当前用英语写作的一流社会理论解释者而拥有崇高声誉，他向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的转向具有特别巨大的影响。在《社会理论的中心问题》（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中，吉登斯将其早期著作中包含的不断演变的结构化理论作了修改，从而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生活的情境（situation），也就是社会生活对时空关系的嵌入，对存在（being）的基本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嵌入。尽管较之空间性和地理，吉登斯更加信任和强调时间性和历史，但是他在其理论表述中一直坚持这样一种逻辑，即保持时空之间的认识论平衡，并且他最近的著作比英语世界中其他任何重要的社会理论家的著作都更明确和反常地具有空间化色彩。这不仅使地理学家，更使那些具有唯物主义观点的地理学家关注吉登斯的著作，而且日益使吉登斯自己卷入当前关于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的论争中。

吉登斯的批判社会理论建基于两种理论话语的创造性结合，这两种理论话语在整个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相互对立和竞争：一种是解释社会学或解释学；另一种是结构主义。结构化理论所包含的批判性综合的中心内容是：能动性和结构的偶然相互作用；知识型人类主体的经验主体性、能力和实践意识；以及社会生活的结构规定性所导致的制约和强迫倾向。能动性和结构，意向性和规定性在社会实践中结合起来，而社会实践使社会生活（从日常的到划时代的社会生活）结构化并为它“赋予形式”。然而，吉登斯更进一步把社会实践置于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之中，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认识论论断：

大多数社会理论既没有能够足够认真地对待社会行为的时间性，也没有能够足够认真地对待社会行为的空间属性。乍看起来，社会活动出现在时空之中这一论断是再贫乏和空泛不过了。但是时间和空间都没有被纳入社会理论的中心，二者通常被看做是社会行为的外在环境……而不是社会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62)

吉登斯研究社会理论的方法在很多方面类似于格利高里所采纳的探究“地理解释”的方法。(63)通过对实证主义、功能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误导进行的类似的解构性批判，以及对解释学和（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分析进行的持赞同态度的重构性批判，格利高里有选择地结合了“反思的”理论化和“结构的”理论化，认为必须以实践为导向对空间性作出解释，并对此作了论证。

然而，吉登斯的空间性解释与列斐伏尔的研究计划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相比之下却不是很明显。例如，二者都强烈反对使主体性淹没于一种还原论的范畴结构主义之中，这种结构主义把人类主体看做是文化傀儡，后者只不过是结构的背负者。但是在认识物质生活的社会结构化对人类能动性和实践意识所施加的倾向性制约的过程中，二者都吸纳了一种更为开放的结构主义的某些要素。从日常生活的个体化惯例到资本主义兴起、扩张和生存的较长延续，社会生活可以说是通过能动性和结构被构成，并且在社会生产的时空中被具体化。在吉登斯对于“时空距离化”（time-space distanciation）和权力的产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时空商品化、日常生活的生产和城市主义理论、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之表现的民族主义之兴起以及作为一个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之发展的描述中，他不断重复了列斐伏尔的主要论证，以至于他成为把列斐伏尔的真正思想引入当代社会理论的主要渠道（这对他而言是一个意外结果）。(64)

随着空间性唯物主义解释的各种流派日益交织在一起，这些流派同时被卷入更为一般的、关于社会科学基本原理的论争，尤其是有关被称作“先验”或“理论”实在论的哲学观点之发展的论争。哲学实在论和空间性理论重构之间日益密切的关联，如同二者与结构化学派之间的关联，其全部内涵还没有被清楚揭示出来，但是这些业已明确的关联背后的逻辑是不难解释的。作为社会科学理论基础的实在论哲学看起来非常倾向于保持空间性的当代唯物主义解释所选取的方向并使其合理化，因为这种新兴的实在论围绕现象与本质关系的一个特定解释展开，并且重复了马克思敏锐的评论，即“如果事物的现象和本质是直接合而为一的，那么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实在论的科学是一种概念发现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程序是，任何既定水平的分析从明显的现象开始，最终认识结构及生成结构的机制。这些结构和机制（及其“因果力”）如同明显的现象本身一样是真实且可理解的。在这个意义上，新实在论与传统空间科学的实证主义形成对照，它拒斥一种局限于研究可观察事物的科学本体论，在认识论上强调这样一些因果律——它们呈现事件发生的趋势，后者与事件的经验关联相对。这样，经验性分析就有了另外一套解释方法，这套方法根植于这些趋势和因果力及它们在对象外部领域中的非决定性影响。我早先在构建空间性理论的过程中对于经验主义近视的批评在基特（Keat）和厄里（Urry）那里获得了一个更为宽泛的解释：

一种社会理论如果以实证主义的科学概念为基础就会完全是不适当的，因为这一社会理论将会误导理论和经验工作并限制其范围，这常常具有独特的意识形态后果。(65)

理论实在论也反对在传统空间结构概念中存在一种唯心主义，对这种唯心主义而言，科学知识对象显而易见的外部性是虚假和透明的，这种外部性被错误地与本质上观念性的因果关系剥离，从而被对象化。然而，反思性思维和有知识的人类动能性——解释学的试金石——并没有被否认，反而被嵌入历史和地理具体的社会形式中。理论实在论所拒斥的是一种社会学的个人主义（行为主义、心理主义），这种个人主义未能将思想和知识置于特定的时空之中，近似于我在建构空间性理论的过程中描述的与透明性错觉相联系的远视。

新理论实在论试图避免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限制和扭曲，确认了对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的重新界定的综合，把社会理论和社会实践置于时空的共同影响下，采纳了一种本质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念，同时又使马克思主义经受了有力的重构性批判和“现代化”：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新理论实在论直接贴近并有助于加强结构化学派与空间性理论的当代转型性重构之间的联系。

结语

我在本章中仅仅粗略地考察了空间性的一个仍然在发展的唯物主义解释。我把一些作出贡献的学者的思想整合在一起，但是他们的著述和明确意图所能够确保的思想统一性肯定达不到我所认为的那种程度，并且我肯定过于重视某些学者的影响，而忽视了其他同样重要的学者。我也承认，我所认为的重要融合过程在那些熟悉同样文献的学者看来，也许仅仅是朝向不同且可能相互对立的方向的、杂乱无章的发展过程。

但毋庸置疑的是，当代社会理论中确实正在发生一种特别的思想融合。这种融合显然包含了关于空间和时空的一种理论构建，并且这种理论构建与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中的主流传统都有很大区别。然而，空间性理论这种重构的重要程度和转型程度还有待观察。最后，我仅能够回到我出发的地方，并且更加有把握地断言，本文开头的导言并不是在证实一个已经完成的“真理”，而是在抛砖引玉，以推动进一步的批判性探究和有充分空间知识的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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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在这里尤其是指当前研究国家理论、资本主义危机的空间性以及不平衡地理发展的著作。参见Carney, J., Hudson, R. and Lewis, J., eds., Regions in Crisis, London, 1980, 特别是Lipietz的论文；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1982; 和Soja, E., "A Materialist Interpretation of Spatiality," Workshop on the Geographical Transfer of value, Department of Human Geograph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1。

(2) 我精心选择的空间性（spatiality）这一术语专门指社会生产的空间，也就是社会创造的广义人类地理的形式和关系。并非一切空间都是社会产物，但是一切（我这里定义的）空间性都是社会产物。应该指出的是，这个定义为某些认为特定空间配置与空间关系中（例如，在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相互关系中或在具体建成环境、行为界定区域或特定区位模式的效应中）存在因果影响的论证和分析留有余地。然而，社会生活的这种空间偶然性不是来自于一种独立的规定性，而是来自于空间性的社会起源，来自于社会创造的空间性结构。例如，谈论一些地区影响另一些地区（剥削这些地区、政治上支配这些地区以及影响这些地区的生产过程）并非一定就废除了人类关系的终极基础。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空间偶然性是可以改变的；并且由于这种空间偶然性是“机缘性的”，它可能在非常高度的抽象中被抹杀，这意味着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从经验层面考察这种偶然性。

(3) 参见Smith, N., Uneven Development: The Production of Nature under Capitalism (unpublished Ph.D. thesi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Baltimor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1982，该论文中有一个关于“自然的生产”的有趣（在我看来）且相容的讨论。

(4) Lefebvre, H.,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Paris, 1974, p. 152，从法文本译出。尽管对于理解Lefebvre关于空间的分析至关重要，但这本书并没有公开出版的英译本。

(5) Thrift, N.,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Social Action in Space and Tim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83, Vol. 1, p. 31.

(6) Poulantzas, N.,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pp. 64-65, 1978．

(7) 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and Berkeley, 1979;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也见Thrift, N.,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Social Action in Space and Tim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83, Vol. 1, pp. 23-57; Soja, E., "Redoubling the Helix: Space—time and the Critical Social Theory of Anthony Gidden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83, Vol. 15, pp. 1267-1272.

(8) 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and Berkeley, 1979, p. 54.

(9) 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and Berkeley, 1979, p. 27。这个双重性概念与我先前对时空结构化的描述（即描述为媒介和结果）之间有一些差异。然而，如果结构“仅在其实例化中存在”并且这种实例化仅仅在特定的时空中出现，那么由此似乎可以无误地推导出一个结论，即结构化是时空所固有的，并且可以被这样定性。

(10) Poulantzas, N.,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1978, p. 105。福柯的著作中有大量关于这种束缚的详细描述。

(11) Soja, E., "The Socio-spatial Dialectic,"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0, Vol. 70, pp. 207-225．

(12) 出自《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rie of Louis Bonaparte），载Marks, K. and Engels, F., Selected Works, London, 1970, p. 96。

(13) Lipietz, A., "The Structuration of Space, the Problem of Land and Spatial Policy" in Carney, J., Hudson, R. and Lewis, J., eds, Regions in Crisis, London, 1980, p. 61.

(14) 参见Zeleny, J., The Logic of Marx, Oxford, 1980。Keat和Urry的Social Theory as Science (London, 1982)、Bhaskar的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 (Leeds, 1975)和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 (Brighton, 1979)以及与地理分析有关的Gregory的Ideology, Science and Human Geography (London, 1978b)中对实证主义的相关批评也与此有联系。

(15) Lefebvre, H.,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 Antipode, 1976, Vol. 8(2), p. 31.

(16) Sohn-Rethel, A.,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A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 London, 1978，引自Smith, N., Uneven Development: The Production of Nature under Capitalism (unpublished Ph.D. thesi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Baltimor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1982, p. 145。

(17) 居于支配地位的、自然主义的实证主义思潮与它的“反自然主义的解释学陪衬”在历史上不断交替出现，Bhaskar的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 (Brighton, 1979)一书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

(18) Sack, R.D., Conceptions of Space in Social Thought, London and Minneapolis, 1980.

(19) Ibid, p. 198．“我们将来必须系统思考社会物质背景及其与空间概念的关系（这本书仅仅略微谈到这些问题）”。

(20) 关于空间的“融合的”概念化与“碎裂的”概念化之间的差异，有一个非常不同的解释。参见Lefebvre, H., Une Pensée Devenue Monde: Faut-il Abandonner Marx? Paris, 1980，特别是其对于空间碎片化和“空间与生产方式”的探讨。例如，他写道：“社会空间既是社会关系的物质支撑，也是其非物质支撑。在社会空间中，碎片化是政治权力的工具”（p．154）。也见先前参考引用的普兰查斯有关资本主义空间性的论述。

(21) 康德的空间理论是以（牛顿主义的）绝对理论为基础，还是以（莱布尼茨主义的）关系理论为基础，这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J. V. Buroker在其著作Space and Incongruence: the Origins of Kant's Idealism (Dordrecht, Boston and London, 1981) 127页上这样总结其对于这一问题的出色处理：“我已经论证过，空间的先验分析把空间看做是主体的感性形式。就康德认为空间独立于空间对象而言，这种分析是牛顿主义的，而在基础的关系理论中，它又是莱布尼茨主义的。相反，运动的形而上学纯粹是莱布尼茨主义的。”

(22) 我正尝试为这个视觉类比添加另一个错觉根源以便描述这个折中的地理特殊论（geographical particularism），这就是关于空间性的视觉散光，许多精确的视线在散光中根本不再聚焦。

(23) 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p. 202, London and Berkeley, 1979．迄今还没有关于空间性在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中被清除过程的详细记述。然而，这种清除并不是彻底的，因为现在仍然有几个重要的联系点——例如，历史学的年鉴学派和城市生态学的芝加哥学派。

(24) Lefebvre, H.,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Paris, 1974; Lefebvre, H., Une Pensée Devenue Monde: Faut-il Abandonner Marx? Paris, 1980．

(25) 关于社会关系的空间偶然性——即社会关系能够被使其具体化的空间性影响、调整甚至转变——的论证，可能仍然是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中马克思主义学者最难接受的部分。对于空间崇拜和地理决定论的长期恐惧常常掩盖了空间偶然性的基本性质——空间偶然性本身是作为一种社会产物存在的，它不是独立施加的，因而绝不是不可改变的。空间偶然性也是复杂和不确定的，并且其基础是机缘性的。在忽视空间偶然性这么多年之后，我们现在才开始探究它的因果力。

(26) Poulantzas, N.,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1978, p. 98.

(27) 还有其他一些人物，例如城市社会学家Raymond Ledrut (L'espace en question, Paris, 1977)和诸如Merleau-Ponty、Bachelard甚至萨特这样的社会哲学家。然而，Lefebvre是他们中最重要的一个贡献者。

(28) 参见Kelly, M., Modern French Marxism, Baltimore, 1982; Poster, M., Existential Marxism in Postwar France, Princeton, 1975。

(29) Lefebvre, H. and Guterman, N., La Conscience Mystifiée, Paris, 1936．这部著作的主要论点是，一切意识形态，个人的和集体的，都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操控，从而隐藏了剩余价值榨取的基本机制。这意味着工人阶级自身也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剥削的手段。因此，这部著作出版时在共产党内部引起了广泛的政治争议。

(30) 关于英译本，参见Lefebvre, H.,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London, 1968。

(31) Lefebvre, H., L'existentialisme, Paris, 1946; Levebvre, H., Au-delà du Structuralisme, Paris, 1971; Poster, M., Existential Marxism in Postwar France, Princeton, 1975.

(32) 英语世界对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分析（Kelly, M., Modern French Marxism, Baltimore, 1982和Hirsch, A., The French New Left: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from Sartre to Gorz, Boston, 1981）甚至没有提及Lefebvre关于城市主义和空间的著述，而Poster的Existential Marxism in Postwar France (Princeton, 1975)仅仅简要且迷惑不解地将Lefebvre城市主义的“新实践”与法国1968年5月的事件放在一起讨论——这一事件开始于Lefebvre执教的Nanterre大学。

(33) 参见Lefebvre, H., Le Temps des Méprises, Paris, 1975, ch. 9, Lefebvre在此解释了他如何对空间发生了兴趣。

(34) Lefebvre, H., L'existentialisme, Paris, 1946; Levebvre, H., Fondements d'une Sociologie de la Quotidienneté, Paris, 1961; Levebvre, H., La Vie Quotidienne dans le Monde Moderne, Paris, 1968.

(35) Lefebvre, H., Le Droit à la Ville, Paris, 1968; Lefebvre, H., De Rural à l'Urbaine, Paris, 1970; Lefebvre, H., Le Manifeste Différentialise, Paris, 1971; Lefebvre, H., La Révolution Urbaine, Paris, 1971; Lefebvre, H., 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Paris, 1972.

(36) Lefebvre, H.,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London, 1976, p. 21．

(37) Lefebvre, H.,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London, 1976, pp. 18-19．

(38) Lefebvre, H.,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Paris, 1974，特别是pp. 46－53。

(39) 关于这种三重结构化，有一个更新更详细的解释，参见Lefebvre, H., Une Pensée Devenue Monde: Fautil Abandonner Marx? Paris, 1980。

(40) Lefebvre, H., De L'Etat, 4vols, 1976－1978.

(41) Lefebvre, H.,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London, 1976, pp. 14 and 17.

(42) Castells, M., The Urban Question, London, 1977. (原法文版，Castells, M., La Question Urbaine, Paris, 1971)

(43) 参见Soja, E., "The Socio-spatial Dialectic,"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0, Vol. 70，pp. 207－225；和Martins, M., "The Theory of Social Space in the Work of Henry Lefebvre' in Forrest，R., Henderson, J. and Williams, P., eds., Urb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al Theory: Critical Essays in Urban Studies, Aldershot, 1983。在近来的城市社会学文献中，Sauders的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London, 1981）对于Lefebvre著作（及Castells的相关批评）的处理是最好的。然而，该书过于关注Lefebvre对于城市空间问题域的、更为以城市为中心的概念化过程，并且没有参考一部标志Lefebvre从他的城市“靠近”转向的著作，即1974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

(44) Harvey, D.,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London, 1973.

(45) 一般认为，空间性理论的这种综合构建是马克思著作中所固有的，仅仅需要勤奋地发掘。

(46) Eyles, J., "Why Geography can not be Marxist: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Lived Experien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81, Vol. 13, pp. 1317－1388；关于法文例子，参见Claval, P., "Le Marxisme et l'espace," L'Espace Géographique, 1977, Vol. 3, pp. 145－164。

(47) Gregory, D., "Solid Geometry: Notes on the Recovery of Spatial Structure" in Gould, P. and Olson, G., eds., A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London, 1982.

(48) 参见Eliot Hurst, M., "Geography, Social Science and Society: Towards a Definition," Australian Geographical Studies, 1980, Vol. 18, pp. 3－21; Smith, N., "Geography, Science and Post-positivist Modes of Explan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79, Vol. 3, pp. 356－383。

(49) Harvey, D.,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London, 1973；Harvey, D., "The Urban Process under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78, Vol. 2, pp. 101－131；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1982. Massey, D., "Regionalism：Some Current Issues," Capital and Class, 1978, Vol. 6, pp. 33-39；Messey, D., "The UK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Electronics Industries：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risis for the Restructuring of Capital and Locational Change" in Dear, M. and Scott, A. J., eds., Urbanis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in Capitalist Society, London, 1981, pp. 199－230. Massey, D. and Meegan, R., "The Geography of Industrial Reorganisation," Progress in Planning, 1979, Vol. 10, pp. 159－237；Massey, D. and Meegan, R., The Anatomy of Job Loss：The How, Why and Where of Employment Decline, London, 1982. Walker, R. and Storper, M., "Capital and Industrial Loc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81, Vol. 5, pp. 473－509. Carney, J., Hudson, R. and Lewis, J., eds., Regions in Crisis, London, 1980.

(50) Harvey, D., "The Urban Process under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78, Vol. 2, p. 124.

(51) Lipietz, A., "The Structuration of Space, the Problem of Land and Spatial Policy" in Carney, J., Hudson, R. and Lewis, J., eds., Regions in Crisis, London, 1980.

(52) Harvey, D., "The Spatial Fix: Hegel, von Thünen and Marx," Antipode, 1981，Vol. 13(3), pp. 1－12;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1982; 以及本书。

(53) Castells, M., "Crisis, Planning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Managing the New Histor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Space and Socie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83, Vol. 1, p. 4.

(54) Gregory, D., Ideology, Science and Human Geography, London, 1978, p. 120.

(55) Gregory, D., "Solid Geometry: Notes on the Recovery of Spatial Structure" in Gould, P. and Olsson, G., eds., A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London, 1982.

(56) Poulantzas, N.,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1978, pp. 25 and 30.

(57) Poulantzas，N., State，Power，Socialism，London，1978，p. 80.

(58) Poulantzas，N., State，Power，Socialism，London，1978，p. 107.

(59) 参见Hadjimichalis, C., The Geographical Transfer of Valu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Europe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1980。

(60) Lipietz, A., "The Structuration of Space, the Problem of Land and Spatial Policy" in Carney, J., Hudson, R. and Lewis, J., eds, Regions in Crisis, London, 1980, p. 74.

(61) 对实践的强调是马克思著作的关键环节，批判社会理论和批判哲学的几乎所有当代支持者都赞同但却有选择地利用了马克思的著作。

(62) 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and Berkeley, 1979, p. 22.

(63) Gregory, D., Ideology, Science and Human Geography, London, 1978.

(64) Giddens的著作中仅在几处参考了Lefebvre的著作，并且所参考的著作都是少数几本有英译本的著作。Giddens显然没有接受Lefebvre关于空间性在当代资本主义中重要性的论证（这一论证反对“时间机理”[temporal mechanism]），他也没有从自己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中得出Lefebvre极力断言的这一结论，即已经出现了一种相当于新“国家生产模式”的国家制度（systéme étatique）。但是，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在其他许多方面吸纳了有关空间之生产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非常类似于用英国批判社会理论的概念词汇表述的Lefebvre的解释。

(65) Keat, R. and Urry, J., Social Theory as Science, London, 1982, p. 237.

第七章　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学

大卫·哈维

我打算考察一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活的地缘政治后果。我将从理论上进行论证，但我想这个论证的历史意义将是自明的，足以引发关于一个万分紧急事项的论争，可能还有相关的政治行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特征

“生产方式”这个术语是容易引起争议的，但为了我的论证，我可以对于这个术语给出一个相对简单的解释。在我看来，我们能够完全合理地一致认为日常生活的再生产取决于商品的生产，商品是通过资本循环体系生产出来的，而资本以追逐利润为直接的且为社会认可的目标。资本循环可以视作一个连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货币用来购买商品（劳动力和诸如原材料、机器以及能量投入等生产资料），目的在于把它们在生产中结合起来，生产出可以销售的新产品以收回最初的货币支出并获取利润。

以下的理论以对这个循环过程的分析为基础。我也会假设一种原子化的竞争市场社会——许多经济主体在这个社会中从事这种循环。实际情况与这个假设的偏差绝不会影响我的论证逻辑（除了在稍后具体规定的条件下）。然而，我并不是想暗示，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的一切都可以被还原为资本循环的某种直接或间接表现。某些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并不带有获取利润的动机，经济主体之间有无数的交易存在于资本循环之外。但我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生存取决于这种循环的持续活力。比方说，如果这种循环因为不再能够获取利润而中断，那么如我们现在所知，社会生活的再生产将会陷入混乱。而且，我还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先占（preoccupation）的一个不变根源是，支撑资本循环的社会和实体基础设施的创造。这也不意味着，我认为所有这些现象都与资本循环有密切关系。但是要想日常生活能够有效地进行再生产，就必须对——在这里列举我想到的一些重要安排——法律体系、金融体系、教育体系和国家行政体系以及建成环境、交通运输和城市体系作出明确安排以维持资本循环。

对资本循环的深入细致分析揭示出这一循环许多核心特征。当然，这种分析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自己设定的任务，而我将沿着马克思构建的思路继续工作。由于我已经在别处探究、分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马克思的研究结论(1)，我无须详细地证明就可以轻松地进行总结。虽然这样做有可能过于粗糙和简化，但我还是会把资本循环的核心特征归纳为10个要点，我的论证将建基于这10个要点。

1．资本循环的连续性以所生产商品的价值不断增值为基础。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次循环结束时所生产商品（C″）的价值大于生产过程中使用商品（C′）的价值。正是货币所获得的这种价值增值形成了利润（△m）。因此，“健康的”资本主义经济具有正增长率。我们离停滞状态（更不用说真正的衰退）越近，经济就被认为越不健康。这转变成一种增长意识形态（ideology of growth）（“增长是好的”），无论其对环境、人类或地缘政治的深远影响是什么。

2．增长是通过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活劳动实现的。单个资本家确实可以通过低价买高价卖获取利润，但是这样获得的利润就是别人的损失。通过不平等的交换进行社会力量再分配，也许对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随后的重组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例如，财富最初通过商业贸易集中以及资本后来在大公司中聚集）。但是，再分配并不能确保资本的连续循环。健康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所有资本家都从中获取利润的经济。这要求生产过程中必须有真正的价值增值。因此，活劳动（与包含在其他商品中的、购买的“死劳动”相区别）是生产过程中价值增值的唯一来源。

3．利润来源于生产过程中对活劳动的剥削。我们可以剥离出“剥削”这个词的更具情感色彩的含义。剥削表示一种道德状况——活劳动在这种状况下被当做生产的一个具体“要素”，以及一种技术条件——劳动在这种条件下创造的价值要比活劳动通过交换其作为商品的劳动力（labour power as a commodity）获得的价值要大。剥削并不必然意味着劳动者的所得微乎其微。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劳动所得与劳动在生产中的实际创造之间鸿沟扩大的同时，劳动者所得也在增加。换言之，劳动者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可能与剥削率的提高同时出现。

4．由此可见，资本循环以一种阶级关系为基础。“阶级”也是一个含义复杂的词。但是我在这里可以为其赋予一个严格且非常简单的含义。资本循环以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买卖为前提条件。买者和卖者的分离使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阶级关系。那些购买劳动力权（the rights to labour power）以获取利润的人（资本家）和那些为了生存出卖劳动力权的人（劳动者）成了这种买者—卖者划分（buyer-seller divide）的对立双方。这里暗示的阶级角色划分并不能穷尽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可能甚至重要的阶级关系。劳动力的买卖也并非局限于资本循环领域。但是，如果没有通过劳动力的买卖表现出的劳动—资本关系，就没有剥削，没有利润，并且没有资本循环。由于后三者是商品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因此在市民社会复杂的关系网中，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关系可以说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

5．这种阶级关系意味着敌对和斗争。这里有两个利害攸关的问题：一是资本家必须支付多少货币才能获得劳动力权；二是劳动力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因此，在资本循环过程中必定会出现因工资率和劳动条件（工作日长度、工作强度、劳动过程控制以及技能保存等）引发的斗争。当然，紧张、冲突和斗争的其他根源极多，并非所有这些根源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归结为资本—劳动对立的表现。但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直接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这一斗争确实影响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其他一切方面。

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是具有技术活力的。资本家间的相互竞争和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两种共存的力量是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变革的原动力。技术和组织变化能够使单个资本家保持对其竞争对手的优势，从而有助于确保其在市场上获取利润。这些变化提供了一种操纵工具（这种工具的使用并非完全成功），可以控制工作强度，并通过替代专门技能削弱工人的力量。这些变化还可以使资本家能够通过制造技术性失业来影响劳动力的供给（从而影响工资率）。一个领域中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另一个领域中的类似变化，从而引起市民社会整个结构的大规模变化（特别是军事领域中的变化）。技术活力似乎永远可以存在下去。进步意识形态（ideology of progress）及其必然性看来就深深植根于资产阶级的生活和文化之中。

7．技术和组织变化通常需要资本和劳动力投入。这个简单的事实掩盖了深远的影响。要想保持资本主义生存所必需的技术活力，就必须找到某种方式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和劳动的剩余（surpluses of capital and labour）。

8．资本循环是不稳定的。资本循环包含了强有力的破坏性矛盾，这些矛盾使得资本循环从长期看会产生危机。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危机形成的理论复杂且在细节上有争议。但是，对以上七点的思考揭示出一个中心矛盾。这种制度必须通过在生产中使用活劳动进行扩张，但是技术变化的主要途径是将活劳动，亦即扩张的真正推动者从生产中排挤出来。增长和技术进步都是资本循环的必然特征，但二者是相互冲突的。这种内在的冲突周期性地爆发出来，这就是全面的积累危机，也就是说资本循环过程完全被打断。

9．这种危机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资本主义生存所必需的资本和劳动剩余都不再能够被吸收。我称这种状况为过度积累（overaccumulation）状态。剩余资本与剩余劳动力共存，但却不能够结合起来完成对社会有益的任务。暗藏在一个被认为合理的生产方式中的不合理性暴露在众人面前。这种不合理性表现为巨大的生产能力被浪费和失业率居高不下，多数西方国家的经济在过去这几年中已经陷入了这种状态。

10．不能够被吸收的剩余就贬值，有时甚至被完全摧毁。资本可能作为货币贬值（通过通货膨胀或债务违约），作为商品贬值（存货未售出、售价低于成本或自然损耗）或作为生产能力贬值（物资设备闲置）。劳动者的真实收入、生活水平大大降低了，相关保障大大削弱了，甚至生活机会（预期寿命、婴儿存活等）都大大减少了，对那些被迫加入失业者行列的人而言更是如此。充当资本循环重要支撑的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以及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可能被忽视。贬值危机深深地冲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危机经常造成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异常紧张。新的政治形式和意识形态可能会从与此相关的动荡中产生。

我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采取什么缓和措施，危机都是不可避免的。增长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过于紧张，以至于资本循环并不能包容这种紧张关系。然而，人类智慧和政治行为却可能改变这种危机的发生时间、空间范围和表现形式。我们将在下文中考察这种可能性。人类智慧和政治行为也可能把危机转变成人类进步过程中尽管有损害但却具有促进作用的环节，而不是让这种危机在野蛮落后状态中消失，说明所有开化人类的抱负是脆弱且徒劳的。然而，要想抓住这个危机环节，将其作为富有创造力的革命性变革的机会，我们必须深入理解危机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

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资本主义发展的中枢

我们可以从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的生产、动员和吸收这三个必要环节来考察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格局（historical geography）。没有这些剩余的在先创造和动员，资本的循环甚至不能够开始，也不能够扩张。另一方面，潜在的资本剩余以利润的形式连续生产，同时技术革命导致人们失去工作，这似乎永远会摆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能够吸收这些剩余而使其不贬值。在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的生产需要和吸收需要之间的紧张关系中永远存在危机的可能性。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原始积累依赖于暴力侵占生产资料，这种侵占使资本剩余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同时迫使许多人成为依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商人（通过不公平的交易掠夺世界）和高利贷者（破坏地产权并把其转变成货币财富）把财富集中到城市，剩余产品被从农村榨取出来服务于城市，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剩余的社会和地理集中。然而，重要的是认识到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能够在资本循环外部产生，并且通过各种原始积累和地理集中过程被动员起来。

在资本循环过程的内部也能够生产出必要的剩余。利润能够转化成资本。其实，现在实现利润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把过去的一部分利润转变成新的资本投入。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维持资本主义所赖以生存的必要扩张。(2)劳动力剩余的生产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技术变化能够导致失业，但是通过这种机制维持稳定的剩余劳动力储备意味着，技术变化和增长之间的紧张关系引发的危机会频繁爆发并不断加深。原始积累、“潜在的”储备（妇女和儿童以及来自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工人）以及人口增长提供了另外一个剩余劳动力来源。在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正的人口增长率从长期来看是积累正常进行最可靠的基础，虽然从短期来看，大量的女性成为劳动力也能够满足积累正常进行的需要。(3)但是，我们在这里碰到了一个问题，因为资本家直接控制了劳动力的再生产。资本家支付的社会工资（social wage）会足以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增加劳动力总量，甚至提高劳动力素质。他们会创造各种社会手段迫使工人生育或不生育子女。但是工人的反应不能够确定。因此，劳动力是一种独特的商品。积累动态与人口增长如何相互配合并不能提前预知，并且资本循环与劳动力再生产之间的整体关系仍然是一个棘手且可能无法解决的问题。

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无论怎么生产出来都必须被吸收。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期，资本家倾向于进行积累来处理问题，尽管这种倾向具有强烈的周期性和偶尔令人不安的不连续性。在两种一般情况下会有不同结果，这两种情况都值得探讨。第一，资本剩余与劳动力剩余完全不成比例，这能够导致前者或后者贬值。第二，在危机期间，所生产出的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都不能够被吸收，二者因此都会贬值。

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的生产过程并不能够确保二者成比例地聚集在时空中从而恰好能够使它们自身被吸收进一个既定的资本循环中。资本循环所包含的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整以适应这种差异，尽管这常常是以彻底的重组为代价。分布不平衡的剩余的自由地理流动性（free geographical mobility）也能够发挥有益作用。但是，还是会出现甚至长期存在这样的情况，即一种剩余不能够被吸收是因为另一种剩余的数量和质量不符合要求。要么资本贬值，要么劳动力贬值，但二者不会都贬值。就支配性的权力关系对资本有利而言，长期存在的情况最有可能是：资本短缺而劳动力过剩，因劳动力贬值而引发的社会破坏随之而来。

然而，最令我感兴趣的是那种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共存的状况。资本主义将会定期且不可避免地陷入这种危机状况，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破坏了其持续增长的能力。因此，资本和劳动力都贬值。难道没有办法避免这种十足的社会、经济甚至可能是政治的灾难？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问：有没有方法能够通过为资本循环开辟新的渠道和途径，以有效吸收这些剩余？我在下文中将证明这样一个论断，即空间替代和时间替代提供了大量吸收这些剩余的机会，然而这对积累动态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接着，我将会继续表明，两种策略都不能够永久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但是诉诸其中任何一种（或两种）方法都改变了危机出现的方式。

通过长期投资实现的时间替代

资本循环必须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内完成。我称此为“社会必要周转时间”（socially necessary turnover time），也就是在正常的生产和循环条件下以平均利润率周转定量资本所花费的时间。如果单个资本家周转资本的速度比社会平均速度要快，那么他们就能够获得额外的利润。如果一些资本家周转资本的速度不能够达到社会平均速度，那么他们的资本就相对贬值。因此，竞争产生的压力会迫使资本家通过技术和组织变化加快资本周转速度。任何总体的加速（aggregate acceleration）都会释放出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由于同样的原因，总体的减速（我们指的是经济不景气、未售出的存货堆积等情况）通常意味着不正常的贬值状况。

但是，某些资本必然以慢得多的速度循环，例如固定资本（机器、物资设备和基础设施）和消费基金中的资本（耐用消费品、住房等）。科学和技术的生产以及教育、医疗、社会服务、司法系统、行政部门、法律执行和军事保护的社会基础设施的供给确定了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中，项目酝酿期尤其长，并且利益回报（如果有的话）的年限长。这种投资依赖于联系当前消费需求，预先创造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我们现在碰到了一种令人高兴的情况，即在资本的循环过程中，这些剩余会连续不断地生产出来。就剩余的吸收而言，有什么能比在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形成过程中把它们转变成长期项目更好的方法呢？其实，投资于科学技术，投资于训练（通过教育或压制）工人适应更强的工作节奏以及投资于新机器、交通运输系统、信息系统和分销渠道等，这些都能够有助于加快总的周转速度。一部分资本的循环减速是为了加快另一部分资本的周转速度。

这里有可能存在一种动态平衡，即这些剩余在创造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的过程中被吸收，而这些基础设施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剩余。我认为，这个“螺旋”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那些能够自我维持增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个过程也肯定具有这样的特征，即由于在基本生产中生产率日益提高的同时，剩余日益被吸收到社会和实体基础设施的生产和维护中，就业结构出现了巨大的转变。

但是，这个螺旋发展过程在某一点上碰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它通常会被一种危机打断，在这种危机中，每个地方的劳动力和资本都会贬值。我现在必须表明这种打断如何以及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为此我必须首先解释，剩余到底如何从当前的生产和消费中转移到对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中。

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下劳动力的再分配。这里存在严重的摩擦问题（frictional problems），因为过剩的鞋匠不可能立刻成为科学家，而一个非常具有天赋的修路工必要时其实能够轻易变成老师。劳动力的质量并非均匀统一，因而一种剩余通常并不能够立刻在别处被吸收。就业和职业结构的转变必然是缓慢的，这本身能够检验任何螺旋式发展的持久性。

剩余资本的再分配同样存在问题。这种剩余可以作为货币存在、作为商品存在或作为生产能力存在。如果作为特定的使用价值（鞋和衬衫）或生产能力（车床和靴模）存在，这种剩余就不能够直接转变成一条公路或一种新的教育服务。它必须首先转变成货币。这是第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因为过度积累会导致资本不可能顺利地从一种形态转变成另一种形态，尤其不可能顺利地转变成货币形态。银行信贷能够逾越这个障碍，但是这一点并不确定。为什么银行信贷不会被用以创造更多同种剩余？如果每个资本家都深刻意识到需要服从“社会必要周转时间”的命令，那么为什么剩余资本会被吸收进长期投资中呢？第二个需要克服的障碍就在于此。解决该问题的方法几乎和资本主义本身一样古老。这个方法就是创造“虚拟资本”——债券、抵押贷款、股票和证券以及政府债券等。(4)虚拟资本把长期的循环过程（例如，铁路中包含的资本）转变成年度收益率。虚拟资本实现这一转变的途径是促进未来劳动产品的股权的日常买卖。收益率有时是固定的（债券），或者根据劳动逐年的实际产出（股份）而变化。但是，收益率完全可以通过与当前生产中社会必要周转时间内的利润率比较来估量。

通过使用银行信贷和虚拟资本，剩余资本可以从一个领域流动到另一个领域。例如，当某种虚拟资本（铁路股份，政府债券等）的年收益超过了当前生产中的利润率，那么这就会刺激资本从当前的生产利用中转移到未来的投资利用中。然而，这种转移不太可能一帆风顺，因为许多投资（铁路、医院等）具有“块性”（lumpiness），从而必须经过不同的工作周期才能使一个项目投入运营。此外，许多投资的性质，常常使单个资本家无法介入——例如服务于公益事业且难以直接改作他用，因此为了建造铁路、港口、大学和科教中心等基础设施，必须发展新的特殊组织形式（合资公司、国有企业和准公用企业）。如果要确定年收益率变化的清晰市场信号，还必须妥善地组织资本市场。最后，依系于未来劳动产品的投资虚拟性引入了强烈的风险因素、不确定性因素以及人类判断和预期因素。

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中，无数的投资者就如何在一种允许商品期货与政府和公司债务、财产抵押权以及债券和股票等一起交易的金融体制中最佳地配置自己的资本作出决策，而短期循环过程和长期循环过程之间能够纯粹侥幸地实现动态平衡。在这个世界中暗藏着各种各样的陷阱，也就是说判断错误很可能会导致极度不平衡的配置。银行信贷加上虚拟资本也许是一剂魔药，使一切资本立刻变得可转换，但也显然是一种挥发性混合物（volatile mix），能够在危机形成的大火中顷刻化为乌有。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能确定危机的必然性，只能确定通过震荡补偿仍然（至少原则上）可以控制的许多种可能性。危机的必然性必须以其他方式确定。

因此，我们所探讨的动态平衡是最平稳和简单的动态平衡。从当前生产中产生的剩余货币资本，加上与剩余使用价值（商品和生产能力）相当的银行信贷一起作为虚拟资本投入到长期项目中。剩余劳动力于是可以就业了。当前生产中的剩余使用价值满足了对工资商品和生产资料的额外需求。存货减少了，而生产能力利用程度提高了。价格和利润得到恢复，对当前生产的再投资重新开始，从而进一步生产出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而二者又将通过虚拟资本的形成和对长期项目的投资得到吸收。只要虚拟资本的形成量不受到限制，这种过程显然可以永远继续下去。

然而，虚拟资本是对未来劳动的索取权。如果要实现虚拟资本的价值，那么对未来劳动的配置就必须确保最初投资的收益率。实际情况是，现在的问题通过订立未来债务合同被缓和了。就问题被缓和而不是被解决而言，动态平衡意味着通过加快虚拟资本形成来进行连续的时间替代。负债量增加，并且未来劳动日益被束缚在合同债务的框架之中（图7.1）。债务总有一天要还。究竟什么时候还取决于投在特定的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中的资本的周转时间。但是，加快虚拟资本的形成——螺旋式发展的真正核心——意味着当前生产中越来越多的活劳动不得不用来清偿过去的债务。

图7.1　发达资本主义的负债，1946—1980

因此，危机的形成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储存在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中的过度积累的资本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得到改善的基础设施的）当前生产的正增长变现。但是如果那样的话，过度积累的资本就会从储存体中回流出来，并与当前生产中的过剩资本结合起来创造出更多的剩余资本储备。虚拟资本进一步形成的能力不是遭遇劳动或资源制约因素的瓶颈，就是遭遇既有基础设施中资本循环的瓶颈。在基础设施报废之前，这种循环一旦受到干扰，这些设施就会贬值。通常接踵而至的危机使每个地方的剩余都将遭受贬值。第二种可能性是，储存在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中的资本没有变现且贬值了。这种情况下危机的原因看起来是当前生产中生产率的滞后（以及资本和劳动力的短缺），而这与合同负债量有关。因此，贬值集中在负债上。这些负债贬值的原因可能是社会的，即因为货币化（通货膨胀）而贬值；也可能是个人的，即因为私人合同债务得不到履行而贬值。

从长期来看，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个长期有多长？如果把过度积累的倾向延续至未来，那么危机就可能被延缓很多年。但是危机越往后拖延，虚拟资本就越多，过度积累问题本身会受到压制而越严重，从而最终的危机会越深。但“最终”并没有确切的日期。即便在危机过程中，负债也能够被重组，债务期限也能够延长，从而避免立刻产生全面冲击。

危机的形式也会发生变化。例如，在大量铁路和城建投资中吸收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在19世纪非常具有典型性）导致了这类资产过度积累的周期性危机。危机发生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类项目通常的周转时间。虚拟资本（铁路债券和股票以及建筑商的负债）贬值，负债一笔勾销，企业破产，劳动力失业。尽管从资本和劳动的角度来看越来越不可容忍，这种方式仍然具有一个优点，即在有力且明确地清除过度积累的资本的同时保留了资产的使用价值。剩余的大量吸收原本通过国家行为（公路建设、医疗和教育）——在1945年以来的这段时期具有典型性，以及国家对私人负债的支持来实现，但最近已经更加注重国家支持的债务。建设周期几乎已经消失，并且虚拟资本的传统制约已经通过国家行为被消除，后者有效确保了持续一整代的长期经济繁荣。国家可以通过印刷货币来消除债务。但是，这样做会导致通货膨胀——一种会慢慢导致整个社会都遭遇贬值的危机。当然，这里的问题在于任何对通货膨胀的抑制都会暴露出长期存在的债务问题，而任何解决债务问题的举措都会表明，生产率的提高不能与不断加速的债务形成保持同步（如何能够同步）。最终结果是，通货膨胀危机转变成更为常见的通货紧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治理贬值。

尽管我并不打算为这个理论论证披上逼真的历史外衣，但我认为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例如，战后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加速的虚拟资本形成和增加的国家权力支持的负债。二者创造了一种控制贬值的力量——很难看出资本主义还能有什么其他出路。我们现在看到了资本和劳动力在闲置的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的生产、投资和维护中贬值，在部分被取消的债务中贬值（通常是通过重组和延期，就如同纽约市、墨西哥、巴西和波兰等地区和国家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国家政策不是会加剧通货膨胀，就是会加剧贬值，因此显得进退维谷。我们很可能要为1945年到1969年间的繁荣付出停滞和萧条至20世纪末的代价。然而，如果不探究空间维度，我们就不能够进一步推进这个论证。

构建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

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是否能够通过地理扩张和重组来走出资本主义的内部困境。简而言之，可不可以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进行“空间修复”？毕竟，输出劳动力和资本的剩余显然是避免贬值的轻而易举的方法。延缓危机、维持积累以及通过地理转向和重组缓和阶级斗争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在这里都存在。但是我认为，最终的结果是，在地缘政治冲突成为危机形成和解决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危机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论证这个结论的过程充满了太多困难。说来令人遗憾，空间和地理的问题在所有社会理论中都没有得到重视，我猜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任何社会理论纳入这一问题都会导致自身的核心命题不再成立。致力于完善竞争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家们碰到空间垄断；而宏观经济学家们发现了经济体与中央银行一样多，并且它们之间的交换关系存在一种奇特的变迁；关注阶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发现了邻近地区、社群、地区和国家。马克思、马歇尔、韦伯和涂尔干都具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使时间和历史优先于空间和地理，并且当确实是在处理后者时，他们都肯定倾向于把后者看作历史行为的稳定背景或场所。特别调整，也就是从外部重新界定那些亘古一直存在社会过程的地区和区域，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空间关系和地理结构。空间关系和地理配置的产生方式从一开始就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所有这一切中有一点非常令人不满意。一开始就有人猜测并且有许多帝国主义理论断言，空间关系的转型和独特地理结构的出现（例如中心和边缘、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确保了资本主义生存到20世纪。受熊彼得（Schumpeter）影响的其他理论则认为“创新浪潮”对于吸收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十分重要，而创新浪潮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常与空间转型——铁路、轮船、汽车工业、航天和电信——密切联系在一起。跨国公司能够迅速地把资本和技术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能够选择不同的资源、劳动力市场、消费市场和盈利机会，因此在组织自身的地区分工时，跨国公司的大部分力量源自于其驾驭空间和利用地理差异的能力，而家族企业没有这种能力。不管怎么说，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生产、消费和交换地理的明显转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就其本身而言确实是值得研究的。

直接面对这项任务也许有助于弥合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具有决定性和损害性的分裂。马克思自己大胆概述了一种关于阶级剥削推动的资本主义历史的理论。列宁则发展出了一种不同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中，一地的人对另一地的人（中心对边缘、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已经成为关注的焦点。两种关于剥削的言论不和谐地共存，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晦暗不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变得模糊，这引发了关于民族自决权、民族问题、社会主义在一国的前景以及阶级斗争普遍性等问题的激烈论争。

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刻意夸大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来强调一个基本问题。马克思经常在其著作中承认空间和地点的重要意义。城乡对立、地域分工的意义、生产力在城市群的集中、劳动力价值和价值规律的地理差异以及通过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创新减少空间障碍的重要意义，这些论题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皆有论述。(5)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不得不承认，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社会主义的前景）在不同地区有差异，甚至就西欧内部而言也是如此（更不用说俄国和亚洲）。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政见也迫使其将地区和文化差异作为进行阶级斗争的基本条件。但是，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没有被整合进重视时间且兼顾空间的理论表述之中。地理变化作为一个“不必要的复杂机制”被排除在外。我断定，由于其思想未能系统论述独特的地理和空间维度，马克思的政治观点和理论的基础遭到了破坏。

乍看起来，这似乎就是列宁要填补的空白。列宁的论证明显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但是他对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起源以及帝国主义的相互竞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高潮这一事实的研究直接使其把地理和空间维度引入到论证中。但结果表明，这种修正是特别调整，只不过是说资本主义自身经历了取决于特定地域条件的具体发展过程，并且资本主义的基本发展动力迫使主要资本主义强国陷入了地缘政治斗争和冲突。为了把马克思的洞见转变成一个地缘政治学框架，列宁引入了一个国家概念，这个概念至今仍然是用以表述地域性（territoriality）的一个基本概念。但是，列宁在这样做时回避了相关问题：资本循环以及劳动力配置如何以及为什么应该是以国家而不是以全球为导向的；应该甚至能够被表述为国家利益的为什么不是资本家的利益就是劳动者的利益。列宁从地缘政治学层面表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但却为此付出了代价，不得不重新探讨市民社会和国家间的关系这一历史问题。

我并不认为空间关系和地理结构可以被还原为一种国家理论，或者要重构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就必须先建立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兴起的理论。毋宁说，我们的任务是，构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空间关系和地理发展的一般理论，这个理论连同其他一些理论能够解释国家功能（地方的、地区的、国家的和超国家的）、地理不平衡发展、地区间不平等、帝国主义以及城市化的推进和形式等的意义和演变过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理解，区域配置和阶级联盟如何被塑造和改造，区域如何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权力中蒙受损失和获取利益，国家内部自主（包括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外在限制是什么以及一旦国家权力形成，它本身如何能够成为资本顺利积累的障碍，成为能够进行阶级斗争或帝国主义之间斗争的战略中心。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必定是我们理论探究的对象，而探究的方法就是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这个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我们碰到了地球表面种类繁多的物理和生物环境，其中许多被数个世纪的人类行为大大改变了。多样的人类行为已经营造出光怪陆离的地理景观，文化差异和社会结构差异深深植根于这种景观之中。在资本循环的同质化倾向下，这种特殊的地理差异也许会被包容，但绝不会被消除。抽象地看，空间比时间拥有更复杂和特殊的属性。在空间中有可能向不同的方向运动，但是时间仅仅会流逝，是不可逆转的。空间的度量相对也较难标准化。空间上的运输时间或成本并不必然相互匹配，二者都把简单的物理距离作为基本标准。相比之下，精密计时表与日历非常简单。地理空间一直是具体和特殊事物的领域。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理论的普遍和抽象语境中，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关于具体和特殊事物的理论？这是有待解决的基本问题。

空间组织的生产

马克思使时间优先于空间未必是错误的。毕竟，从事资本循环的那些人的目标必定是在社会必要周转时间内控制剩余劳动时间并将其转变成利润。因此，从资本循环的角度来看，空间一开始似乎是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马克思的推断有惊人的洞察力，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必然特征是，不断地努力克服一切空间障碍并“用时间消灭空间”。(6)但是，这些目标实际上只有通过生产固定的空间配置（运输系统等）才能够实现。因此，我们接着碰到了这样一个矛盾：空间组织是克服空间的必要条件。在资本主义语境下，空间理论的任务是，动态地呈现上述矛盾如何通过历史—地理转型表现出来。

这种理论一开始必须一方面关注交通运输和通讯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关注区位选择，以二者的结合为出发点。例如，马克思有力地论证了这个观点，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具有通过交通运输和通讯系统中的投资和创新克服空间障碍和消灭空间的能力。我顺便提到过，柯亨（G. A. Cohen）在其生产力列表中列出了空间却忽略了克服空间的能力(7)，否则这个列表是完善可靠的。这个领域中变革生产力的原动力与其他任何领域相比都不弱。因此，资本主义的历史有一个特征，即在运输时间或成本显著下降的同时，流动的连续性得到了改善。因此，空间关系会不断转型。其他形式的技术变化能够实现同样的目标，但是实现的途径却不同。当代有大量的例子表明，这些变化使生产不再依赖于地方化的劳动技能、原材料、中间产品、能源等要素。通过在既定的生产过程中扩大可能替代的范围，资本家能够使自身日益从特定的地理制约中解放出来。

但是既然总会存在技术上界定的某种空间制约，那么这个问题仍然会存在：在这些制约的范围内会发生什么？显而易见，资本和劳动力必须在特定的空间点上聚集以便使生产能够继续下去。工厂就是这样的聚集点，而工业城市化形式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对于产业关联和社会分工条件下运输成本和时间最小化需要以及劳动力供给和最终消费市场获取需要的具体回应。单个资本家凭借特殊的区位选择将生产地理塑造成独特的空间配置。

所有这些过程最终趋向于导致我所说的既定空间内生产和消费的结构化连贯性（structured coherence）。如同阿依达罗特（Aydalot）所指出，这种结构化连贯性包括：生产的形式和技术（资源利用模式、产业关联、组织形式和公司规模）；消费的技术、数量和质量（劳动者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劳动力需求和供给模式（劳动技能的等级化和确保劳动技能供给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以及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模式（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谈）。(8)这种结构化连贯性普遍出现的区域有一个宽泛的定义：资本能够在社会必要周转时间内没有利润限度地——运输成本和时间已经超越了这一限度——在其中进行循环的空间。另一个定义是，相对连贯的劳动力市场在其中普遍出现的空间（劳动力在这种空间——每天劳动力运输的成本和时间所界定的往返区间[commuter range]——中每天都能够被替代，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分散［spatial disaggregation］原则）。当通过国家正式呈现时，地域连贯性甚至变得更加显著了。调节劳动过程、劳动组织、劳动生活水平的政策（福利政策等）以及对资本的适当管制和补偿等举措，适用于整个地区。通过保存或创造国家、地区或地方的文化和意识（包括阶级斗争传统）——它们赋予地域视角以更深刻的精神意义——这种连贯性被非正式但却同样有力地加强了。

因此，有一些正在展开的过程界定了地区空间，在这种空间中，生产和消费、供给和（对商品和劳动力的）需求、生产和变现、阶级斗争和积累、文化和生活方式作为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总体中某种结构化连贯性融为一体。

但是，有一些正在展开的过程破坏了这种连贯性。这些过程包含在我们在第一节中确认出的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中。第一，积累和扩张同生产和吸收劳动力和资本剩余的需要一起在一个地区内部凝聚压力，而压力会下降（例如，资本输出）或上升（例如，移民入境）。第二，把生产和消费从空间制约中解放出来的技术革命，连同得到提高的克服空间障碍和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能力使地区的边界变得非常不牢靠和稳定。区域专业化和地区间关联随着空间一体化能力的增长而加强。第三，一个区域内的阶级斗争可能会迫使资本家或劳动者到别处寻求更有利于各自生存的条件。第四，资本主义组织形式（金融资本、跨国公司和分厂制造等）的变革使相关资本家可能对日益扩大的空间有更大控制。

这些力量在一个区域内会破坏任何结构化连贯性。这些力量会强调国际的而非地方一体化的分工，并且使地区间的相互依赖比地区界定的连贯性更为重要。这些力量会使国家的地域边界变得不合时宜，并且迫使其作出调整。这些力量甚至会通过制造财政危机来破坏地方政府或国家的权力——危机的挽救要求政府支持降低工人生活水平，支持打破劳动力内部的传统等级化，并且支持削弱地方资本家对跨国公司的控制权。地区意识和文化同样会被破坏，从而仅仅留下一些淡影疏痕。

任何结构化的地区连贯性在这些强大的力量面前能够持续存在似乎都是出人意料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特定的基础设施要求改善资本和劳动力的空间流动性。既然这种改善确实是地区连贯性的明显威胁，我们显然就遭遇了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悖论。

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资本的流动性。我已经在别处表明(9)，资本的流动性首先必须被分解成不同种类资本的流动性。货币运动的成本和时间在现今这个具有成熟信用体系和通讯技术的时代已经非常少了。我们在这里尤其可以看到，在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达到了完美状态。转移商品的成本和时间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一直在减少，现在除了一小部分行业外，商品的运输成本已经不再在区位选择中起重要作用了。然而，生产能力的地理流动性面临着更加严格的限制。一种行业越是依赖于寿命较长的固定资本设备，这种行业的迁移就越容易导致自身贬值。在资本的总体循环过程中，不同国家的资本地理流动能力不同，这导致空间中的循环过程内部出现了各种紧张关系。

我将暂时撇开这些以便直入主题。资本的每一种地理流动形式都需要固定和安全的空间基础设施以便自身能够有效运作。在全世界转移货币的神奇力量是当今这个时代非常典型的特征，这种力量不仅需要组织良好的通讯系统，而且最起码需要国家、金融和法律制度作为信用体系的可靠后盾。货币的地域性以及国家权力确保其地域内货币质量的重要意义体现了出来。转移商品的能力同样依赖于建设有一整套促进和确保交易的社会和实体基础设施（从法律服务到仓库）支持的、成熟、有效且稳定的交通运输系统。生产本身不仅使用其直接占用的固定资本，而且依赖于就地必须获得的一整套实体和社会服务（从裁缝到科学家）。因此，就代理人而不是生产者自身（通常是国家）逐渐承担越来越多的固定基础设施支出而言，生产者能够提高自身的转移能力。在过去20年里，生产资本的流动性就是通过这种策略得到提高的。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劳动力的地理流动性。尽管这里交织了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事物，但我们最终得出了类似的基本结论。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过程来看，劳动力的自由地理流动性及其对空间中资本循环变化的灵活适应显然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单个资本家显然偏好稳定可靠的员工和受约束的劳动力供给（充足的剩余劳动力以确保资本家控制劳动过程和工资率）。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会积极支持基本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教育、宗教、医疗、社会服务甚至福利）以便在特定区域内生产和储备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他们会支持限制劳动力的自由地理流动性的国家行为。劳动者自身面临了同样的困境。如果他们不能够完全摆脱工资制度，他们就很可能会为提高自己的实际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等而奔波。这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恰恰依靠这种行为来协调空间中的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但是，如果工人呆在原地，集体组织起来为更好的生活而斗争，他们也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会建立自己的社会和实体基础设施（或者吸收资产阶级创建的那些基础设施），为控制国家机器而进行斗争，并因此加强他们改善自身生活的能力。到他们成功实现目的时，他们也会支持限制劳动力（特别是移民）的自由地理流动性的措施。在特定的区域内，自由地理流动性和有组织的社会再生产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于资本家和劳动者而言都存在。如何消除这种紧张关系对二者而言都取决于双方间的阶级斗争状态。资本逃离（以及因此对地域连贯性和国家权力的破坏）是对于一个区域内工人阶级胜利的典型回应，就如同工人为了逃避更加严酷的资本主义剥削而流动。我又将暂时撇开这些紧张关系以便直入主题：如果没有确保一定数量和质量劳动力再生产所必不可少的固定社会和实体基础设施，那么上述情况就不可能出现。

我们现在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资本和劳动力短时间内以低成本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的能力取决于固定社会和实体基础设施的创造。克服空间的能力依赖于生产空间的能力。但是，所必需的基础设施把资本和劳动力吸收进自身的生产和维护中（参见本章“通过长期投资实现的时间替代”一节）。我们在这里接近了这个悖论的核心。总体资本和劳动力的一部分必须在空间中被固定和冻结，以便促进其余资本更自由地转移。但是这个论证可能会陷入一个完全的循环，因为运用于生产和维护这类基础设施的资本和劳动的自生能力只有在其他资本循环的空间路径和时间跨度与这种运用的地理模式和持续时间一致时才能够得到确保。如果这个条件不满足——例如，如果交通量不能够使铁路赢利或大量的教育投资并没有促使生产扩张——那么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将会贬值。对于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而言，资本循环的地理转型和劳动力的配置可能与在本节中所描述的时间断裂具有同样的破坏性影响，尽管前者的影响具有地理具体性。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论证。在技术确定的空间因素制约下，资本循环和劳动力交易会趋向结构化的地区连贯性，而这种连贯性本身会遭到积累和过度积累以及技术变化和阶级斗争的强大力量的破坏。然而，这种破坏力量依赖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地理流动性，而后者又依赖于固定基础设施的创造，这些基础设施在资本主义景观中的相对永久性重新加强了被破坏的结构化的地区连贯性。但是基础设施的自生能力因此又冒险承受着其所促进的地理流动性的影响。

由此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地区和空间配置长期不稳，也就是说，积累地理（geography of accumulation）中的固定和流动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并且不断增长的克服空间的力量与实现这一目的所必需的固定空间结构之间也存在紧张关系。我想强调一下，这种不稳定性是任何形式的国家干涉主义都不能解决的（其实，这种不稳定性会导致看似合理的国家政策所意料不到的各种结果）。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处理好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是保存过去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投入的价值，还是让这些投入贬值以便为新的积累开辟空间。因此，资本主义永远努力按照自己的意图创造一种社会和实体景观——这种景观在特定的时刻是满足自身需要所必需的，但是却必定在稍后的时刻将这种景观破坏、分裂甚至摧毁。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通过地理景观的不断形成与再形成表现出来。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必须持续探讨的问题。

地区阶级联盟的形成及其不稳定性

是停止投入并转向具有最高回报率的地区，还是哪儿也不去，坚守过去的投入并回收已经具体化的价值？在这两种选择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所有经济主体（个人、组织和机构）都会就其资本循环或劳动力配置作出决策。如何缓和固定和流动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对我们的理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够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将使我们有可能在概念上整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动力机制的历史描述和列宁对资本主义动力机制的地理描述。

我将试图表明的是，要想捍卫已经具体化的价值和结构化的地区连贯性，就必须建立地区阶级联盟——松散地限制在一个地区并且通常（尽管并非专门或仅仅）通过国家组织起来。这类联盟也能够积极创造有利于该地区内进一步积累的条件。但我也将会表明，这类联盟必定是不稳定的。尽管压制了可能扩张的阶级和派系分化，但这类联盟不能够容纳挽救危机的基本力量。这类联盟的边界也是非常不牢靠的，随时可能改变。

在一个区域内部，资本家和工人的不同派别具有不同的利害关系，这取决于他们控制的资产的性质和掌握的特权。某些派别相对其他派别而言更容易被吸纳进一个阶级联盟。土地和物业所有者、开发商和建筑商、抵押债务持有人和国家工作人员获得的收益最多。那些（由于他们使用的固定资本或其他空间制约）不能够轻易转移的生产部门会倾向于支持一个联盟，并且被引诱或强迫在工资和工作条件上作出让步以实现劳资和平和获取劳动技能。一些工人派别已通过斗争或壮大力量在剥削的“汪洋”中成功创造了特权的孤岛，他们也肯定会结成联盟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如果资本家和工人在一个地方的相互妥协对于积累的提高和工人生活水平的改善都有利（这一度是有可能的），那么大多数资产阶级派别和工人阶级派别都将会支持这种妥协。我想强调一下，这个联盟也不是纯粹防御性的。经验表明，一种社会和实体基础设施一应俱全的高效运作的地区经济（我们谈到过的那种结构化连贯性）能够使大多数人受益。社群和地方的积极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联盟中所有参与方都试图实现的目标，并且可以使各方通过引导资本和劳动力在他们控制的地域内流动获益。为了社群团结亦即作为联盟背后意识形态的地区或国家团结而进行的奋斗会支持、重构或在某些情况下（我认为美国就处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创造地区文化和传统。由此必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地区结构和阶级联盟还不存在，那么资本主义制度下运作的一些过程必定会创造这些结构和联盟。

我对这个命题的进一步论证完全不会诉诸国家概念。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想强调，只有认识导致地区阶级联盟形成和解体的力量，我们才能够理解国家形成和解体的驱动力。然而，国家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其他经济主体。首先，领土和领土完整是国家全体公民的目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经济主体所没有的。其次，借助其权威性，国家通过法律制度、治理、政治参与和协商、镇压和军事力量来有力地组建和凝聚地区阶级联盟。再次，国家能够为其他不牢靠稳定的地理边界加上相对稳固的边界线。最后，借助其征税和控制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权力，国家能够积极地促进和维持资本主义无论如何都趋向的生产和消费的结构化的地区连贯性，并且能够承担起单个资本家无力负担的基础设施投资。国家也成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推广的核心代理人。由于这些原因，国家成为表达地区阶级联盟形成倾向的关键，并且把自身的具体原则加给了这个重要的基础过程。

结果就产生了一个地区阶级联盟，这个联盟通常建立在国家权力机器之上，致力于赢得社群的积极支持，努力实现社群或民族团结，后者是促进和捍卫地区内部不同阶级和派别利益的手段。地方、城市、地区以及国家之间的空间竞争呈现出新的意义，即每一个地区联盟都试图在与其他地区的竞争中攫取利益。如果我们不考虑各种各样的地域间冲突，全球的阶级斗争过程似乎瓦解了。这佐证了列宁的论断。

但是，马克思所详细描述的过程恰恰破坏了一切地区阶级联盟。积累和过度积累、阶级斗争和技术变化瓦解并改造了地区阶级联盟，这非常类似于它们对一切固定空间配置的影响（参见本章“空间组织的产生”一节）。即便地区联盟中最坚定的合作者甚至在情况最好的时候也可能禁不住诱惑而动摇，而在情况最糟糕的时候，个人行为变得非常无法预料。竞争迫使一切经济主体都警惕进行地理转移的良机，而地理转移能够能使他们获得竞争优势。不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因此产生了，因为个人并不能够确切了解他们对手的行为。类似的问题在阶级斗争领域也出现了。虽然资本家和工人会就某些问题（例如，廉价进口商品的壁垒）达成共识而结盟，并且就另外一些问题（例如，劳资谈判的程序）达成妥协，但他们之间的敌对不可能完全消失。当阶级斗争尖锐时，联盟就变得越来越脆弱。一些资本家会禁不住诱惑而完全逃离该地区，或者因受到威胁，被要求进行转移或向廉价的进口商品或低工资的移民工人开放大门而再度打击工人力量。这些威胁能够引起其他不能够轻易摆脱在地投入（local commitment）的资本家的敌对态度。金融家、生产商、经销商、地主等必然不会看法一致。而一度采纳了调和政策以巩固自身在阶级联盟中地位的工人也许会禁不住诱惑而重新提出更为革命的要求。地区阶级联盟破裂和解体的条件永远都存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最终会打碎其一开始促成的联盟。在危机发生的情况下，这种紧迫状态会尤其激烈。因此，保持联盟完整的唯一办法似乎是从外部解决地区的问题。

“空间修复”的探求

我们现在回到最初的问题并将其作适当修改，以便考虑积累出现的一般的条件。在面对一种趋向于失衡的“内在辩证法”时，一个地区联盟能够通过地理扩张和重组保持自身的凝聚力并消除过度积累和贬值吗？能够通过与其他地区建立外在的关系来处理和补偿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吗？

外贸扩张几乎或完全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剩余商品能够输出，而等量价值的商品不久就会输入。这并没有缓解总剩余的状况。然而，如果贸易通过信贷融资来进行（或者相关国家准备永远保持贸易逆差），那么问题看起来就非常不同了。一个地区可以把剩余货币资本借给另一个地区购买自己的剩余商品，从而确保其生产能力和劳动力能够得到充分利用。这种时空替换的结合在延长的时期内常常能够运作良好，直至债务到期。偿还债务的唯一途径是扩大商品出口，而这只会加剧自身内部的过度积累问题。因此，结果要么是过度积累问题加剧，要么是债务不能偿还，借款打了水漂。

剩余劳动力能够被输送到国外去寻找殖民地。这种解决办法有两个问题。第一，如果工人能够自由地进入一个未开发地区过上没有异化的生活，那么资本家对本国劳动力就失去了控制从而资本主义永久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就被破坏了。第二，剩余劳动力的输出对于未输出的剩余资本毫无益处，除非后者通过新殖民地不断增长的需求得到吸收。但如果那样的话，殖民地就必须通过商品生产来消耗所购买的货物。从长期来看，这意味着会出现更多的剩余商品和资本。

资本输出的同时没有劳动力输出，或者劳动力输入的同时没有资本输入都可能对过度积累的趋势有消极的暂时性缓和作用。这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我们在第二节中所见，与人口增长缓慢导致的情况相比，劳动力供给的迅速增加是积累相对不受干扰的更牢靠的基础。在这里，一个地区外部的原始积累过程被启动起来作为管理和控制与该地区内部可用资本相联系的剩余劳动力的手段。借助资本循环的内在过程在该地区内部生产劳动剩余的动力因此减小了。从大多数工人的立场来看，这种作用是“消极的”，但是对地区联盟内部的特权团体而言，这种作用也许是积极的，因为这能够使该地区保持相对充分就业。后者会支持受控制的客工计划（guest worker programmes）和事关切身利益的外部新殖民主义。但是，更高的剥削率和扩张速度最终会生产出越来越多的资本。尽管原始积累过程表面上非常重要，但是这些积累过程并不能够永远解决问题，即便有充足的可利用人口，并且相关地区有足够的承受力。

然而，如果过剩的资本和劳动力都被用来在新的地区创造新的生产能力，那么吸收剩余的时间就会大大延长。如我们在第三节中所见，在基本基础设施中的投资是长期性的，而一个全新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连续扩张能够导致该地区对于国内生产的资本和劳动力剩余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个解决办法的唯一问题是，这个新地区的经济趋向于获得自身内部的结构化连贯性，形成自身的地区阶级联盟以实现并保护自身的利益，因而自身必定会变得具有扩张性，具有技术活力，为阶级斗争所困扰并且具有内在不稳定性。该地区也开始生产日益难以吸收的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该地区最终也不得不寻求自身的“空间修复”。在这样做时，该地区将不可避免地在世界市场上与其宗主国进行竞争，并且如果获胜，该地区将会通过竞争使宗主国的经济中重新出现贬值。举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在19世纪时，英国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剩余流入美国，但最终正是美国在世界市场上打败了英国。

为了避免这种结果，宗主国会把依赖性的发展形势强加给这个新地区。因此，这种从属性的经济体仅仅生产宗主国所需要的产品，并且产量恰好满足需要。这个新地区的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受到了控制，并且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地区阶级联盟，这个联盟都会处在宗主国的有力控制之下。但是，这个附属地区因此不能足够快速地发展以便吸收宗主国生产的剩余。资本输出很快沦为一种单纯的贸易关系，而这丝毫不能缓解潜在的过度积累问题。例如，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从一开始就对英国的工业构不成竞争威胁，但是印度作为一个剩余吸收地也远没有美国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上述原则还在付诸实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相比，美国的剩余能够在西欧和日本得到更好的利用，但是正是后者在世界市场上对美国发起了主要的竞争挑战。

显而易见，存在以下这种不合逻辑的情况：如果想要这个新地区吸收剩余，那么就必须允许这个地区自由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而这个经济体最终必将生产出自身的剩余，并且参与到与其宗主国的国际竞争之中。如果这个新地区以一种受限制和依赖性的方式发展，那么其发展速度就不足以吸收宗主经济体增长迅速的剩余。于是贬值出现了，除非能够开辟新的增长地区。然而，如同马克思和列宁很早就观察到的一样，结果是资本主义的矛盾扩展到更大的领域并且这些矛盾运作起来更无法控制。

但是，请注意，资本主义通过实施“空间修复”能够开辟更大的生存空间——当这种修复与第三节中所描述的时间替代结合起来时尤其如此。资本主义从占领的空间中为自身购买时间，正如同其试图用时间消灭空间。因此，尽管我们能够继续断言危机从长期来看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长期可能非常的长。可是，这个长期必定也会为我在别处所说的强烈的“转换危机”（switching crises）(10)所打断，这种危机是激变的社会运动，会改造资本积累的整个地理布局，瓦解坚固的空间结构和地区阶级联盟，甚至破坏国家的权力并且在一个新的地理配置中将其彻底重构——这种地理配置能够更好地容纳不停变化的资本流的强大扩张性、冲突性和技术性活力。但是，这个问题始终存在：当“空间修复”无论如何已经陷入困境，而因时间替代产生的债务也到期时，会发生什么呢？

马克思对任何空间修复的排除使得他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危机形成的基本过程上。过度积累—贬值理论揭示出，在资本主义技术进步和市场合理性的外表下潜伏着强烈的破坏力量。在危机过程中，大量资本贬值并被摧毁，工人及其劳动能力遭受了类似的命运，资本家在“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中自相残杀，而这种战争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

马克思没有预计到而列宁却强调过的是，这个过程会转变成民族国家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斗争。我们现在提出一个更为一般的命题。面对不可避免的危机形成过程，对空间修复的寻求使贬值的威胁转变成不稳定的地区联盟与危机冲击承受者之间的斗争。面对在战争中粉身碎骨的前景，地区联盟会进行整顿并将自身的破坏性趋势转向外部。失业、通货膨胀和闲置生产能力的输出在一场丑陋的博弈中成为诡计和策略。贸易战、倾销、关税和配额、限制资本流动和对外贸易、利率战、移民政策、殖民占领、征服和统治附属经济体、在经济（甚至公司）帝国内部强行重组劳动的地域分工以及通过军事对峙和战争实现的物质摧毁和强迫贬值，所有这一切能够纠缠在一起成为危机形成和解决过程的基本部分。对“空间修复”的寻求转变成了恶意竞争和暴力冲突。

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学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中，1980年开始了一个困难且危险的十年。到1983年，大多数工业国家的失业率飙升至10％以上（日本是一个著名的例外），并且闲置生产能力和未售出存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通胀大潮和70年代的滞胀现在看来似乎是过度积累蔓延的条件下一次典型的资本和劳动力贬值危机的序幕。

地区间分工和国际分工现在正通过技术变化和资本地理流动推进合理化和重组的进程。先前的地区连贯性模式陷入混乱，传统的地区阶级联盟不是解体就是被迫进行整顿以努力使贬值转移到外部。生产率的新地理差异又导致全球和地区贸易模式与货币流通出现了明显转变，造成国家货币和国际货币体系出现了长期不稳定的状况。地理不确定性迫使时间区间缩短了，这加剧了一个已经十分严重的债务问题（私人的和公共的，地方的、国家的和国际的），这个问题是多年来快速而现在看来过度的虚拟资本形成所逐步造成的。通过时间和地理替代吸收资本和劳动力剩余的能力至少在战后短期内的总体条件下似乎已经耗尽了。唯一与这些条件相适应的解决办法是，赤字累累的国家帮助破产者渡过难关，而破产者来清偿赤字。

如果这种不切实际的期望落空，我们就只能预期一场不断上升的贬值潮，这场贬值潮会瓦解地区阶级联盟并使联盟间的关系变糟。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应对措施（不仅仅在国家层面，并且绝不局限于关税和其他常规手段）大量存在。挑衅性的策略把贬值输出到外部地区。举最近的一个例子：美国的钢铁业和工会结成联盟，限制从欧洲和日本进口廉价钢铁，后者又转而限制从巴西和韩国进口钢铁。但是，美国钢铁业又禁不住诱惑，决定进口廉价的英国平板钢，引起竞争对手和工会指控其损害国家利益，并且为了一点商业利润把就业岗位输出到国外。

通过无数这样的过程，地区和国际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出现了转变，而特定政府的政策似乎无力通过正常手段阻止这种转变。其实，国家和国际政策都失去了其一度具有的连贯性。提高地区联盟内部行业竞争力的计划必然会加快技术变化速度，而这会使地区内部活劳动从生产上转移走并且把失业向外输出。把贬值向第三世界输出的政策，不仅引发了圣保罗和圣地亚哥的骚乱，而且使那些国家所欠的巨大债务面临风险。这笔债务的三个最大债务人（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的债务量在一个典型的地理和时间替换中从1972年的200多亿美元剧增至1983年的约2000亿美元，现在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坏账。持有这笔债务中近400亿美元债权的美国前10大银行在拖欠贷款事件中面临着财务危机。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放松美国的货币供给，挽救银行，从而导致国内和国际通货膨胀，联邦储备委员会还有任何其他选择吗？无论如何，偿还债务的唯一途径就是扩大从第三世界的进口，而这在普遍贬值时期意味着把失业引入美国。如果赤字累累的国家挽救破产者，那么破产者如何能够偿清赤字而又不加剧这个国家的问题呢？

在这种情况下，地缘政治的重组和冲突似乎不可避免。即便是北约这一战后资本主义地缘政治的中坚也受到内部经济竞争和不满的威胁。五角大楼会试图加强北约的内部团结，但是联邦储备委员会肯定会通过其货币政策破坏这种团结——这种货币政策被认为能够控制通胀，但把一个不能接受的贬值水平强加给西欧。美国政府明显针对苏联集团的政策对德国这样一些试图在东西贸易中输出剩余资本的国家有不利影响（关于对苏联的贷款、输油管道和波兰债务的争论就与此有关）。某些西欧国家通过把过度的资本增长输出到第三世界（布兰迪报告建议这样做）来寻求新一轮的“空间修复”。这些国家设想西欧和更具有活力的第三世界地区进行地缘政治重组，并且在这样做时和美国发生了冲突，因为美国对门罗主义的解释仍然认为其有权对拉美大部分地区（在反苏和反共的名义下）实行新殖民统治。日本是美国和西欧商业霸权的主要竞争威胁，该国建立了一种不仅具有活力和扩张性而且具有刚性的特殊资本主义经济，几乎没留有资本和劳动力贬值的空间。日本非常想在稳定地打入工业化世界市场的同时巩固其对第三世界市场的控制。此时，美国最终忘记了珍珠港事件并且在一项旨在削减自身国防开支和预算赤字的命令中敦促日本改善装备，日本的军国主义因此暗中复活了。

作为战后繁荣之基础的表面上牢靠的前提条件已经化为乌有了。美元已不再是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强有力的稳定中枢。通过重建战争破坏的经济为剩余资本开辟的空间（马歇尔计划）和通过消除商品交易和资本流动障碍发展世界贸易的承诺（关贸总协定）也已不复存在。国际和地区间竞争加剧以及技术变化加速，破坏了扩张动力并使全球经济陷入了混乱。如同玛丽·卡尔多（Mary Kaldor）的生动描述所示，“西方的解体”正在快速推进。(11)我们能够阻止这种解体，避免萧条、革命和战争（或者三者的某种结合）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认真地回顾一下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和外交政策，这些政策拉开了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战争的序幕，而后者史无前例地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地理。历史可能重演吗？如果可能，那么历史会如何重演，为什么会重演？单纯的类比绝不会令人满意，但是这种类比能够引起严肃的分析和反思。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地缘政治和经济的联盟面对经济混乱时的转变速度。虽然20世纪20年代已经显露出很多脆弱的迹象（德国的恶性通胀、英国令人不满的失业以及美国的投机性浮夸），但是世界上主要的地缘政治分裂无疑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强国的分裂。但是到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分裂为许多敌对的阵营：在英联邦关税特惠制保护下的英国阵营；在强行建立的“共荣圈”中的日本阵营；以及通过政治、经济直至军事统治开始实施生存空间政策的德国阵营。地区阶级联盟的联盟（很大程度上获得了工人阶级的有力支持）逐渐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将自身封闭在与外界隔绝的贸易帝国内部，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徒劳地试图维持“门户开放”政策。但是，如果在过度积累时达到顶峰的强大扩张动力如前所述确实普遍存在的话，那么地区阶级联盟就面临一个可怕的选择：要么内部出现萧条和（可能的）革命，要么外部出现军事冲突（“空间修复”的最终形式）。

其次，尽管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或法西斯德国的高速公路建设确实都是好戏，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市民社会的这种内部转型确实解决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在加入战争前夕，美国的失业率正大幅上升，世界贸易没有或几乎没有复苏，并且除了1939年政府支出直接造成的再投资之外，再投资也没有或几乎没有恢复。因此，吸收资本和劳动力剩余的最佳计划因必须承担财政责任而陷入了困境。实际上，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充分就业和再投资，但后者的实现是以大量资本被彻底摧毁和许多闲置工人化为炮灰为代价的。恰恰是这种毁灭的地理不平衡性使战后在以马歇尔计划著称的仁慈的“空间修复”的保护下为美国剩余资本的吸收开辟了新空间。

再次，当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废墟中产生的引人注目的制度和地缘政治重构相比时，20世纪30年代的内部转型的意义就显得逊色了。在美国（借助当时的世界霸权）的坚持下，“门户开放”普遍出现了，并且得到美国实际控制下的一批国际组织（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项实际上使美国成为世界银行的国际货币协议的支持。封闭的贸易帝国的解体（作为对租借法案的报答，英国在战争期间废除了英联邦关税特惠制）和非殖民化在第三世界培育出了无数独立但经济上弱小的新国家（这非常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出现了许多新国家）。相关国家用尽一切办法来避免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出现相互竞争的权力集团，并且在适当限制劳动力地理流动性的情况下促进资本（主要是美国的）的国际化。在国内外进行收买和压制以保持资本循环在这个自由世界畅通无阻，这成了主要的政治议题。为了这个目的，新的地缘政治联盟形成了，从而在一个国际主义框架内为地区政治联盟的团结奠定了基础。当然，苏联的威胁和反共产主义成了确保相互间可能进行竞争的地区阶级联盟团结一致的意识形态工具。就这种意识形态需要一个有形的基础而言，不论苏联的政策和举动如何，苏联和共产主义集团的地缘政治对峙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都至关重要。

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框架，战后的繁荣在这个框架内出现了。扩张动力的这种成就也威胁到了这个框架。正如我们一开始所指出的，过度积累和贬值显然无处不在，并且对资本主义世界整体及地区阶级联盟的内部团结构成了威胁，使它们有可能解体从而陷入竞争和战争的混乱之中。能否有某种方法避免这种解体及其难以尽述的恐怖后果呢？

结语

我认为，我在这里给出的论证对于阐明我们的困境和解释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同样至关重要。如果我是正确的（我希望我是非常错误的并且历史或其他人很快就会证明这一点），那么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延续是以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混乱和毁灭为代价的。每一次大战都使用了更为复杂的毁灭性武器。资产阶级时代无疑见证了毁灭性力量的增长，这种增长超过了资本主义生存所必需的生产力增长。后者显然不应该需要使用这种毁灭性力量。但是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对此却无动于衷，而是像熊彼得一样对他们所谓的“创造性毁灭”大唱赞歌——而资本家通过这种毁灭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然而，我们现在的困境肯定会使我们犹豫不决。当过度积累的内在逻辑矛盾已经无法从时间和地理的角度找到解决办法时，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会更加失去控制，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相互竞争会加剧，并且对封闭贸易帝国自给自足政策的威胁会逼近。在一个正在解体的国际秩序中为了输出贬值而进行的斗争已经接连出现了，并且交战状态成了政治话语的主要特征。随之而来的是全球大战的危险，这次战争所使用的武器具有巨大且疯狂的毁灭力量，以至于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够幸存。马克思很久以前在那本后来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笔记中草草记下的一段话现如今更加令我们印象深刻：

资本的暴力毁灭不是其外在关系施加的，而是作为其自我保存的一个条件存在的，在这种最为显著的形式中，资本不得不消失，从而为更高形态的社会生产腾出空间。(12)

与引入的战争相比，资本主义引入的著作、知识、科学和艺术要多得多。即便在现今这个时代，并非所有的战争都可以视为资本主义战争。战争也不会随着资本主义的终结在人类社会消失。但是，我们的理论所极力主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考察的那种具有扩张性和技术活力的循环过程被取代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这并非是任何单个阶级或社群所特有的一项任务。我认为，这是我们当前应该共同关注的一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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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1982.

(2)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1982, ch. 3.

(3)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1982, ch. 6.

(4)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ch. 9 and 10, Oxford, 1982.

(5) Harvey, D., "The Geography of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Marxian Theory," Antipode, 1975, Vol. 7(2), pp. 9－21;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1982.

(6) Marx, K.,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1973 (completed 1845－6; first published 1932), p. 539.

(7) Marx, K.,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1973 (completed 1845－6; first published 1932), pp. 533－4; Cohen, G. A.,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Oxford and Princeton, 1978.

(8) Aydalot, P., Dynamique Spatiale et Développement Inégal, Paris, 1976.

(9)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1982, ch. 12.

(10) Harvey, D., "The Urban Process under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78, Vol. 2, pp. 101－131;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1982, ch. 13.

(11) Kaldor, M., The Disintegrating West, Harmondsworth, 1978.

(12) Marx, K.,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1973 (completed 1857－1858; first published 1932), pp. 749－750.

第八章　空间中的阶级、分工和雇佣

理查德·沃克

阶级可以说是现代世界中人类生活围绕其运转的一个无比重要的中心轴，但同时也是最难理解的社会事实（social facts）之一。马克思给出了一个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强有力的概念，并借此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特征。然而，这种理论仍然是可疑的，因为在面对与精简的概念体系不一致的社会现实时，这种理论一直缺乏洞察力。空间是人类生活的另一个基本维度，但是由于缺乏使空间关系可以顺利融入社会理论的方法，地理要素在社会科学中已经萎缩了。幸运的是，试图把“理论实在论”与所谓的“结构化理论”结合起来的哲学话语最近在社会科学中复兴了，这种复兴使一度以辩证唯物主义著称的那种探究精神重新振作起来，同时对基本原则的澄清和系统阐述大有裨益。这种思维方式提供了一条道路，使我们可以走出阶级分析和地理学碰到的死胡同，尽管为了推进分析工作，精致的哲学工具必须安装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这一强大“机器”上。

在社会理论中，阶级分析一直受到四个问题的困扰，但我们可以借助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亦即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化”方法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将在第一节中探讨的结构和能动性问题。

阶级分析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社会世界（social world）的层级化。社会系统由几层嵌套且重叠的子系统组成，这些子系统自身具有不可还原的结构。结构和能动性的相互作用并不是结构机制与偶然力量的简单二元对立；真实的事件总是多重“规定性”或原因的结果。尽管这些规定性或原因的重要性不同，但是在阶级问题解决之前，其他方面的研究也不能完全撇开，因为这些中介系统从一开始就对这一问题的产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按照这些方法进行阶级分析的主要难题是阶级与分工的合并（conflation）。因此，在第二、三、四节中，我试图弄清社会分析的这两个基本范畴之间的差异。

第三个问题是生产方式如何容纳阶级。阶级的社会构建与社会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动力机制有关，这意味着阶级分析不能局限于社会学领域。阶级分析与一项艰难的工作密切相关，即在马克思奠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框架。我在对阶级和分工的探讨中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在第五节对雇佣关系的详细探讨中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阶级理论不断在空间的现实面前碰壁。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具有抽象的去空间的特征，从而留下了一个漏洞。不过，这个漏洞已经为阶级无涉的中心—边缘剥削理论等所填补。在第六节中，我将把地理要素作为阶级与分工在工作场所中互相协调过程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来处理。我认为，在结构化且层级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中，阶级是一个不可还原的空间维度。

在探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想纠正关于阶级的地理学研究中的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次序排列谬误（fallacy of sequential ordering），也就是把空间（位置）的使用看做是一个先在（pre-existing）阶级所要处理的问题。这是工业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的标准分析模式。这种模式完全没有理解结构化的意义，没有理解把空间纳入阶级形成过程的意义。第二个错误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在许多激进社会科学家“重新发现”空间之后随即就出现了。这个错误就是分解谬误（fallacy of decomposition），它认为空间的引入必然会破坏作为协调性社会实体的阶级。这种观点没有充分认识到阶级形成过程中的复杂性和能动性。

阶级的结构化

阶级“问题”始于我们不能够通过对日常社会世界的经验性审视把阶级以一种自明的方式揭示出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已经做过各种尝试来处理阶级理论与明显的现实之间拙劣的一致性，我将会对这些尝试作简要说明。

第一种尝试是将阶级视为一个完全经验性的范畴。因此，阶级似乎是个人可以依据自身重要特征被归入其中的盒子。这种经验主义的谬论至少可以追溯到考茨基（Kautsky），并且通常导致把不符合标准的群体从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中完全排除出去，将这些群体归入规模可观的中产阶级（新小资产阶级、新阶级等），而后者吸纳了大量的平民以至于使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了。(1)

对这个困境的一个回应是，把理论与现实不一致带来的所有问题推入意识领域。换言之，无产阶级客观上包括大量群众，但是他们并不完全了解这一点或据此行动。这就是卢卡奇（Lukács）关于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意识到自身）的二元论。(2)汤普森（E. P. Thompson）实现了对传统的突破从而产生重要影响。他直面这一困境，关注人们的日常主观经验，而不是事后的反思，将前者作为阶级形成过程的核心。(3)这样，历史、模糊性和斗争被重新引入了这场论争——但论争已经是学术性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有了生命气息。但是，汤普森对能动性与结构的辩证法的紧抓不放后来表明是靠不住的，并且在这种方法中，经验的主观性和创造性方面与其在经济关系中的客观基础之间的关联时常被削弱，因此这与马克思的分析几乎没有相似之处。(4)能动性压倒了结构，并且经验主义的问题仍然存在。历史一直是一场带有许多旋涡但却没有主流的大洪水。普沃斯基（Przeworski）努力掌握结构与能动性的辩证法以便进行阶级分析，这种努力已经极好地再现了汤普森的精神，但仍然有同样的缺陷：经济关系几乎从讨论中消失了。(5)

近来，已经有学者数次尝试恢复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客观”特征，同时承认阶级范畴与经验立场之间的一致具有一定程度的复杂性。普兰查斯将结构理论引入阶级研究，但是他引入这种理论的方式是一种非常严格的结构—功能主义的方式，因此他仍然十分迷恋阶级立场和阶级界线，没有为结构和能动性的相互作用留下任何空间。最终，他加入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验主义批评家行列，几乎把每一个人都从工人阶级中排除出去。(6)相反，怀特（Wright）的解决办法打算引入矛盾的阶级位置（contradictory class locations）这一概念，依据这个概念，人们可以因为客观的经济原因在阶级界线上持骑墙态度。(7)这种方法有针对性地处理模糊阶级地位问题，并且是一种被很好采纳的方法。但是，怀特也未能真正关注结构化的观念，最终只不过是在经验层面上做了一些堆砌补充工作。(8)

对阶级的所有这些探究都因缺乏哲学眼光而遭遇困境，这使得随后的所有理论构建无法进行。因此，必须列出辩证唯物主义阶级观的四个基本要素——我认为这四个要素与现代结构化理论是相容的。(9)

第一，阶级是一个结构范畴。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机制”的一部分。这一机制的存在不依赖于个人的意志，因为人们陷入总的社会关系之中从而受到束缚。阶级的机制只有通过其效果才能够得到证明，而效果通过人类历史的无数偶然原因得到反映。这种机制并没有一一对应的经验呈现，因为社会发展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不是一个封闭的实验场所。然而，对于底层结构的这种诉诸不能够用来回避某些关于不一致的范畴、矛盾的位置、混合的生产模式甚至附属阶级在资本主义总体中的位置的问题。毋宁说，这种诉诸是要使讨论突破其经常陷入的经验主义束缚。因此，阶级被看成是力线（lines of force），而不是限定生存的笼栏。

第二，阶级在一个层级化的社会世界中发挥作用，而这个世界中形成了许多具有自身结构的子系统；因此，实际存在的是多重在起作用的规定性或力量，而不是遭遇一系列随机偶然事件的单一结构。这些结构化子系统的种类远比阿尔都塞的经济体—政治体—意识形态（economypolity-ideology）的三元组合所暗示的要多。一些是正式的机构，而另一些很难描述；一些是基本的子系统，而另一些则相对不太重要。社会分析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切开层级化实在（stratified reality）的各个嵌套层，确定不同子系统的一致性及其作为有效原因的结构力量，并且确定这些因果力在事物总体形成过程中的影响权重。活的社会（living society）是由许多色彩和图案编织而成的，这些色彩和图案赋予总体结构以与众不同的特征。

第三，阶级的形成也是一个创造性过程；阶级是人类能动性的产物。这并非是指人们要学习扮演固定的阶级角色，而是指他们要从实践维度逐渐理解以阶级为基础的游戏规则。结构的再生产虽然非常依赖于强有力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亦即布迪厄（Bourdieu）所谓的“习性”，但也为创造力和变化留有余地，这种安排方式使最好的正式游戏也自愧弗如。(10)在这个意义上，结构是促成性的（enabling）。因此可以断定，能动性不能够仅仅被移植进结构；它并非是“规定性”的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对应物，而是群体和个人最具创造力的活动与不可见的结构条件相联系的方式。结构力量会暗中起作用，但是这种力量依赖于人类能动性。没有个人和群体的主动创造活动，阶级结构就不能够进行再生产，资本就永远不会积累起来。阶级力量并非是一种行动者完全依赖于自身的本事就多少可以发挥出来的潜在能量。这种力量必须在追逐现实利益的过程中被使用，以便维护自身生成的条件。例如，一个资本家必定会充分地控制工人，以便其资本投入能够赢利或将来能够控制这些工人。

最后，上述三点推导出第四点：阶级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阶级结构会不断变化。当被资本束缚的人类创造力引入新的行事方式时，旧有的生活形式、组织形式和思想形式等都发生了转变。新出现的形式既有过去的印记，也有现在秩序的功能压力和限制的印记。阶级关系必定在不断变化的环境里通过大量制度、行动者群体和个人生活路径的全部交叉层面不断地形成和再形成。权力、剥削和意识形态霸权等问题的解决必定是一个反复和多变的斗争过程。此外，辩证的阶级概念必须为创新的和非功能的变化留有余地——这种变化甚至是完全不可预期的、矛盾的和功能失常的情况。能动性与结构逻辑相互斗争，层级化的子系统相互冲突和渗透，而过去面对着未来的可能性。但这些观点并非返回到了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资本确实仍在积累，工人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的拓展而崭露头角，并且社会科学家毕竟能够排除不确定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基本运作机制——尽管与一代代乐观的科学社会主义者和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所愿意承认的相比，捕捉社会历史的本质也许是一项更为艰难的工作和更为不精确的事业。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人们已经发现阶级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现象。但是，一旦我们开始通过将分工、雇佣和工作场所区位作为资本主义的交叉“层面”纳入考察来丰富阶级分析，我们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这一困境以及结构化方法提供的契机。

阶级权力和生产

我们一开始必须探讨一下阶级作为一种特定结构化关系的实质。在最为抽象的亦即形而上学的层面，阶级是人群之间的一种权力关系。然而，如果我们的界定如此宽泛，那么我们所给出的将不是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而是达伦多夫（Dahrendorf）的阶级概念。(11)我们应该把对人类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支配（domination）的研究留给福柯及其信徒；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要求一个权力对象和一个目的，而不是支配本身。(12)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定义依据于生产关系，也就是人类从事劳动以改造自然、维持生存的社会条件。对这种关系至关重要的是，剩余劳动（剩余产品）从直接生产者那里提取的方式（剥削、分配）、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财产权）和对生产的支配程度（劳动过程的控制）。诸如资本主义等生产方式被认为是这些要素对应于一组生产力的特定配置。这几乎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常识和共识，但问题就出在这里。

显而易见，在这样的一般性层面上，阶级概念仅仅是思考的一个指导方针，并不能够承载高度的历史具体性（historical specificity）。它告诉我们去哪里找，但没有说我们会发现什么。阶级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现象，我们不能够通过几个固定僵化的范畴来把握它。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往返于抽象和具体之间，这能够更好地澄清和丰富这两个方面。

这里一个常见的错误是将普遍化与抽象化相混淆。(13)从资本主义研究中产生的阶级概念在怎样的抽象水平上可以普遍化到其他生产方式中，这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本质是什么并非是同一个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能够在怎样的抽象水平上使用阶级作为分析工具开始有意义地谈论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历史。马克思也许运用了经典的三元组合——剩余的提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劳动过程的控制——开始其对阶级的探究，但是他并没有止步于此，因为阶级是一个历史构造物。

下面我来举例说明这一点。在英国和美国工业资本主义即将兴起前，存在一个商人资本家阶级，该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这些资本家对贸易手段和商业货币的控制来界定的，但是这些资本家并不控制生产及生产资料。同时还存在一个小业主（small master）阶级，这些小业主拥有自己的工具并且指导学徒的工作（怀特非常错误地反对约翰·罗默［John Roemer］并断言，如果不运用阶级权力控制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就不可能存在阶级剥削关系：这种剥削关系恰恰是小商品生产和商人资本之间联系纽带的运作方式。不过他完全正确地声称，罗默的完全没有引入阶级权力的经济剥削模型纯属虚构）。(14)马克思注意到，“一部世界历史存在于”这一过程中：使农民和土地分离，使技工同其工具分离，以及创造一支薪资工人大军，这为前资本主义制度增添了一个新的元素，但是并没有立刻将其彻底改变，也没有缔造一个全新的阶级体系。薪资工人作为码头散工或修路散工与小商品生产共存了很长时间。如同普沃斯基所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的形成不仅取决于薪资工人同生产资料分离这一事实，而且取决于新经济吸收薪资工人的方式。(15)所以，说薪资工人界定了阶级是不充分的。

因此，最为关键的要素可能是新兴工业资本家阶级对于工人的实际吸纳（控制）。这对应于制造阶段（具有高度细节分工［detaildivisionoflabour］但几乎没有机器的小作坊），小资本家在这一阶段控制了生产和雇佣薪资工人，但并没有取代他们所依赖的商人阶级。因此，关键的一步是，商人资本家在工厂体系和信贷货币广泛发展的阶段被取代以及工业资本家获得金融和商业的独立性；这一点直到美国内战时才大致实现。正是这种事态符合怀特对阶级的三重定义：对劳动过程（可变资本）的控制、对生产资料（实体资本）的控制以及对投资（货币资本）的控制。(16)但是，问题的探讨并不能就此结束。这个定义忽视了资本家对劳动过程的控制程度问题——许多工厂在相对未机械化的过程中使用熟练工人，因而这些工厂里的劳动过程控制程度非常低。例如，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钢铁业中的情况就是如此。为了解决这种独立性引起的这一理论逻辑问题，布雷弗曼（Braverman）引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个阶段见证了这群传统的熟练工人的毁灭过程。(17)正是由于工业资本家摆脱了商人的控制，一个全新的金融和金融家世界出现了，这使得阶级结构变得复杂。对工业资本的控制是否也意味着对信贷和银行体系的控制？这在摩根（J. P. Morgan）的鼎盛时期可以说恰恰意味着相反的结果。从摩根的操纵中产生的现代企业的情况怎么样呢？这就引入了一个新问题：如何控制企业管理。

如果我们客观地分析有关资本家控制的这些问题，那么就容易看出困境所在。我们不可能说出真正的资本家阶级出现在什么阶段。简言之，我们不可能确定一个一成不变、整齐划一的阶级定义。

阶级的维度数也不能够被轻易地界定。我们还以怀特为例来加以说明。他决心把阶级还原为一个经典的三元组合，但是当他认识到阶级的更多维度时，这个三元组合发生了变化。在一篇论文中，他首先开始探讨劳动过程，接着选择对自己劳动的控制、对工具的控制和对他人劳动的控制作为三个基本要素。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他认识到这种做法是不适当的，因为它遗漏了对资本的控制，于是这个三元组合变成了对货币资本的控制、对实体资本的控制和对可变资本（劳动）的控制。(18)困境就在于这个要素列表可以轻易地扩展到资本生产、循环和组织的其他方面，例如劳动产品（商品资本）的控制、银行信贷（虚拟资本）的控制或企业组织（企业资本）的控制。马克思的方法是想要从一个“梗概的”阶级定义出发不断提升和拓展研究，并非仅仅为这一分析添加了要素，而是从新的视角重新构造了原先的范畴。换言之，马克思对于阶级维度的分析是其对资本维度的全部研究的一部分(19)（《资本论》中研究阶级的未完成的神秘篇章所暗藏的“秘密”就是：任何已经读过这本著作其余部分的人都丝毫不会对这一篇章感到意外）。

如马克思所示，一旦工业资本发展成熟，它就会彻底改变经济和社会，这种改变很快就远远超过圈地问题或手织机织布工亦即薪资工人带来的影响。诸如工程和销售部门等具有经济重要性的领域已经开始出现，这些部门已经成为阶级变化的最前沿，并且与薪资工人出现的形式条件一样成为阶级“本质”的一部分，而如今这个形式条件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已经不比从前了。这无论如何没有削弱经典无产阶级化（classic proletarianisation）的历史意义，但薪资工作现在仅在弱意义上确立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阶级是一种在不断变化的条件面前必须不断维护、拓展和再造的权力关系。所以，阶级与作为一种生产、循环和剥削体系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卡切迪（Carchedi）坚持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框架内为阶级下定义因而是正确的，尽管他的分析有很多问题。(20)

总之，不仅阶级斗争的过程，也就是阶级结构化背景中人们的日常冲突“决定”着阶级关系的强度和阶级形成的透明度，而且阶级斗争的舞台必定是一个发展变化的经济体或生产体系整体。然而，如果不深入研究政治经济的另一个基本层面——分工，后者就不能被充分地探讨，阶级形成的问题也不能够解决。

分工

分工是指社会中工作的组织安排，也就是社会劳动的分配。分工通常已经不再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范畴出现。一方面，它已经被“功能”这一术语取代，这一术语与劳动和生产已经没有关联，而与战后的功能主义社会学相联系；(21)另一方面，它已经被还原为单纯的技术，一如“技术分工”这一短语所表明的那样。例如，怀特利用这两个术语作为其阶级概念的对应物。(22)

分工与技术或生产力之间的区分尤其困难。技术至少有四层含义。第一层是指对自然的实际把握（知识）；第二层是指生产技术，也就是为了制造预期终端产品所遵循的实体步骤、过程；第三层是指生产资料及其能力；第四层是指社会劳动综合上述三个方面所具有的总能力。(23)这四层含义中没有一层是指为贯彻落实众多具体的生产技术方案进行的劳动组合（或分工）。这种组合或分工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部分。

然而，这种区分并不像以上所表明的那样清楚。一方面，作为个人工作任务、工作体系和工作单位间的分工具有强有力的技术基础；另一方面，社会关系渗透进技术，这不仅体现在就地对技术的实际选择，而且体现在某些工具和机器的类型，甚至体现在技术知识的传播途径；最后，工作的组织安排本身就是一种技术：作为对人类互动把握的组织能力、作为劳动分配技术的组织方案以及作为生产资料的组织。但是，技术基础，亦即对自然和我们自身本性的实践把握绝不会决定人们实际行事的方式。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的组织安排除了涉及技术外，至少还有两个基本的考虑因素：竞争资本的经济核算和阶级（劳动的控制）。但是，分工并非是这三种力量的简单产物，也不是其他力量的简单产物。它本身作为社会秩序化（social ordering）的一个特殊层面具有整体性。这个层面反过来成为一种影响区别于社会阶级关系的社会生活其他部分的结构化力量。

马克思区分了社会分工与细节分工(24)，我们需要详细论述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因为“分工”这一术语引起的误会并不小：“划分”（division）一词强调工作团队的计划和个人的任务之间的区分。但是，计划与任务之间的联系对于劳动在社会生产中的分配方式也同样重要。因此我们可以说，细节分工是指既定计划或工作单位中的任务（职业）区分，而社会分工是指计划之间的区分。

细节分工的实践意义没有出现大问题。然而，细节分工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任务专门化（task specialisation），因为很少有工人实际只从事一项单一、既定的技术任务；成功组织安排工作的关键是如何把许多任务结合起来，并将它们分配给人数较少的工人。

社会分工更难明确说明，因为它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模糊且内容极其丰富的概念。这个概念随着新的商品、新的生产方法、新的循环手段和新的组织形式的出现而发展。我们至少需要作出以下区分。

1．在商品生产亦即通常所谓的“工业”的各个部门之间作出区分。

2．在商品的整个生产周期的各个阶段之间作出区分，这个周期包括（1）直接的生产过程，也就是加工处理或构件组装系统的循序阶段；（2）延伸生产过程，包括正常生产前的产品研发和产品递送、安装后的维护和修理服务。

3．在生产和交换（商品流通）之间作出区分，并在交换领域中对诸如批发、零售、广告和运输等环节作出区分。

4．在商品流通与货币和货币—资本（包括信贷货币和虚拟资本）流通，也就是各种银行、保险等业务之间作出区分；

5．在资本的各种组织单位，也就是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其他公司之间作出区分。这种区分与其他区分相互重叠。

社会分工与细节分工之间的划分界线是不断变化的。生产系统通常包括几个技术上分离的循序过程或同时过程，这些过程会以各种方式结合或分开，对经济、劳动控制和其他考虑因素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对于实现一个集体计划而言，任务或工作团队的密切配合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认为一起完成的工作任务总是具有密切的技术关联。例如马格林（Marglin）认为，工业革命时期最早出现的工厂把工人召集到一起主要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劳动果实（绝对剩余价值），而不是因为这样做在技术上是必要的或能够提高经济效益。(25)但是请注意，一旦我们开始研究细节分工和社会分工之间的差异，空间就理所当然地进入了讨论。对分离的工作场所进行空间划分通常是区分二者的最为有效的基础。然而，这并不是说分工与阶级的“结构”力量不同，仅仅是一个经验概念。(26)我们必须把工作组织和生产系统的底层结构从企业、工厂、部门和岗位的不和谐现实，以及空间分工中抽取出来。

细节分工和社会分工都与垂直或等级分工相互交叉。这引起了进一步的混淆，而后者与管理和公司等级体系等概念的交叉则加剧了这种混淆。例如，在细节分工内部，我们可以发现直接劳动过程的各种等级的管理者或指导者。如吉登斯一样仅仅根据“权威结构”或阶级控制体系来处理这种区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27)一切大规模劳动过程的组织安排都需要指导，这与社会的阶级属性无关。此外，它还需要各种劳动技能，以及对生产技术和不同等级社会地位或多或少的控制。混淆出现的原因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管理和控制很快就成为充斥大量阶级关系的资本的职权。(28)社会分工中的垂直元素，甚至不仅在公司内部很难处理，而且在资本看起来较高和较低的职能之间也很难处理。无论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怎样，对大组织、调研和营销活动或货币流通的控制都暗示了社会生产整体控制的极为不同的等级。技能的区分和某些类型工人的缺乏加剧了这种等级分化。

充斥着权力差异的关系因而从分工和社会生产的实际实施中出现了。换句话说，分工提供了一个实轴（material axis），人们围绕这个实轴发展能力、知识、交往和权力。这些权力关系起初独立于阶级关系，尽管这些权力关系很容易与阶级权力关系相重叠，甚至被吸收进后者。对于阶级的所有探讨都因这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而犯了错误。马克思的批评者们不断地质问，所有权和剥削如何能够是权力的唯一源泉和对象。回答是：它们不可能是权力的唯一源泉和对象。因此，问题就是如何使分工和阶级互相协调，同时又不消除各自的独特性质。

阶级和分工

阶级和分工永远搅和在一起；要么阶级成为分工的一个维度，要么分工成为阶级的一个维度。有几种方式能够把这两个范畴割裂开来。

第一种错误是使阶级成为分工的一个维度。这种错误有几个变体。第一个变体把阶级看做是一切社会生产过程中生产力和内在指令功能的产物。虽然阶级可以从社会分工的差异中历史地生成，但二者在特定的时刻都不受控制。第二个变体论及职业类别（occupational classes），把阶级力量归结为社会生产中出现的一切差异，从而使阶级力量变得无足轻重。(29)第三个变体把不同的阶级地位赋予剩余价值的生产者和非生产者（non-producers）。(30)第四个变体把交换阶级和生产阶级区别开来。(31)后两个变体未能认识到工业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和流通的统一性（这并不是说，在一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例如小商品生产和商人资本的连接模式中，我们不可能根据生产和流通来明确地界定阶级）。

第二种错误是把分工插入一个在先的阶级框架中。第一个变体使每个阶级（资本家、工人等）都进行内部分工，但这种分工并没有改变预先确定的阶级界线。(32)第二个变体，也就是怀特的自相矛盾的阶级定位，允许阶级界线模糊不清。管理者和专业人员的中级地位是以他们各自对他人或自身工作的控制为基础的。怀特未能认识到这些特征实际上取决于他们在分工中不是作为组织工人就是作为熟练技术人员的地位；相反，他试图把这些特征硬塞进阶级关系中。(33)第三个变体也是怀特提出的，它把分工归为“功能”的位置，同时把“结构”的概念留给了阶级——仿佛阶级不具有功能（例如，剥削）或分工不具有结构。(34)换句话说，怀特没有意识到，为了理解社会秩序的复杂性，必须把多重的结构化层面／系统结合起来。

一旦分工作为社会结构化的一个层面可以具有适当程度的独立性，那么围绕阶级论争出现的许多混淆就可以被澄清。这就是怀特和卡切迪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近来最老练的倡导者所面临的困境的核心。他们试图使阶级关系概念更精细，具有多维性，但在这一过程中却引入了分工的元素。我们绝不可以使分工陷入阶级之中并且承认二者的因果功效（causal efficacy）。但是，二者并不是作为分离的系统存在而且也不是一旦工业运转起来就并列存在；这就是我们常常在普兰查斯和其他阿尔都塞主义者那里发现的那种台球结构主义（billiard-ball structuralism）。(35)阶级和分工同时是资本主义生产及其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的特征：相互影响和相互变更，但却独立地结构化。二者都围绕资本运作：资本生产、资本分配、资本流通和资本积累。首先，我们可以说，阶级是从价值角度审视的资本—劳动关系，也就是一个群体靠另一个群体劳动生活的方式，而分工是从使用价值角度审视的同一关系，也就是榨取剩余价值所必需的生产和流通的实体／实践方面（这种区分并不完全是真实的，因为分工是以劳动在不同部门分配的形式进入到价值体系中；但是我发现这种区分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第一近似值［first approximation］）。

在层级化决策领域中，阶级可以占据一个更为基础的位置，但是分工在阶级的基本运作中仅仅是一个调节器。二者的发展相互促进。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资本和资本家控制了当时的分工，并且通过摧毁家庭单位使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把工人聚集到作坊和工厂、使细节分工合理化等。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分工中的这种变化过程一直在继续。某些变化是直接运用阶级权力的结果，某些变化则是阶级力量促进建立的经济制度的间接结果。在其发展过程中，甚至在实体产品本身中，技术、工艺渗透着阶级关系——这种观念到现在已经完全确立起来。实际上，劳动的组织安排（分工）作为一种半技术的（semi-technical）系统甚至也受到阶级的深刻影响。

然而，相反的情况也是真实的——只不过认识到这一点的人相对较少。由于分工已经扩大，变得复杂、细致，并且被重新组织，这导致人类活动出现了新的维度，包括：新工作、新过程、新知识、新工厂、新公司等以及由此产生的新权力来源。这些反过来成为阶级斗争的场所和工具。资本要想能够有效地运作就必须力图使自身能够控制最重要的经济组成部分。资本家阶级的权力同资本一样，必须扩展自身才能够进行再生产。

断言阶级不受分工影响或者阶级权力完全包含在对劳动、物质生产资料和货币的控制之中，这犯了卡切迪的错误。卡切迪最大限度地认识到阶级权力的前沿性和多维性，致力于探究其所谓的“全球资本”和“集体劳动”的“功能”。(36)不幸的是，他显然也一度把阶级搁置起来。例如，现代信贷体系对资本的运作极其重要，导致出现了新金融家群体、新货币工具和诸如联邦储备银行等新机构，这些必须被吸收进资本家阶级及其实践中。因为这种情况下与预先存在的资本和资本家的关系非常清楚，所以这种转变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就现代医疗中心、职业运动或工程专业而言，情况就不同了，这些方面或多或少被不完全地带入了资本星丛（constellation of capital）之中。

恰恰因为阶级一体化问题对于分工中的许多人和职位而言仍然在一定或很大程度上悬而未决，所以“服务部门”和“职业—管理阶级”提出的各种问题仍然是一个活跃的论题。(37)如果我们试图把这些问题硬塞进一套刻板的、预先确定的阶级盒子中，那么它们就不会与其相称。如怀特所暗示，我们最好承认与阶级相关的许多职位的模糊性和矛盾性，同时强调社会中正在发生的、有关阶级权力的实际情况。但即便如此也是不够的。按照怀特的看法，现存阶级维度的明智结合不可能包含不断变化的分工。这些维度本身必须在理论上得到扩展，因为它们实际上是要处理权力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新问题。既然两者都是不完善的且都充满了困难，并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变化是持久的，因此阶级形成必然是局部的，而阶级结构化也必然是不完整的。我们必须继续面对历史的开放性。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有力的分工概念，我们就不能面对这种开放性。如果没有分工与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那么阶级分析的困难看起来就完全在于承载内容过多且不适当的阶级范畴，并且为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方法辩护就成为不可能。

我们现在能够把生活经验构造和阶级形成的一个基本场所隔离出来：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分工产生的工作场所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相遇。我们将会发现，即便我们研究那些阶级关系应该最简单和最明显的地方，我们也必须处理结构层面问题、人类能动性以及为解决阶级问题将资本主义在其最复杂的形态中进行分析的需要。

资本和劳动相遇的地点：雇佣关系(38)

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每一个工作场所中，劳动和资本都结合起来以便完成一个具体的工作计划。因此，每一个工作场所都在社会分工中的一项计划里结合了细节分工和阶级。阶级在社会生产中的这种交叉对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就是对于创造剩余价值和获得生活资料而言都是必要的。(39)然而，工作以及完成工作所必需的分工所做的不仅仅是确保劳动（力）的交换和剥削；工作的具体活动是阶级经验和阶级形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40)资本和劳动在工作场所中的结合因此并不仅仅是分工和阶级的相加；这种结合凭借自身的能力产生了某种作为结构化子系统的独立生活——“相对自主性”。因此，处理它需要一个新的范畴：雇佣关系。

以下因素构造了雇佣关系。

第一，每个工作场所都具有一个生产过程，而这个过程带有一个被计划的实践问题和技术问题有力限定的“绩效结构”（performance structure）。虽然必须承认工作组织的技术成分，但是我并不想将这种技术成分作为一个缺乏社会和历史基础的、严格的外生变量引入。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当然被有力地包含在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产生的需要之中；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手段也同样如此。一方面，计划并没有使技术从人类劳动与自然系统的一种理想的科学配合中产生。我们所做的依赖于我们所能够做的，而后者依赖于科学工程知识的状况、现存原料和机器的技术能力状况，所有这些都是通过生产中实际问题的解决以及科学洞见的抽象飞跃长期发展出来的。(41)另一方面，通常会有一些能够达到同样目的（或大致相当的目的）的技术可供选择。交换（价格）和工人控制状况（参见下文）在短期以及长期的技术发展过程中对技术的选择有相当大的影响。

第二，工作场所具有这样一种结构：资本主义（管理）控制和工人反抗。这种结构尽管以阶级关系为基础，但也牢牢植根于计划的技术本性之中。换句话说，完成个人的任务需要某种工人技能、纪律、自主性和创造性等条件，而任务的交叉要求工人间的某种互动。这些条件为工人的反抗提供了基础。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管理建立了各种控制系统以便鼓励完成任务，压制斗争状态并且保持自身对于劳动过程组织安排的特权。(42)资本从来没有完全统治过生产王国，因为工人的知识和创造性投入是一切工作的必要元素。(43)因此，必须参照工人合作的条件和产生于计划本性（和别处）的工人反抗根源来调节控制的欲望和劳动的强度。生产的“控制结构”总是包含了这种矛盾。

第三，雇佣关系具有一种经济的交换组件（exchangecomponent）或“奖励结构”，后者源自在开放市场上雇佣劳动（力）的需要。除了正式工资外，劳动交换还包括福利、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和晋升速度等内容；但是其核心是剩余价值在劳动和资本间的分配。一方面，奖励体系受到资本支付能力的强有力限制，而这种能力的基础是企业和公司的经济状况：市场的健全性、投入成本、竞争程度、管理能力等。另一方面，劳动力的奖励需要取决于历史的／地区的生活标准、劳动（力）的稀缺性、斗争和组织程度等因素。生产的相互矛盾的考虑因素就处在这两极之间，而奖励系统既充当工作激励手段，也充当一种劳动控制形式。

第四，有一种方法通过管理者和工人间的积极“阵地战”（war of position）把以上三种结构化元素真正结合在一起。这种方法并非是一个在“推论性意识”层面进行的完全合理的目的—手段（ends-means）计算或对于结构本身的洞见。(44)确切地说，它是以对即时状况以及它的社会规则和收益的实际了解为基础的。个人行为通过社会化被纳入每一个工作场所的特定社会秩序中。某些带有独立生活的社会“博弈”形成了，这种社会博弈尽管以要做的工作（社会分工）和阶级关系为基础，但是也掩盖了后者并且常常干扰前者。布洛维（Buraway）把工作场所的社会秩序称为“生产中的关系”。(45)

有关雇佣关系的这种观点明显不同于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现有的其他理论：新古典主义的观点认为，劳动交换可以简化为对绩效的直接奖励；激进劳动过程观点认为，劳动交换和绩效（技术）主要源自劳动控制的考虑；劳动市场碎片化的观点认为，组织劳动交换（劳动市场）主要是为了（以支付能力和分而治之的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剥削；工业社会学的观点认为，反抗（异化）和控制（权威体系）源自与阶级权力和经济剥削无关的技术和分工。这里给出的方法在经验层面似乎可以从对四种行业的一项研究中得到辩护。这项研究发现，绩效、控制和奖励这三个变量在统计上具有极其高的独立性，并且在每一种行业中，这三种变量的结合都各有特点。(46)

虽然我对作为社会秩序化和阶级形成的决定性力量的雇佣关系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但我并不想夸大其所具有的自由度。尽管关于雇佣的这种多元且开放的观点允许跨行业的可能变动，但是遍布一切资本主义工作场所的控制力量和对相关角色冲动的限制一直存在。雇佣仍然是一种带有资本主义再生产所固有的明确限制和压力的结构化关系。(47)换言之，在先的阶级关系、技术关系和市场经济（竞争、产品利用等）关系使雇佣结构化，而工作场所就被置于这种关系中。

斯托珀（Storper）与我都特别强调劳动过程的技术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超越了无数单个的产品线和工作场所，并且使它们的序列更为宽泛，例如批处理与装配线。我们在别处确认了六种重要的劳动过程类型，从小批量装配到连续流处理。(48)详细情况在这里是不重要的；至关重要的是，分工的技术基础施加的一种结构化力量强有力地影响了雇佣关系，并因此影响了工作场所的社会秩序，而工作场所是阶级冲突和阶级形成的十分关键的场所。

至此，我一直以一种十分静态的方式探究雇佣，对于我们阐明作为一种动态历史过程的阶级形成的任务而言，这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必须详细阐述雇佣的时空维度，也就是“工业区位”这一标题传统上探究的内容。这一墨守成规的领域在此过程中可以变出点新花样。

时空中的雇佣：空间分工

劳动和资本必定在时空中结合起来。雇佣不仅仅发生在空间中；参加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创造、毁灭和再创造可以维持的雇佣关系，并且在此过程中使用空间作为一个策略变量。这是理解空间分工的一把钥匙。(49)这对于阶级形成也至关重要；劳动和资本仅仅存在于时空中，并且仅仅通过时空中的相遇存在。

雇佣变成一个空间问题。换言之，一种空间分工出现了。因为在这一历史阶段生产和再生产必然具有三个客观特征。

首先，资本家为了生产必须投入固定资本（工厂和设备），并且他们必须确保流动资本（原材料和劳动力）在即将进行生产时正常运作，并且确保他们的产品进入流通（市场）。这是传统区位理论的标准论题：市场以及联系固定生产地点的交通运输。由于工业生产场所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上有差异，他们的投入与产出关联以及劳动力需要会有不同。(50)

其次，工人为了生产需要某种固定性。这既是指消费基金中的固定资本，例如住房、学校和公园等，也是指确保社会关系发展按照惯例所必需的时间。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生活在物质上和社会上都会变得贫乏。工人阶级社群形成过程中的固定性这一要素本身在劳动力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分歧（social divergence）。人们并不是任意地跨越空间混杂在一起。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和特定共同体的工业历史中的各种根源加剧了这些分歧。(51)因此，我们不能够像通常那样，认为消费和劳动力再生产领域同工作完全无关。(52)

再次，为了使工作场所出现一种可运转的社会秩序，雇佣关系需要一些时间和稳定性。相反，雇主必须通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占有工作场所来重新创造阶级关系。

当然，所有这些都不是绝对的。但是，固定性是人类生活和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持久特征。问题实际上是一种生产过程对于另一种生产过程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流动性。由于诸如电子货币支付、电话通信和跨国公司等创新发明的出现，现如今的资本已经具有高度的流动性。(53)但是，资本仍然必须把一种实体形式作为生产设备。同样，资本通常并不投入到全新的工厂，而是添加到现有的设施中或从现有的设施中消耗。资本的流动性还有其他一些障碍，例如小公司几乎没有投资搜寻能力、信息或金融联动不发达以及个人不愿意挪动等。各个行业在物质固定性上也有很大不同，建筑和运输活动四处漂泊，而某些矿井或大型钢铁企业生命期却很长。(54)劳动力也会迁徙。虽然这常常是由资本运动引发或由其直接推动(55)，但是劳动力迁徙一旦成为一股潮流自身就具有一种动力，这也许与工作期望几乎没有关系。

此外，各行业为了保持成功的雇佣关系所需要的稳定性程度也有差异。某些雇主例如汽车公司或制造公司想要获得稳定的、低流动量的劳动力，这些公司可以依靠他们获得可预期的、知识型的长期绩效。许多工人阶级社群开始以这种稳定的雇佣为基础，这种雇佣可以为住房等作出长期财务承诺，并且一代代的工人将会不断回归这种雇佣。但是，许多行业中的雇佣具有一种独特的内在变动性，例如，19世纪马塞诸塞州林恩的制鞋业具有季节性，现代喷气式飞机生产受到军费开支的影响，而从事电子组装的工人流动量一直很大。(56)我们发现，与这些行业有关的劳动力和工人阶级社群对于不稳定的雇佣状况具有更高的适应度，他们可以在其他部门找反季节的工作，在同一行业内跳槽，暂时离开回家做家务，或者在必要时补充到一支全新的劳动力大军中。当然，这种情况下的“成功适应”可能意味着接受较低的生活水平或家庭和个人生活的极度不稳定性。因此，我们不应该总是把雇佣实践的规律性与严格的稳定性联系起来。

无论涉及的个人或市场稳定性程度如何，每一项雇佣关系都依赖于时空中一定程度的规则化实践。但是每一项雇佣关系会不可避免地变得不稳定，被破坏，从而要么终结，要么被以新的形式构建。不稳定的根源大体上有：首先是外在资本环境变化产生的根源，例如宏观经济循环、公司间的竞争或产品市场等方面的变化；其次是工作场所外的工人产生的根源，例如当地供给逐渐减少，社群内部争斗加剧或移民的国籍变化等；再次是雇佣关系本身的冲突产生的根源，例如熟练工人的交易杠杆，压迫控制系统导致的高流动量或习惯实践面对为了保持竞争力而引入新技术的不断需要表现出的死板等。因此，资本主义和雇佣的本性中有一种必然的倾向使得雇佣关系在工业发展过程中不得不解体并被重构。

空间中的雇佣因而具有两个维度：分配的（横向的）维度和时间的维度。前者是指每个工作场所中的资本主义劳动力需求在地理上与可利用的劳动力相匹配。无论是资本接近既有的劳动力供给，还是劳动力流向雇佣地点，这种匹配都会发生。然而，分配是对于这一问题的一个相对静止的构思，这个构思仅仅使我们初步摆脱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工业区位理论。具体雇佣关系的建构与毁坏加上雇佣的时间维度，使得区位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去哪里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何时去的问题。此外，去哪里的观念，也就是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相匹配的观念，呈现出更为丰富和精细的一面。一个雇主想要的劳动力数量不仅取决于当前具有的经验，而且取决于先前的技能、态度等因素（并且背景特征又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先前的工作经验）。雇主们并不只选择适合技术上既定的劳动过程的工人，除非他们想开新的工厂。大多数工人被招工和社会化从而进入持续的雇佣关系是通过与老工人的联系。因此，我们事先并不能够确定雇佣关系的适合度或内在稳定性：雇佣关系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斗争场所。

区位选择过程因此成了资本家雇佣劳动力的一个战略组成部分。从阶级间“阵地战”的简单视角来审视这一过程，我们可以发现，空间操纵是基本战术，尤其是管理的基本战术，但也是劳动的基本战术。可是，这场“战争”的运作仍然受到不同行业或分工中生产摆出的实践问题制约，也受到实践意识制约——类似于“非理性的”决策模式。

区位选择过程的结果无论如何是工作场所和相关社群的综合（mosaic）。这种综合严格来说就是一种空间分工。由于各劳动过程间存在差异以及工作场所雇佣关系中存在特殊元素，这种空间分工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是不平衡的。这种综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行业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劳动关系会被重构，新的关系在工业历史和阶级历史的大量纵横交织中覆盖了旧的关系。(57)

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发生变化，力图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人们的财富、行动和信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我在这里并不想批判此中涉及的社会成本。(58)毋宁说，我想强调雇佣的这种空间变动对于人们构建阶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途径有何启示，换言之，我不仅想表明工业的区位选择涉及“空间分工”，而且想表明这种区位选择是阶级的社会—空间构建的一部分。

总之，在先前确认的三层结构规定性（阶级、分工和雇佣关系）上增加另外一“层”——时空中的固定与流动辩证法，使得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生活的分析更加丰富了。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但这已经表明了我们应该前进的方向，并为我们对于阶级形成的理解增加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我们现在就回到对阶级形成的探讨。

小结：作为地理过程的阶级形成

我在这里试图把阶级结构化的观念向前推进一小步，把另外三层结构——分工、雇佣和空间——添加到阶级分析中。这种努力的首要目的是把雇佣关系描绘成一个开放的系统，阶级关系在这个系统中通过实践活动、互动和人们关于工作的权力斗争被积极地构建。第二个目的是想论证，考虑到生产中的内在地理要素、阶级操控以及资本和劳动力再生产，阶级必然在空间使用中并通过使用空间被建构。

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产生于一项研究工作的实践经验，这项研究工作试图通过技术、劳资关系和区位模式上的具体差异来理解一组具体行业的工业区位选择逻辑。不过，这种模型的构造绝没有拒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分析的基本原则。其实，结构化的每一个层面在一定意义上都产生于先前的层面：分工产生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雇佣关系产生于分工内部的阶级相遇，而空间分工产生于不同行业中的雇佣关系。

由这种有关阶级形成的观点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引起争议。乍看起来，这种观点似乎根据分工和地区雇佣不平衡引入了一种强有力的阶级碎片化因素。其实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方法相比，这种观点暗含了一个有关阶级以及阶级结构再生产过程的稍弱的概念。但是这种观点与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有关工人阶级地理分化的发现更加吻合。(59)问题是如何解释阶级形成中的这种显著变化，同时又不放弃马克思的基本原则。这种观点仅仅损害了某种关于革命的“自为”工人阶级的浪漫观念，而没有损害阶级理论本身。这种观点也与其他流行但却过于简单的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理论、分化理论和堕落（去技能化）理论不相一致。

然而，更为细致的观察表明，追问阶级是否“碎片化”会回避一个在先的问题，即阶级如何通过人类经验和实践活动形成。这样提问设定了一个经验主义的或结构功能主义的观念，即阶级是一个单一“物”，如果不被统一起来，换言之，如果我们几乎不能够对它进行经验性的概括，这个单一“物”就缺乏真实性。(60)但是阶级并非在这个意义上存在。阶级是一个生活维度，人们或多或少会强烈地感到这个维度依赖于环境。即便在最为专制的公司城（company town）中讨生活的煤矿工人也不会被其工人阶级地位完全限制。当阶级以特定的方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时，人们体验到它的存在，并且正是在他们所体验和直接理解的当下环境中，并通过这种环境，人们开始认识到阶级的力量。如同吉登斯所指出：“阶级界线不可能在理论上被设定：针对经验社会的阶级分析的一个具体目标必然是确定阶级原则无论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被确立为一种结构化模式。”(61)因此，人们从实践层面理解阶级关系的唯一方式是碎片化的方式。当然，他们在此基础上也许会或者不会骤然转而把阶级视为一个抽象和推论的概念。

有人说过，这种结构既使人类行动成为可能，也限制了人类行动；有人也可能会说，能动性既使结构成为可能，也限制了结构。这也适用于那些乍看起来会削弱阶级结构化力量的各种子结构（substructures）。换言之，虽然诸如分工或空间关系等相互竞争的结构在日常生活中对阶级力量有削弱作用，但是这些结构也会有刺激作用。例如，就民族主义的阶级形成而言，情况就是这样。受地点束缚的群体在工作场所和社群中的空间邻近和传统对于澄清阶级关系的那种经验和知识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所有工人中煤矿工人常常最具有阶级意识的原因。

因此，问题并非是阶级是否碎片化了，而是日常生活的碎片是否为阶级主导的制度、实践和洞见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基础。人们遭遇劳动—资本关系的方式会凸显或遮蔽其生存的阶级维度吗？遭遇这种关系的方式会使他们能够更有力地建立发展阶级主导的组织、活动或政治，并因此使他们进行阶级结构再生产的力度逐步增强吗？某些简单和惯常的行为，例如去营利性公司工作，仅在弱意义上创造了阶级结构的现实。创造一个一致的工人阶级或分化的阶级社会是一个累积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既依赖于现有的公共物质资源，也依赖于从中创造进一步的资源。因此，建立阶级组织、阶级政治或阶级文化之努力的重大失败真正削弱了阶级结构化的力量。(62)这种方法并没有否认，如果条件成熟，阶级分化能够非常快速地推进。但这种方法暗示，在人文地理中如同在自然地理中一样，常常是较慢的、不太剧烈的构造和毁坏过程从长期来看具有最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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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Przeworski的“Proletariat into a Class: The Process of Class Formation from Karl Kautsky's The Class Struggle to Recent Controversies”（载Politics and Society, 1976, Vol. 7）和Wright的“Varieties of Marxist Conceptions of Class Structure”（载Politics and Society, 1980, Vol. 9, pp. 299－322）中的评论。

(2) Lukács, G.,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1.

(3) Thompson, E. P.,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1968.

(4) Anderson, P., Arguments with 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1980.

(5) Przeworski, A., "Proletariat into a Class: The Process of Class Formation from Karl Kautsky's The Class Struggle to Recent Controversies," Politics and Society, 1976, Vol. 7, pp. 343－401.

(6) 参见Connell, R. W., "A Critique of the Althusserian Approach to Class," Theory and Society, 1979, Vol. 8, 321－345; MacKenzie, G., "Class Boundaries and the Labour Process" in Giddens and Mackenzie, eds., Social Clas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Cambridge, 1982, pp. 63－87; Wright, E. O., "Class Boundaries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 New Left Review, 1976, Vol. 98, pp. 3－41; Wright, E. O.,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1978。

(7) Wright, E. O., "Class Boundaries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 New Left Review, 1976, Vol. 98, pp. 3－41; Wright, E. O.,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1978; Wright, E. O., "Varieties of Marxist Conceptions of Class Structure", Politics and society, 1980, Vol. 9, pp. 299－322．也见Carchedi, G., On the Economic Identification of Social Classes. London, 1977.

(8) MacKenzie, G., "Class Boundaries and the Labour Process" in Giddens and Mackenzie, eds., Social Clas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Cambridge, 1982, p. 74.

(9) 这一讨论以Giddens的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and Berkeley, 1979)、Bhaskar的“On the Possibility of Social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he Limits of Naturalism”(载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1978, Vol. 8, pp. 1－28)、Sayer的“Explanation in Economic Geography: Abstraction versus Generalisation”（载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82, Vol. 6, pp. 68－88）、Bourdieu的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Cambridge, 1977）和Harvey的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London, 1973）为基础。

(10) 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1977.

(11) Dahrendorf, I.,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1959.

(12) Wright, E. O., "Giddens's Critique of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983, Vol. 138, pp. 11－36.

(13) Sayer, A., "Explanation in Economic Geography: Abstraction versus Generalis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82, Vol. 6, pp. 68－88.

(14) Wright, E. O., "The Status of the Political in the Concept of Class Structure," Politics and Society, 1982, Vol. 11, pp. 321－341; Roemer, J., "New Directions in the Marxian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Politics and Society, 1982, Vol. 11, pp. 253－287.

(15) Przeworski, A., "Proletariat into a Class: The Process of Class Formation from Karl Kautsky's The Class Struggle to Recent Controversies," Politics and Society, 1976, Vol. 7, pp. 343－401.

(16) Wright, E. O., "Varieties of Marxist Conceptions of Class Structure," Politics and society, 1980, Vol. 9, pp. 299－322.

(17) Braverman, H.,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1974.

(18) Wright, E. O., "Class Boundaries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 New Left Review, 1976, Vol. 98, pp. 3－41; Wright, E. O., "Varieties of Marxist Conceptions of Class Structure," Politics and Society, 1980, Vol. 9, pp. 299－322.

(19)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1982.

(20) Carchedi, G., On the Economic Identification of Social Classes, London, 1977.也见MacKenzie的“Class Boundaries and the Labour Process”（载Giddens and Mackenzie, eds., Social Clas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Cambridge, 1982, pp. 63－87）对于Carchedi的赞同性批评以及Connell的“A Critique of the Althusserian Approach to Class”（载Theory and Society, 1979, Vol. 8, pp. 321－345）对他的无情痛斥。必须承认,我自己先前的阶级观念过于静态了。参见Walker, R. and Greenberg, D., "Postindustrialism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City: A Critique," Antipode, 1982, Vol. 14, pp. 17－32。

(21) 关于基础主义批判，参见Giddens及其追随者的著作，例如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and Berkeley, 1979；和Giddens, A., A Contem 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22) Wright, E. O., "The Status of the Political in the Concept of Class Structure," Politics and Society, 1982, Vol. 11, pp. 321－341.

(23) 参见Cohen, G. A.,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Oxford and Princeton, 1978。

(24) Marx, K., Capital, London, 1967（1867年首次出版），ch. 14。

(25) Marglin, S., "What do Bosses Do?"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74, Vol. 6, pp. 60－92.

(26) Wright, E. O., "Varieties of Marxist Conceptions of Class Structure," Politics and Society, 1980, Vol. 9, p. 354.

(27) Giddens, A.,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2nd edn), London, 1981.

(28) Marx, K., Capital, London, 1967（1867年首次出版），ch. 14－15。Braverman, H.,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1974。

(29) Wright, E. O. and Perrone, L., "Marxist Class Categori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7, Vol. 42, pp. 32－56.

(30) 例如,Poulantzas, N.,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1975。参见MacKenzie的“Class Boundaries and the Labour Process”（载Giddens and Mackenzie, eds., Social Clas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Cambridge, 1982, pp. 63－87）、Wright的“Class Boundaries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载New Left Review, 1976, Vol. 98, pp. 3－41）和“Varieties of Marxist Conceptions of Class Structure”（载Politics and Society, 1980, Vol. 9, pp. 299－322）中的讨论。

(31) Weber, M.,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1978.

(32) 这是我一度赞同的立场：Walker, R. and Greenberg, D., "Post-industrialism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City: A Critique," Antipode, 1982, Vol. 14, pp. 17－32。MacKenzie的“Class Boundaries and the Labour Process”（载Giddens and Mackenzie, eds., Social Clas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Cambridge, 1982, pp. 63－87）和Giddens的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2nd edn)（London, 1981）都在力图用劳动力市场碎片化来解释阶级不平等的过程中掉入了同样的陷阱。

(33) Wright, E. O., "Class Boundaries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 New Left Review, 1976, Vol. 98, pp. 3－41.

(34) Wright, E. O., "Varieties of Marxist Conceptions of Class Structure," Politics and Society, 1980, Vol. 9, pp. 299－322.

(35) Thompson, E. P.,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1978.

(36) Carchedi, G., On the Economic Identification of Social Classes, London, 1977.

(37) Walker, P., eds.,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ur, Boston, Massachusetts, 1979.

(38) 以下讨论以Storper and Walker的“The Theory of Labour and the Theory of Location”（载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3, Vol. 7, pp. 1－44）和“The Spatial Division of Labor: Labor and the Location of Industry”（载Sawers, L. and Tabb, W. K., eds., Sunbelt/Frostbelt: Urban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Restructuring, 1984, New York）为基础。

(39) Marx, K., Capital, London, 1967（1867年首次出版）, ch. 24。

(40) Nichols, T. and Beynon, H., Living with Capitalism: Class Relations and the Modern Factory, London, 1977.

(41) Rosenberg, N., Perspectives on Technology, Cambridge, 1976.

(42) Edwards, R., 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1979.

(43) Aromowitz, S., "Marx, Braverman and the Logic of Capital," Insurgent Sociologist, 1978, Vol. 8(2－3), pp. 126－146.

(44) 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and Berkeley, 1979.

(45) Burawoy, M.,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icago, 1979.

(46) 参见Storper, M., The Spatial Division of Labor: Technology, the Labor Process and the Location of Industries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1982。

(47) 在我强调资本再生产而不是劳动力再生产时，我接受L. McDowell（"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der Division of Urban Spa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 1, 1983, pp. 59－72）对我的所有批评。

(48) Storper, M., The Spatial Division of Labor: Technology, the Labor Process and the Location of Industries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1982; Storper, M. and Walker, R., "The Spatial Division of Labor: Labor and the Location of Industry" in Sawers, L. and Tabb, W. K., eds., Sunbelt/Frostbelt: Urban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Restructuring, New York, 1984.

(49) Storper, M. and Walker, R., "The Theory of Labour and the Theory of Lo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3, Vol. 7, pp. 1－44; Storper, M. and Walker, R., "The Spatial Division of Labor: Labor and the Location of Industry" in Sawers, L. and Tabb, W. K., eds., Sunbelt/Frostbelt: Urban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Restructuring, New York, 1984.

(50) Walker, R. and Storper, M., "Capital and Industrial Loc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81, Vol. 5, pp. 473－509.

(51) Bleitrach, D. and Chenu, A., "Modes of Domination and Everyday Life: Some Notes on Recent Research" in Harloe, M. and Lebas, E., eds., City, Class and Capital, London, 1981; Massey, D., "Regionalism：Some Current Issues," Capital and class, 1978, Vol. 6, pp. 33－39.

(52) 例如, Giddens, A.,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2nd edn), London, 1981。

(53) Bluestone, B. and Harrison, B., The Deindustrialization of America, New York, 1982; Walker, R. and Storper, M., "Capital and Industrial Loc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81, Vol. 5, pp. 473－509.

(54) Walker, R. and Storper, M., "Capital and Industrial Location," Progressin Human Geography, 1981, Vol. 5, pp. 473－509.

(55) Clark, G. and Gertler, M., "Migration and Capital,"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3, Vol. 73, pp. 18－34; Piore, M., Birds of Passage, Cambridge, 1979.

(56) Storper, M., The Spatial Division of Labor: Technology, the Labor Process and the Location of Industries (unpublished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1982.

(57)  Massey, D., "Regionalism: Some Current Issues," Capital and class, 1978, Vol. 6, pp. 33－39.

(58) 参见Bluestone, B. and Harrison, B., The Deindustrialization of America, New York, 1982。

(59) 例如, Gregory, D., Reg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Geography of the Yorkshire Woollen Industry, London and Minneapolis, 1982; Walkowitz, D., "Woker City, Company Town, Champaign," Illinois, 1978。

(60) 又见Sayer, A., "Explanation in Economic Geography: Abstraction versus Generalis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82, Vol. 6, pp. 68－88。

(61) Giddens, A.,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2nd edn), London, 1981, p. 110.

(62) Davis, M., "Why the US Working Class is Different," New Left Review, 1980, Vol. 123, pp. 3－46.

第九章　空间变化、政治与分工

艾伦·沃德

本章致力于探究英国政治的历史地理中存在的某些难题。它所关注的是，在空间上集中于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实践的兴衰规律。“红色”克莱德塞德（Clydeside）或南约克郡“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形成原因是什么？我们如何解释近年来令政治学家感到困惑的凯尔特民族主义（Celtic nationalism）的复苏？有些分析将城市与地方社会运动的增长看做是近十五年间的主要政治发展。我们如何看待这些分析？要恰当地解释这些发展似乎必须在理论上同时涉及空间、时间和带有因果力的社会机制。然而，正如萨克所指出的，(1)成功地包含以上三种要素的解释相当罕见。他合理地断言，这是因为社会科学的解释普遍缺乏说服力。尽管近来出现不少理论尝试，(2)但尚未有令人满意的理论可以囊括空间、时间和实际社会进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由于缺乏适当的理论，社会学家们往往会求助于比喻。本章将梳理一个被多琳·梅西概念化的关于社会经济关系空间结构变化的比喻，这个比喻影响了马克思主义者、亲马克思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主义者或“结构”学派的英国研究。(3)它依据资本连续积累的效应呈现了制造业的区位模式。这种效应层层积淀，创造了性质迥异的跨国经济区。在每一轮新的积累中，资本主要根据不同地点的劳动力特点来选择最佳区位。我对这个卓有成效的比喻的某些局限进行了研究。我注意到，其他作者已在极力通过某些方法解释特定区域的政治实践的发生率。因此，我试图确定一个恰当的空间变化理论必须满足的标准，尝试性地提出一个以关于社会关系地质学的扩展比喻为基础的方法。

巴别塔

尽管针对社会科学家忽视时空的悲叹如今可能使不少人感到厌倦，但几乎不可否认，在空间结构的历史趋势问题上根本没有确凿可靠的理论。关于在时空中分配重要社会产品的机制，尚未达成任何共识。甚至关于如何描述时空模式，也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就空间变化原因和趋势的问题而言，回答相当自信，但却几乎没有连贯性。

我们来看一看洛伊凯恩（Lojkine）对当代社会空间变化趋势的解释：

垄断性积累影响下的社会分工造成两个相互矛盾的空间现象，不过二者的出现皆是因为所有资本主义公司都寻求能够尽可能减少间接生产成本的区位。这两种现象指的是：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物质流通手段和集体消费资料）最差的地区日益落后；另一方面，已经集中了形形色色交通手段和集体消费资料的“特大城市”拥塞日趋严重。这种集中过程同时也是那些基础设施最好的地区与基础设施最差的地区之间的空间分化过程。前者将变成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基础设施更好的商业区和居住区。这种集中过程将会不断重复出现，因此这两类地区之间的差距将日益增大。(4)

威廉森（Williamson）在他那篇已成为经典的论文中指出，尽管“在国家发展的初期，地区性的不平等可能会加剧”，但我们可以预测“那些会使差异随时间变化而减小的要素，从而使得更为古典的平衡效应显现出来”。(5)洛伊凯恩的预测与威廉森全然相左。在洛伊凯恩看来，这种效应就是地区和地方经济实践中的累积空间不平等效应；威廉森则认为，分工的空间同质化是大势所趋。应该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Hobsbawm）至少就英国的情况而言赞同威廉森的观点，因此我们不应误以为，以上意见的不一致仅仅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分歧使然。霍布斯鲍姆探讨了英国工人阶级内部是否存在空间分工的问题，他说：

早在一百年前，地方和地区差异就很大且可能在扩大，但这些差异自1900年以来开始趋于缩小。尽管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有些地区相对繁荣，而有些地区则相当萧条，但是由于失业问题，这些差异实际上始终非常大。理论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公共部门中的就业也倾向于起到平衡的作用。实际上，情况要复杂得多。(6)

与经济发展相比，关于空间环境中政治变迁的证据既不充分，又不能令人满意。涂尔干坚持认为日益增加的分工引起空间的同质化，正统的社会学立场与涂尔干保持一致。1893年出版的《社会分工论》中有一段名言：

地理区划通常都是人为的，已不能唤起我们深刻的感情。乡土精神已经逝去，永不复返；教区的爱国主义业已成为不能随意复原的过时之物。市政或部门事务影响和动摇我们的程度与它们同我们职业之间的关系成正比。我们的活动早已超出了那些过于狭隘的群体范围，而且我们对那些群体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不感兴趣。(7)

地方与地区文化差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这种观点是经典社会学对于社群（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的重要区分中所固有的，并且为近来关于现代化、大众社会、大众传媒研究、社区衰落等的理论所采纳。但并不清楚的是，这一趋势是否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突出或超前。例如，罗丝（Rose）和昂温（Unwin）曾经分析过1945年和1970年资本主义国家中各个地区对政党的支持，此举在意图和规模上皆可与威廉森的国际经济比较研究比肩。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地区差别缩小的趋势微乎其微，地区党派继续存在，地区选举模式仍在持续。(8)黑希特尔（Hechter）对英国的情况作了细致入微的研究，力图阐释凯尔特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9)他发现，在英格兰空间差异日渐减小，而在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差异则相当突出。在为工业结构确立标准之后，他看到凯尔特地区存在大量他所谓的“文化残留”，这使得依据经济分工来阐释政治分歧受阻。黑希特尔的分析存在一些困难，尤其是他考察的两个理论即传播论和国内殖民主义论难以对他的论据作出解释。不管怎样，他对同质化趋势是否存在提出了严肃的质疑。

毫无疑问，对经济和政治趋势的描述与阐释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这种长期混乱状态的一个根源在于难以确定有意义的、可比较的空间区域。能否发现专门化和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所择取的空间分散水平。已有的分析各不相同，分别涉及一般认定的国家、区域、次区域、郡县、城市系统、地区和地段。其中一些是有意义的经济单位，另一些是有意义的政治单位，但很难找到一个单位能同时经得起一段时间的政治与经济分析。每一水平上的趋势不一定都朝着同一个方向。例如，统计结果显示各个区域趋于类似，而作为组成部分的次区域却始终各不相同。(10)难怪，空间理论家们对于最重要的空间效应出现在哪个水平上仍然存有争议。

即使证据模棱两可，社会科学家们还是煞费苦心地收集时间序列数据来考察趋势，他们的热情固然可以理解，但却引起了另外一系列问题。就英国的经济发展而言，常用的经验性指标往往没有说服力。李（Lee）依据1881年、1921年和1961年人口普查所绘制的工业地区分布统计图表明第一阶段存在专门化的微弱趋势，第二阶段则存在多样化的微弱趋势。(11)奇泽姆（Chisholm）和厄彭（Oeppen）曾试图精确分析区域专门化或多样化是否存在的问题，并且得出结论说，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存在多样化的微弱趋势。但是，他们承认证据并不充分。从他们最初选择的统计方法来看，这些变化微乎其微。(12)以上证据与新古典主义的预测和马克思主义的预测皆不符合，有关趋势太微弱了。此外，在评价地区政策时，标准指标恰当与否也始终是个问题。(13)一些指标显示出某种趋势，而另一些则显示出另一种趋势。

最近有些作者声称，这种混乱肯定是源自错误预期了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概括空间模式的能力。有些作者认为，空间只不过是一个无价值的研究对象；(14)而有些较温和的作者则声称，作为实证主义地理学标准研究对象的“几何”空间是一个“混乱的抽象概念”，因此寻求关于空间的经验性概括是徒劳无益的。(15)他们反而常常暗示，社会科学的实在论观念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理性的抽象，引向揭示产生现象的统一机制。这意味着现存证据所表明的空间变化的一个特征——社会产品在空间中不平衡的出现与分布——可以根据一个或多个基本机制或矛盾的作用和反作用来解释。这似乎是一项有说服力的计划，但它与其说被用于解释现象，不如说被当做可取的方案。尽管如此，在开辟走出巴别塔困境的途径方面还是有一些显著的成就：有些著作业已确定了具有相关空间作用的机制。我所求助的正是这些著作。我希望分离出那些会解释国内不平衡发展及其政治效应的机制。

基本比喻

确定国家内部空间分化轮廓的理论策略之一就是运用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的模型来阐明国际经济的不平衡发展。然而，正如有些评论家所言，中心和边缘模型、不平等交换、国内殖民主义等已经证明宗主国中的空间分工难以分析。(16)结构理论的倡导者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便转而试图直接解释分工。最常被援引的解释机制是与资本主义生产积累相关的必要条件机制。尽管存在相当大的具体差异，(17)由欧洲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有关累积地区不平等的基本理论仍然相当清楚。上文所援引的洛伊凯恩的著作便是一个例证，其中对生产过程的分析足以解释城市结构和地区结构。(18)在一篇考察法国空间经济中服务业增长情况的文章中，利比兹（Lipietz）依据部门所作的地区就业统计确定无疑地断言，根据生产功能可划分出四类不同的地区。(19)

在英国，有关地区不平衡发展的解释主要由多琳·梅西提供。她也认为与资本主义生产相关的积累过程是解释空间变化的关键因素。梅西提出了一种概要式的观点：就世界经济状况而言，由于社会从历史角度看事先使用空间，一个国家的积累周期就被认为产生了空间不平衡效应。这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具有启发价值的比喻。她的著作，包括与理查兹·米根（Richard Meegan）合作完成的著作，如今构成了以经验为依托对现代英国工业地理进行的一组分析。她一开始从实在论的角度对传统地区理论的不足进行批判，但由于只关注空间阐释而留下缺憾。(20)后来她主张，要认识到经济生产过程在空间形式生成中的重要作用。她最初坚持认为，理解国际和国内竞争背景下的部门生产具有重要意义。(21)渐渐地，她也强调要根据公司内部职能的空间分层来分解生产。(22)与利比兹一样，她的主张是，不同的职能水平需要不同的劳动素质，同一公司或部门内部不同分支机构的活动因所需的劳动力素质不同且须协调而变得专门化。就此而言，她区分出三类劳动：发挥控制和发展职能的专业—科学劳动、熟练的手工劳动和不熟练的手工劳动。在此基础上，梅西认为尽管有些就业指标可能显示近期地区间存在融合，但专门化还会继续，只不过沿着新的维度而已。(23)

梅西的解释逻辑是，资本已经开始把空间分化作为获取利润竞争中的资源。对空间优势的寻求已然存在。通过辨别可用劳动力，这种优势唾手可得。如今资本具有高度流动性，且肯定比劳动流动性大，这意味着许多从前相关的区位限制已被克服。(24)这一点近来已经成为结构阐释中的普遍共识。(25)由于梅西关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英国制造业的失业类型及其与英国资本重组过程之间的关系，她区分了资本主义重组的三种主要策略，即合理化、技术创新以及通过合并实现的资本集中。第三种策略，也就是巩固合并企业的市场地位对于劳动没有直接或必然的影响。然而，前两种策略即通过引进新技术来关闭工厂和降低劳动成本却很重要，(26)劳动力的空间分工对于这两种策略来说意义重大。由于使劳动力去技能化，合理化和技术革新都容易引起抵制。梅西指出可以避免抵制的多种方法。例如，有个屡试不爽的方案是去除一地的技术性工作，必要的时候在另一地代之以非技术性工作。因此，常常雇佣抵制去技能化的工人的市中心生产场所会被关闭，而可能带有新技术的生产过程会被转移或扩展到其他地区，新的、不熟练的、常常是“生手”或女性的工人在这些地区会被雇佣。(27)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工人不一定不平衡地分布于各个区域，尽管东南部不言而喻肯定已经逐步吸引了第一种类型。劳动会就地专门化。(28)

为了理解生产过程区位选择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梅西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了一个比喻。她原本是为1965年至1980年这段时期作记录和说明的解释为该比喻奠定了基础。该比喻源于地质学，连续积累在地理空间中形成层层工业沉积物。(29)沉积物既包括工厂也包括人，一轮积累中形成的人的素质在另一轮积累开始时至关重要。显然，这样的论点对于地方和地区中生产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意义深远。然而，梅西并未采取步骤将她论述公司内部劳动等级重组的著述与对该现象的政治影响的分析进行整合。当然，她强调了旨在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加以改变的策略，这与关于工人阶级政治的大量文献相呼应，而布雷弗曼（Braverman）的著作《劳动与垄断资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正是后者的先声。无论如何，《作为阶级重组的工业重组》一文称得上是梅西对该领域的初次涉足，(30)虽说文章令人振奋，还是暴露了这个基本比喻的局限。根据地区阶级结构所受的影响，她在文中考察了战后三大煤田的工业结构变化，同时把这些地区与截然不同的康沃尔郡（Cornwall）之间的特点作了简要的对比。从工业结构经职业结构再到地区阶级结构，这是一条关于工业变化之政治效应的直接的推理链。这未必是不恰当的初始步骤，但它把所有的空间效应都变成了阶级效应。遗憾的是，梅西在一篇早期的文章中声称，地区作为政治单位通常并不重要。(31)她认为，如果不存在能够联合某个特定空间区域社会阶级的政治力量，或者不存在独立的空间效应，就难以看清地区阶级结构何以值得分离出来单独处理。更为遗憾的是，她在是否承认其他空间效应的问题上犹疑不定。她认识到了这些效应的存在，并且在论文的首页写道：

更为宽泛的社群社会结构、不断变化的消费模式、空间形式的重组、不断变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气候以及地理文化分化的市场模式，以上种种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一起决定着阶级结构的总模式以及阶级更为复杂的内部特性。(32)

然而，这是唯一提及这类现象之处，它们随后便被置于脑后。可以说，这是宁愿面对生产关系也不愿设想一种解释机制的必然后果。因此，她的理论简洁性具有一种优雅之风，但仍未受文化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感染，而这是以削弱理解历史进程的能力为代价的。显而易见，研究威尔士的大量著述中有一些试图把这一解释框架运用于英国的地区变化，其严重局限在于威尔士民族主义变得难以解释。(33)我认为，这个比喻太过局限，现将原因一一说明。

简单地质学的局限

在我看来，梅西的比喻具有三处局限。首先便是对区位模式的历史变化缺乏合理的解释，平心而论，这不光是梅西的问题。层的观念引发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产生一个新层的机制是否与产生旧层的机制相同。我们应该预期不同的力量形成不同的层呢，还是预期相同的力量相继形成不同层面呢？梅西的著述似乎暗示着对空间优势的追求总是与地区劳动力的素质息息相关，但她所表达的意思模棱两可。带有新的全球地理流动性的跨国公司不断扩张，正是这种扩张后果使得劳动成为生产设施区位选择中的关键因素。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就可以合理地认为早期的沉积层的形成是以另外一种独特的区位选择逻辑为基础。其实，在工业革命早期，许多人都认为能源获取和运输成本是主要的考虑因素。然而，自19世纪晚期以来，为何各层会有不同，为何寻求空间优势尤为重要，或者劳动对于区位逻辑有多重要，这些问题已经得不到清楚明白的解释。因此，扩展该比喻的第一步应该是具体说明每一层的各个区位选择逻辑之间所谓的转换规则。我们必须了解何时以及为何一个分层过程刚刚平息而另一个又取而代之。

其次要考虑表层即顶层的实时特性。由于表层是几种先期力量的结果，而最近一轮的因素又与前一轮的因素共存，因此表层具有不规则性。如果考虑区位选择的公司或者理论家根据劳动力素质和当地阶级力量的平衡来评估表层，那么就会出现如何界定所谓的阶级结合规则的问题。在特定地点定位、扩展或停止运作的决策将取决于诸如技能要求、阶级冲突的历史经验等因素的结合。既然不同的结合会产生不同的政治效应，那么就有必要确定在任何地点不同阶级残余之间的结合规则。如今，我们了解到某些极为特殊的场所的政治倾向：矿工比例较高的地区与农业区或南部沿海养老区在政治文化方面存在差异。更大范围内的地方或地区阶级形成的政治后果有待解释。就此而言，梅西的阐述相当含糊，因为她几乎没有向我们言明怎样的结合导致怎样的结果。

最后，还需要对梅西关于阶级效应是唯一相关的地方效应的假定加以证明。基本比喻为空间分工的构成提供了一个有待补充的观点。当代对分工的解释都难以忽视源于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广泛的社会关系。(34)关于国家干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有多重要以及应该如何将这种干预效应概念化，各种马克思主义解释之间存在很大分歧（有关集体消费的争论因此发生）。生产劳动力的市民社会的社会习俗（家庭、家族、邻里关系等）存在种种变化，可是甚至那些重视再生产的人都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生产劳动力的条件有很多时空变化，不同的社会安排似乎具有与此相关的政治效应。(35)这些效应与地区面貌的形成密切相关。

对这种地方差异的认识促使人们更加注意地方特性。梅西的比喻否认空间具有任何自主性质，它全然接受了对传统地理学中“空间崇拜”的批判。认为空间不具有因果力似乎是正确的。正如萨克所言，只有出现在空间中的社会“物质”实体才会产生效应。(36)然而，不同类型的空间结构始终是某类活动必需的一般条件。至少可以几乎没有争议地说，农业工人的分散和矿工的集中确定了他们各自工会实践的某些目标。以此为例，空间“密集”性概括了多变的工业实践的状态。然而，我们可以进一步假定存在“新兴的空间效应”，也就是与远近空间安排有不可恢复的关联的社会活动。例如，决定普选结果的“邻近效应”的重要性会很有限，(37)但它确实从空间分布的角度解释了一个绝对偏向优势党派的地区的投票结果，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地区的其他社会特性的话。值得回顾的是，内格尔（Nagel）曾对“新兴社会特性”作出过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辩护，他认为一系列数字所具有的特性多于单个数字的特性。(38)质的差异源于相邻！当然，对这种新兴空间效应可以提出质疑。一个完美的社会理论能够根据不单独涉及空间实体的普遍原理来解释所有的空间效应似乎是可能的，尽管一个完美的空间分布理论无疑包括实际社会实践的普遍原理似乎同样可能。然而在社会科学的千禧年来临之际，我们不如赞同格利高里（Gregory）的规劝，那就是“放弃寻求某种空间结构的一般理论，转而思考是否存在一般的空间概念，以便帮助我们识别特定的社会结构并且揭示其中的变化”。(39)我们很可能去考察社会现象的空间方面（例如，与规模相关的城镇和工厂中的行为差异，引起新民族主义的凯尔特边缘地区的文化特殊性，社群精神和市民自豪感的存在，以及形形色色的地方政治传统），对它们最终是否是新兴空间效应不抱任何偏见。不按空间效应的原则去解释空间分布肯定不正常。吉登斯所谓的“集体性的场所与社会体系的基本构成密闭可分”(40)这一命题即便不太准确，但如果针对的是民族国家也会得到普遍的认可。在民族国家中，新兴的地区或地方机构、实践和意识都有可能在同一地区社会网络的再生产中起重要作用。在这种可能性得以实现的情况下，有时一种空间变化的理论也必须能够容纳它。有些地区和区域会形成集体认同和团结，而其他地区和区域则不会。这种认同并非独立于阶级结构，但也不能简化为阶级结构。在其他社会学话语中，这种认同可能会被称为地区文化(41)（有趣的是，洛伊凯恩最近撰文为他过去时常“把地方自治问题简化为其阶级内容”而表示歉意，他现在认为地方阶级意识“源于一大堆颇为复杂的因素，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所在阶级的政治和文化状况甚至于个人的家庭、职业和文化经历都是这些因素的成因”(42)）。因此，尽管空间并非第一原因，却不应该不加以分析。过去的地方政治实践、家庭组织方式、社会抵抗运动与地方风俗以及工业历史都会使比喻性的地方表层出现瑕疵。我们不能忽视累积性的地方文化效应。

走向一个扩展的比喻

基本比喻的局限性体现在它不能产生一个历史分期，不能预期各类阶级结合的独特效应，并且不能容纳地区特有的非阶级的效应。我打算探索扩展这一比喻的方法，思考据说具备空间效应的其他机制是否可以用来提供一种更加错综复杂的理解。我要讨论与基本比喻相容的四种机制，它们可以用来解释过多的空间效应。这四种机制是：针对劳动过程问题的阶级斗争、劳动力市场、集体消费和市民社会的再生产实践。

斗争与劳动过程

在梅西自己的阐述中，可供解释地方特性的要素是阶级斗争和劳动过程。近来，虽然正是资本转变劳动过程的需要导致了某些更重要的区位迁移，但梅西并不认为针对劳动过程问题的斗争具有系统的理论意义。由于希望预测南威尔士和康沃尔郡独特的地区政治活动，她反而转向了阶级结构。与此形成对照，美国的一位理论家戈登（Gordon）则从针对劳动过程问题的斗争出发对工业区位选择的各个阶段进行研究，确定了大致的变化规律。他的《阶级斗争与美国城市发展阶段》一文声称要对阳光地带城市的兴起给出一个概要性解释。(43)他认为，城市工业面貌的历史发展要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各阶段之间的转换是由前一阶段矛盾的斗争引起的。他还把城市的内部生态（土地使用的典型模式）与各个积累阶段相联系。

首先是商业阶段，在此阶段，尚未分区的市中心容纳了社会各阶级，除了住在外围边缘的穷人和游民。这一模式被商业资本积累的主要矛盾所瓦解。商人的特权显得不公道，因为他们的财富是通过有利可图的交换获得的而非来自劳动。他们与从事生产的阶级处于同一居住空间，无法隐瞒真相。这种状况导致了阶级冲突。

在大工业城市集中生产可以暂时缓解这些冲突，因为工人们起先被隔离在不陌生的环境中。戈登认为，在工业化早期，大城市中几乎没有对抗和罢工，而在较小的城市中则时常发生。然而，大城市中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很快弱化了。到19世纪90年代，由于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和对抗的加剧，雇主们逐步舍弃了市中心的工业区。有些雇主把这种抵制归因于工业场所和工人住所的空间集中所引发的传染病。他们首先会在郊区进行区位选择，其次会考虑大城市周边的新兴城镇。在这一阶段，还是工业阶级斗争促使资本改变了它的空间区位，这么说并非是否认大城市的区位给公司带来的聚集经济等优势。戈登注意到，从市中心向外的转移远早于运输业的技术变化，这进一步加强了他的论点。

在第三个阶段即公司时期，工业场所和工人住所更加分散。唯一例外的趋势是，商业统治集团仍然留驻在美国大都市的中心商业区，经济活动则向外分散。阳光地带的城市比较理想，主要不是因为开发出了新的未组织化的劳动力，而是由于便于设置相当分散的工业并辅以同样分散的劳工住宅区。相比之下，工业化阶段兴建的老工业城市不适合于重建。资本一直在寻求如何更有成效、高质量地控制劳动，阳光地带城市的兴起正好迎合了这一需求。

戈登的概要性解释很有拓展前景。这一解释对各个历史时期加以区分，不仅包含了双重的空间指涉（地区经济和城市生态），而且包含着一个动态的机制——工业阶级斗争。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应用于英国值得我们考虑。在19世纪的英国，工业斗争和城市规模之间似乎存在某些关联。(44)英国工业的确在向郊区转移，尽管要比美国晚得多，尽管这很可能是由于英国的劳动过程转变进展缓慢得多——直至20世纪30年代科学管理手段才被引进。(45)英国城市中的居住隔离似乎同样出现在工业发展的另一个阶段，但是在过去百年间变化不大。(46)有些作者认为，英国城镇中引人注目的资产阶级加剧了冲突，尽管另一些作者把这一结果归因于资产阶级的缺失。(47)

关于理论问题，有一些保留意见值得注意。首先，戈登把矛盾和斗争混为一谈。从逻辑和历史的角度来看，矛盾和冲突是可分的，矛盾未必直接导致斗争。(48)其次，戈登的解释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尚存疑问。该解释始终遵循非常单一的套路，以相当均衡的逻辑来解释不平衡的发展。这似乎意味着，每个阶段都存在统一的全国性空间分化的强烈趋势。再次，戈登在具体说明空间效应时几乎只提到劳工斗争性和资本对控制的追求，完全忽视了其他过程。最后，顺便说一下，对阳光地带的兴起所作的解释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因为未开发地区何以令人满意、阳光地带何以作为公司积累期的一部分出现尚未得到明确说明。

劳动力市场

尽管梅西和戈登的解释都暗示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源于对特定区位可利用劳动力的素质的关注，但这一概念本身遭到了摒弃。(49)诚然，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是成问题的。对劳动力市场的空间局限进行有意义的界定，并获取同一地区其他因素的数据确实有困难，虽然近来有些著作开始以某些市场条件下典型的社会条件为基础建构一种劳动力市场类型学。(50)要把劳动力市场结构与政治效应联系起来也不容易。尽管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解释工作场所斗争的历史变化相当有趣，但要建立一种貌似可信的理论联系却相当棘手。(51)此外，关于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历史分析几乎不存在。尽管有许多关于地方经济和地方阶级结构的历史研究（基本上可以归拢），却没有一个可供进行历史比较的总框架。

斯托珀（Storper）和沃克（Walker）的近作提出了一个复杂的形式模式来具体说明劳动力市场、劳动过程和部门增长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劳动力市场作为空间分工的要素被极大地忽视了。(52)这真是一件憾事，因为劳动力市场为地质学比喻提供了某些富有启示的关联。首先，特定地点的劳动力市场重组是资本不断积累的直接结果，因为资本只能通过给地方居民提供一些就业岗位来塑造新的层面。连续积累正是通过这一主要方式重新塑造了地区阶级结构。其次，我们应该意识到，与基本比喻中的“劳动力素质”相比，劳动力市场的类型要容易进行描述和分类。再次，对劳动力市场的关注也涉及性别不平等的状况。有些对激进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的应用非常有价值，这些运用恰恰是在解释女性就业模式的过程中展开的。最后，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所处地位始终是薪酬分配过程的主要决定因素。在劳动过程研究的热潮中，这个因素不应该被全然忘却。

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劳动力市场理论对梅西的基本比喻具有潜在的颠覆性。如果对劳动力市场加以分割，资本在寻求空间优势时可能会只考虑它试图雇佣的劳动力中特定部分的性质。例如，如果一个公司要找非熟练工人，它不必考察整个劳动力市场的环境，也就是说，如果一级市场工人的组织化和对抗不会激励二级市场工人的类似行为的话，只需考察二级市场供给所需劳动力的能力便可。基本比喻在这一点上意义不明。如果全部劳动力都关系重大，那就必须在一个地区的一级和二级工人之间寻找联系规律以便确定影响。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构成了性别分工的基础，因为一级部门以男性为主、二级部门往往以女性为主已成定势。因此，我们不能假设一级和二级工人之间具有相同的兴趣或相似的性格。地区之间的这条裂痕往往不为人注意。

集体消费

卡斯特尔（Castells）的著作因避免了复杂的阐述而备受赞赏。他的著作为发现一个更复杂的比喻提供了一些线索。卡斯特尔主要关注如何界定城市系统中的社会实践，他的界定方式类似于英国地理学家提出的“以往返地图为基础”建构的大城市劳动区域概念。(53)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系统的显著特点在于这些系统是根据集体消费的逻辑构建起来的。城市是提供服务的场所，使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社会化，从而把交通运输系统、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些全部或部分由国家负担和提供的基本服务的成本减少到最低限度。至于这是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时期的城市的主要作用并不清楚（显然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情况并非如此）。(54)卡斯特尔认定1945年之后出现了质变。他指出，从前生产要求决定着城市的形式，然而当前生产性企业的空间界域便是地区。人们在适当的地区选址，工业不在乎地方性（locality）。(55)因此，卡斯特尔像其他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样，(56)描绘了一种经济生产地区专门化的趋势。与此同时，城市系统主要成为劳动力的储备地，而国家则监督管理劳动力的有效再生产。

卡斯特尔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全部过程由七个部分组成，并且因此正式表述了这一变化，那就是不断推进的地区专门化和顺应消费逻辑的地方性。《城市问题》（The Urban Question）对生产、消费、交换、管理和符号五个部分加以区分。(57)卡斯特尔认为，这些部分可能主要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空间单位内有效。正如对“城市问题”的考察所表明的，消费在当代城市中居主导地位。城市问题不过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结构趋势”的例证。作为回应，出现了社会冲突的新形式，表现为被统治阶级要求越来越多的“间接薪酬”，这在简单与扩大再生产过程中逐渐显著。(58)目前，卡斯特尔正在根据城市斗争和城市社会运动者对提出“要求”的方式进行分类和分析。他假定这些方式从分析来看不同于围绕生产而组织起来的斗争。(59)当然，这一划分引发了基本比喻拥护者们激烈的批评。(60)简而言之，卡斯特尔提出了一个关于空间变化历史的两阶段模式，赋予空间上可界定的社会进程以相对的自主性，这些进程产生了不可直接简化为生产活动的政治实践。

按照卡斯特尔的历史演变观念，资本主义公司寻求地区而非地方区位。但有些人对此表示怀疑：这一观念似乎不准确地表述了有关跨国公司的复杂分析。然而，这未必会有损于他所作出的消费对城市斗争的产生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结论。

由于相信“地方和地区政府的管理代表着一种不断增长的政治风险”，(61)卡斯特尔想方设法根据效应及其与国家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来理解新的社会运动。这些关注点在何种程度上导致卡斯特尔假定存在自主的空间政治效应尚不明确。我们始终不清楚城市社会运动在何种程度上是地方特有的带有累积性政治后果的运动，或者不过是现代集体消费系统在全社会掀起的运动的实例。就运动所针对的具体问题只具有地方意义而言，运动必定被地方化。波尔多的居民未必会对巴黎欢乐广场的房客运动有多大兴趣。然而，运动可能是国家机制的特定结果。如果在波尔多出现了相同的情况，那么便会出现相同的运动。卡斯特尔在早期著作中似乎偏向前者，试图避免把城市社会力量简化为阶级力量、把城市风险简化为阶级风险。可是，在《城市、阶级与权力》的提要中，他却好像建议应该把城市斗争的意义置于阶级斗争的语境下来评价。

这与卡斯特尔著作中另一个不明确之处有关。他向来都声称，正是资本主义的矛盾造就了城市政治，但是却对矛盾的具体构成与生效条件含糊其辞。因此，要弄清生产逻辑和消费逻辑在政治后果产生过程中的相关作用就不容易。卡斯特尔强调生产是决定政治后果的唯一因素，从而为大众在不可简化为职业阶级的问题上与国家之间的斗争留下了分析余地。这是他早期著作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如果所有地质层的表面都要精确描述的话，就需要界定每个领域中所产生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卡斯特尔通过集体消费强调了国家在空间类型确定过程中的作用。这一有价值的见解启发了英国的城市政治研究，使之日益成为历史焦点。(62)然而，如果劳动力的再生产是国家干预城市问题的目的，那么我们必须联系同样生产劳动力的国内供给来考虑国家的作用。

市民社会与家庭组织

在探讨社会管理对于劳动力生产具有何种影响的问题时，卡斯特尔原本不该忽视私人与家庭消费的作用。女性经济活动变化受空间的影响相当大。尽管“二战”以来已经明显减小，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从事正规经济的地方和地区差异仍然很大。例如，兰开夏郡1911年从事经济活动的单身女性的比例从30％（在威德尼斯）到80％（在里什顿）不等；从事经济活动的已婚女性的比例从2％（在海多克）到48％（在大哈伍德）不等。(63)此外，众所周知，女性劳动力市场的规模比男性要小得多，也就是说，女性的活动在空间上更为集中。(64)在人口出生率、私生比率等方面的空间差异也很大，这意味着忽视了性别区分和家庭实践的空间分析存在着缺陷。(65)再者说，近来对去工业化的探究已经断定非正规经济的获取存在很大的地方差异，而且据预测，在不久的将来，非正规经济会在劳动力生产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66)把去工业化、家庭消费、地方阶级结构和地方政治这几个方面综合起来考虑的解释出自约翰·厄里（John Urry）。

为了用历史分期来说明不同的结构在不同的时期产生不同的空间效应，卡斯特尔曾经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再生产过程的某些环节进行分解。厄里采用了与此相似的策略。在《资本主义社会剖析》一书中，厄里对经济、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三个不同的领域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市民社会代表着流通、再生产和斗争的领域，并且假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市民社会内部存在一种从流通领域占主导到再生产领域占主导的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厄里确认出政治斗争类型的变化趋势。在第一阶段，斗争围绕着确立形式上的平等交换展开，通常产生阶级斗争。在第二阶段，针对薪酬分配和商品消费问题的斗争导致阶级的重要性下降；其他运动日渐重要，由于国家干预推动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社会化，“女性”运动、“青年”运动、“黑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减弱。(67)总的趋势是，会出现与使用价值的消费及其供给方式相关的斗争，无论这种消费和供给是否商品化。

在后来关注去工业化和政治的文章中，厄里试图具体说明这一方案的空间后果。(68)他采纳了多半源于梅西的生产空间变化观，提出政治冲突地方分化不断加剧的观点。新工业区位模式造就了形形色色的地方阶级结构。由于工业衰退时期生产与再生产的政治往往会激发非阶级的地方社会运动，对这些结构的反应可能相当复杂。(69)

该方案也存在一些问题，最为明显的也许是其反复无常的历史分期。例如，断言针对分配问题的斗争取代了针对流通问题的斗争似乎没有充分的历史根据。但是，探究针对消费问题的阶级斗争与民众斗争之间的关系相当重要。在不局限于国家干预城市系统的情况下，厄里重点分析了消费政治。因此，该比喻不仅囊括了生产（并且在不少论述中仅仅指制造业生产），而且扩展到一个广义的消费概念，这种消费产生了空间上分化的政治运动。(70)针对生产问题和消费问题的斗争如何融为一体始终都是一个问题：“结合法则”尚未成文。然而，由于对劳动力市场、家庭形式和工业结构的地方差异重要性的强调，斗争的独特空间方面已经受到关注。

结语

总之，在我看来，无论是作为扩展的比喻还是作为社会理论，就不平衡发展的分析而言，任何对于社会关系地质情况的适当解释都应该满足四个标准。首先，它应该能够解释资本的区位选择实践中各个历史阶段的起源，提供构造任何特定地区工业沉积层的转化规则。其次，它应该能够明确说明取决于各种地方化社会关系体系的政治后果。这就需要能够对阶级、性别和民众力量的不同组合的典型效应进行分类。再次，它应该能够识别任何现存的自主空间效应，无论是地区性的还是地方性的。这只不过是要认真对待互动网络制造新兴空间效应的能力，这种效应在行话中会被称作地方文化或社群。这种效应可能源于分配机制、消费实践、政治干预和生产过程。最后，我们必须充分阐述和详细说明机制或矛盾生效的条件，以便重新获得历史证明。实在论的方法存在一个固有的危险，那就是各个机制及其效应以及这些机制在具体结合中的相互调整三者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使得我们不能从现象上区分不同的实在论理论。要作出恰当的解释，就需要我们严格地论证到底是哪些机制、怎样的结合形成了社会关系的地质层。

要是我们认为，注意到这些产生空间效应的另外的机制就足以构造出一种关于空间、时间和社会关系之间关联的理论，并且这一理论会符合萨克为社会科学理论制定的严格标准，那就过于乐观了。我们并未证实以上简要考察的机制之间的相容性，也没有具体说明它们之间的理论联系。但是，这些机制确实暗示了扩展基本比喻的可能方法，由于基本比喻和任何单一机制似乎都不能如实地解释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暗示肯定不会毫无价值。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集体消费安排和家庭组织与追逐利润的资本一起导致社会关系与政治实践的空间变化。地方社会关系的地质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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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ack, R. D., Conceptions of Space in Social Thought, London and Minneapolis, 1980, p. 59.

(2) 例如,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3) M. Storper的“Towards a Structural Theory of Industrial Location”（载Rees, J., Hewings, G. J. D. and Stafford, H. A., eds.,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Regional Systems, New York, 1981, pp. 17－40）一文将用以进行区位分析的一种现代系统方法与一种结构方法作了区分，后者常常但却不一定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发。

(4) Lojkine, J., "Contribution to a Marxist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sation" in Pickvance, C., ed., Urban Sociology: Critical Essays, London, 1976, pp. 134－135.

(5) Williamson, J. G.,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 Description of Patterns" in Needleman, L., ed., Regional Analysis, Harmondsworth, 1968, pp. 102－106.

(6) Hobsbawm, E., "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 in Jacques, M. and Mulhern, F., eds., 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 London, 1981, p. 11.

(7) Durkheim, E.,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1964 (first published 1893), p. 28.

(8) R. Rose和D. Unwin的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Political Unity in Western Nations（Beverley Hills, 1975）一书将运动的缺失归因于前一时期中出现的“政治民族化”转向,但他们并没有研究这一时期。

(9) Hechter, M., "The persistence of Regionalism in the British Isles 1885－1966,"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Vol. 79, pp. 319－343; Hechter, M.,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1966, London, 1975.

(10) 例如, Fothergill, S. and Gudgin, G., "Regional Employment Change: a Subregional Explanation," Progress in Planning, 1980, Vol. 12。

(11) Lee, C. H.,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K Since the 1880s, Maidenhead, 1971.

(12) Chisholm, M. and Oeppen, J.,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Employment: Regional Specialisation and Industrial Localisation in Britain, 1973.

(13) 关于替代性经济指标的有效性，参见D. Massey和R. Meegan的“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Versus the Cities”（载Progress in Planning, 1979, Vol. 10, pp. 159－237）一文对于D. Keeble的“Spatial Policy in Britain: Regional or Urban?”（载Area, 1977, Vol. 9, pp. 3－8）一文的批判。

(14) 例如，Saunders在本书中的文章。

(15) 例如，Sayer, A., "Explanation in Economic Geography: Abstraction versus Generalis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82, Vol. 6, pp. 68－88。

(16) 参见Union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78, Vol. 10, pp. 1－12; Lovering, J., "The Theory of the Internal Colony versus Political Economy of Wale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78, Vol. 10, pp. 55－67；以及D. Massey在"Regionalism: Some Current Issues"（载Capital and Class, 1978, Vol. 6, pp. 33－39）一文中撰写的总结。

(17) 参见E. Lebas在"Urban and Reginoal Sociology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 A Decade of Marxist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s"（载Current Sociology, 1982, Vol. 30（1）, pp. 1－107）一文中给出的综合调查。

(18) 参见Lojkine, J., "Contribution to a Marxist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sation" in Pickvance, C., ed., Urban Sociology: Critical Essays, London, 1976, pp. 134－135。但请注意，他后来的立场似乎有了很大的改变（参见Lojkine, J., "Urban Policyand Local Power: Some Aspects of Recent Research in Lille" in Harloe, M. and Lebas, E., eds., City, Class and Capital, London, 1981, pp. 89－104）。

(19) Lipietz, A., "The Structuration of Space, the Problem of Land and Spatial Policy" in Carney, J., Hudson, R. and Lewis, J., eds, Regions in Crisis, London, 1980, pp. 61－75.

(20) Massey, D., "Towards a Critique of Industrial Location Theory," 1973, Antipode, Vol. 5(3), pp. 33－39; Massey, D., "In What Sense a Regional Problem," Regional Studies, 1979, Vol. 13, pp. 233－243.

(21) Massey, D. and Meegan, R.,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Versus the Cities," Progress in Planning, 1978, Vol. 10, pp. 159－237; Massey, D. and Meegan, R., "The Geography of Industrial Reorganisation," Progress in Planning, 1979, Vol. 10, pp. 159－237; Massey, D., "Regionalism: Some Current Issues," Capital and class, 1978, Vol. 6, pp. 106－125.

(22) Massey, D., "Capital and Locational Change: The UK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Electronics Industr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78, Vol. 10, pp. 39－54; Massey, D., "In What Sense a Regional Problem," Regional Studies, 1979, Vol. 13, pp. 233－243; Massey, D. and Meegan, R., The Anatomy of Job Loss: The How, Why and Where of Employment Decline, London, 1982.

(23) Massey, D. and Meegan, R.,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Versus the Cities," Progress in Planning, 1978, Vol. 10, pp. 159－237；也见D. Massey和R. Meegan在The Anatomy of Job Loss: The How, Why and Where of Employment Decline (London, 1982)一书中的结论。

(24) 例如，Walker, R. and Storper, M., "Capital and Industrial Loc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81, Vol. 5, pp. 473－509。作者坚持认为，劳动是竞争优势的基本来源，但同时强调，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对于区位战略至关重要。

(25) 这些前提条件的设定得到了F. Fröbel、J. Heinrichs和O. Kreye的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Cambridge, 1980)这部有影响的著作的认可。

(26) Massey, D. and Meegan, R., "The Geography of Industrial Reorganisation," Progress in Planning, 1979, Vol. 10, pp. 159－237; Massey, D. and Meegan, R., The Anatomy of Job Loss: The How, Why and Where of Employment Decline, London, 1982; Massey, D., "Capital and Locational Change: The UK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Electronics Industr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78, Vol. 10, pp. 39－54.

(27) Massey, D. and Meegan, R., The Anatomy of Job Loss: The How, Why and Where of Employment Decline, London, 1982.

(28) 因此有可能解释英国就业中的比较剧烈的城乡转变，S. Fothergill和G. Gudgin的“Regional Employment Change: a Sub-regional Explanation”（载Progress in Planning, 1980, Vol. 12）一文是全面记载这一转变的最新资料。

(29) 参见Massey, D., "In What Sense a Regional Problem," Regional Studies, 1979, Vol. 13, pp. 234－235，该文最为清楚地描述了她的“探究历史过程的图式法”。

(30) Massey, 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s Class Restructuring," 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Working Paper 604.

(31) Massey, D., "Regionalism: Some Current Issues," Capital and Class, 1978, Vol. 6, pp. 106－125.

(32) Massey, 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s Class Restructuring," 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Working Paper 604, p. 1.

(33) 参见J. Lovering的论文“The Theory of the Internal Colony versus Political Economy of Wales”（载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78, Vol. 10, pp. 55－67）、P. Cooke的论文“Inter-regional Class Relations and the Redevelopment Process”（载Papers in Planning Research, UWISI, No. 36）以及G. Day等人的编著Diversity and Decom position in the Labour Market（Farmborough, 1982）中的某些研究工作。

(34) 参见Gittins, D., Fair Sex: Family Size and Structure 1900－1939, London, 1982。

(35) 参见Liddington, J. and Norris, J., One Hand Tied Behind Us; The Rise of the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London, 1978; Macintyre, S., Little Moscows. Communism and Working-class Militancy in Inter-war Britain, London, 1980; Gittins, D., Fair Sex: Family Size and Structure 1900－1939, London, 1982.这些著作对于国内安排和政治效应如何随时空变化而变化给出了一些初步的解释。

(36) Sack, R. D., Conceptions of Space in Social Thought, London and Minneapolis, 1980.

(37) Taylor, P. and Johnston, R. J., The Geography of Elections, Harmond-sworth, 1979.

(38) Nagel, E., "On the Statement 'The Whole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 in Lazarsfeld, P. and Rosenberg, M., eds., The Language of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1955, pp. 519－527.

(39) Gregory, D., "Social Change and Spatial Structures" in Carlstein, T., Parkes, D. and Thrift, N., eds., Timing Space and Spacing Time (3 vols), London, 1978, Vol. 1, p. 46.

(40)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pp. 39－40.

(41) 例如，Johnson, R., "Culture and the Historians" in Clarke, J., Critcher, C. and Johnson, R., eds., Working Class Cultur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 London, 1979; Homans, G. C., "The Explanation of English Regional Differences," Past and Present, Vol. 42, pp. 19－34。

(42) Lojkine, J., "Contribution to a Marxist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sation" in Pickvance, C., ed., Urban Sociology: Critical Essays, London, 1976, pp. 97－99.

(43) Gordon, D., "Class Struggle and the Stages of American Urban Development" in Perry, D. and Watkins, A., eds., The Rise of the Sunbelt Cities, Beverley Hills, 1978, pp. 55－82；也可参见Gordon, 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Cities" in Tabb, W. K. and Sawers, L., eds., Marxism and the Metropolis: New Perspectives in Urba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1978, pp. 25－63，其中有类似的论证。

(44) Lees, L. H., "Strikes and the Urban Hierarchy in English Industrial Towns, 1842－1901" in Cronin, J. and Schneer, J., eds., Social Conflict and the Political Order in Modern Britain, London, 1982, pp. 52－71.

(45) Litter, C., The Development of Labour Process in Capitalist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ing Organization in Britain, Japan and USA.

(46) Ward, D., "Environs and Neighbours in the 'Two Nations':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Leeds,"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 6, pp. 133－162; Shaw, M., "Wolverhampton 1871 and 1971," Population Trends, Vol. 18, pp. 17－23.

(47) 参见Anderson, M., "Sociological History and the Working-class Family: Smelser Revisited," Social History, 1976, Vol. 1 (3) pp. 317－334。

(48) 参见A. Giddens的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and Berkeley, 1979)一书的论证。

(49) 奇怪的是，Gordon并没有使用这个概念。但是，他在其他著作中已经有效地使用了这个概念，例如Gordon, D., Theories of poverty and Underemployment: Orthodox, Radical and Dual Labour Market Perspectives, New York, 1972; Gordon, D., Edwards, R. and Reich, M.,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1982。

(50) 参见Norris, R., "Towards a Sociology of Labour Markets," mimeo, 1980; 也见Lever, W. F., "Industry and Labour Markets in Great Britain" in Hamilton, F. E. I. and Linge, G. J. R., eds., Spatial Analysis, Industry and the Industrial Environment: vol 1: Industrial Systems, New York, 1979, pp. 89－114。关于近来地方劳动力市场比较研究方法局限性的总结，参见Warde, A., "Comparability in Local Studies: The Case of Deindustrialisation of Lancaster," Lancaster Regionalism Group, Working Paper, 1982, NO. 4, pp. 25－35。

(51) 一个重要的例子是: Edwards, R., 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1979。关于对Edwards劳动力市场研究方法的批判，参见Penn, R., "The Contested Terrain: A Critique of R. C. Edwards's Theory of Working Class Fractions and Politics" in Day, G. et al., eds., Diversity and Decomposition in the Labour market, Farnborough, 1982, pp. 93－106。

(52) Storper, M. and Walker, R., "The Theory of Labour and The Theory of Lo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3, Vol. 7, pp. 1－44．乍看起来，这个模型显得非常复杂，因此不可能将其成功运用于历史实例的解释。

(53) Castells, M., The Urban Question, London, 1977, p. 445.

(54) Ibid., p. 443.

(55) Ibid., p. 444.

(56) 例如，Lojkine, J., "Contribution to a Marxist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sation" in Pickvance, C., ed., Urban Sociology: Critical Essays, London, 1976, pp. 119－146; Lipietz, A., "The Structuration of Space, the Problem of Land and Spatial Policy" in Carney, J., Hudson, R. and Lewis, J., eds., Regions in Crisis, London, 1980, pp. 60－75。

(57) Castells, M., The Urban Question, London, 1977, pp. 129－233.

(58) Castells, M., The Urban Question, London, 1977, p. 451.

(59) Castells, M., City, Class and Power, London, 1978, pp. 93－151.

(60) 例如，Mingione, E., Social Conflict and the City, Oxford, 1981, p. 66。

(61) Castells, M., City, Class and Power, London, 1978, p. 178.

(62) Byrne, D., "Class and the Local Sta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2, Vol. 6, pp. 61－82; Duncan, S. and Doodwin, M., "The Local State and Restructuring Soci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2, Vol. 6, pp. 157－186; Smith, S. L., "From Capitalist Domination to Urban Planning: Three Stages in the Urban Politics of Dartford 1814－1980," mimeo.

(63) Census 1911, Report for the Country of Lancashire, Table 25.

(64) Ball, R. M., "The Use and Definition of Travel-to-work Areas in Great Britain: Some Problems," Regional Studies, 1980, Vol. 14, pp. 125－139.

(65) 参见Smout, T., "Aspects of Sexual Behaviour in Nineteenth-century Scotland" in MacLaren, A. A., ed., Social Class in Scotland: Past and Present, Edinburgh, 1976，其中有关于19世纪苏格兰私生比率地区变化的有趣讨论。

(66) 例如，Gershuny, J. I. and Pahl, R. E., "Work Outside Employment: Some Preliminary Speculations," New Universities Quarterly, 1979, Vol. 34, pp. 120－135; Pahl, R., "Employment, Work and the Domestic Division of Labou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0, Vol. 4, pp. 1－20。

(67) Urry, J., The Anatomy of Capitalist Societies: The Economy,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London: Macmillan, 1981, pp. 125－132.

(68) Urry, J., "De-industrializtiom, Households and Forms of Social Conflict," Lancaster Regionalism Group, Working Paper, 1981, No. 3; Urry, J., "Some Themes in the Analysis of the Anatomy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ies," Acta Sociologica, 1982, Vol. 25, pp. 405－418; Urry, J., "De－industrialisation, Classes and Politics" in King, R., ed., Capital and Politics, 1983, pp. 28－48; Murgatroyd, L. and Urry, J., "The Restructuring of a Local Economy: The Case of Lancaster" in Anderson, J., Duncan, S. and Hudson, R., eds., Redundant Spaces in Cities and Regions?,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83, pp. 67－98.

(69) Urry, J., "Some Themes in the Analysis of the Anatomy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ies," Acta Sociologica, 1982, Vol. 25, pp. 405－418; Urry, J., "De-industrialisation, Classes and Politics" in King, R., ed., Capital and Politics, 1983, pp. 28－48.

(70) 参见Urry, J., "De-industrializtiom, Households and Forms of Social Conflict," Lancaster Regionalism Group, Working Paper, 1981, no. 3; Urry, J., "Some Themes in the Analysis of the Anatomy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ies," Acta Sociologica, 1982, Vol. 25, pp. 405－418；也见Pahl为本书撰写的第11章。

第十章　作为地区标志的阶级实践：劳动地理学大纲

菲利普·库克

引言

在总体社会结构的普遍性和“场所”的特殊性之间，有一个社会空间尺度，由此可以澄清特定阶级形成的具体性。此外，这样一种明显狭小的焦点仍然可以揭示出那些往往对阶级实践的本质产生全球影响的机制。在本章中，我试图表明这一尺度（为简便起见我称之为“地区”）如何不仅大大有助于澄清社会过程与空间过程之间的关系。同时，我还要表明，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一尺度对现代社会阶级研究来说如何代表一个更有用的切入点。从一个方面来看，下文试图界定“地区”这一争论不休的概念，而且我打算通过论证地区的边界主要与统治阶级实践的界限相关联来完成这项任务。在文化层面上，尤其在政治方面甚至在有限的经济范围内，这些实践都能够为劳动的利益所支配，就像它们受资本利益的支配一样。

我决定通过考查大不列颠的一个地区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个地区被认为是（也许过于夸大了）大不列颠的少数“红色地带”之一(1)，但至少在传统上被称为有些激进的地区可能更为合理。这个地区就是南威尔士，一个正在迅速衰落的煤矿开采和钢铁制造中心。因此，本章不可避免地着重强调工人的阶级实践，尽管也会对资本所有者有所关注。这绝非是一个任意的选择。工人阶级都在抵抗对他们集体认同的社会和空间基础的削弱。长期以来，他们建构抵抗模式的各种方式在最好的情况下被忽视了，在最坏的情况下在正统经济学和某些政府政策中均被视为阻碍空间—经济效率的摩擦力。因此，本章的副标题之所以是“劳动地理学大纲”，是希望其他的学者在地理学中发展出一种社会—空间进程的分析方法，以此来平衡一系列把空间发展看做资本家决策必然结果的研究。

作为实践的地区：社会—空间多样性理论

我先来考察一下某些关于空间对于理解社会多样性之重要性的理论著作。这将有助于为下文的分析所使用的“地区”范畴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定义。也许，我们最好从葛兰西关于空间和社会关系的一些思考开始。在关于意大利城市的历史作用、皮埃蒙特对于意大利复兴运动的重要性和南方问题的著述中，(2)葛兰西指出了地区和分区区别的关键性标志，这对当代的社会空间分析仍然具有价值。有四个观点在这里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观点是：从体力劳动者和企业家之间的一般的位差别中，我们很难获知每一类工人对于改变特定生产体系的一般社会关系可能持有的兴趣。毋宁说，葛兰西认为，关键性的差别在于社会生产关系更普遍的体系内部具体的社会交换关系和状况。于是，他进一步表明了具体的具有空间差异的统治与从属社会关系如何导致乡村体力劳动者的深度沉寂（比如在南方）或者某些北方工程中心中层管理人员的惊人的激进性。

第二个观点是：知识分子的实践，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同统治和从属霸权相对应的社会空间因素。这些实践恰恰就是传达和加强结构限制和个人行动机会的手段。任何一个在空间上（也就是在地方、地区、全国）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都会关注和从事那些支持和再生产统治地位的实践。葛兰西注意到，城市企业家阶级是如何为从属阶层的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创造条件，以便维持这个从属阶层并赋予其同质性。这些知识分子覆盖了研究人员、技术员、会计以及文化革新的组织者，更有甚者，还包括制定促进契约关系新法规的组织者等。这个阶层随着企业家阶级的发展而“有机地”发展壮大。相比之下，农民则缺乏活力，部分原因在于它的知识分子成为神职人员，即土地贵族的“有机知识分子”。其他强化这个传统从属阶层的阶层包括地方行政管理人员、律师、医生、教师等。换句话说，农民是一个生产出自身霸权从属关系的手段的阶级。因而，在葛兰西看来，只要这种事态继续下去，它就不可能起改革作用。由于同样的原因，这种生产知识分子的能力也不能变成另一个庞大的从属阶级——城市工人阶级的优势。发展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困难是其组织和抵抗中的主要问题。

第三个观点是：乡村与城市环境之间知识分子功能的变化方式。葛兰西的分析展示了结构限制和对个体开放程度的空间变化，相关性正在于此。在乡村环境中，小城镇的农民与职业性的小资产阶级之间经常性地互动。这强化了农民对提高家庭成员地位的渴望，更不用说农民对随着地位提高而缓解经济生活的渴望了。相比之下，在工业城市，企业家的“从属者”并不具有这种与劳动相关的社会控制功能。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这种控制功能基本上是由雇佣关系提供的。因此，葛兰西认为，企业家只会追求对工人的间接控制。甚至在他讨论技术上更加先进的美国主义和福特制时，这也被认为是通过有选择的招聘、高薪、(3)流水作业机器以及国家在家庭和社区中获得工作之外的责任风尚实现的。因此，就工人发展那些抵抗积累过程强制的组织尤其是发展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阶层而言，葛兰西也许看到诸如技术人员那样的中层工人可能会受有组织的工人而非资本的政治影响。

最后，葛兰西指出了空间变化的文化实践在促成分化的社会空间关系时的重要性。在说明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城市比乡村在政治上更加进步时，他强调指出，是工业城市而非所有的城市表现出这一特点。在非工业的“沉默城市”中，有一种针对被鄙视、被统治的乡村的褊狭的统治文化。然而，悖谬的是，这种鄙视源于这样一些消费中心对乡村创造的财富的物质依赖，并且得到特定意识形态实践的支持，首当其冲的便是各种唯心主义哲学和古典主义观念。北方的少数大工业城市不受南方那些陈规和障碍的限制，容纳了每个按照新的实践行事的企业家和工人。由于在思想上是实证主义者而不是唯心主义者，是未来主义者而不是古典主义者，他们也沿着独特的路线成为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国家）之间的环节。商会、工会和政党取代教会和贵族成为利益代表的手段。

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两大岛屿集团插入了在南方的保守主义、北方企业家的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的原始社会主义之间分割的政治力量领域之中。这些具有文化独特性的民族地区构成易于遭受分离主义利益集团的分裂压力和同样强大的统一主义的反压力。因此，尽管具有边缘性和乡村特点，这些岛屿在对整个意大利具有重要政治影响的南方地区一度引发了无领袖、无政府的骚乱。

在本章的语境中，葛兰西分析的用途在于它准确描述了社会关系的空间不平衡性并根据控制阶级社会城乡形式特有的统治与被统治基本结构的不同方式对此作出了解释。后来，葛兰西指出，这两类阶级关系之间的明显矛盾已经成为北方工厂主和工人与以政治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南方城市食利者之间形成一个权力集团的基础。通过在关税壁垒后面的南方扩展（或许是圈定）一个广阔的半殖民市场，北方的扩张性经济利益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在意大利国家更为广泛的利益中，维持南方传统的阶级关系得到了公认的正当性证明。因此，葛兰西富有启发性地描述了空间不平衡发展系统再生产的机制。

此外，葛兰西表明，正是这样一些制度化的空间权力关系的破裂带来了法西斯时代的极端独裁主义。在资本主义农业渗透到意大利中部之后，这一地区形成的好斗和有组织的农村无产阶级表明了上述空间权力关系的破裂。对新生的意大利国家的生机及其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和阶级基础而言，由于城乡无产阶级联盟的前景所带来的危险在市民社会的各阶层内部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反应。这些因素证明具有强大的力量，足以接管国家机器并使之现代化。

在社会关系中空间因素的本质、意识形态在形成和再生产意识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根据从结构限制之中得到解放的程度来区分不同空间的社会实践方面，葛兰西的洞见对当前的研究计划具有相当大的价值。然而，其中也包含我们需要避免的一些缺陷。缺陷之一是，葛兰西坚信城乡之间存在一种偏重决定论的理论矛盾。显而易见，乡村社会关系可能是对抗性的和非顺从性的，尽管葛兰西往往对此要点不作过多的解释。同样地，尽管他对工业城市的进步性和致力于消费而非生产的城市的反动性之间作出了有用的区分，但是他忽略了工业部门之间在政治意识与组织上的变化。例如，通常情况是，不同国家的钢铁制造城镇或城市需要大规模的刺激，才能从政治休眠中苏醒过来。(4)

缺陷之二是葛兰西低估了工人的生产实践。一个社会阶级一旦自觉地形成并组织起来，它就会维护或保证它的统治地位。由于葛兰西要考查观念在其中发生的作用并从理论上加以说明，这个缺陷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假定了作为总体的个人认识或者不原本地认识集体行动的理性依据的内在过程。我们至少应该研究如下可能性：这样一些动机可能来源于那些包括工资斗争在内的、与生产相关的问题。这一方法本来能够使葛兰西可以部分地解释南方非常容易发生的明显无动机的“骚乱”。

社会实践受到的明显强有力的结构限制何时和由于何种原因不再起作用，因而打开了个体行动的空间，这个问题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然而，吉登斯的近作多少有助于阐明社会理论中的这一核心关系。(5)为了构筑他的结构化理论，他把社会实践概念置于中心位置。结构既制约又促进了社会实践，反过来实践着的个体和集体的行为又再生产出结构。当实践活动不再与结构一致时，结构——例如社会阶级的统治与从属结构——就不再被生产出来。有趣的是，吉登斯把空间（和时间）维度引入这种社会行动理论中，认为社会体系按照综合机构——例如法律或国家——的发展水平而被或多或少地严密控制着。哪里存在相对欠发达的结构控制体系，哪里就可能出现具有空间差异，同时在时间上也不平衡的社会实践。吉登斯认为，城市决定着特定社会体系中所存在的“距离化”程度。这是由于城市通过监视和信息收集——在当代社会中曾经由国家承担的功能——而具有的控制力量。

遗憾的是，吉登斯的解释并未使我们更加了解那些在特定城市或国家管理权限之外运作于工厂或房地产中的结构化形式和脱离结构限制的形式。此外，在后两种场景中，监督水平或者至少对工人实践活动的了解水平仍然相当高，这一点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然而，这两种场景中也有大量反结构实践的例证。相比之下，只要哪里的反结构实践活动能够扎根并构成那些社会普遍存在的但在空间上受到限制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的基础，哪里的实践者的控制水平常常就相当低下。显而易见，有一些强大的思想得以形成和传播的手段，它们对结构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这些手段既无强大的管理权力也没有充分的工具来进行信息收集或监督。一个被剥夺了权利且没有权力的历史阶级群体形成一种“道德经济”观念的能力便是一个例证；而对女性被剥夺权利或少数族裔缺乏公民权利如何不可接受的阐明则是另一例证。当行动不能再生产出结构时，这些道德感情借以表达和转化为实践活动的空间和时间便不再由“距离化”决定了。但是，我们应当综合它们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特殊的文化与历史实践活动以及实例中的道德力量来理解它们。

在对马赛区社会重组过程的研究中，布莱特拉赫（Bleitrach）与舍尼（Chenu）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这种推理方法。(6)他们把该地区看做是“地中海文化”的据点，看做是一个逐渐衰落的以手艺为主的工业基地，尽管船舶制造和船舶维修是它的支柱，其源头却是一个生产基地，具有一系列的财产和社会关系以及在不同的时空结合中确立的日常机构的结构。他们所描述的马赛工人阶级文化是排他性的，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特征，家庭是招募培训熟练技术工人和传播工人阶级意识的关键机制；此外，日常生活的行为具有内在的开放性和平等主义。由此看来，他们的描述对19世纪的普罗旺斯尤其是“红色瓦尔省”作出了回应。(7)

瓦尔省的乡村激进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产品与市场的结合、地方财产关系的性质、劳动过程的组织方式、工作场所内外的性别关系、住房的集中程度以及正规的社会与政治组织化程度。19世纪晚期，酿酒业在瓦尔省极其兴盛，而市场却面向大城市而非本地区，生产规模与风险也就更大。瓦尔省的农民独自拥有小块葡萄园，无须缴纳封建地租。然而，作为独立的小业主，他们只有在合作的基础上组织葡萄酒生产过程（不同于葡萄种植），才能满足市场需求，进行正当的谋生。此外，葡萄种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女性家庭成员通常也参与劳动过程。由于土地稀缺昂贵、面积狭小，村庄形成独立、密集的群落。社会生活的特征是高度的正规与非正规互动、开放和共有的话语模式以及积极的政治辩论。这些社会特征通常用“普罗旺斯的社交性”（Provencal Sociability）这一术语来概括。

在对马赛区的研究中，布莱特拉赫和舍尼追溯了如下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是社会空间的形成及其实践；另一方面是瓦解这些社会空间及其实践的资本利益和戴高乐主义国家。在此关键是这些综合结构充当了积累过程的障碍。这样一些障碍可能遭到了忽视，直到法国国家计划机构为了经济利益而找到发展一个被忽视的地区的理由。马赛地区被看做是理想的经济发展中心，它以重工业（钢铁、化学制品）为主，产品出口到相对不发达却成熟的南欧市场和其他地方。与此同时，国家和私人部门对该地区和其他经济发展中心的投资将会推动法国重工业实现现代化，使之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竞争力。

他们指出，作为地区发展计划的结果，分区（sub-region）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分化，因为三种具有相关劳动过程和所有权形式的公司开始从根本上重构了工业劳动市场。首先是有一些布莱特拉赫和舍尼所说的福特制企业。这类大型垄断企业雇佣了来自以前的生产中心（如钢铁中心）或北非的流动工人，并不关心本地可以利用的劳动力大军和对工作活动的监督。这些企业谈论着管理层灌输给工人的公开的消费主义。它们还讨论着这样一种管理战略：正如葛兰西对福特制的讨论一样，奖励“负责任的工人”和消除“麻烦制造者”，因此更加接近于一种自我监督。这样一些工人已经被彻底地收编，发展不出重要的反对组织。

其次，他们提到了泰勒制的、无须技能的计件工作。这种工作是由缺乏工会组织、工资低下和被边缘化的工人在劳动密集型条件下完成的，其中女性占相当大的数量。有些工作转包给了地方的福特制部门或者异地类似大型企业或者服务于直接消费的“血汗工厂”。这些都是本地所有的小型企业。尽管工人可能会意识到自己遭受剥削的处境，但是他们由于容易失业而对此几乎无能为力。第三类是传统的手工艺部门，其中相对自主的熟练工人既有团结的传统又有合理的收入，从而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这种控制是其他的劳动力市场所没有的。例如，布莱特拉赫与舍尼谈道，钢铁和化工工人以及边缘工人由于上班路途遥远带来了时空限制，导致了自身的贫困化：前者的上班地点是独立的经济发展极，后者的上班地点是再生产成本低的小镇和乡村。

显然，这种方法并非没有问题。由于采用了过于僵化的国家和劳动力市场理论，它的观点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8)国家稳步地促进法国垄断资本的直接利益。这种表象与其他欠发达经济体的国家相比更不可信，但是它仍然被看做是一个对经济增长极规划的相当巧妙的解释。戴高乐主义及其强烈的爱国主义仅仅表现于经济的现代化或者通过回应“下层”的发展压力来寻求统一政治多元化的社会，其表现程度我们在此不予考察。同样地，我们想知道，除了各种资本巧妙地整合地区经济的能动作用外，三重劳动力市场模型的形式主义是否还能理解组织化的工人的能动作用。(9)尽管如此，这些形式主义并未全然搅乱一些有用的研究发现。在解释特定社会空间形成及其变形因素的本质时，我们所采用的方法试图把生产关系与市民社会的某些关系——家庭、地区、文化与思想习俗——联系起来。

总之，这些贡献全都有助于证明空间维度对于理解特定阶级集团所特有的社会实践中的差异具有重要意义。由于那些已经讨论过的结构因素的结合具有不同的重要性，这些社会实践的空间边界可以明确地标示出来。重要的是，不再从难以察觉的、具有某种连续性的实践融合的角度去看待这些变化，而是把它们看做一目了然的。这是由于（正如下一节将要看到的）当不同地区环境中的主要社会关系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特殊形式时，连表面上同源的实践活动——例如与相同文化群体相关的农业政治激进主义和工业政治激进主义——之间也变得毫无关系。但是正如我将要表明的那样，这样一种阐述过于局限于它的经济主义语调。

在下一节中，我将把上述评论的要点总结为五条线索。我认为，它们对于解释那些表示独特的社会空间形成的地区实践中的变化至关重要。

地区的具体性：以南威尔士为例

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研究和比较阶级关系地理格局的分析框架，就必须区分以下五条线索与多重结构对社会—空间多样性的影响。

1．生产基础（即占有剩余价值的确定形式的性质和程度、所生产出的商品以及生产的自然条件）。

2．劳动过程（即直接生产者的自主程度、监督管理程度、技术和机械化强度以及劳工组织的抵抗程度）。

3．资本所有权（即数量不等、地方或国内或国际、私有或国有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

4．具体的社会关系（即地区或城市或乡村的利益联盟/分裂、性别关系、工资关系、消费关系、包括种族地区在内的大众斗争）。

5．制度的具体性（即文化的、知识的、认知的和意识形态的实践）。

为了充分运用这一方案框架，对一系列不同的地区或地方进行比较（例如，由不同的工业部门控制的地区、乡村小农场对工资劳动社区、种族异质对同质的地区或地方等）显然是可取的，但下文将利用对工业化的南威尔士崎岖地带的研究来检验这一框架。

生产基地

表面上看来，南威尔士与旧工业化世界的其他基本工业区有不少共同点：19世纪晚期，它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煤矿和钢铁制造中心。但是，它并未发展出诸如造船或重型机械制造这样的二级制造能力。经过快速工业化过程后，就工业多样化和经济持续增长能力而言，它始终都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这是一系列复杂决定因素的结果，其中的三个因素不妨看做取决于生产基地的特点，其他的因素便是我们将要考虑的另外三个主要因素。

首先，南威尔士的煤田和钢铁城镇的自然、地理和地形环境相对远离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不列颠地区的其他重要资本积累中心。此外，煤炭开采于高原上狭窄陡峭的深谷。这样的高原上不可能形成中心城市，因而影响了资本的加速流通，也影响了对资本在多元化过程中的进一步增殖。(10)钢铁生产同样小规模地分散在煤田之中。

其次，运输和包装工业直接消化了大量的煤炭和钢铁产品。煤炭是英国大型军舰和商船的理想燃料，大量钢铁被威尔士之外的造船和铁路工业用来制造铁轨、钢板、零件等，马口铁往往用于远离生产地的罐头制造和家用器皿工业。

再次，煤炭和钢铁支柱产业都是按照维多利亚时期工业资本主义的最高原则来组织的。业主通常努力通过延长工作日和减少与剩余劳动相对的必要劳动来提高绝对剩余价值，而很少努力通过提高机械化程度来增加相对剩余价值。(11)就阶级关系而言，这些生产特点的影响包括在两大支柱产业中形成了高度团结一致、保护性的工会组织，尽管具有明显不同的利益调解结构。

劳动过程

主要商品在技术生产过程上的差异表现在它们各自劳动过程的组织中，直接造成了利益调解和代表形式的差异。师傅扮演了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主要调解角色，他们在煤炭和钢铁工业中安排工作时间和进度，协商工资报酬。这两个产业的特征是生产承包制度。师傅和钢铁厂或煤矿业主（或更常见的经理）之间签订合同。最终，雇佣工人是由师傅而非直接由资本雇佣的。因此，资本代表对劳动过程的直接监督变得无关紧要。于是，在这一地区的两大支柱产业中，劳动只是形式上而非实际上隶属于资本。(12)

然而，在这种表面的相似性之下，两大产业的控制模式之间存在着关键性的差别。此外，熟练的采矿承包管理者与手下人之间的关系不同于英国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工业中常见的生产关系。正如利特勒（Littler）所表明的，(13)直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分包体系（及其变体）几乎普遍存在，使英国其他工业组织理论——例如业主经理直接控制或师傅控制理论——显得捉襟见肘。利特勒找出了能够精确概括南威尔士煤炭和钢铁工业之间差异的两个主要控制制度。一个是煤矿和其他采掘工业所特有的“工头制”（gang-work system，通常称作“包工头制”），另一个是钢铁和其他金属行业中通行的“师傅制”（craft-work system）。

这样一来，利特勒认为，师傅的权力取决于他的关于制造过程的专业技术知识，而业主、经理或手下人通常对此均不掌握。这赋予了传统钢铁工业的师傅一种专有权和地位，使之明显区别于他的雇工，也使他获得了一种与管理层几乎平起平坐的关系。如同别处一样，南威尔士钢铁工业所产生的结果之一是它明显地摆脱了罢工之患。然而，由于雇工们处于从属地位，他们很快意识到需要组织工会来保护自己，像对抗经理一样来对抗行会。南威尔士的钢铁工业史贯穿着行会与总行会之间以及各个行会之间的厂内争执，但是整个工业始终平静沉寂。这种平静沉寂之所以能够保持，关键的因素之一是异地管理人员和行会所行使的内部仲裁程序已经制度化。这种俗称“中立者”的制度是1869年行会与钢铁业主之间协议的产物。在此之前，他们之间发生了几乎造成大范围工业破产的剧烈冲突。因此，南威尔士钢铁工业充分证明了师傅制对劳动过程的控制。

然而，从利特勒对工头制的定义来看，南威尔士煤炭工业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他认为，由于是雇佣工人的直接雇主，工头自然会像师傅一样试图以专业技能捍卫自己独立的地位。然而，由于相关技术并不是那么高深（至少与钢铁制造相比），而且劳动力常常供过于求，工头无法确立自身的真正的师傅地位。结果，他不得不与经理或业主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以便获取关于良好工作地点的信息，从而有助于维持他的排他性，更重要的是使他的工资高于手下人的工资。

但是，南威尔士并不存在利特勒的分析中以排他性为基础对技能的定义。相反，矿工（即熟练的承包者）不仅仅技术精湛，而且常常能完成所有与采煤相关的工作，因此表现出自己的技能与地位。如此一来，技能的自我界定是包容性的，而不是排他性的。此外，矿工与相关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冲突。这是因为“岩巷掘进”（dead-work）问题，即用于清除阻碍煤层通道的岩石的时间。煤田的地理环境使得普通矿工收入的1/4来自岩巷掘进作业。难怪管理者详细检查岩巷掘进作业，而每天为岩巷掘进作业的报酬额度所进行的讨价还价是长期的紧张根源。与其他地方不同，南威尔士的轮班制仍然是九到十个工时。这是另一个紧张根源。即使在1908年通过的《矿场管理法案》把工时降到八个小时之后，南威尔士的矿工们也彻底拒绝了矿主实行八小时双班制采煤的想法。矿工们成功地提出了如下理由：（1）岩巷掘进作业无法通过轮班制均分，矿工容易从上一班工人完成的非生产性工作中获取不相称的报酬；（2）与第二班工人分享收入会威胁工资袋的隐秘性；（3）把全天分成两班会扰乱他们的家庭生活，减少工作之余的社交活动机会。(14)

这与英格兰东北部的状况大相径庭。那里存在着严格的劳动分工，采煤工专门负责采煤，清除工负责清除，装煤工负责装煤，运煤工负责运输。这直接导致了社区内部社会结构的进一步细分，因为不同级别的工人之间存在明确的收入差别。采煤工经常从煤矿主手里得到免租房，表明更大的社区接受了他的特权地位，而这在南威尔士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15)唐顿（Daunton）令人信服地指出，东北地区矿工所获得的这些控制权与特权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人阶级内部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对于我们理解那里的矿工缺乏好斗性来说至关重要。就像在钢铁工业中一样，东北地区的矿工工会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代表煤矿主实施一种内部仲裁和调解制度，这就不足为奇了。(16)

问题在于，南威尔士煤田缺乏相应的等级化是否有助于解释它何以拥有好斗的名声呢？显然，矿工与管理者在岩巷掘进问题上的冲突以及矿工与矿主在轮班制问题上的冲突表明，南威尔士并不存在那种在东北地区熟练工人与管理层之间能够看到的合并传统。此外，矿工自身对技术界定的非排他性似乎表明了一种较为平等的劳动过程和日常生活。足以为证的是，在南威尔士，家庭是采煤工和运煤工补充的重要来源。例如，1906年，15％的采煤工是16岁以下的童工，而东北地区则一个童工也没有。这种情况造成了各种紧张关系。东北地区并不存在这样一些紧张关系，那里的等级化还意味着一种从运煤工到采煤工的职业结构。也许，社会生产关系更加平等的最佳标志并不是寻找矿工身上的公平性，而是看到手下人的斗争性。

由于南威尔士煤田与世界市场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煤价短期——有时短至几个月——的大幅度波动会影响到它的煤炭产量。为了补偿损失，煤矿主对矿工实行了“浮动”付薪制，每吨煤价浮动1先令，工资收入就随之浮动7.5％。(17)矿工的工资以吨来计算，而运煤工的工资以天数计算。一旦煤价下跌，矿工就要更加努力工作来弥补亏损，而运煤工对此显然无能为力。运煤工的薪水因此降低，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必须更加努力地运出新增的煤炭。这个问题引发了南威尔士1893年的大罢工，当时损失了150万个工作日。这场罢工促成了总工会也就是“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的成立。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试图把内部生产小组之间的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它对1898年之后南威尔士矿工在工作场所内外的团结作出了巨大贡献。

最后，我们再回到钢铁工业中来。应当注意的是，尽管在煤炭工业中存在工人提高工资的先例，行会却不断阻碍了他们提高工资的类似能力。虽然钢铁工业也采用了浮动付薪制，但是每当以吨计的薪水降低时，师傅们仍然能够通过解雇组织松散的手下人来弥补亏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岁月的末期，非熟练工人终于能够组织起来，提高了抵抗失业的能力，其部分原因在于，随着技术的变化和半熟练工作的增长，行会逐渐失去了它的大部分权力。因此，煤炭和钢铁工业在工人团结组织发展上的显著不平衡性及其工作和日常生活的独特社会结构分别以承包制的形式出现在两大产业中。尽管如此，自19世纪末以来，工业化地区普遍认识到正式的组织是反抗剥削的基石。(18)

资本所有权

最初资本所有权的流行规模相对较小。但是，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资本集中的过程带来了一些规模非常大的产业资本企业，其中最大的企业——例如鲍威尔·迪弗兰蒸汽煤公司、格斯特、基恩和内特尔福德钢铁公司——如今成为中型的跨国公司。尽管具有这种明显类似的集中趋势，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煤炭业和钢铁业截然不同的资本来源和运用。在煤炭业中，早期资本（到1875年）主要来源于地方，而且规模较小。也就是说，采矿活动通常由当地的小资产阶级（店主、律师、教师）进行，他们集中自己有限的财力，适度地投资于合资经营的一家采矿公司。当所开采的煤层靠近地表的时候，这样一种投资可能相当有利可图，不过技术知识的缺乏意味着这样一种开采模式往往会效率非常差、生产率也很低下。一旦开采必须深入地下，外来的业主和经理必须购买或发展英国老深矿煤田——例如达勒姆——发展的技术和工程专业知识。因此，在维多利亚／爱德华时代晚期，资本化水平成倍增长，但是这类资本主要来自业主的个人资产（净利润、私人借款），而非依靠发行股票，(19)所有者本身越来越非地方化，有时还是来自国外。在此期间，所有者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往往变得愈来愈疏远、缺少家长制、矛盾重重，最终导致1926年的总罢工，其导火索是煤矿工人反对减薪和延长工作日。

这一地区的冶铁业以及后来的炼钢业几乎完全是由个体的、非本地的资本家创建起来的，其中一些人由于投资不列颠其他地区的钢铁制造而拥有金融和技术资源；另一些人则为农业或商业中获得的盈余寻找出路。在工业发展的早期竞争阶段，这两类人从伦敦和布里斯托尔的银行大量借贷，补充投资资本，收购竞争对手濒临倒闭的公司，或者仅仅用于经营。当19世纪晚期钢铁业发展停滞时，英国钢铁业从英格兰内陆地区向南威尔士沿海地区大规模转移——出口贸易由此能够得到更有效的管理，为钢铁业提供了进一步的外部刺激。只有这一地区西部的马口铁业仍然是由当地资本创立和所有，连这也仅仅是存在于有限的范围内，尽管有一家地方所属的公司（理查德·托马斯公司）后来在该地区的钢铁工业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在煤炭工业发展初期，对劳动力的家长制控制常常与小规模的地方资本有关，但却随着工业的集中而日渐式微。在钢铁工业中，特别容易见到家长制的地方是比较分散的小型马口铁厂而非大型钢铁厂。然而，我们不能把它看做是规模大小与隔离状态的简单结果，相反煤炭工业中的家长式控制可能是19世纪初地方所有者对深刻的阶级冲突——“苏格兰牛”和其他新生的工人阶级组织等机构就是代表——的反应。同样地，后来钢铁业中的家长制也可能强加给了早期非当地的铁器制造商的继承人，当时他们对待工人的粗暴态度导致了严重的暴乱和随后的军事干预。(20)

最后我们应该注意，这两大产业中的资本所有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国有化。这主要反映出：（1）重工业资本在世界市场中竞争失败；（2）以政府对持续私有制度的支持的形式来维持其利益代表的做法失败；（3）无论是家长制的还是公开对抗的劳资关系战略都未能削弱有组织工人捍卫自身利益的能力；（4）在战后重建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力量更普遍地认识到向工人让步作为和解基础的重要性，否则积累的恢复将难以为继。(21)

具体的社会关系

通常认为，重工业地区是存在典型工人阶级的核心要素的地方，但是与这样一些构造相关的实践的发展具有高度的不平衡性。(22)因此，所有这样的地区不可能都具有清醒的阶级意识、明显的组织团结性和工业斗争性的传统。我早已指出劳动过程的变化对阶级内部社会等级化的重要性，并且这很可能是阶级自主和阶级顺从相互区分的必要条件。在这一节的后半部分，我打算探讨具体社会关系的其他根源和界定这些社会关系的实践——这些实践具有更偶然的性质。但是，我首先想考察一下工业化南威尔士从它作为重工业地区的黄金时期到20世纪上半叶结束时的一个特征：独特的性别关系。其他类似的地区也可以归纳出这一特征。

尽管煤炭业历来不是只使用男工，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南威尔士情况确实如此。1842年的《矿场法》规定女性不得从事地下工作，但是该法的执行程度和力度却存在相当大的变化。后来，女性可以从事拖煤车、洗煤和搬坑木等地面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工作全部由童工和老矿工来承担，这表明并非是工作的艰苦程度迫使女性放弃这项工作。地方劳动力过剩的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到了工资收入，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女性在煤炭业之外的领域尤其是运输和军火行业可以获得报酬更好的工作。这些是对南威尔士煤田雇工之所以排斥女工的最恰当的解释。当时，对男性矿工来说，主要的问题是非熟练矿工尤其是童工涌入采矿行业。史密斯说得很清楚：

更为现实的贸易保护需要对熟练技工型矿工的推崇，然而事实上，快速提拔年轻人极大地削弱了学徒期的作用。(23)

史密斯所写的是1910年的南威尔士，而在麦金太尔看来，1921年之后这种压力仍然可见。(24)

在这样的情况下，清除劳动市场中那些压低工资的因素是符合男性矿工及其手下人利益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童工有一部分时间从事地下技术性工作，这样就使得矿工能够以最少的付出获取最大的收益。工会制定的资深条例保护了老矿工，保证他们在年老时可以从事较轻的工作。女性是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替代来源。在女性不适合成为矿工的父权制论证的掩盖下，她们属于被废除的类别。(25)

在煤田区的钢铁城镇中，女工的状况完全两极分化。虽然在工业发展早期，女性与男性并肩工作尤其是从事非技术性工作，但到20世纪初在工业区的中东部，她们几乎从钢铁业中消失了。然而，在马口铁工业集中的西部，女性不断加入生产工人的行列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马口铁工业分散在轧制和切割钢铁的小手工工厂。经过处理的铁片被浸入装满液体镀锡材料的大缸，然后用于罐头制造和家用器皿工业。女工从事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最危险的一道工序。铁条被切割成可使用的规格之后，就会变成锋利的铁片，随后在工人手中以相当快的速度滑动或传递。女工唯一的防护装备就是一副厚重的防护手套和一双工作靴。可以想见，对于被锋利的铁片划伤或被灼热的铁片烫伤等工伤，这些装备只能提供有限的防护。

在南威尔士西部，女性并未被排除在重工业之外，有趣的原因之一是那里没有像东部那样的移民压力。工联主义运动尚未充分组织起来，并且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是高度家长制的。然而，工业还选址于南威尔士的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种族特点和语言特征仍然最具威尔士的特色。就此而言，它还拥有最强大的新教传统。我们由此可能以为，如此“保守的”习俗将会完全拒斥妇女从事上述工作，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26)

在工会组织化相对薄弱、家长制盛行、劳动供应并不过于充裕的南威尔士的一个工业区，女性并未脱离危险的重体力工作。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劳资关系对立的情况下，对女性工人供给的控制是男性工人讨价还价能力的一个源泉。这种能力的基础是：资本终究不能直接控制劳动力再生产。相反，劳动力是在家庭中生产出来的，并且本身受资本控制而非纯粹由资本的需求决定。通过雇佣女性来降低平均工资率，资本能够使工人们一贫如洗。在这种情况下，男性工人依靠工会保障机构来消除工资率降低的根源并争取家庭工资是明智之举。当然，倘若父权制不是性别收入差距据以成为一种适当惯例的条件，有组织的工人根本就不会对此问题一筹莫展。总之，这似乎让我们对如下观念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家庭劳动分工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27)如果说有区别的话，至少就南威尔士而言，女性回归家庭是有组织的男性工人针对收入减少而斗争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家庭工资的制度化，女性回归家庭由于能够加强了家庭中的父权制关系而得以持续下去。

最后一点涉及女性作为斗争性工会支持者的角色，尽管她们受到家庭的限制。她们在家庭之外的自信使她们对自己在家庭中的默从地位提出质疑。麦金太尔以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为例所提到的父权制力量似乎是一个合理（即使有所偏颇）的解释。(28)

在思考南威尔士工业环境中决定具体社会关系的因素时，我们还特别关注其他三个因素。第一个是历史的因素，关系到在吉登斯的“时空边界”中或不同社会关系模式——独特的生产基础在相同、追求利润的市场交换和生产总关系下的表现方式——之间转换的性质。这种转换的一个关键标志是“乡村”和“城市”范畴之间的差别，前者的生活形式会贯穿于后者的社会实践之中。让我们举例说明，南威尔士的第一波城市产业工人主要来自一个以动荡、激进主义和平等主义习俗为特征的农业社会。这些特征源于：（1）农业生产的性质；（2）民族语言的联合和分化；（3）大众的宗教不满；（4）限定相对不充分的阶级统治关系。试看下文：

主要财政收入来自销售待肥育牛和桶装咸黄油。然而，如果没有公牛配种，农场就没法饲养可供销售的牛犊，也没有可供生产黄油的牛奶。可是饲养公牛成本很高，只有面积达到60英亩（或以上）的农场才能够饲养。6家农场中有5家都达不到所要求的面积，因此5家农场要依靠一家农场的公牛来配种。配种的报酬并非是现金而是干草收获季节的劳力……方言……表明人们是用贵族、农场主和雇工三分法来看待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农场主和雇工）都是与贵族相对的普通大众，被分为三部分的社会似乎变成了两部分。(29)

这表明，正是由于土地贵族和所有小农之间存在剥削关系，小农的主观的阶级成员观念难以确定。即使少数比较富裕的农场主与不那么富裕的小农之间存在特殊的差异，这一结论也同样适用。前者拥有各种资源（可能还拥有收入），从而为非现金的季节性交换关系奠定了基础；后者依靠那些资源，但却以集体形式的共同劳动力来支付。从客观上来看，由于农场主和雇工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劳动的重要买主，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此他们都属于同一个阶级。于是，在客观上，从大多数迁徙到南威尔士煤田的早期移民中产生的阶级体系是一种贵族和小农的双阶级体系。从主观上来看，就小农阶级而言，虽然存在财产的差异，但是各个阶层之间的障碍决不是排他性的。

这对于后来平等主义的无产阶级意识的发展具有双重重要性。首先，对于同时也是资产阶级的拥有土地的阶级相对缺乏毕恭毕敬的态度；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在与更熟练或至少地位更高的矿工相处时，缺乏训练的工人并不愿意默从。我们再次将这些实践与北方大煤田的实践比较一下。在后者那里，煤矿业再造了先前农业经济的整个阶级结构。这是一种三个阶级的体系：同时是煤矿主的土地贵族、雇佣工资劳动的农场主和农业工人的无产阶级。这种阶级体系内的半封建的服从和依赖结构为工人阶级内部的社会等级化提供了基础，正如唐顿所指出的，(30)这正是东北地区煤田工人阶级文化的一个特点。

南威尔士的阶级限定不充分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语言和宗教问题的相互交织。农场主和雇工说威尔士语，而贵族（尽管属于威尔士民族）通常说英语。与此同时，另一种分化集中在宗教上，它把两大阶级集团分为新教徒（农场主和雇工）和圣公会教徒（贵族）。这两个强大的集体认同基础同时对意识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威尔士语）是普通大众的语言，因为它已经纳入他们自己的习俗之中。教会已经成为他们的公共机构：正是他们提供了精英，并且近百年来已经形成一种和谐的理解和含蓄的认识，因此他们（普通大众）能够进行某种控制。毕竟，这就是他们是新教徒而非圣公会教徒的原因。(31)

或许就像统治阶级与其从属性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重要决裂一样，这是一个清楚的迹象。在葛兰西对意大利复兴运动的解释中，来自农民的乡村知识分子充当了贵族霸权的接力者，而威尔士的乡村知识分子则积极地削弱贵族的霸权。当这种文化转而进入城市—工业的环境中时，激进主义通过各种复杂的方式得到缓和。尽管无产阶级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主要是威尔士人，但是自由主义的改革主义政治表象从制度和语言上取代了工作场所中的家长制社会关系。然而，一旦宗教的忠诚随着工业化规模的逐步扩大而衰减，从贫困而又冲突不断的农村地区就涌入了大量讲英语的新工人，从而加剧了由于价格和工资波动而产生的劳资冲突。随着社会主义思想和人物的吸引力与日俱增，煤田地区以往和谐的阶级关系在20世纪前十年里彻底地分崩离析了。(32)如果这种与威尔士特性的决裂为煤田地区日益恶化的社会动荡和冲突创造了条件，那么特定冲突的导火索就无疑来自交换和劳动力再生产（不是生产本身）领域而非文化领域。

威尔士煤炭和钢铁市场（美国和欧洲不断扩张的重工业、帝国海军舰队和商船的燃料以及拉丁美洲铁路的燃料）的独特性是造成当地社会关系具体性的第三个因素。这样的市场不同于爱德华时代其他世界煤田的市场，并且它们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竞争关系中无法避免的供求波动。我们知道，这两大产业实施了浮动付薪制。这同样有助于解释1898—1926年南威尔士工业区的激烈冲突。长达六七个月的罢工和停工并不罕见，一些工人被列入黑名单，每隔一段时间一些工贼都会被招募。尤其当煤矿主试图（取得一定的成功）建立公司工会时，工会化本身也充满了问题。几乎每一次冲突都围绕着工资和工作条件问题，因此到1926年英国唯一一次总罢工时，上述斗争已经变成了南威尔士矿工提出的一句精炼口号：“不加一分班，不少一分钱。”到这一时期，尽管家庭和社区之间的持续流动跨越了地理上的鸿沟，新教、自由主义的乡村威尔士与激进、社会主义的城市南威尔士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时空距离。

制度的具体性

在一系列连贯的知识、文化和意识形态实践的意义上，无产阶级的文化尚未成形。不过，这种动荡的状况产生出那些维持它的重要因素的制度。在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成为大英帝国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时期，这些实践得到了普遍的理解，并被广泛地再生产出来。(33)

这里只能指出三种实践也就是工会、医疗协会和教育机构，尽管消遣和休闲活动、大众娱乐特别是政治实践具有明显的重要性。我们之所以降低政治实践的重要性，原因之一是，在独立工党、教会和早期工会的劳工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南威尔士与不列颠的其他重工业区没有特别的不同。然而，与其他类似的地区相比，英国工党从南威尔士工业区获得的大众支持是建立在对占统治地区的思想和实践更为彻底的抵抗的基础上的。(34)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工会运动最初是行会师傅的领域。到1900年，他们在煤矿业中完全失去了对工会的控制，但在钢铁厂中这种控制持续到了20世纪60年代。南威尔士的工会运动一开始比较分散（煤矿业中的组织主要是八个地方小工会，其中五个没有资金来源）。但是，当19世纪末煤田生产情况开始明显好转时，随着大量非熟练工人涌入煤炭业、运输业、钢铁业、建筑业和零售业，工会运动已经稳定下来。这一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是一些大城市中心的贸易委员会所提供的整合作用。有趣的是，当时正是铁路工人时常带头保卫罢工权利、要求工业工会制度。(35)

然而，矿业劳动大军人数众多（1920年达到27万人），足以对当地政治和社会生活起到绝对的支配作用。举例来说，一旦地方主义得以克服，南威尔士的矿工加入“大英矿业联合会”和参加工党，工会本身就成为地区构成中的主要内聚力：

从小教堂到免费图书馆，从学院到运动队，管理是一种大众和民主的管理。各地的政治组织拥有类似的目的（尽管意识形态各异），其中最主要的组织是工会……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实际上不仅是工业本身管理的来源，而且还是其他领域管理的来源。(36)

在缺乏私有化或国有化服务业的情况下，逐步发展的大众服务通过各种方式改善了更广泛的社区生活。作为这些方式的证明，思考一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些煤田建立的医疗制度不无启示。由于这些社区的工作条件不利于健康，工业冲突与贫穷和匮乏并存，并且高地煤矿村镇的气候潮湿，结核、尘肺、硅肺、白喉、猩红热等疾病的发病率很高，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婴儿死亡率也很高。(37)“特里迪加医疗救助会”是对此状况早期的回应，煤田的其他地方也纷纷效仿。(38)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矿工和钢铁工人工会还为伤残人员建立了疗养院和康复中心。

作为改善本地日常生活条件的手段，这些地方福利制度是普通工人集体要求的产物，旨在满足社区需求和消除苦难。然而，许多人都清楚，这样的修修补补几乎或者根本不会系统地改变剥削性的社会关系。像工资收入不足、缺乏就业保证和简陋的居住环境一样，健康状况不良不过是这种剥削性社会关系的症状之一。南威尔士的矿工试图在整个煤田建立各种渠道，以便获取和传播关于市场体制及其替代制度的科学社会主义分析。这是通过每个工会分会尽可能在当地的矿工学校建立自己的图书馆、阅览室和教学来完成的。

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有一百多家工人阶级教育中心已经形成了一个网络，开设课程、讨论和讲座，向牛津大学拉斯金学院以及后来的中央劳动学院等工人大学输送学员。工人阶级的自我教育通过一个被称为“群众联盟”的激进主义社团——拥有自己的杂志、报纸和宣传册——而变得系统化。朗达（Rhondda）大众运动的工联主义宣言便是最著名的一例。宣言被定名为《矿工的下一步》（1911年），呼吁建立一个去中心的国际工会，拒绝矿业的国有化，并要求工人控制社区所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资料。(39)

尽管这些实践和制度形式都包含进步的目标与成果，但这一地区以性别为中心的社会关系仍然是极端反动的，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反讽的特征。当然，并非只有南威尔士具有这个特殊的盲点；从总体上来看，父权制一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先天特征。然而，父权制已经呈现加剧的形式，并在其他所谓的政治进步的地区继续如此。这表明，为了反抗资本并在经济力量的无声的强制之外维护家庭中的一个统治领域，有组织的工人心甘情愿地付出让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代价。

结语

不平衡的空间发展不仅仅是这样一个经济现象：它以异质的方式围绕着空间经济来部署工业部门，但却对在整个系统的不同部分中形成的阶级关系产生均质的影响。这个观念是本文的前提。恰恰相反，我们假定存在着取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的重要的社会空间变化。这些变化是特定的具有独特空间的生产条件和具有空间界限的社会实践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实践体现了阶级之间相对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为利润而生产的最必要的条件。

我并不是仅仅重复在证明上述结论时所提出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的论证，而是让人注意到三个特点。我认为，在上述相对团结的地区的形成过程中，这三个特点已经成为最强大的因素。它们是：阶级关系及其前工业的大众面貌；非顺从的工人阶级仅仅在形式上仍然屈从于赢利性生产霸权的方式；大众控制的、对立的自我教育体系借以再生产出反抗的制度结构。

近五十年来，大众的社会主义远不只是一张乌托邦主义的药方，更是一种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无疑是松散的）空隙中存在的替代文化。

在那些有助于让种分析结出硕果的理论手段的语境下，最重要的是如下令人信服的证据：“葛兰西式的”有机知识分子在南威尔士煤田是一种物质力量。诸如成人教育体系这样的制度结构被认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的——大概也是唯一的——自觉目标是培养一种充分了解的领导人，能够表达消除工业私有制的普遍愿望。关键在于我们没有看到“原始的造反”得以适时发生的随机或自发过程。的确，正如格温·威廉姆斯（Gwyn Williams）所言：“对于许多使我们在这一标题下忙碌的威尔士运动来说，‘老道的叛逆’是一个更合适的称号。”(40)

因此，南威尔士煤田能够继续充当一个相对强大的中心，通过大量的经济、社区、文化和历史互动，反抗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把这些关系转化为最为日常和理所当然的、因更强大而被视为普通的实践。然而，正是这些实践的选择性的自反性而不是非自反性，才是布尔迪厄所说的“习性”（habitus）或文化具体性(41)的定义特征，也是导致性别压迫关系的原因，而南威尔士激进主义成就的基础就是这种压迫性的性别关系。在缺乏知识的审视（有机的或其他方式的）的情况下，本章所讨论的那些实践会僵化成了各种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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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illiams, G., The Welsh in their History, 1982, p. 185．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煤田在议会中的代表始终是工党（独立工党或工党）。在这个意义上，南威尔士显然是社会主义的。尽管如此，但是共产党——在欧洲其他地方“红色地带”的观念通常与它相关——的力量仅限于矿工工会的领导（参见Francis, H. and Smith, D. The Fed: a History of the South Wales Miner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80）或S. Macintyre (Little Moscows. Communism and Working-class Militancy in Inter-war Britain, London, 1980)所描述的煤田地区。

(2) 关于城市的历史角色的讨论散见于Gramsci, A., 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1971；皮埃蒙特的重要性可参见Gramsci, A., 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 1971;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1920, 1977。Gramsci的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81－1926 (London, 1978)一书对南方问题则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3) R. Price的“The Labour Process and Labour History”（载Social History, 1983, Vol. 8, pp. 57－75）一文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4) 对此的出色解释，参见Metzgar, J., "Plant Shutdowns and Worker Response: The Case of Johnstown, Pa.," Socialist Review, 1980, Vol. 43, pp. 9－50。

(5) 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1979; Giddens, A., A Contem 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6) Bleitrach, D. and Chenu, A., L'usine et la Vie: Luttes Regionales, Paris, 1979; Bleitrach, D. and Chenu, A., "Modes of Domination and Everyday Life: Some Notes on Recent Research" in Harloe, M. and Lebas, E., eds., New Perspectives in Urban Change and Conflict, London, 1981, pp. 105－115. 关于1979年法文书籍的评论（英文），参见Coing, H., "Review of L'usine et la vie: lutes regional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1, Vol. 5, pp. 433－436; 以及E. Lebas的“Urban and Regional Sociology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 A Decade of Marxist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s”(Current Sociology, 1982, Vol. 30, no. 1, pp. 1－107)一文的讨论。

(7) 关于这一点，参见Loubère, L., Radicalism in Mediterranean France, Albany, New York, 1974; Judt, T., Socialism in Provence, 1871－1914, Cambridge, 1979; Agulhon, M., The Republic in the Village: The people of the Var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Second Republic, Cambridge, 1982。

(8) 例如，当与工资关系相符的流通对于建构工人日常生活可能具有某种重要性时，为何只考虑生产与消费呢？

(9) 关于超出这个观点的讨论，参见Kreckel, R., "Unequ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and 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 Sociology, 1980, Vol. 14, pp. 267－550; Berger, S. and Piore, M., Dualism and Discontinu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1980; Cooke, P., "Labour Market Discontinuity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983, Vol. 2, pp. 297－312; Cooke, P., Theories of Planning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London, 1983); Taylor, M. and Thrift, M., Capital, Location and Organisation。

(10) 对这种论证的阐释，参见Harvey, D., The Limits of Capital, Oxford, 1982。

(11) 参见Williams, J., "The Road to Tonypandy," Llafur, 1973, Vol. 1, pp. 3－14; Williams, G., "Locating a Welsh Working Class: The Frontier Years" in Smith, D., ed., A People and Proletaria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Wales 1780－1980, London, 1980, pp. 16－46。

(12) 关于理论的讨论，参见Lazonick, W., "The Subjection of Labour to Capital: The Rise of the Capitialist System,"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78, Vol. 10, pp. 1－31。

(13)  Littler，C.，"Deskilling and Changing Structures of Control" in Wood，S.，ed.，The Degradation of Work?; London，pp. 122-145.

(14) Daunton成功地反驳了工作日的时间重组，关于这种反驳的细节，参见Daunton, M., "Down the Pit: Work in the Great Northern and South Wales Coalfields, 1870－191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81, Vol. 34, pp. 578－597。

(15) 关于英格兰东北部矿工的免租房，参见Daunton, M., "'Miners' houses: South Wales and the Great Northern Coalfield, 1880－1914,"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1980, Vol. 25, pp. 143－175; Daunton, M., "Down the Pit: Work in the Great Northern and South Wales Coalfields, 1870－191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81, Vol. 34, pp. 578－597。

(16) Daunton, M. "Down the pit: Work in the Great Northern and South Wales Coalfields, 1870－191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81, Vol. 34, p. 579.

(17) Morgan, K. O., Rebirth of a Nation: Wales 1880－1980, Oxford, 1982.

(18) 对于承包制及其意义比较全面的论述，参见Cooke, P., "Class Relations and Uneven Development in Wales," in Day, G. et al., Diversity and Decomposition in the Labour Market, Farnborough, 1982, pp. 150－151。

(19) 参见Walters, R., "Capital Formation in the South Wales Coal Industry," Welsh Historical Review, 1980, Vol. 10, pp. 69－92。

(20) G. Williams的The Merthyr Rising (London, 1978)一书全面地描述了钢铁小镇梅瑟蒂德菲尔发生的演变成政治造反的骚乱。“苏格兰牛”以南蒙默思郡为基地，是一个尚未成形的地下工会运动，带有恐怖主义的色彩，不过在西威尔士社区超越法律的社区惩罚仪式中可以找到它的源头，参见Williams, G., The Welsh in their History, London, 1982, pp. 46－82。

(21) K. Middlemass的Politics in Industrial Society: The Experience of the British System since 1911 (London, 1979)一书在对英国法团主义的研究中对此作了讨论，特别参见第14章。K. J. Morgan的The Politic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1984)一书从非法团主义的视角探讨了战后威尔士发展重建政策的意义。

(22) Cooke, P., "Class Rela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 in Wales" in Day, G. et al., eds., Diversity and Decomposition in the Labour market, Farnborough, 1982, pp. 151－156.

(23) Simth, D., "Tonypandy 1910: Definitions of Community," Past and Present, 1980, Vol. 87, p. 161.

(24) Macintyre, S., Little Moscows. Communism and Working-class Militancy in Inter-war Britain, London, 1980, p. 114.

(25) 关于按照这些思路进行的更为一般的相关论证，参见Walby, S., "Women's Unemployment: Some Spatial and Historixal Variations" in Murgatroyd, L., Savage, M., Shapiro, D., Urry, J., Walby, S. and Warde, A., Localities, Class and Gender, London, 1983。

(26) 作为著名新教中心的地区，这个南威尔士的小地方在重工业中坚持雇佣女性，但这一做法并不仅限于此地。英格兰北部地区甚至马塞诸塞州的纺织业地区也是可以比较的例子。参见Dawley, A., Class and Communit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Lyn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6; Joyce, P., Work, Society and Politics: The Culture of the Factory in Later Victorian England, Brighton, 1980; Hareven, T., Family Time and Industrial T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mily and Work in a New England Industrial Community, Cambridge, 1982。

(27) 某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已经论证了这种功能主义观点，参见Himmelweit, S. and Mohun, S., "Domestic Labour and Capital,"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7, Vol. 1, pp. 15－31; Beechey, V., "Some Notes on Female Wage Labour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 Capital and Class, 1977, Vol. 3, pp. 45－66.; Molyneux, M., "Beyond the Housework Debate," New Left Review, 1979, Vol. 116, pp. 3－28。

(28) Macintyre, S., Little Moscows. Communism and Working-class Militancy in Inter-war Britain, London, 1980.

(29) Jenkins, D., "Rural Society Outside" in Smith, D., ed., A People and Proletaria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Wales 1780－1980, London, 1980, pp. 114－126.

(30) Daunton, M., "'Miners' houses: South Wales and the Great Northern Coalfield, 1880－1914,"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1980, Vol. 25, pp. 143－175; Daunton, M., "Down the Pit: Work in the Great Northern and South Wales Coalfields, 1870－191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81, Vol. 34, pp. 578－597.

(31) Jones, I., "Language and Commun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Wales" in Smith, D., ed., A People and Proletaria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Wales 1780－1980, London, 1980, pp. 47－71.

(32) Morgan, K. O., Rebirth of a Nation: Wales 1880－1980, Oxford, 1982, p. 46.

(33) Blanch, M., "Imperialism, Nationalism and Organised Youth" in Clarke, J. Critcher, C. and Johnson, R., eds., Working Class Cultur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 London, 1979, pp. 103－120.

(34) 关于反抗意识与组织的详细论述，参见Francis, H. and Smith, D., The Fed: A History of the South Wales Miner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80; Smith, D., Conflict and Compromise: Class Formation in English Society 1830－1914, London, 1980。

(35) “塔夫河谷案”是工会史上臭名昭著的例子，其名源自一条连接煤田与加迪夫主要煤炭出口中心的铁路线。参见Saville, J., "Trade Unions and Free La-bour: The Background to the Taff Vale Decision" in Briggs, A. and Saville, J. eds., Essays in Labour History, London, 1960, pp. 317－350。

(36) Francis, H. and Smith, D., The Fed: A History of the South Wales Miner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80, p. 34.

(37) 直至1937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平均死亡率降至0.9％时，煤田中心地区仍然高达1.3％，官方宣布近15％的儿童营养不良。参见Morgan, K. O., Rebirth of A Nation: Wales 1880－1980, Oxford, 1982, p. 233。

(38) Foot, M., Aneurin Bevan, Vol. 1, 1897－1945, London, 1962, p. 63.

(39) Egan, D., "The Unofficial Reform Committee and the Miners" Next Step, Llafur, 1978, Vol. 2, pp. 64－80.

(40) Williams, G., The Welsh in their History, London, 1982, p. 1.

(41) 布尔迪厄对“习性”的定义是：“持久、可互换的性情系统，先天要去结构种种结构的结构化的结构，也就是说，其功能是一代人的准则和实践活动与表现的结构。在不遵从法则的情况下，这些活动与表现可以被‘客观地制约’和‘符合规则’。在没有有意识地预期目标或掌握达到目标所必要的活动的情况下，客观地适应目标”（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1977, p. 72）。这是对南威尔士地区非批判地接受性别不平等的准确“描述”，但无助于“解释”这些实践所包含的选择性。

第十一章　资本重组、地方政治经济学与家庭工作策略

R. E. 帕尔

国内和国际的资本重组正在使城市经济和地区经济发生迅猛的变化，这如今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看法了。(1)在那些曾经寻找“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中，这一点已经带来了关注焦点的进一步变化。(2)早期的争论现在已经改变了关注焦点，不再关注由空间所界定的地方区域的误置形态（misplaced concreteness），转而关注在社会学上具有更重要意义的、由政治所界定的国家。(3)然而，对国家的这种关注——强调国家通过提供集体消费手段的方式成为“对日常生活进行操控”(4)的源泉——相对短暂。(5)英国和美国摒弃公共开支的过程，或者用更加时髦的术语来说，集体消费的再商品化，重新强调了市场机制以及个人工资——而不是社会工资——的重要性。同时，跨国公司的增多鼓励了一种新国际分工的发展，因此资本和劳动在地方上更可能是一种合作而不是冲突的关系。(6)倘若环境不再完全合心惬意，工厂可能离开国家的威胁能够产生一种明显的去激进化影响。

泽林尼（Szelenyi）主张更准确地分析这种资本重组的地区意义。这种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当然并不只有他追求这样一种思考方式。(7)在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论文中，梅西概述了与重组过程相关的不平衡发展的空间后果。但是，正如她可能最先承认的那样，这并不是强调不平衡发展本身的新颖性——历史地看，那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事实而已——而是根据对不平等的更广泛的理解，尤其是从阶级和性别关系的角度强调重组的重要影响。(8)于是，相对而言看到如下状况并不意外：都市圈内部地区之间出现了去中心化，而地区内部则出现了边缘化。英国和美国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然而，工作如此重新分布的特点反而较少受到重视。正如梅西所指出的，这些工作更可能被分为半熟练或者非熟练的工作，经常出现在分厂中，更可能获得很低的报酬，而最重要的是，它们可能是妇女所从事的工作。不仅工人在资本中的相对地位可能降低，而且性别关系也可能发生变化。在制造业中，男性雇工的下降部分地对应于女性雇工的增长。然而，这些国内的变迁恰恰表明了地区之间在操作和影响上的变化。正如梅西所言：“地方经济的结构可以看做是新的‘一轮轮投资’的连续沉积‘层’相结合的产物，而这些沉积‘层’反过来代表着地区在更广泛的国内和国际分工中所连续发挥的作用。”(9)她指出，同一“层”（“layer”）或者“同一轮的投资”在不同的地区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因为它接触到的可以说是早已存在的不同结构，其中每一个结构都是一组不同投资实践和历史经验的产物。进一步来说，这些地方结构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所有来自外部的影响，而是反过来能够与这些外部的力量进行不同的相互作用，并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区别地调整或修正它们。

厄里、里斯（Rees）和其他学者对不同地方和区域环境的研究证实并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梅西的研究。(10)这种研究非常重要，并且我们的目的也不是质疑这种分析方式的重要性和力量。空间重组意味着社会重组，并且对地方劳动市场的分析需要详细思考薪资工作模式：工作的报酬、技能、级别，以及工作是全职还是兼职或季节性工作等。一些地区严重依赖地方资本；另一些地区更严重地依赖国际资本：排列和组合可能高度复杂，并且不同的组合需要不同的深入研究。

对资本重组的地区意义的分析可以延伸，更明确地包含土地、财产和地租以及资本、就业和所有形式的工作乃至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行动。地方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会涉及对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历史性理解，比如地方土地市场的发展。绝大多数所谓的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只是适度的社会学兴趣所在——特别是这些分析大部分局限于表面记录的全职或兼职雇佣劳动关系的时候，这一点布莱克伯恩（Black burn）和曼恩（Mann）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11)获知一些种类的就业不断上升或其他种类的就业不断下降，这显然是重要的，但是了解本地区其他资源也是有重要的：为其他产业或就业形式提供滋生土壤的雄厚实力，兴建或改善住宅条件的可能性，非正式支持网络的力量以及其他解决问题的手段。这些都只是其中一些的重要因素，如果要对资本重组的社会结构内涵作完整评估，那么就有必要了解上述因素。

一个更为复杂但也可能更加合适的分析模型应该关注工作和就业的各种形式，并且把不同领域的不同受众的想法和争论整合到一起。有一组争论主要集中在家里所从事的工作，即习惯上被视为“妇女的工作”以及被描述为家庭工作的那一类任务上。能否从根本上将剩余价值再生产的手段恰当地概念化，这一争论一直如火如荼(12)：争论通常是关于识别抽象层次上压迫的源头以及探求理解某一社会形态性质的潜在含义。但对于各种工作形式的变迁，却鲜有人问津：同样，资本重组带来了薪资工作模式的改变，所以家庭工作的模式也在变化。的确，格尔舒尼（Gershuny）和其他一些学者已经表明：花费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总量和参与正式雇佣工作的程度之间是一种负相关。(13)这里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若妇女做全职工作，家务活就没有人干或者男性就承担了其中的大部分工作。争论固然是带有经验性质的，但是正式经济与按照性别的家务分工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梅西以及其他的学者指出了资本投资的层次与性别关系之间的关联，但没有把他们的分析延伸至市场的问题，而那些关注市场问题的学者也不经常将他们的分析延伸到地方的或者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在英国，用“劳动力储备军”这一术语将妇女的就业与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动态结构联系了起来，这是正确的。(14)但是，因为就业环境对于其他的社会范畴已经变得不再可靠，这些概念也就逐渐丧失了它们原有的精确性。

在不同的语境中对于“储备军”的详细分析当然并非没有好处，但是没有人试图解释这支“储备军”在不同地区的规模和构成，也没有人试图将这与重组争论系统地联系起来。此外，相对而言，这里也没有人试图系统地将家庭分工的重组以及雇佣之外的其他工作与正式经济中的结构变化以及不断变化的家务技术联系起来。要这样做，可能要先区分不同的工作领域。

1．在第一个领域中，社会工作关系是由正式劳动力需求的建构或决定方式所决定的。雇佣劳动可能被记录或者不被记录，可能受到保护或者不受保护，同时雇佣劳动的社会关系或多或少地会受到政府行为的调整或节制。在工资和薪酬可以转化为劳动力的地方，无论工作是否被正式地记录在国民账户上，实际的社会工作关系可能没有多少不同。在这个领域里可能存在着小商品生产，以其独特的社会工作关系而存在，这种小商品生产又同时有其未曾明言的、更为黑暗的一面或隐秘性。这种隐秘性雇佣劳动和小商品生产有多少被准确地记录在国民账户上，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任意的，取决于当时的国家政策。

2．家庭工作的第二个领域包括家庭内部所有成员本身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及消费，不管决定这些活动的动机模式和做与不做的限制模式如何。这里要强调的是谁从事工作以及在哪里从事工作。这基本上是一个自我供给（self-provisioning）的领域。

3．第三个领域涉及所有通过以及为其他家庭成员展开的活动，不管他们之间有联系与否。总的来说，这种工作并不依赖于报酬，或者即使是依赖的话，这种报酬也并非严格地建立在市场原则基础之上。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商品和服务按照互惠的原则交换，在特定的地区，这种互惠原则特别具有效力和约束力。然而这里的关注点仍然是这些活动，不用考虑动机模式或抑制模式——在这些模式下工作还能不能进行。工作在这里是由独特的社会关系及其所处的地方情境来界定的。

这三个领域既不相互排斥，也不应该和明显的自然情境联系起来。很明显，小商品生产常常发生在家庭中，而互惠式的交换则发生在正式的工作场所。然而，作为更清晰地理解在不同领域产生的所有工作形式的一种方式，这三个领域之间的分析性区分是很重要的。其目的就是为了理解家庭工作的三个领域是如何联系以及在独特的环境中，整个工作系统如何与资本重组相联系。

非正式经济的问题

泽林尼已经涉及非正式经济的问题，把它当做“替代资本主义的一种选择”。由于只存在一种经济模式，所以这种立场往往站不住脚，尽管那种唯一的经济模式的部分收益并非总是全部地被记录在国民账户上。如果雇佣工人的劳动没有被记录在国民账户上，那么他们可能得到较少的收入和保护（这也是讨论“隐性”或“黑色”经济时的一个共同话题），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在其他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收入和保护。尽管如此，没有被登记的工作很明显是不能被公开地计算的，因此排除了对那些弱势群体的至关重要的保护。非正式工作中的特殊及“微弱”联系从长期来看会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15)，但是这也可能涉及不对称的权力与依赖模式。未被登记的工作的范围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在集中研究资本重组的区域影响时，没有对此加以考虑。

关于非正式工作与正式登记工作的增长是否不成比例，存在大量的分散且不成体系的争论。(16)这种争论常常涉及同样的过程，简直可以运用到任何形式的非正式工作。不过，我认为不同的方面还是分开来考虑比较好。下面就拟以英国为例进行讨论。

正式经济中非正式工作的增长

首先，对各种就业形式的保护性立法、强制的退休金发放以及工会保护使得雇主不会对他们的雇佣行为负完全责任，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其次，对于个体经营者和小商户来说，降低税收的门槛以及对服务和商品购买征收增值税大大地刺激他们不公开自己经济活动的水平。在劳动关系和税收方面，国家参与的变化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导致了未登记的或者此前称之为“隐性的”薪资劳动的相对增长。“隐性的”薪资工作机会关键取决于一个既定社会形式下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结构。在英国，资本的集中程度要远远超过其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家庭资本主义几乎被消灭殆尽，即使有些地方还有家庭资本主义存在，也只是七零八落地发展。一些城市中的某些地区已经在接纳外来移民以及高度自我开发型的小型家庭企业，这些家庭企业一般涉猎诸如制衣、制造业这样的行业以及像餐馆和快餐店这样的服务业。但是在其他一些国家比如意大利，家庭资本主义这一领域独自欣欣向荣，其中许多企业并没有公开或记录在案。(17)尽管这里有一系列不同种类的工作可以被归结到“非正式”的名下，但是就其自身而言只存在一个经济体，这个经济体带有一个货币体系和一个银行系统，所以没有必要再假设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给它贴上“非正式”的标签。

为了家庭自我供给的非正式工作

除了付钱的非正式工作之外，家庭中一种不用付费的自我供给型工作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有许多因素可以用来解释这种现象。首先，工人在正式经济中工作的时间不断减少，这给他们提供了看似“空闲”的时间来从事其他工作。(18)这使得他们可以兼职第二职业，但是这个职业不能被称作“非正式”工作，除非它是没有公开的（第二职业绝非是违法的，并且是被正式登记在国民账户上的）。利用空余时间兼职现象的增加同时带来了家庭所有制、便宜有用的动力工具以及其他自助设备的发展。此外，在正式经济中，小规模的家庭维修费用持续上涨，这也成为这类家庭工作的强大经济诱因。(19)还要加上这样一个事实，许多人都感到他们自己可以更好更多地完成一些辛苦一点的工作，然后他们对自己可以运用某项工艺或技术以及增加了自己的财富价值产生一种满足感（但同时也要认识到，绝大多数家庭财产的个体所有者是不得已通过抵押协议来保持其财产的）。由于制造业中存在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家庭日益提供其他的商品和服务。随着新装备的使用，资本可以转化为劳动力，还可以提供更便宜的商品或者服务，这样就会有及时的赢利和其他的美事。这里没必要试图对每个消费者作持续的、详细的成本效益分析，每个消费者自己也不可能都来做这些计算。无论如何，这无疑将强烈地刺激制造业部门设计出更加有技术含量的适合自我供给的辅助设备。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带来的结果就是鼓励人们自己生产商品，提供服务，这更廉价，但是在未登记的家庭生产中肯定会耗费更多的时间。这种家庭自我供给的增长对于正式经济当中的某些服务和设施有互惠的作用。例如，洗衣房和剧院的数量会减少，自助式商铺之类的商店会增加。

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实践影响着非正式工作的范围以及发生率，这些久而久之会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类型之间发生变动。一部分中产阶级目前已经形成一种价值观念，他们会认可“有益于身心健康”或者“健康型”的家庭制作的面包、果酱或者啤酒，还有烹调自家园子里生长的水果、蔬菜所带来的满足感以及诸如制陶、木器加工或者编织这些既动手又美化家庭的活动所带来的愉悦。有点悖论意味的是，这些本来曾经是穷人应对贫穷的方法。例如，制作果酱或者养鸡，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富人阶层所接纳。他们寻求一种更加“自然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在盗用这种生活方式的同时使用的却是高端的技术。正是这种力量似乎可以促进电子家庭的发展，它已经产生了强调工艺产品价值的效应。资产阶级对于大批量生产的抵触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反映出针对穷人的必要活动。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拆卸一个汽车发动机或者生产一个大型机器都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展现所谓的男子汉气概，而这也许不是雇佣劳动所能够再提供的了。所以，正式部门中的去技能化必然对应非正式工作中的再技能化。

此外，经济衰退的影响可能会鼓励那些既有时间又有资源的人，在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减少时使用他们自己的设备生产出更多产品，提供更多服务。因此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相同的总趋势被一些评论者看做是穷人比例在不断增加的一个应对反应(20)，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反映出人们更加富裕，拥有更多空闲时间以及更加技术化的技能和资源。(21)

家庭之外地区之内的非正式的互惠式工作

最后，还有一种非正式的不付钱的工作，这种工作不在家庭中产生，却和自我供给相关联。这包括为邻居和朋友所提供的互惠式服务，这种工作的波动显然与正式经济的变化有一些关系。因此，如果有小孩的妇女能够找到付钱的雇佣工作，非正式的支持网络的价值将有所增加。此外，如果失业者能够挣到超过四英镑时，他们将会按百分之百缴税。这强有力地鼓励人们通过帮忙而不是通过获取现金的方式建立起一种互惠式的支持。政府的角色也很重要，因为一些社会福利以及设施的公共供给减少会导致更多家庭间的互惠式工作。

非正式工作的明显且自相矛盾的功能

一直有人提议非正式的工作形式可以：（1）是一种有价值的应对贫困的策略；（2）允许人民运用或开发那些他们在正式经济中不能利用的技术；（3）充当社会控制的一个基本因素：如果人们都在互相修理汽车，那么他们一般就不会谋划革命；（4）避免政府的冒险，例如当照顾老年人是由亲属负责而非由福利国家制度给予安排的时候；（5）为建立小型的资本主义企业提供适当的孵化环境；（6）为那些没有获得雇佣保护法特权却学会忍受长时间的低报酬工作的劳动力储备军提供廉价的培训；(22)（7）表达了特定的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类型似乎不能够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8）具有在地区内部压低工资的作用，因为隐性工作的工资率通常低于那些记录在案的工作。因此，虽然工作可以被更加广泛地分享，但资源在家庭之间的扩散可能会减少集体财富。

当这些工作的功能在特定区域里确立起来时，非正式工作的确切组合就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阶级和性别的完整含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完整的分析。反映所有工作的完成方式的不同布局出现在不同的地区。获得不同种类工作——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家庭式的或地方式的——机会的分布是不平衡的。一个领域里的实力和另一个领域中的可能并不相当，而就同一个领域中的男性和女性而言情况亦是如此。然而，如果正式的记录在案的工作和非正式的工作正在不成比例地增长，我们就应该明白，非正式的工作是在所有三个领域里产生的。尽管圆滑的二分法提供了显而易见的清晰度，但是在实践中这种二分法仍然产生混乱：“非正式经济”的概念使论争变得混乱，因为它将注意力从对合理概念的关注上引开了。正式经济和非正式经济之间的壁垒变得更加难以突破。然而学者们已经开始认识到，“非正式经济”是一个明显既难以使用又难以躲避的概念。(23)

地方政治经济学和家庭工作策略

我在上一节着重强调了将非正式工作的增长极简单地归结于某些原因或结果的危险性，而没有在具体情境中针对具体的人口类型依据非正式工作的具体种类进行详细的分析。如果工作的方式正在改变，那么必须知道所做的是什么工作，以及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做该项工作。

当然，如果没有经验性研究，理论建构就会受到限制。但是，由于大多数雇佣之外的工作没有被登记，我们也就不能依赖于官方的资料来源。甚至定期预算的数据——格尔舒尼和其他一些学者曾经巧妙地分析过这些数据——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会将工作任务从其情境中抽象出来。这常常使我们丝毫不能理解社会关系以及既定工作任务根植其中的人际关系。(24)一个被调查者可能这样说：我只是“熨烫衣服”。因为没有更多的了解，人们甚至不知道这项任务属于哪个工作领域。即使我们知道她有时候会在某种小商品生产中充当外出工作人员，我们也并不能确定那就是她在那个特定场合所从事的工作。

在家庭工作领域和公共工作领域中，工作任务和活动的范围在空间和社会上都会有非常大的变化。商品和服务的这些家庭供给模式很难有效地与地方区域的正式经济中的其他工作相联系，但在特定区域中，上述三个领域里的工作总量和分布可能会有重要的变化。雇佣劳动、家庭生产以及公共互惠工作在像英格兰这样的国家当然已经存在几百年了，但它们之间的相对平衡现在可能正在改变，虽然这一点很难证明。工作的类型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与众不同的是一种类型工作以另一种类型为代价的增长方式，因为在资本主义工业大规模生产的早期，雇佣劳动和社会再生产就已经逐渐控制其他工作形式。

为了进一步分析这些工作的独特组合，也为了探知这些组合在相互的关联中如何变化，我们使用了家庭工作策略（house work strategies）这一术语。这一术语是指，家庭的成员为了完成工作而集体或个别采纳的独特实践。当然，工作领域之间的区分不应该过于僵化地来理解。户外式的雇佣劳动可以发生住所中，互惠式交换也可以发生在工作场所。然而，工作根植其中的社会关系可以被分析性地分离出来。同样的工作任务例如照顾小孩可以是雇佣劳动，也可以是隐性的雇佣劳动，可以是生物再生产，也可以是社会再生产，还可以是社区工作等。当每一个家庭以某种独特的方式分配时间和资源以使工作得以进行时，就产生了不同的模式。当然，这些模式受制于从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力（工资）或者政府（福利和津贴）获得收益的需要。因此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连同政府干预及供给的性质、范围和方式一起关键性地决定着家庭工作策略的发展潜力。此外，对这些因素的强调及其重要性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不断变化的土地市场和熟练工技可得性至关重要，因为它“允许”一种特定风格的家庭工作策略出现。一旦某一带有特殊实践的既定模式出现，这反过来就会反映并且部分地创造出下一阶段的物质条件。然而，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家庭工作策略的中心性并非暗示家庭行为是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核心决定因素；毋宁说，它们可以被看做是具体环境中资本重组效应的记录者。正如梅西所指出的那样：相同的投资过程在不同的环境中会有不同的结果，这既反映在家庭工作策略上，又部分归因于家庭工作策略，特别是女性兼职工作。

这里没有讨论发生在家庭内部的过程和冲突，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家庭工作策略或多或少地是建立在冲突之上的，无论冲突是潜在的还是显露的。正如我上面已经提到的，一般来说，女性得到正式雇佣的机会是不平等的，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就大多数地区非正式的薪资工作而言，情况也是如此。正如瑞德克利夫（Redclift）所指出，资本重组过程中的一部分就是剥削那些廉价的女工。(25)工人阶级中的女性可能在家务上花费较少的时间(26)，但是她们却在正式雇佣中为了较低的工资耗费了较多的时间。尽管这对于一个既定人群整体而言可能是正确的，但为了解所有工作形式的平衡如何变化和重新议定，仍然需要对特殊环境下的具体家务实践进行详细的分析。图11.1表明了我所认为的一些关联。

图11.1　家庭内部根据年龄和性别就分工问题的重新议定

因此，地方政治经济学暗含的不仅仅是地方劳动力市场这一传统概念，它还包括了地方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以及这些市场与地方雇主、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政策与实践之间如何相互联系。其他没有登记的家庭中和家庭间的工作也应该要考虑，并且从事这种工作的机会也涉及进一步的考虑因素，如家庭股份的占有权和年限、替代性食物和原材料资源的获取等。地方环境中的上述其他要素在过去的30年间普遍为地理学者和地区经济学家所漠视。之前的一代学者对地方上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更感兴趣，特别是那些受到维达尔·白兰士、白吕纳（Jean Brunhes）、弗勒（H．J．Fleure）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影响的人。重新回到维达尔·白兰士的“地点特质”这一概念，还不至于太令人奇怪。这种对文化多样性的强调，对于过度决定论地试图将地方生活实践和资本积累的全球化进程联系起来的方法，是一种有效的矫正。当然，有人也许会反对这一观点，即一组既定的物质条件通过具体的家庭工作实践产生了一个直接的反应。这可能是一个幼稚的过度决定论的观点。然而，人们必须同样地反对一个完全唯意志论且具有文化特征的反应，它暗示人们几乎完全能够把握他们的生活机会。我们这里试图站在两个极端之间，采纳中庸的观点。这不是出于妥协，而是因为这一立场具有更大的理论说服力。有人称家庭工作策略不是物质条件的直接反应，这只不过是因为这些物质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前几代人的实践创造的。其实，文化滞后对于理解日常生活实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工人阶级的文化固然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但不管多难把握，都不能用任何借口否认其真实性。地方文化实践和传统随环境变化而变化，并且有助于创造出鼓励与众不同的新型资本主义渗透形式的条件。捍卫模式或斗争模式、已婚妇女的就业传统、应对生活的不同策略、集体社区行动的形式以及其他这类实践和传统，无论是工具型的还是表现型的，它们都有一个独特的地理分布。梅西提出的资本“层”概念类似于政治世代（political generations）概念，后者是理解当代政治结构的一种方法。因此，一个既定的环境需要按照资本投资的层次来理解，也需要从微观文化风格、政治世代、房地产建设浪潮、移民问题、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政策及其他许多层次来理解。地理学者可能更乐意接受这样一种地层类比：一些地层的侵蚀和其他一些地层对于侵蚀作用的坚决抵抗。对于地层类比来说，也许“社会地形学”与社会志相比，有一个更好的类比基础：至少前者承载了历史进程的含义。

谢佩岛的特质

接下来我打算在肯特郡谢佩岛（Isle of Sheppey，见图11.2）的特定环境中解释上述的一些概念，在那里五年的研究已经提供了异常丰富的材料。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不能对此作详细评论；因此我的论述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27)

图11.2　谢佩岛

谢佩岛给人的最初印象是封闭和不起眼：该岛人口大约在三万至三万五千之间，主要集中在希尔内斯（Sheerness）和昆伯勒（Queenborough）这两个工业城镇；它还有一个正在衰落的度假村产业，距离莱斯当（Leysdown）十四英里；它好像反而因缺少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而更出名。然而，过去的二十年里已经有了大量的投资花费在建设谢佩岛深水港上，该港口现在是进口日本汽车的重要入境港之一，并且得到加拿大和美国资本注资的希尔内斯钢铁（Sheerness Steel）和雅培公司（Abbotts Laboratories）（从事制药）的工厂获得了发展。这些外国投资意味着主导产业的一半就业岗位为英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所控制。现在的失业率刚刚低于20％。就业机会对于刚离校的学生来说非常有限，因为这里的服务业几乎没有什么发展。此外，已婚妇女日益通过兼职方式竞争半熟练的工厂工作。那些从衰落的老行业中分流的过剩人员发现几乎不可能在岛内找到工作。从事装卸工作的高薪码头工人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往往会有效地保住自己的工作。但是由于机械化进程，需要的工人也越来越少，而且自然减员的职位空缺也不再被补上。同样地，钢厂也在削减而不再招募新的工人。早在1983年，这里就有对于未来生存能力的担忧。谢佩岛并不是新型创业园区的一个部分，这个园区包括格雷夫森德（Gravesend），但不包括查塔姆（Chatham）。度假产业同时也在衰退。

在离主要工业区较远的地方，有广袤的开放式牧场和盐碱滩，鹅、鸭和兔子生活于此。在夏天，大海可以提供鱼类并供人们休闲娱乐。岛上还针对明斯特（Minster）相对富足的白领阶层和手工工人开发了大片新的私人住宅区。岛上有范围广泛、种类多样的小型社会世界（social worlds），这为人们形成自己生活方式提供了背景环境，并且这些社会世界在加强和确认社会准则和价值方面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一些人甚至声称，昆伯勒人同三英里外的希尔内斯人说话的口音不同。

20世纪早期，海军船厂是岛内就业主要集中的地方。当时那里有常驻的员工；一所为造船厂培养学徒工人的技术学校；还有许多工人俱乐部，其中很多都具有良好的声誉和发展前景。传统的岛上居民彬彬有礼，遵守习俗，深信工人阶级是分等级的。那些并不总是这样幸运的人更加依靠一些临时的工作：夏秋时节在田地里劳作或者为那些度假者提供一些服务；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夏天的度假者使岛上人口的数量翻了一番。这些人是临时的员工，几乎没有社会化从而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的时间规训（time-discipline）之中。

对谢佩岛的政治文化很难作出精确的描述。海军船厂的传统是以等级制且分类的员工为基础，而员工中通过工艺学徒实现的个人流动较之集体行动是更有效的策略。政府是一个带点家长制作风的可靠雇主，尽管它比较吝啬。因此，一旦1958年造船厂倒闭，两百多年建立起来的期望彻底粉碎，人们就会体验到一种强有力的集体震撼感，这是可以理解的。在18世纪，希尔内斯是全国手工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并因此（和其他海军船厂一起）引人注目。希尔内斯居民也许在依附关系中得到了很好的训练。他们现在对于雇主确实没有怨恨，反而抱有感激之情。当加拿大独资的希尔内斯钢铁公司进驻岛内时，雇主们尽一切力量塑造他们的慈善家角色。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创造出对于工厂的依赖，多达八百名工人预期在那里获得永久的工作。在全国钢铁行业罢工期间，只有希尔内斯的钢铁工人拒绝加入其中，虽然他们承受着来自到访的罢工纠察员的压力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一些钢铁工人的妻子策划了一个相反的示威游行来支持他们的丈夫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并且在酒吧和商店里贴出告示宣布不再为罢工纠察员服务。撒切尔夫人赞赏希尔内斯工人，说他们通情达理。不幸的是，管理层和工人的忠诚并没有得到回报：当公司遭受欧洲经济共同体对钢铁生产的限制时，英国政府拒绝提供帮助，结果那些被许诺有工作保障的人们也纷纷下岗。

船厂工人和钢铁厂工人先后经历了这种不幸，这与20世纪60年代末纷纷开始倒闭的其他公司的情况在一些方面相类似。这些公司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被各种补贴及廉价的厂房鼓动到岛上的。一些公司被更大的集团公司所接管，然后在合理化政策主导下关闭，另一些公司则存在现金流的问题或管理不善的问题。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过去20年来的就业与失业的历史反复无常，随公司兴衰而起伏。最近以来，失业率持续上升。

谢佩岛人实际上知道，他们对于提高就业预期完全无能为力。跨国公司的英国经营者们不得不向他们的工人解释：如果他们反对公司提出的裁员、合理化建议等，工厂就只能倒闭或者迁往别处。工厂倒闭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这轻易就可以使工人相信那些警告不是危言耸听。谢佩岛的员工在地理上受到限制。妇女在家里做一些简单的元件组装工作，每小时赚60便士。那里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况且列在名单上等着做这份工作的人并不少于已经被雇佣的人。几乎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接受的。有一幢房产后面的数百英亩土地上停满了日本汽车：相关公司只给了接近地方社区中心的住户300英镑。即使经济好转，谢佩岛居民也知道，大多数讲究效率的雇主将继续用机器代替人力：对于他们自己灾难的原因，他们和任何一位学术分析者一样清楚。

他们所没有看到的东西也许就是基于性别的分裂，这种分裂正变得更为明显。因此，被归为半熟练工的女性比归为熟练工的男性更加廉价，更为熟练。许多制造企业更乐意拥有比较容易掌控的员工。没有必要使一位女性失业；自然裁员提供了一种调节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无痛方式。这可能与家庭周期有关，但是一些女性辞去工作不是因为她们想这样做，而是因为如果他们的丈夫失业，税收制度会严重地耗尽她们挣来的收入。许多企业和它们的女工们更喜欢弹性的兼职工作。兼职工作的弹性暗含一个假设，即家庭中的另一个成员会成为主要的挣钱者。

尽管就业模式被控制在一个下降的螺旋中，但并非所有家庭都同样地处于不利地位。一个矛盾现象就是，就业男性的妻子可能发现自己更容易被雇佣。例如，搬运工挣到很高的工钱——当然这是按照谢佩岛的协议——并且大体来说，他们的工作极其令人厌烦，卸载船只时人必须坐在铲车上。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有时间和技巧来从事绝大部分的家庭装潢、维修和其他必要的改善。因此，他们的家庭可能处于一种良好的秩序，装备齐全的消费品经久耐用，很容易保持清洁。这样一旦孩子进入全日制学校接受教育，他们的妻子就可以自由地就业了。相对来说，这些家庭都是非常富裕的，并且这种分化现象可能会加剧：那些就业人员听说有职位空缺时，就会逐渐为家庭的其他成员谋求这些职位。有多个人挣钱的家庭和没有人挣钱者的家庭之间正在发生两极分化。

不同工作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

就业模式就简要说明到这里。这个模式如何与图11.1所描述的家庭在其他领域中所从事的所有其他工作相联系？这里可能会有一个习惯的预期，即家庭成员在一个领域做的少一些，就会在另一个领域做的多一些：在雇佣工作中少花一点时间意味着将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社区工作或者隐性雇佣劳动。不幸的是，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在雇佣工作之外的工作需要更多的时间，需要工具、装备和材料，并且找到这种工作需要社会交往。这种工作还需要意志、精力以及提供适当刺激的热情。钱可以生出更多的钱，这比时间生钱要容易得多。有一项调查试图确定家庭的不同特征与同家庭相关的没有报酬的各种家务劳动及其他工作之间的关系。这项调查结果的分析表明，家庭里的挣钱者数量与家务量成正相关。一种工作量增加，另一种工作量也增加。

当这项研究1977年刚在谢佩岛上开始的时候，雇佣工作之外的工作机会更多。当时，水果、肉类和日本收音机通过码头进口进来，而我很快在酒吧和门前屋下收集到许多的趣闻逸事。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妇人曾说，当她沿着码头的围墙走时，有羊群在她面前凌空飞跃。据说，一些咖啡店的牛排加炸土豆条比鸡蛋加炸土豆条还要便宜。每个人好像都认识一些在码头的人，而且居民们的小棚子和车库里都有冷冻箱，里面塞满了肉制品。老实人也吹嘘说，他们只有“旧木箱装的橘子”，好像这个根本不值一提。当然，不花钱拿别人的香蕉从来也不算是偷窃行为。同时，许多油漆工、门窗清洁工以及家用汽车改装能手在当地的报纸上打了广告。原材料相对容易获取。报纸上曾经报道，一个人因为接受偷来的财物而上了法庭，被人们视为笑柄。那人辩称，他只不过是在当地酒吧打听了一下在哪儿可以买到“便宜砖”。他的错误就在于向人透露了他的住址。一天早晨，他醒来的时候发现他家屋外堆满了砖。他如是说。这个笑话的可笑之处就在于他的借口如此荒唐。

那个时候，一周的大部分夜晚里酒吧都是宾客满座——在岛上有超过140家的正式经营场所，这意味着人们可以畅饮一番。费佛夏姆（Faversham）本地的酿酒师把谢佩岛作为他们最好的市场之一。人们都在忙于维修他们的房屋，扩建19世纪的老房子，还忙着修理和出售旧的汽车。有时候这些工作是为了钱（隐性雇佣劳动），而有时候仅仅是帮朋友一个忙（社区工作）。许多工人生平第一次放下工作去度假。他们带回了西班牙的洋娃娃和吉他形状的墙壁装饰品，而且他们还在客厅前弄了一个鸡尾酒吧台，就像他们在旅馆里见到的那样。

那时失业者处于有利的位置。当地水域里仍可以捕捞到数量可观的鱼，还有野鸭或野兔可打，而且人们也有钱找人做临时工。“便宜”货在谢佩岛上到处可见，度假者每年夏天也在莱斯当消费不少。电子游乐场的经营主据说是百万富翁，每年夏天都会雇佣一些从学校辍学的年轻人。谢佩岛综合中学的普通毕业生秋季以后才会考虑工作的事情——他们复活节时离校，五月份时会去莱斯当，要么打扫度假屋，要么花赚来的钱去参观机器和露天游乐场的“景点”。1977年到1978年，我结识并详细采访过的人都过着一种富于激情和时髦的生活。兼职赚钱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太轻巧了，父母们担心这样会促使他们较早地离开学校而不是待下来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而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

然而现在看来，就在我们这项研究展开时，非正式工作和外出打工已经开始衰落。警察对码头上的盗窃行为进行严格的控制，所以许多人都害怕起来。过去的“廉价肉类”主要供应商现在被指责为“太贪婪”。许多人乘着夜色出门将肉类和收音机扔到悬崖下（他们常常是这么和我说的）。同时，通过码头进口的货物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肉类没有了，水果少多了，电子产品也没有了。相反，汽车进口变得更加重要，而码头的保安工作大大加强了。假日经济也急剧地下滑，失业的青少年成为严重的问题。这一切的发生事先并没有预兆。1978年到1981年，谢佩岛的整个经济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新保守主义政府的政策导致了登记失业人数的急剧增长，并且由于过剩资金枯竭，赚取外快的机会也随之消失了。岛上有太多失业者。很少人有闲钱付给邻居们，请他们来油漆房屋或者建房。甚至大海里面的鱼类也难觅踪影。当我开始对非正式的社区工作进行统计时，这种工作几乎快消失了。新的疑云笼罩了普通工人街区：如果失业人员被发现开着汽车或者每天过于频繁地离开家，就会有人到当地社会安全署“告发”他们。即使一些街角的小商店——有许多是在希尔内斯——也不再谨慎维持不稳定的现金流：如果有人看起来有太多的钱，那么他们将会被店主告发。当我的同事和我在1982年的夏天采访那些失业者时，他们好像更加绝望和压抑，一点也不像是我五年采访的那帮机智灵敏的人。尽管家庭之外的非正式工作在减少，但是1981年的调查却表明，家庭内部的工作量十分惊人。这种自我供给式的工作在未到退休年龄的、已婚或同居的家庭中非常普遍。人们油漆房子，做蛋糕或啤酒，修理自己的汽车，开垦自己的菜地，看起来和他们的社会阶级毫不相关。为了计算这种活动的范围和数量，我绘制了一个基于下列任务的自我供给量表：定期蔬菜种植，住房维修，汽车维修，住房翻新和改善，定期制作果酱、啤酒、葡萄酒或蛋糕以及自制衣服。这六点量表可以只整合其中任意几个任务而被建构起来。从表11.1可以清晰地看到家庭当中的挣钱者越多，自我供给的量就越大。(28)

表11.1　家庭中的挣钱者和自我供给

结语

谢佩岛的研究计划证明了两种家庭之间的日益两极分化。一种家庭有很多挣钱的人，而且他们可能在正式工作之余做些其他事情；另一种家庭则是没有一个人挣钱，没有机会加入到社区工作中（无论是不是有报酬），而且也不能从事家里的工作——往往是因为没有钱购买油漆或必要工具等东西。家庭收入不是社会阶级的简单反映，但是和挣钱者的数量有关系：家庭收入的变化在社会各阶级之间可能是相对温和的，但生活方式却有所区别。这表明，虽然挣钱的策略越来越相似（家庭中的挣钱者也越多），但是花钱的方式仍然是不同的。这些阶级文化的（class-cultural）区别和当下的物质环境似乎联系不大，但是已经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经过了好几代人的发展。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把谢佩岛的居民以一种高度概括和抽象的方式统一称为“消费者”是正确的，但是更为详细的采访表明，在不同的自我供给领域中，存在着非常具体而独特的生活方式。一些人已经设计并且建造好他们自己的房屋，其他一些人则已能在食品生产上自给自足。很明显，这些策略被在正式经济中获得现金的机会所制约。然而，在这些宽泛的限制中还是有明显的多样性。这些过程可能是相似的，并且带来的反应在某些方面也可能是相似的。但是，我们应该反对过于决定论的唯物主义概念。人们不能被如此轻易地去人性化：生存、生活和发展生活方式的策略和实践比那些概念更有创新性。

多人挣钱的家庭与其他家庭之间两极分化的过程是由许多不同因素的相互影响造成的：女性活动率的增长通常归因于家庭试图维持或逐渐提高生活标准的经济需要。或许没有得到很好解释的是：家庭成员卷入雇佣劳动过程中的这些变动以何种方式影响了家庭内部以及家庭之间的所有工作形式的总量和分配。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例如，一些公共资源变成私人资源，这一方面导致了更多的住宅所有权；而另一方面则导致了对于老年人的更多社会责任（也就是女性担负的责任）。(29)在生活周期的某些阶段，已婚家庭更会过日子，这不仅是因为夫妻双方都能挣钱，而且是因为通过任务和技能的性别分工，可以提高保持高水平自我供给的能力。因此，高收入潜能、家庭周期中的合适位置以及性别之间的平衡，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在所有工作领域形成了高产出的最佳组合。(30)这些两极分化的新模式对阶级体系和基于性别的阶层划分产生了直接影响。然而，正如我在这一章所强调的，这些分层秩序在具体的地方环境中清楚显示出来。地方政治经济学、地点特质以及更为广泛的国内和国际经济政治力量，这些因素相结合产生出了一个关于模式和制约因素的独特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因此，家庭工作策略反映了具体环境影响下的物质条件与文化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

致谢

我要感谢为这项研究提供资助的英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资助编号是G00230035。

克莱尔·华莱士（Claire Wallace）对这篇论文主要论点的形成作出了许多贡献。这篇文章的一份联合署名初稿曾经于1982年8月在墨西哥召开的世界社会学大会上宣读。此后，这篇文章被拆开了，克莱尔·华莱士在其他地方单独发表了一篇新的关于自建房屋作为一种特殊家庭工作策略的学术论文。我也要感谢简·帕尔（Jan Pahl）、克里斯·皮克文斯（Chris Pickvance）和纳内克·瑞德克利夫（Nanneke Redclift），他们阅读了这篇文章的初稿。这些非正式工作已经得到了最好的非正式回报。但是我必须正式声明，文中的不足之处皆由我本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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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Caplovitz, D., "Making Ends Meet: How Families Cope with Inflation and Recessio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81, Vol. 456, pp. 88－98.

(21) Gershuny, J. I., "Social Innovation: Change in the Mode of Provision of Services," University of Sussex, 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 1982.

(22) 这在地中海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可能更为典型：参见Elson, D. and Pearson, R., "Nimble Fingers make Cheap Work: an Analysis of Women's Employment in Third World Export Manufacturing," Feminist Review, 1981, Vol. 7, pp. 87－107。

(23) Bromley, R., "The Urban Informal Sector: Why is it Worth Discussing?" World Development, 1978, Vol. 6, pp. 1033－1039; Moser, C., "Informal Sector or Petty Commodity Production: Dualism or Dependence in Urban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1978, Vol. 6, pp. 1041－1064.

(24) 但是可以参见Nissell, M. and Bonnerjea, L., "Family Care of the Handicapped Elderly: Who Pays?" Policy Studies Institute, London, 1982。

(25) Redclift, N., "Relations of Gender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in Redclift, N. and Mingione, E., eds., Beyond Employment, Oxford, 1983.

(26) Gershuny, J. I., "Social Innovation: Change in the Mode of Provision of Services," University of Sussex, 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 1982.

(27) 参见Pahl, R., "Employment, Work and the Domestic Division of Labou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4, pp. 1－20; Pahl, R. and Dennett, J., "Industry and Employment on the Isle of Sheppey," HWS Project Report, University of Kent at Canterbury, 1981。

(28) 更详细的讨论，参见Pahl, R. and Wallace, C., "Household Work Strategies and the Polarisations and Divisions of Work Practices" in Redclift, N. and Mingione, E., eds., Beyond Employment, Oxford, 1983。

(29) Harloe, M., ed., New Perspectives in Urban Change and Conflict, London, 1981; Ungerson, C., "Women, Work and the 'Caring Capacity of the Community'," mimeo, 1981.

(30) Pahl, R. and Wallace, C., "Household Work Strategies and the Polarisations and Divisions of Work Practices" in Redclift, N. and Mingione, E., eds., Beyond Employment, Oxford, 1983.

第十二章　时间、空间与区域化

安东尼·吉登斯

大多数社会学家只把时间和空间视为行动的环境，不加反思地接受了现代西方文化所特有时间概念，即可度量的钟表时间。除了晚近地理学家的著作外，社会科学家们未能围绕那些从时间和空间建构社会体系的模式来进行他们的思考。我想要指出的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我所说的结构化理论的一个主要任务；它不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具体类型或“领域”，可以随意地进行或放弃。它是社会理论的核心，因而也应该被认为对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

时间地理学

幸运的是，我们不需要重新处理这些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地理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出现了明显的趋同。在此过程中，地理学家们利用了社会理论已经确立的各种传统，为社会思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认为，尽管这样一些著作包含了非常普遍适用的思想，但是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大多数学者对它们仍然一无所知。哈格斯特朗的著作作出了一些贡献，但是这些贡献决不仅限于哈格斯特朗及其同事的著作。(1)在以前对结构化理论的分析中，我提到了这一路径的重要性，但没有直接分析它或尝试指出它的局限。不过，在本文中我将会这么做。

哈格斯特朗所阐述的时间地理学把日常生活的程序化特征作为自己的起点。这依次与人体的特征、人体的移动和交通手段以及人体经历“生命周期”的路径，也因此与作为“生平计划”的人类联系起来。哈格斯特朗的路径主要建立在确定人类活动制约因素的根源上，而这些制约因素来自身体和自然活动情境的性质。这些制约因素提供了那些在时空中限制行为的总体“界线”。哈格斯特朗以不同的方式阐述了这些制约因素，但他特别强调的是以下这些因素。(2)

1．人类身体的不可分割性，以及人类生存环境中的其他生物与无机体的不可分割性。肉体严格限制了人类的运动和感知能力。

2．人类作为“向死而生的存在”的寿命界限。人类状况中的这个基本因素为时空中的互动带来了某些不可避免的人口参数。如果仅此而言，时间对个体行为者来说是稀有的资源。

3．人类同时完成多项任务的有限能力，这种能力恰恰对应于如下事实：每一项任务都有完成的期限。轮流（Turn-taking）就是此类限制的含义的例证。

4．空间中的运动也是时间中的运动。

5．时空的有限“容纳能力”。两个人类身体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占据同一空间，自然物体拥有相同的本质特征。因此，时空的任何区域都能从它所能容纳的两类物体所受到的限制的角度来分析。

“时间—地理实在”的这五个方面表现了人类生存的物质轴线，并且构成了共同在场（co-presence）状态的所有关联情境。(3)当把这些因素作为资源来研究，它们决定了互动的网络，这些网络是个人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每天、每周、每月和总体的生活路径（life-path）的轨迹所形成的。正如哈格斯特朗所说：“行为者的轨迹必须把自己置于它们在空间与时间区域中的共同存在所产生的压力和机会之下。”(4)

哈格斯特朗的一般化的时间地理学观念起源于对瑞典一个本土教区的一系列长期研究。所研究的地区拥有相当全面的人口统计资料，使得他能够追溯在一百年中住在那里的或搬进搬出此地区的所有个人。哈格斯特朗把这些资料作为寿命资料来整理，运用一种特殊的标记形式，把它们作为可以图表化的生活路径构成物来分析。换句话说，个人运动的典型模式能够表现为日常活动在数天或更长时间的时空跨度中的循环。行为者活动在物理情境中。就上述限制而言，在这些行为者彼此互动的同时，物理情境的特性与他们的能力互动。在时空中运动的个人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一些“束”，这些“束”交汇在“站点”或在有限的区域内的确定的时空位置（如家里、街道、城市、国家）上。哈格斯特朗的动态“时空图”具有一定的意义，并且提供了一个与境遇有关的图形，远胜于我们目前仍在使用的那些图形。

图12.1　时间—空间地图

图12.1中的图形用最简单的方式表明了这一点。比如，两个人在相隔一里远的地方生活，他们一天之中的时空轨道在一次短暂的相遇中使他们相互接触，比如在一家餐厅，然后他们的活动又再次分离。如果某个人的日常活动被记录下来的话，那么就这些活动包含时空中的各种轨迹而言，就很容易对他或她的活动进行总体的描述。作为对一种生活路径的描绘，这将包括在“生命周期”中的一般化时空运动模式。例如，一个人可能居住在他或她父母的房子中，直到结婚建立新的居所。这也许与换工作有关，这样一来，作为日常轨迹上的“站点”的家庭和工作尝试就都改变了。在许多其他的可能因素中，住宅市场流动性、离婚或者工作升迁都可能影响典型的生活路径。

在日常生活的轨迹中，个人之间的相遇受制于上文列出的各种制约因素。当然，哈格斯特朗承认，行为者并不是纯粹移动的身体，而是带有各种目的或他所谓的“计划”的目的性存在。个人试图实现的计划——如果它们要变为现实的话，必须利用本质上有限的时间与空间资源来克服所面临的制约因素。“能力制约因素”是上文所列出的一种制约因素。一些制约因素影响的主要是时间分配（time-distribution），例如，按时睡眠或进餐的需要确定了日常行为结构化所面临的某些制约因素。“耦合制约因素”（coupling constraints）是指那些制约着与他人共同展开的活动的因素。一个人每天可用的时空量是一个限制计划实现的棱镜。日常行为的棱镜并不仅仅是一些地理上或物理上的界限，而是“在四面拥有时空之墙”(5)。当然，在行为者可以利用的交通与换乘手段上的时空融合程度也强烈地影响着这些棱镜的大小。

时空收敛观念是由另一位地理学家贾内尔（Janelle）提出来的，以不同地点之间移动所需的时间来表示距离的“收缩”。(6)于是，以现有的媒介来计算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所花费的时间可能如下：徒步需要2年以上的时间；骑马需要8个月；乘坐驿站的马车或货车需要4个月；乘火车在1910年需要4天；乘坐目前的普通飞机需要5个小时；乘坐最快的喷气机只需要2个多小时。时空收敛的提出可能是为了描述日常棱镜的外在界限。然而，显然，社会群体之间与内部在移动和交通的限制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而那些制约因素则影响不同的群体和个人。大多数交通形式加强了连续性和可换乘性。因此，例如，一辆特快列车可以在3个小时内把两个城市连接起来。但是，座位的数量是有限的，即使对那些付得起也愿意付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此外，如果一个人没赶上火车，也许在下一趟特快列车之前只能乘坐那种花费数个小时的列车，这使时空收敛具有一种“颤动”（palpitating）特征。(7)最后，在大多数的社会里，在个人生活的大多数日子里，移动发生在具有相对界限的时空棱镜中。(8)

哈格斯特朗在使用时间地理学来把握个体生活路径或“个人生活经历”的连续性上取得了特殊的成就。他说，个人生活经历是由“那些同身体和环境现象之间的相互影响相关的……内在精神体验和事件”构成。(9)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意味着，他或她与那些来自互动环境的各组实体连续地连接起来。这些实体是：其他的行为者；不可分割的物体（行动环境的固体性质）；可分割的材料（空气、水、矿物、食物）以及领域。领域是指我更喜欢说的时空区域化：生活路径在那些具有不同空间界限形式的互动环境中的运动。不过，我们可以根据耦合制约因素来直接研究各种领域，而各种“站点”和“行为束”的既定分布为活动集中在那些领域中的人口制造了耦合制约因素。于是，能力制约因素和耦合制约因素的总体组织决定了时空领域内的社会互动模式的性质。正如卡尔斯泰英（Carlstein）竭力详细表明的那样，有一些“生态的”制约因素产生于三种“聚合”方式。

1．原材料、人工制品、生物体和人口在居住的空间—时间中的聚合；

2．消耗时间的活动在人口的时间—安排中的聚合；

3．不同规模、数量和寿命束在人口系统中的聚合，即由于个人的不可分割性制约和连续性制约所形成的群体结构。(10)

批判性评论

时间地理学对于结构化理论具有明显的吸引力。(11)时间地理学所关注的是塑造日常生活方式的基础性制约因素，像结构化理论一样都强调日常行为在个体共同存在的环境中的实践特征对社会行为构成的重要性。哈格斯特朗对日常社会实践的关注是非常明显和清楚的；正如他一再所说的，他希望使用时间地理学来理解“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对于整个社会体系组织的影响。(12)但是，时间地理学存在非常明显的缺陷。它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样充当时空分析的基础，不过它为这类分析提供了一些不可或缺的概念线索。

关于时间地理学，我们的保留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它所使用的是一个单纯的、有缺陷的人类行为者概念。在强调人类在结构化的时空情境中的肉体性时，哈格斯特朗的思想值得称道，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往往把“个人”当做独立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社会环境的存在。行为者的活动是由他们所实施的“计划”所指导的。在这个意义上，行为者是目的性存在。但是，计划的本质和起源却没说清楚。

第二，哈格斯特朗的分析因此往往重蹈了行动与结构的二元论，不过由于他对时间与空间的突出关切而具有相当新颖的形式。“站点”“领域”等本身被当做既定之物，是尚未解释的制度形成和变化过程的结果。毫不奇怪，这类观点几乎不强调所有人类行为的基本的改造性特征，甚至在它最完全程序化的形式上也是如此。

第三，只从制约因素的角度对身体的特性及其时空运动进行考察是不适当的。制约因素的所有类型也是使行为成为可能的机会和中介类型。此外，哈格斯特朗想对“制约因素”进行概念化的特定方式暴露了他的观点中某些文化领域的要素。因为他通常从它们作为稀缺资源的运作来讨论能力制约因素、耦合制约因素等。这里不难看出一种与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之间的可能联系。哈格斯特朗的著述不只是暗示了如下观点，即身体的稀缺资源的配置及其媒介对所有社会形态的社会制度组织都具有某种决定性的影响。我认为，在奖励资源“有效”使用的当代社会中，这只是一个可行的建议。(13)

第四，时间地理学未发展出一个完整的能量理论。哈格斯特朗确实谈到了“权威制约因素”，将其同能力制约因素和耦合制约因素联系起来。但是这些没得到系统的阐明，并且是诉诸一种作为行动限制来源的零和的能量概念。如果能量被设想为是生成的，哈格斯特朗所谓的“制约因素”是支配结构产生和持续的所有形态。

为了使这些观点发展得更加充分，尤其是在空间概念方面，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地理学家们通常使用的“地点”概念。在研究人类的社会行为时，哈格斯特朗证明了对时空组织化进行分析的基本意义。从这一点来看，他的时间地理学是对“地点”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批判。但是，他强调的是将时间性纳入到社会理论之中。他没有对位置或定位这些概念进行详细的考察，并且以一种相当不严格的方式使用这些术语。“地点”一词在社会理论中不能简单地用来表示“空间中的点”，就像我们不能将时间上的点说成是“当下”的连续。这就是说，在场概念，或者说，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相互性的概念，必须用它的空间性和时间性来阐释。在发展结构化理论时，我引入了我认为在这里具有某种重要性的概念：社会整合和体系整合之间关系中所包含的场所（locale）概念和在场可得性（presence-availability）概念。(14)

场所是指空间提供互动环境的用途，互动环境反过来成为说明其情境性的基础。场所的构成确实依赖哈格斯特朗所推崇的现象：身体、它的移动与交通媒介、身体和周围世界的物理特性之间的关系。场所给潜在的制度提供了许多“固定性”，尽管它们在“决定”这些“固定性”时没有清晰的意义。一般来说，场所可以通过它们的物理特性来表示，而这些物理特性要么是物质世界的特征，要么更普遍地是物质世界特征与人工制品的结合。但是，如果认为场所只能从那些物理特性来描述，那么就犯下了一个基本的错误，这跟行为主义在对人类行为的描述上的错误是一样的。只有观察者认识到一所“住宅”是一个“住所”，具有一系列由它在人类行为中的使用形式所规定的其他特性，一间“房子”才会被认为是一间“房子”。

场所的范围可以从一所住宅里的一间房间、一处街角、一家工厂的店面或者市镇和城市，到民族国家所占据的具有领土界限的区域。但是，各种场所通常具有内在的区域化，并且它们内部的区域对互动情境的构成具有关键的重要性。让我进一步展开情境（context）观念。使用“场所”概念而不使用地点（place）概念的理由之一就是，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相遇的形成中，行为者以一种持续的方式利用环境的特性。这其中的一个明显要素就是哈格斯特朗所说的“站点”——作为场所——的物理方面，“站点”即是“停止的地方”；在“站点”中，为了相遇或社交的持续，行为者的物理运动轨迹遭到了剥夺或限制；在场所中，不同个体的日常行为相互交叉。但是，环境的特征也被以惯常的方式用于构成互动的有意义的内容。于是，情境将互动的最主要和最细节的部分与社会生活制度化的更广泛的特性联系了起来。

区域化的模式

“区域化”（regionalisation）不能被仅仅理解成空间的地方化，而是指与常规化的社会实践相关的时空的分区。因此，一所私人住宅是一个场所，是通常的一天之中许多互动的一个“站点”。在当代社会中，住宅被区域化成楼层、大厅与房间。但是，住宅的各个房间在时间和空间上被分成不同的区域。楼下的房间大多以白天使用为特征，而卧室则是个人夜晚“就寝”的房间。在所有社会当中，白天与夜晚的区分过去可能是社会生活的紧张与放松的最基本分界，很明显，这是由人类有机体对规律的睡眠时间的需求所安排的。夜晚时间是社会活动的“边界线”，跟其他空间上的边界线所标识的一样。跟从前一样，它仍是一条仅仅宽松固定的边界线。但是，人造光的强大的常规化模式的发明，已经极大地扩展了互动环境在夜晚的潜能。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言：

人类移居的最后一道大分界线正出现在时间上：醒着的活动在一天24小时中的扩展。在所有时间内进行更多的工厂轮班工作，覆盖更多的警力，更多地使用电话。有更多的医院、药房、航班、旅店、全天候餐馆、汽车租赁和汽油及自动维修站、保龄球道和电台始终在工作。有更多的紧急服务，如自动拖车、锁匠、保释人、药品与毒品与自杀、赌博“热线”。尽管不同的个体轮流参与这些事件，但是相关的组织是在持续运转。(15)

泽鲁巴维尔（Zerubavel）对现代医院的时间的研究与此相关，分区在现代医院中是被严格控制的。在他所研究的医院中，轮班工作的护士提供了大部分的医疗保健服务。大多数的护士穿梭于医院的不同部门，分时分段地在不同的病房中工作；同时，他们也按照日夜轮班来轮换工作。在不同病房之间的流动循环与日班和夜班之间的循环是一致的，因此当一个人“连续工作数天”时，他们就会换到另一个部门。这些工作的时序安排复杂而又详细。护士的工作时间被定为四周一个周期，实习医生和医生的轮替却是变化的。护士的轮替总是在一周的同一天开始。由于他们是20天制工作，所以也不用与日历上的月份一致。此外，药房工作人员的工作是按日历上的月份来安排的，因此他们的工作是按照每周的不同日期开始的。

每周与每日的分区也都严格进行分类。许多日常事务每隔7天准时地出现，尤其是那些护士。护士的休息时间也是按周期来确定的。休息时间分成几个单独的时段，但每个时段必须是7天的倍数，并且每次都必须从星期天开始到星期六结束，与工作的轮替一致。然而，“每周工作日”不等于“周末”，因为尽管连续运作，但是医院的各类服务在周末受到了限制。例如，由于实验室已经关闭，医务人员知道不能进行某些检测。他们在周末的时候尽可能少地接收新病人，避免对住院的患者进行新的治疗项目。星期六和星期天通常是“安静”的日子，而星期一则是一周中最繁忙的一天。在医院的日常生活中，“白天”与“黑夜”的交替类似于将一周划分为“工作日”与“周末”。正如泽鲁巴维尔所指出的那样，在夜里工作实际上仍然被视为是不正常的，是不正常的要求，正如用来指涉它的术语所表明的那样：“夜班”。这个术语没有一个对应的术语：“日班”。(16)

图12.2　提供了一种对区域化模式的有效分类。

图12.2　区域化的模式

所谓区域化的“形式”，我指的是定义区域的分界线的形式。在大多数场所，划分区域的分界线具有物理标识或符号标识。在共同在场的情境中，他们可能允许更多或更少的“在场”的特征渗透到毗邻的区域。在社交聚会上，相遇的区域化通常只通过身体的姿态与定位、声音的音调等来显示。在许多诸如由区域限定的事件这样的聚会上，相遇几乎全都是短暂的。此外，房间之间的墙壁可以将区域化设置成这样：没有任一种共同在场的普通媒介能够穿透。当然，在墙壁很薄的地方，对相遇的封闭可能会被打破和阻挠。阿里斯（Ariès）、埃利亚斯（Elias）等人已经指出一些方面，在这些方面上，18世纪以来大多数普通住宅的内在划分一直与家庭生活和性行为的变化相关。(17)在18世纪以前的西欧，穷人的住宅经常只有一间或两间房子，在那里发现了对共同生活和睡眠的各种安排。贵族的豪宅拥有许多房间，但这些房间通常彼此直接相连，没有现代住宅中保护各种隐私的走廊，而这些隐私对以前所有的社会阶级来说都难以存在。

区域化可以整合在跨度或范围上存在巨大差异的区域。大跨度的区域是指在空间上广泛延伸和在时间上深度延伸的区域。当然，空间跨度与时间跨度的交叉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大跨度的区域往往必然依赖高度的制度化。这里所定义的所有区域，包括时间上以及空间上的延伸。在地理学中，“区域”有时用来表示在物质环境的物理特征地图上的一个物理分区。我对这个词的用法并不是这个意思，本文的用法总是带有社会行为在时空中的结构化的含义。因此，从阶级关系和其他社会标准来看，英国的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之间存在一种强烈的地区差异。“北方”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分区，而是一个带有长期确立的独特的社会特性的地区。所谓区域化的“特征”，我是指场所的空间—时间组织在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体系中进行排序的方式。因此，在许多社会中，“家”——住处——已经是家庭关系的物理中心，同时也是生产的物理中心——生产要么在住处的某些地方进行，要么在紧邻的花园或小块土地上进行。然而，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家与工作场所的区分，这一区分对整个生产体系的组织以及当代社会的其他主要制度特征具有相当大的意义。

前区与后区

区域化的特征的一个方面是与具体场所形式相关的在场可得性程度。“在场可得性”概念是共同在场的一个基本附属物。共同在场的“在一起”需要行为者借以能够“聚到一起”的手段。哈格斯特朗的时间地理学使我们注意到这里所特有的一些因素。直到一百多年前，在所有文化中，具有高度在场可得性的社群是物理上彼此紧密相连的个体的集合。行为者的肉体存在、日常活动期限对身体移动轨迹的限制以及空间的物理特性使之如此。通信的媒介总是与运输的媒介一样。即便使用快马、船和急行军等，空间上的长距离总是意味着时间上的长时段。运输的机械化是导致时空急剧聚合的主要因素，这种急剧聚合形式以前被视为现代的特征。在现代历史中（现代历史的含义今天远没有被穷尽），相关的最根本分离是通信媒介与运输媒介的分离，前者是缘于电子信号传输的发展，后者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手段带来人类身体的移动。摩尔斯电码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突出转变，就像汽车或其他技术革新一样。

场所区域化的不同方面已经以变化的方式形成了在场可得性的性质。于是，一所住宅的各个房间能够保证，相遇能够在此建筑的不同部分中持续进行而不会相互干扰，也许为居住者的日常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对称。但是，紧密地生活在住宅内当然也意味着高度的在场可得性：共同在场非常容易得到实现和维持。监狱和收容所经常同个人之间被强制的持续共同在场联系在一起，这些人通常并不适应这样一些日常生活方式。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同室囚犯几乎不可能摆脱对方的在场。监狱、收容所和其他类型的“集权机构”的“训诫力量”建立在中断“在场可得性”与“外部”日常轨迹路线之间的契合上。于是，那些被迫持续共同在场的同室囚犯被剥夺了容易与其他囚犯相遇的可得性，即使其他囚犯在物理上可能仅仅是一墙之隔。犯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强制“隔离”，把共同在场的可能性局限在单一场所内，当然是“集权机构”的定义性特征。

通过思考分区在不同的环境中是怎样被完成的——如图12.3所示，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区域化与社会体系结构化之间的相关性。在相遇的过程中，“面部”和“前面”首先与身体的定位相关。身体的区域化对精神分析非常重要（用拉康的话说，精神分析探索的是身体“表面的通路”），在互动情境的区域化中不只拥有一种空间的对应物。区域化封闭了时空区域，这种封闭允许维持“前”区（front region）和“后”区（back region）之间的独特关系，而行为者把那些区域当做行动的情境性和本体论保证的维持的一部分来运用。“正面”一词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指明面前区域与前区之间的联系。(18)

图12.3　分区

前区与后区之间的区分并不同自我各个方面的封闭（覆盖、隐藏）与暴露（揭露、泄露）的区分相一致。区域化的这两条轴线运作在意义、规范和权力之间的一系列复杂的可能关系之中。后区显然成为一个重要资源，无论是有权者还是无权者都能够自发地用来维持一种在他们自己对社会进程的解释和那些加入“官方”规范的解释之间的心理距离。这些环境可能最类似于那些使个人觉得他们正在扮演自己实际上不“相信”的角色的环境。但是，重要的是区分开使之成立的两类不同境遇，因为只有一种境遇非常接近喜剧隐喻——例如戈夫曼（Goffman）所使用的戏剧隐喻。(19)在所有社会中，有一些包含仪式性的行为和言辞形式的社交场合；在这些场合中，那些规定“正确行为”的规范约束具有强大的力量。这些场合在区域上通常不同于其他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在经常要求表演的相同性时不同于其他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在这些环境下，个人似乎会觉得他们正在“扮演”那些自我只具有边缘相关性的“角色”。在这里，表演的风格和连续性可能会出现一种紧张，并且风格可能比在日常社会活动中得到更多的关注。

暴露与自我

仪式化的社交场合所包含的后区通常可能非常像戏院的“后台”或电影和电视制作的“幕后”活动。但是，就社会生活的日常路线与日常属性而言，这种后台很可能就是“在台上”。因为这些场合为观众提供了固定的表演；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后区的场合能够放宽通常的得体或“补妆”礼仪。(20)然而，前区和后区之间可能仍然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因为通常认为，某个场合越是被仪式化和具有持续性，它就越必须表现为一组自发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后台的道具完全不能让观众或观察者看到。应当指出的是，对于“公共”活动与“私人”活动之间的区分而言，由于这两类活动表面上相互排斥的性质，还有比可能表现出来的更多的东西。正式场合是独特、典型的公共事件，经常有“公众人物”出现。但是，这些场合的后台不是一个“私人领域”：当戏剧中的主要人物离开舞台加入他们的服务人员——那些完全“在幕后”的个体——中时，他们或许能够放松一些。

仪式性的场合似乎完全不同于一系列的环境：在这些环境中，后区是行为者找回那些在前台情境中被损害或处理的自主形式的区域。这些通常是把规范约束强加给那些很少或不信奉规范的行为者的情形。一些封闭和暴露形式允许行为者背离或轻视那些规范，是在带有监控的境遇中的控制辩证法的重要特征。监控将两个相关的现象联系了起来：（1）审核那些对下属社交活动进行协调的信息；（2）直接监控下属的行为。在每一个方面上，拥有资本主义工业基础设施的国家的出现以监控的巨大扩张而著称。(21)现在，“监控”就其本质而言包括已经可见的暴露。信息的收集揭示了那些信息相关者的活动的模式，并且直接的监控为了控制这样一种活动而公开地使之置于观察之下。因此，对暴露条件的最小化或操控通常符合那些行为遭到监控的人的利益——从他们在这些环境中被要求的活动被认为是多么无趣或有害来看更是如此。

工作场所环境中的后区包括“奇怪的角落”、茶房、洗手间等，还包括那些与监管者接触的移动的复杂分区，工人可以通过身体的移动与姿势来取得与监管者的联系。对于这样一种为了控制环境属性（从而维持权力关系中的自主模式）的分区的用途，工业社会学文献中有大量的描述。例如，这是一位汽车工人对工作场所的典型事故的描述：

我当时正在汽车一侧工作，行李箱盖掉下来了。它只是擦伤了那个在我对面工作的小伙子的脑袋。我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他停止了工作，看了一下周围是否有人正在看。我假装没在看他，然后他抱着他的头。他装得非常像。你能够知道他在想：“我要停止工作一会儿。”他蹒跚地走着，我能看到他四处张望。你明白这看起来是怎么回事。到处都在喷漆。他并不想跌进油漆里……所以他蹒跚了十码远之后，带着一声呻吟倒在一些金属板上。血流得很奇怪。一个家伙看见他在那里后就关闭了生产线。监管者跑了过来。“启动生产线……启动生产线。”他开动了生产线，我们又必须工作。我们的工作也暂停了一下。他们花了好长时间才把他弄出去。他们没法把担架弄进来。他们花了半个小时才到他身边。他就一直躺在那，一只眼睛不时地睁开，迅速地朝四周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22)

当然，在许多这种类型的情境中，活动的区域分区与相遇在时空中的连续性具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它没有明显地同公共活动与私人活动之分趋同。这个工人没有试图向他的同事欺瞒：装病的行为就是为了暂时摆脱组装生产线的压力。这样一种前／后的区分通常发生在权力明显不平衡的环境中，能够普遍地不同于另一些区分，用戈夫曼的话来说，后者是弱化互动的境遇属性或允许它们消失的区分。这些都是前面——身体控制的细节和某些护理他人的“修复”程序——都能够被放松的境遇。至少，“私人”的内涵之一是一个人或许多个人的区域性隔绝，因为“私人”似乎不必然意味着独处——摆脱对行为和姿势的日常监控要求，由此“幼稚”类型的行为可以表现出来。在大多数（也许是所有）社会中，身体的分区似乎同活动在场所中的每日时空轨迹中的分区相关。因此，吃饭通常在特定的时间内发生在特定的场合，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公共的”，即在家庭成员、朋友、同事等聚会的意义上。身上的着装或装饰也许不被普遍地视为是“私人的”，但至少在大多数文化中似乎被视为如此。尽管埃利亚斯宣称在中世纪的欧洲性行为可以公开地进行，(23)但生殖的性行为似乎到处都被归为后区的现象——当然，在公共行为与私人行为的交叉模式中存在许多变化。

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假设，区域化与身体护理的表现形式之间的交叉同个性的连贯性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个方面，那些允许个人脱离他人的在场而完全独处的后区，可能不如那些允许在共同在场的情况下表现出“退却行为”的区域重要。这样一些区域可能允许：

亵渎，公开地的性评论，故意的抱怨……粗俗的非正式穿着，邋遢的坐姿与站姿，使用方言或不标准的发音，嘟哝和叫喊，嬉戏性的攻击与“玩笑”，在微小但具有潜在象征性的行为中对他人的漠视，微小的身体自我卷入——例如哼唱，吹口哨，咀嚼，细咬，打嗝儿和肠胃胀气。(24)

这些类型的行为不代表信任的下降，反而可能加强亲密关系表现中的基本信任，而那些亲密关系最初是从父辈的关系中建立的。它们的标志并不是那种由批评的境遇所增加的焦虑，而是相反，是消除那些在其他日常生活中由于要求紧紧控制身体和姿态而产生的紧张。

一般的区域化

封闭区、暴露区、后区和前区的分化不仅适用于共同在场的情境，而且还适用于大范围的时空跨度。当然，那些受到影响的人不可能反过来直接监控这些区域，尽管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发生。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帕克（Park）和伯吉斯（Burgess）早期的著名研究开始，当代社会城市地区的区域化已经得到了大量的研究。在大多数的西方社会中，住房市场的运行以及个人所有的住房与国营住房部门之间的分离，强烈地影响了城市的分区化，城市变成了具有明显不同的社会特征的社区。或许社区并不像一些“生态”城市分析家所认为的那样是被整齐地分区的，但它们的分布确实具有造成各种前／后之差的后果。英格兰北部城镇的工业区，曾经是人造环境的最显著特征——事实上就像工厂和作坊所骄傲地展示的那样。不过，近年来城市规划的趋势一直认为这些地区有碍观瞻，把它们当做要隐藏在封闭飞地或转移到城市边缘的后区。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在住房市场中，有一些更富有的群体拥有较为容易地转让不动产的途径。这种途径成为“迁到郊区”的基础，因而帮助把城市中心从前面展示区变成——“体面阶层”逃避的——城市衰败的后区。犹太聚居区不仅拥有非常低的财产转让率，而且它们平常几乎不会脱离所在的社区进入城市的其他地方。它们的区域封闭性可能使自身变成所在社区中“不可见的”的地区。各种类型的时间—序列现象总是这种空间区域化的基础。

许多学者已经运用熟悉的概念——例如“不均衡发展”以及“中心”（或者“核心”）与“边缘”的区分——分析了跨越漫长时空的区域化。然而，这些概念可能被应用于从大到小的一切地方环境。不过，我在这里不会讨论不均衡发展问题，而是要把中心与边缘的分化同“时间中的嵌入性”联系起来，从而展示出这种分化的过程。如果世界经济拥有它的中心，城市也有它们的中心，那么单个行为者的日常轨迹也是如此。在现代社会中，至少对大多数男性来说，家里与工作场所成为集中日常活动的两个主要中心。一些场所往往成为区域的中心。例如，一所住宅的一些房间——例如备用的卧室——可能只是被“边缘地”使用。

中心与边缘的区分通常与时间的持久性有关。(25)那些占据中心的人把自身“确立”为一些资源的控制者，而那些资源能够使他们维持自己与那些处在边缘的人之间的区分。确立者可以使用各种形式的社会封闭，维持他们与那些实际上被当做劣等人或局外人的人之间的距离。(26)西方“中心”上那些“已确立的”工业国家，在它们对“欠发达”社会的时间领先的基础上，维持着在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随着制造业的中心向以前东方的边缘地区转移，世界体系的地缘政治区域化可能正在改变，但是，时间上的领先因素迄今为止已经对空间中的突出位置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民族—国家内部，中心／边缘的区域化似乎处处与普遍存在的“确立行为”有关，而是这种“确立行为”则发生在统治阶级的结构化中心之上。(27)当然，这些现象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并且我提供了这些纯粹证明性的例子。

图12.4　中心—边缘的区分

时间、空间与情境

让我总结一下本章的主要观点。我们已经讨论了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的情境性。所有的社会生活都发生在场与不在场在时间的“消逝”与空间的“渐变”过程中的交叉点，并由这些交叉点构成。身体的物理属性及其移动的社会环境，不可避免地使社会生活具有一种连续的特征，限制了在空间中靠近“不在场的”他者的模式。时间地理学为记录日常活动中时空轨迹的交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模式。但是，它必须被放置在对行为者以及互动环境的组织的更充分的理论化中。在提出场所观念和区域化观念时，我希望开始提出一个概念体系，这些概念有助于把情境性归为大范围的社会体系和小范围的社会体系之间的联系所固有的东西。(28)在一些研究领域中，时间地理学发展的图解技术已经证明了它们的作用。那些在社会科学的广泛领域中工作的人根本没有理由不采用（和改进）哈格斯特朗的标记方法。不过，我们还必须记住上文所指出的时间地理学的各种局限。此外，我们不应当把“钟表时间”简单地当做在建构地形学模型时的一个毫无问题的维度，而应将它本身视为一种受社会制约的影响，即对现代社会中行为者所勾画的时空路径的性质的影响。这一点表面上来看似乎平淡无奇，但实际上绝非如此。问题不仅仅是计算时间的不同方法，而是日常活动结构化的不同形式。

图12.5　情境性及其种类

例如，思考一下布尔迪厄对时间和卡比利亚地区时间计算方法的著名讨论。(29)在那里，一年是从秋天到夏天，一天是从晚上到中午。然而，这一图式表达了一种永远循环的时间观念，这反过来是日常活动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夜晚是象征性的死亡时间，标志是通常的禁忌——不可洗澡，不能接触水流，不能照镜子，不能往头上抹油或者触碰灰烬。早晨不仅仅是“破晓”，而且是白天与黑夜的交战的胜利：“在早晨”就是迎来光明，就是迎接与之相关的恩惠。于是，白天的“开始”是外出的时间，人们走出房屋，前往田里劳动。早起意味着使自己获得有利的预兆，“向保护神表示敬意”。这不仅仅是时间上的转换，而且是事件与时间的开关。然而，白天的创造潜能必须来自神奇的力量，否则其他邪恶的力量会来干扰，尤其是太阳升到最高点之后。因为从这以后白天开始逐渐减少，宣告夜晚的颓废与腐烂——“所有衰败形式的典范”——再一次来临。(30)

由于记住这个例子，我来阐明本章所提出的一些主要观念——以当代社会的学校教育为例。毫无疑问，绘制出学生、老师和其他工作人员的时空模型图，有助于研究学校的拓扑结构。然而，我没有使用哈格斯特朗及其合作者所制定的那些确切的描述形式，相反，我想要强调日常行为的“可逆时间”。哈格斯特朗通常将时空路径描绘成一天之中的“线性”运动。但是，如果我们强调大多数的日常时空路径包含一种“返回”，那么我们就能够更准确地描述日常社会生活的重复特征。由于没有采用图12.6左边图表的形式，我们可以把右边图表的形式作为模型。哈格斯特朗喜欢的是左边的图表，从中我们“从侧面”来看时空，摒弃“时间”线显示出特定的时间次序（通常与工作日相同）。我并不主张放弃这种标记法，而是用右边的图表——即使不是在图表上也是在概念上——对它进行补充。在右边的图表中，我们实际上是“向下”看而不是从侧面看。箭头所表示的各条线表示时空的运动路径。各条线的长度表示按照发生顺序来测量的时间，即一个特定的或典型的人在特定的一天中在“站点”之间移动所花费的时间。方格的长度表示在一个具体场所中所花费的时间。于是，一个学龄儿童的一天看起来就像是右图所表示的图式那样。这个儿童每天会在家里（H）度过三段不连续的时间：从午夜睡到早晨，下午从学校（S）回家，晚上去电影院（C）再回家。他一天的某些活动无疑是非常程序化的（往返学校），而其他活动（去电影院）则可能不那么程序化。最程序化的活动类型能被描绘成一幅各种嵌入可逆时间中的时空路径的剖面图。

图12.6　时空图

用哈格斯特朗的话来说，一所学校就是一个“站点”，聚集着一群人每天所留下的路径。哈格斯特朗无疑正确地指出，使个人聚集在某个场所成为可能的条件不能视为理所当然的，而是必须作为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来考查。但是，一个场所当然不是一个纯粹的停留地点。在时间地理学中，“站点”事实上往往成为黑盒子，因为主要的关注点是在它们之间的移动。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类型——具有明确物理特点的场所而受到关注，学校的特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1）相遇在学校内部的分布；（2）它所展示出的内部区域化；（3）由此被确认出的区域的情境性。

现代学校是规训组织，并且它们的官僚特性与它们所包含的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影响。像所有形式的规训组织一样，学校在封闭的界限内运作，它的物理边界相当清楚地把它与外部的日常互动隔开。一所学校是一个“容器”，产生出规训的力量。学校的封闭性质使对同校者的连续相遇进行严格的协调成为可能。学生在校的各个时间段在时间和空间上同外部可能具有侵入性的相遇隔绝。不过，不同课程之间的区分也是如此，至少通常是如此。学校内在地分为不同的区域。一所学校有些时候在某些地方可能发生不同的或无意形式的互动——例如在上课和下课的时候。但是，相遇在一所学校里的分布大多与那些对活动进行更宽松的规范调控的社会生活部门形成鲜明的对比。规训的空间间隔是学校建筑特征的一部分，教室的分割和在教室内经常发现的课桌的规则间隔都是如此。毫无疑问，这种类型的空间划分有利于对工作的程式化规定和分配。

学校的时间表是沿着时空路径的空间动员的基础。学校的管理者通常不会面临医院管理人员在医院所面临的同样的“融合”问题。但是，像所有的规训组织一样，学校按照精密的时间体系运作。把学校的规训部分地归结为对时间和空间的控制——普遍地过渡到“钟表时间”使这种控制成为可能，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关键并不是普遍地使用钟表对一天的时间进行精确的切分，而是时间进入了行政管理当局的计算。时间变成稀缺资源的典型。

作为规训力量的主要“应用地区”，教室的情境特征显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更严密的教室间隔形式中，对身体位置、移动与姿势的规定通常是严格组织化的。在一间教室中，老师和学生的空间位置完全不同于其他大多数面对面交流的境遇。当然，如果空间位置颠倒的话，那么这通常意味着老师失去了对学生的控制。在这里，戈夫曼所关注的身体姿势与移动的表面细节绝不是偶然的。跟学校一样，教室是一种权力容器。但是，它不是一个只制造出“驯服身体”的东西。共同在场的情境能被描述成装置，而这些装置必须反过来由权威的人物在发挥权威作用的过程中激活。监督的纪律是权力产生的有效媒介，但它仍然依赖其“主体”或多或少的持续服从。正如所有的老师都知道的那样，这样一种服从本身是一种脆弱和偶然的成就。教室的规训情境不仅仅是那些发生在学校课堂的事情的“背景”，它还被应用于控制的辩证法之中。学校的课程是面对面的交流，像其他任何交流一样必须被反射性地控制。

思考一下波拉德（Pollard）所描述和讨论的互动情形：(31)

早晨九点，上课的铃声响了，教室大概只有一半的学生，其中大多数在读书。老师轻快地走进教室，“早上好！啊，很好，把书拿出来。”老师坐到桌子前，整理了一下，拿出了点名册。同时，其他的学生也大部分走进了教室。晚到的学生们在讲话，交换一些足球卡片，偶尔看一眼老师。

老师：好的，现在点名，然后，快点坐下，你们这些足球迷——我知道曼联又输了。

曼联的球迷：是啊，不过他们仍然比利物浦好。

老师：（声音中带有开玩笑的讽刺）真的吗？肯定是他们不吃所有的菠菜。现在……马丁……多琳……艾伦……马克（点名，学生答应）。

一个学生迟到了，看起来很困窘，走到他的座位上。其他学生指指点点并笑起来。

学生：嗨，邓肯，你在干什么呢？

老师：邓肯，到这来。你又迟到了，迟到整整三分钟。为什么？

邓肯：对不起，老师。

老师：我刚说的是“为什么”？

邓肯：我睡过头了，老师。

老师：你现在醒了吗？

（其他学生笑了起来）

邓肯：醒了，老师。

老师：好吧，你最好在四点的时候留下来三分钟，并且以后别再睡过头了。

更多的笑声，邓肯坐下来。老师点完名。

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们必须认识到，正如这老师所做的那样，点名对于一天活动的排序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点名是一个标志，表明一天活动的开始，表明一次相遇中的交叉射击的开始，并且是在教师和学生每日联合参与的战斗中打出的“第一枪”。老师认为那是探查学生心情的第一个场合，学生也以此来探查老师的心情。老师要维持直接的控制，就必须确保学生自己执行教室环境中的日常秩序。在早晨进入教室的时候，学生被要求坐到指定的地方，拿出他们的阅读书，点名时答“到”。波拉德（Pollard）将老师的玩笑与揶揄阐释为前台的表演，目的是为一天的活动设定合作的基调。但是，这一策略自有它的风险，犹如对那位迟到学生的反应所表明的那样。另一个人觉得能够取笑迟到者。老师马上意识到这是今天的第一个探查案例，他必须在这个案例上证明自己的权威。他对邓肯的嘲弄性谴责混杂着要求和坚决，学生们的笑声表明了这一策略的成功。于是，那天的事件接着展开。如果老师表现得更严厉，并把迟到者送到校长那去，那么其他的学生可能认为老师的反应过于严厉。因此，结果可能会变成威胁和处罚的升级。与“努力协议”相比，威胁和惩罚在维持日常秩序时更没效，而“努力协议”作为更具有合作性氛围的一部分则是老师与学生暗中达成的。

在教室里，老师和学生可以看见彼此所做的大多数事情。教室的性质意味着后区通常拥有一种强烈的时间和空间规定性。对于学生来说，后区存在于课堂与课堂之间的狭窄的时间分界线中，不管它们是否带来在教室之间的物理移动。尽管规训的重量通常大多落在学生的身上，但是它常常让老师们觉得更沉重。老师们通常有一个可以退却的后区——教师休息室，学生一般都不可以进入。教师休息室无疑是一个放松和休息的地方。但是，它也是一个往往无休止地讨论、制定和重新制定教学策略的地方。

正是由于规训组织的性质，内部监控的强度才禁止外部的直接控制。这是一种在学校的内部区域化和它作为在其他场所中的一个场所的境况中都能够看到的现象。在学校里，规训权威集中在逐个隔开的教室里，是对身体位置和行动实现高度控制的条件。不过，这种环境也阻止了对监控者的直接监控。校长对教学人员拥有权威，但是这样一种权威不可能像老师试图控制学生的课堂行为那样发挥出来。因此，学校往往具有一种非常尖锐对立的“双线”权威。老师试图对学生所施加的控制是直接的，带来了老师与学生的连续面对面接触。然而，对老师的监控必然是间接的，并且必须以其他的方式进行。有人可能认为，只有在那些摆脱直接监控并给予相当大的自主性的组织中，才能实现逐步的权威。学校的封闭性质以及它在时间和空间上同在周围场所中所发生的事情之间的明确隔离，也阻止了外部的监督控制。因此，巡视员也许会定期视察学校，检查它们的运作；政府部门和家长协会可能运用它们的力量，影响那些有助于塑造学校生活的政策。但是，规训力量的本质是，相对于外部机构——学校表达了它的精神——而言，学校的“权力容器”中所发生的一切具有非常重要的自主性。

反对“微观”与“宏观”：社会整合与体系整合

就考察直接的互动情境与更广泛的社会体系之间的关系而言，上述思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之所以没有使用“微观社会学”研究与“宏观社会学”研究这两个更熟悉的术语，是因为两个原因。原因之一是这两个术语经常相互抵消，意味着我们必须从中选其一，认为一种研究在某一方面上比另一种研究更根本。例如，当戈夫曼特意拒绝关注大范围的社会组织和历史时，好像是表明他有时所说的微观社会学能够发现社会生活的本质。另外，宏观社会学研究的支持者则倾向于认为日常社会行为研究所关注的都是琐碎之事——最重要的问题是那些范围更广泛的问题。不过，即便存在的话，这种对抗也当然是一种虚拟的战争。无论如何，我都不认为一种研究比另一种研究更优越。微观与宏观之分往往带来不幸联想的第二个原因是，在这两种视角并不冲突的地方，它们之间往往形成一种不适当的劳动分工。微观社会学应该关注“自由行为者”的活动，而“自由行为者”完全可以留给符号互动理论或民族方法学等理论观点来阐释；不过，宏观社会学的领域是分析那些给自由活动设定限制的结构性约束。这样一种劳动分工导致了一些非常具有误导性的后果。

为什么许多人认为“微观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学”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问题的呢？我们刚才谈到的概念上的劳动分工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由于哲学二元论的强化，只有对社会理论的彻底重构才能避免上述概念上的劳动分工，这种重构要比大多数学者所能够或愿意想到的更为彻底。简要地看一下由柯林斯（Collins）最近对这一问题的比较有趣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发展这一观点。(32)柯林斯指出，过去十多年来，通常理解的微观社会学路径与宏观社会学路径之间的分裂一直在强化。当功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或者这两者的某些结合支配社会理论的时候，通常认为更广泛的“结构”因素本质上决定了共同在场境遇中的社会关系。然而，特别是在民族方法学的引导下，微观社会学成为一个正在兴起的兴趣领域，以相当激进的形式实践这些路径的假设。柯林斯认为：

更新的、激进的社会学在认识论和经验上比先前的任何方法都更彻底。……我认为，在彻底经验的微观基础上重建宏观社会学的持续努力，是走向一门更社会学的科学的关键一步。(33)

应该如何作出这种努力呢？在柯林斯看来，正确的方法是通过一种“结构现象”的“微观—转换”程序。这样一种转换最终可能带来比现存的宏观社会学理论具有更强经验基础的理论。这不是要求那些关注宏观社会学问题的人放弃自己的努力，而是要求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工作在理论上是不完整的。在柯林斯看来，只有三种“纯粹的宏观变量”：时间、空间和数量。因此，诸如“权威的集中”这样的概念可以转换成对微观境遇的描述——境遇中的行为者在可描述的情境中实际上是如何行使权威的。但是，“纯粹的宏观变量”最终成为这类境遇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数量。“因此，结构变量最终经常变成各种微观境遇中的纯粹人数。”(34)于是，“社会现实”是“微观经验”，它是这样一些构成宏观社会学分析的经验的数量化时空总合。柯林斯说，就它们不依赖数量、时间和空间而言，社会体系的“结构”性质是微观境遇中的行为的“结果”。

柯林斯正确地认为，在原则上，我们始终能够根据那些具有老练认知的行为者——他们在属性并不显而易见的情境中行动——的目的性行为来解释那些与“结构变量”相关的普遍化。但在其他方面，柯林斯的观点存在着欠缺的地方。正如我一贯强调的那样，把时间与空间当做“变量”，就是重犯大多数正统社会科学的典型错误。此外，为什么我们应当认为“结构”只与宏观社会学问题相关呢？微观情境中的活动具有明确的结构属性。事实上，我认为这是民族方法学成功维护的主要观点之一。同样，为什么我们应该认为时间作为一个“变量”只与宏观社会学的关切相关呢？时间性不可能与小范围的互动分离开，就像它不可能与最漫长的长时段分离开一样。最后，我们为什么认为结构属性只应该由时间、空间和数量这三个维度组成呢？我认为，原因就是柯林斯仍然认为如果“结构”要在社会学中具有某种意义，它就必须是社会行为者活动“之外”的东西。“激进的微观社会学家”对他们的宏观社会学家对手通常运用的集合性概念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就柯林斯接受了这些批评而言，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似乎是唯一剩下的现象。

可是，在柯林斯的解释中，最重要的混淆是假定“宏观—过程”是“微观境遇”中的互动行为的“结果”。在柯林斯看来，“宏观层面”仅仅由“微观经验的总合”构成。现在，我们都同意社会科学中的一般化始终以（至少暗中借助）人类行为者的目的性活动为前提。然而，由此不可能断定，所说的“宏观层面”是一种非常虚假的存在。这只是把我们带回虚拟的战争。社会制度既不能被解释成“微观境遇”的总合，也不能完全用那些表示这样一些境遇的术语来描述——如果我们所说的共同在场的这些条件是那些境遇。此外，行为的制度化模式深藏在最短暂和最狭小的“微观境遇”中。

让我们通过提出为什么“微观”与“宏观”之分并不是特别有用的问题来继续上述思考。什么是“微观境遇”？回答也许是：一种局限于空间和时间中的互动境遇——表面上是柯林斯的观点。不过，这种回答并不是特别有用。因为相遇“悄然消失”在时间中，一旦我们开始关注相关行为者完成相遇的方式，很显然，即使存在清楚的时空标识，任何一种互动都不可能按照它自身来理解。互动的大多数方式深深地沉淀于时间中，并且它们只有根据它们的程序化的重复特征才能得到理解。此外，一旦我们加以考察，微观空间与宏观空间的区分就会变得不准确。因为相遇的形成和再形成必然发生在比互动的直接面对面情境更宽广的空间地域中。由于空间的移动，个人在一天之内的路径中断了一些交往，再形成其他的交往，又中断了其他的交往，如此等等。

显然，我们在微观过程∕宏观过程这个标题下所讨论的是：身体在时空中的定位；在共同在场境遇中的互动的性质；这些和那些同对社会行为的描述和解释相关的“不在场的”影响之间的关系。这些现象——事实上是结构化理论最关注的东西——只有从“社会整合”与“体系整合”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才会得到更好的处理。现在，微观与宏观争论所讨论的一些问题是概念问题，涉及关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的长期争论。但是，问题的其他方面并不完全依赖概念上的思考。它们只能通过对特殊社会类型的直接分析得到解决。由于社会在制度的接合模式上是不同的，在场与不在场的相互交叉——这种交叉进入社会的构成之中——的模式也可能是不同的。

社会整合与共同在场情境中的互动行为有关。通过考察区域化的模式，我们能够描绘出社会整合与体系整合之间的联系，而区域化的模式则引导着共同体或社会的成员在他们的日常活动中所遵循的时空路径，并且由它们引导。各种社会体系包含着这样一些时空路径，前者的基本制度参数强烈地影响着后者，同时也由后者再生产出来。部落社会往往具有一种严重分裂的形式，村庄共同体绝对是相遇在时空上形成和再形成的最重要场所。在这些社会中，往往是共同在场的关系而不是更遥远的影响起着支配作用。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些社会似乎融合了社会整合和体系整合。但是，这样一种融合显然是不完全的：事实上所有的社会，不管多么小或看起来多么孤立，都与更大的“跨社会体系”存在着至少宽松的联系。

既然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电子通信是理所当然的世界，我们就应该强调一下传统社会——事实上是直到一百多年前的所有社会——的自明特征。这个自明特征就是，不论相距多么遥远，不同共同体或社会的成员之间的所有交往都包含着共同在场的情境。一封信可能来自一个不在场的他人，但它当然必须经过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物理传递。在传统的世界中，特定类型的人群——海员、军人、商人、传教士和各类探险家——进行漫长的旅行。游牧社会将会穿越广阔的土地。人口迁徙是普遍的现象。但是，这些现象都不会改变如下事实：共同在场的情境始终是互动的主要“承载情境”。

在我将要称为阶级分化的社会中，更广泛的时空“延伸”之所以成为可能，首先是因为城市的发展。城市导致了资源——尤其是行政管理资源——的集中，从而带来了比部落社会中更广泛的时空距离化。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无论区域化在细节上多么复杂，它的形成都始终围绕着城市与乡村之间——相互依赖和对抗——的关系。

我们往往以一种极为宽泛的方式使用“城市”一词，既用来指称传统社会的城市居住区，又用来称呼那些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的形成和扩散相一致的城市居住区。但是，如果用来表示我们在现代拥有更多的相同，好像今天的城市主义不过是更密集和更大的过去城市，那么这是一种混乱的用法。在许多方面上，传统城市的情境性不同于现代城市主义的情境性。例如，里克沃特（Rykwert）指出，在世界相隔遥远的地方，许多城市所拥有的符号形式都早于现代时期：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难以想象这样一种情形：在某个地方，世界的正式秩序能够归结为两条交叉坐标构成的图表。但是，这确实是古代发生的事情：那些沿着南北轴线行走的罗马人知道，行走的路线是太阳围绕运行的轴线，并且如果他沿着东西轴线行走，他的路线就是太阳运行的路线。他的城市构造能够清楚表明整个世界及其意义——因此他自如地生活在世界中。(35)

我们可以说，这样一些城市并不存在于商品化的时间和空间中。(36)时间——作为劳动时间——的买卖肯定是现代资本主义最独特的特征之一。对每天的精确时间管控或许能够从修道院的钟声中找到它的起源；但是，它的影响恰恰嵌入在劳动领域中，从而扩展到整个社会之中。时间的商品化适应了工业生产的机制，瓦解了阶级社会所特有的城乡分化。现代工业伴随着城市主义的扩张，但它的运作不必然固定在任何特殊类型的地区。此外，传统城市是阶级分化社会的规训权力中心，并且城墙也把它们本身同乡村——经常在物理和符号上——隔开。与时间的转变一道，空间的商品化带来了一种具有独特特征的“人造环境”——表现出新的制度接合形式。这样一些新形式的制度秩序改变了社会整合和体系整合的条件，因而改变了时空中临近与遥远之间关系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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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Hägerstrand, T., "What about People in Regional Science?" Papers and Proceeding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70, Vol. 24, pp. 7－21; Hägerstrand, T., "The Domain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orley, R. J., ed., Directions in Geography, London, 1973, pp. 67－87; Hägerstrand, T., "Space, Time and Human Conditions" in Karlqvist, A., Lundqvist, L. and Snickars, F., eds., Dynamic Allocation of Urban Space, London, 1975, pp. 3－14; Gregory, D., "Social Change and Spatial Structures" in Carlstein, T., Parkes, D. and Thrift, N., eds., Timing Space and Spacing Time, London, 1978, Vol. 1, pp. 38－46; Gregory, D. "Solid Geometry: Notes on the Recovery of Spatial Structure" in Gould, P. and Olsson, G., eds., A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London, 1982, pp. 187－219，以及本书；Carlstein, T., Time Resources, Sociology of and Ecology, Lund, 1980; Pred, A., "The Choreography of Existence: Comments on Hägerstrand's Time-ge-ography and its Usefulness," Economic Geography, 1977, Vol. 53, pp. 207－221; Parkes, D. and Thrift, N., Times, Space and Places: A Chronogeographic Perspective, New York, 1980; Thrift, N.,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Social Action in Space and Tim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83, Vol. 1, pp. 23－57。

(2) Hägerstrand, T., "Space, Time and Human Conditions" in Karlqvist, A., Lundqvist, L. and Snickars, F., eds., Dynamic Allocation of Urban Space, London, 1975, pp. 3－14; Parkes, D. and Thrift, N., Times, Space and Places: A Chronogeographic Perspective, New York, 1980, pp. 247－248.

(3) Pred, A.,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On Life content: Some Time-geographic Observations," Geographical Analysis, 1978, Vol. 10, pp. 345－372.

(4) Hägerstrand, T., Innovation Diffusion as a Spatial Process, Chicago, 1967, p. 332; Hawley, A., Human Ecology: a Theory of Community Structure, New York, 1950, ch. 13－15; Ericksen, E. G., The Territorial Experience, Austin, 1980.

(5) 参见Parkes, D. and Thrift, N., Times, Space and Places: A Chronogeo-graphic Perspective, New York, 1980, p. 245。

(6) Janelle, D. G., "Spatial Reorganisation: A Model and a Concept,"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69, Vol. 59, pp. 348－364.

(7) Forer, P., "Time-space and Area in the City of the Plains" in Carlstein, T., Parkes, D. and Thrift, N., eds., Timing Space and Spacing Time, London, 1978, Vol. 1, pp. 99－118.

(8) Palm, R. and Pred, A., "The status of American Women: a Time-geographic view" in Lanegran, D. and Palm, R., eds., An Invitation to Geography, NewYork, 1978.

(9) Hägerstrand, T., "Survival and Arena: On the Life-history of Individuals in Relation to their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 Carlstein, T., Parkes, D. and Thrift, N., eds., Timing Space and Spacing Time, London, 1978, Vol. 1, p. 123.

(10) Carlstein, T., "Innovation, Time-allocation and Space-time Packing" in Carl-stein, T., Parkes, D. and Thrift, N., eds., Timing Space and Spacing Time, London, 1978, Vol. 1, p. 159; Carlstein, T, Time Resources, Sociology of and Ecology, Lund, 1980.

(11) 参见Carlstein, T., "The Sociology of Structuration in Time and Space: a Time-geographic Assessment of Giddens's Theory," Swedish Geographical Yearbook, 1981。

(12) Hägerstrand, T., "What about People in Regional Science?" Papers and Proceeding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70, Vol. 24, p. 8.

(13)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14) Ibid., p. 161.

(15) Melbin, M, "The Colonisation of Time" in Carlstein, T., Parkes, D. and Thrift, N., eds., Timing Space and Spacing Time, London, 1978, Vol. 2, p. 100.

(16) Zerubavel, E., Patterns of Time in Hospital Life, Chicago, 1979, p. 22；参见Clark, P. A., "A Review of Theories of Time and Structure for Organisational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Aston Management Centre, 1982, Working Paper 24和Zerubavel, E., Hidden Rhythms, 1981。有人可能指出，“年”“月”和“日”与自然事件有关，但“周”则不是如此，参见Colson, F. H., The Week, Cambridge, 1926。

(17) Aries, P., Centuries of Childhood, Harmondsworth, 1973; Elias, 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Oxford, 1978.

(18) Hall, E., The Hidden Dimension, London, 1966, p. 98.

(19) Goffman, E.,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1959.

(20) Ibid., ch. 3.

(21)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p. 169.

(22) Beynon, H., Working for Ford, London, 1973, p. 76.

(23)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Oxford, 1978.

(24) Goffman, E.,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1959, p. 128.

(25) Elias, N. and Scotson, J., 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 London, 1965.

(26) Weber, M.,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1978, pp. 341－344.

(27) 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and Berkeley, 1979, ch. 9.

(28)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ch. 5 and passim.

(29) 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1977, pp. 143－152.

(30) 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1977, p. 153.

(31) Pollard, A., "Teacher Interests and Changing Situations of Survival Threat in Primary School Classrooms" in Woods, P., ed., Teacher Strategies, 1980, pp. 34－60.

(32) Collins, R., "Micro-translation as a Theory-building Strategy" in Knorr-Cetina, K. and Cicourel, A. V., eds., Advances in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London, 1981；也可参见Collins, R.,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1, Vol. 86, pp. 984－1014。

(33) Collins, R., "Micro-translation as a Theory-building Strategy" in Knorr-Cetina, K. and Cicourel, A. V., eds., Advances in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London, 1981, p. 82.

(34) Collins, R., "Micro-translation as a Theory-building Strategy" in Knorr-Cetina, K. and Cicourel, A. V., eds., Advances in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London, 1981, p. 99.

(35) J. Rykwert, The Idea of a Town, London, 1976, p. 202.

(36)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ch. 5.

第十三章　假死：扩散理论的停滞

德雷克·格利高里

刚过十点，唱诗班的男孩们就到了小商贩的家，那儿一直是聚会和作准备的地方……

梅尔斯托克（Mellstock）是一个面积很大的教区，教区里的村庄比较分散。因此，即便为每个家庭只奉献一支曲子，演唱也要花几个钟头时间。主村下梅尔斯托克（Lower Mellstock）就位于这个教区里，离该村一英里有教堂和教区牧师的住宅以及少量其他房屋；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这个地方一直是教区里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但现在却非常荒凉。东北方一英里处是小商贩生活的上梅尔斯托克（Upper Mellstock），其他地方有一些村舍以及冷清的农场和牛奶场……

梅尔（Mail）说，“时代和过去已经不同了”，他认为没有人能够回忆起那些非常有趣的老图景，说着还下意识地朝地上瞥了一眼。“人们现在并不关心我们！我一直在想，我们必定是这个国家最后的老式弦乐器的演奏者。近些年来，手摇风琴以及你们用脚演奏的近似手摇风琴的东西已经非常流行。”

托马斯·哈代：《绿荫之下》（Under the Greenwood Tree）

引言

关于空间结构的一些概念处在当代许多社会理论著述的中心位置，这些著述探讨两个基本问题：结构化问题和解剖问题。第一个问题关注人类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并且哈格斯特朗的时间地理学在这里被许多著作者用来表明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何依赖于知识型人类行为者描绘出时空中的日常化路径和完成特定的计划——这些计划的实现受到连锁能力结构、协作性和操控性约束结构的限制。这些时空互动的几何结构并不同于它们的社会结果，并且吉登斯尤其认为，如同哈格斯特朗的网状模型（web-model）所暗示，“把社会系统中个人的日常生活看做是一系列在可以从地形学描绘的交叉点上连接的‘时空路径’是有用的”，因为赋予社会学以其经典存在理由的霍布斯“秩序问题”开始表明“形式如何出现在社会关系中或（换句话说）社会系统如何将时间和空间‘捆’在一起”。(1)但是，用普雷德的话说，这种“时空中的编织舞”确实发生在一个更宽泛的框架内，并且本身被限制在厄里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结构”中：限制在经济、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不断变化的时空关系内。(2)对于这第二个问题的有益讨论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一些例子可以表明这些讨论的总方向。哈维、梅西、斯托珀、沃克和其他学者极力将资本积累的动力机制与新兴的联合且不平衡发展地理学联系起来，将阶级关系重构与连续分工联系起来，并且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来澄清各种不同的“区位选择逻辑”——历史的生成在人文地理学中通过这些不同的逻辑得到例证说明。(3)这些“逻辑”确实并不局限于狭隘的经济领域，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逻辑通过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学来表达的原因，并且克拉克（Clark）、迪尔（Dear）、斯科特（Scott）、索雅和其他学者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矩阵的类似发掘已经开始揭示国家、监控和领土权在为不同生产方式内部的这些分工构建物质框架时所起的作用。(4)

如果省略掉一组复杂的中间过程，我们可以说，第一个问题大体上与社会空间结构内部的转型有关，而第二个问题与这些结构间的衔接有关。当然，这些是粗糙和显见的区分，并且这两个问题之间的联系对于以下的讨论至关重要。大多数著作家已经承认了这些联系，即便他们很少能够对它们给出一种完全令人满意的说明。吉登斯也不例外。尽管其结构化理论的关注点是时空惯例（time-space routines），但吉登斯也讨论了其所谓的时空距离化，并且将此与联合且不平衡发展以及民族国家的行政空间联系起来。(5)但是，他的著述在我看来忽视了区位结构的重要性，并且我大致认为，他所利用的哈格斯特朗的时间地理学是所有地理学中最缺少“地理色彩”的地理学。(6)然而，这并不是说一种未重构的区位理论能够提供更多的指导。当代区位结构理论的建立与其说植根于通常认可的常规空间科学的“分裂”形式，不如说植根于有关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包含定理（inclusive theorems）。(7)即便如此，就这些现代学者的工作继续把人类能动性限制在一个理论格网中——这个理论格网将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构造表述为一种内在“逻辑”展现过程的诸多环节——而言，他们的工作在策略上仍然有欠缺。自然会有一些例外，因为这类界定远非必要的界定，但是“斗争”的偶然性大体上似乎以某些方式受“资本”的结构强制力支配，而这些方式非常接近于吉登斯和其他学者极力批驳的功能主义。(8)

因此，整合这两个问题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但是这项任务不能够单独在元理论层面来处理。(9)部分由于这个原因，当前的讨论局限于批判扩散理论，并且集中于哈格斯特朗在过去30年的启发性贡献。当然，在人文地理学内部和外部都存在更早的扩散研究传统。与19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社会学的经典调查相类似，其中一些传统也容易招致许多与哈格斯特朗早期著述一样的反对意见(10)；另一些传统尤其是索尔（Sauer）对于不断演变的文化形态学相对不正式的重构源自一种人类学，这种人类学对于“不同实在层面”的区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拒斥了在我打算于这篇论文中探讨的实在论哲学内部对扩散理论的重新定位所蕴涵的方法论个人主义。(11)因此，虽然我不打算以任何直接的方式讨论这里的其他传统，我的论证也不会完全撇开这些传统：如果这样划定范围是限制性的，那么我认为这样做因而就并非是禁止性的。其实，这使得所谓的“解构”变得容易，并且可以说，通过“拆开”哈格斯特朗的概念装置，展示其早期将创新扩散表述为一个“分布过程”或“空间过程”与后来将创新容纳在时间地理学中这两种做法之间的某些连续性与侧重点变化，我希望为扩散理论的初步（也必然是纲要性的）重新表述作好准备：这个表述的核心就是“历史”与“地理”之间的必要连接，而哈格斯特朗的类似计划几乎切断了这个必要连接。

手摇风琴和脚踏式风琴

托斯滕·哈格斯特朗的《从分布的视角看创新顺序》于1953年用瑞典文首次出版，但是十四年后该书的英译本却将书名翻译成《作为一种空间过程的创新扩散》，而哈格斯特朗显然对这个书名不满意。他坚持认为“我从未说过扩散是一个‘空间过程’；这个说法是英译本引入的”。这个书名看起来确实与空间科学的标准非常吻合，但是书的正文却植根于可以追溯到拉采尔（Ratzel）的权威著作《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ie）的欧洲大陆传统。此外，这本著作的直接知识谱系是非常复杂的——卡尔—艾瑞克·弗洛伯格（Karl-Erik Froberg）、斯特恩·德·耶尔（Sten de Geer）、大卫·汉内伯格（David Hannerberg）、埃德加·康特（Edgar Kant）、乔治·伦德伯格（George Lundberg）和西格弗里德·斯文森（Sigfrid Svensson）的著作尤其影响了该书——并且，该书的思想后来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也同样复杂。(12)但是，这部著作的出发点却看似简单——与哈代的梅尔一样，哈格斯特朗想知道“一种创新是如何得到广泛采纳的”。他通过在东约特兰省南部的金达（Kinda）和耶德（Ydre）地区的一系列扩散研究得出了答案——他在这些地区既考察了具体的创新（这些创新局限于农业社群）(13)，也考察了一般的创新（这些创新原则上可以为所有人采纳）。哈格斯特朗从这些详细的描述中得出结论：采纳模式并不“以任何明显的方式”与农场规模或占有权类型（tenure categories）相对应；虽然“各个农场间”并不存在一种“严格的空间顺序”，但是，一种蔓延性且受到距离限制的“邻近效应”（neighbourhood effect）“一次又一次”出现，成为“创新过程的一个显著特征”。

可以说，只有私人而非公共的信息——个人对个人的“两两讲述”（pairwise tellings）——被视为“所研究的创新扩散背后最重要的驱动力”，这个结论才能够讲得通。例如，放牧补贴通过金达—耶德西部地区农场的快速推广与其在东部地区较慢且更受限制的推广之间的差异，与这两个地区间接触过盈和接触亏缺（contact surpluses and deficits）的显著分布差异相一致。(14)

因此，如哈格斯特朗后来所说，“创新扩散明显取决于沟通”。(15)他将最终的模型概括为图13.1。在这个图示中，一个互动矩阵（interaction matrix）构成了一个广义的或“平均的”信息场（information field），这个信息场构造了信息通过一个地区系统流通的方式。这些信息流受到物理障碍和社会阻力的调节，而物理障碍和社会阻力一起控制信息向创新的转变并因此塑造了连续的扩散波，而后者突破到采纳表面（adoption surface）。

我们不必耗费时间详细论述这个理论纲要(16)，但是，我想就这个理论纲要的建构给出四个逐步深化的评论。

图13.1　哈格斯特朗的创新扩散模型

1．哈格斯特朗的程序指向普遍化：这些程序主要关注“是否有可能在一般的扩散过程中观测到任何空间秩序”。

创新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具有任何特殊的意义。就所考察的具体创新领域而言，情况也是一样。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描述或分析一个地区，而是阐明一个一般模式。

因此，研究的目标并不是试图确定哪些因素在一个既定的时间点产生了一种创新分布，而是阐明从一种分布到另一种分布的变化中所涉及的因素：所以，哈格斯特朗经常把创新比作指示仪，“其显示器适合于显示出一般性结果”。(17)

2．哈格斯特朗的程序操作带有经验主义的迹象：这些程序设定科学进展的最前沿是观察，并且科学话语的经验性细节是事件。哈格斯特朗认为：

隐藏在综合增长曲线背后的过程能够被划分为大量的事件，这些事件同时在这一区域的不同部分中发生。

按照这种观点，科学通过将一个事件与另一个事件——在这里就是“两两讲述”与“采纳”——关联起来并且依靠一个本质上休谟式的因果模式来确定这个“过程”；在这个因果模式中，一种事件有规律地紧随另一种事件之后出现。这些“恒常连结”（constant conjunctions）一般以“如果A，那么B”的形式给出，从而使解释和预测形成对称（可重复性）。这样，哈格斯特朗认为“预测的准确性”是成功的“最终标准”。(18)

3．哈格斯特朗的程序紧紧抓住涂尔干所谓的社会形态学：扩散过程被定义为一种分布向另一种分布的转变。一般认为，这包含了一连串系统的“空间规律性”：初期接受的地区集中；辐射传播；二次集中的出现；饱和。(19)哈格斯特朗确实承认，“一项创新的扩散在两个维度上进行，即空间维度和社会维度”，但是他一开始就宣称，他打算“只考察空间维度这一面”。这种分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哈格斯特朗坚持认为：

与把分析限制在地球表面的一个既定部分亦即一个地理区域相比，将模型区域引入到这项工作的理论部分使得空间本身处于一个更具基础重要性的位置。

因此，这个“解释”是一个严格的形态学解释，在这个解释中，平均信息场（一个指数有界的触点阵列）的几何结构被映射到采纳表面的几何结构中（“邻近效应”）。解释的循环性是很明显的：一个距离衰减曲线转变成了另一个距离衰减曲线。(20)

4．哈格斯特朗的程序具有一种形式主义的征兆：从一种分布转变成另一种分布以及从一种距离衰减曲线转变成另一种衰减曲线，这是通过随机过程的数学理论实现的，这一理论用来描述“两两讲述”和“采纳”的联合概率。(21)虽然这既包含了偶然性，也包含了规定性，但是这种模拟中所包含的相关性是对统计数列的纯形式描述：这些描述与任何真正的历史结构化理论都毫无关系。这些描述必然将时间呈现为一种逻辑结构——也就是列维—施特劳斯所谓的时序准则（chronological code）——而非一种本体论的历史：单单这种逻辑结构的顺序就“使我们有可能通过一组连续事件抽象出许多现象背后的不变结构。”(22)在最初的模型中，时间“分解成一列规则间隔且按时间排序的点”(23)，并且这种分解在对哈格斯特朗模型的某些拓展中变得特别具有干扰性——这些拓展将这一模型视为简单传染病模型的一个特例。例如：

与许多……扩散研究有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这类研究倾向于成为独特的个案研究。历史事件几乎不完全重复自身，农场主接受一项既定的创新仅有一次，诸如此类。如果我们想要能够恰当地给出扩散过程的模型，那么我们就既需要一组数据来使扩散过程标准化，也需要另一组数据来对其进行检验：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在时空中重复自身的过程，而文化事件几乎不重复自身。(24)

“时间”和“历史”之间的区分显然类似于上述“空间”与“地理”的区分；正是这两个类似的区分使哈格斯特朗的扩散理论局限于经验规律性的确认和事件的重复性。

综合来看，我认为这些评论的累积重量使经典扩散理论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使其从根本上关注布东（Boudon）所说的“再生产过程”。(25)经典扩散理论不能够详细说明历史转变，这并不是随机模型的奇怪弊端，反而通过两个专门条款被写进了其自身的理论计划书。首先，哈格斯特朗并没有认真讨论创新所突破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实践体系。对这些问题仅有的承认是姿态性的——“信息流”与“阻力”——并且（即便被详细说明）这两个因素也几乎不会耗尽创新扩散的条件。其次，哈格斯特朗同样没有认真讨论创新扩散的结果。这些结果被限制为“分布”结果——一系列“分布变化”——并且与“新兴”社会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隔离开来。哈格斯特朗用同时作为描述空间和解释空间的地区结构几何学替代了这些多维的社会过程。(26)

为了避免产生误解，我要声明一下，我并不想否认定量分析工作的重要性；相反，我认为这很重要。但是，哈格斯特朗本人在扩散理论首次得到表述后仍然就此进行了约二十年著述。他说，我们需要：

弥合详细的故事叙述和简化的统计模型建构之间的鸿沟。二者各自都必须放弃当前的野心……但是，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的调整。为了在更为宽泛的先决条件和必然后果的情境中全面地描述一个创新过程，我们需要通过一种方法制定出一个完整的操作方案。(27)

当然，一般认为这恰恰就是其时间地理学所给出的东西；并且也正是在条件和结果的对称中，吉登斯看到能动性与结构、偶然性与规定性之间的关系中的基本“递归性”，这使得他可以“将时间性带入社会理论的核心”。(28)

梅尔斯托克唱诗班

对于时间地理学的详细讨论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后被扩展到哈格斯特朗在隆德大学（University of Lund）指导的一个有关“时间利用和生态组织”的合作研究项目中。一些评论者把这看做是对哈格斯特朗早期工作的背弃，但是哈格斯特朗自己却认为“我的世界图景——或许也就是本体论——完善过程中的连贯性要比我不定期的论文所表现出来的要大”。在我看来，连贯性和差异性当然都很明显，二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经验性的——哈格斯特朗的许多例证是从瑞典中南部地区特别是金达—耶德西部的阿斯拜（Asby）教区中收集到的。(29)但是，我在这里想要找出两条更为抽象的线索，二者结合起来能够表明时间地理学模型的基本设计。

时空路径

哈格斯特朗的扩散理论源自他对于阿斯拜教区的所谓的“人口考古学”研究。因此他回忆说，“我并不打算考虑匿名成员，我想发掘1840—1940年生活在阿斯拜教区的每个人的个人经历”。(30)正是那时，他设想“将个人经历描述为时空路径”，但是他仍然必须设计出一种形式观念来理解其所谓“个人经历‘森林’”（forests of biographies）的错综复杂性：

我的问题是……在我的文献中具有历史地理意义的信息太多，已经超出了我依据可用的理论以及基本描述能够处理的信息量。但我认识到，人们的运动模式在他们的一生中具有惊人的稳定性，而我相信我能够从他们社会网络的稳定性推断这一点。因此，我的主要兴趣转向了社交网络的地理形状。在我的心目中，这个网络是一个在时空上非常稳定的结构。人们一出生就进入这个网络，并且总体上必须将其作为既定的结构接受。我突然想到，如此审视的这个网络必定形成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对于人文地理学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直到那时，我才开始寻找可以表明“信息”如何可能通过这个网络传播的“指示仪”，因而就写成了这本研究创新扩散的书。(31)

哈格斯特朗对平均信息场所作的推论是其扩散理论发展的主要动力，他在这一推论中暗示：

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其自身独一无二的运动场，他的住所在这个运动场中心，而工作地点、商店、娱乐场所、亲密朋友的住所以及其他类似场所充当节点。

就这些运动场是非常具有惯常性和重复性而言，哈格斯特朗相信，（原则上）有可能“通过一个等值线系统来表示个人，这个系统显示了个人出现在不同节点的概率”。由于概率等值线图记录了“同个人与其同伴间出现的短暂和较持久接触不可分隔的”运动，因此该图可以“为解释创新过程”提供“一个理想的基础”；但是哈格斯特朗也承认，（原则上）几乎不可能“为一个具有数千人口和无数个人关系的地区”重构复杂的社会计量网（sociometric nets）。他不得不转而通过把私人信息场纳入到扩散模型的一般互动矩阵和平均信息场中来获得“私人信息场的近似值和近似类型”。(32)

但在对人口迁移的一系列过渡性研究中，哈格斯特朗又返回到了其最初的想法。他最初认为，“每一个个人都具有自身的运动模式，而运动的拐点就位于他的家和工作场所中”，并且哈格斯特朗当时从标准列克西斯—贝克尔图（Lexis-Becker diagrams）中开发出一种基本的时空表记法来显示时空运动的这个“错综复杂但却绝非无序的结构”。(33)这些想法后来在图13.2给出的网状模型中得到正式表述，这个模型将社会系统表示为一个网络，也就是人们穿过一组分离“站点”形成的连续“路径”的严密网络。这个三维坐标系统旨在强调时间和空间在日常生活进行中的基本“网格划分”（meshing）：如同哈代的教堂唱诗班注定要耗费几小时围绕梅尔斯托克的农场和村舍跋涉数英里“为教区内每个家庭演唱”，一切社会实践系统一般都依赖于在这些系统的组成计划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类似时空区分。

图13.2　哈格斯特朗的网状模型

一项计划的组成部分间的距离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必要的运动耗费时间。如果运动耗费太多时间，那么就不可能保持开展计划所必不可少的计划内部秩序。

这种时空相互依赖关系是社会生活被赋予连贯性——哈格斯特朗有时称之为“穗粒结构”（grain structure）——的途径，而这种连贯性作为计划在时空中“永不停歇的包容过程（packing process）”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因此，哈格斯特朗解释说，当他谈论一个网状模型时，“这并非是一个隐喻表达，而是为了显示人们需要何种数学来处理这个模型”。他这样说是指一种能够表达“大量连续排列”的组合数学，虽然“到更为一般的数学工具出现时”，他也（并且明显）推荐了常规的模拟技术。然而在非技术的意义上，这些时空轨线能够被“排序”——其“结构”能够被揭示——方法是加上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理论网格。

1．空间和时间是个人为了实现计划必需利用的资源。

2．三种制约因素为：界定时空路径的能力制约因素；界定时空束（bundles）的耦合性制约因素；界定时空域的操控性制约因素。

3．这些制约因素是相互影响的而非累加的，并且它们的棱柱勾画出一系列时空中的可能界线，这些界线对应着（或描绘出）一种底层的且不断演化的“逻辑”或“结构”。

当然，经验性的问题仍然存在，并且哈格斯特朗承认“我们在对总体行为如何发展的描述过程中有失败的风险，可能会得不到重要线索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如何运作”。他的解决办法是检查“制约因素的时空机制”而不是路径与计划的交叉：“力图发现人们逐渐融入其中的‘地理’使得他们能够有怎样的选择和行为组合”，从而揭示“人们的时空轨线和选择的底层结构之间的关系”。(34)

但这些问题既是经验性的，也同样是理论性的，因为这些“结构”的构造仍然是有深层次问题的。我认为，认定哈格斯特朗的“制约因素”仅仅是其扩散模型中的“障碍”在社会层面的拓展是错误的，然而他最初对于网状模型的某些表述似乎容易导致这样的解读。例如，当他暗示“人口在一个遍布荒废道路的公路网中形成了一种交通流”时，我们就容易看出这些荒废道路作为“伪结构”（pseudo-structures）——伪结构只不过是“系统的机构障碍和机构限制”——如何能够被去除。(35)虽然一些评论者指责时间地理学具有结构功能主义的缺点，但是卡尔斯泰英（Carlstein）仍然将时间地理学表述为一种“时空结构主义”。哈格斯特朗后来的表述似乎模仿了时空结构主义的方法，卡尔斯泰英因此声称，全部可能的时空路径与在这些结构模板中实现的轨线配置之间的区分在形式上等价于索绪尔（Saussure）对于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区分。当然，对这个语言学模型的反对意见众所周知，故而卡尔斯泰英利用弗里德曼（Friedman）和戈德利尔（Godelier）的人类学在唯物主义框架内重新表述了这种等价性——在这一框架内，技术和技术交换在“经济”和“生态”之间发挥调节作用。(36)但是，如同我现在所必需表明，通过哈格斯特朗的著述——从“概率等值线图”到“可能界线”——所追踪到的连续性与其说同社会科学有关，不如说同自然科学有关。(37)

自然主义

哈格斯特朗的扩散理论与一种物理主义重叠在一起，而这种物理主义源自卡尔纳普（Carnap）和诺伊拉特（Neurath），并且成为维也纳学派为科学与形而上学划界企图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科学言谈必须通过“一种谈论物理事物及其在时空中运动的统一语言”来进行，并且这种语言将现代物理学作为自身的范例。物理学和心理学被视为相互对立的两极：“马赫（Mach）、庞加莱（Poincaré）和爱因斯坦的努力使得物理学完全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束缚；而使心理学摆脱形而上学从而成为科学的工作几乎还没有开始。”按照这一物理主义计划的强烈反对者波普（Popper）的观点，这一计划认为：

一切事物都必须能够通过这种语言表达，或能够翻译成这种语言。就心理学是科学而言，这门学科尤其应该如此。心理学必须彻底成为行为主义的；每一个有意义的心理陈述，无论是人类的还是动物的，都必须能够翻译成一个关于身体的时空运动的陈述。(38)

哈格斯特朗最初的“行为地理学”(39)符合这些协定。他声称他的“私人信息场”（private information field）概念与在行为心理学中发展出的“社会原子”（social atom）概念之间可能存在最密切的关联：

心理关系的最小星座（constellation）可以说组成了社会宇宙（social universe）中的个体细胞。仅就（互为邻里生活时的）一项具体准则而言，它构成了一个个体与那些吸引他或使他厌恶的其他个体之间的心理关系以及这些个体与他的关系。(40)

但是，哈格斯特朗的物理主义比这更为直截了当。该学派老成员、隆德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弗洛伯格（Froberg）将蒙特卡罗模拟（Monte Carlo simulation）介绍给哈格斯特朗，而哈格斯特朗随后试图再造“金达—耶尔的社会原子的结构纽带”，这类似于弗洛伯格用各种隔离材料模拟原子粒子的路径：“蒙特卡罗模拟计划就起源于此，这项计划用创新的推广替代了原子粒子的分散”。(41)正如简森·布特勒（Jensen-Butler）所证明，物理主义仍然是时间地理学的明确基础。(42)例如，在其对人文地理学及其“异常武断的”概念结构的纲领性批评中，哈格斯特朗仍然认为“将人视为一个核心的基本粒子看起来是非常合理的”，并且人文地理学关注“在一种类似于物理学家的气泡室的背景中对事件的统一时空记录”因此也是合理的。(43)社会物理学对人文地理学当然并不陌生。不过，虽然许多这类经典模型（尤其是“宏观地理学”的抽象）以牛顿力学为基础，但哈维和罗斯（Rose）都将哈格斯特朗的时间地理学标记法（“微观地理学”）等同于闵可夫斯基（Minkowski）为描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时空流形而开创的解析几何学。(44)

即便如此，时间地理学并非被限制在物理科学领域；它也十分依赖于生物科学。哈格斯特朗认为自己“更有兴趣审视人类世界正如何从自然世界中产生，以便理解各种人类社会（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是怎么形成的”，因此，对他而言：

时空网状模型在生命路径流（flow of life-paths）的意义上受到既定的能力控制，并且穿过一个外在制约系统，从而产生了个人境遇的某种概率分布；这个模型在原则上适用于生物学的一切层面，从植物到动物到人。(45)

因此，时间地理学的主要目标是“将某些至关重要的生物谓词和生态谓词”吸收到社会理论中，“弥合生物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之间的鸿沟”。故而，哈格斯特朗将时间地理学的理论架构说成是社会—技术生态学。按照这种观点，空间和时间被看做是具有有限“运输能力”的资源，而创新被看做是调整预先存在的时空利用配置的“侵入”。图13.3给出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它表明一项计划如何由发生在一系列时空“容器”（pockets）中的操作序列组成。这些容器勾连在一起成为一个串联的储存和传输系统，而储存和传输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投入和产出的时空网络。创新在这个网络中获得了“位置”：创新“利用有限的纤维和空间供给参与创造了自身时期和地点的交织物”，并且被“投入或安装进多少有些循环的活动系统的某些部分中”。这意味着，创新改变了耦合周期性（coupling periodicities），并且通过这种“替代效应”在时空中开始了一轮重新包容活动。这样，创新扩散的条件和结果被表述为哈格斯特朗所谓的共存且相互竞争的计划的时空“分数”。(46)

这些连续性为哈格斯特朗自己的计划设置了重要的限制，但是我现在想指出扩散理论和时间地理学之间的三个差别。我希望表明，强调重点的这些变化相互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并且这些变化提供了一串钥匙，这串钥匙经过锉磨最终能够打开通向一种更严谨的社会学理论的大门。

空间和时间

哈格斯特朗为其关于扩散的原创性论文写下了如下序言：

如果一个社会中没有明显的时间或成本障碍阻止一个个体和另一个个体开始接触，那么在这个社会中，几何空间的制约因素就不能够明显地变更“社会空间”内部的关系……如果我们要探究“单点社会”（one-point society）的状况……社会现象的空间解释将会变得十分无趣。迄今为止，这种状况并不存在；因此，空间分析仍然具有重要意义。(47)

请注意，一般认为空间的几何结构会改变社会关系；社会生活通过“映射”到物理空间中被赋予形式——连贯性和具体性——而物理空间向其施加了自身的几何准则。然而，在时间地理学的视域内，审视这一“秩序问题”的视角完全不同。扩散理论同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一样被认为植根于一种“稳定的乡村环境，这种环境中的距离阻力非常大，与人类行动相关的计划总体上非常具有重复性并且局限于压缩时间上延伸而空间上狭窄的时空‘气泡’”。(48)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是因为这些经典模型产生于战前哈格斯特朗所探讨的南部瑞典（和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所探讨的德国南部）的土地景观——尽管这些时期和地点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因为连贯空间模式的起源依赖于受距离限制的过程。例如，如果哈格斯特朗模型的平均信息场内部的接触分布（contact distribution）并非是指数有界的，而互动频率并非随距离衰减，那么扩散波就会分解，空间上不规则的接触就会增加。(49)一种距离衰减曲线不再可能被映射到另一种距离衰减曲线上；随着限制放松，这种模式也会解体。

然而，哈格斯特朗在后来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质疑了这种距离实体化（hypostatisation of distance）：

我想知道，我们的兴趣是否真的非常专注于事物和数量在相对位置意义上的分配安排，以至于我们倾向于忽视现象的那些消费空间的（space-consuming）性质及这些性质所暗含的现象的排序结果。将人文地理学界定为“距离学科”的观点经常被引用——这种观点本身是好的——但是，这种观点丝毫没有关注空间竞争，没有关注寻求空间容纳的结构相互之间的啄序（pecking-order）……将空间视为由距离组成的看法已经替代了将空间视为场地供应者的看法。(50)

时间地理学废除了这些优先权。时间地理学的空间观念与哈格斯特朗所谓的“内向有限性”产生了共鸣；否则，它显然几乎不能够承载将其界定为稀缺资源所要求的意义排列。在一篇对于英语space和瑞典语rum（英room——译者注）这两个词的深思熟虑的评注中，古尔德（Gould）已经表明在哈格斯特朗的用法中，“意义的强调重点如何在于制约、包容、允许和禁止”；这种用法的领域是“成人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的行动制约了你的行动，我们的相互依赖性（interdependencies）相互竞争且相互要求”，因而“我们已经丧失了一个孩子在阳光沐浴下的草地上的天真自由”——这个孩子在英语中空间一词的意义所暗示的无限性中蹦蹦跳跳。(51)通过“天真的丧失”这一比喻，许多带有不同伪装的著作家除去了现代世界的面具，并因此严重扭曲了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所谓“农村和城市”(52)的历史地理格局，而这一比喻对于哈格斯特朗而言也标志着一种过渡仪式（rite de passage）：

与农村—农业世界中的情况相比，计划的竞争性容纳在城市—工业世界中要复杂得多，并且最为重要的是，在地球空间上的延伸要广泛得多。但是，这些计划在时间上仍然必须排序，因为时间上的秩序是运作一项计划的基本条件。(53)

请注意，现在是时间上的秩序而非空间上的秩序使社会生活具体化。有些批评者反对这种解读：例如，对于帕克斯和斯瑞夫特来说，这种解读是关于时间地理学本性的一种“根本的错误观念”。(54)但这是哈格斯特朗自己的解读：

这种理解凸显了诸多事件在全体人员间的序列关系（也可以说是时间维度）。在轨线引导过程中的域凸显（prominence of domains）使我们首先将空间视为场地的供应者（其次才将其视为距离的制造者）。(55)

当然，隆德学派最初的计划标题已经标示了这种新的凸显，并且这种凸显可以用各种方式得到表明：也许最令人关注的表明方式是网状模型的三维坐标体系频繁垮塌，从而变成一幅图表——“一幅二维的平原甚至一维的孤岛”——以及将复杂的轨线转变成简单的矢量（比较图13.3和图13.4）。如同我所必须表明的，这些简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们使得哈格斯特朗可以区分“互动中两个不同的系统”：

一个是主要以时间为导向的个体生活路径的经线，而个体生活路径组成了一个地区的人口和与之相伴的能力制约因素；另一个是一组更加以空间为导向的耦合性和操控性制约因素，这些因素界定了个人可以或不可以接触的束和域。(56)

图13.3　作为时空序列的计划（依据哈格斯特朗）

图13.4　实在论与社会生活的“层面”

然而，无论这种空间网格——可以说是纬线而非经线——何时被简化成一幅图表，解释其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地理格局都会是特别困难的。给出这种解释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互动网络的构造和重构显然并不独立于包含它们的区位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两个系统并非是常量，而卡尔斯泰英指出，即便从短期来看，“聚落系统中的要素在规模上会变化，某些要素将不再存在，而另一些要素将会被添加到景观中”。(57)一般认为，“时间中的事件序列”尤其是存在于计划内部以及计划之间的“关联性条件”，有力地决定着这些站点——“活动的空间基础”——的位置。(58)就技术变化（哈格斯特朗认为技术变化是“首要动力”）改变了这种耦合周期性而言(59)，空间配置可能是具有内在不稳定性：按照卡尔斯泰英的观点，“当创新被采纳时，聚落系统几乎总是被重新安排以便将其容纳”。(60)但是这些安排和重新安排必须在时间地理学中被赋予一个更为中心的地位，因为如果不建立有关这些区位结构的不稳定性——哈维将这种不稳定性看做是空间配置的“结构化连贯性”内部“固定和流动”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61)——的正确理论，在上述情况下，时空路径就会变成一个“庞大迷宫”的连续且常规化的再生产中的环节：由于被限制在一个“范畴”框架内部，时空路径网络的编织只能陷入无休止的停滞。(62)

这显然并非是哈格斯特朗想要的结果，但是“凸显时间维度”实际上仍不必然意味着“研究变化和发展趋势……优先于考察平衡和稳定状态”。(63)如果如吉登斯所表明，将时间的流逝等同于转变是一个根本错误，那么将空间等同于稳定性也同样是具有误导性的。(64)相反，我认为转变模型并非要求将空间结构理论化为平面的、僵化的网格——所有几何结构中最为坚固的一种——而是要求将其理论化为有等级秩序的社会实践竞技场。(65)这又要求重新修正传统的区位理论，并将其吸收进一组有关社会之生产和再生产的定理中。当然，哈格斯特朗对于域概念、“生存和竞技场”概念的各种讨论在很多方面直接谈到了这项计划，因为这些讨论与对于支配的一种理解有直接关联——这种理解不是依据“角色间的关系”，而是依据“舞台安排所施加的行为条件”。(66)显然，这些评述是纲要性的而非结论性的，我稍后再来探讨它们；但是我认为，如果加以一种适当地“凸显”，这些评述就会指向构建福柯所谓的规训的社会（société disciplinaire），在这种社会中，“规训”首先“从在空间中分派个人开始”。如同我在别处所表明的，这使得“秩序问题”更加尖锐。正是部分由于这个原因，福柯极力主张：

全部历史书写仍然是空间的历史，而这一历史同时也是权力的历史（空间和权力这两个词都是复数形式）：从地缘政治的大战略到生存环境的小策略。

我并不打算将这种看法解读成对福柯的问题域的明确认可，但后者与哈格斯特朗的工作的类似性无疑再清楚不过；并且同样清楚的是，如果要推进哈格斯特朗的工作，那么（扩散理论内部的）空间实体化绝不可以变换成（时间地理学内部的）时间实体化。无论人们怎么看待福柯的分析——他对于空间网格“解剖结构”的分析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我都坚决认为，他已经确立了拒绝这样一种传统的理由——在这种传统中：

空间被当做死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对象来处理。相反，时间意味着丰富、多产、生活和辩证法…… 空间术语的使用似乎有反历史的姿态。如果一个人开始依据空间谈话，那么这意味着他敌视时间。傻瓜们才认为这意味着他“否认历史”……他们并不明白这些空间配置……意味着突出权力过程——不用说，这是历史的过程。(67)

信息和资源

在其对扩散理论的最初表述中，哈格斯特朗认为创新取决于信息。然而，“信息”这个概念具有非常严格的含义，因为他主要关注的是信号的传输，而不是消息的意义：换言之，这个模型本质上是句法的而非语义的。(68)信息流被认为是同质的和未失真的，因此扩散理论依赖于布劳特（Blaut）所谓的"认知纯粹主义"（cognitive purism）。他用这一术语指一种方法论的悬搁（epoché），它悬置了所有结构不对称并且推测出一种“统一的认知领域”。在布劳特看来，这一程序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是被容许的。因此：

哈格斯特朗所研究的地区（瑞典农村的核心地区）具有文化上统一的空间，那里有大量潜在的采纳者，他们普遍拥有技术和经济的采纳方法，并且那里具有一套已经显然具有实用性的创新。信息本质上是唯一的缺失变量，是开始扩散过程所需要的唯一要素。(69)

我主张，我们对于这些表述的经验有效性切勿急于下判断，但是许多著作者依据更为一般的理论已经对“信息公理”（布劳特语）提出了异议。这个公理的最基本形式包含了两个主张：“一是地理过程起源于决策；二是决策者能够利用的信息的存在或缺失决定了决策。”这一对假设界定了一种简单的唯意志论，这种唯意志论圈定了一个“柏拉图领域”（Platonic realm），在这个领域中，知识被赋予了“自身的空间”并且得到保护以免受任何结构规定性的干扰。(70)就哈格斯特朗而言，我所认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强化了这些协定的效力：虽然考克斯认为沟通网络使得"社会"对于这个模型至关重要，但是“两两讲述”在仅仅被“几何空间的制约因素”构建的扩散过程中具有首要地位表明情况并非如此。(71)

这种行为演算法是一种普通演算法——其实，布劳特认为这是“现代地理学的颠倒范式之一”——可是，从芝加哥学派到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者们都试图将沟通、权力和社会秩序联系起来。(72)这些著述合在一起描述了一个宽广的知识弧（intellectual arc），并且它们之间的差异不应该被最小化；但是这些著述都证实了嵌入在甚至最简单的“信息”分类过程中的社会关系。这些著述已经远远超出了含义结构中的“意义”建构（尽管意义建构无疑是哈格斯特朗模型中的一个主要空白），并且福柯尤其表明信息的流通必定会转变成合法性和支配权的生产和再生产。(73)当布罗代尔（Braudel）探头从腓力普二世背后凝视送至其官员办公桌上的信件时，他是在提醒我们注意“消息的速度和信件的传输”标示出了“一场针对距离障碍的不懈斗争”的前线，并且他（同哈格斯特朗一样）重构了“沟通波”，迷向曲面（isotropic surface）在这种沟通波中被转变成了“弹性”信息网络；但他认为这些对距离的不可预期的胜利是维持整个地中海世界政治和商业霸权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16世纪和17世纪中的“六十天长”（sixty days long）。(74)如同这个例子所暗示，在监控和国家之间有一系列的战略调解，因为国家使“信息”这一范畴所受到的指摘超出哈格斯特朗所允许的程度：实际上，这使得吉登斯将二者视为时空距离化的主要来源，并因此认为二者从根本上牵涉到权力的生产。(75)布莱基（Blaikie）提出的那种二元论几乎没有注意到这种结构关联的复杂性：

统治阶级（露骨地控制着国家制度为自身的利益服务），尤其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社会形态中的统治阶级雇佣了一个等级化、空间跳跃且相对有效的、敌视被剥削阶级的沟通渠道系统，而被剥削阶级不得不使用迟钝的、易受干扰的沟通结构，这种结构不能可靠地传送和接受复杂的信息。

这种二元论在几个方面是不令人满意的，并且布莱基设定的信息流通和剩余价值流通之间的一致性包含了一种本质主义，这种本质主义认为空间配置直接源自一种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76)但是，承认那些超出认识主体能力之外的异质规定性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哈格斯特朗的早期著述中明显缺乏任何局面的（宏观）结构，并且如我所论证过的，这严重限制了其扩散理论解释历史转变的能力。布劳特对此也有评述：

在哈格斯特朗的景观中，结构单位是个体的、微观地理的企业决策者。有关这种颗粒状地区的结构变化的理论可以说与这种地区内部的空间扩散理论相一致。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罕见的情形；纯粹的案例原本是一种亚当？斯密式的景观，这种景观完全没有宏观结构。例如，我们可以将这与农民的状况进行对比……农民的决策权力在宏观地理层面上受到一般剥削结构的限制。(77)

我们应该更为有力和敏锐地表述这一观点：一切社会生活都在结构规定性中推进，但是我们不能够根据简单的微观与宏观的区分来理解这些结构规定性。因此，虽然雅帕（Yapa）要求一种偏置创新（biased innovation）模式——这种模式中的不采纳（non-adoption）并非那种“距离阻力”阻止了创新的消极状态，而可以说是“一种产生于社会结构安排的积极状态”(78)——并没有错，但是这些“安排”不应该被设想成结构的等级化集成（hierarchical ensemble），后者的地形学标示出获取生产和再生产资料的不同途径。我们不应该认为这一模式暗含了一种阿尔都塞式的“层面”三部曲，并且我已经拒斥了其中蕴涵的本质主义。我们也不应该设定，这些集成独立于人类能动性，因为我认为它们的组成结构拥有的“因果力”将会通过社会斗争发挥作用，而社会斗争的结果绝不会被完全决定。如果社会结构既是通过这些结构维持自身的社会实践的条件，也是这种社会实践的结果，那么这些结构的对称性总是偶然性的。如同雅帕所指明，“技术创新通常很可能会加剧最初的收入不平等，因为这种创新会导致过多的经济剩余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并且这是一个不断循环和累积的过程”；但是这些“条件和结果”的解释说明并不要求用结构本体论（ontology of structures）代替事件本体论（ontology of events）。(79)

任何形式的阶级标记法（class notations）都不适合于哈格斯特朗的扩散理论，但就其时间地理学被认为吸收了一个“资源维度”而言，它应当能够回应某些这类批评。当然，哈格斯特朗继续坚持认为“任何计划最有问题的方面之一是及时获取合适的信息”。但他也承认：“将扩散过程首先看做一个沟通问题”，这是采纳了一种“有限视角”。(80)

因此，在关注“制约因素的时空机制”时，哈格斯特朗似乎认识到了差异接入（differential access）的重要性——按照布莱基的观点，差异接入对于扩散理论的任何重述都“至关重要”(81)——并且拒斥了他先前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中，“如果经济或技术因素明显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阻止创新扩散，那么创新就被避免了”。(82)但是，事态并非如此简单明了。如同我现在所必须表明，哈格斯特朗的“制约因素”并非等同于布劳特的“宏观结构”或雅帕的“结构安排”，甚至不必然与二者相似；这些因素的理论来源与政治经济学完全不同，它们也没有真正给出布莱基所设想的“基于资源的创新扩散理论”。

因此哈格斯特朗在很大程度上断言，参与者必须在“初始境遇给定的紧邻区域中”利用计划所需要的资源。这是因为运动具有秩序破坏效应：任何计划“在瓦解之前所能够包含的只不过是一定量的运动”。此外，“空间容纳轨线的有限能力同时意味着每一个参与者周围的每一片邻近区域总是具有某些稀缺性特征”，以至时空竞技场变成了“计划间的战场”。域综合（mosaic of domains）划定了这一战场的前线，并且正是通过前线的调解，“秩序问题”被断然解决了：

大量机构的出现是为了处理计划间这种重叠所产生的冲突……这些冲突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障碍系统，而后者阻止轨线转向，并使其朝别的方向前进。(83)

这些“机构”是网状模型的能力制约因素、耦合性制约因素和操控性制约因素的具体化，哈格斯特朗将这三组制约因素简单地描述为“直接呈现自身的”“大集合”。(84)因此，虽然这些制约因素的机缘性接合会形成“结构”，但是它们本身并没有提供一个与社会理论通常的系统化相符合的有序概念系统。其实，哈格斯特朗几乎没有谈及这些制约因素的生产和再生产，而我认为在其最初的计划书中可以找到对这种明显贬低历史性的做法的解释。

在最初的计划书中，哈格斯特朗区分了恒常性制约因素（“任何政策和计划都无法改变的环境”）与权变性制约因素（这些因素至少原则上可以被有意识地改变）。第一组制约因素为范帕森（Van Paassen）所谓的哈格斯特朗“存在人类学”（existential anthropology）提供了基础，后者建基于这些限定了人类状况本身的“基本制约因素”。它们包括日常生活进行中时空“包容”的不可分割性、有限性和必然性。第二组制约因素可以呈现出许多具有历史具体性的形态，但是其不变的功能被认为是为维持一种至关重要的时空连贯性提供集合调控：这一主张显然与结构功能主义有很多共同点。(85)这两组制约因素都强调结构连续性，因此可以被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结构设计——在这种结构设计中，研究重点指向了不断变化的“时空机制”而非其无所不包的“制约因素”。实际上，哈格斯特朗自己的著述表明其主要目的是确认出计划组织过程中的“秩序”：具体说明常规化互动系统中的“结构”并且将这种结构的力矩直接列入时空轨线的几何结构中，而不是列入任何与常规社会理论范畴相一致的结构领域中。我们时常听人说起的那些“境遇”“在一个并非没有结构的复杂网络中相互联结起来”。(86)当哈格斯特朗将地理学作为“对于有界地区内部并行过程的研究”来谈论，并且将自己的情境原理与传统的组构理论并置时，他是在用一种与标准的科学语汇相去甚远的语言谈论“结构”。(87)他自己宣称：

我相信，一个地理学家基本上会领会到，当观察表明事件聚集在一个时空区块中时，这些事件就必定会暴露一些关系，而一旦我们用范畴整理这些事件并使其脱离该时空区块，我们就不再能够追溯这些关系。(88)

因此，网状模型的“资源维度”不应该根据卡尔斯泰英几乎摒弃的所谓传统计算程序的“金钱偏差”（pecuniary bias）来测定——这种偏差恰恰是大多数对哈格斯特朗扩散理论的批评所需要的——而应该用一种根据将时空表述为“一切人类活动的统一资源投入”的公制来测定。(89)

所以，根本问题显然是如何将情境与组构关联起来，也就是表明路径、计划和域的时空配置如何源自不断发展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实践体系并且对它们作出反馈。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哈维早期在一项对于“地理学”想象和“社会学”想象的讨论中所面临的问题，并且他在向历史唯物主义迈进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这一问题并非是一个独特的语言学问题；这一问题也是吉登斯的一个分析领域——吉登斯在这个领域中通过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试图将时间地理学和结构化理论结合起来。(90)斯瑞夫特把这两种运动融合起来从而将劳动过程确定为“组构与情境之间可能的主要连接环节”。(91)劳动过程之所以能够作为汤普森（Thompson）所谓的“连接项”（junction term）发挥这样的作用，是因为如同哈维所强调，“劳动过程对于任何生产方式的运作而言都是基础性的过程，并且对于解释空间分工而言至关重要，而通过空间分工，劳动过程转而与当代区位理论的重新构建和再社会化衔接起来”(92)；虽然吉登斯尖锐地批判了马克思的著述，但他自己对时空商品化进行了分析并且坚持认为这种商品化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焦点”，也是其中日常生活进行的焦点，他的这种立场以一种关于劳动过程和劳动契约的观点为基础，而这种观点并非与马克思最初的表述完全相抵触。(93)然而，哈格斯特朗并不试图阐明这个内涵丰富的概念纽带，并且其所谓的“编织舞”忽视了自身“舞蹈编排”的组构内涵。例如，图13.3中所显示的向一系列“容器”的投入因此被认为是依赖于时空的，并且这些投入的可用性同样“完全取决于转移和储存事先如何分配潜在的投入”。(94)但是，对于这些分配的研究并没有持续下去；可是——据哈格斯特朗自己承认——这些“舞台上的安排”并非是自然形成的。占有或不占有生产资料为阶级关系的构成提供了一个基础，因此阶级关系的确定需要分析“容器”间的关系，也就是它们的包含计划和更大的生产条件分配体系。(95)正是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布莱基说“差异接入”具有一种战略（和结构）重要性无疑是正确的，并且如果不用这类包容性术语将劳动过程理论化——这些术语与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化和时空周期性的紧急争论交织在一起(96)——那么技术变化就仍然是一件解围事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格斯特朗的“首要动力”结果被排斥在他自己的模型之外。

反抗和斗争

哈格斯特朗最初的扩散理论没有或几乎没有考虑竞争和冲突。在这一理论的甚至最完善的表述形式中，“反抗水平”也被认定最终会降低，并且反抗水平被认为取决于不充分的信息——无知（ignorance）——而不是取决于自觉的集体行动。有一个强假设是：创新是为了公众利益，因此创新的采纳既是没有问题的，同样也是不会引起争议的。这个假设成立与否取决于对“公众”的定义，可是哈格斯特朗的分析局限于既定的“潜在采纳者”群体，因此并没有探究这个阶级的构成及其与其他阶级的不断变化的关系。(97)这实际上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因为，如果创新理论打算探讨历史转型问题，那么这一理论就必须扩大其可理解范围（circle of intelligibility）以便包含社会的时空构成，而不是仅仅包含社会内部片段的时空引导；并且在这样做时，这一理论将不得不承认斗争对于结构化至关重要。

当然，哈格斯特朗在某种程度上试图通过其对“境遇生态学”（situational ecology）的发展将这些过程置入人文地理学领域中，而境遇生态学的存在依赖于不断认识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凸显的竞争和冲突。例如：

每一项计划在运作过程中自始至终似乎都试图将其各个部分（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容纳进其他计划留下的或通过与它们竞争获得的、自由路径和开放时空的迷宫中……等级上下的以及等级间的、具有不同生命期的计划如何相互连接是一个有待分析的中心问题。(98)

但是，如我现在所必须表明，“斗争”在非常特定的意义上被处理了。计划的相互连接被设想成一种争夺稀缺资源的、“达尔文式的”竞争，这种竞争确保了“主导性”计划能够保存下来。(99)即便如此，这并非是想表达一种狭隘的生态学观点，并且哈格斯特朗自己明确将这些表述与吉登斯重构的社会理论关联起来：“当我们试图理解……‘结构化’时，研究竞争中计划的相对力量就成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100)但是，这些连接的问题并非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简单。有两个问题尤为突出。首先，吉登斯将冲突概念与矛盾概念对立起来。冲突是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对立，但矛盾是“结构原则”的脱节，因此与上文中确认出的遗漏有关。只有卡尔斯泰英曾经真正试图从时间地理学的角度描述结构矛盾，但是如同我在别处所论证，他的方案蕴涵了一种隐蔽的功能主义。这些方案依赖于一个源自弗里德曼和戈德利尔著述的“结构因果性”概念。这个概念将“需要”归因于结构和系统，而这却“不被参与者自己承认”，因此这个概念有了瑕疵。(101)第二个问题直接与这最后一点有关。因为吉登斯坚持认为，知识型主体具有完备性。他的结构化理论的全部目的就在于阐述一种能够恢复主体而不陷入主观主义的非功能主义社会理论。(102)虽然哈格斯特朗认可了布蒂默（Anne Buttimer）的“存在主义”纲要（并且我注意到了他自己的“存在主义人类学”），但是他承认“和其他人的思想保持稍微远一点儿的距离会感到更安全”。他继而说，在布蒂默“首先关注个人和群体”的地方，“我的思想更加专注于如何理解个人和群体置身其中的背景环境”。(103)

可是，这种专注与存在主义的接近程度远比哈格斯特朗所承认的要大。他围绕一段警告性评论开始了对于时间地理学的、精明的自传式说明：

时间地理学标记法中的人类路径看起来只不过呈现了一个活动点，这一事实不应该使我们忘记在这一路径的末端可以说时时刻刻站立着一个活生生的身体主体（living body subject），这一主体具有记忆、情感、知识、想象和目标——换言之，种种能力——而这些能力对于任何一种可以设想的符号表达而言都过于丰富，但却对路径方向具有决定作用。人们并非是路径，但是他们不能够避免进入时空。

我认为，这里所加的强调是有暗示的。哈格斯特朗迅速撇开“人们”转而关注他们的路径，因为如其所注释，意图和实现之间“并不存在简单且直接的关系”。尽管至少在原则上完全有可能瞥见“计划的实现”，从而绘制他们的时空轨线图，但“基本意图的配置”依旧晦暗不明。布蒂默也许会说，这些配置并不是晦暗不明，我们可以从“外在”中看到“内在”。即便如此，哈格斯特朗也坚持认为“境遇的演变会产生一个总结果，这一结果与参与者从不同的立场构思和实施其计划时可能会具有的具体意图相去甚远”。(104)当然，吉登斯在其结构化理论中所探究的恰恰就是这个问题，并且他对于人类行动的“不被承认的条件”和“出乎意料的结果”的讨论尖锐地批判了社会科学内部的解释传统；但是他也表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并不是要“悬搁”知识型主体，因为除了其他方面的因素，这种悬搁还必然要求一种对行动连续性的概念“切入”。(105)这种切入是极其重要的——它意味着哈格斯特朗对“境遇演变中的连续性意义”的再三要求因他的几何封闭，也就是因计划简化成路径而打折扣了。(106)

但是，我们必须对此进行进一步的探讨。这样抛弃知识型主体将社会生活简化成一种萨特所谓的序列性（seriality）。这是一个极其难以在抽象中理解的概念，甚至那些赞同萨特的评论者都承认它的模糊性。但是，（简而言之）“序列”中的人们是“将自身和他人视为客体的主体”(107)，并且萨特显然同哈格斯特朗一样将他们视为“社会原子”。(108)当然，即便在序列内部，参与者也必须利用各种实践能力，并且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仍然是一项需要技能的成就，但艾尔斯（Eyles）认为，在集体性的这一基本形式中：

社会依赖于分散的个人，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实践改造自然和世界。系列的统一性是强加的。因此，支配人们的并不是他们自己实践的结果，而是每个人都参与创造的整个物质场（material field）。(109)

我认为，在时间地理学的第一阶段构建中所呈现的正是这种“物质场”，时空的有限性和个人的不可分割性所带来的“基本制约因素”在构建中“强加”了物质场的统一性——哈格斯特朗认为是连贯性。其实，萨特同哈格斯特朗一样将“个人与围绕自身的物质性之间的单一关系”解释成一种基本稀缺性的产物。因此他声称，“全部的人类发展”“一直是一场同稀缺性的艰苦斗争”。(110)这场斗争在一种最高级的序列亦即机构中达到了（令人深深不安的）高潮，而集体性在这一序列中“变成了主体并且成员变成了其客体”，而且这一序列的连贯性因为权威的强制而得到了进一步的确保。(111)我认为，这一序列非常类似于哈格斯特朗第二阶段工作的理论支柱，也就是为维持结构连续性提供集体规范的“历史偶然的制约因素”。

我毫不怀疑，对于这些论点可以给出无数反对意见，并且其中许多反对意见使哈格斯特朗自己的定理变得不再可靠(112)，但这个例子并不是表示哈格斯特朗的问题域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与萨特的完全相同。那将完全是信口雌黄，二者之间显然有很大的差异。(113)但是，可能的翻译揭示出施加给时间地理学中的“斗争”概念的限制：因为与萨特不同，哈格斯特朗并没有超越序列。举一个例子只能显示这种封闭的严格性，但这个例子绝不是特例。在将人们置于计划最前端的同一篇论文中，哈格斯特朗将这些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描绘成“标准模式”，而其物理“形状”单独就能够使我们理解“当计划在时间中推进并处理必须应付的境遇时所出现的联合和冲突”。我坚持认为，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措辞强烈暗示了萨特在序列中发现的“他异性”（alterity）和异化，因为一般认为，正是计划而不是人们在冲突、竞争和斗争。(114)但是，萨特在主要“序列”和高等教育“机构”之间插入了其所谓的“融合集团”。这种融合集团的症候是公社替代了序列，并且完全的交互主体性发展起来。就融合集团的构造被描述为“辩证理性”的不稳定中枢而言，它在时间地理学中的缺失也许会影响进一步区分哈格斯特朗的分类范式与弗雷德和其他学者试图给出的“辩证”描述。(115)但目前更为重要的是，萨特正是试图通过“融合集团”探究“被压迫阶级于其中进行反抗斗争的历史境遇”，并因此揭示出集体意识的轮廓——波斯特（Poster）将集体意识视为萨特问题域的“基本线索”。(116)正是这种集体意识需要被重新纳入到哈格斯特朗的网状模型中。

当然，斗争并不能够被还原成主体，并且我已经强调，斗争的结果取决于一系列结构规定性。由此必然得出的结论是，斗争并非只是阶级斗争，并且无论萨特的著述作为整体具有何种优点，他都完全有理由将剥削和支配与最广义的“自由”联系起来。有趣的是，哈格斯特朗一度赞同人文和社会科学“将自由的条件作为自身的中心问题”。(117)但是，这要求不断追问能动性与结构之间的交织，而这种追问应该清楚表明，要想充分分析创新扩散及其对社会生活时空结构的切割就必须认识到，拥有特权的“潜在采纳者”圈子之外的参与者有能力获取关于他们周遭环境——“也就是他们被置身其中的环境”——的大量信息，并且利用这些“信息”作为一种深深卷入历史结构化过程中的团结一致的“反抗”的一部分。

结语

这些评论有许多含义，也许将这些含义概括出来的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图13.4中对经验主义和实在论所作的总结性区分。我已经表明，哈格斯特朗的扩散理论所依托的是经验主义哲学：这一理论所关注的是揭示事件序列的普遍化，并且将这种普遍化设置在一种形态学之中，而这种形态学的空间分类依赖于一种抽象的形式主义。

虽然时间地理学与哈格斯特朗最初的某些设定有密切的关联——这一点在这门学科的个人主义和物理主义中最为明显，但是这门学科的领域与其说是事件的“恒常连接”（constant conjunctions），不如说是社会实践系统。哈格斯特朗的计划因此被迫逐渐转向了（理论的）实在论，但是如图13.4所表明的，要完成这个计划就必须既结合人类行为者的知识性（knowledgeability）及其经验的真实性，也结合二者在其中并通过其维持自身的社会关系结构。这两个要求并非可以相互替代，并且如此区分这两个要求并不是暗示“经验没有事件真实，或者事件没有结构真实”，而是暗示这些“具有内在关联的方面可以说会要求差分因果力”。(118)因此，与哈格斯特朗早期的著述截然不同，任何与理论实在论一致的——并且脱离经验主义和本质主义的——理论重构必定会呈现出四种本质特征。

1. 这种理论重构必定会指向抽象化而不是普遍化。可以表明，针对扩散理论和时间地理学已经给出的许多批评反复论述我们所需要的是赛雅（Sayer）所谓的“理性的抽象”，而非“混乱的概念”。换句话说，这些批评在穿透世界的结缔组织的同时并没有保留它的基本完整性。(119)明显的例子包括：“潜在采纳者”与其社会支撑物脱离；主体与社会斗争脱离。我认为，对于一种更为灵敏的理智手术的需要与古尔德对多面体力学的探究完全相容，并且这些结构丰富的多维空间中标示出的组织结构和情境之间的关系证实并加剧了这种需要的迫切性。(120)但是，古尔德将这些程序建基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之上(121)，而我宁可选择理论实在论所蕴涵而海德格尔也许会拒斥的协定：尤其是对“因果力”（大致相当于组构）及其“有效场”（fields of effectivity）（大致相当于情境）的具体说明。

2．因此，这种理论重构依赖于一个关于巴斯卡（Bhaskar）所谓“本体论深度”（ontological depth）的概念，这个概念仅仅意味着世界被设想成一个多维结构，并且不被“碾压成一个平面”，一个仅受事件在时空中的发生率影响而有凹坑的平面。(122)然而，说实在（reality）是“层级化的”，这并没有就其社会本体论的性质作出任何具体的承诺（尽管巴斯卡似乎并不这么认为），并且在区分经验、事件、社会实践体系和社会关系结构时，图13.4只不过给出了一个非常概略的近似值，后者需要一组更为精细的区分。(123)即便如此，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严格“解蔽”意义上的阐释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抽取出赋予这个多维结构以形状和实质——也就是“解剖结构”——的因果连接链；二是揭示这个多维结构组成域内部和相互之间存在的偶然和必然关系。

3．同时，这种理论重构必须描述这些组成域中的每一个有效场，这些有效场具有独特的几何结构和时间性，而它们的差分“因果力”被记录于这种几何结构和时间性之中。(124)这并不是开始将分离的衰减曲线（比方说，互动、沟通和采纳）会聚在某种完全的数学变换之中(125)，因为这一程序依赖于一种数学函数，而后者如古尔德所极力指出，“挤压”、“扭曲”并且“摧毁”了构成这些复杂有效场的关系。(126)这根本不是一个形态学问题，反而要求仔细界定我们所谓的过程域（process—domains）。由于距离因此不再被用来替代未加详细说明的因果过程际会（conjunctures of causal processes），空间结构概念和“情境性”概念就不能够与社会割裂开来从而被还原为抽象的时间逻辑和空间逻辑。

4．由此必然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理论重构应该利用真正的结构化理论来解释偶然性和必然性，并且不应该单纯利用统计数列的形式描述。当然，这些结构化理论并非是现成的模板，并且任何别的主张都是对抽象和具体之间关系的误解。关于“景观演变的一般理论”的计划尤其是站不住脚的(127)，这一计划认为扩散具有的一种主要作用是充当“与空间分析相关的少数原始过程之一”；历史的生成和结构的转变不可能通过这样一种单一的形式主义得到表达。这种形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理论中出现的共识”内部现存表述的不足之一，并且各种结构化理论显然需要具体说明自身概念的维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要利用时间地理学的“实质逻辑”以便使抽象受到具体的限制；这意味着要理解经验工作中涉及的概念等级化并且在不同的层面间耐心地周旋。(128)

这些要求并不局限于重新界定哈格斯特朗的问题域。虽然我将他的著述用作支撑我自己论证的一系列根据，但是我相信这些要求对任何一种试图批判分析社会关系和空间结构的社会理论而言也是最低的标准。

致谢

非常感谢彼得·古尔德和约翰·兰顿（John Langton）对这篇论文较早版本的详细评论，以及罗恩·约翰斯顿（Ron Johnston）、阿兰·普雷德、奈杰尔·斯瑞夫特、约翰·厄里和阿兰·威尔森（Alan Wilson）的有益回应。我尤其要感谢托斯滕·哈格斯特朗，他慷慨地纠正了我的许多错误观念，并且允许我自由引用我们之间的通信内容和他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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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pp. 196 and 30.

(2) Pred, A., "The Choreography of Existence: Comments on Hägerstrand's Time-geography and its Usefulness," Economic Geography, 1977, Vol. 53, p. 208; Urry, J., The Anatomy of Capitalist Societies: The Economy,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London, 1981.

(3) 参见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1982; Massey, D.,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London, 1984; Storper, M. and Walker, R., "The Theory of Labour and the Theory of Lo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3, Vol. 7, pp. 1－44; Walker, R. and Storper, M., "Capital and Industrial Loc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81, Vol. 5, pp. 473－509。

(4) 参见Clark, G. and Dear, M., State Apparatus: Structures and Language of Legitimacy, London, 1984; Scott, A., The Urban Land Nexus and the State, London, 1980; Soja在本书中的文章。

(5)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6) 具有这种观点的并非只有我一个人：参见Soja, E., "Redoubling the Helix: Space-time and the Critical Social Theory of Anthony Gidden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83, Vol. 15, pp. 1267－1272; Urry, "Some Themes in the Analysis of the Anatomy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ies," Acta Sociologica, 1982, Vol. 25, pp. 405－418。这种“边缘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海德格尔和马克思对Giddens的影响而发生的：虽然这两个著作者都评论了空间问题——例如，“区域”概念或“综合且不平衡发展”概念——但二者主要关注的仍然是时间性。我将在“Presences and Absences: Time-Space Relations and Strucration Theory”（载Held, D. and Thompson, J., eds.,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Cambridge, forthcoming）一文中详细探讨这个问题。

(7) Sack, R.D., "The Spatial Separatist Theme in Geography," Economic Geography, 1974, Vol. 50, pp. 1－19. 我说“通常”是因为在其区位理论的最初表述中，Thünen、韦伯和芝加哥学派的成员显然完全不漠视社会理论。

(8) 参见Wright, E. O., "Giddens's Critique of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983, Vol. 138, pp. 11－36。

(9) 我并不打算用这一点来拒斥哲学，并且如果一些人对哲学的元理论探讨持讥讽姿态，嘲笑哲学发现的“自明性”，那么他们必须解释（1）他们确信自己行动的理由以及（2）将这些信条付诸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到时诉诸“直觉上显而易见的”意志将不会对他们有益。

(10) 关于评论，参见Hudson, J. C., Geographical Diffusion Theory, Evenston, Illinois, 1972。

(11) 参见Duncan, J., "The Superorganic in American Cultural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0, Vol. 70, pp. 181－198。

(12) Hägerstrand, T., Innovationsförloppet ur Korologisk Synpunkt, Lund, 1953；英译本Innovation Diffusion as a spatial Process, Chicago, 1967；也请注意Hägerstrand的“The Propagation of Innovation Waves”（载Lund Studies in Geography: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1952, no. 4）一文中的初稿。Hägerstrand对英译本标题的评论出现在他于1984年2月写给Gregory的一封信中。关于Hägerstrand的思想在英美地理学中的传播，参见Duncan, S., "The Isolation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Indifference and Resistance to a New Idea," Science Studies, 1974, Vol. 4, pp. 109－134。

(13) Hägerstrand, T., Innovation Diffusion as a spatial Process, Chicago, 1967, p. 5；地图序列在58—62页。这些旨在改善放牧的政府津贴于1928年2月开始发放，此前还出台了一系列“不成熟”和不成功的措施。能够获得这些津贴的农场主所持有的未开垦土地不得超过10公顷，无论他们是自用业主（owner-occupiers）还是佃农（tenant-farmers），并且这项计划由中央农村经济协会（Rural Economy Association）实施（pp. 46－49）。Hägerstrand认为，“放牧改善津贴可能最接近于理想的指示仪——它的扩散是在恒常条件下发生的”（p. 70）。

(14) Hägerstrand, T., Innovation Diffusion as a spatial Process, Chicago, 1967, pp. 163－164；地图在233页，该图以交流地区相互间的通话为基础：pp. 221－222详细给出了T值的推导过程。

(15) Hägerstrand. T., "Aspects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Diffusion of Information,"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66, Vol. 16, p. 27.

(16) 关于Hägerstrand模型的补充说明，参见Amedeo, D. and Golledge, R.,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tific Reasoning in Geography, New York, 1975, pp. 227－256; Morrill和Pitts的“Marriage, Migration and the Mean Information Field: a study in uniqueness and generality”（载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67, Vol. 57, pp. 401－422）一文探讨了“平均信息场”概念，而Wolpert的“A regional Simulation Model of Information Diffusion”（载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66, Vol. 30, pp. 597－608）一文——也是通过研究瑞典案例——则进一步详细论述了这个概念。关于Hägerstrand对空间建模的贡献的评论，参见Haggett, P., Cliff, A. D. and Frey, A., Locational Analysis in Human Geography, London, 1977, pp. 232－247。

(17) Hägerstrand, T., Innovation Diffusion as a spatial Process, Chicago, 1967, pp. 11, 14 and 135.

(18) Hägerstrand, T., Innovation Diffusion as a spatial Process, Chicago, 1967, pp. 132 and 2. 参见Hägerstrand, T., "In Search for the Sources of Concepts" in Buttimer, A., ed., The Practice of Geography, 1983, p. 247, Hägerstrand在这里回忆了Lundberg的主张引起的反响，这个主张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一切领域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获得关于事件序列的、可证实的普遍化”。Hägerstrand继续说道，地理学家那时很少谈论“事件序列”，“这首新曲听起来悦耳动人”。

(19) Hägerstrand, T., Innovation Diffusion as a spatial Process, Chicago, 1967, pp. 133－134；也见Brown, L. A. and Cox, K. R., "Empirical Regularities in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1, Vol. 61, pp. 551－559.

(20) Hägerstrand, T., Innovation Diffusion as a spatial Process, Chicago, 1967, p. 6. Hägerstrand最初的地图中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spatial autocorrelation），与这里的这个理论而非实质性主张无关；关于这些地图的复杂统计分析，参见Cliff, A. D., "The Neighbourhood Effect in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Vol. 44, 1968, pp. 75－84; Haining, R., "Spatial and Spatial－temporal Interaction Models and the Analysis of Patterns of Diffusio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83, Vol. 8, pp. 15－60。

(21) 这就是Hägerstrand的蒙特卡罗模拟的基础：参见Hägerstrand, T., "A Monte Carlo Approach to Diffusion," Archives Européenes de Sociologie, 1965, Vol. 6, pp. 43－67; Hägerstrand, T., Innovation Diffusion as a spatial Process, Chicago, 1967。

(22) Lévi－Strauss, C.,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1969, p. 21.

(23) Carlstein, T., "Innovation, Time-allocation and Space-time Packing" in Carlstein, T., Parkes, D. and Thrift, N., eds., Timing Space and Spacing Time (3 vols), London, 1978, Vol. 1, p. 146.

(24) Cliff, A. D., Haggett, P. and Versey, G. R., Spatial Diffusion: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pidemics in an Island Community, Cambridge, 1981, p. 35.

(25) Bourdon, R., The Logic of Social A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Analysis, London, 1981, pp. 86－90: Boudon将对Hägerstrand模型的这种探讨作为分析“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范例。

(26) 参见Sack, R. D., "Geography, Geometry and Explanat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2, Vol. 62, pp. 61－78。

(27) Hägerstrand, T., "Commentary" in Buttimer, A., Values in Geography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Commission on College Geography, Resource Paper 24), 1974, p. 3.

(28)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29) 他在一篇自传式文章中将这一地区描述为“我的蒙塔尤（Montaillou）”: Hägerstrand, T., "Diorama, Path and Project,"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1982, Vol. 73, p. 331；也见Hägerstrand, T., "In Search for the Sources of Concepts" in Buttimer, A., ed., The Practice of Geography, 1983。

(30) Hägerstrand, T., "In Search for the Sources of Concepts" in Buttimer, A., ed., The Practice of Geography, 1983, p. 245.

(31) Hägerstrand于1984年2月写给Gregory的信。

(32) Hägerstrand, T., Innovation Diffusion as a spatial Process, Chicago, 1967, pp. 8 and 166－167.

(33) Hägerstrand, T., "Migration and Area" in Hannerberg, D., Hägerstrand, T. and Odeving, B., eds., "Migration in Sweden: a Symposium," Lund Studies in Geography: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1957, no. 13; Hägerstrand, T., "On the Definition of Migration," Scandinavian Population Studies, 1969, Vol. 1, pp. 63－72.

(34) Hägerstrand, T., "What about People in Regional Science?" Papers and Proceeding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70, Vol. 24, pp. 10, 11 and 21; Hägerstrand, T., "The Domain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orley, R. J., ed., Directions in Geography, London, 1973, pp. 70 and 80; Hägerstrand, T., "Survival and Arena: On the Life-history of Individuals in Relation to Their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 Carlstein, T., Parkes, D. and Thrift, N., eds., Timing Space and Spacing Time (3 vols), London, 1978, Vol. 2, pp. 129 and 144.

(35) Hägerstrand, T., "What about People in Regional Science?" Papers and Proceeding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70, Vol. 24, p. 19; Jensen-Butler, C., "Acritique of Behabioural Geography: An Epistemological Analysis of Cognitive Mapping and of Hägerstrand's Time-space Model," Geografiska Institute, Aarhus Universitet, 1981, Arbejdsrapport 12, p. 47.

(36) Carlstein, T., Time Resources, Society and Ecology, Vol. 1, Pre-industrial Societies, London, 1982, pp. 55－60.

(37) 当然，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也并非完全没有受自然主义影响。

(38) Popper, K.,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London, 1972, p. 265.

(39) Golledge, Brown and Williamson的“Behavioural Approaches in Geography: An Overview”（载Australian Geographer, 1972, Vol. 12, pp. 59－79）一文中讨论了Hägerstrand在行为地理学发展中的作用。

(40) J. Moreno，引自Hägerstrand, T., Innovation Diffusion as a spatial Process, Chicago, 1967, p. 166; Hägerstrand后来回忆了他如何轻易就想到“将Moreno的概念投影到人口图上，并且在思想上将这幅图转变成一个跨越地区、国家和大陆的巨大社会原子结构”: Hägerstrand, T., "In Search for the Sources of Concepts" in Buttimer, A., ed., The Practice of Geography, 1983, p. 248。

(41) Hägerstrand, T., Innovation Diffusion as a spatial Process, Chicago, 1967, p. 167; Hägerstrand, T., "In Search for the Sources of Concepts" in Buttimer, A., ed., The Practice of Geography, 1983, p. 248; Gould, P., "Response to S. Duncan," mimeo, 1974。也见Gaspar, J. and Gould, P., "The Cova da Beira: an Applied Structural Analysis of Agri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in Pred, A., ed., Space and Time in Geography: Essays Dedicated to Torsten Hägerstrand, Lund Studies in Geography, 1981, Series B, No. 48, p. 203：该计划的基础本质上是一种物理模拟，它源自von Neumann和Ulam对核反应堆的非均匀屏蔽中粒子吸收的蒙特卡罗模拟的研究工作。

(42) Jensen-Butler, C., "Acritique of Behabioural Geography: An Epistemological Analysis of Cognitive Mapping and of Hägerstrand's Time-space Model," Geografiska Institute, Aarhus Universitet, 1981, Arbejdsrapport 12, p. 45.

(43) Hägerstrand, T., "The Domain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orley, R.J., ed., Directions in Geography, London, 1973, pp. 75 and 77；参见Hägerstrand, T., "In Search for the Sources of Concepts" in Buttimer, A., ed., The Practice of Geography, 1983, p. 241：“我觉得自己类似于那些用小球和别针建立分子三维模型的化学家。”

(44) Harvey, D., Explanation in Geography, London, 1969, p. 226; Rose, C., "Reflections in the Notion of Time Incorporated in Hägerstrand's "Time-geographic Model of Society,"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1977, Vol. 68, p. 45．虽然Carlstein坚持认为“时间地理学绝没有从物理学中的相对论和四维时空连续统中获得灵感”，但是Hägerstrand自己承认“源于相对论和连续统理论的观念很可能也适用于人类中尺度（meso-scale）上的日常事件”，但却选择将此问题“留给别人去思考”：参见Carlstein, T., "Packing Activities in a Settlement Space-time Budget," mimeo, 1978, p. 3fn; Hägerstrand, T., "Space, Time and Human Conditions" in Karlqvist, A., Lundqvist, L. and Snickars, F., eds., Dynamic Allocation of Urban Space, London, 1975, p. 6。

(45) Hägerstrand于1984年2月写给Gregory的信；Hägerstrand, T., "What about People in Regional Science?" Papers and Proceeding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70, Vol. 24, p. 20。

(46) Hägerstrand, T., "Commentary" in Buttimer, A., Values in Geography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Commission on College Geography, Resource Paper 24), 1974, pp. 7－21; Carlstein, T., "Innovation, Time-allocation and Space-time Packing" in Carlstein, T., Parkes, D. and Thrift, N., eds., Timing Space and Spacing Time (3 vols), London, 1978, Vol. 1, pp. 146－161.

(47) Hägerstrand, T., Innovation Diffusion as a spatial Process, Chicago, 1967, p. 7.

(48) Hägerstrand, T., "The Domain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orley, R. J., ed., Directions in Geography, London, 1973, p. 82．中心地理论似乎强有力地影响了Hägerstrand。他将Christaller的工作描述为一种“启示”，因为通过这种启示，“可理解模式显现出来”，而其显现方式预示着错综复杂的“区域地理学”开始有了“一种有序的主链”: Hägerstrand, T., "Commentary" in Buttimer, A., Values in Geography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Commission on College Geography, Resource Paper 24), 1974, p. 22。也请注意，Christaller的六边形网格的构造也使用了电话数据，尽管这是指安装而非接触：参见Christaller (1966) pp. 143－147; Hägerstrand, T., Innovation Diffusion as a spatial Process, Chicago, 1967, pp. 190－235。

(49) 关于统计基础，参见Mollison，D., "Spatial Contact Models for Ecological and Epidemiological Sprea," Centennial Symposium on Marx, Schumpeter and Keyne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Denver, 1977; Cliff的 "Quantitative Methods: Spatial Diffusion"（载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3, 1979, pp. 143－152）一文是一个简便的概要。

(50) Hägerstrand, T., "The Domain of Human Geography"in Chorley, R. J., ed., Directions in Geography, London, 1973, p. 70.

(51) Gould, P., "Space and rum: an English Note on Espacien and Rumian meaning," Geografiska Annaler B, 1981, Vol. 63, pp. 1－3; 参见Hägerstrand, T., "Geography and the Stud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e and Society,"Geoforum, 1976, Vol. 7, pp. 332－333。

(52) Williams, R.,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London, 1973.

(53) Hägerstrand, T., "The Domain of Human Geography"in Chorley, R. J., ed., Directions in Geography, London, 1973, p. 82.

(54) Parkes, D. and Thrift, N., Times, Spaces and Places:A Chronogeographic Perspective, New York, 1980, p. 276.

(55) Hägerstrand, T., "Survival and Arena: On the Life-history of Individuals in Relation to Their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in Carlstein, T., Parkes, D. and Thrift, N., eds., Timing Space and Spacing Time (3 vols), London, 1978, Vol. 2, p. 124.

(56) Hägerstrand, T., "What about People in Regional Science?" Papers and Proceeding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70, Vol. 24, pp. 10 and 19.

(57) Carlstein, T., Time Resources, Society and Ecology, Vol. 1, Pre-industrial Societies, London, 1982, p. 44.

(58) Hägerstrand, T., "The Domain of Human Geography"in Chorley, R. J., ed., Directions in Geography, London, 1973, pp. 80－81.

(59) Hägerstrand, T., "What about People in Regional Science?" Papers and Proceeding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70, Vol. 24, p. 18.

(60) Carlstein, T., "Packing Activities in a Settlement Space-time Budget," mimeo, 1978a, p. 3fn; 参见Carlstein, T., Time Resources, Society and Ecology, Vol. 1, Pre－industrial Societies, London, 1982, p. 44。

(61) Harvey, 本书。

(62) 关于范畴范式的解释，参见Albrow, M., "Dialectical and Categorical Paradigms of a Science of Society," Sociological Review, 1974, Vol. 22, pp. 183－201。这一解释的特点是将变化描述为一种组合游戏——列维—施特劳斯一度将这种游戏描述成“相同的基本要素”的、无休止的“组合和再组合游戏”——并且Hägerstrand显然采纳了这种观点, 因为他自己主张“科学的目的”是“发现一些条件, 我们能够根据这些条件将变化看做是有限常量的恒常排列”：参见Gregory, D., Ideology, Science and Human Geography, London, 1978b, p. 97; Hägerstrand, T., "Commentary" in Buttimer, A., Values in Geography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Commission on College Geography, Resource Paper24), 1974, p. 52。

(63) Hägerstrand, T., "What about People in Regional Science?"Papers and Proceeding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70, Vol. 24, p. 10.

(64) Giddens, A., A Contem 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p. 17.

(65) Gregory, D., "Solid Geometry: Notes on the Recovery of Spatial Structure" in Gould, P. and Olsson, G., eds., A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London, 1982, p. 194.

(66) Hägerstrand, T., "The Domain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orley, R. J., ed., Directions in Geography, London, 1973, p. 85; Hägerstrand, T., "Survival and Arena: On the Life-history of Individuals in Relation to Their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 Carlstein, T., Parkes, D. and Thrift, N., eds., Timing Space and Spacing Time（3 vols）, London, 1978, Vol. 2, pp. 122－145.

(67) Foucault, M., Power / 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Brighton, 1980, p .149. 也见书中到处可见的“地理学问题”（Questions on Geography）, pp. 63－67，“域”在此被表述为“一个司法—政治概念”，但Hägerstrand认为“陆域（terrestrial domain）可以被视为人类对动物领地的加工”; Hägerstrand, T., "Survival and Arena: On the Life-history of Individuals in Relation to Their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in Carlstein, T., Parkes, D. and Thrift, N., eds., Timing Space and Spacing Time（3 vols）, London, 1978, p. 143。我认为，Hägerstrand的提议与拉采尔很早以前对生活空间概念的探讨之间有明确的连贯性：参见Gregory, D., Social Theory and Human Geography, London, forthcoming。

(68) MayfieldandYapa, 引自Blaikie, P., "The Theory of the Spatial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a Spacious Cul-de-sac,"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78, Vol. 2, p. 275。

(69) Blaut, J., "Two Views of Diffusion,"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7, Vol. 67, p. 344.

(70) Blaut, J., "Two Views of Diffus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7, Vol. 67, p. 344; Blaut, J., "A Radical Critique of Cultural Geographer, "Antipode, 1980, Vol. 12, p. 28.

(71) Cox, K., "Bourgeo is Thought and the Behavioral Geography Debate"in Cox, K. and Golledge, R., eds., Behavioral Problems in Geography Revisited, 1981, p. 262；Bourdon的The Logic of Social A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Analysis (London, 1981)一书第86页也强调了Hägerstrand的方法论个人主义。

(72) Blaut, J., "A Radical Critique of Cultural Geographer," Antipode, 1980, Vol. 12, p. 28. 在“从芝加哥学派到法兰克福学派”一文中，Gouldner概述了一系列现代人文地理学似乎忽视了的相关论题：参见Gouldner, A., The Dialectic of Ideology and Technology: the Origins, Grammar and Future of Ideology, 1976, pp. 118－137。

(73) 当然, 这三个强调是Giddens对“以不同方式在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的”结构维度的描述，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 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and Berkeley, 1979, pp. 81－82。

(74) Braudel, F., On History, London, 1980, pp. 355－374；尤其参见图28到图30。

(75) Giddens, A., A Contem 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pp. 169－181.

(76) Blaikie, P., "The Theory of the Spatial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a Spacious Cul-de-sac,"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78, Vol. 2, p. 283.

(77) Blaut, J., "Two Views of Diffus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7, Vol. 67, pp. 347－348.

(78) Yapa, L. S., "The Green Revolution: A diffusion Model,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7, Vol. 67, p. 359.

(79) Yapa, L. S., "The Green Revolution: A diffusion Model,"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7, Vol. 67, p. 351。关于“结构本体论”与“事件本体论”之间的关系——以及前者与作为“社会现实不同特征”的这诸多域的“整体性”本体论之间的关系, 参见Layder, D., Structure, Interation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1981。

(80) Hägerstrand, T., "On Socio-technical Ecology and the Study of Innovations,"Ethnologica Europaea, 1974, Vol. 7, pp. 11 and 3.

(81) Blaikie, P., "The Theory of the Spatial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a Spacious Cul-de-sac,"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78, Vol. 2, p. 274.

(82) Hägerstrand, T., Innovation Diffusion as a spatial Process, Chicago, 1967, p. 11.

(83) Hägerstrand, T., "Space, Time and Human Conditions" in Karlqvist, A., Lundqvist, L. and Snickars, F., eds., Dynamic Allocation of Urban Space, London, 1975, pp. 10－11; Hägerstrand, T., "The Domain of Human Geography"in Chorley, R. J., ed., Directions in Geography, London, 1973, p. 86.

(84) Hägerstrand, T., "What about People in Regional Science?"Papers and Proceeding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70, Vol. 24, p. 11.

(85) Hägerstrand, T., "Space, Time and Human Conditions"in Karlqvist, A., Lundqvist, L. and Snickars, F., eds., Dynamic Allocation of Urban Space, London, 1975, p. 5; van Paassen, C., "Human Geography in Terms of Existential Anthropology,"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1976, Vol. 67, pp. 324－341.

(86) Hägerstrand, 引自Carlstein, T., Time Resources, Society and Ecology, Vol. 1, Pre-industrial Societies, London, 1982, p. 56。

(87) Hägerstrand, T., "Geography and the Stud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e and Society," Geoforum, 1976, Vol. 7, p. 332; Layder对“互动结构”的探讨直接谈到了Hägerstrand的关注点：参见Layder, D., Structure, Interation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1981; Thrift, N.,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Social Action in Space and Tim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83, Vol. 1, pp. 23－57。

(88) Hägerstrand, T., "Commentary"in Buttimer, A., Values in Geography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Commissionon College Geography, Resource Paper 24), 1974, p. 53.

(89) Carlstein, T., "Innovation, Time-allocation and Space-time Packing"in Carlstein, T., Parkes, D. and Thrift, N., eds., Timing Space and Spacing Time (3 vols), London, 1978, Vol .1, p. 149.

(90) Harvey, D.,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London, 1973, pp. 22－49; 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and Berkeley, 1979;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pp. 169－181. 时间地理学与结构化理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Pred和Carlstein显然赞同Giddens的计划，但他们坚持认为，“社会理论中出现的这种共识”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能够确认出将时空与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黏合”起来的“黏合剂”（Pred, A.,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the Time-geography of Everyday Life, "Geogra fiska Annaler B, 1981, Vol. 63, p. 9），并且没有认识到“时间地理学迄今所做的工作对于Giddens提出的那种结构化理论绝对至关重要——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看到这种理论的实质逻辑”(Carlstein, T., "The Sociology of Structuration in Time and Space: a Time-geographic Assessment of Giddens's Theory," Swedish Geographical Yearbook, 1981, p. 48)。另一方面，Giddens显然利用了网状模型，而后者的总体重要性在于它强调在社会活动中，时空中的运动协调是路径或轨线的耦合；但是他声称“这种社会活动观念的重要性”并不依赖于“Hägerstrand对它的特定表述, 就后者而言可以给出各种反对意见”(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and Berkeley, 1979, p. 205)。虽然Giddens没有陈述这些反对意见, 但是我认为这些反对意见本质上是理论性的：这些著述对其计划的重要意义与Goffman的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1959)一书对“日常生活中自我显现”的解释有很大关系，后者使人们关注社会行动者的知识性，而如我所表明, Hägerstrand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范帕森对Hägerstrand论点与Elias“隐喻”的比较在这方面具有的指导性比他预想的要大：van Paassen, C., "Human Geography in Terms of Existential Anthropology,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1976, Vol. 67, pp. 338-339; Elias, N., What is sociology？London, 1978。

(91) Thrift, N.,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Social Action in Space and Tim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83, Vol. 1, p. 39fn. 对于这一建议，我有很多保留意见。首先，即便这些“连接环节”可以被赋予实质性意义——我怀疑这一点——这些关联也显然局限于劳动过程，并且确认出这些关联需要建立有关社会“解剖结构”的综合理论。其次，我认为组构和情境之间的关联是一种方法论的关联，这种关联必定受到我在下文中描述的“因果力”和“有效场”之间的关系约束。

(92)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1982, p. 106; 也见Massey, D.,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London, 1984。

(93)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p. 8; Wright, E. O., "Giddens's Critique of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983, Vol. 138, p. 11.

(94) Hägerstrand, T., "On Socio-technical Ecology and the Study of Innovations," Ethnologica Europaea, 1974, Vol. 7, p. 10.

(95) 参见Cutler, A., Hindess, B., Hirst, P. and Husain, A., Marx's Capital and Capitalism Today, London, 1977, Vol. 1, p. 252。

(96) 这些讨论集中于当代资本主义内部的康德拉捷夫长波（Kondratieff waves）与空间经济内部的技术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些争论的理论来源显然不同, 关于相关评论, 参见van Juijn, The Long Wave in Economic Life, London, 1983。

(97) Hägerstrand, T., Innovation Diffusion as a spatial Process, Chicago, 1967.

(98) Hägerstrand, T., "The Domain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orley, R. J., ed., Directions in Geography, London, 1973, pp. 78－79.

(99) Hägerstrand, T., "The Domain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orley, R. J., ed., Directions in Geography, London, 1973, p. 86; 关于“主导性计划”，也见Pred, A.,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the Time-geography of Everyday Life," Geografiska Annaler B, 1981, Vol. 63; Pred, A., ed., Space and Time in Geography: Essays Dedicated to Torsten Hägerstrand, Lund Studies in Geography, 1981, Series B, No. 48。

(100) Hägerstrand, T., "Diorama, Path and Project,"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1982, Vol. 73, p. 337.

(101) 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and Berkeley, 1979, p. 139; Giddens, A.,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2nd edn), London, 1981, p. 231; Carlstein, T., Time Resources, Society and Ecology, Vol. 1, Pre-industrial Societies, London, 1982; Gregory, D., "Solid Geometry: Notes on the Recovery of Spatial Structure"in Gould, P.and Olsson, G., eds., A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London, 1982, p. 196.

(102) 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and Berkeley, 1979; Giddens, A.,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2nd edn), London, 1981.

(103) Hägerstrand, T., "Commentary" in Buttimer, A., Values in Geography(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Commission on College Geography, Resource Paper 24), 1974, pp. 53－54. 也见Buttimer, A., Values in Geography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Commission on College Geography, Resource Paper 24), 1974；关于他对时间地理学的看法，参见Buttimer, A., "Grasping the Dynamism of the Life World,"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6, Vol. 66, pp. 277－292。Hägerstrand后来记述，“Buttimer明确告诉我, 我描述的世界使她想起了一种死亡之舞（danse macabre）”: Hägerstrand, T., "In Search for the Sources of Concepts" in Buttimer, A., ed., The Practice of Geography, 1983, p. 254。

(104) Hägerstrand, T., "Diorama, Path and Project,"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1982, Vol. 73, pp. 323－324; Buttimer, A., Values in Geography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Commission on College Geography, Resource Paper 24), 1974, p. 61.

(105) Giddens, A.,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London, 1976, p. 156.

(106) Hägerstrand, T., "Diorama, Path and Project,"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1982, Vol. 73, p. 323.

(107) Poster, M., Sartre's Marxism, London, 1979, p. 67.

(108) Sartre, J. -P.,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London, 1976, p. 285.

(109) Eyles, J., "Why Geography Cannot be Marxist: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Lived Experien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81, Vol. 13, pp. 1383－1384; 参见Aronson, R., Sartre: Philosophy in the world, London, 1980, pp. 259ff。

(110) Sartre, J. -P.,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London, 1976, p. 123.

(111) Poster, M., Sartre's Marxism, London, 1979, p. 96.

(112) 最为重要的反对意见可能是：“萨特的视角关注微观世界，因此没有使我们看清社会转型”(Poster, M., Sartre's Marxism, London, 1979, p. 102)。Giddens (Giddens, A., A Contem 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p. 196)声称“社会的发展”也能够被设想为一系列相互交叉的“时空路径”，而它们的交叉可以从地形构造方面呈现出来，但他在“适应这一目标”的同时仍然对Hägerstrand的“特殊呈现技术”态度暧昧。但是，任何这类拓展都会存在实际的困难；Giddens将这些“时空边缘”说成是“不同层级社会组织的交叉”，说成是“社会转型”的坐标轴——这距离传统的自主观念和依赖观念只有一小步。

(113) 最为显著的差异是，萨特的著述完全没有涉及“生态问题”（Poster, M., Sartre's Marxism, London, 1979, p. 75）。

(114) Hägerstrand, T., "Diorama, Path and Project,"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1982, Vol. 73, pp. 324－325.“他异性”被定义为“一种分离关系，与相互性形成对照”（Sartre, J. -P.,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London, 1976, p. 827）。

(115) Pred, A., ed., Space and Time in Geography: Essays Dedicated to Torsten Hägerstrand, Lund Studies in Geography, 1981, Series B, No. 48, p. 5fn; Pred, A.,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the Time-geography of Everyday Life," Geografiska Annaler B, 1981, Vol. 63, p. 31.

(116) Poster, M., Sartre's Marxism, London, 1979, p. 74.

(117) Hägerstrand, T., "Commentary" in　Buttimer, A., Valuesin　Geography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Commission on College Geography, Resource Paper 24), 1974, p. 54.

(118) Bhaskar, R., A Realist Theory of Social Science, Brighton and Atlantic Highlands, 1978, p. 54; 也见Bhaskar, R.,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 Brighton, 1979。Agnew已经表明，近来对于扩散理论的批评暗含了一种从工具主义（它与经验主义的关系极其密切）向实在论的转变，但是其纲领性的评论几乎没有谈及这种转变对于人文地理学或社会理论的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含义: Agnew, J. S., "Instrumentalism Realism and Research on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1979, Vol. 31, pp. 364－370。也请参见Williams, S., "Realism, Marxism and Human Geography," Antipode, 1981, Vol. 13（2）, pp. 31－38。

(119) Sayer, A., "Explanation in Economic Geography: Abstraction versus Generalis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82, Vol. 6, pp. 69－72.

(120) Gould, P., "Is it Necessary to Choose? Some Technical, Hermeneutic and Emancipatory Thoughts on Inquiry" in Gould, P. and Olsson, G., eds., A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London, 1982; Gaspar, J. and Gould, P., "The Cova da Beira: an Applied Structural Analysis of Agri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in Pred, A., ed., Space and Time in Geography: Essays Dedicated to Torsten Hägerstrand, Lund Studies in Geography, 1981, Series B, No. 48.

(121) 尤其参见Gould, P., "Space and rum: an English Note on Espacien and Rumian meaning," Geografiska Annaler B, 1981, Vol. 63, pp. 1－3。他在这部著作中承认，他从哲学家Joseph Kockelmans及其关于海德格尔的著作那里获益良多。

(122) Bhaskar, R., A Realist Theory of Social Science, Brighton and Atlantic Highlands, 1978, p. 44.

(123) 参见Keat, R. and Urry, J., Social Theory as Science, London, 1982, pp. 242－243。

(124) 参见Harré, R.　and　Madden, E. H., Causal Powers, Oxford, 1975, pp. 164－184。我们不应该将此与Berry的“A Synthesis of Formal and Function Regions using a General Field Theory of Spatial Behaviour”（载Berry, B. J. L. and Marble, D. F., eds., Spatial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1968）一文中“场理论”关于空间结构的表述相混淆。

(125) 参见Olsson, G., Birds in Egg / Eggs in Bird, 1980, pp. 191b－193b; Taylor, P., "Distance Transformation and Distance Decay Functions," Geographical Analysis, 1971, Vol. 3, pp. 221－238。

(126) Gould, P., "Is it Necessary to Choose? Some Technical, Hermeneutic and Emancipatory Thoughts on Inquiry" in Gould, P. and Olsson, G., eds., A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London, 1982, pp. 80-81; Gould后来在该论文中注释说, 这种观点“很好地解释了如何评估传统扩散理论中的平均信息场”，因为“功能方法完全抹杀了多维的复杂性以及局部结构中的极端变化”(p. 93)。Gaspar和Gould的"The Cova daBeira: an Applied Structural Analysis of Agri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载Pred, A., ed., Space and Time in Geography: Essays Dedicated to Torsten Hägerstrand, Lund Studies in Geography, 1981, Series B, No. 48)一文中给出了一个例证，“从原子物理学中借鉴来的功能语言不仅不能够表达情境的实在性，而且掩盖了创新采纳的真实展现过程”（p. 204）。

(127) Gaile, G., "Spatial Models of Spread-Backwash Processes,"Geographical　Analysis, 1979, Vol. 11, pp. 173－188.

(128) Pred, A., ed., Space　and　Time　in　Geography：Essays　Dedicated　to　Torsten　Hägerstrand, Lund　Studies　in　Geography, 1981, SeriesB, No. 48, p. 9; Carlstein, T., "The　Sociology　of　Structuration　in　Time　and　Space: a Time-geographic Assessment of Giddens's Theory," Swedish Geographical Yearbook, 1981, p. 48; 参见本组注释中的注88。关于“概念的等级化”，参见Williams, S., "Realism, Marxism and Human Geography," Antipode, 1981, Vol .13（2）, pp. 31－38; Keat, R. and Urry, J., Social Theory as Science, London, 1982, 附录。

第十四章　社会生成空间，空间生成社会：思科讷省中的圈地运动、社会变化和地点生成过程

阿兰·普雷德

无论怎样界定，地点（places）和地区（regions）都是传统人文地理探究的核心。直至晚近，将二者概念化并加以研究的方式通常有选择地强调，特定区域在一个或几个任意的观察期内具有某些可测量或可见的属性。因此，无论是作为某一空间分配中的要素，作为物理事实和人工制品的独特集合体，作为一个系统中相互作用的单元，还是作为地方化的空间形式，地点和地区都只不过被描绘成人类活动的静态场景。虽然“新人文主义的”地理学家将地点视为主体的对象，视为个体感觉的价值和意义，或者视为情感依恋和感觉性意义之所在，但他们本质上，却将地点设想为一种没有生命力的、被体验到的场景。(1)

本文采纳了一种不同的立场。建筑物、土地利用模式和交通干线构成了作为场景的地点，但是三者的集合体不可能凭空形成完整的固定形态，变成刚性体，进而被硬生生地置入自然景观之中。地点总是代表了一种人工产物；它总是包含了对空间和自然的占用和改变，而后者与时空中社会的再生产和转型密不可分。(2)地点本身具有这样一个显著特征：时空中连续的人类实践及其经验。地点并非仅仅是飞逝的作为地点的场景（scene as place），还是人类活动和社会互动的“场所”。(3)地点也是不断生成的，它通过创造和利用作为地点的场景在具体的情境中促进历史的发展。

从这种地点（和地区）概念出发，我在别处建立了关于作为历史偶然过程的地点（place as a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process）的理论，该理论既强调机构和个人的实践，也强调这些实践以通常未知的方式交织在一起时所具有的结构特征。(4)这里所探讨的理论依赖于吉登斯、布迪厄、巴斯卡等(5)学者建立的结构化理论与跨学科的时间地理学语言的融合。(6)该理论也从维达尔学派的人文地理学传统中获益匪浅，后者强调地方实践生活并且将生活方式从概念上表述为对自然环境的创造性适应，而这种适应的基础是一个区域内进行决策并采取行动的人群的文明（亦即传统态度、价值、观念、信念和心理）。(7)

既然地点的概念化在一定程度上依据于一定区域内的连续事件，上述理论就试图既考虑这一过程的参与者的物质连续性，又考虑时空中具体实践所涉及的任何自然和社会对象的物质连续性。因此，处理参与过程的个人（缺少他们，作为过程的地点就不存在）的方式并非是具体化、碎片化和原子化的，而这种方式正是传统人文地理学和社会科学的特征——一会儿将他们单纯视为生产者，一会儿将他们单纯视为居住者，另一会儿又将他们单纯视为消费者，诸如此类。相反，过程参与者被视为统一的人类，他们同时是客体和主体，并且由于在地点的生成过程中表达自身时卷入了社会的运作及其结构组成，他们的思想、行为、经验和意义归属都是不断生成的。我已经在别处讨论了这一理论计划的细节，因此在下文中我将会仅仅概述该计划的基本命题。接着我将会运用这些命题来解释具体历史环境下瑞典思科讷省地点生成过程中的某些要素。

作为历史偶然过程的地点：命题概要

1. 结构化，亦即实践和任何社会系统的结构属性据以进行辩证再生产和相互转变的过程，在物质上是连续的。社会再生产和个人社会化也依据结构化过程的详细情形和物质连续性不断相互生成，而后者总是通过特定个人路径与特定机构计划在具体时空位置上的交织来阐明。

2．任何地点的历史偶然生成，也就是既定区域内所有作为场景的地点和所发生的一切，与该地点（以及其他任何在经济、政治等方面与其相互依赖的地点）上结构化过程在物质上的连续展开密不可分。

3．当一个地点在一组既定的历史环境下生成时，权力关系就成为社会结构的核心。无论怎样界定，权力关系通常都具有机构根植性（institutionally embedded），并且多少涉及行动的个人、团体或阶级，后者要么实际上做出了行动，要么可能做出行动。(8)因此，一切权力关系最终都不能够与行动和日常实践的领域相分离，不能与具体时空中行动者的直接或间接控制相分离。换言之，权力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不仅可以被设想成为完成某个计划确定、要求、允许、支配和以某种方式控制他人在时空中具体路径耦合的能力，而且可以被设想成禁止、阻止和限制这类路径耦合的能力。但是，当结构化过程在地点上展开时，其本性会导致构成常规及非常规地方实践之基础的权力关系本身被常规及非常规实践确立、再生产和转变。权力关系的确立和再生产多少可以等同于：

（1）确立和反复实施计划定义（project definitions）以及与计划执行和准入相关的明确或隐含规则。

（2）通过相关的机构单位（institutional unit）整体或者通过其当下或过去的权力行使者积累物质或其他资源。

（3）倾向于——除了在使用武力的地方——代表权力主体（自愿或不情愿地）接受他们面临的计划定义和规则。

这些先决条件中的每一个与在先的路径—计划交叉（path-project in tersections）都不可分割，因为只有通过这类时空中的具体实践：

（1）该计划定义和规则表述所必需的实践知识、针对具体情况的信息或意识形态才能够被掌权者获得。

（2）资源增值所必需的竞争或社会化才能够出现。

（3）维持特定倾向的社会化和人格发展才能够出现。

同样，权力关系的转变要么根源于某种冲突或共识，从而根源于具体的实践事件（practical events）或社会互动，要么根源于与具体实践的意外结果（counterfinal outcome）同义的矛盾（结构分裂）。

4．通过直接或间接限制和促成人们的行动，权力关系也能够直接或间接限制和促成人们获取信息（和发表言论）以及他们认知和思考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语言和其他符号代码的构成、复制和转换不仅是机构计划的先决条件和结果，而且是权力关系与实践相互生成过程的伴随物。

5．权力关系的确立、再生产和转变与地点的生成的确切交织方式取决于地方机构及其符号系统在多大程度上以非地方的控制和交易为基础。换句话说，地方和社会的直接互动与社会系统的机构内部和机构之间出现的整合，这二者的融合程度极大地影响了地点的生成。(9)

6．个人经历（biography）的形成——包括语言的获得、人格的发展、并非总是清楚表述的或自我理解的意识形态的演变以及意识的发展——与地点的生成相伴。个人经历是通过地点的生成而形成的，而地点是通过个人经历的形成而生成的。此外，在描绘一个人连续时空路径的过程中，在从一个机构的或“独立”定义的计划向另一个机构的或“独立”定义的计划进展的过程中，一种关联性（connectedness）通过复杂的“外在—内在”辩证法和“生活路径—日常路径”辩证法传递给了其个人经历的形成过程。（“外在—内在”辩证法是指，当一个人有意或无意地促进社会再生产和地点的生成时，其肉身行动与精神活动以某种方式辩证地相互影响。这种辩证法可以被精简成以下三个表述。

（1）外在身体行动，也就是计划参与和任何相关的移动，必然引发内在的精神活动，后者要么作为面对具体人身接触、环境要素或信息的结果，要么作为体验具体情感的结果。

（2）可是，将外在身体行动添加到一个人的路径上必定需要某种内在活动——自我反省，认识嵌入场景的（scene-embedded）准则，进行实践推理，形成意图或无意识的目标，创造性地构思新计划的可能性，或者在诸多没有破坏基本时间地理学制约因素的新计划或既有替代计划间作出选择。

（3）这种精神活动本身错综复杂地建基于这个人通过先前参与时空中具体计划而获得的经验和知识。

“生活路径—日常路径”辩证法涉及长期职责和日常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且对于群体、阶级及性别差异的、地方的和更为广泛的再生产至关重要。通过这种辩证法的运作，一个人在人生任何时刻都可以在其中进行选择的那些长期机构角色本质上被以一种方式隔开和开放了，而他先前的机构角色职责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影响了他的某些具体日常路径并被其影响。

7．在任何生成的地点上，某些机构计划对定居人口的有限时间资源施加了要求并因此对他们的行动和信息获取施加了影响，从而成为主导性机构计划。显而易见，主导性机构计划解释了作为地点上部分结构化过程出现的最重大的路径—计划交叉。作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这些路径—计划交叉同时是一个地点内部最重要的权力关系的根源和结果。由于具有时间分配和安排的优先权，主导性机构计划通过影响一个人实际上承担的其他机构或“独立”定义计划的顺序和进度，以及从时间地理学角度制约参与其他计划来定期或持续地构造日常路径。(10)

8．主导性机构计划通常就等同于如何运作一个地方上重大的生产模式。无论是否具有主导性，一个地点或地区的所有机构生产和分配计划都涉及空间分工（因为这些计划并不是普遍展开的），以及社会分工（因为人们参与这些计划的方式可能完全不同）。在地点的生成过程中，空间分工与社会分工都不能够相互独立于对方而存在或出现。换句话说，促进地点生成的生产和分配计划反映了一种空间和社会分工，而后者在诸多历史具体的方面本身就是结构化过程时空流（time-space　flow）的结果。

9．尽管人类大脑具有巨大的联想和创造能力，但我们在任一生成的地点都只能发现有限数量的生产和分配活动以及其他文化和社会形式。全部地方上出现的、机构的和“独立”定义的计划都必然以通常隐蔽的方式受到相关实践与微观和宏观层面的结构属性之间的持续辩证法制约——但也因其而变得可行。正是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语言、知识、“无知”(11)和权力关系的再生产和转化，结构化过程制约并促成在一个地点表达的残留、流行和新兴的文化和社会形式的混合。此外，一旦时间分配给心理上必要的活动以及主导性机构计划，一个地点的居民就只能个体或集体地吸收和掌握有限类型的其他社会互动和文化任意性实践，因为他们的日常和长期时间资源是有限的。(12)因此，当实践与结构的辩证法致使一项特定的机构计划产生、重新定义或被放弃时，只可能出现两种情况。要么时间资源需求会增加从而导致调整或放弃其他既有活动，要么时间资源会放开从而引起其他机构或“独立”定义计划的扩张或出现。

10．当地点通过结构化过程及与之相关的、个人路径和机构计划的交叉流（flow of intersections）生成时，外在自然亦即物理环境总是发生转变。人类在通过地点限制的意识形态、知识运用和行为有意和无意地改变地球表面的过程中的作用并非局限于那些创造地点的生产计划、建筑计划和土地利用计划。无数日常计划利用了人造或自然的对象，这些计划中任何一个都会直接促使外在自然发生地方性（和非地方性）转变。此外，由于地方的外在自然被转变了——土地利用、建筑和通信联系出现在景观中——某些事件和计划至少会因空间稀缺、区域单位的包容能力有限和在固定（且发生变化的）场所间移动需要时间而受阻。新计划通常不能够被地方容纳，除非其组成任务在转化自然（tansformed nature）的既有框架内或在既有的空间结构内或在主导性机构已经作出的计划要求内可能实现“同步化”（synchronisation）和“协调化”（synchorisation）。(13)

基于上述原因，“空间结构的形成是社会再生产过程”（和整个结构化过程）“的一个环节”，而“社会再生产”（和整个结构化过程）也同样是“空间结构形成过程的一个环节”。(14)

总体来看（如图14.1所示），这些相互重叠的立场表明，任何一个地点或地区都表达了一个过程——凭借这一过程，社会形式和文化形式的再生产、个人经历的形成以及自然和空间的转化不断相互生成；与此同时，权力关系和时空中具体的路径—计划交叉不断地相互生成，而二者的生成方式不仅受到普遍规律的支配，而且随历史境遇的变化而变化。

图14.1　作为历史偶然过程的地点（和地区）的组成

思科讷省的圈地：背景考察

在对其1749年横穿思科讷省的著名旅行作注解时，林奈（Linnaeus）惊异于此地粮田之充裕——在坐落于该省西南部和东南部平原上的村庄周围远眺，目光所及，皆是田地。(15)除了马尔默（MalmÖ）、于斯塔德（Ystad）、兰斯克鲁纳（Landskrona）、其他几个小港口和渔村以及隆德大学城，18世纪中晚期的这种几乎无树木的“迦南地”聚落模式具有鲜明的特色：它是一种相当密集的有核村落（nucleated villa0ges）模式。这些村落每100平方公里分布20多个，每个村落通常有几百个居民(16)，而在思科讷省其他地区典型的农业聚落中居民则少得多，因为这些地区的土壤和地形构造不太适于相对密集的耕作。许多村落在土地财产附近，因此居民大多是佃农（tenant-farming peasants）及其家属。然而，大多数村落的主要居民不是自耕农（freeholding peasants）就是官地佃农（Crownland tenants）及其家庭成员和长工。在这两种类型的村落中，其他居民包括：一些生活在村落“街头”、充当短期农业劳动力储备的无地家庭；一两个铁匠和其他一些工匠；以及小农场佃农（crofters），他们具有小块土地的使用权，但要么没有权利耕作村落三区（three fields）中的无数窄条田块（narrow strips），要么没有权利列席协调和控制当地主要农业计划的村议会。(17)

作为一个群体，这些村落有许多共同的农业计划、家庭计划以及宗教和节日计划，通过这些计划，社会化以及群体和性别间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得以实现。我们也可以观察到邻近村落间存在某种共同的农业合作和血缘联系。此外，就村落居民同城市商人或思科讷省丛林和内陆地区农村居民之间出现的经济接触的性质而言，也存在具体对应的类似性。(18)然而，每一个村落都是一个独特的生成地点——在每个村落中，个人经历形成和日常生活的细节都有一点儿不同，并且宏观结构特征进行了干预，而这种干预得到了几乎类似却又独一无二的回应。

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思科讷省肥沃平原上的村落经历了一场剧烈的空间和社会变迁，而这场变迁与三种相互联系的现象有关。首先，村落农业生产变得更加商业化。同生存耕作（subsistence cultivation）的这种脱离的标志是，生产日益卷入国内和国际市场。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内粮食价格的总体上涨持续到1812年；哥德堡、斯德哥尔摩和瑞典其他城市的粮食需求缓慢增长；英国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对瑞典燕麦的需求出现了适度而又显著的增长。(19)其次，出现了空前的人口增长，加之传统继承习俗（inheritancepractices）存在和当地土地资源有限，导致每个村落的无地无产阶级人数迅速飙升。(20)再次，一系列的圈地运动彻底改变了大多数村落的空间结构，并且完全有助于生产出足够的农业剩余，后者既能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也能养活当地迅速增长的人口。

瑞典立法通过的圈地运动采取了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所谓的大地块圈地（Storskifte），它旨在克服农户耕种土地过于分散且面积狭小所导致的生产效率明显低下。1757年和1762年的《大地块圈地法案》（Storskifte Acts）具体规定：只要一个村落土地拥有者提出请求，就可以开始圈地；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小农（peasant-farmer）的小片土地最多可以合并成一组四块。但是，这种大地块圈地运动对于思科讷省西南部平原上村落的影响十分有限。由于每个村落的三区中，每个农民都将具有几乎同样大小的土地——并且由于土壤质量、冠名权（titlerights）以及田块到村落中心的距离不同，负责重新分配土地的勘测人员几乎没有办法使农民获得的土地能够少于12—15个散条田块。实际上，很多分配办法使农民得到的田块数倍于此。此外，思科讷省西南部平原上的大多数村落从来没有受到大地块圈地法规的影响。(21)

正是被称作单个地块圈地（enskifte）的下一轮圈地运动差不多从根本上改变了几乎全部所探讨的村庄的空间结构。虽然直到1803年还没有正式颁布单个地块圈地法规，但一个名叫鲁特格尔？麦克雷恩（Rutger Maclean）的大地主在1873年率先开始了这种圈地，当时他正开始重新规划包含其在西南部平原上的地产的四个村落。(22)麦克雷恩重新安排了个体农民的租用地，使得这些租用地不再包括六十到一百个的小田块，从而仅仅局限于一个矩形农场，而这个农场禁止休耕，且要求农民必须轮流种植饲料、大麦、苜蓿或巢菜。这一新规划不仅有利于农民的农庄数量增长，而且要求建设新的建筑和道路，因而就等于破坏了每个村落中心的聚落群（settlement cluster）。虽然麦克雷恩依靠权力推行的这场重大调整遭遇到了反抗和阻力——他的一半佃户撕毁了他们的合同——但是，这场调整最终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成功。(23)到18世纪90年代，思科讷省的其他地产所有人（estate owner）受到这种成功的启发纷纷在他们控制的村落进行了圈地。世纪之交各地因歉收出现农民骚乱，加之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仍然在持续，促使麦克雷恩后来的一些追随者也破坏了他们所控制村落的人口集中，以便尽可能避免未来出现动乱。(24)

根据1803年单个地块圈地法令的条款，一旦一项圈地申请呈送给郡长，一个受特别指定的民事证人监督的委托勘测人员会制定出尽可能公平的方案来分配财产和先前未开垦的共有土地。虽然，单个地块圈地导致的新单块地农场（new single-parcel farms）配置因具体情况各不相同，但是西南部和东南部平原上的典型大村落中的总体结果是一致的。村落中心的住户很快变得稀疏了，仅存有几个农户；许多无地居民仍然留了下来，但其他人将小房子拆掉后举家搬迁了；圈地后，绝大多数无地农户的主要活动都在彼此相对隔离中进行（见图14.2）。(25)

图14.2　1790年前和1809年圈地后的马尔默南部西丽（Hyllie）村中心地区。实心条图表示农户占用的建筑，一个数字代表一户。请注意，教堂和牧师住宅在中心位置（修改自Nordholm, Skånes äldre ekonomiska geografi, Ⅰ121）

单个地块圈地一开始普遍不受欢迎，这主要是因为它会使村落解体。虽然个人对这种形式圈地的抵制到1812年还没有完全消失，但由于粮食价格明显上涨，愿意启动这一通常不受欢迎的程序的农民也显然在增加（在1803年至1812年，思科讷省黑麦、大麦和燕麦的价格涨了一倍多）。(26)在政府对相关费用补贴的帮助下，至1826年，几乎所有留在思科讷省平原地区的村落都经历了单个地块圈地运动。(27)因此，这一地区的空间组织几乎没有受到修补地块圈地（lagaskifte）亦即第二年立法通过的最后一种圈地形式的影响。(28)

有价值的问题

在思科讷省平原地区单个地块圈地实施前的十年间，有地农户家庭成员遵循的日常路径有哪些基本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作为部分个人经历形成过程的路径—计划交叉和结构化过程在村落层面的展现有哪些总体特征？作为这些路径基础的权力关系是什么？基于实践的（pratice based）意识的何种特征使某些有地农民先倾向于启动圈地程序？这些问题综合起来就是：在厄斯特伦和思科讷西南部不断生成的村落中，社会（the social）如何生成了空间（the spatial），而空间又如何生成了社会？

这些问题中的大多数并不能够得到明确的回答，但这里有一笔可以利用的巨大财富，而下文仅仅反映了可以从中得出的有用证据和重释论据的一小部分。(29)

单个地块圈地运动前的日常路径与有地农户的农业计划

在18世纪中晚期，农户家庭的日常活动所关涉的一般并非仅仅是土地租用人和其妻子以及未婚且不会在另一户家庭中充当帮工的孩子。这些活动通常也关涉一个十几岁的男雇工、一个年纪稍大的女雇工和两个年轻的女仆。(30)虽然纳入家庭成员日常路径中的活动有季节性变化，但是一年大部分时间里，工作计划经常会因吃饭、喝酒和休息而被打断。在春季、夏季和秋季，家庭的劳作从上午3点或4点持续到晚上9点，所有男人和一些妇女一早出门前通常都吃一个三明治，喝点白兰地。随后的进餐分别在早上6点、7点半、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餐后休息）、下午3点、下午5点和傍晚时分，每次都喝一两口酒。(31)在耕地、播种、耙地、施肥、收割或其他以田地为中心的主导性农业计划实施期间，除了最后一顿，所有这些后来的进餐都在劳动场所或劳动场所附近完成。由于大多数条田（field-strips）非常狭长，并且离家宅有一定距离，因此妇女和男孩们将食物送到田间要花费大量时间，而定期去村落中心下田劳作可能也同样如此。

从某种层面来说，主导性农业计划要求日常路径非常同步化，并且农户家庭成员以及牲畜和农具之间非常“协调化”（空间协调）。例如，春秋季耕地要使用3到7组（每组两匹或两头）马和牛，具体多少视土壤特征和种植作物而定。拉犁所需的大量牲畜又需要家庭中至少三个成年男子和一些小男孩或女孩在场，他们的作用是辅助或鼓劲（图14.3）。(32)施肥计划需要大量的劳动投入，因此也可以说是一个好例子。在五六月末，肥料装车并运送到各个分散的小田块立即播撒开来，并将在随后几个月里施入地下。至少在东南部，初期加入劳动过程的并非仅仅是家庭男性和役畜以及运输所必需的马车。女仆和女儿的日常路径必须相互协调，以便她们能够从事装肥和撒肥（由于马车在简易道路上行使速度慢，并且农户从其他计划挤出的时间资源有限，所以施肥活动的强度随着与村落中心距离的增加而减弱）。(33)收割计划为日常路径同步化和协调化提供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它通常关涉一户人家的全部男性和女性（女性负责搂集、捆绑和堆积）以及役畜、马车和各种手持农具。(34)

图14.3　一个假设的有地农户在单个地块圈地运动前春耕季节的日常路径。田地模式和租用条田从Nordholm，Skånes äldre ekonomiska geografi Ⅱ中的地图归纳和简化而来。关涉妇女的做饭、挤羊奶、家禽和猪喂养、小花园照料以及其他住所和庭院的计划因地图比例变化并没有具体说明

孤立地看，农户耕地、施肥和收割计划的执行与协调，以及相伴随的进餐和饮酒活动，与某些家庭权力关系的再生产不可分割。除非农户的男性家长死亡，否则父权制就支配着家庭。计划角色和工作细节在两性之间、在被同等对待的孩子之间、在仆人之间以及在临时帮工之间如何分配，都是由家庭的“爸爸”说了算。同样，如果权力不委托给地位更高的男性，那么这个男性农民就总是偶尔会检查主要的农业计划，从而影响劳动时间和强度以及劳动因休息、进餐和饮酒而中断的时间。(35)然而，虽然思科讷省东南部和西南部的有地农民因冬季几个月里在家虚度光阴和被人服侍而出名，但他们对家庭和庭院计划行使的直接权力显然是有限的。(36)

换个角度看，与主导性农业计划相关的具体日常路径的延伸同长期存在的全村权力关系的再生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有有地农民自然是村议会的成员，因此既受到这一组织的决策约束，也受到其施加的传统规则约束。三区中分裂出的租用条田的空间模式使得唯有合作才可能确保每个人都有获得自己那块土地的机会。人们也需要合作来防止因耕地和收割以及放牧牲畜而损害到邻居租用的地块。因此，有地农户实施的主导性农业计划的时间安排和内容以村议会在诸如何时开始耕地播种和收获、如何利用共有外围土地、何时将牲畜放养到休耕田地牧场上以及放养多少、到何时将分割田地的篱笆墙完全修好以便阻止牲畜闯入已经耕作的土地等事情上的决策为先决条件。(37)村议会通过其决策也规定农作物的轮作必须在每一区的条田上联合展开——通常是休耕、种大麦（带一些豌豆）和种黑麦（或在排水不太好且较远的、难耕作的土地上种燕麦）。(38)此外，村规也就是每个村落所特有的规章——这些规章口传了几个世纪，最终作为1742年皇家法令（Royal Decree）的规定记录在案——制定了无数计划细则。村落规章一般陈述了篱笆、围墙、大门和道路维护的详细内容。这些规章通常也清楚表述了放牧权利、村里公牛如何轮流照看以及损害他人地块应交的罚款。在纯粹农业领域之外，村落规章还涵盖了一些与计划相关的问题，例如村议会领导或议员的作用及其每年的轮值、防火安全措施以及烟囱年检、除雪以及关照贫困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和流浪乞丐。(39)

（村议会成员并非仅仅影响了有地农户的常规和非常规的日常路径。他们也对当地其他居民施加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而影响的手段包括确定主要农业计划日期从而确定短期工作的日程、管理对共同所有物的利用、规定哪些团体可以参加与议会活动有关的庆典以及限制土地拥有者参加议会等。在运用这种权力关系的过程中，议会成员强调了等级化的社会分层，这种社会分层随着无望继承土地的人数的增加在18世纪晚期思科讷省东南部和西南部的村落中已经逐渐公开化）(40)

再换一个角度看，有地农户家庭成员勾画出的某些日常路径节段反映了国家机构和村落居民之间存在的权力关系。国家的影响是间接性的，这并非仅仅是在必须实施某些计划以便使自耕农交税或官地佃农交租这个意义上而言的。例如，在18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家和思科讷省当局采取措施改变了人们对田地围墙和篱笆的关注，希望能消除该省森林资源问题的影响。在许多村落，这结果导致了一些到18世纪下半叶已经十分稳定的新习俗出现。此外，有地农民群体被认为有责任为国王建造和维护特定的桥梁和道路。而且，家庭酿造白兰地的习俗也受到一系列限制性法律的约束，而国家规定着村民们每一年或半年赶集市的地点和时间。在诸如此类的行为领域里，从斯德哥尔摩到村落的控制路线经常经过路德教区的教堂，而那里主持事务的牧师每个周日都会宣读国家当局发布的公告、法规和命令。(41)

基于实践的意识和个人主义

直至晚近，许多瑞典学者仍然坚持认为，单个地块圈地使有地农民的意识和人格出现了一种突然而又根本的变化。在单个地块圈地前，有地农民被认为是“完全没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他们利用土地和实施其他变动的自由要么消极地受到一种村落强制（bytvång）——也就是基于社会的合作强制——的限制，要么积极地受到社群意识（sense of community）的限制。单个地块圈地和村落解体后，个人主义被认为在土地租赁农民中兴起了，他人的个人创新冲动不再受到邻居的妨碍。然而，一个简单的事实表明，个人主义存在与缺失的历史边界并非如此明确。(42)

虽然单个地块圈地据说因牵涉成本、传统力量和村落生活原貌维护而不受欢迎，但是在“绝大多数的案例”中，在思科讷省东南部和西南部地区发起这种圈地的是一个或几个有地农民，而不是意见一致的村议会、拥有土地的牧师或地产所有者。(43)不幸的是，预先存在的个人主义不能够产生单个地块圈地的要求，因此不可能从具体发动者的书面证词中得到证实。不过，有一些迹象显示，某些有地农民在1803年前就具有自我中心意识。

众所周知，个人关于违反放牧和建围栏规章、将石块在各个田块间移动堆放等事务的纠纷一般是由村议会裁决并评估罚金（罚金形式通常是为议会成员提供的啤酒或白兰地）。(44)虽然某些这类人际冲突可能因怠惰或疏忽而不了了之，但是我们似乎有理由推测，申诉方常常会因感到自己地产的生产率受到不良影响而提出指控。

汉森（Hanssen）已经论证过，随着村落中无地的无产阶级居住者的增长，有地农民能够在单个地块圈地前的最后几十年里利用大量的中期和短期帮工。这进而被认为使这些农民中的某些人在实施农业计划时愿意更独立地行动，不依赖于其他家庭。同样，有些人因此被认为变得不再像以前一样关心村落层面的一般合作，也不再亲自从事重体力工作。(45)

更为重要的是，到18世纪末，有地农民日益卷入现金经济（cash-economy）和与市场相联系的实践。最为重要的一点无疑是，在马尔默、于斯塔德、锡姆里斯港（Simrishamn）和兰斯克鲁纳，剩余粮食卖给了批发商（有地农民将家庭消费和实物支付后的剩余粮食亲自运送给城市商人，后者在当地需求有限的情况下将其几乎所有采购粮食输出到国内和国际市场）。他们偶尔通过向城市销售活的或屠宰的牛、猪、家禽和羊以及豌豆、鸡蛋和羊奶或奶酪来获得少量的收入。他们也将园地里种的卷心菜、胡萝卜和其他蔬菜以及孜然芹、茴香、大茴香和其他草本植物适量销往附近的城市。有地农民用大量现金要么从内陆森林地区，要么从城市商人那里直接购买建筑、制造农具和修理使用的木材。他们也经常购买产自思科讷省北部的木鞋和蛇麻草以及来自沿海地区的鱼类。他们定期在城市购买五金器具、绳索和焦油，而经济上最为成功的人士也在那里获得了铜器皿、帽子、手套和其他显眼的消费品。此外，许多有地农民那时已经习惯付现金购买村外采煤权，购买内陆地区放牧牛群权、购买拍卖物品、购买旅行时在路边客栈消费的酒水。(46)

总之，在1803年实施单个地块圈地法令时，思科讷省东南部和西南部的无数有地农民在一定程度上绝非仅仅从边缘被整合进了一种市场和货币经济，他们至少是受更大的经济环境发展变化制约的初级农业资本家。(47)因此，他们中的某些人根据自身的利益进行经济计算，进入了一种单一的利益关系，对于自己与邻居间的财富差别颇为敏感。就此而言，这些人倾向于接受个人主义。(48)如果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那么当某些农民的外在—内在辩证法和生活路径—日常路径辩证法展开时，他们先倾向于通过启动圈地程序来对粮食价格上涨和收入增加预期作出回应就毫不奇怪了。

单个地块圈地后的日常路径和农业计划

随着单个地块圈地所需要的土地再分配和新房屋、围栏和道路建设在所有村落都已完成，有地农户和全体居民的日常路径很快被调整后的新农业计划改变了——当时已经打上了后者的烙印。

许多路径变化与更高水平的土地集约耕作有关，而后者随着单个地块圈地的实施变得必要且可行。合并地块所发生的迁移和建设费用迫使一些土地拥有者廉价甩卖了他们的一部分新地产单位。在更为特殊的实例中，新的有地农户也会形成，因为家庭财产那时已经可以在两个或更多的兄弟或儿子之间分割，但是先前存在的狭窄田块并没有因此进一步划分。一些人的土地经营面积变小了，但却想维持以前的生活水平，因此他们除了提高集约耕作水平外别无选择。(49)一些人的地块要么没有变小，要么因有限的共有土地分配而稍稍变大，因此他们发现可以通过使用更多的长期和短期帮工——来自急剧增长的无地阶级，这些人这时已经没有放牧权并且常常离开家园——来提高集约耕作水平从而增加收入。(50)此外，所有有地农民，无论他们地块面积多少，都能够通过用劳动时间替代行程时间并且更为灵活地协调当时各种可能的个人路径来提高集约耕作水平。毕竟，当时已经不再需要在极为分散的地块间移动，并且住宅到田地的平均距离也显著缩短了（见图14.4）。(51)

在任何一个有地农户家里，农业计划的改变或调整程度多少取决于对他人的模仿、抵消成本的需要或利用优惠价格获利的愿望以多快的速度导致这个农户放弃传统的、让一户家庭三分之一田地休耕的三年轮作从而开始一种让一户家庭六分之一田地休耕的六年轮作。(52)随着这种至1820年几乎在思科讷省东南部和西南部通行的六年轮作的采纳(53)，每一个拥有土地的家庭不得不整合五个而非两个作物计划序列。这一组环境至少因时间因素必定加剧对额外帮工的需求：例如，在收割时间，那时会频繁使用来自邻近的哈兰德 (Halland)省的流动工人。(54)

图14.4　单个地块圈地(1)前(2)后，田地计划和村落中心计划对于一个有地农民的日常可达性（accessibility）。缓慢行程的时间取决于相随的役畜和糟糕的道路或路径。其他计划参与者并没有标识出来。

尤其是在单个地块圈地后的最初几年，许多试图耕作其全部土地的农户不得不雇佣额外的人手为自己的部分地产排水，这些地产此前都是一些低洼地、沼泽或排水不好的田地。单个地块圈地前，这种劳动密集型排水计划的执行因条田的空间模式而受阻（一旦排水沟挖好，役畜经常只有跨越一所特别建造的桥梁或踏过别人的田产才能够从一块田地的一头到达另一头）。(55)

无论是否雇佣更多的人手，农户农业计划的日常执行至少需要和以前同样程度的路径协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重型铁犁的使用一直持续到19世纪50年代末，进餐和饮酒的频率几乎没有变化，并且牲畜当时通常已经全年在家喂养，而不是送至共有土地或休耕田地由村落放牧者放养。(56)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完全不需要村议会决定土地如何利用和计划开始日期，或者贯彻落实放牧和土地保护规章，个人决策和以家庭为中心的权力关系的重要性被夸大了。

有地农民在农业活动领域中计划定义和角色分配权的增长逐渐转变成新的家庭互动模式和进一步的社会分化。在几年至几十年不等的时期内，尤其在那些划分地块相对较大的地区，家庭内部和周围的日常路径节段开始反映出有地农民及其妻子的一种新的或强化的社会优越感。在许多实例中，农民的妻子不再从事田间较重的农活，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家庭事务上。有地农民及其家人不再和帮工一起进餐并且安排了自己的寝室，这种现象日益常见。“多用”房间也不再经常用作家庭和雇佣帮工议事的场所。由此必然导致的结果是，孩子与仆人之间的区分更加明显。此外，离开村落中心的有地农民也许会发现，非常容易在自己与小地块拥有者和那些不定期同家人联系的无地之人之间确立一定的社会距离。(57)

如果单个地块圈地后的农业计划具有运用个人判断力、主动性和权威的特征，那么这些计划至少会间接受到另一组权力关系——也就是城市粮食和白兰地商人与那些在自身对利润和再投资的关注中转变成职业农场主的有地农民之间的权力关系——再生产的影响。自主营运使有地农民有可能重新或进一步沉溺于市场导向的生产中，并且不断增强的名声和自尊需要致使他们在城市进行购物时买了咖啡、高级饼干、怀表和其他非必需消费品(58)，就此而言，他们的农业策略易于变得更加受城市中间商设置的需求和条件影响。尤其显著的是，既然粮食批发商提供贷款和现金垫款已经成为惯例，同这些批发商交易的农村居民在对黑麦、燕麦和大麦种植进行选择时就既不可能忽视还款计划，也不可能完全无视任何内部市场的建议。(59)就自己在设定贷款和现金垫付期限时会受到物价波动影响而言，城市商人是作为中间人在发挥作用，通过这个中间人，新的习俗、政策和其他宏观结构变化渗透到有地农民的日常实践和意识中。

厄斯特伦地区和思科讷省西南部地区中的村庄聚落空间的重新安排导致了某些农业和非农业计划的取消和脱节，从而进一步影响了路径—计划交叉和个人经历形成。由于共有土地不再存在，村中妇女在春季就不能够合作将鹅群赶到那里，在秋天又将它们赶回 (而村中某些年长妇女也不再能够利用那些照料鹅群的日子作为一个时机去根据宗教仪式检查未婚女孩的乳房有没有出奶水以便发现有谁违反禁令怀孕)。在没有共有草地的情况下，共用干草收购活动连同收购后随即到来的传统节日也消失了。(60)此外，当时分散村落的空间结构加上主导性农业计划的同步化和协调化要求使得儿童参加村落“街头”的游戏，来自不同家庭的妇女在一起梳理羊毛或织亚麻布，或成年男女与他们的邻居交换意见并进行无计划的社会互动都成为不可能或变得极度困难。(61)

诸如此类的计划的取消和脱节加上空间上发生转变的村落场景摧毁了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代码（taken-for-granted codes）的文法，从而必定会极大地影响居民所拥有的地点意识、感觉结构和其他意识要素。条田模式也不再是一个村落家庭与另一个村落家庭联系沟通的纽带。议员的号角声也不再表示拥有土地的男性而不是其他人在“村石”（village stone）上聚集开会。未婚妈妈们也不必再佩戴特别的头饰以示她们相对于别人的“不体面”地位。并且早晚有一天，当地流行的民族服饰连同服饰上显示地位的细微差别都会丧失其意义并废弃不用。(62)所有这些并不是说，在每一个村落经历单个地块圈地运动后，当地的社会控制和全部的社群意识完全消失了。教堂的节日和婚礼在一段时间里继续发挥黏合剂的功能。村议会仍然会偶尔召开，不过当时会议是在相互转告通知后于议员的家里召开。至少在随后几十年里，许多家庭仍然在主要建筑计划和重建计划的贯彻执行中进行合作，并且在完工时一起庆祝。(63)

地点生成过程中的变化

虽然思科讷省东南部和西南部的所有村落具有显然类似的自然环境并且存在于同样的大环境中——与同样的国家机器互动，并且存在于同样的民族和“欧洲世界”经济中——但是，每一个村落的生成方式都略有不同，因为单个地块圈地之前、期间和之后，宏观结构特征都在当地进行了渗透。尽管在这里描绘的事件和结果具有总体类似性，但是每个村落中日常生活和个人经历形成的具体细节随着具有物质连续性的结构化过程在当地展开而有所变化。在每一个地点，过去积淀的习俗和当地权力关系都将独一无二的属性赋予了当地路径—计划交叉过程。在每一个地点，具体个人的能动性和“外部—内部”辩证法都发挥了作用。在每一个地点，自然环境的微观层面变化所产生的机会，或者范围狭窄的“结婚场地”，或者直至18世纪40年代末还阻碍了邻近村落间几乎所有必要旅行的原始路况使得当地生成（local becoming）不可避免的独特性变得更为突出。(64)

除了单个地块圈地的确切时间安排存在明显差异之外，各个村落生成过程中的变化也从诸如销售给城市商人的农产品品种搭配村村都有明显不同、当地主要的围栏和围墙建筑习俗各种各样等方面反映出来。(65)当地结构化过程展现的独特性也通过服装、发型、饮食和手工艺品上体现的次区域的（sub-regional）差异和特定的地点差异以及夸张描述整个村落性质的韵文反映出来。(66)也许最富有意味的是，不同村落居民使用的、基于实践、促成实践且主导思维的语言存在差异。“严格说来，在厄斯特伦地区几乎没有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两个教区。”实际上众所周知，厄斯特伦两个相邻村落博比（Borrby）和桑德比（Sandby）的居民说明显不同的方言，而这两个村落的中心相距不到三公里。此外，不同村落和次区域用以表达蔬菜、其他景观细节、时间指示、家庭用品、特定的鱼肉以及肥料的词语以及特定的行为动词有细致而明确的差异。(67)

结语

第一主题（总体概要）

任何地点的历史偶然生成，也就是既定区域内所有作为地点的场景和所有发生的一切，与结构化过程在该地点 (以及其他与之在经济、政治或别的方面相互依赖的地点)的具有物质连续性的展开密不可分。换言之，任何一个地点都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社会和文化形式的再生产、个人经历的形成以及自然和空间的转变借助这一过程相互生成；与此同时，时空中具体路径—计划交叉与权力关系不断相互生成，而其生成方式受到普遍规律的制约，但因历史环境也有所不同。

第二主题（瑞典个案）

厄斯特伦地区和思科讷省西南部地区单个地块圈地前的村落空间配置源自这种圈地前的习俗及构成其基础的微观和宏观权力关系。空间的重新安排——合并的地块取代了分散的条田——产生了经过调整的新日常路径和权力关系。

尾声（总体概要）

SOCIAL

sSpOaCtIiAaLl

SsPoAcTiIaAlL

SPA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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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新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的地点处理和地点意识有一些批判性评论，参见Cosgrove, D., "Place, Landscape and the Dialectics of Cultural Geography," Canadian Geographer, 1978, Vol. 22, pp. 66－72.; Hudson, R., "Space,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Some Questions Concerning Methodolog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3, 1979, pp. 169－173; Sayer,A., "Epistemology and Conceptions of People and Nature in Geography," Geoforum, 1979, Vol. 10, pp. 19－44; Ley, D., "Cultural / humanistic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81, Vol. 5, pp. 249－257; Pred, A., "Structuration and Place: On the Beco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1983, Vol. 13, pp. 45－68。

(2) 关于其他对地点、地区和作为社会产物的空间组织的评论, 参见Soja, E., "The Socio-spatial Dialectic,"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0, Vol. 70, pp. 207－225; Urry, J., "Localities, Regions and Social Cla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1, Vol. 5, pp. 455－474; Gregory, D., "Human Agency and Human Geograph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81, Vol. 6, pp. 1－18; Gregory, D., Reg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Geography of the Yorkshire Woollen Industry, LondonandMinneapolis, 1982。

(3) 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and Berkeley, 1979, pp. 106－107;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pp. 39 and 45.

(4) Pred, A., "Place as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Process: Structuration and the Time-geography of Becoming Plac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4, Vol. 74, pp. 279－297；也见Pred, A., ed., Space　and　Time　in Geography: Essays Dedicated to Torsten Hägerstrand, Lund Studies in Geography, 1981, Series B, No. 48; Pred, A.,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the　Time-geography　of　Everyday　Life," Geografiska Annaler B, 1981, Vol. 63, pp. 5－22; Pred, A., "Structuration　and　Place: On the Beco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1983, Vol. 13, pp. 45－68。

(5) 可能与结构化理论有关联的著作者非常多。对我的理论表述发生影响的一组著作如下: Berger, P. L.and Luckmann, 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arden City, 1967; Giddens, A.,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London, 1976; 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and Berkeley, 1979;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Kosik, K., 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 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76, no. 52; Bhaskar, R., A Realist Theory of Social Science, BrightonandAtlanticHighlands, 1978；Bhaskar, R.,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 Brighton, 1979; 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1977; Touraine, A., The Self-production of society, Chicago, 1977; Williams, R.,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1977; Shotter, J., "'Duality of Structure' and 'Intentionality' in an Ecological Psychology: Towards a Science of Individuality,"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1983, Vol. 13, pp. 19－43。也请注意Gregory的Reg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Geography of the Yorkshire Woollen Industry（London and Minneapolis, 1982）一书中的简明介绍。

(6) 更为详细地探讨了时间地理学语言的著述有: Hägerstrand, T., "What about People in Regional Science?" Papers and Proceeding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70, Vol. 24, pp. 7－21; Hägerstrand, T., "Commentary"in Buttimer, A., Values in Geography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Commission on College Geography, Resource Paper 24), 1974, Vol. 7, pp. 17－34; Pred, A., "Urbanisation, Domestic Planning Problems and Swedish Geographic Research, "Progress in Geography, 1973, Vol. 5, pp. 1－36; Pred, A., "The　Impact　of　Techon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on　Life　Content: Some Time-Geographic Observations, "Economic Geography, 1978, Vol. 53, pp. 207－221; Parkes, D. and Thrift, N., Times, Spaces and Places: A Chronogeographic Perspective, New York, 1980; Carlstein, T., Time Resources, Society and Ecology, Vol. 1, Preindustrial Societies, London, 1982; Gregory, 本书。

(7) 尽管维达尔学派的传统具有优点，但是这一传统作为用过程术语（processual terms）建构地点概念和地区概念的基础并非没有局限性：参见Gregory, D., "Human Agency and Human Geograph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81, Vol. 6, pp. 1－18; Pred, A., "Place　as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Process: Structuration and the Time-geography of Becoming Plac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4, Vol. 74, pp. 279－297。

(8)  尽管社会理论家和哲学家常常以根本不同的方式将难以捉摸的权力概念定义并解释为一种社会关系，但是这里所规定的属性通常显然存在于或暗含于权力关系之中。

(9)  请注意Giddens的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London and Berkeley, 1981)一书中关于“时空距离化”的论述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关于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的论述。

(10)  一旦一个人承诺在既定时间和地点参与任何计划，那么他就不能够：（1）同时在别处做别的事情；（2）参加任何其他与上述计划空间上分离、开始时间不同但运作时间部分重叠的计划；或者（3）参加另一个与上述计划没有时间冲突但因行程时间要求而鞭长莫及的计划。

(11) 请注意Thrift的“On the Determination of Social Action in Space and Time”（载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83, Vol. 1, pp. 23－37）一文和本书中关于无知的评述。

(12) 参见Hägerstrand, H., "On the Survival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Ethnologica　Scandinavica, Vol. 2, pp. 7－12, 1977; Carlstein, T., Time Resources, Society and Ecology, Vol. 1, Pre-industrial Societies, London, 1982。

(13) 参见Hägerstrand, T., "Commentary"　in Buttimer, A., Values inGeography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Commission on College Geography, Resource Paper 24), 1974, Vol. 7, pp. 17－34。

(14) Gregory, D., "Solid　Geometry: Notes on the Recovery of Spatial Structure" in Gould, P. and Olsson, G., eds., A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London, 1982, pp. 188－189.

(15) VonLinné, C., Skånska På Höga Överhetens Befalling Föröttad ar 1749, Stockholm, 1959 [1751], pp. 174, 177, 197, 238.

(16) Dahl, S., Toran och bara-Studier i Skanes Bebyggelse-och Naringsgeografi Före 1860 (Meddelanden från Lunds Universitets Geografiska Institution, Avhandlingar 4), 1942, pp. 13-16和正对着第16页的地图; Hanssen, B., Österlen-Allmoge, köpstafolk & Kultursammanhang vid Slutet av 1700-Ta-let i sydöstra Skåne, Ystad, 1952, pp. 51－57。虽然Dahl关于村落密度的数据是以17世纪中期的资料为基础, 但在18世纪中期前, 聚落数量几乎没有变化。

(17) 关于圈地前思科讷省肥沃平原上村落的社会构成有一个更为完整且有细微差别的解释, 参见Hanssen, B., Österlen-Allmoge, köpstafolk & Kultursam manhang vid Slutet av 1700-Talet i sydöstra Skåne, Ystad, 1952, pp. 48－61; Hanssen, B., "Hushallens Sammansåttningi Österlenska Byar under 300 ar-En Studie i Historisk Struktrralism," RIG, 1976, Vol. 59, pp. 33－61。关于与此相联系的对瑞典村落的总体考察，参见Hoppe, G., "Enclosure in　Sweden: Background and Consequences," Kulturgeografiskt Seminarium (Department of Human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Stockholm), 1981, no. 9 / 79; Hellspong, M. and Löfgren, O., Land och stad, Lund, 1974, pp. 74－84。

(18) 参见Hanssen, B., Österlen-Allmoge, köpstafolk & Kultursammanhang vid Slutet av 1700-Talet i sydöstraSkåne, Ystad, 1952, pp. 63－83。

(19) åmark, K., Spannmålshandel och Spammmålspolitik i Sverige 1719－1830, Stockholm, 1915, pp. 18－21, 44, 53－56; Fridlizius, G., Swedish Corn Export in the Free Trade Era: Patterns in the Oats Trade 150－1880, Lund, 1957, pp. 39ff。直到19世纪50年代谷物法（Corn Laws）废除以后, 从瑞典到英国的粮食运输才开始繁荣起来。

(20)  Utterström, G., Jordbrukets Arbetare: Levnadsvillkor och Arbetsliv på Landsbygden från Frihetstiden till Miten av 1800-talet (2 vols), Stockholm, 1957；Söderberg, J., Agrar Fattigdom i Sydsverige under 1800-talet, Stockholm, 1978; Winberg, C., "Population　Growth　and　Proletarianization: The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s in Rural Sweden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in Åkerman, Johansen and Gaunt (eds), London, 1978; Löfgren, O., "Family and Household among Scandinavian Peasants: An Exploratory Essay," Ethnologica Scandinavica, 1974, Vol. 1, pp. 17－22; Löfgren, O.,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Scandinavian　Peasantri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80, Vol. 9, pp. 187－215。在思科讷省低地区（lowland）, 最迟至1800年, 住在雇主家的帮工和无地家庭的人口数已经超过自耕农和佃农的人口数，而前者构成了农业阶级的下层。

(21) 关于大地块圈地的总体考察, 参见Helmfrid, S., "The Storskifte, Enskifte and Lagaskifte in Sweden: General Features," Geografiska Annaler B, 1961, Vol. 43, pp. 44-53。关于思科讷省的大地块圈地运动, 参见Weibull, C. G., Skånska Jordbrukets Historia　intill 1800-talets Början, Lund, 1923,; Dahl, S., "Storskiftets och enskiftets Genomförande i Skå," Skania, 1941, Vol. 16, pp. 86-97；Dahl, S., Toran och bara-Studier i Skanes Bebyggelse-och Naringsgeografi Före 1860 (Meddelanden från Lunds Universitets Geografiska Institution, Avhandlingar 4), 1942, p. 84, 180。

(22) 除了Dalarna和Norrland两省，至1807年,瑞典其他所有地区都受到单个地块圈地法规的约束。

(23) Åberg, A., När Byarna Sprängdes, Stockholm, 1953, pp. 65－72.

(24) Åberg, A., När Byarna Sprängdes, Stockholm, 1953, pp. 74－75.

(25) 参见Dahl, S., Toran och bara-Studier i Skanes Bebyggelse-och Narings geograf iFöre 1860 (Meddelanden från Lunds Universitets Geografiska Institution, Avhandlingar 4), 1942, pp. 186－188, 214; Utterströ, G., Jordbrukets Arbetare: Levnadsvillkor och Arbetsliv på Landsbygden från Frihet stiden till Miten av 1800-talet (2 vols), Stockholm, 1957, Vol .Ⅰ, pp. 574－575; Kristofferson, A., Landskapsbildens Förändringar i Norra och Östra Delen av Fars Härad under de Senaste Tvä Hundra Åren, Lund, 1924, pp. 96－99。

(26) Åmark, K., Spannmålshandel och Spammmålspolitik i Sverige 1719－1830, Stockholm, 1915, pp. 360－362。虽然1812年后有所回落和波动, 但是物价仍然持续几年高于1803年的水平。

(27) Dahl, S., "Storskiftets och enskiftets Genomfärande i Skå,"Skania, 1941, Vol. 16, pp. 86－97，正对着96页的地图。

(28) 修补地块圈地是单个地块圈地的一种改良形式，旨在鼓励瑞典部分地区进行圈地，这些地区的地形使得分配给每一个村民比较单一的地块难以实现。修补地块圈地的法律允许农民必要时持有的土地多于一块。

(29) 关于较为完整的表述，参见Pred, A., Becoming Places, Practice and Structure: the Emergence and Aftermath of Enclosures in the Plains Villages of Southwestern Skåne 1750－1850, Cambridge, forthcoming。

(30) Solberg, M., "Folklivet på Söderslätt under Senare Hälfen av 1700-talet (document from176?)" Historisk Tidskrift for Skåneland, 1915－1916, Vol. 6, p. 391; Swanander, J.F., Bara Härad i Slutet av 1700-talet, Lund, 1958 [1796], pp. 91－92; Bruzelius, N.G., Allmogelivet i Ingelstads Härad i Skåne under Slutet av Förraoch Början av Detta Arhundrade, Lund, 1978 [1876], p. 46。一个农户家里的雇佣帮工人数通常随家庭周期和季节而变化（例如，冬季常常雇佣额外的打谷帮工）。较大的农户家里通常有两个额外的帮手外加一个女仆。参见Hanssen, B., "Hushallens Sammansättningi Österlenska Byar under 300 ar-En Studie i Historisk Strukturalism," RIG, 1976, Vol. 59, p. 34ff; Löfgren, O., "Family and Household among Scandinavian Peasants: An Exploratory Essay," Ethnologica Scandinavica, 1974, Vol. 1, pp. 23－24。

(31) Solberg, M., "Folklivet på Söderslätt under Senare Hälfen av 1700-talet (documentfrom 176?)" Historisk Tidskrift for Skåneland, 1915－1916, Vol. 6, p. 404; 参见Nicolovius, Folklivet i Skytts härad i Skånevid Början av 1800 Talet, Stockholm, 1957 [1847], p. 18; Bringéus, N-A., "Mat och Måltid i Skånska Bondehem: en Oversikt," Skånes Hembygdsförbund Årsbok, 1971, p. 27; Utterström, G., Jordbrukets Arbetare: Levnadsvillkor och Arbetsliv på Landsbygden från Frihetstiden till Miten av 1800-talet (2vols), Stockholm, 1957, Vol. 1, pp. 720－721。

(32) von Linné, C., Skånska Rea på Höga Överhetens Befalling Föröttad ar 1749, Stockholm, 1959 [1751], pp. 184, 204－206; Bruzelius, N.G., Allmogelivet i Ingelstads Härad i Sköne under Slutet av Förra och Början av Detta Arhundrade, Lund, 1978 [1876], p. 64; Lönqvist, N., Berättelse om Bara härad 1775, Lund, 1924 [1775], p. 6; Solberg, M., "Folklivet på Söderslätt under Senare Hälfen av 1700-talet (document from 176?)," Historisk Tidskrift for Skåneland, 1915－1916, Vol. 6, p. 392; Hallenborg, C., "Anmärkningar till Carl von Linnes Skanska resa [document from 1752－175?]," Historisk Tidskirft för Skåneland, 1910－1913, Vol. 4, pp. 297-298, 352; Hanssen, B., Österlen-Allmoge, köpstafolk & Kultursammanhang vid Slutet av 1700-Talet i sydöstra Skåne, Ystad, 1952, pp. 24－26; Nordholm, G., Skånes Åldre Ekonomiska Geogråfi (Meddelanden från Lunds Universittets Geografiska Institution, Avhandlingar 51), 1967, Vol. Ⅰ, p. 109; Campbell, Å., Skönska Bygder under Förra Hälften av 1700-Talet, Uppsala, 1928, p. 41.新鲜青草和干草供应短缺，因为村落通常非常致力于粮食耕作,只留下一小块区域作为共有草地。无人照料的休耕土地上生长堆积的灌木丛促使村民使用大批的役畜。也见Nicolovius, Folklivet i Skytts härad i Skåne vid Början av 1800 Talet, Stockholm, 1957 [1847], p. 19; Lônqvist, N., Berättelse om Bara härad 1775, Lund, 1924 [1775], p. 6; Thunell, E., Livet på Kabbarp 1 & 6: 1814－1864, Lund, 1952, p. 18; Hanssen, B., Österlen-Allmoge, köpstafolk & Kultursammanhang vid Slutet av 1700-Talet i sydöstra Skåne, Ystad, 1952, p. 34。

(33)  Bruzelius, N.G., Allmogelivet i Ingelstads Härad i Skåne under Slutet av Förra och Början av Detta Arhundrade, Lund, 1978 [1876], pp. 19, 62; von Linné, C., Skånska Rea på Höga Överhetens Befalling Förättad ar 1749, Stockholm, 1959 [1751], pp. 146, 246; Hallenborg, C., "Anmärkningar till Carl von Linnes Skanska resa [document from 1752－175?]," Historisk Tidskirft för Skåneland, 1910－1913, Vol. 4, pp. 319, 339; Wigström, E., Allmogeseder i Rönnebärgs Härad i Skane pa 1840-talet, Stockholm, 1891, p. 18; Dahl, S., Toran och bara-Studier i Skanes Bebyggelse-och Naringsgeografi Före 1860 (Meddelanden från Lunds Universitets Geografiska Institution, Avhandlingar 4), 1942, p. 123.

(34) Lönqvist, N., Berättelse om Bara härad 1775, Lund, 1924 [1775], p. 6; Bruzelius, N.G., Allmogelivet i Ingelstads Härad i Skåne under Slutet av Förra och Början av Detta Arhundrade, Lund, 1978 [1876], p. 73; Löfgren, O., Arbetsfördelning och Könsroller i Bondesamhället Kontinuitet och Förändring, Lund, 1975, p. 6.

(35) Lönqvist, N., Berättelse om Bara härad 1775, Lund, 1924 [1775], p. 6; Bruzelius, N.G., Allmogelivet i Ingelstads Härad i Skåne under Slutet av Förra och Början av Detta Arhundrade, Lund, 1978 [1876], pp. 73－74; Hanssen, B., "Hushallens Sammansättning i Österlenska Byar under 300 ar-En Studie i Historisk Strukturalism," RIG, 1976, Vol. 59, pp. 35－49; Gustafsson, B., Manligt-kvinnligt-kyrkligt in 1800 Talets Svenska Folkliv, Stockholm, 1956, p. 40.

(36) Nicolovius, Folklivet i Skytts härad i Skåne vid Början av 1800 Talet, Stockholm, 1957 [1847], pp. 16, 45; Solberg, M., "Folklivet på Söderslätt under Senare Hälfen av 1700-talet (document from 176?)" Historisk Tidskrift for Skåneland, 1915－1916, Vol. 6, p. 407; Wigstr.m, E., Allmogeseder i Rönnebärgs Härad i Skane pa 1840-talet, Stockholm, 1891, p. 10.即便农民的妻子在家里和家周围有相当大的定义计划和角色分配权, 她们也没有太多法定权力。Frykman, J., Horan i Bondesamhället, Lund, 1977, p. 189。

(37) Frostin, E., "Byalag i Färs härad," Skånes Hembygdsförbund-Årsbok, 1932, pp. 1-22；Bruzelius, N.G., Allmogelivet i Ingelstads Härad i Skåne under Slutet av Förra och Början av Detta Arhundrade, Lund, 1978 [1876], pp. 63－64 and 73－75; Solberg, M., "Folklivet på Söderslätt under Senare Hälfen av 1700-talet (document from 176?)" Historisk Tidskrift for Skåneland, 1915－1916, Vol. 6, pp. 394, 397; Nicolovius, Folklivet i Skytts härad i Skåne vid Början av 1800 Talet, Stockholm, 1957 [1847], p. 38; Åberg, A., När Byarna Sprängdes, Stockholm, 1953, pp. 20－23.

(38) Dahl, S., Toran och bara-Studier i Skanes Bebyggelse-och Naringsgeografi Före 1860 (Meddelanden från Lunds Universitets Geografiska Institution, Avhandlingar 4), 1942, pp. 98, 100, 130; Bruzelius, N.G., Allmogelivet i Ingelstads Härad i Skåne under Slutet av Förra och Början av Detta Arhundrade, Lund, 1978 [1876], p. 62.

(39) Engström, B., Byalagen i Bara härad, Lund, 1928, pp. 24－35；Engström, B., "Åldermansskifte och Bystämma i Skånska och Danska Byar," Fataburen, 1927, pp. 18－39；Nilsson, A., "Ur ett Skånskt Byarkiv," Svenska Kulturbilder, Vol. 12, 1938, pp. 278, 282；Erixon, S., Byalag och Byaliv, Stockholm, 1978, p. 43；Frostin, E., "Byalag i Färs härad," Skånes Hembygdsförbund-Årsbok, 1932, pp. 1－22；Bruzelius, N.G., Allmogelivet i Ingelstads Härad i Skåne under Slutet av Förra och Början av Detta Arhundrade, Lund, 1978 [1876]；Nicolovius, Folklivet i Skytts härad i Skåne vid Början av 1800 Talet, Stockholm, 1957 [1847], pp. 65－68。虽然1742年的皇家法令想要统一各个村落的规章，但是相当多的地区和地方差异仍然保留了下来。参见Hellspong, M. and Löfgren, O., Land och stad, Lund, 1974, pp. 64－65。

(40) Engström, B., Byalagen i Bara härad, Lund, 1928, p. 22；Hanssen, B., Österlen-Allmoge, köpsta folk & Kultursammanhang vid Slutet av 1700-Talet i sydöstra Skåne, Ystad, 1952, p. 50；Frykman, J., Horan i Bondesamhället, Lund, 1977, p. 196.

(41) Campbell, Å., Skånska Bygder under Förra Hälften av 1700-Talet, Uppsala, 1928, pp. 18－33；Löfgren, O.,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Scandinavian Peasantri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80, Vol. 9, pp. 196－197；Åberg, A., När Byarna Sprängdes, Stockholm, 1953, p. 20；Åmark (1915) pp. 301, 211－213；Hanssen, B., Österlen-Allmoge, köpstafolk & Kultursammanhang vid Slutet av 1700-Talet i sydöstra Skåne, Ystad, 1952, p. 273.

(42) 参见Heckscher, E.F., "Skiftesreformen under 1700-talet än en Gång," Ekonomisk Tidskrift, 1946, Vol. 48, pp. 45－51; Erixon, S., "Bebyggelsestruktur och Bysamfällighent i Sverige," Nordisk Kultur, 1956, Vol. 13, p. 283; Sporrong, U., Jordbruk och Landskapsbild, Lund, 1970, p. 40; Campbell, Å., Skånska Bygder under Förra Hälften av 1700-Talet, Uppsala, 1928, p. 51; Dahl, S., Toran ochbara-Studier i Skanes Bebyggelse-och Naringsgeografi Före 1860 (Meddelanden från Lunds Universitets Geografiska Institution, Avhandlingar 4), 1942, pp. 84, 187 and 211。

(43) Von Rosen, G., "…till Kungl. Kammarskollegium [document from 1805]," Historisk Tidskrift för Skåneland, 1908－1909, Vol. 3, pp. 197－198；Thunell, E., Livet på Kabbarp 1 & 6: 1814－1864, Lund, 1952, p. 12；Dahl, S., Toran och bara-Studier i Skanes Bebyggelse-och Naringsgeografi Före 1860 (Meddelanden från Lunds Universitets Geografiska Institution, Avhandlingar 4), 1942, p. 188.

(44) Erixon, S., "Svenskts Byliv," Självstyrelsen i svenskt samhällsliv, 1934, pp. 38, 43; Frostin, E., "Byalagi Färs härad," Skånes Hembygdsförbund-Årsbok, 1932, p. 19; Engström, B., Byalagen i Bara härad, Lund, 1928, p. 31; Lönqvist, N., Berättelse om Bara härad 1775, Lund, 1924 [1775] , p. 3; Bruzelius, N.G., Allmogelivet i Ingelstads Härad i Skåne under Slutet av Förra och Början av Detta Arhundrade, Lund, 1978 [1876], p. 74.

(45) Hanssen, B., Österlen-Allmoge, köpstafolk & Kultursammanhang vid Slutet av 1700-Talet i sydöstra Skåne, Ystad, 1952, pp. 17, 49 and 60.

(46) Von Rosen, G., "…till Kungl.Kammarskollegium [document from 1805]," Historisk Tidskrift för Skåneland, 1908－1909, Vol. 3, pp. 199, 302－305；VonLinné, C., Skånska Rea på Höga Överhetens Befalling Förättad ar 1749, Stockholm, 1959 [1751], pp. 168, 207－208, 236, 389, 427；Hallenborg, C., "Anmärkningar till Carl von Linnes Skanska resa [document from 1752－175?]," Historisk Tidskirft för Skåneland, 1910－1913, Vol. 4, pp. 331－332, 336, 369；Swanander, J.F., Bara Härad i Slutet av 1700－talet, Lund, 1958 [1796], pp. 87, 90；Barck, J., "En Berättelse om Jordbruket i Malmöhus Län [Document from 1759]," Historisk Tidskrift för Skåneland, 1904－1908, Vol. 2, p. 375；Solberg, M., "Folklivet på Söderslätt underSenare Hälfen av 1700－talet (document from 176?), " Historisk Tidskrift for Skåneland, 1915－1916, Vol. 6, pp. 388-390；Bringéus, N-A., "Mato ch Måltid i Skånska Bondehem：en Oversikt," Skånes Hembygds förbund Årsbok, 1971, pp. 44－45；Dahl, S., Toran och bara-Studier i Skanes Bebyggelse-och Naringsgeografi Före 1860 (Meddelanden från Lunds Universitets Geografiska Institution, Avhandlingar 4), 1942, pp. 154, 163；Hanssen, B., Österlen-Allmoge, köpstafolk & Kultursammanhang vid Slutet av 1700-Talet i sydöstra Skåne, Ystad, 1952, pp. 139－383.

(47) 参见sterud, O., Agrarian Structure and Peasant Politics in Scandinavia: A com parative Study of Rural Response to Economic Change, Oslo, 1978.

(48) 参见Hanssen, B., "Hushallens Sammansättning i Österlenska Byar under 300 ar-En Studie i Historisk Strukturalism," RIG, 1976, Vol. 59, p. 50; Hanssen, B., Österlen-Allmoge, köpsta folk & Kultursammanhang vid Slutet av 1700-Talet isydöstra Skåne, Ystad, 1952, p. 204.

(49) Bringéus, N.-A., "Tradition och Förandring i 1800-Talets Skånska Lanthushållning" in Björklund, C. and Lindbom, G., eds., Kristianstads läns Hushållnings Sällskap 1814－1964, Kristianstad, 1964, pp. 93－94.

(50) 某些无地农民能够在村里的照顾下保留小块土地，但其他无地农民只能从刚划分成型的土地的较贫瘠部分中获得有限的小片土地。Utterström, G., Jordbrukets Arbetare: Levnadsvillkor och Arbetsliv på Landsbygden från Frihetstiden till Miten av 1800-talet (2 vols), Stockholm, 1957, Vol. 1, pp. 574－578; Dahl, S., Toran ch ara-Studier i Skanes Bebyggelse-och Naringsgeografi Före 1860 (Meddelanden från Lunds Universitets Geografiska Institution, Avhandlingar 4), 1942，p. 214ff。也请注意Hoppe的"Enclosure in Sweden: Background and Consequences" (Kulturgeografiskt Seminarium Department of Human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Stockholm), 1981, no. 9/79)一文第35页至38页上关于“生活位置”（livelihood positions）数量变化和圈地运动的论述。

(51) 在单个地块圈地前，农业实践的集约化水平趋向于随着到村落中心的距离增加而降低。Barck, J., "En Berättelse om Jordbruket i Malmöhus Län [Document from 1759]," Historisk Tidskrift för Skåneland, 1904－1908, Vol. 2, p. 374; Kristofferson, A., Landskapsbildens Förändringar i Norra och Östra Delen av Fars Härad under de Senaste Två Hundra Åren, Lund, 1924, p. 5; Åberg, A., När Byarna Sprängdes, Stockholm, 1953, p. 48。

(52) Lägnert, F., Syd-och mellansvernska växtföljder-I De Äldre Brukningssystemens Upplösning under 1800-talet (Meddelanden från Lunds Universitets Geografiska Institution, Avhandlingar 24), 1955, pp. 133－134, 218, 227, 231.

(53) Lägnert, F., Syd-och mellansvernska växtföljder-I De Äldre Brukningssystemens UppLösningunder 1800-talet (Meddelanden från Lunds Universitets Geografiska Institution, Avhandlingar 24), 1955, pp. 212; Dahl, S., Toran och bara-Studier i Skanes Bebyggelse-och Naringsgeografi Före 1860 (Meddelanden från Lunds Universitets Geografiska Institution, Avhandlingar 4), 1942, p. 195.

(54) Utterström, G., Jordbrukets Arbetare: Levnadsvillkor och Arbetsliv på Landsbygden från Frihetstiden till Miten av 1800-talet (2 vols), Stockholm, 1957, p. 54.

(55) vonLinné, C., Skånska Rea på Höga Överhetens Befalling Förättad ar 1749, Stockholm, 1959 [1751], p. 269; Hallenborg, C., "Anmärkningar till Carl von Linnes Skanska resa [document from 1752－175?]," Historisk Tidskirft för Skåneland, 1910－1913, Vol. 4, p. 345; Barck, J., "En Berättelse om Jordbruket i Malmöhus Län [Document from 1759], " Historisk Tidskrift för Skåneland, 1940－8, Vol. 2, p. 373.

(56) Nicolovius, Folklivet i Skytts Härad i Skåne vid Början av 1800 Talet, Stockholm, 1957 [1847], p. 20; Dahl, S., Toran och bara-Studier i Skanes Bebyggelse-och Naringsgeogra fi Före 1860 (Meddelanden från Lunds Universitets Geografiska Institution, Avhandlingar 4), 1942,p.207; Bringéus, NA., "Mat och Måltid i Skånska Bondehem: en Oversikt," Skånes Hembygds förbund Årsbok, 1971, p. 46.

(57) Frykman, J and Löfgren, O., Den Kultiverade Människa, Lund, 1979, p. 179; Frykman, J., Horan I Bondesamhället, Lund, 1977, p. 197; Hellspong, M. and Löfgren, O., Land och stad, Lund, 1974, pp. 81, 138; Löfgren, O., "Family and Household among Scandinavian Peasants: An Exploratory Essay," Ethnologica Scandinavica, 1974, Vol. 1, p. 31; Löfgren, O., Arbetsfördelning och Könsroller I Bondesamhället Kontinuitet och Förändring, Lund, 1975, pp. 7, 241, 28; Löfgren, O., "The potato People: Household Economyand Family Patterns amongthe Rural Proletariat in Nineteenth-century Sweden" in Åkerman, S., Johansen, H.C. and Gaunt, D., eds., Change and change: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in the Baltic area, Odense, 1978, p. 103.

(58) Thunell, E., Livet på Kabbarp 1 & 6: 1814－1864, Lund, 1952, p. 47; Frykman, J and Löfgren, O., Den Kultiverade Människa, Lund, 1979, p. 30.

(59) Fridlizius, G., Swedish Corn Export in the Free Trade Era: Patterns in the Oats Trade 150－1880, Lund, 1957, p. 59; Utterström, G., Jordbrukets Arbetare: Levnadsvillkor och Arbetsliv på Landsbygden från Frihetstiden till Miten av 1800－talet (2 vols), Stockholm, 1957, p. 540.

(60) Bringéus, N. -A., "Tradition och Förandring i 1800-Talets Skånska Lanthushållning" in Björklund, C. and Lindbom, G., eds., Kristianstads läns Hushållnings Sällskap 1814-1964, Kristianstad, 1964, pp. 70－71 and 74; Frykman,J., Horan I Bondesamhället, Lund, 1977, pp. 112－116.

(61) Wigström, E., Allmogeseder I Rönnebärgs Härad I Skane pa 1840-talet, Stockholm, 1891, pp. 14,23; Frödin, J., "Skittesväsende och Jordbrukskrisett tillägg," Ekonomisk Tidskrift, 1946, Vol. 48, p. 198。

(62) Asplund, J., Tid, Rum, Individ och Kollektiv, Stockholm, 1983; Frostin, E., "Byalag I Förs härad," Skånes Hembygdsförbund-Årsbok, 1932, pp. 9 and 11; Bruzelius, N. G., Allmogelivet I Ingelstads Härad I Skåne under Slutet av Förra och Början av Detta Arhundrade, Lund, 1978 [1876], pp. 59 and73; Frykman, J., Horan I Bondesamhället, Lund, 1977, p. 131; 参见Pred, A., "Structuration and Place: On the Beco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1983, VoL. 13, pp. 45－68。

(63) Engström, B., Byalagen i Bara härad, Lund, 1928, p. 16; Engström, B., "Åldermansskifte och Bystämma i Skånska och Danska Byar," Fataburen, 1927, p. 34; Frostin, E., "Byalag i Färs härad," Skånes Hembygdsförbund-Årsbok, 1932, p. 11; Thunell, E., Livet på Kabbarp 1 & 6: 1814－1864, Lund, 1952, p. 53.

(64) Bruzelius, N.G., Allmogelivet i Ingelstads härad i Skåne under Slutet av Förra och Början av Detta Arhundrade, Lund, 1978 [1876], pp. 37 and 40; Hanssen, B., Österlen-Allmoge, köpstafolk & Kultursammanhang vid Slutet av 1700-Talet i sydöstra Skåne, Ystad, 1952, pp. 73－84.

(65) Hanssen, B., Österlen-Allmoge, köpstafolk & Kultursammanhang vid Slutet av 1700-Talet i sydöstra Skåne, Ystad, 1952, pp. 352 and 362－382; Von Linné, C., Skånska Rea på Höga Överhetens Befalling Förättad ar 1749, Stockholm, 1959 [1751], pp. 183, 203, 249, 267 and 318－319; Hallenborg, C., "Anmärkningar till Carl von Linnes Skanska resa [document from 1752－175?]," Historisk Tidskirft för Skåneland, 1910－1913, Vol. 4, pp. 300, 318, 340 and 359; Anckarsvärd, C. H., "En Resai Blekinge och Skåne [document from 1817]," Historisk Tidskrift för Skåneland, 1910－1913, Vol. 4, p. 82; Campbell, Å., Skånska Bygder under Förra Hälften av 1700-Talet, Uppsala, 1928, pp. 19－23 and 44ff.

(66) 例如，Hanssen, B., Österlen-Allmoge, köpstafolk & Kultursammanhang vid Slutet av 1700-Talet i sydöstra Skåne, Ystad, 1952, p. 85; Berg,G. and Svensson, S., Svensk Bondekultur, 1934, p. 165; Frykman, J., Horan I Bondesamhället, Lund, 1977, p. 123。

(67) Areskoug, H., "On Språk och Spräkgränser på Österle," Tumathorps Sanct Knuts Gille Tänkebok, 1949, p. 83; Hanssen, B., Österlen-Allmoge, köpstafolk & Kultursammanhang vid Slutet av 1700-Talet I sydöstra Skåne, Ystad, 1952, p. 88; von Linné, C., Skånska Rea på Höga Överhetens Befalling Förättad ar 1749, Stockholm, 1959 [1751], pp. 82, 96, 252, 271, 290, 300, 308, 385; Ejder, B., Dagens Tider och Måltider, Lund, 1969, pp. 318, 405; Bringéus, N -A., "Matoch Måltid I Skånska Bondehem: en Oversikt," Skånes Hembygdsförbund Årsbok, 1971, pp. 51 and 54.

第十五章　苍蝇和细菌：一种知识地理学

奈杰尔·斯瑞夫特

引言

妈妈：我们得把玻璃门关上，宝贝，这样苍蝇就进不来了。苍蝇会把身上的细菌带进屋。

孩子（当后来被问及细菌是什么时）：苍蝇玩的东西。(1)

在这段小品文中，孩子运用他能够利用的知识来解释了妈妈的禁止。该文显示了本章的中心论题，也就是我们之所知是我们之所思和所为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该文还显示了由这个中心主题派生出且又回归到该论题的两个重要论题。第一，知识具有历史具体性。因此，在1872年以前，关于“细菌”的知识并不存在。(2)妈妈不可能知道细菌的存在，因而孩子原本不必回答向自己询问的人。第二，知识具有地理具体性。即便现在，关于细菌的知识也没有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而在这些没有相关知识的地区，妈妈不必告诉孩子自己不可能知道的事情。

因此，本章构成了建立境遇性社会行动（situatedsocialaction）理论的持续尝试的一部分。这一理论必定既不断同社会结构的在场和不在场交织在一起(3)，也不断同复杂的“结构化”过程中相互冲突的社会群体的频繁骚乱交织在一起(4)，但是我想说，这一理论仍然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关注点。(5)我在别处已经概述了这项计划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人格形成过程研究、社交组织化研究以及知识可得性研究（知识在此被最宽泛地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信息）。(6)由于知识可得性仅仅构成了这项计划的一部分，并且必定关系到其他部分，因此其解释必然涉及某些关于人格形成问题和社交性问题的思考。但在下文中，我的主要关注点是“知识地理学”。

本章分为四节。第一节非常概括地探讨了“知识库”如何逐步建立起来，而第二节描述了历史上构造的知识库内的知识类型；第三节探讨了三个有关知识空间可得性（spatial availability）的案例；而最后一节通过一个政治知识案例研究分析了知识可得性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联。大多数例证取自16世纪至19世纪的欧洲并且局限于通过印刷媒介传播的知识。如此限制考察范围显然有弊端，但是我希望这样做带来的连贯性使得利大于弊。当然，由此必然得出的结论是，任何例证说明都是启发性的而非无遗漏的。

还有两个限定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我对于境遇性社会行动理论的强调意味着，相比对知识可得性的探讨，我对知识生产、分配和流通的探讨非常少。(7)这样做并非是要贬低后者的重要性，而仅仅是要顺应我业已选择的重点：我在此感兴趣的主要是，行动者具有什么知识任其使用。第二个限定与此有密切关联，即知识完全可得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人们依据知识行动，也不意味着知识毋庸置疑或毫无争议。这蕴涵了有关“意识形态”和“霸权”的重要问题，不过在这里我几乎不会触及这些问题。

社会识知（social knowing）与社会无知（social unknowing）

我用社会识知这一术语来指一个社会中知识库(8)的持续创造过程，而一直作为各种社会群体成员的行动者可以在生产、生活以及再生产和改造社会群体 (自己的群体和他人的群体)的生活形式从而最终再生产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利用这些知识库。(9)我将这一创造过程视为一个本质上递归的过程，也就是那些既提供社会结构媒介又提供社会结构结果的实践的产物。(10)

从行动者的视角看

一切行动者群体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洞察”(11)行动和结构的往复流（reciprocal flow）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而这些行动者群体在这一往复流中既是被建构的也是建构性的。但是，无论一种知识是话语建构的产物，还是实践纲要的未被认识的再运用，这些行动者群体运用这种知识的能力都同时受到两个因素限制：第一个正是对实践之生产（production of practices）的经验；第二个是根据后续事件对这种经验的不断检验和重释。这至少涉及四个相互紧密交织的限制。第一，一切行动者的知识都建基于他们各自关于践行一种特定社会系统的独特经验，而理性的力量只能够相对地独立于这种经验基础。交织在这个系统模式中的支配结构、表义（signification）结构和合法化结构阻碍了某些知识的发现，并且能够在可得的知识中形成未被认识的行动条件。第二，一切知识都是用以生产实践并检验、解释、重构从而最终证实实践的特定习性的结果。(12)而这又为后续的经验和经验概念提供了一个特定的视域，这样就设定了一个限制。第三，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一切实践都发生在时间和空间中。人类身体和社会既有的基本物理结构的制约使得知识必须从一系列有限的实践（以及有关这些实践的经验）中生产出来，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不可逆且重复的引导，这种引导通常在分配给每个行动者的历史时期内为思考内容——以及可以获得的思考时间——设置了严格的限制。第四，由于上述三个限制，任何两个行动者都不能够完全地交流知识，而这又设置了第四个限制。如果这两个行动者的经验（例如，都是同一个家庭成员的经验）、习性（例如，都是同一个社会阶级成员）和时空中的位置（例如，都是同一个地区的居民）没有不同，那么交流就会相对容易，而如果这些因素中任何一个存在不同，那么知识传播的可能性就会变小（图15.1）。(13)总之，就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内部可以获得的知识而言，行动者通常只具有这些知识中的一小部分或只有很少的机会获得这些知识，遑论生产和加工这些概念货物（conceptualgoods）的时间。

图15.1　知识和交流（修改自Kreckel, M., "Communicative Acts and Extralinguisti9c Knowledge" in von Cranach, M. and Harré, R., eds., The Analysis of Action：Recen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dvances, London, 1982, Figure2, p. 227）

从社会的视角看

每一个社会都具有一个综合知识库，并且其中某些知识是全体社会成员都可以获得的，但是有一些知识在各种社会群中的分布是有差异的：因此存在一种知识的社会分布。这种分布取决于社会群体结构化的全部为数众多的维度(14)，例如生物差异（性别、年龄、种族等）、阶级（劳资关系）、国家、地区及它们的所有相互关系。

每一个社会以及其中的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对自身生存条件有“洞察”，而洞察程度取决于其可以获得的知识库。我们可以将这种洞察编排整理为五种“无知”（unknowing）（图15.2）。(15)第一种无知是未知的（unknown）“知识”。这是那种因其历史和空间位置而完全不可能为一个社会的成员所具有的知识。(16)如同卡斯托里亚迪（Castoriadis）所指出：将一种历史经验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就是存在于更多历史（more history）之中并成为它的一部分以及存在于社会之中并成为它的一部分。这必然意味着根据一个人自己时代和社会的范畴（这些范畴本身就是历史演化的产物）来思考历史。这也意味着联系某个目标来思考历史，而这个目标就是历史本身。(17)

图15.2　五种无知（修改自Thrift, N., "Limits to Knowledge in Social Theory: Towards a Theory of Practice," Department of Human Geograph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Seminar paper, 1979, Figure 1, p. 27）

第二种无知是未理解的（not understood）知识。也就是说，这种知识不在一个社会或其内部的社会群体或生活在特定地区的社会群体成员的意义框架内。这种理解缺失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如果一个群体的生活形式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另一个群体的生活形式至少部分以话语实践为基础，那么前者理解后者的生活形式就会有困难。威尔斯（H. G. Wells）小说中的一段表述很好地总结了这种无知：

塞朋廷：当我将思想表述给你们听时，就思想在你们头脑中最终有了相应的观念和合适的语词而言，这一思想就在你们头脑中得到了反映。我的思想在你们头脑中用一些语词表达了出来，而这些语词你们似乎听到了——并且你们自己的语言和习惯表达中有这些语词且足以满足需要……

巴恩斯塔波（Barnstaple）：因此……当你进入我们头脑中没有丝毫印象的观念中翱翔时，我们简直什么也没有听见。(18)

第三种无知与第二种无知有密切关系，这种无知就是未探讨的（undiscussed）知识。这种知识是一个社会或其内部的社会群体或生活在特定地区的社会群体成员视为理所当然的知识。这种无知是许多实践知识体系的一个主要特征，但不应被视为这类知识体系所特有的性质。许多科学家认为“科学方法”是一种模型，这说明一种有效“掩盖”一组实践本性、原因和结果的概念系统恰恰被当做一组实践来使用。第四种无知源自知识被积极且有意识地隐藏起来，从而不为一个社会或其内部的某些群体或特定地区的群体所了解。第五种无知源自一个社会或其内部的社会群体或特定地区的社会群体根据以扭曲方式获得的知识进行的扭曲。我们在此必须谨慎区分 (就这种区分是可能的而言)两种扭曲：第一种扭曲源自社会群体的特定生活形式历史及其“传统”信仰体系和知识体系；第二种扭曲是其他社会群体积极的操控过程的一部分。(19)

第一种无知可以视为一个历史常量。其他类型的无知在不同社会和群体中会聚起来形成不同的组合，从而产生出一种知识 (和非知识)的社会分布。(20)

知识类型

我认为，四种主要的知识类型组成了现代社会中社会群体和个体行动者可以利用的知识库。这些知识类型是：（1）无意识（the unconscious）；（2）实践知识；（3）经验知识；（4）“自然哲学”。这些知识类型构成了关于以特定方式安排的特定实践的、松散的“信息集群”，并且这种对实践的强调有两个重要结果。第一，这些知识类型并不应该被认为是源自特殊的合理性形式(21)，也不应该被描述为形而上学或信仰长期变化的产物。例如，有一种解释认为，资本主义或新“机械论哲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17世纪欧洲猎巫运动的衰落。但是：

有两个解释似乎更有说服力。一个解释是，人们不再信任判别女巫的法官的能力并且日益认识到“法庭魔鬼研究”（forensic demonology）程序的不足……另一个解释是，宗教权威的稳定化和领土化使得更为正规和系统的教徒规训和异教控制手段有可能出现。反宗教改革的成功和宗教战争后的互相耗竭与互相稳定状态使得异教被置于宗教“警察”的管控之下。(22)

第二，这些知识类型并没有形成分离的信仰话语或信仰范畴。人类很会修修弄弄，经常将类型似乎完全不同的知识鼓捣在一起。作为时空中行动和思想之分割流的人类行为的本性意味着很少有行动者具有一个发展完善且一致的世界观（而真正将其付诸行动的就更少）。因此，埃塞克斯郡牧师拉尔夫·乔塞林（Ralph Josselin, 1617－1683）的日记表明，他有信心将资本主义的商业计算同加尔文主义的宗教实践和一定程度的巫术信仰结合在一起。(23)如同斯普福德（Spuford）所指出，“学术界极其容易过分强调大多数普通人对于不同信仰范畴的觉察程度或受其干扰的程度”。(24)

无意识的知识

无意识的知识以业已被遗忘但仍然在行动中留有痕迹的实践为基础。如同布迪厄所指出，“无意识从来都只不过是历史本身通过将其产生的客观结构纳入到习性的第二本性（the second natures of habitus）中生产出的历史遗忘”。(25)将无意识解释为一种随历史发展而变化且具有地理差异的现象（更不用说无意识提供的这种知识的变化）是一门迄今几乎不存在的历史和地理心理学的研究领域。(26)

实践知识

实践知识可以定义为那种非正式的 (但并不因此是非建构的)知识，这种知识从观察和行事的经验中习得，而后两者发生在非常具体的情境里和直接的互动中。这种知识还构成了许多社会思想史著述中没有记录的“人类思想的大核心”。(27)

实践知识有四个主要的构成部分。第一，这种知识是未阐明的（unarticulated），也就是说它以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归化的实践为基础，因此这种知识的许多内容现在占据了未探讨的知识——当然也是非编码化知识——的领域。一定要探究实践知识反而就必定不能把握实践知识的要义。(28)第二，实践知识是一种连续且重复的行为流 (flow of conduct)的一部分，后者发生在有限时间内并且以行事为导向。在这个领域中，“我思”与“我能”不可分割，并且长期目标淹没于短期目标之中。第三，实践知识是地方性的，也就是说这种知识在依赖于他人在场的、面对面的直接互动中进行生产和再生产。(29)这种知识深深浸透着历史具体性和地理具体性，从带有特定实践和相关语言用法的地方语境中汲取了资源。那些包含了描述过去实践（及相关实践经验）的名词术语的、关于地方社群的历史解释最清楚地表明这一点。这些解释不仅描述了特定实践的属性，而且也初步呈现了与在具体自然场景中体验一组社会关系相联系的全部实践语言（language of practice）和语言实践（practice of language）的一丝痕迹。最后，实践知识倾向于以有机类比或比喻为基础，并且由于第三个构成部分，这些类比或比喻通常以接近程度为基础。

类比和比喻在实践知识体系中的重要性不应该因二者作为例示社会关系的身体行动模式和互动模式的相关物发挥作用而被低估。例如，在下面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比喻在一个非洲村落中如何被用以确定经济合作模式和交易模式，而后者构成了当地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

塞拉利昂的库兰科人（Kuranko）用kile一词（“路径”或“道路”）比喻社会关系。例如，nyendan bin to kile a wa ta an segi这句格言描述了这样一种状况：当你沿路前行经过路上一种特殊的青草（用作盖茅屋）时，它会折弯回一边，而当你沿路返回经过它时，它又会折弯回另一边。一条道路上的青草的这种来回运动被用来比喻一个社群中人、货物和服务的运动；这是在比喻一种互惠互利。因此，在库兰科语中，人们常用kile ka na faga亦即“以便道路畅通”这一习语来解释赠与礼物（特别是向姻亲）的原因。但是，如果姻亲或邻里间关系紧张，人们就常常说“他们之间的道路不好”（kilenyuma sante ma），而如果一个人让他的朋友失望，人们就会评论说a ma kile nyuma tama a boma（“他和其朋友没有走上一条好的道路”）。(30)

实践知识体系常常是极其复杂的。(31)但是，在这些体系中，各种现象间建立的关联必须以已知世界为基础，以便对知识的限制能够发挥作用。查普曼（Chapman）给出了如下例子：

达特（Dutt）列出了比哈尔人（Bihar）持有的一些信念或认为的一些征兆，这些信念和征兆与害虫对农作物的侵害有关。他特别指出，有许多农民相信某些毛虫随雨水从天而降，因此整治这类病虫害的措施通常是宗教性的。他们之所以会持有这种信念是因为毛虫在多云和有雨的天气里从虫卵中孵化出来，而他们并不明白毛虫的生命周期。众所周知，人是女人生的，牛犊是母牛生的，但是那里没有人明白飞蛾产下了虫卵，虫卵孵化出了幼虫，幼虫变成蛹，而蛹又变成了飞蛾，这是一个生命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过程。将害虫与天气状况联系起来是明智的，一个人只有拥有可以拒斥这个解释的“平衡框架”才会对这个解释不满意。(32)

经验知识

经验知识库的逐步建立是知识总体合理化过程的结果(33)，这一合理化过程有一种双重解读：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以系统的方式组织知识。经验知识同实践知识 (二者有很多类似之处)一样致力于了解掌握生存条件，但是这种知识的运用却发生在一个学习过程中，而这一过程不仅是积累性的，而且在广大的空间维度和较长的时间维度上 (特别是被现代国家和经济机构)系统化和协调化了。现代国家建基于与人口监测 (也就是，收集人口信息，监督人口以及刻画人口特征以便对其进行监督)相联系的各种实践，因而一开始组建正规的工作队伍并系统登记出生和死亡人口，经由人口普查和指纹识别，最后建立现代计算机数据库。同样，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建基于劳动过程的协调和复杂的商品交换，而二者都需要广泛地收集系统知识，因而一开始进行复式记账，经由现代会计核算，最后同样建立计算机数据库。在这两种情况下，相关实践产生的机构都形成了一个储存、接收和传播知识的时空存储位置网络。学校体系形成了这个网络中的一组至关重要的节点。(34)

那么经验知识的重要特征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经验知识具有异动性（heterodynamic）(35)，也就是说这种知识是凭借行动者的阶级身份以及其他社会群体获得的；并且经验知识会被距离化（distanciated）(36)，也就是说这种知识已经同其描述的经验和事件在时空上分离了。就获得过程而言，经验知识并不依赖于人们的直接在场，但是这种知识的传播所借助的机构和技术使得人身接触可以被回避或专门针对特定的信息“包”。这两个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经验知识的同质化和客观化特征。

我认为，经验知识的首要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书写语词（written word）(37)，但是也并且尤其依赖于印刷术的发明（和现代图书）所产生的实践。大多数评论者都低估了这一媒介的重要性，因此我打算对此进行详细讨论。印刷术的发明对可得知识库以及知识类型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点可以通过探究实践素养（practical literacy）系统得到表明，后者历史上一度是实践知识系统和经验知识系统之间（以及口述文化和读写文化之间）的过渡形式。(38)在印刷术发明之前，这些实践素养系统——通常与一个扩张国家的新兴官僚机构收集统计数据和传达命令有关——必定因抄写员的使用而受到严格的限制。(39)“如同地理空间的延伸因赫拉克勒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而受阻，知识本身的传播也因抄写数据库容量有限而受阻。”(40)

印刷术的发明改变了这一切。(41)第一且最为显著的是，可得知识库迅速扩大，这不仅体现在知识的绝对量上，而且体现在任一地点的可得知识量上。第二，知识的编码成为可能并且因知识的膨胀变得十分必要。第三，对于许多人而言，不同知识项目之间的参照、比较和选择第一次成为可能且变得可行。例如，许多文本不必抄写就可以会聚在同一地点。第四，知识变得更为准确。知识的编码和比较加上连续抄写导致的错误被消灭使得知识变得更为准确。第五，文献资料库也开始逐步建立起来，这使得人们能够通过阅读学习，也就是学习远处的技能，而不是在互动中学习。这几点都是经验知识的关键特征。

当然，经验知识能够作进一步的划分，因而我现在将根据与实践知识的接近性（propinquity）确认经验知识的三个主要子集。第一个子集是现在渗透到经验知识出现之前已经进行的全部实践中的那种经验知识（并且这些实践无须这种知识原则上也可以进行）。这些实践已经通过经验知识的运用以及借助经验知识对它们的学习被系统化了。这种知识涉及的范围很广，可从园艺和厨艺书籍中的知识一直延伸到通过媒体传播的关于政治和时事的知识。第二个子集是以直接致力于再生产国家和经济的全部实践为导向的那种知识，这些实践的存在与经验知识的存在密不可分。这个子集将涉及对某些具体实践——例如，法律、城市规划和工程技术——知识的收集和编码。这种经验知识构成了大多数“职业”的基础，而这几乎丝毫不令人奇怪，因为从历史上看，专业是最早用以将一种知识体系从实践知识中区分出来的手段之一，并因此使专业人员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尊重和经济与社会承认。(42)第三个子集是自然科学的限制经验模型（这实际上是一组关于实践进行方式的指令）产生的知识。许多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以及大多数自然科学都会产生这种知识，并且这种知识源自完全以实用性为导向的实践。这种知识正是“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实践产生的那种知识：(43)

常规科学是科学事业的关键；常规科学是知识不断生成和积累的途径。但是常规科学绝不是一种根本的创新活动。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既定科学生活形式的日常运作，按照公认标准指示的方法运用公认的程序，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设定了既有知识的正确性。(44)

自然哲学

第三种知识类型（经验知识）与从“自然哲学”中搜集的知识相互有重叠。我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使用“自然哲学”这一概念，指试图把许多不同的知识体系统一为一个整体——关于知识的知识整体——的知识。(45)它至少具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特征。首先，自然哲学需要大量时间吸收不同的知识体系并将它们综合起来。(46)如同祁克果（Kierkegaard）所指出，“生活只有在事后才能被理解，但是生活却必定向前延续”。其次，尽管自然哲学可能是一项实践的一部分，但是它与眼下的实践需要仅具有间接的关系。再次，自然哲学的内容与思考可以借助何种知识（无论是实践知识、经验知识还是自然哲学）进行有关。例如，随着可以借以进行思考的对象变得更为复杂，知识可以建基其上的类比或比喻类型也变得更为复杂。因此，“据说，亚里士多德根据马匹牵引运货车来思考因果效应，而伽利略则认为天体类似于在没有摩擦力的海洋里航行的船只”。(47)但是，蒸汽机（机器）、显微镜（无限小）和望远镜（无限大）的类比以及其他许多类比现在已经可以使用。(48)严格来说，我们的世界图像已经机械化了。

知识类型与知识可得性

知识可得性对于自然哲学的形式和内容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并且实际上对知识类型也有同样重要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具体地确定这种可得性。我将通过探讨魔法的基础来完成这项任务，因为既然魔法涉及“弥补技术限制留下的鸿沟”(49)，那么魔法就完全可以视作控制生存条件的一种企图。

社群生活方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于其最简单的“魔法”。这是一种实践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在这个体系中，对于魔法的解释和社群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二者相互证实对方，从而实现共赢。(50)实践就是语词，而语词也就是实践。这种魔法在17世纪的英国仍然存在：

几乎每一个英国村落都有自身的“巫师”，也就是白魔法师，他告诉那些被抢劫的人如何拿回自己的财物，告诫人们什么时间或季节适于旅行并且预言未来。持有这种信念的人并不局限于没有受过教育的村民。(51)

但是，与此同时，在英国还存在另一种魔法，这种魔法因被认为出自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us）之手的文献于15世纪被发现而在大学和宫廷得到了“复兴”。(52)这种被认为建基于埃及人的魔法宗教的赫尔墨斯传统（Hermetic tradition）异常迅速地传播开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新的印刷媒介）。那些以占星术和炼金术广为人知的知识体系也随之更加兴盛起来。(53)这三种知识体系和“科学”体系的划分界限是不明确的。一边是将科学发现吸收进其著作的魔法师：布鲁诺，他将哥白尼的发现视为赫尔墨斯主义（Hermetism）的证明；托马索·康帕内拉（Tomaso Campanella），他愿意承认一类“真正的人工魔法”（例如，机械雕像）存在(54)；占星家和药草师尼古拉斯·卡尔佩珀（Nicholas Culpeper），他利用当时发明不久的对数辅助计算工作；以及对数的发明者约翰·纳皮尔（John Napier），据说他最重视对数是因为后者加快了他对神秘数字666的计算，这个数字是《新约·启示录》中兽的数目。(55)另一边是艾萨克·牛顿，他并非被描述成“理性时代的第一人”，而是被描述成“最后一个魔法师”；并且他留下了数百页关于炼金术的未发表手稿，而他研究数学是为了理解占星术。(56)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大量收集观察资料以便重新绘制夜晚天空图，这主要是出于占星的需要；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罗伯特·波尔（Robert Boyle）运用占星计算来发现“最适于种植牡丹的”时间(57)。这些关联已经足以表明“实践科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从人们对魔法的重新关注中发展起来的”。(58)

魔法、占星术和炼金术消亡的原因是复杂的。一个原因是，它们在英国遭到一种宗教反对，这种宗教自身具有一种与之竞争的世界体系，并且总是与一种不同的“合理性”联系起来；另一个原因是，当与其他体系（这些体系此前并不存在）比较时，魔法越来越不能够发挥作用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实践和经验知识体系逐渐运用自如，这开始证实了这种世界观而不是以“魔法”为基础的世界观。但是我们可以合理地追问：

接受机械论哲学的环境是否从一开始就允许将意识形态因素吸收进这种哲学，而这些因素现在已经成了这种哲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完全拒斥魔法师的方法是否也许已经关闭了某些原本可以敞开且对科学有利的大门。用贝纳尔（Bernal）的话说，科学不仅是“有序的技术”，而且也是“合理化的神话”。(59)

魔法兴衰的案例说明了两个主要论题。

第一，实践知识、自然哲学以及经验知识之间的关联绝不是单向的：从自然哲学到经验知识等知识类型，最终到老百姓。例如，实践知识能够介入到经验知识或自然哲学的构建，并且这可能以最意外的方式出现。因此：

在孟加拉以及中国，都存在用手指蘸墨水或焦油在信件和文件上按手印的习俗：这可能是源自占卜实践的知识所致。1860年，孟加拉胡格利（Hooghly）的地区行政长官威廉·赫歇尔（William Herschel）爵士偶然遭遇这种在当地人当中常见的习俗，看到了它的用途，于是想利用这个习俗来改善英国行政管理运作……但实际上……对某些这类识别手段的需求却大量存在：在印度以及其他英国殖民地，原住民都不识字，好争论，很狡猾，不诚实，在欧洲人看来没有什么区别。1880年，赫歇尔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宣布，经过17年的试验，指纹识别正式被官方引入胡格利地区，并且已经使用了三年，取得了最佳效果。帝国行政官员已经接收了孟加拉人的……知识并利用这种知识来对付他们。(60)

弗兰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看到了赫歇尔在《自然》上发表的文章，将其与普契尼（Purkyné）的理论工作结合起来，从而把指纹识别引入了英国和世界其他地方。

第二，魔法的案例表明，包括“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在内的一切行动者只能够用他们所具有的知识工作，并且这些知识影响了他们对“合理性”的认识和塑造。如同托马斯（Thomas）所指出：

如果魔法行为是不起作用的宗教仪式，仅仅是人们在遇事全然无助时的一种不得以之举，那么我们将如何归类那些我们笃信但后来却又显示出无用的“科学”治疗法呢？这就是盖伦派医学（Galenic medicine）的命运，这种医学在16世纪是民间医疗技术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这也是现今许多医学的命运。社会学家已经注意到，当代的医师和外科医生从事许多非手术治疗的仪式实践。(61)

而且：

16世纪和17世纪的所有证据都暗示，普通人从来没有系统地区分魔法和医学……那个说自己从来不“相信”医生的现代工人阶级女性承认病人实际上仍然带有一种本质上未定型的忠诚。病人对自身治疗过程基本原理的了解通常并不比委托人对巫师的了解多。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明确区分“科学”与魔法……如果魔法被定义为当不能利用有效技术时运用无效技术来减轻焦虑，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社会都从来没有摆脱魔法的影响。(62)

在日常生活中，每个行动者通过持续的修修弄弄经常将这些知识类型轻易地拼凑在一起，而这种修修弄弄被封闭在每个人的日常行为之中。然而，这并不是说，这其中没有任何问题；并且印刷知识在空间上和对于社会群体的可得性变化使得问题更加复杂。

社会识知和社会无知的地理学

这一节的目的有两个：第一，确定各种类型知识（尤其是经验知识）的分布存在空间变化；第二，确定在那些更为突出的模式的制约下，每个位置上存在的不同社会群体对于组成其知识库的各种知识获取机会不同——简言之，不同类型的知识在空间上具有一种社会分布。我一开始探讨的两个例证源自17世纪和18世纪，那时知识分布仅仅因印刷术和大规模国立学校教育体系兴起而变得复杂，没有受到其他媒体的影响。接着，我将试图表明知识的空间变化在19世纪和20世纪越来越大，这反映出社会的空间组织和知识的社会分布发生变化。

在16世纪中期，经验知识通过印刷书籍变得可以广泛传播。这种新媒介改变了阅读、书写和学习的技术和特征以及阅读、书写和学习的可能内容。印刷书籍兴起迅速。据估计，甚至在1550年前，欧洲印刷的书籍已经有两千万册；而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印刷书籍增加了一亿五千万到两亿册。(63)这些书籍显然并非专供上流社会消费，尽管只要成本和读写能力（literacy）的限制存在，书籍消费就同样显然会以上流社会为导向。这些书籍本身涉及异常广泛的主题，从祈祷手册和灵修文学到学术文献和教科书，直至祈祷书和改写的中世纪传奇故事。但是到15世纪90年代，廉价书或“通俗读物”已经在法国出现。这些读物在17世纪早期获得了较广大的读者群，当时它们以小蓝纸面书籍的形式出现，大量联合在一起的小商小贩以每本两个苏（sous）的价格出售这种书籍。这些书籍以“蓝皮书库”（Bibliothèque bleue）著称，是法国许多历史研究的主题。(64)近来，一种类似的英国文学开始围绕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便宜的通俗读物这一主题逐渐兴起，这使得我们有可能就这个时期英国各种知识的空间分布进行一番探讨。(65)

卡克斯顿（Caxton）于1476年在英国创立了第一家印刷出版社。到16世纪时，通俗读物已经出版发行；到17世纪时，“关于新闻、宗教宣传、占星预测和忠告、歌谣、轰动事件和色情内容的印刷小册子开始稳定发行”。(66)大众基础教育的快速发展（至少直到王政复辟时代）尤其导致了发行量的增长。因此到17世纪末，英国社会发生了如下转变：

甚至一个来自相对贫穷家庭的小男孩到六岁或八岁时已经接受了一两年的教育。从历史上看，他几乎不抛头露面的姐姐有时接受教育，学习识字。如果一个小男孩上学上到七岁，他就能够认字；如果他上到八岁或最晚到九岁，他就能写字。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能够弄懂小商贩带来的便宜出版物。在这两种情况下，他的精神状况都经历了巨大而又十分重要的变化。(67)

这种文学作品的影响是双重性的。第一，它表明口述主导的文化开始逐步过渡到印刷文化，而实践学习和实践推断逐步过渡到更为合理、系统和距离化的世界观。但这种过渡是非常缓慢的；必须记住，许多通俗读物旨在服务于大声朗读，而还有许多只不过是将口述传统转录进印刷品。(68)第二，通俗读物是传播新经验知识的一种手段。在这里，年鉴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例子。据估计，到17世纪60年代时，英国每年生产40万本年鉴；每三个家庭中就有一个购买一本年鉴。(69)这种年鉴不仅仅是占星预测和农历的资料来源。它们提供了关于宗教和社会的信息，尤其是提供了关于占星术（包括就建筑工具和罗盘给出的忠告）、数学和医学的信息从而“在新科学的普及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7世纪尤其如此”。(70)这些年鉴也成为通常可获得的政治、历史（通常是关于世界的简要历史）和地理信息的唯一系统来源。例如，“在17世纪下半叶，《白皮书》（White）每年向其读者提供一份简单的英国地图，该地图可以表明英国的边界线”。(71)

但是如图15.3所表明，这种知识的空间分布是不断变化的。(72)一般而言，那些住在大城市外围区域的人不仅更可能缺少学校教育，而且更可能相对缺乏阅读材料。他们进行比较和对比的能力以及摆脱经验世界束缚的能力因此大为受到限制，尽管经由小商贩销售的“通俗读物已经可以为需要它们的读者所获得，即便这些读者身处偏远的地区”。(73)

当我们思考比年鉴所提供的经验知识更为系统且通常可得性较小的经验知识时，阶级作为考虑因素就更有理由进入我们的探讨之中。为了表明这一点，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18世纪，投向那个卓越的启蒙出版冒险事业，也就是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74)，这部丛书从1751年出版的第一卷开始就试图：

根据理性单独确定的界限绘制知识世界的地图。如同该书的标题页所宣称，它自封为“科学、艺术和手工艺的理性词典”——也就是说，用理性的标准衡量一切人类活动，从而为重新思考世界提供一个基础。(75)

图15.3　1697—1698英格兰和威尔士特许小商贩的空间分布（Spufford, M., Small Books and Pleasant Histories: Popular Fiction and its Readership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1981, p．119）

《百科全书》在经验知识库的历史中至关重要，因为它代表了事实上存在的对于传统学习的批判，暗示这种学习：

只不过是偏见和迷信。因此，在《百科全书》皇皇二十八卷对开本以及其包罗万象的71818个词条和2885幅插图中隐含着一种认识论的转向，这种转向改变了一切已知事物的面貌。(76)

该书最初的四个版本是豪华的精装本，只有少数人能买得起，在1789年前总计只占到《百科全书》出版发行量的40％。大部分销售的《百科全书》是1777年至1782年间印刷的减价四开本和八开本。法国出版的《百科全书》中有50％到60％是四开本，并且所有的订购都可以追查，至少可以追查到书商。(77)

我们可以以贝桑松市（Besancon）为例，从中可以得出这些图书模式的阶级性质。(78)贝桑松在某些方面看起来并不是《百科全书》最畅销的地区——它是一个主要履行宗教和行政职能的省会，波旁王朝官僚政治的一个真正堡垒；但是它也有一个公共图书馆，一个文学室和四个书商。当地人口识字率很高（男性达到95％，女性达到60％）。结果，《百科全书》在一些群体中卖得不错——包括贵族、军人、国会议员、医生和律师。相反，占贝桑松人口3/4的工匠、小店主、临时工和仆人完全没有出现在订购者之列，而围绕该市的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省的农民和小店主也没有订购。当然，有一些未订购者也许会到当地阅览室查阅《百科全书》，但是大多数未订购者获取该书中知识的机会就——因诸如距离、阶级、实践和阅读能力等许多相互密切交织在一起的因素——被大大限制了。其实，就法国总体而言：

虽然我们可以确定中下层社会中不可能有很多读者购买了《百科全书》，但是该书的主要吸引力是针对传统精英阶层——也就是那些主导省会和小城镇行政和文化生活的人。(79)

因此，《百科全书》的扩散记录了知识的空间分化，这种分化（至少在法国）明确是以城市系统的阶级构成为基础的。《百科全书》对经验知识的储存从一开始就明显是“颠倒的”。

在17世纪和18世纪，知识的获取（对于除某些中上层社会成员之外的所有人而言）仍然取决于出生（和生活）地点以及学校、书商和其他经验知识传播手段在当地的相应可得性。

相反，19世纪和20世纪可以说是经验知识可得性的空间变化程度快速同质化的时期。至少有三种趋势导致了这一事态。第一，大规模学校教育体系和义务教育制度的出现意味着出现了共同的知识水平。第二，交通运输系统速度和效率的提高，也就是“时空收敛”(80)现象意味着有可能获得更多传播知识的机构。第三，大量发行的报纸、广播、电视和如今智能化的家庭信息系统提供了一个容量大且通常可以获得的共有知识库。

然而，这里还存在两种相互对抗的趋势，其源头可以追溯到19世纪之前，但是现在已经成为围绕不同的专业化知识库动员社会群体的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阶级和其他社会分群（social groupings）明显将各种大众媒体的“客户”区分开来，以至于所有社会群体真正共享的（并且可能在空间上同质的）知识库很可能非常小；就大规模学校教育体系而言，情况也是一样。(81)第一，由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各种科学——这些科学领域有精通特定知识库的专家——的发展，总知识库在19世纪呈现出爆炸趋势。第二，各种社会群体趋向于争抢这一不断增长的知识体系（所有人或大多数人都具有的知识除外），将其用作丰富的“文化资本”资源(82)，并借助这一资源将自身与其他社会群体区分开来从而获得经济和社会的优势（因此，教育体系既提供了同质性的根据，也提供了异质性的根据）。

结果，经验知识分布的空间变化仍然存在，甚至比过去更大了，但是这种变化日益依托于隔离生活空间（sequestered life-spaces）模式中经验知识的社会分布。(83)因此，经验（和实践）知识的社会分布与诸如家庭、中小学校、大学或办公室等机构节点联系起来，而后者形成了一组端点，这组端点根据行动者作为特定社会群体成员的身份有选择地引导了其生活路径。(84)这种引导使得特定种类的共享知识被获取（并且对这种知识施加了限制），而这又最终确保了该群体作为社会空间实体的再生产。此外，这些节点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都被组织成独特的隔离生活空间。工人阶级的生活空间即便现在也主要是局限在当地；在当地上学，然后在当地工作。中产阶级的生活空间则更为广大：在当地上学后可能进入异地的大学，然后又在别处工作。

我们可以通过取自18世纪的另一例子，也就是对詹姆斯·克雷格（James Clegg, 1679—1756）和理查德·凯（Richard Kay）两位医生的研究更加具体地表述这些观点。(85)这两位医生是同一社会群体的成员，一直是长老会教徒和中产阶级；虽然生活地点相距几公里，但是他们有共同的兴趣和朋友(86)，并且他们聆听同一些人的布道。其实，他们甚至可能碰过面。我们用时间地理学的方式描述了他们在1745年7月的一星期内各自的生活路径和日常路径。这个特定社会群体生活形式的共同关节点立刻就凸显了出来——家庭、学校和教堂。

我们就克雷格和凯所利用的知识库能够得出哪些观点呢？第一，他们具有一个共享的自然哲学知识库。二者接受的教育都基本源自一些宗教学校和不信奉国教的学院。第二，他们拥有一个共享的实践知识库，也就是一种封闭的同动态准则（homodynamic code），它建基于家庭、农场和教堂的地方化常规并被其吸纳。第三，他们都有机会获取大致相同的经验知识来源——学校、书会（Book Society）会议、哲学讲座以及各种图书和杂志。(87)当然，他们尤其具有许多相同的医学知识，这些知识虽然原始但随着生理学和解剖学的缓慢发展也逐渐变得更加系统。(88)他们的日记显示，他们精通抽血、使用医蛭和灌肠剂、断肢再接和切除肿瘤。但是，克雷格的生活路径与凯的生活路径之间有一个重要差别。克雷格本身是一个拥有小农场的长老会牧师，他行医是为了维持生计，这种行医常见于英国偏远农村地区，但他已经很少干这一行了。他的医学知识是通过自学以及跟麦克莱斯菲尔德（Macclesfield）的另一名医生做学徒获得的。经其他（长老会）医生推荐，他在缺席的情况下获得了阿伯丁（Aberdeen）大学的医学学位，这使得他没有执照也可以行医。克雷格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业余”医生，其生活路径形成的地方化生活空间反映了这一点。相反，凯在伦敦的盖氏医院（Guy's Hospital）接受了一年的正规训练，而他的日记清楚地表明，从医是他的第一志向，他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行医济世。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医生职业开始形成，看到了部分新职业中产阶级开始形成，看到了经验知识的社会分布开始形成，而从业资格开始充当文化资本。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较之克雷格，凯的生活空间发生了相应变化——也许在伦敦接受正式训练仅一年，但很快就演变成了长期的正式训练。

识知和无知的政治

最后，我想通过思考印刷“政治”知识可得性对于政治组织和政治行动的意义来更为详细地探讨知识可得性和行动之间的关联。(89)为了便于讨论，我将仅仅关注英国的“工人阶级”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如何能够有机会接触“激进”文学。但是，有四个更为一般的论题成为这种特定探究过程的基础：第一个是政治知识的物理可得性；第二个是政治知识同读写能力和教育的关系；第三个是政治知识传播的组织框架；最后一个是政治知识解释的认知框架。

政治知识的物理可得性

几乎毫无疑问的是，知识的空间分布具有其效应。尤其显著的是，空间封闭限制了人们能够了解什么事物。这一点可以从一个有些令人悲伤的例子中得到说明。这个例子就是1817年的潘里吉村“起义”，当时两三百人聚集在潘里吉村和戴尔比峰（Derby Peak）脚下的其他村落，期待聚集在其他中心的同伴与他们一起揭竿而起。(90)这种对同伴行动的预测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据臭名昭著的奸细“奥利弗”（Oliver）提供的错误信息作出的。奥利弗之所以能够成功行骗是因为这些村落很封闭，没有外界消息，而这与他们没有机会接触伦敦以及地区中心的政治组织有很大关系。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失败原因过多地归结于封闭因素。封闭具有增进社群凝聚力、培育政治传统以及使村落避开当局监管这三重逆效应（counter-effect）。此外，取自19世纪早期和中期英国的证据表明，政治知识确实常常出人意料地传播到一些原本看起来封闭的农村社群。例如，在19世纪早期，许多濒临破产的小商贩不仅兜售一系列临终之言（dying speeches）和通俗读物，而且兜售政治小册子和年鉴。(91)后者刊载有对政治事件的解释，而这些解释中常常掺杂尖锐的政治评论。其他“掮客”（link men）也会提供政治新闻和评论(92)，尤其是那些邮递员和马车夫，他们不仅带来了报纸、期刊和激进书籍，而且充当了政治观点的传播者和真实事件的见证人。(93)当然，激进报刊和普通报纸的扩散加上诸如潘恩（Paine）的《人权论》（Rights of Man）等出版物史无前例的成功极大地提高了英国可得政治知识的水平。汤普森（Thompson）很好地概述了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相关景象：

科贝特（Cobbett）的第二份《政治记事周报》（Register）在其全盛时期也就是1816年10月至1817年2月期间，发行量大约达到每周40000至60000份，超过其他任何与之竞争的刊物发行量许多倍。《黑侏儒》（Black Dwarf）在1819年的周发行量是12000份，虽然这个数字在彼得卢事件（Peterloo）后可能被超越了。此后，印花税（和运动的衰退）使得发行量锐减，尽管卡莱尔（Carlile）的期刊在二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发行量都维持在几千本。在改革法案的鼓动下，激进报刊的发行量再一次剧增：多赫提（Doherty）的《人民之声》（Voice of the people）以及《先锋》（The Pioneer）的发行量都达到了一万多本……而许多小期刊例如《毁灭》（Destructive）发行量只有几千本。昂贵的周刊（售价7便士至1先令不等）在印花税实施的十年间销量急剧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因廉价书籍和单行本的销量增长得到弥补……在同一时期，大多数中心地区都至少有一种（伦敦有很多种）日刊或周刊尽管没有公开表明“激进的”立场，但却迎合了大量激进的民众。(94)

19世纪的交通发展也对政治知识可得性发生了影响，但是这种影响至少最初绝不是完全积极的。例如，在农村地区：

在1830年到1870年这段相对沉寂的时期内，有一个影响因素也许是火车出现后长途马车运输网络的瓦解。铁路也许将城市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但是在农村地区却不能够取代原来道路上的掮客所发挥的作用。铁路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一体化，分布非常稀疏并且停靠站点很少。其实，铁路一开始将农村劳动者封闭起来，使他们不能与存在政治激进主义的城市中心和那里的劳动者进行定期和直接的接触。宪章运动几乎没有波及农村地区就不足为怪了。19世纪四五十年代村落的视野较之30年代的村落可能更为狭隘。然而到19世纪60年代，这种视野又开始得到拓宽。便宜的日报、全国性的互济会网络、一便士邮政制……所有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都依赖于一个全国性的铁路网络，并且逐渐有助于恢复最初被铁路切断的村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因此，全国性的农业工联主义运动有可能发展起来。(95)

政治知识同读写能力和教育的关系

如果一个社群要想接收政治知识，那么其成员就需要具备一定的读写能力；其实至19世纪早期，随着至少某些教育的可能性增大，读写能力开始在英国得到普及。据估计，甚至在该世纪初，两个读写能力最低的群体（农业劳动者和仆人）中三分之一人口读写能力不足以签署结婚登记簿，而商人和工匠中读写能力能够签署登记簿的人口比例大约是这两个群体的两倍。(96)读写能力在空间上显然存在变化，并且一般而言，城市人口读写能力最高，而农村读写能力最低。可是即便在农村地区，大多数家庭都有几本书，虽然这些书主要关涉宗教。(97)当然，读写能力并不是获取政治知识的一项必要前提条件。工人阶级中有文化的那些成员（特别是工匠）可以为那些没有文化的同伴充当抄写员，并且常常被指定在酒吧或其他相关场所为大家朗读报纸。詹姆斯·道森·伯恩（James Dawson Burn）提供了众多部类似的自传体回忆录中的一部：

贝灵汉有一个名叫乔治·希通（George Seaton）的年轻人，他跟着马具师吉普森（Gibson）先生做学徒。希通这个人认真好学，勤于思考，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公共朗诵者。在《黑侏儒》出现在村落后的一段时期，希通养成了在位于村落中心的老十字路口为几个比较有领悟力的劳动者朗读该期刊的习惯。(98)

政治知识传播的组织框架

政治知识进行传播的机构框架显然是至关重要的，而这种发端于19世纪早期的组织也显然经历了沧桑巨变。在英国，出现了新的或经过调整的整体知识传播节点网络，这些节点可以提供报纸、期刊和书籍。例如，报纸可以存放在一个有时甚至带有一个小图书馆的新型咖啡店里(99)，或者可以在酒吧或啤酒店被大声朗读给人们听。技工图书馆变得常见。市场上的小摊已经在销售激进文学作品。甚至小作坊的员工也凑钱购买一种期刊或报纸。对于那些有志向的人而言，这些节点当时构成了他们生活路径所穿过的常规化渠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节点引入了一种流行的新社交形式。(100)科切斯特（Colchester）的一位裁缝托马斯·卡特（Thomas Carter，1792）就是这样一个有志向的人：

裁缝店雇佣了一个店员、两个学徒、一个领班以及六个熟练工人，这些人足以负担那时激进文学作品的高昂价格并向卡特介绍当时的政治……“他们将零钱收集起来购买一份报纸，并且选择了已故的聪明人威廉·科贝特创办的《政治记事周报》。”后来，他移居伦敦并且利用另外两种方法拓展自己的阅读面。他养成了在咖啡馆吃早餐的习惯，“而咖啡店在当时已经逐渐得到普及”：在上班的路上，他会阅读前一天的报纸，并会将报纸的内容讲给他的伙计们听。他在业余时间发现了一个增加自己阅读量的机会：“在家里，利用一个由我的房东及其几个朋友组成的小型读书会，我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阅读便利。我成了这个读书会的成员，并因此有办法对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工作逐渐稍加了解。”(101)

政治知识的解释

19世纪早期，英国工人阶级显然在许多方面仍然处在由口述文化向印刷文化过渡的过程中，而印刷品仍然仅仅是传播和接收政治知识的途径“之一”而非“主要”途径。对于印刷品的解释是具体且严格的字面解释。这并不令人非常奇怪。在英国：

阅读能力仅仅是一项基本技能。处理抽象和连续论证的能力绝不是与生俱来的。这种能力的培养必须克服重重困难——闲暇的缺失、蜡烛（或眼镜）费用支出以及教育的剥夺。在早期的激进运动中有时使用的一些观念和术语对于某些热心的追随者而言所具有的是崇拜价值而非理性价值。某些潘吉里的起义者认为“临时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将确保更为丰富的“给养”（provisions）供应；而据一篇对于1819年东北部地区矿工的报道，“普选权（Universal Suffrage）被许多矿工理解成普遍受苦（universal suffering）”……“如果一个成员受苦，所有人都必须受苦”。(102)

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政治行动以及政治无为（political inaction）与政治知识可得性的关系必定关涉到这一社会群体机构的内部组织、其他社会群体（常常相互交叉的）机构的组织以及构成可能性基础的客观结构条件。(103)这些关联常常是间接的，并且随着时空变化而不断变化。但是，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英国许多地方，获取政治知识的机会实际上仍然不仅使行动者对于时事变得敏感，而且无论如何有助于激发他们的行动。例如，在19世纪30年代的“激进的奥德汉姆（Oldham）”，文化领域见证了：

最大且最不可否认的发展——激进书刊有大量读者。虽然我们不可能确切统计出具体数量，但是描述性证据显示，伦敦和兰开夏的工人阶级报纸在奥德汉姆几乎获得了垄断地位。(104)

这样一个获取知识的过程常常是累积的过程，因为一个政治传统的一部分就是认识到如何了解政治。

关于如何在政治行动与政治知识可得性之间建立关联的问题在20世纪变得更为复杂，当时不同于印刷品的其他媒体开始发挥作用（每一种媒体都有其传播、分配和偏置知识的独特方式）(105)，大规模学校教育体系确保了印刷文化的存在，并且有组织的政党占据支配地位。这些变化并不在本章的讨论范围内。但是在最一般的层面上，19世纪与20世纪的差异可能并不像最初认为的那样大。在大多数社会群体中，政治义务仍然是松散的，阅读政治书籍的人仍然是少数，而了解政治和政治机构的人相对就更少。(106)我们可以无误地认为，政治识知和政治无知在社会群体中的分布在时空上是有差异的。(107)

结语

从本章中可以梳理出四条主要线索。第一，知识可得性在构建境遇性社会行动理论的过程中必须被视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唯一的组成部分；它甚至不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它也不是一个可以再被忽略的组成部分。无知（ignorance）从法律观点看也许完全不能作为理由，但却是一项不能够再被忽视的社会生活事实。第二，知识社会学可以建基于一个更为连贯一致的基础，因为人们现在已经达成一项共识：

过多的关注理智的或理智化的信念是传统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弊端。意识形态在全部社会群体相对非理论的“生活方式”中呈现和扩散的途径更为重要。我们显然难以给出一种方法确定这些“生活方式”或常识信念，而对它们进行真正的研究……是知识社会学的一项主要任务。(108)

我希望本章能够促使我们开始克服这种困难。第三，必须如实地反映认识论的本来面目。这样一来，认识论：

就并非是“理性”的流溢，而是由本身需要评估的学说和标准组成。一项学说或标准不能因其声称是合理的或科学的就可以免于被评估。在最后的分析中，一个社群联系其总体生活方式而不是参考一组具体的标准评估该社群的所有认知权威。(109)

这并非是在论证一种纯粹的历史主义或顽固的相对主义。(110)但这确实是在论证一种境遇的或情境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承认人类是历史的、地理的和社会的存在物。(111)最后是一个略带讽刺意味的结论。我们对于别人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了解得非常少。我们可以从许多间接的研究中料想，受特定时间和地点制约的各种社会群体可以获得和利用的知识存在系统的变化。可是，对于这些变化的系统了解却局限于几项杂乱的研究。因此，本章充其量只是一项紧迫的经验任务的序幕。它是一种观念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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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Kreckel, M., "Communicative Acts and Extralinguisti9c Knowledge" in von Cranach, M. and Harré, R., eds., The Analysis of Action：Recen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dvances, London, 1982, p. 270。

(2) 按照《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现代意义上作为微生物的“细菌”直到这一年才出现（虽然像“天花的细菌”这样作为疾病种子的细菌在1803年已经存在）。

(3) 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and Berkeley, 1979;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4) 社会群体（包括阶级）可以看做是“结构化”过程中社会结构与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中介点。如果不思考社会群体形成和再形成的连续过程，就不能够理解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再形成，也不能够理解个人的形成和再形成。因此，一种有关人类行动的境遇性理论必须建基于对某些因素的理解并与这种理解相互交织，例如这样一些因素：社会群体如何在相互的冲突（和联合）中连续地组织化和再组织化；社会群体的独特时空互动结构如何（Layder，D., Structure，Interation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1981）在各种规模上生成独特的力量和弱点；以及社会群体如何被个人行动生产、再生产和转变——个人既被社会群体建构，又在一定程度上建构社会群体。这种表述使得“冲突方式”与“生活方式”（Thompson, E. P.,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Left Review, 1961, VoL.9, pp. 24－33 and VoL.10, pp. 34－39）有可能调和，使得“经济”与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坚持认为的各种上层建筑有可能调和，不过这些上层建筑实际上是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是“市民社会”（参见Urry, J., The Anatomy of Capitalist Societies: The Economy,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London, 1981）。当然，这个术语一度使用过诸如“文化”“文明”或“精神”等许多别名。

结构化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与Thrift, N.,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Social Action in Space and Tim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83, Vol. 1, pp. 23-57，图2进行比较）

(5) 参见Bhaskar的“Scientific Explanation and Human Emancipation”（Radical Philosophy, 1980, Vol. 26, pp. 16－28）第18页上的评论。

(6) 参见Thrift, N., "Onthe Determination of Social Action in Space and Tim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83, Vol. 1, pp. 23－57; Thrift, N.J. and Forbes, D.K., "A Landscape with Figures: Political Geography with Human Conflict," 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1983, VoL.2, pp. 247－263。

(7) 关于生产、分配和流通体系有一个系统而又十分抽象和不完全的解释，参见Williams, R., Culture, London, 1981。

(8) 这个源自Schutz和Luckmann著述中的术语（参见Schutz,A., Collected Papers VoL. 1: The Problems of Social Reality, The Hague, 1962; Schutz, A. and Luckmann, T., The Structures of the Life-world, Evanston, Illinois, 1973; Berger, P. L. and Luckmann, 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 , Garden City, 1967; Luckmann, T., "Individual Action and Social Knowledge" in von Cranach, M. and Harré, R., eds., The Analysis of Action: Recen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dvance, London, 1982, pp. 247－265）还是有用的，虽然他们的著作有不足之处。尤其令人遗憾的是，Schutz倾向于将社会世界还原为知识库。参见Hindess,B.,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Brighton, 1977, ch. 2；以及Abercrombie，N., Class，Structure and Knowledge, Oxford, 1980。前者有一种与Schutz针锋相对的观点，后者却比较赞同Schutz的看法。

(9) 我想在使用这一术语时使其不牵涉一系列完全独立自足的（self-contained）领域以及相对主义。参见Giddens，A.,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London, 1976，p. 18.

(10) 参见Giddens, A.,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London, 1976; 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and Berkeley, 1979; Giddens, A., A Contem 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Bhaskar, R.,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 porary Human Sciences, Brighton, 1979; Bhaskar, R., "Scientific Explanation and Human Emancipation," Radical Philosophy, 1980, Vol. 26, pp. 16－28; 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1977; Abrams, P., Historical Sociology, Shepton Mallet, 1982; Elisa, 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Oxford, 1978; Elisa, N., 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 Oxford, 1982。

(11) 参见Thrift, N.,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Social Action in Space and Tim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83, Vol. 1, pp. 23－57；由于我们对人类创造力知之甚少，我随后的表述会极大地偏向识知（knowing）的消极面。

(12) “习性”这一术语取自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1977，它是指任一社会群体的认知结构，这一结构是应对特定客观条件的临时实践的沉积历史，而这一历史又趋向于再生产这些条件。

(13) 在现代社会中，像书籍或电视这样的媒体也许会使这幅图变得更加复杂，但是没有使情况出现根本改变。其实，我们也许可以认为，从知识可交流性（communicability）的角度看，这些媒体同人类行动者具有一些共同的性质。

(14) Urry, J., The Anatomy of Capitalist Societies: The Economy, Civil Society and theState, London, 1981, p. 70.

(15) Thrift, N., "Limits to Knowledge in Social Theory: Towards a Theory of Practice," Department of Human Geograph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Seminar paper, 1979; Thrift, N.,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Social Action in Space and Time, "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83，Vol. 1, pp. 23－57; Thrift, N. and Pred, A., "Time-geography: A New Beginning,"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81, Vol. 5, pp. 277－286.

(16) 当然，直至人类历史发展到晚近阶段，人类社会仍然常常被相互隔离开来。例如，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几乎自成一个世界，缺乏外界的影响或知识。

(17) Castoriadis, C., History and Revolution, London, 1971, p. 217.

(18) H. G. Wells, Men Like Gods,引自Bourdieu, P. and Passeron, J.,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coiety and Culture, 1977, p. 71。

(19) 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哈贝马斯的"Reply to My Critics"（载Thompson, J.B. and Held, D., eds., Habermas: Critical Debates, 1982, London, pp. 219－283）一文，在一种完全不同的语境中表述了类似的看法。

(20) 当然，在这里必须警惕还原论。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有过失，因为他们过于频繁地设定，资本主义经济与将劳动力划分为熟练与不熟练或合格与不合格具有直接的关联。Abercrmbie和Urry的Labour and the Middle Classes（1983，London）一书绝妙地批判了这种仍然在许多著作（例如，Carchedi,G., Problems in Class Analysis: Production, Knowledge and the Function of Capital, London, 1983）中明显存在的倾向。然而，已经有著作避免了这种倾向。

(21) 例如，最明显的是哈贝马斯给出的合理性，还有D. Willer和J. Willer的Sytematic Empiricism: Critique of a Pseudoscience（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1973）一书给出的合理性。

(22) Hirst, P., "Witchcraft Today and Yestoday," Economy and Society, 1982, Vol. 11, pp. 444－45.也见Hirst, P and Woolley, P., Social Relations and Human Attributes, London, 1982, ch. 14。

(23) 参见Macfarlane, A., The Family Life of Ralph Josselin, a Seventeenth century Clergyman: An essay i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Cambridge, 1970, ch. 12。日记是可以利用的。参见Macfarlane, A., ed., The Diary of Ralph Josselin1616－1683, London, 1976。

(24) Spufford, M., Small Books and Pleasant Histories: Popular Fiction and its Readership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1981, p. 155.

(25) 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1977, p. 79.

(26) 因此，弗洛伊德的工作局限于在特定时间和地点运作的特定阶级。参见Fromm, E., The Greatness and Limitations of Freud's Thought, London, 1981。但是,历史心理学现今在Elias的著作（The Civilizing Process, Oxford, 1978; 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 Oxford, 1982）推动下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27) Neisser的实践知识定义是最佳定义。实践知识是：那种并不以系统了解支配自然和社会的规律为基础并且尽管从现实中获得却具有高度确定性的人类知识：例如，如何种地、如何制作简单工具、如何照看畜群以及如何打猎等（Neisser, H.,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York, 1965, p. 24）。但是我想对此定义补充一点：“社会互动知识”，尤其是在紧密结合的群体例如家庭中获得的这种知识。参见Kreckel, M., "Communicative Acts and Extralinguistic Knowledge" in von Cranach, M. and Harré, R., eds., The Analysis of Action: Recen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dvances, London, 1982, pp. 267－308。

(28) 参见Bourdieu，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1977。

(29) 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and Berkeley, 1979;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30) Jackson, M., "Thinking Through the Body: An essay on Understanding Metaphor," mimeo, 1982, p. 16.

(31) 参见De Schlippe,P., Shifting Cultivation in Africa: the Zande System of Agriculture, London, 1956; IDS Bulletin, "Rural Development: Whose Knowledge Counts?"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79; Brokensha, D. W., Warren, D. M. and Werner, O., eds.,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 and Development, Lanham, Maryland, 1980。

(32) Chapman, G. P., "The Folklore of the Perceived Environment in Bihar," mimeo, 1983。请注意“信念”这个词如何自动地否认所思考的内容中没有任何真理。

(33) 我打算在韦伯的意义上使用“合理化”这个概念。哈贝马斯绝妙地重构了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参见Habermas, J.,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Frankfurt, 1982。

(34) 参见Fouca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London, 1977;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35) Kreckel, M., "Communicative Acts and Extralinguistic Knowledge" invon Cranach, M. and Harré, R., eds., The Analysis of Action: Recen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dvances, London, 1982, pp. 267－308.

(36) 我从Giddens那里借用了这个术语，Giddens用它指时空中的距离。

(37) 尤其参见Goody, J. and Watt, I., "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Sociology, Vol. 5, 1963, pp. 304－345; Goody, J., ed., Literacy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Cambridge, 1968; Goody, J.,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e, Cambridge, 1977; Ginzburg, C., "Morelli, Freud and Sherlock Holmes: Clues and Scientific Method,"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1980, Vol. 9, pp. 5―36;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38) Goody, J., "Restricted Literacyin Northern Ghana" in Goody, J., ed., Literacy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Cambridge, 1968, pp. 198－264; Tambiah, S.J., "Lieracy in a Buddhist Village in N. E. Thailand" in Goody, J., ed., Literacy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Cambridge, 1968, pp. 85－131; Clanchy, M. T., 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England 1066－1307, London, 1979。这些实践素养系统的形式和范围并不应该被低估。例如，在英国：到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农奴已经使用印章签名，并且他们用书面方式记录财产交易。因此，（按照12世纪Fitz Neal的观点）当地人（原住民和农奴）原本认为英国土地志（Domesday Book）是最后判决（Last Judgement）；但到14世纪时，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特许权登记簿（Cartae Nativorum）（Clanchy, M. T., 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England 1066－1307, London, 1979, p. 259）。

(39) 这特别是指时间施加的限制。因此在12世纪和13世纪的英国，随着抄写员的业务压力越来越大，草书开始广泛使用。Clanchy, M. T., 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England 1066－1307, London, 1979.

(40) Eisenstein, E. L. The Printing Press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earlymod ern Europe, Cambridge, 1979, p. 518.

(41) 以下的探讨吸收利用了这些著作：Chaytor, H.J., From Script to Print, Cambridge, 1945; Febvre, L. and Martin, H.J., The Coming of the Book: the Impact of Printing 1450－1800, London, 1976; Hirst, P and Woolley, P., Social Relations and Human Attributes, London, 1982；尤其是Eisenstein, E. L.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1979, ch. 2（当然，印刷术所产生的效应远不止文中所罗列的这些。例如，笔者的想法就可以追溯到这项发明）。将这里列出的四种特征与Lane的"The Decline of Politics and Ideologyin a Knowledgeable Society"（载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6, Vol. 31,pp. 649－662）一文第653页到657页中列出的“知识社会”（knowledgeable society）的那些特征进行比较将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

(42) 参见Lane的论文"The Decline of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a Knowledgeable Society"（载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6, Vol. 31, pp. 649－662）和Ginzburg的论文“Morelli, Freud and Sherlock Holmes: Clues and Scientific Method”（载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1980, Vol. 9, pp. 5－36）中关于职业的评论。

(43) Kuhn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2nd edn）（Chicago, 1970）一书第5页将常规科学比作是“一种迫使自然进入职业教育提供的概念盒子之中的积极且忠实的企图”。

(44) Barnes, B., T. S. Kuhn and Social Science, London, 1982, p. 10.

(45) Sohn-Rethel的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A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 (London, 1978)一书认为抽象思想源于商品交换的实践。虽然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际情况，但是我仍然坚信它是某种类似于整体解释的东西。

(46) 因此，许多人都不能获得这种知识。参见Steiner的著作On difficulty and Other Essays（Oxford, 1978）中关于书之死亡（death of thebook）的论述。

(47) Lane, R. A., "The Decline of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a Knowledgeable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1, 1966, p. 654.

(48) Lakoff, G., and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1980; Hill, C., "Science and Magic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Samuel, R. and Stedman Jones, G., eds., Culture, Ideology and Politics: Essays for Eric Hobsbawm, London, 1982, pp. 176－193.

(49) Bernal, J.D., Science in History, London, 1965, p. 40.

(50) 我们不应该认为，魔法现在仅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参见Favret-Saada的Deadly Words: Witchcraft in the Bocage (Cambridge, 1980)一书关于法国西部博卡什（Bocage）地区的论述。Hirst的“Witchcraft Today and Yestoday”（载Economy and Society, 1982, pp. 428－448）一文指出，魔法形式与社群的空间布局有密切的关联。例如，博卡什地区的魔法形式依赖于小家族企业、固定的住所和家族—父权关系。这种魔法在工厂中就不起作用。

(51) Hill, C., "Science and Magic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Samuel, R. and Stedman Jones, G., eds., Culture, Ideology and Politics: Essays for Eric Hobsbawm, London, 1982, p. 176.关于“巫师”，参见Burke, P.,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1978。

(52) Yates, F.A., 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London, 1964.也见Yates, F.A., The Rosicrucian Enlightenment, London, 1972; Yates, F. A., The Occult Philosophy in the Elizabethan Age, London, 1979。

(53) Rattansi, P．M., "Some Evaluations of Reason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Natural Philosophy" in Young, R．M．and Teich, M., eds., Changing Perspective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London, 1973, pp．146—166; Righini Bonelli, R．M．and Shea, W．R., eds., Reason, Experiment and Mysticism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London, 1975; Webster, C., From Paracelsus to Newton: Magic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cience, Cambridge, 1982.

(54) Yates, F．A., 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London, 1964．

(55) Hill, C., "Science and Magic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Samuel, R．and Stedman Jones, G., eds., Culture, Ideology and Politics: Essays for Eric Hobsbawm, London, 1982, p．177．

(56) Webster, C., From Paracelsus to Newton: Magic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cience, Cambridge, 1982．

(57) Hill, C., "Science and Magic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Samuel, R．and Stedman Jones, G., eds., Culture, Ideology and Politics: Essays for Eric Hobsbawm, London, 1982, p．177.

(58) French, P．J., John Dee: the World of an Elizabethan Magus, London, 1972, p．109.

(59) Hill, C., "Science and Magic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Samuel, R．and Stedman Jones, G., eds., Culture, Ideology and Politics: Essays for Eric Hobsbawm, London, 1982, p．191.

(60) Ginzburg, C., "Morelli, Freud and Sherlock Holmes: Clues and Scientific Method,"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1980b, Vol．9, pp．26—27.

(61) Thomas, K.,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Studies in Popular Belief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1971, p．799.

(62) Thomas, K.,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Studies in Popular Belief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1971, p．800.

(63) Febvre, L．and Martin, H．J., The Coming of the Book: the Impact of Printing 1450—1800, London, 1976.

(64) 参见Mandrou, R., De la Culture Populaire aux 17e et 18e siècles, Paris, 1964; Bollème, G., ed., La Bibliothèque Bleue: la Littérature Populaire en France du Ⅹ Ⅵe au XIXe siècle, Pairs, 1971; Burke, P.,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1978; 以及Martin的论文"The Bibliothèque Bleue: Literature for the masses in the Ancien Régime"（载Publishing History, 1978, Vol．3, pp．70—102）中给出的评论。

(65) 参见Neuberg, V．E., Popular Literature: A History and Guide, Harmond-sworth, 1977; Burke, P.,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1978; Spufford, M., Small Books and Pleasant Histories: Popular Fiction and its Readership in Seventeenth – century England, London, 1981。

(66) Spufford, M., Small Books and Pleasant Histories: Popular Fiction and its Readership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1981, p．xviii.

(67) Spufford, M., Small Books and Pleasant Histories: Popular Fiction and its Readership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1981, pp．36—37。由于建基于不完全知识，这个结论当然是有争议的，但是我确信它是正确的。也见Spufford, M., "First Steps in Literacy: The Reading and Writing Experiences of the Humblest Seventeenth-century Autobiographers," Social Hitory, 1979, Vol．4, pp．407—435; Schofield, R．S., "The Measurement of Literacy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 in Goody, J., ed., Literacy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Cambridge, 1968, pp．318—325; Schofield, R．S., "Dimensions of Illiteracy 1750—185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973, Vol．10, pp．437—454; Cressy, D., Literacy and the Social Order: Reading and Writing in TudorandStuartEngland,Cambridge,1980。

(68) 参见Goody, J.,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e, Cambridge, 1977。

(69) 以下解释取自Capp, B., Astrology and the Popular Press: English Almanacs 1500—1800, London, 1979。

(70) Capp, B., Astrology and the Popular Press: English Almanacs 1500—1800, London, 1979, p．180.

(71) Ibid, p．203.

(72) 使用像特许小商贩数量这样的替代变量来描绘廉价书的分布模型显然是有问题的。第一，小商贩肯定不仅仅销售书刊。书刊通常仅仅是销售商品之一，虽然某些小商贩是书刊销售的行家里手。第二，许多小商贩虽然住在一个城镇里但却运作着一个定期集市系统（periodic Market system）。第三，廉价书还有许多其他零售商，最明显的就是专业书商，此外还有一些小店主。因此，这幅地图最多只具有指示性。

(73) Spufford, M., Small Books and Pleasant Histories: Popular Fiction and its Readership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1981, p．126.

(74) 参见Lough, L., The "Encyclopédie," New York, 1971; Darnton, R., 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 1775—180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9。

(75) Darnton, R., 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 1775—180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9, p．9.

(76) Darnton, R., 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 1775—180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9, p．7．实际上，《百科全书》的许多内容只不过是对实践知识进行的编码化整理。Ginzburg的"Morelli, Freud and Sherlock Holmes: Clues and Scientific Method"（载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1980b, Vol．9, pp．5—36）一文第22页谈及了“一种大规模的文化入侵过程……这种冒犯的象征和重要工具就是法国的《百科全书》”。

(77) 就绘制销售书籍的分布地图而言，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销售人员在《百科全书》销售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差异。其次，书商分布的密度存在变化。再次，小学和中学的分布密度存在变化。然而：总体而言，四开本显然已经销售到这个国家每个角落，包括遥远的巴斯克地区（Pays Basque）和中央高原地区（Massif Central）。四开本的扩散在全国范围内与人口密度相当吻合，尽管不同城市间存在重要的差异。（Darnton, R., 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 1775—180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9, p．281）

(78) 这一解释依据Darnton的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 1775—1800（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9）一书第287页到294页上的解释。

(79) Darnton, R., 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 1775—180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9, p．299.

(80) 特别参见Abler, R., Janelle, D., Phibrick, A．and Sommer, J., Human Geography in a Shrinking world, North Scitute, Massachusetts, 1975。

(81) 据我所知，没有任何研究系统地探究过从各种媒体或学校中习得的共享知识库，或者这样获得的各种知识相互间有什么差异，尽管相关情况必定都可以从许多对媒体和学校教育的研究中推断出来。

(82) 参见Bourdieu, P．and Passeron, J.,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coiety and Culture, 1977; Bourdieu, P．and Passeron, J., The Inheritors: French Students and their Relation to Culture, Chicago, 1980; 以及Garnham, N．and Williams, R., "Pierre Bourdieu and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980, Vol. 2, pp．209—223。当然，文化资本不仅源自职业所产生和保护的知识，而且源自对于各种使阶级分工和其他分工合法化的文化实践的时间投入和践行（参见Bourdieu, P., La Distinction, Paris, 1979）。我们可以从生活路径的视角将这种知识的获得看做是在家庭、学校等处获取各种文化能力的连续过程。

(83) 关于隔离（Sequestration）, 参见Fouca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London, 1977;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84) 参见Thrift, N.,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Social Action in Space and Tim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83, Vol．1, pp．23—57。

(85) 有关Clegg和Kay的信息源自他们的日记，这些日记分别经Doe（参见Doe, V．S., ed., The diary of James Clegg of Chapil-en-le-Frith 1708—1755（2vols）, Matlock, 1978）以及Brockbank和Kenworthy（参见Brockbank, W．and Kenworthy, F., eds., The Diary of Richard Kay, 1716—1751, Manchester, 1968）编辑过。

(86) 例如，Jhon Bent牧师、Samuel Kay医生和James Day医生。

(87) 他们藏书的确切规模仍然无法确定。不过，Clegg非常珍惜朋友的书，这些朋友身后留下的藏书至少有1500本。

(88) 参见Thomas的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Studies in Popular Beliefs in Sixteenth – and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London, 1971）一书中关于17世纪医学知识的叙述。“细菌”当时并不为人所知！

(89) 我在这里所谈论的“政治”知识是指关于政治事件的信息以及将这种信息组织起来以便人们在手册、报纸和书刊中查询的方式。这并不包括在像流行小说这样的文学作品中发现的政治信息（political messages），无论这些信息的说服力可能有多大。

(90) 关于进一步的详细情况，参见Thompson, E．P.,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1968, pp．711—734; 以及Calhoun, C., The Question of Class Struggle: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pular Radicalism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xford, 1982。

(91) 参见Capp, B., Astrology and the Popular Press: English Almanacs 1500—1800, London, 1979。

(92) Richard Cobb最早使用了这个短语。

(93) 然而，邮递员和马车夫大体被限制在主要的公路上：参见Charlesworth, A., Social Protest in a Rural Society, Norwich, 1979。

(94) Thompson, E．P.,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1968, pp．789—790。关于这一时期出版机构尤其是激进出版机构的详细情况，参见Hollis, P., The Pauper Press, Oxford, 1970; Koss, 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olitical Press in Britain: Vol．1：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81。关于可以获得的激进图书的详细情况，参见Vincent, D., Bread, Knowledge and Freedoms: A Study of Nineteenth-century Working-class Autobiography, London, 1981; Altick, R．D.,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ass Reading Public 1800—1900, Chicago, 1957; Webb, R．K., "Working—class Readers in Early Victorian Englan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50, Vol．65, pp．333—357; Webb, R．K., The British Working-class Reader 1790 — 1848, London, 1955。也见Lee的The Origins of the Popular Press in England, 1855—1914（London, 1976）一书中的一组地图，这组地图显示了报纸在英国的扩散以及这些报纸的政治面貌。

(95) Charlesworth, A., Social Protest in a Rural Society, Norwich, 1979, p．46．因而尤其在19世纪，不同的社会组织在不同的规模和不同的“整合水平”上发挥着作用。参见Smith, N., Uneven Development: The Production of Nature under Capitalism（unpublished Ph．D．thesi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Baltimor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1982。

(96) Stone, L., "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 Past and Present, 1969, Vol．42, pp．69—139; Schofield, R．S., "Dimensions of Illiteracy 1750—185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973, Vol．10, pp．437—454.

(97) 而且，读写能力并不能够确保阅读的习惯。参见Vincent, D., Bread, and Freedoms: A Study of Nineteenth-century Working-class Autobiography, London, 1981, p．110。

(98) Burn, J．D., The Autobiography of a Beggar Boy, London, 1978, p．94。也见Vincent, D., Bread, Knowledge and Freedoms: A Study of Nineteenth-century Working-class Autobiography, London, 1981。

(99) 第一个这种咖啡店于1811年开业。到1849年，仅伦敦就有这种咖啡店约2000个。

(100) 当然，其他图书馆以及其他政治知识来源在这一时期也逐步发展，尽管它们通常具有非激进的性质：例如技工讲习会（Mechanics Institues）的图书馆、实用知识传播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教堂图书馆以及一些学校图书馆。

(101) Vincent, D., Bread, Knowledge and Freedoms: A Study of Nineteenth-century Working-class Autobiography, London, 1981, p．118.

(102) Thompson, E．P.,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1968, p．783.

(103) Calhoun, C., The Question of Class Struggle: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pular Radicalism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xford, 1982, ch．8.

(104) Foster, J., Class Struggl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arly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Three English Towns, London, 1974, p．147.

(105) 参见Barnett、Corrigan、Kuhn和Wolff的编著Ideolog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London, 1979) 中的评论; Swingewood, A., The Myth of Mass Culture, London, 1977; Corrigan, P．and Willis, P., "Cultural Forms and Class Mediation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980, Vol．2, pp．297—312。

(106) Dennis, J., Lindberg, L．and McCrone, D., "Support for Nationand Government among English Childre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71, Vol．1, pp．25—48.

(107) 关于相关书籍，参见Mann, P．H., Books, Borrowers and Buyers, London, 1970; Mann, P．H．and Burgoyne, J．L., Books and Reading, London, 1969。

(108) Abercrombie, N., Class, Structure and Knowledge, Oxford, 1980, p．176.

(109) Barnes, B., T．S．Kuhn and Social Science, London, 1982, p．93.

(110) 对福柯著作的探讨是本文显见的一个研究空白，但这是因为福柯没有强调实践。

(111) Thrift, N., "Limits to Knowledge in Social Theory: Towards a Theory of Practice," Department of Human Geograph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Seminar paper, 1979．参见Bhaskar的著作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Brighton, 1979）以及论文"Scientific Explanation and Human Emancipation" (载Radical Philosophy, 1980, Vol．26, pp．16—28) 中关于理论的活动依赖性、概念依赖性和时空依赖性的评论。

译后记

在译稿即将付梓之际，译者的任务已经完成，但译者的心情却并不轻松，因为有众多人要感谢，还有一些话要说。

200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李雪洁编辑通过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杨雪冬副所长邀请我翻译这本文集，出于对文集内容的兴趣以及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敬仰，我欣然接受了这项工作。鄙人虽学非专攻，但长期以来对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非常关注，也一直有所涉猎，并且该书中涉及的哲学理论又是自己的专业领域，因此一开始以为这项工作并不会太艰难。但是，实际情况超出了我的乐观估计。本文集作为批判人文地理学系列丛书之一，主题虽然很明确，但内容涵盖面较广，各个作者的风格又不尽相同，加之译者水平有限，因此，翻译的进度没有赶上原定的计划。在此，我要对为本文集出版付出努力的所有工作人员特别是李雪洁编辑和杨雪冬副所长表示歉意和谢忱。如果没有他们的信任和督促，这本译著可能就无法完稿了。

中国历来是翻译大国，翻译于中华文化，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然而，现如今译著较之专著，学术分量却判若云泥。译者的付出和艰辛常常不是被忽视，就是被误解。著作者一般被视为原创者，而翻译者则常常被看做是模仿者。依我愚见，翻译对于译者而言，着实可形容为精神历险。语言的创新、思想的交流、文化的碰撞、领域的融合，凡此种种，都可以在翻译过程中加以体会，个中滋味，恐怕也只有译者自知。

一部译著完成后，给译者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往往不是整部著作的内容，而是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和处理。这也许是翻译工作的要求所致。关于翻译的要求，通常有所谓“信、达、雅”之说。“信”是指忠于原作；“达”是指忠于读者；“雅”是指忠于文学语言。就学术翻译而言，前两者尤为重要。因此，我在这两方面可以说是谨小慎微，不敢有丝毫懈怠。一个短语或一句话有时可能需要用上一整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去思考和揣摩。我时常纠结于这类问题，绞尽脑汁不得其解，最终只能求教于学界方家，但又能偶尔在困顿中灵光一现，豁然开朗，觅得妙语，倍感欣喜。我想，这可能是译者在辛苦之余所能获得的最大乐趣了。

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我邀请了一些同仁分担了本书的部分翻译工作，具体分工如下：第1、第3和第4篇论文由中央编译局吕增奎博士翻译；第2篇论文由电子科技大学吴晓云博士翻译；第9和第10篇论文由曹雷雨博士翻译；第11篇论文由张耀宗博士翻译；第12篇论文由吴晓佳博士翻译；其余论文皆由我译出。此外，淮阴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的袁素平老师校对了第11篇论文。对于他们给予的帮助，我不胜感激。当然，作为全部译文的最后统稿者和校对者，我一人应对文中的所有错误负全部责任，竭诚希望读者们不吝批评指正。

谢礼圣

2011年3月于淮阴师范学院

图表目录

图7.1　发达资本主义的负债，1946—1980

图11.1　家庭内部根据年龄和性别就分工问题的重新议定

图11.2　谢佩岛

表11.1　家庭的挣钱者和自我供给

图12.1　时间—空间地图

图12.2　区域化的模式

图12.3　分区

图12.4　中心—边缘的区分

图12.5　情境性及其种类

图12.6　时空图

图13.1　哈格斯特朗的创新扩散模型

图13.2　哈格斯特朗的网状模型

图13.3　作为时空序列的计划（依据哈格斯特朗）

图13.4　实在论和社会生活的“层面”

图14.1　作为历史偶然过程的地点（和地区）的组成

图14.2　1790年前和1809年圈地后的马尔默南部西丽村中心地区

图14.3　一个假设的有地农户在单个地块圈地运动前春耕季节的日常路径

图14.4　单个地块圈地（1）前（2）后，田地计划和村落中心计划对于一个有地农民的日常可达性

图15.1　知识和交流

图15.2　五种无知

图15.3　1697～169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特许小商贩的空间分布

主题索引[*]

资本和劳动力剩余的吸收

抽象研究

中的空间处理

抽　象

对自然环境的适应

异　化

年　鉴

社会的解剖

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学，存在的

阿斯拜

“生成”

行为主义

比哈尔人

生物科学

区域的分界线（也见区域化）

资　本

积　累

循环（流通）

文化的

贬　值

虚拟的

投　资

流动性

所有权，以及社会—空间多样性

再生产

重　组

剩　余

资本主义作

为一种生产方式

倾向发生危机的本性

家　庭

的历史地理

垄　断

支撑（资本主义）的社会和实体基础设施

资本主义的关系，与市民社会形成对照

卡特，托马斯

因果力

中心地理论

中心—边缘的关系

“通俗读物”

城市

和社会变迁

作为文化形式

作为生态社群

作为工业资本主义的表现

作为资源分配系统

作为集体分配单位（也见消费，集体的）

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过程中的

社会学

市民社会

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对照

的空间结构化

阶　级

和知识传播

与空间形成范畴对照

冲突或斗争

意　识

住房的

职业的

权　力

地区联盟

地区或地方阶级结构

与其他群体身份基础相联系

社会的（也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范畴的阶级）

的结构化（也就是阶级结构化）

阶级分化的社会

和城市

阶级关系，在地区上的地理格局

克雷格，詹姆斯

采　煤

英格兰东北部的

南威尔士的

集体组织（也见城市社会运动）

殖民主义，国内的

联合且不平衡的发展

组构，与情境的关联

具体研究

在意识中对空间的处理

意　识

集体的

发　展

的物质基础

在时空中的结构化

消　费

作为独特的城市过程

集体的

在一种重新表述的城市社会学中的作用

制约因素，时间—地理的

情　境

情境的，与组构的关联

情境性

偶然关系

地理学和

师傅制

信　用

犯　罪

批判理论

文化实践，的空间变化

日常生活，的常规化性质

决　策

解　构

规定性

历史的

社会的

空间的或地理的

结构的

扩　散

理　论

疾　病

距离，的实体化

分　工

学术的

作为社会中的工作组织化

概念的

细节的

家庭的

国际的

与阶级的关系

社会的（也见阶级，社会的）

社会的（特定概念）

空间的或地理的或地域的

垂直的或等级的

生态学的错误

经　济

非正式的

非正式的，与更为正式的领域的关系

道德的

经验规则

经验主义

雇佣关系

在时空中的结构化

圈　地

百科全书，狄德罗的

本质主义

民族方法学

事件，本体论

存在主义（也见地理学，存在主义的）

外在—内在辩证法

女性主义

福特制

形式主义

功能主义

工头制

性　别

普遍化

地理（地理学）

作为一门“学科”

作为空间科学

作为地区研究

行为的

存在主义的

历史的

人文主义的

唯心主义的

现象学的

自然的

激进的或马克思主义的

的彻底批判

地质学

资本积累层的

社会关系的

地缘政治，资本主义的

“习性”

霸　权

解释学

等级体系

管理的

空间的

公司中的空间化职能等级体系

医院，的内部区域化

家庭路径和计划，思科讷省的

家庭工作策略

家庭，的两极分化

人类能动性

人类行为者，有目的的

人类生态学

理想化类型

唯心主义（也见地理学，唯心主义的）

黑格尔的

意识形态

帝国主义

个人主义

工业区位

通货膨胀

信息，扩散研究中的

创新，扩散研究中的

制度的具体性，和社会—空间多样性

机构，主导性

互动，情形

意大利

乔塞林，拉尔夫

凯，理查德

识知，社会的

知　识

话语的

经验的

地理学

“自然哲学”

政治的

实践的

社会的

库

类　型

无意识的

库兰科人，塞拉利昂

劳动力

贬　值

流动性

再生产

剩　余

劳动力市场

和女性

劳动过程，和社会—空间多样性

规律，社会的

个人生活经历

生活路径，日常路径辩证法

语言学，作为一种社会理论模型

地方政治经济学

“场所”

地　方

区位理论，的重新表述

麦克雷恩，鲁特格尔

魔法

管理主义

制造

市场，威尔士，煤炭和钢铁的

马赛，社会重组

马克思主义

法国的

人道主义的

结构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者，对空间的处理

唯物主义

辩证的

地理的

历史的

比　喻

梅西在工业结构研究中使用的地质学比喻

重新表述梅西的地质学比喻

模　型

现代化

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关系

民族国家间的军事冲突

民族主义

凯尔特

威尔士

自然主义

必然关系

的去空间性

邻近效应

报　纸

“常规科学”

本体论深度

本体论保证

范式，范畴的

父权制

潘里吉村，起义

分期，历史的

人格，的发展

现象学（也见地理学，现象学的）

哲学，的拒斥

地　点

依　附

特　质

理解的重新表述

政治世代

政　治

的历史地理

识知和无知的

在空间中的结构化

多面体力学

多价性

实证主义（也见地理学，作为空间科学的）

权力关系的权力（也见阶级权力）

理　论

在场可得性

在场和不在场

印刷术

“秩序问题”

生　产

变迁，与空间变迁相联系

力或资料

方式（也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以及国家生产方式）

关系（也见阶级，社会的；以及分工，社会的）

生产基地，和社会—空间多样性

精神分析

心理学，历史和地理的

公共和私人，的范畴

种族主义

合理性

实在论和理论实在论

对时空的处理

实在，的层级化性质

互　惠

还原论

地区（区域），的概念

地区政策

“地区空间”，作为特定地区生产和消费的“结构化连贯性”

区域，前区和后区

区域化

再生产（也见资本，的再生产；以及劳动力，的再生产）

日常生活的

社会的

“劳动力储备军”

骚乱，英国城市的，1981年

学校教育，当代社会的

自我供给

序列性或“轮流”

希尔内斯

海军船厂

钢铁公司

谢佩，岛

的经济衰退

的特质

未登记的工作

模拟模型

境遇性社会行动，的理论

境遇生态学

思科讷

社会，与空间相互交织

社会生活，的连贯性

“社会地形学”

“社会形态学”

社会理论

的去空间性质

的去时间性质

组构的

对空间上界定的单位的关注

社会主义

社会学

具体社会学

与非空间的社会学和去空间的社会学之间的区分

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

城市的

南威尔士

作为“一个红色地带”

的劳动地理

空　间

绝对论的观点

与阶级形成范畴对照

商品化

心理的，认知的

物理的，物质性的“第一自然”的

的生产

关系论的观点

与时间的关系

与物质的分离

理论实在论的观点

空间，与社会相互交织

空间崇拜

“空间修复”

空间“实践”

空间尺度

与国家尺度和地方尺度的交织

空间结构

空间性

作为“第二自然”的一部分

资本主义的

具体的

解释中的“模糊性”错觉

解释中的“透明性”错觉

它的社会可转变性

具体的社会关系，社会—空间多样性

“工作领域”

国家（也见民族国家）

和地域性

干　预

地方的

生产方式

“站点”

南威尔士的钢铁生产

结构的层或层面

结构主义

阿尔都塞的

结构化

作为一个过程

理论

结构化学派

结构，的本体论

主　体

的构成

的去中心化

监控

瑞　典

哈格斯特朗的工作

系统

封闭的

开放的

系统方法或理论

技术

时间性

撒切尔夫人

时　间

绝对论的观点

商品化

关系论的观点

可逆的

理论实在论的观点

时间规训，工业资本主义的

时间地理学（也见制约因素，时间地理学的）

与结构化理论的关联

时　空

收　敛

距离化

“集权机构”

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

过渡，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

工联主义

不平衡发展，地理上或空间上

无知，社会的

城市社会运动

价　值

剩　余

瓦尔，乡村激进主义

村　落

作为“独特的生成地点”

分散的

有核的

唯意志论

“威尔士特点”

猎巫运动

女性，对她们的劳动剥削

“妇女的工作”

工　作

未登记的

未登记的，的地理状况

————————————————————

* 本索引及作者所引的页码均为原书页码——译者注。

作者索引

Aglietta，M．　M．阿格里塔

Agnew，J．A．　J．A．阿格纽

Agnew，J．S．　J．S．阿格纽

Albrow，M．　M．阿尔布劳

Alihan，M．　M．阿里汉

Althusser，L．　L．阿尔都塞

Ariès，P．　P．阿里斯

Aydalot，P．　P．阿依达罗特

Berger，J．　J．伯格

Bernal，J．D．　J．D．贝尔纳

Bhaskar，R．　R．巴斯卡

Blache，V．de la　维达尔·白兰士

Blackburn，R．　R．布莱克伯恩

Blaikie，P．　P．布莱基

Blaut，J．　J．布劳特

Bleitrach，D．　D．布莱特拉赫

Boudon，R．　R．布东

Bourdieu，P．　P．布迪厄

Braudel，F．　F．布罗代尔

Braverman，H．　H．布雷弗曼

Broadbent，T．A．　T．A．布罗德本特

Buraway，M．　M．布洛维

Buroker，J．V．　J．V．布洛克

Buttimer，A．　A．布蒂默

Calhoun，C．　C．卡洪

Cameron，G．　G．卡梅隆

Carchedi，G．　G．卡切迪

Calstein，T．　T．卡尔斯泰英

Castells，M．　M．卡斯特尔

Castoriadis，C．　C．卡斯托里亚迪

Chapman，G．P．　G．P．查普曼

Chenu，A．　A．舍尼

Chisholm，M．　M．奇泽姆

Christaller，W．　W．克里斯塔勒

Clark，G．　G．克拉克

Cohen，G．A．　G．A．柯亨

Collins，R．　R．柯林斯

Cooke，P．　P．库克

Cox，K．　K．考克斯

Dahrendorf，I．　I．达伦多夫

Daunton，M．　M．唐顿

Dear，M．　M．迪尔

Durkheim，E．　E．涂尔干

Earman，J．　J．厄尔曼

Elias，N．　N．埃利亚斯

Elster，J．　J．埃尔斯特

Engels，F．　F．恩格斯

Eyles，J．　J．艾尔斯

Fothergill，S．　S．福瑟吉尔

Foucault，M．　M．福柯

Gans，H．　H．甘斯

Gershuny，J．L．　J．L．格尔舒尼

Giddens，A．　A．吉登斯

Gittins，D．　D．吉汀斯

Goffman，E．　E．戈夫曼

Gordon，D．　D．戈登

Gould，P．　P．古尔德

Gramsci，A．　A．葛兰西

Gregory，D．　D．格利高里

Guterman，N．　N．古特曼

Hägerstrand，T．　T．哈格斯特朗

Hanssen，B．　B．汉森

Hardy，T．　T．哈代

Harré，R．　R．哈瑞

Harvey，D．　D．哈维

Hawley，A．　A．霍利

Hechter，M．　M．黑希特尔

Hegel，G．　G．黑格尔

Heidegger，M．　M．海德格尔

Hinkfuss，I．I．　I．I．辛克福斯

Hobsbawm，E．　E．霍布斯鲍姆

Hymer，S．　S．海默

Janelle，D．G．　D．G．贾内尔

Jensen—Butler，C．　C．简森—布特勒

Joyce，P．　P．乔伊斯

Kaldor，M．　M．卡尔多

Kant，I．　I．康德

Keat，R．　R．基特

Kierkegaard，S．　S．祁克果

Kuhn，T．S．　T．S．库恩

Lacan，J．　J．拉康

Lakatos，I．　I．拉卡托斯

Lee，C．H．　C．H．李

Lefebvre，H．　H．列斐伏尔

Leibniz，G．W．　G．W．莱布尼茨

Lenin，V．　V．列宁

Lévi-Strauss，C．　C．列维-施特劳斯

Lipietz，A．　A．利比兹

Littler，C．　C．利特勒

Lojkine，J．　J．洛伊凯恩

Lucas，J．R．　J．R．卢卡斯

Luckmann，T．　T．卢克曼

Lukács，G．　G．卢卡奇

McDowell，L．　L．麦克道威尔

Macintyre，S．　S．麦金太尔

Madden，E．H．　E．H．麦登

Mann，M．　M．曼恩

Marglin，S．　S．马格林

Marx，K．　K．马克思

Massey，D．　D．梅西

Meegan，R．　R．米根

Mingione，E．　E．明焦内

Müller，W．　W．米勒

Nagel，E．　E．内格尔

Neusüss，C．　C．诺伊聚斯

Oeppen，J．　J．厄彭

Offe，C．　C．奥菲

Olson，M．　M．奥尔森

Paci，M．　M．帕契

Pahl，R．　R．帕尔

Park，R．　R．帕克

Parkes，D．　D．帕克斯

Parsons，T．　T．帕森斯

Pollard，A．　A．波拉德

Popper，K．　K．波普

Poster，M．　M．波斯特

Poulantzas，N．　N．普兰查斯

Pred，A．　A．普雷德

Przeworski，A．　A．普沃斯基

Ratzel，F．　F．拉采尔

Redclift，N．　N．瑞德克利夫

Rees，G．　G．里斯

Reissman，L．　L．雷斯曼

Rex，J．　J．雷克斯

Roemer，J．　J．罗默

Rose，C．　C．罗斯

Rose，R．　R．罗斯

Rykwert，J．　J．里克沃特

Sack，R．D．　R．D．萨克

Sartre，J．P．　J．P．萨特

Sauer，C．　C．索尔

Saunders，P．　P．桑德斯

Saussure，F．de　F．de索绪尔

Sayer，A．　A．赛雅

Schutz，A．　A．舒茨

Scott，A．　A．斯科特

Seabrook，J．　J．西布鲁克

Simmel，G．　G．西美尔

Smart，J．J．C．　J．J．C．斯马特

Smith，D．　D．史密斯

Smout，T．　T．斯莫特

Soja，E．　E．索雅

Spufford，M．　M．斯普福德

Storper，M．　M．斯托珀

Szelenyi，I．　I．泽林尼

Thomas，K．　K．托马斯

Thompson，E．P．　E．P．汤普森

Thrift，N．　N．斯瑞夫特

Tomlinson，S．　S．汤姆林森

Townsend，P．　P．汤森德

Unwin，D．　D．昂温

Urry，J．　J．乌里

van Paassen，C．　C．范帕森

von Linné，C．（或Linnaeus）　C．林奈

von Thünen，J．H．　J．H．冯·杜能

Walker，R．　R．沃克

Wallace，C．　C．华莱士

Warde，A．　A．瓦德

Webber，M．　M．威伯

Weber，A．　A．韦伯

Weber，M．　M．韦伯

Wells，H．G．　H．G．威尔斯

Westaway，J．　J．维斯特威

Whitehead，A．N．　A．N．怀特海

Wiesenthal，H．　W．维森塔尔

Williams，G．　G．威廉姆斯

Williams，R．　R．威廉姆斯

Williamson，J．G．　J．G．威廉森

Wirth，L．　L．沃斯

Wright，E．O．　E．O．怀特

Yapa，L．S．　L．S．雅帕

Zerubavel，E．　E．泽鲁巴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