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看不见的背叛：爱与痛的挣扎与疗愈

作者：（美）詹妮弗·弗尔德；（美）帕梅拉·比勒尔

译者：耿沫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6-06-01

ISBN:978755027915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赞誉

序言

第1章这么明显的事情，怎会毫不知情

第2章孩子不知道背叛是什么，只能将罪往身上揽

丽贝卡的故事

凯文的故事

背叛是对信任的背弃

第3章在工作、家庭或社会中可能遭遇的背叛

飞机上的女孩

马克·沃克尔：另一起背叛案件

背叛盲视的特殊案例：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雅克·萨多乐士的背叛盲视

杰西·李·加德

第4章我们信赖的制度也可能伤害我们

企业的体制背叛

掩饰教会里的性虐待

对体制背叛的研究；性侵事件后辜负了当事人的信任

军营中的性创伤和背叛盲视

法庭上的机构背叛

旁观者的背叛盲视

第5章当背叛你的人同时是你依赖之人时

依赖看护人

社会契约、信任、发现骗子的人

当依恋和欺骗冲撞时的背叛盲视

第6章迫于生存，“明知却装作不知”

山姆的故事

山姆如何对马克的不忠保持不知状态？

山姆与背叛创伤理论

第7章一个人可以同时盲视多种背叛

对重创的盲视

坚守秘密强化了背叛盲视

双重标准和其他历练强化背叛盲视

依赖作恶者以及维持关系的必要

解脱

第8章选择盲视背叛，是为了维护生活现状

元认知

注意力与记忆

解离症

对情感的知之与不知

作恶者的安抚以及对沉默的需求

信任需求

第9章背叛对个人、人际关系和社会造成的影响

背叛对个人的危害

背叛危害人际间的关系

背叛对社会的危害作用

第10章相让人清醒，也令人害怕

对背叛的“知之”

贝丝的故事

披露可能会引发更多的背叛

知之难，揭露亦难

我们为何隐瞒真相？

第11章安全感和希望是疗愈的重要元素

力量、信任与背叛

揭露有助于走出阴霾

凯西的故事：安全和希望的重要性

意识与养育

第12章打破沉默，才有机会改变

直视社会层面上的背叛能够引向公正

肖恩·布如野的故事：敢子在权威面前实话实说

第13章作者亲身遭遇的背叛故事

第14章拨云见日，播下希望

致那些怀疑自己遭到背叛的人

致朋友和支持者们

致相关机构和有权势的人

致谢

赞誉

翻开《看不见的背叛》这本书，犹如推开一扇积满尘埃的旧窗，让我们看到了太多伤害的真相，诠释了痛苦的根掘。在不经意间，我们遭遇着背叛，同时也在培养着背叛，亦或背叛着他人。阅读此书，就是一次用专业视角看生活的疗愈洗礼，一场心灵盛宴，让我们正视背叛对人的隐性伤害，进而远离痛苦，靠近幸福的自己。

于际敬

著名心理专家，心理学博士

《爱情保卫战》特邀心理专家

背叛现象是很多人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伤痛，它带来的创伤甚至可以毁灭一个人的一生。心理学研究者詹妮弗·弗尔德博士和帕梅拉·比勒尔博士通过多年研究说明了人们对于遭遇的背叛选择视而不见的心理原因、背叛会带来的创伤以及应该如何正视和面对。这是国内读者很有必要认真阅读的一本心理学著作，希望可以给你的心灵带来慰藉和力量。

方刚

性社会学博士，性与性别研究专家，性教育专家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总召集人

在《看不见的背叛》中，詹妮弗·弗尔德博士和帕梅拉·比勒尔博士指出不仅奇特的、戏剧性的灾难会给人带来创伤，微妙的、甚至秘不可言的背叛同样会给人带来创伤。

通过揭示“背叛盲视”这一对人类有害无益的生存机制，指出受背叛创伤伤害的女童和女性要多于男童和男性。两位作者在这本了不起的书中提出的愈合方法真得可以挽救生命。

罗宾·摩根

女权活动家，多产作家

《看不见的背叛》一书直观地告诉我们：人们倾向于相信他人是善良的，这是我们人类的一种基本需要。当最为信任的他人背叛我们时，那种撕心裂肺的伤痛感太过恐惧，以至于我们为了避免承受这种剧烈的背叛感，而对自己真真切切遭遇的现实背叛选择盲视。弗尔德博士和比勒尔博士努力教会我们不再自欺欺人，而是学会勇敢地面对我们所经受的伤痛和创伤。这本书对于所有遭受背叛痛苦、不愿公开自己身心所承受不公待遇这一丑陋真相的人或机构而言，都是福音。打开这本书，你将获得新的力量，新的关于自由的见解。

温迪·J.墨菲

新英格兰法学博士，《公正，对某些人而言》作者

弗尔德博士和地勒尔博士带我们了解了背叛及背叛盲视所引致的创伤。他们向我们展示了背叛是如何蒙蔽我们对于事实的认知，背叛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生活灾难；以及如何正确地摆脱它。这两位杰出的专家为我们写了一本大有裨益的书，我想几乎所有的心理治疗专家和心灵教练的书架上都应该收入一本。这本书应该被列入所有临床训练项目的参考资料中，那些追求对于人类行为和经验的更深刻理解的人们，应该人手一本。

肯尼斯·S.波普

美国专业心理学委员会成员，临床心理学博士

极富力量、激动人心、令人不安……对于科学研究和临床观察几十年孜孜不倦的付出，让社会科学家、临床学家以及任何感兴趣于思考创伤影响的人们大开眼界。弗尔德博士和她的同事们在这个富有争议、日渐迫切的领域做出了建设性的贡献。弗尔德和比勒尔在书中指出了当心理盲视被察觉、理解后是可以康复的，而二位作者也给读者们提供了康复的幽径。本书中还有太多让人震惊的案例，不得不说，这本书太过重要，太有意义。

朱利安·D.福特博士

康涅狄格健康中心精神病学大学教授

弗尔德和比勒尔教会我们勇敢去面对背叛问题，不再不敢看、不敢想、不懂保护自己。背叛与背叛盲视的普遍存在，勇于承认、面对背叛的内在挑战，以及这些心理创伤在心理学上的意义，在本书中一一被呈现。我会购买好多本，因为我知道我身边的太多学生、助理会争相传阅。对于经历过背叛、曾对背叛佯装不知的人，本书必读。这就意味着，我们人人，必读。

劳拉·布朗

美国专业心理学委员会成员，弗里蒙特社区治疗项目负责人

序言

遭遇丈夫搞外遇的妻子；遭遇教父性虐待的孩子；接受长官命令进入危险地区的士兵；在自己秘书工作中过度劳累并遭遇不公正对待的单身妈妈；具有相同的民族传承却被挡在领导阶层之外的弱势群体。……这些例子中的每个人都遭遇了不公正待遇。不忠、虐待、变节、（社会公平中的）超负荷工作、（社会平等中的）歧视和（社会公正中的）不公，都属于背叛的范畴。所以，可以将背叛理解成我们美好生活的一种普遍性或核心性的威胁。

背叛威胁着我们。它会破坏亲密关系，甚至是会摧毁亲密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信任度。它也会破坏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社会结构。对于孩子而言，背叛所带来的影响可能会持续一生，使他们不仅无法信任别人，甚至无法相信自己，严重侵蚀了他们的自强意识。有着背叛经历的孩子可能很难重拾自尊，而且还会出现抑郁、焦虑，甚至是很严重的精神问题。

即使背叛是如此经常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却总是没有勇气承认它带给我们的不公和歧视，甚至有时候，我们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的遭遇，仿佛这是见不得人的事。我们总是想方设法地保护自己免受背叛之痛。在我们最亲密的关系中、我们工作的环境或者社会中，是否有背叛存在？对此，我们总是无意识地选择忽视。

我们对背叛视而不见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我们害怕冒险、害怕打破现状，而知道的太多会让我们的安全面临威胁。可选择“视而不见”，也要付出一些代价。这是一种我们不得不面对却又很少完全承认的真实窘境。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通过“无意识”，通过避免看到背叛或不公的方式来处理这种“进退两难”。看到这种不公的受害者很可能会选择直面这种背叛，也可能会从这种窘境或亲密关系中抽身。这种直面或抽身可能会导致一种好的结果，也可能会引起一场威胁到人的危机。相比而言，如果意识不到这种不公正待遇，这个丈夫、这个孩子、这名战士、这位辛苦工作的妈妈或者这个受压迫的群体就不可能从这种不公正中真正解脱出来。保守秘密的最好方式就是对其佯装不知。当信息太危险的时候，“无意识”是一种强有力的生存技能。

人类对于背叛的认知总是不稳定的。究竟我们是背叛者、观察者，还是被背叛者？对背叛的了解会剌激我们打破现状，当然也可能会对我们的安全造成威胁，看看近期的天主教危机：对于性虐待的态度，已经由过去的否认和掩盖逐渐让位于承认和调查。这一危机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定计划和权力机构受到威胁。即便我们不是直接受害者，我们同样担心现状改变会带来风险，担心会失去原本舒适的生活，甚至担心会威胁到自身的生存。而所有这些都成为我们主动忽视背叛的动机。

整体来看，对于背毅和不公待遇的视而不见是一种可观察的、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我们称之为“背叛盲视”。作为一名学术型心理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在工作中，我发现对背叛的“盲视”普遍存在，这对个人、对整个社会终将造成可怕的恶果。

背叛现象引出了“背叛盲视”的五个主要问题：

（1）什么是背叛盲视？

（2）我们为什么会做出背叛盲视的行为？

（3）我们怎样做到背叛盲视？

（4）背叛盲视带给我们的影响是什么？

（5）我们怎样从背叛盲视中抽身而出？

在第1章，我们研究了朱莉·斯通（Julie Stone）的故事，她是一位聪明的职业女性，她对自己丈夫的不忠完全视而不见。朱莉不是个别情况。她遭遇的背叛是我们一眼可以看穿的，我们也能够从她的案例中学到知识。在第2章，我们引进丽贝卡（Rebecca）和凯文（Kevin）的故事来讲述童年时代的背叛，每一个人在儿时都经历过诸多背叛。尽管丽贝卡和凯文遭受到的背叛类型有所不同，但他们都选择了盲视。（我们在这本书中，借助真实的生活案例来解释、研究。然而，我们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全都用了化名。）在第3章，我们继续探讨背叛和背叛盲视，所用的案例包括一名16岁的少女在飞机上遭到自己教练的性骚扰，还有一名16岁的男孩被监禁在联邦劳改所时的经历。通过他们的反应，我们具体阐释背叛以及背叛盲视的后果。

我们在第4章介绍了“机构背叛”这个概念。不仅仅是我们信任的人可以给我们带来伤害，我们所信任的机构也会背叛我们。比如，我们对雇主、教堂、教育机构以及政府做出的背叛选择视而不见。

究竟是什么让背叛的受害者、作恶者以及目睹背叛的旁观者对如此重要的事情选择漠视呢？我们在第5章运用亨德里克的案例阐释这些问题，同时介绍了背叛创伤、社会契约、骗子-侦查长、战斗-逃跑-僵硬这些概念。

我们怎样将背叛从意识中抹去？我们如何同时保持对背叛的知与不知？第6章中，我们会采用山姆的案例来揭晓这些答案。我们先揭示山姆对不忠的盲视，然后在第7章我们将引出她对虐待和家暴的盲视。通过本案例，我们发现对亲属的背叛保持盲视往往包括对虐恃和其他暴力行为的盲视。第8章我们将介绍针对背叛盲视的心理机制所进行的研究。我们在解释心理机制的同时引进了元认知、定向遗忘、述情障碍等概念。

背叛盲视给我们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第9章为我们揭示了背叛以及背叛盲视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包括解离症、边缘性人格障碍、代际间的虐待、再度伤害以及其他问题。凯西的故事可以很清晰地展视这些后果。在第10章，我们将着眼于如何正视背叛。对自身背叛经历的讲述与知之是有风险的，我们会通过一个私人的故事解释这一点。

在第11章我们将再次研究贝丝和凯西的故事，学习她们的治愈方式。第12章我们将继续深入探讨走出背叛和背叛盲视的阴霾如何带来希望与公正。对背叛的认知与倾诉同样具有治疗魔力，在第12章中肖恩·布如野的故事将证实这个观点。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中正发生了什么，那么这个世界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在第13章，我们继续讲述自己的故事以及如何从背叛走向亲密，走向希望。第14章将对于如何预防背叛及背叛盲视给出建议和治疗指导。这是专门为那些遭受过背叛的人准备的，他们可能遭受过朋友、亲人或机构的背叛。从长远来看，我们为了生存，对背叛行径只能选择盲视，但这却可能会将我们引入歧途。

第1章

这么明显的事情，怎会毫不知情

背叛盲视意味着对真真切切存在的东西选择视而不见。而立之年的朱莉·斯通（JulieStone）如今是一位备受推崇的律师，她向我们讲述了自己对背叛盲视的切身经历。朱莉的诉说让我们对这种盲视现象的产生原因和途径有了多角度的深刻认知：

朱莉叙说着她婚后不久的一次经历，那时她在一个酒吧里坐等丈夫的归来，丈夫出差在外已长达一个星期。她深知他归乡时的习惯：到这个酒吧和一群死党畅饮一两杯。通常，朱莉带着襁褓中的儿子在家里等着丈夫拥门而入，而这次，她想打破惯例。一位朋友——丈夫工作伙伴的妻子，煞费苦心地游说，并劝她在这个难得的夜晚外出放松一下。起初，朱莉犹豫不决，而现在她倒是急切地盼望着给丈夫一个惊喜。她觉得今晚对于他们这对新婚燕尔来说，将会是个特别的夜晚。

朱莉解释道，自己并不经常进城，她将绝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照料幼小的儿子，打理屋子和农场：水果装罐、修剪花园、喂养家禽。她有着厚厚的卷发、水灵迷人的眼睛，模样可人。或许因为她忙于做一位称职的妈妈、家庭主妇和农妇，她对自己的美貌全然不放在心上，甚至很少意识到自己有着卓越的才智。那天晚上，她欣喜万分，因为儿子在家由保姆照看着，她可以抽身与丈夫共度良宵。

她紧紧地盯着酒吧入口的门，等待丈夫的身影。终于他走进酒吧，朱莉由衷地咧着嘴角，开心、深情地笑着。然而，她的丈夫并没有看到满心欢喜的她，因为就在她会心一笑的刹那，另一名陌生女子从高脚椅上跳下来，朝他的怀抱中跑过去。他们亲吻着对方。

“亲吻完，他抬起头，我们恰好四目相对。我几乎是眼睁睁看着这一幕发生的，他走向我，说，‘我不认识那个人’，我相信他了。”

朱莉在她的家里向我们讲述了这个故事。我们坐在她家客厅里舒适的沙发上，头上是拱形的天花板，对面是大落地窗，一眼可见房子周围的树林。一台磁带录音机摆在我们中间，记录着朱莉的故事。窗外，八月的阳光穿透高耸的道格拉斯冷杉，片片的光斑点缀着摆架上的陶瓷，那是她忙里偷闲时自己创作的陶艺作品。她如何将这一切打理得如此妥当？我们的心中打了一个问号。房间里温暖舒适，光线可人，空气新鲜。我们浑身畅快，庆幸自己身在此处。朱莉显得精明能干，举手投足间散发着自信。她似乎很喜欢现在的自己，很享受现在的生活，她有时也会自嘲一下。我们几乎没有理由不对眼前的这个女子心生爱慕和钦佩。可是，就在我们坐在那儿爱慕着、钦佩着她时，她却向我们娓娓叙述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背叛之事，那些她竭力从脑海中“嗖”（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地挥之而去的事情。

她怎么会对如此显而易见的事情视若无睹呢？我们疑惑万分。

朱莉有足够的理由质疑丈夫的忠贞，而且酒吧事件并不是丈夫第一次出轨。

“我前夫长得很英俊。女人绝对会迷恋上他。其实我心知肚明，她们会对他暗送秋波。我有个朋友，她时常半开玩笑地告诉我，她对我的丈夫心生情愫。这是我们姐妹间的玩笑话。一次，我们与一群女性朋友坐在一起聊天。我无意地将这件事情爆料出来，还开玩笑地问她是否仍然对我丈夫心怀鬼胎。其他人瞬间不再言语。我原本只以为是她们的反应古怪，但后来我才意识到她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她和我丈夫睡过，只有我不知道。我之前一直都被蒙在鼓里，直到她的男友找到我，说既然我丈夫和他女友之间有奸情，他觉得我们两个应该在一起。这对我来说如同晴天霹雳，     我万分震惊。他也讶异于我竟然一无所知。”

这次事件过后，朱莉又发现了她的丈夫与另一个女人在一起偷情。令人惊讶的是，酒吧事件是在此事之后的下一年发生，这时她已经得知丈夫出轨两次。所以，我们心底的问号画得更大了：她如何将丈夫与另一名女子在酒吧亲吻这个事实“嗖”地抛却脑后呢？她解释道，从前两次出轨与酒吧事件中，她发现时间是一切的解药：

“我和丈夫为这件事吵得很凶，他决定悔过自新，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我仍然在他身边，也没有再发现类似的事情……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她继续用自己的口吻讲述酒吧事件：

“我是个不爱出门的人，儿子还不到两岁。我和丈夫经常为一件事情吵架，即使他出差一整周，也从未在回来后径直回到家中。他总是先到酒吧里和朋友喝几杯。这实在让我很困扰，因为他家里有妻子和幼小的儿子，他难道就不想立刻回到家中看望我们吗？我不理解。他会辩解说：‘你想想，我一直在外努力工作，我有权利和兄弟们痛快地玩一玩。’所以，那个周五，丈夫同事的妻子对我说，‘一起去吧，我们要给他们一个惊喜。’于是我找到一个保姆在家照看孩子，我们就一起出去了——我从未出过远门，一次也没有。”

“我决定去那里，然后我们全都精心打扮了一番。我们在我丈夫与其同事回来之前，先来到小镇的酒吧里。一个本土乐队在那里驻唱，酒吧里人满为患。我们都有点兴奋，等着给自己的丈夫一个惊喜。他们走了进来，就在我丈夫进来的时候，一名女子跳下椅子，朝他走去，接着他们亲吻了。亲吻完，他抬起头，我们恰好四目相对。我几乎是眼睁睁看着这一幕发生的，他走向我，说：‘我不认识那个人’，我相信他了。我真的相信他。我心想，‘真是奇怪’，然后……嗖！我相信了我丈夫说的肯定是事实。那天晚上，我一直和他在一起，跳着舞……此后我从未质问他那个女人是怎么回事。”

“嗖？”我们都很纳闷这是怎样的一种心理状态，此时我们重复播放着访谈朱莉的录音带。我们是心理学家，我们应该知道答案。事实上，我们研究过人们遗忘、觉察不到一些重要事件的原因。换句话说，我们在实验室研究过“嗖”的心理过程，并在咨询室观察它。虽然我们承认它对我们来说仍是个不解之谜，但我们的确对它略知一二。我们将这种把背叛“嗖”地抛诸脑后的现象称为“背叛盲视”。

“背叛盲视”意味着你没看到或看不到眼前真切发生的事情。朱莉的丈夫对她不忠这个讯息一直存在她的脑海里。当朱莉后来将酒吧事件在脑海中反复琢磨一番后，她终于看到了她在当时没看到的讯息。

“我们离婚后没过多久，我便做了名花师，当你是个花师的时候，你会有大把的时间来思索一些事情，我回想那天晚上，心里犯嘀咕，‘哦，天呐，他一定和那个女人有奸情。’”

朱莉已经知道他至少出轨过两次，她怎么会看不出来丈夫的不忠呢？他亲吻一个陌生的女子，她怎么会相信他的辩解“我不认识她”呢？

怎样才能让朱莉承认丈夫的不忠呢？

朱莉这样回答：

“我一定要亲眼看见才相信他的不忠吗？是的，一定要，因此当最后那件事情发生时，我不再否认了。那时，我们共同的一位女性朋友来家里过夜。我记不清楚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他们有什么异常举动，但是当我在楼下，他们在楼上时，突然，我心里想，‘他们在干什么？’我踮着脚尖上楼，发现他们在我们的床上做爱。这是我亲眼所见。我完全不敢相信……可事实就摆在那儿。所以，我又下楼了。”

几个月过后，她当场抓住丈夫与另一名女子行苟且之事，于是朱莉下定决心离开他。不过，朱莉如此决绝的原因不单单是因为丈夫的不忠，也有部分原因是由于丈夫的家暴行为让她忍无可忍。她的丈夫渐渐变得很恐怖：酗酒、情绪无常、暴力威胁。到了这个份上，他的不忠相比于他的“暴政”已是小巫见大巫，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朱莉会蹑手蹑脚地爬上楼梯，发现显而易见的背叛行为后又悄悄下楼的原因。与丈夫继续生活在一起，对她的人身安全以及儿子的健康成长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威胁。

人类的思想着实令人费解。从“知道”这个词的某种层面来讲，朱莉几乎确切地知道丈夫背叛自己，即便她有意无意地避开“知道”的这一层面。“背叛盲视”正是需要这种令人费解的认知程度，如此，一个人才得以对重要之事保持知之与不知这双重状态。

朱莉为什么对显而易见的事情毫不知情呢？答案有可能在于她是生存所需。朱莉在结婚之初，对丈夫的背叛选择无视，尽管这是无意之举，但她的行为背后有着强烈的动机：她完全依靠丈夫生活。得知丈夫背叛自己后需要做出一些举措，而她经受不起事态扩大、节外生枝。有时，不知能维持现状，留住相对而言的幸福，而知之难免会引发骚动。一旦不知能保你生存下去，那它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人们常常对他人的婚姻和感情问题指指点点，并说，‘她怎么还选择留下来？’选择留下来的理由有很多，况且决然离去真的很难。世上没有完美的爱情，你必须要经历一些磕磕绊绊。我当时一点经济来源也没有……我花光自己所有的钱买了一辆二手车，一共250美元，我行驶在路上，车突然坏了，完全报废了，结果就是，我与后座上的两岁儿子被困在偏僻的地方。我心里嘀咕着，‘好吧，今天倒霉透了。’于是我打道回府，这时他也回到了家里……所以，你会觉得……”

我们问朱莉她的经济状况如何影响离开他的能力。

她解释道：“我自己一点钱也没有。我没有工作。我被社会孤立了。我完全依赖于他。一旦我从那段婚姻中全身而退，我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在经济上依赖一个人，我一点选择也没有。”

既然朱莉在经济上依赖丈夫，那她是怎样下定决心离开他的呢？一部分原因在于她想要寻求另一段感情。

“要想离开他，我需要他人的帮助。一个女性朋友说她会寄钱给我，让我离开家。我需要靠他将我送到机场。我没有车。我们住在乡下，机场离家很远，所以我不得不骗他。我假装去看望我妈妈，所以我没有带走我的物品。我有很多想要带走的东西，但我必须狠心放弃，因为他会看出我的把戏，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载我去机场了。”

“这听起来像是一次逃亡。”我们说道。

朱莉点头默许。“的确是一次逃亡，我必须逃走。”

朱莉确实成功逃离了，最后她成功地将自己打造成为律师界的知名专家。她再次结婚了，婚后幸福美满。我们让朱莉回想一下自己的朋友：“你说当时其他人都知道你丈夫的事情。你知道她们是如何得知的吗？”

“后来才发现，那个朋友并不是她们当中唯一一个与他睡过的人，所以有的是从切身经历中得知，有的是从流言蜚语中获知此事。她们口口相传。竟然没有人告诉过我。”

她的朋友为什么没有告诉她？

朱莉看透了问题的部分原因：

“我觉得，他们选择闭口不提，是因为他们不想破坏一桩婚姻。这些事好像与他们并不相干。”

我们逐渐了解朱莉的第一段婚姻、丈夫的背叛、身边朋友的串通一气。可是这个心理学上的谜团仍旧萦绕在心头：她眼前的讯息去哪了？

朱莉试着协助我们理解：

“如果我们将事情还原到发生之时，我在那里确实看到了一个女人吻他，这在当时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多么特殊的事件。后来我也没再想起这件事，直到当我做了一名花师，开始思考自己婚姻的时候……我回想起那天晚上，之前我从未出过远门，所以外出时就异常兴奋。事实上，我们那晚玩得很开心。后来我想起了那个吻，我倏地站起来，下巴就像要掉下来似的。我心想，‘哦，天呐，我好傻！……’明白了吧，我必须要亲眼目睹他发生性行为，我才会承认他出轨。所以，眼前的讯息去哪了？就好像它从未发生过一样。他走向我，对我说，‘我不认识她’。他只是以上帝的名义亲吻她。”

“我并不愚蠢，对吧？”

是的，朱莉一点也不愚蠢。相反，她才华横溢。所以，当她告诉我们，在离开第一任丈夫后，又再次出现这种盲视行为时，想象一下我们是有多么惊讶吧！

“我的婚姻结束之后，我开始了另一段恋情，期间这个新男朋友也出轨过一次，对我来说，这其实是另一段很重要的恋情。我心理警惕性极强，记得当时，我发了疯似地观察别人出现外遇的可能性，我寻找着出轨的全部迹象，最后确认我身边的这个人绝对不会出轨……但是，我错了。当我们外出进行一次为期较长的旅行时，他将房子租给了一个女人，让她看管狗。对了，我们当时养了很多狗。我当时特别震惊，因为我从来没见过那个女人，他就自作主张地做了这个安排。有一天晚上，她过来看看房子和狗。我对她非常友善，奇怪的是，她却表现得十分拘谨。我在心里头嘀咕，‘这个女人是谁？’她是一位特别有魅力的年轻女子，我心里在想，‘真漂亮！’然而多年后，我发现她竟然和他发生过性关系！”

我们很想弄明白。所以我们问朱莉：“既然你当时十分警惕，那你还记得当时质疑过他们之间的关系吗？”

“我一个朋友曾对我说过，‘还记得那个替你照看狗的女人吗？’我没有表现得很惊讶。我心里想，没关系的，无所谓的。平复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找他当面对质了一番。”

在经受前夫的背叛之后，朱莉怎么没有察觉到这段新恋情中出轨的迹象呢？“第二次的经历很令人费解，”我们说，“你认为自己的观察力很强，所以我们依旧弄不明白当你见到那个照看狗的女人时，你的脑海中在想什么？”

“其实，我记得自己在想，‘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养了这么多狗，确实需要有人在家照看它们’。还有，我男朋友把这些狗当宝贝一样看待。照看狗的那个人应该是他万分信任的。他说：‘那个，我认识这个女人，她会来我们家照看狗’。我心里也嘀咕，‘这个女人是谁？’这个问题在我脑海中萦绕。我很困扰，因为如果你将自己至爱的宠物交给某人看管，你一定要对这个人知根知底。可我之前并不认识她，也没听男朋友提起过。我记得她很有魅力，话不多，浑身不自在，很拘谨。我想如果你见到一个女人，你曾和他男朋友发生过性关系，那你的表现就会和她当时的表现一模一样。我对她特别友善，她却没有以此回应。但是我当时却没有想到他们会做过这种事。”

朱莉仔细回顾了自己回忆起感情背叛的过程。

“我眼前的讯息跑哪去了？对我来说，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当我回想起那次事件——去酒吧给我前夫一个惊喜时……整个事件在我脑海中回放，我记起了那个女人，经历了后来发生的事件，明白了我丈夫的为人。所以这些讯息都编码在我的记忆中，只不过我没有将此解读成他有婚外恋的证据。”

或许有些人不会去质疑对方的不忠，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在朱莉看到丈夫在酒吧里亲吻那个女人时，她已经知道他有过两次出轨行为。或许在与丈夫第一次大吵之前，她不会质疑丈夫的不忠，因为她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这次吵架过后，在她得知丈夫的第一次出轨，继而发现丈夫第二次不忠之后，她一定会想到他可能是个负心汉，至少有这个可能性。然而她却接受了他对这个吻的荒唐解释，而后好几年她竟然都没有想起这件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脑海中应该存有‘丈夫背叛了我’这个想法，但是就讯息角度来说，我觉得它只不过是没有被解读，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在那里，但完全没有被解读出来。不过，如果因为其他原因回想起这件事，它有可能会被记起。”

我们纳闷，这种行为有多大程度是受到“不想知道真相”这个欲望所驱动。朱莉回答：“我打心底相信我们的婚姻是幸福完美的。”

对信任的需求是一种强大的动因，也是一种盲目的动因。

朱莉的经历是极个别情况吗？从我们的研究以及在采访其他人的过程中，我们得知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存在对不忠的盲视。而且，不仅盲视不忠、背叛，人们可能会背叛自己的工作，还可能会背叛家人，背叛社会。背叛可以发生在个人层面，也可以发生在社会层面；背叛可能是一名恐怖分子的行径，或者一个朋友出其不意的一击。父母抛弃或者虐待自己的孩子是背叛；叛国也是背叛。社会不公和社会压迫常常涉及背叛与背叛盲视，我们会在下一章中用凯文（Kevin）多年来一直沦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而不自知的案例详细阐述这个话题。

尽管并非所有的背叛都会被盲视，但从本质上来讲，正在发生的背叛或反复的背叛都与无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只有当某些背叛尚未被彻底识破时才会持续出现。有时，这种对背叛的无知是由信息不足所致，但有的时候，不自知部分是由于背叛盲视——未意识到眼前的讯息且无故将其“嗖”地抛却在脑后。再者，察觉到背叛往往会促使新意识的产生：这个世界已与往日不同了。曾经信任过的人如今成了不安全的隐患。一旦意识到背叛，必不可少的一个反应就是对昔日之事的观念进行重新整顿——重写自身的往昔经历。因此，背叛深深地影响着个人对现实的认知观念。有一名女子曾经受到丈夫的背叛，她告诉我们：“背叛与人们想的大不一样，它会让整个人心神不安，生活失去重心。就像是，我现在是在哪里？我之前认定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如今不堪一击。背叛如同蛇蝎，它张牙舞爪着，搅乱你的内心，让你质疑一切。”

然而，尽管背叛如此司空见惯，如此蛊惑人心，但心理学文献资料中鲜有关于背叛的研究。或许心理学这门学科也正遭受到背叛盲视。究其原因，部分根源于临床心理学和精神学愈来愈关注个体及其表征。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背叛和背叛盲视——容易被忽视。背叛依存于人际关系和机构间的关系中，它从未突破重围，聚焦在人们的视野内。以科学的方式着眼于对背叛的研究，说不定可以让心理学质疑它所认定的一切。

第2章

孩子不知道背叛是什么，只能将罪往身上揽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个孩子遭到父母的背叛。大多数孩子的内心还不够强大，不足以直面这个事实——赖以生存的父母竟然背叛自己。他们与父母的关系如此重要，一旦破裂，随之而来的后果和代价会令他们难以承受。然而，在孩子脆弱的时候，父母背叛孩子的方式可谓多种多样。一个孩子最大的恐惧之一就是担心自己被父母抛弃，孩子必须相信父母不会伤害或者离开他们。抛弃可以发生于纯粹的肉体层面上，也就是当孩子最无助的时候，毅然决然地离他们而去。抛弃也可以发生在情感层面上，即父母不再给予孩子应享受的父爱或母爱。孩子所经历的落差和迷惑会让他们缺失一种连贯的自我意识。到底哪里出错了？他们不知道背叛是什么，或者说他们不知道这就是背叛。所以，孩子可能会出现人格分裂、莫名的恐惧感，或者做出诸多其他反应，以便将刺痛人心的背叛深深隐藏在心底，不轻易向他人透露。

孩子应对父母或看护人背叛的一种方式就是将责任归咎于自己。与无视背叛或选择遗忘相似，孩子通过责罚自己，而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来维持自己与残暴的看护者之间的依附关系。尽管这种行为在成人眼中看似不可能或者压根就不可信，但是在面对当下的背叛行为时，这的确是维系家庭纽带的一种策略。

倘若背叛反反复复发生，那么自责就会演变成一种长期的行为习惯。

黛比（Debbie）是我们心理疗法的患者，她长期受到继母的怒骂和责备，因为她没能达到成年人的办事水准。换句话说，黛比的“罪”在于她是个孩子。久而久之，她无形中感到一种挫败感，自尊心也逐渐被一点一点地侵蚀掉。如今已成年的她，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一旦事情出现不祥的征兆，她总是先被自己的内心打败，凡事都将责任归咎于自己。虽然这种自责使得黛比与残酷的继母至今仍“和谐相处”，但它剥夺了成年时期的黛比享受幸福的权利。

我们实验室近期与梅丽莎·普拉特（Melissa Platt）共同研究背叛创伤和自责之间的关系。初步结果发现，自责确实与背叛创伤相关，但它发生于高强度的背叛之下，而非小小程度的背叛。这一初步结果与我们的设想不谋而合：与无意识和背叛盲视的其他表现相似，自责能帮助维系重要的关系。

孩子在成长的道路上需要安全的、值得信任的人际关系，以此构建自我意识和稳定的情绪。背叛扰乱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人际关系网。想象一下遭受到背叛时那种一落千丈的感觉吧，而且你怎么也想不通背叛的缘由。对孩子来说，背叛造成的疑惑和迷茫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所以他们的心里凌乱万分、狂乱无序。我们成年人明晰让我们产生一落千丈之感的罪魁祸首，而孩子只会被事情弄得措手不及——试图抓住生命中一切稳定不变的东西作为救命稻草。如果没有其他关系值得信任，背叛在生命中又是普遍的现象，那么孩子只能通过在内心深处挖寻出发生过的坏事，以便搜索到稳定的因素。当孩子意识到背叛在生命中如此普遍，且无其他社会关系值得信赖时，他便只能从内心深处搜寻自己曾做的不对的记忆，并努力搜寻到可以解释当前处境的稳定因素。

朱迪（Judy）4岁的时候，妈妈在一场车祸中不幸身亡。不久，朱迪的爸爸将她抛弃，把她寄养在远房的表亲家里，这个亲戚并不是很想收留她。不难想象4岁的朱迪内心的落差和凌乱吧。她必须牢牢抓住点什么来支撑自己，所以朱迪做了其他身处此境的孩子都会做的事情。她的内心在这场巨大漩涡中抓到了救命稻草：她坚信妈妈的死是自己造成的，因为她以前做得不够好，不是妈妈的乖女儿。她还认为自己是个包袱，对其他人来说，她的情绪根本就无足挂齿、可有可无。于是她将自己的情绪深埋起来，甚至连自己都不自知。

长大成人的朱迪深受年幼经历的影响，她总是怀疑自己的能力和善良本质。她对人际关系持有强烈的焦虑感，每当困难出现的时候，她就惊慌失措。她无时无刻不在害怕自己会被抛弃，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她会认为是自己的错误导致。所以一旦与他人的关系破裂（我们也会这样），朱迪会即刻责备自己，心情由此变得很低落。

曾经的她被迫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当这种念头瓦解时，朱莉便变得不安和彷徨，这是常见的反应。然而，后来，她发觉自己竟然拥有了一段她可以信任的人际关系。她曾感受到的压抑和烦闷如今已找到根源——可能是她童年时期所遭受的背叛和痛苦所致。她的紧张情绪并非一种“心理疾病”的“病症”，而是一种动力，让她有勇气寻找自己人生的另一块基石：她内在的真善美以及对身边人的信任。她曾有的压抑变成一种悼念，悼念她多年来所受到的孤立，悼念她从未真正悼念过的母亲。

凯拉（Cayla）是另一位心理治疗患者，她所遭受到的是另一种背叛。

在她6岁的一天晚上，对她疼爱有加的父亲来到她的房间，强奸了她。自此，凯拉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如其他人一样，她需要相互扶持、相亲相爱的家人，来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而她父亲背叛了这种亲人关系，家人对父亲的背叛持否认态度，这让凯拉无从选择。为了维护她唯一的家，为了保留她知道的唯一真相，凯拉将父亲强奸的事深深埋藏在心底，一藏就是好多年。

凯拉逐渐长大，但她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心怀芥蒂。一旦与其他人稍稍亲近，尤其是男人，她无不感到恐惧。甚至连友情对她来说都成为问题，因为与别人越亲近，越容易触动自己的内心，触碰那尘封多年的秘密——她不能冒这个险。凯拉逐渐感到被孤立，心情一度很压抑，她无数次企图自杀来结束这样的人生。

凯拉30岁的时候，有天晚上做了个噩梦，梦醒之后，她开始意识到并明白父亲的背叛对她的影响有多深。当她慢慢让自己融入到一段亲密的人际关系中时，她逐渐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这件事对她的伤害有多大。她的压抑变成了愤怒，她的愤怒让她觉醒，让她开始一段新的人生旅程，让她认识到一个全新的事实——自己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意识，可以战胜害怕再度遭遇到背叛的潜意识。

丽贝卡的故事

虽然朱迪和凯拉遭受到了刻骨铭心的背叛，但她们当时并不知道什么是背叛。她们的经历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以及这种关系的破裂可能会带来的伤害，同时，她们的故事也告诉我们童年时期受到的背叛会让人觉得自己是不正常的。下面我们更为详细地剖析一个真实的案例，这是丽贝卡·布鲁曼（Rebecca Brookman）亲口告诉我们的。

六十出头的丽贝卡是一位智慧、敏感的女人。她在童年时期曾被父亲强奸过。她的家位于俄勒冈海岸，我们在她家中采访她。丽贝卡极富艺术天分。她一个人生活，房间被布置得温馨、舒适，俄勒冈少有的阳光透过百叶窗照射进来。她的宝贝狗狗趴睡在她的脚边。丽贝卡表面上很平静，但她是这样描述自己早年的生活：

"40岁以前，我都是活在一种深深的迷茫、焦虑、羞愧和压抑当中。在最后那几年，我终于获得了心灵和情感上的平衡，也开始尊重自己，我拼命地努力工作，以免又堕入我之前恐惧的心理状态。”

“我没有能力应对周围的世界。我总会陷入财政危机，我也失业过。起初，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我梦想以后自己读个博士学位，然后在大学里教书，我肯定有这个头脑，但是我没有成功，因为我的脑子秀逗了，我常常这样取笑自己。我能生存下来就已经是万幸了，生活也变得越来越不尽如人意。”

丽贝卡清晰地记得她在童年时期感受到的恐惧——哥哥姐姐们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在晚上会来到她的房间。

“他上夜班的时候，我经常会从睡梦中醒来，我是被噎醒的，因为他的阴茎塞在了我嘴里。我们一起摘草莓的时候，他会将一颗大草莓塞到了我嘴里，然后大笑，因为他觉得这样很好玩。所以……我不知道这种事情要持续多久，我以为等到我上高中的时候，他就会收敛了。作为一个失去亲人的孩子，在我姐姐去世以后，其实是这个社会制度让我很失望，因为在50年代，还没有帮助孩子的机构。我的母亲只是在物质上帮助我，在精神上从未给过我支持。我在上二年级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出色的老师，她送给我一本国教《公祷书》为英国教会克蓝玛大主教于1549年所出版的崇拜礼仪书，给所有教会使用，要全国教会遵守，是圣公会的祈祷用书。她知道我是圣公会教徒，她对我百般照顾。我上四年级的时候，有一个老师问我为什么情绪很低落，我告诉他我的姐姐去世了。他问：‘什么时候去世的？’我回答：‘两年前’，然后他说：‘那你现在应该从这件事情中走出来了’。”

丽贝卡称自己的大脑秀逗了，所以生活变得举步维艰。她原本在一所小学院里教书，但是她没保住工作，因为她再也胜任不了：

“我面临一个深渊，我觉得自己要掉下去了。作为一名管理员，我真的不知所措，也没有人能帮助我。我自己住在一间宿舍。后来我辞掉了这份工作，不过我现在有点后悔，因为那是所很优秀的学校，我多么希望自己现在仍在那工作。但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在她四十多岁的时候，丽贝卡第一次参与治疗，之后她开始理清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

“有一年，我经常去看望她，直到我感觉出来她已经抛弃我了。在那段时间里，她没有给出任何建议。她只是单纯地听着。但是我开始回想起往事，回想起那些无法遗忘的往事，事情大概发生在20年以前。那时感觉很恐怖……”

“大多数是在晚上的时候。但是每当我醒来，又感觉不像在做梦，因为我不会几十多年来都在做梦。我觉得我不是在做梦。我不记得做了什么梦。我好像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但是我必须走出我的房间，因为在那间房里，醒来时的感觉很恐怖，我会想到很多画面。房间本身也很恐怖，墙上有很多洞，因为那时我穷困潦倒。”

不管怎么说，丽贝卡的故事最终以喜剧收尾，你会在本书的后面看到她激励人心的话语。同时，我们要离开她舒适、温馨的房间，更全面地了解一下背叛。

凯文的故事

虐待儿童属于一种私密的个人层面的背叛，而有的背叛则发生在社会层面。种族歧视关系到无数的个人和团体。虽然种族歧视是众人心知肚明的现象，但它对个人也有着切身和深远的影响。与虐待儿童相似，歧视会导致背叛盲视的出现，凯文的案例证实了这一点。

故事发生在1973年，那时凯文·中村（Kevin Nakamura）在美国中西部上学。他的父母是日本人，在凯文出生之前，父母就移民到美国。所以凯文将自己视为美国人。他说着一口地道的英文，没有半点口音。他和很多美国孩子一样，打篮球、交换棒球卡片、吃热狗时爱抹上番茄酱和芥末酱。除了认为自己是美国人外，凯文对美国文化完全陌生。凯文是个聪明的男孩，是爸妈的好儿子，也是一位可靠的朋友。

起初，凯文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在打电话的时候，凯文会被当成“标准的”美国人，他的一口地道的英语会让听者认为他是“白人小孩”。然而等到见面的时候，凯文会让人惊诧不已。他遇到的各种微妙和不言而喻的情况都是源于外形上的不同。凯文没有被学校选中来参演音乐剧《俄克拉马》，尽管凯文是个颇有天赋的歌手和演员，而且报名参与该剧演出的男孩为数不多；凯文上交的关于英美历史的家庭作业只得了乙等，虽然他写得毫不逊色；凯文收到的生日宴会邀请比较少，尽管他与班上同学玩得很好，也很团结；上高中时，凯文有一次要为参加舞会挑个舞伴，他所邀请的女孩全都拒绝了他，尽管他当时已出落为一位有魅力、很绅士的大男孩。

凯文直到上了大学（他的标准化考试成绩让他考上了一所好大学），眼界才打开。在大学里，他学习了在美国历史中亚洲人扮演的角色。他了解到歧视的广度和深度。他意识到童年时期受到的待遇很可能源于偏见和歧视。同时他感受到一方面自己对遭受的歧视心知肚明，另一方面，因不愿相信这种背叛，便对其视而不见。凯文对自己的心理状态剖析地非常透彻。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会提到，知之与不知可以同时出现在人的思想中，而且人类对此已是游刃有余，信息在大脑中被分区储存，这样的话，在自觉反思的时候不会想起来，它们的存在是为了其他目的。在大学里，凯文身处的环境不再是由单一文化主导，也不再只接受一种主流文化和肤色。虽然歧视依然存在，但他周遭的世界包容性更强，也更多元化。为什么孩童时代的凯文对自己遭遇的歧视视而不见，而成年时期的凯文有能力承认这一点呢？

当凯文还是个孩子时，他在背叛的盲视背后有着强烈动机。从孩提时代到青春期这个阶段，正是我们学习自己是谁、如何适应这个世界、如何被他人接受的时期。这个阶段对我们任何人都很有挑战性。如果凯文承认自己被他人排挤、边缘化，而原因（比如肤色和面部特征）是自己无法改变的，那么这种意识必然是灾难性的。他居住的这个社区里，没有其他亚裔美国人家庭，也没有资源分配给少数族裔，所以如果他知道受排挤的真正原因，那他得到的会更少，失去的更多。意识到偏见的存在意味着凯文可能会感受到被孤立，从而做出一些行为，让他更加不受其他人待见。他的疏远或许会使他慢慢远离这个他需要融进去的社区。

意识到歧视的存在会削弱凯文的生存能力，至少是社交上和教育上的能力。而且，凯文的盲视对自己与父母的关系而言也有益处，如果凯文把事态看得更加清晰明了，他不仅仅会远离自己的同伴和老师，也会疏远自己的父母。洞察到事情的真相会让他赖以生存的小船剧烈颠簸，无法继续平稳漂在水面上。

凯文的背叛经历中含有盲视的成分，因为他执着地认为自己会得到公平的待遇。这一信念自然地在他心里生根发芽，这源于他的价值体系——强调平等、公平、公正。在美国，这种价值观在整个小学阶段被反复教导。从读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到明晰基于道德的评分体系，全美国人都重视公正和平等。值得注意的是，不公正和不平等依然存在于我们身边，但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不公正和不平等本身就是一种背叛，因为它们辜负了一份信任，背弃了最初的承诺：人人平等，同享自由。

弗兰克·吴（Frank Wu）是一位作家兼律师，他的经历和凯文的很相似，弗兰克的父母是从中国移民到了美国，他是这样描述的：

我和你一样，是个地道的美国人，我不会讲中文，也不会使用筷子。

我坚定地努力实现目标。当我5岁去上学的时候，也就是30年以前，老师和同学们告诉我——即使他们不说，对我的态度上也会清晰地表现出来——如果我被同化了，他们就会接受我。但是如果我没有被同化，他们就不会接受我。如果我继续吃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如果我的英语不好，那么他们就有理由对我指指点点，因为我与他们是不同的。但是如果我变得像他们一样，他们就会接受我了。

所以我力争像他们那样。我学习打弹珠、集棒球卡、构建飞机模型。我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我去上大学，被告知要学习《西方正典》。我如是做了。我知道莎士比亚，我还是莎士比亚的头号粉丝。我可以背诵出“理查德三世”的45句开场白。我说话没有口音。打电话的时候，我会以史密斯的身份接听，别人也不会起疑心。我会告诉对方我叫弗兰克·史密斯（Frank Smith），当我出现在双方面前，对方会上下打量我，说：“史密斯？你怎么会叫史密斯？”事实上，如果别人看不到我的话，我会一直是弗兰克·史密斯，不会被别人识破。

但很讽刺的是，我越是融入他们，我越觉察出区别的存在。我并不是对此耿耿于怀，但是我发现其他人违背了自己的承诺。承诺就是如果我融入进去，他们就会接受我。然而有时候，我依然会被当成新人并受到威胁。

弗兰克·吴和凯文·中村在孩提时代竭尽所能融入周围的世界。他们像美国白人一样生活，而不是亚裔美国人。这是个生存策略。凯文对背叛的盲视帮他度过童年时期，让他与社区保持必要的联系，虽然社区里存在不公，但可以为他提供许多好处。倘若凯文意识到了不公平的存在，继而生气或者回避他人，那他极有可能会失去原本不堪一击的人脉。作为一个孩子，凯文可能没有能力通过直接对峙来改变社区中存在的偏见与歧视。相比之下，一旦凯文身处另一种环境，如社区学院，这里更加多元化、很少歧视亚裔美国人，那么凯文认识到歧视的存在就不会有太多可失去的东西，反而得到的会更多。

其实，意识到这一点对凯文的生存环境来说，都有很多益处。当他在自己的过去与在大学中学到的歧视历程之间找到相似之处时，除了要接受背叛的苦楚，凯文在智力上和情感上都获得了解脱，在大学期间，他发现自己可以找到更多思想开明的朋友，他们不会歧视自己。凯文对这些事件的深刻理解激励他从事有关社会公平的工作，这样的话，下一代人受到的歧视就会减少。如果他在童年时期培养出的自我感不那么强烈，那么他可能也不会对社会做出现在的贡献，背叛盲视或许是他最好的选择。凯文想要构建一个世界，那里的孩子们压根不会陷入盲视的境地。

背叛是对信任的背弃

值得信任的人际关系是个人幸福和成长的基础，是恋爱和友情的基础，也是在社会和国际上享受公正、和平的基础。然而，无论在哪个层面上，背叛都是普遍存在的。它刺痛我们的内心，摧毁人际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侵蚀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往往是战争的导火索。按理说，当我们遭遇到背叛，我们会直面自己的处境，与背叛者对峙，然后继续生活。不过，正如我们前面讲述的那样，事情通常没有这么简单。我们不会挑明背叛，要么是因为与背叛者之间的关系异常重要，要么是因为我们内心不够强大。

然而会有其他复杂的情形出现。有时我们知道自己被背叛了——我们看到了另一半写给其他人的情书，或者找到了政府欺骗我们的证据。不过，大多数情况下背叛的证据并不那么清晰，但是我们意识到了异常的存在，正如凯文的例子。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却感受到了不自在，或是羞愧，或是焦虑。我们在前面讨论过，受到虐待的儿童不能够识别出背叛，所以当值得信赖的父母背弃他们时，他们会责备自己。有时，遭受到背叛的夫妻需要很长时间来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情感和认知的困局。我们不会忍受背叛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大多数人确实如此。

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我们在自己生活中或其他人的生活中遭遇到背叛，我们要正视背叛的影响和它的结果。这很有可能会影响我们在生活中的信任能力，影响到个人的信念，即相信生活是美好的、相信我们可以冲出重围找到自己的所需。所以，缺失信任能力的人无法健康成长。

第3章

在工作、家庭或社会中可能遭遇的背叛

你，我，我们都可能会被别人背叛，这一点很让人大为恼火。“不是我，”我们会争辩道，“没有人会背叛我，我是个好人。”再者，大多数人会觉得如果受到背叛了，我们会当即抓个现行。毕竟我们都是聪明人，不是吗？可惜的是，这和聪明一点关系都没有。无论你的政治倾向如何，客观来讲，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无疑是个充满智慧的女人，但她知道比尔（Bill）和莫妮卡（Monica）的丑闻吗？据她的传记作家盖尔·西莉（Gail Sheehy）所说，希拉里控制自己不去了解这次丑闻：“这种选择在她过去发生过无数次——对已知的事情罔若无闻。”她的“无知”状态持续了很久，直到公众都知晓这件风流韵事，比尔才不得已向她坦诚，希拉里也再不能装作一无所知了。据西莉透露，希拉里和比尔两人都逃避比尔的不忠行为对婚姻的影响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莫妮卡并不是唯一一个与比尔偷情的人，还有很多段混乱的关系是希拉里没有发觉的，即使出轨证据就在她身边。希拉里是一名聪颖、坚强、极其有才华的女性，也很善于对背叛选择盲视。

2003年拍摄的纪录片《追捕弗雷德曼家族》（Capturing the Friedmans）调查了对背叛持有的知之与不知的复杂心理。20世纪80年代末，阿诺德·弗雷德曼（Arnold Friedman）是一名计算机老师，他被指控性侵班上的10多名男孩。儿童色情图片在邮寄给阿诺德的途中被截获之后，他才首次出现在相关部门的视野中。执法者获得许可去搜索他的住处，发现了大量儿童色情图片。后来，影片中阿诺德的妻子伊莱恩（Elaine）在警方搜索的时候，交代自己最初看到儿童色情图片明目张胆地被摆在房间里时，自己仿佛像看不到这些图片一样：

当拿索郡警察给我看这个杂志时，说：“看看这个杂志，看到了吗？”然后他们拿给我看。因为里面有那种照片，所以他们也有点不好意思。结果你猜怎么着，我没看到？我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杂志，但是我的大脑里什么也没有。因为，当事情全部尘埃落定时，律师又给我看了杂志，那时我才看到。我第一次真正看到。然后，我只是，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哎，我的意思是，我不相信世上竟然会有这种东西，竟然有这种杂志。我的意思是，我们家算是个中产阶级、受过教育、幸福美满的家庭，是吧？这个从何而来？

当伊莱恩说：

“你猜怎么着，我没看到？我的眼睛直直地盯

着杂志，但是我的大脑里什么也没有。”

她的话是对背叛盲视的准确诠释。正是因为看不到眼前明摆着的东西，所以我们用盲视这个词表达。虽然这个词传达了我们的要义，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也有点令人伤脑筋。“盲视”一词总容易让人联想到身体状态／形态，而且它还具有一个更为抽象的内涵——“残疾歧视”，因为提到该词，人们很容易便想到正常身体状态的对立面——病态／残疾身体。为此，我们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内心挣扎了一番。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将视力受限与无知混为一谈的文化和语言体系中。或许你已察觉到在谈论已知的事情时很少不用到视觉术语。比如，“我明白（see）你的意思”，“我的观点（perspective）和你的不同”，“你已经把你的论点表述地十分清楚（clear）"。视觉和认知之间的吻合可能是由于身体认知感所致，因为我们认识事物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通过我们的身体。

至于盲视（blind）一词，视觉与认知之间的联系已表露无遗。这个词根公认的最早含义不是“不可见（sightlessness）”而是“迷惑和黑暗（confusion and darkness）"。后来，盲视（blind）逐渐演化出两个相互关联的主要意思：（1）看不见；（2）不愿意或不能够感知、理解。我们用短语“背叛盲视（betrayal blindness）”来涵盖这两个意思，虽然我们并不想要包含失明之意，也并无意制造一种制度上的背叛——将健全、理想化的身体状况视作标准，而将其他所有形式的身体状况视作弱势群体。背叛盲视除了发生于眼睛看不到之时，也发生在我们听不到、感觉不到、或者不知道那些在我们眼皮底下的事情之时。而且，失明的人比看得见的人更能感知到背叛的发生。我们自认背叛盲视这个短语大体捕捉到了我们想要传达的意思，而其他短语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希望有一天会出现一种表述，它可以更加清楚地区分看不见和抽象层面上的视而不见。

背叛盲视并不是一场游戏。有时我们对背叛心知肚明，却假装不知道，这是为了缓和人际关系。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描述了当人们知道或觉得若是将某些事情讲出来，会冒太大的风险时，他们彼此会“打太极”。打个比方，一个人不会直截了当地贿赂一名警察，而是使用更加谨慎的语言暗示贿赂的想法，比如，“我现在可以付款吗？”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皇帝的新衣”，所有人都知道皇帝是裸体的，但是没有一个敢讲出来。然而，一旦这种话说出口，一切都会改变，不是因为人们知道了皇帝原来是光着身子的（他们早已看到了这一点），而是因为他们晓得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平克指出，当消息扩散到人尽皆知的地步（意思是你知道我已经知道你知道了，等等），一个人就不会对事实假装否认了。延伸到背叛领域——比如婚姻中的背叛——一个人可能知道背叛的发生，但觉得如果挑明的话会有很大的风险，便选择“假装否认”。然而，如果一个人对另一半依赖性极强，就难以假装背叛之事不存在了。这种情况下对背叛的自然反应要么是甘愿退出，要么是当面对质，我们很难下意识地再三压抑自己。至少，这种伪装需要付出极大的注意力和努力。而更糟糕的情况是，这样的伪装彻底崩溃，真实的情感流露出来，一直小心翼翼保护的感情就会面临破裂的危机。想象一下一个小孩子的困境，他们的心智还不够成熟，尚不会耍这些手段。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人的本能是个很好的解决方法：对背叛保持盲视，消除伪装的必要。当伊莱恩·弗里德曼被要求看丈夫的色情杂志时，她描述了这种盲视：“你猜怎么着，我没看到？我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杂志，但是我的大脑什么也没有。”不是假装看不见，而是没有看到。

背叛会造成深远的影响、严重的危害，尤其当被亲密的、值得信任的人背叛时。心理疗法的患者经常陈述自己受到性侵、情感上受虐待、身体上受虐待，而这些往往出自父母之手。在患者的认知观念中他们应该爱自己、保护自己的，这是一种重度的背叛，虽然患者没有用背叛这个词，或者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些属于背叛的范畴。患者也会讲述不忠行为、工作上受到骚扰却没有机构可以求助、朋友背叛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背叛行径。然而，目前心理治疗的重点只放在减轻症状和心理障碍方面，治疗师和善意的朋友往往忽略了这些受害者生命中的共同点。而我们尝试缓解抑郁或焦虑，没把注意力放在其背后的原因上——所有受到背叛之人的共同点。

另一个案例是霍华德·弗里德曼（Howard Friedman），阿诺德的弟弟。在《追捕弗雷德曼家族》（Caputuring the friedman）里，阿诺德给自己的弟弟写了封信，讲述自己所做之事：

事情要追溯到50年前，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当我到青春期的时候，我为自己腾起的性欲寻找发泄的对象。我在13岁的时候找到第一个发泄对象，那就是我8岁的弟弟。在随后的几年间，我和他发生了很多次性关系。

霍华德丝毫不记得这些事情。在纪录片里，他解释道：

我知道哥哥曾说过，在我小时候，他与我瞎搞过。但是，我并不记得了。我一点儿都不记得。我这里空空的［用手摸着额头］，不记得他让我叫喊、大哭，或者我企图挣脱、不高兴什么的……我，我，我脑袋里空空的……或许有一天，一道记忆之门突然打开，我就记起来了，希望它最好快点发生，因为我现在65岁了，太晚到来，我可能就不会在乎了！

我们从很多男人和女人那里听到背叛和背叛盲视的事情。有些人告诉我们，有时可怕的暴力行为往往会被遗忘或者不被认真对待。有些人告诉我们，他们生活中没有发生过多少暴力行为，但是受到过亲人的背叛。我们在本书中将转述这些背叛故事。

除了不忠，背叛还有很多形式，有时也不完全是亲人之间的背叛。人们会在工作中、家庭中、社会上遭受到背叛。我们已经在第二章讨论过凯文·中村和弗兰克·吴的案例，可见社会上的不公正和压迫也会涉及背叛和背叛盲视。这些社会行为演变成背叛的因素有两个。第一，社会行为包含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从个体层面上来讲，许多不公正或者压迫往往更多的是个人层面的背叛。第二，我们在社会公平和公正方面，有很多显性和隐性的假设。所以歧视的出现是对平等契约的背叛。而不公正的出现是对公正（或者公平）契约的背叛。在这一章和第四章里，我们会深入探讨这些主题，探讨背叛和被背叛的方式。

飞机上的女孩

2008年8月，我们在俄勒冈州（Oregon）波特兰（Portland）参与联邦刑事法庭的一场审判。詹妮弗·弗尔德（Jennifer Fred）是这次控诉的顾问和鉴定人。她负责向陪审团传达我们从调查中得到的讯息——受害者对性侵的反应。我们认为专家证词是必要的，因为公众和候选陪审员对性侵的认识还不到位。此举动极大昭示了推广研究结果以及向公众传播社会、司法公正知识的重要性。我们的研究只有被合适的人所知，才能体现其价值。在审判情况下，合适的人就是陪审员。如果知识不普及的话，经过这次审判之后，受害者可能会再次受到背叛。

陪审员被要求凭借他们的常识和推理行事。一旦常识和推理与经验主义结合，效果则非同凡响。然而，若是陪审员对危害性的难题知之甚少，或者更糟糕的是，对危害性难题的非理性观念趋之若鹜，那么刑事司法体系就岌岌可危了。很多人不但对受害者的心理状态缺乏正确的认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认同研究者所谓的“强奸误解”和“儿童性虐误解”。强奸误解是错误的认知，它往往将责任归咎于受害者，却免除强奸犯的罪行。例如，很多人认为受害者的穿衣打扮是强奸案的起因。还有的认为男人通常控制不了自己的性欲。儿童性侵案也是如此，错误的观念认为孩子行为处事或穿衣方式是性侵案的导火索。这些误解深深地影响着法官，致使已经受到背叛的受害者在法庭上再次遭受背叛。

弗尔德作为鉴定人参与的这起刑事案件是发生在飞机上的不正当性接触罪。受害者是一名16岁的女孩，被告是她的32岁教练。案件由联邦法院受理是因为此事发生在洲际的飞机上。

被告向FBI调查员承认确实施行了性行为。作为教练和运动员的关系，两人之前并没有谈情说爱、挑逗或者引诱。他们刚参加完一场运动会，正打道回府。受害者坐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盖上毛毯沉睡，被告坐在她的邻座。夜晚时分，飞机上昏暗无光。教练将手伸向她的毯子底下乱摸，她被惊醒了。在这样的窘境下，受害者只是消极反抗，或者“无能为力”去反抗。

联邦性侵案件的法定年龄是16岁。被告试图将这起事件定性为两厢情愿的性行为，凭借这个模棱两可的问题：如果她不想受到性侵，为什么不积极反抗呢？在结辩陈词中，被告律师提出，受害者和她的教练在那架飞机上共同编织了一个“亲密泡沫”，后来泡沫爆破了，受害者内心觉得羞愧，遂声称性行为没有经过自己的同意。

在美国法庭上，性侵案件中的认同问题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斯蒂芬·舒尔霍夫（Stephen Shure Hof）有一本优秀著作，名为《不情愿的性行为：恐吓的文化和法律的失责》（Unwanted Sex:The Cuture of Intimidation and the Failure of Low），这本书对认同法追根溯源。他指出，“在16世纪，只有当盗贼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实施暴力将物主的财产移走，盗窃的普通法才能保护物主的财产（p.3）。”然而，“虽然起初很慢，但法律逐渐完善起来，填补了令人无奈的空缺（p.3）"，如今的律法“惩罚了所有在未经物主真实的许可之下，干涉财产权的行为。不过，有关性侵的法律却没有得到完善和更新（p.4）"。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前门未锁，当你蜷缩在角落里的时候，有熟人进入你的房间，拿走你的笔记本电脑，这就属于犯罪行为，除非你明确地提出允许这种行径。不能因为你的前门未锁、以前展示过你的笔记本电脑、或者别人在偷盗过程中你保持沉默，就意味着你含蓄地默认放弃你的财产。而在性侵案中，公众往往将责任归咎于受害者的衣着上，并且责备受害者没有积极反抗。再者，目前的性侵法在同意性行为的年龄界限上表述含糊，并且对权力的其他方面（如权威和权势扮演的强硬角色）不敏感，这些均使受害者声明自己是否真得自愿接受性行为上处于劣势。

在弗尔德的证词中，她引用了对受害者做的调查研究，向陪审员挑明在性侵中所做出的消极反抗已屡见不鲜，并且揭示了这一反应背后的因素，诸如害怕以及无能为力，最重要的是背叛的概念。就飞机上的女孩而言，她依赖教练的帮助和训练以稳住在运动员队伍中的位置，她十分信任教练。教练比女孩大两旬，他照顾着她。她的消极反抗与背叛盲视完全吻合。在结辩陈词中，公诉人提醒法官，受害者往往都会消极反抗，她拿出了所有实质性证据反驳被告所谓的两厢情愿的说法。法官最终判定被告有罪。

马克·沃克尔：另一起背叛案件

2011年4月，联邦假释官马克·沃克尔（Mark Walker）承认在2006年至2009年间，对自己监管的多名女性假释犯实施性接触和性虐待。沃克尔利用自己的职权操纵、强迫女性与他发生性关系，即便她们不情愿。沃克尔是个厚颜无耻、专横跋扈的作恶者，借用职权满足自己的私欲。至少有15名女性指控沃克尔的不正当接触，她们都曾受到沃克尔的监管，由于诉讼时效的限制，这起案件并未涵盖全部的罪行。这种虐待行径涉及诸多背叛，而其中许多背叛是出于社会体制的疏漏。

沃克尔性侵的女性无力反抗的原因如下：

第一，许多人曾经受到过身边人的虐待，我们在第九章会探讨这个问题。背叛之所以毒害人心的一个方面是它设计圈套让受害者再次被侵犯。

第二，她们的命运全在沃克尔的掌控之下。他可以予以她们方便（比如不需要药物检测），或者他可以惩罚她们（比如向上级报告她们违反假释条例），轻而易举地让她们重返监狱。

在这起案件中，詹妮弗·弗尔德再次担任联邦诉讼的顾问。起诉方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有罪答辩之前，受害者最初并没有爆料他的虐待行为。FBI花费了好长时间调查沃克尔犯罪的程度。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些女性好像默许了性行为，因为她们起初并未一纸诉状将他告上法庭。陪审团可能会对这种沉默困惑不解，如同飞机上的女孩那个案件，她在遭受性侵过程中也是消极对抗。然而，我们可以从背叛盲视方面理解这种反应。这些女性完全在沃克尔的掌控之下。许多人最初是信任他，想让他喜欢她们。有些时候，女性最初并未意识到她们受到虐待的程度。再者，一旦她们觉察到这一点，她们有理由担心如果将事情抖出来，人们会不相信。她们起初保持沉默完全是为了生存的需要。

庆幸的是，沃克尔最终主动为自己的罪行承担责任，联邦政府也承认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背叛案件。联邦法官审判长贝斯特·里（Best Lee）代表美国政府向受害者表示歉意。他还称赞了她们的勇气和诚实。

2011年7月，沃克尔被判服刑十年。在庭审后，美国律师德怀特·C.霍尔顿（Dwight C.Holton）如是说：

沃克尔对信任的背叛真令人大吃一惊。他受委托来监管这些人，却对她们施暴，最重要的是，他削弱了公众对执法部门和司法机构的信任度。我希望他长达十年的刑期可以向公众表明，我们一定会对那些破坏公众信任的人进行法律追究。

背叛盲视的特殊案例：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又称人质情结、人质综合征，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加害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一种情结。

1973年8月，在瑞典（Sweden）的斯德哥尔摩（Stockholm），一群银行职员被劫持为人质，长达6天。举世震惊的是，有些人质竟然对劫匪心生好感，甚至在劫匪被捕后，出面为他们辩护。你可能会疑惑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术语正是描述那些被劫持为人质的人第一眼看上去像是反常反应的举动。这种反应的特征是受害者对劫持自己的人有着正面的情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适用于一种特殊的案例：个体或一群人被绑架作为勒索赎金的人质，在充当人质之后，与劫持者发生感情。从理论上看，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中的反应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背叛盲视。

与大多数的背叛盲视相比，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遭受绑架之后竟腾升出一种强烈的情感依恋，就算不再受到绑匪的关照也依然如此。执法人员认为，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条件是劫匪对人质友好视之（或者，至少不残忍）。从背叛盲视的角度来看，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友好本身，而是劫匪对人质的关照以及人质隐约或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生死掌握在劫匪手中。所以我们认为，受害者若要与劫匪培养出情感依恋（这也是一种背叛创伤），他们便很可能会将劫匪视为关照他们的人，视为生存的必要条件。一旦劫匪被视为不可或缺的看管人，类似于儿时的情形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例如，受害者有充足的理由对劫匪心生依赖，从而强化劫匪的关照行为。正如孩子那样，受害者对劫匪的背叛选择盲视。为了平安渡过自己所处的困境，受害者扭曲现实，以积极正面的观念看待劫匪。

FBI网站上有一篇关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文章，文中支持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出现的核心前提是受害者的依赖和生存需求。

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案件中，劫匪几乎剥夺了人质所有的自主权，完全掌控着受害者的生命以及生存的基本需求。一些专家认为，此时的人质可能退回到婴儿时期的状态：哭着要东西吃、沉默不语、依赖性极强。与此同时，劫匪扮演着妈妈的角色，保护自己的孩子免受外面世界的威胁，包括执法人员的致命武器。受害者从而为生存竭力奋争，依赖着劫匪并统一作战。

雅克·萨多乐士的背叛盲视

已故的雅克·萨多乐士（Jacques Sandulescu）曾经被抓而成为俘虏，那时他经历了令人震撼的背叛盲视。他也是自传《顿巴斯：逃离苏联的真实故事》（Donbas:A ture stoty of an Escape across Russia）的作者。1945年，16岁的萨多乐士被苏联红军逮捕。他被押到一辆运输车上，前往顿涅茨河流域（也称“顿巴斯”）的煤矿区。萨多乐士在那里受奴役做苦工，挖煤度日，生活极为艰难，他不止一次挣扎在死亡的边缘。最终，萨多乐士逃离煤矿区，千辛万苦回到美国，他是苦役集中营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詹妮弗·弗尔德（JF）有幸采访到萨多乐士（JS）。她问他如何逃出集中营，他提到自己的成功是因为和苏联警卫相处甚好，当时他们协助他逃离。萨多乐士的妻子安妮·戈特利布（Annie Gottlieb,AG）也参与了访谈。

JF：读这本书（《顿巴斯：逃离苏联的真实故事》）的时候我发现，警卫对待你要比对其他囚犯热心很多，比如给你一些额外的东西，这是真的吗？

JS：他们对我比较友善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也对他们主动示好。我会和他们天南地北地瞎聊，而其他囚犯都比较沉闷……他们讨厌这些囚犯。就像是……这个人找到一份工作，政府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所以为什么你要恨他们？我对这些警卫就丝毫没有憎恶心理。

AG：所以你主动示好，而其他囚犯没有。

雅克解释在白天的时候，他会和警卫聊天，甚至一起大笑。

AG：其他囚犯没有这么做的？还是大多数人没有这么做？

JS：不，不，根本没有。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关键。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喜欢我的原因。

AG：明白了，并不是仅仅因为你干活很出力，而是因为虽然奥马尔（Omar）干活也很出力，但他没和他们聊过天。

JF：我觉得我理解你的意思了，警卫所做的工作是他们被要求如此的，所以你觉得没理由憎恨他们，那只是他们的分内工作而已。但是，有的时候警卫们往往很粗暴残忍，而实际上他们并不需要这样残忍的。

JS：有的时候他们的确很残忍，无所不用其极！

JF：当你看到那一幕时，你会做什么？

JS：我能做什么呢？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只是觉得这个人真是个蠢蛋。

JF：我明白你做不了任何事情，但我的意思是你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当你看到他们如此残忍，而且事实上他们根本不必如此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JS：有时我看到他们对女性很粗暴……

AG：怎么个粗暴法？

JS：他们……会打女性……

AG：用棍子吗？

JS：是的，类似的东西。

AG：逼迫她们使劲干活？

JS：是的，我不知道，有时我会出面阻止……那些女性都来自衣食无忧的家庭，根本没干过苦力，比如教授的女儿。她们怎么会知道铁铲，怎么会知道要拿起重重的铁铲，举起来，清空运煤车？她们不知道，她们的手白皙柔嫩，她们……

AG：你说你有时会上前帮助她们，是吗？

JS：是的，动作很迅速，警卫会大喊：“快点，快点。”她们需要一辆空的运煤车。我就帮她们弄好。

AG：警卫没有阻止你这样做吗？

JF：没有。

雅克进一步讲述警卫不仅仅让他帮助那些女性，还会给他好东西。

JS：他们会给我几把烘烤过的葵花籽。

AG：但是我仍然想弄明白一点，雅克，你说警卫有时会对囚犯很粗暴……那些警卫是曾经和你一起谈笑风生的人吗？

雅克讲述自己很同情那些警卫。

JS：他们中有些人也很孤独，有时需要跟别人交流。他们手持步枪站着，一天到晚冷飕飕的，甚是孤独，也没人唠嗑。

AG：对一名囚犯来说，这样的行为实属异常。

JS：确实是这样。

JF：你觉得你对他们示好会有助于你生存吗？有助于你活下来？

JS：这个嘛，你也知道，友好的沟通有利于消磨光阴。当然，也会有所帮助。

JF：当你与他们友好相处时，你是假装友好，还是你真心实意向他们示好？

JS：在那种情境下，你不能装模作样，因为如果你是装出来的，他会说，滚蛋，然后踢你屁股，走开。

JF：他们能分辨出你是否在伪装？

JS：是的，如果你从心里对他们友好，你就会自然地表现出来。

萨多乐士通过与掳掠者友好相处，从他的监禁状态和苦役生活中生存下来，最终在他们的协助下脱离苦海。他的书是一项佐证，不仅仅证明了人道精神的力量，还有人际关系在生存中的至关重要性。然而，他对他们的依恋，虽然终究让他得以生存，却没有“识破”他们的残暴。最后，萨多乐士在《顿巴斯》一书中

讲述自己的经历，这也是他疗伤的重要一步，我们会在第十一章深入探讨这一点。

杰西·李·加德

杰西·李·加德（JayceeLee Dugard）11岁的时候，在加州南塔霍湖一个学校的公交车站旁被诱拐。被绑架时候，杰西可以看到自己的家就在前方，而且当时有目击证人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尽管如此，杰西在18年间未被解救出来。18年来，杰西被菲利普·克雷格·加里多（Phillip Craig Garrido）囚禁在一个秘密花园里，并被迫与之生育了2个孩子。终于，在2009年，杰西终获自由。当她与家人团聚的时候，她的两个孩子分别已经11岁和15岁。这起案件从最初就吸引了大量媒体的关注。

当杰西首度被解救的时候，她说与绑匪“像是真正的夫妻”，这让世界震惊了。她有点儿要为绑匪辩护的意思，她好像很喜欢那个家伙。第一眼看上去这可能有点诡异，但它完全与我们所说的背叛盲视相吻合。杰西为了在困境中生存下来，她不得不与加里多和他的妻子搞好关系。

杰西于2009年获得解救后，记者克拉拉·莫斯科维茨（Clara Moskowitz）立即写了一篇关于加德案件的报导。当时公众心头的疑惑是为什么加德会为绑匪辩护？报道中莫斯科维茨运用背叛创伤理论解释了加德的行为：

与绑匪交好不仅仅是心理上的应对技巧，也是一种生存策略。既然加德的生命完全在加里多的掌控之下，她依赖于他为自己提供食物和住处，那么与之交好以保护自己不受虐待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正如莫斯科维茨所理解的那样，孩子被绑架后可能会做出一个无意识的决定——对虐待行为视而不见，并与给自己提供吃食和住处的人相交好。受害者会忘掉所受到的虐待，假装没发生过一样，因为与此相比，保护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竭力抗争会让绑匪更加残暴，或者不再给受害者提供生存所必需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你在有能力说“不”的情境中，你通常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但是如果绑匪是你维持生存的唯一来源，这时你若疏远他，那倒霉的就是你。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极少发生，但不幸的是，背叛盲视相对较为普遍。同样普遍的是背叛中的机制制衡。在加德案件中，故事的另一面走进人们的视野中，那就是体制中的背叛。18年来，当局错失了无数次解救加德的机会，执法部门没能按照已有的线索展开搜捕。然而更为泄气的是，加利福尼亚州明显没有有效地监管前科犯加里多，他在绑架加德之前曾经因性侵犯锒铛入狱。

2009年4月11日，加州的检察长大卫·R·肖（DavidR.Shaw）发表了一则特别的声明，题为“未能有效监督前科犯菲利普·克雷格·加里多的修正启事”，向公众坦诚了错误。他好像承认了背叛盲视：

加州的检察长大卫·R·肖今日发表了一则声明，未能有效监督前科犯菲利普·克雷格·加里多的修正启事，承认错失了解救受害者的诸多机会。在8月份，加里多与他的妻子一起被捕，罪名是绑架并性侵11岁的杰西·加德。据报道，加里多在18年里性侵杰西并与之生育2个孩子，加里多将杰西囚禁在家中的后花园里，位于加州安提俄克郊区。在过去的10年间，假释部门负责监管加里多……

该部门错失了诸多潜在的解救机会，加里多之前侵犯过3位受害者，但假释部分并未注意到。加里多房屋周围有很多清晰可见的电缆电线，一直延伸到他房屋后面的一个隐蔽棚子里，而执法人员没有对此进行调查，也没有向邻居调查取证，与当地公共安全机构交流，或者利用GPS以及其他信息（清晰表明加里多违反了他的假释条例）进行搜捕。

再重申一次，背叛盲视会导致当事人对眼前的事视而不见。

第4章

我们信赖的制度也可能伤害我们

我们在第3章中探讨过加利福尼亚州的执法人员在监管菲利普·克雷格·加里多这个前科犯上相当失职，可见背叛和背叛盲视也会超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在更为宽广的层面上。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指控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对自己性骚扰，这发生在当她还是个无名小卒、需要博得他欢心的时候。与之相似的是，一名秘书忍受着老板吩咐她做很多私人的、丧失体面的杂物活，而这些完全不是她的本职工作。以上都是当事人对体制背叛的盲视。

盲视也是对社会压迫的一种标准反应。在第2章中我们提到过凯文·中村和弗兰克·吴的例子，遭遇到压迫的受害者往往会被激发做出盲视的反应。大屠杀否认者、否认受到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受害者都是对压迫选择盲视的结果，即便有证据证明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是客观存在的，他们也选择否认。当然，那些手握权力的人或者被认为有权力的人通常激起其他人做出背叛盲视的反应。

2003年，当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美国第一个黑人国务卿）告诉美国民众，伊拉克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公众普遍相信了这个谎言，这一现象是由于背叛盲视在作怪吗？艾琳·楚布里根（Eileen That Reagan）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一名心理学教授，她运用背叛创伤理论分析坚信谎言的现象，比如由政府官员包括美国总统撒播的谎言。楚布里根认为公民在情感上或财政上依赖说谎的人，而背叛创伤理论预示着公众会对欺骗的迹象选择盲视。

当发生明显的虐待行为时，作恶者会操纵受害者保持沉默、浑然不觉。例如，领导人若想让公众对其盲目忠诚，就会制造恐慌。一旦民众感到恐惧，他们会更加依赖领导人，从而对领导人的谎言和背叛行为更加无视。事实上，压迫者会用很多方法鼓励受害者对压迫选择盲视。下面是体制背叛以及对其盲视的例子。

企业的体制背叛

体制背叛中有一种类型极为常见，但往往不易被察觉，而且这种背叛通常发生在大企业里。如果职工被他或她的老板背叛，而职工又极其需要这份工作，那么孕育背叛盲视所需的条件就具备齐全了。比如，一家大公司会制定某些规章条例（或许是在性别或种族方面）压迫某些职员。如果这些职员反抗诸如此类的不公平时，他们就会有失业的风险。于是他们便对这种不公平待遇忍气吞声、视而不见。这种现象再寻常不过了。老板背叛员工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当员工处于脆弱状态时，如生病或怀孕，老板不让员工享受应有的待遇。政府已经着手解决这个严肃的问题，颁布了《家庭与医疗假法》（FMLA）以保护员工免受相应的背叛。然而，FMLA只施行了一小段时间就被遗忘，因为这个法案还不健全，未涵盖长期病患的案例。而这种情况下，员工是极有可能丢掉工作的。比如，汤姆（Tom）在一家大公司里做经理，他患了癌症，利用FMLA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在FMLA上规定的假期期限达到上限时，汤姆还可以用病假来保住自己的职位。然而，当他因化疗结束转到家中静养身体、等待康复的这段时期，他的老板将公司重新整顿，这样一来汤姆的职位便不复存在。虽然汤姆或其他面临老板背叛的当事人可能不会对这样的背叛选择视而不见，但身边的同事或许依然会对身边的不公平事件假装看不见，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受到连累而失去自己的工作。由此，体制背叛和背叛盲视猖獗不衰。

掩饰教会里的性虐待

也许体制背叛中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是对天主教堂中发生的儿童性虐待的掩饰。十多年来，这样的新闻一直出现在报纸中，而且依然有连绵不断的苗头。显然，儿童性虐待事件是一种背叛，而背叛针对受到神父侵犯的受害者。这种掩饰让虐待行为更加肆无忌惮地发生，让背叛盲视成为一种你知我知的状态。否认和掩饰最终酿造出一连串的伤害行为和悲剧。

2011年，一起新的控告和掩饰案件闯入爱尔兰公众的视野。2011年7月，《纽约时报》报道了“根据爱尔兰政府于星期三刊登的一则严肃声明，指出爱尔兰罗马天主教会隐瞒牧师自2009年以来性侵儿童一事，这发生在它颁布保护儿童的规章条例之后，并且罗马教廷悄悄地动员知情人对此隐瞒，完全无视规章条例。”

爱尔兰的一家报纸——《独立报》于2011年7月刊登了一起案件：科克郡的一名女性在克罗因教区遭到性侵。文中指出，她“发现自己对当地牧师的信任逐渐被无休止的耻辱和背叛经历所替代”。

《独立报》进一步解释了这种背叛：

当事人不愿意自己的身份被曝光，虽然在不到14岁的时候遭受到侵犯，但她依然鼓起勇气重新生活，走出心理的创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2名克罗因牧师多年来一直对她实施性侵。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有2名牧师在这段时间对我实施性侵。”她说。

当这名女性最终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做出什么反抗时，便毅然决然地联合其他受害者通过司法程序控告施暴者。不过，当她竭尽全力让作恶者承担起责任时，她发现更多背叛的存在：

我们挣扎了多年才鼓起勇气将受到的侵犯公布于众，却意外地发现主教教区在处理无数性侵控诉时拖泥带水。

让受害者最为惊骇的是，那些本应该保护他们的人明显更加偏向于维护教堂免受任何争议的口风。

最令人心寒的是，如果主教教区及时、正确处理收到的第一次侵犯指控时，那么至少有一个肇事牧师就不会持续对身边儿童实施虐待行径了。

对体制背叛的研究；性侵事件后辜负了当事人的信任

卡莉·史密斯（Carly Smith）和詹妮弗·弗尔德（Jennifer Fred）在最近的一项调查研究中发现，当性侵发生时，如果相关部门没能保护受害者或者对其做出正面反应，那么性侵的危害可能会进一步加深。他们调查了出现过性侵的相关机构（比如大学、教堂、互助会或者妇女联谊会）。为了让这项研究顺利进行，史密斯和弗尔德不得不开创一个评判体制背叛的方法。他们设计出了机构背叛问卷（IBQ），该问卷能在性侵和后续的侵犯发生之前评测出机构的背叛。研究者利用IBQ和其他测量方法搜集了345名大学生关于非意愿性经历、创伤症状、机构背叛经历的自评报告。

研究中，近一半的女生（47%）至少受到过一次的性侵犯。多于三分之一的调查参与者经历过机构背叛。在这些遭受过机构背叛的参与者中，有近二分之一的人仍然是肇事机构中的一分子。也许最为引人痛心的是，机构背叛会诱发严重的创伤症状，即便性侵犯得到控制之后。换句话说，有过非意愿性经历的女性在受到机构背叛后，其焦虑程度、性创伤、性功能障碍的水平都会增加。显然，机构背叛带来的伤害极其严重。

在2011年末，机构背叛中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闯入公众的视线，故事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足球副教练杰里·桑达斯基（Jerry Thaddaus Ki）身上。桑达斯基被指控多年来性侵过45名儿童。显然机构对性侵一事知之未报。事实上，2010年7月12日，一则特别的调查顾问报道（被称为“弗里报告”）指出：

最令我们难过、最发人深省的调查结果是遭到桑达斯基性侵的儿童，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竟然完全受到漠视。14年来，宾州州立大学最有权力的人没能采取任何措施以保护受到桑达斯基性侵的儿童。桑达斯基被捕之前，斯帕尼尔先生（Messrs Spanier）（宾州州立大学的前任校长）、舒尔茨（Schultz）（宾州州立大学的前任副校长）、帕特诺（Paterno）（首席足球教练）和科里（Currey）（前任体育指导员）从未对受害者的安全和幸福表示出任何关心，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行为上。

当乔·帕特诺（Joe Paterno）最终因为掩饰案情而被捕时，许多人表现出自己的愤怒——不是因为儿童受到性侵，而是帕特诺被解雇。即便在帕特诺去世、桑达斯基定罪之后，仍有人支持桑达斯基。可能会有人困惑，人们为什么支持猥亵孩子的作恶者？帕特诺的视而不见，为桑达斯基创造了环境来一再地犯案。起初对性侵的掩饰，以及随后很多人的维护构成了机构和社会中背叛盲视的案例。

抗议者持否认态度也是合乎情理的反应，他们规避自己对性侵的认知，因为这会戳到他们的痛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许多人虽然与桑达斯基或帕特诺一案无直接关联，但他们与受害者或性侵者有的是朋友，有的是亲戚关系。他们否认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发生的性侵案件，换句话说，他们对此一直保持盲视。不过，这起案件激起的关注和愤慨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迹象。此等规模的性侵以及对其掩饰是常见的现象，但却很少有作恶者受到指控，很少有高官承担起责任，很少有人表现出愤怒。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引起的满城风雨总比另一种反应——沉默好得多。

军营中的性创伤和背叛盲视

近年来，出现机构背叛的一个组织环境逐渐成为公众焦点：军营中的性创伤。

或许自从人类发生战争以来，军营中的性创伤就已随之应运而生。然而军营中的性创伤及其引起的重大伤害在学术上的创伤研究领域中是个相对较新的课题。军营中的性创伤涉及机构背叛，因为自古以来，军方不愿意对军营中的性创伤采取预防措施，对相关的报告也不予承认或者做出正确反应。所以，很多人对此保持沉默。2011年12月，达尔·詹梅尔（Dahl Djamel）在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Al Jeezera English）中这样报道：

比利·开普肖（Billy Capshaw）于1977年参军，此时他才17岁。经过训练他成为一名战地医生，被调往德国的鲍姆霍尔德。他的舍友杰弗里·达默尔（Jeffrey Dammel）凭借略高的资历，剥夺了开晋肖执行正式任务、写邮件、领工资的权利。达默尔彻底将这位年轻的战地医生与世隔绝，并经常对其实施性侵、强暴，折磨他。

达默尔作恶多端，随后成了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和强奸犯，谋杀了17名男性，1994年，在哥伦比亚惩教所被一名囚犯痛打至死。

开普肖回忆：“我当时很小，不知道怎样应对这种情况。我的长官不相信我说的话。没有人能帮助我，即便我反复地求他们。”

开普肖不得不在余生与自己做心理斗争，这在经历过军营中性创伤的幸存者中屡见不鲜。

达尔·詹梅尔同时指出：

军营中性创伤（MST）的幸存者苏珊·阿维拉·史密斯（SusanAvila-Smith）是老兵倡导组织“女人抱成团”的领导者。15年来，她为很多处于MST不同恢复阶段的女性和男性患者服务，亲眼目睹到MST所造成的重大伤害。

“人们无法想象这些人受到的伤害有多大，”她对半岛电台的记者说，“我帮助过3000多人，其中只有1个人有工作。战争的创伤已经给他们留下很深的伤害，但是就MST而言，它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同胞所为。你在伤害自己的朋友、同龄人、告诉你会鼎力支持你的人。他们说，那种背叛以及来自于指挥部的背叛往往比性侵本身伤害更大。”

在2010年末，女兵行动网（Service Women's Action Network）和美国民权同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对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和退伍军人事务部（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提出诉讼，控告他们“没有遵守信息自由法案，拒绝披露政府档案记录——记载在军营中发生的强奸、性侵和性骚扰的案件”。诉讼的目的是“揭示公众关注事件的档案记录，也就是在军队中发生MST的比例、国防部（DOD）和退伍军人事务部（VA）对MST及其他因公残疾的政策、每个部门对MST做出何种反应”。

女兵行动网（SWAN）和美国民权同盟（ACLU）发表了一篇新闻稿：

“显而易见的是，政府甚至不愿意迈出第一步，拒绝提供全面、准确的信息，关于性创伤给身穿制服的女性和男性所带来的伤害，关于退伍之后的MST幸存者享受到的治疗和福利”，阿努拉·巴拉瓦蒂（Anurag Bala Waed）说，他是前海军上尉，也是SWAN的执行理事。“国防部和退伍军人事务部应该将服役人员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曝光军营中性创伤的比例，以昭告天下。”

新闻稿中还提供了以下信息：

“从军营性创伤的已知统计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性侵在我们军队中实属常见”，桑德拉·帕克（Sandra Park）说，她是ACLU妇女权益项目的专职律师。“但是，许多遭遇性侵的服役人员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性侵的比例以及为解决此问题所采取过的措施必须公之于众。”

显然，提出诉讼的部分动机是意识到这属于机构背叛：

“政府没有关心、慰藉诸多急需帮助的女性，她们要应对那些令人一蹶不振的事情，比如强奸、性侵和性骚扰。”安德鲁·施耐德（Andrew Schneider），他是康乃狄克州ACLU的执行理事。“这些女性为服务祖国，冒着生命的危险。政府至少要披露问题的严重程度。”

难道一种背叛还不够令人痛苦吗？被战友强奸这种背叛还不足够令人心如死灰吗？事发之后，还要忍受本应保护受害者的组织发布的谎言、否认的态度，这让背叛又升级了。

法庭上的机构背叛

在第三章，我们探讨了飞机上的女孩遭到性侵。那起案件的结果最终是大快人心的——正义得到伸张——但是由于公众对受害者心理的误解，它可能会轻而易举地让犯人得逞。其实，法律上对认同标准的定义不清晰以及公众对受害者反应的不理解都会让作恶者钻空子，让受害者受到指责，甚至可能还会将性侵归咎于受害者身上，而让作恶者逍遥法外。这种背叛发生在社会的大环境下。所以，为了正义，向公众普及相关知识至关重要。

我们从创伤心理的研究中发现一些现象，候选陪审员或者像你这样感兴趣的读者可能对此也了解地不够深入。你可以在这些问题上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将理解和公正传递给性侵、背叛、背叛盲视的受害者。

受到性侵时消极反抗是儿童和成人的普遍反应。研究表明，在性侵过程中，有三分之一的成人和二分之一的儿童消极反抗，甚至是毫无反抗。人们自然而然会困惑为什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但是我们对性侵进行实证科学研究时，发现将动机和原理分开看待的话，消极反抗实属常见。在关于性侵的科学文献中，这类消极或零反抗的反应有时被称为“强奸引发的瘫痪”。有的研究试图解答受害者“为什么”和“如何”消极反抗的问题。很多因素（比如力量悬殊和背叛盲视）与消极反抗相关。这些因素包括：由于反抗的危险，受害者综合判断之后会做出消极反抗这个清晰的决定，觉得这是一个明智的措施；还有受害者无意识的心理过程，比如思想分裂，以及麻痹或僵住这种无意识的生理反应。我们会在第9章详细探讨这些。

有时，受害者会完全或部分忘记自己受到的性侵经历。无数的研究表明，有些受害者会在某个时间段忘记性侵事件。忘却甚至可能发生在铭记一段时间之后。1997年，戴安娜·艾略特（DianaElliott）发表了对多种创伤经历的记忆研究结果，此次研究仔细调查了美国人中的代表样本。艾略特发现，在不同的创伤类型中，17%的参与者表示部分忘记，15%表示有一段时期对此完全丧失记忆（总共有32%参与者表示延迟回忆）。某些人际间的受害经历（诸如儿童性侵和强奸）会比非人际间的创伤经历（比如车祸）的遗忘率高。当受害者原本信任、亲近或依赖于作恶者时，性侵经历便常给受害者带来背叛创伤，而这种背叛更容易被受害者忘却。

通常，受害者根本不会透露性侵事件，或者多会在事情过去一段时间后提起。有时，受害者拒绝提出法律诉讼。无数研究发现，保守秘密、放弃诉讼、延迟披露事件是性侵的普遍反应。大多数经历儿童性侵的人直到长大成人后才会披露真相。同时研究表明，作恶者与受害者关系越密切，他们保守秘密、延迟披露时间、放弃诉讼的可能性越大。背叛盲视的原因是让人们看不到亲人对自己的伤害，这也会激励受害者保持沉默。在本书后半部分，我们会探讨披露真相的危险性以及治愈的可能性。

受到熟人的侵犯比受到陌生人的侵犯更加普遍，伤害性可能也会更大。大多数性侵是由受害者的熟人所为，这增加了延迟披露时间、缺乏支持、后果更为严重的可能性。人们普遍认为“陌生人危险”，这种刻板印象使得人们对性侵的相对风险，以及熟人和陌生人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困惑不堪。例如，如果一名女孩乘飞机时坐在陌生男子旁边，她沉睡了，醒来时发现他正在摸她。之后她解释自己当时特别害怕，不知如何是好，那么辩护律师会做出双方同意辩护吗？陪审团会这样认为吗？直觉告诉我们：不会，只有当受害者与作恶者相识时，这样的辩护才可能发生。如果受害者认识作恶者，尽管事发之前没有出现过挑逗行为，作恶者很容易钻法律上双方认同的空子，那么实情又是如何呢？也许人们会认为女性受害者享受被熟人性抚摸，因为她们如果不情愿会更有理由拒绝非意愿的抚摸，或者男人貌似有权抚摸认识的女性。这些观点无一正确。相比于受到陌生人的性侵，女性或女孩若是受到熟人的侵犯更加不可能披露真相，她们的心理阴影也更为难以愈合。

受害者在遭到侵犯后往往会出现一系列反应。成人和儿童对性侵的反应是各式各样的。有些人会感到万分悲痛，有些人不会。当即的反应可能包括恐惧、焦虑、迷惘、自闭。受害者由于强烈地感到耻辱，通常会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在受到侵犯后，想去洗澡或是几天、几个月以来反复清洗自己。长此以往，受害者要承受的负面后果更为广泛，包括创伤后的压力、抑郁、自杀以及其他心理问题。受害者在背叛创伤的情况下出现极其危险反应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们会在后面深入探讨。

当人们对受害者揭露的真相持有负面反应时，最为常见的是不相信受害者并将责任归咎于受害者，这会加深受害者受到的性侵伤害。不信任和责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背叛，极不利于受害者从性侵的阴霾中走出来。正如布瑞恩·马克思（BrianMarx）解释：“在当今社会，性侵案例的真实性往往受到质疑，人们将性侵的原因归咎于受害者。而且，家人、朋友、警方、法官甚至是心理健康专家往往不重视或忽视性侵的后果。不幸的是，这样的社会环境进一步激化了受害者的耻辱和羞辱感，从而加深性侵的危害。”

以上罗列的相关研究结果只是冰川一角。我们知道更多创伤的心理以及受害者对性侵的反应。如果公众和陪审员在审判一个案例之前掌握了相关的知识，就不需要专家证词来提供受害者心理状态了。具备相关知识的公众会在司法体系以及社会中创建一个更为公平公正的环境；具备相关知识的公众更有可能让法律反映出受害者心理的真相；具备相关知识的公众可以更加有效地维护我们的自由免受侵犯。我们的研究结果往往也可以为遭到侵犯的受害者制定治疗方案以及找出责任方，同时为预防人际间的侵犯提供一种参考。这次研究所传递出的信息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如何在社会上与其他人相处。我们希望你从中得到的知识会让你看待性侵受害者的角度有所改观。

旁观者的背叛盲视

当今社会中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是我们往往会对身边的不公平、压迫、背叛视而不见。虽然旁观者持有背叛盲视的态度着实让人窝火，但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受害者有必要对背叛装作看不见一样，或许旁观者也不得不这样做。经过亘古的历史演化和终身的文化熏陶，每一个人都要成为有道德的个体。道德是人类进化中的一个部分，也是每一种文化和宗教的核心。道德规范的一个基本教义是公平，另一个就是关爱或不伤害他人。尽管不同的传统有着不同的关注点（比如，服从、忠诚、纯洁），但公平和关爱是所有道德体系的核心。他人可能会违反公平和关爱教义，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它不仅仅会让受害者感受到背叛，旁观者的内心也会有这种感觉——感到背叛了公平和正义原则。然而我们会对背叛选择视而不见是因为看见背叛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朱迪·赫尔曼（Judy Herman）写过一段轰动一时的话语：

我们很容易掉进支持作恶者的陷阱。作恶者所需要的只是让旁观者无动于衷。他呼吁公众对罪恶装作看不见、听不到、不披露。相反，受害者需要旁观者一起分担痛楚。受害者需要旁观者付出行动、承担义务、回忆事发过程。

这段颇具说服力的语言暗示着，旁观者的盲视为旁观者支起保护网，可以让他或她维持现状、免受风险。而看到背叛会将旁观者推向这样一种境地——不得不做出一些行动，而旁观者的现状和舒适度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旁观者的背叛盲视可能是对可怕事件诸如种族屠杀产生的所谓“心理麻痹”的主要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旁观者对此透露半点风声，他们就是在拿自己的幸福或生命冒险。旁观者选择背叛盲视的一个例子发生于维洛德隆赛场，也被称为法国恐慌。

维洛德隆赛场是一家大型的室内赛车场，靠近巴黎埃菲尔铁塔。1942年7月，这个室内赛车场上演一出骇人听闻的事件。法国当时处于纳粹占领和统治时期，警方逮捕了成千上万名犹太市民，大多数是妇女和孩子，并将他们像囚犯一样带到室内赛车场，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这些人最终被押送到奥斯维辛，大部分被杀害。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令人震惊的事件是法国警方一手策划和实施的，而不是纳粹方，并且事发后，大部分民众竟不记得此事。即使现在，许多人在知道四分之一的遇害者是法国公民，而且是被自己的同胞逮捕时，都会感到十分震惊。近期，某些市民组织要求警方公开事件始末。如今在巴黎可以发现纪念遇害者的石碑，但是法国警方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曾一度矢口否认。最终在1995年7月，当时的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e）规定，法国必须要承担起在杀害犹太人一事中的责任以及在纳粹统治时期犯下的罪行：

这些黑色时期将永远成为我们历史中的污点，也对我们的过往和传统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是的，这次疯狂屠杀市民一事是在法国警方、法国政府的协助下产生的。53年前，也就是1942年7月16日，450名法国警察和宪兵在上级领导的指示下，遵循纳粹的指令。那天凌晨，在首都巴黎地区，近10000名犹太男人、女人和儿童在家中被捕，并在警察局集合……法国是启蒙运动和《人权宣言》的起源地，是包容和庇护人民的国家。法国承认那一天已无可挽回。它没有遵守承诺，残忍地将那些理应被保护的人亲手送到刽子手手中。

无疑，背叛的程度着实让人吃惊，但背叛盲视的程度也不可小觑。令人欣慰的是，近些年背叛已受到更多的关注。在第10章和第11章，我们会探讨承认背叛、正视过往的背叛存在的风险以及治愈力。

第5章

当背叛你的人同时是你依赖之人时

背叛会造成深深的创伤，但我们想到创伤时，往往不会想起背叛这个概念。我们都知道战争、地震、海啸、车祸，并且认为这就是创伤。我们通常忽略了背叛的创伤和它的影响，有些背叛相对来说无足挂齿，但许多背叛本身就是重大的创伤事件。例如，儿童受到父母性侵、遭到同伴强奸或者诸如大屠杀的社会事件，这些都属于背叛和创伤事件。我们将之统称为背叛创伤。

詹妮弗·弗尔德于1990年代末创立了背叛创伤理论以诠释一个困惑：为什么有人会忘记自己受过的创伤？下面我们探讨一下亨德里克·詹森（Hendrik Janssen）的案例，他是名颇有造诣的医师，向我们讲述了忘记重大创伤的经历——他在小时候受到牧师的性侵。

亨德里克这样写道：

我在六岁到八岁之间遭到一位牧师的性侵。直到我成年后，才记起这段经历。多年来，我经常记得自己去教堂后就会生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1990年，在住院医师实习时期，我的抑郁症恶化了，遂去寻求帮助。治疗期间，我的记忆慢慢涌上心头——当时我每周去看1次治疗师。期间我抽出4个周末参加了一个研讨班，里面有20多个人，他们会讨论自己的过去等。每个人都会分享自己过往的经历（有些是痛楚的经历），正是在这种氛围下，我第一次开始回忆起那段时光。这也是我首次将那段经历讲述出来。我被一个男人性侵的记忆开始浮现出来——我当即就知道我回忆起的是被一个男人性侵的经历。我觉得在那一刻，我仍然会有点拒绝相信它的真实性。性侵的细节——什么时候发生的、他都做了什么、发生的地点、发生的次数、谁知道这件事——都零零碎碎地在脑海中浮现。当我继续谈论这件事，并告诉我家人时，我记起了更多的事情。起初有些记忆会让我感到困惑——它们就像拼图一样支离破碎地浮现出来，有时我不确定某些记忆碎片应放在记忆这个大拼图中哪个地方。一旦我开口谈论这件事，有些记忆就自己冒出来了，就像其他记忆一样——向别人讲述、回到事发的情境中——激起更多的回忆。当我在回想发生了什么时，大多数记忆片段便自主地浮现出来，摆在拼图中属于自己的位置，随后我就会和治疗师分享、讨论我的故事。

亨德里克同时谈到：

当这些记忆开始浮出水面的时候，我回到了那个教堂，也做了好多事情。那位牧师已经去世了，但他是被教堂解雇（秘密解雇）的，因为他性侵自己的孙子，当时他也承认了这件事情。自此，我找到了几位受害者——大多数是他自己家族中的人。由于诸多原因，其中包括我回忆起教堂一位领导者知道我受到性侵一事，我对这个教堂提起民事诉讼并胜诉了。我们确实找到了很多证明资料。

很多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亨德里克对自己在儿时受到性侵的记忆属实。在诉讼过程中，亨德里克提供了多种令人信服的证据，包括牧师亲口承认性侵自己孙子的证据，以及亨德里克被他性侵一事的目击者证词。

亨德里克所经历的是一种可怕的创伤，也是一种严重的背叛。我们想要了解他的家庭背景，这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经历。我们问亨德里克：“你还记得在你6~8岁的时候，你与你的家人关系怎么样？你的父母和家庭是什么样的呢？”

亨德里克回答：

我的家里一共有7个孩子，最小和最大的孩子相差20岁。我在家中排行第五。我们在一个农场中长大——父亲整天忙于挣钱、养家糊口。母亲大半生都受到抑郁症反复发作的折磨。她有一次好几个月的时间都在医院中接受治疗，有时也会去个十天半月的。母亲那次较长时间的住院发生在我遭到性侵之前（牧师知道我妈妈住院）。我们几个孩子总是会担心母亲的健康。在6~8岁时期，我成天为母亲的健康忧心忡忡。我们一家人很团结、相处很融洽，但是我觉得自己总在照顾她，而不是她照顾我们。

我父亲是个很沉默的人，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和他谈论自己遇到的问题，或者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他经常寡言少语，有时会好几天不说话——我觉得在那段时间内，他心里有气。他从来不会直接打我，他一直对我很好。不过，他确实或多或少地性侵过我的姐姐们（在我出事那段时间内）——我当时很小，不过还是知道一点的。

我们让亨德里克讲述父亲对他姐姐性侵的事情：

我的姐姐帕蒂（Patty）只是被父亲乱摸过，没有进一步过分的行为——他试图扒掉她内衣，当她拒绝的时候，他停了下来。直到10年前，我们家人把这件事抖出来，我才知道真相。我父亲承认了这件事，好像这已经无足挂齿一样，我姐姐帕蒂对此也开诚布公。

我的另一个姐姐简（Jane）受到的侵犯程度更深一些，发生过性交。我知道这件事要比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早一点（大约五六〉岁的时候）。当时我知道的唯一事情就是父亲在床上伤害过她。我父亲承认对她性侵过，虽然没有全部承认。我知道这不是孤立的小事件，可能发生在我妈妈住院期间。我不知道这件事是何时开始的，也不知道多久发生一次。当时我很小，真的不记得任何蛛丝马迹，除了我刚才提到过的。我知道她去看过医生，当她长大一点的时候，我记得父亲很担心（极其担心）她会怀孕——但在那时，我觉得她与父亲有牵连。我大姐记得简向她讲过父亲曾试图摸她，事后简还去找父亲谈话。

姐姐简从遭到性侵后开始出现饮食失调（暴食症），我有一段时间也会这样。

亨德里克讲述了被自己信任的人（教堂里的牧师）性侵的经历，同时他也讲述了一个性侵肆虐的家庭往事。亨德里克被他当地的教堂和家庭同时背叛，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忘记了所有的背叛。

创立背叛创伤理论是用来解释忘记和忽略背叛经历的原因。核心思想是选择忘记和忽略让受到侵犯的受害者继续生活下去。这一理论引用了两个事实依据：我们身为社会人的本性以及我们需要依赖他人。第一，我们在婴儿时期极其脆弱，一种强烈的依恋感由此而生。第二，为满足我们自身的需要，我们无时无刻都要与他人建立“社会联系”。人性的这两个方面帮助我们稳妥地活在社会上，但是当我们依赖的人竟成为背叛我们的人时，这两种标准的反应开始互相掐架。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先逐一探讨这些概念。

依赖看护人

婴儿脱离娘胎后，几乎没有能力照顾自己。如果你对比一下任何其他刚出生的动物，你就会领会到婴儿是有多么无助。虽然婴儿可以逐渐地学习生存技能，但这一过程耗时太长。其实，婴儿从出生到接下来的几个月几乎完全依赖看护人，之后的数年里，也是十分依赖。这种长期的依赖可能部分因为人类天生具有高度依恋系统。依恋系统这个术语是由研究者命名的，用于表示所有婴儿和看护者相互喜爱的过程，包括婴儿的笑声和呱呱学语的声音、抱与被抱的渴望、婴儿散发的奶气等。

值得注意的是，看护者和婴儿都有依恋系统——这种关系是相互的，也就是说依恋需要双方做出一些行为以激发对方的依恋感。如果婴儿总是不笑或者不发出声音，如果幼儿不与看护者拥抱或进行眼神交流，那么这个孩子不仅仅会丧失自己对看护者的依恋感，还会让看护者对自己的依恋感消逝。没有了看护者的依恋，婴儿或孩子可能就没人照顾，这意味着他们有死亡的危险。这是关键的一点，因为它意味着婴儿和孩子有一个“天性”——依恋看护者，从而激发看护者的依恋和关爱。在没有能力独立的情况下，依恋是必要的。人在生活中往往需要依赖他人，即便过了婴儿期和儿童期。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种依恋体系和维持人际关系的必要性促使我们对重要之人的背叛视而不见。

社会契约、信任、发现骗子的人

除了依赖另一个人照看自己，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讲，我们相互依赖：我们时常与另一个人做交易，称为“社会契约”，这包罗万象，从重大的契约比如婚姻，到日常生活中的合约比如我给你半块三明治回报你送我的半块馅饼。我们交换物品、交流工作、做交易、讨价还价，而且我们总是做一些成本-效益谈判。如此无处不在的社会契约是我们之所以为社会人的核心。就连我们最亲密的关系也不例外。其实，在我们的亲密关系中，包含许多重要的社会契约：你保守我的秘密，我对你的秘密守口如瓶；你对我忠诚，我也会忠诚相待等。

社会契约依赖于信任。只要协议与解决问题的时间存在偏差，就会彰显出这个论点的正确性。我同意保守你的秘密——这是个时间协议。我同意在你提供服务之后会给你开一张支票——这是一个随着时间而生效的协议。如果在某时达成了一份协议，但是协议上的内容只在另一个时间被完全履行，这就需要信任。

只要出现社会契约，尤其是依赖于信任的契约，都有可能会发生违约的现象。换句话说，我们在所做的每一个交易中都有可能被骗。我们在每一个社会契约中都有可能遭到背叛。而且，亲密关系（依赖彼此信任）中的背叛最令人痛苦。

因为我们可能在社会契约中遭到背叛，所以我们通过人类进化史和个人的生活经历掌握了可以精准地察觉他人背叛行为的能力。其实，进化心理学家为此提出了一个术语来描述我们特殊的技能：骗子侦察者（cheaterd etectors）。进化心理学家勒达·科斯米德斯（Leda Coase-mides）和约翰·托比（John Toby）在20世纪90年代开展了一系列研究，结果表明人类对违反社会契约的行为，即欺骗的争辩频次要远远高于力求争辩需要同样辩解逻辑的其他问题。

我们察觉出骗子的能力是项重要的生存技能，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减少背叛的可能性。大部分时候，当我们意识到自己被骗或遭到背叛时，我们也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情感反应——一种负面的反应席卷我们，例如，我们在前面几章提到过的落差感或迷惑。这种因一个想法或一个念头所产生的强烈的情感反应会进而诱发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曾遭受过欺骗或背叛，我们会采取以下反应中的一种：其中一种反应是面对，另一种是逃避。两种反应都会保护我们免受欺骗的伤害。例如，如果你被一个朋友欺骗，你可能会与朋友当面对质，讨个说法，或者你可能与其断绝往来，以免再次受到伤害。

当依恋和欺骗冲撞时的背叛盲视

当你依赖的人背叛你时，你会做什么呢？这是背叛创伤受害者遇到的一个重要困境。对背叛的标准反应——面对或逃避——只会让事态变得更糟糕。因为一般来说，面对和逃避不会激发彼此的依恋感和关爱冲动。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选择盲视以保护彼此的感情是最好的选择。事实上，这也是我们选择背叛盲视的缘由。

战斗、逃跑和僵硬模式

你可能听说过对威胁采取的战斗或逃避模式。当动物或人面临威胁时，可能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反抗或是逃避。如果战斗和逃避都不可能，那么这只动物只剩下一种反应：僵住。这种反应有时被称为“紧张性静止行为”，当捕食者袭击猎物时你可能会看到这一幕。在捕食者捕捉猎物的情境中，战斗、逃避和僵硬都是高度进化的防御反应，涉及不同的生理机能。有些研究者观察到人类也具有类似的反应和生理变化。

我们对背叛的反应也存在相似的战斗、逃避和僵硬模式。如果我们足够强硬、所处的境地不算太过糟糕，那我们会直面（与之抗争）背叛以使情况逆转。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会逃避这个背叛者或逃离这种境地（逃避）以免再次受到伤害。如果这种选择太过危险——比如我们依赖背叛者过活——那么最好的防御手段是对背叛行为视而不见，也就是说，心智上处于僵住状态（即背叛盲视）。

背叛创伤理论及其研究进展

自从1990年代早期创立背叛创伤理论以来，我们一直努力进一步完善这个体系。我们开展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理论、更深入地理解背叛创伤的心理学。背叛创伤理论解释了为什么背叛创伤——被信任和依赖的人背叛——对受害者带来的挑战是极为残酷的，在保持关系的需求和对背叛做出的保护性反应之间苦苦挣扎。就像我们刚才提到过的，背叛创伤理论的核心教义是：尽管对背叛做出的保护性反应可能通常包括直面或逃避作恶者，但维持一段必要关系的需求可能让这一种反应极具危险性。对背叛所做出的保护性行为——比如面对或逃避，或许会让受害者与作恶者（也是看护者）相疏远，从而使这段重要的关系支离破碎。这意味着受害者——被亲近的人虐待或被背叛——可能需要对背叛保持盲视，以便保护与看护人之间的关系。

背叛创伤理论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心理创伤的概念。传统意义上来讲，心理创伤往往被理解为威胁生命的恐怖事件所造成的结果。这些事件确实会给人带来重大的创伤。然而我们逐渐明白，社会中的背叛也会产生同样的创伤性。在下面的图5-1中，我们阐释了这些概念，每种事件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创伤特征——它们可能是恐慌或是程度极强的背叛。

图5-1 背叛-创伤维度表

如果我们从创伤角度（图中横轴）来看待第一章中提到的朱迪，我们会发现她身上的确发生了不一样的事情，但究竟是什么事情，让她感到恐惧，我们无从得知。例如，我们不能断定她的恐惧是由于陌生人侵犯所引起的。但是从背叛角度来分析，朱迪遭到了严重的背叛（图5-1中的垂直维度）。我们开始将这种事件视为极具创伤性的事件，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背叛往往带来心理上的问题，而不是我们传统上认为的创伤——车祸或是自然灾害。这些会造成永久的心理障碍，而背叛创伤极有可能会引起悲痛以及在心态调整上的障碍。

背叛创伤极具杀伤力

经过20多年对背叛创伤的研究，如今我们找到了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背叛创伤对受害者来说是极具杀伤力的。背叛创伤理论阐释了受害者陷入的进退两难境地（一方面需要对背叛采取保护性的反应，另一方面需要与看护人保持依恋感），同时其采取的一系列反应，包括对背叛的盲视、对背叛的记忆削弱、最终造成心理上和身体上的疾病。我们的研究证实了背叛（比如被亲近的人侵犯）中高发的创伤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心理疾病，包括抑郁症、焦虑、人格分裂、创伤后压力症、边缘型人格障碍和生理疾病。在本书的后面章节，我们会详细地探讨背叛创伤对受害者的伤害。

创立背叛创伤理论中一个有趣的点是寻回失落的记忆。在1990年代早期，我们首次关注受害者对创伤的延迟记忆，这激起我们创立背叛创伤理论以及虚妄记忆综合征的设想，我们会在书中后续部分讨论这些。根据背叛创伤理论，当作恶者是受害者所依赖的人时，忘记遭受到侵犯之事是维护依恋关系的手段。虽然对背叛选择盲视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最有效的方式或许当属完全忘记此事。

背叛创伤是普遍的，尤其对于女孩和女性来说

20多年来，我们对背叛创伤开展了研究，我们从中了解到人们，尤其是女人，在背叛中受到创伤是极为普遍的，这一点令人甚是担忧。背叛创伤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受害者与作恶者的关系较为亲密。例如，路易斯·哥德堡（Lewis Goldberg）和詹妮弗·弗尔德在俄勒冈州的尤金（Eugene）和斯普林菲尔德（Spring　field）地区抽取大量的成人样本，发现性别和创伤严重程度之间存在一个显著的关联。男人在较小程度的背叛（比如受到不怎么亲近之人的侵犯）中受到的创伤相对很大，而女人在受到严重背叛时承受的创伤较大（比如被亲近之人侵犯）。

为了评估人们是否经历过背叛创伤，路易斯·哥德堡和詹妮弗·弗尔德创建了一种测量手段，叫做背叛创伤的简易调查（Brief Betrayal Trauma Survoy,BBTS）。如今许多研究都用到这种方法，它被翻译成了4种语言（德语、瑞典语、日语和汉语）。BBTS很简短，人们易于完成，现在也出现了多种版本。我们的版本一共有14道题目，被引用了很多次，包括哥德堡和弗尔德。在每道题目后面，参与者都要注明事件发生时的年龄：“未满18岁”或”18岁以上”。在BBTS的其他版本中，年龄段被分为3层：“未满13岁”、“13岁到18岁之间”和”18岁以上”。供选择的答案有“从未有过”、“1到2次”、“更多”。完成BBTS的参与者首先会被问道：“这些事情你都遇到过吗？如果是的话，多久发生一次？”对于有些题目，或许需要你静思苦想一段时间才会有所答案。

1。你遭遇到了一场特大地震、火灾、洪水、飓风或龙卷风，这造成了个人财产的重大损失、对自己或某个重要的人的巨大伤害、致使某个重要的人去世、或者担忧自己会丧失生命。

2。你遭遇到了一场重大车祸、翻船事故、摩托车事故、飞机失事、火车事故或者工伤事故，这导致了与上述相似的后果。

3。你亲眼目睹了与你亲近的人（比如父母、兄弟或姐妹、看护人、或者亲密搭档）自杀、被杀害或者被另一个人伤害，严重到出现伤痕、擦伤、烧伤、流血或骨折。这也包括你的战友。

4。你亲眼目睹了与你不怎么亲近的人经历了相似的创伤事件。

5。你亲眼目睹了与你亲近的人故意伤害另一位家人，严重到出现伤痕、擦伤、流血、骨折或牙齿断裂。

6。你亲眼目睹了与你不怎么亲近的人故意伤害另一位家人，导致了与上面相似的后果。

7。你被亲近的人故意伤害，导致了与上面相似的后果。

8。你被不怎么亲近的人故意如此伤害，导致了与上面相似的后果。

9。你被迫与亲近的人（例如父母或爱人）发生某些性接触，比如抚摸或性交。

10。你被迫与不怎么亲近的人发生某些性接触，比如抚摸或性交。

11。你在某段重要的时间里，遭受到亲近之人（例如父母或爱人）在情感上或心理上对你的虐待。

12。你在某段重要的时间里，遭受到不怎么亲近的人（例如父母或爱人）在情感上或心理上对你的虐待。

13。你经历过自己孩子的死亡。

14。你经历过一次严重的创伤事件，并且不属于以上所提到的范围。

你的测试结果如何呢？显然，有些题目涉及重大的背叛，而有些题目只是询问与背叛无关的创伤。你能够轻而易举地看出哪些题目是关于背叛创伤的吗？如果这些是你所经历的事情，你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总能辨别出这就是背叛吗？

这项调查的目的是让研究者快速地测出一个人受到的创伤中是否包括很多背叛。如果你看了前面的列表，你会发现列出的创伤中最为严重的当属7,9和11题。这些题目都是关于受到亲近之人（例如父母或爱人）的身体虐待、性虐待、情感虐待。其他的题目也涉及创伤，但不属于严重的背叛创伤（被亲近的人虐待）。在一些研究中，我们会将其他的事件进一步细分为中度背叛和低度背叛：中度背叛包括遭到不怎么亲近的人侵犯；低度背叛包括非人际间的创伤，比如自然灾害和事故。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创伤可能都会涉及背叛，甚至是一场自然灾害（比如遇到卡特里娜飓风的人们），但是这些事件如何分类，依据其是否造成了重度背叛。一旦父母或爱人虐待其他人，其结果必定属于重度背叛。

哥德堡和弗尔德利用这些问题调查出至少经历过一次重度背叛或较低背叛的男人与女人比例。调查结果或多或少会令人感到震惊。虽然遭受过背叛创伤的男女频次都很高，但是男人和女人的创伤经历之间的差异也很大。男人和女人受到创伤的比例差异不大，然而，两者之间遭遇的事件大为不同。女人比男人更有可能遭到亲近之人的背叛。

将我们的研究结果与身体虐待联系起来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总体来说，男人和女人受到的身体虐待比例大致相同。然而，女人更多的是在儿童时期和成年期受到亲近之人身体上的虐待。我们的结果显示，即便男人和女人在受到身体虐待方面的比例不相上下，但女人往往比男人更可能受到亲近之人的虐待。

其他参与者群体的结果如何呢？如今我们调查了无数样本受到背叛创伤的比例，包括涵盖多种族的样本人群。在奥勒岗研究院的研究者协助下，布里奇特·克拉斯特（Bridget Craster）和詹妮弗·弗尔德调查了夏威夷地区833名来自不同种族的人群，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少数民族群体受到的重度和低度背叛创伤比例更大。然而我们同样发现，男人和女人受到的创伤比例大致相同，女人遭遇到的重度背叛创伤比例比男人更高，而男人受到的低度背叛创伤比例相对较高。

背叛创伤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以便理解背叛及其后果。在本书中，我们会运用这一理论来理解人们对背叛的反应，包括日常生活中可带来严重创伤事件的背叛行为。我们将惊讶地发现背叛创伤如此普遍地存在着。接下来，我们将探讨这些背叛对受害者的影响。

第6章

迫于生存，“明知却装作不知”

我们已经了解到背叛是普遍的、时常发生的，人们对背叛的反应是选择盲视或遗忘。我们也讨论过为什么这是种适应策略：受害者或旁观者借盲视来保护自己在世界上、社会中的地位，一直维护与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对背叛视而不见的话，受害者就不会有打破现状的冲动。这是人们为什么会选择盲视的原因，但是如何做到盲视呢？究竟是什么样的心理和社会机制能促使一个人看不见眼皮底下的事情呢？

关于“如何”这个问题的答案，有部分涉及一些社会因素——人们如何欺骗他人；作恶者如何控制受害者使其保持盲视；政府如何掩饰背叛行为；社会如何撺掇人们选择视而不见。另一部分答案涉及心理因素——人们如何自欺；人的思想如何自动过滤掉眼前的讯息；人的思想如何将讯息从意识部分抽离；人们如何遗忘。

在这一章，我们会引用萨曼莎·斯宾塞（Samantha Spencer）的故事来探讨“如何”这个问题。我们在第7章会更深入研究萨曼莎的案例，分析对一种背叛视而不见会造成当事人对更多背叛同样选择视而不见。然后在第8章里，我们会结合大量的案例和研究结果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

山姆的故事

萨曼莎·斯宾塞——她的朋友都叫她山姆——曾经是个幸福的人儿。她与马克（Mark）结婚11年，前不久生了个女儿名为罗莎莉（Rosalie），他们一家三口来到一家环境优雅的餐厅，萨曼莎觉得幸福极了。他们不经常出来用餐，生活很拮据。最近马克加入了酗酒康复项目，这成为了他们一家三口生活中的重头戏。

马克酗酒，现在正接受治疗。这次治疗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就连山姆也要参加为酗酒者的妻子开设的课程。然而那一晚，山姆心中充满希望，就像是事情终于步入正轨一样。对她来说，这一晚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开始。一切都进展很顺利。当他们讨论菜肴时，罗莉莎看看山姆，又转向马克，然后又转向山姆，模样十分乖巧可爱。山姆最爱吃的是烤鸭，马克声称这次要大吃一顿、挥霍一次。餐厅里的灯光黯淡，马克的脸上挂着从容的微笑，这一切诉说着浪漫的感觉。当然，山姆也会心地笑着。

多年以后，山姆告诉我们她当时在想着什么：

“他待我很好。他想让一切安好。”

他们是亲密无间、幸福的一家，在外面享受着美味佳肴。山姆感觉到满满的幸福。他们一边享受舌尖上的满足感，一边谈论着崭新的开始和美好的未来。坐在对面的马克伸手轻轻抹去山姆嘴角上的残渣，就像新婚燕尔时那样。

吃过黑莓派之后，马克起身去男厕所，山姆开始整理罗莉莎的玩具：一本彩色的画册、黄色的拨浪鼓、毛绒的兔兔。服务员拿来了账单，萝莉莎开始胡乱摆弄、发出烦躁的呀呀声。山姆觉得今晚很浪漫，是值得回味的一晚，但是现在天色已晚，萝莉莎肯定也累了，不久她可能就要叽叽哇哇地哭了。山姆是个好妈妈，知书达理，所以她觉得趁着女儿还未发威，要尽快将萝莉莎抱走，离开餐厅，以免吵到其他用餐的人。她决定自己付钱，等马克从厕所出来后再与之会合。当她抱着萝莉莎来到柜台时，往吧台那边瞥了一眼。

山姆告诉我们：“他就在那边，在吧台那里点了一杯龙舌酒。我当时毛骨悚然，因为这之前我很坚定地相信他说的话。”

他站在那里，身子一半转向山姆，一半靠着吧台，当他看到她时，他将空杯子扔在吧台上，朝着她冲过来。

“你现在都学会监视我了哈！”马克吼道。

“我不敢相信你还在喝酒！”山姆边回答，边将萝莉莎抱紧。

马克和山姆反复地互相指责对方，没完没了。萝莉莎哇地一声大哭。随后马克带着一股强烈的怒气说道：“对了，我必须要告诉你……”马克亲口招供，说他的治疗项目只是“重生”大计的一部分。在这个美好夜晚的最后，马克告诉山姆，他与另一个女人发生了婚外恋。

“这就像是被火车撞到一样，因为我竟没有任何察觉。”

在这次餐厅招供事件之后的第十年，山姆说出了这番话。当时她去看望住在我们镇上的老朋友。她的老朋友也是我们的新朋友。我们的一个共同朋友告诉山姆，我们对背叛很感兴趣。山姆在俄亥俄州玩了几天后，同意向我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所以在舒适的十月天，我们围坐在孩子卧室的地板上。卧室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私密空间。窗外，枫树刚刚染上一层明亮的秋日色彩，太阳光穿透进卧室，映着枫树上红的、黄的叶子。我们将窗户大敞开，微风伴着秋天叶子独有的清香缓缓吹来。

我们中间摆放着一个磁带录音机，记录着山姆的故事。山姆常常用现在时态讲述很久以前的事情：“他待我很好；我坚定地相信他说的话。”

然而她知道自己活在当下。就好像她同时身处过去和现在一样。山姆有着火红的头发，脸上挂着可人的微笑，是个标致的美女。她坦言自己很自卑，但她看起来像是个外向的、健谈的、生活充满乐趣的女子。虽然我们为这次采访准备了椅子，她却想要坐在地板上。她盘着腿，长裙覆盖在上面，看起来的确很舒适。我们对此心存感激，因为我们也喜欢坐在地板上。

山姆现在是俄亥俄州一所知名大学的研究生。与丈夫离婚后，她便努力完成了大学课程，并考上了研究生——当我们重新播放录音带，听着她讲述自己16年的婚姻时，我们深深觉得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虽然很多年过去了，但山姆在向我们讲述的时候又将过去拉回到了现实。

“这就像是被火车撞到一样，因为我竟没有任何察觉。”

她告诉我们。没有任何察觉？山姆真的一点都没察觉到马克有婚外情吗？当山姆讲述自己的过去时，她说：

“现在我回头想想，‘我怎么可能一点迹象都没看出来？’他总是泡在酒吧里，而我每次与我的女性朋友去看一场电影，他都会嘟囔，‘我知道你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不喜欢我的朋友，一个都不喜欢，还说‘每个男人都与我调情……’但他依然会去酒吧晃荡。双重标准太明显了。”

山姆聊得越多，我们就能了解到越多信息。我们发现马克不仅仅“总是泡在酒吧里”——马克经常整晚都泡在“酒吧里”。马克对山姆的占有欲极强，对她的猜疑心也很严重，显然，他将自己的所有背叛都归咎于她。山姆的朋友很容易将见到的事实联系起来。他们见识过他的神经质以及完全没必要的戒备心理，他们知道他是个通宵不归家的人，他们也知道发生了什么。

山姆告诉我们，她的朋友们当时警告过自己：

“你老公不值得信任。他总是彻夜不归。”有些事情确实不对劲，但是山姆不相信那些所谓的证据。

山姆怎么会没看到如此明显的事实？山姆告诉我们那晚马克在餐厅向她坦白自己的婚外情，其实这并不是马克唯一的一次不忠。

山姆一再地忽视马克背叛的证据。她是如何做到的呢？

山姆如何对马克的不忠保持不知状态？

当然，山姆盲视的部分原因在于马克的欺骗。而马克并不是欺骗的高手，山姆的朋友早已看出他的种种劣迹。山姆对马克背叛的忽视程度远远大于马克蹩脚的欺骗能力。山姆会在脑海中将证据包装成一句话：这是什么？

“当他坦白的时候，他说现在仍与那个女人联系，还是说已经与她断绝关系了？”我们问山姆，她这样回答：

“他说这是一夜情。一天晚上他在酒吧喝得烂醉如泥，这个女人就花言巧语地说服他与她回家。他说，‘我几乎连站都站不起来。’这件事就像没发生过一样，就像是一次夭折的计谋，所以听到他的讲述后，我很同情他。但是对那个女人很生气，对治疗项目也很生气。”

所以，山姆无意识地在脑海中改变了故事的走向。马克成为受害者，并非责任方。马克其实没有真正的出轨，那只是一次夭折的尝试。山姆对那个女人感到气愤，对治疗项目也感到愤怒，因为这让马克被迫承认事实上原来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在餐厅争吵及马克的“坦白”之后，山姆选择信任马克，继续留在他身边。她曾经对自己发过誓，一旦发现马克再欺骗他，必将毅然决然地离开他。为了不让这种悲剧发生，山姆需要相信马克并没有出轨，并且忽视一切不忠行为的迹象。山姆成功地做到了：“所以这件事之后，我和他继续生活了5年。”

山姆告诉我们，在这些年里她的朋友多次警告过她。

“她对我说：‘他总是泡在酒吧里。我的朋友们都看见他了。你不了解他在外面是什么样。他总是和女人调情。’他确实是这样的。他总是泡在酒吧里，彻夜不归家，出于某种原因，我心里不愿意承认这是真的，因为他告诉过我，‘噢，不是这样的，我没有那样做，那只是玩玩而已，一时的’。我眼中的他是那种不会耍心机的人。他不是那种一本正经的人，甚至都不会规划自己的事情。所以，他总是会去酒吧，我心里暗自下决心，‘我要相信他，他只是去喝酒而已，因为他嗜酒成瘾’。但我的朋友说，‘不是这样的，你不知道他在外面做些什么。’我记得自己会反驳他或她。像‘其实，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会告诉我他都做了些什么。’”

不过，山姆的朋友对马克的评价显然是正确的。

“所以我两年前发现了这个女孩的存在。我说：‘我听说在我们离婚之前，你就和莉斯（Liz）在一起了，这让我感到恶心。’我说：‘我们离婚之前，就在一起两年了。’接着他说：‘不是的，其实我们在萝莉莎出生之前就已经在一起了。’也就是9年前，听到这个事实，我觉得自己被骗得彻头彻尾，因为他不仅仅背着我出轨，我还在朋友面前处处维护他，所以这与我所认识的他完全对接不上。我竟然都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这深深地刺激着我，因为我觉得自己至少了解他的为人。”

背叛盲视会让行为主体看不到眼皮底下的事情。就像桃乐丝那双镶满红宝石的鞋，所需的信息其实一直都在那里。正如山姆后来意识到的，她有很多证据证明自己需要看清这个悲剧的事实：

“如今回首往昔，我会想到，‘他老是泡在酒吧里，彻夜不归家，我的朋友不断地告诉我这些事情……’”

山姆告诉我们她是如何在脑海中扭曲这些事实证据的。她打心底拒绝相信这些明摆着的事实。她忽视朋友们的警告。她一再地从另一角度看待事情。或许与其他人的背叛盲视一样，当忘却可以让她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时，她便无意识地对丈夫的背叛选择遗忘。是的，不记得，也就不痛苦了。

山姆与背叛创伤理论

我们先稍微回顾一下背叛创伤理论。既然我们知道了它的基本原理，那我们运用这一理论来解释山姆对马克的背叛一无所知的原因。

她为什么会忽视马克的不忠行为？山姆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第一，她告诉我们马克在餐厅坦白之前，她曾经对马克说过，今后她若离开他，唯一原因是他“背着她鬼混”。事实上，山姆给马克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他背着她出轨，她将会离开他。在马克坦白那次“不了了之的恋情”后，山姆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我现在有了宝宝，以后要怎么生活？我不得不出去找份工作，将宝宝放在日托中心，一切都靠自己的双手打拼，这是我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过去我与父母住在一起，结婚后就与他搬到了一起，所以我根本没有想象过自己一个人生活。连续几个星期我都感觉世界要塌下来了。我当时在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然而更多的时间我都沉沦在对未来的迷惘中，我将不得不改变我现有的生活，想方设法依靠自己过活……我该如何应对未知的生活？……所以我把行李放在一边，说：‘好吧，只要你以后不再这样，我们就照常在一起。’当然，他说服我那只是玩玩而已，他都没和她真正做爱，因为他没能勃起，而且是他在酒吧喝酒的时候，那个女人走到他身边的。我现在回头想想，发现我几乎颠倒了事实。事实是他挑逗了那个女人，然后发生了一夜情。所以我最后决定，‘好吧，我相信你只是玩玩而已，我们继续在一起吧。’我当时觉得，能继续留在这个家，陪着我女儿更为重要——住在我们一起买的房子里，而不是整日生活在巨大的动荡不安中。”

山姆的叙述与我们背叛盲视核心理论的前提遥相呼应：如果背叛盲视可以维护一段重要的关系（当事人为了生存需要这段关系的支撑），那么人们就会对背叛选择视而不见。山姆觉得自己要完全依赖马克生活。她不知道没有他，要怎样生活。她和女儿的生活看似需要马克在身边扶持。一旦觉察到背叛，我们有权离开或质问不忠的人，但是山姆根本没有将离开他视为一个选项。她不知道如何一个人生活，离开了就无法挽回，但如果坚信马克终会改变呢？不信任马克并要求他负责任可能会让双方都撕破脸，甚至会让马克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其实，山姆自述自从他在餐厅坦白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她的确对马克避而不见，随后他开始抱怨。他的抱怨可能是想要吓唬山姆；或许是他想要离开她。我们觉得山姆最终忽视马克的不忠是因为她发现自己好像离不开马克，一直将他的不忠行为放在心上必定会影响这段必要的关系。所以，她便选择了遗忘。

餐厅坦白一事发生后，山姆与马克又在一起生活了5年。在这5年中，她没有察觉到他有任何不忠的迹象。山姆只是在离婚之后才发现马克与莉斯（Liz）有着一段长达两年的恋情。即便是现在，山姆也无法看出马克是如何欺骗她的，她认识的马克与现实中的马克对接不上：

“我觉得他不是个特别聪明的人，所以我不相信他会千方百计地骗我，如果他多年来都在骗我的话，他一定……我不知道……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害怕我发现……我所认识的他不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他很谦逊。但是我不知道他在外面是什么样子。他曾说，‘这只是玩玩而已’……但是，很明显他与莉斯曾经在一起过，所以我不知道酒吧中的那个女人是不是莉斯，还是酒吧一事只是他编造的故事罢了，又或者如果酒吧一事是真的话，后来他与莉斯分手了。”

马克告诉山姆自己正在考虑离开她，在这以后山姆才开始想着离开马克——这发生在餐厅事件之后的好几年。

“在我真正离开的前两年，他告诉我他得离开这个家了。我当时悲痛欲绝，因为我从未真正考虑过如果我一个人生活的话我该怎么办。我们总是吵架，这段婚姻自始至终都不稳定，但那是我第一次一本正经地思考着对未来的规划。当他要离开的时候，我在想，‘我要怎么办？嗯，我要去上大学，因为我曾经参加过俄亥俄州大学的推广计划，我的梦想是去哥伦布，拿到我想要的学位。’所以天呐，从那时起，当我必须筹划着一个人生活时，我渐渐地……其实不是刻意地计划，而是在潜意识中想着，‘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这是我的梦想。’我花了两年时间才缓过劲——我到处寻求建议；我与朋友们讨论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只为了让我的内心相信自己可以离开他后一个人过活，即便是这样，但真要做到这一点，真的很难。”

当山姆明白马克可能会离开她时，她强迫自己思考着离开他以后要如何生活。她已经尽力了，耗尽全身的力气去忽视他的不忠，而现在这种方法也无力回天了，所以继续保持盲视状态不可能再帮到她了。于是山姆开始意识到她的生存可能要依靠自己独立打拼。这种渐渐明朗的意识代表着山姆生存策略的转变。这一转变让山姆从不知转换到知之，转变也激励着她像一个独立的成人一样生活。

“从他说要离开我那一刻起，我们仍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我当时并没有打算要离开……好久以后我才真正筹划着，攒钱、清点银行账目、打包属于我的东西。我甚至替他想出了一个开支方案、他应该怎样生活、他要支付什么费用、他应该怎样支配他的收入，这样我才能决定进一步该怎么做，并在配偶赡养费上达成一致。所以我们其实还住在一起……我在5月份签署了离婚协议书，在接下来的4个月我们仍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我曾说：‘我打算搬走，我打算搬走了。’但是我觉得直到我真正要离开，他才相信我说的话。即便签了离婚协议，我依旧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气离开。这是一件极有压力的事情，但是我想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离开一个人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如此伤害一个人也是件痛苦的事情。我觉得我宁愿是那个被伤害的人，也不想将痛苦推向他人。这是一种长期的、情感上的转变过程，而不仅仅是距离上的分开，但它又不单单是情感上的变化。我怎么可以不顾一切地全身而退，将女儿从爸爸身边带走，丢下这个对酒精和毒品上瘾的男人？我经过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才让自己相信生活的愿景可以实现。”

当山姆告诉我们，她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马克，但是又很难真正离开他，职业嗅觉敏感的我们觉察到了一种不祥之感。我们认为山姆的过去一定有一块黑暗的角落。我们现在要揭开这一角落，予以阳光吗？

第7章

一个人可以同时盲视多种背叛

在一个小女孩舒适、可爱的卧室里，我们席地而坐，屋里面摆满了毛绒玩具和小女孩的玩物。徐徐微风扑面而来，秋日的暖阳温润地洒在地板上，我们问山姆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你担心过自己的人身安全吗？”

“担心，说实话，他……我试着弄明白，因为我们结婚后就搬到阿拉巴马州生活了两年。我与父母、亲人相隔甚远。那段时期真的让我担惊受怕的。我没有任何朋友，我们住的附近无人居住。我受过很多虐待……在我们刚搬去阿拉巴马州的第一年里，我没有受到多少虐待，但是在后面的六个月到一年中，他打过我很多次……我不得不说迫使我想要离开那里的主要原因是我的女儿，我不希望她重蹈覆辙……因为他（马克）的父亲经常打他妈妈，我觉得即便我不在乎他打我，但我不想让女儿习得他的缺点。我就拿女儿当借口以便离开那里，至少有两次成功了。他曾经打过我，或是抓着我的头发，他在后期经常吸毒。他注射毒品、吸毒（冰毒的一种，或“加大”吸毒效果），几乎出现了幻觉。他会在半夜来到我房间叫醒我，说：‘你是不是刚回来？我听到路上有关车门的声音。’那时大约是凌晨两点钟，他因吸毒出现幻听了，而我一直就在房间里睡觉，他却以为我出去鬼混了。”

“所以最后的六个月到九个月是最为难熬的日子。我一度认为他不会一直打我的，但突然，他越来越放肆、变本加厉。所以，没错，我确实感到害怕了。其实，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让我有带着女儿想离开的冲动，女儿当时才五个半月。我抱着女儿上车的时候，他试图将女儿从我怀里抱走，所以我们大吵了一架，左邻右舍都听见了，女儿也被吓得哭了起来。看到女儿哭，我们便停止了争吵。所以，很多时候，女儿是我们终止争吵的原因。我觉得这倒是帮了我不少，女儿给了我离开的信念。因为如果只是我自己，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说出，‘好啦，就这样吧’……”

“当你与女儿痛苦挣扎时，是你真正离开他的时候吗？”我们问道。

“是我离开之前的那个夏天，”山姆回答。“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偶发事件，当我想到他打过我时，我在心里想，‘以后不会有这种事情了，我们即将离开了。’”

“就像是你逃跑了。”

“可以这么说，所以我心里想，我们要离开了，你休想要回女儿！”

现在我们明白了：山姆是个受到虐待的妻子。她的丈夫是危险的：嗜酒成瘾、吸毒成瘾、情感虐待、身体虐待。山姆离开的时候，马克的不忠相比于他带来的恐惧真是小巫见大巫。继续留在丈夫身边会威胁到她的人身安全和女儿的幸福。

所以，我们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疑惑，在她最终离开之前，忍受了这么多年的虐待，她为什么不早一点儿离开？后来我们听着录音带，回想着采访时我们的思绪，我们竟开始责问自己：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质疑她的动机，而不是她丈夫的？为什么我们不问问自己，她丈夫为什么这样做？

我们现在仍然在思索着：她为什么要留下来，她是怎样为这些事情找到说辞以便让自己安然留下来的？如同山姆可以将不忠的证据“嗖”的一下遗忘到九霄云外一样，她有办法将这些虐待行为在脑海中转换为不怎么可怕的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她是怎样做到的？

即便在马克不对山姆家暴的时候，他也经常在情感上虐待她。情感虐待可能与山姆认为自己没能力一个人生活的想法脱不了干系。在离婚之际，她报名了一个推广计划。

“我开始参加大学课程，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个有头脑的人。多年来，他总会说，‘你真笨’。我不得不重新进行自我心理建设，相信自己是个聪明的女人，坚信其他人是喜欢我的，我的存在是有价值的，我需要找到自我价值感。不过我可能依然比大多数人更自卑。”

马克的情感虐待将山姆束缚住，她不相信自己有什么能力，于是她必须依赖马克生活。

我们再次让山姆讲述自己的婚姻，而这一次她将自己忽视不忠迹象的能力与她漠视受到的情感虐待联系起来。

我们同时让她回想一下她曾经忽视的那些出轨迹象。山姆说：

“他从来不戴结婚戒指，但是我心想——”

山姆戛然而止，她在交谈的时候经常这样。后来山姆解释，马克不戴结婚戒指是因为他不喜欢戒指的款式。山姆告诉我们，结婚戒指是她自己挑选的，而马克认为戒指的款式太过花哨。或许马克不戴戒指的原因是结婚戒指不利于他与女性打情骂俏吧。他以山姆挑错戒指样式为说辞，而山姆竟然也相信了他的借口。

山姆继续说：

“他喜欢和我讲，经常有女人对他献殷勤，但他都不为之所动……至于其他事情，他常常整夜不归家。我现在想起来我们未结婚之前的事情，记得他本应该去某个地方与我见面的，但是他从来没出现过，留下我一个人等了好几个小时，每每听到有一辆车朝着我的方向开来，我都会想，‘哈，那个一定是他！’”

“回首过去，我意识到在我们没有真正在一起之前，我也总是做一些事情来保护这段感情。我记得我的一个朋友多年前曾告诉过我，那时我们还在上高中：‘我记得有一天来你们家，感觉到你自从和马克在一起后从来没和我们出去玩过。你总是和马克腻在一起，都不和我们一起玩。’她当时在我们家里，我记得听完她说的话之后特别生气，因为我本能地感觉到马克肯定会恼火。我心里在想，‘你怎么敢来我家，嚷嚷着让我出去玩呢？’因为在我看来他会在心里嘀咕，‘她们为什么想让她一起去参加聚会？’”

“所以我将自己的不满转嫁到她们身上，而不是马克，然后一并忘记这些事情。我总是会为他的行为找理由开脱。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他对我家暴。我哪里也不能去，因为如果我去百货店，本应45分钟就可以回到家，结果我花了一个小时的话，他就会问，‘你去哪里了？’”

山姆告诉我们，她总是生活在恐惧之中，而她相信朋友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幸福美满的。她不想让任何人将自己视为受到虐待的可怜人，或者是个命运悲惨的女人。

“我这个人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想让一切都好起来、步入正轨，所以我尽我所能地在脑海里重新包装许多事情，让它们看起来合情合理。我为了丈夫没少这样做。我真的非常想要一段美满的婚姻。”

人的思想复杂到令人难以想象。显然，山姆在某一层面上对丈夫的背叛知根知底，即便她在另一层面上不让自己“知之”。背叛盲视正是需要这种错综复杂的思维，以便一个人对某些重要事情可以同时处于“知之”和“不知”两种状态。

尽管我们最初采访的关注点在于山姆对马克不忠的盲视，但我们的交谈逐渐将话题引入了家暴这一范畴。在山姆的案例中，不忠、情感虐待、身体虐待都是滋生背叛的温床土壤。而山姆对每一条都有自己独创的应对策略，以便自己对其做到视而不见。山姆对每一种背叛类型的盲视都可以促使她对其他人的背叛也保持盲视。至于不忠，山姆选择不相信马克的坦白，忽视非常明确的证据；至于情感虐待，山姆将它视为自己能力欠缺的证据；所以她觉得自己活该接受他的全盘评判，而不是远离马克或者质问他的用意；至于身体虐待，她为马克找借口开脱，将对婚姻的危害降低到最小。然而我们推测她受到的身体虐待可能会更多，只是她为了能和马克待在一起，选择遗忘罢了。

对重创的盲视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在思索着背叛盲视在身体虐待中所起的作用。尽管不忠不会直击受害者，但家暴与受害者直接关联。忽视不忠的迹象看似比忽视受到的身体虐待更为容易一些。然而山姆似乎找到一种方式部分忽略遭到的毒打。她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反复思索着，最终归结于一点：我们可以同时做到知之与不知。我们的一部分认知是有意识获得的，而有一部分认知却常隐藏于意识之下。想到有意识的认知，我们问山姆：“你觉得你对他打你的行为能记得多少？”

“我依然会在心里做激烈的斗争。即便是现在，如果我看奥普拉秀，她正在谈论受虐待的受害者，那我绝对会继续看节目，关注他们的处境，然后会告诉自己我不会遇到这种状况的。他们会扼要地介绍那些人：这个家伙有精神病，他在事发之后感到极为后悔。你会发现有好多种虐待家属的人。我看着他们，心里会想，‘不，他不会是这样的。’”

山姆竭力地去解释为什么马克不像奥普拉秀中虐待家属的人。她透露马克在打她之后总是表现得很后悔。这一点没有说服我们，因为山姆刚才说奥普拉秀中的某些男人在虐待完自己的家属后也会悔恨。然后山姆说她觉得自己有某种魔力，因为马克在事发之后会感到心情很低落。她的话让我们感到很震惊。有时，不知是何种力量会引领原本理性的人说出令人极其费解的言论！

山姆继续回忆着，讲述着家暴的画面：

“我不会与他对打。他没有想要把我往死里打。这一点我能看出来，因为他曾是国家级足球比赛的冠军。他可以轻而易举地重伤我。我看得出来他有收敛一点儿力气。只是我惹得他太生气了，这从我身上的淤青可以看出。”

山姆被马克打伤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而山姆仍然认为马克与奥普拉讲述的那些男人不同。山姆觉得她受的伤无足挂齿吗？当她继续诉说着自己的经历时，她向我们透露身上的伤有时会特别严重。她的锁骨处有一道长长的伤疤。然而，她依然不认为自己是家暴的受害者。

“在阿拉巴马州时，有一次他踢我的后背。我觉得他伤到我的肾脏了。我有两个星期疼得走不了路。还有一次他把我的胳膊打断了。去医院后，护士对我说：‘哦，天呐！’奇怪的是，我意识中的一部分不认为自己遭受了家暴……我觉得自己这种类型的人与他这样的人很合拍……但同时，我不想将自己视为一个受害者，这也是我从没有告诉过其他人的原因。我不想我的朋友质问我，‘那个畜生究竟对你做了什么？’我一直都在维护他，我也一直保护自己免受这种评判，但同时，我觉得自己是那种渴望幸福的人。所以每次他打我之后，我都会替他找借口开脱，‘可怜的孩子，他看过自己的母亲被打。’”

“我只有两次担心过自己的生命安危。这是在不同的时期发生的，他把手紧紧捂住我的嘴巴和鼻子。他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在大声尖叫，但是我当时真的害怕自己就要死了。”

山姆不止一次遭到马克严重的人身伤害，然而她依旧认为自己与奥普拉秀中受到家暴的性质不一样。人的思想真是无法捉摸。

坚守秘密强化了背叛盲视

如果她毫不含糊地指出马克的暴力行为就是家暴，那代表她意识到他做了违法的事情，但她没有，所以我们怀疑山姆在当时根本没有这样的意识。如果她无意中向别人提起受到的家暴，这表明她根本不知道这种行为是错误的。另外，她完全保密的做法意味着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她知道这些家丑不可外扬。“你以前向别人提过他打你的事情吗？”我们问。

“后来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向别人提过。我有个朋友（最近才成为朋友）向我痛诉自己的前夫经常打她，所以我也向她讲述自己的经历。我和另一个朋友讲马克疑心很重时，她认真地问我：‘他有没有打过你？’这个问题让我有点措手不及，所以我回答：‘打过。’至今为止就这两次。”

直到山姆的朋友问到她这个始料未及的问题时，她才告诉别人马克打过他。16年来她都守着这个秘密。这从某种程度上有力地证明了，山姆其实知道这种暴力行为是违法的。就算最后离婚之际，山姆也没有将此事告诉她的家人。她强烈地希望家人对这种事情一无所知。

“其实，我之所以会维持这么久的婚姻，部分原因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我一直伪装自己的婚姻很美满幸福，这也让他们难以理解我为什么想要离婚。他们认为马克人很不错……你刚才问的是什么？”

我们向山姆重复了问题：“我们问你曾经是否向别人透露马克打过你。”

“哦，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但是现在我在哥伦布的很多朋友都知道……我真的不喜欢别人将自己视为受害者。比如遭到乱伦的人，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束缚自己，生活在一个无形的牢笼里。我不想让别人给自己贴上标签——受到家暴的人。首先，我不想让别人同情自己；其次，以前我一点儿也不想让朋友们觉得我很傻很天真。其实，我难过是因为我欺骗了最好的一个闺蜜……我会和她诉说马克做过这件事、那件事，我甚至会告诉她马克的爸爸曾经打过他母亲，然后我会说：‘但他从没打过我’——我真的对她说过这句话。她回答：‘哇，那很不错哦。’我一直假装他没打过我。我现在感到特别内疚，因为如果她最终发现我骗了她，她会有被背叛的感觉，我没有如实告诉她我们夫妻感情的现状。我最担心这一点。”

“那你在离婚的那段时间里呢？有没有告诉过律师？”

“没有。”

山姆竟然没有告诉自己的离婚律师！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山姆将自己受到的家庭暴力告诉了她现在的一些朋友们，她觉得这是迈向自由、不受过往束缚的表现，尽管她仍然难以辨别出自己所遭受的经历的本质。我们理解她的渴望——不希望被马克强加于她的可怕标签限定住。山姆也向我们透露了自己不喜欢与沉浸在受害者角色中的人相处。不过有一个中间地带：一个人可以承认自己受过伤害，但不要无限度地将自己限定在受害者的角色中。一个人可以承认自己是受害者或者经受了什么事情，但承认自己受过伤害不一定会阻碍你变成一个知足常乐、阳光快乐的人。

我们担心山姆仍然在逃避事情的真相。在本书的最后几章我们会详细地介绍，社群分享和披露是脱离背叛盲视、重获自由的最本质要素。山姆看似在朝着自由的方向迈进，但她依旧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比如，她在向我们讲述的时候，我们开始怀疑山姆仍然觉得马克对她的人身伤害不是犯罪行为，这一点从她不愿意将马克与奥普拉秀中的虐待狂相提并论可以看出。马克承认自己对山姆的家暴是犯罪行为。如果她能为这些犯罪行为贴上相应的标签，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征兆。所以我们问她：“你觉得他的行为是犯罪吗？”

“其实我不……他也算是个受害者。他的父母曾经有过这种行为，他是其中的受害者，所以即便他打我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我仍觉得我不会控诉他，如今所有人将会知道他所做的事情……有几次他打我的时候，我实在太害怕了，就抓起话筒，假装我要打电话报警……其实我从来没打过，因为一想到警察会出现在我们家里……我就没有勇气这样做。同时，我想到如果他被抓走，第二天我会相当难堪，人们会得知这个消息，他会锒铛入狱，所以我从来没想过他的行为是犯罪。我到现在也不认为那是犯罪，这一点很搞笑，因为它很明显就是，而且当我听到其他女人相似的经历时，我会非常同情她们。我也很同情马克……我处处维护他……所以，没错，我很难想象那是犯罪行为……因为他每次打我的程度都不一样，而且这也未必是件绝对的事情……对这种犯罪行为的定义存在一些灰色地带。不过，没错，它是一种犯罪，我都不敢想象自己曾经向别人提起过。”

山姆承认自己难以将马克的家暴行为视为犯罪，这与她将其他女性视为受害者的能力截然不同，此时我们也在思索着这种双重标准的本质。我们怀疑不能将个人经历与他人经历对等起来是背叛盲视的重要部分。马克强迫山姆接受他们之间的双重标准（他可以泡酒吧，而她连电影都不能去看）；而山姆也将双重标准强加于自己。

双重标准和其他历练强化背叛盲视

如果完全忘却是不可能之事，那么人的思想就会退而求其次。有时，它会将个人的经历转化，使之与他人相似的经历区分开来。山姆的故事让我们想起了一则研究，研究者采访受到情感虐待的儿童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研究结果很有趣，很多儿童觉得自己的兄弟姐妹受到的虐待比自己严重，即便他们的经历十分相像。

一想到这个研究，我们就向山姆传达这个信息：人们往往不愿意自己被贴上受害者的标签，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我们解释：

“你说过马克打你的程度不同，但在我们看来，这就是犯罪，而且是法律上明文定义的那种犯罪。有趣的是，你在谈论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将之视为犯罪……或许将之视为因喝酒所致……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很多在小时候亲眼目睹过家庭暴力的人不会继续对他人施暴……尽管目睹到家庭暴力和成为施暴者两者确实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并非每个人长大后也会这样；有些人会用其他方式化解虐待行为。我们看到了你的成功。有些与你有相似经历的人可能会对自己的孩子或其他人施暴，但是你没有这样做，你选择了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方式。”

山姆没有告诉任何人，但是我们依然试着弄清楚：她没有暗自在心里盘算吗？她还是不认为马克对她的虐待属于犯罪行为，所以她不会暗自在心里盘算，也不会认为自己是个受害者。她的“不知”达到了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她将马克残忍的人身伤害转化成可原谅之事，但是她曾忘记过这些暴行吗？我们很难知道真相，因为如果她忘记了这些事件，她现在还会记得吗？如果她有一段时间忘记了，但如今又回忆起来了，那她会记得自己曾经忘记过吗？这些问题是那些关注记忆和创伤的研究者不可避免要面临的挑战。首先，我们想要确定当事人记住了什么事情，但为此我们需要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对于私密的创伤，比如家暴，我们几乎完全依赖于受害者的记忆，因为很少有其他的目击证人，而且受害者基本不承认自己受到过虐待。欣慰的是，面临这些挑战，受害者有时能出色地记住这些事件，随着时间渐渐明晰起来，他们偶尔可以详细地描述自己的记忆。或许山姆的情况正是如此。

所以我们又回到了前面的那个问题：“你觉得自己曾经有没有将他打你的事实抛诸脑后？”

“我现在真的想不起来了”，她说。“在阿拉巴马州，他确实打过我很多次。但是自从我们搬到俄亥俄州，我有好多年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只是在想，‘究竟是没发生过，还是我忘记了而已？’我的意思是……我觉得因为他知道我的家人住在附近，所以他也改变了往日的作风，不敢轻易妄为，他喜欢我的父母，特别是我爸爸，所以我觉得他有所改变……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记得了，或者……因为我记得他好像有好多年……人不会像那样突然改变了……我想起在阿拉巴马州的时候……有好多次我都被打得浑身淤青，甚至都不敢照镜子看自己的模样，所以我记得很清楚，但同时又很想忘记。就像是自我暗示：淤青快点消下去吧，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不愿意相信这竟然是真的。”

在山姆结婚的前几年和后几年的这期间，她有没有忘记过自己受到的人身伤害？她记得前几年的事情——她被打过很多次；也记得最后几年的事情——她准备着离开这个家。那中间这些年是真的没有再被马克打过，还是山姆忘记了？山姆不知道。或许有一天她会问马克。在此之前，我们不知道答案。元记忆或是对记忆的记忆是个难以参透的事情。我们很难看透和理解哪些是不知、哪些是忘却，部分原因在于背叛盲视的本质是扭曲现实。我们会反复思索这一问题。这无疑是个挑战，但不是无法攻克的挑战。在这个特殊的案例中，山姆怀疑自己的记忆，觉得她可能部分忘记了马克对她的虐待；同时她记得自己想要去忘记这些伤心事。当然，她会为马克的暴力倾向找理由开脱，忽视他明目张胆的不忠。总之，山姆在背叛盲视方面是个不折不扣的高手。

依赖作恶者以及维持关系的必要

山姆为什么对明摆着的事情竟然不知道呢？这属于动机问题。至于她的背叛盲视，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在于山姆对生存的需要。在结婚之初，山姆对丈夫的背叛有着强烈的——尽管是无意识的——盲视动机；她完全依赖于丈夫。知道丈夫背叛的话，山姆无疑会采取一些措施，而她没有勇气撕破脸。她对背叛选择不知是明智的选择。有时无知是福。不知可以保持目前安稳的状态，而知道马克的不忠无疑会引起动荡。无知是福，如果它可以保你存活的话。

我们问山姆在她离婚之前的经济状况以及这如何对她离开马克所造成的影响。背叛盲视理论让我们意识到对婚姻中虐待的无视很有可能发生在经济不独立的情况下。山姆解释在她仍和马克在一起的时候很难出去工作。马克希望每天接她下班，但如果她下班晚了，让马克在车里久等的话，他就会特别生气；尤其是那种需要每天完成一定工作量的工作，对山姆而言更不现实。

“这种工作要花很长时间。一次我离开办公室，刚上车，他就相当生气，开始打我，恰好一个经理看到这一幕，于是他告诉了总经理，然后总经理竟当面质问我。我记得当时我有受侮辱的感觉，因为他们知道了我被打的事情。所以我不久就辞职了。”

山姆在经济上依赖马克；马克也确保这一点。山姆与外界隔绝了，但山姆并不是孤独一人。这些因素让她觉得自己只能依赖马克过活。最终，山姆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兼职工作，但是她那时有了罗莎莉，而山姆不知道如何独自一人生活，更别说同时带着一个小宝宝。

我们不清楚山姆为何以及如何忽视马克的背叛，这中间会不会有其他隐情，而不仅仅是她在成人阶段的经历。我们怀疑山姆的童年时光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她对马克及其虐待会做出否认和屈服反应，而不是清醒的思考和当面对质。我们很难确定山姆的童年时光是否也是其中的原因，但研究表明儿童时期受到的虐待与成人时期受到的虐待有显著的相关性。成年后受到虐待的女人比未受过虐待的女人更有可能在童年时期遭受过虐待。这种关联在统计学概率上完全成立，但这并非一种确定性的模式。吸烟可能会增加肺癌的几率，但并不是每个吸烟人都会得癌症，也并非每一个癌症患者都是烟民。再者，背叛盲视并不是由一种因素促成的。它是由多种因素以错综复杂的方式相互关联在一起造成的，包括遗传因素、童年虐待和性别观念等。

我们当时没法开口问山姆在儿童时代是否受过虐待。一旦询问就会揭开往日的伤疤，如果她没准备好向我们讲述这些，如果我们不确定能否在伤疤揭开后安抚她的内心，那么这样做的话无疑是在冒险。山姆没有提起这个话题，我们也没有。（后来我们在想：我们当时的犹豫不决是背叛盲视的表现吗？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讲。）相反，我们问了她一个关于性别观念的问题：“你觉得你的父母在性别观念上是很传统的吗？如果你是个男孩，事情会不会有所不同？”

“当然，”她说。

“我回头想了想，我弟弟是少年棒球联合会的一员，而我不是。我过去常常在电视上看棒球比赛。我其实很喜欢看体育比赛，但是胆子太小，不敢尝试。我弟弟会修草坪，而我只是打扫卫生、熨衣服……我父母对我家教很严，教我如何成为一个知书达理的女孩。我有很多女孩玩的东西，还有角色扮演的玩具。我踏踏实实地学习着我应该熟知的一切，我不可能偏离轨道，因为这是对生命的承诺，就像是‘你铺好了自己的床’（事情是你自己犯下的），我很严肃地看待这个问题。我自己种下的苦果，我怎样解释呢？我尝试了无数次。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根本行不通，这个苦果我难以吞咽：我婚姻失败了。如果让父母失望的话，我会感到很惭愧，亲戚朋友们会将我的事情泄露出去，到时候人们会以怎样的眼光看我……我觉得我一直以来都努力成为一个好女孩，做该做的事情，尽量不让父母失望……所以我努力成为一个贤妻良母。我为此努力了好多年。我一直向他们隐瞒我的婚姻有多糟糕。”

山姆在童年时代努力成为一名“好姑娘”。她从小被教导要温顺一点，做一些对别人有益的事情。山姆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把他人的需要，尤其是把男人的需求放在自己的需求前面。这种普遍的性别定位容易让女性陷入受剥削的角色中，当生命中出现一个男人时，山姆不需要他人教导就会自觉给自己定位。

“我直到离婚之际才意识到，才有这种顿悟——我担心他以后会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我不再作比较，我会在心里想，‘等一下，我的生活比他的还要糟糕。他喝酒、打我，我对他充满恐惧，我不能做自己想做的工作。’就连我去上大学的时候，他开始说会为我感到自豪，但后来他却万般为难我，比如，‘你整天都会去上课吗？那我要怎么办？我整个星期都要去上班，难道还要我照看孩子……’他认为照看孩子是我的本职，而他是在‘替我做本应我完成的工作’。所以他会做一些阻碍我去学校的事情，即便他口头上说‘我真为你自豪。’”

解脱

山姆最终带着萝莉莎逃离了马克。

“当我回头想想，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我现在是研究生，是一位老师。如果有人，甚至是在五年前告诉我，我以后会是一名研究生，会在大学里教书，会独自一人环游世界——我的意思是，我在25岁之前都还没拿到驾照呢，因为我会害怕独自一人去不同的国家旅游——比如，去印度？我会说他们是骗子。这根本就不可能。对普通人来说，这种事情好像是小事一桩……但是仅仅让我在心里构想着自己身处这些地方就足以让我心惊胆战的。如果当时我连离开家都不敢，因为即便我在外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他肯定也会认为一定发生了一些事情，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做每个决定的时候都会考虑到他会怎么想，从某种程度来讲，现在也是这样。如果他在某个时间点打电话到家里来，我不想错过，因为如果错过的话，我会因此承担更可怕的后果，他可能会很生气……他现在对我仍有一定的掌控力。”

如今山姆迈上了一条康庄大道，她的未来是美好而又充满希望的，但是她知道自己仍要做好本职工作。当她向其他可信任的人敞开自己过去的累累伤痕时，当她继续独自一人努力过活时，我们相信她终究会走出马克布下的阴霾。我们怀揣着这一希望，相信这一天终究会到来，到那时，马克再也不能掌控山姆的生活。

第8章

选择盲视背叛，是为了维护生活现状

萨曼莎·斯宾塞（Samantha Spencer）刻意无视她受到虐待的遭遇，这一点是司空见惯之事。同样，山姆掩埋自己遭受到的虐待，并在脑海中将之转化为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事情。令人欣慰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经历过如此私密的虐待。许多人也像山姆一样遭受过同样残酷、甚至是更为残酷的家暴。而他们中有些人强迫自己对受到的不公待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些人做了错事或者目睹了错事的发生，但他们强行将看到的画面从脑海中抹去。其实，我们所有人或多或少都遭遇过虐待，或身边人被虐待，但我们貌似都有一种盲视的倾向。山姆自己至少是两种背叛的受害者，并均由马克造成：不忠和虐待。一种背叛（不忠）大部分发生于没法用肉眼看到的情况；另一种（家暴）直接发生在她身上。她迫使自己忘记这些背叛。不忠看似隐藏在她的脑海中，家暴被转化成一些可以原谅之事。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在前面一章，我们探讨了人们为何会做出背叛盲视。而这一章，我们关注的是背叛盲视如何发生。我们研究了好几种让背叛盲视得以发生的内在和外在的心理过程。我们对背叛选择盲视并不是什么愚蠢或不理智的行为。相反这是一种正常的反应机制，大部分时候，它都可以保护我们相安无事。

元认知

如果人们对背叛选择盲视，故意对发生的事视而不见，那么他们做出这种举动之时，头脑中究竟有没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有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当他们正视而不见的那一刻，一些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在心理学上，元认知是指一个人对自己心理过程的自我意识，即对一种认知（或意识）的认知（或意识）。对那一刻当事人的心理波动了解的越多，我们就越能够深入探求“人们怎么会视而不见”这一问题的答案。很多人向我们讲述过此类的故事，我们会询问他们当一切关于背叛的证据都摊在眼前时，他们有什么感觉。一些人能够粗略地记得自己有一种“奇怪”或“怪异”的感觉，但随后会迫使自己不去深究这些。

我们采访过另一位女性，她告诉我们自己不知道丈夫出轨了。只有当丈夫离开她投入另一个女人的怀抱时，她才知道真相。她自己对丈夫出轨之事一点儿也不知情，甚至连女人所谓的第六感都没感应到这一点。但是她说，

“我的灵魂知道。”

她这样解释，

“一天晚上，在他离开之前的一个星期左右，我上楼休息，躺在床上……我记得当时在想，‘好奇怪的感觉啊，’就像是我的灵魂给出指示让我离开他一样。”

或许她的灵魂提示她要离开丈夫，但她身体的其余部分显然违抗了这一指令。直到她丈夫离开她、亲口告诉她，她才知道真相。

我们采访过一名男性，他向我们分享了一个相似的故事——妻子红杏出墙至少有一年了。他坦诚自己发现家丑之后大为震惊、相当悲痛。当我们询问他会不会忽视了出轨的证据，他告诉我们自己接受妻子几乎整夜不归家的行为。他也相信妻子所说的话：每天5点下班之前，她需要花3~4个小时整理自己的办公室。虽然这名男子对妻子这些行为感到怀疑，但他只记得偶尔会感到“忧虑”，担心会发生一些可怕之事。信任是一种强大的媒介，是盲视的推动力。

注意力与记忆

注意力和记忆涉及基本的认知过程，人们之所以能够离散对背叛创伤的意识，也是由于这些认知过程在作怪。从研究中我们发现了解离症与所谓的认知隔离（knowledge　isolation）之间的关联。认知隔离包括诸如遗忘和无意识的行为——这是背叛盲视的要素。

为了在实验中研究认知隔离，詹妮弗·弗尔德及其学生经常运用一种心理测验，名为“解离性体验量表”（简称DES）。这一测验可以评估人们在意识中的缺口，包括从当下的迷失（比如驱车驾驶在一段熟悉的路途中却错过重要的地标），到完全遗忘再到感觉不真实或与周遭社会相脱离。在临床背景下，在DES测验中得分高的人们被挑选出来进行下一步的分离性障碍测验，比如多重人格。在研究背景下，DES得分高的人们往往被列为“高度癔症患者”。我们和其他研究者发现了DES分数和创伤之间的关联：受到的创伤尤其是背叛创伤越多，患者所得DES的分数越高。我们运用背叛创伤理论来理解这一关联——癔症支撑着背叛盲视，所以人们受到的背叛创伤越多，癔症程度就越高。

记忆和注意力涉及基本的认知机制，于是我们要求在DES中得分较高的人（“高度癔症患者”）借此完成不同类型的测试。我们将结果与在DES中得分较低的人（“轻微癔症患者”）相对比，以探索背叛盲视背后的认知机制。

詹妮弗·弗尔德及其同事利用这一方式和“斯特鲁普任务”（Stroop　task）发现了一个颇有启发意味的结果。斯特鲁普任务是一个简单却极具说服力的测试，要求参与者观看用某种颜色写出的一个词语，比如用蓝色墨水写的土豆两个字，参与者的任务是大声说出词语是用哪种颜色书写的。例如用蓝色墨水写的土豆，那正确答案就是“蓝色”。这种试题被称为中性条件，是有一点点难度的，因为受试者要抑制自己说出“土豆”这个词的冲动。斯特鲁普任务的最难版本涉及混杂的颜色词。举个例子，红色这个词用另一种颜色书写出来，比如蓝色。受试者的任务是说出“蓝色”，因为这是墨水的颜色，但是人们难以抑制自己说出“红色”的冲动。你可以找自己认识的人做一下这个测试，首先用不同的颜色写个中性的词，比如大桥；然后写出一些表示颜色的词，并且所用的墨水颜色要与词语本身代表的颜色不同，比如用蓝色墨水写“绿色”这个词等等。让你的朋友大声说出墨水的颜色，之后比较一下她或他在这两种情况下准确说出墨水颜色所需的时间。你会发现人们在后一种情况中所需的时间较长一些。

下面是斯特鲁普任务的简单版本，你也可以试一下。在这一版本中，你的任务是大声说出每一行有几个字母。比如，如果你看到“CCCC”，你的答案就是“4”（因为有4个C）。自己可以做一下测验：

D D D D

X X X

F F

H H H H H

你的答案应该是：4,3,2,5.

现在再试一下说出下面每一行有几个数字33

6666

444

22222

你的答案应该是：2,4,3,5.

大多数人会觉得后面这个数字混杂的测试会稍微难一点，而颜色混杂的那个版本更难。颜色混杂测试被称为“相冲撞颜色”版本。它难在需要人们克服自动读出词语本身的惯性，并会不自觉地想到词语本身代表的含义，正如你会忍不住去读麦片盒或高速路公告牌背面上的标语一样。

詹妮弗·弗尔德及其同事运用斯特鲁普任务发现，相比于得分低的人，DES测试中得分高的人在斯特鲁普任务中受到的干扰相对较大。这意味着高度癔症患者比轻微癔症患者在选择性注意力测试中受到的阻碍要大得多。选择性注意力是指专注于某一件事情而忽略其他事情的能力。在斯特鲁普任务测试中，某一件事情指的是墨水的颜色。高度癔症患者受到词语本身含义的干扰较大，这代表他们在选择性注意方面遇到了障碍，或许是因为多年来被迫将背叛从意识中抹去的经历损伤了他们的注意能力。虽然他们这一方面的能力也许受到损伤，但高度癔症患者可能会形成其他特殊的能力，以便将某些信息从意识中抹去。

安妮·德普润斯（Anne DePrince）和詹妮弗·弗尔德在后续的研究中调查，在合适的条件下，高度癔症患者是否会比轻微癔症患者表现地出色？于是她们同时运用了选择性关注测试（这在第一部分的研究中使用过）和分散性注意力测试。选择性注意力测试与之前的一样——受试者只需说出墨水的颜色，并没有其他任务。而在分散性关注测试中，受试者需要说出墨水的颜色并记住单词本身的含义，这在后面的记忆测试中会用到。

令人不可思议的结果出现了。正如前面一样，高度癔症患者在选择性注意力测试中遇到的障碍很大，意味着他们不能自主地集中自己的注意力。然而，高度癔症患者在分散性注意力测试中比轻微癔症患者成绩好一些。这表明癔症只是干扰了患者的选择性注意力，而不是分散性注意力。其实，或许癔症提高了患者的分散性注意力的能力。我们认为癔症以及背叛盲视会促使一个人将注意力分散到各个方面，从而控制即将要储存进意识和记忆中的信息流入大脑。

为了探究它是如何达到这一效果的，我们先看一个例子：一个小男孩在晚上受到自己父亲的骚扰，而且其他人都不晓得这件事。他的父亲，一家之主，在白天会满足小男孩的各种需求。比如，父亲给他提供好吃的食物、漂亮的衣服，体贴入微。这是一种典型的背叛创伤局面，因为如果这个男孩从此对父亲退避三舍，那他就会失去一切美好的东西，所以他选择背叛盲视不无道理。这意味着他在白天必须与家人相安无事，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也就是说他基本上会真的认为那根本就不算个事。这样看来，这个小男孩似乎没有理由不选择背叛盲视。利用刚才讨论过的分散性注意力研究，我们可以分析出这是如何帮助小男孩做到背叛盲视的。当父亲走进房间里的时候，小男孩正在吃早餐，如果他脑海中开始闪现了一丝丝骚扰的画面，这时他若转移注意力去打量房间里的其他事情，比如看他母亲在炉子旁边做什么事情，从而将危险的信息从意识中抹去。这就是分散性注意力。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也检测了受试者对所看到词语的记忆情况。我们也列出了背叛创伤受害者有强烈抵触心理的词语——比如强奸和乱伦。我们发现癔症患者比轻微癔症患者回忆起更多中性的词语，与创伤相关的词则很少被记得住。这佐证了癔症可能帮助患者将危险信息从意识中抹去的论调，这一点与背叛创伤理论相一致。在刚才提到的小男孩案例中，这种记忆能力意味着他能记得母亲穿的衣服（中性的），但却记不住父亲脸上的表情（抵触的）。

安妮·德普润斯和詹妮弗·弗尔德在后续的两个研究中采用了定向遗忘模式（在测试中，参与者观看一些物品，并且在每一个物品或一份清单表展示后告知受试者记住还是忘记它们）。相比于那些要求他们忘记的词，高度癔症患者和轻微癔症患者都记得较多要求他们记住的词；但是他们对不同类型词的记忆情况如何呢？在这两项实验中，高度癔症患者对具有抵触情绪的词记得较少，而会记得较多中性的词；相反，当测试需要受试者的分散性注意力时，轻微癔症患者对要求他们记住的词反而记得不多。正如前面的研究一样，这种现象意味着分散性注意力是背叛盲视的得力助手，让遭受诸多背叛创伤的人将背叛的证据从意识中抹去。而且参与测试的高度癔症患者受过更多广义上的创伤，其中背叛创伤最甚，这与我们的推测不谋而合。

凯西·贝克尔-百斯（Kathy Becker-Bai Si）和詹妮弗·弗尔德对学前儿童进行的测试也发现了相似的关联。她们在测试中利用图画代替词语，让孩子们观看一些中性或有感情色彩的图片。看过之后，研究助理拿出一组新的图片以考察他们的记忆情况，当然这组图片中有些是他们看过的，有些是没看过的。在看完每一张图片后，孩子们要告诉研究助理是否看过这张图片。所有的图片都是来自孩子们的故事书，但是有些是很平常的图片，比如野炊，而另一些则相对吓人，比如一名父亲偷偷藏在房门口，房内是正在熟睡中的儿童。

为了营造出分散性注意力的环境，研究人员在孩子观看图片的同时放一些动物名称的录音。例如他们每次听到绵羊这个词，研究人员都会用手挤压绵羊玩具，发出“咩咩”声。在选择性注意力的情境下，孩子们只是单纯地观看图片，不会听到动物名称的录音。测试结果与成人的相似。在分散性注意力的情境中，相比于未受过创伤的孩子，曾经有过创伤经历的孩子和高度癔症患者对具有抵触情绪的图片记得较少，反而会记得更多中性的图片。然而在选择性注意力测试中，孩子们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和受过创伤的成年人一样，有过创伤经历的孩子好像会将他们的注意力分散，以保证那些背叛的证据不会侵入意识中。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提示将背叛创伤从意识和记忆中抹去的经历可能会引发高度的解离症。相似地，患有高度解离症的人（可能经历过虐待并对其采取“不知”策略）更有可能将情绪性的信息从意识和记忆中删除。这种解离或许需要一个人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蛮有意思的一个可能性就是，解离症患者会刻意寻找或营造出需要分散性注意的环境，比如忙碌不堪的工作场所。患有解离症的儿童可能会制造一些混乱，这不是因为他们没受到管教，而是因为他们不能让自己闲着而想起恐惧的事情。经历过背叛创伤的成人和儿童可能都会觉得，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会更加游刃有余地应对周遭的环境。轻微解离症患者可能将之理解为对混乱的钟爱。高度解离症患者甚至看起来像是不厌其烦地在制造混乱。然而事实是，他们这样做可能只是因为“混乱”会阻挡一切不愿也不敢面对的背叛证据侵入意识中。

解离症

正如前文讨论过的，我们可以同时处于“知之”和“不知”两种状态。知之兼不知的能力可能是大脑中知识划分的产物，人类的大脑向来如此。举个例子，33岁的玛尔妮（Marne）被诊断出患有解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又称“多重人格障碍”）。她时常会感到沮丧低迷。多年来玛尔妮一直在心理健康中心接受治疗。她参加了大脑成像研究——研究者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这一技术观察玛尔妮的大脑活动情况。玛尔妮的另一个人格名叫咪咪（Mimi）——一位朝气勃勃、活力十足的女性，完全与沉闷、忧郁的玛尔妮格格不入。咪咪讲述玛尔妮的过去，嗜酒如命、暴力的母亲经常鞭打、性侵她并且在精神上折磨她。

玛尔妮、咪咪还有其他几个性格人物同意竭力配合她们的精神病医师唐·康蒂（Don Condie）和神经生物学家蔡国传（Gouchuan Tsai）。蔡和康蒂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窥探玛尔妮的大脑，此时她正在转变到不同的性格状态。他们发现，玛尔妮大脑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位——海马体——相对于她的大脑体积来说，偏小很多。在其他创伤幸存者的大脑中，研究者发现海马体均大为减小。众所周知，海马体参与人的记忆的形成，它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当玛尔妮在不同人格之间转化时，比如转换到一个儿童的性格，名为“咖迪安”（Guardian），此时海马体和附近的（颞）脑皮层活性慢慢减退。当玛尔妮后来再度出现时，海马体的右边重新被激活。研究者将其与玛尔妮假装转换到其他性格时相比较，两者的大脑活动情况差别很大。这些虽然只是初步的结果，但却极具提示性：大多数极端的背叛盲视涉及大脑活动。我们会在第九章以凯茜（Cathy）的经历作为案例继续探讨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

对情感的知之与不知

研究人格和临床心理学的学者探究了一个人脱离自己与脱离他人之间的不同。例如，有些人患有高度的述情障碍（alexitymia）。述情障碍是指一个人没有能力识别和表达自己的情感和经历——可能是维持背叛盲视的有力手法。你或许会发现述情障碍和解离症很相似。解离症更多是指一个人的认知、记忆和意识之间的脱离。出现过很多次解离症状的人往往是解离症患者的高发群体。经历过背叛创伤的人也容易出现解离症。从研究中（包括我们与蕾切尔·戈德史密斯（Rachel Goldsmith）在实验室中开展的研究）我们发现，一个人发生述情障碍的频率与他／她在童年时期受到的虐待或创伤相关。认知和记忆的解离以及情绪的解离看起来像是保持背叛盲视的手段。

作恶者的安抚以及对沉默的需求

除了要从内心做一番活动以对背叛选择不知情外，受害者可能还会受到社会压力，不得不保持沉默和不知情。例如，作恶者和他人（比如家人和教堂）强迫受害者不泄露实情，使得受害者不能与他人讲述自己的遭遇。社会压力影响人的心理机制，所以那些从未与他人分享过的经历可能与曾经分享过的事情在脑海中有着不同的储存模式。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详细探讨这一点。

背叛者通常暗中协助受到自己背叛的人对背叛之事保持不知的状态。例如，作恶者虽然不会明确要求受害者不泄露真相，但往往会安抚受害者以让他们忽视、否认事实。有些作恶者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做出这等善后工作，他们自己或许也处于掩耳盗铃的状态，所以旁人不知道内幕也在情理之中。许多作恶者之所以会对他人实施背叛行为，源自自己曾受到过他人的背叛。一位针对年轻性侵犯者的治疗师曾对我们说过：“他们对背叛持有恐惧心理，但他们一而再地背叛他人。”作恶者本身对背叛选择盲视的话可能会诱使受害者和旁观者保持不知情的状态。

有些儿童猥亵犯深知受害者背叛盲视的心理并加以利用。他们似乎对这种现象的来龙去脉心知肚明，然后仍将之玩弄于股掌之中。以迈克尔·马丁利（Michael Mattingly）为例。马丁利因性骚扰一名9岁的男孩被告上法庭。他向警方坦诚，性侵发生的前几年，为了光明正大地接触男孩，他与男孩的母亲成为朋友。马丁利同时透露，他在作案之前往往会先取得受害者及其家人的信任，比如主动照看孩子、带孩子看电影或者将孩子带回自己家里过夜。等到马丁利真正性侵孩子之时，那些家长已与他的关系很融洽并习惯依赖他照看孩子。信任和依赖的桥梁一旦搭建好，马丁利就开始肆无忌惮地侵犯儿童，并受到自己一手操纵构建起来的背叛盲视保护伞的庇护。

信任需求

与背叛紧密相关的是信任这一概念。毕竟，我们不会被不信任的人所背叛。

报纸上曾刊登过一则报道，题目赫然写着“受信赖的医生竟沦为杀人犯”，真是触目惊心，部分内容如下，“备受敬重的哈罗德·西普曼（Harold Shipman）医生也有阴暗的一面，这让市民深感到背叛。”西普曼是英格兰海德镇的一名医生，这个小镇市民大都是工厂工人，约有35,000人。他给15名女性患者注射过量吗啡导致她们身亡。臭名昭著的美国医生迈克·史瓦格（Michael Schwager），人称“致命医生”，因杀害3名患者被告上法庭，西普曼与他的性质一样，但据说西普曼杀害的无辜患者人数远比法庭上公布的要多得多。显然，这两个恶魔一而再地侥幸逃脱了应受到的惩罚。据这两个杀人狂魔以前的患者和同事回忆，死于他们手下的患者人数完全超出正常范围。这种确凿而又诡异的证据为何被旁人一度地忽视这么久呢？

在这些案例中，信任以及信任需求始终贯穿在悲剧事件始末。病人、社区和同事需要信任西普曼和史瓦格医生，所以他们一度地对非自然死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医生，如果这种信任桥梁一旦崩溃，我们很难全然接受他们的护理，也不会对他们的建议全盘接受。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这种信任需求是盲视的强力助推剂。

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团体依赖位高权重之人，那么权力之人对他们的虐待和不公最好在脑海中自动删除、严禁存档，以便维稳求和。意识到虐待的存在必然会引发受害者退避三舍或者反抗不服从，结果可能就是与位高权重之人渐渐疏远。这种背叛盲视无疑是一种生存策略。一个女孩曾向妈妈坦言，她被妈妈的男朋友强奸并意外怀孕，妈妈回应道：“我很难相信我深爱并信任的人竟然会伤害我的孩子。”这位妈妈拒绝相信女儿的话，选择相信自己的男友，并与同居男友依然你侬我侬。人们往往忽视虐待和背叛，这背后其实具有强大的动机。

背叛盲视起初是基于维持现状的迫切需要，比如维持婚姻、促进家庭和谐或巩固自己在社区中的地位。如果婚姻、家庭或社区是生存不可或缺的因素，那背叛盲视就是一种生存策略。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样，心理状态和社会环境逼迫我们对真相视而不见。这种无意识虽然是一种生存策略，但会荼毒当事人的内心、身体、人际关系和社会。

第9章

背叛对个人、人际关系和社会造成的影响

我们已经从多个层面上探讨了背叛造成的创伤效应。在本章中，我们借助临床和研究的数据用一种更为系统性的方式来探究背叛在三种不同的层面上产生的影响、这些层面如何相互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对社会造成危害。

首先，背叛会对个人造成影响。受到背叛的人通常会演化出诸多不同的心理和生理疾病。我们的研究证明背叛创伤（比如被亲近之人侵犯）往往会引发一些症状：抑郁、焦虑、解离症、创伤后紧张症、边缘性人格障碍（这是一种综合病症，包括人际关系方面的能力欠缺）以及生理问题。

其次，背叛影响正常的人际关系。背叛，尤其是发生在儿时的背叛，会让我们难以信任他人并构建持久的、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社会的健全依赖诸多因素，其中正常的人际关系与生理健康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正常的人际关系也是一个人心理是否健康的反映，这种关联映射了各种层面之间的相互影响。

第三，背叛对社交产生影响。背叛暗中腐蚀着我们信任他人和机构的基本能力，信任缺失的一个后果就是社会变成一盘散沙，无法凝聚在一起。

下面我们按照个人到人际关系再到机构三个层面依次阐述背叛的影响。

背叛对个人的危害

不惑之年的凯西·特纳（Cathy Turner）仍是一位活泼豪放的女子，她热忱地告诉我们自己的故事。这要从她儿童时代遭受虐待开始说起。凯西的父亲和母亲是精神病患者，她及其兄弟姐妹是在爱达荷州一个极其贫困的小镇上长大的。如今凯西已与所有兄弟姐妹和家人失去了联系。她在一个社区大学里读书，专业是护理。凯西身材娇小、金发碧眼，时常精力充沛，但她并不是一直以来都似这般活泼。在离开家之后的数年里，她不仅仅要应对自己的解离症，还有抑郁症和无端恐惧症。

我们在一间宽敞舒适的办公室里采访凯西。窗外，丁香花在明媚的春光里竞相绽放。凯西似乎根本不在意外面的光景，迫切地想要讲述自己的故事以便帮助他人。我们询问她这一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我一想到背叛这个词”，她说，“我的脑海中就浮现出来自家人、社会或其他方面的谎言、借口，也会浮现出某一规范受到讥讽、不正当操纵、曲解的场景。至于我……我曾经被家人各种虐待。我受到的最严重的背叛就是被告知这是常态，这种难以置信的谎言仍在继续。父母理应爱你、守护你，而在我的生活中，这些人反而是我遇到的最危险人物。纵观我的一生，我经常受到飙车党的虐待，并与前科犯住在一起，为此我曾做过愚蠢透顶的事情，但是这些危险的人正是那些本应爱我、保我安全的人。而且，你知道，这意味着我总是会受到可怕至极的身体虐待、心理虐待、性侵、精神折磨。”

凯西所说的谎言来自于父亲，他口口声声说爱她，却竟然性侵她；他亲口称赞她聪明却因她的智商而惩罚她。

“所以，好吧，你让我动动大脑，我动了；你让我凭直觉，我也照做了；然后你却将我关在柜子里好多天，试图令我崩溃。当然，这属于极端的情况……不过你培养我、教育我可以这样做，之后却剥夺我在这方面的权利。我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去消化这些事情。学着做回自己以及找到人生的意义。”

凯西打算回到安全这个主题并穷尽一生寻找它——她从来没有机会这样长大，因为她的成长没有一个安全稳当的后盾可以依靠。相反，虽然她受到了口头上的关爱和支持，却在实际生活中被轻视、被当做无足轻重的小丑。她感到十分困惑、茫然无措的。

“当你将一个孩子的安全感剥夺——孩子的可塑性是惊人的。我意思是，他们天生具有可塑性。他们是如此惹人怜爱。你可以培养他们，你也可以指导他们，但是……他们应按照自己的方式成长，他们像向日葵一样，生长的方向永远朝着太阳存在的方位。所以，你向我灌输这个思想——‘你是这般美丽、顽强，你有能力做大事，你在诸多兄弟姐妹中独特出众，你也绝不像你的母亲，’而同时，你却一手摧毁这些……”

“这就是谎言。而且……对我而言，那就是背叛……对我的关爱，对我的嘲讽……一次次，将我置于背叛的深渊。”

我们问她：“所以，这让你摸不着头脑吗？”

“这种摸不着头脑的感觉还夹杂着恐惧，”她说。“孩子会不自觉地就寻找关爱和肯定的眼神——每个人都这样，尤其当我们处于孩童时代时，会更加渴望——所以你努力寻获认可和支持，努力达到父母眼中好孩子的标准并向榜样看齐，但同时他们却在一点点摧毁它。历尽人生的风风雨雨，再加上学了一些心理学知识，也打算走上这条研究之路，我才豁然明白‘哦，我父亲有严重的精神病。’他深受精神病的折磨，所以我经过研究分析后决定不再深究此事，让往事随风，但是……我仍然无法释然，他背叛了一个4岁的小女孩……因为我在2岁的时候被迫学习口交，还因此受到表扬。我的世界一团糟。我印象中根本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事情，都是前后矛盾、相冲突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为何到头来患有‘心理疾病’的原因。因为我的世界中一切都是对立的、自相矛盾的。”

背叛和解离

与玛尔妮一样，凯西也被诊断出患有解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然而凯西与玛尔妮的症状并不相同。玛尔妮具有多种差异性较大的人格，而凯西拥有的几个人格之间区别不明显，大都表现出困惑的状态，这或许反映出她早年间经历的困惑和错乱。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不会不偏不倚地恰好符合心理健康系统的标准。所以聆听别人整个的人生经历是很重要的。我们为了维持重要且必要的关系往往会对背叛采取盲视。如果一个小女孩（比如凯西）在晚上被性侵，而她的家人在白天表现出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那么这名女孩必定会将丑事抛诸脑后以便与家人和谐相处，尤其是在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的情况下，凯西也是如此。然而记忆与情感并不是与认知携手并肩的。身体的一部分对背叛记忆犹新，而其他部分却能抛开真相继续过活。这基本上是一种维生手段，也是灵魂救赎的策略。

但是，对于解离症的发病机理以及“精神病”的发病原因的知晓使我们不禁质疑：解离症是一种心理疾病，还是仅仅是对背叛（对亲密关系及理应是浓浓爱意的关系的背叛）的正常的防御性反应。

凯西接受了自己患有解离症的事实，而且现在仍未治愈。她坦言自己有时无法回忆起自己做了什么（也就是说，她时不时地对自己的周遭有种陌生感——一种“局外人”的感觉），但是现在病势已经得到明显的控制了。她坦言这种自我防御帮助她渡过悲惨的童年：

“现在我不再与自己较劲，我就是这个样子的。最终我彻底释然了，勇敢讲出我的经历。”

30年以前，当凯西怀着第一个宝宝（还未足月就夭折了）时，她的思想还没转变地这么快。那段时间她处于极度混沌状态，她学会了熟练运用解离症：

“我在十岁半的时候因为怀孕被父母从家里赶走，并寄宿在我姐姐里，结果她丈夫虐待我。这段经历教会了我这样思考，‘好吧，木已成舟，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我的生活，人都是这个样子的。这是既定的事实，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不得不学会自我安慰、坦然接受、找理由开脱’……后来，谢天谢地，我感到真有神在暗中帮助我，我有了第一个平安足月的宝宝，并在6个月以后出生了。所以我决定试着做一个善良的人，但是你仍需要具备这些生存技能……堕落还是消失——其实，我已经不再考虑这些了，因为我有了这个非常美丽、完美的宝宝。我不能再和他们同流合污了，我也不要成为一名施虐者，我更不能操纵他人。我必须做一个好人。我要以身作则，给儿子做好榜样。所以我不再与那一帮人厮混，试着‘放下屠刀，回头是岸’。当你不再是他们当中的一分子，你就会寻找其他事情来做。所以我就一直摸索着，寻找安全……这就是为什么你有多面人格、你会出现解离症、吸毒，不管你做什么，因为周围没有人可支持你。所以你开始肆无忌惮，至少以我看来或者以我的经验看来。你会逼迫自己学会适应环境。”

凯西满怀激情地讲述自己患有解离症的好处。处于几乎可以摧毁自己的环境中，她只能选择这一生存策略。当周围无人支持自己时，她学会从极端的痛楚和困惑中抽身而出。这是她在当时确保自己人身安全的唯一方式。我们会在后面阐述凯西如何用对的方式保证自身安全，并且将自己的多面人格归一。

我们的意识经历总是以某种方式连续贯穿在一起，像一串珍珠项链一样，而解离症如同一把利刃将线条剪断，珍珠随即散落一地。在极端情况下，解离症会给人们的生活造成诸多麻烦。凯西坦然接受了自己“多面人格”的病症，渐渐学会适应了周遭的环境。在治疗过程中，她的多面人格最终能够表达自己，它们也逐渐贯穿统一起来，尽管她至今仍会运用这种处理方式。

我们的研究证实了相比于非背叛性的虐待，背叛更容易造成解离症的发生。背叛创伤理论阐释了解离症可以帮助人们逃避威胁个人依恋系统的信息。小时候的凯西面对背叛的时候选择“损碎真相或逃避之”。她这样做的目的是维系家庭和情感，虽然过程很艰难、折磨，但那是她仅有的一切。

研究者詹姆斯·朱（James Chu）和戴安娜·迪尔（Diana Dill）比较了受到家人虐待的受害者和受到非家人虐待的受害者。他们的实验结果完全可以用背叛创伤理论来解释。正如前面讨论过的，DES（解离性体验量表）可以测试出人们患有解离症的程度。朱和迪尔发现，精神病患者DES分数的高低与是否在小时候受到家人虐待（身体虐待和性侵）呈正相关，与非家人的虐待则没有相关性。这意味着如果受到亲近之人的背叛，受害者患有解离症的可能性就越大。其他研究者也发现凯西的这种解离症更常见于受到家人虐待的受害者，而不是受到非家人虐待的受害者。不管受到调查的是少年犯还是学生，都呈现了这种规律。

背叛与忘却

我们对背叛的反应不一定都像解离症这样极端，有的很简单，如忘却。杰克·乐维乐（Jack Le Ville）写出了自己的遭受背叛和忘却经历：

“我在小时候遭到一位天主教牧师和可信赖的大人性侵。直到我44岁的时候才开始对这些事情回忆起来。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否认、不相信，我不希望这些是真的’。”

“开始恢复记忆后的3年里，真相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被迫寻求心理治疗。我对施暴者的愤怒之情渐渐升腾。”

背叛创伤理论认为，当受害者与施暴者之间关系亲密、搭建了信任桥梁或者是照看关系时，那么受害者就会对虐待采取无意识和忘却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最有可能在维持关系的需要和对背叛的意识两者之间激烈挣扎，这也是最容易出现忘却或选择性失忆的情况。詹妮弗·弗雷德在她的第一本书《背叛创伤：忘却儿童虐待的缘由》中指出，乱伦往往比非近亲强奸更容易被忘却。

詹妮弗·弗尔德、安妮·德普润斯和艾琳·楚布里根（Eileen That Reagan）分析了调查本科生时得出的数据资料，发现与非看护人的虐待相比，遭到看护人的身体虐待和性侵往往会引发受害者高度的记忆损伤。

其他研究表明，相比于没有记忆障碍的人，出现记忆损伤和忘却的人往往更容易遭受到施暴者和亲近之人的虐待。另一项研究同时报道，与记忆未丧失的人相比，那些因儿时受到虐待而选择性失忆的被试者更有可能在以后的生活中遭到熟人的虐待。此外，一项大型研究发现自我记忆（意思是对童年和成年期的记忆）的丧失与儿童期间受到的虐待具有显著的相关性，选择性失忆的一个特殊因素就是遭到亲人的性侵。

背叛与心理健康

凯西与我们采访的其他人一样，在早年间受到了背叛的折磨。这种经历造成的影响显而易见。他们的故事能帮助我们理解背叛创伤的危害有多深。我们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背叛创伤（比如被亲人性侵）会引发心理疾病，诸如抑郁、焦虑、解离症、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边缘性人格障碍（一种综合症，包括人际关系障碍），以及身体疾病。

例如，我们与布里奇特·克莱斯特（Bridget Kleist）和卡洛琳·阿拉德（Carolyn Allard）合作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因背叛创伤而患有慢性疼痛、慢性疾病或两者兼具的人极有可能出现焦虑、抑郁、解离症和身体疾病的病症。

我们尽力在研究中合理地、精准地测试出诸如背叛创伤和抑郁症的概念。然而没有一种心理学实验方法或研究是完美无缺的，所以能在不同类型的群体中重复出现这些研究结果是至关重要的。蕾切尔·哥德史密斯、安妮·德普润斯和詹妮弗·弗雷德在健康的大学生群体中展开了一项相似的调查，并发现了类似的结果。此外，疾病控制中心（CDC）的瓦莱丽·爱德华兹（Valerie Edwards）及其同事募集了大量成年人，运用一套不同的测试手段也发现了相类似的结果。

其他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规律。安妮·德普润斯发现背叛创伤事件的受害者往往会极其痛苦。相似地，阿拉特斯（Atlas）和英格拉姆（Ingram）调查了身体虐待和性侵的经历与创伤后压力之间的相关性。34位受过虐待的住院青年（年龄为14~17岁之间）参与了一项测试——儿童创伤症状自评量表。遭到家人虐待的患者比未受到虐待或受到他人虐待的患者，更容易出现性痛苦，而创伤后压力则没有此种关联。图雷尔（Tourel）和阿姆斯沃斯（Armsworth）比较了自残与未自残的性侵受害者，发现自残的人更有可能是受到了家人的虐待。

背叛为创伤和虐待带来了更深一层的毒害，而且难以平复。奥田真由美（Okuda Mayumi）近期开展的一项针对伴侣使用暴力的研究，发现受害者比常人患有新型精神病的几率高出2倍。这一研究是国家酒精成瘾及相关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NESARC）的一部分。参与调查的群众有25,000多人，其中1,600人自称是伴侣使用暴力的受害者。这些受害者患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抑郁症、吸毒和躁郁症、恐慌和焦虑症的可能性较大。

其他研究者也发现了类似的规律。研究者在不同的人群中运用不同的手段和研究方式发现，背叛创伤对人的思想和身体伤害很大。我们所说的“通常”是因为这些关联不是确定性事件，而是概率事件。背叛创伤对思想和身体的伤害，如同吸烟对肺部的伤害——有害因素大大增加了伤害和疾病的风险，但是总有人会躲过这一劫。

背叛创伤、性别与心理健康

背叛创伤的毒害性帮助我们解决了心理健康方面一个困扰极久的难题。被诊断出患有心理疾病的女性——包括抑郁症、焦虑、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往往比男性的数量多。为什么？这一难题激起无数种理论的创立，但问题仍未得以解决。难道性别差异与背叛创伤相关吗？在第5章，我们解释了女孩和女人通常比男孩和男人更易遭受背叛创伤。邓欣欣和詹妮弗·弗雷德在一大批大学生群体和社区群体中研究这一可能性。她们证实了先前的研究——背叛中的高创伤比背叛中的低创伤更易引发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她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这一统计方法发现，背叛创伤部分解释了性别与PTSD症候群之间的关联。这一初步研究结果证实了心理疾病中的性别差异可能部分是由于所受到的背叛创伤的差异所致。

催产素失调：背叛损害身体的可能机制

背叛创伤事件是指受到可信赖之人的虐待，比如遭到亲近之人的强奸或者儿时受到看护人的虐待。此外，背叛创伤与诸多严重的负面结果相关，这种关联性远超于其他创伤（比如车祸或者牵扯到陌生人的事件）。这些负面结果包括诸多行为和健康上的症状，比如再次受害、陷入麻烦的人际关系；悬而未决的信任决策，甚至是身体疾病症状的加剧。

背叛是如何伤害身体的呢？一个蛮有意思的可能性是背叛可以损伤内分泌系统——调节人体激素的系统。我们推测催产素失调是一种生理机制，将背叛创伤（受到亲近之人的暴力行径和虐待）与引发的疾病相联系起来。尽管目前没有将这些变数揽在一起研究的先例，但是某些初步结果和不同研究建立的理论表明，每一对两两变量之间都可能具有相关性。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有研究指出背叛创伤比其他形式的创伤更有可能引发负面的健康问题。其他领域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线索，血清中的催产素水平与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有着莫大的关联，尤其是信任、依恋、人际关系范畴。这强烈意味着背叛创伤与催产素调节之间的渊源。

另一项研究表明，催产素失调与各种身体疾病相关，如肠道易怒综合征、慢性盆腔疼痛、间质性膀胱炎、妊娠剧吐。我们依据背叛创伤理论推测，人际间的创伤会影响与催产素相关的心理系统（依恋和信任），因而在长期的背叛创伤情况下，催产素系统更易失调。如是，催产素失调可能是一种生理机制，将背叛创伤与其引发的疾病相关联。因此，个人机体中的催产素失调与信任和依恋（两者均是成功的人际关系所必需的条件）之间具有莫大的联系。

背叛危害人际间的关系

丽贝卡·布鲁曼（在第3章中我们首次认识了60岁出头的她）同样记得背叛给自己带来的伤害。但背叛给她造成的影响与凯西的不一样。丽贝卡不需要像凯西那样受极端的解离症困扰，但她也出现了影响自已正常生活的困扰和机能障碍。丽贝卡会强烈地责备自己，而且建立可信赖的人际关系需要很长时间：

“我是一个焦虑、有依赖性的小孩，总是千方百计地展现自己多聪明、多有魅力，这样才有可能很多人会喜欢我，觉得我是一个值得结交的人，我的存在不是一个错误。”

“到18岁或19岁的时候，我开始经受背叛带给我的极大折磨。虽然我很聪明、工作踏实认真，但我很难集中注意力于生活中想要做的事情。因此，我在大学期间多次换专业，从医学预科换到社会学再换成体育教育。最终我获得了双学位，一个是理学，一个是健康与体育教育。随后我到一所重点大学读研究生，继续获得了体育教育硕士文凭。此后的11年，我在一所大学教学，直到我骤然出现肥胖症（因为用巧克力和百事可乐作为抗抑郁食物）。在那段时间里，我渐渐变得越来越困惑、焦虑、抑郁，严重到开始怀疑自己哪里做错了。”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尤其是在工作上的事情，我都会觉得是我的错。这曾是我父亲对我进行情感虐待时给我灌输的思想，它根深蒂固于我的灵魂之中。”

背叛削弱了丽贝卡信任他人和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这让她感到异常难过：

“数十年来，我很难与他人建立关系。我不明白个中原因，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我现在只有一份兼职，工资很低，几乎无法维生，无论从经济条件上还是情感上来讲，都是如此。压力越积越多，在我胸腔中无法疏散，直到我最终在一次会议或在工作中全面爆发，向在座的每一个人失控地倾吐我的愤怒。我吓跑了他们，同时也丢掉了工作，还失去了‘朋友’。于是我将自己封闭起来，与世隔绝，因为在这个世界中，我觉得自己完全是个另类。”

人际关系中的背叛与不安定因素

丽贝卡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诊断出患有边缘性人格障碍（BPD）。BPD是一种可怕的人格障碍。BPD患者往往会自杀、反复无常并且忍受不了消极情绪。丽贝卡在早期受到的背叛造成了她难以建立人际关系、对同事荒谬无理地发火以及自身的焦虑，然而这些症候被诊断为精神病，而非对早期背叛的一种适应。

近期，我们与劳拉·凯勒（Laura Keller）合作调查了背叛创伤对边缘性人格障碍发展的影响。我们运用背叛创伤理论研究BPD。我们在前面探讨过，背叛创伤理论提出人际间的创伤可能会让受害者对背叛选择无意识，以便与作恶者维持必要的依恋关系。因此，他们将来在维持重要的、稳定的人际关系方面，能力可能有所欠缺。

我们在分别针对学生群体和社区群体的两项研究中发现，背叛和性别是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指示剂。对男人来说，三种层次的背叛创伤均可引起边缘性人格障碍；对女人来讲，只有重度和中度的背叛创伤才能引发边缘性人格障碍。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背叛创伤可能是边缘性人格障碍的关键起因。

我们与布伦特·贝尔菲特（Brent Bell Fetter）进一步研究发现，能够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一个中介变量。这意味着，相比不能建立正常人际关系的人、受到背叛创伤折磨的人，如果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运气好或者得到有力的支持——会出现相对较少的边缘性人格障碍。我们在第11章讲解治疗方法的时候会详细探讨这一点。建立安全的人际关系是治疗背叛创伤的必要手段。

当我们问丽贝卡，她是否觉得背叛影响了自己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时，她说：

“二十多年来我几乎没有任何朋友，除了有些友情勉强维持3~4个月，但随后我会崩溃、压抑，于是冲出枷锁，逃离这让我痛苦的关系牢笼。我没有什么朋友，因为朋友是指你可信任的人，他们会为你做任何事情，他们会在你困难时挺身而出。其实我有几个不错的熟人，但是我没有任何朋友。所以当我不得不记下一个紧急号码时，我写的是最近的治疗师的号码，我视其为一个朋友。因为……它极大地毁掉了我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

她继续说道：

“我努力过了，我试着半信半疑地相信他人。但是，没错，我感到深深地失望，从小我连自己都不相信。如今我过着平静无波澜的生活，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找到了自我，我不希望自己被他人打扰。我觉得自己必须得到一点控制，因为大部分时间里我其实控制不了自己。或者我根本就不喜欢自己受控制。”

丽贝卡直面她受到的背叛，如今恢复得不错，我们会在第10章继续讲述她的故事，但是她至今仍遭受着早期背叛给她造成的残余影响：

“我尽量不接触一些让我大脑纷乱无绪的环境。这意味着我对陌生环境感到很恐惧，人们可能称之为恐旷症。但我就是喜欢一个人待着，我非常内向，我只喜欢我自己！我曾对我的邻居很友善，但她却在背后说我坏话——只有上帝知道她是怎么说我的——从不当着他人的面说。我于是不再相信她。我会和她一起做事情，也会帮她做事情，但她不是我的朋友。我不轻易与他人发展出友谊。而且……我认识几个很不错的人，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去拜访他们。”

丽贝卡承认这对她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我的意思是，我几乎不认识其他人，因为我不得不艰难地度日，虽然拥有两个硕士学位，有大学教书的经验，但我不得不做一个秘书，因为我不能做其他事情。生活真的非常非常艰难。”

丽贝卡在人际关系上的缺陷源于她早期遭到的背叛。她没办法相信自己或相信其他重要的人，她只能试着自己想明白个中原因。她意识到自己对背叛之事反应很大、情绪不稳定时，在大数情况下，她对此采取的适应方式是远离人群。

凯西的适应方式则有所不同，她的方式也许是更为常见的方式。凯西需要建立人际关系，但她不知道如何择友。她的第一任丈夫竟有恋童癖。她这样评价那段感情：

“它提升了我的生活，这是我的第一次升华。我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我没有发现任何有违正常、常态或稳定、安全的迹象。”

后来她又结过两次婚，两任丈夫都对她进行了情感上的虐待。她现在与一个不会虐待她的人在一起，她将他视为最好的朋友。

背叛与再度伤害

凯西的遭遇属于再度伤害的范畴。相比于在孩提时代未受到虐待的人来说，在儿童时代受到虐待的人更容易在未来的生活中再次遭受性侵、情感虐待、身体虐待。例如，安妮·德普润斯发现，18岁之前受到的背叛创伤与18岁以后再次受到伤害有很大的相关性。同时她也发现，童年时遭到侵犯的人在成年期更容易再次受到伤害，他们在处理人际关系和安全信息时更容易缺乏理性思考。

侵犯的残酷后果至今仍是个课题。为什么早期的伤害会让一个人在未来的生活中更易再次受到伤害？罗宾·格宾（Robin Gabion）和詹妮弗·弗尔德着手研究这一令人费解的现象。她们征集一群受过背叛创伤的大学生来研究再度伤害。她们发现，在任何时期（童年、青春期或者成年期）经历过重度背叛创伤的人更有可能在青春期和成年期遭到背叛带来的创伤。这些影响是深远的。在童年时期受到背叛创伤的人很有可能在青春期再次受伤害，而在成年期遭到伤害的可能性会更大。

再度受到伤害可能与背叛有关。我们意欲调查这种可能性。在研究背叛和背叛创伤时，我们面临的一个困难是找出测试背叛及相关概念的手段。我们在前面提到过，BBTS（背叛创伤的简易调查）可以测试出受到背叛的程度，但是如何测试出参与者对背叛的意识呢？这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与罗宾·格宾共同设计出识别背叛的方法以测试人们准确识别背叛、意识背叛存在的能力的原因，这一方法包括调查出被试者在成年期经历过的一般背叛（如朋友泄密，这些不足以被归类为创伤性背叛的背叛）。同时也评估了人们对背叛的意识程度、识别背叛的准确度、对背叛的反应。我们意图调查出在何种境况下，人们意识到背叛的存在但同时选择忽视背叛，即刻意减弱对背叛的意识。我们发现在儿时经历背叛创伤的人对成年时期的背叛敏感性很差。

再度伤害的另一个可能性是背叛创伤影响一个人对伴侣的选择。罗宾·格宾调查了背叛盲视是否会影响一个人期望潜在伴侣具有什么样的特质。背叛创伤理论表明，早期的创伤可能影响受害者在社交上和认知上的发展，比如受害者会采取某些生存策略，尤其是解离症以及对背叛缺少意识，这会让他们更容易再度受到伤害。如果信任的人和依赖的人伤害自己，那么一个人很有可能会形成一种关系模式，认为虐待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有没有证据支持这种可能性呢？

罗宾·格宾要求实验参与者评估自己对潜在伴侣具有的几种特征的渴望度。她发现在期望伴侣忠诚、诚实、有自我怜悯心的报告中，有过再度受到伤害的人（遭到亲近之人多次造成的背叛创伤）与只受到一次重度背叛创伤的人表现不同。再度受到伤害的人还希望伴侣采取语言攻击策略。换句话说，曾经遭到背叛且在后来再度受到伤害的人更喜欢采取语言攻击的伴侣。这些结果表明，受到亲近之人多次伤害可能会影响受害者对伴侣的选择。

对大多数人来说，伴侣最为看重的特质是的忠诚、诚实、怜悯心和相互理解。而对再度受到伤害的人来说，这些特质其实并不是他们最在意的。

伴侣有语言暴力倾向受到怎样的青睐呢？大多数人极其厌恶这种行为。但如果你多次受到背叛的伤害，这一特质显然会比较符合你的口味。

再度受到伤害的种子早在儿时就已被埋下。绝对友好（Indiscriminate friendliness）这个术语用来描述孩子的行为模式，即孩子们对陌生人极其友善和信任。这一模式出现在很多被跨国收养以及受虐待的孩子身上，包括养子或养女。研究者认为抚养人的变动引发了养子／养女的绝对友好姿态。然而，从背叛创伤理论来看，我们可以借助信任和依恋机制受损这一视角来理解这一行为。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小孩子往往不会盲目地对他人表现出完全的友好或信任，他们学会了要先试水。这种试探可以保护孩子免受伤害。如果孩子在小时候受到了虐待因而不具备这一能力，他们更有可能在以后再次受到伤害，因为他们信任了不该信任的人。

背叛对社会的危害作用

心理学文献资料显示：创伤可以代代相传。研究表明，相比于那些家族中没有经历过大屠杀的孩子而言，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在压力状态下更易引发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创伤代际相传，也被称为暴力循环，是指在儿时曾遭到凌虐的人后来成为有虐待倾向的父母。研究者采用国家家庭暴力调查发现，童年时期经历过家庭暴力的男性，成为父亲后虐待孩子的几率增加了13%。其他研究表明，虐待孩子的母亲中有24%的人在儿时曾遭到家人的强奸，而在儿时经历过乱伦的母亲中，只有3%的人在以后不会虐待孩子。这意味着相比于不会虐待儿童的母亲，虐待儿童的母亲在儿时经历过乱伦的可能性比她们高出8倍。近期一项研究表明，在童年时期经历多种虐待的母亲往往会更容易直接做出多种虐待行为，或者制造不安全的氛围，这会将孩子置于易受伤害的境地。

玛丽·休莱特（Marie Hewlett）、劳拉·凯勒（Laura Keller）和詹妮弗·弗尔德征集了67对母子，研究背叛创伤会带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母亲和孩子受邀来到俄勒冈大学。我们发现孩子和母亲的解离症严重程度与受到的重度背叛创伤息息相关。而且，如果在儿时经历重度背叛创伤的母亲在成年时期再次受到他人的伤害的话，那么她们比那些在成年期没有受到再次伤害的母亲患有解离症的严重程度要高。再者，母亲再度受伤害与她在小时候经历的创伤脱离不了干系。这些研究意味着由于儿时的背叛创伤而引发的解离症会在将来于不知不觉中给自己和孩子带来伤害。这一研究佐证了背叛创伤可以代际相传。

背叛具有的社会性影响不止于个人、代际或亲属之间，也会延伸到我们的机构中。还记得第4章吗？我们探讨了机构背叛，卡莉·史密斯（Carly Smith）和詹妮弗·弗尔德的研究指出机构背叛加深了性侵的伤害。这项研究表明机构背叛能够伤及个人。我们相信它也给社会带来了危害。如果机构不再值得信任，社会的构架会濒临崩溃。

“沉默即是背叛的时刻已经来临。”……即便迫于内心真理的渴望，人们也不容易承担反对政府政策的使命，特别是战争时期。要让人们转变态度，反对政策遵奉者对于他人内心和周围世界的冷漠，无不困难重重。而且，当手上的议题看似不知所措，陷入它们经常出现的糟糕的冲突状态，我们被其不确定性所迷惑，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

我们当中已经有打破夜的沉寂的人发现，号召说话是一项痛苦的工作，但是我们必须说话。我们必须谦卑地说话，因为我们有限的视野，但是我们必须说话……

我们要为他人说话：为弱势的人、为沉默者、为我们国家的受害者、为那些被称为“敌人”的人、为那些没有人类证明比我们的兄弟少些什么的人……

我想着他们，因为对我来说很明显，如果不试图理解他们，倾听他们心碎地哭喊，那就不会存在有意义的解决办法。”

上面这段话引自马丁·路德·金博士在1967年发表的一次演讲，他呼吁我们要为受到虐待的人伸张正义，包括我们自己。

背叛盲视不仅仅对个人造成伤害，也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危害。我们对过去的背叛采取盲视的做法不但增加了再度受到伤害的风险，而且背叛盲视还能够引发更大范围的背叛。当今最恰当的一个例子当属发生在纳粹德国的事件。来自多方面的背叛引发了纳粹主义和大屠杀的发生。一战过后，德国深感到背叛并试图应对它，采取的方式并不是直面揭露背叛，而是转而寻求表面上的安全——一个政府、政体不断加深市民之间的疑心以及不信任；邻里之间相互背叛；儿童背叛父母；雅利安人背叛犹太人。这些背叛带来的痛楚以及无法直面背叛的行径滋生了一个基于恐惧和偏执的社会。正是这种社会氛围——隐藏和盲视——孕育了大屠杀的种子。我们在下一章会介绍，20世纪末，南非采取了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对待背叛，这种方式打破了背叛盲视，并走向了治愈与忘却之路。

无疑，背叛是有害的。它能够引发解离症、解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失忆、诸多的心理疾病、性格与人际关系的不稳定、再度受到伤害等。背叛及其带来的伤害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从家人到机构都存在。这一现状似乎无药可救。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在接下来的两章会阐释个人和社会如何避开背叛的危害，从而更有意识、更健康、更好地面向未来。

第10章

相让人清醒，也令人害怕

背叛盲视有诸多利处。我们可以一如既往地保持原有的关系，生活也不会出现太大的动乱。如果我们对此感不到不舒服的话，保持不知的状态是完全有可能的——至少在表面上装作不知情。我们心知肚明有些事情有点儿不对劲：我们不再信任他人；我们处理不好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甚至我们变得些许抑郁，封闭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壮着胆子好好照顾自己，与他人聊聊自己的心事。

揭露背叛——打破背叛盲视——似乎总会让当事人产生一种全新的意识：世界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世界了。揭露背叛激起我们形成新的价值观、信念、行为和忠诚。我们曾经信任的人如今不再那么可信，也许连世界都看似没有以前那么安全了。我们越发清醒和惊恐，而背叛盲视带给我们的解脱也向我们打开双臂，展示新的可能性。鉴于背叛盲视的这种有害的手段，一个人如何敢披露背叛呢？下面我们探讨一下对背叛的知之及披露的危害性。

对背叛的“知之”

首先，我们一定要对背叛本身有所了解。或许背叛的证据已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或许我们此时恰好有足够的安全盾牌，或许我们得到了足够多的社会支持。不管什么原因，我们遇到了一个转折点，我们有能力对背叛“知之”。于是，我们的生活变得一团糟，一切都看似与以前不一样。或许一段婚姻，或许一段恋情无疾而终，或许我们丢了工作，又或者我们开始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生活因此变得不同以往。

对背叛“知之”是很有趣的一种现象。我们通常认为自己知道或者不知道某些事情，但是“知道”其实涵盖多种方式。我们可以从内心、情感或行为上表现对它们心知肚明，也可以只在字面层次上“知之”。1983年，詹妮弗·弗雷德提出了乐分享理论，试图描述个人的认知和公众认知的不同。乐分享理论指出，通过分享信息，即相互交流，内在的信息会被重新审视，变得更为清晰、清楚、独特。这意味着我们从未与他人分享的信息跟分享过的信息在头脑中的组织方式不同。所以揭露影响我们内心对自身经历的认知。

很多经历儿时虐待与人际间暴力的受害者是没有机会与他人分享的，因而我们对这些经历的认知和记忆与那些曾吐露出来的经历完全不同。披露的内在和外在在性质上相互影响着。如果我们对自己隐藏这些背叛，那么我们对他人也会避免提及。一旦我们对他人敞开心扉，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理解也会改变。

换种方式说：我们头脑中的信息往往很难用语言表述出来。我们前面谈及的“落差”——你怎样将它用语言表达出来呢？通常，我们需要历经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找到合适的话语来形容我们的经历。一旦我们找到了足够多的合适词汇，我们就可以开始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故事。此时，“落差”转换成了“我朋友背叛了我，这让我好痛心。”当然，这一转换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当我们找到了合适的词汇，并向他人诉说自己的故事时，所发生之事就会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

这一点将会在贝丝的故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因为她内心的认知第一眼看上去（并被认为是）很不可思议，直到她最终找到合适的词将之表述出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贝丝向他人坦露自己受到的背叛的同时，她也是在向自己挑明真相。而真相往往是解离症产生的核心因素，因为在此状态中，受害者才有能力对折磨自己的过往状态保持“不知”。受害者不愿意向他人揭露自己遭受背叛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内在和外在的揭露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也就是说，揭露是一种不安全的做法，无论是从外在压力还是内在的认知上来说。

贝丝的故事

增强心理幸福感的一种方式是巩固我们独特且真实的话语权。背叛不仅仅对我们造成了伤害，还会让我们时不时地做出古怪的行为，逼迫我们缄默不语。无论我们对背叛采取盲视与否，我们都很难开口讲述自己的故事。因为我们不知道该信任谁。

我们在7月的一个炎炎夏日采访了贝丝·麦克唐纳（Beth McDonald）。贝丝是个娇小的女子，柔嫩的皮肤和乌黑的头发让她看起来不像38岁。贝丝是一名成功的商业女性，她自发帮助受到虐待的儿童。我们坐在一间舒适的私人办公室里，微风习习吹来，凉爽清净。我们谈论着那几近毁掉她一生的背叛遭遇。

她告诉我们：

“我在4岁的时候落到了几名虐待成性的青少年手里，遭到他们的虐待，我到了17岁才一点点拼凑起记忆碎片。所以在20岁之前的最后几年，我体内有种莫名的冲动，想要自残。起初我将自己的眼睛打成熊猫眼，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后来发展成用刀割自己的脸，尤其是我眼睛周围。我一点都不会手下留情，因为这些伤是我求救的信号。我无法言说自己的遭遇。也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描述我的经历。我没有哭，我已经木然了。所有的一切，包括我的话语权、我的记忆，我的眼泪，都被默默地积压在心底，无处宣泄。我现在觉得，我割痛自己的行为是为了让自己哭出来，‘说出’我无法言说的东西。这是最好的方式吗？不是。这看起来‘疯狂’吗？当然。这种行为的背后有它自身的含义吗？一定有。”

我们问贝丝，她的治疗师是如何让她应对麻木和自残行为的。

“我瞬间被贴上诸多标签，被当做行尸走肉加以药物治疗，”她说：

“而这些治疗都不能帮助我回忆起往事时的苦闷，或者减轻我的自残行为。其实，在我自残之后，我的治疗师对待我这些行为的主要做法是将我送到当地的精神病院，注意不是自残之前，因为她不允许我给她打电话，而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在我接受她治疗的3年之中，她从来没有问过我自残的程度或者我为什么这样做。”

“其实，她规定我不许说出我的遭遇，让我不去想它、逃避它、无视它。她不让我讲出来的原因是它一直在‘困扰’我。而我与家人的联络也同样‘困扰’我。她嘱咐我不要对父母讲，或者陪在父母身边，因为他们会妨碍我的康复。所以她画了一个圈圈让我待在那里，我不能倾诉我需要发泄的事情，我不能见那些支持我的家人或告诉他们我的遭遇，而且如果我拒绝逃避它或无视它，我会被她赶出她的地盘。愤怒在我的体内像黑曲霉一样渐渐恶化、扩散。”

贝丝在讲述自己的失望经历时，她的全身在微微发抖。她脱离了温暖的支持港湾，陷入了一个将求救信号视为“疯狂”的地带。贝丝发现不相信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着，直到她被送进了住院病房，在那里她找到了真正愿意倾听的人：

“多年来，我第一次发现有人愿意听我讲话，愿意听我的故事。她不畏惧困难，她会用心地聆听。我向这位女士（朱迪）讲述我小时候经历的事情。我与她的关系日渐密切，融洽。从此，我获得了新生。”

然而，贝丝出院回家之后，她的治疗师切断了她与朱迪之间的往来，并将这种做法标榜为“专业的界限性”，但是这对贝丝而言却是一种深深的背叛。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了贝丝的部分反应。

“在那一刻，”她说，“听到这些话，我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黑暗的深渊。一阵透彻骨髓的凛冽扫过我的全身——正如医生每次治疗前给我注射麻醉剂的感觉一样——一种行之将至的感觉。我仿佛掉进了一片虚无。”

“羞耻感夜以继日地侵蚀着我。我经常梦到我的治疗师不断地强奸我。我不再讲话了。在治疗期间，我用一条毯子蒙住我的头——不想让我再看到我的样子，我也不想再看到她。”

多年来，贝丝无视治疗师对她的背叛。尽管她对治疗师感到愤怒，但她不允许自己质疑治疗师的方法是错误的。她的耳边总是充斥着烦人的声音，怀疑她疯了的声音。但是，这一天最终到来了，贝丝真正允许自己感受到背叛的存在，并开始有所改变。在那一刻，贝丝搬到了30英里之外的小镇，经常坐车去治疗师那里，同时她加入了一个性侵受害者小组：

“在一个夏天，我用毯子蒙着头坐在那里，又听到治疗师告诉我要将一切忘记。当时我感到我的身体内有一种情绪在前所未有的翻腾。我体内开始燃起一团小火苗，并逐渐生长，火光越来越强烈，倏地，火苗燃烧着我每一个细胞，最终从我的口中喷涌而出。我当时说话的声音很大，记忆中，我从未这样说话过。”

“‘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气愤地将毯子扔在地下，起身，走到阳光下，再也没回头。”

我们受到鼓励要对背叛保持盲视，以便维持重要的人际关系和人脉，但是随着我们渐渐成长，我们会意识到这些关系是蒙蔽人心的、有局限性的。如果我们任由自己的眼睛被蒙蔽，我们会被众人推向一个毫无方向感的深渊。

我们要寻找真正的自己。不去诉说背叛，你也就得不到康复，将自己的遭遇讲给别人听吧，无论是一位至交，或是一个支持性的小组。

贝丝最终成功地直面背叛，我们会在下一章继续探讨，但是她的做法是有风险的。贝丝在走出治疗师的地盘之后，也有可能会陷入更糟糕的境地中——当她试着将自己经历过的背叛用语言描述出来时，或许她会发现自己被视为“疯子”。然而，她找到了一个愿意倾听的人，聆听她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背叛之事，并陪伴在她身边，直到她走出心理的阴影。我们会在第11章分享她的故事。

披露可能会引发更多的背叛

将真相告诉他人或许是有风险的做法，因为他人的糟糕反应又会构成一种极具危害性的背叛。遭到强奸的受害者反而被责备，受到虐待的儿童得不到他人的信任——这些人正在经受更深层次的背叛。这种背叛的危害性极大。如果揭露真相却得到一种更糟糕的回应，那么对受害者而言，揭露还是隐藏自已的背叛经历，没什么两样，而且真相揭露反而可能将自已再次推向被背叛的深渊。

对揭露的错误反应有多种形式。其中一种相当严重的反应被称为DARVO，全称为：否认这种行为（Deny），攻击准备反抗的受害者（Attack），并且颠倒（Reverse）受害者（Victim）和冒犯者（Offender）的角色，比如认为作恶者才是受害者，而指控真正的受害者为冒犯者。对于受害者来说，这一反应对其身心都具有负面影响。DARVO不仅仅可能会造成受害人心理上的伤害，而且我们推测它也会引发受害人的退缩或沉默。

举个切合的例子：

一名有罪之人被指控强奸他人。被告者面对这一控告时极力否认，解释这是双方都同意的行为，并表现出很愤怒、委屈的样子，将自己粉饰成一名不幸的受害者。作恶者继而指出真正的受害者才是一个复仇者。于是作恶者描摹出一幅虚构的画面，画中受害者是一个攻击者，应该受到唾弃。所以，披露强奸真相的人再次遭到背叛。

对受害者而言，披露背叛真相还会带来很多潜在风险，包括：婚姻破碎、感情破裂、家人相互攻击。如果员工谈论工作中发生的背叛，并做一个告密者，那他们极有可能丢掉工作。在我们身上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披露背叛会带来风险。

首先介绍一下故事背景。在20世纪90年代末，詹妮弗·弗尔德开始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受到她父亲的虐待。她小心谨慎地保守这个秘密，只在私下里告诉了她的治疗师、丈夫、父母以及几个密友。她披露这个真相的其中一个结果是，她的父母建立了“虚妄记忆综合征基金会”。而且揭露真相带来的危害不止这一个，詹妮弗亲口讲述了其中一个故事。她提及了母亲曾经写的一篇文章“无名氏文”，这篇文章在1991~1992年间被广泛流传。

“我第一次看到这篇无名氏文时，相当不安。当时是1991年的秋天，我正坐在我同事帕梅拉·比勒尔博士（Dr.Pamela Birrell）的办公室里，她递给我《虐童指控专题》这本杂志，并说这期杂志莫名其妙地出现在她的信箱里，问我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我不经意地翻看这本杂志，胡乱瞥了几眼。当我看到一个无名氏写的‘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这篇文章时，我读了一两段，却惊讶地发现文中的‘苏珊’（Susan）与我的经历出奇地相似。瞬间，我的注意力锁定了这篇文章。”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一文的副标题是‘应对乱伦和强奸的虚假指控’。文章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家庭面临着‘长大的女儿虚假指控父亲在儿时性侵和虐待自己’。文中，已入中年的父母面临着33岁女儿控诉父亲乱伦。作者声称自己的丈夫完全是无辜的。为了证实这一控告是虚假的，作者列举了无数条女儿过往的情史，败坏女儿的名声。作者不认为这是她或丈夫的责任。相反，作者将大部分责任归咎于女儿的治疗师身上，归咎于一本特殊的书，并归咎于临床心理学。”

“我在同事的办公室里继续读着这篇文章，耳朵里充斥着震耳欲聋的声音。‘噢，天呐，’我在心里想，‘这篇文章写得就是我！’准确来说，写的是我，但有很多关键的细节改动了——不仅仅是名字，还有发生在我或者文中那个人身上的细节——有点不可信。我当时肯定抬起头，对着帕梅拉嘀咕，‘这篇文章写的是我！我的意思是，真的是我——这是我的故事！’帕梅拉好像完全困惑了。她当时肯定在怀疑我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帕梅拉·比勒尔回忆道：

"1991年，我与詹妮弗·弗尔德还不是很熟。我们都在心理学系，是同事。当时我们的关系刚刚升温，随后意外地变成了一辈子的益友。我记不清1991年那天她为什么坐在我办公室里了。”

“当时，我是一名临床执业医师，也是心理学系临床心理学的主任医师。我是后来才渐渐知道有关‘虚伪记忆’居高不下的争论。我在从业过程中，遇到过很多受到性侵的病人，但是没有一个出现‘被压抑的记忆’的症状，所以那本莫名其妙的杂志出现在我心理学系的信箱中时，我感到非常疑惑，根本想不到是谁寄给我的，或者为什么寄给我。虽然当时我很吃惊，但我还是放在了我办公桌上，以便偶尔翻看。杂志的名称是《虐童指控专题》，听起来好像是关于那些对虐童持有不实指控的人，这与我的兴趣或工作似乎没有半点关联，所以我就将此视为生命中的众多悬疑之一。”

“当我与詹妮弗聊天的时候，我决定将杂志递给她看一下，问她是否有什么头绪，这本杂志为什么会出现我信箱里。我当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问她一下意见，把这件事拿出来和同事讨论一下，也是蛮有意思的。”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她看期刊时脸上呈现出的表情，开始是好奇，继而是疑惑，最后是不理解。她惊恐地看着我，‘这上面写的是我。’她说。我听后和她一样目瞪口呆。”

詹妮弗继续回忆道：

“‘关于你的？你什么意思？’帕梅拉·比勒尔问我。我当时全身有点发抖，向她解释一位自称受到不实指控的母亲写了一篇无名氏文，里面的内容涵盖了诸多的细节，这些细节很明显就是我的故事。虽然里面用了化名，其中一些细节也是伪造的，但是无可置否，写的就是我。不理解逐渐演变成了恐惧和屈辱，因为我觉得其他人可能会在无意间读到这篇文章，并认出写的是我。这就像将一个人最私密的日记公之于众一样，不，事实比这更糟糕，因为这篇文章里的内容是掺杂着真实和虚构的私人细节。”

“这次不真实经历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逐渐知道了我的父母与我一些同事之间的通信往来。我也了解到在1991年的夏末和早秋时节，我的母亲就已经给我一些同事寄去那篇文章，包括我所在部门的资深教授，而那一年系里正在考虑将我提升为正教授。虽然那篇文章表面上是匿名的，但我母亲和我自己的身份已表露无遗，因为每位同事收到文章的同时也附带着我母亲写的一封信。我后来才知道，在我母亲寄送那篇无名氏文之前，就已经与我部门的同事通过电话。”

"1991年的秋天，在我读了那篇无名氏文之后的几个星期内，我了解到我的母亲大人和她的合作伙伴已经开始为虚妄记忆综合征基金会（FMSF）设立专业的咨询委员会。1992年春天，他们甚至邀请我加入咨询委员会。当我拒绝邀请时，我在1992年的4月份收到了我母亲的第二份邀请函，内容里赫然写着‘咨询委员会扬名远外，具有专业的素养，所以你加入我们的话不会感到难为情的。’背叛之后又一次遭遇背叛——要求我加入一个组织，专门攻击像我这样开始记起曾受到的背叛的人。”“父母介入我的职业生涯达到顶峰的标志是，我的众多同事纷纷加入了FMSF委员会。我慌乱了，尤其是当我部门的一个同事加入委员会时，而当我曾经的大学导师也加入咨询委员会时我更加不知所措。我看不透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的同事会这样做。难道我不可信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我为什么是不可信的呢？我在此之前没有什么前科，也没有欺诈或不诚实的过往。”

“我现在意识到，如果我没有记起儿童时期遭受背叛的事情，这些事就不会发生。虚妄记忆综合征基金会也不会成立，我同事对我的背叛也就不会出现。然而，我没有因为记得而后悔，因为它让我逐渐成长，引领我探索更深入的专业知识。”

我们在第13章会详细探讨这一点。

知之难，揭露亦难

没错，揭露有风险，但如果想要走出心理阴霾，揭露是必经之路。我们问丽贝卡·布鲁曼：“是什么最终帮你走出阴影？”

她这样回答道：

“向他人诉说我的故事，不让听故事的人告诉我该怎么做，怎样做，只是倾听就好，只是陪着我就好。要相信我，因为我觉得自己大半辈子都没怎么得到别人的信任……这是重中之重，而且我愿意为我将来更好地生活冒这个险。”

揭露——即讲述创伤——与创伤的影响深深地相互交织在一起。对于人际间因重度的背叛、耻辱、保密而引发的创伤来说，创伤与揭露更加不可避免地相互交错。其实，我们以揭露的概念来理解创伤——我们将之视为“不可言传”的。

揭露真相可以让我们得到情感上、法律上或经济上的帮助。不去揭露，我们就难以获得这些资源、难以加速康复的进程、难以阻止未来创伤的发生。我们知道，从个人和社会的层面上来讲，人际间的暴力是滋生掩饰与沉默的温床。所以，对创伤的保密是如此普遍的现象，这真的很令人困惑。

尽管揭露可以带来一系列的好处，但很多人选择延迟揭露、甚至死守秘密。说实话，许多人难以开口谈论自己受到的创伤。他人可能听完就忘记了，但受害者或许还会受到非难，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禁忌的话题。我们在前面提及过，讨论创伤也可能具有极大的风险。

受到亲近之人的性侵时，死守秘密是最常见的反应，这里包含着背叛、耻辱、保密。研究表明遭到性侵之后立即揭露真相的受害者不过四分之一。从伤害发生到揭露真相的时间跨度往往为8~15年。对于那些参与创伤研究的受害者，这次参与研究的经历是他们首次向他人揭露自己受到的创伤。

而且，大多数人在儿童时期遭到性虐待时往往会到成年期才披露真相，很多人却从未透漏过半分。另外，一些研究发现了一种揭露模式，即收回所说的话并一再披露。所以在揭露真相后，有些人会随后收回自己的话，继而再重复揭露。当作恶者是受害者的亲近之人时，不揭露、延迟揭露和收回自己所说的话是司空见惯之事。为什么？前文我们已述：揭露会影响重要的人际关系。

我们为何隐瞒真相？

人们会意识到他们隐瞒真相的一些原因——明确的原因——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背后隐藏的真实理由。真实的缘由是揭露伴有风险。人们对揭露真相的举棋不定和顾虑可能在于害怕出现负面反应。他们害怕自己不被他人信任、害怕受到责备或者报复、害怕耻辱、害怕真相会伤及所爱之人。

选择隐瞒也可能是因为当事人想要逃避清醒的意识。尽管这种做法也具有实实在在的危险性，但人们可能会置风险于不顾或者没有意识到自己身处风险之下。隐瞒的原因是重要的关系可能会因揭露创伤而破裂。这一点切合背叛盲视的核心论调——我们需要保护必要的关系和社会体系。揭露可能会有害于这些必要的关系。

还记得我们之前探讨过背叛盲视吗？我们谈到背叛盲视或许是一种生存机制。依据背叛盲视理论，当意识到虐待的存在会威胁到必要或自认为必要的关系时，当事人就会采取背叛盲视。原因在于，一个人若是意识到背叛的存在，那他或她就会冒着风险将其依赖的人赶走或吓跑，还可能会逼迫他们采取消极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无意识、忘却、隐瞒或许是适应性的反应。换句话说，受害者以沉默来守护自认为必要的关系。这极大增加了对揭露的阻碍，因为揭露可能会对必要的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倾诉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这要取决于听者的反应

我们在诉说背叛经历的时候，听者的反应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人们听到创伤幸存者讲述自己遭遇时能够给出正面的回应，这对受害者来说是有益的，有助于受害者走出阴影。正面的回应会增强受害者内在的力量、产生被认可和关爱的感觉。然而，研究表明如果人们对揭露真相持有负面的回应，则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极大的伤害。负面回应包括责备、不信任受害者、漠然。萨拉·乌尔曼（Sarah Ullman）是伊利诺依大学芝加哥分校的一名教授，所在院系是研究犯罪学、法律、正义的部门。她经过研究受到强奸的成年人发现，对揭露真相采取消极的回应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有时甚至比强奸本身的伤害性还大。

布莱恩·马克思（Brian Marx）是波士顿医疗保健系统创伤后应激障碍国家中心的一名心理学家和研究者，他揭示了这种潜在的害处：

“在我们国家，性侵案的真实性常常受到质疑，人们往往责备性侵受害者。而且，这种现象的后果也通常被家人、朋友、警方、法官、有时甚至是心理健康专家所轻视或忽略。不幸的是，这种社会环境进一步让受害者感到羞愧和耻辱，因而加深了性侵本身的伤害。”

也就是说，对披露的消极回应会给原本早已伤痕累累的受害者带来更深层次的伤害。

很明显，隐藏真相会让我们止步不前，但是揭露的负面回应可能会更加糟糕。这是有风险的。

如果揭露真相却没有得到一个好的或坏的回应，那会有什么后果呢？揭露比隐瞒更为糟糕还是更有益处？有意思的是，研究表明如果受害者揭露他们受到的创伤，却没有得到回应，而揭露真相的人没有期待一个回应的话，那这个反应是有益的。

至于揭露却得不到回应的例子，例如你在日记中写下的内容从未告诉过他人。参与创伤研究是另一个揭露却没有回应的例子。在创伤研究中，我们常常要求被试者披露一些事情，而我们一般不会对他们的披露给予回应。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往往设定的研究程序使我们没有机会做出任何回应。揭露真相却得不到回应对受害者有利还是有害，起决定性的关键因素是被试者的期望。如果揭露真相的人期望某种回应的话，听者不做回应其实就是一种负面的回应。比如，如果有人披露背叛创伤的经历，而听者却一脸漠然、毫无表情，那么这就是一种负面回应。但是如果倾诉者根本就不期望别人做出回应，那效果就不一样了。举个例子，研究参与者可能要写出自己的创伤经历，装进信封，投进密封箱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参与者没有在自己的文中做出任何标记，且被告知不会得到任何回应，那么他们可能便不会期望得到回应。研究表明，一般来讲，相比于一直掩埋真相，这种方式对当事人来讲是有益的。其实，近年来这种写下自己经历的方式已经得到广泛的运用。德克萨斯大学的杰米·尼贝克（JamiNi Beck）率先掀起“写作任务”或“表达性写作”的浪潮，很多研究发现这种方式可以提高参与者的幸福感，也可以增强他们的身体健康。这对创伤研究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也是心理学上一个蛮有意义的发现。

在大多数表达性的写作研究中，研究者会让参与者写出3~4篇短文，每一篇都是关于一件令人心烦意乱的事件或者一个包含很少情感因素的话题，并测量被试者心理和身体上的健康程度作为结果变量。大多数情况下，参与者会被随机指派写出一个令自己心烦意乱的事件，结果发现这一任务提高了参与者的幸福感，同时增强了他们的身体健康。尼贝克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他招募了一批中年下岗的工程师。他将参与者随机分为两组，任意指定一组写下他们被解雇的感受，另一组写出自己准备寻找下一份工作的计划。相比于写出看似更为实用内容的人，那些写出自己下岗感受的人更容易找到新的工作。这一令人震惊的结果佐证了一个观点：揭露本身会给人们带来益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工程师在这项实验研究中并未得到任何特殊的反馈，也就意味他们没有收到任何负面的回应。然而，揭露明显让工程师面对自己的消极经历，这最终增加了他们找到新工作的可能性，或许是因为未来的老板更容易被他们健康的心理状态所感染。只要没有负面的回应，揭露本身或许是一种有价值的行为。

研究发现人们在揭露真相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影响着揭露行为本身。揭露往往并不是单一的事件，而是高度依赖于他人如何回应的一个过程。人们不是在一瞬间将全部真相公布于众，而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依据他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反馈来衡量是否揭露真相。

梅丽莎·佛尼斯（Melissa Furness）和詹妮弗研究了真实生活中的揭露的行为。大多数针对揭露的研究都会运用一种回顾性的方法，要求被试讲述他们揭露真相的经历以及他人对此作出的回应。与此不同的是，我们在研究中让被试带上一个朋友一起来到实验室，并要求被试讲述一件痛心的事情，而他们的朋友此前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录下这个过程，然后整理出来观察在这种情境下会发生什么。同时我们要求参与者在实验前后分别填写一次调查问卷，以便研究出这次揭露经历会给他们自身带来怎样的影响。每一对参与者被随机指定为“揭秘者”或“倾听者”。

研究结果表明，高度创伤往往与揭露后（在过去）得到负面回应的经历紧密相关。意料之中的是，我们可以从倾听者的态度预测出结果。当倾听者向后倚靠，则说明揭露得到的是负面回应。蛮有意思的一个发现是插话的次数与正面回应之间也存在积极关联，而且，适中的插话次数效果最好。

通过这次研究，我们整理出了一些资料，希望当他人向你揭露创伤经历时，它们可以帮助你成为合格的倾听者。

首先，做出显示自己很专注的肢体语言。

1。切勿面部表情不合时宜（例如：当他人正在陈述一件悲痛的事情时，你的脸上挂着微笑、翻白眼；当听到他人讲述自己如何应对时眉毛上挑）并且切记肢体动作过多（比如：明显地坐立不安、玩弄手机）。

2。采取警戒的坐姿（向前倾或者坐得笔直）以及做出传达支持的姿态（如点头）。

3。始终保持间歇性的眼神接触（也就是说，与揭露者短暂的3到6秒钟对视后眼睛看向别处，然后再眼神交汇）。

其次，调动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鼓励倾诉者继续讲述自己的故事。

1。切勿转换话题或问一些离题的问题。这或许看起来是一种减轻自己焦虑或消除倾诉者不自在的方式，但通常会得到相反的效果。

2。允许沉默，并传达出你在倾听，可以偶尔使用一些鼓励性的词语，如嗯、呃。

3。陈述／说出／回想倾诉者描述的情绪。这可能也会帮助你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待事件，并感同身受。（如：“天呐，感觉你当时应该很害怕吧。”“感觉你好像真的很痛心。”“我觉得这一定让你很生气吧。”）

4。如果你感到困惑就向倾诉者提问，问题的答案尽量不是一个字就可以回答的。（将如下问题“你当时害怕吗？”或者“你是说情况不是很糟糕？”换成类似于这种问题：“你能否再多向我透露一些事情的经过？”或“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或者“你刚才说……是什么意思？”）

第三，使用一些表示支持性的词语。

1。切勿淡漠他或她的经历。（比如：“这件事发生很久了，你最好把它忘了吧。”“别再劳神想这件事了。”“别再担惊受怕的了。”）

2。切勿对倾诉者的反应或决定乱加评判。（如：“你不能这样说／做吗……？”“我觉得你最好别再担心这件事了。”“我觉得你最好……。”“你为什么不……呢？”）

3。用真诚的语气肯定当事人的情绪反应。（如：“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我肯定会手足无措的。”“发生这种事，你会这样感觉／说／做，也是情理之中的。”）

4。指出倾诉者的优点。（比如：“你好有勇气哦，这一点我很钦佩。”“你能够统观全局地看待问题，这一点你做得不错。”“我实在是佩服你的力量。”“你处理事情的方式让我很佩服。”）

5。你所要关注的是倾诉者的经历，而不是你自己的，只有在被要求的时候再提出建议。

在后续的研究中，梅丽莎·佛尼斯和詹妮弗研究了这些倾听技巧是否可以帮助人们成为合格的倾听者。她们又招募一对对朋友来到实验室，参与研究者被随机分配为揭秘者和倾听者。与第一次研究一样，揭秘者要告诉朋友一件非常痛心的事情，而朋友以前并未听其讲过。第一次揭露之后，实验人员任意选定一组告知其中倾听者相应的倾听技巧，而作为对照组中的倾听者，则不被告知有益的倾听技巧。然后他们进行第二次揭露。揭露者自己评判出这两次揭露经历的感受。另外，对实验环境并不知情的研究助理整理、评定所有的揭露视频。研究者发现，相比于对照组，倾听技巧的确改善了倾听者的行为，揭露者也感觉自己得到了优质的倾听。初步研究结果证明倾听技巧可以经过后天学习而加强。

作者詹姆斯·卡斯（James Carse）说得很有道理：

“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倾听者并不是简单地让我说出自己本已想要说出的话，而是他或她的倾听可以让我说出自己从未想要说出的话，从而脱胎换骨，这是我以前从未有的体验，若没有这种有指导性的倾听，我也不会有这种感觉。”

在这一章中，我们提出若不揭露创伤，治愈和预防就无从谈起，然而隐瞒创伤却是司空见惯之事。隐瞒的原因有显性的（比如，害怕受到责备）；也有隐性的（尤其是无意识地感到需要保护与作恶者的关系）。同时我们也知道相比于隐瞒而言，揭露可能会带来正面的或负面的结果，这要依据得到的社会回应来判断。揭露所得到的负面回应可能本身就是一种背叛，有时候它的后果严重到足以构成一种背叛创伤。影响揭露行为是否发生的因素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最后，我们也知道了人们通过学习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倾听者，这给治愈带来了新希望。

本章中我们所讲述的内容很多都是通过实证研究得来，但显而易见的是，研究仍需要继续深入下去。为了研究揭露的心理、对揭露的回应、探索出最佳的回应方式以及如何教会人们最佳的回应方式，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去探索、发现。我们一定要找到方法让无法言说的事情可以用一种安全的方式说出来，从而促进创伤的愈合和预防。

我们探讨了揭露的重要性以及它存在怎样的风险。然而为了真正走出背叛创伤的阴霾，我们不仅仅要了解自己经受的背叛以及直面背叛带来的痛楚，我们还要将经历讲出来。虽然有风险，但这些最终都会过去的。

第11章

安全感和希望是疗愈的重要元素

身处江湖，受到背叛是必然的、普遍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都会在生活中遭遇背叛——同时也可能会背叛别人。我们整本书中都在提及一个观点：世界上有许多形形色色的背叛，选择对背叛的盲视也采取诸多方式。如果我们处于弱势、没有胆量说出自己的经历、讲述自己的故事或自己的观点，那么我们极有可能采取背叛盲视。当我们对背叛选择盲视的时候，我们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生活有些不对劲，但不可以或不敢说出自己正在遭遇或已经遭遇的背叛。我们失去了值得信赖和依靠的力量，也失去了自我认同感；而且我们基本上很难相信别人或者可能会信任不该信任的人。

我们越来越替自己受到的背叛感到羞愧，因为背叛同时代表一种掷地有声的宣判——我们不再值得别人关爱——而且我们慢慢地相信这一点。我们变得沉默寡言，有种与世隔绝的心理。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社交，但是不再与人亲密。我们一度遮掩自己的羞耻。

背叛和背叛盲视也具有社会意义。如果在一个社会中背叛和背叛盲视变得很猖獗，人人感到自危，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值得信任；如果我们不信任自己的社会机构，我们就会变得偏执、封闭自己。一些基本的人际交往——将我们紧紧相连的人际关系网就会缺失。如果人际交往是正常的、健康的，那么这个将社会连成一体的关系网也会将家庭、个人牢牢拴在一起；一旦这个关系网遭到损坏，受到背叛，我们就会封闭自己，甚至不再信任自己。我们会因为背叛，自己很难与他人构建一种亲密的关系，也很难发展一段爱意浓浓的恋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在第10章，我们讨论了知之的危害以及背叛。在下面这两个章节中，我们探讨为什么知之和揭露背叛如此重要，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个人走出阴霾，同时也让我们的文化和世界去除这个恶疾。

力量、信任与背叛

还记得前一章中我们提到的贝丝吧。经过背叛的遭遇，思想的搏斗，她最终挣脱了不能带给她希望的治疗师，在她用尽全身解数想要找出合适的词汇以便讲出自己受到的背叛时，她的治疗师不会或者没有支持她、鼓励她。

记得她曾说过：

“在一个夏天，我用毯子蒙着头坐在那里，又听到治疗师告诉我要将一切忘记。当时我感到我的身体内有一种情绪前所未有的翻腾。我体内开始燃起一团小火苗，并逐渐生长，火光越来越强烈，倏地，火苗燃烧着我每一个细胞，最终从我的口中喷涌而出。我当时说话的声音很大，记忆中，我从未这样对别人说话过。”

“‘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气愤地将毯子扔在地下，起身，走到阳光下，再也没回头。”

贝丝曾在她的治疗师和心理健康系统上面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她相信治疗师可以帮助她，她在心底相信这样的方案可以达到疗效最大化。为此，她给予治疗师治疗的权力来帮助她减轻背叛的痛苦，不幸的是，这同时也给予治疗师伤害她的权力。然而，在她甩掉毛毯那一刻，贝丝找到了自己的力量。

很多人不具备这种力量——人格的力量、经历的力量、意义的力量，如受到虐待的儿童不具备这种力量，以及很多经受背叛创伤折磨的女性也不具备这一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受害者与父母和他人之间形成的亲密关柔、值得信任的关系。但是遭到背叛的受害者同时也被剥夺了这种力量。他们不能向别人讲述自己的经历、无法坚守自己的本真，当他们渐渐感到耻辱时也封闭了自己的内心。

罗伯特在一个极有压力感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当他还年幼时，没有这种力量讲出自己的经历。他的父亲嗜酒如命，他的母亲长期受到抑郁症的折磨。当罗伯特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给父亲打电话，因为他的母亲企图自杀。他的父亲弃罗伯特和他妈妈而去，不愿意打电话叫医生，怕给家族蒙羞。罗伯特陪着母亲坐了几个小时，不知道她是死是活。那一次母亲最终活下来了，但是在罗伯特上高中的时候，母亲再次自杀，离开人世。罗伯特无处求救。他的父亲将母亲的死归咎于他，在成长的过程中，罗伯特一直认为自己无用、愚蠢，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麻烦。他的父母本应关爱他、培养他，结果却总是背叛他、放弃他。

几年之后，罗伯特陷入毒瘾，企图以残忍的手段自杀，在这之前他犹豫着要不要向牧师敞开心扉。如果揭露自己的内疚和耻辱得到的是轻蔑、嘲笑甚至是责备，他已做好准备坦然接受，那么这绝对会致使他走向毁灭。一次次的羞耻感挤压在他的内心，这或许会迫使他永远保持沉默。幸好，他的牧师聆听他的故事后，没有妄加评判或轻蔑。在讲述自己经历的过程中，罗伯特逐渐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去理解他的人生。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无用的小孩，并不是自己逼迫母亲自杀的，父亲心情不好也是他的原因。他将自己视为一个从未得到过父母支持的孩子，不得不选择一条自认为最佳的人生道路。

他发现自己不仅仅开始信任他的牧师，也开始信任自己。他渐渐觉得那些看起来“疯狂”的举动，包括企图自杀、陷入毒瘾，都是自己试着逃避背叛所带来的清醒意识和痛苦。起初在牧师的帮助下，随后慢慢得到朋友的支持，罗伯特日渐有勇气面对这些背叛，他的生活也随之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他开始信任自己时，他发现自己也开始信任他人；或者是反过来，信任他人让罗伯特也学会了信任自己。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只知道讲述自己的故事赋予他力量和信任的能力，这才让他再次获得新生的希望。

罗伯特重新获得了信任自己和他人的勇气，同时他也获得了自己的力量——讲述自己的经历、倾诉自己受到背叛时的情感和反应、摆脱困扰自己的羞耻心理。只有借助揭露的治愈魔力，他才找到了这种力量。

揭露有助于走出阴霆

在第2章中我们提到雅克·萨多乐士是俄国劳改所的一名幸存者，来自罗马尼亚，他渴望讲述自己遭遇背叛的经历。他描写了自己得以存活的过程，希望可以帮助自己以及整个世界。他的妻子叙述了多年后他们是如何回到顿巴斯以及会见其他幸存者帮助他走出阴霾。然而真正的奇迹发生在他们从顿巴斯回来之后，当时雅克收到一封邮件，是一个名为乔希·奥夫顿（Josh Ofton）的13岁小男孩写给他的一封信。男孩居住在俄勒冈州的斯普林菲尔德——这个小镇的一所学校刚刚发生了枪击案。乔希代替他即将退休的老师史蒂夫·赫斯（Steve Hess）向雅克索要一本全新的《顿巴斯》（spardon）。据悉，史蒂夫·赫斯28年来都会在课堂给学生阅读这本书，结果这本书都被翻得散架了。乔希深深地被书中的故事吸引，由此他发奋图强，从一名成绩直线下滑的劣等生变为一个优等生，同时也心系学校。

雅克的妻子安妮·戈特利布告诉我们，接触乔希及其老师与回到顿巴斯对雅克的人生具有同样的影响力。安妮在接受《奥普拉杂志》（犜犺犲狅狆狉犪犺犿犪犵犪狕犻狀犲）采访时说：

“最终他得知自己得到了关注。‘这是我给学生们读过的最受欢迎的一本书。’史蒂夫·赫斯告诉他。我意识到雅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他的经历而不是他的基因成就了今天的他，这也是他要继续传递下去的东西。他渴望子嗣，不是源于他的身体——而是源于他的故事。”他不仅仅将自己的经历传递出去，还看到了这本书可以改变其他人的生活，这无疑会让他走出心理阴霾。

凯西、贝丝、丽贝卡也体会到了诉说经历所带来的治愈魔力。她们也向他人讲述自己的故事、让别人接受自己，由此她们才向别人解释这种揭露背叛的经历以及得到别人诚意地接纳具有强大的治愈魔力。如果想让揭露真相发挥治愈魔力，那么就必须将真相公布于众。詹姆斯·卡斯这样说道：

“每一次在我们想要说出真相之前我们都会先说其他事情，我们会祈求他们：‘请听我说，求求你了，请听我说。’我们在生活中需要这种倾听。这一请求是我们所能说出的唯一一件事情的理由。如果没有倾听的话，我们永远不会说出真相。如果我们不能说出想要说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出的话就慢慢变少了，因而我们的诉求也渐渐减少了，我们生命中的希望也日渐消逝。”

我们回顾一下贝丝的故事：

“我用了近12年的时间终于平息所有的创伤——我以前的治疗师以及‘治疗体制’带给我的伤害。幸运的是，对我来说，我找到了一位有点不按常理出牌的治疗师，她不是药物治疗或刻板治疗的拥护者。她看到我时没有做出受到惊吓的反应。事实却截然相反。早在我约见她之前，我有一次割破了自己的脸，当她看到我脸上的伤疤时，她充满同情地说，‘天呐，那看起来很疼的样子。’我注视着她的眼睛，用手摸了摸我自己的脸庞，我心里在想，‘是啊，确实挺疼的。’自此我再也没有割过自己。”

“她是我有力的后盾，是我的知音。她对我之前的治疗师所做出的举动感到很愤怒——这对我来说很有帮助、也是对我的肯定。她为我创建了一个安全的场所，让我慢慢摸索、发泄、最终释放自己。她一直支持着我，有时我到现在才能完全理解她某些方式的真正用意。刚开始的几年确实很艰难。有好多心结需要解开——而且我当时不是特别信任她——但是，透过她的耐心以及坚定的姿态，我开始完全相信她会一直支持我的，无论发生什么。她也确实是这样的。起初，她先与我建立感情基础——并非给我贴标签，也不是推荐我吃药或住院——她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支持我，她愿意任由我发展，相信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一旦我偏离了轨道，她会留有足够的余地让我自己走回正轨。”

“我与这个女人相处了12年，或者说将近12年，直到最后我才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将她视为生命中一个理所当然的存在。她帮助我成长，她坚定不移地陪在我身边，陪我走过每一阶段。即便我现在见不到她了，但我仍会感受到她的存在、她的耐心以及对我的爱，是她赋予我力量和勇气让我继续前行，让我知道自己是完整的。”

贝丝揭露自己受到的背叛以及重新获得信任的力量让她得以走出阴霾，同时贝丝也渐渐意识到自己的完整性。她需要一段可以信任的关系以及意识到并讲述自己经历的勇气。这需要一个地方，让她“摸索、发泄、最终释放自己”的情感和受到的背叛。因而她找回了遗失已久的力量，并憎恨自己曾经被虐待的经历：

“我花了很多年才从整个事件中走出来。说实话，我现在想想，我的第一任治疗师以及‘体制’给我贴上‘生病了’或‘疯了’的标签，我其实并没有……我觉得割破自己是因为我没有得到他人的倾听、不能讲出真相、得不到理解和支持。我找到她试着理解记忆的片段。我打心底里明白我需要将真相讲出来，不能再埋在心底了……当人们被告知自己病的有多厉害时——他们对自己会造成多大的伤害——以及被迫服下高剂量的药物以便让他们的大脑停止运转，随后他们也被迫与自己的支持来源断绝联系，那么他们这才开始变得举止疯狂。我确实有一段时间迷失了自己。”

背叛可以让我们在他人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自己。就像贝丝一样，我们可以重获信任自己和他人的力量。在前几章中，我们提到了丽贝卡，她讲述了自己难以信任别人的经历。或许你仍记得她是怎样描述的：

“我努力过了，我试着半信半疑地相信他人。但是，没错，我感到深深地失望，从小我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如今我过着平静无波澜的生活，我找到了自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他人打扰。我觉得自己必须得到一点控制，因为大部分时间里我其实控制不了自已，或者我根本就不喜欢自己受控制。”

然而，揭露自已真相改变了贝丝：

“向他人诉说我的故事，不让听故事的人告诉我该做什么，怎样做，只是倾听就好，只是陪着我就好。要相信我，因为我觉得自己大半辈子都没怎么得到别人的信任……这是重中之重，而且我愿意为我将来更好地生活冒这个险。”

凯西的故事：安全和希望的重要性

如今处于不惑之年的凯西最终能够说出真相。我们在第9章讲到她在恐怖的童年时代学会了用解离症来逃避现实。她迫切需要一个安全、信任和希望的环境。对她来说，首要的一步是建立安全感，而她有幸在治疗师（我们称之为卡萝）的办公室中找到了这种安全感：

“就是要试着找到一个安全的场所。直到我生下第二个孩子、遇见卡萝之后我才找到这个安全的地方。她的办公室是第一个安全场所。她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安全感。”

我们问：“是什么让你感到她的办公室是安全的呢？”

“什么让它安全啊……她不会坐在那里并告诉我很多事情。就像我走进去，那她会很真诚地对待我，不会对我指手画脚。我还记得，我现在回头想想觉得自己挺对不起她的，因为我在她面前表现得像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我会质问她：‘你怎么知道你能够治好我？是什么让你觉得你可以治好一个像我这样的病人？’而她只是坐在那里，包容着面前这个充满愤怒、敌意、脾气火爆的孩子，她从未——至少她从没有在我面前表现出来——对我指手画脚过。她给我提供一个纸箱子，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开玩笑地说我在地板上拉大便了，我可以将垃圾倒进这个箱子里。她允许我将垃圾留在那里。她从来不会说：‘你现在清理一下你制造的垃圾，打扫干净，你要这样做；也就是你在说什么呢？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做。’她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我，我从她眼中看到了同情，她让我有一个地方供我整理自己的思绪。”

说到这里，凯西陷入了沉思。过了良久，她最终说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老天啊，我花了好多年去治疗。你知道吗，我有时感觉自己像是个回到家的孩子。我可以走回来，然后说‘等一下，你看这样好不好？那样好不好？噢，天呐！’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当你在小时候遭到背叛，你根本不知道安全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你也不知道世上存在这样的地方——你没有这个概念，一点儿也没有。而之后你找到了这种地方，它不仅仅安全，还可以让你忘掉很多事情，因为你在这里可以直面它、找到方法应对它，你也可以将它留在那里，并且你从那里获得了一项恩赐，你能够走出那扇门，继续做回那个生了2个孩子的22岁单身妈妈。有好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真的有好多。但我可以应对自己的信仰问题。我也会为这个答案奋斗着——‘当你长大后，你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因为我的孩子到时候也会遇到这类问题。这是我获得的最大恩赐。安全是首要的一件事情。当你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来理顺、处理好自己的内心，你可以坦然面对一切，就是这样，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凯西过去遭受的虐待和背叛，以及在她能够面对这些之前，她需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并且学会独立、自信和勇敢面对，同样，这也是她治愈自己的第一个要素。她将自己的过去描述为暗无天日，那时她开始坚持自己的行为举止，不再依赖身边的大人。她需要一个“纸箱子”帮助她应对那段多灾多难的过去所带来的心理落差和迷惑感。

“这就像生活在一片黑暗中，而且你还要继续长大，因为你不得不这样，你会认为别处会有光明，你会找到的，这就让你有了念想，因为当你重获信任能力、获得安全感、找到一个对的人、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时你就找到了生活中的光明。你会为自己第一次感到‘呃，这样做不对。’的时候。你会坐着时光机穿梭回那个时刻，并且会说，‘我是对的。这样做不对。这样做不对……我是对的，没问题。’然后你开始以类似方式处理其他事情‘我在这件事情上做的也很对；我在这件事情上做的也很对；我在这件事情上做的也很对……’慢慢地，你逐渐找到了信心，接着你获得了希望。”

在这里，凯西说出了治愈的第二个要素——希望。对凯西来说，丽贝卡、贝丝以及其他人也是如此，信任是希望的根基，它可以帮助她与他人以及自己建立新的关系纽带。

我们问：“你开始信任自己了吗？”

“一点点，只有一丁点儿”，她说。“因为你从小就被灌输的东西仍然存在你的脑海中，但也包括希望的种子。而且希望的种子在一点点萌芽。你开始在寻找萌芽的迹象，这个过程很让人不自在，也非常痛苦，同时也特别可怕，因为多年来你生活在缺失安全感和信任的黑暗中，而你只有一根蜡烛。所以你很容易就会重新回到黑暗中，因为，‘你已经熟悉了黑暗，也对在黑暗中感到很自在’，我们确实也这样做；我们反复地绕着这个圈。但是这给了你希望和坚定的信念，你在2岁的时候就会感觉这样做不好——即便你一次又一次地选择重回舒适的黑暗中隐藏自己的痛楚，选择松懈、选择不去面对，这种感觉始终会伴随着你，总会有一道光在那里。如今，卡萝赐予了我那份恩赐，如果有人给你带来这样的恩赐，那么这份礼物意义重大，也是我在生活中收到的一份迄今为止最大、最重要的礼物——我不能背叛这份恩赐。那样的话，我也不再继续背叛自己。因为……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它会停下来的。最终，你会转身离开，最终你会真正摆脱它。无论是20年的婚姻或者有虐待倾向的父亲，无论是谁，你最终会解脱，但关键是：你会开始聆听自己的心声吗？你会尊重那道光芒吗？或者你会继续背叛自己吗？因为当我们重复那个过程时，我们常常会这样做。”

在背叛和社会的大环境下，凯西努力地寻找自己生存的希望。

“总有人教会我们背叛自己。这样他们就会将你玩弄于股掌之中。我母亲在我8岁的时候去世了，我经常很轻松地逃脱她的责罚，但是她教会我如何背叛自己。所以你的理智和情感在开战，关于‘我应该听谁的？’这个问题一直伴随左右。因为你很容易就会选择听信你头脑中被灌输的思想、电视以及社会上的其他人、你的家人或你的牧师——甚至是出于好意——会劝说你，因为他们想要你相信这些是安全的，或许对他们来说是安全的。但是当你遭遇了背叛，你不再盲目地相信任何事情。由此评判和困惑缠绕着你。所以你抓住那道光芒，那一点点光芒，然后你疯狂地搜寻更多的光明。”

而且凯西的希望也逐渐地明朗起来：

“希望，是希望，‘或许还有更多；如果我找到一个这样的人，可能还会有更多’；你不想一下子将它全部敞开……你不会直接地接受它。但是它会滋养希望的种子。如果有人赐予你一点点希望的种子，你会呵护它成长。它是脆弱的——它又不那么脆弱，因为有很多因素可以将它瓦解，它扎根于你的脑海中。但实际上，因为你将它埋的如此深，所以它是强悍的。”

安全和希望是治愈背叛所带来的一切恶果和影响的必要因素——只有当我们最终能够讲述自己的故事、认识到自己的人格、说出自己的感觉，治愈才可能发生。这就是自我的力量。你可以看出来，贝丝、丽贝卡、凯西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并从中找到了治愈的方法。

意识与养育

揭露背叛及其带来的治愈不仅仅为当事人创建一个安全、平等和开放的空间，也有利于受害者与他人建立人际关系。凯西在儿童时代受到虐待，多年后她才去治疗，此时她已经有了两个小孩子。我们问她对受到虐待和背叛的经历会怎样影响着她教育子女的方式。她这样说道：

“这个问题很犀利——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生了孩子，我总是爱开玩笑，因为我还小，懂得不多，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上天给我的礼物，他们也是我走上正轨的勇气和力量。这个机会让我热血沸腾、跃跃欲试，因为当我遇见乔治（她的大儿子）爸爸并怀了他的孩子时，我还是个彻头彻尾的瘾君子和妓女……我当时意识到自己必须要有所改变，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件事情是：‘好吧，我的父母疯了，他们让我的生活一团糟，我的兄弟姐妹都是不合格的父母；我要彻底改变一下。无论他们做过什么，我都会反着做。’其实，我知道我的父母认为他们是爱我的，虽然方式有点奇特，但那不是爱，不是真的爱。你的心中有一道光芒，完美无瑕、纯净的光芒。这是最为奇妙、美好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要克服的一点，要与虐待孩子的父母不一样；我深知困惑——我有时会将两种混淆——愤怒以及缺失自我的滋味，但你总是会尝试更好的方式。我心中持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即无论我在意识到自己遭受过虐待之后做过什么，我都会比我的父母在教育子女方面做得好。”

“在意识到自己遭受过虐待之后，我都会比我的父母在教育子女方面做得好”。实证研究证实了凯西的这句话。研究者发现，一位母亲如何谈论自己的儿童时代与她在婴儿期得到的安全感密切相关。这里要注意的是，这位母亲不需要拥有一段幸福的童年时光，而需要充满感情地谈论自己的童年时光。不愿意面对背叛的人们往往会用简短的一句话（比如没什么甚至是很好）略过关于自己童年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回答缺少感情。或者，那些经历过背叛但不想面对背叛的人或许根本就对自己的童年避而不谈，或者他们会说忘记了。相反，那些直面背叛的人可以爽快地、充满情感地谈论自己的童年，这些母亲可能会给婴儿提供更多的安全感。

当我们让她详述知之与应对背叛的重要性时，凯西说道：

“没错，这是虐待，这是背叛。我必须有这样的意识。我不得不找到一种方式留住它……为了不让乔治受此影响，为了保护那份纯净。这与知之的内在光芒一样，你找到了一个纸箱子，你在它的周围建立起层层保护墙，然后你可以认出它、将它弄明白，接着不去管它……我感觉乔治来自于我内心中的那道光芒，所以我知道我必须留住它，但又不能禁闭它。这样它才能与一切隔离开来。”

对凯西来说，意识到自己遭到背叛是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

“我不知道其他的方式。这是很艰难的部分，但是，谢天谢地，它向我开启了无限种可能性。但是如果你已为人父为人母，你必须这样做。否则，你只是在重复那个圈。就如你父亲告诉你他爱你，他却在你10岁的时候与你发生性关系，而且你认为这就是爱，那么无论如何你都会陷入困惑与混乱当中。或许你会重复着虐待的圈圈，但是你也将会给自己的孩子带来伤害。”

凯西直面过去的创伤、坦然接受这个事实，她养育了两个可爱的儿子，他们并没有忽视自己的母亲经历过的创伤，而是尊重她直面背叛的勇气。

第12章

打破沉默，才有机会改变

凯西告诉我们，觉醒后重新拾起的信任和希望具有治愈创伤的魔力。只有直面经受过的谎言和背叛，凯西才得以找到自我。揭露谎言与背叛，并对揭露持有尊重的态度不失为一种治疗手段。

如若觉察出往日曾受到的背叛，个体可以从中获益，同样地，大团体亦如是。职场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探讨过机构背叛。如果个人敢于揭露机构背叛的恶行，这将会引发一场可怕的报复效应，但同时也能极大地改善工作环境。企业里的不公正及不劳而获的现象使得员工不能全面施展自己的潜能，倘若企业可以诚实坦率地审视自身的这些弊端，那么想要改善企业的运营模式与福利制度也是指日可待。再举个例子，如果一名教师敢于揭发检举，那么学校可能更加乐于接受残疾学生。

1998年，经过试用期考核后，帕梅拉·塞头古德博士（Dr.Pamela Plug Goode）受聘于波特兰公立学校，作为一名体育老师。她专门辅导波特兰地区各个学校里的残疾学生。工作后不久，塞头古德博士不禁担忧起残疾学生受到的待遇现状。因为她经常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场地来上课，也缺乏安全的教学器材和适当的教学素材。塞头古德向直属领导反映了情况，但是领导却说，之前从未有人抱怨过这些事情，所以令她焦心的现状最终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一年以后，塞头古德博士越级给她领导的上司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很多，上面阐述了她的忧虑，主要包括她所认为的制度性歧视、学校管理不善、教育机会不均等、教学方法落后、学校课程单一、权利的不平等和权益的不同等，以及“大打折扣”的联邦法律。

她信中还说，

“总之，这些简述勾勒出了这个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教育形式。就在不久之前，黑人才得以坐在美国校车的后面（尽管在波特兰仍然存在着许多‘有区别但平等’的现象）。”

最后，塞头古德因“不易相处”被辞退了。她援引了《俄勒冈州举报人法案》，对波特兰公立学校提起了诉讼。陪审团判决了她获胜，她由此得到了一大笔赔偿金。这个案件被告提出上诉，并由美国第九巡回法院受理。其结果仍然维持原判。

塞头古德的这些行为会对学校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是第九巡回法院考虑的问题之一。法院指出，塞头古德在信中鼓励教师积极讨论如何更好地合作交流以及怎样改善残疾生的体育教育状况。对于塞头古德的信，法院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作出回应，并对此作出了详细地阐述：

会议记录记载了塞头古德信中的理念凝聚了诸多老师，并齐心协力为体育教育事业做出建设性的改善，而且许多教师与塞头古德站在同一战线上。会议阐释了信中提到的合法问题，诸如“平等入学的权利”和“体育器材问题”，此次会议还指出塞头古德具有很大的勇气，信中的理念将会促使我们齐心协力、完善教育事业，现在我们就在同一战线上。一个公正的陪审团能够发现塞头古德的信有利于和谐，而不是在制造分裂。

在塞头古德博士做出这一英勇的行为之前，学校早已经背叛了残疾学生。这既是一种机构背叛，又是一种对背叛的盲视。尽管揭发检举具有一定的风险（塞头古德博士被辞退），但这种行为最终将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直视社会层面上的背叛能够引向公正

我们也能够意识到社会层面上的背叛。只有当我们意识到遭遇背叛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采取行动。纳粹大屠杀事件中渗透的背叛与背叛盲视现象是德国文化中的一个缺口，至今尚未成功缝合。当大屠杀否认者依然蒙蔽人心，阻碍国人觉醒时，大屠杀纪念馆和其他的纪念物就是充分的披露和证据。无论是种族灭绝、儿童遭遇性虐待还是家庭暴力，这个社会充斥着来自各方面的背叛，尽管如此，社会必须为受害者创造披露遭遇背叛经历的途径。我们也必须为他们作见证。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向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学习很多东西。1995年，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是为国内上半个世纪发生的各种暴行作证。它不仅仅为已经发生的背叛作证，还致力于调查侵犯人权的案例、恢复受害者作为一个公民的尊严并为受害者的康复提供帮助第一系列服务。对于牵扯到的人来说，这是一次沉痛的经历。听证会为受害者提供了平台，让他们有机会在公众和虐待者面前讲述自己的经历。在这些听证会上，许多虐待和背叛的事情得以曝光、浮出水面。已经退休的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mpilo Tutu）就他的亲身经历写了下面一段话：

当听到竟然有人对他人残暴到如此地步时，我们感到无比震惊，内心充满了厌恶和反感。在这种暴虐成性的环境下，我们互相伤害，并对此已经麻木不仁。更加残酷的是，家人无助地猜测亲人的生死和行踪，奔波于一个又一个警察局，又跑到医院和太平间，每一次都是一场提心吊胆的徒劳之举。

他还说，过程曲折痛苦，其结果也是如此。

但是也存在着另一面，更加高尚、振奋人心的一面。我们深深地为人类具有的适应能力所触动，并为之感到震撼。按理说，人们本该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拒绝向这些苦难、暴虐和恐吓让步。人们应该拒绝放弃对自由的渴望，意识到他们活着不是为了忍受不公平和压迫这样人性泯灭的行为。人们也不要因为受到恐吓而降低自己的目标。人们大度包容的程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们不愿意内心充斥着怨愤和仇恨，心甘情愿容忍那些侵犯他们权益的人，并以一种宽恕与和谐的心态面对他们。人们仅仅想弄清事实，想了解侵害者，因此才能够原谅他们。我们感动得泪流满面。我们笑着、沉默着，直面黑暗的过去带给我们的痛楚。我们经受住了折磨。随后逐渐意识到我们的确能够跨越过去的斗争。一旦意识到人类共同的人性，我们就能够携手并进。当人类豁达的精神对碰相似的宽容大度之时，它足以流光溢彩了。坦白之后是原谅，继而是治愈的可能性，因此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最后，报告指出了全面揭露创伤和背叛性创伤是至关重要的：

虽然我们目前正承受着过去带来的苦楚，但是如果我们对过去之事不理不睬，它会始终萦绕在我们的脑海，甚至可能危及将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需要记住，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适当的忘却可能存在着隐患。我们当时承认，现在也必须记住，要想勇往直前就必须承认过去，而不是否认过去。有些受害者的性质已经被委员会调查核实，若是忽略、无视受害者受到的痛楚，这无疑是另一种残忍。毕竟，这些受害者的证词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一个了解他人如何看待过去的机会，同时我们可以借此构建未来的景象。

在听证会上，我们听到了如今颇为寻常的一个论调，即讲述自己的故事能使人得到释放。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揭露的治愈魔力。

这一经历本身有助于打破情感上的沉默，开启整理过往事件的过程，这些事件已被压抑或封闭了许多年，同时这一经历还能够减轻羞耻感，并在包容的氛围中，开始重建本应有的自尊和尊严。一个受害者说，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他已经逐渐有所好转：

“我之所以一直感到压抑，是因为我不能讲述我的故事。但是，现在通过听证会，把我的事情告诉大家，我又做回了原来的自己。”

委员会报告中引用了这名受害者的案例，他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又重新做回了自己。换句话说，他已不再对背叛视而不见了，重新找回了自己。

在报告结尾，委员会作出以下重要声明：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尊重这个过程，并且为我们的未来负责。如果我们忽视许多南非普通人民讲述自己经历的意义，那我们就是与他人沆瀣一气，共同打造一个精神贫瘠的社会，一个不值得为之忍受痛楚的社会。

也许你会反对说，你的国家没有种族隔离，或者发生在南非的那些暴虐行为。也可能是出现在美国的那些虐待和背叛主要来源于家庭，例如虐待儿童、婚外情，但不管怎样，那些都属于创伤和背叛创伤。因为我们不知道、也不讲述那些在家里和工作场所遭受的背叛和创伤，所以我们会忽视许多普通美国人讲述自己经历的意义，那我们就是“与他人沆瀣一气，共同打造一个精神贫瘠的社会”。

社会背叛的意识问题与媒体自由的想法密切相关。詹姆斯·沃尔芬森博士（SirJamesD.Wolfensohn）曾任世界银行行长，他曾对世界新闻自由委员会做了一次关于媒体自由的演讲。他指出：

“如果不去揭露贪污腐败和不公正的行为，社会就不能达成共识，我们也就无法改变现状。”

换句话说，如果意识不到背叛，也不能自由地表述所见所想，那我们就阻止不了不公平行为的发生。

肖恩·布如野的故事：敢子在权威面前实话实说

肖恩·布如野（Sean Bruyea），曾是一名加拿大空军，他寄给我们一封信，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关于背叛与觉醒的故事：

“正如大多数军人一样，我中学一毕业，就参军了。那时我仅17岁。像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一样，加拿大的皇家军事学院很早就进行了高强度的教导训练：进大学的第一天。抵制教导经常是无效的。它希望引起人们深层次潜意识里的共鸣。军队进行教导是因为教导能有效地训练出忠诚的跟随者。

“军事教导的要义就是忠贞不渝并且心甘情愿地为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为了让自己心甘情愿为加拿大和加拿大人民奉献自己的生命，我坚定不移地相信国家和政府是绝对完美的、高尚的、神圣的，值得我为之付诸一生。”

“在军队中受伤致残之后，我立即被遣返，没有得到一丁点经济补贴、医疗补助和社会救助。这对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在我的意识当中，国家和政府是完美无缺的。然而，我不得不坚信我已经得到了保护，政府机构虽不能堪称完美，但至少也算得上高尚与光荣。”

肖恩·布如野在加拿大空军担任情报人员14年，于第一次海湾战争（1990~1991）期间被调到卡塔尔。那次战争给他个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他整个人变得很压抑，并且患有创伤性应激障碍症，他因此完全或许永久残废。在那时，肖恩坚定不移地信任他为之服务的国家。他确信“国家和政府是绝对完美的、高尚的、神圣的，值得我为之付诸一生”。因此，当他立即被军队遣返，没有得到任何福利和援助的时候，他开始质疑这个他一直坚定支持的政府。然而他依然不能面对背叛的事实，并且仍然需要相信这个“高尚、光荣的政府”。

现在肖恩明白了这叫做背叛盲视，但是让他完全意识到这个背叛的程度是很困难的。

“政府本该帮助退伍军人，但由于错综复杂，官僚主义、推迟延误、模糊不清等原因，这样的政府让人望而生畏。这样的政府，我已经见识到了，它更加倾向于维持神秘而怪异的内部运营，而不是响应退伍军人及其家庭的困难和需求。”

“我曾经认为，一个令人敬畏的政府可能察觉不到自己的不足，要不然它会改正不足之处。我也曾相信我所要做的就是指出政府的不足并且提出改善的建议。当然，我曾以为一旦政府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它就会立刻改正。”

“我心甘情愿为政府献身，那么任何与政府不一致的观点我怎么会认同呢？它直率地、一再地、大肆地拥护各种庄严的原则和权利，例如，言论自由，残疾人不受歧视、平等、公正、对公民诚信服务。我从未设想过，有朝一日这个政府不仅违背了这些原则，还违反了加拿大的隐私法，同时集结、动用官僚机构分布广泛的资源制止我的摇旗呐喊，以免被其他的退伍军人听到。”

政府用一次性付清残疾退伍军人抚恤金的方式代替终身补偿，而在2005年，肖恩挺身站出来制止政府这样的行为。尽管他不会从中获利，但他想要保护那些只得到一点抚恤金的退伍军人。他先后向参议院和下议院说明情况，说服他们停止这种补偿模式。立法机关驳回了他的提议，并且指出任何反对这个计划的人将会被视为“怀恨老兵者”。在第一次演说之后，肖恩被他的两名志同道合者遗弃了，这两个人曾在第一次公开演讲时力挺他，但此时他们都已被安排在待遇丰厚的政府要职上。为了得到这个位置，他们不得不遵守一项保密协议，这个协议限制了他们公开发表有关退伍军人问题的权利，这让肖恩孤立无援。

这件事过去不久，政府对肖恩的报复就开始了。

“各部门的官员开始否认和质疑我的待遇，在过去的五年中，这个问题从未被质疑过。他们开始秘密地审查我各个方面的福利待遇，推迟报销我的各种医疗费用，这让我和妻子的资金来源非常紧张。”

在这个时候，肖恩加入的非政府医疗队帮助了他。他们对相关部门发出了警告，提出秘密调查和质疑从未被怀疑过的事情已给肖恩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他们还强调说，对肖恩待遇做出的任何改变都可能导致惨痛甚至致命的影响。

肖恩继续说：

“结果，政府里某些未经过医学训练的官员策划了一个逐渐偏离正道的方案。他们将邀请我独自参加一项会议，然后命令我立即在退伍军人专事医院进行为期一周（或者更长）的精神病评估。早在这次会议的三周前，评定结果已经交给了部长。”

“其实，谋划好的评定结果将会终止我的一切治疗。如果我拒绝了治疗，部长就会得到消息，并会同意停止对我的一切治疗。然而他们仅仅告诉我那只是一次友好的会议，不涉及任何议题。但有一条，我的专门医生不能参加此次会议。”

最后，肖恩拒绝参加没有他专门医生陪同的任何会议。2006年，这个计划被迫停止。肖恩开始上访新的首相。

他又开始了反对一次性补贴退伍军人的斗争。

“我相信新的政府肯定能停止一次性补贴代替终身补贴的项目法律。在那些大官僚告会首相之前，我联系上了首相身边的工作人员，想要对首相简要说明我的情况。然而，政府官员把我的个人手机号码泄露给了立法机关的大官僚。他们打电话给我，并且厚颜无耻地向他们的头汇报，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我见到新首相。这些官僚还不害臊地相互告知我们的谈话内容，他们告诉我，这辈子都别想阻止新项目的施展。”

“几天后，我接到首相办公室打来的电话，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他们要求我不要召开新闻发布会。但是我依然按照计划召开了。第二天，国家最高办公室、首相、枢密院、部长、退伍军人事务部的高层领导召开了一次会议，主要商讨关于我及我的新闻发布会的有关事宜。他们实施的方案仍然不被公众知晓，但主要目的不让我的行为和措施对政府产生任何影响。”

肖恩有些灰心和泄气。但他仍站在支持退伍军人的立场，并向前参谋长寻求指导：

“他拒绝给出建议。原因是我已经和‘华盛顿媒体谈论过了’。他指的是2006年春天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文章，文章中引用了我对一些政策的讨论——关于国家不为从阿富汗回来的战死军人降旗致哀。”

从那时起，肖恩开始怀疑政府实施的背叛，那个曾承诺保护他的政府。

“甚至曾经亲密无间的战友也远离我，实际上是背叛我，军事化教导也牢牢地锁住了我。尽管如此，我开始质疑我在军队奉献的一切。在典型的非黑即白的军事思想熏陶下，要么是我的政府不值得我为之奉献，要么是政府依然神圣与高贵，而我则理应受到报复、不忠、恐吓和背叛。”

“我现在进退两难，”他说，“创伤性应激障碍和重度抑郁，还有身体残疾，将我拖入了一个由困惑、自我厌憎、恐怖和无价值感组成的自杀漩涡之中。或许我可以选择死亡，一了百了；或许我也可以从自我厌恶中走出来，然后再遁入这个充满着可怕的背叛阴影的世界。”

肖恩觉得自己之所以能够坚持不懈地与强权作斗争，要归功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妻子对他的爱；另一个是他对那些深受不公正体制迫害的人们怀揣着的同情与怜悯。

“我开始明白我不仅仅能感到同情，它深深地扎根在我的体内。我承认，极大的痛苦、恐慌、愤怒和困惑并不占据我的一大部分。然而，我与妻子坚定不移的感情告诉我，真爱、善良、耐心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并不是仅仅表演给他人看的。有些人真的变得善良又有耐心，继而演变成了爱。”

“呼吁改变体制来保护他人成为我新的宏伟事业。即便我要同抑郁、沮丧和自我贬低作斗争，同时创伤性应激障碍歪曲我对他人的价值，我仍然能够一点点地做些有意义的事情，远离恐惧与担心。”

“我对自己做出了一个承诺：我将竭尽全力不让我的悲剧在其他士兵身上重演，那些不如我幸运和足智多谋的士兵。”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第一步必须反抗政府。我深知退伍军人的待遇和残疾信息是最为隐私和机密的，尤其是对那些光荣退伍的军人和曾经风光的士兵来说。如果他们的生活隐私被他人知道并遭到恶意的歪曲篡改，我深知许多脆弱的退伍军人必然会屈服于这些导致自我毁灭的信息。其核心是无可奈何的无助现状与羞耻感，因为他们连自己最私密的信息都无法掌控。”

“实际上，如果有人拿走了我们重要的东西，这无异于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剥离，因为我们也无法阻止灵魂的抽离。受过伤的士兵特别容易患有这种无力回天的精神疾病。”

因此，肖恩决定开始写信。首先，他写给那些高级官员（却从未得到回信），然后写给大众，呼吁人们认清现存体制，该体制背弃了曾经向最易受伤害、最沉默寡言的人许下的诺言——残疾退伍军人及其家人。他也开始收集该体制对他所做过的事情并把这些当作背叛他的证据。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在我家寒冷、潮湿、日益拥挤的地下室里，我整理、阅读资料，有时会禁不住放声痛哭，他们对我肆意的扭曲就像是婚礼上撒下的彩屑一样随意。在他们的保管库里，关于我的事情，官员们记录、分享、介绍以及存档了洋洋洒洒的20,000多页。我要努力搞清状况，并为之斗争。”

“许多高级官员，包括最高等级的副部长打开了关于我的专属档案。我的简介资料就像超市里的小报一样分发给了75个行政机构传阅（加拿大退伍军人事务部的总部办公室只有1,400人，该部共有4,000人）。两个部长，一个国会秘书，甚至我的一个国会议员朋友也看到了简介，或是听取了有关简介内容的汇报。我们国家的最高办公室，首相办公室也收到了相似的消息。”

“最终，多于875人（我所知道的）传阅、查阅的我的个人信息。”

“这简直是严重的摧残、极端的无助、极大的羞辱。但为了生存我不得不变得成熟。我逼着自己去相信生活不仅仅是那张未经过医学训练的官员开出的歪曲事实的诊断结论；我也逼着自己去相信，比起他人对我产生的一切不真实看法，我对此持否定的态度更加神圣而有力。我是……我也必须成为这样，生活远不止这些。”

为了在背叛中生存，肖恩不得不学会成熟，这也是我们所有人在应对如此巨大的悲痛和愤怒时需要做的。而且肖恩确实成熟了。面对背叛，肖恩继续收集资料并且大胆地公布于众。他开始写文章想向政府证明，政府不能任意摆布残疾的士兵。发表了40多篇文章后，他加入了渥太华的一个伦理大师项目。然后他被选中在军事与退伍军人健康的学术论坛上讲述3篇文章。

那政府方面呢？

“由于我的揭露，这个隐私丑闻被公之于众，与这个丑闻有关的4个高级行政官员退休了并享受全额退休金与福利。然而，仍有许多罪魁祸首被保全了下来。在2004年，作为公开提倡设立调查局的第一人，我很欣慰看到这个部门在2007年成立。这个部门仍没有多少实权，一些高级官员也不拿它当回事，但至少这个部门存在了。”

“我也收到消息，临时的公共服务官员重新审理了我的投诉，并判定之前的官员不应该拒绝调查。调查局决定，在四条重要的罪状面前，退伍军人事务部的确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个正直的调查员将会促进体制的改善吗？我不敢确定，但我一定会尽全力确保他这样做。”

“有人受到处分了吗？官员会被劝止对他人做这样类似的事情吗？受伤的士兵和退伍军人会得到好的待遇吗？我原先严厉批判的项目会被废除吗？”

“令人伤心的是，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肖恩可能永远不会向军队和政府的背叛妥协，但是在意识到这个背叛并与之斗争的过程中，肖恩找到了新的生活和新的盟友：

“媒体成了一个盟友。它甚至是一个朋友，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支持者，这不仅仅是对我而言，也是对那些我努力帮助的人们——受伤的士兵及其家人来说。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个不可思议的改变，除了在国殇纪念日那天，国家在平常做了太多忽视退伍军人的事情。基本上，加拿大每一家日报的每一个编辑部都谴责了这次侵犯隐私的行为。报纸、广播、电视持续6个多星期都在报导这个事情。

“听到这个消息后，平常一副漠不关己的加拿大人变得活跃起来。他们给国会议员写信、给报社写信、给我写信，鼓励我继续做斗争、继续帮助他人。或许加拿大政府抛弃了我，但是加拿大人民没有。我感到一丝自豪和些许的安宁，也许我对军队的奉献和对退伍军人的无私帮助都没有白费。体制的背叛其实没有那么严重，而是一小部分贪婪的人造成的。相比之下，有更多的好心人能帮助我反抗伤害我尊严的人。”

“大众宣传最终会改变国家文化的这种畸形吗？加拿大政府会善待他的士兵吗？就像士兵甘愿为国家献身那样？”

“我只能说我希望如此。这可能并不是一个明确的答案。然而，大家要记住，在官员们想让我闭口的那些黑暗日子里，是希望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在我和妻子感到最孤独无援的时候，是希望让我们相濡以沫、是希望给了我一个新的生活，这远比我们曾奢望的还要多。”

在面对背叛和报复时，肖恩的故事是一种勇气和力量的传递。在意识到背叛和直面背叛的过程中，肖恩的故事能教会我们很多。

在加拿大下议院的大楼上，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让·皮埃尔

·布莱克本（Jean-PierreBlackburn）作出道歉。布莱克本声称：

“在数百位官员中传阅医疗和财政文件引起了不必要的焦虑和痛苦，对此我和政府感到十分抱歉。”

肖恩接受了道歉，并且明智地回应：

“这个行为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但这不是关于钱的问题，是关于体制改善的问题。”

揭露背叛是有风险的，但是这种意识和坦诚具有改善体制的潜质。沉默只会让不公正毫发无损。在这个社会中，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某些痛苦上，却忽略了一些可怕的、严重的遭难。当我们以背叛盲视的姿态做出回应时，我们就会忽略这些苦难。人类心理学告诉我们，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只要我们用心关注世上存在的背叛并努力纠正，我们就能够做得更好。

第13章

作者亲身遭遇的背叛故事

在第10章中，我们讲述了自己朋友或同事的故事，那些在我们刚开始认识对方前就曾发生过的背叛事件。我们在听故事时常常有种困惑、迷失之感，正如丽贝卡、贝丝、凯西以及其他人意识到背叛时倍感失落一样。

下面来讲述余下的故事。首先是詹妮弗·弗尔德（Jennifer Felder）：

“情况越来越糟糕，直到1993年8月，那时我肚子里的宝宝已经8个月大了，这是我的第三个孩子，我怀着身孕发表了仅有的一次演讲，针对我出现延迟记忆的私人境况进行了一番讨论。这发生在另一次专业会议上（在密歇根的安阿伯市），在那里我作了演讲——‘在延迟记忆事件上的个人看法和理论观点’。在介绍背叛创伤理论之后，我开始了一个与之不同的陈述。演讲是这样开始的：

从此刻起，我将会打破惯例——至少是我今天以前的惯例——我会结合自己的经历讨论此次会议的几个问题。你们可能都知道，虚妄记忆综合征基金会已经建立，现在由我母亲帕梅拉·弗瑞德（PamelaFred）管理。众所周知，我父母声称被自己女儿诬告，罪名是“性虐待”。

有关虚妄记忆综合征基金会（FMSF）的无数报道都站在我父母的立场上，认为他们受到了虚假的指控。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有一档晚间新闻节目名为“全方位考察”，节目播音员温蒂·斯梅尔策（WendySmeltzer）在上个月说：“去年，帕梅拉·弗瑞德博士穿梭在全国各地，参加会议，每次都向她的听众传达同样的信息——‘你们并非特例，我和我丈夫曾经也被诬告过。’”

众所周知，我父母认为这个控诉（他们就控告为性虐待）就是“诬告”，不知怎地，就连故事的细节也是人人知晓。我母亲以“无名氏”为署名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痛斥自己受到诬告，这个版本的故事被广为流传。许多读了这篇无名氏文章的人都知道这写的是弗瑞德一家。也有些人不知道事情发生在弗瑞德家庭但仍然相信具体的细节。我觉得第二种情形让人紧张不安；而第一种情形却极具侵犯性，因为无名氏的身份已经暴露，他们知道写的是我。在最近一次关于FMSF的全国会议上，一位临床医生指出：“有证据充分表明，这个组织源于一个家庭的内部矛盾，但慢慢超出内部矛盾的界限，成为了一种流行文化。”

今天，关于我的私事，我想把真相说出来，并真心希望你们可以从中了解到FMSF成立的背景。如果不是因为出现了目前的这种情形，我可能永远不会站在这里讲述我的私生活。我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一部分因为我的很多隐私都被泄露，甚至还遭到了恶意歪曲，我渴望用清晰和真实，来减少这两种情况。我今天讲出这些事情，还因为，我希望我的故事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其他受虐待的孩子或者幸存的大人。我还希望通过说出我的故事能让我及他人最终得到治疗和恢复。

今天我所讲述的事实与行为模式有关。父母在我小时候就已表现出这种行为模式，而且一直延续至今：一种超越界限的行为模式，一种侵犯和控制的模式，一种不适当也非意愿的性化模式，一种家人间和人际间关系紊乱的模式，一种恐吓和操纵的模式。

不管我今天讲述的事情有多么不幸，我同时也想让你们知道我觉得自己在许多方面都很优越。最重要的是，我和我的爱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还有几个特别可爱的孩子。

在随后的演讲中，我继续说道：

我父母严重地侵犯了我的隐私。他们以私人的目的动用基金会资源。例如，今年上半年，我母亲用FMSF的专用信封寄给我婆婆一封私信，并且以执事经理的名义。那封信写于1993年2月17日，对我和丈夫充满了敌意，里面还提及了我临床医生的名字，信中暗示，我的婆婆将会被迫与她的孙子们隔断联系。这封没有由头的信让我的婆婆很苦恼，她已经七十多岁了，独自生活，从未想过与我的父母有任何联系（我父亲曾对她进行过言语攻击，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她避免与他有任何接触，直到我丈夫告诉她我儿时受到过性侵之后）。我母亲随着信件寄来了一本FMSF的小册子。这对我来说，非常尴尬和痛苦。就好像这个基金会的核心任务是为了否认我儿时受到性侵的事实。

到目前为止，我们家的故事只有一部分被公开了，我保持沉默的姿态被视为认同。发表这篇文章的行为也不需承担任何责任，因为这是无名氏写的一封匿名文章——它可能写的是任何一个人的故事。然而，有许多人收到了这篇文章，并附着一封来自帕梅拉·弗瑞德的信。果不其然，我接到了许多调查记者打来的电话，其中有些人完全知道“无名氏”就是我的母亲。一名记者向我指出，1992年2月，FMSF的内部通讯上已经表明执行理事就是“无名氏”，在后来的信中又表明执行理事是帕梅拉·弗瑞德。同事们告诉我，我母亲曾亲自邮寄无名氏的文章给他们，而且信中明确地说无名氏就是她。另外，我还收到了我母亲信的复印件，以及回复我母亲的信的复印件，里面都提及了帕梅拉·弗瑞德就是无名氏。我觉得这种隐私侵犯的行为非常可怕。

如果无名氏写的故事是真实的，这就已经很糟糕了。但是这一行为不但让我的隐私遭到侵犯，而且文章内容也极具诽谤性。

我父亲最近发给我一封电子邮件，他最终明确承认无名氏的文章中含有虚构的情节。我父亲解释说，他认识的一名记者觉得“他能够把无名氏文章和达瑞尔·斯福德（DarylSiFurd）专栏结合起来，但是要加入一些虚构成分，而且除非我们公开发表声明，否则记者不会跟踪调查文中写的究竟是何方人士。”

“虚构”是一个相当令人生畏的词汇。比如，无名氏文章错误地指出，由于没有发表重量级的文章，以及在1990~1991年间，我没有做出突出的成绩，所以我被之前的大学拒绝授予终身职位。但事实上，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四年，即1987年，我转到俄勒冈州大学，心理学学院授予我终身副教授的职位，该心理学院是世界上最好的心理学院之一，特别是在认知心理学领域。我之前的学校也是一个不错的大学，但是两年前他们不愿意授予我终身职位，并且在我决定去俄勒冈州之前想要挽留我。这篇文章还大篇幅地讨论了我所期望的性生活——这完全是谬论。在我即将升职的那年，我母亲把这篇文章寄给了我的同事，当时学校正考虑将我晋升为正教授。这种侵犯隐私和违背事实的行为让我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我在小时候遭受了家人极大的背叛。在我30岁之前，我一直对背叛保持盲视。当我回忆起受过的背叛时，其后果对我影响深远。有些结果甚至令我难以掌控，这主要是因为公众得知我的故事后所做出的反应让我不知所措。尽管我向亲朋好友讲述了我的真实故事，但那篇文章传播的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和控制。一方面，我的朋友和某些家人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如果没有觉醒、揭露和社会支持，我也不会以这种方式渐渐恢复过来。另一方面，父母、某些同事以及那个全国性的组织在得知我的隐私后，所做出的反应给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我们需要对这种重大的背叛做出回应。我们很幸运。对于这种背叛，我们不能盲视而应勇于面对。我们都是心理学院教职工，我们有能力认清背叛的本质，并说出我们的看法，就像凯西、丽贝卡和贝丝做的一样。

在1993年9月1日，帕梅拉·比勒尔（Pamela Biehler）给虚妄记忆综合征基金会的咨询委员写了一封公开信作为回应：

作为詹妮弗·弗尔德的一个好朋友，我从一开始就关注了FMSF的发展。目前，弗尔德博士言辞犀利地、有效地记录了该组织对她的一切侵犯。这个由她亲生父母创建的组织妨碍了她职业的发展……另外，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我亲眼目睹到，当那些受性虐待幸存者努力摆清事实，并克服这个创伤带来的巨大痛苦时，这个组织却对他们再次造成了伤害。我不会再保持沉默。

我写这封信想请你们审查一下自己的动机，反思咨询委员会中的成员该有的权力。委员会的设立有许多原因：

1。咨询委员会成员可以提高你们的专业技能和信誉。

我听到一位名为乔治·甘·阿伟博士（Dr.George Gan Wei）的委员这样陈述到，他加入这个组织并不代表他同意或者是反对这个组织的官方立场。换句话说，他觉得自己要保持中立的态度，或者这份工作的本质是咨询性质。我希望甘·阿伟博士以及与他持有同样观点的委员们知道，这份工作本身就不存在一个中立的立场。我相信他不会去派蒂卡（Paidika）（丹麦的一家关于恋童癖的杂志）的咨询委员会工作，也不会建议他们去做“对”的事情。出版物中提到的委员意味着他们同意、支持甚至提供有关“虚假记忆综合征”可靠的科学依据，当然这种依据根本不存在。在大众化报纸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例子："1992年3月，一批著名的心理学家联合在一起组建了FMSF.“笔者接着又表明了FMSF的立场，这对一些乱伦受害者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例如，笔者还说“受过良好训练的资深精神病学家觉得，儿时对创伤的记忆并不会由于时间长久而受到压抑，除非人的脑部受到了伤害。”这句话不仅具有伤害性，而且明显是虚构的。任何读过相关文献的人都不会认同。

2。对精神治疗医生和精神治疗体制的愤怒。

FMSF着重关注狂妄自大的医生和糟糕的医疗方法造成的伤害，这个立场合情合理（尽管有些夸张，我会在下面作出说明）。这个国家的任何职业都能够从建设性的批判（不仅是来自内部的，还有来自外部的）中有所收获。治疗师需要继续监督他们的活动。但是对于那些心怀这一志向而进入委员会的人，难道加入或组建一个以临床医生而非受害者为目标的组织不是更加的理智吗？虚妄记忆综合征这个名字明显意味着患有这种症状的人往坏处想，就是一个骗子；往好处想，就是一个在恶毒的临床医生控制下的傀儡。

这里我想补充一点。毫无疑问，不称职的治疗医生时常存在，不恰当的治疗手段时有发生。但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有关乱伦的记忆在正常的治疗环境下可以慢慢恢复。尽管我们可以在治疗过程中采用强制手段阻止这种记忆“复发”，而且治疗师也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我们自身却没有权利这样做。我经常坐在办公室里和患者聊天，当他们复述那可怕的遭遇时，内心感到非常痛苦。如果我有FMSF所说的能力，我将会尽我所能终止受害者的痛苦，让记忆永远尘封。但临床医生并不是来“创造野兽”的。优秀的临床医生会唤醒人们的意识，让人们以一种有益的方式处理生活中的痛苦。

3。促进对记忆的系统化学习。

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个“基金会”为研究记忆提供了机会和平台。可这个组织似乎正致力于证实对虐待的记忆都是虚假的，这样的组织能够实现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吗？与大学里持中立态度的研究者所做的研究相比，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相信美国烟草协会对吸烟做出的相同调查？对记忆的科学研究需要在学校或是其他基础研究机构中开展，避免科学研究遭到私人的不正当利用。

4。为了帮助因受到乱伦指控而被拆散的家庭重新团聚。

帮助家庭团聚是最有意义的目标。我们很难看到家庭成员起诉家人的同时又渴望和解的现象。然而，虚妄记忆综合征基金会几乎不会促使这一现象发生，因为它的名字当中就包含着一种控诉，并且否认了至少一个家庭成员所述的事实。FMSF可能争辩说，那个事实不是真的，而是被治疗师“植入”到头脑中的，但是，在和谐的家庭中，家人们不会相互攻击。詹妮弗·费尔德的父母邀请她加入这个基金会的咨询委员会，我们从中可以窥探出其中的荒谬之处。

在心理治疗期间，人们和自己的父母发生冲突的现象很普遍。在治疗后期，这些人又与自己的父母建立起一种成熟、理智的关系——至少，这会发生在父母不再攻击孩子的弱点之时——这也很普遍。我知道很多这样的案例，有的家庭发生了乱伦，之后又重新团聚在一起，因为父母们愿意面对自己的行为，并且努力维持家人关系，使之不再受到侵扰。

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虐待现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涉及权力、控制、伤害、否认以及首当其冲的痛苦。彼得·维尔（PeterVail）动之以情地描述了我们国家和文化中的痛苦问题：“我们不能仅仅相互分担痛苦和困惑……发达国家中的一些团体和社区中仍然出现压抑着各种痛苦的现象——这并不是任何人的错；这只是我们文化中的一部分。我认为，在我们这个现代化社会中，仍有许多人处于无言的痛苦之中。”我们必须要找到发泄和分担这种痛苦的方式。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一些治疗专家企图通过分散记忆来消除痛苦。FMSF希望通过攻击造谣者来掩盖痛苦。我们应对、感受这种痛苦，以便寻找它带给我们的意义。

我想请求你们仔细考虑一下你们加入这个组织的目的，那现在你们的目的达到了吗？詹妮弗·费尔德以及其他受害者已被这个组织深深地伤害。那些记起有关乱伦经历的人仍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他们不断地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生存的价值。他们感到耻辱、焦虑和恐惧。他们更易于相信自己是疯了，而非面对过去的种种。这个组织严重地伤害了他们。真正的悲剧在于，有一少部分人是真正地被诬告，他们的需求本应该得到满足，而不是被伤害。

只有两位委员对这封信做出了回应。他们的回应简明扼要而且坚决，基本上都在表明他们从未以这种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也不愿意继续讨论这个话题了。

这就是整个过程。我们不能够再对它视而不见了。我们需要讲出事实。当社会的权威和我们的专家都与背叛盲视和压迫受害者的行为站在统一战线时，我们需要讲出事实。我们心存恐惧，也受到了反击，我们的演讲不被批准并且收到了恐吓信，我们甚至被轰出心理学大楼，真是悲惨。我们被迫退回到我们的学术殿堂中。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没有那样做。只有不再对背叛视而不见，真正的愈合才能开始。

背叛让我们相互分离，但直面背叛能够让我们团结在一起。这是真真切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无名氏文章风波过后的20年，我们仍然继续一起学习和探究。

第14章

拨云见日，播下希望

本书中我们列举出许多例子都表明背叛和背叛盲视能使我们相互分离，让我们保持沉默，也给我们营造出不信任和绝望的氛围。只有敢于面对背叛以及它带来的痛苦，我们才能够真正成长，才能够说出事实。所有勇于向我们诉说自己故事的人不仅觉悟到了背叛及盲视的危害，同时也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他们都从孤立、绝望走向了希望。他们为能做回自己感到很自在，也能够全心全意地爱和信任自己及他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施爱于人以及有人爱自己可以帮助他们愈合创伤。他们的故事以及我们的调查研究为预防背叛和背叛盲视以及平复创伤指明了方向。

你看到这本书、读这本书或许只是因为你觉得这个话题有趣。或许你的工作涉及背叛问题，而你也希望可以为处理背叛和背叛盲视找到有效方法；或许你怜悯正处于背叛所造成的水深火热而备受折磨的人们，或许你自已也遭遇过背叛，也曾对背叛选择盲视，而今，你想与之斗争……

如果你接触到这些当中的任意一种背叛，你可能想知道怎样才能应对、预防背叛和背叛盲视，并平复创伤。对此，我们从本书中总结出了一些觉醒和平复的方法，那些遭受背叛的人们、受害者的朋友和支持者、实施背叛的机构和个人以及为建设更加安全的世界而努力的机构和个人均可以从中获益。当然，这些并非是详尽无遗的，而只是冰山一角。

致那些怀疑自己遭到背叛的人

如果你怀疑或者知道你遭受了背叛，首先要好好照顾自己。背叛是有害无益的，特别是当你对其视而不见的时候。尽管背叛盲视可以保护你的重要关系，但这种行为可能以牺牲你的幸福为代价。如果你对背叛选择盲视，你可能因此养成自己的认知习惯、思考习惯以及行为模式，这些行为模式更加倾向于维持重要的关系，而不是注重自己的自由、隐私以及对创伤的平复。结果，你可能难以信任自己，或是建立安全的、忠诚的关系。通常，你可能不会养成自我关心、自我照顾的习惯。改变对你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改变又是有可能的。有些改变是显而易见的，但有些不是很明显。

从身体上，改变自已

创伤性的背叛对当事人来说是个毒瘤，在第9章，我们探讨了相关的调查研究。其危害首先体现在最基本的身体状况。遭到背叛的人往往比未遭到背叛的人身体状况差一些。若是不先解决身体问题，就难进行心理上和情感的康复工作。

首先，你需要有充足的睡眠。为了平复心情，你需要保证睡眠的质量，安静、无人打扰。尽量在困倦的时候上床睡觉，在每一天醒来的时间点起床。坚持规律的作息时间能让你的身体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松了，什么时候该睡觉了。例如，你可以试着听一些轻松的音乐，读一些宽慰人心的书，喝一杯不含咖啡因的茶，或者做一些放松的运动。

其次，你需要充足的锻炼。做自己喜欢的事，只要身体能动起来就可以。骑自行车、游泳、跳舞、散步、瑜伽或者做任何能让你心情大好的运动。锻炼给你身体带来的好处怎样夸大都不为过。

第三，尽量吃好，多吃能让你充满活力的食物，也就是说摄取各种各样的食物。大多数人发现，如果杜绝含盐量大、脂肪量高、含糖分高、胆固醇高的食物，他们就会觉得更加有活力、更加健康。你可能会发现，攫取充足的蛋白质（如鱼类、豆类、坚果类）、大量的水果、蔬菜和全谷物食品会让你感到满足和健康。

如果这些方法（充足的睡眠、锻炼、健康的饮食）都不能让你觉得自己身体是健康无恙的，那你有必要去看医生，检查一下自已是否有潜在的疾病。

如果你真的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么身体可以成为你强有力的同盟。尽管在处理心理问题诸如背叛时，我们几乎没有考虑过身体的重要性，但实际上，身体在增强我们的意识、促进创伤平复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朋友兼同事这样说：

“对于背叛盲视我最大的保护伞是充分关注我的身体，关注它传递给我的信号。当我遭到背叛时，我变得麻木，我的思想与身体分离。我开始学习武术，它能让我迅速察觉到危险与威胁，因为在训练中我需要密切注意它们，这样才能够迅速地作出反应，从而不会对攻击视而不见（尽管这只是一个训练性的攻击，但我的身体仍然会受到伤害）。我现在知道了，当我的身体预感到伤害时，我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学会了如何停止以及怎样密切留意那些身体感觉。”

要想身体健康、完全平复创伤、拥有感知背叛的意识，那就必须密切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健康的身体对平复创伤很重要，同样，良好的人际关系也很重要。简单点来说，明智的做法就是远离那些感觉对你有害的人，和你有安全感的人在一起，建立令你感觉良好的人际关系。

心理学家梁贝尔（Belly Liang）及其同事创建了“健康关系指数表”，我们发现这个表为评估当前关系的健康程度提供了有用的信息。下面是此表的一些的问题，你可以评估一下。

1。即便我要讲出的是难以启齿之事，我仍会如实告诉朋友。

2。与朋友交谈后，我感到如释重负。

3。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越长，我就感觉越亲近。

4。我觉得朋友可以理解我。

5。对我们来说，让我们的友谊更上一层楼是很重要的。

6。我可以与朋友争论，持不同观点，而且不会有受到指手画脚之感。

7。我们之间的友情让我产生再去寻找类似友谊的想法。

8。和朋友分享我内心最真实的感觉和想法，我感到很舒心。

9。通过这份友谊，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10。我感觉朋友让我产生了正面的变化。

11。当朋友伤害了我，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她）。

12。朋友帮助我让我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成长。

如果你的答案全部或者大多数是肯定的，那么你与朋友之间的关系是有益的。然而，如果对大多数问题你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种友情可能不会促进你成长和平复创伤。或许你可以改变这种关系。你可能会发现，如果想要朋友改变，你首先需要做出示范，这样正面的改变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如果你不能修复现在的友谊，那就去寻找新的朋友或者咨询临床医生，建立一段符合以上条件的友谊。

我们的同事兼朋友提出了另一种考虑这个问题的方式。她是这样说的：

“当我和朋友吵架的时候，我也会注意观察。如果大家忽视我、无视我的存在，甚至有可能背叛我，我会将此视为一个基准点。如果我正处于那样的对话之中，我知道我有必要反思为什么我会处于这种沉默寡言的状态，我应该怎样充分利用我的发言权来摆脱这种状态。”

在你的人际关系中，你曾有过这种被迫沉默的感觉吗？也许是到了该充分利用发言权的时候了，到了该寻求不会让你有被迫沉默之感的人际关系的时候了。

或许考虑这一问题的另一种方式是依据你对某段人际关系的依赖程度。你可能会觉得有些关系“一旦破裂就活不下去”，有些是因为你在心理上、经济上、身体上依赖这些人，这样的关系都可能让你选择背叛盲视的姿态。依赖某些人并不一定是件坏事，实际上我们都要依赖其他人，相互依赖是明智的。然而，有时过度依赖会产生消极的后果，会增加背叛和背叛盲视的可能性。你可能会问自己，对某段关系的依赖程度是否让你感到舒服。如果不舒服，那你能够降低自己的依赖程度吗？不管怎样，我们一定要明白，依赖可能会让你轻而易举地选择背叛盲视。

揭露的作用

在第11章中，我们讨论了揭露背叛的治疗作用。在理想的状况下，你可以找到这样一个人，他愿意不怀偏见地聆听你的故事，并且支持你。在第10章中我们讨论过的调查也表明，以隐藏的方式讲述你的故事可能使你从中受益，比如你可以将自己的故事发表在杂志上。无论是口头话语，还是书面语言，在表达背叛事件的时候，都是一种强有力的方式，但并不是唯一的方式。音乐、美术、舞蹈……都可以用来倾诉背叛的经历。

在构想揭露背叛的方式时，有的人相当具有创造力。拉娜·劳伦斯（Lana R.Lawrence）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她发现使用流程图来讲述她的故事非常有效果。流程图不仅栩栩如生，而且很适合记录事实。在孩童时期，看护人多次对拉娜做出背叛之事，当她最初受到伤害，并试图寻求帮助时，又遭受到了一系列新的背叛。

通过制作流程图，她能够记清事件的顺序、其中的相互关系以及背叛的程度。

“我认为流程图能够很好地展现最初的创伤以及可能随之带来的创伤。我做这些是为了每一位父母，以揭露我少年时期的每一次背叛开始，然后历经法律系统、家庭背叛、宗教、教育系统、心理健康系统、医疗系统等。我确信，将来会有分类，当我确认了最初的背叛创伤是否会影响人的一生后。”

当你向他人讲述你的故事时，他／她倾听的方式很重要。随后，我们将探讨一下，如何让朋友和其他的支持者成为好的聆听者。知道好的聆听包含什么，能够帮助你选择好的听众，然后再讲述你的故事。要记住，如果有的听众怀有偏见，或者不能尊重你，你可能会受到伤害。

理解的过程

健康的身体、支持性的人际关系和安全的揭露环境——即使这些都具备，要想从背叛和盲视中平复过来也仍具有挑战性。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讲述-得知”的过程。詹妮弗·戈麦斯（Jennifer M.Gomes）和劳拉·诺尔（Laura Noll）是临床心理学的博士生，她们最近发现了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并为刚刚面对背叛盲视的人提出了以下几条建议。

首先，要理解在你的生活中，背叛盲视已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和你的家人或者是和其他比较亲近的人在一起时，你可能正在经历“循环的背叛盲视”。当你在一瞬间意识到背叛，但是随后，自己的言行举止让你感觉就像是你没有意识到背叛似的，这就是所谓的“循环的背叛盲视”。背叛盲视不可能瞬间消除、一次性消除或者永久消除。因为充分意识到背叛需要时间，而且你将会循环往复好几次，这也需要时间。这时候，尤其是当重要的人际关系根深蒂固存在于你的生命中时，你将需要一个支持系统，甚至可能是外部的专业帮助，来帮助那些承受认识到人际关系的本来面目所带来的痛苦。要知道，它的真面目与背叛盲视下你所看到的样子是截然相反的。特别是当人际关系是终生的或者持续长时间的时候。为了帮你忍受意识到背叛带来的痛苦，这些和你的背叛盲视让你相信的完全相反。

背叛盲视的确在你的生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不安全的时候让你一直感到安全。尽管克服盲视最终是你恢复中需要做的事情之一，但也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你可能发现自己已经陷入我们之前描述的自由落体之中，不知道该相信谁，该相信什么。只有当你直面这些挑战的时候，你才会知道：相信自己，寻找可以相信的人，以平静的心态慢慢应对是最佳选择。

如果你确定已经到了该面对背叛和背叛盲视的时候了，而且你确信已经有了所需的条件：健康的身体，支持性的人际关系和安全的揭露环境，那么，要慢慢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将会花费很长的时间。需要多长时间，就用多长时间。在这期间，做一些能使你身心愉快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高兴的事情。我们发现，走进大自然，听听音乐或者读本好书都能给人带来轻松和快乐。

致朋友和支持者们

威廉·舒马赫（William Schumacher）获得了研究生学位，他现在刚成为一名治疗师。他告诉我们：

“当我在诊所看到病人的时候，我才知道揭露创伤具有的治愈作用有多大，这让我异常震惊。我有一些病人通过揭露创伤，突然减轻了不少痛苦。另外，一个正面、有效的聆听者对创伤者的恢复也具有很大的帮助。”

正面、有效的聆听者有哪些特质呢？在第11章中，我们回顾了梅丽莎·佛尼斯（Melissa Furness）和詹妮弗·弗尔德在有效聆听方面开展的调查研究。该项研究也教给了人们一些基本的聆听技巧，从中我们列举了以下几条建议。

第一，使用专注的肢体语言非常重要。意思是，你的面部表情、动作和眼神交流可以证明你对谈话内容很感兴趣。

第二，说一些鼓励性的话语让对方接着讲自己的故事。例如，不要转换话题，或者问一些与话题无关的问题。这可能是一个减轻焦虑或者让他人感到舒服的方式，但结果通常会适得其反。沉默没有关系，你也可以时不时地用鼓励性回答如“嗯，嗯”、“额，额”等来证明你正在倾听。尽力对描述的事情做出相应的表情。例如，你可以通过面部表情表现出你感到悲伤，并且说：“哎，那确实很悲惨。”你也可以设身处地从讲述者的角度看待问题。如果有疑惑，可以提出问题。

第三，记住要用一些表达支持性的语言。同时，尽量避免轻视他的经历。例如，这样说是没有用的：“那已经发生在很久以前了，你应该试着往前看”，或者说：“不要再浪费精力考虑这件事了”，甚至是：“不要害怕”。同样，避免对你听到的故事做出判定或评价。用真实的语气肯定讲述者的情感是很有帮助的。例如，你可以说：“如果那发生在我身上，我也会不知所措。”夸奖揭露者的优点也是有好处的。例如，“你这么勇敢，我很吃惊。”或者“我真佩服你的勇气。”像这样的话语可以有利于平复创伤。就像好的倾听者需要表达关注和理解一样，表现出关心和帮助的态度也是必要的。

最后，记住要专注于揭露者的经历，而不是你自己的。只有被要求的时候才提出建议。

作为一个聆听者，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要理解揭露者的故事，并且表达你的关注和理解。

真正的聆听胜过这些具体的建议。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背叛事件通常是以支离破碎甚至难以置信的方式开始的。我们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从同情怜悯到彻底抵制。它们让我们感到吃惊、愤怒，并与我们息息相关。这些故事让我们感同身受。因此，它激励我们创建一套聆听的技术，帮助揭露者营造一个更加清晰和真实的环境。真正的聆听者应该乐于更深一步，挖掘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而不是仅仅关注事实和细节的表面。当一个人想要在揭露背叛过程中表达真实情感时，倾听者很难不去评判，或者很容易就会走神。然而，你会发现，如果你真的用心关注倾诉者内心深处的情感，你就营造了一个真正的康复环境。

一个聆听者一定要投入到故事当中，并为之动容。无论是对于聆听者，还是揭露者来说，这通常都是一个沉痛的过程。道格拉斯·史迪瑞（Douglas ShiDirui）提醒我们：

“聆听者要知道自己是做什么的，要有一种不能半路而退的意识，应该被故事感染。我有一个朋友，他作为一名聆听者已经有好多年了。他承认在聆听期间，他知道了许多应该（下地狱）的事情，他承认，每一次聆听对他来说都是一次痛苦的折磨。聆听的代价很昂贵。”

真正的聆听并不轻松，但作用很大。它能够帮助那些遭受背叛的人们打开心扉、尝试与他人交流，因此他们才能建立深厚的人际关系。

深厚的人际关系可以帮助受害者成长并从创伤中平复。临床医学家罗兰·卡恩（RolandKahn）认定爱是这些关系的中心，因为正是爱，让受害人遭到了背叛受了伤；也正是爱，让他们从创伤中走出来，平复心伤。

当一个孩子所经历的爱、关心与虐待和背叛相对撞时，他们就会在爱中受到创伤。爱情、信任和安全之间可能会分崩离析，但爱情和背叛若是相对撞，将会产生悲剧。

卡恩继续指出，有平复作用的人际关系能够展现出爱的特质，例如，关心、承诺、信任、知识、责任和尊重。爱、承诺、尊重、支持在人际关系中非常重要。通过聆听和支持来传达这些特质，能产生很大的改变。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促进创伤的平复。

致相关机构和有权势的人

我们已经指出了背叛的受害者以及他们的支持者能够做些什么。同样重要的是，那些权威人士、各个机构和个人也需要面对背叛和它产生的严重后果。有建设性的人和机构能够创建一个健全的社区，使得人们可以得到发展和成长。在预防背叛或者在应对背叛带来的后果时，机构应该分析出自己的长处与缺点。

在第4章中，我们探讨了卡莉·史密斯（Carly Smith）和詹妮弗·弗尔德（Jennifer Fred）的调查研究，他们的研究着重于一种特殊的机构背叛：没能预防性侵事件的发生或者对已经发生的性侵事件不够关注。这个问题严重困扰了各个机构，包括教堂、大学乃至军队。史密斯和弗尔德制定了一份机构背叛调查问卷，用来衡量哪些政策和行为没能阻止性侵的发生，或者帮助那些被侵犯的受害者。我们在第4章解释过，这些机构的失职与受侵犯的受害者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脱不了干系。幸运的是，这些缺陷可以及时修正。如果你是某个机构的决策者，你可以问下自己，你所处的机构如何处理性侵犯的问题。

你们在积极采取措施以预防这种事件吗？

你们在营造一种氛围使这种问题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吗？

你们在营造一种这种事件有可能发生的氛围吗？

你们在阻止受害者报道他们的经历吗？

如果将事实报道出来，你们会做出积极的回应吗？

你们打算掩盖事实吗？

你们打算惩罚揭露真相的受害者吗？（例如，收回他们的某项权利或地位）

如果所有的机构都能够通过这些问题进行自我检测，那么这种特殊的机构背叛将不会再发生。若是有保护伞，那么受害者在揭露真相的时候就不会感到害怕。由此，背叛行为以及背叛盲视发生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性骚扰和性侵犯是有关机构必须要处理的一种背叛。政府、团体和机构有能力通过各种方式实施背叛，包括压迫员工、否认基本的人权法案，或者是不能保护揭发者。这些机构制定的某些政策为实施背叛提供了机会，或者对报道出来的恶行视而不见。这些失职不仅伤害了个人，也在慢慢吞噬着社会。

各机构可以采取措施预防或者回应背叛。第一，机构可以建立明确的政策和措施，包括设立一个职责明确的职位或委员会，主要负责及时发现潜在的背叛行为并制止，还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减少背叛行为的发生，并且能够对被害者做出回应。第二，这些机构可以向人们宣传有关背叛和背叛盲视的后果，并且告诉他们如何防止这些（试想一下，如果把这种教育列入课程标准，这个世界将会怎样）。第三，对于背叛受害者，这些机构应做出积极的回应。这首先需要承认背叛实实在在发生了。人们需要承认背叛的发生，因为他们往往没有准备好对背叛该做出何种反应。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机构必须保护揭发者。这些机构必须支持甚至珍爱那些勇于挑战权威、陈述事实的人们。当心一个将这类人列为“不听话的人”的机构。一个好的机构就像是一个好朋友或者一个支持者：要善于聆听。善于聆听意味着需要关注、尊重和支持受害人和揭发者。通过这种方式，这些机构才能够为揭露背叛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才能够为受害者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以便从创伤中平复过来，才能够让机构稳健的发展。

致谢

我们万分感激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所受到的所有支持。

首先，感谢那些向我们提供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故事的人。我们该怎样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呢？对于那些要求保护自己隐私的人，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保护他们的身份，隐去他们的真实姓名，将其化名为萨曼莎·斯宾塞、朱莉·斯通、贝丝·麦克唐纳、伊莱娜·布莱沃曼和凯瑟·特纳。他们那段痛苦而真实的背叛经历，既有启示性又有教育指导意义。对于他们的勇敢、坦诚并积极地为证明背叛、盲视及治疗的力量所提供的见证，我们无法表达感激之情。

而对于那些提供故事并敢于公开自己真实身份的人——杰克斯·圣·杜莱斯库和西恩·布鲁雅，他们共同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从背叛中求生以及勇敢地面对可能背叛我们每一个幸存者的权力机构的力量。他们两人的故事都充满了勇气和决绝。

接下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文字助理艾迪特·科洛，他看好这本书并耐心地支持着我们，陪我们度过了本书的孕育期。艾迪特的魔力无处不在。艾迪特帮助我们联系上了威利优秀的编辑托马斯·米勒及其能干的助手乔治·阿玛洛，乔治的信任使我们受益匪浅，并指引着我们更好地完成这本书。

如果没有学生、同事、朋友和家人的支持，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学生——既包括在校生也包括毕业生，他们点燃了我们的兴趣，他们的问题帮助我们调整思路，他们不断挑战着我们原有的想法并且促使我们不断学习、成长。我们特别要感谢这些学生中那些参加了我们的2012年心理创伤及其附带效应研讨会的毕业生们，他们见证了本书早期的修订。露丝玛丽·伯恩斯坦、奥德丽·麦迪娜、梅丽萨·普莱特和卡利·史密斯，他们及时提供了自己的反馈和建议，提高了终稿的质量。而瑞秋·古德史密斯、莎拉·哈希、凯文·维莱斯、安·叶、依琳·泽布瑞根等所有在读和已毕业的学生，为我们提供了具体而关键的帮助。感谢你们的贡献！

同事们不仅提供了私人的支持，也为我们提供了智力的保障。哈利·阿娄、劳拉·布朗、戴博·卡西、露丝·凯特、萨拉·霍奇斯、凯特·奎宁、马乔丽·泰勒给予了我们巨大的支持，陪我们一起度过了一段艰难而快乐的时光，扩大了我们的个人和职业关系网，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无比重要的。

在我们全身心地忙着写作、修订并润色本书的时候，我们的家人也给予了我们充分的理解和支持。JQ.约翰逊、西奥·约翰逊·弗莱德、布莱恩·吉利斯、菲利普·约翰逊·弗莱德、萨沙·约翰逊·弗莱德和布鲁斯·波莱尔，构成了我们的家庭生活成员的基础。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和爱，我们根本不可能着手写，更不用说提前完成这本书了。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版权信息

赞誉

序言

第1章 这么明显的事情，怎会毫不知情

第2章 孩子不知道背叛是什么，只能将罪往身上揽

丽贝卡的故事

凯文的故事

背叛是对信任的背弃

第3章 在工作、家庭或社会中可能遭遇的背叛

飞机上的女孩

马克·沃克尔：另一起背叛案件

背叛盲视的特殊案例：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雅克·萨多乐士的背叛盲视

杰西·李·加德

第4章 我们信赖的制度也可能伤害我们

企业的体制背叛

掩饰教会里的性虐待

对体制背叛的研究；性侵事件后辜负了当事人的信任

军营中的性创伤和背叛盲视

法庭上的机构背叛

旁观者的背叛盲视

第5章 当背叛你的人同时是你依赖之人时

依赖看护人

社会契约、信任、发现骗子的人

当依恋和欺骗冲撞时的背叛盲视

第6章 迫于生存，“明知却装作不知”

山姆的故事

山姆如何对马克的不忠保持不知状态？

山姆与背叛创伤理论

第7章 一个人可以同时盲视多种背叛

对重创的盲视

坚守秘密强化了背叛盲视

双重标准和其他历练强化背叛盲视

依赖作恶者以及维持关系的必要

解脱

第8章 选择盲视背叛，是为了维护生活现状

元认知

注意力与记忆

解离症

对情感的知之与不知

作恶者的安抚以及对沉默的需求

信任需求

第9章 背叛对个人、人际关系和社会造成的影响

背叛对个人的危害

背叛危害人际间的关系

背叛对社会的危害作用

第10章 相让人清醒，也令人害怕

对背叛的“知之”

贝丝的故事

披露可能会引发更多的背叛

知之难，揭露亦难

我们为何隐瞒真相？

第11章 安全感和希望是疗愈的重要元素

力量、信任与背叛

揭露有助于走出阴霾

凯西的故事：安全和希望的重要性

意识与养育

第12章 打破沉默，才有机会改变

直视社会层面上的背叛能够引向公正

肖恩·布如野的故事：敢子在权威面前实话实说

第13章 作者亲身遭遇的背叛故事

第14章 拨云见日，播下希望

致那些怀疑自己遭到背叛的人

致朋友和支持者们

致相关机构和有权势的人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