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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孽子／白先勇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

（白先勇作品系列）

ISBN 978-7-5633-9765-5

Ⅰ．①孽…　Ⅱ．①白…　Ⅲ．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4611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出品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曹凌志

徐海

字数：262千字

图片：3幅

孽子

目录

牡丹因缘

第一部　放逐

第二部　在我们的王国里

第三部　安乐乡

第四部　那些青春鸟的行旅

附录　研悲情为金粉的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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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上台大留影。

八〇年代写作《孽子》时留影。（谢春德摄影）

《孽子》首映会与导演曹瑞原等人合影。

牡丹因缘

我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白先勇

我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因《牡丹亭》而开始结缘。二〇〇四年由我领队制作的昆曲连台大戏三本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一炮而红，我们在演出的同时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了《姹紫嫣红牡丹亭》，此书由我策划，收编了我们改编的二十七折青春版《牡丹亭》剧本，并有学者专家的阐释文章。书中汇辑多幅历来饰演《牡丹亭》名角影像，尤为珍贵。此书出版，在台湾反应甚佳，第一版一售而罄。同年青春版《牡丹亭》赴大陆巡演，到苏州、杭州、北京、上海等地。我们觉得《姹紫嫣红牡丹亭》应该出大陆版。远流找到合作对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机缘，天作之合。我原籍广西桂林，由自己家乡的出版社来出版第一本有关青春版《牡丹亭》的书，特别有意义。出版后，刚巧五月全国书市在桂林召开，这是出版界的一个盛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负责人之一刘瑞琳女士邀请我到桂林，为《姹紫嫣红牡丹亭》开新书发布会，我当然高兴，因为又可以乘机返乡一趟。发布会的场面多少出我意料之外，一下子来了五六十家媒体，记者发问非常热烈，《姹紫嫣红牡丹亭》的知名度也就从此散开了。

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版有多重意义：首先这是大陆出版第一本有关青春版《牡丹亭》的书，对这出戏起了先头宣传部队的作用。这部书最大的特色是用繁体字直排，这样书本身便蕴涵着一种古籍雅意。而这部书的装帧又特别精美，设计大方，图片悦目，难怪二〇〇五年这部书夺得了南方报业集团举办的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这是一份十分难得的殊荣。早些年大陆有些出版社出版古籍采用繁体字直排，这些年比较少见，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姹紫嫣红牡丹亭》竟用了繁体直排，而又获得大奖，我认为有其深远的文化意义。我很佩服出版社领导人的眼光。

接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一本选集《青春·念想》，我跟出版社以及出版社的同仁们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因为这些年昆剧青春版《牡丹亭》经常到北京演出，我亲自领军到北京就有五次，每次演出我们都需要各界的支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驻北京的同仁在这方面，上下一体，对我们可说是做到仁尽义至，从联络媒体宣传到人员协助，无一不全力以赴，当然，演出时，出版社的同仁们一直是我们最热烈的啦啦队。出版社同仁给予我如此坚定的精神支持与鼓励，我想他们一定也认同我们推广昆曲是在兴灭继绝抢救我们的文化瑰宝，他们努力出版，一样在从事文化大业。其实我们的追求殊途同归，所以能够彼此欣赏。二〇〇六年适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二十周年社庆，在桂林总部盛大举行。为了替出版社庆祝，我们特地把青春版《牡丹亭》送到桂林，在广西师范大学校园连演三天，那真是盛况空前，每晚演出场里挤得水泄不通。前一年我在广西师大演讲，曾经许愿，有机会我一定要把我制作的《牡丹亭》带到桂林，让广西师大的同学及乡亲们看到这出戏。第二年，我们真的做到了，而且还替出版社热闹了一番。我跟出版社结的可说是“牡丹缘”。

中国出版业竞争激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能够脱颖而出，名列前茅，诚非易事。国外如美国的哈佛、哥伦比亚，英国的牛津、剑桥，这几家名校的出版社在英美以及全世界的学术文化界举足轻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影响不仅普及全国并能跨越海外，像余英时、许倬云这些海外学术界大师们的作品也被网罗旗下。广西师大出版社能够建立如此优良声誉，绝非偶然，我还没看见他们出版过一本浅俗媚众的读物。家乡能产生如此高层次的文化亮点，我深引以为傲。当总编辑刘瑞琳来跟我商洽出版我的作品集，我欣然同意，并感到义不容辞。刘瑞琳女士刚刚被《中国新闻周刊》选为“十年影响力人物”。在此，我特别要向她致谢，同时也要感谢为这套书花费大量精力的执行编辑刘哲双及曹凌志。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二日

写给那一群，

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

独自彷徨街头，

无所依归的孩子们。

第一部　放逐

1

三个月零十天以前，一个异常晴朗的下午，父亲将我逐出了家门。阳光把我们那条小巷照得白花花的一片，我打着赤足，拼命往巷外奔逃，跑到巷口，回头望去，父亲正在我身后追赶着。他那高大的身躯，摇摇晃晃，一只手不停地挥动着他那管从前在大陆上当团长用的自卫枪。他那一头花白的头发，根根倒竖，一双血丝满布的眼睛，在射着怒火。他的声音，悲愤，颤抖，嘎哑地喊道：畜生！畜生！

2

布　告

查本校夜间部三下丙班学生李青于本月三日晚十一时许在本校化学实验室内与实验室管理员赵武胜发生淫亵行为为校警当场捕获该生品行不端恶性重大有碍校誉除记大过三次外并勒令退学以儆效尤。

特此公告

省立育德中学校长　高义天

一九七〇年五月五日

第二部　在我们的王国里

1

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政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受尊重，我们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国民。有时候我们推举一个元首——一个资格老、丰仪美、有架势、吃得开的人物，然而我们又很随便，很任性地把他推倒，因为我们是一个喜新厌旧、不守规矩的国族。说起我们王国的疆域，其实狭小得可怜，长不过两三百公尺，宽不过百把公尺，仅限于台北市馆前路新公园里那个长方形莲花池周围一小撮的土地。我们国土的边缘，都栽着一些重重叠叠、纠缠不清的热带树丛：绿珊瑚，面包树，一棵棵老得须发零落的棕榈，还有靠着马路的那一排终日摇头叹息的大王椰，如同一圈紧密的围篱，把我们的王国遮掩起来，与外面世界暂时隔离。然而围篱外面那个大千世界的威胁，在我们的国土内，却无时无刻不尖锐地感觉得到。丛林外播音台那边，那架喧嚣的扩音机，经常送过来，外面世界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中广公司那位女广播员，一口京腔，咄咄逼人地叫道：美国太空人登陆月球！港台国际贩毒私枭今晨落网！水肥处贪污案明日开庭！

我们一个个都竖起耳朵，好像是虎狼满布的森林中，一群劫后余生的麋鹿，异常警觉地聆听着。风吹草动，每一声对我们都是一种警告。只要那打着铁钉的警察皮靴，咯轧咯轧，从那片棕榈丛中，一旦侵袭到我们的疆域里，我们便会不约而同，倏地一下，作鸟兽散。有的窜到播音台前，混入人堆中；有的钻进厕所里，撒尿的装撒尿，拉屎的装拉屎；有的逃到公园大门，那座古代陵墓般的博物馆石阶上，躲入那一根根矗立的石柱后面，在石柱的阴影掩蔽下，暂时获得苟延残喘的机会。我们那个无政府的王国，并不能给予我们任何的庇护，我们都得仰靠自己的动物本能，在黑暗中摸索出一条求存之道。

我们这个王国，历史暧昧，不知道是谁创立的，也不知道始于何时，然而在我们这个极隐秘、极不合法的蕞尔小国中，这些年，却也发生过不少可歌可泣、不足与外人道的沧桑痛史。我们那几位白发苍苍的元老，对我们提起从前那些斑斑往事来，总是颇带感伤又不免稍稍自傲地叹息道：

“唉，你们哪里赶得上那些日子？”

据说若干年前，公园里那顷莲花池内，曾经栽满了红睡莲。到了夏天，那些睡莲一朵朵开放了起来，浮在水面上，像是一盏盏明艳的红灯笼。可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市政府派人来，把一池红莲拔得精光，在池中央起了一座八角形的亭阁，池子的四周，也筑了几栋红柱绿瓦的凉亭，使得我们这片原来十分原始朴素的国土，凭空增添了许多矫饰的古香古色，一片世俗中透着几分怪异。我们那几位元老提起此事，总不免抚今追昔地惋叹：

“那些鲜红的莲花哟，实在美得动人！”

于是他们又互相道出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姓名，追怀起一些令人心折的古老故事来。那些故事的主角，都是若干年前，脱离了我们的国籍，到外面去闯江湖的英雄好汉。有的早已失踪，音讯俱杳。有的夭折，墓上都爬满了野草。可是也有的，却在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后，一个又深又黑的夜里，突然会出现在莲花池畔，重返我们黑暗的王国，围着池子急切焦灼地轮回着，好像在寻找自己许多年前失去了的那个灵魂似的。于是我们那些白发苍苍的元老们，便点着头，半闭着眼，满面悲悯，带着智慧，而又十分感慨地结论道：

“总是这样的，你们以为外面的世界很大么？有一天，总有那么一天，你们仍旧会乖乖地飞回到咱们自己这个老窝里来。”

2

昨天，台北市的气温又升到了摄氏四十度。报纸上说，这是二十年来，最炎热、最干旱的一个夏天。整个八月，一滴雨水也没下过。公园里的树木，热得都在冒烟。那些棕榈、绿珊瑚、大王椰，一丛丛郁郁蒸蒸，顶上罩着一层热雾。公园内莲花池周围的水泥台阶，台阶上一道道的石栏杆，白天让太阳晒狠了，到了夜里，都在喷吐着热气。人站在石阶上，身上给热气熏得暖烘烘、痒麻麻的。天上黑沉沉，云层低得压到了地面上一般。夜空的一角，一团肥圆的大月亮，低低浮在椰树顶上，昏红昏红的，好像一只发着猩红热的大肉球，带着血丝。四周没有一点风，树林子黑魆魆，一棵棵静立在那里。空气又浓又热又闷，胶凝了起来一般。

因为是周末的晚上，我们都到齐了，一个挨着一个，站在莲花池的台阶上，靠着栏杆，把池子围得密密的，池子的周围，浮满了人头，在黑暗中，一颗颗，晃过来，晃过去，在绕着池子打圈圈。在幽冥的夜色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浮着一枚残秃的头颅，那边飘着一绺麻白的发鬓，一双双睁得老大、闪着欲念的眼睛，像夜猫的瞳孔，在射着精光。低低的，沙沙的，隐秘的私语，在各个角落，嗡嗡嘤嘤地进行着。偶尔，一下孟浪的笑声，会唐突地迸发到浓烈的夜空里，向四处滚跳过去。当然，这阵放肆的笑声，是从我们的师傅杨教头那儿发出来的。杨教头穿着一身绛红的套头紧身衫，一个胖大的肚子箍得圆滚滚地挺在身前，一条黑得发亮的奥龙裤子，却把个屁股包得扎扎实实隆在身后，好像前后都挂着一只大气球似的。杨教头穿来插去，在台阶上来回巡逻，忙着跟大家打招呼。手中擎着一柄两尺长的大纸折扇，扇一张，便亮出扇面“清风徐来”，扇底“好梦不惊”，八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来。杨教头喘吁吁地叫着、笑着，一走动，身前身后的肉皮球，便颤抖抖，此起彼落地波动起来，很嚣张、很有架势。杨教头自己封为公园里的总教头。他说，我们这个老窝里，地上有几根草他都数得出，在他手下调理出来的徒子徒孙，少说些，怕也不下三五十人。他常常挥舞着他手上那柄两尺长的折扇，一杆指挥棒似的，猛地戳到我们面前来，喝骂道：

“这起屄养的，师傅在公园出道，你们还都在娘胎里头呢！敢在师傅面前逞强么？吃屎不知香臭的兔崽子们！”

有一次，小玉穿了一件猩红翻领衬衫，一条宝蓝喇叭裤，脚下的半筒靴，磕跺磕跺，在台阶上亮来亮去，很俊、很帅、很骚包。不知怎的却触怒了我们师傅，他伸手一招锁骨擒拿法，便将小玉一只手扭到了背后去，冷笑道：

“你这几根轻骨头，亮给谁看？在师傅面前献宝么？可知道师傅像你那点年纪，票戏还去杨宗保呢！你的骨头有几斤，我倒要来称一称。”

说着，另一只手在小玉脖子狠狠一捏，小玉痛得直叫哎哟，一连讨了二十个饶。我们的师傅杨金海杨总教头，在公园里确实是个很有来历、很有身价的人物。他是我们的开国元老，公园里的人，他泰半相识，各人的脾性好恶，他统统摸得一清二楚。杨教头，手段圆滑，八面玲珑，而且背后还有几个有头有脸的人替他撑腰，所以在公园里很吃得开。从前杨教头在中山北路六条通里几家酒馆饭店都当过经理领班，各色人等都应付过，见闻广博，路子特多，许多酒店旅馆都有他的眼线。哈啰哈啰，洋泾浜的英文，他说得出一大串，多得死嘎，日本话也能来几句，因此人又叫他六条通，条条都通。

据说我们师傅杨教头从前也是好人家的子弟。他老爸在大陆上还在山东烟台当地方官呢，跑到台湾却在台北六条通开了一家叫桃源春吃消夜的小酒馆来，杨教头便在酒馆子里替他父亲掌柜。那时候，公园里的人，夜夜都去桃源春捧场，生意着实兴盛了一阵。后来公园里的流氓也夹了进去，勒索生事，把警察招了去。有些人怕事，便不上门了，生意一淡，关门大吉。后来别人又陆续开了潇湘、香槟、六福堂，但统统不成气候。公园里的人，至今还是怀念着杨教头那家桃源春。他们说，冬天夜里，公园里冷了，大家挤到桃源春去，暖一壶绍兴酒，来两碟卤菜。大家醺醺然，敲碗的敲碗，敲碟的敲碟，勾肩搭背，一齐哼几支流行曲子，那种情调实在是好的。杨教头提起桃源春，便很得意：

“我那家桃源春么，就是个世外桃源！那些鸟儿躲在里头，外面的风风雨雨都打不到，又舒服又安全。我呢，就是那千手观音，不知道普度过多少只苦命鸟！”

后来杨教头跟他老爸闹翻了，跑了出来。原因是老头子银行里的存款，他狠狠地提走了一大笔。据说那笔钱，完全用在了我们师傅的宝贝干儿子原始人阿雄仔的身上。阿雄仔是山地郎，会发羊癫风的，走着走着，噗通就会倒下去，满嘴吐着白沫子。那次他昏倒在马路上，一双腿让汽车撞断了，在台湾疗养院住了半年，花了几十万，是杨教头出的钱。阿雄仔身高六呎三，通身漆黑，胸膛上的肌肉块子铁那么硬。一双手爪，大得出奇，熊掌一般。有时候，他跟我们开玩笑，傻怔怔地伸出一双大手，抱住我们，使劲一搂。他的臂力大得惊人，吃他箍一下，全身的骨头都轧碎了似的，痛得我们大叫起来。阿雄仔最好吃，我们逗他，拿根冰棒在他脸上晃一下，说：“叫声哥哥！”他便伸手来抢，咧开嘴傻笑，咬着大舌头，叫道：“高高、高高。”其实他比我们要大十几岁，总有三十了。每次出来，他跟在杨教头身后，手里总是大包小包拎着：陈皮梅、加应子、花生酥，一面走一面往嘴里塞，见了我们，便扬起手里的零食，叫道：“要不要？”我们每人，他都分一点。有时杨教头看不过去，便用扇子敲他一记脑袋，骂道：

“你穷大方吧，回头搞光了，我买根狗屌给你吃！”

“徒弟们，还傻站在这里干么？”我们师傅杨教头踅到我们堆子里来，一把扇子指点了我们一轮，喝道：“那些大鱼回头一条条都让三水街的小幺儿钓走了，剩下几根隔夜油条，我看你们有没有胃口要？”

说着杨教头刷一下，豁开了他那柄大折扇，“清风徐来”，“好梦不惊”，拼命扇动起来。原始人阿雄仔竖在杨教头身后，庞然大物，好像马戏团里的大狗熊一般。他穿着一件亮紫尼龙运动衫，崭新的，把他胸膛上的肌肉，绷得块块凸起。

“嚯，阿雄仔，你这件新衣裳好帅，是老龟头送给你的吧？”

小玉伸出手去捶了一下阿雄仔的胸膛，我们都笑了起来。我们想激我们师傅，就拿阿雄仔来开胃，老龟头是个六十开外的老色鬼，颈子上长满了牛皮癣。公园里的人，谁也不理他，他只有躲在黑暗里，趁我们不防备，猛伸出手来，抓我们一把。有一次，他拿了一包煮花生，把阿雄仔哄走了。事后我们师傅气得发昏，揪住老龟头，打得臭死。

“你他妈狗娘养的，你那一身才是老龟头送的呢！”杨教头一把扇子戳到小玉额上，骂道，“雄仔这件衣裳么，你问问他自己，是谁买给他的？”

“达达买给我的。”阿雄仔咬着大舌头，痴笑道。

“傻仔，在哪里买的？”

“今日公司。”

“多少钱？”

“一百——”

“他娘的，一百八！”杨教头一个响巴掌打到阿雄仔宽厚的背上，呵呵地笑了起来，“啊唷！这个小贼，原来躲在这里——”

杨教头发现老鼠畏畏缩缩躲在小玉身后，抢前一把，揪住了老鼠的耳朵，把他拖了出来，捉住老鼠的手梗子，喝道：

“你们快去拿把刀来，我来把这双贼爪子剁掉！这双贼手留来做什么？一天到晚只会偷鸡摸狗！找死也不找好日子，我介绍人给你，要你去打炮，谁许你偷别人东西的？师傅的脸都让你丢尽了！不等人家报警，我先把你这个死贼揪进警察局去，狠狠地修理修理，明天我就去告诉乌鸦，叫他把你吊起来打！”

“师傅——”老鼠挣扎着，仓皇叫道，一张瘦黄的小三角脸，扭曲得变了怪相。

“哦，”杨教头冷笑道，“你也知道害怕？上次不是我讲情，乌鸦早揍死你了，钢丝鞭的滋味你还记得么？”

杨教头扬手便给了老鼠两下耳光，打得老鼠的头晃过来，晃过去，然后又用扇柄戳了他两下额头，才带着阿雄仔扬长而去。他那一身肥肉，很有节奏地前后起伏波动着。

“你又偷人家什么东西了？”小玉问道。

“我不过拿了他一支钢笔罢咧，什么屁稀奇！”老鼠撇了一撇嘴，吐了一泡口水，“那个死郎，讲好三百，只给了老子两百。”

“哟，你什么时候又涨价了？三百？”小玉诧异道。

老鼠讪讪地咧开嘴，忸怩了半天，才吞吞吐吐道：

“他要来那一套。”

他伸出他那根细瘦的手臂，捞起袖子，露出膀子来。我们都凑过去看，借着碎石径那边射过来的荧光灯，我们看见老鼠那青瘦的臂膀上，冒着三枚乌黑的泡疮。

“喔唷，这是什么玩意儿？”小玉用手去摸。

“哎——”老鼠触电般跳了起来，“别碰，好痛，是火泡子——那个死郎用香烟头烧的。”

“你这个该死的贱东西，你又搞这一套了，”小玉指着老鼠的鼻尖说道，“总有一天你撞见鬼，把你剁成肉饼吃掉！”

老鼠吱吱傻笑了两声，龇着他那一口焦黄的牙齿。

“小玉，”老鼠低声恳求道，“你去替我向师傅讲一讲，千万别去告诉乌鸦好不好？”

“我替你讲情，你怎么谢我？请我去看新南阳的《吊人树》吧？”小玉揪了老鼠耳朵一下，“你这个小贼，以后偷了东西，别忘记跟小爷分赃。”

“没有问题。”老鼠咧开嘴笑道，他低下头去，抬起手臂，瞅着他自己臂上那几枚乌黑的燎泡，好像很感兴味似的。

小玉去了一会儿，回来向老鼠说道：

“师傅讲，暂且饶了你这条小狗命，下次再犯，一定严办！瞧瞧你那副德性，提到乌鸦便吓得屁滚尿流！我问你，你到底怕他什么？是不是他那个东西特别大，把你的魂吓掉了还是怎的？”

我们都大笑起采，老鼠也跟着我们笑得吱吱叫。乌鸦是老鼠的长兄，老鼠说，他自小便没了爹娘，是在乌鸦家里长大的。乌鸦在江山楼晚香玉当保镖，脾气凶暴得不得了。老鼠在他那里，整天让他拳打脚踢，像个小奴隶一般。我们问老鼠为什么不跑出来。老鼠耸耸肩，也讲不出什么理，他说他跟乌鸦跟惯了。有一次，老鼠偷了一个客人一只手表，警察找到乌鸦家。乌鸦把老鼠吊了起来，一根三尺长的钢丝鞭一顿狠抽，打得老鼠许久伸不直腰，见了我们，佝起背，歪扯着脸，笑得一副怪模样。

“阿青。”

小玉在我耳朵旁叫了一下，悄悄扯了我一把衣裳。我跟着他，走下台阶，钻进那丛樟木林中去。

“拜托，拜托。”小玉抓住我的手臂，兴奋地央求道。

“怎么样？又要我替你圆谎了？怎么请我吧？”

“好兄弟，明天我带两个大芒果回来给你吃，”小玉笑道，“回头老周来找我，你就说我阿母生病，回三重埔去了。”

“算了吧，”我摇手笑道，“上次也是说你老母有病，他还信么？”

“管他信不信！”小玉冷笑道，“我又没有卖给他。懒得跟他吵罢咧！”

老周是小玉的干爹，两个人好好分分也有一年多了。老周在中和乡开了一家染织厂，手头还很宽，一天到晚给小玉买东西。上个礼拜，老周才送给小玉一只精工表，小玉戴着那只精工表，到处亮给人看：“是老周买给我的！”我问小玉，是不是跟定老周了，小玉却吁了一口气，叹道：“老头子对我不错的，就是管得太狠，吃不消！”老周逼小玉搬到中和乡跟他住，小玉不肯，只答应一个礼拜去三四天。小玉是匹小野马，老周降不住他，两人常常为了这个吵架。

“这次又是个什么新户头啦？”我问道。

“告诉你，千万替我保密，是个华侨。”

“嘿，拜华侨干爹了呢！”

“师傅告诉我，是从东京来的，本省人，据说很神气，我这就到六福客栈去见他去。”

小玉说着，蹦蹦跳跳，便往树林子外面跑去，一面又回头向我叫道：

“老周那里千万拜托！”

树林中都是毒蚊子，站了片刻工夫，我的手臂已经给叮起好几个包了。我抓着痒，往外走去。突然身后有一只手，搭到我肩上。

“谁？”

我吓了一跳，猛回转身，却看见吴敏那张脸，在幽暗中，好像一张飘在空中的白纸一般。

“是你呀！什么时候出院的？”

“今天下午。”吴敏的声音微弱、颤抖。

“你这个家伙，出来了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我就是来找你们的，刚才老鼠告诉我，你跟小玉到这里来了。”

我朝莲池那边走去，吴敏却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央求道：

“不要到那边去好么？人那么多。”

我回转身，往公园大门博物馆那边走去，小径两旁的荧光路灯，紫色的灯光，照在吴敏脸上，好像涂了一层蜡一般，惨白惨白，一点血色也没有。他那张原来十分清秀的面庞，两腮全削下去，一双乌黑露光的大眼睛，坑得深深的。他举起手，去擦额上的汗，我发觉他左腕上，仍然系着一圈纱布绷带，好像戴着一只白手铐似的。那天吴敏躺在台大医院急诊室里，左手腕上割下了两寸长的一道刀痕，鲜红的筋肉都翻了出来，淌得一身的血。吴敏没钱，交不出保证金，医院不肯替他输血。幸亏我、小玉、老鼠我们三人及时赶到，一个人输了五百CC的血给他，才保住了他一条性命。他见了我们，两只失神的大眼睛眨巴眨巴，嘴巴张了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小玉却气得蹦跳，骂道：

“你妈的，这种下作东西，为什么不去跳楼？摔死不干脆些？还要小爷来输血！”

吴敏割腕的前一天，还到公园里来，见到我们，说道：

“阿青，我不想活了。”

他说时，笑笑的，我们都以为他在开玩笑。小玉接口道：

“你去死，你去死，你死了我来替你烧纸钱！”

谁知道他真的用把刀片把手腕割得鲜血淋淋。

“阿青——”吴敏嗫嚅地叫了我一声，我们在博物馆石阶上，背靠着石柱坐了下来。

“嗯？”我望着他。

“你能借点钱给我么？”吴敏一直低着头，“我还没吃晚饭。”我伸手到裤袋掏了半天，掏出了三张绉瘪瘪带着汗臭的十元钞票来，递了给他。

“就是这点了。”

“过两天再还给你。”吴敏含糊说道。

“免啦，”我挥了挥手，“你没钱，为什么不向师傅去讨？”

“不好意思再向他开口了，”吴敏干笑了一下，“住院的钱都是他垫的，一万多块呢。”

“哇，这次师傅好大方！”我叫道，“到底你是他心爱的徒儿。”

“我答应他，以后一定要想办法还他的。”

“这么多钱，你一辈子也还不清。我看你还是快点去找个有钱的干爹，替你还债吧。”我笑道。

吴敏一直垂着头，那只绑着白纱布的手不停地在地上划字，半晌，幽幽地问道：

“阿青，那天你到张先生家，到底见到张先生没有，他对你说些什么来着？”

吴敏割腕那天下午，我到敦化南路光武新村去找张先生。从前吴敏住在张先生家，我到那儿找过他一次，吴敏正跪在地板上，揪着一块大抹布，在擦地板。他打着赤膊，一双光足，一头的汗。他看见我非常高兴，从冰箱里拿了一瓶苹果西打来请我喝。他跪在地板上，一面奋力擦，一面跟我聊天。张先生那间公寓布置得非常华美，一套五件头黑漆皮高靠背的大沙发，几案都是银光闪闪克罗米架子镶玻璃面的。客厅正面墙有一座高酒柜，里面摆看各式各样的洋酒瓶。

“张先生这个家真舒服，我一辈子能待在这里，也是愿的。”吴敏仰起面对我笑道，他一脸绯红，热汗淋淋。

那天我到张先生家，张先生正靠坐在客厅里一张沙发上，跷着脚，在看电视，客厅里放着冷气，凉阴阴的。张先生只穿了一条铁灰的绸睡裤，脚下趿着一双宝蓝缎子拖鞋。来开门的是萧勤快——我们都叫他小精怪。小精怪长得浓眉大眼，精壮得像匹小蛮牛，但是一张嘴却甜得像蜜糖，我们师傅杨教头对他说道：

“小精怪，你那张嘴这么会讲话，树上那只八哥儿，你去替我哄下来。”

“张先生，”我进到客厅里便对张先生说道，“吴敏自杀了。”

张先生起初吃了一惊。

“人呢？死了么？”

“在台大医院，手腕割开了，正在输血。”

“哦——”

张先生舒了一口气，却又转过头去看电视了。彩色荧光幕上，映着《群星会》，青山和婉曲两人正做着情人的姿态，在合唱：

菠萝甜蜜蜜

菠萝就像你

萧勤快也踅了过来，一屁股坐在张先生旁边，一只脚却蜷到沙发上，手在抠着脚丫子，两个人好像同时都给青山和婉曲的歌吸住了，看着电视，眼睛也不眨一下。青山挽着婉曲的腰，踱来踱去，一首歌都快唱完了，张先生才猛然记起了似的，转过头来，问我道：

“吴敏自杀，你来找我干什么？”

张先生大约四十上下，开了一家贸易洋行，专门出口塑胶玩具。他是个英俊的男人，鼻梁修挺，头发抿得一丝不苟，鬓脚微微带着一丝花白。可是他那张削薄的嘴，右边嘴角却斜拖着一条深得发黑的痕迹，好像一径挂着一抹冷笑似的。吴敏躺在急诊室里输血的时候，在我耳根下央求：请张先生到医院去一趟。可是我望着张先生嘴角那抹近乎凶残的笑容，一时舌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你来得正好，吴敏还有一包旧衣服留在这里，你顺便带给他吧，”张先生说着却向萧勤快指示了一下，“去把那包衣服拿来。”

萧勤快赶忙跳下沙发，跑到里面去，取出一包旧衣服来。那是几件发了黄绉成一团的内衣裤，还有两件破旧的花衬衫。萧勤快把那包旧衣服朝我手里一塞，连翻了几下他那双鼓鼓的金鱼眼，满脸得色。我回到台大医院，没有把那旧衣服拿出来，我对吴敏说：张先生不在家。

“阿青，你知道，我在张先生家也住了一年多了。总是规规矩矩守在家里，一次都没有自己出来野过。张先生的脾气不好，可是我总是顺从他的。他爱干净，我天天都拼命擦地板。起初我不会烧菜，常挨骂。后来看食谱，看会了，张先生有次笑着对我说：‘小吴，你的豆瓣鲤鱼跟峨嵋的差不多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以为张先生心里很喜欢呢。哪晓得他那天无缘无故发了一顿脾气，便叫我马上搬走，多一天都不许留。我没想到张先生竟是一个那样没有情义的人。阿青，你那天到底见着张先生没有？他还在生气么？——”

吴敏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颤抖抖的，听得人心烦。突然间，我好像又看到了张先生在嘴角上那道深深的、凶残的笑痕了似的，我打断了吴敏的怨诉：

“我见着他了，他跟萧勤快两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群星会》。”

“哦——”吴敏暧昧地叹了一口气，过了片刻，他立起身来。

“我先走了，我去买点东西吃。”

吴敏走下台阶，他那张白纸一样的脸，在黑暗里漂泊着。

回到莲花池那边，已是半夜时分。播音台的扩音已经寂灭，公园里的游人都已离去。于是我们的王国，从黑暗里便倏地涌现了出来。莲花池的台阶上，黑影幢幢。三水街那一群小幺儿，三三两两，木屐踏得啪哒啪哒，异常嚣张。亭子那边，我们那位年高望重的元老盛公，正拖着蹒跚的步子，蹭向我们的师傅杨教头，衰疲地探问道：“有新鲜的孩子么？”盛公已经老耄，而且背脊还患了严重的风湿。他找孩子做伴，只是为着陪他老人家消个夜，喝杯烧酒罢了。盛公晚上常常失眠，他说他只要看看一张年轻的面靥，他那颗不甘寂寞的心，便如同服了一粒安眠药似的，才肯消歇。盛公是万年青影片公司的董事长，摄制过好几张超级文艺爱情影片，赚了不少钱。据说盛公从前在上海自己也曾是位红小生，跟许多有名的女明星配过戏，可是他却无限感叹地对我们说道：“荣华富贵有什么用？孩子，青春才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哪！”那个尾随在老鼠后面，气吁吁叫着“耗子精”的，是聚宝盆的江浙名厨卢司务，卢司务体重两百零五磅，笑起来，好像一尊欢喜佛。他对老鼠有偏爱。“老鼠么，我就喜欢他那几根排骨，好像啃鸭翅膀，愈啃愈有味！”远远在树林子那边，掩掩藏藏，不敢抛头露面的，是一群良家子弟的大学生；那几个还来不及脱去制服的是外岛回来，到台北度假的充员士兵；还有一些三重镇到公园来打秋风登记有案的小流氓；还有西门町拍卖行、缝纫铺、皮鞋店的小伙计。也有心脏科的名医生，一位军法官，还有曾经红得发紫现在已经秃了头常戴着一顶巴黎帽的台语明星，还有那位皱得满面山川狂热地追求美的影子的艺术大师。艺术大师常常说一些我们不甚明了的话：“肉体、肉体哪里靠得住？只有艺术，只有艺术才能常存！”所以他把我们王国里的美少年，都画成了图画。当然，还有我们那位资格最老、历尽沧桑的老园丁郭老。郭老一个人远远地屹立在那棵绿珊瑚的下面，白发白眉，睁着他那双老眊的眼睛，满怀悲悯地瞅着公园里这一群青春鸟，在午夜的黑暗里，盲目地、危急地，四处飞扑。郭老在长春路开了一家照相馆青春艺苑。他收集了我们的照片，贴成了一本厚厚的相簿，取名“青春鸟集”。他把我编成八十七号，命名为小苍鹰。

在我们这个王国里，我们没有尊卑、没有贵贱，不分老少、不分强弱。我们共同有的，是一具具让欲望焚炼得痛不可当的躯体，一颗颗寂寞得发疯发狂的心。这一颗颗寂寞得疯狂的心，到了午夜，如同一群冲破了牢笼的猛兽，张牙舞爪，开始四处狺狺地猎狩起来。在那团昏红的月亮引照下，我们如同一群梦游症的患者，一个踏着一个影子，开始狂热地追逐，绕着那莲花池，无休无止，轮回下去，追逐我们那个巨大无比充满了爱与欲的梦魔。

在黑暗中，我踏上了莲花池的台阶，加入了行列，如同中了催眠术一般，身不由己，绕着莲花池，一圈一圈不停地转着。黑暗中，我看见那一双双给渴望、企求、疑惧、恐怖，炙得发出了碧火的眼睛，像萤火虫似的，互相追扑着。即使在又浓又黑的夜里，我也尖锐地感觉得到，其中有一对眼睛，每次跟我打照面，就如同两团火星子，落到我的面上，灼得人发疼。我感到不安，我感到心悸，可是我却无法回避那双眼睛。那双炯炯的眼睛，是那样地执著，那样地急切，好像拼命在向我探索，向我恳求什么似的。他是一个身材高瘦的陌生人，在公园里，我从来没有见他出现过。

“去吧，不碍事的，”我们师傅杨教头在我身后凑近我耳根低声指示道，“我看见他跟了你一夜了。”

那个陌生客已走下了台阶，站在石径那端一棵大王椰下，面朝着我这边，高高地矗立在那里，静静地，然而却咄咄逼人地在那儿等待着。陌生客，平常我们都尽量避免，以免搭错了线，发生危险。我们总要等我们的师傅鉴定认可后，才敢跟去，因为杨教头看人，从来不会走眼。我走下台阶，步到那条通往公园路大门的石径上。我经过那位陌生客的面前，装作没看见他，径自往大门走去，我听见他跟在我身后的脚步声，踏在碎石径上。我走出公园大门，一直往前，蹭到台大医院那边，没有人迹的一条巷子口路灯下，停下脚来，等候着。

在路灯下，我才看清楚，那个陌生客跟我站在一起，要比我高出大半个头，总有六呎以上，一身嶙峋的瘦骨，一根根往外撑起。他身上那件深蓝的衬衫，好像是绷在一袭宽大的骨架上似的。他那长方形的面庞，颧骨高耸，两腮深削下去，鼻梁却挺得笔直的，一双修长的眉毛猛地往上飞扬，一头厚黑的浓发，蓬松松地张起。他看起来，大约三十多岁，脸上的轮廓该十分直挺的，可是他却是那般地枯瘦，好像全身的肌肉都干枯了似的。只有他那双深深下陷、异常奇特的眼睛，却像原始森林中两团熊熊焚烧的野火，在黑暗中碧荧荧地跳跃着，一径在急切地追寻着什么。当他望着我，露出一丝笑容的时候，我便提议道：

“我们到圆环去。”

3

瑶台旅社二楼二五号房的窗户，正遥遥向着圆环那边的夜市。人语笑声，一阵阵浪头似卷了上来，间或有一下悠长的小喇叭猛然奋起，又破又哑，夜市里有人在兜卖海狗丸。对面晚香玉、小蓬莱那些霓虹灯招牌，红红绿绿便闪进了窗里来。房中燠热异常，床头那架旧风扇轧轧地来回摇着头。风，吹过来，也是燥热的。

在黑暗中，我们赤裸地躺在一起，肩靠着肩。在黑暗中，我也感得到他那双闪灼灼、碧荧荧的眼睛，如同两团火球，在我身上滚来滚去，迫切地在搜索、在觅求。他仰卧在我的身旁，一身嶙峋的瘦骨，当他翻动身子，他那尖棱棱的手肘不意撞中我的侧面，我感到一阵痛楚，喔地叫了一声。

“碰痛你了，小弟？”他问道。

“没关系。”我含糊应道。

“你看，我忘了，”他把那双又长又瘦的手臂伸到空中，十指张开，好像两把钉耙一般，“这双手臂只剩下两根硬骨头了，有时戳着自己也发疼——从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从前我的膀子也跟你的一样那么粗呢，你信不信，小弟？”

“我信。”

“你几岁了？”

“十八。”

“就是了，从前我像你那样的年纪，也跟你差不多。可是一个夏天，也不过三个月的光景，一个人的一身肉，会骤然间耗得精光，只剩下一层皮，一把骨头。一个夏天，只要一个夏天——”

他的声音从黑暗里传来，悠远、飘忽，好像是从一个深邃的地穴里，幽幽地冒了出来似的。

常常在午夜，在幽冥中，在一间隐蔽的旅栈阁楼，一铺破旧的床上，我们赤裸着身子，两个互相隐瞒着姓名的陌生人，肩并肩躺卧在一起，陡然间，一阵告悔的冲动，我们会把心底最隐秘最不可告人的事情，互相吐露出来。我们看不清彼此的面目，不知道对方的来历，我们会暂时忘却了羞耻顾忌，将我们那颗赤裸裸的心挖出来，捧在手上互相观看片刻。第一次跟我到瑶台旅社来的，是一个中学体育老师，北方人，两块腹肌练得铁板一样硬，那晚他喝了许多高粱，嘟嘟哝哝，讲了一夜的醉话。他说他那个北平太太是个好女人，对他很体贴，他却偏偏不能爱她。他心中暗恋的，是他们学校高中篮球校队的队长。那个校队队长，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跟了他三年，情同父子。可是他却无法对那个孩子表露他的心意。那种暗恋，使他发狂。他替他提球鞋，拿运动衫，用毛巾给他揩汗。但是他就不敢接近那个孩子。一直等到毕业，他们学校跟外校最后一次球赛，那天比赛激烈，大家情绪紧张。那个队长却偏偏因故跟他起了冲突。他一阵暴怒，一巴掌把那个孩子打得坐到地上去。那些年来，他就渴望着抚摸，想拥抱那个孩子一下。然而，他却不知道为了什么，失去控制，将那个孩子脸上打出五道红指印。那五道指印，像烙痕般，一直深深刻在他的心上，时时隐隐作痛。那个体育老师，说着说着，一个北方彪形大汉，竟呜呜哭泣起来，哭得人心惊胆跳。那晚下着大雨，雨水在窗玻璃上蜿蜒地流着。对面晚香玉的霓虹灯影，给混得红绿模糊一片。

“五天前，我的父亲下葬了。”

“嗯？”我没有听懂他的话。

“五天以前，我父亲下葬在六张犁极乐公墓，”他在抽一根烟，烟头在黑暗中亮起红红的一团火，“据说葬礼很隆重，我看见签名簿上，有好多政府要人的名字，可是我却不知道六张犁在哪儿，我从来没有去过。你知道么，小弟？”

“你从信义路一直走下去，就到了，极乐公墓在六张犁山上。”

“信义路四段下去么？台北的街道改得好厉害，统统不认识了，我有十年没有回来——”他吸了一下烟，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前天夜里，我才从美国回来的，走到南京东路一百二十二巷我们从前那栋老房子，前后左右全是些高楼大厦，我连自己的家都认不出来了。从前我们家后面是一片稻田。你猜猜，田里有些什么东西？”

“稻子。”

“当然，当然，”他摇着一杆瘦骨棱棱的手臂笑了起来，“我是说白鹭鸶，小弟。从前台北路边的稻田里都是鹭鸶，人走过，白纷纷地便飞了起来。在美国这么些年，我却从来没看见一只白鹭鸶。那儿有各种各样的老鹰、海鸥、野鸭子，就是没有白鹭鸶。小弟，有一首台湾童谣，就叫《白鹭鸶》，你会唱么？”

“我听过，不会唱。”

白鹭鸶

车粪箕

车到溪仔坑——

他突然用台湾话轻轻地哼了起来，《白鹭鸶》是一支天真而又哀伤的曲子，他的声音也变得幼稚温柔起来。

“你怎么还记得？”我忍不住笑了。

“我早忘了，一回到台北不知怎的又记起来了。这是我从前一个朋友教我的，他是一个台湾孩子。我们两人常跑到我们家后面松江路那头那一片稻田里去，那里有成百的鹭鸶。远远看去好像田里开了一片野百合。那个台湾孩子就不停地唱那首童谣，我也听会了。可是这次回来，台北的白鹭鸶都不见了。”

“你是美国留学生么？”我问道。

“我不是去留学，我是去逃亡的——”他的声音倏地又变得沉重起来，“十年前，我父亲从香港替我买到一张英国护照，把我送到高雄，搭上了一只日本邮轮，那只船叫白鹤丸，我还记得，在船上，吃了一个月的酱瓜。”

他猛吸了两口烟，沉默了半晌，才严肃地说道：

“我父亲临走时，对我说：‘你这一去，我在世一天，你不许回来！’所以，我等到我父亲过世后，才回到台湾，我在美国，一等等了十年——”

“小弟，你知道么？我的护照上有一个怪名字：Stephen Ng。广东人把‘吴’念成‘嗯’，所以那些美国人都从鼻子眼里叫我‘嗯，嗯，嗯’——”

说着他自己先笑了起来，我听着很滑稽，也笑了。

“其实我姓王，”他舒了一口气，“王夔龙才是我的真名字。那个‘夔’字真难写，小时候我总写错。据说夔龙就是古代一种孽龙，一出现便引发天灾洪水。不知道为什么我父亲会给我取这样一个不吉祥的名字。你的名字呢，小弟？”

我犹豫起来，对陌生客，我们从来不肯吐露自己的真姓名的。

“别害怕，小弟，”他拍了一拍我的肩膀，“我跟你，我们都是同路人。从前在美国，我也从来不肯告诉别人自己的真姓名。可是现在不要紧了，现在回到台北，我又变成王夔龙了。Stephen Ng，那是一个多么可笑的名字呢？Stephen Ng死了，王夔龙又活了过来！”

“我姓李，”我终于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他们都叫我阿青。”

“那么，我也叫你阿青吧。”

“你是在美国旧金山么？”我试探着问道，我们公园里有一个五福楼的二厨，应聘出国，到旧金山唐人街一家饭馆当起大厨师来。他写信回来说，旧金山满街都是我们的同路人。

“旧金山？我不在旧金山。”他猛吸了一口烟，坐起来，把烟头扔到床前的痰盂里，然后双手枕到脑后，仰卧到床上。

“是纽约，我是在纽约上岸的，”他的声音，又飘忽起来，让那扇电风扇吹得四处回荡，“纽约全是一些几十层的摩天大楼，躲在下面，不见天日，谁也找不着你。我就在些摩天大楼的阴影下面，躲藏了十年，常常我藏身在纽约最黑暗的地方——中央公园，你听说过么？”

“纽约也有公园么？”

“怎么没有？那儿的中央公园要比咱们的新公园大几十倍，黑几十倍，就在城中心，黑得像一潭无底深渊。公园里有好多黑树林，一丛又一丛，走了进去，就像迷宫一般，半天也转不出来。天一暗，纽约的人，连公园的大门也不敢进去。里面发生过好多次谋杀案，有一个人的头给砍掉了，身体却挂在一棵树上。还有一个人，一个年轻孩子，身上给戳了三十几刀——”

他说着却叹了一口气道：

“美国到处都是疯子。”

“中央公园里，也有我们同路人么？”我悄声问道。

“唉，太多了，我上了岸，第三天晚上，便闯进中央公园里去。就在那个音乐台后面一片树林里，一群人把我拖了进去，我数不清，大概总有七八个吧。有几个黑人，我摸到他们的头，头发好似一饼纠缠不清的铁丝一般。他们的声音在黑暗里咻咻地喘着，好像一群毛耸耸的饿狼，在啃噬着一块肉骨头似的。在黑暗中，我也看得到他们那森森的白牙。一直到天亮，一直到太阳从树顶穿了下来，他们才突然警觉，一个个夹着尾巴溜走了，只剩下一个又老又丑的黑人，跪在地上，兀自抖瑟瑟地伸出手来，抓我的裤角。我走出林子外，早晨的太阳照得我的眼睛都张不开了——”他把那一双瘦棱棱像钉耙似的长手臂伸到空中，抓了两下，“一夜工夫，我觉得我手臂上的肉，都给他们啃掉了似的，红红紫紫，一块块的伤斑。那个夏天，我跟那些美国人一样，也疯了起来，疯得厉害。我看着自己身上的肉，像头皮屑，一块块纷纷掉落，就像那些麻风病人一般，然而我一点知觉也没有。有一天，我坐在大街上，拿着一把刀片，在割自己的小腿，一刀刀割得鲜血直流——”

“噢，为什么呢？”我问道，他讲得那样舒坦，好像是在割鸡割鸭似的。

“我要试试，我还有没有感觉。”

“不痛么？”

“一点也不痛，我只闻到血腥味。”

“嗳。”我暧昧地叫了起来，我觉得风扇吹到身上，毛毛的。

“有几个女人看见，吓得大叫。警察跑过来，把我送到了疯人院里去。你去过疯人院么，阿青？”

“没有。”

“疯人院里也有意思呢。”

“怎么会？”

“疯人院里有好多漂亮的男护士。”

“是么？”我笑道，好奇起来。

“我进的那家疯人院在赫逊河边，河上有许多白帆船，我天天就坐在窗口数帆船。我顶记得，有一个叫大伟的男护士，美得惊人，一头闪亮的金发，一双绿得像海水的眼睛。他起码有六呎五，疯人院里的男护士都是大个子。他拿着两颗镇静剂，笑眯眯地哄我吞下去，我猛一把抓住他的手，按到我的胸房上，叫道：‘我的心，我的心呢？我的心不见了！’他误会我向他施暴，用擒拿法一把将我揿到地上去。你猜为什么？我讲的是中文，他听不懂！”

说着我们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他们放我出去，夏天早已过了，中央公园里，树上的叶子都掉得精光。我买了一包面包干，在公园里喂了一天的鸽子——”

他突然沉默起来，我侧过头去看他，在黑暗中，他那双眼睛，碧荧荧地浮在那里。床头那架风扇轧轧地扇过来一阵阵热风，我背上湿漉漉地浸在汗水里。窗外圆环夜市那边，人语车声，又沸沸扬扬地涌了过来。兜卖海狗丸的破喇叭，吹得分外起劲，可是不知怎的，那样喑哑的一支喇叭，却偏不停地在奏那首《六月茉莉》，一首极温馨的台湾小调，小时候，我常常听到的，现在让这些破喇叭吹得呜呜咽咽，听着又滑稽，又有股说不出的酸楚。

“那些莲花呢，阿青？”

“什么？”我吃了一惊，沉寂了半天，他的声音突然冒了起来。

“我是说公园里那些莲花，都到哪里去了？”

“噢，那些莲花么？听说市政府派人去拔光了。”

“唉，可惜了。”

“他们都说那些莲花很好看呢。”

“新公园是全世界最丑的公园，”他笑道，“只有那些莲花是美的。”

“据说是红睡莲，对么？”

“对了，鲜红鲜红的。从前莲花开了，我便去数。最多的时候，有九十九朵。有一次，我摘了一朵，放在一个人的掌心上，他捧着那朵红莲，好像捧着一团火似的。那时候，他就是你这样的年纪，十八岁——”我感到他那钉耙似的手，尖硬的手指，伸到我头发里，轻轻地在耙梳着，他那双野火般跳跃的眼睛，又开始在我身上滚动起来，那样急切、那样强烈地乞求着，我感到一阵莫名的惧畏起来。

“王先生，我得走了。”我坐起身来。

“不能在这里过夜么？”他看见我在穿衣裤，失望地问道。

“我得回去。”

“明天可以见你么，阿青？”

“对不起，王先生，明天我有约。”

我低下身去系鞋带，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撒这个谎。我并没有约会，可是明天，至少明天，我不能见他。我害怕看到他那双眼睛，他那双眼睛，好像一径在向我要什么东西似的，要得那么凶猛、那么痛苦。

“那么什么时候再能见到你呢？”

“我们在公园里，反正总会再碰面的。”

我走到房门口时，回头说道。一口气，我跑下瑶台旅社那道黑漆漆、咯吱咯吱发响的木楼梯，跑出那条湿叽叽臭熏熏的窄巷，投身到圆环那片喧嚣拥挤，到处挂满了鱿鱼、乌贼，以及油腻猪头肉的夜市中。我站到一家叫醉仙的小食店门口，望着那一排倒钩着油淋淋焦黄金亮的麻油鸭，突然间，我感到一阵猛烈的饥饿。我向老板娘要了半只又肥又大的麻油鸭，又点了一盅热气腾腾的当归鸡汤，咕嘟咕嘟，一下子我先把那盅带了药味滚烫的鸡汤，直灌了下去，烫得舌头都麻了，额上的汗水簌簌地泻下来，我也不去揩拭，两只手，一只扯了一夹肥腿，一只一根翅膀，左右开弓地撕啃起来，一阵工夫，半只肥鸭，只剩下一堆骨头，连鸭脑子也吸光了。我的肚子鼓得胀胀的，可是我的胃仍旧像个无底大洞一般，总也填不满似的。我又向老板娘要了一碟炒米粉，窸窸窣窣，风扫残叶一般，也卷得一根不剩。结账下来，一共一百八十七。我掏出胸前口袋里那卷钞票，五张一百的，从来没有人给过我那么多钱。刚才他把皮夹里所有的钞票都翻出来给我了，还抱歉地说：刚回来，没有换很多台币。

离开圆环，我漫步荡回锦州街的住所去。中山北路上，已经没有什么行人，紫白色的荧光灯，一路静荡荡地亮下去。我一个人，独自跨步在行人道上，我脚上打了铁钉的皮靴，击得人行道的水门汀嗑、嗑、嗑发着空寂的回响。我把裤带松开，将身上湿透了的衬衫扯到裤子外面，打开了扣子。路上总算起了一阵凌晨的凉风，把我的湿衬衫吹得扬了起来。我全身的汗毛微微一张，我感到一阵沉滞的满足，以及过度满足后的一片麻木。

4

弟娃——

我猛然惊坐起来，听见自己叫喊道。满地扎眼的阳光，已是中午时分，房中热气沸腾。背上的汗水一条条流下来，好像许多条毛虫在上面爬动，痒痒麻麻的。床上的草席印着一大块阴黑的汗迹，又是一个火烈的大热天。我跟小玉合租的这间房间，是三夹板隔出来的，只有五个榻榻米大，除了一张床，两只竹篾笼子，什么都放不下了。因为朝西，一到下午，太阳凶狠地射进来，房里就像蒸笼，热得人惴惴不安。

我坐在床上，头感到一阵刚睡醒的昏疲，喉头却干得在冒火。窗外传来一阵女人的尖笑，大概锦州街那些吧女都热得跑到巷子里去乘凉调笑去了。巷子里的酒吧还没有上市，收音机却开得大大的，喷出一流狂躁的爵士乐来。渐渐地，我仿佛记了起来，刚才朦胧间，我看见了弟娃。他就站在我的床头，穿着他的童军制服，有肩带的那一套。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那张雪白的娃娃脸，他笑嘻嘻地伸出手来，对我说道：

“阿青，我的口琴呢？”

去年弟娃生日，十五岁，我送了一管口琴给他，是在功学社买的，蝴蝶牌，两百七十块，花了我半个月的送报钱。弟娃爱得不忍释手，上学他把口琴插在裤子后面袋里，晚上他便放在枕头底下。睡到床上，还要拿出来吹两下。开始弟娃只会吹单音，后来我教他和声，他一学便会，而且吹得比我还要有板有眼。那时候学校里正在教《踏雪寻梅》，弟娃天天回家便吹奏这首轻快得像流水似的曲子。有时我们上了床，熄了灯，弟娃还要把口琴掏出来，把被窝蒙起头来吹，口琴声从被窝里透出来，闷得呜呜地响。有一次，把父亲吵醒了，他气冲冲跑进来，一把将弟娃被窝掀开，弟娃怕挨揍，赶紧双手抱住头，缩成一团。父亲看着，竟笑了。那是唯一的一次，我看见父亲那张苍纹满布严峻的脸上，绽开那样一抹慈蔼的笑容。我跳下床，从床底拖出我那只竹篾笼子，从里面掣出了我送给弟娃的那管蝴蝶牌口琴来。几个月没有擦拭，口琴的白铜皮有点发黄了。我放到口边随便吹了两下，声音还是十分清越的，只是有点霉味。我从家里跑出来的那天，这管口琴正好插在裤袋里，是我从家里唯一带出来的东西。

三个多月了，这是第一次，我想起弟娃来。这三个多月，是一连串没有记忆的日子。白天，我们到处潜伏着，像冬眠的毒蛇，一个个分别蜷缩在自己的洞穴里。真到黑夜来临，我们才苏醒过来，在黑暗的保护下，如同一群蝙蝠，开始在台北的夜空中急乱地飞跃。在公园里，我们好像一队受了禁制的魂魄，在莲花池的台阶上，绕着圈圈，在跳着祭舞似的，疯狂地互相追逐，追到深夜、追到凌晨。我们窜逃到南阳街，一窝蜂钻进新南阳里，在那散着尿臊的冷气中，我们伸出八爪鱼似的手爪，在电影院的后排，去捕捉那些面目模糊的人体。我们躲过西门町霓虹灯网的射杀，溜进中华商场上中下各层那些闷臭的公厕中。我们用眼神、用手势、用脚步，发出各种神秘的暗号，来联络我们的同路人。我们在万华，我们在圆环，我们在三水街，我们在中山北路——我们鬼祟地穿进一条条潮湿的死巷，闪入一间间黝暗腐朽日据时代残留下来的客栈里。直到夜深，直到夜真的深了，路上的行人绝了迹，我们才一个个从各个角落里，爬回到大街上来，这时，这些冷落的、不设防的街道，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我们手里捏着一沓沁着汗水的新台币，在黎明前的一刻，拖着我们流干精液的身体，放肆而又虚脱，漫步蹭回各自的洞穴里去。

这三个多月来，我的脑袋里，一直是空空的，好像有人将我的头盖揭开，把我的大脑一下子挖掉了一般，一点思念、一点感觉也没有了。弟娃，我最爱的弟娃，我竟没有去想过他。可是刚才那一刻，他却明明站在我的床前，离得我那样近，伸手出来，笑嘻嘻地向我说道：阿青，我的口琴呢？我记得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他的手是冰凉的。就像那晚一样，父亲先去睡了，我一个人坐在弟娃身边守住他，我去捏他的手，他的手冰冷，冷得叫我打了一个寒噤。我们在他身体下面垫了许多块砖头大的干冰。那些干冰一直在冒冷烟，弟娃如同睡在雾中一般。在市立殡仪馆，他们把他装进了一副小棺材里。他的小棺材，薄薄的，像只木箱，我趁他们不备，溜进了停尸间去，掀开了弟娃的棺材盖。弟娃十分局促地仰卧在里头，他们替他化了妆，在他那张雪白的娃娃脸上，涂上了淡淡的胭脂。他们把他的双手合拢在胸前，他的肩膀都给挤得拱缩了起来。弟娃看来好像在装睡的模样，满面调皮滑稽，好像随时都忍不住要笑出来似的。我们把弟娃运到碧潭公墓去，两个抬棺的脚伕，粗手粗脚，棺材从车上抬下来，东碰西撞，棺材头撞在车门上呼呼作响。我一阵暴怒，走过去，猛推了脚伕一把，喝道：

“轻些，知道么？”

“还不起来？日头晒屁股了！”

丽月探头进来笑道，她只穿了奶罩三角裤，披着一件粉红绸子的短袖睡衣，一头发卷还没有拆去。

“小玉回来过么？”我问道。

“问你呀，那个小玻璃，昨晚又野到哪里去了，”丽月乜斜着眼睛瞅着我，噗哧一声笑了出来，“阿青，你老实招来吧，昨晚你钓到大鱼没有？是条青花还是条老泥鳅？”

“还有饭么？”我不理会丽月。

“你上个月欠我的伙食还没还清，还想吃饭么？”

“先还一百，这总可以了吧？”我从裤袋里掏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来，丽月一把抢了过去，笑道：

“快去吧，早上做的稀饭都发馊啦。”

我跟着丽月，走到她隔壁房去。她的房间，只跟我们的隔了一层薄薄的三夹板。从前丽月那个美国大兵情人强尼和她同居的时候，她把我们这间房布置成一间小客厅。强尼抛下她回美国后，她便分租给小玉，只收他四百块一个月，还让他搭中饭。小玉认识老周后，常常不回来住，他便叫我搬了进来，分担他一半租钱。

丽月是小玉的表姊，她很疼小玉，常常揪住小玉的腮叫他小玻璃。丽月体格很棒，而且风骚，在纽约吧里大红特红，那些美国兵都叫她丽丽。丽月用手捧起她那两团大奶子，面一扬，很不屑地说道：“怕什么？老娘有的是本钱！”有时候她白天去上班，家中阿巴桑忙着做事，便把她那个三岁大和强尼生的那个杂种仔小强尼赶到我们房间来，要我们看顾。那个杂种是个小可爱，一身洁白的娃娃肉，绿莹莹的眼珠子，却是一头乌黑微鬈的头发。丽月本来把她的杂种仔丢给了孤儿院，后来舍不得，又去把他接了回来。丽月说，小杂种的老爸，是个很标致的美国郎。她案上有一张他穿了一身白色海军制服的照片，咧着嘴，一双眼睛花花的，风风流流的模样。丽月跟他同居，倒贴了他一年，还替他生了一个小杂种，他拍拍屁股，便溜回国去了。一共只来过三封信，寄了二十块美金给小强尼买圣诞礼物。丽月无可奈何地叹道：“美国鸟，是很有良心的么？”然而她说她并不恨他，她原谅他，他来了她还要跟他睡觉。

“啊唷，有鱿鱼吃！”

我看丽月房中饭桌上摆着一碟酸菜炒鱿鱼，一碗白稀饭。

“丽月姊，你真是一个好人！”我摸了一下丽月扎实润凉的膀子。

“去你的，少拍老娘马屁，”丽月坐到我对面笑道，“我问你，玉仔昨晚到底又到哪里去打野食去了？”

“小玉么？找到一位华侨干爹啦，是从东京来的。”

“伊娘咧！”丽月咯咯骚笑了起来，“那个小玻璃专爱吃‘沙西米’！去年有一个大阪来的华侨，开中华料理的。玉仔为了他失魂落魄，做了好几个月的樱花梦。昨天半夜老周还来找他，我替他撒谎，说他回三重镇去了。老周只是不信，抓住我诉苦，一口呢呢侬侬的上海话，我也听不大懂。我看那个胖阿公对玉仔还有几分真心。”

“老周上星期才给小玉买了一只精工表，一千五，自动的，还有日历呢。”

“我看到啦，玉仔戴在手上亮来亮去，”丽月笑叹道，“谁教那个胖阿公偏偏迷上这个没心肝的玻璃货，算他倒霉！”

“阿母——”

阿巴桑带着小强尼走了进来，那个小杂种一看到他母亲，便摇摇晃晃，笑嘻嘻地一头撞进他母亲怀里叫道。丽月一把将小强尼抱了起来，剥开他的开裆裤，在他那浑圆的小屁股上咬了一口，恨道：

“你这个小野仔，小杂种，你要了你阿母的命啦！”

阿巴桑是个大胖子，性情异常急躁，爬上楼半天还喘不过气来，脸上的汗水滴滴答答的。她把手里一对红蜡烛，两炷香，四五串锡箔元宝，还有一大叠纸钱往桌上一搁，便一五一十跟丽月算起账来，我猛然才想起，今天竟是七月十五，中元节了。

“你给谁烧冥钱，丽月姊？”我问道。

“给我那个死鬼阿爸呀！”丽月叹息道，她提起一串元宝来，窸窸窣窣地抖响着，“他在的时候，天天向我讨钱。死了，梦里头还要向我讨。不烧给他，我害怕，怕他到阎王面前去告状。”

“丽月姊，你分一半元宝给我，我钱给你。”我掏出了二十块钱来递给丽月。

“你又烧给谁啦？”丽月诧异道。

“我烧给我阿弟。”

“他也向你要钱么？”

“他向我要口琴，”我说，“今天是他的生日——十六岁了。”

“口琴？”丽月哈哈大笑，“那个地方大概也有口琴卖的吧？人家说，阴间跟我们这里一样，什么都有。一定也有许多酒吧，我死翘翘了就到下面去当吧女去！要不然，越战打死那么多美国兵，怎么办？”

丽月笑得乱晃起来，两个大奶子战弹弹的，她指着我叫道：

“玻璃鬼！玻璃鬼！你和玉仔两人死了，一定也变成玻璃鬼。你活着是什么货，死了也是什么货，想改也改不了！”

我把两串元宝拿回房中，搁在床上，然后到澡房去冲了一个冷水澡，把头发也洗干净了。我换上了一套新买的衣服，一条深蓝达克龙的西装裤，一件套头蓝白条子的紧身衫。我把一头又长又硬桀骜不驯的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还抿上了一些小玉的发蜡。临走时，我将那管蝴蝶牌的口琴，插到后面裤袋里。我经过丽月房门口，丽月吹了一声口哨，叫道：

“这一身打扮，又去找郎客了！”

我头也没回，跑下楼去，闯进了外面的世界里。中山北路上上下下，好像都落满了白色冒烟的溶液一般，空气热得在闪闪颤动。我赶忙掏了我那副宽边深黑的墨镜来戴上。这副太阳眼镜，是一个客人遗留在旅馆里五斗柜上的，我收了起来，据为己有。白天在人群里，我便戴上这副宽边墨镜，把脸遮去一半。这样，即使碰见熟人，也可以装着没有看见，回避过去。

我在中山北路乘上公共汽车，坐到车子的最后一排角落里去，汽车里很燥热，刚洗完澡，一坐下来，一身又湿了。我要乘到西门町，然后转到南机场去。母亲就住在南机场那边。有五年多，没有见到母亲了。我得到关于她最后的消息，是她在南机场跟一个开地下茶室的男人同了居。那还是弟娃告诉我的，他曾经到南机场去看过母亲两三回。母亲带他到西门町一条龙去吃蒸饺，两人吃了三笼。可是母亲后来却吩咐弟娃：以后没有事，不要再去找她了。这次弟娃去世，母亲并不知道。好几次我都想去告诉她，不知怎的，总没有去成。因为许多年没有跟母亲见过面，怕见了大家尴尬，没有话说。

想到母亲，想到弟娃，我又不禁想起我们那个七零八落、破败不堪的家来。

5

我们的家，在龙江街，龙江街二十八巷的巷子底里。就如同中国地图上靠近西伯利亚边陲黑龙江那块不毛之地一样，龙江街这一带，也是台北市荒漠的边疆地区。充军充到这里来的，都是一些贫寒的小户人家。我们那条巷子里，大都是一些不足轻重的公家单位中下级人员的宿舍。两排木板平房，一栋栋旧得发黑，木板上霉斑点点，门窗瓦檐统统破烂了，像一群褴褛的乞丐，拱肩缩背，挤在一堆。左边第一栋是秦参谋家，一扇大门给台风刮掉了，一直没有补上，好像秃着嘴巴，缺了一颗门牙似的。秦参谋喜欢坐在大门缺口一张矮凳上，手里抱着一把胡琴，自拉自唱，据他自己说他唱的是麒麟童麒派，嗓子沙哑得患了重伤风一般。去年他中了风，脸走了形，嘴巴歪掉了。可是他仍奋力地唱着《逍遥津》，很苍凉地在喊：欺寡人——。他一张嘴，下巴便好像掉下来了似的，一脸痛苦不堪的神情。右边第一栋住着萧队长和黄副队长两家，萧太太和黄太太吵了十几年的架，因为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常常在深夜里从她们厨房中传出来一声声有板有眼的砧板咒。橐、橐、橐的刀声，配着尖厉的诅咒，在寒风中，听得人毛骨悚然。萧太太是大块头，声音洪亮，总是占上风。黄太太却干瘦得像条缩了水的黄瓜，一径瘪着嘴，泪眼汪汪，满面凄苦，好像给萧太太咒得永世不得超生了似的。大概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一家家传出来，都是怨声。我记得，那么些年，我们那条巷子好像从来没有安宁过。这边哭声刚歇，那边吆喝怒骂又汹汹然扬了起来。然而我们那条二十八巷，却是一条叫人不太容易忘怀的死巷。它有一种特殊的腐烂臭味，一种特殊的破败与荒凉。巷子两侧的阴沟，常年都塞满了腐烂的菜头、破布、竹篾、发锈的铁罐头，一沟浓浊污黑的积水，太阳一晒，郁郁蒸蒸，一股强烈的秽气便冲了上来，在巷子里流转回荡。巷子中央那个敞口的垃圾箱，内容更是复杂。常常在堆积如山的秽物上，会赫然躺着一只肚子鼓得肿胀的死猫，暴着眼睛龇着白牙，不知是谁家毒死的，扔在那里，慢慢开始腐化；上面聚满了绿油油一颗颗指头大的红头苍蝇，人走过，嗡地一下都飞了起来，于是死猫灰黑的尸身上，便露出一窝白蠕蠕爬动的蛆来。巷子是黄泥地，一场大雨，即刻变成一片泥泞，滑叽叽的，我们打着赤足，在上面吱吱喳喳地走着，脚上裹满了泥浆，然后又把黄滚滚的泥浆带到屋里去。如果天气久旱，风一刮，整条巷子飞沙走石。于是一家家破缺的墙头撑出来的竹篙上，那些破得丝丝缕缕的尿布、三角裤、床单、枕头，在黄濛濛的风沙中，便异常热闹地招翻起来。

这条死巷巷底，那栋最破、最旧、最阴暗的矮屋，便是我们的家。前年黛西台风过境，把我们的屋顶掀走了一角。我跟父亲用一块黑色的大油布铺在漏洞上，遮盖起来，上面压了许多红砖头。雨下得大，屋内还是会漏的，于是铅桶、面盆，有时连痰盂也用上，到处接水。如果雨一夜不歇，屋内便叮叮咚咚，响到天明。我们的房子特别矮，阳光射不进来，屋内的水泥地分外潮湿，好像一径湿漉漉在出汗一样，整栋屋子终年都在静静地、默默地，发着霉。绿的、黄的、黑的，一块块霉斑，从墙脚下，毛茸茸地往上爬，一直爬到天花板上。我们的衣服，老是带着一股辛辣呛鼻的霉味，怎么洗也洗不掉。

然而父亲却说，我们能够弄到那样一幢房子，已经是万幸了。民国三十八年，父亲那个兵团在大别山和八路军交战，被围困了一个多礼拜，救兵赶不到，父亲被俘虏了。后来逃脱，来到台湾，革去了军籍。幸亏父亲一个旧日的老战友黄子伟黄处长，卖了一个人情，才让父亲暂时栖住在这栋矮小破烂的宿舍里。差不多每个星期天，父亲都到隔壁二十六巷黄子伟叔叔家里去，去的时候，总是拎着一瓶红露酒，一包盐脆花生；然后和黄叔叔两人对坐着，用水碗子装酒，你一碗我一碗地猛灌，嘴里的花生米嚼得咔嚓咔嚓。父亲本来就是一个刚毅木讷、不善言辞的人，喝了酒，更加一句话也没有了。他默默地坐在那里，一脸紫胀，两眼通红，一直挨到太阳下去，屋内黑了，父亲才立起身来，干咳一声，说道：

“呃，不早了——”

“在这里吃饭吧。”黄叔叔也立起身来。

“改天再来。”

父亲也不等黄叔叔回话，便踏着他那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步伐，昂然离去。他的胸脯夸张地挺着，头高扬到滑稽的地步，一双穿得张了口的旧皮靴，踏在地上，发着啪哒啪哒空洞的响声。

据说父亲从前打日本人是立过功勋的——这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他讲到“长沙大捷”那一仗，突然间会变得滔滔不绝，操着他那浓浊的四川土腔，夹七夹八口齿不清地吐出一大堆我们半懂不懂的话来。他那张磨得灰败、皱纹满布的黑脸上，那一刻，会倏地闪起一片骄傲无比的光彩。父亲说，那一仗下来，长沙郊外那条河河水染得通红，他那柄马刀，砍日本人的头砍得刀锋卷起。他房中案头上一张全身戎装的照片，捆着斜皮带，穿着长筒马靴，手里捧着一顶穿了几个弹孔的日军军盔，脸上露着胜利的得色。那张照片，便是在长沙郊野战场上拍的，地上七横八竖都躺满了士兵的死尸。那时父亲刚升团长，并且还受了勋。父亲的床头搁着一只小小的红木箱，箱子用一把铜锁锁住，箱子里便珍藏着父亲那枚二等宝鼎勋章。在我考上育德中学高中那一年，有一天，父亲把我召进他房中，郑重其事地把他床头那只小红木箱捧到案上，小心翼翼地将箱子打开，里面搁着一枚五角星形的红铜镀金勋章，中间嵌着蓝白两色珐琅瓷的宝鼎。镀金已经发乌了，花纹缝里金面剥落的地方，沁出了点点铜绿来。系在顶角的那条红蓝白三色缎带，也都泛了黄。父亲指着那枚旧勋章，对我说道：

“阿青，我要你牢牢记住：你父亲是受过勋的。”

我觉得那枚勋章很好看，便伸手去拿，父亲将我的手一把挡开，皱起眉头说道：

“站好！站好！”

等我立正站好，双手贴在裤缝上，父亲才拿起那枚章，别在我的学生制服衣襟上，然后他也立了正，一声口令喝道：

“敬礼！”

我不由自主，赶忙将手举到额上，向父亲行了一个举手礼。我差不多笑出了声来，但是看见父亲板着脸，满面严肃，便拼命忍住了。父亲说，等我高中毕业，便正式将那枚宝鼎勋章授给我。他一心希望，我毕业的时候，保送凤山陆军军官学校，继承他的志愿。

父亲做了一辈子的军人，除了冲锋陷阵以外，别无所长，找事十分困难。又是靠黄叔叔的面子，才挤进了一家公私合营的信用合作社，挂了一名顾问的闲职，月薪三千台币。在机关里，他连张办公桌也没有的，其实用不着天天去上班。可是父亲每天仍旧穿着他那唯一一套还像样的藏青哔叽中山装，手臂下夹着一只磨得泛了白、拉链只能拉拢一半的公事黑皮包，跑出跑进，踏着他那僵硬的军人步伐，风尘仆仆地去赶公共汽车。父亲跟旧日的同僚，统统断绝了来往。有一次，有两个父亲的老部下到我们家来探望他，父亲穿着内裤躲进了厕所里，隔着门对我悄声命令道：

“快去告诉他们，不在家！”

就在我们那间闷热潮湿、终年发着霉的客厅里，父亲顽强地坐在他那张磨得油亮的竹靠椅上，打着赤膊，流着汗，戴着老花眼镜，在客厅那盏昏暗的灯下，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在翻阅他那本起了毛、脱了线、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三国演义》。有一年台北地震，我们屋顶的砖瓦震落了好几块，我们都吓得跑到巷子里去。等我们回返家中，却发觉父亲仍旧屹然端坐在客厅的竹椅上，手里兀自捏住他那本《三国演义》，他头上那盏吊灯，给震得像钟摆一般，来回地摆荡着。

父亲独自坐在客厅里研究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道理时，母亲便一个人在客厅外的天井中，蹲在地上，弯着腰，在搓洗那些堆积如山无穷无尽的床单衣裳。因为贴补家用，母亲每天都去兜揽一大堆别人家的床单衣裳回来洗。她常年都埋葬在那堆脏衣裳里，弓着背，拼命地搓，奋力地洗，两只手在肥皂水里，一径泡得红通通的。她蹲在地上，捞起裙子，露出一双青白的小腿来，一头乌黑的长发扎成一刷大马尾，拖在身后。有时候，母亲一面搓洗，一面一个人忘情地哼着台湾小调，搓着搓着，她会突然扬起面，皱着眉头，放声唱了起来：

啊——啊——被人放舍的小城市——寂寞月暗暝——

她的声音尖细、凌厉，颤抖抖地一声奋扬起来，听得人毛骨悚然，比《悲情城市》里那个台语悲旦白莺唱得还要叫人心酸。

母亲的身世和来历都是十分暧昧不明的。据说她是桃园乡下一户养鸭人家的养女，养父是个酒鬼，百般虐待，幸亏养母还疼她，少受了许多罪。可是有一天，养父一把镰刀飞过去，把她额头上削去了一块皮，于是她便逃了出来，跑到中坜，在第一军团军营附近一家下等茶室，当起女招待来。那段日子，母亲的行为大概不甚检点，经常跟第一军团那些军爷们制造事件。有一次，两个少尉军官为她争风吃醋，动起武来，险些出了人命案子。事情闹大了，母亲在中坜立不住脚，才到台北来帮人做下女。黄婶婶怀孕时，请了母亲临时帮忙，就是那样，便跟父亲搭上了。那年父亲四十五，母亲才十九岁。黄婶婶提起这件事，总捂起嘴巴笑。

“我是叫你们阿母送红蛋去的，谁知你们阿爸红蛋留下，连人也留下了！”

母亲年轻时，大约的确是一个很有风情的女人。她长得身段娇巧，细细的腰肢，一头丰盛的长发，乌亮亮像匹黑缎子般披到背上来。她那张雪白的娃娃脸，一小撮嘴巴，嘴角翘翘的，满脸稚气，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总也长不大的小女孩一般。可是她那双大大的、深坑下去的眼睛，一双乌亮的眸子里，却一径闪烁得像两只受了惊的小鹿一般，东躲西藏，充满了彷徨疑惧。有时候，她会突然眉头一锁，一双大眼睛便像两团黑火般燃烧了起来，好像心中一腔怨毒都点着了似的。

母亲站在父亲身边，只到他的肩膀。两个人走在街上，父亲昂头挺胸，好像在阅兵，大步大步地跨着，母亲跟在他身后，碎步追赶，不住地两边张望。那样一个苍老灰败、满头白发倒竖的大男人，身后却跟着一个娃娃脸、惊惶不定的小女子——他们两人，是我们巷子中，一对极不相称，走在一起令人发噱的老夫少妻。

然而父亲大概也曾热爱过母亲的，只是他表示的方式却十分地暴烈。有一次，母亲在门口跟一个卖菜的小伙子调笑，她拿一根萝卜去敲那个年轻男人敞裸的胸膛，那个小伙子便乘机捏了一下母亲的膀子。父亲恰巧撞见了，回家以后，也不发言，倏地从门背后抽出一根藤鞭子，嗖、嗖、嗖在母亲背上便猛抽了三下。母亲跌倒在地，她细小的身躯蜷缩成一团，两只肩膀猛烈地抽搐着，一双青白的小腿不断地在蹬踢。她躺在地上的那副样子，使我想起我们过年时宰杀的一只小母鸡，喉头割断了，躺在地上，两只鸡爪子不断痉挛地蹬踢着，在做垂死的挣扎，一身雪白的羽毛溅满了鲜红的血点子。母亲躺在地上，并不哭泣，也不叫喊，一脸青苍，一小撮嘴巴紧紧闭着。她那双大眼睛望着父亲，好像要跳了出来似的。第二天，母亲没有起床。父亲回家时，却将一包花纸包着的盒子，往母亲床头一塞，急急转身便走了出去。盒子里是一件崭新的细麻纱连衣裙，豆绿的底子，起着大团大团的红芍药。母亲爬下床，将新衣裳换上，站在镜子面前左顾右盼起来。可是她露在外面的背项上，却添了两条手指粗的鞭痕，横斜在那里，青红青红地浮肿起来，像两条蛇，蟠爬在她那雪白的背上。

我八岁的那年，有一天，母亲忽然失踪了。她带走了她所有的衣裳，也带走了父亲买给她的那条花裙子。她跟了小东宝歌舞团里一个小喇叭手，私奔而逃。她也参加了他们那个歌舞团，环岛巡回表演去了。小东宝歌舞团的宿舍本来驻扎在长春路，母亲常常去领他们团员的衣服回来洗。有一次，我经过他们宿舍，窥见母亲正跟那些团员们混在一起，在唱歌。那个小喇叭手，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穿了一身绛红的制服，胸前两排金色铜扣，袖子上两道宽宽的金边，他歪戴着一顶白色金边的帽子，露着两片渗黑油亮的发鬓来。他双手举着一管闪烁的铜喇叭，仰着身子，吹奏得异常嚣张。母亲夹在一伙女团员中间，一齐笑嘻嘻地在唱《望春风》。她的头上也歪戴着一顶白色金边的男人帽子，我从来没有看见她笑得那般开心过。

母亲出走的那个晚上，父亲擎着他从前在大陆上当团长用的那管自卫手枪，虚恫地摇挥着，跑了出去，声称要去毙掉那对狗男女。可是他半夜回来，却醉得连路都走不稳了。他把我和弟娃叫去，咿咿唔唔训了一大顿我们不甚明了的话，讲到后来，他自己却失声痛哭起来，他那张皱纹满布灰败苍老的脸上，泪水纵横——那是我所见过，最恐怖、最悲怆的一张面容。弟娃吓得大哭，我却感到全身的汗毛都张开了，寒意凛凛。

母亲出走，我似乎并没有感到特别难过。大概因为母亲对我从小嫌恶，使我对她只有畏惧，没有依恋。母亲生我的时候，头胎难产，子宫崩血，差点送掉性命，因此，她一口咬定我是她前世的冤孽，来投胎向她讨命的。她常常用大拇指来搓平我的额头，对我说道：

“黑仔，莫要皱眉头，小孩子额头上有皱纹，要不得，犯凶的。”

母亲叫我黑仔，叫弟娃白仔。我长得像父亲，高大黝黑，弟娃却跟母亲脱了形。一身雪白，一张娃娃脸，他那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好像是从母亲那里借来的，可是却没有母亲眼里那股怨毒，一径眨巴眨巴，好像在憨笑似的。母亲说，她怀着弟娃时，梦见了送子观音，弟娃是观音娘娘特地送给她的，所以才长得跟她那样像。她亲自给弟娃缝了一套火红绸子的衣服，脖子上给他戴了一只镀银的白铜项圈，项圈上挂着十二生肖的铃铛，弟娃满地一爬，那些龙蛇虎兔的铃铛便丁丁当当地响了起来，于是母亲大乐，一把便将弟娃抱起搂入怀中，从他头顶一直亲到他那双胖嘟嘟圆滚滚的小腿上，亲得弟娃扎手舞脚，咯咯不停地傻笑。

有一天，母亲在天井里替弟娃洗澡，她用她自己那块檀香皂，把弟娃一身都搽满了肥皂泡子，她坐在木盆边，佝着背，一头乌黑的长发，袅袅地婉伸到膝上，她一面掬起手，舀水浇到弟娃白白胖胖的身子上，一面柔柔地哼着《六月茉莉》。弟娃笑，母亲也笑，他们母子俩清脆欢悦的笑声，在那金色的阳光照耀下，回荡着。等到母亲走进屋内去拿毛巾，我走了过去，站在木盆边，正当弟娃笑嘻嘻向我伸出手的那一刻，我一把抓住他的膀子，在他那白白嫩嫩的娃娃肉上，狠狠地咬下了八枚青红的牙齿印。母亲赶出来，举起火钳将我的膝盖打得乌青瘤肿，好几天，走路都是瘸的。我看着那青肿的膝盖，流出脓血来，心中只感到一阵报复的快意，我不哭，也不讨饶。那次后，母亲对我又添了几分嫌恶，说我一定是五鬼投的胎。

然而母亲一走，我跟弟娃两个人却突然变得相依为命起来。弟娃一向是跟母亲睡的，母亲出走那天晚上，他却跑到我房中，爬到我床上，拼命挤到我怀里来，大概他心里害怕。那晚我自己也很疲倦，便搂住他，学母亲那样，拍着他的背，一块儿睡去。

母亲离家后，我只见过她一次。那是她出走的第四个年头，我刚上初中。小东宝歌舞团回到台北，在三重镇美丽华戏院表演。我偷偷带着弟娃，乘公共汽车过台北桥到三重镇去。美丽华原来是演歌仔戏的，在重新路一个巷子口，戏院只是一个三夹板围起的大棚子，大门入口的地方，垂着两幅花布门幔，围墙板壁上贴满了彩色广告海报：小东宝歌舞团青春热舞。上面印着许多露着大腿的舞女。一个戴着花纸帽的男人，站在入口处，举着一只讲话筒，大声呼喊：标致小姐！精彩表演！我带着弟娃买了两张票，挤进了戏院，里面黑压压的人头，差不多满座了，闹哄哄的。戏棚里是水泥地，地上撒满了果皮、瓜子壳、香烟头、汽水瓶子。座位是一条条没有靠背的长板凳，挤得密密的。观众差不多全是男人，许多打着赤膊，汗叽叽地露着上体。大多数的人都趿着木屐，坐下来后，便将木屐踢掉，一只光脚板蜷到凳子上。里面的空气混浊，暖烘烘的一股子汗酸脚臭。我跟弟娃挤到院台左侧最边头的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戏台上挂着一张破旧的茶红幔子，台上有一排反射的座灯，把戏台照得通亮。戏台右边坐着歌舞团的乐队，有五个人，都穿着他们那绛红色铜扣金边的制服，在那里大吹大打，好像万华市场大拍卖时洋鼓洋号那股喧嚣，那样热闹。我发觉带着母亲私奔的那个小喇叭手，就坐在乐队前排第二个座位上。他扬着头，鼓着腮帮子，眼睛瞪得老大，吹奏得很得意似的，手上的喇叭照得金光闪闪。他没有戴帽子，梳了一个十分标劲的飞机头，乌光水滑的。台上的司仪擎着麦克风出来报了幕，讲了几句风话，台下掀起一阵口哨飞彩，突然间，六个舞女便从幕后跑了出来。她们都穿着短短的粉红裙子，白白的大腿全露在外面，每个人的头上箍着一圈亮晶晶的金色锁片子，两只手腕上也戴满了闪烁的手钏子。她们出来后，肩靠肩站成一排，等乐队换了一支曲子，她们倏地都甩出一只手来，往来台下一指，一齐尖声唱了起来：

宝岛姑娘真美丽——

台下的观众更加兴奋起来，大声叫道：跳！跳！跳！乐队敲打得愈来愈急切，于是台上的舞女互相勾肩搭背，一字排开，开始飞踢大腿，跳起舞来。她们一边踢，一边唱，手钏子铮铮铛铛。合下的男人们，拍手的拍手，叫好的叫好。司仪手执着麦克风，也在大声喊：嗨！嗨！嗨！好像在替那些舞女加油似的。

我和弟娃的座位很偏，看得不太清楚。我站了起来，张望了半天，赫然发觉，原来台上左边第一个舞女，就是母亲。她们六个人，都搽得一脸大团大团红通通的胭脂，眉毛眼睛画得又是蓝又是紫，脸谱勾得一模一样，不容易分别。母亲已经三十出头了，可是她身材娇小，又那样打扮着，看起来，竟像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她比其他的舞女都矮小，踢起腿来，总比她们迟缓一些。她一径咧着涂得红红的嘴巴，露着一口白牙，做出一副笑容来。可她那双大眼睛却一直急切地眨巴着，好像十分仓皇吃力的模样。我告诉弟娃，母亲也在上面跳舞，弟娃赶忙爬到凳子上去，寻找了片刻，突然，他叫了一声：“阿母——”便站在凳子上哭泣起来了。

6

南机场克难街两边，都是卖西瓜的小贩，地上撒满了吃剩的西瓜皮西瓜子。稀烂鲜红的西瓜肉，东一块，西一块，招来许多嗡嗡的苍蝇。在太阳底下晒狠了，那些烂红的西瓜皮肉都在冒着一股发了酵甜腻的馊气。母亲住的那栋房子就在克难街底的一个贫民窟里。那是一栋十分奇特的建筑物，一所日据时代残留下来两层楼的水泥房子，墙壁坚厚，墙上没有窗户，只有一个个小黑洞，整座房子灰秃秃，像是一座残破的碉堡，据说是日本人驻军用的。我进到房子里，一道螺旋形的水泥楼梯，蜿蜒上升，伸到那看不清的幽暗里去。里面阴森森，洋溢着一股防空洞里潮湿的霉味。一座楼里不知道住了多少户人家，里面人声嘈杂，大人的喝骂，小孩的啼哭，可是因为幽暗，只见黑影幢幢，却看不清人的面目。我扶着那道水泥栏杆，摸索着，爬到了二楼顶，母亲住的那家门口去。大门敞着，有一个老太婆坐在门口一张矮凳上，点着头在打盹。那个老太婆穿着一件黄白麻纱的敞领汗衫，她颈子上的皱肉像鸡皮似的，松垂了下来；她脑后挂着一小撮发髻，前额上的毛发却掉光了，一大片粉红的发斑侵到她眉毛上，好像她前额上的头皮给揭掉了一般，露出鲜红的嫩肉来。

“阿巴桑，黄丽霞在么？”我卸掉了墨镜，招呼她道。

“嗯？什么人？”老太婆睁开眼睛，嘎声问道。

“黄丽霞，阿丽。”

老太婆也不答话，清了一清喉咙，叭一下往地上吐了一口浓痰，朝我狠狠打量了一下，才用手往里面一间房间指了两下。我走进去，穿过一道砖砌的巷堂，巷堂到底那间房，房门垂着一张酱黄的布帘。我捞开帘子，房中幽暗，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随着帘缝射进去一道昏惨惨的日光。我探索着走进了房中，里面又闷又热，迎面扑来一阵腥膻的恶臭，好像是死鸡死猫身上发出腐烂的秽气一般。

“阿母——”我悄悄叫了一声。

我伫立片刻，等到眼睛渐渐习惯了房中的幽暗后，才模糊看到房中有张挂着一顶方帐的床，床上隆起好像躺着一个人。我走了过去，站在床前，又叫道：

“阿母，是我，阿青。”

“阿青么？”

那是母亲的声音，尖细，颤抖，从黑暗中幽幽地传了过来。一阵窸窣摸索的声音，啪的一下，床头的一盏晕黄的电灯打亮了。母亲佝偻着侧卧在床上，身上裹着一件黑色绒线外套，下半身也裹着一条花布套棉被。她的头深深地陷入了枕头里，枕头边堆着厚厚一叠粗黄的卫生纸；床上罩着的那顶方帐，污黑污黑的，好像是用旧了的抹布拼凑起来的一般，缀满了一块块的补丁。我走到她床头边，她掉过脸来，我猛吃了惊，她那张脸完全变掉了。她原来那张圆圆的娃娃脸，两颊的肉好像给挖掉了一样，深深地凹了进去，颧骨嶙峋地耸了起来。她的两只大眼睛整个陷落了下去，变成了两个大黑洞，眼塘子乌青，像两块淤伤，脸肉蜡黄，两边太阳穴贴了两片拇指大的黑膏药，一头长发睡成了一饼一饼的乱疙瘩。她的两只手紧紧抓拢，像一对蜷起的鸡爪子。她那本来十分娇小的身躯，给重重叠叠的衣裳被窝裹埋在床上，骤然看去，像是一个干缩了的老女婴。她伸出她那鸡爪般的手，一把捞住了我的手腕，尖起她凄厉的声音，迫促地叫道：

“你来得正好，阿青。快，快，把你阿母抱起来，床前有个痰盂，你看见吗？”

我把被窝掀开，将母亲从床上抱起来，她的身体干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我一只手托住她的背脊，我摸得到她背脊上突起来一节节的硬骨。她身上透着一股呛鼻的药味和汗臭。我把她放在痰盂上，痰盂里已装满了半盆黄浊浊的尿液，我进来时闻到那股奇异的腥膻，就是那里发出来的。母亲坐在痰盂上，佝着身子，怨怨艾艾地说道：

“刚才我唤破了喉咙也没有人理我，那个死老婆子在装聋呢！他们看见你阿母病得动不得了，便都来欺负我。她敢站在我房门口，对她儿子说：‘那个查某不中用啦，还医她做什么？’——”母亲嗤嗤地冷笑了两声，“考背，偏偏你阿母又死不去，天天在这里拖！”

母亲解完小便，用几张粗黄的卫生纸揩干净。我把她从痰盂上抱起来，放回床上。

“我怕冷，阿青，替我把被盖好。”母亲颤抖着声音叫道。我赶忙将被窝裹到她身上。她这间房间的窗户都紧紧关了起来，而且还蒙上了厚帘子，我的背上一直在淌汗。

“你知道么？阿青，他们都在等我死呢！”母亲压低了声音。她伸出她那瘦得只剩下一把筋骨乌黑的右手来给我看，她的无名指上犹松松地套着一枚磨得泛了红的金戒指。“他们等我一死，就要来脱我这只金戒指。别做他娘的春梦啦！我吞到肚子里去，也不会给那两个夭寿的！可是阿青，你阿母穷得要命，想吃片西瓜也没有钱买——”

母亲说着，她那双深坑的眼睛打量了我一下，突然笑道：

“嘿嘿，你这一身穿得蛮标致嘛，你发财了么，阿青？乖仔，给点钱给你阿母买东西吃好么？我饿了一天了，他们拿来的东西，是喂猪的糠，哪里是人吃的？”

我掏出昨天剩下的两百块钱，分了一张一百元给母亲，母亲那双瘦得像鸡爪子的手，捏住那张钞票，直打颤。她那张变得丑怪破烂的脸却绽开了，笑得像个小女孩一般。她急忙把那张钞票塞到枕头底下，生怕别人看见，会抢走似的。她把钱藏好，拍拍枕头，仰卧下去，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医生说，毒跑到骨头去了，要锯掉——”母亲用手在她下身划了一下，“两条腿都要锯掉，锯一条腿要七千块钱呢！莫说我没钱，有钱我也不锯！医生说，毒已经散开了，一攻心就要死了。死不是死，我这种女人还活着做什么——”母亲突然颤巍巍地撑起身来，她那双陷落的大眼睛灼灼闪起光来，“阿青，你答应你阿母一件事好么？阿母从来没有求过你，你就替你阿母做这一件事好么？”

“好的。”我应道。

“你阿母是活不长的了，阿母死了，你到庙里去，替你阿母上一炷香，哪个庙都行。你去跪在佛祖面前，替你阿母向佛祖求情。你阿母一辈子造了许多罪孽，你求佛祖超生，放过你阿母，免得你阿母在下面受罪。你阿母一生的罪孽，烧成灰都烧不干净！死，你阿母是不怕的，就是怕到下面那些罪受不了——”

母亲说着，她那深坑的眼眶突然冒出两行眼泪来，流到她那凹下去的面颊上。我将床头那叠粗黄的卫生纸递了两张给她。她接过去，揩了揩面上的泪水，擤了一擤鼻涕，才又倒卧到床上去。隔了半晌，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叹道：

“你们阿爸，其实他对我，也还不错的。只是——”

她皱起眉头，咂了咂嘴。突然间，她嘴巴一撇，轻佻地笑了起来，问我道：

“怎么啦？老头子还好么？还天天呷酒么？”

“不知道，”我摇了摇头，“我有三个多月没看见他了——阿母，我也离开家了。”

“是么？是么？”母亲亢奋起来，眨着她那双下陷闪灼的眼睛。随即她却伸出手来，拍了一拍我的手背，点着头，叹道：

“你也跑出来了，阿青？”

“是阿爸赶我出来的。”我说道。

“哦，是么？”

母亲喃喃应道。她的大眼睛默默地注视着我，手搁在我的手背上。一刹那，我感到我跟母亲在某些方面毕竟还是十分相像的。母亲一辈子都在逃亡、流浪、追寻，最后瘫痪在这张堆塞满了发着汗臭的棉被的床上，罩在污黑的帐子里，染上了一身的毒，在等死。我毕竟也是她这具满载着罪孽，染上了恶疾的身体的骨肉，我也步上了她的后尘，开始在逃亡、在流浪、在追寻了。那一刻，我竟感到跟母亲十分亲近起来。

“那么，现在只剩下弟娃一个人跟着你阿爸了？”母亲细颤的声音，变得酸楚起来。

“阿母——”我觉得我的喉头好像给塞住了，叫不出声音来了似的。

“阿青，弟娃到底是你的亲骨肉，你对他是要好的——”

“阿母，弟娃死了。”我终于大声说了出来，好像胸中一块淤血，一下子吐了出来似的。母亲呆呆地望着我，似乎没有听懂我的话，“弟娃死了三个多月了，阿母——”

我坐到母亲头边，紧紧执住她那双瘦小的手爪子，我的手心在沁冷汗，我的牙关在打着战，我俯下身去，向母亲急切地倾诉起来。我告诉她：弟娃是生肺炎死的。长春路康福医院的吴医生说他是重感冒，只给他打了一针退烧针。第三天，弟娃便昏迷了。他一夜咳嗽，全身烧得滚烫。我们送他到台大医院去急救。他们给他上了氧气，弟娃直着脖子喘了一夜，天亮时，才断的气。断气的时候，是我抱住他的。医院里的人，要把弟娃抬走。我用脚猛踢他们，不准他们碰他。后来阿爸将我拉开，医院里的人用一块白布把弟娃盖了起来，抬走了。母亲静静地听着，没有做声。我讲完后，我们默默地相对了好一会儿。突然间，母亲奋力挣脱了我的手，僵直直地便从床上坐了起来，一只手颤抖抖地指着我，厉声喝道：

“你们把我的白仔害死了！”

“阿母？”我立起了身来。

“肺炎？什么肺炎？我不懂！你们把我的白仔害死了——”母亲那双深沉的眼睛闪得好像要跳出来了似的，瘦削的脸，扭曲起来，又像哭，又像笑，“我知道，一定是你，你这个黑心的，你把我的白仔害死了，还跑来哄我，告诉我生什么肺炎死的。是你把我的白仔害死的，我要你赔命——”

母亲那双鸡爪似的手握着拳头捶起床来，一面放声悲号，一声比一声大，一声比一声惨烈。外面那个老太婆噔噔噔跑了进来，双手乱挥，嚷道：

“疯了！疯了！”

我退了几步，跑出了母亲的房间，跌跌撞撞，从那道幽暗回旋的水泥楼梯，奔了下去。母亲那尖厉的惨嚎，一声声从楼上追逐下来。我逃到房子外面，脚下犹自不停地奔跑着。外面烈日，白得天旋地转，我感到一阵晕眩，冷汗从头上水泻一般，流了下来。我跑了一段路，才停下来，喘着气，回头望去，那碉堡似的水泥楼房，灰秃秃地矗立在猛烈的太阳下，墙上布满了一个个小黑洞，好像一座大监狱似的。

7

西门町的野人咖啡室也是我们的联络站之一，有时候小玉、老鼠、吴敏我们几个人要互通消息，便到野人去留一张字条：“八点钟新南阳门口。”“九点半中华路商场二楼吴抄手。”下午四点钟，台北已经给八月的太阳烤得奄奄一息了，我钻进野人的地下室里，每张桌子早坐满了人，三三两两，全是青少年的头颅。他们身上穿着大红大黄，聚在一堆，并成了一朵朵的向日葵。里面灯光昏朦，乳白的冷气烟霭在游动着，冷气里充满了辛辣的烟味。那架大唱机正在播着火爆的摇滚乐。披头士放肆地在喊：

Ya——Ya——Ya——

我觑了半天，发现只有靠冷气机的那一角有一张台子，是一个人坐着的，我走过去，问道：

“这里有人坐吗？”桌上摆着几只盛冷饮的空杯。

他抬起头，摇了一下。我摘下墨镜，在他对面坐了下来，他指着两只空杯说：

“他们刚走。”

他是一个约莫十四五岁的男孩，穿着一件洗得泛了白的童军制服，上衣拉到裤子外面，也没有扣好，小腹露了出来。制服的两条肩带，一条纽子掉了，翻了起来。他的背靠着冷气机，腿跷到一张椅子上，脚上一双凉鞋，大脚趾露在外面，一翘一翘地动着。他面前的冷饮杯空掉了，里面那根麦管也给咬折了。他手里夹着根香烟，看见我坐下，赶忙塞到嘴里猛抽两下，可是他夹烟的姿势一看就知道是个刚学抽烟的嫩脚色。

“刚才走的两个家伙，昨夜里偷了一架老美的汽车。”他告诉我，很兴奋的样子。

“什么牌子的汽车？”

“宾士！”

“喔唷，高级车嘛。”

“他们开去兜风，开到仁爱路四段，一撞便撞到了电线杆上。两个小子爬出车来，鬼一样地溜掉了。他们说，那架崭新的宾士，撞得像只瘪了嘴的癞蛤蟆！”

他说着，开心地笑了起来。我想到那部美国佬的汽车撞成癞蛤蟆的模样，也禁不住笑了。他咯咯地笑个不停，那张晒得鲜红的圆脸上，咧着两颗又白又大的门牙。他的头发大概暑假刚留起来的，只有寸把长，鬈鬈地覆在额上。我看见他制服左胸上绣着恒毅中学五九三的学号。

“那两个小子是西门町兄弟帮的。”

“你也是他们一伙的吗？”我问他。

“才不是！”他嘴巴一撇，十分不屑，“兄弟帮那些家伙最污了！”

我点了一杯番石榴汁，用麦管吸了两口。我发觉他在干瞅着我，拼命地吸烟，我便对他说：

“分一半给你。”

他起先有点不好意思，迟疑了片刻，终于讪讪地笑着将空杯推了过来，我倒了一半番石榴汁给他。

“我喝了一杯凤梨汁、一杯芒果汁，就还没喝番石榴汁。我在这里泡了一个下午，四个多钟头，钱也喝光了。本来我还打算去看电影的。”他吮着番石榴汁笑道。

“你一个人在这里穷泡干什么？”

“到哪里去呀？外头热得发昏！”他咂一下舌头。

“去游水呀！”

“昨天我才去东门游泳池，挤得像沙甸鱼，水是臭的！本来我打算留在家里看武侠小说，喂，你也练武功么？”

“我的段数才高哩，我在小学就看《射雕英雄传》了！”

“哈，哈，我也刚看完《射雕》。”他拍起手叫道，“我在恒毅住宿，天天晚上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看，好过瘾！有一天，给吴大傀头捉到了，把《射雕》全部没收去了。吴大傀头是我们的舍监，有两百磅，一讲话，就喘气，指着我骂道：‘侬这个小鬼头，顶勿守规矩！’”

“你是上海瘪三么？”

他又咯咯地笑个不停。

“勿是！勿是！”他猛摇头，打着上海腔，“我后妈是上海女人，她一天到晚指我的额头骂：‘小赤佬！小赤佬！’她说要是恒毅开除我，她就把我送到阿里山上面那间中学去。你听过上海女人骂人么？她们的声音像刮玻璃那么尖！我后妈一喊，我老爸便捂起耳朵开溜。他从前还是飞行员哩。就是喷射机也没有我后妈的嗓子刺耳！”

“你老爸从前开什么飞机？”

“轰炸机，B—25，轰——”他用手做了一个飞机俯冲的姿势，“他现在在家里养鸡。”

“什么？”唱机里正放一支汤姆·琼斯的歌，声音奇大，我听不清楚。

“他养鸡！”他大声叫道，“我们家有五百多只来亨鸡。”

我突然笑了起来，我觉得没有比开轰炸机的驾驶员养来亨鸡更滑稽的事了。

“我们家臭烘烘的，鸡屎臭！我老爸天天在鸡棚里捡鸡蛋，我后妈就在屋里搓麻将。从早上搓到半夜，从半夜搓到天亮。你猜我后妈为什么不喜欢我待在家里？”

“你调皮捣蛋。”

“勿是！勿是！”他又笑着摇头，“我在家，她就输钱。因为我爱看武侠小说，看‘书’把她看‘输’了。她说我是个倒霉鬼。”

“倒霉鬼，你叫什么名字？”

“赵英，赵子龙的赵，英雄的英。”

“他们都叫我阿青。”

“几点钟了，阿青，”他用手拨我的手表来看，随着又叹了一口气，说道，“凄惨，才四点半，我后妈又在打麻将，要我八点钟以后再回家。”

“我们看电影去。”我提议道。

他从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一张五块钱的钞票。

“我出来时，带了五十块的，打弹子输掉了二十。”他又吐了一下舌头。

“我请你。”我说。

“真的么？”

“我们去看新世界的《独臂刀》。”

“棒极了！”他叫了起来，“我最爱看王羽的武侠片，打得真过瘾。”

“快点，”我立起身，“我们去赶四点半的那一场。”

我们钻出野人，连跑带跳，穿过西门町几条闹街，赶到新世界去。《独臂刀》是最后一天，又是星期日，好座位都卖光了。我们只买到两张前座第三排的票。坐在椅子上，头仰得高高的，银幕上的人头大得不得了，砍砍杀杀，血肉横飞，那些刀刀剑剑好像要飞到我们头上来了似的。我去买了一包五香牛肉干，跟赵英一边啃，一边看王羽满天里翻筋斗。他的动作干脆利落，是真功夫，打得确实过瘾。

“应该还来个续集。”我们看完戏，走出戏院，赵英意犹未尽地说道。

“续集我来编。”我说道。

“你怎么编？”

“编个《无臂刀》，把王羽那一条手臂也砍掉。”

“没有手怎么拿刀？”

“傻子，不会运气功么？”我笑道。

赵英也咧着两颗大门牙咯咯地笑了起来。我们正穿过斑马线，一辆计程车驶过来，倏地停下，恰好停在赵英身边，赵英顺手便在车头上打了一掌，打得车头砰地一响，他并起两根指，学电影里王羽那副姿势，指着计程车司机喝道：

“呔！小侠在此，不得无礼！”

我们跑过街头去，只听得计程车司机在后面哇哇乱骂。六点多钟，西门町的人潮开始汹涌起来，我们穿过一些大街小巷，总是人挤人，暖烘烘的，都是人气。我们吃多了牛肉干，嘴里闹渴，我摸摸口袋，只剩下二十多块钱了，便在一家冰果店买了两根红豆冰棒，一人一根，沿了武昌街，一路啃着，信步走到了西门町淡水河的堤岸上。淡水河上的夕阳，红得像团大火球，在河面上熊熊地烧着。

淡水河堤五号水门这一带，是西门町闹区的边缘。那些高楼大厦排列到这边，倏地便矮塌了一大截，变成一溜破烂的平房，七零八落，好像被那些高楼大厦挤得摇摇欲坠，快坍到河里去了似的。西门町的繁华喧嚣，到了这里，突然消歇，变得荒凉起来。住在这些破烂矮屋的居民，大都是做木材生意的，附近的堤岸边，堆满了长条的滚木，这些滚木都在水里泡过，上面生了霉菌。我跟赵英越着滚木堆，爬到了堤岸上。堤上空荡荡的没有人，堤下的淡水河，好像给那团火球般的夕阳烧着了似的，滚滚浊浪，在迸跳着火星子。河对面的三重镇，上空笼罩着一片黑濛濛的煤烟，房屋模糊，好像是一大团稀脏的垃圾堆在河对岸。远处通往三重镇的中兴大桥，长长地横跨在河中央，桥上车辆来来往往，如同一队首尾相接的黑蚁。河面上有一只机帆，满载着煤屎，嘟嘟嘟在发着声音，一面巨大的黑帆，正缓缓地朝着天边那团大火球撞去。

“好红的太阳！”

赵英爬上了河堤叫道，朝着夕阳奔跑过去。风把他的衣角拂了起来。长长的河堤上，他那身影映着那轮火红的夕阳，伶俐地跳跃着。他跑到长堤尽头，停了下来，回头向我张开双臂招挥起来，我忙跟了过去，赵英犹自喘息着，笑道：

“你看，有人在钓鱼。”

河堤下面不远的沙滩岸边，地上插着两根钓鱼竿，钓鱼的人不知哪里去了，钓竿给钓丝拖得弯弯的。

“这里的鱼多得很，我也来钓过。”我说道。

“是么？有些什么鱼？”

“鲫鱼、鲤鱼、鲢鱼，统统有。”

“你钓到鱼了么？”

“当然，钓过好多条。”

“真的么？”

“有一次我跟我弟弟来，钓到两条巴掌大的鲤鱼。”

“喔唷，豆瓣鲤鱼很好吃呢！”赵英笑道。

“鲤鱼最容易钓，这里水脏，鲤鱼多。”

“你用什么做钓饵？”

“蚯蚓，就在河边可以挖得到，这里的蚯蚓好肥，有指头那么粗。”

“棒极了！”赵英拍手道，他在堤上坐了下来，“哪天我们来挖蚯蚓钓鱼好么？”

“好的。”我应道。我也坐了下来，我感到裤子后面口袋有根硬东西梗在那里，我伸手去掏，是那管口琴。

“什么牌子的？”赵英瞅见我手上的口琴，问道。

“蝴蝶牌。”我将口琴递给他看。

“是名牌嘛。”赵英接过口琴，端详了片刻。

“你也会吹口琴么？”我问道。

“当然，”赵英昂起头，得意洋洋，“我是我们学校口琴社的社员，青年节我代表我们学校出去比赛，还得过第二名哩！”

“那么你吹吹看。”我说道。

“你要听什么？”

“你最近学了什么歌？”

“有一首英文歌，You Are My Sunshine，你听过么？”

“嘿，你还会洋歌呢！”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赵英咧着嘴，唱了两句。

“是我们学校里美国神父教我们的。”

赵英双手捧起口琴，试了两下，便吹奏起来了，他吹得十分纯熟滑溜，和声的拍子也扣得很准。

“硬是要得嘛。”赵英奏毕，我拍手笑道。

“这管口琴声音简直棒极了！”赵英笑嘻嘻说道，“从前我有一管国光牌的，也很棒。可是放在宿舍里，不知给哪个小子偷掉了，气得我发昏！几天吃不下饭去。我要去买一管新的，你猜我后妈说什么？‘丢了正好，有了那个东西，你书也不念！’你说气不气人？”

赵英手里颠来倒去玩弄着那管口琴，捧到嘴边去吹一下，又用衣角去揩拭一下。

“这管口琴送给你。”我说道。

“真的？”赵英抬起头来，眼睛瞪得老大，不敢置信地笑道。

“你再吹一支歌来听，这管口琴就真的送给你。”

“没问题，你还要听什么？”

“《踏雪寻梅》你会吹么？”

“当然会！”

赵英赶忙又捞起衣角来把口琴用力擦了一下，试吹了两下，奏起一支《踏雪寻梅》来。他盘坐在地上，歪着头，捧着口琴，在嘴边来回灵敏地滑动着，双手一张一合。夕阳罩在他的身上，把他那张圆圆的脸照得又红又亮。他手上的口琴，闪着金红的光辉。一阵傍晚的暖风，从淡水河面拂了上来，将嘹亮的口琴声，拂得悠悠扬起。《踏雪寻梅》，我跟弟娃在学校里都学过的，是吴暖玉老师教的。弟娃的声音很好，最爱唱歌，洗澡的时候，也一个人自得其乐唱个不停，大概是母亲那儿传过来的。吴暖玉很喜欢弟娃，说他有音乐天才，把他推荐到怀灵堂的唱诗班去唱圣诗。礼拜天弟娃穿着白袍子，唱起诗来嘴巴张得圆圆的，很滑稽的模样。初中毕业晚会，吴暖玉让弟娃上台去唱《踏雪寻梅》，她钢琴伴奏。弟娃穿着一身童军制服，围了一条白领巾，领巾上锁着一枚银色的铜环，一张雪白的娃娃脸兴奋得通红。他太紧张了，声音都有些颤抖。唱完下来，一直追着我问：阿青，我唱得怎么样？并不怎么样，我说。弟娃急得一头的汗，吴老师说还不错嘛。你穷紧张，嗓子都发抖了。嗳、嗳，弟娃急得直顿足。不错！不错！唱得很有感情，像歌王卡罗素，我拍着弟娃的肩膀笑道。真的么？弟娃在我身后追着问道。真的么，阿青。你莫着急，弟娃，我说。弟娃，我来替你想办法。阿青，我不要去念大同工职，弟娃坐在河堤上，手里握着那管口琴，我要念国立艺专。不要紧，弟娃，我来慢慢想办法。可是阿爸说学音乐没有用，弟娃低着头，拱着肩，手里紧紧握着那管口琴。我来替你想办法，我说，弟娃，再等两年，等我做了事，我来供你念书。可是阿爸说学音乐要饿饭，弟娃的头垂得低低的，夕阳照在他手里那管口琴上，闪着红光。弟娃，莫着急，我说。阿爸说念大同出来，马上可以到工厂去做事。再等两年，弟娃。我不要到工厂去，弟娃的声音颤抖抖的。等我做了事，我来供你。我要去念艺专。再等两年，弟娃。弟娃手里那管口琴跳跃着火星子。弟娃。弟娃。弟娃的颈背给夕阳照得通红。弟娃，莫着急。弟娃。弟娃。弟娃——

“啊——”

他惊叫道，他的两只手拼命挣扎。我的双手从他背后围到他前面，紧紧地箍住了他的身体。我的面颊抵住他的颈背。我的双臂使尽了力气，箍得自己的膀子都发疼了。他的一只手肘猛撞到我的肋上，一阵剧痛，我松开了手。他跳开了，转过身，一脸惊惶，不停地在喘气。半晌，当的一声，他把那管口琴掷到我脚跟前，抖着声音，说道：

“你这个人，你想干什么——”

火红的夕阳，照得我的眼睛都张不开了，我感到全身的血液倏地都冲进了脑门里一般，头胀得发疼，太阳穴迸跳起来，耳朵一直嗡嗡发响。在夕阳影里，我看见赵英的身子急切地跳跃着，转瞬间，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消失在河堤的那一端。堤上空荡荡的，那管口琴躺在地上，犹自闪着红光。我俯下身去，将口琴拾了起来，沿着堤岸，朝中兴大桥那边走去。桥上的荧火灯已经亮起，好像一拱白虹，远远跨在淡水河上。我猛回过头去，看见西门町那边上空，霓虹灯网已经张了起来，好像一座高耸入云的彩色森林一般。

8

里面是黝黑的，电灯坏了，只有靠铁路那边那扇窗户透进来西门町中华商场那些商店招牌闪烁的灯光。在黝黑中，我也看得到他那双眼睛，夜猫般的瞳孔，在射着渴切的光芒。他那肿大的身躯，庞然屹立在那里，急迫地在等待着。我立在洗手盆前，打开水龙头，哗啦哗啦，不停地在冲洗着双手。在燠热的黑暗里，强烈的阿摩尼亚，一阵阵从小便池那边汹涌上来。楼下的几家唱片行，在打烊的前一刻，竞相播放着最后一支叫嚣的流行歌曲。自来水哗啦哗啦地流着，直流了十几分钟，他才拖着迟疑的步子，那肿大的身影探索着移了过来。

在幽森的黑暗里，我看到他那颗残秃得发了白的头颅在上下地浮动着。那天晚上，在学校的化学实验室中，我也看到赵武胜那颗光秃肥大的头颅，在急切地晃动。实验室里，满溢着硝酸的辛味，室中那张手术台似的实验桌上，桌面常年让硝酸腐蚀得崎岖不平。我仰卧在上面，背脊磕得直发疼。桌沿两排铁架上，试管林立，硝酸的辛辣呛人眼鼻。那晚，我躺在那张实验桌上，脑里一直响着铁锤的敲击声音，咚、咚、咚，一下又一下，一直在我的天灵盖上敲打着。我看见他们将一枚枚五寸长的黑铁钉，敲进弟娃那块薄薄的棺材盖里。铁锤一下去，我的心便跟着紧缩起来，那么长的铁钉，刺下去，好像刺进弟娃的肉里一般。前一天的下午，弟娃刚下葬，脚伕们将他那副薄棺材缓缓地降入那个黑洞穴，当棺材轰然着地的那一刻，我眼前一黑，昏死了过去。空隆——空隆——空隆——中华商场外面铁路上，有火车急驶过来，穿过西门町的心脏。车声愈来愈近，愈响，就在窗下，陡然间，整座中华商场的大楼都震撼了起来。我企望着窗外那些闪烁的灯光，突然兴起一股奔逃的念头，往那扇窗户外面，飞跃进去。可是我并没有马上离开，我将一团温湿不知数目的钞票塞进裤袋里，又扭开了水龙头，哗啦哗啦，在黑暗中，一直让凉水冲洗我那双汗污的手。

9

小苍鹰——

回到公园，在大门口，我碰到我们的老园丁郭老。他正屹立在博物馆前的石阶上，白发白眉，一身玄黑，在向我打招呼。

郭老是我来到公园头一晚遇见的人。那天下午，我给父亲逐出家门后，身上没有带钱，在台北街头流浪到半夜，终于走进了公园里。从前我曾听过一些公园的故事，那些故事，好像聊斋传奇。可是那晚，我独自立在公园大门博物馆石阶前，仰望着博物馆那座圆顶的建筑物，巍峨矗立在苍茫的夜空下，门前一排合抱的石柱，我真的觉得好像闯进了一座巨大的古代陵墓一般。穿过公园里黑魆魆的丛林时，我心中充满了惧畏、好奇，以及一股惴惴然的兴奋。我摸索着闪进了莲花池中央那座八角亭阁内，缩在一角，屏息静气，从亭阁的窗棂窥望出去。在昏红的月光下，我头一次看到池畔的台阶上，那些幢幢黑影，围绕着莲花池，无休无止，在打着圈圈。我又饿又倦，支撑不住，蜷卧在亭内的椅子上，终于矇着了过去，直到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呼唤道：

“小弟——”

我才惊醒，倏地坐了起来。是郭老进来，把我唤醒了。

“莫害怕，小弟。”郭老拍着我的肩膀安抚道。

我睡得一身冰冷，牙关一直在发抖，答不出话来。郭老在我身边坐下，在朦胧的月光下，我也看得到郭老那一头长长的白发，覆到了耳后，好像一挂柔软的银丝一般，他那双雪白的长眉，直拖到眼角上。

“是头一次进来吧？”郭老朝我点了点头，笑叹道，他的声音苍老、沙哑，“不用紧张，这里都是咱们同路人。你们一个个迟早总会飞到这个老窝里来的。我就是这里的老园丁，这里的人都叫我郭公公，你们来了，先要向我报到的。喏，你瞧……”

郭老指向外面莲花池台阶上，一个全身着黑，高高细细的人影，正晃荡荡，踱过去。

“那个瘦鬼是小赵，人都叫他赵无常。十二年前，他头一夜到公园里来报到，也是我来迎接他的。”

“十二年前？”我惊讶道。

“唉，唉，”郭老惋叹道，“十二年可不算短呀？对啦，十二年前一个夜里，对，像你今晚一样，他闯进了咱们这个老窝来。那时候他不是这副鸦片鬼模样，扎扎实实，还是个挺体面的小伙子哩！谁知道，几年下来，耗得只剩下了几根骨头，我看他现在连一百磅都不到了。刚进来，我还替他拍过几张相片，你看了再也不相信……”

郭老摇了两下头。

“青春艺苑，你听过么？”郭老问我。

“没有。”

“傻小子，那么有名的照相馆你都没听说！”郭老笑道，“是我开的，就在长春路。从前我还是个小有名气的摄影师呢！其实我拍照单是为了兴趣，喜欢找些有灵气、有个性的人来拍。比如公园里这些娃娃，野虽野，一个个倒性格得很，最合我的胃口。他们的相片，我集了一大册呢。”

郭老说着却立起了身来，对我说道：

“小弟，这里睡不得的，睡着了要着凉。来，我带你回去，我那里还有糯米糕、绿豆稀饭，你跟我回家，我给你瞧瞧我那些杰作，让我来慢慢讲些公园里的故事给你听。”

郭老的青春艺苑在长春路二段的一条巷子里，两层楼，楼下是照相馆，橱窗内放置着许多幅艺术人像。

“这是阳峰，你认识么？”郭老指着正当中一帧非常英俊的男人相片问我，我摇摇头，那个男人梳着一个标劲的飞机头，笑眯眯的。

“十几年前，他是台语片的红小生，演《港都夜雨》、《悲情城市》出名的。”

“我听说过《悲情城市》，可是没有看过。”我说道，我记得母亲从前看《悲情城市》看了三次，看一回哭一回。

“你当然没有看过，那是张好老好老的片子了。”郭老微笑道，“阳峰有时也会溜到公园来，现在他一径戴着一顶巴黎帽，把脑袋遮住。他的头开了顶，秃光了。他演《悲情城市》的时候，还神气得很呀！人家称他是台湾的宝田明——幸亏我替他拍了这张照，把他年轻时的样子留了下来。”

郭老领着我上了楼，楼上是他的住所，客厅的墙壁上也挂满了影像，人物风景都有，全是黑白照。有的是一角坍塌的庙宇，有的是一枝刚绽开的杏花。有一张整幅都是一个皱得眉眼不分老人的脸，也有一张却是一个初生婴儿圆嘟嘟隆起的小屁股。

“从前我参加过许多摄影比赛，我的人像还得过全省影展的金鼎奖呢。现在上了年纪，不行了。”郭老伸出他那双筋络虬结干枯的手给我看，“生风湿，拿起照相机，便发抖。”

郭老命我坐下，他走到冰箱那边，取出了一碟白莹莹的糯米糕来，又舀了一碗绿豆稀饭，搁到我面前茶几上。我也不等郭老开口，伸出一只污黑的手，抓起一块糯米糕便往嘴里塞，第一块还没咽下去，第二块塞进嘴里了，米糕扫光了，端起那碗绿豆稀饭，稀里呼噜便往嘴里倒，喝得太急，流得一下巴。

“啧，啧，”郭老咂嘴道，“饿成这副德性，一天没吃东西了吧？是从家里逃出来的么？”

我用手背揩去了下巴上的稀饭，没有做声。

“连鞋子也没有穿！”郭老指着我那双泥裹裹的光脚叹道，他随手拾起了一双草拖鞋，撂到我脚跟前，“你不必告诉我，你的故事我已经猜中八九分了——像你这样的野娃娃，这些年，我看得太多喽。你等我去换件衣裳，让我这个老园丁来讲讲公园里的历史给你听。”

郭老蹭到房中，不一会儿出来，身上却披上了一袭宽大的白绸子睡袍，脚上趿着双黑缎面的拖鞋，飘飘曳曳地摇了过来，双手捧着一只蓝布包袱，在我身边坐下。

“小弟，我来给你瞧瞧我这件宝物。”郭老双手颤抖抖地解开了包袱的结，里面是一本沉红色绒面、五吋厚的大相簿，绒面上印着“青春鸟集”四个烫金大字。绒面旧得发了乌，烫金早已剥落得斑斑点点了。

“公园的历史，都收在这个里头了……”郭老缓缓的掀开了相簿的封面。

相簿里，一页页排得密密的，都贴满了相片。大大小小，全是一些少年像，各种神情、各种姿势、各种体态都有。有的昂头挺胸，一脸十七八岁天不怕地不怕的孟浪，有的畏畏怯怯，一双双睁得大大的眼睛里，充满了过早的忧伤、惊惧。有一个是兔唇，有一个断了一只腿，有许多鼻尖上犹自爆满了青春痘。但也有几个却长得端端正正，眉眼间透着一股灵秀聪明。每张相片下面，都编了号，注明了日期和名字。

“呵、呵，这就是我的小麻雀了。”郭老用手轻轻地抚拭了一下一张相，脸上突然绽开了一抹怜爱的笑容，郭老脸上皱纹重叠，一笑一脸便龟裂了一般。照片里的孩子剃着光头，打着赤膊，浑圆的脸上笑嘻嘻的两枚酒窝，门牙却缺掉了一颗。相片下面注着“四十三号　小憨仔　一九五六年”。

“小家伙，才十四岁，就从宜兰逃到台北来流浪了。撒谎、偷东西什么都来，是个毫不知羞耻的小东西！天天就会缠着我给他买小美冰激淋吃。还会勒索呢，说什么也不肯让我替他照相。这一张，是我一桶椰子冰淇淋换来的。可是后来，到底也飞掉了。倒是留了一张字条：郭公公，我走了，拿了你五十块钱……”

郭老摇了一摇他那银发皤然的头颅。

“两年后，我又碰见了那只小麻雀，他躲在三水街一条不见天日的死巷里，蹲在臭烘烘的阴沟旁，长满了一脸的毒疮。”

郭老翻开了另一页，上面贴着一张横眉怒目的少年全身像。少年斜靠在一条陋巷巷口的一堵破墙上，穿了一件背心汗衫，一只手叉着腰，手膀子的肌肉块子节节瘤瘤地坟起，一丛硬发竖得高高的。

“就是他！”郭老突然用手指重重戳了一下那张少年的照片。

“你瞧！”他拉开睡袍的领子，他那松皱的颈皮上，齐在耳根，蜿蜒着一条三寸长的疤痕，“我这条老命也差点送在这个小流氓的手里。他叫铁牛，我把他比做枭鸟，凶残暴戾，就像那只恶鸟！去年大年夜，他向我讨钱，我给他一百块钱，他嫌少，满嘴脏话，我气起来就打了他一记耳光，那个小凶手竟动起刀来了！”

郭老忿忿地吁了一口气。

“若说那个小家伙天良完全泯灭了呢，也不见得。那天半夜，他又跑了回来。我不开门，他就跳墙进来，扑到我脚跟下，痛哭流涕，头磕得砰砰响，求我饶赦他，收容他，直叫我郭公公。上回他在公园里抽‘爱情税’，拿刀片去割人家女孩子的裙子，给警察捉了去，苦头吃足。本来要送到外岛去管训的，全靠我千方百计把他保了出来。我问他为什么毛病不改，他说他就是看不惯女人。我问他：‘你看不惯女人，你母亲不是女人么？’你猜他说什么？‘谁知道她是不是！’”

郭老摇头笑了起来。

“这个小子横不横？不过他也有他的道理，他连他母亲是谁也不知道，他是在三重镇的阴沟里滚大的。这个混小子，麻烦多着呢，日后也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故来！”

郭老起身去沏了一壶酽酽的红茶，替我斟了一杯。我们一面饮茶，郭老抱住那本厚厚的相簿，一页页翻下去，一面讲给我听许许多多公园里传奇的故事，一个比一个引人入胜，一个比一个惊心动魄……

“喏，他叫桃太郎，你瞧瞧，是不是有点像小林旭？他爸爸是日本人，在菲律宾打仗打死的。莫看他长得清清秀秀，性子却是一团火。不知怎的，偏偏跟西门町百乐门一个理发师十三号爱上了，两个人双双逃到台南去。十三号原订了亲的，到底给家里人捉将回去，一逼便结了婚。成亲的那个晚上，桃太郎还去吃喜酒。喝得嘻嘻哈哈，跟新郎两人你一杯我一杯猛灌。谁知道他吃完喜酒，一个人走到中兴大桥，一纵身便跳到了淡水河里，连尸身也捞不到。十三号天天到淡水河边去祭，桃太郎总也不肯浮起。人家说他的怨恨太深，沉到河底，浮不上来了……”

“这一个，这一个是涂小福，上个月我还到市立精神疗养院去看他，给他带了两盒掬水轩的饼干去，他见了我，一把拉住我的袖子，笑嘻嘻地问道：‘郭公公，美国来的飞机到了么？’五年前，小涂跟一个从旧金山到台湾来学中文的华侨子弟缠上了，两个人轰轰烈烈地好了一阵子，后来那个华侨子弟回美国去，涂小福就开始精神恍惚起来，天天跑到松山机场西北航空公司的柜台去问：‘美国来的飞机到了么？……’”

“这些鸟儿，”郭老感慨道，“不动情则已，一动起情来，就要大祸降临了！”

郭老翻到中间的一页，停了下来。整页只有一张大照片，差不多占满了，照片下面注着：

五十号　阿凤　一九六〇年

相片是八吋长六吋宽的一张黑白半身照，已经微微泛黄了。相中的一个面貌长得十分奇异的少年，约莫十七八岁。少年身上穿着一件深黑翻领衬衫，衬衫的纽扣全脱落了，衬衫角齐腹部打了一个大结，胸膛敞露，胸上刺着密密匝匝错综的凤凰、麒麟纹身，还有一条独角龙，张牙舞爪，盘踞在胸口。少年一头又黑又粗的头发，大鬈大鬈，狮鬃一般怒蓬起来，把额头都遮去了，一双长眉，飞扬跋扈，浓浓的眉心却连接成一片。鼻梁削挺，犀薄的嘴唇，狠狠地紧闭着。一双露光的大眼睛，猛地深坑了下去，躲在那双飞扬的眉毛下，在照片里，也在闪烁不定似的。脸是一个倒三角，下巴兀地削下去，尖尖翘起。

郭老对着这张影像，注视良久，他那一头柔丝般的银发，在颤颤地闪着光。

“这些孩子里，他的身世，最是离奇、最是凄凉了……”

郭老那苍老、沙哑的声音，突然变得悲戚起来，开始缓缓地流着。

10

“阿凤，是在台北万华出生的，万华龙山寺那一带，一个无父、无姓的野孩子。阿凤的母亲，天生哑巴，又有点痴傻，见了男人，就咧开嘴憨笑。但是哑巴女偏偏却长得逗人喜爱，圆滚滚一身雪白像个粉团，人都叫她‘粽子妹’，因为她从小便跟着她老爸在龙山寺华西街夜市摆摊子，卖肉粽。有人走过他们摊子，哑巴女便去拉住人家的衣角，满嘴咿咿呀呀，别人看见她好玩，便买她两个肉粽。后来哑巴女长大了，还是那样不懂顾忌。有时候她一个人乱逛，逛到宝斗里妓女户的区域去，她趿着一双木屐，手里拎着一挂烤鱿鱼，一路啃一路摇摇摆摆，脚下踢踢踏踏，自由自在。冲着那些寻欢的男人，她也眯眯笑。附近的一些小流氓，欺负她是哑巴，把她挟持了去睡觉，回家后，她向她老爸指手画脚，满嘴咿呀，她老爸看见她蓬头散发，裙子上溅了血，气得就是一顿毒打。每次哑巴女给她老爸打了，便打着赤足跑到龙山寺前面坐在路边一个人默默掉泪。邻近那些年轻摊贩们看见哑巴女哭泣，互相使眼色，笑道：‘粽子妹又挨扎了！’哑巴女十八岁那一年，一个台风来临的黄昏，她收了摊子，推着车子回家，半路上便遭一群流氓劫走了，一共五个人。哑巴女那次却拼命抗拒，那几个流氓把她捆绑起来，连门牙都磕掉了一枚，事后把她抛到龙山寺后面的阴沟里，在大风雨中，哑巴女一身污秽爬了回去。就是那一夜，哑巴女受了孕。她父亲给她乱服草药，差点没毒死，大吐大泻，胎始终打不下来。怀足了十个月，难产两天多，才生下一个结结实实哭声洪亮的男婴来。哑巴女父亲多一刻也不许留，连夜便用一只麻包袋装起那个哇哇哭叫的男婴，送到了灵光育幼院里。阿凤便是在中和乡那家天主教的孤儿院里长大的。

“从小阿凤便是一个禀赋灵异的孩子，聪敏过人，什么事一学便会，神父们教他要理问答，他看一遍，便能琅琅上口。院里有一位河南籍姓孙的老修士特别喜欢他，亲自教他识字讲解《圣经》的故事。但是阿凤那个孩子的脾气，却是异乎常人地古怪，忽冷忽热，喜怒无常。他最不合群，在院里一向独来独往，别的孤儿惹了他，他拳打脚踢便揍过去。当他犯了众怒，那些孩子联合起来修理他，他却连手也不回，任他们泥巴沙子撒一头一脸，然后独个儿到自来水龙头去慢慢冲洗干净，孙修士问起他脸上的青肿，他狠狠闭着嘴，一声也不吭。阿凤自小便有一个怪毛病，会无缘无故地哭泣。一哭一两个时辰停不下来，哭得全身痉挛。有时候，三更半夜，他会一个人躲到院中小教堂里，伏在椅子上呜呜抽泣。孙修士发觉了，问他哭什么，他总说心口发疼，不哭不舒服。阿凤渐渐长大，变得愈来愈乖戾了。一个圣诞夜，院长领着孩子们在教堂做弥撒，他拒绝上前领圣体。院长申斥了他几句，他突然暴怒起来，跑到圣坛上，一把将几尊瓷圣像扫落地上，砸得粉碎。院长把他关了一个礼拜的禁闭，孙修士天天领着他跪诵玫瑰经。阿凤十五岁那一年，他终于从灵光育幼院逃了出来，再也没有回去过。

“阿凤一闯进公园，便如同一匹脱了缰的野马，横冲直撞，那一身勃勃的野劲，谁也降不住他，就是我的话，他还顺从三分。因为他刚出道时，便跟公园三重镇几个登记有案的流氓干上了，给捅了好几刀。是我把他带回家，替他疗好的。他躺在床上，抚弄着自己腹上一道红肿的伤口，对我笑着道：

‘郭公公，再戳深一点，就省了你这些麻烦了！’

“阿凤——他真是个公园里的孩子，公园里的一只野凤凰。他在莲花池畔的台阶上，逛来逛去，蓬着一头狮鬃似的黑发，昂头挺胸，一副目中无人的狂劲儿。当时还有不少老头子迷他呢！万年青电影公司的盛公就是其中的一个，盛公想收养他，把他带回到他八德路那间公馆里，将他从头到脚打扮起来，替他在西门町上海造寸缝了一套法兰绒浅灰的西装，又在亨得利买了一只银壳的劳力士戴在他的手腕上，把他装扮得阔少爷一般，然后带他上丽池去吃西餐。盛公倒是有意栽培，想送他进学校念书，将来让他拍电影，当明星。可是那只野凤凰在盛公馆里，只待了一个星期便又飞回到公园里来了。西装手表当得精光，当了几千块，他把公园里那些野孩子一大伙带到杨教头开的那家桃源春去，点了两桌菜，跟那些野孩子猛吃猛喝，大打牙祭，喝醉了，他便爬到桌子上去唱歌，唱《雨夜花》。正当大家乐不可支，拍手喝彩，他却跳下桌子，一个人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因为他的脾气难缠，公园里的人，纵是有心，也不大敢去招惹。到了他十八岁那一年，合该气数已到，偏偏遇见了他那个煞星。对头是个大官的儿子，还是个独生子呢，因为属龙，小名叫龙子，龙子人长得体面，世家又显赫，大学毕业，在一家外国公司做事，本来都预备要出国留学了，原该是前程似锦的。哪晓得龙子跟阿凤一碰头，竟如同天雷勾动了地火，一发不可收拾起来。龙子在松江路底租了一间公寓，悄悄筑了一个小窝巢，把阿凤藏到了里面。那时松江路底还是一片稻田，他们那幢小公寓就在田边，一打开窗子，就看得见一大顷绿油油的稻秧了。他们两个人打着赤膊光着脚，跑到田里去挖田螺捉泥鳅，糊得一身的烂泥，坐在田边，敲破一只香瓜，你一口我一口便大嚼起来。两个人确实过过一段快乐的日子的。但是那只野凤凰哪里肯那样安安分分守在巢里？有时半夜三更他便飞回到公园去了，骑在莲花池畔的石栏杆上，仰起头，在数星星。龙子追了来，要他回家，他说：‘这就是我的家，你要我回到哪里去？’偏生龙子也是一副狂风暴雨的脾气，两个人一言不合，在公园里便揪斗成一团，一身的衣裳也扯得稀烂，打完了，又坐在台阶上，互相抱头痛哭。公园里的人都笑他们，说他们得了‘失心疯’。那段时期，常常在深夜里，龙子坐了一部计程车，满台北找了去，见了人就问：‘你看见阿凤么？’公园里有些人吃醋，有些人幸灾乐祸，编出许多话来：‘阿凤到新南阳去了。’‘阿凤跟人到桃源春吃消夜去了。’‘阿凤么？不是让盛公带走了么？’于是龙子就真的一一到那些地方去追寻，有时追得天都亮了，才一个人失魂落魄地回到公园里来，在那莲花池畔的台阶上，焦灼地来回走着，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从那一头走回到这一头。

“有一天晚上，阿凤跑到我这里来，一脸发青，一双深坑的眼睛灼灼发亮。

“‘郭公公——’他的声音都在发痛，‘我要离开他了，我再不离开他，我要活活地给他烧死了。我问他，你到底要我什么？他说，我要你那颗心。我说我生下来就没有那颗东西。他说：你没有，我这颗给你。真的，我真的害怕有一天他把他那颗东西挖出来，硬塞进我的胸口里。郭公公，你是知道的，从小我就会逃，从灵光育幼院翻墙逃出来，到公园里来浪荡。他在松江路替我租的那间小公寓，再舒服没有了。他从家里偷偷搬来好多东西，电扇、电锅、沙发，连他自己那架电视也搬了来，给我晚上解闷。可是——可是不知怎的，我就是耐不住，一股劲想往公园里跑，郭公公，你记得么？我十五岁那年在公园里出道，头一次跟别人睡觉，就染上了一身的毒，还是你带我到市立医院去打盘尼西林的。我对他说：我一身的毒，一身的肮脏，你要来做什么？他说：你一身的肮脏我替你舔干净，一身的毒我用眼泪替你洗掉。他说的是不是疯话？我说：这世不行了，等我来世投胎，投到好好的一家人家，再来报答你吧。郭公公，我又要溜掉了，飞走了，开始逃亡了！’

“阿凤失踪了两个多月，龙子找遍了全台北，找得红了眼、发了狂。在一个深夜里，那还是一个除夕夜，龙子终于在公园的莲花池畔又找到了阿凤。阿凤靠在石栏杆上，大寒夜穿着一件单衣，抖瑟瑟的，正在跟一个又肥又丑、满口酒臭的老头子，在讲价钱。那个酒鬼老头出他五十块，他立刻就要跟了去。龙子追上前拼命拦阻，央求他跟他回家，阿凤却一直摇头，望着龙子满脸无奈。龙子一把揪住他的手说：‘那么你把我的心还给我！’阿凤指着他的胸口：‘在这里，拿去吧。’龙子一柄匕首，正正地便刺进了阿凤的胸膛。阿凤倒卧在台阶的正中央，滚烫的鲜血喷得一地——”

郭老的声音戛然中断，眼帘渐渐垂下，他那张龟裂般的皱脸，好像蒙上了一层蛛网似的。

“后来呢？”沉默了半晌，我嗫嚅问道。

“后来么——”郭老那苍哑的声音微微颤抖起来，“龙子坐在血泊里，搂住阿凤，疯掉了。”

我在郭老家里居留了三天，听郭老把公园里的沧桑史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他教授我公园里许多的规矩，什么人可以亲近，什么人应该远离，什么时候风声紧，应当躲避。郭老的“青春艺苑”请了一位照相师傅，普通客人，便由照相师傅在楼下照。但我的相，郭老却亲自在楼上替我拍，自己拿到暗房去冲洗。拍了十几张，他才选中一张半身像，编进了他那本“青春鸟集”里。我的编号是八十七号，郭老说，我像一只小苍鹰。临离开，郭老又找出了一套旧衣裳来给我换上，那套衣裳是铁牛留下来的，他跟我的身材差不多。郭老塞了一百块钱到我口袋里，双手按着我的肩膀，定定地注视着我，沉沉地叮嘱道：

“去吧，阿青，你也要开始飞了。这是你们血里头带来的，你们这群在这个岛上生长的野娃娃，你们的血里头就带着这股野劲儿，就好像这个岛上的台风地震一般。你们是一群失去了窝巢的青春鸟。如同一群越洋过海的海燕，只有拼命往前飞，最后飞到哪里，你们自己也不知道——”

11

“他终于又回来了。”

郭老跟我两人步向莲花池的时候，自言自语说道。

“你说谁？郭公公？”我侧过头去问他。

“你昨天晚上遇见的那个人。”

“你认识他么？”我诧异道。

郭老点了点头，叹道：

“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他又会回到这个地方来的。”

我们走近台阶，郭老却停了下来，指向聚在台阶上那一伙人，对我说：

“上去吧，你去听去，他们正在谈论他，已经闹了一夜了。”

台阶上众星拱月一般，一大伙人围绕着我们师傅杨教头正在那里指手画脚，大家似乎都非常兴奋激动。老龟头、赵无常，还有三水街的一帮小幺儿也在竖着耳朵听。原始人阿雄仔昂头挺胸，立在杨教头身后，双手插着腰，庞然大物，如同一个耀武扬威的镖师一般。

“小兔崽子，快给我过来！”杨教头一看见我，便嗖的一下手上两尺长的扇子指向我，一叠声嚷道，“让师傅瞧瞧，身上少了块肉，扎了几个洞没有。”

我走上台阶，杨教头一把将我揪过去，身前身后摸了几下，笑道：

“算你命大，还活着回来。你知道昨晚你跟谁睡觉了？”

“他叫王夔龙，刚从美国回来的。”

“肉头！”杨教头一巴掌掀到我背上，“王夔龙是谁你也不知道？”

“他知道个屁，”赵无常嘴巴一撇，“他那时只怕还穿着开裆裤哩！”

赵无常一张鬼脸瘦得只剩下三个指头宽，身子像根竹篙，裹着一件黑色套头衫，晃荡晃荡，颈脖扯得长长的。我们这一伙儿里，赵无常的资格最老，他喜欢向我们倚老卖老，夸耀他从前在公园里的风光。

“乖乖，”赵无常的声音又破又哑，呱呱聒噪，好像老鸦，朝我张开一口焦黑的烟屎牙，“你昨晚下了水晶宫去陪‘龙子’去啦！”

“龙子跟阿凤”的故事，在公园的沧桑史里，流传最广最深，一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地传下来，已经变成了我们王国里的一则神话。经过大家的渲染，龙子和阿凤都给说成了三头六臂的传奇人物。我怎么也想象不到，昨天晚上跟我躺在一块儿，伸张着一双钉耙似的手臂的那个人，就是我们传说中的那个又高又帅、经常穿着天青色衬衫跟公园里野孩子狂恋的龙子。

“昨晚我就疑心了，”杨教头兴奋地扇着扇子，“可是他整个人好像刚从火炉里爬出来似的，烤得焦烂，哪里还认得出来？倒是他在台阶上，走来走去那副火烧心的急相，还是跟从前一模一样。有人说，这些年他一直关在疯人院里，又有人说，他老早出国躲了起来。谁料得到？十年后，深更半夜，他猛地又钻了出来！”

“就是说啊，”赵无常又开始怀旧起来，“我顶记得他找寻阿凤那股疯劲了。我不该开了一句玩笑：‘阿凤跟盛公回家了！’他揪贼似的把我揪进了车子里，逼着我带他到盛公家，半夜去敲人家的门。盛公以为流氓捣乱，把警察都叫了来。后来我问阿凤：‘你怎么这样冷心冷面？’阿凤扯开衣服，露出一身的刺青，指着胸口上那条张牙舞爪的独角龙，说道：‘我冷什么？我把他刺到身上了还冷什么？你哪里知道？总有一天，我让他抓得粉身碎骨，才了了这场冤债！’我们那时只当他说癫话，谁知日后果然应验了。”

“那个姓王的，神气什么？真以为他是大官儿子了？一双眼睛长在额头上。”老龟头突然气不忿地插嘴道，他在嚼槟榔，一张口一嘴血红，“有一晚，他独自坐在台阶上，大概在等他那个小贱人，我看见他孤零零，好心过去跟他搭讪，只问了一句：‘王先生，听说你父亲是做大官的呀。’他立起身便走，理也不理，老子身上长了麻风不成？”

“你这个老无耻！”杨教头笑骂道，“人家老子王尚德不是做大官是做什么的？要你这个老泼皮去巴结？我问你：你算老几？人家理你？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真正是个不要脸的老梆子！”

我们都笑了起来。老龟头搔了两下他颈子上那块长了鱼鳞似的牛皮癣，塞住了口。

“前几天我在电视上才看到王尚德的葬礼，”赵无常插嘴道，“嚄，好大的场面！送葬的人白簇簇地挤满了一街，灵车前的仪仗队骑着摩托车，乱神气！”

我也在报上看到王尚德逝世的消息，登得老大，许多要人都去祭悼了。王尚德的遗像和行述，占了半版。王尚德穿着军礼服，非常威风。他的行述我没有仔细看，密密匝匝，一大串的官衔。

“要不是他老子做大官，他杀了人还不偿命么？”老龟头余恨未消似的说道。

“偿什么命？他人都疯了，”杨教头答道，“法官判他‘心智丧失’。开庭那天我去了的，检察官问他为什么杀人，他摇着双手大喊：‘他把我的心拿走了！他把我的心拿走了！’不是疯了是什么？”

“那一阵子，闹得满城风雨，我还记得。”赵无常划燃了火柴点上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报纸上的社会版天天登，龙子和阿凤两人的相片都上了报，有家报纸的标题还损得很：‘假凤虚凰，迷离扑朔。欲海情天，此恨绵绵。’开庭那天我也在，法院就在一女中的斜对面，挤得人山人海，招来好多女学生。王夔龙一出来，她们也跟着叫：‘龙子，龙子’——”

“儿子们！”杨教头猛然将扇子一举，露出“好梦不惊”来，“散会吧，穿狗皮的来了！”

远远有两个巡警，大摇大摆，向莲花池子这边跨了过来。他们打着铁钉的皮靴，在碎石径上，踏得喀轧喀轧发响。我们倏地都做了鸟兽散，一个个溜下了石阶，各分西东，寻找避难的地方去了。我们的师傅杨教头，领着原始人阿雄仔，极熟练、极镇定地，混入了扩音台前的人群里。于是，我们莲花池畔的那个王国，骤然间，便消隐了起来。

“阿青！”

我走进黑林子里，跟一个人迎面撞了一个满怀，是小玉。

12

“明天晚上八点整，在梅田，一分钟也不许晚！”

我们坐在衡阳街大世纪的二楼，过道末端的一个鸳鸯座上，一个人吮着一杯冰柠檬水，小玉那双飞挑的桃花眼兴奋得炯炯发光。大世纪也是我们常到的联络站，比野人咖啡馆幽静多了。

“梅田在哪里？”我问道。

“驴蛋！”小玉捶了我一下，“梅田也没听过！就在中山北路国宾饭店过来两条巷子里。那里的台湾小菜，比青叶、梅子还要棒。明天晚上，他就请我们这几个人。”

“台湾小菜有什么稀奇？他是华侨，你为什么不带他去上大酒馆？五福楼呀、聚宝盆呀。我们也沾沾光，去吃桌酒席？”

“嗐，说你不生性！”小玉世故起来，“人家林样，离家这么多年，头一次回来，总想尝尝家乡味呀！大酒馆，你怕没有生意人请他？我喜欢梅田那个地方，乱有情调。烤花枝，凉拌九孔——美丽多多！”

小玉告诉我：那个日本华侨叫林茂雄，有五十多岁了。本来是台北人，后来打仗，给日军征到中国大陆去，在东北长春娶了一个满洲姑娘，生了一儿一女。战后他全家跟一个东北朋友一同到日本合伙经商，苦了好些年，最近才发迹起来。这次，他们在东京那家成城药厂，派他到台湾来设立经销部，他才有机会重返故乡。

“我今天带着林样逛了一天的台北，两人逛得好开心！”小玉一脸容光焕发，“阿青，林样人很好呢，你看——”他指着他身上那件红黑条子开什米龙的新衬衫，“是他买给我的。”

“你这个势利鬼！”我笑道，“你一看见日本来的华侨，眼睛都亮了，难道你真的又去拜个华侨干爹不成？”

小玉冷笑道：

“华侨干爹为什么不能拜？我老爷本来就是华侨嘛——他现在就在日本。”

“哦？”我诧异道，“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又说你老爸早死掉了，葬在你们杨梅乡下。那天我还明明听见你向老周讨钱，说是买香烛替你老爸上坟。你哄死人不赔命！”

“告诉你？”小玉打鼻孔眼里哼了一下，“为什么要告诉你？谁我也没告诉！”

我们公园里的人，见了面，什么都谈，可是大家都不提自己的身世，就是提起也隐瞒了一大半，因为大家都有一段不可告人的隐痛，说不出口的。

“阿青，我问你，”小玉突然歪起脖子，一脸歹意地觑着我笑道，“你有老爸么？”

“什么话！”

“你老爸姓什么？”

“姓李！姓什么？”我有点恼怒起来，猛吸了两口柠檬水。

“你老爸真的姓李？你真的知道你老爸是谁，呃？”小玉的嘴角挑起，笑得非常刁恶。

“干你娘！”我忍不住一拳豁了过去。

“呵，呵，”小玉却得意非凡地笑了起来，“你看，白问你一声，你就输不起了！”

他俯下头去，默默地吮着他的柠檬水，半晌，他倏地头一昂，掉在额上的一绺长发一下甩回到头顶上，两颧鲜亮，一双桃花眼闪烁起来。

“告诉你们？告诉你们我是一个无父的野种？我从来没见过我老爸，也不知道他是谁。我不姓王，那是我阿母的姓。我阿母告诉我，我阿爸是一个日本华侨，姓林，叫林正雄。他有个日本姓，中岛。我阿母叫他‘那卡几麻’。我的身份证上，父亲那一栏填着‘殁’。人家问我：‘你老爸呢？’‘死啦。’‘老早死啦。’我总装做满不在乎——”小玉耸耸肩，“可是我心里一直在想：那个马鹿野郎不知道现在在哪里？在东京？在大阪？还是掉到太平洋里去了？那年他回台湾做生意，替资生堂推销化妆品。他去上酒家，在东云阁碰到我阿母——两人就那样姘上了。我阿母说，她上了那个马鹿野郎的大当！他回日本，说定一个月就要接我阿母去，我阿母已经怀了我了。哪晓得他连东京的地址都是假的，一封封信都退了回来。我从小就对我阿母说：‘阿母，莫着急，我去替你把“那卡几麻”找回来。’从前我一天到晚跑那些观光旅馆，国宾、第一、六福客栈，统统跑遍了，你猜我去干什么？”

“去兜生意。”

“卵椒！”小玉笑了起来，“我去旅馆柜台去查，查日本来的旅客名单。唉，艰苦呢！先查他的中国名字，又要查他的日本名字。我常常做大梦：我那个华侨老爸突然从日本回来，发了大财，来接我阿母跟我到东京去。”

“又在做你的樱花梦啦！”我笑道。

“阿青，你等着瞧，总有一天，我会飞到东京去，去赚大钱，赚够了，我便接我阿母去，我来养她，让她好好享几年福，了了她一辈子想到日本去的心愿。我要她离开她现在这个男人——那个混账东西，不许我们两母子见面呢！”

“这又是为了什么？”

“嗐，”小玉叹了一口气，“我在他的面里下了半瓶‘巴拉松’。”

“乖乖，你还会毒人哪！”我咂了一下舌头。

“那个山东大汉，人并不坏。他整天叫‘入你奶奶’、‘俺入你奶奶’。”小玉笑道，“他是个货运司机，开大卡车的，从前在部队里当过驾驶兵。山东佬，壮得像条牛，我阿母一把就让他抓到床上去了。我跟他两人起先混得还不坏，他到台中运货回来，总带盒我最爱吃的凤梨干给我。喝了两口酒，他便捏起鼻子学女人声音唱河南梆子逗我笑。可是有一天，我在家里跟人打炮，却让山东佬当场捉到了！”

“小无耻，怎么偷人偷到家里去了？”我叫道。

“有什么稀奇？”小玉耸了一下肩膀，“我十四岁就带人回家到厨房里打炮去了。我们住在三重镇，附近有好几个老头子对我好，常给我买东西，钢笔、皮鞋、衬衫，给我买一样，我就跟他们打一次炮，叫他们干爹。有一个卖牛肉汤的，是个大麻子，可是他最疼我。晚上我到他摊子去，他总给我盛一大碗牛肉汤，热腾腾的，又是牛筋，又是瘦肉，还有香菜，喝得受用的很！他家里有老婆的，我便带他回家，从后门溜进厨房里去。谁知那次却偏偏让那个山东佬撞了正着。你猜他拿什么家伙来打我？卡车上的铁链子！‘屁精！屁精！’他一边骂，一条铁链子劈头劈脸就刷了下来。要不是我阿母拦住，我这条小命早就归了阴了！你说，我要不要毒他？”

小玉望着我，一脸无可奈何的神情。

“幸好没毒死。”小玉叹了一口气，“他在医院里洗胃，我阿母却赶了回来，把我的衣服打了一个包袱，一条金链子套在我脖子上，对我说道：‘走吧，等他回来你就没命了！’就那样，我便变成了‘马路天使’。”

说着小玉咯咯地笑了起来。

“老周昨晚又来找过你了，”我突然记起了丽月的话，“丽月说，那个胖阿公气咻咻的。要是他知道你又在外面打野食，他不撕你的肉才怪！”

“去他的，”小玉立起身来，拾起了桌上的账单，“那个馊老头子，好麻烦。好兄弟，拜托拜托，你替我撒个谎吧，就说小爷割盲肠去了！”

回到锦州街，丽月还没有下班。阿巴桑已经带着小强尼睡下了，全屋电灯都已熄灭。我摸到房里，在暝暗中，却突然看到下午搁在床上的那一串锡箔元宝，正在微微地闪着银光。我提起那串抖瑟瑟的元宝，穿过厨房，走到外面的天台上去，天台一角，一只装满了沙的洋铁罐里，一炷香，还在燃着几点星火，大概是阿巴桑烧祭留下来的。我蹲下身去，划亮了一根火柴，点燃了手里那串锡箔。那些元宝烧得嘶嘶地响，一个个烧成了灰，一缕一缕，飘落到地上，颤颤地独自闪着暗红的火烬。我抬头望去，天上那轮七月十五日中元节的月亮，又红又大，偏西了，正压在远处高楼的顶尖上。

返转房中，我连衣裳也没有脱，汗黏黏地便倒卧床上去。我的身体已经疲倦得发麻，四肢瘫痪在草席上，好像解体了一般，动弹不得。在黑暗中，我看见窗外反射进来那些酒吧的霓虹灯，像彩蛇般，在窜动着。渐渐地，我的脑子却愈来愈清醒起来。三个多月了，这是头一晚，我突然感到我竟是如此思念着弟娃，思念得那般渴切、猛烈。

13

晚上八点整，我们到了中山北路的梅田。我们的师傅杨教头只带了原始人阿雄仔跟我两人去，老鼠因为乌鸦不准出来，吴敏头晕，在杨教头家休息。杨教头穿得正正经经，一件泡泡纱草青条子的西装上衣，一身粽子一般，箍出了圆滚滚的几节肉来，还系着根宽领带，绿绸子底爬满了朱红的瓢虫。一头一脸的热汗，白衬衫早沁得透湿。他把阿雄仔也打扮了一番，套上了一件不合身的花格子西装，袖子太短，露出里面一大截衬衫来，拱肩缩背像足了马戏团里穿着外衣的大黑熊。在梅田门口，杨教头转身叮嘱我们：

“今晚规矩些，在人家华侨客面前，莫给师傅丢脸！”

梅田果然有点情调，装潢是东洋风，门口跨着一拱小桥，桥下水池，流水潺潺，桥尾迎面还有一座假山，山顶闪着一盏小青灯。里面收拾得窗明几净，冷气细细地凉着。四周墙上镶着扇形的壁灯，晶红的灯光，朦朦胧胧，几个女招待的笑靥上，都好像涂着一层毛毛的红晕一般。餐馆尽头，有人在演奏电子风琴，琴声悠悠扬起。一位女招待迎上来，把我们带上了二楼。楼上是隔间雅座，女招待揭开第二间的珠帘，小玉及那位华侨客林茂雄已经坐在里面等候着了。我们进去，林茂雄赶忙起身过来迎接，小玉紧跟在他身后。林茂雄是个五十上下的中年人，两鬓花白，戴着一副银丝边眼镜，一张端正的长方脸，一笑，眼角拖满了鱼尾纹。他穿了一身铁灰色西装，系着根暗条领带，银领带夹上镶着一颗绿玉。杨教头抢上前去，先跟林茂雄重重地握了一下手，又替我跟阿雄仔两人引见了。林茂雄把杨教头让到上座，将我跟阿雄仔安插在杨教头左右。大家坐定后，杨教头一把扇子指向小玉，说道：

“怎么样，林样？我这个徒弟还听话吧？”

“玉仔很乖哩。”林茂雄侧过头去，望着小玉笑道。他说得一口东北腔的国语，小玉挨坐在林茂雄身旁，笑吟吟的。他穿了一件水绿白翻领的衬衫，一头长发，梳得整整齐齐，好像刚吹过风，一副头干脸净的模样。

“玉仔，他这几天做我的导游，我们看了不少地方。台北，我是完全不认识了——”

林茂雄一手扶在小玉的肩上，微笑着。

“今天中午！我才带林样到华西街吃海鲜来，林样说，比东京便宜多了，又好吃！”小玉面带得色地笑道。

“你说吧，林样，怎么谢我这个师傅？”杨教头刷地一下，打开折扇，扇了起来。饭馆有冷气，杨教头的胖脸上，汗珠子仍然滚滚而下。

“就是说啊，所以今晚特地要请杨师傅来喝杯酒呢！”林茂雄笑应道。

“光喝酒是不够的，”杨教头摇头道，“日后咱们有机会到东京，林样也得导游一番，叫咱们开开眼界。听说东京的孩子也标致得紧哪！”

“杨师傅到东京来，我一定做向导，带你到新宿去观光。”

“那些日本孩子看见我们师傅，只怕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了！”小玉在旁边插嘴道。

“呔！我打你这个不孝的畜生！”杨教头手一扬，厉声喝道，旋即却放下手来叹了一声，“林样，你不知道，徒弟大了，师傅难做。怄气得很！这几个东西，笨的笨，蠢的蠢，都上不了得台盘，唯独这个小家伙，鬼灵精怪，一把嘴，又像刀，又像蜜，差点的人，也降不住他。林样，我看他跟你竟有点投缘。”

“玉仔跟我两人很合得来。”林茂雄笑着拍了一拍小玉的后脑袋瓜。

一个十六七岁的女招待揭帘走了进来，端上一盆洁白的冰毛巾让我们揩面，又递给我们一人一张菜牌。林茂雄先让杨教头：

“杨师傅，你是行家，请先点吧。今天是玉仔的主意，吃台湾小菜。”

“我随和得很，什么都吃，连人肉也吃！”

我们都笑了起来，女招待笑得用手捂住了嘴。

“那么，就来碟西施舌吧，尝尝美人舌头的味道！”

“嗨。”那个女招待赶忙应声写了下来。

“玉仔，你想要吃什么？”林茂雄转头问小玉。

“烤花枝，我要吃烤花枝！”小玉嚷道。

林茂雄又让阿雄仔，阿雄仔咧开大嘴笑嘻嘻地说：

“鸡、鸡——”

“现什么宝？”杨教头低声笑骂道，“给他来道烤鸡腿吧！”

“嗨。”女招待又赶忙应道。

我点了一碟盐酥虾，林茂雄自己也加了几个菜，一道烧鳗，一道家常豆腐，一碟酸菜炒肚丝。

“日本人不吃内脏，我有好些年没有吃到炒肚丝了。”林茂雄笑叹道。

“先生要喝什么酒？”女招待怯生生地问道。

“把你们的陈年绍兴热来，”杨教头命令道，“加酸梅！”

女招待去暖了一壶绍兴酒来，一只高玻璃杯里盛着酸梅，她要替我们斟酒，小玉却赶忙接了过去道：

“不必了，让我来。”

女招待应着走了出去，小玉把酒筛到装酸梅的杯里，浸渍片刻，先替林茂雄斟上一杯，又把别人的酒杯都注满了，才立起身来，双手捧起酒杯，朝林茂雄敬道：

“林样，今晚是你给我面子。我先干了这杯酒，表示我一点敬意吧。”

说着小玉便举杯，一口气咕嘟咕嘟将一杯酒饮尽了，一张脸顿时鲜红起来，一双飞挑的眼睛眼皮也泛了桃花。

“慢来，慢来，别呛着了。”林茂雄赶紧伸出手制止道。

“我从来不喝急酒的，”小玉笑道，“今晚实在高兴，所以放肆了！”

“啧、啧。”杨教头咂嘴道，“林样，你本事大，这个小家伙脑后那块反骨大概给你抽掉了——竟变得这般彬彬有礼起来！”

“玉仔一直很懂礼么。”林茂雄笑道，自己也吮了一口酒。

“没有的事！”杨教头摆手道，“他在别人面前，张牙舞爪，就像只小斗鸡，你真是把他收服了！”

“等一下菜来了，先吃点才喝，空肚子闹酒，要醉了。”林茂雄低声对小玉说道。

“好的。”小玉点头应道。

女招待送菜上来，头两道是烤花枝、烤鸡腿。林茂雄夹了一块烤花枝，搁在小玉碟子里。阿雄仔看见那盘焦黄油亮的肥鸡腿，伸出只大手爪便去抓。我整天只吃了两枚烧饼，老早饿得肚子不停地叽咕叽咕发响，一闻到那阵烤鸡腿的肉香，顿时一嘴巴的清口水，手上的筷子跟阿雄仔的手爪差不多同时伸到盘中最大那只鸡腿上。

“喂，你们客气些！”杨教头喝道，转向林茂雄道歉道，“林样，请多多包涵！我命苦，收了这么个傻仔，又加上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徒儿，处处出洋相！”

“让他们去吧，”林茂雄笑道，“难得孩子们吃得这么开心！”

林茂雄说着把外衣也卸了，小玉赶忙接了过去，挂到衣架上。杨教头也除下了西装，把领带也松开了。林茂雄双手端起酒杯来，向杨教头敬酒道：

“杨师傅，请你先受了我这杯酒。”

杨教头也慌忙不迭地举杯回敬道：

“林样是远客，我应当先敬。”

两人对过杯以后，林茂雄沉思了片刻，却向杨教头郑重地说道：

“杨师傅，今晚请你来，我还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玉仔是个聪明孩子，我看他也还懂得好歹，由他这样浪荡下去，恐怕糟蹋了——”

“林样！”杨教头将扇子往桌上一拍，“你这句话，正说到我的心坎儿上！我是他师傅，难道还不望他好？他从前那些干爹，有的开店铺，有的开洋行。他肯上进，谋份正经差事，还不易如反掌？偏偏这个小家伙，天生一副贱骨头！没常性，三天两头，一言不合，大摇大摆地就开小差。他自己不爱好，我当师傅的，拿他也无可奈何。”

“当然，当然，”林茂雄赔笑道，“师傅哪有不疼徒弟的道理？是这样的，咱们成城药厂在台北松江路设了间经销处，要雇用一批人。我想把玉仔安插进公司里，有份差事，学个一技之长，对他日后是好的。所以先向师傅问准，备个案。”

“那敢情好！”杨教头应道，“林样肯提拔，是他的福。只是一件：要看他本人如何。小家伙，肚里的鬼，只怕有一打！”

“我已经问过他了，他自己说愿意。”林茂雄侧过头去望着小玉笑道。

“替林样做事，我尽心就是了。”小玉一脸正经地说道。

“这回可是你自己说的，”杨教头指向小玉，“咱们等着瞧吧——这倒好，日后伤风头痛，直到小玉那里拿药就是了！”

“我们销的，大部分是补药，‘胖美儿’之类。”林茂雄笑道，“台湾市场小，西德货竞争又厉害，生意恐怕也不太好做。”

“人事呀！这里什么都讲人事！要拉大医院，又要拉大医生，药品才销得出去。”

“我们已经开始做广告，征经销员了——我的意思，就是想叫玉仔跑跑外务经销。”

“那行，他那把嘴巴还要得！”杨教头嘉许道。

谈笑间，我跟阿雄仔两人已经把鸡腿啃得只剩下几根骨头，一时菜都上齐了，而且林茂雄又一直叫我们不要拘束，我跟阿雄两个人，筷子调羹并用，虾子鳗鱼豆腐肚丝，一人盛满了一盘。梅田的台湾小菜果然胜过青叶、梅子，味道精致得多。我心里想下次不知几时才有机会上馆子，吃够本再说。

“这些年，我一直想回来看看——”林茂雄呷了一口酒，缓缓说道，“没料到台北竟变得这么繁华，好像十年前的东京一样。玉仔今天带我走过八条通——从前我们的老家就在那里——现在全是旅馆，眼都看花了！”

“那一带变动得厉害。”杨教头接嘴道，“从前咱们在六条通开了一家‘桃源春’，轰轰烈烈了一阵子——现在那家酒馆已经换了两个老板，改成什么‘阿里山’了！门口漆得大红大绿，走过那里我看着就刺心！林样这次回来，亲人都看到了？”

“老一辈的都不在喽，”林茂雄欷歔道，“这次回来，我倒想找一位少年时代的朋友——”

林茂雄若有所思地顿了下来，他的双颧微微地泛起酒后的酡色，墙上的扇形壁灯，晶红的光照在他那一头花白的头发上，涂上了一层晕辉。他的嘴角漾着一抹怅然的微笑，眼角的皱纹都浮现了起来。

“他叫吴春晖，我们住在一条巷子里，两个人很亲近，跟兄弟一样。那时我们一同上台北工业学校，学化工。两人还约好，日后一块儿到日本去学医，回来合开诊所。谁知道战事一来，我却给征到大陆东北，一去便是这么些年——”

“我也到过东北，冰天雪地，耳朵差点没给冻掉！”杨教头插嘴道。

“是啊，我刚到长春的时候，生满了一脚的冻疮，寸步难行。”林茂雄摇头笑道，“后来才知道东北人的靴子里原来都塞满了乌拉草取暖的。”

“那个吴春晖呢？”小玉好奇地问道。

“嗳，”林茂雄叹息道，“他可怜，给日军拉去东南亚打仗去了，下落不明，也不知道他现在还活着没有？”

“他长得是什么样子？”小玉问道。

“我只记得他年轻时候的面貌——”林茂雄沉吟了片刻，他打量了小玉一下，笑道，“说起来，你跟他，眉眼间倒有几分相似。”

“是么？”小玉笑道，“那个容易，林样，我陪你去找！”

“傻仔，”林茂雄搔了一搔他那花白的发鬓，“隔了三十年，我们相见也不认识了呀！”

“不要紧，只要痛下决心，一条街一条街，一个城一个城去找，总有一天找得到。”小玉颇为自信地说道。

“真正是小孩子说话。”林茂雄摇头笑道。

小玉起身拣了一块烤鳗鱼，敬到林茂雄的碟子里。林茂雄吃了一口，赞道：

“这家烧烤，确实不错。”

“听说东京的中国饭馆也多得很哪。”小玉探问道。

“日本人爱吃中华料理，他们常常在中国饭馆宴客。在日本开餐馆很赚钱。东京有一家留园，是满洲皇族开的。气派大得很，普通人还吃不起哩，一道水晶鸡，日币三千圆！”

“林样，我到东京去，在中国餐馆打工，行么？”小玉问道。

“你会烧菜么？”

“不会可以学么。”

“那边餐馆常常请不到厨子。”

“那么我赶快到烹饪学校报名，考个厨子执照去。”小玉笑道。

“你不必打这些鬼主意了！”杨教头道，“林样回日本，干脆把你装进箱子里，提走了事！林样，听说这几年东京也繁荣得了不得！”

“东京变得更厉害，”林茂雄叹道，“战后我们去，差不多炸平了，眼看着一栋栋高楼建了起来。我们老板有眼光，一去便在新宿番众町那一带买下一块地，就那样发了起来——他是我太太的舅舅，就是他把我们接去日本帮忙的——”

“番众町那里有一家酒吧叫一番馆，里面的孩子都穿着和服的。”小玉插嘴道。

“你怎么知道？”林茂雄诧异道。

“一番馆在番众町七十五番地。”小玉笑嘻嘻地说。

“你这个孩子，”林茂雄摸了小玉的头一下，“好像东京去过多少次似的，这么熟！”

“我有一本东京地图，”小玉笑道，“那些街道我都背熟了，我去了，一定不会迷路。有一天，我一定要到新宿一番馆去瞧瞧那些穿和服的日本孩子去——林样，要是我穿起和服来，会好看么？”

“你穿上和服，倒像个日本娃娃。”

“《好色一代男》林样看过么？”小玉问道，“是一部彩色古装片。”

“《好色一代男》？”林茂雄皱起眉头思索了片刻，“是好老的影片了吧？”

“池部良演的，”小玉说道，“他在电影里穿了一件白绸子黑缎带的和服，乱潇洒一阵！林样也有和服么？”

“有一件，在家里穿穿。”

“什么颜色？”

“灰的。”

“哦，我喜欢白绸子的。以后我也去买一件；不过听说好的贵得很。要是我在东京穿起和服来，他们真的把我当作日本仔怎么办？我又不会说日本话，只会一句：我哈腰——果哉一麻司，还是师傅教的。你肯教我说日文么，林样？”

“那要看，”林茂雄微笑道，“你在公司里做事努不努力！”

“那我一定拼命干就是了！”小玉笑道。

几碟菜我跟阿雄仔两个人，闷声不响扫掉了一大半，阿雄仔用手拉鸡腿吃，两手抓得油叽叽，啃完了鸡腿，又吮手指头。小玉点的烤花枝，他只吃了两夹，其他的我趁他说话，都暗暗地计算光了。几道菜，烤花枝最爽口，又香又脆。吃到最后，一只碟里只还剩下一枚盐酥虾，我夹起送进嘴里，连头带尾一齐吞了下去。吃完菜，我们把两瓶绍兴酒也捣鼓光了，才散席。

14

“盛公家开‘派对’！”

这个消息，像一则不胫而走的谣言，从早上开始，便在台北市我们这个隐秘的地下国度里，每一个角落，散布开来。从八德路传到中山北路，从中山北路流到西门町，从西门町越过淡水河吹到三重镇，然后再回头，落到万华三水街那条热臭污秽的死巷中。在大街上，在小巷中，在野人地下室，在新南阳的后排座椅上，当然，最后归集到我们的老窝公园里——大家见了面，都会心地一笑，互相传递，互相印证：

“盛公又开‘派对’了。”

“八德路二段。”

“晚上十点钟。”

十点钟，八德路二段一条弄堂里，早已停满了脚踏车、摩托车，还有一两部小轿车。盛公那幢两层楼的花园洋房，外面看去，一片昏暗，连门灯都没有开。楼房上下，门窗紧闭，帘幕低垂。外人看见，都会以为宅内的人，早已安息，灯火俱灭。谁也不会察觉，那座外表十分安静规矩的巨宅里，一个秘密聚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只有走近客厅时，才听到里面隐隐约约的人语笑声以及管弦的悠扬。客厅门口，一排排，一行行，早已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鞋子，有尖着头系带子的老式生生皮鞋，有镂着小洞的白皮鞋，有泥滚滚发着胶臭的运动鞋，还有几双赤裸裸的高跟木屐。盛公家的客厅，十分宽大，容得下四五十人，可是里面一片黑压压都挤满了人头。客厅中央那盏大吊灯，旋转出红、绿、紫三种颜色的灯光，配着唱机播放出来《碎心花》的探戈节奏，转得偌大一间客厅，像只大水缸，各色水浪，波涛起伏。一个个人的身上脸上，时红时绿，好像一群色彩艳异的热带鱼，在五颜六色的水波中，载浮载沉。里面的人都扯高了喉咙，叫着笑着跳着，可是谁也听不清谁的话。因为客厅那座两吨半的冷气机，正开足了马力，轰轰地喷射，把人语笑声镇压下去。门窗关闭得紧，客厅里一径酝着一股清一色浓浊的男人味。

主人盛公坐在客厅一端凸起的台上一张檀木的太师椅上，居高临下，睁着他那双老眊的眼睛，既感兴味又无可奈何地瞅着那一群暖烘烘的青春肉体，半刻也不肯安分地蹦跳着，飞跃着。盛公穿了一件黑丝绸香港衫，左边胸袋上绣着一朵醉红的海棠花。头上残剩的一撮稀发，一绺绺梳得妥妥帖帖地覆在头顶上。因为常年风湿，盛公的背一径痛得弯成一把弓，背后衬着两只软泡泡的黑丝绒的椅垫。盛公的万年青电影公司刚推出一部文艺片《灵与肉》，轰动港台，创下近年来的票房纪录。盛公心花怒放，便开起“派对”，来庆祝《灵与肉》的成功。连电影中那支主题曲《碎心花》也得了一个大奖。盛公对我们，确实是慷慨的。时常无缘无故，他会叫一桌酒席，让我们吃得兴高采烈，他夹在我们中间，拍着我们的背，说道：“能吃就吃吧，孩子。像我，连块排骨都啃不动喽。”盛公镶了一口的假牙，只能吃虾仁蒸蛋、鸡血豆腐。盛公喜欢诉说他过去辉煌的故事：他从前在上海，是天一公司的台柱小生，跟徐来、王人美都配过戏。他说徐来最美，不愧是标准美人。他把他从前那些剧照拿出来，给我们看，我们都笑了起来。盛公悻悻然喝道：“笑什么？！难道你们还不相信这就是我么？”我们确实不相信，相片里那个年轻英俊、眉眼灵秀的男人，竟会变成一个瘪嘴驼背的丑老头。上次盛公开“派对”，我们吃完喝完，大家成群结队，一哄而散，谁也不肯留下来陪盛公消夜，喝红枣桂圆汤，听他那些讲了又讲的古老故事。在空旷的客厅里，盛公独自颓然靠在太师椅上，茶几上，烟尸酒罐，糖纸瓜子壳，堆积如山。盛公突然感伤起来，淌下了两滴衰老的眼泪，对杨教头慨叹道：

“杨胖子，老来无子，到底是凄凉的。”

杨教头是盛公唯一的知己，盛公的感慨，只有他才能了解。

“算了吧，盛公，”杨教头安慰他道，“养儿子，不孝顺，也是枉然！”

“那块料还不错。”盛公转向左手凳子上的杨教头说道，他正觑着老眊的眼睛，指向人群中一个身着火红紧身衫的少年。少年的身材很帅，长腿细腰，一个倒三角的胴体，宽厚的胸膛上，两块胸肌嚣张地隆起。少年扬面昂首，左顾右盼，一副目中无人的狂态，都堆在他那似笑非笑、上挑的嘴角上。盛公识人，《灵与肉》中的男主角林天，一经他提拔，登时平步青云，熠熠地便红了起来。

“那个骚东西么？”

杨教头用扇子遥点了红衣少年一下，歪过头去，凑到盛公耳下，报告了一段少年的履历：

华国宝，人都叫他华骚包，一天到晚爱亮出他身上那几斤健身房练出的肌肉来。读过一年艺专，便自以为是电影明星了。是个刁狂无比的浮滑少年。然而人却聪明绝顶，也有才，倒真是一块料！看见么？跟在他身后，寸步不离，戴着一顶巴黎帽的，他是谁？是阳峰哪，《悲情城市》、《心酸酸》，从前台语片那个过了气的红小生。他整日在小华身后，就好像在追逐自己的影子一般。这两年阳峰的魂只怕也给他磨掉了，供他吃、供他住、供他读书。华国宝却冷冷地说道：“我不稀罕！”

老鼠在人群中窜来窜去，趁人不觉，从茶几上攫走了那包还未开封的“长寿”，迅速塞进了裤子后面的口袋里，又挤到那张大理石面的八仙桌边，从一只朱漆的四色糖盒里，狠狠地抓起一大把金银纸包着的巧克力，正要往胸袋放，却让聚宝盆的卢司务一把捉住了手梗子。老鼠咧着一口焦黄的牙齿，无奈地笑道：“卢爷，要吃糖么？”卢胖子笑得像尊欢喜佛，大肚子顶到老鼠的胸上：“糖，我不要吃，我倒想啃你的骨头！”

吴敏那张脸变得愈加苍白了，他退缩到客厅远远的一角，闪躲到那架卍字乌木屏风后面去，掏出手帕，揩拭他额上的冷汗。他左手上的绷带还没有除去，白白的一圈，套在腕上，手铐一般。张先生刚跨了进来，他穿了一套很体面天蓝色沙市井的夏天西装，头发抿得一丝不苟，下巴剃得铁青，他右边嘴角拖着的那一道深纹，在红艳艳绿森森的灯光下，如同一条阴黑的刀痕，斜横在那里，好像一径在凶残地微笑着似的。萧勤快跟在他身后，浓眉大眼，茁壮得像头小公牛，见了人便咧开他的厚嘴唇，得意地笑道：“我们刚到华声去看戏：《灵与肉》。”

心脏科的名医史医生正伸出手去，按了一按三水街小幺儿花仔的胸脯，说道：“花仔，你的心长歪了，难怪你这个人也是歪的。”史医生常常要我们到他的永乐诊所去检查身体，他给我们义诊，连金霉素也是赠送的。史医生的诊所里有人送他一块匾：仁心仁术。他确实是一个仁医，非常关心我们的健康，常常给我们讲解卫生知识。

铁牛叉着腰，敞着胸，屹立在那里。一头铁硬的怒发，根根倒竖。一条黑帆布的腊肠裤，箍得腿上的肌肉波浪起伏，皮带也不系，裤头滑得低低的，全身都在暴放着野蛮的男性——可是艺术大师说，他在铁牛的身上，终于找到了这个岛上的原始生命，就像这个岛上的台风海啸一般，那是一种令人震慑的自然美。他替铁牛画了好几张画像，他说，那才是他真正的杰作。艺术大师非常鄙薄那一群大学生，“文明和教育，把他们的生命力都斲伤了，”他冷笑道，“他们像什么？一束塑胶花！”然而那群大学生却独自围成了一个小圈圈，嘴里夹着洋文，沾沾自喜地在跳着探戈的花步。

在盛公这间门窗紧闭、帘幕低垂、冷气机开得轰轰响的客厅里，我们一个个都放浪形骸地蹦跳起来，愈跳愈骠悍，愈猖狂，一个个都夸张地笑着、叫着，好像在向外面那个合法的世界挑战、报复一般。在那转得忽红忽绿的灯光下，我看到了盛公那张衰老无奈的脸，阳峰那张追悼哀伤的脸，华国宝那张狂傲的脸，吴敏那张苍白的脸，张先生那张一径浮着一抹凶残微笑的脸。这一张张年老的、年轻的、美貌的、丑陋的脸上，都漾着一股若有所失的暧昧神情，好像都在企图遮掩什么似的，遮掩一些最黑暗最黑暗的隐痛？一颗常年流着血不肯结疤的心？在那盏旋转灯下，我又看到了那张古铜色高额削腮的脸——立在我面前的是那个头一次带我到瑶台旅社去，小腹练得铁板一般硬的中学体育教员，他正朝着我，伸出了他那筋络崎岖的手臂来。在旋转灯下，我看见一只只的手：吴敏那只绑着白绷带受了重创的手，老鼠那只被烟头烙起了燎泡的手，阳峰那只向华国宝伸了出来而又痛苦迟疑缩了回去的手。在这个封闭拥塞的小世界里，我们都伸出了一只只饥渴绝望的手爪，互相凶猛地抓着、着、撕着、扯着，好像要从对方的肉体抓回一把补偿似的。体育教员那只手，像钢爪一般，一把扣住我的右腕，拶得我的手骨直发疼。他是那样急切地望着我，红丝满布的眼里，好像又有千言万语要向我倾吐一般。我闻到他呼吸里喷出的酒味，他又醉了，就像那天夜里一样，醉得口齿不清，向我倾诉了一大堆他的伤心历史。那样一个北方大汉，竟会恸哭得令人手足无措。我感到非常尴尬，我实在不忍见到那张古铜色醉脸上泪水纵横的模样。在人堆中，肉磨着肉，我盲从奋力地蹦着跳着，一阵突如其来莫名的悲哀，千钧压顶陡然罩了下来。我觉得客厅里的氧气好像骤然抽掉，胸口一闷，令人窒息起来。我猛地挣脱了体育教员钢爪似的手，奋力推开人堆，窜逃到客厅外面去。在客厅门口，我从那堆混杂的鞋子中，找到了我那双打着铁钉张了口的皮靴子。

15

午夜，公园里热浓的空气稍稍清凉下来，那丛樟木林子，正在喷吐着一蓬蓬沁人脑脾的辛香。十七的月亮比十五的又昏黯了些，托在最高那棵大王椰的顶上，如同一团烧得快成灰烬的煤球，独自透着晕红晕红的余晖。四周沉寂，只有莲花池那边的台阶上，传来剁、剁、剁，一声又一声孤独的步音，焦灼、迫切，渐渐消失到远方，蓦地回头，却又转身过来，愈来愈急，愈来愈响。他那高大的身影，穿过来，穿过去。嶙峋、突兀，从台阶这一端蹭蹬到台阶那一端，无休无止地在徘徊、在踟踌，直到他跟我撞了个照面，他才倏地煞住了脚，一双钉耙似的长手臂扣到我的肩上，他那双炯炯的眼睛逼视着，如同原始森林中的两团野火，猛地跳跃了起来。

“我一直在找寻你，阿青，找了好久了。”

16

“他们都说是我杀害了他，是么？”

黑暗中，龙子的声音，好像久埋在地底的幽泉，又开始汩汩地涌现上来。

“我杀死的不是阿凤，阿青，我杀死的是我自己。那一刀下去，正正插中了我自己的那颗心，就那样，我便死去了，一死便死了许多年——”

我们两个人，肩靠着肩，躺在一铺垫着浸凉藤席的沙发床上。在南京东路三段的一条巷子底，王夔龙父亲那幢日据时代留下来的古旧的官邸里，我们躺在龙子从前那间临靠后院的卧房内。床脚下，点着一饼浓郁的蚊烟香。香烟袅袅上升，床头的纱窗外，几扇芭蕉的阔叶，黑影参差，忽开，忽合，在扫动着。院子里有夏虫的鸣声，颤抖、悠扬，一声短，一声长。

“许多年，我藏在纽约的曼哈顿上，中央公园斜对面七十二街一座公寓大厦的小阁楼里，变成了一个不见天日的野鬼。白天，我躲在百老汇一家地窖酒吧里，打零工，赚些零用钱。到了深夜，到了深深的夜里，我才露面，开始在曼哈顿那些灯光灿烂、行人绝迹的街道上流荡起来，从四十二街一直走到第八街，走到两条腿酸疲得抬不动了，我便在华盛顿广场的喷水池边，坐了下来，坐在那里，坐到天明。有时候，我乘地下车，在纽约的地底下，横冲直闯，从一路车换到另一路，一直乘到方向完全迷失，才从地底下爬出来，跨入一片完全陌生的黑暗地带，在那些黑影幢幢的高楼中间，盲目地乱转起来。有一次，半夜三更，我闯进了哈林黑人区。那个夏天，黑人暴动，每夜都有警察在跟黑人揪斗，那晚我走到一团黑漆漆的人群中间，也给警察拳打脚踢赶上了警车，捉到拘留所去。可是那时我并不懂得害怕，因为我一点感觉也没有——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我站在河边公园的一棵大榆树下，雨水从树叶树枝上冲下来，浸得我全身透湿透湿，我的双足陷在泥沼里，愈陷愈深，泥浆灌进了我的鞋子里，冻得我一双脚都发了麻。我一直望着远处华盛顿大桥在风雨中闪烁着的灯光，全然忘却了还有一个人跪在我的脚下，在啃食着我的身体。又一个大雪纷纷的冬夜，我在时报广场一家专演黄色电影的通宵戏院里，倒在最后一排，昏昏睡了过去。醒来时，大概已是清晨，一间又黑又大的戏院里，上上下下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大银幕上人体乱跳，可是我完全视若无睹，只是当我低头看表时，手腕上那只我在台湾考上大学时父亲送给我做纪念的劳力士却不翼而飞，让人家顺手剥走了。那些年，我在纽约的街头上流浪，前前后后，大约总吃了几百只牛肉饼了吧。可是我却一直不知道牛肉饼是什么味道。我失去了味觉，嚼什么东西，都如同木屑一般。有一次，我在格林威治村买了一只牛肉饼，一口下去，把舌尖咬下了一块肉来，一嘴的血，我自己也不知道，和着自己的血肉，把牛肉饼一齐吞下到肚里去。然而有一天，我突然恢复了知觉——

“那是一个圣诞夜，纽约大街的圣诞树上都点满了红红绿绿的彩灯，到处都在唱平安夜。那晚落雪落得早，五六点钟，曼哈顿上已经变白了，人们跟家人聚在屋内，开始圣诞晚餐。我也跟着一群人，在吃圣诞晚餐。我们一共有一百多个，有六七十岁全身松弛得像只空皮囊的老人，有十几岁四肢刚刚圆滑鼓胀的少年，有白人、黑人、黄人、棕色人，在那个圣诞夜里，我们从各处奔逃到二十二街躲入一幢又黑又旧的高楼里，在一间间蒸汽弥漫的密室内，我们赤裸着身子，围在一块儿聚餐，大家静默而又狂热地吞噬着彼此的肉体。我离开那间三层楼像迷宫一般的土耳其蒸汽浴室，出到街上，外面已经蒙蒙亮了，天上的雪花给寒风刮得乱飞，到处白茫茫的一片。我坐地下车回家，走过中央公园门口，突然间，里面树丛中闪出一团黑影来，紧紧跟在我的身后。平常夏夜里，中央公园那一带树荫下，经常人影幢幢，在那里互相追逐。就是冬天，有时候，还会剩下几个孤魂野鬼，在寒风中，彷徨徘徊，直到天明。那天，我已经筋疲力尽，遍身麻木，于是便加速脚步，往七十二街家里走去。走到公寓门口，后面跟着我的那个人，却追了上来，声音颤抖地叫道：‘先生，有零钱么？我饿了。’我回头看，发觉那竟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裹在一件黑呢带斗篷的大衣里，斗篷盖在眉上，遮掉他半张脸。他佝着背，一身抖瑟瑟的。我对他说，我楼上有热可可，他便跟了我上去。进到房中，他脱去大衣，里面只穿了一件暗红色破旧的套头紧身衫，露出他那瘦羸的身子来。他有一头大鬈大鬈的乌黑的头发，蓬松松地堆在眉上，一双大得出奇的黑眼睛，深深嵌在他那张削薄青白的脸上，烁烁发光。他看起来约莫十六七岁，像是一个波多黎各的孩子。我冲了一杯热可可端给他，他接过去，双手捧起杯子，也不怕热，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得精光，他那张冻得青白的脸上才渐渐泛出一丝血色来。他坐在我的床沿上，一双大眼睛望着我，在期待着。我知道，那些孩子们要的是什么，二十块、三十块，一个礼拜的饭钱，一个礼拜的房租。我过去伸出手去剥他的衣服，我要尽快打发他走，好蒙头睡觉。当我的手指尖戳中他的胸前，他突然啊的一声惊叫了起来，我赶忙缩回手，孩子抬起了头，对我歉然地笑着，可是他的眉头却紧皱着，一双大眼睛好像痛得在迸跳似的。他自己缓缓地将衣衫卸下，露出了赤裸的上身来。在他那瘦骨棱棱青白青白的胸膛上，横横斜斜，赫然印着几条伤痕，条条有手指大小，青的青，红的红，交叉的地方，一块伤疤，有酒杯口大，正正压在他的心口上，伤口破了，发了炎，浮肿起来，鲜红的，在淌着黄色的浆液。孩子告诉我，前几天的一个晚上，他在公园里，撞见一个穿皮夹克骑摩托车，裤带上挂满了铿铿锵锵白铜钥匙有虐待狂的家伙，将他带了回去，用一根长长的铁链子把他捆绑了起来，鞭着他像狗似的在地上爬。‘绑得太紧了，磨破了——’孩子指着他胸口上那块酒杯大的伤疤说道。他嘴角上一直浮着一抹歉然的笑容，那一刻，就在那一刻，突然间，我在他胸口鲜红的伤疤上，看见了那把刀，那把正正插在阿凤胸口上的刀。阿凤倒卧在地上，一身的血，也是那样望着我，一双大眼睛痛得乱跳，可是他那抖动的嘴角上，也是那样，挂着一抹无可奈何歉然的笑容。多少年来我完全失去了记忆，失去了知觉。可是那一刻，那一刻我好像触了高压电一般，猛地一震，心中揪起一阵剧痛，痛得我眼前一黑，直冒金星。我抓起那个孩子一双冰凉的手，握在掌中，拼命揉搓。我跪倒在他面前，把他那双又脏又湿裹满了雪泥的靴子脱掉，捧起他那双僵冻肮脏的脚，搂进怀里，将面腮抵住他的脚背，来回摩擦，一直抚弄到他那双僵冻的脚温暖为止。那个孩子被我弄得手足无措起来，我也不顾他反对，把他抱上床，替他脱去衣裤，去找了一瓶双氧水，用棉花蘸了，替他把他胸上的伤痕轻轻洗干净，然后将一张厚厚的毛毯盖到他身上去。我坐在他头边的地板上，守着他，直到他闭上眼睛，疲倦地睡去。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斜对面中央公园里，树上地上都盖满了一层洁白的雪。太阳刚升起，照得一片晶亮，眩人眼目。我屹立在窗前，一身的血，在翻腾，在滚烧，脸上一阵阵地热，如同针刺一般。从前的事，一幕一幕，像万花筒似的，拼凑起来。猛抬眼，我瞥见窗玻璃里，映着一具骷髅般的人影，多少年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

“那个孩子，在我那里居留了三个多月。他的名字叫哥乐士。哥乐士是波多黎各人，是从圣璜来的，他的英文破破碎碎，夹满了西班牙话。他告诉我，三年前他们全家移民到纽约，父亲不愿负担家累，弃家而走，母亲就那样疯掉了，给关进了市立神经病院。有一天，我们走过东河河边，哥乐士指给我看，对面河岸凸出一个半岛，半岛尖端，有一所红砖大楼，四周都围了很高的铁丝网。‘我母亲就关在那里头。’哥乐士对我说道。他说他在纽约街头已经流浪了一年多了，遇见过不少奇奇怪怪的人，也染上了一身的恶疾。他的生殖器上，凸起一块块的红斑，我带他到医院去治疗，他患上了二期梅毒，打了许多针。他的内衣裤总沾着点点斑斑黄浊的脓汁，晚上换下来，我便用消毒药水替他洗干净。我那铺单人床窄小，晚上我们躺在一起，我一翻身，手肘触中他胸上的创伤，总是痛得他从睡梦中叫醒，于是我便把我的床让了出来给他睡，我躺在他床下的地板上。在黑暗中，我听得到他均匀熟睡的鼻息。三个多月，我天天喂他鸡蛋牛奶，还有草莓冰淇淋——哥乐士人瘦，食量却大得出奇，每天可以吃一小桶冰淇淋哩——他的面颊渐渐丰满起来，脸前那几道铁链子箍出来的创伤也慢慢平复了，结成一条条殷红的疤痕。有一天，哥乐士告诉我他要去探望他的母亲，可是他一去，再也没有返来——

“然而，阿青，哥乐士失踪了，可是在纽约曼哈顿那些棋盘似的街道上，还有千千万万个像哥乐士那样的孩子，日日夜夜，夜夜日日，在流浪、在窜逃、在染着病，在公园里被人分尸。那么多，那么多，走了又来，从美国各个大城小镇。有时候在中央公园的树丛里，有时候在地下车站的厕所中，有时候在四十二街的霓虹灯下，我会突然看到一双闪烁烁的大眼睛，那是阿凤的眼睛，痛得在跳跃的大眼睛。于是我便禁不住要伸出手去抚摸那个孩子的面颊，问他：‘你饿了么？’有一次半夜我带了一个十三四岁的犹太孩子回家——他蜷卧在公园外面人行道的长靠椅上，睡着了。我把我的床让给他睡，可是天还没亮，他却爬了起来，到处翻我的东西。我没有做声，看着他把我的皮夹从裤袋里拿出来，还顺手牵走了我一副太阳眼镜。又一次，我带了一个饿得发抖的意大利孩子回去，我煮了通心粉喂他吃，吃完后，他却倏地抽出一把弹簧刀来，逼我要钱，那天正好我的现款用光了。他以为我说谎，暴怒起来，一刀戳到我胸上，戳偏了，没有中要害。我倒在地上，也没有呼救，血一直沁到我的夹克外面来。我听得自己的血一滴一滴落到地板上，渐渐昏迷了过去。第二天，房东太太叫救护车来把我送进了医院，在里面住了一个星期，输了两千CC的血。我的肉体虽然很虚弱，可是感觉却异样地敏锐起来，敏锐得可怕，好像神经末梢全部张开了，一触便发痛。出院那天，是个星期天的下午，走出医院外面，八十三街近公园那里，靠墙坐着一个老黑人，一个满头花白的瞎子乞丐，眨着一双青光眼，在拉着一架破烂的手风琴。冬天的夕阳把他那张皱得眉眼模糊的脸照得赤红。那个老黑人正拉奏着一首黑人民谣：Going Home。手风琴的声音在寒冷的暮风里，颤抖抖的。我背着夕阳，踏着自己的影子，走着走着，突然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欲望：我也要回家，回到台北，回到新公园，重新回到那莲花池畔。可是我还得等两年，两年后，我父亲才过世——”

龙子那汩汩上冒的声音，突然间好像流干了似的，戛然中断。窗外那轮黯红的月亮，冉冉沉落到那几扇肥大的芭蕉叶上来了。我的眼睛酸涩得张不开了，矇着过去，等到醒来，纱窗外已经透着青濛濛的曙光。我感到呼吸困难，脸上好像压着一根沉甸甸的铁柱一般，是王夔龙那只钉耙般的手臂，正正地横卧在我的心口上。

“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衬衫？阿青？”王夔龙带我回来的时候，问我道。

“蓝的。”我说。

“明天我们到西门町替你去买一件。”他把我脱下的衬衫挂到门背上，我的衬衫右肘，破了一个大洞。

王夔龙要求我搬到他父亲南京东路那幢古老的住宅里，跟他一块儿住。

“再给我一个机会吧，让我照顾你。”

他在黑暗中向我幽幽地乞求道，他说怎么我也会有那样一双眼睛，一双痛得在跳的眼睛，他头一晚在公园里便发觉了。他伸出他那只瘦棱棱的大手，在不停梳耙着我的头发。离开家三个多月，在有一顿无一顿、昼夜颠倒的流浪日子里，也曾有几次，半夜里突然惊醒，有时在候车站的下流旅馆里，有时候在万华一间又脏又热的小阁楼一铺陌生人的床上，也有一次，竟倒卧在公园里博物馆前的台阶上，醒来的那一刻，心中确实渴望着有一间能长久栖留的居所，可是有人要收容我的时候，我却又借故溜脱了。我在公园里才出道一个星期，便遇见了一个好心人，一个姓严的中年人，他在西门町银马车当经理。他介绍我到银马车去当小弟，并且收容我到他金华街的那间公寓里。他对我说：才出来还有救，陷下去就要万劫不复了。我穿上了银马车雪白洁净的制服，托着咖啡、红茶、酸梅汤、芒果冰淇淋，十小时不停脚地周旋在那些到西门町来看电影买东西的客人中间。到了第四天晚上，我在厕所里悄悄地脱下制服，换上自己的衣裳，趁人不注意，从后门溜了出去。我从中华路朝着小南门一直奔跑下去，愈跑愈快，一口气奔回到公园里，跳到莲花池畔的台阶上。我突然起了一个逃走的念头，逃出王夔龙父亲那幢古老的官邸外面去。前些时在新南阳看过一张美国西部片，《黑峡双枭》，是讲落为草莽出没峡谷的两兄弟——哥哥是亨利·方达演的。两人一生抢劫为恶，最后被官兵追赶，哥哥掉进了流沙里，弟弟伸手去救，一齐给拖进了泥淖中。两个人揪着扯着，慢慢沉沦下去，最后只剩下四只手，伸在流沙外，拼命地在抓。我轻轻将龙子的手臂从我胸上挪开。他那根钉耙似的手臂，压在我心口上，那样重，直往下沉，我觉得就如同黑峡谷里强盗哥哥伸出的那只急切拼命的手一般，要将我拖进流沙里去似的。我悄悄地下了床，穿上我那件破了洞的衬衫，走了出去。外面的铁闸大门上了锁，铁闸很高，门上耸着三尺长黑色的铁戟。我费了很大的劲，才翻越出去，把小腿都刺出了血。

17

下午三点钟，台北市热得像一只走投无路的大癞毛狗，舌头吊得老长，在呵呵地拼命喘息。阳光劈射下来，炙得人的头皮直发痛。我到圆环江山楼去找老鼠。他在盛公的“派对”上跟我约好一同到新南阳去看《吊人树》。老鼠要请我的客，因为前几天他做了一票，颇为得意。老鼠住在他哥哥乌鸦那里，就在晚香玉后面一栋阁楼上，是晚香玉老鸨陈朱妹的房子。晚香玉那些妓女都在睡午觉，一间间幽暗的黑洞，有些连帘幔也没有放下，隐隐约约看得到里面床上，躺着一堆堆黄黄白白的肉。天气热，那些妓女都把外衣卸下，只穿着奶罩及三角裤，透出来一阵阵浓浊的脂粉香及人肉味。我穿过走廊走进后院，在阁楼下吹了几下口哨，两短一长——是我跟老鼠、小玉、吴敏我们四个人之间的暗号。阁楼上一扇窗户倏地张开，探出一颗小头来。老鼠笑得眯起了眼，龇牙咧嘴。他鬼鬼祟祟回头探望了一下，向我打了一个手势，要我上去。我爬上一条极长极窄又暗又陡的石级，上面阁楼的门，却是紧闭着的。呀的一声门开了一条缝，里面顿时有人厉声喝道：

“什么人？”那是乌鸦的声音。

“莫要紧，是阿青。”老鼠应道，向我咂了一下舌头。他打着赤膊，只穿了一条黄白粗布的内裤，裤带奇长，打了一个蝴蝶结，还有一头吊到膝盖上，甩来甩去。

原来里面在赌牌九，密密地围了一桌子人，男男女女有八九个。门窗都关得严严的，下了竹帘，开了灯，两把高脚电扇对面呼呼地来回吹着。赌钱的人都在抽烟，一屋子的乌烟瘴气。陈朱妹正在推庄，哗啦啦奋力地洗着一副骨牌。她是一个胖大的龟婆，身上只套着一件麻背心，一双肥大的奶子，甩浪浪地便吊到了桌面上，两筒膀子粗黑，肉肉节节，像一对蹄膀一般，头上乌油油地梳了一只麻花髻，上面扣着一副黄澄澄厚厚重重的金发押，左边鬓上却插着一串玉兰花，花色都泛黄了。乌鸦坐在天门上，一只腿蜷了起来，踏在长凳上，上身赤精大条，露出一叠叠虬盘起伏的肌肉块子来，赤黑的背胛上，汗珠子颗颗黄豆一般大。乌鸦赌得一脸飞红，额上的青筋都叠暴了起来，一双火眼，凶光外露。他一只手伸下去，不停地在抠着脚丫子。乌鸦是个六呎开外的猛汉，身量骠悍魁梧，是晚香玉的保镖头目。老鼠说，他哥哥乌鸦从前在三重镇打铁出身的，他喝醉了酒，钳起一块红红的铁，擂到老鼠脸上便要烙他的嘴。牌桌上，男男女女，都赌得冒火了似的。男人全脱了上衣，女人扎的扎头发，翻的翻领子，桌面上花花绿绿堆满了钞票。挨在乌鸦身边，穿着一件粉红底滚豆绿边连衣裙的是乌鸦的姘妇桃花。桃花头上扎了一条洒花手帕，扎得脑后一撮发尾子高高翘起，像鸭屁股一般。陈朱妹洗好牌，大家纷纷下注。乌鸦押天门，厚厚的两沓钞票便摔了下去。陈朱妹板起一张扁平脸，一双关刀眉，高高扬起，乌黑的厚嘴唇憋成了一把弯弓，一脸杀气腾腾。她掷了骰子，把各家的牌推了出去，等到大家一翻开，她才倏地大嘴一张，一口金牙闪闪发光，手上两张骨牌叭的一下，猛拍到桌上，破口大喊：

“至尊宝，三丁配老猴，通吃！”

几乎异口同声，桌上的男男女女都骂了一声干！正当大家恨的恨，悔的悔，摔牌的摔牌，吐口水的吐口水，陈朱妹却咕咕咕笑得像刚下蛋的老母鸡，扑到桌上，展开两筒蹄子般的粗黑手臂，把桌面的钞票两扫便扫到她面前去了。乌鸦回过头，跟桃花两人狠狠地互相埋怨了几句，两人的脸色都很难看。老鼠忙跟我挤了一下眼睛，把我带到后面厨房里去。他告诉我，乌鸦他们赌得很凶，有时一晚输赢几万。聚赌的人，各家妓女户的老鸨、保镖都有，还有一些熟嫖客。有时候赌红了眼，便动起武来。有一次，一个流氓嫖客在骨牌上掐记号，给乌鸦当场抓住，一顿毒打，把那个流氓打得下巴都脱了节。

“等我服侍他们喝完了绿豆汤，我们再溜出去。”老鼠对我说道。厨房案上，搁着一大锅绿豆汤，锅里浮着一块冰砖。老鼠伸出一只手指到那锅绿豆汤里搅了两下，笑道：

“够凉了，我们先来喝他两碗，受用受用！”

老鼠舀了两碗满满的绿豆汤，递了一碗给我。

“快喝，快喝，烂桃子看见，又要鬼叫了！”

老鼠把桃花叫烂桃子。他说桃花洗澡他去偷看，活像一只烂桃子。我们咕嘟咕嘟一口气把绿豆汤喝光，老鼠嘴巴上黏了一圈绿茸茸的汤汁，他伸出舌头，上下一转，竟舔得干干净净。他向我扮了一个鬼脸，吱吱地笑了起来，我踢了他一脚屁股，喝问他道：

“你这个小贼，昨晚在盛公‘派对’里你办了多少货，快从实招来！”

“嘘！”老鼠嘘了我一下，咧着一口焦黄的牙齿笑道，“你莫闹，我带你去看，昨晚可捞到不少宝货！”

老鼠把我带到他房间里，那是厨房边一间只有四个榻榻米大的行李房，里面堆满了破旧的箱子笼子，中间挤着一铺小竹床，房中没有窗户，热得像烤箱，闷着一股霉臭。老鼠进去，捻亮了床头一盏四十烛光的小电灯。他钻进床底，拖出一只生了黑锈的洋铁箱来，箱上锁着一把大铜锁，老鼠双手把那只洋铁箱捧起，紧紧搂在胸前，对我笑道：

“这是我的百宝箱。”

他从枕头套里掏出了一把钥匙，打开箱子，里面五颜六色，琳琅满目，全是老鼠偷来的宝贝。他一样样全翻了出来，散得一床，好像小孩子摆家家酒一般：两副太阳眼镜，一副金边的只剩下一面镜片子。五管自来水笔，派克五十一一支，派克二十一三支，犀飞利一支。手表两只，一只铁达时，一只宝露华。打火机七枚，各种牌子都有。六把大大小小的指甲剪，袖扣四副，领带夹两根，钥匙链两条，一金一银，全生了锈。还有缺了齿的梳子数把，还有牛角靴拔，还有各式各样的瓶瓶罐罐烟缸烟碟，不知名目的破铜烂铁一大堆。老鼠盘坐在床上，四周围着他的赃物，他眉飞色舞地一件一件指着告诉我他的宝物的来历，每一件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人时地一点也不差。那一对玻璃镂花的心形烟碟原来是摆在天使饭店的会客室里的。那支银套犀飞利原是衡阳街成源文具公司柜台上的样品。两条钥匙链，一条是在日新大戏院里摸到的，一条却是一个童军老师身上的，本来上面还挂了一枚口哨，老鼠趁他熟睡的当儿便牵走了。至于那几个牛角靴拔，全是生生皮鞋公司的赠送品。

“这管钢笔拿去当掉算了，”我捡起那管金套子宝蓝笔杆的派克五十一说道，“当出几个钱，咱们去吃吴抄手。”

“去你的！”老鼠猛一把劈手将那支派克笔夺过去，死命握在手里，“我才舍不得呢！这支笔，是我最心爱的宝贝儿！”

老鼠将那管派克笔的金套在内裤上狠命地磨了几下，将汗污拭去。

“阿青，你吃过广东点心么？”老鼠擎着那管金套派克一面观赏着问我道。

“怎么没吃过？马来亚、枫林小馆都去过。”

“从前我还不知道杀骑马是什么东西呢。”老鼠突然感慨起来。

“那因为你是个土包子。”

“我怎么能跟你们比？”老鼠斜着眼睛瞅着我，自怨自艾起来，“你和小玉、小吴你们都是大牌，有那些大爷们请你们上馆子。我是除了卢胖子卢爷的聚宝盆，什么大饭馆也没有去过——就是上个月去过红宝石，吃广东点心。是黄先生带我去的，黄先生那个人够意思得很！他点了一桌子的虾饺、烧卖、叉烧包，吃完又买了一盒杀骑马给我带回来当早饭。他在高雄一家观光饭店当经理，还叫我到高雄去玩呢。这支派克五十一就是他的。”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贼，”我笑骂道，“人家对你好，你还要偷人家的东西。”

“你莫要瞎说！”老鼠拼命摇手抗议道，“我哪里是忘恩负义？我实在是心里喜欢他这管笔，拿来玩玩，做纪念。反正他们有钱人，哪里在乎呢？”

“好吧，那你昨晚捞到多少宝贝，快点抖出来，大家分赃分赃。”

“好哥哥，昨晚可中了头彩！”老鼠拾起那只宝露华咧着嘴笑道，“这只表不知是哪位大爷留在洗手间的，得来不费吹灰之力！瞧瞧，全自动，还有日历哪！”

老鼠摇了一摇那只宝露华，凑到我耳边。

“还有香烟呢？”

“什么香烟？”老鼠眨了一眨他那双小眼睛。

“你娘的，还装蒜！”我推了他一把，“昨晚我明明看见你一包一包的长寿往屁股后头塞。还不快点拿出来招待哥哥，难道还要等我来搜贼赃不成？”

老鼠笑嘻嘻从草席下面摸出了一包压得扁扁的长寿来，我赶快一把抢走。他又伸手到席子下面摸索了半天，掣出两包印了英文的锡纸包来。

“这两包不晓得是什么货色，是我昨晚从一个家伙后裤袋里摸出来的。大概是咖啡精，我们去冲来喝。”

老鼠撕开一角，里面却战弹弹地跌出一只东西来，是一只米黄色的胶套子，像只婴儿吮奶的胶奶头。我们两人都怔了一下，同时哈哈大笑起来。我一拳揍到老鼠头上，笑得弯下腰去，骂道：

“你这个下流贼，这种东西也去偷，不怕晦气！”

老鼠把另一包也拆了，一只大拇指上套上一只，对着摇来摇去，好像在玩布袋戏一般。

“你莫笑，”老鼠说道，“这个东西，也值几个钱。回头我去卖给楼下那些嫖客。对他们说：‘美国货，一定保险！’”

“老鼠！”外面桃花尖厉的声音叫了起来，“把绿豆汤端出来。”

老鼠赶忙跳下床，七手八脚把床上的赃物急急放回他的百宝箱内，将箱子锁上，藏回床底，才匆匆走出去。他用一只茶盘，托了六碗盛得满满的绿豆汤，兢兢业业地端到牌桌那边。赌客们刚推完一庄，在检讨得失。老鸨陈朱妹眉开眼笑在舔着大拇指数钞票，她面前的票子已经高高堆到她下巴上去了。一个手上戴了四枚金戒指，一副纽花赤金镯头的中年胖大妇人，双手铿铿锵锵拍了几个大巴掌，嚷道：

“阿巴桑今天走的什么运？连吃三庄，吃得老娘屄干毛尽！”

陈朱妹也不搭腔，径自憋着乌厚的嘴唇，一五一十地在数钞票。另外一个男人一脸紫胀，气急败坏地抓起那一对骰子，搓了又搓，捏了又捏，又猛吐口水啐道：

“干！干你娘！干你老祖公！”

桃花倚在乌鸦身后，嘟嘟嚷嚷，满口怨言：

“叫你莫押天门，你偏不听！连副天九都给吃掉了，还能押？你这不是‘耗子舔猫鼻——找死’？”

乌鸦闷声不吭，佝起背，一只手猛抠脚，一只手却拈起一块骨牌叭叭叭，在桌上拍得震响。老鼠踅过去，把绿豆汤一碗碗递给客人，走到乌鸦跟前，他涎着脸，吞吞吐吐地说道：

“阿哥，我跟阿青看电影去了。”

乌鸦猛回头，手一扬，鼓起一双火眼喝道：

“去看电影么？我要你去见阎王哩！”

老鼠不提防，脚下一个踉跄，手里那碗绿豆汤淋淋沥沥泼得乌鸦一背，桃花的裙子上也溅满了。乌鸦跳起身来反手一巴掌揿到老鼠脸上，老鼠头一翻，便仰跌到地上去。乌鸦赶上去又狠狠地踹了几脚，踹得老鼠吱吱惨叫，捧着肚子在地上滚成了一团。乌鸦还要举脚蹬，桃花赶上去死命拉住，喊着：

“打死他啦！你打死他啦！”

其余的赌客也拥上来拉劝了一阵，乌鸦才悻悻然，嘴里咒骂着，一背撒满了汤汁，跑了进去。桃花把老鼠从地上拉了起来，老鼠弯着腰，歪着头，瞅着桃花，他嘴巴两边流着两道鲜血，好像添了两撇红胡子一般。他那张瘦黄的脸，扭曲成一团，又像哭，又像笑。桃花拎起老鼠的耳朵，也在他额上敲了一下栗子，骂道：

“死郎，没长眼睛么！”

“免啦！”陈朱妹走过来，摸了一摸老鼠的头，塞了两张十块钱的钞票给他，笑道，“阿婆请你吃红！”

老鼠佝起身子，手里捏住那两张钞票，趔趔趄趄，裤带一甩一甩，蹭到厨房里去。他打开水龙头，满头满脸先冲洗了一阵，叭叭几下，朝水槽里吐了好几泡带血的口水。他抬起头来，一双小眼睛眨巴眨巴，脸上血水斑斑，活像歌仔戏里，一脸涂满了胭脂的小丑。他那洗衣板似的肋骨上，有两三块茶杯口大的淤青。

“伊娘咧！”隔了半晌，老鼠又啐了一泡带血的口水。他抬起他那根细瘦的左膀子，低着头，瞅了半天，自言自语道，“发脓了。”

他膀子上那几个乌黑紫胀的燎泡，有两个特别大的，已经冒出白白的脓头来。

“你自己去看戏吧，”老鼠把搁在案上，刚才陈朱妹给他的那两张十元钞票拾起来，递给我，“我不去了。”

“我也不去了，”我说，“我去找小玉去。”

楼下晚香玉那些妓女已经睡醒，一个个搽脂抹粉地妆扮起来，准备上市了。

18

成城药厂办事处在松江路一座办公大楼下面，写字间的陈设看起来都是崭新的，里面日光灯照得通亮，冷气阴阴地开着。外面玻璃橱窗，陈列着大幅大幅的广告画，有肉脐脐雪白滚圆满地爬的婴儿，有笑盈盈穿着艳装的淑女。窗橱里摆满了药瓶样品，胖美儿、保女容、安赐百乐。我推开门走进去，看见小玉正在收拾写字桌上的茶杯烟碟，几个女职员都在打开皮包，有的拿梳子，有的拿口红出来，对镜整装，预备下班了。小玉穿了一身制服，浅蓝衬衫，深蓝长裤，胸前口袋还绣了“成城”的招牌，一头长发都剪掉了，蓄了个两寸长的平头，俨然一副大公司小职员的模样。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小玉赶忙向我使眼色，迎上来，在我耳边悄声说道：

“莫闹，再等五分钟，下了班我请你去吃冰淇淋。”

小玉把写字桌收拾干净了，才堆着笑脸，向一个穿了西装塌鼻大嘴的男人请示道：

“潘经理，我可以走了么？”

潘经理朝着小玉一双金鱼眼一滚，从鼻子眼里哼了一声，小玉便连忙带着我，溜了出去。我们走到南京东路一家百乐坐了下来，一个人要了一客芒果冰淇淋。

“你这副德性，这下子再也销不出去了！”我指着小玉的平头笑道。

“休得胡说！”小玉笑道，“小爷现在是成城药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正式外务推销员，还销什么？要销就销胖美儿！”

“你们林样呢？”

“林样到桃园去视察工厂去了。这几天厂里的设备完全装好，下星期开工。林样说，我在这里做事要检点，免得别的职员说闲话，所以我去把头也剃了。”

“啧、啧，”我摇头叹道：“没想到王小玉竟变得这么乖了！到底找到个华侨干爹，看样子，真是想从良了！”

“好兄弟，”小玉拍了一拍我的肩膀，“你出道不久，还有得折腾呢！我王小玉可是在公园里打过滚来了的，不是小爷吹牛皮，在公园里，我王小玉也算是个头牌大红人了。好多老头子想收养我呢，找个干爹还不容易？可是第一，要我心里愿意；第二，也总要对我有几分真心么！我又不是块肉骨头，让人随便啃来啃去。”

“你这话就是扯淡！”我笑道，“老周对你还不够真心？又是手表，又是衣服。”

“老周对我也还罢了，”小玉耸耸肩，“可是我就讨厌他是个老骚公鸡，一见了小爷就拉扯。有一次，我伤风，对他说：‘老周，今夜总可免了吧？’哪晓得睡到半夜，他又把我弄醒了！”

“你少假正经了，你这个骚兮兮的东西，”我笑道，“难道你的华侨干爹就不拉扯你了！”

“哄你不是人！”小玉举手发誓道，“头一晚我到六福客栈，去找林样，我们洗了澡躺在床上，喝啤酒，吃花生米，聊了一夜的天。我一直问他日本的事情，他真有耐性，统统告诉了我。我看见林样人好，把身世也讲了给他听，后来讲累了，便枕在他手臂上睡了过去。”

冰淇淋来了，我一面吃着，一面问他在成城上班的情形，薪水如何。

“两千大圆！”

“还不够你买烟抽哩！”

“慢慢来嘛，”小玉笑道，“潘经理说，六个月见习完了，做得好还有佣金拿。老潘你看见了？妈的，活像头老虎狗！头一天上班就挨了他一顿官腔——好兄弟，我问你，化学你懂不懂？”

“化学？怎么不懂？我在高中的化学念得还不错，考了个八十分。”

“这就妥了！”小玉拍了一掌，“好哥哥，你教教我化学吧，我念到初二就跑了出来，化学老早忘得精光，只记得教化学那个老头子告诉我们：‘二硫化碳，招气入鼻，有腐卵臭。’——”

小玉用手招气到鼻子里。

“怎么？难道你要去念书么？”我诧异道。

“是这样的，”小玉叹道，“林样说，我没有专门技术，在成城没有好位置，升不上去。他要供我去上夜校，去念个工专，毕业出来，可以在药厂里当技师，那才有前途。我去开南工职打听，考初三插班，化学是主科，别科还可以自己抱抱佛脚，化学我只记得‘腐卵臭’，考个屁？好哥哥，你替我补习补习，临阵磨枪，我考上了，一定好好请你。”

“不要等考上，我们先去吃一条龙吧！”

“一条龙，一条蛇都可以，你要吃龙肉我也给你弄来。”小玉央求道。

“看你力争上游，也罢了。既然拜师，就先叫声师傅吧。”

“师傅，师傅，你要我天天叫你老子我也干，你不懂得我这个心！”小玉指着他的胸口叫道，“这是天上掉下来的机会，我候了这么久，才候到像林样这样一个救星。人家瞧得起我，你说我要不要发愤向上？等我在成城做出点成绩来，说不定林样看见我有出息，日后东京公司那边有机会，让我调到东京，去跟他做事去。”

“原来你在钓大鱼放长线呢！看不出你倒蛮有心计。”我笑道。

“什么心计呢，人总想往上爬么，对不对？我想趁暑假，好好温书，考上开南，秋季便可以上夜校了。阿青，你看我这个样子，还像个学生么？”

小玉摸着自己新剃的平头，笑嘻嘻地问我道。我打量了他一下：

“倒有几分像，不过你那双桃花眼太邪，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个‘马路天使’，快去弄副眼镜戴起来，遮遮邪气。”

小玉捂住双眼咯咯地笑了起来。我们走出百乐时，我把老鼠给乌鸦毒打的情形告诉了小玉，小玉冷笑了一声，说道：

“你莫可怜他，老鼠那个东西带贱！上次他挨了钢丝鞭，我怂恿他搬出来，跟我们挤着住。你猜他说什么？‘我从小在乌鸦那里住惯了。’”

小玉哭丧着脸学老鼠的模样，随即叭的一泡口水吐到松江路的阴沟里。

“乌鸦那种王八蛋，敢动小爷一根毛，一瓶巴拉松老早送他上西天！”

19

过了两天，小玉下了班，果真带了两本正中书局吴国贤编的初中理化来找我，替他补习，又提了两挂荔枝来贿赂我。房里热，我们都赤了上身，坐在地板上。我一面剥荔枝，一面开始讲解一些基本的化学观念，氧化还原。幸亏我初中念的，也是吴国贤这本书，大概还记得。小玉离开学校久了，名词符号忘得精光。我讲一句，他问一句，连个最简单的分子式还搞不清楚，急得抓耳挠腮，一头的汗。

“你妈的，”我抓起吴国贤的初中理化，敲了小玉那新剃的平头一下，“你吊老头子那么会动脑筋，念起化学来，一脑子的浆糊！”

“吊老头子有什么难？”小玉眼睛瞪起铜铃那么大，直抹汗，“化学这个玩意儿哪里有那么容易？明明是水，为什么又写成H_2O？”

“小玉，我看你不必去考开南了，你去念台大考古系，我管保你不用考试，他们还会给你奖学金呢！”

“为什么？”

“你真驴！”我笑道，“你对老古董这么有研究，台大考古系要聘你去做研究员了——以后我们就叫你‘王考古’吧！”

“老古董有什么不好？”小玉笑得一双桃花眼眯成了一条缝，“古董愈老愈值钱么！”

我跟小玉两人足足闹了两个钟头，汗流浃背，总算把几个化学符号弄清楚了。吃晚饭的时候，丽月回来，刚做了头，耳朵边吊满了一绺绺弹簧似的发卷子，甩甩荡荡地便跨进房里来，看见小玉，先噗哧一笑，又伸出手去摸了小玉的头一下。

“玉仔，你干脆把头剃光，到狮头山去当玻璃和尚去！你这几天，人影子也不见，阿青说你拜了一个从东京来的华侨干爹，还是开什么药厂的。以后我那个杂种仔吃维他命，也不用买，就向你表舅要好了！”

“下次我带几瓶胖美儿来给小强尼，吃得他胖嘟嘟的。”小玉笑道。

“怎么啦，小玻璃，你现在有了个开药厂的干爹，该当大经理了？”丽月乜斜着眼睛，瞅着小玉笑道。

“没有的事！”小玉笑嘻嘻地说道，“我现在不过是个推销员，上礼拜才开始上班。我们总公司就在松江路，哪天你来参观嘛，丽月姊。”

“啧，啧，啧，”丽月摇头叹道，“好了不起，总算又上班了！从前我介绍你到天母那个美国人家里当boy，你上了三天班就跑了出来，还骂得人家屁钱不值一个！”

“那个美国佬是什么东西？有资格用小爷？”小玉翘起大拇指指了一指自己的鼻尖。

“哦，大概只有你华侨干爹才有资格用你，对么？”

“人家林样不一样，人家还要供我去读夜校呢！今天我就是来找阿青替我补习的，我要去考开南了。”

“这倒是新闻！”丽月错愕道，“太阳该从西边出来了。从前阿姨一天到晚向我诉苦：‘我们玉仔又逃学喽！’几时见你正经上过一天学？”

“学校里那些小王八整天叫我浅丘琉璃子，我还去上他狗屁学！”小玉愤愤然叫道。

“谁叫你瞎编故事？在东京出生的？”丽月笑道，“而且我看你长得确实也有几分像浅丘琉璃子！”

小玉脸一红，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阿巴桑，快来看，我们这里来了一个学生仔！”丽月朝着阿巴桑招手笑道，阿巴桑正牵着小强尼喘吁吁地走了进来，阿巴桑那胖大的身躯，胸前湿得黑黑的一大块汗迹，她觑起眼睛，朝着小玉打量了一下，唔了一声道：“天热，头发剪短了凉快！”

小强尼却瞪着他那双绿玻璃珠似的眼睛，瞅着小玉在发傻。

“小杂种，是表舅，不认识啦？”

小玉伸出手去一把将小强尼揽进怀里，小强尼扎手舞脚地尖笑了起来。

“今晚吃什么菜，阿巴桑？”丽月问道。

“酸菜炒肚丝，芋头泥。”

“冰箱里那半只鸡也拿出来炖汤吧，人家玉仔要上学了，慰劳他一下。”

20

我跟吴敏约好，我在房间里等他。我在二楼二一五，他在三楼三四四。杨教头叫我和吴敏到中山北路京华饭店去，只告诉我们旅馆房间的号码。那个人临离开房时，没有开灯，留下了房间钥匙，搁在床头五斗柜上，在黑暗中低声说道：房钱已经付过了。我没有看清他的面貌，也没有问他的姓名。他开门掩身出去时，我只觉得他的背影很高，大约有六呎。隔壁的七七餐厅是开通宵的，凌晨一点了，犹自传来隐隐约约的音乐声，我躺在床上，抽完了一支烟，吴敏才来敲门。

我跟吴敏两人，悄悄地走下楼去，也不到柜台去还房间钥匙，趁着柜台的伙计不注意，溜出了京华饭店。一出去，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便跑起步来，往圆山那个方向跑去。跑了一段路，灯光渐疏，我们才停了下来，松了一口气。路上行人已经绝迹，路的两头都是空荡荡的，我的一只手搂在吴敏的肩膀上，我们两人的脚步，同一步调，在人行道上，橐橐的一直响了下去。

“小敏，你的手好了么？”我看见吴敏的左腕上的纱布绑带已经除去。

“结疤了。”吴敏把左手却插进了裤袋里去。

“你这个家伙，那天要不是我和小玉、老鼠及时赶到，你这条小命早送掉了！真没出息，姓张的那种人，也值得你去为他割手！难怪小玉骂你，他前天还说，要你把他的血还给他呢！”

吴敏低下头去，一边踢着脚。

“也不是这样说，”吴敏低声说道，“我在张先生那里住了那么久，不知不觉便把他那里当做自己的家了。那天突然间给张先生撵了出来，一时心慌，觉得走投无路，才做出那种事来。张先生那里你是知道的，干干净净，舒舒服服，怎么不教人留恋呢？”

我记得我每次到光武新村张先生的公寓去找吴敏，他不是在擦地板，便在洗厨房，把张先生那个家收拾得有条不紊。我还跟他开玩笑说张先生请到一位最好的小管家。

“阿青，我记得我头一夜搬到张先生家，在他那间洗澡间里，足足磨了一个多钟头。”吴敏摇着头笑道。

“你在洗澡间里玩那么久干什么？”

“你不知道，张先生家那间洗澡间有多棒，全是天蓝色的瓷砖砌成的，连澡缸也是蓝的——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漂亮的洗澡缸，澡缸上面还有瓦斯炉，一打开龙头，热水哗啦哗啦就出来了。我放了满满一缸热水，泡在里头，一直舍不得爬起来，泡得一身红通通——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洗了那么个舒服澡！”

“你这副德性！把张先生的洗澡间也说成天堂了！”我忍不住好笑。

“你哪里懂得？”吴敏叹道，“我跟你说过，我从小便跟着我老爸到处流浪，我们租来的房子，就从来没有一个洗澡间。夏天还可以在天井里冲凉，冬天两三个礼拜才去一次澡堂子。身上臭得自己闻见也要作呕。我又是最爱干净的人，张先生那个洗澡间，不是天堂是什么？”

吴敏的父亲在台北监狱，坐牢已经坐了两年多了。他在万华一带贩毒，卖白面，给抓了起来。他父亲是广东梅县人，吴敏说刚到台湾时，他老爸身上还带了几根金条的，可是他好赌如命，喜欢赌台湾人的四色牌，把金条输光了，便干起贩毒的勾当来。头一次下牢，吴敏的母亲刚怀了他，出世几年都没有见过他老爸，他是在新竹他叔叔家长大的。他父亲出狱把他接走了，东飘西荡，混了几天，又给捉进牢去。

“给人家扫地出门，滋味不好受哩。”吴敏幽幽地说道。

“我知道。”我用力搂了他的肩膀一下，那天父亲将我撵出门，我身上没有带钱，在西门町逛了一个下午，平时走过老大房、起士林，玻璃窗橱里那些糕饼从来也没有注意过，可是那天，那一叠叠一堆堆的红豆糕芝麻饼，看得人直咽口水，腹中咕噜咕噜响个不停，胃里空得直发慌。

“我跟着我老爸流浪，两三年倒换了七八个住的地方，总是因为欠房租，让房东撵走。有一次我们住在延平北路一条巷子里，那家房东太太是个母夜叉。我们欠租，赖了两天她豁啷啷一家伙把我们的东西统统扔到巷子里去。脸盆、漱口杯，到处滚。我老爸两副最心爱的四色牌，也撒得一地。我老爸先溜了，留下我一个人满地捡东西，邻居都在围着看。那一刻我恨不得钻到地下去！搬进张先生家后，我以为总算有了个落脚的地方，所以特别小心，半点错也不敢犯，没想到末了还是让张先生扫地出门。”吴敏又那样怨怨艾艾起来。

我们走到圆山儿童乐园门口，停了下来，坐在门口外面的石阶上，我们都脱去了鞋子，打了赤足，并肩靠在一起。白天这一带那么热闹，儿童乐园里都是孩子们的尖笑声。此刻四周都是静悄悄的，只有吴敏那怨艾的声音，在黑暗里浮沉着。

“那天黄昏，我提了个破箱子，从张先生家走出来，愈走愈迷糊，自己都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经过一条小河，大概是舒兰街那边吧，我把那只破箱子往河里一扔，心里想：人都不想活了，还要箱子做什么？我是不忿的，我并没有做错事，张先生也那么不留情——”

“张先生是个‘刀疤王五’，有什么情？”

“‘刀疤王五’？”吴敏愕然道。

“他笑起来，嘴角上好像划过一刀似的，不像个‘刀疤王五’像什么？”

“你真缺德，那么会损人！”吴敏有点不以为然。

“哟，你这条小命差点送在那个姓张的手里，还那么卫护他！”

吴敏双手抱膝，佝起身子，半晌，才缓缓说道：

“张先生那个人，脾气是怪一些，有点忽冷忽热，捉摸不定。但是我看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心肝，只是不太容易亲近。他撵我出门的头一天，对我特别好，还送了一台声宝牌的小收音机给我玩，又赞我的豆瓣鲤鱼做得够味，那晚难得他兴致那么高，跟我两人喝光了一瓶白干，对我说道：‘阿敏，你知道，你跟我算是跟得最久的了，你想你能跟我一辈子么？’我当然说能，张先生却冷笑道：‘你又来哄我了！你们这些兔崽子，全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给你们几分颜色，你们就爬到人头上来了！’张先生告诉过我，从前有个孩子跟他住，他很宠那个小家伙，谁知那个小家伙不但不领情，还倒踢一脚，把他的东西偷得精光溜走。张先生一提起就恨。我半开玩笑对张先生发誓道：‘张先生，你不信我，我就死给你看！’他叹了一口气，一脸的酒意，摸摸我的头说道：‘阿敏，你哪里懂得？四十岁的人，不能伤心，也伤不起！’阿青，你莫笑，我宁愿在张先生家天天洗厨房洗厕所，也强似现在这样东飘西荡游牧民族一般。阿青，你的家呢？你有家么？”

“我的家在龙江街，”我说，“龙江街二十八巷。”

“难道你不想家么？”

“我的家漏了，漏得好厉害。叮叮咚咚、叮叮咚咚——”我笑了起来，“前年黛西台风过境，把我们家的屋角掀走了一大块！”

我记得第二天，台风过后，我们家里涨水，泥滚滚的雨水，冒过了床脚，总有一尺深，父亲率领着我和弟娃，我们三个人都打着赤膊，穿着短内裤，父亲手里提着一只大铅桶，我和弟娃用脸盆，父子三人，拼命舀水往屋外泼。父亲嘴里一直哼哼嘿嘿在咒骂，弟娃却咬着嘴唇偷笑，好像舀水是件乐事似的。水退后，我们那所又阴又湿的矮房子里，一股泥腥，总也除不掉。父亲后来弄来几把艾草来烧，他说可以去毒，因为弟娃皮肤敏感，中了湿气，发得一身的红疹子。

“你家人呢？你不想念他们？”

“我想我的弟弟。”我说。

“他在哪里？”

“他睡在这个下面。”我往地上指了一指。

“哦——”吴敏转过头来，望着我。路灯下，他那清秀的脸上，满布着稚气，“他长得像你么？”

我把他搂过来，在他面颊上亲了一下。

“他长得倒有点像你，乖乖。”

“莫开玩笑了。”吴敏咯咯地挣扎着笑了起来。

我提着鞋子站了起来，吴敏也立起身。我们两人，光着脚板啪哒啪哒跑到了中山北路的路中央去。我跑在前面，吴敏跟在我身后，一条中山北路，连汽车也看不见了。

“小敏，我们是匈奴还是鲜卑？”我一边跑着步，喘着气回头问吴敏。

“嗯？”

“你不是说我们是游牧民族么？”

“是匈奴吧？”吴敏笑了起来。

“匈奴王叫什么来着？”

“叫单于。”

“那么我是大单于你是二单于。”

吴敏追上来，气吁吁地问道：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我们呢，阿青？我们逐什么？”

“我们逐兔子！”我叫道。

我们都哈哈笑了起来，我们的笑声在夜空里，在那条不设防的大马路上，滚荡下去。

21

回到锦州街，已经两点多，我房里的灯竟还亮着，大概小玉回来睡觉了。这两个礼拜，小玉下了班来找我补化学，但是补完后，他仍旧回去陪他的林样，不在我那里睡觉。可是我一上到楼梯，便听到房间里有人吵架的声音，我心中暗叫不好，是老周，到底让他逮住了。老周来过几次，都让我和丽月两人敷衍过去。有一次，我告诉老周，小玉的外婆得了绞肠痧，小玉赶回杨梅去了——那是小玉教我讲的，其实他外婆家根本不认他两母子。老周在我房里，站在床边，指手画脚。他那一张肿胖的面包脸，油汗淋淋，赤得像猪肝，一下巴铁青的胡须碴子，好像根根倒张了起来一般，眼睛瞪得怒圆，在冒火。身上一件孔雀蓝的绸夏威夷衫，肥厚的背峰上湿透了一大块。

“你说吧！”老周指着小玉喝道，他那一口上海国语，讲急了，舌头在打结，“你这几天到底在哪里卖？捞了多少啦？”

小玉坐在床沿上，穿着老周送给他的那件猩红衬衫，胸前一排扣子都打开了，跷着腿子，打着一双赤足。嘴里歪叼着根香烟，也不答话，呼噜呼噜，猛抽了几口，吐了两个烟圈，才冷笑着：

“你周大爷又不是我的老鸨，我在哪里卖，你管不着。捞了多少，也不必跟你算账，难道周老板还要来抽我的头不成？”

“不要脸的贱货！”老周狠狠地啐了一口，“你瞒得过老子了？谁不知道你泡上了一个日本华侨——”老周突然又转向我瞪了一眼，“你们这起小赤佬，全是一个鼻孔出的气！我问你——”老周的手差不多戳到了小玉头上，“那个华侨佬，一夜贴你多少了？”

“林样么？”小玉又吸了一口烟，慢条斯理地答道，“我是不要他的钱的。”

“你听听！”老周又转向我，这回却嘿嘿地笑了，“你看他下流到哪一径？人家是华侨，他就颠着屁股上去，白赔了！你以为你交上个华侨就涨了身价了？一样还不是个卖货？有本事，就马上叫你那华侨佬带你回日本去，叫他拿个笼子把你养起来。”

“林样说，他正在替我办手续，申请入境证。等我到了东京，要不要他养，还要考虑一下哩。”

小玉说话时，半仰着面，一脸得色。老周却一下子找不出话来了，闷吼了两声，脸上的油汗鲜亮鲜亮，一条条往下流。小玉不慌不忙地把半截香烟按熄在一只破酱油碟里，却倏地立起身来，脸一沉，指着老周厉声喝道：

“你小爷白赔谁，干你屁事？你姓周的又没有我的卖身契子。谁不知道我是公园里的大卖货？还要你来替我做广告？我下流，你不下流？你不下流，你就颠起屁股上来——”

啪的一下，小玉脸上早着了一记响巴掌。小玉头一歪，另一边又挨了一巴掌。小玉蹦跳起来，喊道：

“你敢打人？小爷到警察局去告你！”

小玉一头撞到老周怀里，揪住老周的衣领便往外跑。老周抡起拳头乱揍一轮，小玉左闪右闪死也不肯放手，两人扭成了一团。我赶紧上去，将小玉扯开。老周喘了半天，嗓子都发抖了，说道：

“我买给你那么些东西——”

小玉一纵身钻到床底，哗啦啦拖出一只破皮箱来，掀开盖子便豁啷一倒，把里面的东西都倒到地板上，乱抓乱掏，抓起了三条西装裤，六件各色衬衫，裹成一团往老周怀里一塞，手上那只精工表也褪了下来，掷给了老周。老周捧着一堆花花绿绿的衣裤，气咻咻正要往门外走去，小玉赶上去，连揪带扯，把身上那件猩红衬衫也脱了下来，扔到老周肩上，喊道：

“拿去！”

老周刚离开，丽月却香喷喷地闯了进来。她穿了一袭镂空的黑纱裙，透着一身的肉色。

“这是怎么说？警察来抄过家了么？”丽月用高跟鞋踢了一下撒得一地的衣服。小玉立在乱物堆中，赤着上身，一头一脸的汗水。

“老周刚来过。”我朝丽月使了一下眼色。

“哦，”丽月笑道，“胖阿公呷醋了！咦——”

丽月凑近小玉，扳起他的下巴颏，小玉腮上一边五道赤红的指印。小玉赶忙推开丽月的手，垂下头去。

“挨揍啦，”丽月摇头叹道，“这就是乱拜干爹的下场！到阿姊那边去吧！小玻璃。阿巴桑熬了桂花酸梅汤，去喝一碗，解解热毒。”

“阿姊这么晚才回来，生意忙啊！”我笑道。

“好说，差点命都没有了！”丽月把胸口的扣子松开，露出胸脯来，用手扇了两下，“今晚吧里来了个大黑人，总有六呎五，起码一吨重，活像架坦克车！他一直缠住你阿姊，还要找你阿姊出去开心呢。我哄他上便所，便从后门溜走了。”

22

“阿青。”

“嗯——”我刚矇着，小玉又把我推醒了。

“我睡不着。”小玉一个人躺在黑暗里抽烟。

“睡不着你就去宝斗里卖呀！”我翻过身去没好气地应道。

“阿青，林样已经走了。”

我的瞌睡已经让小玉吵醒了大半，他把烟递给我，我吸了一口。

“几时走的？”

“今天早上。前天东京总公司打电话来催，那边业务忙，他们老板又病倒了，马上要他回去。”

“那还不好，你的华侨干爹可以接你去东京了。”

小玉转过身来，一只手撑着头。

“昨天晚上，我跟林样谈到半夜。林样真周到，什么都替我安排好了。他在我们公司里另外给我安插了一个位置，做潘经理的助手，一个月五千块，比现在要多一倍。”

“嚄，这下你可抖了，玉仔。”

“他说他回去后，仍旧会按月寄钱来，供我去读夜校，他要我好好去考试。”

“那么我先来考你一下，硫酸的分子式是什么？”

“H_2SO_4。”

“要得嘛，小子，开窍了。”

“其实我认真起来，也能读书的。可是——我不要去考开南了。”

“什么？”我叫了起来，“你拿你哥哥开玩笑！大热天，替你补习。”

“成城我也不要去做了。潘经理你看见了？凶神恶煞，我还去受他那副老虎狗的嘴脸吗？五千块，哪里捞不到？裤带松一松，只怕还不只那一点。”

“臭美！”我笑道，“你值那么多？”

“我去上班，念书，全是讨林样的欢心呀，他走了，还有什么心思？昨晚他跟我讲得很坦白，他说以后有机会，他会回来看我，东京，他是不能带我去的——”

小玉猛吸了一口烟，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他那位满洲太太倒没有关系，只会念佛，不管事的。就是他那个儿子太厉害。他儿子知道他的事，有一次，在新宿一家酒吧门口，他儿子撞见他带着一个孩子出来，回家后闹得天翻地覆，弄得他简直无法做人。他儿子便乘机要挟，家里的事，他儿子倒做了一半主。把我带到东京，他儿子发觉了，更不得了。”

“你的樱花梦又碎了，玉仔。”我说道。

“我倒一点也没有怨林样呢。人家对我真心，才肯对我讲真话。临走时，他也很舍不得，身上的几千块台币都掏了出来给我，他常用的一支派克六十一也留下给我作纪念了。阿青，我和林样在一起没有多少日子，可是每一天我都是快乐的，从来我也没给人家那样么惜过——”

小玉把烟按熄在床头的酱油碟里，躺了下去，双手枕在头底，沉默了半晌，突然问我道：

“《好色一代男》你看过么，阿青？”

“没有，我很少看日本片。”

“池部良在里头真帅！他穿了雪白的一身和服，站在一棵樱花树下面——我到东京去，就想穿得那样一身雪白，在樱花树下照张相。”

“你穿起和服来，我看倒真像浅丘琉璃子！”

“你知道，阿青。《好色一代男》是我阿母带我去看的，她自己看过五、六遍。她说，我那个卖资生堂化妆品的阿爸，穿起和服来，像足了电影里的池部良。”

“小玉，我看你想去日本想疯了！”

“你知道什么？你们有老爸的人懂个屁！我这一生，要是找不到我那个死鬼阿爸，我死也不肯闭目的！”

“好吧，就算你到日本去，找到你老爸了，他不认你，你怎么办？”我看见小玉那般认真，便存心逗他道。

“我也不一定要他认嘛！”小玉冷笑道，“我那么不要脸？自己老爸不认，还要死赖不成？我是要知道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就行了，就算他长得不像池部良也不要紧，我要看看那个马鹿野郎，是个牛头马面，还是个七爷八爷！”

“要是你爸爸已经死了呢，小玉，那么你的心血不是白费了？”我再激他一下。

“他死了么？他的骨头总还在吧！”小玉的声音有点忿忿然起来，“我去把他的骨头捡回来，运到我们杨梅乡下去，好好地造一个墓，供起来，竖一块大理石的墓碑，刻几个大大的金字：显考林正雄之墓。以后清明，我便可以真的替他去扫墓了——”

“玉仔，我看你游水到日本去算了。”

“游得过去我一定游。”小玉叹了一口气说，“阿青，有一天，我要是真能离开这个地方到东京去，我就改名换姓，从头来起。好兄弟，我十四岁便在公园里出道，前后也快四年了。你以为那个地方那么好混么？你看看赵无常，还不到三十哩，好像哪个坟里爬出来似的。我听说，有人给他五十块，他就跟了去了。我看见他那个鸦片鬼的模样，心里就发寒。你说老古董，也不好伺候呢！我跟老周也有一年多了。今晚他那些话，很好听么？就算我不好，在外面野，他来找我，讲几句好话，我也会跟他回去了的，到底他对我还不算坏哪！你听见了？他骂小爷是卖货哩！笑话，他又不是百万富翁，那两个臭钱，就想买小爷了？”

小玉猛捶了床一下，却又落寞地叹道：

“不是自己的亲骨肉，到底是差些的。连林样那样体贴的人，还不能自己做主呢！”

“算了，玉仔，”我拍了一拍玉仔的肩膀安慰他道，“反正你是个考古专家，不怕找不到真古董。”

“也难呀，”小玉笑叹道，“看走眼也是常有的。”

“睡觉吧，玉仔，天都快亮了。”我转过身去。

“阿青，”小玉突然好像记起了什么似的，一骨碌翻身起来，推我道，“你喜不喜欢吃猪耳朵？”

“猪耳朵？”我笑了起来，“我喜欢吃卤的。”

“明天我带你去吃卤猪耳朵。我阿母今天下午托人带信给丽月姊，要我明天回三重去吃中元拜拜。他那个山东佬到高雄送货去了。”

“万岁！”我叫道，“我好久没吃拜拜了。明天我要狠狠灌他几盅老酒。”

“这次小爷回去，吃他娘一对大猪耳！”

23

我们睡到第二天下午，两人睡得一身汗，爬起来，冲了个冷水澡，都换上了干净衣服，才出去。小玉先到西门町今日百货公司去买了一大堆资生堂的化妆品带给他母亲。他说他母亲虽然上了年纪，可是仍旧喜欢搽胭抹粉，所以他每次回去，总带些给她。他把那些化妆品用一张印了青松白鹤的花布包袱包了起来，那张包袱就是他跑出来，他母亲替他包衣服用的，他一直留着。小玉母亲住在三重镇天台戏院后面一条摆满了摊子，人挤人的小巷里。我们到了小玉母亲家的大门口，小玉却不敢进去，带了我悄悄地绕到后门厨房，探头探脑张望了半天，回头向我咋了一下舌头说道：

“那个山东佬果然走了，他跟我阿母说：‘俺抓住那个小兔崽子，劈开他的狗脑袋！’”

小玉清了一清喉咙，才高声叫道：

“阿母，玉仔回来了。”

小玉母亲从后门跑了出来，她看见小玉，先满头满脸摸了一阵，又扎实地捏了一下小玉膀子，说道：

“怎么又瘦了？天天吃些什么？丽月那个婊子刻薄你么？一定天天在外面野，没好好吃，对么？”又打量了小玉一下，说，“头发倒剪短了。”

小玉母亲大概四十七、八了，可是却打扮得非常浓艳。脸上着实糊了一层厚厚的脂粉，眉毛剃掉了，两道假眉却画得飞扬跋扈，嘴上的唇膏涂得鲜亮。她身上穿了一件菜青色飞满了紫蝴蝶的绸子连衣裙，一身箍得丰丰满满，前面露出一大片白白的胸脯来。从前小玉母亲大概是个很有风情的红酒女，她那双泡泡眼，虽然拖了两抹鱼尾纹，可是一笑，却仍旧眯眯地泛满了桃花。小玉那双眼睛，就是从他母亲那里借来的。

“阿母，我带阿青来吃拜拜。”小玉牵了我过去见他的母亲。

“好极了，”小玉母亲一把搂住小玉的膀子，往里面走去，一面对我笑道，“我们隔壁老邻居火旺伯家里宰了一头两百多斤的大猪公，今晚我们都过去。”

“阿母，你搽的是什么香水？难闻死了。”小玉凑到他母亲脖子上，尖起鼻子闻了一下。他母亲一巴掌打到他屁股上，笑骂道：

“阿母搽什么香水，干你屁事？”

进到里面厅堂，小玉笑吟吟地把手上那个包袱打开，在桌上抖出了几瓶化妆品来：一瓶香水、一瓶雪花膏、一管口红、一支描眉毛的画笔。

“这是‘夜合香’，有薄荷香的，夏天搽最好，你闻闻。”小玉打开那瓶玉绿色玻璃瓶的香水，擎到他母亲鼻子下面。

“也不怎么样，”小玉母亲撇了撇嘴笑道，却径自打开那罐雪花膏闻了一下，“倒是这瓶雪花膏还不错，我那瓶搽完了，正要去买。”

小玉将香水倒了几滴在手掌上，用手指蘸了，在他母亲耳根下点了两下，其余的又抹到她头发上去。

“这点像足了你那个死鬼老爸！”小玉母亲瞅着他点头叹道，“你老爸从前就爱搞这些胭脂水粉，他走了除了你这个祸根子什么也没留下来，资生堂的粉底倒丢下二三十盒。我用不了都拿去送人去了。阿青，”小玉母亲摩挲着小玉的腮转向我笑道，“我偏偏生错了，把他生成个查埔郎，从前我的眉毛都是玉仔替我画的，我老说：‘玉仔是个查某就好了！’也免得淘气，到处闯祸——”

“阿青，你不知道，”小玉笑嘻嘻抢着说道，“阿母怀着我的时候，跑去庙里拜妈祖，她向妈祖求道：‘妈祖啊，让我生个查某吧。’哪晓得那天妈祖她老人家偏偏伤风，耳朵不灵，把‘查某’听成‘查埔’了，便给我阿母一个男胎——”

“死囝仔，死囝仔呵——”小玉母亲笑得全身乱颤，轻轻批了小玉面颊一下，一面用手绢擦着眼睛跑了进去，不一会儿，端出了一大盘西瓜来，放在那张油腻得发黑的饭桌上，她递给我和小玉一人一大片鲜红的西瓜。我们都渴了，稀哩哗啦地啃了起来。小玉母亲挨在小玉身边坐了下来，手上擎着一柄大蒲扇，一面替小玉打扇。小玉母亲这间厅堂，阴暗狭窄，连窗户也没有一个，案上又点着两根蜡烛，一大炷香，在供着保生大帝，空气很燠热，我和小玉两人额上的汗水，不停地流泻。

“丽月那个婊子怎么啦？天天还跟那些美国郎混么？”小玉母亲问道。

“丽月姊的生意愈来愈旺啦，纽约吧里她最红。有时候郎客多了，她忙都忙不过来。常常叫腰痛，要我替她按摩。”小玉咯咯笑道。

“呸，”小玉母亲啐了一口，“那个贱东西！前几年她跑来看我，哭哭啼啼，说是她那个美国大兵丢下她溜了。那时候我替她拉线。喏，玉仔，就是火旺伯那个大仔春发呀，丽月那个婊子，还嫌人家长得丑，斗鸡眼，碎麻子。人家阿发哥的皮鞋生意现在做大啦！火旺伯一家人都发财了。丽月不听我的话，叫她打掉那个小杂种她不肯，现在拖着个不黄不白的东西，累死她一辈子！”

“阿母，你那时为什么没有把我打掉，生下我这个小杂种，累死你一辈子，也害我活受罪。”小玉抬头笑问他母亲。他鼻尖上沾了两滴红红的西瓜水。

小玉母亲一把大蒲扇啪哒啪哒拍了几下，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还不是你那个死鬼老爸林正雄‘那卡几麻’？那个野郎，我上死了他的当！他说他回日本一个月就要接我去呢——你看，你现在都这么大了。”

“阿母，”小玉突然歪着头叫他母亲道，“我差一点找到林正雄——你那个‘那卡几麻’了！”

“什么？”小玉母亲惊叫道。

“我说差一点，”小玉拍了拍他母亲的肩膀，“这个人也姓林，叫林茂雄，差了一个字！那晚他告诉我他的名字，我的心都差点跳了出来。我问他有日本姓没有，是不是姓中岛？他说没有。阿母，你说可惜不可惜？”

“这是个什么人？”

“他也是个日本华侨，从东京来的，到台湾来开药厂。”

“哦，”小玉母亲摇头叹道，“你又去乱拜华侨干爹了。”

“这个林茂雄不一样，他对我很好呢。他在台北办事处给了我一个位置，晚上还要供我去读书。”

“真的么？”小玉母亲诧异道，“这下该我交运了。玉仔，不是阿母讲你，你在台北混来混去，哪里混得出个名堂来？现在碰到这样好心人，就该好好跟着人家，学点东长西短，日后也不至于饿饭哪！”

“可是人家已经回东京去了，”小玉耸了一耸肩，“去了也不知几时再来。”

“嗳——”小玉母亲有点失望起来，叹了一口气。

“阿母，”小玉凑近他母亲，仰起脸问道，“你老实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

“你一共到底跟几个姓林的男人睡过觉？”

“夭寿！”小玉母亲一巴掌打到小玉脑袋瓜上，笑骂道，“这种话也能对你阿母说得么？还当着外人呢，也不怕雷公劈？”

“阿青，”小玉指着他母亲笑道，“阿母从前在东云阁红得发紫，好多男人追她，比丽月姊还要红。”

“丽月是什么东西？拿她来跟你阿母比，也不怕糟蹋了你阿母的名声？”小玉母亲撇着嘴，满脸不屑，“从前我在东云阁当番，随随便便的客人，我正眼都不瞧一下呢！哪里像丽月那种贱料子？黑的白的都拉上床去。”

“可是你告诉过我，那时追你的人，姓林的就有三四个呢！”

“咳。”小玉母亲暧昧地叹了一声。

“阿母，你到底跟几个姓林的男人睡过觉嘛？”

“死囝仔，”小玉母亲沉下脸来说道，“你阿母跟几个姓林的男人睡过觉，关你什么事？”

“你跟那么多个姓林的男人睡过觉，你怎么知道资生堂那个林正雄一定是我父亲呢？”

“傻仔，”小玉母亲摸了一摸小玉的头，瞅着他，半晌才幽幽地说道，“你阿母不知道，还有谁知道？”

“阿母——”

小玉突然两只手揪住他母亲胸襟，一头撞进他母亲怀里，放声恸哭起来。他那颗头，像滚柚子一般，在他母亲那丰满的胸脯上擂来擂去，两只手乱抓乱撕，把他母亲身上那件菜青色的绸裙扯得嘶嘶地发出裂帛声来。他的肩膀猛烈地抽搐着，一声又一声，好像什么地方剧痛，却说不出来，只有干号似的。小玉母亲被小玉摇得左晃右晃，几乎搂不住了。她胸前鼻涕、眼泪、西瓜水给小玉涂得一块块的湿印。她额上脸上汗水淋淋漓漓地泻着，把她一张涂得浓脂艳粉的面庞，洗得红白模糊。她一直忙乱地拍着小玉的背，过了半晌，等小玉稍微停歇下来，她才解下头发上扎着的一块手帕，替小玉揩脸，又替他擤鼻子，一面哄着：

“玉仔，你听阿母讲。早起我到火旺伯那里，对他说：‘火旺伯，今天夜里，我们玉仔要回来探望阿公呢，你们那对猪耳朵一定要留给他啊！’火旺伯他们去年生意做得好，今年拜拜舍得花钱，火旺伯笑眯眯说道：‘秀姊，你那个小囝仔肯回来看阿公，十对猪耳朵也留给他！’我去看来，那对猪公的耳朵，又肥又大，他们卤得浸咸浸咸的，才好吃呢！”

小玉那双桃花眼肿得红红的，两道鼻涕犹自挂着。他母亲对他说一句，他便点一下头，呼的一声，把流出来的鼻涕又吸进去，双肩兀自在抽动。

傍晚六点多钟的时分，三重镇大街小巷，老早塞得满满的了。吃拜拜的人从各处蜂拥而至。做拜拜的人家，酒菜挤到了屋外来，骑楼下，巷子里，一桌连着一桌。大块大块的肥猪肉，颤抖抖的，堆成一座座小肉山，油亮亮、黄晶晶的猪皮，好像热得在淌汗。有些人家，在庙里祭供的神猪刚抬回来，歇在门口，几百斤重的一只硕肥猪公，便惬惬意意地趴卧在牲架上，身上披了红布，嘴里衔着一枚鲜红的橘柑，刮得头光脸净，眯着一双小眼睛，好像笑得十分得意的模样。酒菜多是前一天都做好的，摆在桌子上，一大盘一大盘都在发着肉馊，混着香烛的浓味，氤氤氲氲地浮散起来。一点风也没有，三重镇上空那层煤烟，乌压压地便罩了下来，一张张油汗闪闪的脸上，都抹了一层淡淡的黑烟，可是人们的胃口却大开起来，大啃大嚼，一碗碗的米酒淋淋泻泻地便灌了下去，整个三重镇都在叫喊欢腾。

火旺伯家的拜拜果然丰盛，满满一桌十六盆，还有许多海味：烤花枝、凉拌九孔，全鱼就有三条，红的红，黄的黄，张嘴竖目地躺在盆里。火旺伯夹了一大块卤得黄爽爽油滴滴的猪耳朵搁在小玉碟子里，张开缺了门牙的秃嘴巴，一脸皱纹笑道：

“玉仔，快吃，吃了长两只猪耳朵像猪公那么大！”

小玉笑得乱晃，抓起那块猪耳朵便往嘴里塞，塞得一嘴满满的，两腮都鼓了起来，那块猪耳朵尖上犹自带着几根竖起的猪毛，小玉也吞了下去。火旺伯又扯了一只当归鸭的大腿放在我碗里，一瓶福寿酒也搁在我们面前。他摸摸我和小玉的头，要我们呷酒。小玉母亲老早喝得一脸醉红，头发也用手帕扎了起来，隔着桌子便跟火旺伯的大儿子斗鸡眼春发对上了，“八仙、八仙”地猜起拳来。三拳两胜，小玉母亲输了，三杯满满的福寿酒，一杯一杯地灌得一滴不剩，喝完，还很有气概地把杯子倒过来一亮，给大家看，全桌人于是都喝彩起来。火旺伯乐得秃嘴巴张起老大，摇着头叫：

“呵——呵——”

小玉和火旺伯那个爆得一脸青春痘的小儿子春福也对上了手。他们一拳一杯福寿酒。小玉要我监酒，他说阿福最会赖账。头一拳，春福一个“全福寿”把小玉吃住了，春福喜得摩拳擦掌，拿起杯子便要灌。

“莫要急，等我先吃块猪耳朵。”

小玉抓起一块猪耳朵，嚼了半天。春福等不及了，卡住小玉的脖子要灌他，小玉一把推开他，笑道：

“喝不是喝，怕什么？”

第二轮，小玉叫“四季财”，出了两个指头，春福叫“五金龟”，也出了两个指头，一看输了，赶忙又加了一个，嘴里犹自叫道：

“小玉又输了！小玉又输了！”

“伊娘咧，”小玉一脸通红，“你是个大癞子，这么会撒赖！”

说着倒了一杯酒也要去灌春福，两个人正扭成一团，难分难解，春福却突然间抬起头叫道：

“你看，小玉，山东佬来了！”

“在哪里？”小玉霍然立起身来，手里的杯子珖琅一声跌到桌上，溅得一桌子的酒，两头乱张望，一脸惊惶。小玉母亲却赶了过来，猛推了春福一把，叱道：

“死郎，你吓我们玉仔做什么？”

她转过身去，拍着小玉的背说道：

“莫怕，玉仔，他来了又怎的？他又不是阎王？他敢动你一根头发，阿母跟他拼命！”

“莫要紧，莫要紧，”火旺伯也咂嘴叫道，“玉仔，呷酒，阿公再给你一块猪耳朵。”

小玉坐了下去，一声不响，啃起猪耳朵来。春福在旁边一直向他挤眉眨眼笑。小玉装作没有看见，径自满满地倒了一盅福寿酒，大口大口地灌了下去。

吃完拜拜，小玉母亲已经喝得七八成了。她扶着小玉的肩膀趔趔趄趄地走回家中。一进门，她便把脚上一双漆金凉鞋踢掉了，身上那件菜青色的绸裙子也卸了下来，里面只穿了一件半透明的黑衬裙，小腹箍得成了两节。她扎头发的手绢松了，几绺乱发掉落到脖子上，给汗浸湿了，一条条垂挂着，她脸上的脂粉老早溶成红白一片。她坐到一张长凳上，张开两只腿子，用手在面上扇了两下。她把小玉拖了过去，按到她身旁，一双泡泡桃花眼，惺惺忪忪，瞅着小玉，半晌，她用手将小玉额上的汗水抹了一把，撂掉，才叹了一口气，口齿不清地说道：

“玉仔，你知道，你阿母是要你回来的。”

“我知道。”小玉低着头应道。

“那个山东佬，脾气暴，他对你阿母还不错的。有两个钱便拿回家来，而且外面又没有女人。玉仔，你要明白，你阿母现在不比从前，人老了，不中用了——”

小玉一直垂着头，两手撑在凳子上，肩膀拱得高高的。

“其实山东佬对你本来也不错的。也难怪他，你做出那种事来——”

“阿母，我要走了。”小玉立起身来说道。

“你不在这里过夜么？”小玉母亲也站了起来。

“不了，我在台北还约了人。”

小玉拾起了桌上那包袱便要往大门走去，小玉母亲却一把将包袱攫了过去。她跑到供案那边，将案上供着的两盘红龟粿一共八枚，倒到包袱里，打了两个结才拿去给小玉，挂在他手臂上。我们走出大门，小玉母亲打着赤足又追出了两步，说道：

“下个月七号，他要到台中去两天，我再给你带信吧。阿青，你也一起来玩喔。”

我们上了回台北的公共汽车，我问小玉：

“今晚你不到‘老窝’去报到么？”

“不去，我要到天行去找吴老板。”

“你又去吃回头草。”我笑道。

吴老板在西门町开天行拍卖行，是小玉的老相好。对小玉殷勤过一阵子，小玉嫌老吴一嘴烂牙齿，有口臭，便不理他了。

“吃吃回头草有什么关系？”小玉冷笑道，“反正我又不是一匹好马。老吴从前答应要送我一只手表的，我这次去向他要。”

“你专会敲老头子。”我说。

小玉却伸出他的左手，手梗子光光的。他从前戴着老周送给他的那只精工表，常常爱举起手亮给别人看，说：“老周送给我的。”

“我记得我念小学六年级，火旺伯买了一只精工表给春福，春福带到班上，整天把手甩到我脸上说：‘我老爸买给我的。’有一天上体育课，他把手表脱在教室里，我去偷了来，晚上戴了一夜，第二天，我把那只表丢到阴沟里，让水冲走了。从那时起，我便一直想要一只精工表。”

公共汽车走到台北大桥上，因为回台北的人多，桥上车辆挤得满满的，公共汽车走得非常迟缓。我伸头到车窗外回首望去，三重镇那边，灯火朦胧，淡水河里也闪着点点的灯光。天上一片红昏昏的月亮，悬在三重镇那污黑的上空，模模糊糊。我突然记了起来，那次我带弟娃到三重美丽华去看小东宝歌舞团表演，母亲在台上踢着腿子，她那涂满了脂粉的脸上，竟是笑得那般吃力，那般痛苦。那晚我和弟娃乘公共汽车回台北，走到台北大桥上，弟娃伸出头到车窗外，频频往三重那边望去。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心在发冷汗。

“你在看什么，阿青？”小玉问我。

“看月亮。”我说。

24

“五十洋！五十洋谁要？”

我走进公园，莲花池的一角，围了一大堆人，老远就听到我们师傅杨教头放纵的笑声了。杨教头穿了一身亮紫的香港衫，挺胸叠肚，一把扇子刷刷声开了又合。原始人阿雄仔立在他身后，巨灵一般，一双大手捧住一只鼓胀的纸袋，一把把的零食直往嘴里塞。人堆中央，原来是老龟头站在那里，吆喝着一口湖南土腔，在喊价钱。他身旁，依偎着一个孩子，他正执着孩子的一只手，举得高高的，在淫笑。那个孩子约莫十四五岁，剃着青亮的头皮，一张青白的娃娃脸，罩着一件白粗布汗衫，开着低低的圆领，露出他那细瘦的颈项来。他下面系着一条宽松松洗得泛了白的蓝布裤子，脚上光光的，打着赤足。孩子一颗光头东张西望，一径咧开嘴，朝着众人在憨笑。

“你这头老黄鼠狼！”杨教头扇子一收，点了老龟头一下，“哪里去偷来这么一只小子鸡？”

他走上前去捏了一把那孩子的手膀子，又摸了一下他那细瘦的颈脖，笑骂道：

“这么个小雏儿，连毛还没长齐，拿来中什么用？你这个老梆子，敢情穷疯了？也不知是从什么垃圾堆上捡来的，亏你有脸拿来卖！”

老龟头一把将杨教头推开，羞怒道：

“去你娘的，老子又没卖你儿子，你急什么？”

杨教头给推猛了，往后打了两个踉跄，撞到了阿雄仔身上。阿雄仔暴怒起来，一阵咆哮，举起大拳头便向老龟头抡过去。老龟头一缩头退了下去，赶忙堆下笑脸来央求道：

“杨师傅，快叫住你那个巨无霸，给他捶一下，老骨头要碎啦！”

杨教头一边拦住阿雄仔赞他道：

“好儿子，看在你达达份上，且饶他一命吧！”

却又一柄扇子指到老龟头鼻尖上：

“老屁眼，你可看到了？下次再敢冒犯本教头，我儿子要取你的狗命呢！”

阿雄仔昂起头满面得色，从袋子里掏出一串麻花糖来，塞到嘴里，嚼得咔嚓咔嚓。

“五十洋！”老龟头又把孩子的手举了起来。他转向聚宝盆的卢司务卢胖子谄笑道，“卢爷，你爱啃骨头，这是个瘦的，你拿回去受用吧！”

卢胖子笑眯眯地挺着他那个大肚子趋近那个孩子，胸前背后一摸，咂嘴道：

“倒是一块好排骨！”

说着又拎起孩子的耳朵，笑问道：

“小东西，我带你回家睡觉去好么？”

孩子瞅着卢胖子，半晌，突然咧开嘴笑嘻嘻地指着阿雄仔手里那串麻花糖，叫道：

“糖，糖。”

众人一怔，都哄笑了起来。

“原来是个傻的！”卢胖子也摇头笑叹道。

原始人阿雄仔却从纸袋里掏出了一串麻花糖来，递到孩子手上，说道：

“给你。”

孩子一把抢过去，三下两下，统统塞进了嘴里，两腮都塞得鼓了起来。他和原始人阿雄互相瞪着，在傻笑。两个人都嚼得咔嚓咔嚓。

“昨晚我在公园路口碰见这个傻东西的，”老龟头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你们猜，他站在街口干什么？原来他光着屁股在撒尿呢！”

众人又笑了起来。

“我把他带了回去，谁知道这个傻东西什么也不懂，一碰他，他就咯咯傻笑！”老龟头搔着他颈上那一饼饼的牛皮癣，无奈地叹道。

“儿子们！拉警报啦！”杨教头的扇子刷地一下张开了。

网球场那边，两个巡夜的警察，远远地朝我们这边逼近过来。他们的皮靴，老早便在碎石径上喀轧喀轧地响了起来。于是我们便很熟练的，一个个悄悄溜下了台阶，四处散去。老龟头扣住那个孩子的手腕，半拖半拉便往公园门口匆匆走去。

“我来把他带走。”

在公园门口，我截住了老龟头。我抽出了两张二十元、一张十元的钞票，塞进老龟头的手里。

25

我把孩子带回锦州街，丽月还没下班。我悄悄溜进厨房，打开冰箱，偷了一瓶小强尼喝的全味鲜奶，跟一个又黄又大的芒果——这是丽月的禁果，因为价钱贵，我和小玉平常是不许碰的。回返房中，我看见那个孩子竟爬上了我的床，盘坐在那里，一双光脚板，全是污泥。他那颗剃得青亮的头颅，在灯下反着光。他一瞥见我手上那瓶鲜奶便雀跃起来，伸手就要抓。

“你叫什么名字？”我把那瓶鲜奶举得高高的。

“小弟。”孩子答道。

“傻东西，”我笑道，“你的名字呢？你总有个名字吧？”

孩子怔怔地望着我，嘴巴张成一个O型。他有一双大而黑的眼睛，定定地瞪着人，眨也不眨一下。

“小——弟——”半晌，孩子又喃喃地重复道，“他们都叫我小——弟——”

“好吧，”我笑道，“我也叫你小弟好了。你叫我阿青，懂么？阿——青——”

“阿——青——”他拖长声音学我道。

我把那瓶鲜奶的盖子打开，递给他。他捧起瓶子便灌，咕嘟咕嘟，如获甘露一般，一口气喝掉了半瓶。奶汁沿着他的嘴角流了下来，滴在他那白粗布汗衫上。他一连几口把鲜奶喝光了，才咂咂嘴，惬意地吁了一口气，双手却一直紧紧握住空奶瓶，不肯放。我坐在地板上，把那个芒果剥开一半，咬了两口，芒果肉厚多汁，又甜，还有苹果香，正吃得起劲，抬头却发觉小弟坐在床上，一直觑着我，嘴巴半张，眼睛跟着我手中的芒果在移动。

“好吃鬼！”我禁不住笑了起来，“刚喝完牛奶，怎么还是这副馋相！”

小弟咽了一下口水，大眼睛眨了两眨。

“你想吃，就下来，芒果汁滴到床上洗不掉的。”我向他招手道。

小弟踌躇了片刻，终于把空瓶子丢下，一骨碌爬了起来，跳到地板上，爬到我身边。

“你的家呢，小弟，你住在哪里？”我一面替他剥开剩下的半个芒果，问他道。

“万——华——”小弟想了一下，应道。

“什么街，几号，知道么？”

“万——华——”

“万华什么街，小弟？”

“嗐——”他竟有点不耐烦似的摇了摇头。

“是不是延平北路？”

他怔怔地瞅着我，不出声了。

“你连自己的家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么办？”

咕噜咕噜小弟突然笑了起来，他笑得很奇特，咯咯咯咯，一连串快速清脆的笑声，倏地会中断停下来，一双眼睛睁得老大，愣头愣脑呆个半晌，看着好像不碍事了，突又继续咯咯地笑下去，笑得前俯后仰，一颗剃得青亮的头乱晃一阵。

“你还笑！”我轻斥他道，“这下你惨了，回不了家了！”

小弟止住了笑，却漫不经意地叹了一声道：

“嗳——”

我把剥掉皮的半个芒果递到他手里，他捧着就是一口，淋淋漓漓，鼻尖下巴都沾上了橙黄的芒果汁。他把一个芒果啃得很干净，果核的须也吮得津津有味。我去拿他的果核，他推开我的手，颇为不悦哼道：

“嗐——”

我发觉他的颈背上薄薄地敷着一层泥灰，他坐在我身边，我闻得到他身上发出来触鼻的汗酸，大概好几天都没有洗澡了。

“邋遢鬼，我带你去冲凉。”我不由分说地把他拉了起来，执着他一只手，带他到洗澡房去。我用铅桶接了一桶冷水，并帮着他把衣服脱掉。我递了一只葫芦水瓢给他，说道：

“你自己冲吧，我去拿毛巾来给你。”

他拿着那只葫芦水瓢，左看右看，赤身露体地站在那里。

“这样冲，傻子！”

我夺过他手里的水瓢，舀了一瓢水，从他头顶上便浇了下去。他赶忙护住头缩起脖子，一面笑得咯咯地乱躲。我把他捉住，又一连往他身上冲了好几瓢水，才把我洗澡用的那块玛丽药皂拿来，替他擦背。

“小弟，你家里有什么人？”

他思索了片刻，说道：

“阿爸。”

“你阿爸做什么的？”我问他。

“杨桃——芭乐——红柿——”

他一样样唱数着。

“什么杨桃、芭乐，我问你阿爸是做什么事的？”我不禁好笑。

“还有龙眼！”他突然记了起来，很得意地补充道，然后却又若无其事地说，“阿爸卖果果。”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小弟？”

“阿婆——凤姨——”

“你阿母呢？”

小弟怔了半晌，回头望着我，眼睛睁得老大。

“阿母上山去了——凤姨说，阿母上山去了——”

他说着又咕噜咕噜地笑了起来，笑得头一点一点，瘦棱棱的肩胛抽搐着。

“小弟，”我按住他的肩膀，说道，“你这样乱跑出来，你家里人找不到你怎么得了？”

“嗡——嗡——嗡——”他咿呀道。

“什么鸡？”

“红——公——鸡——”他又唱了一遍，“凤姨教我的：红——公——鸡——尾——巴——长——”

我忍不住哈哈大笔起来，舀了一大瓢水，哗啦啦便从他头顶上浇了下去。我替小弟冲完凉后，从架上拿下一块毛巾递给他，要他揩干身子。我正弯下身去收拾铅桶水瓢，小弟却将毛巾撂下，赤着身子便往外跑去，我赶快抢上前抓住他，捡起毛巾，把他的下体围了起来，才让他走出澡房。我自己也打了一桶水，冲了一个冷水浴。然后把小弟换下来的脏衣裤，跟我自己的一块儿泡在一只洗衣木盆里，并且洒上了肥皂粉。阿巴桑对我还不错，有时我换下来的衣服她也就一并洗了，不过一定要头一夜泡过，刚换下的脏衣服，她是不受理的。等我回到房中，却看见小弟光着身子，毛巾掉到地上，蜷卧在我的床上，睡着了，他的嘴巴半开着，嘴角在流着唾涎。

26

朦胧间，我伸出手去，搂到他的肩膀上。他的皮肤凉湿，在沁着汗水。他的背向着我，双腿弯起，背脊拱成了一把弓。窗外已经开始发白了，透进来的清光，映在他剃得青亮的头颅上。刹那间我还以为是弟娃躺在身旁。母亲出走的头一年，弟娃跟我同睡一床，因为害怕，总是要我搂住他。后来我们长大了，弟娃仍旧常常挤到我床上来，我们躺在一块儿，摆龙门阵。弟娃那时刚迷上武侠小说——是我引他入门的——第一部看的是七侠五义连环图，整夜跟我喋喋不休议论起五鼠闹东京来。他把自己封为锦毛鼠白玉堂，又派我做钻天鼠卢方。白玉堂年轻貌美，武功高，难怪弟娃喜爱，而且白玉堂那一种老幺的骄纵，弟娃原也有几分相似。冬天寒夜，我们房间窗户漏风，冷气从窗缝里灌进来，午夜愈睡愈冷，双足冰冻，于是弟娃便钻到我的被窝里，两人挤成一团，互相取暖，一面大谈翻江鼠智擒花蝴蝶。大概是由于小时的习惯，当我朦胧睡去的当儿，总不禁要伸出手去，把弟娃搂进怀里。我拾起床下地上的那块毛巾，替他把背上一条条流下来的汗水轻轻拭掉。我自己也睡得全身发热，汗津津的，而且喉头干裂，在发火，大概拜拜喝多了清酒，脑袋有点昏胀。我爬起来，走到洗澡间打开水龙头去冲了一下头，喝一大口冷水，回到房中，天已大亮。小弟仍旧蜷着身子，睡得很熟。我拿了一件破衬衫，盖住他的下身，自己穿上外衣，提着漱口杯，便下楼去买豆浆去了。外面满天满地的红火太阳，连早上的风都是热乎乎的。

我走到隔壁巷子的豆浆摊上，买了一漱口杯豆浆，两套烧饼油条。回到家中，一上楼便听到我房中一阵嘻嘻哈哈。原来小玉、吴敏、老鼠都来了，三个人围住床站着。小弟盘坐在床中央，赤身露体，咧着嘴在对他们憨笑。小玉三个人指指点点，叽叽咕咕，好像在观赏动物园里的猴子似的。

“阿青，你哪里找来这样一个小憨呆？”小玉见到我，拍起手笑得弯了腰，“刚才我们进来，问他：‘你是谁？在这里干什么？’谁知道他在床上站了起来，捞起小鸡鸡便叫道：‘嘘嘘。’吓得我赶忙跑过去端起你的脸盆来把他兜住！”

“你妈的，为什么不拿你的脸盆？”我骂道，地上我那只搪瓷盆里接了半盆黄黄的尿液。

老鼠看见我手上的豆浆便要抢着喝，我一把推开他。

“是买给那个小家伙喝的！”我说道。

“嘿！”老鼠吱吱笑道，“阿青在养小汉子哩！”

吴敏却过去伸手摸了一摸小弟的头，笑道：

“你们瞧，他的头光得真有趣！”

我把他们三人赶开，把一漱口杯豆浆递给了小弟。他捧起漱口杯一连喝了两大口，很满足似的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把一套烧饼油条也给了他，他接过去，兴高采烈地啃嚼起来。我正要开始吃另一套，没提防却让老鼠一把扣住了手腕子，把烧饼狠狠地咬去了一大块。

“妈的耗子精！”我笑骂道，我把昨天晚上老龟头在公园里拍卖小弟的情形讲给他们听。

“可恼呀，老贼！”小玉哇哇喊道。

“那个老不修！”老鼠满嘴烧饼，“等我拿根棒槌去狠狠捅他一捅！”

“他那一颈子的牛皮癣！”吴敏皱起了眉头。

原来小玉他们是来找我到东门游泳池去游泳的，三个人连毛巾都带来了。我说游泳池里人挤人，水肮脏，有什么意思？不如到萤桥水源地，去河里泡泡，惬意得多。三个人都欢呼了起来，连说怎么早没想到？

“这个小家伙怎么办？”我指着坐在床上的小弟说道，“我本来打算今天把他送回家去的，可是他连家在哪里也说不清楚。”

小玉却走过去，拎到小弟一只耳朵，说道：

“小乖乖，哥哥们带你到河里去洗澡，洗鸟鸟，好不好？”

小弟愣愣望着小玉，满面惶惑。吴敏推过小玉，笑道：

“小弟，我们带你到河里去游水，这样游好么？”吴敏手划了两划，比给小弟看。

“爱——玉——冰——”小弟一个字一个字念道。

“好、好、好，我们去买爱玉冰给你吃！”吴敏拍着他的肩膀道。

小弟突地咕噜咕噜笑了起来，笑得前俯后仰，一颗青亮的头乱晃一阵。

“伊娘咧！”老鼠骂道，“分明是个小神经郎！”

我们一致决议，把小弟一同带去萤桥。我搜出一套旧衣服来给小弟穿上，一件破白衬衫像外套似的罩在他身上，晃荡晃荡，一条卡叽裤长得拖到地板上，只好将裤管卷起，用两个别针别上。没有鞋子，便让他打赤足。小玉他们是租了三辆脚踏车骑来的。我们五个人，我载小弟，小玉载吴敏，老鼠打单，他的车后夹着我们的毛巾。小弟坐在我车后，我命他搂紧我的腰。小玉的脚踏车骑得歪歪倒倒，差点撞到安全岛上去。吴敏在车后直叫：

“小心！小心！”

“摔不死的，吴小弟！”小玉喝道，“你割手都不怕，现在鬼叫鬼叫！”

老鼠骑的是一部跑车，坐垫耸起老高，他的屁股飞翘。老鼠尖起嘴在吹口哨。一忽儿抢上前去摸小玉一把脸，一忽儿退到后面踢吴敏一下腿子。小玉的车摇晃得更厉害了。小玉一头大汗，嘴里咒声不绝，什么话都骂了出来。小弟坐在我身后也乐得呵呵笑了。我们打着、骂着、喊着、笑着，三辆脚踏车，浩浩荡荡，一路呼啸到达萤桥水源地。下车后，大家的衣服都已湿透。

因为久未下雨，水源地一带的新店溪河水很浅，河面窄了许多，又露出不少沙滩来，沙滩上大大小小星列着一颗颗灰黑的鹅卵石。近水处，却是一大片狗尾草，一丛丛都在吐着大蓬的絮子，迎风摇曳，在烈日下，白得发亮。新店溪是台北唯一一条尚未遭到严重污染的河了，河水还有些绿意。从前暑假，我总带着弟娃骑脚踏车到水源地来游泳。两个人晒得像烫熟了的虾子，红头赤脸地跑回去。过了两天，弟娃便开始褪皮，总是先从鼻尖起，一张鲜红的脸，露出个白鼻头来。我们趁着台风来临以前，在水源地游个饱。台风一来，河水便混浊了，而且水位涨高，有漩涡，便不能游了。我们几个人推着车子，下到岸边沙滩上，钻进了那片狗尾草里。草比人高，躲在里面，岸上的人看不见我们。我们都脱下了外衣，只穿了一条内裤，一个个从草丛里跑了出来，往河边走去。鹅卵石给太阳晒得滚烫，我们的光脚板踏在上面，灼得刺痛，啊唷啊唷都喊了起来，连跑带跳，急往水边奔去。小玉穿了一条大红尼龙三角裤，跑在最前面，老鼠赶上去，摸了他屁股一把，笑嘻嘻问道：

“小玉，你这条内裤是偷你老母的吧？”

小玉转身一脚踢到老鼠胯下，老鼠吓得赶快往后跳了两步。

“耗子精！”小玉喊道，“看小爷把你小卵蛋子踢出来！”

小弟走得慢，落在后面。大概沙滩上的石块太烫了，他走不稳，趔趔趄趄，一跤跌坐在地上，啊啊乱叫。我回转身去，将他一把从地上拉起，拖着他直往水边跑去。

到了岸边，小玉猛不防将老鼠推了个狗趴屎跌落水中。河边浅处都是淤泥，老鼠一头栽下去，手忙脚乱，半天才挣了起来，双手抓满了烂泥，满头满脸糊着污黑的泥浆，嘴里呸呸在吐着口水。我们都拍手哈哈大笑起来。老鼠气急败坏，连跌带爬便要去捉小玉。小玉赶忙三脚两跳往河里跑去，一阵水花，便纵身往河心游去了。小玉会游蛙式，很灵快。老鼠差劲，跟在后面，只会狗扒，头捣蒜一般，一点一点，半天仍旧浮在那里，游不了几呎，没多时，竟落在小玉身后一大截。

“老鼠加油！”我跟吴敏都在岸上大叫道。

游到河心，老鼠看见大势已去，怎么样也赶不上小玉了，只得折了回来。爬上岸，早已累得面红耳赤，嘴都合不拢了。

“这下可真的变成水老鼠了！”吴敏笑嘻嘻说道。

“干你娘！”

老鼠恼羞成怒起来，佝下身去，掬起一捧水便泼到吴敏脸上。吴敏也不甘示弱，脚一扬，踢起了一团泥浆，飞溅到老鼠身上。两个人同时往水里跑去，站在浅水中，双手乱泼，打起水仗来。水花洒到空中，映着日光，变成一串串晶亮夺目的珠子。老鼠和吴敏一个手臂上印着一枚枚乌黑的烙泡，一个手腕上刻着一道殷红的刀痕。两个人都抡舞着那只受过创伤的手臂，愈战愈勇，直到后来，两个人都筋疲力尽了。打着打着，愈打愈近，终于抱成了一团，头搁在对方的肩上，只有喘气的份儿。

我正看得出神，不提防，依偎在我身边的小弟，不知什么时候径自跑到水中去，水深齐胸，他高举起两根细瘦的臂膀，左摇右晃，太阳直射到他的青头皮上，反映着亮光。我也赶忙追下水中，河水冽凉，一下去，一身暑热尽消。正当我赶到小弟身后，他却双手扑通扑通划起水来。他的头浸到水中，双腿一阵蹬踢，像只翻身入水的小鸭子，居然浮了起来，而且还不规则地在水面前进着。

“小家伙，你也会浮水呵！”

小弟扒了一阵，头抬出水面，我对他笑道。

“嘻嘻。”小弟咧开嘴，猛喘气。

“过来！”我向他招手道，“我来教你游蛙式。”

我双手在水中划了两下蛙式给他看。

“弟兄们！”小玉在对岸喊道，“快过河来呀！”

小玉站在桥下的石礅上，双手朝着我们挥舞。老鼠和吴敏都哗啦一声纵身入水，往对岸游去。小弟急得朝小玉那边猛指，也要跟着他们往河心划去。

“慢着！”我拉住他道，“你一个人游不过去的！”

他突然变得固执起来，嘴里呜呜啊啊，拖着我就要往外跑。

“小弟，你听着！”我喝道，“你一定要过河，我背着你游过去。这样子：你双手搂住我的腰，腿跟着我一齐夹水。”

我把他双手箍在我的腰上，我们在水中试了一试，居然还可以配合。

“老鼠、吴敏，我们也过来了！”

我一面向老鼠、吴敏叫道，跟小弟两人，他搂住我的腰，一齐夹着水，缓缓往河心浮去。老鼠和吴敏回转了头，护住我们两侧，四个人，像一小队舰队似的，往对岸慢慢开去。河水浅，很平静，一点浪头也没有。我背着小弟，并不感到十分吃力。我记得从前带了弟娃到水源地来游泳，开始他不会换气，只能游二三十公尺，还不敢过河。后来我把他教会了，第一次渡河，我陪着他一同游过去，游到一半时，弟娃呛了一口水，害怕起来，便要回头。我忙叫住他，不许他回去，命他搂住我的腰，带领着他，游到对岸。那是个七月的黄昏，太阳快下山去，落在萤桥的那边，红红的一团。那天水急风大，我们朝着火红的太阳，一同奋力地夹着水，游了半天，才到彼岸。因为那是弟娃第一次渡河，他爬上岸时，兴奋得欢呼起来，夕阳照得他一脸金红金红。

“万岁！”

小玉叫道，他伸出手提了我们一把，把我跟小弟两人拉上岸去。老鼠跟吴敏也爬了上来。我们五个人，一身水淋淋的，在岸边的水泥墩上围着坐下来休息。桥上及沿岸街道车声人语喧哗异常，中午下班的人，来往匆匆。桥下有风，吹到身上，非常凉快。小弟坐在墩上，一双腿甩来甩去，嘴里咿咿呀呀，怡然自得地哼起不成曲调的歌声来。

“小憨呆！”小玉拍了一把小弟的光脑袋，笑道，“看不出你还会唱歌呢！”

“‘小老鼠’——凤姨教我的，”小弟歪起头颇为得意地答道，“还有‘红公鸡’——”

“好，好，小弟，”吴敏怂恿他道，“你那支‘小老鼠’，好听，快唱！”

“岂有此理！”老鼠低声咕噜道。

小——老——鼠——

嘴——巴——尖——

偷了鸡蛋——又偷面——

小弟索性放声唱了起来，一个字一个字，上气不接下气；可是却很起劲，脖子也拉长了。小玉、吴敏和我老早笑得跌倒在地上，捧着肚子哎唷。小玉仰卧在地上指着老鼠叫道：

“这只老鼠的嘴巴还要尖，还会偷鸡巴呢！”

老鼠立起身跑过去踢了小玉两脚，又揪起小弟一只耳朵喝道：

“小东西，以后对你老鼠哥哥不得无礼！听到么？这支混账歌以后不许再唱！”

“那么我唱‘红公鸡’，”小弟说道。

“免啦，免啦，”老鼠皱起眉头十分不耐地斥道，“你那些歌回去唱给你阿青哥哥一个人听。我们不要听，我们要去捉螃蟹去！”

萤桥下面岸坡上有许多洞，洞里有螃蟹。有一次老鼠捉了七八只回来，拿到我们那里，用油炸了，鲜红喷香，小玉、吴敏我们四个人分吃了。我们把小弟一个人留在石礅上，便跑到桥下岸边，去翻石头。老鼠性急，也不等我们围好，一下便把一块大石头翻开，里面赫然跑出一只茶杯口大的青花蟹，横行着飞跑逃掉。老鼠连爬带跌，也没有追上，等我们赶过去，那只青花蟹老早跑入水里，无影无踪。老鼠恨得甩手顿足，呱呱怪叫，到处猛翻石头。我们几个人忙了一大阵，只捉到两只铜钱大的软壳蟹。老鼠拎着那两只软壳蟹，一边咒一边骂吐了两泡口水，索性扔到河里去。我们都感到肚子饿了，正打算走回岸上去买糯米饭团吃，却发觉石礅上，小弟不见了，我们一急，同声喊道：

“小弟——”

“那个小憨呆，莫不掉进河里去了？”小玉嘀咕道。

“我们到桥上去看看。”吴敏提议道。

有一条石级引到桥上，我们一窝蜂跑了上去，跨上萤桥。桥上挤满了车辆行人，桥头围着一大堆人，指指点点，在哄笑。我们跑过去，发觉原来小弟站在人堆中央，全身赤裸，内裤不知脱到哪里去了，露出了下体来。他两手交叉护着他那瘦白的胸膛，胸口溅满了红色的汁液，蜿蜒下流滴着。他怔怔地望着众人，嘴巴咧开，在痴笑，可是一双眼睛眨巴眨巴充满了惊惶的神色。人群多半是一些好奇的小孩及少年，有几个女学生，前来探了一下头，却赶紧捂住嘴，跑掉了。小弟面前站着两个趿木屐、梳包头横眉怒目的小流氓。其中一个手里正拿着两块吃剩了一半鲜红的西瓜往小弟身上砸去。老鼠先钻进人堆，他一个箭步抢身过去，猛推了那个小流氓一把，喝道：

“干你娘，你敢打人么？”

“神经郎！”那个小流氓恶声相向道。

“他随地小便！”另外一个理直气壮地帮腔道。

“他随地小便，关你屁事？”老鼠指手画脚跳骂道，“没小到你嘴巴里就行啦！”

围观的人都哄笑起来，两个小流氓摩拳擦掌便要跟老鼠干上了。

“弟兄们，动手了呢！”小玉高声嚷道，我们都挤进了圈内，四个人，一字排开，护住小弟，都摆上了架势。两个小流氓看见我们人多势众，苗头不对，一面开溜，一面喊道：

“我们去叫警察，来捉神经郎！”

我们四个人，互相使了一个眼色。我跟小玉一人拉住小弟一只手，老鼠和吴敏在前头开路，五个人拉拉扯扯，跑过桥去。到了桥尾，我们连爬带滚地从岸坡滑下了河滩。等我们钻进那丛狗尾草，回到我们藏车子衣服的地方，我们都瘫倒在地上，动弹不得了。我们躺在滚热的沙上，喘了半天气，大家才不约而同地笑着迸出了一声：

“干——”

27

“我这里又不是疯人院，神经郎你也带回来！出了事怎么办？”

丽月发觉我收留小弟过夜，便嚷了起来。

“不要紧，他什么都不懂，不会闯祸的。”我忙替小弟解说道。小弟盘坐在我的床上，晒得红头赤脸，他瞅着丽月，眼睛一连眨巴了几下。

“你说得好轻巧！”丽月指到我脸上来，“他这么疯疯癫癫地跑了出来，他家里人一定到处在找了，说不定早已报了警了呢？你快把他送回家，免得警察找上门来，说我们这里私藏疯人。”

“送他到哪里呢？”我摊开手笑道，“他连自己的家在什么地方都说不清——只晓得在万华。”

“咳，都是你惹的麻烦！”丽月狠狠瞪了我一眼，一屁股便坐到了小弟身边，打量了他一下，然后堆下笑脸，哄着他说道：

“来，小弟，告诉丽月姊听：你家在哪里？万华哪条街？是不是广州街？有个大庙叫龙山寺的，你晓不晓得？”

小弟的嘴巴半张开，呆呆地望着丽月。

“你不讲？你乱跑出来，你阿母急死喽？你阿母在找你哪，知不知道？”

丽月伸出手去摸了一摸小弟的光头，小弟突然间咕噜咕噜笑了起来，笑得前后乱晃，嘴里哼歌一般吐出一连串咿咿唔唔的娃娃语。

“这是什么名堂？”丽月骇异道。

我笑了起来。

“他告诉你：阿母上山去了，阿母上山去了——”

“嗳——”丽月摇头叹息，“是个白痴仔！”

“果——果——”小弟叫道。

小强尼噔噔噔跑了进来，手里抓住一颗杨桃在啃。

阿巴桑跟在后面，气吁吁的肚子挺得老高。小弟一骨碌便爬下了床来，伸手便要去抓小强尼手里那颗杨桃，小强尼赶快躲到阿巴桑身后去。

“小孩子的东西你也来抢！”阿巴桑扬手便要打，小弟头一缩，闭上了眼睛。

“阿巴桑，你到冰箱去拿一颗来给这个小神经吧！”丽月笑道。

“要拿你叫阿青去拿！”阿巴桑嚷道，“冰箱里的芒果也不见了，小强尼的牛奶也少了两瓶——你问问阿青，都到哪里去了？”

我赶忙跑出房间，丽月在后面尖骂道：

“你想死啊！你敢动我的芒果，二十块一个，你明天不去买一个赔来，你看我还有饭给你吃不？”

我去冰箱里拿了一颗杨桃来递给小弟。

“你听到了？”我笑着说道，“我挨骂了，都是因为你好吃！”

小弟接过那颗碧澄澄的杨桃却舍不得吃了。擎在手中，颠来倒去地玩弄着。

“你听着，”丽月对我说道，又指了一指小弟，“这可是你找来的累赘，你自己去想办法。今夜你快把这个小神经送走——送到哪里我不管，送到警察局也好，神经病院也好。”

“丽月姊，”我赔笑道，“你是个好心人，今天已经晚了，就让这个小家伙在这里再过一夜吧，明天我去报警让警察把他带走就是了。”

“不行！”丽月摇手道，“你和小玉两个琉璃货住在我这里，已经给我招来多少麻烦——要人的也来了，打架的也来了！现在又加上这么个白痴仔，我自己也要疯了！何况你上个月的房租三百块还没缴清，还敢收留人呢？气起来我连你一齐撵出去！”

“我保证！”我拍拍胸脯道，“今晚我一定把钱弄来，缴清房租，这下总可以商量了吧？”

“你把钱弄来了再讲——”丽月的口气松动了，却乜斜起眼睛瞅着我扑哧地笑了一下，“今晚的线可放长些，钓条大金鱼回来！”

我离开时，跟阿巴桑讲了许多好话，要她照顾小弟一下，回头有剩菜，盛碗饭给他吃。

“天这么热，还要我去服侍那个小神经郎！”阿巴桑大不以为然。

“拜托嘛，阿巴桑，我买斤荔枝回来给你吃。”

阿巴桑吃荔枝一次可以吃五斤，有一次吃得流鼻血了，只得去买凉茶来喝。

“要买就买新鲜的！”阿巴桑哼了一下，“上次那些生虫的也拿回来。”

我赶到公园里，找到我们师傅杨教头，他和原始人阿雄仔都坐在莲花池的石栏杆上，肩并肩，一个庞然巨物，一个胖成一团。我踅过去向杨教头伸手借钱，借五百块。

“师傅，”我笑着叫道，“实在有急用，过两天一定奉还。”

“我开银行么？”杨教头呵斥道，“个个都来向我调头寸！这样吧，我来替你想条活路，你先到大世纪去等我。我替你去请位财神爷来。”

我走到衡阳路大世纪，选了一个清静的角落坐下，要了一杯芭乐汁，大约等待半个钟头后，杨教头带了一个人来，他叫那个人坐在我身边，自己坐在我对面。

“这是赖老板。”杨教头介绍道，然后朝那个姓赖的挤了一下眼睛，笑道，“怎么样，赖老板，我说得不错吧？这个少年郎可还标致？”

那个姓赖的挪了一下身子，歪着头朝我上下打量起来。他是个四十上下的肥硕男人，一张赤红的猪肝脸，在玫瑰红的灯光下，闪着亮湿的油汗。他的头发剪得短短的，齐中间分，烧烫过了，起着细致的波纹。他身上穿着一件玉绿间金线的泰国丝绸香港衫，坐下来，便把个肚子给箍了出来。他那左手肥秃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厚厚的方金大戒。他打量我的时候，一双肿泡的眼睛挤满了笑意。我低下头去，兀自吮着自己的芭乐汁。

“阿青，赖先生就是西门町永昌西装店的大老板！”杨教头向那个姓赖的努了努嘴，笑道，“人家赖老板要送你一条西装裤呢——定做的！”

“你的腰围几寸，小弟？我来替你量量——”那个姓赖的趁势伸过手来捏了我的腰一把，我赶忙闪开了，他和杨教头都呵呵地笑了起来。

“一身的硬肌肉嘛！”姓赖的笑道，“练过功夫了么？”

“我这个徒弟的童子功很不错！差不多练就金刚不坏之身了。”杨教头说着跟那个姓赖的又纵声笑了起来。杨教头弹了下指头，侍应生端来两瓶啤酒。

“你自己说吧，小弟，”那个姓赖的拍了一拍我肩膀，“你要马海，还是要达克龙的。”

我一直低着头，在吮麦管。

“我看来条奥龙的吧。”杨教头代我答道，“上次我到你们永昌看到新到的一批奥龙西装料，很不错，夏天凉爽，我本来想做套西装的。一问四千五，唬得我赶忙溜掉了。你们大店的西装，咱们是做不起的！”杨教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非常憾恨的模样。

“杨师傅要套西装还有什么问题？这点小意思我们永昌还送得起！”姓赖的很四海地拍了一拍胸，“明天早上我在店里，杨师傅来量身好了。”

“我这副身材，恐怕贵店要吃点亏哩！”杨教头低下头去，无奈地瞄了一下他那溜溜圆水桶似的腰身。

“你想我们对号么？”姓赖的倾身上前，在杨教头耳际悄声问道，一双肿泡泡的小眼睛却向我一溜。

“这个徒儿，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

杨教头跟那个姓赖的又挤眉眨眼了一阵。突然间，我感到我大腿上痒痒麻麻有毛虫在爬动一般，是姓赖的一只手从桌底下伸了过来，几个指头慢慢往我腿上爬上来。我感到全身汗毛一张，伸下手去一把攥住了姓赖的那只肥秃秃带着方金大戒的手掌，提上来便往桌上一拍，拍得啤酒瓶都迸跳了一下。

“师傅，我先走了！”

我霍然立起身来，头也不回便急急往大世纪门口走去，杨教头在我身后追赶着，我只听到他压低声音在怒喝：

“阿青——”

我离开大世纪，便直奔西门町的银马车，去找严经理。严经理是湖南人，湖南衡阳。我刚离家的头一个星期便在公园里遇见了他，他把我带回他金华街那间公寓里，要我搬进去跟他一起住。他在银马车替我安排了一个职位，当侍应生。他皱起眉头，指着我的脸训道：

“小娃仔，你刚出道，还有救。快点做份正经事。你在公园里混，陷下去就要万劫不复了！”

我在银马车做了三天，溜走的时候，口袋里还有一把严经理金华街的公寓钥匙，总也没有机会拿去还他。我到银马车走进经理室，冲着严经理便深深一鞠躬向他请安道：

“严经理，你好。”

“嘿！小鬼头，你还有脸来见我？”严经理见了我先是一怔，旋即余愠未消地说道，“我还以为你给抓到火烧岛去了！”

“请经理帮个忙。”我笑着说道。

“原来你也还有用得着我的一天！”严经理冷笑道。

“要向经理通融一下，先借五百块钱，救救急。”我欠身笑道。

“借钱？哪有那么容易？”

“缴不出房租，房东要撵人了呢。”我央求道。

严经理朝我点着头叹息道：

“真是块贱料子，我那里让你白住，你不安分，偏偏自甘下流——听说你在公园里混得很不错！还缺什么钱？”

我低下了头去，半晌说道：

“经理先借我五百块，我设法还就是了。如果经理这里有事，我愿来做，扣薪水好了。”

“听你的口气，想改邪归正了？”严经理终于心软了，“再给你一个机会吧，我们这里有个小弟请三天病假，正要找人代班，明天两点钟，你来报到。”

说着他从皮夹里抽出三张一百元的钞票来，说道：

“成不成器，就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先给你三百，你来上班，再补给你。”

我接过严经理的钱，千谢万谢，然后跑出了银马车，在路边水果摊买了一斤荔枝，又在五香斋门口一个卖萝卜丝饼的摊子上，买了四枚刚烤好的萝卜丝饼，两甜两咸。这一家的萝卜丝饼做得特别好，壳子又软又酥，馅儿肯放猪油，特别香。从前在育德上夜校，放学回家，在西门町转公共汽车，要是袋里还有钱剩，我就跑到这家摊子买四枚萝卜丝饼回去，跟弟娃两人分着吃夜消。冬天夜里，我便把报纸包好的萝卜丝饼塞到胸前夹克里去，拉上拉链，回到家里，饼子还是暖暖的。有时候弟娃睡着了，我便把他拉起来，两人坐在床上，摊开报纸，吃得一床的芝麻。

小弟已经横卧在床上，脱得精光，衬衫内裤丢得一地，睡得很熟了。我走近床边，赫然发觉，垫在他下半身的那片草席上，黑阴阴湿了一大块。我赶快放下手中的荔枝及那包萝卜丝饼，过去将他推醒。

“起来、起来。”我双手执住他的膀子，将他揪了起来。他睡眼惺忪地瞪着我，左腮上睡得红红的一格格席子印。

“你看，你闯祸了！”我指着席子那块尿渍对他说。我揭开席子，下面垫褥也浸湿了，黄黄的一摊。我看小弟兀自傻愣愣地站在那里，东张西望，禁不住有点恼火，走过去顺手一巴掌，啪的一下便打在他屁股上。

“这么大个人还溺床！”

我出手重了些，小弟被我打得啊的一声，往前打了一个踉跄，他惊惶地望着我，一只手摸着屁股，蹭到房间一角去。我把草席跟垫褥都抽了起来，搂到洗澡房去，褥子没法洗，只好暂时挂在架子上，等到有太阳再拿出去晒，草席我便用抹布洒上肥皂粉猛力揩拭，换了几次水，才把那块尿渍洗干净，拿到厨房后面天台的晾衣架上，挂起来晾干。转回房中，小弟却蹲缩在房间角落里，双手搂住膝盖，跼成一团。他看见我走进来，嘴巴闭得紧紧的，眼睛睁得浑圆。我拾起那包萝卜丝饼，坐在他对面，将报纸打开，摊在地板上。

“你看，小弟，我买了萝卜丝饼回来给你吃。”我挑了一枚甜的递给他，他怔怔地睇着我，也不伸手来拿。

“这是甜的，好吃得很呢。”我笑着把饼子送到他面前，他却倏地歪过了头去。

“不吃算了，我来吃！”我几口便把那枚甜饼吃掉。

“好香！”我咂着嘴，瞄了他一眼。他的眼睛随着我的嘴巴一上一下地动着。

“要不要？”我又拿了一枚咸的送到他嘴边，突然他手一拨，便将那枚饼子打落到地上，滚得一地的芝麻。

“你想死呀！”我用手猛敲了一下他那剃得青亮的光头顶，爬起身，把滚到床脚的那枚萝卜丝饼捡回来，吹了两下。小弟双手抱住他那个光头，嘴巴一憋一憋，开始呜呜地哭泣起来，眼泪一颗一颗滚落到他那瘦棱棱青白地胸胁上。我立在这个光着头赤着身、泪珠滚滚的孩子面前，突然感到有点手足无措起来。我蹲下身去，拍拍他的肩膀，笑道：

“跟你开玩笑的，小家伙，又没有真的打你。”

他不理会，仍旧死命护住头，肩膀一耸一耸地抽泣着。

“得了，得了，以后不碰你就是了。”我把他的头乱抚摸了一阵。

去年弟娃十五岁生日的前一天晚上，我揍了他一顿，把他的鼻子打出了血来。弟娃对我一向顺从，那晚不知怎的，他却发起牛脾气来。那晚轮到他去洗碗，他躲在房中，坐在床上，看我租来的连环图《黄天霸》看得入了迷。我叫他好几声，他也不理睬。我伸手去夺他手上的书，他一把推开叫道：“去你的！”我一阵暴怒，一拳抡过去，捶到他面门上，将他打翻到床上。我从来没有对他那样粗暴过，那一下失手，把他的鼻血打了出来。弟娃不哭，也不做声，只拿了一叠厚厚的卫生纸，仰起头，一张张在揩拭鼻孔里流出来的鲜血。我吓了一跳，完全慌了手脚。到了晚上，我们躺下了，在黑暗里我还不时听到弟娃用卫生纸擤鼻子的声音。那一夜我都没有睡好，心中异常懊恼。第二天，我把那管功学社买来的蝴蝶牌口琴送给弟娃时，弟娃竟乐得开口笑了。捧着那管口琴，吹来吹去一刻也舍不得放下，他的鼻翼上还沾着一小块没有洗干净的血斑。

我哄了小弟好一会儿，他终于停止了哭泣。我去拿了一块湿面巾来替他揩了面，又递了一枚甜萝卜丝饼给他。这回他接了过去，吃得兴高采烈起来，一下子，两枚饼子都吃得精光，嘴角上还沾了几粒芝麻。

“萝卜丝饼好吃么，小弟？”

我们一块躺在硬床板上时，我问他道。

“唔。”他应道。

“你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

“甜的——”他想了一会儿。

“那么下次我光买甜的给你吃，好不好？”

“喔。”

“你不许再溺床，溺床没的吃。”

“呵呵。”他笑了起来。

“今天游水好玩么？”

“好玩。”

“过两天，我们再去水源地。”

“喔。”

“你知道，台风来了就不能游了。”我说。晚上收音机广播，菲律宾那边有强烈台风爱美丽，正向台湾吹来，如果风向不变，一两天内，会掠过台湾北部。

“台风——大风，呼、呼、呼，懂不懂？”

“呼——呼——”小弟学我道，我笑了起来。

“小弟，我们睡觉吧。”我说。

“喔。”他应道。

我侧过身，伸过手去，搂住了他那瘦骨棱棱的肩膀。

28

早上，天气果然变了。晴一阵，雨一阵，气压转低，皮肤上的汗冒也冒不出来，台风爱美丽大概真的快要来了。我先起床，小弟侧着身还在熟睡，他那瘦棱棱的背脊上，睡起一条条横横斜斜的红印，是硬床板梗出来的。我走进洗澡间，阿巴桑正蹲在水池边，在搓洗衣服，她一看见我，便指向澡房中垂挂着的褥子嚷道：

“你挂得这一间洗澡房，走都走不进来！”

“我马上收去，”我赔笑道，“昨晚那个小家伙溺了床——他没有给你麻烦吧，阿巴桑？”

“还讲呢！”阿巴桑哼道，“莫看那个小神经，人瘦，吃起饭来，呼噜呼噜像个猪仔，给他一碟菜，一下子扫光，又去抓小强尼碗里的肉饼，我拦也拦不住。昨晚丽月给你那个小痴仔弄得哭笑不得！”

“为什么？”

阿巴桑甩了一甩手上的肥皂泡沫，却咕咕地先笑了起来：

“昨天晚上‘中国娃娃’的朱娣、梦娜，还有吴露露，跑来找丽月聊天，几个疯婆子一边啃西瓜，一边叽叽呱呱。她们笑吴露露，笑她去做假奶。正说得热闹，你那个小痴仔一头闯了进去，身子光光，挨着丽月便坐到她身边，几个人吓了一跳。小痴仔伸出双手去摸丽月的脸，又用头去擂她的胸脯。丽月大笑，叫道：‘要你娘的命啦！’将他一把推到吴露露怀里。吴露露、朱娣、梦娜，几个人躲的躲，喊的喊，闹得鸡飞狗跳。后来还是丽月拿了一片西瓜，连哄带拉，才把那个小神经撵了出来。”

“想不到小家伙还会闹众香国哩！”我笑道。

“我看你啊，快点把他弄走吧，”阿巴桑说着又叹了一口气，“不知他爹娘造了什么孽！”

“我正在想办法，找他的家，找到了马上把他带走，”我安抚阿巴桑道，“阿巴桑，昨晚我带了一挂荔枝回来给你，颗颗这么大！”我用手比了一下。

“唔，”阿巴桑哼了一下，说，“我不信，拿来看看！”

我洗完脸，回到房中，小弟已经爬起来了，兀自坐在床沿上，双眼惺忪，在发怔。他一看见我，却咧开嘴，笑了起来。我过去把我一套旧衣服从床底掣出来，递给他，要他穿上，一面嘱咐他道：

“小弟，我出去有事，你待在家里不要到外头去，懂不懂？”

“喔。”小弟点点头，应道。

“那么你不许脱衣服，”我扯了一扯小弟身上的衬衫，打了他一下屁股，笑道，“光着屁股到处跑，羞不羞？”

“球，球。”小弟欢呼道，一只红蓝白的彩色大皮球滚进屋子来，滚到小弟脚边，小弟一脚踢去，踢得那只皮球花溜溜地乱转。小强尼穿着开裆裤跑了进来，爬到地上便去捉球，一面不停发出咯咯的笑声。小弟也匍匐到地板上，跟小强尼一同抢起球来。

我拎起昨晚买回来的那挂荔枝拿到厨房里去给阿巴桑，阿巴桑剥了一颗送到嘴里，然后唔了一下。我交给她两百块钱，要她转给丽月。

“这是我欠丽月的房租，剩下的，过两天一定凑给她。”

我又留下二十块钱，请阿巴桑买菜时带两个馒头回来给小弟吃。走出门外，天上细雨飘斜，一团团的乌云上下移动。抬头望去，我看见楼上我的房间那扇窗户突然冒出一颗青亮的头来，小弟趴在窗沿上，正在探望，我向他招了一招手，他举起双手也乱挥了两下。

“小家伙——”我叫道。

“呀——呀——”他在楼上应道。

我赶到西门町银马车，下午班正好开始，严经理看见我去报到，颇为赞许，说道：

“看样子，你是上路了？”

“经理栽培，还敢不识抬举么？”我笑道。

“几时这么知好歹了？”严经理撇了一下嘴，“快去换制服吧。”

我换上侍应生白褂子黑长裤制服，又开始冰咖啡、柠檬水、红豆汤、甘蔗汁，团团转托起盘来。进来避雨避暑的客人，都在谈爱美丽。台风风速又加强了，暴风半径扩张到五百哩，大约明天下午登陆台湾北部。晚上西门町那一带的店铺打烊以后，都纷纷在玻璃橱窗外面加上了防风木板。银马车做到十点关门，严经理把小账分摊给我们，每人分得三十五块。他将我叫到经理室去，从口袋里掏出了两张一百元的钞票给我。

“这是你昨天问我借的，凑足五百块钱，给你拿去交房租——这次不是来骗我了？”

我接过钞票赶快起誓道：

“这次确实是真的了，昨天已经交给房东两百块，还欠一百。”

严经理打量了我一下，沉吟道：

“你代完三天工，有什么打算呢？又回去干那一行么？”

我突然感到脸上一热，低下头去含糊说道：

“我试试看，去找份工作——要是经理这里用得着人，我愿意回来。”

“现在没有缺，下个月有一个小弟要走，我再通知你，”严经理认真地说道，“快回去吧，台风要来了。”

我临离开银马车，到厨房里去将搁在碗柜里一只牛皮纸袋取了出来，袋子里有两块粟子蛋糕，是下午一桌赶电影的客人来不及吃完，留下的。我装在袋子里藏在碗柜，预备晚上带回去，跟小弟一同消夜。坐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我心中开始盘算：丽月那里，不知道还能让小弟住多久？拖不下去了，把那个小家伙放到哪里去？我想代完三天班，向严经理开口，我愿意搬回他那间金华街的公寓跟他一块儿住——我还有一把他公寓的钥匙没有还给他——我可以告诉他，小弟是我的弟弟，请他暂时收容。如果我在银马车正式当侍应生，规规矩矩托盘子，也许他会答应。严经理对我很好，一直要我“改邪归正”。如果万一他不答应，我还想到一个人——母亲的养母，我们的外婆吴好妹。母亲的养父过世后，母亲跟外婆又开始来往了。母亲曾带我跟弟娃到桃园县龙潭去探望过外婆。外婆吴好妹是一个胖大健壮的女人，一双放大脚，行走起来，啪哒啪哒比她饲养的那些鸭子还要快捷。外婆是个热心人，很疼爱我们，第二天一早便挽着一只大篮子，领着我跟弟娃到鸭棚去捡鸭蛋去，几百只鸭子早放到池塘里去了。鸭棚内，鸭屎鸭毛堆中，露出一颗颗青色的鸭蛋来。我跟弟娃兴奋得乱叫，也顾不得鸭屎臭，满地去挖掘鸭蛋。弟娃走路都走不稳，在鸭棚里摇摇摆摆，抓得一手的鸭屎。母亲也赶了来，外婆对她笑道：

“阿丽，把他们留在这里算了，替我捡鸭蛋。”

去年外婆到台北来看我们，带了两只番鸭仔来，一只黑的给我，一只白的给弟娃。提到母亲，她又骂了几句，掉下几滴眼泪来，临走时，对我说：

“放了假，带着弟娃，到乡下来吧。”

那两只番鸭仔，一个秋天，却长大了，一黑一白，闪亮的羽毛，鲜红的肉冠子，见了人便会摇着屁股哈哈地虚张声势。我们叫它们阿黑阿白。饲喂那两只番鸭，便变成了我跟弟娃两人每天的大事。我们常到舒兰街那条小河边去挖蚯蚓，河边泥土肥沃，蚯蚓根根有小指那么粗。我们挖满了一只洋铁罐回来，喂得两只番鸭肉叽叽的，肥得屁股都快垂到了地上。到了过年，父亲把两只鸭子捉来，一刀一个，两只的头都剁掉了。父亲嫌那两只番鸭屙得天井里到处的鸭粪，奇臭难闻，招来许多苍蝇，而且去年过年，父亲又没有钱多加年菜。两只鸭子，阿黑拿来炖汤，阿白香酥。父亲把香酥鸭腿子，一只夹给我，一只给弟娃，自己却啃着鸭颈子下酒。我倒吃得很开胃，弟娃却白着脸，鸭腿子碰都没有碰。父亲问他，他推说肚子不舒服，我知道，他心疼他的阿白，吃不下去。饭后我悄悄对他说：

“傻子，有什么好难过的。暑假我们去桃园，再向阿婆要两只番鸭仔来养就是了，替你去选只白的，好不好？”

我跟弟娃始终没有去成桃园。我想如果我带小弟去外婆家，住几天大概是不成问题的。我可以帮着大舅赶鸭子，小弟呢，跟着外婆吴好妹去捡鸭蛋，大概总还行的吧。

“丽月姊，怎么样？房租交清了，这下你不赶我们走了吧？”

回到锦州街，第一件事便是拿一百元给丽月，把尾数缴清，我知道丽月的脾气，她对我和小玉虽然大方，房租却是不许久欠的。丽月正在房里跟阿巴桑两人商讨什么事情，她接过我的钞票，却对我说道：

“你坐下来，阿青。”

“丽月姊，我也上班了，”我坐下来笑道，“在银马车，我这个班一个月还不及你一夜晚的出差费呢。”

“阿青，”丽月抽了一口烟，缓缓说道，“今天下午，你那个疯仔出了事。”

“出了什么事？”我急问道。

“他把我们小强尼弄伤啦！”阿巴桑抢着说道。

“是这样子的。”丽月解释道，“下午他跟小强尼两人抢球，他推了小强尼一把，小强尼一跤磕到桌子角上，把一颗门牙磕掉了——”

“可怜啊，一嘴的血！”阿巴桑指着嘴巴比划道。

“该死！等我去揍他！”我叫道。

“我早就打了他一顿屁股了，”阿巴桑忿忿然，“那个痴仔，还笑呢！”

我站起来，要往自己的房间走，丽月却叫住我道：

“你不必去了，我已经把他送走了。”

我一下怔住，瞪着丽月没有出声。

“送走了？送到哪里去了？”半晌，我责问道，我的声音有点颤抖起来。

“警察来了——”阿巴桑插嘴道。

“警察局派了一部车子来，把他带走了，”丽月说道，她又加了一句，“走了算了，也给你省麻烦——”

“你们凭什么叫警察？”我突然大声喝道，我感到一阵急怒，“你们把我的小弟弄到哪里去了？”

“你也疯啦！”丽月叫了起来。

“我去找他！”我把手上那袋栗子蛋糕往桌子上一掷，气冲冲地叫道，“找不到，我要你们负责——”

我在中山北路上一直奔走下去，迎面疾风，还夹着阵阵乱雨点。台风的风头已经到了。路上没有行人，两旁的荧光灯，紫濛濛的，在风雨中发着雾光。我一口气跑到南京东路的三分局，跟分局门口的值班警察说明来意，他带领我进去，去见里面办公室的一位警官。那位警官四十上下，焦黄干瘦，人却和气。他办公桌上放着一架手提收音机，正在细细地播着京戏。警官知道我来寻人，便拿出一份表格来，要我填写，问我道：

“你找的是你什么人？”

我迟疑了半晌，答道：

“是我的弟弟。”

“什么名字？”

“小弟——”我只好答道。

“我是问他的本名。”

“先生，”我解说道，“我这个弟弟有点毛病——我是说，他的脑筋不太好，像个两三岁的小孩子——”

“嗐，”警官摇手止住我叹道，“我懂了，你是说你弟弟是个白痴？这又是件无头案了。上个月，在圆环附近，我们还抓走一个神经病的女人，她在圆环大街上，赤身露体，蹦蹦跳跳。我们问她姓什么，她自己也说不上来——到现在还关在台北精神疗养院，没有人去认领呢。”

“先生，我那个弟弟，送来三分局了么？”我探问道。

“我们这里没有记录，就是送来了，我们也不会收留。这种案件，普通会送总局特别处理，分发到几个神经病院去。台北的病院满了，有时还会送到新竹、桃园去呢——”

警官说着，却突然停下来，全神贯注地聆听起来，他桌上收音机正在报告台风消息：强烈台风爱美丽今晨零时已推进至北纬二四度，东经一二四度，以每小时十公里的风速向台湾北端进袭——

“老弟，”警官严肃地对我说道，“爱美丽快登陆了。”

他看见我还站着发怔，不肯离去，便安慰我道：

“这样吧，你先回去。明天我们这里有消息再通知你。你最好到总局去查查，要是已经送进病院倒好了。你放心，那里反正有医生护士照料，出不了事的。”

从三分局出来，我在街上茫然徘徊起来，一直步上了中山桥去。风把我的衬衫吹得鼓胀，可是背上的汗水不停地一条条直往下流。天上黑沉沉，桥下的台北市，却淹没在凄迷昏黄的灯海里。伫立在桥上，我又开始感到那一片无边无际的寂寞起来。

29

先生，你们这里有没有送来一个光头赤足的男孩？先生，你们这里有一个神经不正常的少年么？十四、五岁，打着赤足的？先生，是昨天送来的，他没有姓，没有名字，他叫小弟——

第二天一早，我便出去，满台北到处去寻找那个白痴仔了。我先到三分局、四分局，最后到总局，都没有问出下落，最后只好赶到台北精神疗养院去。疗养院里守门的护士不让我进入病房，只许我在铁栏杆外观望。他告诉我，青少年的病人一共只有两个，可是都是三个多月以前进院的。有一个走了出来，是个戴着玳瑁边眼镜，一脸长满了青春痘十六、七岁的胖少年，他穿了一件绿色睡袍，伸出一双猪蹄似肥膀子，像患了夜游症一般，往前摸索行走着。

“不是这个吧？”男护士指了一指胖少年，悄声问道。

“不是——先生——”我说道，“他是个白白瘦瘦的孩子，剃着个青亮的和尚头的。”

中午，台北市已经罩入了暴风半径，风势一阵比一阵猛烈起来。仁爱路两旁高大的椰子树给风刮得枝叶披离，长条长条的大树叶，吹折了，坠落在马路上，萧萧瑟瑟地滚动着。杭州南路一根电线杆倒成了四十五度角，一束束的电线，松垮了下来，垂到地上，交通警察正在吹着哨子指挥车辆绕道而行。马路上的行人，都给吹得摇摇晃晃。一个女人的一把塑胶花雨伞，嗖地一下给刮到了半空中，像脱了线的风筝，载浮载沉地飘摇起来。一阵暴雨，重庆南路马上淹没了，黄浊浊的小川，在路上急湍地蛇行着。衡阳街成都路两旁骑楼上竖立的商店招牌，给风笞挞得惊慌失措，一齐在哐啷抖响。“大三元”吹落了，洋铁皮的招牌框在柏油路上翻滚，发出尖锐的声音。我坐公共汽车赶回西门町，银马车停业一天没有开门。我感到饥饿起来，可是西门町一带的小吃店，大都关了门。我顶着风走到武昌街，希望能够在那里找到几家摊贩。有几个卖水果的正在收拾摊子，推着推车，提早回家。一阵狂风迎面卷来，几个摊贩同时都弯下身子，拼命顶住满载着香瓜、芭乐的推车。遥遥落在后面的一个摊贩，是一个身材娇小的年轻女子，一头的长发给风吹得乱飞，她穿着一条土红的布裙，裙子也吹了起来，露出她那双青白的小腿。她那架推车上，堆满了鲜红的西洋柿。女人整个人都往前倾斜，肩膀抵住推车，然而她那细弱的身躯，竟敌不过猛劲的风势，呼呼两下，给逼得一连往后踉跄，她脚下一松，一下坐跌到地上去。推车前后一颠簸，哗啦啦便震落了十几枚西洋柿，鲜红的滚得一地。我赶忙跑过去，抓住推车手柄，将车子稳住。女人从地上挣了起来。她看见一地的西洋柿，有几枚还浸在污水里，痛惜叹道：

“嗳。”

她捞起裙子，弯下身，去将地上那些红柿子，一枚枚拾了起来，兜在裙子里。她把几枚没有跌伤的，用裙角揩了一揩，仍旧放回推车上，剩下五六枚，跌得裂开了，果汁淋淋漓漓流了出来。女人挑了一枚特别大的，递给我道：

“我们吃掉吧——这些卖不出去了的。”

我也不客气，道了一声谢，便接过柿子，大口啃了起来。柿子熟透了，沁甜如蜜。女人自己也挑了一枚，跟我两人立在风中，一同吃着跌破的柿子。她二十七八岁，深坑的大眼睛，尖尖的下巴，大概刚使过劲，青白的脸上，泛着红晕。大约她看我吃得兴高采烈，她那双深坑的大眼睛从容地注视着我，笑道：

“很甜呢，是吗？”

说着她又递了一枚跌伤了的柿子给我。我有许多年没有吃过这种熟透沁甜的西洋软柿了。我记得那年母亲离家出走的前两天，她对我突然变得异样地温柔起来，那天她买了几枚西洋柿回家，竟意外地把我叫到天井中，坐在矮凳上，跟她一块儿剥柿子吃。那几枚西洋柿已经烂熟，手一撕，皮便扯掉。母亲剥好一枚柿子，自己先咬了一口，惊喜地叫道：

“真甜呵！”

顺手便把剩下的半枚递给我，我咬了两口，果然甜丝丝的，却又带着些许柿子特有的涩味。

“好吃么？”母亲微笑道。她摘下手帕来，替我拭去口角上的柿子汁。大概因为母亲从来没有对我那样亲昵过，她那次突发的爱抚，使我感到受宠若惊，而且惶惑不解，竟至于有点尴尬起来。

“黑仔，你知道么？你阿母小时卖过柿子的呢！”母亲若有所思地追忆道。母亲很少提起她在桃园乡下养父母家的生涯，偶尔提起，也是一片忿恨，“我们乡下园里，有十几棵柿子树，就在池塘边。柿子熟了，吃不完，你阿婆便叫我拿去镇上去卖，卖不掉的，我就统统自己吃掉——”母亲说着咯咯地地笑了，“——吃多了，肚子发疼！”

母亲笑得前俯后仰，她那一头长长的黑发一匹黑缎似的波动起来。我看见母亲笑得那般开心，乐得像个小女孩一般，也跟着她笑了起来，那是唯一的一次，我们母子俩在一块儿笑得那般忘情。两天后，母亲便失踪了。

“我要买两斤柿子。”我对那个摊贩女人说道。

“十五块一斤——”她打量着我说，随着挑了四枚最大最鲜红的，用秤称了一下，递给我看，风把秤锤吹得飘荡起来。

“两斤二两，就算你两斤吧。”她好意地说道。

“谢谢你。”

我道了谢，把三十块钱钞票塞给了她。

她将钱收到裙子口袋里，推起她的车子，顶着风，吃力地行走下去。她的头发，在风中，飘得老高。偶一回头，她望着我，却又笑了。我捏着那袋柿子，乘上了公共汽车，往南机场去。我要把那袋又红又大的西洋柿，拿去送给母亲。

到达南机场克难街母亲居住的那间碉堡似的阴暗潮湿的水泥楼房里，来开门的，又是上次那个额上生满了白瘢的老太婆，她见了我，没等我开口便说道：

“你是阿丽的大儿子阿青，是么？”

“我给阿母送点东西来，阿巴桑。”我应道。

老太婆让了我进去，走到里面那间昏幽的厅堂，她止住我道：

“你稍等。”

说着她径自蹭到里面，搬出一只竹篾编的箱笼来，嘭地一下搁到地上，掀开了盖子，喘吁吁地指着笼子里说道：

“阿丽留下的东西，都在这里了。”

竹篾笼子，塞满了破烂的衣物，母亲上次身上裹着的那件透着药味的黑绒线衫也覆盖在里面。老太婆弯下身去，伸手到笼子里翻掀了一阵，把母亲两件斑斑点点泛了黄的亵衣也扯了出来，笼里发出一阵刺鼻的怪味。

“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要呢，就拿几件去。”老太婆仰起面对我说道。

“是几时的事——”我悄声问道。

“你上次什么时候来的？”老太婆偏过头去，眯起眼睛想了一下问道，她脑后吊着的那一小团稀疏的发髻，好像随时都会剥落似的。

“是中元节，七月十五日。”

“对啦，就是第二天，半夜三更断的气。”

我双手紧捏住那袋柿子，看着老太婆蹲在地上，把笼子里的破烂左翻右翻，半天她立起身来，拍了一拍手，唠噔起来：

“阿丽病了那么久，在床上都睡了三个多月，用了多少钱，你知道么？我们并不是有钱的人家啦，很艰苦呢。这次事情，火葬费就是三千块——是阿丽自己要烧的，我们是遂她的愿。老实说，我儿子也算对得起她了——”老太婆又咂嘴又叹气，向我数说。她看见我没有搭腔，一直瞅着竹篾箱底里那一堆破烂，她便冷笑了一声，说道：

“她那只金戒指么？值几个钱？早赔进去了。你今天来得正好。你阿母留下的话：无论如何，要你把她的骨灰送回你们家去，葬在她小儿子的旁边——”

“她的骨灰放在哪里？”我打断了她的话。

“大龙峒大悲寺，我们已经跟庙里的老师父讲好了，你自己去取吧。”

大悲寺是一个破旧荒凉的庙宇。四周围着七零八落的违章建筑。有些贫苦老人无处安身，便挤到寺里去栖住去了。我进到寺内，看到里边三五成群、衣着褴褛的老人，拱缩在一堆。有的在条凳上呆坐，有的交头接耳在私语。一个小沙弥引我去见寺里住持，他是一个七十左右的老和尚，一脸皱得眉眼不清，矮小的身躯，干枯得只剩下一袭骨架，身上那件黑袈裟，拖拖曳曳，差不多垂到了地上。我向他说明来意，老和尚的听觉失灵，我讲话，他便用手兜住耳朵，他那张瘪得深坑下去的秃嘴巴，一径开翕着，喃喃不停。我在他耳朵边喊了几次母亲的名字，他才若有所悟似的，点了点头。

“黄——丽——霞——她是半个多月以前进来的吧？”老和尚的声音颤抖而沙哑。

“是的，老师父。”

“他们说，她在等她的儿子，等他来领她回家——”

“我就是他的儿子，黄丽霞的儿子。”我弯下身去，在他耳边大声说道。

“咳。”老和尚叹了一口气，喃喃自语地念了几句，然后朝我挥了一下手，说道：

“跟我来吧，小弟。”

老和尚颤巍巍地走了出去，一阵劲风把他那袭袈裟吹得抖瑟瑟地飘起，他那枯瘦的身躯连晃了几下。我跟在他身后，向寺庙右侧的极乐殿走去，殿里是置放灵骨的所在，里面冥暗，靠正面墙有一个三叠层的木架，密密地排着三排一只只酱黑色圆肚子的骨灰坛，木架上端点着一盏黯淡的长明灯。骨灰坛上都贴了标签，有的年代久了，没人收葬，坛上积了一层灰，标签变得焦黄，上面的姓氏字迹都模糊了。

“黄丽霞在这里。”

老和尚走过去，弯下身，颤抖抖地伸出手来，按到第二排左边第四只坛子上。我赶忙蹭过去。那是一只新坛子，在幽冥中，还微微地反着光。标签是白的，上面写着“桃园黄丽霞”几个字。骨灰坛约一尺高，是黑陶坯，表面粗糙，挤在其他几个骨灰坛的中间。

“你来把你母亲带走吧。”

老和尚回头向我说道。我将手上那袋柿子夹到腋下，佝下身去，双手将母亲那只骨灰坛捧了起来。

“老师父，我要到殿上去上一炷香。”我对老和尚说道。老和尚点了点头，他那张坑下去的瘪嘴开翕了两下，然后蹒跚地引领着我，踱过走廊，往正殿上走去。到了大悲殿门口，他却止住了脚，对我说道：

“小弟，把你的母亲放在殿外头，里面有佛祖菩萨，她是不能进去的。”

我把母亲的骨灰坛放置在大悲殿门槛外面地上，步入殿内。殿门上端悬着一块乌木横匾，“苦海慈航”四个大字金漆已经剥落，木匾齐中间开了一道裂痕。殿内神龛暗沉沉的，布满了灰尘，殿中央那尊巨大的佛祖塑像，大概因为香火不盛，年久失修，金面熏得焦黄，莲座也缺裂了。供台上供着香烛果品，风从殿外卷进来，吹得香烟乱绕。我把那几枚鲜红的西洋柿搁到台上的供碟里，向老和尚要了一炷香，因为风大，划了三根火柴才点燃，一阵浓郁的香烟扑到脸上来，熏得我的眼睛酸辣辣的。我双手握住那炷香，插到台上一只蓝瓷香盆里，退回到殿中央，在那尊巨大的佛像面前，跪拜了下去。我自己从来没有进过寺庙，烧香拜佛。可是记得小时候，每年观音诞，母亲便买了香烛到板桥那间香火鼎盛的观音妈庙去进香。有一次她带了我和弟娃一块儿去，要我们跟她一同跪拜观音菩萨，她那娇小的身躯匍匐在观音大士的脚下，一头的长发几乎吊到了地上。母亲双手合十，嘴里喃喃念念，在祈求倾诉，她那双深坑的大眼睛，闪烁得厉害，在发着异常痛苦的光芒。那天中元节，我去探访她，她紧握住我的手，要我到寺里替她上一炷香，乞求佛祖超生，赦她一生的罪孽。那时她那双变成了两个黑洞的眼里，也那样充满了畏惧和惊惶。母亲大概一生都在害怕着什么，所以她那双眼睛才会那样一径闪烁不定，如同一双受惊的小鹿，四处乱窜。一辈子，她都在惊惧、在窜逃、在流浪。她跟着她那些男人，一个又一个，漂泊了半生，始终没有找到归宿，最后堕落瘫痪在她那张塞满棉被发着汗臭药味的破床上，染上了一身的恶毒——她临终时，必是万分孤绝凄惶的。然而她那具残破的躯骸已经焚烧成灰，封装在殿外那只粗陶的坛里，难道坛里的那些灰烬仍带着她生前的罪孽么？我朝着佛祖一头磕了下去，额头抵住佛殿冰凉的磨石地上。

“小弟，快送你母亲回去吧，大风要来了——”

祈求完毕，老和尚颤着声音向我招手道。他屹立在殿外的石阶上，他身上那袭黑袈裟给风吹得急切地抖动着。

30

在龙江街二十八巷我们家的那个巷口，我便叫计程车停了下来。巷子里了无人迹，各家门窗紧闭，只有墙头缺口一根根光秃秃的晾衣竹篙兀自撑出墙外来，那些破烂得丝丝缕缕的尿布三角裤大概老早收走了。左边秦参谋家的大门仍旧缺着一扇，剩下的另一扇，在风中咿咿呀呀来回乱晃。巷中的垃圾堆，还在那里，黄黄黑黑地高耸着。阴沟里涨了雨水，混浊浊的秽物冲到了路面，一片泞泥。风刮进巷子，发出呜呜的呼声，使得我们这条破败的死巷，显得愈更荒凉，而且急乱。我把母亲的骨灰坛，紧紧搂在胸前。我的手心在发抖，那只圆肚子的坛子有点滑溜，不容易捧牢。风大逼人，脚下不甚稳靠，一步一步，兢兢业业，我将母亲的骨灰坛护送到家。

我们家屋檐角上那块黑油布，仍然覆盖在那里，上面压着许多块红砖，砖头都发了黑霉。前年黛西台风过境，把我们的屋顶掀走了一角。第二天，父亲领着我跟弟娃，我们父子三人合力把这片漏洞用油布遮了起来。我爬上屋顶，父亲站在梯子上，弟娃在下面传递砖头。可是爱美丽要比黛西强烈得多，这一角漏洞，不知能不能抵挡得住今晚的暴风雨。我从大门缝中，看到里面家中的门窗都关闭着，没有开灯，尚未到六点，父亲下班大概还没有赶回来。我捧着母亲的骨灰坛，站在我们家的大门口，刹那间，我几乎忘却了我曾经离家已经四个月了，而且还是让父亲逐出家门的。我将母亲的骨灰坛搁在地下，纵身越墙翻爬到屋内，打开大门，将母亲的遗骸迎接到家里。我们那间阴湿低矮的客厅，在昏暗中，我也闻得到那一股长年日久墙上地上发出来呛鼻的霉味。那股特有的霉味是如此地熟悉，一入鼻，我顿时感到，真的又回到家了。我捻开厅中那盏昏黄的吊灯，将母亲的骨灰坛放置在我们那张油黑的饭桌上。客厅里一切依旧，连父亲那张磨得发亮的竹靠椅位置也没有移一下，端端正正地坐落在厅中的吊灯下，椅旁的一张小几上，搁着父亲那副老花眼镜。夏天的晚上，屋内热气未消，我们都到门口去乘凉，父亲一个人留在屋内，打着赤膊，就坐在那张竹靠椅上，戴着老花眼镜，在那盏昏黯的吊灯下，聚精会神地阅读他那本翻得起毛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三国演义》。只有蚊子叮他一下，他才啪的一巴掌打到大腿上，猛抬起头来，满脸恚然不平。陡然间，我又忆起父亲那张极端悲怆的面容来——母亲出走的那天夜里，父亲喝醉后，一脸泪水纵横，苍纹满布，他的眼睛暴满了血丝，咿咿唔唔对我们训了一夜的醉话——我一辈子也不能忘怀他那张悲怆得近乎恐怖的脸。我相信，父亲看见我护送母亲的遗骸回家，他或许会接纳我们的。父亲虽然痛恨母亲堕落不贞，但他对母亲其实并未能忘情。他房中挂在墙上那张跟母亲合照的唯一相片，一度取了下来，许多年后，又悄悄地挂回了原处。如果母亲生前悔过归来，我相信父亲也许会让她回家的。而我曾经是父亲惨淡的晚年中，最后的一线希望：他一直希望我有一天，变成一个优秀的军官，替他争一口气，洗雪掉他被俘革职的屈辱。我被学校那样不名誉地开除，却打破了他一生对我的梦想。当时他的忿怒悲愤，可想而知。有时我也不禁臆测，父亲心中是否对我还有一丝希冀，盼望我痛改前非，回家重新做人。到底父亲一度那般器重过我，他对我的父子之情，总还不至于全然决裂的。然而我感到我绝对无法再面对父亲那张悲痛得令人心折的面容。顷刻间，我了悟到，为什么母亲生前在外到处飘泊堕落，一直不敢归来——她多次陷入绝境一定也曾起过归家的念头——大概她也害怕面对父亲那张悲痛灰败的脸吧。一直到她死亡后，才敢回家。母亲死了，竟还害怕，怕流落在外面，变成孤魂野鬼。她那躯满载着罪孽的肉体烧成了灰烬还要叫我护送回家，回到她最后的归宿，可见母亲对我们这个破败得七零八落的家，也还是十分依恋的。

我从裤袋里摸出了一张纸来，那是一张京华饭店的信笺，信笺背面写着“七七九七四一”，那是上次京华饭店那个客人留给我的电话号码。我在信笺正面，给父亲写下了两行字，押在饭桌上母亲的骨灰坛旁：

父亲大人：

母亲已于中元节次日去世。这是母亲的骨灰坛。母亲临终留言，嘱儿务必将她遗体护送回家，并下葬弟娃墓旁。

青儿留

我必须在父亲回来以前离开，以免与他碰面。临走前，我到我与弟娃从前那个房间去打了一转。弟娃的铺盖拿走了，只剩下空空的一架竹床。我的床上，草席枕头都在那里。枕头上还叠着我一套制服，衣物鞋袜、文具书籍，统统未曾移动过，但是整个房间都敷上了一层厚厚的灰沙，几个月没有人打扫过了。我什么都没有拿，把房门仍旧掩上，走出了家门。巷里的风迎面横扫过来，夹着疾雨，打在脸上，阵阵麻痛。我逆着风，往巷外疾走，愈走愈快，终于像上次一样，奔跑起来，跑到巷口，回首望去，我突然感到鼻腔一酸，泪水终于大量地涌了出来。这一次，我才真正尝到了离家的凄凉。

31

晚上十时许，爱美丽终于登陆了，整个台北市都叫啸了起来，新公园里那一棵棵矗立的大王椰，给台风刮得像一群从疯人院潜逃出来的狂人，披头散发，张牙舞爪地乱晃。豪雨来了，乘着风，乱箭一般，急一阵，缓一阵，四处迸射。我在风雨交加中，钻进了公园内莲花池中央那间亭阁里，在倚窗的板凳上坐了下来。我踢掉了鞋子，鞋肚子里灌满了泥水，走起来，叽喳叽喳；从头到脚，早已淋得透湿，风吹来，我感到全身清凉。四周是那样地喧腾，可是我赤着足，盘坐在板凳上，内心却是异样地沉寂。我不要回到锦州街那间小洞穴里去，跼在那间小洞穴里，在这样一个夜里，会把人闷得窒息。在这样一个狂风暴雨的台风夜，我又奔回到我们的王国里来，至少在这黑暗护罩着的一小撮国土中，绝望后，仍可怀着一线非分的痴心妄想。

在莲花池四角上的亭子里，仿仿佛佛几缕黑影，在移动着。大概也是我们几个同路人，在这个台风夜，跟我一样，投奔到我们这个黑暗的王国里来吧。猛然间，从莲花池的一端，冒出一个高大的人影，在池边的台阶上，冲着风，蹭蹬过去。狂风将他身上那件白色的雨衣，吹得高高扬起。我认得出来，那嶙峋的身躯，那踽踽的步伐——是龙子，是王夔龙。在这样一个暴风雨的黑夜里，难道他在他父亲遗留下南京东路那间古旧的官宅里，竟也无法安身，要冲出那两扇铁闸门，奔回到我们这个老窝里来？他来找什么呢？他真的来找他的阿凤，他那个野凤凰不成？阿凤之死，在公园里，早已变成了一则传说，这个传说，随着岁月愈来愈神秘，愈来愈多姿多彩了。三水街的几个小幺儿最喜欢说鬼话，他们说，常常在雨夜，公园莲花池边，就会出现一个黑衣人，那个人按着胸口，在哭泣。他们说，那个人，就是阿凤，他的胸口给戳了一刀，这么多年，一直在淌血。他们指着台阶上的几团黑斑，说道：那就是阿凤当年留下来的血迹，这么多年的雨水，也冲洗不掉。那天晚上王夔龙带我到他南京东路那间官宅时，我们赤裸着身子躺在床上，肩靠着肩，他将他那双瘦得像钉耙似的手臂伸到空中，对我倾诉：他给他那个大官父亲放逐外国的那几年，蛰居在纽约曼哈顿七十二街一栋公寓的阁楼上，一到深夜，他便爬出来，在曼哈顿那些大街小巷，像游魂一般，开始流浪起来，从一条街荡到另一条。在那迷宫似棋盘街道上，追逐纽约夜里那一大群浪荡街头的孩子们。他跟随着他们，一齐投身到中央公园那片无边无涯的黑暗中去。他说纽约中央公园要比台北新公园大几十倍，树林要厚几十倍，林子里，那些幢幢的黑影也要多几十倍。可是纽约也会有台风么？我突然想到，也会有这种狂风暴雨的黑夜么？王夔龙告诉我，纽约会下雪，大雪夜，中央公园那些树都裹上了一层白雪，好像穿着白衣的巨灵一般，雪夜里，总也还剩下几个孤魂野鬼，在公园里盘桓不去，穿插在雪林间。一个圣诞夜里，他告诉我，他在公园门口遇到一个抖瑟瑟饥寒交迫的孩子，我还记得他说那个孩子是波多黎各人，叫哥乐士，他把那个孩子带了回去，调一杯热可可给他喝，他说那个波多黎各孩子一双眼睛大得出奇，胸口上印着一个茶杯口大鲜红的伤痕。王夔龙从莲花池角上一间亭子里走了出来，他的身旁，多了一个人，那是一个矮小瘦弱，走起路来，一蹦一跳，瘸跛得厉害的身影——我认得出来，那是三水街的小金宝。小金宝是个天生残废，右足的脚趾，长得连成一排，朝内翻，走路只好用脚背。平常他不敢在公园露面，只有深更半夜，或是刮风下雨，公园里的人迹稀少了，他才蹦着跳着，一颠一拐，从树丛里钻出来，左顾右盼，活像一只惊惶不定的小鹿。龙子把他身上那件白雨衣张开，裹覆到小金宝瘦弱的身上，两个人一大一小，合成一团白影，一同消逝在狂风暴雨的黑夜里。

而我一个人仍旧坐在亭阁里的板凳上，蜷起一双赤足，在呐喊呼啸的风雨声中，沉寂地等待着，直到夜愈深，雨愈大，直到一个庞大臃肿的身影，水淋淋地闪进亭阁里来，朝着我，迟缓、笨重，但却咄咄逼人地压凌过来。

32

台风过后，暑热刮走了，蚊子也刮光了。空气里，湿凉湿凉的，都是水分。天上的月亮好像也洗过了似的，变白了，一团模糊的白影，映在墨黑润湿的夜空中。公园里满地的残枝败叶，那一排大王椰树大招风，吹得枝叶狼狈，有几棵，长叶吹折了，披挂下来，露出了残秃的树顶。绿珊瑚全倒塌了，乱糟糟枝干纠缠在一处。整个公园遭历大劫一般，满目疮痍。

郭老在公园大门博物馆的石级上，背着双手，踱来踱去，他穿了一件玄黑大褂，满头白发如雪。他紧皱着一双寿眉，在发愁。原来昨天傍晚，台风刚过，铁牛在公园里，终于闯下了大祸。有一对青年男女，躲在莲花池中的亭阁里，搂搂抱抱。男的是个外岛放假回来的充员士兵，女的是护士小姐。两个人做得过火了些，偏偏却给铁牛撞见了，那个愣小子的疯病又发作起来，破口便骂人家狗男女，侵占咱们的地盘，我们这个老窝，哪里容得外人进来撒野？又指着那个护士说了许多不干净的话。那个充员一怒，便和铁牛干上了。铁牛在他小腹上戳了一刀，把人家杀成重伤。刑警赶来，铁牛愈加癫狂，几个刑警乱棍齐下，把他打得头破血流，滚跌在地上。

“要不是我抢过去挡住，那个愣小子早就死在乱棍下了！”

郭老慨然对我说道：

“铁牛一看见我，便滚爬到我的脚下，一把搂住我的腿，哭喊道：‘郭公公——快救我——他们要打死我了——’他脸上流满了血，刑警把他拉走，他却拼命死抓住我的衣角不放，呜呜地哭泣得像个小儿似的。”

“这次——”郭老哀叹道，“他们一定会把他送到火烧岛去了——”

我记得离家的那天晚上，头一次闯进公园里来，郭老把我带回去，收容在他家里，他让我观阅他收集的那本“青春鸟集”，一面把公园里的沧桑史原原本本讲给我听。他指着铁牛那张照片叫他枭鸟，他那时就预言道，铁牛日后必定闯下滔天大祸。他说这都是我们血里头带来的，我们的血里头就带着这股野劲儿，就好像这个岛上的台风地震一般。

“你们是一群失去了窝巢的青春鸟。”他满面悲容对我说道，“如同一群越洋过海的海燕，只有拼命往前飞，最后飞到哪里，你们自己也不知道——”

星期六的夜晚，而且台风又过去了，公园里的青春鸟统统飞了回来，如同一群蝙蝠，在洞穴里避过风雨，一只只趁着夜色朦胧，都飞回到自己这个老窝里来，大家聚在一起，互相取暖，唧唧啾啾，彼此传递一些荒诞不经的是非消息。

啪的一声，我一走上莲花池的台阶头上早挨了一下，我们师傅杨教头一看见我，刷地一下把扇子便劈头敲了下来，大声喝道：

“我打你这个大胆妄为的小奴才！师傅这块金字招牌也让你砸掉了！日后你还想师傅照顾你，给你介绍客人呢！”

“那晚真的肚子痛，先走了。”我赔笑着。

“肚子痛？”杨教头冷笑道，“你得了绞肠痧么？人家永昌赖老板可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西装铺都开了两三家。我看你还像个人才把你捧出去，人家还要给你缝衣裳、做裤子呢！抬举你了？哪点配不上你？搭什么臭架子？我看你天生就是个贱胚！只配到这种地方来卖，一斤一块钱！”

“达达，钱钱。”原始人阿雄仔突然从杨教头身后伸过一只巨灵般的大手来。

“为什么又要钱？”杨教头转过头厉声问道。

“糖糖。”阿雄仔咧开嘴痴笑道。

“你刚才那一袋呢？”

“老鼠吃了，还有小玉，还有——”阿雄仔搓着一双大手，笑着说道，还没说完，杨教头手一扬，阿雄仔脸上早挨了一下清脆的耳光。

“败家子！”杨教头恨道，“总有一天达达给你败光为止！你这个傻鸟，让那群兔崽子这般摆布！”

阿雄仔吃了一记耳光，头一缩，讪讪地拖着笨重的身体，溜掉了。我看到杨教头火气旺，也赶快趁机钻进了人堆中去。

“贼骨头，”我一把叉住老鼠的脖子叫道，“有福共享，糖呢？”

老鼠笑嘻嘻从裤袋掏出了一把桂花软糖来，一共六粒。

“就剩了这些了。”老鼠咂着嘴说道。

“你们又去骗那个傻仔的东西吃了，回头师傅要抽你们筋呢！”我剥了一粒桂花软糖，送到嘴里。

“罢呀！”小玉过来却从我手中夺去了两粒糖去，“师傅刚才到处找你，要拿你去阉掉呢。他说：‘剁掉他那根棒子，看他还鸟不鸟？’我听说你不肯跟老赖睡觉，有什么不好？睡一觉一套西装。”

“他一手的冷汗。”我说。不知怎的，我突然想到那个姓赖的那一张戴着方金戒指肥胖的手掌，在我大腿上爬行时，凉凉湿湿，好像几条毛虫在蠕动一般。小玉和老鼠一怔，旋即哈哈大笑起来。

“老赖手出冷汗，阿青屁股打颤。”小玉拍手笑道。

我和小玉、老鼠三个人开始围着莲花池打转起来。莲花池的台阶撒满了赭黑的落叶与树枝，我们三个人，踏着断枝残叶，加入那一批批在台阶上搜索追寻的夜行队伍。走到第一个转角，角上亭子里，闪出了一张苍白的脸来。吴敏连跑带跳地爬上了台阶，老远便向我们招手唤道：

“等一等——等我一等。”

我们停了下来，等到吴敏气喘喘地跑过来后，我的右手揽住他的肩膀，左手揽住小玉，小玉勾住老鼠，我们四个人，一字排开，浩浩荡荡地迈向前去。我和小玉的皮靴子，后跟都打上了铁钉，我们的脚步声，击在水泥地上，发着橐橐的响声。我们踏着前面队伍的影子，像走马灯似的又开始轮回追逐起来。我们经过通往池中亭阁的石梯下，一级级石梯上都坐满了人，是一群三水街的小幺儿，有好几张新面孔，大概是刚出道的雏儿。坐在最高一级穿着一身黑衣裳的便是赵无常，他居高临下，嘴里叼着根香烟，沙哑着嗓子，在给那群小幺儿讲古。他在公园里辈分比我们高得多，可是我们并不甩他，不卖他的账，他只好在那些刚出道的小幺儿面前，倚老卖老，诉说些他当年在公园里的风光。

“我们那时是公园里的‘四大金刚’——”赵无常总爱这样开头，那群小幺儿，一个个抬起头仰着面，无限敬畏地倾听着，“杂种仔桃太郎、小神经涂小福，还有——还有我们那个最放浪最癫狂的野凤凰阿凤。那时我们四个人轰轰烈烈，差点没把整座公园闹得翻过来！”

“你们不知道呀，赵老大当年是个风流金刚，就是风流得过了头，才给玉皇大帝打落到地狱里，当了个黑无常！”小玉笑嘻嘻地站在石级下，调侃赵无常道，那群小幺儿都乐得咯咯地笑了起来。

“你他妈的臭嘴烂舌混账王八。”赵无常夹着香烟那只手朝着小玉乱点一阵，叫骂道：

“当年你赵爷在园里风流，你身上毛还没长一根，懂个屁？”他狠狠瞪了小玉一眼，却转过头去，继续跟那些小幺儿们讲古去了。

“小兄弟，你们到西门町红玫瑰去理过发没有？”他问道，那些小幺儿都摇摇头。

“下次你们理发一定要到红玫瑰，去找十三号去。你们问他：‘十三号，你的桃太郎呢？’你一提桃太郎，理发一定免费。十三号会从头到尾讲给你们听，他和桃太郎的那一段孽缘。七月十五，有人还看见十三号在淡水河边中兴桥下烧纸钱，他在烧给桃太郎。桃太郎的尸首始终没有找到，人家都说桃太郎怨恨太深了，不肯浮起来。”赵无常猛抽一口烟，叹道，“我记得他跳淡水河的那天晚上，还来找过我，他刚吃完十三号的喜酒出来，喝得烂醉。他告诉我，新娘子是个超级胖婆，像条航空母舰，屁股上可以打得下一桌麻将，十三号恐怕有点招架不住呢。他一边说一边笑，笑得泪水直流——谁知道一眨眼，他却砰的一下跳到河里去了！”

“后来呢？”一个小幺儿急着问道。

“糊涂蛋！”赵无常喝骂道，“人死了还有什么后来？后来十三号年年都到淡水河边去祭他，不祭他害怕，怕桃太郎去找寻他。桃太郎死后，他大病一场，头发脱得精光，有人说，是给桃太郎拔掉的。”

“你们这群小东西哪里赶得上咱们那个大风大浪的时代？”赵无常颇为不屑地感叹道，“那几个人，谈起恋爱来，不死也要疯。涂小福到今天还关在疯人院里呢。他就是爱那个华侨仔爱疯的呀！那个华侨仔回美国后，涂小福连他睡过的枕头也舍不得换，一天到晚抱在怀里。后来他疯了，一听到天上的飞机，就哇哇地哭。天天跑到松山机场西北航空公司的柜台去问：‘美国来的飞机到了吗？’那个小神经还会用英文问呢！伟大吧？”

“那个野凤凰呢？”另外一个小幺儿怯怯地探问道。

“阿凤么？嗳——”赵无常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长叹一声，“他的故事可就说来话长了。”

赵无常那沙哑的声音，在潮湿的夜空里游动着，龙子和阿凤那一则新公园神话，又一次在莲花池的台阶上，慢慢传开：阿凤他是一个无父无姓的野孩子。

“——是啊，他们两人是前世注定的，那个姓王的是来向阿凤讨命的，你们见过么？你们见过有那样疯狂的人么？早上五点钟，王夔龙还在公园里等他，就在这里，就在这个台阶上，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从那一头走到这一头，像头关在铁笼里的猛兽似的，急得到处乱撞。等到阿凤跟别人睡觉回来，王夔龙就打得他鼻血直流，打完又把他搂在怀里痛哭，那个阿凤只是笑，说道：‘你要我的心么？我生来就没有这颗东西。’你们说，这不是疯话是什么？出事的那天晚上，一个大除夕夜，我们都在这里，就在这个台阶的中央，阿凤抖瑟瑟地只穿了一件薄衬衫，王夔龙那一刀，正正插在他的胸口上。他抱住他一身的血，直叫：‘火！火！火’——”

我们踱到莲花池的另一端，池里水涨了许多，一片黑潭，映着一抹濛白的月亮。

“从前池里长满了莲花，都是红的。”我指着空空的莲花池说道。

“市政府派人来拔光了。”小玉说。

“莲花开的时候，一共有九十九朵。”我说。

“你少吹牛，你怎么知道有九十九朵？”老鼠不以为然，哼了一下撇嘴道。

“是龙子告诉我听的。”我说。

小玉、老鼠、吴敏都好奇起来，一直追着问我龙子和阿凤的故事。

“龙子有一次摘了一朵莲花，放在阿凤手上，他说，那朵莲花，红得像一团火。”

我们四个人绕着莲花池，一圈又一圈地走了下去。我双手勾住小玉和吴敏的肩，一面接过去，细细地诉说起我所知道的公园里那一则古老的故事来，直到深夜，直到那片昏朦的月亮消逝到乌云堆里，直到陡然间，黑暗里一声警笛破空而来，七八道手电筒闪电一般从四面八方射到了我们的脸上身上。一阵轧然的皮靴声踏上了台阶，十几个刑警手里执着警棍，吆喝着围了上来。这一次，我们一个也没能逃脱。全体戴上了手铐，一齐落网。

33

在警察局的拘留所里，我们排着长龙，一个个都搜了身。老鼠身上的赃物也全给掏了出来：十几包花花绿绿的火柴，火柴盒上印着国宾饭店的招牌，还有两把铜调羹，一对胡椒瓶，大概也是饭店里汙来的，都让警察装进了一只牛皮纸袋，编上了号。有两个三重镇小流氓身上搜出了一把匕首，一把扁钻，危险品当场没收，两个小子也带走了，单独审问。搜完身，我们填好表格，一个个打了指印，然后才鱼贯而入进到讯问室内。我们大家都在埋怨铁牛，就因为他在公园杀伤人，警察才到公园里去突击检查的，原来公园开始实行宵禁，我们都犯了逾时游荡的罪名，有些犯了前科登记有案的家伙，开始紧张起来，因为怕给送到外岛管训。有一个前科累累进过两次感化院的三水街小幺儿，在我身后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这次真要唱《绿岛小夜曲》了。”

讯问我们的，是一个胖大粗黑、声如洪钟的警官，坐在台上，一座铁塔一般。他剃着个小平头，一张大方脸黑得像包公，一头一脸，汗水淋漓。他不时揪起台上一条白毛巾来揩汗，又不时地喝开水。讯问室里的日光灯，照得如同白昼，照在我们汗污的脸上，一个个都好像上了一层白蜡，在闪光。胖警官一声令下，老鼠中了头彩，两个警察下来，把他瘦伶伶地便提了上去。

“什么名字？”胖警官喝问道。

“老鼠。”老鼠应道，龇着一口焦黄的牙齿，兀自痴笑。他站在台前，歪着肩膀，身子却扭成了S形。

“老鼠？”胖警官两刷浓眉一耸，满面愕然，“我问你身份证上填的是啥名字？”

“赖阿土。”老鼠含糊应道，我们在下面却忍不住笑了起来，因为从来没想到老鼠还会叫赖阿土，觉得滑稽。

“深更半夜，在公园里游荡，你干的是什么勾当？”胖警官问道。

老鼠答不上辞，周身忸怩。

“你说吧，你在公园里有没有风化行为？”胖警官官腔十足地盘问道。

老鼠回过头来，望着我们讪讪地笑，脸上居然羞惭起来。

“你在公园里卖钱么？多少钱一次？”胖警官那硕大的身躯颇带威胁地往前倾向老鼠，“二十块么？”

“才不止那点呢！”老鼠突然嘴巴一撇，十分不屑地反驳道。我们都嗤嗤地笑了起来，胖警官那张黑胖脸也绽开了，喝道：

“嚄！瞧不出你还有点身价哩！”胖警官笑道，“我问你：你在公园里胡混，你父亲知道么？”

老鼠又是一阵忸怩，折腾起来。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胖警官脸一沉，厉声追问。

“先生，”老鼠的声音细细的，“我不知道，我还没有出世我父亲就死了。”

“哦？”胖警官踌躇起来，他举起杯子喝了一口水，用毛巾揩揩脖子上的汗水。他瞪了老鼠片刻，似乎有点无可奈何，便问了几个例行问题，挥手叫人把老鼠带走了。第二个轮到吴敏，胖警官朝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单刀直入便问道：

“你比他长得好，身价又高些了？”

吴敏把头低了下去，没有搭腔。

“你是〇号么？”胖警官瞅着吴敏颇带兴味地问道，旁边两个警察抿着嘴在笑。吴敏一下子脸红起来一直红到了耳根上，他的头垂得更低了。

“我问你：你在公园里拉过客，做过生意没有？”胖警官大声逼问道。吴敏仍旧低着头。胖警官翻了一翻吴敏的身份证。

“吴金发是你父亲么？”

“是的。”吴敏抖着声音答道。

“你家在新竹？”

“那是我叔叔的地址。”

“你父亲呢？他现在在哪里？”

“在台北。”吴敏迟疑着答道。

“台北什么地方？”

吴敏扭着脖子却不出声了。

“你父亲在台北的住址，你一定要招出来！”胖警官恫吓着喝道，“你在公园里鬼混，我们要通知他，把你带回家去，好好管教。快说吧，你父亲住在哪里？”

“台北——”吴敏的声音颤抖起来。

“嗯？”胖警官伸长了脖子。

“台北监狱。”吴敏的头完全佝了下去。

“呸！”胖警官不禁啐了一口，“你老子也在坐牢？这下倒好，你们两父子倒可以团圆了。”

说得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胖警官也呵呵地笑了两声，把吴敏打发走了，一连又问了几个三水街的小幺儿，那几个小幺儿都有前科的，胖警官认得他们，指着其中花仔骂道：

“你这个小畜生又作怪了？上次橡皮管子的滋味还没尝够？”花仔却做了一个鬼脸，咯咯痴笑了两声。

轮到原始人阿雄仔的时候，他却发起牛脾气来，怎么也不肯上去。

“傻仔，你去，不要紧的。”杨教头安抚他道。

“达达，我不要！”阿雄仔咆哮道。

“达达在这里，他们不会为难你的，听话，快去。”杨教头推着阿雄仔上去。两位警察走下来，去提阿雄仔。阿雄仔赶忙躲到杨教头身后去了。

“先生，让我来慢慢哄他。”杨教头一面挡住警察，一面赔笑道。其中一个却把杨教头一把拨开，伸手便去逮阿雄仔，谁知阿雄仔一声怒吼，举起一双戴着手铐的手，便往那个警察头上劈去。警察头一歪，手铐落到肩上。警察哎唷了一声，往后踉跄了几步。另一个赶忙抽出警棍，在阿雄仔头上咚、咚、咚，一连痛击了十几下，阿雄仔喉咙里咕咕闷响，他那架像黑熊般高大笨重的身躯，左右摇晃，蓬的一声，像块大门板，直直地便跌倒到地上去了。他的嘴巴一下子冒出一堆白泡来，一双手像鸡爪一般抽搐着，全身开始猛烈痉挛起来。杨教头赶忙蹲下去，掏出一把钥匙来，撬开阿雄仔牙关，然后向警察叫道：

“先生，快，拿开水来。他发羊癫风了！”

大家一阵骚动。胖警官把台上那杯开水，赶忙拿了过来，递给杨教头。杨教头从胸袋里掏出两颗红药丸来，塞到阿雄仔嘴里，用开水灌下去。胖警官命令警察把阿雄仔抬出去休息，他自己却去拨电话叫医生。经过阿雄仔这一闹，胖警官大概兴味索然了，其余几个人草草地讯问一番，统统收押。讯问完毕，胖警官的制服都湿透了，他揪起毛巾，揩干净头脸上的汗，走下台来，一手叉着腰，一手指点了我们一番，声音洪亮，开始教训我们：

“你们这一群，年纪轻轻，不自爱，不向上，竟然干这些堕落无耻的勾当！你们的父兄师长，养育了你们一场，知道了，难不难过？痛不痛心？你们这群社会的垃圾、人类的渣滓，我们有责任清除、扫荡——”

胖警官愈说愈亢奋，一只手在空中激动地摇挥着。他那张方形铁黑的大脸，又开始沁出一颗颗黄豆大的汗珠子。他讲到后来，声音也嘶哑了，突然停了下来，望着我们，怔怔地瞅了半晌，最后叹了一口气，惋惜道：

“看起来，你们一个个都长得一副聪明相，可是——可是——”

胖警官摇着头，却找不出话来说了。

那晚，我们全部都关在拘留所里。大家席地而坐，挤成一团，一齐在发着汗酸和体臭。有几个熬不住了，东歪西倒，张着嘴在流口水，头一点一点在打瞌睡。花仔尖细着嗓子，却在哼《三声无奈》。

“干你娘，哼你娘的丧，”小玉不耐烦起来，骂道，“在牢里还想卖不成？”

花仔头一缩不做声了。

“这下子，感化院去得成了！”老鼠叹道。

“不知道哪一个好？桃园那个还是高雄那个？”吴敏插嘴问道。

“听说高雄那个比较好，”我说，“桃园那个还要戴脚镣的。”

“你们猜，咱们会不会送到火烧岛去？”老鼠咋了一下舌头，“我看铁牛那小子，送到火烧岛老早喂了鲨鱼了。”

“你这个死贼，要送火烧岛，第一个就该押你去！”小玉笑道。

“要去，咱们四个人一起去，”老鼠咧开嘴吱吱笑道，“弟兄们，有福共享，有难同当。”

“这起屄养的！”杨教头突然睁开眼睛骂道，他一直在一旁打盹养神，“你们又没有杀人放火，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要送到火烧岛去？还不快点替我把嘴闭上！师傅想法子把你们弄出去就是了！”

我们几个人都没有下监，只是几个有前科的流氓及小幺儿，给送到桃园辅育院去了。我们的师傅杨教头把傅崇山傅老爷子请了出来，将我们保释了出去。

第三部　安乐乡

1

傅崇山傅老爷子是有名的大善人，我们师傅杨教头常常向我们提起傅老爷子的善行。公园里的孩子，有好几个遭到危难，都全靠傅老爷子营救，才得重见天日。十年前师傅手下有一员大弟子叫阿伟的，在师傅开的那家桃源春的门口，与一个滋事的流氓动了武，把那个流氓杀成重伤，给刑警捉去，本来要送往外岛管训的，也是师傅去求傅老爷子出面，动人事，请律师，把阿伟保释出来。阿伟是个空军遗腹子，十六岁便混进了公园，是个极为桀骜不驯的少年。傅老爷子不但把阿伟保出狱，而且还供他读书，在他身上不知花去多少心血，终于把那块顽石也感化得点了头，改邪归正，考上海事专科，前年上船出海到欧洲去了。师傅向我们坦白：吴敏割腕自杀在台大医院的用费一万八千块，都是傅老爷子出的。因为傅老爷子不愿让人知道，所以师傅总也没有提起。师傅指着吴敏叹道：

“你知道什么？你那条小命也是傅老爷子给你捡回来的哩！”

原来傅崇山傅老爷子从前在大陆当过官，所以在军警界还有几分老面子。抗战期间，傅老爷子当到副师长，驻守五战区，在徐州跟日本人还打过硬仗呢。来到台湾，傅老爷子退了役，与朋友合伙经商，开了一家叫大方的纺织厂，他自己是董事长。师傅说，那几年，纺织厂生意做得好，傅老爷子着实过过一段相当惬意的生活，很享了一阵子福，闲来跟从前几个老战友去打打猎，有时还会远征到花莲，爬到山上去打野猪。要不然就跟几个戏迷朋友，到永乐戏院，去看顾剧团的京戏。傅老爷子最欣赏胡少安演的《赵氏孤儿》，胡少安贴这出戏，傅老爷子必定到场。可是一九五八年，那年冬天，傅老爷子家中发生了巨变，傅老爷子的独生子傅卫突然惨死，死时才二十六岁，陆军官校刚毕业两年，正调到竹子坑当排长，训练新兵。有一天，傅卫被部下发现死在他自己的寝室里，倒卧在床上，手里还紧抓住一柄手枪，可是面部却炸开了花，子弹从他口腔穿进了后脑，官方判断是手枪走火，意外死亡。白发人送黑发人，傅老爷子受到这个打击，一下子就病倒了，心脏病猝发，送到荣民总医院，足足躺了三个多月，出院时，傅老爷子整个人都脱了形，人瘦掉一半，背全弯驼，压得头也抬不起来，变成了一个衰飒的老人，而且性格也整个改变，他把大方纺织厂董事长的位子辞去，闭门隐居，谢绝亲友，差不多整整一年，连大门也不出一步。傅老爷子的太太死得早，家中只剩下一个服侍他的老女佣吴大娘。这些情形都是吴大娘后来告诉师傅听的。吴大娘说，那一年中，傅老爷总共还没说过十句话，天天坐在客厅里发怔，好像患了痴呆症一般。等他恢复过来，傅老爷子却把从前的亲友关系都断绝了，他唯一的活动，便是到中和乡那家天主教孤儿院灵光堂，去照顾那些孤儿，每个礼拜去三次，风雨无阻。吴大娘说，傅老爷子一定是想儿子想疯了，才会到孤儿院去为那群无父无母的野娃娃做老牛马，连他们的屎尿他都肯亲自动手扫除干净。

其实傅老爷子并不是我们圈子里的人。师傅说，他帮助公园里的孩子，完全是出于一片爱心，就如同他照顾灵光堂里那些孤儿一样。傅老爷子一向默默行善，本人甚少出面，所以我们圈子里只听闻有这样一位活菩萨，真正见过傅崇山傅老爷子本人面目的还没有几个。我们师傅跟傅老爷子的渊源是因为家里的关系。我们师傅跟傅老爷子是同乡，都是山东人，师傅的老太爷从前在大陆就跟傅老爷子有来往，后来师傅因为偷老太爷的钱，给原始人阿雄仔疗伤，阿雄仔发羊癫风让汽车把腿撞断，老太爷一气便把师傅撵了出去。师傅最落魄的那段时期，全靠傅老爷子救济，在傅老爷子家里住了好一阵子，后来才到六条通一家酒馆去当经理。所以师傅提到傅老爷子，总有三分敬意，称他是大恩人。

“儿子们！”

师傅挥舞着手里那柄折扇，向我们叮嘱道：

“师傅讲话，你们且竖起耳朵听着。今天带你们去见的傅崇山傅老爷子，不比常人，他就是你们的救命恩人！”

我们从拘留所保释出来，师傅便要带我们去参见傅老爷子，当面向他叩谢。师傅发给我们一个人一百元，到红玫瑰去理了发，大家换上干净衣服。临行前，师傅又再三训诫了我们一番。

“大热天，亏了老爷子亲自奔走，才把你们这些东西救出来。回头见到他，不要连个谢字也说不上来，一个个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贼窝里爬出来似的，师傅的老脸也让你们丢尽！老鼠呢？”

“有！”老鼠忸怩着走上前去，师傅皱起眉头打量了老鼠一下，“瞧你这副贼眉贼眼，我先警告你，今天到了傅老爷子那里要守规矩，还胆敢毛手毛脚，我先抽你的筋！”

老鼠只是龇着一嘴黄牙，讪讪傻笑。师傅又把小玉唤了过去。

“你伶牙俐齿，能说惯道，今天又该你去耍贫嘴、逞本事喽？”

“傅老爷子是什么人？他那儿哪里轮得到我们小孩子耍贫嘴、逞本事了？”小玉赶忙分辩道。

“你知道就好！”师傅冷笑道。

“师傅信不过，我去把嘴巴缝起来就是了。”小玉笑道。

“你把那张屄嘴缝起来，倒也是我的福，耳根子清净些！”师傅又对我和吴敏也嘱咐了一番。

“你们两个么，口齿又太笨了些！回头老爷子问起什么，照实答就是了。”

“是，师傅。”我跟吴敏齐声应道。

最后师傅把阿雄仔拉到跟前，替他将衬衫塞进裤子里，又用手巾揩掉了他脸上的汗水，然后才领着我们，一行六人，浩浩荡荡，去参拜傅崇山傅老爷子去。

2

傅崇山傅老爷子的家在南京东路的一条巷子里，离松江路不远。那一带都盖了新的高楼大厦，把傅老爷子那幢平房住宅团团夹在中间。那是一栋日式木屋，房子相当古旧了，大概是日据时代遗留下来的，屋顶的灰黑瓦片都生了青苔，大门的朱漆也龟裂剥落了。可是住宅庭院深广，沿着围墙，密密地栽了一转高大的龙柏，郁郁苍苍，把房屋掩护住，气派森严。大门顶上，却涌出了一大丛九重葛来，殷红的刺藤花，累累一片，在夕阳中，爆放得异常灿烂夺目。

我们到达傅老爷子家，来开门迎接的是傅老爷子的老女佣吴大娘。吴大娘是个满头白发矮小的女人，大概是一双放大脚，走起路来，脚下左一拐右一拐，一张脸皱成了一团，眉眼不分。

“吴婆婆，老爷子在家吧？”我们师傅满脸堆下笑容来问道。

“等了你们一下午啦，快进去呗！”吴大娘的口音跟师傅一模一样，也是山东腔。

师傅领头，我们跟在后面鱼贯而入，通过一条石径，往屋内走去，石径两旁都种满了竹子，一进去，便感到一片清凉。吴大娘闩上门后，一拐一拐抢到师傅前面。

“老爷子这几天还好吧？”师傅搭腔道。

“好啥？”吴大娘回头咕哝道，“前晚老毛病又犯了，心痛了一夜，昨天才去荣总看了丁大夫。一点儿也不肯休息，今天一早又撑着到中和乡去了。这把年纪，这种身体，哪里还有精神去服侍那些蹦蹦跳跳的小玩意儿呢？劝也没用，有啥办法？”

“老爷子是菩萨心肠，那群小可怜，他是要紧的。”师傅顺嘴答道。

“杨爷，这个道理俺还不懂得么？”吴大娘在屋子门口索性停了下来，“他老人家要做善事，积阴德，那还不好？你不在这里不晓得，晚上他心疼起来，头上汗珠子黄豆那么大，把俺吓得一夜不敢合眼。那种罪，不好受！”

“下次老爷子发病，我派个徒弟来轮班，换你老人家去休息，好不好？”师傅安抚吴大娘道。

“那敢情好，”吴大娘点头称善，“也让俺这个老不死的喘口气——只怕你杨爷嘴里说说罢咧，过后还不是丢到脑后去了！”

“吴婆婆，下次我就派他来，”师傅指着我说道，“这个徒弟最老成，做事可靠。”

吴大娘走近来，觑起眼睛朝我打量了一下，皱成一团的脸上却绽开了一个笑容来，唔了一下，点头说道：

“很健壮的一个小子。”

我们走上玄关，吴大娘从鞋柜里掣出六双草拖鞋来，让我们一一换上。

“都来了么？”我们刚走到客厅门口，里面便传出来一个苍老沙哑的声音问道。

“都带来了，”师傅在门外大声应道，“来参见老爷子。”

吴大娘拉开推门，傅崇山傅老爷子便从里面颤巍巍地迎了出来。傅老爷子果然驼得厉害，他的身躯虽然硕大，可是整个背都弯了下去，背峰高高耸起，身后好像背负着一座小山似的，把头压得抬不起来，行走时，喘吁吁地往前伸长脖子，很吃力的模样。傅老爷子起码七十开外了，一头倒竖的短发，洒满了银霜，须眉也都铁灰了，一张方阔的国字脸上，寿斑累累，宽耸的额头，三道沟纹，好像用刀刻出来似的，又深又黑。一双眼睛，大概泪腺有毛病，泪水汪汪的。他身上穿着一套灰白府绸旧唐装，脚上趿着一双黑布鞋。

“还不上去跟老爷子磕头！”

师傅手里那柄扇子一指，朝我们吆喝道。我们几个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挤挤攘攘，不知所措。

“蠢材！”师傅咬牙低声骂道，“磕个头也不会么？”

小玉乖巧些，抢上去，朝着傅老爷子便要深深下拜。

“免了，免了。”傅老爷子赶忙扶起小玉，并示意要我们都坐下。他自己先坐到一张垫着厚靠背的沙发椅上。师傅在他左侧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我们才一一坐下。我跟小玉、吴敏、老鼠四个人挤在傅老爷子对面的一张长沙发上，阿雄仔却坐到师傅脚下一张踏脚圆凳上去。

“吴嫂，你去倒几杯汽水来。”傅老爷子吩咐吴大娘道。

“俺熬了红豆汤，又蒸了千层糕，喝汽水干啥？”吴大娘驳回道。

“那么更好了，”傅老爷子笑道，“这几个孩子也该饿了。”

傅老爷子转向师傅，开始询问我们各人的姓名、年岁以及生活起居，每个人都问得相当详细，师傅一一做答时，傅老爷子那双泪水汪汪的眼睛却一直瞅着我们，佝着背不住地点头。最后傅老爷子似乎要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似的，嘴皮微微抖动了两下，长长地叹出了一口气：“唉——”

傅老爷子这间客厅摆设十分简朴，除了沙发茶几外，只有靠墙的中央搁着一张红木的长条供案，案上有一尊天青瓷瓶，瓶里插一束白色的姜花。花瓶旁边有一只同色的大碗，碗里盛着几色鲜果。墙上悬着两张镶了黑边镜框的巨幅相片。右边那张是傅老爷子盛年时候在大陆着军装的半身照，身上佩挂齐全，胸前系着斜皮带，大概是当副师长的时候，那时他的身子却是笔挺的，很英武，一脸威严。左边那张是个青年军官，穿着少尉制服。一定是傅老爷子死去的那个儿子傅卫了。傅卫跟傅老爷子有几分貌似，也是一张方脸宽额头，可是傅卫的眉眼却比傅老爷子俊秀些，没有傅老爷子那股武人的煞气。墙上另一角挂着一柄指挥刀，大概年代已久，刀鞘已蒙上一层铜锈。客厅里，隐隐地一径透着一股姜花的甜香。客厅另外一面是几扇糊纸的推门，推门拉开了，外面是后院，院中有假山水池，池里浮满了绿萍，假山有流水入池，一直发着琮琮铮铮的声音。

“杨金海，”半晌傅老爷子向师傅开腔道，“莫怪我说你，这回你也太胡闹了！孩子们不懂事，你怎么倒领头作乱，大伙儿闹到警察局去，是什么意思？”

我们师傅杨金海教头赶忙离座站了起来，指手画脚地分辩道：

“这是天大的冤枉！老爷子，这次实在不能怪我。这几个东西虽然愣头愣脑，跟着我胆子都还小。杀人放火绝对不敢。就连欺诈恫吓我也不许的，就算这个小贼——”师傅指了老鼠一下，指得老鼠直眨眼睛，“有时手脚不干净，也是芝麻绿豆的小玩意儿，还让我打得贼死。这次都是让叫铁牛的那个囚根子给整的，那个亡命痞子在公园里无法无天，早该送到火烧岛去囚起来，省得咱们清清白白的人受连累！”

“你们哪里懂得？”傅老爷子叹了一口气，“这回是我托了天大的人情才把你们弄出来。要不然，老早下的下监，送的送外岛去了。杨金海，你要明白，我已退隐多年，从前军警界几个老朋友，退的退，死的死，新起来的这批少壮派，与我没有渊源，并不卖账。这次勉强得很，我老着脸，把一个多年没有来往的老同僚抬了出来，才让我具保。日后你们再闹事，恐怕我这个保人也要受连累哩！”

“老爷子说得郑重，我记在心里，把他们管得严点就是了。”师傅毕恭毕敬地应诺道，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傅老爷子却一径蹙着眉，忧心忡忡地说道：

“杨金海，你领着这群孩子，在公园里胡混，总不是办法，终究是要闯祸的。应该替他们找份正经差事，才是长久之计。”

“老爷子说得好轻巧！”师傅一柄扇子啪地打在手心上，“这几只公园里赶出来的邋遢猫，正经人家谁肯收容？还有一层：这群小亡命，千万莫错估了他们，一个个还性格得很呢！差点的老板未必降得住。我试过几次的，旅馆、饭店、戏院，介绍去当小弟。不出三天，一个个又溜了回来，说道：‘外面世界容不下，还是回到自己老窝里舒服些。’老爷子，俺有啥办法？现在更好了，公园宵禁，连老窝也封掉了！今天带了这批可怜虫来，还要老爷子替俺们做主，指点迷津呢！”

傅老爷子勉强把头抬起来，用手搔了一搔一头银霜似的短发，笑道：

“我才要数落你，你反来替我出难题！当年你把阿伟带来，我不该心软了一下，把我拖累了那么些年，我为他受的罪，三天六夜也说不完。好不容易功德圆满，把他送上了船。你现在又带了这一群孩子来缠我，我纵然有心成全他们，恐怕精力也不逮了——”

说着吴大娘走了进来，手上的茶盘端着红豆汤及千层糕。

“杨爷又来生啥事故了？”吴大娘插嘴道，“你一进来俺不是跟你提过，老爷子前天才闹心痛吗？”师傅立起身来，一面去接吴大娘手里的茶盘，赔笑道：

“吴婆婆，你不提我还不敢提，你是知道的，老爷子有病，是不许人家问的。”

“这也没有什么，是多年的老毛病了，”傅老爷子舒了一口气，指着胸口道，“这里常常绞疼。”

“丁大夫怎么说呢？”

傅老爷子淡淡地笑了一下。

“大夫还能说什么？到了这把年纪，心脏衰弱了，冠状脉有点阻塞。”

“那么老爷子倒是不能大意呢。”师傅认真说道。

吴大娘把一碗碗的红豆汤分给了我们，每人一只小碟里盛了一块晶莹的千层糕。

“俺也是这么说呀，”吴大娘径自唠叨，“这里到中和乡要转两道车，下雨天，公共汽车爬上爬下，万一摔一跤，怎么得了？”

吴大娘分派完毕，拾起茶盘，脚下左一拐右一拐地走了，临走时又对我们说道：

“喝完了厨房里还有，熬了一大锅。”

“不瞒老爷子说，”师傅干咳了两声，正襟危坐起来，“老爷子身体不舒服，我们是不该来打扰的。这次我把几个孩子带来，一来是给老爷子磕头谢恩，二来也是向老爷子备个案。老爷子可还记得我从前开的那家桃源春酒馆子？”

“是了，”傅老爷子点首道，“你开得好好的怎么又关了？”

“咳，”师傅顿足道，“还不是没有后台撑腰，流氓警察轮流生事。不瞒老爷子说，桃源春那时着实风光了一番的，至今公园里的人还念念不忘，一直怂恿我重起炉灶，恢复桃源春当年的盛况呢。其实我自己也从来没死心，只是没有机会没有本钱罢咧。现在时机到了，公园宵禁，那群鸟儿正在发慌，没个落脚处。我来另筑个窝巢，不怕他们不飞过来。不瞒老爷子说，我连地方也寻妥了，就在这南京东路同一条街上，一百二十五巷里——”

我们师傅杨金海教头刷地一下将折扇打开，一面起劲扇着，一面兴高采烈地向傅老爷子报告筹备经过。最先是万年青电影公司董事长盛公出的主意，盛公说：杨胖子，你出面，我在幕后支持你，把个酒馆子开起来，日后咱们也有个地方走动走动。盛公答应借二十万，师傅又做了一个会，一万一股，我们圈子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参加了。聚宝盆的卢司务、永昌西装店的赖老板还认了两股，顶让费一切都不成问题。

“如果顺利，中秋就可以开张啦。”师傅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我找了一家装潢店去估了一下，怎么将就装修也需十万块呢。现在无论做啥，动着就是钱哪。凭良心说，俺开这个酒馆子，一半也是为了这几个小亡命，走投无路。在酒馆子里当伙计，总还强似街头流浪么——”

傅老爷子一直凝神倾听着，这时陡地举起手止住师傅问道：

“新酒馆叫什么来着？”

“正要向老爷子讨个利市，请老爷子赐个名儿呢。”师傅赔笑道。

傅老爷子驼着背，眼睛半闭，沉思了片刻，微笑着说道：

“从前在南京，我住在大悲巷，巷口有一家小酒店，有时我也去吃个夜消，我记得酒店的名字叫‘安乐乡’。”

“安乐乡！好彩头！”师傅一叠声地叫了起来。

3

南京东路一百二十五巷里，大都是酒馆饭店。巷口是凤城，一家生意鼎盛的粤菜馆，饭馆在二楼，楼下是贩卖部，橱窗里倒挂着一排排焦黄晶亮的油鸡烧鸭。紧隔壁是一家叫梅苑的日本料理，门口悬了一溜一只只西瓜大晕红的纸灯笼，再过去是韩国烤肉店阿里郎，阿里郎正对面是家西餐厅金天使，玻璃门窗吊着许多肉叽叽光着屁股张着翅膀的小天使。一到晚间，整条巷子霓虹灯五光十色地便亮了起来，烤肉香于是便开始在巷中横流四窜。巷中还挤满了摊贩，卖荔枝龙眼的，卖烤鱿鱼的，还有一个摊子在卖炸麻雀，油锅旁边排着一串串炸得焦黑的小鸟儿，晚上巷子里挤满了人，汽车也开不进来了。在这浮面的繁华喧嚣下，我们的新窝巢安乐乡却掩藏得非常隐秘，不是我们的同路人，很容易便被隐瞒过去。因为安乐乡的外面，没有招牌，大门紧挨着金天使的左侧，狭窄的一条门缝，仅仅能容得一人通过，接着便是一条陡直的楼梯一级级伸引下去，楼梯口只悬着一盏淡黄的小灯，光线昏暗，走下去，得扶着栏杆，摸索下降，直到下面，一转右，两扇玻璃门便刷的一声，自动张开，里面赫然别有洞天，进入了安乐乡中。

安乐乡的地下室酒馆有六十坪大。东西两壁镶满了水银镜子，灯光人影互相反射又反射，照出重重叠叠的幻象来。灯光一律是琥珀色的，映得整间酒馆浴在濛濛夕雾中一般。东面靠着壁镜是一条长吧台，台沿包着殷红的漆皮，台面打着派利斯。吧台有十二张独脚旋转圆凳。坐在圆凳上，可以面对着壁镜中的影子对饮。吧台后面的案架上，摆满了各式酒瓶，从红牌威士忌到台湾啤酒，从三星白兰地到五加皮。西面靠壁是一行六套双人靠座，坐椅也是殷红漆皮的，座背高耸。大型圆桌只有一张，在酒馆的一角，坐得下十个人，是让人订座请客的。在进门处，右手有一个圆台，台上摆着一架电子琴，琴上搁着一支麦克风，让客人兴来唱歌。地下室没有窗户，经常得开冷气，调节里面的空气。

安乐乡开张的前几天，我们师傅杨金海杨教头把我们集中起来，扎实训练了一番，把开酒店的规矩全部传授给我们，而且每个人都分派了职务。小玉跟我分配到酒吧企台，当酒保。小玉嘴巴巧，善应对。坐吧台的客人，由他招呼笼络，我在一旁，负责配酒。师傅说，消夜小菜，赚头有限，要紧还是在酒上头，一本万利，所以我们两人的责任最是重大。

“站到吧台后头，就由不得你们耍性格了！”师傅训诫我们道，“少爷架子趁早给我收起来。客人三教九流，喝了几杯，嘴里大荤大素也是有的。你们只管装聋作哑，笑脸相迎就是了。客人进来，咱们只认他的荷包，其他一概勿论！”

师傅把各种酒排在吧台上，指点我们：

“本地酒，价钱定死了，无啥作为。洋酒可就有讲究了！四十块钱一杯，却有几种卖法。”

他拿出一瓶红牌威士忌，酒杯里搁了冰块，倒入一点儿酒，羼上苏打水，示范给我们看。

“酒少了，客人不乐意；酒多了，咱们赔不起。你们走着瞧吧。客人好讲话，就多羼些苏打冰块，碰着难缠的，就老老实实，给够量。客人一高兴，买杯酒送给你们，也是有的。咱们这行有个规矩，酒保当班，滴酒不沾，免得醉了生事。客人送酒，你们暗地里斟上汽水就是了。至于酒钱，也有个行情：四六拆账。你们拿六成，酒馆拿四成。你们不吃亏，老板也赚钱，皆大欢喜。”

分派下来，吴敏托盘送酒，端菜跑堂。老鼠打杂、清桌子、收碗碟、拖地板、洗厕所，一任包办。阿雄仔也有了职位，守门站岗，送往迎来。阿雄仔门口一站，巨灵门神一般，对一些前来滋事的小流氓，有阻吓之效。师傅又商得聚宝盆卢司务卢胖子同意，把他手下一个三厨叫小马的暂借过来，掌厨做消夜。消夜酒菜，我们只列四味：卤肫肝、鸭翅膀、白切肚、五香牛肉，聊备一格。职务派定，我们都很兴奋，恨不得安乐乡早日开张，我们好穿上杏黄色胸口绣红字的新制服上班。只有老鼠闷闷不乐，一双小眼睛斜瞅着我们师傅抱怨道：

“师傅，怎么拖地板、扫厕所这些臭事都轮到我一个人头上来呢？酒保我也会当呀——”

他还没说完，早就挨师傅啐了一口。

“你们听听！凭他这副贼嘴脸也想上台盘呢，客人看见没的隔夜酒饭也要呕出来。你乖乖地每天替我把厕所打扫干净，我要闻到尿臊，就拿乃沙水来灌你！小玉、阿青、吴敏——你们都仔细听着：酒杯、碗碟，打碎一只，薪水照扣。上班时间，偷懒、开小差、浑水摸鱼，一概不准。头一次警告，连犯三次，休怪我师傅无情，一律扫地出门！都听见了？”

“听见了！”我们几人齐声应道。

4

八月十五中秋节，安乐乡终于开幕了。早上已经有花店送花篮来，万年青电影公司董事长盛公送来那只最大，有六尺高，几百朵艳红的玫瑰花扎成了一扇大大的孔雀开屏，红缎飘带上却题着一副对联：

莲花池头风雨骤

安乐乡中日月长

永昌西服店的赖老板，天行拍卖行的吴老头，都送了贺礼。聚宝盆卢司务卢胖子送来的是本行货色，一桌十二色酒菜，是卢司务亲自下厨炮制的，由小马送过来，装在两只大抬盒里。

六点钟，我们都已准备停当，开上了冷气，琥珀色的灯光，从两面壁镜反射出来，映得整间地下室，金雾茫茫的一片。我们各就各位，都穿了清一色的杏黄制服，每个人的胸口绣上了“安乐乡”三个红字，领子上还系着一支红领花。小玉的头发长出了寸把长，一顺溜覆在额上，一双吊梢桃花眼，笑眯眯的，更加俏皮了，站在吧台后面，俨然小酒保的模样。阿雄仔最神气，他笔直立在大门口，满面严肃，像座守门神。老鼠和吴敏一直跑出跑进，师傅不停地指挥着他们两人，搬西搬东，忙个不停。师傅也换上了一套崭新深黑色奥龙西装——是永昌的赖老板送的，西装做得很贴身，圆球似的肚子屁股包裹得前翘后挺，里面穿了一件熨得棱角分明的白衬衫，领上也系了一只大红蝴蝶结，把个肉嘟嘟的双下巴，挤得吊了下来。尽管冷气森森，师傅胖脸上的汗珠子仍旧不停地滚，手中那柄扇子扇得刷刷响。

八时整，安乐乡的两扇自动门豁地张开，公园里的那一群鸟儿，一只只抖擞擞地都飞扑了进来。不一会儿，我们这个新窝里，黑压压都浮满了人头，我们圈内知名的人物，差不多全体到齐。突兀兀立在人堆中，最抢眼的，当然是华国宝，华国宝近来愈更骚包，因为盛公果然看中了“这块料”，在万年青的新片子里《情与欲》让他当上第二男主角，因为《灵与肉》在台湾、香港及星马上演都大卖座，盛公又赶紧抢拍这个续集。华国宝穿了一袭蓝汪汪亮丝绸长袖衬衫，袖口却翻卷起来，左腕上松松地绾着一串宽边银手链，胸口的几粒纽扣故意松开着，肌肉波伏的胸膛上，悬着一枚鸽卵大的玛瑙垂饰；他穿了一条雪白的喇叭裤，裤腰却扎得紧紧的，系着一根猩红的宽皮带。华国宝的头昂得更高了，旁若无人，如似一只踌躇满志、羽毛灿烂的孔雀一般。阳峰仍旧戴着他那顶遮掩残秃的巴黎帽，坐在酒吧台最里边的一个座位上，远远地望着华国宝，早衰的脸上更加地无奈了。花仔率领着三水街的一群小幺儿拉拉扯扯便挤到了电子琴的旁边，争着点曲，要琴师弹奏。“《日日春》。”一个叫道。“《情难守》。”另一个叫道。“《阮不知啦》！《阮不知啦》！”又另一个喊道。琴师杨三郎在日据时代还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乐师，写过几首曲子，让酒女们唱得红遍台北。杨三郎的眼睛已经半盲了，晚上也戴着一副黑眼镜，僵木的脸上，一径漾着一抹茫然的笑容。他调整了配音，头一昂，悠扬的电子琴声，在嗡嗡嘤嘤的人声笑语中，猛然奋起。于是坐在第一桌的那四个正在服役的充员兵，更提高了声音。其中有一个正津津乐道，在讲他班上的一个老班长，把他灌醉了勾引他的趣事。四个充员兵都剃着短短的小平头，脸上晒得赤红，身上还穿着制服，大概从外地赶回台北，一下了车就直奔前来，还来不及回家更换。隔壁一桌是大学生，两个是社会系的，他们说：有一天，他们两人要合写一本社会调查：《新公园青春鸟的迁徙习性》。两个大学生今晚到安乐乡来替他们的朋友饯行，他们都举起了啤酒杯，预祝今年毕业的马来西亚侨生一帆风顺，侨生马上要返回槟榔屿了。台湾的一切，使他依依不舍，在台湾他度过了四年热情而又叫人心碎的日子。侨生苦恋山地歌手曹族美男子蓝若水的故事，是我们圈子里常常提起的佳话。都来了：西门町的老板跟小伙计。心脏科的名医生跟军法官。艺术大师坐在一角，闷闷不乐，铁牛那张画，始终没有来得及完成。铁牛送到了火烧岛，大师的灵感也跟着烧成了灰烬一把。到哪儿再去寻找像铁牛那样原始、那样野性、那样令人血脉贲张的纯男性模特儿？大师惋惜道。

另外的一角，坐着另外一个中年男人，也在闷闷不乐。他嘴角上的那一道沟纹更加深了，好像脸上印了一道黑色的裂痕一般。光武新村的张先生居然也来了，他闷闷不乐，有两种传说。一种是他把小精怪萧勤快赶了出去，因为嫌他手脚不干净，偷了张先生一架加隆照相机出去卖。还有一种说法是小精怪把张先生甩掉了，因为小精怪搭上了一个德国商人，给介绍到香港德航去做事了。总而言之，张先生又挂了单，一个人在忿忿地喝着闷酒。聚宝盆的卢司务兴致最高昂，挺着一个水桶大的肚子，在人堆里奋力寻找他的耗子精。整个安乐乡挤得连转身都困难了。两边的壁镜互相辉映，把人影照得加倍又加倍，在琥珀色的灯光下，晃动交叉，好像一群在夕阳影中兴奋蹦跳的企鹅一般。

万年青的董事长盛公终于光临了，可是却给摒挤在门外，无法进来。我们师傅杨金海杨教头见到了，赶紧拨开一条路，迎了过去，半拥半推，将盛公护送到酒吧台前，一叠声喝令小玉道：

“白兰地、三个5，快点送上去！”

又转头向盛公道：

“盛公，盼了你一晚，生怕你老人家不肯赏光呢！”

“杨胖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就是天上下雹子也要来的！”盛公笑道，“我今晚有个应酬，在五福楼给绊住了。我还是装肚子痛，逃席的呢。”

盛公穿了一件绛红底起大白团花的夏威夷衫，乳白裤子，镂空白皮鞋，头上仅存的三绺毛发，仍旧抹了油，梳得井井有条，贴在顶上。

“盛公今晚很美丽呀！”小玉笑吟吟地称赞道。他奉上一杯白兰地，又替盛公点上一支三个5。

“你们听听！吃老头子的豆腐呢！”盛公笑得眉眼皱成一团。

“盛公的豆腐是‘营养豆腐’，吃了延年益寿呀！”小玉笑道。

盛公乐呵呵，眼泪水都笑了出来，跟我们师傅杨教头说道：

“有这个小淘气在这里，你们安乐乡还怕不生意兴隆么？”

说着却掏出了两张百元大钞，掷给小玉道：

“好孩子，好好做，做发了，好处多得是！”

小玉接过赏钱，笑道：

“盛公天天晚上来赏光，咱们的好处就多了。”

“杨胖子，”盛公眯觑着眼睛，点头说道，“总算偿了你的心愿，当年‘桃源春’的盛况，今晚果然又恢复了！”

师傅双手一拱，就朝盛公拜了下去。

“都是托你老的洪福！”

师傅替盛公拿了烟酒，在前面开路，不停地嚷着借光，把盛公护送到了圆桌那边去，圆桌早坐满了一群少年家，华国宝也在那里等候着了。盛公一过去，少年家都倏地立起了身子，抢着让位。据说《情与欲》里还有两个男配角没有找定，那些少年家都暗暗在做明星梦，想在盛公面前表现一番，或许捞到一个角色。

小玉把盛公的两百块赏钱塞进了胸袋里，赵无常却轻飘飘脚不沾地似的倚到了吧台边，一双眼睛朝小玉上下一掠，冷笑道：

“嘿，挂牌了！不知道卫生局检查合格了没有？有没有发正式牌照？”

赵无常照旧一身的黑，一张瘦长的马脸，粉刷过一般，垩白的，一张口便露出了两排焦黄的烟屎牙来。

“咱们还得去检查检查，”小玉笑嘻嘻回嘴道，“有些‘老妓无毒’，早就免疫了呢！”

说着却将一盅啤酒往赵无常面前一推，推得杯里的酒液来回浪荡，直冒白泡。

“拿去灌吧，这杯白送，今晚由咱们安乐乡来倒贴！”

小玉也不等赵无常答话，径自走到吧台的另一端，从我手中把一杯红牌威士忌接了过去，搁在心脏科名医史医生的面前。

“史医生，我有病。”小玉说道。

“你有什么病，小家伙？”史医生猛吸了两下烟斗，颇感兴味地问道，“明天到我诊所来，我来替你全身检查。”

史医生常常给我们义诊，他是个劫富济贫的仁医，据说有一次盛公去找史医生，量了一量血压，就挨了五百元。

“我有心病。”小玉指了一指胸口道。

“心病？那正是我的专长。我来给你照照爱克司光，做个心电图。”

“照不出来的，”小玉叹道，“我这个心病有点怪，只怕你这位大医生也没有妙方：我一看见像你这样漂亮的男人，心就乱跳。怎么办？你能治么？”

“这是风流病！”史医生呵呵地笑了起来，“你这种心病，咱们这儿可无药可治。听说外国倒有一种电疗法：给你看一张男人的照片就电你一下，电到你一看见男人就想呕吐为止。”

“罢了，罢了！”小玉双手护住胸口嚷了起来，“那种电法，病没治好，心倒先电死了！”

张先生已经喝到第三杯闷酒，都是吴敏送过去的。这次吴敏见到张先生，额头上不再出冷汗了，因为小精怪萧勤快没有跟来。吴敏将一杯白兰地捧给了张先生，并且殷勤地递上了一块洒了香水的冰毛巾。张先生抓起毛巾，在脸上忿恚地抹了两把，可是并没能抹掉他嘴角边那道近乎凶残的沟痕。

“那个小贱人，你可看到了？”小玉凑近我耳边低声说道，“他在吃回头草呢！”

卢胖子伸手一捞，一把又揪住了老鼠一只耳朵。

“耗子精，今晚我来捧你的场，招呼你也不来跟我打一声。”卢胖子真的有三分气了。

“卢爷，”老鼠歪着头，脸上扭成了怪相，讨饶道，“你也可怜可怜我吧！这一夜哪里有半刻空闲？腿都快跑断喽。”

卢胖子把老鼠的耳朵拎到他的嘴边，叽咕了几句，老鼠笑得吱吱怪叫，挣脱了卢胖子的手，一溜烟，窜进了人堆里。

盛公那边最热闹，圆桌子坐满了做明星梦的少年家，身后还有站着的，都在聚精会神地聆听盛公讲古，追述三〇、四〇年代的星海浮沉录。

“你们听过标准美人徐来没有？”盛公问道，少年家面面相觑。

“他们还没出娘胎，懂得什么徐来徐去呀？”我们师傅坐在盛公身边插嘴道，“盛公，你老和徐来合演的《路柳墙花》我倒看过的，你在那张片子里头俊俏得紧哪！”

盛公那张皱成了一团的脸上突地绽开了一个近乎羞赧的笑容来，抚摸了一下头顶仅剩的三绺头发，不胜欷歔。

“杨胖子，亏你还记得《路柳墙花》。那倒是‘明星’一张招牌片，‘明星’是靠它起死回生的呢。”

师傅告诉过我们，盛公是三〇年代的红小生，有名的美男子。那时候上海南京许多女学生都争着买盛公签了名的照片，挂在闺房中。盛公提起当年盛况不免惆怅，因此他最肯提拔后进，偏爱美少年，譬如像华国宝，盛公说，华骚包那副骚兮兮的模样，倒有几分像他当年。

盛公把三〇、四〇年代那一颗颗熠熠红星的兴亡史，娓娓道来，说到惊心动魄处，盛公却戛然而止，觑着他那双老眊的眼睛，朝向围他而坐的那些少年家逡巡一周，喟然叹道：“青春就是本钱，孩子们，你们要好好地珍惜哪！”

安乐乡的冷气渐渐不管用了，因为人体的热量，随着大家的亢奋、激动，以及酒精的燃烧，愈升愈高。在这繁华喧闹的掩蔽下，在我们这个琥珀色的新窝巢中，我们分成一堆堆，一对对，交头接耳，互相急切地倾吐，交换一些不足与外人道的秘辛。在这个中秋夜，大家从四面八方奔来聚在这个地下室里，不分老少，不分贵贱，骤然间，混成了一体，纵使还有个人深藏不露的苦痛、忧伤、哀愁、憾恨，也让集体的笑语、戏谑、癫狂，以及杨三郎那一声紧似一声的电子琴一下子掩盖下去。杨三郎扬起头，他那张带着黑眼镜沧桑斑斑的脸上，又漾起了一抹茫然的笑容来。他换上配音，奏出了他在日据时代亲自谱写的一曲《台北桥勃露斯》。

5

一二五巷里的霓虹灯已经熄灭，饭馆酒店开始打烊了。只有梅苑门口那几只西瓜大的灯笼，一个个晕红的，还悬在那里。到底是中秋了，到了半夜，巷子里起了一阵带着凉意的微风，吹得那些晕红的灯笼来回地摆荡，最后一批吃消夜的客人，刚从梅苑走出来，坐上计程车，驶出了巷口，于是一二五巷便渐渐沉寂下来。骤然间，从巷口凤城酒店的楼头，一轮满月涌了出来，光亮夺目，大得惊人。有许多年了，我没有注意过中秋夜的月亮。没想到竟是如此庞大、如此灿烂。好像一盏大探照灯，高悬巷口一般。自从那年母亲出走后，我们家里便没有过过中秋。从前母亲在家时，每逢中秋，她都要拜月娘的。到了晚上，月亮升到中天，母亲就领了弟娃跟我到后院天井里去烧香，母亲独自伏身上香拜月，我跟弟娃就去抓供桌上掬水轩的五仁月饼来吃。父亲从来不到天井里来，等到母亲拜完月亮，就切一碟月饼给父亲送进去。只有那一年例外，那是母亲在家最后的一个中秋，父亲却破例到后院去参加我们一起赏月。那年中秋，父亲的合作社发双饷，我们的月饼也每人多加了一枚，一枚五仁，外加一枚豆蓉的。那晚的月亮分外光明，照得我们天井里的水泥地都发了白，照得母亲那匹黑缎似的长发披在背上燿燿发光，照得弟娃两筒玉白的膀子镀上了一层清辉。父亲那晚兴致特高，替我跟弟娃两人，一人做了一只柚子灯。没想到父亲那双青筋叠暴、瘤瘤节节的巨掌，做起柚子灯来，竟那般灵巧，几下便把柚子心剥了出来，而柚子壳却丝毫无损。他用一柄水果尖刀，极其用心地把柚子壳镂刻出两个人面来，鼻眼分明。弟娃那只嘴巴歪左边，我那只歪右边，两只柚子灯，圆头圆脸，歪着嘴笑嘻嘻的。我们把红蜡烛点上，插进柚子灯里，挂在屋檐下，亮黄的烛火，便从柚子灯的眼里嘴里射了出来。月到中天时，母亲点上了香，对天喃喃祝祷一番，拜罢便坐到她那张竹椅上去，把弟娃抱进了怀里，轻拍着他的背，哄他睡觉。弟娃已经吃了一只半月饼，他的头伏在母亲的胸房上，打了两个饱嗝，张着嘴，满足地矇然睡去。父亲在天井里背着手，踱过来，踱过去，一个晚上，也没有开过口。他走到那两盏柚子灯下，抬起花白的头，端详了半天，突然间自言自语说道：

“我们四川的柚子比这个大多了。”

我走到巷口，仰天望去，月光像一盆冷水，迎面泼下来，浇了我一身，我一连打了几个寒噤，身上的汗毛不禁都张了开来。

6

我在西门町南洋百货公司门口，遇见了吴敏。我到南洋买内衣裤，我的汗背心都穿洞了，内裤的松紧带也失去了弹性，晾在晒台上，破破烂烂，垮兮兮的，阿巴桑认为有碍观瞻，并且威胁要收去当抹布。南洋百货公司秋季大减价三天，门口挂了大红条子：衬衫睡衣内裤一律七折。吴敏见了我，吞吞吐吐周身不自然起来。我发觉在他身边，跟着一个中年男人，那个男人约莫五十上下，剃着个青亮的光头，全身瘦得皮包骨，一脸苍白，额上的青筋却根根暴起，一双眼睛深坑了下去，散涣无神，眼塘子两片乌青，好像久病初愈一般，神情委顿。他身上穿了件泛黄的白衬衫，衬衫领磨破了，起了毛，一条宽松的黑裤子系在身上，晃荡晃荡的。足上一双黑胶鞋，一只的鞋尖都开了口。

“阿青——”吴敏强笑着招呼我道。

“你到哪里去？”我在南洋百货公司门口停了下来。

“我也到南洋来买点东西——”吴敏迟疑了一下，才介绍他身旁那个病容满面的中年男人。

“阿青，这是我父亲。”

我赶快点头招呼道：

“伯父。”

吴敏父亲羞怯地笑了一下，却望着吴敏，好像在等他代答些什么话，解除困窘似的。吴敏没有作声，推开南洋百货公司的大门，径自走了进去，他父亲跟在他身后也走到里面。进去后吴敏先到衬衫部，那边柜台上，摊满了清货大减价的衬衫，捡便宜的顾客都围在那里，一阵翻腾。吴敏也挤了进去，抓了两件出来，一件蓝的，一件灰的，转身问他父亲道：

“阿爸，你穿十四吋半，还是十五吋的。”

“都可以嘛。”吴敏父亲应道。

“这两种颜色行么？”

吴敏把衬衫递给他父亲，他父亲接了过去，捧在手里，左看右看，斟酌了半天，说道：

“就是这件灰的吧。”

他把那件蓝的退给吴敏，吴敏又塞回到他手里。

“两件一齐买好了，难得大减价。”

买了衬衫，吴敏又领着他父亲一个一个部门走了过去。内衣裤、手巾、袜子、拖鞋，从头到脚都买齐了，又到日用品那边，买了牙膏牙刷、剃胡刀，还买了一瓶三花牌生发油。吴敏付了钞票，大包小包地提在手里，后来的几件东西，他根本也不跟他父亲商量，自己抓了算数。我也买了四套三箭牌的内衣裤，捡便宜抢了一件蓝白条子衬衫。我们走出南洋百货公司的大门，吴敏却在我耳根下悄声说道：

“阿青，你陪我一块儿到火车站，等我送我父亲上车后，我们一起吃饭。”

吴敏的父亲是乘四点半的普通车到新竹去。吴敏替我也买了一张月台票，我们把吴敏父亲送到二号月台去等车。站在月台上，吴敏两只手提满了包裹，对他父亲说道：

“你还需要什么，写信来给我好了。”

吴敏父亲用手拭去了额上的汗水，一双散涣的眼睛直发怔，沉吟半天说道：

“够了，不要什么了。”

过了半晌，他却卷起他右手的衬衫袖子，露出细瘦的手腕来，举起给吴敏看。

“这个癣，生了两年。总也不好，痒得难过得很。你知道有什么药可以医没有？”

吴敏父亲的手腕上，重重叠叠，长满了一圈圈的金钱癣，有的结了疤变成赤红色，有的刚抓破，露出鲜红的嫩肉来。吴敏皱了皱眉头，说道：

“你早又不说，南洋百货公司对面就是华美药房，他们有一种‘疗百肤’，是治癣的特效药——这样吧，我买了寄到二叔家给你好了。”

吴敏父亲瞅了吴敏一眼，点了点头，把衬衫袖子仍旧放下，也就不做声了。我们三个人默默地立在月台上，好一会儿，吴敏才突然若有所思地叮嘱他父亲道：

“阿爸，你到了二叔那里，二叔不讲究，二婶的为人你是知道的，她那里的便宜，千万占不得。”

“晓得了。”吴敏父亲应道。

“那瓶生发油，你一到就先拿去送给二婶，就说是我买给她的，那是她常用的牌子。”

吴敏父亲又点了点头。火车进站，吴敏等他父亲上车找到座位，才一包一包将衣物从车窗递进去给他。吴敏父亲坐定后，又从窗口伸出半截身子来，指了一指他的右手腕。

“阿敏，癣药，莫忘了，痒得很难过——”

“知道了，”吴敏皱起眉头，答道，“我寄给你就是了。”

火车开动，出了站，吴敏仍怔怔地站在那里，眼睛一直遥望着远去的火车，非常平静地说道：

“我父亲，今天早上刚出狱，他在台北监狱坐了三年的牢。”

7

“七岁那一年，我才第一次见到我父亲。”

吴敏跟我走到车站附近馆前路的老大昌里，一个人叫了一客快餐，火腿鸡蛋三明治。老大昌二楼静悄悄的，下午四点半，不早不晚，没有什么人。二楼的光线很暗，楼下的轻音乐隐隐约约传上来。我们吃完三明治，喝着咖啡，吴敏点上一支玉山，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道：

“我第一次见到他，很害怕。那个时候他壮多了，还没开始吸毒，留着个油亮的西装头，还满神气。他一到我二叔家，就跟我二婶吵了起来，因为他要把我领走。我母亲怀着我的时候，他第一次坐牢，我是在我二叔家出生的。我看见他凶巴巴，便一溜烟躲进米仓里去。二叔在新竹开碾米厂，米仓里堆满了装谷子米糠的大箩筐，我钻进箩筐堆里，抵死不肯出来。我父亲来捉我，我就满地爬，一脚踢翻了一箩米糠，撒得一头一身。二婶看见倒笑了，说道：‘这倒像只偷米糠的老鼠仔！’”

说着吴敏自己先笑了起来。

“客家女人最厉害！”吴敏犹有余悸似的，耸起肩膀说道。

“你二叔怕不怕老婆？”我笑道，“听说客家男人都是怕老婆的呢。”

“二叔么？二婶吼一声，他吓得脸都发黄，你说他怕不怕？”吴敏笑道，“二婶家是新竹的客家望族，那家碾米厂就是她的陪嫁。二叔光棍一条，站在二婶面前人都矮了一截。我跟他同病相怜，每天总要挨二婶一顿臭骂，从饭桌上骂到饭桌下。我在二婶家那几年，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我最记得，我二婶把我母亲赶出去的那天晚上，把我叫到她房里去睡。睡到半夜尿胀了，又不敢起来，怕吵醒她，只好溺在裤子里——”

“可怜，”我摇头笑叹道，“像个小媳妇儿似的。”

“有什么办法呢？”吴敏抽了一口烟，“谁叫自己的老爸老母不争气？老爸坐牢，老母偷人——跟碾米厂的工人睡大了肚皮，让二婶一路推出大门外去。”

“你后来见过你母亲么？”

“我没有见着她，”吴敏摇摇头，“不知道她在哪里，只听说她嫁给那个工人了，大概过得还不错。”

“阿青！”吴敏沉思了片刻，把烟按熄，突然叫道，“你听说过有人戒赌砍指头么？”

“有呀！”我笑道，“有些人还砍去两三根呢！”

“我那个赌鬼老爸就是砍去九根指头，还剩一根他也要去摸牌的！”吴敏摇头笑叹道，“他跟台湾人赌三公可以三天三夜不下桌子。他的一生就那样赌掉了。不是我说句狠心话，我老爸关在台北监狱里也就算了，在那里我还可以时常去看看他，照顾他一下。现在放出来，不出三个月，他的赌性一发，天晓得又会闹出什么事故来？阿青，人生为什么这么麻烦？活着很艰苦呢！”

吴敏望着我满脸无奈地笑道。

“艰苦莫人知呀！”我应道，“难道你又想去割手不成？小玉说过：‘下次吴敏割鸡巴，小爷也不输血给他了！’”

“不会了，哪还会去做那种傻事？”吴敏不好意思起来，头一直俯着。

“阿青，昨晚张先生又叫我去陪他，搬回去跟他一块儿住。”

“你怎么说？”

“我答应他了。”

“难怪小玉骂你是个小贱人！怎么那个‘刀疤王五’招一下，你的魂儿就飞过去了？你贪图他什么？他光武新村那间漂亮的公寓么？”

我记得吴敏告诉过我，他头一天搬进张先生的公寓，在他那间蓝色瓷砖的浴室里，泡了一个钟头不肯出来。

“我并没有说我现在要搬回去跟他一块儿住呀，”吴敏分辩道，“我只是到他那里去陪陪他，昨天晚上，离开安乐乡，我就到他家去看他去，我知道他一定又喝醉了，他的酒量并不好。”

我突然想起那天我到张先生那里，张先生叫小精怪萧勤快把吴敏留在他那里的一包旧衣物掷给我，要我拿走。大概就是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张先生嘴角那道纹路，像一条深陷的刀痕，他使我想起演《刀疤王五》的反派明星龙飞，龙飞在那个电影里，老喜欢嘿嘿狞笑，嘴角露出一道深深的刀疤来。

“那样绝情的人，也值得你这么对他！”我突然觉得，我输给吴敏那五百CC的血，确实有点划不来。

“我可怜他。”吴敏望着我说道。

“你可怜他？”我噗哧一下，刚喝进嘴里的一口咖啡，喷了出来，“我的小乖乖，你先可怜可怜你自己吧，你那条小命儿也差点葬送在他手里。”

“你不知道，阿青，张先生是个很寂寞的男人呢。从前我住在他那儿的时候，平常他总是冷冷的，不大爱说话。可是一喝了酒，就发作了，先拿我来出气，无缘无故骂一顿。然后就一个人把房门关上，倒头睡觉去。有一次他醉狠了，在房里吐得天翻地覆，我赶快进去服侍他，替他更换衣服。他醉得糊里糊涂，大概也没分清我是谁，一把搂住我，头钻到我怀里痛哭起来，哭得心肝都裂了似的。阿青，你见过么？你见过一个大男人也会哭得那么可怕么？”

我说我见过。我想起在瑶台旅社跟我开房间的那个体育老师，那个北方大汉，小腹上练起一块块的肌肉，像铁一样硬，他一直要我用手去摸。可是那晚他躺在我身旁却哭得那么哀恸，哭得叫我手足无措，那晚他也醉得很厉害，一嘴的酒气。

“从前我还以为大男人不会哭的呢，尤其像张先生那样冷冷的一个人。谁知道他的泪水也是滚烫的，而且还流了那么多，不停地滴到我的手背上。张先生人缘很不好，刻薄、多疑，又小气。平常也没有什么朋友，跟他同居的那些男孩子，没有一个对他是真心的，都处不长，而且分手的时候总要占他的便宜，拿些东西走，萧勤快那个家伙最狠了。张先生告诉我，他还不止拿走张先生一架加隆照相机呢，连张先生最宝贝的一套三洋音响也搬走了，而且还很凶，他说张先生要是去告警察，他就把他跟张先生的关系抖出来。张先生受到这次打击，又想起我来了，大概他觉得只有我还靠得住些，所以要我回去陪他。”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搬回去跟他一块儿住，又去做那个‘刀疤王五’的小奴隶算了？”

“我想开了，暂时还是这样好。张先生脾气怪，他一时寂寞，要我回去，万一他又后悔起来，我就太难堪了。而且现在我又不是没有去处，师傅要我晚上在安乐乡住，好守店。我对他说：‘张先生，等你真的需要我的时候，我一定搬回去陪你。’”

吴敏停了片刻，望着我，继续说道：

“阿青，我知道张先生不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但是我跟他处过一段不算短的日子，虽然他对我曾经绝情过，可是只要他用得着我的时候，我还是会去照顾他的。不管怎么说，他总还让我在他那里住了那样久呀。老实说，从小到大，还算跟张先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我过得最舒服呢。”

吴敏的嘴角浮起了一抹微笑，他抬头望了一眼壁上的电钟，拾起桌上的账单起身说道：

“六点钟，我们该到安乐乡去上班了。”

8

安乐乡开张以后，生意鼎盛，一个礼拜下来，差不多天天都挤得满满的。公园老窝里那群鸟儿，固然一只只恨不得长出两对翅膀来，往安乐乡这个新巢里直飞直扑，而且还添了不少从前不敢在公园里露面的新脚色。公园里月黑风高，危机四伏，没有几分泼皮无赖的胆识，真还不敢贸贸然就闯进咱们那个黑暗的王国里去呢。譬如说那一群没见过阵仗嫩手嫩脚的大专学生、那批良家子弟，有的连公园大门也没跨过，有的溜进去，也只是掩掩藏藏，躲在那丛樟树林子里看看罢了。可是咱们这个新窝巢却成了这批良家子弟的天堂，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进来，很安全，很笃定。琥珀色的灯光、悠扬的电子琴、直冒白泡沫的啤酒——这个调调儿正合了这群来寻找罗曼史的少年家的胃口。他们好像是到咱们安乐乡来开大专联谊晚会的；两个是淡江的，两个是东吴的，好几个辅仁的，一大群文化的，一个身材健硕穿着紧绷绷蓝哥牛仔裤白色爱迪达运动鞋的是体专的高材生，金龙篮球队的队长。一个蓄着一头猬张的头发，唇上两撇骚胡髭的是艺专音乐系的天才歌手。他写了一首歌，叫做《你那双灼灼的眼睛》。有时晚上，我们打烊了，那群大学生还不肯走，天才歌手坐上了电子琴，自弹自唱起来：

你那双灼灼的眼睛

炙伤了我的心

你那双灼灼的眼睛

焚痛了我的灵魂

我举起双手

却捧起一掬爱的灰烬

天已荒

地已老

山已崩

海已倾

可是哟

我的情

为什么总也

理不清

毁不尽

天才歌手的声音激越、哀楚，他歪着头，长发披到一边，闭上眼睛，紧皱起眉头，两颧烧得绯红，好像痛苦得不堪负荷一般，那一群大学生围着他，仰面张口，听得着了迷。而我和小玉，一人一把扫帚，却从地上扫起了一阵冉冉飘起的灰尘。小玉一直暗骂，骂那群大学生还不回家，我们好打烊休息。那些大学生都配成了对，落单的几个，大概刚失恋。艺专那个天才歌手，他的爱人上个月才离开他去了新加坡，她是台湾大学外文系的侨生，据说人长得很漂亮，而且真还有一双灼灼的眼睛。

另外还有一种新客人，他们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脸面，而且也有妻室儿女。公园里的凶杀、勒索，幽暗中发生的恐怖事件，唬得他们裹足不前。可是在咱们安乐乡里，在温柔的琥珀色的灯光下，这批董事长、总经理、博士教授，却感到如鱼得水，宾至如归，把他们白天为事业、为家务的烦恼一股脑儿抛掉，在我们这个新窝巢里，暂且沉醉片刻。这批皮夹子饱满的中年人，是我们的最佳客人，师傅叮嘱我们，一定要加倍奉承，至于那些大学生，三个人分一瓶啤酒，两袋空空，榨也榨不出几滴油水来，摆在那儿，当花瓶看看罢了。师傅这几天笑得合不拢嘴，替我跟小玉一人买了一只浪琴镀金打火机。那些阔客人抽出一支三个5，我们便赶忙嚓地一下，打着火，金闪闪的浪琴送到客人的面前，又殷勤，又够气派。于是我们便趁着他们不在意，暗暗地便替他们把最贵的拿破仑斟得满满一杯，一边听他们倾吐许多我们似懂不懂的牢骚话。原来这些功成名就有家有室皮夹里塞满了百元大钞的中年人，两杯下肚，竟也会吐露出他们惊人的烦恼。一个秃头大肚在板桥开了两家压克力工厂的老板柯金发柯董事长，喝掉了半瓶白兰地，抽掉大半包红吉士，扣住我的手腕不放，唠叨了一夜：他的三个儿子，一个是赌鬼，一个专门追小歌星，最小的一个刚给学校开除，三个儿子什么都不会，就会穷花老头子辛辛苦苦赚来的钱，秃头董事长激动得直磨牙，恨道：“三个败家子，歹命呵！”我不停地替他斟白兰地，点香烟，直到秃头董事长说完了他的家庭悲剧，打赏了我一百元的小费，在师傅面前大大地赞扬了我几句，说我服务周到。小玉这几天特别起劲。因为师傅交给他一个重要客人，要他小心伺候，客人是永兴航运公司翠华号的船长。龙船长约莫五十上下，身高六尺，宽肩膀大胸膛，屋子里一站，竖起一块大门板似的。大概长年海风吹刮，一身漆黑发亮，好像穿了铁甲一般，威武异常。他头一晚来，小玉悄悄笑道：龙王爷来了！龙船长那颗头确也大得出奇，一脸崎岖，高额大鼻，一双铜铃眼，一张嘴两排白牙森森，确实龙头龙脸。可是龙船长的人却非常豪爽热情，揪住小玉的腮帮子直打哈哈，叫道：小蜜糖！他的口音带着浓浊的江浙腔，很像小玉从前的老户头老周说国语。翠华号是条货轮，运石油为主，专走波斯湾到日本的航线。龙船长刚从日本回台湾休假，所以夜夜有空到咱们安乐乡来买醉。师傅吩咐过，龙船长喝威士忌要给够量，酒菜一律奉送，不许收钱。师傅看准龙船长是块无价之宝，与咱们安乐乡兴衰攸关。因为日后安乐乡的洋酒，都可以托龙船长私带进口了。一瓶红牌威士忌可省两百块，一瓶拿破仑赚下三百八，这笔开销，不知要卖多少杯酒才抵得过。咱们安乐乡的生意，就赚在这些洋酒上。所以师傅对小玉道：

“玉仔，这个人要紧，你替我好生看着，这条大鱼莫让他溜掉了。”

“师傅放心，”小玉笑道，“我把龙王爷的龙蛋抓紧不放就是了。”

在安乐乡的诸多旧雨新知中，只有一个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新窝巢。他怀念我们的老家，怀念公园里那片拔去了莲花的永生池，怀念那一丛丛纠缠不清的绿珊瑚，怀念那深深的黑暗里，一双双飞高飞低萤火虫般碧灼灼充满了欲望的眼睛。艺术大师说我们的老窝遍布原始气息，野性的生命力，那是一个惊心动魄令人神魂颠倒的幽冥地带。他结论道：还是咱们那个黑暗王国够刺激！大师认为我们这个新窝太人工化、太庸俗、太安适。大师不喜欢柔靡声中琥珀灯下的杯光鬓影。他批评那些大学生：矫作肤浅，沾沾自喜。在他们受过文明洗礼的身上，大师找不到一丝灵感。他最怀念那群从华西街、从三重埔、从狂风暴雨的恒春渔港奔逃到公园里的野孩子。他们，才是他艺术创作的泉源。大师告诉我，他曾经周游欧美，在巴黎和纽约都住过许多年，可是他终于又回到了台湾来，回到了公园的老窝里，因为只有莲花池里的那群野孩子，才能激起他对生的欲望、生的狂热，他替他们画像，记载下一幅幅“青春狂想曲”。在安乐乡进门右侧电子琴台的后面，有一片白墙壁，替安乐乡装潢的那家胜美装潢公司，本来在那面墙上挂了一张外销油画，画的是一瓶大红大绿的大丽花。大师看到，眉头一皱，说道：“恶俗！”于是我们师傅便乞请大师赠送一张他自己的作品，给我们挂挂，增加安乐乡的艺术情调。大师说他的画从来不赠送，不过为了提高安乐乡的情调，他倒破例借给我们一张作品，悬挂一个月。可是我们没料到，大师竟肯把他那张杰作《野性的呼唤》，借给了安乐乡。那是一张巨幅油画，六呎高三呎宽的一幅人像，画面的背景是一片模糊的破旧房屋，摊棚、街巷、一角庙宇飞檐插空，有点像华西街龙山寺一带的景象，时间是黄昏，庙宇飞檐上一片血红的夕阳，把那些肮脏的房屋街巷涂成暗赤色。画中街口立着一个黑衣黑裤的少年，少年的身子拉得长长一条，一头乱发像一蓬狮鬃，把整个额头罩住，一双虬眉缠成了一条，那双眼睛，那双奇特的眼睛，在画里也好像在挣扎着迸跳似的，像两团闪烁不定的黑火，一个倒三角脸，犀薄的嘴唇紧紧闭着，少年打着赤足，身上的黑衣敞开，脸膛上印着异兽的刺青。画中的少年，神态那样生猛，好像随时都要跳下来似的。我第一眼看到这张画，不禁脱口惊叫道：

“是他！”

“是他。”大师应道。大师那张山川纵横的脸上，突然变得悲肃起来。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公园里莲花池的台阶上，他昂首阔步，旁若无人地匆匆而过。我突然想起烧山的野火，轰轰烈烈，一焚千里，扑也扑不灭！我知道我一定得赶快把他画下来，我预感到，野火不能持久，焚烧过后，便是灰烬一片。他倒很爽快，一口答应，也不要报酬，只有一个条件：要把华西街龙山寺画进去。他说，那就是他出生的地方。那张画是我最得意的作品之一。”

大师的得意之作终于挂上了安乐乡那面白壁上。画中那双闪烁不定的眼睛，像两团跳动的黑火，一径怨忿不平似的俯视着安乐乡里的芸芸众生。于是在琥珀迷茫的灯光下，在杨三郎倏然地扬起的电子琴声中，在各个角落的喁喁细语里，公园里野凤凰那则古老沧桑的神话，又重新开始，在安乐乡我们这个新窝巢中，改头换面地传延下去。

9

“龙王爷是个老可爱！”小玉喜孜孜地告诉我道。

这几晚小玉都跟我回锦州街丽月那里去睡，我们冲完澡，坐着抽烟闲聊的当儿，小玉就兴高采烈地大谈龙船长一生的传奇故事。丽月把安乐乡称作“水晶宫”，她说我们这些“玻璃货”都升了格，涨了价，变成“水晶玻璃”了。她一直嚷着要加我们的房租。她指着小玉笑道：

“玉仔，你好运气，在水晶宫里又遇见了海龙王，我看你快要成仙了！”

小玉说龙王爷是宁波人，从小便跑到上海黄浦滩头去混生活。后来一个犹太佬看上他，教了他一口洋泾浜英文，把他推荐到一艘外国船上去当仆欧，十八岁便下了海。那条船叫“康悌浮弟”，是一条来往上海香港意大利豪华邮轮，派头大得唬人，龙王爷说他在船上饭厅伺候那些老爷奶奶们时，是穿着燕尾礼服的，而且还戴上白手套，脚下是光可鉴人的黑漆皮鞋，走起路来喀噔喀噔响——我想不出龙船长穿了燕尾礼服的模样，不过他块头大，大概也挺神气吧——而且菜单上一道汤就有十几种名式，都是法国字，有些上海财主到船上去开洋荤，连点两三道汤，也是常有的事。龙王爷在“康悌浮弟”上熬了几年，船上的规矩全学会了，便跳槽到了那条有名的鬼船“太平轮”上去当三副，才上去一年，上海便乱了。民国三十七年冬天“太平轮”最后一次从上海航行香港，船上挤满了上海有钱人，有些绑了一身的钻石美金。哪知道“太平轮”一出港，便触了礁，沉到了海底去，船上的乘客无一生还，那些上海有钱人带着他们的黄金珠宝，都真的去见了海龙王——只有龙王爷一个人逃过了死门关。

“为什么？”我和丽月不禁齐声问道。小玉满脸得色卖了一阵关子，说道：

“开船的前一刻，龙王爷在甲板上正在指挥水手运货，突然脚下一滑，好像有人从背后推了一把似的，一跤摔下去头便碰到铁栏杆上，撞得他眼前一黑，当场晕了过去。等他安了神睁开眼一看，甲板上那些水手，一个个的头都不见了。”

“玉仔！”丽月指着小玉正色道，“鬼月才过，深更半夜，你少来编这些鬼话。”丽月什么都不怕，就是怕鬼，她每次梦见她死去的老爸，总要去买香烛冥钱，大烧一轮。

“真的嘛！”小玉笑嘻嘻说道，“是龙王爷说的嘛，他说那些水手穿着白制服的身体，一个个还在走动呢！他感到一阵恶心，胆水都吐了出来，所以才临时下了船，逃过了那次大难。”

“我看你说得眉飞色舞，干脆你也跟了你那个龙王爷上船出海，去见那些无头鬼去！”丽月说道，倏地立起身来，悻悻然走出了我们的房间，我跟小玉都拍手大笑起来。自从丽月把小弟撵走以后，我对她一直心怀不满，有时也会借故给她一点难堪。我看见小玉作弄他，不禁感到一阵幸灾乐祸的快意。

“小玉，师傅该颁奖给你了！”我和小玉熄了灯，一齐躺下后，对小玉说道，“你这几天猛灌龙王爷的迷魂汤，把老龙迷得昏陶陶的，我看你什么招数都使了出来，就还差没去舔他的卵泡！”

“他要我舔我也干呀！”小玉说道。

“你那么下作？”我笑道，“龙王爷给了你什么好处了？”

“你懂什么？”小玉冷笑一声，“你知道这个人有多重要？”

“师傅要他替咱们带私酒么。”

“私酒不私酒，与小爷卵相干！”小玉猛然翻过身来，“阿青，我跟你说，这个老龙头，可能就是我命中救星了！”

“你又在打什么歪主意啦？”我知道小玉工心计，专门钓大鱼放长线。

“时机还没到，本来不打算告诉你这个驴头听的。”小玉干脆坐起身在黑暗中，窸窸窣窣摸出了香烟，打火机，点起烟来，“我昨天早上到中华烹饪学校去报名，参加速成班三个星期就领到证书了。今天上午才去上第一课：刀工，切、剁、片、削、劖，全试过了。我考考你，牛肚子怎么切？直切还是横切？”

“直切吧。”

“蠢材！”小玉咯咯地笑了起来，“直切就咬不动了。今天我们还学做了一道菜：水晶鸡。我们老师尝了一轮，直夸我做得最入味。我没告诉她：咱们是水晶宫里出来的，当然会做水晶鸡喽！”

“你学烧菜干什么？”我也坐了起来。

“学个一技之长有什么不好？”小玉把手中的香烟递给我，“等到年老色衰，没有人要了，就去替人家烧饭去。老实告诉你，阿青，龙王爷的翠华号要招一名二厨——”

“罢，罢，罢，”小玉还没说完，我便止住他道，“你这么个金枝玉叶的人儿，船上那种苦是你吃得了的？我看上船就让那些烂水手奸掉了！”

“妈的，说你不生性，”小玉有点发急了，“你等小爷说完再放屁也不迟。小爷是什么人？服侍那些烂水手么？前晚，龙王爷无意透露翠华号原来那个二厨失踪了，是在东京跳船的。我一听，差点昏了过去，赶快拿话套他，他说跳船的事常发生。东京新宿有一家中华料理大三元，老板就是翠华号的跳船三副。阿青，别人会跳，我不会跳么？我到了东京，比谁都跳得快！”

“啧，啧，”我叹息道，“小玉，你还没有死心呵？原来还想做你的樱花梦哪！”

“我为什么要死心？我为什么要死心？”小玉嚷了起来，“我的人死了烧成灰，这个心也不会死！就是变了鬼，我也要飞过太平洋去的！不错，上回成城药厂的林样，没能带我去成日本，叫我伤了好一阵心。你以为我就那样算了么？我不讲罢咧，我心里天天在转念头，一旦有机会，哪怕上刀山下油锅，也吓不住我王小玉，上船吃点苦算什么？我下午去了三重，见到我阿母，都跟她说了，她说：‘你现在有份工作，不好好做，又起那个怪念头；万一跳船不成，给日本政府抓去关起来，怎么办？’说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完了她却褪下她腕上那只宝贝金镯头来，那是我那个死鬼阿爸资生堂的林正雄在东云阁追我阿母的时候，给她的定情礼，镯头内侧刻着我阿母王秀子及我阿爸的日本名字‘中岛正雄’。我阿母把那只金镯头塞给我，她说：‘你去成东京，万一找到那个卡几麻，你把这只镯头拿出来，他就会认你的。如果找不到，卖掉当路费回来，免得流落在外国。’”

小玉兴高采烈讲了一大堆计划，好像明天就要跳船了似的。

“阿青。”我们说完话，睡下了小玉又推醒我。每次他来跟我睡，都闹得我睡眠不足。

“什么事？你跳船还不够，难道还要去跳海不成？”

“下个月我要到台大医院去割盲肠去。”

“最好连大肠小肠一齐割掉，”我没好气地说，可是却又耐不住好奇起来，“为什么要割盲肠？”

小玉叹了一口气，说道：

“龙王爷说的，翠华号新招的船员，统统要先割盲肠。因为怕上了船，万一害盲肠炎，没有人会开刀。”

10

傅崇山傅老爷子家的老女佣吴大娘上菜场的时候滑了一跤，右腿骨节脱了臼，送到医院里接骨上了石膏，要休养一个月，她那当军人的儿子便把她接回家里去了。傅老爷子打了单，一切家务便得自己动手。我们师傅去探望老爷子，看见傅老爷子正在客厅里擦地板。他蹲在地上，驼背高高拱起，双手揪住抹布抖簌簌地来回擦，累得一头的汗。师傅赶紧把傅老爷子搀了起来，向他建议，找一个人，暂时顶替吴大娘，师傅提了我，说我老成。傅老爷子起初不肯，后来师傅又编说我给房东撵了出来，正找不到地方住，求傅老爷子暂且收容，傅老爷子才答应了。丽月倒没有撵我，但却把房租加了一倍，伙食也加了三成。丽月纽约吧里一个姊妹淘倒会，倒掉丽月两万块，丽月心疼得哭了又骂，骂了又哭，而且阿巴桑吵着加薪，并且威胁要离去帮“中国娃娃”的露露做厨娘，一连串破财的事，弄得丽月情绪极恶劣。加房租的时候，很不客气地对我说过：“你要嫌贵，就搬走好了。”当我把迁入傅老爷子家的消息告诉丽月时，她倒反而有点过意不去，叫阿巴桑做了几味我素日爱吃的小菜，把小玉也叫了来，替我饯别，她舀了一瓢酸菜炒鱿鱼，搁在我碟子里，说道：

“你要凭良心，阿青，你在这里，丽月姊没有亏待你，你现在有了好去处，莫要过河拆桥，出去尽说丽月姊的坏话！”

“怎么会呢？”我连忙笑着分辩道，“你不信问小玉，背后我总是说丽月姊是个大好人！”

“阿青说，丽月姊是我们的观音妈！”小玉笑嘻嘻响应道。

“我不信！”丽月噗哧一笑，“两个小玻璃，串通好了的。阿青这么急急忙忙搬出去，一定是心里怨我了。要不然，最近怎么老跟我过不去？”

“丽月姊把人家的命根子弄走了，怎么怪他怨你？”小玉抢着说道。

“什么命根子？”丽月诧异道。

“你把他那个小神经郎赶走了，他伤心得要命！”

“啊呀，”丽月喊了起来，“那个小神经，连屙屎屙尿都不会，撒了一屋子。而且又伤了我们小强尼，那种东西能留的么？阿青有什么本事，养得活那样一个白痴仔？”

“你不要听小玉胡说，”我有点不好意思起来，“我搬出去，完全是为了傅老爷子。他现在一个人，没有人照顾，身体又不太好。傅老爷子救过我们出牢，现在去陪陪他，也是很应该的么。”

丽月瞅着我，点头叹道：

“看不出你这么个玻璃货，还有点良心。”

我把搁在床底小玉那只破皮箱拖了出来，将小玉的东西统统抖出来堆在床上，自己那些衣服什物，胡乱往里一塞，箱子的锁坏了，关不上，我向阿巴桑要了一卷麻绳，将破皮箱捆绑起来。阿巴桑又替我找来了一个网袋，将我的面盆、漱口盂、两双旧鞋子，都网好，袋口打一个结，挂在我左手臂上。丽月怀里抱着小强尼，送我到门口，她用手举起小强尼一只白胖的膀子摇了两摇，教他道：

“Bye-Bye-叫舅舅Bye-Bye！”

“Bye-Bye!”小强尼突然咯咯地尖笑起来叫道，他那一双绿玻璃球似的眼睛眨巴眨巴，也在笑。

“Bye-Bye-”我也禁不住笑了。

11

傍晚我把两件破行李先运到傅老爷子家，暂时搁在玄关，再赶去安乐乡上班，师傅放了我两个钟头假，十点钟就让我先走。傅老爷子一直在家里等候着，我回去后，他叫我把行李搬进房里。那间房紧靠着傅老爷子自己的卧室，六个榻榻米大，床铺桌椅都是齐全的，床上垫了草席，连被单枕头套也好像刚换过，房间打理得异常整洁，我从来没有住过这样舒适像样的一间卧房。自从离家以后，在锦州街那间小洞穴里蜗居了几个月，总觉得是一个临时凑合的地方，从来也没有住定下来，何况常常还不回去，在一些陌生人的家里过夜，到处流荡。

“这就是你的睡房了。”傅老爷子跟进来说道，“这间房别的没有什么，就是窗口朝西，下午有点晒——我把一面竹帘子找了出来，明天你自己挂上吧。”

傅老爷子指了一指一卷倚在窗下的竹帘子，帘上的绿漆都已剥落，大概很旧了。他又驼着背吃力地弯下身去，从床下掣出一只盛蚊香的瓷盘子，盘子里的铁皮架上放着一饼三星蚊香。

“园子里有水池，蚊子多，晚上睡觉，你把蚊香点起来。”傅老爷子吩咐我道。他在房间里巡视了一遭，东摸摸，西看看，似乎挑不出什么毛病了，才对我说道：

“你先住进来，如果发觉还缺什么，再向我要好了。”

“老爷子不必操心，”我赶忙应道，“这个房间太好了。”

傅老爷子走到那张书桌前面停了下来，书桌上摆着一套英文书，一台收音机，一个闹钟，还有一架铜制的高射炮模型。

“这本来是我的儿子傅卫的睡房，这些东西都是他留下来——”傅老爷子停了一停，他那拱起如小山丘的背一直向着我，他那颗白发苍苍的头，压得低低的，伏在桌面上，“你要用都可以用。”

说着他又颤巍巍地，蹭到壁橱那边，拉开纸门，半个壁橱里，都挂满了衣服，傅老爷子捞起一两件，查视了一下，自言自语道：

“该拿出去晒一晒，都发霉了。”

他回头朝我打量了一下。

“你的身材倒跟傅卫差不多，这些衣服你可以穿。”

“用不着了，”我赶忙推辞道，“我自己有衣服。”

“冬天的也有么？”傅老爷子问道。

我一下子语塞，支吾了两句，我的破皮箱里，只有几件单衣。傅老爷子从衣挂上卸下一件人字呢咖啡色的西装外套，要我穿上试试，我把外套穿上，傅老爷子瞅了我半晌，唔了一声。

“还合身，就是袖子长了些。他的衣服，我都送给别人了，就还剩下这几件，过个冬，也够了。”

我看见壁橱还挂着一袭草绿色的粗呢大衣，一件黑色皮夹克，还有几件旧毛衣，大概很久没有人穿，透出一股强烈的樟脑味。我把西装外套挂回原处，傅老爷子把壁橱门仍旧拉上，然后引着我回到客厅里去。

“阿青。”

我们坐定后，傅老爷子端起搁在茶几上的一杯茶，啜了一口，若有所思地唤我道。

“你搬了进来，就把这里当你自己家一样，不必太拘束。”

“谢谢老爷子。”我应道。

“杨金海跟我再三提起，说你很老成，可以搬进来给我做伴。吴大娘年纪大，那一跤摔得不轻，一下子恐怕好不了。近来我的身体也不大好，重事劳累不得，你来了，正好可以帮帮我的忙。”

“老爷子有什么事，只管吩咐我好了。”

“我这里也没有什么烦事，”傅老爷子微笑道，“就是烧两餐饭，打扫庭院一些家务，不知道你做不做得惯？”

“从前在家里，也要帮着父亲做家务的，”我解说道，“只是饭烧得不太好——”

“不要紧，”傅老爷子笑道，“我吃得粗淡，每餐两样青菜豆腐就够了。”

“青菜豆腐，倒还会炒。”我也笑了起来。

“听说你也是军人子弟呢？”傅老爷子沉思半晌抬头问道。

“我父亲从前在大陆当过团长的——不过，到台湾来给革了职，因为他被俘虏过——”提到父亲，我又不自在起来，说话也开始有点口吃了。

“他是哪个兵团的，你知道吗？”

“我搞不大清楚，”我摇头道，父亲曾经提过的，不过他提到他那个兵团抗日的光荣历史，总是激动得口齿不清，“我只记得他说过他们的兵团司令是章淦。”

“哦，是章淦兵团。”傅老爷子点头道，“那个兵团是川军，抗战的时候，很有表现，长沙那一战打得很好。”

“‘长沙大捷’父亲还受过勋呢。”我突然记起父亲那只小红木箱里锁着的那枚生了铜锈的宝鼎勋章来。

傅老爷子却叹了一口气，说道：

“他那个兵团，后来运气不太好。”

“父亲说，连章司令也被俘虏了。”

“是的，整个兵团覆灭了。”傅老爷子感慨地叹道。

“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呢？”傅老爷子转了话题。

我告诉他母亲跟弟娃已过世，只剩下父亲一个人。

傅老爷子一双铁灰的寿眉紧皱在一起，说道：

“杨金海告诉我，好像你们父子有点不和——”

我的头垂了下去，避开了傅老爷子那双一直淌着泪水眊矇的眼睛。

“你父亲一下子在气头上，过些时，等他气消了，你还是该回去看看他。”

我一直低垂着头，没有做声。

“先去洗个澡早点休息吧。”傅老爷子立起来，走到我的身旁，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冲完澡，回到房中，把带来的两件破行李稍微整理了一下，将蚊香点了起来，熄灯上床，书桌那只荧光闹钟已经到十二点半。或许是换了新地方，一下子很难入睡。窗外大概就是那个浮满了葫芦花的水池子，不停传来嘎嘎的蛙鸣。隔壁傅老爷子大概也睡得不安，我听见他起身两三次，去上厕所，他趿着拖鞋的脚步声，由近而远，由远而近。我记得在家里夜半三更也常常听到隔壁房父亲踱来踱去的脚步声。因为板壁薄，父亲房中的动静，我躺在床上，听得真切。母亲离家出走的头两年，父亲的脾气及行动都变得异常乖张。常常在深夜里，他会突然从床上一跳起来，好像中了魔一般，在房中走来走去。他的脚步那般急切、沉重，好像铁笼里的困兽，在不停地打转似的。我在隔壁，躺在黑暗里，凝神屏息地听着父亲磕、磕、磕的脚步声，突然会感到一阵莫名的紧张，就是冬天，额上的冷汗也会猛然沁出来。

12

一觉醒来，已经快十一点钟，我赶忙起身胡乱穿上衣服，匆匆走出房间，傅老爷子坐在客厅里戴着一副老花眼镜在看报纸，他身上穿得很整齐，外面罩了一件深蓝对襟夹背心，好像准备外出的模样。

“我看你睡得很甜，没有叫醒你。”傅老爷子放下报纸，对我微笑说道。

“不知怎的，一下睡过了头。”我有点不好意思起来，昨晚矇过去的时候，恐怕都快天亮了。

“我清早出去散步，在巷口那家西点铺买了两罐克宁奶粉回来，你去冲一杯来喝吧，奶粉就搁在冰箱上头，暖水壶里有热开水。”傅老爷子仔细地交代道。

“老爷子也要喝一杯么？”

“我不喝那种东西的。”傅老爷子摆手道，“时候不早，就要吃中饭了。”

“中饭我来做。”我赶忙接口道。

“咱们随便点吧，吃面条好了。冰箱里还有几碟剩菜，是你们师傅送过来的，回头拿出来热一热就行了。”

“我这就去烧水煮饭。”

“不急，”傅老爷子止住我道，“你先去喝杯牛奶再说。”

“好的。”我应道。

我去开了一罐克宁奶粉，用热水，浓浓地冲了一杯。从前在家里，隔壁巷子黄婶婶有时候会送一罐奶粉给我们。那是公家配给的脱脂奶粉，据说是美援的。父亲不喝，都是我跟弟娃两人吃掉。脱脂奶粉的味道很差劲，淡淡的，没有什么奶香。克宁奶粉大不相同，是正宗美国货，不放糖，也有一股甘芳。我喝完奶粉，发觉傅老爷子在厨房里，翻箱倒柜。

“吴大娘那个老太太，东西收得真紧，我总找不到。”傅老爷子佝着背踮起脚，喘吁吁地去开碗柜，一面嘀咕道。

“让我来，老爷子。”我赶紧跑过去，把碗柜打开。

“我记得她把面条放在最高一层。”

我伸手去碗柜最上层，摸了一下，果然搜出了一大包干面来。

“老太婆怕蟑螂偷吃，藏在那个上头，蟑螂有翅膀，要飞还不是飞上去？”傅老爷子笑道。

我烧了水，把面放在锅里。又把冰箱里的几碟剩菜拿出来，在扁锅里翻炒了一下。面煮好捞起来，盛到碗里，又洒了几滴麻油酱油。

“看你这个样子，从前大概是下过厨房的。”傅老爷子立在一旁，微笑道。

“在家里，父亲上班，是我烧饭的时候多。我上夜校，晚上才去上学。”我也笑道，“父亲也爱吃面条，我们常吃担担面，辣子花生酱一拌就行了。”

我跟傅老爷子两人在厨房里一张小饭桌坐下，一同共进午餐。傅老爷子告诉我，下午他要到中和乡灵光育幼院去，帮忙照顾育幼院里的那些孤儿。他说灵光育幼院的院长找了好几位老先生老太太到院里去义务帮忙。这些老人大都是大陆人，有的儿女留在大陆，有的儿女早已长大离开了。他们的家境都还不错，只是晚年寂寞，到育幼院，精神有所寄托。

“我也是三年前才开始到灵光育幼院去的。”傅老爷子吃完面，我奉上一杯热茶，他啜了两口，缓缓地说道，“他们的院长到处募捐，把我们几个人请到育幼院去参观。那些孩子都养得活活泼泼，蹦蹦跳跳，很讨人喜。可是我却在一个角落，发觉了一个畸形婴儿。他没有手臂，身上穿的衣服两截空袖子垂下来，甩荡甩荡。那时他只有三岁，走路都走不稳，跌跌撞撞。我看见他一跤摔在地板上，因为没有手臂，在地板上滚来滚去，爬不起来，急得一脸通红。我赶忙过去，把他抱起，他一头撞进我怀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好像把一肚子与生俱来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似的。院长告诉我，那个畸形儿是个弃婴，襁褓里就给他父母丢弃在育幼院门口。不过那个婴儿特别奇怪，生下来就没有手臂的。我可怜他，当场就捐了一万块，特别指定给那个畸形儿。”

傅老爷子那满布苍斑的脸上，漾起一抹悲悯的笑容来。

“说来也奇怪，回家后，我却老忘不了那个畸形儿。在育幼院里，院长把那个畸形儿的袖子捞开给我看，两个肩膀光秃秃的，好像手臂让人家斩断了一般。我一想起他那光秃秃的肩膀，心里就难过。过了两天，忍不住又到灵光育幼院去看他去了。没料到愈去愈勤，竟去了三年——”

傅老爷子摇头微笑立起身，走到客厅门口，从门背后掣出了一根藤拐杖来，驼着背踱向玄关，我送他出大门时，他好像又想起了什么似的补充道：

“他本来没有名字的，我叫他傅天赐。”

13

我在傅老爷子家，做了一个下午的杂事。打了一桶水，把客厅的地板擦亮，厨房的炉灶洗干净，垃圾倒掉，才换上制服，到安乐乡上班。师傅见了我，迎面就训了一顿：

“我把你荐到傅老爷子那里，说了你一箩筐的好话。你也要争口气，这一回无论如何莫让师傅再丢脸。你在老爷子那儿有吃有住，天堂似的。自己也要识相，少年家勤快些，多做点事，身上不会去块肉的。”

“人家刚才擦地板，洗完厨房才过来，师傅不信，去问老爷子看，中饭还是我下厨烧的呢！”我笑着答道。

师傅把嘴一撇，说道：

“新开张的茅司三天香！你刚过去，想表现，做些表面功夫也是有的。我是要你拿出真心来，好好服侍那个老人家，晚上莫睡得那么死，老爷子叫唤，也听着些。”

“知道了，”我应道，“师傅让我先试一个月，我犯了什么错，再来说我也不迟。”

“你莫得意！”师傅喝道，“要是老爷子有半句怨言，我自然把你换掉。”

“换掉他，我去代替！”小玉笑着接嘴道，他在酒吧台后面用一块毛巾在揩拭酒杯。

“你么？”师傅嗤笑了一下，“你那些花花巧巧的言语举动，只有去哄哄盛公那个老花蝴蝶儿。傅老爷子是正经人，用不着你那一套。”

“师傅此言差矣！”小玉笑道，“我正经起来，比谁都还正经，师傅没看见罢咧！我要去服侍老爷子，只怕比他的亲儿子还要孝顺呢！”

“此刻你另有重任。我问你，龙船长那里的消息，你替我打听好了没有？”

“没问题，师傅。龙王爷说他们公司经常有几条船泊基隆。上个月还有一条在基隆外港把两箱红牌威士忌踢到海里头。货是不会缺的，下一次有船进港，龙王爷说他替我们留意就是了。”

“一有消息你就先告诉我，我来和老龙谈价钱。”

师傅又督促吴敏把烟碟缸洗刷干净。点了一下，却少了一只葡萄形的瓷烟碟。吴敏承认，是他失手打破了。

“三十五块一只，你赔出来就是了！”师傅瞧也不瞧吴敏一眼，径自走到后面，豁琅一下，把厕所门打开。

“老鼠呢？”师傅在里头喝道。

“老鼠今天还没来上班。”小玉在外面大声答道。

师傅气冲冲地跑出来，一行骂道：

“回头那个死贼来了，我就把他丢到厕所尿池子里去，活活溺死！厕所塞住了，也不来报告。里面臭气冲天！咱们安乐乡这块招牌也要让他给砸掉了呢！”

安乐乡的自动门轰隆一下打开，老鼠一头便撞了进来。师傅赶上去，正要举起扇子，手却在半空停住了，我们每个人都放下了手中的活儿。老鼠怀中紧紧搂住他那只百宝箱，走一步，晃两下，好像喝醉了酒一般，踉踉跄跄，身上却簌簌地抖成了一团。

“老天爷！”师傅叫了起来。

老鼠身上那件白衬衫给撕得丝丝缕缕，破了好几处，胸前印着斑斑血迹。老鼠整个脸都变了形，两片嘴唇肿得乌紫，翻了起来，左眼鼓肿，像只熟烂了的朱砂李，眯成了一条缝，鼻梁也肿得宽了一倍，一张脸青红紫，都是伤痕。我们一伙儿都围了上去。老鼠两片厚肿的嘴唇开翕了几下，牙关上下直打战，迸出嘶嘶的声音来。

“乌鸦——乌鸦——乌鸦——”

老鼠那只细瘦的手臂紧紧地环抱着他胸前那只百宝箱，歪着头，梗着脖子，那张鼻青眼肿的脸很不逊地扬起。呜哇呜哇，他好像急怒攻心迷了本性似的，语无伦次地叫道。

“你这个样子见不得人，”师傅皱起眉头，“快躲到厨房里去吧，客人们马上就要来了。你这个小贼是欠揍，不过你那个流氓老哥也太狠了，下这样的毒手。”

“师傅，我带他到傅老爷子那儿，休息一下好了。”我建议道。

“也好，”师傅想了一下点头应道，“你对老爷子说得婉转些，不要太惊动了他老人家。”

我叫了一辆计程车，把老鼠送到傅老爷子家。傅老爷子大概刚从中和乡回来不久，他看到老鼠那副模样，马上拉了他到灯下，仔细端详了一番，说道：

“我有田七粉，我去拿来给你敷一敷，先止止痛。”

傅老爷子佝着身颤巍巍地踅到房中去，拿出一包田七粉来。

“阿青，”傅老爷子吩咐我道，“你到厨房里，把灶头上那瓶烧酒拿来，拿只酒杯、一只酱油碟来。”

我到厨房里，把烧酒跟杯碟拿到客厅，递给傅老爷子。傅老爷子把田七粉倒在酱油碟里，和上烧酒，拌成糊状，用手指头蘸了抹在老鼠脸上的伤肿上，抹得老鼠一脸好像上了一层粉似的，白一块黄一块。搽完傅老爷子又冲了半杯烧酒加上田七粉，要老鼠喝下去。

“你坐下来，把这杯药酒慢慢喝掉，发散一下淤血，过两天，就会消肿了。”

老鼠开始还不肯放下手里那只百宝箱，死死搂在怀里，我过去在他耳边叫道：

“你把你那只宝贝箱子交给我好了，这儿没有人抢你的。”

老鼠瞄了我一眼，很勉强地把他那只百宝箱交出来，接过傅老爷子的药酒，坐到椅子上，一口一口慢慢喝起来，喝一口便唉地叹一口气。傅老爷子定定地望着他，说道：

“怎么打成这副德性？”

我把乌鸦凶神恶煞的形象说了一个大概。

“你去上你的班吧，”傅老爷子交代我道，“留下他在这里，陪我吃饭。”

14

回到安乐乡，里面已经来了不少客人。我向师傅报到后，便到酒吧台后面去帮小玉。小玉一个人在那里又要配酒，又要招呼客人，忙得不可开交。我一过去他就赶忙把酒瓶塞给我，说道：

“威士忌加苏打。”然后又悄声问道，“老鼠怎么了？那个小贼给乌鸦揍得失魂落魄，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算他运气，还没打废掉。”

“老爷子给他敷了药，我看不要紧的，倒是亏了他，怎么把他那只百宝箱也给抢了出来。”

“那是他的命根子，他肯不带出来？”小玉又悄悄在我耳边笑道，“俞先生今晚问起你好几回了，我告诉过他，你一会儿就回来，他直不放心，念着你，说：‘李青呢？他今晚还会来么？’你快过去招呼他去吧。”

我抬头望去，看见俞先生俞浩坐在吧台的末端，正朝着我微笑，我赶紧走了过去，跟他打招呼。一连好几晚了，俞先生到安乐乡来，总坐在吧台来找我聊天。他在一个专科学校当讲师，教英文。俞先生大概三十七、八岁，身材很挺，高高的个子，宽肩膀，非常神气。他从前在学校里爱运动，是游泳健将。俞先生也是四川人，四川重庆，我告诉他我是半个四川人，他就叫我“青娃儿”。我学了几句我父亲说的四川土话，父亲生气的时候，就会骂一声：妈那个巴子。俞先生大笑，说我说的是台湾四川话。

“青娃儿，”俞先生向我招呼叫道，“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东西来？”

他把一只牛皮纸的封套递给我，我打开一看，是诸葛警我写的《大熊岭恩仇记》，一套四本。

“哇！俞先生，棒透了！”我兴奋地叫了起来。上次俞先生来，我们谈起武侠小说。他说他也是武侠迷。他问我喜欢看哪一家的，我说了几个人，也提到诸葛警我。他那部《大熊岭恩仇记》，我只看了头二集，是在我们龙江街那家专租武侠小说的书铺租来的，我跟弟娃两人轮流看，他先看头集，我看二集，然后两人交换。可是我们还来不及去租三、四集，弟娃就病倒了。《大熊岭恩仇记》我总也没有看完。这部武侠小说是诸葛警我的成名作，故事是讲明朝末年，清兵入关，一个叫万里飞鹏丁云翔的大侠士，率领一家老幼及门下子弟逃出京城，可是半路却把一个最小的儿子走丢了。丁大侠后来逃到了云贵边境大熊岭上隐居起来，一面暗结天下江湖义士，招兵买马，以图反清复明。丁家那个小儿子却被清兵的大将鄂尔苏掳了去改名鄂顺，二十年后变成了清兵一员骁将，带领清兵赴大熊岭征讨丁家庄。第二集刚写到万里飞鹏两父子第一次交锋。

“后来怎么样？万里飞鹏胜了还是败了？”我翻着手里的《大熊岭恩仇记》第三册，急切地问俞先生道。

“你回去自己慢慢看嘛，讲给你听就没有意思了。”俞先生笑道，“我下午去逛书摊，看见这套书，我记得你提过，所以就买了来给你。”

“谢了，俞先生。”我敬了一个礼，“诸葛警我的小说我最爱看。我还看过他的《天山奇侠传》和《星宿海浮沉录》。”

“青娃儿，你的武功满要得的嘛，”俞先生笑道，“那两部小说我也看过，不如《大熊岭》，丁云翔父子斗法，曲折惨烈，真是惊心动魄——”

“俞先生，刚刚你还教我自己回去看，现在又来吊人家胃口了！”我恨不得马上把《大熊岭恩仇记》的三、四集一口气啃完。

“好，好，我不再提了，”俞先生笑道，“青娃儿，你去拿瓶啤酒来，你陪我喝一杯，怎么样？”

“我们上班不准喝酒的，”我悄声说道，“这是我们老板杨教头的规定。”

“不要紧，”俞先生挥了一挥手，“回头你们老板找你麻烦，我来替你挡掉。”

我去拿了一瓶冰啤酒，多拿了一只玻璃杯来，把啤酒斟上，我举杯敬俞先生道：

“来，俞先生，我们敬万里飞鹏一杯！”

俞先生呵呵大笑起来，跟我两人咕嘟咕嘟把一杯啤酒都饮尽了。我又去拿了一碟油炸花生来过酒，陪着俞先生喝啤酒，摆龙门阵。安乐乡里人声嘈杂，小玉那边龙船长龙王爷带来了几个海员，喝幺呼六的，在那里划拳。盛公这几天有点感冒，进来的时候，穿了一件驼绒背心，师傅特别为他熬了一碗姜糖水，陪了他坐在一角聊天。杨三郎仍旧戴着他那副墨黑的眼镜，仰着面，奋力在奏着一曲曲没有人注意听的古老的台湾曲调。

“青娃儿，”俞先生临走时凑近我的耳朵叫道，“过两天，我请你去吃川味面。”

“万岁！”我也凑近俞先生的耳朵叫道。

15

回到傅老爷子家，已是半夜。傅老爷子早已歇息，我进到房中，老鼠却还没有睡，他穿了一身汗衫内裤，盘起脚，坐在我的床上，他那只百宝箱里的那些宝贝统统倒了出来，摆得一床。老鼠坐在他那些宝货中央，东翻翻，西弄弄，清点赃物。

“干伊娘！”老鼠自言自语咒骂道，“一定是她偷的。”

“你在骂谁？”我问道。

“烂桃子！还有谁？”老鼠猛然抬起头来，他的左眼一圈乌青肿得只剩下一条缝，右眼倒瞪得老大，而且目露凶光。他那一脸敷了田七药粉，斑斑斓斓，两片嘴唇肿得翻了起来。

“到底怎么搞的？你这个小贼头，怎么反倒失窃了？”

“阿青，我那管派克五十一金管子的，你还记得么？”

“是不是高雄那个饭店经理的？”

“不见了，不见了啊！”老鼠叫道，他的声音充满了痛楚。

“我当时不是叫你拿去当掉，我们去吃吴抄手，你不干，现在还不是白丢了？”我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我天天都要检查一次的，今天早上我发觉我箱子的锁给人撬开了。还有一支‘宝露华’、几只戒指，一条链子，也不见了。我急得发昏，别的还无所谓，我那管派克五十一，我那管派克五十一——”老鼠一面叫着，快要哭出来了。

“你怎么知道是烂桃子偷的呢？”

“不是她，还有谁？”老鼠愤怒地喊道，“乌鸦虽然凶，但是偷东西他是不干的。我那间房里，只有烂桃子常常去。我去问她，她恶人先告状，噼噼啪啪打了我两个耳光，跑到我房里，举起我那只箱子，就要往窗外丢。我揍她、踢她，把箱子从她手里抢了下来——”

老鼠突然举起他那只烧起过烟泡的细瘦膀子，喊道：

“哪个敢碰我的百宝箱，我就跟他拼命——”

“嘘——”我赶快止住他，“小声点，老爷子睡觉了。”

老鼠激动得气喘喘的，说道：

“乌鸦以为我还怕他呢，不怕！老子什么人都不怕了！”

老鼠头一歪，脖子一梗。

“他也跑来帮烂桃子，要夺走我的箱子呢！我咬他，咬掉了他一块皮。他们两个人打我，打我——”

老鼠一只手猛打自己的头。

“他们打死我也夺不走我手里抱着的箱子！”

老鼠嘿嘿地笑了起来，还很得意的模样。

“后来乌鸦拿我没法子，只得把我赶了出来。”

“好了，这下子你也无家可归了！”

“怕什么？”老鼠突然变得非常无畏起来，“难道还饿得死我不成？”

“师傅说，要你明天搬到安乐乡去住，晚上在那里，跟吴敏一块儿守店。”

老鼠沉吟了半晌，说道：

“阿青，明天你去替我办件事好么？”

“什么事？”

“你去五金店替我买一把锁来，要把结实的。”

“你要来锁你那只百宝箱么？人家要偷不会把你整只箱子牵走？”

“所以说喽，”老鼠抬起头来望着我，肿得丑怪的脸上一副乞怜的样子，“老哥，我要拜托你，我这只宝贝箱子，就放在你这里，请你替我保管，好么？安乐乡那里人多手杂，带过去，我是怎么也不放心的！”

“那么我的保管费呢？”我笑道。

“那还有什么问题？”老鼠咧开他那两片肿得翻了起来的嘴唇狡猾地说道，“老哥，你要什么，只管告诉我，天上的月亮我也替你去弄来。”

“算了吧，”我笑了起来，“你再去偷鸡摸狗让警察捉去，就真要送到火烧岛去了。”

老鼠跳下床来，把他撒在床上的那些宝货小心翼翼地一一放回到他那只箱子里，然后把箱子塞进床底下去。他舒了一口气，摸摸脸上的青肿，说道：

“傅老爷子的药酒很管用呢，已经不痛了。”

16

阴历九月十八是傅老爷子的七十大寿，师傅把我们召集起来，商量如何替傅老爷子做寿。一个月下来，安乐乡的生意做得轰轰烈烈，颇有盈余，师傅预备十八这天，关门休息，专门替傅老爷子庆生。但是师傅说，事前绝不能让傅老爷子知道，因为他晓得傅老爷子从不做寿，他知道了，一定不许。师傅说，自己人，不必摆场面，十八那天，我们在安乐乡做几道菜，拿过去就行了。师傅倒是说动了聚宝盆的卢司务卢胖子，请他过来，亲自下厨，做了几道聚宝盆的招牌菜：一道雪花鸡、一道荷叶粉蒸鸭、一道大乌参嵌肉，卢司务还特别做了一道应景菜八仙上寿，一共凑齐了十样，最后连寿桃也一并蒸了两笼。小玉系上了围布，抢着要做卢司务的二厨。他最近从烹饪学校学了几样菜，一直想找机会露两手。他央求卢司务把一道松鼠黄鱼让给他做。我们都围在旁边观看，小玉去上了几天课，居然沾了一身大司务的派头，一忽儿要老鼠替他刷锅，一忽儿要吴敏替他切姜丝，又要我递油拿盐，把我们三个人支使得团团转，老鼠正要抗议，却让小玉喝止道：

“这是厨房里的规矩，我现在掌厨，你们几个打杂，不用你们用谁？”

小玉拿糖作醋折腾了一番，终于把条黄鱼炸了出来，他挥着一柄锅铲喊道：

“你们瞧，我这条黄鱼像不像松鼠？还会站起来的呢！”

我们把菜弄妥当，放进了抬盒里。师傅又特地出去买了几把银丝面来当寿面，并携了半打花雕酒，六个人叫了两部计程车，往傅老爷子家去拜寿。傅老爷子上半天还到中和乡灵光育幼院去过，大概刚回来，一个人坐在客厅，闭着眼睛在养神，一颗苍苍白发的头垂得低低的。客厅里靠墙的那张供案上，换了新鲜的白菊花，而且还添了一只黑陶香炉，香炉里烧了檀香，缭绕的香烟，正袅袅地升到墙上那两张傅老爷子及傅卫两父子着了军装的相片上去。我们一伙人涌进了客厅把傅老爷子惊醒了，见到我们，一脸愕然，师傅赶忙上前向傅老爷子赔了罪，并把我们的来意也委婉地说明了。

“老爷子，都是这群孩子们的意思。”师傅回过身来，把我们几个人连推带拉，弄上去，“他们知道今天是老爷子的好日子，都嚷着要来跟老爷子拜寿，就是我想拦也拦不住的。”

傅老爷子开始有点不悦，责怪师傅，后来看到我们几个人手里捧的捧抬盒，提的提酒，原始人阿雄仔端着两盘高高堆起白白胖胖的寿桃，他那苍斑重叠的脸上竟也绽开了一抹笑容，叹道：

“杨金海，你也太多事了。你是知道我从来不兴这一套的，倒是难为了这几个孩子。”

“我们沾老爷子的光，”小玉笑嘻嘻地说道，“要不是老爷子的好日子，今天师傅哪放我们的假？”

“好吧，”傅老爷子笑道，“这些日子你们也辛苦了，今晚大家一块儿吃顿饭，喝杯酒，轻松轻松。”

师傅一声令下，我们几个人七手八脚便开始摆设起来，我到厨房里，把竖着靠放在墙上的一张大圆桌面扛了出来，将桌子架好，摆上七副碗筷。小玉在厨房里烧水煮面，吴敏把酒也暖上了。大家忙了一阵子，差不多八点钟才坐上桌子。傅老爷子先在首位坐下来，师傅坐了对面，吴敏和小玉坐在傅老爷子左右手，阿雄仔跟我坐在师傅两侧，老鼠夹在我跟吴敏中间。他脸上的青肿消下去了，可是淤血还没有尽散，乌黑的东一块西一块，好像贴了一脸膏药似的。小玉起身把壶，先将酒替傅老爷子斟上，又过来一一将我们面前的酒杯斟满。师傅领头，我们都立了起来，向傅老爷子上寿敬酒。

“老爷子——”师傅的双手擎着酒杯，正要发话，却让傅老爷子止住了。

“杨金海，你别啰唆了，坐下来吃饭吧。”

“老爷子，”师傅仍旧坚持道，“咱们并不敢啰唆，只有一句话！咱们安乐乡今天撑了起来，都是托老爷子的福。今晚借老爷子这杯寿酒，一来祝老爷子万寿无疆，二来也是庆祝咱们安乐乡鸿发大吉。”

师傅一仰而尽先把酒干了，我们也跟上，大家干了杯。傅老爷子徐徐地把一杯绍兴酒饮尽，我从来没有看见傅老爷子喝过酒，于是笑道：

“老爷子好酒量！”

傅老爷子也笑道：

“从前我也喝几杯的。在大陆上，我最爱喝汾酒。后来有了病，才戒掉了。今天看见你们这几个人，兴致这么高，也来凑凑你们的兴。”

小玉赶忙替傅老爷子敬菜，桌上摆着的十样菜，红的红、绿的绿，小玉那碟黄鱼缩头拱背拖着条尾巴倒真的像只松鼠在爬行似的。小玉夹了一块鱼，献到老爷子面前，说道：

“老爷子，这是我亲手做的，请老爷子赏光尝尝。”

“瞧不出你还有一手呢？”傅老爷子笑道，尝了一口黄鱼又点头称赞了两句，对师傅说道：

“我常常问阿青的，你们安乐乡做得如何。他说十晚倒有九晚是满的。看样子，你们的生意是可以维持得下去的了，我也很为你们高兴。”

“不瞒老爷子说，”师傅答道，“咱们这家酒馆子一上来就得了你老人家的口彩，名字取得好。二来说良心话，这一个月来，也靠这几个孩子们卖力，连这个傻仔也起劲得很，帮上不少忙呢。”

师傅说道，却在阿雄仔的厚背上拍了一巴掌。

“达达，干杯！”阿雄仔突然双手捧起酒杯敬师傅道，师傅无限惊异，旋即呵呵大笑起来。

“好乖儿子！这下可是公鸡下蛋，出了奇文了！傻仔也会孝敬他爹了。好，达达生受你这一杯！”

师傅说着把一杯满满的酒咕嘟咕嘟喝得一滴不剩，长长舒了一口气，望着阿雄仔点头叹道：

“傻东西，也亏了你，达达总算没有白疼了你一场！”

师傅起身从那碟荷叶粉蒸鸭撕下了一只鸭腿，搁到阿雄仔碟里。阿雄仔用手把那只鸭腿高高擎起，咧开大嘴，念道：

“鸭鸭——达达——”

我们都大笑起来，傅老爷子也忍不住笑得大咳，背拱得更高了。小玉赶忙过去，替傅老爷子捶背，又替傅老爷子盛上一碗热腾腾的清炖鸡汤。

“杨金海，你这个干儿子总算没有白认。”傅老爷子喝了两瓢汤，清了一清喉咙说道。

“唉，老爷子，”师傅无限感慨地叹道，“干爹也并不好当啊！给他拖累得只怕寿命也要短十年。”

傅老爷子要我们几个人开怀畅饮，不要受拘。小玉跟吴敏，我跟老鼠，隔着桌子便猜起拳来。傅老爷子放下了箸，一手握着酒杯，默默地看着我们吆喝作乐。几轮下来，小玉和吴敏争得面红耳赤。

“小敏，”小玉喊道，“你输不起就不要玩，输了就该乖乖罚酒。”

“三拳两胜，”吴敏笑着辩道，“才输了一拳怎么就要罚酒呢？”

“谁跟你婆婆妈妈三拳两胜，一拳一杯酒，你快替我喝掉吧！”

吴敏不肯喝，小玉便跑过去，揪住吴敏的领子就要灌。吴敏挣扎着躲来躲去，把小玉手中一杯酒泼得淋淋沥沥。

“小玉，”傅老爷子笑劝道，“吴敏大概没有酒量，你就放过他这一遭吧。”

“老爷子，”小玉不服气地喊道，“他在装死，他陪他那个‘刀疤王五’喝起酒来，一杯杯才痛快哩。”

“谁是‘刀疤王五’？”傅老爷子问道。

“就是上次小敏为他割手的那个人么。”

“哦。”傅老爷子望着吴敏应道。

“老爷子不要听他胡说。”吴敏急道。

“我胡说？这是什么？”小玉一把捉住吴敏的左腕，用力往外一翻，露出他腕上那道寸把长像条蜈蚣似的殷红的刀痕来，“你有割手的狠劲，怎么连杯酒都不敢喝？”

吴敏赶忙挣脱小玉，把他那只受过伤的左手藏到桌子下面去。

“吴敏，你让我看看。”傅老爷子突然向吴敏伸出了他的手。

“不要了，老爷子，很难看么。”吴敏一脸通红望着傅老爷子乞求道。

“不要紧的，我来瞧一瞧。”傅老爷子放柔了声音。

吴敏十分无奈，只得把手从桌子底下抽了出来，傅老爷子握住吴敏那只割伤过的手腕，端详了半晌，腕上那道刀痕，在灯下犹自发着鲜红的亮光。傅老爷子突然将自己左腕上戴着的一只手表褪下来，套到吴敏的手上。

“老爷子——”吴敏大概有点惊呆了，戴上了表的左手悬在空中，好像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你戴上这只表，手上的疤便看不见了。”傅老爷子拍拍吴敏的肩膀说道，手表那条不锈钢弹簧表带正好将手腕上那道寸把长的伤痕遮掉。

“谢谢老爷子。”吴敏收回了手，低声谢道，右手不停地抚弄起左腕上那只表来。

“这是一只亚美茄，旧了些，倒是一只好表，我托人从香港带来的——”傅老爷子顿了一顿，“本来是买给我儿子傅卫的，他那时刚升排长，连只好表都没有。后来我自己拿来戴，只修过一次，因为进了水汽。准是准得很。”

傅老爷子瞅着吴敏，半晌却摇头叹道：

“真是个糊涂孩子，年纪轻轻，那种事也是能做的么？”

“吴敏，”师傅隔着桌子叫道，“快去向老爷子下跪，要不是老爷子，你那条小命早就没有了！”

“杨金海，”傅老爷子赶忙挥手喝止师傅道，“你不要来打岔。”然后又转向我们道，“你们吃饭罢，菜都凉了。”

我们刚才忙着划拳闹酒，还没有工夫吃菜，这下才把寿面盛好，大家又敬了傅老爷子一巡酒，才开始大嚼起来。傅老爷子只舀了一小碗雪花鸡，尝了两口，便放下了箸。

“老爷子。”我在旁边悄悄唤道，傅老爷子一颗白发闪闪的头，愈垂愈低，泪眼矇眬，竟像是快要盹着了的模样。

“嗯？”傅老爷子猛然抬起头来，一脸的倦容。

“老爷子累了吧？”我低声问道。

“嗳，”傅老爷子勉强笑道，“到底上了年纪，才一杯酒，就抵不住了。”

说着便立起身来。

“我先去休息了，你们只管闹，不碍事的。”

我也站起来，想去搀扶傅老爷子，却让他一把推开，他转过身去，背上驮着一座小山似的，颤巍巍一步一步蹭回房中去。

傅老爷子一走，小玉便伸出他那只光光的左手，唉叹了一声，说道：

“到底小敏比我命好，还有老爷子赠表。我想了一辈子，到现在连只表也没有捞到！”

“天行的吴老板不是答应要送给你一只精工表么？”我笑着问道。

“那个馊老头么？你猜他那晚对我说什么？‘你要表么？给只鸟给你要不要？’”

17

星期一的晚上大雨滂沱，才六、七点钟，巷子里的积水便升到三寸高，连车子都难驶进来了。安乐乡开张以来，就算这晚的客人最少，到了十点钟，也不过来了七、八个天天报到的常客。因为杨三郎没有来，无人弹琴，酒店里显得更加冷清。酒吧台只有龙船长一个人，小玉陪着他喝酒聊天。我闲着没事，便把俞浩借给我诸葛警我写的那套《大熊岭恩仇记》最后一册拿出来看，正看到万里飞鹏丁云翔被他那个陷落清兵的儿子鄂顺误伤咯血的紧张时刻，却听到有人低声唤我道：

“阿青。”

“啊。”我猛抬头来不由得惊叫了一声，一个高大的男人站在吧台面前，他穿了一袭白色雨衣，低低地戴着一顶白雨帽，雨衣上雨珠点点，雨帽边沿的水滴到吧台面上来，在琥珀色的灯光下，他那削瘦的脸颊都是青白的。

“王先生。”我叫道。

“最近我才听说，你在这里工作——我一直不知道。”王夔龙说道，他仍旧矗立在那里，一身水淋淋的。我突然想起那天晚上，那个台风来临的风雨夜，在公园里，王夔龙身上穿的大概就是这件白雨衣，那晚在风里，给吹得飘飘的一团白影。

“王先生要喝杯酒么？”我也立起身来，问道。

“好的——”他迟疑道，“那就给我一杯白兰地吧。”他脱去雨帽，他那黑蓬蓬的头发也濡湿了，一绺绺重叠在头上，更加墨浓。我去倒了一杯三星白兰地来，看见他仍旧站着，便问道：

“王先生要坐吧台还是桌子？”

“到那边去吧。”他指了一指最里面一角，一张空台。

我端了酒，拿了一包三个5香烟，便跟了他过去。他卸掉雨衣，掏出手帕擦掉额上脸上身上的雨珠，才坐下来。

“你也坐下来吧。”他指着他对面的座位。我把酒杯搁到他跟前，也坐下了。

“你近来好么，阿青？”他那双碧光灼灼的眼睛望着我，问道。

“我很好，王先生。”我答道。

他那双瘦骨嶙峋的手捧起酒杯啜了一口白兰地，咂咂嘴，舒了一口气。

“我一直挂着你，向人打听，才知道你在这间安乐乡工作，所以今晚特地来看看你。”

“谢谢王先生。”

“这家酒吧还不错，生意好么？”他抬起头，四周看了一下。

“本来天天晚上都是满的，今晚大雨才没有人来。”我拆开香烟，敬了他一支，替他点上火，自己也点上一支。

“当酒保也挺有意思的吧？”他望着我笑道。

“可以遇见许多奇奇怪怪的人。”我吐了一口烟笑道。

“阿青，我在纽约也在酒吧里当过两年酒保呢。”王夔龙说道，“我那家酒吧叫‘快活谷’，在曼哈顿七十二街上，就离中央公园不远。那是一家很有名但是很下流的酒吧，去的人有黑人、波多黎各人，还有各式各样的白人，也有少数东方人。”

“美国也有像我们这样的酒吧么？”我不禁好奇道。我知道东京有许多，是小玉告诉我的。

“太多了，太多了，数不清。”王夔龙笑叹道，“纽约一个城恐怕就有上百家，有的还讲究得很，都是有钱人上流人去的，医生喽、律师喽，进去还要穿西装打领带呢。有些在学校附近，专门是给大学生聚会的地方，也有些怪酒吧，去的人全穿皮夹克，骑摩托车，他们叫做SM吧。”

“SM是什么意思？”

“是虐待狂被虐待狂的意思。”

“哦——”我想告诉他，我们这里也有，老鼠就碰见过，手臂上烧起几个烟泡。

“不过我们那个‘快活谷’比较特殊一点就是了，去的大多是流浪汉，不少是离家出走的孩子。‘快活谷’就是他们暂时歇脚的地方，一个庇护所。那些孩子大都染上了毒瘾或者性病。我去当酒保，一来想赚几个零用钱，二来我也喜欢躲在那个极深极深的地窖里，跟那群流浪汉混在一起——不过我赚来的两个钱，大都贴到那些孩子身上去了，因为他们总是没钱看病，毒又戒不掉——”

王夔龙摇摇头，他那青白的脸上浮漾着一抹无奈的笑容。他举起手中的酒杯，默默地吮着杯中的白兰地。

“王先生——”我试探着问道，“小金宝呢？”

常来安乐乡的三水街的小幺儿花仔，告诉我一个多礼拜以前，他在西门町撞见王夔龙带着小金宝在街上走，王夔龙又高又瘦，小金宝又小又跛，他走在王夔龙前面一步一拐，一步一跳，像只欢跃的小哈巴狗儿似的。三水街的小幺儿圈子里都那样传说，自从那个台风夜王夔龙把小金宝带回去后，就收养他了。花仔很艳羡又带有醋意地说道：

“龙子替那个小瘸子买了好多新衣服，穿得那一身，可是怎么穿，他那只跛脚却穿不上鞋子——只好打着光脚板满街跳！”

“小金宝么？我刚才还去看他来——他在医院里。”王夔龙略带倦意地微笑道。

“他病了么？”

“小金宝昨天早上在台大医院动了手术，是台大最有名的一位外科医生开的刀，手术很顺利，可是人却辛苦了——你知道他那只右脚，是天生的畸形，走路只好用脚背——”

我记起在公园里小金宝爬上莲花池的台阶时，蹒跚吃力的模样。他平时都不敢在公园里露面，总是等到夜深了又深，莲花池畔只剩下两三个游魂了，他才蹦着跳着，从林子里一下钻出来，东张西望，像头受惊的小鹿似的。

“开了刀他的脚会变好么？”我问道。我只真正看到一次小金宝那只畸形的右足，因为不能穿鞋子，脚背磨得起了一层酱紫色的老茧。

“我跟医生详细讨论过，台大几个医生会诊，据他们的诊断，有百分之六十的希望。我问过小金宝本人，得他同意，我们就决定开了——倒是难为了他，小家伙很勇敢哩，麻药过后，痛得直冒冷汗，可是他一声也不吭。”

王夔龙说着又叹息道：

“他那只畸形的右足，不知让他受过多少罪。他告诉我，三水街那群小幺儿恶作剧，有时围住他，要他用脚背一拐一跳地走圈圈，他们就拍手笑——你知道，小金宝是在三水街那些黑暗的巷子里长大的，他母亲是三水街的一个暗娼，小金宝说他小的时候，他母亲在家里接客，他就站在巷子口替他母亲把风。他记得他母亲有几个老客人，他直管叫他们阿爸。我问他：‘小金宝，你自己的父亲呢？’他摇晃着脑袋，笑嘻嘻咧开嘴说道：‘不记得了’——”

“阿青——”王夔龙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我抚摸着他那只创痕累累的跛脚时，我的心都在发疼，总希望能够替他治好。这次开刀虽然还不一定作准，但至少有六七成希望。我答应他，出院后，第一件事，我就带他到生生皮鞋店去替他定做一双软底皮鞋，可怜他一辈子还没穿过皮鞋呢！今天我去台大医院看他，痛减轻了些，可是整条腿却肿了起来，大概伤口有点发炎，躺在床上完全不能动，大小便也要人服侍。你知道台大的护士小姐有多可恶？根本不理人的。所以我在医院里陪了他一天，出来的时候，没想到外面的雨竟下得那么大了。不知怎的，今晚我会突然想起你来，所以来找你聊聊。”

“王先生还要来杯白兰地么？”我看见王夔龙把手中那杯白兰地饮得一滴也不剩了，一只空杯子却仍然紧紧地握在手里。

“好吧。”王夔龙想了一下，笑道，“大概累了一天，刚才我的头有点痛，喝了杯白兰地，倒散发了。”

我又到酒吧台那边，斟了一杯白兰地端给王夔龙。

“阿青，你现在生活还好么？还需要什么没有？”王夔龙定定注视着我，“你知道，我一直是关心着你的。”

“我现在生活很好，王先生。”我避开了他的目光答道，不知道为了什么，我一感到王夔龙接近我，我就开始想逃，我记得那晚我从他父亲那间古老的官邸仓促爬过铁门出来，把腿都划破了。“真的，王先生，我现在的生活很安定。我们师傅开了这家安乐乡倒真是给了我们一个像你所说的‘庇护所’。我们生意好的时候，小费还不错呢。而且现在我又搬到傅老爷子家去住了，傅崇山傅老爷子是我们的大恩人，对我很好，在他那里吃住都不要钱。”

“傅崇山——你是说谁？”王夔龙突然坐直了，有点激动起来。

“王先生认识傅崇山傅老爷子么？”我问道，“傅老爷子是山东人，从前在大陆当过副师长的——”

王夔龙伸出他那只瘦骨棱棱的大手一把紧紧扣住我的手腕，捏得我的手都有点发疼了，他急切而郑重地对我说道：

“阿青，你回去跟傅崇山傅老爷子说王夔龙从美国回来了，无论如何希望能见傅老爷子一面，请他明天下午两点钟在家里等我。”

18

回去第二天我把王夔龙的口信告诉傅老爷子，傅老爷子并没有感到惊讶，沉思片刻，却叹息道：

“我早听说他回来了，我算着他也该来看我了。”

“老爷子也认识王夔龙？”我好奇问道。

“我跟他父亲王尚德是旧交，抗日时期，我们都在五战区，算是袍泽。不过我退得早，王尚德倒是升上去了，官做得很大。从前在南京，我们都住在大悲巷，过往很密，到了台湾，才渐渐疏远了。夔龙——我是看他长大的。”

傅老爷子本来打算下午到中和乡灵光育幼院去，也因此打消。他换了一身家常穿的白竹布唐装，坐到客厅里，等候王夔龙，并且吩咐我烧水沏茶。王夔龙准下午两点钟来到，他穿了一身黑西装，连领带也是黑的，衬得他的脸色愈加苍白。他腮上的胡鬓刮得铁青，一头蓬乱的浓发倒抹上了油，梳整齐了。我引他到客厅里，他见了傅老爷子，叫了一声：

“傅伯。”

“夔龙。”傅老爷子也颤巍巍地立了起来，伸出一只手，迎着王夔龙唤道。他佝着背，勉强仰起头来，王夔龙赶紧上前，握住傅老爷子的手，两人互相凝视良久，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傅老爷子叫王夔龙就了座。我去沏了一壶铁观音，用茶盘端到客厅，替他们两人都斟上了茶。傅老爷子捧起茶杯，吹开浮面的茶叶，啜了一口。王夔龙也举起杯子，默默地饮着茶。

“傅伯，我一回来就想来找你的。”王夔龙终于开口道。

“我知道，”傅老爷子点头答道，“我也在等你。”

“我是一直都想回来的。”

“这些年，在外面，也够你受的了。”傅老爷子望着王夔龙，喟然叹道。

“四年前姆妈过世，我打电报给爹爹，要回来奔丧，爹爹不准。”

“夔龙。”傅老爷子举起手叫了一声，却又默然了。

“你父亲——”过了片刻傅老爷子开口道，“他也很为难。”

“我知道，”王夔龙惨笑道，“我们王家不幸，出了我这么一个妖孽，把爹爹一世的英名都拖累坏了。”

“你要明白，你父亲不比常人，他对国家是有过功勋的。”傅老爷子劝解道，“他的社会地位高，当然有许多顾忌。你也要为他着想。”

“傅伯，我在美国埋名隐姓，流浪十年，也就是为了爹爹的一句话啊。”王夔龙的声音充满了愤懑，“我临走的时候，爹爹对我说：‘你这一去，我在世一天，你不许回来。’他那句话，说得很决绝。我明白，我是他一生的奇耻大辱，在纽约我们还有不少亲戚，我从来也不去找他们，也不让他们知道，就是为了不要再添加爹爹的麻烦。可是傅伯，这次爹爹去世，他临终都不让我回来见一面，连葬礼也不要我参加呢。我叔叔告诉我，是爹爹交代的，他的遗体下了葬才发电报给我。”

“出殡那天，我去了的。”傅老爷子的声音也有点沙哑起来，“是国葬的仪式，令尊的身后哀荣算是很风光了。那天有关系的人统统到齐，你们家亲友又多，你在场，确实有许多不便的地方。”

“当然喽，”王夔龙苦笑道，“我叔叔也是这么说，生前我已经使爹爹丢尽了脸，难道他出殡那天大日子还要去使他难堪么？回想这些日子，我一直没有去替爹爹上坟，直到大七那一天，我才跟我叔叔婶婶他们一齐上六张犁去。爹爹的坟还没有包好，一堆黄土上面，盖着一张黑油布。我站在那堆黄土面前，一滴眼泪也没有。我看见叔叔满面怒容，我知道，他一定暗暗在咒骂我：‘这个畜生，来到父亲墓前，还不掉泪！’——”

王夔龙冷笑了两声，突然间他抬起头来。他那双深坑的眼睛炯炯发光，苍白的面颊变得赤红，激动地喊道：

“傅伯、傅伯，他哪里知道我那一刻内心在想什么？那一刻我恨不得扑向前去，揭开那张黑油布，扒开那堆土，跳到坑里去，抱住爹爹的遗体，痛哭三天三夜，哭出血来，看看洗不洗得净爹爹心中那一股怨毒——他是恨透了我了！他连他的遗容也不愿我见最后一面呢。我等了十年，就在等他那一道赦令。他那一句话，就好像一道符咒，一直烙在我的身上，我背着他那一道放逐令，像一个流犯，在纽约那些不见天日的摩天大楼下面，到处流窜。十年，我逃了十年，他那道符咒在我背上，天天在焚烧，只有他，只有他才能解除。可是他一句话也没留下，就入了土了。他这是咒我呢，咒我永世不得超生——”

王夔龙的声音好像痛得在发抖。

“夔龙，”傅老爷子也变得激动起来，他的肩胛高高耸起，他的驼背压得他好像不堪负荷了似的，他那双铁灰的寿眉蹙成一团，“你这样说你父亲，太不公平了！”

“不是么？不是么？”王夔龙喊道，“傅伯，我这次来，就是想问你，爹爹去世以前，你一定见过他的。”

“他病重时，在荣民总医院，我去看过他一两次。”

“他跟你说过什么来着？”

“我们谈了一些老话。他精神不好，我也没有多留。”

“我知道，他不会提到我的了。他对我是完全绝了情了。”王夔龙拼命摇头。

“夔龙，你只顾怨你父亲，你可曾想过，你父亲为你受过多少罪？”傅老爷子似乎有点动气了似的。

“我怎么没有想过呢？”王夔龙无奈地说道，“我就是希望他能够给我一个机会，我设法弥补一些他为我所受的痛苦。”

“你们说得好容易！”傅老爷子也颤声叫了起来，“父亲的痛苦，你们以为能够弥补得起来？不错，夔龙，你父亲从来没跟我提过你，而这些年我也很少与你父亲来往。但我知道，他受的苦，绝不会在你之下。这些年你在外面我相信一定受尽了折磨，但是你以为你的苦难只是你一个人的么？你父亲也在这里与你分担的呢！你痛，你父亲更痛！”

“可是——傅伯——”王夔龙伸出他那嶙峋的瘦手抓住傅老爷子的手背，哀痛地问道，“为什么他连最后一面都不要见我呢？”

傅老爷子望着王夔龙，他那苍斑满布的脸上充满了怜悯，喃喃说道：

“他不忍见你——他闭上了眼睛也不忍见你。”

19

王夔龙离开后，傅老爷子已经疲惫不堪，满脸困顿的神情，背更弯驼了，而且又开始感到心在绞痛。我赶忙服侍他用了药，扶他进房躺下休息。傅老爷子不想吃晚饭，我自己一个人胡乱添了一碗剩饭，将中午吃剩的一碟芹菜炒牛肉拿来送饭。我告诉傅老爷子冰箱里还有半锅火腿冬瓜汤，要是饿了，随时热来吃。本来我打算向师傅告假一晚，留在家中陪伴傅老爷子，可他不肯，坚持道：

“你只管去上班，不要紧的，我休息一下，松散松散就好了。”

我在安乐乡，心里一直悬挂着，怕傅老爷子病发。我跟师傅说明，师傅要我提早下班。不到十点钟，我就回到傅老爷子家。傅老爷子倒起来了，他披了一件外衣，独自坐在客厅里了，独自出神。客厅里的供桌上又点上了檀香，静静散着一股浓郁的香味。

“老爷子好点了？心还疼么？”我问道。

“我睡了一觉，好多了，”傅老爷子微笑道，脸上仍有一丝倦意，“这么早就回来了？”

“师傅要我早点回来，怕老爷子有什么使唤。”

“难为你挂心。”

“老爷子饿了没有？”

“我刚才把汤热了，喝了一碗，心里很受用。”

“还要不要我去下碗面条来呢？”

“不必了。”傅老爷子摆手阻止道，“阿青，你去沏壶茶来，陪我坐坐，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我到厨房里去烧开水，沏了壶龙井，端到客厅，替傅老爷子斟上茶，在他脚下一张矮圆凳上坐下。傅老爷子捧起茶杯，啜了两口龙井，惋惜叹道：

“王夔龙，没料到他竟变成了这副模样，我都认不出来了——”

“听说他从前长得很好的呢。”我插嘴道。

“不错，那个时候，他确实仪表堂堂，书又念得好。他父亲王尚德对他期望很高，希望他能进外交界，创一番事业。本来打算送他出国深造，连手续都办好了。他却偏偏闯下那滔天大祸，害人害己，害苦了他的父亲——”

“我听说他那个案子很轰动，报纸天天登。”

“他害得他父亲无法做人。有好一阵子，他父亲人也不见。他又怎能怨他父亲绝情啊！”

傅老爷子定定地望着我，铁尖的眉毛蹙在一起。

“你们这些孩子，哪里能够体谅得到父亲内心的沉痛呢？”他伸出一只手，压在我的肩上，郑重地说道，“阿青，你在我这里住了这些日子，我已经把你当做自己人一样了。你也有父亲，我敢说你父亲这一刻也正在为你受苦呢。我也有过儿子，我那个儿子，也像王夔龙一样，曾经叫他父亲心碎。今天晚上我就要讲给你听，讲给你听一个父亲的故事——”

20

“阿青，天下父母心，你们懂么？你们能懂么？我那个阿卫，要是还在，今年他该是三十七了，跟王夔龙同年。阿卫出世，就不寻常，是剖腹而生的。他母亲体弱，开刀开狠了，吃不住，产下阿卫，没有多久，竟去世了。阿卫自小丧母，又是独子，我对他难免格外爱惜，管教上也就特别严格，其实也是望子成龙的意思。

“阿卫那个孩子，从小就讨人喜欢，聪敏异常，文的武的，一学就会。我亲自教他读古文，一篇《出师表》，背得朗朗上口。那几年，除了上前方打仗，我总把他带在身边，亲自抚养，甚至我们军团驻扎陕西汉中，我也把他一同带了去，在军营里，我教他骑马、打猎。天天早上，我骑我那匹烈马‘回头望月’，他骑他那头小银驹‘雪狮子’——我们两父子，一前一后总要在跑马场上蹓几圈。说到那两匹宝马，都是青海的名种，我们得来，还有一段故事呢。抗日胜利，我到青海去巡查，阿卫也跟了去。青海的军区司令是我一个旧同学，跟我私交很密。青海产名驹，他特别挑了几匹，让我过目，指着他最心爱的那匹‘回头望月’跟我打赌，我降服得了那匹烈马，他便甘心奉送我。我一个翻身上马，骑得行走如飞，我那位司令朋友夸下了海口，只得忍痛割爱。谁知阿卫却站在我身后指着那头‘雪狮子’说道：‘爹爹，我也要试试这一匹！’我虽然也想儿子出风头，但是却不免担心，怕他当众出丑。因悄悄问他道：‘你行么？’小家伙一口应道：‘爹爹，我行！’那时他才十五岁，长得又高又壮，穿了一身我替他特别缝制的军装马靴，神气十足。他揪住那匹通体雪青的小银驹，一跃便纵上了马背，放蹄奔去，那匹马让他跑得马腹贴到了地面，碧绿的草原上，一团银光。我那位司令官朋友禁不住脱口喝彩道：‘好个将门虎子，这匹马，就送给他！’那一刻，我心中着实得意，我那个儿子，确实令我感到光彩。

“阿卫，从小便是一个争强好胜，心性极为高傲的孩子，事事都爬在别人的前头。他在军校毕业，那一期两百五十个学生，学科术科他都遥遥领先，他的长官十分奖许他，在我面前，夸他是个标准军人。有子如此，我做父亲的，内心的喜悦无法形容，我感到安慰，我在阿卫身上，二十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

“可是——可是，阿卫只活到二十六岁，而且死得极不光荣，极不值得，极悲惨。他升了排长，便调下部队去训练新兵。我也去过他那个训练中心去参观。阿卫带兵还真有一套，他排上的新兵个个服他，很爱戴他们的傅排长。阿卫威重令行，干得非常起劲。可是在他当排长的第二年，就发生事故了，他被撤职查办，而且还要受到军法审判。一天夜里，他的长官查勤，无意间在他寝室里撞见他跟一个充员兵躺在一起，在做那不可告人的事情。我接到通知，当场气得晕死过去。我万万没有料到，我那一手教养成人，最心爱、最器重的儿子傅卫，一个青年有为的标准军官，居然会跟他的下属做出那般可耻非人的禽兽行为。我马上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用了最严厉的谴责字语。过了两天，他给我打了一个长途电话。那天正是农历九月十八，是我五十八岁的生日。亲友故旧本来预备替我庆生的，也让我托病回掉。阿卫在电话里要求回台北见我一面，因为第二天就要出庭受审了。我冷冷地拒绝了他，我说不必回家，既然犯了军法，就应该在基地静待处罚，自己闭门思过。电话里他的声音颤抖沙哑，几乎带着哭音，完全不像平常我心目中那个雄姿英发的青年军官。我的怒火陡然增加了三分，而且感到一阵厌恶、鄙视。他还想解释，我厉声把他喝住，将电话切断。那一刻，任何人我都不想见，尤其不想见我那个令我绝顶灰心失望的儿子。那天晚上，他排上的兵发现他倒毙在自己的寝室里，手上握着一柄手枪，枪弹从他口腔穿过后脑，把他的脸炸开了花，官方鉴定他是擦枪走火，意外死亡。可是我知道，我那个性情高傲、好强自负的独生子傅卫，在我五十八岁生日那天晚上，用手枪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

“阿卫自杀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晚上我常做噩梦，而且总是梦到同一张面孔，那是一张极年轻的脸，白得像纸，一双眼睛睁得老大，嘴巴不停地开翕，好像惊惶过度，拼命想叫却发不出声音来似的。他那双瞪得老大的眼睛，一径望着我，向我乞求什么，却无法传达，脸上一副痛苦不堪的神情。那张极年轻的脸，我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可是总也想不起来，那个年轻人是谁。一连三四夜，夜夜我都梦到那张惨白的脸，脸上那副惊慌失措的神情。有一晚醒来，一身冷汗，我又在睡梦里看到那张脸，那天晚上，一脸的血，我才猛然醒悟，那是好多年前，抗战的时候，我在五战区前方作战时，在阵前枪毙的一个小兵。那时在徐州，前方正吃紧，我手下的部队驻守第一线。一天晚上我到前线巡逻，部下擒来两个擅离战壕的士兵，两人在野地里苟合。一个老兵还不露畏色，那个新兵大概只有十七八岁，早已吓得全身颤抖，面色惨白，一双眼睛睁得老大，嘴巴张开，大概要向我求赦，却恐惧得发不出声音来——就像我梦中见到的那副神情，当然在那种情形之下，我一声令下，就当场拖出去枪毙掉了。那件事当时我处置得心安理得，所以也就没有十分放在心上，时间一久，竟淡忘了。没想到，隔了那么多年，那张惊慌失措的脸，又突然出现在我的梦里。那晚我的心脏病大发，绞痛难耐，给送进荣民医院，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差点丧了性命。

“出院回家，足足有一年，我都闭门谢客，深居简出，在家中静养。阿卫惨死，我感到了无生趣，整个人登时如同槁木死灰，人世间的一切苦乐，我都冰然，无动于衷了——

“一直到一个冬天的晚上，那是十年前阴历年除夕夜的前一天。那一阵子，我的血压波动，常常感到头晕。我到台大医院去看医生，那个内科主任是个名医，很难挂号，只有挂到晚间门诊。看完医生，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我还记得，那天有寒流，天气阴冷，晚上还下着濛濛细雨。我从医院出来，穿过新公园，想到馆前路去乘车。那天大概有雨，公园里没有什么人。我经过公园里莲花池那边，突然听见一阵哭声，从池头的亭子里传过来，那是一声声断断续续的吞泣，哭得异常凄凉，在寒风冷雨里，听着十分刺心。我禁不住绕了过去，走上池头的亭子，亭子里的板凳上孤伶伶地坐着一个少年，他穿上了一身黑色的单衣，双手抱头面伏在膝上，抖瑟瑟地在那里哭泣。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竟会哭得那般哀痛，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我过去摇摇他的肩膀，问他道：‘你年纪轻轻，在这里哭什么呢？’那个孩子真是古怪，他抽抽搭搭回答我道：‘我的心口胀得发疼，不哭不舒服。’我问他有家没有，有没有去处，他都说没有。那晚那样冷，我穿了一身棉袍，还感到寒意。而那个孩子身上只有一件单衣，说话的时候，牙关都冷得在打战。我突然感到一阵不忍，便把那个孩子带回了家中。大概他几夜没睡，回到我家，我让他喝了一杯热牛奶，他眼睛便困得睁不开了。我把他安置在阿卫房中，他一倒在床上——就是你现在睡的那铺床，立刻呼呼睡去，连衣服也来不及脱。我从柜子里，把阿卫那床棉被拿出来，盖到那个孩子身上。那个孩子侧着身，脸偎在枕上，大概冻狠了，一脸青白。我仔细端详了他一下，发觉他的长相竟是异常奇特，一张三角脸，下巴颏又短又尖，翘起来。睡着了两道浓浓的眉毛仍然虬结在一起，把眼睛都盖过去了似的。我懂一些相术，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像那个孩子那么薄、那么贱，又带着那么多凶煞的一副长相。突然间，不知怎的，我对他竟产生了一股无限的哀怜来。我把棉被拉过他的肩膀，把他盖得严严的。那是自阿卫死后，两年来，头一次，我又开始恢复了感觉。

“他累过了头，睡到第二天下午才醒来。那天是除夕，本来我并没有心情过年的，因为他的缘故，我吩咐吴大娘特别做了几样年菜，叫他跟我吃了一餐年夜饭——没料到那竟是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餐。那晚他突然变得兴高采烈，大吃大喝，把一只红烧肘子也吃得精光，一嘴的油，拍着鼓胀的肚皮对我笑道：‘傅爷爷，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年夜饭，我们在孤儿院里，只过圣诞节，不过旧历年的。’他开始喋喋不休，把他的身世统统告诉了给我听。他的身世又离奇，又凄凉——你们在公园里大概都听说过了。阿凤，他就是你们公园里那个野孩子，那只野凤凰。是他告诉我听的，你们公园里的故事都是他告诉我听的。他告诉我公园里头还有许许多多像他那样无家可归的孩子，个个身世凄凉。他讲得兴兴头头，指着他自己的胸口说道：‘这是我们血里头带来的——公园里的老园丁郭公公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血里就带着野性，就好像这个岛上的台风地震一般，一发不可收拾。傅爷爷，所以我爱哭，我要把血里头的毒哭干净。’后来我在中和乡灵光育幼院里碰到从前抚养过阿凤的那位河南老修士，他告诉我阿凤确实是个奇异的孩子，半夜三更他会跑到教堂里放声痛哭，把院里的人都吵醒来。有一个脾气暴躁的爱尔兰神父，特别不喜欢阿凤，提起他还会愤然说道：‘那个孩子，一定是魔鬼附了身，连教堂里的圣像他都捣毁了！’那晚吃完年夜饭，阿凤便要离去。我对他说：‘阿凤，要是你没有地方去，你可以在这里住几夜。’他笑道：‘不了，傅爷爷，不要打扰你了，我还要回到公园里去，有人在找我呢！’他告诉我，有一个人在养他，他逃了出来，这个人一直到处在找他。他还笑着对我说：‘今夜我会在公园里碰见他，趁着大年夜，我要把我跟他之间的账了一了。’一直到第二天，上了报我才知道他跟王夔龙之间那一段孽缘——

“唉，说也奇怪，阿凤那个孩子，虽然在我家里只逗留过短短的一夜，可是我对他却产生了一份特别的情感及关怀。阿凤那样横死，我心里竟受到一阵猛烈的震撼，一股哀怜油然而生。那是自阿卫死亡后，我那颗枯竭的心，如同死灰复燃，又重新燃起了生机。也是在公园里遇见阿凤那个苦命儿，看到他那种悲惨的下场，我才发下宏愿，伸手去援救你们这一群在公园里浮沉的孩子——”

“阿青，”傅老爷子说完他自己的故事，一只手按到我的肩膀上，一只手背拭了一拭他那一径淌着泪水的眼睛，深深地叹道，“你们这些孩子，只顾怨恨你们的父亲，可是你们可也曾想过，你们的父亲为你们受的苦，有多深么？王夔龙出事后，我去探望他父亲王尚德，才隔半年，他父亲那一头头发好像猛然盖上了一层雪，全白了——阿青，你父亲呢？你知道你父亲也在为你受苦么？”

21

我替傅老爷子悄悄放下了蚊帐，他面朝里，侧着身子躺着，他那佝偻的背在床上弯曲成一个S形。我关掉灯，轻轻掩上房门。回到客厅中，客厅靠墙的供桌上，香炉里仍然在散着一股浓郁的檀香，我去倒了一杯水，将香炉里的余烬浇灭。我抬头看见墙上并排挂着傅老爷子及阿卫父子两人身着军装的照片，突然记起旧历九月十八傅老爷子生日的那天，他一早就出去了，回来时却买了一大束白菊花，亲手插到供桌上那只天青瓷瓶里，又从玻璃柜里取出了那只三脚鼎古铜香炉来，供到桌案上，点上了檀香。我看见他一个人默默坐在客厅里，神情肃穆，没敢去惊动他。没料到傅老爷子那天生辰竟是他儿子阿卫的忌日。难怪那天晚上师傅领着我们替傅老爷子庆生祝寿，傅老爷子的心事那么重，喝两杯酒，一下子就醉了。阿卫偏偏选中他父亲生日那天自戕，难道他也怨恨他父亲，怨得那么深么？我仔细端详了阿卫那张照片，那张方方正正的脸，高高的颧骨，削薄的嘴唇坚决地紧闭着，一双精光外露的眼睛透着无比自负与兀傲。那一身笔挺的军服，额上一顶端正的军帽，确实是一个标准军人的形象，而且跟傅老爷子年轻时，又长得那么像。

我躺到床上时，又想起父亲来了。我想起他那次将他那枚宝鼎勋章别到我的衣襟上时，他是那样的严肃、慎重，那时大概他也认为我长得跟他相像，错把他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了吧。然而假如我没有给学校开除，而能顺利地考入陆军官校，我相信我也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军官，而使父亲感到自豪的。在学校的时候，军训术科，我得分很高，基本动作最标准，教官常常叫我出队做班上的示范。我也曾因此洋洋自得，自认为不愧是军人子弟。而且我也喜欢玩枪，每次到野外练习打靶，总感到兴高采烈，我喜欢听那一声声划空而过子弹的呼啸。在家里，有几次，我曾把父亲藏在床褥下的他那管在大陆上当团长时配带的自卫手枪拿出来，偷偷玩弄。那管枪，父亲不常擦拭，枪膛里已经生了黄锈。我把手枪插在腰际，昂首阔步，走来走去，感到很英雄、很威风。那天父亲将我逐出家门的时候，手里挥舞着的是一管空枪，其实父亲是除籍军人，根本无法配到子弹——大概父亲觉得手里有管枪，才能镇压得住人吧。那次母亲出走，父亲也是摇着他那管生了锈的空枪，追赶出去。

不，我想我是知道父亲所受的苦有多深的，尤其离家这几个月来，我愈来愈感觉到父亲那沉重如山的痛苦，时时有形无形地压在我的心头。我要躲避的可能正是他那令人无法承担的痛苦。那次我护送母亲的骨灰回家，站在我们那间阴暗潮湿、在静静散着霉味的客厅里，我看见那张让父亲坐得油亮的空空的竹靠椅，我突然感到窒息的压迫，而兴起一阵逃离的念头。我要避开父亲，因为我不敢正视他那张痛苦不堪灰败苍老的面容。

我听见隔壁房傅老爷子咳嗽的声音，我不禁想到，不知此刻父亲安睡了没有，会不会还在他的房中，一个人踱过来、踱过去。

22

星期五晚上俞浩俞先生请我到信义路川味面去吃夜消，他跟我约好安乐乡下班后在新生南路及信义路口见面，他的家就住在新生南路二段。还不到十二点，我便悄悄到后面把制服换掉，我拜托了小玉替我洗酒杯，并且要他转告师傅，说我胃痛，先走了。其实我饿得胃真有点痛，因为知道晚上有夜消吃，晚饭只随便吃了一碟街边卖的炒米粉，早已饥肠辘辘，嘴里老淌清口水。我到达信义路口，俞先生已经站在那儿等我了。他穿了一件宽松的套头深蓝运动衫，脚下趿着一双皮拖鞋，很潇洒的模样，大概刚从家里出来。他见了我很高兴，招呼道：

“青娃儿，你很准时。”

“还没下班，我就先溜了。”我笑道，“我们约好十二点半见面，一分钟也没有超过。”

“你吃过川味面没有？”我们往信义路川味面走去，俞先生问我道。

“我小时候来吃过一次——那是好久以前了，那时川味面还是一个小摊子呢。”

那是三年前，父亲带我跟弟娃到川味面去吃过一次夜消——那也是唯一的一次，父亲带我们上馆子。那年夏天我刚考上高中，那天是我的生日，父亲破例带我们出去，大概也是奖赏的意思。大馆子上不起，只有到川味面去吃小摊子，可是在我跟弟娃来说，那是桩破天荒的大事情，我们两人都兴奋得手舞足蹈。父亲只让我们各人点了一碗红油抄手，我们还想吃第二碗的时候，父亲却皱皱眉道：够了，够了。他把他自己碗里的抄手，又分给我们一人一只。

“俞先生，等一下我可不可以吃两碗红油抄手？”我笑道，“晚饭我没吃饱，已经饿得发昏了。”

“青娃儿，随便你吃几碗，吃饱算数，好么？”俞先生伸出手，摸了一摸我的头笑道。

我们上了川味面的二楼，里面早已坐得满满的了。我们等了十几分钟，才等到一张角落头的台子。坐下后，俞先生指着压在玻璃垫下的菜牌，说道：

“这里的粉蒸小肠、豆豉排骨、荷叶牛杂，都很棒。”

“俞先生，我还是想吃红油抄手。”我说道。

“好，好，”俞先生笑了起来，“红油抄手也点，这几样也点。”

小菜来了，俞先生又叫跑堂的拿了一瓶白干来。红油抄手一口一个，一下子一碗抄手便让我囫囵吞了下去，又热又辣，非常来劲，我的额头在冒汗了。第一碗吃完，果然俞先生又替我叫了第二碗。

“俞先生，我敬你一杯酒。”我举起一杯白干敬俞先生道。白干一下喉便燃起来，我的整个身体都开始发烧。俞先生看我狼吞虎咽吃得那般热烈，也很高兴，不停地将小肠排骨夹到我的碟里笑道：

“青娃儿，你还在发育，这么大的个子，要多加些油！”

“俞先生，《大熊岭恩仇记》果然精彩！”我吃完第二碗红油抄手，想起诸葛警我的武侠小说来，俞先生送给我的那部书我已经看完第二遍了，“不过鄂顺死得也太惨了些，他老爸万里飞鹏本来可以放他一马的。”

我看到最后那一回万里飞鹏丁云翔计陷鄂顺，亲自将自己的儿子手刃而死，不禁怵目惊心。

“这叫做大义灭亲呀！”俞先生笑道，“鄂顺认贼作父，丁云翔也是万不得已么。最后那场万里飞鹏抚着鄂顺的尸体老泪纵横，写得最好、最动人，诸葛警我到底不愧是武林高手。”

“俞先生那里还有别的武侠小说没有？”

“多的是，一柜子。”

“有没有王度卢的？”

“我有他的《铁骑银瓶》。”

“好极了！”我兴奋地叫了起来，“俞先生，可不可以借给我？我一直想看那部小说，几次都借不到。”

“可以，吃完消夜，你跟我到家里去拿好了。”俞先生笑道。我们举杯把杯里辛辣的白干酒饮尽了。

俞先生俞浩住在新生南路一四五巷一栋住宅的三楼。他那间小公寓布置得很舒坦，一套藤编桌椅，铺着一色绛红厚软椅垫，一串三个由大而小的灯笼悬在客厅一角，头一只大如合抱，灯一亮，燃起一球球乳白的光来。俞先生把收音机打开了，美军电台正在播送着半夜的轻音乐。他招手叫我到他书房里，里面有两只书柜，有一只果然全是武侠小说，从老牌武侠王度卢、卧龙生，到后起之秀司马翎、东方玉通通有了。俞先生把王度卢那部《铁骑银瓶》取出来交给我，指着他那一柜子武侠小说说道：

“青娃儿，以后欢迎你来这里，跟我一同练武功。”

“万岁！”我欢呼道。

我们回到客厅里坐下，俞先生去倒了两杯冰水来过口，吃了辣子，嘴巴很干。我们并排坐在那张藤沙发上，我也脱去了鞋子，盘坐起来。柔白灯光照在俞先生的脸上，他的眼皮都着了酒意，一双飞扬的剑眉碧青的。

“俞先生，你很像南侠展昭呢！”我突然间想起我从前看《七侠五义》的连环图上南侠展昭的绘像来。俞先生呵呵大笑起来，说道：

“你说我像那只御猫？那么你呢？你是锦毛鼠白玉堂了么？”

“不，不，不，”我摇手笑道，“我没有白玉堂那么标致。从前我把我弟弟叫锦毛鼠。”

“你弟弟也看武侠小说么？”

“是我教他看的，后来他比我还要着迷。我租一本武侠小说回来，他总要先抢去看。”

“都是这个样子的，”俞先生笑叹道，“我买一本武侠回来，还没翻两页，小宏便抢走了。”

“小宏是谁？”我问道。

“从前跟我住在一起的一个孩子——他去当兵去了，现在在马祖。那一柜子武侠小说，倒有一大半是为他买的。”

俞先生告诉我小宏是从屏东到台北来念书的学生，念大同工专，在他这里住了两年多，都是俞先生照顾他，因为小宏家里穷困，俞先生供他读书，还替他补习英文。俞先生从皮夹里拿出了一张他们两人合照的照片来给我看，俞先生搂住小宏的肩膀，两个人笑得很开心。

“这才是锦毛鼠白玉堂呢！”我指着小宏笑道，小宏长得非常俊秀。

“小宏很漂亮，”俞先生一面端详着那张相片笑叹道，“他走了，我很想念他呢。”

“他几时服完役？”

“还有两年。”

“哇，两年还早得很哪！”

“是啊，”俞先生摇头笑道，“所以有时我一个人寂寞起来，便到你们安乐乡坐坐，喝杯酒。”

美军电台的轻音乐停了，广播报告已经清晨两点钟。

“俞先生，我该走了。”我正要立起身来，俞先生却按住我的肩膀说道：

“青娃儿，今晚你不要回去了，就在我这里住。”

“俞先生——”我踌躇着。

“难得遇见像你这样一个四川娃儿，我们摆龙门阵摆得正起劲，你不要走了。”

自从安乐乡开张以来，有几次也有客人要约我出去，我都拒绝了。但是俞先生我觉得他的人很好，而且确实如他所讲的，我们是四川同乡，感到特别亲切。我喜欢他这间小公寓，令人觉得温暖、舒服。

“我们躺在床上，再慢慢聊。”俞先生说道。

“那么，我先去洗一个澡。可以么？”我做了一天的工，刚才又吃下两碗又热又辣的红油抄手，身上的汗酸，自己都可以闻到了。

“好的，”俞先生立起身来，“我替你去把瓦斯炉打开。”

俞先生去打开了瓦斯炉，又拿了一条干净浴巾给我，把我带进他的洗澡房，并且告诉我，搁在澡盆旁边的两块肥皂，那块乳白的力士香皂是洗脸用的，另外一块药皂是洗身体的。

“你慢慢洗，我去铺床。”俞先生带上洗澡房的门时，对我笑道。

我挂上花洒的莲蓬头，打开热水，从头冲到脚，我擦了两次肥皂，连头发都洗了，我把浴巾包住头，猛搓一阵，把头发擦干。我赤着上身，提着外衣裤，走进了俞先生的卧房里，俞先生的卧房很小，但也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他那张双人床上刚铺上一条天蓝色的新床单，他正在把枕头囊套入枕头套里，将两只枕头并排放着，说道：

“青娃儿，你睡里面。”

我爬上床去先躺了下来，俞先生也卸去衣服，将床头的台灯熄灭，在黑暗中，我们肩并肩地仰卧着，俞先生便开始问起我的身世来，我一一地告诉他听，我们那个破败的家，死去的母亲、弟娃，还有活得很痛苦的父亲。

“青娃儿，也亏了你，”俞先生惋叹道，“如果你弟弟还在，也许你就不会觉得这么孤单了。”

“俞先生，要是弟娃还在，他一定会喜欢你这些武侠小说。《大熊岭恩仇记》他也只看完前两集呢！”我笑道，“有一次在梦里我也梦到他跟我抢武侠小说看，抢急了我还打了他一拳。俞先生，你相信鬼么？”

“我不知道，”俞先生笑了起来，“我没见过。”

“弟娃死了我常常在梦里见到他，有一次，我还明明记得握过他的手，他伸出手，向我要口琴。”

“口琴？”

“是一管蝴蝶牌的口琴。我送给他的，他生日我买给他的礼物，他要讨回去呢。”

“大概你记迷了心，所以常常梦见你弟弟吧。”

“可是我从来没有梦见过我母亲——她活着的时候很不喜欢我，所以大概她死了也不要见我吧。”

“不会的，青娃儿，你不要胡思乱想了。”

俞先生岔开了我的话，我们就天南地北地随便聊起来。他告诉我他从前在重庆的时候，常常到嘉陵江里去游泳。十六岁他就能游过嘉陵江了。我告诉他，我也喜欢游泳，从前我常常跟弟娃两人到水源地去游泳。

“那么夏天我带你到鹭鸶潭去游泳去。”他说。

“好的。”我说。

“那儿的水又清凉又干净，你一定会喜欢。”

“好的。”我含糊应道。

我的眼皮渐渐重了，我转过了身去，脸向着墙壁，矇了过去。在睡梦间，我感到俞先生的手搂到了我的肩上。

“俞先生——”

我惊醒过来，身子往里面挪了一下，俞先生那只手仍旧搭在我的肩上，他的掌心温温的。

“俞先生——对不起——”

“青娃儿。”俞先生柔声唤道。

“俞先生——真的对不起——”我的声音陡然颤抖起来。

“那么——你好好睡吧。”俞先生迟疑了片刻，他的手在我的肩上轻轻拍了两下，终于抽了回去。

“俞先生——我——”

一阵不可抑止的心酸，沸沸扬扬直往上涌，顷刻间我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这一哭，愈发不可收拾，把心肝肚肺都哭得呕了出来似的。这几个月来，压抑在心中的悲愤、损伤、凌辱和委屈，像大河决堤，一下子宣泄出来。俞先生恐怕是我遇见的这些人中，最正派、最可亲、最谈得来的一个了。可是刚才他搂住我的肩膀那一刻时，我感到的却是莫名的羞耻，好像自己身上长满了疥疮，生怕别人碰到似的。我无法告诉他，在那些又深又黑的夜里，在后车站那里下流客栈的阁楼上，在西门町中华商场那些闷臭的厕所中，那一个个面目模糊的人，在我身体上留下来的污秽。我无法告诉他，在那个狂风暴雨的大台风夜里，在公园里莲花池的亭阁内，当那个巨大臃肿的人，在凶猛地啃噬着我被雨水浸得湿透的身体时，我心中牵挂的，却是搁在我们那个破败的家发霉的客厅里饭桌上那只酱色的骨灰坛，里面封装着母亲满载罪孽烧变了灰的遗骸。俞先生一直不停地在拍着我的背，在安慰我，可是我却愈哭愈悲切，愈猛烈起来。

23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俞先生已经走了。他在床头留了一件衬衫，是一件斯麦脱牌子的蓝格子衬衫。衬衫上放着一张字条：

青娃儿：

我有两堂早课。等我中午回来，带你到刘家鸭庄去吃腊味饭。这件衬衫是新的，你拿去穿好了。

俞浩

我看看床头的闹钟，已经十一点二十分，便赶快跳了起来。我把那件新衬衫穿到身上试了一下，完全合适，可是我却匆匆脱下，仍旧叠好，放回床上去。我在那张字条的背面写道：

俞先生：

我走了。对不起，昨晚打扰了你一夜。王度卢的《铁骑银瓶》以后有机会再来向你借吧。谢谢！

李青

外面的秋阳在湛蓝的天空里，照得异常光辉灿烂。习习的凉风，吹得人很爽快。我买了一套烧饼油条，一面啃着，一面在台北的大街上漫无目的荡了下去。我感到有点惘然，但却轻松无比。昨晚那一阵号啕，好像把郁积在心中多时累累的淤块，都倾吐光了似的，身体内变得空空如也。我从一条街荡到另一条街，不知不觉竟走到重庆南路尽头，南海路的交叉口处了。自从我被学校开除后，这半年来，我总是有意无意避免走近这一带地方，因为育德中学就在南海路上，我不愿撞见旧日的同学师长。但是这一刻，我却突然起了一阵冲动，要回到母校去看看。这是星期六的下午，学校不上课，即使碰见旧日的老师同学，他们也未必还认得出我来。我的头发留长了，长得盖住了眉毛，而且又穿着一条牛仔裤，完全不像一个中学生。育德中学的围墙是红砖砌的，巍峨高耸，两扇铁闸敞开着，我走了进去，穿过对着正门的那座办公大楼，大楼下面墙上的布告栏里贴满了布告，也有两则是学生犯规记过的：高二乙班黄柱国数学月考作弊，大过一次。初三丁班刘健行偷窃公物，留校察看。倒是没有勒令退学的。大楼后面的“戈壁沙漠”仍旧在飞沙走石，我们的操场一刮风便黄尘滚滚，我们叫做“戈壁沙漠”，每次我们在操场上上完军训，回到教室，大家的眉毛都白掉了，敷上一层薄沙。操场上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可是操场旁边的篮球场上，却有人在投篮，篮球着地，发出砰砰的响声，夹着阵阵吆喝欢呼：

“好球！”

我绕到篮球场边，看见几个初中生在传球，一个个打着赤膊，穿着童军短裤，一共五个人。我站在篮底，观看了片刻，发觉他们原来在赛球。一队两人，一队三人，动作激烈，厮杀得难分难解，两人队显然渐渐不支，阵脚有点乱了，在篮下已经失去好几球，而且其中一个大个子刚刚吃了一记令人相当难堪的闷火锅，三人队一面欢笑，一面调侃，得意洋洋。

“你那么独霸，叫你Pass你又不Pass！”两人队起内讧了，其中那个小个子，忿忿然叫道，他是五个人中，最矮小的一个，可是动作灵活，上篮时蹿得很灵敏。他那张浑圆的娃娃脸胀得鲜红，满头大汗。

“我已经带球上篮了，还不该Shoot么？”两人队中的大个子张开双手，咧着嘴傻笑，替自己辩护。他最高大，但却是一个傻大个儿，笨手笨脚，而且还相当独霸。

“Shoot你的头！挨了人家一记大火锅！”娃娃脸悻悻地把球掷给了对方，不停地咕哝、抱怨。

三人队已经赢了好几球，遥遥领先，行动言语也就更加嚣张起来。其中一个小黑炭捡到球，开始进攻，一下子蹿到了篮底，娃娃脸一急，整个人扑了上去阻拦。

“拉手！”小黑炭的球投了出去，没有射中，举起手高叫道。

“哪个拉手？你莫瞎扯！”娃娃脸气急败坏地驳道。

“拉手！拉手！”三人队其他两名队员也帮腔道，并且学拉手的姿势。

“放屁！”娃娃脸恼怒地喊道，“你们问他！”

他指向傻大个儿，傻大个儿怔了一下，讪笑道：

“我也没看清楚啊。”

三人队一齐欢呼起来，就要罚球。娃娃脸跑过去就狠狠捶了傻大个儿一下，啐道：

“你这个驴蛋！”

“我是没有看清楚么。”傻大个儿抓耳挠腮据实说道。

小黑炭投篮下球，偏偏两球都罚进去了，第二球刷地一下，还是个空心。三人队愈加乐不可支，又拍手，又喝彩。娃娃脸捧住个球，眼睛直眨巴，额上的青筋都暴了起来。

“加入！”

我在篮下举手叫道，一面脱去了衬衫，也打起赤膊来。三人队面面相觑，娃娃脸转怒为喜，率先叫道：

“欢迎！欢迎！我们来了救兵。”

我这个生力军加入两人队后，形势立刻扭转。上半场结束，两队已经拉成平手，二十比二十了。娃娃脸喜得又叫又跳，也不骂傻大个儿了。下半场开始，我们一路领先，娃娃脸跟我合作得很好。我传球，他上篮，他虽人矮小，右勾手的擦板球倒投得很准，一连擦进三、四球。从前在学校，我是我们高三丙班的篮球班队，打中锋。夜间部对日间部比赛，我们还赢过一面锦旗，高校长颁奖，是我上去领的。我们打到下半场后场，原先的三人队已经败相大露，溃不成军了，而且三个人也开始彼此抱怨起来。最后一球，我站在中场，来了一个长射，刷的一声，篮网子一翻，一个空心便进去了。

“好球！”娃娃脸拍手雀跃道。

我们终于以四十五比二十八，打了个大胜仗。娃娃脸跑过来抱住我的腰乱蹦乱跳，又去踢傻大个儿的屁股。

“认输了吧？”娃娃脸笑嘻嘻地指着小黑炭道，“快请我们吃清冰吧！”

“去你的蛋！”小黑炭吐了一泡口水，喘吁吁啐道，“请帮手，不算数。”

“喂，有人想赖账呢！”娃娃脸笑着向傻大个儿叫道。

“咱们再赛过，”三人队里另外一个翘嘴巴跑上来帮小黑炭道，“谅你没种！”

“少啰嗦。”娃娃脸一把推开翘嘴，“你们输了，对不对？四十五比二十八，惨败。君子一言为定，输家请客。你们赖账才没种！”

翘嘴喘着气，厚厚的嘴唇噘得老高。娃娃脸打量了一下翘嘴，突然指着他尖声笑道：

“尖嘴，你去照照镜子，你的嘴巴现在像什么？像鸭屁股！”

翘嘴脸一红，挥拳便揍。娃娃脸赶忙窜逃，可是却给小黑炭一把拦住，翘嘴赶上去，揪住娃娃脸，两人殴斗成一团。小黑炭在旁边放冷箭，娃娃脸背上腰上已经吃了好几下暗亏了。

“大个子，快来帮忙呀！”娃娃脸大声讨救。

傻大个儿跑上去助阵，三人队另外一个青春痘也不甘落后。于是五个人，拳脚相加，混战起来。一场赌清冰的球赛，演变成全武行，五个人开始还边打边笑，后来大概出手重，打痛了，竟认起真来。尤其是娃娃脸跟翘嘴两人，噼噼啪啪，没头没脸，乱揍一顿，两人打红了眼。我看见事态严重，赶忙抢上前去，一把先将娃娃脸跟翘嘴隔开，然后大喝一声：

“停战！”

五个小家伙都慑住了，停了下来，一个个叉的叉腰，歪的歪脖子，气呼呼互相瞄来瞄去。

“你们赌东道的，是么？”我问道。

“明明讲好了，输的一队请客，吃清冰。”娃娃脸理直气壮地答道。

“那么你们输了，要不要请客呢？”我问三人队。

“你帮他们，不算！”小黑炭抗议道。

“你不帮他们，他们不输掉裤子才怪呢！”翘嘴帮腔道。

娃娃脸跳上前去叫道：

“你管我们怎么赢的，你们明明输不起，想赖账。赖账的是龟孙子。”

翘嘴跟小黑炭又摩拳擦掌起来，我忙阻止道：

“我来调停，折衷一下吧。你们不是都想吃清冰么？既然没有人愿意请客，我提议各人出各人的钱，大家一齐去吃算了。”

三人队面面相觑了一番，借此收场，同声应道：

“也好。”

“便宜了你们！”娃娃脸心犹不甘，喃咕道。

我们各人捡起自己的外衣，都搭在肩上，娃娃脸把篮球抱在怀里，我们六个人，一身汗淋淋的，一头一脸都蒙上了黄沙，打着赤膊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校门。学校对面，植物园门口，卖清冰老李的摊子还在那里。他那辆拖车，旧得一路咯轧咯轧响下去，车上刨清冰的机器锈得发了黑，几只装五色糖浆的玻璃缸也是烟黄烟黄的。老李是个超级大胖，一个夏天敞着衣衫，大肚子挺在外面，头上的汗珠子从来没有停过，他也不用毛巾揩拭，手一抹，将汗水往地上一甩，然后又很起劲地去刨清冰去。然而老李的清冰生意一直很兴隆，其他几个摊子总也竞争不过他。一来他的价钱公道，分量给得够；二来老李是个老交际，得人缘，他是个退役兵，大陆上地方跑得多，有说不完的鼓儿词，育德的学生都喜欢照顾他。从前夏天晚上放了学，要是口袋里还有钱，我便跟同学们结伙到老李的摊子上吃清冰，一边听他讲湘西赶尸的故事。他推车上那盏散着呛鼻气味的电石灯，青光摇曳，老李挺着个大肚子，学僵尸一跳一跳地走路，我们都听得咯咯骇笑起来。

“老李。”我笑着叫道。

老李朝我上下打量了半天才认出我来，即刻堆下了满脸笑容。

“嘿，李青小子，好久不见，毕业了么？”

“来六碗清冰，”我说道，“我们都渴死了。”

娃娃脸一来便跑过去揭开老李推车上装红色糖浆的玻璃缸，尖起鼻子去闻了一下。老李赶忙将玻璃缸盖子一把抢走，仍旧盖上，喝道：

“小鬼最多事，又打什么歪主意了？”

“你们猜为什么老李的清冰特别够味？”娃娃脸笑嘻嘻地问道，“他的糖浆里加了料，掺了他的香汗。”

“你妈的——”

老李的眼睛鼓得铜铃那么大，却说不出话来，一面又赶快用手去揩拭额头上涔涔的汗珠子，我们忍不住都哈哈大笑起来。老李一面用机器刨冰，一面犹自不停地咕哝着，他刨了六碗清冰，加上五颜六色的糖浆，递给我们，却指着娃娃脸斥道：

“小鬼头，你懂啥？你李爷爷就是济公活佛，吃了你李爷爷的汗，长生不老呢！”

“老李倒真像个济公活佛，你们看，他肚子上搓得下一碗老泥呢！”娃娃脸笑着指向老李的大肚子。

老李举起手便要打，却又撑不住笑了，他揪了娃娃脸的腮一下，笑道：

“娃娃，你就是那个牛魔王的红孩儿，专门翻精捣怪！”

我们唏哩哗啦把碗里的清冰吃得点滴不剩，各自付了五块钱。吃完清冰，大家的火气也消了，傻大个儿、小黑炭、翘嘴、青春痘、娃娃脸，都向我道了声再见，一哄而散。

24

娃娃脸一个人抱着球，肩上搭着外衫，往植物园里走去，我也跟着进到植物园内。有半年没有回返植物园了，从前上学下学，天天穿过园里，来来往往，有五年多的日子。植物园，我跟弟娃差不多是在里面长大的，如同我们自己的花园一般。我们在育德念书时，常常跟一大伙人，成群结党，到植物园里去斗剑。我们龙江街二十八巷秦参谋家的大宝、二宝也是我们的死党。我用童军刀削了两把竹剑，我那柄是“龙吟”，弟娃那柄是“虎啸”，我们是昆仑山龙虎双侠，大宝二宝是终南二煞，龙吟虎啸双剑合璧大战二煞。我们在植物园假石山的台阶上，跳上跳下，厮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终南二煞邪不胜正，往往让龙虎双侠追杀出植物园外。有一次我一剑把秦大宝砍下台阶，他的头撞在石头上，撞起核桃大的一个肿瘤，秦妈妈护短，告到父亲那里，说道：“你的两个娃仔实在野得不像话，也该好好管管了。”我们的“龙吟”“虎啸”被没收去，当柴火烧掉。大宝二宝高中没有考上育德，后来进了泰北中学耍太保去了。植物园的一草一木，我们都熟悉得好像老朋友一般。春天捉蝌蚪，夏天爬到尤加利树上去捉知了，秋天——秋天到荷花池塘去摘莲蓬。

一个夏天没来，植物园里池塘中的荷花已经盛开过了，池塘浮满了粉红的花瓣，冒出水面三、四尺高的荷叶，大扇大扇的，一顷碧绿，给雨水洗得非常鲜润。青青的莲蓬，已经开始在结子了。荷叶荷花的清香随风扑来，一入鼻，好像清凉剂一般，直沁入脑里去。

“再过一个礼拜，就可以来采这些莲蓬了。”我赶上娃娃脸，指着池塘内几只迎风摇曳的莲蓬说道。

“不到一个礼拜，这几个大的早就不见了！”娃娃脸笑道，“这几天，天天早上我都来看一遍，一结子我就采掉。”

“那几个捞不到，可惜了，恐怕已经熟了。”我指着池塘中心那几枝特别大的莲蓬说道。

“我家里有根长竹竿，竿头系着一把月牙刀，我去拿来试试，去勾那几枝大莲蓬。”

“那么远哪里勾得着？小心掉到池塘里去。”

娃娃脸咯咯地笑了起来说：

“尖嘴有一次跟我们一齐来采莲蓬，贪心鬼，采了三个还不够，一跤滑到池塘里，裹了一身的污泥，活像只大乌龟！”

娃娃脸把球抛到空中，又赶紧跑上前接住。

“你们是哪班的学生？”我问道。

“初三丙班。”

“哦，你们的导师是‘鸭嘴兽’不是？”

“对了，正是她，你怎么知道？”娃娃脸笑了起来。

“从前我也让她教过，乖乖，好厉害！”

王瑛是育德有名的罗刹女，下笔如刀，绝不留情。博物题目最是刁钻古怪，有一次，她出了一题鸭嘴兽，把学生都考倒了，所以大家都叫她“鸭嘴兽”。其实王瑛长得很漂亮，来上课时，常常撑着一柄粉红遮阳伞。

“你的博物分数一定很惨了吧？”

“才不是呢！”娃娃脸赶忙抗议道，“我在初二时，植物全班第一，九十五分。”

“嚄，很了不起么！我听说‘鸭嘴兽’从来不给九十分的。你的植物为什么那样棒？”

“我就住在植物园里。”娃娃脸笑道，“我爹爹在农林实验所当研究员，从小他就教我认各科植物了。”

我们已经走过石桥，进入农林实验所的花园里去。园里有一连五座玻璃花房，房里层层叠叠放满了盆栽花草。外面一排排都是花圃，培养着各色各种的花苗，圃内插着许多标签，上面写着拉丁学名。我们经过一座玻璃花房，里面吊着许多羊齿植物，长条长条的绿叶垂下来像飘带一般。

“这些都是金发藓。”娃娃脸指着一溜吊在半空绿茸茸极为纤细像天鹅绒似的羊齿植物，解释给我听。

“这又叫‘处女发’，很难栽培呢，花房里可以调节湿度，这种植物最喜欢水分了——”

“呀，快来瞧，果然都开了！”

娃娃脸兴冲冲跑到前面一畦花圃，蹲了下去，又回头直向我招手。我走过去，花圃里密密地种着一片深紫浅红相间的小花，统统绽开了。

“这些花是我爹爹种的。”娃娃脸兴奋地对我说道。

“这些花叫什么名字？”我问道。花草的名字，我都不记得，我的植物补考过才及格的。

“这个你也不知道呀？”娃娃脸洋洋得意地说道，“这叫三色堇，这种颜色是突变，我爹爹用人工交配栽培出来的，你仔细瞧瞧，这些花像什么？”

“猫儿脸。”我说。

“呵，呵。”娃娃脸乱摇手，大笑道，“不对，不对，像人面，所以又叫‘人面花’。”

娃娃脸立起身来，一面走着，一面告诉我说他父亲常常半夜三更起身，到花圃里来，观察他种植的花苗。我们穿过花园，便到了农林实验所的宿舍面前，那是一排陈旧的日式木屋，里里外外，树木成荫。

“那是我们的家。”娃娃脸停下来指着第二栋木屋，对我说道。那幢房子，整座都给翠绿肥大的芭蕉树遮掩住了。

“幺弟！”

屋子里突然跑出一个十七八岁的大男孩来，迎面喝问娃娃脸道：

“你疯到哪里去了？找了你一个下午！”

“我到学校打球去了。”娃娃脸把手上的篮球抛给了大男孩，大男孩一把捞住，责怪道：

“好家伙，又把我的球偷走了。”

“我们跟尖嘴他们赌清冰，尖嘴他们输了，又赖掉了！”

娃娃脸回头向我扮了一下鬼脸笑道。

“你只管野跑，你闯祸了。爹爹叫你去向刘伯伯借那本百科全书的，书呢？”

“哎呀！该死！该死！”娃娃脸直敲自己的脑袋，“我这就去借。”

“还等你去？我早去借来了。爹爹正在生气，你还不快点进去，当心挨揍！”

大男孩拎住娃娃脸一只耳朵便往里面拖，娃娃脸的头给拉得歪到一边，脚下一蹦一跳地跟了进去，到了大门口，他挣脱了大男孩的手，回过头来，朝我咧开嘴，挥了一下手。大男孩砰的一声便把大门关上了。砰砰砰，门内传来几声篮球着地的声音。

夕阳斜了，地上的树影愈拉愈长，一条条横卧在草坪上。我自己的影子，也给夕阳拉得长长的，在那交叉横斜的树影中，穿来插去。我爬上草坡，影子便渐渐竖了起来。我跑下坡去，影子又急急地往前窜逃。走出林外，突然间，随着一阵风，隐隐约约吹来一流细颤颤的口琴声，一忽儿琴声似乎很遥远，起自荷花池塘的对岸，一忽儿又很近就在身边，那棵须发垂地古榕的后面，断断续续，时起时伏，我向着琴声奔跑过去穿进了那丛茂密的金丝竹林中，地上焦碎的竹叶竹箨，被我踩得发出毕剥的脆响，我双手护住头，挡开那些尖刺的竹枝，在林中横冲直闯。我记得那天下午，那是最后一次，我们一齐到植物园来，我跟弟娃约好放了学在植物园中见面的，我叫他在竹林外石桥桥头那棵大面包树下等我，我骑车把他载回家去。我到了石桥桥头，可是却没有看到弟娃的踪影。弟娃，我叫道，弟娃，你在哪里。猛然间，从那棵阔叶重叠巨大的面包树上，一声嘹亮的口琴像抛线似的溜了下来。我抬头一望，弟娃正坐在那棵面包树的一枝横干上，那些墨绿的阔叶像一把把大扇子，把弟娃的身子都遮去了一半，他露出了头来，双手捧着我送给他的那管蝴蝶牌口琴，在吹奏那支《清平调》。弟娃，我叫道。弟娃，我大声叫道。

琴声突然中断，竹林外面，那一大顷荷塘，亭亭的荷叶，在晚风中招翻得万众欢腾，满园子里流动着一股微带涩味的荷叶清香。又一阵风掠过去，一排荷叶哗啦啦互相倾轧着斜卧了下去，荷塘对面的石径上，现出了三五个男学生的头颅来。隔了不一会儿，刚刚那缕口琴的声音，又在荷塘的对岸，颤然升起，渐去渐远，随着风，杳然而逝。

25

游妖窟

上星期六晚，笔者误打误撞，竟闯入一个非常禁地。古人刘阮上天台，笔者却往妖窟一游，大开眼界。话说本市南京东路一二五巷，本是一个茶楼酒榭栉比鳞次的热闹地区，可是在这些烤肉店、咖啡厅、日本料理店的下面，却掩藏着一个叫“安乐乡”的秘密酒吧。如果读者从金天使隔壁一道窄门走下去，便会进入这个别有洞天的妖窟里。请别紧张，这儿没有三头六臂的吃人妖怪，有的倒是一群玉面朱唇巧笑倩兮的“人妖”。笔者无意间竟发现了本市的男色大本营，一时眼花缭乱，心荡神摇，几疑置身世外“桃”源。“安乐乡”装潢豪华，气氛矞皇，加上歌声细细，笑语如痴，端的是一个红灯绿酒的温柔乡。据云来这里吃禁果（分桃）的人，上自富商巨贾、医生律师，下至店员伙计、士兵学生，九流三教，同“病”相怜。笔者旁敲侧击，打听出来，“安乐乡”的后台老板乃是影剧界某名流，难怪那晚星光熠熠，一位最近刚冒红的小生，竟也赫然在场。然而人妖异路，妖窟到底不可久留，笔者喝完啤酒一瓶，赶紧匆匆离去，返回人间，是为“游妖窟”记，与读者共飨奇遇。

——本报记者樊仁

我到安乐乡去上班，一进酒吧便听见我们师傅杨教头与小玉、吴敏、老鼠几个人在里面议论纷纷，大家都似乎很激动。师傅看见我，气咻咻地将手里捏着的一份《春申晚报》塞给我看。晚报第三版的社会传真专栏，便登着樊仁报道的那篇《游妖窟》，标题还用的是特大号字。《春申晚报》据说是从前上海一个青帮小头目办的，专靠黑幕新闻发迹。前个月《春申晚报》把一个小有名气的女明星罗俐俐未发迹以前在华都当舞女的秘闻挖了出来，添油添醋写得十分不堪，那个女明星气得服安眠药，差点送命，闹得满城风雨。

“儿子们！”师傅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手里挥动着那份《春申晚报》，对我们训话道，“这叫做‘祸从天降’！咱们流年不利，偏偏闯到这么一个煞星，把咱们的身份统统掀了出来。今后恐怕没有太平日子过了。这两个多月来，咱们师徒总算享了一场福，过了一段像人的生活。眼看着咱们安乐乡就要大发起来，这个月还没结账，看样子起码比上个月加三成。这样下去，咱们师徒的生计是不愁没有着落。当初师傅想尽办法，把这个酒店开起来，一半也是为了你们这几个东西，起一个窝，免得你们流落街头。你们不能怨你们师傅，我为你们是尽了心了。这要怪你们这几个东西，生来便是奔波命，这种安安稳稳的日子，你们恐怕无福消受了。《春申晚报》那一伙王八羔子最惹不得，你们都还记得罗俐俐那桩公案吧？害得人家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呢。这下子一传出去，咱们可成了台北市头号新闻人物啦，比那罗俐俐更加稀奇了。盛公大概还没看到今天的《春申晚报》呢，要不然恐怕早已急得脑充血啦，还敢到安乐乡来替咱们撑腰么？这个叫樊仁的烂记者——你们上星期六可记得见过什么形迹可疑的人没有？”

我们面面相觑，半晌，小玉却想起了什么似的叫道：

“我记起来了！那晚有个陌生人曾经向我东问西问，打听安乐乡的老板是谁。那个家伙鬼头鬼脑，又穿了一身的黑西服，一看就知道是个外人，可是都没想到是《春申晚报》的害人精！”

“哦，”师傅点了点头，思索片刻，叮嘱我们道，“这下张扬开来，回头还不知会招来一班什么看热闹的人。你们听着：今晚大家沉得住气，一切逆来顺受，不许多嘴，不许毛躁，此后的风险正多着哩，一个不好，送火烧岛也有咱们的份呢！”

师傅的话还没有落音，刷的一声，大门开处，三三两两已经闯进来一些不相干的陌生人了。开始疏疏落落分别坐在各个角落，还不怎么起眼，师傅也就照例指使我们端酒送烟。八点过后，形势大变，一伙一伙的外路客竟成群结党拥进了安乐乡来，不到一刻工夫，一个地下室里，挤满了我们从来没见过的不速之客。每晚到安乐乡来报到的那一群鸟儿，大概得到了风声，一个个不见了踪迹，即使有一两个，冒冒失失地飞了进来，一看见老窝里鸠占鹊巢，全是些生面孔，知道情势不妙，也就悄悄溜走了。陌生客大多是年轻人，有一伙是常在野人咖啡馆穷泡的浮滑少年，我在野人里见过他们几次，还带了几个妞儿来，都是来看热闹的。那群少年一进门，一双双的眼睛便骨碌骨碌转，到处在搜索找寻，接着便交头接耳，指指点点起来。一阵阵噗哧的笑声，此起彼落，笑得最尖锐、最刺耳的，是一个梳着马尾，穿着一双长筒靴，眼皮涂着蓝色眼圈膏的一个女孩子。

在哪里？

在那边。

是哪个？

是那两个吧。

报纸上不是说有好多——

那个马尾巴就站在离吧台不远的地方，她凑近一个身穿火红T恤的青少年耳边，一直追问道。在嗡嗡嘤嘤的笑语声中，有两个人在这琥珀灯光照得夕雾濛濛的地下室内一直跳来跳去，从这个角落跳跃到那个角落，从那个角落又跳蹦蹦地滚了回来。

人妖

人妖

人妖

人妖

人妖

酒吧台周围，浮动着一双双带笑的眼睛，紧紧跟随着我和小玉，巡过来巡过去。我跟小玉圈围在酒吧台内，让那一双双眼睛从头睨到脚，从脚又一寸一寸往上爬，一直爬回到我们的脸上来。那些眼睛，从四面八方射过来，我们无法躲避，亦无法逃逸。我记得八岁的时候，那一年母亲刚刚出走，有一回我带着弟娃到舒兰街河边去玩，河边一棵柳树干上悬着一只菠萝大的蜂窝，我不懂得厉害，拾起泥块去掷着玩，一下把蜂窝砸掉了一角，嗡的一声，飞出一窝愤怒的黄蜂，向我追扑过来，我吓得大叫狂奔，头上脸上早挨叮了几下，怎么用手挥赶也赶不掉那群狂追不舍的怒蜂。回到家中，我的脸上肿得紫亮，眼皮上也遭了一下，眼睛肿成了一条缝，痛得晚上不能睡觉。突然间，我觉得那些眼睛，就像那群激怒的黄蜂一般，一只只紧盯在我的头上脸上，死死咬住不放。我端着啤酒杯的手，瑟瑟颤抖起来，杯内冒着白泡沫的啤酒直往外泼，溅在裤子鞋子上，小玉大概也被盯得慌了手脚，一只酒杯豁啷滑掉到地上，砸得粉碎。老鼠端着酒在人堆里穿来插去，倒还没有人理会，吴敏却吃够了苦头，让那群浮滑少年狠狠地戏弄了一番。“玻璃”，一个拦住他叫道。“兔儿”，另外一个摸了他的头一把。吴敏躲来躲去，倒真像一只被猎犬追逐惊惶奔逃的白兔了。阿雄仔被师傅送进了厨房里，不许出来，因为怕他不懂事，打人闯祸。

在酒吧的另一端，电子琴的那边，杨三郎仍旧无动于衷地坐在那里，戴着他那副黑眼镜，半仰着头，脸上漾着一抹木然的微笑，仍旧在那里不急不缓地，按奏着他自己谱的那首《台北桥勃露斯》。

26

晚上打烊后，我们一个个早已累得筋疲力尽，刚才那四五个钟头的班，每一分钟都是硬着头皮熬过去的。师傅倒夸奖了我们一番，说我们果然还沉得住气没有惹出乱子。他把账结好，特别打赏我们每人一百元，却叹了一口气，告诫我们道：

“儿子们，今晚你们都看到了，咱们的处境有多艰难！平日你们只顾抱怨师傅管教太严，你们瞧瞧，外头的世界对咱们是很友善的么？要是明后晚还是像这种情形，那些外路杂人还要来咱们安乐乡捣蛋，拆场合，儿子们，这个地方咱们恐怕就待不下去了！”

回到傅老爷子家，已是深更半夜，天气有点凉意，我身上穿着一件傅卫留下来的军用夹克。傅老爷子家灯火全熄了，黑漆漆的一片，我摸着黑，上了玄关。平常傅老爷子早睡，但他总把玄关一盏小灯开着，让我照路。我昨夜一夜没有回来，不禁有些悬心。我进到屋内，便悄悄走到傅老爷子房间外面，隔着房门凝神屏息聆听了半刻，我似乎听到傅老爷子房中有微弱的呻吟。

“老爷子。”我低声叫道，里面仍旧是哼哼的声音。我打开房门，走进去，房中也没有开灯。黑暗中，傅老爷子床上传来呻吟的声音愈加清楚了，好像喘息很困难似的。我把床头五斗柜上一盏台灯捻亮，傅老爷子躺在床上，脸色苍白，额上冒着涔涔的汗珠，两道铁灰的寿眉紧紧蹙在一处，他的喉头一直发着嘎哑的呻吟，异常痛苦的模样。

“老爷子，怎么了？”我蹲下身去，凑近傅老爷子问道。

“阿青——”傅老爷子吃力地唤道，“去倒杯开水来。”

我赶紧到厨房里，从暖水壶里倒了一杯温开水，端回傅老爷子房中。

“那瓶药——”傅老爷子抬起手，指了一指床头边五斗柜上一只塑胶药瓶，药瓶里是绿色胶囊的药丸，不是傅老爷子平日服用的药水。我记得傅老爷子说过，这是特效药，心痛得实在厉害，救急用的。药瓶上写着六小时服用一粒。我取出一枚药丸，将傅老爷子扶坐起来，把药丸塞进他嘴里，把玻璃杯里的开水，一口一口缓缓地喂了他小半杯，然后才把他的头又放回到枕上。傅老爷子的头发都让汗水浸湿了，而且是冷汗，我掏出手帕，替他拭去额上颊上的汗水。

“老爷子，要不要我送你到医院去看看大夫？”我问道，傅老爷子这次的病似乎来得很凶，我不禁有点慌了起来。傅老爷子却摆了一摆手，他的眼睛仍旧闭着，说道：

“吃了药，暂时还不碍事，明天我去荣总看丁大夫去。”

丁仲强丁大夫是荣民总医院的心脏科主治医生，傅老爷子的心脏病一直是他医治的。

“那么明天一早我就送你去，老爷子。”我说道。

傅老爷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他张开眼睛，才缓缓地将他发病的原因说了一个大概，原来早上他去了中和乡灵光育幼院，去把那个没有手臂的残废儿童傅天赐带去台大医院去看病。傅天赐已经病了一个星期了，一直发烧。育幼院的特约医生开了药，可是并没有效，孩子病得很辛苦，傅老爷子不忍，所以想带他到台大医院去诊治。谁知台大医院的电梯偏偏坏了，内科诊室又在三楼。平时傅天赐走路便不平衡，容易摔跤，何况又在病中。傅老爷子半抱半拖，把傅天赐弄上三楼时，自己却累倒了，在医院里心就疼了起来，人都差点昏厥过去。傅老爷子说完却打量了我半晌，嘴角浮起一丝倦怠的笑容来，喃喃说道：

“阿卫的衣服，你穿着正合适，阿青。”

我低头看了一看自己身上那件墨绿的军用夹克，说道：

“外面天气，有点转凉了。”

晚上我睡在傅老爷子房中，靠在房中一张藤卧椅上休息。一夜我们两人都没有真正睡着过，傅老爷子大概人很不舒服，隔不了一会儿就要哼一下，他一呻吟，我便惊醒过来，这样反反复复，终于折腾到天亮。我起身去烧水，冲了一杯阿华田，傅老爷子本来不肯喝，我劝了半天，总算把一杯阿华田细细啜完了。我找了一件对襟夹袄出来，替傅老爷子穿上，然后自己也去匆匆梳洗了一番。八点半钟，我便到巷子口拦了一辆计程车进来，然后从床上将傅老爷子扶起，他的右手臂挽住我的脖子，我的左手却绕过他那佝偻的背脊，抱住他整个身子，两个人互相倚靠着、搀扶着，一步一步，蹒跚地走下玄关去。

我们到石牌荣总时，还不到九点，而且又挂了特别号。丁大夫的门诊，第一个就轮到傅老爷子，护士特别推了一架轮椅，把傅老爷子接进去。我在外面等候了差不多四十分钟，丁大夫却亲自出来，找我谈话。丁仲强大夫是一个身材高大、银发灿然的医生，穿着一身白制服，很有威严的模样，他把我叫过去，语调低沉地说道：

“你们老太爷这次的病，很不轻呢，我要他马上住院。”

“哦，今天就进来么？”我嗫嚅问道。

“今天就住进来。”丁大夫斩钉截铁地说道。

接着他大略向我解释了一些傅老爷子的病情。傅老爷子的心脏一向衰弱，这次有心肌梗塞的现象，随时会休克，万一昏厥一摔跤，即刻发生危险。接着他便递给我一张他签的住院证明书，交代我道：

“你先到下面去办住院手续，你们老太爷正在做心电图。”

我走到楼下住院处，替傅老爷子办妥住院手续。傅老爷子是老荣民，不必预先缴住院费。回到楼上，傅老爷子已经做完心电图了，他身上换上了绿色的病人睡袍，佝着背坐在轮椅上，让护士推往别的诊疗室。他看见我，却把我招过去，声音虚弱地吩咐我道：

“你先回去，拿两套我洗换的衣服来，还有我的牙刷面巾——别的东西，日后再说吧。这几天，恐怕你要两头跑了呢。”

“不要紧，老爷子。”我赶紧应道，“老爷子家里的药还要不要拿来呢？”

“用不着，”傅老爷子挥了一下手，“丁大夫另外开药。”

“老爷子，我去了，马上就回来，”我说道，“晚上我不去上班了。”

傅老爷子嘴唇抖动了一下，要说什么，却只点头唔了一声。我转身离开，傅老爷子苍哑的声音却在我身后问道：

“身上有钱么？”

“有！”我回头拍了一下裤袋笑道。

27

我匆匆赶回傅老爷子家，家里静悄悄的，傅老爷子入了医院，整栋屋子一下子好像空掉了一般。我到他房中，从衣柜里理出了几套洗换的内衣裤，他的牙刷牙膏洗脸手巾我也装进了一只塑胶袋里，又从我房中的壁橱里，找到了一只军用绿色帆布旅行袋，把东西什物都放了进去，末了我把一罐阿华田也一并带走了。

返回荣总以前，我到安乐乡去弯了一趟，想把傅老爷子发病住院的消息，告诉师傅听。师傅不在，小玉、老鼠和吴敏三个人倒围在一张桌子上，一边吃饭一边吵吵嚷嚷不知在争什么。我猛然想起肚子饿了，干脆也坐下来跟他们吃点东西才走。小玉一看见我，却指着我咯咯笑道：

“又来了一个！叫他什么呢？叫他鲤鱼精吧！”

老鼠和吴敏都呵呵笑了起来。

“你妈的，什么鲤鱼精？”我坐了下来，把小玉面前的碗筷拿过来，便扒了两口饭，“我看你才是个狐狸精呢！”

老鼠马上跳了起来，指着小玉嚷道：

“你看，你看，我跟小敏叫你狐狸精，你还不以为然，现在是公认的了！”

“好吧，好吧，就算我是狐狸精，”小玉拍拍胸口道，“那么你是耗子精，你是兔子精，”他指指吴敏，又指指我，“你是鲤鱼精，咱们师傅是千年乌龟精，阿雄仔么，是个超级马猴精——那么咱们这个‘妖窟’什么妖精都齐全了。今晚有人来‘游妖窟’看‘人妖’，咱们就收他们的门票，一个一百块。多看一眼，加一百，那么，咱们以后便不必卖酒了。”小玉说着却把老鼠手中的筷子抢了过来，一边当当地敲着碗，一边用着幼稚园的歌《两只老虎》的调子唱道：

四个人妖

四个人妖

一般高

一般高

一个没有卵椒

一个没有卵泡

真奇妙

真奇妙

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也跟着用筷子敲碗齐唱《人妖歌》。

“师傅到哪里去了？”我笑得差点岔了气，止住小玉问道。

“盛公召去了。盛公看到《春申晚报》，气急败坏把师傅召去开紧急会议。我看咱们安乐乡也是好景不长了。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打算。小爷可打定了主意，下个月龙船长龙王爷的翠华号要开航，我是一定要跟了去的。我的厨子执照已经考到了，到翠华号上去当二厨。下个礼拜我就去割盲肠去。你呢，老鼠，乌鸦那里你回不去了，我看你怎么办？你那第三只手又要伸出来了——”

老鼠龇着一嘴焦黄的牙齿，痴笑了两声。

“小敏又怎么办？难道还回去当‘刀疤王五’的小媳妇儿不成？只有你最好，阿青，你有傅老爷子庇护着，一切不必发愁，我看你也拉他们两人一把，请老爷子发发慈悲，一起收留算了——”

“傅老爷子病重，进了医院。”我说道。

“哦——”他们三个人都惊叫了起来，一个个呆住了。

我把傅老爷子昨晚病发今天早上入了荣总的情形跟他们说了一遍，三个人都急着问医生怎么说。

“丁大夫说，随时有休克的危险！”

“休克？”老鼠怔怔地问道。

“昏迷过去，懂不懂？土包子！”小玉低声骂道。

我们几个人商量的结果，不等师傅回来，大家先去荣总去看傅老爷子。我们出去巷口，经过一个水果摊，小玉提议买几只日本进口的苹果给傅老爷子带去。五十块一个，我们每个人出五十，一共买了四颗鲜红的日本大苹果，叫了一辆计程车，四个人往石牌荣总驰去。

傅老爷子在三〇五病室，一个二等病房，里面住了另外一个病人，两张病床中间隔着一张白布幔。傅老爷子的病床在里面，我领着小玉、吴敏、老鼠蹑手蹑脚绕到傅老爷子床边。傅老爷子盖着一张白床单，侧着身在睡觉，只露出了他那白发凌乱的头。房里的光线很暗，我们站在床脚边，看不清楚傅老爷子的脸，只听得他浊重的呼吸声很不均匀地从他喉咙里发出来。我们四个人在那阴暗的病房中，我手上提着那只军用旅行袋，小玉手上拎着一只塑胶袋，里面装着四只苹果，吴敏和老鼠在我们身后，都在凝神屏息地候立着，我们就那样静静的等了差不多一刻钟，傅老爷子才翻身醒来。

“是阿青么？”傅老爷子问道。

我赶紧凑上前去，弯下身应道：

“我回来了，老爷子。”我举起手中的旅行袋，“衣服手巾也拿来了。”我又向小玉他们指了一下，“小玉、吴敏、老鼠来看老爷子。”

小玉、吴敏、老鼠才一个个蹭了过来。

“你们没上班么？”傅老爷子问道，他的声音很微弱。

“还早呢，老爷子。”小玉上前答道，“阿青告诉我们，老爷子身体不舒服——”

小玉说着却把手上一袋苹果递给了我，我把苹果接过去，举起给傅老爷子看。

“小玉他们买了几个苹果来给老爷子。”

我从塑胶袋里掏出了一颗又红又大的苹果来，傅老爷子望了一望那个苹果，嘴角浮起一丝笑容叹道：

“咳，你们哪里有闲钱买这个？糟蹋了。”

傅老爷子吩咐我把枕头垫高，他靠了起来，歇了一会儿神，眼睛巡了我们一周，却第一个把老鼠召了过去。

“你哥哥对你不好，你日后的路恐怕要难走些。我对阿青说过，要他特别照顾你。”

老鼠咧着嘴傻笑，又偷偷地瞅了我一眼。

“吴敏，你这条命是捡来的，等于二世人，你要珍惜才是。”傅老爷子望着吴敏说道。

“是的，老爷子。”吴敏低声应道。

“听说你一心一意想到日本去呢。”傅老爷子转向小玉道。

“有机会，也想到外面去看看。”小玉解说道。

傅老爷子却望着小玉，片刻点头说道：

“你想去找你的生父，这份心是好的。但愿上天可怜你，成全了你的心愿吧。”

小玉垂下了头去，我们都默然起来。我看傅老爷子仰靠在枕上，很吃力的模样，便说道：

“老爷子该休息了，他们也要去上班了。”

“师傅还不知道老爷子住院，所以没有来。”小玉离开时解说道。傅老爷子沉吟了半晌却道：

“你去对杨金海说，明天早上要他一个人来见见我，我有话吩咐他。”

小玉、吴敏跟老鼠离开后，护士不停地进来量血压测温度，送药打针，傅老爷子刚闭上眼矇着一会儿，就会让护士唤醒。护士拿了一只扁平的便盆来，她告诉我，要替傅老爷子验大便，她交给我一只盛大便抽样的塑胶盒子及一根竹签，要我等傅老爷子大便后，把大便抽样拿给她。傅老爷子说，这两天便秘，所以一直没有出恭。我去问护士借了一柄水果刀来，削了一碟苹果，喂傅老爷子吃了，又倒了一杯开水让他喝下去。差不多过了一个钟头，傅老爷子觉得腹中有了响动，我便将那只白搪瓷的便盆拿到他床上，塞到他身下去，但是傅老爷子的背驼得厉害，无法仰卧，我只好将他扶起身来，他一只手勾住我的脖子，坐在便盆上。傅老爷子累得一头的汗，我也拼命撑住。

“辛苦你了，阿青。”傅老爷子过意不去，说道。

“不要紧，老爷子，你再使使劲。”我说。

闹了半天，傅老爷子终于解了出来，我们两人都如释重负一般，笑了起来。我递了卫生纸给他，让他揩拭干净，他才舒了一口气，躺了下去。便盆里是一堆乌黑的粪便，大概傅老爷子这几天身体不好，消化不良，大便恶臭。我捧着傅老爷子的大便到外面厕所里去，挑了一些大便抽样盛到塑胶盒内，然后拿给护士小姐。

我一直在医院里陪伴傅老爷子到晚上八点，探病的时间截止才离开。临走时，傅老爷子却突然叫住我托付道：

“你明天早上，替我到中和乡灵光育幼院，看看那个傅天赐。我答应明天去看他的，我还不知道医生说他是什么病呢。”

“好的。”我应道。

“你不必告诉育幼院里的人我住院，”傅老爷子交代我，“你去跟那个孩子说：傅爷爷过几天就去看他。这几个苹果你也带去给他吧。”

袋子里剩下的三个苹果，我拿了两个走。

28

灵光育幼院在中和乡偏僻的一角，我按着地址过了萤桥一直下去，穿过几条街转进入南山路底，才看到一道篱笆围着几栋红砖平房，一个完全孤立的所在，倒有点像一所乡村小学。大门上一块焦黑的木牌，“灵光育幼院”几个字已经模糊了，左下角有“耶稣会”的题款。我进到门内，前院右侧是一片幼儿游乐园，里面有跷跷板、秋千、木马，有七八个儿童在里面游戏。儿童们都系着白围兜，上面绣着“小天使”三个红字。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在看顾这群孩童。跷跷板上一头坐着一个胖胖的男童，一上一下，两个男童在发着一连串兴奋的尖笑。左侧的两栋砖房是教室，我从一栋窗外看到里面坐着高高矮矮不同年纪的少年在上课，讲台上站着一位穿了黑袍的神父在讲课。另外一栋教室里在上音乐课，随着风琴的伴奏，一流混合着参差不齐的男童的歌声，荒腔走调奋力地在唱着一首听着叫人感到莫名凄酸的圣歌。那两栋红砖教室的后面，有一座小教堂。教堂很旧了，红砖都起了绿苔，教堂门楣上横着一块匾上面刻着“灵光堂”。我突然想到郭老告诉我，从前阿凤在灵光育幼院时，行为乖张忤逆，常常半夜三更一个人跪在教堂里哭泣，大概就跪在这间灵光堂里吧。

“你找什么人么？”教堂的门开了，走出来一个身材异常高大的老教士。老教士穿着长长的黑布袍，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绒方帽，一张黝黑的方脸，皱得全是龟裂。

“是傅崇山傅老爷子叫我来的。”我赶忙应道，“他自己不能来，要我来看看傅天赐的病，送苹果给他。”我举起手上的苹果。

“哦——”老教士那张黝黑的脸上绽露出和蔼的笑容来，“傅天赐么？他今天好多了，吃了医生开的特效药，烧都退了。”

老教士领着我绕过教堂，往后面另外一栋红砖房走去。

“您是孙修士么？”我试探着问道，我听老教士的口音带着浓浊的北方音。

老教士侧过头来望着我，满脸诧异。

“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弟？”

我记得郭老说过灵光育幼院里有个河南籍的老修士，院里只有他一个人怜爱阿凤。傅老爷子也提起院里有个北方老修士，人很慈祥，专门照顾院里的残障儿童，他对没有手臂的傅天赐最是照顾。

“傅老爷子对我提过您。”我说道。

“傅老先生人太好了，”孙修士赞叹道，“他对咱们院里的孩子们真是慷慨，这几年傅天赐那个孩子全靠他呢。”

“孙修士，您还记得阿凤么？”我悄悄瞄了一眼老教士，问道。我记得郭老告诉过我，孙修士常常陪着阿凤，跪在教堂里念《玫瑰经》，想感化他。

孙修士听我问起阿凤便止住了脚，望着我思索半晌。

“阿凤么？唉——”孙修士长叹了一声，他那张龟裂满布黝黑的脸上，泛起一片怅然的神情，“那个孩子，是我一手带大的，怎么会不记得？阿凤太古怪了，别人都不懂得他。我尽力帮助他，可是也没有用，他跑出去后，听说变得很堕落，而且又遭到那样悲惨的下场，实在叫人痛心。其实阿凤那个孩子，本性并不坏的——”

孙修士提起阿凤突然变得兴奋起来，站在教堂后面的石阶下，跟我絮絮地追忆起许多年前阿凤在灵光育幼院时，一些异于常人的言行来。他说阿凤在襁褓中就有了许多异兆。他开始牙牙学语的时候，一教他叫“爸爸”、“妈妈”，他就哭泣。孙修士说，他从来没见过那样爱哭的婴孩，愈哄他哭得愈凶，到了后来简直变成嘶喊了。有一次他把阿凤抱在怀里，阿凤才八九个月大，可是阿凤却不停地哭，直哭了两个钟头，哭得昏死了过去，脸上发蓝，一身痉挛，医生打了一针镇静剂才把他救转过来。好像那个孩子生下来就有一肚子的冤屈，总也哭不尽似的。其实阿凤是个天生异禀的孩子，他那一种悟性也是很少见的。无论学什么，只要他一用心，总要比别人快几倍，高出一大截。他的要理问答倒背如流，《圣经》的故事也熟得提头知尾。孙修士亲自教他国文，一篇《桃花源记》刚讲完，他已朗朗上口，背得一字不差了。

“可是——可是——”孙修士却迟疑道，他的眼睛里充满了迷惘，“那个孩子，不知怎的，做出一些事情来，却总是那么乖张叛逆，不近人情，正如同我们院长说的，那个孩子有时简直是中了邪、着了魔一般。这些年来，我一想起他那悲惨的结局就不禁难过，我时常为他祈祷，祈祷他的灵魂得到主的保佑，得到安宁。”

老教士有点哀伤起来，连连摇头叹道：

“傅老先生告诉我，出事的前一天，他还看过阿凤呢，真是想不到。”

孙修士引着我走到一间寝室的门口，却停下来，打量了我一下，慈蔼地笑问道：

“你呢，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李青。”我说道。

“哦，李青。”老教士点了一点头，指着我手上的苹果说道，“好大的苹果，傅天赐会乐坏啦。”

寝室里的孩子，全是残障儿童，一共有五个，一个完全没有双腿，呆坐在一张靠椅上，只剩下半截身子，有两个大概是低能儿，对坐在地板上玩积木，嘴里一直在啊啊地叫着。另外一个年纪比较大，大概有十几岁了，可是头却一直歪倒到左边又反弹回来，这个动作奇快，不断地来回起伏，脖子上像装了一个弹簧一般，他自己显然无法控制这个动作，脸上满露着痛苦无助的神情。寝室中有三个老太太在看护这些残障儿童。傅老爷子告诉过我，育幼院里这些老头老太都是义务帮忙的，有的是教友，有的不是，他们的儿女大了，在家中感到孤寂。

傅天赐躺在床上，他是一个六、七岁大，非常单薄的孩子。他的上身穿着一件天蓝色短袖旧衬衫，因为没有手臂，衬衫的袖子空空地垂了下来，大概刚退烧，人还很虚，脸色发青，一点血气也没有。傅老爷子在家里有时跟我谈起傅天赐来，他说那孩子先天不足，无论怎么调养，总是羸弱多病，壮不起来，而且孩子的心思又很灵巧，对于病痛特别敏感，因此更是受苦。

“傅爷爷叫我来看你呢，傅天赐。”我站在傅天赐的床前对那个躺在床上两袖空空的孩子说道，“你的病好了么？”

孩子睁着一双深坑的大眼，好奇地望着我，嘴巴紧紧闭着，没有出声。

“完全没有烧了。”孙修士上前用手摸了一下孩子的额头说道。

“刚刚吃了一碗麦片，胃口很好呢。”旁边一位老太笑着插嘴道。

“傅爷爷呢？”孩子突然开口问道。

“他今天不能来，他要我送苹果来给你吃，你瞧。”我把胶袋里两个苹果拿出来，苹果隔了一夜，更熟了，透着一股甜香。我将鲜红的大苹果搁到孩子的枕头边去。孩子奋力移动了一下身子，侧过头，鼻子凑近枕边的苹果嗅了一下。

“香不香？”孙修士弯下身去问道。

孩子点了点头，笑了。

“看你这副馋相，刚刚才吃过东西，”老太插嘴笑道，“回头吃了饭，奶奶再削给你吃。”

“傅爷爷什么时候来呢？”孩子又问道。

“过几天他就来看你，”我说。

“哦——”孩子应道。他舒了一口气，却又紧闭上嘴巴，不肯做声了。

我因为心里记挂着傅老爷子，要赶到石牌荣总去，便向孙修士告了辞，跟傅天赐说了再见。孙修士一直送我到育幼院门口。我们经过教堂时，里面那些孤儿还在唱着那些凄酸圣歌，而且唱得那般努力，那般参差不齐。

“傅天赐那个孩子今天特别开心呢。”孙修士站在灵光育幼院门口，对我笑道。

“我回去会告诉傅老爷子听的。”我说。

29

我到达荣总时，傅老爷子不在病房，师傅却坐在房中，他说他在等我，有话交待，傅老爷子让护士推出去做检查去了。

“老爷子的病很危险，”师傅开门见山对我说道，“我早上去问过丁大夫。他说老爷子的低血压冒到一百二十五，血压波动很厉害，他这个年纪的人，随时会出事。你在这里守住，一步都不要离开了。我问过护士，晚上可以在这里搭铺陪伴病人。你这两夜辛苦些，不要睡觉了。白天我叫小玉他们来换你的班。”

师傅又从口袋里掏出了两千块来交给我用。

“老爷子交给我的事情，我马上还得替他去办。咱们安乐乡那边又闹得天翻地覆，不可开交，我也走不开。要是这边有事，你就马上打电话到酒吧里来。”

师傅走后，我乘机到下面餐厅里去吃了一碟蛋炒饭。回到三〇五号病房，护士已经把傅老爷子送回房中，房里的窗帘拉了下来，变得暗沉沉的，像晚上一般。床头多了一架氧气筒，傅老爷子闭着眼睛，静静地躺着，我不敢惊动，便坐在床脚的椅子上陪伴着他。另外床上躺的那个病人，也是一位退了役的老将官。据说是脑溢血，已经几天昏迷不醒了，他的家属不停地轮班来看守。亲友送了许多鲜花，摆满了半边房。花香混着药味加上病人排泄物的秽气，使得房中的空气愈加混浊。

差不多到傍晚六点钟，护士送晚餐来，才把傅老爷子唤醒。晚餐是一碗牛肉炖红萝卜汤，两片焖烂的鸡脯还有青豆及一小团白饭。傅老爷子的手发抖，拿不稳碗筷。我把他抱起来，在他胸前围上餐巾。端起牛肉汤一匙羹一匙羹喂他喝了半碗牛肉汤，又用刀把鸡脯割成细条，夹到傅老爷子口中，只吃了两夹，傅老爷子便不要吃了。护士把餐盘收走后，一位年轻的住院医生进来，替傅老爷子量了脉搏血压，又试了一试旁边的氧气筒，循例问了傅老爷子一些状况。邻床的那个昏迷老将官，住院医生只摸了一摸他的脉搏便走了。我过去替傅老爷子盖好床单，乘机把早上到灵光育幼院去看傅天赐的情形简单地向傅老爷子说了。

“傅天赐还问老爷子什么时候去看他呢。”我笑道。

“唉，那个孩子，最是教人挂心。”傅老爷子叹道，“我的一点东西，都留给了他和灵光育幼院里那些孩子了。”

傅老爷子望着我，又说道：

“阿青，老爷子恐怕没有什么好东西留给你了呢——”

“老爷子说这些干什么！”我阻止道。

“你把椅子端过来。”傅老爷子命我道。

“老爷子该休息了，有话明天说吧。”

“趁我现在人还清爽，有些话要跟你说。”傅老爷子坚持道。

我看见傅老爷子确实似乎精神比较爽朗了些，声音也不像先前微弱，便把椅子拉到床头，在他头边坐了下来。

“听说安乐乡有人去捣乱么？”傅老爷子问道。

“《春申晚报》一个烂记者，写了篇无聊的文章，招了一些好奇的人去看热闹——我看过几天就恢复正常了的。”

“只怕你们在‘安乐乡’那个窝又待不长了呢！”傅老爷子惋惜道，“你们这群孩子，恐怕从此又要各分东西，开始流浪了。你们这种孩子，这十把年来，前前后后，我也帮过不少。有的还争气，自己爬了上去。有的却掉到下面，愈陷愈深，我也无能为力。你们这几个，凭你们各人的造化吧。阿青——”

傅老爷子从被单下面伸出一只颤抖抖的手来，我迎上去，双手紧握住傅老爷子那只干枯的手。

“我知道，我的大限也不远了。早晨杨金海来，我把后事都向他交代清楚，我不想拖累别人，一切从简。但是我怕总还有些未了之事，需得个人来替我收场。你跟了我这些日子，也摸清楚了我的脾气，你就斟酌替我料理了吧。像傅天赐那个孩子，日后你有空，替我常去灵光看看他。”

“好的，老爷子，我一定去。”我应道。

“阿青，”傅老爷子的手紧握了我一下，“这两夜，我的心神很不宁，一闭上眼睛，便看到阿卫，他的样子好像很痛苦——”

在那盏黯淡的台灯灯光下，我看见傅老爷子那张苍斑满布的脸上，削瘦的面颊上突然添增了两道濡湿的泪痕。

“老爷子，今晚可以好好睡，”我把傅老爷子的手轻轻放回被单里，“我不回去了，就在这里陪你。”

我捻熄了床头的台灯，将椅子拉回原处。我把身上那件阿卫留下来的军用夹克脱下，盖在胸前，坐在昏黯的病室里，守候着。医院里的夜，特别漫长，一分一秒都好像延长了多少倍似的，而且也特别安静，外面走廊偶尔有值夜护士走过，脚步也是轻悄悄的。我靠在椅子上，努力地支撑着，不让自己睡过去，一边倾耳听着病床上傅老爷子一声一声沉重的呼吸。大约到了半夜，我听见傅老爷子的呼吸声起了变化，开始有点急促，过了会儿，喉头竟发出嘎嘎的异声来。我急忙起身，将台灯打亮。傅老爷子的嘴巴张开，口涎直往外淌，口角冒起了白沫，他的眼睛睁得老大，望着我，却说不出话来，只硬着舌头啊啊地喊了两声，脸色大变，发青了。我一手按亮了警示灯！一面飞跑出去找到值夜护士，护士跑进来，马上开了氧气筒，替傅老爷子装上氧气面罩。那位住院医生也急急忙忙带了另外两个护士进来，立刻替傅老爷子打了一针，他指挥着几个护士，用了一架推床连同氧气筒一并推到急救室里去。我在急救室外等了两个钟头，医生才满头是汗地出来说，傅老爷子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不过人却昏迷了。

傅老爷子一直在昏迷状态中，没有醒来过，拖得非常辛苦。他脸上盖着氧气罩，手臂插上针筒不断地点滴注射，全身都缠满了胶管。他的背原本就佝偻得厉害，现在因为呼吸困难，身体愈加蜷缩成了一团。

早上师傅领了小玉、吴敏、老鼠来，把原始人阿雄仔也带了来。大家围着傅老爷子的病床静静地立着，都不敢做声。阿雄仔慑住了，嘴巴掉下来张得老大。我在师傅耳边悄悄地把昨夜的经过情形说了一个大概，最危险的时候，傅老爷子的高血压降到七十，低血压接近于零。清晨丁大夫来看过，他说得很坦白，他说最多只有三、五天的工夫。师傅马上调配工作，他叫小玉替换我，让我回去休息晚上好接班，他自己带着阿雄仔去看棺材、定孝服、制寿衣，预备傅老爷子的后事，吴敏和老鼠仍旧回安乐乡去。

果然如丁大夫所料，傅老爷子是在昏迷后第五天早上十点钟断气的，断气的时候，师傅带着阿雄仔跟我们几个都在房中，大家围着傅老爷子，站在病床两侧。丁大夫宣布了傅老爷子的死亡，护士将氧气筒关上，把罩在傅老爷子脸上的氧气罩掀起。傅老爷子的脸已经发乌了，大概最后喘息痛苦，他的眉毛紧皱，嘴巴歪斜，整张脸扭曲得变了形，好像还在挣扎着似的。护士把白被单拉上去盖到傅老爷子的头上，白被单下面盖着傅老爷子那弯曲成弧形的遗体。

我们当天便把傅老爷子的遗体迎回了家中。这几天师傅把傅老爷子的后事都准备妥当，棺材前一天已经买好运回家，搁在客厅中央，架在两张长凳上。师傅说，傅老爷子交代要薄葬，不发讣文，不上殡仪馆，一切宗教仪式免除，而且特别叮咛过，要一副质料粗陋、价钱便宜的棺木。棺材是杉木的，工很粗，棺材面也没有磨光，凹凸不平，油漆刚干，乌沉沉的，一点光泽也没有。棺材倒是标准样式尺寸，长长地横在客厅中，头尾翘起。我们回到傅老爷子家，第一件师傅便吩咐我们替傅老爷子净身换衣衾。我去厨房里烧了一锅热水，然后倒到浴缸中，羼了冷水，调到温热适中。我们把傅老爷子的遗体放到了他的床上，他的身体已经冰凉了，开始僵硬。我们脱除了他身上外面罩着的睡袍，可是里面贴身穿着的圆领汗衫，却不容易剥掉，因为傅老爷子的手臂都已经僵冻，要勉强扳起来才行。我去找了一把剪刀，将汗衫前后齐中间剪开，小玉帮着我将两半汗衫慢慢从傅老爷子身上褪了下来，我们把他的内裤也卸掉，这两天没有替傅老爷子换衣衫，内衣裤斑斑块块都是污迹，我叫吴敏用睡袍把污秽的衣裤包起拿出去。我跟小玉两人，我抬上身，小玉抬下身，将傅老爷子抬到浴室里去。我跟小玉都卷起了袖子，用香皂替傅老爷子擦洗起来。傅老爷子的身体，瘦得干瘪了，他那佝偻的背脊更加显得嶙峋高耸，他的下身沾满了粪便，我们换了一盆水，才洗干净。老鼠找了两条毛巾来，我们四个人一齐动手，替傅老爷子擦干身体，小玉用一把梳子将他那凌乱的白发也梳得整整齐齐，然后我们将傅老爷子抬回房中。师傅已经出去把寿衣也取了回来，而且还买了香烛鲜花。寿衣是一套白绸子的唐装衣裤。我们替傅老爷子穿上了寿衣，几个人扶持着，将傅老爷子的遗体殓入了那副粗陋的杉木棺柩中。

在客厅里我们布置了一个简单的灵堂，从厨房里找出了一对瓦罐，装上了米，把一对蜡烛插到里面，当蜡烛台用。我们把瓦罐搁到客厅的供桌上，傅老爷子那幅军装相片的下端，把蜡烛点亮。师傅本来买了安息香的，但我觉得傅老爷子平日用檀香用惯了，家里还有，便仍旧在香炉里点上了檀香。鲜花是姜花，我把花瓶换了水，插上花，供到两支蜡烛的中间。香烛都冉冉地燃了起来，我们大家围着傅老爷子的灵柩坐下，开始替傅老爷子守起灵来。

师傅对着棺材头坐在傅老爷子常坐的那张靠椅上，压低了声音，向我们交代出殡的事项：

“按规矩，该先到寺里念经超度才送老爷子上山的。但老爷子再三叮咛，所有仪式一律免除，而且不愿在家里停留，马上入土。老爷子的寿坟老早包好了，就在六张犁极乐公墓的山顶上。前天我特别上去看来，一切都是现成的，不必再费手脚。我看明天我们就送老爷子上山去吧。”

师傅又说安乐乡杂人愈来愈多，终久会把警察招来，现在傅老爷子又不在了，更没了庇护，师傅很沉重地宣布道：

“咱们安乐乡，今晚起，暂时停业。”

我们大家都沉默了一阵，师傅又继续分派工作。

“今晚守灵，我带着阿雄仔坐头更，小玉二更，阿青三更，吴敏四更，老鼠最后坐五更——蜡烛香火，小心些，不要睡着了。”

还没轮到坐更的，便先到傅老爷子房中及我房中休息。我到厨房里熬了一锅稀饭，预备大家守夜饿了可以果腹。我在厨房里先扒了一碗，我打算坐完更，才去睡觉。

二更过了，小玉也到厨房去吃了一碗稀饭，然后回到我的房间去，由我来接他的班。我一个人坐在客厅中，在摇曳的烛光中，对着墙上傅老爷子及傅卫那两张遗像。傅老爷子穿着将官制服，胸前系着斜皮带，雄姿勃勃，旁边傅卫那张遗像，等于傅老爷子年轻了二十年，一样方正的面庞，一样坚决上翘的嘴角，不过傅卫身上穿的尉官制服，领上别着一条杠。可是傅卫那双眼睛却闪着一股奇异的神采，一股狂放不羁的傲态，那是傅老爷子眼里所没有的。我突然记了起来，那晚傅老爷子告诉我，抗战胜利后，他带了阿卫到青海去视察。他们两父子一人得了一匹名驹“回头望月”跟“雪狮子”。傅卫跨上雪狮子，在碧绿草原上放蹄奔驰，赢得在场的官兵们一片喝彩，那一刻，傅老爷子内心的喜悦与骄傲大概达到巅峰了吧。供台上的蜡烛愈烧愈低，檀香味却更加浓郁起来。几日来的疲倦一下子都发着了，我的双眼又酸又涩，墙上的相片也愈来愈模糊。朦胧间，我似乎看到两个人影坐在客厅那张靠椅上，一个是傅老爷子，他仍旧坐在他往常那张椅子上，另一个却是王夔龙。他们两人对着的姿势，就像那天一模一样。傅老爷子穿了一身月白的衣衫，他的背高高耸起像是覆着一座小山峰一般；王夔龙就穿了一身黑衣，他双目炯炯，急切地在向傅老爷子倾诉。他的嘴巴一张一翕，可是却没有声音，他那双钉耙似瘦骨棱棱的手，拼命地在向傅老爷子挥动示意。傅老爷子满面悲容，定定地望着王夔龙，没有答话。他们两人这样对峙着，半天一点声音也没有。我走过去，王夔龙倏地不见了，傅老爷子却缓缓立起身，转过脸来。我一看，不是傅老爷子，却是父亲！他那一头钢丝般花白的短发根根倒竖，他那双血丝满布的眼睛，瞪着我，在喷怒火。我转身便逃，可是脚下一软摔了下去。哎呀一声醒来，睁开眼睛，出了一身的冷汗背脊上的汗水，一条条直往下淌，横在我面前的是一条长长的黑棺材。

30

早上我们分头进行，出去办事。师傅到殡仪公司去接洽灵车。我到长春路裁缝店去取孝服。我到那家裁缝店时，老板娘说，还有两件正在赶制。我说今天就要出殡，无论如何中午以前要赶好。老板娘答应一个钟头可以交货，她自己也坐上了机车，帮忙赶制。那家裁缝店专门包制孝服寿衣，里面白花花全是一疋疋白棉布，裁缝师傅裁布疋时，哗啦哗啦将布疋撕开发出刺耳的裂帛声，棉线头到处飞扬，呛得人很不舒服。这几天一直睡眠不足，我感到口中焦渴，头非常重，心中有说不出的烦躁。我又想起昨晚那个梦来，梦里王夔龙急迫地挥动着那双瘦骨棱棱的手。

我跟老板娘说，过一个钟头我再回来拿。我出了裁缝店，沿着长春路，一直走到南京东路，我在寻找王夔龙父亲的那幢古旧的官邸。那晚王夔龙带我回家，我只记得在离松江路不远的一条巷子里。穿来穿去，终于在南京东路三段的一条巷子里，找到了那幢铁闸森森门上竖着铁刺的那幢房子。我拉了铃铛，里面走出一个年老的门房来。

“王夔龙先生在家么？”我问道。

老门房朝我上下打量起来。

“我有急事要找他。”我说道。

“少爷一早就出去了。”老门房答道。

“他几时回来呢？”我又问道。

老门房摇摇头。

“不知道。”

他看见我迟疑不走，又说道：

“他到台大医院去看朋友去了。这阵子他天天上医院，有时中午回来吃饭，有时不回来。他的事，说不准的。”

“那么，我留个字条好么？”我央求道。

老门房瞅着我，未置可否。我便蹲下身去，抽出地址簿扯下一页，用膝盖垫着，在上面简略地写下几行字，告诉王夔龙傅老爷子病逝，今天出殡下葬在六张犁极乐公墓最高的山顶上。我将字条交给那个老门房，他转身去，蹒跚地走回门内，将铁闸砰地一下关上。

我回到长春路裁缝店，最后两件孝服勉强赶完。老板娘将六件孝衣叠在一起，用一条白孝带捆绑起来，让我带走。师傅还没有回家，小玉倒把馒头蒸好了，他又买了一碟卤肉回来，切成片，烧水煮了一锅蛋花汤。我们都帮着摆桌子，预备中饭。大家都没有睡好，一个个青脸白唇的。老鼠伤风了，稀稀呼呼，鼻涕涟涟，他也不用手巾去擦，鼻涕流出来，手背一抹算数。师傅中午才转来，他说今天是吉日，出殡的人家多。几家殡仪公司的灵车，早上都出租光了。有一家答应下午开来。我们都坐下啃了馒头，将碗筷收走后，大家便开始将孝服穿上。孝服只有一个尺寸，我的身材最合适，老鼠穿着太大了，拖到脚背上，头上披上麻，把半个脸都遮掉了，走起路来拖拖曳曳。穿在阿雄仔身上又太短小，半截手臂露在外面，下面只遮到膝盖头。我们披麻戴孝，穿着停当，便围着傅老爷子的灵柩团团坐下，静悄悄地一直等到下午三点左右，灵车才来。我们几个人一齐扛着灵柩，将傅老爷子抬出了门。

六张犁极乐公墓车子只能开到半山，到山顶，还得步行一大段弯弯曲曲的山径，那条山径像一匹大蟒蛇般一直蜿蜒伸到山巅。极乐公墓一座山旧茔新冢成千上万重重叠叠，沿着山坡一排又一排，挤得满满的。整个弧形的山谷里，高高低低，矗立着墓碑，好像一片片的石林一般，苍绿的松柏，疏疏落落，点缀其间。这是一座幅员广大而又异常稠密拥挤的坟场。因为日近黄昏，送葬祭拜的人大概都已归去，这座累累的墓地里，静沉沉的，罩在一片无边无垠的荒凉中。

我们六个人扶灵上山，分开左右两排。左边由师傅带头，中间是吴敏，阿雄仔托棺殿后。右边小玉领先，老鼠排第二，我在最后扶持。我们六个人披戴着雪白的孝衣，一齐弯下身去，将傅老爷子那副沉甸甸乌黑的灵柩，用力提了起来，扛到肩膀上去。从半山到山顶这段山径，相当陡斜，石级崎岖不平，忽高忽低。我们六个人的步伐，必得一致才不会左右颠簸。我们落脚都很谨慎，一步一步，扛着傅老爷子的灵柩往山上爬去。愈往上，坡愈陡，棺木的倾斜度愈大，我和阿雄仔居后，肩上的重量愈来愈沉，渐渐往下压，我的面颊紧紧抵住那粗糙的棺木，肩胛骨已经给压得隐隐作痛起来，汗水开始从头上背上冒了出来。我们蹭蹬了半天，才爬到一半，大家都开始有点不支了。我们默默地爬着，听得到彼此的喘息声。突然间，我的右脚一滑，脚底下踩到一块松动的石头，一个踉跄，我右腿便弯跪了下去。于是整副棺木压着我的左肩，向我倾滑下来。我肩上感到一阵彻骨之痛，棺木的底板好像嵌进了我的肉内一般，我眼前一黑，痛得泪水直流，几乎支持不住，整个人将往后倒去。我一急，也顾不得痛楚，用肩往上拼命将倾滑的棺木抵住。幸亏阿雄仔力气大，双手托住棺尾，将棺木慢慢举起，其余几个人也死命撑着，才将棺木扶平。我挣扎着，用尽了力气，终于站了起来，可是整个左肩早已痛得麻木了。我们一齐伫立着，等大家缓过一口气来，又重新出发，一步一步，迟缓地、艰辛地，将傅老爷子的灵柩，护送到山顶。我们小心翼翼地将灵柩卸下肩来，搁置在地上，大家开始揩拭脸上的汗水。我伸手到衣内，去摸了一下左边的肩胛，觉得肩窝上黏湿黏湿的，抽出来一看，手上沾了鲜血，肩上的皮肉已给磨破，这时我才开始感到肩膀上一扯一扯一阵阵痉挛一般的剧痛来。

山顶那片墓地比较荒疏，只有零零星星的几堆坟墓，一些荒地上长满了齐人高的狗尾草，一丛丛发着白絮子。傅老爷子的坟墓果然包好了，是一个青灰色磨石子的石椁，一半埋在地下。紧接着旁边有一个旧坟，外壳石头变黑了，可是坟上草木却修剪得很整齐。我走近去，看到墓碑上赫然题着“陆军少尉傅卫之墓”，日期是一九三二年生一九五八年殁。

十二月冬日的夕阳已经冉冉偏西，快降落山头了，赤红的一轮，滴血一般，染得遍山遍野，赤烟滚滚，那些碑林松柏统统涂出了一层红晕。山顶的狗尾草好像刚在红色的染缸里浸过似的，我们身上的白孝服也泛起了一片夕辉。顶上起了山风，凉飕飕地将我们身上的孝服吹得衣带飞扬。我们歇了一刻，打开了石椁的盖子，六个人又同心协力地将傅老爷子的灵柩兢兢业业地放落到石椁里。正当我们将傅老爷子的墓封盖起来的一刹那，山径石级上一阵脚步声，突然冒出一个人来。王夔龙及时赶来了，他穿了一身的黑西装，打着黑领带，胸前捧着一大束拳头大一朵的白菊花，总有二十来枝。他大概爬山爬急了，兀自在重重地喘息一脸发青。他看到石椁里躺着傅老爷子的灵柩，便往前走了几步，弯下身去，将那束白菊花轻轻放在墓前，然后立起身，双手下垂，默然俯首，望着石椁里傅老爷子的棺木，静静地凝视了十多分钟。陡然间，扑通一声，他那高大嶙峋的身躯，竟跪跌在傅老爷子墓前，他全身匍伏，顶额抵地，开始放声恸哭起来，他那高耸的双肩，急剧地抽搐着，一声比一声大，一声比一声凶猛。他的呼号，愈来愈高亢，愈来愈凄厉，简直不像人类发出来的哭声，好似一头受了重创的猛兽，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跼在幽暗的洞穴口，朝着苍天，发出最后一声穿石裂帛痛不可当的悲啸。那轮巨大的赤红的夕阳，正正落在山头，把王夔龙照得全身浴血一般。王夔龙那一声声撼天震地的悲啸，随着夕辉的血浪，沸沸滚滚往山脚冲流下去，在那千茔百冢的山谷里，此起彼落地激荡着。于是我们六个人，由师傅领头，在那浴血般的夕阳影里，也一齐白纷纷地跪拜了下去。

第四部　那些青春鸟的行旅

1

小玉来信

阿青：

我终于来到东京了！今天是我到达日本的第十天，可是有时还不敢相信，以为自己在做梦。尤其有几次半夜醒来，我以为还睡在台北锦州街丽月姊那间小屋子里。直到我伸头出去，看到窗外新宿那些红红绿绿的霓虹灯，才松了一口气：果然到了东京了！这次跳船出人意料之外地顺利，全靠龙船长龙王爷。我把实况都告诉了他，当然还施了一些苦肉计，龙王爷知道我到日本是去找自己的父亲，善心大动，不但让我开溜，还介绍我到“大三元”中华料理去做事。“大三元”的老板从前也是翠华号的三副，一样也跳了船，对我还很照顾。谁说天下没有好人？龙王爷就是个活菩萨，以后我发达了，一定替他立个长生牌位。你放心，我在翠华号上并没有让那些烂水手动过一根毛。有一个广东佬要认我做“契弟”，他拿了一件开什米的绒背心，香港货，要送给我，那个马鹿野郎想打小爷的主意呢！我对他说：“我刚生过淋病。”他瞪了我一眼，把那件背心又拿了回去。

东京叫人兴奋、叫人着迷、叫人心惊胆战！昨天我去逛银座，看见那么多的车子、人、高楼、大厦，我恨不得跳起来大叫。银座就是咱们的西门町，可是要比西门町大个一百倍，说到气派，那就更不能比了！我看日本佬阔得很呀！穿的戴的，个个人有车。我喜欢这里的繁华，百货公司之多之大，买不起进去逛逛也是好的。难怪我那个野郎老爸要替资生堂做事，我到银座最大的一家百货公司松坂屋，看到资生堂的化妆品占了七楼一层楼！乖乖，名堂之多，吓死人的。谁知道，也许以后我也在资生堂谋到一份差事呢，说不定爬得比我老爸的位置还高，那样，我阿母便不愁胭脂水粉搽了！不过这些都还言之过早，我目前最大的苦恼是不会说日本话，满街叽叽呱呱的东洋屁，一句也不懂，哑巴似的，只有跟着他们打躬作揖装内行。不过我的日文课已经开始了，老师是“大三元”的三厨，也是一个跳船的水手，在日本多年，是个地道“老东京”。第一课他教我，日文打炮叫做“塞股死、塞股死”。我学得很快，他认为我的日文颇有前途。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这是我们小学校长告诉我们的。

事实上我在“大三元”的工作是在厨房里打杂，从拔鸡毛、剥虾壳，到刷锅洗灶。什么水晶鸡、松鼠黄鱼，在台北烹饪学校学的那一套，这里全派不上用场。大三元的大司务凶如阎罗，连老板都让他三分。我的虾子剥慢了些，他便直起两只眼睛骂山门。我当然没有回嘴。君子能屈能伸，现在我的翅膀羽毛还没长齐，暂且忍气吞声。不过我趁他没在意，他炒的那盘茄汁虾仁，其中两只最大的虾子，我手一拈，便下了肚。我现在睡在“大三元”二楼一间货仓里，活动空间只有四个榻榻米大。货仓里堆满了虾米、干鲍、豆豉、咸鱼、皮蛋，十天下来，我已经被熏陶得香臭不分了。不过东京的房租贵得惊人，比台北起码高十倍，有这个四榻榻米的地方睡睡觉，至少目前我已经很满足了。只是偶尔半夜醒来，会想到台北，想到你们。你呢，阿青，你好吗？小敏呢？老鼠那个小贼呢？见到师傅就替我问安，我会给他写信报告的。如果赵无常那批老玻璃问起来，不要告诉他们我在“大三元”打杂，你跟他们说：王小玉在东京抖得很呀！

祝

新年快乐

小玉　十二月三十日

又：你不是老笑我做樱花梦吗？现在我的梦里真的有了樱花了。明年春天，樱花开的时候，我会穿了和服在樱花树下照张相片寄给你。

给小玉的信

小玉：

接到你的信，我们才松了一口气。这几天我常常跟吴敏说，不知小玉跳船上岸没有，有没有给日本政府捉了去。我把你的信拿去给吴敏看，他一兴奋，便去买一瓶啤酒回来，我们两人对饮了几大杯，为你庆祝。我们说，小玉到底是个九尾狐，怎么就让他混到东京去了！你信上把东京说成个花花世界，我看你如鱼得水，乐不可支的模样。你快去尝尝东京的“沙西米”，下次写信告诉我们是什么滋味。前天在西门町你猜我碰到谁？老周！那个胖阿公也听闻你去了日本，酸溜溜地对我说道：“听说那个小卖货卖到日本去了？我看他在东京也卖不出几文钱！”我漫不经意地答道：“人家那个华侨干爹接他去了，小玉来信说，干爹刚带他去箱根洗过温泉澡呢。”老周嘿嘿冷笑了两声，我看他至少也信了一半。

自从你离开后，我们这个圈子里，几经波折，有了很大的变化。咱们安乐乡正式歇业了。《春申晚报》那个樊仁又写了两篇报道，而且愈写愈明，只差没把盛公的名字点出来。万年青董事长为此苦恼不堪，听说他暗地里还塞了不少钱，才把那个烂记者的嘴堵住。当然，咱们安乐乡就开不下去了。师傅最伤心，关门的那天，师傅跟我们几个人在安乐乡里喝得酩酊大醉。师傅对我们说道：“儿子们，你们自己飞吧，师傅顾不得你们了。”说着便掉下了两滴眼泪来，倒是把阿雄仔吓坏了，拉着师傅的手直叫达达。上个星期我经过安乐乡的门口，早已换了新主，改名字叫“香妃”，变成个招徕日本人的酒馆，听说有酒女陪酒的。

我现在在中山北路的“圆桌”当酒保，这是一家高级酒吧，满有情调。这里的顾客也很高级，大多数是来幽会谈恋爱的哥儿姊儿，一杯薄荷酒泡一夜。我的薪水还不错，三千块一个月，那些哥儿当着女朋友的面，小费给得特别甜。我的工作还算轻松，调完酒，便坐着听录音机里翻来覆去的《蓝色多瑙河》。我已搬出傅老爷子的家了，傅老爷子遗嘱里把他的房子捐给了灵光育幼院。灵光的院长来把房子收走了。傅老爷子生前在灵光育幼院里认养了一个残障儿童，他叫傅天赐，生下来便没有手的。现在我常去看他，教他用嘴巴写字。我也去看过丽月姊，可惜她把我们从前那间房租走了，要不然我会搬回锦州街的。我喜欢吃阿巴桑做的鱿鱼炒酸菜。丽月姊告诉我，你母亲知道你跳船上了岸，笑得嘴巴都歪了。她说她在等你接她到东京去呢。我现在住在大龙峒，房租稍微贵了些，不过房间还宽敞，通风也不错，而且没有咸鱼臭！

吴敏也找了一份差事，在林森北路凯撒琳西餐厅当服务生。不过近来他很苦恼。他的张先生，那个“刀疤王五”不知怎的，去年圣诞夜，大概多喝了点酒，洗澡的时候，一跤跌在浴缸里便中了风，半身不遂，现在还躺在马偕医院里。吴敏天天下了班得去服侍他，有一次吴敏拉了我一块儿去，张先生的样子完全脱了形，从前那份潇洒劲儿全不见了，像只泄了气的气球，软趴趴地躺在病床上，眼睛斜了，嘴巴也歪了，可是脾气却变得愈加暴躁，把吴敏骂得团团转，东也不是，西也不是。离开医院，我对吴敏说：“小敏，到了这种地步，你还能忍受，还不趁机离开他算了？”吴敏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道：“这是什么话？他现在更用得着我，我不能没有良心，就这样走开！”我看吴敏也是个苦命人，一个张先生已经够他受的了，又加上他那个赌鬼老爸。他父亲跟他叔叔一家吵翻了，也跑到台北来投靠他。吴敏又要服侍病人，又要照顾父亲。也亏他，居然还顶得住，没有垮下来。

至于老鼠呢，他的下场我们早就料到了的。老鼠现在在桃园辅育院里，受感化教育。两个多礼拜以前，老鼠在国宾饭店，重施故技，伸出他那第三只手，去扒一个观光客的钢笔，谁知道这次却让国宾的经理逮个正着。我跟吴敏约好了，下个星期天去桃园看他，带点水果去安慰那个问题少年。这样关一关，或许把那个小贼的贼性关掉些，也未可知。

小玉，你的樱花梦终于实现了，你现在在“大三元”让咸鱼熏熏，还是划得来的。

祝

新春万事如意

阿青　一月十七日

老鼠来信

阿青：

你跟小敏真不够意思！我关了进来两个多礼拜了，你们也不来看看我。我在这里受感化教育，很艰苦哩。感化教育就是教人做好人的意思，天天要念书，还要写读书心得。我离开国民小学，就没有正经看过一本书，哪里会写什么读书心得？我们天天早上上国文、历史、民族精神教育，很莫意思，我常常想打瞌睡，又怕老师骂，只好猛掐大腿。今天早上我们的民族精神教育课，老师给我们讲岳飞的故事，岳飞就是打金兵那个宋朝大将，你知道吗？老师说，岳飞的老母用针在岳飞背上刺字——岳飞老母很厉害呢！——老师在黑板上写了“精忠报国”四个字。有一个浑小子问：“精忠”是什么意思？差劲！连“精忠报国”都没有看过，火车站的牌子上不是常有这四个字吗？老师说中国家庭的母教很重要，岳飞有了那样深明大义的母亲，才会变成民族英雄，所以老师要我们以后听从母亲的教导。那个浑小子又起来捣蛋说道：“老师，我阿母是宝斗里的妓女，明什么大义呀！”老师一脸通红，说不出话来。我们在下面挤眉眨眼，嗤嗤暗笑。下午的职业训练比较有意思，我选的是染织科，中坜大中华染织厂一个老师傅来教我们。今天刚刚学过配色，很好玩，搅一下一个颜色。老师傅赞我色配得很准，我问他，日后我出去在染织厂找得一份工么，他说没问题，只要我努力跟着他学手艺就行了。

阿青，我们这里是个强盗窝哩！我不过在旅馆里拿了人家一点东西罢咧，算不了什么。这里的混混，做案比我精彩多了。他们真的持枪动杖到人家家里去打家劫舍呢。有一个竹联帮的头头，因为跟三重的天地帮武斗，把天地帮一个老幺杀成了重伤。这个小子是个混世魔王，在我们这里称老大，手下有一批喽啰，帮着他耀武扬威，专门欺负人。这个小子横得很，动不动就竖起眼睛指到人头上说：老子要你好看！好哥哥，我整天混在这群强盗里头，怎不教人提心吊胆哪！我打定主意，好汉不吃眼前亏。昨天还挨了那个头头一顿揍，打得我头冒金星，我只好赖在地下装死狗。你们又不在这里，我一个人能还手么？有一个傻子不知厉害，顶撞了那个混世魔王几句，晚上让他们捉了去，你猜干什么？灌了一嘴巴的尿！

在这里，我最不满意的地方，是他们把我归成“惯窃类”，你说难不难听？每个星期三，有个师范大学社会系的研究生来找我谈话，他说他在研究台湾青少年的惯窃问题。他问东问西，挖我的材料。他问我为什么喜欢偷东西，我说我看见人家的东西，喜欢就拿来玩玩。他说拿人家的东西就算偷窃，我说光拿东西不拿钱，算不算偷窃？那个研究生唔唔呃呃答不上来，给我考倒了。我跟他说，我有一次拿了人家一个皮夹，里面有几十块美金，我看见没有别的东西，那个皮夹也莫意思，便又放回那个人的口袋里去了。那个研究生把我说的话都记了下来，他说我是个极有意思的特殊个案，他说我的心理有问题，他要建议辅育院给我心理治疗。去他娘的，我的心好好的。治疗个鸟。

阿青，我的百宝箱呢，你千万要替我好好收藏起来，不要让别人发现，把我的宝贝偷走了。你来看我的时候，拿支钢笔来给我玩玩。不要拿那几支好钢笔，拿那支旧的蓝色犀飞利就够了。这里的人很可怕，好东西不能露白。好哥哥，你到底什么时候来呢？你们再不来看我，我要闷死啦。

祝

新春愉快

老鼠　一月二十一日

又：聚宝盆的卢司务今天来看我，还带了一只熏鸡来给我打牙祭。卢司务这个人很讲情义呢。我请他把这封信带出去寄给你。听说这里寄信要检查，讲这里的坏话不行的。前天有两个小子想逃跑，给抓了回来带上了脚镣。两个小子走路左一拐右一拐活像两只螃蟹。

小玉来信

阿青：

很久没有跟你写信，实在太忙，忙得连屁都没空放。这一个月我们“大三元”生意好得出奇，天天满座。日本人真奇怪，放着“沙西米”不去吃，偏偏全家跑来吃我们的中华料理。老板笑得合不拢嘴，只是苦了我们厨房里的人。天天夜里磨到一两点，倒上床已是筋疲力尽，哪里还提得动笔写信？而且有一点空，我便去干要紧的事。我已经开始在寻找我父亲的下落了。第一步我打电话到资生堂去查问，他们的职员里头有没有一个叫中岛正雄的人，是归籍日本的台湾人。资生堂光是在东京便有几十个经销处。我一个个去问，倒是在浅草查到一个叫中岛正雄的职员，不过那个人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没有资格做我的老爸，而且是大阪人。我又到东京华侨的林氏宗亲会去查过，有林武雄、林胜雄、林金雄，偏他娘的，就是没有林正雄。我去找了一本电话簿来，先从新宿区查起，把电话簿上那些中岛正雄的地址都抄下来。光是新宿就有二十七个中岛正雄，我又不能打电话去问人家在台湾有没有一个私生子，这件事这么复杂微妙，我的日本话才学了一个月哪里讲得清楚，就算讲得清楚，人家在电话也不会认野仔呀。这个月来，一有空，我便按着地址去找中岛正雄。东京的街道门牌号码乱得可怕，我在新宿那些大街小巷里横冲直闯，像在迷宫里打转转。到昨天为止，才查过十个中岛正雄，各式各样的中岛正雄都有。一个是整形医生，一个是卖假发义乳的，一个电器行的经理，有一个跑出来，麻面免唇，又瞎了一只眼睛，像个恶鬼，我吓得拔足飞奔。要是我老爸真的生成那副德性，我宁愿不认他！

昨天我们公休，我出去跑了一整天。今天东京大雪，街上的雪泥有一尺厚，行走起来，非常不方便，鞋子里渗进雪水，冻得两只脚又僵又痛。我跑了三家中岛正雄，都是日本人。到了傍晚的时候，有一家中岛正雄，居然是中国人！一刹那，我的心差不多跳到嘴里来。等我问清楚，那个中岛正雄竟是个满洲旗人，从天津来的。他姓金，有六十岁的模样，人很体面文雅，家里的陈设也很讲究。他知道我是从台湾来的，很高兴，邀我进去喝了一杯茶，谈了一会儿天。出到外面，大雪纷飞，新宿那些成千上万的霓虹灯，在雪花里眨得热闹得很，我站在街心，那一刻真是感到人海茫茫。那晚我去了新宿歌舞伎町的桐壶，那是新宿最有名的一家gay bar。

东京据说有上百家的“安乐乡”，光是新宿歌舞伎町就有十二家。涩谷、六本木，也有好多好多。东京的青春鸟可厉害着哪，满街乱飞，他们是不怕警察的。在酒吧里又跳舞又亲嘴，什么都来。新宿也有一个新公园，叫御苑，比咱们的新公园可要大十倍哩，那些青春鸟在里面捉起迷藏来也比咱们野得多。阿青，比起这些东洋鸟儿来，咱们几个人算是很规矩的了。桐壶比咱们安乐乡大概要大两三倍，灯光很新潮。周末挤得满满的，还可以跳舞。可是昨天是星期一，又下大雪，酒吧里寥寥落落只有十来个人，而且也没有久待。我一个人暖了一壶清酒，在桐壶泡了一夜，酒吧里有一架落地唱机一直放着森进一的歌。森进一是日本现在最红的男歌星。这里gay bar的人都很迷他，他的歌唱得人心酸酸。到了半夜我醉得差不多了，有一个穿灰西装的中年日本人过来跟我搭讪，他咕噜咕噜讲了一通，我也不懂。他发觉我是支那人，便拿出纸来跟我写汉字，他问我为什么看起来这样哀愁。我说：“煞比西呢！煞比西呢！”这句话也是大三元的三厨教我的，意思就是：“寂寞啊！寂寞啊！”那个中年日本人便把我带了回去，他住在上野，好远好远！坐地下车还要转两次。

阿青，我会继续寻找下去。找完了新宿的中岛正雄，就找浅草、涩谷、上野，一直找下去。东京找完了，等我攒了点钱，便到横滨、大阪、名古屋去。我要找遍日本每一寸土地，如果果然像傅老爷子说的，上天可怜我，总有一天，我会把我老爸逮住。你猜我找到他，第一件事我要干什么？我要把那个野郎的鸡巴狠狠咬一口，问问他为什么无端端地生出我这个野种来，害我一生一世受苦受难。

老鼠给关进感化院，我确实没感到意外。关关也好，也许把他关好了。吴敏自作孽，不必可怜他。我那个华侨干爹林茂雄，我并没有去找人家。我在这里听说林茂雄在日本华侨界很有地位，很受尊敬。我在台湾的时候，他对我非常好，很看重我，说我懂事体贴比他亲生儿子强百倍。如果我现在去找他，会使他感到为难，我不想那样做，我要他在心中对我永远保持一个好印象。我跟林样虽然相处很短，可是阿青，那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几天。

祝

好

小玉　二月一日

又：我突然想了起来，还有十天就要过旧历年了。我要托你一件事，请你到信义路刘家鸭庄替我买两只鸭饼（钱以后还给你），大年初一到三重镇给我母亲送去，我老母最爱吃刘家鸭庄的鸭饼了，过年的时候，喜欢蒸了鸭饼过酒，喝五加皮。

2

除夕这天，寒流突然来袭，入夜时分，温度愈降愈低，空气凛冽，没有风也是寒恻恻的。我到了馆前路新公园的正门口，远远地便看见博物馆前石阶上立了一个人，白发白须，穿了一袭玄色的长袍，在向我招手。

“小苍鹰——”新公园的老园丁郭老向我呼唤道。

“郭公公好！”我赶忙快步迎了上去，向郭老请安道。

“好久没见着你了，阿青，”郭老感叹道，“今夜你终于又飞回来了。”

“是啊，”我笑答道，“今晚是大年夜，我特地赶回咱们这个老窝里来跟大家一块儿守岁呢。”

“唉——”郭老摸了一摸他胸前那挂白胡须，“我早就料到了的，你们这群鸟儿，一只一只还不是都飞回来了。我听说你们几个人又闹着开了一个酒馆子，叫什么来着？”

“安乐乡。”

“哦，安乐乡，听说一样也关掉了。”

“本来生意还不错的，”我说道，“后来有人去捣蛋。”

“总是这样的，”郭老摇着头笑道，“杨胖子不死心，他十年前开那个‘桃源春’，开头还不是轰轰烈烈，转眼就关了门。这些年来，此起彼落，也有过好几家，什么香槟、白夜、六福堂，开了关、关了开，最后全部了无踪迹。可是咱们这个老窝还在这里，等着那群倦鸟投林，回来休息。风险总是难免的，宵禁什么的，只要熬过一阵子，也就雨过天晴了。小苍鹰，进去吧，他们都聚在莲花池畔那里了。”郭老朝我挥了一挥手满脸慈祥地笑道。

我进到公园里，莲花池那一端，石阶上，果然人影幢幢，远远便传来一阵阵人语喧笑了。我们师傅新公园总教头杨金海仍旧领袖群雄，在那儿指挥若定。他穿了一件茶色缎面起暗团花的棉短袄，头戴黑紫羔方帽，脖子上围了一条宝蓝长围巾，一端悬在胸前，一端挂在身后，他那原本富态的身躯裹着棉袄，愈加硕大了。他在台阶上，气势凌人地来回巡逻，口里不停地吆喝着，围巾前后飘然。杨教头身前身后都跟了两个孩子，大概都是刚飞进园内的嫩脚色，让杨教头指挥得团团转。原始人阿雄仔紧跟在杨教头左侧，亦步亦趋。他兜着一件红黑相间花呢短缕，头上罩了一顶西洋红喇叭形的绒线帽，帽顶一个鹅卵大的紫绒球。他的身量好像愈更庞大了，昂头挺胸，顾盼自得地跟着师傅在台阶上巡来巡去，脑后帽顶上那颗紫绒球欢欣地上下跳跃着。

“师傅。”我踏上台阶，向新公园的总教头杨金海师傅俯身一拜行礼道，杨教头住了脚，朝我上下打量了一下，却没有应声。

“师傅，”我清了一下喉咙又叫道，“阿青向师傅请安。”

“你是对我说话么？”杨教头又朝我瞥了一眼，冷笑道，“我以为你们早就不认我这个师傅了呢！”

“师傅说的什么话！”我赶忙赔笑道，“这阵子我在中山北路‘圆桌’上班，天天弄到晚上一两点，实在忙不过来，所以没有来看师傅。今晚休假，特别赶来这儿跟师傅拜个早年。”我双手合抱作揖。

“哦，也难怪，都飞到高枝儿上去了。”杨教头又哼了一下，“别人我也不理论，我只怪吴敏那个孩子，算我白疼了他！”

“请师傅不要错怪小敏，”我连忙解说道，“小敏那个张先生又进了医院，这次更凶，动都不能动了，小敏一步都离不开，扶上扶下，全靠他。小敏今夜还特别要我带口信来跟师傅请罪，他说连明天大年初一他都没法去跟师傅拜年了。”我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了一只红蜡纸包住的小盒子来，里面是一根镶着蓝珠子的镀银领带夹，是吴敏托我买的，“这点小礼物是小敏要我带给师傅的。”

“唔，”杨教头接过那只小盒子，脸上的颜色才缓和了下来，语气也松动多了，“我说么，吴敏看来也不像个没良心的孩子。”

杨教头捧着那只小盒子，肥胖滚圆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来。

“阿青。”原始人阿雄仔蹭过来，张开两只巨臂将我一把环抱住。

“嗳呀，”我给阿雄仔箍得一身发痛，“轻些，轻些，阿雄仔，我的骨头要断了！”我笑着叫道。

阿雄仔放开我，呵呵地笑着，双手将我满头满脸乱摸一阵。我在他那宽大的胸膛上捶了一拳，笑道：

“怎么样，阿雄仔，你这顶帽子标致得很呀！”

阿雄仔伸手到脑后揪住那颗紫绒球，洋洋得意地说道：

“达达买给我的！”

我从另外一只夹克口袋里摸一只塑胶袋的巧克力糖来，巧克力包着金的银的，五颜六色的锡纸，我擎到阿雄仔脸上摇晃了一下，逗他道：

“阿雄仔，叫我一声哥哥，这袋巧克力糖就送给你。”

“哥哥，哥哥。”阿雄仔叫着，却一把将那袋巧克力糖攫走了。

“达达——糖糖——”阿雄仔高举着那袋五颜六色的巧克力糖欢呼道。

“下流东西！”杨教头喝斥道，“还有脸在这里献宝呢！”

我陪着杨教头，在台阶上来回地走了两趟，一边向他报告各人的近况。

“小玉那个狐狸精，在东京混得怎么样了？”杨教头问起小玉道。

“小玉在新宿的gay bar里红得很呀！”我笑道，“他天天吃‘沙西米’呢。”

“这个小屄养的！”杨教头笑骂了一句，却赞道，“还是那个小狐狸行！”

我又谈起我去桃园辅育院去探望老鼠来，老鼠向我哭诉，他在里面给那些小流氓欺负得很惨，不过提到染织训练，老鼠又破涕为笑，喜孜孜地谈起他的学习心得来。他说染织科的老师傅，对他大加赏识，拿他的作品在班上示范。

“老鼠伸出双手给我看，他的十个指甲里都渗了颜色进去，红红绿绿，洗也洗不掉。”

“那个小贼么？”杨教头鼻子眼里哼了一声，“依我的脾气早该把他那双贼爪子剁掉了！”

除夕夜，大家回到公园这个老窝里来团拜似的，大部分的人都在寒流里飞了回来，在莲花池的台阶上，挤成了一团，互相呵嘘取暖。我们从鼻子嘴巴里喷出来的热气，在寒流中，化成了一道道的白雾。莲花池的四周，增加了几盏柱灯，把三水街那群小幺儿身上大红大紫的太空衣，照得愈更鲜明。那群小幺儿仍旧三五成群，勾肩搭背，示威似的在台阶上来回地踏走着。花仔不唱《三声无奈》了，兴致勃勃地又在唱起《望春风》来。赵无常愈来愈没落，披着一件黑色的旧风衣，萎靡地缩在一角。他那些陈旧的故事，讲过太多遍，连他自己也无精打采，听的人也就兴趣索然。老龟头的下流动作，激起了公愤，遭到大家的排斥，已经不敢上台阶了，只有躲在黑暗里远远的一角，干瞅着。聚宝盆的卢司务卢胖子，仍旧笑得像尊欢喜佛一般，在选择一块最精瘦的排骨。宵禁解除后，艺术大师又恢复了他的《百子图》的巨作，最近的一个模特儿，又是一个三重镇来的野娃儿，据说非常原始，完全可以代替给送去火烧岛的那头铁牛。开始还踟蹰，后来终于忍耐不住，几个胆怯的大学生，也鼓起勇气，步上了莲花池畔的石阶，几个充员士兵最后也赶来了。于是老年的、中年的、少年的、社会地位高尚的、社会地位卑下的、多情的、无情的、痛苦的、快乐的，种种不同的差异区别，在这个寒流来临的除夕夜，在这没有月亮却是满天星斗的灿烂夜空下，在新公园莲花池畔我们这个与外面世界隔绝的隐秘王国里，突然间统统泯灭消逝。我们平等地立在莲花池的台阶上，像元宵节的走马灯一般，开始一个跟着一个，互相踏着彼此的影子，不管是天真无邪，或是沧桑堕落，我们的脚印，都在我们这个王国里，在莲花池畔的台阶上留下一页不可磨灭的历史。

正当大家循着规律绕着池子行走时，突然间，队伍里起了骚动。原来刚刚消息传来，八德路盛公馆里，我们那位年高望重的宿耆万年青电影公司董事长盛公要开一个年夜“派对”，庆祝新年，“派对”晚上十时开始。于是掀起一阵嗡嗡嘤嘤充满了兴奋期待交头接耳的隐语。最先走下台阶呼啸而去的是那群穿着大红大紫太空衣的三水街小幺儿，不一会儿，几个大学生也悄悄地溜了下去，于是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离开了莲花池，到公园外，乘上摩托车、计程车、私家小汽车，像一群夜里的蝙蝠，往同一个地点，八德路盛公馆飞奔投去。

“小万，小赵，金旺喜，赖文雄。”杨教头好像军队里点名似的唱道。

“来了，师傅。”几个年轻的声音一齐答应。

于是新公园里的总教头杨金海杨师傅，最后也步下了台阶，前呼后拥，团团围着几个十六七岁的子弟兵，由超级巨人原始人阿雄仔押后，一队新的杨家将浩浩荡荡，迈出新公园外。

顷刻间，莲花池畔倏地沉寂下来，那一片台阶石栏，竟变得无限空旷。我一个人绕着那空寂的莲花池走了两周，我的脚步声，在空阶上橐、橐、橐，一声声清脆地回响着。我发觉几个月没有来，莲花池连最后几片莲叶也枯残消失了，定定的一池水里，映着满天亮晶晶的星火。我不禁蓦然一惊，算算自从去年五月里那个异常晴朗的下午，我让父亲逐出了家门，在台北的街头流浪到半夜，最后终于跨入了新公园我们这个王国里来，前后也不过九个多月，但我感到那已经恍惚是发生在前一世的事情，那么遥远，那么渺茫。我记得那个五月的夜里，月亮是红的，我进到公园里来，心中充满了畏惧、恐怖、紧张，又有一点莫名的奋亢，我饿得饥肠辘辘，头在发晕，全身一直抖着爬上石阶钻进池中那个八角亭阁里，躲藏起来。

忽然间，橐、橐、橐，莲花池的另一端石阶上也响起了一阵孤独的脚步声。一个高大瘦长的身影朝我踱了过来，他穿着一件深色的长大衣，衣角飘飘地拂扬着。

“阿青。”王夔龙走了过来，向我招呼道。在夜里，王夔龙那双深坑的眼睛又如同原始森林中的磷光般，碧灼灼地燃烧起来。

“王先生！”我惊喜地叫道。

“我心里想，今晚会在这里见到你，阿青。”王夔龙说道，他的声音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奋。

“王先生，真的，我也在等候你。”我说。刚才其他的人都离开莲花池去赴盛公的“派对”，也有人邀我一起去，我回绝了。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要一个人留在这里，冥冥中，我只觉得我在等一个人，现在我知道，我在等候王夔龙，我们黑暗王国里那则神话中的龙子。

“好极了，”王夔龙说道，“今夜是除夕，我们两人应该聚一聚，刚才这里人多，我等了好一会儿才进来的。”

“是的，刚才好热闹，大家都来了。盛公家开‘年夜派对’，他们都去盛公馆守岁去了。”

“小金宝呢，王先生？”我问道。我听说最近小金宝已经能走路了，还是有点瘸，可是可以穿鞋子了。有人常看见王夔龙带着小金宝去上馆子。

“下午我把他送到桃园去了。”王夔龙笑道，“小金宝有一个姨婆住在桃园，是他唯一的亲戚，把他接去吃年夜饭。”

我跟王夔龙两个人并肩齐步，在台阶上绕着莲花池行走起来，我们两人的脚步声，响彻了整个台阶。

“我在傅伯的墓上，种了一些花树。”王夔龙说道。

“难怪！”我叫道，“前个礼拜我去替傅老爷子上坟，看见他的墓上种满了杜鹃和龙柏，原来是王先生种的。”

“那些杜鹃都是深红色的，还有一两个月就要开了，不过那几棵龙柏还要等好几年才长得高呢。”

我们两人步到台阶的中央，王夔龙却停了下来，他仰起他那颗黑发蓬松的头，望着夜空，半晌喃喃自语道：

“就像今夜这样，那天晚上，也是满天的星火——”他的声音渐渐激昂起来，“十年前，十年前那个除夕夜，就是这个时刻，差不多半夜十二点，满天满天的星星——”

“就在这儿，”他指了一指他脚下那块水泥台阶，“他就站在你那里。”他又指了一指我的脚下。

“‘阿凤，’我对他说，‘跟我回去吧，我是来接你回家去过年的。’我哄他、我求他、我威逼他，他只是摇头，他只是笑，而且笑得那般怪异，最后他近乎忧伤地笑着对我说道：‘龙子，我不能跟你回去了。我要跟他走——’他指了一指他身边一个酒臭熏人的糟老头子，‘他要给我五十块，五十块压岁钱呢！’他又按着他的胸口奇怪地笑道：‘你要这个么？’他欺身上前笑道：‘你要我这个么？’我的那一把刀，正正地插进了他的胸口，插在他的心上头——”

王夔龙蹲了下去，一双钉耙般瘦骨棱棱的手满地摸索。

“阿凤的血，滚烫的，流得一地，就流在这里。我把他抱在怀里，他那双垂死的眼睛，望着我，一点怨毒也没有，竟然还露着歉然和无奈的神情。他那双大大的、痛得在跳跃似的眼睛，跟了我一辈子，无论到哪里，我总看得到他那双痛得发黑的眼睛。那天晚上，我记得我坐在台阶上狂叫：火！火！火！我看见满天的星火都纷纷掉了下来，落在莲花池里，在熊熊地燃烧——”

我也蹲了下去，面对着王夔龙，他的声音，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时而变得一种近乎狂喜的兴奋，时而悲痛欲绝，饮泣起来。又一次，我在新公园莲花池的台阶上，在十年后同一个除夕夜里，从头到尾最完整地复习一遍，我们新公园莲花池畔黑暗王国里龙子和阿凤，那个野凤凰、那个不死鸟的那一则古老的神话传说。

这一次跟我头一次听到王夔龙叙述这则故事的时候，完全不同，头一次那种恐惧、困惑都没有了。我静静地听着，等他说完，情绪平静下来，两人默然相对了片刻，我伸出手去，跟他那只瘦骨棱棱的手重重地握了一下。

“再见，阿青。”王夔龙立起身跟我道别道。

“再见，王先生。”我也笑着向他挥了一挥手。

我离开莲花池之前，踅到池中那个八角亭阁中去。我一踏进那间亭阁内靠窗的长凳上，突然一个人影坐了起来，啊地惊叫一声。我走过去，借着从窗外射进来的灯光，发觉原来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本来大概躺在凳子上正在睡觉，我进去把他惊醒了，吓得全身发抖，缩在一角直打战。我发现他躺卧的地方，正是我第一次进到公园来，躲在池中亭阁内，睡卧的那张长凳。

“别害怕，小弟，”我坐到他身边，笑着安慰他道，“我把你吓着了。”

我发觉那个孩子身上应该是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蓝布外衣，一脸冻得发白。他剃着小平头，尖尖的下巴，一双眼睛惊惶得乱躲。

“你叫什么名字，小弟？”我问他道。我用手拍了一拍他的肩膀，他好像触电一般，猛地一跳。

“罗——平——”他的声音细小得几乎听不见了，他的牙齿上下打磕。

“今夜有寒流，这个地方睡不得的，要冻坏了。”我说道。

“你有地方去么？”我又问他。

罗平摇了一摇头。

“那么，我带你回家吧，”我说道，“今晚你可以住在我那里。”

罗平惶惑地望着我，不知所措。

“你莫怕，”我又安慰他道，“我住在大龙峒，只有我一个人。我那里很好，比你一个人睡在这里好得多，我们走。”

我站了起来，罗平才迟疑地跟着我立起了身。我们走出亭阁外，走下莲花池的台阶，往新公园的大门口走去。迎门一阵冷风，砭骨的寒意，直往人的体内钻去。我看见罗平走在我身边，双手插在裤袋里，颈脖缩起。我停了下，将围在我自己颈子上，那条傅卫留下来的厚绒围巾解下，替罗平围上，在他脖子上绕了两圈。

“你家在哪里？”我们走到馆前路上，我问他道。

“莺歌。”他答道，他的声音大了一些，牙齿也不再打颤了。

“大年夜，你不在家里，跑出来做什么呢？”

罗平垂下头去，没有做声。

“我家里有吃剩下的半碗鸡汤，回去我热给你喝吧。”我将手搭在他的肩上，说道，“你一定饿得发昏了，对不对？”

罗平偏过头来，点了两下，咧开嘴笑了。我们转到忠孝西路上，台北市万家灯火，人们都在这寒流侵袭的大年夜，躲在温暖的家中，与家人团圆守岁去了。路上行人几乎绝迹，只有几辆计程车及公共汽车，载了一些客人急急在赶路。此起彼落，远远近近，爆竹声不断地响着。我带着罗平，到公共汽车站去赶乘最后一班车。我们在路上愈走愈冷，我便向罗平提议道：

“我们一齐跑步吧，罗平。”

“好的。”罗平笑应道，他把掉到胸前一端围巾甩到背后去。

我跟罗平两人，肩并肩，在忠孝西路了无人迹的人行道上，放步跑了下去。我突然记了起来，从前在学校里，军训出操，我是我们小班的班长，我们在操场上练习跑步总是由我带头叫口令的。在一片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中，我领着罗平，两人迎着寒流，在那条长长的忠孝路上，一面跑，我嘴里一面叫着：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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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研悲情为金粉的歌剧

白先勇小说在欧洲

尹玲

法国书评家雨果·马尔桑（Hugo Marsan）于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的法国第一大报《世界报》（Le Monde）星期五的读书版上，以几乎全版的篇幅，评介白先勇的《孽子》，赞誉这部小说是一出“将悲情研成金粉的歌剧”。此书由法国著名汉学家雷威安（André Lévy）教授译成法文，于今年初由弗拉马利翁（Flammarion）出版社出版，引起相当大的震撼，一下子在欧洲大出风头。读者反应非常热烈，才一出版即已再版。法国第二大报《解放报》（Libération）五月十八日星期四的“外国文学”版上，艾莲·阿瑟哈（Helene Hazera）亦以超过三分之二的版面，图文并茂地评论这本书；另有数种期刊杂志亦先后作了报道或评介。德译版于五月出版（德译版书名Treffpunket Lotossee，出版社：Bruno Gmnder）。而西班牙和希腊已有出版社接洽表示愿意翻译出版。

一部翻译小说能引起如此广大的注意和轰动是罕见的。马尔桑推崇《孽子》是一部伟大的小说，而且译者的译笔又精彩无比，两者相得益彰。法文读者在阅读《孽子》时心中的那份感动，虽然可能因想到白先勇所描写的是一个卑贱、隐晦、肮脏的世界而变得暧昧，但它却令人想起幼时阅读《悲惨世界》、《苦儿流浪记》等书的奇特快感：同样的不安、同样的乐趣、同样的恐惧。马尔桑认为《孽子》与这些名著一样，它唤醒我们的自我那最原始的深邃之处，因为阅读在此已不再是“消遣”，而是以一种强烈的光照亮我们心底深渊。

马尔桑以“令人震惊”形容《孽子》，它有传奇故事的紧张、强烈，却无强加的乐观结局；虽然描述人性被破坏、被蹂躏的一面，但并不划分刽子手和受害者、好人和坏人、拯救者和忏悔者之间的界线，而且也不挑起任何报复的欲望；这是罕见的作品之一。

《孽子》的魅力并不单在动人的情节：固定的，却是以非平铺直叙、非秩序井然那样的手法，混杂着许多小故事细节加以铺衍渲染，一小段一小段地组合而成；一群失去社会位置的青少年在人生旅途上跋涉的回响，他们被交付给一个无法预先计划的生存的运气，在那样的生存方式里，感觉的直接性和幸存的诀窍往往会抹杀意愿和真正的希望；马尔桑以为，《孽子》的成功，其威力更多是来自作者的文笔，丰富而又令人不安，像上涨的江河那样；他诗意地把真实的氛围记录下来，又以黑夜如梦一般的面纱使它改观。我们读者，在缆绳已被截断的情况下，身不由己地投身入这场影子戏，由一群奇特、异常人物表演的严酷、令人痛苦的效果中，白先勇避免了通俗小说的漫无节制，却又适当地切应了当前现实中的焦虑。从这一层意义上看，描述台湾七〇年代的《孽子》与另一部同样出色的小说非常接近，那是一九六三年出版的美国作家李奇（John Rechy）的《暗夜城市》（Cité de la nuit），白先勇应该读过。就像纽约时报广场和中央公园的黑暗一样，台北新公园的黑暗掩护着被排斥的青少年，他们是没有出路的冲突的受害者，不过他们仍然是英雄，他们创造了不同的神话；在这些神话中，嘲讽、妄想和狂热痛批虚伪社会的谎言。马尔桑认为白先勇描绘的是一个边缘世界，在被接纳的边缘之内的边缘：“我们这个王国，历史暧昧，不知道是谁创立的，也不知道始于何时，然而在我们这个极隐秘、极不合法的蕞尔小国中，这些年，却也发生过不少可歌可泣、不足与外人道的沧桑痛史。”

马尔桑同时以为，难能可贵的是，白先勇是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带着理解、默契和温柔的眼光来看男妓问题，他掌握的是基本性欲和以无希望的贫穷及无未来的爱情为其基础的两种骄傲违抗的悲剧美。在处理如此一个超越任何观淫癖之上的棘手主题时，白先勇有如一位大胆的走钢索演员，他也许带着怜悯，但却是一位无先天推理的见证者，滑入了书中买春客丰富的幻觉和猎物伤感的梦想之间。

在谈到本书的读者时，马尔桑说，我们完完全全地沉没在这些“孽子”之中，被一个具毁灭性的台风所吸住、吞没、撞击，我们是一场冒险犯难失败后幸存的真福者。尽管令人觉得非常不自在（我们实在难以因几个酒馆取了看起来轻松的名字如“桃源春”、“安乐乡”等而觉得自在些），但是读者会在那些流传久远的传说和故事中看到抚慰人性的一面，并且使得人性与死亡的不幸彼此取得和解。书中的“孽子”是一些脆弱的孩子，被遗弃在街头、被逐出家门、屡次从家中逃跑或是未被了解，他们聚集在半明半暗的隐秘处，沉湎于为钱而做的爱，屈服于为他们短暂命运设置信标的长者。而最终，他们毕竟还是要在彼此宿命的运数中那种粗暴的、剧烈的温柔里相互取暖。听到一则这隐秘王国的传说，他们都会目瞪口呆；这些孩子虽堕落和违反常情，但却又感情丰富且乐于牺牲；前辈的故事在他们身上往往会起一种集体身份认同的作用。这些失落而颈上未戴项圈的孩子，他们因一些从他们的失势中硬拉出来的不可思议的事而存活着。书中的“郭老”，一位性爱市场的享乐者，就在每一位“新人”来到时为他留住影像，他的“青春鸟集”是一本永恒的相簿，留存了在危险之中却又被神化的青春少年。

马尔桑赞美白先勇的才华，认为他在描写节日、盛宴、沮丧、拘禁、到医院探视衰竭的傅老爷子、为了窃取伴侣的心而亲手刺死阿凤的龙子的一切经历等等情节时，就像是把许多不幸和苦难磨成金粉那样完美。《孽子》有如一出巴洛克式歌剧，美化了黑夜，让一轮昏红的月亮高挂在湿煤也似的空中。城市夜间那被掩盖的一面在白先勇笔下是如此完美地被叙述着，以致读者甚至忘掉世上还是有日出的地方。马尔桑特别指出最令人激赏的片段，如阿青前往探视临终的母亲的那一幕是梦想的火花照耀着绝望，令人不忍卒读的绝好文字：“一刹那，我感到我跟母亲在某些方面毕竟还是十分相像的。母亲一辈子都在逃亡、流浪、追寻，最后瘫痪在这张堆塞满了发着汗臭的棉被的床上，罩在污黑的帐子里，染上了一身的毒，在等死……”而妓院保镖“乌鸦”凶狠残忍地毒打“老鼠”的一幕更是以精确无比的笔墨描绘。作者改变了眼泪的形貌。明显可见的书写和节奏保障了最具暴力事件的美感；例如下面这一段：“而我一个人仍旧……沉寂地等待着，直到夜愈深，雨愈大，直到一个庞大臃肿的身影，水淋淋地闪进亭阁里来，朝着我，迟缓、笨重，但却咄咄逼人地压凌过来。”此外，像晚香玉后面阁楼上那一场赌牌九的描写读来令人几乎窒息，靠妓女卖身维生的和妓女的嘴脸、偷窃、强暴和肉体的买卖等，黑色小说中的惯用词汇在此都被作者以隐喻手法驱除掉，而令人耳目一新。书中每一个人物都过着几个月可以预见的冒险生活，然而，作为阴影中的神话英雄，他们负着被人类背叛的希望；就像新公园中起伏动荡水池上的莲花那样，他们的纯洁和天真紧紧纠缠这些秘密的叙述者，叙述着这一群被爱拒绝的孩子的惊险离奇经历。

马尔桑在结论部分强调，在心理分析作品贫乏的年代里，白先勇是一位真正的作家，而《孽子》是一部杰出的小说。

另外一位书评家阿瑟哈的评论中，详细地介绍了白先勇的家世背景及他早年创办《现代文学》，出版现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台北人》等经历，并遗憾《台北人》未被译成法文。

阿瑟哈谈起《孽子》在台北出版曾轰动一时以及根据此书而拍成的电影《孽子》。她认为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直至《红楼梦》为止，同性恋的主题是存在的，但近一百五十年来却没有哪一部中国小说是以同性恋为书中题材。她提及《孽子》在中国大陆也有广大的读者群，这部书使得反同性恋的巴金十分不以为然。但事实上，阿瑟哈认为这并不是一部鼓励同性恋的作品，它描写的是一个圈子的事情：那是台北新公园水池边的圈子，夜晚，一些离家的青少年围绕在水池四周，寻找或等待愿意买下他们一夜的成年男子。

阿瑟哈以为书中这个圈子充满了佛教的意味，这些卖身的孩子的双亲，都相信他们被送到人世间是为了赎他们前生的罪；阿瑟哈分析说，书中的背景是六〇年代初的台北，是一个还处处残留着中日战争、国共内战、自大陆撤退来台的痕迹的社会。原本在中国古老文明中所容许的事，在此却为一种严峻的清教主义所取代；作者白先勇就像一位昆虫学家，细细地观察台北新公园的迷你社会：一个小小剧场，有主角、配角、跑龙套的，也有故事，有传说。

作者的手法，除直接的叙述，像阿青在头几行所说的：“三个月零十天以前，一个异常晴朗的下午，父亲将我逐出了家门。”也有间接的叙述，用到书信体，也不忽视书中青少年所沉迷的武侠小说。阿瑟哈认为《孽子》是属于我们现代的社会，人们送亚美茄手表给青少年，一面喝着欧美的烈酒，但实际上中国的灵魂及其幽灵仍盘踞着，它的神话或历史的典故、它的礼仪、它的信仰、对长辈的尊敬以及隶属一个家庭的最基本需要：因为被家庭排斥驱逐是最糟的不幸。小说的第一部分描绘一个坚定不变的世界，有争吵、爱情、供妓女使用的旅馆、警察的巡逻等，甚至还有一段高尚的爱情，使大家心向往之以死收场的爱情：阿凤和龙子的爱情。在手刃爱人刺着一条龙花纹的心口之后，龙子被家人送往美国；他为阿青叙述他在纽约的游荡以及他所收留的流浪街头的孩子们，他再回到台北，他是他自己的影子。阿瑟哈比喻说：白先勇的小说令读者可能在一瞬间以为他非常喜欢故事中的残酷性——妓女母亲、失踪的父亲，还有不许参加父亲葬礼的儿子，白痴和残废的孩子；但是这种残酷却又精准得像一枚针灸的针，深深地刺进治疗的穴道。

阿瑟哈为小说的第二部分作了一个摘要之后结论说：“合上书本，这些人物仍如在眼前——杨教头一会儿以淫媒为业，一会儿又是大恩人，他那柄大折扇，一杆指挥棒似的，为这隐藏的世界作了布局；有偷窃癖的老鼠，好吃零食的原始人阿雄仔等——于是，整个人性在你心中轻轻响起。”马尔桑和阿瑟哈的评论可以反映出法国读者对台湾小说和中国作家的看法。

《孽子》法译本的译者雷威安教授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翻译家。他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生于中国天津，一九二七年离开天津返回法国。一九四五年始于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正式学习中文，一九七四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历任越南河内法国远东学校负责人，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中文组主任，巴黎第七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目前已退休。雷威安教授钻研中国通俗文学、传统小说，尤其是历代话本及《金瓶梅》、《西游记》等，有关译著甚丰。一九八五年所译之《金瓶梅全译本》于巴黎出版，轰动一时；一九八九年后陆续出版《西游记》和《聊斋志异》等法译本。雷教授曾数次访台，曾出席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在南港“中央研究院”举行之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雷教授在会中发表的论文为《〈金瓶梅〉与〈西游记〉比较浅谈》，笔者曾于一九八七年一月二日为雷教授做过一次专访，刊于《汉学研究通讯》第七卷第三期（一九八八年九月出版），对雷教授个人的学习汉文经过、教学情形及法国的汉学研究概况等，有较详细的报道和说明。

此次白先勇的《孽子》法译版在欧洲引起如此广大的重视和回响，小说本身的完美出色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但雷威安教授精彩的译文也是功不可没。此外，小说题材的特殊，颇能引起法国人的兴趣，法拉玛利雍出版社以其名声和雄厚财力所做的宣传，都是此书成功的原因。

（唯有一点小疏忽，原出版社的名字被误音译为“允农文化”Yunnong wenhua）

纽约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纽约客／白先勇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

（白先勇作品系列）

ISBN 978-7-5633-9763-1

Ⅰ．①纽…　Ⅱ．①白…　Ⅲ．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4620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出品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曹凌志

徐海

字数：120千字

图片：10幅

2012年5月第1版

纽约客

目录

牡丹因缘

谪仙记

谪仙怨

夜曲

骨灰

Danny Boy

Tea for Two

后记

附录

从国族立场到世界主义

对时代及文化的控诉

跨越与救赎

白先勇年表

返回总目录

六〇年代台大留影。

六〇年代爱荷华河畔留影。

初到加州大学教书留影。

六〇年代在纽约中央公园留影。

七〇年代在西雅图与作家们合影。

七〇年代在西雅图与杨牧、张系国、刘绍铭、李欧梵、陈若曦合影。

八〇年代在柏林与齐邦媛、陈若曦、李欧梵合影。

八〇年代在洛杉矶与谢晋导演合影，时拍摄《最后的贵族》。

八〇年代在洛杉矶与《最后的贵族》女主角潘虹合影。

九〇年代台北留影。（谢春德摄影）

牡丹因缘

我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白先勇

我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因《牡丹亭》而开始结缘。二〇〇四年由我领队制作的昆曲连台大戏三本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一炮而红，我们在演出的同时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了《姹紫嫣红牡丹亭》，此书由我策划，收编了我们改编的二十七折青春版《牡丹亭》剧本，并有学者专家的阐释文章。书中汇辑多幅历来饰演《牡丹亭》名角影像，尤为珍贵。此书出版，在台湾反应甚佳，第一版一售而罄。同年青春版《牡丹亭》赴大陆巡演，到苏州、杭州、北京、上海等地。我们觉得《姹紫嫣红牡丹亭》应该出大陆版。远流找到合作对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机缘，天作之合。我原籍广西桂林，由自己家乡的出版社来出版第一本有关青春版《牡丹亭》的书，特别有意义。出版后，刚巧五月全国书市在桂林召开，这是出版界的一个盛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负责人之一刘瑞琳女士邀请我到桂林，为《姹紫嫣红牡丹亭》开新书发布会，我当然高兴，因为又可以乘机返乡一趟。发布会的场面多少出我意料之外，一下子来了五六十家媒体，记者发问非常热烈，《姹紫嫣红牡丹亭》的知名度也就从此散开了。

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版有多重意义：首先这是大陆出版第一本有关青春版《牡丹亭》的书，对这出戏起了先头宣传部队的作用。这部书最大的特色是用繁体字直排，这样书本身便蕴涵着一种古籍雅意。而这部书的装帧又特别精美，设计大方，图片悦目，难怪二〇〇五年这部书夺得了南方报业集团举办的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这是一份十分难得的殊荣。早些年大陆有些出版社出版古籍采用繁体字直排，这些年比较少见，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姹紫嫣红牡丹亭》竟用了繁体直排，而又获得大奖，我认为有其深远的文化意义。我很佩服出版社领导人的眼光。

接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一本选集《青春·念想》，我跟出版社以及出版社的同仁们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因为这些年昆剧青春版《牡丹亭》经常到北京演出，我亲自领军到北京就有五次，每次演出我们都需要各界的支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驻北京的同仁在这方面，上下一体，对我们可说是做到仁尽义至，从联络媒体宣传到人员协助，无一不全力以赴，当然，演出时，出版社的同仁们一直是我们最热烈的啦啦队。出版社同仁给予我如此坚定的精神支持与鼓励，我想他们一定也认同我们推广昆曲是在兴灭继绝抢救我们的文化瑰宝，他们努力出版，一样在从事文化大业。其实我们的追求殊途同归，所以能够彼此欣赏。二〇〇六年适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二十周年社庆，在桂林总部盛大举行。为了替出版社庆祝，我们特地把青春版《牡丹亭》送到桂林，在广西师范大学校园连演三天，那真是盛况空前，每晚演出场里挤得水泄不通。前一年我在广西师大演讲，曾经许愿，有机会我一定要把我制作的《牡丹亭》带到桂林，让广西师大的同学及乡亲们看到这出戏。第二年，我们真的做到了，而且还替出版社热闹了一番。我跟出版社结的可说是“牡丹缘”。

中国出版业竞争激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能够脱颖而出，名列前茅，诚非易事。国外如美国的哈佛、哥伦比亚，英国的牛津、剑桥，这几家名校的出版社在英美以及全世界的学术文化界举足轻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影响不仅普及全国并能跨越海外，像余英时、许倬云这些海外学术界大师们的作品也被网罗旗下。广西师大出版社能够建立如此优良声誉，绝非偶然，我还没看见他们出版过一本浅俗媚众的读物。家乡能产生如此高层次的文化亮点，我深引以为傲。当总编辑刘瑞琳来跟我商洽出版我的作品集，我欣然同意，并感到义不容辞。刘瑞琳女士刚刚被《中国新闻周刊》选为“十年影响力人物”。在此，我特别要向她致谢，同时也要感谢为这套书花费大量精力的执行编辑刘哲双及曹凌志。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二日

登幽州台歌

陈子昂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谪仙记

慧芬是麻省威士礼女子大学毕业的。她和我结了婚这些年经常还是有意无意地要提醒我：她在学校里晚上下餐厅时，一径是穿着晚礼服的。她在厨房里洗蔬菜的当儿，尤其爱讲她在威士礼时代出风头的事儿。她说她那时候的行头虽然比不上李彤，可是比起张嘉行和雷芷苓来，又略胜了一筹。她们四个人都是上海贵族中学中西女中的同班同学。四个人的家世都差不多地显赫，其中却以李彤家里最有钱，李彤的父亲官做得最大。那时她们在上海开舞会，总爱到李彤家虹桥路那幢别墅去。一来那幢德国式的别墅宽大堂皇，花园里两个大理石的喷水泉，在露天里跳舞，泉水映着灯光，景致十分华丽；二来李彤是独生女，她的父母从小把她捧在掌上长大的，每次宴会，她母亲都替她治备得周到异常，吃的，玩的，布满了一园子。

慧芬说一九四六年她们一同出国的那天，不约而同地都穿上了一袭红旗袍，四个人站在一块儿，宛如一片红霞，把上海的龙华机场都照亮了，她们互相看看，忍不住都笑弯了腰。李彤说她们是“四强”——二次大战后中美英俄同被列为“四强”。李彤自称是“中国”，她说她的旗袍红得最艳。没有人愿意当“俄国”，俄国女人又粗又大，而且那时上海还有许多白俄女人是操贱业的。李彤硬派张嘉行是“俄国”，因为张嘉行的块头最大。张嘉行很不乐意，上了飞机还在跟李彤斗嘴。机场里全是她们四人的亲戚朋友，有百把人，当她们踏上飞机回头挥手告别的当儿，机场里飞满了手帕，不停地向她们招摇，像一大群蝴蝶似的。她四个人那时全部是十七八岁，毫不懂得离情别意，李彤的母亲搂着李彤哭得十分伤心，连她父亲也在揩眼睛，可是李彤戴着一副很俏皮的吊梢太阳眼镜，咧着嘴一径笑嘻嘻的。一上了飞机，四个人就叽里呱啦谈个没了起来，飞机上有许多外国人，都看着她们四个周身穿着红通通的中国女孩儿点头微笑。慧芬说那时她们着实得意，好像真是代表“四强”飞往纽约开世界大会似的。

开始的时候，她们在威士礼的风头算是出足了。慧芬总爱告诉我周末约她出去玩的男孩子如何如何之多，尤其当我不太逢迎她的时候，她就要数给我听，某某人曾经追过她，某某人对她又如何如何，经常提醒我她当年的风华。我不太爱听她那些轶事，有时心里难免捻酸，可是当我看到慧芬那一双细白的手掌在厨房里让肥皂水泡得脱了皮时，我对她不禁格外地怜惜起来。慧芬到底是大家小姐，脾气难免娇贵些，可是她和我结婚以后，家里的杂役苦差，她都操劳得十分奋勇，使得我又不禁对她敬服三分。慧芬说在威士礼时她们虽然各有千秋，可是和李彤比起来，却都矮了一截。李彤一到威士礼，连那些美国的富家女都让她压倒了。威士礼是一个以衣相人的地方。李彤的衣裳多而别致，偏偏她又会装饰，一天一套，在学校里晃来晃去，着实惹目。有些美国人看见她一身绫罗绸缎，问她是不是中国的皇帝公主。不多久，她便成了威士礼的名人，被选为“五月皇后”。来约她出游的男孩子，难以数计。李彤自以为长得漂亮，对男孩子傲慢异常。有一个念哈佛法学院叫王珏的男学生，人品学问都是第一流，对李彤万分倾心，可是李彤表面总是淡淡的，玉珏失了望便不去找她了。慧芬说她知道李彤心里是喜欢王珏的，可是李彤装腔装惯了，一下子不愿迁就，所以才没有和王珏好起来。慧芬说她敢打赌李彤一定难过了好一阵子，只是李彤嘴硬，不肯承认罢了。

不久李彤家里便出了事，国内战事爆发了，李彤一家人从上海逃难出来，乘太平轮到台湾，轮船中途出了事，李彤的父母罹了难，家当也全淹没了。李彤得到消息时在医院里躺了一个多月，她不肯吃东西，医生把她绑起来，天天打葡萄糖和盐水针。李彤出院后沉默了好一阵子，直到毕业时，她才恢复了往日的谈笑。可是她们一致都觉得李彤却变得不讨人喜欢了。况且那个时候，每个人的家里都遭到战乱的打击，大家因此没有心情再去出风头，只好用功读书起来。慧芬提到她在威士礼的时代，总要冠上：当我是Sophomore的时候。后两年，她是不大要提的。

我亲自看到李彤，还是在我和慧芬的婚宴上。我和慧芬是在波士顿认识的，我那时在麻省理工学院念书，慧芬在纽约做事，她常到波城来探亲。可是慧芬却坚持要在纽约举行婚礼，并且以常住纽约为结婚条件之一。她说她的老朋友都在纽约做事，只有住在纽约才不觉得居住在外国。我们的招待会在Long Island的新居举行，只邀了我们两人要好的朋友。慧芬卸了新娘礼服出来便把李彤、张嘉行和雷芷苓拉到我跟前正式介绍一番。其实她不必介绍我已经觉得跟她们熟得不能再熟了。慧芬老早在我跟前把她们从头到脚不知形容了多少遍。见面以后，张嘉行和雷芷苓还差不了哪里去，张胖雷瘦，都是神气十足的女孩子。至于李彤的模样儿我却觉得慧芬过分低估了些。李彤不仅自以为漂亮，她着实美得惊人。像一轮骤从海里跳出来的太阳，周身一道道的光芒扎得人眼睛发疼的。李彤的身材十分高挑，五官轮廓都异常飞扬显突，一双炯炯露光的眼睛，一闪便把人罩住了，她那一头大鬈蓬松的乌发，有三分之二掠过左额，堆泻到肩上来，左边平着耳际却插着一枚碎钻镶成的大蜘蛛，蜘蛛的四对足紧紧蟠在鬓发上，一个鼓圆的身子却高高地飞翘起来。李彤那天穿着一袭银白底子飘满了枫叶的闪光缎子旗袍，那些枫叶全有巴掌大，红得像一球球火焰一般。女人看女人到底不太准确，我不禁猜疑慧芬不愿夸赞李彤的模样，恐怕心里也有几分不服。我那位十分美丽的新娘和李彤站在一起却被李彤那片艳光很专横地盖过去了。那天逢着自己的喜事，又遇见慧芬那些漂亮的朋友，心中感到特别喜悦。

“原来就是你把我们的牌搭子拆散了，我来和你算账！”

李彤见了我，把我狠狠地打量了几下笑着说道。李彤笑起来的样子很奇特，下巴翘起，左边嘴角挑得老高，一双眼皮儿却倏地挂了下来，好像把世人都要从她的眼睛里撵出去似的。慧芬告诉过我，她们四个女孩子在纽约做事时，合住在一间四房一厅的公寓里，下了班常聚在一起搓麻将，她们自称是四强俱乐部。慧芬搬出后，那三个也各自散开，另外搬了家。

“那么让我加入你们的四强俱乐部交些会费好不好？”我向李彤她们微微地欠了一下身笑着说道。我的麻将和扑克都是在美国学的，这里的朋友聚在一起总爱成个牌局，所以我的牌艺也跟着通练了。三个女孩听见我这样说，都笑了起来说道：

“欢迎！欢迎！幸亏你会打牌，要不然我们便不准黄慧芬嫁给你了。我们当初约好，不会打牌的男士，我们的会员是不许嫁的。”

“我早已打听清楚你们的规矩了。”我说，“连你们四强的国籍我都记牢了。李彤是‘中国’对吗？”

“还提这个呢？”李彤嚷着答道，“我这个‘中国’逢打必输，输得一塌糊涂。碰见这几个专和小牌的人，我只有吃败仗的份。你去问问张嘉行，我的薪水倒有一半是替她赚的呢！”

“自己牌不行，就不要乱赖别人！”张嘉行说道。

“李彤顶没有Sportsmanship。”雷芷苓说。

“陈寅，”李彤凑近我指着张嘉行她们说道，“我先给你一个警告：和这几个人打牌——包括你的新娘子在内——千万不要做大牌。她们都是小和大王，我这个人打牌要就和辣子，要不就宁愿不和牌！”

慧芬和其他两个女孩子都一致抗议，一齐向李彤攻击。李彤却微昂着首，倔强地笑着，不肯输嘴。她发鬓上那枚蜘蛛闪得晶光乱转，很是生动。我看见这几个漂亮的女孩子互相争吵，非常感到兴味。

“我也是专喜和大牌的。”我觉得李彤在三个女孩子的围攻下显得有点孤单，便附和她说道。

“是吗？是吗？”李彤亢奋地叫了起来，伸出手跟我重重地握了一下，“这下我可找到对手了！过几天我们来较量较量。”

那天的招待会上，只见到李彤一个人的身影穿来插去，她那一身的红叶子全在熊熊地燃烧着一般，十分地惹目。我那些单身的男朋友好像遭那些火头扫中了似的，都显得有些不安起来。我以前在大学的同房朋友周大庆那晚曾经向我几次打听李彤。

我和慧芬度完蜜月回到纽约以后，周大庆打电话给我要请我们去Central Park的Tavern on the Green去吃饭跳舞，他要我替他约李彤做他的舞伴。周大庆在学校喜欢过几个女孩子，可是一次也没有成功。他的人品很好，长得也端正，却不大会应付女孩们。他每次爱上一个人都十分认真，因此受过不少挫折。我知道他又喜欢上李彤了。我去和慧芬商量时，慧芬却说关于李彤的事情我最好不要管，李彤太过任性。我知道周大庆是个非常诚实的人，所以一定央求慧芬去帮他约李彤出来。

我们去把李彤接到了Central Park，她穿了一袭云红纱的晚礼服，相当潇洒，可是她那枚大蜘蛛不知怎地却爬到了她的肩膀的发尾上来，甩荡甩荡的，好像吊在蛛丝上一般，十分刺目。周大庆早在Tavern on the Green里等我们。他新理了头发，耳际上两条发线修得十分整齐。他看见我们时立刻站了起来，脸上笑得有点僵硬，还像在大学里站在女生宿舍门口等候舞伴那么紧张。我们坐定后，周大庆打开了桌子上一个金纸包的玻璃盒，里面盛着一朵紫色的大蝴蝶兰。周大庆说那是给李彤的礼物。李彤垂下眼皮笑了起来，拈起那朵蝴蝶兰别在她腰际的飘带上。周大庆替我们叫了香槟，李彤却把侍者唤来换了一杯Manhattan。

“我最讨厌香槟了，”李彤说道，“像喝水似的。”

“Manhattan是很烈的酒呢！”周大庆看见李彤一口便将手中那杯酒喝掉一半，脸上带着忧虑的神情向李彤说道。

“就是这个顶合我的胃口。”李彤说道，几下便把一杯Manhattan喝尽了，然后用手将杯子里那枚红樱桃撮了起来塞到嘴里去。有一个侍者走过来，李彤用夹在手指上那截香烟指指空杯说道：

“再来一杯Manhattan。”

李彤一面喝酒，一面同我大谈她在Yonkers赌马的事情。她说她守不住财，总是先赢后输。她问我会不会扑克，我说很精通。李彤便伸出手来隔着台子和我重重握了一下，然后对慧芬说道：

“黄慧芬，你的先生真可爱，把他让给我算了，我和他可以合开一家赌场。”

我们都笑了起来。周大庆笑得有点局促，他什么赌博都不会。李彤坐下来后一直不大理睬他，他有几次插进嘴来想转开话题，都遭李彤挡住了。

“那么你把他拿去吧。”慧芬推着我的肩膀笑着说道。李彤立了起来拉着我的手走到舞池里，头靠在我肩上和我跳起舞来。舞池是露天的，周围悬着许多琥珀色的柱灯，照在李彤的鬓发及衣服上十分好看。

“周大庆很喜欢你呢，李彤。”我在李彤耳边说道，周大庆和慧芬也下到了舞池里来。

“哦，是吗？”李彤抬起头来笑道，“叫他先学会了赌钱再来追我吧！”

“他的人很好。”我说。

“不会赌钱的人再好也没用。”李彤伏在我肩上又笑了起来。

一餐饭下来，李彤已喝掉了五六杯酒，李彤每叫一杯，周大庆便望着她讪讪地笑着。

“怎么？你舍不得请我喝酒是不是？”李彤突然转过头来对周大庆道，她的两颧已经泛起了酒晕，嘴角笑得高高地挑起，周大庆窘住了，赶快嗫嚅地辩说道：

“不是的，我是怕这个酒太凶了。”

“告诉你吧，没有喝够酒，我是没劲陪你跳舞的。”说着李彤朝侍者弹了一下手指又要了一杯Manhattan。喝完以后，她便立起身来邀周大庆去跳舞。乐队正在奏着一支“恰恰”，几个南美人敲打得十分热闹。

“我不大会跳恰恰。”周大庆迟疑地立起身来说。

“我来教你。”李彤径自走进了舞池，周大庆跟了她进去。

李彤的身子一摆便合上了那支“恰恰”激烈狂乱的拍子。她的舞跳得十分奔放自如，周大庆跟不上她，显得有点笨拙。起先李彤还将就着周大庆的步子，跳了一会儿，她便十分忘形地自己舞动起来。她的身子忽起忽落，愈转圈子愈大，步子愈踏愈颠踬，那一阵“恰恰”的旋律好像一流狂风，吹得李彤的长发飘带一起扬起，她发上那枚晶光四射的大蜘蛛衔住她的发尾横飞起来。她飘带上那朵蝴蝶兰被她抖落了，像一团紫绣球似的滚到地上，遭她踩得稀烂。李彤仰起头，垂着眼，眉头皱起，身子急切地左右摆动，好像一条受魔笛制住了的眼镜蛇，不由己在痛苦地舞动着，舞得要解体了一般。几个乐师愈敲愈起劲，奏到高潮一齐大声喝唱起来。别的舞客都停了下来，看着李彤，只有周大庆还在勉强地跟随着她。一曲舞罢，乐师们和别的舞客都朝李彤鼓掌喝彩起来，李彤朝乐师们挥了一挥手，回到了座位，她脸上挂满汗珠，一绺头发覆到脸上来了。周大庆一脸紫胀，不停地在用手帕揩汗。李彤一坐下便叫侍者要酒来。慧芬拍了一拍李彤的手背止住她道：

“李彤，你再喝就要醉了。”李彤双手按住慧芬的脖子笑道：

“黄慧芬，我的好黄慧芬，今晚你不要阻拦我好不好？你不知道我现在多么开心，我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

李彤指着她的胸口嚷着，她眼睛里射出来的光芒好像烧得发黑了一般。她又喝了两杯Manhattan才肯离开，走出舞厅时，她的步子都不稳了。门口有个黑人侍者替她开门，她抽出一张十元美金给那个侍者摇摇晃晃地说道：

“你们这儿的Manhattan全世界数第一！”

回到家中慧芬埋怨了我一阵说：

“我叫你不要管李彤的事，她那么任性，我真替周大庆过意不去。”

我和慧芬在纽约头一两年过得像曼哈顿的地下车那么闹忙那么急促。白天我们都上班，晚上一到家，便被慧芬那班朋友撮了出去。周末的两天，总有盛宴，日程常常一两个月前已经排定。张嘉行和雷芷苓都有了固定的男友。张的是一个姓王的医生，雷的是一个叫江腾的工程师。他们都爱打牌，大家见面，不是麻将便是扑克。两对恋人的恋爱时间，倒有泰半是在牌桌上消磨过去的。李彤一直没有固定的对象，她的男伴经常掉换。李彤对于麻将失去了兴趣，她说麻将太温吞。有一个星期六，李彤提议去赌马，于是我们一行八人便到了Yonkers跑马场。李彤的男伴是个叫邓茂昌的中年男人，邓是从香港来的，在第五街上开了一个相当体面的中国古玩店。李彤说邓是个跑马专家，十押九中。那天的太阳很大，四个女孩子都戴了阔边遮阳帽，李彤穿了一条紫红色的短裤子，白衬衫的领子高高倒翻起来，很是好看。

马场子里挤满了人，除了邓茂昌外，我们都不谙赛马的窍门。他非常热心，跑上跑下替我们打听消息，然后很带权威地指挥我们你押这一匹、押那一匹。头一、二场，我们都赢了三、四十块。到第三场时邓茂昌说有一匹叫Lucky的马一定中标，要我们下大注，可是李彤却不听他的指示说道：

“我偏不要这一匹，我要自己选。”

“李彤，你听我这次话好不好？Lucky一定中彩的。”邓茂昌焦急地劝说李彤，手里捏着一大沓我们给他下注的钞票。李彤翻着赛马名单指给邓茂昌道：

“我要买Bold Lad。”

“Lucky一定会赢钱的，李彤。”邓茂昌说。

“我要买Bold Lad，他的名字好玩，你替我下五十块。”

“李彤，那是一匹坏马啊！”邓茂昌叫道。

“那样你就替我下一百块。”李彤把一沓钞票塞到邓茂昌手里，邓茂昌还要和李彤争辩，张嘉行向邓茂昌说道：

“反正她一个月赚一千多，你让她输输吧。”

“怎么见得我一定会输？”李彤扬起头向张嘉行冷笑道，“你们专赶热门，我偏要走冷门！”

那一场一起步，Lucky果然便冲到了前面，两三圈就已经超过别的马一大段了，张嘉行、雷芷苓和慧芬三个人都兴奋得跳了起来。李彤押的那匹Bold Lad却一直落在后面。李彤把帽子摘了下来，在空中拼命摇着，大声喊道：

“Come on,my boy!Come on!”

李彤蹦着喊着，满面胀得通红，声音都嘶哑了，可是她那匹马仍旧没有起色，遥遥落在后面。那一场下来，Lucky中了头彩，我们每人都赢了一大笔，只有李彤一个人却输掉了。下几场，李彤乱押一阵，专挑名字古怪的冷马下注。赛完后，我和慧芬赢得最多，两人一共赢了五百多元，而李彤一个人却输掉了四百多。慧芬很高兴，她提议我们请吃晚饭，大家一同开到百老汇上一家中国酒馆去叫一大桌酒席。席间邓茂昌一直在谈他在香港赌马的经验，张嘉行她们听得很感兴味，不停地向他请教。李彤却指着邓茂昌道：

“今天就是你穷捣蛋，害得我输了那么多。”

“要是你听我的话就不会输了。”邓茂昌笑着答道。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李彤放下筷子朝着邓茂昌道，她那露光的眼睛闪得好像要跳出来了似的。

“好啦，好啦，下次我们去赌马，我不参加意见好不好……”邓茂昌赔笑说道。

“谁要下次跟你去赌马？”李彤斩断了邓茂昌的话冷冷说道，“要去，我一个人不会去？”

邓茂昌没有再答话，一径望着李彤尴尬地赔着笑脸，我们也觉得不自然起来，那顿饭大家都没有吃舒服。

在纽约的第三个年头，慧芬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医生说是她神经过于紧张的缘故，然而我却认为是我们在纽约的生活太不正常损害到她的健康。没有等到慧芬同意，我便向公司请调，到纽约州北部Buffalo的分公司去当工程师。搬出纽约的时候，慧芬嘴里虽然不说，心中是极不愿意的。张嘉行却打电话来责备我说，把她们的黄慧芬拐跑了。在Buffalo住了六年，我们只回到纽约两次。一次是因为雷芷苓和江腾结婚，另一次却是赴张嘉行和王医生的婚礼。两次婚礼上都碰到李彤。张嘉行结婚，李彤替她做伴娘。李彤消瘦了不少，可是在人堆子里，还是那么突出，那么扎眼。招待会是在王医生Central Park West上的大公寓里举行的，王医生的社交很广，与会的人很多，两个大厅都挤得满满的，李彤从人堆里闪到我跟前要我陪她出去走走，她把我拉到慧芬身边笑着说道：

“黄慧芬，把你先生借给我一下行不行？”

“你拿去吧，我不要他了。”慧芬笑道。

“当心李彤把你丈夫拐跑了。”雷芷苓笑道。

“那么正好，我便不必回Buffalo去了。”慧芬笑着说。

我和李彤走进Central Park的时候，李彤对我说道：

“屋子里人多得要命，闷得我气都透不过来了。老实告诉你吧，陈寅，我是要你出来陪我去喝杯酒去。张嘉行从来不干好事，只预备了香槟，谁要喝那个。”

我们走到Tavern on the Green的酒吧间，我替李彤要了一杯Manhattan，我自己要了一杯威士忌。李彤喝着酒和我聊了起来。她说她又换了工作，原来的公司把她的薪水加到一千五一个月，她不干，因为她和她的主任吵了一架。现在的薪水升高，她升成了服装设计部门的副主任，不过她不喜欢她的老板，恐怕也做不长。我问她是不是还住在Village里，她说已经搬了三次家了。谈笑间，李彤已经喝下去三杯Manhattan。

“慢点喝，李彤，”我笑着对她说道，“别又像在这里跳舞那天晚上那样喝醉喽！”

“亏你还记得，”李彤仰起头大笑起来，“那天晚上恐怕我真的有点醉了，一定把你那个朋友周大庆吓了一跳。”

“他倒没有吓着，不过他后来一直说你是他看过最漂亮的女孩子。”

“是吗？”李彤笑道，“我想起来了，前两个月我在Macy's门口还碰见他，他陪他太太去买东西。他给了我他的新地址，说要请我到他家去玩。”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说。

“他确实很好，每年他都寄张圣诞卡给我，上面写着：祝你快乐。”李彤说着又笑了起来，“他很有意思，可惜就是不会赌钱。”

我问李彤还去不去赌马，李彤一听到赛马劲道又来了，她将半杯酒一口喝光，拍我的手背嚷道：

“我来告诉你：上星期我一个人去Yonkers押了一匹叫Gallant Knight的马。爆出了冷门！独得了四百五。陈寅，这就算是我一生最得意的一件事了。你还记得邓茂昌呀，那个跑马专家滚回香港结婚去了。没有那个家伙在这里瞎纠缠，我赌马的运气从此好转，每押必中。”

李彤说着笑得前俯后仰，一叠声叫酒保替她添酒。我们喝着聊着，外面的天都暗了下来，李彤站起来笑道：

“走吧，回头慧芬以为我真是把她的丈夫抢走了。”

在Buffalo的第二年，我们便有了莉莉。莉莉五岁进幼稚园的时候，慧芬警告我说：如果我再在Buffalo呆住下去，她便一个人带莉莉回纽约，仍旧去上班。她说她宁愿回纽约失眠去。我也发觉在Buffalo的生活虽然有规律，可是这种沉闷无聊的生活对我们也是非常不健康的。于是我们全家又搬回纽约，在Long Island上买了一幢新屋。慧芬决定搬进新房子的第一个周末大宴宾客，把我们的老朋友又一齐请来。那天请了张嘉行和雷芷苓两对夫妇，李彤是一个人来的，此外还有王医生带来的几个朋友，慧芬为了这次宴客准备了三天三夜，弄了一桌子十几样中国菜。吃完饭成牌局的时候，慧芬要张嘉行、雷芷苓和李彤四个人凑成一桌麻将，她说要重温她们“四强俱乐部”时代的情趣，可是李彤打了四圈便和扑克牌这一桌的一位男客对调了。她说她几年都没有碰过麻将，张子都忘掉了。为了使慧芬安心玩牌，我没有加入牌局，替她两边招呼着。当大家玩定了以后，我便到内厅以男客为主的扑克牌桌去看牌。可是我到那儿时，却没有看到李彤。男客们说李彤要求暂退出几盘，离开了桌子。我在屋内找了一轮都没有寻见她，当我打开连着客厅那间纱廊的门时，却看见李彤在里面，靠在一张乘凉的藤摇椅上睡着了。

纱廊里的光线暗淡，只点着一盏昏黄的吊灯。李彤半仰着面，头却差不多歪跌到右肩上来了。她的两只手挂在扶手上，几根修长的手指好像脱了节一般，十分软疲地悬着。她那一袭绛红的长裙，差不多拖跌在地上，在灯光下，颜色陈暗，好像裹着一张褪了色的旧绒毯似的。她的头发似乎留长了许多，覆过她的左面，大绺大绺地堆在胸前，插在她发上的那枚大蜘蛛，一团银光十分生猛地伏在她的腮上。我从来没有看到李彤这样疲惫过，无论在什么场合，她给我的印象总是那么佻，那么不驯，好像永远不肯睡倒下去似的。我的脚步声把她惊醒了，她倏地坐了起来，掠着头发，打了一个呵欠说道：

“是你吗，陈寅？”

“你睡着了，李彤。”我说。

“就是说呀，刚才在牌桌上有点累，退了下来，想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想不到却睡了过去——你来得正好，替我弄杯酒来好吗？”

我去和了一杯威士忌苏打拿到纱廊给她，李彤吞了一大口，叹了一下说道：

“喔唷，凉得真舒服。我刚才在牌桌上的手气别扭极了。一晚上也没拿着一副像样的牌。你知道打Show hand没有好牌多么泄气。我的耐性愈来愈坏，玩扑克也觉得没什么劲道了。”

客厅里面慧芬、张嘉行、雷芷苓三个人不停地谈笑着。张嘉行的嗓门很大，每隔一会儿便听见她的笑声压倒众人爆开起来。扑克牌那一桌也很热闹，清脆的筹码，丁丁当当地滚跌着。

“大概张大姊又在摸清一色了。”李彤摇了一摇头笑道。李彤看上去又消瘦了些，两腮微微地削了下去，可是她那一双露光的眼睛，还是闪烁得那么厉害。

“再替我去弄杯酒来好吗？”李彤把空杯子递给我说道。

我又去和了一杯威士忌拿给她。正当我们在纱廊里讲话的当儿，我那个五岁大的小女儿莉莉却探着头跑了进来。她穿了一身白色的绒睡袍，头上扎了一个天蓝的冲天结，一张胖嘟嘟的圆脸，又红又白，看着实在叫人疼怜。莉莉是我的宠儿，每天晚上总要和我亲一下才肯去睡觉。我弯下身去，莉莉踮起脚来和我亲了一下响吻。

“不和auntie亲一下吗？”李彤笑着对莉莉说道。莉莉跑过去扳下李彤的脖子，在李彤额上重重地亲了一下。李彤把莉莉抱到膝上对我说道：

“像足了黄慧芬，长大了也是个美人儿。”

“这是什么，auntie？”莉莉抚弄着李彤手上戴着的一枚钻戒问道。

“这是石头。”李彤笑着说。

“我要。”莉莉娇声嚷道。

“那就给你。”李彤说着就把手上那枚钻戒卸了下来，套在莉莉的大拇指上。莉莉举起她肥胖的小手，把那枚钻戒舞得闪闪发光。

“那么贵重的东西不要让她玩丢了。”我止住李彤道。

“我真的送给莉莉的，”李彤抬起头满面认真地对我说道，然后俯下身在莉莉脸上亲了一下说道，“Good girl，给你做陪嫁，将来嫁个好女婿好吗？去，去，拿去给你爸爸替你收着。”

莉莉笑吟吟地把那枚钻戒拿给我，便跳蹦蹦去睡觉了。李彤指着我手上的大钻戒说道：

“那是我出国时我妈给我当陪嫁的。”

“你那么喜欢莉莉，给你做干女儿算了。”我说道。

“罢了，罢了，”李彤立起身来，嘴角又笑得高高地挑了起来说道，“莉莉有黄慧芬那么个好妈妈还要我干什么？你看看，我也是个做母亲的人吗？我们进去吧，我已经输了好些筹码，这下去捞本去。”

这次我们回到纽约来，很少看到李彤。我们有牌局，她也不大来参加了。有人说她在跟一个美国人谈恋爱，也有人却说她和一个南美洲的商人弄得很不清楚。一天，我和慧芬开车下城，正当我们转入河边公路时，有一辆庞大金色的敞篷林肯，和我们的车子擦身而过，超前飞快驶去，里面有一个人大声喊道：

“黄——慧——芬！”

慧芬赶忙伸头出去，然后啧着嘴叹道：

“李彤的样子真唬人！”

李彤坐在那辆金色敞车的右前座，她转身向后，朝着我们张开双手乱招一阵。她头上系了一块黑色的大头巾，被风吹起半天高。那辆金色车子像一丸流星，一眨眼，便把她的身影牵走了。她身旁开车的那个男人，身材硕大，好像是个美国人。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看见李彤。

雷芷苓结婚的第四年才生头一个孩子，两夫妻乐得了不得。她的儿子做满月，把我们请到了她Riverdale的家里去。我们吃完饭成上牌局，打了几轮扑克，张嘉行两夫妇才来到。张嘉行一进门右手高举着一封电报，便大声喊道：

“李彤死了！李彤死了！”

“哪个李彤？”雷芷苓迎上去叫道。

“还有哪个李彤？”张嘉行不耐烦地说道。

“胡说，”雷芷苓也大声说道，“李彤前两个星期才去欧洲旅行去了。”

“你才胡说，”张嘉行把那封电报塞给雷芷苓，“你看看这封电报，中国领事馆从威尼斯打给我的。李彤在威尼斯游河跳水自杀了。她没有留遗书，这里又没有她的亲人，还是警察从她皮包里翻到我的地址才通知领事馆打来这封电报，我刚才去和这边的警察局接头，打开她的公寓，几柜子的衣服——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张嘉行和雷芷苓两人都一齐争嚷着：李彤为什么死？李彤为什么死？两个人吵着声音都变得有点愤慨起来，好像李彤自杀把她们两人都欺瞒了一番似的。慧芬把那封电报接了过去，却一直没有做声。

“这是怎么说？她也犯不着去死呀！”张嘉行喊道，“她赚的钱比谁都多，好好地活得不耐烦了？”

“我劝过她多少次：正正经经去嫁一个人。她却一直和我嬉皮笑脸，从来不把我的话当话听。”雷芷苓说道。

“这么多人追她，她一个也不要，怪得谁？”张嘉行说。

雷芷苓走到卧房里拿出一张照片来递给大家说道：

“我还忘记拿给你们看，上个礼拜我才接到李彤从意大利寄来的这张照片——谁料得着她会出事？”

那是一张彩色照。李彤站着，左手捞开身上一件黑大衣，很佻地叉在腰上，右手却戴了白手套做着招挥的姿势，她的下巴扬得高高的，眼睑微垂，还是笑得那么倔强，那么孤傲，她背后立着一个大斜塔，好像快要压到她头上来了似的。慧芬握着那张照片默默地端详着，我凑到她身旁，她正在看相片后面写着的几行字：

亲爱的英美苏：

这是比萨斜塔

中国

一九六〇年十月

张嘉行和雷芷苓两人还在一直争论李彤自杀的原因。张嘉行说也许因为李彤被那个美国人抛掉了，雷芷苓却说也许因为她的神经有点失常。可是她们都一致结论李彤死得有点不应该。

“我晓得了，”张嘉行突然拍了一下手说道，“李彤就是不该去欧洲！中国人也去学那些美国人，一个人到欧洲乱跑一顿。这下在那儿可不真成了孤魂野鬼了？她就该留在纽约，至少有我们这几个人和她混，打打牌闹闹，她便没有工夫去死了。”

雷芷苓好像终于同意了张嘉行的说法似的，停止了争论。一时大家都沉默起来。雷芷苓和张嘉行对坐着，发起怔来，慧芬却低着头一直不停地翻弄那张照片。男客人坐在牌桌旁，有些拨弄着面前的筹码，有些默默地抽着烟。先头张嘉行和雷芷苓两人吵嚷得太厉害，这时突然静下来，客厅里的空气骤地加重了一倍似的，十分沉甸起来。正当每个人都显得有点局促不安的时候，雷芷苓的婴儿在摇篮里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洪亮的婴啼冲破了渐渐浓缩的沉寂。雷芷苓惊立起来叫道：

“打牌！打牌！今天是我们宝宝的好日子，不要谈这些事了。”

她把大家都拉回到牌桌上，恢复了刚才的牌局。可是不知怎的，这回牌风却突然转得炽旺起来，大家的注愈下愈大。张嘉行捞起袖子，大声喊着：“Show hand！Show hand！”将面前的筹码一大堆一大堆豁珖琅推到塘子里去。雷芷苓跟着张嘉行也肆无忌惮地下起大注来。慧芬打扑克一向谨慎，可是她也受了她们感染似的，一动便将所有的筹码掷进塘子里。男客人们比较能够把持，可是由于张嘉行她们乱下注，牌风愈翻愈狂，大家守不住了，都抢着下注，满桌子花花绿绿的筹码，像浪头一般一忽儿涌向东家，一忽儿涌向西家。张嘉行和雷芷苓的先生一直在劝阻她们，可是她们两人却像一对战红了眼的斗鸡一般，把她们的先生横蛮地挡了回去，一赢了钱时便纵身趴到桌子上，很狂妄地张开手将满桌子的筹码扫到跟前，然后不停地喊叫，笑得泪水都流了出来。张嘉行的声音叫得嘶哑了，雷芷苓的个子娇小，声音也细微，可是她好像要跟张嘉行比赛似的，拼命提高嗓子，声音变得非常尖锐，十分地刺耳。输赢大了，一轮一轮下去，大家都忘了时间，等到江腾去拉开窗帘时，大家才发觉外面已经亮了。太阳升了上来，玻璃窗上一片白光，强烈的光线闪进屋内，照得大家都眯上了眼睛，张嘉行丢下牌，用手把脸掩起来。江腾叫雷芷苓去暖咖啡，我们便停止了牌局。结算下来，慧芬和我都是大输家。

我和慧芬走出屋外时，发觉昨晚原来飘了雪。街上东一块西一块，好像发了霉似的。冰泥地上，都起了一层薄薄的白绒毛，雪层不厚，掩不住那污秽的冰泥，沁出点点的黑斑来。

Riverdale附近，全是一式酱色陈旧的公寓房子。这是个星期天，住户们都在睡早觉，街上一个人也看不见，两旁的房子，上上下下，一排排的窗户全遮上了黄色的帘子，好像许多双挖去了瞳仁的大眼睛，互相空白地瞪视着。每家房子的前方都悬了一架锯齿形的救火梯，把房面切成了迷宫似的图样。梯子都积了雪，好像那一根根黑铁上，突然生出了许多白毛来。太阳升过了屋顶，照得一条街通亮，但是空气寒冽，鲜明的阳光，没有丝毫暖意。

慧芬走在我前面，她披着一件大衣，低着头，看着地，在避开街上的污雪，她的发髻松散了，垂落到大衣领上，显得有点凌乱。我忘了带手套，两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仍旧觉得十分僵冷。早上的冷风，吹进眼里，很是辛辣。昨晚打牌我喝多了咖啡，喉头一直是干干的。我们的车子也结了冻，试了好一会儿才发燃火。当车子开到百老汇上时，慧芬打开了车窗，寒气灌进车厢来，冷得人很不舒服。

“把窗子关起来，慧芬。”我说。

“闷得很，我要吹吹风。”慧芬说。

“把窗子关起来，好吗？”我的手握着方向盘被冷风吹得十分僵疼。慧芬扭着身子，背向着我，下巴枕在窗沿上，一直没有做声。

“关起窗子，听见没有？”我突然厉声喝道，我觉得胸口有一阵按捺不住的烦躁，被这阵冷风吹得涌了上来似的。慧芬转过身来，没有说话，默默地关上了车窗。当车子开进Times Square的当儿，我发觉慧芬坐在我旁边哭泣起来了。我侧过头去看她，她僵挺挺地坐着，脸朝着前方一动也不动，睁着一双眼睛，空茫失神地直视着，泪水一条条从她眼里淌了出来，她没有去揩拭，任其一滴滴掉落到她的胸前。我从来没有看见慧芬这样灰白这样憔悴过。她一向是个心性高强的人，轻易不肯在人前失态，即使跟我在一起，心里不如意，也不愿露于形色。可是她坐在我身旁的这一刻，我却感到有一股极深沉而又极空洞的悲哀，从她哭泣声里，一阵阵向我侵袭过来。她的两个肩膀隔不了一会儿便猛烈地抽搐一下，接着她的喉腔便响起一阵喑哑的呜咽，都是那么单调，那么平抑，没有激动，也没有起伏。顷刻间，我感到我非常能够体会慧芬那股深沉而空洞的悲哀，我觉得慧芬那份悲哀是无法用话语慰藉的，这一刻她所需要的是孤独与尊重。我掉过头去，不再去看她，将车子加足了马力，在Times Square的四十二街上快驶起来。四十二街两旁那些大戏院的霓虹灯还在亮着，可是有了阳光却黯淡多了。街上没有什么车辆，两旁的行人也十分稀少，我没有想到纽约市最热闹的一条街道，在星期日的清晨，也会变得这么空荡，这么寂寥起来。

《现代文学》第二十五期

一九六五年七月

谪仙怨

给母亲的一封信

妈妈：

上个月你写来的五封信，我都收到了。我没有生病，也没有出事。白天太忙，夜里上床的时候，才看到床头边堆着你的来信，可是又累得不想动笔了，所以就这么一天又一天地拖了下来。以后你没接到我的信，千万不要瞎着急。你信上说最近常失眠，血压又高到了一百八十度，这还不是东想西想弄出来的？你一个人在台北，不小心保重，弄出了毛病来，我又不能回去照顾你，岂不是给我在国外增添烦恼吗？既然你现在为我担心得这样苦，当初又何必借得一身债送我出国来呢？其实我已经二十五岁了，难道还不懂得照顾自己吗？妈妈，你的心都是白操了。

这里这张五百块的支票，其中三百块马上拿去还给舅妈，加上上次我寄回去的五百元，我们总算是把债还清了。剩下的两百块，是我寄给你零用的。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赚钱给你，我要你花得痛痛快快的，不要疼惜我赚的钱，舍不得花在你自己身上。妈妈，你从前常怨命，没有生个儿子，老来怕无人奉养。其实你瞧，女儿能赚钱，还不是一样？我老实告诉你，妈妈，很小的时候，我就存了心要赚钱给你用了。有一次在台北，你带我到舅妈家去，我那时才十岁，那天好像是舅妈生日，她那些官太太朋友都来了。你们打麻将，你那天输得很厉害，我一直在旁边偷看你，你的脸都急红了。结账时，你悄悄向舅妈借钱，我看见你在舅妈面前低声下气的样子，难过得直想哭。那时我不肯谅解你，我想我们家境既然衰落了，比不过人家，你为什么还要常到舅妈家去，和她那些阔朋友应酬，打大牌？爹爹在时，官做得比舅舅还大，你从前也是个高高贵贵的官夫人，为什么要自贬身份，到舅妈家去受罪呢？那时我只怨你虚荣，没有志气。出国后，这几年来，我才渐渐地体谅到你的心境。你不到舅妈家，又叫你到哪里去呢？你从前在上海是过惯了好日子的，我也知道。你对那段好日子，始终未能忘情。大概只有在舅妈家——她家的排场，她家的京戏和麻将，她家来往的那些人物——你才能够暂时忘忧，回到从前的日子里去。

有一天，几个朋友载我到纽约近郊Westchester一个阔人住宅区去玩。我走过一幢花园别墅时，突然站住了脚。那是一幢很华丽的楼房，花园非常大，园里有一个白铁花棚，棚架上爬满了葡萄。园门敞开着，我竟忘情地走了进去，踱到了那个花棚下面。棚架上垂着一串串碧绿的葡萄子，非常可爱。我一个人在棚子下面一张石凳上坐着，竟出了半天的神，直到那家的一头大牧羊犬跑来嗅我，才把我吓了出来。当时我直纳闷，为什么那幢别墅竟那样使我着迷。回到家中，我才猛然想起，妈妈，你还记得我们上海霞飞路那幢法国房子，花园里不也有一个葡萄藤的花棚吗？小时候我最爱爬到那个棚架上去摘葡萄了。有一次我还记得给蜜蜂叮了一嘴，把鼻子都叮肿了。我那时才几岁？五岁？你看，妈妈，连我对从前的日子，尚且会迷恋，又何况你呢？所以，妈妈，说真话，现在我倒巴不得望你常到舅妈家去——这也是我一个私心：我知道，你只要在舅妈家玩，就会开心，而且有了病痛，舅妈他们也会照顾你，那样，便少了我一件牵挂。

其实你挂来挂去，还不是担心我一个人在纽约过得不习惯，不开心。怎么会呢？人人都说美国是年轻人的天堂。在纽约住了这几年，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城市，我一向是喜爱大城市的，哪个大城有纽约这样多的人，这样多的高楼大厦呢？戴着太阳眼镜在Times Square的人潮中，让人家推着走的时候，抬起头看见那些摩天大楼，一排排在往后退，我觉得自己只有一点丁儿那么大了。淹没在这个成千万人的大城中，我觉得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一种独来独往，无人理会的自由。最多有时有些美国人把我错当成日本姑娘，我便笑而不答，懒得否认，于是他们便认为我是个捉摸不透的东方神秘女郎了。妈妈，你说好笑不好笑？在纽约最大的好处，便是渐渐忘却了自己的身份。真的我已经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纽约客了。老实告诉你，妈妈，现在全世界无论什么地方，除了纽约，我都未必住得惯了。

我现在开始做全天的事情，不去上学了。妈妈，你听到这个话，不必吃惊，也不用难过。我们两人心里都明白，从小我便不是一块读书的材料，你送我出国，告诉别人是来留学，其实还不是要我来这里找一个丈夫？那是一般女孩子的命运，并没有什么可耻的。在纽约大学受了这两年的洋罪，我想通了，美国既是年轻人的天堂，我为什么不趁着还年轻，在天堂里好好享一阵乐呢？我很喜欢目前在酒馆里的工作，因为钱多。在这里，赚钱是人生的大目的。我能自食其力，颇感自豪，妈妈，你也应该引以为荣才是。至于找丈夫呢，我觉得你实在不必过虑。我长得并不丑，相信至少还有好几年，可以打动男人的心。上次你把我的地址电话给了吴伯伯的儿子，叫他来找我，这种事我劝你以后绝对不要再做。你这样替我找来的人，哪怕好得上天，我也不会要的。而且以后你写信，不必再提到司徒英。我和他的事情，老早已成过去。我一直没有对你说，就是怕你知道了，乱给我介绍别人。一年前，司徒英从波士顿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在学校医院里生病时，一时冲动，和一个美国护士发生了关系。他问我能不能原谅他，要是我肯原谅他，他便马上来纽约和我结婚。我说不能，他便和那护士结了婚。妈妈，你知道，有时候一个女孩子对那种事情看得很认真的，何况司徒英又是我在大学里头一个要好的男孩子呢？不过初恋那种玩意儿就像出天花一样，出过一次，一辈子再也不会发了。现在没了感情的烦恼，我反而感到一身轻，过得优哉游哉。所以，妈妈，你实在不必替我瞎操心。想嫁的时候，我自己自然会去找。等到我实在老得没有人要了，那么再请你替我去捉一个女婿好了。

请你相信我，妈妈，我现在在纽约过得实在很开心。上礼拜我才上街去买了一件一百八十块钱的冬大衣，翠绿驼绒，翻毛领子的，又轻又暖。妈妈，你没看见，晚上我穿着新大衣在街上荡的时候，一副Young Lady的得意劲儿，才是叫你好笑呢。

圣诞节快到了，纽约这几天大雪，冷得不得了。这是唯一使我不喜欢纽约的地方，冬天太长，满地的雪泥，走出去，把脚都玷污了。

祝你

圣诞快乐

儿　凤仪上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甘日

又：以后不必再寄中国罐头来给我，我已经不做中国饭了，太麻烦。

LOWER EAST SIDE，NEW YORK

夜渐深的时分，纽约的风雪愈来愈大。在St.Mark's Plaza的上空，那些密密麻麻的霓虹灯光，让纷纷落下的雪花，织成了一张七彩晶艳的珠网。黄凤仪从计程车里跳了出来，两手护住头，便钻进了第六街Rendezvous的地下室里去。里面早挤满了人，玫瑰色的灯光中，散满了乳白的烟色。钢琴旁边，立着一个穿了一身铁甲般银亮长裙的黑女人，正在直着脖子，酸楚急切地喊唱着：Rescue Me！黄凤仪把她身上那件翠绿大衣卸了下来，交给衣帽间，便挤到酒吧台的一张圆凳上坐了下来。

“乔治，给我点根火。”黄凤仪朝着一个穿了红背心、系着黑领花的年青酒保弹了一下手指说道，她从一只金色的烟盒中，抽出了一根Pall Mall，塞到嘴里去。

“嗨！”年青的酒保一行替黄风仪点上烟，一行向她打招呼道，“芭芭拉找了你老半天了。”

“是吗？”黄凤仪漫声应道，她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随手便把香烟搁到烟碟上，从皮包里掏出一只粉盒，弹开了盖子，对着镜子端详起来。她穿了一件短袖亮黑的紧身缎子旗袍，领头上，锁着一枚指拇大殷红的珊瑚梅花扣，一头的乌发，从中分开，披到肩上来。黄凤仪使劲眨了几下她那双粗黑的假睫毛，把假睫毛上的雪珠子抖掉。

“我的乖乖，你可把我等坏了！”一个十分肥大的女人走到黄凤仪背后，一把搂住了她的腰，在她脸上狠狠地亲了一个响吻。肥女人穿了一件粉红的长裙晚礼服，头上耸着一顶高大的浅紫色假发。

“外面那么大的雪，你没看见吗？”黄风仪并没有回头去便答道，她正擎着一管口红在描嘴唇。

“乖乖，今晚是周末呢，你不该错过。好货都让那些娃娃钓走啦。”那个肥大的女人双手环搂住黄凤仪的腰，凑近她的耳根下咕哝道，“不过，宝贝，莫着急，我拣了个最肥的留着给你今晚受用呢。”

“算了吧，芭芭拉，”黄凤仪摔开芭芭拉的手，回头嗔道，“上次不知你从什么洞里给我拉来那个狗娘养的——”

“我把你这个小没良心，”芭芭拉拧了一下黄凤仪的面腮，嘎着声音笑了起来，“谁教你连没长毛的小狗儿也拉进屋里去？我不是跟你说过？老的好，四五十岁的‘糖爹爹’最甜！你等着瞧，你等着瞧。”

说着芭芭拉便离开了酒吧台，不一会，引着一位中年男人走到黄风仪的跟前来。那个中年男人，身材硕大，穿着得十分讲究，深蓝的西装胸袋口上，露着一角白点子的绿绢，巨大的手掌小指上戴一只蓝宝珠子的方金戒指。一头银白的头发，把他肥胖的面腮衬得血红。

“老爷，这就是我们这里的蒙古公主了。”芭芭拉指着黄凤仪介绍道。

“哈啰，公主。”中年男人颔首笑道。

“怎么样，老爷，不替我们公主买杯酒吗？”芭芭拉向那个中年男人挤了一下媚眼。

“你喜欢喝什么呢，公主？”中年男人朝着黄凤仪很感兴味地上下打量起来。

“血腥玛丽。”黄凤仪说道。

芭芭拉和那个中年男人一齐放声呵呵大笑起来。

“难道你不怕血吗？”中年男人凑上前一步调侃道。

“我就是个吸血鬼。”黄凤仪说。

芭芭拉笑得大喘起来，那个中年男人也笑得呛住了，他掩住了嘴，哑咳着说道：

“世界上有这样美的吸血鬼吗——”

“乔治，”芭芭拉用手帕向酒保招挥道，“替我们公主调杯‘血腥玛丽’，给这位老爷一杯威士忌，不掺水的。”

“来了，老板娘。”酒保应道，很快地配了两杯酒来。中年男人将那杯“血腥玛丽”递到黄风仪的手上，自己擎着一杯威士忌对黄凤仪说道：

“公主，容我向你致最高敬意。”他喝了一口酒，便执起了黄凤仪的一只手，在她手背上轻轻地吻了一下。黄凤仪仰起了头，下巴扬起，微闭着眼睛，将那杯血浆一般红艳的酒液，徐徐地灌进了嘴里去，于是芭芭拉便在旁边鼓掌喝起彩来。

酒吧快打烊的时候，中年男人坐在黄凤仪身边，把他那张喝得红亮的胖脸凑到她面上去。

“公主——”他乜斜了醉眼含糊地叫道，然后和她咬着耳朵咕哝起来。黄凤仪一把将中年男人推开，她歪斜了头瞅着他，突然，她娇笑了起来嗔着他道：

“你急什么？老蜜糖！”

《现代文学》第三十七期

一九六九年三月

夜　曲

下午四点钟左右，吴振铎医生又踱到客厅的窗边，去眺望下面的街景去了。吴振铎医生穿了一件Pierre Cardin深蓝色的套头毛衣，配着一条浅灰薄呢裤，颀长的身材，非常俊雅。他那一头梳刷得妥妥帖帖的头发，鬓脚已经花白了，唇上两撇胡髭却修得整整齐齐的。吴振铎这层公寓，占了枫丹白露大厦的四楼，正对着中央公园，从上临下，中央公园西边大道的景色，一览无遗。这是一个暮秋的午后，感恩节刚过，天气乍寒，公园里的树木，夏日蓊郁的绿叶，骤然凋落了大半，嶙嶙峋峋，露出许多苍黑虬劲的枝干来。公园外边行人道那排老榆树，树叶都焦黄了，落在地上，在秋风中瑟瑟地滚动着。道上的行人都穿上了秋装，今年时兴曳地的长裙，咖啡、古铜、金黄、奶白，仕女们，袅袅娜娜，拂地而过，西边大道上，登时秋意嫣然起来。在这个秋尽冬来的时分，纽约的曼哈顿，的确有她一份繁华过后的雍容与自如，令人心旷神怡。然而这个下午，吴振铎却感到有点忐忑不安起来，因为再过一个钟头，五点钟，吕芳就要来了。

客厅里那张椭圆形花梨木殷红厚重的咖啡桌上，摆上了一套闪亮的银具：一只咖啡壶、一对咖啡杯，另外一对杯子盛着牛奶和糖块，还有银碟、银匙，统统搁在一只大银盘里，光灿夺目。早上罗莉泰来打扫的时候，吴振铎从玻璃柜将这套银具取了出来，特地交代她用锌氧粉把杯壶擦亮。罗莉泰托着这套光可鉴人的银具出来时，笑嘻嘻地对他说：“吴医生，今天有贵宾光临吧？”罗莉泰倒是猜对了，这套银具平常摆着，总也没有用过，还是他们结婚十周年，珮琪在第凡妮买来送给他的，丹麦货，定制的，每件银器上面，都精镂着吴振铎姓氏字母W的花纹，十分雅致。银器沾了手上的汗污，容易发乌，所以平常侍客，总是用另外一套英国珐琅瓷器，当然，招待吕芳，又是不同了。他记得从前吕芳多么嗜好咖啡，愈浓愈好，而且不加糖，苦得难以下咽。吕芳喝起来，才觉得够劲。吴振铎已经把厨房里煮咖啡的电壶插上了，让咖啡在壶中细细滚，熬上个把钟头，香味才完全出来，回头吕芳来了，正好够味。

吴振铎医生这间寓所，跟中央公园西边大道那些大厦公寓一般，古老而又有气派。四房两厅，客厅特别宽敞。因为珮琪喜欢古董，客厅里的家具陈设，都是古董，那套一长两短的沙发，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货，桃花心木的架子，墨绿色的真皮椅垫，两张茶几，意大利大理石的台面，莹白润滑，每只茶几上，搁着一盏古铜座的台灯，灯罩是暗金色绸子的。珮琪喜欢逛古董家具店，厅里的摆设，全由她一件一件精心选购而来。只有客厅里靠窗的那架史丹威三脚大钢琴却是他亲自买来，送给珮琪做生日礼物的，这架史丹威，音色纯美，这些年来，只校正过两次音。对于钢琴，珮琪是内行，竟难得她也赞不绝口。钢琴的盖子上，铺上了一张黑色的天鹅绒布，上面搁着一只釉里红的花瓶，里面插着十二枝鲜洁的大白菊。是吴振铎早上出去，经过一家花店，买回来的。他挑选了菊花，而且是那种拳头大圆滚滚的大白菊。他记得从前吕芳那架钢琴头上那只花瓶，瓶里一径插着两三朵大白菊，幽幽地在透着清香，也不知道有多少年没有进过花店了，这次进去，一眼看中的，却仍是那些一球球白茸茸的菊花。他的记性并不算好，珮琪的生日常常忘掉，好不容易记起了那么一次，便赶快去买了一架钢琴送给她。但有些事情，无论怎么琐碎，却总也难以忘却，好像脑里烙了一块疤似的，磨也磨不掉，譬如说，吕芳钢琴头上那瓶白得发亮的菊花。

吴振铎对他这间公寓还相当满意，虽说纽约城里的治安愈来愈坏，西边大道，隔壁几条街，经常发生抢劫杀人的凶案，但枫丹白露这一排大厦却相当安全，因为住的人家高尚单纯，住了许多医生。大厦门口，都有看门人守卫，形迹可疑的人物，不容易混进去，而且吴振铎的私人诊所，就开在一楼，夜间急诊，最是方便不过。因此，一住下来，便是十几年，由于习性及惰性，吴振铎也就不打算再搬家了。此外，在长岛的East Hampton上，他还购买了一幢海滨别墅，周末可以出城去度假。他常带了珮琪和大卫，到别墅的海滨去游泳打球，或者干脆躺在沙滩上晒一个下午的太阳，全家人都晒得红头赤脸回来，把大城里的苍白都晒掉。两年前，珮琪和他分手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便把那幢海滨别墅给了珮琪，珮琪喜欢那里的环境，都是高雅的住宅区，而且大卫又爱在海里划水，给他们母子住，非常合适。珮琪倒是做得很漂亮，很决绝，城里公寓的东西，她一件也不取。她对他说，过去的让它过去，一切从头再来，珮琪到底有美国犹太人勇敢直前的精神，离婚后的生活，成绩斐然。她重新教起钢琴来，大大小小收了十几个学生。而且开始交男朋友，跟一个做房地产的经纪商人过往甚密。大概是受了珮琪的鼓舞吧，吴振铎也跃跃欲试起来，到第五大道萨克斯去添置了几套时髦的新衣，胡髭头发也开始修剪得整整齐齐。那天他约了西奈山医院那个既风趣又风骚的麻醉师，安娜·波兰斯基女士——一个波兰没落贵族的后裔——一块儿到大都会去听Leontyne Price的《阿依达》，他心中也不禁将信将疑：半百人生，难道真还可以重新开始？上次珮琪来找他，商量大卫明年上哈佛大学的事宜，他请她到五十七街那家白俄餐馆Russian Tearoom去吃俄国大菜，基辅鸡，两个人三杯“凡亚舅舅”下肚，竟谈得兴高采烈起来——从前两夫妻在一块儿，到了末期，三天竟找不出两句话——珮琪滔滔不绝，谈到她那位炒房地产的男朋友，容光焕发。奇怪的是，他竟没感到一丝醋意，反而替她高兴，那么快便找到了对象，使得他也感到心安得多。结缡十八年，珮琪很努力，一直想做个好太太，连自己的音乐事业都搁下了，一心一意，帮助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医师。珮琪对于他的成就，真是功不可灭。珮琪的父亲金医生是国际知名的心脏科权威，也是吴振铎在耶西华大学，爱因斯坦研究院念书时候的指导教授。金医生不但把一身本事传给了这位中国女婿，而且一把将他提到纽约的上流圈子里去，加上珮琪八面玲珑的交际手腕，吴振铎在纽约一路飞黄腾达，继承了金医生的衣钵，成为一个心脏科名医，连派克大道上有几个大亨名流都来找吴医生看病。前年金医生退休，他在耶西华大学的亚伯·爱因斯坦讲座，传给了吴振铎。他一生的事业，终算达到了颠峰。那天在爱因斯坦研究院举行了交接仪式后，回家的路上，珮琪突然掩面悲泣起来：“查理，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那一刻，他也确实感到，他和珮琪，夫妻的缘分已尽。他只有愧歉，觉得浪费了她的青春，她的生命。他终于不得不承认，他从来没有真正爱过珮琪，从来没有过。婚前那三个月的热烈追求，回想起来，只不过因为他那时特别寂寞，特别痛苦，需要安慰，需要伴侣罢了。他等吕芳的信，足足等了两年，等得他几乎发了狂。可能么？他对一个女孩子真的曾经那般神魂颠倒过么？当然，他那时只不过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学生，而且又是初恋。

振铎：

我又回到美国来了，现在就在纽约，很想跟你见一次面——

吕芳的信终于来了，可是却迟到了二十五年。

吴振铎走进厨房里，咖啡的浓香已经熬出来了。他把电壶拨到低温，又从碗柜里，找出了一盒英国什锦饼干，用一只五花瓣的水晶玻璃碟盛了一碟，拿到客厅里，搁在花梨木咖啡桌上的银盘里。还不到五点钟，客厅里已经渐渐黯淡下来，吴振铎把茶几上的两盏台灯捻燃，暗金色的光晕便溶溶地散荡开来。下午罗莉泰问他，要不要在家里吃饭，他告诉她，晚上要请客人出去上馆子，趁机也就把她打发了出去。回头吕芳来了，他要跟她两人，单独相聚一会儿。罗莉泰爱管闲事，太啰嗦，不过这两年，他的饮食起居倒还全靠她照顾。罗莉泰是古巴难民，卡斯特罗把她的咖啡园没收了，儿子又不放出来。罗莉泰常常向他唠叨往事，一谈到她儿子，就哭个不停。起初他还礼貌地听着，后来她一开口，他便借故溜掉。日间病人的烦怨苦楚，他听得太多，实在不愿再听罗莉泰的伤心史。这些年来，他磨炼出一种本事，病人喋喋不休的诉苦，他可以到达充耳不闻的境界。前天早上，费雪太太的特别护士打电话来告急，他赶到她派克大道那间十二层楼的豪华公寓时，费雪太太刚断气，心脏衰竭急性休克而死，死的样子很狰狞，死前一定非常痛苦。他把那床白缎面的被单盖覆到她那张老丑而恐怖的脸上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觉得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费雪太太不必再受罪，他也得到了解脱。这位阔绰的犹太老寡妇，给他医治了七年多，夜间急诊，总不下十五六次。她经常地害怕，怕死，一不舒服，就打电话来向他求救，有时半夜里，她那断断续续带着哭音的哀求，听得他毛骨悚然。有时他自己也不禁吃惊，怎么会变得如此冷淡，对病人的苦痛如此无动于衷起来。他记得初出茅庐，独立医治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学艺术的，人长得很甜，不幸却患了先天性心脏瓣膜缺损，他尽了全力，也没能挽回她的生命，那个女孩子猝然病逝后，有很长一段日子，他寝食难安，内心的沮丧及歉疚，几乎达到不堪负荷的程度。那是他第一次惊悟到，人心原来是一颗多么复杂而又脆弱的东西。做一个医生，尤其是心脏科的医生，生死在握，责任又是何等地严肃、沉重。他不禁想到他父亲吴老医生悬壶济世的精神来。他父亲早年从德国海德堡大学学成归国后，一直在中国落后偏僻的内地行医，救济了无数贫病的中国人。抗战期间，国内肺病猖狂，吴老医生在重庆郊外歌乐山疗养院主持肺结核防治中心，他记得他父亲白发苍苍，驼着背终日奔走在那一大群青脸白唇，有些嘴角上还挂着血丝的肺病患者中间，好像中国人的苦难都背负在老医生那弯驼的背上似的。胜利后，他父亲送他留美学医，临离开上海时，吴老医生郑重地嘱咐过他两件事：一定要把医术学精。学成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医治自己的同胞。他父亲的第一个愿望，他达到了，第二个却未能履行，当然，许多原因，使他未能归国，譬如国内的战事，而且珮琪也绝对不肯跟他回中国去。但是如果吕芳的信，头一年就来了——哪怕就像这封迟到的信，只有短短两行——他相信，论文赶完，他可能也就回国去了，去找吕芳。那时，他是那么莫名其妙地爱恋着弹肖邦夜曲的那个女孩子。

吴振铎走到那架史丹威钢琴前面坐了下来，不经意地弹了几下，肖邦那首降D大调的夜曲，他早已忘却如何弹奏了。对音乐的欣赏，近年来，他的趣味变得愈来愈古典，愈严峻。莫扎特以后的作曲家，他已经不大耐烦。他不能想象自己一度曾经那样着迷过肖邦那些浪漫热情的曲调。当然，那都是受了吕芳的影响。那时他们都住在曼哈顿西边的六十七街上。吕芳那幢公寓房子里，住了几个朱丽亚音乐学院的女学生，拉拉弹弹，经常有人在练提琴钢琴。平常他也不太注意，有一天傍晚，那是个温热的仲夏夜，曼哈顿的夜空刚刚转紫，他从爱因斯坦研究院做完解剖实验回来，身上还沾了福尔马林的药味。经过吕芳那幢公寓时，临街那扇窗子窗帘拉开了，里面燃着晕黄的灯光，靠窗的那架乌黑的钢琴头上，一只宝蓝的花瓶里，高高地插着三朵白得发亮的菊花。有人在弹琴，是一个穿着丁香紫衣裳，一头长长黑发的东方女郎，她的侧影正好嵌在晕黄的窗框里。肖邦那首降D大调的夜曲，汩汩地流到街上来，羼进了那柔熟的夜色里。他伫立在街边，一直听完了那首夜曲，心中竟漾起一阵异样的感动。后来他认识了吕芳，发觉她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美，她是一个浓眉大眼、身材修长的北方姑娘，带着几分赵燕儿女的豪俊。而她所擅长的，也并不是夜曲那一类纤柔的作品，而是肖邦那些激昂慷慨一泻千里的波兰舞曲。肖邦逝世百周年纪念，在卡耐基礼堂举行的钢琴比赛会上，吕芳赢得了一项优胜奖，演奏的就是那首气势磅礴的《英雄波兰舞曲》。吕芳有才，但那还不是吴振铎敬爱她的主要原因。跟她接近以后，他发现，吕芳原是一个胸怀大志，有见解，有胆识的女子。开始他也并没有料到他对吕芳，会那样一往情深。只觉得两人谈得很投契，常常在一起，谈理想，谈抱负。吕芳出身音乐世家，父亲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名教授。她要追随父志，学成后，回国去推广音乐教育，“用音乐去安慰中国人的心灵”。他自己那时也有许多崇高的理想和计划：到苏北乡下去办贫民医院。他记得抗战后，曾经跟着他父亲到盐城一带去义诊，苏北地瘠人穷，他看到当地的人，水肿疥癞，烂手烂脚，真是满目疮痍。

那段时期跟他们常在一起的，还有大炮高宗汉，神童刘伟，三个人围着吕芳，三星捧月一般，周末聚在百老汇上一家犹太人开的咖啡店里，那家的咖啡煮得特别香，点心也不错，吕芳一杯又一杯，不停地喝着不放糖的浓咖啡，高宗汉在一本拍子簿上，画了一张中国地图，一支红铅笔在那张秋海棠的叶子上，一杠过去，从东到西——那是高宗汉替中国设计的铁路，从东北的长春横跨大溪直达新疆的伊犁。高宗汉在布鲁克林理工学院学土木工程，专攻铁道。他是个六尺轩昂的东北大汉，家里是个地主，有几百头牛羊，思想却偏偏激进，大骂东北人封建落后，要回到东北去改革。他的嗓门大，又口无遮拦，高谈阔论起来，一副旁若无人的狂态，一杠红笔下去，好像中国之命运都决定在他手中了似的。他那时专喜欢跟高宗汉抬杠，把他叫做布什维克恐怖分子。高宗汉也反唇相讥，笑他是小布尔乔亚的温情主义者，当然，高宗汉是笑他在追吕芳，吕芳倒也不偏袒，看见他们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只是笑着。刘伟却安静得多了，他人小，五短身材，戴着一副酒瓶底那么厚的近视眼镜，等他们争罢了，他才慢条斯理地耸耸眼镜，说道：“肥料，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化学肥料！”刘伟在哥伦比亚念化工，二十五岁便拿到了博士，论文是写氮肥的合成法。就那样，几个人在咖啡店里，高论国家兴亡，一直泡到深更半夜。那一段日子，他确实是快乐而丰富的。直到一九五一年，吕芳、高宗汉、刘伟几个人都比他先毕业，一同回国去了，他才突然感到完全孤立起来。他对吕芳是那样地依恋不舍，一直从纽约送她到旧金山去。吕芳临上船时，答应过他，一到上海，就马上给他来信。他们三个人坐的是克利佛兰总统号，三个人并肩立在甲板上，靠着栏杆，船开航了还在向他招手。吕芳夹在中间，头上系着一块大红的丝巾，三个都笑得那般灿烂，就好像加利福尼亚一碧如洗的蓝空里，那片明艳的秋阳一般。然而，二十五年，人世间又该经过多少的沧桑变化了呢？吴振铎不禁欷歔起来，他抬眼看到钢琴上那一大捧菊花，插在那只桃红的花瓶里，上面盈盈的水珠还没有干，一球球白得那般鲜艳，那般丰盛。吴振铎用手捋一捋发鬓，大概吕芳也是一头星星白发了吧？吴振铎有点怅然起来，他突然又想到那个仲夏夜里，吕芳弹着肖邦夜曲，窗中映着的侧影来。今晚他真是要跟吕芳好好地谈谈心，话话旧，两个人再重温一下那逝旧的岁月。

吕芳的头发并没有变白，只是转成了铁灰色，而且剪得短短的，齐着耳根，好像女学生一般。她的人倒是发胖了，变得有点臃肿，穿着一套宽松粗呢沉红色的衣裤，乍看去，反而变得年岁模糊不清。

“老了，是吗，吕芳？”吴振铎发觉吕芳也在打量他，一边接过她那件深灰色的大衣，对她笑着说道。

“上了点年纪，你倒反而神气了，振铎。”吕芳也笑着应道。

吴振铎替吕芳将大衣挂到壁橱里，然后去把咖啡倒进了银壶，替吕芳斟了一杯，热腾腾的咖啡，浓香四溢起来。

“你喜欢黑咖啡，我熬得特别浓。”吴振铎弯下身去，把银杯搁在银碟里，双手捧了给吕芳。

“太浓的咖啡，现在倒不敢喝了，”吕芳抬起头来笑道，“怕晚上失眠。”

“那么加些牛奶跟糖好么？”吴振铎夹了两块糖放到吕芳的咖啡里，又替她倒上了牛奶，自己才斟了一杯，在吕芳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吕芳，讲讲你的故事来听吧！”吴振铎望着吕芳微笑道，“你信上什么也没有说。”

吕芳笑了一笑，低下头去，缓缓地在啜着热咖啡。

“你要听什么？”

“什么都要听！这些年中国发生了这么多事！”

“那还了得！”吕芳呵呵笑了起来，“那样三天六夜也讲不完了！先说说你自己吧！你这位大医生，你的太太呢？”

“她是美国人，美国犹太人——我跟她已经分开了。”

“哦！是几时的事？”

“两年了，她也是弹钢琴的，还是你们朱丽亚的呢！不过，她的琴弹得没有你好。”

“你说说罢咧。”吕芳摇着头笑道。

“她弹肖邦，手重得很，”吴振铎皱起眉头，“而我对她说：‘肖邦让你敲坏啦！’”说着吴振铎跟吕芳都笑了起来。

“你呢，吕芳？你先生呢？他是什么人？”

“巧得很，我先生也是个医生，外科医生，留英的。”

“哦？他也跟你一块儿出来了么？”

“他老早不在喽，死了快八年了。”

“吕芳，”吴振铎凝望着吕芳，“我们都走了好长一段路了。”

“我的路走得才远呢！”吕芳笑道，“兜了一大圈，大半个地球，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那天经过朱丽亚，一时好奇，走了进去，有人在练歌剧，唱茶花女——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又回到了纽约来。”

“吕芳，这些年你到底在哪里？你的消息，我一点也不知道！”

吴振铎把那碟英国什锦饼干捧起来递给吕芳，吕芳拣了一块夹心巧克力的，蘸了一下杯里的咖啡，送到嘴里，慢慢咀嚼起来。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上海，我回去后，他们把我派到上海音乐学院去教书。当然，其间全中国都跑遍了，最远还到过东北去呢。”

“你大概桃李满天下了，”吴振铎笑道，“从前你还发过宏愿：要造就一千个学生。”

“一千个倒没有，”吕芳也笑了起来，“一两百总有了吧。当然，那是刚回去那几年的事，那时倒真是干劲十足，天天一早六点钟便爬起来骑脚踏车去教书去了。中国的学生实在可爱！上海冬天冷，教室没有暖气，那些学生戴了露手指的手套，也在拼命地练琴，早上一去，一个音乐学院都是琴声。我有一个最得意的学生，给派到莫斯科去参加比赛，得到柴可夫斯基奖第二名，跟美国的Van Cliburn只有半分之差！我真感到骄傲，中国人的钢琴也弹得那么好——可惜那个学生在‘文革’时让红卫兵把手给打断了。”

“是吗？”吴振铎微微皱了一下眉，“我也听闻一些红卫兵的暴行。”

吕芳低下头去，啜了一口咖啡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吕芳，我要向你兴师问罪！”吴振铎拿起咖啡壶替吕芳添上热咖啡。

“为什么？”

“我要你偿还我两年宝贵的光阴来！你知道，你回国后，我等你的信，足足等了两年！到七百二十九天那天早上，我去开信箱，心里还抱着一丝希望，希望奇迹出现。因为我发过誓：要是那天你的信再不来，我就要把你这个女人忘掉！”吴振铎说着自己先哈哈地笑了起来，“吕芳，其实我一直没有忘掉你，常常还想起你来的。你为什么一去音讯俱杳？你曾经答应过，回去马上来信的！”

吕芳一直望着吴振锋微笑着，隔了好一会儿说道：

“我一回到上海，公安局便派人来要我交代海外关系。他们问得很详细，而且什么都知道。我在纽约去看过国民党办的一个国画展，他们不知怎么也知道了，问我画展的门票多少钱。一共问了三次，我前后答错了，惹了许多麻烦，还用书面交代了半天。一进去，里面是另外一个世界，跟外面的关系，切断还来不及，还去自找麻烦？而且——”吕芳迟疑了一下，“我怕我写信给你，你也会跑了回去。”

“吕芳——”吴振铎手上的银咖啡杯搁到那张花梨木的咖啡桌上。

“振铎，我在里头，很少想到你，想到外面，”吕芳定定地注视着吴振铎，“回去后，等于是另外一生的开始。可是有一次，我却突然想起你来，六七年，‘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凶的时候，我们音乐学院首当其冲，被列为资本主义学阀大本营，给整得很厉害。教西洋音乐的先生们，尤其是留过学的，统统打成了黑帮，变成革命的对象。群众冲击，红卫兵冲到我家里，把我带回去的两百多张唱片砸得粉碎，几箱琴谱，我一夜都来不及烧。当然我们一个个都挨斗了，斗我的时候，要我向群众认罪。平常我并没有犯过政治错误，最大的错误不该是个留美学生。我站到一只肥皂箱上，转了一圈，嘴里一直念着：‘我是洋奴。’‘我是洋奴。’真是装疯呀，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你来，心里暗自嘀咕：‘幸好吴振铎没有回来！’”

“咳，吕芳！”

“你不知道，我那时成了有名的‘洋奴’，个个都叫我‘吕洋奴’——”吕芳咯咯地笑了起来，“大概我确实有点洋派吧，喜欢穿几件外国带回去的衣服，而且还有洋习惯，爱喝咖啡，这也教我受了不少累！香港亲戚有时寄罐咖啡给我。有学生来看我，我便煮点咖啡招待他们——谁知道这却变成了我主要罪状之一：毒化学生思想。其实我的‘洋奴’罪名恐怕真还救了我一条命哩！‘洋奴’还不是‘反革命’，不必治死，在里头，想不出个好罪名来，是过不了关的——”

“真亏了你，吕芳——”吴振铎含糊地说道。

“我还算好，整个‘文革’只挨过一鞭，”吕芳指了指左边肩膀笑道，“就打在这里。有一个时期，我们统统关进了学校里，隔离审查，吃饭睡觉都是集体行动。从宿舍到饭厅大约有两百米，每天吃饭，我们都是排队走去的，不过，要一直弯下身，九十度鞠躬，走到饭厅去，那些红卫兵在我们身后吆喝着，手里拿着长皮鞭，赶牛赶羊一般，哪个落了队，便是一鞭过去。有一次，我是在最后，腰实在弯痛了，便直起身来伸了一下，嗖的一声，左肩上便挨了一鞭，疼得我跳起来，回头一看，那个红卫兵，最多不过十五六岁，又瘦又小，头上的帽子大得盖到眉上。我们一个照面，两人同时都吃了一惊，我看见他一脸青白，嘴唇还在发抖。那些孩子大概给自己的暴行也震住了。我只不过挨过一鞭，我们院长却给斗得死去活来，趴在地上逼着啃草。好几位先生熬不住都自杀了。我们钢琴系一位女教授，留英的，是个老处女。红卫兵把她带回去的奶罩三角裤统统搜出来，拿到校园里去展览。那个老处女当夜开煤气自尽了，她穿上旗袍高跟鞋，涂得一脸胭脂口红，坐得端端正正死去的。红卫兵走了，工宣队又驻了进来，七折八腾，全国最好的一家音乐学院，就那样毁掉了——”

吕芳耸了耸肩膀，苦笑了一下。

“真是的，”吴振铎喃喃应道，“你先生呢？”

“他本来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外科医生，‘文革’一来就给下放了，一直放到湖北黄冈一个乡下又乡下的地方，他最后一封信说，那里的蚊子，随便一抓就是一把。他怎么死的，几时死的，我到现在还不清楚。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以为他仍旧活着——”吕芳摇了摇头，“我跟他的感情其实并不很好，两人在一起，常吵架，但那几年，我却特别想念他，我一个人在上海完全孤立了起来，连找个人说话也找不到。偏偏那时却患上了失眠症，愈急愈累愈睡不着。上海八九点钟，大家都熄灯在家里躲了起来。一个几百万人的都市，简直像座死城。我躺在床上，睁大眼睛，望着窗外一片漆黑，真是感到长夜漫漫，永无天明一般——”

“你的失眠症怎么了？现在还吃药么？”吴振铎关切地问道。

“有时还吃安眠药。”

“安眠药不好，我来给你开一种镇静剂，不太影响健康的。”

“来到纽约后，我的失眠症倒减轻了许多。一个月最多有四五晚。你不知道我现在多么贪睡，没有事，便赖在床上，一直睡到下午两三点也不肯起来。”说着吕芳自己笑了起来，吴振铎起身执起银壶又替吕芳添上热咖啡，吕芳垂下头去，喝了两口，她把托杯子的银碟放回桌上，双手握着咖啡杯，一边取暖，一边出起神来。在朦胧柔和的暗金色灯光下，吴振铎突然怵目到吕芳那双手，手背手指，鱼鳞似的，隐隐地透着殷红的斑痕，右手的无名指及小指，指甲不见了，指头变成了两朵赤红的肉菌，衬在那银亮的镂着W花纹的咖啡杯上，分外鲜明。吕芳也似乎察觉到吴振铎在注视她的手。

“这是我在苏北五七农场上的成绩。”吕芳伸出了她那只右手，自己观赏着似的。

“你到苏北去过了么？”

“在徐州附近劳动了两年，那是‘文革’后期了。”

“从前我跟父亲到过盐城，那个地方苦得很呢。”

“现在还是一样苦，我们那个农场漫山遍野的杂草，人那么高。有一种荆棘，顶可怕！开一团团白花的，结的果实爆开来，一球球的硬刺。我们天天要去拔野草，而且不许带工具，拢下来，个个一双手都是血淋淋的，扎满了刺，那些刺扎进肉里，又痛又胀。晚上在灯下，我们便用针一根根挑出来。我这只手指甲里插进了几根，没有挑干净，中毒化脓，两只手指肿得像茄子，又乌又亮——只好将指甲拔掉，把脓挤出来——”

“吕芳——”

吴振铎伸出手去，一半又缩了回来。吕芳从前那双手，十指修长，在钢琴键盘上飞跃着，婀娜中又带着刚劲。吕芳很得意，手一按下去，便是八个音阶。那次在卡耐基礼堂中，肖邦逝世百周年比赛会上，吕芳穿着一袭宝蓝的长裙，一头乌浓的长发，那首《英雄波兰舞曲》一奏完，双手潇洒地一扬，台下喝彩的声音，直持续了几分钟。台上那只最大的花篮便是他送的，有成百朵的白菊花。吕芳一向大方洒脱，两人亲昵也不会忸怩作态。周末他有时请她出去，到Latin Quarter去跳舞，握着她的手，也只是轻轻的，生怕亵渎了她。他对吕芳的情感、爱慕中，总有那么一份尊敬。

“吕芳，”吴振铎望着吕芳，声音微微颤抖地叫道，“有时我想到你和高宗汉、刘伟几个人，就不禁佩服你们，你们到底都回去了，无论怎么说，还是替国家尽了一份力。”

“高宗汉么？”吕芳又拣了一块饼干，嚼了两口。

“你们回去还常在一起么？”

“没有，”吕芳摇了摇头，“他给分派到北京，那么多年，我只见过他一次。”

“哦？”

“那还是六六年，‘文革’刚开始，我给送到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有一天，在会堂里，却碰见了高宗汉。我们两人呆了半天，站在那里互相干瞪眼，后来我们没有招呼便分手了。那里人多分子复杂，给送去，已经不是什么好事了，何必还给对方添麻烦？许多年没见到他，他一头头发倒白光了。”

“高宗汉，他回去造了铁路没有？他一直要替中国造一条铁路通到新疆去的。”

“通新疆的铁路倒是老早造好了，可是哪里有他的份？”吕芳笑叹道，“他回去没有多久便挂上了耳朵。”

“挂耳朵？”

“这是我们里头的话！”吕芳笑了起来，“就是你的档案里，思想栏上给打上了问号——”吕芳用手画了一个耳朵问号，“你晓得的，高宗汉是个大炮，他老先生一跑回去，就东批评，西批评，又说里面的人造铁路方法落后，浪费材料，这样那样，你说多么遭忌？有一阵子，国内真的有计划造铁路通新疆了，老高兴奋得了不得，到处向人打听造路的蓝图。他在朋友家里，碰见了一个他们铁道部的工程师，还是个清华毕业生，大概是参加筑路计划的，他兴冲冲向人家盘问了一夜。那个人写了封信，密告到他组织里。那条铁路，通西伯利亚，与国防有关，一个留美学生，查问得那么详细，居心何在？就那样，那封密告信便像一道符咒，跟了高宗汉十几年，跟到他死那一天——”

“高宗汉——他死了么？”吴振铎坐直了起来，惊问道。

“这些事都是他太太告诉我的——”吕芳叹了一口气，“他太太后来调到上海工作，跟我私下还有些交往，她叔叔是高干，托人打听出来的。老高自己，遭人暗算，至死还蒙在鼓里。他在铁道部一个单位里窝了十几年，做了绘图员，总也升不上去。老高的个性，怎么不怨气冲天？同事们都讨厌他，一有运动，便拿他出去斗，他是地主家庭出身，又留美，正是反面教材的好榜样！‘文革’老高给整得很惨，被罚去拖垃圾，一天拖几十车，拖得背脊骨发了炎，还是不准休息。有一天，他的尸体给人发现了，就吊在垃圾坑旁的一棵大树上——”

“嗳——”

“他这一死不打紧，可就害苦了他的太太，自杀者的家属，黑上加黑。他太太打电话到火葬场，那时北京混乱，死的又多，火葬场本来就忙，何况又是个‘自绝于人民’的罪人？便不肯去收尸。你知道，北京的夏天，热得多么凶猛？两三天尸体便肿了起来。他太太没法子，只好借了一架板车，跟两个儿子，母子三人，把高宗汉的尸体盖上了油布，自己拖到火葬场去。走到一半，尸体的肚子便爆开了，大肠小肠，淋淋漓漓，洒在街上，一直洒到火葬场——他太太苦苦哀求，火葬场的人才肯把尸体烧化，装进骨灰匣里去——”

吕芳和吴振铎两人都垂下了眼睛，默默地对坐着，半晌，吕芳才黯然说道：

“临走前，我还去祭了他的。我买了一只小小的花圈，夜里悄悄掩进了他太太家，他太太不敢把他的骨灰匣摆出来，一直都藏在书架后面，我去了才拿出来，我把花圈摆上去，鞠了三鞠躬，算是向他告了辞——”

吴振铎半低着头，一直静静地听着。

“吕芳——你知道——”吴振铎清了一清喉咙，缓缓地抬起头来，“有一阵子，我还深深地嫉恨高宗汉——”

“你嫉恨高宗汉？”

“也怨恨过你！”吴振铎苦笑道，“你一直不给我写信，我便疑心你和高宗汉好了，从前高宗汉也常常约你出去，我知道你一向对他很有好感——而且，你们又是一块儿回去的。”

“我很喜欢高宗汉，喜欢他耿直热心，但我从来没有爱过他。”

“我嫉恨高宗汉，还有一层原因——我一直没肯承认，”吴振铎的脸上微微痉挛起来，“他有勇气回国去了，而我却没有。这是我多年的一个心病，总好像自己是个临阵逃脱的逃兵一般。你知道，我父亲——他也是个医生——死了几十年了。平常我也很少想起他来。可是接到你的信以后，一夜两夜，我都梦见他，梦见他不住地咯血，我怎么止也止不住，便拼命用手去捂他的嘴巴。他是个肺结核专家，救过许多人的命。他一直是要我回去的，去医治中国人的病。你看，吕芳，我现在是有名的心脏科医生了，可是我一个中国人也没有医过，一个也没有——”

“中国人的病，恐怕你也医不好呢。”吕芳淡淡地笑道。

“我跟珮琪结婚后，我们的朋友全是美国人，中国朋友，我一个也没交，中文书也不看，有时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中国大陆的消息：百花齐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也不过当做新闻报道来看看罢了。我有一个姑妈，前年从中国大陆出来，到了旧金山跟我表姊住。她七十多岁了，她在信上说，在中国大陆曾经吃过许多苦，弄得一身的病，很希望见我一面。去年我到夏威夷开会，经过旧金山，我本可以停一晚去探望她的，可是我没有，一直飞到檀香山去了。后来我感到很过意不去，觉得自己太狠心——其实我想大概我害怕，怕见到我姑妈受苦受难的模样——”

吴振铎干笑了一下。

“吕芳，你真勇敢，那样大惊大险，也熬过来了。”

“我倒想问问你，振铎。”吕芳笑道，“你是个医生，你给我解释一下。一个人在极端危难的时候，肉体会不会突然失去知觉，不再感到痛苦？”

“这个，倒有人研究过，二次大战，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俘虏，就曾经发生过这种现象，这也是一种极端的心理上的自我防卫吧。”

“他们替我拔指甲的时候，我整条右臂突然麻掉了，一点也不知道痛。刘伟也跟我说过，有好几年，他一点嗅觉也没有。”

“对了，刘伟呢？神童怎么样了？”

“他比高宗汉乖觉得多，学会了见风转舵，所以许多运动都躲了过去，一直在上海龙华第二肥料厂当工程师。‘文革’一来，也挨了！给下放在安徽合肥乡下，挑了三年半的粪。他人又小，一个大近视，粪桶压在背上，寸步难行，经常泼得一身的粪，一头一背爬满了蛆。他说，他后来进厕所，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吕芳和吴振铎相视摇着头笑了起来。

“在里头，我们都练就了一套防身术的，”吕芳笑叹道，“刘伟把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对了！‘金钟罩铁布衫’！神童真是个宝贝。”

“你的咖啡凉了，我再去温些热的来。”吴振铎起身擎起银壶。

“够了，不能再喝，”吕芳止住他道，“再喝今晚真要失眠了。”

“吕芳，你出来后，检查过身体么？健康情形如何？”吴振铎关注地问道。

“我一直有高血压的毛病，前两个月还住过院。医生告诉我，我的心脏有点衰弱。”

“你的心脏也不好么？”

“全靠得了病，”吕芳笑道，“才请准退休，设法出来。我向我们组织申请了五年，才申请到许可证。”

“吕芳，你现在——生活还好么？”吴振铎试探着问道。

“我现在跟我姊姊住在一起，是她申请我出来的，她对我很照顾，”吕芳说着，低下头去看了一看手表，沉吟了一下，说道，“振铎，今天我来，有一件事想请你帮个忙，可以么？”

“当然可以！”吴振铎赶紧应道。

“你能不能借给我两千块钱——”

吴振铎正要开腔，吕芳却忙阻止他道：

“不过有一个条件：你一定要答应让我以后还给你。等我身体好些，也许再找些学生，教教钢琴什么的，慢慢凑出来。如果你不答应，我就不借了。”

“好的。”吴振铎迟疑着应道，他立起了身来，走到客厅一角一张大写字台前，捻亮台灯坐下，他打开抽屉，取出了支票簿，写了一张两千块的支票。他又拿出一只蓝信封，把支票套进里面，才拿去递给吕芳。

“谢了，振铎。”吕芳也立起身来，接过信封，随手塞进了衣袋里。

“吕芳——”

吕芳径自走向大门，吴振铎赶紧跟了过去。

“我的大衣呢？”吕芳走到门口，回头向吴振铎笑道。

吴振铎从壁橱里，把吕芳那件深灰色的大衣取了出来，替吕芳披上，他双手轻轻地按到了吕芳的肩上。

“吕芳，”吴振铎低声唤道，“我在Russian Tearoom订了一个座。我请你去吃顿晚饭好么？那家白俄餐馆的菜还不错，地方也优雅，我们再好好谈谈，这次见面，真是难得。”

“不了，振铎，”吕芳回转身来，一面扣上大衣，“今天也谈够了。而且我还跟我姊姊约好，一块儿吃饭的，就在这里转过去，百老汇上一家中国餐馆。”

“吕芳，要是你早跟我联络上就好了，让我来医治你。过两天，你到我楼下诊所来好么？我替你彻底检查一次。”

“振铎——”吕芳垂下了头去，幽幽说道，“其实一年前，我一到纽约就查到你的地址了。”

“噢，吕芳！”

“老实跟你说吧，振铎，”吕芳抬起头来，脸上微微地抽搐着，“本来我是不打算再跟你见面了的，这次回到纽约，什么老朋友也没有去找，只想静静地度过余生。我实在需要安静，需要休息，可是身子又偏偏不争气，病倒在医院里，用了一大笔钱，都是我姊姊垫的，她的环境，也并不很好，我不想拖累她，所以只好来麻烦你。”

“吕芳！”

“我现在生活很满足，真的很满足，我在里头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达到了：又回到了纽约来。振铎，我并没有你想象那样勇敢，有两三次，我差点撑不下去了。可是——我怕死在那个地方，看到高宗汉那种下场，在自己的国家里，死无葬身之地，实在寒透了心。”

吴振铎送吕芳走出枫丹白露大厦，外面已经暮霭苍茫了；中央公园四周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万家灯火，早已盏盏燃起，迎面一阵暮风，凛凛地侵袭过来，冷得吴振铎不由得缩起脖子，连连打了两个寒噤，他下楼时，忘记把外衣穿上了。吕芳将大衣领子翻起，从大衣口袋中拿出一块黑纱头巾把头包了起来。

“吕芳——”

中央公园西边大道上，七八点钟的人潮汹涌起来，吕芳那袭飘飘曳曳的深灰大衣，转瞬就让那一大群金黄奶白各色秋缕淹没了。吴振铎在曼哈顿那璀璨的夜色里，伫立了很久，直到他脸上给冻得发了疼，才转身折回到枫丹白露大厦。

“外面冷呵，吴医生。”穿着红色制服的守门黑人替吴振铎打开了大厦的玻璃大门。

“谢谢你，乔治，”吴振铎说道，他搓着双手，“真的，外面真的很冷。”

《中国时报》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

骨　灰

父亲的骨灰终于有了下落。一九七八年哥哥摘掉帽子从黑龙江返回上海，便开始四处打听，寻找父亲的遗骸了。他曾经数度到崇明岛去查询，可是不得要领，那边劳改农场的领导已经换过几任，下面的人也不甚清楚有过罗任平这样一个人。“文革”期间，从上海下放到崇明岛劳改的知识分子，数以千百计，父亲在交通大学执教，虽然资格很老，但只是一个普通数学教授，还称不上“反动学术权威”。他在崇明岛上的生死下落，自然少有人去理会。那个年代，劳改场上倒毙一两个年迈体衰的知识分子，大概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哥哥奔走年余，父亲的骨灰下落，始终石沉大海。父亲在崇明岛上劳改了八年，是一九七六年初去世的，离“四人帮”倒台，只差几个月的光景。哥哥信上说，按规定，骨灰保存，时限是三年；三年一过，无人认领，便会处理掉，因此他焦急万分，生怕年限一到，父亲的骨灰流离失所，那么便永无安葬之日了。未料到今年秋天，突然间，峰回路转，交通大学竟主动出面，协助哥哥到崇明岛追查出父亲遗骸的所在。哥哥把父亲的骨灰，迎回上海家中，马上打了一个电话到纽约给我，电话中他很激动，他说交大预备替父亲开追悼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并且特地邀请我到上海去参加。这，都得感谢美国福斯特惠勒公司。今年六月福斯特惠勒与中国工业部签定了一项合同，卖给北京第一机械厂一批巨型涡轮，这批交易价值三千多万美金，是公司打开中国市场的第一炮，因此分外重视，特别派我率领一个五人工程师团，赴北京训练第一机械厂的技术人员。工业部的接待事项筹划得异常周到，连我们上海徐家汇的老房子也派人去赶着粉刷油漆了一番，并且还新装上电话，以便我到上海参加父亲的追悼会时，可以住在家中，与哥哥团聚。不消说，父亲的追悼会，一定也是细心安排的了。

一九四九年春天，上海时局吃紧，父亲命母亲携带我跟随大伯一家先到台湾，他自己与哥哥暂留上海，等待学期结束，再南下与我们会合。不料父亲这一个决定，使得我们一家人，从此分隔海峡两岸，悠悠三十年，再也未能团聚。母亲在台湾度过了她黯淡的下半生，从她常年悒郁的眼神以及无奈的喟叹中，我深深地感觉到她对父亲那份无穷无尽的思念。最后母亲缠绵病床，临终时她满怀憾恨，叹息道：“齐生，我见不到你爹爹了。”她嘱咐我，日后无论如何，要设法与父亲取得联系。

一九六五年我来美国留学，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工程博士，第一件事就是托香港一位亲戚，辗转与父亲联络上，透过亲戚的传递，我与父亲开始通信。我们只通了六封，便突然中断，因为“文革”爆发了。从此，我也就失去了父亲的音讯。哥哥信上说，父亲是因为受了“海外关系”的连累，被打为“反革命分子”的，而我写给他的那几封家书，被抄了出来，竟变成了“里通外国”的罪证。父亲下放崇明岛到底受了些什么罪，哥哥一字未提。他只含蓄地告诉我，父亲一向患有高血压的痼疾，最后因为脑充血，倒毙劳改场上，死时六十五岁。

去中国的行程，都由公司替我们安排妥当，十二月二十日乘泛美航空飞往上海，十九日，我先飞旧金山，打算在旧金山停留一晚，趁便去探望两年没有见面的大伯，在他那里过夜。大伯住在唐人街的边缘，一幢老人公寓里，在加利福尼亚街底的山坡上，是一座灰扑扑四层楼的建筑。里面住的都是中国老人，大多数是唐人街的老华侨，也有几个是从台湾来的。三年前，我到旧金山开会，第一次到大伯的住所去看他，我进到那幢老人公寓，在那幽暗的走廊上，迎面便闻到一阵中国菜特有的油腻味，大概氤氲日久，浓浊触鼻。大伯住在楼底一间两房一厅的公寓里，那时伯妈还在，公寓的家具虽然简陋，倒是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客厅正面壁上，仍旧悬挂着大伯和萧鹰将军合照的那张放大相片，相片差不多占了半面墙，框子也新换过了，是银灰色，铝质的。几十年来无论大伯到哪里，他一直携带着那张大相片，而且一定是挂在客厅正面的壁上。那张相片是抗战胜利还都南京的那一年，大伯和萧将军合照的。大伯说，萧将军从来没跟他部下合照过相，那次破例，因此大伯特别珍惜。相中萧将军穿着西装，面露笑容，温文儒雅，丝毫看不出曾是一位声威显赫、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大伯那时大概才三十出头，他立在萧将军身侧，穿了一身深色的中山装，剃着个陆军头，十分英武的模样。大伯南人北相，身材魁梧，长得虎背熊腰，一点也不像江浙人，尤其是他那两刷关刀眉，双眉一耸，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颇有慑人的威严。后来大伯上了年纪，发胖起来，眼泡子肿了，又长了眼袋，而且泪腺有毛病，一径泪水汪汪的，一双浓眉也起了花白，他那张圆厚的阔脸上反而添了几分老人的慈祥。不过他仍旧留着短短的陆军头，正式场合，一定要把他那套深蓝色的毛料中山装拿出来，洗熨得干干净净的，穿在身上。只是他那一双腿，却愈来愈跛了，走起路来，左一拐，右一拐，拖着他那庞大沉重的身躯，显得异常蹒跚吃力。从前在台湾，我到大伯家去，大伯常常把我和堂哥拘到跟前，听他数说抗战期间，他在上海“翦除日寇，制裁汉奸”的英勇事迹。说得兴起，他便捞起裤管子亮出一双毛茸茸的大腿来给我们看，他那双腿是畸形的，膝盖佝曲，无法伸直，膝盖一圈紫瘢累累，他指着他那双伤残的腿对我说道：

“齐生，你大伯这双腿啊，不知该记多少功呢！”

大伯在一次锄奸行动里，被一个变节的同志出卖了，落到伪政府“特工总部”的手里，关进了“七十六号”的黑牢中。大伯在里面给灌凉水、上电刑、抽皮鞭子，最后坐上了老虎凳，而且还加了三块砖，终于把一双腿硬生生地绷折了。大伯被整得死去活来，可是始终没肯吐露上海区的同志名单，救了不少人的性命。抗战胜利，大伯抗日有功，颇获萧将军的器重。那张照片，就是那时拍摄的，而大伯的事业同时也达到了他一生中辉煌的巅峰。到了台湾后，因为人事更替，大伯耿直固执的个性，不合时宜，起先是遭到排挤，后来被人诬告了一状，到外岛去坐了两年牢。七十年代初，大伯终于全家移民到了美国。上一次我到他的公寓去看他，他和伯妈刚从堂哥帕洛阿图那个家搬出来。伯妈趁着大伯去洗手间，朝里面努了努嘴，悄悄对我说道：

“老头子这回动了真怒，和媳妇儿子闹翻了。”

原来大伯住在堂哥家，没事时就给他两个小孙子讲述“民国史”，大概就像他从前给我和堂哥两人所上的课类似。偏偏堂嫂却是一个历史博士，专修近代史的，而且思想还相当左。她与大伯的“历史观”格格不入，她认为大伯不该尽给她两个儿子讲他那些“血腥事件”。大伯嗤之以鼻，诘问堂嫂道：

“我考考你这个历史博士：萧鹰将军是何年何月何日出事的？出事的地点何在？这件历史大事你说说看。”

堂嫂答不出来，大伯很得意，他说如果他是主考官，堂嫂的博士考试就通不过。堂嫂背地里骂了大伯一句：“那个老反动！”大伯却听见了，连夜逼着伯妈便搬了出来。老人公寓房租低，大伯在唐人街一家水果铺门口摆了一个书报摊，伯妈也在一家洗衣店里当出纳，两老自食其力。

“你大伯摆书摊是姜太公钓鱼！”伯妈调侃大伯道。

大伯的书报摊左派书报他不卖，右派的又少有人买，只有靠香港几本电影刊物在撑场面。不过大伯并不在意，他说他跟伯妈两人是在实践“新生活运动”。他又开始练字了，从前他在台湾，有一段日子在家中赋闲，就全靠练字修身养性，后来还真练就了一手好草书，江苏同乡会给他开过一次书法展。那天我去的时候，大伯正在伏案挥笔，书写对联，录的是陆放翁的两句诗：“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一手草书写得笔走龙蛇，墨迹还没有干。大伯说，那副对联是写给楼上田将军的，田将军也是一位退了役的少将，从前跟大伯是同一个系统，大伯搬进这幢老人公寓，还是田将军介绍的。田将军画马出名，他的画在唐人街居然还卖得出去，卖给一些美国观光客，他自己打趣说他是“秦琼卖马”。田将军送过一幅“战马图”给大伯，大伯回赠对联，投桃报李。大伯在对联上落了款，他命我将两幅对联高高举起，他颠拐着退了几步，颇为得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对我笑道：

“齐生，你看看，你大伯的老功夫还在吧？”

旧金山傍晚大雾，飞机在上空盘桓了二十多分钟才穿云而下，我从窗户望下去，整个湾区都浸在迷茫的雾里，一片灯火朦胧。我到了唐人街，在一家广东烧腊店买了一只烧鸭，切了一盘烤乳猪，还有一盒卤鸭掌——这是大伯最喜欢的下酒菜，打了包，提到大伯的住所去。加利福尼亚街底的山坡，罩在灰濛濛的雾里，那些老建筑，一幢幢都变成了黑色的魅影。爬上山坡，冷风迎面掠来，我不禁一连打了几个寒噤，赶忙将风衣的领子倒竖起来。纽约已经下雪了，因为圣诞来临，街上到处都亮起了灿烂的圣诞树，白绒绒的雪花随着叮叮咚咚的圣诞音乐飘落下来，反而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旧金山的冷风夹着湿雾，当头罩下，竟是寒恻恻的，砭人肌骨。

大伯来开门，他拄了一根拐杖，行走起来像是愈加艰难了。

“大伯，我给你带了卤鸭掌来。”

我举起手上的菜盒，大伯显然很高兴，接过菜盒去，笑道：

“亏你还想得到，我倒把这个玩意儿给忘了！我有瓶茅台，今晚正用得着这个。”

我放下行李箱，把身上的风衣卸去。大伯公寓里，茶几、沙发，连地上都堆满了一叠叠的旧报纸、旧杂志，五颜六色，非常凌乱，大概都是卖剩下的。

“喏，这就是任平的小儿子——齐生。”

大伯拄着拐杖，蹭蹬到饭桌那边，把菜盒搁到桌上。这下我才看见，饭桌那边，靠着窗户的一张椅子上，蜷缩着一个矮小的老人，大伯在跟那个老人说话。老人颤巍巍地立起，朝着我缓缓地移身过来，在灯光下，我看清楚老人原来是个驼背，而且佝偻得厉害，整个上身往前倾俯，两片肩胛高高耸起，颈子吃力地伸了出去，顶着一颗白发苍苍的头颅；老人身子十分羸弱，身上裹着的一件宽松黑绒夹袄，好像挂在一袭骨架子上似的，走起路来，抖抖索索。

“唔，是有点像任平。”

老人仰起面来，打量了我片刻，点头微笑道。老人的脸削瘦得只剩下一个巴掌宽，一双灰白的眉毛紧紧纠在一起，一脸愁容不展似的，他的嘴角完全垂挂了下来，笑起来，也是一副悲苦的神情，他的声音细弱，带着颤音。

“他是你鼎立表伯，齐生。”

大伯一面在摆设碗、筷，回头叫道。

一刹那，我的脑海闪电似的掠过一连串的历史名词，“民盟”、“救国会”、“七君子”，这些轰轰烈烈的历史名词，都与优生学家名教授龙鼎立息息相关，可是我一时却无法把当年“民盟”健将、“救国会”领袖、我们家鼎鼎大名的鼎立表伯与目前这个愁容满面的衰残老人联在一起。

“你不会认得我的了，”老人大概见我盯着他一直发愣，笑着说道，“我看见你的时候，你才两三岁，还抱在手里呢。”

“人家现在可神气了呀！”大伯在那边插嘴道，“变成‘归国学人’啦！”

大伯知道我这次去跟北京做生意，颇不以为然。

“我是在替美国人当‘买办’罢咧，大伯。”我自嘲道。

“现在‘买办’在中国吃香得很啊。”鼎立表伯接嘴道，他尖细的笑声颤抖抖的。

“你怎么不带了太太也回去风光风光？”大伯问道。

“明珠跟孩子到瑞士度假去了。”我答道，隔了片刻，我终于解释道：

“她不肯跟我去中国，她怕中国厕所脏。”

两个老人怔了一下，随即呵呵地笑了起来。明珠有洁癖，厕所有臭味她会便秘，连尿也撒不出。我们在长岛的家里，那三间厕所一年四季都吊满了鲜花，打理得香喷喷的。我们公司有一对同事夫妇，刚去中国旅游回来，同事太太告诉明珠，她去游长城，上公厕，发现茅坑里有蛆。明珠听得花容失色，这次无论我怎么游说，也不为所动。

大伯摆好碗筷，把我们招了过去，大家坐定下来。桌上连我带来的烧腊，一共有七八样菜，大概都是馆子里买来的。

“你表伯昨天刚到。”

大伯打开了一瓶茅台，倒进一只铜酒壶里，递了给我。我替大伯、鼎立表伯都斟上了酒。

“今天我替你表伯接风，也算是给你送行。”

大伯举起了他那只个人用的青瓷酒杯，却望着鼎立表伯，两个老人又摇头又叹气，半晌，大伯才开腔道：

“老弟，今夕何夕，想不到咱们老兄弟还有见面的一天。”

鼎立表伯坐在椅上，上身却倾俯到桌面上，他的颈子伸得长长的，摇着他那一头乱麻似的白发，叹息道：

“是啊，表哥，真是‘此身虽在堪惊’哪！”

我们三个人都酌了一口茅台，浓烈的酒像火一般滚落到肠胃里去。大伯用手抓起一只卤鸭掌啃嚼起来，他执着那只鸭掌，指点了我与鼎立表伯一下。

“你从纽约去上海，他从上海又要去纽约——这个世界真是颠来倒去吓。”

“我是做梦也想不到还会到美国来。”鼎立表伯欷歔道。

“我们一直以为你早就不在人世了，”大伯舀了一调羹茄汁虾仁到鼎立表伯的盘子里，“这么多年也不知道你的下落。前年你表嫂过世，你哥哥鼎丰从纽约来看我，我们两人还感叹了一番：当初大陆撤退，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让你和任平留在上海，怎么样也应该逼着你们两人一起离开的。”

“那时我哪里肯走？”鼎立表伯苦笑道，“上海解放，我还率领‘民盟’代表团去欢迎陈毅呢。”

“早知如此，那次我把你抓起来，就不放你出去了——干脆把你押到台湾去！”大伯呷了一口酒，咂咂嘴转向我道，“你们鼎立表伯，当年是有名得很的‘民主斗士’呢！一天到晚在《大公报》上发表反政府的言论，又带领学生闹学潮，搞什么‘和平运动’，我去同济大学把他们一百多个师生统统抓了起来！”

大伯说着呵呵地笑了起来，他的泪腺失去了控制，眼泪盈盈溢出，他忙用袖角把泪水拭掉。

“你那时骂我骂得好凶啊！”大伯指着鼎立表伯摇头道。“‘刽子手’！‘走狗爪牙’！”

“嗳——”鼎立表伯直摇手，尴尬地笑着，他的眉头却仍旧纠在一处，一脸忧色。

我举起酒杯，敬鼎立表伯。

“表伯，我觉得你们‘民盟’很了不起呢，”我说道，“当时压力那么大，你们一点也不退缩。”

我告诉他，我做学生时，在哥大东方图书馆看到不少早年“中国民主同盟”的资料，尤其是民国二十五年他们“救国会”请愿抗日，“七君子”章乃器、王造时等人给逮捕下监的事迹，我最感兴趣。鼎立表伯默默地听着，他的身子俯得低低的，背上驮着一座小山一般，他吸了一口酒，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民盟’后来很惨，”鼎立表伯戚然道，“我们彻底地失败了，一九五七年‘反右’，‘章罗反党联盟’的案子，把我们都卷了进去，全部打成了‘右派’。‘救国会七君子’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王造时、章乃器给斗得欲生不得、欲死不能，连梁漱老还挨毛泽东骂得臭死，我们一个个也就噤若寒蝉了——”

鼎立表伯有点哽咽住了，大伯举起酒壶劝慰道：

“来，来，来，老弟，‘一壶浊酒喜相逢’，你能出来还见得着我这个老表哥，已经很不错啦。”

大伯殷勤劝酒，两个老人的眼睛都喝得冒了红。两杯茅台下肚，我也感到全身的血液在开始燃烧了。

“莫怪我来说你们，”大伯把那盘烧鸭挪到鼎立表伯跟前让他过酒，“当年大陆失败，你们这批‘民主人士’，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哩！你们在报上天天攻击政府，青年学生听你们的话，也都作起乱来。”

“表哥，你当时亲眼见到的，”鼎立表伯极力分辩道，“胜利以后，那些接收大员到了上海、南京，表现得实在太坏！什么‘五子登科’、‘有条有理’，上海、南京的人都说他们是‘劫收’，一点也不冤枉——民心就是那样去的，我们那时还能保持缄默么？”

大伯静静地听着，没有出声，他又用袖角拭了一拭淌到面颊上的眼泪。沉默了半晌，他突然举起靠在桌边的那根拐杖，指向客厅墙壁上那张大照片叫道：

“都是萧先生走得太早，走得不得其时！”大伯的声音变得激昂起来，“要不然，上海、南京不会出现那种局面。萧先生飞机出事，还是我去把他的遗体迎回南京的呢。有些人表面悲哀，我知道他们心中暗喜，萧先生不在了，没有人敢管他们，他们就可以胡作非为了。我有一个部下，在上海法租界弄到一栋汉奸的房子，要来送给我邀功。我臭骂了他一顿：‘国家就是这样给你们毁掉的，还敢来贿赂我？’我看见那批人那样乱搞，实在痛心！”

大伯说着用拐杖在地板上重重地敲了两下，敲得地板咚咚响。

“我跑到紫金山萧先生的灵前，放声痛哭，我哭给他听：‘萧先生，萧先生，我们千辛万苦赢来的胜利，都让那批不肖之徒给葬送了啊！’”

大伯那张圆厚的阔脸，两腮抽搐起来，酒意上来了，一张脸转成赤黑，额上沁着汗光，旋即，他冷笑了两声，说道：

“我不肯跟他们同流合污，他们当然要排挤我喽，算我的旧账，说我关在‘七十六号’的时候，有通敌之嫌。我罗任重扪心自问，我一辈子没出卖过一个同志。只有一次，受刑实在吃不住了，招供了一些情报。事后我也向萧先生自首过，萧先生谅解我，还颁给我‘忠勇’勋章呢！那些没坐过老虎凳的人，哪里懂得受刑的滋味！”

“表哥，你抗日有功，我们都知道的。”鼎立表伯安抚大伯道。

大伯举起他那只青瓷酒杯，把杯里半杯茅台，一口喝光了。

“大伯，你要添碗饭么？”我伸手想去拿大伯面前的空饭碗，大伯并不理睬，却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问我道：

“你爹爹的追悼会，几时举行啊？”

“我到上海，第二天就举行。他们准备替爹爹平反，恢复他的名誉呢。”

“人都死了，还平反什么？”大伯提高了声音。

“不是这么说，”鼎立表伯插嘴道，“任平平反了，齐生的哥哥日子就好过得多。我的案子要不是今年年初得到平反，鼎丰申请我来美国，他们肯定不会放人。”

“我死了我就不要平反！”大伯悻悻然说道，“老实说，除了萧先生，也没有人有资格替我平反。齐生，你去替你爹爹开追悼会，回来也好替你大伯料理后事了。”

“大伯，你老人家要活到一百岁呢。”我赶忙笑着说道。

“你这是在咒我么？”大伯竖起两道花白的关刀眉，“你堂哥怕老婆，是个没出息的人，我不指望他。大伯一直把你当做自己儿子看待，大伯并不想多拖累你，只交代你一件事：大伯死了，你一把火烧成灰，统统撒到海里去，任它飘到大陆也好，飘到台湾也好——千万莫把我葬在美国！”

大伯转向鼎立表伯道：

“美国这个地方，病不得，死也死不起！一块豆腐干大的墓地就要两三千美金，莫说我没钱买不起，买得起我也不要去跟那些洋鬼子去挤去！”

大伯说着嘿嘿地笑了起来，他拍了拍他那粗壮的腰，说道：

“这些年我常闹腰子痛，痛得厉害。医生扫描检查出来里面生瘤，很可能还是恶性的呢。”

“医生说可不可以开刀呢？大伯。”我急切问道。

“我这把年纪还开什么刀？”大伯挥了一下手，“近来我常常感到心神不宁——我晓得，我的大限也不会远了。”

我仔细端详了大伯一下，发觉伯妈过世后，这两年来，大伯果然又衰老了不少。他的脸上不是肥胖，竟是浮肿，两块眼袋子转乌了，上面沁出点点的青斑，泪水溢出来，眼袋上都是湿湿的。

“鼎立，”大伯泪眼汪汪地注视着鼎立表伯，声音低哑地说道，“你骂我是‘刽子手’，你没错，你表哥这一生确实杀了不少人。从前我奉了萧先生的命令去杀人，并没有觉得什么不对，为了国家嘛。可是现在想想，虽然杀的都是汉奸、共产党，可是到底都是中国人哪，而且还有不少青年男女呢。杀了那么些人，唉——我看也是白杀了。”

“表哥——”鼎立表伯叫了一声，他的嘴皮颤动了两下，好像要说什么似的。

“鼎立——”大伯沉痛地唤道，他伸出手去，拍了一下鼎立表伯高耸的肩胛，“我们大家辛苦了一场，都白费了——”

两个老人，对坐着，欷歔了一番，沉默起来。我感到空气好像突然凝固，呼吸都有点困难了似的。虽然酒精在我身体里滚烫地流动着，我却感到一阵飕飕的寒意，汗毛都竖了起来。我记起去年李永新到纽约来看我，我与永新有八年未曾见面。从前我们在哥大都是“保钓”的志友，我抽身得早，总算把博士念完，在福斯特惠勒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而永新却全身投入，连学位也牺牲掉，后来一直事业坎坷。那天我们两人在一起，谈着谈着，突然也这样沉默起来，久久无言以对。虽然我和永新一直避免再提起“保钓”运动，可是我们知道彼此心中都在想着这件事，而且我们都在悼念“一·二九”华盛顿大游行那一天，在雪地里，我和永新肩靠肩，随着千千百百个中国青年，大家万众一心地喊道：钓鱼台，中国的！钓鱼台，我们的！我们的呼喊，像潮水般向着日本大使馆汹汹涌去。

吃完饭，大伯要我们提早就寝，我须早起，赶八点钟的飞机，而鼎立表伯也有点不胜酒力了。我去浴室漱洗完毕，回到客房，鼎立表伯已经卸去了外衣，他里面穿了一套发了黄的紧身棉毛衫裤，更显得瘦骨嶙峋，他削瘦的背脊高高隆起，背上好像插着一柄刀似的。他蹲在地上，打开了一只黑漆皮的旧箱子，从里面掏出了一件草绿的毛线背心来，他把箱子盖好，推回到床底下去。我等鼎立表伯穿上背心，颤巍巍地爬上了床，才把灯熄掉。客房里没有暖气，我躺在沙发上，裹着一条薄毯子，愈睡愈凉。黑暗中，我可以听得到对面床上老人时缓时急的呼吸声，我的思绪开始起伏不平起来，想到两天后，在上海父亲的追悼会，我不禁惶惶然。一阵酒意涌了上来，我感到有点反胃。

“你睡不着么，齐生？”

黑暗中，鼎立表伯细颤的声音传了过来，大概老人听到我在沙发上一直辗转反侧。

“我想到明天去上海，心里有点紧张。”我答道。

“哦，我也是，这次要来美国，几夜都睡不好。”

我摸索着找到撂在沙发托手上的外套，把衣袋里的香烟和打火机掏了出来，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龙华离上海远不远，表伯？”我问道。

“半个多钟头的汽车，不算很远。”

“哥哥说，追悼会开完，爹爹的骨灰当天就下葬，葬在龙华公墓。”

“‘龙华公墓’？”老人疑惑道，“恐怕是‘龙华烈士公墓’吧？那倒是个新的公墓，听说很讲究，普通人还进不去呢。”

“我搞不太清楚，反正葬在龙华就是了。”

“‘龙华公墓’早就没有喽——”

老人翻了一下身，黑暗中，他那颤抖的声音忽近忽远地飘浮着。

“‘文革’时候，我们的‘五七干校’就在龙华，‘龙华公墓’那里，我们把那些坟都铲平了，变成了农场。那是个老公墓，有的人家，祖宗三代都葬在那里，也统统给我们挖了出来，天天挖出几卡车的死人骨头——我的背，就是那时挖坟挖伤的——”

我猛吸了一口烟，将香烟按熄掉。我感到我的胃翻得更加厉害，一阵阵酸味冒上来，有点想作呕了。

“美国的公墓怎么样，齐生？”隔了半晌，老人试探着问道，“真是像你大伯讲的那么贵么？一块地要两三千美金哪？”

“这要看地方，表伯，贵的、便宜的都有。”

“纽约呢？纽约有便宜的墓地么？”

“有是有，在黑人区，不过有点像乱葬岗。”

老人朝着我这边，挪了一下身子，悄悄地唤我道：

“齐生，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老人的语气，充满了乞求。

“好的，表伯。”我应道。

“你从中国回来，可不可以带我到处去看看。我想在纽约好好找一块地，也不必太讲究，普通一点的也行，只要干净就好——”

我静静地听着，老人的声调变得酸楚起来。

“我和你表伯妈，两人在一起，也有四十五年了，从来也没有分开过。她为了我的政治问题，很吃了一些苦头，我们两人——也可以算是患难夫妻了。这次到美国，本来她也申请了的，上面公文旅行，半年才批准，她等不及，前两个月，病故了——这次我出来，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头，我实在放不下心——我把她的骨灰放在箱子里，也一起带了出来——日后在这里，再慢慢替她找个安息的地方吧——”

老人细颤、飘忽的声音戛然而止。黑暗中，一切沉静下来，我仰卧在沙发上，房中的寒意凛凛地侵了过来，我把毯子拉起，将头也蒙上。渐渐地酒意上了头，我感到愈来愈昏沉，朦胧中，我仿佛来到了一片灰暗的荒野里，野地上有许多人在挖掘地坑，人影幢幢，一齐在挥动着圆锹、十字镐。我走近一个大坑，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站在坑中，地坑已经深到了他的胸口。他抡着柄圆锹，在奋力地挖掘。偌大的坑中，横着、竖着竟卧满了累累的死人骨头，一根根枯白的。老人举起圆锹将那些枯骨铲起便往坑外一扔，他那柄圆锹上下飞舞着；一根根人骨纷纷坠落地上，愈堆愈高，不一会儿便在坑边堆成了一座白森森的小山。我定神一看，赫然发觉那个高大的老人，竟是大伯，他愤怒地舞动着手里的圆锹，发狂似的在挖掘死人骨头。倏地，那座白森森的小山哗啦啦倾泻了，根根人骨滚落坑中，将大伯埋陷在里头，大伯双手乱招，狂喊道：

“齐生——”

我猛然惊醒，心中突突乱跳，额上冒出一阵冷汗来。原来大伯已经站在沙发跟前，他来叫醒我，去赶飞机了。房中光线仍旧昏暗，幽暗中，大伯庞大的身躯，矗立在我头边，像一座铁塔似的。

《联合文学》第二十六期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Danny Boy

韶华：

我必须趁着我的视线还没有完全模糊以前，将这封信赶完。我的时间十分紧迫，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将我一生最后这段故事原原本本讲给你听。在我离开以前，我要让你了解我此刻的心境。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在为我担心，我不能这样走了，还让你白白牵挂。医生说：病毒已经侵入我的眼球，随时随地，眼前一黑，这个世界便会离我而去。我得赶快，赶快将一些话记下来，告诉你。

一切都得从去年秋天讲起，那是个深秋的十一月，天气早已转寒，走在曼哈顿的街上，冷风阵阵迎面劈来。那天我从圣汶生（St.Vincent）医院出来，乘上地铁回家，在五十七街下车，拐了一个弯，不由自主地又转进中央公园去了。公园里一切照常，有人穿了运动衣在跑步，有人遛狗，还有一群拉丁裔的青少年在草地上练习棒球，他们西班牙语的呼喊声此起彼落呼应着。傍晚五、六点钟，夕阳依旧从树枝的间隙斜照下来，斑斑点点洒在满地焦枯的落叶上——这些都应该是极眼熟的景象，可是我却感到好像蓦然闯进了一片陌生地带，周遭一切都变得不太真实起来，就连公园对面第五大道上那些巍峨大厦，在淡薄的余晖中，竟如海市蜃楼，看起来，好似一排恍惚的幻影。我感觉得到，我那个熟悉的世界正在急速的分崩离析中。

我在公园鸟巢池塘边的一张靠椅上坐了下来，脑袋里一片空白，神经完全麻痹，暂时间，惊慌、恐惧通通冻结。那一刻，我反而感到一种定案后的松弛，该来的终于来了。在医院里，那位犹太老医生把验血报告搁在我面前，郑重地告诉我说：结果是阳性反应，我染上了HIV，然后开始絮絮地解释病情，给我开了一大堆药物，临别时加了几句安慰鼓励的话。检验结果，其实早该料到。这两个月来，每天的低温热度，止不住的咳嗽，还有常常夜里的盗汗，我心里已经明白：大限将到。下意识里，可能我还期望着这一天的匆匆来临，提早结束我这荒芜而又颠倒的一生。

三年前我不辞而别遽然离开台北，我想你应该早已释怀。我一直有一个假设，我所有的荒谬你终能谅解。我是在仓皇中逃离那个城市的，我们校长网开一面，他要我自动辞职，悄悄离去。大概他并不愿事情传开，影响校誉吧。恐怕他也难以面对学生，向他们解释，一向被他经常称赞的模范老师，竟会触犯学校第一禁条，做出如此悖德的丑行来。

这几年，我在纽约一直埋名隐姓，没有跟任何旧人有过联系。连你，韶华，我竟也没有寄过片言只字。我必须斩断过去，在泯灭掉记忆的真空中，才能苟活下去。幸亏纽约是如此庞大而又冷漠无情，藏身在曼哈顿汹涌的人潮中，销声匿迹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在这里，我浮沉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中。白天，我在一家大学的图书馆里工作，在地下室的书库中，终日跟那些散发着霉气的旧书籍为伍。可是到了晚间，回到六十九街的公寓阁楼里，我便急不待等地穿上夜行衣，投身到曼哈顿那些棋盘似的大街小巷，跟随着那些三五成群的夜猎者，一条街、一条街追逐下去，我们在格林威治村捉迷藏似的追来追去，追到深夜，追到凌晨——

直到天亮前后，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子，终于迈向我们的最后的归宿中央公园里去。于是我们一个个像夜猫一般，蹑手蹑脚，就沿着这鸟巢池塘边这条小径，越过两座山坡，潜入公园中央那一顷又深又黑的原始森林中，在根根巨木的缝隙间，早已掩藏着一具具人体，都在静静地伺候着。在黑暗中，那些夜行人的眼睛，像野兽的瞳孔，在炯炯地闪烁着充满了欲念的荧光。是煎熬难耐的肉体饥饿以及那漫漫长夜里炙得人发疼发狂的寂寞，将我们从各处驱赶到这个文明大都会中心这片数百英亩广漠的蛮荒地带，在暗夜保护下的丛林中，大家佝偻在一起，互相取暖，趁着曙光未明，完成我们集体噬人的仪式。

韶华，在纽约，我在往下直线坠落，就如同卷进了大海的漩涡，身不由己地淹没下去。八五年我来到这个大城，那场可怖的瘟疫已经在我们圈子里像缕缕黑烟般四处蔓延散开，就如同科幻电影里来去无踪的庞然怪物，无论在黑夜里的街上，在人挤人的酒吧里，在肉身碰撞的土耳其浴室中，还是在公园丛林的幽深处，我都可以敏锐地感觉到它那吼吼的存在。我们大家惊惶地挤成一团，几乎宿命式地在等着它扑过来将我们一一吞没。那场瘟疫把纽约变成了死亡之都，而我们却像中了蛊的群族，在集体参与这场死亡的游戏。

那天离开公园，我没有立刻回家，我转到七十二街上的Mcgee's去买醉，那是我常去的一家爱尔兰酒吧，里面的装饰，有着爱尔兰的古风，桌面椅垫都铺着厚厚的绿绒。从前Mcgee's是中城最负盛名的gay bar，每晚十点钟后都挤满了人，可是后来人愈来愈稀少，老板法兰克说，那些常客有一半都被这场瘟疫卷走了，法兰克自己的年轻爱人Mcgee's的酒保保罗上个星期才辗转病死。那是个星期五的晚上，可是酒吧里疏疏落落只坐满一半，低低的人语，好像整间酒吧也被一种无形的恐惧镇压住了似的。那晚在Mcgee's驻唱的歌手美丽安倚在钢琴边演唱着一些老流行歌曲。据说美丽安年轻时曾经有过一番事业，后来沦落到一些小酒吧走唱献艺。她有副沙哑低沉的嗓子，很随意地便吟唱出一些人世的沧桑。那晚她穿了一袭紧身的黑缎子长裙，襟上别了一枚纪念AIDS的红丝带，一头淡淡的金发挽了一个松拢的发髻，她脸上细致的皱纹透着萧飒的迟暮。唱到半夜，美丽安宣布，她要唱一首Danny Boy收场，她说这首爱尔兰的古老民谣是一位父亲为他早丧的爱子所写的一阕挽歌，她要把这首歌献给保罗，以及许多那些再也不能来听她唱歌的人儿们。那晚美丽安唱得特别动情：

But when ye come and all the flow'rs are dying,

If I am dead,as dead I well may be,

You'll come and find the place where I am lying,

And kneel and say an“Ave”there for me.

韶华，那首古老的爱尔兰民谣我曾听过多次，但那晚美丽安那微带颤抖的凄婉歌声，却深深触动了我自己的哀思，我哀挽我心中那些一去不返的孩子，他们带走了我的青春、我的生命。

韶华，你曾极力称赞我每年当选为“模范教师”，并且引以为傲。的确，我在C中那十几年，我把全部的心血都献给了那间驰名全国的高中。在校长、同事的眼里，我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好老师。我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投注在学生身上，教导他们，照顾他们。在那些十七八岁大孩子的心目中，我是他们最受敬爱的“吴老师”。可是韶华，连你在内，都被我隐瞒过去了，我如此孜孜不倦努力为人师表事实上是在极力掩盖我多年来内心一项最隐秘的痼疾：我对那些大孩子的迷恋。那是一种把人煎熬得骨枯髓尽的执迷，那种只能紧紧按捺在心底的隐情一天天在腐蚀着我的心脏。

我教了十二年的高三英文，每年在班上我总会寻找得到一双悒郁的眼睛、一绺斜覆在额上的丰软的黑发、一片落寞孤单的侧影——总有那样一个落单孩子，背着书包，踏着自己的影子踽踽行过，于是那个孤独寂寞、敏感内向的少年就成为了我整年痛楚的根源。那又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执迷啊！每天我都在等待那个时辰，有时是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有时是下午三点到四点，那是我教授高三英文的时节。就在那短短的五十分钟内，我始得与我心中的孩子共处一室，度过刹那即逝的一段光阴。然而那又是多么重要的五十分钟！因为我的心上人就在眼前，有时窗外的阳光落罩在他的身上，我看得到的只是一团淡金光晕中一个青春的剪影，那却是一个咫尺天涯遥不可及的幻象。有时我领着全班朗读课文，众声中我只听得到他一个人年轻的声音对我的回应，那就是我跟他最亲近的接触，也就是我唯一获得的片刻慰藉，直到下课铃响，把我从暂短的沉溺中惊醒。于是日复一日，这种锥心刺骨的渴望与绝望互相轮回下去。直到学期末了，骊歌奏起，在我心中生根已久了的那个少年影像，骤然拔除，那一阵剧痛就好像胸口上的一块皮肉被利器猛地揭起，而我心中那个孩子，从此便从我生命中消逝无踪。他永远不会知道，有一个人的心曾经为他滴血。当然，这个隐秘我全力掩护，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察觉半点我内心的翻搅掀腾。一年又一年过去，我也渐渐逼近四十的中年，然而肉身的衰颓并未能熄止我心中那股熊熊的火焰。每天我还得经历炼狱中邪火的焚烧，只有那五十分钟内，我才获得暂时的消歇。那五十分钟跟我心上孩子的共处，就是我一天生存的意义。

我在C中最后的崩溃是这样的。K是我在C中最后一年高三三班的学生，他是个异常特殊的孩子，在班上一向独来独往，从来没见过他跟任何人打过招呼，他的孤独是绝对的。我看着这个忧郁弱质的少年他清瘦的背影在回廊上彳亍而逝，就有一种莫名的怅惘。学期即将结束，这个在我心中占据了整整一年的孩子，又将从此消逝。学期最后的一个星期，K突然缺课，一连几天没去上学。有一晚，大雨滂沱，K一身水淋淋地兀自出现在我的学校宿舍房门口，他来补交英文作文。我在班上有严格规定，作业逾期，一律以零分计算。K夹着英文作文簿，进到我的宿舍房间。在灯光下，我发觉K一脸苍白，他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这个一向沉默寡言的少年，断断续续地告诉我这几天他缺课的原因。K的父亲是区公所里的一个基层公务员，上星期突然中风逝世。K是独子，须得在家帮助母亲料理丧事。K知道他的英文成绩平平，如果作文零分，英文一定不及格，会影响到他毕业。“吴老师——”他双手捧起作文簿递给我，眼睛望着我，嗫嚅地向我求情。他湿透了的头发上雨水一条条流到他的面颊。就在那一刻，我将K一把拥入了怀里，紧紧地搂住他那瘦弱的身子，我的脸抵住他濡湿的头发，开始热切地对他倾诉我对他的爱怜、疼惜，一整年来我对他的渴念、向往，不只是一整年，我是在诉说我积压了十几年来绝望的执迷，我怀中搂住的不是K，是那一个个从我心中拔除得无影无踪的孩子们。我愈搂愈紧，似乎害怕我怀抱中的这个孤独孩子也从此消失。K开始惊惶失措，继而恐惧起来，他拼命想挣脱我的搂抱，手肘用力撞击我的肋骨，一阵剧痛，我松开了手，K在大雨中逃离宿舍。他去告了校长，他说“吴老师精神错乱了”。K没有说错，韶华，那一刻，我想我真的疯掉了。

那晚我在Mcgee's一直坐到凌晨四点，酒吧打烊。回到六十九街的公寓阁楼里，我把医生开给我一个月的安眠药全部吞服下去。那晚我喝了七、八杯不掺水的威士忌，但头脑却清醒得可怕，医生告诉我，我免疫系统的T细胞已经降到两百以下，随时有发病的可能。我的楼下住过一个保险推销员，小伙子常常穿了运动短裤到中央公园去练跑步，练得一身肌肉。去年他突然发病，全身长满了紫黑色卡波西氏毒瘤，我在过道上遇见他，远远地便闻到一阵腐肉的恶臭。他在公寓房间里病死三天，才被发现。我们圈子里一直盛传着各种有关这场瘟疫的恐怖故事，据说有人消磨到最后想拔掉氧气管已没有抬手的力气。我不能等到那一天，一个人躺在阁楼里的床上慢慢腐烂，我无法忍受那样孤独的凌迟死刑。我对我那空虚的一生并无所恋，理应提早结束。

可是我仰药自杀并没有成功，给房东送进了医院。然而我怎么也没有料到，当我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只剩下短短一程时，在绝望的深渊中，竟遇见了我曾渴盼一生、我的Danny Boy。

在圣汶生医院里，“香提之家”（Shanti House）的义工修女护士玫瑰玛丽对我说：“你现在不能走，还有人需要你的照顾。”她的话直像一道圣谕，令我不得不听从。出院后修女玫瑰玛丽把我带进了“香提之家”，接受两星期的训练开始参加义工。不知为什么，韶华，我看到修女玫瑰玛丽穿上白衣天使的制服时，我就想到你，虽然她的身子要比你大上一倍，可是她照顾病人时，一双温柔的眼睛透出来的那种不忍的神情，你也有。我记得那次到医院去探望你，你正在全神贯注替一位垂死的癌症病人按摩她的腹部，替她减轻疼痛。我看见你的眼睛里噙着闪闪的泪光。

“香提之家”是一个AIDS病患的互助组织，宗旨是由病情轻者看护病情重者，轮到自己病重时，好有人照顾。除了专业的医护人员以外，经常到“香提之家”来上班的义工有三十多人，各行各业都有，厨子、理发师、教授，有位还俗的圣公会神父，他自己也是带原者，他常常替弥留的病人念经。还有几个亚裔义工，一位菲律宾人，他本来就是男护士，另外一位香港人是服装设计师，大家每天到格林威治村边缘的“香提之家”报到后，便各自到医院或是病人家里去服务。“香提之家”本身还有一家收容所，专门收容一些无家可归的末期病人，这所病患的中途之家就在东边第六街上。

第一个分派给我照料的病人便是丹尼，Danny O'Donnell，一个十八岁的少年。他进出圣汶生已有好几次，最后一次是因为急性肺炎，医生说他大概只有几个星期的存活期，所以转进了“香提之家”的收容所。先前看护他的义工自己病倒了，住进医院，临时由我接手。我再也不会忘记，韶华，那是去年十二月的头一天，一个阴寒冰冷的下午，天上云层密布，纽约第一场大雪即将来临。我按着地址摸索到东边第六街，那是个古旧僻静的地段，街头有座小小的“忧愁圣母”天主堂，对街却是一所犹太教堂。收容所在街尾，是一幢三层楼公寓式的老房子，外面砖墙长满了绿茸茸的爬墙虎，把门窗都遮掩住，看起来有点隐蔽。收容所里三层楼一共有十五个安宁病房，只有两个男护士在忙进忙出。其中一个黑人护士看见我来报到松了一口气，说道：“感谢上帝，你终于来了，我们根本没空去照顾楼上的丹尼。”他说收容所里早上才死掉两个病人，他们一直在忙着张罗善后。黑黝黝的一幢楼里，每层楼我都隐隐听得到从那些半掩半开的房间里，传出来病痛的呻吟。楼里的暖气温度调得太高，空气十分闷浊。

丹尼的房间在三楼，面向街道，他一个人躺在靠窗的一张床上，他看见我走进去微笑道：“我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吴先生。”他的声音非常微弱，大概等我等得有点不安起来。丹尼看起来比他实际年龄还要幼稚，他的头发剃短了，病得一脸青白，蜷缩在被单下面，像个病童。“我要喝水。”丹尼吃力地说道。我去盛了一杯自来水，将他从床上扶起，他接过杯子，咕嘟咕嘟把一杯水一口气喝尽，大概他躺在床上已经干渴了许久。“丹尼，你需要洗个澡。”我对他说。“我像只臭鼬，是吗，吴先生？”丹尼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他身上透着阵阵触鼻的秽臭，白色睡袍上渗着黄一块黑一块的排泄物。我到浴室里，把浴缸放上了热水，然后过去把丹尼扶下床，我让他将一只手臂勾着我的脖子，两人互相扶持着，踉踉跄跄，蹭入了浴室。我替他脱去脏睡袍，双手托住他的腋下，帮助他慢慢滑进浴缸。丹尼全身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两胁上的肋骨根根突起，好像一层青白的皮肉松松地挂在一袭骨架上似的。他的背睡出了几块褥疮，已有了裂口，我用海绵轻轻替他洗擦，他也痛得喔唷乱叫，好像一只受了伤的呜咽小犬。折腾了半天，我才替丹尼将身体洗干净，两人扶持着，又踉跄走回房中。

受训期间，修女玫瑰玛丽教授我们如何替病人系扎尿兜，她说末期病患大小便失禁都需要这个宝贝，她那一双胖嘟嘟的手十分灵巧，两下就把一只尿兜绑扎得服服帖帖。我去向黑人护士要了一只尿兜替丹尼系上，他穿上白泡泡的尿兜仰卧在床上，一双细长的腿子撑在外面，显得有点滑稽而又无助，我禁不住笑道：“Danny Boy，你看起来像个大婴儿。”丹尼看看自己，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他洗过澡后，青白的脸上，泛起了一丝血色，他那双淡金色的眉毛下面，深深嵌着一双绿玻璃似的眼睛，削挺的鼻子鼻尖翘翘的，嘴唇薄薄，病前那应该是一张稚气未脱的清俊面庞，可是他的眼膛子却病得乌黑，好像两团瘀青，被什么重器撞伤了似的。丹尼的口腔长了鹅口疮，只能喝流汁，我喂了他一罐有樱桃味的营养液，最后替他重新接上静脉注射的管子，他需要整夜打点滴注射抗生素，遏止肺炎复发。医生说丹尼的T细胞只剩下十几个，免疫能力已经十分脆弱。“你明天还会来吧，吴先生？”丹尼看我要离开，有点慌张起来。“我明天一早就来。”我说，我替他将被单拉好。

傍晚外面开始飘雪了，走到圣马可广场上，雪花迎面飞来，我一连打了几个寒噤。每天到了这个时候，我的体温便开始升高，我感到我的双颊在灼灼发烧。可是韶华，我要告诉你，那一刻，我内心却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激动，那是我到纽约三年来，头一次产生的心理感应。在纽约三年，我那颗心一直是枯死的，我患了严重的官能失调症，有时四肢突然如同受到急冻，麻木坏死，变得冷热不分，手指被烫起泡竟也没有感觉。可是那一刻，当我把丹尼从浴缸里抱起来，扶着他那羸瘦的身子，一步一步，挣扎回转房间时，我心里突然涌起了一种奇异的感动，我感到我失去的那些孩子好像一下子又都回来了，回来而且得了绝症垂垂待毙，在等着我的慰抚和救援。我替丹尼接上点滴管子时，我看到他两只臂弯上由于静脉注射过于密集，针孔扎得像蜂窝一般，乌青两块。望着床上那个一身千疮百孔的孩子，我的痛惜之情竟不能自已。那晚独行在圣马可广场的风雪中，我感到我那早已烧成灰烬的残余生命，竟又开始闪闪冒出火苗来。

我一共只照顾了丹尼两个星期，一直到十二月十四日他逝去的那晚。那些天我简直奋不顾身，到了狂热的地步。那是我一生最紧张最劳累的日子，可是也是我一生中最充实的十四天。

丹尼夜间盗汗，第二天早上，我去看他，他整个身子水汪汪地躺在浸得湿透湿透的床单上，他的睡袍紧贴在身上，已经冰凉。当天晚上我便决定搬进“香提之家”的收容所去，可以二十四小时看护他。收容所的男护士非常欢迎我住进去，他们可以有一个全天候的帮手，那个黑人护士给了我一条毛毯，他说我可以睡在地毯上。韶华，我真正尝到做特别护士的滋味了。我记得你曾告诉我，你第一次当特别护士，一个星期下来便瘦掉了两公斤。每天晚上我起身两三次，替丹尼换衣服、擦干身子，他到了夜里全身便不停地冒虚汗，我在床单上铺了一条厚厚的大毛巾，卧在上面可以吸汗，这样，丹尼可以安稳睡去片刻。我躺在丹尼床边的地毯上，守着他，直到天明。有时半夜醒来，看见丹尼静静地躺着，我禁不住会爬起来，弯身去听听他的呼吸，我一直有一种恐惧，在我睡梦中，那个孩子的呼吸突然停止。我明知那个脆弱的生命像风里残烛，随时可能熄灭，然而我却珍惜我与我的Danny Boy共处的每一时刻。

在我悉心调理下，丹尼的病情稳定了几天，人也没有那样虚弱。有一天，他的精神比较好，我替他换上干净睡袍，扶他起床坐到靠窗的沙发靠椅上，然后用一条毛毯把他团团裹起来。纽约的风雪停了，窗外阳光耀眼地灿烂，街上那些大树的枝丫上都结了一层冰，一排排冰柱下垂着。丹尼大概很久没有注意外面了，看到窗外树上的冰柱给太阳照得闪闪发光，显得很兴奋的样子。“吴先生，”他对我说道，“圣诞节快到了吧？”“还有十七天。”我算了一下。“两个星期前我打电话给我父母，我说我想回家过圣诞，他们吓坏了，马上寄了两百块钱来，”丹尼笑道，“他们坚决不让我回家，怕我把AIDS传染给我弟弟妹妹。”

丹尼的家在新泽西的纽沃城，他父亲是一个搬运工人，祖上是从爱尔兰来的，一家虔信天主教，丹尼在家中是老大，下面有五个弟弟妹妹，家里很穷，父亲又严厉，母亲常年卧病，他十六岁便逃到曼哈顿来自己讨生活了。他说他什么零工都打过，在“小意大利”城送了很久的比萨饼。去年医生诊断他得了AIDS的时候，他打电话给他母亲，他母亲在电话里哭了起来，叫他赶快到教堂去祈祷，向上帝忏悔。丹尼说他不是一个很好的天主教徒，到了纽约来，一次教堂也没有上过，不过他说等他身体好一些，他会到路口那家“忧愁圣母”天主堂去望弥撒。“我希望上帝会原谅我。”丹尼很认真地说道。“我干过很多蠢事。”他摇着头有点自责。他刚到纽约来不久便坐进了监牢，他替一个毒贩子运送两包海洛因，当场被警察逮住。在牢里他被强奸轮暴，“一次有五、六人，”他说，“白人、黑人、拉丁族都有，还有一个印第安人呢！”丹尼向我做了一个鬼脸，医生判断可能他在监牢里已经染上了病。沉默片刻，丹尼平静地说道：“医生说我活不长了，不晓得还过不过得了这个圣诞。”我捧了一杯牛奶去喂他，“圣诞节我去买‘蛋酒’回来，我们一起喝。”我说。

第十天早上，丹尼突然叫头痛，痛得双手抱住脑袋满床滚。修女玫瑰玛丽曾经告诫过我们，病人到了最后阶段，病毒可能侵入脑神经细胞，会产生剧烈疼痛。我赶紧去把黑人护士叫来，替丹尼注射了大量的吗啡麻醉剂，不一会他的神志却开始混淆不清了，有时候他瞪着一双空洞失神的眼睛望着我，好像完全不认识似的，有时他却像小儿一般嘤嘤地抽泣，我坐在他身边，轻轻拍着他的背，一直到他昏睡过去。到了最后两天，丹尼完全昏迷不醒，虽然他戴上了氧气罩，呼吸还是十分困难，呼吸一下，整个胸部奋而挺起，然后才吃力地吐出一口气来，双手却不停地乱抓。到了十四号那天晚上，丹尼的气息愈来愈微弱，有两次他好像已完全停止呼吸，可是隔一阵，又开始急喘起来，喉咙里不停地发着嘀嘀的声音，好像最后一口气，一直断不了，挣扎得万分辛苦。我在他的床沿坐了下来，将他轻轻扶起，让他的身子倚靠在我的怀里，然后才替他将氧气罩慢慢卸下。丹尼一下子便平静下来，头垂下，枕在我的胸上，身子渐渐转凉。我的Danny Boy终于在我怀里，咽下了他最后的一口气。

韶华，窗外夕阳西下，已近黄昏，我的视线也渐渐黯淡起来。医生说我的眼球网膜已开始有剥离的现象，随时有失明的危险。上午我起身去上厕所，一下失去平衡，幸亏大伟在旁边扶我一把，没有摔跤。大伟是“香提之家”派来照顾我的义工，他是个六尺开外的德州大汉，剃了一个光头，头上扎着一块印花红布头巾，右耳戴着一只金耳环，像《金银岛》里的海盗。但大伟却有一颗细致温柔的心，是个一流看护。他在“香提之家”当了两年义工，送走了九个病人，其中一个是他相伴多年的爱人。“别担心，”那个德州大汉安慰我，“有我在这儿陪着你呢。”

韶华，我伴着丹尼一起经历过死亡，我已不再惧畏，我不再怕它了。事实上我已准备妥当，等待它随时来临。丹尼病逝后不到一个月，我自己开始发病。虽然此刻我的肉身在受着各种苦刑，有时疼痛起来，冷汗涔涔，需要注射吗啡止痛，但我并不感到慌乱，心灵上反而进入一片前所未有的安宁。在我生命最后的一刻，那曾经一辈子啮噬着我紧紧不放的孤绝感，突然消逝。韶华，我不再感到寂寞，这就是我此刻的心境。记得我们年纪还很小的时候，我十二岁，你大概才八九岁吧，有一天我带你爬到我们新店后山那条溪边去玩耍。那时刚下过暴雨，溪流湍急，我不小心脚下一滑，坠入溪中，让急流冲走一二十丈才被一块大山石挡住。我挣扎上岸，额头撞伤了，血流满面。你跑过来，看到我受伤的狼狈，你一脸惶恐，急得流泪。多少年后，你每次到学校来看我，在你温煦的笑容后面，我总看到你从前那张幼稚脸上惶急的神情。我知道，你从小就一直暗暗替我担心。你接到这封信时，可能我已离开人世，我要让你知道，我走得无憾，你不必为我悲伤。你在医院工作那么久，生死大关，经历已多，相信这次你必然也能坦然相对。你是有宗教信仰的，那么就请你替我祈祷吧。

大伟进来了，他替我买了晚餐来，是街上广东馆子的馄饨面，我就此搁笔了。

云哥

一九八八年四月廿九日

云哥六十九街这间公寓阁楼在五楼，东边窗户对街，我站在窗边望下去，首先入眼的便是人行道上相对两排梨树树顶上涌冒出来一大顷白茫茫的花海，那些密密匝匝的白花开得如此繁盛，一层叠着一层，风一吹，整片花海随着波动起来，落花纷飞，好像漫天撒着白纸屑。我没料到，曼哈顿的春天竟是如此骚动不安。三天前我从台北匆匆赶到纽约，云哥已经走了。“香提之家”的义工大伟告诉我，他是死在自己的公寓里的，这是他最后的愿望。我赶来纽约，原本希望能够看护云哥最后一程。那也是我的一个心愿，我考上护专的时候，就对云哥讲过：“你以后生病，我可以当你的护士了。”那次他滑落到溪水中被石头撞伤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他蹲在地上满脸血污的痛苦模样，一直深深烙在我的心中，云哥是个受过伤的人——那就是我对他无法磨灭的一个印象。

云哥是大伯的遗腹子，大伯母生下云哥后便改嫁到日本去了。云哥过继到我们家里来，其实是件十分勉强的事。父亲倒是个无所谓的人，他日夜忙着在贸易公司上班，根本顾不到家里事。母亲心胸狭窄，总把云哥当做累赘，尤其是小弟福仔出世后，母亲对云哥防得更严了，年夜饭一只鸡，两只鸡腿留给了小弟，我吃鸡胸，云哥只好啃鸡颈子鸡脚。不过云哥很识相，他谨守本分，退隐到家庭一角，默默埋首于他的学业，在学校里，他一直是名列前茅的优秀生。中学时期，云哥原本是个韶秀少年，性格温柔，我跟他从小亲近，母亲偏心，我为他不平，对他总有一份特别的袒护。那个时期，我大概算是他唯一的朋友，我看见他那落单的身影，飘来飘去，像片无处着落的孤云，就不禁为他心折。有时夏夜里满天星斗，我跟云哥坐在新店溪的岸边乘凉，我们谈未来谈理想，我说我要当护士，我看过南丁格尔传，看护病痛，我觉得是一种崇高的职责，而且我喜欢护士头上那顶浆得挺挺的白帽子，戴起护士帽很神气。云哥那时就立志要当中学老师了，他的耐性好，教我作业从不嫌烦，我知道他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好老师。后来云哥果然考上师范大学英文系，如愿以偿。

云哥上了师大后，很少回家，跟我也疏远了。而我自己当上白衣天使，恋爱结婚，日夜值班，过着幸福美满又忙碌得分秒必争的日子，也就把云哥暂时忽略在一旁。等到我自己安定下来，重新开始去关心他，云哥已在C中教书多年。有时我去他学校的单身宿舍去找他，总发觉他房间墙上又多了一个镜框，是教育部新颁发给他的优良教师奖状，挂满一排。下面一排是他跟学生们一起合照的毕业照，从一九七一年开始，一年复一年排下来，那些学生永远那么年轻，而云哥却已是渐近中年的资深教师了。三年前最后一次我去看云哥，他请我到学校附近的小馆去吃水饺，吃完天色尚早，我们漫步到植物园里，在荷花池边的靠椅上坐了片刻。那是个秋天的傍晚，荷花已经开过，只剩下荷叶一缕残香。云哥跟我谈了一些教书的苦经：学生愈来愈不好教，不肯用功，外务太多，难管理。“老师不好当啊。”云哥摇着头苦笑了一下，便沉默下来。夕阳的晚照落在云哥身上，我突然发觉他的发鬓竟起了斑白，他不过四十，额上眼角都浮起了皱纹，脸上一抹早衰的憔悴，比他实际年龄要苍老得多，而他眉宇间少年时就带有的一股挥之不去的落寞似乎更加深沉了。我感觉得到云哥的心事很重，他非常地不快乐。没有多久，云哥突然失踪，不告而别。

“香提之家”的义工大伟把云哥这间公寓阁楼收拾得很整齐，一点也看不出大劫过后的凌乱。云哥床上的被单垫褥都收走了，只剩下一架空床。房间浴室已经消过毒，有股强烈的消毒药水气，我将窗户打开，让外面的新鲜空气吹进来，驱走一些药味。在医院里，那些传染病的隔离病房，病人一断气抬走，清洁人员马上进去做清毒措施。前个月有一位AIDS病人死在我们医院里，那是我们医院头一宗病例，医院如临大敌，去病房消毒的清洁人员戴上面罩穿扎得如同太空人般。大概消毒水用得特别多，一股呛鼻的药水气久久不散，走近那间病房远远便可闻到。

云哥实在高估我了，虽然我在医院工作已有十年，经常出入生死场，然而面临生死大关，我始终未能真正做到坦然以对。开始的时候，我曾在癌症病房服务过，目睹一些末期病人垂死挣扎的极端痛苦，不禁魂动神摇，回到家中，一颗颤慄的心久久未能安伏。常常晚上，我一个人悄悄走到巷口的华山堂去做晚祷，跪在教堂里默默向上帝哭诉人间的悲惨，告解我内心的无助与彷徨。然而职业的要求与时间的研磨却把我训练成一个硬起心肠肩挑病痛的资优护理人员，我终于怅然了悟到，作为白衣天使，对于那些濒临死亡的末期病人，最后的责任，就是护送他们安然踏上那条不归路。“香提之家”的义工大伟告诉我，云哥走得很安详，他的神志一直是清醒的。大伟说云哥是他照顾的病人中，走得最干净的一个。我的确相信，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云哥不再感到孤独与寂寞。窗外的阳光斜照在云哥的空床上，我在床边跪了下来，倚着床沿开始祈祷，为云哥、为他的Danny Boy，还有那些千千万万被这场瘟疫夺去生命的亡魂念诵一遍“圣母经”。

《中外文学》第三十卷第七期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

注

本文原为梅家玲教授主编《永远的白先勇》邀稿而作。

Tea for Two

从前我和安弟约会的时候，我们经常约在Tea for Two。Tea for Two在十八街上，靠近第八大道，当年是曼哈顿上雀喜区（Chelsea）十分走红的一家“欢乐吧”。酒吧不算大，可是后面却连着个小餐厅，餐厅名曰：Fairyland。酒吧和餐厅其实都经过大伟和东尼一番精心设计，是下过真功夫的。东尼自己掌管Fairyland，大小事务一把抓，连餐桌上每天的鲜花也由他亲自挑选。每张餐桌上的小水晶瓶里都插着一茎玫瑰花，从殷红、艳红、粉红到娇黄、嫩白，每朵颜色各异，配着同色的蜡烛，烛光花朵交相辉映，这样才够罗曼蒂克——东尼如是说。的确，Fairyland一周七天天天满座，排队都要排上个把小时，但一些“欢乐男”、“欢乐女”开始幽会总喜欢约在这里。由于东尼本人是华人，引来不少亚裔的“欢乐族”，日裔、韩裔、泰国帮、菲律宾帮都有。当然，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欢乐炎黄子孙。因此，幽会的情侣，东西配特别多。东尼说Tea for Two是“东方遇见西方”的最佳欢乐地。

东尼经营餐厅，的确有他一套，规格甚高。他本人每天穿戴得整整齐齐，缎子翻领的黑西装，浆得笔挺的白衬衫领上系着一只酒红的蝴蝶结。西装左上方口袋插着一片同样红艳艳的丝手巾，丝巾叠成山字形，贴在胸上。一双尖头黑皮鞋，擦得光可鉴人。东尼最多不过五尺五六，属于五短身材，全身圆滚滚，从头圆到脚。他有一双乌溜溜大大的圆眼睛，一球蒜头鼻，一撮圆圆的小嘴，一叠厚厚的双下巴，在他那张圆圈似的胖脸下端多添出一道半弧来。最醒目的是他身后翘起的那张曲线饱满的圆屁股，把他外套的后摆高高撑起。东尼喜欢笑，一笑就呵呵地笑个不停，可是往往笑到一半，突然觉得不好意思了，便赶快用他那只肥嘟嘟的手把嘴巴掩盖起来。那时东尼大概已经五十大几了，但他捂住嘴眨巴着一双大眼睛时，却像个稚气未退的老顽童。这跟他的发型也有关系，他剪了一头寸把长的短发，因为他的头发特别柔软，乖乖地覆盖着头顶，前额却一刀齐，好像罩着顶瓜皮帽，透着几分调皮。

东尼算得上是个中型胖子，可是我从来没见过哪个胖子像东尼那样胖得干净利落。他周旋在十几张餐桌间，脚不沾地似的来回穿梭，把他手下几个侍者珍珠、百合、仔仔指挥得团团转。几个侍者也是一律黑白打扮，跟东尼一样都系着红蝴蝶领花，领班和扈从配合得节奏分明。珍珠和百合是一对形影不离的“欢乐女”。珍珠是在唐人街长大的，是个黑里俏的台山妹，我们都把她叫做“黑珍珠”。珍珠虽然小巧玲珑，但企台一加一，手快脚快，一人抵二人用，是东尼最得力的助手，东尼逢人便介绍珍珠是他的宝贝女。珍珠说，她一共有三个爹爹，大伟是她的“大爹爹”，东尼是她的“胖爹爹”，而她自己那个台山厨子爹却不认她了，他逼她嫁人，她说她早已嫁给了百合。百合是从德州来的，还有一口浓重的南方口音，她剃着个三分头，牛高马大，猛一眼倒像个愣小子。她在餐厅里，埋头苦干，什么粗活一脚踢。Tea for Two里面的红人其实是仔仔Sonny，东尼说仔仔是他的摇钱树。仔仔是夏威夷来的第三代日裔，本名叫光树正男，一双单眼皮的细长眼，泛满了桃花，有几分秀媚，是个可人儿。有几位四五十岁的中年常客便是冲着他来的。这群老山羊喜欢找仔仔胡诌，吃他的豆腐。仔仔精乖，一把嘴甜如蜜，把那群老山羊个个哄得乐陶陶，于是大把大把的小费便落入了他的口袋。那群老山羊都是有来头的，那座两百多磅留着一把山羊胡的大肉山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名导演，米开兰基诺的拿手戏是普契尼的《蝴蝶夫人》，欧美的名歌手他都导过了，他揽住仔仔的腰说：“你才是我最心爱的Cho-Cho San！”他对仔仔完全着了迷。山羊群里还有华尔街的股票经理，公园道上的私家牙医，NYU教东亚史的名教授F.O.梅地笙。

东尼的Fairyland广受欢迎并非偶然，他的原则永远是顾客第一。不过他对我和安弟却特别偏心，有时周末等台的客人名单大长，他会偷偷把我们两人的名字挪到前头去，在我们耳边悄悄说道：“跟我来吧。”他把我们引到餐厅僻静的一角，然后替我们点上蜡烛，那一桌是娇黄的蜡烛映着娇黄的玫瑰花。东尼由衷地疼爱安弟，他拧拧安弟的腮说道：“乖乖，你想喝点什么？胖爹爹请你，给你们这对卿卿鸟来杯‘彩虹酒’吧！”珍珠端来的两杯“彩虹酒”有七层不同的彩色，上面燃着两朵荫蓝的火焰。我跟安弟互相举杯对饮的时候，那对郁金香形细长的高脚酒杯还是温温的。东尼设计的菜单也是东西配：前菜有法式焗蜗牛，也有日本“沙西米”。主菜有中式牛柳！也有双人共进的Chateaubriand，这道是他们的名菜，牛肉嫩得入口即化。我和安弟的周年庆祝，点的就是这道菜，两个人你一刀、我一刀切着分来吃。东尼本人厨艺高超，而且有国际视野，他亲手调制的法式甜点苏飞蛋奶酥，第一流。

我们在烛光下慢慢品酒，细细倾诉，吃完甜点总要近十一点了，这时前面的酒吧刚刚才开始活跃起来。我和安弟抢先占到酒吧钢琴边的座位，听大伟自弹自唱《飞我上月球》、《暗夜里的陌生人》、《无法习惯失去你》这些在纽约“欢乐吧”里经常演唱历久不衰的流行老歌。大伟自夸歌喉比爱迪威·廉斯还要有磁性，大伟的声音虽然有点沙哑，但是每首歌都唱得十分动情，很能揪住人心。大伟留着两撇骚胡子，一头铁灰的长发刷得波浪起伏，他身高六尺，五十开外的人身材还保持得挺拔修长，穿上他那件天鹅绒墨绿外套，颈上系着一条银灰色的丝领巾，一副风流自赏的模样。有人说他像《乱世佳人》里的克拉克·盖博，大伟也自认如此，不过他说盖博的戏演得并不怎么样，脸上似笑非笑只有一个表情，他要去演戏，就会比盖博高明得多。据说大伟念大学时曾经在百老汇的歌舞剧《南太平洋》里捞到一个龙套角色，只演了几天，就被他那个开古董店的犹太老爸押回哥伦比亚念书去了。要不然，他早就成为百老汇一颗熠熠红星了，大伟一直这样认为。说到这里，他便会引吭高歌一曲《南太平洋》的主题歌《某个奇妙的晚上》，于是我们大家都拍手喝起彩来捧他的场。大伟一看见安弟便直挤媚眼，笑得一脸开了花，专门为安弟唱一曲《我把心留给了旧金山》，因为安弟是在旧金山出生的。大伟喜爱安弟，也就是说他喜爱所有漂亮的男孩。

Tea for Two酒吧的装饰一律古香古色，四周的墙壁都镶上了沉厚的桃花心木，一面壁上挂满了百老汇歌舞剧的剧照：《画舫》、《花鼓歌》、好几个版本的《南太平洋》，另一面却悬着好莱坞早期电影明星的放大黑白照，中间最大那张是“欢乐女皇”嘉宝的玉照，一双半睡半醒的眼睛，冷冷地俯视着吧里的芸芸众生。酒吧中央那张吧台也是有讲究的，吧台呈心形，沿着台边镶了一圈古铜镂着极细致的花纹。于是欢乐客便围着那颗心坐满一围，每人一杯在手，眼波相勾，互相瞄来瞄去，可以瞄个整晚。只是忙坏了两个酒保，站在吧台后面的调酒师金诺是在小意大利城长大的，年轻时当选过健美先生，还上过《身材》杂志的封面。严冬十二月，他在吧里也只穿着一件箍得一身紧绷紫红色的T恤，胸上背上的肌肉东一块西一块地奋起，好像随时都会把他那件过紧的T恤爆似的。这个大壮汉周身放射着男人气，是Tea for Two的雄性中心，他调酒时也好像在作秀一般，一只肌肉虬结的壮臂倏地将玻璃调酒器高高举起，稀里哗啦一阵碎冰地筛摇，各色鸡尾酒便摇了出来，然后十分潇洒利落地往酒杯里一倾，滴酒不漏。跑堂的酒保费南度是个菲律宾小壮汉，小费那张棕色发亮的圆脸上永远挂着一团笑容，而且还有两个小酒窝。他和金诺也是一对东西配，跟金诺一样冬天也穿着一件紧绷绷的T恤。越战期间，金诺的军队驻扎在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小费是美军雇用的厨子。战后金诺千方百计把小费弄到美国来，两个人天天到健身房去练肌肉。

Tea for Two没有迪斯科，也从不放硬摇滚，到了周末人多，中间几张桌椅一撤，便是一个小舞池，可以跳得下七八对，都是贴面舞，最多插几曲拉丁的恰恰和伦巴。因此，Tea for Two整间酒吧都洋溢着一股老纽约的怀旧气氛，比起格林威治村那些狂野的“欢乐吧”来，多了几分雅驯和温柔——连所有的灯饰都是暗金色的。到Tea for Two的“欢乐族”，寻找罗曼史多于一夜情。但Tea for Two也有令大家呼叫欢腾的时分，那就是周末晚大伟和东尼两人客串的歌舞表演。大伟和东尼都换了一色舞装，黑白条子的上身外套，绛红的紧身裤，头上戴着顶高礼帽，两人都穿上了踢跶舞鞋。两人站在一起，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齐脱了帽子向观众一鞠躬，便载歌载舞起来，表演了一段五〇年代老电影Tea for Two中桃乐丝·黛和戈登·麦克瑞合跳的踢跶舞来。两人在那小舞池里，踢踢跶跶，进退如仪，忽儿同时向左转，忽儿同时向右转，一齐甩手，一齐翘屁股，节拍分秒不差，好像两人在一起练过一辈子的舞，已经达到百分之百的默契，简直有点百老汇的味道了。于是我们都围在舞池周边，鼓掌的鼓掌，喝彩的喝彩，大家异口同声合唱起Tea for Two来：

Tea for Two

And Two for Tea

Just me for you

And you for me

Alone——

那是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纽约的“欢乐年代”最关键的时刻，也是我一生中感到最幸福最美满的刹那，我有安弟依偎在我身边，我搂住他的肩，我们手中都擎着一杯甜沁沁的“彩虹酒”。

我是在Tea for Two邂逅安弟的，那是个四月天的春夜，纽约的天气刚刚转暖，我们两人在Tea for Two里恰巧坐在酒吧台那颗心的尖端。安弟穿了一件苹果绿的薄毛衣，配着件杏黄色软领衬衫，他那年只有十九岁，他是那样地青春，那样地俊美，我情不自禁地一直凝睇着他，看得他不好意思了，对我羞涩的笑道：“我叫安弟。”他是用标准的中文讲的，那一刻，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安弟是个中美混血儿，他有西方人的英挺和东方人的蕴秀。他那一头丰盛柔软的黑发是显性的东方，一双眼角上挑的明眸是古典中国式，可是他的鼻梁高挺，轮廓分明，白皙的皮肤是那样地洁净——安弟是个东西合璧的美少年。而他的性格又是如此温柔可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孩子，难怪Tea for Two里面的人都疼爱他。

安弟叫我罗大哥，他说他很高兴终于找到了一位中国哥哥。安弟的父亲是到台湾学中文的留学生，追上一位比他大五岁语言中心教中文的老师，两人结婚后回到旧金山，安弟父亲继续在史丹佛念博士，他母亲却在旧金山州立大学觅得一份教中文的教职，赚钱贴补家用，安弟就是在旧金山出生的。博士念完，他父亲把他母亲抛弃掉，儿子也不要了。他母亲只得又嫁了一位老教授，是个脾气古怪的英国人，在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教遗传学，养了一屋子的白老鼠。安弟说他受不了家里的老鼠屎臊，更受不了那个成日喃喃自语的怪僻继父。上大学安弟便搬出来自己独立生活了，暑假他便在Tea for Two打工赚学费，是东尼得宠的助手，所以他到Tea for Two去喝酒，经常是免费的。

安弟在布鲁克林的普拉特学院（Pratt Institute）学摄影。他说他最大的梦想便是当特约摄影记者，有一天能替《国家地理》杂志拍摄一个专辑，他希望到中国热河的承德去拍摄满清王朝的避暑山庄，他母亲一家是旗人而且是清朝贵胄的后裔，他母亲的祖母嫁给叶赫那拉氏族，曾经奉召到热河行宫参见过慈禧太后的，从小他母亲便津津乐道讲给他听他母系家族一些近乎神话的传说轶事，他母亲告诉他，他身体里流着中国人的“蓝血”。安弟的确举止间自然流露出一股秀贵之气，他是我心中的小王子。

可是安弟对我说，他一直有着身份认同的困扰，大概他幼年时他与他的中国母亲便遭到他美国父亲的遗弃，所以他觉得他身体里中国那一半总好像一直在漂泊、在寻觅、在找依归。我把安弟紧紧搂入怀里，抚摸着他那一头柔顺的黑发，在耳边轻轻说道：“安弟，让我来照顾你一辈子吧。”那时我在已NYU拿到了企管硕士，并且在大通银行找到一份待遇相当优厚的差事。我在第三大道上近二十一街处租到一间第十八层的顶层阁楼，阁楼有一个阳台，站在阳台上，入夜时，可以看到曼哈顿灿烂的晚景。我与安弟倚在阳台的铁栏上，抬头眺望曼哈顿上空紫色的天穹，等着那一颗一颗星光的闪现。我紧执着安弟的手，心中有一份莫名的感动。安弟是我第一个深深爱恋上的男孩子，那份爱，是用我全部生命填进去的。

我与安弟决定生活在一起，那是在我们交往半年后的事了。安弟搬进我的顶楼公寓，我们打算成立一个家，其实多少也受了大伟和东尼的启发。大伟和东尼庆祝他们在一起四十周年的那天，也请了我和安弟到他们家去参加他们的纪念“派对”。那天请的都是自己人：珍珠和百合，仔仔带了他那座大肉山的大都会歌剧导演，他和米开兰基诺已经同居了，还有那一对壮汉大肌肉金诺小肌肉小费。因为是喜庆，我们大家都送了花去，我和安弟到花店特别订制了一只用红白两色各样四十朵康乃馨串扎起来的心形花圈——那是安弟的主意。大伟和东尼果然大乐，大伟一把抱住安弟，在他腮上一连亲了几个响吻，还不肯放手。东尼狠力一把推开他，嗔道：“够了，够了，你这只老山羊，别吓坏了我的乖乖！”说着便把安弟拖走了，我们都大笑起来。

大伟和东尼的家在“东村”第八街圣马可广场附近，是一幢三层楼的褐色砖房，外表古雅，一扇蟠花的铁门引着一道石阶上去。大伟说这是他们家传下来的老屋了。他一面引导我们大伙参观他和东尼两人精心布置的这个家，一面介绍他祖上颇带传奇色彩的家世。大伟的祖父是旧俄时代的犹太人，是圣彼得堡的富商，俄国大革命举家逃到中国辗转到上海落脚。大伟父亲是个精明强干的生意人，在上海霞飞路开了一家叫“卡夫卡斯”的高级西餐厅，生意鼎盛，大伟便是在上海出生的。他还会几句宁波腔的上海话：“慢慢叫，慢慢叫”，是他的宁波保姆教他的。后来日本人打进上海，大伟一家又逃到纽约来，船上带了几十箱的中国古董跟家具，便在曼哈顿第五大道上开了一家古董店，有个中国名字就叫“霞飞路”，大伟父亲大概还一直怀念上海霞飞路他从前那家老餐厅。大伟是独生子，他父亲留下的宝贝，他都继承了下来。

大伟和东尼家一楼的大客厅是椭圆形的，里面的陈设跟主人一样完全是东西配。那一堂两长两短高靠背丝绒沙发，宝蓝镶金边，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但是四张对开的椅子却是中国酸枝镶云烟石的太师椅，两张沙发后面各竖着一档高达一丈半的乌木屏风，嵌着碧莹莹的翠玉片，一档是百美图，另一档是喜鹊嬉春，雕工极细，人物眉眼分明，花鸟百态俨然。大伟说这对乾隆年间缀玉屏风是他父亲留下来的传家之宝，有人出过吓人的高价他也不舍得出让。这一组中西配搭的家具，有一种奇特的和谐，就如同客厅其他角落的摆设一般，那些瓶瓶罐罐，一中必有一西，配得成双成对。大伟指着东尼的背影悄声跟我们说道：“他是室内设计专家，这些摆设都是他的主意，我改动一下，他整天都不跟我说话呢！”

大伟率领我们上二楼去参观他们的卧室，东尼却带着珍珠百合至厨房准备晚餐去了。大伟和东尼那间睡房也装扮得十分特别，房间相当大，中间一铺帝王型的红木床，床上床下却堆满了几十个枕垫，中国的、印度的、波斯的都有，金线面夹着大红大绿的花花叶叶，大的有三四尺见方，小的才一个巴掌大。卧房四壁都镶了镜子，镜子上端有聚光灯，映得整间卧房彩色缤纷，好像进到一个童话世界的幻境中一般。大伟指着床上那些枕垫笑道：“东尼睡觉最不守规矩，满床乱滚，我把床边塞满了垫子，免得他滚下床去。”

床头有一张半月形的桌案，上面摆满了大大小小镶了各种镜框的相片，都是大伟和东尼两人合照的：两人骑在大象背上是在泰国照的，头上戴了花冠，颈上套着花环，连腰上也插满了大朵大朵的热带花，大伟说那是他和东尼两人一九七五年到大溪地拍的。摆在中间一张放大的黑白照，是个赤身露体十来岁的男孩背影，男孩圆滚滚的屁股翘得高高的，背景是一片湖水，灿烂的阳光把湖水都照亮了。大伟笑眯眯地指着那张照片说，那是东尼在纽约州上面的奇普西参加童子军露营时，他偷偷替东尼拍下来的。我们都凑近去看，仔仔指着东尼那张圆滚滚的翘屁股惊呼道：

“哇！这张屁屁迷死人哩！”

“这就是我迷恋他四十年的主要原因。”大伟颇自得地嘿嘿笑道。

“你的也不差哟！”

那座肉山导演伸出他那熊掌似的大手在仔仔后面摩挲了一下，摸得仔仔咯咯地骚笑起来。

饭厅在一楼，位于椭圆客厅的一端，隔着一扇卐字雕花的推门，饭厅全是大理石的装饰，地板、壁炉，连那张长方形的餐桌都是乳白底子漾着赭红花纹的大理石，温润光滑，倒有点像一盆东尼调制的蛋奶酥。餐桌可容十二人，那天桌上摆满了鲜花，我和安弟送的那圈康乃馨放在桌子正中央，红白对衬，花心中间立着一柄扇形的银烛台，上面插了十二支修长的莹白蜡烛。

那晚的四十周年纪念晚宴，大伟和东尼把他们家中的宝货都拿出来待客了，他们收藏了十几年从法国带回来的一打一九六五年酿制的名贵红酒也从箱底翻了出来。东尼为了这餐盛宴足足筹备了一个星期。每一道菜上来，我们都不由得哇地一声赞美。东尼说那些鹌鹑是他开车到新泽西州一个鹌鹑场上亲自挑选的，只只肥嫩，而且是现宰的。那晚那道压轴大菜奶油鲜菇焗鹌鹑果然不凡，鲜美无比。

珍珠坚持要她的胖爹爹坐下来好好用餐，由她和百合两人伺候上菜。大伟和东尼都换上了一式半夜蓝缎子上衣，黑丝绒的衣襟上各人别着一朵绿丝带编织成的康乃馨。壁炉里燃烧着松香木，熊熊的火光映得两人的醉颜鲜红。东尼本来就爱笑，那晚更是呵呵笑得肆无忌惮，也忘了用他那胖手去遮嘴巴了，两人你一句我一句抢着告诉我们他们凑在一起的故事。

原来东尼也是在上海出世的，他的父亲也是个富商，开间大纺织厂，家里有点洋派，经常上西餐馆，是“卡夫卡斯”的常客，所以两家人原本认识。巧的是，东尼和大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大伟只早出生两个时辰。更巧的是两人竟出生在同一家医院，两家人都选上了当年上海最高级的广济医院，是法国天主教开的。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来了，东尼一家先去了香港，后来又来到纽约，两家再次联络上。大伟和东尼上初中时就被家里送去同一间私立贵族男校，两人同在一个班上。

“那时班上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常常受欺负，”东尼撕着一只鹌鹑腿说道，“那群家伙天天追着我叫我‘中国娃娃’‘胖子胖’，幸亏有他保护我！”东尼将头在大伟肩上靠了一下。

“我常常为他打架，打得那班小子个个求饶！”大伟举起拳头得意洋洋夸口道。

“别忘了你的鼻子也给打歪了的。”东尼乜斜着眼睛瞄了大伟一眼。

“那是我自己跌跤跌的。”大伟支吾道。

“讲讲你们的‘第一次’吧！”仔仔促狭道，我们都鼓噪起来。

“是你讲还是我讲？”大伟问东尼。

“你讲吧，可是不许胡说八道。”东尼警告道。

大伟说他们两人上初三那年暑假参加童子军夏令营，在奇普西的一个湖边森林里露营，他和东尼睡在一个帐篷里，而且睡在一起。

“睡到半夜，我突然感到一团暖呼呼圆滚滚的肉屁股凑了过来——”

“别听他胡说，”东尼急忙打断大伟的话，“真相是这样的：那晚我已经睡着了，突然一只手伸进我裤子里乱摸一阵，把我弄醒了。”

大伟继续兴致勃勃地描述他和东尼的“第一次”。他说那晚他和东尼借故出去小便，爬出帐篷两人连跑带跳穿过一片野杉林，飞奔到湖边去。

“那天晚上月光很亮——”

“没有月亮，只有星星！”东尼指正大伟。

“星星也很亮，把湖水都照亮了，”大伟不为所动继续说下去，“我们两人就在湖边的草地上，脱得精光——嚄，我敢说，那晚整个湖都在翻腾呢！”

大伟得意忘形地数说着，东尼一双胖手捂住脸倒不好意思起来。

“我的上帝！”大肌肉金诺情不自禁地惊叹道，他伸出手去捏了一把小肌肉小费的膀子，小费的酒窝笑得更深了。我也暗暗在台下握了一下安弟的手，安弟望着我会心地微笑。

“我敢打赌，你们两人那时毛还没有长齐呢！”仔仔笑着调侃道。

“喂，喂，你们说话文雅些吧，”那座肉山导演故作正经地说道，“我们还有两位女士在这里呢！”

珍珠和百合刚刚捧了甜点进来。

“她们两人见过世面的，不碍事。”大伟揽住珍珠说道。

“大爹爹，你只管说，”珍珠俯下去亲了一下大伟的额头，“你和胖爹爹的罗曼史我们也爱听的。”

大伟说那整个夏天他和东尼都在狂热做爱，两人趁人一不注意就溜出去亲嘴打野炮。有时两人钻进山洞里，有时爬进排水沟里，但是最开心的还是三更半夜两人偷跑到湖边，脱得精光跳到湖中去嬉水。那是他们一生最难忘怀的一个夏天，两个人，同一天，度过了十五岁的生日。

珍珠和百合俩推进来一座两层大蛋糕，第一层上足足点了四十支五颜六色的小蜡烛。第二层上却立着一对小人儿，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各戴着一顶高礼帽，穿着黑白条子的上衣，深红裤子。我们走近去围着一看，连眉眼都画得有点像大伟和东尼，大伟的八字须和东尼的双下巴也描了出来，大家看得都哄笑起来。珍珠说那两个小人儿是她用面粉捏出来的，她在唐人街学过这行手艺，还可以捏出各种小动物来。

大伟和东尼两人手挽手走到蛋糕面前，倏地向我们一鞠躬，你一句我一句连唱带做，表演了一出迷你歌舞剧：《四十年来了又过去》。

大伟：蜜糖，我足足听了你四十年的打鼾声，

东尼：甜心，我也足足闻了你四十年的响臭屁。

大伟：我为你洗了四十年的脏厕所，

东尼：别忘了我也替你洗了四十年的脏袜子脏内衣。

大伟：我做了你四十年的私家司机天天载你逛街看戏，

东尼：我也做了你四十年的私人厨子天天给你炒蛋煎鱼。

大伟：蜜糖，四十年我哪次忘记送你生日礼？

东尼：甜心，四十年我何曾忘记每晚亲一下你的大鸡鸡！

东尼突然伸一只胖拳头一拳打到大伟胸上，恨恨唱道：

有一点，最可恨，老山羊看见漂亮孩子就流口水色迷迷！

大伟赶快搂住东尼的肩膀涎着脸唱道：

可是蜜糖，最后我还不都是乖乖回来拥抱你的胖屁屁！

大伟、东尼（合唱）：四十年来了又过去，为什么我还跟你厮混在一起？因为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两人在一起，真有趣。

大伟和东尼还没演唱完，我们老早笑成了一团。珍珠和百合尖叫起来，百合一把将珍珠抱得离地而起，大肌肉小肌肉两人用拳头互相捶来捶去，肉山导演已经喘不过气来，眼泪直流，仔仔赶紧替他捶背，安弟笑得直往我怀里钻。大家笑着笑着不约而同一齐拍手唱起了Tea for Two，于是很自然的，大伟和东尼，两人一齐甩手、一齐翘屁股，跳起他们的踢跶舞来。

我在台北的父母亲本来盼望我在美国一念完书就回去的，父亲在台湾有一家蒸蒸日上的大企业，他鼓励我念企管就是希望我学成回去帮助他，经过他的调教磨炼，日后接班，把罗家的事业继续壮大下去。母亲却另有打算，她经常提醒我：都已经三十出头了！她在敦化南路三六九巷看中了一层公寓，三房二厅，五十坪，我回去成家住正好。当我告诉父母亲我在纽约找到了一份好差事，暂时不会回台北，当然告诉他们，我远走美国就是要逃离台北，逃离台北那个家，逃离他们替我安排的一切。我根本无法告诉他们，是在纽约，我找到了新生，因为在Tea for Two里，我遇见了安弟。

安弟的母亲Yvonne叶吟秋女士倒开通得很，安弟搬进我第三大道的阁楼公寓是他母亲亲自开车替他把行李送过来的。叶吟秋女士是位长相高雅、谈吐温文的妇人，尤其是她那一口京片子，悦耳中听。安弟虽然只会说一些简单的中文，但标准的发音却是从他母亲那里学的。他的中文名字叫叶安弟，也跟着母亲姓了。大概生活经过一番风霜的磨砺，Yvonne一头头发倒早已花白了，然而她眉眼间的一份贵气，大概是她正黄旗的老祖宗代代相传下来的。她临走时郑重地把安弟托付给我，也顺着安弟叫我罗大哥：

“罗大哥，安弟还是个孩子，不懂事的地方，请您多担待。”

安弟搬进来与我同住后，我才开始有了“成家”的感受，安弟和我两人把阁楼公寓布置成一个温暖的小窝巢。安弟很有艺术眼光，他替我挑的几件家具，简单朴素，可是往阁楼里一摆，不多不少，正好构成一幅视觉舒畅的图画。阁楼仅有的一面空墙，悬挂上安弟最得意的一张摄影，那幅影像的尺寸放得很大，几乎占满了一半墙壁。那是安弟在维蒙州拍摄的一幅春景。整幅画面都是一片耀眼的绿，新生的嫩叶，千千万万，向天空舒展，朝日的艳阳，万道金光，把一顷丛林都点燃了，安弟捕捉到初春晨曦最灿烂的片刻。那幅绿得令人神爽的影像占据了我阁楼的中央，让我感到安弟真的闯进我的世界里来了，而且带来一身亮绿的青春。我将安弟拥入怀里时，我可以闻到他身上的少年香。

大伟和东尼知道我和安弟已经定情同居在一起，他们两人送了一件贵重的贺礼给我们，一套英国雅致的银器茶具，而且在两只银杯上刻了L跟Y我和安弟的姓氏字母。东尼双手捂住安弟的面颊，笑道：“乖乖，你和罗两人也可以来个Tea for Two了。”

那年春天，我和安弟两人，常常在阳台上喝我们的“双人茶”。往往在星期日下午，我们把茶几椅子搬到阳台上去，将那套银茶具摆出来，安弟和我都喜欢喝奶茶，我们用的是印度大吉岭红茶，那有高山茶的一味醇厚。我们楼下隔壁便是一家法国糕饼店，我和安弟坐在阳台上，手里擎着那一对银茶杯，一面喝奶茶，一面品尝法国糕饼店各色精巧的水果蛋糕。那年曼哈顿开暖得早，我阳台上那十几盆齐胸高的“欲望之心”一下子齐都怒放，整个阳台盖满了花朵，那是一种重瓣的杜鹃花，外层雪白，里层却托着一颗鲜红的花心，夕阳斜射在花丛上，好像一大疋白绫上溅满了殷红的血点一般。春风撩动着安弟一头墨浓的黑发，面对着坐在花丛里的这个美少年，我心中充满了怜惜，恨不得将安弟幼年时遭父遗弃所受的委屈统统弥补起来。对安弟，我是在溺爱他。

安弟只有一架二手的日本佳能照相机，配件也是七拼八凑而成的，他那只三脚架，一只脚已经不稳了，架起来下面还要垫东西。有一次，我和安弟走过三十二街一家有名的摄影器材行威老必，橱窗里陈设着一架德国莱卡公司刚出笼R系列的照相机，高踞在一座银色的三脚架上，橱窗里的汽灯射在上面，真有睥睨群雄的架势，其他牌子的相机统统黯然失色。我和安弟本来已走过威老必门口，安弟突然折返在橱窗前停了下来，指着那架莱卡哇地惊叫起来，他将脸抵住橱窗玻璃看了半天，大概他看清楚那架莱卡的价钱了，回头向我咋了一下舌，笑道：

“我要打一夏天的工才买得起这个宝贝呢！”

安弟的生日是七月四号，与美国国庆同一天，那是个大生日，那年他二十岁。头两天我已替安弟买好了一份礼物，从我办公的大通广场转过去的华尔街上有一家莱卡专卖店，我在那家店里买了一副R系统最新型的相机，连同全套配件各种镜头，外带一只非常漂亮醒目的硬壳黑色真皮箱子，可以背在肩上的，一共花了近三千元。我在生日卡上写道：

我的小王子，希望有一天，你用这架莱卡，把中国的热河行宫拍摄下来，我相信没有人比你拍得更好，因为你的祖先曾在那里风光过。

那天晚上，安弟放了学回来，走进卧房，看到那架崭新的莱卡高高蹲在银光闪闪的三角架上，兴奋得又叫又跳，抱住我乱说一顿。整晚安弟都在玩弄那只相机，不肯放手，各种镜头试了又试，换一个镜头便喃喃自语赞几句。装好配件，充好电，他便要我坐在沙发上让他对准镜头，然后按下自动开关，跑过来猴到我身上将我紧紧搂住，咔嚓一下拍了一张两人搂成一团的双人照。

从此以后，每天清晨，安弟赶到学校去上早课，出门时，第一件事就是先背上那只黑得发亮的真皮箱子，然后一只手提起三脚架，摇摇晃晃便跑上街去，走到转角处，他总要转身向上望一下，他知道我一定会站在阳台上目送他离开，他会朝我摆一摆手，然后又急急忙忙赶着去乘地铁。他从曼哈顿乘到布鲁克林要转两路车，有四十多分钟的行程，所以每天总是他先离开，而我到大通广场，十二三分钟便到了。

那年圣诞节，本来我们已经讲好邀请安弟的母亲到我们家一同过圣诞夜的，因为她那个古怪的遗传学教授回英国去了。Yvonne告诉我们，她会带只烤好的火鸡来，火鸡肚膛里塞着的糯米饭，她说那是安弟最爱吃的玩意儿。叶吟秋女士是天主教徒，我和安弟答应她吃完饭陪她到第五大道的St.Patrick大教堂去望午夜弥撒。圣诞节的前两个星期，安弟的课业即将结束，纽约第一场大雪刚下过，那天安弟出门，穿了一件银灰色鸭绒里子的半长大衣，一条长长的绛红围巾直拖到背后，他头上戴了一顶白色的绒线帽，帽顶有团黑绒球，衬得他那张俊秀的面庞更是眉眼分明。他仍旧背上他那只黑皮箱，一手提着三脚架，兴冲冲地跑了出去。我站在阳台上，看见他左晃右晃踏着街上的雪泥，身后的红围巾被风吹得高高飘起，他照例在转角处回首举起三脚架向我挥别，银灰的身影倏地便不见了。阳台上寒风阵阵，冰冷的空气直灌入我领口，我一连打了几个寒噤，赶紧回到屋内。那天我们银行来了几个欧洲的大客户，谈完一桩生意已是晚餐时分，我的上司请那几位欧洲大户到五十五街的Le Pavillon去吃法国大餐，我找了一个借口便赶回家中，那时已近八点，可是安弟还没有回来。我把通心粉拿出来，预备做一道蛤蜊通心粉，和安弟两人共进一顿简单的晚饭。这道意大利菜，我们两人都爱吃。我先把通心粉煮好，打开了一罐蛤蜊，将汁倒出来备用，等安弟一回来就下锅爆蒜来炒蛤蜊。等到九点半，我已经开始心神不宁了，因为安弟是个体贴的孩子，他有事晚归，一定会先打电话回家，要我不用等他先用晚餐。十点一刻，电话铃响，我跳起来去接电话，以为一定会是安弟。电话是警察局打来的，警官先问我安弟是不是住在这里，我说是。他又问我是安弟的什么人，我脱口道出我是他的监护人。警官告诉我，安弟出事了，他在布鲁克林的地铁站里遭了抢劫，有人看见一个黑人强盗抢他背着的皮箱，安弟和那个强盗扭打，被强盗一把推落到铁轨坑道，给开来的快车撞个正着。

从那一刻起，我的记忆完全陷入了混乱状态。我在停尸间里昏厥过去，后脑撞到铁架上，引起了脑震荡。那一跤跌下去，我从此一蹶不振。一位警官领我去认尸，他指着一团血肉模糊的东西，他说那是安弟。安弟的脑袋被压扁了，他那顶白绒帽给血染得通红，脑浆和绒线帽粘搅在一起，他的眼珠子被挤了出来，下巴整个歪掉移了位，露出上下两排白牙来。他的一双腿也轧断了，只剩下一截身躯还能辨识，他那件银灰的大衣，整块整块都是殷红的血迹。安弟，我那美貌的小王子，瞬间竟变成了一个形状狰狞恐怖的怪物。

我不知道在医院里昏迷了多少天，等我醒过来时，医生又给我注射大量的镇静剂，让我继续昏睡，因为我的神志稍微一清醒便会大喊大叫，发了狂一般。他们把我绑在床上，我爬起身时，会用头乱去撞墙。等到我的疯狂状态完全过去，情绪已经稳定下来，医生才让我出院，那大概是三个多月以后的事了。医生要我每个星期回到医院去做心理治疗，而且必须继续服用镇静剂及抗忧郁药。是大伟和东尼来接我出院的，住院的那段时间，他们两人经常来探望我。珍珠、百合、仔仔、金诺、小费好像也来过，不过我已记不清楚了。东尼来得最勤，每次他带盒他亲手做的蛋奶酥来，用叉子喂给我吃，其他的人我差不多都不认识了，只有东尼那只胖嘟嘟又厚又暖的手抚摸着我的额头时，我才有感觉。大伟和东尼开车送我回返第三大道我那间阁楼公寓后，两人同时紧紧拥抱了我一下，东尼在我耳边轻轻说道：

“到Tea for Two来，我请你喝酒。”

“罗，你一定要来，”大伟向我挤了一下眼睛，“我还要唱歌给你听呢！”

第二天，一大清早，我收拾了一箱衣服，开了我那辆Volvo，离开纽约。那一离去，等我再回到这座曾经把我的小王子爱人安弟吞噬掉的恶魔城市，已是五年以后的事了。

那天开车出城，天刚刚发青，我加足马力，开上华盛顿大桥。我像逃亡一样，逃离那群鬼影幢幢的摩天大楼。我开上八十号州际公路，直往西奔，头一天我开了十六个小时，穿过新泽西、穿过宾夕法尼亚、进入俄亥俄，直到我开始打盹，方向盘抓不稳车身开始摇晃我才从公路岔了出去，在一个荒凉的小镇找到一家汽车旅馆，蒙头大睡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我又上路继续往西奔，开过印第安纳、进入伊利诺，经过芝加哥时，我停也没停，赶紧穿过去，我对于竖满了高楼的大都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也不知开了多少时候，一直到汽油耗尽，人也累得开不动了，终于在爱荷华州东部一个叫雪松川的小城停了下来。就这样，我匿藏在爱荷华州，好像一个被通缉的杀人犯般，躲在中西部那片无边无垠的玉米田中，埋名隐姓，与世隔绝，悄悄地度过了五年。

雪松川是一条水流急湍的河流，穿过城市中心，春天开冻时，流水挤着融化的冰块，滔滔往下滚去。我在雪松川市的东郊，租了一间小木屋，河的两岸都是雪松丛林，小木屋便隐藏在密密的森林中。在屋里，终夜听得到汩汩的流水声、森林里呼号的风声，有时候，月色清冷，半夜三更突然间破空而来传过几声尖锐刺耳的惨啸，那是猫头鹰对月啼叫，我常被这阵惨叫从梦中惊醒，一身冷汗涔涔。头一年，我什么事都不能做，因为注意力完全无法集中。我像一个患了失忆症的病人，脑中记忆库里的过去纪录，突然崩裂掉，我与亲友完全断绝了音讯。有时我整日坐在河边，望着滚滚而去的流水发呆，不知自己是谁，身在何处。有时我开了车子在爱荷华州笔直通天的公路上漫无目的飞驰，一直开到杳无人烟的玉米田里停下来，看着那轮血红的夕阳冉冉沉落到那一顷万亩的玉米丛中。

第二年开春，我银行里的积蓄用光了，我在雪松川市政府找到一份会计工作，对我来说这是再也轻松不过的差事。虽然薪水少得可笑，但也足够支撑我在小木屋简单的生活。雪松川东郊都是捷克人的移民区，以养猪为业，那些朴实憨厚的捷克农夫两三代还在讲着口音古怪的捷克话。我经常到他们农场去买他们自己腌制的腊肠、咸肉，他们也会做熏猪蹄，只有市价的一半，而且新鲜。我在小木屋的后面开辟出一块耕植地来，我种过玉米、番茄、包心菜、马铃薯、胡萝卜。爱荷华州的耕地肥沃，多半是腐叶土，随便种什么，长出来都粗粗壮壮的。我也学那些捷克农夫做罗宋汤，煮一大锅吃几天。就这样，我喝着罗宋汤，度过几轮失去了记忆的寒暑。直到有一次，我常常去买腊肠火腿的一户农家，那家的老祖母过世了，老妇人生前对我很亲切，每次去她都送一长条她亲自焙烤的面包给我夹火腿。她儿子把她一架旧式的收音机送给我做纪念，因为他知道我的木屋里没有装电视，没有唱机，没有任何音响设备。有一晚，我打开那架老旧的收音机，一家经常播放老歌的电台，正在播放金嗓子桃乐丝·黛的精选歌曲，突然间，我听到桃乐丝·黛甜丝丝带着磁性的歌声：

Tea for Two,

And Two for Tea——

我那久已麻痹的神经末梢忽然苏醒张开，眼前浮现出大伟和东尼，两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带着顶高帽子，在舞池里左转、右转、甩手、翘屁股，跳着踢跶舞。那一刻，我心中涌现起一股强烈的欲望：我要把我那断裂的过去衔接起来。

一九八五年圣诞节的前一周，我开着我那辆早已破旧了的Volvo，照旧沿着八十号公路，没昼没夜，开了四天的车，回到纽约。我在雀喜区找到一家YMCA旅馆住了进去。那天晚上，我洗好澡，换上干净衣服，便步行到第八大道去。我去寻找Tea for Two。走到十八街转角原本是Tea for Two的旧址那里，原来亮黄色的霓虹招牌不见了，却换上紫巍巍End Up两个大字。我迟疑了一下，推门进去，迎面冲来一流震耳欲聋的硬摇滚，音量之大好像洪水破闸而出，把人都要冲走了似的。里面的灯光全变了镭射，随着音乐忽明忽暗，镭射灯光像数千把寒光闪闪的利剑在空中乱砍乱劈，令人眼花缭乱。我进去后，隔了好一阵子，眼睛才看得清楚。原来Tea for Two“欢乐吧”的布局全部改装过，整间酒吧变成了空荡荡的一个大舞池，心形的吧台也被拆掉了，酒吧被挤到一角，只有一道栏杆栏起来，把一个骨瘦如柴长发披肩的调酒师关在里面。四面墙上那些老牌明星照统统无影无踪，幸亏他们把嘉宝的玉照也拆走了，“欢乐女皇”受不了这份嘈杂。墙上换上大幅大幅壮男半裸的画像，阳具和臀部的部位画得特别夸大。硬摇滚敲打得如此猛烈，好像虚张声势在镇压、在掩盖什么。舞池子里只有十来个人，各跳各的，着了魔一般，身不由己地狂扭着。舞客穿着邋遢，镭射灯把他们身上罩上了一层银紫的亮光，在转动的灯光幻影下，好像空中纷纷在飘落齑粉，池子里都撒满了玻璃屑。我绕到后面去找Fairyland，餐厅已改装成电视间，墙上一面巨大的萤屏幕正在放映男色春宫，一群赤身露体的汉子交叠在一堆，在拼命重复着同一个动作。半明暗的电视间里，只有稀稀落落三四个人，仰靠在椅子上，手里握着一只啤酒瓶，面无表情地瞪视着萤屏幕上那重复又重复的单调动作。Fairyland不见了，Tea for Two被销毁得连半点遗迹都寻找不到。

“大伟和东尼你认识吗？”我问那位骨瘦如柴，一头蓬乱长发的调酒师，我要了一杯不掺冰的纯威士忌，一口便喝掉了半杯，那是我五年来头一次开酒戒。

“没听过他们。”调酒师耸耸肩，脸上有点不耐烦。

“他们从前是Tea for Two的老板。”我大声对他叫道，摇滚乐几乎淹没了我的声音。

“这里换过好几个老板。”调酒师淡然说道，他又递了一杯威士忌给我，我掏出五块钱的小费塞给他，他望了我一眼，脸上木然的表情才稍缓和一些。

“金诺，你听说过他吗？从前他也在这里调酒的。”我又问他，我拼命想把Tea for Two的历史挖掘一些出来，好像要证明它确切存在过。

“金诺？当然，”调酒师说道，“我就是来接他的位置的。”

“金诺现在在哪里？”我好不容易抓到一根与Tea for Two有关的线索，赶紧追问下去。

“他死了，”调酒师一双深坑的眼睛瞪着我，大概他看见我不肯相信的样子，又加了一句，“他去年死的，他得了AIDS。”

那天晚上我在End Up喝得酩酊大醉，回到YMCA旅馆，我倒在房间地板上，放悲声大恸起来，那是自安弟惨死后，第一次，我哭出了声音。

第二天是圣诞夜，街上的人都抢着购买最后一些圣诞礼物。我挤进一家高级食品店，买了一瓶波多红酒，一罐鹅肝酱，黄昏时，摸索着找到了“东村”圣马可广场第八街大伟和东尼那个家。大伟开门见着我便大声惊叫起来，他紧紧搂住我半天不肯放手。

“感谢上帝！”大伟舒了一口气叹道，“你居然还活着。”

我们进到客厅坐定后，我向大伟略略叙说了我这几年生活的情形，求他谅解我不辞而别，失去联络。

“我们都以为你早就不在人世了！”大伟摇头笑道，“可怜的东尼，他还为你洒下一大把眼泪呢，他说你一定是跳到赫逊河里去了，而且是从华盛顿大桥跳下去的。”

我笑了起来，说道：“东尼说得倒有点对，我开车离开纽约，曾经开过华盛顿大桥，不过没有跳下去就是了。”

“东尼呢？”我又问道。

大伟指了指楼上，放低声音说：

“他在睡午觉，等一下我去叫他。”

我从袋子里拿出那罐鹅肝酱来。

“我还记得东尼喜欢吃这个东西。”

“谢谢你想得周到，”大伟接过那罐鹅肝酱，望着我说道，“东尼中风了。”

“哦——”我禁不住伸出手去轻轻拍了一下大伟的肩膀。

“是去年冬天的事。”大伟补上一句。

刚进来时，我只顾着跟大伟叙旧，没有注意到，大伟这几年竟苍老了许多。虽然他仍旧穿着一袭华贵的黑丝绒外套，颈上系着一块暗蓝洒金星的丝围巾，头发仍旧刷得整整齐齐，但几乎全白了。他消瘦了不少，连额上都添了皱纹，本来唇上两撇风流潇洒的胡子，因为两颊坑了下去，显得突兀起来。

“不过东尼恢复得还不错，我扶着他可以走路了，现在我就是他的拐杖，”大伟笑道，他努力向我挤了一下眼睛，“说不定再过一阵子我们又可以一齐跳踢跶舞了呢！”

我和大伟正聊着天，楼上传来一阵敲地板的声音，大伟马上跳起身来往楼上跑去，一面爬楼梯一面喊道：“蜜糖，我这就来了。”

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环视了一下，发觉原先客厅里那些古董屏风酸枝木的太师椅统统不见了，偌大的客厅顿时感到空了一半。

“好极了，蜜糖，慢慢叫，慢慢叫。”

大伟搀着东尼从楼上走了下来，一步一步，互相扶持着蹭蹬步下楼梯，走两步，大伟口中便念念有词替东尼加油。楼梯口有一架轮椅，大伟把东尼安置在轮椅上推着向我走来。

“你看看，谁来了？”大伟指向我。

我马上迎过去，俯下身去拥抱东尼。

“胖爹爹——”我叫了一声。

东尼坐在轮椅上举起他一只胖嘟嘟肥厚的手掌在我头上脸上乱拍乱打一阵，又着实捏了我的腮两下，他激动得嘴里咿哩呜噜吐出一堆我听得不大清楚的话，他那双滚圆的大眼倏地涌出两行泪水来。大伟掏出手帕一边替东尼揩泪，一边替他解说道：

“东尼问你：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啊？”

我紧紧握住东尼的胖手，求他原谅。东尼又是咿哩呜噜地喊了一顿，我发觉东尼的嘴巴歪了，左半边脸是僵木的，右边脸因为激动，他那胖胖的腮帮子一径在颤抖，他的左手臂弯曲了起来，手掌握着拳，手指伸不开了，胖嘟嘟白白的手掌好像一只肉馒头。他从前那一头乖乖贴在头顶的头发，竟也洒上了霜雪。东尼穿着一件花睡袍，坐在轮椅上，缩成一团，倒像个头发花白的老婴孩。“别这样激动，蜜糖，”大伟抚慰东尼道，“今晚我们好好庆祝一下，庆祝罗又复活了，OK？”大伟转向我道：“东尼叫我把你绑起来，再也不让你逃走了！”

说着珍珠和百合两人走了进来，手上携带着几大盒烧好的菜，百合手上捧着个锡纸盆，里面盛着一只烤得焦黄油亮的大火鸡。两人见了我又是一阵哭叫。珍珠并没有什么改变，还是一头长发黑里带俏，百合却更加粗壮了，仍旧剃着个三分头，但右耳上却坠了一只闪亮的金耳环。她放下火鸡，过来跟我重重地握了一下手，然后在我膀子上捶了一下，说道：

“真的很高兴再见到你，罗。”

珍珠却依偎到我的怀里情不自禁地抽泣起来。

那天晚上的圣诞餐，我们一边吃，几个人左一句右一句总离不开Tea for Two、Fairyland，好像大家都拼命想把从前那段日子拉回来似的，说几句，东尼便会咿哩呜噜插嘴进来，讲急了口涎会从他歪斜了的口角流下来，于是大伟便忙着替东尼揩嘴巴。

“珍珠，胖爹爹说，你记错了，Fairyland并不是每天都有Chateaubriand这道菜，周末才有。”大伟替东尼纠正珍珠，“而且F.O.梅地笙教授最爱吃的是胖爹爹自己发明的熏鲑鱼松子炒饭，不是泰国菠萝饭，百合，你也记错了。”

“蜜糖，张开嘴，”大伟拈起一块小饼干涂上鹅肝酱，送到东尼口里，“这是罗特别带来送给你的。”

我坐在东尼右侧，他伸过他那只还能活动的右手过来抚摩了一下我的面颊，他那只胖嘟嘟的手掌传给我一阵暖呼呼的感觉，使我突然忆起，关在医院时，他那双温暖的胖手，是我跟外面世界唯一的接触。我再也忍不住，告诉了大伟和东尼，昨晚我曾去寻找过Tea for Two，酒吧变成了面目全非的End Up。

“那个垃圾堆！”大伟脸色一变恨恨地咒骂道。

东尼也跟着激动起来，右边脸颤抖着，拼出了一句：

“猪——窝——”

大伟说他和东尼两人原本是无论如何舍不得把Tea for Two卖掉的，但是到了后来，实在撑不下去了。

“你看，”大伟指向客厅那边，“我那些传家之宝都卖掉了！”

大伟摇摇头，欷歔道：

“到了周末餐厅也只有两三桌，酒吧过了十二点，还剩下一两个醉鬼，我只好唱《某个奇妙的晚上》给自己听。”

大伟耸耸肩苦笑了一下，隔了半晌，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追悼似的对我说道：

“罗，你知道吗？你离开没有多久，这场瘟疫便开始了，纽约的‘欢乐世界’好像突然停电，变成一片漆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光明——”

东尼在一旁发出了一连串声调悲切的语音。

“胖爹爹说：统统死光了。”大伟转述道，接着念出了一连串Tea for Two常客的名单：华尔街的股票经理、公园大道的名牙医、NYU的F.O.梅地笙教授，大伟好像在宣读阵亡将士的名册一般。

“我们的老朋友米开兰基诺也不在了。”大伟转向我道。

“他也走了？”我脱口叫道，那座巍峨的肉山大导演竟也倒了下去。

“可怜的仔仔，伤心得像什么似的，自己都病倒了，全靠这两位天使在照顾他。”大伟指着珍珠和百合道。

东尼在旁边又发出几下悲音。

“都死了，东尼说，”大伟摊开两只手，“连金诺也走得这样匆忙。”

“我听说了。”我含糊应道。

“那位健美先生最后躺在床上只剩下几根骨头，像纳粹集中营里的饿殍。小费大概吓傻了，守在金诺床头话也讲不出来，金诺断了气，小费才拉住东尼的手怔怔地问道：‘胖爹爹，我怎么办呢？’”

大伟摇头叹道，金诺的后事是东尼一手包办的，金诺下葬那天，东尼回家就中了风。

“胖爹爹太累、太伤心了。”

大伟怜惜地握了握东尼那只手指伸张不开的拳头。我觉得我在爱荷华的玉米田中躲藏了五年，回到纽约，好像Rip Van Winkle下山，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发觉纽约整个变掉了，变成我完全不熟悉的陌生地，纽约的“欢乐世界”如同经过战争杀戮，变成尸横遍野的一片废墟。一时我们都沉默了下来，大家努力啃食盘中的火鸡。大伟把一只火鸡腿的肉都切了下来，递到东尼面前。酒过三巡后，珍珠把栗子蛋糕送了上来。大伟用调羹敲了几下酒杯，引起我们注意。

“孩子们，今晚我和你们胖爹爹有件大事要告诉你们——”

说着大伟伸手搂住了东尼的肩膀。

“过年以后，我和东尼将有远行。”大伟郑重宣布道。“去哪里？”我们齐声问道，大家都好奇起来。

“上海，我们两人的出生地。这将是我们两人的寻根之旅，我和你们胖爹爹要去寻找我们生命的源头去，是吗，蜜糖？”

东尼歪着嘴直点头，大伟凑过去在他的胖腮帮上啄了一下。

“孩子们，我和你们胖爹爹全世界什么好玩的地方都玩过了，连非洲肯亚的野生动物园我们也去过，跟狮子老虎混了好几天——”

大伟略略顿了一下，他牵住东尼的右手，说道：

“那将是我们最后一站，去完上海，除了天堂，我们再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

壁炉里摇曳的火光，反映在大伟和东尼的脸上，一张坑陷的瘦脸、一张变形的胖脸，两人相视微笑着。

我们都举起酒杯祝大伟和东尼旅途愉快。

“圣诞快乐！”大伟回敬道。

东尼也咿哩呜噜地拼出了一句：

“圣——诞——快——乐——”

我们一直望着大伟和东尼两人互相扶持着，一步一步走上了楼梯，两人转过身来向我们挥挥手道了晚安，我们才离开。珍珠和百合本来要开车送我一程，我婉谢了。我叫了一辆计程车，开到第五大道四十八街的交叉口，便停了下来。圣诞夜没有风，天上寒星点点，只是干冷。一条第五大道上，火树银花，两旁百货公司的橱窗都出奇制胜祭出各种精心设计的花灯来。路上行人早已绝迹，空荡荡的一条大道上，灯火通明，灿烂中却有一股说不出的冷清。我步行过两个街口，终于来到了峨然矗立在第五大道上的St.Patrick大教堂。

教堂里早挤满了人，圣诞夜的午夜弥撒已接近尾声，人们都在跪着礼祷，唱诗班的孩子展开了他们上达天听的天使童音，开始在歌唱《平安夜》了。我穿过人群，走到右边圣母坛的蜡烛台前，台上已点燃几百支人们祈福的蜡烛在耀耀发光，我点了一支插到台上去，那支蜡烛是我点给安弟的。接着我又点了一支，给安弟的母亲Yvonne叶吟秋女士，那年我和安弟曾答应陪她到St.Patrick来望午夜弥撒，可是终于未能成行。

回到纽约，重新开始，真是千头万绪，天天得看《纽约时报》的分类广告，找房子、找工作。一直忙到二月初，我搬进了九十九街近百老汇的一间老公寓，是一位波兰籍老人分租的一间房，所以便宜。高盛证券行一个临时空缺，我也一把抢走了，至少暂时解决了食宿问题。其间我和珍珠通过一次电话，她说大伟和东尼已经从上海回来，不过旅途大累，需要休息，她约我过一阵子去探望他们。二月十二日的晚上，我正在拟稿写我一生中最难下笔的一封信，向父母报平安，对他们告白，和盘托出我这几年的遭遇经过。这封信我磨到半夜还只起了一个头，突然珍珠打电话来，她的语调急切而严肃，只简短地说：

“罗，请你马上过来，到大爹爹胖爹爹家，他们有要紧事要交代你。”

外面在下大雪，我穿上大衣开车往大伟和东尼家，因为路滑，竟开了半个多钟头，珍珠和百合两人开门迎我进去，珍珠接过我卸下的大衣，有点神秘地悄声说道：

“大爹爹和胖爹爹在楼上，正在休息。”

她引我进客厅又加了一句：

“仔仔和小费也来了。”

客厅里的壁炉正在熊熊地燃烧着木柴，洋溢着一股松香。客厅一张长沙发上一端坐着一个人，我走近时看清楚两人的面目，大吃了一惊，要不是珍珠刚才提起，我绝对认不出那两个人竟会是仔仔和小费。仔仔坐在右边，他身上裹着一件厚厚的大衣，头上齐额套着一顶绒线帽，缩在沙发一角，室内温度很暖，仔仔似乎还在畏寒，他那张原来十分白净清秀的面庞上，凸起一块一块紫黑色的瘤肿，那双飞俏的桃花眼眼皮上竟长满了肉芽，两只眼眶好像溃疡了一般，仔仔的脸变成了一团可怖的烂肉。小费挤在沙发另一角，也裹得一身的衣服，他的头发全掉光了，原来一张棕色油亮的圆脸，削成了三角形，发暗发乌，本来溜溜转的大眼睛，呆滞在那里，不会动了。他们两人看见我同时挤出一抹笑容来，使得那两张变了形的脸更加丑怪，小费的两个酒窝，凹下去变成了两个黑洞。我在他们对面那张沙发坐了下来，不由自主地将头转向一方，避免看到那两张令人触目惊心的怪脸。百合过来递给我一杯热茶，在我身旁坐了下来。等到我们坐定以后，珍珠却端过一只银盘来，盘子里搁着一封信，珍珠对我们宣告道：

“大爹爹和胖爹爹两人服过药，现在他们两人已经安睡了。大爹爹指定要我念这封信，这封信是留给你们每个人的。”

说着珍珠便从盘子里拾起那封信，打开来，慎重地念道：

亲爱的孩子们，珍珠、百合、仔仔、小费、还有罗：

首先我要向你们报告我和你们胖爹爹这次到上海的寻根之旅。我对你们说过，我们是去寻找我们两人生命开始的源头。我们真的找到了！我们两人出生的那家法国天主教医院还在那里，现在变成了一所公家医院。医院的主楼大概还是从前的，是一幢法国式圆顶的建筑，虽然已经十分破旧，不过还看得出当年的气派。我扶着东尼走进去，两人就好像穿过时光隧道，进入了一座神话中的古堡一般。很难想象六十年前八月十六的那一天，我和你们胖爹爹双双同时来到这个世上，诞生在这座古堡式的法国医院里。我们去参观了医院里的育婴室，里面睡满了刚出世的娃娃，一个挨着一个，一共有好几排。我对东尼说：“说不定我们一出世就睡在一起了呢，可能你就睡在我的旁边，大概我那时已经迷恋上你那张可爱的胖屁屁了！”

上海又挤，又脏，连中国饭还不如纽约的好吃，可是我们偏爱这个城市，因为这是我们两人的出生地，我们对它有一份原始的感情。我终于找到我父亲从前开的那家餐厅“卡夫卡斯”了，现在变成了一家拥挤肮脏的公共食堂。我父亲告诉我从前那是一家十分高雅的西餐厅，侍者都穿着黄丝面马甲的，许多流落在上海的白俄贵族常常去吃饭喝酒，喝醉就高歌起来痛哭流涕。我们俄国人是个很容易动情的民族哩！

你们胖爹爹对上海的记忆比我更深了，他到了上海一直在奋亢的状态中，我还担心他过度兴奋，身体吃不消，谁知他精神格外好，不肯休息。他找到了从前的老家，从前念的小学，他连去过的戏院都记得，一家一家赶着要去看。就是有一件事麻烦，他常常要上厕所。我的上帝，上海的公厕脏得惊人哪！我与胖爹爹两人都给臭昏了，差点晕倒在厕所里，不过，感谢上天，我们总算活着回到了纽约。

亲爱的孩子们，虽然我们刚旅行回来，我和你们胖爹爹两人又将再次远行了。这次我们的去处不在这个地球上，这个地球我们早已跑遍，再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大爹爹、胖爹爹要暂时向你们告别，我们两人将要远行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了。这是我们两人去上海之前已经计划好了的，回来后立刻启程。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等待。我必须趁着我的身体还能撑得住的时候，带着东尼一块儿离开这里。

亲爱的孩子们，你们今天来送行，大爹爹和胖爹爹对你们有一个要求：你们绝对不许伤心，千万记住，一滴眼泪也不可以流。大爹爹和胖爹爹准备一同跳着踢跶舞一直跳上天堂去。你们一哭，我们心里难过，一打岔恐怕就上不了天堂了。相反的，你们来送行应当为我们高兴才对！你们瞧，我跟我亲爱的东尼同一天来到人间，在这个“欢乐世界”里共度过四十五个寒暑，今天我们两人竟能结伴一同离去，这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啊！

三个月前，医生检查出来，我也“有了”，而且T细胞已经降到一百，医生预测顶多三个月至半年内便会发病。我没有预先告诉你们，就是要免去你们无谓的惊慌和担忧。这几年来，身边的朋友们一个个一群群被这场瘟疫吞噬掉，就好像一个巨大无比的恶魔突如其来从天降临到我们这个“欢乐世界”，我们像一群惊恐的羔羊，措手不及四面盲目奔逃，但最后还是一个个、一群群被那个巨魔追赶上吸进血盆大口里。其实我心里早已做好准备，这一天终将来临。我唯一放不下心的是，万一我先走了，谁来替你们胖爹爹洗澡哩？

你们都知道你们胖爹爹是有洁癖的，天天要洗澡，而且洗完澡，还要我替他抹上一身香喷喷的爽身粉。有一点，你们不知道吧？其实你们胖爹爹是个很害羞的人，除了我，他是绝对不容许别人看到他那张美丽的胖屁屁的。我亲爱的东尼斩钉截铁地对我说：

“不行！你不能把我一个人抛弃在这里，要走我们一齐走！”

孩子们，我们不能等，我们不能等着那个巨魔来把我们吞噬掉。我和你们胖爹爹要先开溜了。就好像四十五年前那个夏夜一样，那个晚上，我和我亲爱的东尼两人从帐篷里溜出去，我牵着他那软软胖胖的手，两人蹦着跳着穿过那一大片野杉林，奔向湖边。我记得那晚有月光——你们胖爹爹却说只有星星，不管怎样，那一片湖水都照得闪闪发亮。那才是我和东尼两人的Fairyland哩！

孩子们，这次我们又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我相信那一定是个“欢乐天国”。孩子们，我们“欢乐族”升天后，在天国里不都变成“欢乐魂”了吗？那儿一定有许多先我们而去的老朋友，在那儿等待我们。说不定在“欢乐天国”里，我和东尼把我们的Tea for Two重新开张起来，等着你们来大家一同喝酒、唱歌、跳舞。

亲爱的仔仔，你一直是大爹爹、胖爹爹的心肝宝贝。你知道胖爹爹有多么疼惜你，他看见你受苦心都碎了。仔仔，别害怕，我们走了，有珍珠和百合两位天使照顾你的。我们在那边等你，我相信你的好朋友米开兰基诺一定也在那边等候你，别忘了，你是他最心爱的Cho-Cho San哩！

亲爱的小费，金诺也一定在那边等着你，恐怕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欢乐天国”我猜一定也有健身房的，说不定比这里的还要讲究，你和金诺两人又可以天天去练肌肉了。

罗，我们还能对你说什么呢？我们最亲爱的安弟早已上了天国了。我们会告诉他，这几年你藏身在爱荷华的玉米田里幸运地躲过了这场浩劫，现在你安然无恙，要他放心。

最亲爱的珍珠与百合，你们两人的忠心耿耿，常常教大爹爹胖爹爹感动！这段艰难的日子如果没有你们全心全力的支持，我和你们胖爹爹绝没法存活下来。今晚的送别会请你们两人主持，珍珠知道我们珍藏的香槟酒在什么地方，都拿出来让大家享用吧。我特别叫“一番馆”送了各式各样的寿司、天妇罗，还有其他点心来。晚上你们守夜，一定会肚饿，尽情吃、尽情喝吧。我和东尼都要你们开开心心地把我们送走。

再会了，孩子们，我和我最亲爱的终身伴侣东尼我们两人要踢踢跶跶一同跳上“欢乐天国”去。

大伟与东尼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二日

珍珠念这封长信时声音一直控制得很好，念到最后两行才开始有点颤抖。我们都凝神屏息地聆听着，听完后，大家一阵肃静，端坐着不敢有所举动。

“先让我上楼去看看他们。”珍珠悄声说道。

珍珠到楼上不多时，走下来向我们庄重宜布道：

“大爹爹和胖爹爹已经走了，你们上去吧。”

我们几个人由珍珠领头排队走上了楼梯，珍珠打开大伟和东尼的卧房，我们鱼贯而入轻手轻脚走了进去。房中没有开灯，围着床却点满一圈白色的高蜡烛，房中墙上那扇扇镜子，互相辉映，好像整间房都浮动着闪烁摇曳的烛火似的。我们走近那张帝王型的红木床，看见大伟和东尼互相拥抱着睡在床上，两人都穿上了一式大红的绸睡衣，睡衣是新的，在烛光下发着红艳艳的光泽。东尼圆滚滚的身躯依偎在大伟怀里，他身后果然塞满了大大小小金线面绣满了花花叶叶的枕垫。两人大概睡得嫌热，把一张金面的鸭绒被也踢开了。东尼的头枕在大伟胸上，他歪着嘴，好像在酣睡似的，口涎流了出来，把大伟胸前沁湿了一大块。大伟伸着一只长臂把东尼紧紧搂住。珍珠从浴室里拿了一块面巾一把梳子出来，她用面巾把东尼嘴边的流涎及大伟额上的汗水揩拭干净，然后她替大伟和东尼把睡得凌乱的头发梳理好，梳成他们原来的样子。珍珠向百合示意了一下，两人一人掀起一角将那张金色大被轻轻盖到大伟和东尼的身上，只露出一对白发灿然的头颅，并排睡在一起。

我们回转楼下，进到客厅里，那张大理石的餐桌上早已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日本点心，有七八种寿司。不知怎的，看到这满桌的寿司，突然间我感到一阵腹中空空强烈的饥饿，抓起几团寿司，便狼吞虎咽起来。我发觉仔仔和小费也一样，好像急不待等地在啃嚼那些天妇罗和海鲜串烧。我们一边吃，一边不停地追忆，抢着讲大伟、东尼的趣事、糗事。很久没有调皮的仔仔突然站起来脱去了大衣，翘起屁股模仿东尼在Fairyland脚不沾地地走来走去，指手画脚地喊道：

“珍珠——百合——”

仔仔大概忘了他那张脸因瘤肿而变了形，学起东尼来，愈更丑怪滑稽。珍珠和百合两人刚刚端着香槟进来，看见仔仔学东尼学得惟妙惟肖，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百合双手一手拎着两瓶香槟，珍珠手上捧着一只水晶盘，上面摆着五只酒杯，都是从前Fairyland那种郁金香形的高脚香槟杯。珍珠小心翼翼地把五只酒杯都斟满了香槟酒。我们各拿一杯，同时举起杯子向大伟东尼我们的大爹爹胖爹爹送行说再见。突然间，几乎同时我们一齐唱起Tea for Two来。愈唱我们的声音愈高昂，我看到珍珠的眼睛泪水开始涌现，百合的眼睛也在闪着泪光，仔仔烂掉了的眼眶泪水已经盈到边缘，小费那双呆滞的圆眼一直在眨巴，我感到自己的眼眶也是热辣辣的，可是我们一边唱一边却拼命强忍住，不让眼泪掉下来，生怕一掉泪，正在踢踢跶跶跳往“欢乐天国”的大伟和东尼会被我们拖累，跳不上去了。

《联合报》

二〇〇三年三月一至十九日

后　记

一九六三年二月我初到美国第一个落脚的大城市便是纽约，因为几位哥哥姊姊都住在纽约附近。六三、六四年的夏天，我在纽约度过两个暑假。我一个人在曼哈顿的六十九街上租了一间公寓，除了到哥伦比亚大学去上暑期班外，也在双日出版公司（Double Day）做点校对工作，校对《醒世姻缘》的英译稿，其余的时间，便在曼哈顿上四处游荡，踏遍大街小巷，第五大道从头走到尾。纽约曼哈顿像棋盘街似的街道，最有意思的是，每条街道个性分明，文化各殊，跨一条街，有时连居民的人种也变掉了，倏地由白转黑，由黄转棕。纽约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移民大都会，全世界各色人等都汇聚于此，羼杂在这个人种大熔炉内，很容易便消失了自我，因为纽约是一个无限大、无限深，是一个太上无情的大千世界，个人的悲欢离合，飘浮其中，如沧海一粟，翻转便被淹没了。

六三、六四那两年夏天，我心中搜集了许多幅纽约风情画，这些画片又慢慢转成了一系列的“纽约故事”，开头的几篇如《上摩天楼去》等并没有一个中心主题，直到六五年的一个春天，我在爱荷华河畔公园里一张桌子上，开始撰写《谪仙记》，其时春意乍暖，爱荷华河中的冰块消融，凘凘而下，枝头芽叶初露新绿，万物欣欣复苏之际，而我写的却是一则女主角飘流到威尼斯投水自尽的悲怆故事。当时我把这篇小说定为“纽约客”系列的首篇，并引了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作为题跋，大概我觉得李彤最后的孤绝之感，有“天地之悠悠”那样深远吧。接着又写《谪仙怨》，其实同时我也在进行“台北人”系列，把时间及注意力都转到那个集子去了，于是《纽约客》一拖便是数十年，中间偶尔冒出一两篇，可是悠悠忽忽已跨过了一个世纪，“纽约”在我心中渐渐退隐成一个遥远的“魔都”，城门大敞，还在无条件接纳一些络绎不绝的飘荡灵魂。

我的出版人为等待出版这个集子恐怕头发都快等白了，目下只有六篇，也只好先行结集。

二〇〇七年七月五日

附　录

从国族立场到世界主义

刘俊

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有几个城市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它们是桂林、上海、南京、台北、芝加哥和纽约。从这些城市的位置分布不难看出，白先勇小说所覆盖的地理空间涵盖了太平洋两岸的中国和美国，而作品中的人物也在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迁徙中，渐行渐远，从中国大陆经由台湾远走北美。于是，分属于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的这些城市，不但成为白先勇小说人物活动的场景，而且在这些城市的转换间，也隐含着一条这些人物“行走”的历史轨迹。

在已经成为二十世纪华文文学经典的《台北人》中，白先勇塑造了众多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台北人”形象，在从桂林、上海、南京到台北的空间转换中，这些身在台北的“台北人”挥之不去的却是桂林记忆、上海记忆和南京记忆，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身移”而“心不转”的错位，身在台北却对桂林、上海和南京难以忘怀，导致了这些“台北人”的心灵痛苦和精神悲剧。

《台北人》中的城市更迭，源自国共两党此消彼长所引发的中国社会的乾坤旋转，不管小说中的人物怎么“行走”，这些城市毕竟还在中国的版图之内，人物虽然在大陆的“前世”和台北的“今生”之间摆荡撕扯，到底也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到了《纽约客》，情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但人物从中国跨到了美国，而且城市也从台北转到了纽约，人和城都出了中国的疆界。假使说《台北人》重在写台北的大陆人的故事，那么《纽约客》则以纽约的“世界人”为描写对象——这里所谓的“世界人”既指中国人到了国外成了“世界”公民，同时也是指包含了非中国人的外国人。

《纽约客》是白先勇在六十年代就已着手创作的小说系列，《纽约客》之名或许借自美国著名文学杂志New Yorker，却与《台北人》正好成为一个浑成的佳对。从收录在《纽约客》这个集子中的六篇小说来看，《谪仙记》和《谪仙怨》写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夜曲》和《骨灰》发表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Danny Boy和Tea for Two则是最近几年创作的作品。仔细对照这些分属不同时期的小说，或许可以发现，体现在白先勇《纽约客》中的创作立场，经历了一个从上个世纪的国族（中国）立场，到近年来的世界主义的变化过程。

《纽约客》中的六篇小说，活动场景都集中在纽约，但人物的历史不是和上海有瓜葛，就是和台北有牵连，仍然割不断和中国的联系。《谪仙记》和《谪仙怨》两篇作品中的主人公李彤和黄凤仪在上海时都是官宦人家的小姐，可是离开上海（台北）到了纽约，却不约而同地成了“谪仙”，由天上的仙境（上海）到了落魄的人间（纽约），是她们共同的人生轨迹，在纽约她们或在自毁自弃中走向死亡，或在自甘堕落中沉沦挣扎。李彤和黄凤仪的身世巨变，固然由国内政治形势的天旋地转而来，可是在上海（台北）和纽约的城市对比中，作者似乎也隐隐然给我们一种暗示：对李彤和黄凤仪而言，上海的繁华是她们的，而纽约的热闹却与她们无关；她们在上海时是中国（蒙古）的“公主”，到了纽约却变成了风尘女郎[1]。从上海到纽约，她们跨越的不仅是太平洋，更是天上人间的界限——在天上她们是主人，到了人间她们却成为消费品。《谪仙记》、《谪仙怨》中的李彤和黄凤仪，在上海（代表中国、东方）和纽约（代表美国、西方）这两个大都市中不同的人生和命运，或许并不是偶然，如果联系同时代的吴汉魂在芝加哥（《芝加哥之死》）和依萍在纽约近郊安乐乡（《安乐乡的一日》）的人生境遇，不难看出，白先勇笔下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到了国外成为“世界人”的时候，他们的困境基本是一致的。

这也就是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白先勇，在展示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时候，是持了一种强烈的国族（中国）立场的，站在中国的角度看，那时候来到纽约（芝加哥）这样的美国大都会的中国人，遭遇的是一种放逐，一种谪仙，和一种人生的巨大落差。《台北人》中的钱夫人们从桂林、上海和南京来到台北，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同一个国度中的不同人群（跟随国民党来台的一群）的命运；到了《纽约客》中的李彤们，她们从上海（台北）来到纽约，原因可能还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可反映的却是同一种人群（中国人）在不同文化中的命运。因此，如果把白先勇在《台北人》中的立场，概括为站在失败者的一边，同情那些来台的大陆人的话，那么在《谪仙记》和《谪仙怨》中，他则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对在中西文化夹缝中失魂落魄、沉沦堕落的“谪仙”们，寄予了深深的悲悯。值得注意的是，当《谪仙记》中的李彤辗转在一个又一个外国男人之间，《谪仙怨》中的黄凤仪成为外国男人的性消费品的时候，其中的男女关系，已然隐含了“东方／女人／弱势出卖者”对“西方／男人／强势购买者”的二元对立框架，这使《谪仙记》和《谪仙怨》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华文文学中最早隐含（暗合）文化殖民论述的两篇作品（李彤和黄凤仪象征了东方弱势文化，而西方男性则象征了西方强势文化，男性对女性的占有，也就带有了文化征服的意味），而白先勇对李彤和黄凤仪的深切悲悯，正体现出他的国族（中国）立场和东方意识。

发表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夜曲》和《骨灰》，是两篇政治意识强烈的作品。这两篇小说在反思中国人政治选择是否具有“正当性”的基础上，写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斗争所引发的人生的荒诞。《夜曲》写的是一群留学海外的中国人与祖国的关系和由此导致的不同命运，当初没来得及回国的吴振铎在国外事业有成，但爱情不幸（和美国犹太人最终分手），学成回国的吕芳、高宗汉、刘伟却在国内遭遇历次政治运动，最后高宗汉在“文革”中自杀，刘伟变得学会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自我保护，吕芳则在“文革”后重返纽约。当吴振铎和吕芳这对恋人二十五年后在纽约重逢时，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一切都已不同，吴振铎的异国婚姻，以失败告终，而当初吕芳等人“正确”的人生选择，二十五年后却因政治的动乱而显出了它的荒诞性——这种人生的荒诞性到了《骨灰》中变得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当年一对表兄弟，一个是对国民党忠心耿耿的特工，一个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民主斗士，为了政治理想，斗得水火不容，可是多少年后，他们却在异国重新聚首，此时的特工，已遭国民党排挤，民主斗士，也在大陆成了“右派”，过去的政治对头，如今到了国外，才又恢复了温暖的亲情。对这些历劫之后还能幸存的老人来说，最深的感触是当初的政治斗争其实是白费了——在波谲难测的政治斗争中，他们都不是赢家，最后都没有好结果，最终只能流落异邦，在美国以度残年，乃至终老他乡。对于《夜曲》和《骨灰》中的吕芳、大伯和鼎立表伯来说，他们的人生磨难都跟政治相关，而对政治的醒悟却是以自己的一生为代价换来的。从中国到美国的路，对他们来说虽然不像李彤和黄凤仪那样是从“天上”落到人间，可是经历了政治斗争的炼狱，这段路无论如何走得实在不轻松，且代价惨重。

《夜曲》和《骨灰》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白先勇站在国族（中国）的立场，对中国现代历史中政党斗争的实质所做的反思。在这两篇小说中，白先勇深怀忧患意识：唯其对中国爱得深，才会对现代史上的中国惨遭政治的拨弄深感痛心；也唯其对中国人爱得深，他才会对吕芳及“我”的大伯、表伯他们最后都离开祖国，以美国为自己最后的人生归属地满怀无言之痛。这两篇作品连同前面的《谪仙记》和《谪仙怨》，看上去是在写“纽约客”[2]，其实倒是在写中国人——此时的“纽约客”只在“纽约的过客”或“纽约的客人”的意义上才能成立。

白先勇笔下真正的“纽约客”（纽约人）是最近几年创作的两篇小说Danny Boy和Tea for Two中的人物——这不仅是指这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不再以“过客”或“客人”的身份长居纽约，而是真正地对纽约有一种归属感，并且，作品中的人物也不再限于中国的“纽约客”，而有了外国纽约客（纽约人）的身影。Danny Boy中的主人公云哥是个同性恋者，因为爱上了自己的学生，不容于社会，只好远走美国，来到纽约，在纽约放纵的结果是染上了艾滋病。就在云哥对人生彻底绝望之际，他却在照顾另一位因受强暴而染上艾滋病的患者丹尼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一种奇异的感动”——这使他终于从欲的挣扎中升腾而出，生命重新充实，心灵得以净化。真正的“同病相怜”使云哥冲破了种族的界限，在一种宗教性的大爱中，寻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归属，在“救人－自救”中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在Tea for Two中，“我”是华人而“我”的恋人安弟是中美混血儿，东尼是中国人而他的爱人大伟是犹太人，珍珠是台山妹而她的伴侣百合是德州人，费南度是菲律宾人而他的“配偶”金诺是意大利裔美国人，这个集聚在“Tea for Two欢乐吧”中由同性恋者组成的小社群，由于来自世界各地几乎可以构成一个小型联合国，就恋人间的真情和社群中的友谊而言，他们与异性恋社会其实没有什么差别。然而，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艾滋病“瘟疫”，使这些同性恋者深受其害，当大伟也染上艾滋病，决心和东尼同赴天国之际，这些同性恋者一起到他们的住处为他们送行，小说最后在幸存者们高唱Tea for Two的狂欢中结束。

Danny Boy和Tea for Two这两篇小说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小说所描写的内容已不再是单纯的中国世界，而具有了世界化的色彩，这不仅体现为小说名称的英文化，小说人物的联合国化，而且也是指这两篇作品所涉及的题材，同性恋和艾滋病，也是一个超越种族、国家和文化的世界性现象。Danny Boy中云哥和丹尼的“相互扶持”，以及Tea for Two中东尼和大伟等人的相濡以沫，同生共死，无疑凸显了人类的一种共相：爱是不分性别和种族的，而艾滋病的蔓延，也不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我们人类今天必须面对的共同现实。小说向人们展示的是，在艾滋病面前，人类已经打破了性别、种族、国家和文化的心灵隔阂和区域界限，在一起共同承担和面对这一世界性的灾难。如果说在《谪仙记》和《谪仙怨》中，我们能从作品中感受到隐含的“中”、“西”（文化）不平等的事实，《夜曲》中吴振铎失败的婚姻，体现的是“中”、“西”（文化）的不和谐，那么在Danny Boy和Tea for Two中，小说展示的则是“中”、“西”（族群和文化）的融合（云哥对丹尼的照顾、众多同性恋“配偶”的构成，以及大伟和东尼家里中西合璧的家具布置，都说明了这一点），以及不分“中”、“西”（民族、国家）都承担了同样命运，“中”、“西”（整个世界）实际上已成为难以区隔的命运共同体。很显然，白先勇在这两篇作品中，一改他过去以国族（中国）立场来表现中国（人）社会、历史和政治的做法，而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将世界放在不分“中”、“西”的状态下，描写世界范围内的共同问题。这样的一种转变，对于白先勇来说，无疑是一次创作上的突破和质变。

于是，我们在《纽约客》中看到，白先勇的笔触，从表现中国人天上人间的“谪仙”，到中国人对政治的“觉悟”，再到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面对“瘟疫”，其间的变化转型，其实是在逐步深化和拓展自己的创作空间，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从面对“中国人”时所持的国族（中国）立场（思考中国人的海外命运和中国人的政治历史），转而为面对“中国人＋外国人”时采取不限于特定民族、国家和文化的世界主义眼光（思考人类不分种族性别文化的宗教大爱和必须面对的共同问题）——从中体现出的，是白先勇对人类的观察视野和包容心，愈见广阔。

《纽约客》的出版昭示出，白先勇笔下的人物，从桂林出发，经过上海、南京、香港、台北、芝加哥，终于停在了有大苹果之称的世界性都市纽约。与此同时，《纽约客》的出版也意味着白先勇的小说世界，已不只是展现中国（人）的人情历史、文化处境、政治动荡、精神世界，而有了众多外国人形象的融入，并且，Danny Boy和Tea for Two这两篇小说对爱的涉及，也提升为一种超越种族、性别和文化的大爱，揭示的问题，也是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人间灾难。随着白先勇小说题材、人物和主题的“走向世界”，他观察世界的角度，也不只是站在国族（中国）的立场，而是具有了世界主义的高度——这对白先勇来说，应当是他创作上的一大丰富和扩张。

注

1．李彤在读书时被美国视为“中国的皇帝公主”，黄凤仪沦落风尘后“蒙古公主”成了她的招牌——这或许可以说明她有“公主”的气质，而她的行为和处境，事实上已成为高级的风尘女郎。

2．《骨灰》的场景不在纽约而在三藩市，但其中的人物就其性格而言与《纽约客》无异，故而这里笼统称之。

对时代及文化的控诉

论白先勇新作《骨灰》

胡菊人

白先勇嘱我为他的《自选集续篇》写序，自是义不容辞。这部集子里的作品，大多数是在其他选本里出现过的，评论的人已经不少。唯独《骨灰》一篇，是他最新的作品，首刊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号《联合文学》，而《骨灰》可以论说的地方实在很多。戴天已在《信报》上，点中了它的主题（见代跋），但因为这是千字左右的专栏文章，未能畅所欲言，尽数发挥，给我留下了宽松的说话余地。

《骨灰》这篇小说，横跨的时空很大，将近五十年，涉及大陆、台湾与美国；从抗战时代、内战时代到分裂时代。可说是极之简洁的中华民族现代史的写照。这本来是长篇小说的题材，以这么简短的篇幅来笼罩之，可谓野心极大，但白先勇毕竟技巧非凡，像水墨大师一样寥寥几笔，即把中华民族近半世纪的悲剧，画龙点睛表现了出来，使我们感受到深重的历史叹息。

这是白先勇所有表现中华时代的短篇小说中，跨度最大的小说。除了表现人性悲剧的小说不算外，白先勇写中国时代悲剧的作品，四九年以后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各类人物的盛衰兴替，从台湾流离到美国的中国人的悲剧，美国华裔两代人之间的文化断层等等，都没有这篇《骨灰》包容的时地那么广大。这个长篇题材之短篇制作，要有一种缩龙成寸的本领。而白先勇是怎样以短制御长篇的呢？

白先勇曾经说过，作小说首先要选取人物，因为人物就有故事，就有历史背景，就有时代性和代表性。人物选对了，就是成功的一半。另一半应该是选取叙事观点，叙事观点选对了，就又有另一半的成功机会。当然，这不是说文字不重要，对话不重要，情节推展（小说的节奏）不重要，象征、暗喻不重要，场景不重要……这些都是重要的，但若人物和叙事观点选得不对，这些其他因素的成功都只是片面的成功，但若人物和叙事观点选对了，同时又有这些重要的技巧来配合，就可能达到全面的成功。

而《骨灰》就像白先勇其他小说一样，达到全面的成功。

这个小说的故事背景是讲中国，而且小说的“点题”是要到上海安供父亲的骨灰。为什么场景却定在美国呢？这是先取人物使然。这两个主要人物，一个自大陆经台湾到美国，一个从大陆到美国，在大陆早年都风华正茂，豪气干云，但当年都为了“爱国”却彼此成了“敌人”，如今在异乡落得穷愁潦倒，有“同悲失路之叹”，有“相濡以沫之悲”，而都背着中国近数十年的灾难在身上，而又都与叙事者有亲戚关系，都发出“死无葬身之地”的浩叹。就是这两个人物的背景及故事，最足以代表中国近数十年的崎岖与坎坷，而这类人在美国又最恰以表示中国人“流离”之哀，可见选择人物来反映晚近中国的时代悲剧，是白先勇经过千思万虑而决定的。这一决定当然是适当的。

选取叙事观点又怎样呢？这篇小说中的叙事观点是这个眼睛看着、耳朵听着的人是谁？那是一个后辈，是两个主角大伯、表伯的“侄儿”。因为他们有亲戚关系，所以听长辈来讲当年的故事，乃特别有亲切感，而他是后辈，对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在似识未识之间，所以在亲切感当中又有某种客观的距离，这种距离反而能增加可信性，对读者更有说服力。

这篇小说叙事观点的选择，有个巧妙的窍门，便是既缩短距离又拉远距离，恰到好处。就像电影中镜头拉得准确，达到最适当的传达形象、感觉、感情的效果。

一般来说，第一人称的观点，是最近距离，是比较主观的，但小说中这个“我”齐生却是“客观的“，因为他一直在“旁听、旁观”，有拉远距离的作用；反而叙说当年故事的老人，表伯鼎立和大伯罗任重这两个“他”，成了主观者，代替了“我”的身份，又拉近了距离，白头宫女话天宝，无限的辛酸、委屈、沉痛，对自己数十年来的际遇一一申诉。这个“他”、“我”互换位置和功能的手法，是很值得我们欣赏的。

白先勇选取这两个人物，不光是因为他们饱经忧患，背负着近数十年中国变局的历史，而是他们的身份和际遇，有强烈的“反讽性”，而这种“反讽”，恰恰又是中国时代的反讽。一连串的错位，悲惨而可笑，壮烈而荒诞，是国共两党“革命”之争的写照。

大伯原是国民党的军官，是屡立战功的抗日英雄。抗日之外他也帮国民党杀共产党及大抓反国民党的“民主人士”，也抓过这位表弟，他说：“你表哥这一生确实杀了不少人。那时我奉了萧先生的命令去杀人，并没有觉得什么不对，为了国家嘛。可是现在想想，虽然杀的都是汉奸、共产党，可是到底都是中国人哪，而且还有不少青年男女呢。杀了那么些人，唉——我看也是白杀了。”

但这个国民党的忠贞分子，先是在抗战胜利后不肯同流合污去做“五子登科”的“劫收”勾当，被国民党同志诬陷，指他在坐伪政府的监狱时有“通敌”之嫌。后来到了台湾，“因为人事更替，大伯耿直固执的个性，不合时宜，起先是遭到排挤，后来被人诬告了一状，到外岛去坐了两年牢。……”

如今落得在旧金山摆个旧书摊，一身的病，穷愁末路，担虑着客死异乡无以为葬的悲哀。

表伯这个人又怎样呢？

他是知识分子、民主斗士，抗战胜利后目击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化，竟同情起共产党的支持者。

结果他帮共产党的忙却吃了共产党的大亏，如今两人流落异国，同病相怜，欷歔叹息。在表侄这个后辈满心称赞民主人士当年勇敢的时候，他长长地吁一口气，说：“民盟后来很惨”，“我们彻底地失败了，五七年‘反右’，‘章罗反党联盟’的案子，把我们都卷了进去，全都打成了右派……”

在“反右”中他当然受尽折磨，但继而又来“文革”，他说：“‘文革’时候，我们的‘五七干校’就在龙华，‘龙华公墓’那里，我们把那些坟都铲平了，变成了农场。那是个老公墓，有的人家，祖宗三代都葬在那里，也统统给我们挖了出来，天天挖出几卡车的死人骨头——我的背，就是那时挖坟挖伤的——”

因此这两个人物的遭遇：他们所支持的政党反过来打击他们，个人所追求的理想达不到，他们各自向往的对国共的希望不但落了空，而且错了位，革命，战斗、救国，原来竟落得如此的一片“哈哈镜”的倒照：为之献身的竟是腐化堕落，失尽民心；为之呐喊的竟又专制独裁，不恤民命，所以大伯对表伯伸出手去，拍了他一下高耸的肩胛，“我们大家辛苦了一场，都白费了——”

“白费了！”三字，就是最大的反讽，不光是他们两人的“白费”，而是整个时代、几次革命、无数中国人生命财产牺牲的“白费”，作者要质问的是，你们统治者、革命者，究竟为中国人做了什么？

两个人物的控诉乃变成了作者的控诉，同时表达了革命的反讽、战斗的荒诞、理想的错位，是中国五十年历史的浓缩的写照。作者虽淡淡地道出，其实像具有深厚内功的大侠，缓缓一掌拍出，有摧山倒海的力量。

但是，作者的内力不曾及此而止，他升进了更深一层的境界：点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文化特质之失落，表现中国文化的一个大悲剧。

说到中国文化，笔者要叉开一点，讲一下我对中西文化异同的看法；谈谈落叶归根、“狐死首丘”的中华意识。

这篇小说题名为“骨灰”，就是指明安葬是个主题。所以这篇小说其实有两个主题，一个是表现中华民族近半世纪的时代、革命、战争的荒谬，另一个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落叶归根、入土为安”的乖离现象的控诉。

中国礼俗为什么这样重视“安葬”，是有儒家文化根源的。因为儒家文化无基督教的天国观念，天国观念对于死亡是讲“永生”的，已回到上帝身边、进入天堂，在地上已一无所有，但由肉身腐朽而变成灵魂之不朽，由于此观念，所以基督教虽亦重视安葬，但绝不如儒家思想熏陶下的中国人那样重视。

儒家思想特色之一是所谓“通幽明”，即在现世间的大地上，死者和生者似乎仍然相通。此事说来似不可解，但其实你想想，人都有死，各种宗教或哲学都要解决死后似不死的问题。基督讲“永生”，儒家文化的解决方式则是，要永远为后人追念，代代一脉相承。

这一方面的表现为族谱，有些可以上溯千多两千年。另一方面的表现为墓地、宗祠，墓地事前选好，或与祖先在同一处，而又要看风水，务要认为安葬于此可以使后代子孙昌盛。在宗祠里，列宗列祖都有牌位，好像仍然存在于宗族里一样。每年总有子孙扫墓和祭拜，死者必为后代长远记忆，怀念省思。因为有这种生死相通的连带关系，所以中国老人都非常希望安葬乡土故园，以求死得心安。

是以我们千万别像当年耶稣会教士或中国共产党一样，以为拜祭祖先仅仅为迷信，其实有文化根源。

白先勇深深明白这是一种中华文化传统精神，但给破坏了。在小说的结尾，白先勇着力描写了一场噩梦，是“文革”时期表伯（梦中错位为大伯）劳改铲掘公墓，“发狂似在挖掘死人骨”，“像白森森的小山”，这一方面表示这种政策连死人都不能安，亦表示对中华文化主要特质之一的摧残。

叙事者齐生是要去上海，安供父亲的骨灰并接受中共为他父亲“平反”的仪式。他父亲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分子”、“里通外国”等等罪证，而死在劳改场上，骨灰一直找不到。这是中国传统风俗中最大的悲哀。深具讽刺性的是，当齐生这个“归国学人”为美国公司与中国做了三千多万美元的交易以及技术合作，骨灰也就找到了。并且要“平反”。

作者对摧残中华文化传统安葬礼俗的控诉，而以与大陆做生意才能找到父亲的骨灰，讽刺是很有力的。齐生及他哥哥对父亲骨灰这么重视，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表现，而交通大学因为齐生是美籍华人带来“合作利益”才当找骨灰是一回事，表现了对中华文化的乖离之外，也暴露了只重功利的本质。

至于两个老人，都央求侄子为他料理后事，而有死无葬身之地的慨叹。一个说：“一把火烧成灰，统统撒到海里去，任他漂到大陆也好，漂到台湾也好——千万莫把我葬在美国！”

一个说：“你从中国回来，可不可以带我到处去看看。我想在纽约好好找一块地，也不必太讲究，普通一点的也行，只要干净就好——”

也就是说都回不了家乡，都失落了“落叶归根”的文化传统。时代的残酷、历史的乖离，使当年各为理想效忠的老人落得晚景无落脚处，象征着中国人的流离，中国文化的飘零，说明中华民族近五十年是一场荒谬的悲剧。

由这篇小说，可见白先勇以非常沉痛的心情看这段历史，他对中华文化的承担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都一一表露无遗。同时技巧非凡，细致到连一句诗词的引用（如“此身虽在堪惊”[1]》都与主题及人物相配得天衣无缝，其他技巧的高超也不及细说。总之，白先勇是一位令我们赞叹佩服的中国小说家。

注

1．此为陈与义在宋室南渡大悲剧、大流离之后所作。全词云：

忆昔午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时代的大变动，以及“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对两位老人尤其是大伯的际遇都非常适合。

跨越与救赎

论白先勇的Danny Boy

刘俊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中外文学》第三十卷第七期刊登了一篇白先勇的短篇小说Danny Boy，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患了艾滋病的同性恋者的故事。同性恋者在白先勇的笔下并不是新近出现的人物形象，事实上在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中，同性恋者的身影可以说伴随始终，从早期的容哥儿（《玉卿嫂》）[1]、吴钟英（《月梦》）、画家（《青春》），杨云峰（《寂寞的十七岁》）、玫宝（《上摩天楼去》），到后来的“我”（《孤恋花》）、教主（《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再到《孽子》中的李青、吴敏、小玉、王夔龙、杨教头，一个又一个同性恋者的相继登场，共同构成了白先勇小说世界中的同性恋人物系列——这是白先勇小说中最丰富多彩、生动复杂的人物形象系列之一。不同于以往只是展示同性恋者的生活形态、心理感受以及为他们在道德、情感和伦理上的生存合法性进行艺术化的诉求，Danny Boy呈现的是同性恋者中的特殊群落——患有艾滋病的同性恋者。这样的同性恋形象是白先勇以往的小说中所没有的，“同性恋”与“艾滋病”是两个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字眼，塑造出一个集这两者于一身的人物形象，白先勇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一、主题探讨

小说的主人公云哥可以说自幼不幸——父亲在他还没有出世就已离开人间，母亲在他出生后就远嫁日本，他过继到叔叔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云哥很识相，他谨守本分，退隐到家庭一角，默默埋首于他的学业”。孤寂的云哥在中学时就“立志要当中学老师”，最后如愿以偿，师范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到C中教书，他那单身宿舍墙壁上挂满一排的奖状足以证明：云哥是位深受学生敬爱的模范老师。

然而这是云哥人生的外在形态和轨迹，在他的内心深处，他还有一个难与人言的世界——他是一个同性恋者，社会对教师的道德化形塑和他性向形态（同性恋）与世俗道德的不兼容性所形成的巨大张力，令云哥的内心一直遭受着痛苦的煎熬。也许是在寻找自己童年时的影子吧，云哥的爱总是倾注在那些落寞孤单、敏感内向的“大孩子”身上，这种“说不出口的爱”使他陷于永无尽头的痛楚而难以自拔——“那是一种把人煎熬得骨枯髓尽的执迷”，一方面是内心“邪火的焚烧”，另一方面是全力掩护内心的隐秘，“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察觉半点我内心的翻搅掀腾”，这样长期的撕扯挣扎终于导致了云哥的崩溃，对K示爱所引发的“吴老师精神错乱”的判断，最终使云哥模范老师的形象毁于一旦，并从此离开学校，远赴异国。

在异国，云哥既没有教师身份的道德化约束，也脱离了熟悉环境的笼罩，长期压抑着的欲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到了晚间，回到六十九街的公寓阁楼里，我便急不待等地穿上夜行衣，投身到曼哈顿那些棋盘似的大街小巷，跟随着那些三五成群的夜猎者，一条街、一条街追逐下去，我们在格林威治村捉迷藏似的追来追去，追到深夜，追到凌晨——

云哥“在往下直线堕落，就如同卷进了大海的漩涡，身不由己地淹没下去”，欲望放纵的结果是染上了HIV，为了逃避艾滋病发的可怕结局，云哥曾服药自杀，自杀失败后，云哥“在绝望的深渊中，竟遇见了我曾渴盼一生、我的Danny Boy”。

Danny Boy原为一首爱尔兰民歌，是一位律师为他早逝的儿子所写，这首歌的歌词情感深挚、哀切动人，旋律则忧郁感伤、凄婉缠绵，一经传唱，风行欧美，并常常成为葬礼上表达对逝去亲人哀思的保留曲目——这使它事实上具有了一种挽歌的性质。小说中云哥遇到的Danny Boy是个名叫丹尼（Danny O'Donnell）的艾滋病患者，在照顾丹尼的过程中，云哥不但找到了灵魂升华的动力，同时也获得了心灵安生的归宿。如果说过去的云哥是被情欲牵扯着骚动不安、备受煎熬的话，那么此时的云哥却有了一种涅槃后再生的精神宁静——他实现了从“肉”的焦躁向“灵”的静谧跨越。

“灵肉之争”原本是白先勇小说的一个基本主题，在以往的“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灵与肉之间的张力与扯力，极端强烈，两方彼此撕斗，全然没有妥协的余地”[2]，可是在Danny Boy中，“灵”与“肉”的关系已不再停留在“彼此撕斗，全然没有妥协”的层面，而是从“灵肉冲突”进化为“灵”战胜“肉”。不是把“灵”与“肉”作为两个对立因素放在同一个平面上进行单纯的“灵肉之争”的呈现，而是在“灵肉之争”的铺垫之后，更注重对“肉”向“灵”的跨越以及这种跨越后幸福和喜悦的表现——这是白先勇在Danny Boy中对“灵肉之争”主题的丰富和深化。

其实“跨越”在Danny Boy中，并不仅体现为云哥从“肉”向“灵”的跨越，对云哥而言，“跨越”在小说中至少可以涵盖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从“灵肉冲突”向“肉的放纵”的跨越；从“肉的放纵”向“灵的升华”的跨越；从“一般同性恋者”向“患有艾滋病的同性恋者”的跨越；从“孤独”向“敞开胸怀帮助别人”的跨越；从“凡人”向“有宗教情感”的跨越；从“生”向“死”的跨越。对于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韶华，“跨越”则意味着她对云哥认识的深入（从“不知”云哥是同性恋者到“知”）和对艾滋病患者的包容接纳（“我在床边跪了下来，倚着床沿开始祈祷，为云哥、为他的Danny Boy，还有那些千千万万被这场瘟疫夺去生命的亡魂念诵一遍《圣母经》”）。对于整个小说而言，“跨越”则是指“非艾滋病患者”和“非同性恋世界”对“艾滋病患者”和“同性恋世界”偏见的消除和彼此的沟通（在小说中通过修女玫瑰玛丽和韶华来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跨越”不但是小说Danny Boy情节发展的动力，同时它也是这篇小说的基本内核。在所有的这些“跨越”中，有两个“跨越”最为重要——云哥从“肉的放纵”向“灵的升华”的跨越和“非艾滋病患者”“非同性恋世界”向“关爱艾滋病患者”“理解同性恋世界”的跨越——正是这两个“跨越”构成了小说Danny Boy主题的一个方面。对于前者，小说通过云哥对丹尼的照顾来表现；对于后者，则以修女玫瑰玛丽参与看护艾滋病患者（包括同性恋者）和韶华为死去的所有艾滋病患者（包括同性恋者）祈祷来展示。

“‘香提之家’是一个AIDS病患的互助组织，宗旨是由病情轻者看护病情重者，轮到自己病重时，好有人照顾”，云哥在这里帮助的丹尼，由于年幼无知，犯法坐牢，在牢里被强暴后染上艾滋病，得病后他被家庭抛弃，连圣诞节想回家也遭拒绝，“他们坚决不让我回家，怕我把AIDS传染给我弟弟妹妹”。面对这样一个身染沉疴、惨遭家庭弃绝的“孤独者”，云哥的“痛惜之情竟不能自已”，仿佛看到了那些他为之心动的孩子们“好像一下子又都回来了，回来而且得了绝症垂垂待毙，在等着我的慰抚和救援”，正是在对丹尼的照顾中，云哥感受到了“一种奇异的感动”，甚至“我那早已烧成灰烬的残余生命，竟又开始闪闪冒出火苗来”——Danny Boy让云哥在精神上升华了，复活了，云哥的生命从此变得充实而又富有意义。

“肉”向“灵”的跨越，在云哥是通过“帮人”（救人）来实现的，如同“香提之家”的宗旨所寓示的那样，云哥在那里帮人（救人），其实也是在帮自己（自救），拯救别人之路也就是自己灵魂的净化之路——因而也就是自我救赎之路。精神的大爱代替了过去的情欲之爱和肉欲追逐，在小说中，精神大爱具体化为“同病相怜”：

我让他将一只手臂勾着我的脖子，两人互相扶持着，踉踉跄跄，蹭入了浴室……折腾了半天，我才替丹尼将身体洗干净，两人扶持着，又踉跄走回房中。

这种“扶持”虽然“踉跄”，却使云哥从孤绝中走出，有了“一生中最充实的十四天”。“香提之家”的存在和云哥的“扶持”不但使丹尼有了“家”的感觉，也使云哥终于找到了自己灵魂的“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上面这幅温馨的“扶持”图中，其隐含的寓意除了云哥自身“救人—自救”的救赎意味，其实还暗示着人类“救人—自救”的救赎之路：“同性恋者”和“艾滋病患者”也是我们人类的成员，对他们，“非同性恋者”和“非艾滋病患者”如果能跨越偏见，理解并帮助（救护）他们，那将是一幕感人至深的图景，也是人类更加理性、更加人性的标志，因为，帮助（救护）他们，也是在帮助（救护）我们人类自己。小说中，这种人类的“救人—自救”之路是通过修女玫瑰玛丽和韶华的行为（沟通、理解、包容、接纳、照看、祈祷）来表现的——它和云哥的“救人—自救”一起构成双重的“救人—自救”形态，而这一形态正构成了小说Danny Boy主题的另一个方面。

二、艺术分析

在Danny Boy中，遗留有白先勇在以往作品中运用过的一些艺术手法，如借助“时间”和“死亡”来表现人之脆弱；在映衬和对比中刻画人物和推动情节；通过隐喻和象征使作品具有“写实”和“寓言”双重品格；以书信体的方式进行人物的内心独白；叙述语言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在人物命名上灌注意义；以戏（歌）点题等。然而，在继续使用这些艺术手法的同时，白先勇在Danny Boy中还进行了一些新的艺术尝试，在艺术形态上有所创新，这些创新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以两个“独白体”的“对话”形式构成小说的总体框架和基本形态。Danny Boy这篇小说，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为云哥去世前写给韶华的一封信，后一部分是云哥去世后韶华对云哥的回忆，这两部分均是“自说自话”的“独白”，它们在物理的时空形态上相互独立，在属性上也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前者属于“同性恋者”、“死者”；后者属于“非同性恋者”、“生者”。然而，在精神、心灵和情感层面，作者却将这两个各不相属的“独白”部分进行了互渗和交融，云哥的信是写给韶华的，因此他“独白”的对象是韶华——一个在性向形态上不同于他的亲人（异性恋的堂妹），他能向她“独白”，说明他是信任她的，也相信她能理解自己；韶华则是在面对云哥旧居的时候进行思绪的“独白”，她“独白”的对象是自己——她回忆了他记忆中的云哥，在韶华的印象中，“云哥是个受过伤的人”，因此她对云哥，一直有一份不忍之心，对于云哥的去世，韶华在痛心之余，也为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不再感到孤独与寂寞”而欣慰。这样的“独白”，在倾诉与云哥的交往和对云哥的深情的同时，充分表明韶华是挚爱着云哥的（而不论他是不是“同性恋者”和“艾滋病患者”），“理解的同情”使韶华在小说的最后为云哥（以及与云哥一样死于艾滋病的所有人）祈祷。至此，两个不同时空、不同世界的“独白”实现了跨越生死、性向（以及由此延伸出的道德、伦理）的“沟通”。以“独白”的形式书写“对话”，让外在的不相干与内里的信赖、理解和包容形成交流和互动，这样的小说设计，无疑使Danny Boy在“内”、“外”形态上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产生了极强的艺术效果。

（2）“虚实重叠”和“形体互证”的综合运用。“虚实重叠”指的是“虚”（象征）“实”（写实）两种手法互相叠加，“形体互证”则是指“形”（形式）和“体”（内容）之间互相说明。在小说Danny Boy中，一些看似写实的地方，其实已含有了象征的意味。比如下面这一段：

不知为什么，韶华，我看到修女玫瑰玛丽穿上白衣天使的制服时，我就想到你，虽然她的身子要比你大上一倍，可是她照顾病人时，一双温柔的眼睛透出来的那种不忍的神情，你也有。我记得那次到医院去探望你，你正在全神贯注替一位垂死的癌症病人按摩她的腹部，替她减轻疼痛。我看见你的眼睛噙着闪闪的泪光。

这段话看上去是在客观叙事，可是处处充满象征：修女的宗教身份加上宗教里的天使传说，使得玫瑰玛丽与天使之间有了某一种内在的联系，她和身为护士（有“白衣天使”之称）的韶华共同具有的对病人的温柔、不忍，正是“爱所有一切人”的大爱精神的体现，圣洁而又慈悲的玫瑰玛丽和韶华，正可以被视为是将爱带给人间的天使的象征。此外，像前面提到的云哥与丹尼之间的“扶持”，丹尼父母不让他“回家”而“香提之家”对他的接纳，以及云哥把Danny Boy（丹尼）“洗干净”并让他在自己的“怀”里咽下最后一口气；大伟对云哥的“陪”伴，都可以从“写实”的背后，看到“象征”的意味。

如果说“虚实重叠”的手法在白先勇的其他小说中也曾经运用过的话，那么将这种手法与“形体互证”结合起来综合运用的作品就不多见了——Danny Boy是这两种手法综合运用的成功范例，前面已经分析过，这篇小说的主题是“跨越与救赎”（体），而在表现这一主题时，却“以‘独白’写‘对话’”（形）为基本格局，原本互不相干的“独白”能够跨界形成“对话”，正是对“跨越”（以及“跨越”之后实现“救赎”）主题的形式层面的“说明”，反过来，“跨越与救赎”主题（体）的主观安排和现实可能，也为“以‘独白’写‘对话’”（形）的设计提供了前提。这种以“形”衬“体”、以“体”带“形”、“形”“体”互证的手法，使得内容（体）就是形式（形），形式（形）即为内容（体），内容（体）形式（形）融为一体，再穿插、交织以“虚实重叠”手法，令Danny Boy在表现形态上更加繁富，更加圆熟。

⑶以“复调”方式丰富小说的内涵。这里的“复调”是指作者在Danny Boy这篇小说中一直内隐着“明”、“暗”两条线，两条线“里”应“外”合，形成复调，小说中“明”的一条线是指对歌曲Danny Boy的借用和对“宗教”的一再指涉，“暗”的一条线则是指在歌曲Danny Boy和“宗教”背后内蕴着的“所指”内涵。由于Danny Boy这篇小说以歌曲Danny Boy命名，而云哥照顾的Danny O'Donnell（丹尼），其Danny的名字、爱尔兰人的身份与爱尔兰民歌Danny Boy之间隐含着的对应，最终使他成了云哥的Danny Boy，因此Danny Boy这首歌就成了结构这篇小说的一个核心枢纽，而作品对“宗教”看似无意实则有心的始终贯穿（修女、天使、教堂、上帝、教徒、忏悔、祈祷、《圣母经》等与“宗教”有关的“因素”忽隐忽现地在小说中一直延续着），以及“救赎”意旨的着意倾注（“救赎”一词原本就源自宗教），也使“宗教”的存在成为整合小说的重要联结。在某种意义上讲，歌曲Danny Boy和“宗教”的共同作用，勾联起了这篇小说所有的重要因素。

歌曲Danny Boy和“宗教”在小说中的出现是“明”的，“暗”地里，Danny Boy和“宗教”还有着属于它们自己的“内容”。Danny Boy这首歌原本就包含着父亲对儿子的深厚感情，而当这种爱与死亡联接在一起时，爱就更具锥心之痛——由是，隐含在歌曲Danny Boy之中的“生死两隔的父子之爱”，以及它常在葬礼上传唱的挽歌性质，就成了Danny Boy的“典故”，而这“典故”又正与云哥和丹尼的情感、关系相暗合：云哥与丹尼的情感、关系，如同父子；云哥对丹尼的爱，也正与死亡和追悼相联接，这样，每当小说中“明”的出现Danny Boy的时候，如同“用典”一般，它“暗”里包容着的“生死两隔的父子之爱”就同构地寓示出云哥与丹尼的情感、关系，而Danny Boy的挽歌性质，也实际暗含着这篇以Danny Boy命名的小说其实是一首哀悼所有艾滋亡魂的挽歌，是一首唱给所有因艾滋而离开这个世界的悲苦灵魂的安魂曲。同样，“宗教”内里上帝与子民间的“大爱精神和互爱关系”以及由宗教而生的“救赎努力”，也使“宗教”因素在“明”的出现时，即“暗”中同构地呈现在云哥、玫瑰玛丽、韶华、大伟等人（推而广之体现在艾滋病患者对艾滋病患者、非艾滋病患者对艾滋病患者、同性恋者对同性恋者、非同性恋者对同性恋者）的身上。由于歌曲Danny Boy和“宗教”是结构小说的两大要素，因此其“明”、“暗”之间的复调无疑使Danny Boy这篇小说的内涵更加丰富和扩大，也隐然使小说在总体结构上具有了一种复调的性质。

Danny Boy中“明”、“暗”两条线的复调形态，与白先勇以前作品中使用过的“对比”手法有一定的相似性，不同在于，“复调”重在“明”“暗”呼应，含蓄映衬；“对比”则突出“明”“暗”对照，坦然呈现。相对于后者而言，“复调”方式要来得更加富有艺术性。

从总体上看，Danny Boy无论是在主题的深化还是在艺术的创新上，都显现出白先勇努力超越以往创作的努力：塑造新的同性恋者形象，在“灵—肉冲突”的基础上进而表现“肉—灵跨越”，全面代入“宗教”精神，设计种种新的表现手法，是白先勇在Danny Boy中提供的“新质”。这些“新质”的介入，无疑使白先勇的小说世界更加精彩、更加丰富。

《文讯》

二〇〇三年二月号

注

1．参见夏志清《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寂寞的十七岁·代序〉》，《寂寞的十七岁》，远景出版社，一九七七年三月版。

2．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尔雅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第18页。

白先勇年表

一九三七年

七月十一日生于广西南宁，不足周岁迁回故乡桂林，是年抗战开始。

一九四三年

就读桂林中山小学一年级。

一九四四年

逃难重庆，因患肺病辍学。

一九四六年

抗战胜利后，随家人赴南京、上海，居上海虹桥路养病两年。

一九四八年

迁居上海毕勋路（今汾阳路），复学就读徐家汇南洋模范小学，是年底离开上海。

一九四九年

暂居汉口、广州，离开中国大陆赴香港。

一九五〇至五二年

在香港就读九龙塘小学，后入英语学校喇沙书院（La Salle College）念初中。

一九五二年

赴台湾与父母团聚。

就读台北建国中学，首次投稿《野风》杂志。

一九五六年

入成功大学水利系，在报章发表散文。

一九五七年

转考台湾大学外文系。

一九五八年

首次在《文学》杂志五卷一期发表《金大奶奶》。

一九五九年

《入院》刊《文学》杂志五卷五期，后改篇名为《我们看菊花去》。

《闷雷》刊《笔汇》革新号一卷六期。

一九六〇年

与级友欧阳子、王文兴、陈若曦等人创办《现代文学》，为台湾六〇年代最有影响力之文学杂志。

《月梦》刊《现代文学》第一期。

《玉卿嫂》刊《现代文学》第一期。

《黑虹》刊《现代文学》第二期。

一九六一年

《小阳春》刊《现代文学》第六期。

《青春》刊《现代文学》第七期。

《藏在裤袋里的手》刊《现代文学》第八期。

《寂寞的十七岁》刊《现代文学》第十一期。

《金大奶奶》由殷张兰熙译成英文，收入她所编之New Voices（Taipei: Heritage,1961）。

台湾大学毕业，服役军训一年半。

一九六二年

《毕业》刊《现代文学》第十二期。

《玉卿嫂》由殷张兰熙译成英文，收入吴鲁芹所编之New Chinese Writing（Taipei: Heritage Press,1962）。

一九六三年

母亲病逝，赴美留学，入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作家工作室”（Writer's Workshop）。

一九六四年

《芝加哥之死》刊《现代文学》第十九期。

《上摩天楼去》刊《现代文学》第二十期。

《香港——一九六〇》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一期。

《安乐乡的一天》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二期。

一九六五年

获硕士学位，赴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任教中国语文。

《火岛之行》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三期。

《永远的尹雪艳》——《台北人》首篇，刊《现代文学》第二十四期。

《谪仙记》——《纽约客》首篇，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五期。

《香港——一九六〇》自译为英文发表于Literature : East & West VI IX No.4。

一九六六年

《一把青》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九期。

《游园惊梦》刊《现代文学》第三十期。

父亲病逝，返台奔丧。

一九六七年

《岁除》刊《现代文学》第三十二期。

《梁父吟》刊《现代文学》第三十三期。

《谪仙记》短篇小说集出版，文星书店印行。

一九六八年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刊《现代文学》第三十四期。

出版《游园惊梦》短篇小说集，仙人掌出版社发行。

一九六九年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刊《现代文学》第三十六期。

《思旧赋》刊《现代文学》第三十七期。

《谪仙怨》刊《现代文学》第三十七期。

《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刊《现代文学》第三十八期。

一九七〇年

《孤恋花》刊《现代文学》第四十期。

《冬夜》刊《现代文学》第四十一期。

《花桥荣记》刊《现代文学》第四十二期。

一九七一年

《秋思》刊《中国时报》。

《国葬》刊《现代文学》第四十三期。

《谪仙记》由夏志清及作者译成英文，收入夏志清所编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1971）。

与七弟先敬创办晨钟出版社，出版文学书籍一百余种。

出版《台北人》短篇小说集，晨钟出版社印行。

一九七三年

《现代文学》创刊十三年共五十一期，因经费困难而暂停刊。升副教授，获终身教职。

一九七五年

《永远的尹雪艳》由Katherine Carlitz and Anthony Yu合译成英文。

《岁除》，由Diana Granat译成英文。

上两篇同载于Renditions No.5 Autumn 1975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花桥荣记》、《冬夜》由朱立民译成英文，载于《中国现代文学选集》。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aiwan : 1949 - 1974,VI.2, Short Stories（Taipei,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1975）。

一九七六年

《冬夜》由John Kwan-Terry and Stephen Lacey 译成英文，载于刘绍铭所编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 : 1960 - 1970（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一九七七年

《现代文学》复刊。

长篇小说《孽子》开始连载于《现代文学》复刊号第一期。

The Short Stories of Pai Hsien-yung(1937- ), by Bess Man-ying lp,M.A.thesis,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ew Zealand.

Western Influence in the Works of Pai Hsien-yung, by Susan McFadden, M.A.thesis, University of Indiana.

一九七八年

《孽子》继续连载。

《台北人》韩文版出版，许世旭译，收于“世界文学全集”第七十九集，三省出版社。

“Der Schriftsteller Pai Hsien-yung

I'm Spiegel Seiner Kurzgeschichts 'Staatsbegräbnis'”

M.A.Thesis by Alexander Papenberg,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Germany

《蓦然回首》散文集出版，尔雅出版社印行。

一九七九年

《夜曲》刊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永远的尹雪艳》刊于北京《当代》杂志创刊号，此为首篇台湾小说发表于中国大陆。

一九八〇年

《白先勇小说选》出版，王晋民编选，广西人民出版社印行。

《游园惊梦》英译刊香港大学《课丛》第十四期，作者与Patia Yasin合译。

一九八一年

《孽子》由新加坡南洋商报全本连载完毕。

升正教授。

一九八二年

出版《游园惊梦》剧本，远景出版公司印行。

出版《台北人》英译Wandering in the Garden, Waking from a Dream，University of Indiana出版，作者及Patia Yasin合译，乔志高编。

《白先勇短篇小说选》出版，福建人民出版社印行。

小说《游园惊梦》作者改编成舞台剧，在台北国父纪念馆演出十场，盛况空前。

一九八三年

出版长篇小说《孽子》，远景出版公司印行。

新版《台北人》出版，尔雅出版社印行。

一九八四年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卿嫂》改篇电影上演。

出版《明星咖啡馆》，散文，皇冠出版社印行。

一九八五年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卿嫂》电影剧本出版，远景出版社印行。

《孤恋花》改篇电影上演。

被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部选为“年度教授”（Professor of the Year）。

《台北人》，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一九八六年

《孽子》改篇电影上演。

Einsam Mit Siebzehn德译《寂寞的十七岁》短篇小说集出版，Wolf Baus，Susanne Etti译，Diederichs印行。

《玉卿嫂》由舒巧改篇舞剧在香港上演。

一九八七年

赴上海复旦大学讲学，阔别三十九年首次重返中国大陆。

Enfance à Guilin法译《玉卿嫂》出版，Francis Marcge，Kong Rao Yu译，Alinea印行。

《白先勇自选集》出版，香港华汉出版事业公司印行。

《骨灰》（自选集续篇）出版，香港华汉出版事业公司印行。

《孽子》出版，黑龙江北方文艺出版社印行。

Short Story Cycle as a Genre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ales of Taipei Characters and Dublines, by Chang Shuei - may, M.A.thesis, Tamkang University, Taipei, 1987.

一九八八年

《游园惊梦》舞台剧在广州、上海演出，由广州话剧团、上海昆剧团、上海戏剧学院等联合演出。同年此剧又赴香港演出。

《孽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第六只手指》，散文、杂文、论文集出版，香港华汉出版事业公司印行。

一九八九年

《寂寞的十七岁》，短篇小说集改由允晨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孽子》，改由允晨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最后的贵族》电影上演，改自《谪仙记》，谢晋导演，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

一九九〇年

《最后的贵族》在东京上演。

《最后の贵族》，日译《谪仙记》等短篇小说集出版，东京德间书店印行。

Crystal Boys，《孽子》英译本出版，Howard Goldblatt（葛浩文）译，Gay Sunshine Press印行。

一九九一年

《白先勇论》出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袁良骏教授著，尔雅出版社印行。

《孤恋花》短篇小说集出版，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印行。

Imago Cycle and History in Pai Hsien-yung's Taipei Jen M.A.thesis by Steven Reid, UCLA.

一九九二年

《现代文学》杂志一至五十一期重刊，现文出版社出版，诚品书店发行，《现文因缘》同时出版。

《白先勇传》出版，广州中山大学王晋民著，香港华汉出版公司印行，并由台北幼狮文艺出版社同步出版。

《台北人》出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

一九九三年

《永远的尹雪艳》短篇小说集出版，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印行。

四十九年后重返故乡桂林。

一九九四年

《生命情节的反思——白先勇小说主题思想之研究》，林幸谦著，台北麦田出版社出版。

提前退休。

一九九五年

九月，新编《第六只手指》出版，尔雅出版社印行。

《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出版，刘俊著，尔雅出版社印行。

法译《孽子》出版，Garçons de Cristal，André Levy译，Flammarion出版。

德译《孽子》出版，Treffpunkt Lotossee，Bruno Gmunder出版。

一九九六年

《白先勇自选集》出版，广东花城出版社印行。《台北人》法文版出版，Gens de Taipei，André Levy译，Flammarion出版。

一九九七年

《玉卿嫂》改编电视剧上演。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部图书馆成立“白先勇资料特别收藏”档案。其中包括白先勇手稿。

哈佛大学上演《孽子》改编英文剧，公演七场。由哈佛、波士顿及其他大学学生联合演出，John Weistein改编执导。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译成荷兰文，收入Made in Taiwan选集，译者Vertaling Anne Sytske Keijser。

一九九八年

《花桥荣记》改编成电影。

一九九九年

《台北人》入选文建会及联合报主办《台湾文学经典》。发表散文《树犹如此》纪念亡友王国祥。

香港《亚洲周刊》遴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台北人》名列第七。前六名分别为鲁迅《呐喊》、沈从文《边城》、老舍《骆驼祥子》、张爱玲《传奇》、钱锺书《围城》、茅盾《子夜》。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白先勇自选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孽子》三册。

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白先勇散文集”——《蓦然回首》、《第六只手指》两册。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选“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台北人》入选。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由山口守译成日文，收入《台北物语》短篇小说集，国书刊行会印行。

《花桥荣记》、《一把青》译成意大利文，译者Alfonso Contanza，发表于Encuen-tros en Catay No.13辅仁大学。

二〇〇〇年

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白先勇文集”五册，《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孽子》、《第六只手指》、《游园惊梦》，其中《台北人》并附欧阳子之《王谢堂前的燕子》。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台北人》中英文对照本Taipei People。

台北春晖国际影业公司拍摄电视传记《永远的〈台北人〉》。

香港电台电视部（RTHK）拍摄“杰出华人系列”电视传记《白先勇》。

广东汕头大学召开“白先勇作品研讨会”。

应“日本台湾学会”邀请为该年年会主讲人，在东京大学宣读论文《六〇年代台湾文学——“现代”与“乡土”》，由池上贞子译成日文，刊登于《日本台湾学会报》第三号。

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台北人》。

二〇〇一年

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游园惊梦二十年》。

《中外文学》三十卷第二期刊出“永远的白先勇”专号。

应法国国家图书馆邀请，往巴黎参加“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研讨会，发表论文《二十世纪中叶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

《游园惊梦》译成捷克文，收入“Ranni Jasmin”选集。

二〇〇二年

二月，《树犹如此》出版，联合文学出版社印行。

二月，典藏版《台北人》出版，尔雅出版社印行。

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昔我往矣——白先勇自选集》。

《中外文学》发表短篇小说Danny Boy。

《孽子》由“公共电视”改编为二十集连续剧。

应香港岭南大学之邀，担任“胡永辉杰出访问学人讲座”主讲人，发表系列演讲：《文化教育——反思与愿景》、《中国人表“情”的方式——以古典诗词为例》。

应香港大学及香港政府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之邀，发表四场昆曲讲座，以《昆曲中的男欢女爱》为题，并由苏州昆剧院青年演员示范演出，观众满席，反应热烈。

应台北市文化局之邀，为驻市作家，举办《游园惊梦》演出二十周年纪念座谈，当年参与《游剧》工作者聚集于中山堂光复厅，叙旧感怀，场面温馨感人。

二〇〇三年

《孽子》由“公共电视”改编为二十集连续剧在八点档播出，反应空前强烈，剧组并受邀至台湾大学等十多间大学巡回放映座谈。

《联合报》副刊及允晨文化合办《孽子》研讨会。

“联副”举办《孽子》“白先勇文学周”，发表短篇小说Tea of Two。

获“国家文艺基金会”所颁文学奖。

二〇〇四年

返台全力投入昆曲经典《牡丹亭》制作演出，四月底五月初青春版《牡丹亭》台北首演，造成昆曲界历年来最大轰动，同年往香港、苏州、杭州、北京、上海演出。场场爆满，启动两岸三地昆曲复兴的契机。

策划出版《姹紫嫣红牡丹亭》（台北远流出版社），同步出版大陆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白先勇谈昆曲》（台北联经出版社），大陆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牡丹还魂》（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大陆版（上海文汇出版社）；《青春•念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作家协会首届文学节，当选“北京作家最喜爱之海外华语作家”，并获颁“海外华语作家奖”。

因制作青春版《牡丹亭》，被中国大陆媒体选为年度十大最有贡献之文化工作者。

二〇〇五年

青春版《牡丹亭》在中国大陆著名大学北大、南开、复旦、南京大学等八所校园巡演，受到广大青年学子热烈欢迎，影响面扩大，使中国大陆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古典美学，启蒙了新的看法，被称为青春版《牡丹亭》的文化现象。

十二月，青春版《牡丹亭》再度来台，仍然满座。

策划《姹紫嫣红开遍》、《曲高和众》、《惊梦•寻梦•圆梦》，由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印行。

《孽子》意大利文版出版。

二〇〇六年

九月十一日至十月十日，青春版《牡丹亭》赴美国西岸加州大学四大校区：柏克莱、尔湾、洛杉矶、圣芭芭拉联合公演十二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美国艺文届评定此次演出为自一九二九年梅兰芳赴美巡演后，中国戏曲古典美学在美国造成的最大一次冲击。

《孽子》荷兰文版出版。

《孽子》日文版出版。

策划《圆梦》出版（广东花城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五月十一至十三日青春版《牡丹亭》在北京展览馆剧场隆重上演第一百场，造成百场满座纪录，并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建福宫举行盛大庆功宴。

七月二十日，《纽约客》出版（尔雅出版社）。

八月七日，《联合报》第十版全版刊出“相对论”专刊，由记者王盛弘、赖素铃、梁玉芳联合记述《知交三十五年，白先勇、齐邦媛文学不了情》。

十二月，刘俊撰写《情与美——白先勇传》出版（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二〇〇八年

四月，青春版《牡丹亭》校园巡回至武汉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师生观赏人数达两万。

五月三日至五日，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召开“台湾现代主义与白先勇”国际会议，作家聂华苓、施叔青、张系国、李渝、朱天文、舞鹤及多位学者参加。

《台北人》日文版出版，译者山口守，国书刊行会发行。

六月三日至八日，青春版《牡丹亭》赴英国伦敦演出两轮六场，白先勇在牛津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作两场演讲。英国各大报好评如涌，英国学术界文化界为之倾倒，英国观众反应热烈。十一至十三日，青春版《牡丹亭》参加雅典艺术节演出，希腊观众反应空前。

九月，“白先勇作品集”十二册由台北天下文化出版。

九月二十至二十二日，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主办“白先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文化界名人开讲。

十月，台湾大学文学院所设立之“白先勇文学讲座”开讲，首讲由瑞典皇家学院马悦然教授担纲。此讲座由趋势科技公司赞助。

十月七日至十八日，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召开“白先勇的文学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

十一月，香港大学昆曲研究发展中心主办“昆曲教育与传承”，白先勇策划，上海昆剧院、苏州昆剧院青年演员赴港示范演出。由何鸿毅家族基金会赞助。

二〇〇九年

五月，青春版《牡丹亭》赴新加坡演出，反应热烈。

六月，白先勇策划，苏州昆剧院赴台，在“国家戏剧院”首演四场新版《玉簪记》，场场爆满。由何鸿毅家族基金会赞助。

白先勇总策划《色胆包天玉簪记》，由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十一月，与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合作，启动“北京大学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开教“经典昆曲欣赏”课程。由北京可口可乐公司赞助。

十二月，于北京大学百年纪念堂三度公演青春版《牡丹亭》，新版《玉簪记》在北京首演，一万多张票售罄。

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

二〇一〇年

三月，在北京讲授“经典昆曲欣赏”课程《从汤显祖〈牡丹亭〉到青春版〈牡丹亭〉》，自一九九四年退休以来，首次在大学正式授课。

三月，新版《玉簪记》应香港艺术节之邀，在香港文化中心演出两场，反应热烈。

五月，青春版《牡丹亭》三度在上海演出，新版《玉簪记》在上海首演，演出地点为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每场满座。

五月，与苏州大学合作，启动“苏州大学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设立“昆曲欣赏”课程。由美华石化公司赞助。

十月，精装典藏版“白先勇作品系列”——《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孽子》，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台北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台北人／白先勇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

（白先勇作品系列）

ISBN 978-7-5633-9764-8

Ⅰ．①台…　Ⅱ．①白…　Ⅲ．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4619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出品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曹凌志

徐海

字数：180千字

图片：13幅

2012年5月第1版

台北人

目录

牡丹因缘

永远的尹雪艳

一把青

岁除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

思旧赋

梁父吟

孤恋花

花桥荣记

秋思

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

游园惊梦

冬夜

国葬

附录

白先勇的小说世界

世纪性的文化乡愁

世界性的口语

翻译苦、翻译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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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台北办《现代文学》时留影。

一九六〇年创办《现代文学》时合影：

第一排左起陈若曦、欧阳子、刘绍铭、白先勇、张先绪，

第二排左起戴天、方蔚华、林耀福、李欧梵、叶维廉、王文兴、陈次云。

一九六二年《现代文学》同仁在碧潭野餐留影。

爱荷华大学留影。

六〇年代在柏克莱写作《游园惊梦》时留影。

在圣芭芭拉写作《台北人》时留影。

八〇年代《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开拍，与导演白景瑞（右）等人合影。

八〇年代与《游园惊梦》女主角卢燕合影。

北京新闻发布会上与《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女主角刘晓庆合影。

晚年留影。（柯锡杰摄影）

牡丹因缘

我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白先勇

我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因《牡丹亭》而开始结缘。二〇〇四年由我领队制作的昆曲连台大戏三本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一炮而红，我们在演出的同时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了《姹紫嫣红牡丹亭》，此书由我策划，收编了我们改编的二十七折青春版《牡丹亭》剧本，并有学者专家的阐释文章。书中汇辑多幅历来饰演《牡丹亭》名角影像，尤为珍贵。此书出版，在台湾反应甚佳，第一版一售而罄。同年青春版《牡丹亭》赴大陆巡演，到苏州、杭州、北京、上海等地。我们觉得《姹紫嫣红牡丹亭》应该出大陆版。远流找到合作对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机缘，天作之合。我原籍广西桂林，由自己家乡的出版社来出版第一本有关青春版《牡丹亭》的书，特别有意义。出版后，刚巧五月全国书市在桂林召开，这是出版界的一个盛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负责人之一刘瑞琳女士邀请我到桂林，为《姹紫嫣红牡丹亭》开新书发布会，我当然高兴，因为又可以乘机返乡一趟。发布会的场面多少出我意料之外，一下子来了五六十家媒体，记者发问非常热烈，《姹紫嫣红牡丹亭》的知名度也就从此散开了。

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版有多重意义：首先这是大陆出版第一本有关青春版《牡丹亭》的书，对这出戏起了先头宣传部队的作用。这部书最大的特色是用繁体字直排，这样书本身便蕴涵着一种古籍雅意。而这部书的装帧又特别精美，设计大方，图片悦目，难怪二〇〇五年这部书夺得了南方报业集团举办的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这是一份十分难得的殊荣。早些年大陆有些出版社出版古籍采用繁体字直排，这些年比较少见，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姹紫嫣红牡丹亭》竟用了繁体直排，而又获得大奖，我认为有其深远的文化意义。我很佩服出版社领导人的眼光。

接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一本选集《青春·念想》，我跟出版社以及出版社的同仁们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因为这些年昆剧青春版《牡丹亭》经常到北京演出，我亲自领军到北京就有五次，每次演出我们都需要各界的支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驻北京的同仁在这方面，上下一体，对我们可说是做到仁尽义至，从联络媒体宣传到人员协助，无一不全力以赴，当然，演出时，出版社的同仁们一直是我们最热烈的啦啦队。出版社同仁给予我如此坚定的精神支持与鼓励，我想他们一定也认同我们推广昆曲是在兴灭继绝抢救我们的文化瑰宝，他们努力出版，一样在从事文化大业。其实我们的追求殊途同归，所以能够彼此欣赏。二〇〇六年适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二十周年社庆，在桂林总部盛大举行。为了替出版社庆祝，我们特地把青春版《牡丹亭》送到桂林，在广西师范大学校园连演三天，那真是盛况空前，每晚演出场里挤得水泄不通。前一年我在广西师大演讲，曾经许愿，有机会我一定要把我制作的《牡丹亭》带到桂林，让广西师大的同学及乡亲们看到这出戏。第二年，我们真的做到了，而且还替出版社热闹了一番。我跟出版社结的可说是“牡丹缘”。

中国出版业竞争激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能够脱颖而出，名列前茅，诚非易事。国外如美国的哈佛、哥伦比亚，英国的牛津、剑桥，这几家名校的出版社在英美以及全世界的学术文化界举足轻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影响不仅普及全国并能跨越海外，像余英时、许倬云这些海外学术界大师们的作品也被网罗旗下。广西师大出版社能够建立如此优良声誉，绝非偶然，我还没看见他们出版过一本浅俗媚众的读物。家乡能产生如此高层次的文化亮点，我深引以为傲。当总编辑刘瑞琳来跟我商洽出版我的作品集，我欣然同意，并感到义不容辞。刘瑞琳女士刚刚被《中国新闻周刊》选为“十年影响力人物”。在此，我特别要向她致谢，同时也要感谢为这套书花费大量精力的执行编辑刘哲双及曹凌志。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二日

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

乌衣巷

刘禹锡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永远的尹雪艳

1

尹雪艳总也不老。十几年前那一班在上海百乐门舞厅替她捧场的五陵年少，有些头上开了顶，有些两鬓添了霜；有些来台湾降成了铁厂、水泥厂、人造纤维厂的闲顾问，但也有少数却升成了银行的董事长、机关里的大主管。不管人事怎么变迁，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在台北仍旧穿着她那一身蝉翼纱的素白旗袍，一径那么浅浅地笑着，连眼角儿也不肯皱一下。

尹雪艳着实迷人。但谁也没能道出她真正迷人的地方。尹雪艳从来不爱搽胭抹粉，有时最多在嘴唇上点着些似有似无的蜜丝佛陀；尹雪艳也不爱穿红戴绿，天时炎热，一个夏天，她都浑身银白，净扮得了不得。不错，尹雪艳是有一身雪白的肌肤，细挑的身材，容长的脸蛋儿配着一副俏丽恬静的眉眼子，但是这些都不是尹雪艳出奇的地方。见过尹雪艳的人都这么说，也不知是何道理，无论尹雪艳一举手、一投足，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别人伸个腰、蹙一下眉，难看，但是尹雪艳做起来，却又别有一番妩媚了。尹雪艳也不多言、不多语，紧要的场合插上几句苏州腔的上海话，又中听、又熨帖。有些荷包不足的舞客，攀不上叫尹雪艳的台子，但是他们却去百乐门坐坐，观观尹雪艳的风采，听她讲几句吴侬软语，心里也是舒服的。尹雪艳在舞池子里，微仰着头，轻摆着腰，一径是那么不慌不忙地起舞着；即使跳着快狐步，尹雪艳从来也没有失过分寸，仍旧显得那么从容，那么轻盈，像一球随风飘荡的柳絮，脚下没有扎根似的。尹雪艳有她自己的旋律。尹雪艳有她自己的拍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

尹雪艳迷人的地方实在讲不清、数不尽。但是有一点却大大增加了她的神秘。尹雪艳名气大了，难免招忌，她同行的姊妹淘醋心重的就到处嘈起说：尹雪艳的八字带着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轻者家败，重者人亡。谁知道就是为着尹雪艳享了重煞的令誉，上海洋场的男士们都对她增加了十分的兴味。生活悠闲了，家当丰沃了，就不免想冒险，去闯闯这颗红遍了黄浦滩的煞星儿。上海棉纱财阀王家的少老板王贵生就是其中探险者之一。天天开着崭新的开德拉克，在百乐门门口候着尹雪艳转完台子，两人一同上国际饭店十四楼摩天厅去共进华美的消夜。望着天上的月亮及灿烂的星斗，王贵生说，如果用他家的金条儿能够搭成一道天梯，他愿意爬上天空去把那弯月牙儿掐下来，插在尹雪艳的云鬓上。尹雪艳吟吟地笑着，总也不出声，伸出她那兰花般细巧的手，慢条斯理地将一枚枚涂着俄国乌鱼子的小月牙儿饼拈到嘴里去。

王贵生拼命地投资，不择手段地赚钱，想把原来的财富堆成三倍、四倍，将尹雪艳身边那批富有的逐鹿者一一击倒，然后用钻石玛瑙串成一根链子，套在尹雪艳的脖子上，把她牵回家去。当王贵生犯上官商勾结的重罪，下狱枪毙的那一天，尹雪艳在百乐门停了一宵，算是对王贵生致了哀。

最后赢得尹雪艳的却是上海金融界一位热可炙手的洪处长。洪处长休掉了前妻，抛弃了三个儿女，答应了尹雪艳十条条件。于是尹雪艳变成了洪夫人，住在上海法租界一栋从日本人接收过来华贵的花园洋房里。两三个月的工夫，尹雪艳便像一株晚开的玉梨花，在上海上流社会的场合中以压倒群芳的姿态绽发起来。

尹雪艳着实有压场的本领。每当盛宴华筵，无论在场的贵人名媛，穿着紫貂，围着火狸，当尹雪艳披着她那件翻领束腰的银狐大氅，像一阵三月的微风，轻盈盈地闪进来时，全场的人都好像给这阵风熏中了一般，总是情不自禁地向她迎过来。尹雪艳在人堆子里，像个冰雪化成的精灵，冷艳逼人，踏着风一般的步子，看得那些绅士以及仕女们的眼睛都一起冒出火来，这就是尹雪艳；在兆丰夜总会的舞厅里、在兰心剧院的过道上，以及在霞飞路上一栋栋侯门官府的客堂中，一身银白，歪靠在沙发椅上，嘴角一径挂着那流吟吟浅笑，把场合中许多银行界的经理、协理，纱厂的老板及小开，以及一些新贵和他们的夫人们都拘到跟前来。

可是洪处长的八字到底软了些，没能抵得住尹雪艳的重煞。一年丢官，两年破产，到了台北来连个闲职也没捞上。尹雪艳离开洪处长时还算有良心，除了自己的家当外，只带走一个从上海跟来的名厨司及两个苏州娘姨。

2

尹雪艳的新公馆坐落在仁爱路四段的高级住宅区里，是一栋崭新的西式洋房，有个十分宽敞的客厅，容得下两三桌酒席。尹雪艳对她的新公馆倒是刻意经营过一番。客厅的家具是一色桃花心红木桌椅，几张老式大靠背的沙发，塞满了黑丝面子鸳鸯戏水的湘绣靠枕，人一坐下去就陷进了一半，倚在柔软的丝枕上，十分舒适。到过尹公馆的人，都称赞尹雪艳的客厅布置妥帖，教人坐着不肯动身。打麻将有特别设备的麻将间，麻将桌、麻将灯都设计得十分精巧。有些客人喜欢挖花，尹雪艳还特别腾出一间有隔音设备的房间，挖花的客人可以关在里面恣意唱和。冬天有暖炉，夏天有冷气，坐在尹公馆里，很容易忘记外面台北市的阴寒及溽暑。客厅案头的古玩花瓶，四时都供着鲜花。尹雪艳对于花道十分讲究，中山北路的玫瑰花店长年都送来上选的鲜货。整个夏天，尹雪艳的客厅中都细细地透着一股又甜又腻的晚香玉。

尹雪艳的新公馆很快地便成为她旧雨新知的聚会所。老朋友来到时，谈谈老话，大家都有一腔怀古的幽情，想一会儿当年，在尹雪艳面前发发牢骚，好像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

“阿囡，看看干爹的头发都白光喽！侬还像枝万年青一式，愈来愈年轻！”

吴经理在上海当过银行的总经理，是百乐门的座上常客，来到台北赋闲，在一家铁工厂挂个顾问的名义。见到尹雪艳，他总爱拉着她半开玩笑而又不免带点自怜的口吻这样说。吴经理的头发确实全白了，而且患着严重的风湿，走起路来，十分蹒跚，眼睛又害沙眼，眼毛倒插，长年淌着眼泪，眼圈已经开始溃烂，露出粉红的肉来。冬天时候，尹雪艳总把客厅里那架电暖炉移到吴经理的脚跟前，亲自奉上一盅铁观音，笑吟吟地说道：

“哪里的话，干爹才是老当益壮呢！”

吴经理心中熨帖了，恢复了不少自信，眨着他那烂掉了睫毛的老花眼，在尹公馆里，当众票了一出《坐宫》，以苍凉沙哑的嗓子唱出：

我好比浅水龙，

被困在沙滩。

尹雪艳有迷男人的功夫，也有迷女人的功夫。跟尹雪艳结交的那班太太们，打从上海起，就背地数落她。当尹雪艳平步青云时，这起太太们气不忿，说道：凭你怎么爬，左不过是个货腰娘。当尹雪艳的靠山相好遭到厄运的时候，她们就叹气道：命是逃不过的，煞气重的娘儿们到底沾惹不得。可是十几年来这起太太们一个也舍不得离开尹雪艳，到了台北都一窝蜂似的聚到尹雪艳的公馆里，她们不得不承认尹雪艳实在有她惊动人的地方。尹雪艳在台北的鸿翔绸缎庄打得出七五折，在小花园里挑得出最登样的绣花鞋儿，红楼的绍兴戏码，尹雪艳最在行，吴燕丽唱《孟丽君》的时候，尹雪艳可以拿到免费的前座戏票，论起西门町的京沪小吃，尹雪艳又是无一不精了。于是这起太太们，由尹雪艳领队，逛西门町、看绍兴戏，坐在三六九里吃桂花汤团，往往把十几年来不如意的事儿一股脑儿抛掉，好像尹雪艳周身都透着上海大千世界荣华的麝香一般，熏得这起往事沧桑的中年妇人都进入半醉的状态，而不由自主都津津乐道起上海五香斋的蟹黄面来。这起太太们常常容易闹情绪。尹雪艳对于她们都一一施以广泛的同情，她总耐心地聆听她们的怨艾及委曲，必要时说几句安抚的话，把她们焦躁的脾气一一熨平。

“输呀，输得精光才好呢！反正家里有老牛马垫背，我不输，也有旁人替我输！”

每逢宋太太搓麻将输了钱时就向尹雪艳带着酸意地抱怨道。宋太太在台湾得了妇女更年期的痴肥症，体重暴增到一百八十多磅，形态十分臃肿，走多了路，会犯气喘。宋太太的心酸话较多，因为她先生宋协理有了外遇，对她颇为冷落，而且对方又是一个身段苗条的小酒女。十几年前宋太太在上海的社交场合出过一阵风头，因此她对以往的日子特别向往。尹雪艳自然是宋太太倾诉衷肠的适当人选，因为只有她才能体会宋太太那种今昔之感。有时讲到伤心处，宋太太会禁不住掩面而泣。

“宋家阿姊，‘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又能保得住一辈子享荣华，受富贵呢？”

于是尹雪艳便递过热毛巾给宋太太揩面，怜悯地劝说道。宋太太不肯认命，总要抽抽搭搭地怨怼一番：

“我就不信我的命又要比别人差些！像侬吧，尹家妹妹，侬一辈子是不必发愁的，自然有人会来帮衬侬。”

3

尹雪艳确实不必发愁，尹公馆门前的车马从来也未曾断过。老朋友固然把尹公馆当做世外桃源，一般新知也在尹公馆找到别处稀有的吸引力。尹雪艳公馆一向维持它的气派。尹雪艳从来不肯把它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出入的人士，纵然有些是过了时的，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身份，有他们的派头，因此一进到尹公馆，大家都觉得自己重要，即使是十几年前作废了的头衔，经过尹雪艳娇声亲切地称呼起来，也如同受过诰封一般，心理上恢复了不少的优越感。至于一般新知，尹公馆更是建立社交的好所在了。

当然，最吸引人的，还是尹雪艳本身。尹雪艳是一个最称职的主人。每一位客人，不分尊卑老幼，她都招呼得妥妥帖帖。一进到尹公馆，坐在客厅中那些铺满黑丝面椅垫的沙发上，大家都有一种宾至如归、乐不思蜀的亲切之感，因此，做会总在尹公馆开标，请生日酒总在尹公馆开席，即使没有名堂的日子，大家也立一个名目，凑到尹公馆成一个牌局。一年里，倒有大半的日子，尹公馆里总是高朋满座。

尹雪艳本人极少下场，逢到这些日期，她总预先替客人们安排好牌局；有时两桌，有时三桌。她对每位客人的牌品及癖性都摸得清清楚楚，因此牌搭子总配得十分理想，从来没有伤过和气。尹雪艳本人督导着两个头干脸净的苏州娘姨在旁边招呼着。午点是宁波年糕或者湖州粽子。晚饭是尹公馆上海名厨的京沪小菜：金银腿、贵妃鸡、抢虾、醉蟹——尹雪艳亲自设计了一个转动的菜牌，天天转出一桌桌精致的筵席来。到了下半夜，两个娘姨便捧上雪白喷了明星花露水的冰面巾，让大战方酣的客人们揩面醒脑，然后便是一碗鸡汤银丝面作了消夜。客人们掷下的桌面十分慷慨，每次总上两三千。赢了钱的客人固然值得兴奋，即使输了钱的客人也是心甘情愿。在尹公馆里吃了、玩了，末了还由尹雪艳差人叫好计程车，一一送回家去。

当牌局进展激烈的当儿，尹雪艳便换上轻装，周旋在几个牌桌之间，踏着她那风一般的步子，轻盈盈地来回巡视着，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替那些作战的人们祈祷和祭祀。

“阿囡，干爹又快输脱底喽！”

每到败北阶段，吴经理就眨着他那烂掉了睫毛的眼睛，向尹雪艳发出讨救的哀号。

“还早呢，干爹，下四圈就该你摸清一色了。”

尹雪艳把个黑丝椅垫枕到吴经理害了风湿症的背脊上，怜恤地安慰着这个命运乖谬的老人。

“尹小姐，你是看到的。今晚我可没打错一张牌，手气就那么背！”

女客人那边也经常向尹雪艳发出乞怜的呼吁，有时宋太太输急了，也顾不得身份，就抓起两颗骰子啐道：

“呸！呸！呸！勿要面孔的东西，看你楣到啥个辰光！”

尹雪艳也照例过去，用着充满同情的语调，安抚她们一番。这个时候，尹雪艳的话就如同神谕一般令人敬畏。在麻将桌上，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不受控制，客人们都讨尹雪艳的口采来恢复信心及加强斗志。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吒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地互相厮杀、互相宰割。

4

新来的客人中，有一位叫徐壮图的中年男士，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生；生得品貌堂堂，高高的个儿，结实的身体，穿着剪裁合度的西装，显得分外英挺。徐壮图是个台北市新兴的实业巨子，随着台北市的工业化，许多大企业应运而生，徐壮图头脑灵活，具有丰富的现代化工商管理的知识，才是四十出头，便出任一家大水泥公司的经理。徐壮图有位贤慧的太太及两个可爱的孩子。家庭美满，事业充满前途，徐壮图成为一个雄心勃勃的企业家。

徐壮图第一次进入尹公馆是在一个庆生酒会上。尹雪艳替吴经理做六十大寿，徐壮图是吴经理的外甥，也就随着吴经理来到尹雪艳的公馆。

那天尹雪艳着实装饰了一番，穿着一袭月白短袖的织锦旗袍，襟上一排香妃色的大盘扣；脚上也是月白缎子的软底绣花鞋，鞋尖却点着两瓣肉色的海棠叶儿。为了讨喜气，尹雪艳破例地在右鬓簪上一朵酒杯大血红的郁金香，而耳朵上却吊着一对寸把长的银坠子。客厅里的寿堂也布置得喜气洋洋，案上全换上才铰下的晚香玉。徐壮图一踏进去，就嗅中一阵沁人脑肺的甜香。

“阿囡，干爹替侬带来顶顶体面的一位人客。”吴经理穿着一身崭新的纺绸长衫，佝着背，笑呵呵地把徐壮图介绍给尹雪艳道，然后指着尹雪艳说：

“我这位干小姐呀，实在孝顺不过。我这个老朽三灾五难的还要赶着替我做生。我忖忖：我现在又不在职，又不问世，这把老骨头天天还要给触霉头的风湿症来折磨。管他折福也罢，今朝我且大模大样地生受了干小姐这场寿酒再讲。我这位外甥，年轻有为，难得放纵一回，今朝也来跟我们这群老朽一道开心开心。阿囡是个最妥当的主人家，我把壮图交把侬，侬好好地招待招待他吧。”

“徐先生是稀客，又是干爹的令戚，自然要跟别人不同一点。”尹雪艳笑吟吟地答道，发上那朵血红的郁金香颤巍巍地抖动着。

徐壮图果然受到尹雪艳特别的款待。在席上，尹雪艳坐在徐壮图旁边一径殷勤地向他劝酒让菜，然后歪向他低声说道：

“徐先生，这道是我们大师傅的拿手，你尝尝，比外面馆子做得如何？”

用完席后，尹雪艳亲自盛上一碗冰冻杏仁豆腐捧给徐壮图，上面却放着两颗鲜红的樱桃。用完席成上牌局的时候，尹雪艳走到徐壮图背后看他打牌。徐壮图的牌张不熟，时常发错张子，才是八圈，已经输掉一半筹码。有一轮，徐壮图正当发出一张梅花五筒的时候，突然尹雪艳从后面欠过身伸出她那细巧的手把徐壮图的手背按住说道：

“徐先生，这张牌是打不得的。”

那一盘徐壮图便和了一副“满园花”，一下子就把输出去的筹码赢回了大半。客人中有一个开玩笑抗议道：

“尹小姐，你怎么不来替我也点点张子，瞧瞧我也输光啦。”

“人家徐先生头一趟到我们家，当然不好意思让他吃了亏回去的喽。”徐壮图回头看到尹雪艳正朝着他满面堆着笑容，一对银耳坠子吊在她乌黑的发脚下来回地浪荡着。

客厅中的晚香玉到了半夜，吐出一蓬蓬的浓香来。席间徐壮图喝了不少热花雕，加上牌桌上和了那盘“满园花”的亢奋，临走时他已经有些微醺的感觉了。

“尹小姐，全得你的指教，要不然今晚的麻将一定全盘败北了。”

尹雪艳送徐壮图出大门时，徐壮图感激地对尹雪艳说道。尹雪艳站在门框里，一身白色的衣衫，双手合抱在胸前，像一尊观世音，朝着徐壮图笑吟吟地答道：

“哪里的话，隔日徐先生来白相，我们再一道研究研究麻将经。”

隔了两日，果然徐壮图又来到了尹公馆，向尹雪艳讨教麻将的诀窍。

5

徐壮图太太坐在家中的藤椅上，呆望着大门，两腮一天天削瘦，眼睛凹成了两个深坑。

当徐太太的干妈吴家阿婆来探望她的时候，她牵着徐太太的手失惊叫道：

“嗳呀，我的干小姐，才是个把月没见着，怎么你就瘦脱了形？”

吴家阿婆是一个六十来岁的妇人，硕壮的身材，没有半根白发，一双放大的小脚，仍旧行走如飞。吴家阿婆曾经上四川青城山去听过道，拜了上面白云观里一位道行高深的法师做师父。这位老法师因为看上吴家阿婆天生异禀，飞升时便把衣钵传了给她。吴家阿婆在台北家中设了一个法堂，中央供着她老师父的神像。神像下面悬着八尺见方黄绫一幅。据吴家阿婆说，她老师父常在这幅黄绫上显灵，向她授予机宜，因此吴家阿婆可以预卜凶吉，消灾除祸。吴家阿婆的信徒颇众，大多是中年妇女，有些颇有社会地位。经济环境不虞匮乏，这些太太们的心灵难免感到空虚。于是每月初一、十五，她们便停止一天麻将，或者标会的聚会，成群结队来到吴家阿婆的法堂上，虔诚地念经叩拜，布施散财，救济贫困，以求自身或家人的安宁。有些有疑难大症，有些有家庭纠纷，吴家阿婆一律慷慨施以许诺，答应在老法师灵前替她们祈求神助。

“我的太太，我看你的气色竟是不好呢！”吴家阿婆仔细端详了徐太太一番，摇头叹息。徐太太低首俯面忍不住伤心哭泣，向吴家阿婆道出了许多衷肠话来。

“亲妈，你老人家是看到的，”徐太太流着泪断断续续地诉说道，“我们徐先生和我结婚这么久，别说破脸，连句重话都向来没有过。我们徐先生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他一向都这么说：‘男人的心五分倒有三分应该放在事业上。’来台湾熬了这十来年，好不容易盼着他们水泥公司发达起来，他才出了头，我看他每天为公事在外面忙着应酬，我心里只有暗暗着急。事业不事业倒在其次，求祈他身体康宁，我们母子再苦些也是情愿的。谁知道打上月起，我们徐先生竟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经常两晚、三晚不回家。我问一声，他就摔碗砸筷，脾气暴得了不得。前天连两个孩子都挨了一顿狠打。有人传话给我听，说是我们徐先生外面有了人，而且人家还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亲妈，我这个本本分分的人哪里经过这些事情？人还撑得住不走样？”

“干小姐，”吴家阿婆拍了一下巴掌说道，“你不提呢，我也就不说了。你晓得我是最怕兜揽是非的人。你叫了我声亲妈，我当然也就向着你些。你知道那个胖婆儿宋太太呀，她先生宋协理搞上个什么‘五月花’的小酒女。她跑到我那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要我替她求求老师父。我拿她先生的八字来一算，果然冲犯了东西。宋太太在老师父灵前许了重愿，我替她念了十二本经。现在她男人不是乖乖地回去了？后来我就劝宋太太：‘整天少和那些狐狸精似的女人穷混，念经做善事要紧！’宋太太就一五一十地把你们徐先生的事情原原本本数了给我听。那个尹雪艳呀，你以为她是个什么好东西？她没有两下，就能笼得住这些人？连你们徐先生那么正人君子她都有本事抓得牢。这种事情历史上是有的：褒姒、妲己、飞燕、太真——这起祸水！你以为都是真人吗？妖孽！凡是到了乱世，这些妖孽都纷纷下凡，扰乱人间。那个尹雪艳还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变的呢！我看你呀，总得变个法儿替你们徐先生消了这场灾难才好。”

“亲妈，”徐太太忍不住又哭了起来，“你晓得我们徐先生不是那种没有良心的男人。每次他在外面逗留了回来，他嘴里虽然不说，我晓得他心里是过意不去的。有时他一个人闷坐着猛抽烟，头筋叠暴起来，样子真唬人。我又不敢去劝解他，只有干着急。这几天他更是着了魔一般，回来嚷着说公司里人人都寻他晦气。他和那些工人也使脾气，昨天还把人家开除了几个。我劝他说犯不着和那些粗人计较，他连我也喝斥了一顿。他的行径反常得很，看着不像，真不由得不教人担心哪！”

“就是说呀！”吴家阿婆点头说道，“怕是你们徐先生也犯着了什么吧？你且把他的八字递给我，回去我替他测一测。”

徐太太把徐壮图的八字抄给了吴家阿婆说道：

“亲妈，全托你老人家的福了。”

“放心，”吴家阿婆临走时说道，“我们老师父最是法力无边，能够替人排难解厄的。”

然而老师父的法力并没有能够拯救徐壮图。有一天，正当徐壮图向一个工人拍起桌子喝骂的时候，那个工人突然发了狂，一把扁钻从徐壮图前胸刺穿到后胸。

6

徐壮图的治丧委员会吴经理当了总干事。因为连日奔忙，风湿又弄翻了，他在极乐殡仪馆穿出穿进的时候，一径拄着拐杖，十分蹒跚。开吊的那一天，灵堂就设在殡仪馆里。一时亲朋友好的花圈丧幛白簇簇的一直排到殡仪馆的门口来。水泥公司同仁挽的却是“痛失英才”四个大字。来祭吊的人从早上九点钟起开始络绎不绝。徐太太早已哭成了痴人，一身麻衣丧服带着两个孩子，跪在灵前答谢。吴家阿婆却率领了十二个道士，身着法衣，手执拂尘，在灵堂后面的法坛打解冤洗业醮。此外并有僧尼十数人在念经超度，拜大悲忏。

正午的时候，来祭吊的人早挤满了一堂，正当众人熙攘之际，突然人群里起了一阵骚动，接着全堂静寂下来，一片肃穆。原来尹雪艳不知什么时候却像一阵风一般地闪了进来。尹雪艳仍旧一身素白打扮，脸上未施脂粉，轻盈盈地走到管事台前，不慌不忙地提起毛笔，在签名簿上一挥而就地签上了名，然后款款地走到灵堂中央，客人们都倏地分开两边，让尹雪艳走到灵台跟前，尹雪艳凝着神、敛着容，朝着徐壮图的遗像深深地鞠了三鞠躬。这时在场的亲友大家都呆如木鸡。有些显得惊讶，有些却是忿愤，也有些满脸惶惑，可是大家都好似被一股潜力镇住了，未敢轻举妄动。这次徐壮图的惨死，徐太太那一边有些亲戚迁怒于尹雪艳，他们都没有料到尹雪艳居然有这个胆识闯进徐家的灵堂来。场合过分紧张突兀，一时大家都有点手足无措。尹雪艳行完礼后，却走到徐太太面前，伸出手抚摸了一下两个孩子的头，然后庄重地和徐太太握了一握手。正当众人面面相觑的当儿，尹雪艳却踏着她那轻盈盈的步子走出了极乐殡仪馆。一时灵堂里一阵大乱，徐太太突然跪倒在地，昏厥了过去，吴家阿婆赶紧丢掉拂尘，抢身过去，将徐太太抱到后堂去。当晚，尹雪艳的公馆里又成上了牌局，有些牌搭子是白天在徐壮图祭悼会后约好的。吴经理又带了两位新客人来。一位是南国纺织厂新上任的余经理；另一位是大华企业公司的周董事长。这晚吴经理的手气却出了奇迹，一连串地在和满贯。吴经理不停地笑着叫着，眼泪从他烂掉了睫毛的血红眼圈一滴滴淌落下来。到了第二十圈，有一盘吴经理突然双手乱舞大叫起来：

“阿囡，快来！快来！‘四喜临门’！这真是百年难见的怪牌。东、南、西、北——全齐了，外带自摸双！人家说和了大四喜，兆头不祥。我倒楣了一辈子，和了这副怪牌，从此否极泰来。阿囡，阿囡，侬看看这副牌可爱不可爱？有趣不有趣？”

吴经理喊着笑着把麻将撒满了一桌子。尹雪艳站到吴经理身边，轻轻地按着吴经理的肩膀，笑吟吟地说道：

“干爹，快打起精神多和两盘。回头赢了余经理及周董事长他们的钱，我来吃你的红！”

一九六五年春于美爱荷华城

一把青

上

抗日胜利，还都南京的那一年，我们住在大方巷的仁爱东村，一个中下级的空军眷属区里。在四川那种闭塞的地方，煎熬了那些年数，骤然回返那六朝金粉的京都，到处的古迹，到处的繁华，一派帝王气象，把我们的眼睛都看花了。

那时伟成正担任十一大队的大队长。他手下有两个小队刚从美国受训回来，他那队飞行员颇受重视，职务也就格外繁忙。遇到紧要差使，常由他亲自率队出马。一个礼拜，倒有三四天，连他的背影儿我也见不着。每次出差，他总带着郭轸一起去。郭轸是他的得意门生，郭轸在四川灌县航校当学生的时候，伟成就常对我说：郭轸这个小伙子灵跳过人，将来必定大有出息。果然不出几年，郭轸便窜了上去，爬成小队长留美去了。

郭轸是空军的遗族。他父亲是伟成的同事，老早摔了机，母亲也跟着病殁了。在航校的时候，逢年过节，我总叫他到我们家来吃餐团圆饭。伟成和我膝下无子，看着郭轸孤单，也常照顾他些。那时他还剃着青亮的头皮，穿了一身土黄布的学生装，举止虽然处处露着聪明，可是口角到底嫩稚，还是个未经世的后生娃仔。当他从美国回来，跑到我南京的家来，冲着我倏地敬个军礼，叫我一声师娘时，我着实吃他唬了一跳。郭轸全身都是美式凡立丁的空军制服，上身罩了一件翻领镶毛的皮夹克，腰身勒得紧峭，裤带上却系着一个Ray-Ban太阳眼镜盒儿。一顶崭新高耸的军帽帽檐正压在眉毛上；头发也蓄长了，渗黑油亮的发脚子紧贴在两鬓旁。才是一两年工夫，没料到郭轸竟出挑得英气勃勃了。

“怎么了，小伙子？这次回来，该有些苗头了吧？”我笑着向他说道。

“别的没什么，师娘，倒是在外国攒了几百块美金回来。”郭轸说道。

“够讨老婆了！”我笑了起来。

“是呀，师娘，正在找呢。”郭轸也朝着我龇了牙齿笑道。

战后的南京，简直成了我们那些小飞行员的天下。无论走到哪里，街头巷尾，总碰到个把趾高气扬的小空军，手上挽了个衣着入时的小姐，潇潇洒洒，摇曳而过。谈恋爱——个个单身的飞行员都在谈恋爱。一个月我总收得到几张伟成学生送来的结婚喜帖。可是郭轸从美国回来了年把，却一直还没有他的喜讯。他也带过几位摩登小姐到我家来吃我做的豆瓣鲤鱼。事后我问起他，他总是摇摇头笑着说：

“没有的事，师娘，玩玩罢了。”

可是有一天，他却跑来告诉我：这次他认了真了。他爱上了一个在金陵女中念书叫朱青的女孩儿。

“师娘，”他一股劲地对我说道，“你一定会喜欢她！我要带她来见你。师娘，我从来没想到会对一个女孩子这样认真过。”

郭轸那个人的性格，我倒摸得着一二。心性极为高强，年纪轻、发迹早，不免有点自负。平常谈起来，他曾对我说，他必得要选中一个称心如意的女孩儿，才肯结婚。他带来见我的那些小姐，个个容貌不凡，他都没有中意，我私度这个朱青大概是天仙一流的人物，才会使得郭轸如此动心。

当我见到朱青的时候，却大大地出了意料之外。那天郭轸带她来见我，在我家吃午饭。原来朱青却是一个十八九岁颇为单瘦的黄花闺女，来做客还穿着一身半新旧直统子的蓝布长衫，襟上掖了一块白绸子手绢儿。头发也没有烫，抿得整整齐齐地垂在耳后。脚上穿了一双带绊的黑皮鞋，一双白色的短统袜子倒是干干净净的。我打量了她一下，发觉她的身段还未出挑得周全，略略扁平，面皮还泛着些青白。可是她的眉眼间却蕴着一脉令人见之忘俗的水秀，见了我一径半低着头，腼腼腆腆，很有一股教人疼怜的怯态。一顿饭下来，我怎么逗她，她都不大答得上腔来，一味含糊地应着。倒是郭轸在一旁却着了忙，一忽儿替她拈菜，一忽儿替她斟茶，直怂着她跟我聊天。

“她这个人就是这么别扭，”郭轸到了后来急躁地指着朱青说道，“她跟我还有话说，见了人却成了哑巴。师娘这儿又不是外人，也这么出不得众。”

郭轸的话说得暴躁了些，朱青扭过头去，羞得满面通红。

“算了，”我看着有点不过意，忙止住郭轸道，“朱小姐头一次来，自然有点拘泥，你不要去戳她。吃完饭还是你们两人去游玄武湖去吧，那儿的荷花开得正盛呢。”

郭轸是骑了他那辆十分招摇的新摩托车来的。吃完饭，他们离开的时候，郭轸把朱青扶上了后车座，帮着她系上她那块黑丝头巾，然后跳上车，轻快地发动了火，向我得意洋洋地挥了挥手，倏地一下，便把朱青带走了。朱青偎在郭轸身后，头上那块丝巾吹得高高扬起。看着郭轸对朱青那副形容，我知道他这次果然认了真了。

有一次，伟成回来，脸色沉得很难看，一进门便对我说道：

“郭轸那小伙子愈来愈不像话！我倒没料到，他竟是这样一个人。”

“怎么了？”我十分诧异，我从来没有听见伟成说过郭轸一句难听的话。

“你还问得出呢！你不是知道他在追一个金陵女中的学生吗？我看他这个人谈恋爱谈昏了头！经常闯进人家学校里去，也不管人家在上课，就去引逗那个女学生出来。这还不算，他在练机的时候，竟然飞到金陵女中的上空，在那儿打转子，惹得那些女学生都从课室里伸头出来看热闹。人家校长告到我们总部来了，成个什么体统？一个飞行员这么轻狂，我要重重地处罚他！”

郭轸被记了过，革除了小队长的职务。当我见到郭轸时，他却对我解说道：

“师娘，不是我故意犯规，惹老师生气，是朱青把我的心拿走了。真的，师娘，我在天上飞，我的心都在地上跟着她呢。朱青是个规规矩矩的好女孩，就是有点怕生，不大会交际罢了。现在学校把她开除了，她老子娘从重庆打电报来逼她回去。她死也不肯，和他们也闹翻了。她说她这一辈子跟定了我，现在她一个人住在一间小客栈里还没有着落呢。”

“傻子，”我摇头叹道，没想到聪明人谈起恋爱来，也会变得这般糊涂，“既是这么痴，两人结婚算了。”

“师娘，我就是要来和你商量这件事，要请你和老师做我们的主婚人呢。”郭轸满面光彩对我说道。

郭轸和朱青结婚以后，也住在我们仁爱东村里。郭轸有两个礼拜的婚假，本来他和朱青打算到杭州去度蜜月的，可是还没有去成，猛然间国内的战事便爆发了。伟成他们那个大队被调到东北去。临走的那天早上，才矇矇亮，郭轸便钻进我的厨房里来，我正在生火替伟成煮泡饭。郭轸披着件军外套，头发蓬乱，两眼全是红丝，胡须也没剃，一把攥住我手，嗓子嗄哑，对我说道：

“师娘，这次无论如何要拜托你老人家了——”

“晓得了，”我打断他的话道，“你不在，自然是我来照顾你老婆啦。”

“师娘——”郭轸还在叨登，“朱青还不大懂事，我们空军的许多规矩，她不甚明了，你要当她自己人，多多教导她才好。”

“是了，”我笑道，“你师娘跟着你老师在空军里混了这十来年，什么还没见过？不知多少人从我这里学了乖去呢。朱青又不笨，你等我来慢慢开导她。”

伟成和郭轸他们离去后，我收拾了一下屋子便走到朱青家去探望她。公家配给郭轸他们的宿舍是一栋小巧的木板平房。他们搬进去以前，郭轸特别着人粉刷油漆过一轮，挂上些新的门帘窗幔，相当起眼。我进到他们的房子里，看见客厅里还是新房般的打扮。桌子、椅子上堆满了红红绿绿的贺礼，有些包裹尚未拆封。桌子跟下却围着一转花篮，那些玫瑰剑兰的花苞儿开得十分新鲜，连凤尾草也是碧绿的。墙上那些喜幛也没有收去，郭轸同学送给他的一块乌木烫金的喜匾却悬在厅的中央，写着“白头偕老”。

朱青在她房里，我走进去她也没有听见。她歪倒在床上，脸埋在被窝里，抽抽搭搭地哭泣着。她身上仍旧穿着新婚的艳色丝旗袍，新烫的头发揉乱了，发尾子枝桠般生硬地张着。一床绣满五彩鸳鸯的丝被面教她搓得全是皱纹。在她脸旁被面上，却浸着一块碗大的湿印子。她听见我的脚步惊坐了起来，只叫出一声“师娘”，便只有哽咽的份儿了。朱青满面青黄，眼睛肿得眯了起来，看着愈加瘦弱了。我走过去替她抿了一下头发，绞了一把热手巾递给她。朱青接过手巾，把脸捂住，重新又哭泣起来。房子外头不断地还有大卡车和吉普车在拖拉行李，铁链铁条撞击的声音，非常刺耳，村子里的人正陆续启程上任，时而女人尖叫，时而小孩啼哭，显得十分惶乱。我等朱青哭过了，才拍拍她的肩膀说道：

“头一次，乍然分离，总是这样的——今晚不要开火，到我那儿吃夜饭，给我做个伴儿。”

伟成和郭轸他们一去便了无踪迹。忽而听见他们调到华北，忽而又来信飞到华中去了，几个月来一次也没回过家。这个期间，朱青常常和我在一起。有时我教她做菜，有时我教她织毛衣，也有时我却教她玩几张麻将牌。

“这个玩意儿是万灵药，”我对她笑着说道，“有心事，坐上桌子，红中白板一混，什么都忘了。”

朱青结婚后，放得开多了，可是仍旧腼腆怯生，除掉我这儿，村子里别家她一概没有来往。村子里那些人的身世我都知晓，渐渐儿地，我也拣了一些告诉她听，让她熟悉一下我们村里那些人的生活。

“你别错看了这些人，”我对她说，“她们背后都经过了一番历练的呢。像你后头那个周太太吧，她已经嫁了四次了。她现在这个丈夫和她前头那三个原来都是一个小队里的人。一个死了托一个，这么轮下来的。她那些丈夫原先又都是好朋友，对她也算周到了。还有你对过那个徐太太，她先生原是她小叔，徐家两兄弟都是十三大队里。哥哥殁了，弟弟顶替。原有的几个孩子，又是叔叔又是爸爸，好久还叫不清楚呢。”

“可是她们看着还有说有笑的。”朱青望着我满面疑惑。

“我的姑娘，”我笑道，“不笑难道叫她们哭不成？要哭，也不等到现在了。”

郭轸离开后，朱青一步远门也不肯出，天天守在村子里。有时我们大伙儿上夫子庙去听那些姑娘们清唱，朱青也不肯跟我们去。她说她怕错过总部打电话传来郭轸的消息。一天日里，总部带信来说，伟成那一队经过上海，有一天多好停留，可能赶到南京来。朱青一早便跳出跳进，忙着出去买了满满两篮子菜回来。下午我经过她门口，看见她穿了一身蓝布衣裤，头上系了一块旧头巾，站在凳子上洗窗户。她人又矮小，踮起脚还够不着，手里却揪住一块大抹布挥来挥去，全身的劲都使出来了似的。

“朱青，那上头的灰尘，郭轸看不见的。”我笑着叫道。

朱青回头看见我，红了脸，讪讪地说道：

“不知怎的，才几个月，这间房子便旧了，洗也洗不干净。”

傍晚的时分，朱青过来邀了我一块儿到村口搁军用电话的那间门房里去等候消息。总部那边的人答应六七点钟给我们打电话通消息。朱青梳洗过了，换上一件杏黄色的薄绸长衫，头上还绾了一根苹果绿的丝带，嘴上也抹了一些口红，看着十分清新可喜。起初朱青还非常开心，跟我有说有笑，到了六点多钟的光景，她便渐渐紧张起来了，脸也绷了，声也噤了，她一边织着毛线却不时地抬头去看桌上那架电话机。我们左等右等，直到九点多钟，电话铃才响了起来。朱青倏地跳起来，怀里的绒线球滚得一地，急忙向电话奔去，可是到了桌子边却回过头来向着我声音颤抖地说道：

“师娘——电话来了。”

我去接过电话，总部里的人说，伟成他们在上海只停留了两小时，下午五点钟已经起飞到苏北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朱青，朱青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非常难看，她呆站着，半晌没有出声，脸上的肌肉却微微地在抽搐。

“我们回去吧。”我向她说道。

我们走回村子里，朱青一直默默跟在我后面，走到我门口时，我对她说：

“莫难过了，他们的事情很没准的。”

朱青扭过头去，用袖子去擂眼睛，嗓子哽咽得很厉害。

“别的没有什么，只是今天又空等一天——”

我把她的肩膀搂过来说道：

“朱青，师娘有几句话想跟你讲，不知你要不要听。飞将军的太太，不容易当。二十四小时，那颗心都挂在天上。哪怕你眼睛朝天空望出血来，那天上的人未必知晓。他们就像那些铁鸟儿，忽而飞到东，忽而飞到西，你抓也抓不住。你嫁进了我们这个村子里，朱青，莫怪我讲句老实话，你就得狠起心肠来，才担得住日后的风险呢。”

朱青泪眼模糊地瞅着我，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儿。我扳起她的下巴颏，笑着叹道：

“回去吧，今夜早点上床。”

民国三十七年的冬天，我们这边的战事已经处处失利了，北边一天天吃紧的当儿，我们东村里好几家人都遭了凶讯。有些眷属天天到庙里去求神拜菩萨，算命的算命，摸骨的摸骨。我向来不信这些神神鬼鬼，伟成久不来信，我便邀隔壁邻舍来成桌牌局，熬个通宵，定定神儿。有一晚，我跟几个邻居正在斗牌儿，住在朱青对过的那个徐太太跑来一把将我拖了出去，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说总部刚来通知，郭轸在徐州出了事，飞机和人都跌得粉碎。我赶到朱青那儿，里面已经黑压压挤满了一屋子的人。朱青歪倒在一张靠椅上，左右一边一个女人揪住她的膀子，把她紧紧按住，她的头上扎了一条白毛巾，毛巾上红殷殷地沁着巴掌大一块血迹。我一进去，里面的人便七嘴八舌告诉我：朱青刚才一得到消息，便抱了郭轸一套制服，往村外跑去，一边跑一边嚎哭，口口声声要去找郭轸。有人拦她，她便乱踢乱打，刚跑出村口，便一头撞在一根铁电线杆上，额头上碰了一个大洞，刚才抬回来，连声音都没有了。

我走到朱青跟前，从别人手里接过一碗姜汤，用铜匙羹撬开朱青的牙关，扎实地灌了几口。她的一张脸像是划破了的鱼肚皮，一块白、一块红，血汗斑斑。她的眼睁得老大，目光却是散涣的。她没有哭泣，可是两片发青的嘴唇却一直开合着，喉头不断发出一阵阵尖细的声音，好像一只瞎耗子被人踩得发出吱吱的惨叫来一般。我把那碗姜汤灌完了，她才渐渐地收住目光，有了几分知觉。

朱青在床上病了许久。我把她挪到我屋子里。日夜守住她，有时连我打牌的时候，也把她放在跟前。我怕走了眼，她又去寻短见。朱青整天睡在床上，也不说话，也不吃东西。每天都由我强灌她一点汤水。几个礼拜，朱青便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面皮死灰，眼睛凹成了两个大窟窿。有一天我喂完她，便坐在她床沿上，对她说道：

“朱青，若说你是为了郭轸，你就不该这般作践自己。就是郭轸在地下，知道了也不能心安哪。”

朱青听了我的话，突然颤巍巍地挣扎着坐了起来，朝我点了两下头，冷笑道：

“他知道什么？他跌得粉身碎骨哪里还有知觉？他倒好，轰地一下便没了——我也死了，可是我却还有知觉呢。”

朱青说着，面上似哭似笑地扭曲起来，非常难看。

守了朱青个把月，自己都差不多累倒了。幸而她老子娘却从重庆赶了来。她老子看见她一句话都没有说，她娘却狠狠地啐了一口：

“该呀！该呀！我要她莫嫁空军，不听话，落得这种下场！”

说着便把朱青蓬头垢面地从床上扛下来，用板车连铺盖一起拖走了。朱青才走几天，我们也开始逃难，离开了南京。

下

来到台北这些年，我一直都住在长春路，我们这个眷属区碰巧又叫做仁爱东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个却毫不相干，里面的人四面八方迁来的都有，以前我认识的那些都不知分散到哪里去了。幸好这些年来，日子太平，容易打发，而我们空军里的康乐活动，却并不输于在南京时那么频繁，今天平剧，明天舞蹈，逢着节目新鲜，我也常去那些晚会去凑个热闹。

有一年新年，空军新生社举行游艺晚会。有人说历年来就算这次最具规模。有人送来两张门票，我便带了隔壁李家念中学那个女儿一同去参加。我们到了新生社的时候，晚会已经开始好一会儿了。有些人挤做一堆在抢着摸彩，可是新生厅里却是音乐悠扬跳舞开始了。整个新生社塞得寸步难移，男男女女，泰半是年轻人，大家嘻嘻哈哈的，热闹得了不得。厅里飘满了红红绿绿的汽球，有几个穿了蓝色制服的小空军，拿了烟头烧得那些汽球砰砰嘭嘭乱炸一顿，于是一些女人便趁势尖叫起来。夹在那些混叫混闹的小伙子中间，我的头都发了晕，好不容易才和李家女儿挤进了新生厅里，我们倚在一根厅柱旁边，观看那些人跳舞。那晚他们弄来空军里一个大乐队，总有二十来人。乐队的歌手也不少，一个个上来，衣履风流，唱了几个流行歌，却下到舞池和她们相识的跳舞去了。正当乐队里那些人敲打得十分卖劲的当儿，有一个衣着分外妖娆的女人走了上来，她一站上去，底下便是一阵轰雷般的喝彩，她的锋头好像又比众人不同一些。那个女人站在台上，笑吟吟地没有半点儿羞态，不慌不忙把麦克风调了一下，回头向乐队一示意，便唱了起来。

“秦婆婆，这首歌是什么名字？”李家女儿问道，她对流行歌还没我在行。我的收音机，一向早上开了，睡觉才关的。

“《东山一把青》。”我答道。

这首歌，我熟得很，收音机里常收得到白光灌的唱片。倒是难为那个女人却也唱得出白光那股懒洋洋的浪荡劲儿。她一只手拈住麦克风，一只手却一径满不在乎地挑弄她那一头蓬得像只大鸟窝似的头发。她翘起下巴颏儿，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唱着：

东山哪，一把青。

西山哪，一把青。

郎有心来姊有心，

郎呀，咱俩儿好成亲哪——

她的身子微微倾向后面，晃过来、晃过去，然后突地一股劲儿，好像心窝里迸了出来似的唱道：

嗳呀嗳嗳呀，

郎呀，咱俩儿好成亲哪——

唱到过门的当儿，她便放下麦克风，走过去从一个乐师手里拿过一双铁锤般的敲打器，吱吱嚓嚓地敲打起来，一面却在台上踏着伦巴舞步，颠颠倒倒，扭得颇为孟浪。她穿了一身透明紫纱洒金片的旗袍，一双高跟鞋足有三寸高，一扭，全身的金锁片便闪闪发光起来。一曲唱完，下面喝彩声，足有半刻时辰，于是她又随意唱了一个才走下台来，即刻便有一群小空军迎上去把她拥走了。我还想站着听几个歌，李家女儿却吵着要到另外一个厅去摸彩去。正当我们挤出人堆离开舞池的当儿，突然有人在我身后抓住了我的膀子叫了一声：

“师娘！”

我一回头，看见叫我的人，赫然是刚才在台上唱《东山一把青》的那个女人。来到台北后，没有人再叫我“师娘”了，个个都叫我秦老太，许久没有听到这个称呼，蓦然间，异常耳生。

“师娘，我是朱青。”那个女人笑吟吟地望着我说道。

我朝她上下打量了半天，还没来得及回话，一群小空军便跑来，吵嚷着要把她挟去跳舞。她把他们摔开，凑到我耳根下说道：

“你把地址给我，师娘，过两天我接你到我家去打牌，现在我的牌张也练高了。”

她转身时又笑吟吟地悄声对我说道：

“师娘，刚才我也是老半天才把你老人家认出来呢。”

从前看京戏，伍子胥过昭关一夜便急白了头发，那时我只道戏里那样做罢了，人的模样儿哪里就变得那么厉害。那晚回家，洗脸的当儿，往镜子里一端详，才猛然发觉原来自己也洒了一头霜，难怪连朱青也认不出我来了。从前逃难的时候，只顾逃命，什么事都懵懵懂懂的，也不知黑天白日。我们撤退到海南岛的时候，伟成便病殁了。可笑他在天上飞了一辈子，没有出事，坐在船上，却硬生生地病故了。他染了痢疾，船上害病的人多，不够药，我看着他屙痢屙得脸发了黑。他一断气，船上水手便把他用麻包袋套起来，和其他几个病死的人，一齐丢到了海里去，我只听得“嘭”一下，人便没了。打我嫁给伟成那天起，我心里已经盘算好以后怎样去收他的尸骨了。我早知道像伟成他们那种人，是活不过我的。倒是没料到末了连他尸骨也没收着。来到台湾，天天忙着过活，大陆上的事情，竟逐渐淡忘了。老实说，要不是在新生社又碰见朱青，我是不会想起她来了的。

过了两天，朱青果然差了一辆计程车带张条子来接我去吃晚饭。原来朱青就住在信义路四段，另外一个空军眷属区里。那晚她还有其他的客人，是三个空军小伙子，大概周末从桃园基地来台北度假的，他们也顺着朱青乱叫我师娘起来，朱青指着一个白白胖胖，像个面包似的矮子向我说道：

“这是刘骚包，师娘，回头你瞧他打牌时，那副狂骨头的样儿就知道了。”

那个姓刘的便凑到朱青跟前嬉皮笑脸地嚷道：

“大姊，难道今天我又撞着你什么了？到现在还没有半句好话呢。”

朱青只管吃吃地笑着，也不去理他，又指着另外一个瘦黑瘦黑的男人说道：

“他是开小儿科医院的，师娘只管叫他王小儿科就对了。他和我们打了这么久的麻将，就没和出一副体面的牌来。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鸡和大王。”

那个姓王的笑歪了嘴，说道：

“大姊的话先别说绝了，回头上了桌子，我和老刘上下手把大姊夹起来，看大姊再赌厉害。”

朱青把面一扬，冷笑道：

“别说你们这对宝器，再换两个厉害的来，我一样有本事教你们输得当了裤子才准离开这儿呢。”

朱青穿了一身布袋装，肩上披着件红毛衣，袖管子甩荡甩荡的，两筒膀子却露在外面。她的腰身竟变得异常丰圆起来，皮色也细致多了，脸上画得十分入时，本来生就一双水盈盈的眼睛，此刻顾盼间，露着许多风情似的。接着朱青又替我介绍了一个二十来岁叫小顾的年轻男人。小顾长得比先头那两个体面得多，茁壮的身材，浓眉高鼻，人也厚实，不像那两个那么嘴滑。朱青在招呼客人的时候，小顾一径跟在她身后，替她搬挪桌椅，听她指挥，做些重事。

不一会，我们入了席，朱青便端上了头一道菜来，是一盆清蒸全鸡，一个琥珀色的大瓷碗里盛着热气腾腾的一只大肥母鸡，朱青一放下碗，那个姓刘的便跳起来走到小顾身后，直推着他嚷道：

“小顾，快点多吃些，你们大姊炖鸡来补你了。”

说着他便跟那个姓王的笑得发出了怪声来。小顾也跟着笑了起来，脸上却十分尴尬。朱青抓起了茶几上一顶船形军帽，迎着姓刘的兜头便打，姓刘的便抱了头绕着桌子窜逃起来。那个姓王的拿起匙羹舀了一瓢鸡汤送到口里，然后舐唇咂嘴地叹道：

“小顾来了，到底不同，大姊的鸡汤都炖得下了蜜糖似的。”

朱青丢了帽子，笑得弯了腰，向那姓刘的和姓王的指点了一顿，咬着牙齿恨道：

“两个小挨刀的，诓了大姊的鸡汤，居然还吃起大姊的豆腐来！”

“大姊的豆腐自然是留给我们吃的了。”姓刘的和姓王的齐声笑道。

“今天要不是师娘在这里，我就要说出好话来了，”朱青走到我身边，一只手扶在我肩上笑着说道，“师娘，你老人家莫见怪。我原是召了这群小弟弟来侍候你老人家八圈的；哪晓得几个小鬼头平日被我惯坏了，嘴里没上没下混说起来。”

朱青用手戳了一下那个姓刘的额头，说道：

“就是你这个骚包最讨人嫌！”

说着便走进厨房里去了。小顾也跟了进去帮朱青端菜出来。那餐饭我们吃了多久，姓刘的和姓王的便和朱青说了多久的风话。

自那次以后，隔一两个礼拜，朱青总要来接我到她家去一趟。可是见了她那些回数，过去的事情，她却一句也没有提过。我们见了面总是忙着搓麻将。朱青告诉我说，小顾什么都不爱，唯独喜爱这几张。他一放了假，从桃园到台北来，朱青就四处去替他兜搭子，常常连她巷子口那家杂货店一品香老板娘也拉了来凑脚。小顾和我们打牌的当儿，朱青便不入局，她总端张椅子，挨着小顾身后坐下，替小顾点张子。她跷着脚，手肘子搭在小顾肩上，嘴里却不停地哼着歌儿，又是什么《叹十声》，又是什么《怕黄昏》，唱出各式各样的名堂来。有时我们打多久的牌，朱青便在旁边哼多久的歌儿。

“你几时学得这么会唱歌了，朱青？”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道，我记起她以前讲话时，声音都怕抬高些的。

“还不是刚来台湾找不到事，在空军康乐队里混了这么些年学会的。”朱青笑着答道。

“秦老太，你还不知道呀，”一品香老板娘笑道，“我们这里都管朱小姐叫‘赛白光’呢。”

“老板娘又拿我来开胃了，”朱青说道，“快点用心打牌吧，回头输脱了底，又该你来闹着熬通宵了。”

遇见朱青才是三四个月的光景，有一天，我在信义路东门市场买卤味，碰见一品香的老板娘在那儿办货，她一见了我就一把抓住我的膀子叫道：

“秦老太，你听见没有？朱小姐那个小顾上礼拜六出了事啦！他们说就在桃园的飞机场上，才起飞几分钟，就掉了下来。”

“我并不知道呀。”我说。

一品香老板娘叫了一辆三轮车便和我一同往朱青家去看她去。一路上一品香老板娘自说自话叨登了半天：

“这是怎么说呢，好好的一个人一下子就没了。那个小顾呀，在朱小姐家里出入怕总有两年多了。初时朱小姐说小顾是她干弟弟，可是两个人那么眉来眼去，看着又不像。我们巷子里的人都说朱小姐爱吃‘童子鸡’，专喜欢空军里的小伙子。谁能怪她呀？像小顾那种性格的男人，对朱小姐真是百依百顺，到哪儿去找？我替朱小姐难过！”

我们到了朱青家，按了半天铃，没有人来开门，不一会儿，却听见朱青隔着窗子向我们叫道：

“师娘、老板娘，你们进来呀，门没有闩上呢。”

我们推开门，走上她客厅里，却看见原来朱青正坐在窗台上，穿了一身粉红色的绸睡衣，捞起了裤管跷起脚，在脚趾甲上涂蔻丹，一头的发卷子也没有卸下来。她见了我们抬起头笑道：

“我早就看见你们两个了，指甲油没干，不好穿鞋子走出去开门，教你们好等——你们来得正好，晌午我才炖了一大锅糖醋蹄子，正愁没人来吃。回头对门余奶奶来还毛线针，我们四个人正好凑一桌麻将。”

正说着余奶奶便走了进来。朱青慌忙从窗台上跳下来，收了指甲油，对一品香老板娘说道：

“老板娘，烦你替我摆摆桌子，我进去厨房端菜来。今天都是太太们，手脚快，吃完饭起码还有二十四圈好搓。”

朱青进去厨房，我也跟了进去帮个忙儿。朱青把锅里的糖醋蹄子倒了出来，又架上锅头炒了一味豆腐。我站在她身旁端着盘子等着替她盛菜。

“小顾出了事，师娘该听到了？”朱青一边炒菜，头也没有回，便对我说道。

“刚才一品香老板娘告诉我了。”我说。

“小顾这里没有亲人。他的后事由我和他几个同学料理清楚了。昨天下午，我才把他的骨灰运到碧潭公墓下了葬。”

我站在朱青身后，瞅着她，没有说话，朱青脸上没有施脂粉，可是看着还是异样的年轻朗爽，全不像个三十来岁的妇人，大概她的双颊丰腴了，肌肤也紧滑了，岁月在她的脸上好像刻不下痕迹来了似的。我觉得虽然我比朱青还大了一大把年纪，可是我已经找不出什么话来可以开导她的了。朱青利落地把豆腐两翻便起了锅，然后舀了一瓢，送到我嘴里，笑着说道：

“师娘尝尝我的‘麻婆豆腐’，可够味了没有？”

我们吃过饭，朱青便摆下麻将桌子，把她待客用的那副苏州竹子牌拿了出来。我们一坐下去，头一盘，朱青便撂下一副大三元来。

“朱小姐”，一品香老板娘嚷道，“你的运气这么好，该去买‘爱国奖券’了！”

“你们且试着吧，”朱青笑道，“今天我的风头又要来了。”

八圈上头，便成了三归一的局面，朱青面前的筹码堆到鼻尖上去了。朱青不停地笑着，嘴里翻来滚去嚷着她常爱唱的那首《东山一把青》。隔不了一会儿，她便哼出两句：

嗳呀嗳嗳呀，

郎呀，采花儿要趁早哪——

岁　除

除夕这一天，寒流突然袭到了台北市，才近黄昏，天色已经沉暗下来，各家的灯火，都提早亮了起来，好像在把这一刻残剩的岁月加紧催走，预备去迎接另一个新年似的。

长春路底的信义东村里，那些军眷宿舍的矮房屋，一家家的烟囱都冒起了炊烟；锅铲声、油爆声，夹着一阵阵断续的人语喧笑，一直洋溢到街上来。除夕夜已渐渐进入高潮——吃团圆饭——的时分了。

信义东村五号刘营长家里的灯火这晚烧得分外光明。原来刘家厅堂里的窗台上，正点着一双尺把高，有小儿臂粗的红蜡烛，火焰子冒得熊熊的，把那间简陋的客厅，照亮了许多。

“赖大哥，你老远跑来我们这里过个年，偏偏还要花大钱——又是酒，又是鸡，还有那对大蜡烛，亏你怎么扛来的。”

刘营长太太端着一只烧得炭火爆跳的铜火锅进到厅堂来，一面对坐在圆饭桌上首的一位男客笑着说道。刘太太是一个四十上下的中年妇人，穿了一身黑缎子起紫团花的新旗袍，胸前系着一块蓝布裙，头上梳了一个油光的发髻，脸上没有施脂粉，可是却描了一双细挑的眉毛。她的一口四川话，一个个字滚出来，好像不黏牙齿似的。

“不瞒你弟妹说，”那位姓赖的男客拍了一下大腿说道，“这对蜡烛确实费了我一番手脚呢，台南车站今天简直挤得抢命。幸亏我个子高，把那对蜡烛举在头上，才没给人碰砸了。一年难得上来看你们一次，这个年三十夜定规要和你们守个岁。回头熬通宵，点起蜡烛来，也添几分喜气。”说着他便呵呵地笑了起来。他那一头寸把长的短发，已经花到了顶盖，可是却像钢刷一般，根根倒竖；黧黑的面皮上，密密麻麻，尽是苍斑，笑起来时，一脸的皱纹水波似的一圈压着一圈。他的骨架特大，坐着也比旁人高出一个头来，一双巨掌，手指节节瘤瘤，十枝树根子似的。他身上穿了一套磨得见了线路的藏青哔叽中山装，里面一件草绿毛线衣，袖口露了出来，已经脱了线，口子岔开了。他说话时嗓门异常粗大，带着浓浊的川腔。

“大哥，你的话正合了我们韵华的意思。她连牌搭子都和你找好了。”

刘营长接口道。刘营长还穿着一身军服，瘦长个子，一双削腮，古铜色的面皮绷得紧紧的，被烈日海风磨得发了亮。他的鬓脚子也起了花。说话时和那个姓赖的客人一模一样，也是一口的四川乡音。

“我知道赖大哥好这两张，才特地把这一对留了下来。”

刘营长太太把那只火锅搁在饭桌中央，指着坐在桌上两个青年男女说道。

“骊珠表妹和俞欣也是难得。骊珠下午还在陆总医院值班呢。俞欣也是今天才从凤山赶来的，大概两个人早就约好夜晚出去谈心了，给我硬押了下来，等下子陪赖大哥一起‘逛花园’。”

“‘逛花园’——我赖鸣升最在行！”赖鸣升叫道，“不到天亮，今夜谁也不准下桌子。骊珠姑娘，你要和这位俞老弟谈情说爱，你们在牌桌上只管谈，就当我们不在面前好了。”

骊珠红着脸笑了起来，俞欣也稍显局促地赔笑着。骊珠是个娇小的女孩子，鲜红的圆脸上一双精光滴溜的黑眼睛，看上去才不过十六七，可是她已经在陆总当了两年护士了。俞欣坐在她身旁，腰杆子挺得直直的。他穿了一套刚浆洗过，熨得棱角毕挺的浅泥色美式军礼服，领上别了一副擦得金亮的官校学生领章，系着一条黑领带，十分年轻的脸上，修剃得整整齐齐，显得容光焕发，刚理过的头发，一根根吹得服服帖帖地压在头上。

“我也要守夜。”刘营长十岁大的儿子刘英也在桌上插嘴道。

“你吃完饭就乖乖地给我滚到床上去。还要守夜呢！”刘太太对刘英喝道。

“赖伯伯答应十二点钟带我到街上去放爆仗的。”刘英望着赖鸣升焦急地抗辩道。

“好小子！”赖鸣升伸出他那个巨掌在刘英剃得青亮的头皮上拍了一巴掌笑道：

“你赖伯伯最会放爆仗。等下子放给你看：电光炮抓在手里爆！”

“弟妹，”赖鸣升转向刘太太说道，“你莫小看了这个娃儿，将来恐怕还是个将才呢！”

“将才？”刘太太冷嗤了一下，“这个世界能保住不饿饭就算本事，我才不稀罕他做官呢。”

“将来你想干什么，小子？”赖鸣升询问刘英道。

“陆军总司令！”刘英把面一扬，严肃地答道。

桌子上的人都大笑了起来，连刘太太也撑不住笑了，赖鸣升笑得一脸皱纹，一把将刘英拖到怀里。

“好大的口气！小子要得。你赖伯伯像你那么大，心眼比你还要高呢。”

刘太太又进去端出了几盆火锅菜来：一盆毛肚、一盆腰花、两盆羊肉片子，还有五六碟加了红油的各色四川泡菜。刘太太特地把一碟送酒的油炸花生米搁在赖鸣升面前，便开始替各人斟酒。

“这几瓶金门高粱也是赖大哥拿来的。”刘太太向大家宣布道，“大哥带两瓶来意思一下就算了，竟买了一打！我们这里哪有这么些酒桶子？”

“我也没有特别去买，”赖鸣升指着茶几上那几瓶金门高粱说道，“是我从前一个老部下——在金门当排附，回到台南，带去送给我的。亏他还记得我这个老长官，我倒把他忘掉了。”

“大哥，你也是我的老长官，我先敬你一杯。”刘营长站了起来，端着一杯满满的高粱酒，走到赖鸣升跟前，双手举起酒杯向赖鸣升敬酒。

“老弟台，”赖鸣升霍然立起，把刘营长按到椅子上，粗着嗓门说道，“这杯酒大哥是要和你喝的。但是要看怎么喝法。论到我们哥儿俩的情分，大哥今晚受你十杯也不为过。要是你老弟台把大哥拿来上供，还当老长官一般来敬酒，大哥一滴也不能喝！一来你大哥已经退了下来了。二来你老弟正在做官。一个营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手下也有好几百人。你大哥呢，现在不过是荣民医院厨房里的买办。这种人军队里叫什么？伙夫头！”

赖鸣升说着先自哈哈大笑起来，刘英也跟着他笑得发出了尖叫声。赖鸣升又在刘英青亮的头皮上拍了一巴掌说道：

“你笑什么，小子？你莫错看了伙夫头。你赖伯伯从前就是当伙夫头当起官来的呢！所以我说，老弟，你堂堂一个营长，赶着个伙夫头叫老长官，人家听着也不像。”

刘营长被赖鸣升按在椅子上，一直摇手抗辩。刘太太自己却端了一杯酒走到赖鸣升跟前笑道：

“大哥的话说差了，莫说你们哥儿原是患难弟兄，你赖大哥当官的时候，他还不晓得在哪里呢。”

“我吗？大哥在四川当连长，我正是大哥连里的勤务兵呢。”刘营长赶忙补充道。

“所以说呀！大哥还不肯认是老长官吗？别说他该敬大哥酒，我也来敬大哥这个老长官一杯。”

刘太太说着先自干了半杯酒，桌上的人个个都立了起来，一起赶着赖鸣升叫“老长官”，要敬他的酒。赖鸣升胡乱推让了一阵，笑着一仰头也就把一杯金门高粱饮尽了，然后坐下来，咂咂嘴，涮了一撮毛肚过酒。于是刘太太又开始替众人添酒了。

“怎么，俞老弟，你没有干杯呀？”刘太太正要替俞欣斟酒的当儿，赖鸣升忽然瞧见那个年轻的军校学生，酒杯里还剩了半杯高粱，他好像给冒犯了似的，立刻指着俞欣喝道。俞欣赶忙立了起来，满脸窘困地辩说道：

“老前辈，我实在不大会喝酒——”

“什么话！”赖鸣升打断了俞欣的话，“太太小姐们还罢了。军人喝酒，杯子里还能剩东西吗？俞老弟，我像你那点年纪的时候，三花、茅台——直用水碗子装！头一晚醉得倒下马来，第二天照样冲锋陷阵。不能喝酒，还能当军人吗？干掉，干掉。”

俞欣只得端起杯子将剩酒喝尽，年轻的脸上，一下子便红到了眼盖。赖鸣升连忙又把刘太太手里的酒瓶一把夺了过去，直往俞欣的杯子里筛酒，俞欣讪笑道，却不敢搭腔。

骊珠坐在旁边，望着赖鸣升赔笑道：

“赖大哥，他真的不会喝，前些日子喝了点清酒，便发得一身的风疹子。”

“骊珠姑娘，你莫心疼。几杯高粱，一个小伙子哪里就灌坏了？老实说，今晚看见你们两个年轻人，郎才女貌，心里实在爱不过，定规要和你们喝个双杯。”

赖鸣升替自己也斟上了两杯高粱，擎在手中，走到俞欣和骊珠眼前，慌得骊珠也赶忙立起身来。

“俞老弟，我赖鸣升倚老卖老，和你说句老实话。军人天职当然是尽忠报国，可是婚姻大事也不可耽误了。你看看你们刘营长这一对，是不是教人眼红？”

“罢呀，赖大哥，”刘太太隔着桌子笑着叫道，“你逗逗那两个娃儿算了，还要拿我们两个老东西开胃！”

“你的福气也不小，俞老弟。我们骊珠姑娘这种人才，你打起灯笼在台北怕也找不出第二个呢。所以说你要向你们刘营长看齐，日后好好地疼太太。若是你欺负了骊珠姑娘，我头一个要和你算账。”

骊珠早羞得满面通红，低下头去。赖鸣升却举起了两杯酒，向俞欣和骊珠祝了一个福，连着两杯灌下去。

“试着些呀，大哥，这是金门高粱呢！”刘太太隔着桌子叫道。赖鸣升却三步两跨地走到了刘太太身后，挥动着一双长臂，布满了苍斑的脸上，已经着了殷色，他把头凑近到刘太太耳根下说道：

“弟妹，我们老弟得到你这么一位太太，是他前世修来的。你大哥虽然打了一辈子光棍，夫妻间的事情看得太多。你们这一对不容易，弟妹，不容易。”

刘太太笑得俯倒在桌子上，然后又转过身来对赖鸣升说道：

“大哥，你请我一次客，我保管给你弄个嫂子来。我们街口卖香烟的那个老板娘，好个模样，想找老板，大哥要不要？”

“弟妹，你这番好意我心领了，”赖鸣升朝了刘太太双手一拱，嗄着喉咙说道：

“这份福，等我下辈子再来享。不瞒你弟妹说：就是去年我动了这么一下凡心，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去年退下来，我不是拿了三万多退役金吗？那笔钱给有钱的人看来呢，不值一个屁。可是我一辈子手里还没捏过那点钞票呢。本来是想搞点小本生意的，哪晓得有个同乡跑来拉线，说是花莲那边有个山地女人，寡婆子，要找男人。我去一看，原来是个二十大几的小女子，头脸也还干净。她娘家开口便是两万五，少一个都不行。一下子我便把那点退役金奉送了出去，外带金戒指、金镯头，把那个女人从头到脚装饰起来。哪里晓得山地野女人屁良心也没得。过门三天，逃得鬼影子不见半个。走的时候，还把老子的东西拐得精光，连一床破棉被她也有本事牵得走。”

赖鸣升说着，也不用人劝，先自把手里一杯高粱干了，用手背把嘴巴一抹，突地又跳到了俞欣背后，双手搭到俞欣的肩上，把俞欣上下着实打量了一番，说道：

“要是我还能像他一样，那个野女人——赶她走，她也舍不得走呀！”众人都大笑了起来，赖鸣升又对俞欣道：“俞老弟，不是我吹牛皮，当年我捆起斜皮带的时候，只怕比你还要威风几分呢。”

“大哥当年是潇洒得厉害的。”刘营长赶忙附和笑道。

“是呀，”刘太太也笑着插嘴，“要不然大哥怎么能把他营长的靴子都给割走了呢？”

“什么‘割靴子’，表姊？”骊珠侧过头来悄悄问刘太太道。

“这个我可不会说，”刘太太笑得掩了嘴巴，一只手乱摇，“你快去问你们赖大哥。”

赖鸣升并不等骊珠开口便凑近她笑得一脸皱纹说道：

“骊珠姑娘，你赖大哥今夜借酒遮脸。你要听‘割靴子’？我就讲给你听我当年怎么割掉了我们营长的靴子去。老弟，你还记得李麻子李春发呀？”

“怎么不记得？”刘营长搭腔道，“小军阀李春发，我还吃过他的窝心脚呢。”

“那个龟儿子分明是个小军阀！”赖鸣升把上装的领扣解开，将袖子一捞，举起酒杯和刘营长对了一口。他的额头冒起了一颗颗的汗珠子，两颧烧得浑赤，他转向了骊珠和俞欣说道：

“民国二十七年我在成都当骑兵连长，我们第五营就扎在城外头。我们营长有个姨太太，偏偏爱跑马。我们营长就要我把我那匹走马让给她骑，天天还要老子跟在她屁股后头呢，生怕把她跌砸了似的。有一天李麻子到城里头去了，他那个姨太太喊了两个女人到她公馆去打麻将，要我也去凑脚。打到一半，我突然觉得靴子上沉甸甸的，给什么东西压住了一般。等我伸手到桌子下面一摸，原来是只穿了绣花鞋的脚儿死死地踏在上面。我抬头看时，我们营长姨太太笑吟吟地坐在我上家，打出了一张白板来对我说道：‘给你一块肥肉吃！’打完牌，勤务兵来传我进去，我们营长姨太太早炖了红枣鸡汤在房里头等住了。那晚我便割掉了我们营长的靴子去。”

赖鸣升说到这里，愣了半晌，然后突然跳起身来把桌子猛一拍，咬牙切齿地哼道：

“妈那个巴子的！好一个细皮白肉的婆娘！”

他这一拍，把火锅里的炭火子都拍得跳了起来，桌子上的人都吓了一跳，接着大家哄然大笑起来。刘太太一行笑着，一行从火锅里捞出了一大瓢腰花送到赖鸣升碟子里去。

“你知道吗，老弟？”赖鸣升转向刘营长说道，“李春发以为老子那次死定了呢，你不是记得他后来把我调到山东去了，那阵子山东那边打得好不热闹。李春发心里动了疑，那个王八蛋要老子到‘台儿庄’去送死呢！”

“老前辈也参加过‘台儿庄’吗？”俞欣突然兴冲冲地问赖鸣升道。赖鸣升没有搭腔，他抓了一把油炸花生米直往嘴巴里送，嚼得咔嚓咔嚓的，歇了半晌，他才转过头去望着俞欣打鼻子眼里笑了一下道：

“‘台——儿——庄——’，俞老弟，这三个字不是随便提得的。”

“上礼拜我们教官讲‘抗日战史’，正好讲到‘台儿庄之役’。”俞欣慌忙解说道。

“你们教官是谁？”

“牛仲凯，是军校第五期的。”

“我认得他，矮矮胖胖的，一嘴巴的湖南丫子。他也讲‘台儿庄之役’吗？”

“他正讲到日本矶谷师团攻打枣泽那一仗。”俞欣说道。

“哦——”赖鸣升点了点头。突然间，他回过手，连挣带扯，气吁吁地把他那件藏青哔叽上装打开，捞起毛线衣，掀开里面的衬衫，露出一个大胸膛来。胸膛右边赫然印着一个碗口大，殷红发亮的圆疤，整个乳房被剜掉了，塌下去成了一个坑塘。刘太太笑着偏过头去，骊珠也慌忙捂着嘴笑得低下了头。赖鸣升指了指他那块圆疤，头筋叠暴起来，红着一双眼睛说道：

“俞老弟，我赖鸣升打了一辈子的仗，勋章倒没有捞着半个，可是这个玩意儿却比‘青天白日’还要稀罕呢！凭了这个玩意儿，我就有资格和你讲‘台儿庄’。没有这个东西的人，也想混说吗？你替我去问问牛仲凯：那一仗我们死了几个团长，几个营长？都是些什么人？王铭章将军是怎么死的？他能知道吗？”

赖鸣升一面胡乱把衣服塞好，一面指手画脚地对俞欣说道：

“日本鬼打枣泽——老子就守在那个地方！那些萝卜头的气焰还了得？战车论百，步兵两万，足足多我们一倍。我们拿什么去挡？肉身子！老弟。一夜下来，我们一团人不知打剩了几个。王铭章就是我们的团长。天亮的时候，我骑着马跟在他后头巡察，只看见火光一爆，他的头便没了，他身子还直板板坐在马上，双手抓住马缰在跑呢。我眼睛还来不及眨，妈的！自己也挨轰下了马来，我那匹走马炸得肚皮开了花，马肠子裹得我一身。日本鬼以为我翘掉了，我们自己人也以为我翘掉了。躺在死人堆里，两天两夜也没有人来理。后来我们军队打胜了来收尸，才把老子挖了出来。喏，俞老弟，”赖鸣升指了指他右边的胸膛，“就是那一炮把我半个胸膛轰走了。”

“那一仗真是我们国军的光荣！”俞欣说道。

“光荣？”赖鸣升哼了一下，“俞老弟，你们没上过阵仗的人，‘光荣’两个字容易讲。我们国民军，别的仗不提倒罢了，要提到这一仗，俞老弟，这一仗——”

赖鸣升说到这里突然变得口吃起来，一只手指点着，一张脸烧得紫胀，他好像要用几个轰轰烈烈的字眼形容“台儿庄”一番，可是急切间却想不起来似的。这时窗外一声划空的爆响，窗上闪了两下强烈的白光。沉默了许久的刘英，陡然惊跳起来，奔向门口，一行嚷道：

“他们在放孔明灯啦。”

刘营长喝骂着伸出手去抓刘英，可是他已经溜出了门外，回头喊道：

“赖伯伯，等下来和我放爆仗，不要又黄牛噢！”

“小鬼！”刘太太笑骂道，“由他去吧，拘不住他的了——赖大哥，快趁热尝尝我炒的‘蚂蚁上树’。”

刘太太盛了一大碗白米饭搁在赖鸣升面前。赖鸣升将那碗饭推开，把那碟花生米又拉到跟前，然后筛上一杯金门高粱，往嘴里又一送，他喝急了，一半酒液淋淋沥沥泻得他一身。

“慢点喝，大哥，莫呛了。”刘营长赶忙递了一块洗脸巾给赖鸣升笑道。

“老弟台！”赖鸣升把只空杯子往桌上猛一拍，双手攀到刘营长肩上叫道，“这点子台湾的金门高粱就能醉倒大哥了吗？你忘了你大哥在大陆上，贵州的茅台喝过几坛子了？”

“大哥的酒量我们晓得的。”刘营长赔笑道。

“老弟台，”赖鸣升双手紧紧揪住刘营长的肩带，一颗偌大的头颅差不多擂到了刘营长的脸上，“莫说老弟当了营长，就算你挂上了星子，不看在我们哥儿的脸上，今天八人大轿也请不动我来呢。”

“大哥说的什么话。”刘营长赶忙解说道。

“老弟台，大哥的话，一句没讲差。吴胜彪，那个小子还当过我的副排长呢。来到台北，走过他大门，老子正眼也不瞧他一下。他做得大是他的命，捧大脚的屁眼事，老子就是干不来，干得来现在也不当伙夫头了。上礼拜，我不过拿了我们医院厨房里一点锅巴去喂猪，主管直起眼睛跟我打官腔。老子捞起袖子就指到他脸上说道：‘余主任，不瞒你说，民国十六年北伐，我赖鸣升就挑起锅头跟革命军打孙传芳去了。厨房里的规矩，用不着主任来指导。’你替我算算，老弟——”赖鸣升掐着指头，头颅晃荡着，“今年民国多少年，你大哥就有多少岁。这几十年，打滚翻身，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没经过？到了现在还稀罕什么不成？老实说，老弟，就剩下几根骨头还没回老家心里放不下罢咧。”

“大哥只顾讲话，我巴巴结结炒的‘蚂蚁上树’也不尝一下。你就是到川菜馆去，他们也未必炒得出我这手家乡味呢！”

刘太太走过来，将身子插到赖鸣升和刘营长中间。

“弟妹——”赖鸣升伸手到桌面，又想去拿那瓶喝掉了一半的金门高粱，却被刘太太劈手夺了过去，搂在怀里。

“大哥，你再喝两杯，回头还熬得动夜吗？”

赖鸣升突然挣扎着立了起来，在胸膛上狠狠地拍了两下，沙哑着嗓子说道：

“弟妹，你也太小看你大哥了。你大哥虽然上了点年纪，这副架子依旧是铁打的呢。不瞒你弟妹说，大哥退了下来，工夫却没断过。天天隔壁营里军号一响，我就爬起来了。毒蛇出洞、螳螂奋臂、大车轮、小车轮——那些小伙子未必有我这两下呢！”

赖鸣升说着便离开了桌子，摆了一个架势，扎手舞脚地打起拳来，他那张殷红的脸上汗珠子如同水洗一般地流了下来，桌子上的人都笑得前俯后仰，刘太太赶忙笑着跑过去，捉住了他的手臂连拉带推地把他领到后面去洗脸，赖鸣升临离开厅堂又回过头来对刘太太说道：

“你可看到了，弟妹？日后打回四川，你大哥别的不行了，十个八个饭锅头总还抬得动的。”

说得桌子上的人又笑了起来。赖鸣升进去以后，刘太太便在外面指挥着众人将饭桌收拾干净，换上了一张打麻将的方桌面。她把麻将牌拿出来，叫俞欣和骊珠两人分筹码，她自己却去将窗台上那双红蜡烛端了过来，搁在麻将桌旁的茶几上。那对蜡烛已经烧去了一大截，蜡烛台上淋淋沥沥披满了蜡油。正当刘太太用了一把小洋刀，去把那些披挂的蜡油剔掉时，屋内的盥洗室突然传来一阵呕吐的声音，刘营长赶忙跑了进去。

“醉了，”刘太太把手里的小洋刀丢到茶几上，对俞欣和骊珠摇了一摇头叹说道，“我早就知道，每次都是这样的。我们大哥爱闹酒，其实他的酒量也并不怎么样。”

“赖大哥喝了酒的样子真好玩。”骊珠咯咯地笑了起来，她向俞欣做了一下鬼脸，俞欣也跟着笑了。

“大哥睡下了，”隔了一会儿，刘营长走了出来，压低了声音说道，“他要我替几手，回头他自己来接。”

刘太太沉吟了一会儿，她打了一个呵欠，两只手揉着太阳穴说道：

“我看算了吧。赖大哥这一睡下去，不晓得什么时候才醒得过来。闹了一天，我也累了。骊珠、俞欣，还是你们两人出去玩吧，倒是白拘了你们一夜。”

骊珠赶忙立了起来，俞欣替她穿上了她那件红大衣，自己也戴上了军帽，他又走到客厅一面镜子前头将领带整了一下，才和刘营长夫妇道了别。骊珠和俞欣走到巷子里时，看见信义东村那些军眷的小孩子都聚在巷子中央，有二三十个，大家围成了一个圆圈在放烟炮。刘家的儿子刘英正蹲在地上点燃了一个大花筒，一蓬银光倏地冒起六七尺高，把一张张童稚的笑脸都照得银亮。在一阵欢呼中，小孩子们都七手八脚地点燃了自己的烟炮，一道道亮光冲破了黑暗的天空。四周的爆竹声愈来愈密，除夕已经到了尾声，又一个新年开始降临到台北市来。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当台北市的闹区西门町一带华灯四起的时分，夜巴黎舞厅的楼梯上便响起了一阵杂沓的高跟鞋声，由金大班领队，身后跟着十来个打扮得衣着入时的舞娘，绰绰约约地登上了舞厅的二楼来，才到楼门口，金大班便看见夜巴黎的经理童得怀从里面窜了出来，一脸急得焦黄，搓手搓脚地朝她嚷道：

“金大班，你们一餐饭下来，天都快亮喽。客人们等不住，有几位早走掉啦。”

“哟，急什么？这不是都来了吗？”金大班笑盈盈地答道，“小姐们孝敬我，个个争着和我喝双杯，我敢不生受她们的吗？”金大班穿了一件黑纱金丝相间的紧身旗袍，一个大道士髻梳得乌光水滑地高耸在头顶上；耳坠、项链、手串、发针，金碧辉煌地挂满了一身，她脸上早已酒意盎然，连眼皮盖都泛了红。

“你们闹酒我还管得着吗？夜巴黎的生意总还得做呀！”童经理犹自不停地埋怨着。

金大班听见了这句话，且在舞厅门口煞住了脚，让那群咭咭呱呱的舞娘鱼贯而入走进了舞厅后，她才一只手撑在门柱上，把她那只鳄鱼皮皮包往肩上一搭，一眼便睨住了童经理，脸上似笑非笑地开言道：

“童大经理，你这一箩筐话是顶真说的呢，还是闹着玩。若是闹着玩的，便罢了。若是认起真来，今天夜晚我倒要和你把这笔账给算算。你们夜巴黎要做生意吗？”金大班打鼻子眼里冷笑了一声，“莫怪我讲句居功的话：这五六年来，夜巴黎不靠了我玉观音金兆丽这块老牌子，就撑得起这个场面了？华都的台柱小如意萧红美是谁给挖来的？华侨那对姊妹花绿牡丹粉牡丹难道又是你童大经理搬来的吗？天天来报到的这起大头里，少说也有一半是我的老相识，人家来夜巴黎花钞票，倒是捧你童某人的场来的呢！再说，我的薪水，你们只算到昨天。今天最后一夜，我来，是人情，不来，是本分。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我金兆丽在上海百乐门下海的时候，只怕你童某人连舞厅门槛还没跨过呢。舞场里的规矩，哪里就用得着你这位夜巴黎的大经理来教导了？”

金大班连珠炮似的把这番话抖了出来，也不等童经理搭腔，径自把舞厅那扇玻璃门一甩开，一双三寸高的高跟鞋跺得通天价响，摇摇摆摆便走了进去。才一进门，便有几处客人朝她摇着手，一叠声的“金大班”叫了起来。金大班也没看清谁是谁，先把嘴一咧，一只鳄鱼皮皮包在空中乱挥了两下，便向化妆室里溜了进去。

娘个冬采！金大班走进化妆室把手皮包豁啷一声摔到了化妆台上，一屁股便坐在一面大化妆镜前，狠狠地啐了一口。好个没见过世面的赤佬！左一个夜巴黎，右一个夜巴黎。说起来不好听，百乐门里那间厕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还宽敞些呢，童得怀那副嘴脸在百乐门掏粪坑未必有他的份。金大班打开了一瓶巴黎之夜，往头上身上乱洒了一阵，然后对着那面镜子一面端详着发起怔来。真正霉头触足，眼看明天就要做老板娘了，还要受这种烂污瘪三一顿鸟气。金大班禁不住地摇着头颇带感慨地吁了一口气。在风月场中打了二十年的滚，才找到个户头，也就算她金兆丽少了点能耐了。当年百乐门的丁香美人任黛黛下嫁棉纱大王潘老头儿潘金荣的时候，她还刻薄过人家：我们细丁香好本事，钓到一头千年大金龟。其实潘老头儿在她金兆丽身上不知下过多少工夫，花的钱恐怕金山都打得起一座了。那时嫌人家老，又嫌人家有狐臭，才一脚踢给了任黛黛。她曾经对那些姊妹淘夸下海口：我才没有你们那样饿嫁，个个去捧块棺材板。可是那天在台北碰到任黛黛，坐在她男人开的那个富春楼绸缎庄里，风风光光，赫然是老板娘的模样，一个细丁香发福得两只膀子上的肥肉吊到了柜台上，摇着柄檀香扇，对她说道：玉观音，你这位观音大士还在苦海里普度众生吗？她还能说什么？只得牙痒痒地让那个刁妇把便宜捞了回去。多走了二十年的远路，如此下场也就算不得什么轰轰烈烈了。只有像萧红美她们那种眼浅的小婊子才会捧着杯酒来对她说：到底我们大姊是领班，先中头彩。陈老板，少说些，也有两巴掌吧？刚才在状元楼，夜巴黎里那一起小娼妇，个个眼红得要掉下口水来了似的，把个陈发荣不知说成了什么稀罕物儿了。也难怪，那起小娼妇哪里见过从前那种日子？那种架势？当年在上海，拜倒在她玉观音裙下，像陈发荣那点根基的人，扳起脚趾头来还数不完呢！两个巴掌是没有的事，她老早托人在新加坡打听得清清楚楚了：一个小橡胶厂，两栋老房子，前房老婆的儿女也早分了家。她私自估了一下，三四百万的家当总还少不了。这且不说，试了他这个把月，除了年纪大些，顶上无毛，出手有点抠扒，却也还是个实心人。那种台山乡下出来的，在南洋苦了一辈子，怎能怪他把钱看得天那么大？可是阳明山庄那幢八十万的别墅，一买下来，就过到了金兆丽的名下。这么个土佬儿，竟也肯为她一掷千金，也就十分难为了他了。至于年纪哩，金大班凑近了那面大化妆镜，把嘴巴使劲一咧，她那张涂得浓脂艳粉的脸蛋儿，眼角上突然便现出了几把鱼尾巴来。四十岁的女人，还由得你理论别人的年纪吗？饶着像陈发荣那么个六十大几的老头儿，她还不知在他身上做了多少手脚呢。这个把月来，在宜香美容院就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钱。拉面皮、扯眉毛——脸上就没剩下一块肉没受过罪。每次和陈老头儿出去的时候，竟像是披枷戴锁，上法场似的，勒肚子束腰，假屁股假奶，大七月里，绑得那一身的家私——金大班在小肚子上猛抓了两下——发得她一肚皮成饼成饼的热痱子，奇痒难耐。这还在其次，当陈老头儿没头没脸问起她贵庚几何的当儿，她还不得不装出一副小娘姨的腔调，矫情地捏起鼻子反问他：你猜？三十岁？娘个冬采！只有男人才瞎了眼睛。金大班不由得噗嗤地笑出了声音来。哄他三十五，他竟吓得嘴巴张起茶杯口那么大，好像撞见了鬼似的。瞧他那副模样，大概除了他那个种田的黄脸婆，一辈子也没近过别的女人。来到台北一见到她，七魂先走了三魂，迷得无可无不可的。可是凭他怎样，到底年纪一大把了。金大班把腰一挺，一双奶子便高高地耸了起来。收拾起这么个老头儿来，只怕连手指头儿也不必翘一下哩。

金大班打开了她的皮包，掏出了一盒美国骆驼牌香烟点上一支，狠狠地抽了两口，才对着镜子若有所悟地点了一下头，难怪她从前那些姊妹淘个个都去捧块棺材板，原来却也有这等好处，省却了多少麻烦。年纪轻的男人，哪里肯这么安分？哪次秦雄下船回来，不闹得她周身发疼的？她老老实实告诉他：她是四十靠边的人了，比他大六七岁呢，哪里还有精神来和他穷纠缠？偏他娘的，秦雄说他就喜欢比他年纪大的女人，解事体，懂温存。他到底要什么？要个妈吗？秦雄倒是对她说过：他从小便死了娘，在海上漂泊了一辈子也没给人疼过。说实话，他待她那份真也比对亲娘还要孝敬。哪怕他跑到世界哪个角落头，总要寄些玩意儿回来给她：香港的开什米毛衣，日本的和服绣花睡袍，泰国的丝绸，啰啰嗦嗦，从来没有断过；而且一个礼拜一封信，密密匝匝十几张信纸，也不知是从什么尺牍抄下来的：“兆丽吾爱”——没的肉麻！他本人倒是个痴心汉子，只是不大会表情罢了。有一次，他回来，喝了点酒，一把抱住她，痛哭流涕。一个彪形大汉，竟倒在她怀中哭得像个小儿似的。为了什么呢？原来他在日本，一时寂寞，去睡了一个日本婆，他觉得对不起她，心里难过。这真正从何说起？他把她当成什么了？还是个十来岁的女学生，头一次谈恋爱吗？他兴冲冲地掏出他的银行存折给她看，他已经攒了七万块钱了，再等五年——五年，我的娘——等他在船上再做五年大副，他就回台北来，买房子讨她做老婆。她对他苦笑了一下，没有告诉他，她在百乐门走红的时候，一夜转出来的台子钱恐怕还不止那点。五年——再过五年她都好做他的祖奶奶了。要是十年前——金大班又猛吸了一口烟，颇带惆怅地思量道——要是十年前她碰见秦雄那么个痴心汉子，也许她真的就嫁了。十年前她金银财宝还一大堆，那时她也存心在找一个对她真心真意的人。上一次秦雄出海，她一时兴起，到基隆去送他上船，码头上站满了那些船员的女人，船走了，一个个泪眼汪汪，望着海水都掉了魂似的。她心中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次她下嫁陈发荣，秦雄那里她连信也没去一封。秦雄不能怨她绝情，她还能像那些女人那样等掉了魂去吗？四十岁的女人不能等。四十岁的女人没有工夫谈恋爱。四十岁的女人——连真正的男人都可以不要了。那么，四十岁的女人到底要什么呢？金大班把一截香烟屁股按熄在烟钵里，思索了片刻，突然她抬起头来，对着镜子歹恶地笑了起来。她要一个像任黛黛那样的绸缎庄，当然要比她那个大一倍，就开在她富春楼的正对面，先把价钱杀成八成，让那个贫嘴薄舌的刁妇也尝尝厉害，知道我玉观音金兆丽不是随便招惹得的。

“大姊——”

化妆室的门打开了，一个年轻的舞娘走了进来向金大班叫道。金大班正在用粉扑扑着面，她并没回过头去，从镜子里，她看见那是朱凤。半年前朱凤才从苗栗到台北，她原是个采茶娘，老子是酒鬼，后娘又不容，逼了出来。刚来夜巴黎，朱凤穿上高跟鞋，竟像踩高跷似的。不到一个礼拜，便把客人得罪了。童得怀劈头一阵臭骂，当场就要赶出去。金大班看见朱凤吓得抖索索，缩在一角，像只小兔儿似的，话都说不出来。她实在憎恶童得怀那副穷凶极恶的模样，一赌气，便把朱凤截了下来。她对童得怀拍起胸口说道：一个月内，朱凤红不起来，薪水由她金兆丽来赔。她在朱凤身上确实费了一番心思，舞场里的十八般武艺她都一一传授给她，而且还百般替她拉拢客人。朱凤也还争气，半年下来，虽然轮不上头牌，一晚上却也有十来张转台票子了。

“怎么了，红舞女？今晚转了几张台子了？”金大班看见朱凤进来，黯然坐在她身边，没有做声，便逗她问道。刚才在状元楼的酒席上，朱凤一句话也没说，眼皮盖一直红红的，金大班知道，朱凤平日依赖她惯了，这一走，自然有些慌张。

“大姊——”

朱凤隔了半晌又颤声叫道。金大班这才察觉朱凤的神色有异。她赶紧转过身，朝着朱凤身上，狠狠地打量了一下，刹那间，她恍然大悟起来。

“遭了毒手了吧？”金大班冷冷问道。

近两三个月，有一个在台湾大学念书的香港侨生，夜夜来捧朱凤的场，那个小广仔长得也颇风流，金大班冷眼看去，朱凤竟是十分动心的样子。她三番四次警告过她：阔大少跑舞场，是玩票，认起真来，吃亏的总还是舞女。朱凤一直笑着，没肯承认，原来却瞒着她干下了风流的勾当，金大班朝着朱凤的肚子盯了一眼，难怪这个小娼妇勒了肚兜也要现原形了。

“人呢？”

“回香港去了。”朱凤低下了头，吞吞吐吐地答道。

“留下了东西没有？”金大班又追逼了一句，朱凤使劲地摇了几下头，没有做声。金大班突然觉得一腔怒火给勾了起来，这种没耳性的小婊子，自然是让人家吃的了。她倒不是为着朱凤可惜，她是为着自己花在朱凤身上那番心血白白糟蹋了，实在气不忿。好不容易，把这么个乡下土豆儿脱胎换骨，调理得水葱儿似的，眼看着就要大红大紫起来了，连万国的陈胖婆儿陈大班都跑来向她打听过朱凤的身价。她拉起朱凤的耳朵，咬着牙齿对她说：再忍一下，你出头的日子就到了。玩是玩，耍是耍，货腰娘第一大忌是让人家睡大肚皮。舞客里哪个不是狼心狗肺？哪怕你红遍了半边天，一知道你给人睡坏了，一个个都捏起鼻子鬼一样地跑了，就好像你身上沾了鸡屎似的。

“哦——”金大班冷笑了一下，把个粉扑往台上猛一砸，说道，“你倒大方！人家把你睡大了肚子，拍拍屁股溜了，你连他鸟毛也没抓住半根！”

“他说他回香港一找到事，就汇钱来。”朱凤低着头，两手搓弄着手绢子，开始嘤嘤地抽泣起来。

“你还在做你娘的春秋大梦呢！”金大班霍然立了起来，走到朱凤身边，狠狠啐了一口，“你明明把条大鱼放走了，还抓得回来？既没有那种捉男人的屄本事，裤腰带就该扎紧些呀。现在让人家种下了祸根子，跑来这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哪一点教我瞧得上？平时我教你的话都听到哪里去了。那个小王八想开溜吗？厕所里的来沙水你不会捧起来当着他灌下去？”金大班擂近了朱凤的耳根子喝问道。

“那种东西——”朱凤往后闪了一下，嘴唇哆嗦起来，“怕痛啊——”

“哦——怕痛呢！”金大班这下再也耐不住了，她一手扳起了朱凤的下巴，一手便戳到了她眉心上，“怕痛？怕痛为什么不滚回你苗栗家里当小姐去？要来这种地方让人家搂腰摸屁股？怕痛？到街上去卖家伙的日子都有你的份呢！”

朱凤双手掩起面，失声痛哭起来。金大班也不去理睬她，径自点了根香烟猛抽起来，她在室内踱了两转，然后突然走到朱凤面前，对她说道：

“你明天到我那里来，我带你去把你肚子里那块东西打掉。”

“啊——”朱凤抬头惊叫了一声。

金大班看见她死命地用双手把她那微微隆起的肚子护住，一脸抽搐着，白得像张纸一样。金大班不由得怔住了，她站在朱凤面前，默默地端详着她，她看见朱凤那双眼睛凶光闪闪，竟充满了怨毒，好像一只刚赖抱的小母鸡准备和偷它鸡蛋的人拼命了似的。她爱上了他了，金大班暗暗叹息道，要是这个小婊子真的爱上了那个小王八，那就没法了。这起还没尝过人生三昧的小娼妇们，凭你说烂了舌头，她们未必听得入耳。连她自己那一次呢，她替月如怀了孕，姆妈和阿哥一个人揪住她一只膀子，要把她扛出去打胎。她捧住肚子满地打滚，对他们抢天呼地地哭道：要除掉她肚子里那块肉吗？除非先拿条绳子来把她勒死。姆妈好狠心，到底在面里暗下了一把药，把个已经成了形的男胎给打了下来。一辈子，只有那一次，她真的萌了短见：吞金、上吊、吃老鼠药、跳苏州河——偏他娘的，总也死不去。姆妈天天劝她：阿囡，你是聪明人。人家官家大少，独儿独子，哪里肯让你毁了前程去？你们这种卖腰的，日后拖着个无父无姓的野种，谁要你？姆妈的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自从月如那个大官老子，派了几个卫士来，把月如从他们徐家汇那间小窝巢里绑走了以后，她就知道，今生今世，休想再见她那个小爱人的面了。不过那时她还年轻，一样也有许多傻念头。她要替她那个学生爱人生一个儿子，一辈子守住那个小孽障，哪怕街头讨饭也是心甘情愿的。难道卖腰的就不是人吗？那颗心一样也是肉做的呢。何况又是很标致的大学生。像朱凤这种刚下海的雏儿，有几个守得住的？

“拿去吧，”金大班把右手无名指上一只一克拉半的火油大钻戒卸了下来，掷到了朱凤怀里，“值得五百美金，够你和你肚子里那个小孽种过个一年半载的了。生了下来，你也不必回到这个地方来。这口饭，不是你吃得下的。”

金大班说着便把化妆室的门一甩开，朱凤追在后面叫了几声她也没有答理，径自跺着高跟鞋便摇了出去。外面舞池里老早挤满了人，雾一般的冷气中，闪着红红绿绿的灯光，乐队正在敲打得十分热闹，舞池中一对对都像扭股糖儿似的黏在了一起摇来晃去。金大班走过一个台子，一把便让一个舞客捞住了，她回头看时，原来是大华纺织厂的董事长周富瑞，专来捧小如意萧红美的。

“金大班，求求你做件好事。红美今夜的脾气不大好，恐怕要劳动你去请请才肯转过来。”周富瑞捏住金大班的膀子，一脸焦灼地说道。

“那也要看你周董事长怎么请我呢。”金大班笑道。

“你和陈老板的喜事——十桌酒席，怎样？”

“闲话一句！”金大班伸出手来和周富瑞重重握了一下，便摇到了萧红美那边，在她身旁坐下，对她悄悄说道：

“转完这一桌，过去吧。人家已经等掉魂了。”

“管他呢，”萧红美正在和桌子上几个人调笑，她头也不回就驳回道，“他的钞票又比别人的多值几文吗？你去跟他说：新加坡的蒙娜正在等他去吃消夜呢！”

“哦，原来是打翻了醋罐子。”金大班笑道。

“呸，他也配？”萧红美尖起鼻子冷笑了一声。

金大班凑近萧红美耳朵对她说道：

“看在大姊脸上，人家要送我十台酒席呢。”

“原来你和他暗地里勾上了，”萧红美转过头来笑道，“干嘛你不去陪他？”

金大班且不搭腔，乜斜了眼睛瞅着萧红美，一把两只手便抓到了萧红美的奶子上，吓得萧红美鸡猫子鬼叫乱躲起来，惹得桌上的客人都笑了。萧红美忙讨了饶，和金大班咬耳说道：

“那么你要对那个姓周的讲明白，他今夜完全沾了你的光，我可是没有放饶他。你金大姊是过来人，‘打铁趁热’这句话不会不懂，等到凉了，那块铁还扳得动吗？”

金大班倚在舞池边的一根柱子上，一面用牙签剔着牙齿，一面看着小如意萧红美妖妖娆娆地便走到了周富瑞那边桌子去。萧红美穿了一件石榴红的透空纱旗袍，两筒雪白滚圆的膀子连肩带臂肉颤颤地便露在了外面，那一身的风情，别说男人见了要起火，就是女人见了也得动三分心呢。何况她又是个头一等难缠的刁妇，心黑手辣，耍了这些年，就没见她栽过一次筋斗。那个姓周的，在她身上少说些也贴了十把二十万了，还不知道连她的骚舐着了没有？这才是做头牌舞女的材料，金大班心中暗暗赞叹道，朱凤那块软皮糖只有替她拾鞋子的份。虽然说萧红美比起她玉观音金兆丽在上海百乐门时代的那种风头，还差了一大截，可是台北这一些舞厅里论起来，她小如意也是个拔尖货了。当年数遍了上海十里洋场，大概只有米高梅五虎将中的老大吴喜奎还能和她唱个对台。人家都说她们两人是九天瑶女白虎星转世，来到黄浦滩头扰乱人间的；可是她偏偏却和吴喜奎那只母大虫结成了小姊妹，两个人晚上转完台子便到惠而康去吃炸子鸡，对扳着指头来较量，哪个的大头耍得多，耍得狠，耍得漂亮。伤风败德的事，那几年真干了不少，不晓得害了多少人，为着她玉观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后来吴喜奎抽身得早，不声不响便嫁了个生意人。她那时还直纳闷，觉得冷清了许多。来到台北，她到中和乡去看吴喜奎。没料到当年那只张牙舞爪的母大虫，竟改头换面，成了个大佛婆。吴喜奎家中设了个佛堂，里面供了两尊翡翠罗汉。她家里人说她终年吃素念经，连半步佛堂都不肯出。吴喜奎见了她，眼睛也不抬一下，摇着个头，叹道：啧，啧，阿丽，侬还在那种地方惹是非吓。听得她不由心中一寒。到底还是她们乖觉，一个个鬼赶似的都嫁了人，成了正果。只剩下她玉观音孤鬼一个，在那孽海里东飘西荡，一蹉跎便是二十年。偏他娘的，她又没有吴喜奎那种慧根。西天是别想上了，难道她也去学吴喜奎起个佛堂，里面真的去供尊玉观音不成？作了一辈子的孽，没的玷辱了那些菩萨老爷！她是横了心了，等到两足一伸，便到那十八层地狱去尝尝那上刀山下油锅的滋味去。

“金大班——”

金大班转过头去，她看见原来靠近乐队那边有一台桌子上，来了一群小伙子，正在向她招手乱嚷，金大班认得那是一群在洋机关做事的浮滑少年，身上有两文，一个个骨子里都在透着骚气。金大班照样也一咧嘴，风风标标地便摇了过去。

“金大班，”一个叫小蔡的一把便将金大班的手捏住笑嘻嘻地对她说道，“你明天要做老板娘了，我们小马说他还没吃着你炖的鸡呢。”说着桌子上那群小伙子都怪笑了起来。

“是吗？”金大班笑盈盈地答道，一屁股便坐到了小蔡两只大腿中间，使劲地磨了两下，一只手勾到小蔡脖子上，说道，“我还没宰你这只小童子鸡，哪里来的鸡炖给他吃？”说着她另一只手暗伸下去在小蔡的大腿上狠命一捏，捏得小蔡尖叫了起来。正当小蔡两只手要不规矩的时候，金大班霍然跳起身来，推开他笑道：“别跟我闹，你们的老相好来了，没的教她们笑我‘老牛吃嫩草’。”

说着，几个转台子的舞女已经过来了，一个照面便让那群小伙子搂到了舞池子中，贴起面婆娑起来。

“喂，小白脸，你的老相好呢？”

金大班正要走开的时候，却发现座上还有一个年轻男人没有招人伴舞。

“我不大会跳，我是来看他们的。”那个年轻男人嗫嚅地答道。

金大班不由得煞住了脚，朝他上下打量了一下，也不过是个二十上下的小伙子，恐怕还是个大学里念书的学生，穿戴得倒十分整齐，一套沙市井的浅灰西装，配着根红条子领带，清清爽爽的，周身都露着怯态，一望便知是头一次到舞场来打野的嫩角色。金大班向他伸出了手，笑盈盈地说道：

“我们这里不许白看的呢，今晚我来倒贴你吧。”

说着金大班便把那个忸怩的年轻男人拉到了舞池里去。乐队正在奏着《小亲亲》，一支慢四步。台上绿牡丹粉牡丹两姊妹穿得一红一绿，互相搂着腰，妖妖娆娆地在唱着：

你呀你是我的小亲亲，

为什么你总对我冷冰冰？

金大班借着舞池边的柱灯，微仰着头，端详起那个年轻的男人来。她发觉原来他竟长得眉清目秀，趣青的须毛都还没有长老，头上的长发梳得十分妥帖，透着一阵阵贝林的甜香。他并不敢贴近她的身体，只稍稍搂着她的腰肢，生硬地走着。走了几步，便踢到了她的高跟鞋，他惶恐地抬起头，腼腆地对她笑着，一直含糊地对她说着对不起，雪白的脸上一下子通红了起来。金大班对他笑了一下，很感兴味地瞅着他，大概只有第一次到舞场来的嫩角色才会脸红，到舞场来寻欢竟也会红脸——大概她就是爱上了会红脸的男人。那晚月如第一次到百乐门去，和她跳舞的时候，羞得连头都不抬起来，脸上一阵又一阵地泛着红晕。当晚她便把他带回了家里去，当她发觉他还是一个童男子的时候，她把他的头紧紧地搂进她怀里，贴在她赤裸的胸房上，两行热泪，突地涌了下来。那时她心中充满了感激和疼怜，得到了那样一个羞赧的男人的童贞。一刹那，她觉得她在别的男人身上所受的玷辱和亵渎，都随着她的泪水流走了一般。她一向都觉得男人的身体又脏又丑又臭，她和许多男人同过床，每次她都是偏过头去，把眼睛紧紧闭上的。可是那晚当月如睡熟了以后，她爬了起来，跪在床边，借着月光，痴痴地看着床上那个赤裸的男人。月光照到了他青白的胸膛和纤秀的腰肢上，她好像头一次真正看到了一个赤裸的男体一般，那一刻她才了悟原来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肉体，竟也会那样发狂般地痴恋起来的。当她把滚热的面腮轻轻地偎贴到月如冰凉的脚背上时，她又禁不住默默地哭泣起来了。

“这个舞我不会跳了。”那个年轻的男人说道。他停了下来，尴尬地望着金大班，乐队刚换了一支曲子。

金大班凝望了他片刻，终于温柔地笑了起来，说道：

“不要紧，这是三步，最容易，你跟着我，我来替你数拍子。”

说完她便把那个年轻的男人搂进了怀里，面腮贴近了他的耳朵，轻轻地，柔柔地数着：

一二三——

一二三——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

他们是在基隆附近，一个荒凉的海滩上，找到王雄的。他的尸体被潮水冲到了岩石缝中，夹在那里，始终没有漂走。舅妈叫我去认尸的时候，王雄的尸体已经让海水泡了好几天了。王雄全身都是乌青的，肚子肿起，把衣衫都撑裂了；他的头脸给鱼群叮得稀烂，红的红、黑的黑，尽是一个一个的小洞，眉毛眼睛都吃掉了。几丈外，一阵腐尸的恶臭，熏得人直要作呕。要不是他那双大得出奇的手掌，十个指头圆秃秃的，仍旧没有变形的话，我简直不能想象，躺在地上那个庞大的怪物，竟会是舅妈家的男工王雄。

王雄之死，引起了舅妈家中一阵骚动。舅妈当晚便在花园里烧了一大叠钱纸，一边烧，一边蹲在地上念念喃喃讲了一大堆安魂的话。她说像王雄那般凶死，家中难保干净。我告诉舅妈，王雄的尸首已经烂得发了臭，下女喜妹在旁边听得极恐怖地尖叫了起来，无论舅妈怎么挽留，她都不肯稍停，当场打点行李，便逃回她宜兰家中去了。只有表妹丽儿，我们瞒住了她，始终没有让她知道，因为怕她害怕。舅妈和我到王雄房中去收捡他的遗物，她对我赌咒，挨过这次教训，她一辈子再也不会雇用男工人了。

我第一次见到王雄，是两年前的一个春天里。我在金门岛上服大专兵役，刚调回台北，在联勤司令部当行政官。我家住在台中，台北的亲戚，只有舅妈一家，一报完到，我便到舅妈家去探望她们。舅舅生前是做大生意的，过世得早，只生下表妹丽儿一个人。舅舅留下了一笔很可观的产业，因此舅妈和表妹一向都过着十分富裕的生活。那时舅妈刚搬家，住在仁爱路四段，一栋三百多坪的大花园洋房里。我到舅妈家的那天，她正在客厅里打牌，心不在焉地问了我几句话，便叫我到花园里去找表妹丽儿去了。我母亲告诉过我，丽儿是舅妈含在嘴里长大的，六岁大，舅妈还要亲自喂她的奶，惯得丽儿上六年级了，连鞋带都不肯自己系。可是丽儿的模样儿却长得实在逗人疼怜，我从来没有见过哪家的孩子生得像她那样雪白滚圆的：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连鼻子嘴巴都圆得那般有趣；尤其是当她甩动着一头短发，咯咯一笑的时候，她那一份特有的女婴的憨态，最能教人动心，活像一个玉娃娃一般。然而她那一种娇纵任性的脾气，也是别家孩子少有的，半点不遂她的意，什么值钱的东西，拿到了手里便是一摔，然后往地上一坐，搓着一双浑圆的腿子，哭破了喉咙也不肯稍歇，无论什么人，连舅妈在内，也扭她不过来。

舅妈家的花园十分宽敞，新植的草木花树都打点得非常整齐，中间是一块绿茸茸的朝鲜草坪，四周的花圃里却种满了清一色艳红的杜鹃花，许多株已经开始打苞了。我一进到园内，便听到丽儿一连串清脆滑溜的笑声。当我绕过那丛芭蕉树的时候，赫然看见丽儿正骑在一个大男人的身上，那个男人手脚匍匐在草坪上，学着兽行，丽儿却正跨在他的背上，她白胖的小手执着一根杜鹃花的枝子，当着马鞭子一般，在空中乱挥，丽儿穿了一身大红的灯芯绒裙子，两条雪白滚圆的腿子露在外面不停地踢蹬，一头的短发都甩动了，乐不可支地尖笑着。

“表哥，看我骑马嘟嘟——”丽儿发觉我时，丢掉了手上的树枝，两手朝我乱招一顿，叫道，然后她跨过那个男人的头跳了下来，跑到我跟前来。那个男人赶忙爬了起来，向我笑着嗫嚅地叫了一声：

“表少爷——”

我发觉原来他竟高大得出奇，恐怕总有六呎以上，一颗偌大的头颅，头皮剃得青亮，黑头黑脸，全身都黑得乌铜一般发出了亮光来，他朝我咧着嘴，龇着一口的白牙齿，有点羞赧似的，一直搓着他那双巨掌，他的十个指头却秃得有点滑稽。他穿着一条洗得发了白的军裤，膝盖上沾满了泥草。

“表哥，”丽儿指着那个男人对我说道，“王雄说，他可以那样爬着走好几里路呢。”

“那是从前打仗的时候啊——”王雄赶忙辩道，他的口音带着浓浊的湖南土腔。

“胡说！”丽儿皱起眉头打断他的话道，“你那天明明说过：你可以让我骑着上学校去呢。”

王雄讪讪地瞅着丽儿，说不出话来，浑黑的脸上竟泛起红晕来了，好像丽儿把他和她两人之间的什么秘密泄漏了一般。

“表哥，我带你去看，王雄替我捉来了好多蝈蝈儿。”丽儿说着便跑在我前头，引着我向屋内走去，跑了几步，她好像又突然记起了什么似的，停下来，转过身，向王雄伸出了她那只雪白滚圆的手臂叫道：

“王雄，来。”

王雄踌躇了一下，终于走上了前去，丽儿一把便捞住了他那粗黑的膀子，和他手牵手，径自蹦着跳着，往屋内跑去，王雄拖着他那庞大的身躯也跟着丽儿迟笨地奔跑起来。

到了晚间，舅妈打完牌，和我闲聊起来，才告诉我，原来王雄就是她新雇的男工。本来是行伍出身的，刚退了下来，人是再老实不过了，舅妈颇为赞许道，整天一声不响，就会闷着头做事，而且，看不出他那么个粗人，打理起花木来，却别有一番心思呢。舅妈说，园子里那成百株杜鹃花，一棵棵都是王雄亲手栽的。为什么要种那么些杜鹃花呢？

舅妈叹了一口气解说道，还不是为了丽儿。就是因为那个小魔星喜欢杜鹃花的缘故。

“我从来也没见过，”舅妈突然笑得用手掩起了嘴来，“一个四十岁的大汉子，竟让个女娃娃牵着鼻子走，什么都依全了她。”

最后舅妈摇着头赞叹道：难得他们两个人有缘！

丽儿和王雄确实有缘。每次我到舅妈家去，总看见他们两人在一块儿玩耍。每天早上，王雄踏着三轮车送丽儿去上学，下午便去接她回来。王雄把他踏的那辆三轮车经常擦得亮亮的，而且在车头上插满了一些五颜六色的绒球儿，花纸铰的凤凰儿，小风车轮子，装饰得像凤辇宫车一般。每次出去接送丽儿，王雄总把自己收拾得头干脸净的，即使是大热天，也穿戴得体体面面。当丽儿从外头走进大门来时，扬起脸，甩动着她那一头短发，高傲得像个小公主一般，王雄跟在她身后，替她提着书包，挺着腰，满面严肃，像足了丽儿的护驾卫士。一回到家里，丽儿便拉着王雄到花园中嬉游去了。王雄总是想出百般的花样，来讨丽儿的欢心。有一次，我看见王雄独个儿坐在屋檐下，脚旁边地上摆着一大堆红红绿绿的玻璃珠子，他手里拈着根金线，聚精会神地串着那些珠儿。当他伸出他那双黑秃秃的巨掌，满地去捕捉那些滑溜乱滚的玻璃珠子时，显得十分地笨拙有趣。那天丽儿回家后，王雄在花园里，便替她戴满了一身玻璃珠子串成的手钏儿和项链子。丽儿头上戴了两圈，两只膀子上，一边箍了五六个，她把鞋子也踢掉了，打了一双赤足，捞起了裙子，露出她雪白的腿子来，她的足踝上，也套了好几个五彩玻璃脚圈子。丽儿嘴里咿呀唔呀地唱着笑着，手里擎着两球艳红的杜鹃花，挥动着她那白胖的小膀子，在那片绿茸茸的草地上，跳起她学校里教的山地舞来。王雄也围着丽儿，连蹦带跳，不停地拍着他那双大手掌。他那张大黑脸胀得鲜红鲜红的，嘴巴咧得老大，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来。他们两个人，一大一小，一黑一白，蹦着跳着，在那片红红的花海里，载歌载舞起来。

在联勤总司令部服役那段时期，一个礼拜，总有两三天，我在舅妈家留宿，舅妈要我替丽儿补习功课，因为夏天她就要考中学了。在舅妈家出入惯了，我和王雄也渐渐混熟了，偶尔他也和我聊起他的身世来。他告诉我说，他原是湖南乡下种田的，打日本人抽壮丁给抽了出来。他说他那时才十八岁，有一天挑了两担谷子上城去卖，一出村子，便让人截走了。

“我以为过几天仍旧回去的呢，”他笑了一笑说道，“哪晓得出来一混便是这么些年，总也没能回过家。”

“表少爷，你在金门岛上看得到大陆吗？”有一次王雄若有所思地问我道。我告诉他，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得到那边的人在走动。

“隔得那样近吗？”他吃惊地望着我，不肯置信的样子。

“怎么不呢？”我答道，“那边时常还有饿死的尸首漂过来呢。”

“他们是过来找亲人的。”他说道。

“那些人是饿死的。”我说。

“表少爷，你不知道，”王雄摇了摇手止住我道，“我们湖南乡下有赶尸的，人死在外头，要是家里有挂得紧的亲人，那些死人跑回去跑得才快呢。”

我在金门的时候，营里也有几个老士兵，他们在军队里总有十来年的历史了，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一径还保持着一种赤子的天真，他们的喜怒哀乐，就好像金门岛上的烈日海风一般，那么原始、那么直接。有时候，我看见他们一大伙赤着身子在海水里打水仗的当儿，他们那一张张苍纹满布的脸上，突地都绽开了童稚般的笑容来，那种笑容在别的成人脸上是找不到的。有一天晚上巡夜，我在营房外面海滨的岩石上，发觉有一个老士兵在那儿独个儿坐着拉二胡。那天晚上，月色清亮，没有什么海风，不知是他那垂首深思的姿态，还是那十分幽怨的胡琴声，突然使我联想到，他那份怀乡的哀愁，一定也跟古时候戍边的那些士卒的那样深、那样远。

“王雄，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有一晚，我和王雄在园子里乘凉，王雄和我谈起他湖南湘阴乡下的老家时，我问他道。

“有个老娘，不晓得还在不在，”王雄说道，“还有——”

突然间，他变得有点忸怩起来了，结结巴巴地告诉我，原来他没有出来以前，老早便定下亲了。是他老娘从隔壁村庄买来的一个小妹仔。

“那时她才十岁，只有这么高——”王雄说着用手比了一下。

他那个小妹仔好吃懒做，他老娘时常拿扫把打她的屁股，一打她，她就躲到他的身后去。

“小妹仔长得白白胖胖，是个很傻气的丫头。”王雄说，他咧着嘴笑了起来。

“给你一挂鱿鱼吃。”下女喜妹突然走到王雄身后伸过手来，把一挂烤鱿鱼拎到王雄的脸上。她刚洗完头，也到园子里来乘凉。喜妹是个极肥壮的女人，偏偏又喜欢穿紧身衣服，全身总是箍得肉颤颤的，脸上一径涂得油白油白，画着一双浓浓的假眉毛，看人的时候，乜斜着一对小眼睛，很不驯地把嘴巴一撇，自以为很有风情的样子。舅妈说，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冲，王雄一来便和她成了死对头，王雄每次一看见她就避得远远的，但是喜妹偏偏却又喜欢去撩拨他，每逢她逗得他红头赤脸的当儿，她就大乐起来。

王雄很囟莽地把喜妹的手一拨，闷吼了两下，扭过头去，皱起了眉头，便不肯出声了。喜妹噗哧地笑了起来，她仰起头，把那挂烤鱿鱼往嘴巴里一送，摇着一头湿淋淋的长发，便走到那丛芭蕉树下一张藤靠椅上，躺了下去，园子里一轮黄黄的大月亮刚爬过墙头来，照得那些肥大的芭蕉树叶都发亮了。喜妹一面摇着一柄大蒲扇，啪嗒啪嗒地打着她的大腿在赶蚊子，一面却用着十分尖细的声音哼起台湾的哭调《闹五更》来。王雄霍然立起身，头也不回，拖着他那庞大的身体，便向屋内走了进去。

丽儿到底是一个十分聪敏的孩子，暑假中，我只替她补习了几个礼拜，她很轻巧地便考上了省立二女中。舅妈笑得合不拢嘴来，一放了榜，便带着丽儿出去缝制服，买书包文具。开学的那天，一屋人都忙得团团转，舅妈亲自替丽儿理书包、烫制服，当丽儿穿着她那一身笔挺的童军制服，挂得一身的佩件，很俏皮地歪戴着一顶童军帽，提着一只黑皮新书包，摇摇摆摆，神气十足地走出大门口时，顷刻间，她好像长大了许多似的，俨然是一副中学生的派头了。王雄老早便推着三轮车在门口候着了，丽儿一走出去，王雄好像猛吃了一惊似的，呆望着丽儿，半晌都说不出话来，丽儿把书包往三轮车上一扔，很轻快地便跳上了车去，朝着我们挥了一挥手，然后把王雄猛推了一把叫道：

“走啊，王雄。”

丽儿对她的中学生活十分着迷，头几天，放学回来，制服也不肯脱，在镜子面前看了又看，照了又照，一有空，便捧起一本远东英语读本，得意洋洋地大声念起英文来。有一天，她立在通到花园的石阶上，手里擎着她那本英语读本，王雄站在石阶下面，仰着头，聚精会神地望着丽儿在听她念英文。

“I am a girl．”丽儿指了一指自己的胸膛念道，然后又指了一指王雄。

“You are a boy．”王雄微张着嘴，脸上充满了崇敬的神情。

“I am a student．”丽儿又念了一句，她瞥了王雄一眼，然后突然指着他大声叫道：

“You are a dog．”

丽儿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得前俯后仰，一头的短发都甩动了。王雄迷惘地眨了几下眼睛，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旋即他也跟着丽儿咧开了嘴，开心地笑了起来。

开了学的三个礼拜后，一个星期六的中午，丽儿从学校回来，我们都在客厅里等着她吃午饭。丽儿进来时，把客厅门一摔开，满面怒容，王雄跟在她身后，手里替她提着书包。

“下礼拜起，我不要王雄送我上学了。”丽儿一坐下来便对舅妈说道。我们都感到十分意外，舅妈赶忙询问丽儿为了什么缘故。

“人家都在笑我了。”丽儿猛抬起头，一脸通红。

“这有什么可笑的呢？”舅妈走过去，用手绢替丽儿揩拭她额上的汗，柔声地安慰她道，“坐三轮车上学的人也有的是啊。”

丽儿一把推开舅妈的手，突然指向王雄道：

“同学们都在说——他像一头大猩猩！”

丽儿斜睨住王雄，脸上登时显出了鄙夷的神色来。舅妈打量了王雄一下，撑不住笑了。喜妹却捞起了裙角，笑得弯了腰。王雄捏着丽儿的书包，站在那儿，十分羞惭似的，黧黑的面孔一下子都紫胀了起来，他偷偷瞅了丽儿一眼，嘴唇一直抖动着，好像要向她赔一个笑脸，却笑不出来。

自从丽儿改骑脚踏车上学后，她便很少跟王雄在一块儿了。她在学校里十分活跃，经常带领一大伙同学回到家中来玩。有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丽儿又带了七八个同学——全是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到家中的花园里来踢毽子，丽儿是个踢毽子的能手，一口气可以踢上百来个。我正站在石阶上，望着那群小女孩儿，个个捞起裙子，兴高采烈地踢着毽子，忽然看见王雄从那丛芭蕉树后闪了出来，朝着丽儿直招手，悄悄地叫道：

“丽儿——”

“你来干什么？”丽儿走了过来，有点不耐烦地问道。

“你看，我给你找了什么东西来？”王雄从一个牛皮纸袋里，拿出了一只精致的玻璃水缸来，里面有两条金鱼在游动着。我从前买过一缸金鱼送给丽儿，丽儿非常喜爱，挂在她的窗台上，天天叫王雄喂红虫给鱼吃，后来让隔壁一只猫儿跑来捣翻吃掉了。丽儿哭得十分伤心，我哄着她答应替她再买一缸，后来竟把这件事情忘掉了。

“谁还要玩那个玩意儿？”丽儿把面一扬，很不屑地说道。

“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两条呢。”王雄急切地说道。

“我踢毽子去了。”丽儿一扭头便想跑开。

“这是两条凤尾的——”王雄一把抓住了丽儿一只膀子，把那缸金鱼擎到丽儿脸上让她看。

“放开我的手。”丽儿叫道。

“你看一看嘛，丽儿——”王雄乞求道，他紧紧地捏住丽儿，不肯放开她。丽儿挣了两下，没有挣脱，她突然举起另外一只手把那只玻璃水缸猛一拍，那只金鱼缸便哐啷一声拍落到地上，砸得粉碎。丽儿摔开了王雄的手，头也没回便跑掉了。缸里的水溅得一地，那两条艳红的金鱼便在地上拼命地跳跃起来。王雄惊叫了一声，蹲下身去，两手握住拳头，对着那两条挣扎的金鱼，不知该怎么去救它们才好。那两条娇艳的金鱼最后奋身猛跳了几下，便跌落在地上不能动弹了。王雄佝着头，呆呆地望着那两条垂死的金鱼，半晌，他才用手拈起了那两条金鱼的尾巴，把鱼搁在他的手掌上，捧着，走出了花园。

自从那次以后，王雄变得格外地沉默起来。一有空他便避到园子里浇花。每一天，他都要把那百来株杜鹃花浇个几遍，清晨傍晚，总看到他那个庞大的身躯，在那片花丛中，孤独地徘徊着。他垂着头，微微弯着腰，手里执着一根长竹竿水瓢，一下又一下，哗啦哗啦，十分迟缓地、十分用心地，在灌溉着他亲手栽的那些杜鹃花。无论什么人跟他说话，他一概不理睬。有时舅妈叫急了，他才嗄哑着嗓子应着一声：“是，太太。”旋即他又闷声不响，躲到花园里去。直到出事的前一天，喜妹在园子里的水龙头接水洗被单，王雄老早便在龙头上挂着一只水桶，盛水浇花了。喜妹把王雄那只装得半满的水桶取了下来，将自己的洗衣盆搁到龙头下面去。王雄突然走了过来，也不做声，一脚便把水盆踢翻了，盆里的水溅得喜妹一身。喜妹登时恼怒得满面绯红，她把长发往后一挽，一闪身便站到了王雄面前，用身子挡住水龙头，对王雄喝道：

“今天谁也别想用水！”

喜妹扬着脸，叉着腰，胸脯挺得高高的，她满面挂着水珠子，裙角也在淋淋沥沥地滴着水，她把木屐踢掉了，赤了一双脚，很不逊地和王雄对峙着。王雄闭着嘴，定定地望着她。喜妹打量了王雄一下，突然间，她放纵地浪笑了起来，笑得全身都颤抖了，一边笑，一边尖叫着：

“大猩猩——大猩猩——”

喜妹的话还没有落音，王雄一把便伸出了他那双巨手抓住了喜妹肥胖的膀子，拼命地前后摇撼起来，一边摇着，他的喉头不住发出呜咽咆哮的声音来，好像一头受了重伤的野兽，在发着悲愤的吼声一般。喜妹痛得一脸扭曲起来，大概惊呆了，一下子喊不出声音。正当我赶过去阻止王雄的时候，喜妹才尖叫了一声，王雄一松手，喜妹赶忙捞起裙子便跑开了。一面跑她一面揉着她的膀子，跑到老远她才回过头来，朝着王雄吐了一泡口沫骂道：

“考背！”

王雄仍旧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重重地喘着息，额头上的汗珠子，大颗大颗地滚下来，一双眼睛红得要喷火了似的。我突然发觉，原来王雄的样子竟走了形。他满脸的胡子楂，头发长出了寸把来也没有剃，全头一根根倒竖着，好像个刺猬一般，他的眼塘子整个都坑了下去，乌黑乌黑的，好像多少夜没睡过觉似的。我没有料到才是几天的工夫，王雄竟变得这般憔悴，这般暴戾起来。

出了事，好几天，舅妈都不肯相信，她说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像王雄那么个老实人，竟会干出那种事情。

“那个死鬼——”喜妹一提到王雄就捞起裙子掩面痛哭，一面抚着她的颈子，犹带余悸似的。

那天早上，我们发现喜妹的时候，以为她真的死了。她躺在园子里，昏迷在一丛杜鹃花的下面，她的衣裙撕得粉碎，上体全露了出来，两只乳房上，斑斑累累，掐得一块一块的淤青，她颈子上一转都是指甲印。同一天，王雄便失了踪。他遗留下来的那些衣物，舅妈都叫我拿去分给了我们连上那些老士兵。在他箱子里，翻出了一大包五颜六色的玻璃珠子来，是那次他替丽儿串手钏子用剩的。

退役后，我便回台中家里去了，直到第二年春天，我到台北来找事，才又到舅妈家去。舅妈病了很久，一直躺在床上，她显得非常苍白无神。舅妈说，自从她家发生过那桩不吉利的事情以后，她的身体就没有好过，夜夜失眠。她挣扎着起来，紧紧地执着我的手，悄悄说道：

“天天夜里，我都听见有人在园子里浇水的声音。”

母亲说过，舅妈是个神经极衰弱的女人，一辈子专爱讲鬼话。当我走到园子里的时候，却赫然看见那百多株杜鹃花，一球堆着一球，一片卷起一片，全部爆放开了。好像一腔按捺不住的鲜血，猛地喷了出来，洒得一园子斑斑点点都是血红血红的，我从来没看见杜鹃花开得那样放肆，那样愤怒过。丽儿正和一群女孩子在园子里捉迷藏，她们在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丛中穿来穿去。女孩子们尖锐清脆的嬉笑声，在春日的晴空里，一阵紧似一阵地荡漾着。

思旧赋

一个冬日的黄昏，南京东路一百二十巷中李宅的门口，有一位老妇人停了下来，她抬起头，觑起眼睛，望着李宅那两扇朱漆剥落，已经沁出点点霉斑的桧木大门，出了半天的神。老妇人的背脊完全佝偻了，两片崚嶒的肩胛，高高耸起，把她那颗瘦小的头颅夹在中间；她前额上的毛发差不多脱落殆尽，只剩下脑后挂着一撮斑白的发髻。老妇人的身上，披着一件黑色粗绒线织成的宽松长外套，拖拖曳曳，垂到了她的膝盖上来。她的身躯已经干枯得只剩下一袭骨架，裹在身上的衣服，在风中吹得抖索索的。她的左手弯上，垂挂着一只黑布包袱。

李宅是整条巷子中唯一的旧屋，前后左右都起了新式的灰色公寓水泥高楼，把李宅这栋木板平房团团夹在当中。李宅的房子已经十分破烂，屋顶上瓦片残缺，参差的屋檐，缝中长出了一撮撮的野草来。大门柱上，那对玻璃门灯，右边一只碎掉了，上面空留着一个锈黑的铁座子。大门上端钉着的那块乌铜门牌，日子久了，磨出了亮光来，“李公馆”三个碑体字，清清楚楚地现在上面。老妇人伸出了她那只鸟爪般瘦棱的右手，在那两扇旧得开了裂的大门上，颤抖地摸索了片刻。她想去揿门上的电铃，但终于迟疑地缩了回来，抬起头，迷惘地环视了一下，然后蹒跚地离开了李宅大门，绕到房子后门去。

“罗伯娘——”

老妇人伫立在李宅后门厨房的那扇窗户底下，试探着叫了一声，她听见厨房里有人放水的声音。那扇幽暗的窗户里，倏地便探出了一只头来。那也是一个老妪，一头蓬乱的白发，仍然丰盛得像只白麻织成的网子一般；她的面庞滚圆肥大，一脸的苍斑皱纹，重重叠叠，像只晒得干硬的柚子壳；两个眼袋子乌黑地浮肿起来，把眼睛挤成了两条细缝；一双肥大的耳朵挂了下来，耳垂上穿吊着一对磨得泛了红的金耳环子。

“二姊，是我——顺恩嫂。”顺恩嫂佝着背仰起面叫道，她的声音尖细颤抖。

“老天爷！”罗伯娘便在里面粗着喉咙喊了起来，她的嗓门洪大响亮。接着一阵登登的脚步声，顺恩嫂便看见罗伯娘打开了后门，摇摇摆摆，向她迎了过来。罗伯娘的身躯有顺恩嫂一倍那么庞大，她穿了一件粗蓝布棉袄，胸前一个大肚子挺得像只簸箕，腰上系得一块围裙，差不多拖到了脚背上。她踏着八字脚，走一步，大肚子便颠几下，那块长围裙也跟着很有节奏地波动起来。

“老妹子，”罗伯娘走出去，一把便搀住了顺恩嫂细瘦的膀子，扶住她往门内厨房中引去，“我的左眼皮跳了一天，原来却应在你身上！”

罗伯娘把顺恩嫂安置在厨房中的一张矮凳上，接过了她的包袱，然后端了一张凳子坐在她的对面。两个老妇人坐定后，罗伯娘朝着顺恩嫂叹了一口气，说道：

“老妹，我以为你再也不来看我们了。”

“二姊——”顺恩嫂赶忙乱摇了几下那双鸟爪般的瘦手止住罗伯娘，微带凄楚地叫了一声，“这种话，亏你老人家说得出来。离了公馆这些年，哪里过过一天硬朗的日子？老了，不中用了，身体不争气——”。

“可是呢，老妹，”罗伯娘端详了顺恩嫂一下，“你的精神看着比前几年又短了些。近来血压可平服了？”

顺恩嫂摇了一摇瘦小的头颅，苦笑道：

“哪里还能有那种造化？在台南这几年，大半都是床上睡过去的。头晕，起不来。拖得七生那一家也可怜。”

“总算你有福气！”罗伯娘伸出肥大粗黑的手，拍了一下顺恩嫂的肩膀，“有个孝顺儿子送你的终。像我无儿无女，日后还不知道死在什么街头巷尾呢？”

“二姊——”顺恩嫂执住了罗伯娘的胖手，“你在公馆几十年，明日你上西天，长官小姐还能少得了你一副衣棺吗？”

罗伯娘挣脱了顺恩嫂的双手，瞅着她，点了几下头，隔了半晌，才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老妹子，你这么久没有上来，怨不得你不懂得我们这里的事儿了——”

顺恩嫂却颤巍巍地立了起来，把搁在灶台上她那只黑包袱打开，里面全是一个个雪白的大鸡蛋。

“七生媳妇养了几十只来亨鸡。这些双黄蛋是我特别挑来送给长官小姐他们吃的。二姊，你去替我到长官面前回一声，就说顺恩嫂来给长官老人家请安。”

“好大的鸡蛋！”罗伯娘拣了两个鸡蛋在耳边摇了两下，“你尽管搁着吧。长官不舒服，又犯了胃气，我刚服侍他吃了药睡下了，有一阵子等呢。”

“这次怎么我都挣扎着上来。我这把年纪，看得到他们一回算一回了。”顺恩嫂叹道。

“你早就该来看看他们喽——”罗伯娘身也没回便答道。她从碗柜里拿出一个饼干盒来，把那些鸡蛋小心翼翼地装进铁盒里去，随手她又拿起了灶台上那块碱，继续弯着身子吃力地磨洗起案台上的油腻来。顺恩嫂站在案台边的水槽旁，替罗伯娘把水槽中浸着的两块发了黑的抹布，搓了几下，取出来扭干。她一边扭，两只细弱的手臂在发抖。

“二姊——”顺恩嫂手里紧执着那两块抹布，若有所思地叫罗伯娘道，“夫人——”

“嗯？”罗伯娘鼓着腮帮子，喘吁吁地，磨得案台上都是灰卤卤的油腻水。

“夫人——她临终留下了什么话没有？”顺恩嫂悄声问道。

罗伯娘停了一下，捞起围裙揩了一揩额上的汗水，闭上眼睛思索良久，才答道：

“我仿佛听见长官说，夫人进医院开刀，只醒过来一次，她喊了一句：‘好冷。’便没有话了。”

“这就对了——”顺恩嫂频频地点着头，脸上顿时充满了悲戚的神色。罗伯娘却从她手里把那两块抹布一把截了过去，哗啦几下把案上的污水揩掉。

“二姊，你还记得我们南京清凉山那间公馆，花园里不是有许多牡丹花吗？”

“有什么记不得的？”罗伯娘哼了一下，挥了一挥手里的抹布，“红的、紫的——开得一园子！从前哪年春天，我们夫人不要在园子里摆酒请客，赏牡丹花哪？”

“一连三夜了，二姊，”顺恩嫂颤抖的声音突然变得凄楚起来，“我都梦见夫人，她站在那些牡丹花里头，直向我招手喊道：‘顺恩嫂，顺恩嫂，快去拿件披风来给我，起风了。’前年夫人过世，我正病得发昏，连她老人家上山，我也没能来送，只烧了两个纸扎丫头给她老人家在那边使用，心里可是一直过意不去的。这两年，夫人不在了，公馆里——”顺恩嫂说到这里就噎住了。

罗伯娘把两块抹布往水槽里猛一砸，两只手往腰上一叉，肚子挺得高高的，冷笑了一声，截断了顺恩嫂的话：

“公馆里吗？还不是靠我这个老不死的在这里硬撑？连‘初七’还没做完，桂喜和小王便先勾搭着偷跑了，两个天杀的还把夫人一箱玉器盗得精光。”

“造孽啊——”顺恩嫂闭上了眼睛，咂着干瘪的嘴巴直摇头。

罗伯娘突然回过手去揪住她那一头白麻般的发尾子，拈起了案上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在砧板上狠命地砍了几下哼道：

“我天天在厨房里剁着砧板咒，咒那两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天打雷劈五鬼分尸。’桂喜还是我替夫人买来的呢，那个死丫头在这个屋里，绫罗绸缎，穿得还算少吗？小王是他老子王副官临死托给长官的，养了他成二十年，就是一只狗，主人没了，也懂得叫三声呀！我要看看，那两个天杀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

顺恩嫂一直闭着眼睛，嘴里喃喃念念，瘦小的头颅前后晃荡着。

罗伯娘放下菜刀，直起身子，反过手去，在腰上扎实地捶了几下。

“桂喜和小王溜了不打紧，可就坑死了我这个老太婆。这一屋，里里外外，什么芝麻绿豆事不是我一把抓？清得里面来，又顾不得了外面。单收拾这间厨房，险些没累断了我的腰。”

罗伯娘说着又在腰上捶了几下，顺恩嫂走过来，捧起了罗伯娘那双磨起老茧的胖手。

“算你疼惜他们，二姊，日后小姐出嫁，再接你去做老太君吧。”

“我的老太太！”罗伯娘摔开了顺恩嫂的手叫道，“你老人家说得好，可惜我没得那种命，小姐？”罗伯娘冷笑了一声，双手又叉到腰上去，肚子挺得高高的。

“我实对你说了吧，老妹。今年年头，小姐和一个有老婆的男人搞上了，搞大了肚子，和长官吵着就要出去，长官当场打得她贼死，脸都打肿了。那个女孩子好狠，眼泪也没一滴，她对长官说：‘爸爸，你答应，我也要出去，不答应，我也要出去，你只当没有生过我这个女儿就是了。’说完，头也没回便走了。上个月我还在东门市场看见她提着菜篮，大起个肚子，蓬头散发的，见了我，低起头，红着眼皮，叫了我一声：‘嬷嬷。’一个官家小姐，那副模样，连我的脸都短了一截。”

“造孽啊——”顺恩嫂又十分凄楚地叫了起来。

“我们这里的事比不得从前了，老妹，”罗伯娘摇动着一头的白发，“长官这两年也脱了形，小姐一走，他气得便要出家，到基隆庙里当和尚去。他的那些旧部下天天都来劝他。有一天，我看着闹得不像样了，便走进客厅里，先跑到夫人遗像面前，跪下去磕了三个响头，才站起来对长官说道：‘长官，我跟着夫人到长官公馆来，前后也有三十多年了。长官一家，轰轰烈烈的日子，我们都见过。现在死的死，散的散，莫说长官老人家难过，我们做下人的也是心酸。小姐不争气，长官要出家，我们也不敢阻拦。只是一件事：我已经七十多岁了，一半早进了棺材，长官一走，留下少爷一个人，这副担子，我可扛不动了。’长官听了我这番话，顿了一顿脚，才不出声了。”

“二姊，你说什么？少爷——他从外国回来了吗？”顺恩嫂伸出她那双鸟爪般的瘦手，颤抖抖地抓住了罗伯娘的膀子，嗫嚅地问道。

罗伯娘定定地瞅着顺恩嫂半晌，才点着头说：

“老妹子，可怜你真的病昏了。”

“二姊——”顺恩嫂低低地叫了一声。罗伯娘也没答理，她径自摆脱了顺恩嫂的手，把腰上的围裙卸下来，将脸上的油汗乱揩了一阵，然后走过去，把放在米缸上淘干净的一锅米，加上水，搁到煤球炉上，才转过身来对顺恩嫂说道：

“他是你奶大的，你总算拉扯过他一场，我带你去看看吧。”

罗伯娘搀了顺恩嫂，步出厨房，往院中走去。院子的小石径上，生满了苍苔，两个老妇人，互相扶持着，十分蹒跚。石径两旁的蒿草，抽发得齐了腰，非常沃蔓，一根根肥大的茎秆间，结了许多蛛网，网上黏满了虫尸。罗伯娘一行走着，一行用手拨开斜侵到径上来的蒿草，让顺恩嫂通过去。当罗伯娘引着顺恩嫂走到石径的尽头时，顺恩嫂才赫然发现，蒿草丛后面的一张纹石圆凳上，竟端坐着一个胖大的男人，蒿草的茎叶冒过了他的头，把他遮住了。他的头顶上空，一群密密匝匝的蚊蚋正在绕着圈子飞。胖男人的身上，裹缠着一件臃肿灰旧的呢大衣，大衣的纽扣脱得只剩下了一粒。他的肚子像只塞满了泥沙的麻包袋，胀凸到了大衣的外面来，他那条裤子的拉链，掉下了一半，露出了里面一束底裤的带子。他脱了鞋袜，一双胖秃秃的大脚，齐齐地合并着，搁在泥地上，冻得红通通的。他的头颅也十分胖大，一头焦黄干枯的短发，差不多脱落尽了，露出了粉红的嫩头皮来。脸上两团痴肥的腮帮子，松弛下垂，把他一径半张着的大嘴，扯成了一把弯弓。胖男人的手中，正抓着一把发了花的野草在逗玩，野草的白絮子洒得他一身。

罗伯娘搀着顺恩嫂，一直把她引到了胖男人的眼前。顺恩嫂佝着腰，面对着那个胖男人，端详了半晌。

“少爷——”顺恩嫂悄悄地叫了一声。胖男人张着空洞失神的眼睛，怔忡地望着顺恩嫂，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少爷，我是顺恩嫂。”顺恩嫂又凑近了一步，在胖男人的耳边轻轻叫道。胖男人偏过头去，瞪着顺恩嫂，突然他咧开了大嘴，嘻嘻地傻笑起来，口水从他嘴角流了下来，一挂挂滴到了他的衣襟上。顺恩嫂从腋下抽出了一块手帕来，凑向前去，替胖男人揩拭嘴角及衣襟上的口涎，揩着揩着，她忽然张开瘦弱的手臂，将胖男人那颗大头颅，紧紧地搂进了她的胸怀。

“少爷仔——你还笑——你最可怜——夫人看见要疼死喽——”

顺恩嫂将她那干枯的瘦脸，抵住胖男人秃秃的头顶，呜咽地干泣了起来。

“他们家的祖坟，风水不好。”罗伯娘站在旁边，喃喃自语地说道。

“少爷仔——少爷仔——”顺恩嫂的手臂围拥着胖男人的头颅，瘦小的身子，前后摇晃。

她一直紧闭着眼睛，干瘪下塌的嘴巴，一张一翕在抖动，一声又一声，凄哑地呼唤着。

一阵冬日的暮风掠过去，满院子里那些芜蔓的蒿草都萧萧瑟瑟抖响起来，把顺恩嫂身上那件宽大的黑外衣吹得飘起，覆盖到胖男人的身上。罗伯娘伫立在草丛中，她合起了双手，抱在她的大肚子上，觑起眼睛，仰面往那暮云沉沉的天空望去，寒风把她那一头白麻般的粗发吹得统统飞张起来。

梁父吟

一个深冬的午后，台北近郊天母翁寓的门口，一辆旧式的黑色官家小轿车停了下来，车门打开，里面走出来两个人。前面是位七旬上下的老者，紧跟其后，是位五十左右的中年人。老者身着黑缎面起暗团花的长袍，足蹬一双绒布皂鞋，头上戴了一顶紫貂方帽，几绺白发从帽檐下露了出来，披覆在他的耳背上，他的两颐却蓄着一挂丰盛的银髯。老者身材硕大，走动起来，胸前银髯，临风飘然，可是他脸上的神色却是十分的庄凝。他身后那位中年人也穿了一身深黑的西服，系着一根同色领带。他戴了一副银丝眼镜，头发也开始花白了，他的面容显得有点焦黄疲惫。老者和中年人一走近大门，里面一个苍老的侍从老早打开了门，迎了出来，那个侍从也有六十开外了，他穿着一身褪了色的蓝布中山装，顶上的头发已经落尽，背却佝偻得成了一把弯弓，他向老者和那位中年人不停地点着头说道：

“长官回来了？雷委员，您好？”

雷委员向那个老侍从还了礼，然后便转过头来微微欠身向老者恭敬地说道：

“朴公累了一天，要休息了吧？我要告辞了。”

“不要紧，进来坐坐，我还有话要跟你说。”朴公摆了摆手，并没有回头，却踏着迟缓而稳健的步子，径自往门内走了进去，雷委员也跟着走了进来。那个老侍从便马上过去把大门关上。

“赖副官。”朴公叫道。

“有。”赖副官赶忙习惯地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两手贴在腿侧上，可是他的背却仍旧佝偻着，伸不直了。

“沏两杯茶，拿到我书房来。”

“是，长官。”赖副官一行应着，一行却弯着身子走了。

宅内的院子里，别的树木都没有种，单沿着围墙却密密地栽了一丛紫竹，因是深冬，院子的石径上都飘满了脱落的叶萚。朴公和雷委员走向屋内时，踏在焦脆的竹叶片上，一直发着哔剥的碎声。朴公和雷委员走进屋内书房时，赖副官早已经端着两盅铁观音进来，搁在一张嵌了纹石的茶几上了，然后他又弯着身点着头向雷委员说：

“雷委员请用茶。”

朴公进到书房里，并没有摘下帽子，便径自走到茶几旁边一张紫檀木太师椅上坐了下来，捧起了一盅热茶，暖了一暖手，吹开浮面的茶叶，啜了一口，然后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他举目看见雷委员仍旧立着时，便连忙用手示了一下意，请雷委员在另一张太师椅上坐下。

书房内的陈设十分古雅，一壁上挂着一幅中堂，是明人山水，文徵明画的寒林渔隐图。两旁的对子却是郑板桥的真迹，写得十分苍劲雄浑：

锦江春色来天地

玉垒浮云变古今

另一壁也悬了一副对联，却是汉魏的碑体，乃是展堂先生的遗墨。上联题着“朴园同志共勉”。下联书明了日期：民国十五年北伐誓师前夕。联语录的是国父遗嘱：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

靠窗左边是一张乌木大书桌，桌上的文房四宝一律齐全。一个汉玉鲤鱼笔架，一块天籁阁珍藏的古砚，一只透雕的竹笔筒里插着各式的毛笔，桌上单放着一部翻得起了毛的线装《资治通鉴》。靠窗的右边，有一个几案，案头搁着一部《大藏金刚经》，经旁有一只饕餮纹三脚鼎的古铜香炉，炉内积满了香灰，中间还插着一把烧剩了的香棍。

“你们老师——”朴公坐下后，沉思良久，才开言道。

“是的，朴公。”朴公说了一句，没有接下去，雷委员便搭腔道。

“你们老师，和我相处，前后总有五十多年了——”朴公顿了一顿才又说道，“他的为人，我知道得太清楚。”

“是的，朴公，”雷委员答道，“恩师和朴公的厚谊我们都知道。”

“‘狂狷’二字是你老师的好处，可是他一辈子吃亏，也就是这个上头。孟养——他的性子是太刚了些。”朴公点着头叹了一口气。

“恩师的为人，实在是教人景仰的。”雷委员说道。

“虽然这样说，跟他共事就有点难了，”朴公转向雷委员，“你做过他这些年的幕僚，你当然知道。”

“是的，是的，”雷委员赶快接口道，“恩师行事，一向令重如山，口出必行，那是没有人敢违背的。”

“你们背地下都把他比做七月里的大太阳——烈不可当，是吗？”朴公侧过身去，微笑着问道。雷委员会心地笑了一下，却没敢搭腔。朴公把头上的貂皮帽摘了下来，用手搔了一下头上那几绺白发，又独自沉思起来。

“其实，他晚年也是十分孤独的——”隔了半晌，朴公才喃喃自语地说道。

“嗯，朴公？”

“我说，”朴公转过头去提高了声音，“孟养，他的性子太烈了。做了一辈子的事，却把世人都得罪了。就是我和仲默两人还能说说他。”

“恩师对朴公和仲公二位一向推崇备至。”雷委员欠身转向朴公，脸上充满了敬意地说道。朴公捋了一捋他胸前那挂银须，微微地笑了一下。

“我和仲默倒未必真有什么地方教他折服。不过，我们三人当初结识，却颇有一段渊源——这个，恐怕连你也不太清楚呢。”

“我记得恩师提过：他和朴公、仲公都是四川武备学堂的同学。”

“那倒是。不过，这里头的曲折，说来又是话长了——”朴公轻轻地叹了一下，微微带笑地合上了目。雷委员看见朴公闭目沉思起来，并不敢惊动他，静等了一刻工夫，才试探着说道：

“朴公讲给我们晚辈听听，日后替恩师做传，也好有个根据。”

“唔——”朴公吟哦了一下，“说起来，那还是辛亥年间的事情呢。仲默和他夫人杨蕴秀，刚从日本回来，他们在那边参加了同盟会，回来是带了使命的：在四川召集武备学堂的革命分子，去援助武汉那边大举起义。那时四川哥老会的袍哥老大，正是八千岁罗梓舟，他带头掩护我们暗运军火入武昌。其实我们几个人虽然是先后同学，彼此并不认识，那次碰巧都归成了一组。我们自称是‘敢死队’，耳垂上都贴了红做暗记的，提出的口号是‘革命倒满·倒满革命’。一时各路人马，揭竿而起，不分昼夜，兼水陆纷纷入鄂。仲默的夫人杨蕴秀到底不愧是个有胆识的女子！”朴公说着不禁赞佩地点了几下头。

“仲公的夫人确实是位巾帼英雄。”雷委员也附和着赞道。

“你知道吗？那天运军火进武昌，就是由杨蕴秀扮新娘。炸弹都藏在她的花轿里。孟养和我呢，就打了红包头扮抬轿夫，仲默却是一身长袍马褂骑在马上做新郎官。加上几个袍哥同志，吹吹打打便混进了正阳门。哪晓得一进城，里面早已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了。原来文学社的几个同志走漏事机，总督下令满城捕人，制台衙门门前已经悬上了我们革命同志的头颅了。我们马上接到胭脂巷十号的命令：事出仓猝，提前发难，当晚子时，以炮鸣为号。任务是炸制台衙门，抢救狱中同志。我们几个人便藏到了杨蕴秀姊姊家，伺机而动。那天夜晚，也真好像天意有知一般，竟是满城月色，景象十分悲肃。我们几个人都换上了短打，连杨蕴秀也改了男装。大家几杯烧酒一下肚，高谈国家兴亡，都禁不住万分慷慨起来。你老师最是激昂，我还记得，他喝得一脸血红，把马刀往桌上一拍，拉起我和仲默两个人，便效那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在院子里歃血为盟，对天起誓：‘不杀满奴，誓不生还。’约定日后大家有福共享，有难同当。那时倒真是都抱了必死之心的，三个人连姓名生辰都留下了。算起来，我是老大，仲默居二，你老师年纪最小，是老幺。他那时才不过二十岁——”

“哦？”雷委员惊讶地插话道，“我倒不曾知道，原来恩师和朴公、仲公，还有这么一段渊源呢！”

“你哪里能得知？”朴公又捋了一下他胸前的银髯，笑道，“那段过往，确实是我们三个人的秘密。那晚我们才等到十时左右，城东工程营那边便突然间枪声震响起来了。几个人正还犹疑，你老师便跳了起来，喊道：‘外面都动了兵器了，我们还在这里等死吗？’说着便抢了几枚炸弹，拖起马刀往外面冲去，我们也纷纷涌了出去。原来外面人声汹汹，武昌城内早已火光冲天了。混战了一夜，黎明的光景，大势已定，武昌城内，到处都飘满了我们革命军的白旗了。于是我们一队人便走向蛇山楚望台去集合，经过黄鹤楼的时候，你老师突然兴致大发，一下子跑到了上面去，脱下了一件血迹斑斑的白布褂子，用竹竿挑起，插到了楼檐上去，然后他站到黄鹤楼的栏杆上，挥着一柄马刀，朝了我们呼喊道：‘革命英雄——王孟养在此。’他那时那股豪狂的劲道，我总还记得。”朴公又微微地笑了一下，停下来喝了一口铁观音。

“要不是朴公今天提起，恩师那些事迹竟埋没了，”雷委员说道，“这些都该写入传里去的。”

“可以写，”朴公点首赞许道，“你老师年轻时那些任侠事迹，只有我才最清楚。那次起义，虽然事出仓猝，由几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闯成了革命，可是也就是那么一闯，却把个民国给闯了出来呢。第二天我们便通电全国，称中华年号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朴公沉吟了片刻，又缓缓地说道，“也就是从那时起，日后几十年间，我们三个人东征西讨，倒也真还能做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地步。你老师当了总司令的时候，官位比我们都高，背着人，我和仲默一样叫他‘老幺’。”朴公朝雷委员点头笑了一下，雷委员也笑了起来。“他也始终把我和仲默以兄长看待，所以只有我和仲默还够拘阻他一些。我一生谨慎，吃亏的地方少。仲默厚道，与人无争。不过，平心而论，讲到才略机智，我要首推你们老师——”朴公竖起了一双寿眉，举起了大拇指说道，“我老早背地下就和仲默说过：‘老二，日后叱咤风云，恐怕还要看我们那个小的呢。’后来果然应了我的话，你老师的成就确实在我们之上。”

“恩师的才智实在是令人钦服的，”雷委员说道，“只可惜还没能展尽就是了。”

“不是这样说，”朴公摆了摆手止住雷委员道，“他倒真是做过了一番事业的。不过你老师发迹得早，少年得志，自然有他许多骄纵的地方，不合时宜。这不能怨天尤人，还是要怪他自己的性格。孟养——”朴公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他确实太刚烈了。”说完朴公和雷委员对坐着，各自又默默地沉思起来，隔了一刻工夫，雷委员才轻轻地喟叹了一声说道：

“不过——今天总算是风光了。难为人到得那么齐全，连王钦公、李贤公、赵冕公也亲自来了。”

“是吗？”朴公微感惊讶地问道，“他们也来了吗？我怎么没见着呢？”

“他们来得很早，一会儿工夫就告辞了。”

“哦——”朴公若有所思地说道，“我也有多少年没有见着他们了。他们几个送来的挽联，挂在灵堂里，我倒看了。王钦之的挽联还嵌了两句‘出师未捷身先死。中原父老望旌旗’。虽然他和你老师有过一段恩怨，可见他对你老师也还是十分推重的。”

“是的，朴公。”雷委员赶忙应道。

“今天的公祭倒也还罢了，”朴公说道，“虽说身后哀荣，也不能太离了格。我看孟养的那个男孩子，竟不大懂事。大概在外国住久了，我们中国人的人情礼俗，他不甚了解。”

“家骥兄刚从美国回来，他对国内的情形是比较生疏一点。”雷委员解说道。

“治丧委员会的人，和他商量事情，他一件件都给驳了回来。我主持这个治丧会，弄得很为难，他是亡者的家属，又是孝子，我也不便太过专揽。后来我实在看不过去，便把他叫到一旁，对他说道：‘当然古训以哀戚为重，可是你父亲不比常人，他是有过功勋的。开吊这天，是国葬的仪式，千人万众都要来瞻仰你父亲的遗容。礼仪上有个错失，不怕旁人物议，倒是对亡者失敬了。’我的话只能说到这一步，我看他的情形，竟有点不耐烦的样子。”

“家骥兄办事，确实还少了一点历练。”雷委员点头附和道。

“还有一件事，我也对他直说了，孟养的夫人早过世，孟养在医院卧病这两年，侍候汤药，扶上扶下，都还靠他那位继室夫人。他们这次发讣文，竟没有列她的名字。她向我哭诉，要我主持公道。以我和你老师的情分，我不能不管。可是这到底是他们的家事，我终究还是个外人，不便干预。最后我只得委婉地和孟养那个男孩子说了：‘看在你亡父的份上，日后生活，你们多少照顾些。’”朴公说到这里，却太息了一下，愀然说道：

“看见这些晚辈们行事，有时却不由得不叫人寒心呢。”

雷委员也跟着点头，欷歔了一番。朴公手里一直捧着那盅早已凉掉了的铁观音，又默然沉思起来。雷委员看见朴公面上，已经有了些倦容，他便试探着说道：

“朴公身体乏了吧，我该——”

朴公抬起头看看雷委员，又望望窗外，说道：

“天色已经不早了。这样吧，你索性留在我这里，陪我对一盘棋，吃了晚饭再走。”

说着他也不等雷委员同意，便径自走向棋桌，把一副围棋摆上，雷委员也只得跟着坐到棋桌边。刚坐下去，朴公抬头瞥见几案的香炉里，香早已烧尽，他又立了起来，走到几案那里，把残余的香棍拔掉，点了一把龙涎香，插到那只鼎炉内。一会儿工夫，整个书房便散着一股浓郁的龙涎香味了。朴公和雷委员便开始对弈起来。下了两三手的当儿，书房门突然打开了，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子走了进来，他穿了一身整洁的卡其学生制服，眉眼长得十分清俊，手里捧碗热气腾腾的汤药。

“爷爷，请用药。”他小心翼翼地把那碗汤药搁在茶几上便对朴公说道。朴公抬头看见他，脸上马上泛出了一丝笑容，但是却厉声喝道：

“还不快叫雷伯伯？”

“雷伯伯。”男孩子赶快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朝着雷委员深深地行了一个礼。

“这位就是令孙少爷了吧？”雷委员赶忙还礼笑道。

“我的小孙子——效先。”朴公指了一指他的孙子。

“好聪明的长相！”雷委员夸赞道。

“他今年小学三年级了，在女师附小念书，”朴公介绍道，“他是在美国生的，我的男孩子两夫妻都在那边教书。前几年，他祖母把他接了回来。他祖母过世后，便一直跟着我。他刚回来的时候，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简直成了个小洋人！现在跟着我念点书，却也背得上几首唐诗了。”

“哦——？”雷委员惊讶道。

“你能背首诗给雷伯伯听吗？”朴公捋了一捋他的银胡须。

“背哪一首诗，爷爷？”

“你还能记得多少首？”朴公喝道，“上礼拜教给你的那首《凉州词》还记得吗？”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朴公的孙子马上毫不思索摇着头琅琅地把那首《凉州词》背了出来。

“了不得！了不得！”雷委员喝彩道，“这点年纪就有这样的捷才。朴公，”他转向朴公又说道，“莫怪我唐突，将来恐怕‘雏凤清于老凤声’呢。”

“不要谬奖他，”朴公说道，脸上不禁泛满了得意的笑容，向他的孙子说了句，“去吧。”

朴公的孙子离开书房后，朴公便把那碗热汤药捧起来，试着喝了几口。

“朴公近来贵体欠安吗？”雷委员停下了棋，关怀地问道。

“倒也没有什么，”朴公答道，“你还记得我和你老师北伐打龙潭那一仗吗？我受了炮伤。”

“是的，是的，我记得。”雷委员赶忙应道。

“那时还年轻，哪里在意，现在上了年纪，到底发着了，天寒的时候，腰上总是僵痛，电疗过几次，并不见效，我便到奚复一那里去抓了一帖药，服着好像还克化得动似的。”朴公说着，已经把那一碗汤药饮尽，然后又开始和雷委员对弈起来。下到二十手的光景，雷委员有一角被朴公打围起来，勒死了，他在盒子里一直抓弄棋子，想了差不多十来分钟才能下手。

“朴公——”他抬头时，发觉原来朴公坐在那里，垂着头，已经矇然睡去。他赶忙立了起来，走到朴公身旁，在朴公耳边，又轻轻地唤了一声：

“朴公——”

“嗯？”朴公睁开了惺忪的睡眼，含糊地问道，“该我下了吗？”

“朴公该休息了，打扰了一个下午，我想我还是先告辞了吧。恩师那边还有许多后事等我去了结呢。”

朴公怔怔地思索了半晌，终于站了起来说道：

“也好，那么你把今天的谱子记住。改日你来，我们再收拾这盘残局吧。”

朴公送雷委员到院子里的时候，雷委员再三请朴公止步，朴公并没有理会，径自往大门走去，走到门口时，他却若有所思地停了下来，对雷委员说道：

“下月二十五日，是你老师的‘七七’。”

“是的，朴公。”

“你老师那边打算在家里做呢？还是到寺里去呢？”

雷委员的脸上现出了难色，隔了半晌，终于说道：

“此事我跟家骥兄商量过了。他说他们几个人都是信基督教的，不肯举行佛教的仪式。”

“哦——”朴公点头沉吟道，“那么这样吧，那天由我出名，在善导寺替孟养念经超度好了。下月也是仲默的周忌，正好替他两人一齐开经，仲默的夫人也要参加的。”

朴公说着，又歪过了身子，凑到雷委员耳根下，低声说道：

“你老师打了一辈子的仗，杀孽重。他病重的时候，跟我说常常感到心神不宁。我便替他许下了愿，代他手抄了一卷《金刚经》，刚刚抄毕。做‘七七’那天，拜大悲忏的时候，正好拿去替他还愿。”

朴公说毕，赖副官已经把汽车叫过来送客，打开车门在那里等候着了。正当雷委员要跨上车的时候，朴公又招住了他，把他叫到跟前，对他说道：

“还有一句话，是你老师临终时留下来的：日后打回大陆，无论如何要把他的灵柩移回家乡去。你去告诉他的那些后人，一定要保留一套孟养常穿的军礼服，他的那些勋章也要存起来，日后移灵，他的衣衾佩挂是要紧的。”

“是的，朴公，我一定照办。”

“唔——”朴公吟哦了一下，最后说道，“你老师生前，最器重你。他的后事，你多费点心。至于他那些后辈，有什么不懂事的地方，你担待些，不要计较了。”

“这点请朴公绝对放心。”雷委员向朴公深深地行了一个礼便跨进汽车里去。

“赖副官，开饭了吧。”朴公目送雷委员离开后，便吩咐赖副官道。

“是，长官。”赖副官连忙弯着腰做了个立正的姿势应道，然后蹒跚地走过去把大门关上。

朴公回到院子里的时候，冬日的暮风已经起来了，满院里那些紫竹都骚然地抖响起来。西天的一抹落照，血红一般，冷凝在那里。朴公踱到院子里的一角，却停了下来。那儿有一个三叠层的黑漆铁花架，架上齐齐地摆着九盆兰花，都是上品的素心兰，九只花盆是一式回青白瓷螭龙纹的方盆，盆里铺了冷杉屑。兰花已经盛开过了，一些枯褐的茎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残苞在幽幽地发着一丝冷香。可是那些叶子却一条条地发得十分苍碧。朴公立在那几盆萧疏的兰花面前，背着手出了半天的神，他胸前那挂丰盛的银髯给风吹得飘扬了起来。他又想起了半个世纪以前，辛亥年间，一些早已淡忘了的佚事来，直到他的孙子效先走来牵动他的袖管，他才扶着他孙子的肩膀，祖孙二人，一同入内共进晚餐。

孤恋花

从前每天我和娟娟在五月花下了班，总是两个人一块儿回家的。有时候夏天夜晚，我们便叫一辆三轮车，慢慢荡回我们金华街那间小公寓去。现在不同了，现在我常常一个人先回去，在家里弄好消夜，等着娟娟，有时候一等便等到天亮。

金华街这间小公寓是我花了一生的积蓄买下来的。从前在上海万春楼的时候，我曾经攒过几文钱，我比五宝她们资格都老，五宝还是我一手带出头的；可是一场难逃下来，什么都光了，只剩下一对翡翠镯子，却还一直戴在手上。那对翠镯，是五宝的遗物，经过多少风险，我都没肯脱下来。

到五月花去，并不是出于我的心愿。初来台湾，我原搭着俞大傀头他们几个黑道中的人，一并跑单帮。哪晓得在基隆码头接连出了几次事故，俞大傀头自己一点老本搞干不算，连我的首饰也统统赔了进去。俞大傀头最后还要来剥我手上那对翠镯，我抓起一把长剪刀便指着他喝道：你敢碰一碰我手上这对东西！他朝我脸上吐了一泡口水，下狠劲啐道：婊子！婊子！做了一辈子的生意浪，我就是听不得这两个字，男人嘴里骂出来的，愈更龌龊。

酒家的生意并不好做，五月花的老板看中了我资格老，善应付，又会点子京戏，才专派我去侍候那些从大陆来的老爷们，唱几段戏给他们听。有时候碰见从前上海的老客人，他们还只管叫我云芳老六。有一次撞见卢根荣卢九，他一看见我便直跺脚，好像惋惜什么似的：

“阿六，你怎么又落到这种地方来了？”

我对他笑着答道：

“九爷，那也是各人的命吧？”

其实凭我一个外省人，在五月花和那起小查某混在一块儿，这些年能够攒下一笔钱，就算我本事大得很了。后来我泥着我们老板，终究捞到一个经理职位，看管那些女孩儿。五月花的女经理只有我和胡阿花两个人，其余都是些流氓头。我倒并不在乎，我是在男人堆子里混出来的，我和他们拼惯了。客人们都称我做“总司令”，他们说海陆空的大将——像丽君、心梅——我手下都占齐了。当经理，只有拿干薪，那些小查某的皮肉钱，我又不忍多刮，手头比从前紧多了，最后我把外面放账的钱，一并提了回来，算了又算，数了又数，终于把手腕上那对翡翠镯子也卸了下来，才拼凑着买下了金华街这栋小公寓。我买这栋小公寓，完全是为了娟娟。

娟娟原来是老鼠仔手下的人，在五月花的日子很浅，平常打过几个照面，我也并未十分在意。其实五月花那些女孩儿搽胭抹粉打扮起来，个个看着都差不多。一年多以前，那个冬天的晚上，我到三楼三一三去查番。一推门进去，却瞥见娟娟站在那里唱台湾小调。房里一桌有半桌是日本狎客，他们正在和丽君、心梅那几个红酒女搂腰的搂腰，摸奶的摸奶，喧闹得了不得。一房子的烟，一房子的酒气和男人臭，谁也没在认真听娟娟唱。娟娟立在房间的一角，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缎子旗袍，披着件小白褂子，一头垂肩的长发，腰肢扎得还有一捻。她背后围着三个乐师，为首的是那个林三郎，眨巴着他那一双烂得快要瞎了的眼睛，拉起他那架十分破旧、十分凄哑的手风琴，在替娟娟伴奏。娟娟是在唱那支《孤恋花》。她歪着头，仰起面，闭上眼睛，眉头蹙得紧紧的，头发统统跌到了一边肩上去，用着细颤颤的声音在唱，也不知是在唱给谁听：

月斜西月斜西　真情思君君不知——

青春欉谁人爱　变成落叶相思栽——

这首小调，是林三郎自己谱的曲。他在日据时代，是个小有名气的乐师，自己会写歌。他们说，他爱上了一个蓬莱阁叫白玉楼的酒女，那个酒女发羊癫风跌到淡水河里淹死了，他就为她写下了这首《孤恋花》。他抱着他那架磨得油黄的手风琴，眨着他那双愈烂愈红的眼睛，天天奏，天天拉，我在五月花里，不知听过多少酒女唱过这支歌了。可是没有一个能唱得像娟娟那般悲苦，一声声，竟好像是在诉冤似的。不知怎的，看着娟娟那副形相，我突然想起五宝来。其实娟娟和五宝长得并不十分像，五宝要比娟娟端秀些，可是五宝唱起戏来，也是那一种悲苦的神情。从前我们一道出堂差，总爱配一出《再生缘》，我唱孟丽君，五宝唱苏映雪，她也是爱那样把双眉头蹙成一堆，一段二黄，满腔的怨情都给唱尽了似的。她们两个人都是三角脸、短下巴、高高的颧骨、眼塘子微微下坑，两个人都长着那么一副飘落的薄命相。

娟娟一唱完，便让一个矮胖秃头的日本狎客拦腰揪走了，他把她揿在膝盖上，先灌了她一盅酒，灌完又替她斟，直推着她跟邻座一个客人斗酒。娟娟并不推拒，举起酒杯，又咕嘟咕嘟一口气饮尽了。喝完她用手背揩去嘴角边淌流下来的酒汁，然后望着那个客人笑了一下。我看见她那苍白的小三角脸上浮起来的那一抹笑容，竟比哭泣还要凄凉。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容易让客人摆布的酒女。像我手下的丽君、心梅，灌她们一盅酒，那得要看狎客的本事。可是娟娟却让那几个日本人穿梭一般，来回地猛灌，她不拒绝，连声也不吭，喝完一杯，咂咂嘴，便对他们凄苦地笑一下。一番当下来，娟娟总灌了七八杯绍兴酒下去，脸都有点泛青了。她临走时，立起身来，还对那几个灌她酒的狎客点着头说了声对不起，脸上又浮起她那个十分僵硬、十分凄凉的笑容来。

那天晚上，我收拾妥当，临离开时，走进三楼的洗手间去，一开门，却赫然看见娟娟在里头，醉倒在地上，朝天卧着。她一脸发了灰，一件黑缎子旗袍上，斑斑点点，洒满了酒汁。洗面缸的龙头开了没关，水溢到地上来，浸得娟娟一头长发湿淋淋的。我赶忙把她扶了起来，脱下自己的大衣裹在她身上。那晚，我便把娟娟带回到我的寓所里去，那时我还一个人住在宁波西街。

我替娟娟换洗了一番，服侍她睡到我床上去，她却一直昏醉不醒，两个肩膀犹自冷得打哆嗦。我拿出一条厚棉被来，盖到她身上，将被头拉起，塞到她的下巴底下，盖得严严的。我突然发觉，我有好多年没有做这种动作了。从前五宝同我睡一房的时候，半夜里我常常起来替她盖被。五宝只有两杯酒量，出外陪酒，跑回来常常醉得人事不知。睡觉的时候，酒性一燥，便把被窝踢得精光。我总是拿条被单把她紧紧地裹起来。有时候她让华三那个老龟公打伤了，晚上睡不安，我一夜还得起来好几次，我一劝她，她就从被窝里伸出她的膀子来，摔到我脸上，冷笑道：

“这是命，阿姊。”

她那雪白的胳臂上印着一排铜钱大的焦火泡子，是华三那杆烟枪子烙的。我看她痛得厉害，总是躺在她身边，替她揉搓着，陪她到大天亮。我摸了摸娟娟的额头，冰凉的，一直在冒冷汗，娟娟真的醉狠了，翻腾了一夜，睡得非常不安稳。

第二天，矇矇亮的时候，娟娟就醒了过来。她的脸色很难看，睁着一双炯炯的眸子，她说她的头痛得裂开了。我起来熬了一碗红糖姜汤，拿到床边去喂她。她坐起身子，我替她披上了一件棉袄。她喝了一半便不喝了，俯下头去，两手拼命在搓揉她的太阳穴，她的长头发披挂到前面来，把她的脸遮住了。半晌，她突然低着头说道：

“我又梦见我妈了。”娟娟说话的声音很奇怪，空空洞洞，不带尾音的。

“她在哪里？”我在她的身边坐了下来。

“不知道，”她抬起头来，摇动着一头长发，“也许还在我们苏州乡下——她是一个疯子。”

“哦——”我伸出手去。替她拭去额上冒出来一颗一颗的冷汗珠子。我发觉娟娟的眼睛也非常奇特，又深又黑，发愣的时候，目光还是那么惊慌，一双眸子好像两只黑蝌蚪，一径在乱窜着。

“我爸用根铁链子套在她的颈脖上，把她锁在猪栏里。小时候，我一直不知道她是我妈妈。我爸从来不告诉我。也不准我走近她。我去喂猪的时候，常看见附近的小孩子拿石头去砸她，一砸中，她就张起两只手爪，磨着牙齿吼起来。那些小孩子笑了，我也跟着笑——”娟娟说着嘿嘿地干笑了几声，她那短短苍白的三角脸微微扭曲着：“有一天，你看——”

她拉开了衣领，指着她咽喉的下端，有一条手指粗，像蚯蚓般鲜亮的红疤，横在那里。

“有一天，我阿姨来了，她带我到猪栏边，边哭边说道：‘伊就是你阿母呵！’那天晚上，我偷偷拿了一碗菜饭，爬进猪栏里去，递给我妈。我妈接过饭去，瞅了我半天，咧开嘴笑了。我走过去，用手去摸她的脸，我一碰到她，她突然惨叫了起来，把饭碗砸到地上，伸出她的手爪子，一把将我捞住，我还没叫出声音来，她的牙齿已经咬到我喉咙上来了——”

娟娟说着又干笑了起来，两只黑蝌蚪似的眸子在迸跳着。我搂住她的肩膀，用手抚摩着她颈子上那条疤痕，我突然觉得那条蚯蚓似的红疤，滑溜溜的，蠕动了起来一般。

从前我和五宝两人许下一个心愿：日后攒够了钱，我们买一栋房子住在一块儿，成一个家，我们还说去赎一个小清倌人回来养。五宝是人牙贩子从扬州乡下拐出来的，卖到万春楼，才十四岁，穿了一身花布棉袄棉裤，裤脚扎得紧紧的，剪着一个娃娃头，头上还夹着只铜蝴蝶，我问她：

“你的娘呢，五宝？”

“我没得娘。”她笑道。

“寿头，”我骂她，“你没得娘？谁生你出来的？”

“不记得了。”她甩动着一头短发，笑嘻嘻地咧开嘴。我把她兜入怀里，揪住她的腮，亲了她两下，从那时起，我便对她生出了一股母性的疼怜来。

“娟娟，这便是我们的家了。”

我和娟娟搬进我们金华街那栋小公寓时，我搂住她的肩膀对她说道。五宝死得早，我们那桩心愿一直没能实现，漂泊了半辈子，碰到娟娟，我才又起了成家的念头。一向懒散惯了，洗衣烧饭的家务事是搞不来的，不过我总觉得娟娟体弱，不准她多操劳，天天她睡到下午，我也不忍去叫醒她。尤其是她在外陪宿了回来，一身憔悴，我对她格外地怜惜。我知道，男人上了床，什么下流的事都干得出来。有一次，一个老杀胚用双手死揿住我的颈子，揿得我差不多噎了气，气呼呼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喘气？你为什么不喘气？五宝点大蜡烛的那晚，梳拢她的是一个军人，壮得像只大牯牛。第二天早上，五宝爬到我床上，滚进我怀里，眼睛哭出了血来。她那双小小的奶子上，青青红红尽是牙齿印。

“是谁开你的苞的，娟娟。”有一天，娟娟陪宿回来，起身得特别晚，我替她梳头，问她道。

“我爸。”娟娟答道。

我站在她身后，双手一直篦着她那一头长发，没有做声。

“我爸一喝醉了就跑到我房中来，”娟娟嘴里叼着根香烟，满面倦容，“那时我才十五岁，头一晚，害怕，我咬他。他揪起我的头在床上磕了几下，磕得我昏昏沉沉的，什么事都不知道了。以后每次他都从宜兰带点胭脂口红回来，哄着我陪他——”娟娟嘿嘿地干笑了两声，她嘴上叼着那根香烟，一上一下地抖动着。

“我有了肚子，我爸便天天把我抓到大门口，当着隔壁邻舍的人，指到我脸上骂：‘偷人！偷人！’我摸着我那鼓鼓的肚子，害怕得哭了起来。我爸弄了一撮苦药，塞到我嘴里，那晚，我屙下了一摊血块来——”娟娟说着又笑了起来。她那张小三角脸，扭曲得眉眼不分。我轻轻地摩着她那瘦棱棱的背脊，我觉得好像在抚弄着一只让人丢到垃圾堆上，奄奄一息的小病猫一般。

娟娟穿戴好，我们便一块儿走了出去，到五月花去上班，走在街上，我看见她那一头长发在晚风里乱飞起来，她那一捻细腰左右摇曳得随时都会断折一般，街头迎面一个大落日，从染缸里滚出来似的，染得她那张苍白的三角脸好像溅满了血，我暗暗感到，娟娟这副相长得实在不祥，这个摇曳着的单薄身子到底载着多少的罪孽呢？

娟娟经常一夜不归，是最近的事情。有一天晚上，一个闷热的六月天，我躺在床上，等着娟娟，一夜也没有合过眼，望着窗外渐渐发了白，背上都睡湿了。娟娟早上七八点才回来，左摇右摆，好像还在醉酒似的，一脸倦得发了白，她勾画过的眉毛和眼眶，都让汗水溶化了，散开成两个大黑圈，好像眉毛眼睛都烂掉了。她走进房来，一声不响踢落了一双高跟鞋，挣扎着脱去了旗袍，身子便往床上一倒，闭上眼睛，一动也不动了。我坐到她身边，替她卸去奶罩，她那两只奶头给咬破了，肿了起来，像两枚熟烂了的牛血李，在淌着黏液。我仔细一看，她的颈脖子上也有一转淤青的牙齿印，衬得她喉头上那条蚯蚓似的红疤愈更鲜明了，我拿起她的手臂来，赫然发觉她的手弯上一排四五个青黑的针孔。

“娟娟！”我叫道。

“柯老雄——”娟娟闭着眼睛，微弱地答道。说着，偏过头，便昏睡过去了。

我守在娟娟身旁，前夜在五月花的事情，猛地又兜上了心头来。那晚柯老雄来到五月花，我派过丽君和心梅去，他都不要，还遭他骂了几句“干伊娘”，偏偏他却看上了娟娟。柯老雄三年前是五月花的常客，他是跑单帮的，聚赌吸毒，无所不来，是个有名的黑窝主。那时他出手大，耍过几个酒女，有一个叫凤娟的，和他姘上不到一个月，便暴毙了。我们五月花的人都噪起说，是他整死的，因此才敛迹了几年。这次回来，看着愈更骠悍了。娟娟当番的时分，他已喝到了七八成，伙着一帮赌徒，个个嘴里都不干不净地吆喝着。柯老雄脱去了上衣，光着两只赤黑的粗膀子，胳肢窝下露出大丛黑毛来，他的裤头带也松开了，裤上的拉链，掉下了一半。他剃着个小平头，一只偌大的头颅后脑刮得青光光的，顶上却耸着一撮根根倒竖猪鬃似的硬发。他的脑后见腮，两片牙巴骨，像鲤鱼腮，往外撑张，一对猪眼睛，眼泡子肿起，满布着血丝，乌黑的厚嘴唇，翻翘着，闪着一口金牙齿。一头的汗，一身的汗，还没走近他，我已经闻到一阵带鱼腥的狐臭了。

娟娟走到他眼前，他翻起对猪眼睛，下狠劲朝娟娟身上打量了一下，陡地伸出了他那赤黑的粗膀子，一把捉住娟娟的手，便往怀里猛一带，露出他一嘴的金牙嘻笑了起来。娟娟脚下一滑，便跌坐到他大腿上去了。他那赤黑的粗膀子将娟娟的细腰夹得紧紧的，先灌了她一杯酒，她还没喝完，他却又把酒杯抢了去咂嘴舐唇地把剩酒喝光，尖起鼻子便在娟娟的颈脖上嗅了一轮，一双手在她胸上摩挲起来。忽然间，他把娟娟一只手臂往外拿开，伸出舌头便在她腋下舐了几下，娟娟禁不住尖笑起来，两脚拼命蹬踢，柯老雄扣住她紧紧不放，抓住她的手，便往她腹下摸去。

“你怕不怕？”

他涎着脸，问道。一桌子的狎客都笑出了怪声来，娟娟拼命挣扎，她那把细腰，夹在柯老雄粗黑的臂弯里，扭得折成了两截。我看见她苍白脸上那双黑蝌蚪似的眼珠子，惊惶得跳了出来。

不知娟娟命中到底冲犯了什么，招来这个魔头。自从她让柯老雄缠上以后，魂魄都好像遭他摄走了一般；他到五月花去找她，她便乖乖地让他带出去，一去回来，全身便是七痨五伤，两只膀子上尽扎着针孔子。我狠狠地劝阻她，告诉她这种黑道中人物的厉害，娟娟总是愣愣地瞅着我，恍恍惚惚的。

“懂不懂，娟娟？”我有时候发了急，揪住她的肩膀死摇她几下，喝问她，她才摇摇头，凄凉地笑一下，十分无奈地说道：

“没法子哟，总司令——”

说完她一丝不挂只兜着个奶罩便坐到窗台上去，佝起背，缩起一只脚，拿着瓶紫红的蔻丹涂起她的脚趾甲来；嘴里还在有一搭没一搭地哼着《思想起》、《三声无奈》，一些凄酸的哭调。她的声音空空洞洞的，好像寡妇哭丧一般，哼不了几句，她便用叠草纸擤一下鼻涕，她已经渐渐地染上了吗啡瘾了。

有一次，柯老雄带娟娟去开旅馆，娟娟让警察逮了去，当她是野鸡。我花了许多钱，才把娟娟从牢里赎了出来。从那次起，我要娟娟把柯老雄带回家里来，我想至少在我眼底看着，柯老雄还不敢对娟娟逞凶，我总害怕，有一天娟娟的命会丧在那个阎王的手里。我拿娟娟的生辰八字去批过几次，都说是犯了大凶。

每次他们回来，我便让到厨房里去，我看不得柯老雄那一口金牙，看见他，我便想起华三，华三一打五宝，便龇起一嘴巴金牙齿喝骂：打杀你这个臭婊子！我在厨房里，替娟娟熬着当归鸡做消夜，总是竖起耳朵在听：听柯老雄的淫笑，他的叱喝，听娟娟那一声声病猫似的哀吟，一直到柯老雄离开，我才预备好洗澡水，到房中去看娟娟。有一次我进去，娟娟坐在床上，赤裸裸的，手里擎着一叠一百元的新钞票，数过来，数过去，从头又数，好像小孩子在玩公仔图一般。我走近她，看见她那苍白的小三角脸上，嘴角边黏着一枚指甲大殷红的干血块。

七月十五，中元节这天，终于发生了事故。

那晚柯老雄把娟娟带出去，到三重镇去吃拜拜，我回家比平日早些，买了元宝蜡烛，做了四色奠菜，到厨房后头的天台上，去祭五宝。那晚热得人发昏，天好像让火烧过了一般，一个大月亮也是泛红的。我在天台上烧完几串元宝，已经熏出了一头汗来，两腮都发烧了，平时不觉得，算了一算，五宝竟死了十五年了。我一想起她，总还像是眼前的事情，她倒毙在华三的烟榻上，嘴巴糊满了鸦片膏子，眼睛瞪得老大，那副凄厉的样子，我一闭眼便看见了。五宝口口声声都对我说：我要变鬼去找寻他！

差不多半夜里，柯老雄才夹着娟娟回来，他们两人都喝得七颠八倒了。柯老雄一脸紫胀，一进门，一行吐口水，一行咒着：干伊娘！干伊娘！把娟娟脚不沾地地便拖进了房中去。我坐在厨房里，好像火烧心一般，心神怎么也定不下来。柯老雄的吆喝声分外地粗暴，间或还有厮打的声音。突然我想起了五宝自杀前的那一幕来：五宝跌坐在华三房中，华三揪住她的头，像推磨似的在打转子，手上一根铜烟枪劈下去，打得金光乱窜，我看见她的两只手在空中乱抓乱捞，她拼命地喊了一声：阿姊——我使足了力气，两拳打在窗上，窗玻璃把我的手割出了血来——一声穿耳的惨叫，我惊跳了起来，抓起案上一把菜刀，便往房中跑去。一冲开门，赫然看见娟娟赤条条地骑在柯老雄的身上，柯老雄倒卧在地板上，也是赤精大条的。娟娟双手举着一只黑铁熨斗，向着柯老雄的头颅，猛捶下去，咚、咚、咚，一下紧接一下。娟娟一头的长发都飞张了起来，她的嘴巴张得老大，像一只发了狂的野猫在尖叫着。柯老雄的天灵盖给敲开了，豆腐渣似灰白的脑浆洒得一地，那片裂开的天灵盖上，还黏着他那一撮猪鬃似的硬发，他那两根赤黑的粗膀子，犹自伸张在空中打着颤，娟娟那两只青白的奶子，七上八下地甩动着，溅满了斑斑点点的鲜血。她那瘦白的身子，骑在柯老雄壮硕的赤黑尸体上，突然好像暴涨了几倍似的。我感到一阵头晕，手里的菜刀跌落到地板上。

娟娟的案子没有开庭，因为她完全疯掉了。他们把她押到新竹海边一个疯人院去。我申请了两个多月，他们才准我去探望她，林三郎跟我做伴去的。娟娟在五月花的时候，林三郎很喜欢她，教了她许多台湾小调，他自己写的那首《孤恋花》就是他教她唱的。

我们在新竹疯人院里看到了娟娟。她们给她上了手铐，说她会咬人。娟娟的头发给剪短了，发尾子齐着耳根翘了起来，看着像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她穿了一件灰布袍子，领子开得低低的，喉咙上那条蚯蚓似的红疤，完全露了出来。她不认识我们了，我叫了她好几声，她才笑了一下，她那张小小的三角脸，显得愈更苍白削瘦，可是奇怪得很，她的笑容却没有了从前那股凄凉意味，反而带着一丝疯傻的憨稚。我们坐了一阵子，没有什么话说，我把一篮苹果留了下来，林三郎也买了两盒掬水轩的饼干给娟娟。两个男护士把娟娟架了进去，我知道，他们再也不会放她出来了。

我和林三郎走出疯人院，已是黄昏，海风把路上的沙刮了起来，让落日映得黄濛濛的。去乘公共汽车，要走一大段路，林三郎走得很慢，他的眼睛差不多完全瞎掉了。他戴着一副眼镜，拄着一根拐杖，我扶着他的手臂，两个人在那条漫长的黄泥路上一步一步地行着。路上没有人，两旁一片连着一片稻田。秋收过了。干裂的田里竖着一丛丛枯残的稻梗子。走了半天，我突然觉得有点寂寞起来，我对林三郎说：

“三郎，唱你那支《孤恋花》来听。”

“好的，总司令。”

林三郎清了一清喉咙，尖起他的假嗓子，学着那些酒家女，细细地哼起他那首《孤恋花》来：

青春欉谁人爱

变成落叶相思栽——

花桥荣记

提起我们花桥荣记，那块招牌是响当当的。当然，我是指从前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我们爷爷开的那家米粉店。黄天荣的米粉，桂林城里，谁人不知？哪个不晓？爷爷是靠卖马肉米粉起家的，两个小钱一碟，一天总要卖百把碟，晚来一点，还吃不着呢。我还记得奶奶用红绒线将那些小铜板一串串穿起来，笑得嘴巴都合不拢，指着我说：妹仔，你日后的嫁妆不必愁了。连桂林城里那些大公馆请客，也常来订我们的米粉。我跟了奶奶去送货，大公馆那些阔太太看见我长得俏，说话知趣，一把把的赏钱塞到我袋子里，管我叫“米粉丫头”。

我自己开的这家花桥荣记可没有那些风光了。我是做梦也没想到，跑到台北又开起饭馆来。我先生并不是生意人，他在大陆上是行伍出身的，我还做过几年营长太太呢。哪晓得苏北那一仗，把我先生打得下落不明，慌慌张张我们眷属便撤到了台湾。头几年，我还四处打听，后来夜里常常梦见我先生，总是一身血淋淋的，我就知道，他已经先走了。我一个女人家，流落在台北，总得有点打算，七拼八凑，终究在长春路底开起了这家小食店来。老板娘一当，便当了十来年，长春路这一带的住户，我闭起眼睛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来了。

来我们店里吃饭的，多半是些寅吃卯粮的小公务员——市政府的职员喽、学校里的教书先生喽、区公所的办事员喽——个个的荷包都是干瘪瘪的，点来点去，不过是些家常菜，想多榨他们几滴油水，竟比老牛推磨还要吃力。不过这些年来，也全靠这批穷顾客的帮衬，才把这爿店面撑了起来。

顾客里，许多却是我们广西同乡，为着要吃点家乡味，才常年来我们这里光顾，尤其是在我们店里包饭的，都是清一色的广西佬。大家聊起来，总难免攀得上三五门子亲戚。这批老光杆子，在我这里包饭，有的一包三年五载，有的竟至七年八年，吃到最后一口饭为止。像那个李老头，从前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人都叫他“李半城”，说是城里的房子，他占了一半。儿子在台中开杂货铺，把老头子一个人甩在台北，半年汇一张支票来。他在我们店里包了八年饭，砸破了我两打饭碗，因为他的手扯鸡爪疯，捧起碗来便打颤。老家伙爱唱《天雷报》，一唱便是一把鼻涕，两行眼泪。那晚他一个人点了一桌子菜，吃得精光，说是他七十大寿，哪晓得第二天便上了吊。我们都跑去看，就在我们巷子口那个小公园里一棵大枯树上，老头子吊在上头，一双破棉鞋落在地上，一顶黑毡帽滚跌在旁边。他欠的饭钱，我向他儿子讨，还遭那个挨刀的狠狠抢白了一顿。

我们开饭馆，是做生意，又不是开救济院，哪里经得起这批食客七拖八欠的。也算我倒楣，竟让秦癫子在我店里白吃了大半年。他原在市政府做得好好的，跑去调戏人家女职员，给开除了，就这样疯了起来，我看八成是花痴！他说他在广西容县当县长时，还讨过两个小老婆呢。有一次他居然对我们店里的女顾客也毛手毛脚起来，我才把他撵了出去。他走在街上，歪着头，斜着眼，右手伸在空中，乱抓乱捞，满嘴冒着白泡子，吆喝道：“滚开！滚开！县太爷来了。”有一天他跑到菜场里，去摸一个卖菜婆的奶，那个卖菜婆拿起根扁担，罩头一棍，当场打得他额头开了花。去年八月里刮台风，长春路一带淹大水，我们店里的桌椅都漂走了。水退的时候，长春路那条大水沟冒出一窝窝的死鸡死猫来，有的烂得生了蛆，太阳一晒，一条街臭烘烘。卫生局来消毒，打捞的时候，从沟底把秦癫子钩了起来，他裹得一身的污泥，硬邦邦的，像个四脚朝天的大乌龟，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掉到沟里去的。

讲句老实话，不是我卫护我们桂林人，我们桂林那个地方山明水秀，出的人物也到底不同些。容县、武宁，那些角落头跑出来的，一个个龇牙咧嘴。满口夹七夹八的土话，我看总带着些苗子种。哪里拼得上我们桂林人？一站出来，男男女女，谁个不沾着几分山水的灵气？我对那批老光杆子说：你们莫错看了我这个春梦婆，当年在桂林，我还是水东门外有名的美人呢！我替我们爷爷掌柜，桂林行营的军爷们，成群结队，围在我们米粉店门口，像是苍蝇见了血，赶也赶不走，我先生就是那样把我搭上的。也难怪，我们那里，到处青的山，绿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肤也洗得细白了。几时见过台北这种地方？今年台风，明年地震，任你是个大美人胎子，也经不起这些风雨的折磨哪！

包饭的客人里头，只有卢先生一个人是我们桂林小同乡，你一看不必问，就知道了。人家知礼识数，是个很规矩的读书人，在长春国校已经当了多年的国文先生了。他刚到我们店来搭饭，我记得也不过是三十五六的光景，一径斯斯文文的，眼也不抬，口也不开，坐下去便闷头扒饭，只有我替他端菜添饭的当儿，他才欠身笑着说一句：不该你，老板娘。卢先生是个瘦条个子，高高的，背有点佝，一杆葱的鼻子，青白的脸皮，轮廓都还在那里，原该是副很体面的长相；可是不知怎的，却把一头头发先花白了，笑起来，眼角子两撮深深的皱纹，看着出很老，有点血气不足似的。我常常在街上撞见他，身后领着一大队蹦蹦跳跳的小学生，过街的时候，他便站到十字路口，张开双臂，拦住来往的汽车，一面喊着：小心！小心！让那群小东西跑过街去。不知怎的，看见他那副极有耐心的样子，总使我想起我从前养的那只性情温驯的大公鸡来，那只公鸡竟会带小鸡的，它常常张着双翅，把一群鸡仔孵到翅膀下面去。

聊起来我才知道，卢先生的爷爷原来是卢兴昌卢老太爷。卢老太爷从前在湖南做过道台，是我们桂林有名的大善人，水东门外那间培道中学就是他办的。卢老奶奶最爱吃我们荣记的原汤米粉，我还跟着我们奶奶到过卢公馆去过呢。

“卢先生，”我对他说道，“我从前到过你们府上的，好体面的一间公馆！”

他笑了一笑，半晌，说道：

“大陆撤退，我们自己军队一把火，都烧光喽。”

“哦，糟蹋了。”我叹道。我还记得，他们园子里种满了有红有白的芍药花。

所以说，能怨我偏向人家卢先生吗？人家从前还不是好家好屋的，一样也落了难。人家可是有涵养，安安分分，一句闲话也没得。哪里像其他几个广西苗子？摔碗砸筷，鸡猫鬼叫，一肚子发不完的牢骚，挑我们饭里有沙子，菜里又有苍蝇。我就不由得光火，这个年头，保得住命就是造化，不将将就就的，还要刁嘴呢！我也不管他们眼红，卢先生的菜里，我总要加些料；牛肉是腱子肉，猪肉都是瘦的。一个礼拜我总要亲自下厨一次，做碗冒热米粉：卤牛肝、百叶肚、香菜麻油一浇，撒一把油炸花生米，热腾腾地端出来，我敢说，台北还找不出第二家呢，什么云南过桥米线！这碗米粉，是我送给卢先生打牙祭的，我这么巴结他，其实还不是为了秀华。

秀华是我先生的侄女儿，男人也是军人，当排长的，在大陆上一样地也没了消息。秀华总也不肯死心，左等右等，在间麻包工厂里替人织麻线，一双手都织出了老茧来，可是她到底是我们桂林姑娘，净净扮扮，端端正正的。我把她抓了来，点破她。

“乖女，”我说，“你和阿卫有感情，为他守一辈子，你这份心，是好的。可是你看看你婶娘，就是你一个好榜样。难道我和你叔叔还没有感情吗？等到今天，你婶娘等成了这副样子——不是我说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十几年前我就另打主意了。就算阿卫还在，你未必见得着他，要是他已经走了呢？你这番苦心，乖女，也只怕白用了。”

秀华终于动了心，掩面痛哭起来。是别人，我也懒得多事了，可是秀华和卢先生都是桂林人，要是两人配成了对，倒是一段极好的姻缘。至于卢先生那边，连他的家当我都打听清楚了。他房东顾太太是我的麻将搭子，那个湖北婆娘，一把刀嘴，世人落在她口里，都别想超生，可是她对卢先生却是百般卫护。她说她从来也没见过这么规矩的男人，省吃省用，除了拉拉弦子，哼几板戏，什么嗜好也没得。天天晚上，总有五六个小学生来补习。补得的钱便拿去养鸡。

“那些鸡呀，就是卢先生的祖爷爷祖奶奶！”顾太太笑道，“您家还没见过他侍候那些鸡呢，那份耐性！”

每逢过年，卢先生便提着两大笼芦花鸡到菜市场去卖，一只只鲜红的冠子，光光亮的羽毛——总有五六斤重，我也买过两只，屁股上割下一大碗肥油来。据顾太太估计，这么些年来，做会放息，利上裹利，卢先生的积蓄，起码有四、五万，老婆是讨得起的了。

于是一个大年夜，我便把卢先生和秀华都拘了来，做了一桌子的桂林菜，烫了一壶热热的绍兴酒。我把他们两个，拉了又拉，扯了又扯，合在一起。秀华倒有点意思，尽管抿着嘴巴笑，可是卢先生这么个大男人，反而害起臊来，我怂着他去跟秀华喝双杯，他竟脸红了。

“卢先生，你看我们秀华这个人怎么样？”第二天我拦住他问道。他忸怩了半天也答不上话来。

“我们秀华直赞你呢！”我瞅着他笑。

“不要开玩笑了——”他结结巴巴地说。

“什么开玩笑？”我截断他的话，“你快请请我，我替你做媒去，这杯喜酒我是吃定了——”

“老板娘，”卢先生突然放下脸来，一板正经地说道，“请你不要胡闹，我在大陆上，早订过婚了的。”

说完，头一扭，便走了。气得我浑身打颤，半天说不出话来，天下也有这种没造化的男人！他还想吃我做的冒热米粉呢！谁不是三百五一个月的饭钱？一律是肥猪肉！后来好几次他跑来跟我搭讪，我都爱理不理的，直到秀华出了嫁，而且嫁得一个很富厚的生意人，我才慢慢地消了心头那口气。到底算他是我们桂林人，如果是外乡佬！

一个九月中，秋老虎的大热天，我在店里流了一天的汗，到了下午五六点，实在熬不住了，我把店交给我们大师傅，拿把蒲扇，便走到巷口那个小公园里，去吹口风，透口气。公园里那棵榆树下，有几张石凳子，给人歇凉的。我一眼瞥见，卢先生一个人坐在那里。他穿着件汗衫，拖着双木板鞋，低着头，聚精会神地在拉弦子。我一听，他竟在拉我们桂林戏呢，我不由得便心痒了起来。从前在桂林，我是个大戏迷，小金凤、七岁红他们唱戏，我天天都去看的。

“卢先生，你也会桂林戏呀！”我走到他跟前说道。

他赶忙立起来招呼我，一面答道：

“并不会什么，自己乱拉乱唱的。”

我在他身旁坐下来，叹了一口气。

“几时再能听小金凤唱出戏就好了。”

“我也最爱听她的戏了。”卢先生笑着答道。

“就是呀，她那出《回窑》把人的心都给唱了出来！”

我说好说歹求了卢先生半天，他才调起弦子，唱了段《薛平贵回窑》。我没料到，他还会唱旦角呢，挺清润的嗓子，很有几分小金凤的味道：十八年老了王宝钏——听得我不禁有点刺心起来。

“人家王三姊等了十八年，到底把薛平贵等着了——”卢先生歇了弦子，我吁了一口气对他说，卢先生笑了一笑，没有做声。

“卢先生，你的未婚妻是谁家的小姐呀？”我问他。

“是罗锦善罗家的。”

“哦，原来是他们家的姑娘——”我告诉卢先生听，从前在桂林，我常到罗家缀玉轩去买他们的织锦缎，那时他们家的生意做得很轰烈的。卢先生默默地听着，也没有答话，半晌，他才若有所思地低声说道：

“我和她从小一起长大的，她是我培道的同学。”卢先生笑了一下，眼角子浮起两撮皱纹来，说着他低下头去，又调起弦子，随便地拉了起来。太阳偏下去了，天色暗得昏红，起了一阵风，吹在身上，温湿温湿的，吹得卢先生那一头花白的头发也颤动起来。我倚在石凳靠背上，闭起眼睛，听着卢先生那咿咿呀呀带着点悲酸的弦音，朦朦胧胧，竟睡了过去。忽儿我看见小金凤和七岁红在台上扮着《回窑》，忽儿那薛平贵又变成了我先生，骑着马跑了过来。

“老板娘——”

我睁开眼，却看见卢先生已经收了弦子立起身来，原来早已满天星斗了。

有一阵子，卢先生突然显得喜气洋洋，青白的脸上都泛起一层红光来。顾太太告诉我，卢先生竟在布置房间了，还添了一床大红丝面的被窝。

“是不是有喜讯了，卢先生？”有一天我看见他一个人坐着，抿笑抿笑的，我便问他道。卢先生脸上一红，往怀里掏了半天，掏出了一封信来，信封又粗又黄，却是折得端端正正的。

“是她的信——”卢先生咽了一下口水，低声说道，他的喉咙都哽住了。

他告诉我，他在香港的表哥终于和他的未婚妻联络上，她本人已经到了广州。

“要十根条子，正好五万五千块，早一点我也凑不出来——”卢先生结结巴巴地对我说。说了半天我才解过来他在讲香港偷渡的黄牛，带一个人入境要十根金条。卢先生一面说着，两手却紧紧地捏住那封信不肯放，好像在揪住他的命根子似的。

卢先生等了一个月，我看他简直等得魂不守舍了。跟他说话，他也恍恍惚惚的，有时一个人坐在那里，倏地低下头去，自己发笑。有一天，他来吃饭，坐下扒了一口，立起身便往外走，我发觉他脸色灰败，两眼通红。我赶忙追出去拦住他。

“怎么啦，卢先生？”

他停了下来，嘴巴一张一张，咿咿呜呜，半天也迸不出一句话来。

“他不是人！”突然他带着哭声地喊了出来，然后比手划脚，愈讲愈急，嘴里含着一枚橄榄似的，讲了一大堆不清不楚的话：他表哥把他的钱吞掉了，他托人去问，他表哥竟说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我攒了十五年——”他歇了半晌，嘿嘿冷笑了一声，喃喃自语地说道。他的头一点一点，一头花白的头发乱蓬蓬，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卢先生养的那些芦花鸡来，每年过年，他总站在菜市里，手里捧着一只鲜红冠子黑白点子的大公鸡，他把那些鸡一只只喂得那么肥。

大概有半年光景，卢先生一直茶饭无思，他本来就是个安静人，现在一句话也没得了。我看他一张脸瘦得还有巴掌大，便又恢复了我送给他打牙祭的那碗冒热米粉，哪晓得他连我的米粉也没胃口了，一碗总要剩下半碗来。有一个时期，一连两个礼拜，他都没来我们店里吃饭，我以为他生病，正要去看他，却在菜市场里碰见了他的房东顾太太。那个湖北婆娘一看见我，一把揪住我的膀子，一行走，一行咯咯地笑，啐两声，骂一句：

“这些男人家！”

“又有什么新闻了，我的顾大奶奶？”我让她揪得膀子直发疼，这个包打听，谁家媳妇偷汉子，她都好像守在人家床底下似的。

“这是怎么说？”她又狠狠地啐了一口，“卢先生那么一个人，也这么胡搞起来。您家再也猜不着，他跟什么人姘上了？阿春！那个洗衣婆。”

“我的娘！”我不由得喊了起来。

那个女人，人还没见，一双奶子先便擂到你脸上来了，也不过二十零点，一张屁股老早发得圆鼓隆咚。搓起衣裳来，肉弹弹的一身。两只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见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我顶记得，那次在菜场里，一个卖菜的小伙子，不知怎么犯着了她，她一双大奶先欺到人家身上，擂得那个小伙子直往后打了几个踉跄，噼噼啪啪，几泡口水，吐得人家一头一脸，破起嗓门便骂：干你老母鸡歪！那副泼辣劲，那一种浪样儿。

“阿春替卢先生送衣服，一来便钻进他房里，我就知道，这个台湾婆不妥得很。有一天下午，我走过卢先生窗户底，听见又是哼又是叫，还当出了什么事呢。我踮起脚往窗帘缝里一瞧，呸——”顾太太赶忙朝地下死劲吐了一泡口水，“光天化日，两个人在房里也那么赤精大条的，那个死婆娘骑在卢先生身上，蓬头散发活像头母狮子！撞见这种东西，老板娘，您家说说，晦气不晦气？”

“难怪，你最近打牌老和十三幺，原来瞧见宝贝了。”我不由得好笑，这个湖北九头鸟，专爱探人阴私。

“嚼蛆！”

“卢先生倒好，”我叹了一口气说，“找了一个洗衣婆来服侍他，日后他的衣裳被单倒是不愁没有人洗了。”

“天下的事就怪在这里了，”顾太太拍了一个响巴掌，“她服侍卢先生？卢先生才把她捧在手上当活宝贝似的呢。人家现在衣服也不洗了，指甲搽得红通通的，大模大样坐在那里听收音机的歌仔戏，卢先生反而累得像头老牛马，买了个火炉来，天天在房中炒菜弄饭给她吃。最气人的是，卢先生连床单也自己洗，他哪里洗得干净？晾在天井里，红一块，黄一块，看着不知道多恶心。”

第二天，我便在街上碰见了卢先生和阿春，两个人迎面走来。阿春走在前头，扬起头，耸起她那个大胸脯，穿得一身花红柳绿的，脸上鲜红的两团胭脂。果然，连脚趾甲都涂上了蔻丹，一双木屐，劈劈啪啪踏得混响，很标劲，很嚣张。卢先生却提着个菜篮子跟在她身后，他走近来的时候，我猛一看，吓了一大跳。我原以为他戴着顶黑帽子呢，哪晓得他竟把一头花白的头发染得漆黑，染得又不好，硬邦邦地张着；脸上大概还涂了雪花膏，那么粉白粉白的，他那一双眼睛却坑了下去，眼塘子发乌，一张惨白的脸上就剩下两个大黑洞。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从前在桂林看戏，一个叫白玉堂的老戏子来，五十大几了，还唱扇子生。有一次我看他的《宝玉哭灵》，坐在前排，他一唱哭头，那张敷满了白粉的老脸上，皱纹陡地统统现了出来，一张嘴，便露出了一口焦黑的烟屎牙，看得我心里直难过，把个贾宝玉竟唱成了那副模样。卢先生和我擦肩而过，把头一扭，装着不认识，跟在那个台湾婆的屁股后头便走了。

卢先生和阿春的事情，我们长春路的人都传反了，我是说卢先生遭阿春打伤了那桩公案。阿春在卢先生房里偷人，偷那个擦皮鞋的马仔，卢先生跑回去捉奸，马仔一脚把他踢倒地上，逃跑了，卢先生爬起来，打了阿春两个耳光子。

“就是那样闯下了大祸！”顾太太那天告诉我，“天下也有那样凶狠的女人？您家见过吗？三脚两跳她便骑到了卢先生身上，连撕带扯，一口过去，把卢先生的耳朵咬掉了大半个。要不是我跑到街上叫救命，卢先生一定死在那个婆娘的手里！”

顾太太一直喊倒楣，家里出了那种丑事。她说依她的性子，当天就要把卢先生撵出去，可是卢先生实在给打狠了，躺在床上动都动不得。卢先生伤好以后，又回到了我们店里包饭了。他身上耗剩了一把骨头，脖子上的几条青疤还没有褪；左边耳朵的耳垂不见了，上面贴着一块白胶布，他那一头染过的头发还没洗干净，两边太阳穴新冒出的发脚子仍旧是花白的，头顶上却罩着一个黑盖子，看着不知道有多滑稽，我们店里那些包饭的广西佬，一个个都挤眉眨眼瞅着他笑。

有一天，我在长春国校附近的公共汽车站那边，撞见卢先生。他正领着一群刚放学的小学生，在街上走着，那群小学生叽叽喳喳，打打闹闹的，卢先生走在前面，突然他站住回过头去，大喊一声：

“不许闹！”

他的脸紫胀，脖子粗红，额上的青筋都叠暴起来，好像气得什么似的。那些小学生都吓了一跳，停了下来，可是其中有一个小毛丫头却骨碌骨碌地笑了起来。卢先生跨到她跟前，指到她脸上喝道：

“你敢笑？你敢笑我？”

那个小毛丫头甩动着一双小辫子，摇摇摆摆笑得更厉害了。卢先生啪的一巴掌便打到了那个小毛丫头的脸上，把她打得跌坐到地上去，“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卢先生又叫又跳，指着坐在地上的那个小毛丫头，骂道：

“你这个小鬼，你也敢来欺负老子？我打你，我就是要打你！”

说着他又伸手去揪那个小毛丫头的辫子。那些小学生吓得哭的哭，叫的叫。路上的行人都围了过去，有的哄着那些小孩子，有两个长春国校的男老师却把卢先生架着拖走了。卢先生一边走，两只手臂犹自在空中乱舞，满嘴冒着白泡子，喊道：

“我要打死她！我要打死她！”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卢先生，第二天，他便死了。顾太太进到他房间时，还以为他伏在书桌上睡觉，他的头靠在书桌上，手里捏着一管毛笔，头边堆着一叠学生的作文簿。顾太太说验尸官验了半天，也找不出毛病来，便在死因栏上填了“心脏麻痹”。

顾太太嘱咐我，以后有生人来找房子，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卢先生是死在她家里的。她请了和尚道士到她家去念经超度，我也去买了钱纸蜡烛来，在我们店门口烧化了一番。卢先生在我们店里进进出出，总也有五六年了。李老头子、秦癫子，我也为他们烧了不少钱纸呢。

我把卢先生的账拿来一算，还欠我两百五十块。我到派出所去拿了许可证，便到顾太太那儿，去拿点卢先生的东西来做抵押。我们做小生意的，哪里赔得起这些闲钱。顾太太满面笑容过来招呼我，她一定以为我去找她打牌呢。等她探明了我的来意，却冷笑了一声说道：

“还有你的份？他欠我的房钱，我向谁讨？”

她把房门钥匙往我手里一塞，便径自往厨房里去了。我走到卢先生房中，里面果然是空空的。书桌上堆着几本旧书，一个笔筒里插着一把破毛笔。那个湖北婆不知私下昧下了多少东西！我打开衣柜，里面挂着几件白衬衫，领子都翻毛了，柜子角落头却塞着几条发了黄的女人的三角裤。我四处打量了一下，却发现卢先生那把弦子还挂在墙壁上，落满了灰尘。弦子旁边，悬着几幅照片，我走近一瞧，中间那幅最大的，可不是我们桂林水东门外的花桥吗？我赶忙爬上去，把那幅照片拿了下来，走到窗户边，用衣角把玻璃框擦了一下，借着亮光，觑起眼睛，仔细地瞧了一番。果然是我们花桥，桥底下是漓江，桥头那两根石头龙柱还在那里，柱子旁边站着两个后生，一男一女，男孩子是卢先生，女孩子一定是那位罗家姑娘了。卢先生还穿着一身学生装，清清秀秀，干干净净的，戴着一顶学生鸭嘴帽。我再一看那位罗家姑娘，就不由得暗暗喝起彩来。果然是我们桂林小姐！那一身的水秀，一双灵透灵透的凤眼，看着实在叫人疼怜。两个人，肩靠肩，紧紧地依着，笑眯眯的，两个人都不过是十八九岁的模样。

卢先生房里，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搜不出，我便把那幅照片带走了，我要挂在我们店里，日后有广西同乡来，我好指给他们看，从前我爷爷开的那间花桥荣记，就在漓江边，花桥桥头，那个路口子上。

秋　思

“林小姐，你说老实话，万大使夫人跟我，到底谁经得看些？”

华夫人斜倚在她卧房中一张高靠背红丝绒的沙发上，对年轻的美容师林小姐问道。

林小姐坐在华夫人脚跟前的矮凳上，正在替华夫人修剔手指甲，她的腿上搁着一盒各式各样的小剪刀，一共八把。

“夫人说的什么话？”林小姐抬起头来，抗议道，“万夫人怎么能跟夫人比？”

“她还到我们宜香美容院来动过手术呢。”林小姐噗哧地笑了一下，又说道。

“是吗？”华夫人从沙发上坐起来，她刚做完脸，脸上的脂粉已经敷得均匀妥当，一双修得细细的眉毛，一直刷到了鬓边去，“这是几时的事呀？”

“夫人千万别说是我讲的，”林小姐压低了嗓子，“就是去年春天，周大夫替她拉的皮，不知手术有问题，还是她的皮肤本来就不好，最近额头上有点松下来了。每次去替她做脸，她就向我发脾气——万夫人好难侍候啊！”林小姐摇头笑叹道，华夫人也跟着笑了起来。她靠回沙发椅背上，仰着头，合上眼睛，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不是我当着夫人说，”林小姐放下剪刀，捧起华夫人那只右手，满脸羡艳的神情，“我看过的台北这起夫人太太们，夫人的皮肤要数第一！我从来没见过，竟也有生得这样好的皮色！”

华夫人将她那只左手伸了出去，觑起眼睛，自己观赏着，她左手的指甲已经修剔过了，尖尖的，晶莹闪亮，一把春葱似的雪白手指，玲珑地翘了起来，无名指上套着一枚绿汪汪的翡翠环子。

“还好什么——”华夫人微笑着，叹了一口气。

“夫人会保养，皮肤一直这么细嫩。”林小姐小心翼翼地将华夫人那只右手收回到自己的膝盖上。

“其实也没怎么保养，喏，你瞧，”华夫人朝她的梳妆台努了一努嘴，一张乳白描金法国式的梳妆台上，从一端到另一端，摆满了五彩琳琅的玻璃瓶罐，“那些东西白放着罢了——都是我女儿从外国寄回来的，那个女孩子百般怂恿我，要我打扮。”

“夫人好福气，小姐这么孝顺。”

“什么孝顺？女孩子胡闹！”华夫人笑道，“那天万夫人当着人还笑我，叫我‘摩登外婆’，其实她呀，才摩登呢。蓝的，绿的，眼圈膏子那么搽着——”

“可不是嘛？”林小姐接腔道，“每次我总得替她在眼塘子上按摩百把下，她还一径嫌少呢。万夫人有了眼袋子，不涂眼圈膏是遮不住的。”

说着林小姐跟华夫人又笑了起来。林小姐把华夫人那只修剪得玲珑剔透的右手捧在手中，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一般，翻过来，翻过去，从化妆箱中拿出了一排十二色的指甲油来。

“夫人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衣裳呢？”

“就是那件。”华夫人指向床那边，床上平铺着一袭宝蓝底起黑水纹的印度真丝旗袍。

“宝蓝配绛红，夫人觉得怎么样？”林小姐抽出一瓶紫红的指甲油来。

“今天我戴的是玉器，可还压得住？”华夫人拿过那瓶指甲油跟她左手食指上那枚大翡翠环比了一下。

“这种红，不扎眼，配玉器，正好。”

“那么，就是这个吧。”

华夫人伸出右手，身子又靠到沙发上，径自闭目养神起来。

“夫人，”女佣阿莲走了进来报告道，“万大使夫人又打电话来催。秦夫人、薛夫人都到了，请夫人马上到万公馆去。”

“也没见过，又来催魂了！”华夫人犹自闭着眼睛，笑道，“你去跟万夫人说，半个钟头内，我一定到——阿莲——”

阿莲走到房门口，又回头停住了脚。华夫人坐起来，思索了一下。

“万夫人问起你，就说我正在换衣裳，别告诉她林小姐在这里。”

“晓得了，夫人。”阿莲笑应道，走了出去。

华夫人和林小姐也相视而笑了起来。林小姐把一盒子八把剪刀，统统收拾起来。

“这几个麻将精！”华夫人摇头笑叹道，款款地立起身，“天天都来捉我，真教她们缠得受不了。”

林小姐赶紧过去，把搁在床上那蓝丝旗袍捧过来，帮着华夫人换上。

“林小姐，你瞧瞧，我实在不喜欢，”华夫人坐在梳妆台前，对着镜子，头转过来，转过去，她的眉头皱了起来，“今天我到百乐美去，我那个十三号又病了，是个生手给我做的头，一头头发都让他梳死了！”

“我来替您挑松一下，您再看看。”

林小姐在梳妆台上，拣了一把尖柄子的梳子，替华夫人把她那个高耸的贵妃髻挑梳着。华夫人将台面上一只首饰盒打开，里面摆着一套翡翠玉器：一对吊珠耳坠，一串连环手钏，一面海棠叶大的夔凤佩，华夫人拈起那面玉佩，锁到心口上去，一面抚着那片润凉的玉饰，镜子里，她看见她那只雪白的手，衬在她那袭宝蓝的丝旗袍上，手里捏着一只碧莹莹的夔凤，春葱似的一把手指，指尖红得血点子一般。

“哦——又有了吗？”华夫人抬眼问道，她声音有些颤抖，她从镜子中看见林小姐正俯下头，觑着眼，在她右鬓上角的头发里翻找着。

“只有一两根，”林小姐悄声答道，“我替您再抿几下，就看不出来了。”

林小姐又小心翼翼地替华夫人拢了好几下头发。

“您看行了吗？夫人。”

华夫人欠身凑近镜子面前，偏着头，端详良久，最后用手轻轻地摩挲了几下她的右鬓，才沉吟着说道：

“就这样吧，林小姐，谢谢你。”

华夫人走到花园里，一阵凉风迎面吹过来，把她的大衣都撩开了。她赶忙将大衣扣子扣上，一面戴上她那副珠灰的丝手套。园子里一道夕阳，斜铺在草坪上，那些朝鲜草草尖子已经泛着点点的黄斑，通到大门的那条石径上，几片落叶，给风吹得簌簌地在打转子。华夫人在石径上走了几步，突然一阵冷香，袭到了她面上来，她回头望去，看见墙东一角，那一片“一捧雪”开得翻腾了起来，她不由得煞住了脚，若有所思地迟疑了片刻，终于回头踅了过去。她踱到那畦“一捧雪”眼前，俯下身，深深吸了一口气。那几十株齐腰的白菊花，一团团，一簇簇，都吐出拳头大的水晶球子来了，白茸茸的一片，真好像刚落下来的雪花一般，华夫人又凑近一朵大白菊，嗅了一下。人家都说这就是台湾最上品的白菊花了，在新公园的花展还得过特别奖呢，只是太娇弱了些，去年种下去，差不多都枯死了，她叫花匠敷了一个春天的鸡毛灰，才活过来，倒没料到，一下子，竟开得这般繁盛起来了。怪道上次万吕如珠来的时候，这些“一捧雪”刚打苞，她已经抱怨她：华夫人，你这些菊花真的那么尊贵吗？也舍不得送我们两枝插插盆。万夫人在学日文。万夫人在学茶道。万夫人又在学插花了！还是跟什么京子小姐学的。万吕如珠——那个女人，也懂得茶道、花道吗？弄得一屋子的盆儿、罐儿、壶儿、杯儿——都是从日本买来的，她说，现在日本东西做得不知道多么好！东京战后不知道多么繁华！奇怪，现在日本人的模样儿也变得体面起来了！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万大使要外放日本了似的，连走步路，筛壶茶，也那么弯腰驼背，打恭作揖，周身都沾了东洋婆的腔调儿。难道这些极尊贵的“一捧雪”就任她拿去随便糟蹋了不成？华夫人掐下一枝并蒂的菊花，一对花苞子颤袅袅地迎风抖着，可是她知道万吕如珠最是个好虚面子，嘴上不饶人的女人，花苞子选小些给她，恐怕都要遭她哂笑一番呢，“摩登外婆！”好像她自己还未曾当祖奶奶似的。华夫人跨进了那片花丛中，巡视了一番，她看到中央有一两棵花朵特别繁盛，她走向前去，用手把一些枝叶拨开，在那一片繁花覆盖着的下面，她赫然看见，原来许多花苞子，已经腐烂死去，有的枯黑，上面发了白霉，吊在枝桠上，像是一只只烂馒头，有的刚萎顿下来，花瓣都生了黄锈一般，一些烂苞子上，斑斑点点，爬满了菊虎，在啃啮着花心，黄浊的浆汁，不断地从花心流淌出来。一阵风掠过，华夫人嗅到菊花的冷香中夹着一股刺鼻的花草腐烂后的腥臭，她心中微微一震，她仿佛记得，那几天，他房中也一径透着这股奇怪的腥香，她守在他床边，看着医生用条橡皮管子，插在他喉头上那个肿得发亮，乌黑的癌疽里，昼夜不停地在抽着脓水，他床头的几案上，那只白瓷胆瓶里，正插着三枝碗大一般的白菊花，那是她亲自到园里去采来插瓶的。园里那百多株“一捧雪”都是栖霞山移来的名种，那年秋天，人都这样说，日本鬼打跑了，阳澄湖的螃蟹也肥了，南京城的菊花也开得分外茂盛起来。他带着他的军队，开进南京城的当儿，街上那些老头子老太婆们又哭又笑，都在揩眼泪，一个城的爆竹声，把人的耳朵都震聋了。她也笑得弯下了身去，对他说道：“欢迎将军，班师回朝——”他挽着她，他的披风吹得飘了起来，他的指挥刀，挂在他腰际，铮铮锵锵，闪亮的，一双带白钢刺的马靴踏得混响，挽着她一同走进了园子里，他擎着一杯白兰地，敬到她唇边，满面笑容地低声唤道：芸香——满园子里那百多株盛开的“一捧雪”，都在他身后招翻得像一顷白浪奔腾的雪海一般。那年秋天，人人都说：连菊花也开得分外茂盛起来——

“夫人，车子已经开出来了。”

华夫人抬起头来，她看见老花匠黄有信正站在石径上，白眉白鬓，抖瑟地佝着背，手里执着一柄扫落叶的竹扫帚。华夫人迟疑了一下，又随手掐下一枝菊花，才从花丛里跨了出来，往大门走去，一束白簇簇的“一捧雪”拥在她胸前。

“黄有信——”华夫人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

“是，夫人。”黄有信停下扫帚应道。

“你去把那些菊花修剪一下，有好些已经残掉了。”

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

每次总是这样的，每次总要等到满天里那些亮晶晶的星星，一颗一颗，渐渐黯淡下去的时分，他才靠在新公园荷花池边的石栏杆上，开始对我们诉说起他的那些故事来。或许是个七八月的大热天，游冶的人，在公园里，久久留连不去，于是我们都在水池边的台阶上，绕着池子，一个踏着一个的影子，忙着在打转转。浓热的黑暗中，这里浮动着一绺白发，那里晃动着一颗残秃的头颅，一具佝偻的身影，急切的，探索的，穿过来，穿过去，一直到最后一双充满了欲望的眼睛，消逝在幽冥的树丛中，我们才开始我们的聚会。那时，我们的腿子，已经酸疲得抬不起来了。

我们都称他“教主”。原始人阿雄说：他们山地人在第一场春雨来临的时节，少男都赤裸了身子，跑到雨里去跳祭春舞，每次总由一个白发白须的老者掌坛主祭。那次我们在万华黑美郎家里开舞会，原始人阿雄喝醉了，脱得赤精，跳起他们山地人的祭春舞来。原始人是个又黑又野的大孩子，浑身的小肌肉块子，他奔放地飞跃着，那一双山地人的大眼睛，在他脸上滚动得像两团黑火——我们的导演教授莫老头说，阿雄天生来就是个武侠明星——我们都看得着了迷，大家框喝着，撕去了上衣，赤裸了身子，跟着原始人跳起山地的祭春舞来。跳着跳着，黑美郎突然爬到了桌子上，扭动着他那蛇一般细滑的腰身，发了狂一样，尖起他小公鸡似的嗓子喊着宣布道：

“我们是祭春教！”

除了他，你想想，还有谁够资格来当我们祭春教的教主呢？当然，当然，他是我们的爷爷辈，可是公园里那批夜游神中，比他资格老的，大有人在。然而他们猥琐，总缺少像教主那么一点服众的气派。因为教主的来历到底与众不同，三〇年代，他是上海明星公司的红星——这都是黑美郎打听出来的，黑美郎专喜欢往那些老导演的家里钻，拜他们的太太做干娘。黑美郎说，默片时代，教主红遍了半边天，他看过教主在《三笑》里饰唐伯虎的剧照。

“你们再也不会相信——”

黑美郎做作地咧开嘴巴，眼睛一翻一翻，好像喘不过气来了似的。可是教主只红过一阵子，有声片子一来，他便没落了，因为他是南方人，不会说国语。莫老头告诉黑美郎当时他们明星公司的人，都取笑教主，叫他：“照片小生朱焰。”那天晚上，在公园水池的石栏杆边，我们赶着教主叫他朱焰时，他突然回过身来，竖起一根指头，朝着我们猛摇了几下：

“朱焰？朱焰吗？——他早就死了！”

我们都笑了起来，以为他喝醉了。那晚教主确实醉得十分厉害，他那一头花白的头发，蓬得一绺一绺的，在风里直打颤。他紧皱着眉头，额上那三条皱纹陷得愈更深了，你看过吗？一个人的皱纹竟会有那么深！好像是用一把尖刀使狠劲划出来的，三条，端端正正，深得发了黑，横在他那宽耸的额上。高个子，宽肩膀，从前他的身材一定是很帅的，可是他的背项已经佝垂了，一径裹着他那件人字呢灰旧的秋褛，走起来，飘飘曳曳，透着无限衰飒的意味。可是他那双奇怪的眼睛——到底像什么呢？在黑暗里，两团碧荧荧的，就如同古墓里的长明灯一般，一径焚着那不肯消灭的火焰。

“你们笑什么？”他看见我们笑做一团，对我们喝问道：“你们以为你们自己就能活得很长吗？”他走过去，把原始人阿雄的胸膛戳了一下，“你以为你的身体很棒吗？你以为你的脸蛋儿长得很俏吗？”他倏地扳起了黑美郎的下颏，“你们以为你们能活到四十？五十？有的人活得长，喏，像他——”他指着公园围墙边一个摆测字摊正在合着眼睛点头打盹的老头儿。“他可以活到胡须拖到地上，脸上只剩下几个黑窟窿——还在那里活着！可是朱焰死得早，民国十九、二十、二十一——三年，朱焰只活了三年——”他掐着指头冷笑了起来，“‘唐伯虎’？他们个个都赶着叫他，可是《洛阳桥》一拍完，他们却说：‘朱焰死了！’他们要申报宣布朱焰的死亡：‘艺术生命死亡的演员。’他们把他推到井里去，还要往下砸石头呢。活埋他！连他最后喘一口气的机会也不给——”

他说着突然双手叉住了自己的脖子；眼睛凸了出来，喉头发着呃呃的呜咽，一脸紫胀，神情十分恐怖，好像真的快给人家扼断了气一般。我们都笑了，以为他在做戏，教主确实有戏剧天才，无论学什么，都逼真逼肖。黑美郎说，教主原可以成为一个名导演的，可是他常酗酒，而且一身的傲骨头，把明星都得罪了，所以一流片子，总也轮不到他去导。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教主放开了手对我们喊道，“小老弟，你们没尝过让人家活埋的滋味，那就好像你的脖子给人家掐住了，喊不出声音来，可是你的眼睛却看得见他们的脸，耳朵听得见他们的声音，你看得见他们在水银灯下拿着摄影机对准了你射，而你呢？你的脉搏愈跳愈慢，神经一根根麻死，眼睁睁的，你看着你的手脚一块块烂掉！所以我咬紧了牙关对我的白马公子说：‘孩子，你一定要替我争这口气。’姜青是个好孩子，我实在不能怨他。《洛阳桥》在上海大光明开演的那天，静安寺路上的交通都给挤断了。当他骑着白马，穿着水绿的丝绸袍子在银幕上一亮相的那一刻，我在戏院里听得到自己的声音在心中喊了起来：‘朱焰复活了！朱焰复活了！’为了重拍《洛阳桥》，我倾家荡产，导演他的时候，有一次，我把他的脸上打出了五条血印子来。可是有谁知道我心中多么疼惜他？‘朱焰的白马公子’，人家都叫他。姜青天生来是要做大明星的，他身上的那股灵气——小老弟，你不要以为你们长得俊——你们一个也没有！”教主朝着我们一个个指点了一轮，当他指到黑美郎脸上时，黑美郎把嘴巴一撇，冷笑了一声，我们都大笑了起来。黑美郎自以为是个大美人，他说他将来一定要闯到好莱坞去，我们都劝他订做一双高跟鞋；他才五呎五吋，好莱坞哪里有那么矮的洋女人来和他配戏呢？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教主突然一把捉住了原始人阿雄的膀子，阿雄吓了一跳，笑着挣扎了起来，可是教主狠狠地抓住他不放，白发蓬蓬的大头擂到了阿雄脸上去，“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孩子，’我说，‘你是个天才，千万不要糟蹋了。’第一眼我就知道林萍是个不祥之物！那个小妖妇抛到地上连头发也没有伤一根，而且她还变成了天一的大红星哩！他呢？他坐在我送给他的那部跑车里烧成了一块黑炭。他们要我去收尸，我拒绝，我拒绝去认领。那堆焦肉不是我的白马公子——”教主的喉头好像鲠住了一块骨头一般，咿哩喔噜地渐渐语言不清起来：“烧死了——我们都烧死了——”他喃喃地念了几句，他那双碧荧荧的眼睛，闪得跳出了火星子来。阿雄挣脱了他，喘着气赶快跑回我们堆子里。教主倚在石栏杆边，微微垂下了头，一大绺花白的头发跌挂了下来。他身后那轮又黄又大的月亮，已经往公园西边那排椰子树后，冉冉地消沉下去了，池子里的荷花叶香气愈来愈浓，黑美郎踮起了脚尖，张开手臂，伸了一个懒腰，哦哦地打了几个呵欠，我们都开始有了睡意。

有一个时期，一连几个月，公园里突然绝了教主的踪迹。我们圈内谣传纷纷，都说教主让四分局的警察抓到监狱里去了，而且据说他是犯了风化案——那是一个三水街的小幺儿传出来的。那个小幺儿说，那天晚上，他从公园出来，走过西门町，在中华商场的走廊上，恰好撞见教主，他在追缠着一个男学生。那个小幺儿咂着嘴说：那个男学生长得真个标致！教主的样子醉得很厉害，连步子都不稳了。他摇摇晃晃地赶着那个男学生，问他要不要当电影明星。那个男学生起先一面逃，一面回头笑，后来在转角的地方，教主突然追上前去，张开手臂便将那个男学生搂到了怀里去，嘴里又是“洛阳桥”，又是“白马公子”地咕哝着。那个男学生惊叫了起来，路上登时围拢了一大堆人，后来把警察也引去了。

一天晚上，我们终于又在公园里看到了教主。那是个不寻常的夏夜，有两个多月，台北没有下过一滴雨。风是热的，公园里的石阶也是热的，那些肥沃的热带树木，郁郁蒸蒸，都是发着暖烟。池子里的荷花，一股浓香，甜得发了腻。黑沉沉的天空里，那个月亮——你见过吗？你见过那样淫邪的月亮吗？像一团大肉球，充满了血丝，肉红肉红地浮在那里。公园里的人影幢幢，像走马灯，急乱地在转动着。黑美郎坐在台阶中央的石栏杆上。他穿了一身猩红的紧身衫，黑短裤，一双露着大脚趾的凉鞋，他仰着面，甩动着一双腿子，炫耀得像一只初开屏的小孔雀，他刚在莫老头导演的《春晓》里，捞到了一个角色，初次上镜头，得意得忘了形。原始人阿雄也不甘示弱，有心和黑美郎抢镜头似的，他穿了一件亮紫的泰丝衬衫，把上身箍成了一个倒三角。一条白帆布的腊肠裤，紧绷绷地贴在他鼓胀的大腿上，裤头一个鹅卵大的皮带铜环，银光闪闪。他全身都暴露着饱和的男性，而且还夹着他那一股山地人特有的原始犷野。他和黑美郎坐在一块儿，确实是公园里最触目的一对，可是三水街的那一帮小幺儿，却并没有因此占了下风，他们三五成群的，勾着肩，搭着背，木屐敲得混响，在台阶上，示威似的，荡过来荡过去，嘴里哼着极妖冶的小调儿。有一个肥胖秃头穿了花格子夏威夷衫的外国人，鬼祟地，探索着走了过来，那些小幺儿便肆无忌惮地叫了起来：

“哈啰！”

公园里正在十分闹忙的当儿，教主突然出现了。他来得那么意外，大家都慑住了似的，倏地静了下来，默默地看着他那高大的身影移上了台阶来。教主穿了一身崭新发亮的浅蓝沙市井西装，全身收拾得分外整洁，衬得他那一头花白的头发愈发醒目，可是他脚下的步子却十分地吃力，竟带着受了伤的蹒跚。大概他在狱里吃了不少的苦头，刑警的手段往往很毒辣的，尤其是对待犯了这种风化案的人。有一个三水街的小幺儿拉错了客，让刑警抓去，狠狠地修理了一番，他出来时，吓哑了，见了人只会张嘴啊啊地叫，人家说，是用橡皮管子打的。教主拖着脚，缓重地、矜持地，一步一步终于踅到了台阶末端的石栏杆边去。他一个人，独自伫立着，靠在栏杆上，仰起了那颗白发蓬蓬的头，他那高大削瘦的身影，十分嶙峋，十分傲岸，矗立在那里，对于周围掀起的一阵窃窃私语及嗤笑，他都装做不闻不问似的。顷刻间，台阶上又恢复了先前的闹忙。夜渐渐深了，台阶上的脚步，变得愈来愈急灼，一只只的脚影都在追寻，在企探，在渴求着。教主孤独地立在那里，一直到那团肉球般的红月亮，从他身后恹恹下沉的当儿，他才离开公园。他走的时候，携带了一个三水街的小幺儿一同离去，那个小幺儿叫小玉，是个面庞长得异样姣好的小东西，可是却是一个瘸子，所以一向没有什么人理睬。教主搂着这个小幺儿的肩，两个人的身影，一大一小，颇带残缺地，蹭蹬到那丛幽暗的绿珊瑚里去。

游园惊梦

钱夫人到达台北近郊天母窦公馆的时候，窦公馆门前两旁的汽车已经排满了，大多是官家的黑色小轿车，钱夫人坐的计程车开到门口她便命令司机停了下来。窦公馆的两扇铁门大敞，门灯高烧，大门两侧一边站了一个卫士，门口有个随从打扮的人正在那儿忙着招呼宾客的司机。钱夫人一下车，那个随从便赶紧迎了上来，他穿了一身藏青哔叽的中山装，两鬓花白。钱夫人从皮包里掏出了一张名片递给他，那个随从接过名片，即忙向钱夫人深深地行了一个礼，操了苏北口音，满面堆着笑容说道：

“钱夫人，我是刘副官，夫人大概不记得了？”

“是刘副官吗？”钱夫人打量了他一下，微带惊愕地说道，“对了，那时在南京到你们大悲巷公馆见过你的。你好，刘副官。”

“托夫人的福。”刘副官又深深地行了一礼，赶忙把钱夫人让了进去，然后抢在前面用手电筒照路，引着钱夫人走上一条水泥砌的汽车过道，绕着花园直往正屋里行去。

“夫人这向好？”刘副官一行引着路，回头笑着向钱夫人说道。

“还好，谢谢你，”钱夫人答道，“你们长官夫人都好呀？我有好些年没见着他们了。”

“我们夫人好，长官最近为了公事忙一些。”刘副官应道。

窦公馆的花园十分深阔，钱夫人打量了一下，满园子里影影绰绰，都是些树木花草，围墙周遭，却密密地栽了一圈椰子树，一片秋后的清月，已经升过高大的椰子树干子来了。钱夫人跟着刘副官绕过了几丛棕榈树，窦公馆那座两层楼的房子便赫然出现在眼前，整座大楼，上上下下灯火通明，亮得好像烧着了一般；一条宽敞的石级引上了楼前一个弧形的大露台，露台的石栏边沿上却整整齐齐地置了十来盆一排齐胸的桂花，钱夫人一踏上露台，一阵桂花的浓香便侵袭过来了。楼前正门大开，里面有几个仆人穿梭一般来往着。刘副官停在门口，哈着身子，做了个手势，毕恭毕敬地说了声：

“夫人请。”

钱夫人一走入门内前厅，刘副官便对一个女仆说道：

“快去报告夫人，钱将军夫人到了。”

前厅只摆了一堂精巧的红木几椅，几案上搁着一套景泰蓝的瓶尊，一只观音尊里斜插了几枝万年青；右侧壁上，嵌了一面鹅卵形的大穿衣镜。钱夫人走到镜前，把身上那件玄色秋大衣卸下，一个女仆赶忙上前把大衣接了过去。钱夫人往镜里瞟了一眼，很快地用手把右鬓一绺松弛的头发抿了一下，下午六点钟才去西门町红玫瑰做的头发，刚才穿过花园，吃风一撩，就乱了。钱夫人往镜子又凑近了一步，身上那件墨绿杭绸的旗袍，她也觉得颜色有点不对劲儿。她记得这种丝绸，在灯光底下照起来，绿汪汪翡翠似的，大概这间前厅不够亮，镜子里看起来，竟有点发乌。难道真的是料子旧了？这份杭绸还是从南京带出来的呢，这些年都没舍得穿，为了赴这场宴才从箱子底拿出来裁了的。早知如此，还不如到鸿翔绸缎庄买份新的。可是她总觉得台湾的衣料粗糙，光泽扎眼，尤其是丝绸，哪里及得上大陆货那么细致，那么柔熟？

“五妹妹到底来了。”一阵脚步声，窦夫人走了出来，一把便攥住了钱夫人的双手笑道。

“三阿姊，”钱夫人也笑着叫道，“来晚了，累你们好等。”

“哪里的话，恰是时候，我们正要入席呢。”

窦夫人说着便挽着钱夫人往正厅走去。在走廊上，钱夫人用眼角扫了窦夫人两下，她心中不禁觇敲起来；桂枝香果然还是没有老。临离开南京那年，自己明明还在梅园新村的公馆替桂枝香请过三十岁的生日酒，得月台的几个姐妹淘都差不多到齐了——桂枝香的妹子后来嫁给任主席任子久做小的十三天辣椒，还有她自己的亲妹妹十七月月红——几个人还学洋派凑份子替桂枝香订制了一个三十寸双层的大寿糕，上面足足插了三十根红蜡烛。现在她总该有四十大几了吧？钱夫人又朝窦夫人瞄了一下。窦夫人穿了一身银灰洒朱砂的薄纱旗袍，足上也配了一双银灰闪光的高跟鞋，右手的无名指上戴了一只莲子大的钻戒，左腕也笼了一副白金镶碎钻的手串，发上却插了一把珊瑚缺月钗，一对寸把长的紫瑛坠子直吊下发脚外来，衬得她丰白的面庞愈加雍容矜贵起来。在南京那时，桂枝香可没有这般风光，她记得她那时还做小，窦瑞生也不过是个次长，现在窦瑞生的官大了，桂枝香也扶了正，难为她熬了这些年，到底给她熬出了头了。

“瑞生到南部开会去了，他听说五妹妹今晚要来，还特地着我向你问好呢。”窦夫人笑着侧过头来向钱夫人说道。

“哦，难为窦大哥还那么有心。”钱夫人笑道。一走近正厅，里面一阵人语喧笑便传了出来。窦夫人在正厅门口停了下来，又握住钱夫人的双手笑道：

“五妹妹，你早就该搬来台北了，我一直都挂着，现在你一个人住在南部那种地方有多冷清呢？今夜你是无论如何缺不得席的——十三也来了。”

“她也在这儿吗？”钱夫人问道。

“你知道呀，任子久一死，她便搬出了任家。”窦夫人说着又凑到钱夫人耳边笑道，“任子久是有几份家当的，十三一个人也算过得舒服了。今晚就是她起的哄，来到台湾还是头一遭呢。她把‘赏心乐事’票房里的几位朋友搬了来，锣鼓笙箫都是全的，他们还巴望着你上去显两手呢。”

“罢了，罢了，哪里还能来这个玩意儿！”钱夫人急忙挣脱了窦夫人，摆着手笑道。

“客气话不必说了，五妹妹，连你蓝田玉都说不能，别人还敢开腔吗？”窦夫人笑道，也不等钱夫人分辩便挽了她往正厅里走去。

正厅里东一堆西一堆，锦簇绣丛一般，早坐满了衣裙明艳的客人。厅堂异常宽大，呈凸字形，是个中西合璧的款式。左半边置着一堂软垫沙发，右半边置着一堂紫檀硬木桌椅，中间地板上却隔着一张两寸厚刷着二龙抢珠的大地毯。沙发两长四短，对开围着，黑绒底子洒满了醉红的海棠叶儿，中间一张长方矮几上摆了一只两尺高天青细瓷胆瓶，瓶里冒着一大蓬金骨红肉的龙须菊。右半边八张紫檀椅子团团围着一张嵌纹石桌面的八仙桌，桌上早布满了各式的糖盒茶具。厅堂凸字尖端，也摆着六张一式的红木靠椅，椅子三三分开，圈了个半圆，中间缺口处却高高竖了一档乌木架流云蝙蝠镶云母片的屏风。钱夫人看见那些椅子上搁满了铙钹琴弦，椅子前端有两个木架，一个架着一只小鼓，另一个却齐齐地插了一排笙箫管笛。厅堂里灯光辉煌，两旁的座灯从地面斜射上来，照得一面大铜锣金光闪烁。

窦夫人把钱夫人先引到厅堂左半边，然后走到一张沙发跟前对一位五十多岁穿了珠灰旗袍，戴了一身玉器的女客说道：

“赖夫人，这是钱夫人，你们大概见过的吧？”

钱夫人认得那位女客是赖祥云的太太，以前在南京时，社交场合里见过几面，那时赖祥云大概是个司令官，来到台湾，报纸上倒常见到他的名字。

“这位大概就是钱鹏公的夫人了？”赖夫人本来正和身旁一位男客在说话，这下才转过身来，打量了钱夫人半晌，款款地立了起来笑着说道。一面和钱夫人握手，一面又扶了头。说道：

“我是说面熟得很！”

然后转向身边一位黑红脸身材硕肥头顶光秃穿了宝蓝丝葛长袍的男客说：

“刚才我还和余参军长聊天，梅兰芳第三次南下到上海在丹桂第一台唱的是什么戏，再也想不起来了。你们瞧，我的记性！”

余参军长老早立了起来，朝着钱夫人笑嘻嘻地行了一个礼说道：

“夫人久违了，那年在南京励志社大会串瞻仰过夫人的风采的。我还记得夫人要的是《游园惊梦》呢！”

“是呀，”赖夫人接嘴道，“我一直听说钱夫人的盛名，今天晚上总算有耳福要领教了。”

钱夫人赶忙向余参军长谦谢了一番，她记得余参军长在南京时来过她公馆一次，可是她又仿佛记得他后来好像犯了什么大案子被革了职退休了。接着窦夫人又引着她过去，把在座的几位客人都一一介绍一轮。几位夫人太太她一个也不认识，她们的年纪都相当轻，大概来到台湾才兴起来的。

“我们到那边去吧！十三和几位票友都在那儿。”

窦夫人说着又把钱夫人领到厅堂的右手边去。她们两人一过去，一位穿红旗袍的女客便踏着碎步迎了上来，一把便将钱夫人的手臂勾了过去，笑得全身乱颤说道：

“五阿姊，刚才三阿姊告诉我你也要来，我就喜得叫道：‘好哇，今晚可真把名角儿给抬了出来了！’”

钱夫人方才听窦夫人说天辣椒蒋碧月也在这里，她心中就踌躇了一番，不知天辣椒嫁了人这些年，可收敛了一些没有。那时大伙儿在南京夫子庙得月台清唱的时候，有风头总是她占先，扭着她们师傅专拣讨好的戏唱。一出台，也不管清唱的规矩，就脸朝了那些捧角的，一双眼睛钩子一般，直伸到台下去。同是一个娘生的，性格儿却差得那么远。论到懂世故，有担待，除了她姊姊桂枝香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桂枝香那儿的便宜，天辣椒也算捡尽了。任子久连她姊姊的聘礼都下定了，天辣椒却有本事拦腰一把给夺了过去。也亏桂枝香有涵养，等了多少年才委委曲曲做了窦瑞生的偏房。难怪桂枝香老叹息说：是亲妹子才专拣自己的姊姊往脚下踹呢！钱夫人又打量了一下天辣椒蒋碧月，蒋碧月穿了一身火红的缎子旗袍，两只手腕上，铮铮锵锵，直戴了八只扭花金丝镯，脸上勾得十分入时，眼皮上抹了眼圈膏，眼角儿也着了墨，一头蓬得像鸟窝似的头发，两鬓上却刷出几只俏皮的月牙钩来。任子久一死，这个天辣椒比从前反而愈更标劲，愈更佻了，这些年的动乱，在这个女人身上，竟找不出半丝痕迹来。

“哪，你们见识见识吧，这位钱夫人才是真正的女梅兰芳呢！”

蒋碧月挽了钱夫人向座上的几位男女票友客人介绍道。几位男客都慌忙不迭站了起来朝了钱夫人含笑施礼。

“碧月，不要胡说，给这几位内行听了笑话。”

钱夫人一行还礼，一行轻轻责怪蒋碧月道。

“碧月的话倒没有说差，”窦夫人也插嘴笑道，“你的昆曲也算得了梅派的真传了。”

“三阿姊——”

钱夫人含糊叫了一声，想分辩几句。可是若论到昆曲，连钱鹏志也对她说道：

“老五，南北名角我都听过，你的‘昆腔’也算是个好的了。”

钱鹏志说，就是为着在南京得月台听了她的《游园惊梦》，回到上海去，日思夜想，心里怎么也丢不下，才又转了回来娶她的。钱鹏志一径对她讲，能得她在身边，唱几句“昆腔”作娱，他的下半辈子也就无所求了。那时她刚在得月台冒红，一句“昆腔”，台下一声满堂彩，得月台的师傅说：一个夫子庙算起来，就数蓝田玉唱得最正派。

“就是说呀，五阿姊。你来见见，这位徐经理太太也是个昆曲行家呢！”蒋碧月把钱夫人引到一位着黑旗袍，十分净扮的年轻女客跟前说道，然后又笑着向窦夫人说，“三阿姊，回头我们让徐太太唱‘游园’，五阿姊唱‘惊梦’，把这出昆曲的戏祖宗搬出来，让两位名角上去较量较量，也好给我们饱饱耳福。”

那位徐太太连忙立了起来，道了不敢。钱夫人也赶忙谦让了几句，心中却着实嗔怪天辣椒太过冒失，今天晚上这些人，大概没有一个不懂戏的，恐怕这位徐经理太太就现放着是个好角色，回头要真给抬了上去，倒不可以大意呢。运腔转调，这些人都不足畏，倒是在南部这么久，嗓子一直没有认真吊过，却不知如何了。而且裁缝师傅的话果然说中：台北不兴长旗袍喽。在座的——连那个老得脸上起了鸡皮皱的赖夫人在内，个个的旗袍下摆都缩得差不多到膝盖上去了，露出大半截腿子来。在南京那时，哪个夫人的旗袍不是长得快拖到脚面上来了？后悔没有听从裁缝师傅，回头穿了这身长旗袍站出去，不晓得还登不登样。一上台，一亮相，最要紧。那时在南京梅园新村请客唱戏，每次一站上去，还没有开腔就先把那台下压住了。

“程参谋，我把钱夫人交给你了。你不替我好好伺候着，明天罚你做东。”

窦夫人把钱夫人引到一位三十多岁的军官面前笑着说道，然后转身悄声对钱夫人说：“五妹妹，你在这里聊聊，程参谋最懂戏的，我得进去招呼着上席了。”

“钱夫人久仰了。”

程参谋朝着钱夫人，立了正，利落地一鞠躬，行了一个军礼。他穿了一身浅泥色凡立丁的军礼服，外套的翻领上别了一副金亮的两朵梅花中校领章，一双短筒皮靴靠在一起，乌光水滑的。钱夫人看见他笑起来时，咧着一口齐垛垛净白的牙齿，容长的面孔，下巴剃得青亮，眼睛细长上挑，随一双飞扬的眉毛，往两鬓插去，一杆葱的鼻梁，鼻尖却微微下佝，一头黑浓的头发，处处都抿得妥妥帖帖的。他的身段颀长，着了军服分外英发。可是钱夫人觉得他这一声招呼里却又透着几分温柔，半点也没带武人的粗糙。

“夫人请坐”。

程参谋把自己的椅子让了出来，将椅子上那张海绵椅垫挪挪正，请钱夫人就了座，然后立即走到那张八仙桌端了一盅茉莉香片及一个四色糖盒来，钱夫人正要伸手去接过那盅石榴红的瓷杯，程参谋却低声笑道：

“小心烫了手，夫人。”

然后打开了那个描金乌漆糖盒，佝下身去，双手捧到钱夫人面前，笑吟吟地望着钱夫人，等她挑选。钱夫人随手抓了一把松瓤，程参谋忙劝止道：

“夫人，这个东西顶伤嗓子。我看夫人还是尝颗蜜枣，润润喉吧。”

随着便拈起一根牙签挑了一枚蜜枣，递给钱夫人。钱夫人道了谢，将那枚蜜枣接了过来，塞到嘴里，一阵沁甜的蜜味，果然十分甘芳。程参谋另外搬了一张椅子，在钱夫人右侧坐了下来。

“夫人最近看戏没有？”程参谋坐定后笑着问道。他说话时，身子总是微微倾斜过来，十分专注似的，钱夫人看见他又露出了一口白净的牙齿来，灯光下，照得莹亮。

“好久没看了，”钱夫人答道，她低下头去，细细地啜了一口手里那盅香片，“住在南部，难得有好戏。”

“张爱云这几天正在国光戏院演《洛神》呢，夫人。”

“是吗？”钱夫人应道，一直俯着首在饮茶，沉吟了半晌才说道，“我还是在上海天蟾舞台看她演过这出戏——那是好久以前了。”

“她的做工还是在的，到底不愧是‘青衣祭酒’，把个宓妃和曹子建两个人那段情意，演得细腻到了十分。”

钱夫人抬起头来，触到了程参谋的目光，她即刻侧过了头去。程参谋那双细长的眼睛，好像把人都罩住了似的。

“谁演得这般细腻呀？”天辣椒蒋碧月插了进来笑道，程参谋赶忙立起来，让了座。蒋碧月抓了一把朝阳瓜子，跷起腿嗑着瓜子笑道：“程参谋，人人说你懂戏，钱夫人可是戏里的‘通天教主’，我看你趁早别在这儿班门弄斧了。”

“我正在和钱夫人讲究张爱云的《洛神》，向钱夫人讨教呢。”程参谋对蒋碧月说着，眼睛却瞟向了钱夫人。

“哦，原来是说张爱云吗？”蒋碧月噗哧笑了一下，“她在台湾教教戏也就罢了，偏偏又要去唱《洛神》，扮起宓妃来也不像呀！上礼拜六我才去国光看过，买到了后排，只见她嘴巴动，声音也听不到，半出戏还没唱完，她嗓子先就哑掉了——嗳唷，三阿姊来请上席了。”

一个仆人拉开了客厅通到饭厅的一扇镂空卐字桃花心木推门。窦夫人已经从饭厅里走了出来。整座饭厅银素装饰，明亮得像雪洞一般，两桌席上，却是猩红的细布桌面，盆碗羹箸一律都是银的。客人们进去后都你推我让，不肯上座。

“还是我占先吧，这般让法，这餐饭也吃不成了，倒是辜负了主人这番心意！”

赖夫人走到第一桌的主位坐了下来，然后又招呼着余参军长说道：

“参军长，你也来我旁边坐下吧。刚才梅兰芳的戏，我们还没有论出头绪来呢。”

余参军长把手一拱，笑嘻嘻地道了一声：“遵命。”客人们哄然一笑便都相随入了席。到了第二桌，大家又推让起来了，赖夫人隔着桌子向钱夫人笑着叫道：

“钱夫人，我看你也学学我吧。”

窦夫人便过来拥着钱夫人走到第二桌主位上，低声在她耳边说道：

“五妹妹，你就坐下吧。你不占先，别人不好入座的。”

钱夫人环视了一下，第二桌的客人都站在那儿带笑瞅着她。钱夫人赶忙含糊地推辞了两句，坐了下去，一阵心跳，连她的脸都有点发热了。倒不是她没经过这种场面，好久没有应酬，竟有点不惯了。从前钱鹏志在的时候，筵席之间，十有八九的主位，倒是她占先的。钱鹏志的夫人当然上座，她从来也不必推让。南京那起夫人太太们，能僭过她辈分的，还数不出几个来。她可不能跟那些官儿的姨太太们去比，她可是钱鹏志明公正道迎回去做填房夫人的。可怜桂枝香那时出面请客都没份儿，连生日酒还是她替桂枝香做的呢。到了台湾，桂枝香才敢这么出头摆场面，而她那时才冒二十岁，一个清唱的姑娘，一夜间便成了将军夫人了。卖唱的嫁给小户人家还遭多少议论，又何况是入了侯门？连她亲妹子十七月月红还刻薄过她两句：姊姊，你的辫子也该铰了，明日你和钱将军走在一起，人家还以为你是他的孙女儿呢！钱鹏志娶她那年已经六十靠边了，然而怎么说她也是他正正经经的填房夫人啊。她明白她的身份，她也珍惜她的身份。跟了钱鹏志那十几年，筵前酒后，哪次她不是捏着一把冷汗，任是多大的场面，总是应付得妥妥帖帖的？走在人前，一样风华翩跹，谁又敢议论她是秦淮河得月台的蓝田玉了？

“难为你了，老五。”

钱鹏志常常抚着她的腮对她这样说道。她听了总是心里一酸，许多的委屈却是没法诉的。难道她还能怨钱鹏志吗？是她自己心甘情愿的。钱鹏志娶她的时候就分明和她说清楚了：他是为着听了她的《游园惊梦》才想把她接回去伴他的晚年的。可是她妹子月月红说的呢，钱鹏志好当她的爷爷了，她还要希冀什么？到底应了得月台瞎子师娘那把铁嘴：五姑娘，你们这种人只有嫁给年纪大的，当女儿一般疼惜算了，年轻的，哪里靠得住？可是瞎子师娘偏偏又捏着她的手，眨巴着一双青光眼叹息道：荣华富贵你是享定了，蓝田玉，只可惜你长错了一根骨头，也是你前世的冤孽！不是冤孽还是什么？除却天上的月亮摘不到，世上的金银财宝，钱鹏志怕不都设法捧了来讨她的欢心。她体验得出钱鹏志那番苦心。钱鹏志怕她念着出身低微，在达官贵人面前气馁胆怯，总是百般怂恿着她，讲排场，耍派头。梅园新村钱夫人宴客的款式怕不噪反了整个南京城，钱公馆里的酒席钱，“袁大头”就用得罪过花啦的。单就替桂枝香请生日酒那天吧，梅园新村的公馆里一摆就是十台，擫笛的是仙霓社里大江南北第一把笛子吴声豪，大厨师却是花了十块大洋特别从桃叶渡的绿柳居接来的。

“窦夫人，你们大师傅是哪儿请来的呀？来到台湾我还是头一次吃到这么讲究的鱼翅呢。”赖夫人说道。

“他原是黄钦之黄部长家在上海时候的厨子，来台湾才到我们这儿的。”窦夫人答道。

“那就难怪了，”余参军长接口道，“黄钦公是有名的美食家呢。”

“哪天要能借到府上的大师傅去烧个翅，请起客来就风光了。”赖夫人说道。

“那还不容易？我也乐得去白吃一餐呢！”窦夫人说，客人们都笑了起来。

“钱夫人，请用碗翅吧。”程参谋盛了一碗红烧鱼翅，加了一匙羹镇江醋，搁在钱夫人面前，然后又低声笑道：

“这道菜，是我们公馆里出了名的。”

钱夫人还没来得及尝鱼翅，窦夫人却从隔壁桌子走了过来，敬了一轮酒，特别又叫程参谋替她斟满了，走到钱夫人身边，按着她的肩膀笑道：

“五妹妹，我们俩儿好久没对过杯了。”

说完便和钱夫人碰了一下杯，一口喝尽，钱夫人也细细地干掉了。窦夫人离开时又对程参谋说道：

“程参谋，好好替我劝酒啊。你长官不在，你就在那一桌替他做主人吧。”

程参谋立起来，执了一把银酒壶，弯了身，笑吟吟便往钱夫人杯里筛酒，钱夫人忙阻止道：

“程参谋，你替别人斟吧，我的酒量有限得很。”

程参谋却站着不动，望着钱夫人笑道：

“夫人，花雕不比别的酒，最易发散。我知道夫人回头还要用嗓子，这个酒暖得正好，少喝点儿，不会伤喉咙的。”

“钱夫人是海量，不要饶过她！”

坐在钱夫人对面的蒋碧月却走了过来，也不用人让，自己先斟满了一杯，举到钱夫人面前笑道：

“五阿姊，我也好久没有和你喝过双盅儿了。”

钱夫人推开了蒋碧月的手，轻轻咳了一下说道：

“碧月，这样喝法要醉了。”

“到底是不赏妹子的脸，我喝双份儿好了，回头醉了，最多让他们抬回去就是啦。”

蒋碧月一仰头便干了一杯，程参谋连忙捧上另一杯，她也接过去一气干了，然后把个银酒杯倒过来，在钱夫人脸上一晃。客人们都鼓起掌来喝道：

“到底是蒋小姐豪兴！”

钱夫人只得举起了杯子，缓缓地将一杯花雕饮尽。酒倒是烫得暖暖的，一下喉，就像一股热流般，周身游荡起来了。可是台湾的花雕到底不及大陆的那么醇厚，饮下去终究有点割喉。虽说花雕容易发散，饮急了，后劲才凶呢。没想到真正从绍兴办来的那些陈年花雕也那么伤人。那晚到底中了她们的道儿！她们大伙儿都说，几杯花雕哪里就能把嗓子喝哑了？难得是桂枝香的好日子，姊妹们不知何日才能聚得齐，主人尚且不开怀，客人哪能尽兴呢？连月月红十七也夹在里面起哄：姊姊，我们姊妹俩儿也来干一杯，亲热亲热一下。月月红穿了一身大金大红的缎子旗袍，艳得像只鹦哥儿，一双眼睛，鹘伶伶地尽是水光。姊姊不赏脸，她说，姊姊到底不赏妹子的脸，她说道。逞够了强，捡够了便宜，还要赶着说风凉话。难怪桂枝香叹息：是亲妹子才专拣自己的姊姊往脚下踹呢。月月红——就算她年轻不懂事，可是他郑彦青就不该也跟了来胡闹了。他也捧了满满的一杯酒，咧着一口雪白的牙齿说道：夫人，我也来敬夫人一杯。他喝得两颧鲜红，眼睛烧得像两团黑火，一双带刺的马靴啪哒一声并在一起，弯着身腰柔柔地叫道：夫人——

“这下该轮到我了，夫人。”程参谋立起身，双手举起了酒杯，笑吟吟地说道。

“真的不行了，程参谋。”钱夫人微俯着首，喃喃说道。

“我先干三杯，表示敬意，夫人请随意好了。”

程参谋一连便喝了三杯，一片酒晕把他整张脸都盖了过去了。他的额头发出了亮光，鼻尖上也冒出几颗汗珠子来。钱夫人端起了酒杯，在唇边略略沾了一下。程参谋替钱夫人拈了一只贵妃鸡的肉翅，自己也夹了一个鸡头来过酒。

“嗳唷，你敬的是什么酒呀？”

对面蒋碧月站起来，伸头前去嗅了一下余参军长手里那杯酒，尖着嗓门叫了起来，余参军长正捧着一只与众不同的金色鸡缸杯在敬蒋碧月的酒。

“蒋小姐，这杯是‘通宵酒’哪。”余参军长笑嘻嘻地说道，他那张黑红脸早已喝得像猪肝似的了。

“呀呀啐，何人与你们通宵哪！”蒋碧月把手一挥，操起戏白说道。

“蒋小姐，百花亭里还没摆起来，你先就‘醉酒’了。”赖夫人隔着桌子笑着叫道，客人们又一声哄笑起来。窦夫人也站了起来对客人们说道：

“我们也该上场了，请各位到客厅那边宽坐去吧。”

客人们都立了起来，赖夫人带头，鱼贯而入进到客厅里，分别坐下。几位男票友却走到那档屏风面前几张红木椅子就了座，一边调弄起管弦来。六个人，除了胡琴外，一个拉二胡，一个弹月琴，一个管小鼓拍板，另外两个人立着，一个擎了一双铙钹，一个手里却吊了一面大铜锣。

“夫人，那位杨先生真是把好胡琴，他的笛子，台湾还找不出第二个人呢，回头你听他一吹，就知道了。”

程参谋指着那位操胡琴姓杨的票友，在钱夫人耳根下说道。钱夫人微微斜靠在一张单人沙发上，程参谋在她身旁一张皮垫矮圆凳上坐了下来。他又替钱夫人沏了一盅茉莉香片，钱夫人一面品着茶，一面顺着程参谋的手，朝那位姓杨的票友望去。那位姓杨的票友约莫五十上下，穿了一件古铜色起暗团花的熟罗长衫，面貌十分清癯，一双手指修长，洁白得像十管白玉一般，他将一柄胡琴从布袋子里面抽了出来，腿上垫上一块青搭布，将胡琴搁在上面，架上了弦弓，随便咿呀地调了一下，微微将头一垂，一扬手，猛地一声胡琴，便像抛线一般窜了起来，一段《夜深沉》，奏得十分清脆嘹亮，一奏毕，余参军长头一个便跳了起来叫了声：“好胡琴！”客人们便也都鼓起掌来。接着锣鼓齐鸣，奏出了一支《将军令》的上场牌子来。窦夫人也跟着满客厅一一去延请客人们上场演唱，正当客人们互相推让间，余参军长已经拥着蒋碧月走到胡琴那边，然后打起丑腔叫道：

“启娘娘，这便是百花亭了。”

蒋碧月双手捂着嘴，笑得前俯后仰，两只腕子上几个扭花金镯子，铮铮锵锵地抖响着。客人们都跟着喝彩，胡琴便奏出了《贵妃醉酒》里的四平调。蒋碧月身也不转，面朝了客人便唱了起来。唱到过门的时候，余参军长跑出去托了一个朱红茶盘进来，上面搁了那只金色的鸡缸杯，一手撩了袍子，在蒋碧月跟前做了个半跪的姿势，效那高力士叫道：

“启娘娘，奴婢敬酒。”

蒋碧月果然装了醉意，东歪西倒地做出了种种身段，一个卧鱼弯下身去，用嘴将那只酒杯衔了起来，然后又把杯子当啷一声掷到地上，唱出了两句：

人生在世如春梦

且自开怀饮几盅

客人们早笑得滚做了一团，窦夫人笑得岔了气，沙着喉咙对赖夫人喊道：

“我看我们碧月今晚真的醉了！”

赖夫人笑得直用绢子揩眼泪，一面大声叫道：

“蒋小姐醉了倒不要紧，只要莫学那杨玉环又去喝一缸醋就行了。”

客人们正在闹着要蒋碧月唱下去，蒋碧月却摇摇摆摆地走了下来，把那位徐太太给抬了上去，然后对客人们宣布道：

“‘赏心乐事’的昆曲台柱来给我们唱《游园》了，回头再请另一位昆曲皇后梅派正宗传人——钱夫人来接唱《惊梦》。”

钱夫人赶忙抬起了头来，将手里的茶杯搁到左边的矮几上，她看见徐太太已经站到了那档屏风前面，半背着身子，一只手却扶在插笙箫的那只乌木架上。她穿了一身净黑的丝绒旗袍，脑后松松地挽了一个贵妇髻，半面脸微微向外，莹白的耳垂露在发外，上面吊着一丸翠绿的坠子。客厅里几只喇叭形的座灯像数道注光，把徐太太那窈窕的身影，袅袅娜娜地推送到那档云母屏风上去。

“五阿姊，你仔细听听，看看徐太太的《游园》跟你唱的可有个高下。”

蒋碧月走了过来，一下子便坐到了程参谋的身边，伸过头来，一只手拍着钱夫人的肩，悄声笑着说道。

“夫人，今晚总算我有缘，能领教夫人的‘昆腔’了。”

程参谋也转过头来，望着钱夫人笑道。钱夫人睇着蒋碧月手腕上那几只金光乱窜的扭花镯子，她忽然感到一阵微微的晕眩，一股酒意涌上了她的脑门似的，刚才灌下去的那几杯花雕好像渐渐着力了，她觉得两眼发热，视线都有点朦胧起来。蒋碧月身上那袭红旗袍如同一团火焰，一下子明晃晃地烧到了程参谋的身上，程参谋衣领上那几枚金梅花，便像火星子般，跳跃了起来。蒋碧月的一对眼睛像两丸黑水银在她醉红的脸上溜转着，程参谋那双细长的眼睛却眯成了一条缝，射出了逼人的锐光，两张脸都向着她，一起咧着整齐的白牙，朝她微笑着，两张红得发油光的面靥渐渐地靠拢起来，凑在一块儿，咧着白牙，朝她笑着。笛子和洞箫都鸣了起来，笛音如同流水，把靡靡下沉的箫声又托了起来，送进《游园》的《皂罗袍》中去——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

便赏心乐事谁家院——

杜丽娘唱的这段“昆腔”便算是昆曲里的警句了。连吴声豪也说：钱夫人，您这段《皂罗袍》便是梅兰芳也不能过的。可是吴声豪的笛子却偏偏吹得那么高（吴师傅，今晚让她们灌多了，嗓子靠不住，你换枝调门低一点儿的笛子吧）。吴声豪说，练嗓子的人，第一要忌酒；然而月月红十七却端着那杯花雕过来说道：姊姊，我们姊妹俩儿也来干一杯。她穿得大金大红的，还要说：姊姊，你不赏脸。不是这样说，妹子，不是姊姊不赏脸，实在为着他是姊姊命中的冤孽。瞎子师娘不是说过：荣华富贵——蓝田玉，可惜你长错了一根骨头。冤孽呵。他可不就是姊姊命中招的冤孽了？懂吗？妹子，冤孽。然而他也捧着酒杯过来叫道：夫人。他笼着斜皮带，戴着金亮的领章，腰杆扎得挺细，一双带白铜刺的长筒马靴乌光水滑地啪哒一声靠在一起，眼皮都喝得泛了桃花，却叫道：夫人。谁不知道南京梅园新村的钱夫人呢？钱鹏公，钱将军的夫人啊。钱鹏志的夫人。钱鹏志的随从参谋。钱将军的夫人。钱将军的参谋。钱将军。难为你了，老五，钱鹏志说道，可怜你还那么年轻。然而年轻人哪里会有良心呢？瞎子师娘说，你们这种人，只有年纪大的才懂得疼惜啊。荣华富贵——只可惜长错了一根骨头。懂吗？妹子，他就是姐姊命中招的冤孽了。钱将军的夫人。钱将军的随从参谋。将军夫人。随从参谋。冤孽。我说。冤孽，我说。（吴师傅，换枝低一点的笛子吧，我的嗓子有点不行了。哎，这段《山坡羊》）。

没乱里春情难遣

蓦地里怀人幽怨

则为俺生小婵娟

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

甚良缘把青春抛的远

俺的睡情谁见——

那团红火焰又熊熊地冒了起来了，烧得那两道飞扬的眉毛，发出了青湿的汗光。两张醉红的脸又渐渐地靠拢在一处，一起咧着白牙，笑了起来。笛子上那几根玉管子似的手指，上下飞跃着。那袭袅娜的身影儿，在那档雪青的云母屏风上，随着灯光，仿仿佛佛地摇曳起来。笛子声愈来愈低沉，愈来愈凄咽，好像把杜丽娘满腔的怨情都吹了出来似的。杜丽娘快要入梦了，柳梦梅也该上场了。可是吴声豪却说，《惊梦》里幽会那一段，最是露骨不过的。（吴师傅，低一点儿吧，今晚我喝多了酒）然而他却偏捧着酒杯过来叫道：夫人。他那双乌光水滑的马靴啪哒一声靠在一处，一双白铜马刺扎得人的眼睛都发疼了。他喝得眼皮泛了桃花，还要那么叫道：夫人，我来扶你上马，夫人，他说道，他的马裤把两条修长的腿子绷得滚圆，夹在马肚子上，像一双钳子。他的马是白的，路也是白的，树干子也是白的，他那匹白马在猛烈的太阳底下照得发了亮。他们说：到中山陵的那条路上两旁种满了白桦树。他那匹白马在桦树林子里奔跑起来，活像一头麦秆丛中乱窜的白兔儿。太阳照在马背上，蒸出了一缕缕的白烟来。一匹白的，一匹黑的——两匹马都在淌着汗了。而他身上却沾满了触鼻的马汗。他的眉毛变得碧青，眼睛像两团烧着了的黑火，汗珠子一行行从他额上流到他鲜红的颧上来。太阳，我叫道。太阳照得人的眼睛都睁不开了。那些树干子，又白净，又细滑，一层层的树皮都卸掉了，露出里面赤裸裸的嫩肉来。他们说：那条路上种满了白桦树。太阳，我叫道，太阳直射到人的眼睛上来了。于是他便放柔了声音唤道：夫人。钱将军的夫人。钱将军的随从参谋。钱将军的——老五，钱鹏志叫道，他的喉咙已经咽住了。老五，他喑哑地喊道，你要珍重吓。他的头发乱得像一丛枯白的茅草，他的眼睛坑出了两只黑窟窿，他从白床单下伸出他那只瘦黑的手来，说道，珍重吓，老五。他抖索索地打开了那只描金的百宝匣儿，这是祖母绿，他取出了第一层抽屉。这是猫儿眼。这是翡翠叶子。珍重吓，老五，他那乌青的嘴皮颤抖着，可怜你还这么年轻。荣华富贵——只可惜你长错了一根骨头。冤孽，妹子，他就是姊姊命中招的冤孽了。你听我说，妹子，冤孽呵。荣华富贵——可是我只活过那么一次。懂吗？妹子，他就是我的冤孽了。荣华富贵——只有那一次。荣华富贵——我只活过一次，懂吗？妹子，你听我说，妹子。姊姊不赏脸，月月红却端着酒过来说道，她的眼睛亮得剩了两泡水。姊姊到底不赏妹子的脸，她穿得一身大金大红的，像一团火一般，坐到了他的身边去。（吴师傅，我喝多了花雕）

迁延，这衷怀那处言

淹煎，泼残生除问天——

就是那一刻，泼残生——就在那一刻，她坐到他身边，一身大金大红的，就是那一刻，那两张醉红的面孔渐渐地凑拢在一起，就在那一刻，我看到了他们的眼睛：她的眼睛，他的眼睛。完了，我知道，就在那一刻，除问天——（吴师傅，我的嗓子）完了，我的喉咙，你摸摸我的喉咙，在发抖吗？完了，在发抖吗？天——（吴师傅，我唱不出来了）天——完了，荣华富贵——可是我只活过一次——冤孽、冤孽、冤孽——天——（吴师傅，我的嗓子）——就在那一刻，就在那一刻，哑掉了——天——天——天——

“五阿姊，该是你《惊梦》的时候了。”蒋碧月站了起来，走到钱夫人面前，伸出了她那一双戴满了扭花金丝镯的手臂，笑吟吟地说道。

“夫人——”程参谋也立了起来，站在钱夫人跟前，微微倾着身子，轻轻地叫道。

“五妹妹，请你上场吧。”窦夫人走了过来，一面向钱夫人伸出手说道。

锣鼓笙箫一起鸣了起来，奏出了一支《万年欢》的牌子。客人们都倏地离了座，钱夫人看见满客厅里都是些手臂在交挥拍击，把徐太太团团围在客厅中央。笙箫管笛愈吹愈急切，那面铜锣高高地举了起来，敲得金光乱闪。

“我不能唱了。”钱夫人望着蒋碧月，微微摇了摇两下头，喃喃说道。

“那可不行！”蒋碧月一把捉住了钱夫人的双手，“五阿姊，你这位名角儿今晚无论如何逃不掉的。”

“我的嗓子哑了。”钱夫人突然用力甩开了蒋碧月的双手，嘎声说道，她觉得全身的血液一下子都涌到头上来了似的，两腮滚热，喉头好像让刀片猛割了一下，一阵阵地刺痛起来，她听见窦夫人插进来说：

“五妹妹不唱算了——余参军长，我看今晚还是你这位黑头来压轴吧。”

“好呀，好呀，”那边赖夫人马上响应道，“我有好久没有领教余参军长的《霸王别姬》了。”

说着赖夫人便把余参军长推到了锣鼓那边。余参军长一站上去，便拱了手朝下面道了声“献丑”，客人们一阵哄笑，他便开始唱起《霸王别姬》中的几句诗来：“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一面唱着，一面又撩起了袍子，做了个上马的姿势，踏着马步便在客厅中央环走起来。他那张宽肥的醉脸胀得紫红，双眼圆睁，两道粗眉一齐竖起，几声呐喊，暗呜叱咤，把伴奏都压了下去。赖夫人笑得弯了腰，跑上去，跟在余参军长后头直拍着手，蒋碧月即刻上去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不停地尖起嗓子叫着：“好黑头！好黑头！”另外几位女客也上去跟了她们喝彩，团团围走，于是客厅里的笑声便一阵比一阵暴涨了起来。余参军长一唱毕，几个着白衣黑裤的女佣已经端了一碗碗的红枣桂圆汤进来让客人们润喉了。

窦夫人引了客人们走到屋外露台上的时候，外面的空气里早充满了风露，客人们都穿上了大衣，窦夫人却围了一张白丝的大披肩，走到了台阶的下端去。钱夫人立在露台的石栏旁边，往天上望去，她看见那片秋月恰恰地升到中天，把窦公馆花园里的树木路阶都照得镀了一层白霜，露台上那十几盆桂花，香气却比先前浓了许多，像一阵湿雾似的，一下子罩到了她的面上来。

“赖将军夫人的车子来了。”刘副官站在台阶下面，往上大声通报各家的汽车。头一辆开进来的，便是赖夫人那架黑色崭新的林肯，一个穿着制服的司机赶忙跳了下来，打开车门，弯了腰毕恭毕敬地候着。赖夫人走下台阶，和窦夫人道了别，把余参军长也带上了车，坐进去后，却伸出头来向窦夫人笑道：

“窦夫人，府上这一夜戏，就是当年梅兰芳和金少山也不能过的。”

“可是呢，”窦夫人笑着答道，“余参军长的黑头真是赛过金霸王了。”

立在台阶上的客人都笑了起来，一起向赖夫人挥手作别。第二辆开进来的，却是窦夫人自己的小轿车，把几位票友客人都送走了。接着程参谋自己开了一辆吉普军车进来，蒋碧月马上走了下去，捞起旗袍，跨上车子去，程参谋赶着过来，把她扶上了司机旁边的座位上，蒋碧月却歪出半个身子来笑道：

“这辆吉普车连门都没有，回头怕不把我甩出马路上去呢。”

“小心点开啊，程参谋。”窦夫人说道，又把程参谋叫了过去，附耳嘱咐了几句，程参谋直点着头笑应道：

“夫人请放心。”

然后他朝了钱夫人，立了正，深深地行了一个礼，抬起头来笑道：

“钱夫人，我先告辞了。”

说完便利落地跳上了车子，发了火，开动起来。

“三阿姊再见！五阿姊再见！”

蒋碧月从车门伸出手来，不停地招挥着，钱夫人看见她臂上那一串扭花镯子，在空中划了几个金圈圈。

“钱夫人的车子呢？”客人快走尽的时候，窦夫人站在台阶下问刘副官道。

“报告夫人，钱将军夫人是坐计程车来的。”刘副官立了正答道。

“三阿姊——”钱夫人站在露台上叫了一声。

“那么我的汽车回来，立刻传进来送钱夫人吧。”窦夫人马上接口道。

“是，夫人。”刘副官接了命令便退走了。

窦夫人回转身，便向着露台走了上来，钱夫人看见她身上那块白披肩，在月光下，像朵云似的簇拥着她。一阵风掠过去，周遭的椰树都沙沙地呜了起来，把窦夫人身上那块大披肩吹得姗姗扬起，钱夫人赶忙用手把大衣领子锁了起来，连连打了两个寒噤，刚才滚热的面腮，吃这阵凉风一逼，汗毛都张开了。

“我们进去吧，五妹妹。”窦夫人伸出手来，搂着钱夫人的肩膀往屋内走去，“我叫人沏壶茶来，我们正好谈谈心——你这么久没来，可发觉台北变了些没有？”

钱夫人沉吟了半晌，侧过头来答道：

“变多喽。”

走到房子门口的时候，她又轻轻地加了一句：

“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起了好多新的高楼大厦。”

冬　夜

台北的冬夜，经常是下着冷雨的。傍晚时分，一阵乍寒，雨，又淅淅沥沥开始落下来了。温州街那些巷子里，早已冒起寸把厚的积水来。余嵚磊教授走到巷子口去张望时，脚下套着一双木屐。他撑着一把油纸伞，纸伞破了一个大洞，雨点漏下来，打到余教授十分光秃的头上，冷得他不由得缩起脖子打了一个寒噤。他身上罩着的那袭又厚又重的旧棉袍，竟也敌不住台北冬夜那阵阴湿砭骨的寒意了。

巷子里灰濛濛的一片，一个人影也没有，四周沉静，只有雨点洒在远远近近那些矮屋的瓦檐上，发出一阵沙沙的微响。余教授在冷雨中，撑着他那把破纸伞，伫立了片刻，终于又踅回到他巷子里的家中去。他的右腿跛瘸，穿着木屐，走一步，拐一下，十分蹒跚。

余教授栖住的这栋房子，跟巷中其他那些大学宿舍一样，都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旧屋。年久失修，屋檐门窗早已残破不堪，客厅的地板，仍旧铺着榻榻米，积年的潮湿，席垫上一径散着一股腐草的霉味。客厅里的家具很简陋：一张书桌、一张茶几、一对褴褛的沙发，破得肚子统统暴出了棉絮来。桌上、椅上、榻榻米上，七横八竖，堆满了一本本旧洋装书，有的脱了线，有的发了毛，许多本却脱落得身首异处，还有几本租来的牛皮纸封面武侠小说，也掺杂其中。自从余教授对他太太着实发过一次脾气以后，他家里的人，再也不敢碰他客厅里那些堆积如山的书了。有一次，他太太替他晒书，把他夹在一本牛津版的《拜伦诗集》中，一叠笔记弄丢了——那些笔记，是他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候，记下来的心得。

余教授走进客厅里，在一张破沙发上坐了下来，微微喘着气。他用手在他右腿的关节上，使劲地揉搓了几下。每逢这种阴湿天，他那只撞伤过的右腿，便隐隐作痛起来，下午他太太到隔壁萧教授家去打麻将以前，还嘱咐过他：

“别忘了，把于善堂那张膏药贴起来。”

“晚上早点回来好吗？”他要求他太太，“吴柱国要来。”

“吴柱国又有什么不得了？你一个人陪他还不够？”他太太用手绢子包起一扎钞票，说着便走出大门去了。那时他手中正捏着一张《中央日报》，他想阻止他太太，指给她看，报上登着吴柱国那张照片：“我旅美学人，国际历史权威，吴柱国教授，昨在中央研究院，作学术演讲，与会学者名流共百余人。”可是他太太老早三脚两步，跑到隔壁去了。隔壁萧太太二四六的牌局，他太太从来没缺过席，他一讲她，她便封住他的嘴：别捣蛋，老头子，我去赢个百把块钱，买只鸡来炖给你吃。他对他太太又不能经济封锁，因为他太太总是赢的，自己有私房钱。他跟他太太商量，想接吴柱国到家里来吃餐便饭，一开口便让他太太否决了。他目送着他太太那肥胖硕大的背影，突然起了一阵无可奈何的惆怅。要是雅馨还在，晚上她一定会亲自下厨去做出一桌子吴柱国爱吃的菜来，替他接风了。那次在北平替吴柱国饯行，吴柱国吃得酒酣耳热，对雅馨说：“雅馨，明年回国再来吃你做的挂炉鸭。”哪晓得第二年北平便陷落了，吴柱国一出国便是二十年。那天在松山机场见到他，许多政府官员、报社记者，还有一大群闲人，把吴柱国围得水泄不通，他自己却被人群摒在外面，连跟吴柱国打招呼的机会都没有。那天吴柱国穿着一件黑呢大衣，戴着一副银丝边的眼镜，一头头发白得雪亮，他手上持着烟斗，从容不迫，应对那些记者的访问。他那份恂恂儒雅，那份令人肃然起敬的学者风范，好像随着岁月，变得愈更醇厚了一般。后来还是吴柱国在人群中发现了他，才挤过来，执着他的手，在他耳边悄悄说道：

“还是过两天，我来看你吧。”

“嵚磊——”

余教授猛然立起身来，蹭着迎过去，吴柱国已经走上玄关来了。

“我刚才还到巷子口去等你，怕你找不到。”余教授蹲下身去，在玄关的矮柜里摸索了一阵，才拿出一双草拖鞋来，给吴柱国换上，有一只却破得张开了口。

“台北这些巷子真像迷宫，”吴柱国笑道，“比北平那些胡同还要乱多了。”他的头发淋得湿透，眼镜上都是水珠。他脱下大衣，抖了两下，交给余教授，他里面却穿着一件中国丝绵短袄。他坐下来时，忙掏出手帕，把头上脸上揩拭了一番，他那一头雪白的银发，都让他揩得蓬松零乱起来。

“我早就想去接你来了，”余教授将自己使用的那只保暖杯拿出来泡了一杯龙井搁在吴柱国面前，他还记得吴柱国是不喝红茶的，“看你这几天那么忙，我也就不趁热闹了。”

“我们中国人还是那么喜欢应酬，”吴柱国摇着头笑道，“这几天，天天有人请吃酒席，十几道十几道的菜——”

“你再住下去，恐怕你的老胃病又要吃犯了呢。”余教授在吴柱国对面坐下来，笑道。

“可不是？我已经吃不消了！今晚邵子奇请客，我根本没有下箸——邵子奇告诉我，他也有好几年没见到你了。你们两人——”吴柱国望着余教授，余教授摸了一摸他那光秃的头，轻轻吁了一口气，笑道：

“他正在做官，又是个忙人。我们见了面，也没什么话说。我又不会讲虚套，何况对他呢？所以还是不见面的好。你是记得的：我们当年参加‘励志社’，头一条誓言是什么？”

吴柱国笑了一笑，答道：

“二十年不做官。”

“那天宣誓，还是邵子奇带头宣读的呢！当然，当然，二十年的期限，早已过了——”余教授和吴柱国同时都笑了起来。吴柱国捧起那盅龙井，吹开浮面的茶叶，啜了一口，茶水的热气，把他的眼镜子蒸得模糊了。他除下眼镜，一面擦着，一面觑起眼睛，若有所思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这次回来，‘励志社’的老朋友，多半都不在了——”

“贾宜生是上个月去世的，”余教授答道，“他的结局很悲惨。”

“我在国外报上看到了，登得并不清楚。”

“很悲惨的——”余教授又喃喃地加了一句。

“他去世的前一天我还在学校看到他。他的脖子硬了，嘴巴也歪了——上半年他摔过一跤，摔破了血管——我看见他气色很不好，劝他回家休息，他只苦笑了一下。我知道，他的环境困得厉害，太太又病在医院里。那晚他还去兼夜课，到了学校门口，一跤滑在阴沟里，便完了——”余教授摊开双手，干笑了一声，“贾宜生，就这样完了。”

“真是的——”吴柱国含糊应道。

“我仿佛听说陆冲也亡故了，你在外国大概知道得清楚些。”

“陆冲的结局，我早料到了，”吴国柱叹道，“共产党‘反右运动’，北大学生清算陆冲，说他那本《中国哲学史》为孔教作伥，要他写悔过书认错，陆冲的性格还受得了？当场在北大便跳了楼。”

“好！好！”余教授突然亢奋了起来，在大腿上猛拍了两下，“好个陆冲，我佩服他，他不愧是个弘毅之士！”

“只是人生的讽刺也未免太大了，”吴柱国欷歔道，“当年陆冲还是个打倒‘孔家店’的人物呢。”

“何尝不是？”余教授也莫奈何地笑了一下，“就拿这几个人来说：邵子奇、贾宜生、陆冲、你、我，还有我们那位给枪毙了的日本大汉奸陈雄——当年我们几个人在北大，一起说过些什么话？”

吴柱国掏出烟斗，点上烟，深深吸了一口，吁着烟，若有所思地沉默了片刻，突然他摇着头笑出了声音来，歪过身去对余教授说道：

“你知道，嵚磊，我在国外大学开课，大多止于唐宋，民国史我是从来不开的。上学期，我在加州大学开了一门‘唐代政治制度’。这阵子，美国大学的学潮闹得厉害，加大的学生更不得了，他们把学校的房子也烧掉了，校长撵走了，教授也打跑了。他们那么胡闹，我实在看不惯。有一天下午，我在讲‘唐初的科举制度’，学校里，学生正在跟警察大打出手，到处放瓦斯，简直不像话！你想想，那种情形，我在讲第七世纪中国的考试制度，那些蓬头赤足，跃跃欲试的美国学生，怎么听得进去？他们坐在教室里，眼睛都瞅着窗外。我便放下了书，对他们说道：‘你们这样就算闹学潮了吗？四十多年前，中国学生在北京闹学潮，比你们还要凶百十倍呢！’他们顿时动容起来，脸上一副半信半疑的神情，好像说：‘中国学生也会闹学潮吗？’”吴柱国和余教授同时都笑了起来。

“于是我便对他们说道：‘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一群北京大学领头的学生，为了反日本，打到一个卖国求荣的政府官员家里，烧掉了他的房子，把躲在里面的一个驻日公使，揪了出来，痛揍一顿——’那些美国学生听得肃然起敬起来，他们口口声声反越战，到底还不敢去烧他们的五角大厦呢。‘后来这批学生都下了狱，被关在北京大学的法学院内，一共有一千多人——’我看见他们听得全神贯注了，我才慢慢说道，‘下监那群学生当中领头打驻日公使的，便是在下。’他们哄堂大笑起来，顿足的顿足，拍手的拍手，外面警察放枪他们也听不见了——”余教授笑得一颗光秃的头颅前后乱晃起来。

“他们都抢着问，我们当时怎样打赵家楼的，我跟他们说，我们是叠罗汉爬进曹汝霖家里去的。第一个爬进去的那个学生，把鞋子挤掉了。打着一双赤足，满院子乱跑，一边放火。‘那个学生现在在哪里？’他们齐声问道。我说：‘他在台湾一间大学教书，教拜伦。’那些美国学生一个个都笑得乐不可支起来——”

余教授那张皱纹满布的脸上，突然一红，绽开了一个近乎童稚的笑容来，他讪讪地咧着嘴，低头下去瞅了一下他那一双脚，他没有穿拖鞋，一双粗绒线袜，后跟打了两个黑布补丁，他不由得将一双脚合拢在一起，搓了两下。

“我告诉他们：我们关在学校里，有好多女学生来慰问，一个女师大的校花，还跟那位打赤足放火的朋友结成了姻缘，他们两人，是当时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柱国，你真会开玩笑。”余教授一面摸抚着他那光秃的头顶，不胜欷歔地笑道。他看见吴柱国那杯茶已经凉了，便立起身，一拐一拐地，去拿了一只暖水壶来，替吴柱国斟上滚水，一面反问他：

“你为什么不告诉你学生，那天领队游行扛大旗的那个学生，跟警察打架，把眼镜也打掉了？”

吴柱国也讪讪地笑了起来。

“我倒是跟他们提起：贾宜生割开手指，在墙上写下了‘还我青岛’的血书，陈雄却穿了丧服，举着‘曹陆章遗臭万年’的挽联，在街上游行——”

“贾宜生——他倒是一直想做一番事业的——”余教授坐下来，喟然叹道。

“不知他那本《中国思想史》写完了没有？”吴柱国关怀地问道。

“我正在替他校稿，才写到宋明理学，而且——”余教授皱起眉头说，“最后几章写得太潦草，他的思想大不如从前那样敏锐过人了，现在我还没找到人替他出版呢，连他的安葬费还是我们这几个老朋友拼凑的。”

“哦？”吴柱国惊异道，“他竟是这样的——”

余教授和吴柱国相对坐着，渐渐默然起来。吴柱国两只手伸到袖管里去，余教授却轻轻地在敲着他那只僵痛的右腿。

“柱国——”过了半晌，余教授抬起头来望着吴柱国说道，“我们这伙人，总算你最有成就。”

“我最有成就？”吴柱国惊愕地抬起头来。

“真的，柱国，”余教授的声音变得有点激动起来，“这些年，我一事无成。每次在报纸上看见你扬名国外的消息，我就不禁又感慨、又欣慰，至少还有你一个人在学术界替我们争一口气——”余教授说着禁不住伸过手去，捏了一下吴柱国的膀子。

“嵚磊——”吴柱国突然挣开余教授的手叫道，余教授发觉他的声音里竟充满了痛苦，“你这样说，更是叫我无地自容了！”

“柱国？”余教授缩回手，喃喃唤道。

“嵚磊，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就懂得这些年我在国外的心情了，”吴柱国把烟斗搁在茶几上，卸下了他那副银丝边的眼镜，用手捏了一捏他那紧皱的眉心，“这些年，我都是在世界各地演讲开会度过去的，看起来热闹得很。上年东方历史学会在旧金山开会，我参加的那一组，有一个哈佛大学刚毕业的美国学生，宣读他一篇论文，题目是《五四运动的重新估价》。那个小伙子一上来便把‘五四’批评得体无完肤，然后振振有词地结论道：这批狂热的中国知识青年，在一阵反传统，打倒偶像的运动中，将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孔制彻底推翻，这些青年，昧于中国国情，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迷信西方民主科学，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空前的大混乱。但是这批在父权中心社会成长的青年，既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又没有坚定的意志力，当孔制传统一旦崩溃，他们顿时便失去了精神的依赖，于是彷徨、迷失，如同一群弑父的逆子——他们打倒了他们的精神之父，孔子——背负着重大的罪孽，开始了他们精神上的自我放逐，有的投入极权怀抱，有的重新回头拥抱他们早已残破不堪的传统，有的奔逃海外，做了明哲保身的隐士。他们的运动瓦解了、变质了。有些中国学者把‘五四’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我认为，这只能算是一个流产了的‘文艺复兴’。他一念完，大家都很激动，尤其是几个中国教授和学生，目光一起投向我，以为我一定会起来发言。可是我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地离开了会场——”

“噢，柱国——”

“那个小伙子有些立论是不难辩倒的，可是，嵚磊——”吴柱国的声音都有些哽住了，他干笑了一声，“你想想看，我在国外做了几十年的逃兵，在那种场合，还有什么脸面挺身出来，为‘五四’讲话呢？所以这些年在外国，我总不愿意讲民国史，那次在加大提到‘五四’，还是看见他们学生学潮闹得热闹，引起我的话题来——也不过是逗着他们玩玩，当笑话讲罢了。我们过去的光荣，到底容易讲些，我可以毫不汗颜地对我的外国学生说：‘李唐王朝，造就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盛、文化最灿烂的大帝国。’——就是这样，我在外国喊了几十年，有时也不禁好笑，觉得自己真是像唐玄宗的白发宫女，拼命在向外国人吹嘘天宝遗事了——”

“可是柱国，你写了那么多的著作！”余教授几乎抗议地截断吴柱国的话。

“我写了好几本书：《唐代宰相的职权》、《唐宋藩镇制度》，我还写过一本小册子叫《唐明皇的梨园子弟》，一共几十万字——都是空话啊——”吴柱国摇着手喊道，然后他又冷笑了一声，“那些书堆在图书馆里，大概只有修博士的美国学生，才会去翻翻罢了。”

“柱国，你的茶凉了，我给你去换一杯来。”余教授立起身来，吴柱国一把执住他的手，抬起头望着他说道：

“嵚磊，我对你讲老实话：我写那些书，完全是为了应付美国大学，不出版著作，他们便要解聘，不能升级，所以隔两年，我便挤出一本来，如果不必出版著作，我是一本也不会写的了。”

“我给你去弄杯热茶来。”余教授喃喃地重复道，他看见吴柱国那张文雅的脸上，微微起着痉挛。他蹭到客厅一角的案边，将吴柱国那杯凉茶倒进痰盂里，重新沏上一杯龙井，他手捧着那只保暖杯，十分吃力地拐回到座位上去，他觉得他那只右腿，坐久了，愈来愈僵硬，一阵阵的麻痛，从骨节里渗出来。他坐下后，又禁不住用手去捏榨了一下。

“你的腿好像伤得不轻呢。”吴柱国接过热茶去，关注着余教授说道。

“那次给撞伤，总也没好过，还没残废，已是万幸了。”余教授解嘲一般笑道。

“你去彻底治疗过没有？”

“别提了，”余教授摆手道，“我在台大医院住了五个月。他们又给我开刀，又给我电疗，东搞西搞，愈搞愈糟，索性瘫掉了。我太太也不顾我反对，不知哪里弄了一个打针灸的郎中来，戳了几下，居然能下地走动了！”余教授说着，很无可奈何地摊开手笑了起来，“我看我们中国人的毛病，也特别古怪些，有时候，洋法子未必奏效，还得弄帖土药秘方来治一治，像打金针，乱戳一下，作兴还戳中了机关——”说着，吴柱国也跟着摇摇头，很无奈地笑了起来，跟着他伸过手去，轻轻拍了一下余教授那条僵痛的右腿，说道：

“你不知道，嵚磊，我在国外，一想到你和贾宜生，就不禁觉得内愧。生活那么清苦，你们还能在台湾守在教育的岗位上，教导我们自己的青年——”吴柱国说着，声音都微微颤抖了，他又轻轻地拍了余教授一下。

“嵚磊，你真不容易——”

余教授默默地望着吴柱国，半晌没有做声，他搔了一搔他那光秃的头顶，笑道：

“现在我教的，都是女学生，上学期，一个男生也没有了。”

“你教‘浪漫文学’，女孩子自然是喜欢的。”吴柱国笑着替余教授解说道。

“有一个女学生问我：‘拜伦真的那样漂亮吗？’我告诉她：‘拜伦是个跛子，恐怕跛得比我还要厉害哩。’那个女孩子顿时一脸痛苦不堪的样子，我只得安慰她：‘拜伦的脸蛋儿还是十分英俊的’——”余教授和吴柱国同时笑了起来。“上学期大考，我出了一个题目要她们论‘拜伦的浪漫精神’，有一个女孩子写下了一大堆拜伦情妇的名字，连他的妹妹Augusta也写上去了！”

“教教女学生也很有意思的。”吴柱国笑得低下头去，“你译的那部《拜伦诗集》，在这里一定很畅销了？”

“《拜伦诗集》我并没有译完。”

“哦——”

“其实只还差‘Don Juan’最后几章，这七八年，我没译过一个字，就是把拜伦译出来，恐怕现在也不会有多少人看了——”余教授颇为落寞地叹了一口气，定定地注视着吴柱国，“柱国，这些年，我并没有你想象那样，并没有想‘守住岗位’，这些年，我一直在设法出国——”

“嵚磊——你——”

“我不但想出国，而且还用尽了手段去争取机会。每一年，我一打听到我们文学院有外国赠送的奖金，我总是抢先去申请。前五年，我好不容易争到了哈佛大学给的福特奖金，去研究两年，每年有九千多美金。出国手续全部我都办妥了，那天我到美国领事馆去签证，领事还跟我握手道贺。哪晓得一出领事馆门口，一个台大学生骑着一辆机器脚踏车过来，一撞，便把我的腿撞断了。”

“哎，嵚磊。”吴柱国暧昧地叹道。

“我病在医院里，应该马上宣布放弃那项奖金的，可是我没有，我写信给哈佛，说我的腿只受了外伤，治愈后马上出去。我在医院里躺了五个月，哈佛便取消了那项奖金。要是我早让出来，也许贾宜生便得到了——”

“贾宜生吗？”吴柱国惊叹道。

“贾宜生也申请了的，所以他过世，我特别难过，觉得对不起他。要是他得到那项奖金，能到美国去，也许就不会病死了。他过世，我到处奔走替他去筹治丧费及抚恤金，他太太也病得很厉害。我写信给邵子奇，邵子奇派了一个人，只送了一千块台币来——”

“唉，唉。”吴柱国连声叹道。

“可是柱国，”余教授愀然望着吴柱国，“我自己实在也很需要那笔奖金。雅馨去世的时候，我的两个儿子都很小，雅馨临终要我答应，一定抚养他们成人，给他们受最好的教育。我的大儿子出国学工程，没有申请到奖学金，我替他筹了一笔钱，数目相当可观，我还了好几年都还不清。所以我那时想，要是我得到那笔奖金，在国外省用一点，就可以偿清我的债务了。没想到——”余教授耸一耸肩膀，干笑了两声。吴柱国举起手来，想说什么，可是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又默然了。过了片刻，他才强笑道：

“雅馨——她真是一个叫人怀念的女人。”

窗外的雨声，飒飒娑娑，愈来愈大了，寒气不住地从门隙窗缝里钻了进来，一阵大门开阖的声音，一个青年男人从玄关走了上来。青年的身材颀长，披着一件深蓝的塑胶雨衣，一头墨浓的头发洒满了雨珠，他手中捧着一大叠书本，含笑点头，便要往房中走去。

“俊彦，你来见见吴伯伯。”余教授叫住那个青年。吴柱国朝那个眉目异常英爽的青年打量了一下，不由得笑出了声音来。

“嵚磊，你们两父子怎么——”吴柱国朝着俊彦又指了一下，笑道，“俊彦，要是我来你家，先看到你，一定还以为你父亲返老还童了呢！嵚磊，你在北大的时候，就是俊彦这个样子！”说着三个人都笑了起来。

“吴伯伯在加大教书，你不是想到加大去念书吗？可以向吴伯伯请教请教。”余教授对他儿子说道。

“吴伯伯，加大物理系容易申请奖学金吗？”俊彦很感兴趣地问道。

“这个——”吴柱国迟疑了一下，“我不太清楚，不过加大理工科的奖学金比文法科多多了。”

“我听说加大物理系做一个实验，常常要花上几十万美金呢！”俊彦年轻的脸上，现出一副惊羡的神情。

“美国实在是个富强的国家。”吴柱国叹道。俊彦立了一会儿，便告退了。余教授望着他儿子的背影，悄声说道：

“现在男孩子，都想到国外去学理工。”

“这也是大势所趋。”吴柱国应道。

“从前我们不是拼命提倡‘赛先生’吗？现在‘赛先生’差点把我们的饭碗都抢跑了。”余教授说着跟吴柱国两人都苦笑了起来。余教授立起身，又要去替吴柱国斟茶，吴柱国忙止住他，也站了起来说道：

“明天一早我还要到政治大学去演讲，我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说着，他沉吟了一下，“后天我便要飞西德，去参加一个汉学会议，你不要来送我了，我这就算告辞了吧。”

余教授把吴柱国的大衣取来递给他，有点歉然地说道：

“真是的，你回来一趟，连便饭也没接你来吃。我现在这位太太——”余教授尴尬地笑了一下。

“嫂夫人哪里去了？我还忘了问你。”吴柱国马上接口道。

“她在隔壁，”余教授有点忸怩起来，“在打麻将。”

“哦，那么你便替我问候一声吧。”吴柱国说着便走向了大门去。余教授仍旧套上他的木屐，撑起他那把破油纸伞，跟了出去。

“不要出来了，你走路又不方便。”吴柱国止住余教授。

“你没戴帽子，我送你一程。”余教授将他那把破纸伞遮住了吴柱国的头顶，一只手揽在他的肩上，两个人向巷口走了出去。巷子里一片漆黑，雨点无边无尽地飘洒着。余教授和吴柱国两人依在一起，踏着巷子里的积水，一步一步，迟缓、蹒跚、蹭蹬着。快到巷口的时候，吴柱国幽幽地说道：

“嵚磊，再过一阵子，也许我也要回台湾来了。”

“你要回来？”

“还有一年我便退休了。”

“是吗？”

“我现在一个人在那边，颖芬不在了，饮食很不方便，胃病常常犯，而且——我又没有儿女。”

“哦——”

“我看南港那一带还很幽静，中央研究院又在那里。”

“南港住家是不错的。”

雨点从纸伞的破洞漏了下来，打在余教授和吴柱国的脸上，两个人都冷得缩起了脖子。一辆计程车驶过巷口，余教授马上举手截下。计程车司机打开了门，余教授伸出手去跟吴柱国握手道别，他执住吴柱国的手，突然声音微微颤抖地说道：

“柱国，有一件事，我一直不好意思向你开口——”

“嗯？”

“你可不可以替我推荐一下，美国有什么大学要请人教书，我还是想出去教一两年。”

“可是——恐怕他们不会请中国人教英国文学哩。”

“当然，当然，”余教授咳了一下，干笑道，“我不会到美国去教拜伦了——我是说有学校需要教教中文什么的。”

“哦——”吴柱国迟疑了，说道，“好的，我替你去试试吧。”

吴柱国坐进车内，又伸出手来跟余教授紧紧握了一下。余教授踅回家中，他的长袍下摆都已经潮湿了，冷冰冰地贴在他的腿胫上，他右腿的关节，开始剧痛起来。他拐到厨房里，把暖在炉灶上那帖于善堂的膏药，取下来，热烘烘地便贴到了膝盖上去，他回到客厅中，发觉靠近书桌那扇窗户，让风吹开了，来回开阖，发出砰砰的响声，他赶忙蹭过去，将那扇窗拴上。他从窗缝中，看到他儿子房中的灯光仍然亮着，俊彦坐在窗前，低着头在看书，他那年轻英爽的侧影，映在窗框里。余教授微微吃了一惊，他好像骤然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一般，他已经逐渐忘怀了他年轻时的模样了。他记得就是在俊彦那个年纪，二十岁，他那时认识雅馨的。那次他们在北海公园，雅馨刚剪掉辫子，一头秀发让风吹得飞了起来，她穿着一条深蓝的学生裙站在北海边，裙子飘飘的，西天的晚霞，把一湖的水照得火烧一般，把她的脸也染红了。他在《新潮》上投了一首新诗，就是献给雅馨的：

当你倚在碧波上

满天的红霞

便化做了朵朵莲花

托着你

随风飘去

馨馨

你是凌波仙子

——

余教授摇了一摇他那十分光秃的脑袋，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他发觉书桌上早飘进了雨水，把他堆在上面的书本都打湿了。他用他的衣袖在那些书本的封面上揩了一揩，随便拾起了一本《柳湖侠隐记》，又坐到沙发上去。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翻了两页，眼睛便合上了，头垂下去，开始一点一点地，打起盹来，朦胧中，他听到隔壁隐约传来一阵阵洗牌的声音及女人的笑语。

台北的冬夜愈来愈深了，窗外的冷雨，却仍旧绵绵不绝地下着。

国　葬

一个十二月的清晨，天色阴霾，空气冷峭，寒风阵阵地吹掠着。台北市立殡仪馆门口，祭奠的花圈，白簇簇地排到了街上。两排三军仪队，头上戴着闪亮的钢盔，手里持着枪，分左右肃立在大门外。街上的交通已经断绝，偶尔有一两部黑色官家汽车，缓缓地驶了进来。这时一位老者，却拄着拐杖，步行到殡仪馆的大门口。老者一头白发如雪，连须眉都是全白的；他身上穿了一套旧的藏青哔叽中山装，脚上一双软底黑布鞋。他停在大门口的牌坊面前，仰起头，觑起眼睛，张望了一下，“李故陆军一级上将浩然灵堂”，牌坊上端挂着横额一块。老者伫立片刻，然后拄着拐杖，弯腰成了一把弓，颤巍巍地往灵堂里，蹭了进去。

灵堂门口，搁着一张写字桌，上面置了砚台、墨笔并摊着一本百褶签名簿。老者走近来，守在桌后一位穿了新制服，侍从打扮的年轻执事，赶紧做了一个手势，请老者签名。

“我是秦义方，秦副官。”老者说道。

那位年轻侍从却很有礼貌地递过一枝蘸饱了墨的毛笔来。

“我是李将军的老副官。”

秦义方板着脸严肃地说道，他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说完，他也不待那位年轻侍从搭腔，径自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往灵堂里走去。灵堂内疏疏落落，只有几位提早前来吊唁的政府官员。四壁的挽联挂得满满的，许多副长得拖到地面，给风吹得飘浮了起来。堂中灵台的正中，悬着一幅李浩然将军穿军礼服满身佩挂勋章的遗像，左边却张着一幅绿色四星上将的将旗，台上供满了鲜花水果，香筒里的檀香，早已氤氲地升了起来了。灵台上端，一块匾额却题着“轸念勋猷”四个大字。秦义方走到灵台前端站定，勉强直起腰，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立在灵台右边的那位司仪，却举起了哀来，唱道：

“一鞠躬——”

秦义方也不按规矩，把拐杖撂在地上，挣扎着伏身便跪了下去，磕了几个响头，抖索索地撑着站起来，直喘气，他扶着拐杖，兀自立在那里，掏出手帕来，对着李将军的遗像，又擤鼻涕，又抹眼泪。他身后早立了几位官员，在等着致祭。一位年轻侍从赶忙走上来，扶着他的手膀，要引他下去。秦义方猛地挣脱那位年轻侍从的手，回头狠狠地瞪了那个小伙子一眼，才径自拄着拐杖，退到一旁去。他瞪着那几位在灵堂里穿来插去，收拾得头光脸净的侍从，一股怒气，像盆火似的，便煽上了心头来。长官直是让这些小野种害了的！他心中恨恨地咕噜着，这起吃屎不知香臭的小王八，哪里懂得照顾他？只有他秦义方，只有他跟了几十年，才摸清楚了他那一种拗脾气。你白问他一声：“长官，你不舒服吗？”他马上就黑脸。他病了，你是不能问的，你只有在一旁悄悄留神守着。这起小王八羔子，他们哪里懂得？前年长官去花莲打野猪，爬山滑了一跤，把腿摔断了，他从台南赶上来看他。他腿上绑了石膏，一个人孤零零地靠在客厅里沙发上。“长官，你老人家也该保重些了。”他劝他道。他把眉头一竖，脸上有多少不耐烦的模样。这些年没有仗打了，他就去爬山、去打猎。七十多岁的人，还是不肯服老呢。

秦义方朝着李将军那幅遗像又瞅了一眼，他脸上还是一副倔强的样子！秦义方摇了一摇头，心中叹道，他称了一辈子的英雄，哪里肯随随便便就这样倒下去呢？可是怎么说他也不应该抛开他的，“秦义方，台南天气暖和，好养病。”他对他说。他倒嫌他老了？不中用了？得了哮喘病？主人已经开了口，他还有脸在公馆里赖下去吗？打北伐那年起，他背了暖水壶跟着他，从广州打到了山海关，几十年间，什么大风大险，都还不是他秦义方陪着他度过去的？服侍了他几十年，他却对他说：“秦义方，这是为你好。”人家提一下：“李浩然将军的副官。”他都觉得光彩得不得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侍从喽，还要让自己长官这样撵出门去。想想看，是件很体面的事吗？住在荣民医院里，别人问起来，他睬都不睬，整天他都闭上眼睛装睡觉。那晚他分明看见他骑着他那匹“乌云盖雪”奔过来，向他喊道：“秦副官，我的指挥刀不见了。”吓得他滚下床来，一身冷汗，他就知道：“长官不好了！”莫看他军队带过上百万，自己连冷热还搞不清楚呢。夫人过世后这些年，冬天夜里，常常还是他爬起来，替他把被盖上的。这次要是他秦义方还在公馆里，他就不会出事了。他看得出他不舒服，他看得出他有病，他会守在他旁边。这批新人！这批小野种子！是很有良心的吗？听说那晚长官心脏病发，倒在地板上，跟前一个人都不在，连句话也没能留下来。

“三鞠躬——”

司仪唱道。一位披麻戴孝，架着一副眼镜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也跪在灵台边，频频向吊唁的客人答谢。

“少爷——”

秦义方颤巍巍地赶着蹭了过去，走到中年男人面前，低声唤道。

“少爷，我是秦副官。”

秦义方那张皱成了一团的老脸上，突然绽开了一抹笑容来。他记得少爷小时候，他替他穿上一套军衣马裤，一双小军靴，还扣上一张小军披风。他拉着他的手，急急跑到操场上，长官正骑在他那匹大黑马上等着，大黑马身后却立着一匹小白驹，两父子倏地一下，便在操场上跑起马来。他看见他们两人一大一小，马背上起伏着，少爷的小披风吹得飞张起来。当少爷从军校装病退下来，跑到美国去，长官气得一脸铁青，指着少爷喝道：

“你以后不必再来见我的面！”

“长官——他——”

秦义方伸出手去，他想去拍拍中年男人的肩膀，他想告诉他：父子到底还是父子。他想告诉他：长官晚年，心境并不太好。他很想告诉他：夫人不在了，长官一个人在台湾，也是很寂寞的。可是秦义方却把手又缩了回来，中年男人抬起头来，瞅了他一眼，脸上漠然，好像不甚相识的模样。一位穿戴得很威风的主祭将官走了上来，顷刻间，灵堂里黑压压的早站满了人。秦义方赶忙退回到灵堂的一角，他看见人群里，一排一排，许多将级军官，凝神屏气地肃立在那里。主祭官把祭文高举在手里，操着嘹亮的江浙腔，很有节奏地颂读起来：

桓桓上将　时维鹰扬

致身革命　韬略堂堂

北伐云从　帷幄疆场

同仇抗日　筹笔赞襄——

祭文一念完，公祭便开始了。首先是陆军总司令部，由一位三星上将上来主祭献花圈，他后面立着三排将官，都是一式大礼服，佩戴得十分堂皇。秦义方觑起眼睛，仔细地瞅了一下，这些新升起来的将官们，他一位都不认识了，接着三军各部、政府各院，络绎不绝，纷纷上来致祭。秦义方踮起脚，昂着头，在人堆子里尽在寻找熟人，找了半天，他看见两个老人并排走了上来，那位身穿藏青缎袍，外罩马褂，白须白髯，身量硕大的，可不是章司令吗？秦义方往前走了一步，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一直在香港隐居，竟也赶来了。他旁边那位抖索索、病恹恹，由一个老苍头扶着，直用手帕揩眼睛的，一定是叶副司令了。他在台北荣民医院住了这些年，居然还在人世！他们两人，北伐的时候，最是长官底下的红人了，人都叫他们“钢军司令”。两人在一块儿，直是焦赞孟良，做了多少年的老搭档。刚才他还看到他们两个人的挽联，一对儿并排挂在门口：

廊庙足千秋决腾运筹徒恨黄巾犹未灭

汉贼不两立孤忠大义岂容青史尽成灰

章健　敬挽

关河百战长留不朽勋名遽吹五丈秋风举世同悲真俊杰

邦国两分忍见无穷灾祸闻道霸陵夜猎何人愿起故将军

叶辉　敬挽

“我有三员猛将，”长官曾经举起三只手指十分得意地说过，“章健、叶辉、刘行奇。”可是这位满面悲容的老和尚又是谁呢？秦义方拄着拐杖又往前走了两步。老和尚身披玄色袈裟，足登芒鞋，脖子上挂着一串殷红念珠，站在灵台前端，合掌三拜，翻身便走了出去。

“副长官——”

秦义方脱口叫了出来，他一眼瞄见老和尚后颈上一块巴掌大的红疤。他记得清清楚楚，北伐龙潭打孙传芳那一仗，刘行奇的后颈受了炮伤，躺在南京疗养院，长官还特地派他去照顾他。那时刘行奇的气焰还了得？又年轻、又能干、又得宠，他的部队尽打胜仗，是长官手下头一个得意人，“铁军司令”——军队里提着都咋舌头，可是怎么又变成了这副打扮呢？秦义方赶忙三脚两步，拄着手杖，一颠一拐地，穿着人堆，追到灵堂外面去。

“副长官，我是秦义方。”

秦义方扶着手杖，弯着腰，上气不接下气，喘吁吁地向老和尚招呼道。老和尚止住了步，满面惊讶，朝着秦义方上下打量了半天，才迟疑地问道：

“是秦义方吗？”

“秦义方给副长官请安。”

秦义方跟老和尚作了一个揖，老和尚赶忙合掌还了礼，脸上又渐渐转为悲戚起来，半晌，他叹了一口气：

“秦义方——唉，你们长官——”

说着老和尚竟哽咽起来，掉下了几滴眼泪，他赶紧用袈裟的宽袖子，揾了一揾眼睛。秦义方也掏出手帕，狠狠擤了一下鼻子。他记得最后一次看到刘行奇，是好多年前了。刘行奇只身从广东逃到台湾，那时他刚被革除军籍，到公馆来，参拜长官。给八路俘虏了一年，刘行奇整个人都脱了形，一脸枯黑，毛发尽摧，身上瘦得还剩下一把骨头，一见到长官，颤抖抖地喊了一声：

“浩公——”便泣不成声了。

“行奇，辛苦你了——”长官红着眼睛，一直用手拍着刘行奇的肩膀。

“浩公——我非常惭愧。”刘行奇一行咽泣，一行摇头。

“这也是大势所趋，不能深怪你一个人。”长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两个人相对黯然，半天长官才幽幽说道：

“我以为退到广东，我们最后还可以背水一战。章健、叶辉跟你——这几个兵团都是我们的子弟兵，跟了我这些年，回到广东，保卫家乡，大家死拼一下，或许还能挽回颓势，没料到终于一败涂地——”长官的声音都哽住了，“十几万的广东子弟，尽丧敌手，说来——咳——真是教人痛心。”说着两行眼泪竟滚了下来。

“浩公——”刘行奇也满脸泪水，凄怜地叫道，“我跟随浩公三十年，从我们家乡开始出征，北伐抗日，我手下士卒立的功劳，也不算小。现在全军覆没，败军之将，罪该万死！还要受尽敌人的侮辱，浩公，我实在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刘行奇放声大恸起来。

大陆最后撤退，长官跟章司令、叶副司令三个人，在海南岛龙门港八桂号兵舰上，等了三天，等刘行奇和他的兵团从广东撤退出来。天天三个人都并立在甲板上，盼望着，直到下了开船令，长官犹自擎着望远镜，频频往广州湾那边瞭望。三天他连眼睛也没合过一下，一脸憔悴，骤然间好像苍老了十年。

“你们长官，他对我——咳——”

老和尚摇了一摇头，太息了一声，转身便要走了。

“副长官，保重了。”

秦义方往前赶了两步叫道，老和尚头也不回，一袭玄色袈裟，在寒风里飘飘曳曳，转瞬间，只剩下了一团黑影。灵堂里哀乐大奏，已是启灵的时分。殡仪馆门口的人潮陡地分开两边，陆军仪队刀枪齐举，李浩然将军的灵柩，由八位仪队军官扶持，从灵堂里移了出来，灵柩上覆着青天白日旗一面。一辆仪队吉普车老早开了出来，停在殡仪馆大门口，上面伫立一位撑旗兵，手举一面四星将旗领队，接着便是灵车，李浩然将军的遗像竖立车前。灵枢一扶上灵车，一些执绋送殡的官员们，都纷纷跨进了自己的轿车内，街上首尾相衔，排着一条长龙般的黑色官家汽车。维持交通的警察宪兵，都在街上吹着哨子指挥车辆。秦义方赶忙将一条白麻孝带胡乱系在腰上，用手拨开人群，拄着拐杖急急蹭到灵车那边，灵车后面停着一辆敞篷的十轮卡车，几位年轻侍从，早已跳到车上，站在那里了。秦义方踅到卡车后面，也想爬上扶梯去，一位宪兵马上过来把他拦住。

“我是李将军的老副官。”

秦义方急切地说道，又想往车上爬。

“这是侍卫车。”

宪兵说着，用手把秦义方拨了下来。

“你们这些人——”

秦义方倒退了几个踉跄，气得干噎，他把手杖在地上狠狠顿了两下，颤抖抖地便喊了起来：

“李将军生前，我跟随了他三十年，我最后送他一次，你们都不准吗？”

一位侍卫长赶过来，问明了原由，终于让秦义方上了车。秦义方吃力地爬上去，还没站稳，车子已经开动了。他东跌西撞乱晃了几下，一位年轻侍从赶紧揪住他，把他让到车边去。他一把抓住车栏杆上一根铁柱，佝着腰，喘了半天，才把一口气透了过来。迎面一阵冷风，把他吹得缩起了脖子。出殡的行列，一下子便转到了南京东路上，路口有一座用松枝扎成的高大牌楼，上面横着用白菊花缀成的“李故上将浩然之丧”几个大字。灵车穿过牌楼时，路旁有一支部队正在行军，部队长看见灵车驶过，马上发了一声口令。

“敬礼！”

整个部队士兵倏地都转过头去，朝着灵车行注目礼。秦义方站在车上，一听到这声口令，不自主地便把腰干硬挺了起来，下巴颏扬起，他满面严肃，一头白发给风吹得根根倒竖。他突然记了起来，抗日胜利，还都南京那一年，长官到紫金山中山陵去谒陵，他从来没见过有那么多高级将领聚在一块儿，章司令、叶副司令、刘副长官，都到齐了。那天他充当长官的侍卫长，他穿了马靴，戴着白手套，宽皮带把腰杆子扎得挺挺的，一把擦得乌亮的左轮别在腰边。长官披着一袭军披风，一柄闪亮的指挥刀斜挂在腰际，他跟在长官身后，两个人的马靴子在大理石阶上踏得脆响。那些驻卫部队，都在陵前，排得整整齐齐地等候着，一看见他们走上来，轰雷般地便喊了起来：

“敬礼——”

一九七〇年冬于美加州

附　录

白先勇的小说世界

《台北人》之主题探讨

欧阳子

白先勇的《台北人》，是一本深具复杂性的作品。此书由十四个短篇小说构成，写作技巧各篇不同，长短也相异，每篇都能独立存在，而称得上是一流的短篇小说。但这十四篇聚合在一起，串联成一体，则效果遽然增加：不但小说之幅面变广，使我们看到社会之“众生相”，更重要的，由于主题命意之一再重复，与互相陪衬辅佐，使我们能更进一步深入了解作品之含义，并使我们得以一窥隐藏在作品内的作者之人生观与宇宙观。

先就《台北人》的表面观之，我们发现这十四个短篇里，主要角色有两大共同点：

一、他们都出身中国大陆，都是……随着国民政府撤退来台湾这一小岛的。离开大陆时，他们或是年轻人，或是壮年人，而十五、二十年后在台湾，他们若非中年人，便是老年人。

二、他们都有过一段难忘的“过去”，而这“过去”之重负，直接影响到他们目前的现实生活。这两个共同点，便是将十四篇串联在一起的表层锁链。

然而，除此二点相共外，《台北人》之人物，可以说囊括了台北都市社会之各阶层：从年迈挺拔的儒将朴公（《梁父吟》）到退休了的女仆顺恩嫂（《思旧赋》），从上流社会的窦夫人（《游园惊梦》）到下流社会的“总司令”（《孤恋花》）。有知识分子，如《冬夜》之余嵚磊教授；有商人，如《花桥荣记》之老板娘；有帮佣工人，如《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有军队里的人，如《岁除》之赖鸣升；有社交界名女，如尹雪艳；有低级舞女，如金大班。这些“大”人物、“中”人物与“小”人物，来自中国大陆不同的省籍或都市（上海、南京、四川、湖南、桂林、北平等），他们贫富悬殊，行业各异，但没有一个不背负着一段沉重的、斩不断的往事。而这份“过去”，这份“记忆”，或多或少与中华民国成立到大陆沦陷那段“忧患重重的时代”，有直接的关系。

夏志清先生在《白先勇论》一文中提道：“《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因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时就有一度显赫的历史。”说得不错，民国成立之后的重要历史事件，我们好像都可在《台北人》中找到：辛亥革命（《梁父吟》），五四运动（《冬夜》），北伐（《岁除》、《梁父吟》），抗日（《岁除》、《秋思》），国共内战（《一把青》）。而最后一篇《国葬》中之李浩然将军，则集中华民国之史迹于一身：

桓桓上将。时维鹰扬。致身革命。韬略堂堂。

北伐云从。帷幄疆场。同仇抗日。筹笔赞襄。

在此“祭文”中没提到，而我们从文中追叙之对话里得知的，是李将军最后与共军作战，退到广东，原拟背水一战，挽回颓势，不料一败涂地，而使十几万广东子弟尽丧敌手的无限悲痛。而他之不服老，对肉身不支的事实不肯降服的傲气，又是多么的令人心恸！

诚如颜元叔先生在《白先勇的语言》一文中提道，白先勇是一位时空意识、社会意识极强的作家，《台北人》确实以写实手法，捕捉了各阶级各行业的大陆人在来台后二十年间的生活面貌。但如果说《台北人》止于写实，止于众生相之嘲讽，而喻之为以改革社会为最终目的的维多利亚时期之小说，我觉得却是完全忽略了《台北人》的底意。

潜藏在《台北人》表层面下的义涵，即《台北人》之主题，是非常复杂的。企图探讨，并进一步窥测作者对人生对宇宙的看法，是件相当困难而冒险的工作。大概就因如此，虽然《台北人》出版已逾三年，印了将近十版，而白先勇也已被公认为当代中国极有才气与成就的短篇小说作家，却好像还没一个文学评论者，认真分析过这一问题。我说这项工作困难，是因《台北人》充满含义，充满意象，这里一闪，那里一烁，像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遗下遍处“印象”，却仿佛不能让人用文字捉捕。现在，我愿接受这项“挑衅”，尝试捕捉，探讨《台北人》的主题命意，并予以系统化，条理化。我拟在个人理解范围内，凭着《台北人》之内涵，尝试界定白先勇对人生的看法，并勾绘他视野中的世界之轮廓。

我愿将《台北人》的主题命意分三节来讨论，即“今昔之比”、“灵肉之争”与“生死之谜”。实际上，这种分法相当武断，不很恰当，因为这三个主题，互相关联，互相环抱，其实是一体，共同构成串联这十四个短篇的内层锁链。我这样划分，完全是为了讨论比较方便。

今昔之比

我们读《台北人》，不论一篇一篇抽出来看，或将十四篇视为一体来欣赏，我们必都感受到“今”与“昔”之强烈对比。白先勇在书前引录的刘禹锡《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点出了《台北人》这一主题，传达出作者不胜今昔之怆然感。事实上，我们几乎可以说，《台北人》一书只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笼统而言，《台北人》中之“过去”，代表青春、纯洁、敏锐、秩序、传统、精神、爱情、灵魂、成功、荣耀、希望、美、理想与生命。而“现在”，代表年衰、腐朽、麻木、混乱、西化、物质、色欲，肉体、失败、委琐、绝望、丑、现实与死亡。

……

“过去”是中国旧式单纯、讲究秩序、以人情为主的农业社会；“现在”是复杂的，以利害关系为重的、追求物质享受的工商业社会。（作者之社会观）

“过去”是大气派的，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现在”是失去灵性，斤斤计较于物质得失的西洋机器文明。（作者之文化观）

“过去”是纯洁灵活的青春；“现在”是遭受时间污染腐蚀而趋于朽烂的肉身。（作者之个人观）

贯穿《台北人》各篇的今昔对比之主题，或多或少，或显或隐，都可从上列国家、社会、文化、个人这四观点来阐释。而潜流于这十四篇中的撼人心魂之失落感，则源于作者对国家兴衰、社会剧变之感慨，对面临危机的传统中国文化之乡愁，而最基本的，是作者对人类生命之“有限”，对人类永远无法长葆青春、停止时间激流的万古怅恨。

难怪《台北人》之主要角色全是中年人或老年人。而他们光荣的或难忘的过去，不但与中华民国的历史有关，不但与传统社会文化有关，最根本的，与他们个人之青春年华有绝对不可分离的关系。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如朴公或李浩然将军，创立轰轰烈烈的史迹，固然在他们年青时，或壮年时，其他小人物如卢先生（《花桥荣记》）或王雄（《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所珍贵而不能摆脱的过去，亦与他们的“青春”攸关：卢先生少年时与罗家姑娘的恋爱，王雄对他年少时在湖南乡下订了亲的“小妹仔”之不自觉的怀念。（他们的悲剧，当然，在表面上，也是实际上，导源于民国之战乱）这些小人物的“过去”，异于朴公、李将军，在别人眼中，毫无历史价值，但对他们本人，却同样是生命的全部意义。

《台北人》中的许多人物，不但“不能”摆脱过去，更令人怜悯的，他们“不肯”放弃过去，他们死命攀住“现在仍是过去”的幻觉，企图在“抓回了过去”的自欺中，寻得生活的意义。如此，我们在《台北人》诸篇中，到处可以找到表面看似相同，但实质迥异的布设与场景，这种“外表”与“实质”之间的差异，是《台北人》一书中最主要的反讽（irony），却也是白先勇最寄予同情，而使读者油然生起恻怜之心的所在。

首先，白先勇称这些中国大陆人为“台北人”，就是很有含义的。这些大陆人，撤退来台多年，客居台北，看起来像台北人，其实并不是。台北的花桥荣记，虽然同样是小食店，却非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的花桥荣记。金大班最后搂着跳舞的青年，虽然同样是个眉清目秀腼腆羞赧的男学生，却不是当年她痴恋过的月如。《一把青》的叙述者迁居台北后，所住眷属区“碰巧又叫做仁爱东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个却毫不相干”。尹雪艳从来“不肯”把她公馆的势派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但她的公馆明明在台北，而非上海。《岁除》的赖鸣升，在追忆往日国军之光荣战绩时，听得“窗外一声划空的爆响，窗上闪了两下强烈的白光”。却不是“台儿庄”之炮火冲天！而是除夕夜人们戏放之孔明灯。《孤恋花》之娟娟，是五宝，又非五宝。《秋思》之华夫人，花园里种有几十株白茸茸的“一捧雪”，却非抗日胜利那年秋天在她南京住宅园中盛开的百多株“一捧雪”。《冬夜》里余教授的儿子俊彦，长得和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但他不是当年满怀浪漫精神的余嵚磊，却是个一心想去美国大学念物理的男学生。窦夫人的游园宴会，使钱夫人一时跃过时间的界限，回到自己在南京梅园新村公馆替桂枝香请三十岁生日酒的情景。但程参谋毕竟不是郑彦青，而她自己，年华已逝，身分下降，也不再是往日享尽荣华富贵的钱将军夫人。

白先勇对这些大陆人之“不肯”放弃过去，虽然有一点嘲讽的味道，但我认为却是同情远超过批评，怜悯远超过讥诮。所以，我觉得，颜元叔在《白先勇的语言》一文中，说白先勇“是一位嘲讽作家”，容易引起误解；而他说白先勇“冷酷分析……一个已经枯萎腐蚀而不自知的社会”，这“冷酷”二字，实在用辞不当。当然，白先勇并不似颜先生所说，只处理上流社会（白先勇笔下的下流社会，真正“下流”得惊人）。但就是在处理上流社会时，他对其中人物之不能面对现实，怀着一种怜惜，一种同情，有时甚至一种敬仰之意。譬如《梁父吟》。我觉得，白先勇虽然刻画出朴公与现实脱节的生活面貌，他对朴公却是肃然起敬的。叶维廉先生在《激流怎能为倒影造像》一文中，论白先勇的小说，写道：

《梁父吟》里的革命元老，叱咤风云的朴公，现在已惺忪入暮年，他和雷委员对弈不到一个局就“垂着头，已经矇然睡去了”。不但是革命的元气完全消失了，而且还斤斤计较王孟养（另一革命元老）后事的礼俗，而且迷信；合于朴公那一代的格调已不知不觉地被淹没……

我细读《梁父吟》，却和叶维廉有些不同的感受。如果我没错解，我想白先勇主要想表达的，是朴公择善固执、坚持传统的孤傲与尊严。从一开头，白先勇描写朴公之外貌，戴紫貂方帽，穿黑缎长袍，“身材硕大，走动起来，胸前银髯，临风飘然……脸上的神色却是十分地庄凝”，就使我们看到朴公的高贵气质与凛然之威严。而朴公事实上之“脱离现实”，恰好给予这篇小说适度之反讽，却不伤害作者对主角的同情与敬意。朴公与雷委员对弈，“矇然睡去”之前，却先将雷委员的一角“打围起来，勒死了”。而他被唤醒后，知道身体不支，却不肯轻易放弃，他说：

也好，那么你把今天的谱子记住。改日你来，我们再收拾这盘残局吧。

此篇最末一段，白先勇描写朴公住宅院子里的景色：“……兰花已经盛开过了，一些枯褐的茎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残苞在幽幽地发着一丝冷香。可是那些叶子却一条条地发得十分苍碧。”盛开过的兰花与残苞，显然影射朴公老朽的肉身。而“一条条地发得十分苍碧”的叶子，应该就是朴公用以创建民国的那种不屈不挠、贯彻始终的精神吧！

《台北人》中之人物，我们大约可分为三类：

一、完全或几乎完全活在“过去”的人。

《台北人》之主要角色，多半属于这一型，明显的如尹雪艳、赖鸣升、顺恩嫂、朴公、卢先生、华夫人、“教主”、钱夫人、秦义方等人。不明显而以变型行态表征的，如《一把青》之朱青与《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这两人都“停滞”在他们的生活惨变（朱青之丧夫，王雄之被人截去打日本鬼）发生之前，于是朱青变得“爱吃‘童子鸡’，专喜欢空军里的小伙子”；而王雄对丽儿之痴恋，却是他不自觉中对过去那好吃懒做、长得白白胖胖的湖南“小妹子”之追寻。

白先勇冷静刻画这些不能或不肯面对现实的人之与现世脱节，并明示或暗示他们必将败亡。但他对这类型的人，给予最多的同情与悲悯。

二、保持对“过去”之记忆，却能接受“现在”的人。

《台北人》角色中，能不完全放弃过去而接受现实的，有刘营长夫妇（《岁除》），金大班，《一把青》之“师娘”，《花桥荣记》之老板娘，《冬夜》之余嵚磊与吴国柱等。他们也各有一段难忘的过去，但被现实所逼，而放弃大部分过去、大部分理想，剩下的只是偶然的回忆。如此，负担既减轻，他们乃有余力挑起“现实”的担子，虽然有时绊脚，至少还能慢步在现实世界中前行。这些角色对于自己被迫舍弃“过去”之事实，自觉程度各有不同，像“师娘”，就没有自觉之怅恨，但余嵚磊与吴柱国，却对自己为了生存不得不采的态度，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无可奈何之惆怅。这份无限的感伤，反映在《冬夜》之结语中：

台北的冬夜愈来愈深了，窗外的冷雨，却仍旧绵绵不绝地下着。

白先勇对于这类型的人，也是深具同情之心的。而且，他的笔触传达出发自他本人内心之无限感慨：要在我们现今世界活下去，我们最大的奢侈，大概也只是对“过去”的偶然回顾吧！

三、没有“过去”，或完全斩断“过去”的人。

《台北人》中的这型人物，又可分二类，其一是年轻的一辈，也就是出生在台湾，或幼年时就来到台湾，而没有真正接触过或认识过中国大陆的外省青年男女。他们是没有“根”、没有“过去”的中国人。例如《冬夜》中的俊彦，《岁除》中的骊珠和俞欣，即属于此类，他们因为没能亲眼看到国家之兴衰，未曾亲身体验联带之个人悲欢，对于前一辈人的感触与行为，他们或漠然，或不解，或缺乏同情，永远隔一段不可逾越的距离。

另一类是“斩断过去”的人。例如《冬夜》中的邵子奇，《秋思》中之万吕如珠，《梁父吟》之王家骥，就属此类。他们之斩断过去，不是像朱青（《一把青》）那样，由于“回顾”过于痛苦（朱青其实没能真正斩断），却是因为他们的“理性”（rationality），促使他们全面接受现实，并为了加速脚步，赶上时代，毫不顾惜完全丢弃了“传统之包袱”。

惟独对于这种为了“今”而完全抛弃“昔”的人，白先勇有那么一点儿责备的味道。但是责备之中，又混杂着了解，好像不得不承认他们有道理：“当然，当然，分析起来，还是你对。”也可以说，白先勇的“头脑”赞成他们的作风。但他的“心”，却显然与抱住“过去”的众生同在。

让我们比较一下《台北人》中两个都是从外国回来的中年人：《梁父吟》之王家骥，和《思旧赋》之李家少爷，前者显然是个很有理性、完全洋化、抛弃了中国传统的人。他的父亲王孟养（革命元老）去世，他从美国回来办丧事，却对中国人的人情礼俗非常不耐烦，也不了解，把治丧委员会的人和他商量的事情，“一件件都给驳了回来”。王家骥舍弃了传统，失去了中国人的精神，但在现实世界中，他却能成功，跟上时代潮流，不被淘汰。

李家少爷却正相反：他也是中国旧式贵族家庭出身，父亲当年也是轰轰烈烈的大将军。他出国后，显然因为突然离了“根”，不能适应外界环境，终于变成了一个白痴，我们不清楚他在国外，是否遇到什么特别事故，引发导致他的精神崩溃。但我们却知，他之退缩到痴癫世界，根本原因还是他不能接受现实，只肯回顾，不能前瞻。

一个作家，无论怎样客观地写小说，他对自己笔下人物所怀的态度（同情或不同情，喜欢或不喜欢），却都从他作品之“语气”（tone）泄露出来。我们读《思旧赋》，可从其“语气”感觉出白先勇对李少爷怀着无限怜惜之情。这使我联想起美国文豪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在其巨作《声音与愤怒》（The Sound and the Fury）中，他对坎普生家庭（The Compsons）的那个白痴男子宾居（Benjy），也寄予同样深厚的怜悯。事实上，虽然白先勇和福克纳的作品，有很多不同处（譬如作品之“语气”，白先勇冷静，福克纳激昂），我却觉得此二作家有几点相似：一、他们都偏爱喜回顾，有“情”，但逃避现实的失败者，在《声音与愤怒》中，福克纳怜爱宾居，也怜惜蔑视肉体“贞操”的凯蒂（Caddy），更悲悯与死神恋爱、对妹妹怀着某种乱伦感情而最后自杀的宽丁（Quentin）。但他对坎普生家庭的兄弟姐妹中，唯一神经正常，有理性，抱现实主义的杰生（Jason），不但不同情，而且极端鄙视（白先勇对王家骥，倒无鄙视之意）。二、他们都采用痴狂、堕落、死亡等现象，影射一个上流社会大家庭之崩溃，更进而影射一个文化之逐渐解体。福克纳所影射的，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衰微下去的“南方文化”（Southern Culture）。这“南方文化”之精神，颇有点像中国旧社会文化：农业的，尊重传统与荣誉的，讲究人情的，绅士派头的。福克纳对这被时代潮流所卷没的旧文化旧秩序，也满怀惦缅与乡愁。所不同的，美国南方文化，不过一二百年的历史。而白先勇所背负的，却是个五千年的重荷！

灵肉之争

灵肉之争，其实也就是今昔之争，因为在《台北人》世界中，“灵”与“昔”互相印证，“肉”与“今”互相认同。灵是爱情，理想，精神。肉是性欲，现实，肉体。而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灵与肉之间的张力与扯力，极端强烈，两方彼此厮斗，全然没有妥协的余地。

《花桥荣记》之卢先生，来台多年，却紧抱“过去”，一心一意要和他少年时期在桂林恋爱过而留居大陆的“灵透灵透”的罗家姑娘成亲。这一理想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有了它，他不在乎也看不见现实生活的艰辛痛苦，因为他的“灵”把他的“肉”踩压控制着。然而，当现实之重棒击碎了理想，使他再也没有寸步余地攀住他那梦幻，“灵”立刻败亡，“肉”立刻大胜，于是他搞上一个大奶大臀唯肉无灵的洗衣妇阿春，整日耽溺于性欲之发泄：既失去“过去”，就绝望地想抓住“现在”。但当他连丑陋的“现在”也抓不住时（阿春在卢先生房里偷人，他回去捉奸，反被阿春“连撕带扯”咬掉大半个耳朵），他马上整个崩溃，而死于“心脏麻痹”。他之死，他之“心脏麻痹”，可以说是他的灵肉冲突引致的悲剧。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和卢先生的故事旨意，基本上很相似。王雄是个男佣，显然没受过什么教育，对于自己的行为与感情，完全没有了解力、反省力，但我们可从白先勇几句轻描淡写的对话叙述中，窥知这男主角对丽儿如此痴恋的原因：他要在丽儿身上捕捉“过去”。丽儿之影像，与他少年时代湖南乡下订了亲的“小妹仔”，合而为一，他今日对丽儿之迷恋，其实正是他对“过去”的迷恋。如此，在他不自觉中，“过去”之魅影统摄着他——“灵”的胜利。这期间，“肉”也起来反抗，企图将王雄拉往相反方向：那“肥壮”“肉颤颤”的下女喜妹，就是王雄体内的“肉”之象征，但“灵”的力量太强，挤压“肉”于一角，“肉”完全抬不起头，却想伺机报复，这种灵与肉的对峙对敌，白先勇在几句叙述中点出：

舅妈说，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冲，王雄一来便和她成了死对头，王雄每次一看见她就避得远远的，但是喜妹偏偏却又喜欢去撩拨他，每逢她逗得他红头赤脸的当儿，她就大乐起来。

然而时间不能永驻，丽儿必须长大。入中学后的丽儿之影像，就开始不再能符合凝滞于王雄心目中那十岁的“小妹子”之影像。而丽儿在实际生活上，开始脱离王雄，也是白先勇特意用外在现象，来投射王雄之内心现象。最后，当丽儿舍弃了王雄，也就是说，当“过去”舍弃了王雄，他的生活意义顿失，“灵”即衰萎。剩下的，只是空空的“现在”，只是肉体，只是喜妹。但他那被阉割了的“灵”，哪里肯就此罢休？他最后对喜妹之施暴，与自杀身亡，其实就是他的“灵”对“肉”之最后报复，最后胜利。可不是吗，他死后，灵魂岂非又回丽儿家里，天天夜里在园子里浇水，把那百多株杜鹃花，浇得很像喷出了鲜血，开放得“那样放肆，那样愤怒”！

过去是爱是灵，现在是欲是肉，这一主题含意，除了在上述二篇外，在《台北人》其他篇中，也时常出现。过去在南京，朱青（《一把青》）以全部心灵爱郭轸。现在，在台北，“朱小姐爱吃‘童子鸡’，专喜欢空军里的小伙子”。过去，在上海百乐门，金大班曾把完整的爱给过一个名叫月如的男学生。现在，在台北夜巴黎，她为求得一个安适的肉身栖息处，即将下嫁老迈的富商陈发荣。“教主”（《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以前在上海，对那具有“那股灵气”的姜青之同性恋，是爱情。现在，他与三水街小幺儿的勾搭，是肉欲。余嵚磊（《冬夜》）的前妻雅馨，是灵，是爱，是理想。他现在的妻子，是他为了维持“肉体生命”（吃饭睡觉），被迫接受的丑陋现实。

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灵”与“肉”之不可能妥协，或“昔”与“今”之不可能妥协，归根究底，起源于一个自古以来人人皆知之事实：时间永不停驻。时间，不为任何一人，暂止流动，青春，不为任何一人，久留一刻。卢先生一直期待，一心一意要和罗家姑娘成亲，拾回“过去”。但谁能拾回过去？即使他住香港的表哥没有骗他，即使罗家姑娘真的由大陆来到台湾与他成亲，他怎能捡回失落的十五年岁月？单就“时间”的侵蚀这一点而言，她也已不可能再是相片中的模样：“那一身的水秀，一双灵透灵透的凤眼，看着实在叫人疼怜。”而卢先生自己，“背有点佝……一头头发先花白了……眼角子两抓深深的皱纹”，怎能和当年那个“穿着一身学生装，清清秀秀，干干净净的，戴着一顶学生鸭嘴帽”的自己相比呢！如此，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爱情”与“青春”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人既不能长葆青春，爱情也只在凝固成一个记忆时，才能持久（所以白先勇小说里的爱情，必维系于生离或死别）。然而可怜的人类，却往往不甘于只保留一份记忆。他们要把这份凝固的过去，抓回移置现实中，以为这样就能和从前一样，却不想到流动的时间，无法载纳冻结之片刻。“过去”，永远不能变成“现在”。如此，白先勇那些台北人，所追寻的理想，并非反攻大陆就能实现，而是根本不能实现。

上面讨论“今昔之比”之主题时，我将《台北人》的人物分为三类，并指出白先勇对此三型人物之同情程度。现在我们亦可从灵肉观点，作同样之分析。白先勇给予最多悲悯的，是抱住“灵”而排斥“肉”的人，如卢先生和王雄（当然，我们亦可引申而包括所有活在“过去”中之角色）。但他显示出这些人必将败亡，因为大多的“灵”，太多“精神”，到底不是血肉之躯所能承受的。对于只有肉性而无灵性的人，如喜妹、阿春、余教授现在的太太，白先勇则不同情，而且鄙视。但他又十分同情那些被现实所逼，不得不接受“肉”，却保留“灵”之记忆而偶然回顾的人。如金大班、余嵚磊。白先勇好像满怀悲哀无可奈何地承认：人，要活下去，要不败亡，最多只能这样——偶然回顾。

在《台北人》世界中，对过去爱情或“灵”的记忆，代表一种对“堕落”，对“肉性现实”之赎救（redemption）。如此，现实俚俗的金大班，在想到自己与月如的爱情时，能够突然变得宽大同情，把钻石戒指卸下给朱凤和她肚里的“小孽种”。“祭春教”的“教主”，之所以异于一批比他资格老的“夜游神”，而有“那么一点服众的气派”，是因他过去曾有三年辉煌的艺术生命（灵），并曾全心全意恋爱过他那个“白马王子”。余嵚磊接受了现实，却还能保持人情与人性，是因他对前妻雅馨的爱情之记忆，以及他对自己参与五四运动的那种光辉的浪漫精神（灵）之偶然回顾。

生死之谜

而时间，无情的时间，永远不停，永远向前流去。不论你是叱咤风云的将军，或是未受教育的男工，不论你是风华绝代的仕女，或是下流社会的女娼，到头来都是一样，任时间将青春腐蚀，终于化成一堆骨灰。

一切伟大功绩，一切荣华富贵，只能暂留，终归灭迹。所有欢笑，所有眼泪，所有喜悦，所有痛苦，到头来全是虚空一片，因为人生有限。

人生是虚无。一场梦。一个记忆。

细读《台北人》，我感触到这种佛家“一切皆空”的思想，潜流于底层。白先勇把《永远的尹雪艳》列为第一篇，我觉得绝非偶然。这篇小说，固然也可解为社会众生相之嘲讽，但我认为“象征”之用意，远超过“写实”。尹雪艳，以象征含义来解，不是人，而是魔。她是幽灵，是死神。她超脱时间界限：“尹雪艳总也不老”；也超脱空间界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她是“万年青”，她有“自己的旋律……自己的拍子”。白先勇一再用“风”之意象，暗示她是幽灵：“随风飘荡”，“像一阵三月的微风”，“像给这阵风薰中了一般”，“踏着风一般的步子”，“一阵风一般的闪了进来”。而她“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一身白色的衣衫，双手合抱在胸前，像一尊观世音”，“踏着她那风一般的步子走出了极乐殡仪馆”，等等，明喻兼暗喻，数不胜数。加上任何与她结合的人都不免败亡之客观事实，作者要把她喻为幽灵的意向，是很明显的。

我之所以强调白先勇故意把尹雪艳喻为幽灵，即要证明《台北人》之底层，确实潜流着“一切皆空”的遁世思想。因为尹雪艳既是魔，既是幽灵，她说的话，她的动作，就超越一个现实人物的言语动作，而变成一种先知者之“预言”（prophecy），也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作者对人生的评语。其功效有点像希腊古典戏剧中的“合唱团”（Chorus），也类似莎士比亚《马克白》剧中出现的妖婆。

所以，当尹雪艳说：

宋家阿姊，“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又能保得住一辈子享荣华，受富贵呢？

这也就是高高在上的白先勇对人世之评言，而当“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地互相厮杀（表面意思指打麻将），互相宰割”，我们好像隐约听到发自黑暗古墓后面的白先勇的叹息：“唉，可怜，真正可怜的人类！如此执迷不悟！却不知终归于死！”人，皆不免一死。死神，一如尹雪艳，耐性地，笑吟吟地，居高临下，俯视芸芸众生，看着他们互相厮杀，互相宰割。然后，不偏不袒，铁面无私，将他们一个一个纳入她冰冷的怀抱。

如此，《永远的尹雪艳》，除了表面上构成“社会众生相”之一图外，另又深具寓意，是作者隐形之“开场白”。这使我联想起《红楼梦》第一回中，亦有含义相差不远的“预言”。即“跛足道人”口里念着的：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但曹雪芹的“预言”是“明说”。白先勇的“预言”是采用现代文学技巧的“暗喻”。

与尹雪艳同样深具含义的，是最后一篇《国葬》中，突然出现于灵堂的老和尚刘行奇。这和尚也不是“人”。他对着李浩然将军的灵柩，合掌三拜，走了出去，回了秦义方两句半话，掉了几滴眼泪，便“头也不回，一袭玄色袈裟，在寒风里飘飘曳曳，转瞬间，只剩下了一团黑影”。尹雪艳如果是幽灵，刘行奇便是个菩萨，他悲天悯人——由于亲身经历过极端痛苦，而超越解脱，而能对众生之痛苦，怀无限之悲悯。而老和尚那种因恸于世人之悲苦，连话都说不出来的胸怀，也正是《台北人》作者本人的胸怀。

不错——白先勇是尹雪艳，也是刘行奇。既冷眼旁观，又悲天悯人。是幽灵。是禅师。是魔。是仙。

另一方面，我觉得白先勇也抱一种“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的类似道家哲学之思想。凭着常人的理性与逻辑，“过去”应该代表死亡，“现在”应该代表生命。但在白先勇视界中，“昔”象征生命，“今”象征死亡。这一特殊看法之根结，在于白先勇将“精神”，或“灵”，与生命认同，而将“肉体”与死亡印证。如此，当王雄自杀，毁了自己肉身，他就真正又活起来，摆脱了肉体的桎梏，回到丽儿花园里浇杜鹃花。郭轸与朱青的逝去了的爱情，是生命；但埋葬了“过去”的朱青，却只是行尸走肉。朱焰“只活了三年”，因为随着他“艺术生命”之死亡，他也同时死亡。

最后，我想借此讨论《台北人》生死主题之机会，同时探讨一下白先勇对人类命数的看法。我觉得他是个相当消极的宿命论者。也就是说，他显然不相信一个人的命运，操在自己手中。读《台北人》，我们常碰到“冤”、“孽”等字眼，以及“八字冲犯”等论调：会预卜凶吉的吴家阿婆，称尹雪艳为“妖孽”。金大班称朱凤肚里的胎儿“小孽种”。丽儿的母亲戏称她“小魔星”，又说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冲”。顺恩嫂得知李长官家庭没落情形，两次喊“造孽”，而罗伯娘解之为“他们家的祖坟，风水不好”。朴公关心王孟养“杀孽重”。娟娟唱歌像“诉冤一样”，“总司令”拿她的“生辰八字去批过几次，都说是犯了大凶”。朱焰第一眼就知道林萍是个“不祥之物”。蓝田玉“长错了一根骨头”，是“前世的冤孽”。

我必须赶快指出，我上面举的例子，若非出自作品中人物之对话，即是出自他们的意识，绝对不就代表白先勇本人的意思。事实上，这种谈话内容，或思想方式，完全符合白先勇客观描绘的中国旧式社会之实际情况。然而读《台北人》中的某些篇，如《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或，更明显的，如《孤恋花》，我们确切感觉出作者对“孽”之浓厚兴趣，或蛊惑。白先勇似乎相信，人之“孽”主要是祖先遗传而来，出生就已注定，根本无法摆脱。他好像也相信“再生”之说：前世之冤魂，会再回来，讨债报复。

《孤恋花》中的娟娟，身上载有遗传得来的疯癫，乱伦引致的罪孽；她“命”已注定，绝对逃不了悲惨结局。白先勇确实有意把娟娟写成五宝再世。五宝是此篇叙述者（总司令）在上海万春楼当酒家女时的“同事”，也是她同性恋爱的对象。五宝和“总司令”唱戏，“总爱配一出《再生缘》”。后来她被一个叫华三的流氓客，肉体虐待，自杀身死，死前口口声声说：“我要变鬼去找寻他！”十五年后，在台北五月花，“总司令”结识娟娟，长得酷似五宝，同样三角脸，短下巴，“两个人都长着那么一副飘落的薄命相”。她把她带回家里同居。后来娟娟结识柯老雄（与华三同样下流，皆有毒瘾），“魂魄都好像遭他摄走了一般”，任他万般施虐。然而，在“七月十五，中元节这天”，娟娟突然用一只黑铁熨斗，将柯老雄的头颅击碎，脑浆洒得满地。白先勇用非常灵活的“镜头急转”之技巧，混淆今昔，使娟娟与五宝的意象合而为一，传达出娟娟即五宝的鬼之旨意。娟娟杀死柯老雄后，完全疯掉，但她已报前世之冤孽，也仿佛一并拔祛了今世新招之孽根，虽只剩下一空壳，也好像没什么遗憾了似的。

白先勇小说人物之“冤孽”，常与性欲有关，而且也常牵涉暴力。但我觉得白先勇亦存心将他的冤孽观，引申而影射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如果人的全部理性，都无法控制与生俱来的冤孽，那么，同样，一切人为之努力，皆无法左右命中注定的文化之盛衰，国家之兴亡，社会之宁乱。此种哲学理论固然成立，但毕竟太消极些，只能适用于“昔”，不能合乎于“今”。然而这种基于实用社会学观点的价值判断，却绝对不能介入文学批评之范畴内。因为实用社会学所针对的，是终将成为“过去”的“现在”，而文学艺术，唯有文学艺术，是不受时空限制，融汇“今”“昔”的，我就至少知道一位诺贝尔文学奖金得主，威廉·福克纳，对人类命运的看法，与白先勇相差不远。在他作品中，doom（命、劫数）curse（孽，天谴）等字，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世纪性的文化乡愁

《台北人》出版二十年重新评价

余秋雨

今年正好是白先勇先生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出版整二十年。这部小说集在台湾现代文学界乃至整个海外华语文学圈几乎已具有经典性质。记得已故作家三毛就曾说自己是看白先勇的小说长大的，长大后对白先勇笔下的那种无可奈何的凄艳之美仍然无法忘怀。有这种感觉的作家当远不止三毛一人。我在国外与各种华语作家漫谈的时候，座席间总很难离得开白先勇这个名字。世上有许多作品由于不同的原因可以轰传一时，但能够被公认对下一代作家有普遍的熏陶濡养意义，并长久被人们虔诚记忆的作品却是很少很少的，《台北人》显然已成为其中的一部。

《台北人》出版的时候，大陆文学界正深陷于“文革”的劫难之中，当然无从得知。浩劫过后，风气渐开，一些文学杂志陆续选刊了《台北人》中《永远的尹雪艳》、《花桥荣记》、《游园惊梦》、《思旧赋》等篇目，广西人民出版社还在一九八一年出版了一本《白先勇小说选》，由此，白先勇开始拥有了数量很大的大陆读者。后来，由于电影《玉卿嫂》、《最后的贵族》的上映，话剧《游园惊梦》的上演，知道白先勇的人就更多了。但是据我看来，我们至今对白先勇作品的接受还比较匆忙，对于他的作品所提供的有关当代中国文化呈现方式的启示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这种阻隔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着某种深刻的观念和思潮方面的原因。是啊，按照我们长期习惯的社会功利主义的文学观，白先勇并没有在自己的作品中揭露什么触目惊心的社会真相，提出什么振聋发聩的社会问题，有时好像是了，但细看之下又并非如此。大家都知道他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后，总希望他在作品中传达出某种一鸣惊人的社会政治观念，但他却一径不紧不慢地描写着某种人生意味，精雕细刻，从容不迫。这情景，就像喝惯了好好孬孬割喉烫脸的烈性酒的人突然看到了小小一壶陈年花雕而觉得不够刺激一样。另一方面，八〇年代初的大陆文坛又经历着一场对二十世纪以来各种外国文艺思潮的浓缩性补习，一些年轻的作家在大胆引进、勇敢探索的过程中看到了白先勇的作品也不无疑惑：这么一位出身外文系、去过爱荷华、现又执教美国的作家，怎么并没有沾染多少西方现代文艺流派的时髦气息呢？写实的笔调，古典的意境，地道的民族语言，这与这些年轻作家正在追求的从生命到艺术的大释放相比不是显得有点拘谨吗？总之，不管哪方面都与白先勇的作品有点隔阂，在那多事的年月也来不及细想，都匆匆赶自己的路去了。磕磕绊绊走了好久，他们中有的人才停下步来，重新又想起了白先勇。

仅从《台北人》来看，我觉得白先勇的作品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色很值得当代中国作家注意。

直取人生真味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题目，泛泛说来也不会有什么人反对，但反观各种作品则会发现，作家要想塑造真正的人物形象发掘人生真味，会遇到许多不易逾越的障碍，而且这些障碍大多也是很有诱惑力的。例如对作品内容具体真实性的追寻，对题材重要性与否的等级划分，对事件和情节的迷醉，对现代哲学思潮的趋附，对新奇形式的仿摹，等等。白先勇从写小说之初就没有迷失，干净利落地几步就跨到了艺术堂奥最深致的部位，直奔人物形象，直取人生真味。

早在去美国之前他试写小说的阶段，尽管还存在着各方面的稚嫩，但主旨的格局则已定下，“不过是生老病死，一些人生基本的永恒现象”[1]。以后他愈来愈坚定地固守这一创作主旨，因为他发现，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从唐宋诗词到《红楼梦》都是如此。在《台北人》中，他确实始终抓住书名中的这个“人”字作文章，让社交皇后尹雪艳、低级舞女金兆丽、空军遗孀朱青、退役老兵赖鸣升、帮佣工人王雄、老年女仆顺恩嫂、年迈将军朴公、疯痴的妓女娟娟、小学教师卢先生、落魄教授余嵚磊、将军夫人蓝田玉、退休副官秦义方等一系列形貌各别、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站在读者眼前。这些人物中有很大一部分牵连着曲折的故事、深刻的涵义，但白先勇无可置疑地把人物放在第一位，让他们先活起来，然后再把他们推入人生，经历事件，看能自然地扣发出什么意义来就是什么意义。有人曾问他写作小说的程序，他说：

多是先有人物。我觉得人物在小说里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人物比故事还要重要。就算有好的故事，却没有一个真实的人物，故事再好也没有用。因为人物推动故事，我是先想人物，然后编故事，编故事时，我想主题。……有了故事和主题，便考虑用什么的技巧，什么表达方法最有效。[2]

白先勇这段平实的自述深可玩味。他并不拒绝他的人物在成型以后承担应有的使命，但在他们的孕育和站立之初却不容有太多的杂质干扰他们自足的生命形态，以免使他们先天不足乃至畸形。不妨说，他所固守的是一种纯净的人物形象成型论。除了不允许故事和主题的超前干扰外，他还明确无误地划清了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成型与种种史料性真实的界线，让小说中的人物成为一种独特的真实。例如有很多读者特别钟情于《台北人》中的《游园惊梦》，猜测白先勇能把这么一群经历坎坷的贵妇人写得如此细致、美丽和动人，一定会有某种真实依据，白先勇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说：“所有的小说都是假的，这是小说的第一个要素。……小说里的真实，就是教人看起来觉得真。”这样，他也就维护了对人物进行独立创造的权利，使他们不是作为历史政治的脚注[3]，而是回复到他们自身，磨研出一切人都能感应的有关人的意味。

白先勇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有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特征，那就是把比较抽象和深奥的有关人和人性的命题化解为时空两度，于是也就化解成了活生生的人生命题，因为人性的时空形态也就是展开了的人生形态。《台北人》中的人物，在时间上几乎都有沉重的今昔之比、年华之叹，在空间上几乎都从大陆迁移而来，隔岸遥想，烟波浩淼。于是，时间上的沧桑感和空间上的漂泊感加在一起，组成了这群台北人的双重人生幅度，悠悠的厚味和深邃的哲思就从这双重人生幅度中渗发出来。有的作家也能排除“非人”[4]的干扰而逼视人的命题，却往往陷入一种玄学式的滞塞，白先勇打破了这种滞塞，把自己的人物推入背景开阔的人生长旅，于是全盘皆活。只有在人生长旅中，那些有关人的生命形态的盈缩消长、灵肉搏斗、两性觊觎、善恶互融、客我分离、辈分递嬗，乃至于带有终极性的生死宿命等等大题目才会以感性形式呈现得切实、丰富和强烈，让所有的读者都能毫无抵拒地投入品味。白先勇又不轻易地给这种品味以裁判性的引导，不让某种绝对标准来凌驾于“真实的人生”[5]之上，这又进一步保全了人的命题的恢宏度和无限的可能性，使文学的人可以用自己独特的面貌与哲学的人对峙并存。《台北人》就是这样，不是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方式，而是用地道的文学方式传达出了那种形之于过程的、说不清道不明却又具有广泛裹卷力和震颤力的人生真味。

隐含历史魂魄

如上所述，白先勇并不把史料般的真实性当作小说创作的主要依凭，但是，由于他极其重视人生的过程，那也就自然而然地和他的人物一起走进了历史的河床。这样一来，人生过程除了上文所说的一系列丰富复杂的主观性体验外，又增加了一层客观性的体验。白先勇可以不执著于客观性的历史真实，却很执著于客观性的历史体验，并把它与主观性的人生体验对应起来，使人生和历史魂魄与共。历史一旦成为有人生体验的历史，也就变得有血有肉有脉息；人生一旦融入历史体验，也就变得浩茫苍凉有厚度。《台北人》中这些篇幅不大的作品之所以一发表就被公认为气度不凡，有大家风貌，是与这种人生体验和历史体验的二位一体分不开的。

白先勇曾经指出，世界有些表现人生体验很出色的佳作，由于展现的幅度不够广袤，如珍·奥斯汀的小说，也就无法与真正第一流大师的作品相提并论[6]。一部作品气魄的大小，既不是看它所表现的事件和人物的重要与否，也不是看它切入的角度是否关及历史的枢纽点，而是看作者下笔前后是否有足够的历史悟性。历史知识远不等于历史悟性。有的历史小说言必有据、细致扎实，却没有历史悟性，相反，有的小说只写了现代生活中一些琐屑人物的平凡瞬间，却包含着深沉的历史感悟。良好的历史悟性，对广个作家来说会变成一种近乎本能的生命冲动，使笔下的一切绾接久远。当然不是所有优秀的作家都有这种冲动，但我以为，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作家，作为一个深知自己的民族在二十世纪极其悲壮和怪异的经历的中国作家，没有历史悟性是非常可惜的，珍·奥斯汀他们且随它去吧。

夏志清先生曾经指出：“《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因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时就有一度显赫的历史。”[7]有的评论家还进一步指出《台北人》如何触及了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每一个大事件，而且对有些大事件还是十分写实的。我可能不很赞同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理解《台北人》与历史的关系。如果说《台北人》是历史，那也是一部人格化的历史，一部让小说人物、作者、读者一起进入一种混沌感悟的历史，而不宜以历史学的眼光去精确索隐和还原。记得欧洲启蒙主义大师曾经说过，文学艺术家之所以会看中某个历史材料，是因为这个历史材料比任何虚构都要巧妙和强烈，那又何不向历史老人伸出手来借用一下呢。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白先勇可能没有他们说的这样潇洒，对于辛亥革命以来有些历史事件，白先勇甚至可能会抱有他笔下的赖鸣升（《岁除》）差不多的心情：没有伤痕的人不是能够随便提得“台儿庄”三个字的——白先勇也是以历史伤痕感受者的身份来沉重落笔的，但总的说来，他不是感慨地在写历史，而是以历史来写感慨。

我想引用白先勇的一段自述来说明一种宏大的超岁月的历史感悟是如何产生于一位作家心底的。那是他二十五岁那年的圣诞节，初到美国，一个人住在密西根湖边的小旅馆里：

有一天黄昏，我走到湖边，天上飘着雪，上下苍茫，湖上一片浩瀚，沿岸摩天大楼万家灯火，四周响着耶诞福音，到处都是残年急景。我立在堤岸上，心里突然起了一阵奇异的感动，那种感觉，似悲似喜，是一种天地悠悠之念，顷刻间，混沌的心景，竟澄明清澈起来，蓦然回首，二十五岁的那个自己，变成了一团模糊，逐渐消隐。我感到脱胎换骨，骤然间，心里增添了许多岁月。[8]

在这里他并没有提到历史，但这次顿悟使他自身实际经历的岁月变得模糊，未曾经历过的岁月却增添许多，直至扩充到天地悠悠之间，这便是一个作家的生命向历史的延伸，或者说是单个生命的历史化。从此开始，他就可以与历史喁喁私语，默然对晤，他谈起历史就会像谈起自己或家庭的履历，那样亲切又那样痛彻，他甚至可以凭直感判断历史的行止，哪怕拿不出多少史料证据。我一向非常重视作家、艺术家的这种顿悟关口，并认为这是真正的作家和文学匠人的重要分水岭。

从《台北人》看，白先勇用自己的心触摸到的历史魂魄大致是历史的苍凉感和无常感。他把刘禹锡的《乌衣巷》置于《台北人》卷首：“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又把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置于他的另一本小说集《纽约客》的卷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两首诗，很可作为他的历史感的代述，也可表明《台北人》的幅度是比辛亥革命远为深幽的。他曾比较完整地表述过对中国文学和历史感的关系的看法：

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对历代兴亡、感时伤怀的追悼，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中所表现出人世沧桑的一种苍凉感，正足中国文学最高的境界，也就是《三国演义》中“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历史感，以及《红楼梦·好了歌》中“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的无常感。[9]

……现代中国文学作品的缺点，就是缺少历史感。“五四”以来，我们有一种反传统的后遗症，使我们与传统一刀切断。从前我们的文学作品很有历史感，但现在没有了……现在的作品缺少了历史感，内容便显得浅薄。[10]

由于他把这种历史感看做是“中国文学最高的境界”，结果他对人生的品味也常常以这种境界作为归结。他的许多小说的设境，常常使人感到历史在此处浓缩，岁月在今夜汇聚。即使不是如此，他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也大多是背负着历史重担的，尽管也有人故作轻松地否认或真的忘记了重担的存在，但所有的读者都能感到。有的作品如《游园惊梦》甚至还设计出了从汤显祖开始的三重四叠的历史连环套。

白先勇一般并不对小说中的人物表示愤恨和赞扬，他对他们身上的道德印痕不太在意，而从历史的高度洞悉造成一切的原因并不在他们自身；他只是饶有兴趣，甚至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他们身上的历史印痕。能这样，确已到达了一个常人所不能及的境界。就我的见闻所及，在中国现代文学界，不染指历史题材而竟具备如此深重的历史感的，白先勇应名列前茅。

契入文化乡愁

历史使白先勇洒脱，但并没有使他完全超然。充满历史感的他依然激情洋溢，他情感的热源来自何处呢？他是如何在一种令人无奈的兴亡感和令人沮丧的无常感中获得精神自救的呢？

他在变幻的长流中寻找着恒定，寻找着意义，寻找着价值，终于他明白自己要寻找什么了。简言之，他要寻找逝去已久的传统文化价值，那儿有民族的青春、历史的骄傲、人种的尊严。对一个小说家来说，这一切又组合成凄楚的黄昏，遥远的梦，殷切的思念、悲怆的祭奠。

他把这一切说成是“文化乡愁”[11]，并解释道：

台北我是最熟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合，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想得厉害。[12]

这种令人感动的情思，在社会学上可看作是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情思，但在艺术学和美学上就复杂得多了。它会泛化、升腾、沉淀，变成一种弥漫处处的回顾性意象。

由于受到这种乡愁的神秘控制，《台北人》中的每篇作品几乎都构成了一种充满愁绪的比照，大抵属于“家乡”的记忆的部位，总是回漾着青春、志向、贞洁、纯净、爱情、奢华、馨香、人性、诚实、正常，而在失落“家乡”的部位则充斥着衰老、消沉、放荡、污浊、肉欲、萎败、枯黄、兽性、狡诈、荒诞，小说家毕竟是小说家，他把强烈的乡愁不知不觉地隐潜在作品内容中了，他没有用直捷的语言把自己的寻找写成一首诗，但读者们却能从他所有的小说背后读懂：他失落了一首真正的诗，现正驱赶着这一群各色各样的人物去呼唤。在我看来，这便是他写小说的动力源。

既然他的小说承担着这样宏大的历史性的美学命题，因而他就不能不适用象征。有限的场景和人物常常指向着意义大得多的范畴，而许多对话和叙述语言也常常包含着弦外之音。于是，当我们接触他笔下那些鲜活的人物形象时必须当心，他们一定具有不可忽略的象征意义，不然就算没有真正读懂。这种象征意义与我们惯常所熟悉的典型意义并不相同，例如我们不能说白先勇写了一个最典型的红舞女尹雪艳，而应该看到这个形象实际上是一种恒定、姣好却又从容地制造着死亡的历史象征体；她是一个能够让漂泊者们勾起乡愁并消解乡愁的对象，但由于她本身并不存在乡愁，所以只不过是扼杀别的乡愁客的麻木者；“天若有情天亦老”，尹雪艳就是“天”的化身，因无情而不老，白先勇也就借着她而抱怨“天”，既抱怨有情而老，又抱怨无情而不老。这一切，就不是任何典型化的理论所能解释的了。

欧阳子女士在《王谢堂前的燕子》一书中曾对《台北人》各篇作品的象征意象作了详尽的研析和索隐，用心之细，联想之妙，让人叹为观止。在钦佩之余，我所要补充的意见是，白先勇先生在写作这些小说时未必有意识地埋藏了这些象征，如果真是这样他就无法流畅地写作了。只是因为他心中始终有濛鸿的历史感和乡愁郁积着，一旦执笔描写具体人物时也就会有一种自然吸力把两者对应起来，对应得让白先勇先生自己也不太明白。这一切都是在潜意识的“黑箱”里完成的，某种程度上有点像做梦，梦有时也经得起解析，但人们绝不是先埋藏好了析梦密码再去做梦的。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说，不自觉的对应比自觉的对应更深刻，因为前者已进入一般难于进入的本能层。白先勇曾说：“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什么象征意义，后来欧阳子说，我愈想愈对，哈哈——”[13]由此可见，欧阳子也是了不起的。

总之，浓浓的文化乡愁，就是通过象征的途径渗透到了《台北人》的每篇作品中。宏大的历史感使这种乡愁也气势夺人、涵义深厚，因而可称之为世纪性的文化乡愁。是的，在二十世纪进入最后十年的时候，这种由文化乡愁所凝结成的美学品格，应该由中国小说界来确认它的独特魅力了。

回归艺术本位

最后还需要简略说一说白先勇在艺术技巧上的追求。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人物塑造、象征运用等也可纳入技巧范畴的问题外，白先勇的小说还特别注意视角的选择、对话的磨砺、作者干扰的排除、戏剧性场景的营造等。其全部定向，是为了使小说也成为精致的艺术品。

像许多杰出的小说家一样，白先勇坚信怎么表现甚至比表现什么还要重要，可惜中国“五四”以后的文学批评常常在怎么表现的问题上掉以轻心。他说：有人把情感的诚恳当作衡量作品的最高标准，其实天底下大多数人都有诚恳的情感，作家与他们不同的是有一种高能力、高技巧的表现方法[14]。说得更彻底一点，大作品的题材和主题总是带有永恒性，那也就是古已有之的，并且在数量上也非常有限，但小说之所以在今天和以后还会层出不穷，就在于表现方法和技巧不同[15]。因此小说讲究技巧是一种足以决定它存在合理性的基础课题，是小说对自身艺术本位的一种回归。

作为一种有力的印证，白先勇的小说确实在技巧上，匠心独具，致使黄维梁先生说青年人要学小说技巧可以把《台北人》作为主要借镜[16]，就白先勇自己非常重视的叙述视角（他一般称之为观点，Point of View）来看，《台北人》实在可说是作了一次丰富性和准确性的实验。他总是设法借用一个最合适的旁观者的眼睛来观察事态，然后又用这个人的口气叙述出来。有时这个旁观者又兼当事人，有时旁观者变得虚化，出现了全方位视角（全知观点），但这个视角仍然带有借代性，并非作者自身，而且这个不知身份的叙述者还有自己独特的性情和评判方式，在一篇小说之内又常常转换方位，显得灵巧而透彻。这种技巧看来事小，实际上却是中国现代小说对那种单一的主观形态或单一的客观形态的摆脱，是对作者-小说人物-读者之间拙陋的直线关系的舍弃，是对同一事物有无数表现途径、而其中又必有最佳表现途径的承认，因此这在小说技巧论上具有入门性的意义。此着一活，全盘就有了生气勃勃地多种变幻的可能性。难怪白先勇一再把这个问题放在技巧问题的首位。

白先勇另一个用心良苦的技巧课题是语言。《台北人》中的人物，身份各异、方音各别，但令人惊奇的是白先勇在对他们语言的设定上总是那么真实和贴切，既可高雅到够分，也可下俗到骇人，而且运用几种方言也得心应手，但又不展览方言到别地读者难于接受的地步。在语言上，他一方面得力于优秀传统文学的陶冶而谙悉中国式的语气节奏和特殊表现力，一方面又得力于各种方言而增添了表达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但最终他的语言法典只有一条：“写对话绝对是真实生活里面的话。”[17]在这方面，他一再反对作者本身的干扰，更厌恶那种拉腔拉调的所谓“新文艺腔”。以对话为枢纽，他要求作品的整个语言系统都走向细致和扎实，能够精微地扣发出读者的真实感性机制，而且把这看成是写好小说的重要基础。这一些主张和实践，使白先勇在写实的领域身手不凡，但如前所述，他又有强烈的象征欲动，因而就达到了写实和象征相依为命、相得益彰的佳境。

他力求把写实和象征的并存关系在特定的场景中获得溶化和消解，主张营造一个个充满情调和气氛的关键性情景，先用写实把那种氛围刻画出来，再让象征意味从这个氛围中散发出去。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这样的聚会：写实到极点，也象征到极点。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在中国传统文艺的“意境”中融入了西方现代文艺中的长处。由于以上种种追求，白先勇的作品也就自然而然地抵达了一种诗的境界，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诗化小说家。哪怕他在写那种俚俗社会毫无诗意可言的生活和人物，也会因他写实和象征并存的场景，以及象征背后所蕴藏着的历史感悟、人生沧桑、文化乡愁，而构成一种内在的苍凉的诗境。

我在叙述白先勇小说艺术各个方面的时候，故意避开了一个他本人从不肯放弃的话题：《红楼梦》。他在小说艺术上的种种追求，总会不由自主地与《红楼梦》对应起来，有时甚至以《红楼梦》作为出发点，又以《红楼梦》作为归结。无论是从他的主张还是从他的小说实践看，《红楼梦》确实对他产生着一种疏而不漏的强大控制力，这当然不能仅仅看成是他对某部古典文学名著的偏爱了。文学是一个永恒的事业，文学的历史上升起过一些为数不太多也不太少的永恒星座，这种星座所散发的光辉是不受时间局限的。尽管文学现象日新月异，但文学领域里一些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这些作品都已做了极好的，甚至是终极性的回答。因此，不管是哪个时代的文学事业的继承者，都应是这些永恒星座的忠诚卫护者和终身性的仰望者。我们前面说到了白先勇出现在文学领域里的种种精神装备，那么最后还必须加一句：这位现代中国作家的精神行箧中还醒目地放着一部《红楼梦》，而且永远也不会丢失。

一九九一年六月于病中

注释

[1]《蓦然回首》，尔雅丛书《蓦然回首》第73页。

[2]《与白先勇论小说艺术》，尔雅丛书《蓦然回首》第139页。

[3]《文学的主题及其表现》，皇冠丛书《明星咖啡馆》第118页。

[4]《我看高全之的〈当代中国小说评论〉》，尔雅丛书《蓦然回首》第61页。

[5]《与白先勇论小说艺术》，尔雅丛书《蓦然回首》第123页。

[6]《谈小说批评的标准》，尔雅丛书《蓦然回首》第37页。

[7]《白先勇论》，转引自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第6页。

[8]《蓦然回首》，尔雅丛书《蓦然回首》第76—77页。

[9]《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皇冠丛书《明星咖啡馆》第16页。

[10]《中国文学的前途》，皇冠丛书《明星咖啡馆》第161页。

[11]《蓦然回首》，尔雅丛书《蓦然回首》第78页。

[12]《白先勇回家》，尔雅丛书《蓦然回首》第167—168页．

[13]《白先勇与青年朋友谈小说》，皇冠丛书《明星咖啡馆》第269页。

[14]《与白先勇论小说艺术》，尔雅丛书《蓦然回首》第151—152页。

[15]《与白先勇论小说艺术》，尔雅丛书《蓦然回首》第138页。

[16]《写实如史，象征若诗》，华汉版《白先勇自选集》代序。

[17]《与白先勇论小说艺术》，尔雅丛书《蓦然回首》第143页。

世界性的口语

《台北人》英译本编者序

乔志高　原著　黄碧端　译

这本短篇小说集里所收的故事是白先勇大约十五年前陆续在他和当时一群年轻作家所创办的《现代文学》上发表的。这些故事后来在一九七一年以《台北人》为书名结集出版。它们在发表后很快就使白先勇被公认是一个少有的兼具艺术感性、写作技巧以及深刻的道德意识的作家。刊行以来，这本书在港、台及世界各地的华人中始终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最近中国大陆也开始容许刊行白先勇的作品，在那儿的渴望读到非“官方路线”作品的年轻人当中，白氏的小说深得少数有幸先睹为快者的喜爱[1]。

《台北人》的故事所隔了这么久才出现在西方读者面前，部分原因在翻译上的困难[2]。单以书名来说，如果把它直译出来便可能造成误解。白先勇小说的内容无涉于政治或时事问题，他所处理的题材也不是所谓的“人民大众”；白先勇所作的，毋宁是借了故事中种种动人的情节，让我们对五〇年代自大陆撤离到台湾的一小群男男女女所承受经历的生活得到一种深刻了解。在这个意义下，也许把《台北人》译为Taipei Characters（台北的人物）还更确当些。

这些故事里形形色色的角色的确是像美国人口语中通常所谓的characters（“人物”）。其中有舞女、歌女和上流仕女；有把余年消磨在回忆自己早年英雄事迹的高级将领和官员；还有一边缅怀着自己学生时代参加爱国运动的往事，一边不是在国外教书就是希望能到国外教书的学者、身上挂着与日本鬼子打仗的伤疤的老兵、空军遗孀、老佣人、自负甚高的小饭店老板娘、年华老大的同性恋电影导演等等。白先勇把这些饱经战乱的角色罗列在我们面前，使他们所用的语言时而质朴无文、时而光芒闪烁、时而粗鄙、时而生动多彩，然而总是恰如其分地和各人的身份口吻相称。作者就像天际的一颗孤星，以坚冷如钻石的目光注视着下界光怪陆离的人世万象。

白先勇属于在台湾成长的一辈出色文艺创作家。这些作家中有许多他们之中有台湾本地人也有大陆来台家庭的子弟，包括了写《尹县长》的陈若曦。陈若曦小说写作的年代及故事的背景都比较近，她那本书替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文革”浩劫期间的十年大陆生活留下了纪录。白先勇的《台北人》则为中国现代史的多事之秋补叙了较早而不无关连的另一章。

白先勇的个人背景提供了他许多观察周围人事的机会，也成为他日后写作的素材。他生于一九三七年，也就是卢沟桥事件、抗战军兴的那一年。父亲是北伐抗战的名将白崇禧。白将军在一九五一年携眷撤退到台湾。幼年的白先勇随着父母从原籍广西而南京而上海而香港，终于到了台北。他的故事当中有些隐约有点自传成分，而所有的故事都标示了他的敏锐的观察以及他在经验中捕捉到的生动印象。

对于他笔底下的人物——这些生活在自己同胞中间的谪客——白先勇尽管毫不畏缩、严密的观察，却并不表示任何指责或不满的态度。他对他们在巨变之后生活方式上的依然故我——或依然故乐——毋宁视之为生命的一种高度反讽；对他们的沉湎于往日的或真或幻的光荣（也可说过去的一切如影随形地跟踪着他们）也未尝不寄予深厚的同情。他所写的既非社会史也非政治史，而是福克纳所说的“人心的自我挣扎”的历史[3]。福氏所写的，也正是在另一个文化里被人剥夺而失去依凭的一群。

这个滋养了白先勇写作才华的熙熙攘攘的社会，值得我们在这儿褒扬一笔，因为“五四运动”后产生中国近代文学初期果实的，也正是同样的土壤。白先勇和他的同时期的作家们承继了一九二〇和三〇年代西化的中国作家的精神。然而时移世易，比起早期的中国作家，白先勇已能够较健康地衡量中国文化的传统，也能以较严肃的态度来面对自己所投身的写作事业。

白先勇毕业于美国爱荷华大学著名的“作家工作坊”，想必也曾吸取了亨利·詹姆士、乔伊斯、福克纳和费滋杰罗等西方大家的写作经验。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现的主题——在腐蚀中保存天真——可以为这点作证；他的故事里对耀眼的铺张、佳肴美酒的描写也使人不免要拿来和《大亨小传》里主角盖次璧的华筵相较。但是，不管故事背景是上流社会还是下流社会，使他笔下的人物具备了人道色彩的，是他们执著于追求一个美好、虚幻的理想。他们一生所抱的庸俗平凡的想望，是这样不断地被超乎自己所能控制的力量所摧毁。费滋杰罗为了他的建筑在垃圾堆上和一场浩劫中的“美国之梦”终于毁碎而写下的结语，在这儿也同样合用——“于是我们继续往前挣扎，像逆流中的扁舟，被浪头不断地向后推。”[4]

《台北人》集子里的小说大约有一半连同作者另两篇较早期作品曾在一九六八年编为一册出版，而以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故事《游园惊梦》为书名。《台北人》英译本的书名也借用这个富有诗意而引人深思的题目，因为它既表达了贯串全书的怀旧之情，也传递了一再触动我们的大梦初醒之感。

《游园惊梦》在许多方面都是白先勇风格的最佳代表。这篇小说既充溢着现代创作精神，又深深植根于传统的中国生活与文化。明剧汤显祖的《牡丹亭》在这里一方面是借为象征，另一方面又和这个动人的故事紧紧地穿错交织。《游园惊梦》的题目其实是后人从《牡丹亭》的第十出改编的昆曲曲目。白先勇自己曾指出中国小说中常见爰用戏曲典故[5]，《红楼梦》便是一个著例。“红楼”里的林黛玉曾因偶然听到大观园里排演《牡丹亭》戏文而惊觉韶华易逝的感伤。白先勇把同一段戏文熔铸在他的故事里，使之成为更有机的整体。故事中，“新贵”窦夫人在她坐落台北近郊的富有园林之美的华厦开了一个盛筵，款待她的旧友新知。客人之一便是她的多年朋友钱夫人。钱夫人在南京时代曾以曲艺名噪一时。当客人们怂恿钱夫人清唱一曲时，伴奏的乐声和醉人的酒，勾起了钱夫人旧时的回忆和创伤，伤痛交叠，竟使她歌不成声。这一段戏文加上钱夫人内在意识里对往事的追意，加上她对自己目前处境的感受交织而成高潮，也便是所有《台北人》故事的共同主题的焦点。

这种巧于用典的文笔对翻译者来说是个不寻常的挑战。西方流行小说以莫测高深的中国人为题材，长久以来喜欢玩一种花招，就是用一些装模作样、似是而非的语言，使向壁虚构的“杂碎”看起来“真像那么回事”。一个翻译中国小说的人可没法享受这个便利，因为他得对原文负责。不过，翻译时在字面上直译以求保全其本来面目，这并没有错，如果能这样做而不致产生可笑的后果则更可佩。问题在这种译法有时出现的是碍眼的做作——譬如说“牛肉”不译成beef而译为cow's flesh，“民主”不叫democracy而译成people-as-host之类。要不然就是把显然独特的中文表达硬搬到另一个语言里，而它的意义并无法从上下文一目了然，只好用冗长的脚注来解释。还有一派人走的是另一个极端，他们认为全世界的人的思想和感受都差不多，所以每一个漂亮的中国成语都应该可以找到一个相衬的英文或美式英文成语来表达。问题是在这么努力两边配对的同时，可能已经减损了读者“读的是一个中国故事”的感觉。

许多中外学者都曾尝试翻译《台北人》的故事，从这点也可以证明这些故事的感人和吸引力[6]。在本书中，译者采取了既大胆又具弹性的译法来设法重现故事中生动鲜活的语言。他们尽可能保留中文里的惯用法，同时也采用美国口语，甚至俚语来传达原文的精神。譬如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里，那位俐口落舌的舞女大班讲的自然不该是“标准英语”，可是也不该硬给她套上美俚所谓“龙女”[7]的冒牌华人语气，同样的情形也见之于《一把青》故事的叙述人师娘和《花桥荣记》里妄想替人做媒的老板娘。如果我们要以英文作为这些角色的表达媒介，自然得让他们自由自在地使用英文里的惯用语和独特的表达方式。

在本书整个翻译工程中，编者所扮演的是仲裁人的角色。他得在语气和意象完全不同的情形下做调人，以便妥为保全故事的重心。他也得协助使译文在语气上和字面上不但自然而且精确，使它既是可读的英文又同时忠于原文。原文使人感动的地方译文照样得使人感动，原文不令人发笑的地方译文也不该逗笑。也就是说，偶尔有些粗糙的文字，他得相帮切磋琢磨一下；遇到某些可能产生不当效果的刺眼之处，也须设法消除——不管这些问题是因为过度忠于中文原文，还是因为太随便地借用了美国语言“大熔炉”里面丰富的词汇。

举例来说，金兆丽，这个世界任何语言中都会有的泼辣徐娘，表示不耐于久等情人揽了钱再来娶她：“……再等五年——五年，我的娘——”这里若用mamma mia！来译中文里的“我的娘！”真是再传神没有了。但是我们不得不割爱，而另挑一个同样合用却比较喜剧性稍差的译法：Mother of Mercy。因为mamma mia一词，读起来其种族色彩和语意交错的效果实在太教读者眼花缭乱，莫所适从了[8]。

有时单是一个名字就已煞费周章。譬如说《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那个默片明星“朱焰”，我们是该把他名字意译为Crimson Flame（红色的火焰）呢？还是音译为两个毫无意义的章节——Chu Yen？我们采用的是一个折中办法。一如在全书中我们对人名、地名有时仅采音译有时力求其生动和表达含义，也就是师法《红楼梦》英译的最佳传统。就朱焰来说，我们还可以认为一语双关，进一步解释为“朱颜”——中国几千年诗文中累积起来的“青春易逝”的象征。单这一个名字就需要一个双料的脚注来阐明作者的用心，更不必说其他还有一大堆对中国读者来说也是机关重重的名字了。在这种情形下译文只好先顾到可读性，而把其余的问题留给课堂上的老师或未来的博士候选人去伤脑筋了。

书中倒有一个特别的例子，在《思旧赋》中译者采用了一种确属创新的译法：他们用美国南方方言来译故事里两个老妇间的闲话家常，在这段对话中两人感叹她们所帮佣的一个显宦人家的衰落。我曾听对美国深为了解的中国朋友们谈到，美国南方很使他们想起自己旧时的生活方式，包括柔和的口音、多礼的态度，以及主仆关系之深，处处看得出一些古老文化的遗迹。了解了这点，我们就会觉得这样的翻译技巧——其实也可以说是文学的一种“戏法”——并不像乍听之下那么奇怪；因此我读这篇译文时，只需要拿掉几个乡土意味过重而不协调的字眼，其余的部分没有更动。因为译者所用的是一种我所称为的“世界性的白话”（universal vernacular），也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口语。如果不是有这种语言，这两位嬷嬷或任何其他《台北人》里的角色，恐怕都无法轻易而传神地在英文里面活现了。

本文为一九八一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

《台北人》英文版之序文

注释

[1]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共的文艺尺度放宽，《台北人》里的故事因此有几篇得以在期刊上露面，但均未取得原作者的同意。他们刊布过的故事包括《永远的尹雪艳》（北京，《当代》）、《花桥荣记》（北京，《人民中国》）、《游园惊梦》（上海，《收获》）、《思旧赋》（广东，《作品》），《永远的尹雪艳》同时也收在一九八一年的《台湾小说选》中。一九八一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先勇的选集，该书编者在序文中对作者的文学成就颇加颂扬（当然其中意味着一些“统战”的企图）。这本选集共收白氏作品二十篇《台北人》里的故事，除《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以外全部收在其中。

[2]夏志清是首先对白先勇的才华备至赞赏的批评家之一，他所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选》（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Stories，一九七一年哥伦亚大学出版）曾收入白氏早期所作的《谪仙记》。夏氏提道，当时白先勇决定不自《台北人》中选译一篇作品，“因为就集中最好的作品来说，要在译文中重新掌握其丰富的语言已是困难，要使所用的微妙典故让英文读者了解也属不易”。刘绍铭在他颇有见地的论文“Crowded Hours Revisited: The Evocation of the Past in Taipei Jen”（刊于一九七五年美国《亚洲学报》，中译《回首话当年——浅论〈台北人〉》，见刘著《小说与戏剧》，一九七七年洪范版）中强调本国传统是白先勇的艺术力量的泉源，“没有一种翻译能够称职地迻译这么一个多样，富有象征、意象和典故的语言”。

[3]语出一九四九年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在瑞典接受诺贝尔奖的演说词。

[4]（译者注）原文引自F.Scott Fitzgerald的Tbe Great Gatsby的结尾。译文为乔志高先生手笔（见今日世界版《大亨小传》）。这个故事的主人翁盖次璧是一个暴发富翁，但却在华筵盛会、走私贩毒的生活之外怀念和追求着一个理想化的纯洁爱情。故事终于盖次璧理想的破灭，自己也以身相殉。论者每以盖次璧的梦为典型的“美国之梦”的象征。

[5]一九八〇年六月在威斯康辛大学陌地生校区所举办的国际《红楼梦》大会中，白先勇曾谈到《红楼梦》对他的《游园惊梦》的影响，特别是两者都引用的《牡丹亭》片段。（译者按：该大会中因而除“红学”之外，对“白学”也讨论殷切）

[6]其中收入已出版的书中的有《冬夜》和《花桥荣记》系朱立民所译，收在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iwan 1949—1974（国立编译馆出版）。《冬夜》J.Kwan Terry和Stephen Lacey 所译，收在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 1960—1970（哥伦比亚大学出版）。

[7]（译者注）Dragon Lady，系美国战后流行一时的连环漫画Terry and the Pirates中的中国女主角，代表西方人心目中典型的东方蛇蝎美女。

[8]（译者注）mamma mia虽为美国妇女常用的一种突梯滑稽的口语，但系派出意大利语。

翻译苦、翻译乐

《台北人》中英对照本的来龙去脉

白先勇

今年七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台北人》的中英对照本，英译是采用一九八二年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的本子，重新做了修订，并且把书名也还了原：Taibei People。每本书的出版背后大概总有一段故事，《台北人》从英译本到中英对照本都是一项“团队工作”（teamwork），主编高克毅（乔志高）先生、合译者叶佩霞（Patia Yasin），以及原作者我自己三个人各就各位，群策群力，共同完成的一桩相当费时吃力的文字工程。印大的英译本从一九七六年开始，八一年完成。五年间，我们这个“翻译团队”由高先生领航掌舵，其间有挫折、有颠簸，但有更多的兴奋、喜悦，“团队”的士气一直很高，乘风破浪，终于安抵目的地。

出版《台北人》英译本最先是由于刘绍铭与李欧梵向印大推荐，因为印大出版社那时正好有出版一系列中国文学作品英译的计划。但在此之前，《台北人》有两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岁除》已经译成英文刊载在《译丛》杂志一九七五年秋季号上。前者由余国藩教授及他的学生Katherine Carlitz合译，后一篇的译者为Diana Granat。这两篇译文，我们后来稍加修改，也收入了《台北人》的英译本中。《译丛》（Renditions）是高克毅先生及宋淇先生于一九七三年创办的，属于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这是一本高水准、以翻译为主的杂志，对香港翻译界以及英美的汉学界有巨大影响。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由古至今，各种文类无所不包，而其选材之精，编排之活泼，有学术的严谨而无学院的枯燥，这也反映了两位创始人的学养及品味。一九七五《译丛》的秋季刊是高先生自己主编的，我也因《台北人》的英译，与高先生开始结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文字因缘。参加《台北人》英译，是我平生最受益最值得纪念的经验之一。

如果说我们这个“翻译团队”还做出一点成绩来，首要原因就是由于高先生肯出面担任主编。大家都知道高先生的英文“聒聒叫”——宋先生语，尤其是他的美式英语，是有通天本事的。莫说中国人，就是一般美国人对他们自己语言的来龙去脉，未必能像高先生那般精通。他那两本有关美式英语的书，《美语新诠》、《听其言也——美语新诠续集》，一直畅销，广为华人世界读者所喜爱，他与高克永先生合编的《最新通俗美语词典》更是叫人叹为观止。高先生诠释美语，深入浅出，每个词汇后面的故事，他都能说得兴趣盎然，读来引人入胜，不知不觉间，读者便学到了美语的巧妙，同时对美国社会文化也就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因为高先生说的那些美语故事，其实反映了美国的社会史、文化史。高先生的英文能深能浅，雅俗之间，左右逢源。他那本Cathay by the Boy（《湾区华夏》）把旧金山的唐人街写活了，那些旧金山伯的一言一行，都被他一手幽默生动的英文刻画得惟妙惟肖，不是美国通，写不出这样鲜龙活跳的英文。但他的英文又有深藏不露的一面，一九七八年《译丛》刊载了他那篇回忆老舍的文章”Lao She in America—Arrival and Departure”（中文原文发表于《联合报》），这篇文章绵里藏针，分析老舍在美国的生活以及一九四九年离美回返中国前夕复杂矛盾的心情，冷静客观，随处暗下针砭，表面却不动声色，英文用字的分寸拿捏恰到好处，读来非常过瘾，这应该是研究老舍的一篇重要史料文献。光是英文好，并不一定能成为翻译大家，高先生的中文功夫也是一流的，读读他那些行云流水举重若轻的小品文就知道了，所以他中译的几本美国文学经典，费滋杰罗的《大亨小传》、奥尼尔的《长夜漫漫路迢迢》以及伍尔夫的《天使，望故乡》，译作本身也就成为了典范。尤其是《大亨小传》不容易译，这是费滋杰罗的扛鼎之作，也是美国小说中之翘楚，费滋杰罗文字之精美在这本小说中登峰造极，高先生译《大亨小传》，把原著的神髓全部抓住。这就需要对美国文化的精粹有深刻体认才做得到。高先生曾长期居住纽约，那正是这本小说的背景。能够悠游于中英两种语文之间，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作家不多，高克毅先生是一个例外。

我们“翻译团队”的第二位要角是叶佩霞，佩霞是生长在纽约的犹太人，出身书香世家，父亲Harold Rosenberg是美国首屈一指的艺术评论家。佩霞从小耳濡目染，热爱文学音乐，她熟读莎士比亚，一段一段会背的，又因为长居曼哈顿，住在East Village，街头巷尾的俚语俗话，耳熟能详，所以她的英文也能雅俗并兼。佩霞对东方文化悟性特高，她的博士专业是研究日本民俗音乐，她到日本留学，专访昭和时代遗留下来的老艺妓，跟她们学唱日本民歌。佩霞出师后，东瀛归来，手抱三味弦，轻拢慢捻，浅唱低吟，我的日本友人听后大为绝倒，以为有京都音。佩霞在我们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音乐系教授民俗音乐，她常常来旁听我的中文课，也到过台湾进修中文。我力邀她参加我们的“翻译团队”，佩霞欣然同意，而且从头到尾干劲十足，也是因为《台北人》英译的机缘，我与佩霞结下了二十多年的深厚友谊。

我自己中文英译的经验有限，只有在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念书的时候，把自己的几篇小说译成英文，作为硕士论文。“作家工作室”规定，硕士论文须用创作，严格说来，那不算翻译，只能说我用英文把自己的小说重写一遍。后来我把《谪仙记》也译成英文，经夏志清先生精心修改后收入他编的那本《中国二十世纪短篇小说》选集中，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英文不是我的母语，用于创作就好像左手写字，有说不出的别扭。我知难而退，就再没有用英文创作的打算。参加《台北人》的“翻译团队”可以说完全是一种巧合。

因为有高先生做我们的靠山，我与佩霞心中相当笃定，我们知道有这位译界高手把场，我们的翻译不至于滑边。佩霞与我定下一个原则，翻译三律“信、达、雅”我们先求做到“信”，那就是不避难不取巧，把原文老老实实逐句译出来——这已是了不得的头一关。当初写《台北人》，随心所欲，哪里想得到有一天自己也要动手把里面的故事一篇篇原封不动译成外国文字？当时只求多变，希望每篇不同，后来写出来十四篇小说各自异调，这就给译者出了一个大难题。翻译文学作品我觉得语调（tone）准确地掌握是第一件要事，语调语气不对，译文容易荒腔走板，原著的韵味，丧失殆尽。语调牵涉用字的轻重，句子的节奏、长短、结构，这些虽然都是修辞学的基本功，但也是最难捉摸的东西。我和佩霞合译的第一篇，又偏偏选中了《游园惊梦》，这是《台北人》系列结构比较复杂、语调多变化的一篇，而且还涉及特殊的中国文化背景。我先花了一番工夫对佩霞讲解《游园惊梦》里那一群昆曲艺人的戏梦人生，幸亏佩霞的古曲文学底子深，《史记》、《杜诗》、《红楼梦》的英译本她都看过，而且极为倾倒，《游园惊梦》的世界她很轻易便进去了。为了制造气氛，我们一边译，一边听梅兰芳的昆曲《游园惊梦》，佩霞经过音乐训练的耳朵，听几遍《皂罗袍》也就会哼了。然而把这篇小说转换成另外一种文字，却也费了我们九牛二虎之力。我们逐字逐句地琢磨，有时候找不到合适的英文字句，翻遍字典，摘发顿足也于事无补，我们两人拿着放大镜查遍OED（牛津英语词典），偏偏就找不到le mont juste（正确字眼）。《游园惊梦》里又引了几段《牡丹亭》的戏词，这几段戏词对整篇小说的主题颇为关键，《特丹亭》早有白之（Cyril Brich）教授的英译本，白之的译文当然典雅，但佩霞觉得引用人家的译文到底不算本事，不如自己动手。她译出来的这几段戏文，颇有点伊丽莎白时代英语的味道，汤显祖的《牡丹亭》成于十六世纪，所以倒也不算时代错乱。

我们的初翻译稿只能算是一个相当粗糙的坯胎，这个粗坯要送到我们的主编高先生那里，仔细加工，上釉打彩，才能由达入雅。就在高先生修改润饰我们初稿的过程当中，我才深深体认到高先生英文的真功夫。他增删一字一句，往往点石成金，英文字在他手中，好像玩魔术，撒豆成兵，全变得活生生起来。改别人的译稿，最费工夫，改得太多，面目全非，失去改稿的初衷。高先生不仅是一位经验丰富而且也是最能体贴人心的编辑，他修改我们的稿子，虽然很细很严，但他总设法尽量保持原有架构，不使其失却原貌。我与佩霞每次接到高先生的修订稿，一面读一面赞叹，佩服得五体投地。佩霞多才多艺，对自己的文字功夫颇自负，要她服帖，并不容易，有时我们认为译得得意的地方，被高先生一笔勾销，不免心疼，再上诉一次，如果高先生觉得无伤大雅，也会让我们过关。宋淇先生在《鼠咀集》（乔志高著）的序文中对高先生有这样一段评语：

说起来奇怪，乔志高自己也许不知道，他本人就集中国人的德性于一身。同他接近的人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来自他的和蔼性格，令人想起《论语》第一章的：“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这是知言，以高先生在翻译界名望之重，我们跟他一起工作，一点也不感到压力，真是如沐春风。他让我们任意驰骋，过了头的地方，自然会把我们兜转过来，但我们有一二创见，他也会替我们撑腰。例如《思旧赋》这篇小说，是以两个旧日官家老女佣的对话为主，我们最初是用普通英文，译出来调子完全不对。我对佩霞说，《思旧赋》里的罗伯娘，跟《飘》里的Mammy、福克纳《声音与愤怒》中的Dilsey这些美国南方黑人嬷嬷有几分类似，佩霞提议那何不用美国南方方言试试？果然，译出来生动得多，比较接近原文中对话的语气。从前美国南方一些世家的主仆关系，跟中国旧社会里大家庭的组织有相似之处，重人情讲义气，这两种文化有些地方是可以相通的。我们开始还有些担心高先生的想法，未料到高先生却认为可行，只删掉一些乡土气太重的词句。《台北人》十四篇译稿就这样一来一往，五年间，高先生为审订工作付出了惊人的心血与时间。他那些修正稿我都保存下来，捐给了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日后如果有人对《台北人》的英译有兴趣研究，高先生的修正稿是重要参考。叶佩霞的执著精神也令人佩服，她后来不在我们学校教书了，却在圣芭芭拉多住下一年，就是为了要翻译这本书。那几年我自己正在写《孽子》，一边译《台北人》，创作、翻译同时进行，也不知道怎么磨蹭过来的。那时高先生住在华盛顿附近，我们各在美国东西两岸，只靠书信电话联络，可是我们三人小组却有一种团队的默契，我想那是由于高先生领导有方，他做事一丝不苟高效率的敬业态度，又是美国式的了。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有摸索的艰苦，可是精神上却是其乐融融的，那是一次最愉快的合作。

我在这里随便举一两个例子，看看高先生的神来之笔。中文小说英译第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就是中文人名，作者替他小说中人物命名，总希望能对人物的个性、背景、命运等等有所提示，启发联想。张飞、诸葛亮、潘金莲、李瓶儿、贾宝玉、薛宝钗，这些人名取得好，涵意丰富，但译成英文用罗马拼音，那只剩下了音，失去了意，而且拼音不加四声连音也念不准。有些译者也把中文名字意译，那也不是每个中文名字都适合这样做的。王际真（C.C.Wang）的节译本《红楼梦》，王熙凤就直译为”Phoenix”，西方文化中的凤凰虽然有很不同的象征意义，但张牙舞爪的泼悍形象倒适合了凤辣子的个性。霍克斯（David Hawkes）译全本《红楼梦》时，熙凤便变成了”Xi-feng”。霍克斯的译本当然是项了不起的成就，但我觉得他把凤姐的名字罗马拼音化却是个败笔，我宁取王际真的意译。我们译《台北人》的人名，伤透脑筋，何时意译，何时拼音，煞费思量。《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金大班本名金兆丽，这个名字用上海话念起来刮拉松脆，拼音以后，便觉喑然。我与佩霞一时也想不出合适的意译名字，只好向高先生求救，高先生寄回来的答案是“Jolie”。佩霞与我看了拍案叫绝，这原是个法国名字，发音起来，与上海话“兆丽”很相近，又有“美丽”之意，音与意都相符，而且《夜巴黎》我们用法文“Nuits de Paris”，因此“Jolie”又添了些舞厅里的巴黎味。高先生这一着棋，使得全盘皆活。《游园惊梦》里钱夫人的妹妹月月红也教人为难，月月红就是月季花，当然不能用拼音，但我们查遍了有关蔷薇科的辞典，也找不到一个相当的花名，原因在“月月红”有个重叠词在里面，英文里哪里去找？只好又把这个难题抛给了高先生。他一下子就解决了：月月红就译成“Red-red Rose”。英国诗人彭斯（Robert Burns）有一句常为人引用的名诗句“My lo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月月红的英译便有了出典，而且英文中也有个重叠词。月月红花呈粉红，随开随谢，原有几分浮花浪蕊，”Red-red Rose”念起来也很俏皮，十分相配。幸亏高先生想出这个英文名来，怎能不教人服气？

七〇年代中，高先生答应出任《台北人》英译的主编后，跟我通过一次电话，电话里他谈到这本书，他说他看了《冬夜》那篇小说颇有所感，那一刻我觉得似乎能够了悟到高先生的感触。高克毅先生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身经抗日战争，都怀有书生报国的一腔热情，那时高先生正在美国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国际关系并获硕士学位，哥大国际关系研究所以培养外交人才著名。高先生当时便进入了国民政府中宣部驻美机构任职，从事宣传抗日的工作，那时连领袖群伦的头号书生胡适博士也投入了抗战行列，出任驻美大使。美国是抗战时期外交战场的第一线，美国参战，援助国民政府，是抗战胜利的一大主因。高先生以及他们那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美国宣传抗日是件很重要的工作。我读到高先生写的一些回忆抗日的文章，深为感动。然而抗战胜利，不旋踵国民政府却把江山也给丢了，当年投身抗日为国奔走的书生们，情何以堪，《冬夜》就是写那一代知识分子黯淡的心情。编审《台北人》英译稿是件非常费神的工作，我想若不是高先生对这本书有份特殊感情，不会轻易接过这件无价的“苦差”。

书译完，我们这个“翻译团队”当然也就解散了，佩霞回到她的纽约老家。自从译过《台北人》后，佩霞对语言、翻译的兴趣大增，她本来就会法文、意大利文这些拉丁语系，回去纽约，她不要教书了，到纽约大学去专攻语言，土耳其文、波斯文她都修过，一边又从事翻译工作，佩霞认为活到老学到老乐在其中。这些年每次到纽约我总找佩霞出来吃饭叙旧，我们喜欢到城中的Russian Tea Room去吃俄国大餐，佩霞的祖父辈是从俄国来的，所以对俄国文化备感亲切，她也热爱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说。我们在一起叙旧，总忘不了要提到当年翻译《台北人》的苦与乐，也常怀念高先生对待我们的长者之风。佩霞说《台北人》里她最能认同的人物是金大班，她喜欢摹仿金大班的满口粗话──用英文讲，那篇小说中美式英语的粗话译得很生动，她认为那是她的得意杰作。“翻译团队”解散了，但团队精神却一直维系着我们这个三人小组。

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的《台北人》英译本，主要对象是英美人士，多数是对中国文化文学有兴趣的美国大学生，对《台北人》中的人物身份不一定弄得清楚，为了避免误解，我们便选了其中一篇篇名作为书名：Wandering in the Garden, Waking from a Dream: Tales of Taipei Characters。译回中文应该是：《游园惊梦：台北人物志》。这本书在印大发行了十来年，后来绝版了。两年前，又因高先生的引荐，香港中文大学有意将《台北人》出中英对照版。隔了将近二十年，我们这个“翻译团队”一下子又忙碌起来，于是高先生、佩霞与我，三个人各在一方，电话、传真又开始来来往往，一瞬间的错觉竟好像重回到从前的时光，高先生与佩霞对这本书的热情丝毫未减，我们把整个本子从头过滤一遍，做了若干修正，因为是中英对照，两种文字并排印行，更是一点都大意不得，有什么错一眼就看出来了。我们的团队这次加入了一位生力军，中大出版社的黄小华女士，她是一位心细如发（高先生语）的一流编辑，给我们提出不少宝贵意见，制作这本中英对照版，黄小华功劳很大。最后剩下封面设计，我去向至交好友奚淞借来一幅红山茶，茶花已开到极盛，风华秾丽中不免有些凄怆，倒合乎书中的人物身世，这是奚淞“光阴系列”中的极品。我的第一版晨钟出版社印行的《台北人》，封面就是请奚淞设计的，画了一只翩翩展翅飞向那无处的凤凰，那是一九七一，已近三十年前。

香港是华人地区英文程度最高的地方，大学里普遍设有翻译中心，台湾的大学近年来也纷纷成立翻译系所，可见翻译工作在华人地区愈来愈受到重视。《台北人》中英对照本的读者就不再限于美国大学生，而应扩及港台等地对翻译有兴趣的人士。可以想见，这个版本也一定会受到更严格的眼光来审视，往细节里挑挑，我相信必然也会挑出来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文学作品的译本恐怕没有最后定稿这回事，世世代代都可能有新译本出现，不过有一定成绩的旧译本也必会在原作品的翻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翻译对于文化交流的影响毋须赘言，圣经英译、佛经中译可以改变整个文化。不知道曾否有人深入探讨二十世纪初期林纾那些西洋翻译小说对中国社会、中国读者产生过多大的冲击，我想可能不亚于后来居上的好莱坞电影。林琴南一句外文不识，与人合作用文言翻译，一面译，一面自由发挥，居然迻译出近两百种西洋小说，这不能说不是中国翻译史上一大奇迹。据说当年他译小仲马一本《茶花女遗事》就曾经赚取过多少中国读者的眼泪。我记得我在台大的法文教授黎烈文先生，他本身也是一位翻译名家，译过多本法国小说，就曾大大赞赏《茶花女遗事》的中译书名，说林琴南译得漂亮，如果“La Dame aux Camélias”译成“茶花太太”，岂不大煞风景。的确，翻译的巧妙就在这里，一个女字，尽得风流。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〇〇一年一月二日《联合报》

树犹如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树犹如此／白先勇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1

（白先勇作品系列）

ISBN 978-7-5495-0914-0

Ⅰ．①树…　Ⅱ．①白…　Ⅲ．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7432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出品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曹凌志

字数：200千字

图片：5幅

2012年5月第1版

树犹如此

目录

牡丹因缘

至念

树犹如此

第六只手指

少小离家老大回

上海童年

石头城下的冥思

岂容青史尽成灰

青春

明星咖啡馆

《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

《现代文学》创立的时代背景及其精神风貌

不信青春唤不回

白先勇、李欧梵对谈台大外文系的那段日子

我的创作经验

师友

文学不死

天天天蓝

怀念高克毅先生

忧国之心

仁心仁术

人间重晚晴

花莲风土人物志

殉情于艺术的人

走过光阴，归于平淡

去寻找那裸菩提树

画中有诗

冠礼

克难岁月

摄影是他的诗

邻舍的南瓜

凤凰花开

知音何处

关爱

写给阿青的一封信

山之子

修菩萨行

瘟疫中见真情

附录

白先勇回家

同性恋，我想那是天生的！

文学创作：个人·家庭·历史·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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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香港喇沙书院留影。

七七抗战九周年纪念日在南京，十姊弟团聚合影。

前排左起：七弟先敬、六弟先刚、先勇、四哥先忠；

后排左起：三姊先明、二姊先慧、大姊先智、大哥先道、二哥先德、三哥先诚。

三姊先明（左）欢聚合影。

一九五八年，白先勇与中学时代的挚友王国祥合照。他们两位当时都如愿转学考入台湾大学二年级。

一九八七年首次回上海，在复旦大学讲学。

牡丹因缘

我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白先勇

我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因《牡丹亭》而开始结缘。二〇〇四年由我领队制作的昆曲连台大戏三本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一炮而红，我们在演出的同时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了《姹紫嫣红牡丹亭》，此书由我策划，收编了我们改编的二十七折青春版《牡丹亭》剧本，并有学者专家的阐释文章。书中汇辑多幅历来饰演《牡丹亭》名角影像，尤为珍贵。此书出版，在台湾反应甚佳，第一版一售而罄。同年青春版《牡丹亭》赴大陆巡演，到苏州、杭州、北京、上海等地。我们觉得《姹紫嫣红牡丹亭》应该出大陆版。远流找到合作对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机缘，天作之合。我原籍广西桂林，由自己家乡的出版社来出版第一本有关青春版《牡丹亭》的书，特别有意义。出版后，刚巧五月全国书市在桂林召开，这是出版界的一个盛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负责人之一刘瑞琳女士邀请我到桂林，为《姹紫嫣红牡丹亭》开新书发布会，我当然高兴，因为又可以乘机返乡一趟。发布会的场面多少出我意料之外，一下子来了五六十家媒体，记者发问非常热烈，《姹紫嫣红牡丹亭》的知名度也就从此散开了。

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版有多重意义：首先这是大陆出版第一本有关青春版《牡丹亭》的书，对这出戏起了先头宣传部队的作用。这部书最大的特色是用繁体字直排，这样书本身便蕴涵着一种古籍雅意。而这部书的装帧又特别精美，设计大方，图片悦目，难怪二〇〇五年这部书夺得了南方报业集团举办的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这是一份十分难得的殊荣。早些年大陆有些出版社出版古籍采用繁体字直排，这些年比较少见，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姹紫嫣红牡丹亭》竟用了繁体直排，而又获得大奖，我认为有其深远的文化意义。我很佩服出版社领导人的眼光。

接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一本选集《青春·念想》，我跟出版社以及出版社的同仁们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因为这些年昆剧青春版《牡丹亭》经常到北京演出，我亲自领军到北京就有五次，每次演出我们都需要各界的支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驻北京的同仁在这方面，上下一体，对我们可说是做到仁尽义至，从联络媒体宣传到人员协助，无一不全力以赴，当然，演出时，出版社的同仁们一直是我们最热烈的啦啦队。出版社同仁给予我如此坚定的精神支持与鼓励，我想他们一定也认同我们推广昆曲是在兴灭继绝抢救我们的文化瑰宝，他们努力出版，一样在从事文化大业。其实我们的追求殊途同归，所以能够彼此欣赏。二〇〇六年适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二十周年社庆，在桂林总部盛大举行。为了替出版社庆祝，我们特地把青春版《牡丹亭》送到桂林，在广西师范大学校园连演三天，那真是盛况空前，每晚演出场里挤得水泄不通。前一年我在广西师大演讲，曾经许愿，有机会我一定要把我制作的《牡丹亭》带到桂林，让广西师大的同学及乡亲们看到这出戏。第二年，我们真的做到了，而且还替出版社热闹了一番。我跟出版社结的可说是“牡丹缘”。

中国出版业竞争激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能够脱颖而出，名列前茅，诚非易事。国外如美国的哈佛、哥伦比亚，英国的牛津、剑桥，这几家名校的出版社在英美以及全世界的学术文化界举足轻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影响不仅普及全国并能跨越海外，像余英时、许倬云这些海外学术界大师们的作品也被网罗旗下。广西师大出版社能够建立如此优良声誉，绝非偶然，我还没看见他们出版过一本浅俗媚众的读物。家乡能产生如此高层次的文化亮点，我深引以为傲。当总编辑刘瑞琳来跟我商洽出版我的作品集，我欣然同意，并感到义不容辞。刘瑞琳女士刚刚被《中国新闻周刊》选为“十年影响力人物”。在此，我特别要向她致谢，同时也要感谢为这套书花费大量精力的执行编辑刘哲双及曹凌志。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二日

纪念亡友王国祥君

至　念

树犹如此

我家后院西隅近篱笆处曾经种有一排三株意大利柏树。这种意大利柏树（Italian Cypress）原本生长于南欧地中海畔，与其他松柏皆不相类。树的主干笔直上伸，标高至六七十呎，但横枝并不恣意扩张，两人合抱，便把树身圈住了。于是擎天一柱，平地拔起，碧森森像座碑塔，孤峭屹立，甚有气势。南加州滨海一带的气候，温和似地中海，这类意大利柏树，随处可见。有的人家，深宅大院，柏树密植成行，远远望去，一片苍郁，如同一堵高耸云天的墙垣。

我是一九七三年春迁入“隐谷”这栋住宅来的。这个地区叫“隐谷”（Hidden Valley），因为三面环山，林木幽深，地形又相当隐蔽，虽然位于市区，因为有山丘屏障，不易发觉。当初我按报上地址寻找这栋房子，弯弯曲曲，迷了几次路才发现，原来山坡后面，别有洞天，谷中隐隐约约，竟是一片住家。那日黄昏驱车沿着山坡驶进“隐谷”，迎面青山绿树，只觉得是个清幽所在，万没料到，谷中一住迄今，长达二十余年。

巴塞罗那道（Barcelona Drive）九百四十号在斜坡中段，是一幢很普通的平房。人跟住屋也得讲缘分，这栋房子，我第一眼便看中了，主要是为着屋前屋后的几棵大树。屋前一棵宝塔松，庞然矗立，颇有年份，屋后一对中国榆，摇曳生姿，有点垂柳的风味，两侧的灌木丛又将邻居完全隔离，整座房屋都有树荫庇护，我喜欢这种隐遮在树丛中的房屋，而且价钱刚刚合适，当天便放下了定洋。

房子本身保养得还不错，不需修补。问题出在园子里的花草。屋主偏爱常春藤，前后院种满了这种藤葛，四处窜爬。常春藤的生命力强韧惊人，要拔掉煞费工夫，还有雏菊、罂粟、木槿，都不是我喜爱的花木，全部根除，工程浩大，绝非我一人所能胜任。幸亏那年暑假，我中学时代的至友王国祥从东岸到圣芭芭拉来帮我，两人合力把我“隐谷”这座家园重新改造，遍植我属意的花树，才奠下日后园子发展的基础。

王国祥那时正在宾州州立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只有一个半月的假期，我们却足足做了三十天的园艺工作。每天早晨九时开工，一直到傍晚五六点钟才鸣金收兵，披荆斩棘，去芜存菁，消除了几卡车的废枝杂草，终于把花园理出一个轮廓来。我与国祥都是生手，不惯耕劳，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幸亏圣芭芭拉夏天凉爽，在和风煦日下，胼手胝足，实在算不上辛苦。

圣芭芭拉附近产酒，有一家酒厂酿制一种杏子酒（Aprivert），清香甘洌，是果子酒中的极品，冰冻后，特别爽口。邻舍有李树一株，枝桠一半伸到我的园中，这棵李树真是异种，是牛血李，肉红汁多，味甜如蜜，而且果实特大。那年七月，一树累累，挂满了小红球，委实诱人。开始我与国祥还有点顾忌，到底是人家的果树，光天化日之下，采摘邻居的果子，不免心虚。后来发觉原来加州法律规定，长过了界的树木，便算是这一边的产物。有了法律根据，我们便架上长梯，国祥爬上树去，我在下面接应，一下工夫，我们便采满了一桶殷红光鲜的果实。收工后，夕阳西下，清风徐来，坐在园中草坪上，啜杏子酒，啖牛血李，一日的疲劳，很快也就消除了。

圣芭芭拉（Santa Barbara）有“太平洋的天堂”之称，这个城的山光水色的确有令人流连低回之处，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城的一个好处是海产丰富：石头蟹、硬背虾、海胆、鲍鱼，都属本地特产，尤其是石头蟹，壳坚、肉质细嫩鲜甜，还有一双巨螯，真是圣芭芭拉的美味。那个时候美国人还不很懂得吃带壳螃蟹，码头上的渔市场，生猛螃蟹，团脐一元一只，尖脐一只不过一元半。王国祥是浙江人，生平就好这一样东西，我们每次到码头渔市，总要携回四、五只巨蟹，蒸着吃。蒸蟹第一讲究是火候，过半分便老了，少半分又不熟。王国祥蒸螃蟹全凭直觉，他注视着蟹壳渐渐转红叫一声：“好！”将螃蟹从锅中一把提起，十拿九稳，正好蒸熟，然后佐以姜丝米醋，再烫一壶绍兴酒，那便是我们的晚餐。那个暑假，我和王国祥起码饕掉数打石头蟹。那年我刚拿到终身教职，《台北人》出版没有多久。国祥自加大伯克利毕业后，到宾州州大去做博士后研究是他第一份工作，那时他对理论物理还充满了信心热忱，我们憧憬的人生前景，是金色的，未来命运的凶险，我们当时浑然未觉。

园子整顿停当，选择花木却颇费思量。百花中我独钟情茶花，茶花高贵，白茶雅洁，红茶秾丽，粉茶花俏生生、娇滴滴，自是惹人怜惜。即使不开花，一树碧亭亭，也是好看。茶花起源于中国，盛产于云贵高原，后经欧洲才传到美国来。茶花性喜温湿，宜酸性土，圣芭芭拉恰好属于美国的茶花带，因有海雾调节，这里的茶花长得分外丰蔚。我们遂决定，园中草木以茶花为主调，于是遍搜城中苗圃，最后才选中了三十多株各色品种的幼木。美国茶花的命名，有时也颇具匠心：白茶叫“天鹅湖”，粉茶花叫“娇娇女”，有一种红茶名为“艾森豪威尔将军”——这是十足的美国茶，我后院栽有一棵，后来果然长得伟岸嵚崎，巍巍然有大将之风。

花种好了，最后的问题只剩下后院西隅的一块空地，屋主原来在此搭了一架秋千，架子撤走后便留空白一角。因为地区不大，不能容纳体积太广的树木，王国祥建议：“这里还是种Italian Cypress吧。”这倒是好主意，意大利柏树占地不多，往空中发展，前途无量。我们买了三株幼苗，沿着篱笆，种了一排，刚种下去，才三四呎高，国祥预测：“这三棵柏树长大，一定会超过你园中其他的树！”果真，三棵意大利柏树日后抽发得傲视群伦，成为我花园中的地标。

十年树木，我园中的花木，欣欣向荣，逐渐成形。那期间，王国祥已数度转换工作，他去过加拿大，又转德州。他的博士后研究并不顺遂，理论物理是门高深学问，出路狭窄，美国学生视为畏途，念的人少，教职也相对有限，那几年美国大学预算紧缩，一职难求，只有几家名校的物理系才有理论物理的职位，很难挤进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曾经有意聘请王国祥，但他却拒绝了。当年国祥在台大选择理论物理，多少也是受到李政道、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的鼓励。后来他进伯克利，曾跟随名师，当时伯克利物理系竟有六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教授。名校名师，王国祥对自己的研究当然也就期许甚高。当他发觉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无法达成重大突破，不可能做一个顶尖的物理学家，他就断然放弃物理，转行到高科技去了。当然，他一生最高的理想未能实现，这一直是他的一个隐痛。后来他在洛杉矶休斯（Hughes）公司找到一份安定工作，研究人造卫星。波斯湾战争，美国军队用的人造卫星就是休斯制造的。

那几年王国祥有假期常常来圣芭芭拉小住，他一到我家，头一件事便要到园中去察看我们当年种植的那些花木。他隔一阵子来，看到后院那三株意大利柏树，就不禁惊叹：“哇，又长高了好多！”柏树每年升高十几呎，几年间，便标到了顶，成为六七十呎的巍峨大树。三棵中又以中间那棵最为茁壮，要高出两侧一大截，成了一个山字形。山谷中，湿度高，柏树出落得苍翠欲滴，夕照的霞光映在上面，金碧辉煌，很是醒目。三四月间，园中的茶花全部绽放，树上缀满了白天鹅，粉茶花更是娇艳光鲜，我的花园终于春意盎然起来。

一九八九年，岁属蛇年，那是个凶年，那年夏天……有一天，我突然发觉后院三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那一株，叶尖露出点点焦黄来。起先我以为暑天干热，植物不耐旱，没料到才是几天工夫，一棵六七十呎的大树，如遭天火雷殛，骤然间通体枯焦而亡。那些针叶，一触便纷纷断落，如此孤标傲世风华正茂的长青树，数日之间竟至完全坏死。奇怪的是，两侧的柏树却好端端的依旧青苍无恙，只是中间赫然竖起槁木一柱，实在令人触目惊心，我只好叫人来把枯树砍掉拖走。从此，我后院的西侧，便出现了一道缺口。柏树无故枯亡，使我郁郁不乐了好些时日，心中总感到不祥，似乎有什么奇祸即将降临一般。没有多久，王国祥便生病了。

那年夏天，国祥一直咳嗽不止，他到美国二十多年，身体一向健康，连伤风感冒也属罕有。他去看医生检查，验血出来，发觉他的血红素竟比常人少了一半，一公升只有六克多。接着医生替他抽骨髓化验，结果出来后，国祥打电话给我：“我的旧病又复发了，医生说，是‘再生不良性贫血’。”国祥说话的时候，声音还很镇定，他一向临危不乱，有科学家的理性与冷静，可是我听到那个长长的奇怪病名，就不由的心中一寒，一连串可怕的记忆，又涌了回来。

许多年前，一九六〇年的夏天，一个清晨，我独自赶到台北中心诊所的血液科去等候化验结果，血液科主任黄天赐大夫出来告诉我：“你的朋友王国祥患了‘再生不良性贫血’。”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陌生的病名，黄大夫大概看见我满面茫然，接着对我详细解说了一番“再生不良性贫血”的病理病因。这是一种罕有的贫血症，骨髓造血机能失调，无法制造足够的血细胞，所以红血球、血小板、血红素等统统偏低。这种血液病的起因也很复杂，物理、化学、病毒各种因素皆有可能。最后黄大夫十分严肃的告诉我：“这是一种很严重的贫血症。”的确，这种棘手的血液病，迄至今日，医学突飞猛进，仍旧没有发明可以根除的特效药，一般治疗只能用激素刺激骨髓造血的机能。另外一种治疗法便是骨髓移植，但是台湾那个年代，还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那天我走出中心诊所，心情当然异常沉重，但当时年轻无知，对这种病症的严重性并不真正了解，以为只要不是绝症，总还有希望治愈。事实上，“再生不良性贫血”患者的治愈率，是极低极低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五的人，会莫名其妙自己复元。

王国祥第一次患“再生不良性贫血”时在台大物理系正要上三年级，这样一来只好休学，而这一休便是两年。国祥的病势开始相当险恶，每个月都需到医院去输血，每次起码五百cc。由于血小板过低，凝血能力不佳，经常牙龈出血，甚至眼球也充血，视线受到障碍。王国祥的个性中，最突出的便是他争强好胜，永远不肯服输的戆直脾气，是他倔强的意志力，帮他暂时抵挡住排山倒海而来的病灾。那时我只能在一旁替他加油打气，给他精神支持。他的家已迁往台中，他一个人寄居在台北亲戚家养病，因为看医生方便。常常下课后，我便从台大骑了脚踏车去潮州街探望他。那时我刚与班上同学创办了《现代文学》，正处在士气高昂的奋亢状态，我跟国祥谈论的，当然也就是我办杂志的点点滴滴。国祥看见我兴致勃勃，他也是高兴的，病中还替《现代文学》拉了两个订户，而且也成为这本杂志的忠实读者。事实上王国祥对《现代文学》的贡献不小，这本赔钱杂志时常有经济危机，我初到加州大学当讲师那几年，因为薪水有限，为筹杂志的印刷费，经常捉襟见肘。国祥在伯克利念博士拿的是全额奖学金，一个月有四百多块生活费。他知道我的困境后，每月都会省下一两百块美金寄给我接济《现文》，而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家境不算富裕，在当时，那是很不小的一笔数目。如果没有他长期的“经援”，《现代文学》恐怕早已停刊。

我与王国祥十七岁结识，那时我们都在建国中学念高二，一开始我们之间便有一种异姓手足祸福同当的默契。高中毕业，本来我有保送台大的机会，因为要念水利，梦想日后到长江三峡去筑水坝，而且又等不及要离开家，追寻自由，于是便申请保送台南成功大学，那时只有成大才有水利系。王国祥也有这个念头，他是他们班上的高材生，考台大应该不成问题，他跟我商量好，便也投考成大电机系。我们在学校附近一个军眷村里租房子住，过了一年自由自在的大学生活。后来因为兴趣不合，我重考台大外文系，回到台北。国祥在成大多念了一年，也耐不住了，他发觉他真正的志向是研究理论科学，工程并非所好，于是他便报考台大的转学试，转物理系。当年转学、转系又转院，难如登天，尤其是台大，王国祥居然考上了，而且只录取了他一名。我们正在庆幸，两人懵懵懂懂，一番折腾，幸好最后都考上与自己兴趣相符的校系。可是这时王国祥却偏偏遭罹不幸，患了这种极为罕有的血液病。

西医治疗一年多，王国祥的病情并无起色，而治疗费用的昂贵已使得他的家庭日渐陷入困境，正当他的亲人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刻，国祥却遇到了救星。他的亲戚打听到江南名医奚复一大夫医治好一位韩国侨生，同样也患了“再生不良性贫血”，病况还要严重，西医已放弃了，却被奚大夫治愈。我从小看西医，对中医不免偏见。奚大夫开给国祥的药方里，许多味草药中，竟有一剂犀牛角，当时我不懂得犀牛角是中药的凉血要素，不禁啧啧称奇，而且小小一包犀牛角粉，价值不菲。但国祥服用奚大夫的药后，竟然一天天好转，半年后已不需输血。很多年后，我跟王国祥在美国，有一次到加州圣地亚哥世界闻名的动物园去观览百兽，园中有一群犀牛族，大大小小七只，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这种神奇的野兽，我没想到近距离观看，犀牛的体积如此庞大，而且皮之坚厚，似同披甲戴铠，鼻端一角耸然，如利斧朝天，神态很是威武。大概因为犀牛角曾治疗过国祥的病，我对那一群看来凶猛异常的野兽，竟有一份说不出的好感，在栏前盘桓良久才离去。

我跟王国祥都太过乐观了，以为“再生不良性贫血”早已成为过去的梦魇，国祥是属于那百分之五的幸运少数。万没料到，这种顽强的疾病，竟会潜伏二十多年，如同酣睡已久的妖魔，突然苏醒，张牙舞爪反扑过来。而国祥毕竟已年过五十，身体抵抗力比起少年时，自然相差许多，旧病复发，这次形势更加险峻。自此，我与王国祥便展开了长达三年，共同抵御病魔的艰辛日子，那是一场生与死的搏斗。

鉴于第一次王国祥的病是中西医合治医好的，这一次我们当然也就依照旧法，国祥把二十多年前奚复一大夫的那张药方找了出来，并托台北亲友拿去给奚大夫鉴定，奚大夫更动了几样药，并加重分量，黄芪、生熟地、党参、当归、首乌等都是一些补血调气的草药，方子中也保留了犀牛角。幸亏洛杉矶的蒙特利公园市的中药行这些药都买得到。有一家叫“德成行”的老字号，是香港人开的，货色齐全，价钱公道。那几年，我替国祥去抓药，进进出出，“德成行”的老板伙计也都熟了。因为犀牛属于受保护的稀有动物，在美国犀牛角是禁卖的。开始“德成行”的伙计还不肯拿出来，我们恳求了半天，才从一只上锁的小铁匣中取出一块犀牛角，拿来磨些粉卖给我们。但经过二十多年，国祥的病况已大不同，而且人又不在台湾，没能让大夫把脉，药方的改动，自然无从掌握。这一次，服中药并无速效。但三年中，国祥并未停用过草药，因为西医也并没有特效治疗方法，还是跟从前一样，使用各种激素。我们跟医生曾讨论过骨髓移植的可能，但医生认为，五十岁以上的病人，骨髓移植风险太大，而且寻找血型完全相符的骨髓赠者，难如海底捞针。

那三年，王国祥全靠输血维持生命，有时一个月得输两次。我们的心情也就跟着他血红素的数字上下而阴晴不定。如果他的血红素维持在九以上，我们就稍宽心，但是一旦降到六，就得准备，那个周末，又要进医院去输血了。国祥的保险属于凯撒公司（Kaiser Permanente），是美国最大的医疗系统之一。凯撒在洛杉矶城中心的总部是一连串延绵数条街的庞然大物，那间医院如同一座迷宫，进去后，转几个弯，就不知身在何方了。我进出那间医院不下四五十次，但常常闯进完全陌生的地带，跑到放射科、耳鼻喉科去。因为医院每栋建筑的外表都一模一样，一整排的玻璃门窗反映着冷冷的青光。那是一座卡夫卡式超现代建筑物，进到里面，好像误入外星。

因为输血可能有反应，所以大多数时间王国祥去医院，都是由我开车接送。幸好每次输血时间定在星期六，我可以在星期五课后开车下洛杉矶国祥住处，第二天清晨送他去。输血早上八点钟开始，五百cc输完要到下午四五点钟了，因此早上六点多就要离开家。洛杉矶大得可怕，随便到哪里，高速公路上开一个钟头车是很平常的事，尤其在早上上班时间，十号公路塞车是有名的。住在洛杉矶的人，生命大部分都耗在那八爪鱼似的公路网上。由于早起，我陪着王国祥输血时，耐不住要打个盹，但无论睡去多久，一张开眼，看见的总是架子上悬挂着的那一袋血浆，殷红的液体，一滴一滴，顺着塑胶管往下流，注入国祥臂弯的静脉里去。那点点血浆，像时间漏斗的水滴，无穷无尽，永远滴不完似的。但是王国祥躺在床上，却能安安静静的接受那八个小时生命浆液的挹注。他两只手臂弯上的静脉都因针头插入过分频繁而经常淤青红肿，但他从来也没有过半句怨言。王国祥承受痛苦的耐力惊人，当他喊痛的时候，那必然已经不是一般人所能负荷的痛苦了。我很少看到像王国祥那般能隐忍的病人，他这种斯多葛（Stoic）式的精神是由于他超强的自尊心，不愿别人看到他病中的狼狈。而且他跟我都了解到这是一场艰巨无比的奋斗，需要我们两个人所有的信心、理性，以及意志力来支撑。我们绝对不能向病魔示弱，露出胆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似乎一直在互相告诫：要挺住，松懈不得。

事实上，只要王国祥的身体状况许可，我们也尽量设法苦中作乐，每次国祥输完血后，精神体力马上便恢复了许多，脸上又浮现了红光，虽然明知道只是人为的暂时安康，我们也要趁这一刻享受一下正常生活。开车回家经过蒙特利公园时，我们便会到平日喜爱的饭馆去大吃一餐，大概在医院里磨了一天，要补偿起来，胃口特别好。我们常去“北海渔邨”，因为这家广东馆港味十足，一道“避风塘炒蟹”非常道地。吃了饭便去租录影带回去看，我一生中从来没看过那么多大陆港台的“连续剧”，几十集的《红楼梦》、《满清十三皇》、《严凤英》，随着那些东扯西拉的故事，一个晚上很容易打发过去。当然，王国祥也很关心世界大势，那一阵子，东欧共产国家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土崩瓦解，我们天天看电视，看到德国人爬到东柏林墙上喝香槟庆祝，王国祥跟我都拍手喝起彩来，那一刻，“再生不良性贫血”，真的给忘得精光。

王国祥直到八八年才在艾尔蒙特（El Monte）买了一幢小楼房，屋后有一片小小的院子，搬进去不到一年，花园还来不及打点好，他就生病了。生病前，他在超市找到一对酱色皮蛋缸，上面有姜黄色二龙抢珠的浮雕，这对大皮蛋缸十分古拙有趣，国祥买回来，用电钻钻了洞，准备作花缸用。有一个星期天，他的精神特别好，我便开车载了他去花圃看花。我们发觉原来加州也有桂花，登时如获至宝，买了两棵回去移植到那对皮蛋缸中。从此，那两棵桂花，便成了国祥病中的良伴，一直到他病重时，也没有忘记常到后院去浇花。

王国祥重病在身，在我面前虽然不肯露声色，他独处时内心的沉重与惧恐，我深能体会，因为当我一个人静下来时，我自己的心情便开始下沉了。我曾私下探问过他的主治医生，医生告诉我，国祥所患的“再生不良性贫血”，经过二十多年，虽然一度缓解，已经达到末期。他用“End Stage”这个听来十分刺耳的字眼，他没有再说下去，我不想听也不愿意他再往下说。然而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问题却像潮水般经常在我脑海里翻来滚去：这次王国祥的病，万一恢复不了，怎么办？事实上国祥的病情，常有险状，以至于一夕数惊。有一晚，我从洛杉矶友人处赴宴回来，竟发觉国祥卧在沙发上已是半昏迷状态，我赶紧送他上医院，那晚我在高速公路上起码开到每小时八十英里以上，我开车的技术并不高明，不辨方向，但人能急中生智，平常四十多分钟的路程，一半时间便赶到了。医生测量出来，国祥的血糖高到八百单位（mg/dI），大概再晚一刻，他的脑细胞便要受损了。原来他长期服用激素，引发血糖升高。医院的急诊室本来就是一个生死场，凯撒的急诊室比普通医院要大几倍，里面的生死挣扎当然就更加剧烈，只看到医生护士忙成一团，而病人围困在那一间间用白幔圈成的小隔间里，却好像完全被遗忘掉了似的，好不容易盼到医生来诊视，可是探一下头，人又不见了。我陪着王国祥进出那间急诊室多次，每次一等就等到天亮才有正式病房。

自从王国祥生病后，我便开始到处打听有关“再生不良性贫血”治疗的讯息。我在台湾看病的医生是长庚医学院的吴德朗院长，吴院长介绍我认识长庚医院血液科的主治医生施丽云女士。我跟施医生通信讨教并把王国祥的病历寄给她，与她约好，我去台湾时，登门造访。同时我又遍查中国大陆中医治疗这种病症的书籍杂志。我在一本医疗杂志上看到上海曙光中医院血液科主任吴正翔大夫治疗过这种病，大陆上称为“再生障碍性贫血”，简称“再障”。同时我又在大陆报上读到河北省石家庄有一位中医师治疗“再障”有特效方法，并且开了一家专门医治“再障”的诊所。我发觉原来大陆上这种病例并不罕见，大陆中西医结合治疗行之有年，有的病例疗效还很好。于是我便决定亲自往大陆走一趟，也许能够寻访到医治国祥的医生及药方。我把想法告诉国祥，他说道：“那只好辛苦你了。”王国祥不善言辞，但他讲话全部发自内心。他一生最怕麻烦别人，生病求人，实在万不得已。

一九九〇年九月，去大陆之前，我先到台湾，去林口长庚医院拜访了施丽云医师。施医生告诉我她也正在治疗几个患“再生不良性贫血”的病人，治疗方法与美国医生大同小异。施医生看了王国祥的病历没有多说什么，我想她那时可能不忍告诉我，国祥的病，恐难治愈。

我携带了一大盒重重一叠王国祥的病历飞往上海，由我在上海的朋友复旦大学陆士清教授陪同，到曙光医院找到吴正翔大夫。曙光是上海最有名的中医院，规模相当大。吴大夫不厌其详以中医观点向我解说了“再障”的种种病因及治疗方法。曙光医院治疗“再障”也是中西合诊，一面输血，一面服用中药，长期调养，主要还是补血调气。吴大夫与我讨论了几次王国祥的病况，最后开给我一个处方，要我与他经常保持电话联络。我听闻浙江中医院也有名医，于是又去了一趟杭州，去拜访一位辈分甚高的老中医，老医生的理论更玄了，药方也比较偏。有亲友生重病，才能体会得到“病急乱投医”这句话的真谛。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喜马拉雅山顶上有神医，我也会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在那时，抢救王国祥的生命，对于我重于一切。

我飞到北京后的第二天，便由社科院袁良骏教授陪同，坐火车往石家庄去，当晚住歇在河北省政协招待所。那晚在招待所遇见了一位从美国去的工程师，原本也是台湾留美学生，而且是成大毕业，他知道我为了朋友到大陆访医特来看我。我正纳闷，这样偏远地区怎会有美国来客，工程师一见面便告诉了我他的故事：原来他太太年前车祸受伤，一直昏迷不醒，变成了植物人。工程师四处求医罔效，后来打听到石家庄有位极负盛名的气功师，开诊所用气功治疗病人。他于是辞去了高薪职位，变卖房财，将太太运到石家庄接受气功治疗。他告诉我每天有四五位气功师轮流替他太太灌气，他讲到他太太的手指已经能动，有了知觉，他脸上充满希望。我深为他感动，是多大的爱心与信念，使他破釜沉舟，千里迢迢把太太护运到偏僻的中国北方来就医。这些年来我早已把工程师的名字给忘了，但我却常常记起他及他的太太，不知她最后恢复知觉没有。几年后我自己经历了中国气功的神奇，让气功师治疗好晕眩症，而且变成了气功的忠实信徒。当初工程师一番好意，告诉我气功治病的奥妙，我确曾动过心，想让王国祥到大陆接受气功治疗。但国祥经常需要输血，又容易感染疾病，实在不宜长途旅行。但这件事我始终耿耿于怀，如果当初国祥尝试气功，不知有没有复元的可能。

次晨，我去参观那家专门治疗“再障”的诊所，会见了主治大夫。其实那是一间极其简陋的小医院，有十几个住院病人，看样子都病得不轻。大夫很年轻，讲话颇自信，临走时，我向他买了两大袋草药，为了便于携带，都磨成细粉。我提着两大袋辛辣呛鼻的药粉，回转北京。那已是九月下旬，天气刚入秋，是北京气候最佳时节。那是我头一次到北京，自不免到故宫、明陵去走走，但因心情不对，毫无游兴。我的旅馆就在王府井附近，离天安门不远。晚上，我信步走到天安门广场去看看，那片全世界最大的广场，竟然一片空旷，除了守卫的解放军，行人寥寥无几……那天晚上，我的心境就像北京凉风习习的秋夜一般萧瑟。在大陆四处求医下来，我的结论是，大陆也没有医治“再生不良性贫血”的特效药。王国祥对我这次大陆之行，当然也一定抱有许多期望，我怕又会令他失望了。

回到美国后，我与王国祥商量，最后还是决定服用曙光医院吴正翔大夫开的那张药方，因为药性比较平和。石家庄医生的两大袋药粉我也扛了回来，但没有敢用。而国祥的病，却是一天比一天沉重了。头一年，他还支撑着去上班，但每天来回需开两小时车程，终于体力不支，而把休斯的工作停掉。幸亏他买了残障保险，没有因病倾家荡产。第二年，由于服用太多激素，触发了糖尿病，又因长期缺血，影响到心脏，发生心律不整，逐渐行动也困难起来。

一九九二年一月，王国祥五十五岁生日，我看他那天精神还不错，便提议到“北海渔邨”，去替他庆生。我们一路上还商谈着要点些什么菜，谈到吃我们的兴致又来了。“北海渔邨”的停车场上到饭馆有一道二十多级的石阶，国祥扶着栏杆爬上去，爬到一半，便喘息起来，大概心脏负荷不了，很难受的样子。我赶忙过去扶着他，要他坐在石阶上休息一会儿，他歇了口气，站起来还想勉强往上爬。我知道，他不愿扫兴，我劝阻道：“我们不要在这里吃饭了，回家去做寿面吃。”我没有料到，王国祥的病体已经虚弱到举步维艰了。回到家中，我们煮了两碗阳春面，度过王国祥最后的一个生日。星期天傍晚，我要回返圣芭芭拉，国祥送我到门口上车，我在车中反光镜里，瞥见他孤立在大门前的身影，他的头发本来就有少年白，两年多来，百病相缠，竟变得满头萧萧，在暮色中，分外怵目。开上高速公路后，突然一阵无法抵挡的伤痛袭击过来，我将车子拉到公路一旁，伏在方向盘上，不禁失声大恸。我哀痛王国祥如此勇敢坚忍，如此努力抵抗病魔咄咄相逼，最后仍然被折磨得形销骨立。而我自己亦尽了所有力量，去回护他的病体，却眼看着他的生命一点一滴耗尽，终至一筹莫展。我一向相信人定胜天，常常逆数而行，然而人力毕竟不敌天命，人生大限，无人能破。

夏天暑假，我搬到艾尔蒙特王国祥家去住，因为随时会发生危险。八月十三日黄昏，我从超市买东西回来，发觉国祥呼吸困难，我赶忙打九一一叫了救护车来，用氧气筒急救，随即将他扛上救护车扬长鸣笛往医院驶去。在医院住了两天，星期五，国祥的精神似乎又好转了。他进出医院多次，我对这种情况已习以为常，以为大概第二天，他就可以出院了。我在医院里陪了他一个下午，聊了些闲话，晚上八点钟，他对我说道：“你先回去吃饭吧。”我把一份《世界日报》留给他看，说道：“明天早上我来接你。”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交谈。星期六一早，医院打电话来通知，王国祥昏迷不醒，送进了加护病房。我赶到医院，看见国祥身上已插满了管子。他的主治医生告诉我，不打算用电击刺激国祥的心脏了，我点头同意，使用电击，病人太受罪。国祥昏迷了两天，八月十七日星期一，我有预感恐怕他熬不过那一天。中午我到医院餐厅匆匆用了便餐，赶紧回到加护病房守着。显示器上，国祥的心脏愈跳愈弱，五点钟，值班医生进来准备，我一直看着显示器上国祥心脏的波动，五点二十分，他的心脏终于停止。我执着国祥的手，送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霎时间，天人两分，死生契阔，在人间，我向王国祥告了永别。

一九五四年，四十四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与王国祥同时匆匆赶到建中去上暑假补习班，预备考大学。我们同级不同班，互相并不认识，那天恰巧两人都迟到，一同抢着上楼梯，跌跌撞撞，碰在一起，就那样，我们开始结识，来往相交，三十八年。王国祥天性善良，待人厚道，孝顺父母，忠于朋友。他完全不懂虚伪，直言直语，我曾笑他说谎舌头也会打结。但他讲究学问，却据理力争，有时不免得罪人，事业上受到阻碍。王国祥有科学天才，物理方面应该有所成就，可惜他大二生过那场大病，脑力受了影响。他在休斯研究人造卫星，很有心得，本来可以更上一层楼，可是天不假年，五十五岁，走得太早。我与王国祥相知数十载，彼此守望相助，患难与共，人生道上的风风雨雨，由于两人同心协力，总能抵御过去，可是最后与病魔死神一搏，我们全力以赴，却一败涂地。

我替王国祥料理完后事回转圣芭芭拉，夏天已过。那年圣芭芭拉大旱，市府限制用水，不准浇灌花草。几个月没有回家，屋前草坪早已枯死，一片焦黄。由于经常跑洛杉矶，园中缺乏照料，全体花木黯然失色，一棵棵茶花病恹恹，只剩得奄奄一息，我的家，成了废园一座。我把国祥的骨灰护送返台，安置在善导寺后，回到美国便着手重建家园。草木跟人一样，受了伤须得长期调养。我花了一两年工夫，费尽心血，才把那些茶花一一救活。退休后时间多了，我又开始到处蒐集名茶，愈种愈多，而今园中，茶花成林。我把王国祥家那两缸桂花也搬了回来，因为长大成形，皮蛋缸已不堪负荷，我便把那两株桂花移植到园中一角，让它们入土为安。冬去春来，我园中六七十棵茶花竞相开花，娇红嫩白，热闹非凡。我与王国祥从前种的那些老茶，二十多年后，已经高攀屋檐，每株盛开起来，都有上百朵。春日负暄，我坐在园中靠椅上，品茗阅报，有百花相伴，暂且贪享人间瞬息繁华。美中不足的是，抬望眼，总看见园中西隅，剩下的那两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露出一块楞楞的空白来，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联合报》

第六只手指

纪念三姊先明以及我们的童年

明姊终于在去年十月二十三日去世了，她患的是恶性肝炎，医生说这种病例肝炎患者只占百分之二、三，极难救治。明姊在长庚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连她四十九岁的生日也在医院里度过的。四十九岁在医学昌明的今日不算高寿，然而明姊一生寂寞，有几年还很痛苦，四十九岁，对她来说，恐怕已经算是长的了。明姊逝世后，这几个月，我常常想到她这一生的不幸，想到她也就连带忆起我们在一起时短短的童年。

有人说童年的事难忘记，其实也不见得，我的童年一半在跟病魔死神搏斗，病中岁月，并不值得怀念，倒是在我得病以前，七岁的时候，在家乡桂林最后的那一年，有些琐事，却记得分外清楚。那是抗战末期，湘桂大撤退的前夕，广西的战事已经吃紧，母亲把兄姊们陆续送到了重庆，只留下明姊跟我，还有六弟、七弟。两个弟弟年纪太小，明姊只比我大三岁，所以我们非常亲近。虽然大人天天在预备逃难，我们不懂，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那时候我们住在风洞山的脚下，东镇路底那栋房子里，那是新家，搬去没有多久。我们老家在铁佛寺，一栋阴森古旧的老屋，长满了青苔的院子里，猛然会爬出半尺长的一条金边蜈蚣来，墙上壁虎虎视眈眈，堂屋里蝙蝠乱飞。后来听说那栋古屋还不很干净，大伯妈搬进去住，晚上看到窗前赫然立着一个穿白色对襟褂子的男人。就在屋子对面池塘边的一棵大树下，日本人空袭，一枚炸弹，把个泥水匠炸得粉身碎骨，一条腿飞到了树上去。我们住在那栋不太吉祥的古屋里，唯一的理由是为了躲警报，防空洞就在邻近，日机经常来袭，一夕数惊。后来搬到风洞山下，也是同一考虑，山脚有一个天然岩洞，警笛一鸣，全家人便仓皇入洞。我倒并不感到害怕，一看见黑洞山顶挂上两个红球——空袭讯号——就兴奋起来：因为又不必上学了。

新家的花园就在山脚下，种满了芍药、牡丹、菊花，不知道为什么，还种了一大片十分笨拙的鸡冠花。花园里养了鸡，一听到母鸡唱蛋歌，明姊便拉着我飞奔到鸡棚内，从鸡窝里掏出一枚余温犹存的鸡蛋来，磕一个小孔，递给我说道：“老五，快吃。”几下我便把一只鸡蛋吮干净了。现在想想，那样的生鸡蛋，蛋白蛋黄，又腥又滑，不知怎么咽下去的，但我却吮得津津有味，明姊看见我吃得那么起劲，也很乐，脸上充满了喜悦。几十年后，在台湾，有一天我深夜回家，看见明姊一个人孤独的在厨房里摸索，煮东西吃，我过去一看，原来她在煮糖水鸡蛋，她盛了两只到碗里，却递给我道：“老五，这碗给你吃。”我并不饿，而且也不喜欢吃鸡蛋了，可是我还是接过她的糖水蛋来，因为实在不忍违拂她的一片好意。明姊喜欢与人分享她的快乐，无论对什么人，终生如此，哪怕她的快乐并不多，只有微不足道的那么一点。

我们同上一间学校中山小学，离家相当远，两人坐人力车来回。有一次放学归来，车子下坡，车夫脚下一滑，人力车翻了盖，我跟明姊都飞了出去，滚得像两只陀螺，等我们惊魂甫定，张目一看，周围书册簿子铅笔墨砚老早洒满一地，两人对坐在街上，面面相觑，大概吓傻了，一下子不知该哭还是该笑。突然间，明姊却咯咯的笑了起来，这一笑一发不可收拾，又拍掌又搓腿，我看明姊笑得那样乐不可支，也禁不住跟着笑了，而且笑得还真开心，头上磕起一个肿瘤也忘了痛。我永远不会忘记明姊坐在地上，甩动着一头短发，笑呵呵的样子。父亲把明姊叫苹果妹，因为她长得圆头圆脸，一派天真。事实上明姊一直没有长大过，也拒绝长大，成人的世界，她不要进去。她的一生，其实只是她童真的无限延长，她一直是坐在地上拍手笑的那个小女孩。

没有多久，我们便逃难了。风洞山下我们那栋房子以及那片种满了鸡冠花的花园，转瞬间变成了一堆劫灰，整座桂林城烧成焦土一片。离开桂林，到了那愁云惨雾的重庆，我便跟明姊他们隔离了，因为我患了可恶的肺病，家里人看见我，便吓得躲得远远的。那个时候，没有特效药，肺病染不起。然而我跟明姊童年时建立起的那一段友谊却一直保持着，虽然我们不在一起，她的消息，我却很关心。那时明姊跟其他兄姊搬到重庆乡下西温泉去上学，也是为了躲空袭。有一次司机从西温泉带上来一只几十斤重周围合抱的大南瓜给父母亲，家里的人都笑着说：是三姑娘种的！原来明姊在西温泉乡下种南瓜，她到马棚里去拾新鲜马粪，给她的南瓜浇肥，种出了一只黄澄澄的巨无霸。我也感到得意，觉得明姊很了不起，耍魔术似的变出那样大的一只南瓜来。

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上海，我还是一个人被充军到上海郊外去养病，我的唯一玩伴是两条小狮子狗，一白一黑，白狮子狗是我的医生林有泉送给我的，他是台湾人，家里有一棵三尺高的红珊瑚树，林医生很照顾我，是我病中忘年之友。黑狮子狗是路上捡来的，初来时一身的虱子，毛发尽摧，像头癞皮犬。我替它把虱子捉干净，把它养得胖嘟嘟，长出一身黑亮的卷毛来。在上海郊外囚禁三年，我并未曾有过真正的访客，只有明姊去探望过我两次，大概还是偷偷去的。我喜出望外，便把那只黑狮子狗赠送了给她，明姊叫它米达，后来变成了她的心肝宝贝，常常跟她睡在一床。明姊怜爱小动物，所有的小生命，她一视同仁。有一次在台湾，我们还住在松江路的时候，房子里常有老鼠——那时松江路算是台北市的边陲地带，一片稻田——我们用铁笼捉到了一只大老鼠，那只硕鼠头尾算起来大概长达一尺，老得尾巴毛都掉光了，而且凶悍，龇牙咧齿，目露凶光，在笼子里来回奔窜，并且不时啃啮笼子铁线，冀图逃命。这样一个丑陋的家伙，困在笼中居然还如此顽强，我跟弟弟们登时起了杀机，我们跑到水龙头那边用铅桶盛了一大桶水，预备把那只硕鼠活活溺死，等到我们抬水回来，却发觉铁笼笼门大开，那只硕鼠老早逃之夭夭了。明姊站在笼边，满脸不忍，向我们求情道：“不要弄死人家嘛。”明姊真是菩萨心肠，她是太过善良了，在这个杀机四伏的世界里，太容易受到伤害。

民国三十七年我们又开始逃难，从上海逃到了香港。那时明姊已经成长为十五六岁的亭亭少女了，而我也病愈，归了队，而且就住在明姊隔壁房。可是我常常听到明姊一个人锁在房中暗自哭泣。我很紧张，但不了解，更不懂得如何去安慰她。我只知道明姊很寂寞。那时母亲到台湾去跟随父亲了，我的另外两个姊姊老早到了美国，家中只有明姊一个女孩子，而且正临最艰难的成长时期。明姊念的都是最好的学校，在上海是中西女中，在香港是圣玛丽书院，功课要求严格出名，然而明姊并不是天资敏捷的学生，她很用功，但功课总赶不上。她的英文程度不错，发音尤其好听，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有艺术的才能，可是就是不会考试，在圣玛丽留了一级。她本来生性就内向敏感，个子长得又高大，因为害羞，在学校里没有什么朋友，只有卓以玉是她唯一的知交，留了级就更加尴尬了。我记得那天她拿到学校通知书，急得簌簌泪下，我便怂恿她去看电影，出去散散心。我们看的是一出古诺的歌剧《浮士德与魔鬼》拍成的电影。“魔鬼来了！”明姊在电影院里低声叫道，那一刻，她倒是真把留级的事情忘掉了。

明姊是十七岁到美国去的，当时时局动乱，另外两个姊姊已经在美国，父母亲大概认为把明姊送去，可以去跟随她们。赴美前夕，哥哥们把明姊带去参加朋友们开的临别舞会。明姊穿了一袭粉红长裙，腰间系着蓝缎子飘带，披了一件白色披肩，长身玉立，裙带飘然，俨然丽人模样。其实明姊长得很可爱，一双凤眼，小小的嘴，笑起来，非常稚气。可是她不重衣着，行动比较拘谨，所以看起来，总有点羞赧失措的样子。但是那次赴宴，明姊脱颖而出，竟变得十分潇洒起来，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明姊如此盛装，如此明丽动人。

明姊在美国那三年多，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或者逐渐起了什么变化，我一直不太清楚。卓以玉到纽约见到明姊时，明姊曾经跟她诉苦（她那时已进了波士顿大学），学校功课还是赶不上。她渐渐退缩，常常一个人躲避到电影院里，不肯出来，后来终于停了学。许多年后，我回台湾，问起明姊还想不想到美国去玩玩。明姊摇头，叹了一口气说道：“那个地方太冷喽。”波士顿的冬天大概把她吓怕了。美国冰天雪地的寂寞，就像新大陆广漠的土地一般，也是无边无垠的。在这里，失败者无立锥之地。明姊在美国那几年，很不快乐。

明姊一九五五年终于回到台湾的家中，是由我们一位堂嫂护送回国的。回家之前，在美国的智姊写了一封长信给父母亲，叙述明姊得病及治疗的经过情形，大概因为怕父母亲着急，说得比较委婉。我记得那是一个冬天，寒风恻恻，我们全家都到了松山机场，焦虑的等待着。明姊从飞机走出来时，我们大吃一惊，她整个人都变了形，身体暴涨了一倍，本来她就高大，一发胖，就变得庞大臃肿起来，头发剪得特别短，梳了一个娃娃头。她的皮肤也变了，变得粗糙蜡黄，一双眼睛目光呆滞，而且无缘无故发笑。明姊的病情，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她患了我们全家都不愿意、不忍心、惧畏、避讳提起的一个医学名词——精神分裂症。她初回台湾时已经产生幻觉，听到有人跟她说话的声音。堂嫂告诉我们，明姊在美国没有节制的吃东西，体重倍增，她用剪刀把自己头发剪缺了，所以只好将长发修短。

明姊的病，是我们全家一个无可弥补的遗憾，一个共同的隐痛，一个集体的内疚。她的不幸，给父母亲晚年带来最沉重的打击。父母亲一生，于国于家，不知经历过多少惊涛骇浪，大风大险，他们临危不乱，克服万难的魄力与信心，有时到达惊人的地步，可是面临亲生女儿遭罹这种人力无可挽回的厄难时，二位强人，竟也束手无策了。我家手足十人，我们幼年时，父亲驰骋疆场，在家日短，养育的责任全靠母亲一手扛起。儿女的幸福，是她生命的首要目标，在那动荡震撼的年代里，我们在母亲卵翼之下，得以一一成长。有时母亲不禁庆幸，叹道：“终算把你们都带大了。”感叹中，也不免有一份使命完成的欣慰。没料到步入晚境，青天霹雳，明姊归来，面目全非。那天在松山机场，我看见母亲面容骤然惨变，惊痛之情，恐怕已经达到不堪负荷的程度。生性豁达如母亲，明姊的病痛，她至终未能释怀。我记得明姊返国一年间，母亲双鬓陡然冒出星星白发，忧伤中她深深自责，总认为明姊幼年时，没有给足她应得的母爱。然而做我们十个人的母亲，谈何容易。在物质分配上，母亲已经尽量做到公平，但这已经不是一件易事，分水果，一人一只橘子就是十只，而十只大小酸甜又怎么可能分毫不差呢？至于母爱的分配，更难称量了。然而子女幼年时对母爱的渴求，又是何等的贪婪无餍，独占排他。亲子间的情感，有时候真是完全非理性的。法国文学家《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小时候，有一次他的母亲临睡前，忘了亲吻他，普鲁斯特哀痛欲绝，认为被他母亲遗弃，竟至终身耿耿于怀，成年后还经常提起他这个童年的“创伤”。明姊是我们十人中最能忍让的一个，挤在我们中间，这场母爱争夺战中，她是注定要吃亏的了。明姊是最小的女儿，但排行第六，不上不下。母亲生到第五个孩子已经希望不要再生，所以三哥的小名叫“满子”，最后一个。偏偏明姊又做了不速之客，而且还带来四个弟弟。母亲的劳累，加倍又加倍，后来她晚年多病，也是因为生育太多所致。明姊的确不是母亲最钟爱的孩子，母亲对女儿的疼爱远在明姊未出世以前已经给了两个才貌出众的姊姊了。明姊跟母亲的个性了不相类，母亲热情豪爽，坚强自信，而明姊羞怯内向，不多言语，因此母女之间不易亲近。可是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亦从未对明姊疾言厉色过，两个姊姊也很爱护幼妹，然而明姊掩盖在家中三个出类拔萃的女性阴影之下，她们的光芒，对于她必定是一种莫大的威胁，她悄然退隐到家庭的一角，扮演一个与人无争的乖孩子。她内心的创痛、惧畏、寂寞与彷徨，母亲是不会知道，也注意不到的。明姊掩藏得很好，其实在她羞怯的表面中，却是一颗受了伤然而却凛然不可侵犯的自尊心。只有我在她隔壁房，有时深夜隐隐听得到她独自饮泣。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母亲整日要筹划白、马两家几十口的安全生计，女儿的眼泪与哭泣，她已无力顾及了。等到若干年后，母亲发觉她无心铸成的大错，再想弥补已经太迟。明姊得病回家后，母亲千方百计想去疼怜她，加倍的补偿她那迟来十几二十年的母性的温暖。可是幼年时心灵所受的创伤，有时是无法治愈的。明姊小时候感到的威胁与惧畏仍然存在，母亲愈急于向她示爱，她愈慌张，愈设法躲避，她不知道该如何去接纳她曾渴求而未获得的这份感情。她们两人如同站在一道鸿沟的两岸，母亲拼命伸出手去，但怎么也达不到彼岸的女儿。母亲的忧伤与悔恨，是与日俱增了。有一天父母亲在房中，我听见父亲百般劝慰，母亲沉痛的叹道：“小时候，是我把她疏忽了。那个女孩子，都记在心里了呢。”接着她哽咽起来：“以后我的东西，统统留给她。”

因为明姊的病，后来我曾大量阅读有关精神病及心理治疗的书籍。如果当年我没有选择文学，也许我会去研究人类的心理，在那幽森的地带，不知会不会探究出一点人的秘密来。可是那些心理学家及医学个案的书，愈读却愈糊涂，他们各执一词，真不知该信谁才好。人心唯危，千变万化，人类上了太空，征服了月球，然而自身那块方寸之地却仍旧不得其门而入。我们全家曾经讨论过明姊的病因：小时候没有受到重视，在美国未能适应环境，生理上起了变化——她一直患有内分泌不平衡的毛病。先天、后天、遗传、环境，我们也曾请教过医学专家，这些因素也许都有关系，也许都没有关系。也许明姊不喜欢这个充满了虚伪、邪恶、激烈竞争的成人世界，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回到她自己那个童真世界里去了。明姊得病后，完全恢复了她孩提时的天真面目。她要笑的时候就笑了，也不管场合对不对。天气热时，她把裙子一捞便坐到天井的石阶上去乘凉去，急得我们的老管家罗婆婆——罗婆婆在我们家到现在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追在明姊身后直叫：“三姑娘，你的大腿露出来了！”明姊变得性格起来，世俗的许多琐琐碎碎，她都不在乎了，干脆豁了出去，开怀大吃起来。明姊变成了美食家，粽子一定要吃湖州粽，而且指定明星戏院后面那一家。开始我们担心她变得太胖，不让她多吃，后来看到她吃东西那样起劲，实在不忍剥夺她那点小小的满足，胖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回到台湾明姊也变成了一个标准影迷，她专看武侠片及恐怖片，文艺片她拒绝看，那些哭哭啼啼的东西，她十分不屑。看到打得精彩的地方，她便在戏院里大声喝起彩来，左右邻座为之侧目，她全不理会。她看武侠片看得真的很乐，无论什么片子，她回到家中一定称赞：“好看！好看！”

明姊刚回台湾，病情并不乐观，曾经在台大医院住院，接受精神病治疗，注射因素林，以及电疗，受了不少罪。台大的精神病院是个很不愉快的杜鹃窝，里面的病人，许多比明姊严重多了。有一个女人一直急切的扭动着身子不停在跳舞，跳得很痛苦的模样。他们都穿了绿色的袍子，漫无目的荡来荡去，或者坐在一角发呆，好像失掉了魂一般。护士替明姊也换上了一袭粗糙黯淡的绿布袍，把明姊关到了铁闸门的里面去，跟那一群被世界遗忘了的不幸的人锁在一起。那天走出台大医院，我难过得直想哭，我觉得明姊并不属于那个悲惨世界，她好像一个无辜的小女孩，走迷了路，一下子被一群怪异的外星人捉走了一般。我看过一出美国电影叫《蛇穴》，是奥丽薇·哈佛兰主演的，她还因此片得到金像奖。她演一个患了精神分裂的人，被关进疯人院里，疯人院种种恐怖悲惨的场面都上了镜头，片子拍得逼真，有几场真是惊心动魄而又令人感动。最后一幕是一个远镜头，居高临下鸟瞰疯人病室全景，成百上千的精神病患者一起往上伸出了他们那些求告无援的手肢，千千百百条摆动的手臂像一窝蛇一般。我看见奥丽薇·哈佛兰关进“蛇穴”里惊惶失措的样子，就不禁想起明姊那天入院时，心里一定也是异常害怕的。

明姊出院后，回到家中休养，幸好一年比一年有起色，医生说过，完全恢复是不可能的了，不恶化已属万幸。明姊在家里，除了受到父母及手足们额外的关爱外，亲戚们也特别疼惜。父母亲过世后，他们常来陪伴她，甚至父母亲从前的下属家人，也对明姊分外的好，经常回到我们家里，带些食物来送给明姊。亲戚旧属之所以如此善待明姊，并不完全出于怜悯，而是因为明姊本身那颗纯真的心，一直有一股感染的力量，跟她在一起，使人觉得人世间，确实还有一些人，他们的善良是完全发乎天性的。父亲曾说过，明姊的字典里，没有一个坏字眼。确实，她对人，无论对什么人，总是先替人家想，开一罐水果罐头，每个人都分到，她才高兴，倒也不是世故懂事的体贴，而是小孩子办家家酒，排排坐吃果果大家分享的乐趣。这些年来，陪伴过她的大贵美、小贵美、余嫂——明姊叫她“胖阿姨”——都变成了她的朋友，她对她们好，出去买两条手巾，她一定会分给她们一条。她们也由衷的喜爱她，大贵美嫁人多年，还会回来接明姊到她基隆家去请她吃鱿鱼羹。父亲从前有一个老卫兵老罗，也是离开我们家多年了，他有一个女儿罗妹妹，自小没有母亲，明姊非常疼爱这个女孩子，每逢暑假，就接罗妹妹到家里来住，睡在她的房里，明姊对待她，视同己出，百般宠爱。明姊这一生，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她的母性全都施在那个女孩子的身上了。罗妹妹对明姊，也是满怀孺慕之情，不胜依依。每年明姊生日，我们家的亲戚、旧属及老家人们都会回来，替明姊庆生，他们会买蛋糕、鲜花，以及各种明姊喜爱的零食来，给明姊作生日礼物。明姊那天也会穿上新旗袍，打扮起来，去接待她的客人。她喜欢过生日，喜欢人家送东西给她，虽然最后那些蛋糕食物都会装成一小包一小包仍旧让客人带走。明姊的生日，在我们家渐渐变成了一个传统。父母亲不在了，四处分散的亲戚、旧属以及老家人都会藉着这一天，回到我们家来相聚，替明姊热闹，一块儿叙旧。明姊过了四十岁也开始怕老起来，问她年纪，她笑而不答，有时还会隐瞒两三岁。事实上明姊的年龄早已停顿，时间拿她已经无可奈何。她生日那天，最快乐的事是带领罗妹妹以及其他几个她的小朋友出去，请她们去看武侠电影，夹在那一群十几岁欢天喜地的小女孩中间，她也变成了她们其中的一个，可能还是最稚气的一个。

然而明姊的生活终究是很寂寞的，她回到台湾二十多年，大部分的时间，仍然是一个人孤独的度过。我看见她在房里，独自坐在窗下，俯首弯腰，一针又一针在勾织她的椅垫面，好像在把她那些打发不尽的单调岁月一针针都勾织到椅垫上去了似的。有时我不免在想，如果明姊没有得病，以她那样一个好心人，应该会遇见一个爱护她的人，做她的终身伴侣。明姊会做一个好妻子，她喜欢做家务，爱干净到了洁癖的地步。厨房里的炊具，罗婆婆洗过一次，她仍不放心，总要亲自下厨用去污粉把锅铲一一擦亮。她也很顾家，每个月的零用钱，有一半是用在买肥皂粉、洗碗巾等日常家用上面，而且对待自己过分节俭，买给她的新衣裳，挂在衣橱里总也舍不得穿，穿来穿去仍旧是几件家常衣衫。其他九个手足从电视、冷气机、首饰到穿着摆设——大家拼命买给她，这大概也是我们几个人一种补赎的方式。然而明姊对物质享受却并不奢求，只要晚上打开电视有连续剧看，她也就感到相当满足了。当然，明姊也一定会做一个好母亲，疼爱她的子女，就好像她疼爱罗家小妹一样。

明姊得病后，我们在童年时建立起的那段友谊并没有受到影响，她幼时的事情还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她突然提起我小时候送给她的那只小黑狮子狗米达来，而且说得很兴奋。在我们敦化南路的那个家，明姊卧房里，台子上她有一个玩具动物园：有贝壳做的子母鸡、一对大理石的企鹅、一只木雕小老鼠——这些是我从垦丁、花莲，及日月潭带回去给她的，有一对石狮子是大哥送的，另外一只瓷鸟是二哥送的。明姊最宝贝的是我从美国带回去给她的一套六只玻璃烧成的滑稽熊，她用棉花把这些滑稽熊一只只包起来，放在铁盒里，不肯拿出来摆设，因为怕碰坏。有一次回台湾，我带了一盒十二块细纱手帕送给明姊，每张手帕上都印着一只狮子狗，十二只只只不同，明姊真是乐了，把手帕展开在床上，拍手呵呵笑。每次我回台湾，明姊是高兴的。头几天她就开始准备，打扫我的住房，跟罗婆婆两人把窗帘取下来洗干净，罗婆婆说是明姊亲自爬到椅子上去卸下来的。她怕我没有带梳洗用品，老早就到百货公司去替我买好面巾、牙膏、肥皂等东西——明姊后几年可以自己一个人出去逛街买东西了，那也变成了她消遣的方式之一。大部分的时间，她只是到百货公司去蹓跶蹓跶，东摸摸西弄弄，有时会耗去三四个钟头，空手而归，因为舍不得用钱。她肯掏腰包替我买那些牙膏肥皂，罗婆婆说我的面子算是大得很了。其实我洗脸从来不用面巾，牙膏用惯了一种牌子。但明姊买的不能不用，因为她会查询，看见她买的牙膏还没有开盒，就颇为不悦，说道：“买给你你又不用！”

然而我每次返台与明姊相聚的时间并不算多，因为台湾的朋友太多，活动又频繁。有时整天在外，忙到深夜才返家，家里人多已安息，全屋暗然，但往往只有明姊还未入寝，她一个人坐在房中，孤灯独对。我走过她房间，瞥见她孤独的身影，就不禁心中一沉，白天在外的繁忙欢愉，一下子都变得虚妄起来。我的快乐明姊不能分享丝毫，我的幸福更不能拯救她的不幸，我经过她的房门，几乎蹑足而过，一股莫须有的歉疚感使得我的欢愉残缺不全。有时候我会带一盒顺成的西点或者采芝斋的点心回家给明姊消夜，那也不过只能稍稍减轻一些心头的负担罢了。眼看着明姊的生命在漫长岁月中虚度过去，我为她痛惜，但却爱莫能助。

去年我返台制作舞台剧《游园惊梦》，在国内住了半年，那是我出国后返台逗留最长的一次，陪伴明姊的时间当然比较多些，但是一旦《游园惊梦》开始动工，我又忙得身不由己，在外奔走了；偶尔我也在家吃晚饭，饭后到明姊房中跟她一同分享她一天最快乐的一刻：看电视连续剧。明姊是一个十足的“香帅”迷，《楚留香》的每一段情节，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巨细无遗，有几节我漏看了，她便替我补起来，把楚留香跟石观音及无花和尚斗法的情景讲给我听，讲得头头是道。看电视纵有千万种害处，我还是要感谢发明电视的人，电视的确替明姊枯寂的生活带来不少乐趣。每天晚上，明姊都会从七八点看到十一点最后报完新闻为止。如果没有电视，我无法想象明姊那些年如何能捱过漫漫长夜。白天明姊跟着罗婆婆做家务，从收拾房间到洗衣扫地，罗婆婆年事已高，跟明姊两人互相扶持，分工合作，把个家勉强撑起。到了晚上，两人便到明姊房间，一同观赏电视，明姊看得聚精会神，而罗婆婆坐在一旁，早已垂首睡去。前年罗婆婆患肺炎，病在医院里，十几天不省人事，我们都以为她大限已到，没料到奇迹一般她又醒转过来，居然康复。罗婆婆说她在昏迷中遇见父母亲，她认为是父母亲命令她回转阳间的，因为她的使命尚未完成，仍须照顾三姑娘。我们时常暗地担心，要是罗婆婆不在了，谁来陪伴明姊？有一次我跟智姊谈起，明姊身体不错，可能比我们几个人都活得长，那倒不是她的福，她愈长寿，愈可怜，晚年无人照料。没想到我们的顾虑多余，明姊似乎并不想拖累任何人，我们十个手足，她一个人却悄悄的最先离去。

七月中，有一天，我突然发觉明姊的眼睛眼白发黄。我自己生过肝炎，知道这是肝炎病征，马上送她到中心诊所，而且当天就住了院。然而我们还是太过掉以轻心了，以为明姊染上的只是普通的B型肝炎，住院休养就会病愈。那几天《游园惊梦》正在紧锣密鼓的排演，我竟没能每天去探望明姊，由大嫂及六弟去照顾她，而中心诊所的医生居然没看出明姊病情险恶，住院一星期后竟让明姊回家休养。出院那天下午，我在巷子口碰见明姊一个人走路回家，大吃一惊，赶紧上前去问她：“三姑娘，你怎么跑出来了？”明姊手里拿着一只小钱包，指了一指头发，笑嘻嘻的说：“我去洗了一个头，把头发剪短了。”她的头发剪得短齐耳根，修得薄薄的，像个女学生。明姊爱干净，在医院里躺了一个礼拜，十分不耐，一出院她竟偷偷的一个人溜出去洗头去了，一点也不知道本身病情的危险，倒是急坏了罗婆婆，到处找人。明姊回到家中休养，毫无起色，而且病情愈来愈严重，虽然天天到中心诊所打针，常常门诊，皆不见效。后来因为六弟认识长庚医院张院长，我们便把明姊转到长庚去试一试，由肝胆科专家廖医生主治。明姊住入长庚，第三天检查结果出来，那晚我正在一位长辈家作客，突然接到六弟电话，长庚来通知明姊病情严重，要家属到医院面谈。我连夜赶到林口，六弟也赶了去，医生告诉我们，明姊患的肝炎非B型，亦非A型，是一种罕有病例。治愈的机会呢？我们追问，医生不肯讲。

那天晚上回到家中，心情异常沉重，彻夜未能成眠，敦化南路那个家本来是为明姊而设，明姊病重入院，家中突然感到人去楼空，景况凄凉起来。那一阵子，《游园惊梦》演出成功，盛况空前，我正沉醉在自己胜利的喜悦中，天天跟朋友们饮酒庆功。那种近乎狂热的兴奋，一夕之间，如醍醐灌顶，顿时冰消，而且还感到内疚，我只顾忙于演戏，明姊得病，也未能好好照料。本来我替明姊及罗婆婆留了两张好票的，明姊不能去，她始终没有看到我的戏。如果她看了《游园惊梦》，我想她也一定会捧场喝彩的。那时我在美国的学校即将开学，我得赶回去教书，然而明姊病情不明，我实在放不下心，便向校方请了一个星期假，又打电话给香港的智姊。智姊马上赶到台湾，一下飞机便直奔林口长庚医院去探望明姊去了。智姊心慈，又是长姊，她对明姊这个小妹的不幸，分外哀怜。我记得有一回智姊从香港返台探亲，明姊将自己的房间让出来给智姊睡——她对智姊也是一向敬爱的——还亲自上街去买了一束鲜花插到房间的花瓶里，她指着花羞怯的低声向智姊道：“姊姊，你喜不喜欢我买给你的花？”智姊顿时泪如雨下，一把将明姊拥入了怀里。那几天，我几个在台的手足，大姊、大哥、六弟、七弟我们几个人天天轮流探病，好像啦啦队一般，替明姊加油打气，希望她度过危机。明姊很勇敢，病中受了许多罪，她都不吭声，二十四小时打点滴，两只手都打肿了，血管连针都戳不进去，明姊却不肯叫苦，顽强的躺在病床上，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模样。她四十九岁生日那天，亲戚朋友、父母亲的老部下、老家人还是回到了我家来，替三姑娘庆生，维持住多年来的一个老传统，家里仍旧堆满了蛋糕与鲜花。大家尽量热闹，只当明姊仍旧在家中一般。那天我也特别到街口顺成西点铺去订了一个大蛋糕，那是明姊平日最喜爱的一种，拿到医院去送给她。我们手足几个人又去买了生日礼物，大家都费了一番心机，想出一些明姊喜爱的东西。我记得明姊去忠孝东路逛百货公司时，喜欢到一家商场去玩弄一些景泰蓝的垂饰，我选了几件，一件上面镂着一只白象，一件是一只白鹤，大概这两种鸟兽是长寿的象征，下意识里便选中了。这倒选对了，明姊看到笑道：“我早想买了，可惜太贵。”其实是只值几百块钱的东西。智姊和七弟都买了各式的香皂——这又是她喜爱的玩意儿，那些香皂有的做成玫瑰花，有的做成苹果，明姊也爱得不忍释手。同去医院的还有父亲的老秘书杨秘书、表嫂、堂姊等人。明姊很乐，吃了蛋糕，在床上玩弄她的礼物，一直笑呵呵。那是她最后一个生日，不过那天她的确过得很开心。

我离开台湾，并没有告诉明姊，实在硬不起心肠向她辞行。我心里明白，那可能是最后一次跟她相聚了。回到美国，台北来的电话都是坏消息，明姊一天天病危，长庚医院尽了最大的努力救治，仍然乏术回天。十月二十三号的噩耗传来，其实心理早已有了准备，然而仍旧悲不自胜，我悲痛明姊的早逝，更悲痛她一生的不幸。她以童贞之身来，童贞之身去，在这个世上孤独的度过了四十九个年头。智姊说，出殡那天，明姊的朋友们都到了，亲戚中连晚辈也都到齐。今年二月中我有香港之行，到台湾停留了三天。我到明姊墓上，坟墓已经砌好，离父母的墓很近。去国二十年，这是我头一次在国内过旧历年，大年夜能够在家中吃一次团圆饭，但是总觉得气氛不对，大家强颜欢笑，却有一股说不出的萧瑟。明姊不在了，家中最哀伤的有两个人，六弟和罗婆婆。六弟一直在台湾，跟明姊两人可谓相依为命。罗婆婆整个人愣住了，好像她生命的目标突然失去了一般，她吃了晚饭仍旧一个人到明姊房中去看电视，一面看一面打瞌睡。

我把明姊逝世的消息告诉她学生时代唯一的好友卓以玉。卓以玉吓了一跳，她记得八〇年她回台湾开画展，明姊还去参观，并且买了一只小花篮送给她。卓以玉写了一篇文章纪念明姊，追忆她们在上海中西女中时的学生生涯。卓以玉说，明姊可以说是善良的化身。她写了一首诗，是给明姊的，写我们一家十个手足写得很贴切，我录了下来：

十只指儿——怀先明

大哥会飞　常高翔

二姊能唱　音韵扬

你呢

你有那菩萨心肠

最善良　最善良

大姊秀俊　又端庄

二哥　三哥　名禄　交游广

你呢

你有那菩萨心肠

最善良　最善良

四弟工程　魁异邦

五弟文墨　世世传

你呢

你有那菩萨心肠

最善良　最善良

六弟忠厚　七弟精

爹妈心头手一双

十只指儿　有短长

疼你那

菩萨心肠

最善良　最善良

明姊弥留的时刻，大嫂及六弟都在场。他们说明姊在昏迷中，突然不停的叫起“妈妈”来，母亲过世二十年，明姊从来没有提起过她。是不是在她跟死神搏斗最危急的一刻，她对母爱最原始的渴求又复苏了，向母亲求援？他们又说明姊也叫“路太远——好冷——”或者母亲真的来迎接明姊，到她那边去了，趁着我们其他九个人还没有过去的时候，母亲可以有机会补偿起来，她在世时对明姊没有给够的母爱。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七日《联合报》

少小离家老大回

我的寻根记

去年一月间，我又重返故乡桂林一次，香港电视台要拍摄一部关于我的纪录片，要我“从头说起”。如要追根究底，就得一直追到我们桂林会仙镇山尾村的老家去了。我们白家的祖坟安葬在山尾村，从桂林开车去，有一个钟头的行程。一月那几天，桂林天气冷得反常，降到摄氏二度。在一个天寒地冻的下午，我与香港电视台人员，坐了一辆中型巴士，由两位本家的堂兄弟领路，寻寻觅觅开到了山尾村。山尾村有不少回民，我们的祖坟便在山尾村的回民墓园中。走过一大段泥泞路，再爬上一片黄土坡，终于来到了我们太高祖榕华公的祖墓前。

按照我们族谱记载，原来我们这一族的始祖是伯笃鲁丁公，光看这个姓名就知道我们的祖先不是汉人了。伯笃鲁丁公是元朝的进士，在南京做官。元朝的统治者歧视汉人，朝廷上任用了不少外国人，我们的祖先大概是从中亚细亚迁来的回族，到了伯笃鲁丁公已在中国好几代了，落籍在江南江宁府。有些地方把我的籍贯写成江苏南京，也未免扯得太远，这要追溯到元朝的原籍去呢。

从前中国人重视族谱，讲究慎终追远，最怕别人批评数典忘祖，所以祖宗十八代盘根错节的传承关系记得清清楚楚，尤其喜欢记载列祖的功名。大概中国人从前真的很相信“龙生龙，凤生凤”那一套“血统论”吧。但现在看来，中国人重视家族世代相传，还真有点道理。近年来遗传基因的研究在生物学界刮起狂飙，最近连“人类基因图谱”都解构出来，据说这部“生命之书”日后将解答许多人类来源的秘密，遗传学又将大行其道，家族基因的研究大概也会随之变得热门。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好的坏的，不知负载了多少我们祖先代代相传下来的基因。据我观察，我们家族，不论男女，都隐伏着一脉桀骜不驯、自由不羁的性格，与揖让进退、循规蹈矩的中原汉族，总有点格格不入，大概我们的始祖伯笃鲁丁公的确遗传给我们不少西域游牧民族的强悍基因吧，不过我们这一族，在广西住久了，熏染上当地一些“蛮风”，也是有的。我还是相信遗传与环境分庭抗礼，是决定一个人的性格与命运的两大因素。

十五世，传到了榕华公，而我们这一族人也早改了汉姓姓白了。榕华公是本族的中兴之祖，所以他的事迹也特别为我们族人津津乐道，甚至还加上些许神话色彩。据说榕华公的母亲一日在一棵老榕树下面打盹，有神仙托梦给她，说她命中应得贵子，醒后便怀了孕，这就是榕华公命名的由来。后来榕华公果然中了乾隆甲午科的进士，当年桂林人考科举中进士大概是件天大的事，长期以来，桂林郡都被中原朝廷目为“遐荒化外”之地，是流放谪吏的去处。不过桂林也曾出过一个“三元及第”的陈继昌，他是清廷重臣陈宏谋的孙子，总算替桂林人争回些面子。

我们这一族到了榕华公大概已经破落得不像样了，所以榕华公少年时才会上桂林城，到一位本家开的商店里去当学徒，店主看见这个后生有志向肯上进，便资助他读书应考，一举而中。榕华公曾到四川出任开县的知县，调署茂州，任内颇有政绩。榕华公看来很有科学头脑，当时茂州农田害虫甚多，尤以蚂蝗为最，人畜农作都被啮伤，耕地因而荒芜，人民生活困苦。榕华公教当地人民掘土造窑烧石灰，以石灰撒播田中，因发高热，蚂蝗蔓草统统烧死，草灰作为肥料，农产才渐丰收，州民感激，这件事载入了地方志。榕华公告老还乡后，定居在桂林山尾村，从此山尾村便成了我们这一族人的发祥地。

榕华公的墓是一座长方形的石棺，建得相当端庄厚重，在列祖墓中，自有一番领袖群伦的恢宏气势。这座墓是父亲于民国十四年重建的，墓碑上刻有父亲的名字及修建日期。山尾村四周环山，举目望去，无一处不是奇峰秀岭。当初榕华公选择山尾村作为终老之乡是有眼光的，这个地方的风水一定有其特别吉祥之处，“文革”期间破四旧，许多人家的祖坟都被铲除一空，而榕华公的墓却好端端的，似有天佑，丝毫无损，躲过了“文革”这一浩劫。

从小父亲便常常讲榕华公的中兴事迹给我们听。我想榕华公苦读出头的榜样，很可能就是父亲心中励志的模范。我们白家到了父亲时，因为祖父早殁，家道又中落了，跟榕华公一样，小时进学都有困难。有一则关于父亲求学的故事，我想对父亲最是刻骨铭心，恐怕影响了他的一生。父亲五岁在家乡山尾村就读私塾，后来邻村六塘圩成立了一间新式小学，师资较佳，父亲的满叔志业公便带领父亲到六塘父亲的八舅父马小甫家，希望八舅公能帮助父亲进六塘小学。八舅公家开当铺，是个嫌贫爱富的人，他指着父亲对满叔公说道：“还读什么书？去当学徒算了！”这句话对小小年纪的父亲，恐怕已造成“心灵创伤”（trauma）。父亲本来天资聪敏过人，从小就心比天高，这口气大概是难以下咽的。后来得满叔公之助，父亲入学后，便拼命念书，发愤图强，虽然他日后成为军事家，但他一生总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在家里，逼我们读书，绝不松手，在前线打仗，打电话回来给母亲，第一件事问起的，就是我们在校的成绩。大概父亲生怕我们会变成“纨绔子弟”，这是他最憎恶的一类人，所以我们的学业，他抓得紧紧的。到今天，我的哥哥姊姊谈起父亲在饭桌上考问他们的算术“九九”表还心有余悸，大家的结论是，父亲自己小时读书吃足苦头，所以有“补偿心理”。

父亲最爱惜的是一些像他一样家境清寒而有志向学的青年。他曾帮助过大批广西子弟及回教学生到外国去留学深造。我记得我大姊有一位在桂林中山中学的同学，叫李崇桂，就是因为她在校成绩特优，是天才型的学生，而且家里贫寒，父亲竟一直盘送她到北京去念大学，后来当了清华的物理教授。李崇桂现在应该还在北京。

会仙镇上有一座东山小学，是父亲一九四〇年捐款兴建的，迄今仍在。我们的巴士经过小学门口，刚好放学，成百的孩子，一阵喧哗，此呼彼应，往田野中奔去。父亲当年兴学，大概也就是希望看到这幅景象吧：他家乡每一个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如果当年不是辛亥革命，父亲很有可能留在家乡当一名小学教师呢。他十八岁那年还在师范学校念书，辛亥革命爆发，父亲与从前陆军小学同学多人，加入了“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北上武昌去参加革命。家里长辈一致反对，派了人到桂林北门把守，要把父亲拦回去。父亲将步枪托交给同队同学，自己却从西门溜出去了，翻过几座山，老人山、溜马山，才赶上队伍。这支学生敢死队，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开往武昌，加入了历史的洪流。父亲那一步跨出桂林城门，也就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从前在桂林，父亲难得从前线回来。每次回来，便会带我们下乡到山尾村去探望祖母，当然也会去祭拜榕华公的陵墓。那时候年纪小，五六岁，但有些事却记得清清楚楚。比如说，到山尾村的路上，在车中父亲一路教我们兄弟姊妹合唱岳飞作词的那首《满江红》。那恐怕是他唯一会唱的歌吧，他唱起来，带着些广西土腔，但唱得慷慨激昂，唱到最后“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他的声音高亢，颇为悲壮。很多年后，我才体会过来，那时正值抗战，烽火连城，日本人侵占了中国大片土地，岳武穆兴复宋室，还我河山的壮志，亦正是父亲当年抵御外侮，捍卫国土的激烈怀抱。日后我每逢听到《满江红》这首歌，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到桂林之前，我先去了台北，到台北近郊六张犁的回教公墓替父母亲走过坟。我们在那里建了一座白家墓园，取名“榕荫堂”，是父亲自己取的，大概就是向榕华公遥遥致敬吧。我的大哥先道、三姊先明也葬在“榕荫堂”内。榕华公的一支“余荫”就这样安息在十万八千里外的海岛上了。墓园内起了座回教礼拜的邦克楼模型，石基上刻下父亲的遗墨，一副挽吊延平郡王郑成功的对联：

孤臣秉孤忠五马奔江留取汗青垂宇宙

正人扶正义七鲲拓土莫将成败论英雄

一九四七年父亲因“二二八事件”到台湾宣抚，到台南时，在延平郡王祠写下这副挽联，是他对失败英雄郑成功一心恢复明祚的孤忠大义一番敬悼。恐怕那时，他万没有料到，有一天自己竟也星沉海外，瀛岛归真。

我于一九四四年湘桂大撤退时离开桂林，就再没有回过山尾村，算一算，五十六年。“四明狂客”贺知章罢官返乡写下他那首动人的名诗《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我的乡音也没有改，还能说得一口桂林话。在外面说普通话、说英文，见了上海人说上海话，见了广东人说广东话，因为从小逃难，到处跑，学得南腔北调。在美国住了三十多年，又得常常说外国话。但奇怪的是，我写文章，心中默诵，用的竟都是乡音，看书也如此。语言的力量不可思议，而且先入为主，最先学会的语言，一旦占据了脑中的记忆之库，后学的其他语言真还不容易完全替代呢。我回到山尾村，村里儿童将我团团围住，指指点点，大概很少有外客到那里去。当我一开腔，却是满口乡音，那些孩子首先是面面相觑，不敢置信，随即爆笑起来，原来是个桂林老乡！因为没有料到，所以觉得好笑，而且笑得很开心。

村里通到祖母旧居的那条石板路，我依稀记得，迎面扑来呛鼻的牛粪味，还是五十多年前那般浓烈，而且熟悉。那时父亲带我们下乡探望祖母，一进村子，首先闻到的，就是这股气味。村里的宗亲知道我要回乡，都过来打招呼，有几位，还是“先”字辈的，看来是一群老人，探问之下，原来跟我年纪不相上下，我心中不禁暗吃一惊。从前踏过这条石径，自己还是“少小”，再回头重走这一条路，竟已“老大”。如此匆匆岁月，心理上还来不及准备，五十六年，惊风飘过。

我明明记得最后那次下乡，是为了庆祝祖母寿辰。父亲领着我们走到这条石径上，村里许多乡亲也出来迎接。老一辈的叫父亲的小名“桂五”，与父亲同辈的就叫他“桂五哥”。那次替祖母做寿，搭台唱戏，唱桂戏的几位名角都上了台。那天唱的是《打金枝》，是出郭子仪上寿的应景戏。桂剧皇后小金凤饰公主金枝女，露凝香反串驸马郭暧。戏台搭在露天，那天风很大，吹得戏台上的布幔都飘了起来，金枝女身上粉红色的戏装颤抖抖的。驸马郭暧举起拳头气呼呼要打金枝女，金枝女一撒娇便嘤嘤地哭了起来，于是台下村里的观众都乐得笑了。晚上大伯妈给我们讲戏，她说金枝女自恃是公主拿架子，不肯去跟公公郭子仪拜寿，所以她老公要打她。我们大伯妈是个大戏迷，小金凤、露凝香，还有好几个桂戏的角儿都拜她做干妈。大伯妈是典型的桂林人，出口成章，妙语如珠，她是个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者，她有几句口头禅：

酒是糯米汤，不吃心里慌。

烟枪当拐杖，拄起上天堂。

她既不喝酒当然也不抽大烟，那只是她一个潇洒的姿势罢了。后来去了台湾，环境大不如前，她仍乐观，自嘲是“戏子流落赶小场”。她坐在院中，会突然无缘无故拍起大腿迸出几句桂戏来，大概她又想起她从前在桂林的风光日子以及她的那些干女儿们来了。大伯妈痛痛快快地一直活到九十五。

祖母的老屋还在那里，只剩下前屋，后屋不见了。六叔、二姑妈的房子都还在。当然，都破旧得摇摇欲坠了。祖母一直住在山尾村老家，到湘桂大撤退前夕才搬进城跟我们住。祖母那时已有九十高龄，不习惯城里生活。父亲便在山尾村特别为她建了一幢楼房，四周是骑楼，围着中间一个天井。房子剥落了，可是骑楼的雕栏仍在，隐约可以印证当年的风貌。父亲侍奉祖母特别孝顺，为了报答祖母当年持家的艰辛。而且祖母对父亲又分外器重，排除万难，供他念书。有时父亲深夜苦读，祖母就在一旁针线相伴，慰勉他。冬天，父亲脚上生冻疮，祖母就从灶里掏出热草灰来替父亲渥脚取暖，让父亲安心把四书五经背熟。这些事父亲到了老年提起来，脸上还有孺慕之情。祖母必定智慧过人，她的四个媳妇竟没说过她半句坏话，这是项了不起的成就。老太太深明大义，以德服人，颇有点贾母的派头。后来她搬到我们桂林家中，就住在我的隔壁房。每日她另外开伙，我到她房间，她便招我过去，分半碗鸡汤给我喝，她对小孩子这份善意，却产生了没有料到的后果。原来祖母患有肺病，一直没有发觉。我就是那样被染上了，一病五年，病掉了我大半个童年。

我临离开山尾村，到一位“先”字辈的宗亲家里去小坐了片刻。“先”字辈的老人从米缸里掏出了两只瓷碗来，双手颤巍巍地捧给我看，那是景德镇制造的釉里红，碗底印着“白母马太夫人九秩荣寿”。那是祖母的寿碗！半个多世纪，历过多少劫，这一对寿碗居然幸存无恙，在幽幽地发着温润的光彩。老人激动地向我倾诉，他们家如何冒了风险收藏这两只碗。他记得，他全都记得，祖母那次做寿的盛况。我跟他两人抢着讲当年追往事，我们讲了许多其他人听不懂的老话，老人笑得满面灿然。他跟我一样，都是从一棵榕树的根生长出来的树苗。我们有着共同的记忆，那是整族人的集体记忆。那种原型的家族记忆，一代一代往上延伸，一直延伸到我们的始祖伯笃鲁丁公的基因里去。

香港电视台另一个拍摄重点是桂林市东七星公园小东江上的花桥，原因是我写过《花桥荣记》那篇小说，讲从前花桥桥头一家米粉店的故事。其实花桥来头不小，宋朝时候就建于此，因为江两岸山花遍野，这座桥簇拥在花丛中，故名花桥。现在这座青石桥是明清两朝几度重修过的，一共十一孔，水桥有四孔，桥面盖有长廊，绿瓦红柱，颇具架式。花桥四周有几座名山，月牙山、七星山，从月牙山麓的伴月亭望过去，花桥桥孔倒影在澄清的江面上，通圆明亮，好像四轮浸水的明月，煞是好看，是桂林一景。

花桥桥头，从前有好几家米粉店，我小时候在那里吃过花桥米粉，从此一辈子也没有忘记过。吃的东西，桂林别的倒也罢了，米粉可是一绝。因为桂林水质好，榨洗出来的米粉，又细滑又柔韧，很有嚼头。桂林米粉花样多：元汤米粉、冒热米粉，还有独家的马肉米粉，各有风味，一把炸黄豆撒在热腾腾莹白的粉条上，色香味俱全。我回到桂林，三餐都到处去找米粉吃，一吃三四碗，那是乡愁引起原始性的饥渴，填不饱的。我在《花桥荣记》里写了不少有关桂林米粉的掌故，大概也是“画饼充饥”吧。外面的人都称赞云南的“过桥米线”，那是说外行话，大概他们都没尝过正宗桂林米粉。

“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自古以来赞美桂林的名言，到现在恐怕还是难以驳倒的，因为桂林山水太过奇特，有山清、水秀、洞奇、石美之称，是人间仙境，别的地方都找不到。这只有叹服造化的鬼斧神工，在人间世竟开辟出这样一片奇妙景观来。桂林环城皆山，环城皆水，到处山水纵横，三步五步，一座高峰迎面拔地而起，千姿百态，每座殊异，光看看这些山名，鹦鹉山、斗鸡山、雉山、骆驼山、马鞍山，就知道山的形状有多么戏剧性了。城南的象鼻山就真像一只庞然大象临江伸鼻饮水。小时候，母亲率领我们全家夏天坐了船，在象鼻山下的漓江中徜徉游泳，从象鼻口中穿来穿去，母亲鼓励我们游泳，而且带头游。母亲勇敢，北伐时候她便跟随父亲北上，经过枪林弹雨的，在当时，她也算是一位摩登女性了。漓江上来来往往有许多小艇子卖各种小吃，我记得唐小义那只艇子上的田鸡粥最是鲜美。

自唐宋以来，吟咏桂林山水的诗文不知凡几，很多留传下来都刻在各处名山的石壁上，这便是桂林著名的摩崖石刻，仅宋人留下的就有四百八十多件，是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在象鼻山水月洞里，我看到南宋诗人范成大的名篇《复水月洞铭》，范成大曾经到广西做过安抚使，桂林到处都刻有他的墨迹。洞里还有张孝祥的《朝阳亭诗并序》。来过桂林的宋朝大诗人真不少：黄庭坚、秦少游，他们是被贬到岭南来的。其实唐朝时就有一大批逐臣迁客被下放到广西，鼎鼎大名的当然是柳宗元，还有宋之问、张九龄，以及书法家褚遂良。这些唐宋谪吏到了桂林，大概都被这里的一片奇景慑住了，一时间倒也忘却了宦海浮沉的凶险恶苦，都兴高采烈地为文作诗歌颂起桂林山水的绝顶秀丽。贬谪到桂林，到底要比流放到辽东塞北幸运多了。白居易说“吴山点点愁”，桂林的山看了只会叫人惊喜，绝不会引发愁思。从桂林坐船到阳朔，那四个钟头的漓江舟行，就如同观赏南宋大画家夏珪的山水手卷一般，横幅缓缓展开，人的精神面便跟着逐步提升，四个多钟头下来，人的心灵也就被两岸的山光水色洗涤得干干净净。香港电视台的摄影师在船上擎着摄影机随便晃两下，照出来的风景，一幅幅“画中有诗”。漓江风光，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拍，都是美的。

晚上我们下榻市中心的榕湖宾馆，这个榕湖也是有来历的，宋朝时候已经有了。北岸榕树楼前有千年古榕一棵，树围数人合抱，至今华盖亭亭，生机盎然，榕湖因此树得名。黄庭坚谪宜州过桂林曾系舟古榕树下，后人便建榕溪阁纪念他。南宋诗人刘克庄曾撰《榕溪阁诗》述及此事：

榕声竹影一溪风，迁客曾来系短篷。

我与竹君俱晚出，两榕犹及识涪翁。

榕湖的文采风流还不止于此。光绪年间，做过几日“台湾大总统”的唐景崧便隐居榕湖，他本来就是广西桂林人，回到故乡兴办学堂。康有为到桂林讲学，唐景崧在榕湖看棋亭上，招待康有为观赏桂剧名旦一枝花演出的《芙蓉诔》。康有为即席赋诗：“万玉哀鸣闻宝瑟，一枝浓艳识花卿。”传诵一时。想不到“百日维新”的正人君子也会作艳诗。

榕湖遍栽青菱荷花，夏季满湖清香。小时候我在榕湖看过一种水禽，鸡嘴鸭脚，叫水鸡，荷花丛中，突然会冲出一群这种黑压压的水鸟来，翩翩飞去，比野鸭子灵巧得多。

榕湖宾馆建于六〇年代，是当时桂林最高档的宾馆，现在前面又盖了一座新楼。榕湖宾馆是我指定要住的，住进去有回家的感觉，因为这座宾馆就建在我们西湖庄故居的花园里。抗战时我们在桂林有两处居所，一处在风洞山下，另一处就在榕湖，那时候也叫西湖庄。因为榕湖附近没有天然防空洞，日机常来轰炸，我们住在风洞山的时候居多。但偶尔母亲也会带我们到西湖庄来，每次大家都欢天喜地的，因为西湖庄的花园大，种满了果树花树，橘柑桃李，还有多株累累的金桔。我们小孩子一进花园便七手八脚到处去采摘果子。橘柑吃多了，手掌会发黄，大人都这么说。一九四四年，湘桂大撤退，整座桂林城烧成了一片劫灰，我们西湖庄这个家，也同时毁于一炬。战后我们在西湖庄旧址重建了一幢房子，这所房子现在还在，就在榕湖宾馆的旁边。

那天晚上，睡在榕湖宾馆里，半醒半睡之间，朦朦胧胧我好像又看到了西湖庄花园里，那一丛丛绿油油的橘子树，一只只金球垂挂在树枝上，迎风招摇，还有那几棵老玉兰，吐出成千上百夜来香的花朵，遍地的栀子花，遍地的映山红，满园馥郁浓香引来成群结队的蜜蜂蝴蝶翩跹起舞——那是另一个世纪、另一个世界里的一番承平景象，那是一幅永远印在我儿时记忆中的欢乐童画。

二〇〇一年五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世界日报》

上海童年

我是一九四六年春天，抗战胜利后第二年初次到达上海的，那时候我才九岁，在上海住了两年半，直到四八年的深秋离开。可是那一段童年，对我一生，却意义非凡。记得第一次去游“大世界”，站在“哈哈镜”面前，看到镜里反映出扭曲变形后自己胖胖瘦瘦高高矮矮的奇形怪状，笑不可止。童年看世界，大概就像“哈哈镜”折射出来的印象，夸大了许多倍。上海本来就大，小孩子看上海，更加大。战后的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像只巨大无比的万花筒，随便转一下，花样百出。

国际饭店当时号称远东第一高楼，其实也不过二十四层，可是那时真的觉得饭店顶楼快要摩到天了，仰头一望，帽子都会掉落尘埃。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高楼大厦聚集在一个城里，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像是四座高峰隔街对峙，高楼大厦密集的地方会提升人的情绪，逛四大公司，是我在上海童年时代的一段兴奋经验。永安公司里一层又一层的百货商场，琳琅满目，彩色缤纷，好像都在闪闪发亮。那是个魔术般变化多端层出不穷的童话世界，就好像永安公司的“七重天”，连天都有七重。我踏着自动扶梯，冉冉往空中升去，那样的电动扶梯，那时全国只有大新公司那一架，那是一道天梯，载着我童年的梦幻伸向大新游乐场的“天台十六景”。

当年上海的电影院也是全国第一流的，“大光明”的红绒地毯有两寸厚，一直蜿蜒铺到楼上，走在上面软绵绵，一点声音都没有。当时上海的首轮戏院“美琪”、“国泰”、“卡尔登”专门放映好莱坞的西片，《乱世佳人》在“大光明”上演，静安寺路挤得车子都走不通，上海人的洋派头大概都是从好莱坞的电影里学来的。“卡尔登”有个英文名字叫Carlton，是间装饰典雅小巧玲珑的戏院，我在那里只看过一次电影，是“玉腿美人”蓓蒂葛兰宝主演的《甜姐儿》。“卡尔登”就是现在南京西路上的长江剧院，没想到几十年后，一九八八，我自己写的舞台剧《游园惊梦》也在长江剧院上演了，一连演十八场，由上海“青话”胡伟民导演执导。

那时上海滩头到处都在播放周璇的歌，家家《月圆花好》，户户《凤凰于飞》，小时候听的歌，有些歌词永远也不会忘记：上海没有花，大家到龙华，龙华的桃花都回不了家！

大概是受了周璇这首《龙华的桃花》的影响，一直以为龙华盛产桃花，一九八七年重返上海，游龙华时，特别注意一下，也没有看见什么桃花，周璇时代的桃花早就无影无踪了。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

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

这首周璇最有名的《夜上海》，大概也相当真实的反映了战后上海的情调吧。当时霞飞路上的霓虹灯的确通宵不灭，上海城开不夜。

其实头一年我住在上海西郊，关在虹桥路上一幢德国式的小洋房里养病，很少到上海市区，第二年搬到法租界毕勋路，开始复学，在徐家汇的南洋模范小学念书，才真正看到上海，但童稚的眼睛像照相机，只要看到，咔嚓一下就拍了下来，存档在记忆里。虽然短短的一段时间，脑海里恐怕也印下了千千百百幅“上海印象”，把一个即将结束的旧时代，最后的一抹繁华，匆匆拍摄下来。后来到了台湾上大学后，开始写我的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写的就是上海故事。后来到了美国，开始写我的小说集《台北人》，头一篇《永远的尹雪艳》，写的又是上海的人与事，而且还把“国际饭店”写了进去。我另外一系列题名为“纽约客”的小说，开头的一篇《谪仙记》，也是写一群上海小姐到美国留学的点点滴滴，这篇小说由导演谢晋改拍成电影《最后的贵族》，开始有个镜头拍的便是上海的外滩。这些恐怕并非偶然，而是我的“上海童年”逐渐酝酿发酵，那些存在记忆档案里的旧照片拼拼凑凑，开始排列出一幅幅悲欢离合的人生百相来，而照片的背景总还是当年的上海。

一九九九年二月上海《收获》杂志

石头城下的冥思

山围故国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

夜深还过女墙来。

——石头城　刘禹锡

南京石头城遗址位于清凉山麓，下临长江，依山筑城，形势险要，有“石城虎踞”之称。公元二二九年东吴孙权建都建业，筑石头城，奠下了现代南京城的根基，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城墙下有一砾岩，色赭红，常年因江水冲刷，风化剥落，凹凸不平，形成了一张巨大的面具，南京人把这座城又称为“鬼脸城”。这张巨型鬼脸，就那么冷冷的悬在峭壁上，潮涨潮落，宋、齐、梁、陈，足足阅尽了十一朝兴亡——如果把“太平天国”和“汪政权”也算上的话。

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可是只有九十五天，国都就被北洋军阀迁到北京去了。要等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民国十六年打回南京，才又还都。然而十年后，南京却惨遭日本人屠城，三十万军民肝脑涂地，于是南京又被敌伪统治了八年。抗战胜利，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一日，再次还都，那真是一个举国欢腾的好日子，那时谁也没有料到，不足三年，中共兵已渡江。国民政府在南京的时间不长，断断续续，前后不过十四年，但也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印痕，紫金山上迤逦而下的中山陵，早已深深的刻在这个千年古都的舆图上，成为现代南京最伟岸的历史标志。还有，我看就是那些法国梧桐了。南京绿化，为人称道。其实通往中山陵那条道路上，两侧的梧桐在民国时代早已栽下，而今树已合抱，枝叶蔽天，搭成了一条数里相接的绿荫长廊。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忧愁风雨，树犹如此。”

作为帝王之宅的文化古都而言，南京矜贵，北京霸气；南京含蓄，北京炫耀。而作为现代都市，南京也算是保存得比较完善的，人文与自然互不侵犯。上海变成了一个大破落户，北京却现代化得面目全非了。

我是民国三十七年冬天离开南京的，在中山码头上的船，滚滚长江，一别就是三十九年。一九八七年再回大陆，上海苏杭，访旧有之，更多的是赏心乐事。可是重返故都，心情不同，火车才一进站，眼底江山，已经感到满目凄凉起来。

找到了南京旧居，大悲巷雍园一号的房子依然无恙，连附近的巷陌、比邻的梅园新村也没多大的变动。雍园一号的新主人是一位“人大”委员，恐怕已近八十高龄了，老先生十分客气，请我进去用茶，还谈了一些民国时代的往事。陪同的人告诉我，那一带现在住的都是高干，梅园新村周恩来的旧居却改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纪念馆。

特地去参观了江东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西部江东门是当年大屠杀的杀戮场之一。纪念馆是一九八五年兴建的，设计别出心裁，像一座巨大的石砌坟场，色调灰白，十分悲肃。陈列室的橱窗里枯骨满布，都是江东门“万人坑”挖掘出来受难者的遗骸。成千上百的骷髅头上还有弹痕累累，景象极其恐怖，每一个骷髅似乎都在无声呐喊，等待申冤。如此铁证，日本政府竟仍然企图窜改历史。难道日本人至今还不明了，除非他们诚心忏悔，他们的民族灵魂，将永无得到洗涤救赎的一日。

经过旧日的国府路，国民政府时期的公家机关外交部、经济部都给冠上了“人民”的头衔，连往日的总统府也驻进了人民政协，国民大会堂就当然换成了人民大会堂了，上面圆顶也早已插上了颇为怵目的五星红旗。我进到大会堂里，拍下了一些照片。就在这个圆顶建筑物里，民国三十七年四月间，在遍地烽火中，第一届国大代表选出了中华民国的总统与副总统来。当年的选举是如此的纷争扰攘，而终于导致了中枢无可弥补的分裂。而今大会堂中一片静悄，三千个座位都空在那里，一瞬间，历史竟走了天旋地转的三十九年。

抗战胜利，还都南京的那一年，我随了父亲登紫金山谒中山陵，春回大地，江山如画。爬上那三百多级石阶，是一种顶礼膜拜的朝圣经验，即便是那样幼小的年纪，也还体验得到还都谒陵的庄严意义。三十九年后重登中山陵，又值暮春，那天细雨霏霏，天色阴霾，因为右足痛风，一颠一拐，真是举步维艰。蹭蹬到国父陵前，猛抬头，看到国父手书“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一阵悲痛，再也按捺不住，流下了几十年海外飘零的游子泪。想想国父当年缔造民国的崇高理想，想想我们数十年坎坷颠踬的命运，面对着眼前龙蟠虎踞一水中分的大好河山，怎不教人怆然而涕下。

然而阅尽兴亡的石头城仍旧矗立在那里，人世间数十年的风波转折，在这座千年古城的历史长河中，恐怕也不过是一个随生随灭的泡沫罢了。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四日《联合报》

岂容青史尽成灰

一九八二年日本文部省修改日文教科书，企图掩饰洗刷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侵略亚洲各国的罪行。此举引起亚洲各国政府强烈抗议，尤其是全世界的中国人更感愤慨，因为中日战争，中国人民伤亡最惨重，死亡于战乱者达一千五百万，国家元气消耗殆尽，战后劫难旋踵而至。日本政府估计错误，以为三十多年，日军暴行造成的创伤在亚洲人民记忆中已经消褪。近年来许多迹象显示，日本人对“大东亚共荣”的美梦并未忘情：国内放映“大日本帝国”影片，尤有甚者，竟修建“满洲国纪念碑”；日本名导演大岛渚最近的一部影片《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国内译为《俘虏》）中，主角日本军官自称曾到满洲“平乱”——意指卢沟桥事变，日本军国主义的心态毕露无遗，难怪亚洲人民对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的意图无限疑虑了。日本右派分子从未停止鼓吹日本重整军备，并且公开尊奉纪念“战死的英雄”，把头号战犯东条英机牌位送进“靖国神社”。相形之下，德国人对纳粹暴行所持态度，迥然不同。前西德总理施密特，曾在犹太人被害者墓前下跪，代表全体德意志民族向犹太人忏悔致歉。也许我们可以结论毕竟条顿民族比大和民族有良心良知，勇于认错——日本人窜改历史到底是一种怯懦的行为。但事实上德国人即使想窜史也不可能，因为这几十年来犹太人一直锲而不舍，把纳粹罪行的证据，点点滴滴，全部搜集存档，有关这场浩劫的书籍、电影、戏剧，林林总总，可谓汗牛充栋，铁证如山，而且不断向全世界公布。犹太人不容许他们的后代子孙忘却这场灭种的悲剧，更不容许德国人翻案窜史。直到今天他们还在追缉纳粹战犯，每年集中营幸存者都会约同从全世界回到以色列追思被纳粹残害的亲友。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最大的受害者，我们的努力比起犹太人真是相差太远。虽然国内已经出版不少有关抗战的史料，但尚未能影响国际，尤其未能影响日本人民，使他们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国政府所造成的滔天大祸。事实上战后“远东军事法庭”有关日军暴行之证据文件共有七百册，现存日本法务省。当然日本政府不会把这些文件公开，让日本人民知道他们政府的野蛮行为。倒是一九七二年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了该社记者本多胜一所著《中国之行》一书，在日本曾引起相当大的震撼。本多胜一于一九七一年到中国大陆访问了中日战争期间日军在东北及南京、上海几次大屠杀的幸存者，并揭发了日军在东北惨无人道的暴行。沈阳“满洲医科大学”的日本医生把中国人用作细菌试验，注射斑疹伤寒菌到人体内，人还活着便予以解剖，研究体内情况。本多在书中列出当时的实验报告并附详细表格。读到日本医生所写的这些完全客观、丝毫不带人类感情的科学报告，不禁令人毛骨悚然。本多并参观了三个东北“万人坑”，这些“万人坑”为埋葬中国矿工所设，不少矿工因生病体弱无法劳动，便被活活扔入坑中任其瘐毙，迄今照片上仍可看到坑中累累白骨。至于“南京大屠杀”那些惨闻，就更加惊心动魄了。几周内，三十余万南京市军民惨遭屠杀。这本书一出，日本知识界颇为震惊，但也有些反应声称：“当时并不知情。”果真如此，日本政府的愚民政策十分成功，难怪文部省要大胆窜史了。希特勒残杀犹太人，然而今日六百万犹太冤魂声讨正义的呼声在世界上何等响亮，而一千五百万中国亡魂又是何等的沉默。我们当然不能靠外国人来替我们申冤，外国人的报导倒是曲解事实的居多。美国学界一直流传着一个荒谬的说法：国民党没有抗日。前《时代》杂志名记者怀特（Theodore White）报导抗战，把国军说得一文不值。他那本《来自中国的雷声》对国民政府的国家形象损害颇大。他报导当时的状况：士兵营养不良，征兵制度不合理，少数官员腐败颟顸。在抗战后期容或有其真实性，但抗战前期中国军民英勇抗敌的事迹呢？民国二十七年“台儿庄之役”国军以少击众，一举歼灭敌军劲旅矶谷、坂垣师团二万精兵，成为抗战第一大捷。二十八年“昆仑关之役”消灭中村正雄旅团，使敌军五年不敢再犯桂南。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亦是同样激烈，战果辉煌。这些著名战役都应写成专书，推往国际。事实上在西方，许多有关二次大战的书籍也是近几年才刚问世。美国公共电视台最近推出一系列二次大战纪录片，颇有教育价值。如果我们即将成立的公共电视台也能仿造美国，将中国战史制成纪录片，相信对台湾的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教育意义重大。记得我在台湾中学念中国历史，教科书上中日史一笔带过，这场民族灾祸交代得何等草率，纪录片正可补教科书的不足。

文学和历史都反映时代，如果说历史是理性客观的记录，那么文学便是感性主观的投射，二者相辅相成。抗战文学正反映了苦难的中国，苦难中中华民族拼死抵御外族入侵的悲愤与辛酸。抗战文学史料的整理，实在是当今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近来国际上对这段期间的文学也渐重视，一九八〇年巴黎首次举行“抗战文学”会议，去年香港中文大学又举行第二次，可惜两次台湾都没有派代表去参加，中国大陆倒派出不少作家学者，形成一边倒的局势……

《现代文学》同仁有鉴于抗战文学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于二十一期[1]推出“抗战文学专号”。这个专辑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因为抗战文学篇幅浩繁，史料不易搜集。而且格于客观形势的禁忌，抗日期间有些思想左倾的文人作品无法纳入。因此这个专辑的方针乃采取从有限的角度，来反映抗战中国的一斑。已经广为流传的作品，我们没有采用。专辑中的文章多为一些真情毕露的精品，有些是成名的前辈作家，如胡秋原、王蓝、陈纪滢、谢冰莹、卜少夫、刘以鬯、何容、钟鼎文等如今尚在台湾、香港。看了他们的文章，我们了解到这些前辈作家抗日期间的爱国情操。王蓝先生的《第一封家信》、谢冰莹女士的《台儿庄》、陈纪滢先生给女儿的信、胡秋原先生对青年军的报导，都曾使我深深感动。我们特别感谢夏志清教授赐给我们的长文，这是一篇重要论文，给予端木蕻良以及他的天才之作《科尔沁旗草原》应有的文学评价。这个专辑由郑树森教授主编，他为此花费了惊人的时间与精力。专辑一共四百一十一页，远景出版社不惜工本促成其事。希望这个专辑能够抛砖引玉，引起更多同好研究抗战文学的兴趣，更希望战后一代的青年读者，能够从专辑的文学作品中，去体认我们国家苦难的历史。

中日战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大悲剧。两个文化、文字如此相近的民族竟至互相残杀。虽然这场战争的历史背景异常复杂，但是这场劫难的教训我们不能不铭记于心：“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设若民国十七年北伐完成，中国人能够团结一致，复国建国，日本人何敢轻举妄动。不幸中原大战，兄弟阋墙，遂予日本军阀可乘之机，狂言三月征服中国。历史的演变真是莫大的讽刺。战败的日本在烽火废墟上建立起一等的经济大国，而我们却“赢得了战争，失去了和平”……犹记一九六六年返国，首次停留日本，看见东京高楼大厦高耸入云，到处车水马龙，一片繁荣，东京街上战后的一代，个个衣履光鲜，神采奕奕，战后的创痛在那些没有记忆的日本青年身上似乎并未留下任何痕迹。我当时心情异常复杂，感触良多，不禁深深觉到历史的无情、不平。中日战争以及台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使得我们对待日本心理矛盾重重。日本的精致文化及物质文明，使得我们羡慕向往，情不自禁；然而历史的伤痕又时常隐隐作痛，使得我们疑惧满腹。仇日媚日都非正途，理性的考察与了解仍属首要。甲午战争，中国败北，清廷尚且派遣成千上万的留学生到日本去学习他们富国强兵之道。今年八月《天下》杂志出了一个日本专访特辑，从各种角度深入报导。恪于形势，我们跟日本相生相克的复杂关系，恐怕还会无限延长下去。然而在我们引进日本大汽车厂工业技术之际，我们必须心存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曾经带给我们国家民族无穷灾祸，那一段痛史，毋容窜改，毋容抹煞。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联合报》

注

1．《现代文学》新刊第二十一期。

青　春

明星咖啡馆

明星大概是台北最有历史的咖啡馆了。记得二十年前还在大学时代，明星便常常是我们聚会的所在。那时候，明星的老板是一个白俄，蛋糕做得特别考究，奶油新鲜，又不甜腻，清新可口，颇有从前上海霞飞路上白俄西点店的风味。二楼陈设简朴，带着些许欧洲古风。那个时期，在台北上咖啡馆还是一种小小的奢侈，有点洋派，有点沙龙气息。幸而明星的咖啡价钱并不算贵，偶尔为之，大家还去得起。

明星在武昌街，靠近重庆南路，门口骑楼下有一个书摊，这个书摊与众不同，不卖通俗杂志，也不卖武侠小说，有不少诗集诗刊，也有《现代文学》，那便是孤独国主周梦蝶的诗之王国。周梦蝶隐于市，在车马喧嚣中，参悟到明年髑髅的眼中，虞美人仍旧抽发茁长。《现文》常常剩下许多卖不出去的旧杂志，我们便一包包提到武昌街，让周梦蝶挂在孤独国的宝座上，然后步上明星的二楼，喝一杯浓郁的咖啡，度过一个文学的下午。那时节明星文风蔚然。《创世纪》常在那里校稿，后来《文学季刊》也在明星聚会。记得一次看到黄春明和施叔青便在明星二楼。六〇年代的文学活动大多是同人式的，一群文友，一本杂志，大家就这样乐此不疲的坐了下去。当时我们写作，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崇高的使命感，没有叫出惊人的口号——就是叫口号，恐怕也无人理睬。写现代诗、现代小说，六〇年代初，还在拓荒阶段，一般人眼中，总有点行径怪异，难以理解。写出来的东西，多传阅于同人之间，朋友们一两句好话，就算是莫大的鼓励了。然而在那片文学的寂天寞地中，默默耕耘，也自有一番不足与外人道的酸甜苦辣。于是台湾六〇年代的现代诗、现代小说，羼着明星咖啡的浓香，就那样，一朵朵的静静的萌芽、开花。

这几年来，台北沧海桑田，面目全非，踟蹰街头，有时竟不知身在何方。东区新建的高楼大厦，巍巍然排山倒海而来，目为之眩。台北饭馆多。其来有自，但是这次回来，我发觉台北的咖啡馆，竟也大街小巷，栉比鳞次起来，犹如雨后春笋，完全取代了早年的“纯吃茶”。而装潢之瑰丽，五光十色，纽约、东京瞠乎其后。有些名字取得妙——“梦咖啡”。听说还有一家叫“杜鹃窝”的，不知道什么人去光顾。价钱也不对了，坐下去就是六十块，咖啡味道倒未必佳。或许是我的偏见，这些新兴的咖啡馆，豪华是豪华，但太过炫耀了，有点暴发户。我还是喜欢武昌街上那间灰扑扑的明星，明星的咖啡，明星的蛋糕，二十年来，香醇依旧。

九月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现代文学》与作家们举行了三次聚会，我和远景的沈登恩商量，地点就设在明星三楼，也是叙旧的意思。头一天光临的是诗林高手，《创世纪》、《蓝星》、《龙族》、《草根》，各派宗主，一时到齐。难得孤独国王周梦蝶下凡一游。管管有多年没见面了，上一次遇见他是十七年前在陈若曦永康街的家里。张默来了，送了一套《创世纪》给我，《创世纪》是九命猫，比《现代文学》的历史还要古远，这两本杂志，可算历尽沧桑。还有洛夫、商禽、辛郁，《蓝星》诗侣罗门、蓉子。痖弦带来了他的手下大将丘彦明，《台湾时报》的梅新、《中华日报》的蔡文甫、尔雅的隐地，难得露面的张健，爱吃西瓜的罗青，喜欢写蝴蝶的景翔，统统围成了一桌，当然还有《现文》元老何欣与姚一苇两位先生。高上秦姗姗来迟，晚了半个钟头——这样的集会，真是难得。人生聚散无常，这么多老朋友济济一堂，机会不多。二十年前叶维廉头次带痖弦到我家，记得韩国诗人许世旭先生也来了。我家住在松江路——那一带还是一片稻田，野趣横生——我们一行数人，步小径，谈诗。痖弦刚写了《巴黎》，文坛哗然。（亏他想得出来，把女人的嘴唇比作丝绒鞋！）许世旭初试汉文诗，头几首便发表在《现代文学》。今夏联副有一个餐会，设宴在松江路的“金玉满堂”，我去一看，原来这家巍峨堂皇的大饭店竟坐落在从前我家的旧址上，真是巧，那天韩国诗人许世旭赫然在场，一别二十载，旧地相逢，令人感到时空交错。去年许世旭寄了一本韩文版的《台北人》给我，是他译的，我当然很兴奋，只是看不懂韩文，满纸的小圈圈，觉得很好玩。许世旭的汉文修养如此深厚，译笔必是好的。可惜他早返韩国，未克参加这次《现文》诗人欢聚。明星的西式午餐很简单，一菜一汤，与“金玉满堂”的华筵不能比，但我看见大家还是满兴高采烈的，故人相聚，何况又在怀有共同回忆的地方。有的白了几根头发，有的添了几条时间的痕迹，然而我讶异诗人们豪情不减当年，意兴飞扬，尤有过之，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尚文精神勇猛如昔？大概还是他们的诗吧！这群拓荒者已经替台湾的现代诗铺下了一条道路，这条路虽然曲折、崎岖，有时惊险重重，而且分歧，但路总是筑成了，后人走起来，至少有条途径可循。

第一天来了一位年轻作者李捷金，他本来属于第二天的聚会，因有事，提前来。前年在联副上我读到一篇小说《猫》，笔调沉着老练，老年人的心境写得体贴入微，我原以为作者李捷金一定是个阅世已深的中年人，没料到竟是个在学的青年学生，大为诧异。可惜那篇小说没有得到那年《联合报》小说比赛奖，甚感不平，去年李捷金荣获《中国时报》小说奖第二名，夏志清先生特别推崇他那篇《窄巷》，所见略同。现在台湾新生代的小说家真不得了，又多又好，各有千秋。第二天到了宋泽莱、吴念真、陈雨航、古蒙仁、陈铭磻，还有七等生——我和七等生神交已久，这次却是首次见面。他支持《现文》，十数年如一日，投在《现文》的小说稿，篇数第二多。宋泽莱、吴念真、陈雨航今年都得到《联合报》的小说奖，古蒙仁也得到《中时》的小说推荐奖，皆大欢喜。台湾文学，现在属于小说时代，年轻小说家，扬眉吐气，比比皆是，真为他们高兴，从前我们写小说，是没有几个人看的，谁还会想到给我们奖金？台湾新生代的小说家，给我的感觉是扎扎实实，不飘不浮。到底他们土生土长，跟台湾这块土地完全认同了，台湾文学的旗纛应该由他们扛下去。我跟七等生坐在一起，突然感到我们是同一辈的人，我们的哀乐大概是可以沟通的。难为七等生特地从外埠赶来台北，大概也是为着对《现文》多年的那一份情吧。

明星对陈映真恐怕回忆更深更浓更悠远，从前《文学季刊》在那里聚会比我们频繁得多。我跟陈映真是真正属于六〇年代的。远在大学时期，陈映真他们还在办《笔汇》，我们见过一面，他到我家来玩，我们那时都是学生，台北正在放映《上帝创造女人》，我们笑着谈论B B。三年前在施叔青家重逢，大家都走了好长一段路。我床头有一本陈映真的小说选集，许多年来一直放在那里，是我最喜欢看的书籍之一。十七日晚还有奚淞、姚一苇、沈登恩，五个人一起在明星三楼喝了几瓶啤酒。姚先生的结论是：只有文学值得奋斗。廉颇未老，豪兴依旧。沈登恩的勇气也不小，《现代文学》这副重担，远景也敢来扛。西谚“人生暂短，艺术长存”，在这个白云苍狗、瞬息万变的人间世里，这句话大概还有几分真理吧。

我跟奚淞离开明星，台北已经渐入深夜。我们沿着重庆南路一直徜徉了下去。奚淞与我有许多共同的了解，我们谈起话来，很省力。奚淞建议我回来居留一个时期，我说我很想这样做。我有根深柢固的怀旧习惯，对台北这份执着，情不能已。台北虽然变得厉害，但总还有些地方、有些事物，可以令人追思、回味。比如说武昌街的明星，明星的咖啡和蛋糕。

一九七九年十月于加州

《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

一九六〇年，我们那时都还在台大外文系三年级念书，一群不知天高地厚一脑子充满不着边际理想的年轻人，因为兴趣相投，热爱文学，大家变成了朋友。于是由我倡议，一呼百应，便把《现代文学》给办了出来。出刊之时，我们把第一期拿去送给黎烈文教授，他对我们说：“你们很勇敢！”当时他这话的深意，我们懵然不知，还十分洋洋自得。没料到《现代文学》一办十三年，共出五十一期，竟变成了许许多多作家朋友心血灌溉而茁壮，而开花，而终于因为经济营养不良飘零枯萎的一棵文艺之树。对我个人来说，《现代文学》是我的一副十字架，当初年少无知，不自量力，只凭一股憨勇，贸然背负起这副重担，这些年来，路途的崎岖颠踬，风险重重，大概只有在台湾办过同人文艺杂志的同路人，才能细解其中味。

台大外文系一向文风颇盛，创道者，首推我们的学长诗人余光中，那时他早已名震诗坛了。夏济安教授主编《文学杂志》，又培养了不少外文系作家。高于我们者，有叶维廉、丛苏、水晶、刘绍铭。后来接我们棒的，有王祯和、杜国清、潜石（郑恒雄）、淡莹等。然而我们那一班出的作家最多：写小说的，有王文兴、欧阳子（洪智惠）、陈若曦（陈秀美），诗人有戴天（戴成义）、林湖（林耀福）。还有许多杆好译笔如王愈静、谢道峨，后来在美国成为学者的有李欧梵，成为社会学家的有谢杨美惠。这伙人，还加上另外几位，组成了小社团“南北社”（详情见欧阳子《回忆〈现代文学〉创办当年》）。我们常常出去爬山游水，坐在山顶海边，大谈文学人生，好像天下事，无所不知，肚里有一分，要说出十分来。一个个胸怀大志意气飞扬，日后人生的颠沛忧患，哪里识得半分！陈若曦老闹神经痛，但爬山总是她第一个抢先上去。王文兴常常语惊四座，一出言便与众不同。欧阳子不说话，可是什么都看在眼里。大家一时兴起，又玩起官兵捉强盗来。怎么会那样天真？大概那时台北还是农业社会——清晨牛车满街，南京东路还有许多稻田，夜总会是一个神秘而又邪恶的名词，好像只有一两家。台大外文系那时也染有十分浓厚的农业色彩：散漫悠闲，无为而治。我们文学院里的吊钟楼一直是停摆的，图书馆里常常只剩下管理员老孟（苏念秋）一个人在打坐参禅，而我们大伙却逃课去办《现代文学》去了。幸亏外文系课业轻松，要不然哪里会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来写文章办杂志？而且大家功课还不错，前几名都是南北社的人囊括的。

一九五九年大二暑假，我跟陈若曦、王愈静通了几封信，提出创办《现代文学》刍议，得到南北社社员热烈支持。于是大家便七手八脚分头进行，首先是财源问题，我弄到一笔十万块的基金，但只能用利息，每月所得有限，只好去放高利贷（后来几乎弄得《现文》破产，全军覆没，还连累了家人）。欧阳子稳重细心，主持内政、总务出纳、订户收发由她掌管。陈若曦闯劲大，办外交，拉稿，笼络作家。王文兴主意多，是《现文》编辑智囊团的首脑人物，第一期介绍卡夫卡，便是他的主意，资料也差不多是他去找的。封面由张先绪设计。我们又找到两位高年级的同学加盟：叶维廉和刘绍铭。发刊词由刘绍铭主笔，写得倒也铿锵有声。叶维廉是创刊诗一首，《致我的子孙们》，气魄雄伟。我们那时只是一群初执笔杆的学生，《现文》又没有稿费，外稿是很难拉得到的，于是自力更生，写的写，译的译。第一期不够稿，我便化一个笔名投两篇。但也有热心人支持的，大诗人余光中第一期起，从《坐看云起时》一直鼎力相助。另一位是名翻译家何欣先生，何先生从头跟《现文》便结下不解之缘，关系之深，十数年如一日，那一篇篇扎硬的论文，不知他花了多少心血去译。我们的学姊丛苏从美国寄来佳作一篇《盲猎》，外援来到，大家喜出望外。于是由我集稿，拿到汉口街台北印刷厂排版，印刷厂经理姜先生，上海人，手段圆滑，我们几个少不更事的学生，他根本没看在眼里，几下太极拳，便把我们应付过去了。《现文》稿子丟在印刷厂，迟迟不得上机，我天天跑去交涉，不得要领。晚上我便索性坐在印刷厂里不走，姜先生被我缠得没有办法，只好将《现文》印了出来。一九六〇年三月五日出版那天，我抱着一大叠浅蓝色封面的《现代文学》创刊号跑到学校，心里那份欢欣兴奋，一辈子也忘不掉。

杂志出来了，销路却大成问题。什么人要看我们的杂志？卡夫卡是谁？写的东西这么古怪。几篇诗跟小说，作者的名字大都不见经传。就是有名的，也看不大懂。我们到处贴海报，台大学生反应冷淡，本班同学也不热烈。几个客户都是我们卖面子死拉活拖硬抓来的。教授我们送了去，大都不置可否。但也有热心的，像张心漪教授，替我们介绍订户，不惜馀力。殷张兰熙女士，百般卫护，拉广告。黎烈文教授对我们十分嘉许。其实只要有人看，我们已经很高兴了。杂志由世界文物供应社发出去。隔几天，我就跑到衡阳街重庆南路一带去，逛逛那些杂志摊。“有《现代文学》么？”我手里抓着一本《今日世界》或者《拾穗》，一面乱翻装作漫不经心的问道。许多摊贩直摇头，没听过这本东西。有些想了一会儿，却从一大叠的杂志下面抽出一本《现代文学》来，封面已经灰尘仆仆，给别的畅销杂志压得黯然失色。“要不要？”摊贩问我。我不忍再看下去，很快走开。也有意外：“《现代文学》么？卖光了。”于是我便笑了，问道：“这本杂志那么畅销吗？什么人买？”“都是学生呢！”我感到很满足，居然还有学生肯花钱买《现代文学》，快点去办第二期。第一期结算下来，只卖出去六七百本，钱是赔掉了，但士气甚高，因为我们至少还有几百个读者。其实《现文》销路一直没有超过一千本，总是赔钱的。因此摊贩们不甚欢迎，摆在不起眼的地方。可是有一位卖杂志的，却是《现文》的知音，那就是孤独国主诗人周梦蝶先生。他在武昌街的那个摊位上常常挂满了《现代文学》，我们卖不掉的旧杂志，送给他，他总替我们摆出来。有时经过武昌街，看见红红绿绿的《现文》高踞在孤独国的王座上，心里又感动，又骄傲。我的朋友女诗人淡莹说，她是在周梦蝶那里买到整套《现文》的。

虽然稿源困难，财源有限，头一年六期《现文》双月刊居然一本本都按期出来了。周年纪念的时候，还在我家开了一个盛大庆祝会。除了文艺界的朋友，又请了五月画会的画家们，像顾福生、庄喆、韩湘宁都替《现文》设计过封面，画过插图。张心漪老师、殷张兰熙女士也来捧场，大家真是高兴的，对《现文》的前途充满信心。而我们那时也快毕业了，大家回顾，都觉得大学四年太快，有虚度之感。对我个人来说，大学生活最有意义的事，当然就是创办了这本赔钱杂志。家中父母亲倒很支持，以为“以文会友”。确实，我办这本杂志，最大的收获之一，便是结识了一批文友，使得我的生活及见识都丰富了许多。

到了第九期，《现文》遭到头一次经济危机。我拿去放高利贷的那家伸铁厂倒掉了。《现文》基金去掉一半，这一急，非同小可。那一段时期我天天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五内如焚。数目虽小，但是我那时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学生，同学们更不济事。父母亲的烦事多，哪里还敢去扰他们，我跑到伸铁厂好几次，也夹在债权人里跟铁厂索债。别人拿回钱没有我不知道，我那张借据一直存了好几年。有时候拿出来对着发呆，心里想：这个铁厂真可恶，这笔文化钱也好意思吞掉。但杂志总还是要办下去的。幸亏我们认识了当时驻台的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卡锡（Richard McCarthy）先生。他是有心人，热爱文学，知道我们的困境，便答应买两期《现文》。于是第十、第十一期又在风雨飘摇中诞生了。同时《现文》男生也入了营，编务的重担便落到了《现文》女将们身上。《现文》女将，巾帼英雄，欧阳子坐镇台大，当助教，独当一面。陈若曦在外做事，仍旧办她的外交。我们的学弟们，郑恒雄、杜国清、王祯和也正式加盟，变成《现文》的第二代。我在军营里无法帮忙，只有稿援，在那样紧张的生活里，居然挤出了两篇小说来：《寂寞的十七岁》和《毕业》（后改为《那晚的月光》），那是拼命挤出来的。等到女将们出国，朝中无大臣，《现文》的人事危机又到了。十五期半年出不来，形势岌岌可危。一直到我们受训完毕，出国留美，《现文》的形成期终于结束，改为季刊，迈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我临出国，将《现文》郑重托付给余光中、何欣、姚一苇三位先生。余、何一向与《现文》渊源甚深，姚先生则是生力军，对《现文》功不可灭，值得大书特书。除了自己撰稿——他那本有名的《艺术的奥秘》便是一篇篇在《现文》上出现的——又拉入许多优秀作家的文稿来，如：陈映真、施叔青、李昂等等。有了这三位再加上《现文》第二代，编辑危机，算是解决。至于财源，出国后，便由我一个人支撑。家里给我一笔学费，我自己则在爱荷华大学申请到全年奖学金。于是我便把学费挪出一部分来，每月寄回一张支票，化作白纸黑字。在国外，最牵肠挂肚的就是这本东西，魂牵梦萦，不足形容。稿子齐了没有？有没有拉到好小说？会不会脱期？印刷费够不够？整天都在盘算这些事。身在美国，心在台湾，就是为了它。这段期间，《现文》开始起飞，渐趋成熟。一方面是《现文》基本作家本身的成长，另一方面是余、何、姚三位在编辑方面，改进内容，提高了创作水准。这个时间，佳作真多。据咪咪（余光中太太）说，三位太太也动手帮忙，写封套，送杂志。《现文》第二代杜国清他们骑脚踏车，奔跑印刷厂，大家干劲十足。我在爱荷华每次接到台北寄来的《现文》，就兴奋得通夜难眠，恨不得一口气全本看完。看到陈映真的小说，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又难过。《壁虎》的作者是谁，我打听，原来是一个还在中学念书的小姑娘，我很诧异。施叔青初执笔便器宇不凡，日后果然自成一家。施家文学风水旺，妹妹李昂后来居上，风格特殊。

此后，《现文》的编辑人事，经过几次大变动，王文兴、余光中、柯庆明都轮流当过主编及执行编辑。这几位编辑劳苦功高，笔难尽述。只有傻子才办文学杂志，只有更傻的人才肯担任这吃力不讨好的编辑工作，而且是不支薪水的。《现文》之所以能苦撑十三年，第一要靠这批编辑们的烈士精神。除了上述几位外，台大外文系的助教王秋桂、张惠，还有中文系的师生都曾出过大力。此外，那时候的作家，对《现文》真是义薄云天，不求稿费，不讲名利，他们对于《现文》都有一份爱心与期望，希望这份文学杂志能够撑下去。一九七〇年，《中国时报》余纪忠先生，闻悉《现文》财政拮据，慷慨赠送纸张一年，使《现文》度过危机。然而在工商起飞的台湾，一本农业社会理想的同人杂志，是无法生存下去的。跟我们同时挣扎的《文学季刊》、《纯文学》都一一英勇的倒扑下去。《现文》的经济危机又亮起了红灯。一九七三年世界通货膨胀，台湾的纸价印刷费猛增。我在美国教书的薪水，怎么省也省不下这笔费用来。我有一位中学好友，也是《现文》的忠实读者，知道我的困境，每个月从他的研究费里捐献一百二十块美金，但是两个人合起来的钱，仍然无济于事，第五十一期出毕，我只好写信给当时的编辑柯庆明，宣布《现文》暂时停刊。柯庆明来信，最后引了白居易的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则回以岳飞的《满江红》：“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岳武穆的这首《满江红》是小时候父亲教授我的，这也是他唯一会唱的歌，常常领着我们唱。后来无论在那儿听到这首歌，我总不禁感到慷慨激昂。

综观五十一期《现代文学》，检讨得失，我们承认《现文》的缺点确实不少：编辑人事更动厉害，编辑方针不稳定，常常不能按期出刊，稿源不够时，不太成熟的文章也刊登出来。然而《现文》没有基金，编辑全是义务，行有余力，则于编务。我对于编辑们除了敬佩外，绝不敢再苛求。《现文》又没有稿费，拉来文章全凭人情，大概也只有在我们这个重义轻利的中国社会，这种事情才可能发生。除掉先天的限制外，我肯定的认为《现代文学》在六〇年代，对于中国文坛，是有其不可抹灭的贡献的。

首先，是西洋文学的介绍。因为我们本身学识有限，只能做译介工作，但是这项粗浅的入门介绍，对于台湾当时文坛，非常重要，有启发作用。因为那时西洋现代文学在台湾相当陌生，像卡夫卡、乔伊斯、托马斯·曼、福克纳等这些西方文豪的译作，都绝无仅有。乔伊斯的短篇小说经典之作《都柏林人》，我们全本都译了出来。后来风起云涌，各出版社及报章杂志都翻译了这些巨匠的作品，但开始启发读者对西洋现代文学兴趣的，《现文》实是创始者之一。译文中，也有不少佳作。举凡诗、短篇小说、戏剧、论文，荦荦大端。名译家有何欣、朱立民、朱乃长等，此外台大外文系助教学生的丰功伟绩也不可抹煞，尤其是张惠，她的翻译质与量在《现文》所占的篇幅都是可观的。

当然，《现文》最大的成就还是在于创作。小说一共登了两百零六篇，作家七十人。在六〇年代崛起的台湾名小说家，跟《现代文学》或深或浅都有关系。除掉《现文》的基本作者如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及我本人外，还有丛苏、王祯和、施叔青、陈映真、七等生、水晶、於梨华、李昂、林怀民、黄春明、潜石、林东华、汶津、王拓、蔡文甫、王敬义、子于、李永平等。早已成名的有朱西宁、司马中原、段彩华。这些作家，或发轫于《现文》，或在《现文》上登过佳作。更有一些，虽然没有文名，而且在《现文》上只投过一两篇，但他们的作品，有些绝不输于成名作家，只可惜这些作家没有继续创作，他们的潜力，已经显著，要不然，台湾文坛上，又会添许多生力军。我随便想到的有：奚淞、东方白、姚树华、张毅、黎阳、马健君等。

《现代文学》的现代诗，成就亦甚可观，有两百多首，举凡台湾名诗人，一网打尽。《蓝星》、《创世纪》、《笠》、《星座》等各大诗社的健将全部在《现文》登过场，还有许多无党无派的后起之秀。《现文》对台湾诗坛的特别贡献，是四十六期诗人杨牧主编的“现代诗回顾专号”，对台湾过去二十年现代诗的发展成长，做了一个大规模的回顾展。这种兼容并蓄的现代诗回顾展，在台湾当时，好像还是首创。杨牧编辑这个专号，颇花心血，值得赞扬。

《现文》登载本国批评家的论文比较少，但名批评家夏志清、颜元叔、姚一苇、林以亮都有精彩作品在《现文》发表。夏志清教授，对《现文》从头到尾同情鼓励，呵护备至。他在一篇论文里提道：“《现代文学》，培养了台湾年轻一代最优秀的作家。”

其次，《现文》另一项重要工作，则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这要归功于台大中文系的师生。《现文》后期执行编辑柯庆明，当时在台大中文系当助教，向中文系师生拉稿，有十字军东征的精神，四十四、四十五两期“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号”从先秦到明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做了一项全盘的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在台湾学界如此受到重视，《现文》这个专号，又是首创。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夏志清教授那本用英文写成的巨著《中国古典小说》，在《现文》几乎全部译完登出，这本文学批评，在西方汉学界早已成为众口交誉的经典之作，使西方人对中国古典小说刮目相看。

其实五十二期的稿子，当时已经完全收齐发排了，但因经费问题，始终未能出刊。为了写这篇回忆，我又从箱箧里翻出一些有关《现文》的资料来，有一张发了黄的照片，是《现文》创刊时，当时的编辑们合照的，一共十二人：戴天、方蔚华、林湖、李欧梵、叶维廉、王文兴、陈次云、陈若曦、欧阳子、刘绍铭、我本人及张先绪。那时大家都在二十上下，一个个脸上充满自信与期望。自信，因为初生之犊，不懂事；期望，因为觉得人生还有好长一段路，可以施展身手，大干一番。我看看照片下面印着的日期：一九六〇年五月九日。算一算，竟有十七年了，而我们这一批人都已进入了哀乐中年。对着这张旧照，不禁百感丛生。我们各人的命运，当初谁能料及？替《现文》设计封面的张先绪，竟先去世，而且还死得凄凉。张先绪有才，译文真好，然而个性内向，太敏感。陈若曦勇敢，又喜欢冒险，所以她的一生大风大险多，回到大陆七年，尝尽艰苦，居然又全家出来了。这就是陈若曦，能做出常人所不能及者。去年她到加州大学来演讲，我们相见，如同隔世。她走路还是那样不甘落后，共产党给了她胃病及失眠症，但并未能斗倒她……王文兴、林湖、陈次云都在母校教育下一代，成为台大外文系的中坚分子。叶维廉、刘绍铭、李欧梵在美国大学教书，各有所成，是美国汉学界后起之秀。方蔚华曾执教政大，已为人父。很多年没有见到诗人戴天，去年到香港，他请我吃饭，两人酩酊大醉，因为大家都有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的感慨。十七年前，戴天到我家，煮酒论诗，醺醺然，不知东方既白，少年情怀，毕竟不同。十七年，时间的担子，是相当沉重的。欧阳子在美国除写作外，相夫教子，家庭美满，然而却遭天忌，患了严重的眼疾，网膜剥落，双目都动过大手术，视力衰退。一九七四年，我到德州去探访她，我们同时都感到，时间的压迫，愈来愈急促，于是我们觉得要赶快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欧阳子以超人的勇气，在视觉模糊的状态下，完成了她的论文集《王谢堂前的燕子》，接着一鼓作气，又单独编辑了这本《现代文学小说选集》。编选这本集子，欧阳子真花了不少心血，她把《现文》上二百多篇小说全部仔细看过，经过深思熟虑，挑出了三十三篇精作，每篇都加以短评，她的短评，寥寥数语，便将小说的精髓点出，对读者大有帮助，而且她的书后目录做得特别详细完整，书后附有《现文》所有的小说篇名，以及每位作者名下所投《现文》之小说篇目，对于日后研究《现文》小说及作家的人有莫大方便。她这种编选态度之严谨认真，堪为楷模。

重读一遍这本选集的小说，更肯定了我对《现文》的看法。《现文》最大的贡献，在于发掘培养台湾年轻一代的小说家。这本选集中三十三篇小说，大多杰出，可以称为六〇年代台湾短篇小说的优秀典例。其中有数位早已成名或日后成名的，但是他们投在《现文》上的小说，却往往是他们最好的作品。如朱西宁的《铁浆》，我认为是他所有短篇中的佼佼者，主题宏大：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形式完整：以象征手法，干净严谨的文字，将主题意义表达得天衣无缝。这真是一篇中国短篇小说的杰作。又如陈映真的名著《将军族》，正如欧阳子所评：“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佳作。”他的人道主义在《将军族》中两个卑微的角色身上，发出了英雄式的光辉灿烂。这一篇，应当是他的代表作。再如黄春明的《甘庚伯的黄昏》，虽然这是他投到《现文》唯一的一篇，但是这篇感人肺腑的小说，以艺术形式来说，我觉得是他最完整的一篇，无一赘语，形式内容互相辉映。还有几篇，在台湾小说发展史上，有其特殊意义。丛苏的《盲猎》，无疑的，是台湾中国作家受西方存在主义影响，产生的第一篇探讨人类基本存在困境的小说。王祯和的《鬼·北风·人》是他初登文坛，在《现文》所投的第一篇。王祯和以前，当然还有许多本省作家描写台湾乡土色彩的作品。但王祯和所受的是战后教育，国语应当纯熟。他这篇小说台湾方言的运用，以及台湾民俗的插入，是他刻意经营的一种写实主义，他这种乡土写实作风，对日后流行的所谓台湾乡土文学有启发作用，而选集中这篇《鬼·北风·人》则是肇始者。但《现文》这本小说选集，另外更重要的一个意义，是搜集了许多篇文名不盛作家的佳品。因为成名作家，个人都有选集，作品不至湮没，但是名气不大的作家，他们这些沧海遗珠，如果不选入集内，可能就此埋没，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是重大损失，因为他们这几篇作品，写得实在好，与名家相比，毫无逊色。例如奚淞的《封神榜里的哪吒》，从中国传统神话中，探索灵肉不能并存的人生基本困境，欧阳子认为“其表达方式与主题含义，皆具惊人的独创性”。又如黎阳的《谭教授的一天》，我认为是描写台湾学府知识分子小说中的上乘佳品，笔触温婉，观察锐利，从头至尾一股压抑的感伤，动人心弦。东方白的《临死的基督徒》，研究人类罪与罚的救赎问题，含义深刻，启人深思。姚树华的《天女散花》，刻画社会阶级间，无法跨越的障碍，感人之至。综观选集中三十三篇作品，主题内容丰富而多变化，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之式微者，如《铁浆》、《游园惊梦》；有描写台湾乡土人情者，如《鬼·北风·人》，陈若曦的《辛庄》，林怀民的《辞乡》，严曼丽的《尘埃》；有刻画人类内心痛苦寂寞者，如水晶的《爱的凌迟》，欧阳子的《最后一节课》；有研究人类存在基本困境者，如《盲猎》、《封神榜里的哪吒》，施叔青的《倒放的天梯》；有人生启发故事（initiation stories），如王文兴的《欠缺》；有赞颂人性尊严者，如《将军族》，《甘庚伯的黄昏》；还有描述海外中国人的故事，如於梨华的《会场现形记》，吉铮的《伪春》。三十三位作家的文字技巧，也各有特殊风格，有的运用寓言象征，有的运用意识流心理分析，有的简朴写实，有的富丽堂皇，将传统融于现代，借西洋揉入中国，其结果是古今中外集成一体的一种文学。这就是中国台湾六〇年代的现实，纵的既继承了中国五千年沉厚的文化遗产，横的又受到欧风美雨猛烈的冲击，我们现在所处的，正是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空前剧变的狂飙时代，而这批在台湾成长的作家亦正是这个狂飙时代的见证人，目击如此新旧交替多变之秋，这批作家们，内心是沉重的、焦虑的。求诸内，他们要探讨人生基本的存在意义，我们的传统价值，已无法作为他们对人生信仰不二法门的参考，他们得在传统的废墟上，每一个人，孤独的重新建立自己的文化价值堡垒，因此，这批作家一般的文风，是内省的、探索的、分析的；然而形诸外，他们的态度则是严肃的、关切的。他们对于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个人有一种较严肃的关切，这种关切，不一定是“五四”时代作家那种社会改革的狂热，而是对人一种民胞物与的同情与怜悯——这，我想是这个选集中那些作品最可贵的特质，也是所有伟大文学不可或缺的要素。在这个选集中，我们找不出一篇对人生犬儒式的嘲讽，也找不出一篇尖酸刻薄的谩骂。这批作家，到底还是受过儒家传统的洗礼，文章以温柔敦厚为贵。六〇年代，反观大陆，则是一连串文人的悲剧：老舍自沉于湖，傅雷跳楼，巴金被迫跪碎玻璃；丁玲充军黑龙江，迄今不得返归；沈从文消磨在故宫博物院，噤若寒蝉。大陆文学，一片空白。因此，台湾这一线文学香火，便更具有兴灭继绝的时代意义了。

《现代文学》一九七三年停刊，于今三载半。这段期间，我总感到若有所失，生命好像缺了一角，无法弥补。有时候我在做梦：到哪里去发一笔横财，那么我便可以发最高薪水请一位编辑专任《现文》；发最高稿费，使作家安心写作；请最好的校对，使《现文》没有一个错字；价钱定得最便宜，让穷学生个个人手一册。然而我不死心，总在期望那春风吹来，野草复生。其实《现文》这几位基本作家，个个对文学热爱，都不减当年。王文兴写作一向有宗教苦修精神，前年《家变》一出，轰动文坛。欧阳子写作不辍，《秋叶》集中，收有多篇心理小说佳作。陈若曦兜了一大圈子，还是逃不脱缪斯的玉掌，又重新执笔，《尹县长》像一枚炸弹，炸得海外左派知识分子手忙脚乱。至于我自己也没有停过笔，只是苦无捷才，出了一本《台北人》，一个长篇，磨到现在。按理说，我们人生经验丰富多了，现在办一本文学杂志，应当恰逢其时。

去年返台，远景出版社的负责人沈登恩，来找我，远景愿意支持《现文》复刊。我跟几位在台的《现文》元老商量，大家兴奋异常。施叔青请我们到她家吃饭，在座有多位《现文》从前的作家编辑，酒酣耳热，提到《现文》复刊，大家一致举杯支持。姚一苇先生竟高兴得唱起歌来，我从来没见他那样青春，那样焕发过。而我自己，我感到我的每个细胞都在开始返老还童。

复刊后的《现文》，我们的期望仍只是一个：登刊有价值的好文学，发掘培养优秀的青年作家。我相信现在台湾的优秀作家，比我们当年一定要好得多。《现文》将继承我们以往兼容并蓄的传统，欢迎有志于文学的作家，一同来耕耘，来切磋，来将《现文》的火炬接下去，跑到中国文学的圣坛上，点燃起一朵文艺火花。《现文》发刊词里有一段话，我引下来，作为本文的结束：

“我们愿意《现代文学》所刊载不乏好文章，这是我们最高的理想。我们不愿意为辩证‘文以载道’或‘为艺术而艺术’而花篇幅，但我们相信，一件成功的艺术品，纵非立志为‘载道’而成，但已达到了‘载道’的目的……”

一九七七年于美加州　原载于《中国时报》

《现代文学》创立的时代背景及其精神风貌

写在《现代文学》重刊之前

《现代文学》于一九六〇年三月创刊，距离现在，已有二十八年。其间一九七三年出刊到五十一期时，因为经济上无法支撑，一度暂时停刊。三年半后，获远景出版社的支持，得以复刊，又出了二十二期，一直到一九八四年，这本赔钱杂志实在赔不下去了，才终告停刊。复刊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把《现文》创刊的来龙去脉，这本杂志做过的一些工作，以及《现文》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详尽的介绍过。因为那篇文章写在复刊前夕，心情兴奋，前瞻的欣喜，倒是多于回顾的惘然。现在算算，那也是十一年前的事了，经过悠长时间的磨洗，《现代文学》已渐渐变成了历史。当今大学生看过前一阶段《现代文学》的恐怕已经不多，往年购买《现文》的读者，可能也只有少数藏有全套杂志。近几年，愈来愈感到时间洪流无可抗拒的威力，眼见许多人类努力的痕迹，转瞬间竟然湮没消逝，于是我便兴起了一个愿望：希望有一天能够重刊《现代文学》，使得这本曾经由许多文学工作者孜孜矻矻耕耘过的杂志，重现当年面貌，保存下来，作为一个永久纪录。

我常常被问到几个问题：当年你们怎么会办《现代文学》的？为什么你们那一伙有那么多人同时从事文学创作？你们怎么会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的？如今有了时间的距离，经过一番省思，我对这些问题，可能有了一些新的看法，我得到的结论是：《现代文学》创刊以及六〇年代现代主义在台湾文艺思潮中崛起，并非一个偶然现象，亦非一时标新立异的风尚，而是当时台湾历史客观发展以及一群在成长中的青年作家主观反应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那时我们都是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学生，虽然傅斯年校长已经不在了，可是傅校长却把从前北京大学的自由风气带到了台大。我们都知道傅校长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他办过当时鼎鼎有名的《新潮》杂志。我们也知道文学院里我们的几位老师台静农先生、黎烈文先生跟“五四”时代的一些名作家关系密切。当胡适之先生第一次回国返台，公开演讲时，人山人海的盛况，我深深记在脑里。“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仍旧有其莫大的吸引力。“五四”打破传统禁忌的怀疑精神、创新求变的改革锐气，对我们一直是一种鼓励，而我们的逻辑教授殷海光先生本人就是这种“五四”精神的具体表现。台大外文系当年无为而治，我们乃有足够的时间去从事文学活动。我们有幸，遇到夏济安先生这样一位学养精深的文学导师，他给我们文学创作上的引导，奠定了我们日后写作的基本路线。他主编的《文学杂志》其实是《现代文学》的先驱。

《现代文学》创刊的成员背景相当复杂多元，而由这成员的背景可以了解到《现代文学》创刊的动机与风格的一斑。我们里面，有的是随着政府迁台后成长的外省子弟，像王文兴、李欧梵及我自己，有的是光复后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长大的本省子弟如欧阳子、陈若曦、林耀福，也有海外归国求学的侨生像戴天、叶维廉、刘绍铭，我们虽然背景各异，但却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我们都是战后成长的一代，面临着一个大乱之后曙光未明充满了变数的新世界。外省子弟的困境在于：大陆上的历史功过，我们不负任何责任，因为我们都尚在童年，而大陆失败的悲剧后果，我们却必须与我们的父兄辈共同担当。事实上我们父兄辈在大陆建立的那个旧世界早已瓦解崩溃了，我们跟那个早已消失、只存在于记忆与传说中的旧世界已经无法认同，我们一方面在父兄的庇荫下得以成长，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得挣脱父兄扣在我们身上的那一套旧世界带过来的价值观以求人格与思想的独立。艾力克先生（Erik Erikson）所谓的“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我们那时是相当严重的。而本省同学亦有相同的问题，他们父兄的那个日据时代也早已一去不返，他们所受的中文教育与他们父兄所受的日式教育截然不同，他们也在挣扎着建立一个政治与文化的新认同。当时我们不甚明了，现在看来，其实我们正站在台湾历史发展的转捩点上，面临着文化转型的十字路口。政府迁台，经过十年惨淡经营，台湾正开始从农业社会转向工商社会，而战后的新文化也在台湾初度成型，我们在这股激变的洪流中，探索前进，而我们这一代，无论士农工商，其实都正在参与建造一个战后的新台湾。“五四运动”给予我们创新求变的激励，而台湾历史的特殊发展也迫使我们着手建立一套合乎台湾现实的新价值观。这一切都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进行着，我们成长的心路历程也有其崎岖颠簸的一面。

一国的新文学运动，往往受了外来文化的刺激应运而生，历史上古今中外不乏前例。唐朝时中国从印度大量输入佛经，佛经的译介，基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文学与艺术。王维的诗、汤显祖的戏曲、曹雪芹的小说都是佛教文化熏陶下开放出来的灿烂花朵。我们中国人最足以自豪的《红楼梦》，其实也不过是佛家一则顽石历劫的寓言。“五四”的新文学基本上也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刺激而诞生的。鲁迅、巴金、曹禺、老舍、徐志摩等人没有一个不受过外国文学的影响。六〇年代初，我们在外文系念书，接触西方文学，受其启发，也就是很自然的了。但在西方文学的诸多流派中，现代主义的作品的确对我们的冲击最大。十九世纪末以来近半个世纪现代主义波澜壮阔，蔚为主流，影响到西方各种艺术形式。要言之，现代主义是对西方十九世纪的工业文明以及兴起的中产阶级庸俗价值观的一个大反动，因此其叛逆性特强，又因经过两次大战，战争瓦解了西方社会的传统价值，动摇了西方人对人类、人生的信仰及信心，因此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品中对人类文明总持着悲观及怀疑的态度。事实上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所经历的战争及革命的破坏，比起西方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的传统社会及传统价值更遭到了空前的毁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文化危机跟西方人的可谓旗鼓相当。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叛逆的声音、哀伤的调子，是十分能够打动我们那一群成长于战后而正在求新望变彷徨摸索的青年学生的。卡夫卡的《审判》、乔伊斯的《都柏林人》、艾略特的《荒原》、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以及当时人人都在争读的加缪的《局外人》，这些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我们能够感受、了解、认同，并且受到相当大的启示。二十多年后，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在台湾逐渐式微时，海峡的那一边，中国大陆的学界文坛却出人意料之外的燃起了“现代主义”的火苗，尼采、萨特的哲学，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以及卡夫卡的小说在青年知识分子之间，竟然成为了畅销书，大陆剧作家高行健的“荒谬剧”在北京上演，场场客满，观众多为学生。经过“文革”，大陆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开始在反省深思，摸索探求，在寻找新的文化价值了。卡夫卡的《审判》能够引起大陆读者的认同是能理解的，《审判》简直可以说是“文革”的一则寓言，而“文革”本身就是一出最大的“荒谬剧”。“现代主义”是西方文化危机的产物，所谓乱世之音，而这一代的大陆青年知识分子成长于重重危机之中，能引起他们的共鸣，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我们在外文系研读西洋文学的同时，也常常到中文系去听课。记得那时我们常去听郑骞老师讲词，叶嘉莹老师讲诗，王叔岷老师讲《庄子》。其实不自觉的我们也同时开始在寻找中国的传统。这点使得我们跟“五四”那一代有截然不同之处，我们没有“五四”打倒传统的狂热，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阻力到了我们那个时代早已荡然。我们之间有不少人都走过同一条崎岖的道路，初经欧风美雨的洗礼，再受“现代主义”的冲击，最后绕了一大圈终于回归传统。虽然我们走了远路，但在这段歧途上的自我锻炼及省思对我们是大有助益的，回过头来再看自己的传统，便有了一种新的视野、新的感性，取舍之间，可以比较，而且目光也训练得锐利多了，对传统不会再盲目顺从，而是采取一种批判性的接受。我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毕竟要比“五四时代”冷静理性得多。将传统融入现代，以现代检视传统——我们在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过程中，大家都经过了一番艰苦的挣扎，其实这也是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再造的大难题，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都命定要卷入中西文化冲突的这一场战争中。

我们战后成长的这一代，正处于台湾历史的转折时期，由于各种社会及文化因素的刺激，有感于内，自然欲形之于外，于是大家不约而同便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起来。那时我们只是一群籍籍无名的学子，当时台湾的报章杂志作风比较保守，我们那些不甚成熟而又刻意创新的作品自然难被接受，于是创办一份杂志，刊载我们自己以及其他志同道合文友们的作品，便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了。事实上，这股创造台湾新文学的冲动，并不限于台大外文系的学生。五〇年代后期，《现代诗》、《蓝星》、《创世纪》等几家现代诗刊早已发难于前，做了我们的先驱，而政治大学尉天骢等人创办的《笔汇》也比我们略早发刊。可见得六〇年代台湾的新文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孤立偶发的现象，而实在是当时大家有志一同，都认为台湾文学，需要一个新的开始。

《现代文学》是同人创办的所谓“小杂志”，我们当时完全不考虑销路，也没有想去讨好一般读者的趣味，所以这本杂志走的一直是严肃文学的路线。因为曲高和寡，销路不佳，始终亏损累累，但是却因此保持了我们一贯的风格。我们那时虽然学识不够，人生经验也很幼稚，但我们对文学的态度，却是绝对虔诚的。我们那时写作，根本谈不上名利，因为《现代文学》的销路一直在一千本上下，引不起社会的注意，而经费又不足，发不出稿费。我们那时努力创作可能也抱有青年人的一种理想与使命感吧，要为台湾文学创立一种新的风格。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初在《现代文学》那本冷杂志上面壁十年，对日后的写作生涯倒是很有益处的。唯其没有名利的牵挂，写作起来，可以放胆创新，反正初生之犊，犯了错误也不足挂齿。那一段时期的磨练，确实替我们扎下了根基。现在台湾的报纸杂志多了，稿费高，奖金多，青年作家成名太快，可能对他们的创作不一定有帮助。文学创作的确是一番艰辛而又孤独的自我挣扎、自我超越，不宜揠苗助长。六〇年代那种严肃而又朴素的文风，倒不禁令人怀念起来。

《现代文学》的创立，对我个人来说，最有意义的是结识了一大群志同道合的文友，大家同时在一本杂志上耕耘，无形中也有一种互相激励的作用，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以文会友”吧，那的确是一种乐趣。最难能可贵的是在《现代文学》上投稿的作家，各人的文风各异，文学观也不尽相同，彼此居然相安无事，我想不起我们之间曾经为了文学观点互异而起争执的事情，这简直近乎奇迹，试看看早期在《现代文学》写稿的这份作家名单：写小说的有丛苏、刘大任、蔡文甫、朱西宁、王祯和、陈映真、黄春明、施叔青、李昂、林怀民、七等生等，以及《现文》几个基本作家欧阳子、陈若曦、王文兴跟我自己，诗人也有一大群，各路人马，荟集一堂，竟然能够“和而不同”。大家对文学都有一个共识：文章是千古事，是不朽之盛业。在这个大前提下，个人之间的歧异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大家各说各话，互不干扰，一时倒也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的局面。《现代文学》虽以“现代”为名，但并非定于一尊，虽然那时还没有“乡土文学”这个名词，可是一些后来被认为是“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早已在《现代文学》上出现过了，“现代”与“乡土”在这本杂志上从来就没有对立过，而往往一篇作品中，这两种要素并立不悖，文学本来就有无限的可能性，以现代手法表现乡土感情，也是其中的一种。例如在《现代文学》上发表的王祯和的第一篇小说《鬼·北风·人》就是一篇道地乡土而又完全现代的杰作。

六〇年代走严肃文学路线提倡实验创新的杂志不多，《现代文学》在那段期间提供了一块文学园地，让一大群有才华有理想的青年作家，播种耕耘，开花结果，日后大多卓然成家，成为台湾文学的中坚。这，恐怕就是《现代文学》最大的功劳了。稍后《文学季刊》创刊，也培养了不少优秀作家，并且开创了一个新的创作方向。到今天我还记得有几位作家的初创首篇在《现代文学》上发表时，令我感到的惊喜之情。有一天在台大文学院的走廊上，有三个低我们一班的学弟来找我，要投稿到《现文》，那就是杜国清、郑恒雄（潜石）和王祯和。我拿到王祯和的处女作马上跟王文兴几个人传阅欣赏，大家惊叹不止，我那时好像已经看到王祯和的未来。我的画家朋友顾福生拿给我一篇小说《惑》，是他的女学生写的，那个女孩子只有十六七岁，我颇为讶异，我说那篇小说很怪，那个女孩子有怪才，我拿去《现文》上发表了。那个女孩叫陈平，就是日后的三毛。许多年后，三毛才吐露，原来就是因为《惑》的发表，她才决定弃画从文，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从前我只知道奚淞是个才气纵横的青年画家，并不知道他也有文才。有一次他很淡然的告诉我，他写了一篇小说，要我看看。我一看，大吃一惊，《封神榜里的哪吒》像一颗光芒四射的夜明珠，令人目为之眩。那是一篇我自己也想写而没能写出来的寓言小说。我在美国接到二十三期《现代文学》，有一篇小说《壁虎》，特别引起我的注意，这篇小说写得悍，我以为是男作家写的，向姚一苇先生打听，原来施叔青竟是个在中学念书的女生。这些发现，都曾带给我莫大的喜悦。那些作家那时都那样年轻，而且一出手就气度不凡。《现代文学》的确发表了不少优秀的短篇小说，那些作品有的到今天还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随着台湾社会转型，八〇年代工商起飞，同人办的文学杂志在台湾的生存空间几乎接近于零。多元化的工商社会朝气蓬勃，勇往直前，但也有其飞扬浮躁、急功近利的一面。台湾文学的发展，一直是我最关心的一件事，总希望台湾文学茁壮结实，蒸蒸日上，爱之深，责之切，就不免有许多杞忧。于是我便想如果能将《现代文学》重刊，将《现文》作家群从前那种不问收获的垦荒精神再现给台湾的青年读者，也许对一些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年轻人产生一种鼓励，因为他们现在的客观条件毕竟比我们当年优越得多，如果他们也肯披荆斩棘，苦苦耕耘，成就一定远超过我们。这个宏愿，终于能够实现了。去年夏天在台北遇见了允晨出版社的负责人吴东升及林伯峰二位先生，他们对文化事业的推展，满腔热忱，他们赞成我的构想，同意重刊《现代文学》一至五十一期。他们尊重《现代文学》一贯的精神，此次重刊，不以营利为目的，若有盈余，可能设立文学基金，奖励青年作家写作出版。最重要的，重刊的《现代文学》将有低价的普及本，让青年学生也有能力购买。这次重刊，先出一至五十一期，因为前期的《现代文学》早已没有存书，历史价值也许比较大些，日后有机会，再将后期的二十二期补齐。当然，后二十二期也有许多重要的作家及他们的作品：马森、黄凡、陈雨航、吴念真、宋泽莱、蒋勋等，而且几个专辑“文革文学”、“抗战文学”，也有其特殊意义。

这次《现代文学》能够重刊，丘彦明的功劳最大，这位“联合报副刊”、《联合文学》的名编辑，不辞劳苦，自告奋勇，策划《现文》重刊。她花了不少时间精力编纂作家及作品的生平索引、大事年表等等，而且又力邀当年《现文》的作家及主编，撰写《〈现代文学〉与我》，回忆当年在《现文》投稿及编辑这本杂志的情况，他们这些文章，日后都将成为台湾文学的重要史料。《现代文学》的成长，与我自己的写作生涯可谓唇齿相依，为了这本杂志，我曾心血耗尽。对它，我是一往情深，九死无悔的。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六日于美国加州

不信青春唤不回

写在《现文因缘》出版之前

如果你现在走到台北市南京东路和松江路的交岔口，举目一望，那一片车水马龙、高楼云集闹市中的景象，你很难想象得到，二十多年前，松江路从六福客栈以下，一直到圆山，竟是延绵不断一大片绿波滚滚的稻田，那恐怕是当时台北市区最辽阔的一块野生地了。那一带的地形我极熟悉，因为六〇年代我家的旧址就在六福客栈，当时是松江路一三三号。父母亲住在松江路一二七——现在好像变成了“丰田汽车”，家里太拥挤，我上大学时便迁到一三三，那是松江路右侧最后一栋宿舍，是间拼拼凑凑搭起来的木造屋，颇有点违章建筑的风貌。松江路顾名思义，是台北市东北角的边陲地带，相当于中国地图上的北大荒，我便住在台北北大荒的顶端。一三三里有一条狼狗、一只火鸡、一棵夹竹桃，还有我一个人，在那幢木造屋里起劲的办《现代文学》，为那本杂志赶写小说。屋后那一顷广袤的稻田，充当了我的后园，是我经常去散步的所在；碧油油的稻海里，点缀着成千上百的白鹭鸶，倏的一行白鹭上青天，统统冲了起来，满天白羽纷飞，煞是好看——能想象得出台北也曾拥有过这么多美丽的白鸟吗？现在台北连麻雀也找不到了，大概都让噪音吓跑了吧。

一九六一年的某一天，我悠悠荡荡步向屋后的田野，那日三毛——那时她叫陈平，才十六岁——也在那里蹓跶，她住在建国南路，就在附近，见我来到，一溜烟逃走了。她在《蓦然回首》里写着那天她“吓死了”，因为她的第一篇小说《惑》刚刚在《现代文学》发表，大概兴奋紧张之情还没有消退，不好意思见到我。其实那时我并不认识三毛，她那篇处女作是她的绘画老师“五月画会”的顾福生拿给我看的，他说他有一个性情古怪的女学生，绘画并没有什么天分，但对文学的悟性却很高。《惑》是一则人鬼恋的故事，的确很奇特，处处透着不平常的感性，小说里提到《珍妮的画像》，那时台北正映了这部电影不久，是珍妮弗琼斯与约瑟夫·科顿主演的，一部好莱坞式十分浪漫离奇人鬼恋的片子，这大概给了三毛灵感。《惑》在《现代文学》上发表，据三毛说使她从自闭症的世界解放了出来，从此踏上写作之路，终于变成了名闻天下的作家。我第一次见到三毛，要等到《现代文学》一周年纪念，在我家松江路一二七号举行的一个宴会上了。三毛那晚由她堂哥做伴，因为吃完饭，我们还要跳舞。我记得三毛穿了一身苹果绿的连衣裙，剪了一个赫本头，闺秀打扮，在人群中，她显得羞怯生涩，好像是一个惊惶失措一径需要人保护的迷途女孩。二十多年后重见三毛，她已经蜕变成一个从撒哈拉沙漠冒险归来的名作家了。三毛创造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瑰丽的浪漫世界；里面有大起大落生死相许的爱情故事，引人入胜不可思议的异国情调，非洲沙漠的驰骋，拉丁美洲原始森林的探幽——这些常人所不能及的人生经验三毛是写给年轻人看的，难怪三毛变成了海峡两岸的青春偶像。正当她的写作生涯日正当中，三毛突然却绝袂而去，离开了这个世界。去年三毛自杀的消息传来，大家都着实吃了一惊，我眼前似乎显出了许多个不同面貌身份的三毛，蒙太奇似的重叠在一起，最后通通淡出，只剩下那个穿着苹果绿裙子十六岁惊惶羞怯的女孩——可能那才是真正的三毛，一个拒绝成长的生命流浪者，为了抵抗时间的凌迟，自行了断，向时间老人提出了最后的抗议。

很多年后我才发觉，原来围着松江路那片田野还住了另外几位作家，他们的第一篇小说也都是在《现代文学》上发表的。荆棘（其实她叫朱立立）就住在松江路一二七的隔壁，两家的家长本来相识的，但我们跟朱家的孩子却素无来往，我跟她的哥哥有时还打打招呼，但荆棘是个女孩子，青少年时期男女有别，见了面总有点不好意思。我印象中，她一径穿着白衣黑裙的学生制服，一副二女中的模样，骑脚踏车特别快，一蹬就上去了，好像急不待等要离开她那个家似的。那时候她看起来像个智慧型、颇自负的女生，不容易亲近。要等到许多年后，我读到她的《南瓜》、《饥饿的森林》等自传性的故事，才恍然了悟，她少女时代的成长，难怪如此坎坷。那几篇文章写得极动人，也很辛酸，有点像张爱玲的《私语》。我应该最有资格做那些故事的见证人了，我们两家虽然一墙相隔，但两家的用人是有来有往，互通消息的，两家家里一些难念的经大概就那样传来传去了。有天夜里朱家那边隔墙传来了悲恸声，于是我们知道，荆棘久病的母亲，终于过世了。《等之圆舞曲》是荆棘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在《现代文学》上，她投稿一定没有写地址，否则我怎么会几十年都不知道那篇风格相当奇特、有点超现实意味的抒情小说，竟会是当日邻居女孩写的呢？人生有这么多不可解之事！

《现代文学》四十五期上有一篇黎阳写的《谭教授的一天》，黎阳是谁？大家都在纳闷，一定是个台大生，而且还是文学院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谭教授”写的是我们的老师，台大文学院里的点点滴滴描摹得十分真切。那时候是七〇年代初，留美的台湾学生“保钓运动”正在搞得轰轰烈烈。有一天我跟一位朋友不知怎么又谈起了《谭教授的一天》，大大夸赞一通，朋友惊呼道：“你还不知道呀？黎阳就是李黎，骂你是‘殡仪馆’的化妆师的那个人！”我不禁失笑，也亏李黎想得出这么绝的名词。

据说李黎写过一篇文章，把我的小说批了一顿，说我在替垂死的旧制度涂脂抹粉。《谭教授的一天》是李黎的处女作，的确出手不凡。没有多久以前，跟李黎一起吃饭，偶然谈到，原来从前在台北，她家也住在松江路那顷田野的周遭。天下就有这样的巧事，一本杂志冥冥中却把这些人的命运都牵系到了一起。如果六〇年代的某一天，三毛、荆棘、李黎，我们散步到了松江路那片稻田里，大家不期而遇，不知道是番怎样的情景。然而当时大家都正处在青少年的“蓝色时期”，我想见了面大概也只能讪讪吧。有一次，我特别跑到六福客栈去喝咖啡，旅馆里衣香人影杯觥交错，一派八〇年代台北的浮华。我坐在楼下咖啡厅的一角，一时不知身在何方。那片绿油油的稻田呢？那群满天纷飞的白鸟呢？还有那许多跟白鸟一样飞得无影无踪的青春岁月呢？谁说沧海不会变成桑田？

台大文学院的大楼里有一个奇景，走廊上空悬挂着一排大吊钟，每只吊钟的时针所指都不同时，原来那些吊钟早已停摆，时间在文学院里戛然而止，而我们就在那悠悠邈邈的大楼里度过了大学四年。一九六一年的一个黄昏，就站在文学院走廊里那排吊钟下面，比我们低两届的三个学弟王祯和、杜国清、郑恒雄（潜石）找到了我，他们兴冲冲的想要投稿给《现文》。王祯和手上就捏着一叠稿子，扯了一些话，他才把稿子塞到我手中——那就是他的第一篇小说《鬼·北风·人》。那天他大概有点紧张，一径腼腆的微笑着。《鬼·北风·人》登刊在《现文》第七期，是我们那一期的重头文章，我特别为这篇小说找了一张插图，是顾福生的素描，一幅没有头的人体画像。那时节台湾艺术界的现代主义运动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五月画会”的成员正是这个运动的前锋。那几期杂志我们都请了“五月”画家设计封面画插图，于是《现代文学》看起来就更加现代了。王祯和小说的那幅插图，是我取的名字：《我要活下去！》。因为小说中的主角秦贵福就是那样一个不顾一切赖着活下去的人。我那时刚看一部苏珊海华主演的电影I Want to Live，大概灵感就那样来的。杂志出来，我们在文学院里张贴了一幅巨型海报，上面画了一个腰杆站不直的人，那就是秦贵福。王祯和后来说，他站在那幅海报下，流连不舍，还把他母亲带去看。画海报的是张光绪，在我们中间最有艺术才能，《现文》的设计开始都是出自他手，那样一个才气纵横的人后来好端端的竟自杀了。在同期还有一篇小说《乔琪》，是陈若曦写的，故事是讲一个被父母宠坏了的少女画家，活得不耐烦最后吞服安眠药自尽。当时陈若曦悄悄的告诉我，她写的就是陈平。这简直不可思议，难道陈若曦三十年前已经看到三毛的命运了吗？人生竟有这么多不可承受的重！前年王祯和过世，噩耗传来，我感到一阵凉飕飕的寒风直侵背脊。我在加大开了一门“台湾小说”，每年都教王祯和的作品，我愈来愈感到他的小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嚼青榄，先涩后甘。他这几年为病魔所缠，却能写作不辍，是何等的勇敢。无疑的，王祯和的作品已经成为了台湾文学史中重要的一部分。

那时，文学院里正弥漫着一股“存在主义”的焦虑，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来龙去脉我们当初未必搞得清楚，但“存在主义”一些文学作品中对既有建制现行道德全盘否定的叛逆精神，以及作品中渗出来丝丝缕缕的虚无情绪却正对了我们的胃口。加缪的《局外人》是我们必读的课本，里面那个“反英雄”麦索，正是我们的荒谬英雄。那本书的颠覆性是厉害的。刘大任、郭松棻当时都是哲学系的学生（郭松棻后来转到了外文系）。一提到哲学就不由人联想起尼采、叔本华、齐克果那些高深莫测的怪人来。哲学系的学生好像比文学系的想法又要古怪一些。郭松棻取了一个俄国名字伊凡（Ivan），屠格涅夫也叫伊凡，郭松棻那个时候的行径倒有点像屠格涅夫的罗亭，虚无得很，事实上郭松棻是我们中间把“存在主义”真正搞通了的，他在《现文》上发表了一篇批判萨特的文章，很有水准。《现代文学》第二期刊出了刘大任的《大落袋》，我们说这下好了，台湾有了自己的“存在主义”小说了。《现文》第一期刚介绍过卡夫卡，《大落袋》就是一篇有点像卡夫卡梦魇式的寓言小说，是讲弹子房打撞球的故事。不知道为什么撞球与浪子总扯在一起（《江湖浪子》保罗·纽曼主演），弹子房好像是培养造反派的温床。当时台湾的政治气候还相当肃杀，《自由中国》、《文星》动一下也就给封掉了。我们不谈政治，但心里是不满的。虚无其实也是一种抗议的姿态，就像魏晋乱世竹林七贤的诗酒佯狂一般。后来刘大任、郭松棻参加“保钓”，陈若曦更加跑到对岸去搞革命，都有心路历程可循。从虚无到激进是许多革命家必经的过程。难怪俄国大革命前夕冒出了那么多的虚无党来。不久前看到刘大任的力作《晚风习习》，不禁感到一阵苍凉，当年的“愤怒青年”毕竟也已炉火纯青。

“绿鬓旧人皆老大，红梁新燕又归来，尽须珍重掌中杯。”——这是晏几道的《浣溪纱》，郑因百先生正在开讲《词选》，我逃了课去中文系旁听，唯有逃到中国古典文学中，存在的焦虑才得暂时纾解。郑先生十分欣赏这首小令，评为“感慨至深”，当时我没听懂，也无感慨，我欣赏的是“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晏小山的浓词艳句。那几年，听郑先生讲词，是一大享受。有一个时期郑先生开了“陶谢诗”，我也去听，坐在旁边的同学在我耳根下悄悄说道：“喏，那个就是林文月。”我回头望去，林文月独自坐在窗口一角，果然，“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联想起司空图《诗品》第六首《典雅》中的两句诗来。日后有人谈到林文月，我就忍不住要插一句：“我和她一起上过‘陶谢诗’。”其实《现代文学》后期与台大中文系的关系愈来愈深，因为柯庆明当了主编，当时中文系师生差不多都在这本杂志上撰过稿。

台大文学院里的吊钟还停顿在那里，可是悠悠三十年却无声无息的溜走了。逝者如斯，连圣人也禁不住要感慨呢。六〇年代后期，台湾文坛突然又蹦出新的一批才气纵横的年轻作家来：林怀民、奚淞、施家姊妹施叔青、施淑端（李昂）都是《现文》后期的生力军。林怀民还未出国，可是已经出版两本小说集了，转型期台北的脉动他把握得很准确，《蝉》里的“野人”谈的大概就是当今台北东区那些“新人类”的先驱吧。而林怀民一身的弹性，一身羁绊不住的活力，难怪他后来跳到舞台上去，创造出轰轰烈烈的云门舞集来。奚淞也才刚退伍，他说身上还沾有排长气。六九年的一个夏夜，奚淞打电话给我，“白先勇，我要找你聊天。”他说。于是我们便到嘉新大楼顶上的蓝天去喝酒去。蓝天是当时台北的高级餐厅，望下去，夜台北居然也有点朦胧美了。那是我跟奚淞第二次见面，可是在一杯又一杯Manhattan的灌溉下，那一夜两人却好像讲尽了一生一世的话。那晚奚淞醉得回不了家，于是我便把他带回自己敦化南路的家里，酒后不知哪里来的神力，居然把他从一楼扛上了三楼去。六〇年代末，那是一段多么狂放而又令人怀念的日子啊。

台湾的鹿港地秀人杰，出了施家姊妹，其实大姊施淑女从前也写小说，白桦木就是她，在《现文》二十四、二十五期上发表了《头像》和《告别啊，临流》，写得极好，如果她继续写下去，不一定输给两个妹妹。施叔青开始写作也是用笔名施梓，我一直以为是个男生，《壁虎》和《凌迟的抑束》写得实在凌厉，后来我在台北明星咖啡馆和施叔青见面，却大感意外，施叔青的小说比她的人要慓悍得多。我送给了施叔青一个外号“一丈青”，施叔青那管笔的确如扈三娘手里一枝枪，舞起来虎虎有力。当时台北流传文坛出了一位神童，十六岁就会写男男女女的大胆小说《花季》了。我顶记得第一次看到李昂，她推着一辆旧脚踏车，剪着一个学生头，脸上还有几块青伤，因为骑车刚摔了跤。再也料不到，李昂日后会写《杀夫》。李昂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的“末代弟子”了，她在《现文》上发表她那一系列极具风格的鹿城故事时，《现代文学》前半期已接近尾声。也是因为这本杂志，我跟施家姊妹结下了缘。每次经过香港，都会去找施叔青出来喝酒叙旧，她在撰写《香港传奇》，预备在九七来临前，替香港留下一个繁华将尽的纪录。有一次李昂与林怀民到圣芭芭拉来，在我家留了一宿，李昂向我借书看，我把陈定山写的《春申旧闻》推荐给她，定公这本书是部杰作，他把旧上海给写活了。里面有一则《詹周氏杀夫》的故事，詹周氏把当屠夫的丈夫大切八块，这是当年上海轰动一时的谋杀案——这就是李昂《杀夫》的由来，她把谋杀案搬到鹿港去了。小说家的想象力，真是深不可测。那年联合报小说比赛，我当评审，看到这部小说，其中那股震撼人心的原始力量，不是一般作家所有，我毫不考虑就把首奖投了给《杀夫》，揭晓时，作者竟是李昂。

《现代文学》创刊，离现在已有三十二年，距八四年正式停刊也有八年光景了，这本杂志可以说已经变成了历史文献。酝酿三年，《现文》一至五十一期重刊终于问世，一共十九册，另附两册，一册是资料，还有一册是《现文因缘》，收集了《现文》作家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看了令人感动，因为都写得真情毕露，他们叙述了个人与这本杂志结缘的始末，但不约而同的，每个人对那段消逝已久的青春岁月，都怀着依依不舍的眷念。陈映真的那篇就叫《我辈的青春》，他还牢记着一九六一年那个夏天，他到我松江路一三三号那幢木造屋，两人初次相会的情景——三十年前，我们曾经竟是那样的年轻过。所有的悲剧文学，我看以歌德的《浮士德》最悲怆，只有日耳曼民族才写得出如此摧人心肝的深刻作品。暮年已至的哲学家浮士德，为了捕捉回青春，宁愿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浮士德的悲怆，我们都能了解的，而魔鬼的诱惑，实在大得难以拒抗哩！柯庆明的那一篇题着：《短暂的青春！永远的文学？》回头看，也幸亏我们当年把青春岁月里的美丽与哀愁都用文字记录下来，变成篇篇诗歌与小说。文学，恐怕也只有永远的文学，能让我们有机会在此须臾浮生中，插下一块不朽的标帜吧。

原刊于一九九一年《文学杂志》

白先勇、李欧梵对谈台大外文系的那段日子

兼谈我们的老师

楔子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九日——这个日期记不记录下来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它对于台大和任何日子没有两样，都是堆积台大历史的一小块红砖。

傍晚时分，白先勇与李欧梵走进台大的校园，走回三十年前的岁月，所不同的不是伤感的怀旧，而是为弟妹“打气”而来，他们做了一场题为“台大外文系的那段日子”的演讲。

白：“五四”的精神是浪漫的精神，“五四”寻求自我解放对于我们大学时代的生活确实有影响。傅斯年校长把“五四”开放的风气带来台大，有形无形地使台大成为北大的延续，我们也有形无形受到了感染，虽然对于北大精神，当时我们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

梵：傅斯年先生的确把北大的精神带到台大来。当年的北大，不论是“古朽”如辜鸿铭、“新派”如胡适，都被聘请到北大教书，而学生们可以处处向老师挑战。我们当年进台大，第一个感觉就是很自由。记忆中，胡适先生有次从美国回来，曾在大操场上演讲，好几百的同学去听，我们觉得他是学术自由的象征。此外，殷海光先生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那时我虽然没读过三〇年代的文学作品，甚至徐志摩的文章也读得很少，但是我们认为台大就是北大的继承，“五四”精神的延续。

白：也许是浪漫，也许是自由，我们经常逃课，但是逃课不是为了贪玩，而是为了看书。当时外文系不像现在每位老师都很好，我从外文系逃到中文系去听课，那时中文系有几位老师的课我很喜欢，像叶嘉莹老师说诗，郑骞老师讲词，使我得益很大。读中国古诗词，让我非常感动。我觉得中外文学是通的，光了解西洋文学不够完整，一定要对中国文学有相当的了解才行。李欧梵现在在读明末李渔的作品，我正在看宋末元初的诗。中国文学有很丰厚的宝藏，我们一辈子只要窥得一二就受用不尽。

当然除了中国文学，英文我还是念的，在这方面李欧梵最有成就，我们称他是我们的“conductor”（指挥），因为他在音乐上的功力是位“百科教授”。我记得李欧梵在英文下的功夫是把《飘》的单字，从头到尾都查了字典。我呢？《约翰·克利斯朵夫》全书一千二百页，也全部查字典，硬是下苦功。

梵：大学时代我是背字典的，有一年暑假每天早上六点钟起来背字典，背到“P”就开学了，所以我的英文单字“P”以后就比较少。当时我们的风气，上课是读书的一部分。大学毕业后我到国外念书，老师不讲课，一上课老师就问我：“李先生，你觉得这本书如何？”我答不出来。国外讨论课，基本上老师不讲，这是新的教育方式。我认为各位同学读书要有自己的主张，即使乱吹也要吹出自己的主张。

大学时代，我自己很尊敬的老师是曾约农先生，他不但英文造诣深，国学底子也厚。他教“英国文学”的课，是真正能为我们分析英文用法的老师，他可以把邱吉尔的演讲写下一段，空一个字，然后列出四个单字，问我们用哪一个字才正确，再分析为什么一定要用那个字的原因。他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

白：我们是夏济安先生的“末代弟子”，他教完我们“英国文学史”就到美国去了。他给我很大的影响和启发。

夏济安先生办的《文学杂志》，我没进台大之前就看了。这本杂志真正介绍了一些西洋文学，也指出一条文学的道路。我在上面读到夏济安先生、夏志清先生、林以亮先生等人的文章，前一辈的学人学问的确扎实深厚，我当时就决定有机会一定要找夏济安先生求教。进了外文系，我写了一些东西，想给夏先生看却不好意思，于是借口向他请教英国文学，半天之后才把文章拿出来。那是我的第一篇小说，他看了说可以刊登出来，这一下子我不得了，门打开了；如果他当时说：“不行，拿回去。”我想我下头不敢写东西了。夏先生很鼓励我，他的好处是批评时一针见血。别人要长篇大论写一本书都讲不清的东西，他三言两语就把重点提出来了。他眼光锐利，见解确是与众不同。殷海光先生启发性也很高。他们鼓励我们独立思想，不要把别人的话装到脑子里去，一定要自己去想，要有独创性。

梵：大三那年，朱立民老师从耶鲁大学得博士回来，代课大三英文。当时我自认英文“学贯全世界”（现在说这话我自己都脸红），我拿了最得意的一篇作品给他看，自己觉得这篇文章花了好几个月写出来的，生字之深，已到无懈可击的地步。朱先生一看，第一句话说：“你写得很好。”我立刻说：“请朱先生指教。”他讲：“你的文句太长、太啰嗦了。”开始帮我修改。后来他把文章还我时，我发现每个句子都删了、改了，不知花了他多少时间。他也是一针见血的看法，这对我影响很大。他改了我文章的第二个星期，我就觉得自己英文造诣又高了一段。各位同学，你们在各学门练习的阶段，难免会迷迷糊糊，如果有一良师指导，会发现从“量变”变成“质变”，产生新的典范。不过，若自己不努力，再好的老师也不一定能启发。

我们当时逃课，正如白先勇所说是为了看书，也幸亏有同学上课笔记做得好，考试可以借我们看。各位上课记笔记时，不必老师说的每句话都记。我自己教书这么多年，知道老师上课有一半是废话，譬如我思想一个问题时，会先讲几句废话。上课，一定要知道老师的主要论点，特别是学文学，如果老师没说出论点，就要发问。记笔记时总要做比较批判性的思考，与老师一起思考。我们当时逃课，主要也是有些老师没思考只是拿讲义念。现在大家的老师都很好，没有逃课这个问题，因此重要的事就是养成提问题的习惯。另外，我要说一段王文兴的故事。我们两人个性完全不一样，可是非常的熟。我背英文生字是把单字用小本子写下放在裤子后口袋里，从板桥家里到台北的两小时汽车时间就背单字，背演讲词。王文兴除了背英文单字，他的中文也是一个字、一个成语的查记，同时把自己想出的好句子写下来。他在文字上花了很大的功夫，所以才能写出《家变》这部作品，绝对不是故作惊人之论才写的。与王文兴交往，我才发现文字除了卖弄以外，还要有收敛的功夫。

白：我选过朱立民先生的《美国文学》，朱先生的英文真是漂亮，讲起来很迷人。

王文兴除了与我一起办《现代文学》，还一起受训。有一次打靶太渴了，我们两个就去偷西瓜，没刀子就把西瓜往地上摔成两半，两人坐在地上又吃又笑，没料到排长就站在我们后面。等我们发现时，放也不是，只好低下头继续吃。大学时代真有冲动做一些越轨的事情。

六〇年代时，我们一批同学办了《现代文学》，我们还郑重其事到照相馆去拍了一张照片，相片里有林耀福、李欧梵、我、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刘绍铭。当时我们除了逃课、看书，就是办起杂志来了。

做学生没有钱，林耀福把当家教的钱全掏出来，其他的人也都捐钱，同时我再另外去筹钱，然后写文章的写文章，翻译的翻译，《现代文学》就这样艰难的诞生了。我们的动机是受了《文学杂志》的影响。我们办杂志时，夏济安先生到美国去了。那时我们的学问都不够，没名作家的支持，这样也好，凡事自己来。杂志没人看也没关系，我们自己看。

梵：第一期卖了几本？

白：七百本。

梵：有那么多？不是三百本？你自己买了一百本。

白：那是买来送人。我们拉订户，外文系的同学都捉来做订户，家里的亲戚也拉了来。洪智惠（欧阳子）家亲戚很多，统统是《现代文学》的基本订户。

这本杂志对我们的意义很大，多少年来一直是我们的精神联系。不论大家隔得再远，只要一句话“《现文》需要稿件”，大家马上支持，这是大家对文学恋恋不舍的热忱。各位现在条件比我们好，只要有心，很容易做出比我们好的成绩来。

我们编《现代文学》时，还有一位好同学张先绪，和李欧梵最接近。欧梵，你谈一谈。

梵：张先绪是很有才气的人。我们这群同学，除了先勇的国学好，诗词都会背以外，张先绪也是古文都可背诵的一个。有一次曾约农先生叫我们英译中，大家都译白话，只有张先绪译成文言。他具艺术感，会画画，我们让他设计《现代文学》的封面。除了绘画，他的音乐也很好，我们两人常在别人午睡时，我们不睡，一起散步。他唱管乐我唱弦乐，他唱弦乐我就唱管乐，所以我们交响乐的知识就这样唱出来的。在读英文上，他写名词，我就写动词；他写形容词，我就写副词，互相练习看谁英文背得多。后来我们看英国文学的书，他看十八世纪的。我想各位看书不一定非二十世纪不可，十七、十八世纪的书都可以看。外文系照样要看中文系的书，中文系也该看外文系的书，互相支援。读书的态度一定要严肃，而且要是“书呆子”式的读法，随时随地读书，订下四年读书计划，课内课外的书都要读。

张先绪这样有才气的人早逝，我个人觉得很惋惜。他设计了《现代文学》封面之后，我记得我设计的是广告。我和戴成义（诗人戴天）一起，他把脚放在一张纸上，我把它描了下来，挂在外文系办公室，作为《现代文学》第一期的广告。

后记

今夜，白先勇、李欧梵这一席亦庄亦谐的对谈，能引发多少在座后学青年的深思？今夜，会有多少大学生像他们的前期学长一样，躲在校园的寂寞里挑灯苦读？而二十年后，是否会有一群在文学上卓然有成的中年人，述说白、李对谈之夜对他们文学成长的影响和意义？我们期待着。

邱彦明　记录

一九八五年九月

我的创作经验

白先勇教授于二〇〇〇年一月二十日，应香港城市大学中文荣誉学士学位课程负责人王培光博士的邀请做演讲，出席者约二千五百人。此次演讲为名家系列演讲之一，该系列演讲旨在促进中学与大学的交流，由大学拨款委员会赞助。这次演讲，由该课程学生张嘉雯、黄子容、柯冠茵笔录，副教授郑滋斌博士做文字上的整理，经白教授审阅后，录出以飨读者。白教授说，这篇演辞的对象主要是香港的中学生，目的在提高他们对中国文学和写作的兴趣，然而，其丰富深刻的创作体会，相信对写作人和文艺青年也具有启发性。以下为白教授的讲词。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要向大家道歉，去年十二月，本来应约到这里来做演讲，其后去了北京，当地天气很冷，而且大概感冒病毒也很厉害，虽然打了感冒针，结果还是受到感染，发高烧，不能来了，真是非常对不起。

今天讲的题目，是“我的创作经验”，说说我的写作生涯，跟在座青年朋友分享一下我走过的一些创作道路，写作的苦乐。今天我想讲讲写作的心路历程和《台北人》。我知道这本书在香港有些中学是作为指定读物的。

当初是怎么写出这本书来的？我在《蓦然回首》一篇里已经提过了，现在想想，有点不太公平，因为我漏了香港这一段，今天要特别提出。我刚去过我在这里念书的地方，九龙塘小学和喇沙书院，勾起了很多回忆，包括当时老师的讲课情形，对我都很重要。我们所读过的书，教过自己的老师，经历的一切，对我们的一生都很要紧。我在香港是从一九四九到五二年，只有三年，但这段时间对我很重要。

我在《蓦然回首》里提到我小时候身体不好，生肺病。那时候肺病是很厉害的病，没有药可根治。我生了四年多的病，因为这病会传染，需要隔离，大概人独个儿时喜欢幻想，当时我就是这样，又喜欢看小说、连环图。到了念书的年龄，好像在桂林、上海、南京等地方都待了几年，时值战乱，没有时间安定下来念书，真正念书是在香港开始的。

九龙塘小学是一所满有名的学校，校长叶不秋，很严格，很注重我们的学业。老师都很认真。当时我念五年级，每个星期要站起来用广东话背书，这对我来说糟糕极了。用广东话说一说还可以，要背书就背不出来。老师很好，就让我用普通话背，到现在印象还满深刻的。我们每念一篇文章就要背诵，一个挨一个字的背，还要用毛笔默写，错一字就扣一分，那时候这都是苦事，现在想想，却是很对的老法子，背了的书是相当有用的。

我当时很喜欢国文，爱看小说，所以国文成绩比较好。老师改作文喜欢打红圈，表示写得好，而且还会把它贴堂。我有几篇作文贴堂，很得意。这种鼓励很大，觉得国文老师对我很器重，于是我对国文特别下工夫。回忆中，以前的香港很重视中文教育，国文老师注重根基训练，要默书。其后我到喇沙书院念书，一所有名的英文学校，我今天也去过了，现在的校长是Brother Patrick，当年的校长也叫Brother Patrick，是爱尔兰人。那时我们读的书以英文为主，不过中文老师同样重视背书和默写。我记得那时候，有位国文老师年纪满大的，教《琵琶行》时，用广东话念，特别好听：“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我听了很喜欢，把诗背得很熟。《琵琶行》很长，老师也要我们默写。我在喇沙念了一年半，那时候的国文教育，对我有相当的启发。

我们是一个诗的民族，文学成就以诗最大。诗表现的就是文字的美。假如文字是一种艺术，诗就是文学的贵族，是最美的艺术。诗讲究对仗，每一个字要注意它的位置和声音，什么都要对，要求非常严。念诗时，每个字要念得很正确。我觉得同学在中学十五六岁时，触觉较敏锐，对美开始敏感起来，这包括艺术、音乐和文学。中学以后，你们可以从事股票买卖，可以从事电脑研究，可以学医，各样都可以，但如果你在青少年时候，对文学有相当的爱好，它可能是你一生中最美的追求、回忆。文学或许不能帮助一个国家的工业或商业发展，但文学是有用的，它是一种情感教育。想做一个完整的人，文学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培养你的美感，对人生的看法，对人的认识，它在这方面的贡献最大，不是别的东西所能替代。音乐比较抽象，而文学却很实在，它对人生更为接近。念过《琵琶行》，它对我发生了作用。大家都知道《琵琶行》讲的是一个歌女的事，她的沧桑史。我当时可能并不太了解，但它文字的优美和内容，可能启发了我以后写同类的歌女生涯的小说，例如《游园惊梦》、《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等。当时国文老师用广东话念《琵琶行》，对我有很大的感动，影响却在以后才发现。所以你们中学念的诗歌，可能对你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

后来我到了台湾，再上中学。建国中学在台湾也是名校，是最好的学校。在香港，我的英文成绩比较好，到台湾念书，我以插班生资格考试，英文是一百分，数学只有三十分——台湾学生的数学很厉害——平均起来，我的成绩刚好够被录取。在那所中学遇到很多好老师。当时有许多老师是从中国大陆去的，他们真的诲人不倦，很了不起，很动人，而生活都比较清苦。他们对我们的教育是完全投入的，而且重视中文的传统，我获益很大。教国文的李雅韵老师，是北京人，在北京接受教育，也是我们的导师。她是一位作家，在报纸、杂志上写文章。那时候学生很崇拜老师，她当然是我心中很了不起的老师。她除了教我们课文以外，每个星期的几个小时，还教我们文学源流，从《诗经》开始，一直讲下来，到唐诗、宋词，教我们基本的知识，不很深，却很重要。她教时，还举一些有名的例子，让我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根本的认识，像李后主的词。那时我才第一次念李后主的词，就是那一阕《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现在想起来，因为历史的原因，当时有一大批老师从大陆到台湾去，这种历史背景和感怀，老师的感受必然很深，所以她教李后主、李清照的词，好像特别有所感触。

上作文课时，老师看了我的作品，很喜欢，跟我说：“你为什么不写写文章，像我一样去投稿？”得到她的鼓励，我就写了一篇散文投杂志去，第一篇就登了，我觉得自己是作家了，当时才十五六岁，很得意，老师说：“你就写下去吧，写到二十多岁，你也是个作家了。”她这么说，我也觉得大概就是了。中学时候的老师对我的鼓励很大，也对我日后的写作生涯有很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他们让我对写作充满信心。我想，有一天我要当上作家。

念高中时，一些国文老师对我也相当偏爱。念高一时，我们是全校最好的一班，功课竞争很厉害，而国文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陈老师给我的国文分数是八十分，很不得了，其他同学最好的不过六十几分。国文分数特别高，我在高一时，名列前茅。无论要我怎样背书，都不以为苦，我觉得老师很欣赏我，对国文便也特别重视，视念国文为一种乐趣。现在我们不着重背书，其实不对。背书是老法子，但同学在中学时，记忆力好，背几篇好的古文、诗词，对写作是很有用的。中国文字很有美感，也重视美感，重视音乐性、节奏感。像宋词便抑扬顿挫，铿锵有声，如果我们能多背几篇，掌握文字的美和音乐节奏感，对写作很有帮助。我们不都要去当作家，可是背诵一些诗词，了解文字的美，它跟大自然的配合情形，却很有益处。我刚才说文学是一种美的教育，一种情感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重视科技，用电脑，用文字的机会以后恐怕是愈来愈少。我觉得汉字还是我们民族的根，我们的思想感情跟汉字的联系很大，是不可忽视的。

在座很多是中学的同学，在这阶段，你们会对人生、感情、伦理等产生许多疑问，文学也许不能都给你们找出答案，可是阅读文学作品像小说后，可能会有所启发。法国《解放报》问世界上的一些作家，为什么写作？我被问时，当时用英文脱口而说：我希望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转化成文字。我认为，有很多事情，像痛苦、困境等，一般人可能说不出来，或者说得不好，但作为文学家，比一般人高明的地方，就是用文字把人的内心感受写出来，而且是写得好。我们看了文学作品后，往往会产生一种同情，这个很重要。没有人是完美的，完美只是一种理想。文学作品就是写人向完美的路途上去挣扎，在挣扎的过程中，失败的多，成功的少，但至少是往这一方面走。我想文学是写这一个过程，写一个挣扎，让我们看了以后，感到这种困境，产生同情。

我从小就喜欢文学，所以走到创作路上来。中学碰上几个老师的鼓励，到了大学又遇到了一个好老师，就是夏济安先生。他办了一本杂志，鼓励创作，要我投稿。我的大一国文老师叶庆炳先生，替《文学杂志》邀稿，后来让我们写小说当作文，我就写了三篇上去，老师看了以后发回，一句评语也没有。当时我想：老师定是不喜欢我的作品了。后来我去找夏济安先生，他挑了《金大奶奶》发表到杂志上去。这次对我的鼓励很大。多年以后，我问叶先生：当时你为什么不鼓励我写小说？他说：做作家需要一些挫折，我要给你一点挫折感，今天你不是成为一个作家了吗？叶老师真的有意思，一个很好的老师，他就是这样鼓励我。我很幸运遇到这些老师，他们对我的帮助都很大。

我也有一些好同学。在台大念二年级时，我跟一班同学办了一本叫《现代文学》的杂志。我觉得同学该有自己写作的杂志，所以提议了。当时我们念大二，能力有限，但是有一股青年的雄心。那时，台大校长是傅斯年，是“五四”时期的健将，在北大当学生时办了一本叫《新潮》的杂志，很有名。既然傅校长办杂志，我们也来办，也来个“五四”运动。其实，我们不知天高地厚。我们没有名气，没拿稿费，什么都没有，只管写。杂志第一期的文章不够，我就用两个笔名写两篇，一篇叫《玉卿嫂》，另一篇叫《月梦》。同班同学李欧梵，是哈佛大学的名教授，今天正在香港访问。另外一位很有名的作家，也在香港，叫戴天。我们三人那时常常投稿。班上还有几个同学：像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岭南大学教授刘绍铭——他比我高两班，还有叶维廉教授，我们的学长，替我们写了一首诗。当时外文系的写作风气很盛。除以上的人外，还有余光中先生，是我们的龙头大哥，也是外文系第一位名作家。那时余先生已经很有名，杂志的第一期，他投了一篇诗。

那时没有钱办杂志，我们跑去印刷厂做校对。厂长对我说印数太少，只有一千多本，就放在那里等吧！一等便等了一个下午，没有把我们的杂志上机印。我对他说：今天你要是不印的话，我就不走。他拿我没办法，最后只好印了。我坐在那里边印边校对，就这样把杂志弄出来。那时劲大得很，常要稿，我几乎每期都写，我的《台北人》，除一篇外，都是在《现代文学》刊登的。我现在说说怎样写《台北人》。

我写《台北人》，第一篇是《永远的尹雪艳》。我写这篇时，已到了美国，在爱荷华大学的“爱荷华作家工作室”念书，那是美国唯一可以用写作当硕士论文的地方。写小说可写出一个学位来，实在太好了。在美国的两年对我有很大的意义，我可以一边念书一边写作。那时我的英文不够好，需要先把中文写好，再翻译成英文，颇为费时。不过，我就这样维持杂志的稿源。一九六六年，快念完课程。我喜欢到校园中的爱荷华河畔，那里有供野餐用的椅子，那时大约是春天，冰已经融了，地方很美，我开始写《永远的尹雪艳》。

在小说前面，我用了一首诗作为题词，那就是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诗是这样的：“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诗是从前念的，把它当作题词是有原因的。刘禹锡是中唐人，唐朝的国势已经衰落了，他尝过许多沧桑，经过南京这个千年古都，有很多感触，便写了这首诗。西晋原来建都于洛阳，五胡乱华，国都沦陷，政府东渡到南京建都，是为东晋，当时辅助东晋的有许多大家族。诗里的“王谢”是指王导、谢安两个大家族，他们都东渡。那时东渡的人很多，可说是中华民族的一次大迁徙。诗中充满历史的沧桑。刘禹锡怀念金陵，并借古说今，对唐朝的衰微有所感触。我写《台北人》时，也有这想法。借西晋迁都金陵的历史，比喻国民政府渡海到台湾。我用这首诗作题词，已替这本书定了个调子。那时年纪轻，大约二十五六岁，但已经有意无意地想写这个主题，跟刘诗暗合。讲到这里，想补充一点：小时候曾到南京，在那里住了一段短时间，对金陵有印象。我到过明陵、中山陵、雨花台等地方。童年的记忆很清楚，南京这地方对我来说有很大的意义。它是国民政府的首都，我拿这首诗作引子，可能跟小时候的记忆很有关系。我就用这首诗定了一个调子，然后开始写下去。

我写第一篇时，是一九六五年，然后就由一九六六年写到一九七一年完成，共五年光景。后来，文评家说这本书的基调有点悲观，这跟我那时的心情很有关系。我在美国，对中国的历史更关怀起来，非常感兴趣。找书看时，很注意中国、台湾历史的发展，常反省我们近代史的发展。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虽然身在美国，但香港、美国报导文革的消息也很多。在电视上看到红卫兵把庙宇、雕塑打坏的镜头，大吃一惊，觉得这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破坏。当时写作的心情，既充满了国民政府兴亡历史，又遇上文化大革命，就这样一个个故事写下去，到最后一章才想起了这个基调，可能跟《乌衣巷》这首诗有相当关系。不过，第一篇的调子跟其他几篇不太一样，《永远的尹雪艳》写的是上海一个高级交际花的故事，她是永远不老的一位美人。这篇有一点讽刺的调子。我小时候在上海住，上海是个花花世界，那种繁荣对我很有吸引力，尹雪艳在某方面代表了上海某种阶层的人。世上没有东西是永远的，尤其是人，不能永远。小说的第一句却说尹雪艳永远不老，分明违反了生物定律。可是，我刚去了上海，回想当年所写的，名字实在取对了，尹雪艳真是永远的，现在的上海又繁荣起来了。我跟一些上海人聊天，他们对当年的繁荣情况非常骄傲，尹雪艳的确是永远不老的，她代表了一种永恒的东西。在上海南京路上看得有点眼花缭乱，我想尹雪艳又回来了，取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有很多事情，当时是想不到的。

《台北人》里面的人物，大都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大都有很沉重的回忆。我当时很年轻，在那个时候写我现在的心境，好像预言一样。尤其是《冬夜》那一篇，写的是一位老教授。现在的我，就是个“冬夜”。我写《冬夜》时，大约三十岁，这样一篇一篇写下来。在写《台北人》的过程中，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悼念的感受。写小说时，身在美国，常常反思中国文化。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中国传统文化衰落下来，我常思考：原因在哪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感受很深。我学的虽然是西洋文学，西方文学当然非常伟大，他们的传统也了不起，但同时对自己国家的传统有一种检讨、反省。写作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自我的发现（self-discovery）。

我小时在香港生活，接受的是英文教育，长大后学的虽然是西方文学，热爱西方的一些文化，但骨子里好像有中国文化的根，深生在里面。愈写愈发现，自己在用字时，感到更要回归自己的传统。我从西方文学获益很多，学了很多技巧和思想。可是，在运用时，由于受到中国古典诗词的熏陶和感染，以至于古文文字上的应用，使我在笔下有意无意地表露出来。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自我检视，这包括了对文化的检讨。我们的古文明曾是这样的辉煌，在二十世纪，如果我们要拉长来看，这个文明的发展可能是一个低点。我那时的心情都反映到作品里去。这个世纪，我们有太多的动乱，文学受到太多的政治干扰，我们走的并非是一条平顺的路，所以我写作时，觉得是一种对自己的检讨。

我写小说是以人物为主的，每一篇都是。我写的常是人的困境，因为人有限制，所以人生有很多无常感。在这种无常的变动中，人怎样保持自己的一份尊严？在我小说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他们过去的一些辉煌事情、一些感情、能够保有的一些东西。正如张隆溪教授说的，文学教人同情。我写人物时，跟他们站在同一根线上。他们的困境，我想我也有。我不是站在一个比人高的位置上去批判人。我想，人的最后裁判，不是由人来做，只有神——一个更高的主宰，才能对人做出最后的判决。我们作家的职责，是要写出人的困境，人的苦处。文学对我来说，并非说教，也不只是一种艺术。如果文学能够让读者引起共鸣，引起同情，文学家已经达到目的。

本来，人生是很复杂的，要找到唯一的答案，是不大可能的。我写的那些人物，他们在道德上可能都有错失，行为方面可能也有缺失，但是我写这些人时，基本上是处在同一个水平面、同一种处境来了解。因此，写作，一方面是心理的，另一方面是表现作家的思考，对人生的看法和认识。同学们，你们不一定要成为职业作家，但写作很有意思，写自己也好，不写自己也好，总可以写一些感想。我想你们会感觉到写作时，心中有很多意料不到的想法，可能很有启发作用，我就是这个样子。我愈是写，愈对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更清楚。写《台北人》写了很久，它可以说是我生命中，尤其是那几年——六五到七一年的重要结晶。六〇年代，中国大陆发生很大的变动，它记述了我那时的看法，它是我生命中的纪念。后来我也写长篇小说，现在也写散文，各式各样的。我写过一些电影剧本，一个舞台剧，各方面都尝试过，每一方面都给我一些经验。

我特别提出一点，在《台北人》中，有一篇叫《游园惊梦》，讲一个唱昆曲的名伶一生的事迹。我写这篇小说最苦，至少写了五遍，所以印象深刻。为什么我写得这样苦？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技巧及形式。《台北人》可以说给我在技巧和结构上一个试验的机会。我觉得写一篇小说，题材选好了，人物也选好了，一定有个最好的表现方法。我们看一些名家的小说，觉得作者写得非常好，你自己想想，换一个方法写会不会比他写得更好？如果他的作品是经典之作，写得非常好，非常完美，你怎样也不能胜过这个方式，这个作家很可能已经选到表现这小说最合适的方法，选到最合适的语调和结构。

在座诸位如果有看过《游园惊梦》的话，知道这小说中有很多回忆。那些回忆不同于普通的回忆，因为小说中的名伶是从前在南京一个唱昆曲非常有名的歌女，叫蓝田玉。她因为想出名，后来嫁给了一个年纪比她大四十岁的将军，入了豪门当夫人。当夫人的同时，有一段时间跟一个年轻的军官发生了爱情，后来爱情破灭了，这是前一段。其后到了台湾，将军过世，爱情也破灭了，自己的身份下降了许多。有一天，她去参加一个宴会，看见从前跟她一起唱戏的朋友，她们已经嫁给一些大官，都高高在上，她反而落下来了。她很感触，想起从前的一切，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蓝田玉想起从前的爱情、从前的地位，内心起伏非常大，尤其是听到了昆曲，用普通的回忆方式，不足以说明这位迟暮美人心中那种非常强烈的感情。

我写第一、第二遍也不好，到第三、第四次时，稿子已丢了好几桶，还是写不出来。后来我想，传统的手法不行，而且这篇小说与昆曲有关，昆曲是非常美的音乐，我想用意识流的手法把时空打乱来配合音乐上的重复节奏，效果可能会好得多。于是我试试看，第五次写，就用了这个方法跟昆曲的节奏合起来，她回忆的时候，跟音乐的节奏用文字合起来。写后我把小说念出来，知道总算找到了那种情感的强度，当时很高兴，但已过了半年。

写这篇小说非常苦恼，但完稿以后却非常高兴。所以我想，写作有一点是很重要的，老师夏济安先生也这样说过：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我想：一些主题和内容，作家各有不同的想法布置，但怎样去表现一个故事，却最重要。我写《台北人》，每一篇尝试运用不同的方法、语调跟角度来写，看哪一个最好。所以写《台北人》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用最好的技巧来写一篇东西。同学可以试试。一般写小说很重视开头，可以从头说起，从尾说起，或从故事的三分之一说起，效果都不一样，你们可以试试看。我写《台北人》时，在角度和文字运用方面，感到很大的挑战。譬如写《梁父吟》，小说里的人物是革命元老，他们曾参加辛亥革命，他们讲的语言跟我们的不同，我要找到合适的、真实的语言资料。他们是我的父执辈，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在一旁听，听他们的语调。《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写一个上海红舞女。我曾在上海念书，会上海话，写金大班要懂上海话，不觉得吃力；但金大班是在舞场打滚的舞女，我没有这种生活经验，便要努力揣摩她的性格。可见写不同的人物时，要尝试扮演不同的角色。在写《台北人》过程中，扮作他人是一种宝贵的实验。今天晚上我还有文化沙龙的聚会，讲话就到这里为止。谢谢。

原载二〇〇〇年三月香港《明报月刊》

师　友

文学不死

感怀姚一苇先生

姚一苇先生竟然也走了。姚先生享年七十五，其实也算是高寿。但是自从认识姚先生三十多年来，每次与他相聚，谈到文学——我们两人见面总也离不开这个话题——尤其是他热烈爱护的台湾文学，姚先生一径是那么兴致高昂，神采飞扬，让人感觉他那充沛的生命力，永远也不会衰竭的。今年四月在《联合报》上看到十二日刊载姚先生遽然逝世的消息，真是大吃一惊，一连几晚，难以入眠。我因创办《现代文学》而与姚一苇先生结识，也因这本杂志，姚先生与我之间建立起一份半师半友、为文学事业患难与共的悠久关系。姚先生曾为这本经常在风雨飘摇中颠踬前进的同人杂志投注了最多的心血，他无条件的为它奉献，栽培它，扶持它，前后担任了八年的编辑任务，几次临危受命，使之不坠。姚先生对《现代文学》用情之深，常常使我感动。

一九六三年，大概是二、三月间，那时《现文》同人大部分已经出国留学去了，我自己马上也要离开台湾，《现文》的编务登时陷入了危机。有一天我把余光中、何欣、姚一苇三位先生请到我家，当面郑重将《现文》的编务托付给他们三人轮流担任。那是我第一次与姚一苇先生见面，也就此开始了我们之间长达三十四年的文学因缘。余、何二位从创刊起本来就是《现文》的基本作者。而姚先生是从第十五期才开始替《现文》撰稿，发表他那篇有关斯特林堡戏剧的文章。据姚先生后来说，他当初是由于同情《现文》困境，由衷爱护这份由几个年轻学生创办的文学杂志，于是义无反顾，答应下来为《现文》效力。大概当时姚先生自己也没有料到，他一声承诺竟使他与《现代文学》共度了起起伏伏，时断时续，二十一年休戚与共的命运。

谈到《现代文学》，姚先生最津津乐道的是他第一次主编《现文》第十九期（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五日出刊）。许多年后他回忆起这一段往事，兴奋之情，仍旧跃然纸上：“轮到我编第十九期，我收到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王文兴的《欠缺》、欧阳子的《贝太太的早晨》，和我拉到的陈映真的《将军族》、水晶的《快乐的一天》等小说时，内心的愉快与兴奋，不可名状；我感到我们得要好好的爱护它，培植它，让它开花结果。”

其实那一期小说稿还有七等生的《隐遁的小角色》、叶灵的《弟弟》以及汶津的《十六岁的独白》。汶津就是张健。诗也有六七篇，有罗门、管管、方华、周英雄、邱刚健、吴芜等人的剧作，以及余光中译的一组《印度现代诗选》。东方白有散文一则。邱刚健同时又翻译了尤金·尤内斯库的戏剧名著《秃头女高音》。最后还有姚先生自己的美学巨著《艺术的奥秘》中“论模拟”一章。这本只有一百四十五页的第十九期《现文》，内容扎实，目录上列名的作家，后来大都卓然成家。虽然诗人余光中、罗门等人早已成名，但其他多为当时开始写作的“新锐”作家，所以杂志风格便有了一番新的气象。这大概也就是姚先生最感到兴奋的地方。姚先生的确曾为《现代文学》引进了一批才气纵横的青年作家。例如陈映真便是姚先生引进《现文》来的，他那篇《将军族》在《现文》一刊出，台湾文坛为之侧目，变成了陈映真的一块招牌。后来施家姊妹，施淑女（白桦木）、施叔青，也是姚先生引介到《现文》投稿的。

除了推动戏剧以外，我认为姚一苇先生对台湾文坛最大的贡献应该是，在六〇年代以及七〇年代初，姚先生曾经发掘、鼓励、呵护，不遗余力的将一群当时初露头角，正在摸索阶段的年轻作家，带引上广阔的创作道路。他对他们的影响是深远的。陈映真、施叔青等人的纪念文章，都有感一同地表露了当年姚先生对他们的知遇之恩。姚先生对我个人的爱护及器重，我更是一直铭记于心。当年我们的小说还没有引起太多注意的时候，姚先生已经开始极严肃的用“新批评”的方法来评论我们写作了。他第一篇论文选了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接着下来又陆续选了我的《游园惊梦》、水晶的《悲悯的笑纹》、黄春明的《儿子的大玩偶》，以及陈映真的《一绿色之候鸟》作为他评论的范例。在当时台湾文坛，姚先生分析小说的方法，以及所选的文章，都令人耳目一新。像《嫁妆一牛车》、《儿子的大玩偶》后来被评论家认定为六〇年代台湾小说的杰作，姚先生都是第一个撰文肯定这些作品的人。直到今天看来，姚先生这些评析台湾现代小说的论文，其中许多论点仍然屹立不坠。姚先生看小说看得仔细，他在《论白先勇〈游园惊梦〉》中，把我那篇小说结尾处画蛇添足的一句话指了出来，在别人看来也许是一个小瑕疵，可是这句参有作者干扰的句子，事实上破坏了整篇小说的观点统一，为害甚大。我非常感谢姚先生指正了我的毛病，我在《台北人》结集时，便把这句多余的句子删掉了，使得整篇小说的结构得以完整。姚先生可以说是我的“一句师”。

套句姚先生常说的话：“《现代文学》是本穷得不能再穷的杂志！”姚先生最初参加编务那三年，的确是《现文》经济最拮据的时期，几位编辑不但没有支薪，因为体恤时艰，有时还要补贴交通费。姚先生这样回忆：“我们没有聚过一次餐或喝过一次茶，也没有报过一次交通费。我们认为开源既不易，只有节流；有些钱，我们能贴的，就贴上算了。”不仅如此，社务忙的时候，编辑太太们也一齐动手帮忙。姚先生兴致勃勃的写道：“每逢出书，得全家总动员，自写封套、装封袋，由家人帮忙，然后坐上三轮车，送到邮局。现在想来，这段时期我是怎样活过来的？我真的不敢相信。”我记得当时的姚师母范筱兰女士也曾说过，那些订户的封套都是她写的，写完了又急急忙忙捧着拿出去寄。出一期杂志，全家兴师动众。那一段时期，从《现文》第十五期至二十六期，每期姚先生都替这本杂志撰稿，一共写了近四十万字，《来自凤凰镇的人》及《孙飞虎抢亲》两个剧本便在此时完成，当然这些稿子都是没有稿费的。姚先生那时一面在银行上班，又要教书，为了《现文》，凡事还得躬亲操劳。台湾夏日酷热，他有时赶稿赶得“血液上腾，以致手足冰冷，头脑发胀”，须得用冰毛巾敷头。工作如此辛苦，但是姚先生却认为：“这段期间在我一生中却是最兴奋、最愉快的日子。”多年来，我跟姚先生见面时，总禁不住要怀念那一段创办《现代文学》筚路蓝缕、胼手胝足的时光。那种为了文学事业奋不顾身，近乎堂吉诃德式追求理想的精神，我知道，姚先生是颇以为傲的。文学，可以说是姚先生的宗教吧，那是六〇年代台湾，我们唯一的精神救赎力量。

后来《现代文学》中断了三年，七〇年代底再复刊时，台湾的社会经济已在剧变中，同人文学杂志的生存空间愈来愈小。姚先生在我力邀之下，慨然答应复出主掌编务。姚先生说：“我虽明知此事难为，但由于我与它的渊源，我对它的浓厚感情，我无法推辞，亦不能推辞。”那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局面，姚先生贯彻始终，一直支持《现代文学》到一九八四年复刊号第二十二期最后停刊为止。对这本杂志，姚一苇先生可以说是仁尽义至。

杂志虽然停刊了，可是我和姚先生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每次回台湾，总要跟姚先生一起吃饭，喝冰啤酒，然后就是听姚先生侃侃而谈他一个又一个文学、戏剧的计划：他正在创作的剧本、他即将出版的论文集、他在艺术学院创立的戏剧系。他好像总有用不完的精力，去追求实践他的理想。他对文学、戏剧的热忱从来也未因时间及年岁而稍减。姚先生一向身体健康，没有听说他有过任何病痛，去年得知姚先生因心脏病动过手术的消息，颇感意外。我打电话给他，除了探问病情外并劝他稍微放松，工作不要过度劳累了。电话中姚先生热切如昔，他说不工作不行，他还有好多事等着完成。其实心脏病手术成功，恢复不成问题。我的一位哥哥心脏病动过大手术，多年来照样因公奔走四方。心脏病首重调养，我寄了一本耶鲁大学出版的《心脏书》（Heart Book）给姚先生，书里心脏病防治知识非常丰富，当时我想姚先生的病一定很快复元的，因为姚先生给我的感觉，仍旧是他一贯的镇定、乐观、积极。他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堂吉诃德式的精神，似乎仍旧在熊熊的燃烧，那样一个坚强热烈的生命，不应该轻易被病魔击倒的。

四月十四日，姚先生逝世后的第三天，我接到他生前寄出来的一封信，写信的日期是四月六日，很可能是他入院的前一两天付邮的。信里只有一封寥寥数语的短函，他要我看看他附在信中今年四月份《联合文学》中发表的那篇文章：《文学往何处去——从现代到后现代》。这篇文章现在看来，应该是姚先生给我以及对台湾文学界临终留下来的遗言了。这其实是他去年十一月十七日于“联合文学周”上的一篇演讲稿，可见得他是要讲给大家听的。

这篇文章主要表达他对现代与后现代文学戏剧的一些看法，以及他对文学今后走向的关切及忧虑，姚先生亲自参与台湾六〇年代“现代主义”的文学运动，而他本人也承认是“现代主义迷”。他对于现代文学的作品，尤其是现代主义全盛期（High Modernism）如乔伊斯、卡夫卡、吴尔芙等人的小说，以及同时代的现代剧作不免偏爱，但正如郑树森追溯姚先生美学系统那篇文章《古典美学的终点》所论，姚先生作为一位美学家，其实是从古典主义入手的。他精心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并集解而成的《诗学笺注》，一直是中译界一本重要的参考书，而他本人的美学思想中，亚里士多德一脉相传的古典主义也一直是一根主轴。因此，姚先生对文学作品的看法，于艺术形式及美学架构上，自然就有了十分严格的要求。他比较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学戏剧时，对于后现代的一些“现象”，提出了相当严厉的质疑。

姚先生认为现代主义全盛期的作家对待创作的态度严肃，“像乔伊斯、卡夫卡、吴尔芙、叶芝、艾略特等等，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理念来创作的，不管有没有人看、有没有市场。”“因此在那个时代作者是为了自己而写的，是所谓的精致文化（High Culture）的时代。”相对于此，后现代进入了晚期资本主义，“有一件事却是肯定的，那便是‘文化工业’。文化成了工业，任何文化活动都是商品化了。这个现象把以往所谓的精致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线消弭了。”

姚先生特别关心的一个现象便是“到了后现代（七〇年代）以后，我们不再相信传统留下来的观念和教义。”姚先生引用了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所指从文艺复兴以降人本主义传统的“大叙述”（Grand Narratives），过渡到后现代成了“迷你叙述”（Mini Narratives），变成了“局部的、部分的、特殊地区的、特殊个人的、少数族群所发生一些临时性、偶然性、相对性的东西”。姚先生认为“现代主义”的重要作家，他们的作品即使悲观、失望，表露出某种哀愁，或是怀旧，可是基本上还是蕴含着对这个世界、对人类的关怀。他举出艾略特的《荒原》、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契诃夫的剧本等，“都不是自我的小问题，都有大关怀在内”。对于后现代作品中流行的“戏拟”（Parody）与“拼凑”（Pastiche），姚先生亦颇有微辞。“到了后现代，这种剧作方式（指“拼凑”）移植到文学上来，便是东抄一段、西抄一段，毫无关联地放在一起，这边模仿张三一段，那边模仿李四一段，于是就并成一个作品。姚先生对此现象百思不解，他后来联想到台湾电视的现象，得到一个比喻：台湾电视台自第四台开放后，有好几十个频道，台湾观众看电视的习惯，拿着遥控器，这里看一点，那里看一点，不是从头到尾看一个节目，而是由完全不相关的碎片拼凑起来。“拼凑”的作品，就像电视片段的集锦，没有了整体，只是一堆彼此连接不起来的碎片。

据我了解，姚先生对文学戏剧的看法绝不保守，他曾经对台湾实验剧场的推动不遗余力。他也不是刻意避俗，他一定知道中国传统小说戏剧一向是雅俗共赏的。但是作为一个受过古典主义训练的美学家，姚先生笃信文学戏剧是一种艺术创作，有其特定的艺术形式，即使其内容结构千变万化，总也要遵守一些基本的美学原则。我想姚先生必然深知现代主义的文学、戏剧、艺术当年兴起之时，对古典美学传统的颠覆性是何等猛烈，但现代主义的作家们马上寻找到了一套新的美学法则、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作为规范。现代主义之衰退当然有其时空背景，我想姚先生不是在留恋一个已经过去的文艺运动。现代主义的“警句”已出，不朽作品已经传世，不必为其消逝而惋惜。姚先生毋宁是在关切后现代在“颠覆”了古典、现代的美学传统之后，如何再重建后现代的新美学呢？这个关切，在他另一篇文章《后现代剧场三问》里，提出了更具体的疑问。

那篇文章发表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中外文学》，文章里，姚先生举出后现代剧场一些过激的现象：例如否定剧本存在，将文学排出了剧场，导演取代了剧作者，演员不受脚本的拘束任意发挥，一切的先在性与可约束性都给否定了，于是一些古典名著也就被随意改编得面目全非。姚先生对于这些完全“颠覆”剧场艺术原则的做法，显然是无法苟同的。

《文学往何处去》一文最后论到学术界文学批评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便是文学批评几乎完全演变为文化批评”。文学研究者言必种族、性别、阶级，这些原本属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的研究议题，喧宾夺主，反而成为文学研究的主流，欧美学界此风更加为烈，美国大学的文学系，四五十年代以耶鲁大学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华伦（Robert Penn Waren）等人为首建立的“新批评”（New Criticism）学派，提倡精读文本的文学研究方法，曾经独领美国学界风骚二三十年，现在这种主张以文学论文学的学派已被推翻打倒，美国大学的文学系大门大开，各种社会科学的文化研究者蜂拥而入，文学研究也就变了质。文学不再被视为一门独立艺术，而沦为各种社会科学研究的原始材料。姚先生引用索乐士（Werner Sollors）一九九三年一本书中，归纳出一些文化研究者从文学中找出来的一些研究题目：

人种认同、人种学、民族优越主义、女性身体、女性形象、女性认同、女性想象、女性主义、外国人、性别、同性恋、人类自体、认同、乱伦、无辜、婚姻（亦包括：重婚；通奸；新娘；离婚：婚约；求婚；厌恶婚姻；婚礼）、多种文化、种族、种族关系、种族冲突、种族区别、种族主义、性、性的角色、性歧视、性认同、性别政治、性关系、性欲、社会阶级、社会认同等等。

姚先生自己还加了“少数族裔、边缘的族裔、女性书”等等，但姚先生问道：“请问大家这些所谓的主题，与文学有无大关系？”严格的说，恐怕关系不大。

文学作品当然可以描写反映这些主题，但书写这些题目的文章不一定就是文学，更不一定就是好文学。“新批评”学派盯紧文本精读，可能视野狭隘了一点，但的确是正宗的“文学研究”。现在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范围宽了，无所不包，却往往离题太远，有些研究与文学本身实在没有什么关系。美国大学东方语文学系的研究生，不需要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下来，只要从马王堆里找出一张古药方作篇论文，也可以得到博士。据说现在美国语言文学博士生求职，如果论文不涉及种族、性别、阶级等等流行议题，便很难找到职位。我参加过一个甄试会议，一位谋求中国文学教职的候选人宣读论文的题目是梅兰芳，通篇所讲的却是梅兰芳的性别问题，梅派京剧艺术一字不提，当然，那篇论文跟中国戏剧根本扯不上关系。

文学研究为了因应八九十年代一些政治、社会运动，已经“政治化”了，文学本身看起来似乎已无举足轻重。于是有些人便提出疑问：文学是不是已经死亡了？或者说，文学会不会死亡？姚先生在《文学往何处去》结尾时，对这个问题很肯定的答复：“文学绝对不会死亡，除非语言已经死亡。”姚先生认为“即使现在电脑时代已经来临，但电脑网络也要使用语言，有些年轻学生在BBS站上发表诗，也不能说它不是文学吧。”姚先生的结论是，文学会变，但不会死亡：

十九世纪时代是小说盛行的时期，不论是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巴尔扎克、福楼拜，俄国的托尔斯泰也好，他们能够想象刚才所说的《尤利西斯》也是小说吗？他们绝对不能想象那也能称之为小说。我们的曹雪芹能够想象今天得奖的、我们称之为小说的是小说吗？绝对想象不到。我们能想象李白或杜甫能够想象得到今天的新诗是诗吗？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吧！不要谈那么久，就是一百年前的人也无法想象那会是诗吧？当然，以往世界的变化不如今日这么大，这么快，我们能想象十年之后的文学是何种面貌？我们在办《现代文学》、《文学季刊》的时候，便想象不到现在这样东一段西一段也是小说。我们凭什么能够预测十年后或是二十一世纪有什么样的小说？什么样的诗？但是它会出现，它是文学，不过是什么样的文学我不敢预测，但是我可以说“文学是不会死亡的”！

姚先生在这篇演讲稿中，说了一些与当世文学走向“反潮流”的话，有的话恐怕还有点“不中听”。因为是篇演讲稿，不像姚先生一些有关美学的论文那样严谨推敲，但正因即兴而发，反而令人感到姚先生语重心长，是篇由衷之言。姚先生生前是如此热爱文学，尤其热爱戏剧，爱之深，不免责之切。他临终前还急着将这篇演讲稿寄给我看，想必姚先生也知道，他的一些论点，我一定会赞同的。我想文学写的不外乎人性人情，只要人性不变，文学便有存在的必要。

最近英美文艺界突然又掀起了一阵简·奥斯汀（Jane Austen）及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热，两人多部小说都改成了电影、电视，美国几家大书店又把他们几部名著——简·奥斯汀的《理智与感性》、《爱玛》、《傲慢与偏见》，亨利·詹姆斯的《仕女图》、《华盛顿广场》、《鸽翼》都放在最醒目的地方，与畅销书为伍了。简·奥斯汀可以说是英国小说的“青衣祭酒”，亨利·詹姆斯却是美国小说的一代宗师，两人都被英国名文学批评家李维斯（F. R.Leavis）归入他那本挑选甚严的《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中，可以说是英美文学的正宗主流。有意思的是，两位大师被改成电影、电视，又成为畅销书的几本小说，写的都不过是找丈夫、嫁女婿，最近人性人情的一些“俗事”，只是简·奥斯汀笔下的英国女孩比较精明，都挑中了好男人，喜剧收场，而亨利·詹姆斯的美国女性则比较天真，上了坏男人的当，受到教训。在这个世纪末，美国的婚姻制度已经濒临破产（离婚率已超过百分之五十），美国读者又回头一窝蜂读起奥斯汀、詹姆斯的小说来，是不是想从这两位大师的文学作品中去汲取一些人生智慧，重新学习男女相处之道？人性人情大约总还脱离不了男男女女以及男男、女女这些牵扯纠缠，即使当今的电脑网络族恐怕也难逃离这张天罗地网，而描写人性中最微妙复杂又难以捉摸的这些东西，还是文学最当行。因此，我也颇有信心的要回应姚先生最后留给我们的话：“文学是不会死亡的！”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联合报》

天天天蓝

追忆与许芥昱、卓以玉几次欢聚的情景

我认识许芥昱，完全是因为卓以玉的关系。虽然很早我便看过许芥昱的著作并且采用他编译的《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选》做过课本，但直到两年多以前，卓以玉与许芥昱到圣芭芭拉来访，我们才会面。那是一次值得纪念的聚会，那不仅是我第一次见到许芥昱，也是我跟卓以玉香港一别三十年首次重逢。

我们家里都叫卓以玉“老卓”，老卓是我三姊先明在上海中西女中的初中同学，也是明姊少年时最要好的朋友。中西是上海的“一女中”，有点贵族化，学生住校，宿舍很讲究，我去过一次。家人送东西给明姊，我跟着去看她。没想到宿舍里全是叽叽呱呱跳跳蹦蹦的大女生，着实吓了我一跳。明姊拉着她的同房同学，笑着跟我介绍：“这是老卓。”小时候我跟明姊最亲近，我有两只小狮子狗，分了一只给她。明姊的好朋友，自然我也感到亲切，所以也跟着叫卓以玉“老卓”。后来大陆变色，我们到了香港，卓以玉一家也搬去了，恰巧住在我们隔壁街，“老卓”与明姊在圣玛丽仍是同学。她的弟弟以同跟我在小学同班，因此，我们两家来往更勤了。直到我到台湾，卓以玉姊弟去了美国，大家才失去联络。

重庆精神

那天卓以玉与许芥昱来访，我仍然叫卓以玉“老卓”，一见面便谈起许多童年往事来，大家都记得很清楚，非常兴奋。三十年来的人世沧桑，一下子都扫到旁边去了。我们讲的是四川话，不仅因为许芥昱是四川人，事实上我们都算属于“重庆的一代”，四川话可以说是“抗战语言”。现在台湾的军眷区还保留着这个传统，一说四川话似乎马上便唤起“重庆精神”来。我跟卓以玉叙过旧后，下半夜，完全是在跟许芥昱谈话，老卓反而坐在旁边当听众了。原因是我有几个急迫的问题要请教许芥昱。许芥昱在一九七三年曾到中国大陆探亲，他是极少数在“四人帮”当权的时代，窥见中国大陆真面目的海外知识分子，而且还在阻碍重重的情况下，访问了一些作家，尤其难得的是他见到了沈从文。沈从文是我最敬佩的三〇年代作家，我指导过一个美国学生写关于沈从文的硕士论文，有关沈从文的消息，对我来说，简直如获至宝。多年来我们只知道沈从文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从事古物研究，其他一无所知。许芥昱七四年出版那本《中国文坛近况》，可以说是“文革”以来，首次有关沈从文的报导。沈从文抗战时在西南联大教过许芥昱，而且教他小说创作，由许芥昱写他的老师，当然更加亲切体贴。“老师，你的创作生涯呢？”许芥昱急切地问，沈从文无言以对，只好说他的生活经验贫乏，无法再创作。许芥昱痛惋地追问：“可是老师，你有过那么多的经历——？”沈从文当然也不便深加解说了。那时正值“四人帮”凶焰万丈时，一言可致杀身之祸。许芥昱了解他老师的处境，所以书中那一段写来十分委婉，但是字里行间却充满了怅恨和惋惜，非常感人。直到“四人帮”倒台，八〇年沈从文访美，在加大伯克利校区演讲，才算回答了许芥昱七三年的问题，他说新政府对文学有了新的要求，他本人达不到那些要求，所以便停止了创作。

由访问沈从文我们的话题就自然而然转到了“文革”。一谈到这场中国人的大浩劫，我们的酒也喝得多起来，情绪也变得激昂了。二十世纪六〇年代的中国怎么会发生如此荒谬绝伦的大悲剧？一个号称礼仪之邦，以精神文明自豪的民族怎么会沦落得如此野蛮凶残？许芥昱一直激动的讲下去，讲到深更，讲到半夜。他承认七三年那次到中国大陆提心吊胆，他的房间被突击搜查，相片胶卷全被抄走，似乎等于递解出境。“四人帮”时期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许芥昱那次算是有惊无险。但他说他的亲友却因此受到不少连累，

许芥昱在抗战时期曾经从军，是真正抗战的一代。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因为生于忧患，国家民族意识特强。胜利后，不少人出国留学，大陆遽然变色，这一群抗过日的中国知识分子，淹留海外，悠悠几十载，花果飘零，家国身世的感慨，特别深沉。黄遵宪咏明末诗人朱舜水羁留日本的两句诗，“海外孤臣竟不归，老来东望泪频挥”，道尽了“海外孤臣”的悲哀，那晚我听了许芥昱的“故国行”，亦深深感到他蕴藏在内心深处那一股无法排解的文化乡愁。

最喜欢的歌

八〇年春季我到伯克利客座讲学，许芥昱跟卓以玉都在湾区，所以见面的机会比较多。我一到伯克利，卓以玉便请我吃饭。久闻“老卓”手艺非凡，那晚八道海鲜，碟碟活色生香，简直是艺术家的杰作。卓以玉是才女，书香世家，能诗能画，又能设计首饰家具，而且样样别出心裁。她的家里挂满了字画，有的是她画的，有的是许芥昱画的。卓以玉八〇年夏天曾到台北开了一个个展，她的画色泽鲜润，富有流动的旋律，多半抽象的花卉，令人喜悦，令人忘忧，那天席间还有殷太太（张兰熙女士）及陈若曦等人，后来大家又唱起歌来，许芥昱的嗓子好，唱了许多老歌。有一首是卓以玉作的词，陈立鸥教授作的曲，歌的名字就叫《天天天蓝》，歌词是这样的：

天天天蓝，叫我不想他　也难。

不知情的孩子，他还要问：

你的眼睛　为什么出汗？（重复）

情是深，意是浓，

离是苦，想是空。

天天天蓝，叫我不想他　也难。

不知情的孩子，他还要问：

你的眼睛　为什么出汗？

这首歌的歌词天真自然，曲调优美。卓以玉后来告诉我这是许芥昱最喜欢的一首歌，他过世前没有多久，在一次宴会上还唱过。卓以玉说，这首歌是她十几年前写给许芥昱的。

一九八〇年冬天，沈从文夫妇居然有机会到美国来访问。我特别飞到旧金山去会见这位三〇年代的前辈作家。许芥昱安排我们在卓以玉家中会面。沈从文已近八十，可是面色红润，精神清健。我心中暗忖：不知靠多大的智慧及运气，这位老人才能逃过“文革”这一劫。那晚又是卓以玉隆重招待，而许芥昱在一旁一直执弟子之礼，至为恭谨。吃完饭，沈从文放幻灯片给我们看，他研究历代服饰，极负盛名，已成一书。老人的学识之渊博，记忆之清晰，令人吃惊。他愈讲愈兴奋，额上的汗也出来了，声音也嘶哑了。看到这位三〇年代名小说家讲解千百年前中国妇女的头饰、衣结认真到忘我的境界，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惆怅与惋惜。小说家应该创作写小说，历代服饰应由考古学家去研究。但在无法创作的环境中，研究古文化，应该还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吧！许芥昱在他那本《中国文坛近况》中提到，沈从文担忧文物研究，后继无人，我突然醒悟到沈从文投身研究古代文物，不仅是消极的逃避，也是积极抢救，在继绝学，在扶植中国传统一线香火使之不坠。“文革”的大破坏差点把我们民族文化的根都斩断了。在那个黑暗时期，也许研究古物比写小说更迫切吧。但沈从文是三〇年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如果要我选三篇“五四”以来三十年间最杰出的短篇小说，我一定会选沈从文一篇，大概会选他那篇震撼人心的《生》。事实上我认为沈从文最好的几篇小说，比鲁迅的《彷徨》、《呐喊》更能超越时空，更具有人类的共性。鲁迅的《药》是一篇杰作，但吃人血馒头到底是一个病态社会的怪异行为，而《生》中玩木偶戏天桥老艺人的丧子之痛却是人类一种亘古以来的悲哀。然而中国大陆多年来竟一直没有印行沈从文的那些杰出的文学作品。沈从文有一次告诉他的孙女他是个作家，他的孙女说：“你吹牛！”“听说台湾也禁我的作品呀。”沈从文唏嘘道。第二天在加大演讲，以沈从文作品写硕士论文的我那个美国学生白圣恩也到了，演讲毕，白圣恩把一份他的论文副本呈献给沈从文，我笑道：“礼失求诸野，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恐怕要靠外国人来替我们保存了。”

去年春天，许芥昱与卓以玉又开车到圣芭芭拉来，而且车上还带了全套的画具，各型画笔、颜色宣纸，连作画用的台灯台布也扛了出来。许芥昱觉得我家的布置太素了，壁上字画屏条多是水墨，便用朱砂写了一幅字送给我，卓以玉加以润饰，又点缀了几朵梅花。他们两人大概旅行到哪里便画到哪里，诗画唱和，潇洒之至。可是那却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许芥昱。近来常在报刊上看到他的文章及有关他行踪的报导，好像这一年他干得特别起劲，特别急促，好像要在短短剩余的旅程中，赶着完成许多计划似的。他告诉我他正在筹划写一本中国现代作家访问录，他把我也包括了进去，并且说，我的小传，他要亲自动笔。看见那样一个兴致勃勃充满活力的生命，真不能相信一刹间会让北加州的狂风暴雨卷走淹没。一月四日的意外，许芥昱走得不得其时，不得其所，令人痛惋、憾恨。但过去两年多自我与他相识以来，每次遇见他跟卓以玉在一起，我觉得他们两人都是快乐、富足、欢悦、知己和谐的。也许一个人在一生最后的一段，过的是幸福满足充满了爱的日子，在大憾中，也是一点补偿吧。

许芥昱出事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当然是卓以玉。我打电话去慰问她，“老卓”那几天，她一直在等待，希望门一响，许芥昱会走回来，因为许芥昱的遗体是过了几天才找到的。卓以玉把他们从前互赠的诗找了出来，她说令人吃惊，多年前诗中竟有许多谶语，她摘了几句。寄给我，我录在下面：

八二年一月四日午时因鲨鱼岭上

“春雨将巉崖都化作软泥”[1]

芥昱带着他那心爱的“枕山钓海楼”[2]

随着山洪，在风雨中去了。

八日骨灰葬于屋前海湾，当晚

在满月下，踏着软泥去祭他，忆七一年旧句：

“风

今晚请你轻轻的吹

让白浪（芥昱）在明月笼罩

幽静海湾的怀中

喘一口气”[3]

以玉　八二·一·八夜

注

1．芥昱七二年“相思已是不曾闲，又哪得工夫咒你”诗。

2．芥昱天堂径住所名。

3．我七一年十二月一日诗。

一九八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于加州圣芭芭拉

原文刊于《中国时报》及《百姓》

怀念高克毅先生

上个月一天晚上接到金圣华教授从香港打来的电话，她一开言我便感到不祥，平常接到她的电话总是笑声溢耳，一片喜悦的，那晚她声音低沉，缓缓告诉我高克毅（乔志高）先生走了。金圣华最关心高先生，常常打电话去问候他，所以我也多是从她那里得知高先生的近况。今年一月间，我自己曾打过一次电话给高先生，因为记挂他的健康，知道他这一阵身体状况不太好，电话没有人接，只好留言问安。过了几天，也没有回音，这有点不平常。从前我给高先生电话留言，他马上就会打回来，而且很高兴，一讲就是一二十分钟。我怀疑高先生是不是进了医院，后来金圣华告诉我果然高先生住院了。可是二月上旬我却接到高先生一封来信，是一张卡片，罗德岛的海岸风景，冬日暮色，夕阳西下。写信的时间竟是“戊子除夕”，先告了平安，然后是他几句一贯勉励的话。高先生的信总是那样亲切，他说身体行动已不便。那封信很可能是除夕夜在病床上写的，字迹有些不稳了。前一两年，高先生还常在《明报月刊》上写稿，九十多岁的高龄，思路清晰不减当年。我接到他的信，本来松了一口气，他能写信，精神大概还是不错的，没料到那竟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他写下的遗言。

我与高克毅先生因翻译而结缘，亦师亦友达三十余年。一九七六年美国印第安那大学预备出版一系列英译中国文学作品，《台北人》入选，我们组织了一个翻译小组，由我与加大的同事叶佩霞（Patia Yasin）执笔翻译初稿，而我们很幸运请到了高先生做《台北人》英译的编辑，替我们加工润色。高先生在香港创办《译丛》（Renditions）时，曾刊登过《台北人》中两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及《岁除》，这两篇译稿也经过他精心修改，所以他出任《台北人》英译编辑也就顺理成章了。可是没有想到，《台北人》英译前后竟花了近五年的工夫，变成了一项耗时费力的浩大工程。高先生为了编辑这本书，投入惊人的心血与精力，令人十分感佩，也就在那五年与高先生共同工作期间，才深深体认到高先生中英两种语言学养之广博丰厚，以及他待人处世宽容和蔼的长者之风。

一九七六年高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客座三年后返美，路经洛杉矶，便到圣芭芭拉来，那是我们翻译小组第一次会面。在见高先生前，我与叶佩霞未免有点忐忑不安，因为高克毅先生的名气大，是翻译界的第一把高手，读读他那几本“美语新诠”系列以及他编的《最新通俗美语词典》，就知道他的英语，尤其是美式英语之精通娴熟是多么令人吃惊了。而他英译中的那几部美国文学名著，菲茨杰拉德的《大亨小传》、伍尔夫的《天使，望故乡》以及奥尼尔的《长夜漫漫路迢迢》，译笔之精确流畅，每部都可以用作翻译课上的范本。高克毅先生是少数能优游于中英两种文字之间，左右逢源的作者、翻译家。我们请来这样一位名家来当我们的编辑，当然有点害怕动辄得咎，难以施展，未料到跟高先生一见面，我们的疑虑马上烟消云散了。原来高先生一点架子也没有，是个极可亲的学者长辈。他的世面见得多，青少年时在上海、北平求过学，又在纽约、华盛顿、旧金山长期工作过，大概中国、美国各种场面都经历过了，见多识广。听他聊天，各种典故出口成章，简直是一本百科全书。高先生谈话风趣，富幽默感，那次跟他相聚，我跟叶佩霞感到如沐春风，其乐融融，我们三个人很快便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凭着这股精神，我们展开了长达五年的《台北人》英译工程。

高先生住在东岸马里兰州华盛顿附近，我们工作只得靠书信电话往来。那时候还不作兴用电脑，连传真机都是罕有之物，我和叶佩霞把一篇小说的初稿译出来用打字机打好字，然后寄给高先生。高先生便用铅笔一字一句仔细修改，再寄回来。我们把修订稿重打一次，又寄给高先生，让高先生最后再润色一次才算定稿。就这样一来一往，十四篇小说的修订稿足足装了一大纸箱，我把这些译稿都捐给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的图书馆去了。日后有人有兴趣研究《台北人》的英译，高先生的修订稿是最好的材料。从他这些修订，看得出他曾下过多大功夫，费尽多少心血，往往一字一句的更改便收画龙点睛之效，英文运用之妙，令人叹服。当然我与叶佩霞在翻译初稿上也费了很大心思，但我们翻译原则求信为先，不取巧，尽量把原著忠实译出来，还顾不上达与雅，只是一个粗坯，要经过高先生的精雕细琢才能成器。译书完成后高先生却一点也不肯居功，对于他在这次翻译《台北人》中所占的比重，轻描淡写，略而不提。我知道他宅心仁厚，不想抢叶佩霞跟我两个译者的风光，这就是高先生体贴晚辈的长者之风。高先生的知友宋淇先生曾替高先生的散文集《鼠咀集》作序，其中有一段话写高先生我觉得讲得最恰当，我愿再引用一次：

说起来奇怪，乔志高自己也许不知道，他本身就集中国人的德性于一身。同他接近的人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这来自他的和蔼性格，令人想起《论语》第一章的：“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的确，高先生既有中国人彬彬君子的修养，又有西方人典型绅士的风度，是集中西文化的美德于一身的人。跟高先生一起工作五年，真是合作愉快，受益良多。

《台北人》英译本于一九八二年出版，当然我们这个翻译小组也就自动解散了，可是我和高先生两人却一直有书信电话联系，我们对那几年翻译小组的团队精神都很怀念珍惜。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十几年后却把几本中国文学英译系列停止印行了，《台北人》也在其中，于是这本译著一下子赋闲了好几年，有几所美国大学要用来做教材，只好影印。高先生和我都觉得我们花了这么多心血在这本译著上，任其断版实在可惜，须得另外找一家出版社来延续其生命。后来高先生终于联系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而且预备出中英对照版。高先生和我都非常兴奋，于是把叶佩霞又找了回来，我们三人把《台北人》英译从头再订正一次才付梓。

二〇〇〇年，中大出版社的《台北人》中英对照本出版了，印得很漂亮，高先生颇为满意，他对这本书是很有感情的。恰巧那一年高先生和我应中文大学金圣华教授之邀，担任她主办的“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的评审，高先生担任翻译组，我是小说组，我们一同到香港去参加颁奖典礼。中大出版社趁机在中央图书馆安排了一场我与高先生两人并列的演讲，就讲《台北人》翻译的来龙去脉。那天来了不少听众，发言踊跃。我有多年没见到高先生，竟有机会跟他同台演讲我们合作的经过，当然分外高兴。那次高先生赴港，梅卿夫人同往。梅卿夫人毕业于卫斯理学院，举止间自有一份高贵娴雅。高先生那年已有八十九岁，可是神采奕奕，一点也不显年纪。他跟梅卿夫人走在一起，真是一对令人羡慕的神仙伴侣。

那一次在香港的欢聚，没料到竟是跟高先生最后的一次聚会。接下来数年间我忙于推广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多半时间奔跑于两岸三地，回美国的时间少，对高先生也就比较疏于问候了。前两年知道梅卿夫人逝世，我打电话给高先生。他说梅卿夫人不在了，他生活很不习惯，深沉的悲痛在话语间。高先生一向乐观豁达，九十多岁的高龄，照样经常写文章、编字典，热烈拥抱生命，不肯屈服于时间的压迫，可是暮年丧偶的沉重打击，到底不是像那样年纪的人容易承受的。梅卿夫人辞世后，高先生的身体健康开始急速走下坡，虽然他一直勇敢的撑着，除夕夜病床上还给我写信，可是最后终于不支倒下。

他给我那封信末尾有一行英文：Year of the Rat（my year! Born 1912）。高先生生辰属鼠，今年是他的本命年，享龄九十六。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二日

忧国之心

余纪忠四平街之憾

从前多次到大理街《中国时报》去拜访余纪忠先生，很多时候是应余先生之邀去谈论有关艺文的事情，时报的“海外专栏”、“人间副刊”的小说奖等等。但是他跟我谈来谈去，总常常将话题转到一个二十世纪历史转折的大事件上去。那就是民国三十五年春夏之际，抗战后国共争夺东北所展开的第一次“四平街会战”。余先生战后在东北任职东北行营的政治部主任，从事党务。这一战，他曾亲身参与。第一次“四平街会战”对整个国共内战的胜负有关键性的影响，余先生是深为了解的。曾经参与这场关键性的战争，对余先生而言意义重大，所以事隔数十年，他还会常常对我就“四平街会战”细说从头。大概他认为我对这场战役会有兴趣，而且有一定的了解。因为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中，“四平街会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刻，家父白崇禧将军衔蒋中正主席之命飞往东北督战。余纪忠先生与家父在东北这场战役中，有过几次历史性的聚会。他把这几次重要的聚会曾经详详细细的描述过给我听。

抗战后国共内战启端在东北，东北的得失影响整体内战，而民国三十五年第一次“四平街会战”实是决定东北战争胜负的一个关键。因为东北战略经济地位的重要性，战后成为国共抢夺的第一个目标，共军由林彪率领，十万大军结集在中长铁路上之重镇四平街，准备与国军做殊死战。国军方面由杜聿明指挥，人数相当，精锐尽出，有孙立人的新一军、廖耀湘的新六军、陈明仁的七十一军，全为美式配备，分三路向四平大举进攻。双方拉锯不下，战况惨烈，南京政府蒋中正主席十分焦虑，所以才派父亲飞往东北督战，父亲刚发表为首任国防部长。余先生回忆当时，父亲一到，东北国军士气大振，三天内攻下四平，并继续往长春、永吉进攻。林彪部队大败，溃不成军，往松花江北岸哈尔滨仓皇撤退。此时马歇尔正在南京代表美国政府调停国共内战，向蒋中正施压停战。在此关键时刻，父亲向蒋中正主席建议，力主国军不顾一切，乘胜追击，收复北满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彻底肃清东北共军。蒋氏基于国内外种种复杂原因，始终未能采纳父亲此一关系东北国共胜负的重大建议，于六月六日片面下令停战。时国军孙立人所率之新一军，已追过松花江北岸，离哈尔滨不足一百公里。此次停战，遂予林彪部队喘息机会，整军反扑，东北形势，自此逆转。后来林彪部队南下，破关而入，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多年后，蒋中正在他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中，对东北战争做出了这样的结论，认为那次停战，“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许多国军高级将领亦持同一看法。父亲到了台湾，每每提到第一次“四平街会战”，国军胜利在望，功亏一篑，以致遗患无穷，不禁扼腕叹惜。

难怪余纪忠先生对“四平”的遗恨，亦耿耿于怀，难以忘却。余先生战后在东北行营担任政治部主任，应该是他早年事业的一个高峰，而所从事的，又是关系国家兴衰的重任，他对那一段时期，遗憾中恐怕也有几许骄傲的。三年前，一九九九年底，我撰写父亲传记正好写到战后东北国共内战这一章，关于第一次“四平街会战”这一役，还有些细节需要求证，十一月赴台北，我希望能去访问余纪忠先生。那次余先生刚动完大手术，按理是不适于见客的，但他知道我是在写有关“四平街会战”的史实，竟破例接见了我，访问时，还让我录音。

余先生给人的印象一向是精力过人，神采奕奕，将近九旬高龄，年轻人不及。可是那次我看到他，到底大病初愈，竟有些憔悴，神情有些疲惫了。我访问的重点，是有关“四平街会战”十分关键的一刻，那一刻余先生与父亲都在场。国军攻破四平，正准备往长春推进，南京方面的命令是国军不得越过辽河，因有密报长春城中尚埋伏苏军六千，怕引起中苏冲突。杜聿明不敢违命，但力主北进。余先生回忆，父亲就在锦州往开原的火车上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除了东北将领外，还有吉林省主席梁华盛、旅顺市长朱锐元、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李俊龙，余先生也参加了。父亲一连声问杜聿明：“你有没有把握把长春打下来？”杜聿明速说有把握。父亲说：“那么好，你说你有把握，那你就下令进军，南京方面我来负责。”

说完便向南京方面发电报向蒋中正主席报告实况。那封历史性的电报，便是余先生在火车上拟的。国军没有停顿，从四平一直打到长春，未让共军有喘息的机会，林彪军队才败得如此狼狈。我问余先生父亲发给蒋中正那封电报哪里找得到，他说应该存在大溪档案里。余先生说完这段已经有点疲倦了。他若有所思的说道：“如果当初照你父亲的计划，一直打到哈尔滨去，恐怕就不是今天这个局面了！”他充满遗憾的口气，我在父亲那里也听过，大概当年参加过“四平街会战”的国府人员都有同样的憾恨吧。

谈完“四平街”，出我意料之外，余先生还没有要休息的意思，他的话锋一转，又转到台湾“总统”大选了，那正是大选前夕，国民党内部分裂，余先生忧心忡忡的分析，如果这样内斗下去，国民党的政权恐怕不保，他长叹了一声。

余先生的忧国之心，并没有因为他的年龄和身体健康而稍减。壮年的时候他忧心国民党的安危，晚年的时候他还是忧心国民党的存亡。余纪忠先生走了，一个忧患意识的时代也就真正结束。

二〇〇二年四月十二日《中国时报》

仁心仁术

一个名医（吴德朗）《理想的国度》

我第一次见到吴德朗医师是在一九八四年，在洛杉矶市巴沙底那附近他的家中，他的家在半山腰的一个庄园，取名为“拉康雅达山庄”（La Canada），四周百年老树成荫，是个幽静的所在，与山下洛杉矶高速公路上车水马龙红尘滚滚形成强烈对比。那次相会是因为老同学欧阳子跟她几个孩子到洛杉矶来住在吴德朗医师家，我去接欧阳子全家到环球影城去参观，因此结识了吴医师。原来欧阳子与吴德朗是姻亲，她的妹妹洪悠纪医师就是吴太太。我在大学时常去欧阳子家，见过悠纪的。人与人见面就是缘分。我相信医生与病人之间更存在一种微妙的“医缘”。就是那次见面后，没想到日后吴德朗医师竟成为我旅居台湾时的主治医师，而且我其他三位住在台北的兄弟都成为了吴医师的病人，一直蒙他照顾。吴德朗医师是心脏科权威，名满天下，而且是位日理万机的忙人，因为他身任长庚医院的大总管决策委员会的主委。我们几位兄弟在他百忙中还能受到他的治疗，真是福气。

事实上我在洛杉矶见到吴德朗医师那次，正处于他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他在南加州大学医学院担任心脏科正教授，那时他还未到四十岁。南加大的医学院在美国相当有名，一个年轻中国人能担任医科正教授，学术成就必有过人之处。原来吴德朗医师在心脏电理学方面早已扬名国际，发表过数篇重要论文，所以南加大才破格聘请，当时他的太太洪悠纪在洛杉矶极负盛名的“希望之城”（City of Hope）医疗中心任职，两人在美国高薪高职，过的应该是优渥生活。但吴德朗医师却毅然放弃了他在美国的优职，回到台湾，应台塑董事长王永庆之邀，创办长庚医学院（后改为长庚大学）。吴德朗医师昵称长庚医学院是他的“心血结晶”（Brain Child），这所异军突起的医学院，的确是他一手打造成功的，可以说是他医学理想的实践。近年来长庚大学在教学研究评定中往往名列前茅，可见当初建校时的理念正确根基扎实，才有日后茁长的可能。年初我应邀到长庚大学作了一场介绍昆曲《牡丹亭》的演讲，我直觉感到，长庚大学很多地方与美国一些大学相似。事实上，把美国的医疗行政制度引进台湾的医疗系统一直是吴德朗医师的愿景。美国医疗系统的优点在于讲求效率，尊重病人权利，当然，医生临床训练也是比较严格的。其实吴德朗早有返回台湾、服务家乡的抱负了。一九七八年长庚医院成立不久，吴医师曾应邀返台在长庚工作过一段时间，有一件事情特别促使他要回来投身于台湾医疗系统的改革。有一次吴医师的母亲患病住进医院，因为没有送礼，当时的总住院医师竟要将吴医师母亲赶出病房。吴医师感受颇深，身为医生，自己的母亲生病却无法得到应有的照顾，台湾的医疗系统的确需要改革。吴德朗医师回到台湾服务于长庚医院，一直擢升到决策主委的高位，又创办了校誉日隆的长庚医学院，悬壶济世的理想，应该大部分已经达到了，但这绝非一条一蹴而至的捷径，抵达他“理想的国度”，须经千山万水，多少个人的努力，超人的意志力，以及各种机遇的凑合，才成就了这样一位才德并修的心脏科名医，医疗行政的领袖人物。读吴德朗医师的回忆录《理想的国度》，就如同读一则典型的“台湾成功故事”，对年轻读者，尤其有励志作用。

吴德朗医师来自彰化乡下一个叫做十三甲的小村庄。父亲原为小学教师，后来当上副乡长，是小康之家，但二二八事件时，父亲受到牵连，曾逃亡一年半，吴家顿时陷入困境，最困苦的时候，吃过番薯签饭。幸亏祖母坚强，撑住全家。祖母出身书香世家，祖先六七代均为名医，自己爱好品茗赋诗，而且精通医术，吴德朗自幼受阿嬷熏陶，从小就是个读书种子，学校成绩一向名列前茅。二二八过后，父亲虽平安归来，但却列入了黑名单，不能再任教书公职，只有回家耕田，成了农夫。吴家又从地主变成了自耕农，家境每况愈下。这又是一则台湾的悲情故事。但吴德朗却能从家道中落的艰难环境中一路奋扬向上，考上台湾学生最羡慕的台大医学院，但昂贵的学费却是靠家中父母养猪换来的钱。吴德朗自己分析他致力学医是因为家学渊源世代为医的影响，而且台湾人的传统观念下，医生行业，社会地位崇高。我记得早年台湾，有些家庭子弟考上台大医学院，亲友还会登报致贺的。吴德朗当年大概也曾替家里争来不少面子。

成为一代名医，除了精湛的医术外，人格修养都是决定因素。我跟我的几位兄弟都有同感，每次给吴医师看完病回来，就好像服下一颗定心丸，病去掉一半。吴医师给人的感觉是性格爽朗豁达，谈吐风趣幽默，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安定力量立刻带给病人信心与希望。他这种安定人心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我想从他的自述可以找到答案。

吴德朗医师在学生时代除了勤读医学之外，同时也开始培养文学音乐的兴趣，他广读中外文学作品，由《水浒》、《红楼梦》读到存在主义的萨特、加缪，由海明威、斯坦贝克一直念到台湾的乡土文学，连我与欧阳子几个人创办的《现代文学》他也看过。当然，在那个精神分析盛行的年代，他也曾涉猎过弗洛伊德的几本经典之作。他甚至认为一个好医师，不管是什么科，也应该是一位好精神科医师才对。因为精神分析可以帮助医师提高与病人讲话沟通的技巧。音乐，尤其是西方古典音乐是他的终身爱好，他对音乐不止于欣赏，而且还研究乐理乐谱，他在芝加哥行医时期，是著名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忠实听众。此外，他还是一个影迷，每星期看一次电影，中外名片都看光了。我想吴德朗医师深厚的人文素养，以及他对生命、生活的热爱（他是个美食家，而且精于品酒），都是使他成为现代“儒医”的基本条件，他深切了解“人”的问题，而不仅是人体的毛病。

医学教育一直是吴德朗医师《理想的国度》中重要的领域。他创办长庚医学院之前，曾在台北医学院、中国医药学院教学，在后者长达二十年，桃李满天下，吴医师的教学理念医术医德并重。他不仅要求学生在医理上受严格训练，更注重教导学生人格的修养和做人的道理。大概他认为，只精于医术，并不足以真正成为一个好医生。他认为“医学是研究‘生老病死’的学问”。这个看似平常的道理，其实就是概括了人生最大最深的一门学问。医院本来就是一个“生死场”，“生老病死”都是医师每日必须面对的人生课题。我常常在想，要当一名“好”医生，需要多么坚强的理性、勇气，同时又要怀有多深的慈悲与哀矜之心，来扶助病人经历生死大关，尤其是心脏科医师（在美国，心脏病是第一杀手），与死亡的接触如此频繁，对生命能不凛然敬畏？所以吴德朗医师始终谆谆告诫他的学生：“医师的对象是人，活生生的人。”他又说：“我治疗的是人，不是心脏。”我想可以这样说吧，在吴德朗医师的教育理念里，“医学”其实就是“人学”。“人本主义”是他医学教育的核心，病人、病人，“病”字下面切莫忘了那个“人”字。

无论教育与行政的事务如何繁忙，吴德朗医师从来没有中断他作为医师的本职，他在长庚的门诊一直是挤得满满的。他的另一个重要的医学理念是：医师可以从病人身上汲取最宝贵的经验。吴医师在他的病人身上，花了最多的心血。他自己年轻时在芝加哥期间患上肺结核，曾休养长达一年，这段经历使他对病痛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使他学会了日后如何给病人希望，对病人的苦难有感同身受的体认。吴医师自称没有一定的宗教信仰，但他对待他的病人，却满怀着宗教式的悲悯。八〇年代，他的病人中有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太太，子女远在美国，老太太心脏衰竭，病得非常严重，看过几个医生并无起色，后来转诊到吴医师处，吴医师悉心替老太太治疗，把病情控制良好，又多活了六七年。最后老太太身体转弱，中风住院，人已昏迷，吴医师把老太太的子女们召集前来，解释给他们听，他们的母亲已没有生还希望，如果他们同意，决定不再给她拖延生命的治疗。吴医师告诉他们，他做出这个抉择自己也很痛苦，因为他也跟他们的母亲有六七年情谊了。两天后，老太太安详地离去。吴医师告诉家属：“对不起，我的能力十分有限……”出乎意外，家属竟然全体跪下，向吴医师致谢，令吴医师深为感动。医师对末期病人的最后职责，大概就是让他能安详地离开人世吧！

二〇〇〇年夏天，我在美国心脏病突发，冠状脉堵塞，紧急开刀，做了绕道手术。那年秋天我回到台湾去看吴德朗医师，他替我做了详细验查，包括心电图等，他对我微笑说：“你恢复得很好！”那一次，他竟没有收费，不知道是否他看到我胸口上那道长长的疤痕，心有不忍，算是对我的一种安慰吧！但我回到台湾，就感到很安全，因为我知道，有一位举世闻名的心脏科权威在那里，可以作医疗的靠山。

二〇〇五年一月十六日《联合报》

人间重晚晴

李欧梵与李玉莹的“倾城之恋”

二〇〇〇年的九月底，我收到李欧梵与李玉莹从哈佛寄来的信与相片，信由玉莹执笔，信里告诉我，九月十二日，欧梵与她两人终于结成夫妻。相片是在剑桥市府登记结婚时照的，两人衣着庄重，神情喜悦中带着一份虔敬。我注视相片良久，心中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好像一件悬挂多年的心事，最后圆满了结。欧梵与玉莹结成连理，这段姻缘，三生前定。但两人这段姻缘路走来却是漫长崎岖，障碍重重，须经千山万水，跨过一个世纪才得抵达彼岸，修成正果。

李欧梵与我是台大外文系的同班同学，我们那一代的台大学生多少总感染上一些“五四”遗绪：理想主义、浪漫情怀是我们当时对生活、生命憧憬的基调。这也难怪，我们的老校长傅斯年就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又曾当过北大校长，当年台大也继承了一些老北大自由主义的风气。李欧梵学生时期，就受到台大“五四”遗绪的熏陶，而且他来自音乐世家，父母亲本身就是“五四”一代的传承者，家与校的双重影响，李欧梵后来到哈佛念书，以“五四”作家为研究主题可谓其来有自，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现代中国文学的浪漫世代》研究西方传来的“浪漫主义”对“五四”作家的启蒙，徐志摩便是他的主要研究对象。徐志摩是中国的拜伦，他是“五四”一代的浪漫图腾，他那些热情洋溢的抒情新诗以及他本人与陆小曼、林徽音轰轰烈烈离经叛道的罗曼史早已演变成一则“爱情神话”，这则“五四”时代的“爱情神话”至今仍在撩动华人世界千千万万恋爱中的男女。李欧梵自己承认徐志摩对他的影响是大的，我想那是因为他对徐志摩那种为追求爱情奋不顾身的执着精神有所向往，“五四”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返老还童的一个运动，而徐志摩在恋爱中呈现出来的赤子童心，我猜欧梵也是有所惺惜的。李欧梵致力研究“五四”的浪漫思潮，但不自觉的反倒成为了浪漫“五四”的最后传人。

李欧梵虽然研究浪漫文学，可是他做学问可不“浪漫”。今天他成为哈佛的杰出教授，是我们这一辈学人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思想史的佼佼者，并非偶然，这是他按部就班苦下功夫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学术成就。他的事业轨迹从哈佛毕业到普林斯顿教学，历经芝加哥大学、洛杉矶加大，最后回转哈佛达到巅峰。欧梵个性乐观进取豁达开朗，事业上即使偶有横逆反倒是愈挫愈勇，这点他倒有北方人笃实苦干的强韧精神。但事业与学问的成就并不一定就能成为感情生活的保障。以欧梵这样至情至性的人，信奉“情至”，却偏偏在感情路上三起三落，饱受挫折。年轻时候的两次恋爱，已经论及婚嫁，却在最后破裂，连我们这些老朋友看着都替他着急。他的第一次婚姻要拖到中年，已近半百了，可惜夫妻缘分不长，十年分手，大家又是一阵喟叹。

一九九七年春天李欧梵邀我到哈佛访问，原来哈佛以及波士顿各大学的一群亚裔学生把我的小说《孽子》的英译本改编成舞台剧，由戏剧博士生John Weinstein执导，在哈佛的亚当斯戏院上演七场，欧梵邀我去看戏凑热闹，舞台上一群叽叽咕咕说英文的“孽子”十分有趣，学生演得很卖劲，导演的指导教授是王德威，老师当然也去捧场。那是欧梵回哈佛执教我第一次去看他，并在他家住了三夜。欧梵的家是一座三层楼的老房子，我睡在顶楼的卧房。波士顿五月天还是寒飕飕的，不知为什么，我感到欧梵那个家从上到下都是一片冷清，连他的后院也是荒芜的，生满了杂草。从前无论在什么场合见到欧梵，总看见他神采飞扬，高谈阔论，那次见面，我却感到欧梵无意间却透着一股落寞，心事很重。他的身体状况也不很好，还有遗传性的糖尿病。而我自己大劫归来，身心交疲，情绪也难提升。记得一九六八年我刚到加大当讲师，欧梵还在念博士，他到圣芭芭拉来看我，两人初上人生征途，凡事兴高采烈。三十年后，我教书生涯功德圆满，画下休止，而欧梵的事业也达到顶峰，两人相对，反倒像《冬夜》里两个暮气沉沉的老教授，满怀惆怅。那次分手不久，便传来欧梵离异的消息，后来我才醒悟，那次在剑桥见到他，恐怕是他人生中最低潮的时刻。

一九九九年九月，我去新加坡参加小说评审，是老朋友诗人王润华邀请的，我一到新加坡，润华和淡莹夫妇便笑嘻嘻的告诉我道：“李欧梵在谈恋爱了！”然后就一边笑一边讲下去：李欧梵先我一个月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大学讲学，有一位香港女朋友，常常从香港飞来陪伴他，连班也顾不得上了，两人正在热恋中！有这等事？我诧异道，因为前不久才听闻李欧梵背痛，躺在地板上起不来，一下子却带着女朋友到马六甲幽会去了。我当然对这位能使李欧梵奋然而起（gal-vanized）的女朋友万分好奇。那年年底十二月我和李欧梵都到了台北，他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女朋友也来了，想见见他的老同学。我半夜三更便赶到他的旅馆，终于见到了李玉莹。我们找了一家咖啡馆坐下聊了一下天。玉莹秀外慧中，娇小玲珑，是位极可亲的女性，她坐在李欧梵身边，落落大方，极其舒坦，好像两人本来就是天生一对，应该互相依靠在一起。李欧梵完全变了一个人，一下子年轻了十几二十岁，上次见到他的暮气病容一扫而光，脸上遮掩不住的兴奋得意，简直像个恋爱中的小伙子。爱情的力量如此不可思议，竟然有回春功、还魂丹的神效。玉莹与我一见如故，我送他们回旅馆时，她直接问我对她的观感，我说道：“我这位老同学一生都在寻找一位红颜知己，我想他已经找到了。”那时我对他们两人的恋爱过程还一无所知，那只是我仅凭直觉作此断语。我想我的直觉对了，李欧梵终于在李玉莹身上感情有了着落。玉莹的确是欧梵一生追寻的红颜知己。

李欧梵与李玉莹结为夫妇其间过程其实非常曲折，极富传奇色彩，是《半生缘》加上《倾城之恋》。一九八〇年代李欧梵执教于芝加哥大学，李玉莹也在那里，那时李玉莹已结了婚，先生邓文正在芝大攻读博士，李欧梵与他们一家结成好友，因欧梵早年也曾在芝大念过书，大家便以师兄弟、师兄妹戏称。玉莹精于厨艺，是烹调高手，而又生性好客，家中经常高朋满座。欧梵半辈子单身，艳羡玉莹的靓汤之余，恐怕也想分享玉莹的家庭温暖，竟在邓家搭食五年。李欧梵是正人君子，据他自白，当时对朋友妻是半点邪念也未敢动的。后来玉莹一家回转香港，欧梵自己也已成婚，两家人中断了一段时期。多年后，欧梵与玉莹香港重逢，玉莹与先生缘分早尽，而欧梵自己亦经家变，这一对饱经沧桑的世间男女，各自众里寻他千百度，才蓦然觉醒原来眼前即是梦中人。这一下，“半生缘”便爆发出“倾城之恋”来了。张爱玲原来的故事范柳原和白流苏，两人“谈”恋爱精打细算，实在算不上浪漫。李欧梵曾戏笔把这则故事继续写下去，《范柳原忏情录》把范柳原写成了一个自怨自艾的孤老头，但一旦他自己恋爱起来，山崩海裂，却是十足“倾城”之恋。

李欧梵和李玉莹把他们两人这一段奇缘合撰成一本书《过平常日子》，体例有意摹仿沈三白的《浮生六记》，也是六卷。李欧梵常常在文章中提到这本书，尤其对芸娘好感，大概中国传统女性中，《浮生六记》里的芸娘算是李欧梵的理想了。李玉莹的聪慧贤淑善体人意与芸娘近似，所以欧梵有时昵称她为莹娘。李欧梵念西洋文学，精通西方音乐，品味极为西化，早年他追求的理想对象恐怕跟陆小曼、林徽音那些“五四”以来的新女性差不多。陆小曼跳交际舞、唱昆曲很在行，但是煲靓汤恐怕不行，那还得莹娘亲自下厨调制。欧梵终于了悟，“过平常日子”，喝碗莹娘亲手煲的靓汤，那才是人生真正的幸福。

《过平常日子》的第一卷“两地寄情”是欧梵与玉莹初恋时的两地情书，浪漫炽热直追《爱眉小札》。我们年轻时总有一个相当霸道的断论，以为中老年人已经没有也不需要浪漫式的爱情了，这完全是年轻人的误诊。李欧梵对李玉莹爆发恋情时，已年近六十，他自称是“后中年”（late middle age），我觉得这个算法极好，把哀乐中年无限延长，避免提早进入“老境”的尴尬。在这些信札中，欧梵与玉莹互吐衷曲，完全真情毕露，到达忘我忘情，也忘记了岁月的地步，只剩下一片天真。后来几卷记录他们夫妻鹣鲽情深、画眉之乐也是如此，你侬我侬，忒煞多情，完全把社会习俗抛到九霄云外。两人如此“纵情”，我想就是因为欧梵与玉莹知道自己已不年轻，爱情婚姻的幸福要经过这么多折磨拖延到“后中年”才姗姗来迟，所以他们珍惜眼前每一刻迟来的幸福，恨不得将过去失落的岁月在一天内统统弥补起来。了解欧梵玉莹夫妇这份曾经沧海除却巫山的情怀，读他们这部“浮生六记”才会感到“其情可悯”。他们不惜将自己的私情公之于世，我想他们是心怀悲愿的：

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

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

这是《老残游记》的结语，恐怕也是欧梵玉莹对人生的体悟，对天下有情人的祝福，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榜样。

然而人生幸福，往往也会遭天妒。欧梵与玉莹结婚才半年，两人正沉醉在新婚的美满中，玉莹的宿疾忧郁症（Depression）突然发作，而且持续半年之久。《过平常日子》最后一章“抑郁记愁”就是详细记载欧梵与玉莹夫妻共度患难奋力抗郁的艰辛过程。这一章写得最感人。

忧郁症普及世界，医学界至今还未能完全说得清楚其病因，亦没有特效药可根治，是一种生理心理连锁反应，极其复杂棘手的疾病，而且其来去无踪，病发时病人如着心魔，完全不由自主，其痛苦如下地狱，重者走上自杀之途。玉莹勇敢面封自己创痛，不仅把得病经过巨细无遗记载下来，而且把她努力克服病魔的来龙去脉、所用的方法、所服的药单也写出来，她存菩萨心，希望其他患者也能汲取她的经验教训。玉莹忧郁症的病史可不轻，十年内四度发作，而且最严重那一年曾四次轻生，幸亏上天保佑，存活下来，她凭着毅力韧性，每次总能把病魔逼退。在剑桥哈佛病发这次，十分严重，吃药看心理医生，饱经折腾效用不大，夫妻两人经常急得相对哭泣。欧梵眼看着爱妻受尽煎熬而束手无策自是痛彻肺腑。当然，经过这场患难与共的考验，两人也就更加相依为命了。但我觉得玉莹这次发病并非无故，恐怕还牵动着更深一层因缘，影响到她和欧梵的后半生。

暑假欧梵与玉莹回到了香港，既然西医药石罔效，玉莹经友人介绍便去看了一位张姓中医，谁知玉莹与这位女医生竟有医缘，服药几天，她的病霍然而愈，而且还经女医生的引导，进了佛门。玉莹本是基督徒，一向与佛无缘，然而时机到了，她才忽然彻悟：“人生无常，亲情可贵，珍惜眼前人，凡事用平常心对待，不要执着。”如此一来，玉莹便从忧郁苦海中豁然解脱，与欧梵同参证果。欧梵与玉莹结婚时余英时先生赠诗一首，开头两句嵌着欧梵的名字：“欧风美雨经几年，一笑拈花出梵天。”余先生独具慧眼，早已看出欧梵应是佛门弟子，他的命名已经注定。人的命运真是不可预测，我记得在台大一年级上国文课，叶庆炳先生点名点到李欧梵半开玩笑说道：“你的名字很特别，是欧洲菩萨的意思。”大家一笑而过，没想到却应到将来。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玉莹会打开医生送她的小录音盒，一遍又一遍持诵着“南无阿弥陀佛”，欧梵夫妇听之入睡，百念俱消。是因玉莹之故，欧梵终于听到了“梵音”，他也终于有所领悟，玉莹与他今生结夫妻缘原来是来引渡他，共赴彼岸。现在他们请来了一尊观音像，放在客厅的高台上，“有了观音的保佑，玉莹和我在不知不觉中修炼出一片菩萨心肠。”欧梵最后在《一起看海的日子》中如此虔诚的写道。

李义山的诗沉郁哀艳独步晚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遂成千古绝唱，但良辰美景如此无可挽回，不免悲怆。他入幕桂林时写下另外两句名诗：“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到底温婉得多。今仅以义山诗祝福欧梵玉莹：白首偕老，举案齐眉。人间晚晴，天意怜怜。

二〇〇二年七月二日《联合报》

花莲风土人物志

高全之的《王祯和的小说世界》

一九九〇年九月中旬，我在北京听到从台湾传过去王祯和逝世的消息，当时心中不禁一震。虽然知道王祯和多年疾病缠身，但是突来的噩耗，一下子还是难以接受。王祯和跟我是六〇年代一齐写小说的文友，是台大外文系的学弟，又曾经参加过《现代文学》。同侪凋零，令人惊心。我知道他这些年来，一直奋勇的在抵抗癌症的侵袭，尤其令人钦佩的是，他在病中，创作欲却特别旺盛，写出一本一本的小说来，文学创作，似乎变成了他的武器，挑战病魔，揶揄死神。可能他相信，只有艺术不朽，能够超越死亡与时间。然而这样一个强韧的创作生命，竟也不支倒下。王祯和盛年殒折，是台湾文学重大的损失。

王祯和跟我私下往来并不多，可是我们却曾结下一段弥足珍贵的文学因缘。王祯和在台大二年级时候写成的第一篇小说，是他亲自交到我手上替他发表的。我看了《鬼·北风·人》，当时便警觉到，这篇小说是一个新的声音，一个新的文学感性。《鬼·北风·人》登在《现代文学》第七期，那是一九六一年三月，王祯和才二十岁，写出了他出手不凡的第一篇创作。那一期我们用了顾福生的画做插图。我替王祯和的小说选了一幅题名为《我要活下去》的素描。画中是一个没有头的人体，双手却倔强的合抱在胸前。这幅画颇能点题，有点像小说中秦贵福的姿态。杂志出刊，我们在文学院的走廊墙壁上贴了一张大海报，把《我要活下去》也画了上去，以王祯和的小说为主题。一个年轻作家第一篇小说刊出，一定是很兴奋的。王祯和在回忆《现代文学》的一篇文章《二十七年前》中这样写道：

当时文学院贴出海报宣传。我低着头从海报下走过去，又忍不住回过头来，看看别人看的表情。正巧母亲从花莲上台北，我就领着她去看海报。那时候真年轻，写出小说那种得意欢喜，现在就不太一样了。

后来接着王祯和又在《现代文学》上发表了《快乐的人》、《永远不再》（后改题为《夏日》），这两篇小说也各有特色，已经看得出来，王祯和是一个在小说艺术上，不断创新求精的作家。我们毕业后去服兵役，王祯和跟他同班的两位学弟郑恒雄、杜国清便正式参加《现代文学》，接手帮忙社务了。因为杂志社没有钱，校对要自己动手，王祯和他们还得坐公共汽车到印刷厂去看校样。杂志推销也得自己来，王祯和曾努力销出《现代文学》三十多本，也算贡献不小。《现代文学》是王祯和文学生涯的起点，他的几篇成熟后的杰作，却是后来在尉天骢等人创办的《文学季刊》上发表的。

一九七〇年，阴错阳差，我又开办了“晨钟出版社”，那时候自许甚高，专门出版严肃文学作品。小说当然是重要部门，我去找王祯和商量，要替他出小说选集，他欣然同意。这便是“晨钟”一九七〇年十月出版的《寂寞红》，集子选了五篇小说：《那一年冬天》、《永远不再》、《月蚀》、《寂寞红》、《来春姨悲秋》。是尉天骢写的序，封底摘录了姚一苇先生的评论。猩红色的封面却是我选的。选集出版，反应很好。于是一九七五年九月，“晨钟”又替王祯和出版第二本小说集《三春记》，也收入了五篇小说，还附有他一个剧本《春姨》。集子封面是由郭震唐设计的，上面画了一个滑稽人物拉开裤子看自己，大概是《三春记》中那位雄风不振的区先生吧。可惜这本小说集出版没有多久，“晨钟”便关门了。原来开出版社也是在做生意，赔钱的生意是做不长的。那时我不懂这些，一味只想出好书。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又从堆积如山的旧书里找到了晨钟版的《寂寞红》与《三春记》，这两本书现在看看，还是很可爱，可是算一算却是二十多年前的旧事了，书在人亡，真是令人不胜今昔。

一九七九年，《中国时报》第三届小说奖，我正好做评审委员，时报设有推荐奖，当时王祯和的小说《香格里拉》正在人间副刊登出。《香格里拉》是一篇极动人描写母子情深的小说。王祯和十分推崇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他这篇小说，颇有小津安二郎平实自然的风格。我极力推荐《香格里拉》，后来这篇小说终于得到首奖。可是那时我们已经听闻王祯和患了鼻咽癌，大家都不免暗暗为他着急。

评论王祯和的文章，向来不乏。王祯和逝世时，《联合文学》还为他举行了一个作品研讨会，收容了不少篇的评论。这些文章从各种角度来探讨诠释王祯和的小说，但迄今还没有一本全方位研究王祯和小说的专著问世。王祯和是一位有开创性的小说家，他最好的几篇小说《来春姨悲秋》、《嫁妆一牛车》、《香格里拉》、《老鼠捧茶请人客》，我相信可以传世，他的作品在台湾小说史以及中国小说史上，也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王祯和逝世已经六年，可以盖棺论定了。高全之这本《王祯和的小说世界》是研究王祯和全部作品的第一本专书，来得恰逢其时。

二十年前，高全之便出版了《当代中国小说论评》一书，里面收集了他从学生时代便开始撰写的一系列论文，论及欧阳子、黄春明、七等生、水晶、林怀民等人的作品，他对六〇年代崛起的一批作家是相当熟悉的，因此他研究王祯和的这本专著便有了六〇年代台湾文艺思潮作为参照。高全之在大学主修数学，后来从事电脑工作，但文学，或者说小说，却是他一生精神所托。我有一个感想，往往一些本行是医、理、工而又爱好文艺的读者，他们有科学分析的训练，态度客观，不容易为一些流行的文学理论所左右，他们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及了解，反而更加直接，而常常能提出一些发人深省的新鲜见解。近年来世界上各种新兴的文学理论大行其道，一些理论家挟着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政治、经济各种学科中一些新奇理论，入侵文学领域。于是一阵“解构”、“颠覆”，把文学一座七宝楼台，拆得不成片段。论来论去，好像都是与文学本质不是很相关的议题，文学的艺术性，这么重要的一个题目，却偏偏给忽略了。我对文学，倒是一直抱持着一个相当古老的看法，文学作品总应该走在文学理论的前面，没有作品，又哪里来的理论呢？高全之这本专论，并没有依附任何特定的理论，他是秉着极为虔诚谦抑的态度，去研究王祯和的作品的。他凭着冷静的分析头脑、敏锐的文学感性，以及中年人对人生的深刻体验，精心细读王祯和的作品，多年酝酿，终于得出了一些阅读心得及独创见解来。

高全之的《王祯和的小说世界》里，有宏观鸟瞰式的整体总论，有单篇深入的精微分析，他侧重王祯和在小说艺术上苦心孤诣的实验与开创。但他也从不忽略王祯和小说对社会的关切，他论到王祯和如何写生命卑微，人生命运，他比较王祯和与黄春明小说对娼妓的态度。他也举出王祯和小说人物一项重要的论题：母亲形象。他的这些论点，许多前人也曾提过，但高全之却往往能推陈出新，独具慧眼。有时他甚至独排众议，另创一格。

《王祯和的小说世界》第一篇长达四十三页的总论开宗明义，标题为《王祯和的小说艺术》，这便有正本清源的作用。从王祯和留下来少数的序言、访问、演讲稿，以及我对他创作的了解，王祯和创作最大的追求，便是小说艺术上的精益求精，不断的创新求变。高全之解说了王祯和小说几个重要的主题关切之后，又提出王祯和小说的叙事观点及他的小说语言来仔细分析讨论——这也是大家都论过的题目。但论到王祯和的小说，就不得不突出这两项要目来，因为复杂多变的叙事观点以及丰富多元的生动语言，正是王祯和小说的一大特色，可论的地方还是很多。王祯和对小说的叙事观点一开始便有浓厚的兴趣，他每写一篇小说，在叙事观点上，几乎都有创新的实验。一个小说家写一篇小说的时候，首先碰到的难题便是如何选择叙事观点，叙事观点一旦选定，一锤定音，整篇小说便定了调。王祯和自己承认对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提创的单一观点曾经潜心研究过，他的多篇小说也以单一观点叙事为主。詹姆斯是西方现代小说的一代宗师，他的小说以心理分析见长。王祯和的小说采用单一观点时，优点是能马上带领读者切入小说角色的内心，他又大量采用内心独白，有时甚至拔高到意识流动，因此小说角色内心的波澜起伏，种种隐秘思念，都一一披露出来，于是来春姨内心的挫折悲怆、万发的尴尬无奈、老祖母的焦急哀怜，我们都深切感到，因为王祯和借着他的小说角色，徐缓不急，娓娓道来，一腔心事，都诉诸读者。我们读王祯和的小说，都会明确的听到一个特殊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作者的，也是作者托借小说人物的，这个“声音”极具魅力，能够抓住我们读者，跟着它，崎崎岖岖，从头走到底。

但王祯和又不完全满足于单一观点的叙事方法，他不甘受拘，同一篇小说中，他又另外创造一个叙事者，时常跳出来，指指点点，讲评一番。中国传统小说如“三言”“二拍”，作者常常忍不住，要跑出来向“看官”箴世规劝几句。英国十九世纪的小说，作者也喜欢直接向“Dear Reader”说长道短，但王祯和这个作者化身的叙事者，却转化成喜剧角色，有点像京剧开场，插科打诨的丑角，嬉笑怒骂，却暗含针砭。姚一苇先生是第一个发觉《嫁妆一牛车》是一篇杰作的评论家，他论这篇小说时，对王祯和这个喜欢嘲弄的叙事者论之甚详。但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王祯和要在他的小说中推出这样一个突梯滑稽的叙述者来搅局呢？王祯和自己说过：“好作品不能太感情用事，用喜剧形式来表达作者的意念应该是最理想的方式。”我们还是拿《嫁妆一牛车》作例来说明他这个理念，本质上这是一篇极其辛酸的故事，王祯和写这篇小说时，曾经“边看边掉泪”，但他却深知写小说不能随便流泪的，小说的第一大忌便是滥情感伤。但像万发典妻这样悲苦的故事，一个处理不小心，就很容易会滑入感伤的滥调中。因此，这个突梯滑稽叙事者的设计，便是王祯和的一种策略，以这个叙事者嘲弄戏谑的口吻腔调，来冲淡调和这个本质上充满悲苦的故事。又因为王祯和在这篇小说中，把两种叙事观点——由万发的角度的单一观点及嘲弄者的观点——交互运用得十分灵活圆熟，使得万发与嘲弄者两人一唱一和，一搭一档，丝丝入扣，整篇语调一气呵成，表面上嘻嘻哈哈，骨子里满怀悲凉。王祯和成功的把万发塑造成了阿Q式可笑复可悲的荒谬喜剧人物。《嫁妆一牛车》当然还有其他成功因素，但王祯和在这篇小说中，观点运用得当，却是首要条件。但王祯和观点运用的实验，并非每次都成功的。高全之指出了《素兰要出嫁》中，辛嫂发觉女儿素兰被丈夫锁在小木屋里，那个嘲弄叙事者，突然“Oh, My God！”也用了上来，而且接着一篇大鼓词式的打油诗，把素兰形容一顿。读者至此，有点不知所措起来，因为辛嫂不是像万发一样的滑稽人物，突然对她取笑一番，不免感到唐突。

王祯和曾为文学下界定：“把正确的字放在正确的地方。”[1]这个定义对了解王祯和的小说艺术有极大帮助。王祯和显然认定，文学乃是文字艺术，难怪他对于小说的语言文字投下最大的工夫及心血去琢磨研究，创造出他认为最合适的一种语言来写他的小说。“寻找真实的声音来呈现故事”，一直是他努力的目标。因此，小说的语调，是他经营得最用心的项目。常常他写一篇小说，为了找合适的语调，会找好几个月。他认为“语调不对，就像歌星唱歌没有套谱，荒腔走板，不堪入耳”[2]。他写《三春记》，开始时遭到困难，因为一写再写，总感觉语调不准确。后来他读了《醒世姻缘》，“豁然开朗”，才把《三春记》的语调调淮。《醒世姻缘》这本明末小说，曾受到胡适的高度评价。这本大量采用山东方言的小说，胡适认为语言极为生动活泼，是一部上乘喜剧。其中“快节奏的俏皮语调”，给王祯和很大启发。

王祯和的小说多写花莲的风土人物，既然他在小说中执意寻找“真实的声音”与“准确的语调”，当然台湾方言的运用，便是他创造小说语言的重要课题了，这也是王祯和小说常被议论到的项目。王祯和之前当然也有台湾作家将台湾方言用到小说中，王祯和之后，台湾小说中大量运用台语更为普遍。但王祯和在小说语言的经营上，始终能独树一帜，另创一格。事实上中国传统小说的语言得力于方言甚多，除了《醒世姻缘》外，《水浒传》与《金瓶梅》也有不少山东土话，《红楼梦》都是京腔，《儒林外史》有南京话，方言用得最彻底的大概是《海上花列传》，对话全部是吴语，对话写得极精彩，可惜只有会吴语的人才看得懂。在小说中运用方言，真是一门大学问，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用得好，小说处处传神，活色生香，用得不好，一片噪音，反成累赘。我们仔细研究王祯和的小说，会发觉他写得最成功的那几篇中，对台语的运用是经过仔细考量，精心研磨的，用得十分恰当又相当有节制。他并不是生硬的将大量俚语插到小说中去，而是下功夫将台湾话特殊的语法、节奏，巧妙的融入他的小说语言中。例如像《来春姨悲秋》及《香格里拉》，令人难解的台湾俚语并不多用，《来春姨悲秋》王祯和只下了一个注，《香格里拉》也只有一两处小注，可是这两篇写花莲妇人的故事却是地道的台湾味，风韵天成。王祯和的小说，自有其独具一格的台湾风情。拿流行歌来打个比方，王祯和喜欢流行歌曲，也常常在小说中引用。老牌台语歌手洪一峰唱的《旧情绵绵》、《悲情的城市》这几首台湾老歌，韵味十足，别的台语歌星都唱不过他，即使他的歌王儿子洪荣宏唱起这些老歌来，也要逊他三分。王祯和的小说，也有洪一峰唱的这些台湾老歌醇厚浓挚的乡土感情，悲酸凄哑中，又透着绵绵不断的温馨。王祯和在他的小说中，将台语诗化、抒情化了，而他不避俚俗，将台湾方言中的诙谐幽默大量引入，使得他的小说语言又充满喜剧色彩。

在《嫁妆一牛车》这篇小说前面，王祯和引了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仕女图》（The Portrait of Lady）中的一段话来作楔子，而且还引了英文原文。《嫁妆一牛车》是公认的王祯和小说中乡土色彩最浓厚的代表作，而他却偏偏引用西方现代小说一代宗师的话来作楔子，这其中透露的消息，令人玩味。《仕女图》是詹姆斯中期的重要作品，他所创导的单一叙事观点，便是从这本小说开始运用纯熟的。“乡土”与“现代”，这两个常常引起争论的议题，在王祯和的小说里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值得进一步讨论。

在一篇访问记中，王祯和对被称为“乡土作家”并不苟同，他对当时台湾流行的“乡土”一词，有这样的看法[3]：

在异国生活，对他们来说，台湾的一景一物都可以称之为“乡土”的景物，由他们说出的“乡土”，其中的感情是土生土长或是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所不能体会得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字由他们口中说出才是恰当的，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人云亦云。

大凡一个有独创性的作家大概都不喜欢被归类于任何派别，因为任何标签对作家都是一种限制。王祯和大概也不喜欢被限制于当时台湾流行的“乡土文学”特定的定义中吧。当然王祯和是热爱他的故乡花莲的，他十八岁以前没有离开过他的故乡，花莲的一景一物，人物故事，都深深根植于他的记忆中，变成了他日后文学创作的泉源。花莲对王祯和而言，恐怕早已超越了地理范围，而变成了他创作心灵所寄托的“原乡”，他文学生命的“香格里拉”了。王祯和又说过：“一个作家应该写他最熟悉的东西，只有这样，他的作品才会有生命、有感情，才会使读者有亲切感，产生共鸣感。”[4]王祯和写到花莲人的故事，尤其是他所谓“小人物”的故事，他灌注了最大的同情心，也因此写得最动人。

又因为王祯和到台北上大学念的是外文系，所以他在一个作家很重要的成长期间，便广泛接触到西洋文学，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小说、戏剧（尤其是奥尼尔及田纳西·威廉姆斯），以及电影，都有浓厚的兴趣及研究精神。而他的创作态度又相当开放而喜欢实验，因此他又大量采用了西方现代小说、戏剧、电影的技巧手法，来丰富他的小说的表现方式——这就造就了王祯和小说有容乃大的独特风格。一方面他小说内涵深植于花莲的风土人物，而表现方式却又是多姿多彩各种现代手法。王祯和的小说可以说是既“乡土”又“现代”，“乡土”为体，“现代”为用，他最成功的几篇，“体”、“用”已达到合而为一。

台湾文学界一直有一个看法，认为“乡土”与“现代”是对立的，互相排斥，不能相容。王祯和的小说对这种看法恰恰提出了反证。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鼻祖是鲁迅，鲁迅的小说写的多为他故乡绍兴的风土人物，是道道地地的绍兴乡土，但他却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的作家。鲁迅熟读西方文学，尤其是俄国小说，他是第一个把契诃夫一脉相传的西方现代短篇小说的形式，成功的引介到中国小说里来的作家。在鲁迅的小说中，“乡土”与“现代”也是完全契合的。我们今天读《彷徨》、《呐喊》，仍感到历久弥新，我想不仅是其中的乡土人物、社会意义，更可能是因为这些小说的现代精神及艺术成就。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迄今恐怕还得算是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他也是王祯和最心仪的西方小说家之一）。福克纳写的全是他家乡密西西比的乡土故事，但他的小说技巧及文字风格却有划时代的独创性，完全是现代主义的。福克纳的小说根植乡土而又能超越乡土，达到普遍性宗教的悲悯情怀，他的小说之所以能产生这样大的震撼力量，就是因为他创造出一套繁复的小说文字技巧，极有效的表达出他作品深刻的内涵来。西方现代主义最前卫的作家乔伊斯（James Joyce），青年时期离开故乡都柏林，终其生居留法国，没有再回爱尔兰，但他的小说所写的全是“都柏林人”，是十足的爱尔兰乡土，他那本现代主义的巨著《尤利西斯》（Ulysses），全篇用意识流写成，一天的故事写了七百多页，点点滴滴，全是都柏林的风土人物，这本小说如果没有深厚的爱尔兰乡土作为根基，是难以立脚的。在这些中西文学大师的作品里，“乡土”与“现代”不仅不相悖，还相辅相成。王祯和的作品亦如是。如果将“乡土”的意义提升扩大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基本根源，那么，一个有民族特色的作家，也必然是“乡土”的。如果“现代”解释成为创新求变的时代精神，那么，不甘受拘于僵化的传统习俗的作家，也必然会向往“现代”了。

高全之在他这篇总论的结尾，对于王祯和不惑于一些流行的文学理论，执着于“写自己最熟悉的事，寻找真实的自己的声音”，这种独立的创作精神，大加赞扬，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他认为王祯和“不仅是台湾地区中华文化的骄傲”，“也是整个中华文化——跨越台湾以外更广更宽地区的中华文化的骄傲”。

高全之用了三章的篇幅专论王祯和几篇单篇小说。《寂寞红》及《两地相思》，比较少有人论及，尤其《两地相思》这个中篇是王祯和尚未完成的一篇遗作，由郑树森整理后，发表于《联合文学》第一〇三期。高全之花了相当大的工夫精读这两篇小说后，对作者的创作意图、小说的特殊结构，以及这两篇小说中人物与王祯和其他小说中人物的血缘关系，都有精微的分析与追溯。《嫁妆一牛车》这篇王祯和的代表作历来被讨论得最多，似乎该讲的话都说尽了。但高全之在《道德诡辩的营建及其超越》这一章中，却提出了《嫁妆一牛车》的另一种读法。自从姚一苇先生发表《论王祯和〈嫁妆一牛车〉》以来，历来论者都以故事主角万发为主轴，来诠释这篇小说的各层意义。高全之却换一个角度，从故事另外两个配角阿好及简底的立场，来了解这出共妻的悲喜剧。王祯和对他笔下的人物——尤其是花莲下层社会的“小人物”，相当宽容。他写人物，“并没有刻意去褒贬他们，每个人都有对的地方，但也有不对的地方”。所以他写的就是这样有对也有错的“中间人”。他在《现代文学》第七期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鬼·北风·人》前面引了易卜生的一句话：

“One must go on living，and it makes one selfish.”

“人须得活下去，这就使人变得自私。”

后来结集出远景版时，王祯和却把易卜生这句引言拿掉了。其实易卜生这句话，对理解王祯和小说人物的处境，有相当大的帮助。王祯和的许多小说人物，都在赤贫的生命线上挣扎求存，在求生存的这个大前提下，这些小人物身上这样那样性格及行为上的缺点，似乎都是可以原谅的了。秦贵福（《鬼·北风·人》）、含笑（《快乐的人》）、阿乞伯（《那一年冬天》），甚至来春姨（《来春姨悲秋》），他们为了要活下去，都变得自私，他们的处境也因此更为辛酸。《嫁妆一牛车》求生存的挣扎，最为赤裸野蛮，王祯和对万发固然满怀悲悯（他边写边哭），对阿好及简底他似乎也有不忍之心。高全之颇能揣摩作者的用心，他替阿好及简底都做了相当令人信服的辩护。他指出阿好与简底并非像潘金莲与西门庆一对“奸夫淫妇”十恶不赦，虽然万发妄自菲薄想效法三寸丁武大郎捉奸。阿好红杏出墙出于经济压迫生计无着，也由于生理需要——万发夫纲不振，雄风不举。阿好其貌不扬，而居然还有一个小她十几岁、荷包里又有几文的男人对她发生恋情，站在女性立场，阿好何乐不为。但阿好毕竟对万发还念旧情，万发下狱后，她并没有抛弃他，等他出狱后还替他赚来一架牛车。简底虽然分享了万发的妻子，但他也替万发养活了儿子阿五。简底维持了万发一家的生计，替他代行了丈夫父亲的职责。简底最大的缺点便是一身的狐臭，但男人的体臭也可能是雄性的表征，难怪万发处处感到简底狐臭的威胁。《嫁妆一牛车》这篇小说，王祯和对人物设计相当周全，主角配角间，比重分量，不偏不倚，这是这篇小说成功的另外一大因素，万发的悲剧并非由于坏人作祟，而是出于环境的压迫、时运的不济，以及主角万发本身性格的缺陷导致而成。

研究一位作家，追溯他创作上所受的影响，当然亦是重要的一个部门。王祯和兴趣广泛，由曹禺的剧本到章翠凤的大鼓，他都有浓厚兴趣。但是在他重要的创作形成期间，张爱玲对他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这可以分两方面说，其一是张爱玲作品对他的影响，其二是她个人对他的影响。高全之为此专辟一章论述这两位作家一段罕有的文学因缘。

一九六一年初秋，张爱玲访台，她到远东的目的是赴香港写电影剧本，台湾之行是顺道。不过据司马新《张爱玲与赖雅》的记载，张爱玲到台湾也想为她计划中的小说《少帅》搜集一些资料。那次王祯和与张爱玲见了面，而且因为张爱玲看了王祯和的第一篇小说《鬼·北风·人》，十分激赏，而兴起花莲之游，并由王祯和招待，在王家小住。这一段交往，对王祯和恐怕是终生难忘的珍贵经验。王祯和与张爱玲在台北第一次会面，我也在场。那是美国在台新闻处处长李察·麦卡锡（Richard McCarthy）做东宴请张爱玲，麦卡锡找了一群《现代文学》的年轻作家作陪，有欧阳子、陈若曦、王文兴、戴天还有王祯和，此外殷张兰熙女士也在座。午宴设在西门町的“石家饭店”，那是一家苏州菜馆，在当时算是有名的江浙馆子了。台北还是秋老虎的大热天，饭馆里开足了冷气。我坐在张爱玲的右手边，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还携带了一件紫色绸面的棉袄，大概台湾饭馆里呼呼的冷气她有点吃不消。那天张爱玲话不多，但跟我们说话时很亲切，大概看见我们这一群对写作兴致勃勃的年轻学生觉得很有意思。她的国语带有京腔的，很好听，大概跟小时在北方住过有关。张爱玲是近视眼，眼睛看起来有点朦胧，可是她一专注的时候，眼里一道锐光，好像把什么东西都穿透过去了似的。我记得她那天在席上讲过，她看了王祯和的小说，对花莲产生好奇，想去看看。张爱玲虽然在大陆成名甚早，但她的小说当时在台湾还没有开始流行，读者不多，王祯和是少数中的一个，他未遇见张爱玲前，应该已经熟读了她的作品。已有很多人指出来，他的第一篇小说《鬼·北风·人》文字风格上已经受了张爱玲的影响。一个初写作的年轻作家，第一篇小说就受到自己心仪的前辈作家肯定欣赏，那一番鼓励，是无法估计的。不管张爱玲基于什么原因欣赏《鬼·北风·人》——花莲的风土人情，文风与她近似，我想她也必然从王祯和的第一篇小说中看到了他的才气。据王祯和回忆，张爱玲那次到花莲游玩得很开心，住在他家与他家人相处也颇融洽。多年来，王祯和对张爱玲一直怀着一份敬爱，大概他也感激张爱玲对他初出道时的一番知遇吧。

在《张爱玲与王祯和》这一章里，高全之举出了许多张、王之间文学上息息相通的例子。譬如说，王祯和的几篇小说的题名可能就是受了张爱玲的启发。张爱玲的《桂花蒸 阿小悲秋》，这篇小说名字别出心裁。中国文学传统自从“宋玉悲秋”以来，“悲秋”一直是文人骚客感时伤怀的崇高情绪，可是张爱玲却来个上海娘姨悲秋，翻新翻得很俏。王祯和在《来春姨悲秋》里，让花莲的欧巴桑也悲起秋来，与张爱玲的上海老妈子悲秋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春”与“秋”对得很好，十分点题。我个人偏爱王祯和这篇小说，怜老恤贫的同情心是王祯和小说中最可贵的特质，来春姨与阿登叔这对相濡以沫的苦命老人，他们的黄昏之恋写得实在动人。张爱玲在一篇散文《忘不了的画》中，谈到高更（Gauguin）的一幅名画：《永远不再》。画里躺着一个裸体女人（张爱玲把她写成是夏威夷女人，应该是大溪地的土著），裸女颇健壮，富原始气息。张爱玲便替她编了一则哀艳的故事，“想必她曾结结实实恋爱过，现在呢？‘永远不再’了。”王祯和在《现代文学》第九期发表了一篇一个山地女人怀念她过去一段破碎爱情的故事，题名就叫做《永远不再》，而且内容、人物，尤其是气氛也与张爱玲替高更的画所编的故事类似。王祯和这篇《永远不再》，很可能灵感得自张爱玲。王祯和对这篇小说的态度也值得研究。他头两次结集出版的时候，金字塔版《嫁妆一牛车》及晨钟版《寂寞红》都没有选这篇，等到晨钟版《三春记》才把这篇小说收入，却把名字改成了《夏日》，其实《永远不再》十分切题，改成《夏日》倒反而浮泛了。大概他后来又舍不得《永远不再》这个篇名，用在另外一篇讲两兄弟的故事上，题目与内容其实并不很合。王祯和曾提到张爱玲对第一篇《永远不再》有所批评，他可能很在乎张爱玲的意见，所以对这篇小说产生了矛盾心理。我记得有一次曾向他提起《永远不再》，王祯和挥了一挥手，几乎有点不屑的说道：“哎，那篇东西——”事实上，我认为《永远不再》（《夏日》）在王祯和写作的发展过程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是他第二篇小说，却是他第一次大量采用意识流技巧描写女性心理。虽然还嫌生硬，但有些片段对女性内心世界刻画得很好。事实上这篇小说恐怕也受另外一位作家影响。《现代文学》第七期，介绍了美国南方小说家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其中并翻译了她的短篇小说《弃妇吟》（The Jilting of Granny Weatherall），这篇小说技巧很特别，整篇故事随着一位弥留期间老妇人半清醒半昏迷的意识流动，追述她年轻时被爱人抛弃，一生中最痛苦的经验。波特在这篇小说中，意识流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王祯和自己承认很喜欢波特的小说，这一篇他一定读过，因为他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就发表在同期上。《永远不再》可以说是王祯和的《弃妇吟》，波特纯熟的意识流技巧，可能曾给王祯和相当大的启发，若干年后，他写《老鼠捧茶请人客》，全篇用的都是意识流了，而且写的正是一位弥留老妇灵魂出窍的故事。王祯和在这篇故事里，终于能够全盘掌握他在《永远不再》里还没有达到的境界。

张爱玲与其他小说家几乎没有什么往来，由她主动去结识的，王祯和算是绝无仅有，这也是两个人的缘分。

高全之在《王祯和的小说世界》里，也曾花了不少篇幅探讨王祯和的几部讽刺喜剧小说：《美人图》、《玫瑰玫瑰我爱你》。他很努力的去寻找这些小说的社会意义，也曲意替这些小说辩护。我们读王祯和这些讽刺喜剧，首先一定觉得他的文字语言辛辣调皮，读来过瘾，对他讽刺挖苦台湾一些乌烟瘴气的社会现象也会拍手称快，但作为文学作品，我总觉得这些并不是王祯和的上乘之作。最好的讽刺小说大都能做到谑而不虐，《儒林外史》是一个成功例子，钱锺书的《围城》又是另外一例，鲁迅把阿Q无论写得如何不堪，但我们仍觉得阿Q可喜可爱。王祯和可能太过深恶痛绝他小说里那些獐头鼠目的人物了，骂起他们来，下笔不免失于尖刻。王祯和还是描写他故乡花莲那些“小人物”时，最动情、最动心，也写得最动人，他把一腔的爱心都灌注在来春姨、阿登叔、万发、阿缎、老祖母身上了，即使不很可爱的秦贵福、阿乞伯、含笑，甚至阿好和秦世昌，王祯和都能待以哀矜。是在描写这些“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小说家广大同情的胸怀。

花莲子弟王祯和，以他的文学天才，替他故乡写下了一部永恒的风土人物志，我相信以后研究王祯和作品的专书还会陆续出现，但高全之这部《王祯和的小说世界》资料搜集周全，范围涵盖甚广，还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值得作为重要参考。

一九九六年一月《联合报》

注

1．《在乡土上掘根》——远景五版代序，胡为美。《嫁妆一牛车》，洪范版，一九九三年，页284。

2．《永恒的寻求》，《人生歌王》代序，联合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3．同1，页283。

4．同1，页283。

殉情于艺术的人

素描顾福生

一九九三年夏天我在台北又见到顾福生。福生从美国回来探亲。算一算自他由旧金山搬到波特兰（Portland），竟有五六年没有见过面了。老朋友住在美国，未必常能相聚，住远了，倒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多。但台北到底是我们的老窝，东绕西绕，不约而同又一齐飞了回来。那天下午我们相约在诚品书店喝了咖啡，出来走到敦化南路仁爱路的圆环，正值台北下班的交通尖峰时刻，人群车辆，都绕着圆环像走马灯似的在漩涡里打转。灼人的八月热潮、污浊得黏人的都市空气，却氤氲在台北最华丽的一圈高楼大厦群中，而夕阳，在一团混沌中把那些华厦的玻璃壁窗渲照得如此绚烂斑斑。我与福生大概一下被这幅后现代的台北街景震慑住了。反正叫不到车，我们两人干脆在敦化南路街边石阶上坐了下来，无视于行人熙攘，车声喧嚣，我们兀自天南地北的谈笑起来。福生大我三岁，已将近六十，可是谈笑间，一切岁月的侵蚀、人世的斑驳统统消逝了。眼前的顾福生还是我三十多年前初识的顾福生——一个永怀赤子之心、怀抱艺术、奋不顾身的作画者。艺术是顾福生的全部生命，艺术占满了顾福生整个的世界，他的心中，已无方寸之地可以容纳其他。三十多年来，顾福生对艺术狂热执着的追求，并没有因任何挫折而稍有迟疑。终其生，他为艺术殉了情。

顾福生的画室，很少为别人启开。六〇年代初，我刚认识顾福生，他带引我到他的第一间画室里。那是他在台北泰安街的家中，在后院独立一间的小屋里，是福生的卧房，也是他作画的地方。那是艺术家一个隐蔽的小天地。在那个小天地里，顾福生创造了他一系列的半抽象人体画。我记得那间房间里陈列满了一幅幅青苍色调，各种变形的人体。那么多的人，总和起来，却是一个孤独。那是顾福生的“青色时期”。顾福生的画，全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外界的现实世界，他似乎全然漠视。所以他的人，并没有个人的属性，而大部分是没有头，或是面目模糊的。顾福生的人体，毋宁是他内心一种冲动、一个抽象意念的表现。那就是人生而孤独，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人的孤独，是宇宙性的。但少年的顾福生未必有这些清楚的概念，那时他对人生还充满了憧憬。他告诉我他要离开家到外面去，到法国到巴黎，远行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追求他的艺术，我们初识那一年是值得怀念的日子，我刚创办《现代文学》，开始写作，对追求艺术的理想，狂热则一，因而感到彼此相知，这份相知之心，持续至今。

一九六四年，我在纽约又见到顾福生。福生已经从巴黎转到纽约来了。他又带我到他的画室去。他住在曼哈顿百老汇与九十九街上。那是一间有五间房宽大的老公寓，屋主Ralph是一个六十上下的美国人，下了班回家就弹浪漫时期的钢琴曲子，据说他年轻时一直想当音乐家，Ralph喜欢东方人，人很慈祥。顾福生的纽约画室里，又摆满了他的新作。顾福生作画的速度很快，每个时期产量也颇惊人。他这个时期的画，还是以人体为主。其实他所有的画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不过这些人体已摆脱了早期的拘泥与凝重，人平地飞起，多姿多彩起来。又因画的背景都是抽象或超脱现实的，顾福生的绘画世界，更是海阔天空了。人在混沌初开的宇宙中，任意翻滚奔腾飞扬翱翔。而且人体往往由一而分化为数众，于是便增加了画面的复杂性及流动感。顾福生的画由早期静态的悒郁变成了动态的焦虑。

一九六四年夏天，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上夏季班，哥大离福生住处不远。下了课，我会去找福生。有时候我们到中央公园去散步晒太阳。他跟我谈起在法国的生活，倒有点像普契尼的《波希米亚人》。现实生活挫折从未能动摇福生对他艺术的信念，他对他自己画风的发展方向，倒愈加坚定不移了。

七〇年代中，顾福生搬到了西岸旧金山，而我自己也到西岸来教书，于是又有了碰面的机会。福生在旧金山南区与一位开出版社的朋友合租了幢两层楼的小洋房。那年我去他们那里过耶诞，一进屋，便看到全屋子墙壁上都挂满了顾福生的画，大都是他的近作。福生迫不及待把我带到阁楼上一间小房间，里面贮藏了他许多幅尚未装框的画，有油画、有水彩、有素描，都是我未曾见过的，恐怕有几百幅。福生兴奋地把他的画一一给我看，而且一直问我喜不喜欢。我知道顾福生的画是不轻易示人的。他大概觉得我还了解一些他的艺术，所以要听我的意见。别人的画我不一定懂，可是几个好朋友的画，我倒还有一点心得。因为了解人，所以也亲近他们的画。

福生大概对人生愈来愈宽容了，所以他的视野也就从此开阔，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也就有了妥协的可能。一幅百合花，每一朵花苞竟卷着一个赤婴，这是一幅天人合一的百子图。于是也就有了幽默，一幅大号蛋糕，突然从中央竖出一双人腿来。

顾福生的世界永远是超现实的，永远在打破理性的限制后，让幻想与梦境任意驰骋。那天晚上，我睡在那阁楼的房间里，看着那些画面上飞在天空中的人体、站在卧室中的斑马、浮在人头上的大黑驴，我不禁赞叹，艺术家是有本事重造我们视觉世界的。

这些年来，顾福生从来没有停止过创作，而且画风一直在进展改变。这次台北市立美术馆举行的顾福生作品回顾展，涵盖顾福生三十多年创作生涯的一个总回顾，一百多幅作品代表了他各个阶段的风格演变，让我们对顾福生的艺术有了一个历史视野的全面了解。这将是一次重要的画展。

当年顾福生与一群新锐画家创办了“五月画会”，对当时台湾的现代画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力，而这位台湾现代画的先驱，对艺术的追求与狂热，三十余年没有丝毫遁灭。福生这份艺术家的执着与勇气，是我所最钦佩的。

一九九三年《中国时报》

走过光阴，归于平淡

奚淞的禅画

现今的台北是一个心浮气躁、红尘滚滚的城市，有形无形的扰攘，层出不穷。久待一阵，便令人感到惴惴莫名。于是我便会驱车直往新店，暂离台北的纠纷，去寻找那半日的安宁，因为奚淞的画室就在新店小碧潭一带，一道寻常巷陌里。

一楼画室前后有两所小院落，满植花草树木。奚淞善理花木，前后院一片苍碧，地上的忍冬草、墙上的常春藤，鲜润欲滴。前院老杨桃一株，亭亭翠盖，虬干蜿蜒伸出墙外，秋来结实累累，墙头好像悬挂了一树迎客的小灯笼。后院有桂树一棵，金蕊点点，桂子飘香。前后院各置岩石水缸，蓄养金鱼，水藻间一尾尾亮红的朱纹锦游来游去，悠闲、无惧，水面闪着树叶缝隙透洒下来的天光云影。画室取名“福星堂”，刻在前院一块老石碑上。一踏进福星堂，登感一阵清凉，如醍醐灌顶，身上的尘埃，心上的烦虑，一洗而尽，好似步入古刹禅院，猛然一声磬音，万念俱寂，世俗的牵挂，暂且忘得干干净净。福星堂是奚淞作画的地方，也是他修行的所在。

画室颇宽敞，靠近前院是一排落地玻璃窗，临窗一角支着画架，晨昏之间，窗外的光便这样悠悠的走了进来，又这样悠悠的淡出而去，于是在这个日月出没光阴交替之际，奚淞的那些画作便这样一幅幅的诞生了。画室的墙壁上，都挂着他各时期的作品，每幅画似乎都在隐喻着人生一则故事，隐含着生命的几句偈语。

画室靠后院也是一排玻璃门窗，窗下铺陈了一围席地而坐的茶座，奚淞在这里静坐禅修，有朋友来了，大家入座一同品茗。一进画室，左边供桌上供着一尊佛陀头像，这是一尊古佛。茶座对面的墙上却悬挂着一副对联：

天地同流眼底群生皆赤子

千古一梦人间几度续黄粱

是奚淞亲笔写的一手好行书，录自丝路张掖古佛寺里的诗抄。

在福星堂的茶座上，我跟奚淞促膝而坐，奚淞沏上普洱茶，端出鲜果，茶香果香，我们说古道今，言笑间，不知不觉便度过了一个圆满的下午，直至黄昏。

我与奚淞结缘甚早，一同走过将近四十年的光阴。我比他年长，开始的时候，是我走在前面，但很快奚淞便赶了上来。这些年，他远远超越我，早就走到那无止境处，人生修为，已达“涅槃”境界。奚淞在修行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往前迈进，是他对人生、人世、生命、宇宙，点点滴滴的体会与感应后智慧之累积，使他了悟佛陀教诲缘起缘灭生命无常的真谛，因而对眼底群生不禁常怀大悲心，修菩萨行。奚淞常常引用《金刚经》末尾偈语：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这是《金刚经》的警句，而奚淞对生命无常的大悲心，也统统化进了他的画里。

其实奚淞自小便有菩萨心肠，当他才是四岁孩提时候，一天，亲戚背着他上街。那是个艳阳天，本来奚淞快快乐乐的，可是他一眼瞥见路边电线杆旁蹲着一个穿着木屐不知谁家的孩子，正在那里声嘶力竭放声痛哭，哭得异常伤心，奚淞突然挣开他的亲戚，跑过去，蹲在那个孩子的面前，陪着他也大哭起来。小小奚淞，竟然已经无法忍受人世的哀痛，要以自己的眼泪来安抚众生受创的心灵了。日后朋友间甚至初识者，有人有伤心事，奚淞总在一旁，默默的给予安慰，让人感到温暖，助人渡过难关。

我初识的少年奚淞，有时多愁善感，偶尔狂放不羁，然而他那颗永远不沾尘埃的赤子之心，却一直是他面对人生疾苦常兴悲天悯人情怀的由来。早年奚淞远赴巴黎学艺，在那儿最触动他的，不是花都的锦绣繁华，竟然是巴黎地铁站内那群漂泊无依残肢断足的流浪乐师，他把他们都描入了他的画里，变成一系列极为动人的《众生相》。我们似乎听到那些流浪乐师手风琴吹奏出来凄凉的心声，其中一丝人间温暖是作画者加进去的。

奚淞的人生经历过几次大转折，画境与心境都有了惊人的变化进展。一是亲人的丧离，尤其是母亲病故，奚淞的心灵受到天崩地裂的震撼：

学佛的我开始了解到：在一切因缘的生灭变化中，亲人之死原是一种恩宠和慈悲示现，使有机会痛切的直视无常本质，并从中渐渐得到对生命疑虑的释然解脱罢。

很多年后，奚淞写下了这段话，这是他因亲人的死亡而对无常生命有了深刻参悟后的省思。母亲生病期间，奚淞开始了他的白描观音水墨画，那三十三幅观世音《自在容颜》，是一组早已超越艺术领域，达到宗教上大慈大悲度一切苦厄、至高无上的象征了。奚淞的观音画像不知曾经抚慰过多少人一颗惶惶忐忑的心。有一个时期，我自己经历了人生十分艰辛的情境，奚淞前后惠赠我两幅他手画的观音像，这两幅画像一直挂在我家玄关的壁上，常常一进家门，我就感到一片安详。

其次是一九九三年奚淞偕画家阿昌共赴印度、尼泊尔寻找原始佛迹。那次“印度之旅”是奚淞一次心灵上的皈依之旅：他去过佛陀成道处的菩提迦耶，第一次传道的鹿野苑，以及佛陀八十岁涅槃的拘尸那罗等地，也曾抵达佛陀的诞生地尼泊尔南境蓝尼遗址。

每至一处，我都俯拾起一些泥土，放进小盒里收存，当作“佛迹之旅”的纪念。摩挲、细审掌中细土，仿佛可以为我勾回两千五百年前，古圣人踽踽游化于北印度的风貌。想想这泥土，可能正是佛陀当年曾经赤足踏过的啊！自此，佛陀在我心中，有了可亲可近、作为老师的体温。

佛传中记载：受尽父王呵护享荣华富贵的悉达多太子，一日出城，惊见于遭受老、病、死苦的人们，于是发心出家，为世人寻求解脱之道，最后终于得成正觉于菩提树下，悟道成佛。奚淞在追寻佛迹的旅途中，必然也深深体验到悉达多太子悟道的心路历程吧。事实上对人世苦痛极端敏感而不忍的奚淞，在步步生莲的修行道上，他那彳亍独行的身影，都常常让我想起悉达多太子的故事来。奚淞寻找佛迹之旅于是让他成就了气势磅礴的《大树之歌》，以油画吟诵出佛陀一生的事迹，每幅画似乎都是奚淞虔诚礼佛的“心境”、“心声”。我没看过有人以油画画佛陀传的，这组特殊的画作，很可能是佛教画史上的创举。

这个时期，奚淞对生命宇宙有了更深一层彻悟后，也是他绘画创作的丰盛期，在《大树之歌》前后，奚淞又展开了另一组画作《光阴系列》，以及由《光阴系列》衍生出来的《平淡家族》。《光阴系列》的头十幅取名为《光阴十帖》，已被台北市立美术馆收藏。我把这一系列静物油画称为奚淞的禅画，我想奚淞本人也会允许的吧。这些静物画其实都是奚淞禅修的纪录，对奚淞来说，作画即是修行，经过观世音《自在容颜》以及佛陀传《大树之歌》，现在奚淞在《光阴系列》中所表现的却是“道在平常”：一盆花、一杯水、一组瓶瓶罐罐都暗藏玄机。禅直指人心，把一切事物都还原到根本。奚淞画静物，心灵上得到莫大的安宁与喜悦，“万物静观皆自得”，由静观而触动天机：“无论一草一木，一花一叶，自有一份天道无私的美呈现。”奚淞的静物有一个特色，初看时，真是真到了十分，一盆花可以捧得下来，一杯水可以端起来喝下去，奚淞的写实功夫细致得惊人。但再仔细看，意在画外，那些“雨茶”、“幽兰”、“扶桑”似乎又在暗示着生命一些根本的现象。大概就如这一系列画作的命名，在阐述“光阴的故事”吧。在奚淞作画的一角，天光从窗台进来，映到白墙上，从容移过，清晨奚淞在此静坐，看着墙上光阴的起灭，不禁兴起生命无常迁演的感怀，于是光阴无穷的变幻便形成他这些禅画隐含的主调了。

茶花

奚淞的静物有好些是花卉，茶花亦有数幅。茶花盆景搁在一张质朴的老木桌上，背景是墙，墙上映着窗外斜射进来的光影，光影似乎在不知不觉中悄悄移动，枝上几朵红茶开到极艳极盛，如此肆意绽放的美丽花颜，不禁令人为之担忧，光阴再往前移一步，那些艳极的花朵恐怕就会倏然辞枝陨落了。百花中盛开的茶花特别娇贵，可是一旦凋谢，并非逐瓣零落，而是整朵决然坠地，辞别生命，如此断绝。

李商隐有一首七绝颇为奚淞喜爱：

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

深知身在情常在，怅望江头江水声。

李义山一往情深，对于人世枯荣生命无常之无可挽回常怀千古怅恨。李后主有一首词《乌夜啼》写的也是同一“恨事”：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王国维以为后主之词以血书者，“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后主能以一己之悲，写出世人之痛，所以王国维将之类比圣者。奚淞对人世生命用情之深，绝不输与诗人词人，这是他艺术家的特质，诗人词人陷溺于情而难以自拔，修行者奚淞寻找的却是解脱妄执之道，我想纵使茶花骤然凋落，只剩绿叶满枝，奚淞可能也会把那些绿叶画得依旧生意盎然的吧。我特别喜欢奚淞那几盆茶花，用了一盆作《台北人》英译本的封面，十分点题。

法华、花与慈悲

《法华》：背景仍是一片空墙，拙朴的木桌上搁置的是一透明的胆形玻璃瓶，瓶中满盛清水，斜插一弯桂枝，桂花盛开已过，桌面上缀着几点落英，还有一片枯叶，桂枝下，坐着一尊小泥佛。空墙是天，木桌是地，天地同流，花开花落，宇宙间因缘聚合的无常生命不断轮回，唯有我佛慈悲，在默默普渡众生。《法华》的须弥世界，自有一片禅机。

《花与慈悲》：奚淞还有一间画室“微笑堂”在七楼住所，临窗下望，看得到小碧潭的捷运终站，一大片钢管水泥的建筑物。从前这一带是新店溪边的水田，绿稻油油，上有白鹭鸶倚天翱翔，下有野姜花散发清香，秋来芒草开遍，银丝成波，那是奚淞常去散步冥想的地方，我们都说那是台北最后一块净土。谁知这块净土，几年间，被推土机整片翻转，变成了人来人往、喧嚣不歇的捷运站。

微笑堂比较敞亮，光的变化，更加清晰。《光阴系列》后期有不少作品在此完成。《花与慈悲》共有两幅，之一之二。第一幅窗角的木板上坐着一尊观音雕像，是宋朝木雕。观世音俯临窗外曾经沧海桑田的人间巷落，自在容颜无限悲悯，似在垂怜芸芸众生。像前有一供盘，供着带叶红茶花一枝，花色璨然，是否为菩萨慈悲所化，带给人间如许美丽与温馨？这是奚淞最动人的画作之一。

心境、平淡家族

《心境》：窗角木桌上一只粗陶碗盛着净水，空墙上窗外映入的鸟影冉冉飞过。这幅画反映了奚淞修行的心境：静如止水，勤如飞鸟，自由自在，心无挂碍。“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这应该是奚淞心向往之的境界了吧。这幅画看了令人感到安宁，安宁后又有一股喜悦。奚淞的禅画从来不是枯寂的。

《平淡家族》：这一组画一共八幅，画的是最为平常的物件：水晶玻璃瓶、吹制水瓶、泰北巴蓬寺落果、韩国老茶碗、碧潭废弃船缆、米醋瓶、印度银盒。这组画的画风又是一转，与《光阴系列》的工笔写实，有了基本的差异，《平淡家族》倾向于还貌取神，色彩淡了好几度，澄明透澈，几乎只剩下光与影的交错了。这八幅画放在一起，即刻有了一种特殊的效果，好像一组笙箫管笛，此起彼应，悠悠的扬起一阕古远的《清平调》来。又如同德彪西的月光与海潮，旋律是如此舒缓、娴静。福星堂中门楣上贴着一张红纸条，上书“光明静好”四字，是奚淞亡友姚孟嘉观赏奚淞的画后赠送给他的，奚淞认为深得其心。“光明静好”正是《平淡家族》组画的本色，也是奚淞走过光阴、归于平淡的心境吧。

奚淞以油画入禅，西方的手法，东方的意境，把古老的宗教与现代人的心灵合而为一，画出一系列具有惊人创意，并深富哲理的作品来。其下笔之细致，色调掌握之高妙，光影变化之丰富，艺术上的成就已是余事了。奚淞很少开个展，平常作画只让朋友观赏。这次难得，二〇〇八年六月底，作为台北文化古迹的紫藤庐维修一年后重新开张，将展出奚淞的《光阴系列》、《平淡家族》多幅画作。紫藤庐一向有深厚的人文艺术传统，奚淞的禅画在那里展出，十分恰当，去紫藤庐的人当会感受到奚淞禅画带给人那份深刻的谧静。

在我心中，奚淞一直是那个善感不羁的少年，见到他两鬓竟也冒出星星的时候，才矍然惊觉他常提醒我“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生命本质的偈言。近四十载光阴，弹指即过，而人间早已几度黄粱。离开福星堂已是薄暮，奚淞总是殷殷陪我到大马路上去乘车，我们走过巷弄，走向那车水马龙的中央路。在熙熙攘攘的人生道上，能有好友互相扶持共度一段，也是幸福。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联合报》

去寻找那裸菩提树

——奚淞的佛画

奚淞的一生似乎一直都在追寻着两件事，他的绘画艺术，以及他的佛法修行。他画画其实是在反映他对佛法深刻体验后的心境，而他满怀赤诚之心的礼佛修禅，正是激励他孜孜作画的灵感泉源。在他的人生道路上，绘画与修行其实是一体二面，殊途而同归，同时在指引他去寻找他心中那棵菩提树——智慧之树。

要了解奚淞的绘画艺术，须先明了他与毛笔的关系，奚淞曾说：

毛笔是中国之心。

一管毛笔，具体呈现了中国人的心灵特质。以此为工具，表现出无尽的心象世界。

可见中国毛笔是奚淞心手相连最能表现他绘画意境的工具。事实上奚淞是习西画开始的，曾经留学法国巴黎，遍游欧洲，西方艺术的辉煌成就必也曾给予奚淞视觉的震撼，但他心灵上的皈依，仍然要回归到远古中国及东方的宗教与艺术。这，要从他与毛笔的特殊因缘开始。像许多中国人一样，奚淞也醉心于书法。书法是我们这个民族独一无二的精神文明之最高表现。中国艺术概要的说就是一种“线条艺术”，从我们的象形文字到水墨画，从青铜器到宋元明瓷的造型，从建筑的飞檐拱桥到笙箫管笛的袅袅乐声，昆曲水袖翻飞的优雅舞蹈——拼凑成一个千变万化、精美绝伦的线条宇宙。我想世界上没有其他民族比我们对于线条的变化及掌握更敏感的了，这就是因为我们有书法作为掌握线条的基础训练。

临摹《集字圣教序》之《心经》引入佛门

比较特殊的是奚淞认真研习书法是从他抄经开始。奚淞起始抄经所临的书帖是《集字圣教序》碑帖，此帖末段附有《心经》，这便是日后奚淞勤勉描摹的范本。《圣教序》原碑厕身于西安碑林，究其渊源，乃因唐代玄奘法师西域取经归来，太宗为其新译经典作序，东宫太子高宗并为撰文，这两篇文章加上玄奘法师新译《心经》，由一位法号怀仁的僧人，收集当时遗存民间王羲之的书法，拼缀而成，精刻于石碑，这便是名震天下的《圣教序》碑帖的由来，王羲之的神品因而传世。奚淞所临摹的便是被当时公认为最美的字体集成的《心经》。奚淞自述他是偶然发现《圣教序》碑帖所附之《心经》而开始抄经，因而步上修行之途的。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恐怕在唐代怀仁法师集字成碑的当下，已冥冥中埋伏下一段因缘：千百年后一位佛弟子因抄这帖《心经》而被引进佛门。后来奚淞果然有机会到了西安，找到这块古碑，当他在斑剥残颓的石碑上诵念《心经》中的字句时，他心中的感动恐怕非比寻常。《心经》是第一本启蒙奚淞向佛的宝笈。

奚淞多年抄经当然也就练就了他一手好书法，深得王体行书劲秀神韵，奠定他日后运用毛笔掌握线条画水墨画的深厚基础。抄经对奚淞来说更是一种日常修行功课，他抄《心经》也抄《金刚经》、《阿含经》，但是《心经》那两百六十字，字字珠玑，联缀成一串悠悠念珠，奚淞日日默诵，旦夕临摹之时，渐渐潜移默化，这部《大般若经》的精华终究化成了奚淞心中的一颗智珠，引领他走向观世音，修菩萨行。

《心经》起首便是：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心经》，也可以说是一篇《观音颂》，赞颂观世音菩萨的智慧与慈悲。奚淞自述他抄《心经》，每次抄读起首语句，就感受到一种超乎语言的感动。在奚淞一生中，观世音恐怕是对他感应最深结缘最厚的一位菩萨了。观世音“照见五蕴皆空”的智慧，以及“度一切苦厄”的慈悲大愿，也是引领奚淞走向修菩萨行的两盏明灯。奚淞自小便有菩萨心肠，他还是四岁的幼儿时，在路上听见另一个孩子痛哭的声音，循声找去，发觉是一个与他同龄的童子，一个人在路边伤心悲泣，奚淞不忍，竟也蹲下来陪着孩子同声一哭。观世音菩萨本身命名便有“循声救苦”之意，从《普门品》经文中显示，观世音救苦的方式：“应为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对方为君王，即化身为君王，对方为乞丐，即化身为乞丐，以众生平等的大悲心，化解人间一切苦厄。小小奚淞在闻哭声而动善念的顷刻，其实已在遵照观世音“循声救苦”的悲愿，踏上修菩萨行的道路了。日后这位虔诚的佛弟子受到观世音菩萨的感召，竟恭绘出五六十幅观世音慈悲容颜的白描水墨画来。我不记得中国有哪一位画家，能以最朴素的白描手法，将观世音菩萨诠释得如此圆满，展示得如此丰富多面，而又呈现得如此深刻感人。奚淞恭绘观音，如有神助，似乎观世音菩萨要借这位佛弟子之手，以显示出祂对苦难人世大慈大悲的面面观。奚淞这些观音画，早已超越艺术，升华为宗教慈悲的象征了。

以画白描观音度过无常痛苦的人生风浪

奚淞画观音，其实是经过他人生中一段极艰苦的心路历程而起念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奚淞的母亲突然病重不起，奚淞与母亲感情深厚，母子连心，母亲长期的病痛而最后亡故，对奚淞当时心灵上的震撼，有如天崩地裂。他第一次被逼直视老、病、死苦，人生无常这道人类生命中的大难题，一时间奚淞彷徨惊悚，陷入了极端痛苦无助中，循声救苦的菩萨终于给予他显示：奚淞画下了他第一幅白描观音，悬挂在医院卧病中母亲的病房墙上，希望母亲看到观世音慈悲容颜，而获得平静慰藉。多年后对亲人的亡故，奚淞如此省思：

学佛的我开始了解到：在一切因缘的生灭变化中，亲人之死原是一种恩宠和慈悲示现，使有机会痛切的直视无常本质，并从中渐渐得到对生命疑虑的释然解脱罢。

母亲逝世后，奚淞开始恭绘观世音菩萨画像，每月一幅，历时两年九个月，一九八八年元月开始轮展在台北雄狮美术画廊，完成了他那一系列著名的《三十三观音菩萨》白描水墨画，同时出版了他每月一篇记录他画观音的心得而辑成的《三十三堂札记》。奚淞恭绘《三十三观音菩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表露他对母亲无穷无尽的思念吧。三十三幅观音每幅不同，但慈悲容颜总饱含着母性的无限温柔，似在默默垂怜眼底赤子众生。因母亲的病痛，奚淞在医院里也常目击到其他病人在那生死场中辗转受苦的惨状，本来就有菩萨心肠的奚淞，怜惜母亲，也就及于同在无常生命中经历老、病、死苦的世人。他的这些观音画像，在另一种意义上，是他勘破生死无常之后，对人世的一片慈悲心的具体展现。我们静立在奚淞的观世音菩萨像面前，心中总会感到一份深沉而又无以名状的感动。我想这就是宗教超越的力量吧。

奚淞的观音造型虽然出自他内心的感触，但他也曾下过功夫遍阅民间各种雕塑、石刻的观音像。他到四川大足县，便发现了北山摩崖石刻一二五号龛窟里有一尊“数珠手观音”，石刻已近千年，而菩萨容貌神秘优美依旧，“观音侧身迎风，天衣缨带飘举”，奚淞如此形容，而这尊唐宋间的摩崖石刻便变成了他自己那幅《数念珠观音》的原型。奚淞也参考前人的观音画作，如赵孟頫。有一次他发现了一幅他最心仪敬仰的弘一大师李叔同的简笔观音，如获至宝，赶紧买下。奚淞的观音造型大致沿延中国佛教艺术的传统，但令人吃惊的是，奚淞的白描观音每幅都由千百根纤细的毛笔线条组成，这些线条，如春蚕吐丝，宛转缠绵，无尽止、无停顿，周而复始在轮回中，没有一丝错乱，没有一笔呆滞，每一根线条，都如同一脉活水，千回百转，川流不息。是在对线条最精准的掌握上，我们看到了奚淞超人的笔下功夫，一管毛笔在他手里，已发挥得出神入化。奚淞的白描观音把中国的线条艺术，提升到另一层精确精美的最高境界。奚淞说他恭绘观音时形同斋戒沐浴，心中要完全进到入定状态，全神贯注，不容一丝杂念，才能平稳而一笔不茍，他白描观音用的是“铁线描”笔法，这种笔法看似简朴，但要求严苛，一失手，全画俱毁。奚淞多年恭绘观世音菩萨像，也是在进行自我要求更加严谨的修行，因此奚淞的观音画像才能达到神形双绝，既是艺术极品，亦是宗教至高无上的慈善象征。

遍踏佛土寻找可亲可敬作为老师体温的佛陀

由于恭绘观世音菩萨对“慈悲与智慧”有了深刻的体认，奚淞在他的修行道路上，下一步，很自然的便皈向佛陀，去探究二千五百年前，佛陀教诲的本怀了。一九九二年，奚淞与好友画家黄铭昌到印度作了一次追寻佛迹的旅行，他们沿佛陀一生游行教化的途径，走访祂得成正觉的菩提迦耶，初转法轮的鹿野苑，大般涅槃的拘尸那罗，他们也曾经造访过佛陀出生地尼泊尔的蓝尼园，佛陀一生的足迹，奚淞恂恂跟随了一遍。这次的印度寻找佛迹之旅，对奚淞的修行及绘画都有重大的影响。唐代高僧玄奘到西天取经，从天竺国（印度）回来，翻译佛经，改变了中国佛教的面貌。吴承恩把这段历史故事写成小说《西游记》，唐僧须经历九九八十一劫才能抵达西天，取得真经，终成正果。奚淞的印度之旅也可以说是他自己的《西游记》。二十世纪的佛弟子奚淞到西天印度去寻找佛迹，他内心恐怕也须经历八十一劫才能大彻大悟吧。奚淞对印度的感受如此写道：

旅游印度，立即可以体验到社会中种种尖锐的对立：穷与富、美与丑、诚实与欺骗、生存与死亡。有时光走过一条街，生、老、病、死，全都赤裸裸的暴露无遗。

由此，在印度奚淞时常想到佛传中，悉达多太子“四门出游”的故事。悉达多太子，四门出游，目击人世老、病、死苦，于是离家出走，为世人寻找解脱之道。奚淞常常复述这则故事。事实上，在印度，他自己也经历了“四门出游”，他对悉达多太子的“大出离”有了更深刻的了悟及感应，他踏着当年佛陀曾经赤足走过的泥土，感到“佛陀在我心中，有了可亲可近、作为老师的体温”，他对佛陀的皈依之情，也更浓厚了。他到菩提迦耶终于寻找到传说中佛陀成正觉的那棵菩提树，他趺坐在那棵智慧树下，去体认佛陀教诲世人解脱贪嗔痴烦恼之道。

由“说法印”到《大树之歌》佛传系列油画

印度之旅归来，奚淞把“西天取经”的感动都寄托在他那幅《释迦说法图》的白描佛像上，这是奚淞白描阶段的总结，是奚淞白描艺术登峰造极的杰作。图中佛陀摆着说法印的手势，奚淞在阿姜塔石窟见到这个手势而得到启发，“说法印”就是佛陀教导世人解开心结，去除烦恼的手印。印度之旅归来，奚淞自己也找到了心灵上的解脱。

接着奚淞的绘画及修行便晋升到另一个阶段，他开始用油画画佛陀传系列：《大树之歌》。由佛陀出生《走向蓝尼园的摩耶夫人》到佛陀最后在北印度拘尸那罗圆寂《大般涅槃》，中间插以悉达多太子清晨薄雾在阿奴摩河畔举刀断发舍下一切世间繁华的《大出离》，佛陀放弃严苛苦行，下山走向人世，“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释迦下山》，菩提树下佛陀“经过一夜禅坐，已彻悟缘生、缘灭，身心世界的真象”终于《得成正觉》。“他的慧观若天宇间明星历历，垂照大化，无所不遍”——这便是这张佛画的境界。这一组佛传油画共十五幅，描述了佛陀一生，侧重于佛陀求道布法片刻剎那了悟点化的心路历程，呈现佛陀的“内观”、“心景”，这也是奚淞本人印度之旅“西天取经”自己在心灵经历一番彻悟“得成正觉”后，对佛陀、佛法更进一层的诠释。

佛传系列中有两幅十分感人的画作：《安般品》之一，《安般品》之二，奚淞在《阿含经》中读到这两则故事。一天早晨佛陀与祂的独生子罗睺罗在托钵乞食的路途上，突然停下来教诲罗睺罗“无常”的本义：色身无常、色蕴无常。另一则是一日午后，罗睺罗正在一棵芒果树下静坐，佛陀走来，向祂的独子慎重的教导了“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法门。在佛陀的诸多教诲中，奚淞可能认为“无常”及“四无量心”是最重要的两门课题吧，因为生命中受、想、行、识一切变化无常，世人更应常持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奚淞把他体验到的佛法中重要讯息以“佛陀教子”的两幅图画，生动的传递给世人。

奚淞这一组佛传油画可能又是他的创新，好像还没有哪位中国画家用油画画成这样完整系列的佛传作品。在二十世纪末及二十一世纪初，佛弟子奚淞因完成白描观音及佛传油画的系列，把中国佛教绘画艺术又往前推动了一步。

从《光阴系列》静物画进入日常生活里的禅修

奚淞画完佛画后，再开展了另一系列的静物油画，可以说这是奚淞“禅画”的开端。奚淞一气画了为数甚多的静物，称之为《光阴系列》，画上光影的变迁，也象征着光阴的变幻无常。一杯水、一盆花，莫不禅意盎然。其中有茶花、兰花、桂花、扶桑、七里香一盆盆娇妍，盆盆却隐含花开花落的玄机。奚淞这些花花草草，带给他自己以及人间一份光明静好的喜悦。“道在平常”，这就是奚淞这些静物画透露的消息。

奚淞甚少开个人画展，多年来奚淞的画作多半只展示于友好之间，与朋友共享他作画修行的心得。常常在岁初春临，新年开始，奚淞会勾画佛像、书写春联，遍赠朋友，给予祝福。如果好友有难，奚淞甚至会赠送亲绘观世音菩萨像，为之祈求平安。奚淞的佛画是他自己慈悲心的展现。他在雄狮美术画廊展出的三十三幅白描观音画像，全部义卖捐给了慈善机构，帮助弱小。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五月，在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以及二〇一一年三月起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奚淞将举行两场罕见的画展，展出他自上世纪八〇年代中至今的作品，其中包括白描观音、油画佛传，以及静物三大系列，其间并有他手抄经文的书法、各时期的版画——这些可以说都是他这二十多年来礼佛修行心路历程的记录。奚淞愿意将他对宇宙人生的体认了悟公之于世，是希望世上有缘人也能在他的画作引领下，一同去寻找那棵菩提树。奚淞的这些佛画，是他对世间众生合什的祝福：

愿一切世间众生　无论柔弱或强壮

体型微小中等或巨大　可见或不可见

居住近处或远方　已出生或尚未出生

愿他们都能远离苦恼

愿他们都得到平安快乐

——录自奚淞手抄《慈经》

二〇一〇年二月二十六日《联合报》

画中有诗

谢春德的摄影艺术

谢春德是一个诗人，他的摄影可以说是一组赞颂自然、描述人文的抒情诗。去年有一个机会，我观赏到谢春德拍摄的系列台湾风情画：雨后的美浓、黄昏的澎湖庙宇、溪头的月夜。一张张画面，互相辉映，彼此回响，奏出了一阕震撼人心的乡土组曲，那是一次美感经验的大享受。谢春德以诗人的敏感与关怀，对他的作品灌入了真挚深厚的情感，他的世界是一个有情世界。

客观上来说，台湾的风景不一定那么美，但是没有关系，谢春德是一个主观艺术家，在他的图画中，他对台湾的一草一木、一块顽石、一道清流，都怀有无限喜悦、无限虔诚。进入他的有情世界，我们也不禁跟着他时喜，时悲，肃然起敬。

谢春德的摄影艺术以韵胜，他的境界，于诗则近乎宋人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经久耐看，余味无穷。于画则近乎英国画家透纳（Turner）的风景，夕雾茫茫，一片祥和，它很少以动态的戏剧效果，哗众取宠，他的画面经常是沉稳的、内敛的，安静中透着无限消息。以他的《澎湖庙宇》为例：时间是傍晚，基调是紫色，庙宇飞檐插空，画中央是一条空巷，伸往那无尽处，在这日月乾坤、昏晓分隔的一刹那，时间骤然停顿，瞬息万变的大千世界，化成永恒。这是一幅沉厚有力而又意义深远的作品，我觉得可以“永恒”二字为题。谢春德最动人的作品往往是黄昏和傍晚，是不是他对美的事物，也怀有诗人“夕阳无限好”的眷恋和珍惜，要用摄影来作成永恒的纪录呢？

今年春天，谢春德旅游欧美，放眼世界后，他的视野更加拓宽，他经过加州，给我看了几幅他在欧洲的杰作。欧洲风光，变化多端，但谢春德大部分仍旧以他惯有的抒情手法，捕捉欧洲的种种风貌，但是有一幅，即与众不同，那是一张巴黎近郊雨后的原野，上面是一望无际的天穹，云海滚滚，下面是空无一物的草原，天苍苍，野茫茫，全幅画是一片寂天寞地的无我之境，令人凛然生畏，兴起“念天地之悠悠”的悲感，和谢春德温婉的作风大不相类，这大概是他作品中的异数，是他在欧洲受到冲击后的突变吧！

台湾的摄影艺术已成气候，我们为谢春德这一辈年轻摄影家喝彩，也为台湾这项后来居上的艺术鼓掌。

一九八一年《中国时报》

冠礼

尔雅出版社二十年

古代男子二十称弱冠之年，要行加冠礼。《礼记·冠义》：“古者冠礼，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可见古时这项成年仪式是极隆重的。当隐地告诉我他的心肝宝贝“尔雅”今年竟然已达弱冠，我不禁矍然一惊，就好像久不见面的朋友劈头告诉你他的儿子已是大二生了，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那个小孩子没多久以前不是明明还在念国中吗？人对时间的流逝，心理上压根儿要抵制，所以时常发生错觉。“尔雅”创业书王鼎钧的《开放的人生》当年畅销的盛况还历历在目，好像只是昨天的事，一晃，怎么可能，“尔雅”已经创立二十年了。大概王鼎钧那本书名取得好，“尔雅”一登场就是一个碰头彩，一开放就开放到如今，仍旧是“尔雅”的畅销书。沾过出版一点边的人都知道，在台湾出版文学书籍是一番多么坚苦卓绝而又劳民伤财的事业，能够撑上三五年已算高寿。眼前我们看到的这几家历史悠久的文学出版社，其实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幸存者，而许多当年响当当的出版招牌，随着时间洪流，早也就一一灰飞烟灭了。

隐地与我同庚，都是在七七战火中出世的，可谓生于忧患。我们那一代的文化工作者还继承了一些“五四”浪漫余绪，对于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怀有过分的热忱以及太多不切实际的憧憬。开始是写文章，抒发己见，次则聚合三五文友，有志一同，创办同人杂志，后来大概觉得杂志格局太小，影响有限，干脆办起文学出版社来。我自己办过文学杂志，也开过文学出版社，当然最后钱赔光了，也就都关了门。可是隐地却撑了下来。我知道，这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因为我亲眼看他如何开始投身出版事业的。

这又得从头说起，推回到台湾出版界的天宝年间去了。开台湾文学出版社风气之先，还得首推“文星”。六〇年代初，“文星”老板萧孟能策划出版的那套“文星丛刊”，如一阵清风，吹进了台湾当时正在蠢蠢欲动的知识界。“文星丛刊”那一套精美朴素的袖珍本，是当年台湾知识分子以及学生们的精神食粮，萧孟能有心将“文星丛刊”比照日本“岩波文库”，一直出下去，谁知当局一声令下，“文星”便被查封了。

“文星丛刊”最后一批书是欧阳子、王文兴及我自己的三本小说集。我们初次结集出版，刚兴冲冲接到“文星”的书，接着“文星”便关门了，那是一九六七年。用政治力量可以随便关闭一家有理想又为知识界所推崇的出版社（其实还包括《文星杂志》及“文星书店”），今天看来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当年台湾的政治对文艺就可以那样霸道。

“文星”一倒，台湾的文艺出版界便进入了五代十国、群雄并起的局面了。“文星丛刊”成功的例子，的确鼓动了不少雄心勃勃有志于出版的冒险家。当时有两位曾在“文星”任职的年轻人林秉钦和郭震唐，他们二人凑了几个股东就开起“仙人掌”出版社来了，完全效法“文星”那一套，出版“仙人掌文库”，连版本设计也是模仿“文星丛刊”的。林秉钦是印尼侨生，台大毕业，人很能干，善言辞。他找上我要替我出版小说集，我很容易就被他说动了，因为林秉钦还有大志，他要替我经营发行《现代文学》，大概也想学“文星”，希望有一本杂志在手。我正苦于《现文》发行不良，杂志堆积在台大外文系办公室，只好任学生随手拿去看。有出版社一手包办，我求之不得，什么都答应了，于是拿出几万块钱也就入了股。《现文》在“仙人掌”出了三期，余光中主编，果然改头换面，气象一新，版面、设计、印刷，样样都佳，但是三期出完，“仙人掌”也就倒了，因为扩张太快，周转不灵，那是一九七〇年。

那年夏天我回到台湾正在焦头烂额处理“仙人掌”倒闭的善后事项，有一天隐地来找我谈事情，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跟隐地见面接触。隐地在一九六七年编了一本《这一代的小说》，选过我一篇小说，那只算是神交。那天隐地神色凝重，告诉我原来他也是“仙人掌”的股东之一，入股一万元，希望我去替他向林秉钦讨回来。隐地退役不久，那一万块大概是他辛辛苦苦积蓄起来的，当时文化人手上的一万块台币，真好像天那么大，我自己为了《现文》那几万块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看隐地说得郑重，便去向林秉钦说：“隐地的钱，你一定要还给人家。”隐地的股份拿回去了，我的却拿不回来，林秉钦便将“仙人掌文库”的版权及存书交了给我做补偿，我拖回一卡车的书怎么办？干脆自己办出版社吧！于是我跟弟弟先敬便创办了“晨钟”出版社，出版了一百多本文学书籍，“晨钟”也就喑哑无声了。

所以说，隐地对于出版事业，老早就跃跃欲试了的。算起来，“仙人掌”应是他第一次尝试出版，而且我们还一起懵懵懂懂做了同一家出版社的股东。我不知道隐地从“仙人掌经验”学到了什么，但隐地是一个有心人——我想到隐地，就想用有心人去形容他——隐地一直有心要出版好书，有心要编好选集，那几年他一定在默默准备，有朝一日，自己播种，开创出版事业。“尔雅”是一九七五年创立的，所以其间也酝酿了五年。

好像是一九七八年的夏天，隐地请我们到他北投家里去吃饭，是隐地的母亲柯老太太亲自下厨做的苏州菜。隐地帮着张罗，忙得一头汗，可是脸却是露着一股遮掩不住的喜悦，因为他的出版社正在抽枝发芽，渐渐成为一棵茁壮的幼木了。那是我头一次见到“尔雅”，因为出版社就设在隐地北投的家中。

一家出版社能够生存下来，大概总要靠几本镇山之宝支撑的，当然“尔雅”也出版了不少叫好又叫座的书。但大家谈起来，总称赞隐地有魄力、有毅力，出版了那么多的诗选及小说选，这些选集不一定能卖钱，但却值得出版。有些作家自己有文集，作品还会留下来，但有些作家没有结集出版，作品很可能就散失掉了。试看看“三言”、“二拍”、《唐诗三百首》这几本名选集对中国小说及诗歌的流传曾经产生多大影响。谁知道，也许有一天，“尔雅”这些诗选、小说选都会变成研究台湾文学的珍贵材料呢。我有一位大陆学者朋友，专门研究台湾小说，我就送了一套“尔雅”年度小说选给他，跟他说，看完这套选集，台湾这三十年来短篇小说的发展，也就有了一个粗略的概念了。“尔雅”居然有勇气还出版了为数可观的现代诗集，因为难卖，现代诗很多出版社碰都不敢碰的。隐地自己喜欢现代诗，所以才会如此礼遇这位文学国度中的没落贵族。难怪隐地自己五十六岁也写起诗来了，而且写得兴致勃勃，成为一个“快乐的写诗人”。

这些年来每次回台湾都会约隐地出来聊天。跟隐地见面很开心，因为总有稿费可拿，而且隐地对于台北文化现象观察入微，我从他那里会得到不少台北消息。看了他那本《翻转的年代》，就知道隐地是如何能够随着台北的后现代时期翻转自如了。隐地向我感叹：这几年文学书没落了，文学出版社不容易撑。近年来台湾人心浮躁，定不下心来阅读文学书籍。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对诗又突然狂热起来。大概人类心灵受了创伤，就会向文学寻找安慰。等到台湾人心有了创痛，自然又会有人争着服用文学这帖安神剂的。隐地倒也豁达，他说既然文学书的市场摸不准，那就不要管它，有好书，出版就是。

去年阴历年前，我第一次探访厦门街的“尔雅”出版社。许多年前北投那棵幼木已经长成亭亭华盖一株三层楼的文学树了。隐地带我去参观他地下室的书库，里面堆满了新的书旧的书，一阵书香（油印味）迎面扑来，我感到再熟悉不过。从前我到晨钟书库闻到的就是这个气味。出版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统统集在书库里。一批新书送出去就好像把自己的儿女打扮得体体面面花枝招展推上人生舞台，等到退书回来，一本本灰头土脸衣衫不整的狼狈模样，真使人有锥心之痛惨不忍睹。这种痛楚，我办晨钟时尝过不少。

厦门街“尔雅”出版社进门前院的一角，摆设着一群盆栽，一盆盆碧玉层层，秀色可餐。一眼就知道，在台北这样污浊的空气及恶劣的环境下，这些花木不知须经多少细心呵护才能出落得如此枝叶光鲜，生机盎然。我在加州家里，屋内屋外，也种了几十盆花树，每天浇水、施肥、剪枝、除虫，经常忙得顾此失彼，一个疏忽，马上枝枯叶萎，香消红褪。栽培一盆花，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隐地种出这么大一棵文学树来。二十年的耕耘，辛苦恐怕非比寻常。希望这棵长青树，弱冠之后，更上一层楼。

一九九五年十月二日《联合报》

隐地附注

林秉钦和郭震唐当年办“仙人掌出版社”的同时，另外也登记了一家“金字塔出版社”，和我一同入股的还有作家黄海。金字塔第一批书三册：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舒畅《轨迹之外》，王令娴《球》，出书的日期为一九六九年五月五日。

先勇兄投入的“几万块”换回的是一卡车的“仙人掌文库”，这件事，要等到二十五年后读先勇的这篇文章才知道。我的一万元，因他的帮助拿了回来（否则，可能没有今天的尔雅出版社），他的“失落”呢？完全没有听他在我面前抱怨过，这样一个宽厚待人的作家，我要怎么说出自己心中的感激呢？

克难岁月

隐地的“少年追想曲”

隐地在一篇文章中感叹，近二十年来，台湾人过惯了丰裕生活，把从前物质匮乏的穷苦日子忘得一干二净，现在台湾的新人类世代恐怕连“克难”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都不甚了了。说真话，要不是最近读到隐地的文章，我也很久没有在台湾的报章杂志上看到“克难”这个词儿了，台湾人大概真的把当年那段克难岁月早已淡忘。

在隐地和我这一代的成长时期，台湾社会的确还处在一切因陋就简的“克难时代”。这个“克难时代”大约从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迁台算起，跨过整个五〇年代。“克难”一词除了意味经济上的贫乏，还有更深一层的政治意义，那时刻国民党在大陆新败之余，两百多万军民仓皇渡海，政府在台湾面临的内外形势，是何等严峻。当时台湾的物质生活困苦，要大家勒紧肚皮又要维持士气于不坠，怎么办？叫几声振奋人心的口号倒也还能收一时之效，“反共抗俄”、“反攻大陆”，在五〇年代是喊得很认真的。“克难”也变成了那个时候一句口头禅，大家都有一种共识：国难当前，一切从简，眼前困境克难克难也就撑过去了。当然，克难也有克服万难的积极意义，所以还有励志作用。当时台北有一条街就叫克难街。台湾出产的香烟也有克难牌，跟新乐园不相上下，据说军队里的老士官爱抽这种烟。克难街从前就在南机场那儿，在我的印象中，是一条相当破败的街道，所以才叫“克难”。隐地最近有一篇文章写他的少年流浪记《搬搬搬，搬进了防空洞》，最后栖身的那个防空洞，就在克难街口。台湾的克难日子早就过去了，所以克难街也就改了名称，一分为二：国兴路与万青街。现在青年公园就在那里。

舒服日子容易过得糊涂，倒是苦日子往往刻骨铭心，难以忘怀。最近隐地在“人间副刊”及“联副”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追忆他青少年时期那段克难岁月，这些文章一出，令人大吃一惊，原来隐地还有这等沉重的心事，竟埋藏了四十多年才吐露出来。隐地当然是个资深又资深的老作家，算算他连编带写的书，迄今已有三十余种。他写过小说、散文、格言各种文体，而且到了五十六岁突然老树开花，写起诗来，一连出版了三本诗集，台湾诗坛为之侧目。隐地写得最多的其实是散文，“人情练达即文章”用在隐地这些散文上最合适，他的“人性三书”、《翻转的年代》，还有两本“咖啡”书：《爱喝咖啡的人》、《荡着秋千喝咖啡》，都是隐地看透世情、摸透人性之后写出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一个特点，无论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或是白云苍狗、世事无常，作者多半冷眼旁观，隔着一段距离来讲评人世间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而且作者的态度又是出奇的包容，荒谬人生，见惯不怪，有调侃，有嘲讽，但绝无重话伤人。因此隐地的散文给人一贯的印象是温文尔雅，云淡风清，他自己曾经说过：“散文，最要紧的就是平顺。”平顺，就是隐地的散文风格，但隐地最近发表的这一连串告白式的文章，与他过去的风格有了显著的不同，就如同由这些文章结集成书的名字《涨潮日》一样，暗潮汹涌，起伏不平，因为作者在写他自己彷徨少年时的一段痛史，少年的创伤是如此之深且剧，客观平顺的散文，已无法承载这些埋藏了四十多年伤痛的重担了。

隐地少年的创痛，直接来自他的父母，间接来自政府迁台贫穷匮乏的大环境。写自己的父母本来就难，亲子间的情感纠葛，岂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如果父母根本就是自己痛苦的缔造者，那下笔就更难了。尤其是中国人，多少总受儒家思想的制约，写到自己父母，不免隐恶扬善，不像有些美国人，写起回忆录来翻脸无情，把父母写得禽兽不如，也许真有其事，到底不足为训。隐地父亲事业失败，终身潦倒，母亲不耐贫穷，离家出走，少年隐地，摆荡在父母之间，经常衣食无着，三餐不继，甚至漂泊流浪，居无定所，青涩年纪早已饱尝人生辛酸委屈，对父母的怨怼，当然不止车载斗量了，所以要等四十余年，经过了解、理解、谅解的艰难过程，终于与人生取得最后和解，才开始把他心中的积怨与隐痛化成感人文字。对作家隐地来说，这恐怕也是一道必需的疗伤手术。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隐地家这本经加倍难读。先说隐地父亲，本来是温州乡下的农家子弟，因得父母宠爱，卖田让他完成大学教育，当时农村有人上大学就好像古代中科举一般，是件天大的事，何况隐地父亲念的是燕京、之江两所贵族名校，又念的是英文系，在当时，以这种高人一等的学历，无论入哪一行，都应该前程似锦的。隐地父亲在北京杭州这些地方见过世面，当然不甘蛰居在温州乡下。虽然家里帮他娶亲，还生了两个男孩，他还是抛弃妻儿，只身到上海求发展去了。在上海，遇见了隐地母亲，一个嫁到上海的苏州姑娘，生过一个女儿，丈夫去世后，留在上海讨生活。于是年轻的隐地父母便在一起一同编织着“上海梦”，三〇年代，上海是无数中国青年的冒险天堂。奇怪的是隐地父亲精通英文，却没能在十里洋场发达起来，而且民国三十五年却跑到台湾在一女中做了教书先生。刚到台湾那四五年，隐地一家住在台北宁波西街一女中的宿舍里，那是全家生活的高峰，因为隐地父亲拿到上海种玉堂大药房的代理权，售卖种玉丸，据说吃了这种丸药，容易受孕，因此生意兴隆。可是共产党一进上海，种玉丸也就断了来源，从此全家便往下坡直落。隐地父亲不安于教职，一心想做生意赚钱养家，可是做一行赔一行，最后连教书工作也丢了，被一女中赶出了宿舍。经济窘迫，促使家庭分裂，于是隐地跟着他父亲开始了他的坎坷少年路。隐地的父亲对他说过人生像潮水，有涨有退。可是父亲的涨潮日等了一辈子也没有来临，六十九岁，抑郁以终。写一个彻底失败的父亲，隐地写得相当坦率，有时坦率得令人不忍，但大致上他这些自传性的回忆文章，都能做到“哀而不伤，怨而无诽”，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就要靠一手文字功夫以及一颗宽容的心了。

隐地父亲年轻时曾是个衣架子，瘦高身材，穿着笔挺的西装很登样，所以隐地母亲常常对他说：“你父亲穿起西装来，真是有派头！”可是又紧接一句，“西装穿得笔挺，我怎么会想到他两袋空空！”在隐地的记忆中，他这样描写父亲：

是的，我记忆里的父亲总也是一袭西装。可他一生就只有西装。父亲活一辈子，没有自己的房屋，没有长期存款，当然更没有股票，他去世时，唯一留给我的，也只有一套西装。（《上海故事》）

一套西装，写尽了父亲潦倒一生。事实上在隐地笔下，父亲是个老实人，还有点烂好人，日本友人赠送的一幢楼房会被亲戚骗去卖掉，隐地母亲把所有积蓄换成金条缝在棉被里，让他父亲带去香港跑单帮，朋友开口，居然轻易被诓走，这样没有计算的人，怎能做生意？这就注定了父亲一生的失败。

隐地写到他母亲，也是爱恨交集的。母亲的倔强个性，不肯向环境低头认输，好面子爱打扮，一手好厨艺——这些都是隐地佩服母亲的地方。在父亲那边常常挨饿，到了母亲那里，母亲总会设法让他填饱肚子，即使家中缺粮，母亲也有办法带着饥肠辘辘的隐地到处去打抽丰，同安街郁妈妈家，福州街杨妈妈家，还有厦门街的陈家好婆，隐地这样写道：

说起厦门街九十九巷陈家好婆，更是我从小不停去吃饭的地方，陈家好婆家里有钱，又没孩子，也没亲人，只要有人到她家，跟她说话，她就会送钱给你，每次吃完饭，陈家好婆一定会塞钱给妈，妈妈一接到陈家好婆的钱，她的眼泪就会掉下来。遇到过年，我最喜欢到陈家好婆家拜年，她的压岁钱，可以让我吃好多顿饭。（《饿》）

这段表面轻松的文字，蕴含了好强好面子的母亲无限辛酸。事实上隐地母亲本身就是一位烹调高手，隐地称赞他母亲烧出来的江浙菜，台北饭馆无一能及。我也尝过隐地母亲的手艺，她那道嫩蚕豆羹绝不输于台北叙香园的招牌菜。如果隐地父亲事业成功，家境富裕，他母亲也许就顺理成章做一个能干称职的好主妇了。然而“贫贱夫妻百事哀”，中国家庭的悲剧，大都起源于油盐柴米。

隐地的哥哥从香港带了一件皮夹克送给他，那时候，男孩子穿皮夹克是件很骚包的事，隐地喜欢穿了皮夹克去逛西门町，可是那件皮夹克却常常无翼而飞：

关于我的皮夹克，也充满传奇，它无数次进入当铺，可见在贫穷的年代，它甚有价值，有一次，我周末放假，回到家立刻把军服脱掉，想穿上它去西门町蹓跶，发现皮夹克又不见了，我当然知道它去了哪里，一股自暴自弃的恨意升起，我骑了脚踏车飞奔而出，愤怒使我失去了理智，脚踏车撞在牯岭街口、南海路的一户红色大门上，冬夜，我却全身冒汗，跌得皮青脚肿，金星直冒。（《少年追想曲》）

一件皮夹克写出了母亲的穷途末路，经常要拿儿子的衣服去典当，母亲必然已陷入绝境了。

环境不好，母亲的情绪也变得暴躁不稳。隐地十三岁的时候，母亲睡午觉，隐地翻书包将一只铅笔盒掉落地上，母亲惊醒从床上跳起来，一只瓶子便掷向了儿子，接着一顿狠打，木屐、砖头也飞向他来。十三岁的隐地狂奔逃家，逃到明星戏院混至天黑才敢回去。疼爱他的母亲，痛打他的母亲，都是同一个人。后来母亲离家出走，跟了王伯伯，母子间的裂痕就更难弥合了。

隐地的诗与他散文的风格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隐地开始写诗时，早已饱经人生风霜，已无强说愁的少年浪漫情怀。他诗中处处透露着老眼阅世，臧否人生的睿智与幽默，诗写得轻松愉快，所以广为读者所喜，可是有一首诗《玫瑰花饼》却不是这样的，无意间，隐地又一次真情毕露：

出门的路

回家的路

一条简单的路

原先欢喜地出门

为了要买想吃的玫瑰花饼

让生命增添一些甜滋味

怎么在回家的路上

走过牯岭街——

一条年少时候始终走着的路

无端地悲从心生

黑发的脚步

走成白发的蹒跚

我还能来回走多少路？

仍然是出门的路

回家的路

一条简单的路

这首小诗相当动人，幽幽的渗着一股人生悲凉。为什么走过牯岭街无端端悲从中来？因为牯岭街一带正是隐地少年时流浪徜徉的地方，被母亲追打逃家出走，就是跑到牯岭街上。已过中年的隐地，蓦然回首，无意间触动了少年时的伤痛，有感而发，写下《玫瑰花饼》，这首诗的风格，与《少年追想曲》一系列的散文，基调是相符的。无论诗文，隐地写到少年彷徨时，总是情不自禁。

狄更斯年幼家贫，父亲不务实际，全家经常借贷度日，后来狄更斯父亲因欠债坐进了监牢，十二岁的狄更斯一个人在伦敦流浪，自己赚钱谋生。狄更斯幼年便阅尽伦敦的形形色色，所以日后他小说中的伦敦才写得如此多姿多彩。隐地少年时在台北搬家的次数恐怕少有人及，自从被一女中从宁波西街的宿舍赶了出来，隐地一家人便像失去了舵的船，四处漂泊，从东门町搬到西门町，从延平区搬到南机场的防空洞里，台北好像哪个角落他都住过了，难怪隐地对于老台北的地理环境了如指掌，五〇年代的台北，在他的文章里就显得非常具体实在。隐地写自己“成长的故事”，也就连带把那个克难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台北风情勾画了出来，而且点染得栩栩如生。那时候的西门町是“我们”的西门町，是我们去万国戏院、国际大戏院一连赶几场电影的时代，詹姆斯·狄恩主演的《天伦梦觉》，触痛了多少当时台北的少年心。葛兰在“总统府”对面的三军球场跳曼波，震动了整个台北城，几千个年轻观众跟着喝彩吹口哨，跟现在的新新人类一样high。克难时代也有穷开心的时候。

看完了隐地这些“少年追想曲”，不能不佩服他在那样颠沛流离四分五裂的环境中，居然还能逆来顺受向上茁长，日后开创出“尔雅”的辉煌局面来。他这些文章，对于一些正在贫困中挣扎的青年，可以当作励志读物。

二〇〇〇年八月《中国时报》

摄影是他的诗

因美生情，以情入境（柯锡杰）

初识柯锡杰是在一九八二年，那年春天我正在台北筹备舞台剧《游园惊梦》的演出，舞台设计可能用得上牡丹花的幻灯片，柯锡杰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到日本京都去拍摄牡丹，可惜时机稍晚，花事已过，没有拍成，我常引以为憾。如果京都的牡丹由柯锡杰拍出来，一定美艳惊人。我观赏过柯锡杰的一些风景名作，地中海上空那一片无边无垠的亮蓝，冷冽宁静的背后，总有一团无形火在熊熊燃烧，那团火焰就是柯锡杰对唯美追求的激情所化。柯锡杰走过世界海角天涯，似乎就为了捕捉宇宙间千万变化最美的刹那，将之定格，摄入镜头，化为永恒。柯锡杰视野广、胸襟宽，即使小品一幅，亦具大家风范。

遇见柯锡杰的时候，他已是满头白发，可是一头丰盛如丝的白发下面，却覆盖着一张没有时间印痕的童子脸，鹤发童颜，这就是永存赤子之心的摄影家柯锡杰最鲜明的标志。那时他刚认识他的舞蹈家妻子樊洁兮，我看他与樊洁兮在一块儿时，竟兴奋得像个恋爱中的青少年。至情至性，恐怕就是柯锡杰成为一位摄影大师的首要条件。如果柯锡杰的风景偶尔还带有一抹寂天寞地的苍凉，他的人物都是一幅幅充满人间温暖的众生相。

就如同他的风景，柯锡杰拍摄人物，也试图在凝固瞬息万变的容颜最美的一刻，人面何时最美，我想应该是真情毕露的瞬间。柯锡杰早期拍摄过一张感人至深的杰作：《盲母》。一位行乞的盲妇怀中搂住一个头生癞疮的婴儿，盲妇的笑容是那般的自足、温柔，她双手捧着亲生骨肉，似乎感激上天的恩赐，她那双盲眼竟传出了内心无限喜悦的光芒。

当然，柯锡杰还拍摄过各号“人物”，宗教家、企业主，到文化人，各行各业，但重要的是，柯锡杰的镜头却能抽离他们的社会身份，将他们真人的情感流露一把抓住，那，也就是他人物最美的时刻。印顺法师是台湾佛教界的尊师，是台湾各派佛教领袖仰止的高僧。可是从柯锡杰镜头显现出来的，却是一位身披黄色袈裟的九旬老人，老人慈悲的笑容，包容了人间的一切。最近我看到大爱电视台播放的《印顺法师传》，印顺法师提到他最初受戒于普陀山，六十三年后重返旧地，出家人本应看破红尘，四大皆空，而老法师却禁不住泫然泪下，柯锡杰的印顺法师是一位会掉泪的人间菩萨。

台积电是台湾高科技企业的龙头，领导人张忠谋出现在报章杂志上的影像，背后似乎像衬着台积电半导体王国的一面版图。可是柯锡杰却拍出了张忠谋与他新婚夫人张淑芬一幅动人的晚晴图。张忠谋不再是意气风发的实业家，而是一位白发燦然的丈夫，对他的美丽妻子流露出款款深情。画家席德进晚年罹患肝癌，病至奄奄一息，柯锡杰为了要帮席德进最后一刻生命留下影像的纪录，竟不惜硬逼他从地板上霍然站起，拍下了他满脸桀骜不驯的怒容，那恰恰就是席德进最真实的一刻，一个永不服输，甚至不肯向死亡低头的孤傲艺术家。

柯锡杰用影像替台湾撰史，他的人物影集，等于一本台湾的人物合传，以一幅幅美丽的容颜，拼凑成一册多姿多彩的文化发展史。

二〇〇三年十月十一日《联合报》

邻舍的南瓜

评荆棘的小说

五〇年代的时候，台北市的松江路还未经开拓，路中央是一道崎岖的乱石泥径，长满了茅草；两旁铺了柏油的小路也十分狭窄，有汽车迎面驰来，骑脚踏车靠边闪让，不小心就会冲滑到泥坑里去。松江路靠近南京东路的那一带，一排排盖了不少木造平房，木板都漆上了军服的草绿色，看起来倒像是一大片军营。那些房子是公家盖的，大概那时松江路荒地多，所以选中了那一带。不过的确也有许多军眷住在那里，都是空军。有一回，一位老太太颤巍巍扶着她的小孙子到我们家来借用军用电话。老太太满面惶急，原来她的飞行员儿子值勤晚归，老母亲等得惊慌起来。省政府的官员住在那里的也不少，但也不完全是公家宿舍，例如我们家在松江路的房子就是自己买下来的。那时聂华苓也住在不远那么一栋绿色木板屋里，倒是忘了问她住屋是公家还是私人的，若是公家不知是什么单位。总而言之，住在那一带的居民，不管什么来路，大概都属于跟着政府仓皇撤退台湾的外省人居多。那些外省人那时候心里都宁愿相信有一天会“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总希望那些草草成就的木造屋只是暂时落脚的所在，将就一下，挺过去再说。没料到大家一住下去就是十几二十年，一直到六〇年代末，松江路开成大马路，那些军营似的绿色木板房子才一栋栋被打掉铲平，改建成今日的高楼大厦。我们家那栋木板屋，也要等到一九六六年父亲过世后才卖出去。

我们住在松江路一二七号，因为家里人多，把连在后面的一栋也买了下来，两屋打通，成了很奇怪的一幢狭长房舍。我们的右邻是一家空军校官，周家孩子多，常常墙头上倏地冒出三四个小萝卜头来，一张张小脸充满了好奇的笑容，好像随时随地想来探看我们家有什么事发生似的。前几年我巧遇周家老二，原来已经是华航的正驾驶了。我们的左邻松江路一二五号住的便是朱家，那就是荆棘的家。当然那时我不知道朱家小女后来又会变成了作家荆棘，而且她的第一篇小说竟是发表在我办的杂志《现代文学》上的。这个谜要等到二十多年后才解开：原来荆棘就是朱立立，当年我在松江路的老邻居。荆棘投稿没有写地址，《现代文学》给不起稿费，文章刊出，照例是要送两本杂志给作者的。我们在《现文》登了一则启事，请荆棘赐示地址。大概荆棘不好意思暴露身份，也可能青年作家有她的自负，不愿意跟我们攀关系，她没有理会我们的“寻人广告”，所以我也就始终无从得知，隔壁朱家小女，也曾是《现代文学》的撰稿人。

荆棘的父亲也在政府做宫，两家家长彼此应该认识的，大概不同系统，所以没有什么往来。做了十几年邻居，中间一道墙把两家隔得开开的。但两家的用人过往却甚密，互通有无。朱家的一些点点滴滴，偶尔也会传些过来。比如说，我们知道朱家母亲早逝，继母入门后，朱家儿女的日子不是很好过。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场名句：“幸福的家庭，家家一样；不幸福的家庭，各有所难。”其实中国人说得更干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那个年代，尤其来台的外省人，刚遭巨变，连根拔起，难念的经，每家恐怕还不只一本。我们家就有好几本，恐怕早也由我们的厨子小王传到隔壁朱家去了。

一直要到很多年后，八〇年代，我看了荆棘出版的第一本文集《荆棘里的南瓜》，尤其是其中带有自传性的几篇，《南瓜》、《饥饿的森林》、《凝固的渴》，我才了悟到为什么从前在松江路隔壁那个终日穿着白衣黑裙的朱家小女，从来看不见她脸上的欢颜。这三篇文章都是写对亲情的追念与渴求。荆棘十二岁丧母，十二年后终于写出这篇《南瓜》，悼念她来自农村一生忧劳而又极端温柔的母亲。《南瓜》大概象征了荆棘生命中获得的母爱吧。从荆棘中生长出来，南瓜生命虽然暂短，却带给家人如许的温馨与喜悦。《南瓜》因为情真，所以写得意切，《文星杂志》上发表后，又在《读者文摘》重新刊出，是荆棘的成名作。荆棘大学选读了园艺，最后竟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开垦出一片二十多英亩的农场来，遍植各种瓜果叶蔬，当然也有南瓜。是不是荆棘禀受了她来自农村母亲的遗传，最后还是归农庄稼？我们真不能低估了父母亲在我们身上所刻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有位心理学家写过一本书《原始的呼号》（Primal Cry），他让他做实验的心理病人大声呼叫“爸爸”、“妈妈”，叫着叫着，病人会发狂一般，心理退化到原始阶段，对父母亲种种的愤怒、渴求、惧畏、孺慕——这些最基本而又强大无比的情感，随着“爸爸”、“妈妈”原始性（primal）的呼叫声，宣泄出来。《饥饿的森林》、《凝固的渴》，是荆棘的“原始的呼号”，文中少女对父爱的饥渴，真有原始森林那般庞大。情感早已僵化了的父亲，对女儿无助的呼求，竟无法回应。而继母将一些名牌的生日蛋糕锁在书房里，任其腐烂，饲喂红头绿蝇，也不肯拿出来与儿女共享。亲情的饥渴，使心理的创伤转化成为生理的痛楚了。

令人惊奇的是，荆棘，正如她的笔名所示，在松江路那般荒瘠的环境里，竟还能抽发茁长，最后落根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挺伸成一棵傲岸坚实的仙人掌。荆棘进入台大园艺系，毕业后到美国留学，改习心理，最后成为颇有成就的心理学教授，又随着从事教育行政的先生到世界偏远的地区，巴基斯坦以及非洲的史瓦济兰，去帮助那些贫穷落后国家，教育他们的孩子。这样一个坚韧的生命，她的泉源在哪里？一个源头恐怕还是传自她那来自农村母亲的禀性，对土地自然有一种出自天性的亲近。荆棘喜欢写农作物，她的第二本文集《异乡的微笑》里，便写了许多瓜瓜果果，“哈密瓜”、“红枣”、“枸杞”，荆棘写这些瓜果时，特别动情，所以写得生机盎然。荆棘居住的新墨西哥州，出产一种鲜美多汁的甜瓜，本来以为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后来溯源而上，在香港发现同样瓜种，原来竟是吐鲁番的名产新疆哈密瓜。当荆棘到巴基斯坦时，便将巴基斯坦与新疆交界地所产的哈密瓜种子带回新墨西哥，在她的农场上种植出一片哈密瓜田来，并将种籽分给当地瓜农，于是远渡重洋的新疆哈密瓜，便在新大陆的沙地里瓜瓞绵绵的散布开来。荆棘又在她农场种植了红枣、枸杞，这些原产于中国的瓜果，对去国日久的荆棘恐怕也具有疗治乡愁的作用。有一天在瓜市里，荆棘向一个美国顾客谆谆解说哈密瓜的来源，提起重洋对岸那片古老的土地，荆棘突然按捺不住流下了异国人无法理解的游子泪。

新疆吐鲁番出产的哈密瓜，的确不愧是人间美味，瓜瓤丰腴，味甜如蜜。抗战胜利后，我们居住南京，每年父亲在新疆的回教朋友都要送来几大篓哈密瓜。晚饭后父亲召集我们开“生果会议”，一桌子摆得黄澄澄的，一刀下去，满室生香。有一种哈密瓜竟有醇酒的芬芳，所以又名“醉瓜”，对此极品，怎不教人睹物生情。

另一种支持荆棘成长的生命力量，我想必须归功于她自小对文学的热爱了。荆棘在少女时代便开始写稿投稿，虽屡被退稿，却并不气馁，直到她的小说《等之圆舞曲》登上《现代文学》后，才正式跨入文学园地。她自称那段日子是她“一段《现代文学》如醉欲狂的日子”。住在隔壁巷子的三毛，第一篇小说在《现代文学》刊出的时候，捧着杂志，跑上玄关，大喊大叫，发了狂一般。那个时代，台湾社会封闭，政治思想定于一尊，文学，对于许多心灵都不甘受禁锢的知识青年，不啻是肃杀严冬里的一脉薰风，是关得黑漆漆的密室里，破壁而开的一面天窗。文学，在那个年代，的确具有解放心灵的力量与作用的。六〇年代是个文化思潮风起云涌的历史转捩点，战后成长的一代青年都在向传统文化挑战。六〇年代的台湾知识青年，表面安分守己，实际上也早已感染了世界性的文化震荡，思想及心理也在悄悄蜕变，在挣扎反叛父权社会给予他们的指定路线。三毛与荆棘，各从松江路出发，经历欧洲、美国，最后不约而同又降落在非洲大陆的沙漠里。这恐怕不能看作一种偶合，这是当时一些不肯受拘的台湾青年，挣脱思想牢笼，飞向海阔天空，去追寻自我实现的一段艰辛而又充满冒险刺激的精神行旅。虽然各人遭遇不同，三毛飞绕了一大圈，终于飞回台湾折翼而亡，而荆棘却在新墨西哥落脚，与美国先生共同建立起他们的梦中堡垒——“沙堡”。

荆棘飞离台湾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似乎把她在松江路阴郁的过去全部抛弃了。停笔十八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身上潜伏着文学创作的欲望，触电一般，突然惊醒，于是她重新执笔，一连串写出了《荆棘里的南瓜》及《异乡的微笑》两本散文，并且完成一部小说集《虫及其他》。又一次，是文学把她斩断了的过去生命衔接起来。荆棘这几本集子的文章有一个特点，散文与小说，往往是很难分界，有几篇是小说化的散文，也有一些却是散文化的小说。读荆棘的文章有一种亲切感，一直觉得作者在向你娓娓吐露她深藏的心事。《虫》便是一篇散文体的寓言故事。作者与先生到巴基斯坦，从当地运回新墨西哥一批质地坚实、纹路细微的木块，用来镶砌他们自己动手筑成的住屋“沙堡”的墙壁，谁知木块里有蛀虫，也一并封到墙壁里去，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蛀虫奋力啃龁木头，发出吱吱的哀音，但木块太过坚实，蛀虫至死未能破壁而出，见到天日。卡夫卡的《蜕变》描写一个人一觉醒来发觉自己竟变成了一只大甲虫，无论他如何挣扎，始终也未能解脱“虫的存在”。是不是人也跟虫一样，有谁能够任意蜕变，突破自己赖以生存的时空大限呢？《继承者》是集子里分量比较重的一篇小说，荆棘又回到她一直最关切的主题：亲子之间，种种的复杂与矛盾。李琴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元老，年轻时留学德国，与一位有恩于他的中德混血少女成了婚。李琴的母亲高贵优雅，对丈夫是无限量的谅解与无条件的牺牲。幼年的李琴，父亲是她心中至高无上的完美偶像。当李琴发觉道貌岸然的父亲竟私下与一个粗俗无知的军眷女佣有染，并且为此抛弃了她高雅的德国母亲，李琴的世界由此崩溃，抱憾终身，一直要到父亲在台湾弥留的时刻，才得到外国归来的女儿的谅解。荆棘在这篇小说中，终于与过去妥协、和解，由少女时代“原始的呼号”，转换成一阕中年人哀悼生命的挽歌。

松江路荆棘里冒出来的南瓜，种籽飘洋过海，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砾地，终于结成丰硕的果实来。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联合报》

凤凰花开

古蒙仁的写作轨迹

《现代文学》在七〇年代中停刊三年半，一九七七年复刊后又发行二十二期，终于于一九八四年结束。后期的《现代文学》也出现了一批当时还很年轻却才气纵横的作家：廖伟竣（即后来的宋泽莱）、张大春、黄凡、吴念真、陈雨航、古蒙仁。当然，这些名字日后在台湾文学的版图上都各据一方，但他们早期在《现代文学》上发表的小说已颇为可观。

一九七九年，《现代文学》复刊号第六、七两期连载了古蒙仁的中篇小说《雨季中的凤凰花》，当时我读到这篇写得极为清新自然、真情流露的“乡土小说”，就非常喜欢，同年我担任《中国时报》的小说奖评审便极力推荐，《雨季中的凤凰花》获得了“小说推荐奖”，我很为古蒙仁高兴，那时古蒙仁二十八岁。之前古蒙仁已写过不少篇短篇小说并出版过一本小说集《狩猎图》，这些早期小说多以年轻人的爱情萌动及校园生活为题材，有相当细致的心理描写，但《雨季中的凤凰花》才真正展示了古蒙仁的写实能力，这部中篇小说的奇特处在于，所写的是最平凡不过的一些人与事，然而六万多字的篇幅读起来却能引人入胜，不感沉闷，让人觉得南台湾乡下确曾有过树仔叔这样一个养鳗人家。故事非常简单：父亲树仔叔因车祸住进医院，小儿子健智应召入伍当兵，养鳗家庭登时陷入困境，关键时刻离家出走的大儿子健雄却浪子回头，一家团圆。这种事情大概在台湾乡下经常发生，这样一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老套故事，实在不容易写成好小说。七〇年代末，台湾文坛曾涌现大批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品，其间不乏提出尖锐的社会问题及抗议色彩的小说，与之相较，《雨季中的凤凰花》就显得非常平淡朴实。可是过了二十多年，重读这篇作品，其中隐隐的一股感染力，仍然存在。台湾的农村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养殖业已经衰落，可是小说中呈现的家庭伦理恐怕改变很少。这就触及了一个文学的基本问题，以永恒的人性作为题材的作品，大概比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古蒙仁自己承认曾经受陈映真及黄春明的影响，陈映真早期小说富有诗意而略带忧郁的抒情文字风格，是影响古蒙仁写作的一个基调，而黄春明小说中的朴素亲情，大概对古蒙仁也有很大的启发。《雨季中的凤凰花》可说是描写台湾农村家庭的一首田园诗。其间真挚感人的文字情，其实可以征之于古蒙仁一些自传性的回忆文章。日本演员三船敏郎曾是古蒙仁崇拜的偶像，那是因为他父亲对三船情有独钟，而且他父亲与“魁梧壮硕”、“威仪凛然”的三船又有几分神似，这就引发了古蒙仁对三船敏郎一种移情的倾慕：

对我而言，三船的魅力，还带有一种父兄的精神召唤和情感的投射等复杂的情愫。在我似懂非懂的心灵里，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只要他出现，我就有被庇护的安全感。就像在寒冬的长夜里，父亲若外出未归，我一定无法入睡。总要听到他骑着脚踏车的轮转声在门前嘎然煞住，推进门来，我才能如释重负，安然入梦。因此三船在我心目中，宛然是父亲的化身，我对他也有一份难以言喻的孺慕之情。

——《仗剑少年行》

古蒙仁写到对父亲的孺慕，坦率得毫无掩饰。父亲逝世，古蒙仁哀痛逾恒，感到“昊天罔极，地老天荒，星月摧折，顿失所倚”（《溪山秋色》），这些恐怕都不是夸大之辞，而是古蒙仁丧父失怙的肺腑之言。为人子，对父亲的爱慕写得坦然固不容易，而为人父，写对儿子的疼怜其实也颇难下笔，但古蒙仁做父亲后，写到两个宝贝儿子，笑逐颜开，自许为“天使爸爸”，听到儿子在家里弹琴，“仿若天籁，确是人间极品”（《弹指少年路》）。自我陶醉，竟至如此，他说他要将从父亲那儿得到的爱加到儿子身上。

古蒙仁是云林虎尾人，母亲出身农家，对三纲五纪、天理人伦这套传统观念，终生奉守不渝，而且恃以教诲子女。古蒙仁显然受母教的影响甚深，虽然他后来因求学工作久居台北，又到美国留学，但中国传统的人伦秩序他显然一直笃信，《雨季中的凤凰花》中的父慈子孝，应该是古蒙仁真诚的感受。肯定传统人伦，艺术上也有成功的可能。我在台南住过一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到处的凤凰木上，开满了炽艳的红花，那些闪闪如火焰的花朵，我觉得最能代表南台湾从土地上冒出来的一股生命力。

其实古蒙仁的写作是以报导文学著名，他的几部报导文学《黑色的部落》、《失去的水平线》、《台湾社会档案》、《台湾城乡小调》是奠定他在文学界地位的作品。七〇年代中，高信疆接编《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大力提倡报导文学，并设有报导文学奖，古蒙仁经常是这项文学奖的得主，他的早期报导文学作品大多登载于人间副刊。我记得最初接触到古蒙仁的文章便是在人间副刊的海外版上，一九七七年发表了他的《破碎了的黄金梦》，写九份、金瓜石矿业的兴衰，矿工生活的艰苦。我从来没有去过金瓜石，但我对金瓜石却一直有一个深刻不移的印象，那就是他那篇《破碎了的黄金梦》营造出来的。文章篇幅很长，点点滴滴的细节描述，仍然是小说的写法，尤其着重气氛的酿造，一种哀号的语调，烘托出金瓜石今昔的沧桑。这就是古蒙仁报导文学的一大特色，他擅长描写台湾社会的变迁，变迁中人世间一些无可挽回的无奈与人生的悲欢。台湾是个多变的社会，有些是人事的淘汰运转，但也有不少是大自然的反扑破坏，两方面古蒙仁都有着墨。他写过几篇《铁道挽歌》记录台湾老火车头及铁道员的沧桑史，他也一再凭吊草岭湖的幻灭与再生，描写台湾这个海岛遭受自然力量无情的冲击，写得令人惊心动魄。古蒙仁写得最好的几篇报导文学既是事实的记载也是优美的文学。古蒙仁曾长期任职《时报周刊》，大概由于职业的需要及个人兴趣，上山下海，跑遍了台湾每个角落，写下大量的报导文章，发表在《时报周刊》上，这些文章集起来，也就是一部台湾从七〇年代跨入八〇年代的社会变迁史。

七〇年代末报导文学在台湾兴起当然有其社会背景，台湾经济正式起飞，社会新旧交替加剧，而新一代的作家对于台湾社会的现实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兴趣，有不少作家投身于这一行新兴的写作，古蒙仁显然是其中的佼佼者。我想一位优秀的报导文学作者除了敏锐的社会观察及一手好文字之外，恐怕还需具有广大的同情心。因为社会上有太多的不幸，太多的不平，如果没有宽广的人道胸怀，难以包容。古蒙仁当然也报导过不少“被损伤者被侮辱者”：永安煤矿灾变的亡魂、台北大桥下无路可走的老工人、被日本公司诓到沙特阿拉伯做苦工的原住民、群莺乱飞的北投妓女、少年辅育院内“失群的羔羊”，大致都能做到哀矜勿喜；没有走向偏激，反而容易感动读者。《银河孤星》是写两位老导演的凄凉晚景。杨世庆和宗由在早期的国语片里都曾拥有一片天地。杨世庆导过《浪淘浪》、《意难忘》，钟情、柯俊雄、张美瑶都曾是他的手下演员。可是晚年却贫病交加，一个人住在外双溪山洼中的一幢小木屋里，被观众彻底的遗忘掉。五〇年代宗由的电影也曾红极一时，《苦女寻亲记》里张小燕得到最佳童星奖。可是银色生涯不过戏梦一场，宗由暮年潦倒，中风瘫痪后，连往日的朋友也断了往来。

他们都有一双热情的、颤抖的、哆嗦不止的手；那双手都曾对中国电影有过贡献，都曾付出他们最热烈的感情；可是他们都无力了、瘫痪了。中国的电影，你又能给这些老人什么呢？

古蒙仁访问过这两位过气的老导演后，如此结束。这是一篇写得很厚道的文章。

经过多年报导文学的写作，古蒙仁练就了一手漂亮的散文，最近一篇《人间孤岛》素描“诗僧”周梦蝶就是上乘佳作。周梦蝶的诗境人生早已超凡入禅，要替这位孤独国主造像，并非易事。一九九七年“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文艺奖”中的文学奖颁给了周梦蝶，古蒙仁到淡水去访问他。说到古蒙仁结识这位前辈诗人，这段因缘还由我而起。这又要追溯到台湾文坛的天宝年间去了，大约是七〇年代末，有一次我邀请古蒙仁还有其他几位经常替《现代文学》撰稿的年轻作家到武昌街的“明星咖啡馆”去吃饭，那时的“明星”是我们的文艺沙龙，周梦蝶的书摊就摆在“明星”楼下门口，我顺便把他也邀了上来。从此，古蒙仁便有缘踏进了周梦蝶的孤独国中。事隔十五年，一个风雨交加的台风天，古蒙仁在一个依山而建的简陋公寓里，又参见了这位诗僧：

淡水河浩淼的烟波，就横亘在窗外。与对岸的观音山两相映照，山水毓秀，尽在眼前，令人心胸大开，能坐拥这片青山绿水，难怪诗人不为形体所役，而纵身天地造化之间，悠游在佛经与诗学的国度里。千帆过尽，来去无碍。从薄午到黄昏，我们看“温妮”在窗外肆虐，风也潇潇，雨也潇潇，漫天的风雨摇撼着多少人世的坎坷和缺憾。听诗人娓娓诉说他后半生的际遇，小小斗室里，却是一片宁静和温暖。久别重逢，晚来天欲雪，能再饮一杯否？

这几段文字写得情景交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

二十年前在另外一个台风天，我和古蒙仁还有摄影家谢春德三个人坐了一辆计程车，在风雨飘摇中驶过台北街头，驶上六张犁的墓园。古蒙仁正在为《时报周刊》撰写一系列“作家身影”的文章，他要我带领他重新寻找我少年时在台北走过的痕迹。首先我们去了南京东路与松江路口的“六福客栈”，那是我在大学时代居住的旧址，当然，当年四周都是绿油油的稻田。我向古蒙仁诉说了松江路沧海桑田的蜕变，他听得津津有味，都记了下来。谢春德在一旁却忙着用摄影机捕捉瞬息万变的台北景观。谢春德的作品，我由衷的喜爱，他拍人物，直入人心，而台湾的风景在他的镜头下，都是温煦的。在暮霭重重中，我们开上回教公墓，去到我父母亲的墓前。古蒙仁这样记载：

“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从六张犁公墓的小径上了山，暮雨，洒遍累累碑塚，使得那灵异境界，更充满了孤绝、愁惨的气氛。

二十年前，我们伫立在六张犁公墓的阴阳界上，古蒙仁与谢春德替一九八〇年台北急速流逝的一刻定了格，一个用文字，一个用摄影。如今重读古蒙仁这篇文章，仍然感到满天暮雨潇潇，谢春德那几幅凄美如诗的雨景，至今我仍珍藏着。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联合报》

知音何处

康芸薇心中的山山水水

大概是六〇年代末吧，那一年夏天我从美国加州回到台北，同时也把我的一位美国学生艾朗诺（Ronald Egan）带到台湾来进修中文课程。那时我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初任教师，教书起劲，对学生热心，尤其发现一二个有潜力的好学生，就恨不得一把将他拉拔起来。艾朗诺对中国语文、中国文化特别敏感，那年暑假我在台湾替他找了三位台大中文系的年轻助教汪其楣、李元贞、陈真玲每周轮流替他上课。汪其楣教现代小说，选了康芸薇的《冷冷的月》、《两记耳光》作教材。艾朗诺大为激赏，我颇感意外。康芸薇小说的好处在于绵里藏针隐而不露，表面平凡，擅长写一些公务员、小市民的日常生活，但字里行间却处处透露出作者对人性人情敏锐的观察，她这种平淡的文风，含蓄的内容，不容易讨好一般读者。看康芸薇的小说须得耐住性子，细细的读，慢慢的念，才体会得出其中的妙处。艾朗诺才念了两年中文，居然看懂了康芸薇小说中的玄机，也算他独具慧眼，成为康芸薇一位年轻的洋知音。后来艾朗诺果然学有所成，在美国汉学界享誉颇高，他最近把钱锺书的《管锥篇》也译成了英文，那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艾朗诺希望能见到他仰慕的作家，我便托汪其楣把康芸薇约了出来，到蓝天咖啡厅见面，那大概是一九六八年，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康芸薇。她那时已是初“成名”的作家。六〇年代，最为文化界所推重的出版社当数文星，被列入文星丛书的作家就算“成名”了。康芸薇刚在文星出版了她第一本小说集《这样好的星期天》，我记得好像是深紫色的封面，袖珍本的文星丛书，迄今仍有可读性。艾朗诺见到他心仪的作家当然异常兴奋，康芸薇那天也是高兴的，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极“温柔敦厚”的人，她是河南人，不知是否因此天生就有一份中原的厚实。后来她在仙人掌出版社又出了她第二本小说集《两记耳光》，可是不久仙人掌却因财务问题倒掉了，而且阴错阳差，仙人掌的许多书由我接收过来创办了晨钟出版社，康芸薇的小说集也包括在内，并改名《十八岁的愚昧》。所以，我也曾做过康芸薇的出版者。

康芸薇的小说写得不多，可是篇篇扎实，淡而有味。她写来写去不过是男女夫妻间的一些琐琐碎碎，小风波、小挫折，但因为写得真实，并无当时一些女作家的浪漫虚幻，如今看来，却实实在在记录下那个年代一些小市民的生活型态。她笔下的人物，多为避难渡海来台的外省人，她这群外省人，非军非政，只是一些普普通通为了重建生活、在异乡艰辛扎根的小公务员。公务员的生涯大概是单调平淡的，尤其是在那个克难时代，日出日入，为五斗米折腰，年轻时纵有凌云壮志，很快也就消磨殆尽了。康芸薇最擅长描写这些小公务员的辛酸：一对公务员夫妻，丈夫为了升级，央求妻子向权贵亲戚引进，妻子眼见自己的丈夫在亲戚面前奴颜婢膝，突然产生了复杂心理，为丈夫难过，但又不免鄙夷。这种合情合理的心理变化，康芸薇写得极好。康芸薇的小说曾经得到一些识者的激赏，水晶、隐地、朱西宁都曾为文称赞，但知音不多。尤其近年来台湾读者品味变化极大，标新立异的创作容易得到青睐，比较沉稳平实的作品，反而受到冷落。康芸薇这两本优秀的小说，也就不幸的被埋没了。

康芸薇的文学领域另一部分是她的散文。如果说康芸薇在写小说时，因对人性的洞察深刻，人的尴尬处境，也会照实描述，而写散文时，她“温柔敦厚”的特性就表露无遗了，她笔下的真实人生，都是暖洋洋的，即使写到悲哀处，也是“哀而不伤”，半点尖刻都没有。她的散文写的全是她的亲友轶事：祖母、丈夫、儿女、同学、朋友。而这些人当中，祖母及丈夫又是她写作散文的两大泉源。

康芸薇是依靠祖母长大的，一生与祖母相依为命。抗日期间，她的父母把她留在河南乡下，与祖母同住，她的童年便在祖母的呵护下成长，抗战胜利后，到南京与父母重聚，反而感到陌生了。她与父母缘浅，暂短相处便与祖母叔父来台，从此永隔，祖母便成为她一生中最亲近的人。康芸薇的文章中有多篇写到奶奶，充满爱意，充满敬意。康家在河南属于乡绅地主阶级，她祖母在家中是少奶奶，过过好日子的。在康芸薇眼中笔下，奶奶美丽、慈祥，有大家风范，为人处世对她有深刻的影响，奶奶教她：

“你待我一尺，我待你一丈，你待我一丈，我待你天上。”

“人长天也长，让他一步有何妨！”

老太太这些充满睿智的教诲，的确有中原人士的广阔心胸。来到台湾，祖母的处境当然一落千丈，在大陆从来没有下过厨房的老太太，居然托人在兵工厂用废弹壳打造了一只大铁砂锅，在煤球炉上熬稀饭飨宴乡亲，而且一边熬一边念念有词：

“想要稀饭熬得好，要搅三百六十搅。”

老太太甚得人望，领袖邻里。初渡海的外省人，离乡背井，来到台湾，几乎都有一段奋斗史，其中不少在大陆上曾经风光过，但因环境逼迫，两袖一捞，从头干起。康芸薇的祖母，便是其中一个。康芸薇把奶奶写得有声有色，替她心中“永恒的母亲”留下一幅令人难忘的肖像。康芸薇的叔叔抱怨奶奶没有及时变卖大陆上的产业，在台湾只好过穷生活，老太太反驳道：

“那有啥办法！蒋委员长那么个好男人，把江山都丢了，我那点家产算什么？”

康芸薇的散文风格，一如她的小说，不以辞取胜，而以情感人，写到她的几个宝贝儿女，固然深情款款，但在她最近的一本散文集《我带你游山玩水》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是她的丈夫方达之先生，康芸薇与方达之结缡三十年，伉俪情深，方达之毕业于台大，有理想，有抱负，但却规规矩矩做了一辈子公务员，壮志未酬，于一九九〇年病逝。丈夫在世时，写到他的文章不多，大概有点不好意思多说自己的先生，丈夫过世后，康芸薇写他的文章，篇篇感人。《我带你游山玩水》虽然不全是写方先生，但丈夫的身影却无所不在。这本集子，可以说是康芸薇为她先生方达之竖立起的一面纪念碑：纪念他们俩人在一起幸福的日子，纪念丈夫走后哀伤的岁月。方达之在世时，康芸薇的文章总是充满了熙日和风，经过大悲后，即使写欢笑，也不免凄凉。

康芸薇三个儿女个个孝顺，全是“妈妈党”，丈夫去世后，儿女们更加体贴，送礼物、陪妈妈旅行，但儿女的孝心却无法取代丈夫的情谊，丧夫的哀痛与失落，只有自知。小儿子继来大概是最受疼爱的幺儿了，一次继来把家中用得早已坏旧的餐具扔掉，康芸薇嚎啕大哭，儿子恐怕无法理会母亲的心情，他丢弃的，不是家中的破旧，而是母亲最珍惜的记忆，年轻人往前看，要摔掉过去的累赘，但对于暮年丧偶的母亲，与丈夫共同度过的过去，也就是她生命最美妙的部分，如何丢弃，怎能丢弃？伤逝，是这本集子最动人心弦的基调。

康芸薇另外有一本散文集，题名《觅知音》，大概作家希望有更多的知音读者吧。这次我把康芸薇几部作品重新细读一遍，发觉康芸薇曾写过这么多篇好小说及感人的散文，竟然还有“但伤知音稀”的感叹，可见文章解人难得。

二〇〇四年十月七日《中央日报》

关　爱

写给阿青的一封信

阿青：

我写这封信给你想跟你谈谈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正在困惑着你。我不能说对每个问题都有现成的答案，我只能凭借我个人对人生的观察及体验，给你一些提示，帮助你去寻找你自己认为可行的途径，踏上人生的旅程。

我知道，你已经经历了你一生中心灵受到最大震撼的那一刻，那一刻你突然面对了真正的自己，发觉你原来背负着与大多数人不同的命运；那一刻你可能会感到你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那突如其来的彷徨无主，那莫名的恐惧与忧伤，恐怕不是你那青涩敏感的十七八岁年纪所能负荷及理解的。当青春期如狂风暴雨般侵袭到你的身体及心灵时，你跟其他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一样，你渴望另一个人的爱恋及抚慰，而你发觉你爱慕的对象，竟如你同一性别，你一时的惊惶失措，恐怕不是短期内所能平伏的。你无法告诉你父母，也不愿意告诉你的兄弟，就连你最亲近的朋友也许你都不肯让他知道。因为你从小就听过，从许多人们的口中，对这种爱情的轻蔑与嘲笑，于是你将这份“不敢说出口的爱”深藏心底，不让人知——这份沉甸甸压在你心上的重担，就是你感到孤绝的来源，因为没有人可以与你分担你心中的隐痛，你得自己背负着命运的十字架，踽踽独行下去。可是我要告诉你，阿青，其实在你之前，也会在你之后，世界上还有不少人，与你命运相同，他们也像你一样，在人生的崎岖旅途上，步履维艰的挣扎过。有的失败了，走上自我毁灭之途，据统计，同性恋者的自杀率及酗酒倾向比一般人高，因为他们承受不了社会的压力，无法解除内心沉重的负担。旧金山是美国同性恋者比率最高的城市，但也是自杀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已经有上千人，大部分还是年轻人，从金门桥上，坠海而亡。有的一辈子都在逃避，不敢面对自己，过着双重生活。但也有不在少数的人，经过几番艰辛的挣扎，终于接受了上天赋予他们特殊的命运，更有的还化悲愤为力量，创造出一番事业来。我读过俄国大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传记、日记，以及他写给他弟弟的信——他的弟弟也是一个同性恋者。我一直深爱他的音乐，但更为他一生感情的折磨所感动。柴可夫斯基开始也不能接受他是同性恋者这个事实，他三十岁的时候跟一个崇拜他的女弟子结了婚，那是一个失败的婚姻，柴可夫斯基一度精神崩溃，跳河企图自杀。事实上他一生最钟爱的人是他姊姊的儿子鲍勃，鲍勃少年时，柴可夫斯基已经与他发生了深厚的感情，二人既有父子之情，又兼师生之谊，日后更变成一对相依为命的情侣。柴可夫斯基在日记上写道：我是如此的深爱着他，真可怕。一刻不见鲍勃，他便感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寂寞”。但是社会道德及伦理规范又常常使他内疚自责，他把满腔的幽怨及哀伤都写入了他的“悲怆交响曲”中，那是他最后的杰作，也是他的压卷之作，这首不朽的乐章便是他献给鲍勃的。柴可夫斯基死后不久，鲍勃便自杀身亡了，因为他不能忍受失去了他舅舅呵护爱怜的生活。我当然还可以引许多历史上的名人，从苏格拉底、亚历山大大帝、米开朗基罗到惠特曼来做例子，说明他们虽然天生异禀，但仍旧可以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缔造者。但毕竟他们只是少数中的少数。阿青，我希望你明白的是，当你发觉你的命运异于常人时，你只有去面对它、接受它。逃避、怨愤、自怜都无法解决你终生的难题。我并不是说接受了你的命运，以后你的路途便会变得平坦，相反的，我要你知道，你这一生的路都不会好走，因为这个社会不是为你少数人设计的，社会上的礼法、习俗、道德，都是为了大多数而立。因此、你日后遭受到的歧视、讪笑，甚至侮辱，都可预料得到，因为社会上一般人，对少数异己难免有排斥惧畏的倾向。但你接受了你不平常的命运，接受了你自己后，至少你维持了为人的基本尊严，因为你可以诚实、努力的去做人。只有在人这个基本的条件下，你可以抬起头来，与大家站在一条线上，人生而平等，这是几个世纪来人类追求的理想，也是近年来全世界同性恋人权运动追求的目标。那些参加运动的人，并不是向社会呼吁同情，更不是争取特权，他们只是向社会讨公道：还给他们人的基本尊严。上星期美国同性恋人口最多的城市纽约终于通过了反对歧视同性恋法，这项法律，纽约的同性恋者经过十五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市议会中通过，此后纽约的同性恋者有了法律的保障，不必再畏惧受到居住、工作等的歧视了。

在人的生活情感中，我想同性恋、异性恋都是一样的，哪个人不希望一生中有一段天长地久的爱情，觅得一位终生不渝的伴侣？尤其在你这种敏感而易受伤的年纪。阿青，我了解你是多么希望有这样一位朋友，寂寞的时候抚慰你，沮丧的时候鼓励你，快乐的时候跟你一起分享。我听到不少同性恋青少年抱怨人心善变，持久的爱情无法觅得。本来，青少年的感情就如同晴雨表时阴乍晴，何况是“不敢说出口的爱”，在社会礼法重重的压制下，当然就更难开花结果了。异性情侣，有社会的支持、家庭的鼓励、法律的保障，他们结成夫妻后，生儿育女、建立家园，白头偕老的机会当然大得多——即使如此，天下怨偶还比比皆是，加州的离婚率竟达百分之五十。而同性情侣一无所恃，互相唯一可以依赖的，只有彼此的一颗心，而人心唯危，瞬息万变，一辈子长相厮守，要经过多大的考验及修为，才能参成正果。阿青，也许天长地久可以做如此解，你一生中只要有那么一刻，你全心投入去爱过一个人，那一刻也就是永恒。你一生中有那么一段路，有一个人与你互相扶持，共御风雨，那么那一段也就胜过终生了。有的孩子因为感情上受了伤，变得愤世嫉俗、玩世不恭起来，他们不尊重自己的感情，当然也就不会尊重别人的。最后他们伤人伤己，心灵变得枯竭早衰，把宝贵的青春任意挥霍掉。阿青，我希望你不会变得如此，即使你的感情受到挫折，你不要忘了，只要你动过心，爱过别人，你的人生就更深厚了一层，丰富了一层。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失恋，而是没能真正爱过一个人。我确切地知道，有些同性伴侣，终身厮守，过着幸福的生活。虽然他们的例子比较少，而且需要加倍的努力与毅力。阿青，我希望你永远保持住你那一颗赤子之心，寻寻觅觅，谁知道，也许有一天在茫茫人海中，突然会遇见你将来的那一位终身伴侣呢！

阿青，你对一些比你年少的孩子特别温柔照顾，我知道，那是因为你怀念你那位早夭的弟弟，你在他们身上找回了一些从前你跟弟弟在一起时那份相依为命的手足之情。你对某些中年男人特别仰慕，那是因为你想从他们那里求得你父亲未能给你的谅解与同情。你在想家，自从你被你父亲逐出家门后，你的飘泊感一定与日俱深了。其实不只是你一个人，阿青，大多数的同性恋者心灵上总有一种无家可归的飘泊感，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被父母放逐了的子女，因为很少父母会无条件接纳他们同性恋的子女的，他们发现了他们子女的性倾向后，开始一定恼怒、惊惶、羞耻，各种反应齐来：家里怎么会生出这个怪胎来？他们也许仍旧爱他们的子女，但一定会把子女同性恋的那部分摒除家门之外。而同性恋子女那一刻最需要的就是父母的谅解与接纳了。本来同性恋子女与父母之间爱恨交集的感情就比较强烈，一旦冲突表面化，尤其是父子间的裂痕会突然加深，父亲鄙视儿子，儿子怨恨父亲。这场家庭冷战，往往持久不能化解。其实同性恋者，尤其是同性恋者的青少年，他们也是非常需要家庭温暖的，有的青少年爱慕中年男人，因为他在寻找父爱，有的与同年龄者结伴，因为他在寻找兄弟之间的友爱，当然也有的中年男人爱上年轻孩子，那是因为他的父性使然，就像柴可夫斯基爱上鲍勃一般。家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组织，而亲子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关系。同性恋者最基本的组织，当然也是家庭，但他们父子兄弟的关系不是靠着血缘，而靠的是感情。

阿青，也许你现在还暂时不能回家，因为你父亲正在盛怒之际，隔一些时期，等他平静下来，也许他就会开始想念他的儿子。那时候，我觉得你应该回家去，安慰你的父亲，他这阵子所受的痛苦创伤绝不会在你之下，你应该设法求得他的谅解，这也许不容易做到、但你必须努力，因为你父亲的谅解等于一道赦令，对你日后的成长，实在太重要了。我相信你父亲终究会软下来，接纳你的，因为你到底是他曾经疼爱过，令他骄傲过的孩子。

祝你快乐、成功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日《人间》第七期

山之子

一个艾滋感染者出死入生的心路历程

美国的艾滋浩劫

一九八〇年代初，美国东西两岸的几个大都市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年轻的一代美国人，正在继续尽情享受一九七〇年代以来各种社会运动带来的自由，包括性解放的自由，一种致人死命的陌生病毒，早已悄悄在两岸的大城登陆了。艾滋病旋风式的突击，美国人心理毫无准备，措手不及，一时全国惊惶。

我记得当时加州几家大报《旧金山纪事报》、《洛杉矶时报》经常刊登有关艾滋病的头版新闻。

洛杉矶是美国第一个发现艾滋病的城市，而旧金山很快便变成艾滋病人口密度最大的中心。

在美国，因为艾滋病毒最先侵袭的是男同性恋团体，而旧金山的同性恋人口最密集，自然成了重灾区。几年间，如同野火燎原，艾滋病蔓延到全美大城小镇，而且不分男女老幼、异性恋、同性恋，一律感染。

头几年，医学界对于艾滋的了解不够，还没有药物控制，它杀伤力特别强，成千上万的感染者，大部分是青壮年人口，一一病亡。在加州，我曾亲身目击到这一场惊心动魄的艾滋浩劫，迄今美国已有五十多万人因而丧生，感染者数百万。我认识的人中，也有几位不幸被艾滋病夺去生命。那几年，旧金山的街头，随地可以嗅得到死亡的气息。

恐慌过后，美国人终于镇定下来，开始面对艾滋侵袭的这个可怕事实，更有一些艾滋感染者勇敢的站出来现身说法，教育大众。因输血而感染的艾滋病学童赖恩·怀特（Ryan White），在电视上叙述了他本身患病的故事。他说并不怨恨当初歧视他、把他逐出校门的同学，他了解他们的感受，最后他说他已不害怕，“上帝替我安排好了一切”。他那清瘦的脸上绽出一抹令人心折的虔诚笑容来。

赖恩·怀特支撑了六年，十六岁身亡。所有的美国人都被这位患了艾滋病的少年深深地感动，他的勇气、他的宽容，使得这位年轻人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

赖恩·怀特是最早公开病情的艾滋患者之一，后来陆续又有为数甚多的人出来，描述他们不幸的遭遇及对抗艾滋的奋勇过程。其中又以作家保罗·莫奈（Paul Monette）那本《时不我与——艾滋回忆录》影响最大，这本书一九八九年出版，马上引起强烈回响，得到各界好评。

莫奈这本回忆录是记录他的爱人罗哲（Roger）罹患艾滋病，他与罗哲两人共同抵抗艾滋病魔长达十九个月的艰辛日子。莫奈无论描写罗哲被艾滋折磨至死的恐怖细节，或者他们两人生死与共的患难笃情，下笔赤诚，毫无保留，因而打动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

是由于赖恩·怀特这样的艾滋病患勇敢的现身说法，《时不我与》这样的书打动人心，艾滋在美国逐渐被人性化。艾滋病患不仅是一个抽象数字，艾滋也不再是一种神秘不可解的恐怖符号。由于长年的宣导教育，美国人目前对待艾滋病毒采取的是一种务实的基本态度：艾滋是一项危险的传染病，现在还无药根治，大家都须预防它。

台湾的艾滋风暴——韩森的故事

一九八五年台湾媒体报导第一宗艾滋病，患者是一位过境外籍旅客，接着台湾本土的艾滋病患也在同年出现。我读到这些新闻时，心中便暗叫不好，艾滋风暴终于刮到台湾来了。当时台湾媒体对艾滋病的了解不够，与美国一九八〇年代初一样，有许多不正确的报导，过分渲染，不顾患者隐私，造成病患及家属莫大的伤害。

长期以来，台湾新闻界很少对艾滋病及艾滋病患做深入报导，台湾社会对艾滋病患亦缺乏应有的人道关怀。直到一九九二年，我才在《中国时报》上读到一篇文章，有关一位叫韩森的年轻人，《一个艾滋病患走出死荫幽谷的感人见证》，这恐怕是台湾第一篇以同情的态度来描述艾滋病患勇敢抵抗病魔的报导，是《中国时报》记者张翠芬写的。

从那时起，我便注意到韩森这位年轻人。他的经历，使我想起了美国的赖恩·怀特，韩森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像怀特一样，他早已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上帝去安排了。直到最近，我读到廖娟秀写的《爱之生死》这本记载“韩森的艾滋岁月”的传记，我对韩森的故事才有了一个比较全貌的了解。更巧的是，由于接触到“希望工作坊”，终于认识了韩森本人，由他亲口告诉我这些年来出死入生的心路历程。

廖娟秀这本《爱之生死》成书于一九九五年，记载了韩森自一九八六年起，九个年头的艾滋岁月。这是台湾第一本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本，详细记载了一个艾滋病患的内心世界的传记，因此，这是一本重要的纪录，一个有参考价值的艾滋档案。

台湾现在感染艾滋病者已有二千六百多人，有的病患早已亡故。他们每个人都应当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感人故事，但我们无由得知，因为还没有人替他们写出来。《爱之生死》这样的书可以帮助台湾读者了解艾滋病，了解艾滋病患的人性诉求，了解有肋于艾滋预防，了解更会产生同情，消除惧畏与歧视。

廖娟秀曾参与“谊光组织”及“希望工作坊”长期担任艾滋义工，她与韩森是多年朋友，因此，这本书，她写得很亲切、很体贴，娓娓写来，描述一位十七岁不到的青年，不慎感染艾滋，从坠入绝望的深渊，再一步一步爬起来，最终寻找到生命的意义，自己变成了艾滋义工，反过来扶助其他同病者，一段极为艰辛的成长过程。

韩森是出生在新竹山区的泰雅族青年，韩森是他英文名字Hanson的译音。韩森记忆他在孩提时，父母到山上去工作，种植香菇，常把他带在身边，幼儿韩森坐在一旁，看着山光云影，心里就有一股说不出的喜悦。山，对于韩森一直有一种镇静去痛的安抚作用，多年后，他感染上艾滋，在极度惊惶中，他又只身逃回新竹山里，让山去疗抚他的创伤。

即使在台北生活，韩森感到投诉无门时，他也会骑着摩托车到阳明山上，一个人痛哭一场。似乎进到山中，这位山之子才会感到恢复最原始的自我，可以尽情抒发他在山下红尘中遭受到的种种创痛。

韩森十五岁来到台北，进入一所工专就读。一九八〇年代中，台北正朝着国际化突飞猛进，少年韩森骤然置身于台北这个五光十色的大都会，既兴奋又迷惘，如果不是命运作弄，韩森可能就这样安稳的成长，无忧无虑，过完一生。可是一九八六年冬，韩森还不到十七岁，便染上了艾滋病。事后看来，韩森只不过是不幸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遇到一个不该遇见的人。

一九八六年，艾滋病刚刚登陆台湾，最先的地点大概就是台北，是由染上艾滋的外籍人士带进来的。青春萌动期的韩森，在对艾滋病毫无认识、心理全无准备的状态下，与一位外籍人士发生了同性恋性关系，染上了这种改变一生的可怕疾病。

亲人的支持

当韩森最初知悉他患了这种无药根治、受死亡威胁的传染病时，他的惊惶恐惧，一时不是他青涩的年纪所能承担的，而且他又感到极端愧疚和羞辱，因为艾滋病在当时的媒体渲染中，是一种蒙上污名、令人难以启齿的“恶疾”，并把艾滋误解为同性恋者特有的疾病。十七岁不到的韩森，同时要承受艾滋病患及同性恋者这备受社会歧视的双重身份，压力排山倒海而来，韩森一度兴起自杀念头，从七层楼公寓纵身下去，了却病魔相缠的烦恼。这是许多艾滋病患最危险的时期，为了害怕曝光，羞对家人亲友，而萌短见。韩森最幸运的，是他的家人父母姊姊对他无条件的支持，父亲曾拉住他相跪对泣，对这个受绝症威胁的幼儿幼弟，父母姊姊只有怜惜与呵护。是亲情，让韩森捱过了第一波危机。这位泰雅族青年，对他的家庭却另有一番解释。

因为他们是原住民，家庭原始的血缘关系，在危机中反而把他们紧紧团结在一起，超越了艾滋病带来的道德上的各种质疑，不像有些汉族家庭，维护家声更重于儿子的病痛。台湾有不少艾滋病患，因为不被家庭接纳，只好自我放逐，到处躲藏，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

上帝的感召

然而死亡的威胁常常还是巨大得难以承担的，韩森又二度陷入严重忧郁症的漩涡中，几乎无法自拔。他只身逃回新竹山中的老家，趴倒在他外婆的坟上，放声嚎哭。正当韩森在心理上、精神上完全孤绝走投无路的时刻，高高在上的一个声音在向他呼唤了。一九九〇年二月，韩森参加了一场在教会举行的医治布道大会，在祈祷时，他突然有了圣灵感应，他自己这样记载：

突然间，我感到浓厚的爱环绕在四周，一股很强的暖流从头到脚浇灌下去，我知道自己已被圣灵充满，是耶稣的爱临到我身上。我嚎啕大哭，呐喊着：“耶稣，我走不下去了。”然后我听到一个声音：“孩子，我爱你。”我的思绪回到过往，突然了解到在绝望中，内心总有一种叫自己活下去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神的力量。我整整哭了半个小时。

韩森本来就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感染艾滋病后，他曾经怨恨上帝，未能使他免于灾病，可是经过这次圣灵感应后，韩森确信上帝并没有遗弃他，而是在默默的垂怜着他痛苦挣扎中的卑微灵魂。是宗教信仰，又激起了韩森强烈的求生欲望。他搬到教会团契之家，接受短期训练，受训过程中，韩森又经历了一次奇迹似的宗教体验。一位外籍牧师来台湾传教，在一百多人的聚会中，牧师突然点名韩森，对他说：“小兄弟，你的经验很特别，神要用你的经验，你不要再问上帝爱不爱你，上帝是爱你的。神对你有特别安排，它要你把有相同遭遇的人聚合起来，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什么是真正的生命，什么是真正的永恒。”

整个聚会都做了录音，这段话，韩森也有一份拷贝，外籍牧师并不认识韩森，也不知道他患病的情形。这段预言似的示谕，使韩森大为震撼，他体悟到艾滋给他带来的痛苦与折磨，可能是神想让他担负起更沉重的使命，帮助同病者，照顾那些比他更虚弱的艾滋病人。韩森萌生了投身艾滋义工的念头。

韩森对生命的意义终于渐渐有了更深一层的体认，是一次又一次在照顾艾滋病患的过程中。与病友们一同经历生死，使他对死亡有了更深刻、更实在的接触与了解，因而也就对生命更加尊重、珍惜。

然而每当一位受他照顾过的病患往生的时刻，韩森都会为他们哀痛、为他们哭泣。他曾为他们祈祷，唱圣歌给他们听，替他们打气，希望奇迹出现。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当时鸡尾酒治疗法还没有发明，艾滋带原者一旦发病，死亡接踵即至。而且末期病人的病状，有时令人胆战心寒。韩森都得勇敢面对。

有一次一位叫杨的病人从南部到台北来就诊，病人已很虚弱，韩森将他抱在怀里，看着他鼻孔一直不停的流血，状至恐怖。韩森不禁想：有一天他会不会也变成他怀中抱的病残躯体一样，不停的流血？

当他的一位好友，也是一位艾滋义工，被艾滋击倒亡故时，韩森惊痛得晕倒过去，他独自到阳明山上，放声恸哭，既伤亡友，亦是自伤。大概只有宗教的信念，上帝赋予他特殊的使命，要他与同病者生死与共，韩森才能在艾滋风暴中挺下来。在进进出出台大、仁爱、荣总这些医院，照顾比他更不幸的艾滋病人中，他终于证实了自己生命的价值。

当然，韩森还得照顾自己的身体，虽然他比其他发病的病患健康得多，但不是没有危机的，他也曾经几度住院，发烧不退。幸亏他有庄哲彦医师悉心治疗他，每次让他康复，再度投入艾滋工作。几年下来，韩森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艾滋工作者了。他参加过几个艾滋组织：谊光组织、中途之家、希望工作坊，现在担任希望工作坊的重要职务。

矛盾、挣扎、接受

艾滋病患除了健康受损外，其他的人性诉求并未泯灭，对亲情、友情、爱情的需要可能更加强烈。韩森感染上艾滋后，对他自身同性恋的性向曾产生极大的矛盾。社会对同性恋的歧视与偏见使他彷徨不安，而他所信仰的基督教会认定同性恋是一种“罪恶”，更令他自疚、自责。有一段日子，韩森也尝试压制他同性恋的冲动，他受过短期神职训练，跟了牧师到大陆去传教，以为从事神职可以“净化”他的欲念。然而韩森跟其他青年一样，对爱情的渴求这股本能自然的力量是无法抵挡的。几经挣扎，他终于认清并接受了自己：同性恋本来就是他人性中无法分离的一部分。

除了亲情、宗教信仰的支撑外，在韩森最孤独无助的日子里，是他的同性伴侣阿忠陪他走过了五年。阿忠明知韩森是艾滋感染者，还愿跟他共同生活，爱护他，安慰他，与他分担艾滋病带来的种种冲击与痛苦。韩森照顾一位叫茂盛的艾滋病患，茂盛躺在医院里愈来愈虚弱，韩森与阿忠一同为茂盛祈祷、为他唱圣歌。晚上两人抱在一起，为病势日沉的茂盛而哭泣，韩森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记下：

不轻易哭的忠铭今晚也哭了，我想他大概想到以后的日子我因疾病将离开他的事实。但我们珍惜在一起的过程。

苦难把两个人的命运紧紧的拉在一起。保罗·莫奈在《时不我与》中，写到他与同性伴侣罗哲最后相依为命的日子，动人肺腑。

韩森今年三十一岁，从他十七岁不到染上艾滋病迄今已有十四年，他的存活期几乎是一个奇迹，他恐怕是台湾存活最长的艾滋感染者，一九九七年他曾大病一场，差点过不了关。他的T4细胞一度降到五十多——这是一个危险讯号，表示他的免疫系统已非常微弱，后来幸好何大一博士发明的鸡尾酒治疗法及时赶到，韩森又一次死里逃生。他现在的T4细胞已回升到五百多，几乎正常。除了鸡尾酒治疗法外，韩森也练气功，服用中药补助。现在韩森看起来很健康、充满活力。他这几年，生活过得极有意义，除了主掌“希望工作坊”，从事宣导艾滋防治外，他曾出国，到马来西亚、加拿大，参加世界艾滋大会，到香港出席亚洲华人同志大会，现身说法，教育大众。

他现在对艾滋的看法是这样的：

艾滋对我来说像是一个隐藏在内心初生的小孩，刹那间连结了我的生命。我曾经恨它、逃避它，也曾因它质疑了世上的情爱，更质疑我活着要干什么。它让我伤心，也让我哭泣，更让我焦急的面对未来的种种。从十七岁到三十一岁的艾滋岁月，从我年少轻狂到现在的成熟，我渐渐体会到生命的价值：就是我拥有了我生命的春、夏，秋、冬，以及我活着的尊严，没有一个人可以拿走它！

——《韩森的艾滋岁月》序

说得好，让我们祝福韩森，替他喝彩，为他加油，希望这位山之子，在人生旅途上，平平安安的继续长跑下去。

二〇〇〇年四月一日《康健》杂志

修菩萨行

杜聪与河南艾滋孤儿的故事

杜聪与我结缘将近二十年。一九九〇年我第一次跟杜聪会面是在洛杉矶我朋友的家中，他那时还在哈佛大学念硕士，主修东亚研究。他对民国史特别感兴趣，这里有家族的渊源：原来他外婆的祖母就是孙中山的姊姊。

杜聪远从波士顿到洛杉矶来会我是因为选读的中国文学课程需要写论文，他挑中了我的小说《孽子》，所以来访问原作者。他那时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有礼貌、有教养、聪明温文的青年学子。他出生香港，中学便来到美国求学，可是他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怀有一份由衷的尊敬与热爱。这一点使我们之间马上建立起对话，开始我们悠久的忘年之交。

后来杜聪到纽约从事金融工作去了，他在银行界做得很成功，年纪轻轻，高薪厚职。杜聪在纽约过的完全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杜聪懂得生活，喜欢生活，也享受生活。他常去大都会歌剧院听歌剧，曼哈顿上最高级的美食餐厅，他都去过。他去欧洲旅行，好玩的地方如数家珍。如果他继续在纽约工作下去，大概他也就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华尔街族，一架超级赚钱机器。但是上天赋予他的使命远不止此，杜聪要担负的，将是一项度千万人苦厄、巨大无比的人生重任。

一九九五年，一个偶然机会，杜聪调职香港，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在香港他成立了智行基金——这个日后变成他从事慈善事业的基础。二十一世纪初，又一个偶然机会——事后看来，也许并不偶然，而是上天一步一步的安排——杜聪在北京遇到一个因输血而传染艾滋病的青年，医院追踪到污血的来源，竟是河南的农村。原来上世纪八〇年代，河南农村因卖血而造成数万农民感染艾滋病的大灾祸、大悲剧。当地政府鼓励农民卖血，把血浆抽走后，竟然又把混在一起的血液注射回卖血者的身体内。卫生人员的无知，造成无数家庭父母死亡，剩下成千上万的孤儿，嗷嗷待哺，陷入绝境。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在这个关键时刻——二〇〇一年，杜聪似乎也聆听到那些无助孤儿发出来求救的哀音，把他引到了河南那些艾滋村，从此踏上了修菩萨行的道路。

杜聪到了河南上蔡这些乡镇，他发觉他走进了人间地狱。河南本来就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省份之一，人口近亿，八〇年代，农民卖血五块美金一袋，只想以他们自己的鲜血来换取较好的生活，没想到如此卑微可怜的愿望却换来家破人亡的灾难，像上蔡，全村的艾滋病户，竟占了六成。

杜聪走进一户人家，两位老祖父母带领着五六个孙儿过活，因为两房儿子媳妇通通因为卖血染上艾滋病亡故了。老夫妇本来自己生活已嫌艰难，一下子增加了一群孙儿，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活活被生活的重担压垮。杜聪又进到另外一家，父母都染上艾滋，父亲先走，母亲病得奄奄一息，剩下一个初中辍学的女儿，即将变成举目无亲的孤女；弥留在床的病妇向杜聪哀求，希望在她身后杜聪能帮助她的孤女复学，给她的孩子一个未来。这些成千上万的孤儿，大部分都辍了学，可以想见，他们日后前途之黯淡，很可能沉沦到社会的低层，永无翻身之日。病妇托孤，让杜聪受到极大的震撼，他承诺下来，要帮她的孩子回归学校，得到一个向上的机会，那是杜聪对河南的艾滋孤儿所行的第一个善举。此后近十年间，杜聪的智行基金帮助了一万二千个孤儿复学，其中已有五百个考上大学。这些曾经坠入绝望深渊的孩子，由于杜聪一念善举，而改变了一生命运。

这十年来，杜聪全身投入扶助艾滋孤儿的事业，他辞去了银行高薪的职位，他已升到银行董事，奔走于香港与河南之间；无论寒冬炎夏，杜聪跟他的那些孤儿们在一起，共甘苦，粗食淡饭，甘之如饴，这与他在纽约的享乐生活天壤之别。是面对人类大悲剧、大苦痛时，启发了杜聪近乎宗教救赎、己溺己饥的情操。我相信，杜聪本来就有善根佛心，他全家信佛，辅救河南孤儿，杜聪立下终身相许的悲愿。

当然，杜聪面临的是艰巨无比的挑战。头几年，杜聪完全孤军奋战，一个人马不停蹄，全世界去募款，仅凭着他一颗善心去触动其他有心人的善意。然后他提着千辛万苦募来的款项，风尘仆仆赶到河南，还得低调行事，悄悄地把钱交到学校，替孤儿们缴学费复学。这种善举不能声张，因为政府掩盖艾滋灾祸真相，不准外人揭疤，记者、医生去关怀，都被赶走，杜聪也曾被跟踪监控。要不是他持有美国护照，恐怕早就被驱逐或抓了起来了，但他的善行终于感动了当地低层有良心的官员，得到他们的暗助，杜聪“救孤”的事业得以在默默中进行。

杜聪也会有感到挫败的时候，他告诉我，有一阵子，他一个人曾在夜里哭泣，因为他面对的灾难实在太大，向他求助的人太多，他感到个人力量太微薄，因而觉得沮丧无助。我安慰他：佛家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早已不止救过一个人的性命了。我比喻给他听，中国的艾滋风暴如一场森林大火，四处蔓延，绝不是你一个人能扑灭的，但你如果能把眼前一些火头熄灭，已是功德无量。事实上，杜聪这些年来，扶助艾滋孤儿，成绩斐然。他得到联合国的资助，美国克林顿总统也曾到过河南会见他的孤儿，大小的慈善奖杜聪都得过了，然而我认为杜聪最大的贡献是给他的孤儿们带来了人生的希望。他的孤儿们都叫他“杜叔叔”，他们失去的亲情，从杜聪身上得到了补偿。前两年，杜聪邀请一连两批孤儿大学生到香港来参加马拉松赛跑。我见到这些年轻人，他们脸上已察觉不到当年灾难留下的阴影，我看到的是一股努力向上的自信与意志。他们的专业，有计算机、石化、医学、护士、外语，还有一位女孩在东南大学念电机工程。可以想见，乘着这波“中国崛起”，这些孤儿学生的前途是光明的。如果没有杜聪扶助孤儿计划，这些年轻人，恐怕仍在河南穷苦农村耕田为生，或者浪迹天涯当民工去了。假期，有的大学生回到家乡，参加杜聪的计划当义工，扶助其他仍在苦难中的孤儿。二〇〇八年四川大地震，杜聪率领一群孤儿学生到四川救灾。那些孤儿学生回来说，他们看到更大的灾难，帮助过其他比他们更不幸的难民，他们愈加懂得惜福感恩。我觉得这才是杜聪扶助孤儿计划了不起的地方，他不仅给予孤儿们金钱物质的帮助，更恢复了那些年轻人对人生的信念，启动了他们的善心，懂得感激回报。

杜聪近来跟我说，他的“家累”越来越重了，因为他手上有八千多的孩子等着他替他们缴学费，一年他需募款一百八十万美金才够开销。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这两三年世界经济不景气，募款更加困难。我看他飞来飞去，不分昼夜，常常累得坐在车上打瞌睡——杜聪这几年睡眠严重不足。但他的孩子们学费没有着落，他没法安眠。我参加过两次杜聪在香港举办的募款义卖晚会，会上我也帮他义卖，叫喊得声嘶力竭，希望替他多筹些捐款，只要筹到二万五千港币，便可帮一个大学生读书四年，也就很可能改变那个年轻人的一生。杜聪修菩萨行所要走的道路是崎岖而累人的，但是十年献身，杜聪在精神上却得到大丰收。“助人为快乐之本”，我看杜聪跟那些孤儿合照时，总笑得那样快乐而满足。他在度那些孩子，携领一万二千个孤儿脱离苦厄，那些孩子也在度他，给他一个机会，完成人生最庄严的“救孤”悲愿，杜聪是上天派遣给那些孤儿们的“人间菩萨”。

二〇一一年十月《明报》

瘟疫中见真情

保罗·莫奈的艾滋追思录

保罗与罗杰是一对同性恋人。两人家世优渥，保罗出身东岸中产家庭，罗杰的父亲是犹太商人。两人有美国大学最杰出的学历，罗杰拥有哈佛法律博士，保罗毕业于耶鲁英文系。两人从事高薪职业，罗杰是执业律师，保罗写电影电视剧本。保罗与罗杰居住在洛杉矶好莱坞夕阳大道山坡上一幢华屋里，有景观、有游泳池，两人一同欧游，出入于各种慈善公益活动，过着美国同志圈令人羡慕的生活。保罗与罗杰相识时才二十八岁，罗杰三十二，在一起十余年，两人相知相惜，有共同爱好，文学与艺术，是一对理想的同志伴侣，两人尽情享受美好人生。

可是好景不长，因为那是二十世纪八〇年代初，一九八一年，就在洛杉矶，高利亚医生（Dr.Gottlieb）发现他的几个年轻男病人突然免疫系统全面崩溃，患各种疾病而亡。那是艾滋病瘟疫侵入美国第一下警钟，此后如野火燎原，在东西岸大城，以至全国迅速蔓延，直至一九九五年，艾滋专家何大一发明鸡尾酒治疗法，艾滋病等于绝症，十数年间，上百万人感染，四十余万人死亡。艾滋最先侵入美国男同性恋群体，先入为主，所以最初数年，患病者多为男同志，罗杰便是其中之一。一九八五年罗杰染病，一年半后身亡，保罗·莫奈（Paul Monette）这本《借来的时间》（Borrowed Time）便是记载他的爱人罗杰患病十八个多月，两人生死与共、抵抗艾滋的回忆录。此书于一九八八年出版，即刻引起巨大回响，获得“笔汇”非小说类文学奖。这是美国第一本个人经历艾滋风暴的纪实录，也成为艾滋文学的经典之作，出版二十年，其感人之震撼力量，迄今未减。

《借来的时间》可分两个层面：首先这是一部记载艾滋病肆虐人体惊心动魄的档案。艾滋病是二十世纪人类所遭遇到一种全新的传染病，初登陆美国，美国人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一阵张惶失措，恐惧莫名。因为当时医学界对艾滋病的病因病源，传染途径一无所知，又因第一波患者多为同性恋者，美国社会一度误解艾滋病为同性恋群体特有疾病，遂引来美国保守人士对同性恋者恶意攻击，称艾滋病乃上帝对同性恋患者的“天谴”，艾滋病受污名化，变成难以启口的社会禁忌，里根总统右派政府竟然长期对此侵害人类健康的疾病视若无睹，噤声不提。在如此荆棘满布、阻碍重重的社会背景下，保罗·莫奈这本《借来的时间》的出现，可谓晴天一声霹雳，震破了当时的社会禁忌，把艾滋病如何将人凌迟至死的恐怖事实，赤裸裸的呈现出来。保罗·莫奈以极大的勇气，毫不保留的将他爱人罗杰自染病之初，十八个月来，逐步消耗，受尽折磨以至于死亡的点点滴滴，巨细无遗的记载下来，成为一部艾滋病例完整的纪录。同时他又将周遭朋友，一一被艾滋击倒吞噬的残酷事实描写得历历如绘，因为艾滋病末期病人，免疫系统全面崩溃，各种伺机性疾病集于一身，有人全身瘤肿，有人腹泻不止，羸瘦不成人形，失明、神经错乱，接踵而来，最后大多数死于肺炎。《借来的时间》是一部艾滋百科，读来撼人心魂。

美国同性恋者平权运动自一九六九年石墙酒吧事件揭竿而起，经过七〇年代波澜壮阔，冲击到法令规章、社会习俗、学术研究、政治导向，各种层面，同时与黑人及妇女平权运动齐头并进，一时声势浩大。进入八〇年代，正往高峰迈进，而许多同性恋者亦误认为解放运动天国在望，于是尽情放纵享乐，艾滋风暴突然来袭，对同性恋者平权运动不啻当头棒喝，重挫士气，让正在初尝解放自由的美国同性恋者，从狂热陶醉中清醒过来，重新思考自己的命运及处境。八〇年代，艾滋浩劫在美国夺走数以万计的青壮年生命，制造出无数的悲剧结局。许多患者一夕间变成“贱民”，被社会家庭所弃，亲友纷纷走避，甚至连多年相伴的爱人也因恐惧离去，最后一一孤绝死亡。但艾滋病的突袭也在二十世纪末给人类带来最严峻的考验与挑战，在这场瘟疫肆行的时刻，人性本善的光辉亦会骤然升起，照亮黑暗。

保罗与罗杰的故事，正是这场瘟疫中见真情最动人的见证。《借来的时间》不仅描写罗杰患病十八个月间，保罗如何衣不解带百般呵护，也详细描述两人的亲友对他们的支援与同情。罗杰的父母知道儿子罹患艾滋，只有疼惜，没有责怪。保罗本人的父母知情后，对两人亦十分体谅；尤其是保罗的弟弟罗伯，是个坐轮椅的残障，可是对哥哥遭受的痛楚，尽力安慰，不停的打气加油，深更半夜，罗伯常跟保罗通电话，给他出主意，手足之情，溢于言表。罗杰人缘好，朋友知道他有难，多表同情。保罗·莫奈写这部艾滋追思录，出于极端痛苦，句句肺腑之言，他如此开头：“我不知道在我死之前能否写完这本书。”保罗自己也染上了艾滋，大概是罗杰传给他的，可是书中没有半句怨言。保罗·莫奈并没有被艾滋击倒，接着他又写了一本自传《成人之道：半生纪实》，是写他作为一个同性恋者艰辛的成长过程。这本书获得美国最高荣誉奖：“国家书卷奖”。保罗·莫奈于一九九五年死于艾滋病，他亦因艾滋成为名作家。

何大一发明鸡尾酒治疗法后，艾滋病患者死亡率大降，但此种治疗法并不能根治艾滋，只能缓解，而艾滋对全人类健康的威胁，并未稍减，联合国最近发表的数字足以说明其严重性。全世界迄今已有七千万人患上艾滋病，其中四千万人已经死亡。患者大多数在非洲，但全球几乎已无净土。患者十分之一为同性恋者，其余为异性恋者，华人世界中，联合国宣布中国大陆已知有八十四万病例，但何大一严正警告：二〇一〇年，中国艾滋病患可能遽升到一千万。台湾卫生署宣布艾滋病例近两万人，据医学界计算，不知情的带原者应加十倍，即有二十万人，这已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据。而台湾历届政府都未能真正正视这个威胁台湾人民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规划一套有效防治艾滋的办法来，教育宣导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保罗·莫奈的《借来的时间》是一部艾滋“醒世恒言”，美国八〇年代那一场艾滋大灾难足以让我们借鉴警惕。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联合报》

附　录

白先勇回家

林怀民

白先勇回来了。六月底回来的。他只是回来玩。文艺的公开聚会根本见不到他影子。耕莘文教院举办的暑期写作班请他讲两堂课，这位在美国教中国文学的讲师一再叫苦：“讲些什么呢？我从没用中文讲过课——非讲不可吗？”

余光中拍拍他的肩膀：“在台北，作家演讲是常事。你再待上三个月，电视、电台统统会找你来了！”但白先勇不会待那么久。九月初，他就要回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上课去了。

《幼狮文艺》希望写一篇关于他的访问记。白先勇在电话中急着摇手：“我没什么好写的！你们找别人去吧。上期《现代文学》硬把我推出来，已经出尽洋相，好像唱戏的没化好妆就被推上台，这回还是饶了我吧……该说的，想说的，都在小说里说过了。我真的没什么好写的。”

打了几次电话，还是那句话：“没什么好写的。”不要人家写他，却反过来向人拉稿，要《幼狮文艺》主编痖弦为他办的《现代文学》写篇诗评。推来拉去，白先勇终于在这期“上台”。内幕似乎是：痖弦答应写稿，白先勇接受访问。

坐在嘉新大楼顶层的蓝天餐厅。大玻璃窗渗进八月的午日，窗外是栉比鳞次的大厦，楼下中山北路流淌着香烟盒大小的车群。《台北人》的作者喟叹道：“台北变了好多！”

白先勇说起话来，跟他小说里的文字一样，干净利落，清楚明白，用不着人费心去猜，斟酌字眼时，他就：“我想——”

“我想——我想我可以这么说，台北是个很奇怪很奇怪的都市，跟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都不一样——不不，我不是说房子景物这些的。我想台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生命力很充沛的一个地方。你看看，夏天这么长，这么热——真的好热！——而那么多人就——”他直着两根白净修长的食指，一上一下比划着，春草争先萌发的模样，“——就这样地生出来，长出来……”

第一次到台北，白先勇才十四岁。一住十一年，然而他说台北不是他的家。

他说，在美国七年，一身如寄，回了自己房间，也不觉得到家了，飘飘浮浮的。白先勇是广西桂林人。“可是，我也不觉得我的家在广西。那时候抗战嘛，我们最先住在桂林，后来到了重庆……”他父亲，已故的白崇禧将军，当时是叱咤一时的抗日英雄。白先勇幼年很少见到父亲。“胜利了，我们搬到南京，后来又到香港住了两年。”

——大陆的事还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清楚得不得了，北平、上海、南京——好多地方！长江啊，黄河啊——那些山呀水啊，拉船的伕子……好清楚好清楚。特别是出国了，这些记忆变得愈来愈清晰。好奇怪的——对，也许我想得太厉害了，不能自已的用想象来夸张那些记忆吧。不过，台北我是最熟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合，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想得厉害。”

他有点茫茫然地笑起来。白先勇的笑很奇特，呵呵呵，有点像小孩的笑，呵了三五笑，恍若要断了，忽然拖着长声又扬高了。为一点点小事，他就能断断续续笑上一分多钟。

尽管台北不是他的家，白先勇仍有一大筐属于台北的记忆。

在香港，白先勇上过两年教会学校。到了台湾就进建国中学。他说，中学时代的他并不快乐。“那时我孤僻得厉害。”他很少和同学往来，整天躲在自己的小天地，读他的诗赋词曲，还有——写东西。对这些早期的作品，白先勇是不提的——“小学生作文嘛。”

这种“闭关自守”的情形，一直等他一九五七年考入台大外文系，才有了改变。“我们那一班人才济济，真的是少有的群英会。”喜欢耍笔杆，又真把写作当回事的同学，数一数，竟有十多个。例如：欧阳子、王文兴、陈若曦、戴天、林耀福、陈次云。由于对文学的热爱，白先勇立刻和他们结成“死党”。除了好同学，还有好老师：已故的夏济安。在夏济安的指导下，白先勇这伙人开始在夏主编的《文学杂志》崭露头角。

大二下学期，夏济安去了美国，《文学杂志》编者易人。这群“死党”觉得《文学杂志》没以前好。喟叹之际，“为什么不自己办个刊物”的念头就冒上来了。年轻人，说干就干，筹钱，写稿，跑印刷厂，加上刚由美国回来的余光中，以及何欣这些人的协助，一九六〇年春天，《现代文学》创刊了，白先勇是发行人。

在发刊词里，他们强调，这个杂志将有系统的介绍西方近代文学的优良作品，并致力新文学的创作。第一期，他们推出当时在台湾鲜为人知的卡夫卡，以及九年后的今天依然站得住脚的几篇创作：丛苏的《盲猎》、王文兴的《玩具手枪》、白先勇的《月梦》和《玉卿嫂》。

“那阵子我们真疯啊！正课不念，光看自己喜欢的小说。读过了，大家一起讨论、批评、吵嘴。考试到了，就在印刷厂一边校对一边翻笔记。”

印刷厂临阵磨枪考出来的成绩还是在班上名列前茅。一九六三年初，白先勇得到全额奖学金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创作班留学。一九六四年得硕士学位后，到加大教书迄今，这一次是他第二度回国。

一般认为，白先勇的作品是去国外之后，才真正成熟。“说起来好奇怪，我去了美国以后，才认真读中国的东西的。”而他的“台北人”与“纽约客”也就一篇比一篇地中国起来。这两个专题下的一系列作品全部发表在《现代文学》。白先勇不大愿谈自己的作品——“那到底有些embarrassing。”提起《现代文学》却止不住地亢奋起来：“那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要是九年前不曾办《现代文学》，现在会不会再办个文学刊物？

“不！”三十二岁的白先勇翻翻大眼睛，拂了拂覆额的浓发——“不不，这不算披头，披头还没出道以前，我就留了。我母亲常常催我上理发店，她去世后，我就乐得留长了。”——吸口烟说：“现在老了！没那股劲儿了！”

如果白先勇台北之行真的纯粹回来玩，那他挑对了时候。白家兄弟姊妹共十人——先勇排行第八——从胜利那年在南京聚过一回后，各分东西，离散海内外，再也不曾聚齐。八月里，十弟结婚，几位兄姊都赶回来，一下子很难得地凑了八个人。一家热热闹闹地玩了几天。

大姊从香港回来那夜，白先勇兄弟为她接风，十一点多，又上国宾饭店十二楼陶然亭喝酒聊天。

陶然亭有一座浅红的钢琴。白家一群人便围着钢琴而坐。灯光黯黯的。琴音流出一束束教人心暖的魅丽。

白先勇足蹬凉鞋，穿了一件橘红细格子衬衫，一条米色短裤——“台北的男孩子怎么不兴穿短裤？”——啜口酒，从杯中捞出那枚红樱桃，趴过半个钢琴：“大姊，这个cherry给你！”

每个人兴致都很高，却有些倦了，只有白先勇精神十足的——“十二点一过，我就复活了。”

钢琴弹出一支蓓蒂佩琪的歌，二十多年前的老歌。

白先勇眼睛一亮：“大姊，你的歌！记不记得……那年我多大？”“十二岁。”大姊说。

大家漫漫哼唱着。白先勇缠着要大姊弹琴，大姐不肯，他转移目标：“那二哥唱个歌。”二哥指指酒杯：“等我喝了这杯不要脸的药再唱！”大家笑了。白先勇笑得最响，呵呵呵——呵呵呵……

“唱一个嘛，”他说，“老沧桑，唱一个嘛。”白先勇管他二哥叫“老沧桑”。二哥也喊他“老沧桑”。

二哥唱了。唱了一半，推推白先勇：“老沧桑，你也唱！”

白先勇举起杯子，一饮而尽，点了一根Salem，抬抬手：“再来一杯Manhattan！”——记得《谪仙记》里的李彤吧？“她抽出一张十元美金给那个侍者，摇摇晃晃的说道：‘你们这儿的Manhattan全世界数第一！’”

“嗨，老沧桑，你唱啊！”二哥催道。

白先勇呵呵笑了笑，吐出一口烟，听着二哥高声唱出：

“今夜且让我放纵，哪管明朝！……”

“人有很多面，像球一样，”那天，在“蓝天”，白先勇说，“经过一些事，人会变的。”他觉得去国七年，自己长大了，也改变很多。许多年轻时认为很重要的事，现在都漠不关心了。

“活到三十岁，我发现人活着，实在不必care别人对你的看法，对你的闲言闲语……不必在乎！”——连写作也可以不在乎吗？“不，那是不同的。”——那么读者呢？——白先勇沉吟着，说写作是一种非常personal的事。一个作者不必、也无法讨好每一个读者。“我有几个朋友，他们了解我，也了解我的作品，我对他们的意见非常尊重。”这几个友人中，包括夏志清与欧阳子。

“……认真想想，自己实在不重要；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比自己可怜，值得我们去关心、同情——不觉得生命本身就是很可怜的吗？”——那你想过自杀没有？——白先勇愣一下，说这个问题太personal，他不能回答。过了一会儿，他看看远处说：“经过一些事，人会变的。”

七年的时光，由年轻人水仙花的自我中心渐臻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大千世界，这种心境上的转变，形诸作品，大概始于《上摩天楼去》。那以后，白先勇的作品，再也找不出早期的《月梦》、《寂寞的十七岁》、《青春》里的感伤色彩了。

在众多作品中，白先勇独独偏爱《游园惊梦》。不是因为外界对这个短篇有超乎寻常的好评，而是“也许那里头的人物我太熟悉了……我想我了解他们”。这个短篇，他写了半年，前后删修重写五遍之多。——你笔下的故事全是真的吗？那些人物你全认识吗——“我想我认识他们，他们是我写出来的。故事都是编出来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呢？——白先勇笑了，笑得有点得意的说，有人以为他是老舞棍，“其实我只去过一次舞厅，第一次回国时……我看到一个大班，他们说她以前是上海百乐门的红舞女，我忍不住就替她编了一个故事。——你会不会这样？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人物，就会替他编故事。看人实在很有意思！”

从《永远的尹雪艳》到最近的《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台北人”已经写了九篇。白先勇说他不知道还要写多少。“写到没得写，写不出来为止。”——那么“纽约客”呢？为什么写了两篇就搁下来了？——“我想‘台北人’对我比较重要一点。我觉得再不快写，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种已经慢慢消逝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马上就要成为过去，一去不复返，”白先勇挥伸着手臂说，“一去不复返了。”

提到“一去不复返”，白先勇说了一个“故事”：“前些日子，我带几个小孩——其实不小，十几二十了——到外双溪博物院玩。有一个就不肯进去，他说那没什么好看的，一大堆破铜烂铁！”

“……从旧金山到东京，到夏威夷，到香港，回到台北，一路过来，我发觉这一代的年轻人在衣着举止或想法上几乎没有太大的不同，完全美国化——或者国际化了！”他觉得文化不是摆在博物院，用冷气、玻璃柜，小心保护起来，给人看的，传统的中国文化已经和真正的中国人生活逐渐脱节了。谈起这些，白先勇没有对现状的气愤，仅有对过去的惋惜。

回台北两个月，白先勇只字未写。“我是回来玩的，”他说；“而且，我住在哥哥家，没有自己的书桌，人太多，清静不下来。我写东西需要很静的环境。”在圣芭芭拉，他喜欢深夜写作。写得不顺手时，就一壶壶茶往肚里灌。心里有话，一时又无法表达得很妥切是很痛苦的。白先勇认为，文学作品形式与技巧高于一切。至于内容倒不那么重要：“不管怎么写，我们还是在重复老祖宗说过的话。”因此，他敢于把刘禹锡的《乌衣巷》和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摆在《台北人》与《纽约客》卷首，直截了当的点题。

“一个作家，一辈子写了许多书，其实也只在重复自己的两三句话，如果能以各种角度，不同的技巧，把这两三句话说好，那就没白写了。”即使他最喜爱的作家，如乔伊斯、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D.H.劳伦斯——“你知道吧？劳伦斯也是个画家，他不喜欢自己的画。——他的画，跟小说一样，full of vitality！”——他以为，也只是说了两三句话。

——那么，你觉得你说出自己的话没有？——他想了想，摇摇头，换个坐姿说：“没有。至少还没说清楚。”——有没有夜半梦回，为这件事发急的时候？——“怎么没有？急啊！急得更睡不着。”

在加大，他教美国学生念唐诗宋词，讲《红楼梦》——“好了不起的一本书！跟任何一本世界名著相较都不逊色！”——讲中国近代小说：从“五四”说起；也讲当代作家的英译作品：像欧阳子的《网》，於梨华的《柳家庄上》。

“用英文讲中国东西，有一种戴了面具的感觉。可是，讲到有些地方，他们就跟不上来了。许多东西跟他们讲不清。中国对他们到底太陌生了，他们没办法了解的。”白先勇说，比较起来，美国人比我们放得开，因为他们是很年轻的民族，中国人的生活环境，还有教育，都使人无形中有一份对五千年文化的awareness。

“真的，在国内不觉得，出去以后，往回望，就会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多么渊博、深沉。每一回顾，就会感觉到自己肩上的burden。这么说，也许有人会觉得可笑，可是我真的是这样，我自己或任何人都无法改变这一点——我也不想改变。”

午夜两点，弹钢琴的女孩子下班了，陶然亭打烊。笑够，唱够，也喝够了Manhattan，白先勇和家人走出国宾饭店，又上新亚吃过消夜，才叫计程车回家。

计程车在街头飞驰着。白先勇说，台北的夜晚比白天美。又说，台北变了很多。他当学生时，大学生骑脚踏车，现在摩托车满街跑了。

他说，将来有一天不再写东西，他要好好地活，要到处旅行。

他说，台北不是他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不是任何地方，而是一份好深好深的记忆与怀念。

白先勇只往回看。

白先勇知道他回不了家。

——因为他想回去的“家”，正如计程车后，消逝在夜黑中的长路；那些属于中国的辉煌的好日子，那——

我们五千年的传统

我们五千年的五千年的五千年的

一九六七年《幼狮文艺》

同性恋，我想那是天生的！

PLAYBOY杂志香港专访白先勇

蔡克健

一九八八年四月底，白先勇经香港到广州参加《游园惊梦》前后几天的排练工作。在香港逗留的三天里，他既要参加香港电台的节目，又要到中大演讲，在时间的安排上自然是左支右绌。四月二十四日，也即是他起程赴粤的前一天，他一个早上要接受十多家报刊的访问。负责安排访问事宜的香港电台腾出了半个小时给我们，算是特别优渥。只有那么一点时间，当然谈不出什么头绪来，幸而他答应在广州继续跟我们谈下去。四月三十日是《游园惊梦》首演的日子。白先勇又忙个不可开交。可是，他还是抽空在酒店房间里接受我们访问。这回我们断断续续的谈了一个多小时。不过，当时《安徽日报》的一位记者何华亦在场。何先生从前读复旦大学时的毕业论文题目是白先勇，这次白先勇在广州期间，由他权充秘书。虽然访问内容没有什么“机密性”，可是有第三者加进来，总是有点不方便，而且电话又不时的响起来。

翌日，我们一起坐直通车回香港。在车上，白先勇安排我们坐他旁边，继续未完成的访问。他谈到他的父母亲、他对同性恋的看法……当然还兴奋的跟我们谈论前一晚首演的情况。他把《游园惊梦》由小说到戏剧的整个演变过程，从头到尾向我们讲了一遍。可惜因为篇幅的关系，只能把这部分谈话省略了，留待下期另文介绍。由于时间仓促，访问其实并没有完成，只可以说是告一段落。在车站与他道别时，我肚子里还有一大串问题，例如《孽子》人物的出身和生活圈子与白先勇本人的阶层可谓有天渊之别，他怎么能够对他们的生活、语言等等那样了如指掌呢？也许，日后再向他提出吧！

P：你这次到广州参加《游园惊梦》四月三十日的首演，之前你又曾访上海。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不知你方不方便回答？

白：你问什么我都会回答。

P：有许多台湾学生到了外国之后，思想变得颇为激进，可以说是“左倾”吧。你到了美国之后，思想上有没有出现同样的变化？

白：我有，但我想我的改变跟他们有相同，也有不同的地方。我是在六三年到美国的，六〇年代的反越战运动等等，我都适逢其会，可是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可能是因为我历史感比较强，注意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并不光着眼于目前。因此，可以说我的“定力”也较强，没有那么容易随着潮流被卷进去。出国之后，最重要的变化是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发现。我在台湾的时候，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很大。那阵子，我们提倡现代文学，自己也搞现代派的创作。到了西方之后，却反过来追求传统文化！我的思想和感情可以说是西方现代主义跟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我的作品也有意无意地显露这种融合。

P：文革之后，人们可以比较冷静地去检讨中共历来的得失。关于你对中国目前情况的意见，已有许多人问过你，你也说了不少。我倒想知道，你在一九六三年到美国之后，那时文革还未发生，你对中共和共产主义的看法又怎样？

白：我记得中共在一九六四年试验原子弹的消息公布后，我跟其他许多人一样，很“中国”起来，忘记了政治、共产党什么的，只知道中国人也有原子弹了，是一个很值得骄傲的事情。那光景，我对中共仍然很不了解，当时一般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情况也很糊涂。当Felix Greene那套题为《中国》的电影在美国上演时，我也去看了，好像是在纽约的Little Carnegie Hall看的。那部电影令我十分激动。现在当然知道片中的情况完全是安排出来。电影拍的是一九六二年的中国，当时大陆上的人吃也吃不饱，可是电影里人人都显得幸福快乐，十分乐观。

P：Felix Greene在五〇年代曾写过一本书，记述内战前后的中国政局和社会，据他自己说，目的是要打破美国特务和国民党宣传所制造的假幕。他自己后来却制造了另一个假象。

白：总之，传播媒介真的是一个制造幻象的工具！

P：你看是不是因为在美国可以享受更大的思想和言论自由，而且也更容易接触中国大陆，所以许多台湾作家到了美国之后都不愿意返台？

白：我想那是原因之一。台湾的政治是最近几年来才大幅度的开放的。在六〇年代，一切都十分保守，诸多禁忌，我们当时对于政治中的种种限制十分反感。不过，那只是原因之一，个人的事业等等因素也很有关系。

P：在你早期的作品里，有许多篇是描写少年与成年、暮年男人之间的爱欲关系的，例如《青春》、《月梦》、《寂寞的十七岁》等等。可是，到了美国之后，你有好一段时间几乎没有再写这个题材，直到《孽子》为止，那是为什么缘故？

白：我真正开始写小说，第一篇发表的是《金大奶奶》，在《文学杂志》上刊登；第二篇是《月梦》；稍后的《青春》，与《月梦》的主题基本上是一样的。当时可以说正是我的浪漫主义时期，现在回头想，那时我虽然还很年轻，只有二十一二岁，可是对时间已特别敏感，感觉到时间的流逝。从那时开始，时间的流逝一直是我最关心、最敏感的一个题目。施叔青那天在《明报》上说：白先勇写的其实是时间。欧阳子的分析（《王谢堂前的燕子》，一九七六年，台北——编者注）里也经常提到这一点。时间有几种，一种是抽象的人生过程，是不断的变化，也就是佛教所讲的“人生无常”，我觉得整个佛教充满了一种悲感，悲悯人生的无常。可能我年轻时已经有了相同的感觉，《月梦》和《青春》所写的都是老年与青少年的对比以及同性之间的爱恋关系。可是，从更高的层次去看，两篇小说所描写的是对青春不再、对时间、对时间的变动而造成的毁灭的惧畏——一切都要随着时间的洪流而消逝。不过，我当时对于这种种问题恐怕并不是很自觉的。我后来回头看，也觉得很奇怪：那时自己还那么年轻，怎么会有那种感受。曾经有人说我是受了托马斯·曼的Death in Venice的影响，可是当时我还没有看过那本小说。

P：记得当时在台湾和香港，人们谈论的是托马斯·曼的其他作品，例如他的巨著《魔山》，《威尼斯之死》是拍成电影之后才受人注意的。

白：也不完全没有人知道，但没有《魔山》那样有名。当时我自己还没有读到《威尼斯之死》，而且对德国文学也没有什么研究。我也曾思索过你刚才提出的问题，我小说的题材是否改变了呢？我的看法是：《月梦》、《青春》等与我后来其他的小说表面上似乎不同，但在主题上却很一致，例如《游园惊梦》写的也是时间。

P：但说到底，写《威尼斯之死》时的托马斯·曼以及把那本小说改拍成电影的维斯康堤都已在迟暮之年，而你在《青春》和《月梦》里描写老年人对少年肉体所象征的青春和过去的追念与眷恋时，年纪才不过二十一二岁。你认为你这种对时间的敏感是天生的呢？还是与你的家庭环境有关？

白：我想，与《月梦》同时发表的《玉卿嫂》，表面上与前者是两个不同的故事，但实际上也有相同的地方。在《玉卿嫂》里，一个成熟的女人爱上了一个年纪较轻的小伙子，因此时间也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事实上，爱情与时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P：可是，你对时间的敏感是怎样来的？

白：是不自觉的……

P：尽管是不自觉的，但总有个理由来吧？

白：我老觉得美的东西不长存，一下子就会消失，人也如是，物与风景也如是。那当然并不是我个人独有的感觉，所有的艺术家、文学家都不例外。中国文学的历史感特别重，诗词歌赋里头充满对古往今来、朝露人生的咏叹。欧阳子说整部《台北人》讲的都是时间——过去与现在。其实，我从开始写作起以至现在，也许就只讲了那么一点。

P：你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缺乏历史感。

白：我的看法是那样。现在的作品缺乏时间的深度。你是念历史的，对中国民族的历史感应有所了解吧，你的看法怎么样？

P：我碰过许多从国内出来的艺术家、作家，他们老爱抱怨中国两千年封建什么的，可是，他们对中国历史却似乎颇欠认识。

白：欧阳子说我的小说讲的是过去现在的对比，我想我历来所写的东西的确都是这个主题的引申。你问我为什么到了美国之后没有继续写类似《月梦》、《青春》的题材，其实我不过是以另外一个方式、从另外一些角度去写同一个题材，例如《谪仙记》写的也是人对流逝的时间的怀念与追寻，不过其中还加上一点历史。《台北人》就更是同一个主题的延伸了。是吧？其中的《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可以说是《月梦》的重现。到了《孽子》，我更扩大来写这个题材，那是我一直想要写的一本书。由《月梦》到《孽子》，可以说是我的写作过程的自然发展。你刚才问我为什么对时间那样敏感，与家庭环境有没有关系？我猜是有的。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父亲是个军人，母亲也出身于官宦之家。我们家与国民党的关系很密切，家运随着党运而起伏。我是在抗战中出生的，可以说是生于忧患吧。十一二岁时从大陆到香港再到台湾，从一个世界跑到另一世界。我那时刚开始了解周遭的人和事物，但童年时代认识世界的依据一下子就改变了，我在自己心目中所建立的世界刚开始就毁灭了。目睹人事变幻得那般迅速，令我产生了一种人生幻灭无常的感觉。我刚到台湾时，看看新居，肚里不禁呐喊：哎哟，怎么住进一个小茅屋子里去！去年重访上海时，我请朋友吃饭的饭馆碰巧就是我家的故宅，除了觉得巧合外，还不免觉得有沧海桑田之叹，真个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后来我为此写了篇《惊变》，在十二月号的《联合文学》上发表，后来又在香港的《百姓》和上海的《文汇》月刊上刊登。

P：你家信佛吗？

白：不，我家是回教徒……

P：呀，对，你是广西人。

白：对，广西人，我们是回族。可是，我个人的宗教感情相当复杂。家里信回教，我在香港念的却是一家天主教中学——喇沙书院，要跟着洋和尚念圣经、教义问题。那时，我差点信了天主教，其后虽然没有入教，但天主教给我很大的启发。到了后来，我发现自己基本的宗教感情是佛教的。

P：你笔下的人物也似乎大都是信佛的。

白：对，基本上是中国的佛道。佛道的精神和对人生的态度对我的影响愈来愈深。我之所以那么喜欢《红楼梦》，与书中的佛、道哲理很有关系。不光是《红楼梦》，汤显祖的戏曲，例如《游园惊梦》，也充满了佛道的感情和思想，在传统中国文化里头，佛道与儒家是一而二、二而一，一体的两面。

P：你说时间的流逝是你一切作品共有的主题。不过，从题材的选择来说，你的作品可以大致分为几个阶段：早期的《月梦》、《青春》、《寂寞的十七岁》等是一个，《纽约客》是一个，《台北人》又是一个。一九七七年开始发表的《孽子》再回到青少年的身上去。为什么？

白：为什么？因为我很同情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也许那和我青少年时代的遭遇有关。我自己经历过一个非常困难的成长过程。据我母亲说，我小时是个很霸道、很外向的小孩子，脾气很坏。七八岁时生了一场大病，令我觉得自己被打入冷宫，被整个世界抛弃了……

P：可是，小孩子生病一般都受到家人特别细心的照料……

白：对呀，家人对我的照料无微不至，但因为肺病是传染病，那时候人们对肺病十分恐惧，不敢接近患这种病的人。因此，当时我觉得被别人遗弃了。从那时起，我对人特别敏感，自己的性格也因此而变得内向。我的童年——其实可以说我并没有跟其他小孩子一样的童年——就在上海郊区一个偌大的院子里度过，整日与花草和小动物为伍，平日总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些日子。看见院子里的梧桐落叶，竟会兀自悲起秋来，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呢！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有点滑稽！但无论如何，我那时候常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

P：也许那就是佛家所谓的“佛根”吧！

白：哈哈！我也曾跟朋友开玩笑地说：世间烦恼事那样多，我不如去当和尚好了！后来我的病好了，我再回学校上课。可是，我那时已变得非常敏感，也训练出对别人心事的了解能力。

P：观察力？

白：对。旁人不注意的事，我也能感觉出来。因此，我不能忍受别人的痛苦，别人不快乐，连我也会感到不舒服、不好受。这方面给我很大的心理负担，另方面也许亦构成了我今后从事文学创作的动力。法国《解放报》曾经向各国作家提出“你为何写作”这个问题，后来把回答结集出版。当时他们向我询问，我的回答是：我之所以创作，是希望把人类心灵中的痛楚变成文字。英文原文是：I wish to render into words the unspoken pain of the human heart。你问我为什么要写青少年，我的答案也是一样。我重回“人间”之后，就碰到一连串的动乱，随着家人不断迁徙，从上海到广州到香港再到台湾。你知道，青少年每到一个新环境，总会发生适应的问题。而且当时我在语言上也不适应，一下子是上海话，一下子是广东话，一下子是台湾话，令我更感觉无所适从，到处都自觉out of place。

P：对于性格内向，惧于孤独的小孩子来说，适应新环境的困难就更大了。

白：对。不过，我原本是十分外骛的，大病之后才变得内向。中学的时候，我的确相当孤僻。在台湾读高中，三年下来，跟三分之一的同学从未打过招呼！那并不是因为我骄傲，不理睬人家。我想我是害怕走进他们的世界。他们的世界跟我的很不相同，我指的是内心世界，与社会阶级、家庭背景等无关。

P：你念的是男女校？

白：不，是男校。总之，那时我很怕跟别人打交道。因此，对于青少年——尤其是在成长过程中发生适应问题的青少年——的内心世界，我是很能了解的，因为我自己也曾挣扎过。在另一方面，那也令我变成一个不接受世俗价值观的rebel。

P：新公园那班“孽子”的天地，“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政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受尊重……”

白：是的，我的内心世界也许也是这样的一个国度。不过，为了要在现实世界里生存，我必须接受政府、法律等等的束缚。

P：你说你小时十分霸道，大病后变了另一个人。其实，除了变得内向之外，根本的性格也许并没有完全改变。例如你笔下某些人物关系往往十分狂烈。

白：对，对，对！那是passion的流露，那也是我性格的一部分。

P：在港、台作家的作品里，极少出现你笔下的那种狂烈冲动，一爆发起来就……

白：不得了！从《玉卿嫂》开始，就是这样。

P：对了，《玉卿嫂》中那些做爱场面，好比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白：的确如此。我觉得爱有时是很可怕的，尤其是到了某个程度。有些人也许宁愿轻描淡写，我却觉得当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的时候，真的是……真的是天轰地裂！我有这种感受。我想写的时候出于感受多于真实的经验……即使是《玉卿嫂》里头的那种肌肤之爱，我看也是内心感情爆发的表现。

P：在几篇文章里头，你对母亲流露出深厚的感情，除了母亲之外，你一生中有没有对其他女人产生过强烈的感情？在现实里头，你有没有认识过玉卿嫂、钱夫人、金大班……

白：哈哈哈！我对饱历沧桑的女人很感兴趣。我觉得成熟的女人味道特别足。她们就算没有亲生的儿女，在人世间都代表着一种母亲的形象。风尘女子往往都很母性，而我们对母亲总不免怀抱或多或少的眷恋。

P：你其他的作品已经有许多人讨论过了，我想专门跟你谈谈《孽子》这本书，一来那是你唯一的长篇小说，而且也是你最近期的创作，其次，这部小说在国内的受欢迎程度实在令人觉得有点意外……

白：对，在中国出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北方文艺出版社的，另一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刚出版不久。这书在大陆竟然会有两个版本，你说奇怪不奇怪。

P：奇怪是奇怪，但很有意义。

白：《孽子》出了两个版本，而且读者的反应非常positive。我想他们是从较广的角度去看这本小说。虽然里面写的人物是同性恋的，可是……这样自己说自己的作品，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孽子》传达了作者对人的同情。这本书如果有一点成功的地方，我想就在这里。也有人从文化的观点去研究这小说，着眼于其中所描述的父子关系和父权社会的状况。这书除了讲述一群人的故事之外，也许还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共相。《孽子》所写的是同性恋的人，而不是同性恋，书中并没有什么同性恋的描写，其中的人物是一群被压迫的人。中国读者也许是由于经历了过去的动乱，虽然实际情况和问题不同，但感受却一样：一种被压抑、被中心权威束缚、被流放的感觉。

P：毛泽东曾经是不少中国人——尤其是年轻的一辈——心目中的“父亲形象”，《孽子》所描写的那种父子之间的爱恨关系，对于许多中国读者来说，也许有着双重的意义？

白：对啦！我想也很有关系，打动了中国人基本的恋父情结。

P：《孽子》令人联想到法国的Jean Genet（让·热内）和意大利的Passolini（帕索里尼），尤其是后者。Passolini也反叛社会，把他的爱放在浪荡街头的穷小子身上。你有没有读过他的小说，例如说Ragazzi di vita？

白：没有。《孽子》并没有受到其他文学作品的影响。不过，在写这书之前，美国出版的一本报道性的书，Far Money or For Love，却给予我很大的启发。我忘了作者的名字，好像是一位记者。他的两个年轻的儿子被坏人拍摄了一些Gay Porno的照片，被他发现了。打听之下，他才知道有许多年轻的男孩子做那样的事，就决定进一步调查这个问题。美国每年有近百万十三岁到十七岁的青少年离家出走，其中不少在大城市里沦为男妓。调查的结果，发现许多男孩子当男妓并不是为了金钱，因为在美国要生存并不困难，十来岁的小伙子年轻力壮，可以随时找到工作。他们出卖自己的身体，同时也为了爱。他们许多在家里得不到父爱，反而从光顾他们的一些成年男子身上找到爱情。书中谈到一个十一二岁小男孩的故事，十分动人。这个小男孩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客人，经常给他钱。后来男人被警察抓住了，控诉他与未成年的男童发生关系。男孩出庭作证时，苦苦哀求法官不要惩罚中年男子，因为那人是他世上唯一的朋友。书中的人物可以说是一群得不到父亲的爱与谅解的“孽子”。在法律之前，与未成年的孩童发生性关系——尤其是当这种关系牵涉到金钱的时候——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法律之外还有人情。那些男孩子往往不是为了金钱，许多是为了找寻那么一点爱、一点温暖，即使是短暂的。书中所说的是美国，但其实台湾亦有同类的情况，而其中也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我自己就认识一个这样的孩子。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却唱得一口英文歌。其实他根本不懂英文，并不明白歌词的意义，但唱起来倒是有腔有调的，很好玩。他的身世十分可怜，旁人听了都替他难过，他自己反而不觉得怎样。他的父亲是个老军人，为人十分粗鲁，母亲是个台湾女人，没有受过教育。父亲对他很严厉，后来还把他赶出家门。有时偷偷回家探望母亲，如果给父亲碰上了，就会连骂带踢的撵他走。他跑在前头，父亲在后面一边喊骂、一边追打，母亲夹在中间，好歹要把两人分开。这类故事多得不可胜数。天下间有无数孩子在找爸爸，《孽子》可以说是寻父记吧。书中的人物失去了家庭，失去了伊甸园，在乐园之外流浪，沦落为娼。但他们并不放弃，为了要重新建立自己的家园，他们找父亲，找自己……

P：男女之间的关系，有时也可以是男的要在女的身上重温母爱，或者女的要在男的身上找到她所需要的父亲形象。过去，同性之间只可以有伦理的关系，现代文明却似乎要打破这种界限和规范。

白：我的看法可相反。我们知道在古代的西方，例如希腊，同性之间的爱情是十分崇高的，甚至得到诗人和艺术家的赞美。男的例如柏拉图、亚历山大大帝，女的如诗人Sappho，都是同性恋者。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倒不见得昔不如今，古代不比现代“封建”。我们中国的古代，同性间的爱也很重要，往往诗词里流露出来，反正性别的界限并不那么清楚。

P：可是，你说的是古代的情况，西方进入了基督教时代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中国在儒家的影响之下，同性爱也愈来愈受到约束。讽刺的是：养男嬖的风气反而在捍卫伦常制度的士大夫阶层中流行。

白：在清代，那是公开的。不过，我认为应该分开来说，你所说的是有钱人养伶人、蓄男妓的风气，但在其他阶级里，男与男之间也可以有很亲密、很强烈的关系。

P：也许那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除了“伦常”之外，似乎并没有明文规定不许同性相恋。

白：对。在中国，同性恋并不是一种罪，顶多被社会认为是“伤风败俗”，没有基督教那样的宗教制裁。我想基本的不同就在这上面。

P：《孽子》是在美国写的，台湾公园里头真的有书中所描述的那些角落和情况吗？

白：我想有的，报刊上也有报道。不过，小说里的“新公园”的象征性大于真实性，人物的“王国”必须在别人眼中的黑暗里、在心灵的原野上才能存在，因为那是一群被文明都市放逐的人。

P：你去美国之前，或者从美国回台湾的时候，是否也亲眼见过？

白：也有，“新公园”一直都存在，具有“新公园”那种象征意味的地方一直都存在着。

P：那你为什么要等到《孽子》才把这个世界写出来？

白：其实我早就着手写这本书，在七〇年代初便开了头，故事都有了，可是拖了很久。书中的意义很复杂，必须透过一个适当的形式去表达，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我认为适当的形式。原稿前前后后经过好几次改动，尤其是下半部，写得好辛苦。过去我写的，都有一个预定的framework，有其他作品做参考。《孽子》却不然，中国文学里没有可供参考的作品。然而，我坚持要从中国人的角度去看同性恋的问题，去写一个中国人的世界。你看过题材类似的欧美小说吧？你觉不觉得《孽子》所描写的感情和问题与它们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那是因为书中人物的处境既有其普遍性，但同时又因为社会和传统的不同，也有特殊的一面，我希望在书中兼顾二者。中国不是没有讲同性恋的小说，例如清代的《品花宝鉴》里头就有同性恋的描写。可是，我要从另一个角度去写。《孽子》并不单是描写青少年的问题，全书的大架构是中国的父权中心社会以及父子——不只是伦理学上的，而且也是人类学、文化学和心理学上的父子——的关系。

P：我的感觉是：你早期的作品以女性的形象最为特出，从《台北人》起，父亲的形象开始比较显著，《孽子》则主要是一个男性的世界，跟你刚才说的一样，父子关系成为主题。

白：这是我第一次那样去写。我早期的作品里也曾触及相同的问题，例如《寂寞的十七岁》。不过，《孽子》是我第一次深入地处理中国的亲子关系，并且把这关系从家庭扩展到社会，把父辈的形象提升至父权象征的层次上。美国的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正在把这书翻译为英文，班文干（Jacques Pimpaneau）教授也曾向我表示他有意把它翻成法文。

P：你的作品里多次描写“父亲形象”，但似乎很少提到自己的父亲白崇禧，你小时候与父亲的关系如何？

白：我的父亲对我有多重意义，因为他的身份很复杂。一方面，他高高在上，经历了北伐和抗日等大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英雄人物。但他在我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是抽象的。作为一个父亲，他有非常人性的一面。他在我眼中往往好像是一而二的两个人，或甚至是几个人。对于这几个“白崇禧”，我的反应也不同。

P：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哪一面？

白：对我都有影响。我父亲既慈爱、厚道，但同时又是一个律己甚严、要求甚高的人。他对自己很苛刻，因此对我们的教育也很严格。

P：他对你很严厉吗？

白：对我呢……我在家中的地位算是挺高的……

P：你们几兄弟？

白：我们七个。我在家里的地位挺高，那是因为我功课好的缘故！我总是考第一，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成绩一向都很好。

P：所以父亲特别疼你？

白：他也不是特别疼我。其实他最爱的儿子不是我，妈妈最爱的也不是我，可是他们两个都很爱我。你知道，有时候孩子们受到父亲的宠爱，却不一定也得到母爱，或者相反。我却得到两方面的爱，而且他们都很尊重我，那是尤其难得的。有些人看了《玉卿嫂》，以为我小时候跟父母相处得不太和洽，很怕父亲，或者父亲对我不好，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适好相反。从小到大，我几乎没有被父母重责过，更不要说体罚了，也许是因为我小时有病，他们对我多体恤一点吧，我也很努力做一个好孩子。

说起来，我父亲是我们大家族的patriarch，他对自己一丝不苟，而且他很聪明，成就很大，因此对人的要求也很高，达不到他的要求的人就惨了！

P：对他的手下呢？

白：他对下人倒很宽。他自己出身于乡下的穷苦人家，吃过许多苦，因此也很体恤下人，而且从小便教导我们，绝对不许对下人有任何不公平的待遇。尽管父亲当时的地位很高，但他总是严格地管束我们，不让我们有自高于人的感觉。抗战时，我们家在广西，当时国事艰难，整个广西一片穷困，虽然我们并不至于穿不起皮鞋，但父亲规定我们要跟别人一样穿布鞋，也不准我们乘坐军队给他用的汽车，因为当时真个是一滴汽油一滴血。移居台湾之后还是老样子，我们都是坐脚踏车上学的，除非是下滂沱大雨。我们习以为常，以致下大雨坐汽车的时候，也不好意思停在校门口，宁愿在老远下车，走路到学校！

P：你跟母亲的关系呢？

白：她跟我父亲不大一样。她很漂亮，很美丽，而且是一个很热情，拥抱人生的女人。她有了我们十个儿女，还老觉得不够！她既是一个很母亲型的女人，同时却又胸怀广阔，刚毅勇敢。几次在重要的关头上，她都能当机立断，不输于男人。父亲是个求全的人，不能容忍别人的缺点，母亲却宽容豁达。不过，她是小事宽容，对大事可也不马虎。虽然他们早已去世，但每当我在情感上或事业上碰到大挫折的时候，我总觉得父母在给我很大、无形的支持。我觉得在构成我的个性的成分中，父母所各占的比重都很大。可以这样说吧，我父亲极理智、极冷静，我母亲却是一个非常富感情的人，虽然也有她理性的一面。这两种成分在我的性格里造成很大的冲突……

P：你时常感觉到理智和感情的冲突吗？

白：可以说既是冲突，也是优点吧。

P：你可以举个实例？

白：我跟母亲一样，是个很容易用感情的人，但同时也可以很理智、很冷静地去控制自己。有些人完全感性，那也很好，另外有些人则是完全理性的，那也满容易，我呢，却是两者参半，经常斗争。

P：你在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同性恋的倾向？

白：我想那是天生的。

P：在外国，尤其是在英国，中学、大学的学生之间的同性恋现象相当普遍。在台湾和香港，由于社会和道德的压力，这种事至少在表面上不常发生……

白：那也不见得。台湾的中学，因为男女分校的缘故，同学之间有亲密感情的也不见得会太少，尽管这种感情是过渡性的。你可以问问台湾的男孩子，他们在中学时期，大都有形影不离、分不开的好朋友，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很暧昧，也许是不自觉的。香港的情况不一样。说到香港，我倒要问，香港到现在（同性恋）还是违法的吗？

P：还是不合法的。

白：就是嘛，有了法律的规定，就不一样了。台湾没有那样的明文规定。

P：不过，香港的青少年未必都知道有那么一条法律，他们只是有一种犯罪感……

白：但犯罪感还是因为法律而生的，法律上规定不许那样做……

P：在大陆，许多男孩子牵着手在街上走……

白：对，满街都是。

P：外国人见了一定会以为他们是同性恋的，但在中国，那却是很自然的事。

白：我觉得那是一种珍贵的感情。人与人之间，发诸自然的感情都是可爱的，自觉地去扼杀这些感情倒是污辱人性。

P：你刚才说，中学生之间近乎相爱的感情往往是过渡性的。事实上，无论过渡是自然而然，抑或是自觉的压抑，绝大部分人到了一个阶段就会改变。

白：绝大部分都是如此的。对同性的爱慕是青少年时期的感情，大部分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把感情改放在异性的身上，当然也有人继续下去。改变的原因复杂不一：对异性的渴求、对家庭的向往，又或者由于社会的约束和压力。美国的情况很有意思，一方面很开放，许多州都取消了反同性恋的法条，但在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对这问题的态度虽然比较香港宽容得多，但也要看哪个圈子。文艺界、文化界基本上是相当宽容的，所谓straight society的“端正”人士，却仍旧相当忌讳这个事情。我觉得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能容忍别人的不同？为什么每个人都要一样呢？人生下来，本来就各有不同嘛，即使是异性恋，每对恋人的爱情都不一样。我觉得凡人都需要爱，无论是怎样的人，而且除了在感情的领域之外，同性恋者跟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P：同性恋跟对异性的畏惧有没有关系呢？《寂寞的十七岁》里的杨云峰害怕女孩子，你自己年轻时是否也有过这种心理？

白：我想一般年轻的男孩子对异性都有或多或少的惧畏。成熟之后，这种心理就会消失。不光如此，我觉得同性恋不但不怕异性，而且往往能够与异性结成好朋友，建立很积极的友情，也许那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爱吧？当然，肉体的结合是一种很宝贵的经验，但有时候，不论是同性还是异性之间，超肉体的、精神上的结合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很可贵的。美国诗人Allen Ginsberg（艾伦·金斯堡，“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之一）与他的男朋友……

P：Peter Orlovsky。

白：对，Peter Orlovsky。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Ginsberg后来在回忆里称那次交谈是soul exchanging，灵魂交换，好像在这世上找到另一个自己。我对同性恋是这样看：异性恋所找的是一个异己、一个异体、一个other，同性恋呢，找寻的往往是自体、自己、self，在别人的身上找到自己。这是同、异性恋一个基本的不同。

P：男女相爱而结婚或同居，生孩子，好歹是一辈子的事，一对同性恋人却似乎很难保持一生一世的关系。

白：那是一定的，因为异性的结合有家庭的鼓励、社会的保障、法律的约束、对儿女的牵挂等等因素把两人锁在一起。感情因素当然很重要，但夫妇关系的维系并不单只凭感情。相反地，一对同性恋人在一起生活，可以依赖的却只有互相的感情，而人的感情是多变的、脆弱的，往往禁不起考验，再加上外界的压力，就更难长期地维持下去。因此，同性恋人要长久在一起，必须克服加倍、加倍的困难。不过，在同性恋人中也有白头到老、终身厮守的动人故事。我写过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文中所论很能代表我个人对同性恋的看法，题目是《贾宝玉的俗缘》，希望你有机会找来看一看。我觉得人性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神秘的东西，古往今来，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真的百分之百了解人性。人性中有许多可能性，男女之间的关系也一样，一百对男女有一百段不同的爱情故事。尽管在法律上可以规定一夫一妻、结婚年龄等等，人的感情却不可能因此而理性化、制度化。同性恋，同性之间所产生的爱情也许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同性恋不是一个“突变”，而是一种超文化、超种族、超宗教、超阶级、超任何人为界限、自古至今都一直存在的现象。其实我也不懂得其所以然，只知道它的存在。世俗的法律规定只是为了方便于管理一群人，这些规定往往能够适合大部分人，但不一定适合其余的那一小部分。法律如是，社会的习俗也一样。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异性恋——金赛报告说，人类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异性恋——因此也难怪全世界都以异性恋为正常，世界各国的法律都以异性恋为标准。然而，从来没有一套法律、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消灭人性中同性恋这个部分。对于同性恋，像对人性中其他的因素一样，我们应该深入地去了解，了解也许可以助长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容忍。同性恋者也有权去表达他们人性上的需求，因为他们也跟任何人一样，都需要爱情、友谊和沟通。我的看法是这样。我并不同意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中某些人的言论，他们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同性恋者高人一等。我并不认为有特别抬高同性恋的必要。其实，大家都是人，平等的人，最要紧的是互相了解，了解之后就会产生容忍。

P：虽说人人平等，但在实际的社会里，人却并不平等。在世人——社会上的大多数——的眼里，同性恋始终是一种异端邪行。你小说中的人物，就往往处于“边缘人”的位置。

白：我就是觉得marginal man最有意思。我最不会写中产阶级、“典型”夫妇的生活，可能我不擅于描写“大多数”。

P：在西方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之中，同性恋多得不可胜数，有人甚至认为同性恋是艺术家和作家的“理想人生”！

白：其实那也有点道理。同性恋一向是社会上的少数派，社会的道德习俗都不是为他们而设的，有时甚至是反对他们的。因此，他们不从俗，对事物有独特的看法。那的确是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材料。艺术家不能自囿于成例、俗见，必须有独往独来的感性。处于“边缘”的个人以及民族，如犹太人、爱尔兰人等，有大成就的着实不少。这同时也因为他们受到中心社会的排斥，经常要提高警惕，注意四周，因而对人和事物往往都比较敏感。

P：但被排斥、受压力，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处境是不好受的吧？你从来没有想过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随俗而安？

白：我当然体会到、感受到外界的压力。不过我想我自小便是一个满能保持自我的人，即是说，我不会因外界而改变自己，也不会有任何外来的压力足以改变我。

PLAYBOY中文版，一九八八年七月号

文学创作：个人·家庭·历史·传统

访白先勇

刘俊

刘俊（以下简称刘）：您的不少作品都牵涉到“死亡”，在我目前看到的三十三篇短篇小说中，与“死亡”有关的有二十三篇，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白先勇（以下简称白）：我很小的时候，对世界就有一种“无常”的感觉，感到世界上一切东西，有一天都会凋零。人世之间，事与物，都有毁灭的一天。很早就有。所以对佛教那些特别感到惊心动魄。也许有人会说这人对人生很悲观，我说不是，而且我对人生很眷念，我想不是那种对人生消极的看法……

刘：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您对生命的终极认识得很清楚，但是您自己还是对生命……

哀惋人生

白：我对它很惋惜，我对美的东西很惋惜……

刘：但是您怎么一再地要表现它最后的枯萎？

白：因为它一定是这个结果，这我很能理解到的，所以可能我的作品中常有很惋惜的一种……

刘：对，在语调上可以感觉出来，一种感叹。

白：大部分人物在年轻的时候，很美的，很理想崇高的，但我总觉得他们总有美人迟暮的一天，总有英雄老去的一天，这就会有一种对人生的哀惋。

刘：这是不是跟您小时候的生病有关？

白：我相信我的人生观肯定跟那个有关系的，但也不完全。

刘：是一种本能的感觉，与生俱来？

白：我想有，我想有。

刘：也就是对生活、对历史、对命运的感觉比一般人敏锐？

白：对，对。我想这也是中国人的传统。

刘：中国作家里面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多，但是像您这样强烈的不多。

白：诗人很多。从古到今诗人很多。

刘：但他们都往往是自己在仕途上受了挫折，或者在成年以后遇到打击，才会有这种想法。

白：我回头想想你刚才讲的，跟我生病很有关系。

刘：您在《蓦然回首》里写到一段哥姊、堂表兄弟们在花园里……

白：对了。看到人家那样。我讲一件事情，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住在上海的虹桥。那房子很漂亮，德国式的，现在当然很残破了，有很多树，很多法国梧桐，二楼有一个凉台。有一年秋天，大概是我住过去的第二年吧，我看到黄的梧桐叶都落了，我那时那么小，就有一种悲秋的感觉，没有任何原因的感到哀伤。所以我在想，我那时才十岁，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感觉到被世界遗弃，然后自己伤感。如果我那时是个很健康的孩子，跟小孩子混在一起打乒乓球，玩啊，可能就不会。所以我想我那一场病对我后来的文学感性和人生道路，很有影响，使我变得特别敏锐。但对人生的哀惋跟留恋，在这个底层。

刘：所以您的表现形态是死亡，但是真正的态度是惋惜。

白：是，是，因为知道马上就要过了，很像要抓住不放似的。你看那些人物，他们对爱情特别执着，抓住了就不肯放。

表现创伤

刘：夏志清教授就曾提到您作品中的“抓”字用得非常多。您的小说中除了“死亡”之外，还有“疯痴”和“残疾”，这两种情况在您的小说中也出现了好多次，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我感觉对“疯痴”、“疯傻”的人，您倒觉得他们超脱了时间和社会，达到了一种境界似的。

白：有，有些是这样，有些是。

刘：像《思旧赋》里面的少爷，还有《孤恋花》里的娟娟……

白：到最后她疯傻以后倒反而返归童真。你觉得这两个人其实是一个人。

刘：对，我觉得表示的意思是一个意思。

白：对外面的世界，她正好超出了时间与空间的束缚，超出了历史，超脱了她的苦难。我想有。

刘：还有很多跛子。像余教授、小金宝，您是不是通过生理上的残疾表现出他们。

白：心理上的创伤。而且他们这种创伤，像小金宝，是一种外面加给他的，社会给他的一种歧视。

刘：您写的时候就有意识地设计了这种以生理上的缺陷表现心理上的问题？

白：对我个人来说，我对于生理上、心理上有创伤有残疾的人，特别的有一种同情，有一种不忍的心。你看过我的那篇《第六只手指》？其实我姊姊对我影响很大。

刘：上次淡莹女士来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三姊。

白：对，三姊，对我影响很大。我由于看到我姐姐那样子不幸，使我有所警觉，我自己对于这个世界上有残疾的人，感到特别的同情。我姊姊使得我恢复了人性中的那种产生同情心的那一面。

刘：人之初吧，就是。

白：对，对，性本善的那一面。跟我姊姊在一起的时候，她感染了我，使得我性善，使我有同情的可能。因为我们平常都被一些名利、私欲蒙蔽了，人世间总有着虚假、虚伪。跟我姊姊在一起，我就完全被净化了，恢复到一种善的境地。所以我觉得残疾和疯癫的这种人，反而有一种童真。

刘：总也长不大似的。

白：对。余嵚磊是例外，那个跟历史政治（有关），我想我有意思在里面。

刘：什么意思呢？

白：他的理想残缺了，他的“五四”的那种豪情，最后跛了，最后cripple，已经成为残疾了。

刘：在您的作品中有很多是写人的“毁人”或“自毁”，像《玉卿嫂》、《孤恋花》、《谪仙记》。对于这种倾向，我不知道您是因为人类本身有这种特性，还是您对有这种倾向的人物特别感到兴趣？您在写这类题材的时候，是自觉还是不自觉？

白：我在想，人的本性里有一种激情，passion，很可怕的激情。有时候爱情爱得专的时候，是有一种毁灭性，有一种非常大的撞击性。欧阳子在她的论文中说我写的那些人物，是倾向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

刘：除了对爱情的执着和爱情具有毁灭性以外，您对人性中的这一面是不是比对人性中正常的那一面关注得更多一些？

白：很可能。我讲过要我现在写一对中产阶级的夫妇，整天上班下班……

刘：您写过《安乐乡的一日》，但是写得好像没有什么特色。

白：对，对，是真的。哎，欧阳子厉害了，她往往写一对普通的夫妇，可是心里面冲突很大。我不擅长写那些，我想。我没写过，我不晓得我能不能写。我写的好多都是轰轰烈烈的。那些感情，那些人物，大起大落，轰轰烈烈。

刘：刚才讲的这个“毁灭”的问题，是不是跟您的创作动机，如您要揭示出人类心灵的痛苦，有关系？

白：有，有。

刘：有一次袁则难访问您时，问您为什么写作，您说自己有话要说。您说的创作动机的“痛苦”里面，我想也包含您自己的痛苦。比如说您对历史喟叹，对人生悲悯，这些都可算做您的痛苦，但这些我觉得都是高层次的，比较抽象意义上的。影响您创作的，是不是还有一些比较具体的痛苦？并不是世界观上、宇宙观上的……

白：您是说现实生活里面的？

刘：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并不是刚才说的对名利、虚伪的清醒认识之类。而是说您在生活中还有什么烦恼啊，导致您在创作中寻求一种……

白：我之所以变成写小说的，有一点，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种能够感受到别人内心各种各样痛苦的能力，别人内心许多的失望、许多的哀痛，我一下就碰到了。从我的家人开始，父亲母亲，哥哥姊姊，甚至我们家里的那些用人啊、老保姆啊、老兵啊，这些周围的人，再扩大到我的朋友们，他们的那些心境，我跟他们在一起，很容易就接触到了。

刘：对人性认识比较深刻，比较敏感。

白：敏感。我相信有很多人对人性的看法比我会深刻得多，可是我比较能感到，很快就碰到，觉得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那么多的喜怒哀乐。有一个法国杂志问我为什么要写作，我讲我写作就是要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变成文字。我想对我个人来说，如果客观地讲，当然我还是比较幸福的，家庭啊，事业啊，学业啊，表面上都是很顺遂的，表面上。但是我感觉到，就包括我自己，人总是有一种无法跟别人倾诉的内心的寂寞跟孤独。这是我深深感受到的。

重建道德

刘：您自己也说过，一个作家是否成熟，条件之一就是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是不是能建成自己的一个道德体系。在您的整个创作中，从早期到后来的《孽子》，特别是在《孽子》中，我感觉到您试图建立一个属于您自己的道德体系，跟社会上的道德观不尽相同。您能不能谈谈您的道德观和价值标准的具体内涵？

白：弗洛伊德有一本书，叫做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文明及其不满》，他在那本书中认为文明是人的本能受到压抑以后升华产生的。并不是说他的学说影响于我，而是印证于他的东西。我觉得人，不错，社会就是群体的生活，那么群体的生活一定要有所规范，这才不会天下大乱，这是大的道理。但是我觉得所谓伦理，所谓道德，都是给大部分的人遵守的，大部分的人可以遵守，应该遵守，也比较容易遵守。可是我觉得总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们的本能，他们的感情，特别强烈，特别独立，总是要逾矩，如果受了约束，一定很痛苦。我的感觉，很多人往往就会打破这些东西。打破了以后当然会造成悲剧，但是他们的本能之强以至于不能不打破。而且我觉得人的所谓道德观，是很理性的东西，是理性的产物，而人的感情，跟理智，这之间，这冲突，相生相克的这种关系，很复杂，理性不一定能够解释人的这种现象。人很奇怪，人很难理解，就是因为人太奇怪，因为他有许许多多的可能性，有许许多多不可预测的东西。所以你说的可能有时候符合，我在写作的时候，说我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叛徒，不尽然；但说我很遵守传统，也不是，在某些方面叛逆也满大，而且我同情那些人。我想我夹于这个中间。实际上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系统的道德观，我想人与人之间，如果那个人对于人生存了一丝悲悯，我想他就是非常moral，非常有道德的一个人。可以这样子说吧，可能我比较同情在感情上失败的人。对社会上一般世俗谴责的那些人物，我倒还满同情他们。

刘：您的作品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您刚才也提到了，您既对世俗的道德不完全背叛，又对那种少数派，感情上有另一种倾向的人有一种悲悯，那么您有没有感觉到一种矛盾？

白：有这种矛盾。

刘：我一直以为您的内心在这两个问题上，可能会有冲突，到底取舍哪一个？

白：我觉得这两者并不一定意味着非得有着尖锐的冲突，我想。回过来讲刚刚讲到的道德，很可能在我写的时候，我是求一种率真。可能我痛恨虚伪，道德上的虚伪，有时候不自觉地嗤之以鼻。所以我的小说没有什么道德判断，不去教训人家，我想跟这个很有关系。我在写人物的时候，很少高高在上，指手画脚去讲，去批评，很少。我大概跟我的人物都非常能够接近，哪怕是最卑微的人物。

刘：就是说您很少在作品中做您自己很明确的道德判断？

白：我想很少。暗地里已经有了。

刘：您在谈到《玉卿嫂》改编成电影的时候，您说主要是反映一个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死亡和爱情问题。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认同危机是个比较大的问题，您本人有没有这个问题？

白：有，绝对有。

刘：有，那么具体内涵是……

白：很多方面。一方面是社会历史的背景，这个跟我的历史观的变化很有关系。一九四九年以前，我在大陆的童年世界，虽然已经有很多波动，因为我童年经过抗日，但那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世界，在我个人来说，家境那时候也好，可以说是我爸爸得势的时候，在中国那时已经是满高层的家庭，我们其实是不自觉地过着那种贵族的生活。后来一下子，四九年以后到台湾去，我父亲的政治地位跟整个社会、整个国民党，突然间的一种转换。那时候我当然不是那么懂，可是我想对我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这对我认同感方面的问题影响很大。

第二，在文化方面，现在回头想想，我父亲他们那个时候，以他的那个年纪，我们家里，并不是《家》、《春》、《秋》那种东西。其实我妈妈也很反封建，也是一个革命分子。她奶奶要裹她的脚，她大反抗，她那时才七八岁，脚痛得“哇哇”大哭，跑去踢她奶奶的门，后来放掉了。她跟我爸爸结了婚以后回广西去念师范，还参加过学生游行。我爸爸那时候参加辛亥革命，在他那个时代他们是第一代往前走的人。我出生在那么一个家庭，慢慢也很受儒家的思想熏陶，但我们生为第二代，往前更跑得快了。刚刚说同传统冲突，其实我们中国这几十年来文化危机一个一个接连不断，除了历史、政治以外，我们回头看看，二十世纪是中国文化大崩溃的时期，而我们就卷入其中。后来我们从桂林到重庆，然后到上海，住在上海。在中国来讲，上海是西方文化的窗口，洋派。在这种环境下，我对西洋文化，已经有些沐染。然后在香港，又是一个洋化的地方。到台湾后又念西洋文学，所以西方文化对我的冲击必然造成认同上的各种各样的适应问题。那时也不懂，现在回头想想那时一定很复杂的。所以我想文化上的认同也有各种的冲突。第三，我个人的成长。我意识到自己是个同性恋者——我在很小就开始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在这种情形下，就觉得与人不同。

刘：大概什么时候？

白：我大概很早，童年时候就觉得与人不同。我在很早就意识到这种，背负了一种认同上的……

刘：那时候您父母不知道？

白：他们不知道，我自己朦朦胧胧的，觉得这种个人感情好像与人不同。这样子以后，尤其在我青少年那个阶段，我就变得很孤立。这个identity，这种认同，对我也很重要，对我整个的文学创作，很重要。因为同性恋者的认同必然地觉得自己是受了社会的排斥，他们是少数人，他们的道德观也不接受世俗的道德，他们有很独立的看法，很多很多文学家、艺术家，都跟这个有关。这个跟我的独立思考很有关系，我青少年时代的认同危机，也同这个有相当大的关系。

刘：您是在什么时候在心理上很坦然地对待这个问题的？

白：很坦然告诉别人的时候？

刘：不一定是告诉别人，就是您自己心理上没有负担了，您自己已经释放自己了，认为自己在道德上……

白：我一向不认为这个事情是种羞耻。

刘：很小的时候？

白：一向不认为。而且在我来讲，可能我比较奇怪一点，我感觉到自己与众不同，还觉得是一种骄傲，有不随俗、跟别人的命运不一样的感觉。我想我跟很多人不同，有些人有同性恋的问题，因为社会压力，觉得有些难以启口，抬不起头来。但同性恋对我来说，造成我很大的叛逆性，这个是满重要的一点。

刘：您在感觉到自己特别的时候，是在生病前还是生病后？

白：其实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刘：我有这样的想法，是因看您小时候的照片，您很胖，那种胖是不是吃药吃激素……

白：不是。

刘：就是天然的胖？

白：吃东西吃得太多。

刘：是吗？我猜想小孩子得肺结核，吃的药里可能含有激素，吃得小孩胖胖的。

白：不是，没有。那时整天喝牛奶，整天灌牛奶，营养，多吃，吃得圆乎乎的。我想我的同性恋问题得病以前就有，老早就有。

刘：跟生病没有关系？

白：没有关系。

刘：我以为生病以后吃药……

白：没有没有，我想完全跟生病无关。

刘：遗弃和放逐的形象在您的作品中可以说贯穿始终，这是否同您的不适应感有关？

白：我个人，大概你也看得出来，对社会，我个人的适应没有问题。我也许中学的时候有一阵子，因为很久没有念书，又突然回去念书，有点孤僻，到了大学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了。我在得病以前，就是满热闹的一个人，这也是我个性的一部分，是我母亲遗传下来的一部分，跟社会满能适应，而且领袖欲满强的，办杂志也是头。

创新传统

刘：您在评欧阳子和陈若曦作品的时候，都提到了幻灭。您自己有没有过幻灭的阶段？

白：有，有。我想我们一生中都在追求各种理想，尤其是情感方面的理想。对我个人来说，我不是一个肯随便妥协的人，可以说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吧。对于艺术，对于感情，追求至善至美，那么就容易产生幻灭，遭受到幻灭的痛苦，而且我也发觉到很多人如此。

刘：您在后来的文章中提到了对“五四”精神继承，对“五四”文风反对。您这个想法是办《现代文学》或是您刚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就有的，还是后来在写《〈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现代文学〉创立的时代背景及其精神风貌》这些文章时的反思总结？

白：很早意识到的。我们那时对“五四”的文艺，那种已经形成了陈腔滥调的文艺腔，很讨厌。他们开拓的精神我们很欣赏，创新的精神，反传统的、不受拘束的精神，很欣赏。但我们也在反“五四”传统，竭力避免那种陈腔滥调的窠臼。陈腔滥调有两种，一种软性的，一种硬性的。软性的就是表面的风花雪月，望月兴叹，古诗里的那一套；硬性的就是普罗文学那套东西，三〇年代那一套的八股。两个我们都反对。我们那时候是相当自觉地想来创立一个新传统。

刘：目的基本上已经达到了？

白：基本上我想我们那时候是达到了。我觉得六〇年代对台湾文坛相当重要。

刘：您觉得您的精神气质与现代文学史上哪位作家比较相近？

白：年轻形成期时，我喜欢郁达夫。第一，他那个忧郁的气质，感伤，我很欣赏；第二，他的小说文字好，文字熟练、诗意、诗化。但有几篇他们很推崇的我倒觉得不好，《沉沦》我不喜欢。《过去》最好，在他的短篇小说中，那篇东西写得非常成熟。

刘：在他的小说中，那一篇结构也好，不是散漫的，而比较凝聚。

白：结构也好，凝聚，主题又好，就是那种灵与肉的一下子的超脱。我比较喜欢那些写人性、人心、内心的作品，写社会表层那些现象的东西我不是很感兴趣。

刘：您作品中的“社会”都是作为大背景出现的。

白：因为我觉得社会问题的东西，那个问题过了就一点兴趣也没有了。你讲上海三〇年代劳资对立，我现在一点兴趣也没有。

刘：那您后来没有改变过，只喜欢郁达夫吗？

白：噢，那也不止。郁达夫、沈从文、鲁迅的小说是好的，短篇小说。

刘：我觉得您许多作品在精神气质上和鲁迅的一半相似，鲁迅对人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您呢，只“哀其不幸”。鲁迅其实对人生也充满悲悯的。

白：这一点我很喜欢，而且他写小说那么制约，完全控制，那个我相信确实是“五四”文学最好的传统。他那几篇小说到现在还是能站得住的。沈从文的东西站得住，他的《边城》不错，我很喜欢。郁达夫的东西我好多年没看了，后来再拿过来看一次，还是好。我想这几个人我比较喜欢，从我喜欢的东西你也看得出来，我对“五四”的继承是这一方面的东西。

刘：《游园惊梦》中钱鹏志临死前对蓝田玉“老五，你要珍重吓！”的叮嘱和《香港——一九六〇》里李师长对余丽卿的嘱托“丽卿，你要规矩呵！”有相似的地方，您在写《游园惊梦》的时候，有没有想到《香港——一九六〇》？

白：没想，不太想。因为它们两个情况不一样。可能我又用上那个声音，又用上voice，声音出来了。对《香港——一九六〇》，那声音用得满重要，余丽卿一直在听到那个声音……

刘：在心灵里撞击，如同奥尼尔《琼斯皇帝》里的鼓声。

白：对，对，一直在撞击。

刘：您的作品是不是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方面当作一个写实的实体来理解，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当作一个具有象征哲理性的东西来理解。比如《游园惊梦》，既可以当作一个宴会，也可以上升到一个高度，从一个人生的哲理……

白：曲终人散，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刘：对。当然一般的小说都会有自己的主题思想，但您是不是在有意识地建造两个层面？

白：确实是有。我想我写作时是满考虑到写实背后的意义。每篇小说，背后意义在哪里，我总在考虑。

刘：《游园惊梦》最后钱夫人出来看到月亮升起来了，这个跟李后主的词《浪淘沙·往事只堪哀》后面几句：“晚凉天净月华开……”

白：“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重视音韵

刘：我觉得您的很多作品都有词的意境在里面。

白：可能有意境在里头。宋词对我的影响很大，中国文学我是由词入门的。

刘：对，您小说里的节奏，跟词的音乐性也很有关系。

白：我会背好多词。中学的时候我喜欢词，诗也看，但诗硬了一点，那时还不太懂。宋词对我的情感教化、语言教化，作用很大，尤其你刚才讲的节奏、音乐，我觉得这个听觉很要紧很要紧。

刘：您的小说、散文能念，有的作家写得东西不能念的。您的作品节奏感非常明显。

白：要紧，对我来说（节奏感）很要紧。我觉得词的音乐性特别美，节奏抑扬顿挫，中国文字的音乐美达到了高峰，比诗还要厉害，因为它是长短句，能唱，音乐性更强。而且词的意境对我来讲也要紧。

刘：豪放派里面就有历史感，婉约派表现缠绵的情感。像苏东坡的“大江东去”，辛弃疾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那种强烈的历史感……

白：后来我年纪大点的时候，南宋的张炎、周密、王沂孙，那些亡国之音……

刘：这也是您历史感的一个重要内容。

白：对，尤其后主、南渡以后的李清照。其实我后来对南宋词比北宋词还更喜欢，更感受深。北宋的时候还是富贵的、富丽堂皇的，到了南宋词，很沉痛的那些……

刘：历史的失落，个人命运的失落，交织在一起了。

白：对。可是总的来讲，宋词的意境，跟音乐性，对我的整个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能有时候我写小说有意无意地就表露了出来，像你讲的《游园惊梦》吧，钱夫人抬头看那片秋月的时候，她一个寒战，那就完全是词的，到了凉台上，“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就是那个味道，“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就是这个东西。

刘：您反映历史感、沧桑感，除了军人，市民阶层您很少用男性来反映这种历史的沧桑，大多数都是女性，我就觉得您在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种不自觉的……

白：女人哪，女人沧桑感最强。女人经过几个男人，经过几个折腾以后，她对人世沧桑的感受就大了。男人的沧桑，像《冬夜》，男人感觉到的沧桑，是另外一种，它是比较抽象的。女人沧桑比较personal，比较个人，像蓝田玉、金大班，她们的沧桑是非常个人化的，较具隐私性。中国也有这样的传统，像那个《琵琶行》，“以儿女之情，寄兴亡之感”，我想就是这个东西。

刘：用这几个词来概括您的美学风格，不知道您觉得合适不合适：“沉郁”、“典雅”、“含蓄”、“淡泊中有狂烈”、“简朴中有秾丽”。您作品中的描写有时很简朴，有时也很秾丽。这是您跟张爱玲在美学风格上的区别。张爱玲是一味的浓，她的文字工描细刻，已经到了毫发毕现的程度。

白：她的那个文字，简直是不得了的细，用的你想不到。

刘：大概是从这几个方面来概括您的美学风格，您是不是觉得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白：“沉郁”很要紧。我自己的感受，我喜欢，比较欣赏的文学风格，最高的，应该是像杜甫的《秋兴八首》，像屈原的《离骚》那样的作品。杜甫的《秋兴八首》，可能还有一些李商隐的东西，他们的那个意境，我觉得是中国文学境界的顶点，我的最高分数给的是这些（作品）。我想我的风格可能在有意无意地追求那种境界。

刘：您在《孽子》中进行同性恋题材创作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走向国际的雄心？

白：倒也不是，那倒不在我考虑之列。《孽子》那本书一直是我要写的，我想我在蔡克健的那个访问里面也提到了，我确实是以人为主，倒没考虑过那些作品之外的问题。开头我觉得有一群孩子，我要替他们讲话，可能最后写出来的成果牵涉到很多比较抽象的问题。我《孽子》中写的，在一般普通人的社会是最低贱最下层的一些人，还不光是出于他们的同性恋，而且还沦落为男妓，这是社会上最被人瞧不起的一些人。我想在任何时候，妓女已经遭人歧视，如果沦落成为男妓，更是低之又低。但我觉得他们也是人，要恢复他们人的身份。那本东西在我写作里面确实是我放最大同情心的一本东西。当然我的《台北人》也有一些同情的东西，可是《孽子》最多。

刘：《孽子》中的“我们的王国”有没有一种理想国的色彩在里面？我是这样感觉，就是虽然您写的人物比较卑微，但他们的情感特别纯，特别是那四个小孩之间，全是推心置腹的，没有任何勾心斗角，世俗上的虚伪一点没有。

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相濡以沫，他们到这时候反而会有这种情形。据我看到的一些同性恋的孩子，因为受到孤立，更加团结，感情更加亲密。当然不是所有的，他们也有勾心斗角，跟普通人一样。

刘：但您作品中就没有写出来，那么您这个取舍之间是不是把他们……

白：理想化。也有，确实有这么一点，但也有它实在的成分，有些确实是一种异姓手足一样的东西。其实我这个大主题，就是说这些人被家庭、社会赶走了，逐出了伊甸园以后，他们自己又重建家庭，重建一个王国，这是他们的王国。

刘：您写《孽子》时有没有考虑过用其他叙事观点？我觉得您写的时候用李青做观点，在节奏上，好像老是通过他和吴敏谈，吴敏谈家世，然后小玉又谈，然后老鼠又谈，重要人物都必须和阿青发生联系，王夔龙必须和他在瑶台相识，然后又到他家里。所以我觉得您是不是把握上就有点不自由？有点拘束？您没想过用多种叙事角度？

白：我考虑过的，考虑过这种问题的。第一，这个故事一出来，整个小说的调子一定要很亲切，很内行，这是个内行人、圈内人说话的调子，一定要这个，因为他处在一个很特殊的环境，他熟悉，不是从一个外面人来看，告诉你们这一群是什么样子；第二，第一人称是一种受限的观点，restricted，我没有看到我就不知道，我就不写。如果我从一个全知观点来写，那这本小说就差不多要写成百万言，每个人每个人多少故事统统要写出来。我现在通过阿青，由他的眼光作为一个媒介，来反映这整个大环境。我照给你看，这个地方照明看到这里，那个地方照明看到那里，这是我自己选择的。如果用全知的观点，那我就要从哪里写起？要从王夔龙跟阿凤那一段写起，那就是另外一本小说了，而且全知观点也有它许许多多局限的地方，整个语调不亲切，“我们的王国”就体现不出来，更重要的，这是个青少年的故事，我要写这一群孩子的故事……

刘：您这样写的时候有没有感到过困难？叙事的时候，对话的时候。

白：有，有，有，也有困难的，也有困难的。龙应台后来跟我谈过，批评这本小说（刘：她说语言不好。）她觉得好像阿青的语调跟他的身份不符。美国有一本小说，叫《麦田里的守望者》，讲青少年的，它就完全从一个青少年的角度，完全以他的口吻，自己写他自己的故事。我想我要是那么写也可以写，那就要写成像《寂寞的十七岁》那样，完全是个十七岁的男孩子的口吻。那样写的阿青，就真的是阿青的故事，写他的一生，写他的传记式的故事了。其实我这本小说不是阿青的故事，《孽子》它没有一个hero，没有一个真正的主角，它是个群体的故事，是一群人的故事，不是一个人的故事。我要完全以他的语调写，那也不是做不到，我也考虑到，我想这不是我的原意。至于阿青跟他的语调，我想阿青我选他时，他不是十八岁一个男孩子吗，念到高三了，有这种表达能力，而且这个男孩子是相当敏感的一个孩子，懂事，所以我选他。如果我以小玉的观点来写，我想那是另外一本小说，那就写他的嘴尖牙利，叽哩呱啦叽哩呱啦，我也会写的。

刘：有没有考虑过一个是李青的观点，还有一个是傅老爷子的观点？“安乐乡”以傅老爷子的角度来写？

白：那又是另外一种了。

刘：您没有想到过？

白：没有想到过。

刘：就是从两代人的观点……

白：没有，没有想到，那是另外一个，主题不一样了。我选阿青，是经过满大考虑的，因为所有的人里面可能阿青最合适。这篇小说我希望语调比较“沉郁”，比较成熟，有时候会感伤，是这么一本小说，我的意图在这个地方。拿小玉做观点的话、可能也有辛酸，可是那种伶牙俐齿（刘：会冲淡了这种沉郁的效果。）哎，那就不是这么一本小说了。

刘：《孽子》有没有原型？您自己在文章中说您写小说都是先有人物，再有故事，然后有主题……

白：没有。很有意思。其实《孽子》里面的人物，也许我都看过一些，认识一些，但没有说哪一个像哪一个。玉卿可以说是哪一个，尹雪艳我也有原型的，金大班我还看过那个人。

刘：那虚构的多？

白：都是虚构的。但像阿青那几个人，譬如说我看过一个孩子，我在蔡克健的访问中也讲了，有一个男孩子，会唱英文歌，他的个性像小玉，身世像阿青。小说中的人物，我大概是拼起来的。

刘：你是不是在傅老爷子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一种从道德理性向人性本真的回归？

白：确实有。傅老爷子很大一部分是我自己的心情。

刘：您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过一个美国律师……

白：对，那是一个触发点，引起了我的共鸣。我最感动的就是那个律师，他帮助了一群孩子，那些孩子有些互相不认得的，后来律师死的时候，一群，几十个跑回去奔丧、送丧，他们才发觉他帮助了那么多孩子，都等于是他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个故事触发了我的灵感。我想《孽子》最后送葬那一场，是满主要的一个场景。

刘：对，而且那个很有象征意义的，“白纷纷地跪拜了下去”。

白：跪拜下去，我觉得那个很重要。你发现那个小说，第一部分结束的时候阿青送他妈妈的骨灰回去，第二部分结束等于是所有“孽子”为他们的父亲送葬。经过了这两个送葬的仪式，他们恢复了我们中国人说的为人子的身份。他们被赶出了家庭以后，再回到社会，经过这两次的仪式，他们也恢复了他们自己为人的身份。

刘：您的作品中一再提到“孽”，对于“孽”您有没有自己具体的内涵？

白：孽缘、孽根，我想人性里面生来不可理喻的一些东西，姑且称之为“孽”——一种人性无法避免、无法根除的，好像前世命定的东西。

刘：您作品中的血缘关系，像阿青和他母亲，郭老讲是“从血里带来的”，像阿凤，像娟娟，也都有这种……

白：对，对。你记不记得有一场，那一场恐怕也是那个书里面写得比较好的，阿青去看他妈妈，妈妈快病死了，很可怕的那一场。阿青跟她妈妈突然间好像很相近，他第一次去抓他妈妈的手，他们两个人的一种认同，他突然发现妈妈的命运原来他也背负着。我想那一场很要紧的。《孽子》你看了，它不是一本普通讲同性恋的书，不止于讲同性恋，也不止于讲普通亲子，而是讲人的命运。

刘：《孽子》是个很复杂的多面体，分析起来有很多东西可以谈。

白：好像中国小说里面这类小说还不大见。

刘：《品花宝鉴》。《品花宝鉴》我这次在上海刚刚买到。

白：可以看看。我不光是说同性恋的书，好像写这些人的命运，这种作品，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那些写家庭的，跟《孽子》也不一样。《孽子》也不是《家》、《春》、《秋》那一类的东西。

刘：写《孽子》的时候您有没有意识到某种人物、某种情节、或者某种故事在《台北人》甚至在更早的早期作品里面都曾经出现过？

白：有的，像《台北人》里面那个《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基本上很多（刘：就像《孽子》的提纲一样。）在《孽子》中都出现了，但是那个是从老人的观点（来写），老人、教主，是主，跟他们一系列的主题有关：《孽子》是反过来，从儿子这一代，从年轻的观点来写，有这个不同，但基本上还是相同，那个调子也很同。《孽子》其实是《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整个的那个气氛的扩大。

刘：您对您小说中写到的“冤孽”式的感情，是恐惧大于欣赏，还是欣赏大于恐惧？

白：不是欣赏。

刘：恐惧呢？

白：……有一点，但那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命运，一种无奈的感觉，可能无奈的感觉多于恐惧，认识到这个无法避免，认识到有这个存在。

刘：认识到它的存在，却无法避免，人又不能控制它……

白：实在没办法，你怎么能解释一个人爱另一个人爱得那么疯狂呢？你说爱情是变化的，我看太阳底下无新事，从古至今，到现在几千年了，怎么还会发生同样的故事，演了又演，演了又演，而且不分民族，不分种族，不分文化，到处都在发生。

着意命名

刘：您小说中的人物命名一般都比较有深意，虽然您可能不是每个人物的名字都考虑到，但是很多重要人物的名字您好像都是有意思在里面……

白：的确是。我觉得写小说命名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刘：像那个“桂枝香”，“桂枝香”其实是王安石很有名的一首词的词牌，那首词里“六朝旧事随流水”，细想一下的话，这个名字本身就深隐着一种表示“过去”的意味。“蓝田玉”很多人意识到了，“桂枝香”很少有人想到。

白：没想到，你倒想到了。我没有自觉地去回想一下，你这么一讲，我可能是念王安石的那首词以后留下了印象。这个倒没有故意，你一提起来，不是不可能。

刘：主角的姓您重复率颇高。您重复的姓主要有这么几个，一个是“金”，还有“李”，还有“吴”，师长将军，许多是“李”，医生姓“吴”（白大笑），还有“赖”，还有“余”。这些姓后面有没有特别的故事或含义？

白：那倒是没有什么太多，那个“金”呢，我是觉得，金大班（刘：金大奶奶。）金大奶奶倒是真的，那个人姓金，在上海那个金家，故事半真半假的。金大班是我故意的，原型是姓丁，丁大班。

刘：这个“金”，欧阳子女士分析跟“钱”有关。

白：我想这个是无意的。但我觉得，你看，金大班，派头大得很（刘：叫起来很响。）你说我喜欢姓李，李大班的最后一夜，不对了。李大班，就完全不对了。王大班，完全不对。是不是？是吧。

刘：“爱新觉罗”氏的汉姓是“金”，唐朝姓“李”，都是皇族。

白：有点关系。“李”呢，不晓得为了什么，我对李广特别同情，念《史记》里的《李将军列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我非常同情他，那种世态炎涼。

刘：李将军，白将军，“李白”合在一起，又是……

白：啊——李宗仁，跟他无关，那倒还跟李宗仁无关。那是从李广来的，因为我觉得在所有的将军传里头，霸陵夜猎那一段，我觉得很能够表现出一种沧桑。后来李广那么死，他是汉武帝赐他死的，我想这么厉害（刘：剽悍的一员猛将。）啊，而且汉武帝还是个明君呢，所以我想我小说里面历史的感叹也不少。

刘：我在您的小说里面引申出很多意思出来，有的可能算是附会了（白[笑]：你念的太细了。）我觉得您的作品中有很多白祟禧将军的影子，比如说像《梁父吟》，“梁父吟”跟诸葛亮有关，而白将军以前号称“小诸葛”。

白：对，那个确实。那篇小说，我父亲死了没多久写的，所以特别感触深。

刘：白将军生前爱骑白马，您作品里面提到的好像都是白马。《游园惊梦》里面就是白马。

白：我父亲爱骑马。

刘：统一广西打柳州的时候，“白马将军一箭摧”……

白：对嘛，对嘛，听说的？

刘：白将军回忆录里面提到的。

白：噢，是，是，你看了他的回忆录了？

刘：看了，大陆出的。

白：那《李宗仁回忆录》你大致也看了吗？

刘：《李宗仁回忆录》我看了两遍，读大学的时候就……

白：所以那你对整个来龙去脉，对历史有了大概的了解了。

刘：而且您在作品中写到空军，白将军也管过空军，建立航校。

白：对呀，空军航校是爸爸建立的。

书写“家”“国”

刘：最后几个问题。您创作起点很高，这样子一来您突破和超越自己也相对就比较困难，您有没有过这种……

白：有，有，有，等于好像爬坡，越爬高越难爬，所以说我对自己要求也很高，我觉得写东西写得不好重复自己就不要写了，要写就要写突破的东西，再下一部一定要写得比这些东西好，一定要超过，超不过就不要写，超不过就毁掉算了。

刘：我上次听淡莹女士说，说您弟弟帮您搬家，发现了很多稿子，您都不要了。她说您写东西比较精。

白：有些稿子写得不好就丟了，不肯要。对创作的东西，我自律颇严，自我要求很高，文章千古事，如果我写得不好，我觉得好像是一个败笔，就不要。我希望一层一层往上爬，爬不爬得上去自己不知道的，这有时也会有几分运气。

刘：作为现代人，您认为您在精神意旨上哪些地方超过了曹雪芹？

白：（笑）曹雪芹很难超过，曹雪芹很难超过。

刘：您作品中的一些宗教观、哲学观，很多我觉得好像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面也都曾经提到过……

白：我这么讲吧，《台北人》我觉得格局还小，比起《红楼梦》，比起他们大的来，还小。我的下一本小说，如果写成功的话，可能是《红楼》跟《三国》合起来的一本东西。

刘：是吗？

白：如果写成的话，应该是《三国演义》跟《红楼梦》的合而统一。《红楼》是家庭的故事，《三国》是历史的故事，如果两个合在一起，又是宏观大的，又是微观小的，应该是这么一个东西。《红楼梦》当然它佛家的那种声音很高（刘：对，涵盖面太深太广。）涵盖面广，很厉害，很深，但是我觉得《红楼梦》主要是在大观园里面，没有放到整个大的那个历史外面去。

刘：就是“国家”它只占了“家”的一面，“国”的一面……

白：对，对，我希望我的那本东西是能够把“家”和“国”合在一起的一本小说。

刘：祝白先生成功！希望能早日看到白先生的新作。

白：（笑）那你要慢慢等，慢慢等一下，我需要几年的时间。

一九九〇年九月于上海静安宾馆

寂寞的十七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寂寞的十七岁／白先勇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

（白先勇作品系列）

ISBN 978-7-5633-9766-2

Ⅰ．①寂…　Ⅱ．①白…　Ⅲ．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4610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出品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曹凌志

徐海

字数：210千字

图片：9幅

2012年5月第1版

寂寞的十七岁

目录

牡丹因缘

金大奶奶

我们看菊花去

闷雷

月梦

玉卿嫂

黑虹

小阳春

青春

藏在裤袋里的手

寂寞的十七岁

那晚的月光

芝加哥之死

上摩天楼去

香港——一九六〇

安乐乡的一日

火岛之行

等

后记

蓦然回首

附录

白先勇的小说

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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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荷华大学留影。

童年时与母亲合影。

童年时在桂林与大姐先智、三姐先明合影。

抗战时在桂林家中留影，前排左一为白先勇，坐者为父亲白崇禧。

祖母九十大寿，在桂林家中留下白家极完整的一张家族照片，祖母（居中）旁边是白先勇。

抗战胜利之后，父母与十个孩子在南京合影，这是唯一的全家福。前排左起：七弟先敬、六弟先刚；中排左起：先勇、母亲马佩璋、父亲白崇禧、四哥先忠；后排左起：三姊先明、二姊先慧、大姊先智、大哥先道、二哥先德、三哥先诚。

五〇年代在台北松江路家中与父母等人合影，右一为白先勇。

九〇年代在台北与好友欧阳子（中）、奚淞合影。

晚年在纽约与夏志清合影。

牡丹因缘

我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白先勇

我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因《牡丹亭》而开始结缘。二〇〇四年由我领队制作的昆曲连台大戏三本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一炮而红，我们在演出的同时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了《姹紫嫣红牡丹亭》，此书由我策划，收编了我们改编的二十七折青春版《牡丹亭》剧本，并有学者专家的阐释文章。书中汇辑多幅历来饰演《牡丹亭》名角影像，尤为珍贵。此书出版，在台湾反应甚佳，第一版一售而罄。同年青春版《牡丹亭》赴大陆巡演，到苏州、杭州、北京、上海等地。我们觉得《姹紫嫣红牡丹亭》应该出大陆版。远流找到合作对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机缘，天作之合。我原籍广西桂林，由自己家乡的出版社来出版第一本有关青春版《牡丹亭》的书，特别有意义。出版后，刚巧五月全国书市在桂林召开，这是出版界的一个盛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负责人之一刘瑞琳女士邀请我到桂林，为《姹紫嫣红牡丹亭》开新书发布会，我当然高兴，因为又可以乘机返乡一趟。发布会的场面多少出我意料之外，一下子来了五六十家媒体，记者发问非常热烈，《姹紫嫣红牡丹亭》的知名度也就从此散开了。

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版有多重意义：首先这是大陆出版第一本有关青春版《牡丹亭》的书，对这出戏起了先头宣传部队的作用。这部书最大的特色是用繁体字直排，这样书本身便蕴涵着一种古籍雅意。而这部书的装帧又特别精美，设计大方，图片悦目，难怪二〇〇五年这部书夺得了南方报业集团举办的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这是一份十分难得的殊荣。早些年大陆有些出版社出版古籍采用繁体字直排，这些年比较少见，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姹紫嫣红牡丹亭》竟用了繁体直排，而又获得大奖，我认为有其深远的文化意义。我很佩服出版社领导人的眼光。

接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一本选集《青春·念想》，我跟出版社以及出版社的同仁们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因为这些年昆剧青春版《牡丹亭》经常到北京演出，我亲自领军到北京就有五次，每次演出我们都需要各界的支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驻北京的同仁在这方面，上下一体，对我们可说是做到仁尽义至，从联络媒体宣传到人员协助，无一不全力以赴，当然，演出时，出版社的同仁们一直是我们最热烈的啦啦队。出版社同仁给予我如此坚定的精神支持与鼓励，我想他们一定也认同我们推广昆曲是在兴灭继绝抢救我们的文化瑰宝，他们努力出版，一样在从事文化大业。其实我们的追求殊途同归，所以能够彼此欣赏。二〇〇六年适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二十周年社庆，在桂林总部盛大举行。为了替出版社庆祝，我们特地把青春版《牡丹亭》送到桂林，在广西师范大学校园连演三天，那真是盛况空前，每晚演出场里挤得水泄不通。前一年我在广西师大演讲，曾经许愿，有机会我一定要把我制作的《牡丹亭》带到桂林，让广西师大的同学及乡亲们看到这出戏。第二年，我们真的做到了，而且还替出版社热闹了一番。我跟出版社结的可说是“牡丹缘”。

中国出版业竞争激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能够脱颖而出，名列前茅，诚非易事。国外如美国的哈佛、哥伦比亚，英国的牛津、剑桥，这几家名校的出版社在英美以及全世界的学术文化界举足轻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影响不仅普及全国并能跨越海外，像余英时、许倬云这些海外学术界大师们的作品也被网罗旗下。广西师大出版社能够建立如此优良声誉，绝非偶然，我还没看见他们出版过一本浅俗媚众的读物。家乡能产生如此高层次的文化亮点，我深引以为傲。当总编辑刘瑞琳来跟我商洽出版我的作品集，我欣然同意，并感到义不容辞。刘瑞琳女士刚刚被《中国新闻周刊》选为“十年影响力人物”。在此，我特别要向她致谢，同时也要感谢为这套书花费大量精力的执行编辑刘哲双及曹凌志。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二日

金大奶奶

记得抗战胜利的那一年，我跟奶妈顺嫂回上海，我爹我妈他们在南京还没有来，我就跟着顺嫂在上海近郊的虹桥镇住了下来。那儿的住户大多数是耕田的人家，也有少数是常跑上海办货做生意的，不管他们干哪一行，家里总不愁柴火烧、白米饭吃；因为那儿土地很肥沃，春天来了，一大片油菜花，黄澄澄的，真是“遍地黄金”。

算来算去，虹桥镇一带最有钱的是住在我们隔壁的金家。这是顺嫂告诉我的，她讲，金家要是没有几百亩田，无论怎样也撑不下他们家那种排场。顺嫂的交际手腕很有两下，我们才住下来几天，她就跟金家上上下下混得烂熟了。当她带着我向他们家里直闯而入时，就连那条看门的狼狗也不会叫一下。

金家的房子很大，是一所两进头的旧式平房，前面一个大天井，种了些合抱的榆树。进门不远，是一间大厅堂，大约摆得下十来桌酒席，里面的家具一律是乌亮的酸枝木做的，四张八仙方桌，桌面中间都嵌了带青斑的大理石，夏天摸着浸凉浸凉的，舒服得很。厅堂四壁上挂满了字画，茶几上也陈设着一些五颜六色的盆景古玩，十分好看，我有时候禁不住要伸手去弄一下，顺嫂一看见就急得赶忙拉住我，咬牙切齿地低声说：

“容哥儿，我的小祖宗，我跟你作揖，请你不要乱摸乱搞好不好？打坏了他们的东西，咱们可是赔不起啊！”

我们常去金家玩，所以对于他们家中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金家一共两房，因为金大先生常在上海住，所以田务家事都由二房管理。金家的人差不多都是看金二奶奶的眼色行事的，连金二先生也包括在内。金二奶奶是一位极端精明的管家婆，嘴尖心辣，又得金大先生的信赖，只要她喝一声，金家那班下人，就连那个最是好吃懒做的小丫头阿红，也不敢怠慢半分儿。可是金二奶奶很卖顺嫂的账，大概是因为顺嫂的针线活儿实在与众不同，三天两天金二奶奶总要差人来叫顺嫂去帮她扎些花儿。金二奶奶对我也另眼相看，这准是看在她宝贝儿子小虎子份上。小虎子与我有缘，我们这一对十来岁的孩子才认识几天，可是却像是从小就在一块儿似的。小虎子也是一个捣精捣怪的人物，什么话都肯跟我讲。他说：他不怕他的爹，他的爹是个不管事的烂好人。可是讲到他的娘，他却把舌头一伸，贼头贼脑地朝左右看一看，再也不敢做声了。讲到他大伯，他就把大拇指一伸，哼道：“嘿！数一数二的好老！”这句话我到现在还承认，我实在忘不了金大先生那高高的个子，那撮深黑整齐的小胡子，以及他要笑不笑时那满面的潇洒神态，而最使我忘不了的，却是他挂在胸前的那条大红领带，因为镇上系领带的还只有他一个人呢！小虎子说他已经四十岁了，我只能相信他刚过三十五。

说起来，金大奶奶应该是小虎子的伯娘，可是当我问起小虎子的时候，他就撇着嘴哼道：“去她的！她算哪一门的伯娘？‘老太婆’算了。”

真是奇怪得很，金家全家背地里都叫金大奶奶做老太婆；小虎子这样叫，金二奶奶这样叫，就连阿红端饭给金大奶奶的时候，也阴私怪气地嘟囔道：“这个‘老太婆’真讨厌！凭她那副酸像也配指使人？”

金大奶奶很少出房门，有时我看见她探头探脑地走到客厅来倒杯茶，如果这时金二奶奶偏巧坐在客厅里，金大奶奶会马上慌慌张张绕过走廊缩回去。就是吃饭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看见金大奶奶上过桌子，差不多总是等金二奶奶他们吃完了，然后再由阿红胡乱盛些剩饭剩菜送进金大奶奶的小房间给她吃。可是更使我觉得奇怪的就是金大先生从上海回来，从来不理金大奶奶，他们两人各住一房，金大先生房里很宽敞，家具陈设跟他的人一样漂亮，全是从上海搬来的；而金大奶奶的那一间却是简陋得很，里面只有一个窗户，光线昏暗，进大门之后，要绕老大一截路才找得到。我不大去金大奶奶房里玩，金二奶奶曾经吩咐过我少到那儿去，有一次我刚走到金大奶奶房门口，就被金二奶奶叫回头。她牵着我的手，指着金大奶奶的房门低声说：“容哥儿，千万别去惹那个‘老太婆’，那个女人是贱货，你懂得吗？”我实在不“懂得”金大奶奶是“贱货”，不过我看见金二奶奶锋利的眼睛瞪得老大，也只好吓得直点头。

“‘老太婆’是个顶顶惹人厌的老东西。”有一天，小虎子跟我坐在天井里的榆树干上剥烤红薯吃，他对我这样说。

“怎么见得？”我咬了一口红薯问道。因为我心中想即使金大奶奶有一点儿惹人厌，也不会“顶顶”惹人厌嘛！

“呵嘿！”小虎子将眼睛一翻，好像我不该对金大奶奶是个“顶顶惹人厌的老东西”发生疑问似的。他接着说：“这是我娘告诉我的。我娘说‘老太婆’是个很不体面的女人，她才不配跟我们同桌子吃饭呢！不说别的，瞧她那副脸嘴我就噎不下饭。”

小虎子最后这句话，我不得不同意，金大奶奶的长相实在不讨人喜欢。小虎子说她已经五十岁了，要比他大伯足足大上十岁，可是我看到她头上直直的短发已带上了白斑，好像还不止这把岁数似的。金大奶奶是个矮胖子，又缠着小脚，走起路来，左一拐，右一拐，小虎子说她像只大母鸭，我看着也真像。更糟糕的是金大奶奶已经老得面皮起了皱，眉毛只剩了几根，可是不知怎的，她每天仍旧在脸上涂着一层厚厚的雪花膏，描上一对弯弯的假眉，有时候描得不好，一边高，一边低，看着十分别扭。小虎子又把她比喻作唱戏的木偶鬼仔，我还是不得不同意。

“呸！‘老太婆’才配不上我的大伯呢！”小虎子把红薯皮往地上一唾，两条腿晃荡晃荡地说道。

“唔！”我应了一声，马上金大先生那撮俏皮的胡子及金大奶奶那双别扭的假眉一同跑来我眼前了。

“我大伯总不爱理她，有时‘老太婆’跑到我大伯面前啰嗦，我大伯就抹她一鼻子灰，骂她是个老——老——”小虎子想了一下突然拍着手叫了起来，“‘老娼妇’！哈！哈！对了，就是‘老娼妇’，你那时没有看见‘老太婆’那副脸嘴，才好看呢！”

“金大奶奶难道不难受吗？”我相信金大奶奶脸在那时一定比平常难看。

“谁管她难不难受呢，反正我大伯常常骂她的。”小虎子仰起头狠狠地咬了一大口红薯，好像很得意的样子。

“我猜金大奶奶一定常常哭的吧？”因为我亲耳听见她哭过几次，而眼前我又似乎看到她一拐一拐地拿着手帕偷偷地拭泪了。

“‘老太婆’不止常常偷哭，她还会私底下暗暗地咒人呢！有一天我走过她窗户底下，她正在咕哩咕噜地骂我大伯没有良心，骂我娘尖酸刻薄。我暗地里告诉了我娘，我娘马上轻手轻脚，悄悄地——悄悄地——走到‘老太婆’房门口——”小虎子说到这里，压低了嗓子，眼睛一瞪，将颈子缩起，从他面部的表情，我又好像看见了金二奶奶锋利的眼睛满露凶光，蹑手蹑脚站在金大奶奶门外，如同一只母猫要扑向一只待毙的老鼠一样；“喔！”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将自己的胸前衣服一把抓住。

“我娘将房门一脚踢开，跳进去将‘老太婆’的头发一把抓住！接着一顿狠打，‘老太婆’像杀猪一般叫了两声，就吓得绝了气。”

“哎呀！”我双手一松，手里剩下的半截烤红薯滑到地上去了。

小虎子看我吃了一惊愈更得意，吐了一口唾沫接着说：“后来我爹跑进来，将‘老太婆’灌了两碗姜汤，她才醒过来，这一吓，‘老太婆’半个月都起不了床，嘻嘻，有趣！”

自从我与金家认识以来，顺嫂一直都是金大奶奶的好朋友，不过顺嫂与金大奶奶的交往一向都是秘密的。她总是拣着金二奶奶到厨房里去骂佣人，或是在前厅打牌的时候，才悄悄地溜到金大奶奶的房里去。她们有时聊得很久，而且顺嫂出来的时候，往往带出来一双红眼眶及一对鼓得胀胀的胖腮帮子，这是顺嫂听了不平之事的征象。

“顺嫂，你说金家全家哪一个人最好？”有一次我们从金家出来时，我在路上问她。

“当然是大奶奶喽。”顺嫂不假思索地答道。

“可是小虎子告诉我‘老太婆是一个顶顶惹人厌的老东西’呢！”我又想起小虎子那天对我讲的那一些话了。

“胡说八道！”顺嫂的胖腮帮子渐渐地鼓起来了，“这起人都丧尽了天良，一齐拿人家来做出气包罢咧。唉！金大奶奶的身世不知道多么地可怜呢！”

“她怎么可怜法？”我好奇地问道，我也觉得金大奶奶有点可怜，可是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可怜。

“小孩子不要察是察非。”顺嫂虽然已经过了四十岁，可是有时候她的话要比她的年纪老得叫人难受得多，这是我一向不依的，于是我便放出了一切纠缠的法宝，非迫得顺嫂屈服不可。终于顺嫂答应在吃过晚饭以后告诉我听，不过她却要我赌咒绝对不可告诉旁人听。她说，要是这些话传到金二奶奶耳里去的话，金大奶奶就要吃苦头了。

吃完晚饭后，我拿了一张小竹凳跟顺嫂一块儿到院子里纳凉，顺嫂便道出了金大奶奶的往事，在没有讲之前，她又再三嘱咐我，千万不要对别人提。我闭着眼睛赌了咒，她才满意地点了点头，开始说：

“金大奶奶以前嫁过人，夫家有钱得很。金大奶奶告诉我，金家现在住着的那幢房子以及他们大部分的田地都是她前头那个男人的。金大奶奶以往过过一段舒服的日子，可惜她的前夫一向有痨病，没有几年就死去了。那时金大奶奶才三十岁出头，又没有儿女，孤零零一个人守寡。当然啰，一个女人有了一点钱总是难免要给人计算。”顺嫂的胖腮帮子又渐渐地鼓起来了。

“首先就是金大奶奶夫家的那起混账亲戚，跑来明争暗抢，弄掉好些田产，后来金大奶奶不知走到哪一步倒楣运，又碰上了现在这个金大先生。那时金大先生还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刚从上海读了点书回来，别的没有学到，反而学得满身潇洒及一嘴巴油腔滑调。我听别人说，金大先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白相人，他在上海徐家汇一带有些黑势力。”

“金大先生不像个坏人嘛！”金大先生的那撮俏皮的胡子及胸前那条红领带给我的印象，使我向顺嫂抗议。

“嘿！难道坏人脸上都刻了字的吗？”顺嫂的胖腮帮子已经鼓成了两个小皮球，“就是因为他‘不像个坏人’，金大奶奶才上了他的当。那时候金大先生住在金大奶奶家对面，天天跑来金大奶奶家中瞎混，混来混去，就把金大奶奶骗上了。金大奶奶告诉我，金大先生刚和她结婚时对她好得很，后来把田契首饰拿到手，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对她不是骂就是打，从来没有一点好颜色给她看。更糟糕的便是自从金二奶奶搬进来后，便把金大奶奶在家中的地位抢去了，而且还帮着金大先生来欺负她。唉！可怜她在家连一个诉苦的人都没有。”

“你不是说金大奶奶的夫家还有一帮‘混账亲戚吗？’”

“哎呀呀！快别提那班混账亲戚了，金大先生只消花几个钱都塞住了他们的嘴，而且金大先生在上海还交结了不少不三不四的人呢，谁愿意惹麻烦？”

“金大奶奶以前用着的那批老佣人难道看得过意？”我在金家，很少看见那些佣人跟金大奶奶讲话，即使偶尔讲两句，一看见金二奶奶走来，马上便慌慌地走开了。

“那些没有良心的，还不是跟着金二奶奶一个鼻孔出气，就算有几个有良心，为着饭碗，也不敢说什么话。唉！我实在可怜她。”顺嫂叹了一口气。两个小皮球是消掉了，可是一对眼眶却渐渐地红了起来。我看见顺嫂满面充满着怜悯的神态，我也似乎觉得金大奶奶那双假眉及一拐一拐的小脚虽然看着别扭，但是怪可怜的。

我们跟金家做了几个月的邻居，我差不多每天都可以从小虎子那儿得来一些关于金大奶奶的消息，什么他大伯带了个女戏子来家里吃饭，“老太婆”想吃醋，反而挨了一顿揍；“老太婆”倒茶的时候打破了他娘的茶壶，给他娘骂得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还有什么阿红有一次忘了端饭给“老太婆”吃，“老太婆”想骂她，结果反被阿红拿话气哭了。总而言之，金家无论哪一个跟金大奶奶起冲突，结果总该金大奶奶倒楣就是了。

一个冬天的早上，正当我跟顺嫂坐在门口晒太阳的时候，忽然隔壁金家的天井里传来一阵女人的尖叫声及男人的咒骂声，我马上抓着顺嫂就往金家跑，刚跑到门口便碰见小虎子拍着手笑嘻嘻地迎上来，一把抓住我往天井里跑，一面兴高采烈地喊道：“容哥儿，快点，快点，再晚就没有好戏看了。我大伯跟我娘正在天井里炮制‘老太婆’呢！”

我们跑到天井里，看见金家全家人都在那儿，金大先生与金二奶奶两个夹住金大奶奶，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金大奶奶两手抱住一根走廊的圆柱，死命地挣扎着不肯走。她的模样比平常难看得多了，一头斑白的短发乱七八糟地披在脸上额上，背上的长衫不知给什么东西钩去了一大块，白色的内衣染上了一片殷红的血。她一面挣扎，一面哭着喊道：“你们这些人，怎么这样没有良心——呜——呜——你们霸占我的房子，还要我搬出去。金老大——金老大——算我瞎了眼睛嫁错了人，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上天也难容你——呜——呜，二奶奶，我也不怕你厉害，今天我就是死在这里，你们也不能把我拖出这个大门。”

金大先生的红领带散开了，虽然唇上那撮胡子还是那样整齐，可是脸上以往的潇洒却变成了可怕的狰狞；金二奶奶的眼睛愈更锋利了，她不时帮着金大先生拿最刻毒的话吆喝着金大奶奶。金大奶奶拼命抱着柱子，他们两人一时扯她不开，于是金二奶奶便用力去扳金大奶奶的手指，大概金大奶奶实在给她扳得痛得抵不住了，一口向她的手臂咬去。“哎哟！”金二奶奶没命地尖叫了一声，几乎在同一个时候顺嫂在我后面鼓着腮帮子低低地哼道：“咬得好！”

“好啊！这个老泼妇还敢行凶呢！大哥，你让开，等我来收拾她。”金二奶奶推开金大先生后，揪住金大奶奶的头发便往天井中间拖。金大奶奶号哭着，两只小脚一拐一拐踉踉跄跄地跟了过去。到了天井中间，金二奶奶把金大奶奶往地上一揿，没头没脸像擂鼓一般打起来，金大奶奶起先还拼命地挣扎着，后来连声音都弱了下去，只剩下一双脱落了鞋子的小脚还在做最后的努力踢蹬着，既难看又可怜。这时金二奶奶好像还没有消气似的，看见旁边地上放着一盆稀脏的鸭糠，她拿起来就往金大奶奶身上倒去，糊得满头满脸。金大奶奶已经动弹不得了，可是金大先生两只手交叉着站在旁边，好像没事人一样。后来还是金二先生将金二奶奶劝住，把金大奶奶扶回房中去的。在这段时间内，顺嫂脸上的小皮球不知跑了起来多少次。最后，当她看见金大奶奶蹒跚地走回房中时，她的眼中含了很久的那两包泪水终于滚了下来。

“你大伯为什么要撵走金大奶奶呢？”事后我问小虎子道。

“哈！你还不知道吗？我大伯要讨一个在上海唱戏的女人，他要‘老太婆’搬出去，我娘已经帮着我大伯把‘老太婆’的东西统统运走了，可是‘老太婆’却赖在这里不肯走哩！真是不要脸！”小虎子不屑地回答道。

那晚上顺嫂悄悄地从金家后门溜进去探望金大奶奶，她回来时两只眼睛哭得肿肿的。她说她一去，金大奶奶就死命抓住她的手哭得说不出话来，大奶奶告诉她，无论如何他们是撵不走她的，而且金大先生也休想安安然然地在她屋子里讨小。顺嫂说她实在不懂为什么这些人会这般狠毒。我对她说，我也不懂。

金大先生要娶新娘的事情很快地传遍了整个虹桥镇。金家的排场素日最是阔绰，这回这种天大的喜事哪个不想来凑凑热闹，沾沾光；所以金家这几天来大门都差不多挤垮了。金大先生比以前更漂亮了，他常常从上海办来一大批一大批的新奇货物，喜得那班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人看了又看，摸了又摸。金二奶奶也忙得满屋乱转，她把镇上针线活儿有两下的女人，全部收罗到金家去，不分昼夜，赶着刺绣大幢大幢的帘幕枕被，顺嫂当然也给请去了，不过她对我说她是一百个不愿去的，只是碍着情面罢咧。反正这几天金家那些人个个都是笑颜常开，满口说的全是些吉利话，谁也不会注意，谁也不会听到金大奶奶那间小房间会时时传出一阵阵凄凉的呜咽来。有时顺嫂叫我悄悄地送点东西给金大奶奶吃，我看见她这几天来比以前变得愈更难看也愈更可怜了，可是她口口声声总是说，她情愿死在这里，也不出这个大门的。

金大先生的喜宴要分三天来请，头一晚就请了九十几桌客，从大门口摆到客厅又展到院子中去。全屋子黑压压的都站满了人，人声像潮水一般嗡嗡地乱响。这晚金家张灯结彩，大红的喜幛四壁乱飞，到处是喜烛，到处是灯笼，客厅里那对四五尺高的龙凤花烛火焰高冒，把后面那个圆桌大的“囍”字映得金光闪闪。院子里这时也点得如同白昼，而且还在那里扎了一台戏，所以闹得锣鼓喧天。客人们一半挤在客厅等着看新嫁娘，还有一半老早拥到院子里听戏去了。

这晚金二奶奶是总招待，所以忙得在人堆子里穿梭一般跑来跑去，小虎子也穿上了新棉袍跟着她瞎忙一阵。金二奶奶请顺嫂帮她的忙，专管烟茶，所以顺嫂也一刻都抽身不得。顺嫂对我说她又是一百个不愿意的，还是碍着情面罢咧！时间已经过了八点了，新郎新娘还没有出来入席，据里面传出话说新娘正在打扮，还早得很哩！于是大家一阵交头接耳，发出嗡嗡的声音，好像等得不耐烦的样子。这时顺嫂把我悄悄叫到一个角落，从碗柜里拿出一碟松糕递在我手上，轻轻地说：“容哥儿，你替我做件好事好不好？我实在忙得不能分身，你帮我把这碟松糕送给金大奶奶去，今晚金家个个忙，恐怕没有人理她的。”

“可是我要看新嫁娘嘛！”我满不愿意地答道，我手里老早已经准备好花纸条要去洒新郎新娘了。顺嫂又跟我说了许多好话，我才应下来了。

通到金大奶奶房间的走廊有两三条，我选了一条人少一些的，可是刚走到一半，忽然外面爆竹大响，乐声悠扬而起，院子里的客人都往客厅跑去。“糟糕！一定新郎新娘出来了。”我心中这样想，于是愈更加速了脚步往里面跑去。这时正是十二月，刚从人堆子里跑出来被这冷风一吹，我不由得连打了几个哆嗦，连忙将颈子缩到领子里去。走廊上挂着的灯笼被风吹得来回摇曳着，好几个已经灭了，地上堆着些红绿破纸条也给风吹得沙沙发响。我愈往里面跑，灯光愈是昏黯，外面的人声、乐声也愈来愈小，里面冷清清的，一个人都没有，不知怎的，我心中忽然有点莫名的恐惧，还没有走到金大奶奶房门口我就大声叫道：“金大奶奶，金大奶奶。”

里面没有回音，我猜金大奶奶大概睡了，于是我便把她的房门轻轻地扭开，“呼”地一阵冷风从门缝跟着进去，吹得桌子上昏暗的灯焰来回乱晃，弄得满室黑影幢幢。从暗淡的灯光下，我看见金大奶奶好像仰卧在床上似的。“金大奶奶！”我又叫了一声，还是没有回答。于是我轻轻地蹑着脚走了进去，可是当我走近床前看清楚她的脸部时，顿时吓得双脚一软，“砰！”手上端着的那碟松糕滑到地上去了。一股冷气马上从我发根渗了下来，半步都移不动了，我想用力喊，可是喉咙却像给什么东西塞住一样，一点声音都叫不出来。

金大奶奶仰卧在床上，一只小脚却悬空吊下床来，床上的棉被乱七八糟地裹在她另一只腿上。她的手一只叉着自己的颈子，一只揪着自己的胸，好像用过很大的劲，把衣服都扯开了，两眼翻了白，睁得大大的瞪着天花板，一头乱发有的贴在额上，有的贴在颊上，嘴唇好像给烧过了一般，又肿又黑，嘴角涂满了白泡。在她床头的茶几上倒放着一个装“来沙尔”药水的瓶子，一股冲鼻的药味还不住往外冒。

这突来的恐怖使我整个怔住了，我简直不记得我怎样逃出那间房的，我只是仿佛记得我逃到客厅的时候，新郎正挽着新娘走进了客厅，大家都将花纸像雨一样的向新郎新娘洒去，至于后来客人们怎样往金大奶奶房间涌去，金大先生和金二奶奶怎样慌慌张张阻止客人，这些事情在我的印象中都模糊了，因为那天晚上我回去后，马上发了高烧，一连串的噩梦中，我总好像看到金大奶奶那只悬着的小脚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一样。

金大奶奶死后第三天就下了葬。人下葬了，也就没有听见再有什么人提起这件事了。大家的注意力很快地统统转到新的金大奶奶身上，这位新的金大奶奶年轻貌美，为人慷慨而又有手段，与金二奶奶是一对好搭档，所以大家都赶着她叫“金大奶奶”。不过自从这位金大奶奶来了之后，我跟顺嫂总也不去金家了。顺嫂是为了伤心，我是为了害怕。

从此，我在门前看见小虎子就躲开。他好像很生气，可是我不管。有一回我逃不及，一把让他揪住。他鼓着眼睛问我：

“我又没有得罪你，怎么不到我家里来？”

“我们要去上海了。——‘新娘子’喜欢你吗？”

“呵嘿！你是说‘大伯娘’吗？她敢不喜欢？不是我娘做主，她还不是躲在上海做‘小老婆’。我娘说：把她讨回来，省得我大伯常往上海跑……”小虎子说话老腔老调的就像一个小大人。

只听顺嫂在屋子里放着喉咙喊：

“容哥儿！功课不做快点收起来，不要看着惹人生气。”

我知道顺嫂对小虎子很不高兴，我只好掉头跑回来，放下小虎子不管。

真的，虽然现在事隔多年，可是每逢我想到金大奶奶悬在床下的那只小脚，心中总不免要打一个寒噤。

《文学杂志》五卷一期

一九五八年九月

我们看菊花去

1

早上有点阴寒，从被窝里伸出手来觉得冰浸的；纱窗外朦朦胧胧，是一片暗灰色，乍看起来辰光还早得很。我打了一个翻身，刚想闭上眼睛养会儿神，爸爸已经来叫我了。他说姊姊的住院手续全部办妥，林大夫跟他约好了十点钟在台大医院见面，但是他临时有个会要开，恐怕赶不回来，所以叫我先送姊姊去，他随后把姊姊的衣服送去。爸爸临出门的时候对我再三嘱咐，叫我送姊姊去的时候千万要小心。

我到姊姊房中时，妈一个人正在低着头替姊姊收拾衣服用具，她看见我走进来便问我道：

“爸爸跟你讲过了吧？”

“讲过了，妈。”

妈仍旧低下头继续收拾东西，我坐在床边没有说话，默默地看着她把姊姊的衣服一件一件从柜子里拿出来，然后叠得平平的放进姊姊的小皮箱中。房里很静，只有妈抖衣服的窸窣声。我偷偷地端详了妈的脸一下，她的脸色苍白，眼皮似乎还有些儿浮肿似的。妈一向就有失眠症，早上总是起不早的，可是今天天刚亮我就仿佛听到她在隔壁房里讲话了。

“妈，你今天起得那么早，这下子该有点累了，去歇歇好吧？”我看妈弯着腰的样子很疲倦，站起来想去代她叠衣服。妈朝我摆了摆手，仍然没有抬起头来；可是我却看见她手中拿着的那件红毛衣角上闪着两颗大大的泪珠。

“妈，你要不要再见姊姊一面？”我看妈快要收拾完毕时便问她道，妈的嘴皮动了几下想说什么话又吞了下去，过了半晌终于答道：

“好的，你去带你姊姊来吧！”可是我刚踏出房门，妈忽然制止我，“不——不——现在不要，我现在不能见她。”

2

我们院子里本来就寒碜，这十月天愈更萧条；几株扶桑枝条上东一个西一个尽挂着虫茧，有几朵花苞才伸头就给毛虫咬死了，紫浆都淌了出来，好像伤兵流的淤血。原来小径的两旁刚种了两排杜鹃，哪晓得上月一阵台风，全倒了——萎缩得如同发育不全的老姑娘，明年也未必能开花。姊姊坐在小径尽头的石头堆上，怀中抱着她那头胖猫咪，她的脸偎着猫咪的头，叽叽咕咕不知对猫咪讲些什么。当她看见我走过去的时候，瞪着眼睛向我凝视了一会儿，忽然咧开嘴笑得像个小孩似的：

“嘻嘻，弟弟，我才和咪咪说，叫它乖些，我等一下给它弄条鱼吃，喔！弟弟，昨晚好冷，吓得我要死！我把咪咪放到被窝里面来了，被窝里好暖和的，地板冷，咪咪要冻坏，嘻嘻——嘻嘻——咪咪不听话，在被窝里乱舔我的脸，后来又溜了出来。你看，咪咪，你打喷嚏了吧？听话，噢！等一下我给你鱼吃——”姊姊在猫咪的鼻尖上吻了一下，猫咪耸了一耸毛，舒舒服服地打了一个呼噜。

姊姊的大衣纽子扣错了，身上东扯西拉的，显得愈更臃肿，身上的肉箍得一节一节挤了出来；袖子也没有扯好，里面的毛衣袖口伸出一半来。头上的发夹忘记取下来了，有两三个吊在耳根子后面，一讲话就甩呀甩的，头发也是乱蓬蓬一束一束绞缠在一起。

“弟弟，咪咪好刁的，昨晚没得鱼，它连饭都不要吃了，把我气得要死——”姊姊讲到这，猫咪呜呜地叫了两下，姊姊连忙吻它一下，好像生怕得罪它似的，“哦，哦，你不要怕，噢，我又没骂你，又没有打你，你乖我就不说你了，弟弟，你看，你看，咪咪好可怜巴巴的样子。”

三轮车已经在门外等了很久了，我心中一直盘算着如何使姊姊上车而不起疑心，我忽然想到新公园这两天有菊花展览，新公园在台大医院对面。

“菊花展览？呃——呃——想是想去，不过咪咪还没吃饭，我想我还是不去吧。”

“不要紧，姊姊，我们一会就回来，回来给咪咪买两条鱼吃，好不好？”

“真的？弟弟。”姊姊喜得抓住我的衣角笑起来，“你答应了的啵，弟弟，两条鱼！咪咪，你听到没有？”姊姊在猫咪的鼻尖上吻了好几下。

我帮姊姊把衣服头发整了一下，才挽着她上车，姊姊本来想把猫咪一块儿带走的，我坚持不肯，姊姊很难过的样子放下猫咪对我说：“不要这样嘛，弟弟，咪咪好可怜的，它没有我它要哭了的，你看，弟弟，它真的想哭了——咪咪，噢，我马上就回来，买鱼回来给你吃。”

车子走了，我看见妈站在大门背后，嘴上捂着一条手帕。

3

姊姊紧紧地挽着我，我握着姊姊胖胖的手臂，十分暖和，姊姊很久没有上街了，看见街上热闹的情形非常兴奋，睁大眼睛像个刚进城的小孩一般。

“弟弟，你记得以前我们在桂林上小学时也是坐三轮车去的。”姊姊对于小时候的事情记得最清楚。

“弟弟，你那时——呃，八岁吧？”

“七岁，姊。”

“哦，现在呢？”

“十八了。”

“喔！嘻嘻，弟弟，那时我们爱一道荡秋千，有一次，你跌了下来——”

“把下巴跌肿了，是不是，姊？”

“对啦！吓得我要死，你想哭——”

“你叫我不要哭，你说男孩子哭不得的是吗？”

“对啦！那时立立跟见见还在，他们也是两姊弟，噢。”

“嗯。”

“见见是给车压扁了，立立后来是怎么着——”

“是生肺炎死的，姊。”

“对啦，我哭了好久呢，后来我们帮他们在岩洞口挖了两个坟，还竖了碑的呢！从那时候起我再也不养狗了。”

姊姊想到立立与见见，脸上有点悲惨，沉默了一会，她又想到别的事情去了。

“弟弟，那时我们爱种南瓜，天天放学到别人家马棚里去偷马粪回来浇肥，噢，那一年我们的南瓜有一个好大好大，多少斤，弟？”

“三十多斤呢，姊。”

“喔，我记得，我们把那个大南瓜拿到乡下给奶奶时，奶奶笑得合不拢嘴来，赏了我们好多山楂饼和荸荠呢！奶奶最爱叫我什么来着，弟弟，你还记得不？”

我怎么不记得？奶奶最爱叫姊姊“苹果妹”了，姊姊从小就长得周身浑圆，胖嘟嘟的两团腮红透了，两只眼睛活像小玩具熊的一样圆得俏皮，奶奶一看见她就揪住她的胖腮帮子吻个半天。

“哈哈，弟弟，‘一二三、一二三，左转弯来右转弯——’”姊姊高兴得忘了形，忽然大声唱起我们小时候在学校里爱唱的歌来了，这时三轮车夫回头很古怪地朝姊姊看了一眼，我知道他的想法，我的脸发热起来了。姊姊没有觉得，她仍旧天真得跟小时候一样，所不同的是她以前那张红得透熟的苹果脸现在已经变得蜡黄了，好像给虫蛀过一样，有点浮肿，一戳就要瘪了下去一样；眼睛也变了，凝滞无光，像死了四五天的金鱼眼。

“一二三、一二三——”

“嘘！姊，别那么大声，人家要笑话你了。”

“哦、哦，‘一二三——’，哈，弟弟，奶奶后来怎么着了？我好像很久很久没有看见她了，呃——”愈是后来的事情姊姊的记忆愈是模糊了。

“奇怪！弟，奶奶后来到底怎么了？”

“奶奶不是老早过世了吗？姊。”这个问题她已经问过我好多次了。

“奶奶过世了？喔！什么时候过世的？我怎么不知道？”

“那时你还在外国念书，姊。”

姊姊的脸色突然变了，好像有什么东西刺了她一下，眼睛里显得有点惶恐，嘴唇颠动了一会儿，嗫嚅说道：

“弟——我怕，一个人在漆黑的宿舍里头，我溜了出来，后来——后来跌到沟里去，又给他们抓了回去，他们把我关到一个小房间里，说我是疯子，我说我不是疯子，他们不信，他们要关我，我怕极了，弟，我想你们得很，我没有办法，我只会哭——我天天要吵着回来，回家——我说家里不会关我的——”姊姊挽得我更紧了，好像非常依赖我似的。

我的脸又热了起来，手心有点发汗。

4

早上十点钟是台大医院最热闹的当儿，门口停满了三轮车，求诊的、出院的，进出不停，有的人头上裹了绷带，有的脚上缠着纱布，还有些什么也没有扎，却是愁眉苦脸，让别人搀着哼哼唧唧地扶进去。当车子停在医院门口时，姊姊悄悄地问我：

“弟弟，我们不是去看菊花吗？来这里——”姊姊瞪着我，往医院里指了一指，我马上接着说道：

“哦，是的，姊姊，我们先去看一位朋友马上就去看菊花，噢。”

姊姊点了一点头没有做声，挽着我走了进去。里面比外面暖多了，有点燠闷，一股冲鼻的气味刺得人不太舒服，像是消毒品的药味，又似乎是痰盂里发出来的腥臭；小孩打针的哭声，急诊室里的呻吟，以及走廊架床上阵阵的颤抖，嘤嘤嗡嗡，在这个博物院似的大建筑物里互相交织着。走廊及候诊室全排满了病人，一个挨着一个在等待自己的号码，有的低头看报，有的瞪着眼睛发怔，一有人走过跟前，大家就不约而同地扫上一眼。我挽着姊姊走过这些走廊时恨不得三步当两步跨过去，因为每一道目光扫过来时，我就得低一下头；可是姊姊的步子却愈来愈迟缓了，她没有说什么，我从她的眼神却看出了她心中渐生的恐惧。外科诊室外面病人特别多，把过道塞住了，要过去就得把人群挤开，正当我急急忙忙用手拨路时，姊姊忽然紧紧抓住我的手臂停了下来。

“弟弟，我想我们还是回去吧。”

“为什么？姊。”我的心怦然一跳。

“弟，这个地方不好，这些人——呃，我要回去了。”

我连忙放低了声音温和地对姊姊说：“姊，你不是要去看菊花吗？我们去看看朋友然后马上就——”

“不！我要回去了。”姊姊咬住下唇执拗地说，这种情形姊姊小时候有时也会发生的，那时我总迁就她，可是今天我却不能了。姊姊要往回走，我紧紧地挽着她不让她走。

“我要回去嘛！”姊姊忽然提高了声音，立刻所有的病人一齐朝我们看过来，几十道目光逼得我十分尴尬。

“姊——”我乞求地叫着她，姊姊不管，仍旧往回里挣扎，我愈用力拖住她，她愈挣得厉害，她胖胖的身躯左一扭右一扭，我几乎不能抓牢她了。走廊上的人全都围了过来，有几个人嘻嘻哈哈笑出了声音，有两个小孩跑到姊姊背后指指点点，我的脸如同烧铁烙下，突然热得有点发疼：

“姊姊——请你——姊——”姊姊猛一拉，我脚下没有站稳，整个人扑到她身上去了，即刻四周爆起了一阵哈哈，几乎就在同一刻，我急得不知怎的在姊姊的臂上狠劲捏了一把，姊姊痛苦地叫了一声“嗳哟！”就停止了挣扎，渐渐恢复了平静与温驯，可是她圆肿的脸上却扭曲得厉害。

“怎么啦，姊——”我嗫嚅地问她。

“弟——你把我捏痛了。”姊姊捋起袖子，圆圆的臂上露出了一块紫红的伤斑。

5

到林大夫的诊室要走很长一节路，约莫转三四个弯才看到一条与先前不同的过道，这条过道比较狭窄而且是往地下渐渐斜下去的，所以光线阴暗，大概很少人来这里面，地板上的积尘也较厚些，道口有一扇大铁栅，和监狱里的一样，地上全是一条条栏杆的阴影。守栅的人让我们进去以后马上又把栅架上了铁锁。我一面走一面装着十分轻松的样子，与姊姊谈些我们小时的趣事，她慢慢地又开心起来了，后来她想起了家里的猫咪，还跟我说：“弟，你答应了的啵，我们看完菊花买两条鱼回去给咪咪吃，咪咪好可怜的，我怕它要哭了。”过道的尽头另外又有一道铁栅，铁栅的上面有块牌子，写着“神经科”三个大字，里面是一连串病房，林大夫的诊室就在铁栅门口。

林大夫见我们来了，很和蔼地跟我们打了招呼说了几句话，姊姊笑嘻嘻地说道：“弟弟要带我来看菊花。”一会儿姊姊背后来了两个护士，我知道这是我们分手的时候了，我挽着姊姊走向里面那扇铁栅，两个护士跟在我们后面，姊姊挽得我紧紧的，脸上露着一丝微笑——就如同我们小时候放学手挽着手回家那样，姊姊的微笑总是那么温柔的。走到铁栅门口时，两个护士便上来把姊姊接了过去，姊姊喃喃地叫了我一声“弟弟”，还没来得及讲别的话，铁栅已经“咔嚓”一声上了锁，把姊姊和我隔开了两边，姊姊这时才忽然明白了什么似的，马上转身一只手紧抓着铁栅，一只手伸出栏杆外想来挽我，同时还放声哭了起来。

“你说带我来看菊花的，怎么——弟——”

6

紫衣、飞仙、醉月、大白菊——唔，好香，我凑近那朵沾满了露水的大白菊猛吸了一口，一缕冷香，浸凉浸凉的，闻了心里头舒服多了，外面下雨了，新公园里的游人零零落落剩下了几个，我心中想：要是——要是姊姊此刻能和我一道来看看这些碗大一朵的菊花，她不知该乐成什么样儿。我有点怕回去了——我怕姊姊的咪咪真的会哭起来。

《文学杂志》五卷五期

一九五九年一月

闷　雷

1

“马仔！这么半夜三更又想到哪里去野去？”

“我爱去哪里就去哪里。”

“看你搽得油头粉面的样子——我实在看不出，不准出去！”

“我又不是三岁娃仔，为什么天天还要娘来管？”

“啊哟！好大口气，你能有多大？我倒要听听看。”

“叫名十六。”

“别说你才十六，就是你二十六，三十六，我娘在一天就得管一天；我说不准出去，听到没有？”

“哼！”

“什么，你敢——”

拍！马仔脸上挨了一下耳光。

“你又不是我亲娘，你是装肚子装我出来的，犯不着这么来打我。”

噼噼啪啪接连又是几下耳光，马仔一溜烟钻了出去——这是马仔第二次离家了。那天晚上外面正在下雨，窗外的芭蕉叶上响得滴滴答答。

2

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日头已经偏斜了。自从马仔走了以后，这一个礼拜以来，台北的天气总是这样：白天燠热，夜晚下雨。下午明明看着天上堆满了乌云，厚得好像一拧就要出水了一样；可是几声闷雷，昏黄的日头又踉踉跄跄爬了出来，一副憔悴样子，累得只剩下一口气，连光彩都没有了。空气里总是温温湿湿的，无论摸到什么东西，一手滑腻腻，一点也不爽快。福生嫂躺在小天井里的藤靠椅上，连动也懒得动一下，藤椅的扶手和靠背有点黏湿，福生嫂的手和颈子贴在上面感到微微的凉意，她不喜欢这种冷冷湿湿的感觉，可是她懒得进屋去拿条抹布来揩揩了，她感到周身发困。这是个六七月的南风天，想揩也揩不干净的。

近来每天到了这个时候，福生嫂总爱提着半漱口盅福寿酒，拿了一包五香花生米，往这张藤靠椅上躺躺。反正四五点钟时，屋里一个人也不会在的。事情又做清楚了，待在里头倒反闷得发慌，不如一个人躺在天井里轻松一会儿，这时她爱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脱了木屐，闭上眼睛，用力呷几口辛辣辣的酒，然后咂咂嘴，吁口气，掏一把花生米往嘴里一塞，一股懒散的快感会直冲到她心窝里去——她就是要这么懒懒散散地舒服一会儿。尤其是在这种闷热的南风天，最好能在天井里躺上大半天；其实在这个小天井里待久也并不好受，单不说篱笆边那堆垃圾发出来的腥臭叫人受不了，说不定有时在煤灰里还埋上一泡猫屎，经太阳一晒，阵阵热臭，直叫人恶心。但是福生嫂可不讲究这些，她只要将椅子拉到窗口那丛芭蕉树下，然后整个人塞进藤椅的凹肚子中，就什么事都可以不管了。芭蕉的阔叶即使无风有时也会自己摆动起来，像一把蒲扇在福生嫂的头上轻轻地拂着，扇得她昏沉沉的——她就爱这股滋味。有时她索性将长衫捞起来，让这阵微风在她的大腿上柔柔地吹一下，这种轻轻的拂弄也有一种微醺的感觉，对她来说，就如同呷了几口福寿酒一般。

福生嫂记得：马仔逃出去的第三天，就写了封信回来，说他到一家皮鞋工厂当小工去了，叫爹马福生不要去找他，就是去找，他也不会回来的，等他有了出息自然会来看他们。福生嫂晓得儿子的脾气最是执拗不过，上一次是警察局把他逮回来的，这次既然他自己说出了口，恐怕一时难得挽回了。也罢，脾气拗，福生嫂不怪；他就是想出去当小工不愿读书，福生嫂也不怪，这样她不必常常愁着凑学费，可是为什么儿子大了不上进，常常爱和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给逮进警察局去，连累福生嫂也挨上一顿“管教无方”的申饬，这就使她十分苦恼了。怎么“管教无方”？哪次福生嫂不是哭一顿骂一阵的要马仔学好，哪晓得他这边耳朵进那边耳朵出，一出大门又生事故。福生嫂气极了时，能说有不打他几下的道理？这一打，小家伙嘴里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得出来了，也不晓得是什么黑良心的人调唆的——“你又不是我亲娘，你是装肚子装我出来的——”这种话怎么讲得出口？就算是装肚子装出来的，难道这十几年抚养的心血都白赔了不成？福生嫂用力呷口酒，抓抓大腿，心中真有说不出的委屈。

3

福生嫂是个广西姑娘，她爹是个小杂货店老板，抗战时候，他们的店开在桂林军训部斜对面，专门做军人生意的。福生嫂十来岁就丧了娘，老头儿爱躲着抽几口大烟，而且还好扯扯纸牌，所以店里大小事情，从掌理柜台到挑井水，全由她一手包办。老头儿对于姑娘家淡得很，眼睁睁看着她累成牛马也没有半句心疼的话儿。倒是福生嫂做姑娘时对自己可不肯含糊半分儿，累只管累，穷尽管穷，天天清早上柜台时，她总要收拾得头光脸净的。福生嫂长得虽然说不上什么了不得的标致，却倒是五官端端正正，没斑没点的，而且眉眼间还带几分水秀，要是认真打扮起来，总还脱不了一个“俏”字，又因她从小多操劳的缘故，身材也出落得非常挺秀，胸脯宽宽厚厚的，手脚结实，走起路来，一股利落相；就连她的脾气也是这样：最是拿得起放得下，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从不爱拖泥带水。

说起来福生嫂的人缘不能算不好，邻近一带个个都称赞玉姑娘能干，军训部那批年轻军爷们好些都是有事没事也要买包火柴，找玉姑娘搭讪几句，其中还很不乏一些身强体健、长得体体面面的小伙子，当然有些是闲得无聊存心来揩揩油的；然而也有好几个却是诚心诚意来向老头儿探口风的。在福生嫂看来，就是瞎了眼睛也懂得他们这层意思啊！可是为什么老头儿偏偏自做主张替她挑中了马福生，这就使她一辈子也明了不过来了。论职位，马福生不过是个随从副官，论年纪，却要比福生嫂大上一大把，起码三十大几了；再说品貌也一无是处。当老头儿拿着马福生送来做聘礼的一副金镯头在福生嫂眼前晃荡时说道：“玉姑娘，这是你的福气，嫁个老实人，顶顶可靠。”

福生嫂听得直要冒火，她要的不是这个老实人，她要那些体体面面的小伙子，在福生嫂眼里马福生从头到脚简直连一个顺眼的地方都找不到：首先她看不惯的就是那副厚得起了几个圈子的近视眼镜，戴上老得讨厌，脱下来眼睛又觑成了一条线；他那瘦弱单薄的身子，一点也不像个北方汉子，削肩佝背，细眉小眼的，青白的下巴连根胡碴儿都找不到；而且他偏偏又是个大结巴，当福生嫂听见他叫她“玉——玉——玉姑娘”的时候，恨不得把他的嘴巴封住才好。桂林天气不算太冷，可是稍一转风，马福生就得顶上一顶绒帽，穿起带羊皮领的外套，两只手抖抖瑟瑟伸进袖管里去。福生嫂看见他那副缩头缩脑的模样，心里实在发腻，所以当她出嫁那天，想起这些，竟哭得死去活来。老头儿以为她舍不得离开，送她下轿时，还安慰她道：

“玉姑娘，还有什么好哭的，女娃子总不能在家中守一辈子呀！”

福生嫂嫁给马福生不久，她就发现他们不可能生娃儿了。马福生经常偷偷摸摸从袋子里掏出几颗药丸子来吃，有时还提着几包草药回来熬了喝。起初她还不在意，后来她才慢慢发觉，这些草药丸子尽是些乱七八糟的秘方；她又好气又好笑，把药炉药罐统统砸了出去，扎扎实实骂了马福生一顿，叫他死了生娃儿这条心，去抱一个来养。可是他们结婚不久，而且福生嫂又年纪轻轻，怕别人讲闲话，所以才想出装大肚子这个馊主意，福生嫂到现在一想起这件事情耳根子还发红，绑得一身，行动起来拐手拐脚还不算，偏是隔壁邻舍同事太太们喜欢刻薄促狭！自从福生嫂宣布有了喜以后，一碰见她们时，她们就死盯着她的肚子看个半天，好像要看穿了才称心意。有时还有意无意摸她肚子一把，咯咯咯笑得像鸭子一样，吓得福生嫂心都差不多跳出嘴巴来。后来总算跑到乡下去住了一个时期，算是将儿子生了下来，可是当她回到桂林时，由那些同事太太挤眉眨眼、撇嘴歪鼻的神情看来，就知道没有几个人信得过是她生的。福生嫂算是受够了冷言冷语了，可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儿子大了，也会听人家的闲话歪着头来骂她装肚子。

“你是装肚子装我出来的——”

福生嫂想起这句话来实在不是滋味儿。

4

日头愈来愈斜了，乌云又慢慢地从四面聚集起来。虽然阳光被遮了一半去，但是还有一大把射到天井里来。福生嫂往蕉叶荫里移了几次，下面一截腿子仍旧被温吞吞的哑日头罩着，弄得她很不舒服；可是她懒得再动了，她需要靠在椅背上养神。近来福生嫂心里一直有点不安，也说不出是个什么缘故，总觉得恍恍惚惚的，定不下来。马仔出走，福生嫂当然觉得牵挂担心，不过她晓得自己的儿子还有几分鬼聪明，跑出去混混料着也无大碍；而且马仔还没离家的前四五天就有点这个样子了。她记得有一天晚上，她正坐在房里替别人赶着刺绣一双枕头面，马仔穿得干干净净的，对着镜子将凡士林一层一层糊到他长得齐耳的头发上，一阵浊香刺得福生嫂有点烦闷，她看见他撅着屁股左照右照的样子，忍不住说道：

“你要是把装饰自己这份心分一点到你的书本上，你就有了出息了。”

“哈！读那么多书做什么？读了书又不能当饭吃，不读书也饿不死我。”马仔在镜子里咧着嘴说道。

“哼！死不中用，你老子不中用，儿子也不中用！”福生嫂咬着牙齿骂道。

“娘，何必讲得那么狠呢？反正这个屋里头，爹你看不顺眼，我你也看不顺眼，我看你只喜欢英叔一个人罢了！”

福生嫂听了这句话，顿时脸上一热，手里的花针不留意猛一戳，把手指尖都刺痛了。她连忙抬起头看了马仔几眼，可是小家伙仍旧歪着头在照镜子，脸上毫无异样，好像刚才那句话是顺嘴滑出来的一样，可是福生嫂却觉得给人家揭着了疮疤似的，心里直感到隐隐作痛。她记得，打那天晚上起，她就没有好好睡过了，马仔那句话像根蛛丝一般，若远若近的，总是黏在她脑里，挥也挥不掉，折也折不断。福生嫂一直想对自己这样说：“我不是喜欢他，我只是——呃——呃——”可是她怎么样也想不出别的字眼把“喜欢”两个字换掉，“喜欢”听起来未免太过露骨，太不应该，然而却恰当得很，不偏不倚，刚好碰在她心坎上。好像是从马仔嘴里吐出来的两枚弹丸子一样，正中靶心，她想躲都来不及了。

福生嫂以前从没敢想过她喜欢刘英，不过自从她丈夫这位拜把兄弟搬来住以后，福生嫂确实感到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刘英和马福生是同乡也是河南人，为人豪爽可亲，一副魁梧身材，很有点北方汉子的气概。年纪要比马福生小十来岁，可是已经升了中校，在机关里当小主管了，因为还是单身，所以搬来马福生家里一起住，方便一些。他第一天一踏进大门，福生嫂就觉得屋里头好像变得敞得多亮得多了一样。他那几步雄赳赳的军人步伐，好像把客堂里那股阴私私的气氛赶跑了好些似的。其实以前并不是说家里太冷清，吃完夜饭时，马福生也会在洗澡房里尖起嗓子学女人声音哼哼唧唧唱几句河南梆子。什么“那莺莺走进了后花园——”福生嫂顶不爱听这个调调儿，阴阳怪气的，腻得很；此外，马仔偶尔也皱起鼻子挤几声“哥呀妹呀”的台湾流行歌曲出来，这更叫福生嫂受不了；可是刘英一声“八月十五月光明——”的京腔听得福生嫂在隔壁房也禁不住脚底下打起板子来，宏伟、嘹亮，不折不扣的男人声音，福生嫂听来悦耳极了。

刘英来了以后，福生嫂确实改变了不少，头上本来梳的是一个古古板板的圆髻，现在已经松开了，而且还在两鬓轻轻地烫了几道水纹；撒花的绸子五六年都没有上过身，也从箱子底掏了出来，缝成了几件贴身的旗袍。福生嫂一直说料子放久了怕虫蛀，其实她只是为了吃罢晚饭，收拾干净，在小客堂里闲坐时穿那么一会儿罢了——那时刘英也会在客堂里抽抽纸烟，或者看看报纸的。福生嫂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总而言之，打扮得头光脸净——就如同她以前做姑娘时一样——跟刘英闲坐坐，她就觉得高兴。这十几年来，福生嫂一切都懒散多了。别说打扮没有心情，就连做事说话也懒洋洋地提不起精神来。她不晓得在什么时候竟也学会了马福生老挂在嘴边那句话：“这年头，凑合凑合些吧！”这一凑合福生嫂就好像一跤跌进了烂泥坑，再也爬不起来了一样。她在她丈夫面前实在振作不起来，马福生向来就是一个“天塌下来当被窝盖”的人，脾气如同一盆温水一般，好得不能再好了，任凭福生嫂揉来搓去，他都能捏住鼻子不出气。有时弄得福生嫂简直哭笑不得，拿他毫无办法。福生嫂记得有一次家里的钱用短了些，她向马福生发牢骚道：

“喂，你们什么时候发饷？我已经欠了人家两天菜钱了。”

哪晓得马福生连头都没有抬，“唔、唔”地乱应着，他正聚精会神地在看报纸上的武侠小说。

“我问你，”福生嫂提高了声音，“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发饷哪？”

“呃，三号吧——”

“见鬼！今天已经四号了。”

“哦，那大概——呃——五号吧！”

福生嫂急得大声喊道：

“糊涂虫！你连发饷的日子都搞不清楚，我看你那个样子只配替人家提皮包做随从副官，一辈子也莫想升上去！”

马福生把眼镜一耸，心不在焉地答道：

“这——这个年头凑合凑合些罢，还想什么升——升官的事儿喽——得、哩格弄咚，我马——马二爷——”

他索性哼起梆子腔来了，福生嫂气得话也讲不出来，跑到天井里的藤椅上打了半天盹，此后福生嫂情愿到天井里打瞌睡也懒得跟马福生讲话了。她一跟马福生在一起，就好像周身不带劲儿似的，什么都懒待了。可是刘英一来，她好像从冬眠里醒转过来了一样，好像又回转到在桂林“玉姑娘”的时代。刘英那股豪爽的男人作风，把福生嫂女性的温柔统统唤了起来。自从嫁给马福生后，福生嫂愈来愈觉得自己不像个女人了，娇羞、害臊、体贴、温柔——这些对她来说竟生疏得很，她简直温柔不起来。有时候她也想对马福生存几分和气，可是她一看见他头上顶着那顶绒线帽，觑起眼睛一副窝囊样子，就禁不住无名火起，恨不得把他那顶小帽子剥下来，让西北风刮刮他那半秃的脑袋才甘心。可是福生嫂跟刘英在一块儿时，她的脾气就变得温和得多。坐在刘英对面，她好像不再像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了。玉姑娘的娇羞又回到了福生嫂的脸上来，有时当她用眼角扫过刘英宽阔的肩膀时，她竟无缘无故脸会发热，刘英的话又有趣又逗人喜欢，他常爱讲些在战场上怎么冒险怎么死里逃生的事情，有时还掏出几枚勋章给福生嫂看，听得福生嫂一径嚷道：“喔！英叔，你真能！”她羡慕他的战绩，她知道马福生虽然常穿军服，可是除了提皮包外，大概连枪杆子都没有摸过的。有时候刘英也会讲些他小伙子时候的荒唐趣事，听得福生嫂掩着脸笑得咯咯耳根子直发红——这些话她也爱听。反正只要是刘英讲的，什么话福生嫂都觉得又新鲜又有趣。吃完晚饭，马福生常常爱到朋友家去下象棋，这是他唯一的嗜好，有时连晚饭都不回来吃就去了；而且马仔又是十晚有九晚要溜出去的，所以家里往往只剩下福生嫂及刘英两人。这一刻是福生嫂最快乐的时候了，她可以抿光了头，轻轻松松地坐在小客堂的靠椅上跟刘英聊聊天。他们两人都喜欢京戏，有时兴致来了，还一唱一搭两人和一段。如果刘英公事忙的话，福生嫂就坐在客堂里一边刺绣一边陪着他批文件。不管怎么样，只要她跟刘英单独在一块儿她就够高兴了，有时福生嫂会不自觉地叹息道：“唉！这两父子不在家真清净！”可是等到马福生一进大门，福生嫂就马上觉得咽了一个死苍蝇一样，喉咙管直发痒：“怎么这样早就舍得回来啦？”她禁不住辛辣辣地向马福生说道。

“我马——马二爷，摆驾回宫——”还是梆子腔，福生嫂听得胸口发胀，先前那一刻兴致顿时消得无影无踪了。

其实福生嫂很不愿拿她丈夫跟刘英比的，这使她非常难堪，可是有许多小事情偏偏使他们两人成了强烈的对照：也说不出是个什么道理，福生嫂一看马福生滑得像鹅卵石的光下巴，就想到刘英剃得铁青的双颊来。每天清早刘英在井里剃胡须的当儿，福生嫂就爱悄悄地留神着他的一举一动，刘英那熟练的动作，看得福生嫂直出神，她喜欢听那“咔嚓、咔嚓”刮胡子的声音。这个完全属于男人的动作，对福生嫂说来简直新鲜而有趣。她记得她丈夫好像从来没用过剃胡刀的，因为他没有胡须。福生嫂有点苦恼，似乎受了什么屈辱一样，她不喜欢光着下巴的男人。刘英的身材很好，穿起军服一副英武雄伟的军人相，福生嫂替他熨制服时，摸着那两块宽宽的垫肩，心里直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她总要花一顿心机把刘英的制服熨得又挺又平的，因为他穿了很好看，不像马福生，无论穿了什么衣服总像缩水南瓜一样，周身不匀称。马福生本来就瘦小得怪，发下的制服十套有九套穿不合身，两只袖管要盖过手心，头上帽子一戴，把他的瘦脸好像遮掉了一半，穿上制服晃荡晃荡的，活像田里的稻草人儿一般。每次下班回来，福生嫂看见他走在刘英后面，就好像萎缩得没有了似的，而且马福生力气又小，两只手臂细得像竹筒子一样，稍微重一点的事情就吃不住了。福生嫂记得有一次洗窗户，有一扇太紧了，取不下来，福生嫂叫马福生来帮忙，哪晓得马福生两只手抖得像发鸡爪疯一般也没有扳动分毫，弄得脸都发青了。福生嫂一把将他推开嚷道算了，算了。可是等到刘英上来，卷高了袖子，两只粗壮的手臂轻轻往上一托，窗子就下了下来，福生嫂喜欢看他这轻轻的一托。还有一次，马仔跟福生嫂闹别扭，福生嫂在屋里骂一句，马仔就在外面顶撞一句，福生嫂追出去，马仔就往外逃，福生嫂气得直催马福生道：“都是你的好儿子，你还不快点把他抓进来！”哪晓得马福生无可奈何地答道：“我哪能抓得到他？我劝你莫——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罢！”福生嫂正气得发抖的时候，刘英两只大手已经把马仔悬空提了进来。

诸如此类的事情，一次又一次，使得福生嫂愈来愈觉得马福生在刘英面前萎缩得叫人受不了。其实福生嫂从来就没有喜欢马福生过，她还记得洞房花烛那天晚上，不知怎么搞的，她偏偏闻到马福生一嘴的蒜臭，马福生凑近来跟她讲话的时候，害得她一径要扭过头去，不敢对着他的嘴巴。她闻不得那股气味，闻了要恶心；而且那天里，睡到半夜，福生嫂就爬了起来，再也不肯上床了。原来马福生有发冷汗的毛病，弄得被窝里阴阴湿湿的，福生嫂实在受不了。她为了这些事情暗地里不知流了多少泪，但是马福生确实如她爹所说的——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对她倒可以算是百般的忍耐的了。相处久了以后，福生嫂也变得麻木起来，而且她的心又分了一半到儿子身上．所以她对马福生更是无可无不可了，心烦了时，她也学起马福生的口吻对自己解嘲道：“这个年头，凑合凑合些罢！”可是刘英一来，福生嫂就凑合不下去了。不知怎的，马福生的光下巴她现在看来好像愈变愈丑了一样；马福生的梆子腔她也愈听愈不顺耳。总而言之，福生嫂近来一见了马福生就周身不舒服，直想冒火，甚至于夜里听到马福生咳嗽及吐痰的声音她的心就不由己地紧一下。尤其这几天，福生嫂心里愈来愈烦躁，她记得马仔出走那天夜里，她被马仔抢白了一顿说她装肚子，已经是又羞又恼了，偏偏马福生回来时言语间又不似往常那么牵就，所以福生嫂躺上床的时候，竟是满肚子装着委屈。睡到半夜，雨声愈来愈大，福生嫂醒过来的时候，忽然觉得脚底下冰浸黏湿的，好像有几条滑溜溜的泥鳅贴在她的小腿上一样，她伸手一摸，顿时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原来马福生的一双脚掌正搭在她的腿上又在淌冷汗了。这种情形以前也有过，可是这晚福生嫂却大大地光了火，好像马福生的冷汗把她全身从里到外都弄脏了似的。她气得直想哭，一阵冲动，福生嫂把毯子揪开，抽起脚就在马福生腰上一脚蹬去，她厌恶极了，她恨这个发冷汗的小男人老缠在她身上。她的胸口胀得直要反抗，恨不得把他一脚踢开远远的。马福生从梦里惊醒，被踢得连滚带爬跌到地上，一面喘气一面发抖地嚷着，福生嫂不耐烦地告诉他，她做了一个噩梦。

事后福生嫂也对自己变得那么暴躁有点莫名其妙，总而言之，她近来心绪不宁——不宁得很，“你只喜欢英叔一个人罢了！”她儿子那句话一直在她耳边绕来绕去，福生嫂烦恼透了，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给别人窥破了一样，可是“喜欢”两个字实在新鲜，实在神秘，福生嫂一想到就不禁脸发热，一股微醺醺的感觉和着酒意从她心底里泛了起来。

5

天上的乌云愈集愈厚，把伏在山腰上的昏黄日头全部给遮了过去。大雨快要来了，远处有一两声闷雷，一群白蚂蚁绕着芭蕉树顶转了又转，空气重得很，好像要压到额头上来一样。福生嫂仰起颈子，伸出舌头把漱口盅里最后一滴酒接了进去，然后捞起衣角抹抹嘴，抖一抖胸前的花生翳子，站起来走进房间里去，房里很暗，茶几上的座钟滴答滴答地走着，已经六点了。福生嫂心里开始有点紧张起来，额头上的汗珠子直想向外面冒，还有一刻钟刘英就要回来了，她这天早上起就一直盼望他回来，可是到了这一刻，她反而心里头着忙起来，恨不得时间过得慢点才好，她需要准备一下，还准备些什么呢？她不知道，头也梳好了，衣服也穿好了，厨房里的菜早就做好了放在碗柜里了，可是她心里头却慌得紧。

这天是她的生日，前四五天她已经有意无意提了一下，可是早上起来，马福生竟说夜里要到同事家去下象棋，不回来吃晚饭。福生嫂刚想骂他没记性，忽然另外一个念头在她脑里一闪，她兴奋得用力吸了几口气，连忙闭住了嘴，没有出声。等马福生一走，她就急急忙忙拿了她平日攒下来的几个钱出去买了几样菜——这些菜都是刘英往常最爱吃的。

这时菜已经做好了，一阵阵的菜香，从厨房里飘了进来，闻得福生嫂心里怦怦直跳，这阵香味好像掺了她几分感情似的。这么多年来，她总没有像这天这样兴奋过了。她一直如同被封在冰冻的土地似的，对于她的丈夫，她一点感情都拿不出来，而她的儿子却又完全不要她的，她好像一个受伤的蜗牛，拼命往自己的躯壳里退缩了进去，可是这天她却遇着了化雪的太阳一样，把地上的冰雪统统融化了，使她的感情能够钻出地面畅畅快快地伸一个懒腰。从早上起，她就一直想着这晚她单独跟刘英在一起的情形，想得她的脸禁不住一阵一阵发热。她什么也不管了，她要把她丈夫那个瘦瘦小小的影子从心里摘下来，搁到远远的地方去。不管怎样，这晚——就是这晚，她要跟刘英单独在一起。她需要跟像刘英那样的男人在一块儿，只要在一块儿就好了。其实她跟刘英单独在一块几何止数十次，可是福生嫂从来没有像这天这样希望得迫切过。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她想大概她儿子的话对了，她真的喜欢上英叔了。喜欢？唉——福生嫂的喉咙兴奋得发干，她凑近了柜头上的镜子，看见自己两团腮红得发润，这么多年来她这天第一次感到这么需要一个真正的男人给她一点爱抚，她觉得疲倦得很，疲倦而又无力，好像走了几十里路一样，完全筋疲力尽了。她需要休息一会儿——她实在需要靠在一个男人身上静静地躺一会儿。她要将头靠在他结实的胸膛上温柔地偎贴一下，她需要他的大手在她颈子上轻轻地抚慰，轻轻地揉搓。福生嫂从来没有尝过这种滋味，马福生像鸡爪一样的手指别说去碰她，就是她看见了也会恶心；可是她知道只要她的脸一触着刘英的胸膛，她一定会快乐得颤抖起来，直抖得心里发疼的，她一想起前一天早晨的事，她的心已经跳得有点隐隐作痛了。

前一天是星期日，马福生和刘英都在家，福生嫂洗好了菜到天井去倒垃圾时，看见天井里的杂草冒起半尺来长，她怕草长了藏蛇，所以想叫马福生拿把锄头翻翻土。马福生正跷着脚津津有味地看武侠小说，听说福生嫂要他去锄土，心里头大不愿意，没精打采地答道：

“锄什么草啊，这么大热天还不辞劳苦干这些没要紧的事儿，我怕劳动了腰痛，由它长去吧。”

“罢了，罢了，我也没见过这么不中用的男人，锄点草就怕腰痛，我不信，我倒要来试试看！”福生嫂嚷着，一赌气拿了一把锄头就自己动手起来。七月的太阳热辣得很，才动几下，汗珠子就从她的额头冒出来了。福生嫂抹了一抹汗，正想争口气硬锄下去的时候，一只粗壮的手臂已经把她的锄头接了过去。福生嫂一抬头，看见刘英脱了上衣站在她跟前，她整个脸都给刘英的眼光罩住了。福生嫂感到头有点晕，她嚷着七月天的太阳太毒，刘英连忙催她到芭蕉树荫底下去坐坐，由他来替她锄完这块地。

福生嫂坐在树底下的藤椅上真纳闷，她没想到刘英接近她时，她的头会发晕。大概天气太热，福生嫂解开领扣想用手扇走热气，可是她一抬头看到刘英赤了上身锄地的样子，她的心里又慢慢地躁热起来。刘英的两只手臂一起一落，敏捷而有节奏，“叭、叭，叭”，锄头击在地上发出阵阵沉重的声音。每当刘英用力举起铁锄时，他手上的青筋就一根根暴胀起来，沿着手背一条一条蜿蜒伸到颈脖上。肩胛的肌肉拱得都成了弓形，一个弧连着一个弧，整个背上全起了非常圆滑的曲线，太阳猛猛地照在上面，汗水一条条从肩膀流到腰际，有些就在他宽阔结实的胸上结成了一颗一颗汗珠。他的脸也在发汗，剃得铁青的面颊太阳一照就闪光。“叭、叭、叭”，刘英两手动得飞快，福生嫂的眼睛也跟着一上一下地眨着，她喜欢他这个动作，可是她心里却激动得厉害。当刘英锄完地，福生嫂拿毛巾给他揩身体时，她站在他面前连眼睛都不敢抬起来，她的脸触着了他胸上发出来的热气及汗味，她看见他的裤腰全湿透了，福生嫂拿了那条浸满热汗的毛巾进房时，不知怎的，她把房门一锁，就把脸偎在毛巾上了。

福生嫂记得，当时她的心捶得胸口发疼，毛巾上的热气熏得她直发昏，她好像靠在刘英满带汗珠的胸膛上一样，她觉得又暖和又舒服，那种醉醺醺的感觉就和她刚才呷了那盅酒后一模一样，心中一团暖意，好久好久还窝在里面，从那一刻起，她看见刘英的背影子就害怕——害怕得不由己地颤抖起来。她怕看到他的胸膛，她怕看到他的手臂，可是愈害怕福生嫂愈想见他，好像她还是第一次遇见刘英一样，刘英的一举一动竟变得那么新奇，那么引人，就是他一抬头，一举手福生嫂也爱看，她要跟他在一起，哪怕一分一秒也好——这股愿望从早上马福生走了以后，一直酝酿着，由期待、焦急，慢慢慢慢地到了现在已经变成恐惧和痛苦了，福生嫂一想到这晚只有他们两个人坐在一起，而且还要坐得那么近，她怕得发根子都快动了。“滴答、滴答”，桌子上的钟指到六点一刻，福生嫂焦急地想：“唉！唉！他还稍微迟一些回来就好了，我的心慌得紧，我得定一定神，哎，不行——”

“二嫂——”此时客堂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她了，福生嫂一惊，连忙拿起刷子把头发抿了一抿，将额头上的汗揩干净，当她走出房门时，她看见刘英正站在客厅对着她微笑，手里还托着一个包装得非常精致的衣料盒，福生嫂觉得猛一阵酸意从心窝里涌出来，慢慢地在往上升起。

6

闷雷声愈来愈密，窗外的芭蕉叶连动都不动一下，纱窗上停满了灯蛾子，几条壁虎伏在窗角，一口一个，逮得那些蛾子“噗咚、噗咚”直往里面乱钻，偶尔有几下闪电，穿过蕉叶落到桌子上来。

福生嫂坐在刘英对面，心里头好像敲鼓一般，“咚、咚、咚”一阵比一阵急起来，她一辈子从没有像此刻这样害怕过。其实她年轻时候，并不是没有跟男人们调过笑的，她做姑娘时，那批爱到她店里买火柴的军爷常喜欢逗她几句，她也会乜斜着眼睛俏俏皮皮地答些话儿，那种轻浮的感情，她应付起来丝毫不费力气。可是这晚不同，她对刘英这份感情如同埋在地心的火焰一样，经过长期的压抑，慢慢磨慢慢炼，已经浑圆浑熟了，这晚骤然间迸出火口，烧得福生嫂实在有点支撑不住，她觉得心里热一阵酸一阵，翻江倒海似的，竟说不上是股什么滋味来了。刘英坐在她对面似乎变得陌生起来，福生嫂感到迷糊得很，她觉得他不再像那个叼着纸烟跟她闲聊的人了，她再也不能在他跟前轻轻松松地哼几句京腔了。他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她怕他——莫名其妙地怕，他身体上好像发出了一种力量，直向她压来，压得她呼吸都有点困难了。福生嫂觉得自己的牙齿一直在发抖，上下对不起来，只要刘英动一动，福生嫂就觉得心尖似乎给什么戳了一下一样，每当刘英递给她一个杯子，或者替她端张椅子时，福生嫂简直快要疼得出泪了，她好像一生都没有受过这般体贴、这般顾惜似的，刘英的一举一动总好像带上了感情。

客堂里又热又闷，空气浊重得很，纱窗上不断发出“噗咚、噗咚”蛾子撞闯的声音，窗外一阵连一阵鸣着隆隆隆沙哑的闷雷。福生嫂的额头一直不停地沁汗，她觉得快闷得透不过气来了。

“英叔——”经过一阵长久的沉默，福生嫂忍不住终于迸出一句话来，可是她刚一出口，她的眼睛就跟刘英的很快触着了一下，一阵慌乱，福生嫂赶忙低下头，喃喃地说道：“英叔——真不好意思，还要你破费，送我那么贵重的东西，真亏你——”

“哪里的话，二嫂，我只是想你高兴些罢了，前几天你一提起今天是你的好日子，我就记在心里了。”

福生嫂猛觉得鼻腔里一酸，喉咙如同卡住了东西，竟说不出话来了。她一生中好像从来没有听过像这样关切她的话似的，马福生每次都把她的生日忘记掉的。

噗咚、噗咚、隆隆隆隆——又是一阵沉默。客堂里热得好像发了烟，福生嫂额头上的汗珠子已经滚到眉尖上来了。刘英脱了外衣，露出了两只粗大的膀子，福生嫂看见他胸前的汗水从内衣浸湿出来。她不知怎的忽然想到了前一天早上贴在她脸上那块热烘烘的汗巾子。她的耳根子烫得发烧，她觉得她的手也开始在发抖了，当她替刘英斟酒时，竟对不准酒杯口子，洒了好几滴到菜里。

“英叔——你多用点菜，这些菜是我特别为你做的。”福生嫂找不出别的话来说，她觉得刘英的眼光一直罩着她，她沉闷得受不了，所以不经意说了这么一句，可是她听到刘英善体人意地答道：“我知道，二嫂，我尝得出来。”她的脸顿时给火烙了一下似的，热得发疼，她觉得刘英好像已经看破了她的心事了。她的心在胸口捶得更急，捶得她一阵一阵发疼。

噗咚、噗咚、隆隆隆隆——

噗咚、噗咚、隆隆隆隆——

“来，二嫂，我们干一杯。”

“哦——你倒满些——英叔——”

“你也倒满，二嫂。”

“我刚才已经喝了些了，恐怕——”

“不，不，这一点不要紧。”

“喔——”

“来！”

噗咚、噗咚、噗咚——

隆隆隆隆、隆隆隆隆——

“来，我们再来一杯！”

“喔——不行了，英叔——”

“没有关系，难得今天是你的好日子。”

“实在不——”

“来！”

隆隆隆隆，隆隆隆隆——

“二哥今天怎么会忘记——”

“哎，别提你二哥，他是个糊涂人。”

“二哥这个人真好——”

“英叔，请你别提他，我心烦——唉——”

“不要这样，二嫂，来，我们还是喝酒吧，我替你斟满。”

“实在不行了——”

“最后一杯，来！”

噗咚、噗咚、噗咚——

福生嫂的头一阵比一阵重了，她的眼睛也愈来愈模糊，看来看去，总好像只看到刘英的脸向她渐渐靠近来了似的。他两个太阳穴上的青筋暴得老粗，刮得铁青的两颊变成了猪肝色，福生嫂一直看见他的喉骨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地移动着。福生嫂的手抖动得愈来愈厉害，当她举起最后一杯酒喝到一半时，手竟握不住杯子，一滑，半杯酒全倒在她身上，浸凉的酒液立刻渗到她胸口上去了。一阵昏眩，福生嫂觉得房屋顶好像要压到她头上来了一样，她喃喃地叫了一声：“英叔——我不能了——”连忙踉踉跄跄站起来跑进房间里去。一进房，福生嫂就顺手把房门上了锁，将钥匙紧紧地握在手中，她怕——怕得全身发抖。

7

房里漆黑，窗外开始起风了，芭蕉叶子乱响起来。窗子没有关好，打得噼噼啪啪，闷雷声愈来愈急，一阵凉风吹了进来，直逼到福生嫂胸上。福生嫂靠在门背后两只手用力压着胸口，她的心已经快跳出来了，热辣辣的酒液在她胃里化成了一团热气，一面翻腾，一面直往上涌，福生嫂的头好像有副千斤担子压着似的，重得连抬也抬不起来。她知道，要是她再不跑进来，她就要靠到刘英宽阔的胸膛上去了。她感到浑身无力，如同漂在水面上一样，软得连动都不想动一下。她需要在刘英粗壮的臂弯里舒舒服服地睡一觉，她要将滚热的面腮偎在他的胸上，可是她怕，她一生中什么事情都没有使她这样害怕过，她一看见刘英的胸膛就怕得无能为力了，怕得她直想逃。她愈怕愈想偎在刘英胸上，而她愈这么想也就愈怕得发抖。

隆隆隆隆、隆隆隆隆——

“咯，咯、咯、咯”，福生嫂听到一阵迟疑的脚步声，慢慢地，慢慢地向她房门口走来，每走一步，福生嫂的心就用力紧缩一下，疼得她快喊了出来，“哦，不要——不要——”她痛苦地呻吟着，她觉得整个身体在往下沉。脚步声在她门口停了下来，福生嫂额头上的汗珠子一滴一滴开始落到手背上，她听见自己的牙齿锉得发出了声音。她全身的血液猛然间膨胀起来，胀得整个人都快爆炸了。福生嫂将脸跟耳朵拼命地紧紧贴在门上，她听到了外面急促的呼吸声，她好像已经偎到那个带着汗珠的宽阔胸膛上，她的鼻尖似乎已经触着那一面的暖气及汗味了。

“咯吱”，门上的引手轻轻地转了一下，一阵颤抖，抖得福生嫂全身的骨头脱了节似的，软得整个人坐到地上去。“哦，我不管了，我不管了！”她对自己这样喊着，几次挣扎着，想爬起来去开门，可是她那只握着钥匙的手，抖得太厉害，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只举起一半就软了下来。福生嫂急得直想哭，她不晓得为什么她会害怕到这步田地，她不承认是为了她丈夫的缘故，虽然马福生的影子这晚在她脑里出现了几次，可是她很快地就将它赶了出去，然而她就是害怕——好像生这种念头就应该害怕似的，“咯吱”，门上的引手第二次转动起来，福生嫂将另外一只手托住握钥匙那只，用尽全力想插进钥匙孔里，可是她的手仍旧抖得厉害，还没有插进去，一滑，钥匙就滚了下去。

“二嫂”——她听到门外有急切的声音在叫她了，福生嫂好像身上着了火一般，酒精在她胃里愈烧愈急。她伏在地上，抖瑟瑟地满地摸索着，她要找她那把钥匙。“二嫂——二嫂——”门外一声一声叫着，福生嫂急得全身都被汗浸得透湿，她匍匐拼命乱找，房中太暗，福生嫂又爬不起来开灯，她的两条腿好像中了风似的，连不听指挥：“哦，等等吧，等等吧！”福生嫂急得要喊出来，可是她的喉咙被烧得嘶哑了，嘴唇也烧裂了缝，咸血流进了嘴里，她叫不出声音，她的舌头也在发抖。

隆隆隆隆——

隆隆隆隆——

雷声一阵响过一阵了，当福生嫂还在地板上爬着摸索的时候，门外的脚步声又响了起来，由近而远，渐渐消失在雷声中，福生嫂无力地摇了几下门上的引手，忽然心内一空，整个人好像虚脱了一样，一跤瘫软到地板上去，一阵酒意涌了上来，福生嫂觉得屋顶已经压到她头上来了。

这时哗啦一声，大雨泼了下来，打在窗外的芭蕉叶上，“噼哩啪啦”、“噼哩啪啦”，一阵急似一阵，一阵响过一阵，雨点随着风卷进窗子里来，斜打在福生嫂的身上。

8

第二天福生嫂躺在床上整天没有出房门，晚上马福生回来时，全屋都是暗的，他打亮了灯，看见福生嫂躺着不动便凑近去问她道：

“怎——怎么了？哪里不——不舒服？”

福生嫂往床里挪了一下，没有出声。她闻到了马福生嘴巴里的臭气，马福生看见她没有理他，向她靠近些搭讪道：

“该死！昨天是你的好——好日子，我——我又忘了——幸亏英老弟在家，你你——们玩得还痛快吧？”

福生嫂又往里面挪了一下，还是没有出声，马福生只得讪讪地跑到厨房里，自己去找饭吃，他打开锅子，里面空空的。

“我马——马二爷——”马福生一遇到无可奈何的事情时，就会搬出他的梆子腔的，福生嫂在房里连忙用枕头将耳朵塞住，她的胸口又开始发胀了。

马福生在客堂踱了几转方步，忽然“咦”的一声跑进房来推着福生嫂道：

“你看，我这位英——英老弟怪不怪？好好的怎怎——么留了张纸条，把行——行李都搬走了？他说到什么南部朋友家去，最近不回来了，还说什么感谢我们，对——对不起我们，哈、哈，有什么对——对不起的？真奇怪！”

“喂，我还告诉你一桩奇——奇怪的事情，今天你猜准去办公室看我？是马仔！嘿！好神气，这这——小子他讲他一个月比我赚的钱还要多呢！他说他——他不要回来看你，他怕挨不起你的耳光子，哈、哈！”

“喂，我可不管他回不回来，我没饭吃怎——怎么办啊？哦、哦，你不舒服，我——我就出去吃好了，吃了再，再去下几盘棋。”

“好不好？我出去了——”

马福生上前又推了福生嫂一把，福生嫂忽然一个翻身爬起来指着马福生大声喊道：

“滚开！你马上替我滚出去！”

马福生吃了一惊，连忙退几步结结巴巴地嚷道：

“怎——怎么回事啊！”

福生嫂跳下床，撵着马福生尖声喊道：

“滚！滚！滚！”

马福生看见福生嫂两腮绯红，竖起眼睛向他追来，吓得回头拿了一把雨伞三步作两步赶快逃了出去，口里直嚷道：

“这——这个女人真、真是发了疯了！”

福生嫂看见马福生一跨出大门，随手拿了一只花瓶往门上用力一砸，使劲喊道：

“滚！滚！你们全替我滚出去！”

隆隆隆隆——远处的闷雷声又一阵比一阵密了，福生嫂无力地倒在窗沿上，她好像受了谁的欺负一样呜呜地哭了起来。

天快要下雨了，窗外的芭蕉叶全都静静地垂着头，一动也不动。

《笔汇》革新号一卷六期

一九五九年十月

月　梦

1

刚刚下了一阵冷雨，园里的水汽还未褪尽，虹桥肺病疗养院大门口那丛松树顶上，绕着薄薄的一层白雾，太阳从枝丫里隐隐约约地冒了出来，斜照在雾气上，泛出几丝淡紫的光辉。一对秋斑鸠，蓬松了羽毛，紧紧地挤在松树干上发呆，风一吹，就有一片水珠子从松针上洒落下来，冷得它们不得不拖长声音凄楚地叫几声：“咕咕咕——咕——”

愈到下午，愈是阴寒。疗养院已经关门了，偌大的花园中，一个人也看不到，空空的；一片灰白色，浮满了水雾，湿气一阵阵飘了上来，黏在玻璃窗上，中间还夹着些松叶的清香，跟着流了进来。

楼上医生休息室内没有开灯，灰沉沉的，比外面暗多了。只有靠窗口的地方，还有些许淡白色的阳光，漠冷冷地落在吴钟英医生的脸上。吴医生倚着窗沿，手托着额头，一动也不动地立着。他身上仍旧裹着宽长的白制服，连听诊器还挂在颈脖上，没有拿掉。一头斑白的头发蓬松松的，鬓旁的发脚翘了起来，显得有点凌乱，早上没有经过梳刷似的。他身旁的茶几上，放一杯香片，满满的还没有动过，可是茶叶却全沉了底。

吴医生的腿都站得有点发麻了，脚底非常僵冷，可是他却勉强地支撑着，睁大了眼睛，抵抗着眼睑上直往下压的倦意。他工作了一夜，过度的疲劳反而磨得他那双眸子炯炯发光，射出两股奇特的冷焰来。他的两颊仍旧微微地带着红晕，兴奋过后还没有完全消褪。可是他的嘴唇却干枯得裂开了，脸上的肌肉绷得变了形。他凝视着窗外，心里头好轻好空——空得似乎什么都没有了一样。

从昨夜起，吴医生就一直迷迷惘惘的，总好像梦游一般。当他伸出手去拿茶杯的时候，颤抖抖的手指却将杯子碰倒了，冰凉的茶液泼得他一裤子，裤管子湿湿的黏在他的腿上，他懒得移动了，他伸出头到窗外，张开嘴巴，让水汽流进他的口中去，他的喉咙管干得有点发疼——他实在需要些许润泽。

“咕咕咕——咕——”大门口又传来几声落寞的鸠啼，晚秋的黄昏冷寂得凝了起来一样。

2

昨晚有月亮，吴医生家里小院子的草地上滚满了银浆，露珠子一闪一闪地发着冷光。天寒了，疏疏落落，偶尔还有几下凄哑的秋虫声。一阵淡、一阵浓，院子里全飘满了花香，有点像郁涩的素心兰，还夹着些幽冷的霜菊，随了风，轻轻地往吴医生的小楼上送，引得他不得不披上衣服走到院子里来。

吴医生对于月光好像患了过敏症似的，一沾上那片清辉，说不出一股什么味儿就从心底里沁出来了——那股味道有点凉、有点冷，直往骨头里浸进去似的，浸得他全身都有些儿发酸发麻。在月色姣好的夜里，吴医生总爱走到院子里来，坐在院中喷水池子的边上，咬紧牙根，慢慢地咀嚼着那股苦凉的滋味。

昨晚的月光是淡蓝色的，蓝得有点发冷。水池中吐出一蓬一蓬的银丝来，映在月光下，晶亮的，晚上水量大了，偶尔有几滴水珠溅到吴医生的脸上来，一阵寒噤，使得他的感觉敏锐得一碰就要发痛了。他倚着水池边的铁柱子默默地坐着，凝望着池边那座大理石像。那是一个半裸体的少年像，色泽温润，像白玉一般，纹理刻得异常精致，侧着头，双手微向前伸，神态很美，纤细的身材，竟有一股蕴蕴藉藉的缠绵意绪，月光照在石像的眉眼上，沁出微亮的清辉，好像会动了似的。

吴医生轻轻地摸了一下石像的颈项，当他的指尖触着那温润的石纹时，窝在他胸中那股苦凉的味儿突地挤上了他的喉头，他将面腮慢慢偎上石像的胸前，石头上露水，凉浸浸的渗到他皮肤上来了。他喜欢这股微凉的刺激，刺得他痒痒麻麻的，好舒服，好慵懒。远远近近，迷迷糊糊，又把他带到他少年时去过的那个地方了，他总好像看到有湖、有山，还有松子悄悄飘落的声音——

3

好久好久以前，一个五月的晚上，天空里干净得一丝云影都没有，月亮特别圆，特别白，好像一面凌空悬着的水晶镜子，亮得如同白热了的银箔一般，快要放出晶莹的火星来了。夜，简直熟得发香，空气又醇又暖，连风都带着些醉味，好像刚酿成的葡萄酒，从桶里漏出香气来了。

午夜里，涌翠湖畔的松树林中，闪出一对黑影来，在湖滨上立了一会儿，然后携着手，轻轻地投到湖水中去。湖面顿时变成一块扯碎了的银纱，一团一团的亮丝，向四面慢慢荡开，过了好一阵子，才合拢过来，此时那两个人从湖心中钻了出来，把湖水又搅乱了，月影子给拉得老长老长。前一个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身子很纤细，皮肤白皙，月光照在他的背上，微微地反出青白的光来，衬在墨绿的湖水上，像只天鹅的影子，围着一丛冒上湖面的水草，悠悠地打着圈子。后一个少年，年纪较大，动作十分矫健，如同水鸭子一般，忽而潜入水中，忽而冲出水面，起落间，两只手臂带起了一串串闪亮的水花。

一对水鹧鸪惊醒了，从水草丛中飞了起来，掠过湖面，向山脚飞去。

当这两个少年游回岩滨时，月亮已经升到正中了，把一湖清水浸得闪闪发光。年轻一点的那个少年，跑着上岩，滚在一堆松针上，仰卧着不住地喘息。一片亮白的月光泻在他敞露着的身上，他的脸微侧着，两条腿很细很白，互相交叉起来，头发濡湿了，弯弯地覆在额上，精美的鼻梁滑得发光，在一边腮上投了一抹阴影，一双秀逸的眸子，经过湖水的洗涤，亮得闪光，焕发得很，一圈红晕，从他苍白的面腮里，渐渐渗了出来。

吴钟英记得，就在那一个晚上，就在那一刹那，他那股少年的热情，突地爆发了，当他走到那个纤细的少年身边，慢慢蹲下去的时候，一股爱意，猛然间从他心底喷了上来，一下子流遍全身，使得他的肌肉都不禁起了一阵均匀的波动。他的胸口窝了一团柔得发融的温暖，对于躺在地上的那个少年他竟起了一阵说不出的怜爱，月光照在那白皙的皮肤上，微微地泛起一层稀薄的青辉，闪着光的水滴不住地从他颈上慢慢地滚下来，那纤细的身腰，那弯着腿的神态，都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柔美，就连那胸前一转淡青的汗毛，在月光下看起来，也显得好软好细，柔弱得叫人怜惜不已。

他不知不觉地把那个纤细的少年拥到了怀里，一阵强烈的感觉，刺得他的胸口都发疼了。他知道，在那一个晚上，他一定要爱不可了。他抱着那个纤细的身子，只感到两个人靠得那么紧，偎贴得那么均匀，好像互相融到对方的身体里去了似的。一阵热流在他们的胸口间散布开来，他们的背脊被湖水洗得冰凉，可是紧偎着的胸前却渗出了汗水，互相融合，互相掺杂。急切的脉搏跳动，均匀的颤抖，和和谐谐的，竟成了同一频率。当他用炽热的面颊将那纤细的身体偎贴全遍时，一阵快感，激得他流出了眼泪。他好像看到四周的湖、山、松林，渐渐地织成一片，往上飘浮起来，月亮好圆好大，要沉到湖中去了。四周静得了不得，他听到松林中有几下松子飘落的声音——

4

小院子外面一阵汽车的喇叭声把吴医生惊醒了，他猛然抬头，捋了一捋灰白的头发，上面已经沾满了露水，湿湿凉凉的。他退了几步，对着那座大理石像怔怔地出了一忽儿神，赶紧走回屋里去。大门开了，汽车驶了进来，那阵喇叭声对于吴医生非常熟悉，自从他在虹桥疗养院工作以来，已经听了十几年了。他晓得，那又是疗养院来接他去看急症的。所以他不待催促，就上楼穿好衣服，准备妥当，车子一停下来，他就踏了上去，那是吴医生的惯例：只要病人情况严重，他总要亲自赶去医治的。

医院在郊外，要走二十多分钟的汽车。车厢里很暖和，外面的月光却是清冽的，吴医生蜷卧在里面，闭上眼睛，靠在坐垫上，一阵一阵轻微的颠簸，把他刚才在院子里那份情绪又唤起了些许，好远，好美。

那一次肉体的慰藉对于吴医生的感受实在太过强烈，太过深刻了。只要一闭上眼睛，一阵微妙的情愫就在他心中漾了起来。浸凉的湖水好像灌到了他的脊背上，他的手指和胸口似乎立刻触到了一个纤细的身子一样。那份快感太过完美，完美得使他有了一种奇怪的心理。

在印度的时候，他在那儿做随军医生。一天晚上，天气十分燠热，他被几个同伴醉醺醺地从酒吧里拉了出来，把他带进了一间下等妓院里。当他半夜醒过来的时候，发觉自己偎在一个印度女人的怀里。窗外正悬着一个又扁又大的月亮，肉红色的月光，懒洋洋地爬进窗子里来，照在那个女人的身上。她张着嘴，龇着一口白牙在打呼，全身都是黑得发亮的，两个软蠕蠕的奶子却垂到了他的胸上，他闻到了她胳肢窝和头发里发出来的汗臭。当他摸到勾在他颈子上那条乌油油蛇一般手臂时，陡然间全身都紧抽出来，一连打了几个寒噤，急忙挣扎着爬起来，发了狂似的逃出了妓院，跑到河边的草地上，趴着颤抖起来。肉红色的月光像几根软手指，不住地按抚着他滚烫的身体。

自从那次以后，吴医生就再也没有跟女人接触过了。

车子快到医院了，吴医生将窗玻璃摇了下来，一阵冷气，由他领子缝里灌了进去，他伸出手到窗外，去抓那往后吹得呼呼的冷风，山、树、田野，都在往后退，只有清冽的月光却到处浮着。忽然间，他感到不知在身体的哪一部分起了一阵痛楚，“哎，他去得那么早，怎么还不回来呢？——”他喃喃讷讷地自语了几句。

静思死得太年轻了，那是吴医生一生中最大的痛苦。那晚他们两个由涌翠湖悄悄地溜回学校宿舍时，静思已经染上肺炎了。湖边的依偎，变成了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次。可是吴医生心中却一直怀着一个念头：他从来不愿想起静思已经死去了。他总当他离开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有一天还会回来的。他一直对自己这样说：“他会来的，噢，怎么不可以呢？不，不，他一定会的，我老想着他，不断地念着他，他就会回来的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寻找着，无论在街上，在医院里，在任何地方，只要碰到一个跟静思相像的人，他就会生出无限的眷恋来。他会痴痴地缠着那个人，直到对方吓得避开了为止，每一次他受了冷落，就一个人躲着伤心好几天，好像他心里那份感情真的遭了损害一样。

在他的小院子中，他立了一座大理石像，有纤细的身材，缠绵的意态，在月光下，他常常偎着那座石像做着同一个梦——里面有湖、有山，还有松子飘落的声音。

5

当吴医生到达疗养院时，他的助理医生与护士已经把准备工作全做好了，助理医生拿了病历表向吴医生报告说这个病人是一所教会中学送来的孤儿，已经病了一个多星期，转成了严重的肺炎，大约昏迷过去有二十四小时了。经过初步的诊断，病人的生命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

吴医生连忙洗了手，穿上白制服，戴着口罩走向诊室去。诊室外面候着一个穿黑长袍的天主教神甫，吴医生向他打了一个招呼就与助理医生一同进入诊室，里面经过了消毒，药水气还很重，病床旁边竖着一个氧气筒，橡皮管已经接上了。有一个护士正在矫对氧气筒的开关，另外一个整理着床头铝质盘里的医用器材。病床上躺着一个少年，一直不停地在发着剧咳声。

吴医生走过去，将床头的大灯转亮，当他揭开被单，想拿听诊器按到病人的胸上时，他的手忽然悬空停住了。一阵轻微的颤抖，从他腿上渐渐升了上来，他的胸口突地胀了起来。他咬紧了嘴唇，怔怔地看着躺在床上昏迷了过去的那个少年。他的脸色慢慢激动得发青，眼睛里射出来的光辉，焕发得可怕。他的助理医生与护士们都被吴医生惊住了。他们没敢出声，只看着吴医生的额头上，沁出一颗一颗的大汗珠来。

那一晚，医院里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看见吴医生那样紧张急忙过。忽而他命令开氧气筒，忽而他叫打强心针，他变得异常焦灼暴躁，连打肺部空气的针筒都摔破了。当吴医生最后一次命令打强心针时，他的嗓音竟抖成了哭声。

病人是第二天下午去世的，当神甫进去祈祷时，吴医生才脱了口罩走出来。

外面迷迷濛濛在下着冷雨，疗养院前面的大花园中布满了水雾。

6

下班以后，吴医生一直留在楼上的医生休息室里，没有离去。大家都不敢去惊动他，对于这个老医生的怪癖，他们都相当尊重。直到天黑了时，吴医生才幽幽地走下楼来，他向值夜护士要了钥匙，走到了太平间去。

里面没有开灯，不知什么时候，一阵风，将天上的水汽刮薄了，朦胧的月亮竟悄悄地爬了出来。吴医生走到停放那少年的床边，把他身上盖着的白布掀了起来。稀薄的月光从窗外滑进来了，落在少年的身上。他的脸是雪白的，眉眼的轮廓仍然十分清秀，嘴唇微微带着浅紫，柔和得很，好平静，一点也没有痛苦的痕迹。吴医生轻轻地将他的衣服脱去，月光下，那个少年的身体显得纤细极了。吴医生很小心地用手在那雪白的面腮上抚摩了一下，然后慢慢地在床头跪了下来，将脸偎到那映着青光的胸口上。

尸体是冰凉的，只有滴在上面的眼泪还有点点温意。

吴医生回到家中时，已近夜半了。他的小院里浮满了稀薄的雾气，紫丁香大量地吐着忧郁的气息，把空气染得又香又浓。池子里的水喷得很高，叮叮咚咚发出清脆的水声来。吴医生朝着水池那边走了过去，乳白的水雾飘到了他的脸上来。在雾气中，他恍恍惚惚看到那座秀美的石像，往外伸出手，好像要去捕捉那个快要钻进云雾里去的大月亮。

吴医生不想去睡了。他想到水池那边，坐在月亮底下，再做做他以前那个梦。

《现代文学》第一期

一九六〇年三月

玉卿嫂

1

我和玉卿嫂真个有缘，难得我第一次看见她，就那么喜欢她。

那时我奶妈刚走，我又哭又闹，吵得我妈连没得办法。天天我都逼着她要把我奶妈找回来。有一天逼得她冒火了，打了我一顿屁股骂道：

“你这个娃仔怎么这样会拗？你奶妈的丈夫快断气了，她要回去，我怎么留得住她？这有什么大不了！我已经托矮子舅妈去找人来带你了，今天就到。你还不快点替我背起书包上学去，再要等我来抽你是不是？”

我给撵了出来，窝得一肚子闷气。吵是再也不敢去吵了，只好走到窗户底有意叽咕几声给我妈听：

“管你找什么人来，横竖我不要，我就是要我奶妈！”

我妈在里面听得笑着道：

“你们听听，这个小鬼脾气才犟呢，我就不相信她奶妈真有个宝不成？”

“太太，你不知道，容哥儿离了他奶妈连尿都屙不出了呢！”胖子大娘的嘴巴顶刻薄，仗着她在我们家做了十几年的管家，就倚老卖老了。我妈讲话的时候，她总爱搭几句辞儿凑凑趣，说得我妈她们全打起哈哈来。当着一大堆人，这种话多难听！我气得跑到院子里，把胖子大娘晾在竹竿上的白竹布衣裳一把扯了下来，用力踩得像花脸猫一般，然后才气咻咻地催车夫老曾拉人力车送我上学去。

就是那么一气，在学堂里连书也背不出来了。我和隔壁的唐道懿还有两个女生一起关在教室里留堂。唐道懿给老师留堂是家常便饭，可是我读到四年级来破题儿第一遭。不用说，鼻涕眼泪早涂得一脸了，大概写完大字，手上的墨还没有洗去，一擂一摸，不晓得成了一副什么样子，跑出来时，老曾一看见我就拍着手笑弯了腰，我狠命地踢了这个湖南骡子几下，踢得他直叫要回去告诉我妈。

回到屋里，我轻脚轻手，一溜烟跑到楼上躲进自己房中去了。我不敢张声，生怕他们晓得我挨老师留堂。哪晓得才过一下子，胖子大娘就扯起喉咙上楼来找我了，我赶快钻到帐子里去装睡觉，胖子大娘摇摇摆摆跑进来把我抓了起来，说是矮子舅妈带了一个叫玉卿嫂的女人来带我，在下面等着呢，我妈要我快点去见见。

矮子舅妈能带什么好人来？我心里想她老得已快缺牙了，可是看上去才和我十岁的人差不多高，我顶讨厌她，我才不要去见她呢，可是我妈的话不得不听啊！我问胖子大娘玉卿嫂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胖子大娘眯着眼睛笑道：“有两个头，四只眼睛的！你自己去看吧，看了她你就不想你奶妈了。”

我下楼到客厅里时，一看见站在矮子舅妈旁边的玉卿嫂却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气，好爽净，好标致，一身月白色的短衣长裤，脚底一双带襻的黑布鞋，一头乌油油的头发学那广东婆妈松松地挽了一个髻儿，一双杏仁大的白耳坠子却刚刚露在发脚子外面，净扮的鸭蛋脸，水秀的眼睛，看上去竟比我们桂林人喊作“天辣椒”如意珠那个戏子还俏几分。

我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一看见玉卿嫂，就好想跟她亲近的。我妈问我请玉卿嫂来带我好不好时，我忙点了好几下头，连顾不得赌气了。矮子舅妈跑到我跟前跟我比高，说我差点冒过她了，又说我愈长愈体面。我连不爱理她，一径想找玉卿嫂说话。我妈说我的脸像个小叫花，叫小丫头立刻去舀洗脸水来，玉卿嫂忙过来说让她来帮我洗。我拉着她跟她胡诌了半天，我好喜欢她这一身打扮，尤其是她那对耳坠子，白得一闪一闪的，好逗人爱。可是我仔细瞧了她一阵子时，发觉原来她的额头竟有了几条皱纹，笑起来时，连眼角都拖上一抹鱼尾巴了。

“你好大了？”我洗好脸忍不住问她道，我心里一直在猜，我听胖子大娘说过，女人家额头打皱，就准有三十几岁了，她笑了起来答道：

“少爷看呢？”

“我看不出，有没有三十？”我竖起三个指头吞吞吐吐地说。

她连忙摇头道：

“还有那么年轻？早就三十出头喽！”

我有点不信，还想追着问下去，我妈把我的话头打断了，说我是傻仔，她跟玉卿嫂讲道：

“难得这个娃仔和你投缘，你明天就搬来吧，省得他拗得我受不了。”

矮子舅妈和玉卿嫂走了以后，我听见我妈和胖子大娘聊天道：

“喏，就是花桥柳家他们的媳妇，丈夫抽鸦片的，死了几年，家道落了，婆婆容不下，才出来的。是个体面人家的少奶奶呢！可怜穷了有什么办法？矮子舅妈讲是我们这种人家她才肯来呢！我看她倒蛮讨人喜欢。”

“只是长得太好了些，只怕——”胖子大娘又在调唆了，她自己丑就不愿人家长得好，我妈那些丫头，长得好些的，全给她挤走了。

2

我们中山小学的斜对面就是高升戏院，是唱桂戏的，算起来是我们桂林顶体面的一家了。角色好，行头新，十场戏倒有七八场是满的。我爸那时在外面打日本鬼，蛮有点名气，戏院里的那个刘老板最爱拍我们马屁，我进了戏院不但不要买票，刘老板还龇着一嘴银牙，赶在我后面问我妈好，拿了瓜子又倒茶，我白看了戏不算，还很有得嚼头。所以我放了学，天时早的话，常和老曾到戏院里逛逛，回去反正我们都不说出来，所以总没有吃过我妈的排头。有时我还叫唐道懿一起去，好像我做东一样，神气得了不得。我和他都爱看武戏，什么黄天霸啦，打得最起劲。文戏我们是不要看的，男人家女人家这么你扯我拉的，肉麻死了。

我跟唐道懿溜到后台去瞧那些戏子佬打扮，头上插起好长的野鸡毛，红的黑的颜料子直往脸上抹，好有意思。因为我从小就长得胖嘟嘟，像个粉团儿，那些戏子佬看见我就爱得要命，一窝蜂跑过来逗我玩，我最喜欢唱武生的云中翼，好神气的样子，一杆枪耍在手中，连不见分量似的，舞起来连人都看不见了。那个唱旦角的天辣椒如意珠也蛮逗人喜欢，眉眼长得好俏；我就是不爱看做小生那个露凝香，女人装男人，拿起那把扇子摇头摆尾的，在台上还专会揩油呢，怎么好意思！此外还有好多二流角色和几个新来的我都不大熟，可是脸谱儿和名字我倒还记得。

我见过玉卿嫂的第二天，一放了学，我就飞跑出来催老曾快点送我回去，唐道懿追着出来又要我带他去看戏，说是这天唱《关公走麦城》呢，我上了车回答他道：“明天我再带你去，今天我没空，我要回家去看玉卿嫂。”

“谁是玉卿嫂啊？”他大惊小怪地问。

“就是我的新奶妈哪。”我喊惯了奶妈一时改不过口来。

“哈哈，容容这么大个人还要请奶妈来喂奶呢！”唐道懿拍着手来羞我，两道鼻涕跑出来又缩了进去，邋遢死了！我涨红了脸骂了他几声打狗屁，连忙叫老曾拖车子走了。

我一进了屋就嚷着要找玉卿嫂，我妈说她早来了，在我房里收拾东西呢！我三步作两步地跨到楼上房中去，看见玉卿嫂正低着头在铺她的床。她换了一身亮黑的梅点纱，两只手膀子显得好白净。我觉得她实在长得不错，不过她这种漂亮，一点也不像我们家刚嫁出去那个丫头金婵，一副妖娆娇俏的样子，她一举一动总是那么文文静静的，大概年纪到底比金婵大得多，不像金婵那么整天疯疯癫癫的了。我轻手轻脚地走到她后面，大声喝了一下，吓得玉卿嫂回过头来直拍着胸口笑道：“我的少爷，你差点把我的魂都吓了走。”我笑得打跌，连忙猴向她身上跟她闹着玩，我跟她说她来带我，我好开心，那几天我奶妈不在，我一个人睡在楼上，怕得不得了，夜晚尿胀了也不敢爬起来屙，生怕有鬼掐脚似的，还落得胖子大娘取笑半天。我跟她在房里聊了好一会儿，我告诉她我们家里哪个人好，哪个人坏，哪个人顶招惹不得，玉卿嫂笑着说道：

“管他谁好谁坏，反正我不得罪人，别人也不会计算我的。”

我忙摇着手说道：

“你快别这么想！像胖子大娘，就坏透了，昨天她在讲你长得太好了，会生是非呢！”

3

大概玉卿嫂确实长得太好了些，来到我们家里不上几天就出了许多事故。自从她跨进了我家大门，我们屋里那群斋狠了的男光棍佣人们，竟如同苍蝇见了血，玉卿嫂一走过他们跟前，个个的眼睛瞪得牛那么大，张着嘴，口水都快流出似的。胖子大娘骂他们像狗舔屎一样，好馋。这伙人一背过脸，就叽叽喳喳，不知在闹些什么鬼。我只是听不见罢咧！要是给我捉到了他们在嚼嘴混说我们玉卿嫂，我可就要他们好看！

有一晚吃了饭，我去找门房瞎子老袁，要爬到他肩上骑马嘟嘟，到我们花园去采玉兰。我们花园好大，绕一圈要走老半天，我最喜欢骑在老袁肩上爬到树上去摘花了。其实老袁这个人样样都好，就是太爱看女人，胖子大娘讲他害火眼准是瞧女人瞧出来的。我走到大门口，看见他房里挤了好些人在聊天，湖南骡子老曾、厨房里打杂的小王，还有菜园里浇粪的秦麻子，一群人交头接耳不知在编派谁，我心里很不受用，忙踮了脚走到窗户底下，竖起耳朵用力听。

“妈那巴子！老子今天早晨看见玉卿嫂在晾衣服，一双奶子鼓起那么高，把老子火都勾了上来了。呸！有这么俏的婊子，和她睡一夜，死都愿了。”讲话的是小王，这个人顶下作，上次把我们家里一个丫头睡起了肚子，我妈气得把他撵了出去，他老子跑来跪倒死求活求，我妈才算了。

“你呀，算了罢，舔人家的洗脚水还攀不上呢。”老曾和小王是死对头，一讲话就要顶火的。

“罢、罢、罢，”老袁摇手插嘴道，“这几天，你送小少爷回来，怎么一径赶着要替小少爷提书包上楼呢？还不是想去闻闻骚？”讲得他们都笑起来了，老曾气得咿呀唔呀的，塞得一嘴巴湖南话，说也说不清楚。

秦麻子忙指着老袁道：“你莫在这里装好了，昨天玉卿嫂替太太买柿子回来，我明明瞧见你忙着狗颠屁股似的去接她的篮子，可不知又安着什么心！”

几个七嘴八舌，愈讲愈难听，我气得一脚踢开了门，叉起腰恨恨地骂道：

“喂！你们再敢多说一句，我马上就去告诉玉卿嫂去，看她饶不饶得过你们。”

哪晓得小王却涎着脸笑嘻嘻地向我央道：“我的好少爷，别的你千万莫跟她说，你只问她我小王要和她睡觉，她肯不肯。”

那几个鬼东西哄然笑了起来，我让他们笑呆了，迟疑了好一会儿，连忙回头跑到楼上找到玉卿嫂，气喘喘地跟她讲：“他们都在说你坏话，小王讲他要和你睡觉呢！你还不快点去打他的嘴。”

玉卿嫂红了脸笑着说：“这起混账男人哪有什么好话说，快别理他们，只装听不见算了。”

我不依，要逼着她去找他们算账，玉卿嫂说她是新来的，自然要落得他们嚼些牙巴，现在当作一件正经事闹开来，太太晓得不是要说她不识数了？

可是第二天就有事情来了。姑婆请我妈去看如意珠的《昭君和番》，屋里头的人乘机溜了一半，那晚我留在房中拼命背书，生怕又挨老师罚。

滴答滴，

滴答滴，

钟摆往来不停息，

不停息，

不停息，

——

我的头都背大了，还塞不进去，气得把书一丢，一回头，却看到玉卿嫂踉踉跄跄跑了进来，头发乱了，掉了一绺下来，把耳坠都遮住了，她喘得好厉害，胸脯一起一伏的。我忙问她怎么回事，她喘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我问她是不是小王欺负她了，她点了一点头，我气得忙道：

“你莫怕，我等我妈回来马上就讲出来，怕不撵他出去呢！”玉卿嫂忙抓住，再三求我不要告诉我妈，她说：

“这没有什么大不了，少爷千万别闹出来，反倒让别人讲我轻狂，那个死鬼吃了我的苦头，谅他下次再也不敢了。”

第二天，我看见小王眼皮肿得像核桃那么大，青青的一块，他说是屙尿跌着的，听得我直抿着嘴巴笑。

4

我们在桂林乡下还有些田，由我们一个远房叔叔代收田租，我们叫他满叔。他长得又矮又胖，连看不见颈子的，背底下我们都喊他做坛子叔叔。一年他才来我们家里两三次，只来给我妈田租钱罢了。胖子大娘说坛子叔叔本来穷得快当裤子了，帮我们管田以后，很攒了两个钱，房子有了一大幢，只少个老婆罢了。他和花桥柳家有点亲，所以玉卿嫂叫他做表哥的。不知怎么回事，自从玉卿嫂来了以后，满叔忽然和我们来往得勤了。巴巴结结今天送只鸡来，明天提个鸭来。有事没事，也在我们家里泡上半天。如果我妈不在家，他就干坐着，等到我放学回来，他就跟到我房间里和我亲热得了不得，问长道短的：“容哥儿爱吃什么？要不要吃花桥的碗儿糕？满叔买来给你。”平常他一来只会跟我妈算钱，很不大理睬我的。现在突然跑来巴结我，反倒弄得我一头雾，摸不清门路了。我问胖子大娘为什么坛子叔叔近来这样热络，她笑着答道：

“傻哥子，这点你还不懂，你们坛子叔叔看上了你的玉卿嫂，要讨她做老婆啦。”

“不行啊，他讨了她去没人带我怎么办呢？”我急得叫了起来。

“我说你傻，你把你玉卿嫂收起来，不给满叔看见不就行了。”胖子大娘咯咯咯地笑着教我道。

以后坛子叔叔来我们家，我总要把玉卿嫂拖得远远的，不让他看见，哪晓得他一来就借个故儿缠着玉卿嫂跟她搭讪，我一看见他们两人讲话，就在外面顿着脚叫道：

“玉卿嫂，你来，我有事情要你做。”玉卿嫂常给满叔缠得脱不得身，直到我生了气喊起来：“你聋了是不是？到底来不来的啦！”玉卿嫂才摔下坛子叔叔，急急忙忙一面应着跑过来，我埋怨她半天，直向她瞪白眼。她忙辩道：

“我的小祖宗，不是我不来，你们满叔老拖住我说话，我怎么好意思不理人家呢？”

我向她说，满叔那种人少惹些好，他心里不知打些什么主意呢！玉卿嫂说她也是百般不想理他的，只是碍着情面罢咧！

果然没有多久，坛子叔叔就来向我妈探口气想娶玉卿嫂做媳妇了，我妈对他说道：“我说满叔，这种事我也不能做主，你和她还有点亲，何不你自己去问问她看？”

满叔得了这句话，喜得抓耳挠腮，赶忙挽起长衫，一爬一爬，喘呼呼地跑上楼去找玉卿嫂去，我也急着跟了上去，走到门口，只听到满叔对玉卿嫂说道：

“玉妹，你再想想看，我表哥总不会亏待你就是了，你下半辈子的吃、穿，一切包在我身上，你还愁什么？”

玉卿嫂背着脸说道：

“表哥，你不要提这些事好不好？”

“你嫌我老了？”坛子叔叔急得直搓手。

玉卿嫂没有出声。

“莫过我还配不上你不成？”坛子叔叔有点气了，打鼻子里哼了一下道，“我自己有几十亩田，又有一幢大房子，人家来做媒，我还不要呢！”

“表哥，这些话你不要来讲给我听，横直我不嫁给你就是了！”玉卿嫂转过身来说道，她的脸板得铁青，连我都吓了一跳。她平常对我总是和和气气的，我不晓得她发起脾气来那样唬人呢！

“你——你——”坛子叔叔气得指着玉卿嫂直发抖道，“怎么这样不识抬举，我讨你，是看得起你，你在这里算什么？老妈子！一辈子当老妈子！”

玉卿嫂走过来将门帘“豁琅”一声摔开，坛子叔叔只得讪讪地跑了出来。我赶在他前面，跑到大门口学给老袁他们听，笑得老袁拍着大腿滚到床上去。等到坛子叔叔一爬一爬走出大门时，老袁笑嘻嘻地问他道：“满老爷，明天你老人家送不送鸡来啦？送来的话，我等着来帮你老人家提进去。”

满叔装着没听见，连忙揩着汗溜走了。

5

自从玉卿嫂打回了满叔后，我们家里的人就不得不对她另眼相看了。有的说她现存放着个奶奶不会去做，要当老妈子；有的怪她眼睛长在额头上，忒过无情。

“我才不信！”胖子大娘很不以为然地议论道，“有这么刁的女人？那么标致，那么漂亮的人物，就这样能守得住一辈子了？”

“我倒觉得她很有性气呢。”我妈说道，“大家出来的人到底不同些，可笑我们那位满叔，连不自量，怎么不抹得一鼻子灰？”

从此以后，老袁、小王那一伙人却对玉卿嫂存了几分敬畏，虽然个个痒得恨不得喉咙里伸出手来，可是到底不敢轻举妄动，只是远远地看着罢了。

不管怎么样，我倒觉得玉卿嫂这个人好亲近得很呢！看起来，她一径都是温温柔柔的，不多言不多语。有事情做，她就闷声气，低着头做事；晚上闲了，她就上楼来陪着我做功课，我写我的字，她织她的毛线，我从来没有看见她去找人扯是拉非，也没看过她去院子里伙着老曾他们听莲花落。她就爱坐在我旁边，小指头一挑一挑，戳了一针又一针地织着。她织得好快，沙沙沙只听得竹针的响声。有时我不禁抬头瞅她一眼，在跳动的烛光中，她的侧脸，真的蛮好看。雪白的面腮，水葱似的鼻子，蓬松松一绺溜黑的发脚子却刚好滑在耳根上，衬得那只耳坠子闪得白玉一般；可是不知怎的，也就是在烛光底下，她额头上那把皱纹子，却像那水波痕一样，一条一条全映了出来，一、二、三——我连数都能数得出几根了，我不喜欢她这些皱纹，我恨不得用手把她的额头用力磨一磨，将那几条皱纹敉平去。尤其是当她锁起眉心子，怔怔出神的当儿——她老爱放下毛线，这样发呆的——我连她眼角那条鱼尾巴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你在想什么鬼东西呀？”我有时忍不住推推她的膀子问她道。

她慌忙拿起毛线，连连答道没有想什么，我晓得她在扯谎，可是我也懒得盘问她了，反正玉卿嫂这个人是我们桂林人喊的默蚊子，不爱出声，肚里可有数呢！

我喜欢玉卿嫂还有一个缘故：她顺得我，平常经不起我三拗，什么事她都差不多答应我的。我妈不大喜欢我出去，不准我吃摊子，又不准上小馆，怕我得传染病。热天还在我襟上挂着一个樟脑囊儿，一径要掏出来闻闻，说是能消毒，我怕死那股气味了。玉卿嫂来了以后，我老撺掇她带我出去吃东西，她说她怕我妈讲话。

“怕什么？”我对她道，“只有我们两人晓得，谁会去告诉妈妈，你不肯去，难道我不会叫老曾带我去？”她拿我是一点都没有办法。我们常常溜到十字街去吃哈盛强的马肉米粉，哈盛强对着高升戏院，专门做戏院子的生意，尤其到了夜晚，看完戏的人好多到这里来吃消夜的。哈盛强的马肉米粉最出名，我一口气可以吃五六碟，吃了回来，抹抹嘴，受用得很，也没见染上我妈说的什么霍乱啦！伤寒啦！

只有一件事我实在解不过来，任我说好说歹，玉卿嫂总不肯依我。原来不久玉卿嫂就要对我说她要回婆家一趟，我要她带我一起去，她总不肯，一味拿话哄着我道：

“远得很哪！花桥那边不好走，出水东门还要过浮桥，没的把你跌下水去呢！快别去，在屋里好好玩一会儿，回头我给你带几个又甜又嫩的大莲蓬回来噢！”

她一去就是老半天，有时我等得不耐烦了，忍不住去问胖子大娘：

“玉卿嫂为什么老要回婆家呢？”

“你莫信她，她哄你的，容哥儿，”胖子大娘瘪起嘴巴说道，“她回什么鬼婆家啊——我猜呀，她一定出去找野男人去了！”

“你不要瞎扯！你才去找野男人，我们玉卿嫂不是那种人。”我红了脸驳胖子大娘。

“傻哥子！她跟她婆婆吵架才出来的，这会子又巴巴结结跑回去？你们小娃子她才哄得倒，她哪能逃得过老娘这双眼睛。你看，她哪次说回婆家时，不是扮得妖妖精精的？哪，我教你一个巧法子：下次她去的时候，你悄悄地跟着她屁股后头捉她一次，你就知道我是不是瞎扯了。”胖子大娘的话讲得我半信半疑起来，我猛然想起玉卿嫂出门的时候，果然头上抿了好多生发油，香喷喷，油光水滑的，脸上还敷了些鸭蛋粉呢。

去花桥要出水东门，往水东门，由我们家后园子那道门出去最近——这是玉卿嫂说的，她每次回婆家总打后门去。礼拜天她又要去了，这次我没有出声，我赖在床上，暗暗地瞅着她，看她歪着头戴上耳坠子，对了镜子在钳眉毛。

“我去了，噢。”她临走时，跑来拧了一下我的腮帮子，问我想吃什么，她好带回来。

“上次那种大莲蓬就好。”我转过身去装着无所谓的样子说，她答应一定替我挑个最大的回来，说完，她匆匆地走了。我闻到一股幽香，那一定是从玉卿嫂身上发出来的。

当她一下了楼梯，我赶忙跳了起来，跟在她后面进了后园子。我们后园种了一大片包谷，长得比我还高。我躲在里面，她回了几次头都没看见。我看她出了后门，并不往右手那条通水东门的大路去，却向左边手走，我知道，出左手那条小街就是一撮七拐八弯的小巷子，尽是些小户人家，一排一排的木板房子住着卖豆浆的也有，拖板车的也有，唱莲花落的瞎婆子，削脚剔指甲的，全挤在那里，我们风洞山这一带就算那几条巷子杂。那种地方我妈平常是踏脚都不准我踏的，只有老袁去喊莲花落的时候，我才偷着跟去过几次，邋遢死了，臭的！玉卿嫂不知跑去做什么鬼？她那么干净个人，不怕脏？我连忙蹑手蹑脚跟了过去，玉卿嫂转了几个弯，往一条死巷堂走了去，等我追上前，连个人影都看不见，我打量了一下，这条死巷堂两边总共才住着六家人，房子都是矮塌塌的，窗户才到我下巴那么高，我踮起脚就瞧得里面了。我看这些人穷得很，连玻璃窗都装不起，尽是棉纸糊的，给火烟熏得又焦又黄。我在弄堂里走了几个来回，心里一直盘算，这六个大门可不知玉卿嫂在哪一扇里面，我踱到右手第三家门口时，忽然听到了玉卿嫂的声音，我连忙走过去把耳朵贴在门缝上，却听到她正和一个男人在讲话呢！

“庆生，莫怪我讲一句多心话，我在你身上用的心血也算够了，你吃的住的，哪一点我没替你想到？天冷一点，我就挂着你身上穿得单，主人赏一点好东西，我明明拿到嘴边，只是咽不下去，总想变个法儿留给你，为了找这间房子，急得我几个晚上都睡不着，好不容易换了些金器，七凑八凑，才买得下，虽然单薄些，却也费了我好多神呢。只是我这份心意不知——”玉卿嫂说着，忽然我听见她带着哭声了。

“玉姊，你莫讲了好不好——”那个叫庆生的男人止着她道，他的声音低低的，很带点嫩气呢。

“不，不，你让我说完，这是郁在我心里的话——你是晓得的，我这一生还有什么指望？我出来打工，帮人家做老妈子，又为的是哪一个？我也不敢望你对我怎么好法子，只要你明白我这份心意，无论你给什么嘴脸给我看，我咬紧牙根，总吞得下去，像那天吧，我不要你出去做事，你就跟我红脸，得！我的眼泪挂到了眼角我都有本事给咽了进去，我为什么不喜欢你出去呢？我怕你身子弱，劳累不得，庆弟，你听着，只要你不变，累死苦死，我都心甘情愿，熬过一两年我攒了钱，我们就到乡下去，你好好地去养病，我去守着你服侍你一辈子——要是你变了心的话——”玉卿嫂呜呜咽咽哭泣起来了，庆生却低声唧唧哝哝跟玉卿嫂说了好些话，玉卿嫂过了一会，叹了一口气又说道：

“我也不指望你报答我什么——只要你心里，有我这个人，我死也闭上眼睛了——喏，你看，这包是我们太太天天吃高丽参切剩下来的渣子，我一天攒一点，攒成这么一包，我想着你身子单弱，渐渐天凉起来，很该补一补，我们这种人哪能吃得起什么真的人参燕窝呢！能有这点已经算不错了。天天夜里，你拿个五更鸡罐子上一抓，熬一熬，临睡前喝这么一碗，很能补点血气的，我看你近来有点虚浮呢，晚上还出汗不出？”

“这阵子好多了，只是天亮时还有一点。”

“你过来，让我仔细瞧瞧你的脸色——”

不知这庆生是什么样的人？我心想，玉卿嫂竟对他这么好，我倒要瞧一瞧了。我用力拍了几下门面，玉卿嫂出来开门时一看见是我，吓了一大跳，连忙让我进去急着问道：

“我的小祖宗爷，你怎么也会到这种地方来了，家里的人知不知道啦？”

我拍着手笑着：

“你放心吧！我也是跟着你屁股后头悄悄地溜出来的，我看你转了几个弯子，忽然不见了，害得我好惨，原来你躲在这里呢！你还哄我回婆家去了——这是你什么人啦？”我指着站在玉卿嫂旁边那个后生男人问她道。玉卿嫂忙答道：“他是我干弟弟，喏，庆生，这就是我服侍的容容少爷，你快来见见。”

庆生忙笑着向我作了一个揖，玉卿嫂叫他去把她平常用的那个杯子洗了倒杯茶来，她自己又去装了一盘干龙眼来剥给我吃，我用力瞅了庆生几下，心想难怪玉卿嫂对他那么好，好体面的一个后生仔，年纪最多不过二十来岁，修长的身材，长得眉清目秀的，一头浓得如墨一样的头发，额头上面的发脚子却有点点卷，也是一杆直挺挺的水葱鼻，倒真像玉卿嫂的亲弟弟呢！只是我看他面皮有点发青，背佝佝的，太瘦弱了些。他端上茶杯笑着请我用茶时，我看见他竟长了一口齐垛垛雪白的牙齿，好好看，我敢说他一定还没有剃过胡子，他的嘴唇上留了一转淡青的须毛毛，看起来好细致，好柔软，一根一根，全是乖乖地倒向两旁，很逗人爱，嫩相得很。一点也不像我家老袁的络腮胡，一丛乱茅草，我骑在他肩上，扎得我的大腿痛死了。他对我讲，他是天天剃才剃出这个样子来的。

“好啊！”我含着一个龙眼核指着庆生向玉卿嫂羞道，“原来你收着这么一个体面的干弟弟也不叫我来见见。”说得庆生一脸通红，连耳根子都涨得血红的，我发觉他竟害羞得很呢！我进来没多一会儿，他红了好几次脸了，他一笑就脸红，一讲话也爱脸红，嗫嗫嚅嚅，腼腼腆腆的，好有意思！我盯着他用力瞧时，他竟局促得好像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了，两只手一忽儿捋捋头发，一忽儿抓抓衣角，连没得地方放了似的。玉卿嫂忙解说道：

“少爷，不是我不带你来，这种地方这么邋遢哪是你能来的？”

“胡说！”我吐了龙眼核说道，“外面巷子邋遢罢咧，你干弟弟这间房多干净，你看，桌子上连灰尘都没有的。”我在桌子上拿手指划了一划给她看。庆生这间房子虽然小，只放得下一铺床和一张桌子，可是却收拾得清清爽爽的，蚊帐被单一律雪白，和庆生那身衣服一样，虽然是粗布大褂，看起来却爽眼得很。

我着实喜欢上玉卿嫂这个干弟弟了，我觉得他蛮逗人爱，脸红起来的时候好有意思。我在他那里整整玩了一个下午，我拉着他下象棋，他老让我吃他的子，吃得我开心死了。玉卿嫂一径要催着我回去。“急什么？”我摔开她的手说道，“还早得很呢！”一直到快吃夜饭了，我才肯离开，临走时，我叫庆生明天等着，我放了学就要来找他玩。

走到路上玉卿嫂跟我说道：

“少爷，我有一件事情不知你能不能答应，要是能，以后我就让你去庆生那儿玩，要是不能，那你什么念头都别想打。”我向她说，只要让我和庆生耍，什么事都肯答应。

她停下来，板起脸对我说：“回到家里以后，无论对谁你都不准提起庆生来，做得到不？”她的样子好认真，我连忙竖起拇指赌咒——哪个讲了嘴巴生疔！不过我告诉她胖子大娘这回可猜错了，我说：

“她讲你是出来找野男人呢！你说好不好笑？要是你准我讲的话，我恨不得一回去就告诉她，你原来有一个极体面的干弟弟——什么野男人！”

6

第二天，我连上着课都想到庆生，我们算术老师在黑板上画着好多根树干在讲什么鬼植树问题：十棵树，九个空，二十棵树，十九个空——讲得我的头直发昏，我懒得听，我一直想着昨天我和庆生下棋——实在有趣！他要吃我的车时，有意跟我说：“留神啊，少爷，我要吃车啦！”我连忙把棋子抢在手中，笑着和他打赖，他也红着脸笑了起来，露出一嘴齐垛垛的牙齿，我真奇怪他嘴上那须毛为什么那么细那么软呢？连竖不起来的，我忽然起了一个怪念头：要是我能摸一摸庆生的软胡须，一定很舒服的——想着想着我忍不住发笑了，坐在我旁边的唐道懿掐了我大腿一把问道：“疯啦？好好的怎么笑起来了？”我用肘子拐了他一下瞪着他道：“嘘！莫吵，人家在想黑板上的题目呢！”

下午三点多钟就放了学，回到家门口，我连大门都不进就把书包撂给老曾催他回：“去，去，去告诉太太听，我去姑婆那里去了，吃夜饭才回来。”只有去姑婆家，我妈才顶通融，反正姑婆记性又不好，我哪天去，她也记不得那么多，所以说去她那里，最妥当。我心里头老早打好主意了：先请庆生到高升去看日戏，然后再带他去哈盛强吃马肉米粉。我身上带了一块光洋，八个东毫，早上刚从扑满里拿出来的。光洋是去年的压岁钱，东毫是年三十夜和老袁他们掷骰子赢来的。

我走到庆生房子门口，大门是虚掩着的，我推了进去，看见他脸朝着外面，蜷在床上睡午觉，我轻脚轻手走到他头边，他睡得好甜，连不晓得我来了。我蹲了下来，仔细瞧了他一阵子，他睡着的样子好像比昨天还要好看似的。好光润的额头，一大绺头发弯弯地滑在上面，薄薄的嘴唇闭得紧紧的，我看到他鼻孔微微地翕动着，睡得好斯文，一点也不像我们家那批男佣人，个个睡起来“呼啦呼啦”的，嘴巴歪得难看死了。真是不知怎么回事，我一看见他嘴唇上那转柔得发软的青胡须就喜得难耐，我忍不住伸出手去摸了一下他嘴上的软毛毛，一阵痒痒麻麻的感觉刺得我笑了起来，他一个翻身爬了起来，抓住了我的手，两只眼睛一直怔怔发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哈哈，我在耍你的软胡须呢！”我笑着告诉他，突的他的脸又开始红了起来——红、红、红从颈脖一直到耳根子去了。

“哪，哪，哪，莫怕羞了，”我把他拉下床来一面催他道，“快点换衣服，我请你去看戏，然后我们去上小馆。”他迟疑了半天，吞吞吐吐，还说什么又不说了似的，后来终于说道：“我想我们还是不要出去的好，少爷！——”

“不行！”我急得顿脚嚷道，“人家特地把压岁钱带来请你的，喏，你看！”我把一块光洋掏出来亮给他看，一面拉着他就跑出门口了。

进了戏院我找到了刘老板告诉他说我请一个朋友来看戏，要他给两个好位子给我们，我有意掏出四个东毫来给他，他连忙塞进我袋子里一叠声嚷着：“这个使不得，容少爷，你来看戏哪还用买票，请还请不来呢！”说着他就带我们到第三排去了。

庆生坐了下来，一直睁着眼睛东张西望，好像乡巴佬进城看见了什么新鲜事儿一样。

“难道你以前从来没来过这里看戏？”我问他道。他咬着下唇笑着摇头，很不好意思的样子，我诧异得不得了，我到过高升好多次，连我自己都数不清了呢！我连忙逞能地教起他戏经来——我告诉他哪句戏好，哪句戏坏，这戏院子有些什么角色，各人的形容又是怎么样的，讲得我津津有味。

这天的戏是《樊江关》，演樊梨花的是一个叫金燕飞的二流旦角，这个女孩儿我在后台看过几次，年纪不过十七八岁，画眉眼，瓜子脸，刁精刁怪的，是一个很叫人怜的女娃子。我听露凝香说因为她嗓子不太好，所以只能唱些刀马旦的戏。这天她穿了一身的武打装束，头上两管野鸡毛颤抖抖的，一双上挑的画眉眼左顾右盼，好俊俏的模样。

庆生看得入了神，一对眼睛盯着台上连没有转过。

“喂，你喜不喜欢台上这个姑娘？”我凑到他耳边向他打趣道。他倏地转过头来愕然望着我，像个受了惊的小兔儿似的，一双眸子溜溜转，过了一会儿，他干咳了几声，没有答话，突然转过头去，一脸憋得紫胀，我看见他脖子上的青筋都暴起来了。我吓了一大跳，连忙不敢出声了。

看完戏，我就请庆生到过哈盛强去吃马肉米粉，我们各人吃了五碟，我要请客，他一定不肯，争了半天，到底还是他付了钱。我们走出来时看着天时还早，我就让他牵着手慢慢荡街荡回去。我和他一路上聊了好多话，原来他早没了爹娘，靠一个远房舅舅过活，后来他得了痨病，人家把他逼了出来，幸亏遇着他玉姊才接济了他。

“你怎么自己不打工呢？”我问他道。

他有点不好意思答道：

“玉姊说我体子虚，不让我做工。”

我问了他好多事情，他总说玉姊讲要他这样，玉姊讲要他那样，我觉得真奇怪，这大个人了，怎么玉卿嫂一径要管着他像小孩儿似的呢！

走到我们后园门口我和他分手时，我又问他道：

“你喜不喜欢看戏？”他笑着点了点头。

“那以后你常常到学校门口来接我，我带你一同去。”

他嗫嗫嚅嚅地说：

“恐怕——恐怕玉姊不喜欢呢！”

唉！又是玉姊。

我一进到房中就跑到玉卿嫂面前嚷着说道：

“喂，你猜今天我跟庆生玩些什么？”

她放下毛线答说不知道。

“告诉你吧！我们今天去高升看戏来，金燕飞的——”我兴高采烈地正想说给她听，哪晓得她连没搭腔，竟低下头织她的毛线去了。我心里好不自在，用力踢了她的绒线球——嘟囔道：

“这算什么？人家兴兴头头的，你又来泼冷水了。”

她仍旧低着头淡淡地答道：

“戏院子那种地方不好，你以后不要和庆生去。”她的声音冷冰冰的——她从来没对我这样说过话呢！以前我去看戏，她知道了没说什么，为什么和她干弟弟去她就偏不高兴了呢？我不懂。

7

其实这两姊弟的事情我不懂的还多得很呢！不知怎的，我老觉得他们两人有点奇怪，跟别人很不一样，比如说吧，胖子大娘也还不是有一个干弟弟叫狗娃的，可是她对他一点也不热络，一径骂他做臭小子，狗娃向她讨些我们厨房的剩锅巴，费上好一番口舌，还要吃一顿臭骂，才捞到几包。可是玉卿嫂对她干弟弟却是相差得天远地远。

平日玉卿嫂是连一个毫子都舍不得用的。我妈的赏钱，她自己替人家织毛线、绣鞋面赚来的工钱，一个子一个子全放进柜子里一个小漆皮匣子中，每次到了月尾，我就看见她把匣子打开，将钱抖出来，数了又数，然后仔仔细细地用条小手巾包好揣到怀里，拿到庆生那儿去。

每次玉卿嫂带我到庆生那里，一进门她就拖着庆生到窗口端详半天，一径问着他这几天觉得怎么了？睡得好不好？晚上醒几次？还出虚汗没有？天亮咳得厉害不厉害？为什么还不拿棉袄出来，早晚着了凉可怎么是好？天凉了，吃些什么东西？怎么不买斤猪肝来炖炖？菠菜能补血，花生牛肺熬汤最润肺——这些话连我都听熟了。

玉卿嫂真是什么事都替庆生想得周周全全的，垫褥薄了，她就拿她自己的毡子来替他铺上；帐子破了洞，她就仔仔细细地替他补好；她帮他钉纽子、做鞋底、缝枕头囊——一切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情，她总要亲自动手。要是庆生有点不舒服，她煎药熬汤的那份耐性才好呢！搅了又搅，试了又试。有一次庆生感了风寒，玉卿嫂盘坐在他床上，拿着酱油碟替庆生在背上刮痧时，我直听到她刮了多久就问了多久：“痛不痛？我的手太重了吧？你难过就叫，噢。”忽儿她拿着汗巾子替他揩汗，忽儿她在他背上轻轻地帮他揉搓，体贴得不得了。

玉卿嫂对庆生这份好是再也没说了，庆生呢，要是依顺起来，也算是百般地迁就了，玉卿嫂说一句他就应一句，像我们在学校里玩鸡毛乖乖一样，要他东歪就东歪，要他西歪就西歪。然而我老觉得他们两个人还是有点不对劲，不知怎么的，玉卿嫂一径想狠狠地管住庆生，好像恨不得拿条绳子把他拴在她裤腰带上，一举一动，她总要牢牢地盯着，要是庆生从房间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她的眼睛就随着他的脚慢慢地跟着过去，庆生的手动一下，她的眼珠子就转一下，我本来一向觉得玉卿嫂的眼睛很俏的，但是当她盯着庆生看时，闪光闪得好厉害，嘴巴闭得紧紧的，却有点怕人了。庆生常常给她看得发了慌，活像只吃了惊的小兔儿，一双眸子东窜西窜，似乎是在躲什么似的。我一个人来和庆生玩还好些，我们下着棋有谈有笑，他一径露着一嘴齐垛垛的牙齿，好好看。要是玉卿嫂端坐在旁边，他不知怎么搞的，马上就紧张起来了，心老是安不下来，久不久就拿眼角去瞟玉卿嫂一下，要是发现她在盯着他，他就忙忙垂下眼皮，有时突地两只手握起拳头，我看到他手背的青筋都暴起来了。说起来也怪得很，庆生虽然万分依从玉卿嫂，可是偶尔他却会无缘无故为些小事跟玉卿嫂拗得不得了，两人僵着，默默地谁也不出声，我那时夹在中间最难过了，棋又下不成，闷得好像透不过气来似的，只听得他们呼吸得好重。

有一件事情玉卿嫂管庆生管得最紧了，除了买东西外，玉卿嫂顶不喜欢庆生到外面去。为了这件事，庆生也和玉卿嫂闹过好几次别扭。我最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妈到姑婆那儿去了。玉卿嫂带了我往庆生那儿，庆生不在屋里，我们在他房里等了好一会儿他才回来，玉卿嫂一看见他马上站起来劈头盖脸冷冷地问道：

“到哪里去来？”

“往水东门外河边上荡了一下子。”庆生一面脱去外衣，低着头答道。

“去那里做什么？”玉卿嫂的眼睛盯得庆生好紧，庆生一直没有抬起头来。

“我说过去荡了一下子。”

“去那么久？”玉卿嫂走到庆生身边问着他，庆生没有出声。玉卿嫂接着又问：

“一个人——？”她的声音有点发抖了。

“这是什么意思？当然一个人！”庆生侧过脸去咳了几声躲开她的目光。

“我是说——呃——没有遇见什么人吧？”

“跟什么人讲过话没有？”

“真的没有？”

庆生突然转过脸来喊道：

“没有！没有！没有！——”

庆生的脸涨得好红，玉卿嫂的脸却变得惨白惨白的，两个人嘴唇都抖——抖得好厉害，把我吓得连不敢出声，心里直纳闷。他们两人怎么一下子变得一点也不斯文了呢？

8

桂林的冷天讲起来也怪得很，说它冷，从来也没见下过雪，可是那一股风吹到脸上活像剃刀刮着似的，寒进骨子里去，是干冷呢！我年年都要生冻疮，脚跟肿得像红萝卜头，痛死啦！好在天一转冷学校就放寒假了，一直放过元宵去。这下我可乐了，天天早上蜷在被窝里赖床，不肯起来，连洗脸水都要玉卿嫂端上床来。我妈总爱把我揪起来，她讲小娃子家不作兴睡懒觉，没的睡出毛病来。她叫玉卿嫂替我研好墨，催我到书房去写大字。讲老实话吧，我就是讨厌写字，我写起来好像鬼画符，一根根蚯蚓似的，在学校里总是吃大丙。我妈讲，看人看字，字不正就是心不正，所以要我多练。天又冷，抓起笔杆，手是僵的，真不是味道。我哪有这么大的耐烦心？鬼混一阵，瞅着我妈不防着早一溜烟跑出去找唐道懿逍遥去了。我和他常到庆生那儿，带了一副过年耍的升官图，三个人赶着玩。

过阴历年在我们家里是件大事。就说蒸糕，就要蒸十几天才蒸得完，一直要闹到年三十夜。这几天，我们家里的人个个都忙昏了头，芋头糕、萝卜糕、千层糕、松糕，甜的咸的，要蒸几十笼来送人，厨房里堆成了山似的。我妈从湖南买了几十笼鸡鸭，全宰了，屋廊下的板鸭、风鸡竟挂了五、六竹篙。我反正是没事做，夹在他们里面搓糯米团子玩，捏一个鸡，搓一个狗，厌了，一股脑全抛到阳沟里去，惹得胖子大娘鸡猫鬼叫跑来数说我一番。我向她咧咧嘴，屁都不理她。

我妈叫玉卿嫂帮忙箝鸭毛，老曾、小王那一干人连忙七手八脚抢着过去献殷勤儿，一忽儿提开水，一忽儿冲鸭血，忙得狗颠屁股似的。胖子大娘看着不大受用，平常没事她都要寻人晦气排揎一顿的，这时她看见这边蒸糕的人都拥了过去，连忙跑到玉卿嫂面前似笑非笑地说道：

“我的妹子，你就是块吸铁，怎么全把我那边的人勾过来了。好歹你放几个回去帮我扇扇火，回头太太问起来怎么糕还没有蒸好，我可就要怨你了！”

玉卿嫂听得红了脸，可是她咬着嘴唇一句也没有回。我听见老袁在我旁边点头赞道：“真亏她有涵养！”

我们家只有初一到初三不禁赌，这几天个个赌得欢天喜地。三十晚那天年糕就蒸好了。老袁他们老早把地扫好，该做的统统做了。大年初一不做事，讨吉利。年三十那天下午，玉卿嫂赶忙替我洗好了脚；我们桂林人的规矩到了年三十夜要早点洗脚，好把霉气洗去。

我妈接了姑婆和淑英姨娘来吃团圆饭，好一同陪着守岁。那晚我们吃火锅，十几样菜胀得我直打嗝，吃完已经是八九点钟了。先由我起，跟我妈辞年，然后胖子大娘领着佣人们，陆陆续续一批批上来作揖领赏。我的压岁钱总是五块光洋，收在口袋里，沉甸甸的，跑起来叮当响。老袁他们辞过年马上一窝蜂拥了出去，商量着要在老袁房里开起摊子掷骰子了。我连忙跑上楼去，想将压岁钱拿一大半给玉卿嫂替我收起来，然后剩下两块钱去跟老袁他们掷骰子去。

我一进房的时候，发觉玉卿嫂一个人坐在灯底下，从头到脚全换上新的了。我呆了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少爷，你发什么傻啊！”玉卿嫂站起来笑着问我道。

“喔！”我掩着嘴嚷道，走过去摸了一摸她的衣服，“你怎么穿得像个新媳妇娘了？好漂亮！”

玉卿嫂是寡婆子，平常只好穿些素净的，不是白就是黑，可是这晚她却换了一件枣红束腰的棉滚身，藏青裤子，一双松花绿的绣花鞋儿，显得她的脸儿愈更净扮，大概还搽了些香粉，额上的皱纹在灯底下都看不出来了。只见脑后乌油油地挽着一个髻儿，抿得光光的，发亮了呢！我忙问她想到哪儿去，穿得这一身，她说哪儿也不去，自己穿给自己看罢咧！我走近了，竟发觉她的腮上有点红晕，眼角也是润红的，我凑上去尖起鼻子闻了一闻，她连忙歪过头去笑着说道：

“刚才喝了盅酒，大概还没退去。”我记得她从来不喝酒的，我问她是不是让人灌了。她说不是，是她刚才一个人坐着闷了，才喝的，我嚷道：

“可了不得！胖子大娘讲吃闷酒要伤肝伤肺的，来来来，快陪我去掷骰子，别郁在这里。”我拉了她要走，她连忙哄着我叫我先去，回头她就来，我将三块大洋揣到她怀里就一个人找老袁他们去了。

到了老袁房里时，里面已经挤满了，我把他们推开爬到桌子上盘坐着，小王一看见我来就咧开嘴巴说道：

“小少爷，快点把你的压岁钱抓紧些，回头仔细全滚进我荷包里来。”

“放屁！”我骂他道，“看我来剿干你的！”

哪晓得我第一把掷下去就是幺二三“甩辫子”，我气得一声不响，小王笑弯了腰，一把将我面前两个东毫扫了过去说道：“怎么样，少爷，我说你这次保不住了。”

果然几轮下去，我已经输掉一块光洋了，第二次又轮到小王坐庄时，我狠狠地将另外一块一齐下了注，小王掷了个两点。

“哈哈，这下子你可死得成了吧？”我拍着手笑道，劈手将他的骰子夺过来，捞起袖子往碗里一掷，一转就是一对六，还有一只骰子骨碌直在碗里转，我喊破了喉咙大叫：“三四五六、三四五六。”小王翘着小指头，直指着那骰子嘘道：“嘘、嘘、嘘、幺点！”珖琅一声，偏偏只现出一个红圈圈来。我气得差不多想哭了，眼睁睁瞧着小王把我那块又白又亮的光洋塞进他荷包里去。我赶忙跳下来揪住小王道：“你等着，可别溜了，我去跟玉卿嫂拿了钱，再来捞本！”他们都说晚了，劝我明天再来，我哪里肯依，急得直跺脚嚷道：“晚什么？才十一点多钟，我要是捞不回本，还要你们掷通宵呢！”

9

我三脚两跳爬上楼，可是我捞开门帘时，里面却是阒黑的，玉卿嫂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我走下楼找了一轮也没见她，我妈她们在客厅里聊天，客厅门口坐着个倒茶水的小丫头春喜，晃着头在打瞌睡。我把她摇醒了，悄悄地问她看见玉卿嫂没有，她讲好一会儿以前恍惚瞧见玉卿嫂往后园子去，大概解溲去了。

外面好黑，风又大，晚上我一个人是不敢到后园子去的。有一次浇粪的秦麻子半夜里掉进了粪坑，胖子大娘说是挨鬼推的呢，吓得秦麻子烧了好多纸钱，可是我要急着找玉卿嫂拿钱来翻本呀！我得抓了那个小丫头陪着我一起到后园子去，壮壮胆。冬天我们园里的包谷全剩了枯秆儿，给风吹得悉悉沙沙的，打到我脸上好痛，我们在园子里兜了一圈，我喉咙都喊哑了，连鬼都不见一个。急得我直跺脚嘟囔道：“玉卿嫂这个人真是，拿了人家的钱不晓得跑到哪儿去了！”当我们绕到园门那儿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木门的闩子是开了的，那扇门给风吹得吱呀吱呀地发响，我心里猛然一动，马上回头对春喜说道：“你回去吧，我心里有数了。”春喜一转背，我就开了园门溜出去了。

外面巷子里冷冷清清的，大家都躲在屋子里守岁去了。我在老袁房里还热得额头直冒汗，这时吃这迎面吹来的风一逼，冷得牙齿打战了。巷子里总是滑叽叽的，一年四季都没干的，跑起来踩得叽喳叽喳，我怕得心都有点发寒，生怕背后有个什么东西跟着一样，吓得连不敢回头。我转过一条巷子口的时候，“呜——哇——”一声，大概墙头有一对猫子在打架，我汗毛都竖了起来，连忙拔腿飞跑，好不容易才跑进那条死弄堂里，我站在庆生的窗户外面，连气都喘不过来了。里面隐隐约约透出蜡烛光来，我踮起脚把窗上的棉纸舐湿了一块，戳一个小洞，想瞅瞅玉卿嫂到底背着我出来这里闹什么鬼，然后好闯进去吓吓他们。可是当我眯着一只眼睛往小孔里一瞧时，一阵心跳比我刚才跑路还要急，捶得我的胸口都有些发疼了。我的脚像生了根似的，动也不会动了。

里面桌子上的蜡烛跳起一朵高高的火焰，一闪一闪的，桌子上横放着一个酒瓶和几碟剩菜，椅背上挂着玉卿嫂那件枣红滚身，她那双松花绿的绣花鞋儿却和庆生的黑布鞋齐垛垛地放在床前。玉卿嫂和庆生都卧在床头上，玉卿嫂只穿了一件小襟，她的发髻散开了，一大绺乌黑的头发跌到胸口上，她仰靠在床头，紧箍着庆生的颈子，庆生赤了上身，露出青白瘦瘠的背来，他两只手臂好长好细，搭在玉卿嫂的肩上，头伏在玉卿嫂胸前，整个脸都埋进了她的浓发里。他们床头烧了一个熊熊的火盆，火光很暗，可是映得这个小房间的四壁昏红的，连帐子上都反出红光来。

玉卿嫂的样子好怕人，一脸醉红，两个颧骨上，油亮得快发火了，额头上尽是汗水，把头发浸湿了，一缕缕地贴在上面，她的眼睛半睁着，炯炯发光，嘴巴微微张开，喃喃讷讷说些模糊不清的话。忽然间，玉卿嫂好像发了疯一样，一口咬在庆生的肩膀上来回地撕扯着，一头的长发都跳动起来了。她的手活像两只鹰爪抠在庆生青白的背上，深深地掐了进去一样。过了一会儿，她忽然又仰起头，两只手住了庆生的头发，把庆生的头用力揿到她胸上，好像恨不得要将庆生的头塞进她心口里去似的，庆生两只细长的手臂不停地颤抖着，如同一只受了重伤的兔子，瘫痪在地上，四条细腿直打战，显得十分柔弱无力。当玉卿嫂再次一口咬在他肩上的时候，他忽然拼命地挣扎了一下，用力一滚，趴到床中央，闷声着呻吟起来，玉卿嫂的嘴角上染上了一抹血痕，庆生的左肩上也流着一道殷血，一滴一滴淌在他青白的胁上。

突然间，玉卿嫂哭了出来，立刻变得无限温柔起来，她小心翼翼地爬到庆生身边，颤抖抖地一直问道：“怎么了——？”“怎么了——？”她将面腮偎在他的背上，慢慢地来回熨帖着，柔得了不得。久不久地就在他受了伤的肩膀上，很轻地亲一会儿，然后用一个指头在那伤口上微微地揉几下——好体贴的样子，生怕弄痛了他似的，她不停地呜咽着，泪珠子闪着烛光一串一串滚到他的背上。

也不晓得过了好久，我的脚都站麻了，头好昏，待了一会儿，我回头跑了回去，上楼蒙起被窝就睡觉，那晚老做怪梦——总梦到庆生的肩膀在淌血。

“到底干姊弟可不可以睡觉啦？”第二天我在厨房里吃煎年糕时，把胖子大娘拉到一边悄悄地问她。她指着我笑道：

“真正在讲傻话！那可不成了野鸳鸯了？”她看我怔着眼睛解不过来，又弯了腰在我耳边鬼鬼祟祟地说道：

“哪，比如说你们玉卿嫂出去和人家睡觉，那么她和她的野男人就是一对野鸳鸯，懂不懂？”说完她就呱呱呱呱笑了起来——笑得好难看的样子，讨厌！我就是不喜欢把玉卿嫂和庆生叫做“野鸳鸯”。可是——唉！为什么玉卿嫂要咬庆生的膀子，还咬得那么凶呢？我老想到庆生的手臂发抖的样子，抖得好可怜。这两姊弟真是怪极了，把我弄得好糊涂。

第二天玉卿嫂仍旧换上了黑夹衣，变得文文静静的，在客厅里帮忙照顾烟茶，讲起话来还是老样子——细声细气的，再也料不着她会咬人呢！可是自从那一晚以后，我就愈来愈觉得这两姊弟实在有点不妥了。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竟觉得像我们桂林七八月的南润天，燠得人的额头直想沁汗。空气重得很，压得人要喘气了，有时我看见他们两人相对坐着，默默的一句话也没有，玉卿嫂的眼光一直落在庆生的脸上，胸脯一起一伏的，里面好像胀了好多气呼不出来，庆生低着头，嘴巴闭得紧紧的，手不停地在抠桌子——咯吱咯吱地发着响声，好像随时随地两个人都会爆发起来似的。

直到元宵那一晚，我才看到他们两人真的冲突起来了。吓得我好久都不敢跟玉卿嫂到庆生那儿去。

那一晚玉卿嫂在庆生那里包汤圆给我吃消夜，我们吃完晚饭没有多久就去了。不知道怎么搞的，那晚他们两人的话特别少，玉卿嫂在搓米粉，庆生调馅子，我在捏小人儿玩。玉卿嫂的脸是苍白的，头发也没有拢好，有点凌乱，耳边那几缕松松地垂了下来。在烛光下，我看见玉卿嫂额头上的皱纹竟成了一条条的黑影，深深地嵌在上面。她的十个手指动得飞快，糯米团子搓在她手心中，滚得像个小圆球，庆生坐在她对面拿着一双竹筷用力在盆子里搅拌着一堆糖泥。他的眼睑垂得低低的，青白的颧骨上映着两抹淡黑的睫毛影子，他紧紧地咬着下唇，露出一排白牙来，衬得他嘴唇上那转青嫩的髭毛愈更明显了。

两个人这样坐着半天都不讲一句话，有时外面噼哩啪啦响起一阵爆仗声，两人才不约而同一齐抬起头往窗外看去。当他们收回眼光的时候，玉卿嫂的眼睛马上像老鹰一样罩了下来，庆生想避都避不及了，慌得左右乱窜，赶忙将脸扭过去，脖子上暴起青筋来。有一次当她的目光又扫过来的时候，庆生的手忽然抖了起来，手中的一只筷子“叭！”的一声竟折断了。他陡然站起将手里那半截往桌上用力一砸，匆匆地转身到厨房去，断筷子一下子跳了起来，落到玉卿嫂胸上，玉卿嫂的脸立刻转得铁青，手里的糯米团子一松，迸成了两半滚到地上去。她的目光马上也跟着庆生的背影追了过去，她没有讲话，可是嘴角一直牵动着。

庆生没有吃汤圆，他讲他吃不下去，玉卿嫂只叫了他一声，看他不吃，就和我吃起来了。庆生在房里踱来踱去，两手一直插在裤子口袋里。我们吃完汤圆时，外面爆仗声愈来愈密，大概十字街那边的提灯会已经开始了。我听老曾讲，高升戏院那些戏子佬全体出动，扎了好些台阁，扮着一出一出的戏参加游行呢！如意珠扮蜘蛛精，金燕飞扮蚌壳精，热闹得了不得。

庆生踱到窗口，立在那儿，呆呆地看一会儿外面天上映着的红火。玉卿嫂一直凝视着他的背影，眨都不眨一下，也在出神。庆生突然转过身来，当他一接触到玉卿嫂的眼光，青白的脸上立刻慢慢地涌上血色来了，他的额头发出了汗光，嘴唇抖动了半天，最后用力迸出声音沙哑地说道：

“我要出去一下子！”

玉卿嫂怔着眼睛望着他，好像没有听懂他的话似的，半晌才徐徐站起身来，低低地说道：

“不要出去。”她的声音又冷又重，听起来好怕人。

“我要去！”庆生颤抖地喊道。

“不要——”玉卿嫂又缓缓地说道，声音更冷更重了。

庆生紧握着拳头，手背上的青筋都现了出来，他迟疑了好一会儿，额头上的汗珠都沁出来了。突地他走到墙壁将床壁上挂着的棉袄取下来，慌慌忙忙地穿上身去，玉卿嫂赶快走过去一把揪住庆生的袖子问道：

“你要到哪儿去？”她的声音也开始抖起来了。

庆生扭过头去，嘴巴闭得紧紧的没有出声，他的耳根子胀得绯红。

“不、不——你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不要出去，听我的话，不要离开我，不要——”

玉卿嫂喘吁吁地还没有说完，庆生用力一挣，玉卿嫂打了一个踉跄，退后两步，松了手。庆生赶忙头也不回就跑了出去，玉卿嫂站在门边伸着手，嘴巴张开好大，一直喘着气，一张脸比纸还要惨白。隔了好一会儿，她才转过身来，走到桌子旁边呆呆地坐了下来。我站在旁边也让他们吓傻了，这时我才走过去推推玉卿嫂的肩膀问她道：

“你怎么啦？”

玉卿嫂抬起头望着我勉强笑道：

“我没有怎样，少爷，你乖，让我歇一歇，我就同你回家去。”

她的眼睛里滚着闪亮的泪珠子，我看见她托着头倚在桌子上的样子，憔悴得了不得，一下子好像老了许多似的。

10

一过了元宵，学堂就快上课了，我妈帮我一查，作业还少了好些，她骂了我一顿道：

“再出去野吧！开学的时候，吃了老师的板子，可别来哭给我听！”

我吐了一吐舌头，不敢张声，只得乖乖地天天一早爬起来就赶大小字，赶得手指头都磨起了老茧，到了开学那天，好不容易才算凑够了数。

这几天，我都被拘在家里，没敢出去耍。玉卿嫂又去过庆生那儿一次，我也没敢跟去，她回来时，脸色和那天夜晚一样又是那么惨白惨白的。

开了学，可就比不得平常了，不能任着性子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偏偏这几天高升戏院庆祝开张两周年，从元宵以后开始，演晚大戏。老曾去看了两夜，头一夜是《五鼠闹东京》，第二夜是《八大锤》，他看了回来在老袁房里连滚带跳，讲得天花乱坠：

“老天，老天，我坐在前排真的吓得屁都不敢放，生怕台上的刀子飞到我颈脖子呢！”

他装得活灵活现的，说得我好心痒，学校上了课我妈绝对不准我去看夜戏的，她讲小娃子家不作兴半夜三更泡在戏院子里，第二天爬不起来上课还了得。唉！《五鼠闹东京》，云中翼耍起双刀不晓得多好看呢！我真恨不得我妈发点慈悲心让我去戏院瞅一瞅就好了。

可巧十七那天，住在南门外的淑英姨娘动了胎气，进医院去了，这是她头一胎，怕得要命。姨丈跑来我们家，死求活求，好歹要我妈去陪淑英姨娘几天，坐坐镇，压压她的胆儿。我妈辞不掉，只得带了丫头，拿了几件随身衣服跟姨丈去了。她临走时嘱咐又嘱咐，叫我老实点，乖乖听玉卿嫂的话。她又跟胖子大娘说，要是我作了怪，回来马上告诉她，一定不饶我。我抿着嘴巴笑，直点头儿应着。等我妈一跨出大门，我马上就在客厅蹦跳起来，大呼小叫，要称王了。胖子大娘很不受用，吆喝着我道：

“你妈才出门，你就狂得这般模样，回头闯了祸，看我不抖出来才怪！”

我妈不在家，我还怕谁来？我朝胖子大娘吐了一泡口水回她道：

“呸，关你屁事，这番话留着讲给你儿子孙子听，莫来训我，我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与你屁相干！”说完我又翘起屁股朝她拍了两下，气得她两团胖腮帮子直打战儿，一叠声乱嚷起来。要不是玉卿嫂跑来把我拉开，我还要和她斗嘴斗下去呢，这个人，忒可恶！

当然，那晚第一件事就是上戏院了。我已经和唐道懿约好了，一吃完晚饭要他在他家门口等着，我坐老曾的黄包车去接他。玉卿嫂劝我不要去戏院子，她讲那种地方杂七杂八的。我不依，好不容易才候着我妈出门，这种机会去哪里去找？

高升门口真是张灯结彩，红红绿绿，比平常越发体面了。这晚的戏码是《拾玉镯》和《黄天霸》，戏票老早都卖完了，看戏的人挤出门口来。急得我直顿脚抱怨老曾车子不拉快些，后来幸亏找着了刘老板，才加了一张长板凳给我们三个人坐。黄天霸已经出了场，锣鼓声响得叫人的耳朵都快震聋了。台上打得是紧张透顶，唐道懿嘴巴张得老大，两道鼻涕跑出来连忘记缩进去，我骂他是个鼻涕虫，他推着我嚷道：“看嘛、看嘛，莫在这里混吵混闹！”打手们在台上打一个筋斗，我们就拍着手，跟着别人发了疯一样喊好。可是武打戏实在不经看，也没多时，就打完了，接下去就是《拾玉镯》。

扮孙玉姣的是金燕飞，这晚换了一身崭新的花旦行头，越发像朵我们园子里刚开的芍药了。好新鲜好嫩的模样儿，细细的腰肢，头上簪一大串闪亮的珠花，手掌心的胭脂涂得鲜红，老曾一看见她出场，就笑得怪难看地哼道：“嘿！这个小狐狸精我敢打赌，不晓得迷死了好多男人呢。”

我和唐道懿都骂他下作鬼。我们不爱看花旦戏，拿着一钏镯子在台上扭来扭去，不晓得搞些什么名堂。戏院子里好闷，我们都闹着要回去了，老曾连忙涎嘴涎脸央求我们耐点烦让他看完这出戏再走。我跟他说，他要看就一个人看，我们可要到后台去看戏子佬去了。老曾巴不得一声向我们作了好几个揖，撺掇着我们快点走。

我们爬到后台时，里面人来人往忙得不得了。如意珠看见我们连忙把我们带到她的妆台那儿抓一大把桂花软糖给我们吃。过了一会儿，做扇子生的露凝香也从前台退了进来，她摘下头巾，一面挥汗一面嘘气向如意珠嘟囔道：

“妈那巴子的！那个小婊子婆今夜晚演得也算骚了，我和她打情骂俏连没捞上半点便宜，老娘要真是个男人，多那一点的话，可就要治得她服服帖帖了。”

“你莫不要脸了，”如意珠笑道，“人家已经有了相好啦，哪里用着你去治！”

“你说的是谁！”露凝香鼓着大眼睛问道，“我怎么不知道？是不是前几天我们在哈盛强碰见和她坐在一起那个后生仔？”

“可不是他还是谁，”如意珠剔着牙齿说道，“提起这件事来，才怪呢！那个小刁货平常一提到男人她就皱眉头，不晓得有好多阔佬儿金山银山堆在她面前要讨她做小，她连眼角都不扫一下，全给打了回去。可是她对这个小伙子，一见面，就着了迷，我敢打赌，她和他总共见过不过五六次罢咧！怎样就亲热得像小两口子似的了？尤其最近这几天那个小伙子竟是夜夜来接她呢！我在后门碰见他几次，他一看有人出来，就躲躲藏藏慌得什么似的，我死命盯过他几眼，长得蛮体面呢——我猜他今晚又来看戏了——”如意珠说着就拉开一点帘子缝探头出去张了一会儿，忽然回头向露凝香招手嚷道：

“喏，我说得果然不错，真的来了，你快点来看。”

露凝香忙丢了粉扑跑过去，挤着头出去，看了半晌说道：“唔，那个小婊子婆果然有几分眼力，是个很体面的后生仔，难怪她倒贴都愿了。”

我也挤在她们中间伸头出去瞧瞧，台底下尽是人头，左歪右晃地看得眼睛都花了，我一直问着如意珠到底是哪一个。她抱起我指给我看说道：

“右边手第三排最末了那个后生男人，穿着棉袄子的。”我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的，不由得惊讶得喊了起来：

“哎呀，怎么会是庆生哪！”

露凝香和如意珠忙问我庆生是谁。

“是我们玉卿嫂的干弟弟！”我告诉她们道，她们笑了起来，又问谁是玉卿嫂呢，我告诉她们听玉卿嫂是带我的人。

“玉卿嫂是庆生的干姊姊，庆生就是她的干弟弟。”我急得指手画脚地向她们解说着，露凝香指着我呱呱呱笑了起来说道：

“这有什么大不了呀，容容少爷看你急得这个样子真好玩！”

我真的急——急得额头都想冒汗了，一直追着如意珠问她庆生和金燕飞怎样好法，是只有一点点好呢，还是好得很，如意珠笑着答道：

“这可把我们问倒了，他们怎样好法，我实在说不上来，回头他到戏院子后门来接金燕飞的时候，你在那儿等着就看到了。”

“这有什么好急呀？”露凝香插嘴说道，“你回去告诉你们玉卿嫂好了，她得了一个又标致，又精巧——”她说到这里咕噜咕噜笑了起来，“——又风骚的小弟妇！”

唔，我回家一定告诉玉卿嫂，一定要告诉她听。

11

《拾玉镯》可演得真长呢，台下喝彩喝得我心烦死了，屁股好像有针戳一般，连坐不住，唐道懿直打呵欠吵着要回去睡觉了，我喝住他道：

“等一下子！耐不住，你就一个人走，我还有事呢。”

好不容易才挨到散场，我吩咐老曾在大门口等我，然后拉着唐道懿匆匆忙忙穿过人堆子绕到高升戏院的后门去，我们躲在一根电线杆后面离着高升后门只有十几步路。

“你闹些什么鬼啊？”唐道懿耐不住了，想伸头出去。

“嘘，别出声！”我打了他头顶一下，把他揪了进来。

后门开了，戏子们接二连三地走了出来，先是如意珠和露凝香，两个人叽呱叽呱，疯疯癫癫地叫了黄包车走了。紧跟着就是云中翼和几个武生，再就是一批跑龙套的，过了好一会儿，等到人走空了，才有一个身材细小的姑娘披着坎肩子走出来，才走几步，就停了下来迟迟疑疑地向左右张了好一阵子。这时从黑暗里迎出了一个男人，一见面，两个人的影子就合拢在一起了。天上没有月亮，路灯的光又是迷迷胧胧的，可是我恍恍惚惚还是看得清楚，他们两人靠得好近好近的，直到有人走过来的时候，他们两人才倏地分开，然后肩并肩走向大街去。我连忙拉了唐道懿悄悄地跟着他们后面追过去。他们转到戏院前面，走到十字街哈盛强里面去了。哈盛强点着好多盏气灯，亮得发白，我这下才指着里面回头问唐道懿道：

“这下你该看清楚是谁了吧？”

“哦——原来是庆生。”他张着一把大嘴，鼓起眼睛说道，我觉得他的样子真傻！

12

玉卿嫂在房里低着头织毛线，连我踏进房门她都没有觉得。她近来瘦了好些，两颊窝进去了，在灯底下，竟会显出凹凹的暗影里，我是跑上楼梯来的，喘得要命，气还没有透过来我就冲向她怀里，拉着她的袖子，一头往外跑，一头上气不接下气地嚷着说道：

“快、快，今天晚上我发现了一桩顶顶新鲜的事儿，你一定要去看看。”

“什么事啊！”玉卿嫂被我拖得趄趄趔趔的，一行走一行问道，“半夜三更，怎么能出去——”

我打断她的话题摇着手说道：“不行！不行！你一定要去一趟，这是你自己的事啊！”

我们坐在人力车上，任凭玉卿嫂怎么套我的话，我总不肯露出来，我老说：

“你自己去看了就晓得。”

我们在哈盛强对面街下了车，我一把将玉卿嫂拖到电线杆后面，压低声音对她说道：“你等着瞧吧，就要有好戏看了。”

对面那排小馆子已经有好几家在收拾店面，准备打烊了。只有哈盛强和另外一家大些的仍旧点着雪亮的煤气灯，里面还有不少人在消夜，蒸笼的水汽还不时从店里飘出来。

隔了一会儿，庆生和金燕飞从哈盛强走了出来，金燕飞走在前面，庆生挨着她紧跟在后面，金燕飞老歪过头来好像跟庆生说话似的。庆生也伏向前去，两个人的脸靠得好近——快要碰在一起了似的。金燕飞穿着一件嫩红的短袄，腰杆束得好细，走起路来轻盈盈的，好看得紧呢。庆生替她提着坎肩儿，两个人好亲热的样子。

“喏，你可看到了吧？——”我一只手指着他们说道，另一只手往后去捞玉卿嫂的袖子，一抓，空的，我忙回头，吓得我蹲下去叫了起来，“喔唷！你怎么了？”

玉卿嫂不晓得什么时候已经滑倒在地上去了，她的背软瘫瘫地靠在木杆上，两只手交叉着抓紧胸脯，浑身都在发抖。我凑近时，看到她的脸变得好怕人，白得到了耳根了，眼圈和嘴角都是发灰的，一大堆白唾沫从嘴里淌了出来。她的眼睛闭得紧紧的，上排牙齿露了出来，拼命咬着下唇，咬得好用力，血都沁出来了，含着口沫从嘴角挂下来，她的胸脯一起一伏，抖得衣服都颤动起来。

我吓得想哭了，拼命摇着她肩膀喊着她，摇了半天她才张开眼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颤抖抖地用力支撑着爬了起来，我连忙搂着她的腰，仰着头问她到底怎么了，她瞪着我直摇头，眼珠子怔怔的，好像不认得我了似的，一忽儿咧咧嘴，一忽儿点点头，一脸抽动得好难看，喉咙管里老发着呼噜呼噜的怪声，又像哭又像笑，阴惨惨的好难听。

她呆立了一阵子，忽然将头发拢了一拢，喃喃地说道：

“走——走啊——去找他回来——去、去、去——”

她一行说着，一行脚不沾地似的跑了起来，摇摇晃晃，好像吃醉了酒一样，我飞跑着追在后面喊她，她没有理我，愈跑愈快，头发散在风里，飘得好高。

13

外面打过了三更，巷子里几头野狗叫得人好心慌，风紧了，好像要从棉纸窗外灌进来似的。

玉卿嫂进了庆生屋里，坐在床头她一直呆呆地一句话都没有讲过，她愣愣地瞪着桌子上爆着灯花的蜡烛，一脸雪白，绷得快要开拆了似的。一头长发被风吹乱了，绞在一起，垂到胸前来。她周身一直发着抖，我看见她苍白的手背不停地在打战，跳动得好怕人，我坐在她身边连不敢做声了，喉咙干得要命。

我们在庆生房里等了好一刻，庆生才从外面推门进来，他一看见玉卿嫂坐在里面时，顿时一呆，一阵血色涌上了脖子，站在屋中央半晌没有出声，他两手紧紧地握着拳头，扭过一边去。玉卿嫂幽幽地站了起来，慢慢一步一步颤巍巍地扶着桌子沿走过去，站在庆生面前，两道眼光正正地落在庆生脸上，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呼吸得好急促。

过了一会儿，玉卿嫂忽然跃上前，两只手一下箍住庆生的颈子，搂得紧紧的，头直往庆生怀里钻，迸出声音，沙哑地喊着：

“庆生——庆弟——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对待我啊，我只有你这么一个人了，你要是这样，我还有什么意思呢？——庆弟——弟弟——”

庆生一面挣扎，一面不停地闷着声音喊着玉姊，他挣扎得愈厉害，玉卿嫂箍得愈紧，好像全身的力气都用出来了似的，两只手臂抖得更起了。

“不、不——不要这样——庆生，不要离开我，我什么都肯答应你——我为你累一辈子都愿意，庆弟，你耐点烦再等几年，我攒了钱，我们一块儿离开这里，玉姊一生一世都守着你，照着你，服侍你，疼你，玉姊替你买一幢好房子——这间房子太坏了你不喜欢——玉姊天天陪着你，只要你肯要我，庆弟，我为你死了都肯闭眼睛的，要是你不要我，庆弟——”

庆生挣扎得一脸紫胀，额头上的青筋暴起小指头那么粗，汗珠子一颗颗冒了出来，他用力将玉卿嫂的手慢慢使劲掰开，揪住她的膀子，对她说道：

“玉姊，你听着，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你要是真的疼我的话，你就不要来管我，你要管我我就想避开你，避得远远的，我才二十来岁呢，还有好长的半辈子，你让我舒舒服服地过一过，好不好，玉姊。我求求你，不要再来抓死我了，我受不了，你放了我吧，玉姊，我实在不能给你什么了啊，我——我已经跟别人——”

庆生放了玉卿嫂，垂头闷闷地咳了一声，喉咙颤抖得哑了嗓，他抱了头用力着自己的头发，烦恼得不得了似的。玉卿嫂僵僵地站着，两只手臂直板板地垂了下来，好像骨头脱了节一样，动都不晓得动了。她的脸扭曲得好难看，腮上的肌肉一凹一凸，一根根牵动着，死灰死灰的，连嘴唇上的血色都褪了。她呆立了好一阵子，忽然间两行眼泪迸了出来，流到她嘴角上去，她低了头，走向门口，轻轻地对我说道：

“走吧，少爷，我们该回去了。”

14

淑英姨娘生了一个大胖娃仔，足足九磅重，是医生用箝子箝出来的，淑英姨娘昏了三天才醒过来，当然我妈又给拖住了。

这几天，我并不快活，我老觉得玉卿嫂自从那夜回来以后变得怪透了。她不哭，不笑，也不讲话，一脸惨白，直起两个眼睛。要不就是低着头忙忙地做事，要不就蜷在床上睡觉，我去逗她，也不理我，像是一根死木头，走了魂一样，蓬头散发，简直脱了形。

到了第四天晚上，玉卿嫂忽然在妆扮起来。她又穿上了她那素素净净白白的衣裳，一头头发抿得光光的拢到后面挽成了一个松松的髻儿，一对白玉的耳坠子闪闪发亮了。她这几天本来变得好削瘦好憔悴，可是这晚，搽了一点粉，装饰一下，又变得有点说不出的漂亮了，而且她这晚的脾气也变好了似的，跟我有说有笑起来。

“少爷！”她帮我剥着糖炒栗子，问我道，“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呢？”

“我怎能不喜欢你？”我敲了她一下手背说道，“老实跟你讲吧，这一屋除了我妈，我心里头只有你一个人呢！”

她笑了起来说道：“可是我不能老跟着你啊！”

“怎么不能？要是你愿意的话，还可以在我们家待一辈子呢！”

她剥完了一堆糖炒栗子给我吃以后，突然站了起来抓住我的手对我说道：

“少爷，要是你真的喜欢我的话，请你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

“行啊。”我嚷道。

“我今天晚上要出去到庆生那儿有点事，很晚才能回来，你不要讲给别人听，乖乖地自己睡觉。你的制服我已经熨好了，放在你床头，一摸就摸得到，记住不要讲给别人听。”

她说完忽然间紧紧地搂了我一下，搂得我发痛了，她放了手，匆匆地转身就走了。

那一晚我睡得很不舒服，夜里好像特别长似的，风声、狗叫、树叶子扫过窗户的声音——平常没在意，这时统统来了。我把被窝蒙住头，用枕头堵起耳朵来，心里头怕得直发慌，一忽儿听到天花板上的耗子在抢东西吃，一忽儿听到屋檐上的猫子在打架，吵得好心烦，连耳根子都睡发烧了。也不晓得几更鼓我才矇矇眬眬合上眼睛睡去，可是不知怎么搞的那晚偏偏接二连三做了许多怪梦——梦里间又看到了玉卿嫂在咬庆生的膀子，庆生的两只青白手臂却抖得好怕人。

15

一早我就被尿胀醒了，天还是蒙蒙亮的，窗外一片暗灰色，雾气好大，我捞开帐子，发现对面玉卿嫂的床上竟是空的。我怔怔地想了一下，心里头吃了一惊——她大概去了整夜都没有回来呢！我恍恍惚惚记起了夜里的梦来，纳闷得很。我穿了一件小袄子，滑下床来，悄悄地下楼走进了后园子，后门闩子又是开的，我开了园门就溜出去了。

雾气沾到脸上湿腻腻的；太阳刚刚才升起来，透过灰色的雾，射出几片淡白的亮光，巷子地上黏黏湿湿，微微地反着污水光，踩在上面好滑。有几家人家的公鸡，一阵急似一阵地催叫起来，拖板车的已经架着车子咯吱咯吱走出巷子口来了，我看不清楚他们的脸，可是有一两个的嘴巴上叼着的烟屁股却在雾气里一闪一闪地发着昏红的暗光。我冻得直流清鼻涕水，将颈子拼命缩到棉袄领子里去。

我走到庆生的屋子门口时，冻得两只手都快僵了，我呵了一口气，暖一暖，然后叫着拍拍他的门，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我等了一会儿，不耐烦了，转过身去用屁股将门用力一顶，门没有拴牢，一下子撞开了，一个踉跄，跌了进去，坐在地上，当我一回头时，嘴巴里只喊了一声“哎呀！”爬在地上再也叫不出第二声了。

桌子上的蜡烛只烧剩了半寸长，桌面上流满了一饼饼暗黄的蜡泪，烛光已是奄奄一息发着淡蓝的火焰了。庆生和玉卿嫂都躺在地上，庆生仰卧着，喉咙管有一个杯口那么宽的窟窿，紫红色的血凝成块子了，灰色的袄子上大大小小沁着好多血点，玉卿嫂伏在庆生的身上，胸口插着一把短刀，鲜血还不住地一滴一滴流到庆生的胸前，月白的衣裳染红了一大片。

庆生的脸是青白色的，嘴唇发乌，鬈鬈的发脚贴在额上，两道眉毛却皱在一起。他的嘴巴闭得好紧，嘴唇上那转淡青色的须毛毛还是那么齐齐地倒向两旁，显得好嫩相。玉卿嫂一只手紧紧地挽在庆生的颈子下，一边脸歪着贴在庆生的胸口上，连她那只白耳坠子也沾上了庆生喉咙管里流出来的血痕。她脸上的血色全褪尽了，嘴唇微微地带点淡紫色。她的眉毛是展平的，眼睛合得很拢，脸上非常平静，好像舒舒服服在睡觉似的。庆生的眼睛却微睁着，两只手握拳握得好紧，扭着头，一点也不像断了气的样子，他好像还是那么年轻，那么毛躁，好像一径在跟什么东西挣扎着似的。

我倒在他们旁边，摸着了他们混合着流下来的红血，我也要睡下去了，觉得手上黏湿湿的，冷得很，恍恍惚惚，太阳好像又从门外温吞吞地爬了进来似的。

16

我在床上病了足足一个月，好久好久脑子才清醒过来。不晓得有多少个夜晚我总做着那个怪梦——梦见玉卿嫂又箍着庆生的颈脖在咬他的膀子了，鲜红的血一滴一滴一滴流到庆生青白的胁上。

《现代文学》第一期

一九六〇年三月

黑　虹

1

——一定是天气的关系！

耿素棠在桥头停下来这样想：

——一定是因为这个才三月天就闷得人出汗的鬼天气！唉，怎么周身都有点不对劲了——

一阵温温湿湿的晚风，从河面吹起，直向她胸窝里扫了过来。她闭上了眼睛，微微仰起头，让这阵和风从她的颈边轻轻地拂过去，把她刚才夹在人堆子里燠出来的汗丝擦得干干凉凉的。

这时正是黄昏，六点钟。中山桥头刚刚抛起几团亮黄的灯光来，跟着动物园、美军顾问团，各处接二连三，一盏又一盏，一盏又一盏，像千千万万只眼睛，统统睁开了。桥边儿童乐园里面的玩具马儿，玩具飞机上的电灯，也“啵！”地一下，一齐亮起，转动、转动——尽是一簇簇五颜六色的大花球。

她探头出去，看见桥下污黑的淡水河面荡满了亮光，一串串、一排排，连接不断地闪着、耀着，流下去——哎，挤！

她记得刚才从中山桥走过来时，膀子上竟给人家碰了三次：一次碰在一个男人的公事袋上，一次碰在一个女工的便当盒上，还有一次碰在一个中学生的书包上。桥上一窝蜂一样，她简直看不清一堆堆是些什么人，她只觉得到处都是一条条人影，晃来，晃去，有的穿红，有的穿绿，细细尖尖的高跟鞋，蠢头蠢脑的日本木屐，的的笃笃，在水泥桥上用力敲、用力蹬。

“哈、哈、哈，抓到了吧？”两个擦鞋童在桥上捉迷藏，差点撞进了她怀里来。

“叭——叭——叭——叭——”，“嗖！”一下，“嗖！”又一下，就好像恰恰从她肘旁擦过去一样，一辆汽车跟着一辆，从桥上溜过去，喇叭声愈响、愈尖，愈逼人，她觉得头有点晕，想出汗——

河水一定动得很厉害，河面亮黄色的光辉，一直不停地在闪着、耀着。

“隆、隆、隆、隆”，耿素棠感到身后好像有几十个滚石向她压来一样，震得耳朵都有点聋了。她回头看见一大串军卡车穿过中山桥，向台北市区飞快驶去。每一辆卡车走过，总扬起一大片灰尘来，撒在渐渐暗下来的暮色里，变成一团稀薄的沙雾，被各处射来的灯光一映，又灰又黄，马路灰黄的，两边的楼房也是灰黄的，一切东西在这六点钟的暮色里，总沾上了一层半明半暗的灰黄色。

灰黄的沙雾，浮着，沉下去，散开，渐渐稀薄，渐渐消失——“这算什么？只有几块苦瓜！”她忽然想起刚才吃晚饭时，她丈夫对她这样冷冷地责问道，筷子往桌上一拍，脸绷得像块鼓皮。她看见他的眼镜子朝着她一闪一闪发着逼人的亮光。

——这张脸怎么一下子变得这样陌生，这样可恶了呢？她心里纳闷着。

好白，好肿，她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难看的脸谱，太不自然，太不自然了，两腮下垂，鼻子皱起，嘴角却撇得弯弯的。

——像头老虎狗！她想讲给他听。

“难吃死了！”大毛将嘴里一块苦瓜吐到桌上，接口嚷道。

“苦的，咽都咽不下去。”二毛也咧起一嘴七缺八歪的小蛀牙嘀咕着。

“十块钱菜钱要买山珍海味吗？不吃算了，饿死你们活该！”她推开桌子站起来用力喝道，她觉得血管要炸了似的，全身发胀。

两个孩子吓得呆头呆脑，丈夫板得铁青的脸上冷得刮得下霜来。就是那样六只眼睛睁得浑圆向她瞪着时，她摔开房门跑出来的。

——一定是天气的关系。

耿素棠想，要不然她不会突然变得这样毛躁起来。自从过了阴历年以来，就是这一晚特别暖，暖得有点闷，有点压人，暖得实在太不应该。才不过是三月天的光景，她穿了一件短袖旗袍，两条膀子露在外面一点也不觉得寒浸。风吹来，反而凉爽。

她用力透了一口气，桥底飘上来的和风拂得她舒服极了。

沙雾消失着，转暗下来——

她看见投进雾里来的灯光愈来愈密，东一团，西一团，灯光里模模糊糊尽是一堆堆晃动着的人影、车影。中山北路已经开始热闹起来了。耿素棠觉得迷惘起来，这晚好像还是她头一次进到台北市来似的，她走在这条路上，竟觉得陌生得很，一切都走了样：西餐饭馆雪亮的玻璃门，红衣黑袴小玩具人似的仆欧，橱窗里摆着假古董的工艺店，总使她觉得有点新奇，有点怪诞。路上的人喽、车喽都好像特别忙，特别乱似的；车头的灯光，闪亮闪亮地直朝着她扫过来，刺得她的眼睛都张不开了，她有点慌张，不晓得怎么搞的，身体一直发热。

——一定是因为这个闷得人出汗的鬼天气！

她站在一家工艺店门口歇脚时，又这样想道，她觉得周身实在有点不对劲。店里有两个洋兵在买假古董，她看见他们手里拿着两尊滑稽透顶的瓷像，一个是济公活佛，大嘴巴笑得好丑怪，皮球一样的肚皮鼓出裤子外面来；还有一个是寿星公公，顶头好像给谁打肿了一样，凸起碗大一个瘤子。

洋兵捧着两尊瓷像当宝似的，一个老摸济公的大肚皮，一个乱敲寿星公的脑袋，叽叽呱呱，笑得前俯后仰。

柜台后面的伙计，谄笑，摇头，乱伸手指。

洋兵做手势在还价。

伙计谄笑，摇头。

洋兵脸上的笑容渐渐凝结，手一挥。

珖琅！济公的肚皮开了花。

——唉，糟蹋了！

耿素棠不禁暗暗叹息，她记得大毛、二毛不知向她求过多少次买一尊济公活佛的瓷像来玩，统统给她打了回去。

“妈，我想要那个大肚皮济公的瓦公仔。”

“我也要！”

——他们还以为他们的爸爸在开银行呢！一个月五百块的小公务员！

“你们识相些就替我快点滚出去！”她记得当她扬起鸡毛掸帚冲过去时，两个小家伙吓得像一对老鼠一样地窜了出去。

——不是吗？不是活活像一对阴沟里爬出的小耗子？

耿素棠想起下午大毛和二毛哭巴巴扭做一团跑回来时，从头到脚尽是阴沟里漆黑烂臭的污泥。

——一对淹得半死的小耗子！

她不记得怎么下的狠手，打、打得两个面目不清的小东西跪倒求饶为止。

——天气！

她想。

——这种天气就是要叫人发脾气，叫人烦躁，厌倦，倦、倦、倦——

突然窗橱里伸出一张女人的胖脸来，朝天狮子鼻，两个大洞一掀一掀的，瞪着她，满脸凶相。耿素棠猛吃一惊吓得心里一寒，回头就走。

“钉——铃铃铃——”一架三轮车截在她前面。

“太太，要车吧？”

“啊，不要，不要。”耿素棠一面摆手，一面向路旁一条巷子里退了进去。

B——A——R——“BAR”B——A——R

红的、绿的、紫的，整条巷子全闪烁着霓虹灯光，一连串排着五六家酒吧。一明、一暗、一起、一落，东跳、西跳，忽亮、忽灭，全闪着B——A——R、B——A——R——的英文字母，歪的、斜的，惨惨的红、森森的绿、冷冷的紫，染得整条巷子更幽暗、更阴森。

耿素棠一跑进来，猛然看到头顶上悬着一对怪眼，一连朝她眨了好几下，她倒抽了一口冷气，站住了脚。

那是一对独眼大黑猫，尖眉尖眼，尖鼻子尖嘴巴，耳朵是尖的，尾巴也是尖的，尖得人好难受，耿素棠觉得眼睛都被这对黑猫尖溜溜的亮胡须刺痛了。

一个发着绿光，一个发着紫光，两只独眼睛冷冷的，你眨一下，我眨一下。

血红、紫红、绛红、粉红，四朵蔷薇闪着四种不同的花色，时而上涌，时而下落，突地冒起红焰焰几个花头，突然又统统谢落剩下几片萼子，在空中浮着、飘着。

黑猫吧、蔷薇吧、东京吧、风流寡妇吧，一个个排着下去，各个招牌上都用霓虹灯做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标志来：披头散发的野女郎，背上驮着大包袱的日本艺妓。

B——A——R、B——A——R——英文字母像扯鸡爪疯一样拼命跳着、抖着，歪过来、斜过去——

又静又乱，又亮又幽暗，巷子里一个人也看不见，酒吧的大门都闭得紧紧的，黑猫吧那扇浑圆的大黑门，严紧得像个皱缩的猫嘴巴，有一只脱了毛的癞狗从垃圾箱里跑了出来，溜出巷子口去。

“嘶——嘶”，耿素棠听见了它喘气的声音。

“叭”——的一声，一辆一九五九漆黑的雪佛兰，擦过她身边，车屁股一翘，猛停在黑猫吧门口，后座的鬼眨眼指挥灯，一闪一闪，不停地亮着。

——哦，老天，又是一对猫眼睛！

耿素棠觉得有点乱，亮红亮红的，比头顶那两个还要尖，还要长，中间还有个溜黑的眼珠子，尖得人好难受，眼角儿直往上翘。

车门一开，跳出一个黑人来，她一眼就看到了那两排龇在唇外的白牙，跟额下一双溜溜转的白眼球。

——像头黑猩猩！

她想，那么高大的身材，少说些也有六尺多，两个阔肩向前张，裤带却系在小腹上，松松懒懒的，偏偏穿件猩血的短袖衬衫，漆黑，通红，灯光照在皮肤上却是一层油亮亮的墨绿色。

——他想做什么？为什么不进酒吧间去？喔，朝这边走来了呢！东倒西歪，一定喝醉了，眼珠子转得邪得很哪，唉、唉，走过来了，真的走过来了，哎——

她的脚有点软，想叫起来了。她看见他朝她伸出一只毛茸茸的手臂来，好粗好大，一块一块发亮的，尽是鼓得紧邦邦的肌肉。

“咯、咯、咯、咯”，她忽然听到背后扬起一阵吃吃的笑声，猛回头，看见身后不远，站了一个黑衣女人，在笑，笑得全身都颤抖着，一头乌黑的长发齐中间分，堆在肩上，黑色的紧身裙，亮黑的细腰带，亮黑的高跟鞋，嘴唇被灯光映成了紫乌色。

——一身那么软，好细的腰！像水蛇，像一条抬起头来袅动着的水蛇，一掐就会断——

她看见那个黑人一把捞住那个女人的细腰，连拖带拥，走向黑猫吧去，黑衣女人吃吃地笑着，尖声怪叫：

“Oh!naughty,you,naughty!”

猫嘴巴一样的圆门张开了，现出一个大黑洞来，一黑一红两团影子直向黑洞里投了进去。一阵摇滚乐狂叫着从里面溜了出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沙哑地唬着：

“Hold me tight to-night——”

耿素棠猛然感到一阵昏眩，面颊上给红铁烙了一下似的，热得发烫。

……绿的、紫的、红的，上面也有猫眼睛，下面也有猫眼睛，一亮、一灭，东眨一下、西眨一下……

2

“太太，要喝酒还是要吃饭？”

“啊，随便，呃，喝酒罢。”

“我们有白干、青酒、红露、太白……”

“好，好，就要白干。”

第一口下去，猛一阵剧痛，像被一个什么爪子在喉咙里抓了一下似的，耿素棠赶忙低头捂住了嘴巴，她不敢透气，嘴巴稍微张开一点，这口辛辣辣的烈酒就会呛出来了。一团滚烫的热气，从胃里渐渐上升、翻腾、扩散，直往她脑门里冒上来，暖、暖，全身都开始发暖了。眼前的东西都生了雾，迷迷濛濛的，食堂门口倒挂着那两排鸡鸭，热腾腾直在冒白烟。

“喂，油麻鸡呵！”

“当归鸭哪！”

九点钟，圆环这一带正是人挤人的时候。家家摊铺门口总有一两伙计喊着叫着，在兜揽顾客。雪亮的电灯把人面上的油汗都照得发光了。鱿鱼乌贼的腥臭，油炸肚肠的腻味，熏人的鸡鸭香，随了锅里的蒸汽，飘散出来。

马路上，巷子里，嘀嘀哒哒尽是木屐的响声，收音机播着靡靡咽呜的日本歌曲，柜台上哼哼唧唧有人在唱又像哭泣，又像叹息的台湾哭调。

“咔嚓——”一声，油锅里滚下了几只青青白白没头没脚的鸡子，一阵黑黄色的油烟突地冒了起来，婉婉约约，往上袅娜伸去。

——好极了！

她咬着下嘴唇，心里对自己这样说：

——好得很哪，晚上到圆环来，还要一个人喝酒呢！

“爱一个会喝酒的女人一定不是好货！”她记得丈夫曾经对她这样说过。

——胡说！

她撇了一下嘴，猛抓起杯子又吞了一口，热辣辣的酒下得很痛，连咽口水都发痛了，痛得怪舒服的，她好像看见她丈夫那双眼镜子又在向她发着逼人的亮光了。

“咔嚓——”又是一阵油烟冒起，飘着，往外散——

“哇——”对面卖中药摊铺边小竹床上有个婴孩哭了起来，一个扎着头发的胖女人从里面摇摇摆摆跑出来，抱起婴孩，忙忙解开衣服，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奶子塞进婴孩嘴里去，婴孩马上停止了哭声，两双通红的小手拼命地揪住女人白胖的奶子，贪婪地吸吮着。

“啊、啊，乖乖要睡觉，乖乖要吃奶奶——”

耿素棠看见那个胖女人露着胸脯，全身抖动着在哄婴儿吃奶的样子，心里突然起了一阵说不出的腻烦。她记得头一次喂大毛吃奶时，打开衣服，简直不敢低头去看，她只觉得有一个暖暖的小嘴巴在啃着她的身体，拼命地吸，拼命地抽，吸得她全身都发疼。乳房上被啮得青一块，紫一块，有时奶头被咬破了，发了炎，肿得核桃那么大。一只只张牙舞爪的小手，一个个红得可怕的小嘴巴，拉、扯，把她两个乳房硬生生地拉得快垂到肚子上来——大毛啃完，轮到二毛；二毛啃完，现在又轮到小毛来了。

“啊、啊，乖乖要睡觉——”对面那个胖女人歪着头，闭着眼睛，自言自语地哼着，婴儿蜷作一块在她怀里睡得甜甜的，嘴巴里还含着奶头。

油烟在飘着，散着，从黑黄渐渐变成一片模糊的雾气，收音机里有一个男人瘟瘪瘪地在唱着日本歌。

——是天气，一定是天气的关系。

她心里想，酒液从她喉咙管热辣辣地滑到胃里去。

——要不然我不会冒火去打小毛的屁股。

“你是想要我的命还是怎么的！”下午小毛泻得一床烂屎时，她气得颤抖抖地喊了起来，跑上去倒提起那一双乱踢乱蹬的小脚，一巴掌打在屁股上，五条手指印，红里发青。小毛翻起一双眼睛，哭哑了，面色涨得紫红，缩在床角上干干瘦瘦的，像是人家厨房里扔出来噎了气的胎猫儿。她跪在床前吓呆了，赶忙抱起小毛乱揉一顿。

——要是他懂得话的话，我恨不得想哭给他听：仔仔，妈妈不是想打你，妈妈实在是洗屎片洗得心寒了！

耿素棠想一定那些尿布屎片使得她的神经太过紧张，床底下堆着一桶还不算，那间斗大的小房间里竟像扯万国旗一样，从这个角拉到那个角，从床头一直晾到床尾；天气已经闷得怪了，房里的奶馊、尿臊、屎臭，一阵又一阵地涌起上来。她在房里待不了一会儿就得跑出去用力吸一口新鲜空气。可是病在床上的小毛又不争气，隔不了一两个钟点就叭的一声，滑下一泡稀脏稀臭的烂屎来。

忽然她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嚼在嘴里的一块猪肠差点想吐了出来，她想起下午替小毛换屎片时，一手摸到了一团暖烘烘溜滑的东西，那是一堆黏在屁股上的稀粪。

“七巧！”

“八仙！”

“全来到——哈、哈、哈，干杯，快点，快快——”

七八个人头，晃动着，喊着，杯子举得老高。

“喂，伙计！”有一个人站起来叫道，“再加一盅‘龙凤会’。”

其余的人马上爆出一阵欢呼，杯子举得更高。

伙计从柜台下面捉出一条长长的东西，往柱子的铁钉上一挂。一条油亮的黑影，拼命地扭动起来，扭、扭、扭——嗳，一条蛇！

耿素棠赶快偏过头去，她看见那个伙计跑上前，一把抓住蛇腰往下一扯，“嗞！”一声，蛇皮脱了下来。她闭上了眼睛，脑子里有几只猫眼在眨。

……红的、紫的，一只毛茸茸的粗手一把抓住了那个水蛇一样的细腰，袅动，袅动……

“咯，咯，咯——”一阵笑声在食堂的角落里响了起来，耿素棠看见那边一个男人猪肝色的醉脸正在向一个女人的耳朵根下凑过去，女的躲避，笑，又是吃吃地笑，吃吃地笑——“伙计，结账。”

她蓦然站了起来，胃里那团热气突地往上一冒，额头上马上沁出了几粒汗珠，眼前的雾愈来愈浓，她想走，快点走，走到一个清静的地方歇一歇，那阵吃吃的笑声刺得她很不舒服，头发重，脚是轻的。

油烟不住地冒——

中药铺门口有个瘦小的男人，跳出跳进，红着脖子叫喊在卖虎鞭，一群小伙子围着他，个个看得死眉瞪眼。

3

夜渐渐深了，植物园里静得了不得。碎石子路上有人走过，喀轧喀轧的脚步声一直走到老远还隐隐约约地听得到。荷塘里涨了水，差点冒到路上来，塘面浮着灰白的水雾，一缕一缕绕在竖出水面的荷叶上。

天上有一弯极细极细的月亮，贴在浑黑浑厚的云层上，像是金纸绞成的一样，很黄很暗。高大的椰子树静静地直立着，满园子里尽是一根根黑色的树影子。

开始降露了，耿素棠觉得腿子碰在草地上湿湿的，她靠在一棵椰子树脚下，一动也不动地坐着。头重得抬不起来，手脚直往下缒，一点也不听调动了。她想好好地歇一歇，口干得难受，胸里窝着的那团暖气，一直在翻腾，散也散不去，全身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慵懒，最好就这样靠着，再也不要动了。

——唉，这种天气——

她心里还在抱怨着，忽然间她听到了一阵声音，大概是从那边树林里发出来的，开始很模糊，渐渐地移近了，愈来愈清楚，是一阵女孩子合唱的歌声。她看见树林的黑影子里有几点白影子在浮动着，忽隐忽现，一阵风从塘里掠过，把那阵歌声一个字一个字都吹了过来：

……

我不知为了什么，

我会这般悲伤，

有一个旧日的故事，

在心中念念不忘；

……

晚风料峭而幽回，

静静吹过莱茵，

夕阳的光辉染红——

染红了山顶——

……

歌声飘着、浮着，有些微颤抖，轻轻的，幽幽的——

——是了，是了，就是那首萝——萝累娜！唉，萝累娜！

她坐了起来，仔细地听着，有一点隐痛从她心窝里慢慢地爬了出来，渐渐扩大，变成了一阵轻微的颤抖，抖，抖得全身都开始发痒发麻。泪水突地挤进了她的眼眶里，愈涌愈多，从她眼角流了下来。

好多年好多年没有这样感觉过了，压在心底里的这份哀伤好像被日子磨得消沉了似的，让这阵微微颤抖的歌声慢慢撬，慢慢挤，又泻了出来，涌进嘴巴里，溜酸溜酸，甜沁沁的，柔得很，柔得发融，柔化了，柔得软绵绵的，软进发根子里去。泪水一直流，流得舒服极了，好畅快，一滴、一滴，热热痒痒地流到颈子里去。

白影子在黑树林里慢慢的浮动着，一隐、一现——

……

晚风料峭而幽回。

静静吹过莱茵，

……

——唉，太悲了些，萝累娜。

那么久，那么远，埋得那么深，恍恍惚惚，竟隔了几十年似的，才不过是二十七八岁，耿素棠觉得好像老得不懂得回忆了。是日子，是这些日子把人磨得麻木了。远远的那些声音，远远的那些事情，仿仿佛佛的人影子，都随着这远远的歌声在转，在动——

一现一隐，白影子、黑影子，交叉着、交叉着。

——哎，小弟。

她又看见一双忧伤的眼睛在凝视着她了，深深的，柔柔的——

她为什么叫他小弟，她有点记不得了，在班上她总觉得他比她小，她喜欢他，当他弟弟。

就是那一夜晚，在公园里，也是这么一个温温湿湿的三月天，也有这么一钩弯弯细细的小月亮。

“我以后不想见你了。”小弟忽然对她说，他们两人站在亭子里。

她望着他，她不懂。

“你不懂得我！”他抬起头来，两腮通红。

她看到一双柔得使人心都发软的眼睛。

他回头走了，她追了上去，握住了他的手，两个人相对站着，好久好久都没有话说。

那时有人在唱《萝累娜》，就是这首听得人心酸的《萝累娜》。

……

染红了山顶——

……

白影子愈走愈远了，渐渐模糊，渐渐消失在黑色的树影里。

……

——染红——

染红——

耿素棠突然挣扎着站了起来，她觉得眼前一黑，脚下几乎站不稳了，又一阵热汗冒上了她的头顶，胃里翻腾很厉害，想吐，她赶忙撑住了一根树杆子。

……灰色的房，灰色的窗，窗外下着灰濛濛的冷雨，小弟苍白的嘴角上有血丝，白色的被罩上染着红红的一大片……

……一双疲倦的眼睛半睁着，柔、柔、柔得好忧伤……

耿素棠觉得嘴巴里咸咸的，不晓得什么时候渗进了许多泪水。

——唉，那双眼睛怎么会那样忧伤呢？

她忽然想道，她自己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也死去算了？她记得她曾经有过那个想法的，可是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不仅没有去死，而且还嫁了人，生下三个跳蹦蹦哭喳喳的小东西来。她纳闷得很，心里有点歉然，有点懊恼，真是煞风景透了！自从她进了那间鸡窝一般的小房间之后，就真的变成一个赖抱母鸡了。整天带着一群小家伙穷混穷磨，好像没有别的事可做，就专会洗屎布似的。她忽然奇怪起来，这五六年来在那个小鸡窝里到底是怎么混过去的，那一房的尿臊屎臭，一年四季墙壁上发着绿阴阴的湿霉，有时半夜里，破裂的天花板忽然会滚下一个老鼠来，掉在人身上软趴趴的。

——那种地方再也住不得了！

她差不多想大声喊了起来，踉踉跄跄地跑到石子路上去。

——不，不能回去，走，随便到哪儿，愈远愈好。

喀轧、喀轧，碎石子路上一直响着急切紊乱的脚步声，由近而远，沉寂下去。

4

硬，冷，笔直，一根根铁索由吊桥的这一头一直排下去，桥头的这几根又粗又大，悬空吊着有几丈高，愈下去，变得愈细，到最后那些，只剩下一撮黑影；桥身也是这样，慢慢窄，慢慢细，延到桥尾合成了一点，有一盏吊灯挂在那里，发着豆大的黄光。

耿素棠走上碧潭这座吊桥时，桥上一个人也没有了。空空的，一眼望去，两边尽是密密麻麻的铁索网。上面是一片压得低低的天空，又黑又重，好像进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捕兽笼一般，到处都竖着一条条铁索影子。

酒性发得厉害，她走在桥上，竟觉得整条桥都在晃荡着。脑袋昏醺醺，如同坐升降机一样，心里一上一下，有时忽而内里一空，整个心都给掏走了似的。她扶着铁栏杆，走几步就得歇一歇，走到桥中央时，胃里又想翻起来了，她连忙伏在栏杆上，停了下来。桥底下是一片深黑，深得叫人难得揣度，什么东西都看不见。远远的地方有水在急流着，像在前面，又像在背后，哗啦哗啦，不晓得是从什么方向发出来的水声，山腰那边有一盏昏红的小灯，她恍惚记得那儿有个煤矿，白天有些沾得满面黑煤的矿工出入着，晚上只剩了这么一盏孤灯吊在黑暗里，晃着，闪着，在发红光。

到底夜深了，四周寂沉沉的，一阵阵山气袭过来，带着一些寒涩的木叶味，把晚上的闷热荡薄了许多。

哗啦哗啦，流水单调地响着。

远远那边还闪着台北市的灯光。

……白影子，黑影子，交叉着，一隐一现，一隐一现……

……

晚风料峭而幽回，

静静吹过莱茵，

夕阳的光辉染红，

染红了山顶——

……

远远的，轻微微的，仿仿佛佛她耳边总好像响着那首歌。

忧伤的萝累娜！忧伤的眼睛！

她觉得整个胸窝里，一丝一丝，尽挂满了一些干干的酸楚。

真是煞风景，她想，怎么搞的后来又会嫁了人了？她实在不明白，反正这些日子过得糊里糊涂的，难得记，难得想，算起来长——长得无穷无尽，天天这样，日日这样，好像一世也过不完似的，可是仔细想去，空的，白的，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是怎么一回事？

她问她自己道，真的，她跟她丈夫相处了这么多年，他对她好像还只是一团不太真实的影子一样，叫她讲讲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她都难得讲得清楚，天天在一起，太近了，生不出什么印象来。她只记得有一次他打肿过她的脸，耳朵旁留下一块青疤总也没有褪去。除此而外，她大概对他没有更深的印象了。反正他每天回来，饿了，要吃饭，热了，要洗澡，衣服破了，要她补，鞋子脏了，要她擦，用得着她时，总是平平板板用着一个腔调指使她，好像很应该，很是理所当然的样子。

——他当我是什么人了？

她猛然摇了几下桥上的铁栏杆，心里愤怒地喊着。她记起昨天晚上，睡到半夜里，他把她弄醒，一句话也没有说，爬到了她床上来。等到他离开的时候，也是这样默默地一声不出就走了。她看见他胖大的身躯蹑脚蹑手地爬上了他自己床，躺下不到几分钟，就扯起呼来。

她看得清清楚楚，他那微微隆起的肚皮，一上一下，很均匀地起伏着。她听到了自己的牙齿在发抖，脚和手都是冰凉的。

山腰里那盏小红灯一直不停地眨着，晃着，昏昏暗暗的，山气愈来愈浓，带些凉意了。

耿素棠觉得皮肤上有点凉飕飕的，心里那团热气渐渐消了下去，可是酒意却愈沁愈深，眼皮很重，眼睛里酸涩和醋一样。她紧握着桥上的铁索勉强支撑着，累得很，全身里里外外都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她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孤独，孤独得心里直发慌，除了手里抓着这几根冷硬的铁索外，别的东西都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似的。

好疲倦，不能了，再也不能回去受丈夫的冷漠，受孩子们的折磨了。她得好好地歇一歇，靠一靠，靠在一个暖烘烘的胸膛上，让一只暖烘烘的手来抚慰一下她的面颊，她需要的是真正的爱抚，那种使得她颤抖流泪的爱抚，哪怕——哪怕像那只毛茸茸的手去抓那个水蛇腰一样——

耿素棠感到脸上猛一阵辛辣，热得裂开了似的。

——唉，醉了，今天晚上一定是醉了！

她觉得她的心在胸口里开始捶，捶得隐隐作痛起来。

……钉子上扭动着的黑蛇，猪肝色的醉脸；毛茸茸的手去抓，去抓，去抓那条袅动着的水蛇……

“Hold me tight to-night——”

她忽然记起了那一阵从黑色圆洞里溜出来狂叫着的摇滚乐。

……上面下面都有猫眼睛，红的、绿的、紫的，东眨一下，西眨一下……

“喂，一个人吗？”

她一回头，看见有一个男人恰恰站在她身后，站得好近，白衬衫，黑长裤，裤腰系得好高，扎着宽皮带，带头闪着银光，紧绷的裤管，又狭又窄，一个膝盖微屈着，快要碰到她的长衫角了。

——什么人？什么人敢站得这样近？

她看不清楚他的面貌，她只看到他含在嘴上的香烟，一亮、一灭发着红光。

——哦，连领扣都没有扣好，还敞着胸膛呢！

“怎么样，一个人吗？”低沉的声音，含着香烟讲话的。

她看见他的脸凑了过来，慢慢逼近，烟头一闪一闪地亮着，她闻到了一股男人发油的浓香。一阵昏眩，她觉得整座吊桥都像水波一样地晃动了起来。

哗啦哗啦，远远的地方，不知从哪个方向发着急切的水流声。

5

当她把脚伸到潭水里的时候，一阵寒意猛地浸了上来，冷得她连连打了几个寒噤。

清晨四五点钟的时候，潭水面上，低低地压着一层灰雾，对面那座山在雾里变成了黑幢幢的一团影子，水是墨绿的，绿得发黑，冰冷。

寒意一直往上浸，升到骨盘上来了。耿素棠觉得潭水已经灌进她骨头里去了似的，她看到水里冒出了几缕红丝，脚踝还在淌血。她刚才从堤岸上走下来时没有穿鞋子，让尖石头割破的。

她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了，只是恍恍惚惚记得刚才醒来的时候，看见窗外那块旅社的洋铁招牌，正在发着惨白的亮光。

她是赤着足走下楼的，她不敢穿鞋子，怕发出声音来。

——那是什么人？是什么人呢？

她觉得迷惘得很，一股男人发油的浓香，从她下巴底，从她领子里，从她胸口上，幽幽地散发出来，刺得她很不舒服。

——哦，要洗掉这股气味才好。

她向水里又走了一步。

——哎，冷！

呜——呜，远远的有火车在响了。

——天快亮了呢，唔，冷！小毛的奶还没有喂过。

——他的脸不晓得板成什么样子了，我要告诉他：像头老虎狗，哈，哈——

哗啦哗啦，水声不知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好是好听，

……

夕阳的光辉染红——

染红了山顶——

……

太悲了些，太忧伤了————

哎唷，冷死了！可是，这么浓的气味不洗掉怎么行？

——怪不？在上面热得出汗，水里面冷得发抖，怪事！——可了不得！床底下那桶尿片不晓得臭成什么样子了？嗳，冷，唉——

她看见雾里渐渐现出了一拱黑色的虹来，好低好近，正正跨在她头上一样，她将手伸出水面，想去捞住它，潭水慢慢冒过了她的头顶——

天亮了，一匹老牛拖着一辆粪车，咿呀唔呀，慢吞吞地从黑色的大吊桥上走了过去，坐在粪车头的清道夫正仰着脑袋在打瞌睡，脸上遮着一顶宽边的破草帽。

《现代文学》第二期

一九六〇年五月

小阳春

当——当——

校园里的大古钟开始敲响了。

樊教授一面走着，抬起了头，向天上望去。太阳在浅蓝色的天空里，亮得化成了一团不成形体的白光，真是一个标准的小阳春，樊教授想道，他觉得阳光刺眼得很，只有十月天下午的太阳才能这样晶亮夺目。

高楼上的钟声，一声一声地荡漾着，如同一摊寒涩的泉水，幽幽地泻了下来，穿过校园中重重叠叠的树林，向四处慢慢流开。樊教授放慢了步子，深深地透了一口气，他觉得有点闷，沉重的钟声好像压到他胸口上来了似的。就是这种秋高气爽的小阳春，他记得最清楚了，穿着一件杏黄色的绒背心，一听到钟声就夹着书飞跑，脚不沾地似的，从草坡上滑下来，跳上石阶，溜到教室里去，那时他才二十岁呢！难怪教授讲错了书的时候，他会站起来一把抓住教授的痛脚，弄得那些戴眼镜的老先生们面红耳赤。可是海因斯教授却称赞他是最有希望的青年数学家，就是那位有两撇翘得很滑稽八字胡的德国教授，曾经点着头，用着德国腔的英语对他这样说的（当——当——钟声像冷重的泉水汩汩地冒着）。樊教授最记得了，穿着一件轻软杏黄色的绒背心，夹着一本厚厚的高等微积分，爬上最高那个草坡，仰望着十月清亮的天空，那时他真觉得那无穷远的地方，有一个巨大无比的东西在召唤着他似的，他的胸襟骤然开阔得快要炸裂了。才二十岁，樊教授想道，那时才二十岁呢！

樊教授在校园的大道上，一步一步慢慢走向校门口去。大道的两旁尽是一排排巨大的白杨树，越远越密，一堆堆蓊蓊郁郁的；风一吹，叶子统统翻了起来，树顶上激起了一朵朵银绿色的浪花。一大片，海水一般地波动着。沙啦沙啦，叶子上发出来的声音，由近而远飘洒过去，二十岁的人仰望着天空时，心中的感觉是多么不同呢？樊教授想道，他看见白杨树的叶子轻快地招翻着，一忽儿绿，一忽儿白。青年数学家——是那位德国教授这样说过的。他多么欣赏那位老先生的翘胡子呢！那天在研究室里，那位老先生忽然转过身来拍着他的肩膀对他说道：“孩子，努力啊！你是个最有希望的青年数学家。”

当——古钟又鸣了一下，冷涩的泉水快要流尽了，树林子里一直响着颤抖的音丝。樊教授陡然停住了脚，把夹在左胁下那本焦黄破旧的初等微积分拿了下来，一阵说不出的酸楚呛进了他的鼻腔里。他感到有点恼怒，好像失去了些什么东西一样，追不回来，再也追不回来了。他的手紧紧抓住那本翻得书边发了毛的初等微积分，心中窝着一腔莫名的委曲。对了，樊教授想道，这种感觉是一个五十多岁白了头发还在教初等微积分的教授所特有的，在这种小阳春的天气，站在校园里的大道上，手里捧着一本又旧又破的初等微积分——他抬起了头，浅蓝天空里那团白光，晶亮而冰寒。二十岁的人仰头望着天空时，确实不太一样，樊教授想。他的嘴巴紧闭着，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X轴Y轴Z轴（白杨树的叶子在招翻着，像一阵骤雨飘洒过去），我不喜欢这些坐标轴，樊教授想道，慢慢步向了学校的大门。我不喜欢这些太过具体太过狭隘的东西，他想。最高的抽象数学观念，是能够蕴涵一切的——不，不，实在太具体了！一个函数导式的几何意义，每年都得再三重复地讲给那些学生听。蔓叶线、摆线，黑板上全是一拱一拱的弧线。粉笔灰飞扬着，红的弧、黄的弧，点、线、面、体——这些三度空间的东西都太狭窄了，他想道，穿着杏黄色轻软的绒背心，仰天站在草坡上，就在那个时候他迸出了一句：“我要创造一个最高的抽象观念！”

当——古钟鸣了最后一下，泉水枯竭了，树林里顿时静穆了下来，学生们快要走完了。

“樊教授再见。”这两个学生是谁？樊教授纳闷道，点着头轻快地走过去。他急切做了一个手势想唤住他们。“要创造抽象的观念。”他想告诉他们。“努力啊，孩子。”他简直想走过去拍拍他们的肩膀，对他们说。年轻人真当努力，真当有创造的精神——

然而十月的阳光却这般刺目，樊教授想道。他用手遮着额向天上望去，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欠缺之感。“多么不完满呢？”樊教授对自己说道。黑板上还得画满一拱一拱的弧线来。太具体了，这些几何图形。一定要创立一个总括一切的抽象观念——“樊氏定理”，在烫金亮黑的书面上印着FAN's THEORY两个大得能包括宇宙一切现象的英文字——那是个二十岁青年数学家的梦想，一个伟大的梦，大得把人的胸口都快撑裂了的，站在草坡上，穿着件杏黄色的绒背心（几片白杨的叶子被风刮了下来，在空中载浮载沉，一忽儿翻成银白，一忽儿翻成亮绿，飘飘然落到校门口的喷水池里）。樊教授在池面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两鬓的白发在风中微微地颤抖着。五十岁的人是应该有这种欠缺之感了，他默默地想道。停了下来，低头注视着池里的倒影。池面有几朵白睡莲，莲叶已经凋残得参差不齐了。喷泉的水量很小，只有几线水柱冒出来，忽高忽低，发出冷冷的水声。池底有蓝色的天，白得发亮的太阳，还有一个两鬓灰白的人影，可是到底还欠缺了一点东西，他想到。喷泉的水柱冷冷地响着，水柱在阳光下反映着彩色的光：水红、亮线、晶紫，闪着、闪着——

3 2 3 1 5

3 2 3 1 5

“看看我的新鞋、看看我的新鞋”，预备——起！一二三、一二三，打腿、低回旋、再回旋——

丽丽乖，丽丽是个最听话的乖孩子。不要吵，爸爸在想东西。爸爸在创造一个最伟大的定理。爸爸想出来以后就变成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数学家了。懂吗？乖女，不要吵，静些儿。爸爸在想东西，爸爸要——

一二三、再回旋，不行啊！老师要我们回家练习的。爸爸快点来看，快点来，“看看我的新鞋、看看我的新鞋”——为什么皱眉，爸爸不许皱眉头，皱着眉头好难看，丽丽不爱看爸爸皱眉头。丽丽要跳“看看我的新鞋”，预备——起！一二三、一二三——

风吹过来，把池子里的影子搅乱了，破残的莲叶遮住了亮白的阳光。可是丽丽毕竟是个最乖巧最惹人疼爱的孩子，樊教授想道。他俯下身去，把池里的莲叶拨开，池底顿时现出了一团白光，又亮又寒。她会做出种种逗人怜爱的小动作来。甩动着脑后那撮油亮的小马尾，在榻榻米上，踮起脚尖打转转，转啊转啊，转得那么快，红裙子张成了一把小洋伞，两条粉白滚圆的小腿子跳动得多么有趣呢？爸爸不许皱眉头，她会嫩稚稚地抗议；她会嘟着小嘴嚷着爸爸亲亲，丽丽要爸爸亲亲——可是爸爸在想一条最伟大的数学定理，丽丽那样吵法可不行，爸爸真的要想不出来了。

丽丽毕竟是个最惹人怜爱的孩子，樊教授想道，不能怪她，一点也不能怪她。池子里有蓝色的天，白色的太阳，还有一个白了头发的人影，然而到底还是有些欠缺之感，他想。不对劲，这样很不对劲。要抽象，要能涵盖宇宙之一切（又有几片白杨叶子飘落到池面，随着水流在打转）。可是素琴却偏偏要在隔壁旁唱赞美诗，他摇了一摇头想道——

主耶稣

主耶稣

救世主

拯救我等罪人

好凄楚的声音，尖锐、颤抖、升高、升高，升到了屋顶突然停在那里，开始，抖、抖、抖——“我一定要创造一个最高的抽象观念！”他塞住了耳朵，趴到书桌上愤怒地叫道（叶子在池面一直打着转，有风，水面有微微的波纹）。她非得要叫她的上帝来拯救人类不可吗？他纳闷道。她捧着歌本，皱紧了眉头，凄楚地唱着：“拯救我等罪人。”她总喜欢把罪加在别人身上。她喜欢穿着僵硬干净的蓝布长衫，头发剪得短短直直的，穿着一双雪白的短统袜，苦着脸皱起眉头告诉别人：“我们都有罪！”她设法使每个人都有犯了罪恶的感觉。“我们都有罪！”她这样说。她说那天是耶稣复活的日子，她穿着蓝布长衫，披着黑丝巾去教堂祈祷。她要替丽丽祝福。她还要替我赎罪呢！樊教授陡然仰起了脸，紧皱着眉头，大声说了出来：“可是我没有罪啊！”（又一阵风刮来，池面的日影碎成一块一块的白光。）丽丽发着高烧，她却锁上了大门到教堂去祈祷。可怜的小东西，一个人躺在床上会多么害怕呢？她会想到些什么？她会想到爸爸皱着眉头看她跳芭蕾舞吗？

水池的喷泉突然高冒，无数的水柱外吐四泻，叮叮咚咚，把池面的影子统统敲碎，白的、蓝的，融成了一大片乱影——

开始是一大团黑烟，血红的火焰一大片一大片卷出来，顺着风扫盖过去，染红了半边天。街心中挤满了人，狂跑着，喊叫着。救火车发出刺耳的笛声，到处在冒浓烟。“完了！”他挤在人群中喃喃地说道，黑烟愈来愈浓。完了，他知道从那个时候起，挤在人群中，看着一团团黑烟从他家里冒出来时，他前半生的一切都完了。黑烟掩盖了他的视线，他听到有人在惨叫：救命——救命——

然而她却要去教堂祈祷，樊教授想道。嗨，她还说要替丽丽祝福。樊教授转过身子，沿着水池继续往前走去。可怜的小东西，她一个人睡在床上不知想些什么。（泉水在他身后隐隐约约地响着，水声愈来愈微。）她该是多么地害怕呢？可怜，她再也不会穿了那条红裙子，转动着粉白滚圆的小腿子，踮起脚嫩稚稚地叫着爸爸不许皱眉头了。他知道，当他挤在人堆中看着一团团黑烟往外冒的时候，他的前半生统统完结了。

“我一定要惩罚她！”樊教授喃喃地说道，慢慢走向了公共汽车站，“我要她一辈子良心不得安宁。”他说那天是复活节，她要去教堂祈祷，她穿着僵硬的蓝色布长衫，苦着脸告诉别人：“我们都有罪。”然而她犯的却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火烧的时候，大门是锁着的。可怜的小东西，她再也不会嘟着小嘴叫爸爸亲亲了。我一定要惩罚她，樊教授想道，我一定要她一辈子不得安心。

太阳已经斜了，好快，樊教授踏上公共汽车，回头往天上望去，阳光亮而寒。他又记起就在这种小阳春的天气，穿着一件杏黄色的绒背心，站在草坡上，仰望着天空，从心底喊出了那句：“我要创造一个最高的抽象观念！”那时才二十岁，二十岁的人望着天空时，心胸是多么不同呢，他默默地想道。他看见远处的白杨叶子不停地在招翻着，一忽儿绿，一忽儿白。

我会得到补偿的，樊太太想道，向窗外望出去，一点都不觉得，整个下午就这样溜走了。太阳斜到那边去了，好快，只读了一章《圣经》，Thou shalt be rewarded！多么庄严，多么感人。那是对我讲的，樊太太想道。合上了《圣经》，将书紧抱在胸前，挪近窗口去。Thou shalt be rewarded！那好像是天边发出来的声音（太阳透过薄云层，放出了一片斜光射到对面微紫的山头上）——可是阿娇还没有将米淘好，厨房的自来水响得叫人多么心烦——我会得到补偿的，这一世我不在乎吃苦，在那里，樊太太仰着头望着天边那片斜光想道，在天国里，我就会得到补偿了——他说六点钟就要回来吃饭，阿娇连米都没有淘好，厨房里的自来水响得多么可怕，好像用水不要花钱似的。她就爱那样蹲在地上，歪着头，一双大得唬人的胖手插到雪白的米里去，翻啊搅啊，好像小孩子玩泥沙一般，唉，自来水的声音实在烦人——主啊！樊太太突然闭上眼睛轻轻地叫了一声，一阵辛酸从心底冲了上来。我真的不在乎受苦，樊太太咬紧了下唇努力平静下来。通过窄门，进入天国，在那里我就会得到补偿了——

可是他说过六点钟就要回来吃饭了，樊太太想道，将手里那本英文《圣经》放回书架上，把衣柜打开，拿出一件胸上印着一个巨大红色罪字的白外衣来。阿娇连米都没有淘好。她将一块黑色的丝巾披到头上，走向厨房去。

“先生六点钟就要回来吃饭了，”她对阿娇说，“你知道吗？”

她在玩水呢，樊太太想道，天哪，她的裙子捞得多么高，连大腿——哦，连三角裤都露出来了。两只肥胖的大手——指甲上还涂了蔻丹呢——在米堆子里翻来搅去，一头头发偏向一边去，把头都缒歪了，多么丑怪——

“你知道吗？”她这样说，阿娇想道。她没声没息地走到厨房门口站在那里冷冷地这样说。她头上披着黑头巾，一脸布满了皱纹，皱得眉眼部分不清了，真像我们阿婆家里那头缺了牙的母山羊。阿娇抹去脸上的水珠，站起来，面对着樊太太。真的，她想。那年阿婆的芋苗被那头母山羊偷吃了好些，阿婆使劲抽了它几下，“咩——”拉长脸乱叫，露出一口缺齿——就是这个样子，嗨，真是一模一样，鼻子眼睛都皱成了一团。

唉！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罪孽，樊太太打开了大门。阿娇的裙子却捞得那么高，她想道。大门关上了，砰然一声在空洞的客厅中颤抖了一会，余音传到了厨房里——

“你知道吗？”她的声音是冰冷的，阿娇想道。走进了客厅里，朝窗口那张沙发上躺了下来。太太总是那么冷冰冰的，真奇怪，她整天跑到教堂里，穿着那件稀奇古怪的白袍子不知搞些什么名堂。太太是一个怪人，阿娇想道。将脚上的木屐踢到桌子底，把赤脚跷到沙发的扶手上，顺手拿起了一张电影广告来。先生也是一个怪人，阿娇摇头想着——《禁男地带》，喔唷，这个女人没有穿上衣呢！两个乳房圆鼓鼓的，像柚子一样；躺在旁边那个男人长得倒很漂亮，结实的腰杆，这种瘦腰最好看了，有些男人的小腹，软瘩瘩地凸起出来，真没味道——

可是先生和太太都是怪人，他们可以好几天面对面不说一句话，然后先生忽然撵着太太发了疯一样大声喊道：“是你害了丽丽，就是你！就是你！”太太的嘴巴只会发抖，脸上惨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怪人！他们都是怪人！呀，《心酸酸》，多么有趣的名字，念起来就有点叫人心酸了，一定是最后女主角失恋跳河死了。赤裸裸的暴露，大胆的描写，未婚男女，不可不看，哦，“明知失恋真艰苦”，“真艰苦”，阿娇闭了眼睛喃喃地念着。报纸从她手上滑了下来，阳光从窗外斜照进来，爬到了她的胸口及颈子上，她感到有些微温暖及痒麻。“真艰苦，”她喃喃地念着——

烟味。他的房里全是烟味。枕头上也是烟味。他老抽香蕉牌的香烟，烟味浓极了！在黑暗中，他嘴上的烟头一亮一暗，浓重的烟味一阵一阵喷过来，我说我要回去，他却要我躺在他的枕头上。唉！烟味呛得人快透不过气来了。我怕得心中直发疼。他的手上尽是老皮，刮得人的肩膀痛得很，可是我不敢动。我发抖地说我要回去，可是他的手却在我颈子上慢慢地抚摩着，我不敢动，我真的怕得心里直发慌。唉，烟味，唉，我舐到自己的眼泪，咸的。我要回家去了，我颤抖抖地说道，我要——

可是门铃响了，阿娇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我早就该杀了他去了，那头脏猪！可是门铃响得急得很，一定是先生回来了——杀死他！脏猪！杀死他！杀死他！——

史氏函数论、李氏群论、无穷级数特殊展法——樊教授摸着壁架上一本一本厚厚的洋文书，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悲喜交集之感，平滑坚硬的书面摸着舒服极了。要有亮黑的书面的，樊教授想道。上面印着两个英文字：FAN's THEORY，大大的，大得能包括宇宙间一切的现象，闪着金光，刺得人张不开眼睛来——可是明天第一节课还得讲超越函数的微分法呢，樊教授拿了一本初等微积分坐到窗口去。室内没有开灯，书上的黑字一团模糊。天色转成了暗蓝，对面的山头变成了一个黑色的三角形。先由Sine讲到Co-Sine。厨房里有碗碟撞击的声音，阿娇在洗碗，她说她八点钟要出去看电影。她说她要把大门的钥匙带出去。然后到Tangent，再到Co-tangent，阿娇说电影要十一点钟才散场，最好把大门钥匙带出去。对面那座山头变成了一个黑影，浮起来了。然后讲到Secant。然后再到Co-Secant。然后——然后——然后升起一团团黑烟，然后有人凄惨的喊叫：救命！救命——樊教授慢慢地站了起来，膝上的书咕咚一声跌到地板上去。室内完全暗了，桌子上的烟灰缸反映着些微银色的光。

“我一定要惩罚她！”樊教授站在客厅中央大声说了出来。可是她却穿着僵硬的蓝布长衫告诉别人，我们都有罪！她有意避开我。她狡猾得像一头猫。她走路总是踮起脚，没有声音的。她不让我有机会，她冷冰冰地瞅着，瞅着。悄悄地打开门，闪着身子溜出去，像一头夜猫，披着黑色的黑巾，告诉别人：我们都有罪——

可是阿娇却把客厅里的灯捻亮了。先生，她歪着头说，头发统统跌到一边去。她穿着大团花的裙子。先生，她扭着屁股，歪着头说。她也要出去了。她们都溜走了。然后——然后按摩的瞎子在窗下凄哑地吹着笛声，然后——然后手里捏着初等微积分躺在沙发上做梦：梦见在一个又冷又亮的小阳春，穿着杏黄色的绒背心，站在草坡上，望着天空喊道：我要创造一个最高的抽象观念！梦见榻榻米上一对小腿子在打转子。梦见火，梦见烟。梦见有人凄惨地喊叫：救命！救命！然后壁上的钟又冷又重地敲着：当——当——当——

可是阿娇却扭动着腰肢，把门打开要出去了。她也要走了、她也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

“不要离开我！”樊教授突然大声喊了出来，摇摇晃晃走过去，抓住了阿娇胖的手臂，一脸扭曲着。

《现代文学》第六期

一九六一年一月

青　春

太阳已经升到正中了，老画家还没有在画布上涂下他的第一笔。日光像烧得白热的熔浆，一块块甩下来，黏在海面及沙滩上。海水泛着亮白的热光，沙粒也闪着亮白的热光。沙滩上的大岩石不停地在冒水烟，烟色热得发蓝，整个海湾都快被蒸化了。

老画家紧捏住画笔，全神贯注地想将颜料涂到画布上去，可是每当笔接近布面时，一阵痉挛抖得他整个手臂都控制不住了。额头上的汗水又开始一滴一滴落到了他的调色盘上。阳光劈头盖脸地刷下来，四处反射着强烈的光芒，他感到了一阵白色的昏眩。

站在岩石上的少年模特儿已经褪去衣服，赤裸着身子摆出了一个他所需要的姿势，在等着他涂下他的第一笔，然而他的手却不停地在空中战栗着。

早上醒来的时候，阳光从窗外照在他的身上。一睁开眼睛，他就觉得心里有一阵罕有的欲望在激荡着，像阳光一般，热烘烘地往外迸挤。他想画，想抓，想去捉捕一些已经失去几十年了的东西。他跳起来，气喘喘地奔到镜前，将头上变白了的头发撮住，一根根连皮带肉拔掉，把雪花膏厚厚地糊到脸上，一层又一层，直到脸上的皱纹全部遮去为止，然后将一件学生时代红黑花格的绸衬衫及一条白短裤，紧绷绷地箍到身上去。镜中现出了一个面色惨白，小腹箍得分开上下两段的怪人。可是他不管自己丑怪的模样。他要变得年轻，至少在这一天；他已经等了许多年了，自从第一根白发在他头上出现起，他就盼望着这阵想画想抓的欲望。他一定要在这天完成他最后的杰作，那将是他生命的延长，他的白发及皱纹的补偿。

然而他的第一笔却无法涂到画布上去。他在调色盘上将嫩黄、浅赭，加上白，再加上红，合了又合，调了又调，然后用溶剂把颜料洗去，重新用力再合再调，汗水从他的额上流下来，厚层的雪花膏溶解了，他的脸颊上变得黄一块，白一块，皱纹又隐隐地现了出来。他想调出一种嫩肉色，嫩得发亮、嫩得带着草芽上的腻光，那是一种青春的肉色，在十六岁少男韧滑的腰上那块颜色，但是每次调出来都令他不满。欲望在他的胸中继续膨胀，渐渐上升。

海水向岸边缓缓涌来，慢慢升起。一大片白色的水光在海面急湍地浮耀着，丝——丝——丝——哗啦啦啦——海水拍到了岩石上，白光四处飞溅，像一块巨大无比的水晶，骤然粉碎，每一粒碎屑，在强烈的日光下，都变成了一团团晶亮夺目的水花。少年赤裸的身子，被这些水花映成了一具亮白的形体。

“赤裸的Adonis！”老画家低声叫了出来。窝在他胸中那股欲望突地挤上了他的喉头，他的额上如同火焰一般地烫烧了起来。少年身上的每一寸都蕴涵着他所有失去的青春。匀称的肌肉，浅褐色的四肢，青白的腰，纤细而结实，全身的线条都是一种优美的弧线，不带一点成年人凹凸不平的丑恶。他不喜欢Gainsborough的穿着华美衣服的B1ue Boy。他要扯去那层人为的文雅，让自然的青春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暴露在白热的日光底下及发亮的海水面前。他要画一幅赤裸的Adonis，一个站在冒着蓝烟岩上赤着身子的少年。老画家的手颤抖得愈来愈厉害了。太阳将热量一大堆一大堆倾倒下来。沙上的热气袅袅上升，从他脚上慢慢爬上去。他手上的汗水，沿着笔杆，一串一串流到调色盘上。他在盘上急切地调着，可是他却无法调出少年身上那种青春的色彩来。

丝——丝——丝——哗啦啦啦——又一个浪头翻了起来，顿时白光乱窜，老画家感到一阵摇摇欲坠的昏眩。他觉得上下四方都有一片令人喘息的白色向他逼近，他赶紧抓住了画架。他看见站在岩石上的少年却仍然仰着头，闭着眼睛，做出了一个振振欲飞的姿势。他的心中愈来愈急躁，他要抓住那少年青春的气息，不让它飞跑。他心中一直在催促：“要快，要快点下笔啊！”可是他的手却抖得厉害。他焦急地摇了一摇头，他实在涂不下去。海浪一个接着一个，啵！一个，啵！又一下，一朵朵亮白的水花在少年身后不停地爆炸。欲望在老画家的喉管中继续膨胀着，沙上毒热的蒸汽熏得他的头快要裂开似的。陡然间他发出了一声无力的呻吟，将调色盘上尚未调好的颜料，一大片一大片，狂乱地甩到画布上去，少年仰着头，海风轻轻地拂动了他的卷发。老画家丢下了画笔及调色盘，咬紧牙齿喃喃说道：“我一定要抓住他，我要把他捉到我的画上，我一定要——一定要——”

“孩子，我们休息一会儿再工作吧！”老画家蹒跚地爬上岩石，向少年说道。少年正在白热的日光下自我陶醉着。他看见老画家爬上来，立刻展开了一个天真的笑容说道：

“伯伯，我一点都不累，太阳底下晒得舒服透了。”他伸了一个懒腰，仰着面，双手在空中划了几个大圈子。老画家的心中骤然一紧，少年的一举一动，都显得那么轻盈，那么有活力，好像随时随地都可能飞走似的。他感到自己身上的关节在隐隐作痛，可是他咬紧了牙根，用力往岩石上爬去。少年一蹲一起，在活动腿上的肌肉，一直露着牙齿向老画家天真地笑着。

当老画家快爬到岩石顶的时候，他觉得心房剧烈地跳动起来，少年的每一个动作对他都变成了一重压力，甚至少年脸上天真的笑容，也变成了一种引诱，含了挑逗的敌意。老画家匍匐在岩石上，紧攀着滚烫的石块往上爬。日光从头顶上直照下来，少年浅褐色的皮肤晒得起了一层微红的油光，扁细的腰及圆滑的臀部却白得融化了一般。小腹上的青毛又细又柔，曲鬈地伏着，向肚脐伸延上去，在阳光之下闪着亮光。

“我一定要抓住他！”老画家爬到岩石顶喃喃地说道，他看到了少年腹下纤细的阴茎，十六岁少男的阴茎，在阳光下天真地竖着，像春天种子刚露出来的嫩芽，幼稚无邪，但却充满了青春活力。他心中的欲望骤然膨胀，向体外迸挤了出来。他踉跄地向少年奔去，少年朝他天真地笑着。他看见少年优美的颈项完全暴露在他眼前，微微凸出的喉骨灵活地上下颤动着。他举起了双手，向少年的颈端一把掐去。少年惊叫一声，拼命地挣扎，他抓住了老画家的头发用力往下揿，老画家发出了几声闷哑的呻吟，松了双手，少年挣脱了身子，立刻转身后跑，跳到水中，往海湾外游去。

丝——丝——沙啦——一个浪头翻到了岩石上，白色的晶光像乱箭一般，四处射来，一阵强烈的昏眩，老画家整个人虚脱般瘫痪到岩石上。岩石上蒸发起来蓝色的水烟在他四周缓缓升起，他全身的汗水，陡然外冒。红黑花格的绸衬衫全沁透了，湿淋淋地紧贴在他身上，汗臭混着雪花膏的浊香一阵阵刺进了他的鼻腔。太阳像条刺藤在他身上使劲地抽笞着，他感到全身都热得发痛，他的心跳得愈来愈弱，喉咙干得裂开了似的。突然间他觉得胃里翻起一阵作呕的颤栗，在他身体旁边，他发现了一群螃蟹的死尸，被强烈的日光晒得枯白。

“我——要——抓——住——他——”老画家痛苦微弱地叫着，他吃力地挣扎着抬起头来，整个海面都浮了一层黏稠的白光，他看到少年白色的身体在海面滑动着，像条飞鱼，往海平线飞去。他虚弱地伸出手在空中抓捞了一阵，然后又整个人软瘫到岩石上。水花跟着浪头打到他的脸上，打到他的胸上。他感到身体像海浪一般慢慢飘起，再慢慢往下沉去。白色的光在他头顶渐渐合拢起来，在昏迷中，他仿佛听到天上有海鸟在干叫，于是他突然记起有一天，在太阳底下，他张开手臂，欣赏着自己腋下初生出来的那丛细致亮黑的毛发。

老画家干毙在岩石上的时候，手里紧抓着一个晒得枯白的死螃蟹。海风把沙滩上的画架吹倒了，阳光射到了画布上，上面全是一团团半黄不白的颜料，布角上题着“青春”两个字，字迹还没有干，闪着嫩绿的油光。

《现代文学》第七期

一九六一年三月

藏在裤袋里的手

入夜以后，雾愈来愈浓。酝酿了三四天，雨还是下不畅快。到了晚上，空气里的水分统统挤了出来，凝成一团团软瘩瘩的水雾，挂在半空中，又湿又重。经过霓虹灯一照，西门町的上空变成了一大片潮湿的霉红色。

吕仲卿倚在新生戏院对面的一根铁灯柱下，望着戏院的广告牌在发呆。新生正在放映《流浪者》，广告牌上画着安妮麦兰妮及珍妮伍华的像。湿雾从吕仲卿的头顶慢慢滑进他的颈子里，他感到一阵奇痒，又温又黏，痒得他全身直冒鸡皮疙瘩。这是一个回潮的三月天，他觉得整个人里里外外，都是腻湿腻湿的。他没有掏出手帕来揩去颈背上的湿气，他的两只手深深地插在裤袋里，手掌心不停地在发汗。每逢星期六的晚上，他挨玫宝赶出来以后，总要忍受这一阵挣扎的痛苦。那一股奇怪的欲望，不自主地会在他心中翻腾起来。一走到大街上，他就把双手插进了裤袋里，街上的人愈多，他的手藏得愈严紧。他挣扎着想避开街上的人群，可是那一股欲望却像炼火一般，愈烧愈辣毒。他感到脑门热胀得快要炸开了似的，脚下却虚弱得不能移动。他把面颊贴在冰凉的铁柱上，含糊地叫着：“玫宝，嗳，玫宝……”在迷濛的雾气里，他看见广告牌上安妮麦兰妮伸着一双胖手拼命地在乱抓；珍妮伍华咧着嘴，一头乱发，像丛枯白的稻草。

玫宝喜欢打桥牌，这晚她又约了银行里几位太太到家里来斗牌。吕仲卿对于桥牌一窍不通，四门子花色，他老搞不清楚。可是他却渴望着这晚的来临，因为只有在打牌的时候，吕仲卿才有机会跟玫宝亲近。他可以乘她在牌桌上聚精会神的当儿，端张椅子，挨着她身后，悄悄地坐下来。

这晚玫宝穿了一袭深玫瑰红的洋装，圆领短袖，在粉红色的座灯下，整个人好像融化了一般，全身圆熟得散出浓郁的香味来。吕仲卿坐在她身后，一直瞅着她浑圆的颈项在出神。不晓得有过多少次，他想在她润滑的颈脖上亲一下，可是他总也没敢这样做。尤其当玫宝晚上卸装，坐在梳妆台前把头发刷上去的时候，吕仲卿看见她的项背完全露在灯光下，他就禁不住朝她慢慢地走了过去。可是他还没有挨近她身边，玫宝就会倏地一下转过身来，把刷子丢到台上，冷冰冰地截住他道：

“干吗？干吗？你又想做什么啦？”

吕仲卿当时真恨不得回头就溜，可是他的脚却生了根一般，一脸通红，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知道玫宝嫌着他，他一点也不怪玫宝。玫宝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女人，处处要强。可是他却不行，他什么也不行。他站在她面前，简直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放才好。他站着比玫宝还要矮半截，一身瘦得皮包骨，眉眼嘴角总是那么低垂着。玫宝老说他笑起来也是一副哭相。他不怪玫宝，他自己也厌恶着自己。他在玫宝面前总想装着很开心很坦然的样子，但是只要玫宝朝他多望一眼，他就不自主地扯手扯脚，一会儿摸摸领带，一会儿掸掸衣角，好像全身爬满了蚂蚁似的，直到玫宝不耐烦骂起他来：

“别那么神经兮兮好不好？弄得我周身都不自在了！”

可是没有办法，他天生来就是那么一个神经质的人，玫宝骂了他，他只有感到歉然，老惹玫宝生气。无论玫宝对他怎么难堪，他总默默地忍着。他就是离不开玫宝，半步也离不开她。他们结婚没有多久，玫宝就吵着要分房睡，常常半夜里，玫宝尖叫着把枕头塞到他手里，把他推出房门外，啐着他嚷道：

“我受不了你这副窝囊样子，你懂不懂？我看见你就心里头发紧。”

可是他实在离不开玫宝，他百般央着玫宝让他跟她在一起。玫宝在房中置了一铺架床，她让吕仲卿睡上铺，她自己睡下铺，她说这样他总不至于半夜里爬下来扰她了。吕仲卿睡在上铺觉得很满足，虽然每晚爬上去有点吃力，可是他睡得倒还安稳，蜷在被窝里，他感到玫宝离得他很近。有时他闭着气，静听玫宝均匀的呼吸声，他忍不住轻轻地唤一声：

“嗳，玫宝——”

“哈哈，你这张老K到底让我挤下来了吧？”玫宝眉飞色舞地伸出手去把下家一张红心老K拈了过来。吕仲卿看见她滚圆白润的膀子上，泛着一层粉红色的光辉。他微眯着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玫宝的头发上幽幽地在散着一阵浓香。玫宝用的是一种叫做“柔情之夜”的法国香水，香水瓶子的形状是一个蔷薇色的裸体女人。玫宝不在家的时候，吕仲卿老爱偷偷地去抚弄这瓶香水。他一闻到那股香味，心中就软得发暖。他会抱着玫宝的浴衣，把脸埋到玫宝的枕头上，拼命地嗅着，把浴衣的领口在他腮上来回地揉搓，浴衣及枕上都在散发“柔情之夜”，浓一阵，淡一阵，嗅着嗅着，忽然间，吕仲卿整个人都会瘫痪在玫宝的床上，痉挛地抽泣起来。

“Trump！”下家伸出一只黝黑的手，把玫宝的方块A扫了过去，瘦骨嶙峋的手指上，戴着一粒卵大的蓝宝石，紫光不停地闪耀着。

玫宝叫了一声哎哟，头往后一仰，发尖触着了吕仲卿的鼻子，吕仲卿猛吃一惊，赶忙退缩，将身子坐正。玫宝回头瞥见吕仲卿坐在她身后，把手中的牌放下，打量了他两眼，问道：

“你又呆坐在这里干什么了？”

吕仲卿觉得脸上一热，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被识破了一般，搓着手，讪讪地答道：

“我——我在看你打牌呢。”

一说完这句话，吕仲卿就恨不得闭上眼睛，躲开玫宝的视线，他觉得玫宝两道闪烁的眼光，往他心中慢慢刺了进去似的。

“看我打牌？哈！”玫宝忽然尖叫起来，当着人的时候，玫宝总喜欢跟他过不去，她拿起一张梅花十送到吕仲卿面前带着威胁性的口吻问道：

“这叫什么花头？你倒说说看。”

吕仲卿感到有点眼花，牌上的梅花，一朵朵在打转子，他闻到玫宝的指尖发出了一丝“柔情之夜”的香味来。

“说呀，你不是说在看我打牌吗？连花色都认不清楚？”玫宝把牌愈来愈逼近吕仲卿，他看见她的嘴角似笑非笑地翘着，两只耳坠子不停地晃动。另外三位太太都放下了牌，抱着手，在等待着，吕仲卿觉得脸上烧得滚烫。

“说呀！说呀！说呀！”玫宝一直催促着。吕仲卿朝她眨了一眨眼睛，嘴唇抖动了好一会，却说不出话来。

突然间玫宝的对家放声笑了起来，一身翠绿色的绒旗袍痉挛地扭动着，于是四个女人都一齐着了魔一般地狂笑起来。玫宝手里不停地摇动那张梅花十，喘着气叫道：

“说出来啊！这叫什么？这叫什么哪？”

吕仲卿干咳了几声，瘦脸上的肌肉抽动着，做出了一个僵僵的笑容，他也想随着她们笑一下，可是他笑不出声音来。他觉得一阵接着一阵的热流，直往他脸上涌来，他知道自己又在脸红了，而且一定还红得非常滑稽。他不由自主地将椅子朝外面挪了一下，移出了粉红色的光圈外。桌子上又恢复了牌局，玫宝的手灵活地洗着牌，金色的扑克一张张在跳跃。她的一举一动吕仲卿都默默地注视着，他的眼光跟着她丰腴的手膀一上一下地眨动，他心里也跟着一阵紧一阵松，忽儿沁甜，忽儿溜酸的搅动着。

不晓得是为了什么缘故，他从小对女人就有一种奇怪的感情，他惧畏她们。他见了女人，就禁不住红脸，周身发热。但是他又喜欢跟她们在一起，悄悄地，远远地看着她们。他小时候整天都缠着姆妈及荷花两个人。他是姆妈的独生子，无论姆妈到哪里，他都跟着去，姆妈到舅妈家打牌他就待在那儿一整天，他不跟小表弟们去斗蟋蟀，他宁愿坐在牌桌下的烧瓷矮凳上，守着姆妈。瓷凳子冰冰凉的，坐着很不好受，可是他离不开姆妈。姆妈老伸手下来抚弄着他的脑袋，一忽儿摘下绣花手帕来替他擤鼻涕，一忽儿把山楂片塞到他的嘴巴里。他喜欢闻姆妈手帕上的枸橼香，可是山楂片甜得他的牙齿直发疼，他不敢张声，他怕姆妈嫌烦，把他撵开。他呆呆地瞅着紫檀木桌上姆妈的胖手臂，雪白的腕上戴着一双碧绿的翡翠镯子，不停地发出当琅当琅撞击的脆响。他耐心地等着，等到姆妈打完牌回家睡觉，他好爬到床上，把头挤过去，偎到姆妈的胖手膀上，他喜欢那股浸凉的感觉——

“你说谁？玫宝，佛兰克辛那屈？我也最讨厌他，瘦皮猴，丑男人！”

“你们两个别说得这样难听，他的戏演得可真不坏啊！”

“算了罢，演得再好我也不爱看，一张脸瘦得只剩下三个指拇宽。”

“喂，你们只顾聊天，该谁攻牌啦？”

“轮到我攻——依我说汤尼寇蒂斯长得倒很漂亮。”

“嘘——瘟生！油头粉面，我最看不得没有男人气的男人。”

“Trump！”

“喔唷，我没算到你还有一张王牌呢。”

“Down多少？”

“四副。”

吕仲卿将椅子慢慢往外挪，移到玫宝身后不远的角落中去。灯光照不到那一角，吕仲卿轻轻地舒了一口气，他用手把额头上沁出来的汗丝拭掉，他觉得两腮还是滚烫的，脸上的红晕大概还没有完全消褪。他注视着玫宝的背影，玫宝身上那件绉绸的红长裙一动就发出窸窣的碎响，每响一下，吕仲卿不由得心中一缩。他生怕玫宝再回过头来，他晓得如果玫宝看见他还在她身后那样呆坐着，一定会把他赶开的。玫宝说过男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拿得起，放得下。可是他什么都摔不开，玫宝说他是削肩膀，承不起东西，最没出息。他不在乎玫宝说这些话，只要玫宝肯要他，不把他撵开，他就心满意足了。他愈是惧畏玫宝，他愈是想亲近她，他对女人那股莫明其妙的惧畏从他很小的时候就有了。他记得有一次姆妈出去吃酒，把他交给丫头荷花。那晚是个七月的大热天，荷花在厨房里洗澡，吕仲卿闯了进去。里面水汽迷濛，荷花赤了身子，在昏黄的灯光下，捧着自己肥大的奶子，用嘴吸吮着。荷花看见他闯进来，怔怔地瞪着他，忽然间笑得很邪地一把捉住他的手，把他拖过去，他吓得喊不出声音来，他看见荷花全身白胖得可怕，头发全跌到胸前，肥大的臀部，高高地翘起。荷花一脸醉红，抓住他的手揿到她的臀部上，在他耳边喃喃地说着：“你摸摸看——你摸摸看——”他拼命地挣脱了手，跑回房中跪到姆妈床前，浑身不停地颤抖起来。

自从那晚以后，他再也不肯离开姆妈的床单独睡觉了。一连好几夜，他总做着同一个噩梦，梦见他的手被人捉住揿到一个痴白肥大的女人臀部上。他踢着，喊着，总也挣扎不开，他抱着姆妈的手膀，全身直冒冷汗。自此以后，他见了女人就想躲，躲到姆妈怀里去。他老觉得好像有人牵着他的手去摸女人的臀部似的。那晚他触着荷花身体时那股腻滑痒麻的感觉，老是留在他的指尖上。直到他十六岁娶媳妇的那一晚他才离开姆妈的床。可是那一次的婚姻并不成功，他还没等到揭开新媳妇的头盖，就跑回到姆妈房中，抵死也不肯进新房了。他受不住那个奇怪念头的诱惑，他看见新媳妇娘，他就觉得有人在把他的手从裤袋里扯出来，拖往新媳妇娘去似的。只有躲在姆妈的怀里的时候，他才感到最舒适，最安全。

姆妈过世后，他找到了玫宝。玫宝能给他同样的安全感，他看见玫宝丰腴的手膀及浑圆的颈项，就禁不住想象他小时候躲在姆妈怀里那样偎在玫宝身上。只要玫宝朝他笑一下，他就会觉得从心窝子里暖了出来。可是他不敢亲近玫宝，他只有暗暗地眷恋着她。

前天晚上有月亮，他从上铺爬了下来，月光下，玫宝露在毛毯外的膀子显出了一抹葱绿的腻光，吕仲卿蹲在床边，悄悄地看着她，不知不觉地，他把头挤了过去偎在玫宝的膀子上。等到玫宝醒来发觉他蹲在床前时，立刻把他推开狠狠地骂了他一顿，她尖叫着啐他道：“下流！下流！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下流的男人——”

“哎呀，可了不得！一定是咖啡煮焦了。”玫宝陡然间推开椅子跳了起来。客厅里弥漫着焦咖啡的浓香。玫宝看见吕仲卿缩在客厅的角落里，立刻气冲冲地跑过去指着他喊道：“你们看看，咖啡烧得一塌糊涂，他却坐在那儿发傻。你难道是死人哪！咖啡香得刺鼻子了，你也不会去替我看看。”

吕仲卿一脸涨红，迟疑地站了起来，吞吞吐吐地说道：“我——我这就去替你去把咖啡端来。”

玫宝把牌摔到桌上摆摆手阻住他道：

“算了，算了，你这种人还能做出什么好事情来？”说着一径走过去把电炉上的咖啡壶拿了起来。吕仲卿站在客厅中央，脑子里嗡嗡作响，他看见粉红色灯光下的三位女人都咧开擦着口红的嘴向着他，他盯着一只枯黑的手上那粒闪着紫光的蓝宝石喃喃地说道：

“真抱歉，我——我——没在意——咖啡煮焦了——”

三个女人都一齐哄笑起来，玫宝的对手朝着玫宝叫道：

“玫宝呀，你的先生真有意思。”

玫宝端着咖啡走过来，擦过吕仲卿身旁对他冷冷地说道：

“你趁早替我走开点，我看见你就一肚气。痴不痴，呆不呆的，四十靠边的人了，就没做出过一件叫人看着爽眼的事情来。整天只会跟着人穷磨，你为什么不学别人的先生，自己出去逛逛街，看场电影去呀？”

三个女人笑成了一团，有一个喘着气叫道：

“玫宝呀，你真要不得，把你先生说成那个样子，我觉得你先生怪好玩的。”

吕仲卿感到头有点晕，眼睛迷迷濛濛的，整个客厅都浮在一圈粉红色的光晕中一般。他趔趔趄趄退到了卧房中。里面几个太太的小女孩子正在学跳水手舞，收音机里播着普里斯莱唱的《不要那样残忍》，声音颤抖而急切。几个女孩子看见吕仲卿闯了进来，都发出了一声尖叫，一窝蜂撞进吕仲卿的怀里，把他推出房门叫道：

“吕伯伯不要来捣蛋，吕伯伯快点出去。”

吕仲卿跌撞出来，结结巴巴地说道：

“乖乖，吕伯伯想问你们要不要吃点心，吕伯伯想——”

外面玫宝拍着桌子大叫道：

“你不要去搅她们好不好？你为什么不出去，要死赖在家里呢！”

“玫宝，别去管你先生，让我们打牌。”

“不行，我一定要他出去，他在这里，我玩都玩不痛快。”

“算了罢，你先生在这里并不碍事啊。”

“不，不，我要他出去。出去啊，听到没有，你替我快点走——”

湿雾像一面面沾了露水的蛛网，一层又一层地罩到了吕仲卿的脸上。吕仲卿的双手往裤袋里愈插愈深，手掌心流出来的汗水，沁湿了他的裤袋。新生戏院最后一场戏散了，一大群人拥到街心，向四面散去。霉红色的水雾裹住了他们的头部，吕仲卿看见有几个穿着艳色旗袍的身躯在雾影里晃动着。他不自主地往灯柱后面退去，将额头紧紧的抵在铁柱上。他的心开始像擂鼓一般，一下一下沉重地敲了起来。那股奇怪的欲望在他胸中，愈翻愈急，慢慢升高胀大，他又觉得有人从他的裤袋中把他的手往外拉扯了。“玫宝——”他咽呜地低喊着，他耳朵里仿佛响着玫宝尖叫的声音：“下流！下流——”

暖雾如同千千万万只软绵绵的小手指，不停地在吕仲卿的头发上、颈子上轻轻撩拨着。笃、笃、笃，一阵高跟鞋的声音，朝灯柱这边走了过来。吕仲卿紧握着拳，手指甲抠进了掌心，一阵刺痛钻入他的心房，他咬着牙齿，下巴颏不停地抖动着。雾里现出了一个紫色的身影，朝他愈逼愈近。他感到一阵强烈的昏眩，好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一缕极细微、极熟悉的声音，邪邪地召唤他道：“你摸摸看——你摸摸看！”那个穿着紫缎旗袍的身躯从他身旁摇曳着走了过去，高跟鞋沉笃地踏在水泥地上，臀部的地方箍得发出了一团紫色的亮光。吕仲卿陡然觉得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他插在裤袋里的手猛拔了出来，他朝着那团紫光踉跄地奔了过去。

一阵女人失惊的尖叫把行人统统集中过来。吕仲卿见霉红色的湿雾中人影幢幢，从四面八方朝他围拢。人声轰隆轰隆，好像雾里发出来的哑雷一般，他张着口，拼命地在吸气，他觉得胸口被塞住了似的。他看见许多人头在他面前摇晃着，一对对眼睛朝他冷冷地瞪着。他感到非常疲倦，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想蜷着身子，躺到地上去。他听到一阵女人尖锐的咒骂声。他觉得衣领、手臂都被人钳住了。他没有挣扎，任凭别人推来扯去。突然他觉得口角上起了一阵剧痛，一只粗壮的手在他颊上狠命地批打起来，他失去了重心，倒在别人的身上。

吕仲卿回家的时候，牌局早已散了。全屋漆黑，他摸索着进了卧房，玫宝已经安睡了。他脱去鞋子，赤着足，悄悄地爬到上铺，钻进自己的毛毯中去。这晚吕仲卿睡得十分安稳，他把玫宝挂在床头的浴衣拿上去拥在胸前一块儿睡。浴衣上幽幽地散着“柔情之夜”的浓香，合着他嘴角上流出来血的甜腥，一阵阵熏到他面上来。他感到喝醉了一般，脑门昏陶陶的。在睡梦中他像满足了的婴儿一样，天真地咧开嘴笑了起来。他好像觉得自己的头枕到了玫宝的膀子上，一双手却舒舒服服地藏进了裤袋里。

《现代文学》第八期

一九六一年五月

寂寞的十七岁

1

回到家里，天已经蒙蒙亮了。昨天晚上的雨还没有停，早上的风吹得人难耐得很，冰浸的。大门紧闭着，我只得翻过围墙爬进去。来富听到有人跳墙，咆哮着冲过来，一看见是我，急忙扑到我身上，伸出舌头来舔我的脸。我没有理它，我倦得走路都走不稳了。我由厨房侧门溜进去，走廊一片浑黑。我脱了皮鞋摸上楼去，经过爸爸妈妈卧房时，我溜得特别快。

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就是到浴室里去照镜子，我以为一定变得认不出来了，我记得有本小说写过有个人做一件坏事，脸上就刻下一条“堕落之痕”。痕迹倒是没有，只是一张脸像是抽过了血，白纸一般，两个眼圈子乌青。我发觉我的下巴颏在打哆嗦，一阵寒气从心底里透了出来。

我赶忙关上灯，走进自己房里去，窗外透进来一片灰濛濛的曙光，我的铁床晚上没有人睡过，还是叠得整整齐齐的，制服浆得挺硬，挂在椅背上，大概是妈妈替我预备好早上参加结业式用。我一向有点洁癖，可是这会儿小房里却整洁得使我难受。我的头发黏湿，袖口上还裹满了泥浆，都是新公园草地上的。我实在不愿泥滚滚地躺到我的铁床上去，可是我太疲倦了，手脚冻得僵硬，脑子里麻木得什么念头都丢干净了。我得先钻到被窝里暖一暖，再想想昨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心乱得慌，好多事情我得慢慢拼凑才想得起来。

2

说来话长，我想还是从我去年刚搭上十七岁讲起吧！十七岁，啧啧，我希望我根本没有活过这一年。

我记得进高一的前一晚，爸爸把我叫到他房里。我晓得他又要有一番大道理了，每次开学的头一天，他总要说一顿的。我听妈妈说，我生下来时，有个算命瞎子讲我的八字和爸爸犯了冲。我顶信他的话，我从小就和爸爸没有处好过。天理良心，我从来没有故意和爸爸作对，可是那是命中注定了的，改不了。有次爸爸问我们将来想做什么；大哥讲要当陆军总司令，二哥讲要当大博士，我不晓得要当什么才好，我说什么也不想当，爸爸黑了脸，他是白手成家的，小时候没钱读书，冬天看书脚生冻疮，奶奶用炭灰来替他焐脚，所以他最恨读不成书的人，可是偏偏我又不是块读书的材料。从小爸爸就看死我没有出息，我想他大概有点道理。

我站在爸爸写字台前，爸爸叫我端张椅子坐下。他开头什么话都不说，先把大哥和二哥的成绩单递给我。大哥在陆军官校考第一，保送美国西点；二哥在哥伦比亚读化学硕士。爸爸有收集成绩单的癖好，连小弟在建国中学的月考成绩单他也收起来，放在他抽屉里。我从来不交成绩单给他，总是他催得不耐烦了，自己到我学校去拿的。大哥和二哥的分数不消说都是好的，我拿了他们的成绩单放在膝盖上没有打开。爸爸一定要我看，我只得翻开来溜一眼，里面全是A。

“你两个哥哥读书从来没考过五名以外，你小弟每年都考第一。一个爹娘生的，就是你这么不争气。哥哥弟弟留学的留学，念省中的念省中，你念个私立学校还差点毕不得业，朋友问起来，我连脸都没地方放——”

爸爸开始了，先说哥哥弟弟怎么怎么好，我怎么怎么不行。他问我为什么这样不行，我说我不知道。爸爸有点不高兴，脸沉了下来。

“不知道？还不是不用功，整天糊里糊涂，心都没放在书本上，怎么念得好？每个月三百块钱的补习老师，不知补到哪里去了。什么不知道！就是游手好闲，爱偷懒！”

爸爸愈说愈气。天理良心，我真的没有想偷懒。学校里的功课我都按时交的，就是考试难得及格。我实在不大会考试，数学题目十有九会看错。爸爸说我低能，我怀疑真的有这么一点。

爸爸说这次我能进南光中学是他跟校长卖的面子，要不然，我连书都没的读，因此爸爸要我特别用功。他说高中的功课如何紧如何难，他教我这一科怎么念，那一科该注意些什么。他仔仔细细讲了许多诸如此类的话。平常爸爸没有什么和我聊的，我们难得讲上三分钟的话，可是在功课上头他却耐性特大，不惜重复又重复地叮咛。我相信爸爸的话对我一定很有益，但是白天我去买书、买球鞋、理发、量制服，一天劳累，精神实在不济了。我硬撑着眼皮傻怔怔地瞪着他，直到他要我保证：

“你一定要好好读过高一，不准留级，有这个信心没有？”

我爱说谎，常常我对自己都爱说哄话。只有对爸爸，有时我却讲老实话。我说我没有这个信心，爸爸顿时气得怔住了，脸色沉得好难看。我并没有存心想气他，我是说实话，我真的没有信心。我在小学六年级留过一次级，在初二又挨过一次。爸爸的头筋暴了起来，他没有做声，我说第二天要早起想去睡觉了，爸爸转过头去没有理我。

我走出爸爸房门，妈妈马上迎了上来，我晓得她等在房门口听我们说话，爸爸和妈妈从来不一起教训我，总是一个来完另一个再来。

“你爸爸——”

妈妈总是这样，她想说我，总爱加上“你爸爸——”我顶不喜欢这点，如果她要说我什么，我会听的。从小我心中就只有妈妈一个人。那时小弟还没出世，我是妈妈的幺儿，我那时长得好玩，雪白滚圆，妈妈抱着我亲着我照了好多照片，我都当宝贝似的把那些照片夹在日记本里，天天早上，我钻到妈妈被窝里，和她一齐吃“芙蓉蛋”，我顶爱那个玩意儿，她一面喂我，一面听我瞎编故事，我真不懂她那时的耐性竟有那么好，肯笑着听我胡诌，妈妈那时真可爱。

“你爸爸对你怎么说你可听清楚了吧？”

妈妈冲着我说，我没有理她，走上楼梯回到我自己房里去，妈妈的脾气可不大好，爸爸愈生气愈不说话，妈妈恰巧相反。我进房时，把门顺带关上，妈妈把门用力摔开骂道：

“报应鬼！我和你爸爸要给你气死为止。你爸爸说你没出息，一点都不错，只会在我面前耍强，给我看脸嘴，中什么用呀！猥猥琐琐，这么大个人连小弟都不如！你爸爸说——！”

“好了，好了，请你明天再讲好不好？”我打断妈妈的话说。我实在疲倦得失去了耐性。妈气哭了，她用袖子去擦眼泪，骂我忤逆不孝。我顶怕妈妈哭，她一哭我就心烦。我从衣柜里找了半天拿出一块手帕递给她。真的，我觉得我蛮懂得体谅妈妈，可是妈妈老不大懂得人家。我坐在床上足足听她训了半个钟头。我不敢插嘴了，我实在怕她哭。

妈妈走了以后，我把放在床上的书本、球鞋，统统砸到地上去，趴到床上蒙起头拼命大喊几声，我的胸口胀极了，快炸裂了一般。

3

我不喜欢南光，我慢些儿再谈到它吧！我还是先讲讲我自己。你不晓得我的脾气有多孤怪，从小我就爱躲人。在学校里躲老师、躲同学，在家里躲爸爸。我长得高，在小学时他们叫我傻大个，我到现在走路还是直不起腰来。升旗的时候，站在队伍里，我总把膝盖弯起来缩矮一截。我继承了妈妈的皮肤，白得自己都不好意思。有人叫我“小白脸”，有人叫我“大姑娘”。我多么痛恨这些无聊的家伙。我常在院子里脱了上衣狠狠地晒一顿，可是晒脱了皮还是比别人白，人家以为我是小胖子，因为我是个娃娃脸，其实我很排，这从我手梗子看得出来，所以我总不爱穿短袖衣服，我怕人家笑。我拘谨得厉害，我很羡慕我们班上有些长得乌里乌气的同学，他们敢梳飞机头，穿红衬衫，我不敢。人家和我合不来，以为我傲气，谁知道我因为脸皮薄，生怕别人瞧不起，装出一副高不可攀的样子，其实我心里直发虚。

我不是讲过我爱扯谎吗？我撒谎不必经过大脑，都是随口而出的。别人问我念什么学校，我说建国中学；问我上几年级，我说高三。我乘公共汽车常常挂着建中的领章，手里夹着范氏大代数。明明十七，我说十九。我运动顶不行，我偏说是篮球校队。不要笑我，我怕人家瞧不起。爸爸说我自甘堕落，我倒是蛮想要好的，只是好不起来就是了。

我找不到人做伴，一来我太爱扯谎；二来我这个人大概没有什么味道，什么玩意儿都不精通。我贴钱请小弟看电影他都不干，他朋友多，人缘好，爸爸宠他，说他是将才。小时我在他腿子上咬下四枚牙印子，因为妈妈有了他就不太理睬我了。我想着那时真傻，其实我一直倒蛮喜欢他的，可恨他也敢看不起我，我一跟他说话，他就皱起鼻子哼道：“吹牛皮。”

一到礼拜天，我就觉得无聊，无聊得什么傻事都做得出来。我买了各式各样的信封，上面写了“杨云峰先生大展”、“杨云峰同学密启”、“杨云峰弟弟收”。我贴了邮票寄出去，然后跑到信箱边去等邮差。接到这些空信封，就如同得到情书一般，心都跳了起来，赶忙跑到房里，关起房门，一封封拆开来。妈妈问我哪儿来的这么多信，我有意慌慌张张塞到裤袋里，含糊地答说是朋友写来的。

礼拜天晚上，爸爸和妈妈去看京戏，小弟有的是朋友，家里只有我孤鬼一个。我只有把来富放到客厅来做伴。来富傻头傻脑的，我不大喜欢它，它是小弟的宝贝。我觉得实在无聊了，就乱打电话玩，打空电话。有时我打给魏伯飏，他是我们班长，坐在我后面，在南光里只有他对我好。其实他家里没有电话，我是在瞎闹。我跟他说烦死了，一晚上抽了两包香烟。我常偷妈妈的香烟抽。抽烟容易打发时间。我跟魏伯飏说如果不要剃光头，我简直想出家当和尚，到山里修行去。我告诉他，我在家里无聊得很，在学校里更无聊，倒不如云游四海，离开红尘算了。我在武侠小说里常常看到有些人看破红尘入山修道的。

有时我打给吴老师，她是我小学六年级的国文老师。我碰见这么多老师，我觉得只有她瞧得起我。她把我那篇《母亲》贴到壁报上去，里面我写了妈妈早上喂我吃“芙蓉蛋”的事，我得意得了不得，回家兴冲冲讲给妈妈听，妈妈撇了撇嘴道：“傻仔，这种事也写出来。”妈妈就是这样不懂人家。不知怎的，我从小就好要妈妈疼，妈妈始终没理会到这点。我喜欢吴老师，她的声音好柔，说起国语来动听得很。我不大敢跟我同年龄的女孩子打交道，在班上不是她们先来逗我，我总不敢去找她们的。不知怎的，她们也喜欢作弄我。我告诉吴老师听，我考进了建国高中，第一次月考我的国文得九十分，全班最高。我答应过年一定去跟她拜年。其实吴老师早嫁人了，跟先生离开台北了。我去找过一次，没有找到她。

我曾这样自言自语拿着听筒讲个个把钟头，有一次给小弟撞见了，他说我有神经病，其实我只是闷得慌，闹着玩罢了。

我在家里实在闷得发了馊，没有一个人谈得来的。爸爸我可不敢惹，我一看见他的影子，早就溜走了。我倒是很想和妈妈聊聊，有时爸爸出去应酬，撂下她一个人在客厅里闷坐，我很想跟妈妈亲近亲近。可惜妈妈的脾气太难缠，说不到三句话，她就会发作起来。先是想念在美国西点的大哥，想完大哥又想二哥，然后忽然指我头上来说：

“还不是我命苦？好儿子大了，统统飞走了，小弟还小，只剩下你这么个不中用的，你要能争点气也省了我多少牵挂啊！你爸爸老在我面前埋怨，说你丢尽了杨家的脸，我气起来就说‘生已经生下来了，有什么办法呢？只当没生过他就是了’。”

说完就哭，我只得又去找手帕给她。去年暑假我偷了爸爸放在行李房的一架照相机，拿去当了三百块，一个人去看了两场电影，在国际饭店吃了一大顿广东菜，还喝了酒，昏陶陶跑回家。当票给爸爸查到了，打了我两个巴掌。那次以后，爸爸一骂我就说丢尽了杨家的脸。我不晓得为什么干下那么傻的事情，我猜我一定闷得发了昏。

我对我补习老师也没有真心话说。我的补习老师全是我爸爸派来的奸细。补习老师头一天来，爸爸就把他叫去，把我从小到大的劣迹，原原本本都抖出来，然后交待他把我的一举一动都要报告给他听，他跟补习老师所讲的话我都听得清清楚楚，因为我们家个个都有偷听的本事。

你说叫我跟谁去说话，只有跟自己瞎聊了。不要笑话我，我跟我自己真的说得有滋有味呢。

4

在学校里我也是独来独往的。一开始我就不喜欢南光。谭校长是爸爸的老同学，爸爸硬把我塞进去。我猜谭校长也有苦说不出。我的入学试，数学十一分，理化三十三分，英文三十五。谭校长劝爸爸把我降级录取，爸爸不肯，他说十六岁再念初三太丢人。谭校长勉强答应我试读一个学期，所以一开学爸爸就叮嘱我只许成功不准失败。爸爸死要面子，我在小学那次留级，爸爸足足有三四天没出大门，一个朋友也不见。

我不喜欢南光的事情难得数，头一宗我就跟我们班上合不来，他们好像一径在跟我过不去似的。我们是乙班，留级生、留校察看生，统统混在里面，而且我们班上女生特多，嚷得厉害，我受不了，我怕吵。

同学大略分为两三类。有几个是好学生，就像考第一的李律明，上了高中还剃个和尚头。鼻头上终年冒着粉刺，灌了脓也不去挤。余三角讲课时，他们老爱点头，一点头，余三角就把黑板擦掉，我连几个角还分不清楚。这些人，没的说头。有些同学巴结他们，为的是要抄他们的习题，考试时可以打个Pass。我不会这套，做不出就算了，所以老不及格。

还有一些是外罩制服，内穿花汗衫的。一见了女生，就像群刚开叫的骚公鸡，个个想歪翅膀。好像乐得了不得，一天要活出两天来似的。我倒是蛮羡慕他们，可是我打不进他们圈子里，我拘谨得厉害。他们真会闹，一到中午，大伙就聒聒不休谈女人经，今天泡这个，明天泡那个。要不然就扯起嗓门唱流行歌曲，有一阵子个个哼Seven Lonely Days。我听不得这首歌，听了心烦。过一阵子，个个抖着学起猫王普里斯莱，有两个学得真像。我佩服他们的鬼聪明，不读书，可是很容易混及格。

我坐在几个大女生后面，倒霉极了。上课的时候，无缘无故，许多纸团子掷到头上脸上来。这些纸团，给我前面的唐爱丽居多，给吕依萍和牛敏的也不少。“下午两点新生戏院门口CK”，“下午五点凯利JJ”。唐爱丽不像个高中生，我敢说她起码比我大两岁，老三老四，整天混在男孩子堆里。她敢拿起杜志新的帽子，劈头盖脸打得杜志新讨饶。一到下雨天不升旗，她就把大红毛衣罩在制服外面。我们班的女生，都不大规矩似的。大概看多了好莱坞的电影，一点大年纪，浑身妖气，我怕她们。

除了魏伯飏以外，我简直找不出一个人谈得拢的。魏伯飏不爱讲话，他很懂事，喜怒全不放在脸上，我猜不透他的心事。

你说我在学校哪还有什么意思，一个人游魂似的，东荡荡，西晃晃。一下课他们就成群成伙去投篮，上福利社，只有我不喜欢夹在他们里面，我躲在教室里面看闲书，什么小说，我都爱看，武侠小说、侦探小说，我还爱看《茶花女》、《少年维特之烦恼》，我喜欢里面那股痴劲。妈妈老说我愣头愣脑不懂事，我自己倒觉得蛮横的。我看了《欲望街车》回家难受了老半天，我不懂马龙白兰度对费雯丽为什么那么残忍，费雯丽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好要人疼的。

我上课常常心不在焉，满脑子里尽是一些怪想头。上三角时，我老在桌子角上画字，我把“杨云峰”三个字，颠来倒去写着玩，我的字真丑，连名字都写不好，我练习本上的名字总是魏伯飏替我写的，他的字漂亮。

有一次我伸头出窗外看一只白头翁在啄树上的石榴花，余三角把我抓了起来问道：

“杨云峰，什么叫对称？”

我答不出来红了脸。

“你东张西望当然答不出来，回去照照镜子，你的眼睛就跟你的鼻子对称。”

余三角自以为很幽默地解释道。全班哄笑，唐爱丽回头向我做鬼脸，我觉得她真难看，我不懂杜志新和高强他们那么喜欢泡她，两个人还为她打架呢！从此以后，余三角就对我印象不佳。第一次月考我得了个大鸭蛋，他写了张通知给我爸爸，希望家长和学校密切合作。爸爸向我提出严重警告，他又加请了一个数学老师，是师大数学系的学生，我讨厌这些大学生。

才挨爸爸警告过两三天，我又碰到了倒霉事。王老虎要我们星期一背英文，我把这件事完全忘了。那天早上到了学校才猛然记起来，我的记性实在不好。那一课是讲空气里的水分子如何撞击凝成雨点，颠来倒去，句句话都差不多。我没去升旗，躲在教室里拼命硬背。王老虎最恨学生背不出书，她说学英文，就要死背。她骂起人来，不给脸的，我试过一次，吓怕了。我愈急愈背不出，心发慌，头顶直冒汗，我收拾了书包，跑出学校，在新公园里混了半天。爸爸接到旷课单后，有三天没有跟我说话。他连眼角也没扫我一下。吃饭的时候，他的脸黑得跟铁板一样，我低着头，把汤泡在饭里，草草把饭吞掉，躲进自己房里去。妈妈装不知道，爸爸不先发作，她不会开火的。

那三天我差点不想活了。要是爸爸即刻骂我一顿，甚至揍我一顿，我还好过些。我顶怕他黑脸，我心寒。出人意料之外，过了三天，大概妈妈疏通过一番，爸爸气平了些，他向我晓以大义，着实地教训了几句，他说我要是这学期读不及格，就别想再念书，当兵去算了。最后还要我写过悔过书，发誓不再逃学。

唉！我觉得做人真麻烦。

5

我从小就恨体育，我宁愿生来就是个跛子，像我们班谢西宁那样，坐在篮球场边替同学们看管衣服。我比他们发育得早，十七岁的人，胳肢窝及大腿上的汗毛都长齐了，我们上篮球和足球课时，赖老师规定要我们打赤膊。他们都笑我是猴子变的，全身的毛，我恨透了。有一次踢足球，我躲到竹林子里没出来参加，赖老师罚我脱去外衣裤在操场中央做十个伏地挺身，他们都围着我笑，高强蹲下来拍手叫我加油，杜志新用手拔我腿上的毛，我用脚蹬他，没有蹬到。

学期中的时候，赖老师要我们做体能测验，全是机械运动。他叫魏伯飏带队领我们去操场，他亲自在单杠那儿挖沙地。前几天下过雨，沙地都结成了硬块。第一项测验项目就是倒挂金钩，我顶怕那个玩意儿，我从来没有翻上去过，我的手臂跟身体一点都不平衡，细杆子似的，没有劲道，放学时，我瞅着没人，也去练过几天单杠，可是无效，我的腿太长，拖在下面翻不上去。我们排队坐在沙池旁边等候，赖老师按着学号，一个个叫上去做。头一号是高强，他简直是个猴儿，浑身小肌肉块，他一上体育课就脱得赤精大条，他在手掌上吐了一泡吐沫，抹把沙子，起身一纵就翻了上去。第二个是李律明，我以为他只会读书，一定不会这套把戏。他脱下眼镜，不慌不忙，居然一纵也上去了。我有点失望，心里开始发虚了。赖老师一个一个叫着，我坐在沙地边好像上了法场，等着去砍头似的。他点到第三十号，我硬着头皮走上去，抬头看看那根杠子，天那么高。我也学他们在地上抹抹沙子，我明明晓得无济于事，我在拖时间，做最后一分钟的挣扎。我跳上去抓住了杠子，用力蹬了两下没有用，翻不上去。我拼命蹬踢，蹬得整个人在半空中来回晃荡。我猜我的样子一定很难看，他们在我对面一直发笑。我跳了下来，听见有人笑道：“杨云峰踢得像只青蛙！”

赖老师不肯饶过我，他一定要我上去试。又是一番蹬踢，还是不行。他叫几个同学上来托住我的屁股，往上用力一送，把我翻到空中去，我觉得一阵头晕，心一慌，手滑开了，一跤摔进沙坑里去。我觉得满头金星乱迸，耳朵雷鸣一样。我趴在沙坑里没有动，嘴巴里塞满湿沙块。我听见他们笑得厉害，我宁愿摔死了算了。

有一个人走过来把我扶了起来，我一看，是魏伯飏。我赶忙低下头把嘴里的沙子吐掉，我干笑着直说没关系，我不愿他看见我这副狼狈样子。他扳起我的脸说：

“你的鼻子流血了。”

经他一讲我才发觉一嘴巴的血腥气，整个脸都摔麻木了。我感到有点头晕，晃了两下。魏伯飏赶紧抓住我的膀子，我掏了一下，没有带手帕。魏伯飏拿出他的来捂到我鼻子上说：

“你把头仰起来，靠在我肩上，我陪你到医务室去，你的脸色白得怕人。”

赖老师叫我先回家，不必参加降旗了。魏伯飏扶我到医务室，里面没有人。他叫我躺下来，他去把杨护士请了来。杨护士用硼酸水把我鼻腔及嘴巴的泥沙洗去，用两团棉花球塞到我鼻孔里。我只好张开嘴呼吸，我的手肘及膝盖也擦了，杨护士要替我擦碘酒，我不肯，我怕痛，她替我涂了点红药水。

我把魏伯飏的手帕弄脏了，浸满了血块，我说拿回去洗干净再还给他。

“你不要说话，躺一会儿就好了。”他说。

“你去上课吧，我就会好的。”我说。

他不肯，他要送我回家，他说我的脸色太难看。他回教室清理东西，把我的书包也带来了。他跟我慢慢走到大门口去，我的头晕浪似的。他叫了一辆三轮车，我们一同上车。

走到半路，我的鼻腔又开始流血了。魏伯飏把手臂伸过来，他叫我把头仰起来枕到他手弯里，那样血可以流得缓一些。鼻血流进我嘴巴里，又咸又腥，我把魏伯飏的手帕掩着嘴，慢慢将血水吐到手帕上去。天渐渐暗了，路上有电灯光射过来。我仰着头感到整个天空要压下来了。我觉得十分疲倦，一身骨头都快散开了似的。

“杨云峰，你今天真倒霉，你不会翻单杠，赖老师实在不该勉强你的。”

魏伯飏对我说道。不晓得哪儿来的一阵辛酸，我像小孩子一般哭了起来。平常我总哭不出来的，我的忍耐力特大，从小我就受同学们作弄惯了。我总忍在心里不发作出来。爸爸妈妈刮我，我也能不动声色。心里愈难受，我脸上愈没表情。爸爸有次骂我恬不知耻，因为他骂我时我没有反应。可是枕在魏伯飏手弯里，我却哭得有滋有味。魏伯飏吓得怔住了，他拍着我的背一直对我说道：

“喂，喂，别哭啦！这么大个人，怎么像娃娃似的。我们在大街上啊！”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了。我靠着魏伯飏失声痛哭起来。魏伯飏叫三轮车夫停下来对他说道：

“请你把帘子挂起来，我弟弟的身体不舒服。”

我哭得更厉害，眼泪鼻涕鼻血涂得魏伯飏一身。大哥二哥在家时从不理睬我。只要有人给我一句好话，我反而觉得难受。魏伯飏没有办法，只得让我哭个痛快。我下车时看见魏伯飏的衣服给我搓得稀脏。我指指他肩上的血块，他笑着说没关系，催我快点回家休息。我回到家中把脸上的血污洗净，赶紧蒙头大睡，我推说不舒服，没有起来吃晚饭。我不让爸爸晓得这天的事，他晓得了，一定又要说我没出息的。爸爸的身体很壮，他老说在中学时，一口气可以来上二十几个倒挂金钩。

6

我晓得我不讨人喜欢，脾气太过孤怪。没有什么人肯跟我好，只要有人肯对我有一点好处，我就恨不得想把心掏出来给他才好。自从魏伯飏那天送我回家以后，我不知道怎样对他感激才好。我这个人呆呆的，一点也不懂得表示自己的感情。我只有想法帮帮他的小忙，表示报答他。他是班长，我常常帮他抄功课进度表，帮他发周记大小楷，有时帮他擦黑板，做值日，我喜欢跟他在一起，在他面前，我不必扯谎，我知道他没有看不起我，我真希望他是我哥哥，晚上我们可以躺在床上多聊一会儿。

我对人也有一股痴劲，自从和魏伯飏熟了以后，整天我都差不多跟他磨缠在一块儿。早上我在公共汽车站等他一起上学，下午我总等他办好事情一同回去。下课解小便我也要他一道去，不要笑我，我实在没人做伴，抓到一个就当宝贝似的。

魏伯飏这个人真好，什么事都替你想得周周到到的。可是他太沉默，我跟他处了很久还是摸不清他的心事。后来有几次，我发觉他有点避开我。有一天放学，我邀他一起回去，他说有事，叫我先走。我要等他，他不肯。我一再坚持要陪他，他把我叫到操场角落上对我说：

“杨云峰，我想我还是老实告诉你吧！最近我们过往太密了，班上的同学把我们讲得很难听，你知道不？”

我没有察觉到，我不大理睬我们班上那些人。我知道有几个人专会恶作剧，我的书上他们常常写上“杨云峰小姐”“杨云峰妹妹”，我为了这个换过多少本书，我简直恨透了这些家伙，可是表面上我都装着不知道，那些人愈理愈得意，魏伯飏告诉我他们把我叫做他的姨太太，因为他们开玩笑把吕依萍叫做魏太太。魏伯飏说早上他还为了这个把杜志新揪到操场的竹林子里揍了一顿。我听了半晌没有说话。我对他说：

“我想我们以后还是不要在一起算了。”

我向他道了再见，独自回到家里去。那天晚上，我又一个人在打空电话了。我告诉魏伯飏听，我真的想出家当和尚，把头剃光算了。我从来没有感到像那样寂寞过。

我在班上不和魏伯飏讲话了。一有空，我就伏在桌子上打瞌睡。下课时，吕依萍和牛敏她们老爱拥到唐爱丽位子上来，交头接耳，疯癫得了不得。有时她们一屁股坐到我桌上，害得我打瞌睡的地方都没有。我懒得跟她们交涉，我避到楼上，倚着石栏晒太阳去，冬天的太阳软绵绵的，晒得人全身都有一股说不出的懒怠劲，我喜欢那么悠悠晃晃，做白日梦。一堂课我胡思乱想混去了半堂。我老想到出家修行这个念头，国文老师出了“我的志愿”这个作文题目，我说我但愿能够剃发为僧，隐居深山野岭，独生独死，过一辈子。国文老师给了我一个丙，批着：“颓废悲观，有为之现代青年，不应作此想法。”我不是悲观，我在南光里就是觉得无聊乏味。我不懂杜志新为什么整天那样乐，一进教室就咧着嘴向他那一伙叫道：

“喂，我跟你们说，昨天我在Tony家的Party里碰到金陵女中的小野猫，那个妞儿，骚得厉害，我和她跳过两个恰恰，我敢说一个照面，我就把她泡上了。你们等着瞧，我去约她去。”

我也佩服李律明，他能天天六点钟到学校，把彭商育编的《三角讲义》从头做到尾。余三角一考试就说：

“这次的题目，我看只有李律明一个人拿得到八十分。”

我不会泡Miss，我说过我的脸皮太薄。也不会埋头用功，我提不起那股劲，我不是为自己读书，我在为爸爸读。

大考的时候，学校放了三天假，让我们温习功课。我没有在家看，下午补习老师来过后，我就带书到学校里去了。我在家里安不下心来，爸爸和妈妈常借故走到我房里瞧我是不是在看书。爸爸进来说找前一天的《中央日报》，妈妈进来说拿午点给我吃。有时我看书看得眼倦了，歪着身子矇着一会儿，一听到他们脚步声，就吓得赶忙跳起来胡抓一本书，乱念一顿。

那天下午有点阴寒，台北这阵子一直阴雨连绵。我穿了一件银白色的太空衣，围上一条枣红的围巾，乘车到学校里去。大考期间，学校的教室全部开放，让学生自习。可是这天学校里连人影都不见一个。寒流来了，又下雨，大家躲在家里，才是四点多钟，天色乌沉沉的。教室的玻璃窗，外面看进去，全是黑洞。我走到楼上尽头我们高一乙班去，想不到唐爱丽在里面，要是早知道她在那儿，我一定不会进去的了。

“嗨，是你！”唐爱丽站起叫道。

我知道她在等人，快放假的前两天，她得到好多纸团了。我开了日光灯，坐到自己座位上去。

“我还以为是杜志新呢！”唐爱丽在讲台上踱来踱去说道，“这个死鬼，约好我四点钟在这里等他，四点二十五分了，人影子还不见。等一下他来了，我不要他好看才怪呢！”

我没有理她，乘她转身的时候，我溜瞅了她两眼。唐爱丽穿了一件西洋红的呢大衣，大衣领还露出一角白纱巾来，我猜一定是她故意把纱巾扯出那么一点来的。唐爱丽最会做作了。高中女生不准烫头发，可是唐爱丽的发脚子一径是卷的。这天卷得特别厉害，大概用火钳烧过了。无论唐爱丽怎么打扮，我总觉得她难看。她的牙齿是龅的，老爱龇出来，她在牙齿上戴钳子，看着别扭得很，他们爱泡她，他们说她骚。

唐爱丽在讲台上走来走去，走得我心乱死了。我眼睛盯在书上，来去总在那几句上。我想叫她坐下来，不要来回穷晃荡，可是我不敢。

“我想杜志新一定让他的老头儿关起来了。”唐爱丽说道，“你猜呢？”她问我。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唐爱丽有点不耐烦了，她向我说道：“杨云峰，不要读你的鬼书了，我们来聊聊天吧！反正你读了也不及格的。”

我恨她最后那句话。唐爱丽走到我旁边坐了下来，她把大衣解开撂到桌子上，里面穿了一件紧身毛衣，鲜红的，她喜欢红色。唐爱丽的话真多，东问西问，好多话我都答不上来，我一答不出，她就笑。我希望她快点离开，我不会应付女孩子，尤其是唐爱丽，我简直怕她。她一点也不像高中生，她居然敢涂口红。

“呀，你这件太空衣真好看，是什么牌子的。”唐爱丽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我跟前伸手把我的衣领翻了起来。我吓了一跳，我的心跳得厉害。

“是外国牌子嘛！是不是香港带来的？”

唐爱丽凑近我在看我的衣服牌子，我闻到她头发上一股浓香。我不喜欢女人的香水。唐爱丽放开我的衣领，突然将手伸进我领子里去，她的手好冷，我将颈子缩起打了一寒战。

“哈哈，”唐爱丽笑了起来，“杨云峰你真好玩。”她说。

唐爱丽的手在我颈背上一直掬弄，搞得我很不舒服，我的脸烧得滚烫，我想溜走。唐爱丽忽儿摸摸我头发，忽儿拧拧我耳朵。我简直不敢看她。忽然间她扳起我的脸在我嘴上用力亲了一下，我从来没有和女孩子亲过嘴，我不懂那套玩意儿。我的牙齿闭得紧紧的，我觉得唐爱丽的舌头一直在顶我的牙门。我真有点害怕，我的头晕死了。唐爱丽亲了我的嘴又亲我的额头，亲着亲着，她将我整个耳朵一口咬住，像吮什么似的用力吮起来，她吐出舌头乱舔我的脸腮，我觉得黏瘩瘩的，很难受。我好像失去了知觉一般，傻怔怔地坐着，任她摆布。

唐爱丽亲了我一会儿，推开我立起来。我看见她一脸绯红，头发翘起，两只眼睛闪闪发光，怕人得很。她一声不响，走过去，将教室的灯关上，把门闩起，又向我走了过来。教室里暗得很，唐爱丽的身躯显得好大，我觉得她一点都不像高中生。我站了起来，她走过来搂住我的颈子，把我的手拿住围着她的腰。

“杨云峰，你怎么忸怩得像个女孩。”

她在我耳边喃喃地说。她的声音都发哑了，嘴巴里的热气喷到我脸上来。突然间，她推开我，把裙子卸了丢在地上，赤着两条腿子，站在我面前。

“唐爱丽，请你——不要——这样——”

我含糊地对她说，我的喉咙发干，快讲不出话来了，我害怕得心里直发虚。唐爱丽没有出声，直板板地站着，我听得到她呼吸的声音。突然间，我跨过椅子，跑出了教室。我愈跑愈快，外面在下冷雨，我的头烧得直发晕。回到家的时候，全身透湿，妈妈问我到哪儿去来。我说从学校回来等车时，给打潮了。我溜到房里，把头埋到枕头底下直喘气。我发觉我的心在发抖。

7

我不喜欢唐爱丽，我着实不喜欢她。可是不知怎的，我很替她难受，我觉得实在不应该那样丢下她不管。我觉得她直板板地站在我面前，好可怜的；到底她是第一个对我那样好过的女孩子。

第二天，我写信写了一天，我实在不大会表达自己的感情。我向她道歉，我说我并不想那样离开她的。我以后一定要对她好些，希望她能做我的朋友，我告诉她我好寂寞，好需要人安慰。我把信投了出去，我寄的是限时专送，还加挂号，我怕她收不到。那一晚我都没睡好，我希望唐爱丽接到我的信以后，不再生我的气了。

大考的头一天，早上考数学、英文，下午考三民主义。我五点钟就爬了起来，把三角公式从头背了一遍，我常把公式记错，余三角爱整我，老叫我在堂上背积化和差公式。我晓得我的三角死定了，三次月考平均只有二十八。

我到学校时，到处都站满了人在看书。我一走进教室时，立刻发觉情形有点不对。他们一看见我，都朝着我笑，杜志新和高强两个人勾着肩捧着肚子怪叫。前面几个矮个子女生挤成一团，笑得前仰后翻，连李律明也在咧嘴巴。我回头一看，我写给唐爱丽那封信赫然钉在黑板上面。信封钉在一边，上面还有限时专送的条子，信纸打开钉在另一边，不知道是谁，把我信里的话原原本本抄在黑板上。杜志新及高强那伙人跑过来围住我，指到我头上大笑。有一个怪声怪调的学道：“唐爱丽，我好寂寞。”我没有出声，我发觉我全身在发抖。我看见唐爱丽在座椅子上和吕依萍两个人笑得打来打去，装着没有看见我。我跑到讲台上将黑板上的字擦去，把信扯下来搓成一团，塞到口袋里去。杜志新跑上来抢我的信，我用尽全身力气将书包砸到他脸上，他红着脸，跳上来叉住我的颈子，把我的头在黑板上撞了五六下，我用力挣脱他，头也没回，跑出了学校。

我没有参加大考，这两天来，我都是在植物园和新公园两地方逛掉的，我的钱用光了，没地方去。爸爸问我考得怎么样，有把握及格没，我说大概可以。我在日记本上写了几个大字：“杨云峰，你完蛋了！”

8

昨天是大考的最后一天。我从新公园回家已经五点钟了。爸爸不在家，妈妈洗头去了。小弟告诉我爸爸到南光去了，我们校长来了电话。我知道大难将临。这几天我都在等待这场灾难，等得已经不耐烦了。我刚走到楼上，就听得爸爸的汽车在门外停了下来：

“你三哥呢？”爸爸一进门就问小弟。

“刚上楼。”小弟答道。

“叫他下来。”爸爸的声音发冷的。

我不等小弟来叫，自己下楼走到爸爸书房里。爸爸在脱大衣，他听见我开门，并没有转过身来。他把大衣挂到衣架上，然后卸下围巾，塞到大衣口袋里。他的动作慢得叫人心焦，我站在他写字台前，心都快停了。爸爸坐到椅子上冷冷地说道：

“我刚刚去见过你们校长。”他的声音压得低低的，我看见他额头及手背上的青筋暴了起来。我没有出声，呆呆地瞪着地板。

“他说你没有参加大考。”爸爸见我没有搭腔，索性明说了出来。我仍然没有说话，我不知说什么才好。

“你说吧，这两天你到底搞什么去了。”爸爸站起来，走到我跟前，问到我脸上来。

“我在新公园和植物园里。”我照实答道。我没抬起头来，我怕看爸爸的脸色。

“哦，在公园里呢！你还告诉我考得不错——”

爸爸举手一巴掌打在我脸上，我向后连连打了几个踉跄才煞住脚，我觉得脸上顿时麻木了半边。

“你去死！你还是个人哪，书不读，试不考，去逛公园——”

爸爸气得声音抖了，伸手又给了我一个巴掌。我脸上痛得快淌眼水了，可是我拼命抵住，不让眼泪流下来。在爸爸面前，我不想哭。

“逃学、扯谎、偷东西，你都占全了。我们杨家没有这种人！我生不出这种儿子！亏你说出口，不考试去逛公园——你不想读书，想做什么呀！文不能文，武不能武，废物一个，无耻！”

爸爸动了真气，足足骂我半个多钟点。骂完后，靠在椅子上怔怔出神起来。我猜他一定很伤心，我想说一两句道歉的话，可是我说不出来。我转身，想离开爸爸的书房，我站在爸爸面前有点受不了，我的脸热痛得像火烫过一般。

“回来！”爸爸突然喝住我道。我只得又转过身来。

“我告诉你，明天是你们结业式，你们校长要你一定参加，他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下学期开学以前让你补考。你好好听着：明天你要是敢不去学校，我就永远不准你再进这间屋子。”

爸爸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我，我知道爸爸的脾气，他说得出做得出的。

我上楼回到自己房里，小弟跟了上来。他问爸爸为什么发那么大的脾气，是不是我又逃学。我没有理他，我要他借我五十块钱。我身上一毫子都没有了。我从来弄不清我裤袋里有多少钱的，我没有数字观念。小弟比我精于计算，我知道他有积蓄。小弟最初不肯，我把手表脱下来押给他，我答应一有钱即刻还他。小弟掏出五十块给我，我把钱收进裤袋，穿上我的太空衣走了出去。我一定要在妈妈回家以前溜出去，妈妈回家知道我没有去考试，一定也要来讲一大顿的，而且她一定会哭，我受不了。无论谁再要对我讲一句重话，我就发疯了。

9

我不晓得去哪里好，我想去找魏伯飏，我在学校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跟他讲话了。他写过一封信给我，他说我们这样分手他很难受，但是他不愿人家把我说得那么难听。我知道他是为我好，魏伯飏这个人真周到。可是我不好意思见他，他一定也看到我给唐爱丽那封信。你不晓得我心里有多懊丧，我的右耳根子刀割一般，爸爸的手太重了。

这几天，台北一直有寒流，空气沉甸甸的，直往下坠，我把太空衣的领子翻了起来，遮住脖子，走过街口时，那股风直往领子里灌。我在重庆南路衡阳街一带溜达了一下，逛不出个名堂来。路上人来人往，刚好是下班放学的时候，公共汽车站挤满了人。天黑得早，店铺都开了灯。许多学生在杂志摊上翻书看，我也挤了进去，拿起一本《健而美》来，里面全是模特儿的裸体照，有些姿势照得很难看，我赶忙合上，交给摊贩，他向我龇牙齿，我掉转头，匆匆走过对街去。我真不知道去哪儿好，我觉得好无聊。

我信步溜到西门町，一大堆人在新生戏院排队赶七点钟的电影。我走到新生对面一家小吃馆要了一碟萝卜丝饼。外面闻着香，拿来半个也吃不了，我一点胃口也没有。馆子里暖和，外面冷，我呆坐着混时间，看着对面挤电影的人一个个拥进戏院。等到人走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忽然看见对街有两个太保装束的男孩子走到街心向我这里乱挥手，立即有两个女孩子从隔壁咖啡馆跑出来，拉拉扯扯走过街去。我赶忙起身换个位子，背向着他们。我猜我的脸在发白，那两个男的，有一个是杜志新，另外一个不认得，两个女孩，竟是唐爱丽和牛敏。唐爱丽穿着那天那件西洋红的大衣，头上还系了一块黑花头巾。他们大概考完试约好出来赶电影的。

我忙忙付了账，离开西门町。我不管了，我一定要去找魏伯飏。我不怕他笑我，你不晓得我心里的悲哀有多深。魏伯飏住公园路，就在新公园过去一点。我到魏伯飏家时，魏伯飏妈妈告诉我，刚刚有几个同学来找他出去看电影，走了还不到十分钟。魏伯飏妈妈问我为什么这样久不到他们家玩。她真好，对我讲话总是那么客客气气的。她又问我大考考得怎么样，我说还可以。我请他告诉魏伯飏听，我来找过他。魏伯飏就是那么周到，他连他妈妈也没有告诉我逃学的事情。

我离开魏伯飏家，沿着新公园兜了两个大圈子，我一面走一面数铁栏杆那些柱子，刚好四百根。我不愿到闹街上去，我怕碰见熟人，可能还会碰到妈妈，她平常在西门町的红玫瑰做头发。

新公园里面冷清清的，没有几个人影子，只有播音台那儿亮些，其余的地方都是黑压压的。我走到公园里博物馆的石阶上去，然后从旁边滑下来。滑下来时我看见博物馆底下石柱子中间有两个人影子。我猜他们一定在亲嘴。我真的听到他们发出吧哒吧哒的声音来。亲嘴亲得那么响，真蠢。我记得唐爱丽那天和我亲嘴，一点声音也没有，我的牙齿关得紧紧的。

我绕到扩音台那儿，那里亮些，暗的地方我怕闯到有人亲嘴。我点了根香烟，用力吸了几口。嘴淡得很，这几天胃真坏，肚子饿得要命，就是吃不下东西。扩音台前有个大理石的日晷，我竖起那根石针，来回转着玩。我觉得无聊到了极点。

有一个人从我背后走来向我借火，他说他忘记带打火机，我把火柴递给他，他点上烟，还给我火柴，说了声谢谢，站在我旁边，徐徐地吐着烟圈。我低着头继续在拨弄日晷上的石针。我发觉他并没有离开的意思，我猜不透他是干什么来的。新公园这个地方到了晚上常发生稀奇古怪的事情，可是我不想离开新公园，我没有别的地方去。

那个人问我一个人在公园里做什么，我说买不到电影票，顺便来逛逛。我撒谎从不费心机，随口就出来了。他邀我一同去散散步，他说站着冷得很，我答应了，我的脚板早就冻僵了。我看不清楚那个人的脸，他穿着一件深色的雨衣，身材比我高出一个头来。大概是中年男人，声音低沉，讲话慢慢吞吞的。

我们沿着网球场走去。他问我叫什么名字，读什么学校，我瞎编了一套。他告诉我他叫李××，我没听清楚。我不在乎他叫李什么。我正觉得无聊，找不到伴。

“你刚才买哪家的电影票。”他问我。

“新生，《榆树下的欲望》。”我说。

“哦，我昨天刚看过，还不坏，是部文艺片。”他说。

我们走到一半，天下雨了。雨水打到脸上来，冰冷的。

“你冷吗？”他问我道。

我说我的太空衣很厚，可以挡风。他脱下雨衣，罩到我身上，拉着我跑到网球场边一丛树林子里去。他的雨衣披在身上很暖和，我裹着坐到林子里一张双人椅上，我在街上逛了两个多钟头，两腿酸得厉害。他坐在我旁边在擦额上的雨水，他要替我擦，我说用不着。他说冷雨浸在头发里会使人头痛，他硬伸过手来替我揩头，我裹紧他的雨衣没有做声。他替我擦好雨水，掏出两支香烟，塞给我一支，自己点上一支，他拿出一个打火机来点烟，我不懂他刚刚为什么要扯谎。我们坐着一起抽烟，没有说话，我听得到他猛吸香烟的声音。雨不停地下着，将叶子上发出沙沙的响声来。过了一会儿，他把手上的香烟丢掉，把我手上的香烟也拿去按灭，树林子里一片漆黑，我从树缝里看到台大医院那边有几条蓝白色的日光灯。他把我的两只手捧了起来，突然放到嘴边用力亲起来，我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子。我没想到男人跟男人也可以来这一套。

我没有表，不晓得逃出新公园时已经几点钟了。我没有回家，我在空荡荡的马路上逛了好一会儿，路灯发着紫光，照在皮肤上，死人颜色一般，好难看。我想到第二天的结业式，想到爸爸的话，想到唐爱丽及南光那些人，我简直厌烦得不想活了。我荡到小南门的时候，我真的趴到铁轨上去过，有一辆柴油快车差点轧到我身上来。我滚到路旁，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跑了回来。

10

天已经大亮了。我听见小弟在浴室里漱口。我的头痛得快炸裂了一般，肚子饿得发响。妈妈就要上来了。她一定要来逼我去参加结业式，她又要在我面前流泪。我是打定主意再也不去南光了，爸爸如果赶我出去，我真的出家修行去。我听见楼梯发响，是妈妈的脚步声。我把被窝蒙住头，搂紧了枕头。

《现代文学》第十一期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

那晚的月光

台大物理系毕业考最后一科是理论物理。题目繁而难，延长两小时还没有考完。天暗了，教室里开上了灯，李飞云最后一个交卷。克洛教授在他面前踱来踱去，李飞云觉得头有点发晕，他抬起眼，发觉克洛教授正在看他，克洛教授的眼镜反射出金光来，他感到一阵眼花，慌忙站起来，把卷子递给克洛教授。最后一大题，他一个字也没写，那一题占三十分。

李飞云回到位子上，脑子里空空的，两只手伸到抽屉里盲目地摸索一阵。

“别尽发傻了，我们走吧。”陈锡麟从后面拍拍李飞云的肩膀说道。

李飞云站起来，跟着陈锡麟一同走出教室，门外闹哄哄的，大家正在讨论考试题目，李飞云和陈锡麟避开人群往楼下走去。

“怎么样？”陈锡麟问道。

“不行得很。”李飞云摇摇头，瘦脸上现出一丝苦笑来。

“总有六十分吧？”陈锡麟侧过头望着李飞云道。

“大概要补考了，最后那题我一点也不会。我只看到第六章，最后两章，根本没看。昨晚上完家教回去，太累了，倒在桌子上睡了过去。”

“总会及格吧？”

李飞云的脸牵动了几下，停了半晌，忽然转头对陈锡麟说道：

“别老谈考试了，陈锡麟，我在想我们已经算毕业了呢！”

“嗯，毕业了——”陈锡麟漫声应道，两个人默默地走出了理学院。

校园里一片金黄色，像浸在一大池水溶溶的金液里似的。润绿的朝鲜草坪上，映得金碧辉煌。风是热的，又温又湿，柔柔地拂过来。李飞云用力吸一口气，一股醇香，冲进他脑门里。校园里的栀子花刚刚绽开。

“陈锡麟，我想在草坪上躺一会儿。”李飞云对陈锡麟说道。陈锡麟点了点头，两个人走到文学院门口一块草坪上，陈锡麟靠在一棵椰子树脚下，李飞云俯卧在陈锡麟旁边，椰子树的阔叶吹得沙啦沙啦的。李飞云将脸紧贴在毛茸茸的草丝上，一流泥土的浓香在他周围浮动起来，他看见山那边反映着一束束晶红的夕阳光柱。李飞云的面腮在草须上轻轻地滑动着，六月的草丝丰盛而韧软，触着人，有股柔滑的感觉。不知怎的，李飞云一摸到校园里这些浓密的朝鲜草就不禁想起余燕翼颈背上的绒毛来。

“我跟你说，李飞云，我喜欢你。”余燕翼那晚在李飞云耳根下，轻轻地，轻得差不多听不见声音地说道。就在那一刻，李飞云第一次发觉余燕翼可爱，大概那夜月光特别清亮，大概余燕翼那袭敞领的蓝绸裙子格外迷人。李飞云看到余燕翼浑圆的项背，露在月光下，泛着一层青白的光辉。他搂住余燕翼的腰，将脸偎到她项背上去。

“李飞云，我让给你那份家教，你还预不预备去？”陈锡麟问李飞云道。

“只好去试试再说，”李飞云答道，忙将脸抵紧草地，“我已教了三家，时间实在分不开，可是我还需要兼一两家。”

“燕翼快生了吧？”陈锡麟问道，余燕翼和陈锡麟妹妹是铭传女校的同学，李飞云第一次遇见她是在陈锡麟妹妹的生日舞会里。

“李飞云，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余燕翼搬去和李飞云住在一起的那天，陈锡麟对他这样说道，“你真糊涂，你这样做一定会后悔的。”陈锡麟扣住李飞云的膀子盯着他说。李飞云没有说话，怔怔地瞪着陈锡麟，脸上毫无表情。

“哦，李飞云——”陈锡麟歇了半晌，若有所悟地放开李飞云的手，转身离去。

“陈锡麟，你预备什么时候出国？”李飞云翻过身来，问陈锡麟道。他看见天空里散着一大片紫色的绮霞，椰子树的阔叶在阳光里摇曳得金辉闪烁。

“还没准得很，那要看我能不能申请得奖学金，我已经写了信给M.I.T.和加州大学，还没有回音。”

“我真希望你能进M.I.T.，你的分数够他们的申请条件，你是我们系的第一名，他们会要你。”李飞云突然变得亢奋起来，拍着陈锡麟的膝盖说道，“你一定得设法出去，我对你极有信心，你会成功的，陈锡麟。”

“我也想出去，可是问题多着呢，如果去不成，我就想考清华研究院然后回台大教书。”

“不，不，你一定得想办法出国，学物理的在这儿没有希望。”李飞云说道，他漫然望着校园的尽头，一堆青山正在转成暗紫色。

理学院走出一群学生，交头接耳地争论着，其中有一个看见李飞云和陈锡麟坐在文学院草坪上，即刻挥着手跑过来喊着：

“原来你们两个坐在这里享受，害得我好惨！”

“嗨，小弟。”陈锡麟招呼道。

“盛世杰。”李飞云接着招呼。

李飞云、陈锡麟和盛世杰在中学同学六年，一同保送台大，进入物理系。三个人的环境悬殊很大，但却莫名其妙地结成了好朋友。盛世杰从来不愁钱的来源，陈锡麟的零用钱都是当家教得来的，李飞云赚钱却是为了生活，他一向靠姊姊给学费。现在余燕翼快生产了，他又要多加几家家教。盛世杰是永远长不大的小弟，陈锡麟是善体人意的老大哥，李飞云是班上出了名的圣人，三年的大学生活没有谈过一句女人，经常他和女同学在一块儿竟会窘得说不出话来，然而那天晚上李飞云却将脸偎到余燕翼的颈背上去，余燕翼是第一个轻柔地对他说“我喜欢你”的女孩子，那晚的月色太清亮了，像一片荫蓝的湖水。

“我猜得不错吧？”盛世杰兴高采烈地叫道，“我就晓得克洛这个老头子会考第八章的习题，最后那题我连答案都记得了，我叫你们多注意那章，你们听了我的话没有？”

“小弟，你怎么老爱谈考试？”李飞云说。

“小弟，你到了考试就爱三天六夜说个没了的，你觉不觉得我们现在已经算毕业了？”陈锡麟说道。

“毕业？我觉得明天好像还要来上课似的，”盛世杰怔一下，笑了起来说道，“那么今天我们三个人聚聚，我请你们去吃一顿。走，走，我们且乐一乐。”盛世杰抓着李飞云和陈锡麟就走。

“不，小弟，我今天得回去吃饭。”李飞云挣开盛世杰的手讷讷地说道。

“不行！”盛世杰坚持道，在李飞云和陈锡麟面前他常常任性得像一个小孩，“怎么说你今天也得陪我们两个老朋友，难道你连一刻都离不开你那一位？”

盛世杰爱开李飞云的玩笑，因为李飞云容易脸红，盛世杰觉得好玩。李飞云窘得干笑了几声，含糊地分辨着。盛世杰笑得很开心，拉着他们快步走出学校，李飞云也想跟着盛世杰开心地笑一下，可是他笑不出来。他看见天色渐渐压下来，心里竟有一股说不出的惶惑。

三个人进台大的那一天，也是盛世杰请客，在台大旁边“好味道”的小阁楼上，那天三个人足足喝完了一瓶清酒。盛世杰兴奋地举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子说他一定要做个核子物理学家，那时瑞典刚发表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奖金。李飞云一向不惯夸口，可是那天他却告诉盛世杰和陈锡麟他想毕业以后到美国M.I.T.读理论物理做个物理科学家，那是他心中唯一的志向。

这天盛世杰又选定了“好味道”，他还是像以前那样兴高采烈。叫了一样菜又叫一样，陈锡麟和李飞云一直说吃不了那么多。盛世杰不肯，他说三个老朋友在一起，一定要吃得尽兴。小弟还是老样子，雄心万丈，发誓要读完博士，小弟的父亲在美国已经替他在史丹伟大学申请好奖学金，九月他就要动身了。

“小弟，这四年你一点也没有变，”陈锡麟摇摇头笑着说道，“我记得你上了高三一逗还会赖哭，你永远是一个Baby！”

“还提那时候的话！”盛世杰天真地笑了起来，“我怎么没变？那时我总坐第一排，现在我比你两个都高出半个头来。个个都变喽！李飞云前两年提到女人还会脸红，想不到竟抢在我们前面中头彩，你们都说李飞云是圣人，我就说他会阴着坏，哈，哈，来来，我们为李大嫂干一杯。”

盛世杰把酒杯举到李飞云面前，他把陈锡麟的杯子斟满，逼着陈锡麟一同对李飞云举杯。李飞云一直干笑着推开盛世杰的杯子，嗫嚅道：

“小弟，别开玩笑，小弟——”汗珠从他发脚一粒粒沁出来流到他面颊上。

盛世杰把李飞云的杯子凑到李飞云唇边，硬逼他干杯。李飞云不大会喝酒，才喝一半，就呛得一脸紫胀，他捂着嘴嘶哑地说道：

“不行了——小弟。”

“算啦，放过他吧。”陈锡麟劝说道。

盛世杰放下杯子，笑得非常开心。盛世杰和陈锡麟不停地谈话，从大学一直谈到中学。李飞云很少插嘴，他默默地吃着菜，可是他喜欢听盛世杰他们谈旧事，有时候他听得禁不住笑了起来。三个人一直吃了两个多钟点，后来盛世杰说他妈妈等他回去看电影，才离开了“好味道”。

“再见，陈锡麟，”盛世杰踏上脚踏车回头向他们挥手道再见，“李飞云，你们过两天一定要来我家找我啊！李飞云，代我问候嫂夫人，生了娃娃不要忘记请我吃喜酒。”

“小弟真有意思。”陈锡麟抱着手，看着盛世杰的背影点头道。

“我真羡慕他，”李飞云说，“我陪你到车站去，陈锡麟。”

“你还是早点回去好。”

“不要紧的。”李飞云低声说道。他抬头望望天空，一大片暗紫色，西边漠漠地映着一块乌青的亮光，太阳已经沉下去了。罗斯福路公共汽车总站挤满了车辆，闪亮的车灯交叉射耀着。李飞云陪同陈锡麟走到公共汽车站，等候〇南公共汽车。

“黄静娟最近来信没有？”李飞云倚在车站的铁柱上问陈锡麟道。陈锡麟和黄静娟好了两年，黄静娟到了美国就和陈锡麟疏远了。

“有三个多月没来信，我连着写了五六封给她，一封也没回，前些时，她来信说忙，我不怪她，可是我觉得出来，她已经渐渐淡下来了。”

“我觉得你快点赶去美国，恐怕还能挽救。”

“罢，罢，”陈锡麟摇摇手道，“我想得很开，就是这么一回事，我很过得去，一点也没有对不起她的地方，我绝不勉强她，那样毫无意思。”

“人真靠不住，”李飞云说，“——汽车来了，你上去吧，过两天来我那儿走一趟，我请你吃餐便饭。”

陈锡麟一只脚踏上汽车，突然转过身来将李飞云拉过去，把一沓钞票塞进李飞云衣袋，急促地说道：

“拿住这些，你需要。”

李飞云赶忙将钞票掏出来想还给陈锡麟，陈锡麟已经上了车，车掌吹了一声哨子，汽车缓缓开走了。李飞云紧捏住那沓钞票，站在路旁发怔。

“噢，陈锡麟——”他喃喃地喊道。公共汽车开过，空气里荡起一股暖风，柔柔地拂到李飞云脸上来。

七、八点的时候，天暗得最快，李飞云回到他住的那条巷子时，里面一片阒黑，李飞云住在巷子底一家专租给台大学生的旧木阁楼上。他和余燕翼租了楼顶一间房，每月三百块。

李飞云爬上楼梯，走进房里，余燕翼正坐在饭桌边，她看到李飞云走进来，一句话也没有说。李飞云看不清楚她的脸，他看见她怀着孕的身躯，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特别臃肿，鼓圆的肚子紧抵着桌沿，桌上的菜饭摆得整整齐齐，还没有动过。

“我刚刚和陈锡麟他们在外面吃过了。”李飞云走到书架边将手上的笔记塞进书堆里。

“我以为你会回来吃饭，所以一直等着你。”余燕翼低声说道，她仍然坐着没有动。

“你应该先吃的。”李飞云说。

“你跟我说过你们今天考完毕业试，我多加了两样菜。”

余燕翼的声响有些微颤抖，李飞云觉得心里一紧，他最近愈来愈怕和余燕翼说话，他怕听她的声音。余燕翼从来不发怨言，可是她一举一动，李飞云总觉得有股乞怜的意味，就像她坐在饭桌边，鼓圆的肚子抵紧着桌沿这个姿势，李飞云看着非常难受。她总那么可怜得叫人受不了，李飞云想道，他觉得心里一阵一阵在紧缩。余燕翼正吃力地弯下腰去盛了一碗，又佝下去盛第二碗。

“你一个人吃罢，我已经吃饱了。”李飞云说。

余燕翼迟疑了一会儿，把盛好的半碗饭倒回锅里，坐到椅子上，低头吃起来。

李飞云脱去衬衫，蹲下身整理书架上的书籍。每个学期完了，他总要整理一次，把念完的书收拾好，需要的课本及参考书摆上书架。大学一二三年级，李飞云将所有攒下来的钱都花到参考书上。台大对面的欧亚书店专做翻版洋书生意，李飞云去买书常常超过预算，于是他就把伙食费扣成两餐，有时中午买两个面包果果腹就算了。从一年级起他就拟好一个读书计划，在四年内，将物理方面的基本学科打下扎实的根基，然后到数学系选读高等微积分、微分几何、向量分析、李氏群论等，他想将来出国念理论物理，所以先把数学基础弄好。三年来，他每次都得到自然科奖学金，一年一千圆，他统统拿去买了参考书，可是毕业考他却担心要补考了。

真滑稽，他想道，倒在桌子上竟会睡了过去，他真不喜欢克洛教授那副金丝边的眼镜，看人的时候，闪光闪得那么厉害。

“陈锡麟替你找好家教没有？”余燕翼道，她吃了一碗饭，四样菜动过两样，她把其余的都收到碗柜里。

“我明天就去试试，不晓得人家要不要，我只能教两天，分不开时间了。”

“我们明天要付房租和报纸钱，房东太太早晨来过两次。”

“我上星期才交给你四百块呢！”李飞云回头诧异地问道。

“我买了一套奶瓶和一条小洋毡。”余燕翼答道，她的声音有些微颤抖，她勉强地弯着身子在揩桌子。李飞云猛觉得心里一缩，他没有出声，他把理出来的旧书一本本叠起来，参考书的书边都积上一叠灰尘，他用抹布将灰尘小心地揩去，大四这一年他一本参考书也没有看，参考书底下压着一叠美国留学指南，里面有M.I.T.，史丹佛、普林斯敦和加州大学的校历和选课表，他以前有空时最喜欢拿这些选课单来看，心里揣度着将来到外面又应该选些什么课。

“房东太太说明天一定要付给她，我已经答应她了。”余燕翼说道。

“你为什么不先付房租，去买那些没要紧的东西呢？”李飞云说道，他把那些指南狠狠塞进字纸篓里。

“可是生娃娃时，马上就用得着啊。”

“还早得很呢，你整天就记得生娃娃！”李飞云突然站起大声说道，他连自己也吃了一惊，对余燕翼说话会那么粗暴。

“医生说下个月就要生了。”余燕翼的声音抖得变了音。她紧捏着抹布，整个身子俯到桌子上，鼓圆的肚子压在桌面上，松弛的大裙子懒散地拖到脚踝，她始终没有回头来，李飞云知道她哭了。

李飞云走到余燕翼身后，搂着她的腰，将她扳过身来，余燕翼低下头抵住李飞云的肩窝。李飞云默默地拍着她的背没有出声。余燕翼隔不一会儿就抽搐一阵发出一下压抑的哭声来。李飞云感到心里抽缩得绞痛起来，他觉得余燕翼的大肚子紧紧地顶着他，压得他呼吸有些困难。

“不要哭了。”李飞云喃喃地说道，他的眼睛怔怔地望着窗外，怀恩堂顶上的十字架，悬在半空中发着青光。楼下巷子里传来一阵阵空洞的冰淇淋车的铃铛声。空气又闷又热，吹进来的风是暖的。李飞云感到余燕翼的背在冒汗，汗水沁到他手心上。

“不要哭——”李飞云漫声地说。他扳起余燕翼的脸来，余燕翼的眼皮哭得通红，她的心脏不好，怀孕以后，脸及脚背到了晚上一径是浮肿的，面色蜡黄。余燕翼闭着眼睛，脸扭曲得变了样。李飞云将头埋到余燕翼颈边的头发里，低声说道：

“别难受，我会对你好的。我已经毕业了，你不会吃苦了。我可以多兼几家家教。我去建中看过校长，他可能答应在分部让我当教员——莫哭了，听我说，我们可以慢慢积钱，积够了就马上结婚，听我的话，噢，听我说——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余燕翼的泪水一滴滴流到李飞云的颈窝里，她背上的汗愈冒愈多。

“别难过啦！去，去，你先去洗个澡，我们等会儿一同去看新生的《鸳鸯梦》。”李飞云说，他把陈锡麟给他的那沓钞票塞进余燕翼的裙袋里。余燕翼捞起裙边揩去脸上的泪水，低头蹒跚地走了出去。李飞云看见她丰圆的颈背露在昏黄的灯光下。

那晚的月光大美了，李飞云想道。他把灯关熄，对面教堂青亮的十字架，闪烁在玻璃窗上。他躺在竹床上，四肢展开地仰卧着，一阵说不出的倦怠，突而其来地从四周侵袭过来。六月的晚风滑过椰子树梢，吹得破旧的窗帘肿胀起来。风拂在脸上，像是触着棉絮一般，又暖又软。

那晚的月光实在太美了，李飞云想道，地上好像浮了一层湖水似的。陈锡麟不能怪我，他想，陈锡麟没有看过那么清亮的月光——可是陈锡麟是对的，陈锡麟的话总是对的。他总是那么平稳，陈锡麟有希望，他一定到外国去，他会成为一个大科学家，小弟不如他，小弟太幼稚，可是小弟真有意思，他们都应该出去，学物理的在这儿没有希望——

然而我感到多么疲倦啊！李飞云伸了伸懒腰想道，我好想在文学院门口的草坪上多躺一会儿，那些毛茸茸的草毯真滑真软，躺在上面，永远也不想起来了——可是十五号就要举行毕业典礼了，他们都要穿上那些怪诞的黑袍子到校园里晒太阳，女同学都穿上旗袍到处照相，校长和训导长也会穿上滑稽的黑袍子——我不要穿，李飞云想道，我不要站在校园里傻呵呵地晒太阳，我要躲到文学院门前的椰子树荫下，躺在软绵绵的草坪上真是舒服透了——

“我忘记拿洗澡毛巾了。”余燕翼在隔壁澡房里叫道。李飞云没有听清楚，他也没问余燕翼要什么。

“你拿我的洗澡巾给我好吗？”余燕翼隔了一会儿又叫道。

“好的——”李飞云漫声应道，“我就拿来。”他没有立即爬起来，他翻过身去，胸口压在草席上，双手紧握住竹床杠子。一阵暖风又把破旧的布帘撩了起来，教堂的电钟敲响了，晚间福音已经开始。

嗳，那些草须多么像她颈背上的绒毛，李飞云想到，那么软，那么柔，那晚的月光实在太美了。

《现代文学》第十二期

一九六二年一月

芝加哥之死

吴汉魂，中国人，三十二岁，文学博士，一九六〇年六月一日芝加哥大学毕业——

吴汉魂参加完毕业典礼，回到公寓，心里颠来倒去地念着自己的履历。愈念，吴汉魂愈觉得迷惘。工作申请书上要他写自传，他起了这么一个头，再也接不下去了。吴汉魂扎实地瞅了一阵在打字机上搁了三四天的自传书，那二十来个黑字，突然蠢蠢移动起来，像堆黑蚁，在搬运虫尸，吴汉魂赶忙闭上眼睛，一阵冷汗，从他额上冒了出来。

吴汉魂来到美国六年，在芝大念了两年硕士，四年博士。最初几年，没有奖学金，吴汉魂在城中区南克拉克街一间二十层楼的老公寓租了一间地下室。这种地下室通常租给穷学生或者潦倒的单身汉住。空气潮湿，光线阴暗，租钱只有普通住房三分之一。每天下午四时至七时，吴汉魂到街口一家叫王詹姆的中国洗衣店帮人送衣服，送一袋得两毛半，一天可得三块多。到了周末，吴汉魂就到城中南京饭店去洗碟子，一个钟点一块半，凑拢，勉强付清膳宿学杂费。因为工作紧凑，对于时间利用，吴汉魂已训练到分厘不差，七时到七时半吃晚饭，吴汉魂便开始伏案自修，一点、两点、三点一直念到深夜里去。

吴汉魂住的这间地下室，窗子正贴近人行道，窗口一半伸出道上。夏天傍晚，邻近的黑人及波多黎各人都拥到公寓外面的石阶上纳凉，半夜三更，有些还倚在石栏上，哼着梦呓似的小调。起初，吴汉魂听到窗外喧哗，总不免要分神，抬头看看，尘垢满布的玻璃窗上，时常人影幢幢。后来吴汉魂每逢看书，就抱着头，用手把耳朵塞住。听不见声音，他就觉得他那间地下室，与世隔离了一般。冬天好得多。大雪来临，人行道上积雪厚达一两尺，把他们的窗户，完全封盖起来。躲在大雪下面，吴汉魂像爱斯基摩人似的，很有安全感。

吴汉魂攻读博士时，得到部分奖学金。他辞去了工作，却没搬出他那间地下室。几年工夫，房间塞满了书籍杂物，搬运麻烦。每月从房租省下来的二十来块钱，吴汉魂就寄回台北给他母亲。他临走时，他母亲贴紧他耳朵，颤抖地对他说：

“趁我还在时，回来看我一趟。三四年不要紧，一定要回来。”

每次他母亲来信，问起他几时得到学位，他总回答说还有一年，然后把积下来的钱，买成汇票，封到信里去。

在他准备博士资格考试时，有一晚，他突然接到舅舅急电，上面写着：“令堂仙逝，节哀自重。”他捧着那封黄色的电报，发了半天怔，然后把它搓成一团纸球，塞到抽屉的角落里。他书桌上正摊着《艾略特全集》，他坐下来，翻到《荒原》，低头默诵下去：

四月是最残酷的季节，

使死寂的土原爆放出丁香，

掺杂着记忆与欲念，

以春雨撩拨那萎顿的树根。

冬天替我们保温，

把大地盖上一层令人忘忧的白雪——

街上在融雪，雪水淅淅沥沥流到他窗上，把窗玻璃溅满了淤泥。他强睁着红丝满布的倦眼，一句一句念着艾氏全集。煤气炉上熬着热浓的咖啡，咖啡壶噗通噗通地沸腾着。

在考试期间，吴汉魂每天都念到牛奶车嘎然停到他窗前的时分。从叶慈、霍金斯，一直读到英国第一首史诗——比沃夫，跟英国七八百年来那一大串文人的幽灵，苦苦搏斗了月余。考试前一天，他又接到他舅舅一封信，他没有拆开，就一并塞到抽屉里去。考完试后，吴汉魂整整睡了两天两夜。

他舅舅的信上说，他母亲因肾脏流血，不治身亡。因为他在考试，他母亲不准通知他，免他分心。他母亲临终昏迷，没有留下遗言。吴汉魂展开那张搓成纸团的电报，放在信边，看看信又看看电报，然后一并塞到火炉中烧掉。那晚他发了高烧，整夜做着噩梦。他梦见他母亲的尸体赤裸裸地躺在棺材盖上，雪白的尸身，没有一丝血色。当他走向前时，他母亲突然睁开老大的眼睛，呆呆地看着他。她的嘴角一直抖动着，似乎想跟他说话，可是却发不出声音来。他奔到他母亲面前，用手猛推他母亲的尸体，尸体又凉又重，像冰冻的一般，他用尽力气，把尸体推落到棺材里去。

吴汉魂走到洗澡间，放满一盆冷水，把整个头浸到水中去。在芝加哥大学广场上，穿上黑色大袍，头上压着厚重的博士方帽，足足晒了三个钟头。典礼的仪式繁杂冗长，校长的训词严肃而乏味。典礼完毕时，他的美国同学都一窝蜂赶到来宾席上，与父母家人拥抱照相。吴汉魂独个儿走到冷饮台前，要了一杯冰水，不停地挥拭额上的汗珠。他的衬衫沁得透湿，额上被方帽的硬边压得陷进两道深沟。直到他返回他阴暗的地下室，他眼前仍然觉得白花花的一片，被太阳晒得视线模糊。吴汉魂揩干净头面，坐到他那张对窗的旧沙发上，吴汉魂在他那间局促的房间中，从来没有这样闲散地静坐过。平常太忙了，一钻回他这间地下室，就忙着烧饭、洗澡，然后塞起耳朵埋头读书，心里不停地盘算：八点到十点看六十页狄更斯，十点到十二点，五首雪莱，十二点到三点——一旦不必做任何事，不要盘算任何计划，吴汉魂觉得坐在椅垫磨得发亮的沙发里，十分别扭，十分不习惯。打字机上那几行字又像咒符似的跳入了他的眼帘：

吴汉魂，中国人，三十二岁——

半露在人行道上的窗口，泼进来一溜焦黄的阳光。芝加哥从夏日的午睡，娇慵地苏醒过来。开始是一两下汽车喇叭，像声轻悄的喟叹，清亮而辽远，接着加入几声儿童嘣脆的嬉笑，随后骤然间，各种噪音，从四面八方泉涌而出。声量愈来愈大，音步愈来愈急，街上卡车像困兽怒吼。人潮声，一阵紧似一阵地翻涌，整座芝城，像首扭扭舞的爵士乐，野性奔放地颤抖起来。吴汉魂突然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急躁。窗口的人影，像幻灯片似的扭动着。乳白色的小腿，稻黄色的小腿，巧克力色的小腿，像一列各色玉柱，嵌在窗框里。吴汉魂第一次注意那扇灰尘满布的窗户会出现这么多女人的腿子，而且他更没想到这些浑圆的小腿会有这么不同的色调。一群下班的女店员，踏着急促的步子，走过窗口时，突然爆出一串浪笑。吴汉魂觉得一阵耳热，太阳穴开始抽搐起来。

吴汉魂来到美国后，很少跟异性接触。功课繁重，工作紧凑，吴汉魂没有剩余的时间及精力参加社交活动。吴汉魂除却个子矮小，五官还算端正。可是在他攻读博士第二年，头发却开了顶，天灵盖露出一块油黄的亮光来，看着比他的年龄大上七八岁。因此，在年轻的女孩子面前，吴汉魂总不免有点自卑。他参加过一两次芝城一年一度中国同学舞会。每次他总拖着舞伴躲在一个角落里，一忽儿替她倒可口可乐，一忽儿替她拿炸芋片，他紧张，弄得他的舞伴也跟着紧张。最后他只好悄悄去乞求他的朋友来请他的舞伴跳舞，以解除尴尬的场面。

只有在秦颖芬面前，吴汉魂觉得神态自如。秦颖芬心肠好。他晓得秦颖芬真正爱他，在他临离开台北的前一天晚上，秦颖芬双手紧握住他的衣襟，两眼炯炯地对他说：

“我知道你一走，我们就完了的了。你晓得我不会后悔的——”

秦颖芬的嗓音有点哽咽。吴汉魂把秦颖芬双手拿开，替她披上短褛，挽着她默默地走出植物园。秦颖芬一直低着头，吴汉魂觉得她的膀子在他掌心中颤抖得很厉害。秦颖芬的信来得很勤密，每星期总有一两封。吴汉魂却去得十分稀疏。不知怎的，每次总在他写读书报告或是考试时，才想起给秦颖芬回信，功课一忙，就蹉跎过去了。三年间，秦颖芬的信积了一大盒，到第四年头，秦颖芬却寄来一张烫金结婚请帖。吴汉魂在礼物店里挑了一个下午，选中了一张精致的贺卡，给秦颖芬寄去。他把秦颖芬的信及请帖放到字纸篓里，点上一根火柴，烧了起来，信札在字纸篓中，烧得吱吱发响。烧完后，吴汉魂伸手进去，捞起了一抓又温又软的纸灰。

“Lucinda，你真是个俏妞儿！”

“去你的。少油腔滑调。”

窗口出现半截穿着黄裙的女人身体，结实的臀部左右摆动着。一只筋络虬盘的棕色手臂，一把，将那撮紧细的腰肢捞住，扶往前去。

吴汉魂倏地从沙发上立了起来。他在这间公寓的地下室住了六年，好像这还是第一次发觉到室内的湿气这样逼人似的。一阵酝在通风不良地下室的霉味，混着炒菜后的油腻，经过夏日高温及潮湿的焙酿，在六七点时，从地面慢慢往上蒸发，浓重得令人透不过气来。吴汉魂环视他这间阴暗的住所，水槽里的油污碗碟，冒出槽面，门后的洗衣袋，颈口胀开，挤出一堆肮脏的内衣袜裤。书桌上，纸张狼藉，纸堆中埋着三个黄汁斑斑的咖啡杯。室内的空间，给四个书架占满了。书架上砌着重重叠叠的书籍，《莎士比亚全集》、《希腊悲剧精选》、《柏拉图对话集》、《尼采选粹》。麦克米伦公司、中午公司、双日公司、黑猫公司，六年来，吴汉魂一毛一毛省下来的零用钱全换成五颜六色各个出版公司的版本，像筑墙一般，一本又一本，在他书桌四周竖起一堵高墙来。六年来，他靠着这股求知的狂热，把自己囚在这堵高墙中，将岁月与精力，一点一滴，注入学问的深渊中。吴汉魂突然打了一个寒噤。书架上那些密密麻麻的书本，一刹那，好像全变成了一堆花花绿绿的腐尸，室内这股冲鼻的气味，好像发自这些腐尸身上。吴汉魂胃里翻起一阵恶心，如同嗅中了解剖房中的福尔马林。吴汉魂一把将椅背上的西装外套穿上，夺门冲出了他这间地下室。

六月的芝加哥，在黄昏时，像块刚从烤架上叉下来的牛排，酱汁滴沥，颜色黄爽，洋溢着透熟透熟的肉香。天空里的煤烟是紫色的，浮在绛黑陈旧的大建筑物上，纹风不动。街上的行人，穿得彩色缤纷，但是空气颜色混浊，行人身上，看去如同敷上一层薄薄的煤灰。吴汉魂跟着一大队人，循着警察的哨音，穿过一条条斑马线。从克拉克穿到美的声，从美的声穿到梦露。城中区每条街上都挤满了行人车辆。下班的职员，放学的学生，还有一对对穿戴整齐的年轻情侣，在戏院门口，等候入场，他们亲昵地偎在一处，旁若无人，好像芝加哥是个梦幻中的大气球，他们就是梦中仙侣，乘着气球，飘上半空。

吴汉魂跟着人群，走过Palmer House大旅馆，走过Marshal Field百货公司，走过Golden Dome大酒店。他怔怔地看着金碧辉煌、华贵骄奢的大厦，在芝加哥住了这些年，他觉得好像还是第一次进入这个红尘万丈的城中区似的。平常他进入这一带，总是低着头匆匆走进菜场，匆匆又赶回他的公寓去。没有时间，没有闲情，欣赏这些琳琅满目的橱窗。吴汉魂抬头望望夹在梦露街两旁高楼中间那溜渐渐转暗的紫空，他突然觉得芝加哥对他竟陌生得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地理名词，“芝加哥”和这些陈旧的大建筑，这一大群木偶似的扭动着的行人，竟连不上一块儿了。吴汉魂觉得莫名其妙地彷惶起来，车辆、行人都在有规律地协着整个芝城的音韵行动着。吴汉魂立在梦露街与克拉克的十字路口，茫然不知何去何从，他失去了方向观念，他失去了定心力，好像骤然间被推进一所巨大的舞场，他感觉到芝加哥在他脚底下以一种澎湃的韵律颤抖着，他却蹒跚颠簸，跟不上它的节拍。

天色愈来愈暗，街上华灯四起。人潮像打脱笼门的来亨鸡，四处飞散。吴汉魂像梦游一般，漫无目的徜徉着，四周的景物，如同幻境。当他踏入来喜街的时候，一片强光闪过来，刺得他双目难睁。吴汉魂觉得掉进了所罗门王的宝藏一般，红宝、绿玉、金刚石、猫眼，各色各样的霓虹灯，从街头照到街尾。成百家的酒吧、杂剧院、脱衣舞院，栉比林立，在街两旁排列下去。游客来往不绝地浮荡其间，强烈的彩灯，照得行人须眉如画。许多浓妆艳抹的女人，在酒吧间穿梭似的进出着。当吴汉魂走到红木兰门口时，里面卷出一阵喝彩声来。红木兰两扇艳红的大门全镶着法国式的浮雕，门楣的霓虹灯，盘成一大卷葡萄藤，一串串晶紫欲滴的葡萄子，垂落到人头上来。吴汉魂推开那扇红门走了进去。酒吧在地下室，吴汉魂顺着梯子往下走，好像进入霍夫曼的《故事》中去了似的。里面烟雾朦胧，灯光呈玫瑰色，把烟雾照成乳白。酒吧柜台前挤满了买醉的客人。柜台对面的小表演台上，矗立着一个胖大无比的黑女人，伸出两筒巨臂，嘴巴张成一个大黑洞，两排白牙闪亮，喷着一流宏大的沉郁，而又充满原始野性的歌声。玫瑰色的灯光照在她油滑的皮肤上，又湿又亮。人们都倚在柜台边欣赏歌者的表演。有几个青年男女嘻笑地朝她讲评着，可是他们的话音却被那流焦躁的歌音冲没了，只见他们的嘴巴急切地翕动。当黑人歌女表演完毕，喝彩声又从平地里爆炸开来，然后大家开始蠢动，里面的人挤到外面，外面的反拥进去。

“白兰地。”

“喂，两瓶莱茵果！”

“马地尼，我说马——地——尼——”。

“先生，要什么喝的？”有个穿花背心的酒保问吴汉魂。

吴汉魂要了一杯威士忌苏打。吴汉魂不会喝酒，这是他唯一熟悉的鸡尾酒名。吴汉魂拿着酒杯跟着人挤到酒吧里端。酒吧里充满了呛鼻的雪茄，地上泼翻的酒酸，女人身上的浓香，空气十分闷浊。座地唱机一遍又一遍地播着几个野性勃勃的爵士歌曲：“从今夜扭到天明。”“把这个世界一脚踢走。”“宝贝，你杀了我吧！”吴汉魂啜了两口威士忌，强烈的酒精烧得人喉头发火，他觉得两穴又开始跳动起来。

酒吧里的人分成两个极端。有些交头接耳，不停地讲，不停地笑，谁也不听谁，抢着发言。男的散开领带，满面汗水，女的踢掉高跟鞋，笑得前俯后仰。一个六尺多高的大汉，搂着一个还没有及他胸口的小女人，两只熊掌似的巨手在她臀部上漫不经意地按摩着，女人左右扭动，鬼啾一般吃吃地浪笑。但是另外一些人却呆若木鸡，坐在柜台的旋转椅上，一声不响，一杯又一杯地喝着闷酒。坐在吴汉魂不远处，有个老人，不到片刻工夫，已经喝掉六七杯马地尼。老人戴着一顶旧毡帽，稻草似的白发，从帽檐底伸张出来，他紧裹着一件磨得油亮的皮茄克，仰起脖子，一杯紧接一杯，把酒液灌进干瘪的嘴里，他的眼睛发直，一眨也不眨，好像四周那些人打情骂俏，他完全充耳不闻似的。

夜愈深，人愈挤，大家的脖子热得紫胀，眼睛醉得乜斜了，可是谁也舍不得离开，都抢着买醉，恨不得一夜间，把生命全消磨在翡翠色的酒杯中去似的。

“干吗一个人发呆呀？”一个女人侧着身子挤过吴汉魂身边时，突然凑到他耳根下对他说道。

吴汉魂怔怔地看着她没有做声。

“找不到伴儿，我猜。”女人向他挤了一个媚眼，很在行地说道。“来，让我来陪你聊聊。”然后不由分说地挽着吴汉魂的手臂排开人堆，挤到酒吧后面的座位上。沙发座全塞满一对对喁喁私语的男女，只有一个四人座却由一个醉汉占住，醉汉的头侧伏在桌面，嘴巴张得老大。女人过去把桌上的空酒杯扫到他面前，然后同吴汉魂在对面坐了下来。

“我叫萝娜，他们爱喊我萝萝，随你便。”萝娜笑着说，“你呢？”

“吴汉魂。”

“吴——”萝娜掩着嘴大笑起来，“别扭！我叫你Tokyo算了吧！”

“我是中国人。”吴汉魂说。

“啊，无所谓。你们东方人看来都差不多，难得分。”萝娜笑道，吴汉魂看见她露出一排白牙，门牙上沾着口红。萝娜脸上敷着浓厚的化妆品，眼圈荫蓝，蓬松的头发，红得像团熊熊的火焰，萝娜的身躯很丰满，厚实的胸脯紧箍在孔雀蓝的紧身裙里。

“寂寞了，来这里找刺激是吧？”萝娜歪着头，装着善解人意地说道。

“我第一次到这里来。”吴汉魂说道，他不停地啜着杯中剩下来的威士忌。

“得啦，得啦，你们东方人总爱装老实。”萝娜摇着头嚷道。

“这是我第一次到这种地方来。”吴汉魂说。

“放心，我很开通的。”萝娜拍拍吴汉魂的肩膀说道，“莫太认真了。我猜你是个学生吧？”

吴汉魂没有答腔，他把杯里的剩酒一口喝尽。酒精在他喉头像把鸡爪子，抓得火辣辣的。

“怎样？我猜中了？”萝娜突然凑近吴汉魂脖子，皱起鼻尖，嗅了一下，大笑起来说，“我闻都闻得出你身上充满了书本的酸味。”

“我已经不是学生了，我今天刚毕业。”吴汉魂怔怔地瞪着萝娜，喃喃说道，好像在跟自己讲话似的。

“那么恭喜你呀！”萝娜举杯，一仰而尽，兴致勃勃地叫道，“快去替我买杯杜松子，你也要杯酒来，我们且乐一乐。”

吴汉魂挤进人堆，到柜台买了两杯酒，再挤到萝娜身边。萝娜时而偎近他亲昵地叫一声“我的中国人”，时而举杯嚷道：“为东方人干杯。”

唱机里播着一首震耳欲聋的扭扭《莎莉》，酒台边一大群男女都耸肩踏足，左右晃动起来。整个酒吧人影幢幢，突然有一对男女从柜台后转了出来，大家一声欢呼，让开一条路，围成了一个圈子。男的细长得像竿竹篙，穿着大红衬衫，头发染成淡金。满面皱纹的脸上却描着深栗色的眉毛。女的全身着黑，男装打扮，胸前飘着一根白丝领带，像个矮缩了的小老头。观众喝彩击掌。男的愈扭愈起劲，柔软得像根眼镜蛇。女的舞到兴浓时，突然粗嘎着嗓门，大喊一声：“胡啦——”喝彩声于是轰雷一般从观众圈中爆了出来。

萝娜笑得伏在吴汉魂肩上，指着那个男的说：“他就是有名的‘红木兰小姐’，他的舞伴就是‘红木兰先生’。”

“我的酒呢？”对座的醉汉被闹醒了，蓦然抬起头来，呓语不清地问道，再后又趴跌到桌上，嘴角直冒白泡。他的手把吴汉魂的酒杯扫翻了，酒液全泼在吴汉魂的西装外套上。吴汉魂掏出手帕，默默地把襟上的酒汁揩掉。萝娜凑近吴汉魂端详了一会儿说道：

“怎么吗？你的脸色不大好呢。”

“我的头不舒服，这里空气太闷。”吴汉魂说，他好像听得到自己的两穴在跳动，眼前的人群变得面目模糊，溶蚀在玫瑰红的烟雾里。

萝娜挽着吴汉魂的手臂低声说道：“走吧，到我那儿，我给你医医就好了。”

吴汉魂跟着萝娜走到她的公寓里。萝娜走进房间，双脚一踢，把高跟鞋摔到沙发上，嘘一口气嚷道：“热死我了！”萝娜打着赤足走到冰箱拿出两只炸鸡腿来，一只递向吴汉魂。

“我不要这个。”吴汉魂摇摇头说。

萝娜耸耸肩，倒了杯冰水给吴汉魂。

“我可饿得淌口水了。”萝娜坐到沙发上，跷起腿，贪饕地啃起鸡腿来。吴汉魂呆呆地看着她咂嘴舔唇地吮着手指上的酱汁。

“别急，我来替你医治。”萝娜突然抬头龇着牙齿对吴汉魂笑道，“你晓得，空着肚子，我总提不上劲来的。”

萝娜啃完鸡腿后，把鸡骨头塞到烟灰缸里，然后走到吴汉魂面前，“嘶”的一下，把那件绷紧的孔雀蓝裙子扯了下来。在较亮的灯光下，吴汉魂发觉萝娜露在白亵衣外的肩胛上，皮肤皱得像块浮在牛奶面上的乳翳。萝娜转过身来，用手往头上一抹，将那毯火红的头发，整个揪了下来。里面压在头上的，却是一片稀疏亚麻色的真发，刹那间，萝娜突然变得像个四十岁的老女人，两腮殷红，眼圈晕蓝，露在红唇外的牙齿却特别白亮。吴汉魂陡然觉得胃中翻起一阵酒意，头筋扯得整个脑袋开裂似的。

“还不脱衣服，害臊？”萝娜走到门边把灯熄掉吃吃地笑着说道，“老实告诉你，我还没和中国人来过呢？他们说东方人温柔得紧。”

吴汉魂走到街上，已是凌晨时分。芝加哥像个酩酊大醉的无赖汉，倚在酒吧门口，点着头直打盹儿，不肯沉睡过去，可是却醉得张不开眼睛来。街上行人已经绝迹，只有几辆汽车，载着狂欢甫尽的夜游客在空寂的街上飞驰而过。吴汉魂从一条走到另一条，街道如同棋盘，纵横相连。吴汉魂好像陷入了迷宫，愈转愈深。他的头重得快抬不起来了，眼睛酸涩得泼醋一般，可是他的双腿失却了控制，拖着他疲惫的身体，拼命往前奔走。有些街道，通体幽暗，公寓门口排着一个个大垃圾桶，桶口全胀爆了，吐出一大堆牛奶盒、啤酒罐，及鸡蛋壳来。有些却灯光如画，静荡荡的店面橱窗，竖立着一些无头无手的模特儿。吴汉魂愈走愈急，当他转入密歇根大道时，吴汉魂猛吃一惊，煞住了脚。天空黝黑无比，可是大道上空却浮满了灯光，吴汉魂站在街心中往两头望去，碧荧的灯花，一朵朵像鬼火似的，四处飘散。幽黑的高楼，重重叠叠，矗立四周，如同古墓中逃脱的巨灵。一股阴森的冷气，从他发根沁了进去，吴汉魂打了一个寒噤，陡然拔足盲目往前奔去，穿过高大的建筑物，穿过铁栏，穿过林木，越过一片沙地，等他抬头喘过一口气来的时候，他发觉自己站到密歇根湖的防波堤上来了。

一溜堤岸，往湖心弯了出去，堤端的灯塔，在夜雾里闪着淡蓝色的光辉。吴汉魂往堤端走去，展在他面前，是一片邃黑的湖水，迷迷漫漫，接上无边无涯的夜空。湖浪汹涌，扎实而沉重地轰打在堤岸上。黑暗又浓又厚，夜空伸下千千万万只黏软的触手，从四周抱卷过来，吴汉魂一步步向黑暗的黏网投身进去。空气又温又湿，蒙到脸上，有股水腥味，混着他衣襟上的酒气及萝娜留下的幽香，变成一股使人欲呕的恶臭。他的心一下一下剧烈地跳动起来，跟着湖浪，一阵紧似一阵地敲击着。他突然感到一阵黎明前惴惴不安的焦虑。他似乎听到黑夜的巨网，在天边发出了破晓的裂帛声，湖滨公园树林里成千成万的鸟，骤然间，不约而同爆出不耐烦的鼓噪。可是黑夜却像一个垂死的老人，两只枯瘦的手臂，贪婪地紧抱住大地的胸膛，不肯释放。

吴汉魂走到了灯塔下面，塔顶吐出一团团的蓝光，投射到无底无垠的密歇根湖中。吴汉魂觉得窝在他心中那股焦虑，像千万只蛾子在啃龁着他的肺腑，他脸上的冷汗，一滴一滴，流到他颈脖上。夜，太长了，每一分，每一秒，都长得令人心跳息喘，好像在这黎明前的片刻，时间突然僵凝，黑暗变成了永恒。

可是白昼终究会降临，于是他将失去一切黑暗的掩盖，再度赤裸地暴露在烈日下，暴露在人面前，暴露在他自己的眼底。不能了，他心中叫道。他不要再见日光，不要再见人；不要再看自己。芝加哥巨灵似的大厦，红木兰蛇一般的舞者，萝娜背上的皱纹，他突然又好像看到他母亲的尸体，嘴角颤动得厉害，他似乎听到她在呼唤：你一定要回来，你一定要回来。吴汉魂将头埋在臂弯里，两手推出去。他不要回去。他太疲倦了，他要找一个隐秘的所在，闭上眼睛，忘记过去、现在、将来，沉沉地睡下去。地球表面，他竟难找到寸土之地可以落脚，他不要回台北，台北没有二十层楼的大厦，可是他更不要回到他克拉克街二十层公寓的地下室去。他不能忍受那股潮湿的霉气，他不能再回去与他那四个书架上那些腐尸幽灵为伍。六年来的求知狂热，像漏壶中的水，涓涓汩汩，到毕业这一天，流尽最后一滴。他一想起《莎士比亚》，他的胃就好像被挤了一下似的，直往上翻。他从前把莎氏四大悲剧从头到尾背诵入心，可是记在他脑中的只有《麦克佩斯》里的一句：

生命是痴人编成的故事，

充满了声音与愤怒，

里面却是虚无一片。

芝加哥，芝加哥是个埃及的古墓，把几百万活人与死人都关闭在内，一同销蚀，一同腐烂。

“吴汉魂，中国人，三十二岁，文学博士，一九六〇年六月一日芝加哥大学毕业——”那几行自传又像咒符似的回到了吴汉魂的脑际，他心中不由自主地接了下去：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日凌晨死于芝加哥，密歇根湖。”

《现代文学》第十九期

一九六四年一月

上摩天楼去

天色凝敛，西边有一大抹绛色的彤云，玫宝欠着身子从计程车窗探望出去，纽约曼哈顿上的大厦，重重叠叠，像一大群矗立不动、穿戴深紫盔甲的巨人，吃力地顶负着渐渐下降的苍穹。

寒意愈来愈浓，空气冷凝得像半透明的玻璃液，浮在低空。车子冲过去，把寒气荡开，如同在水中破浪而行一般。玫宝把大衣领子翻起来，将颈子团团围住，只露出一张浑圆的脸来，两团白里透红的腮帮子，冻得凝亮，像刚结成的果子冻，嫩得颠颤颤的。菱角似的小嘴紧紧撮着，一对汪着两泡水光的眸子，像断线的珠儿，滴沥溜转。玫宝来美国密歇根大学读书，可是除掉她五尺六吋的身材外，玫宝通身还找不到一丝大学生的气派。一双粉团似的小手，指头又圆又秃，叉开来，像十根短胖的蚕虫，永远握不拢拳头似的，与她肥硕庞大的身躯不很相称，像农场上饲养着的鹌鹑，身体愈来愈丰满，翅膀却渐渐退化了。一头乌油的盛发，编成两根大辫，连成U形，垂在背后。

玫宝坐了两天两夜的西北航空公司飞机，才从台北飞到美国。一路上腾云驾雾，在阿拉斯加降陆时，大呕大吐，玫宝以为这一辈子也到不了她日思夜梦的纽约市了。在百老汇道上飞驰着，玫宝还有点不相信自己身在其境。一路上玫宝都看见穿着大红大绿的波多黎各人，七横八竖地靠在地下车道口的栏杆上，密密麻麻的报摊、水果摊、精品食物铺（Delicatessen），一个紧挨一个，看得玫宝目不暇接。百老汇这条道名，玫宝听来太熟，太亲切，玫宝此刻觉得不是离家，竟似归家一般，因为在百老汇与九十九街上，玫宝就要见到她阔别了两年的姊姊玫伦了。玫宝一想到她姊姊，心里就发热、发酸、发甜，甜得蜜沁沁的，甜得玫宝想笑，望着那一排排巨厦间隙中涌出来的彤云，玫宝把下巴枕到搁在车窗口的手弯里，在她白胖的手背上，爱娇地轻咬了一下。

玫伦是长姊，玫宝是幺妹。姊儿俩幼年丧母，玫伦在家里把玫宝惯得像只从来没有出过客厅的波斯猫，晚上两姊妹在房中看书时，玫宝总爱坐到玫伦椅子脚的地板上，头仰靠着玫伦的膝头，让玫伦抚弄她那一头婉约齐背的长发。

“姊姊，帮我篦篦头，好舒服的。”玫宝半闭着眼睛说。

“妹娃儿，我看你愈来愈娇了。”玫伦摇着头笑道。

“头痒得很，姊姊，等下替我洗一个。”玫宝说。

玫宝的头是姊姊洗的，玫宝的书桌是姊姊理的，玫宝的睡衣扣子掉了，不理它，姊姊只得钉，晚上睡觉，忘了放帐子，姊姊也只好替她放。跟在姊姊后头，玫宝乐得像个坐在塞满毛毡的摇篮里的胖娃娃，整日嘻笑颜开，只要张口，就有大瓢大瓢的果汁奶浆送到口里来了。玫宝爱吃零食，玫伦在床头柜上摆了一只精致的糖盒；里面经常盛着从西门町买回来的加应子、陈皮梅、花生糖、杏仁酥。考试时，玫宝钻在被窝里，不用翻身，就可伸出手去，把那些喷香的糖果抓来提神了。玫宝爱听音乐，玫伦把自己那架袖珍收音机，挂在她床头，每晚让温柔的肖邦和轻快的莫扎特送她入梦乡。

“这么大个人还不会自己洗头，姊姊也不能替你洗一辈子呀！”玫伦皱着眉头说。玫宝最不爱听这种话，为什么老要说一辈子长，一辈子短的，可是姊姊就爱这样穷聒絮。有时姊姊忽然会捧起玫宝的脸来，一脸正经地说道：

“听着，妹娃儿，你不小了，姊姊老这样惯你，你以后自己怎么站得稳脚？”

姊姊喜欢拿大道理来压人，玫宝不要听，玫宝挨吓得心儿噗通噗通直跳。玫宝赖在地上，双手紧箍着玫伦的腿子。玫宝望着玫伦英爽俊秀的脸庞，恨不得从肺腑中喊出来：姊姊，我爱你。姊姊总以为玫宝是个不懂事的傻丫头，其实玫宝懂，玫宝懂得爱姊姊，有时心中爱得发疼。玫伦在师大毕业演奏时，玫宝坐在礼堂的角落头，听得眼泪像两条蚯蚓，在她脸上爬来爬去。玫伦在台上穿着亮白的旗袍，手指像一排白鸽在钢琴的键盘上飞跃着。肖邦夜曲里那串音符，变成了一群嘹亮清圆的夜莺，飞到玫宝的心花上，把她的心血都啄了出来。玫伦答应到美国朱丽亚音乐学院学好音乐后，写成第一个曲子，就赠给她最宠爱的妹娃儿，玫宝在日记上记下：

幻想曲No.1，赖玫伦作，献给赖玫宝。

“姊姊，”玫宝紧箍着玫伦，脸贴偎在玫伦的腿上，喃喃叫道，“我要你。”玫伦把玫宝从地上扶起来，放到床上去，把被窝塞到她下巴底，在她耳边说道：

“痴姑娘！”

“到啦，小姐。”计程车的司机说道，“这就是百老汇与九十九街。”司机替玫宝把箱子提了下来。玫宝贴了司机小费。

“谢谢，小姐。”司机咧开嘴笑着说道，“祝你圣诞快乐。”

“祝你也圣诞快乐。”玫宝笑着答道。

百老汇上人来人往，从地下道口冒出来的人潮，都冷缩着脖子，四处乱窜。六尺许高的黑人，穿着自制服卖Pizza的意大利人，还有一些操着奇腔怪调的欧洲人，看得玫宝的眼睛浑圆。玫伦写信告诉过玫宝，如果玫宝站在百老汇上，再也不相信自己身在美国，因为百老汇道上，外国人倒占了近半。玫伦在信上已把百老汇写得烂熟了。玫宝要玫伦一个礼拜至少写两封信给她，起先玫伦还遵守诺言，后来一直推忙，一个月还不到两封。玫宝实在不懂姊姊为什么在美国会这么忙法。这次玫宝到美国来，姊姊仍然说圣诞节前后太忙，信上并没有叫玫宝直接到纽约，可是玫宝管不了那些，玫宝等不及了。玫宝在密歇根下了飞机，没有通知姊姊，就直接坐公共汽车跑来纽约，玫宝要给姊姊来个意外之喜，不由得姊姊不依。玫宝提着两只箱子，站在电梯里，兴奋得脸上一阵阵发热，玫宝绝不能等到暑假。玫宝今晚就要见到姊姊，倒在姊姊的怀中，把姊姊的衣襟搓成一团，然后要姊姊马上，就在今晚，挽着她出去逛Times Square，去逛Fifth Avenue，那条最富丽、最豪华，象征着美国物质文明达到巅峰的大道。玫宝站在玫伦公寓门口，心都差不多从口中跳了出来。姊姊，玫宝心中叫道，今天晚上让我们，你和我，爬上皇家大厦，站到世界最高的摩天楼顶上去。

“呀，是你，玫宝。”玫伦开门时看见玫宝提着两只箱子站在门外，吃惊地叫道，然后一把将玫宝拖了进去，替玫宝接过箱子，挂好大衣。

“玫宝！玫宝！”玫伦打量着玫宝笑着叫道，“我真不相信我的眼睛，才是两年，你长得这样高大了！”

玫宝激动得满面血红，她一进门就想扑到她姊姊身上，可是她和玫伦站在一起时，突然发觉自己比玫伦高出了半个头，身躯比她细巧的姊姊好像要大上一倍似的，玫宝呆住了，尴尬地搓着双手。

“你看，”玫伦摇摇头笑道，“鼻子冻得那么红。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还是以前那副任性的脾气。”

玫宝心中想叫道：“姊姊，我要使你惊奇，要你高兴。”可是玫宝的喉咙好像给痰塞住了似的，站在玫伦面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玫伦笑得十分亲切，眼睛里充满了爱怜与纵容的光彩，但是也许因为玫伦打扮得太漂亮了，使得玫宝不敢骤然上前亲近她姊姊。玫伦穿着一袭榴花红低领的绉纱裙，细白的颈项上围着一串珊瑚珠，玫伦的头发改了样式，耸高了好些，近太阳穴处，刷成两弯妩媚的发钩。眼角似有似无地勾着上挑的黑眼圈。玫瑰色的唇膏，和榴花红的裙子，衬得她的皮肤泼乳一般。

“快来，到客厅里暖暖。我还有个朋友，你来见见。”玫伦拖着玫宝的手走进客厅。玫伦的客厅十分小巧，一套沙发，一架座地身历声唱机，一只桃花心木书架，架上摆着两套杂志，一套Vogue，一套Bazaar，客厅的墙上却点着两只中国宫灯。客厅的光线晕黄柔和，所有的陈饰总是巧克力和牛乳二色相间。长沙发上坐着一位男客，看见玫宝和玫伦走进来，站起身来对着玫伦说道：

“这位大概是你的妹妹吧，Merriam？”

“是啊，张汉生。这就是我常对你说我最宠爱的玫宝。”玫伦踮起脚尖搂着玫宝的肩膀说道。玫伦替玫宝介绍说张汉生是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正在电机系读博士学位。玫伦递给玫宝一杯热咖啡，然后在张汉生身旁坐下。张汉生穿着一套深黑色Ivy-League式的西装，戴着宽边眼镜，年轻、自信、精明而有条理。他对玫伦讲话时，语调十分亲切，一径叫着她的英文名字Merriam。玫伦靠得张汉生很近，口中问着玫宝一路上旅行的情形，问完一句总朝着张汉生妩媚地笑一下。

“你从密歇根坐Greyhound Bus来的？”玫伦问玫宝道，“那种车子真会坐坏人的。”

“是啊！”张汉生接着说道，“我跟你一个想法。我从纽约坐到芝加哥一次，一天一夜，从那次以后我再也不坐Greyhound了。”

“你在东京住什么旅馆？”玫伦问道。

“机场附近的王子旅馆。”玫宝说。

“傻子！为什么不住帝国大饭店？反正航空公司出钱。”玫伦指着玫宝大笑说道。

“我记得我来的时候停在东京，也是住帝国大饭店。我吃了三顿五块美金的大餐。那边的炸生蚝真是名不虚传！”张汉生也跟着玫伦笑着说道。玫宝低下头一口一口谨慎地啜着咖啡，她觉得她的脸上烫得火烧一般，耳朵里充满了玫伦一声高一声低喜悦清脆的笑声。玫宝不明白姊姊为什么这样爱笑，以前玫伦笑起来最多抿抿嘴，从来没有笑得这样爽朗，姊姊心里一定非常快乐，玫宝心里想道。

“Merriam，Stein夫妇今晚请些什么人？”

“张乃嘉夫妻，Judy王，Albert李，Rita周，还有一些美国朋友，全是犹太人。”

“我最看不来张乃嘉两夫妻，来了美国十几年，还那么出不得众，小里小器。”

“你的性情也古怪，不喜欢他们就别理他们算了。”

玫宝的眼睛从桃花木书架那两排色彩鲜艳的时装杂志一直溜过去，溜过张汉生微皱的眉头，玫伦妩媚的发钩，然后停到乳黄色墙上那两盏精致的中国宫灯上，朱红的络缨绾着碧绿的珠子，灯玻璃上塑着一对十四五岁梳着双髻的女童在扑蝴蝶。玫伦从朱丽亚音乐学院转到哥伦比亚念图书馆学的时候，玫宝从台北寄给玫伦这对宫灯，她要玫伦把这对灯挂在钢琴上。她要这对灯照着姊姊的琴谱，提醒姊姊不要忘记练琴。

“姊姊，你的钢琴呢？”玫宝突然问道。

“钢琴？”玫伦怔了一下，然后一只手扶住额头放声笑了起来，“说起钢琴我还有一个笑话呢，张汉生，你不是记得我住在Village时有架旧钢琴吗？我搬家时，送给楼底的房东太太她不肯要。我后来花了五块钱才叫人搬走丢掉的。美国房子里的空间珍贵。旧东西没人要，怕占地方。”

玫伦笑得前俯后仰，她身上的绉纱裙窸窸窣窣发着响声。玫宝觉得姊姊通身艳色逼人，逼得人有点头晕。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玫伦走过去拿起听筒说道：“Hello Rita？好，我们就来接你，我妹妹刚才从台北来，我们陪她说了一会儿话。”玫伦朝着玫宝笑了一下，放下听筒说道：“玫宝，我们马上要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宴会，上星期就订下了。你在这里休息一会儿，看看杂志，饿了冰箱里有龙虾三明治。”

“我先去把车子开过来你再下楼吧。”张汉生说，“外面冷，天气预测说今晚有雪。”

张汉生离开后，玫伦回到房间再装饰了一番，穿上一件黑呢镶皮领大衣，襟上别着一朵血红的玫瑰。她走出来，戴上一副黑纱手套，然后在玫宝腮上轻轻拧了一下，笑着说道：

“玫宝，你不知道我见了你多开心！”

玫宝低着头，不住地搓着一双白胖的小手。

“怎么了？妹娃儿。”玫伦把玫宝挽住说道，“听姊姊说，明天我叫张汉生开车来，我们一块儿出去替你添几件衣服，去雷电城看场电影，然后我要张汉生请我们去Chinatown吃晚饭，让你在纽约开开眼界，好不好？其实纽约也没有什么好玩的，你住久了就知道了。”

“姊姊——”玫宝的声音有点颤抖。

“怎么回事，我的宝贝妹妹，让姊姊告诉你一个秘密。本来我跟张汉生计划后天上华盛顿，去跟他母亲一齐度圣诞，然后我们就宣布订婚了。当然你来了，姊姊总得要陪你玩几天，我们迟些时再去。所以我告诉你我圣诞前后要忙坏了，我花了一整天工夫替他母亲买礼物，我要她对我有好印象，免得我们的婚事受阻。”

“姊姊——”玫宝抬起头望着玫伦叫道。她心里急着想说：我本来想使你感到意外，要你高兴。可是她的嘴唇抖了半天却说不出来。

“怎么样？妹娃儿，替姊姊快乐不？”玫伦捧着玫宝的脸亲了一下。

“嗯，我快乐。”玫宝喃喃说道，她想微笑一下，可是嘴角却贴上胶布一般，绷得扯不开。

“傻姑娘，你不恭喜姊姊？”玫伦拍了一下玫宝的屁股，笑吟吟地说道。

“恭喜你，姊姊。”

“妹娃儿，真想不到姊姊快结婚了，你也上大学了，站着比我还高。以前还老向我撒娇呢！好意思？等暑假从密歇根来，姊姊带你出去应酬应酬，打扮一下，包有成群的男孩追来，可是千万不要乱吃，太胖了可就没人要啦！”

“姊姊——”

“听了开心不？”

“姊姊，我今晚要上皇家大厦去。”玫宝突然大声说道。玫宝的眼睛睁得圆鼓鼓的，里面汪满了水光，两腮红得胭脂一般，嘴巴撮得像粒玻璃珠。

玫伦困惑地看着玫宝。

“今晚？一个人去？”

“嗯，一个人。”玫宝咬着嘴唇说。

“你们这群刚来留学的小伙子兴头真大，我来了两年，皇家大厦是什么样子我还搞不清。这样吧，我们下楼去，把你送到那儿，你玩完了自己坐计程车回来。”

玫伦挽着玫宝下楼上了车。玫宝坐在车后，玫伦坐在张汉生旁边，当玫伦告诉张汉生玫宝要去爬皇家大厦时，张汉生笑了起来说道：

“都是这么的。我已经上过五次了，每次有朋友从台湾来，就得陪着上摩天楼，花了我不少冤枉钱。”

车子转到河边公路上飞驶着，玫宝蜷缩在车厢后面，寒气从窗缝里钻进来，冷得玫宝的小腿直发僵，她斜倚在沙发椅上，把大衣裹得紧紧的，一阵倦意袭了上来，好像这几天旅途的辛劳在这个时候才发出来，她的眼皮愈来愈重，朦胧中一直听到玫伦清爽娇脆的笑语声。

“Rita说她今晚要穿我上次陪她到Macy买的那件裙子，她花了七十五块，也真舍得，我晓得，她因为Albert李也去才肯穿的。”

“Albert李未必看得上她。”

“哟！什么了不起，太空博士又怎的，我就看死他难得娶到太太。”

“你说我脾气古怪，你还不是好挑人毛病。”

“这些在纽约的中国人是不讨人喜。”

“那么我们以后搬到纽泽西去算了。”

“不好，到底在纽约做事方便，容易赚钱。”

“GE的聘书上说给我七百五十底薪，我还想考虑考虑。”

“七百五？不要！——呀，玫宝，到啦，怎么睡着了。”

玫宝张开眼睛，看见皇家大厦在三十四街上高耸入云，像个神话中的帝王，君临万方，顶上两筒明亮的探照灯，如同两只高抬的巨臂，在天空里前后左右地发号施令。

“不要走丢啰！”玫宝在皇家大厦门口下车时，张汉生打趣地说道。

“你也别太小看玫宝。我们妹娃儿已经长大成Young Lady了！”

“Have a good time.”张汉生伸出头笑着叫道。

“Have fun！”玫伦摆摆手叫着说。

玫宝买了票，跟着十八个人挤进了一座升降机中。游客多半是外埠来的，有几对老夫妇带着小孩子、三个水兵，还有两个穿着整齐、系着领花的日本学生。大家都纷纷揣测在皇家大厦顶上，俯瞰纽约市是什么样子，有一个小女孩尖声地数着升降机门上的指标：

“六十、七十、八十——到了，奶奶！”

人们一窝蜂似的拥出电梯，跑到瞭望台的各个窗口去。塔中早挤满了游客，大家紧挨着缓缓地转着圈子瞭望窗外的景致。玫宝夹在中间，被高大的外国人堵住了视线，什么也看不见。塔里的水汀很暖，许多人在抽香烟，空气十分郁闷。

“呀，那是长岛吧！”有人叫道。

“这边一定是布鲁克林了。”

“我猜那是华盛顿桥，桥那边是纽泽西。”

玫宝转到梯口时，打开门，走到瞭望平台上。外面罡风劲烈，一阵卷来，像刀割一般，玫宝觉得滚烫的面颊上，顿时裂开似的，非常痛楚，刚才的睡意，全被冷风吹掉了，头脑渐渐清醒过来。外面游客稀少，只有一对年轻的情侣，穿着皮大衣，在栏杆边冻瑟瑟地偎在一处。玫宝挨近栏杆，探头出去，一阵沦肌浃骨的寒气，从她头顶灌了进去，冷得她的牙齿开始发抖起来。这就是纽约，玫宝想道，站在皇家大厦顶上看纽约，好像从天文台的望远镜，观察太阳系的另一些星球似的，完全失去了距离与空间的观念，只见一片无穷无尽的黑暗里，一堆堆、一团团的光球，在晃动，在旋转。人家都说在皇家大厦顶上可以看到洁白的自由女神，可以看到玉带似的赫逊河，可以看到天虹一般的华盛顿大桥，可以看到玻璃盒状的联合国大厦。可是这是黑夜，这是黑夜里一百零二层，一四七二尺世界第一高的摩天楼上，纽约隐形起来了，纽约躲在一块巨大的黑丝绒下，上面洒满了晶光流转的金刚石。罡风的呼啸尖锐而强烈。一片，两片，无数的雪花，像枕头套里的鹅绒，从空中抖落下来。空气冷凛，雪花落在两腮上，温润潮湿，玫宝觉得好像有无数个婴儿的小嘴巴，在她鼻尖上、眼皮盖上，吹嘘着暖气，雪花随着风势，像溯海的浪头，在空中韵律地起伏着，把整个幽黑的大空，都牵动起来。那些闪烁的光球，忽而下沉，寂灭消弭；忽而上升，像盏盏金灯，大放光明，愈飘愈近，好像浮到摩天楼顶的栏杆边来，玫宝探身出去，双手伸到栏杆外，想去捞住那一颗颗慧珠似的明灯。她的睫毛上积满了雪珠子，在水光模糊中，她像看见那些金灯，都配上了音符，一明一灭，琤琤琮琮，发出清越的音乐似的。玫宝忽然觉得这座一百零二层的摩天楼，变成了一棵巨大的圣诞树，那些闪亮的灯光，是挂在树桠上的金球儿，雪花是棉絮，轻盈地洒在树干，而她自己却变成吊在树顶上那个孤零零的洋娃娃。玫宝记得有一年圣诞前夕，她半夜里穿着睡袍，偷偷爬到客厅里的圣诞树下，把玫伦给她的礼物打开，那是一个银色镂花、灿烂夺目的小音乐箱，她打开盖子，里面有个穿苏格兰裙子的小人儿，蹦蹦跳跳地在跳苏格兰土风舞，音乐箱中，叮叮咚咚奏着那首温馨轻快的《风铃草》。

“姊姊——”玫宝突然闷声叫道，她肥硕的身躯紧抵住冰冷的铁栏杆，两只圆秃白胖的小手愤怒地将栏杆上的积雪扫落到高楼下面去。

雪片愈飞愈急，替皇家大厦的顶上，戴上一顶轻软的大白帽。

《现代文学》第二十期

一九六四年三月

香港——一九六〇

朦胧间，余丽卿以为还睡在她山顶翠峰园的公寓里，蜷卧在她那张软绵绵的沙发床上。苹果绿的被单，粉红色的垫褥，肥胖的海绵枕透出缕缕巴黎之夜的幽香。用水时间又缩短了！阿荷端着杏仁露进来不停地嘀咕，一个礼拜只开放四个钟点。这种日子还能熬得过去吗，小姐？三十年来，首次大旱，报纸登说，山顶蓄水池降低至五十万加仑。三个月没有半滴雨水，天天毒辣的日头，天天干燥的海风，吹得人的嘴唇都开裂了。

明日预测天气晴朗最高温度华氏九十八度——

那个女广播员真会饶舌！天天用着她那平淡单调的声音：明日天晴。好像我们全干死了她都漠不关心似的。水荒，报纸登着斗大的红字。四百万居民面临缺水危机。节约用水，节约用水。可是，小姐，阿荷摊开手愁眉苦脸地叫道，我们总得要水淘米煮饭呀！七楼那个死婆妈整天鬼哭神号：修修阴功，楼下不要放水喽，我们干死啦！我愿得如此吗，小姐？天不开眼有什么办法？嗯，香港快要干掉了。天蓝得那么好看，到处都是满盈盈的大海，清洌得像屈臣氏的柠檬汽水，直冒泡儿。可是香港却在碧绿的太平洋中慢慢枯萎下去。

仿仿佛佛，余丽卿一直听到一阵松，一阵紧，继续的人声、车声、金属敲击的乐声，在她神智渐渐清醒的当儿，这阵噪音突然像巨大的浪头，从窗下翻卷进来，余丽卿觉得遭了梦魔一般，全身发渗，动弹不得。湿漉的背项，整个黏在阴浸的马藤席上。她的眼睛酸涩得如同泼醋，喉头干得直冒火，全身的骨骼好像一根根给人拆散开来。余丽卿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四肢，东一只，西一只，摊在床上，全切断了一般，一点也不听身体的调动。俯卧在她身旁的男人，一只手揽在她赤裸的胸脯上，像一根千斤的铁柱，压得她气都喘不过来了。对面夜来香茶楼的霓虹灯像闪电一般，从窗口劈进阁楼里来，映得男人瘦白的背脊，泛着微微的青辉。他的呼吸时缓时急，微温的鼻息，不断地喷到她的腮上。她闻得到他的呼吸中，带着鸦片浓郁的香味。

桂花凉粉！窗外不断传来小贩叫喊的声音。湾仔夜市的水门汀上，夜游客的木屐噼噼啪啪，像串震耳欲聋的鞭炮；几十处的麻雀牌，东一家，西一家，爆出稀哩哗啦的洗牌声，筹码清脆地滚跌着。夜来香二楼的舞厅正奏着配上爵士拍子的广东音乐《小桃红》，靡靡的月琴，有一搭，没一搭地呜咽着。

余丽卿转过头去，她看到男人削瘦的轮廓，侧映在枕面上，颧骨高耸，鼻梁挺直，像刀斧凿过一般，棱角分明；一头丰盛的黑发，蓬乱地覆在他宽朗平滑的白额上，透着一丝沁甜的贝林香。即使在微黝的黑暗中，余丽卿也感得到他的眼睛，一径睁着，没有知觉地凝视着她，清醒的时候，他的眼睛总是那么昏懵，倦怠的眼神好像老是睡眠不足似的；可是在睡梦中，他的眼睛却过分地机警，总是半开着，夜猫般的瞳孔，透出一溜清光，似乎经常在窥伺、在考察、在监督她的一举一动。甚至她脑中思维的波动，他在睡梦中也很有知觉似的，睁开没有视觉的眼睛，冷冷地盯着，像墙头上的夜猫，细眯的瞳孔，射出一线透人肺腑的寒光，然后说道：我们是命中注定了。我们命中注定滚在一堆了，他说。我们像什么？怎么，一对手铐手的囚犯啊！莫挣扎了，我的好姊姊，凭你费多大劲也没用的。你几时见过锁在一根链子上的囚犯分得开过？噢，我的好姊姊，我们还是乖乖地滚在一堆吧！他半眯着疲惫的眼睛，伸直扁瘦的腰，斜卧在沙发上；两条细长的腿子，懒散地搭在扶手上；白得半透明的宽额，露着一条条荫蓝的青筋，说道：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唉，无赖。他叼着他那根乌油油的烟枪，满不在意地徐徐喷着浓郁的鸦片。几绺油亮的黑发，跌落在右太阳穴上。睁着倦怠的眼睛，声音甜得发腻。懂吗？我要的是你这个人。他的声音轻软得像团棉絮，搔得人的耳根子直发痒。我要你那双细白的手，我要你那撮巴黎之夜喷过的头发。哎，无赖。好姊姊，你独个儿睡在冷气调节的翠峰园太过冷清。来，让我替你脱掉你的湘云纱，躺到我的床上，我来替你医治你的惧冷症。可怜，你的手心直淌冷汗，你的牙齿在发抖呢！你害怕？害怕我是个躲在湾仔阁楼顶的吸毒犯？因为你做过师长夫人？用过勤务兵？可是在床上我们可没有高低之分啊！瞧瞧，我们不是天生的一双吗？来，让我握住你细白的手，我们的手梗子早扣上月牙形的手铐了。喏，让我教给你看，就是这个样子，手梗子咔嚓地上了锁。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不是吗？什么？我把你当成什么？女人，当然是女人啰！我的好姊姊。别害怕，这是香港——东方之珠，香港的女人最开通。真的，香港女人都差不到哪里去了。唉，无赖，无赖。

夜来香二楼舞厅的人影子在暗红的玻璃上，幢幢晃动，广东舞曲睡眠不足似的，有气没力地拖拉着。骑楼上一个穿黄色紧身旗袍的女人正在和个葡萄牙水兵拉扯着。“夜来香”三个霓虹灯的大字，照得她生满了鱼鳞似的缎子旗袍闪闪发光。她半身探出骑楼外，浪声笑着。水兵揽住她的腰肢，往房中拖去。黄衫女人两手扒住骑楼栏杆，一头长发跌到胸前，她的笑声尖锐而凄厉，淹没在四面涌来的麻雀牌声中。她生过麻风，他们说。她已经梅毒攻心了，他们说。她是中、西、葡、英的混杂种。她是湾仔五块钱一夜的咸水妹。坐在夜来香的门槛上，捞起她的黄旗袍，擦拭给她梅毒蛀掉了睫毛的眼睛，她擤着鼻涕，揉着她粉红色的烂眼角。合家铲！她咬着发乌的嘴唇哼道。哄死人啦！讲好五块钱，那个死鬼提起裤带飞溜。我要吃饭啊！我赶着他叫道。只要五块钱，五块钱哪！合家铲！合家铲！香港女人都差不到哪里去了。他半眯着眼睛，漫不经意地说道。香港女人，香港女人！有一天，香港女人都快变成卖淫妇了。两百块的、二十块的、五块钱一夜的。大使旅馆的应召女郎，六国酒店的婊子，湾仔码头边的咸水妹，揩着梅毒蛀烂了的眼圈，大声喊着：五块钱一夜！（小姐，报纸说用水时缩成一个礼拜四小时哪。）嗯，香港快被晒干了。香港在深蓝色的海水中，被太阳晒得一寸一寸地萎缩下去。

桂花凉粉！窗外夜市人声鼎沸，卖凉粉的小贩破着喉咙，从嘈杂的声浪中，迸出几下极不调协的尖叫。骤然间，夜市上的木屐声一阵大乱。阁楼的木梯上，响着杂沓窜逃的脚步。差人，差人！往阁楼屋顶奔逃的小贩急促地叫道。突击！突击！突击！天天晚上警察都来突击湾仔的无照小贩。夜夜巡捕车抓走一笼笼的难民摊贩，可是夜夜湾仔的小贩仍旧破起喉咙，挑战似的喊出：桂花凉粉！调景岭霍乱病案五三起，《星岛日报》登道，港九居民切勿饮食生冷。检疫站，防疫针，德辅道的阴沟，唉，真要命！全是生石灰呛鼻的辛辣气。他们把公家医院塞满了难民，哼哼唧唧，尽是些吐得面皮发乌的霍乱病人。中国大陆的瘟疫像朵黑云盖到了香港的上空。唉，这颗东方之珠的大限快到了。走吧，姊姊，芸卿说，芸卿的眼角噙着泪珠，脸苍白得像张半透明的蜡纸。趁着现在还不太迟，离开这里吧！芸卿的嘴唇不停地抽搐。你在往下沉哪！你还年轻，才三十几岁。你要为将来打算，一定要想到你的将来啊！你的将来——将来？你是说明天？可是妹子，你们这些教书的人总是要讲将来。但是我可没有为明天打算，我没有将来，我甚至没有去想下一分钟。明天——太远了，我累得很，我想不了那么些。你们这些教书匠，总爱讲大道理。去告诉你书院里那些梳着辫子的女娃娃：明天、明天、明天。我只有眼前这一刻，我只有这一刻，这一刻，懂吗？芸卿哭出了声音，说道，至少你得想想你的身份、你的过去啊！你该想想你的家世哪！你是一个有身份的人。你是说师长夫人？用过勤务兵的，是吧？可是我也没有过去，我只晓得目前。懂吗？目前。师长夫人——她已经死了。姊姊，噢姊姊，你唬人得很。芸卿绞着她的手帕，揩去滚到她苍白面颊上的泪珠。姊夫活着的话他要怎么说呢？人人都在说。他们都在说你在跟一个——嗳，姊姊，你不能这样下去。他们都说你在跟一个——但是我们注定滚在一堆了。他说道。我们像囚犯一样锁在一起了。难道你不以为我们是天生的一对？来，让我亲亲你软软的嘴唇。好姊姊，躺在我的怀里吧！当然我喜欢你送给我的开司米大衣。但是我更爱你这双丰满的奶子。难道我对你还不够好？不像一个服服帖帖的好弟弟？认了吧，我们都是罪人，我躲在这间肮脏的阁楼里吸我的烟枪。你呢？你悄悄从你漂亮的翠峰园溜下来到我这里做坏事。翠峰园不是一个人待得住的地方。上面太冷清了。来，让我暖暖你，到底我们是注定了的，莫挣扎了。看看这张我请人替我们拍的照片。别忘记，只要我们活着，这就是我们一生的纪念品。瞧瞧我们赤裸的身体，是不是有点像西洋人圣经上讲的什么亚当与夏娃？被上帝赶出伊甸园因为他们犯了罪。来，罪人，让我们的身体紧紧地偎在一块，享受这一刻千金难换的乐趣。罪人，赶出了伊甸园。罪人，赶出了伊甸园。无赖，唉，唉，唉，无赖。走吧！姊姊，芸卿默默地抽泣着，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要设法救你自己。你一定要救要救要救。救？救我的身体？救你们信教的人讲的灵魂？在哪儿呀，我的灵魂？我还有什么可救的？我的身体烂得发鱼臭。难道你还看不见我皮肤下面尽是些蛆虫在爬动？我像那些霍乱病人五脏早就烂得发黑了。姊姊，嗳，姊姊！你一定要救你自己，一定要救。我们注定了。他说。我们是冤孽，他说。我们在沉下去，我们在沉。我们（小姐，厨房里没水喽！）嗯，香港快干掉了。

警察大声地吆喝着。小贩们哭着喊着滚下了楼梯。巡逻车的警笛扫走了一切噪音，像无数根鞭子，在空中笞挞，载走一车一车没有居留证的难民，像野狗一般塞进火车厢内，从新界运回中国大陆。让瘟疫及饥荒把这些过剩的黄色人体凌迟消灭。为了本港的治安，香港总督说，我们必须严厉执行驱逐越境的难民，然而每天那些蓬头垢面的难民却像大水来临前奔命的黑蚁，一窝窝从新界的铁丝网底，带着虱子、跳蚤以及霍乱病源，钻进了香港。

尖沙咀码头抢案，少女耳朵遭强徒扯裂。

蒙面人洗劫银行，印度巡警被射杀。

《星岛日报》：抢案。《工商日报》：抢案。李夫人，我是李师长的随从。他穿着灰得发白的中山装，脸上水肿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我认得你是李夫人，他走近一步说道，我不懂你说什么，我说。我怕你认错人了，我说。可是我知道你是李夫人，他说，他的嘴角一径挂着一丝狡狯的微笑。对不起，我不认识李夫人，我说。我是王丽卿小姐。我是翠峰园的王丽卿小姐。李夫人，我以前是李师长的随从。我也是逃难出来的。我是李师长的随从。

丽卿

听见没有　丽卿

你要守规矩呵

听见没有

你是师长夫人懂吗

丽卿

要守规矩

师长夫人

要守规矩

听见没有

丽卿丽卿丽卿

他已经死了，被砍了头，他的勤务兵把他的躯体偷出来埋在花园里。别叫我李夫人，懂吗？我是王丽卿。李夫人，我两天没吃东西了。帮帮忙吧，李夫人，看在李师长份上，做点好事吧！李夫人。我不是李夫人，懂吗？我是王丽卿小姐，被砍了头，挂在城门上像个发霉的柚子。

丽卿

要守规矩呵

李夫人。不要跟着我。李夫人。我已经给了你钱了。李夫人。让开，不要乱叫我。李夫人，李夫人。救命！差人。抢皮包呀！走吧，姊姊，趁早离开这里，买张飞机票飞到悉尼去。走，姊姊。不，我说。不，我说，哪儿我也不要去。我连手都抬不动了，看看这两根膀子，已经不听我的调动了。我已经死掉了。我早就死去了。姊姊，噢，姊姊。芸卿抽搐地哭起来。香港就快完结了，东方之珠。嗯！这颗珠子迟早总会爆炸得四分五裂。那些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的英国兵太精了，他们不会为这颗精致的小珍珠流一滴血的。但是我不会等到那一天。我才不会呢！我要在这颗珠子破裂的前一刻从尖沙咀跳到海里去。你一定要设法救你自己啊！嗯，我要跳到海里去，趁早离开这里，我不会等到那一天。人人都在说。他们都在说你跟一个——但是我们命中注定了，他说。让我握住你的手，让我领你沉到十八层地狱里去。我敢说你会喜欢上刀山下油锅的滋味，因为我们都是罪孽重重。还想不认你有罪？地狱里的炼火也烧不尽你的孽根呢！来吧，罪人，让我领着你沉下去。（小姐，那个死婆妈跑下来抢我们的水啦！）节约用水，节约用水，街上的扩音器互相咆哮着，水塘里的水又降低了三寸。三寸又三寸又三寸。有一天香港的居民都会干得伸出舌头像夏天的狗一般喘息起来，他们会伸出鸟爪一般的手臂去抢水和食物。水——他们会喊道。饿呀！他们会喊道。他们的皮肤会水肿得像象皮一般，霍乱会泻得他们的脸个个发黑。有一天那些难民会冲到山顶把有钱人从别墅里拉出来统统扔到海里去。东方之珠。东方之珠，走吧，姊姊。不。走，姊姊。不。姊姊。不，不，不。

余丽卿翻过身去，伸出手紧揽住她身边男人瘦白的背脊。夜来香舞厅的广东音乐，支撑着凌晨的倦意，落寞地漫奏着。麻雀牌愈来愈疏落，间或有几下猛然奋起的洗牌声。夜市里人声已杳，街车的引擎断续地闷吼着。余丽卿渐渐合上了越来越沉重的眼皮。朦胧间，她又感到她身边男人那双半睁的睡眼，像黑暗里夜猫的瞳孔，射出两道碧荧荧的清光，窥伺地、监督地罩在她脸上，好像刺入她心底的深渊中一般。是的，她想道，香港快要干掉了，于是他便说道：来吧，罪人，让我握住你的手，一同沉入地狱门内。

《现代文学》第二十一期

一九六四年六月

安乐乡的一日

安乐乡（Pleasantville）是纽约市近郊的一座小城。居民约有六七千，多是在纽约市工作的中上阶级。大家的收入丰优均匀，因此，该城的地税是全国最高地区之一。每天早晨六时左右，各式各样崭新的轿车便涌进火车站停车场了。进城上班的人，多是三十至五十之间的中年男子，穿着Brooks Brothers的深色西装，戴着银亮精致的袖扣和领针，一手提着黑皮公文包，一手夹着一卷地方报纸，大家见面，总习惯性地寒暄几句，谈谈纽约哈林区的黑人暴动，谈谈华府要人竞选的花边新闻，然后等到火车进站，鱼贯地钻入有空气调节的车厢里，往那万人所趋，纽约市的心脏——曼哈顿驶去。

安乐乡与其他千千百百座美国大都市近郊的小城无异。市容经过建筑家的规划，十分整齐。空气清澈，街道、房屋、树木都分外地清洁。没有灰尘，没有煤烟，好像全经卫生院消毒过，所有的微生物都杀死了一般，给予人一种手术室里的清洁感。城中的街道，两旁都有人工栽植的林木及草坪。林木的树叶，绿沃得出奇，大概土壤经过良好的化学施肥，叶瓣都油滑肥肿得像装饰店卖的绿蜡假盆景。草坪由于经常过分地修葺，处处刀削斧凿，一样高低，一色款式，家家门前都如同铺上一张从Macy's百货公司买回来的塑胶绿地毯。

城中也照样有一个购物中心：其中包括一个散布全美的A＆P菜场及Woolworth廉价百货店、一家只有两个理发匠的理发店，以及一个专门放映旧片的小型电影院。趁着先生上班，安乐乡的主妇们都开着她们自己专用的小轿车，到购物中心来购买日用品及办理杂务。虽然是在小城中，这些主妇们上街时仍旧浓施脂粉，穿着得整整齐齐。有些手里推着婴儿的推车，有些两手提满了肥皂粉、牛排、青豆及可口可乐，在停车场伫住脚，跟邻舍朋友闲扯几句：儿子的夏令营、女儿十六岁的生日舞会、昨晚电视的谐星节目，然后钻入闪亮的林肯及凯迪拉克中去。

依萍和伟成就住在安乐乡的白鸽坡里。这是城中的一个死角，坡中道路，一头接上往纽约市的公路，另一头却消没在小山坡下。这条静荡荡的柏油路，十分宽广清洁，呈淡灰色，看去像一条快要枯竭的河道，灰茫茫的河水完全滞住了一般。白鸽坡内有它独特的寂静。听不见风声，听不见人声，只是隔半小时或一小时，却有砰然一下关车门的响声，像是一枚石头投进这条死水中，激起片刻的回响，随后又是一片无边无垠的死寂。可是从往纽约的公路那边，远远地却不断传来车辆的急驶，胶轮在柏油路面上一径划出尖锐的摩擦声。二十四小时，不分昼夜，这种车辆的急驶，从来没有中断，没有变化，这种单调刺耳的声音早已变成白鸽坡静寂的一部分了。它只不过常常提醒着依萍：白鸽坡外还有许多人在急促地活着、动着。

这是个仲冬的十二月，比降雪的时节还早几天。可是天空已微有雪意了，灰得非常匀净。冬天，白鸽坡内的静寂又加深了一层。坡内住家都好像把门前那张绿地毯收去一般，草坡露出了焦黄的土地。肥绿的树叶落尽了，家家门口的榆树只剩下一些棱瘦的黑枝桠。因此，坡内愈更显得空旷，道路两旁的新房屋都赤裸地站了出来，全是灰白的木板房，屋顶屋面颜色相同，大小款式也略相仿佛，是最时兴的现代建筑，两层分裂式。偌大的玻璃窗，因为有空气调节，常年封闭着，窗户都蒙上白色带花边的幔子。从坡上看去，这两排四方整齐的房子，活像幼儿砌成的玩具屋，里面不像有人居住似的。伟成和依萍的房子便在街右的末端，已近死巷的尾底。屋内也按着美国最新的设计陈列。客厅内的家具全是现代图案，腰形的桌子，半圆型的沙发，以及一些不规则形体的小茶几及矮凳，颜色多呈橘红嫩黄。许多长颈的座灯像热带的花草，茎蔓怒长，穿插在桌椅之间。室内一切的建构，格式别致，颜色新鲜，但是也像儿童玩耍的砌木一般，看去不太真切。厨房一律是最新式的电器设备，全部漆成白色：电动洗碗机、电动打蛋机、电动开罐头机，以及一些大大小小的电锅电炉。白色的墙壁上密密麻麻显按着一排排的黑色电钮，像一间装满了机械的实验室一般。依萍一天大部分的时间，便在这所实验室似的厨房中消磨过去。

早上容易过。先忙着做早餐，打发伟成上纽约城股票市场以及宝莉上学校，然后出去买点杂物，回到家中厨房洗洗果菜，一晃就是十二点。下午前半截也容易过，在饭桌上替伟成回些亲友的来信，计算一下一个月的收支，打电话与宝莉同学的家长联络，打听一下出席家长会、慈善会、教会聚会的日期。可是每当下午一进入五点，时间的步速便突然整个松懈了下来，像那进站的火车，引擎停了火，开始以慢得叫人心慌的速度，在铁道上缓缓滑动，好像永远达不到终站似的，五点至六点是依萍一天中的真空时期。一切家务已经就绪，电锅都熄了火，晚饭准备停当，依萍便开始在她那间实验室似的厨房中漫无目的打转子了。坐下来抽一口薄荷烟，站起来打开锅盖尝一口自己熬的牛尾汤，把桌上摆好的碗挪过来，又搬回原位上去，然后踱到窗房边，头抵住那块偌大的窗玻璃，凝望着窗外那条灰白色静荡的道路，数着邻居一辆辆的汽车，从暝色中驶入白鸽坡，直等到伟成从纽约下班，到邻家接宝莉回来，再开始度过一天的下半截。

宝莉三岁时，伟成开始行财运，做股票经纪赚了钱。于是他们便从纽约的公寓搬到安乐乡自己购买的房子中。伟成认为小城的环境单纯，适合于孩子的教育。安乐乡只有伟成一家中国人。依萍不大会开车，所以平常也不大远出，进出只限于白鸽坡的邻近。在安乐乡一住五年，依萍和纽约城中几个中国朋友都差不多断了来往。到了周末，伟成认为是家庭时间，需要休息，不肯进城。夏天，伟成带着宝莉到安乐乡附近的游乐园去游泳划船；冬天，父女两人便穿上御雪衣出去门口扫雪，堆砌雪人。依萍不善户外运动，伟成带着宝莉玩的这些玩意儿，她都加不进去。有时依萍也跟着伟成和宝莉一道出去，在一旁替他们看守衣服。伟成一直鼓励依萍出去参加邻居主妇们的社交活动。有几家美国太太组织了一个桥牌社，依萍去玩过几次，但是她的牌艺差她们太远，玩起来十分累赘。她也参加她们的读书会，可是她看英文书的速度太慢，总跟不上别人的谈话。星期日，邻居的太太过来邀依萍上教堂，依萍不信教，但是伟成说白鸽坡的主妇们到了星期日都穿得整整齐齐上教堂去，独有依萍不修边幅待在家里，给别人讲起来难听，于是依萍只好买了一顶白色的纱帽，到了星期日戴着上教堂去。因为安乐乡只有依萍一家是中国人，所以白鸽坡里的美国太太们都把依萍当作稀客看待，对她十分友善，十分热心，常常打个电话来向依萍道寒问暖。为了取悦依萍，她们和依萍在一起时，总很感兴趣似的，不惮其烦向依萍询问中国的风土人情，中国人吃什么，中国人穿什么，中国人的房子是怎么个样儿。她们生怕依萍不谙美国习俗，总争着向依萍指导献殷勤儿，显出她们尽到美国人的地主之谊。这使依萍愈感到自己是中国人，与众不同，因此，处处更加谨慎，举止上常常下意识地强调着中国人的特征。每逢聚会时，依萍便穿上中国旗袍，嘴上一径挂着一丝微笑，放柔声音，一次又一次地答复那些太太们三番四复的问题。后来有好几次，邻居太太来邀请依萍去参加社交活动，依萍都托辞推掉了，因为每次出去，依萍总得费劲地做出一副中国人的模样来，常常回家后依萍累得要服头痛丸。

依萍在国内是学家政的，她一生的愿望就是想做一个称职的妻子，一个贤能的母亲。可是她来美国与伟成组织家庭后，发觉她在中国学的那套相夫教子的金科玉律，在她白鸽坡这个家庭里不太合用。伟成太能干了，依萍帮不上忙。伟成对于买卖股票有一种狂热，对于股票行市了如指掌，十押九中，拥有一大堆的顾客，事业上一帆风顺。依萍对于股票一窍不通，而且不感兴趣，当伟成在依萍面前炫耀他对股票的知识时，依萍总是勉强着自己，装作热心地聆听着。伟成在美国日子久了，一切习俗都采取了美国方式，有时依萍不太习惯，伟成就对依萍说，既在美国生活，就应该适应这里的生活。因此，家务上的事情，依萍往往还得听取伟成的裁夺。

至于宝莉，从小她就自称是爸爸的女儿。

“伟成，你这样不行，把女儿宠坏了！”依萍常常急得叫道。

“别担心，我们宝莉是个乖孩子。”伟成总满不在乎地笑着说。

“妈妈坏！”于是宝莉便乘机操着道地纽约口音的英文骂依萍一句。

宝莉六岁以前，依萍坚持要宝莉讲中文，可是才进小学两年，宝莉已经不肯讲中文了。在白鸽坡内，她的小朋友全是美国孩子，在家中，伟成也常常和她讲英文。依萍费尽了心机，宝莉连父母的中国名字都记不住。依萍自己是中国的世家出身，受过严格的家教，因此，她唯一对宝莉的期望就是把她训练得跟自己一样：一个规规矩矩的中国女孩。可是去年当宝莉从夏令营回来时，穿着伟成替她买的牛仔裤，含着一根棒棒糖，冲着依萍大声直呼她的英文名字Rose起来。依萍大吃一惊，当时狠狠地教训了宝莉一番。宝莉说夏令营中，她有些朋友也叫她们妈妈的名字。依萍告诉宝莉，在中国家庭中，绝对不许有这类事情发生。宝莉是爸爸的女儿，宝莉不是妈妈的女儿。这虽然是宝莉小时的戏语，但是事实上，依萍仔细想去，原也十分真切。宝莉与伟成之间，好像一向有了默契一般。其中一个无论做任何事情，总会得到另一个精神上的支持似的。宝莉和伟成有共同的兴趣，有共同的爱好。每天一吃过晚饭，父女俩盘坐在客厅的地毯上看电视，议论着电视里的节目。有许多节目，依萍认为十分幼稚无聊，可是伟成和宝莉却看得有说有笑，非常开心。依萍常在他们身后干瞅着，插不进话去。每天下午到这个时候，依萍都这样伫立在厨房的玻璃窗前，凝视着窗外灰白的道路，听着往纽约公路上那些车辆尖锐单调的声音，焦虑地等待着伟成和宝莉回家，以便结束她下午这段真空时间，开始度一天的下半截，但是这下半截往往却是父亲和女儿时间，依萍不大分享得到。

“呀！怎么还没开灯？”伟成准六时踏进了大门，跟着宝莉也跳跳蹦蹦，替伟成提着公文包跑了进来。伟成穿着一袭最时兴崭新的麂皮大衣，新理的头发，耳后显着两道整齐的剪刀痕迹，脸上充满闻到厨房菜肴的光彩。宝莉穿了一身大红的灯芯绒衣裤，头上戴了一顶白绒帽，帽顶有朵小红球。宝莉长得不好看，嘴巴太大，鼻子有点下塌，但是她却有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乌亮的眼珠子，滴沥溜转，有些猴精模样，十分讨喜。宝莉进来后，把公文包及背上的书包摔到沙发上，然后便爬上伟成的膝盖，和伟成咬起耳朵来。

“怎么了，宝贝女儿，脸怎么冻得这样红？”伟成爱怜地抚弄着宝莉的腮帮子问道。

“宝莉，去洗手，准备吃饭了。”依萍一面把菜盛到碟里，一面叫宝莉道。宝莉没有立即理会依萍的吩咐，她抚弄着伟成的领带，在伟成耳根子下悄悄说道：

“我们在山坡后面捉迷藏呢！”

“我听见啦，”依萍转过头来说，“又出到外面去玩了，我说过只许在屋内玩，你伤风还没有好全呢。”

“妈妈的耳朵真厉害，快别说了，去洗手吧！”伟成捏了一下宝莉冻得通红的鼻子笑着说道，宝莉跳下伟成的膝盖，一溜烟跑进了盥洗室。

“Rose，今天做了些什么啦？有没有去Mrs.Jones家打桥牌？”伟成翻阅着晚报上登载的股票行情，柔声问依萍道。

“她们来叫了我的，我没有去。”

“North West三十四，Delta十八，G.E.四十点三，统统涨了！我刚替Park Avenue的张家买进两百股，他们又赚一大笔了，张家总是行财道——噢，好香的牛尾汤！”伟成丢下报纸，凑近那盆牛尾汤嗅了一下。

“我不要吃牛尾汤！”宝莉走进来嚷道。

“宝莉，小孩子什么都应该学着吃才不挑嘴。”依萍说道。依萍记得小时候她不吃苦瓜，母亲特地每天烧苦瓜，训练到她吃习惯为止。

“我不要吃牛尾汤！”宝莉坐在椅子上大声嚷道。

“好啦，好啦，宝贝女儿，我们这里是民主国家，讲个人自由，好不好？你不要吃牛尾汤可以不吃，我给你开一瓶可口可乐。”伟成拿了一只大玻璃杯倒满一杯可口可乐给宝莉。

“宝莉，你今天在学校里做了些什么？讲给爸爸听。”

“早上我们班举行加法比赛。”

“你得第几名？”

“第一名！”宝莉很自得地说道。

“真的？”伟成也跟着得意起来，伟成一直说宝莉有科学头脑，将来会成数学女博士。“明天爸爸进城给你买奖品去。”

“我们今天还做了情人节的红心卡片。”宝莉腼腆地说道。

“哟，谁是你的情人啦？”

“我不讲！”

“胖子大卫？”

“才不是！”

“妈妈知道，”依萍插嘴笑着说道，“是不是你爸爸？”

宝莉红了脸，扭瘪着大嘴巴，两只精灵的乌眼珠发着兴奋的光彩。伟成放声朗笑起来，捧起宝莉的脸腮用力亲了一下。

“爸爸是你的大情人，你是爸爸的小情人，对吗，宝贝女儿？”

“宝莉，”依萍突然问道，“Lolita的妈妈下午打电话给我说你在学校里用手扯Lolita的头发，把她扯哭了，你为什么那样做呢？”

“啊，Lolita是头脏猪！”宝莉咬着牙齿叫道。

“宝莉，不许这样叫你的同学。你怎么可以扯别人头发呢？”

“她说我是中国人！”宝莉突然两腮绯红地说道。

“宝莉，”依萍放下筷子，压平了声音说道：“Lolita说得对，你本来是中国人。”

“我说我是美国人，Lolita说我扯谎，她叫我Chinaman。”

“听着，宝莉，你生在美国，是美国的公民，但是爸爸和我都是中国人，所以生下你也是中国人。”

“我不是中国人！”宝莉大声叫道。

“宝莉，不许这样胡闹，你看看，我们的头发和皮肤的颜色都和美国人不同。爸爸、你、我——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没有扯谎！Lolita扯谎。我不是中国人！我不是中国人！”宝莉尖叫起来，两足用力蹬地。

“宝莉——”依萍的声音颤抖起来，“你再这样胡闹，我不许你吃饭。”

“Rose，我想我们吃完饭再慢慢教导宝莉。”伟成站起来走向宝莉，想抚慰她几句。依萍倏地立起来，抢先一步走到宝莉跟前，捉住宝莉双手，把宝莉从椅子上提起来。

“不行，我现在就要教导她，我要宝莉永远牢记住她是一个中国人。宝莉听着，你跟着我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不！我不是中国人！”宝莉双足一面踢蹬，身体扭曲着拼命挣扎。依萍苍白的脸，用颤抖的声音厉声喝道：

“我一定要你跟着我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不是中国人！我不是中国人！”宝莉倔强地尖叫起来。依萍松了一只手在宝莉脸上重重地打了一下耳光。宝莉惊叫了一声，接着跳着大哭起来。依莉正要举手打宝莉第二下时，伟成隔开了依萍的手臂，把宝莉从依萍手中解开。依萍松了手，晃了两晃，突然感到一阵昏眩，她伏在水槽上，把刚才喝下的牛尾汤都呕吐了出来。

过了一阵子，当伟成扶着依萍躺到卧房的床上时，伟成坐在依萍身边低声地对她说道：

“孩子是要教的，但不是这般教法。宝莉才八岁，她哪里懂得什么中国人美国人的分别呢？学校里她的同学都是美国人，她当然也以为她应该是美国人了。Rose，说老实话，其实宝莉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大了以后，一切的生活习惯都美国化了。如果她愈能适应环境，她就愈快乐，你怕孩子变成美国人，因为你自己不愿变成美国人，这是你自己有心病，把你这种心病传给孩子是不公平的。你总愿意宝莉长大成为一个心理健全能适应环境的人，对吗？得啦，别太冲动了。我去拿粒镇静剂给你，吃了好好睡一觉。”

伟成倒了杯水给依萍，让她服了一粒Compoz。然后熄了灯，虚掩上门，走了出去。依萍躺在黑暗中，全身虚脱了一般，动弹不得。一阵冰凉的、激动过后的泪水，开始从她眼角慢慢淌了下来。从门缝间，依萍隐约还可听到伟成和宝莉讲话的声音。

“妈妈坏！妈妈坏！”

“嘘，妈妈睡觉了，别张声。八点钟啦！电视电影快开始了。”

不到片刻，电视机的声音响了起来，一开头又是那天天日日都在唱个不休的Winston香烟广告：

Winston tastes good，

Like a cigarette should！

《现代文学》第二十二期

一九六四年十月

火岛之行

这次他们决定到火岛去。从中西部来的三个女孩子坚持要到海滨游泳，所以林刚预备带她们去火岛的松林滩。林刚在纽约住了十年，总共只去过三四次海滩；他不善游泳，虽然零星地在游泳池里泡过十来次，总也没有学精，最多只能游百来公尺。本来林刚提议请三个女孩子到雷电城去看戏，那儿有全美著名的踢踏舞，可是她们一致反对，嚷着说纽约城里太闷热，要出城下海，清凉片刻。

自从林刚搬到百老汇与一〇三街他那间两房一厅的公寓后，他的住所便变成中国留学生歇脚的地方了。尤其是每年夏季从各路来纽约观光找事的单身女孩儿，许多都欢喜蜂拥到林刚家里。或者直接经朋友的介绍，或者由朋友的朋友间接引进，只要抵达纽约时，打一个电话，林刚便开着他那辆崭新的敞篷雪佛兰到巴士站去迎迓了。

一来林刚长得好玩，五短身材，胖胖的躯体像个坛子，在人堆子里，走起路来穿梭一般脚不沾地似的直兜转子，永远显得十分忙碌。林刚已经三十多了，蛋形的头颅已经开始脱顶，光滑的头皮隐隐欲现，可是他圆胖的脸蛋，却像个十来岁孩儿的娃娃脸，一径是那么白里透红，好像永远不会被岁月侵蚀似的。林刚爱笑，见着人总咧开他的大嘴巴，露出一口整齐白净的牙齿，看起来十分纯真，没有什么心机似的，因此女孩子们喜欢跟林刚来往，因为她们觉得跟林刚在一起很有安全感。

二来林刚是个道地的纽约客，他谙悉纽约所有著名的中国饭馆，而且每家饭馆的拿手菜，林刚都可以如数家珍一般背诵出来。林刚生性慷慨，每次请女孩子去吃饭时，总是点最名贵的菜馆，女孩子们吃得都十分开心，一致称赞林刚是个食家。林刚耐性十分好，带领女孩子们游览纽约时，往往都是从清晨游到深夜，当那些女孩子站在洛克斐勒中心的喷水池旁，裙子被晚风吹得像一朵朵蓓蕾般地绽开来，林刚便咧着嘴笑嘻嘻地对她们说，她们的光临，使纽约增了一倍的光彩。女孩子们都乐了，说林刚是个最称职的向导。

林刚做事已经八年了，他在纽约一家理工学院得到硕士后，便找到一份高薪的差事，过着悠游自在的单身生活。其实林刚人缘好，认识的中国女孩子比谁都多，那些女孩子不管是在纽约的或是从外埠来的，个个都喜欢林刚，说他是个讨女人欢心的男人。有人搬家，林刚便忙着开了车去大包小包地替她们搬送。如果有人请客，林刚便开车到唐人街替她们采办菜蔬。林刚会包饺子做馄饨，是个一等名厨，许多女孩子的庆生会都在林刚家举行。女孩子们背底下都叫林刚“林妈妈”，她们绝对没有恶意，只是林刚对女孩儿分外体贴的缘故。尽管那些女孩子们那么赏识林刚，大家甚至争着要替林刚介绍女朋友，她们都感叹地说：像林刚那样的人，还没娶到太太真是可惜，可是那些女孩子谁也没有想到要做林刚的女朋友。在美国的中国男孩子比女孩子多出几倍，林刚认识的那些女孩子大部分一来到美国两三年都结婚了。林刚一年之中总接到几张结婚请帖。他做过五六次伴郎，参加过十几次婚礼，有时还得开几小时车到波士顿或者华盛顿去帮忙与他交情深厚的女孩子的婚事。至于在纽约没有结成婚的那些女孩子，却又都变成了林刚的老朋友。

有一次中国学生会在纽约州开普西一个夏季湖滨避暑胜地举行游宴，与会的人大多是情侣或夫妇，也有少数打单的青年男女，借此机会以便认识。林刚带了与他认识多年的黄玖一齐参加。开普西的湖滨非常幽雅，山明水秀，半点没有纽约市区的繁嚣。那晚月光特别明亮，照得水影山色，参差如梦。大家在湖滨草地上架上柴火烧烤牛排，并且饮酌冰啤酒助兴。火光映红了一张张年轻的笑脸，有人借着水声在拉奏悠扬的手风琴。林刚的兴致非常高昂，一连喝了五六罐啤酒，黄玖也很高兴，频频与林刚举杯对饮。月光照得她那件低胸的蓝缎褶裙闪闪发光。野宴后大家便到湖滨一家旅馆的舞厅中去跳舞。林刚的舞跳得并不好，可是各种花式他都会，所以每一首曲子林刚都拖着黄玖下舞池去。林刚跳得满头大汗，黄玖不停地放声朗笑。后来黄玖说里面太燠热，他们便到湖滨去乘凉。当黄玖蹲在湖边，低首用手去拨弄湖水时，月光照得她丰满的背项如同泼乳一般，林刚忽然发觉黄玖竟然有一股不可拒抗的诱力，他忘情地揽着黄玖的腰，在黄玖颈背上亲了一下。黄玖吃惊地扭转身来，怔了半晌，然后半恼半笑地在林刚肩上拍了一巴掌说道：

“林刚，看不出你这么老实也会开起老朋友的玩笑来！你一定喝醉了。我们再去跳几个舞吧。”

当然，回到纽约后，黄玖仍然是林刚要好的老朋友，林刚仍旧过着他那种优哉游哉的光棍生活。纽约市适合单身汉居住，尤其是中国单身男人，光是中国饭馆就有五百来家。林刚居住的邻近有上区中国城之称，居住的中国人全是知识分子，站在街心，隔不到三五分钟就可看到两两三三的中国青年男女，而那区的中国人，林刚认识泰半。白天，林刚穿得西装笔挺，挤到地下车中上班下班。晚上一回到他的公寓，电话铃便接二连三地开始响起来。只要有人请客聚会，从来没有漏过林刚。因此林刚的生活过得十分忙碌，十分平宜。每年等到暑假来临，大批年轻的中国女孩涌进纽约市时，林刚的生活便加倍地热闹起来，送往迎来，林刚每次总尽到地主之谊，给那些初来美国的女孩子们留下一个亲切良好的印象。

八月间，纽约的天气有时突然会冒到成百度，曼哈顿上如同凿漏了水汀一般，一流潮湿的热气，蔓延在一群高楼大厦之间，蓬勃蓊郁，久久不散。三个从中西部伊利诺斯州来的女孩子，坐在林刚车子里一直抱怨纽约的天气。

“想不到纽约这个地方近海还那么闷热！”坐在林刚身旁的杜娜娜不耐烦地说道。她一边用手帕揩汗，一边把她那顶宽边大草帽，当做扇子拼命地招挥。

“真不巧，你们来的这两日，偏偏赶上纽约最热的当儿，过了八月就凉爽了。”林刚偏过头去对杜娜娜歉然地笑道。林刚穿着一条多年没有上身的绛红短裤，两条粗短的腿子贴在车座的胶垫上不停地淌汗，他戴着一副宽边意大利式的太阳眼镜，额上的汗珠，像一排小玻璃球，一颗颗停在眼镜边上。周末出城的车子十分拥挤，林刚开足了马力在往长岛的公路上飞驶着，他握住驾驶盘，紧张地驾驶着，为了要开快，往往得冒险超车。

“一出了曼哈顿就不会这样热了。”林刚咧着嘴对杜娜娜解说道，好像他对这个湿热的天气，多少应该负责似的。

三个女孩中杜娜娜是张新面孔。其余两个白美丽与金芸香林刚都见过面。杜娜娜是个矮小结实的香港女孩，刚到美国来念大学一年级。一身油黑健康的皮肤紧绷得发亮，两个圆润的膀子合抱在胸前时，把她厚实的乳房挤得高涨起来。杜娜娜有一张浑圆的脸蛋，厚厚的嘴唇一径高噘着，像两瓣透熟多肉的朱砂李。眼皮微微浮肿，细眯的眼睛，好像睡眠不足似的。可是杜娜娜却有一个十分细巧的鼻子，鼻尖上翘。一头蓬松的短发齐耳根向外飞起，把她厚浊的五官挑了起来，带着几分俏皮。

“喂，到底Fire Island的海滩好不好啦？要不浑身大汗跑来这里却挤得游不开，就不是滋味了。”坐在后座的白美丽用手指戳了一下林刚的背问道。白美丽是个高头大马的北方姑娘，一脸殷红的青春痘，上了大学还没爆完。她有一张显著的大嘴，笑起来时，十分放纵。她和林刚很熟，谈笑间没有顾忌。

“放心，Fire Island的海滩最理想了，非常长，大概总不会挤满人的。”

“你怎么知道啦？你说你今年还没去过海滩呢。”杜娜娜说道。她的声音十分低哑，说话时又急又快，总显得很不耐烦似的。

“我向别人打听过了，你们放心吧！”林刚咧开嘴笑着，安抚她们道。

“你们猜为什么林刚不要去海滩？”白美丽说，然后咯咯地笑道，“林刚只会浮水，不会游水。”

“谁说的？”林刚梗着脖子说道。林刚的嘴咧得更开，他觉得这些女孩子无论开什么玩笑，总是没有恶意的。

“哈，别装了，”白美丽拍了一个巴掌笑道，“记得去年我们去Jones Beach吧？我看见你拼命在水里划，划来划去，还是在原来地方。”

三个女孩子都笑了起来，林刚也开心地跟着她们笑了。

“别理白美丽，她专爱跟别人过不去。”坐在白美丽旁边的金芸香慵懒地向白美丽招了招手说道。金芸香的面庞在三个女孩子中长得最漂亮。皮肤细白，眉眼十分甜丽。但是她的身躯却非常臃肥，行动迟缓，两胁下面经常浸着两大块汗迹。

“老实说吧，游水是会的，不怎么高明，只会蛙式罢了。”林刚最后温驯地承认道。

“那么拜我为师吧！”杜娜娜突然雀跃起来，兴致勃勃地嚷道，“我当年是香港的选手呢！”

“那倒是真的，”金芸香证实道，“杜娜娜在香港得过中学组冠军呢。”

“好啦，好啦，”白美丽带着威胁的口气说道，“今天林刚可得乖乖地听我们话了。不听话，请你吃几口海水。”

“怎么样？”杜娜娜使劲挥着草帽问道。

林刚看到三个女孩子的兴致高昂，觉得十分得意，笑着说道：

“这样吧，杜娜娜教我游泳；晚上回纽约我请你们看雷电城的踢踏舞。”

三个女孩子都满意地点头赞同。金芸香戴上太阳眼镜，靠在车座上打起盹来。

火岛是纽约市郊一条细长的外岛，上面有不少人工修理的海滩。松林滩是比较著名的一个，上面有许多旅社及夏季别墅。林刚及三个女孩子抵达时，正是下午两点钟，太阳最毒辣的当儿。白色的沙滩全着了火一般，卷起一片刺目的亮光。沙滩的腹背，布满了浓郁的刺藤，被强烈的阳光蒸成了一片绿烟。靠近海水的浅滩上，横着竖着，排满了几百个日光浴的游客。各色的游泳衣，像万花筒里的玻璃片，忽红忽紫，彩色缤纷。艳色的遮阳伞，像万顷怒放的罂粟花，斜插在白色的沙滩上。

三个女孩子到附近旅馆里更换衣服，林刚换好衣服后便走到沙滩上去等候她们。林刚背着一架照相机，左手提着一个收音机，右手抱着一大包铺地的毛巾毯，胁下还夹着一大瓶的冰果汁。太阳像一炉熊熊的烈火，倾倒在沙滩上，林刚已经被晒得汗如雨下，草帽里全注满了汗水。沙滩上年轻人占多数，他们修长结实的身体都晒成了发亮的古铜色。一堆堆半裸的人体，仰卧在沙滩上，放纵地在吸取太阳的热力。有些情侣勾肩搭背地俯卧着，像是一对对亲昵的海豹，在日光下曝晒。一大群穿着比基尼的少女，在浅水里抛逐一个水球，她们尖锐的叫声，一阵高似一阵地炸开来。那些遮阳伞下面，都放着混乱噪杂的爵士乐，一片嗡嗡嘤嘤，像是原始森林里的虫鸣。等到一阵海浪卷打到沙滩时，宏大的浪声，才把这些杂音一齐淹没。

三个女孩子回到沙滩时，各人都穿了一件不同颜色的泳装。杜娜娜是一套火红的比基尼，露出她结实滚圆的腰肢，两个圆鼓的乳房，毫无忌惮地向前翘起。白美丽穿着一件普通的白泳装，因为她的骨架粗大，泳装很不服帖地裹在她身上。白美丽把头发扎成了一把长而粗的马尾，在她腰后很不守规矩地左右甩动着，行动起来像一只壮大的袋鼠。金芸香穿了一件浅蓝的泳衣，丰满的胴体箍成了三节。三个人走到林刚面前，看见林刚左一包右一包地扛着，被太阳晒得十分狼狈，都不约而同地纵声笑了起来。

“就是金芸香不好！”白美丽嗔着金芸香道，“小姐发福了，一件游泳衣穿了半个钟头。”

金芸香把白美丽那撮马尾用力一攥，于是白美丽做作地尖叫起来。

“先替我们照相吧。”杜娜娜说道，然后半蹦半跳地走下海滩。林刚背着照相机，手上提着包裹跟在三个女孩的后面。林刚蹲在地上，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替她们一一拍摄，一个在拍照时，另两个就做鬼脸，逗得大家都笑起来。随后每个女孩子都争着要跟林刚一齐拍，轮流着两两把林刚夹在中间，要林刚摆出各种姿势，引得三个女孩子笑得伸不直腰来，林刚也跟着几个女孩子咧着嘴兴奋地笑起来。照完后，林刚便选了一角人烟较疏的地方，把毯子铺到沙滩上。杜娜娜俯卧在毯子上，让白美丽替她涂抹护肤油。白美丽骑在杜娜娜身上，把油挤到她背上，用力揉搓起未。

“轻点！轻点！”杜娜娜双足乱蹬叫道。白美丽张着大嘴巴，恶意地笑道，下手搓得更重。杜娜娜又笑又叫，整个身体扭动着，结实的腰肢弯成了S型。金芸香半觑着眼睛，慢吞吞地把护肤油抹到她肥厚的肩膀上。她细白的皮肤已被太阳晒得泛起了一层浅玫瑰的红晕，林刚把草帽摘下来，不停地揩着额上的汗水，一阵阵护肤油的柠檬香从三个女孩子身上发出来，冲到他鼻子里。海那边的白浪，一个跟着一个涌到岸上。每一个浪头冲起来时，一群古铜色的身体便跟着一齐冒起。接着一阵孟浪的欢呼，便从水里爆炸开来。

“走吧！”杜娜娜把一管护身油挤到林刚颈背上，然后和白美丽边笑边跑，冲到海浪里。金芸香立起来，看着林刚一颈子上的黄油，扑哧地笑了一下，扛起一个橡皮吹气的鳄鱼，懒散地走下海水去。

林刚穿着游泳裤有点滑稽，他的小腹凸得很高，游泳裤滑到了肚脐下面，拖拖曳曳，有点像个没有系稳裤带的胖娃子。因为在岸上晒得很热，所以觉得海水特别冰凉，林刚用脚试探地撩撩浪头，不敢遽然跑下去。杜娜娜已经钻到浪里去了。白美丽在浅水中，跳着蹦着，一根马尾，像鞭子一般，到处乱刷。金芸香坐在橡皮鳄鱼上，像一只肥鹅，一双白胖的大腿踢起一堆耀眼的水花。突然间，杜娜娜从水里冒了起来，把海水泼到林刚身上，林刚打了一个寒噤，用手护住胸前，呵呵地笑了起来。杜娜娜脸上挂满了晶莹的水珠，短发覆在腮上，火红的游泳衣浸湿了，紧紧地裹住她身体。

“下来呀！”杜娜娜叫道。

白美丽跑过来，帮着杜娜娜把海水浇到林刚头上。林刚一只手护住眼睛，趔趔地往海水中走去，海浪冲过来，林刚歪歪倒倒地张着双手，像个刚学会走路的婴孩。白美丽在林刚身旁一直蹦着跳着，忽起忽落，像浮标一般。当海浪把金芸香冲到林刚身边时，金芸香就用脚把海水踢到林刚身上。杜娜娜摊开手脚，仰卧在水面上，随着浪头，载浮载沉，嘴里像鲸鱼一般，喷着水柱。忽儿她把臀部一翘，潜到水中，忽儿她从林刚胯下，一下子钻到他面前，用手掏起一捧水，洒到林刚脸上。林刚笑着，向杜娜娜反击，用手把水拨向她。可是杜娜娜忽儿沉到水中，忽儿不知从哪里冒了起来，出其不意地给林刚一下，使得林刚防不胜防。白美丽也加入了水战，她没有闪躲，高大的身体，矗立在水中，两只手像双桨一般，把海水扫向林刚。海浪常常把林刚推得摇摇欲坠，在水中，林刚失去了一半的行动自由。他努力地把海水拨向杜娜娜及白美丽，可是杜娜娜十分灵活，白美丽非常骁勇，林刚处于很不利的势力。往往当他攻击白美丽时，却被杜娜娜由后方抄来，拨得他眼睛都张不开。白美丽愈打愈起劲，大声吆喝着，脑后的马尾威胁地甩动。金芸香坐在橡皮鳄鱼上，很感兴味地旁观着。偶尔她也划到林刚身边，用脚尖把海水轻轻地撩到林刚颈子上。

正当林刚追到白美丽身后向她攻击时，杜娜娜却在他面前浮了起来，一把抓住泥沙撒到了林刚脸上，泥沙塞到了林刚的嘴里，林刚呛得大咳起来。他赶忙浸到水中，用水把嘴里的泥沙洗净。他听到三个女孩子发狂一般尖声笑着。当他抬头时，他看见杜娜娜站在他面前，双手噼噼啪啪打着浪花，仰着头放纵地在笑，太阳照在她身上，她的皮肤发着油黑的亮光，两个结实的乳房，傲慢地高耸着。他半闭着微肿的眼皮，厚厚的嘴唇开扇着，嘴角挂着一串发亮的水珠。

“看我来逮住你！”林刚叫道。突然他有一股欲望要把这个油黑的身体一把抓住，他看见那对高耸傲慢的乳房，在微微地抖动着。杜娜娜警觉地往后跳了一步叫道：

“好呀，我们来比赛游泳！”杜娜娜细眯的眼睛乜斜着，嘴唇下撇，带着几分挑衅的神情，也仰着身，轻快地游向海浪中去，她结实的大腿，打起一阵浪花。林刚仰着头，用着笨重的蛙式向前追去。

“加油！加油！”白美丽和金芸香在后面拍着手叫道。

杜娜娜往深水里游去，她的速度比林刚快得多，可是每次她都故意慢游，等到林刚奋力游近她身边，看着要把她捕住后，她又倏地一下，加速游往前去，发出一阵挑逗的孟浪的笑声。林刚愈游愈慢，他的气力，已经渐渐不支，当他拼命地游近杜娜娜，伸手去兜揽杜娜娜的腰肢时，突然一个像座小山似的巨大浪头涌来，把他们翻卷到海水中，当林刚挣扎着浮出海面时，接着又一个巨浪把他卷了下去。

“让他休息一会儿吧。”一个美国青年把林刚的下巴扶起来，把一杯热咖啡灌到林刚嘴里。“他只是喝了几口水，疲倦了，不要紧的。”

林刚俯卧在沙滩上，四肢如同瘫痪了一般，一动也不能动。他头上的冷汗，一滴滴流到干白的沙上。一阵阵热气从地面扑到他脸上。邻近伞篷里的爵士乐，像成千成万的苍蝇，嗡嗡地响着。他看见海那边，太阳红得像个火球，好像要掉到他头上来了似的。杜娜娜、白美丽、金芸香，三个人团团围住林刚坐着，她们的腿子都晒得绯红。林刚一直闻到一阵浓郁的柠檬香从她们身上发出来。

两小时后，林刚和三个女孩子又回到了曼哈顿上。大大小小的摩天楼都被一层紫雾盖住了，银河般的灯光，在紫雾中闪着迷茫的光彩。进城的车辆像潮水一般涌到东河公路上。

杜娜娜仍旧坐在车前，她的双手抱在胸前，撮着厚厚的嘴唇。金芸香倚靠在车后，慵懒地闭着双眼。白美丽把一绺长发挂到胸前，一只手不停地弄着发尾子。林刚用眼角看着杜娜娜，又从镜中偷偷看着白美丽和金芸香。三个人的脸上都带满了倦容，她们一直没有说话。纽约市内温度并没降低，还是那么闷热。当车子开到百老汇上时，林刚嗫嚅地说道：

“喂，别忘记今晚我要请你们去看雷电城的踢踏舞呢？”

“我不要去了，”杜娜娜说道，“你把我们送回旅馆去。”

“我知道为什么杜娜娜不要去，”白美丽痴笑了一下说道，“人家已经和昨晚请她去舞会那位男士约好了。”

“少管我闲事，行吗？”杜娜娜突然转身厉声向白美丽说道。

白美丽睁大了眼睛，一脸紫胀。金芸香睁开眼睛看看杜娜娜，再看看白美丽，随即又闭上了眼睛。

“这样吧，我请你们去百老汇的新月吃晚饭好了，晚饭总得要吃的。”林刚咧着嘴干笑着对三个女孩说道，“对吗，小姐们？”

可是三个女孩子都没有搭腔。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使得林刚非常尴尬，他掏出手帕把额上的汗珠揩掉，随即打开了车上的收音机，里面正在播放黑人歌星尊尼·梅斯用着甜丝丝的声音唱的：“春天来到了曼哈顿”。

《现代文学》第二十三期

一九六五年二月

等

1

时间：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

地点：上海

这天下着大雨，而且风势猛劲，黄浦江上浊浪滚滚，好像一锅煮开了的水，正在沸腾。北京路口的外滩码头上挤满了人，招商局开往台湾的复兴轮即将启碇，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抢着登船，人群中一对青年男女正拥在一起殷殷道别，工程师王宝华是交通大学的高材生，他的未婚妻李玉洁在中西女中教英文。宝华与玉洁自小邻居，一同住在愚园路的梅村里。李家妈妈到王家去串门子，总带着玉洁一起去，王家妈妈便对玉洁说道：“大囡，叫王家阿哥带你出去买东西吃。”于是宝华便拉着玉洁的手，带她到街口老大房买陈皮梅给她吃。宝华从小就会照顾玉洁，有好东西，一定先给大囡。玉洁对王家阿哥也只有佩服的份，她在学校里解不出的算术难题，宝华瞄一眼就知道答案了。还是很小的时候，宝华八岁吧，玉洁才六岁，有一天，两个小人蹲在梅村院子里的蔷薇花架下，玩泥巴。宝华对玉洁说道：“大囡，你阿要做我的家主婆？”玉洁搓着一双小泥手笑嘻嘻地答道：“好咯。”两个小人都不懂“家主婆”是什么意思，宝华听厨子阿福赶着阿福嫂叫她“家主婆”，而且叫得很亲热。宝华与玉洁原本已经订好七月二十八两人结婚的，请帖都印好了，在梅龙镇酒家请喜酒。可是宝华的公司突然决定全部撤到台湾去，宝华挨到最后一刻汽笛都鸣了三声才肯上船，分手前他对玉洁说道：“大囡，你等我，我七月一定回来，我们结婚。”玉洁在大雨中撑着伞，望着复兴轮开出江口，渐渐消失在烟雨中，天黑了，她还不肯离去。玉洁脸上雨水和着泪水，湿淋淋的。

那是最后一班从上海开往台湾的轮船，复兴轮有去无回，那条航线骤然中断，几十年直到今天。

2

时间：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

地点：兰州

塞北的春天姗姗来迟，校园里的杨柳刚刚才抽条，这天的阳光分外灿烂，风吹在身上也是暖熏熏的。兰州大学的大礼堂挤满了学生与教职员，都去听从台湾来的石化专家专题演讲，讲题精彩，学生热烈。专家被学生包围了半天，走出大礼堂时，人群中一位白发萧萧的老妇人迎向他蹒跚走来，站在他跟前叫了一声：“王家阿哥！”老妇人看见专家满面惊愕，说道：“我是大囡，你不认得了，刚才我听了他们介绍才认出来的。”那天晚上在旅馆里，王宝华执着李玉洁的手，两人抢着说话，一边讲一边哭，又一边笑，讲到天亮，讲到正午。玉洁告诉宝华，他离开后的前几年，每个星期天她都到外滩江边去守望，明知他回不来了，可是她那颗心总被那滚滚而去的江水牵系着，牵到那远处的海角天涯。五七年她就被下放到兰州来了，一直在兰州大学当一名文书职员，退休至今，已有十年。玉洁幽幽地说道：“你叫我等你，我等你一直等到今天。”说着玉洁掩面痛哭起来，宝华掏出手帕忙着替玉洁拭泪，握握她的手，拍拍她的背，抚着她那一头颤动的白发叫道：“大囡、大囡！”他告诉她说，他在台湾，朝朝暮暮，没有一天不思念她，他也为她守身守到如今，还没娶妻。她替他织的那条枣红围巾，他一直带在身边，年年拿出来围在脖子上，直到围巾磨穿了一个大洞，还珍藏在箱底，舍不得丢弃。这几年，台湾开放探亲，他来过大陆不下十几次，到处寻找她，走遍大江南北，远到黑龙江去。总算天可怜见，让他们两人在兰州不期相逢，破镜重圆。玉洁听着愈哭愈厉害，停不下来，宝华急得直摇她的肩膀，哄着她说道：“大囡，莫哭了，你听着，我们马上结婚，阿哥讨你做家主婆，阿好？”玉洁抬起头，泪眼模糊地望着宝华，半晌，突然噗哧一声破涕为笑，指着宝华说道：“阿哥，你看你，怎么搞的，头发掉得一根也不剩了？”宝华怔了一下，腼腆地摸摸他那光秃秃的脑袋，也跟着不胜欷歔地笑了起来。

这年七月二十八日，王宝华和李玉洁终于完成婚姻，喜酒仍旧请在上海梅龙镇酒家，旧日交大及中西的老同学老同事都来参加，场面热闹感人。这场婚礼，宝华与玉洁两人足足等了四十年。

《联合文学》

一九九九年十月

注

这则故事报纸登过，有些细节是作者的臆测。

后　记

蓦然回首

许多年了，没有再看自己的旧作。这次我的早期短篇小说由远景出版社结集出版，又有机会重读一遍十几年前的那些作品，一面读，心中不禁纳罕：原来自己也曾那般幼稚过，而且在那种年纪，不知哪里来的那许多奇奇怪怪的想法。

讲到我的小说启蒙老师，第一个恐怕要算我们从前家里的厨子老央了。老央是我们桂林人，有桂林人能说惯道的口才，鼓儿词奇多。因为他曾为火头军，见闻广博，三言两语，把个极平凡的故事说得鲜龙活跳。冬天夜里，我的房子中架上了一个炭火盆，灰炉里煨着几枚红薯，火盆上搁着一碗水，去火气。于是老央便问我道：“昨天讲到哪里了，五少？”“薛仁贵救驾——”我说。老央正在给我讲《薛仁贵征东》。那是我开宗明义第一本小说，而那银牙大耳，身高一丈，手执方天画戟，身着银盔白袍，替唐太宗征高丽的薛仁贵，便成了我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甚至亚力山大、拿破仑，都不能跟我们这位大唐壮士相比拟的。老央一径裹着他那件油渍斑斑、煤灰扑扑的军棉袍，两只手手指甲里乌乌黑黑尽是油腻，一进来，一身的厨房味。可是我一见着他，便如获至宝，一把抓住，不到睡觉，不放他走。那时正在抗日期间愁云惨雾的重庆，才七八岁，我便染上了二期肺病，躺在床上，跟死神搏斗。医生在灯下举着我的爱克斯光片指给父亲看，父亲脸色一沉，因为我的右边肺尖上照出一个大洞来。那个时候没有肺病特效药，大家谈痨色变，提到肺病两个字便乱使眼色，好像是件极不吉祥的事。家里的亲戚佣人，一走过我房间的窗子便倏地矮了半截弯下身去，不让我看见，一溜烟逃掉，因为怕给我抓进房子讲“故仔”，我得的是“童子痨”，染上了还了得。一病四年多，我的童年就那样与世隔绝虚度过去，然而我很着急，因为我知道外面世界有许许多多好玩的事情发生，我没份参加。嘉陵江涨大水，我擎着望远镜从窗外看下去，江中浊浪冲天，许多房屋人畜被洪流吞没，我看见一些竹筏上男男女女披头散发，仓皇失措，手脚乱舞，竹筏被漩涡卷得直转，我捶着床叫：“嗳嗳！嗳嗳！”然而家人不准我下来，因为我还在发烧，于是躺在床上，眼看着外面许多生命一一消逝，心中只有干着急。得病以前，我受父母宠爱，在家中横行霸道，一旦隔离，拘禁在花园山坡上一栋小房子里，我顿感打入冷宫，十分郁郁不得志起来。一个春天的傍晚，园中百花怒放，父母在园中设宴，一时宾客云集，笑语四溢。我在山坡的小屋里，悄悄掀开窗帘，窥见园中大千世界，一片繁华，自己的哥姊，堂表弟兄，也穿插期间，个个喜气洋洋。一霎时，一阵被人摒弃、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禁不住痛哭起来。那段期间，火头军老央的“说唐”，便成为我生活中最大的安慰。我向往瓦岗寨的英雄世界，秦叔宝的英武，程咬金的诙谐，尉迟敬德的鲁莽，对于我都是刻骨铭心的。当然，《征西》中的樊梨花，亦为我深深喜爱。后来看京戏，《樊江关》，樊梨花一出台，头插雉尾，身穿锁子黄金甲，足蹬粉底小蛮靴，一声娇叱盼顾生姿，端的是一员俊俏女将，然而我看来很眼熟，因为我从小心目中便认定樊梨花原该那般威风。

病愈后，重回到人世间，完全不能适应。如同囚禁多年的鸟，一旦出笼，惊慌失措，竟感到有翅难飞。小学、中学的生涯，对我来说，是一片紧张。我变得不合群，然而又因生性好强，不肯落人后，便拼命用功读书，国英数理，不分昼夜，专想考第一，不喜欢的科目也背得滚瓜烂熟，不知浪费了多少宝贵光阴。然而除了学校，我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我的小说世界。一到了寒暑假，我便去街口的租书铺，抱回来一堆一堆牛皮纸包装的小说，发愤忘食，埋头苦读。还珠楼主五十多本《蜀山剑侠传》，从头至尾，我看过数遍。这真是一本了不起的巨著，其设想之奇，气魄之大，文字之美，功力之高，冠绝武林，没有一本小说曾经使我那样着迷过。当然，我也看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斯人记》，徐的《风萧萧》，不忍释手，巴金的《家》、《春》、《秋》也很起劲。《三国》、《水浒》、《西游记》，似懂非懂地看了过去，小学五年级便开始看《红楼梦》，以至于今，床头摆的仍是这部小说。

在建国中学初三的那一年，我遇见了我的第二位启蒙先生，李雅韵老师。雅韵老师生长在北平，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念起李后主的《虞美人》，抑扬顿挫。雅韵老师替我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学之门，使我首次窥见古中国之伟大庄严。雅韵老师文采甚丰，经常在报章杂志发表小说。在北平大学时代，她曾参加地下抗日工作，掩护我方同志。战后当选国大代表，那时她才不过二十多岁。在我心目中，雅韵老师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巾帼英雄。在她身上，我体认到儒家安贫乐道，诲人不倦，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著精神。她是我们的国文导师，她看了我的作文，鼓励我写作投稿，她替我投了一篇到《野风》杂志，居然登了出来，师生皆大欢喜。她笑着对我说：“你这样写下去，二十五六岁，不也成为作家了？”她那句话，对我影响之深，恐怕她当初没有料及，从那时起，我便梦想以后要当“作家”。中学毕业，我跟雅韵老师一直保持联系，出国后，也有信件往来，六九年我寄一封耶诞卡去，却得到她先生张文华老师的回信，说雅韵老师于九月间，心脏病发，不治身亡，享年才五十。雅韵老师身经抗日，邦灾国难，体验深刻，难怪她偏好后主词，“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她念来余哀未尽，我想她当时自己一定也是感慨良多的吧。

高中毕业，本来我保送台大，那时却一下子起了一种浪漫念头。我在地理书上念到长江三峡水利灌溉计划，Y.V.A.如果筑成，可媲美美国的T.V.A.，中国中部农田水利一举而成，造福亿万生民。我那时雄心万丈。我要去长江三峡替中国建一个Y.V.A.。一面建设国家，一面游名川大山，然后又可以写自己的文章。小时游过长江，山川雄伟，印象极深。当时台大没有水利系，我便要求保送成功大学。读了一年水利工程，发觉自己原来对工程完全没有兴趣，亦无才能，Y.V.A.大概轮不到我去建设。同学们做物理实验，非常认真在量球径，我却带了一本《琥珀》去，看得津津有味。一个人的志趣，是勉强不来的，我的“作家梦”却愈来愈强烈了。有一天，在台南一家小书店里，我发觉了两本封面褪色、灰尘满布的杂志《文学杂志》第一、二期，买回去一看，顿时如纶音贯耳，我记得看到王镇国译华顿夫人的《伊丹傅罗姆》，浪漫兼写实，美不胜收。虽然我那时看过一些翻译小说，《简·爱》、《飘》、《傲慢与偏见》、《咆哮山庄》，等等，但是都是顺手拈来，并不认真。夏济安先生编的《文学杂志》实是引导我对西洋文学热爱的桥梁。我做了一项我生命中异常重大的决定，重考大学，转攻文学。事先我没有跟父母商量，先斩后奏。我的“作家梦”恐怕那时候父母很难了解。我征求雅韵老师的意见，本来我想考中文系。雅韵老师极力劝阻，她说西洋文学对小说创作的启发要大得多。她本人出身国文系，却能做如此客观的忠告，我对她非常感佩。台大放榜，父母亲免不得埋怨惋惜了一番，台湾学校的风气，男孩子以理工为上，法商次之，文史则属下乘，我在水利系的功课很好，是系里的第一名，但那只是分数高，我对数理的领悟力，并不算强。我解说了半天，父亲看见大势已定，并不坚持，只搬出了古训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含糊应道：“人各有志。”母亲笑叹道：“随他吧，‘行行出状元’。”她心里倒是高兴的，因为我又回台北家中来了。

进入台大外文系后，最大的奢望就是在《文学杂志》上登文章，因为那时《文学杂志》也常常登载同学的小说。我们的国文老师经常给《文学杂志》拉稿。有一次作文，老师要我们写一篇小说，我想这下展才的机会来了，一下子交上去三篇。发下来厚厚一叠，我翻了半天，一句评语也没找到，开头还以为老师看漏了，后来一想不对，三篇总会看到一篇，一定是老师不赏识，懒得下评。顿时脸上热辣辣，赶快把那一大叠稿子塞进书包里，生怕别人看见。“作家梦”惊醒了一半，心却没有死，反而觉得有点怀才不遇，没有碰到知音。于是自己贸贸然便去找夏济安先生，开始还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借口去请他修改英文作业。一两次后，才不尴不尬地把自己一篇小说递到他书桌上去。我记得他那天只穿了一件汗衫，一面在翻我的稿子，烟斗吸得呼呼响。那一刻，我的心在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如果夏先生当时宣判我的文章“死刑”，恐怕我的写作生涯要多许多波折，因为那时我对夏先生十分敬仰，而且自己又毫无信心，他的话，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一褒一贬，天壤之别。夏先生却抬起头对我笑道：“你的文字很老辣，这篇小说，我们要用，登到《文学杂志》上去。”那便是《金大奶奶》，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小说。

后来又在《文学杂志》上继续发表《我们看菊花去》（原名《入院》），《闷雷》本来也打算投到《文学杂志》，还没写完，夏先生只看了一半，便到美国去了。虽然夏先生只教了我一个学期，但他直接间接对我写作的影响是大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对我初“登台”时的鼓励，但他对文字风格的分析也使我受益不少。他觉得中国作家最大的毛病是滥用浪漫热情、感伤的文字。他问我看些什么作家，我说了一些他没有出声，后来我提到毛姆和莫泊桑，他却说：“这两个人的文字对你会有好影响，他们用字很冷酷。”我那时看了许多浪漫主义的作品，文字有时也染上感伤色彩，夏先生对于文学作品欣赏非常理智客观，而他为人看起来又那样开朗，我便错以为他早已超脱，不为世俗所扰了，后来看了《夏济安日记》，才知道原来他的心路历程竟是那般崎岖。他自己曾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所以他才能对浪漫主义的弊端有那样深刻的认识。

大三的时候，我与几位同班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有了自己的地盘，发表文章自然就容易多了，好的坏的一起上场，第一期我还用两个笔名发表了两篇：《月梦》和《玉卿嫂》。黎烈文教授问我：“《玉卿嫂》是什么人写的？很圆熟，怕不是你们写的吧？”我一得意，赶快应道：“是我写的。”他微感惊讶，打量了我一下，大概他觉得我那时有点人小鬼大。现在看来，出国前我写的那些小说大部分都稚嫩得很，形式不完整，情感太露，不懂得控制，还在尝试习作阶段。不过主题大致已经定型，也不过是生老病死，一些人生基本永恒的现象。倒是有几篇当时怎么会写成的，事隔多年，现在回忆起来，颇有意思。有一年，智姊回国，我们谈家中旧事，她讲起她从前一个保姆，人长得很俏，喜欢带白耳环，后来出去跟她一个干弟弟同居。我没有见过那位保姆，可是那对白耳环，在我脑子里却变成了一种蛊惑，我想带白耳环的那样一个女人，爱起人来，一定死去活来的——那便是玉卿嫂。在宪兵学校，有一天我带上地图阅读，我从来没有方向观，不辨东西南北，听了白听，我便把一张地图盖在稿纸上，写起《寂寞的十七岁》来。我有一个亲戚，学校功课不好，家庭没有地位，非常孤独，自己跟自己打假电话，我想那个男孩子一定寂寞得发了昏，才会那样自言自语。有一次我看见一位画家画的一张裸体少年油画，背景是半抽象的，上面是白得熔化了的太阳，下面是亮得燃烧的沙滩，少年跃跃欲飞，充满了生命力，那幅画我觉得简直是“青春”的象征，于是我想人的青春不能永葆，大概只有化成艺术才能长存。

一九六二年，出国前后，是我一生也是我写作生涯的分水岭，那年冬天，家中巨变，母亲逝世了。母亲出身官宦，是外祖父的掌上明珠，自小锦衣玉食，然而胆识过人，不让须眉。二七年北伐，母亲刚跟父亲结婚，随军北上。父亲在龙潭与孙传芳激战，母亲在上海误闻父亲阵亡，连夜冲封锁线，爬战壕，冒枪林弹雨，奔到前方，与父亲会合，那时她才刚冒二十。抗日期间，湘桂大撤退，母亲一人率领白、马两家八十余口，祖母九十，小弟月余，千山万水，备尝艰辛，终于安抵重庆。我们手足十人，母亲一生操劳，晚年在台，患高血压症常常就医。然而母亲胸怀豁达，热爱生命，环境无论如何艰险，她仍乐观，勇于求存，因为她个性坚强，从不服输。但是最后她卧病在床，与死神交战，却节节退败，无法抗拒。她在医院里住了六个月，有一天，我们一位亲戚嫁女，母亲很喜爱那个女孩，那天她精神较好，便挣扎起来，特意打扮一番，坚持跟我们一同去赴喜筵。她自己照镜，很得意，跟父亲笑道：“换珠衫依然是富贵模样。”虽然她在席间只坐了片刻，然而她却是笑得最开心的一个。人世间的一切，她热烈拥抱；死亡，她是极不甘愿，并且十分不屑的。然而那次不久，她终于病故。母亲下葬后，按回教仪式我走了四十天的坟，第四十一天，便出国飞美了。父亲送别机场，步步相依，竟破例送到飞机梯下。父亲曾领百万雄师，出生入死，又因秉性刚毅，喜怒轻易不形于色。可是暮年丧偶，儿子远行，那天在寒风中，竟也老泪纵横起来，那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相聚，等我学成归来，父亲先已归真。月余间，生离死别，一时尝尽，人生忧患，自此开始。

别人出国留学，大概不免满怀兴奋，我却没有，我只感到心慌意乱，四顾茫然。头一年在美国，心境是苍凉的，因为母亲的死亡，使我心灵受到巨大无比的震撼。像母亲那样一个曾经散发过如许光与热的生命，转瞬间，竟也烟消云散，至于寂灭，因为母亲一向为白马两家支柱，遽然长逝，两家人同感天崩地裂，栋毁梁摧。出殡那天，入土一刻，我觉得埋葬的不仅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死亡，而深深感到其无可抗拒的威力。由此，我遂逐渐领悟到人生之大限，天命之不可强求。丧母的哀痛，随着时间与了悟，毕竟也慢慢冲淡了。因为国外没有旧历，有时母亲的忌日，也会忽略过去。但有时候，不提防，却突然在梦中见到母亲，而看到的，总是她那一副临终前忧愁无告的面容，与她平日欢颜大不相类。我知道下意识里，我对母亲的死亡，深感内疚，因为我没能从死神手里，将她抢救过来。在死神面前，我竟是那般无能为力。

初来美国，完全不能写作，因为环境遽变，方寸大乱，无从下笔，年底耶诞节，学校宿舍关门，我到芝加哥去过耶诞，一个人住在密西根湖边一家小旅馆里。有一天黄昏，我走到湖边，天上飘着雪，上下苍茫，湖上一片浩瀚，沿岸摩天大楼万家灯火，四周响着耶诞福音，到处都是残年急景。我立在堤岸上，心里突然起了一阵奇异的感动，那种感觉，似悲似喜，是一种天地悠悠之念，顷刻间，混沌的心景，竟澄明清澈起来，蓦然回首，二十五岁的那个自己，变成了一团模糊，逐渐消隐。我感到脱胎换骨，骤然间，心里增添了许多岁月。黄庭坚的词：“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不必十年，一年已足，尤其是在芝加哥那种地方。回到爱荷华，我又开始写作了，第一篇就是《芝加哥之死》。

在爱荷华作家工作室，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了解到小说叙事观点的重要性。Percy Lubbock那本经典之作《小说技巧》对我启发是大的，他提出了小说两种基本写作技巧：叙述法与戏剧法。他讨论了几位大小说家，有的擅长前者，如萨克莱（Thackeray），有的擅长后者，如狄更斯。他觉得：何时叙述，何时戏剧化，这就是写小说的要诀。所谓戏剧化，就是制造场景，运用对话。我自己也发觉，一篇小说中，叙述与对话的比例安排是十分重要的。我又发觉中国小说家大多擅长戏剧法，《红楼》、《水浒》、《金瓶》、《儒林》，莫不以场景对话取胜，连篇累牍的描述及分析，并不多见。我研读过的伟大小说家，没有一个不是技巧高超的，小说技巧不是“雕虫小技”，而是表现伟大思想主题的基本工具。在那段期间，对我写作更重要的影响，便是自我的发现与追踪。像许多留学生一样，一出国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了所谓认同危机。对本身的价值观与信仰都得重新估计。虽然在课堂里念的是西洋文学，可是从图书馆借的，却是一大叠一大叠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艺术的书，还有许多五四时代的小说。我患了文化饥饿症，捧起这些中国历史文学，便狼吞虎咽起来。看了许多中国近代史的书，看到抗日台儿庄之役，还打算回国的时候，去向父亲请教，问他当时战争实际的情形。

暑假，有一天在纽约，我在Little Carnegie Hall看到一个外国人摄辑的中国历史片，从慈禧驾崩、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到战乱，大半个世纪的中国，一时呈现眼前。南京屠杀、重庆轰炸，不再是历史名词，而是一具具中国人被蹂躏、被凌辱、被分割、被焚烧的肉体，横陈在那片给苦难的血泪灌溉得发了黑的中国土地上。我坐在电影院内黑暗的一角，一阵阵毛骨悚然地激动不能自已。走出外面，时报广场仍然车水马龙，红尘万丈，霓虹灯刺得人眼睛只发疼，我蹭蹬纽约街头，一时不知身在何方。那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彷徨。

去国日久，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乡愁日深，于是便开始了《纽约客》，以及稍后的《台北人》。

注

此“后记”原为一九七六年远景结集早期短篇小说而写。

附　录

白先勇的小说

欧阳子

一般的作家，或因经验不足，或因文才有限，即使在文坛上成功成名，他们毕生所能写出的好作品，常常只是同一类、同一色调的。因此，对一般作家，我们常常可以轻易而明白地分类，说他们是“写实派”、“超写实派”、“心理派”、“社会派”、“新派”、“旧派”，等等。

但是，我们却无法将白先勇的作品，纳入任何一个单一的派别里。白先勇才气纵横，不甘受拘；他尝试过各种不同样式的小说，处理过各种不同类式的题材。而难得的是，他不仅尝试写，而且写出来的作品，差不多都非常成功。

白先勇讲述故事的方式很多。他的小说情节，有从人物对话中引出的《我们看菊花去》，有以传统直叙法讲述的《玉卿嫂》，有以简单的倒叙法（flashback）叙说的《寂寞的十七岁》，有用复杂的“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表白的《香港——一九六〇》，更有用“直叙”与“意识流”两法交插并用以显示给读者的《游园惊梦》。

白先勇小说里的文字，很显露出他的才华。他的白话，恐怕中国作家没有两三个能和他比的。他的人物对话，一如日常讲话，非常自然。除此之外，他也能用色调浓厚、一如油画的文字，《香港——一九六〇》便是个好例子。而在《玉卿嫂》里，他采用广西桂林地区的口语，使该篇小说染上很浓的地方色彩。他的头几篇小说，即他在台湾时写的作品，文字比较简易朴素。从第五篇《上摩天楼去》起，他开始非常注重文字的效果，常借着文句适当的选择与排列，配合各种恰当“象征”（symbolism）的运用，而将各种各样的“印象”（impressions），很有效地传达给了读者。《香港——一九六〇》里的文字，立刻传给我们一种混淆杂乱的感觉，使我们体会到香港这一小岛的可怕的混乱与堕落。《安乐乡的一日》里，在寥寥几行描写安乐乡景色的一段（小说第四段），作者用了三个“死”字（死角、死水、死寂），两个”灰”字（淡灰色、灰茫茫），此外还采用“枯竭”、“滞住”、“静寂”、“没有中断”、“没有变化”等词句，来象征女主角依萍内心的沉滞与隔世感。而作者使这故事发生在名叫“安乐乡”的地点，当然不无讽刺的效果（ironical effect）。

读者看白先勇的小说，必定立刻被他的人物吸引住。他的人物，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教育程度之高低，个个真切，个个栩栩如生。我们觉得能够听见他们，看见他们。白先勇的小说，几乎全以人物为中心，故事总是跟着人物跑的。（只有《香港——一九六〇》是例外。在这篇里，真正的主角不是余丽卿，不是她吸鸦片烟的情夫，而是香港这一个小岛）身为一个男人，白先勇对一般女人心理，具有深切了解。他写女人，远比写男人，更细腻，更生动。

从这本选集里，我们发现白先勇在写作技巧方面，一直在进步着。他较早的作品，像《玉卿嫂》和《寂寞的十七岁》，虽然人物如生，故事动人，但结构方面，似较松散；有些细节，虽能使故事更显丰润，却未见得与小说的主题有切要关系。就好像作者有太多话要说，有点控制不了自己似的。但他近来的作品，好像过滤出来锻炼出来一般，结构异常紧密；没有一个细节，甚至于没有一句话，是可以随便删略的。每一篇，都像一张密织的网，那样完整。若是从故事里删去任何一个插曲枝节，就可能像剪断网之一线，伤害了全体。

特别是在近作中，白先勇总是以故事里人物的动作，或该人物与他人之对话，来明示或暗示该角色的心理状态；而不直接告诉读者，该角色感觉这样，感觉那样。譬如在《一把青》里，作者要表达朱青经过战乱丧夫的惨变后，由于心死而变得麻木不仁的心理状态；但他不直接这样告诉我们，却采用朱青对两次事变（郭轸与小顾之飞行失事）不同的反应，做个强烈的对比，以衬托出朱青的改变与麻木。这种写作技巧，若以主角为第一人称来写，就很难于运用。因此，除了《寂寞的十七岁》外，自先勇的小说，若非用第三人称下笔，便是取一个次要角色，为第一人称，从旁观的角度写成的。这使得作者与主角之间保持距离，因而易于保持客观。

白先勇的小说中，剧景的转换与上下文的连接，非常畅顺自然。这在他的传统叙述中，固然如此；在他运用“意识流”时，更是如此。《游园惊梦》里，钱夫人眼看程参谋和蒋碧月两人在一起，她的思想在瞬间逆流，回溯到过去的一幕类似的情景。于是，“现在”与“过去”流为一体，纠缠不清。但正当她再一度经验着过去那段痛苦的往事——

“五阿姊，该是你《惊梦》的时候了。”蒋碧月站了起来，走到钱夫人面前……（《游园惊梦》）

以上是白先勇擅于连接上下文的一个好例子。蒋碧月说这句话，别无他意，只是叫钱夫人上场唱《惊梦》这一段戏。但这句话紧跟在钱夫人的回想冥思之后，就明显地产生了双重作用。

白先勇的小说，虽然以人物为中心，但他小说中的“主题”（theme），并不比人物次要。在他最后几篇里，主题甚至压在人物之上，人物像是被作者特地选出来表现主题的。在白先勇作品中，常出现的主题，有下列几个：

一、由于逃避“现实”，由于缺乏勇气、力量去面对与接受它，或由于只肯后顾，不肯前瞻，许多人便在不自觉间与世脱节，觉得自己一无所属，终于成为一个失败者。白先勇对这一类人物充满同情，似乎不愿归罪他们，而归罪于我们这残酷的、过分讲究“理性”的世界。《我们看菊花去》里的姐姐，《寂寞的十七岁》中的主角，《安乐乡的一日》之依萍，都是这一类型的人。

二、人性之中，有一种毁灭自己的趋向，这趋向是一股无可抗拒的力量，直把人往下拖，拖向失败、堕落或灭亡。像玉卿嫂，《香港——一九六〇》的余丽卿，《那晚的月光》中的李飞云，《谪仙记》里的李彤，都是因为敌不过自己，才走向败亡之途。

三、中国的传统文化，曾经有过灿烂辉煌的过去，可是如今，这种大气派的中国文化，竟已没落得不能再在世界潮流中立足。我们缅怀过去，不胜今昔之感。辉煌的往日，已是一去不返；我们除了默默凭吊，默默哀悼，又能怎样？

这最后一个主题，一次又一次地在白先勇的最近几篇小说中出现。尹雪艳、朱青和钱夫人，都可说多多少少象征着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解体：尹雪艳是吗啡样的麻醉剂，暂时使人止痛，忘忧，但终于把人引向死地。朱青受战乱之害，历经折磨，终致失去灵性，麻木不仁。钱夫人有过辉煌的过去，但只因为“长错一根骨头”，她开始走下坡路，终于变成空壳一个，与世脱节。而《谪仙记》（请注意“谪仙”二字的象征意味）里的李彤，绰号叫做“中国”，用意更是明显。这几篇小说的语气（tone）中，有一种怀古念旧的余韵。

白先勇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中国作家。他吸收了西洋现代文学的各种写作技巧，使得他的作品精炼、现代化；然而他写的总是中国人，说的是中国故事。他写作极端客观，从不在他作品里表白自己的意见。可是读他最后几篇小说，我们好像能够隐约听见他的心声。我们感觉得出，他也像《谪仙记》里的慧芬那样，为着失落了的中国（李彤），心中充塞着一股极深沉而又极空洞的悲哀。

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

夏志清

一

白先勇的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发表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号的《文学杂志》上，那时他刚念完大学一年级。以后十年多，到一九六九年正月为止，他发表了二十四个短篇[1]。同一时期，他创办了《现代文学》，以台大外文系学士的身份，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从事小说理论和创作的研究，拿到硕士学位后，一直在Santa Barbara加州大学任教中国语文的课程。

白先勇小说的一大半，杂志一到手我就读了。最近有机会把手边有的二十四篇重读了一遍，更肯定了我四、五年来一向有的感觉：白先勇是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台湾不少比他享誉更隆、创作更丰的小说家，很惭愧我都没有机会详读，假如他们的“才”比白先勇更高，“质”更精，我当然会更高兴，为中国文坛庆幸。但从“五四运动”到大陆变色以前这一段时期的短篇小说，我倒读了不少，我觉得在艺术成就上可和白先勇后期小说相比或超越他的成就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也不过五、六人。白先勇才三十多岁，还没有写过长篇，凭他的才华和努力，将来应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个重要的地位。

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免不了有自卑感。专攻西洋文学的学者，花好多年工夫研读了二十世纪早期的大文豪，总觉得中国当代最严肃的作家也逃不出他们影响的范围，不值得重视。事实上，这些大文豪都已物故了，当代英美和日本的作家也逃不出他们影响的范围。在台、港，在美国用中文努力创作的人，虽然人数不多，可说跟他们属于同一世界性的传统，在文艺教养上并不逊于他们：不像新文学初创立的一、二十年，一方面得运用新工具——白话——来写作，一方面刚学了些西洋文学的皮毛，还顾不到技巧的研究，一大半人写出来的东西，都非常幼稚。

白先勇这一代的作家，不特接受了二十世纪大文豪所制造的传统，而且向往于中国固有文化，对其光明的前途也抱着坚强的信心。他们并没有机械地接受了学校老师的教诲，但正因为大陆尚未光复，凭自己童年的回忆，凭自己同长一辈人谈话间，或攻读古诗文时所悟会到中国往日的规模和气派（当然也能悟会到一些丑恶的方面），一种油然而生的爱国热诚占据了他们的心胸，这种爱国热诚在他们作品里表现出来，常带一种低徊凭吊的味道，可能不够慷慨激昂，但其真实性却是无可否定的。

相反的，在被学潮所震荡的欧、美、日本诸国家，一般自命前进的青年所企求的是西方文明的毁灭（包括基督教和资本主义，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正像二、三〇年代我国前进青年企图毁灭中国固有文化一样。目前这辈青年所信仰得过的导师，不是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即是尽情享乐主义者：其中有些作家在形式上还深受二十世纪早期大师的影响，但在精神上、思想上，已同他们分道扬镳。叶芝、艾略特、乔伊斯、劳伦斯、福克纳（以英美大师为例），在前进青年看来，都是十足的顽固分子，因为他们都是基督教文明的支持人，不管他们之中有人对某些教条抱否定的态度（请参看Cleanth Brooks, The Hidden God, 1963，此书讨论海明威、福克纳、叶艺、艾略特、沃伦（Robert Penn Warren）五人）。而目前青年所向往的新社会，却是解脱基督教束缚后的一种社会：把马克思、弗洛伊德思想杂糅成一种新思想体系的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深受他们爱戴不是没有道理的。

白先勇这一代作家，深感到上一辈青年叫嚣蠢动促进共产党势力在大陆……是不可能受这种乌托邦式新社会思想的诱惑的。他们对祖国的热爱（虽然他们不爱写反共八股），养成他们一种尊重传统、保守的气质，同时他们在表达现实方面，力创新境，二十世纪早期大师所试用的技巧，可以运用的尽情运用，不管报章的非议，和一般懒惰读者的不耐烦。他们这种一方面求真，一方面把自己看作中国固有文化的继承人、发扬人的态度一贯着二十世纪文艺的真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年轻一辈西方作家中反而不易见到。

在《谪仙记》、《游园惊梦》两本短篇集子里，白先勇所重印的早期小说只有四篇：《我们看菊花去》、《玉卿嫂》、《寂寞的十七岁》、《那晚的月光》，余者都是到美国后才写的。后期的作品无疑较早期的成熟。作者西洋小说研读得多了，阅历广了，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更深入了，尤其从《永远的尹雪艳》到《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那七篇总名《台北人》的小说，篇篇结构精致，文字洗练，人物生动，观察深入，奠定了白先勇今日众口交誉的地位。在这些小说，和好多篇以纽约市为背景的小说里，作者以客观小说家的身份，刻画些与他本人面目迥异的人物。他交代他们的身世，记载他们到台湾或美国住定后的一些生活片段，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二十年来大陆沦陷后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因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时就有一度显赫的历史。艾略特曾说过，一个现代诗人，过了二十五岁，如想继续写诗，非有一种“历史感”（The historical sense）不可，白先勇也是在二十五岁前后（到美国以后），被一种“历史感”所占有，一变早期比较注重个人好恶、偏爱刻画精神面貌上和作者相近似的人物的作风。白先勇肯接受这种“客观”的训练，而且有优异成绩的表现，表示他已具有创造伟大长篇小说的条件。我想他不可能停留在目前这种客观阶级上而满足；可能他已在进行写长篇，而我们可以预测在这个长篇中，早期小说的“主观”成分和近年小说“客观”成分一定会占同样的重要性：每一部伟大长篇可说都是“主观”境界和“客观”现实融和成一体而不再分化的一种东西。事实上，在他近年小说中，“主观”成分依旧存在，欧阳子女士说得好，读它们时，“我们好像能够隐约听见他的心声”。

白先勇早期小说可分两类：一类是或多或少凭借自己切身经验改头换面写成的小说：《金大奶奶》、《我们看菊花去》、《玉卿嫂》、《寂寞的十七岁》。这些小说在形式上都是第一人称的叙述，但讲故事的人同后期小说《谪仙记》里的“我”不相同，多少表露出作者童年、少年时代的自己。《金大奶奶》、《玉卿嫂》里的“我”，别人都叫他“容哥儿”，显然是作者自己的化身，虽然金大奶奶和玉卿嫂悲剧的故事，已经作者提炼过，不一定完全依据当年所记忆的事实。《我们看菊花去》里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姊姊，可能是虚构的人物，但这种深挚的姊弟之爱，我想有自传性的基础，在作者别的小说里也能见到。同时这篇小说的创作可能也受到威廉士（Tennessee Williams）名剧《玻璃动物园》（The Glass Menagerie）的启示。白先勇对威廉士似乎有偏好〔别的小说里他曾提到《欲望街车》和《流浪者》（The Fugitive Kind）这两部电影〕，可能因为他们对于畸形的小人物有同样的兴趣和同情。

白先勇抗战期间住在桂林，家里有很大的花园（“我爸那时在外面打日本鬼，蛮有点名气”——《玉卿嫂》），抗战胜利后，他住在上海附近虹桥镇，可能也住过南京，在读高中时，已迁居台北。我同白先勇虽然见过几次面，通过不少信，但从未谈及他的家世和私人生活，但从他作品上的推测，我们可以知道他早年的一些经历。

白先勇早期小说的第二类，幻想（fantasy）的成分较重，最显著的例子是《青春》，叙述一个老画家在白日当空的海边上，企图在绘画一个裸体少男的过程中，抓回自己已失去的青春。最后他想掐死那少年，因为那少年的每一举动，对他都是“一种引诱，含了挑逗的敌意”，最后少年一跳到水中，往海湾外游去，而老画家自己却“干毙在岩石上”，“手里紧抓着一个晒得枯白的死螃蟹”。这篇小说可说完全是寓言，题材和主题多少受了托马斯·曼中篇小说《威尼斯之死》（Death in Venice）的影响。幻想成分很重的另一篇是《月梦》，叙述一位老医生在无法救活一个患肺炎少年的前后，对过往一段宝贵经验的追忆。此外，《闷雷》、《黑虹》、《小阳春》、《藏在裤袋里的手》，也多少是幻想的产物：它们的人物有其社会的真实性，但他们的举止、脾气都有些别扭乖张，不像《台北人》的人物，几笔素描即能活现纸上的真人。作者有意创造凭自己主观想象所认为更具真实性的成人世界，而这里面的“畸人”都有这个特征：一方面逃避现实、厌恶现实，一方面拼命想“抓”住（“抓”、“扯”这类字在白先勇小说里经常出现）现实，在梦幻里、在自卑或强暴的举动中去找它。他们大半在黄昏月夜开始他们的活动（《黑虹》的女主角耿素棠走遍了台北市，从中山桥头一直走到碧潭）。作者描写黄昏月夜的气氛特别卖力，无疑的，只有在这种气氛中他的人物才能显出其真实性。《那晚的月光》（原名《毕业》，对刚离开大学的作者，毕业后的出路无疑是切身问题）是部介于第一、第二类之间的小说。大三学生李飞云在“太美”的月光之下，糊里糊涂地爱上了余燕翼。她现在“面色蜡黄”，大了肚子，他自己即将毕业，前途茫茫：月光下梦幻似的真实带给他的是使他厌恶而不得不关注的现实。他安慰她，要带她“去看新生的《鸳鸯梦》”，事实上他们的鸳鸯春梦，双宿双飞的日子已无法抓回了。

写早期小说时，白先勇一直在技巧上用工夫，但火候未到，有时不免显露模仿的痕迹。但有时借用现成的故事，别出心裁，很值得我们赞赏。《闷雷》显然是潘金莲、武大郎、武松故事的重写，潘金莲雪夜向武松挑情一节，改写得特别好。“金大奶奶”是位矮胖“老太婆”，在金大先生把“上海唱戏的女人”带回家办喜事的那晚上，服“来沙尔”药水自杀。写这两段情节的对照，作者可能借用《红楼梦》九十八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的写法，正因为金大奶奶一点也不像林黛玉，更显得她被人欺虐无告身世的可怜。

早期这两类小说同样对性爱冲动的表现表示强大的兴趣，而这冲动的表现，在世俗眼光看来，可能是不太正常的。《月梦》的老医生回忆中重游涌翠湖，他和他的伴侣一起游泳。涌翠湖这个名字是这样美丽，多读了时下流行的小说，我们一定可以想象在湖畔散步的是一对俊男美女。但老医生回忆中的伴侣却是：

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身子很纤细，皮肤白皙，月光照在他的背上，微微地反出青白的光来，衬在墨绿的湖水上，像只天鹅的影子，围着一丛冒上湖面的水草……悠悠地打着圈子。

那时老医生比他大不了几岁，对他“竟起了一阵说不出的怜爱。……他不知不觉地把那个纤细的少年拥到了怀里，一阵强烈的感觉，刺得他的胸口都发疼了”。但少年当晚就染上了肺炎，不治身亡。在他的伴侣记忆中，“湖边的依偎，变成了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次”。他后来无论同任何女人发生肌肤的接触时，竟觉得如同野狗的苟合一般，好丑恶，好烦腻。在印度当随军医生的时候，有一次他被同伴带进了一间下等妓院。半夜醒来时，月光照着那妓女：“她张着嘴，龇着一口白牙在打呼，全身都是黑得发亮的，雨个软蠕蠕的奶子却垂到了他的胸上，他闻到了她胳肢窝和头发里发出来的汗臭。当他摸到勾在颈子上那条乌油油蛇一般手臂时，陡然间全身都紧抽起来，一连打了几个寒噤，急忙挣扎着爬起来，发了狂似的逃出妓院，跑到河边的草地上，趴着颤抖起来。”

在白先勇早期小说中，这种男性美和女性丑恶强烈对比的描写，到处可以见到。不独男主角有同性恋的倾向，那些作者寄予同情的女主角，也同样对女人的身体表示憎恶，对她们做妻子、母亲本分应做的事，表示强烈的反感。耿素棠在圆环一带见到一个胖女人，“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奶子塞进婴孩嘴里去，婴孩马上停止了哭声”：

耿素棠……心里突然起了一阵说不出的腻烦。她记得头一次喂大毛吃奶时，打开衣服，简直不敢低头去看，她只觉得有一个暖暖的小嘴巴在啃着她的身体，拼命地吸，拼命地抽，吸得她全身都发疼。乳房上被啮得青一块，紫一块，有时奶头被咬破了，发了炎，肿得核桃那么大。一只只张牙舞爪的小手，一个个红得可怕的小嘴巴，拉、扯，把她两个乳房硬生生地拉得快垂到肚子上来——大毛啃完，轮到二毛；二毛啃完，现在又轮到小毛来了。

初生的婴孩是没有牙的，不可能把奶头咬破，他的小手可以“舞爪”而不可能“张牙”（除非“牙”在这里是“爪”的代名词），他的小嘴巴无力也不可能恶意地把他母亲的乳房“拉得快垂到肚子上来”。在这一段过火的描写里，很显然的，作者已把自己男性的洁癖交给他的女主角，使她无法感到小嘴巴吮奶时她应有的生理上的快感，而只能对任何拉扯性的本能行动（包括性交在内）感到一种无上的反感。

《青春》里的少男，和《月梦》老医生记忆中那位夭亡的伴侣，生得一样美丽。但正因为他代表一种理想，他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行动非常矫捷，不像其他早期小说中的青年，不免在精神上、身体上带些病态。老画家面对这位可望而不可抓的模特儿，两次低声叫道：“赤裸的Adonis!”阿宕尼斯，这位希腊神话中带女性气质的美少年，读英国文学的人没有不知道的，雪莱悼亡济慈的诗即题名“Adonis”。莎士比亚叙事诗“Venus and Adonis”里的阿宕尼斯是位未解风情的少年，爱神维纳斯苦苦向他求爱，他都无动于衷，一心只爱打猎，结果被一头野猪伤害了他的性命。悲悼莫名的维纳斯觉得有“沉鱼落雁”之貌[2]的阿宕尼斯，即是野猪也一定要亲他、爱他，只是它举止粗笨，要吻他腰部的时候，不防一双长牙把他抵死了。维纳斯叹道：

“Had I been tooth'd like him, I must confess,

With kissing him I should have kill'd him first,

But he is dead and never did he bless

My youth with his; the more am I accurst.”

With this, she falleth in the place she stood,

And stains her face with his congealed blood.

“我若有他那样的牙，或得承认，

我早已用一吻就会把他杀害，

不过他已死了，他不曾用他的青春和

我缱绻；只怪我的命太坏。”

说完这话她立即晕倒在地，

脸上染上他的淤凝的血迹。[3]

白先勇在台大四年，“Adonis”这首名诗是一定读过的。“Venus and Adonis”是否读过我不敢肯定（据闻选修“莎士比亚”这门课的学生，一学年读不到四、五种剧本）。但无疑的，阿宕尼斯是他早期小说中一个重要的“原型”（archetype）。这个原型有同性恋的倾向，所以不解风情也不耐烦女性的纠缠，但即使他并非同性恋者，他也挡不住爱神维纳斯的侵略式的攻势，他会枯萎下去（像希腊神话中的另一位美少年Tithonus一样），或被她的长牙抵死。在阿宕尼斯的世界中，爱与死是分不开的，或者可以说每一个追逐他的女人，自命是多情的维纳斯，但揭开真面目，却是利牙伤人的野猪。和阿宕尼斯型少年外表上迥异而本质上有相似处的是侏儒式干枯了的男人（《闷雷》中的丈夫），他们或因先天不足，或因幼年期离不了母亲、奶妈、女仆们的包围，养成了甘受女性支配、磨折的习惯。他们可能是同性恋者，但从未经过同性恋的考验，终生想在异性那里得到幼年时在母亲或奶妈怀里那种安全感。《藏在裤袋里的手》中的吕仲卿是这一类典型最显著的例子，他比他太太玫宝“还要矮半截，一身瘦得皮包骨，眉眼嘴角总是那么低垂着”。玫宝根本不把他当人看待，但他竟能在她辱骂冷待中得到些满足。他畏惧女人——“一个痴白肥大的女人臀部”对他是个恐怖的象征——但离不了女人，因为他永远是她姆妈的独生子。

《玉卿嫂》是白先勇早期小说中最长也是最好的一篇。欧阳子觉得它结构“似较松散……好像作者有太多话要说，有点控制不了自己似的”。叶维廉在《游园惊梦》的《代序》上也做了相类似的批评。《玉卿嫂》技巧上不如后期小说洗练，但不要忘记，故事中的容哥儿才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一位从小任性娇生惯养，看白戏，吃零食，晚上溜出门，除了母亲不怕任何人的大家少爷。他虽然在讲玉卿嫂的故事，但他兴趣太广，注意力不可能集中，而作者正利用这个弱点，不特把容哥儿的个性详尽地衬托出来，而许多看来不重要的细节，在故事的发展中自有其重要性。容哥儿讲这个故事，自然是在玉卿嫂死掉之后，至少隔一两个月，甚至一两年，但他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口气完全不像成年人。他对男女间冤孽式的爱情还不甚了解，他觉得它很好玩、奇怪，而且笼罩着一种噩梦式的恐怖。他故事交代得很清楚，但不知道自己也是促成这段孽缘悲剧下场的关键人物。

在《玉卿嫂》里，白先勇并没有像不少欧美现代小说家一样，根据一个神话，一首古老的诗篇，刻意重写。玉卿嫂长得很俏，但她是抗战时期旧式社会里的孤孀，当然没有希腊爱神那样无拘无束的自由。她死心塌地爱上了比她年轻不少的庆生，但当她发觉她抓不住他的心的时候，她自己化身为野猪，把他杀死，再结果了自己（根据神话，野猪是爱神情夫Ares“战神”或阿波罗的化身）。阿宕尼斯和庆生相像之点较多：两人都是孤零无靠，无丈夫气而富女性美的男子。阿宕尼斯是一位国王和他亲生女儿乱伦的结晶，一落地即被Aphrodite（即维纳斯）藏在箱子内占为己有，后来被地府王后Persephone发现，她也爱上了他，两位女神争夺这位少年，反而送了他的性命。庆生的身世不大清楚，但他身患痨疾，不能自立，虽非乱伦的结晶，也表示他遗传上有欠缺，或是不健全的旧式社会的产物。他一直被玉卿嫂贴钱养着，待在死巷堂里一间“矮塌塌”的屋子里（维纳斯的箱子）。他和玉卿嫂姊弟相称，他们真正的关系，瞒了容哥儿很久。维纳斯虽然是阿宕尼斯的情人，但从小把他照顾大，也可算是他的母亲、保姆，或长姊。

玉卿嫂是深深值得我们同情的女人，她克勤克俭，把所积蓄的钱，给庆生养病，指望迟早有同他结婚的一日，这样自立门面，即使服侍他一辈子，也是一种满足，一种快乐。她为人很规矩，从不同男仆们调笑，也绝不考虑同东家乡下有田地的远亲满叔结婚。但正因为她人这样好，爱情这样专一，她这种自己不能克制的占有欲狂的表现更显出其恐怖性。而这种占有欲狂，在作者看来，是性爱中潜在的成分，在必要时一定会爆发的。

在玉卿嫂的悲剧里，容哥儿也是个吃重的人物：假如他不常带庆生去看戏，他不会认识这位金燕飞的旦角；假如他不报告玉卿嫂庆生和金燕飞幽会的情形，她也不会动了杀机。最主要的，容哥儿虽很喜欢玉卿嫂，因为她生得体面，百事顺他，显然庆生对他的吸引力更大：前者不过是个女仆，后者是个自己想搭配的淘伴。容哥儿才十岁，不解风情，更不懂什么叫同性恋，但下意识中他觉得同庆生在一起，更好玩，更有意思，想同他亲热。玉卿嫂不是作者一向最厌恶大奶肥臀的女人，她和庆生都长得眉清目秀，有“水葱似的鼻子”，像一对亲姊弟，但容哥儿不喜欢玉卿嫂额上的皱纹，“恨不得用手把她的额头用力磨一磨，将那几条皱纹敉平去”。相反的，他对庆生“嘴唇上留了一撮淡清的须毛毛”，却特别醉心，“看起来好细致，好柔软，一根一根，全是乖乖地倒向两旁，很逗人爱，嫩相得很。”他和庆生初会的第二天，一放学就跑去找他，瞒了母亲，也不关照玉卿嫂，请他去看戏吃面。走进屋子，庆生在睡午觉：“我一看见他嘴唇上那转柔得发软的青胡须就喜得难耐，我忍不住伸出手去摸了一下他嘴上的软毛毛，一阵痒痒麻麻的感觉刺得我笑了起来，他一个翻身爬了起来，抓住了我的手，两只眼睛一直怔怔发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哈哈，我在耍你的软胡须呢！’我笑着告诉他，突的他的脸又开始红了起来——红、红、红从颈脖一直到耳根子去了。”

容哥儿并不可能分析自己喜欢庆生的原因，正同他不了解玉卿嫂对庆生那一股强烈的爱一样。但下意识中，他把玉卿嫂当情敌看待，他不让玉卿嫂一个人去访他的情人——每次跟着一起去，使她没有同庆生亲热的机会，也免得她伤害他。在容哥儿眼里，“不知怎的玉卿嫂一径想狠狠地管住庆生，好像恨不得拿条绳子把他拴在她裤腰带上，一举一动，她总要牢牢地盯着……我本来一向觉得玉卿嫂的眼睛很俏的，但是当她盯着庆生看时，闪光闪得好厉害[4]，嘴巴闭得紧紧的，却有点怕人了。”

大除夕，容哥儿和底下人赌博的当儿，玉卿嫂换了盛装，溜出去和庆生团圆了。容哥儿发觉她人不在，已十一点多钟，他一口气在冷风逼人的黑夜，飞跑到庆生屋子的窗口，戳破了纸窗，凭屋内桌上的烛光和床头火盆所发的红光，窥视玉卿嫂和庆生在床上做爱：

玉卿嫂的样子好怕人，一脸醉红，两个颧骨上，油亮得快发火了，额头上尽是汗水，把头发浸湿了，一缕缕地贴在上面，她的眼睛半睁着，炯炯发光，嘴巴微微张开，喃喃讷讷说些模糊不清的话。忽然间，玉卿嫂好像发了疯一样，一口咬在庆生的肩膀上来回地撕扯着，一头的长发都跳动起来了。她的手活像两只鹰爪抠在庆生青白的肩上，深深地掐了进去一样。过了一会儿，她忽然又仰起头，两只手住了庆生的头发，把庆生的头用力揿到她胸上，好像恨不得要将庆生的头塞进她心口里去似的，庆生两只细长的手臂不停地颤抖着，如同一只受了重伤的小兔子，瘫痪在地上，四条细腿直打颤，显得十分柔弱无力。当玉卿嫂再一次咬在他的肩上的时候，他忽然拼命地挣扎了一下，用力一滚，趴到床中央，闷着声呻吟起来，玉卿嫂的嘴角上染上了一抹血痕，庆生的左肩上也流着一道殷血，一滴一滴淌在青白的胁上。

这是一段绝好的文字，可能认为小疵的是“模糊”两字，普通我们用这个词组描摹视觉而不是听觉的印象，但整段文章着重容哥儿的视觉印象，作者用这两个字可能是有意的。对容哥儿来说，这段文字描写他目睹人生秘密的一种initiation，他第一次看到了性交，正像在小说末了，在一大段和这一段前后照顾的文字上，容哥儿看到了死亡的景象，得到另一种initiation。（请参看《玉卿嫂》：除夕那晚，庆生房里“桌子上的蜡烛跳起一朵高高的火焰，一闪一闪的”，他死后，“桌子上的蜡烛只烧剩了半寸长，桌面上流满了一饼饼暗黄的蜡泪，烛光已是奄奄一息发着淡蓝的火焰了”）容哥儿目击之下的做爱，是一幅老鹰搏击兔子的图画：庆生是“受了重伤的小兔子”，他只有“细腿……打颤”、“挣扎”、“滚”、“趴”、“呻吟”的份，玉卿嫂完全在侵略者的地位，用她的牙齿“咬”、“撕”、“扯”，用她“活像两只鹰爪”似的手“抠”、“掐”、“”、“揿”、“塞”（多少个活泼的动词！）她攻击被害者的身体各部门，自己“嘴角上染上了一抹血痕”。不管事后她“变得无限温柔”，在做爱的当时，她是一只鹰，一头野兽，痉挛式地、狂暴地实行控制她理智的本能的意志。在白先勇早期的小说里，每个阿宕尼斯都遭受了女人（维纳斯＋野猪）的侮辱，但正因为玉卿嫂自己是个楚楚可怜的女人，她自己无法控制的行动更增加了她悲剧的深度。在她的故事里，作者用他独特的看法，还给我们极真实的而且和中国旧社会客观情形完全符合的世界。

白先勇偏爱阿宕尼斯式的美少年，这是在他早期小说中不容置辩的事实。中国一般读者觉得同性恋是丑恶的事，但想也知道现代欧美作家中，同性恋者多的是：前文所提到的剧作家威廉士就是其中的一位。托马斯·曼生前有妻室子女，生活很规矩，但如果他对同性恋没有一种切身的体会，可能也写不出《威尼斯之死》这样的杰作。白先勇，假如他在现实生活上有同性恋的倾向，以他写作态度而言，是属于威廉士、托马斯·曼这一类的，绝无如纪德、叶耐（Jean Genet）那样在文章里颂扬同性恋的好处而责备世人的态度。他不避讳但也不强调他同性恋的倾向，而在近年写的小说中，他可说完全接受了世俗道德的标准，来衡量他所创造的人物的行为，虽然一写到爱情（如最近一篇《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他仍保持他自己对人生中最复杂最奇妙的现象，一种个人的独特的看法。近二、三百年来不少作家、艺术家有其精神上、生理上的缺陷，而因之创造出普通人凭自己的智力想象所不能体会到的人生众相。杜思妥也夫斯基患癫痫症，这对他个人来说是一桩不幸；但假如他是身心完全健全的人，绝不可能写出他的伟大小说来。白先勇的同性恋倾向，我们尽可当它是一种病态看待，但这种病态也正是使他对人生、对男女的性爱有独特深刻看法的一个条件。

《寂寞的十七岁》的主角杨云峰，脾气、个性、家庭环境都和《玉卿嫂》里的容哥儿相像，只是年龄大了七岁，而且因为皮肤很白（同学称他“小白脸”、“大姑娘”），自己像庆生一样，已是异性同性攻击的对象。容哥儿用小孩子眼光看成人世界，对任何事不做道德性的判断。但寂寞的杨云峰，心理上毛病一大堆，已开始能接受“犯罪感”的惩罚。深夜一人在新公园被一位中年男人搭上（“他把我的两只手捧了起来，突然放到嘴边用力亲起来，我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子，我没想到男人跟男人也可以来这一套”），“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就是到浴室里去照镜子，我以为一定变得认不出来了，我记得有本小说写过有个人做了一件坏事，脸上就刻下一条‘堕落之痕’。”但作者虽有意把这段经验当作小说的高潮看待，我们牢记不忘的却是早几天课堂里杨云峰受女生唐爱丽折磨的这一大段（《寂寞的十七岁》）。这段文字写得怵目惊心，显然主角受女性侵犯时所受的心灵上震动要比受男性侵犯时强烈得多。

王文兴以为白先勇的小说“是自《上摩天楼去》以后臻于成熟的”（《谪仙记》后记）。其实白先勇到美国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芝加哥之死》（一九六四年一月），而不是《上摩天楼去》（同年三月）。后者无疑是白先勇“客观”小说的第一篇，前者可说是“主观”小说的最后一篇，虽然形式上是第三人称的叙述。白先勇发表《毕业》后，整两年没有发表一篇东西，《芝加哥之死》在文体上表现的是两年中潜心修读西洋小说后惊人的进步。主角吴汉魂是刚拿博士学位的英文系研究生，他身处异国，苦读了好几年书，心境上要比早期小说中的青年苍老得多。最主要的，吴汉魂虽然努力探索自己的一生，他忘不了祖国，他的命运正和中国的命运戚戚有关，分不开来。这种象征方法的运用，和主题命意的扩大，表示白先勇已进入了新的成熟境界。

一九七一年

注

1．白先勇所发表的短篇小说，我所见到的一共有二十四篇。除头三篇外，其余的都刊载在他自己创办的《现代文学》上：一、《金大奶奶》（《文学杂志》五卷一期，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入院》（《文学杂志》五卷五期，一九五九年一月），三、《闷雷》（《笔汇》革新号一卷六期，一九五九年十月），四、《月梦》（笔名郁金，《现代文学》第一期，一九六〇年三月），五、《玉卿嫂》（笔名白黎，同期），六、《黑虹》（笔名萧雷，第二期，一九六〇年五月），七、《小阳春》（第六期，一九六一年一月），八、《青春》（第七期，一九六一年三月），九、《藏在裤袋里的手》（第八期，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寂寞的十七岁》（第十一期，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一、《毕业》（第十二期，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二、《芝加哥之死》（第十九期，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三、《上摩天楼去》（第二十期，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四、《香港——一九六〇》（第二十一期，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安乐乡的一日》（第二十二期，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火岛之行》（第二十三期，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七、《永远的尹雪艳》（第二十四期，一九六五年四月），十八、《谪仙记》（第二十五期，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九、《一把青》（第二十九期，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游园惊梦》（第三十期，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岁除》（第三十二期，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梁父吟》（第三十三期，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第三十四期，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四、《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第三十六期，一九六九年一月）。据作者自己告诉我，早期作品中还有一篇曾在《中外》杂志上发表，已无存稿。假如是用真名或上述三个笔名发表的，我想台湾的读者，不难查到。

这二十五篇小说，第四篇到第十一篇曾重刊于《现代小说选》（白先勇、王文兴编，《现代文学》杂志社印行，王文兴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写的序，出版日期想在一九六三年初）。《谪仙记》（文星书店，一九六七年）重印了二、五、十、十三—十八等十篇，《入院》改题为《我们看菊花去》，《毕业》改题为《那晚的月光》。晨钟出版社出版的《游园惊梦》重印了十四、十七—二十三，八篇小说，其中除《香港——一九六〇》、《谪仙记》两篇外，都是属于总题为《台北人》的小说。《金大奶奶》和《玉卿嫂》已由殷张兰熙译成英文，分别载于她自己编译的New Voice（1961）和吴鲁芹编的New Chinese Writing（1962）上，二书皆由台北Heritage Press出版。白先勇自己译的小说，已发表的有《香港——一九六〇》（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IX, No.4, December 1964）。《谪仙记》已录入我和刘绍铭编选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选》，此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部一九七一年出版。

2．维纳斯对阿宕尼斯的美有这样一段描写：

“When he beheld his shadow in the brook

The fishes spread on it their golden gills:

When he was by, the birds such pleasure took,

That some would sing, some other in their bills:

Would bring him mulberries and ripe-red cherries;

He fed them with his sight, they him with berries.”

3．见梁实秋译《维纳斯与阿都尼斯》，远东图书公司。

4．在《寂寞的十七岁》里，杨云峰被唐爱丽作弄后，有这样一段描写：“唐爱丽亲了我一会儿，推开我立起来。我看见她一脸绯红，头发翘起，两只眼睛闪闪发光，怕人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