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独闯非洲高山王国 ——一个中国女摄影师在黑人村落的生存记录

第一章 寻找非洲酋长

第二章 降落非洲大陆

第三章 初进塔巴姆村

第四章 好一个胖“保镖”马丹给索

第五章 “酋长”也分三等

第六章 异样的生存方式

第七章 巫医马目才地斯

第八章 成年的时刻

第九章 通向死亡之路的艾滋病

第十章 许多人都有男朋友

第十一章 期盼新生命的到来

第十二章 不寻常的婚礼

第十三章 我成了赤脚医生

第十四章 告别塔巴姆

中国故事

独闯非洲高山王国

——一个中国女摄影师在黑人村落的生存记录

2000年7月，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像一颗天外陨石，突然降落在地球另一端的南部非洲莱索托王国（LESOTHO）莫霍特隆区（MOKHOTLONG）一个叫塔巴姆（THABANG）的山村。

关于莱索托，许多人对这个国家所知甚少，但如果你从报刊上看到过南非总统姆贝基给莱索托国王莱齐耶三世送牛“赔罪”的故事，或许会对这个面积只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非洲小国有点模糊的印象。

事情发生在2000年2月，36岁的莱索托国王莱齐耶三世（LETSIE Ⅲ）在国王的宫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由于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位未婚国王，所以世界上不少皇室成员亲临庆贺。作为被南非包围，并处于国中之国的莱索托王国，自然邀请了邻国的南非总统姆贝基。但是总统接到邀请并没亲自到场，而是派他的内政部长作为代表出席了婚礼。

为此，莱齐耶三世非常不满，尽管莱索托是个只有200万人口的小国，但毕竟是南非的邻国，而且，姆贝基的母亲就出生在莱索托，甚至，他和他的兄弟们的名字都是用莱索托的塞苏陀语起的。因此，年轻的莱齐耶三世决定让姆贝基总统赔偿一头牛，向他表示“赔罪”。

后来姆贝基总统按照约定，于4月19日先乘飞机抵达莱索托首都马塞卢，然后乘车去取已经为他准备好的牛，之后，赶着牛步行走进了莱索托的皇室。

这个去年举行大婚的国王，正是我去莱索托要投靠的大酋长马太里拉·塞伊索（MATHEALIRA.SEEISO）的亲侄子。而我所降临的塔巴姆山村，也曾是老国王生活的地方，1940年才举家搬迁，定居在马滋也（MATSIENG），即国王现在居住的地方。

初到塔巴姆山村，周围一片黑暗。透过夜幕，举目环顾，村庄被几座大山阻隔着，站在这里就像站在枯井中，只有山中传来的狗叫声，才能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存在。深陷深山峡谷的我，顿时激情与浪漫全无，不禁自问：“我到这里干什么来了？为什么要来这儿？这个闭塞的黑人小村庄又能给我带来什么？”要知道为了来这里我煞费周折，并且一根筋似的非来不可。

到非洲是我很早的梦想。记得中学时代看了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我就向往着自己有一天能像三毛那样去感受撒哈拉，体验一把“沙漠观浴记”的乐趣。特别是干上摄影行当后，我与探险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曾到青海追溯过黄河之源，到老山前线当过战地记者，差点把小命交待在那里。后来又到西藏生活了两年，走遍了那里的高山哨卡，拍了许多当地风土人情的照片。自从回到北京，过了几年安稳日子，我那不安分的灵魂又躁动起来。渴望冒险，渴望寻找与现代文明的巨大反差，渴望寻找人性最初始的东西、原始生态的生活。前几年春节，我看了成龙的贺岁片《我是谁》。这片子正是在非洲拍摄的，电影上彪悍的黑人，他们头顶羽毛，脸上抹着浓重的油彩，袒身赤背，手持长矛，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与外来的侵略者和野兽交锋的情景，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时常琢磨着如何把镜头对准他们，而且这冲动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于是，我一直盼望着谁能给我创造个机会，让我去趟非洲，去看看地球那半边的人是怎么个活法。然而机会总是跟我玩儿捉迷藏，使我可望而不可即。而我又是那种想好了，就一定要去做的人。1999年2月的一天，我突然发现，这样等待无异于乞求天上掉馅饼，机会必须自己寻找。于是，我决定主动四下出击，并对自己说：“非洲，我是去定了！”

第一章

寻找非洲酋长

1.为去非洲想辙

怎么才能去非洲呢？总得有人邀请才能办理签证。可谁能给我发邀请函呢？苦思冥想想到我的一位老朋友，《解放军画报》社摄影记者李秋蔚，印象中他好像随妻子曾经在驻西非的几内亚使馆工作过。我想，至少他能帮我提供点线索。果真，他们夫妇热情地为我介绍了原中国驻几内亚使馆的江翔大使夫妇，正巧江大使刚从使馆退下来，目前在家休息。他们听说我想去非洲，十分高兴、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并答应为我寻找当地可靠的人。我想有大使出面这事就八九不离十了。我暗中为自己庆幸，心早已随着幻想飞到非洲了。

“梁子，当地官方语言说法语，你法语怎么样？”大使夫人突然问我。

“什么？法语，我一个字也不会。”我一听有点毛了。

“你一个人语言不通怎么与当地人交流，怎么采访又怎么在那儿生存呢？”

我赶快一头扎进了北京外语学院学法语。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眼看着时光一天天过去，大使那边发出去的信却迟迟没有消息，我又陷入了遥遥无期的等待中。谁知，茫然中竟柳暗花明，峰回路转。1999年7月的一个晚上，我突然接到好友陈卓的电话，她兴奋地对我说：“梁子，去非洲有希望了，找LOTTE，她会帮你，她是国际教育协会驻中国的代表，专门招收去非洲的志愿者，不过，必须先去丹麦培训，但培训费自理，一共14个月，只要能去非洲，当个志愿者也挺好的。”

我可是个做事立竿见影的人，第二天开车直奔LOTTE处，当即报名、填表。选择去哪个国家，做什么工作，以及出发大致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全都搞定。这次被告知从等待对方发邀请信，到办理签证，大约需要半年。

尽管还要等半年，但此次毕竟有了着落，我的心又亢奋起来。

眼看着就要办去丹麦培训的签证了，突然又接到LOTTE的电话：“由于意外的原因，我们这个项目去丹麦的签证暂时冻结了，可能要半年或一年才能解冻。而且我们的机构必须经过培训后才能去非洲当志愿者。”什么？半年？一年？这对我来说是多么漫长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丹麦去不成，就意味着我不可能去非洲。那可不行，我哪儿等得了这么久？于是，灵机一动，我决定另辟蹊径，直接寻找非洲酋长。因为从电影上看到的非洲酋长绝对都是至高无上的人物，一旦成为他家的客人，周围的人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呢。酋长家肯定是最好的保险箱。

可谁认得非洲的酋长呢？在中国大陆寻找非洲酋长犹如大海捞针，沙漠觅水，可梁子我偏要找到。我像个神经病患者，几乎问遍了周围所有的朋友：“你知道吗？谁认得非洲的酋长？”有朋友看我神里神经地到处打听，便笑着问我：“你知道非洲有多少国家？你究竟想找哪个国家的酋长？该不会是全非洲的酋长你都想找吧。”我告诉他们甭管哪个国家，只要是非洲的酋长就行。此时哪还容得我挑选呢。

2.台湾人帮我找到一个酋长

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在非洲有项目，也许他们可以帮助我。于是我找到总裁贾丁和部门经理张思红，一股脑地向他们道出了我想找非洲酋长的事。正巧他们公司派驻南非的代表欧阳旭斌回来休假，来公司办事，像老天有意要宽慰我，他为我提供了一个令人兴奋不已的信息，他说：“明天晚上，公司驻南非的代理赖文生先生要来北京，赖先生虽是台湾人，但在非洲生活了十几年，我想他一定会认识你要找的酋长之类的人物。”我一听，高兴得差点没跳起来。我预感着这次的事儿有谱，成的希望很大。整整一晚上，我都在想着去非洲的事，那劲头好像明天就要出发似的。

总算等到了去见赖先生的时间。

赖先生有着一副高大强健的体魄，乍一看像个山东汉子，但说起话来很文静，使人听了挺轻松。他对所有情况的介绍都充满着美好的话外音，即便是有关抢劫的话题，到他嘴里也都不那么沉重，听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心里一阵阵骚动，恨不能明天就跟他一起走。因为在此之前，我听到所有关于非洲的故事都带有十分恐怖的色彩。

临了，赖先生说：“你知道莱索托这个国家吗？它是处在南非的国中国。很小，跟台湾那么大，人口可比台湾少多了，因为那里多数都是海拔1500米的山区，所以又被称为高山之国。你不是想找酋长吗？那个国家就有很多酋长。我在那儿生活了十一年，与一个酋长关系很好，如果你愿意，去他那儿没什么问题。你可以住在酋长老家的房子里，不过那里都是大山，空气很新鲜，景色也很美，当地的人很朴实，主要靠种玉米和放牧生存，你可以跟着当地人一起去山上放牧，一定很有趣儿。只是首都马塞卢自从1993年和1998年国家经过两次大选后，由于党派的竞争，发生了冲突，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目前，冲突虽然平息，但在马塞卢的外国人时常会遭到抢劫。不过你尽可以在首都只做短期停留，如果你担心自己的安全，到时我可以借你一支枪防身用。对了，忘了问，你会用枪吗？”

“当然会，我曾经当过15年兵，还参加过老山战争，不过那时我是搞战地摄影的。”我自豪地告诉赖先生。我心想，要是有把枪，我还怕什么呢。

赖先生毕竟在那里生活了十一年，我想他的介绍应该是最可信的。只是谈话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因为他很忙，我实在不忍心耽误他太多的时间。我们说好，他负责发邀请函并征得酋长的同意，我自己在北京办签证，再往后的事只能靠自己了。

2000年5月底，我终于拿到了去莱索托的签证，算了一下从筹备药品到胶卷，再到办理资金和银行国际卡，及其他杂事，我需要一个月的准备时间，特别是药品，非洲是个疾病繁多的地带，除了打防疫针外，还得自己准备一些相应的药品。

在朋友刘贵兴的帮助下，我准备了3000多块钱的药品，上到头疼，下到脚气，甚至连口腔溃疡和酒精棉球都一一打进了我的行囊里。

3.行前，该想的都想到了

2000年6月，北京已是骄阳似火，特别是这年夏天尤为燥热，此时的我，一边忙碌地打点行装，一边快被成堆的告诫话语淹没了。

“梁子，你绝对不要去莱索托，1998年莱索托发生过暴乱，许多华人不仅被抢，连他们的房子都被烧了。”这可是新华社的哥儿们的亲身经历。

“梁子，你知道莱索托现在的状况吗？你了解那个国家的风俗吗？听说那可是艾滋病高发的国家。别忘了你是个女人，万一有个闪失，传染上艾滋病，这辈子你就全完了。”这是个搞医的朋友看的资料。

“梁子，听说了吗？前一段欧洲一位女记者去南非采访，刚去了一个星期，在从酒店去超市买东西的路上，穿过一片草地时，被17个男人轮奸了。她在草地上昏迷了两天后才被人发现，现在被送回国，人已经完全不成样子了，非常惨。这可是南非那边的报纸上登的。”这位老兄是从南非回来的，我相信，他一定不会为我杜撰恐怖故事的。

中国探险协会的主席严江征和秘书长季长春向我教授了无数个防身招数。他们说：“中国功夫到哪儿都管用，如果你冷不丁地冒出两下，兴许能把人唬住。”

哥们儿钟嘉鸣当过兵，特意为我送来了一本名为《生存手册》的书。这书非同一般，是一本英国皇家特种部队的权威教程。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此手册解决所有的生存难题！记住：这是一本在冒险、历险、探险之极端环境下使用的手册。只有当自我保护必须至上，冒险成为必要时，才可以求助于手册中提供的各种方法和技巧。这些方法和技巧已经不止一次地帮助人们挽救了自己的生命，或成为英雄。”嘉鸣一定把我这次出行当成了探险举动。我对他说：“老兄：别那么紧张，就当我去外国农村的亲戚家呆一段时间，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其实说这话时，我心里也没底。事后我还是认真地阅读了这本手册。

那段时间，只要与朋友在一起大都谈论的是防暴力的事。我告诉我的两位非常要好的朋友邬永刚和张思红，想让他们陪我去河北的白沟买支麻醉枪，并对他们说：“我琢磨着赖先生现在住在南非，万一我在莱索托没能与他碰上面，那支手枪不就泡汤了，最好是我自己准备一个防身武器，想来想去麻醉枪最合适。”

“你能上得去飞机吗？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如果到了动用刀枪的地步，你能是强壮的黑人的对手吗？你在那儿呆得老实点，别胆大包天，整天东窜西窜的。”张思红像个长者似的看待我这个愣头青。他挖苦我最多，逢人就说的话是：“这家伙病得不轻，只有上非洲才能治好。”

我对他说：“你别忘了，我是去拍照片的，如果像你这样没有冲动，缺少激情，整天把自己憋在屋里，回来就病得更不轻了，整个一个中年痴呆症。”

老哥邬永刚是个理性化的人，他做事儿总是先思考，再行动。他倒是提醒了我一件最重要的事：“梁子，不管佩带什么武器，对你都不适合。在那儿你毕竟是个外国人，万一你出于正当防卫，不论对方是伤是死，你都会很麻烦的。最好的办法，在当地警察局雇个保镖，至少别人看了也不敢轻易下手。”

老哥说的有道理，我决定按他说的办，在当地雇一个人高马大的黑警察。试想，每天有个浑身紧绷着肌肉的黑人，像美国总统身边的保镖一样跟着我，那是什么劲头，这回我真得享受一把贴身保镖的感觉。

雇保镖是一个方案，但也得做好两手准备。特别是防强奸，对女人来说可是个不能忽视的大事，这会儿才觉得当女人真够烦的。出门不仅防抢劫、防疾病、防天灾人祸，还得比男人多防一项，真够啰嗦的。不过防强奸的事儿还得找朋友聊聊，毕竟大家的智慧多。

我的朋友电台主持人月明在电话里说得真轻松：“嗨！那还不简单，做个铁裤衩，再配把锁。”

“钥匙放在哪儿？只要我能开，强奸犯照样也能开。”我傻乎乎特认真地跟她讨论着。

她听我认起真了，一通坏笑：“哎哟，还挺认真，你想，如果你天天穿个铁裤衩还能拍照片吗，还不痛苦死你。再说，你上哪儿去买那东西呀，我看你真够执着的，不如嫁给人家，给酋长当老婆算了。你是酋长的人，谁还敢动你。”

“你是不是特想当非洲部落酋长夫人的朋友，等着吧，如果有一天你在书摊上发现一本《我是怎样当上酋长第18个老婆的》书，你可得买它千百本送朋友，到时可千万别忘了告诉人家：‘这个酋长夫人是我姐们，她当酋长夫人是我一手策划的。’兴许没过多久，我还会领着黑大毛、黑二毛、黑三毛去看你这位当姨的，至少我吃水也不忘你这个打井人呀。”因为太熟了，我俩总爱斗嘴。

我又去找了另一女友靳朝辉，她可是个温柔贤惠、时常替我着想的那种人。“梁子，其实你不说我早就想到了，我也是替你在这方面担心。我给你准备了10个女用避孕套，是我让我先生从美国带的。我想，万一遇到不测，至少可以防艾滋病吧。”

“喂！你别忘了，是强奸，我来得及跟对方商量吗？你也想得太久远了，还给我准备10个，1次我还不撤回来，还能再等10次。”她听了直点头。

嗨，这方法也够呛。

还有人说，要不平时不上厕所你就用宽胶带封住，多少能抵挡一点。我一听，那纯粹是害我，想都能想象出那有多受罪。再说真要出事，管什么用呀。

该想的都想了，最终也没个结果，看来只有靠运气加小心了。

还有携带钱的问题，现金很不保险，旅行支票和卡也有问题，一是对当地银行的情况不明，再者如果住在村里，上哪儿找银行呢？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在我该动身时才意识到。尽管麻烦，但绝不能为此放弃非洲之行。为了这次的出行，从找酋长到办手续，整整耗去了我一年半的时间。这期间，我是一门心思上非洲。而当我真的要踏上那片土地之时，心里却充满忐忑。我无法预料等待我的是什么，也无法估计是凶还是吉，只好听凭命运的安排吧，相信老天不会亏待我，也相信当地好人多，更相信自己有能力战胜一切，有个好运。走吧！只要是自己认准的，就应该大胆地朝前走，瞻前顾后可不属于我梁子。

第二章

降落非洲大陆

经过24小时的飞行和中途的两次转机，我终于来到了莱索托王国的首都马塞卢。从南非转机时，我换乘了一架只能乘坐20多人的小飞机，机上仅有的12名乘客，却是来自不同的国家，有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印度人、日本人、当地黑人和我这名中国人。地球真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肤色人种，竟然在同一时刻聚到了一起。真像毛主席说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此刻的我感到自己是地球村的一分子，当我闯入了这一国际化的天地时，我这张中国脸，便担负起一份中国的责任。现在许多发达国家的人都关注着非洲，来自各国的志愿者们舍家抛业地来到这片贫穷的土地，为的是最大限度地帮助那些贫困的人们，因而我也不该是个孤单的独行者。我意识到，自己也许正做着构架民间文化桥梁的工作，这是一件何等有意义的事情。我对自己的行为开始产生了新的信念。

1.机场检查，要我交2000美金

飞机徐徐降落在马塞卢机场，一眼望去，只见一栋不大的房子孤立地坐落在一片空场地上。7月的南半球正值深冬，比起骄阳似火的北京完全是不同的两个季节。我迅速地穿上外套，并办好了有关出关的手续，正当我领取了行李，就要离去的时候，四个身穿机场工作服的黑人同时叫住了我。他们面无表情，冷冰冰地示意我把行李箱放到桌子上。之后，他们二话不说，上来就要拉箱子的拉锁。

“锁着的。”我对他们说。

“打开检查。”一位身材并不高大的年轻男人冲我说。

他们同时打开了我的两个旅行箱，且查看得非常仔细，并不时地一一登记着，边看边问，这个是什么？多少钱买的？就连我带的一双破旧的塑料凉鞋也要问价并登记。我站在一旁很是纳闷。他们又从箱子里拿出了一些当作小礼品的檀香扇，仔细地看了又看，闻了又闻。见此情景，我赶紧送了在场的人每人一把，想快点结束检查。谁知，他们收了礼却把我叫进屋里，用计算器随便打了几下，对我说：“你带的这些东西都得上税，你需要交付我们2000美金。”

“什么？……”我顿时蒙了，从没听说下了飞机就得交税一说，这不是欺负人吗？我决不能将这笔钱轻易扔在这儿。正当我准备与他们大干一场时，一位中年妇女，笑眯眯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她那和蔼的笑容和典雅的气质，使我断定，她一定是前来接我的那位名叫西提巴左·塞伊索（SCITEBATSO·SEEISO）的酋长夫人。

夫人上身着一件黑色皮衣，下穿一条深色的厚裙子。前额挺高，留着卷毛寸发，手提着职业女性的小包，尽管50岁开外，但行动特干练，没有太多贵夫人的样子。我们几乎没有寒暄，只是相互确认了一下对方。她告诉我，她早就来到机场了，也看见他们在检查我的行李，只是没想到会敲我那么多钱。夫人三言两语就摆平了他们对我近一个小时的盘查。于是，我分文没付跟着夫人离开了机场。再看看那几个人一脸茫然，那心疼劲儿，好像刚到嘴的肉，被人挖走了，还没回过味儿来呢。他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个中国女子与当地的高贵家族有什么关系。这是我来到这个国家，第一次感受到贵族家族的威力。我感到自己认准酋长的举措十分英明。

2.中国大使馆，我的娘家

到达首都马塞卢，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中国大使馆，这可是我唯一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娘家，我想，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不至于连收尸的人都没有。

马塞卢看上去是个不大的城市，四周环山，市中心有座草帽形状的建筑，它似乎是莱索托的标志。稀少的几座高楼，大都是各个国家和联合国援助它的建筑，包括中国在此承建的国际会议中心。城市的半山上，坐落着一栋栋风格各异的私人别墅和莱索托最好的饭店。它们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和谐安宁。

使馆在城市哪个方向，至今我都不清楚，但从远处望去，那飘扬在半空中的五星红旗是我心中最明显的标记。过去，曾有在海外生活的朋友告诉我，在国外，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听到国歌，看见国旗，都会有种发自内心的激动。当时我还不太理解，而此时，在这远离家乡的非洲小国，从远处看见飘扬的五星红旗，顿时令我备感亲切。瞬间，我一下理解了在海外生活的那些华人的情感，这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乡情，血浓于水的乡情。

走进中国驻莱索托使馆，在接待处首先得到了陈玉清一秘的热情接待。我对他说：“我是《中华锦绣画报》社的摄影记者，刚从北京来。住在一个黑人家，过几天要去山里拍照片，先来这里打个招呼。”他问我几个人，我告诉他只有我自己。

“就你一个人？而且还去山里拍照，这是很危险的。”说着陈秘书递给我一张名片，并详细地告诉我使馆的作息时间，他说：“万一下班了，你有什么事，可打我的手机，你放心，使馆就是你的家，我们可以随时帮助你。”有了这一席话，我心里踏实多了。

我将两本《一本打开的日记》递给他，并告诉他：“这是我写自己的书，1999年出版的，一本麻烦您转交给大使，另一本送给使馆。”他当即就给大使打了电话，张宪一大使即刻就从楼上下来见了我。当他听说我是一个人，而且打算住在村落的黑人酋长家里，流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他问我：“你认识的这位酋长，叫什么？哪儿的酋长？你准备居住的那个村庄在哪个省？哪个方向？”这下真把我问住了，这些我怎么都不知道？我赶紧向大使解释，“我是昨天才到的，而且下午就睡觉了，今天一早就跑来了，还没来得及问呢，问好了告诉您。”这下我才觉得自己有点太冒失了，连酋长的名字都不知道，就准备一头扎进人家住了。要是人家把我卖到深山沟去，我上哪儿找卖主去。

大使非常和善，看上去挺文静，充满书卷气，别看他从国内来此不满一个星期，对莱索托王国的历史了解得不少。他说，他打算在任职期间，多方面地收集有关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有时间也许会写点东西。

我对大使说：“您要是能写本关于莱索托的书可真太好了，写这个国家的东西简直太少了，特别是中文的，几乎是只言片语，零星片段，来之前为找这个国家的资料，真把我跑苦了。”

“这个国家挺有特点的，别看它只有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也才200来万，却是个名副其实的高山王国，因为它以山地和高原为主，只有25%的平原，是不是有点像国内的西藏？历史上这个国家的形成也挺有意思。”尽管张大使上任不久，但对莱索托的历史却了解了不少。看来他是做了充分的准备来上任的。接着他将莱索托是怎样形成的南非国中之国的历史向我简要地介绍一番。

“莱索托主要的民族是巴苏陀人。他们的祖先是桑人（SAN），公元前2万年就居住在南部非洲的这块土地上。巴苏陀民族大约形成于180年前，在现今莱索托的土地上，最初是索托族（SOTHO）各部落在这里生息。这时在德拉肯斯堡山以东的祖鲁人（ZULU）崛起，形成了强大的祖鲁王国，也就是现在的南非所在地。后来这个祖鲁王国不断向外扩张，由此爆发了各部族间的大混战。与祖鲁人为邻的索托族各部落被打得七零八落。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位名叫莫舒舒（MOSHOESHOE）的酋长挺身而出，把其他部落的残余人员聚集到他的麾下，壮大实力，依据山险，共同御敌，逐步站稳了脚跟。到1829年初步形成了一个独立王国。莫舒舒及其臣民开始自称“巴苏陀人”，将他们的土地称作巴苏陀兰（BASUTOLAND意为巴苏陀人的土地）。1838年，祖鲁人被荷兰后裔布尔人打败，来自东边的威胁减弱了。但巴苏陀人只享受了10余年的相对和平，便又陷入民族危亡的境地。1854年，布尔人在巴苏陀兰的西边建立了奥兰治自由邦，并为吞并巴苏陀兰，同巴苏陀人打了10余年的仗。巴苏陀人损失惨重，遂于1868年寻求英国人的“保护”，并将巴苏陀兰的大半土地割让给了自由邦。从那时起，巴苏陀人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度过了近一百年。1966年，巴苏陀兰摆脱了殖民统治，宣布独立，定名为莱索托王国。通过这段历史，你可以看出巴苏陀人是如何在夹缝中顽强地生存下来的。历史造就了今天的莱索托，形成“国中之国”的特殊地理环境。”

最后他又说：“我想，你一旦住在村庄里，会了解更多当地的风俗，可比我们在使馆了解得更直接，这可是第一手资料。所以我觉得你的想法很好，只是一个人太危险，要注意安全。”

我告诉大使，一旦有条件，我会及时向使馆汇报情况的。如果没条件联系，也请使馆不要担心，我会谨慎、小心，并与当地人相处好的。

已到了中午该下班的时间，我走出使馆办公楼大门，回头向站在门口的张大使和陈秘书挥手告别。我不禁留恋地环顾了一下这里的环境，一座不高的小楼和挺宽敞的庭院，处处充满着令我感到十分亲切的中国气息。使馆外有一片宽阔的草场，显得很幽静。算了一下，这会儿已离开我的亲人们整整50个小时了。而这50个小时，却是我一生中度过的内心最纷乱、情感最孤独、吉凶最无料的时刻。我突然有些害怕回到酋长在首都的那个家，特别是我住的那个陌生的小屋。这里一切都是陌生的，佣人们用审视的眼光看着我，更没有人关心我和我说话。特别是马塞卢街头频频发生的抢劫，我甚至不知道用什么向使馆担保，能独自一人在大山深处的村庄里安全幸存。我只有默默地安慰自己，山里人比城市人朴实，再说我是住在酋长家，酋长绝不会眼看着我死在那儿吧。

3.大酋长在马塞卢的家

回到酋长家，酋长刚送走客人，正站在院子里。他看见我回来，和我打了个招呼。我们随便攀谈了几句。他叫马太里拉·塞伊索（MATHEALIRA·SEEISO）56岁，中等偏胖的身材，一头花白的非洲人特有的小卷发，嘴上一圈没经过修剪、有些凌乱的小胡子。他言语不多，一脸深沉，看上去有点疲倦。按中国人的习惯，我特意仔细地看了看他那天庭饱满的脸形和一对厚重的耳垂，别说，真有种佛像。至少有个“福”字刻在脸上，他看不见，我却能感觉到。他黑黑的大手上佩戴着一个考究的大号钻戒，与他的身份十分相符。酋长的夫人是个有名的律师，在莱索托高山发展局从事法律工作。她还是个社会活动家，并与大酋长分别于70年代在英国留过学。夫人还取得了商法硕士学位。别看她已经是50岁的人了，但每周都要挤出时间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攻读商务管理硕士。他们有两个孩子，儿子曾去加拿大留学，而女儿也曾在英国留过学，现在他俩都在南非的首都约翰内斯堡工作。平时，酋长在首都的家除了他与夫人之外，还有两个来自老家的女佣，一个是22岁的马丽森门（MALETSEMA），另一个是19岁的里耐欧（LINEO）。尽管她俩在酋长家每天的生活很单调，但一日三餐可以尽饱了吃，特别是可以大块地吃肉，这是她们在自己的家乡一辈子都无法享有的。酋长家还有两个看守大门和负责干杂活儿的男人，这些人是不能踏进家里一步的，即使是吃饭，也要由女佣端出来。不过他们可没那么幸运，吃的顿顿都是用玉米面做的巴巴粉和一点水煮菜，里面也会少量地加点油和盐。巴巴粉是当地人的主食，酋长和夫人也离不开它。酋长家还有个总管家，叫托里（TOLI），50岁，由于他的身份不同，待遇也不同，他有车开，有房子住，酋长家大小杂事都由他料理，也是备受酋长信任的人。司机皮特（PITIRI）是个非常规矩的小伙子，人很懂事，十分惧怕酋长，因为对他来说能得到这份给酋长开车的工作很不容易，所以他很珍惜。

初到酋长家的那天，由于旅途的疲劳，困得我连眼皮都睁不开，见了酋长也仅是客套地打了个招呼，未能表达感激之情。这会儿酋长没什么事，想好好地与他聊聊，特别是很想详细地了解关于我要去的村庄的事，可我很快就发现与酋长攀谈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与他交流上有障碍，他的英语很快，还带点卷舌音，而我的英语不很熟练，加上他总是面无表情，威严又深沉，使我在他面前显得不那么自信。倒是他的夫人挺随和。也许我们都是女人，说话可以随意些。只是夫人要比酋长忙多了，她是个很城市化的人，从小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喜欢打高尔夫球、游泳等，特别的是，她还能打一手漂亮的网球。她的名字在塞苏陀语中是“美丽聪慧”的意思，与她本人很相符。她还经常参加一些使馆、大公司或朋友的聚会。生活丰富多彩。有时她还会对酋长表现出些许不满，唠叨几句：“我真不明白，大爹马太里拉怎么那么喜欢睡觉。”

“可能是处理的事情太多，太累了。”我有一搭无一搭地为酋长辩解着。我也发现，酋长白天在家时，很少出他的屋，总是静悄悄的。

“他累什么？要是不去山里根本没什么事，就是太懒。”夫人有点不满地说。我想他们之间的差异可能就在于夫人好运动、好交际，是个外向型性格的人，而酋长喜欢过平稳、安静的日子，性格有些内向。

接着她问我：“那儿的村民很穷，山里又什么都没有，你在那儿能呆得住吗？”

我说：“我想把当地人的生活介绍给中国，所以，需要一定的时间了解他们，这样才能拍好照片，写好文章，也包括与您和酋长的交往。”

夫人像是明白了许多，接着又向我介绍起塔巴姆：“你要去的那个叫塔巴姆村，在东北方向的莫霍特隆区，是在中央政府之下的全国10个区其中之一。那一带属德拉肯斯堡山脉，是高原，海拔近3000米，气候也比首都冷，马太里拉就是那儿的大酋长。那个区分两大区域，塔巴姆和肘归，肘归还有个女酋长叫莫付马哈里（MOFUMAHALI）。不过马太里拉是大酋长，在这个国家，大酋长只有22个人，都是国会议员。全国10个区还分别设有“区秘书”。通常，中央政府的政令下达到区后，由区秘书通过大酋长、地区酋长和村酋长实施。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区秘书大于大酋长。”

莫霍特隆区下设50多个村庄中心，大约有近600个村庄，都是巴苏陀人，也有少数从外乡来的祖鲁人。从马塞卢坐车去塔巴姆村大约300公里，尽是弯弯曲曲的盘山路，挺危险的。大酋长常常往返于首都和山村之间，但我可没时间跑，最多每年圣诞节带着孩子们去玩儿两天。”

最使我纳闷的是，她似乎不与酋长通气，我与她交谈的内容，酋长好像一无所知。结果三天后，酋长突然让我接电话，只告诉我是一个中国人打来的。

“我是台湾的大卫·陈，是酋长的好朋友，他让我问问你来他家想干什么？为什么要去山里？”

“我是来拍照片的。这些我早就告诉夫人了，而且我与夫人也谈妥了其他费用的问题，怎么她？……”

说完后，我听对方稍稍停顿了一下。也许听我说话有些急，他赶紧安慰我说：“你别急，我会告诉大酋长的，可能是夫人太忙，还没顾得上说呢。我与大酋长是多年的好朋友，他是很好的人，你就放心吧。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可以找我，咱们都是中国人，不必客气。”

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也踏实多了。

这会儿，我站在电话机旁，小心翼翼地看着他的表情，等待着酋长讲完电话。一会儿，他放下电话，笑着对我说：“你放心吧，过两天我就带你进山。”

这下我才彻底放松了。

第三章

初进塔巴姆村

1.今晚必须住进大酋长家

眼下我跟随着大酋长，乘坐他的日产6个缸的TOYOTA客货两用车，从首都马塞卢沿着荒漠并且崎岖的盘山路，来到这座被四周高山环绕的塔巴姆村庄。一路上，汽车穿行在深山峡谷中，四周光秃秃的山脉令人感到凄凉。尽管出发前夫人已告诉过我这儿是高原，但仍与我想象的非洲相距甚远。

“这简直就是进了西藏。”我心说。回头看看我身边的大酋长，他身着雪白的衬衣，笔挺的西装，像是要进大都市参加一项重要会议一样。这可与国内的领导大不相同。在中国，只要是去农村工作或视察的领导人，都要换上既随意又朴素的便装，为的是可以很快与当地的环境相融合。也许这位非同一般身份的酋长，有意识地与下人有所区别。或者这完全是大酋长自己的生活习惯。

汽车不知在深山里拐了多久，当天色已经完全漆黑时，司机开始放慢了速度。

“快到了吗？”我问司机皮特。

“是的，前面就是。”他说。

我睁大了眼睛，拼命地顺着车灯朝前看，我急于想尽快看到这个村庄的概貌。可是第一眼看见的却是一排铁丝网。“这村庄怎么这么像战区，还有铁丝网？”我正觉得纳闷，车已停了下来，显然是到了。皮特随手熄灭了大灯，我赶紧推门下车，想看个究竟，谁知，眼前竟是一片漆黑。

“是停电还是没电？我怎么事先没考虑到这事。”我有点失望地小声嘀咕着。

借着微亮的月光，我抬头望了望远处，沉寂的山村黑压压地坐落在眼前，格外地寂静，仿佛把我送进了深渊。好在夜幕掩盖了我的恐惧。我想尽量别吭声，别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下车后，没人关照我这位站在夜幕中的外人。只听见村里来了人，正在与大酋长说话，尽管与我咫尺相对，我却只能看到一对对像萤火虫般闪烁的眼白和一排排白牙忽张忽闭不停地闪动。他们黑色的面孔被融入在夜空中，每个人脸上只见那三个亮点在晃动，好像是被悬在半空中的幽灵。只有他们发出的声音，才使我感到看到了人的魂灵。我根本无法分辨他们对我的到来流露出了何种表情。此时，没人与我握手，也没人与我打招呼，像是没人注意到我的来临。他们只是一个劲儿地与大酋长寒暄着。

最让我担心的那种初进黑人部落时的刀光剑影、虎视眈眈都没有出现。突然，背后伸出一只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胳膊，只听那人说了句什么，拉着我就走，我的头皮顿时发炸，失控地尖叫起来。那惨厉的声音撕裂了夜空，让星星都难以承受。惊恐、绝望、失落、充斥着我，他们是否要将我大卸八块？我那颗悬着的心简直就要蹦出来了，此时早已没了对策，脑子一片空白。其实人家不过是想领我进屋，只是动作过于简单和僵硬。再仔细看那人一眼，好像还是个很胖的女人。可我这一叫，倒把那人弄惊了，像是烫了她的手，嘴里嘀咕了一堆我根本听不懂的话。好在我看不清对方的表情，只是觉得那双对我的惊诧表示不满的眼睛，极像是锋利的牙齿，恨不能把我嚼碎。

之后，我被带到一座圆形土房子，我推门探头朝里看了看，一股冰冷加酸霉的气味儿扑鼻而来。空旷的圆屋里，中间仅有一张床和几个破箱子，床头边有个像床头柜一类的东西，上面点燃了一根细小的蜡烛，红光微弱，阴森的小屋显得十分昏暗。两个巴掌大的小窗户，虽然不透亮，却漏着风，最令人担心的是那晃晃悠悠，一掌就能击开的小木门。我不明白，我每月交付大酋长有好几百美金，他竟忍心让我住在这种房子里。再看看相隔不远的大酋长家，客厅加卧室足有好几间，全是结结实实的红砖房。当初我费尽心机地寻找酋长，就是为了住进他家，得到这把保护伞的庇护，如果住在这座小屋里，对我今后的安全肯定很不利。我迅速决定，今晚必须住进酋长家。我想与酋长对话可不同于在国内与自己的领导对话，如果我对他说，自己如何能吃苦，或是有着何种不平凡的经历，他一定会认为你生来是个下等人，绝对没有资格住在他的家。

于是，我对他说：“我是个大小姐出身，从小没在村落里呆过，更没吃过这种苦。你让我一个人住在那个阴森的房子里，我不知该怎么生活。万一晚上上厕所，被外面的狗咬了怎么办？我很害怕，而且我每天都要写东西，那个屋子实在太黑，什么也看不清。”

酋长并没表现出反感，但也没动声色。我接着又说：“夫人告诉我，到这儿后住在你家，要不然，我就不会来这儿了。”

说着，我掏出眼下在这儿最需要的美军手电，假装很随意地递给他，并对他说：“外面太黑，您进出不方便，有它会安全点，拿去用吧。”并告诉他这个电筒可以防水、防震，还可以调节光线的强弱。他拿在手里看了看，按照我的示范左右转了转，一看的确能调节光亮，咧了咧嘴，脸上露出了笑容，我知道有点门儿。停了一会儿他对我说：“我家从没让外人住过，对你算破例一次，这样吧，你睡在过厅。”尽管如此，我还是欣喜若狂，只要他答应我住进他的房子，不管多简陋的地方，我都没怨言。至少可以蒙住外人。

因为安全是我的亲人和朋友们最关心的事情。在首都马塞卢白天发生抢劫的事比比皆是，何况我的相机从不离手。我又想起了临行前朋友的提醒，于是对大酋长说：“我想从当地警察局雇个保镖。”

“这个我早已想到了，也给你找好了，呆会儿他就来。”大酋长对我说。

我一听，心想有这么好的事儿？真没看出大酋长有这份心思，而且这么晚了还居然把警察召唤来，到底是大酋长，就是权力大。我正为自己此行能投奔到大酋长家感到庆幸，并满心欢喜地等待着警察局强悍的保镖到来时，只见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一位肥臀巨乳的胖大妈，晃晃悠悠，前挺后撅地走了进来。大酋长指着这位胖大妈对我说：“她叫马丹给索（MATANKISO）是你的保镖和向导，有她你就放心吧。”

什么？这么个胖老太太连自己走路都不稳，还能当我的保镖？再定神一看，她好像就是我刚进村时被她从黑暗中猛抓了一把的胖女人，行动这么生硬的女人，关键时候能指望得上吗？这也太糊弄我了，我顿时拉下了脸，很不高兴地对大酋长说：“我希望雇个有警察素质、又很强悍的男保镖，而不是老太太。多付点钱没有关系，我需要安全。再说，她能讲英语吗？我们怎么交流？”

“事实上男人并不一定可靠，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还是女人保险，别看她岁数大点，但能给你很多帮助。而且，她可是个很可靠的人。”大酋长说这番话时十分自信。我想，大酋长的话兴许有道理，而且我住在他家，他是要对我负责任的，不至于害我吧。

这个家的确没有多余的客床，他们把大酋长儿子的床抬到过厅。这个厅有两扇双开的大门和一扇通向大酋长居住的卧室的门，两扇大门，一扇通向客厅，另一扇通向室外。通常大酋长从客厅回到自己卧室睡觉时必经这个厅，厅里有一面大镜子，使这个十一、二平方米的厅显得挺宽敞，由于墙壁是原始的红砖，没有反光，房子里不是很明亮。但我知道，这张席梦思床足以说明这是当地最奢侈的享受了。大酋长能让我睡他家长子的床，说明他已经从内心接纳了我。

第一个夜晚，我根本无法入睡，冰冷的房子，我只盖了两床薄薄的毛毯，再加上脑子里怎么也赶不走那些鬼怪神灵。特别是想到眼下身处这异国深山中，且孤身一人，将面对近2000个与我完全不同，并从没接触过的黑人，我能平安地度过每一天吗？强暴、抢劫、强奸、疾病，还有难以预测的天灾人祸，我一个人能够对付得了吗？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睁大了眼睛，看着黑压压的天花板，忽听门外有踉踉跄跄的脚步声，伴着几声怪叫，像是醉汉，又像是神经病患者。此时我再也躺不住了，坐起身来，看着通向大酋长卧室的门，隐约中只觉得那扇门会随时被打开。我在想，此刻，如果大酋长真的出现在那扇门前我该怎么办？此时脑子一片混乱，突然间我失去了一直很足的勇气。嗨！我为什么要到这种地方来？我会死在这儿吗？我将怎样与这些差异极大的黑人一起生活？未来的日子将会怎样？

我在忐忑不安中一直等待到天明。

2.“我叫巴丽萨”

清晨，当金色的阳光越过山脊照射在这座小山村时，我已早早地站在了大酋长家的后山上，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这里的一切。

这个名叫塔巴姆的村庄，实际是划分了7个小村庄的村庄中心。[1.马地北列(MATEBELENG) 2.擦巴里马给子（CHABA-LI-MAKETSE）3.累哈龙（LEKHALONG）4.塞虎栋（SEKHUTLONG）5.塔擦贼拉（TLASATSELA）6.高低马贼拉（LA HO LIMATSELA）7.地鼓路北（LIKOLOBENG）]。居住了大约400户人家，近2000人口，都是巴苏陀人（BESOTHO）人。

周围被5座大山包围着，山势很高，抬头望不见顶，也阻隔了人们通往外界的视线。为此，站在山坡向远处看去，这里似乎是高山下的一片洼地。这里横跨的几个村庄中，有一条清澈见底、缓缓流动的森姑河（SENGU），也算是个显山露水的地方。多少年来，当地的人们就是靠吃这条流向印度洋的河水，繁衍着生命。依傍着这条河水，就如同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同时，清澈的河水也为人们的心灵注入了一份纯净。

整个村庄没有茂密的树木，也看不见什么植物，此时正值冬季，原本耕种的土地正处在闲置中。所以，村庄看上去也是一片光秃秃的。尽管村里不少人家的门前种了桃树，但在此季节那些光秃的树干也显得一片荒凉。

我站在山坡上向下看去，随着清晨太阳照射的暖色光，整个村庄呈现橙黄色调，在蓝色天空的衬托下，色彩格外鲜明。看得出这里的环境尚没有遭受污染的困扰，他们可以静心地享受大自然的恩惠。村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用石头堆砌的圆形草顶房子，好似一幢幢炮楼，尽管它们格外简陋，但那正是非洲的标志。不过，我所居住的大酋长家的房子却不同，红砖墙、大玻璃、铁皮顶，屋内既有客厅、卧室，又有卫生间，采光也不错。但在它的周围仍保留了着七八间较为古老的圆形房子。据说这是老国王曾经居住过的房子，现在成了大酋长家的下人居住的地方。

当地海拔近3000米，不仅空气稀薄，还带着高原的寒气。让我奇怪的是，这里的空气有种令我熟识的感觉，整个山村充满了燃烧牛粪的气味，如同青藏高原牧民的生活气息。我曾经在青海和西藏分别生活过两年，如今来到非洲，本想体验一下热带雨林的湿热，谁知还是上了高原，这简直与我来此之前想象的非洲气候相差甚远，也是我绝没有想到的。

看来我与高原有着非同一般的情缘，这恐怕也是命吧。

山坡下，三三两两的妇女，有的正推着小车，车上拉着晃晃悠悠的水桶，往返于村口的水管与回家的路上。再看看房前屋后，有的女人不经意地敞着胸，袒露着硕大的乳房给孩子喂着奶，有的人用毛毯把孩子裹在背上，头上顶着沉重的水桶或是柴火，扭动着粗腰，边走边抻着脖子，斜着眼，扯着嗓子，与远在百十米以外的人大喊着聊天。

而此时的牧羊人身披着破索的毛毯，手持长棍（当地叫木拉MOLAMO），赶着牛羊，伴着早霞开始了一天的牧羊生活。

村里，不论大人孩子，都喜欢裹着破旧的毛毯，不论男女都留着一样的小卷发，这一切都是我从前不曾见过的。

还没等我看个究竟，我的出现，反倒引起了村民的注目。人们当即停止手上的一切，连眼皮都不眨地紧盯着我这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外国女人，既没有热情的微笑，也没人先开口，彼此只是陌生地对视着。对他们说点什么呢？至少这种僵局应该马上打破。我赶紧主动上前对他们说了声：“GOOD MORNING！”同时送上了一脸灿烂的微笑。这时有不少妇女和孩子开始挪动脚步，渐渐地向我靠近。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我听不懂，只是傻呆呆地站着咧着嘴冲他们假笑。这时有个身材高挑的年轻女人，头顶着水桶，直奔我走来。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用英语问我：“你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来这儿干嘛？”那口气让我感觉像是在审问。

“我住在马太里拉家，是CHINESE（中国人）。”我首先强调自己是大酋长家的人。

也许是人们听说我住在大酋长家的缘故，气氛马上就不那么紧张了，他们笑着，纷纷学着我的腔调：“CHINESE，CHINESE”可能是觉得很新鲜。

我问他们：“知道中国吗？”他们都说知道。

“在哪儿？”我问他们。他们摇头。

我跺了跺脚，手指着地下说：“在地球那边。”他们不解地看看我，又看看地。真怕他们理解成中国人都生活在地底下，于是，我抬起手，握紧了拳头，比喻是个地球，然后对她们说：“这是莱索托，这一边是中国。”

有人不解地问：“中国在下面，他们头也朝下吗？”

“NO，地球是圆的，白天晚上轮着转。”嗨！本来语言就困难，再给他们讲地理，说得清吗？

“反正中国很远，生活很好，有吃有穿也有钱，还有电视、电脑、电话，什么都有。”也不知道我说的他们听没听过，倒把我自己说得都想家了。

这时，坡下有人冲这边在喊着什么。我抬头望去，是昨晚大酋长刚分配给我的“保镖”胖老太马丹给索。只见她扭着肥胖的身体，上气不接下气地朝这边走来。人还没走近，声音已传过来了。

“巴丽萨，巴丽萨·塞伊索”，她在喊什么？我挺纳闷。

那个会英语的女人便问我：“你叫巴丽萨·塞伊索？”

“不！我叫梁子。”我对她说。

“不，那是你的中国名字，你的莱索托名字就叫巴丽萨·塞伊索。”她又对我说。

“是吗？我自己怎么不知道？这名字是什么意思？”我又问她。

她指着走过来的胖“保镖”说：“这是我丈夫的妈妈，她说是她刚给你起的。一般来这儿的人都要起个当地的名字。巴丽萨是花的意思，塞伊索是家姓，因为大爹马太里拉姓塞伊索，所以你也与他同姓，这可是贵族的姓。”

我一听是“花”，这名字挺美，当然满意地接受了。

“在我们这儿，不能直接叫名字，刚才你说马太里拉不对，应该说‘大爹，马太里拉’，‘大爹’是指成年的男人。叫马丹给索要说‘母们，马丹给索’，‘母们’是指成年的女人。管未成年的男人叫‘阿布迪’，未成年的女人叫‘敖嬉’，只有小孩才可以直接叫名字。”她接着说。

“那我管你叫什么？”我问她。

“我叫马斯奈德（MASENATE），我想咱们差不多大，你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但我的孩子要叫你‘敖嬉，巴丽萨或母们，巴丽萨’。”

马斯奈德是马丹给索三个儿子中的小儿子媳妇，她上过10年学。所以英语说得不错。这下我发现了会说英语的人，心想，她对我一定会有帮助的。我让她们等我一会儿，赶紧回去拿出一些礼物分送给她们。她们很稀罕地翻弄着五颜六色的中国传统式小包，爱不释手地翻了又翻，高兴得简直合不拢嘴。这下我心里踏实多了。谁知，不一会儿的工夫，我身边围满了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人，个个向我伸着手，我只好又掏出一把糖分给他们。没想到，他们嘴里一边嚼着糖，一边又冲我捻着粗黑的手指头，嘴里说着：“MONEY，MONEY！”向我要钱。这时我没了主意，赶快看了看站在我旁边的“保镖”马丹给索，这老太太真够机灵的，只听她一个大嗓门，不知吼了几句什么，那些人顿时就散了。

这使我想起了刚刚开放时的中国。那时每当一有外国人出现，都会引起围观，并非不友好，而是觉得稀奇。这里是闭塞的山区，向外国人要点东西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3.我的莱索托“丈夫”

到了傍晚，我与马丹给索正在村里转悠，突然冒出了上百个孩子。他们成群结队地尾随着我，个个光着脚，流着鼻涕，伸着脏手，嘴里不停地喊着：“棒棒！棒棒！（糖）”我临出门时倒是抓了两把糖，可眼前这么多孩子，哪儿分得过来呀。我只好把每块糖都咬一半分给他们。其中有一个大约八九岁的男孩，接过分给他的半块糖时，没舍得吃，回身交给一个比他小的孩子，这让我感到意外。在我看来，山里黑人的孩子饭都吃不饱，哪里懂得谦让，这孩子一定很难得。我赶紧掏出一支圆珠笔递给他。他一看，高兴得叫了起来。不过，这一天我始终被孩子们围得水泄不通，要不是马丹给索帮忙解围，我真不知该往哪里躲藏。一天下来，让我最满意的就是我的老“保镖”马丹给索，她那种尽职尽责的认真劲头让我既好笑，又感动。看来大酋长说得对，她的确能给我许多帮助，而且，与她相处比男人要方便得多。

到了第二天，该做午饭的时候，我走进大酋长家的厨房，这是在离大酋长的正屋五六米处单独另盖的一间房子，也是下人常呆的地方。此时，马丹给索和一个女佣正在给大酋长做饭。她俩见我抱了一堆东西进来，便直勾勾地盯着我，我问她们看什么？她们却问我抱的什么。

“吃的，全是吃的。”我告诉她们。

“是中国食品吗？怎么吃？”她们稀奇地想等着看我做饭。

我从首都来时带了不少吃的，番茄酱、辣椒酱、方便面和一些罐头。但眼下我并不饿，也不着急做饭，所以干脆放下手上的东西，凑过去看她俩做饭。因为我也想知道她们怎么做饭，都吃些什么。

在这儿大酋长仍然吃的是巴巴粉和卷心菜，但即使是巴巴粉也是有区别的，大酋长吃的是既白又细的，而老百姓吃的是既黄又糙的。大酋长还专门从首都带了只烤鸡，不过，我看女佣只撕了条鸡腿放在盘子里，其他的又收起来了，可能是下顿再接着吃。菜是在一个铁盘子上连撕带切，碎得都能包包子了，然后往锅里稍倒些水和油，连煮带炒。我尝了一口，不算难吃。大酋长吃饭挺简单，除了主、副食，还有奶茶或咖啡。倒是餐具挺讲究，每道菜都用盘子盖上，由管家或女佣放在托盘里，再端进屋里。

佣人们吃饭，则每人一个大盘子，巴巴粉和菜盛得冒了尖，足有八两，她们都是用右手抓着吃。其饭量之大，食欲之好，速度之快，没的说。每个人就像嗓子眼儿装了吸尘器，转眼工夫，一大盘子巴巴粉就见了底。

后来，我也买了巴巴粉，并且自己学着做。不过，我做的是中非合璧式的，大杂烩，里面既有糖又有盐，还有当地的辣菜罐头。有时还把牛奶混进去，一锅下来菜饭都齐了，既省事又有营养。

一次，我的饭做多了，吃完了还剩了一些，便顺手倒在了垃圾桶里。我刚转身，就见女佣把剩饭从垃圾桶里捞了出来，放在一个脏盘子里。我以为她是要喂狗，没有在意。过了一会儿，她把那盘子和里面的巴巴粉都送给了一个穿得破破烂烂且脏兮兮的老头。那老头像得了脑血栓，话也说不利落，每走一步都得拄着破棍子，甚至连站都站不稳。我以为这老头是她家的老人，心想，这样对待老人真是太不像话了。于是，我厉声对她说：

“NO！这是脏的，是垃圾，怎么能给老人吃！”

我的突然举动使她受了惊吓，她以为我不愿意把自己的东西给下人吃，赶紧解释道：“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大爹说：‘饿’。我以为……SORRY！巴丽萨，SORRY！”

她肯定是误会了。我知道由于语言障碍，很难与她说得清，便干脆跑回厨房，重新煮了巴巴粉，交给她，并示意她给老头送去。我连比画带说地告诉她给老人吃了垃圾会得病。这回她听懂了。她左手接过盘子，右手冲我竖起大拇指，嘴里不住地说：“好人，巴丽萨，好人！”

从此以后，那位叫塔波（THABO）的老头从每天清早就坐在大酋长家对面的地上，一见我出来，就用颤颤巍巍的声音，有气无力地喊我：“巴……巴……巴丽……巴丽萨，都……都……都卖拉（你好）！”

我知道他是在等吃的。当然，每次他也没能落空。久而久之，村里人都看在眼里，以至于有一天大酋长对我说：“我给你在这儿找个丈夫怎么样？”

“我有丈夫，在中国北京。”我挺认真地向他解释。

“我知道，那是你的中国丈夫，我指的是莱索托的丈夫。”大酋长笑了，我一看是开玩笑，便嘻嘻哈哈地问：“行啊！是谁？”

“大爹塔波。他生下来就有病，60多岁了，从没结过婚，你对他那么好，还不给他个机会。”他说。

“好！我听大酋长的，现在就去找他结婚。”说着，我立马跑出去冲着那老头就喊：“大爹……大爹……我来跟你结婚……是大爹马太里拉来让我来的，赶快给我聘礼，快点，快点！”我边说边笑，逗得大家也笑，只可惜那老头并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等别人翻译给他听时，他乐得接连放了好几个响屁，鼻涕、眼泪和口水一起往出流。

我想，这可能是他今生听到的最高兴的事儿了。

4.村里有个美国志愿者

在这里我还应提到一个人，他就是美国人肯恩（KEN）。与肯恩相识纯属偶然，那是我走进塔巴姆村一个星期之后的一个傍晚，我和马老太太拍照片回来。就在我们快到大酋长家时，迎面突然走来两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天色尚未全黑，但已经进入昏暗。虽然看不清这两个人的相貌，但依稀仍能看到他们的体态、着装、肤色与本地人截然不同。其中一位个子高一点，身穿一件蓝色大罩衣，走起路来微微低着头，但腰板挺得很直。而另一位走路却略显缓慢，身穿一件深色而又宽大的衣服，皮肤显得格外的白。

“是白人？”我纳闷地问马老太太。

还没等老太太开口，我与他们已相距咫尺了。

“HALLO！”他俩几乎同时跟我打着招呼。不过，看得出，对我的出现，他们似乎也有几分疑惑。

“你好！我叫安准儿（ANZHUN）。”

“你好！我叫肯恩（KEN）。”他俩很主动地分别向我介绍着自己。

“你们好！我叫梁子，是来自中国的摄影师。”

“不！不！她叫巴丽萨·塞伊索。”马丹给索插话说。之后，她回过头又冲我说：“他叫力都麦子·塞伊索，你们都姓塞伊索，是一家人。大爹力都麦子是美国人。”

我抬头看去，那个叫肯恩的人，30多岁，个子足有1米90，魁梧的身材，满脸的青胡碴，样子挺深沉，那对不大的眼睛透着一股威严，使人不由得想到美国的西部牛仔。不过他说起话来语调很柔和，又让我们很快缩短了距离。安准儿却显得比较文静，说起话来面带笑容，鼻梁上架了副金丝眼镜，样子极温和。

“你们一定是来非洲工作的志愿者吧？”我问他们。

“是的，我们在这儿要工作两年。你呢？”他又问我。

当我告诉他们，我只是一个人想在这儿拍些照片时，他俩的脸上顿时显出了不解的神情。

“你……一个……女人？”

“是的，我住在大爹马太里拉家。”我随意地往身后一指，意思是这里能给我安全。

因天色已渐渐黑了，我们也就分手了。

听马丹给索说，那个叫肯恩的人已经在这儿住了半年，他与村里的人都很熟，但不喜欢多说话。特别是他白天要去镇上工作，还经常去马塞卢或南非。

其实，我很早就听说不少发达国家的年轻人，主动来到非洲，为帮助那些贫困中的非洲黑人，志愿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但没想到，在这个村里就有这样的人。他们居住的是草顶圆房，没水没电，与高厦林立、灯火辉煌的曼哈顿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他们能够在这种环境下工作两年，使我对他们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又过了几天，仍是傍晚，我从外面拍照片回来，谁知迎面又遇到了肯恩（他上厕所，必经我住的地方），这次是他一个人。

“你的朋友呢？”我问他。

“已经回去了，上次，安准儿是来看我的。”肯恩说。

这次与肯恩相遇，正巧就在大酋长的家门口，于是，我便邀请他一起进了屋。

他告诉我，在美国，他的职业是中学老师。他非常喜欢把自己有限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们，同时很想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帮助那些贫困地区的人们。

“在美国，不少人都参加过和平队。作为志愿者，走进一些贫困地区，帮助那里的人们解决困难。其中有医生、教师、工程师，也有一些农牧业专家。”肯恩对我说。

“那你呢？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我问他。

“我是1999年12月8日来到这个国家的，要到2001年12月7日结束工作。刚来时先在马塞卢工作，今年2月才到这里。我们到这个区一共来了六七个人，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工作。他们都住在镇上，而我被分配住在这里。其实，这里虽然条件差点，但很清静，村里的人也很好。所以，我喜欢这里。平时我在莫霍特隆区教育局上班，但也经常给当地几个学校的老师教授英语。我很喜欢这份职业。当你教了一大批已经成材的学生，回过头再看自己，很有种成就感，心里也很充实。”他很得意地对我说。

“来非洲，虽然付出不少，但可能很难等到学生成材，你内心那种成就感，会不会打折扣，甚至感到很失落？”我问他。

“当然不会。我来帮助他们，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想全世界的人，不论贫穷与否，至少都应该有基本的文化。我想，随着各国来的志愿者多了，这里会有很多改观的。”

接着他又说：“我还没去过中国，很想等非洲的工作结束后，到2002年和朋友一起去看看，我想中国也一定需要英语老师吧？”

我告诉他，中国这些年发展得相当快，已经不再是贫穷落后的国家了。学英语的人也很多，但到中国教英语并非会说英语的人就能去，各学校的外籍教师是要经过严格筛选的。我的意思我想他是听明白了。之后，我又对他讲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事情，他听得很入神。最后他说：“如果你想提高自己的英语，每天晚上可以到我那儿去，我教你。”

我听后，高兴极了。因为我和肯恩居住的房子，相隔不到百米，晚上我又没有其他事情，学英语正是好机会，于是，我们就算说定了。

初次走进肯恩的房子，天已经全黑，屋里的桌子上点了一根细小的蜡烛，蜡烛下有一个滴满蜡液的小铁盘，蜡烛显然已点了很长时间了。屋内非常昏暗。我进门前，他正在烛光下看书。这是个圆形房子，屋里的摆设很简单，一张靠墙的单人床，屋子的正中摆放了一张粗糙的长方形的木桌和两把木椅，桌子旁边的地上摆着一个存水的塑料大桶和洗澡大盆，靠墙还有一个支起的煤气灶。他说，这些都是组织机构安排好的，

“你也要自己做饭？”我问他。

“当然！要么，我吃什么？”他说得挺无奈，

我没有急于坐下，又走到贴有许多照片的墙边，由于屋里太黑，我举着手电看了看。

“这是我的爸爸、妈妈、兄弟、朋友。你看，这是我来非洲之前，有多胖。现在我已经瘦得快变成另一个人了。”说着，他挺了挺自己高大的身板。

“你想家吗？”我问他。

“非常想，真的，很想！”他说。

这时，我回头看了他一眼，并对他说：“我也很想家。”

之后，我们都沉默了。

大约有几十秒的工夫，他让我把手电对着另一面墙照射，我顺着手电光看去，发现墙上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儿童画。

我吃了一惊。

他站在我背后说：“你看看画上的名字，是不是都挺熟悉的。”

我一看，全是本村的孩子。

“晚上没事干，有时我会教孩子们画画，我很喜欢他们。”他对我说。

墙上的画很生动，如不是在这儿看到它们，我真不敢相信，这些画出自于那些连温饱都难以保证的孩子们的手。尽管这些孩子上不起学，但是肯恩的心却与他们贴得很近。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孩子们身上的长处。可以想象，教这些从没上过学，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的孩子们画画，该何等艰难。墙上画的大都是孩子们生活中所看到的东西，画中的人物都是黑皮肤，厚嘴唇。我看见一幅画，上面画了一条河，河的旁边是圆房子，房后有一座高山，天上有一群小鸟正自由自在地飞翔。看得出，孩子十分向往外面的世界，尽管他们对外界一无所知，但并不妨碍他们有美好的向往。

不过，我也发现，肯恩的性格有点怪，不论谁去他那儿敲门，他总是开一点点门缝，几乎是用一只眼睛向外看一下是谁，然后决定这门开还是不开。他好像很怕招惹人，因此很少与村里的女人讲话。他给人感觉活得特别谨慎。但他对孩子们却例外，他的门随时向孩子们敞开着，经常会有孩子敲开他的门，进去，出来，或是在他那儿画画，学英文。有时会有孩子的妈妈找上门来，通常只是站在门外或门口喊叫他们，因为他从不主动邀请她们进屋聊天。

他对我说，孩子没思想，很纯真，也很可爱，与他们在一起不用费太多的心思。而大人是有思想的，你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引起对方的反应。他最头疼的是当地有些女人，有意无意地挑逗他，让他感到特别别扭。

走出肯恩的门，使我对这个高大的美国人，产生了新的认识。

以后，每到晚上，只要我看见肯恩屋里亮起了烛光，便会去他那儿聊天，但大都不超过一个小时，这样，即使我的英语有了很快的长进，也促进了我们彼此的了解。有时，我会讲一些关于中国人的传统习俗，还会与非洲人进行对比，比如女人生孩子坐月子，旧社会女人裹小脚，还有一些看风水之类的事，他听起来觉得很新鲜。当然，他也会给我讲美国人在感恩节吃火鸡的事。随着我们的交往，村里人也知道我们是挺要好的朋友。连大酋长也说：“你应该多与肯恩交往，至少他是你学英文很好的老师。”

因为我们关系不错，村里人便喜欢将这层关系加以猜想。一天晚上，我正在洗澡，突然大酋长从马塞卢回来了。那天天色已晚，我把门反锁上便一个人哼着歌在屋里洗澡。由于我洗澡的地方，与大门隔了三道门，他们在外面敲门，我竟没有听见。后来，等我洗完澡才听见外面有人敲门。当我为大酋长打开门时，他们站在门外用一种异样的目光审视了我很久。之后，我一再向大酋长表示道歉，但他好像并不在意我的致歉，反而神秘兮兮地向屋里四处张望。

第二天早上，大酋长的司机皮特一见我就皮笑肉不笑地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很神秘地对我说：“昨晚你不开门，我们以为你在与美国人睡觉。”

我一听脑子“轰”地一下炸了。顿时用高了八度的嗓音对他说：“你胡说什么，我怎么能与肯恩睡觉，你觉得这可能吗，别忘了我是个中国人，中国人可没有随便与人睡觉的习惯。”

他见我有点急了，赶紧解释说：“睡觉又不是坏事，你别生气嘛。”

我对他说：“如果你今后动不动就说我与谁睡觉，就是对我的羞辱。请你记住，没有的事千万不要到处乱说。”

他微微笑了一下，接着直摇头。显然没弄懂，他怎么竟不知不觉地把我给得罪了。

这事儿我没好意思对肯恩说。

一次，马丹给索非要我做中国饭，她说很想知道中国人都吃什么东西，于是，我买了面和鸡蛋，做了几张鸡蛋饼，分别给大酋长和马丹给索等人吃，他们都说，这东西真好吃。我告诉他们，这在中国叫“煎饼”，在北京满大街都有，很便宜。

此时，我突然想到应该给肯恩送两张去，于是我拿着热腾腾的饼，跑到肯恩那儿，急火火地敲开了他的门。谁知，他看见我给他送饼，不仅没有表示感谢，反而拉长了脸，把我拒之门外。我端着烫手的中国饼，站在他的门口，顿时像被霜打了，蔫了。更糟糕的是，村里有不少人也看到了这个场面。我的脸红一阵，白一阵，那种懊恼简直令我无地自容。村里就这么两个外来人，本应很抱团，相处得比村里人更融洽，可他这算怎么回事，是自尊心太强，不受嗟来之食，还是瞧不起中国人？总之，我当即发誓，绝不再搭理他了。其实，原本我们就不是来自一方，又各有各的工作，我真犯不上用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

可是，又过了几天，一个晚上，肯恩专门跑来找我，说是那天他病得很重，身体不舒服，心情也不好，所以才拒绝了我的中国食品，他一再向我道歉。我还能再说什么呢？谁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何况在这种地方，内心的孤独和寂寞经常会导致人情绪的变化，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一切事情都过去了，我们谁也不必再提它了。”我对他说。

他提议，星期六去他那儿喝啤酒。

我说：“好吧，我买杯子，你买酒。”谁知，这话说着容易，做着难。

虽然，我兜里揣着钱，跟着马老太太把镇上全跑遍了，却连个玻璃杯的影子都找不着。最后，只好买了两个造型像个小尿盆的瓷杯子，甚至连颜色都不太一致。后来我想，如果能让我买到十分考究的啤酒杯，反道与肯恩只能点蜡烛的小屋不相称了，非洲就是非洲，把它弄成纽约，我还来这儿干嘛。

与肯恩坐在圆房子里，借着微弱的烛光喝啤酒，很惬意，这也是我来非洲感觉最美好的时光。我们聊了许多，他告诉我，他是B型血，属于外向型性格，喜欢足球等许多体育项目，还喜欢弹吉他和唱流行歌曲，也喜欢画画、旅游等，爱好十分广泛。尽管他要等到2001年12月7日才能离开这里，但现在，他早已勾画好了自己下一步的行程。比如，去亚洲，当然一定要去中国，还想去非洲的其他国家等等。并对我说：“如果你也准备再去非洲的其他国家，提前与我联系一下，我们也许能同行。”

我们说好，下一次见面，要么我在中国恭候他，要么我们在非洲的另一个国家相见。

当时真有一种“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

然而，令我不可思议的是，有一次，他突然十分严肃又很郑重地向我提出来：“巴丽萨，请你不要再给村里人东西，也不要给孩子们糖了。”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吗？再说，你是老师，又喜欢这里的孩子，他们平时什么都吃不到，给他们吃几块糖又何妨？”我很纳闷地问他。

“你没听村里人都说，巴丽萨是好人，她给我们‘棒棒’。而大爹力都麦子什么都不给我们，现在他们见了我也伸手要东西。我可不喜欢别人向我要东西。我们来这里可以给他们带来外界的信息，应该更多地从思想和文化上帮助他们，并不需要解决他们的吃喝，当什么救世主。我希望你拍好自己的照片，无须充当什么救助难民的恩人。”他说得情绪有些激动。

“至于你愿不愿意给他们东西，是你的事，但你没权力干涉我的行为。”我毫不客气地对他说。我想，我们是来自不同国度的人，人格上绝对是平等的，我的行为，是按我的意愿行使的，而他也同样，他又怎么可以让我按他的意愿行动呢？接着我又对他说，关心和帮助这里的人，可以是多方面的。目前，他们连温饱问题都还没解决，又怎么谈得上太多的思想呢？更何况给孩子们吃他们没吃过的东西，同样能增长他们的见识。

后来，我经过认真地考虑，断定给村里人东西，绝没有给肯恩带来什么危害。于是，我没有答应他的劝说，那次，我们不欢而散。

之后，他去了马塞卢。

几天后，肯恩从马塞卢回来，我看见他正在接水，便主动迎上去与他打招呼，可他却不冷不热冲我“Hi”了一声，便转身提着不满的水桶走了，弄得我很尴尬。

之后，我几次想找他把事情说开，却再也没有看见他的小屋里发出的烛光。有一天晚上，他的朋友来找他，屋里没人，那人便敲我的门。

我除了告诉他“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呢。

不过，连我也纳闷。自从我们产生分歧之后，晚上他很少呆在屋里。

“他该不是为了躲避我吧。”我猜想着。

之后，我与肯恩几乎没有来往。有时迎面相遇，也仅是礼节性地打个招呼而已，令我非常别扭。

第四章

好一个胖“保镖”马丹给索

1.爱发号施令的“是非婆子”

我的“保镖”胖老太太马丹给索，57岁，体重足有200斤。她从没上过学，但有一个聪明的大脑。由于她丈夫的家族早年与大酋长家关系比较近，为此，30年前，她自从嫁到塔巴姆村便与酋长相识，多年来始终与酋长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加之她很能干，很早便得到了酋长的信任，为此，这些年来，酋长家的大小事都交予她管理，是个好管家。她也是村里令人羡慕的女人，因为，1991年她曾经去过加拿大，为一家有钱的黑人当过三个月的女佣。所以，她能听英语，但说得不很流利。她对我来说是个十分重要的人物。特别是她这个名副其实的“是非婆子”，见什么打听什么，且边听边传，并能绘声绘色地把听到的一说成十。她常常隔着百十米的玉米地与另一个女人扯着嗓子聊天，连喊带叫地一聊就是半个小时。只要村里有点风吹草动，她愣是能整出一阵狂风来。一次，邻村一个86岁的老妪死了要下葬。头天下午，她在村口，老远看见了与她同在教堂唱诗班的马地拜娄（MATEBELLO），于是，冲着离她足有200米远的马地拜娄大声喊：“乌撒撒（明天）……乌撒撒……唱诗……”

隔着那么远，对方哪儿听得清呀，那边也只好喊：“乌撒撒（明天）……乌撒撒……”

见对方有了回应，她又把脖子向前抻了抻，继续喊着：“乌撒撒（明天）……吐（2点）……吐……”可能怕对方听不清，她举起双手，使劲比划出两个“V”字。

“佛（4点）？……佛？”对方倒是看见了她的手势，但以为是二加二的意思。

“NO！是吐（2点）……吐……”老太太越着急就越发挥舞着两只手，对方看了仍以为是二加二得四。

我真替她们着急，干脆也帮助老太太使劲儿对着马地拜娄喊：“不是佛，是吐……吐……乌撒撒……乌撒撒……”。

这下终于OK了。

这是村里人聊天的一种方式，甚至一聊就是半小时、一小时的。学校或政府通知开会时，也同样是派人到各村边跑边喊。在这种没有任何通信设备的山区村落里，这种远距离的大喊就成了一种联络方式，至少可以让人省点腿力。

我想，如果在北京人们都大呼小叫的隔着马路聊上个把小时，那城市的噪音分贝可就不知高到哪儿去了。

马丹给索还有个特点，逢遇婚丧嫁娶，她几乎不请自到。自从我跟上她，她像是长了个尾巴，她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反正盯紧了她我就多一份拍照片的机会。不过，每逢她上了聊天瘾，隔着玉米地扯着大嗓门与人聊天时，两人就地站定了开聊，似乎不这么聊不过瘾。每逢这时，我都在一旁，耐着性子干等她。起初真把我烦透了，可甩开她我哪儿找得着北呀，无奈中我想过一百次，等我对这村子熟悉了，非把她甩得远远的不可。可结果，到后来，连我也习惯了扯着嗓子大喊着与远处的人聊点什么，至少人家热情地喊着问候你，你不能不理睬吧。时间长了，无聊的时候，我甚至也会主动地大喊着与远处的人开聊。但由于语言的障碍，我那种聊天，简直就是瞎喊，时常带有发泄性的。有时，我还会对远处的人用中文连续喊：“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

开始他们听不懂，我就翻译成英语告诉他们，以后他们也学会了，不过最让我生气的是，他们实在不长记性，经常一大早当我睡眼蒙眬地刚起床，想在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老远就有人大喊：“巴丽萨，晚上好！”

老太太还有个习惯，饿了，走哪儿吃哪儿，见到能吃的东西，就顺手捏一把，不论好吃难吃；困了，走哪儿睡哪儿，卷起身上的毛毯，就地入睡；憋了，走哪拉哪儿、尿哪儿，管它房前屋后，有人没人；高兴了，随时翩翩起舞，扭着她那比大号蒸锅还大的肥臀，像是触了电，没个停。不过，令我纳闷的是，不管她正疯狂在兴头上，还是狂呼乱喊之时，只要一见到大酋长马太里拉，立马自动转换频道，变得和风细雨，柔情似水，好似一个涉世之初的腼腆少女，甚至羞答答的。

胖老太除了喜欢对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穷追不舍，不遗余力地打破沙锅问到底外，还有一股爱管人的瘾。也许她是大酋长家管家的缘故，总喜欢对人发号施令，就连我这个与她语言不通的外国人也不放过。不过算她不走运，碰上了对手，恰恰我是个最讨厌受人管制的人，弄得她常在我面前碰一鼻子灰。我一着急就用中国话对她说：“走开！”结果她也学会了，动不动也冲我说“走开！”，好在我听她说中国话还觉得挺亲切。

2.胖老太要我接受男人的“LOVE”

到塔巴姆村的第二天晚上，“保镖”胖老太对我说：“今天咱们在村里转，有许多留胡子的人（指男人）见了你都很喜欢。他们很想抱抱你，亲你，想跟你睡觉。”她说这话时用的是很羡慕的口气。

“睡觉？绝不行！在中国，这是流氓。”我一听，急了。

“什么？这怎么是流氓，这是LOVE（爱），难道中国没有LOVE？”她很不理解地问。

“这也叫LOVE？那是他们想，可我不想，LOVE是双方的。”嗨！跟她讲那么多，她哪儿懂呀。我只能坚决地告诉她：“要是他们非拉我上床，就是流氓，你们这里爱怎么LOVE就怎么LOVE，我不管，但我不愿意。而且你必须保护我的安全。”我用很生硬的口气对她说。

她一看我不高兴，马上笑着对我说：“要是我像你这么年轻、漂亮，脸这么白他们一定会LOVE我的，我会很高兴。”说着自己还挺投入地扭了两下。之后又接着说：“其实你不用担心安全，没问题。那些男人只是把你抱到他家睡觉，会对你好，不会害你，非常安全。”

我心想：防的就是强奸，还保的什么安全呀。

我只好对她说：“反正我们中国人不愿意这样。你告诉他们，要是他们LOVE我，我会不高兴的，而且我会许多中国功夫，你知道中国功夫吗？”我用拳头比画了两下。

她直摇头。

也难怪，这儿连电都没有，上哪儿看中国功夫去。我顺势耍了两下四不像的动作，真是再笨拙不过，连自己都觉得可乐。

可是，如果那些留胡子的人真的爱我没商量，那就惨了。因为人家是“爱”，而我却成了不近人情。可我根本无法尽这份人情。急中生智，猛然间我想出一个吓唬老太太的办法，我对她说：“如果有人找我，我就把他们带到大爹马太里拉家。”

“不行不行，那可是犯了大忌，大爹知道会杀了我的。”

这下，我总算找到对付LOVE的办法了。

第三天，我刚从外面拍照片回来，看见有个男人缩着脖子，蹲在村口，他一看见我赶紧凑过来，我以为他是想要钱或别的什么东西，没搭理他只是往前走。谁知他边跟着我边喊：“嗨！巴丽萨，我……我……睡觉……和你。”我一听，笑了，很坦然地对他说：“可以，但必须跟我走。”

那男人看了我一眼，高兴地跟在我身后。走到大酋长家附近，我突然停住脚步对他说：“我住这儿。”说完指了指大酋长的家，然后紧盯着他。

“……这……可是大爹马太里拉……”他吞吞吐吐地说。

“对！我就住在这儿，进去吧。”我知道借他个胆，他也不敢进。

他扭头撒腿就跑。我也总算喘了口气。其实我心里也犯嘀咕，万一遇上个愣头青，真敢进大酋长的家，那我该怎么办？因为村里人都知道大酋长平时很少在这里住，真遇上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我就瞎了。那会儿再找老太太，兴许她还睁只眼闭只眼的，说不定她还以为我是个伪君子呢。

3.胖老太“丢了”50块钱

到塔巴姆村三天后的一个晚上，胖老太马丹给索突然对我说：“巴丽萨，我的50块钱放在这儿不见了（相当于人民币60多元）。”她指了一下大酋长家的一个柜子，开始我根本没在意，心想她丢钱与我有什么关系？谁知，她见我没搭腔，又接着说：“这个家别人是进不来的，这钱——怎么能丢呢——奇怪！”边说还不时地用眼睛瞟着我，这下我才醒过味儿来，她是怀疑我偷了她的钱？要么她是设下圈套，想敲诈我50块钱，想让我的名声扫地？如果今晚我不理睬她，也许明天一早全村都会传遍，这个中国人是个小偷。那我还能在这儿呆吗？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声誉将被诋毁。不管她是什么意图，今天老子倒要让你看看，既然我敢一个人不远万里跑到这儿来，那就绝不能随便让谁欺负。我鼓足了底气，突然用超大的嗓门冲她喊着说：“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拿了你的钱？”我转身拿了一卷从首都带来的卫生纸，冲着她边狠狠地撕扯，边往地上扔。嘴里说着：“你知道我从中国来这儿的飞机票多少钱吗？一万多，你见过一万多块钱吗？在你眼里50块钱是钱，在我眼里它还不如这卷卫生纸。我边说边把这卷纸，撕碎了往脚下踩，然后怒火万丈地说：“我会拿你的50块钱？滚！回去好好想想。”这时我看她张着大嘴，两眼目不斜视地瞪着我，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好像被我突如其来的怒吼震傻了。她一定没想到我会发如此大的火，简直就像是火山爆发。其实我并没有生气，只是想给她点威力看看。这招儿还真管用，只见老太太颤颤巍巍几乎是退着离开了大酋长家。

这一晚我睡得很踏实，相信第二天会有个好结果。

次日清早，我刚出门一眼就看见了马丹给索。她看见我老远就喊：“巴丽萨，钱找到了，找到了。”我没搭理她，甚至不屑一顾地给了她一句“滚！”便昂首而去。我抻了三天没搭理她，弄得她不知如何是好。我想，这下她一定会记住，巴丽萨可不是个好惹的人。

4.惩治小偷的特殊方法

不久，老太太家真的遇到一次丢钱的事。

一天，老太太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对我说：“快到我家看看。”

“现在？”我问她。

“马上！”她迫不及待地拉着我就走。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一路小跑紧跟在她身后。到了她家，我们推门，门却反锁着，这时我站在门外，听见里面有歌声，马丹给索冲我努了努嘴，神秘兮兮的。我顺着门往里看去，里面坐了不少妇女，她们有节奏地拍着巴掌，嘴里哼着歌。我顺着人们目光的焦点看去，中间有个脱得精光的女人在跳舞，她的表情看上去极为痛苦。这时我看见一个叫马太过（MATHAKO）的女人背着孩子，猛地在那女人身上拧了一把。接着，马马给几给几（MAMAKELEKETE）、满格贼贼（MANKETSETSENG）等女人都分别上去掐那人的屁股，拧大腿，你一拳，我一掌，好像很开心地在那裸体女人身上找乐。

“这是什么仪式？为什么那女人不穿衣服？她们干吗打她？”我不解地问老太太。

人们见我提着相机（在村里，我的相机从不离手）唱得和掐得就更起劲了。老太太指着那裸体女人说：“她是小偷，前几天偷了曼堆子（MANTOETSI）1000块钱。今天刚把她抓回来。”这时不知谁弄了一盆凉水，趁那女人不备，从背后猛泼了过去。这会儿正是深冬季节，屋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那女人不知是冻得还是吓得嘴发青，全身发抖，身上早已是青一块紫一块的。那小偷边躲闪边哭，很胆怯的样子。这会儿我不由得有些同情她了。我对老太太说：“别打了，不如让她给你家干活。”

“当然要让她干活，哪能让她闲着。”老太太说。

“让她洗衣服。”我指了一下她那一大家人。接着说：“你看这些衣服脏的，还有毛毯，不如都让她赶紧洗了。”

“家里没钱买洗衣皂。”她说。

这老太太还真有心眼儿，明摆着是说给我听的。我算了一下，如果洗那么多人的衣服，真是需要不少洗衣粉，于是，我迅速跑到村口老太太大儿子开的小店，买了一个最大的盒装洗衣粉，交给老太太，总算救了那小偷。否则，不知她会被打成什么样子呢。

小偷“得救”后感激地看了看我。她似乎在说，这里只有咱俩是外乡人。无形中把我当成了她的同盟。其实我最恨小偷，在中国我也曾经被偷过，对小偷连千刀万剐的心都有。连我自己都奇怪，到了这儿我怎么会替小偷解围呢？

第二天一早，老太太的小儿媳马斯耐德把我叫到她家：“巴丽萨，你看看，你看看，气死我了，这些衣服根本没洗就挂上了。”

我仔细一看，所有的衣服原来穿在身上有多脏，挂在铁丝上就有多脏。这小偷真够可恶的。这时我听见屋里又传出了噼里啪啦打人的声音，准是那小偷又挨打了，这次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再插手了。事后，马斯耐德告诉了我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丈夫的哥哥尼道特（NTAOTE）是马丹给索的二儿子，在南非当矿工，苦极了。好不容易攒点钱，带回来1000马洛帝（相当于人民币1200元左右）。前几天他老婆曼堆子的朋友尼车萨仁（NCHESETSENG）从达翁（TAUNG）来，因为路太远，就让她住下了。谁知，第二天人走钱也跟着走了，急得曼堆子直哭，这1000块钱可是她和四个孩子的救命钱，没钱就饿死了。后来是大爹莫哈林耐拉（MOHALENYANA）带着曼堆子连夜去了达翁。当晚就找到了尼车萨仁。她正跟男朋友大吃大喝呢。这女人特坏，她虽然承认偷了钱，但愣说是钱已花光了。她虽有家有孩子，却整天在外面鬼混，听说她已经偷了不少东西和钱了。这次把她弄来，我们就想好好收拾收拾她。”

我问她：“为什么不把她交给警察局？”

她说：“按这儿的规矩，小偷偷了谁家的东西抓起来就住谁家，直到把偷的东西还清。上个月，扎嘎达（JAKATA）家的牛被偷走了21头，那两个小偷抓住后，现在还住在她家呢。”

我心想，假如还不上账，就在人家一直住着，还有吃有喝。这儿吃不上饭的人太多了，偷了东西，正好找个吃饭的地方，挺合适。而那些被偷的人家，损失就更大了。这算什么规矩呀。

“当然，不能白吃、白住，每天必须干活。”她接着说。

“睡觉怎么办？半夜会不会跑了。”我始终觉得他们考虑得太简单。

她说：“睡觉时让她躺在地上，用绳子捆上。”

我对这事儿感到悬。

果不其然，过了两天，老太太一脸沮丧地告诉我，那小偷半夜跑了，她们还想再去达翁村抓她。我对她们说：“这次她肯定不会那么傻往家跑，等过了这段风声，你们再去。”

她们答应了。

后来，她们真的把她又抓了回来，这回深仇大恨可是积压了不少，那小偷怕自己被打死，哭着喊着要见酋长，还要去警察局。不久，听说很快就有人把她从警察局保释出去了，而那1000块钱，始终也没有下落。

5.一根筋的马丹给索

其实马丹给索是个挺不容易的女人。她本是祖鲁族人，1961年17岁时嫁到塔巴姆村。不幸的是，她30岁那年，丈夫外出时被车撞死了，留下了5个孩子。不久，一个孩子病死了。她一个人把4个孩子拉扯大。大儿子丹给索（TANKISO）在村口开了一家小店，虽不算红火，但因他人厚道，人缘极好，不少人有事没事都去转转。二儿子尼道特在南非当矿工，虽说危险性大些，也很苦，但终归能挣点钱。女儿吐乱（THOLOANG）原与男朋友未婚生了一女孩儿，但那男人突然抛下她们母女，不辞而别。待她找了新的男朋友后，将女儿扔给了马丹给索。一晃这个叫马归那（MAKOENA）的女孩儿已经11岁了，而且特别懂事，成了马丹给索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人。三儿子力少闹闹（LEHLONONO）是最幸运的，他在大酋长的帮助下，在马塞卢当上了警察，这是村里多少人都羡慕不已的工作。对于马丹给索这样的家庭，在村里再没有第二家了。比别人幸运的是，她是大酋长的管家，是与大酋长绝对能说得上话的人。不过每当说到这些，她都会自豪地说：“我丈夫家族姓李子也（LETSIE），与塞伊索相同，都是贵族大姓。”言下之意就是说，她可不是个下等人。从她的个性和她的家庭情况来看，她的确有点大姓人家的劲头。比如，她特喜欢穿漂亮衣服，总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高兴了还能翩翩起舞。别看她胖，跳起舞来动作十分协调，既柔软又有力度，就连翘起的肥屁股，都显得与众不同。她还喜欢唱歌，嗓音和乐感都很棒，每逢唱到动情之时，都会闭上双眼，情不自禁地摇颤着脑袋，特投入，那对厚嘴唇，几乎快翘到鼻子上了，很滑稽。最使我愉快的是，每天傍晚我们拍完照片，伴着暮色，走在回家的路上，她都会教我唱莱索托民歌。有时我觉得她像个地道的黑人歌手，有时又觉得她年轻时一定是个民间舞蹈家，而且是那种特纯的民间艺人。她喜欢管人，而且是上级管下级，管你没商量的那种。她还喜欢窥视别人，生怕谁有什么事瞒着她。最有意思的是她还会撒娇，甚至像个少女，羞答答的。但这种情形多半是在大酋长或一些上等人面前才显现。可一旦在熟人面前吃起东西，她就没样儿了。她的饭量出奇地大，能吃一大盘子冒尖的巴巴粉，那东西可是玉米磨的粉，不仅分量重，难消化，还特顶饱。然而她一日三餐都能干掉满满一大盘。每次大酋长吃过的排骨肉，不论是牛、羊还是鸡，她都要再啃一遍。她那对大牙绝对尖利，连夹在骨头缝里的细肉丝都能剔出来。她啃起骨头非常投入，让人看了能勾起食欲，只可惜她只能啃大酋长啃过的骨头。我想，她要能啃上一块新鲜排骨，肯定要回味好几天的。

马丹给索性格十分倔强，做事也很执着，但有时思维简单得只有一根筋，为此我俩吵吵骂骂是常事儿，好在事情过后，两人都忘得快。

9月份是当地的春天，整整一个月大风不断。山里一旦刮起七八级大风，整个一片沙尘暴，黄土弥漫得根本喘不上气，不少房顶都被掀翻了，哪里还拍得了照片。有一天，我和老太太要去一个叫莫节可桑（MOJAKISANE）的村庄，大约要走两三个小时。中途突然刮起了风，顿时天空飞沙走石，满嘴沙土，连大气都没法喘。我对老太太说：“这种天没法拍照，咱们先回去，找个好天再去。”

“那可不行，你说要去的，必须去。”她头也没回径直朝前走，把披的毛毯往头上一罩，像是做好长途跋涉的准备。

“风这么大，咱们就是去了，也没法拍呀。”我几乎对她喊了起来。

可她根本不搭理我，两手用毛毯裹紧了头，一个劲儿地朝前走。这下我一股火直蹿脑门子：“这么大风我拍个屁，把我相机都毁了，你他妈的整个是一根筋。”我急了用中文直骂，知道她也听不懂。但又一想人家还不是为了我，去就去吧。可是，当我们爬到山口，风刮得更大了，连站都站不住，更别提往前走了，好像有堵墙在顶着我们，根本迈不了步子。这下我真生气了，冲她大喊起来：“要去你自己去，反正我坚决不去。”然后，扭头就走。走了老远，我回头一看她也跟上来了。于是我放慢脚步有意等了她一会儿。她走了过来，气呼呼地质问我：“我喊你，你为什么不理我？WHY？（为什么）WHY？（为什么）”

“WHY！WHY！你WHY个屁！”我一急就用中文。我心说：“怎么着？你还敢反了！”

我提高了八度嗓门对她说：“去不去那个村我说了算，听着！咱俩，我说了算，今天，毛牙，吐马尺（风太大），你难道看不见？告诉你，在中国，我父母管不了我，丈夫管不了我，连我的老板都管不了我，在这儿不是大酋长也不管我吗？你还想管我！NO，GO AWAY（走开）！”

管她听没听明白，反正我俩是各自下的山。

还有一次，我很想看看村后那座山背后有什么景色，是否能拍风光片，我们说好，上去看看。我告诉她：“咱们顺着放羊的小路，爬到山侧面能看见山那边就行。”

我毕竟年轻，爬山也快，为照顾她我说：“你不必往上爬，在山下坐着等我就行。”谁知，一个多小时后，等我下山时，听见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往山上看去，这老太太正撅着屁股，吃力地往山顶上爬呢。我冲她挥挥手，示意她下来，她却冲我挥手，让我上去，我不得不扯着嗓子，吃力地大声喊：“我已经看过了……不好……，你快下来吧……”

“上来……你没到顶……你说过要上山看那边……”她又较起真儿了。真让我哭笑不得，这可是海拔3000米的高原，我爬山都如此费力，她那么大年岁了，肯定更吃力。嗨！算了吧，再爬一次，全当锻炼身体。于是，我再度往上爬。

事后我对她说：“你根本没必要爬山，坐在山下等我就行。”

她说：“NO，大爹马太里拉说，让我跟着你。”

“我明白，大爹的意思是让你保护好我，但不是老贴着我。你岁数大了，又那么胖，走得太慢，我拍照片每次都要等你，太耽误时间。知道吗？”跟她费尽口舌，可她就是要听大酋长的，说什么也要紧跟我，不管我怎么说，她都是：“NO！NO！”

后来我想了一个新招，就对她说：“你非要紧跟着我，可以！要是我不高兴，一分钱也不会给你，你可要记住了。”

毕竟相处了不短的时间，她也知道我的脾气，一听不给钱，立马急了：“YES！YES！YES！听你的。”这会儿她又什么都YES了，看来钱还真好使。

过了两天，我想拍塔巴姆村全景，决定再爬一次那座山。这次是傍晚，我告诉她日落的光线不等人，我必须自己先上山选角度，她答应在山下等我。

拍完片子，太阳已经落山，我往山下走，四处却看不见马丹给索的身影，以为她去附近谁家聊天了，便独自漫不经心地在空旷的草场上走着。走着走着，突然，看见身边的一块大石头猛地立了起来，我以为遇见了鬼，顿时魂都快吓飞了，撒腿就跑。只听后面有人在喊：“巴丽萨……STOP，STOP，是我！”我一听是马丹给索的声音，赶紧停下脚步，回头一看，她披着与地面一样颜色的破毯子，睡眼惺忪，蓬头垢面地站在那儿，闹了半天，她刚才卷着毯子，躺在地上睡了一觉。

唉，好你个马丹给索，我算是服你了。

6.离了她，差点被半大小子开瓢

一天傍晚，马丹给索家临时来了人，我只好独自去了擦巴里马给子（CHABA-LI-MAKETSE）村。这个村在塔巴姆村的最西头，靠近森姑河，为此，我要越过小河水，再翻过一座小山坡才能到达。刚进村就遇到了十几个小孩向我要糖。我对他们说：“没有！”

他们不信，围着我不走，我举起相机拍照，他们就故意挡镜头。我想，干脆不理他们，去别的村子，谁知我刚扭头走了几步，一块石头从后面飞来，正打中我的后脑勺。这下把我惹恼了。我把相机斜挎在肩上，猛地一回头，从地上捡了几块石头反击，打得他们一哄而散。我以为没事了，刚想离开擦巴里马给子村，谁知，不知从哪儿又冒出了上百个孩子，大的有十七八岁。他们从四面八方向我扔来雨点般的石头。我想跑，可回头一看，得先下一个坡，跨过小河沟，再上一个坡，才能逃得掉。而那群孩子正站在坡上，居高临下，还不把我砸个半死。于是，我拣了不少石头，分别放在摄影背心的兜里，然后突然发疯似的，直冲两个大孩子猛砸过去，追打了一气，又一想，不行！万一把哪个孩子打坏了，他父母还不跟我玩儿命，要是在村里引起众怒，恐怕连大酋长都保不了我。我急中生智，赶紧钻进一家院子，假装没事人似的，站在院子里冲里面大喊：“都卖啦！屋皮拉如啊！（你们好）”

他们一看是我，高兴得直叫：“巴丽萨，立皮拉汉可（你也好）！”

与这家人打招呼时，我斜眼看了看那帮孩子，他们已经拥在了院门口。我知道，他们是不敢朝院子里扔石头的，于是我故意把说话的声音抬得很高，显出很得意的样子，问这家男人：“你家的孩子呢？”

他看了看院外，指了一下：“在那儿，那儿，还有那个。”一连指了三个。

我说：“叫他们过来，给你们全家拍张照片。”

他高兴极了，赶紧朝院外他那三个孩子挥挥手。这三个孩子趁大人没注意，扔下手里的石头，朝这边走来。我冲着他们三人友好地笑了笑，他们直向我挤眼。照片拍过之后，我从兜里摸出了剩下的四块糖和两包一直没舍得吃的花生米，把糖给了这家人，而把花生米拆开，分给了外面几个小一点的孩子。然后对他们说：“照相！照相！站在这儿，大家一起照。”只见孩子们推推搡搡，直往镜头前面挤，孩子毕竟是孩子，拍完照片也就把刚才的事忘得差不多了，脸上挂着笑走了。不管怎样，总算稳住了这帮家伙。

此时，我的心总算松了口气。

回去的路上，我没有急于往回赶，而是独自一人坐在小河边的石头上，回想着刚刚与孩子们发生的一幕幕，不由得想起了肯恩。他不愧为真正的园丁，不仅对孩子充满了耐心，还能正确地引导他们，并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教他们学习、画画。每逢星期天休息，他总是与孩子们一起踢足球。他说：“与孩子们在一起，我的心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无忧无虑，开心极了。”

对这些在如此贫困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孩子，他将自己的门随时向他们敞开，并对他们敞开心扉，随时迎接着孩子们的到来。一个原本有着优越条件的男人，放弃一切，默默地远渡非洲，一头扎进这偏僻的黑人村庄里，全身心地帮助当地的孩子们，并与他们成为要好的朋友，这本身就是一种高尚的品格。虽然我们之间已经很少来往，但我内心对他还是很钦佩的。

回去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马丹给索，只见她脸色一阵儿红，一阵儿白的，紧张得快要透不过气了。显然，她是怕我告诉大酋长或扣她这月的钱。其实，我根本没有怪罪她，欺生的事在哪儿都会发生。而且，我不得不承认，没有大酋长和他为我精心选择的“保镖”，我这个外来人在此是寸步难行的。

当地很闭塞，人们对外来人的排斥，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这是极为正常的事，特别是这里的孩子，受的教育不多，许多家庭孩子太多，只好采取“放羊”的形式，他们的父母只有一个心愿，“孩子能长大就行了。”

其实塔巴姆村有一个从1961年就创办的学校，在联合国教育基金组织的帮助下，政府每年都拿出很多的补贴，来资助这个学校，目的是让孩子们都能受到教育。但即便是每年交纳很少一点的学费，对许多家庭仍十分困难。所以，村里辍学的孩子非常多。他们从六七岁就开始帮家里放牧，从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我曾问过不少孩子，想不想上学，他们都冲我点点头。

学校虽然有近40年的历史，也属老牌子了，但设施很差。学校建在半山腰，周围很空旷，没有围墙，只有三间教室和一间不大的教师办公室。招收从6岁至16岁的孩子，大约有一百多个学生，7名老师。学校没有严格的年级和班级。课程以莱索托文为主，也讲英文，还有数学和体育课。每个教室都有两个班同时在上课。教室里有两块黑板，一个班的学生面朝东，另一个班则面朝西，老师各讲各的课程。有一次，我去学校拍照，站在教室里，不知该朝哪边拍。两边的老师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讲课声音一个比一个大，弄得我什么都听不清，这边老师说着话，一会儿又串那边去了。不少学生干脆前后转头，同时听两边的课。而两个班所讲的课程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

学校要给学生建一座小食堂，只有20平方米。为了省钱，学校让学生的家长每天去义务劳动，而每次都有教师站在旁边详细记录谁到谁没到。如果一位学生家长总是不来，那这名学生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家长们对我说：“要是我们老不去干活，孩子还不知能不能毕业呢。”所以，家长们都会积极地去干活，但却在学校磨洋工。一个20平方米的小房子，建了几个月也没建成，从我刚去塔巴姆村建地基开始，直到我离开那里，也没能看见这房子建成个啥样子。

村里还有一个E、C、H、D（EARLY CHILD HOOD DEVELOPMEND）学校，是唯一一个招收从2岁到5岁孩子的学校（其实就是个托儿所）。尽管政府给每个孩子补贴一定的钱，但也不过只有15个孩子在此学习。

尽管孩子们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但他们仍活得很开心，既没有学校的课程压力，也不受父母的约束，人人都像自由的小鸟。他们没有玩具，多数男孩子喜欢打石头仗，女孩子则在地上画方格在里面跳。

后来我发现，孩子们对外来人投掷石头，既是欺生，也是他们觉得开心的一种娱乐方式。

马丹给索对我说：“其实村里的孩子都很好，如果你与他们熟了，他们会对你很友善，所以，不必担心他们会侵犯你。”

在塔巴姆村生活的日子里，我最亲近的人就是马丹给索，我与她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甚至，国别、肤色、语言都成不了我们之间的障碍。她有时拿我当自己的孩子，关心备至。有时又把我当朋友，无话不说。她不识几个字，但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在村里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还有点小权势，毕竟管着大酋长家的佣人、羊倌等好几个下人呢。

7.老太太想要中国援助

马老太太考虑事情极为简单，特别喜欢刨根问底，总喜欢问：“WHY？WHY？（为什么？）一次，她问我，你爸爸是军人，妈妈在政府工作，他们的英语一定说得很好吧。我告诉她，我的父母都不会说英语。她顿时把眼睛瞪得老大，很不理解地问：“WHY？WHY？不可能。”

在莱索托官方讲英语，于是她误以为全世界都该如此。

我对她说：“中国有自己的语言，为什么要说英语。”我还告诉她，中国有12亿人口，她扳着手指算也算不过来。我又说：“中国每年都要对你们国家有所援助。”

“MONEY？（钱）”她捻着手指问我。

我点了一下头。

她眼睛顿时一亮，看看两边，有意把声音放小了对我说：“你回去后能不能跟中国政府说一下，把援助的钱直接给我们家一些。”

“什么？”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想让中国政府给你钱？”我问她。

“是！”她很坦然地回答。

我哈哈大笑起来。“不可能，不可能，那是两国政府间的事，有你什么事。”我故意逗她。

“中国政府的钱是给国家和人民的，但钱都让国王拿走了，我们什么也得不到。你跟政府说说，直接把钱给我们就行了。”她再一次降低了声音，凑到我耳边说：“你看大酋长多富，我们多穷。给了我们钱，我们也能富起来。”

“你死了这条心吧，这事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很肯定地告诉她。

她一下子生气了，冲我大声吼起来：“你们中国人不好，我对你这么好，可你却不肯帮助我。”

我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这老太太倔起来谁都不论。后来等大酋长的司机皮特来了，我让他帮我解释，才算解了围。

通过这件事，我发现当地老百姓虽然没文化，心里还是有想富的意识的。他们并不愿意一辈子贫穷下去，也并非不想改变现状，但由于自古所延续的状况和对命运的默认，他们不具备改变现状的能力。当我告诉她。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基本相同，贫富差别并不是很大时，她羡慕极了。她告诉我，这种生活正是她梦寐以求的。但我想，就莱索托目前的状况，由于贵族与贫民地位的悬殊，决定了其社会差别，以及由权力带来的经济与文化的差异，很难消除贫富差别。

而马丹给索在贫民中，并非是最贫穷、最底层的人物，至少当她家里实在缺钱的时候，她还可以找出一些不穿的旧衣服，拿到村里去卖。有一次，我去找她，正碰上她刚从家出来，连背带提的弄了两大包衣服。

“你准备出远门吗？”我以为是她出门收拾的行李，心想，没听说她要出门呀。

“不，是去卖衣服。”她说。

没听说她也做买卖。

“替谁卖？”我问她。

“这些都是家里不穿的旧衣服，用它换点钱。”

她还挺有经济头脑的，我担心这么多旧衣服，很难卖得出去。

我接过她肩上一个大包，跟她去了邻近的小村子。

走到村中间一片空旷的地方，她累得直喘，便放下大包，一屁股坐在上面说：“等一会儿就有人来了。”

我问她要不要大喊两下，她摇头说不用。

大约过了两三分钟，果然有妇女朝这边走来，老远就开始向我们打招呼，可能是马老太太已告诉了她卖衣服的事。对方表示要看看，于是老太太就从大包里提溜出一件又一件衣服，向那妇女展示。

“这么远哪儿看得清，让她走过来自己挑。”我对老太太说。

她好像没听见我说话，不停地从包里往外掏衣服，看过的就甩在地上，等那妇女走过来时，衣服也掏得差不多了，摊得满地都是。好在那妇女一下买了三件，不过，说是没带钱，欠着。

不大的工夫，又来了不少人，但都是买了衣服赊账的。就这样，我俩转了三个村子，居然把衣服全卖完了，那些衣服因为是旧的，所以卖得很便宜，只卖几块钱，只要价格便宜，东西就好卖。这里的人买东西不讲包装，也不讲新旧，更不挑三拣四，只要是看上的，付了钱，拿了就走，十分痛快，这与他们粗犷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老太太告诉我，这些衣服卖了200多块钱，很是得意。

当地有不少人每天都在为吃穿奔波，比起他们，马老太太的生活已经不错了。

有时老太太对我很上心，像个慈祥的母亲。特别是她发现我闷闷不乐的时候，就会找我问问情况，我刚到塔巴姆村，非常寂寞，时常想家，甚至把自己曾经最讨厌，最愤恨的人都想了。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是中国人就会是最好的朋友。记得有一次，大酋长从马塞卢回来，捎来夫人给我的一张纸条，让我想办法给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驻南非的总代表欧阳旭斌打个电话。由于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于是马老太太带着我，去镇上打电话，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塔巴姆村，临走时，我带上了用来支撑相机的独脚架，马老太太看见后感到很奇怪。

“这是什么？”她问我。

“给你用的拐杖。”我说。

我把独脚架拉开又合上，然后放到适合她使用的长度，对着她抡了两下后交给了她。

她高兴极了，用了这根“拐杖”反到不会走路了。

我们徒步走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才知道其实有车），累得她上气不接下气，中途只要看见迎面有男人走过来，离得很远，我就赶紧从她手里夺回“拐杖”，边走边将独脚架拉开缩回，再拉开，再缩回，反复鼓捣着。目的是让人们看到我这个新式武器，不敢轻易动我。有时迎面来的是女人，当地女人一般都留着与男人同样的小毛卷头，披着长长的毛毯，老远看去，很难分辨是男还是女，我就不厌其烦地继续着拉缩的动作，并密切关注着来人的举动，直到走近，才发现是个女人，觉得自己挺可笑。最尴尬的是，离迎面来人还有八丈远，我就开始摆弄着“新式武器”，而人家却高兴地喊着我们，走近一看是邻居。其实，对我的举动人家根本没理会，连老太太也觉得可笑，但我想有备无患也不是件坏事。

到了镇上打电话的地方，我在那里等了一个多小时，电话才被接通。当我听到电话那头的欧阳说着中国话时，一下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眼泪刷地落了下来，只听电话那头的欧阳说：“没什么别的事，只是大家都很惦记你，让我想办法与你联系，听到你一切都好，我就放心了。”放下电话，我擦了擦眼泪，才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没用，我又不是到这儿出生入死来了，怎么变得如此多愁善感。

也许是看出了我想家，在我来到塔巴姆村两个月的时候，有一次，马丹给索告诉我：“镇上有中国人，我可以带你去找他们。”

一听这话我一双眼睛直放光。于是，我跟着老太太来到了一家叫“中兴”的小超市。超市的大门敞开着，还没进门就听见里面超大音量地放着黑人歌曲，门口站着不少黑人。还没进门，我便一眼看见了坐在门口收银的一个中国女人，这是我来到山里后见到的第一个中国人，顿时感到很亲切。我用中国话向她表示问候，并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说了一连串的中国话后，感到爽极了，特别是当我看见站在一旁的老太太一个字也听不懂的时候，感到很得意。因为，在村里只有我听不懂他们说话的时候，每次他们议论点什么，我总是傻呆呆地站在一旁，而今天终于轮到她尴尬一回了。

这个店有四位来自浙江黄岩院桥镇的人，老板叫张雪珍，由于1998年10月她的丈夫在这里遭枪杀后，她不得不接手丈夫辛辛苦苦一手建立的小店。她虽然文化不高，但知书达理，为人非常朴实，是个外表柔弱，内心十分刚强的女人。丈夫死后，他的同学，也是同乡要好的朋友金仙荷来到此地为她帮忙，同时来的，还有她的弟弟和弟媳。四个人把小店开得还算红火。我在这种地方见到他们，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我们之间可以尽情地大谈中国，交流在这里的生活感受，丝毫没有一点距离感。自从认识他们后，我常在那里度过为自己设定的每星期一次的休息日。他们住的不过是用木板搭建的简易木房。既没有水，也没有厕所，一切都十分艰苦，但我与他们在一起时，心情非常愉快。

第五章

“酋长”也分三等

1.新继任的二等酋长

2000年8月1日，这一天不知是什么黄道吉日。上午，我正在村里转悠，忽然隐隐约约听见从远处传来阵阵歌声，那歌声很有节奏感，低沉而又缓慢，很难判断出人们是在办喜事还是丧事。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提着相机就往有歌声的方向赶。跑了大约两百米，来到村政府办公的房前，看见一群男人正骑着马缓慢地向这边走来，他们目不斜视，没有表情，穿着简朴，也没有喜庆的气氛。

不管三七二十一，我还是先拍了照片再说。可举起相机，我不知道该拍什么，这里谁是主要人物？他们在干什么？我一连问了几个人，他们都不知道，说这是外乡人的活动，不是塔巴姆村的事。我急了，赶紧找马丹给索，她是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

“这是突鲁瑞扎尼（NTLHOLOHETSANE）村的新酋长上任。凡是莫霍特隆区之内的酋长上任，都要来到塔巴姆，向大酋长马太里拉禀报。如果大酋长不在，就由大爹莫付嘎（MOFOCA）全权代理。”马老太太说。

“酋长上任应该是喜庆的事情，怎么这么悲壮，一点欢快的气氛也没有。”我有点怀疑她的信息。

这时队伍已经来到了村政府门前，人们陆陆续续下了马，领头的是个大约三十多岁的男人，他戴了一顶非常厚的皮帽，下身穿一条黄色裤子，身披崭新的花毛毯，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其他人下马后，都簇拥着那个男人，他们手握马鞭，边唱边来回摇摆着身体，尾随其后。待走到村政府门前，大家才停下来。这时，代理酋长莫付嘎讲了一通话，在此期间，所有的人都站着，唯独那男人坐在一把椅子上。仪式总共不到5分钟就结束了。

看着大批人马往回走的背影，我问马丹给索这是哪儿的酋长？

她并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反问我：“你想不想去他家？”

“那还用说，什么时间去？”我急着问她。

“明天。”她用手一指说：“拐过山就是。”

第二天我们来到突鲁瑞扎尼村，远远地就看见一座气派的红色砖房，周围有五六座传统的圆房子，马丹给索告诉我，那就是酋长的家。

酋长的家，有一位近50岁的瘦弱女人，她身着一身黑，眼神略带些抑郁。而这座从外表看上去挺气派的房子，室内却是大梁横竖交错，门窗全是粗糙的木头做成的，四面透风，像是简易房。那女人对我们的到来并没特殊的表示。她那目无表情的样子，使我感到有些不知所措。

“这是新酋长的妈妈，老酋长的妻子。”马老太给我介绍着。

“你好，我叫马布拉一（MABLYTH），欢迎到我家做客。”她一张口，我竟吃了一惊，她的英语非常流利。

“你的英语讲得真好。”我赶紧套近乎地找话说。

“当然，我在城里的学校当英语教师。”说罢，她转身给我拿了一堆证书，有受聘证书，还有等级证书，接着她又说：“我们是酋长家，祖辈延续都是这个村的酋长，是有钱人家，当然也是有文化的。”

这会儿，尽管我感到她那身黑袍子还是那么不入眼，至少她的脸上有了灿烂的色彩。令人感到，她是个十分自信的女人。

“你喜欢穿黑色衣服……？”在我的印象中，当地人喜欢穿色彩艳丽的服装，她这身沉沉的黑色衣服，总让人感到与众不同。

“不！我丈夫阿毕厄（ABID）上个月19日死了，这身衣服我必须穿到这个月19日，这是我们的风俗，丈夫死了，我必须佩戴黑巾，穿黑衣，儿女们要在脖子上系黑带子，只有长辈不用佩戴任何东西。”她向我解释道。

我终于明白了她为什么会有那种抑郁的眼神。

接着她又说：“我们家姓马地地（MATETE），我丈夫的爸爸克诶灭尔（KEMUEL）是这里的老酋长，他生了6个孩子，我丈夫排行老三，但前两个是姐姐，所以1976年我丈夫的爸爸66岁去世时，我丈夫接任酋长，当时他才28岁，可是没想到一晃他也去世了。”

“你丈夫去世时多大年岁？”

“52岁，是肝病，都怪他喝酒太多，每天抱着酒瓶子不放，后来，连早晨都喝。哎……真没办法。”她说着，很无奈地摇摇头。接着她又说：“好在酋长这位置别人是抢不走的，永远都是我们家的，丈夫不在了由儿子接任，这是我们这里多少年延续下来的制度。”

她告诉我，她的大儿子叫布来夫（BLYTH），昨天刚接任了酋长，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或者是一种巧合，她的大儿子今年也是28岁。

说到儿子继位，她显得挺自豪，特别是她说话的口气，时刻都夹杂着大户人家的神情，充满了自信，她告诉我，像她丈夫这样的酋长，主要分管本村的土地分配及村里所有的琐事，由家族继位的酋长地位比较稳固，经济条件也比一般人家强得多，这种酋长在莱索托共有1804个。但是，这种酋长比起马太里拉那样的大酋长地位要差很多，大酋长是整个莫霍特隆区的酋长，掌管着全省的土地分配及人们生活上的事情，他不仅出身皇室家族，又是国会议员，像他那种国会议员级的大酋长在莱索托王国只有22人。

“我的大儿子1998年结婚，去年生了一个儿子，叫里查撒（LECHESA），今后他就会接任这个酋长的位置，我们要好好培养他，有机会让他去美国、英国还有你们中国看看，这都是世界大国，一看你们的生活就比这里好。”她挺羡慕地看了看我，特别是当我掏出了特意带来的中国礼品给她时，她把檀香扇打开闻了又闻，又把我给她的缎面的小包翻了又翻，看了又看，接着问我：“中国一定很好吧？”

我告诉她，中国的城市已经现代化了，每个家庭都是电气化，洗衣服不用人，冷热有空调控制，人们可以随便走着打电话。这一切她听着都很新鲜，连我旁边坐着的马丹给索听着也直兴奋。

“有机会去中国吧，很大很大，还能吃许多非常好吃的东西，生活好极了。”我发现，自己越说越想家。好像话都收不住了。

“我们这一代是不行了，不知我孙子有没有福气去外国看看。唉！主要是没有钱。”刚才她身上那种大户人家的气概好像一下子消失了。

“现在你家有多少财产？”我问她。

“儿子结婚时，给了女方家23头牛，现在还有10头牛，20只羊，23只山羊，2匹马，3头驴。”

这些财产在当地绝对是富裕家庭了，但是想让孙子出国留学，还差得很远。尽管她家的经济状况在当地已经算很好的，但比起大酋长马太里拉家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2.至尊至高的大酋长

大酋长马太里拉从23岁至今，已在莫霍特隆区当了34年酋长，其间他还当过国家内政部长。然而这一切都与他那非同一般的家庭背景有关。他是老国王的二儿子，家中的7个孩子中排行老三，随着大哥继位，他是国王的弟弟，1998年国王因车祸罹难，国王的长子接任了国王，因此现在他又成了王叔，在这个国家可算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没接触他之前，大酋长在我的印象中，大多是那种本地土著，性格刚毅，头上戴着羽毛，脸上涂着油彩，具有很高的威慑力，是个相当威严的人。而与大酋长马太里拉认识和相处后，完全改变了我当初的臆想。我所看到的这位大酋长，在这个穷乡僻壤的山村里，与周围的人形成了截然的反差。他很少在户外活动，常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屋子里，仰着头，闭着眼，是静养还是在思考我无法猜测。他平时沉默寡言，很少喜形于色。即便说话也好像是用后嗓发音，低沉的音量让人恨不能戴个助听器。他的英语很规范，用词十分丰富。特别是每次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总是西装革履，并穿着被佣人烫熨得十分洁白的衬衣，他那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使他显出十足的绅士风范。

大酋长与村民虽然同住一个村庄却过着天壤之别的生活。他拥有舒适的住房，考究的餐饮，吃饭时刀、叉、勺齐全，甚至晾晒衣服用的铁丝都是专用的。而佣人洗碗时总是用大量的洗衣粉，这可是他从没意识到的问题。当我告诉佣人洗衣粉有害人体健康时，他们只是冲我笑笑，因为在他们眼里只有大酋长才能有条件用洗衣粉洗碗，其他人根本别想，这怎么还能有毒呢？大酋长的生活如此西化却改不了他的饮食习惯，比如：他总是吃巴巴粉，土豆、卷心菜或煮豆子，有时还吃点牛肉或冻鸡，但是他家的财产远比其他人富有，他有上千只羊和上百头牛，有自己的牧场，还有不少专门为他家放牧的人。

在与大酋长相处的一百多天的日子里，我对他产生了许多好感，特别是他固有的人格魅力，他在沉稳中体现着包容，慈祥中流露着威严，寡言中透着智慧，这些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尽管我们彼此真正地坐下并掏出肺腑之言地交谈仅有一次，但对他的尊重和发自内心的敬仰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是究竟从何而来。也许，这里有我对大酋长的神秘想象。

我问他：“您在此当了23年的大酋长，能不能告诉我这里的酋长分几个等级，都有什么权力，他们的过去和现在又有什么不同呢？”

他笑了笑说：“在莱索托，酋长分为四个等级。即国王是最高的酋长，之后是大酋长、地区酋长和村酋长，一级管一级。各级酋长都是世袭制，但上一级可以罢免、调动和任命下一级酋长。自从莱索托独立后，国王不再管下级酋长的事，但其他酋长的管理方式基本没变。

不同的是，过去的酋长体现着家族的权势，也是村里的领袖人物。村里人不仅要向酋长缴纳供品还要帮助酋长干活。因为，只有酋长才能组织军事力量，打击外来势力的侵犯，协调部落内部一些不合理或是矛盾的事物。”

“过去的人要向酋长缴纳什么供品？现在还用缴供品吗？”我问他。

“供品主要是指劳力，比如为酋长耕种、除草、收割，酋长经常组织打猎，大家都去参加，所得的动物的皮毛、犀牛角和一些好的肉等都归酋长所有。有时在生活所迫的情况下，酋长也会带领人们袭击别的部落，抢到的大批牲畜，当然也归酋长所有。因为酋长有权分配部落中的财富，如土地、牧场、武器、树林等。那时的酋长可以通过人们向他纳贡而获得很多财富，但多数时候他要把这些财富分给贫民，以换取贫民的拥戴。如果一个酋长软弱、贪婪、吝啬或残暴，那么追随他的人会越来越少，当然他的威信也越来越低。而现在却不同了，酋长家雇人干活也要付钱。上次医院开张剪彩，我这个当大酋长的还派人送去了一头肥羊。”

我又问：“每次你回来都有许多人找你谈话，你究竟能为他们解决多少事情？”

“从土地划分，喂养牲畜，到婚丧嫁娶，赡养老人，还有如何办学，搞好教育，都有我这个酋长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赶紧接着问：“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酋长？”

“应该是个好酋长吧。”他很自信地说，接着他又说：“你在我家也看到了，只要我来这儿每天就有不少人找我，其实不一定都是大事，但我必须处理得合理，要是你能听懂当地语言，我就让你跟着我工作，听听我都处理些什么事，是怎么处理的。”

“如果人们认为这个酋长不好，能更换吗？”我又问他。

“早先的酋长制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制度，一般由长子充任，但如果他失去民心，也可换其他有能力的兄弟来担任，因此这是对酋长的一种威慑，也能很好地维护酋长和贫民之间的平衡。不过到了19世纪60年代，莱索托被英国正式宣布为它的保护国时，酋长的情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当时英国政府在莱索托设立了行政办事机构，并派驻了警察和治安官，他们提出的是‘基督教的精神和人类的文明’，同时规定，不许包办婚姻，废除彩礼制度，只有在教堂结婚才能予以承认；法律面前男女平等。特别是在法律执行方面，矛头直指酋长的统治，首先是酋长在法庭上的裁决已不是最终判决，人们不服可以向治安官起诉，家庭纠纷可以直接找治安官解决。英国人大力宣传“人人平等”的观念。包括酋长犯错，也是可以被告上法庭的。”

“是不是现在的酋长地位不如从前了呢？”我接着问他。

“现在的酋长等级不同，自1963年莱索托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以后，仿照英国设立上议院和下议院，上议院由22个酋长和11个国王指定的人组成，只拥有很有限的权力，下议院设60个席位，由选举产生，拥有制定国家事务的权力。首相和他的内阁也从这些人中产生。还有一千多个各级酋长，分布在全国各地。莱索托是1966年10月4日宣布独立的。从此酋长们所掌管的权利也不尽相同。”

尽管从1950年起，莱索托已废除了给酋长缴贡，但酋长仍然是为百姓处理纠纷最公正，也是最有效的裁判员。大到乡村建设，小到百姓纠纷，村里最不能缺少的就是酋长。

尽管当地人生活还停留在解决温饱的水准上，但当地政府还是做了不少实事。比如：修路、给各村庄引水、投资教育等。但从贫富差别如此之大中，不难看出腐败现象的严重。如今，有许多发达国家在关注着莱索托，中国也不例外，这对于一个只有200万人口的国家是件好事。这个国家应该能够很快地富裕起来。

3.村里贫穷的小酋长

与以上两位酋长不同的是塔巴姆村的酋长靠（QHAALL）。

他是1991年从贫民中被选举当上的酋长。这类酋长原本家境贫穷，没有任何根基，但由于他从百姓中产生，人缘比较好。可以说这是个当得最辛苦，处理的事情也最琐碎的酋长了。

有一次，我听见一些人大喊大叫的，走近一看，是大酋长家的老母牛挤在了两座房子的夹缝中，谁也不敢生拉硬拽，怕牛受伤，急得大伙直跺脚。这时只见酋长靠悄悄地走过去，刚接近那头母牛，就被它一脚踢得捂着大腿撤了下来，疼得他嘴里不停地直骂。无奈，停了一会儿，他还得往前冲，这时，大家一起上前帮助牛挤住肚子，缩小了它的宽度，才把牛弄了出来。

这类酋长还经常处理一些家庭不重要的财产纠纷，或是参加学校召开的家长会，需要拍板定夺的大事，都需要向大酋长禀报。

虽说靠已是56岁的人了，但看上去挺年轻，看见我时总免不了要截住我要糖吃。

“巴丽萨，棒棒（糖）！给我棒棒！”他边说边查看我身上的摄影背心，把十多个兜，逐个抖搂抖搂，直到真的发现没有糖，他就会冒出一句英语：“JOKE（开玩笑），JOKE。”其实他真的挺失望。有时我也会掏出一两块糖安慰安慰他，毕竟人家是个酋长。

靠长了一脸老实巴交的模样，话不多，特朴实。他这个酋长当得可不轻松，我怎么看他都像个村干部，任何小事都得带头干，有了这么个小酋长，大酋长马太里拉轻松多了。

他妈妈马靠（MAQHAALL）对我说，他们家能出个当酋长的儿子，想也没想过。靠的爸爸沙达（SHATA）53岁时，得了心血管病，突然死了。家里7个孩子，全指望老大靠了。老二是个女儿，20岁的时候，有一天突然胃疼，还没来得急去城里看病，就死了。老四更惨，只活了5岁也突然病死了，到现在也没弄清得的什么病。

靠很小就放牛放羊，13岁才有机会上了4年学。1970年，靠娶了本村姑娘马查尼（MATSOCINE），第二年开始生孩子，以后每年生一个，一连生了5年，有了5个孩子。后来他去南非当了几年矿工，那时矿上的条件很差，有不少人死在了井下。那几年老太太一直为儿子揪着心，直到1990年靠从矿上回来，又当了酋长，她才舒心多了。谁知没多久，老人的心里又不安了。靠的老婆酗酒，每天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与靠吵架，后来干脆人都出走了。现在她住在外村她姐姐家，已经有一个多月没回来了。

其实酋长靠心里挺苦的却无法往外倒，特别是在这个注重钱和地位的国家和社会中，能有这么个无私的人，实在是难得。我曾问他：“你喜欢当这个酋长吗？觉得累吗？”

他笑笑对我说：“这是上帝给的。”又反问我，“你说呢？”

我说：“当酋长是你的运气，按中国话说，你从此该‘时来运转’了。”我说这番话当然是祝他好运，可我用中文说的“时来运转”，他当然听不懂，急着问我什么意思，我不知怎么把这话翻成英语，只好对他说：“LUCKY（幸运）”

其实听马丹给索说：这类酋长通常没人瞧得起，因为穷，也就没什么地位。

靠的家境不太好，而现有的地位也根本无法改变他家庭的状况，即便他想行使自己的权力谋取私利，都没有这种条件。

靠有5个孩子。

大女儿马塔巴（MATHABANG）29岁，生了4个孩子。1998年被丈夫从他们共同居住了8年的塔巴布斯吾（THABABOSIU）村，连同4个孩子一起赶了出来，现在只好带着孩子住在娘家塔巴姆村，由于没有经济来源，生活非常艰难。

大儿子叉尼（TSACINE）28岁，也生有4个孩子。家里只有一座圆屋。白天做饭，晚上一家6口睡在地上。在这个酋长大公子的家里，竟连一只小凳子都找不到。

老三吉目（JIMI）27岁，老四力塞宝（LISEBO）26岁，老五莫浩（MOHALL）25岁，都没有任何经济收入，能维持种一块玉米地已经不错了。

靠的全部家产是：9头牛，7只羊，4头驴和1匹马。

酋长原本是家族世袭制的产物，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但选举出的酋长却完全不同。他们大多没有权财，工作也很流动，今年在这儿，明年也许就成了另一个村的酋长，多是处理一些杂事，是个出力的差事。

酋长本应是德高望重的人，然而，我在一本写莱索托历史的书里看到，三四十年代，莱索托历史上曾发生过吃人的现象。当时叫‘药物谋杀’，是一种恐怖活动，据说吃人是为了治病或滋补身体。因为他们认为吃什么补什么。最早吃的是动物器官，后来发展到吃人的器官，而且是趁人活着的时候，把器官挖出来。而干这些事大都是一些失去权力的酋长，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丧失了人性。1948年，有两个酋长为此被判绞刑，他们都是前国王的兄弟。从1938年到1949年，11年中，就有80多个酋长被告发，但因缺乏证据，没法判决。那段时间莱索托上空笼罩着一股恐怖的气氛。直到50年代末，这类事件还时有发生，许多人外出时惊恐不安，政府也被弄得疲惫不堪。后来，这事儿不知不觉地消失了。

我庆幸这样的事不是发生在今天。否则，我这个孤身女人，还不定招来什么厄运呢。

第六章

异样的生存方式

1.村里撑起的买卖大旗

南半球的9月，已开始进入春天的季节，站在塔巴姆的后山上向村里望去，原本一片光秃的黄土地上桃花盛开，鲜艳的花朵覆盖着整个小山村，也为村庄带来浓郁的芳香。这时我发现，已经有不少人家，开始了一年一季的耕种，人们赶着牛，在已经闲置了一个冬天的田间，开始了他们的耕作。种植玉米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最不可缺少的方式。人们在田间耕作，被娇艳的鲜花映衬着，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春花充满了生机，也为人们注入了活力，为村庄增添了清新的气息。从寒冷的冬季，到春暖花开，尽管时间飞速而过，但对于塔巴姆人最真实的生活写照，在我与他们的交往中被不经意地记录着。此时，我手中的相机，已不再是他们眼中的庞然大物，而我这个远道而来的中国女人，已成为他们心中十分真切和自然的“巴丽萨”，没有人过问我的中国名字，因为他们已不再对我感到好奇。

然而，我对这个村仍有太多的兴趣：他们生活在这荒山野岭中，靠什么维系每一个大家庭，靠什么生存？他们究竟有着怎样的习俗？这一切对我都充满了诱惑力，使我想对他们靠得近些，再近些。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从这个时节开始，我对各家的生存方式做了记录。

像往常一样，每天天刚亮，我就会站在酋长家房后的山坡上，向塔巴姆所属的6个小村庄观望。清晨的阳光总是从东边的山谷照射进村里的，在一片袅袅炊烟中，我经常看到有人家门前撑起一根长长的木棍，上面飘着旗帜，有时是白旗，有时又是绿旗，而今天，我却看到了红色的旗帜。我断定，这一定是当地的一种风俗，于是，仔细看了看，发现红旗是飘扬在马立布赫（MALIPUO）家的上空。于是，我赶紧先去找马丹给索问个究竟。

“你问马立布赫家的红旗？这没什么，是她家昨天杀了一匹马。”她见我急匆匆地一早赶去，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杀马为什么要撑起红旗？”我想不出这其中有什么联系。

“我们还是一起去她家看看，你就明白了。”

马立布赫家离得很近，就在距马丹给索家房后不过50米。有时我路过她家，会与她坐在门外聊一会儿。她家只有两间草顶圆房，什么家具也没有。她有6个孩子，大儿子已经19岁了，而最小的孩子才3岁，去年马立布赫生下老七，只活了一天就死了，这给她精神上带来了很大的打击。为了解除这一痛苦，她经常干一些家里家外的重体力活。见我来了，她非常高兴，站在门口，老远就招呼我过去。这时也有几个人提着桶正往她家走。

“巴丽萨，我正想找你呢，是不是你看到旗子了，也想买肉？”

“买肉？买马肉？”我莫名其妙地问她。

“我昨天刚杀的马，他们都是来买肉的。”她说。

我从没吃过马肉，也不知道马肉还能吃，所以，听得一头雾水，连连对她说：“不！不！我不想买肉，在中国也没吃过这种肉。”

“巴丽萨，你难道不知道，吃马肉GOOD LUCK（好运）？”她说。

我对她说，这种事从没听说过。然后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马丹给索，马老太太笑着问我：“中国不这样吗？”

我摇了摇头。

“怎么会呢？”她反倒有点不理解了。

这时，来了不少买肉的人，马立布赫便进屋去为来人割马肉。我也跟她一起走了进去，黑乎乎的屋里堆了一摊去了皮的马肉，散发着一股腥气，人们在挑选着自己喜欢的部位。一个男人放下20块钱，提起一只马腿看了看，打了招呼笑眯眯地走了出去。还有人挑了马的内脏，装在桶里，放下10块钱又走了，不一会儿的工夫，硕大的一匹马，只剩下支离破碎的几小块肉了。我问马立布赫：“这匹马大约能卖多少钱？”

“1500块左右。”她说。

“这么多钱，够你们全家花两年了吧？”我问她。

她半天没答话，可能是没想好究竟能花多久。

“怎么一下子就有这么多人来买肉？”我问马丹给索。

她指了指外面的旗子，这下我才明白，那飘在空中的红旗就是一棵“信号树”，人们看到红旗，就知道这里正在卖肉。

马丹给索告诉我，红色或橙色代表这家正在卖肉，但是通常马肉不需要挂旗子，因为，杀一匹马是百年不遇的事儿，吃马肉又能为人们带来好运，所以，只要哪家杀了马，很快就会被一抢而空。

“可今天卖马肉为什么要挂红旗？”我问马老太太。

“可能是马病得重，怕没人来买吧。”她压低了声音对我说。

不过，我看那匹被杀的马，连皮带肉，血糊糊地堆在小屋里，占了一半的地方，真不可想象昨晚这家人是怎么守着这堆腥肉睡了整整一夜的。

据马立布赫自己说，这匹马是她主刀杀的，女人持刀，这在当地也算奇闻，遗憾的是我没有拍下这一镜头。我想，这女人一定有着相当的胆量和勇气，至少我是没有这个胆量的。我想，也许因为去年孩子的死，使她的精神受到了打击，才使得她有着超人的勇气敢于持刀面对一匹高大的马。这位44岁的母亲，看似一个消瘦，柔弱的良家妇女，但骨子里却有着超出一般人的坚韧。

从马立布赫家出来，我想，在这个没有任何通讯手段和交通工具的地方，这种“信息旗帜”也许是当地广而告之最便捷的一种方式了，我问马丹给索：“卖其他东西也挂旗当招牌吗？”

她说：“如果你想买菜就找绿旗，门前飘绿旗的是卖菜的。”

这事儿让我觉得挺新鲜，索性立即跑到高处找目标，果然发现一家飘着绿旗，马老太太说：“那是大爹爸都（PATU）家。”

我认识大爹爸都，因为他在村政府当办事员，同时，62岁的爸都也是老采打（TSITA）家族的第四代长子。

虽说老采打并非是个望族，但在塔巴姆村也算得上是兴旺的大户人家。

大约19世纪中，老采打搬到塔巴姆下属的马地北列村居住，结婚后生了三个孩子。而他的大儿子马萨列北（MAHLELIBE）又生了8个孩子，二儿子莫鲁斯（MOROSI）也生有10个孩子。

之后，大儿子的8个孩子共生了38个后代。而二儿子的10个孩子，只生了一个叫塔北罗（THAPELO）的男孩，但塔北罗很争气，竟生了7个孩子，这7个孩子又生了49个后代，为此，现在采打家族几乎占据了整个马地北列村，而且一代比一代多的人留在这里娶妻生子，而女人都远嫁他乡，不再属于采打家族的人了。

爸都的妻子1998年死于肺结核，他有8个孩子，3个儿子都已娶妻。家里根据村里的划分，种植了大片的玉米，但这些玉米只能维持平常的口粮。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几个媳妇还在家种了不少卷心菜。当我顺着绿旗找到了爸都家时，几个媳妇正坐在院子里聊天。我对她们说：“你们正在卖菜吗？我也想买一棵。”

她们看了看我，觉得挺奇怪，好像我不该吃这种菜。

“你吃？”她们好奇地指着我，用蹩脚的英语说。

“当然。”我指指自己。

“一棵？”她们问。

“对！”我说。

“不！是两棵，巴丽萨，还有我一棵。”跟在我后面已经走不动的马丹给索，听说我要买菜，急得直喊。

“不！我只买一棵。”我故意逗老太太。

“不！不！是两棵。”她急火火地走过来说。

“好吧，两棵就两棵，多少钱一棵？”我问她们。

她们相互看了看，我想，她们肯定想好好地宰一下我这个外国人，只见她们像下了狠心似的说：“3块。”

我故意诈她们说：“别人都卖2块（相当于人民币2块5毛），你们怎么卖3块？”其实，我哪儿知道卖几块。

她们一听脸涨得通红，大媳妇赶紧说：“2块，2块，没问题。”

我一听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这世界，上哪儿再去找这么实在的人。然后，我拿起一棵菜逗着马丹给索说：“这棵是你要的，自己付钱，我只付我那份，不过你可以付2块，我是外国人，我付3块。”

“不！不！这菜我要，可我没有钱。”老太太开始耍赖了。

我对她说：“我也没有钱。咱们都别要了。”

“你可以现在不给钱，明天来拍照片时再给她们。”她想得挺周到，连我明天拍照片的计划都列出来了。我看她说得挺认真，觉得很好笑。之后，我掏出10块钱递给她说：“买3棵，不用找了。”

我告诉她给满格贼贼带回去一棵。

她一听，高兴得直拍手，直说我是好人。我每次给她东西，都能听到她的夸奖，早已习以为常了，而她也心里有数，我是不会让她掏这个钱的，只不过是逗她开心而已。

回去的路上，老太太一人背了三棵圆白菜，本来就肥胖的身体，再加上沉重的负重，几乎是横摆着走。而我却像个甩手掌柜似的，跟在后面大摇大摆地走着。我原本想帮她，但她却觉得这差事不该我干，在她的眼里，我是个有钱的上等人，可以施舍穷人，但不能替代他们。可是，眼看着老太太累得气喘吁吁的我挺不落忍，毕竟我从小受的是尊老爱幼的教育，这观念已深深地扎下了根。我对她说：“让我也拿一棵。”

她挺纳闷地看了我一眼。我冲她笑了笑，并伸出了手。

“OK。”她说着递给我一棵大的，我的心里才踏实了一些。

其实爸都家卖菜只能赚很少一点钱，收成一次，收入不过100块，但多少能为家里带来一点收入。尽管他的几个儿子已经分家，但三个儿媳相处得很融洽，看得出，这是个和睦的大家庭。

要说村里挂的最多的要数白色旗帜，每逢周五至周日，都能看到天空中白旗飘飘，这是喝啤酒的标志，相当于城市的酒吧，只是条件十分简陋。男人们大多骑着马从远道而来，喝得一醉方休便趴在马背上，哼着小曲往家走。

但我很想知道这里的啤酒是怎么酿造出来的。

于是，马丹给索带我来到了专门做啤酒的人家。

2.当地的土啤酒

来到马目都刮（MAMOTOKOA）家，还没进门，就看见一个身穿红色毛衣的中年女人，正站在院子里一个架着火的油桶前，双手拿着长棍子，不停地在大桶里搅拌。

“马目都刮正在制作啤酒，常有人来这儿喝酒。”马丹给索告诉我。

看见我，马目都刮并没有太多的表情，但她的外观给人很干净、利索，也很能干的印象，像是个读过书、见过世面的人。正巧，她的妹妹马马柔欧（MAMAJOKO）也在这里帮忙，而马马柔欧的英语说得很好，为此我与她聊了起来。

她对我说：“我姐姐上过8年学呢，但她很不幸。”

“为什么？”

“她丈夫马黑达（MAKHITLA）曾在南非当矿工，1998年矿井塌方，他被当场砸死，死时才47岁。我姐姐只好带着两个孩子一人独撑。现在那两个孩子一个16岁，另一个13岁，正是需要花钱的时候，如果她没有挣钱的办法，她们一家三口只能等死。”

马目都刮是从1999年开始自己制作土啤酒的。然而，她的作坊发展得并不顺利。马马柔欧告诉我：“开始制作啤酒时需要一种叫莫索果（MOSOKO）的东西，将它放在水里煮。（这东西好像我们的麦麸子）然后放一些白糖，等莫索果发了酵，就会漂浮在水面上。而发酵程度她总是掌握不好，不是过了，就是没发好。直到今年才掌握了这个技术。那时我为她担心，怕她不仅挣不到钱，反倒赔钱，她哪儿赔得起呢。”

“现在她做啤酒能养家吗？”我问。

“没问题。她每星期做一次，每次做一大桶，如果都卖完，可以挣150块钱。”

我大概算了一下，如果每星期挣150块钱，一个月能有600块左右的收入，这在当地已经算很不错了。

大约一个小时后，马目都刮说，大桶里煮的莫索果已经好了，三天后，就可以喝啤酒了。

“如果你想看我姐姐做啤酒，三天以后可以再来，还可以喝啤酒，不收你钱。”

我很高兴地答应了。

三天后，我再次来到马目都刮家，她正在用一个大缸子，将桶里已经发酵的莫索果往外倒，刚进门，就闻到了一股酒香，再看她从大桶里倒出的莫索果，都已成了灰色渣子状的东西。我捏了一点放在嘴里，发苦，并带有点甜味，只是咽着它剌嗓子。

“啤酒呢？”我问她。

她指了指地上放的另一个稍小一点的桶，桶上还放了一个过滤网，她指了一下桶里，迸出一个单词：“BEER（啤酒）”。又指了一下桶上说：“莫口果（MOCOKO）”。

“莫口果？”我重复着她说的话，但不知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站在一旁的马丹给索见我一脸疑惑，就说：“她说的莫口果就是发酵的莫索果，不一样的是，莫口果可以给牛吃，而没发酵的莫索果就不行。”

“YES，YES！”马目都刮听了解释直点头，看来她还没有白上8年学，至少她还能听一点英语。

她又指了一下外面的牛，对我用手比画着说：“TWO”，我明白她的意思，是说家里养了两头牛。也就是说，她做啤酒剩下的莫口果，可以给牛当饲料，一举两得。

“有牛奶吗？”我是想问她，你那两头牛吃了莫口果能挤出奶吗？可她没明白，只是一个劲儿地自语着“MILK”，可能觉得这个单词耳熟，但一时又想不起来，我一着急，对着自己的胸部做了个挤的动作，这回她弄明白了，她说：“ONE YES，ONE NO”。

我心想，家里还有一头奶牛，至少可以喝到新鲜牛奶。看来我没看错，她真是个非常能干的女人。

这时啤酒已经做好，她问我想不想喝一杯，我说当然想。想起在北京炎热的夏天，晚上与哥们在一起喝啤酒，侃大山，那种清新爽口，轻松舒适的感觉，绝对是一种享受。没想到，在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还能喝到刚酿制好的新鲜啤酒，我哪能放过这个机会。

她立刻递给我一个已经摔得不见瓷的缸子。我一看愣了，这哪是啤酒，简直是粥。这也叫啤酒？不会弄错了吧，可我明明看见她是从刚做好的啤酒中舀出来的。我硬着头皮喝了一口，哇！又苦又甜还有股我说不出来的怪味，我差点把酒吐出来，哪里找得到啤酒的感觉，我失望极了。

我只好将破缸子还给她，冲她直摇头。

她看我只喝了一口，又递过来说：“TEN NO. PROBLEM”我知道她是说这酒只有10度，没问题，不会醉的。

她哪知道我是嫌太难喝，就我的酒量，别说10度，就是65度的二锅头我也没怵过。

她看我不喝，就跑到院子里，把一个歪斜在地上的木头杆子拿起来，再把上面白色的编织袋扎了扎，然后将那杆子支了起来。我看她一个人挺费劲，就赶快过去帮忙。这时外面已经来了几个男人，大概都是来喝酒的。他们见我们两个女人支那木杆子有点费劲，就都来帮忙。杆子竖起来了，那白色的编织袋在蓝天下随风飘扬。人们看到这个旗子就会陆续来喝酒了。我发现，这里人的生活很简单，以至于表达事物的方式也很简捷，直白是人真切的本色，我很喜欢这样。

周五的下午，人们陆续骑着马开始来她家喝酒，我想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简陋也是最便宜的酒吧了，没有桌子和椅子，人们随意地坐在门外的地上，边喝边聊，女人们还喜欢吸鼻烟。通常喝一罐（估计相当于一升左右）才2块钱，有人能喝五六罐。酒灌得多了，就要放水，然后跑到房后的一个角落里，管它有人没人，大排量地放上一通。之后，继续喝，直到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才会停止。那些从远处骑马来的男人，几乎人人都是趴在马背上，信马由缰，任凭马自己找回家。住得近一点的人，常喜欢趁着酒劲儿深更半夜边走边放声高歌，好像这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存在。总之，喝了酒的人什么形态都有，但有一点，他们从不在马目都刮家惹事。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没有男人的寡妇，是应该受到保护的弱者，绝不能给她本来就很不易的生活再雪上加霜了。

通常马目都刮做一桶啤酒能卖三天。周六和周日来的人最多，但不管喝到多晚，男人们都得离去。因为没有丈夫的马目都刮，是不能随便让男人留宿的。至于是否真的有男人常在此过夜，她妹妹说：“这事儿我要替姐姐保密，因为她现在还没有最后确定，谁是她的男朋友。”

马目都刮共有三间房子，两间住人，一间做饭，但是她家是我在塔巴姆看到的少有的干净家庭，尽管只有三张床和一个柜子，生活很简陋，但每一处都被她整理得干干净净。看来她从小上的8年学和所受的教育使她受益不少，至少她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遗憾的是，当初她在学校学习的英语，如今已都还给老师了。

当地人有喝啤酒的嗜好，像马目都刮家这样所谓的“小酒馆”大约不下10家，这也是当地人谋生的一种方式。

做啤酒固然可以赚点钱，但对于那些丈夫喜欢酗酒的家庭，就不适宜做这种买卖了，因为，一旦有了自家不花钱的酒，很难控制男人每天喝酒的欲望。就拿莫亚尼来说，喜欢酗酒的丈夫，喝了酒动不动就对她大打出手。她说，如果自家做了啤酒，真不敢想象丈夫每天会对她怎样。

所以，她只有选择其他谋生的方式来养家糊口。

3.当裁缝需买发电机

有一天，我和马丹给索路过大爹莫亚后目（MOJAKHOMO）家，无意中发现，他家门口放着一台日本产HONDA牌小型发电机。我问马老太太：“这家是干什么的，怎么会有这东西？”，因为，这在当地可是稀罕之物。

“他们做裙子，卖了钱就能吃饭了。”她说。

“咱们进去看看。”我话音刚落，不知从哪儿“腾”地猛窜出一只小黄狗，冲着我们一个劲儿地狂叫。我被吓得站在原地不敢迈步，好在它并没扑上来。主人夫妇赶紧出来，招呼那狗，然后连连向我道歉。

狗被赶走了，夫妻俩看着我和马丹给索没有说话，只是面带笑容地站在院子里，有点不知所措。马丹给索看看他们，对我说：“这两个人很老实，不喜欢说话。”

接着，马老太太用当地话向他们介绍了我，他俩不停地冲我点头。

有意思的是，听完了对我的介绍，那男人按当地礼节很认真地上前和我握了三下手。先握一下手，再握大拇指，然后再握一下手，共握三次。他还用特别规范的英语对我说：“你好！欢迎来到我们家。我叫莫亚后目，这是我妻子莫卡劳（MOKARUBO）。”

“你能说英语？”我一阵高兴。

“一点。”他说。

“在哪儿学的？”我问他。

“小时候上过几年学，1979年我去南非，专门学习裁剪衣服和修理缝纫机。”

我很奇怪，在这种男人外出狩猎，女人在家养孩子的社会习俗中，他一个大男人怎么会去学这一行呢？

“小时候，我受妈妈的影响，她特别喜欢做衣服，遗憾的是那时没听说过缝纫机。在我25岁的时候，有一天，听人说南非有专门学习做衣服的，我妈妈就让我去学，她说，有了技术，才可以养活家人。”

对他们来说，去南非学习是为养家而外出，理所当然是男人的事，所以，男人学缝纫也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了。

“尽管1979年我就学了裁缝，但自己买不起机器，只好在南非给人家打工，等赚到钱了才给自己买一台机器。”他接着说。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买机器，自己做衣服的？”我问他。

“1997年，我手里终于有了些钱，就买了一台EMPISAL牌缝纫机，糟糕的是，这里没有电，我不得不再花5000块钱买一台发电机，其实这台缝纫机也不过才1500块钱。”他看着地上的发电机，无奈地说。

我最担心的是，他们投资那么大，能否收回成本然后赚钱。

“开始，我也为这事儿犯愁，做衣服成问题，卖衣服就更成问题了。我们没有商店，只好找别人帮我们卖，这样就要与人家分钱，我们损失了不少钱。后来，我大儿子说他可以想办法出去卖衣服，我们都支持他。每次他背着一大堆衣服出去，基本都是空着回来。他告诉我们，村里人很喜欢我们做的衣服，这下我们就有信心了。”说完，他进屋把大儿子连叫带拉地拽了出来。

他的大儿子叫立都嘎（LETUKA），20岁，平时寡言还害羞，想不到他一个人竟敢跑到各村挨家挨户去卖衣服，对儿子的做法他也感到吃惊，但很满意，因为，是儿子为这个家打开了财路，特别是最近的情况很好。

说着，他很赞赏地看了儿子一眼。我发现，他一直咧着的嘴就没合上过。

看着各种花色的布料堆在床上，我原以为他们做的是男女都能穿的衣服、裙子。一问才知道，他们只做围裙，而当地人穿的围裙与中国妇女在厨房穿的那种不同，这种围裙是两件套，一件是连衣裙，另一件是花色相同的围裙，系在连衣裙外，如果外出，可以穿全套，也可以只穿连衣裙，而在家里干活，就要系上围裙，以免把连衣裙弄脏了。这种衣服很受当地妇女的欢迎。

“一般多久能做一套？”我问他们。

“大约2个小时。”

“每套能卖多少钱？”我又问。

“150块。”

“大约每月能挣多少钱？”

“2000块左右。”

我一听，这样下来，半年就能收回成本了，这说明，他们很有投资眼光。莫亚后目两口子养了5个孩子，虽说老大已经20岁，能帮助他们做买卖了，但小儿子才3岁，也够让他们操心的。但就目前的收入与其他家庭相比较，他们的生活状况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但让他们伤脑筋的是，缝纫机常出故障，而且出了故障有时还配不上零件。

我对他们说：“过去，中国许多家庭都用一种不用电的缝纫机，很便宜，又不爱坏，操作起来很方便，只可惜这里没有。”

听得他们好羡慕。我想，他们一定在想，如果能有不用电的缝纫机，他们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买什么发电机了。5000块钱对当地人来说绝对就是一笔巨款。

走出他家后，路上马丹给索问我：“你说的是真的吗？真有不用电的缝纫机？还很便宜？

“当然了，中国多极了，只是现在基本没人用了，因为中国到处都有电，买了电动的更方便。”

我想，要是中国的缝纫机厂，把产品销到缺电的非洲地区，一定很畅销。因为，这里每家都有许多孩子，缝缝补补的事儿少不了。这里还有许多人身上穿着破衣烂衫。但他们宁可穿破衣服，也不愿动手缝补，如果有了缝纫机，兴许还能改善他们的穿着。

俗话说，干什么，吃什么。会缝纫的莫亚后目的家人，有体面的衣服穿，而能盖房子的嘎以脱拉就能住上比别人漂亮的房子。这可是非常令人羡慕的。

4.不识字的建筑师

有一次，与大酋长马太里拉随意聊天，我问他：“你家这栋房子与贫民的房子大不相同，一定是从马塞卢请人盖的。”

“不，你想错了，我为什么从那么远请人来盖房子？”他反到问起我来了。

我说：“当地人能盖得了这种房子吗？”

“你不认识大爹嘎以脱拉（KAITHOTLA）吗？他就是专门盖房子的，你可以去他家看看。”

“大爹嘎以脱拉？”我轻轻地重复着。

“他没上过一天学，也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了。”酋长又补充道。

我觉得奇怪，世界上居然还有一个大字都不识的建筑师。这个人我一定得认识认识。不过这个大爹的名字听起来并不陌生，只是想了半天，怎么也不能对号入座。

我终于想起来了，在我刚到塔巴姆村不久的时候，曾经有两个穿得既脏又破的老头给大酋长家盖牛圈，他俩一高一矮，其中那个矮个子老头，身披一件红黑相间的破毛毯，头戴一顶黑色的鬼子兵帽。记得我与他俩初次见面时，分别送给他们一盒清凉油，怕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将铁盒盖打开送到他们面前，而那矮个子老头，冲着我拿清凉油的手，伸着脖子，吐着长满舌苔的长舌头就舔。我赶紧缩回了手，一想到刚才那满口舌苔，差点没晕过去。而那个与他一起干活的高个子老头就叫嘎以脱拉。

“不可能是他。那穷老头，怎么能盖得了如此高级的房子？”我心想。

几天后的星期天上午，女佣满格贼贼跑来问我：“巴丽萨，想不想跟我去大爹嘎以脱拉家的教堂。”

怎么又出现一个大爹嘎以脱拉？这人会不会是我要找的那位不识字的建筑师？

我赶紧跟着满格贼贼就走。

路上满格贼贼告诉我大爹嘎以脱拉的家就在对面的村子里，并且他家有一栋全村最漂亮的房子。我想，有“漂亮房子”，就很可能是我要找的大爹嘎以脱拉。

来到大爹嘎以脱拉家。他家的房子的确有别于村里的其他人家，其实这栋房子并不能算村里最好的，但不同的是，它的外观不仅颜色鲜艳、醒目，连房子的大门都被装饰成了“人”字形，门廊磨成了水泥地面，比当地人家那种脚踩泥土磨的地要现代了许多。更可心的是他家有个温馨的小院子，院子里种满了花草和蔬菜，飘散着一股清新的香气。这样的小院子也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几户人家才有的，因为当地很少有为自家圈院子的习惯。然而，最令人称奇的是他家传出了教堂里优雅的歌声。

满格贼贼说，每逢星期日他家都会聚集不少村里的人在此唱诗、诵经、祈祷。

当地人信奉基督教，周日都会去镇上的教堂唱诗，有时我也会与马丹给索一起去。虽然我并不信奉耶稣，但每当走进神圣的教堂，听人们动情地唱起圣歌，我的心灵也会受到撞击。

但我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不去教堂，而要来他家。

大爹嘎以脱拉的家有四五间房子，其中西屋专门作为小教堂使用。我跟着满格贼贼走进这间小教堂，这是间30平方米左右的屋子，四周和屋顶全部刷成了蓝色，墙上只有一扇很小的窗户，窗外的日光缓缓地照射进来，屋内显得十分暗淡。屋里有不少专门供教堂里穿的衣服和饰物，这里还为人们准备了诵经的书。人们也发了我一本，令我吃惊的是，他们考虑得非常周到，诗经竟然有英文和莱索托两种文字版本。不过，对我来说，只能是看看热闹。

这时，我看到一个身穿教堂的蓝袍、个子很高的老头，正慷慨激昂地吟唱着经文。他忽而带着大家唱，忽而又与人们围着屋子蹦蹦跳跳，既庄重又活泼。再仔细一看，此人正是那天为大酋长家砌牛圈的“脏老头”。

想不到“脏老头”还是个这么有品位的人。我被眼前所看到的情景深深吸引，甚至有点蒙了。如此能歌善舞，说明他全身充满了激情，对生活充满了热爱，这还是我来塔巴姆第一次见到这种精神风貌的人。无论如何我也无法把砌牛圈的脏老头和斗字不识与他联系在一起。

整整一个上午，我都在认真地观察这位老人。我发现，他不仅仅是在参加唱诗活动，而是将全身心的情感都注入其中，他一定是个好教徒。

为了弄清这位大爹的情况，我一直等到活动结束。

不少人看我待了那么久，都问我是不是也信奉耶稣？

我知道自己是耐着性子在等大爹嘎以脱拉的，但绝不能对他们说自己不信奉他们的上帝。只好附和着点一点头。

“如果你觉得这儿好，下个星期日还可以再来。这样你可以不用跑那么远，去镇上的教堂了。”女主人很热情地对我说。

我这才发现她竟会说英语。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我对她说。

“马嘎拉波（MAKARABO），我生了8个孩子。你呢？”我知道当地女人以自己生孩子多为荣，我自然不能跟她们说真话，只好对她说：“你们家在村里属第一，布置得非常漂亮，大爹嘎以脱拉一定很能干。”

“你能看出来吗？大爹大我15岁。他已经75岁了，我也60岁了，我们是1960年结的婚，当时他35岁了，而我才20岁。”

“那时候大爹是干什么的？”我问。

“盖房子。他从小跟他爸爸学盖房子，直到现在。”

“大爹马太里拉的房子是他盖的吗？”

“当然是！”

这下我总算对上号了，有点对这老头刮目相看了。别看他已经75岁了，而这个年龄在塔巴姆村的老头中也是屈指可数。但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一种充实的精神状态，而这种状态，只有在城市里才能看到。

据他妻子讲：大爹嘎以脱拉从小是跟着爸爸在盖房子的地方长大的，所以，他从没上过一天学，也不识一个字。1943年，18岁时，他的爸爸去世了，他就去南非当了矿工，一干就是27年。此时他们已经结婚，虽然有了4个孩子，但老大和老二都是只活了一岁就死了，两个孩子的死，给这个家蒙上了一层阴影。悲伤之际，大爹嘎以脱拉决定回来谋取生路养家糊口。

回来后，他便像父亲那样，给左邻右舍盖房子，帮别人种地，砌墙，收拾花园，种菜，养花。渐渐有了一定的名声和信誉，请他的人也就越来越多，甚至大酋长都来请他。大酋长家的房子挺复杂，客厅、卫生间、卧室和厨房分得很清，不像老百姓的房子，白天做饭，晚上睡觉。不过，一旦把大酋长家的房子盖好了，其他人家的房子盖起来就没那么难了。现在，常有人来找他盖房子，在当地，他也算是名声大噪，而且，这些年，他已经为当地的老百姓盖了各式各样的房子。

难怪我会在大酋长家盖牛圈的地方看到他。

这时，大爹嘎以脱拉晃着高大的身躯，走了过来。我对他说：“你应该为自己建一个像大爹马太里拉家那样，有卫生间，也有厨房的大房子，你想过吗？”我问他。

他听不懂，妻子只好在一旁说：“我们早就想住大房子，可惜没钱，你要是能给我们一点钱，我们会很高兴的。”

我心想，怎么说着说着就开始要钱了。

我问大爹：“你不识字怎么给人家盖房子，又怎样收钱呢？”

“他是用脚量尺寸，大概一米100块钱。但并不精确，都是邻居，他也就不那么认真了。”又是妻子替他回答我的问题。

看得出，大爹嘎以脱拉是个很本分的人，做事也非常认真，富有责任感，他们全家，6个孩子和父母，还有3个儿媳妇和他们所生的6个第三代，全家17口人，住在一起，一家人和和睦睦，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我想这与大爹嘎以脱拉的心态和精神面貌有着直接的关系。

村里靠盖房子谋生的不只嘎以脱拉老人，但从小就与盖房子结了缘的人却微乎其微。别看他已75岁高龄，但与那些中年早衰的男人相比，他有着健康的体魄，他不抽烟，不喝酒，终日在户外呼吸着大自然的清新空气。每星期从一至六仍然奔波在外，他说这不全是为了挣钱，而是希望自己能成为村里最长寿的老人。

在当地，未婚的女人要想找个能使自己吃饱饭的地方，只有一条途径，就是给有钱人当佣人。在塔巴姆村，许多女人都对我说，想去马塞卢给中国人当女佣，如同中国的年轻人喜欢在外企工作。她们认为给外国人干活吃得好，挣钱还多。在她们看来，当女佣最现实的就是天天能吃饱饭，而如果是去大户人家干活，水涨船高，自己的身价也能提高三分，所以，去都市当女佣，是村里女孩儿的梦想，而如果能去大酋长家当女佣，无疑是村里的幸运儿。

村里19岁的里耐欧（LINEO）就是人们眼中的幸运儿。但不幸的是她只干了一年，就不得不离开酋长家。

5.怀孕的女佣

里耐欧（LINEO）在马塞卢给酋长家做女佣已经一年多了。

有一天她突然告诉酋长夫人，她已经怀孕8个月，就要生孩子了。夫人听了这个消息吃了一惊：

“那男人是谁？你们在哪儿发生的……是不是在我家里？”夫人最担心白天她上班不在家，佣人们在家干那些事，她有些急了。

“不！不！绝没来这里，打死我也不敢。”

“你把那男人叫来，我见见。”夫人严厉地说。

里耐欧只是摇头。因为，她的几个男朋友都不承认这孩子是自己的，而她自己也不能肯定这孩子究竟是谁的。

夫人曾对我说：“里耐欧还没结婚，但听说她同时交了几个男朋友，我最担心那些男朋友里有艾滋病毒携带者，如果是这样就太糟糕了。”

里耐欧的爸爸只活了46岁，1999年患肺结核病逝。她妈妈放下这个家，自己跑到马塞卢也给人家当了女佣。而她的妹妹马纳欧（MANEO）与姐姐几乎同时未婚怀了孕。庆幸的是，妹妹的男人不仅有一份给大酋长家放牧的工作，人长得也很帅气，而且决定娶她，就连订婚的礼金都已给了她，只是按当地风俗，孕妇是不能举行婚礼的，要等孩子生下三个月之后，她才可以正式出嫁。所以，妹妹拿到钱，每天快乐得像个烧包，总喜欢去村里的小店买她最爱吃的、已经放置很久、比石头还硬的饼干。有时她也会带着家里不到10岁的小妹妹，在村里过着游荡式的生活，今天去姨妈家里，明天又去找祖母，后天也许就在邻居家。好在村里人相互之间像个大家庭，人们给了她们很好的关照。

里耐欧做女佣时，是大酋长在村里上上下下经过一番挑选后才选取的，女佣本身就是一份很不容易得到的工作，何况又在首都的大酋长家。而这次她不得不丢掉这份工作，回到贫困的塔巴姆村，把孩子生下来，从此增加了一份沉重的负担。可她却把这些看得很简单，她对我说：“生完孩子我还回大爹马太里拉家，我想在马塞卢找个男人结婚。”

“你的孩子怎么办？”我问她。

“留在塔巴姆。”

“谁帮你照管？”

“祖母或者姨妈，谁都行。”她说得很轻松，也许在这儿养孩子原本不是件艰难的事，是我把它想复杂了。因为生计的关系，他们对孩子的责任只限于把孩子生下来，绝不像国内，孩子在娘胎里就得受教育，一直到他独立，父母才撒手。

自从我来到莱索托，最早接触的就是大酋长家的两个女佣，里耐欧和马力森门。起初，她俩不敢跟我说话，常常窥视我的行动。后来，由于大酋长和夫人都很忙，白天只有我们三个人在家，她们就渐渐地与我熟悉了

据她俩说，村里未婚女人很少有人能找到工作。最好的工作是当老师，其次就是女佣。她们大部分时间在镇上，很少有机会能到马塞卢。所以，她俩的工作，是令许多女孩儿羡慕的。我问她们做女佣最愉快的是什么，她们说：“每天能吃得很饱，还能吃到肉和蛋，还有水果，吃的巴巴粉也是白的，这些在家都没有。”

除此之外，她俩每月能挣200块钱。她俩极能吃，顿顿能吃掉一大盘冒尖的巴巴粉和菜，还能再啃两只鸡腿或鸡胸脯，有时再给自己煮两个鸡蛋，或其他的菜。她们喜欢吃肉，胃像是个无底洞，永远没有饱的时候。不过有一点，她们吃的肉大多是主人吃剩下后，她们才能吃。但有时她们也会偷着为自己私藏一两块牛肉，等主人上班的时候再拿出来吃。

当女佣地位很低下，几乎没人正眼看她们，也没有自我生活空间，更不允许张扬个性，甚至说话的音量都得控制。她们每天起早贪黑，忙里忙外非常辛苦，生活也很枯燥。除每星期日半天去教堂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外出的机会和与外界来往的条件，电话只能接而不能打。每天天刚亮就要起床打扫院子，然后，为主人和看门的男工们做早饭。当然，大酋长和夫人与其他人吃的饭是有很大区别的。上午是打扫屋里卫生，不论天气多冷都得光着脚，跪在地板上，一道道用抹布擦。大盆里总是堆了一大堆要洗的衣服，有时还有床单、毛毯等。家里没有洗衣机，一切都靠人工，包括做蛋糕、布丁和其他食品。她们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吃饭。特别是吃肉的时候，面带微笑，神情极为专注，每次吃了肉，还要把手舔得干干净净，生怕手上还有余下的渣子，嘴里还“吧唧吧唧”地直回味。她俩的饭量是大酋长和夫人的三至四倍，但主人并不十分清楚她们的饭量，因为她们私藏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时，是不会轻易被主人发现的。她们的这些举动从不瞒着我，在她们眼里，我是朋友，而朋友是不会害人的。有一次，我拿着她们藏的牛肉，开玩笑地说：“我去告诉夫人，这块上等的牛肉不知被谁放在了柜子里。”

说完后，她俩的脸色顿时都变了，赶紧向我求饶：“巴丽萨，千万不要，要是夫人知道了，我们就没工作了。”

直到我告诉她们是开玩笑，她们仍然一脸的紧张。从此，我再也不敢与她们开这样的玩笑了。

里耐欧终于在9月底从马塞卢回到了她离开一年多的塔巴姆村。她回来的第二天，我在村口见到她，老远她就大声地向我打招呼，情绪显得非常激动，也许在马塞卢我们都生活在大酋长家的缘故，彼此见面感觉很亲近。我问她回到自己家是不是感觉很轻松很自由？她却说：“这儿不好，在家吃不饱，我很想回马塞卢，真后悔为什么要怀孕。”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难怪她不喜欢自己的家乡，因为这里连起码生活的照明电都没有，更何况吃有营养的东西，再说没法挣钱，她又拿什么养活自己将要出生的孩子呢？

10月初她生了一个女儿。我去她家看她，屋里黑乎乎的，生了一个烧牛粪的炉子。她躺在地上一个很薄的垫子上，搂着自己的孩子，人好像瘦了一大圈。倒是她的孩子长得非常漂亮。她的姨妈忙里忙外地帮助她。

我问她：“你妈妈知道你生孩子吗？”

“知道。”

“那她为什么不回来？”

“她不能回来，回来就没有工作了。”她还挺能理解妈妈。我心想，这要是在中国，做母亲的肯定会守候在女儿身边，特别是女儿生第一个孩子，更何况女儿连个男人也没有，正是需要妈妈的关爱的时候。看来，生存的压力超过了亲情。

里耐欧从长相中判断出了孩子的爸爸，她说：“这孩子长得很像她爸爸，那个男人也是我所有男朋友中最帅的一个，可惜我现在不知道他在哪里。”

孩子生下后，里耐欧才发现，养一个孩子并非她想象得那么简单。她一时还适应不了已经做了母亲，反倒是时常惦记着她在马塞卢朝夕相处的同伴马力森门和那些能给她带来享受的食物。她一再对我说：“我要告诉大爹马太里拉，我想尽快回马塞卢，我喜欢那份工作。”

“你的孩子怎么办？”

“就让她在这儿慢慢地长，会长大的。”

我看她的心早已飞回了那个让她当女佣的家。看来这份不起眼的工作，对许多女孩儿确实有巨大的吸引力，虽然收入不高，劳动强度大，又没有自我伸展的空间，但有一份工作便意味着生存有保障。

同是19岁的女孩儿，也同样生在塔巴姆村，马目海里和里耐欧却是两种不同的命运。在我看来，村里再也没有哪个女孩儿比马目海里的命运更悲惨的了。

6.可怜的马目海里

马瑞拉（MAJOELE）1967年与丈夫马地地（MATETE）结婚，只生活了十几年，丈夫就得病而死，死时刚满40岁。与别人不同的是，她从结婚时就盼着自己能生女孩儿，可老天偏偏与她作对，她一连生了三个儿子。1981年，她终于如愿以偿，生下了一个宝贝女儿，起名叫马目海里（MAMORENA）。她把这孩子视为掌上明珠，倍加疼爱和呵护她，由于这个孩子生下来体质很差，总是大病小病不断，所以，她几乎长到了妈妈的背上。然而，到了三四岁她走路还是不太稳，做妈妈的便隐约感到孩子不大正常了。正当她想带孩子去镇上医院检查时，刚满5岁的马目海里突然病倒了。妈妈把她背到镇上医院看病，医生却说：“我们从没见过这种病，治不了，你还是带她去马塞卢的大医院吧。”

没钱去马塞卢给孩子治病，她只好背着孩子回来。全家人只能眼看着马目海里的四肢一天天地萎缩，不能站立也无法行走，一只眼睛也渐渐地失明了，说话和听力都十分困难，生活不能自理，甚至连智商都在下降。14年过去了，如今她虽然已是19岁的大姑娘了，但智商仍然停留在5岁的时候。

第一眼看到马目海里，她就像路边被遗弃的低能人，坐在地上缩成一团，由于眼睛怕见光，一年四季头上都要罩着一个破毛毯，脸色没有黑人黝黑的肤色，一脸久病的蜡锈。她坐在那里不动时，头被遮盖着，像一块滚圆的大石头。她行走时很费劲，只能用双手支撑着身体，在地上一点点向前蹭。此时正值山里的深冬季节，而她身上只穿了一条破烂不堪的单裤，光着脚。

“你冷不冷？”我掀开她的头盖，对她大喊着说。

“嘿……嘿……”她只是冲我一个劲儿地傻笑。

她妈妈说几年前她的耳朵就听不清了。

“这么冷为什么不给她多穿点？”我问她妈妈。

“没有钱。”

“别管好坏，总要给她穿暖吧。”我看他们一家人都穿得挺体面，却没人照管坐在地上的马目海里，不禁一阵心酸。

“她现在是我们家的累赘。”马目海里最小的哥哥莫差比（MOTSABI）对我说。

“她毕竟是你们的亲骨肉，你们不能对她这样。”我有点气愤地对他们说。

“其实我们家过去的生活挺好，我们兄弟三个从小上了好几年学，就是我妈妈生下妹妹之后，家里一天不如一天，最后连我爸爸的命都保不住了。”马目海里几个哥哥英语说得都不错，说明他们的确是受过教育，因为能说英语，就是上过学的见证。

“你们的妹妹是得了病，这并不是她自己情愿的，怎么能说这个家是因为她所衰败的呢？”

“不是她又是谁呢？”莫差比坚持着。

接着她妈妈告诉我，大儿子瑞拉（JOELE）已经结婚生了4个孩子，现在全家只能靠老二光（TLOOANG）挣的一点钱生活，光在镇上FMU（FOOD MANAGEMENT UNIT）当搬运工，每月能挣400块钱，靠他的钱养活一家人，负担很重，以至于30岁的光至今没能考虑自己的婚事。因为根本拿不出结婚的聘礼。1995年，政府在联合国的救助下，赠送了她家一把轮椅。

“有了这把椅子还要有人推她，谁又能整天推着她呢。”她妈妈提起她也显得很不耐烦地说。

看着在地上一点点蹭着走的马目海里，两手像一对乌鸡爪，指甲早被磨秃了，连指头缝隙都留存着干泥。我不忍心再看下去了，心想，再这样下去没多久，马目海里恐怕就不在人世了。

马目海里19岁生日那天，我专门跑到镇上的商店，为她买生日礼物。我本想为马目海里买一身牛仔布的衣服，比较耐磨，但我跑了几家商店都没买到，只好买了一身戴帽子、又耐脏的蓝色运动服，顺便还为她买了一些食品。

刚一进门，马丹给索就把我的礼物在他们眼前晃了晃：“巴丽萨买礼物了。”

只见她妈妈高兴地上前接过东西，一把抱住我，在我脸上轰炸式的乱亲了一通，我只觉得她从不刷牙的嘴里喷出的唾沫，像一层胶水，粘了我一脸。她见包里的礼物是衣服，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自己身上套。

“这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生日礼物。”我看她一个劲地往自己身上套，赶紧制止她。

之后，她又翻出了吃的东西，掏出来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露出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她只顾自己吃，全然不顾过生日的女儿。而此时，我看见那可怜的女儿正在离家20米开外的地方，用布盖着低垂的头，呆呆地在那里坐着，她没看见妈妈的举动，我真希望她能跑过来，一把夺过妈妈手上的食物，或者大哭着冲妈妈要吃的。其实，即便是女儿看见妈妈的举动，也未必有争抢的意识。她的大脑已经很迟钝了。

而此时妈妈可能是吃得高兴了，又凑到我跟前，突然与我紧紧拥抱了一下，这一下竟差点没让我背过气去。

眼看她一个劲儿地只顾自己吃，我急了，一把夺过礼物包对她说：“这是给你女儿的，不是给你的。”

马丹给索也有点不高兴了，对着她指责了一番。之后，她站在门口，冲着马目海里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她就自己走了过去。我原以为她要把女儿抱过来，谁知她只是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马目海里就开始一点点艰难地往这蹭。这20米的距离，她大约蹭了半个小时才过来，而此时全家人都站在门口看着，谁也没有上前去帮她一下。我对小儿子莫差比说：“你这个当哥哥的就忍心看她这样？为什么不去帮助她？”

他笑了笑，神秘地对我小声说：“她生来就是个有问题的人。”

“什么问题？”我问。

他在我手上写了三个英文单词：SPIRIT（精神、灵魂），EVIL（邪恶、有害），DWARF（矮人），然后对我说：“就是这些问题，这是MOLIMO（上帝）告诉我的。”说完，对着天空长叹了口气，然后，扭头就走了。

他的意思是，由于她的灵魂深处是邪恶的，所以造成了她是个“矮人”。

事后，我再一次找到莫差比，告诉他：“你妹妹是因为患了不好医治的病，而不是什么灵魂的问题，如果连你这个哥哥都拒绝她，她就太可怜了。”

他对我说：“有时我也觉得妹妹真的很可怜，多么希望她是个活蹦乱跳的女孩儿。前年圣诞节前，我去镇上专门给她买了一双红皮鞋，穿在她脚上非常漂亮，这也是她长这么大唯一穿过的一双鞋。但这些只是一个愿望，这双鞋穿在她脚上根本不能走路。”

“你们是亲骨肉，应该多给她关爱，让她在这个世上多活几年。”他看我很诚恳地劝说着，连连点头。

谁也不知道马目海里患的究竟是什么病，只能眼看着她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家里没有钱带她去马塞卢看病，而镇上的医院又看不了她的病，在这个缺医少药的地方，许多人只因患了很小的病就丧失了生命，这也是当地人寿命短暂的原因。我发现，村里40岁至50岁的男人死于肺结核病的数不胜数，人们只要听医生说：“TB（肺结核）”就等于是宣判了死刑。我曾经问过大酋长马太里拉：“这里出门抬头就见蓝色的天空，没有任何污染，空气如此新鲜，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得TB？”

“莱索托共有200万人口，过去曾经有近十分之一的人在南非矿井工作，得肺病可能与井下工作有关系。”

“但也有很多人没做过矿工，比如：大爹累少累（LESOLE）死时才42岁，母们马马路艾斯（MAMALOOASE）死时也不过才50多岁，而大爹马口拜娄（MAQHOBELE）同样只活了50岁，他们都是死于TB。”我对他说。

酋长说：“看来你在村里了解了不少事儿。人生老病死是常事，至于他们的死因，我也不记得了。”

有一次，斯宝农（SEPONO）18岁的女儿利也给滋（LIEKETSENG）生孩子，我去她家拍照片，虽说她已嫁到丈夫家的阿里宝宝（HALEBOPO）村，但是按当地习俗，生孩子的女人要回娘家住三个月。她们通常都是住在做饭的屋里，做饭方便，又能取暖。不过屋里烧的是牛粪，烟熏火燎的，每次去都呛得我喘不上气，在屋里呆一会儿就要出去透透气，她们对这一切倒是很习以为常。其实，他们用的炉子不过是个铁皮桶，里面烧牛粪或柴火，做饭时在上面架两根铁棍，可以放锅。

也有人家在屋里挖个小坑当炉子。冬天，通常是边做饭，边烤火。由于没有任何排烟设施，只要点上火，人们就像生活在烟囱里，那种被浓烟包围的情景，令人随时都有窒息的可能。

我不由得想起了我国青藏高原的牧民。他们同样靠烧牛粪取暖、做饭，甚至至今还过着游牧的生活，但他们不论到哪儿都会驮着炉灶和烟囱。而在当地我从没见过有烟囱的人家。

由于利也给滋的妈妈死得早，所以，邻居来帮她给婴儿洗澡。为她们母女做饭，陪她聊天。而我一进门就忙着拍照片。她们都说，这孩子运气好，刚出世就能照相，而她们活了大半辈子也没人给她们照过。她们把照相看得很神秘，也很有趣儿，只是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到她们家拍照片。我对她们说：“把你们的照片登在书上，给中国人看，你们在中国就出名了。”听得她们心花怒放。

刚出生的是个女孩儿，很乖顺，像一只可爱的小猫，她和妈妈睡在一块很薄的垫子上，女孩儿身上裹了一块毛毯，我顺手摸了摸这块毛毯，挺硬的，也不知孩子是否感到舒服。从一进屋，我就蹲在地上为她们母女拍个不停，直到孩子在妈妈怀里睡着了，我才算喘了口气，站了起来。谁知我的眼前顿时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见，就像在空中进入了云雾里。我以为是自己蹲的时间太久，猛一起身造成的，要不就是因为拍照片眼睛看取景器太过疲劳。我拼命地瞪大了眼睛，好让自己的视线尽快恢复过来。但是任我怎样地努力睁大眼睛，眼前仍然是一片模糊，刚才自己的眼睛还好端端地，怎么一下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呢？我慌了，赶紧又蹲下，想好好休息一下，可是，当我一蹲下，一切又都恢复了。我抬头看了看屋顶，又反复在原地蹲下，起来，再蹲下，再起来，终于发现每当我站立时，就进入了飘浮的烟雾中，一旦蹲下，才能摆脱那层如同云海的烟雾。圆形的屋子没有窗户，只有一扇矮小的木门，飘散的烟雾得不到流通，就囤积在屋顶，人们就好像长期生活在一个大烟囱里。

回过头来再看看在烟雾中熟睡的婴儿，我终于明白了，这里的人从刚出生起就生活在烟雾里，他们的肺从小就受到对人体有害的烟雾的浸染，长期呼吸有毒气体，很难不患各种各样的肺部疾病。

我把自己的分析告诉了大酋长，他也同意我的判断，但对于人们的生活习惯，又并非是他能够轻易改变的。

我对他说：“在中国也有很多人用牛粪取暖、做饭，但他们会在炉子上安装一个通往外面的烟囱，这样就可以避免烟雾在屋里散发。”

“这里的很多人家根本没有炉子，只是在地上挖个坑烧火，又怎么安烟囱呢？”大酋长说。

大酋长家则不同，尽管他同样用烧牛粪取暖，但家里有壁炉，所有对人体有害的烟雾都从烟道排了出去。

其实，不止是生活在烟雾中所带来的问题，这里许多小孩缺乏营养，形成了干瘦的四肢，圆鼓的肚子，身体发育畸形。这多是由于妇女怀孕后家庭负担过重，又营养不良造成的。生下的孩子身体抵抗力差，患了病又得不到及时医治，很小的病都能导致死亡。

也不知马目海里得的怪病是否与烟雾有关。但不管怎样，她能活到现在，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7.塔巴姆最坚强的女人

村里有个女人叫马滚蛋尼（MAKONTANE），头一次听马丹给索提到她时，我乐得哈哈大笑。

“为什么？巴丽萨，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她不解地问我。

我对她说：“这名字中间的字中国话是骂人的，我听起来很亲切。”

也许是因为她这名字的缘故，我特别喜欢在村里大喊着叫她，而马滚蛋尼是个又温存又善良，且十分坚强的女人。她曾上过7年学，自从1956年她21岁从毕毕（LIBIBING）村嫁到塔巴姆来，连着流产了两个孩子。

“那时大出血，差点要了我的命，我以为自己不能再生孩子了，当时压力很大。”她对我说。

1959年，她终于生下一个女孩儿起名叫母泡（MPHO），母泡出生时不足正常的重量，家里缺衣少吃，养活她很艰难，但她很幸运，总算活过来了。两年之后，马滚蛋尼再次生下一个女孩儿，不幸的是，这女孩儿只活了5天就咽气了。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孩子咽气，我也不想活了，可是老大才两岁，她需要我这个妈妈。”她很动情地用极不流利的英语说着。我十分理解她此时的心情，失去孩子，是全世界做母亲的人最无法忍受的伤痛。

“好在1963年我终于顺利地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斯地索（TSILISO），你知道这名字是什么意思吗？”她问我。

我说不知道。

“就是‘小心’的意思，我最怕他出意外。”她说。

以后，不幸的马滚蛋尼从1966年到1968年，一连三次怀孕流产。直到1969年又生了一个儿子马乎巴娄（MAKHOBALO）。接下来的两年她又几次流产，直到1973年，她又生下一个孩子。孩子长到9个月时，突然患病，没来得及去镇上医院，就看她全身抽筋，嘴吐白沫很快就死了。

1974年马滚蛋尼又怀孕了，这是从1957年以来，她第13次怀孕，结果再次流产。

她说：“我这17年，13次怀孕，老天只给我留下3个孩子，好在现在这三个孩子都已经结婚，也生了孩子。1996年9月4日我大儿媳妇生下了第三个孩子，一个星期后，突然大出血扔下孩子走了，12天后，那孩子也找她妈妈去了，才活了26天。我丈夫也走得早，得的TB，50岁就走了。”

说这些话时，马滚蛋尼显得很沉静，没有眼泪。我想这些年，她早就被这一连串的伤痛折磨的千疮百孔了，泪水无法换回她失去的亲人的生命，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心中淌了多少血。

听马丹给索说，马滚蛋尼现在不仅要帮助大儿子照看两个孩子，还要服侍已经81岁，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婆婆。

我真佩服她，经历了如此之多的精神与身体的打击后，仍然把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操持得井井有条，这是我所认识的塔巴姆村中最坚强的女人。其实她自己也是65岁的老人了，不知她羸弱的身体还能为这个家支撑多久。

她跟我说：“我知道自己在这个家的分量，如果没有我，家里就好像天塌了下来，没有人能解救得了。”

而马力索累（MALESOLE）老人，同样是一位了不起的长者。她今年已经80岁了，是村里几位屈指可数的高龄老人之一。然而，她的一生尽伴着失去亲人的悲伤。

丈夫目崔牙那（NTSONYANA）1972年刚满50岁，患肾衰竭离开了人世。

大儿子斯宝农（SEPONO）的妻子，前年因患胃穿孔留下7个孩子，撒手人寰。

累少累（LESOLE）是家里的二儿子，1984年因患肺结核死亡，死时42岁。

55岁的女儿阿力那（ALINAH），丈夫在南非当矿工。不幸的是，1993年因井下塌方，被夺去了生命。

老四底娄（LILLO），也曾在南非当矿工，1994年因腿突然走不了路，回来医治，到死都不知道患的是什么病，时年46岁。

最小的儿子代篓（TELLO）2000年刚满50岁，他与哥哥底娄患的是同一种病，因无法医治，只好遗憾地告别了人生。

听到这些年轻的生命，过早地离开人世，我的心情很沉痛。这些短暂的生命，造成了塔巴姆村许多家庭的残破不全。

我问大儿子斯宝农：“你们想不想改变现在的生活？”

他说：“怎么改？我们是穷人，没有钱就改变不了。”

“那你们希望生活不再贫穷，每家都能过好日子吗？”我又问。

“当然。我希望上帝能给我们很多钱，可以盖大房子，每天吃上肉，还可以治病。要是这样，我们活得会很开心的。”

8.女人的洗澡、护肤与发式

刚到塔巴姆村的一天早晨，胖老太太马丹给索带着我在村里转，走过马马给几给几（MAMAKELEKETE）家时，我见门是半开的，无意中顺手朝里轻轻推了一下，感觉黑黢黢的屋里好像有个人。我好奇地向里探头张望，“糟糕，怎么是个没穿衣服，全身一丝不挂的人。”看到这一幕，我有点慌了，赶紧退了出来。

“怎么回事？”马丹给索奇怪地看着我。

“没穿衣服，里面有个没穿衣服的人。”我对她说。

“是男人还是女人？”她问我。

“没看清，她是背朝门站着的。”刚才一阵恐慌，我哪儿敢多看。

“我进去看看。”她说。

“不行！万一是男人，或者是一男一女，咱们……”我嘴上虽然劝老太太别进，但心里很想知道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许里面有人换衣服，要么怎么连门也没关门。

马丹给索小心翼翼地推开门，往里探着头。此时，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两步，心“扑扑”直跳，真怕看到尴尬的场面，又希望出现令我想不到的事。

“哎呀，巴丽萨，别紧张，是母们马马给几给几在洗澡。”马丹给索松了一口气，冲我喊着说。

我知道她特别喜欢窥视别人的秘密，说不定她刚才还想着能有什么新发现呢。

我一听是女人在洗澡，突然想到黑人优美的身材，修长的腿，上翘的臀，紧缩的腰，高耸的胸，拍摄这种美的人体，也是我拍照的一项内容。我赶紧冲进去，也不管她是否介意，对她举了举手上的相机，对她说：“能拍照片吗？”

她没说话，光着身子站在那儿直傻笑，这时马丹给索在一旁说：“都是女人，没问题。”

我又看看她，她并没拒绝。

“你继续洗吧，别紧张，也不要看我。”我对她说。

其实，我并没有急于按快门，一是让她对我的突然到来有个适应过程，二是想看看这里的人究竟怎么洗澡。

其实她们洗澡太简单了，如同我们洗脸。一盆温水，先洗脸，再洗头，然后洗身子，最后把双脚踩进盆里，而那双不从穿鞋，在土地上走来走去的脚，一踩进盆里，浑浊的水即刻就变成泥浆了，最后还要用这泥汤子水洗下身。

我想，女人用这么脏的水洗，能不得病吗？便对马老太太说：“这里又不缺水，为什么她不换一盆干净水再洗下身？这样会得病的。”

“怎么会得病呢？洗得很干净啊。”她不以为然地说。

此时，我虽然已拍了几张照片，但发现这个女人根本没有那种黝黑发亮而紧绷的皮肤，而且既没有强壮的骨骼，也没有富有曲线的身材。相反，她浑身都是赘肉，皮肤也松泡泡的，一问才知道她已经年过半百，且是6个孩子的母亲了。

然而，这次拍摄洗澡，勾起了我拍摄女性人体的欲望。我希望用女性人体展示她们的美。

特别是听说，当地人都在清晨洗澡。他们认为，清晨是一天的开始，而洗澡不仅能清洁自己的身体和肌肤，更重要的是能用这种方式来保证思想和灵魂的圣洁，以获得更强的力量和清醒的头脑，可以把自己的田地、房屋、牲畜等都照顾得发展得快，得到更多的财富，以抵御外来邪恶力量的侵害。在很早的时候，当地有一种清洁仪式，每当人接触过尸体，或是在战斗中杀了人，以及刚刚接生了孩子之后，都要举行这种仪式，通常上等人还会用草药泡的水清洗，并在洗完后用熏香来保持芳香的气味，延长身体的洁净。

了解了一些关于洗澡的风俗后，我便越发想拍摄女人洗澡。

这次我和马老太太又来到马巴丽萨（MAPALESA）家。

自从她生了第四个孩子，我还没去看过她。

只有30岁，已怀了第四个孩子的马巴丽萨，前不久，突然觉得肚子疼，赶紧去了镇上医院，孩子生得还算顺利，但她却交不起50块钱的住院费。听大酋长家的女佣说，她妈妈已经找了我三次，都扑了空。

“为什么要来找我？”我不解地问。

“要钱。”女佣说。

结果第四次她又来了。一大早，我还没起床，女佣进来说：“她妈妈要见你，我看她背了一袋豆子，可能要去镇上卖钱。”

其实，给她50块钱对我来说并不困难，但是，如果我今天给了她这笔钱，明天村里的孕妇就会在这儿伸着手排队，而过几天还有葬礼、结婚等一系列的仪式我都得给钱。想了想，我没有出去见她，而是拿了20块钱给女佣，“只有20块，剩下的让她自己想办法吧。”

女佣出去后，我隔着窗户向外探望，看见她妈妈拿了钱，很高兴地背着豆子急匆匆地走了。想到她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肩上的豆子卖掉，换了钱再去交住院费，心想，真不如一下给她50块钱算了，这样她就省心了。可是再一想，这次她省心了，而从此以后我就为自己招来麻烦了。其实，如果没有我，人家照样能想办法交上这笔钱的。

见到我，马巴丽萨特别高兴，她说：“我妈妈都对我说了，是你给的钱，我才出院的，非常感谢。”

听她这么一说，我为自己那天没能给她50块钱而有些后悔，我说：“20块钱太少，可我……”

没等我把话说完，她赶紧说：“不，不少，交了你给的钱，我就出院了，剩下的钱第二天我妈卖了豆子后都交了。”

这时马丹给索跟她说了拍洗澡照片的事，她说正准备先给孩子洗，然后再自己洗。

她洗澡的程序与马马给几给几一样，同样用多半盆水，从上洗到下，结果那盆水同样洗成了泥汤子。但她毕竟年轻，虽说刚生过孩子，肌肤仍没有松弛。像许多黑人一样，她的身体很结实，皮肤也有光泽，两条腿修长，臀部向上翘起，典型的黑人的形体。只是刚生过孩子的肚子还没有复位。

她洗澡别提有多细致，身上每一个部位都用肥皂搓了又搓，但不管怎么洗，只有半盆水，根本洗不净全身的肥皂沫，最后只能用毛巾擦擦完事。

之后，她穿上衣服，从窗台上拿起一个装鞋油的铁盒，打开盒盖，用手挖了一些，就往自己脸上抹。我一看吃了一惊，忙说：“你怎么用这个擦脸？”

她将挖过油的铁盒递给我，接着继续把油往脸上仔细地涂抹着。我坐在离她有一米的距离，闻到了一股只有擦皮鞋时才能闻到的鞋油味儿。我接过盒子看了一下，是KIWI牌棕色鞋油，她指着盒盖上写的“SINCE1906”对我说：“这可是老牌子，很多人都喜欢用。”

“你知道吗，这不是擦脸油，是鞋油。”我对她说。

“是的，我知道。但擦鞋，擦脸，都没问题，你试试。”

我很好奇，因为头一次听说鞋油也能擦脸。于是，我打开铁盒，从里面挖了一点点抹在自己的手背上。棕色的油抹在我的手背上，怎么都涂不均匀，就像抹了痔疮膏，刺鼻的鞋油味儿，阵阵直冲鼻子，让我忍无可忍。可是马巴丽萨那张擦过鞋油的脸上，倒是挺光润。

这时马丹给索对我说：“你是白人，应该用白色油，只有我们黑人才能用棕色油。”说着她也往自己脸上抹了一些。

我对马巴丽萨说：“我看见镇上商店里，有卖专门擦脸的油，你为什么不用那种油？”

她说：“我当然喜欢那种油，但没有钱，你能给我买一瓶吗？”

我说：“不能！因为我也没有钱。”

我一听又开始要东西，赶紧打住。心想，别再提鞋油的事了，她爱用什么就用什么吧，这事与我无关。

黑人很爱美，我常看见莫亚尼、马老太太、满格贼贼等人一天能换两三身衣服，而且她们特别喜欢穿色彩鲜艳、大花朵的裙子。但我发现，她们今天换下的衣服，并不洗，等过几天又穿在了身上。

其实，自从在联合国的救助下，两年前各村已安装了水管，村里人用水还算方便。可是，他们如此节省地使用水，也许与过去用水不方便所养成的习惯有关。不少人家里没有盆，在小推车里洗衣服，而小推车不仅仅是洗衣服，还要拉水，拉石头，洗肉等。

最有意思的是衣服洗过之后，晾在外面的大石头上，遇到刮风，就用一块小石头压在上面。山里风大，常能看见一些凉在石头上的衣服被刮得七零八落的。结果，洗过的衣服比没洗时还脏。

黑人对皮肤也有种保护意识。只是她们不用增白之类的化妆品。有些女人脸上抹着一种叫卡拉麦——像面膜之类的东西，它不仅能治青春痘，还能防止紫外线照射。不过，她们十分羡慕白皮肤的人，也很喜欢长长的直发。看她们的发型变换，可以感到黑人对头发的钟爱的程度。可是她们的头发都是小毛卷，摸上去毛茸茸的，一旦留得长一点，就会膨胀得像一颗炸开的原子弹顶在脑袋上，难以收拾。所以，当地人不管男女，都只好把头发剪短。但通常，梳理一种好的发型，需要很长时间，也可以保持很久，所以，她们经常互相梳理各种式样的发型，这也体现了对美的向往。

而她们见我留着短发，总是非常可惜地说：“我们要是有一头直发，就把它留得长长的，那种又长又直的头发实在太漂亮了。只可惜我们没长直发。”

按当地风俗，结了婚的妇女，头上要裹头巾，为了省事，她们干脆把头发剪得很短，看上去与男人的发型没有两样。如果女人不穿裙子，从远处很难辨认是男人还是女人。

据马老太太的儿媳曼堆子说，当地人的发型也是人体装饰艺术的一部分，有编成多组辫子的，有翘起的凤头式的，还有井字、梯田式的等等。有一次我看她把头发梳成了一个大蘑菇伞顶在头上，就问她：“为什么要把头发梳成一把伞？”

她说：“天气热了，可以保护眼睛，也可以遮挡太阳光的照射。”

不过，梳这些花样的发式很麻烦，要用几个小时甚至半天到一天的时间，才能梳起来。她还告诉我，过去黑人信奉图腾崇拜，常常把一个人的个性或成长过程体现在发式上，它也是体现社会地位和富裕程度的标志。

不过，如今那些传统发式的含义已经消失了，现在仅是一种美的体现。

第七章

巫医马目才地斯

如果不是马丹给索好管闲事，我也绝不会认识巫医马目才地斯（MAMETSTLISI）。

2000年8月4日上午，是个热闹的日子。那天，当地医院建成，村里要隆重庆祝一番，举行剪彩仪式。不仅大酋长专程从马塞卢赶来，其他当地官员也来了不少。尽管医院现在还是一座空房子，但有了这栋房子，也就有了希望，所以人们都来庆贺。

上午有无数个官员讲了话，每人都是马拉松式的。旁边炊烟袅袅，时不时地顺风袭来一股煮羊肉的香味。我看见人们的眼光直往做饭的地方瞟，但又不得不耐着性子为官员们捧场。直到下午大家才吃上政府提供的免费午餐，排队的人足有上千，而这顿让老百姓能吃到肉的盛餐，是大酋长贡献的一只肥羊。饭后，穿着节日盛装的人们，敲着鼓，唱着歌，开始狂欢。从下午到凌晨，一直持续了一夜。

喜庆的气氛还没过去，肥羊的香味还留在嘴里，第二天下午5点，我正准备出去拍照片，还没走到马丹给索家，就见她急匆匆地迎面向我走来。

“巴丽萨，昨晚上出事了。”说着她拽着我就要走，她因为着急，说话上气不接下气的。我问她：“出什么事了？”

她很神秘地对着我的耳根嘀咕了两句。我一听，二话没说，赶紧问，去哪儿？她说：“塞虎栋，医生马目才地斯家。”

塞虎栋，在塔巴姆村的东北方向的一座半山腰上，从我住的地方向那儿走去，途经一条小河沟，由于河水处在洼地中，两边又有几棵小树，所以，每当太阳落山时路经这里，我心里都会有种不太踏实的感觉。

我们来到了巫医马目才地斯家的门口。

院子里的垫子上半躺着一个腿打石膏的女孩儿。我看她一脸沮丧，身穿一件节日里穿的衣服，但显得很凌乱，蓬头垢面，脸色发暗，精神极其失落。特别是看见我这个外国人，手提着照相机向她走来，更有些不知所措，直往毛毯里钻。

“你告诉她，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她的。”我对马丹给索说。

这时，巫医看到有人来，从屋里走了出来。

“这是医生马目才地斯，她是莱索托的传统医生，在这儿看病有20多年了。”

这个巫医身材瘦小，一只眼睛半睁半闭，好像有点残疾，嘴有些突起，说话的声音像是从嗓子缝里挤出来的，像鸟叫。她一见马丹给索，就拉着她的手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好像我根本不存在。她说话时语速极快，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干脆走到那女孩儿的旁边，想证实一下马丹给索悄悄告诉我的在她身上发生的事。马丹给索告诉我，昨天晚上，活动结束后，这个女孩儿被几个男人追赶，摔在往家走的小河沟的石头上，大腿骨折了，那几个男人不怀好意，女孩儿怕是被他们强暴了。

我问那女孩儿叫什么名字。

“目翠给累（MSOKELENG）”女孩儿怯怯地告诉我。

我从兜里掏出几块糖，很友好地递给她，然后，蹲在她的面前，用一种很慢也很和蔼地口气对她说：“我叫巴丽萨，是中国人，住在大爹马太里拉家，是塔巴姆许多人的朋友，你能听懂我说的英语吗？”

她点了点头，没有表情，也没开口，用目光直直地盯着我。

“你的腿是昨天弄断的吗？”

她又点点头。

“你来这里也是找医生看病吗？”

她再次点点头。

我觉得自己问了一堆废话。

我又说：“昨天，我在那儿拍照片，真热闹，那些人的舞跳得很好，我拍了好多照片，准备带回中国给朋友看。不过，太阳刚落山我就不敢再呆了。你是不是因为回家太晚，路上才遇到坏人的？”

这时她剥了一块糖，放进嘴里，然后，犹豫了一下说：“我昨天看见你在照相，也看见你和母们马丹给索离开了那儿。其实，你们刚走一会儿，我就走了。那些男人可能一直跟着我，后来我走到斯准目（STREOM）河边就听有人喊让我站住。我没停，看他们追上来，我就跑，天太黑，我看不清路，一下摔在大石头上，当时可能是腿断了，很疼，我就坐在地上拼命喊，好像有几个人被吓跑了。但还有三个人，他们上来拼命地扒我的衣服。后来，我只觉得自己身上什么都没有了，特别是一个男人趴在我身上，压得我连气儿都喘不上来，我全身哆嗦，连喊叫的劲儿都没有了，再后来他们就轮着上来……”话还没说完，她已经哭成泪人了。但她说话时，始终低着头，手里还不停地揉搓着糖纸。

女孩儿说的斯准目河，是我和马丹给索去塞虎栋村常喜欢走的地方，由于那里有几棵小树，又处于低洼地势，白天倒显得挺幽静。几乎每次经过那里，马丹给索都要对我说：“WATER，WATER（水）”其实她是要在那儿小便。

不过，每次拍照再晚，我都要敦促马丹给索赶在太阳落山前，穿过那条小河。其实，这完全是下意识的，尽管马丹给索总是劝我：“没事，没事。”但我对那个地方始终有些戒备，其实，这种戒心从哪儿来我根本说不清。看来女人的第六感官还是管点用的。

这时马丹给索也走过来对我说：“昨天咱们很幸运，要是回去晚一点，就很危险了。”

我根本不敢想，也不愿去想，如果昨天出事的人是我……我怕极了。

我同情地看着女孩儿，对她说好好养伤，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过几天我还会来看她。

听马丹给索说，这个女孩儿要等40天后拆了石膏才能离开这里。在这期间，要由巫医关照她，吃、住都在这里，但并不需要给她钱，家里送点口粮来就行了。

“有这么个医生，病人的家里倒挺省心的。是不是人们有病都来这儿？”我问。

“镇上的医院谁住得起？要是只看病一般都给两片药，吃了也好不了。母们马目才地斯是个好人，不过自从她丈夫几年前病逝后，只剩她自己了。所以，病人有时就住在她家，她一边给人治病，一边照顾他们。”

“她的孩子呢？”我问。

“她没生过孩子。”

“她治不了自己的病吗？”我又问。

马丹给索摇头。我也真是的，要是她能治好自己的病，不就有孩子了吗？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孤独了。

我对马丹给索说：“过几天，我想再来看看她给别人治病，行吗？”

马丹给索转身去问她。

“她说没问题！欢迎你来。”

过了大约快一个月，有一天都快中午了，仍不见马丹给索来找我，我就去找她，她正躺在床上“哼哼”呢。

“巴丽萨，你来了，太好了，我正想找你要中国药呢，我这两个胳臂疼得抬不起来，手都拿不了东西了。”

“以前疼过吗？”我问她。

“是的，但好久没疼了。”她痛苦地说。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巫医。

“去找母们马目才地斯吧，她不是可以治病吗？”

“你还是先给我吃一点中国药，行吗？”

“可我没有治胳臂的药。”

“你给别人那么多药，为什么就不给我呢？你对我不好。”

我看跟她说不清楚，只好跑回去拿了一片止疼片。走在路上我又想，只给她吃半片，还是拉她去马目才地斯那里治病。我边走，边用牙咬了半片，把那半片收好，进了她家。

她躺在床上，看到这半片药就像看到了救星，也没顾上多问，赶紧吃了下去。

“药已经吃了，咱们现在去马目才地斯家，她给你治了就会好的。”

她答应了。

来到巫医家，她刚给两个远道来的男人看完病，正准备吃饭。看我们进门又放下碗，说是马上看病。

在屋里，我又看见了那个被强奸的女孩儿，她腿上仍然裹着石膏。不过，她的情绪明显好多了，和几个邻居的女孩儿正有说有笑的。看见我进门，她很有礼貌地跟我打招呼，并告诉我，她的腿已经好多了。

这时巫医搬了一个长板凳放在院子里，让马丹给索坐在太阳下。

她把马丹给索的两个胳膊拉开，分别在上面咬了一口，又捏了两下，然后取出一个小铁盒，里面放了一点药面，往里吐了两口唾沫，再用一根粗针在里面轻轻搅和了一下，然后用那针将铁盒的药挑到被她咬破胳膊的伤口上，又用手压了几下。接着，她拿起一个毛掸子，围着马老太太掸了一圈，闭着眼睛，嘴里还振振有词地念着经，一副巫婆的模样。之后，她让马丹给索在太阳下坐了一会儿。

“感觉怎么样？还疼吗？”我走过去问马老太太。

“不疼了，真的不疼了，我说过，她很神的。”她动了动自己的胳膊，我看见那一口牙印还在上面，不过，上面被糊上了带唾沫的药粉，真让人恶心。这时，我走到巫医面前对她说：“还有什么治病的工具和药，让我看看。”她愣在那儿，没听懂。

这时马丹给索冲她喊了一嗓子，她赶紧从屋里拖出了好几个袋子，告诉我，这是莱索托的药，我一看与中国的中草药差不多。

“这些都是她在山上采集的。”马丹给索走过来说。

这时巫医从屋里又拿出一个铁盒给我看，里面有刀片、针，还有比牙签还粗的小木棍。之后，她又拉着我到摆了一地的草药前，嘴里叨叨着：“古北子、窝付嘎、尿沟、照母。”她说的都是药名。

马丹给索告诉我，马目才地斯实际上是个草药医生，在用药方面有不少自己的经验，而且，上山采药都是她自己亲自去。这些药不过是一些树皮、树根、树叶和一些野果。有上百种，她在这儿行医22年，全靠这些药。

“她是不是靠行医养活自己？”我问。

“一般看病2块钱，但要是治疗就是10块、20块、50块、以至100块不等了，通常比医院便宜。”

后来我从资料中看到，在传统的非洲黑人社会里，人们通常认为疾病和死亡都是由某种精神的摧残造成的，是一种邪恶。当地人所说的病，不仅仅是指身体方面的疾病，而且指的是所有生活中不平衡的方面，包括身体、心理、社会和精神的因素。对他们来说，一切不好的命运都是患了一种疾病。巫术、咒语、亡灵和神，是导致死亡的原因，而这些巫医不仅是治病的大夫，也是一把给人们解脱心灵痛苦的钥匙。他们能治疗人们身体的疾病，也能解决人们的心理问题，巫医通过草药和占卜一类的身体治疗与心理治疗相结合的方式，治愈并安慰那些“患了病”的人。通过心理和药物的治疗，使病人恢复健康。他们不断告诫和规劝人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疾病的传播。不过，他们对病人的治疗多少也有一定的科学成分。不少巫医都是懂得草药的性能来配制治病的秘方，就某些慢性病来说，用草药比现代医学所采用的医疗方法效果可能更好。不过，这些巫医有时会为自己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将一些所谓的魔法加入其中，使人们对他们产生神秘感并由此对他们加以敬畏。

另外，早期的莱索托人非常讲究增强自身的力量，不仅能预防和治愈疾病，还能抵御外来邪恶的侵入。有一种增强力量的仪式，定期为每个家庭成员切开身体的一部分，每个切开的部位都会被涂上草药。一般在战士出征前，人患了病等等特定情况下都会举行这种仪式。一些植物或动物特定的部位还被认为有奇特的效果，比如：狮子的皮会给心脏较弱的人增加勇气和力量，动物的关节部位会使人跑得更快，等等。他们总结了动物、植物及矿物的不同用途，有些拿来给自己用，使自己增强力量。有些用来对付敌人，损毁他们的健康和财富。

第八章

成年的时刻

去擦巴里马给子（CHABA-LI-MAKETSE）拍照片时，我被一群站在一座草房前，山里装束的男人引吭高歌所吸引。

“会不会是村里发生了什么事？”我在想。顾不上多问，提着相机直奔那里。

“巴丽萨……那儿不能去……你千万别去。”刚跑了几步，就听身后的马丹给索大喊大叫。

“为什么？”我停住脚步问她。

“那是CIRCUMCISION SCHOOL，女人是决不能进去的。”她急火火地赶上我，一个劲儿地直喘气。

“CIRCUMCISION？哪个CIRCUMCISION？怎么还有这样的学校？”我被弄糊涂了。这个CIRCUMCISION是指男人割除包皮的意思，应该与医院有关，怎么还叫学校？

我问她。

“反正就是男孩长大了，都要把这儿割开。”说着，她指了一下自己的下身的部位。

她一比画，我终于想起书上曾经介绍过，在非洲地区，有进行男女成年礼的仪式，特别是男孩长到16-20岁时，为了庆贺他们的成年，对他们都要进行割礼。我原以为这种古老传统的仪式，早已失传，没想到却延续至今。

“我能不能过去看一眼，真的，就看一眼。”我开始对那个草房子发生兴趣了。

“这是不可能的。巴丽萨，不是我不让你去，你要是跨进院子一步，他们都会打你，弄不好还会杀了你。”她很严肃地说。

“别吓唬我了，我才不信他们会杀我呢。”我说。

“女人一旦进去，就会破坏他们成年后的运气，他们当然要对女人毫不客气，你千万要小心。”她很担心我会鲁莽行事。

“那你能不能帮我找个行过成年礼的男人，我想问他一些具体情况。”

“当然可以，这很简单，因为大部分男人都做过，只是有人去山里，有人去医院做。”她说。

“你的几个儿子做过吗？”我问她。

“他们都做过。但我是把他们送到镇上医院做的，只需要半天就行，既省事，又便宜。”

“这些人要到哪儿去做呢？”

“他们去很远的山里，要去好几个月。嗨，我也说不清楚，明天，我给你找个知道情况的人。”

第二天，马丹给索把我带到大爹航（KHANG）的家。

“大爹去过山里，你可以问他，他也能说英语。”

其实，我早就认识大爹航的妻子和女儿，他的大女儿马丽萨巴（MALIHLABA）是我很要好的朋友，因为她英语说得不错，我俩常在一起聊天。刚来时，我几次去找她，都被她家的狗咬了。以后，连那条狗都认识我了。大爹航比别人幸运的是，他在村政府有份工作，所以也有一份固定的工资，但他要养活8口人，生活还是很贫困的。22岁的马丽萨巴和她15岁的妹妹底那无韦（KENEUOE）两人合穿一双不配套的鞋子，一只红色，另一只是黑色。有时，我会把自己的衣服送给她们，还送给他们不少中国药。所以，每次去他们家，我都是颇受欢迎的人。

“大爹，听说你去过山里？那是什么时候？”我问大爹。

“我是1966年去一个叫马发扎尼（MAFATSANA）村庄的，当时我18岁，的确是该成年的时候了。当时我们有一批男孩，大都是16岁至20岁，一起去的那里。临走时，村里很多人拿了酒和吃的，又唱又跳，为我们送行，可热闹了。进山后，有专门行割礼的医生，但我们要在那里先从事一些劳动，比如，放牧，打柴等。等到医生为我们行割礼之后，我们的伤口一旦恢复，就开始了训练生活。这种训练，主要是让少年脱去身上的稚气，变得勇敢和坚韧。还要磨炼自己的身体和意志，培养我们对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感。我们每天早上起得很早，除了训练之外，还要学习莱索托传统民歌、诗歌。学校还有人为我们讲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在那儿我们还要了解民族风俗、性事等，为今后成家立业做准备。其实每个男孩子能经历一下那样的训练，是很有益处的。”

“你们通常在山里待多久？”我问他。

“按过去传统做法，要4至6个月，现在一般是3个月。”

“一个男人，是不是只有经过了成年礼才算真正成年了？”我又问他。

“在我们那个年代是这样。自己成年的那一时刻终身都不会忘记。

我记得当时成年礼一宣布结束，所有受训的男人都要脱光自己身上的衣服，把它扔在训练营里，然后我们会在身上涂一层红赭石的颜料，拼命向村庄跑，谁都不能回头看，因为身后燃起一把火，将我们的过去全部烧掉，这意味着我们将进入新的人生。这时我们完全告别了幼年，真正成为一个成年的男人。我们一旦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村里的男人和长者就会为我们送上新的衣服，还为我们举行盛大的宴会。在宴会上，我们每个人都要展示一下刚学到的本领。比如，即兴创作一首诗或跳一个民族舞等。同时，我们还会得到一个新名字，但只能在我们之间互相叫，对外人，特别是对女人要保密。”

我一听还挺复杂，也明白这种地方为什么叫“学校”，因为他们在山里不仅完成了身体的行割礼，还学习了许多今后做成年人所需要了解的东西，这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很有益的。

“不过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都愿意去山里接受这些训练。”大爹说。

“为什么？”

“比如我的两个儿子就不愿意去山里，因为他们不愿受苦。当然，不少人还是喜欢这种传统的方法，他们觉得进山吃苦对自己的后半生有好处。其实我认为，这不仅仅只是做个手术，而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对人的未来很重要。”大爹到底是在政府工作的人，看问题比一般人要有水平。

我对他说：“母们马丹给索说，他的三个儿子也都不愿去山里，而是在医院做的手术。”

这时马老太太接着我的话说：“孩子都不愿去，我也想开了，去医院几分钟就好了，回家养三天没事了。再说去医院只花50块钱，而去山里要300块，我那三个儿子年龄都相差不多，一下也拿不出那么多钱，现在这几个儿子也都挺好的。”

几天后，听说有一批男孩要进山行割礼，我拽着马丹给索就往擦巴里马给子村那个叫CIRCUMCISION学校的地方跑。

“不行，巴丽萨，你是女人，绝不能去那儿，他们会杀了你。”她看我一个劲儿地拼命拽她走，急得直喊。

“我只是上那儿看看，拍几张照片，不会进去的。”我安慰她。

又来到那座神秘的草屋，走到门口，听不到一点动静。显然，里面没人。

“他们已经走了？”我问站在一旁的马丹给索。

“绝不可能。”她很肯定地说。

“反正没人，咱们趁机进去看一看，如果看见人，咱们就赶快跑。”

“这哪儿行，你不想活，我还想活呢。我们莱索托是有规矩的，不能乱来。”她不高兴地说了我一句。

我一想，别给人家添麻烦了，再说自己也应该以安全为重。

这时从山上传来一阵歌声，那声调很低沉，但很有力。

“是他们回来啦。”马丹给索大叫了一声。

循着歌声的方向看去，一群背上驮着柴火和干草的牛，被十几个男孩赶着，正朝这边走来。

“他们回来了，可能去砍柴了。”马丹给索指着那群人。

由于好奇，我一直跟着他们的队伍拍照片，不知不觉就进了那个院子，直到马老太太站在外面拼命地叫喊，我才赶紧往回撤。我刚走到院外，见有两个男人站在门口朝我们招手，我以为这是一种友好的表示，就朝他们走去，马老太太一把拉住我小声说：“你不要命了，还敢过去。”

“他们在向咱俩招手，可能同意咱们进去。”我傻乎乎地说。

“你这个傻瓜。”气得她直骂我。

那两个男人看我们没过去，就朝这边走来。

这时马老太太狠狠地推了我一把说：“巴丽萨，快跑，快，朝村里跑，别回头。”

我一听，使出全身的力气拼命往西跑，这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只是一个劲儿地跑，直到发现横在眼前的森姑（SENQU）河，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了，只好停住脚。这时我才想起马丹给索，“他们会对她怎么样呢？她岁数大了，肯定跑不动，可她是当地人，他们不会把她怎样吧。”我琢磨着。

赶紧回头找，马丹给索还算万幸，虽然她被那两个男人追到了，但正与他们周旋呢。又过了一会儿也就没事了。我长叹了一口气，一屁股坐在石头上，此时对马老太太有说不出的感激，否则，今天我的结局恐怕很惨。

仔细想想都怪自己太鲁莽，只想拍照片，越是禁忌的地方越想去，忘了戒律，当然要受到惩罚。我提醒自己，这是在非洲，在黑人的村落中，真要是出了事，谁能管得了那么多。

其实，这个草屋不过是个进山的中转站，真正的行割礼是要进山的。

听说10月31日那天，是进山的队伍出发的日子。早上村里许多人都出来为即将成年的男孩子们送行，大约有20个男孩，他们穿着山里人的装束，每人骑着马，驮着巴巴粉，唱着歌，浩浩荡荡地离开送行的人群。他们将在山里接受3个月的训练，大约在2001年1月才能返回自己的家乡。回来后，村里人要为他们举行盛大的欢庆会，庆祝他们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听说过去女孩儿也有成年礼，只是在村庄里进行，她们更多的是学习将来婚姻和家庭中所需的各项本领和技能，年龄与男孩子相同，以便可以同步的生活。女孩儿的成年礼结束后，也会举行庆典，通常是彻夜狂欢。不过现在已经很少延续这一风俗了。

我从书上了解到：非洲许多国家不仅普遍流行施割礼的风习，而且世代沿袭，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从几千年前的埃及木乃伊中发现，所有的女干尸均受过割礼，因而人们也把这种习俗称为“法老式割礼”。

关于割礼的来源，说法不一，但其中有两种说法较为普遍。一种说法是在远古的蒙昧时代，非洲各部落只考虑如何繁衍后代，以增强部落的实力，而割礼则被普遍认为是提高男女生殖力的最有效的措施。另一种说法是由于各部落间的战争频繁，男子经常出外远征，而受过割礼的妇女则被认为能有效地保持自身的贞操，从而避免不忠于丈夫的行为。此外，在非洲许多部落中，还流传着一种古老的观念，即每个人体都具有两个灵魂：一个呈阳性，另一个呈阴性。对于男子来说，呈阴性的灵魂附在自己的包皮上；对女子来说，呈阳性的灵魂则附在阴蒂上。为了最后明确男女的性别，就必须从男女身上切除多余的东西。只有这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人，才会具有旺盛的生殖力。在非洲的某些部族中，甚至还有这样一种习惯：即将男子身上割下的包皮晒干蒸熟后给正在受割礼的男子吃，由此来表示那个附着的灵魂各归其位。（摘自《非洲地区》一书104页）

早期的莱索托人很重视人的成长，在人生每一个重要的阶段都要举行仪式来庆祝或纪念。特别是成年礼，这个仪式早在石器时代，SAN族人就已经有了，只是很简单。而到了19世纪初时，已是非常复杂了。传说中是SAN族人教会他们在男子成年时行割礼的。到了19世纪时，这种仪式上至酋长，下到普通家庭都非常重视，通常是酋长定期召集部落里16岁至20岁的男孩子，集中到成年训练营，由酋长的一个儿子（通常是长子，当他不胜任时由下面的兄弟接任）统领，进行一个时期的集中训练。这些年龄相仿的男孩子从此以后就“绑”在一起了，结成一个同盟，随时听候酋长儿子的号令，为他服务。有些人日后会发展为他的资政官。这些男孩子都在差不多的时间结婚生子，他们的儿子成长起来后，又会集中到一起训练成长，这样就结成了庞大而忠诚的政治联盟，这些大家庭未来又都团结在新酋长周围，为他的政权服务。

第九章

通向死亡之路的艾滋病

1.头一次见到艾滋病人

“听说非洲有很多人得艾滋病？你知道什么是艾滋吗？”我问每天与我形影不离的马丹给索。

“AIDS（艾滋）！当然知道，那病是传染的，这两年村里已经死了不少人。谁得了都得死，死的时候很吓人，瘦得像一根棍子。”她说。

还没等我说话，她神秘地咬着我的耳朵又接着说：“村里有些女人喜欢跟从南非来的人睡觉，可能因为他们有钱。但不知道他们身上有艾滋，真是害人。”

“你知道现在村里还有谁得了艾滋吗？”我问她。

“有好几个人呢，但你不能乱说。山上有个女人叫泰毕斯（TEBITSI）的，听说病情已经发作，活不了多久了。另外，平时跟你挺好的，那个叫迪才宝（LISEBO）的女人，也得了这种病，没发作的时候跟好人一样。”

“什么？迪才宝？你是说扎嘎达（TJAKATA）家大女儿那个迪才宝？她也得了艾滋？”我吃了一惊，因为迪才宝会说英语，我俩的来往多一些，没想到她竟是艾滋病毒的携带者。我的大脑以最快的速度回想了一下每次与她交往时的情景，生怕自己与她有什么过密的举动。

我突然感到，在这里有些让人防不胜防，一不小心，不知哪儿就冒出了“灾情”。

听到村里关于艾滋病的消息，我的头发根顿时立起来了。这是我来塔巴姆40多天后，马丹给索透露的最让我震惊的消息。因为，过去，我只听说过艾滋病，认为它离我很遥远，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真正面对它。

在马塞卢我就听张大使说过，莱索托是南部非洲艾滋病高发国之一。没想到眼前真有这样的病人，好奇心驱使我绝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我告诉老太太想给得艾滋病的泰毕斯拍照片后，她并没像以往那样答应得那么痛快。“这种病人家不愿让外人知道，要是我带你去了，他们会很生气的。”看来我给她出了难题。但我也清楚，在这儿是没有什么事能难倒她的。

于是，我非常坚决地对她说：“不管怎样，你一定要带我去。”

“那病……传染。”她边说边用右眼斜挑着看了我一下，然后又说：“没有药治。”

显然她是害怕。

我对她说：“这些我都知道，你把我带去就行，然后站在屋外等我，我也不会多待的。”我心说，你以为我就不怕吗？

老太太看我很坚决，只好依从了我。

这是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跟着老太太穿过一片耕地，又过了一条小河，然后直奔塞虎栋的山，向上爬去。其实，这山上我来过不止五六次，却一点不知道这里有艾滋病人。

当我们爬到半山腰处的一座小屋前，老太太停住了脚，她一边喘着气，一边用手向那座房子指了指说：“就是这家。”

“怎么会呢？前天傍晚，我们还在这家门口，拍了一张妇女头顶瓦罐的照片。”我很惊奇地问老太太。

“YES！那人就是艾滋病人的妈妈，叫马布鲁果（MABOLOKHO）”她说。

“没弄错吧？她可是有说有笑的，哪儿有痛苦的表情。”此时，我的大脑迅速搜索着当时为那女人拍照片时的情景。我记得那天正值夕阳下山的时候，一位身穿蓝色线衣的女人，无意间闯进了我的镜头。只见她右胳膊被撕破了一大块，拦胸系了条毛毯，头上围着浅色围巾，顶着一个葫芦状的瓦罐，在蓝色天空的衬托下，色彩十分鲜明。她走起路来还边扭边唱，很有非洲妇女那种豪迈奔放的劲头。我追了她几米，她看我想为她拍照，就停下来，呆呆地面对着我，反倒使我没法拍了。她是那么好合作，我想，如果真是她家，也许我不会遭到拒绝。

我们先去了邻居家，打听了一下，确认这会儿艾滋病人就在屋里，才向她家走去。

就在我们快走到病人家门前时，老太太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压低了嗓音对我说：“进去千万别提艾滋，就说顺便看看。”

我冲她点了点头。

这是一座门朝西，用干草铺着顶的石头圆屋，门是敞开的。我和老太太站在门口，趁她喊屋里的主人时，我赶紧探头向里张望。我顺着射进门里的阳光看去，屋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这时，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人，正是我拍过照片的那位妇女。她一看是我，满脸堆笑地站在门口，那胖身体把门口堵了个严实。马丹给索忙向她解释说：“我和巴丽萨上山，顺便过来看看你，她想认个门，也想和你聊聊。”

“好！好！聊吧，可以聊。”尽管她嘴上很痛快地答应着，但仍然纹丝不动地堵住门口。我们是来看艾滋病人的，被堵在这儿怎么行？可是人家根本没有请我们进屋的意思。于是，我给老太太使了个眼色。她反应挺快，对那妇女说：“让巴丽萨进屋坐下吧，她还要用笔写呢。”

那妇女听罢，迟疑了一下，终于把我们让进了屋。

真要往里迈脚时，我的心却突然悬了起来，心跳也不由地加快，连手上握着的相机都觉得沉甸甸的。我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跟着老太太走进的病人的家。

黑黢黢的屋子不大，里面空空荡荡的，屋子的正中央，地上躺着一个盖得严严实实的人。她头朝里，脚朝外，在她的头顶上方，有一个烧着柴火的炉子，周围七零八散地摆放着锅和盘子。屋里仅有的家具是一条长凳子，于是，我和马丹给索被让到了这条凳子上坐下。而那妇女很自然地坐在了病人的褥子上。此刻我和老太太离眼前的艾滋病人也不过两三米的距离。

“你家有病人？”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地问。可她听不懂英语，便疑惑地看了看老太太。这时老太太替她说：“这是她的大女儿。”

“她得的什么病？”我又问她。

老太太翻译过去之后，她并没有回答。只是不停地用手为女儿掖着已经盖得很严实的被子，一直没有抬头。

屋里的气氛很沉闷。这时，我定了定神，睁大了眼睛，仔细地看了看躺在眼前的病人。她身盖一条褪了色的花毛毯，头裹白布，紧闭双眼，脸色灰紫，颧骨高耸，只剩下皮和骨头了。她直挺挺地躺在一块只有一寸厚的垫子上，一动也不动，若不是常发出阵阵咳嗽声，俨然就是一具横躺在屋里的僵尸。由于她长期卧床，屋里散发着一股酸臭的气味。她不断地咳嗽，使整个屋子仿佛弥漫着病菌。尽管我知道艾滋病并不通过空气和一般的接触传染，但仍然不敢喘大气，生怕吸进了病菌。

这时老太太很机灵地假装问了我一句：“巴丽萨，你不是带了很多中国药吗？能不能治她的病？”

我赶紧接过话茬对那妇女说：“如果你能告诉我她得的是什么病，兴许我能给她拿些有效的药来。”

马丹给索边替我翻译着，边添油加醋地说中国药怎么好，怎么见效。

其实，她得的什么病已是人人皆知，我不过是想从她家人的口里再证实一下。

“她得的是‘满都’。”她妈妈说。

“什么是‘满都’？”我不解地问老太太。

“是腿上的病，所以她不能走路，只能躺着。”老太太说完，向我挤了一下眼，示意她妈妈说了假话。

我对她的回答很失望，但又一想，今天她能让我进这个家门，已经很不错了，至于拍照片是下一步的事。

我坐在屋里并没急着走，想跟她妈妈聊一聊。尽管马丹给索不大情愿陪我待下去，但没有她当翻译，我们无法交流。

“泰毕斯是她的大女儿，1994年查出的‘满都’，今年5月份她突然带着最小的孩子回到塔巴姆。刚回来还能走几步。但老是咳嗽、拉肚子。到了7月初，身体越来越虚弱，一步也走不成了，每天只能躺在床上。她老说浑身疼，也不想吃东西。这个月就更重了，连翻身都困难。话也很少说了。”

她说的全是病情，该不是把我当成医生了吧。

说着，她妈妈从墙角拿过几个发黄的纸包，让我看。

“这些是泰毕斯吃的药，镇上医院的大夫三个星期来一次。”马丹给索向我解释道。

接着她又说：“她妈妈想跟你要点中国药。”

“可她没跟我说实话，再说我哪有治这病的药。想治病只有上美国，或南非也行，起码要花几十万或上百万，她连饭都吃不饱，哪儿还有钱呢。”

我以为用英语说这些话，她们听不懂，谁知，这时躺在地上的泰毕斯突然微微地睁开了眼睛，侧了一下头，朝我斜了一眼，但没有任何表情。这时，老太太用胳膊捅了我一下，转过脸，像是暗示似的对我说：“人家泰毕斯当过老师，ENGLISH GOOD（英语好）。”

我一听，有点不知所措，也不知刚才说的话有没有冒犯的地方。但我又一阵欣喜，至少可以直接和她交流。我顺手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把糖和两盒清凉油，走近泰毕斯，蹲在她面前，轻声对她说：“你好！我叫巴丽萨，是中国人，住在大爹马太里拉家，是来拍照片的，希望你的身体能早点好起来。这是糖，很甜，给你吃。过几天我会再给你送些食品来。”

听了这些话，泰毕斯脸上仍没有任何表情，也没说一句话，只是无力地又闭上了双眼。

我将糖放在了她的枕边，同时发现枕边还放着一本圣经，也许只有耶稣才能拯救她，给她力量，使她愉快，使她得到真正的解脱。

这时坐在她身边的妈妈，为她剥了一块糖，塞进她嘴里。接着，她又问我那两盒清凉油是干什么的。这时马丹给索很认真地给她比画着如何往太阳穴上擦，还告诉她可以往身上擦。

她立刻拿起了一盒，打开盖，解开女儿的上衣，替她往身上擦。此时，我顾不了那么多了，赶紧举起相机拍照。镜头里的泰毕斯让我目瞪口呆，她的身上竟是真正的皮包骨头，乳房干瘪得只剩下一张抽搐的皮，完全看不出是个女人。看着她妈妈为她擦拭着清凉油，我真担心，原本就怕冷的病人，还能接受这种擦了会更冷的油吗。我想制止，已经晚了。尽管她已盖好了被子。但我的心却为她感到冰凉。我甚至后悔不该为了讨好人家，而送了不该送的东西。我真怕看见她因为擦了清凉油，缩在被子里发抖的情景，内心直为她祈祷。等了一会儿，见没出现什么动静，这才放心了。

这时她妈妈对我已经不像刚进门时那么戒备了。自己主动跟老太太说起她的家事。

老太太很快用蹩脚的英语翻译给我听，还时不时地加点自己的分析。

“她们家有7个孩子，3男4女，泰毕斯是老大。我想，她家可能得罪了耶稣或是让鬼缠住了。1986年她家大儿子马里（MALI）大白天的，突然被车撞死了，那时才24岁。后来，孩子的爸爸又得了TB（肺结核），也是在家躺了很久，1995年死了，死时大概只有50岁出头，埋在我们来时那条路的坡下。今年又轮到大女儿了。我很早就知道她，她家与我二媳妇家是亲戚。结婚前我常看见她，那时她是老师，个子挺高，人长得也漂亮，英语又说得好，很多男人都喜欢她。她22岁嫁到丈夫莫哈里（MOANLI）家的莫节可桑（MOJAKISAUE）村，就是上次咱俩要去，风太大没去成的那个村。她生了5个孩子，老大已经18岁了，是个女孩儿，很懂事。其实，前几年就听说她得了‘满都’（当着她家人面，只能按人家的说法），但一直都没事。就像村里现在也有人得这种病（指的是艾滋病），好几年了，根本没事。

老太太又接着说：“泰毕斯的运气真不好，去年8月刮大风，她家刚盖的两间新房，一夜之间房顶全被掀了，还是很结实的铁皮顶。而她家周围好几家草房顶，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怪事。那两间房子至今还闲在那儿，全家好几口人都挤在公婆家住了，现在她病成这样，哪儿还有钱再盖房子。嗨！太惨啦！”

我注意到，我们说话时，泰毕斯始终闭着双眼，静静地躺在垫子上一动也不动，我想，虽然她的身体已不能动，但她的大脑还是清醒的。人到了这个时候，又会想些什么呢？看着她将如此痛苦地走完自己生命的历程，我不由得为她感到难过，我的心在哭泣。

告别她们母女，我和马丹给索走在回家的路上，一直默默无语，心情格外沉重。

我问她：“你知道村里人得这个病，都是怎么传染的吗？”

她说：“一部分是从南非传过来的。莱索托的男人在那儿当矿工，回来就传染给老婆或其他女人了。最糟糕的是那些修路工，他们到处修路，去了许多非洲国家。每到一处都会找女人，他们能挣钱，也不亏待那些女人。人们都盼着路早点修好，那样日子就会好过了。没想到他们把路修通了，也害了不少人，自从塔巴姆来了修路人，得艾滋病的女人也多了。擦巴里马给子（CHABA-LI-MAKETSE）村的大爹莫申（MOSHE）的第一个老婆马后布左（MAKHOPOTSE），他们是1985年结的婚，生了两个孩子。很多人都知道他老婆有个男朋友，是来这儿修路的工人。听说，她是1993年被查出了艾滋病，但没人知道。1997年她的病情发作，才瞒不住了。我记得她是1998年圣诞节前死的，死的时候才32岁。大家都说是那修路工把她害了。后来那男人走了，现在也不知他是死是活。好在莫申没被传染上，已经是万幸了。

大爹百萨力马（PESELEMA）的大儿子牟后乱尼（MOKHOLOANE），1982年在南非当矿工时被人杀害了。他的媳妇马目以多一（MAMOKTOI）就与好几个修路工有关系，直到1998年她死之前，也不知那病是被谁传染上的。现在夫妻俩都死了，留下4个孩子，这些修路工真害人。”

我对她说：“艾滋病的传播也不全是两性关系带来的。如果去医院输血，也会有被传染的可能。”

“什么？去医院是治病，怎么还能得病？”在她的概念中，只有性才能导致艾滋病。

我原想对她说：艾滋病是通过人体血液被病毒感染后，人的免疫机能被损害，而导致全身器官衰竭，最后死亡之类的道理。但是，跟她哪儿能说得清。一是，那些“免疫”，“机能”，“衰竭”之类的英语单词我根本不会。二是，就是我说出了这些词汇，她也听不懂呀。

干脆还是挑简单的词儿说。

“那你知道，泰毕斯的病是怎么得的？是不是也有男朋友？”我知道老太太八面玲珑，是个热衷打听这类事的人，干脆直截了当地问她。

老太太一听，特来劲儿，神秘兮兮地对我说：“过几天我带你去木节可桑，你看见她丈夫就明白了。”

我一听，以为她丈夫也得了艾滋病，忙问：“谁传染谁的？”

“嗨，错了！我是说，她丈夫又瘦又小，长得很难看，泰毕斯能不找男朋友吗？”

“那泰毕斯干嘛要嫁给他？”我问。

“他很能干，过去对泰毕斯也很好。”

“现在呢？”我又问。

“从泰毕斯搬回塔巴姆，他再也没来过。”

“她的那个男朋友现在在哪儿？也是修路工吗？”

“听说是从南非来的，现在不知下落。”

想想已经奄奄一息的泰毕斯，真让人同情。原本那光彩照人的风姿，现在只剩下一堆干枯的骨头，幸福的家已不复存在，41年短暂的生命之火将要熄灭了，也不知她现在在想什么，是否对人生还有着深刻的眷恋。

回到家，我对大酋长马太里拉谈起了村里艾滋病的事，并对他说：“我想写进书里，你不会反对吧？”

他坐在沙发上，抬头看了我一眼，并示意我坐下，他用一种很沉重的口吻对我说：“现在，艾滋病已经成为了国际问题，并且增长的速度之快已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莱索托又是南部非洲艾滋病的高发国之一，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你知道吗，现在全球的艾滋病患者和HIV携带者已经有3600万人了，3600万人相当于18个莱索托的人口。这真是一场大灾难。”

“你是国会议员，又是大酋长，难道真的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局面吗？”

“这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至少政府无法控制人们的性行为。还有那些已患艾滋病的孕妇（莱索托法律规定，孕妇不能堕胎），孩子一旦出生，就将面临着一场厄运。”

记得马丹给索曾经对我说过，有一位患艾滋病的妇女，生下孩子9个月，离开了人世，而她的孩子仅在这个世上活了14个月，也随母亲而去了。幸运的是，这孩子得到了很多人的关爱，他们并没有因为孩子得了无法医治的病而抛弃他。其实，村里人对艾滋病的传染途径并不了解，虽然他们对此也有一分恐惧，但他们仍然对幼小的生命给予了自己的慈爱。

马太里拉还告诉我，在莱索托，一旦得了这种病，人们只能眼看着他一步步走向死亡。因为目前世界上医治艾滋病最好的方法是用一种叫“鸡尾酒”的药物。但这种药价钱昂贵，当地人根本用不起，所以只能坐以待毙。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呼吁制止艾滋病的蔓延，同时也要给予那些已经得了病的人一些关爱。这个村里的艾滋病人还是能够得到大家的同情和帮助的，人们至少不会抛弃他们，把他们拒之门外。”

大酋长的一席话，使我感慨万千。我想以后一定要多去看看病中的泰毕斯，她在这个时刻，最需要人的关爱，需要来自外面的信息。我想，至少别让她太孤独，让她感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有一个中国人在关心着她，给予她温暖和生活的勇气。毕竟大家在这同一星球上生存，人人都希望得到关爱与帮助。

而此时已是9月底，我的签证就要到期，必须去马塞卢才能办理续签手续。

我告诉泰毕斯的妈妈，等我从马塞卢回来，还会来看她。

2.返回马塞卢办签证

我在塔巴姆村的生活很快过去了两个多月，而我的签证也快到期了。不得不在9月底下山，去马塞卢办理续签手续，尽管我并不情愿。

因为我怕自己到了首都就再也没有勇气回到这个小山村了。这种没有电，缺少信息，无法与人交流的寂寞生活使人感到度日如年。

但我必须回来，因为病重的泰毕斯恐怕活不了多久了，她的葬礼我一定要参加。还有10月20日麦克的女儿要结婚，婚礼也是我要拍摄的重要内容。再说，村里几个孕妇即将生产，如果放弃了这些内容，我来此又有何意义呢？

临走时，为了坚定我返回塔巴姆的决心，我将行李和最重要的返程机票全留了下来。

回到马塞卢，这座初来时感觉如同小县城一般的首都，如今被我视为繁华的都市。夜晚，华灯初照，我突然觉得有灯光的地方是如此明亮，而明亮，又是多么的美好。站在坐落在半山坡上大酋长在马塞卢的家向山下望去，楼房的灯光，路灯和川流的车灯，交相辉映，使我又找回了城市生活的感觉。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使馆，这可是我在这个国家真正的家。

“你终于回来了，一连两个月没有你的消息，大使很担心。”这是陈一秘见到我时说的第一句话。

之后，我见到张大使，并告诉他在山里很难与外面取得联系，他很理解地点了点头说：“只要你能安全回来，我们就放心了。毕竟你是个女同志。不过看你比走时胖了，说明你适应了当地生活，这点很重要。”

幸运的是，我正好赶上了国庆节。大使说，使馆将在9月28日晚举行国庆宴会，我可以参加，到时也会有许多在莱的华人参加。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得两晚上没睡好觉，期盼着早点看到久违了的中国脸，不论认识与否，他们都是我的同胞，都会让我有种很亲近的感觉。

“早就听说国内来了个女记者，可是一直不知道这人在哪儿，闹了半天你一头扎进了山里，这么久才露面。你要当心这里的艾滋病，HIV携带者平均三个人里一个。”这是中国医疗队的医生们见到我时说的。

“你应该多拍点当地的圆形土房子，这是非洲的标志，离开非洲可就难找了。”这是为援建项目来此的城建集团的工人们告诉我的。

莱索托中华工商联合会会长和秘书长都是当地的老华侨，他们最了解当地的情况，也为此替我担了不少心：“梁子，一直没有你的消息，我们的心都悬着，看到你回来，我们也踏实多了。”

我的朋友陈道文，从另一个省赶来，对我说：“今晚就跟我走吧，我们那边也有不少中国人，这段时间你换个环境，感受一下在这里的中国人是怎样生活的。”

看见宴会厅灯红酒绿的环境和这么多自己的同胞，激动之余，我发现自己对这突然到来的一切似乎有些不适应了，不仅眼睛看不够，脑子也转不过来。看着最后吃剩的各种自助食品摆在桌上，我满脑子都想的是吃不饱饭的塔巴姆儿童，他们之所以馋，是因为没有充足的食品，如果他们能吃到这些东西，又怎么会向我伸手要糖呢。我真恨不能将这些剩余的食品全带回村里，把全村的孩子都叫来，让他们吃个痛快。

农村与城市，强烈的生活反差，使我真怕再回去过那种黑暗而寂寞的生活，看到这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勾起了我对家的思念。几次我都想着，干脆不要那些行李，就这样回家算了。但一想到村里还有许多东西都是我未知的，又是我很想了解的，我应该回去把它们拍摄下来，才不辜负此行。

每天看见马塞卢上空盘旋的飞机时，我的心都在动，但很快又坚定了自己回村里的念头。哎，什么时候能坐上回家的飞机上，那一定是我最开心的时刻。

眼下，我必须回到塔巴姆村，我相信那里的人们在等待着我归去。

3.生命的最后时刻

10月初，我回到塔巴姆村，一切都感到那么亲切，这个我熟悉的村庄，别来无恙，好似我的家。刚放下东西，我首先想到的是泰毕斯。

“听说她快不行了。”马丹给索告诉我说。

我急着马上就去看她。

“不行，你刚坐了那么长时间的车，太阳都快落山了，还是明天再去吧。”老太太劝我。

“万一明天她死了，我会后悔一辈子。你要是不想去，我就自己去。”我情绪很激动地冲她喊了起来。

结果，马老太太极不情愿地再一次跟我走进了泰毕斯的家。

在此之前，我从马塞卢特意为她买了牛奶、鸡蛋和黑人爱吃的一种面包。拎着这些她早已久违了的食物，我满心高兴地期待着她能够胃口大开，生命再现奇迹。然而，当我再看到泰毕斯的时候，却惊呆了。

此时的她，整个脸上只剩下一对骷髅般无神的大眼睛，明显突起的大牙，使人感觉她连牙床的肉都已被耗干。她已被调整为头朝里，脚朝外，据说是因为风太大的缘故。一种不祥的预兆告诉我，她就要走到人生的尽头了。

这次见面，我们竟像一对老朋友。我赶紧凑到她面前，轻声地向她问候。这时，马老太太拿出了牛奶交给泰毕斯的妈妈，示意她给泰毕斯喝。泰毕斯用非常微弱的声音对我说：“谢谢……谢谢你！巴丽萨！你是好人。”

这是我第一次听她开口说话。这说明她已经认可我了。我高兴得有点不知所措，伸出了右手要与她相握。这时站在我身后的马老太太急了，突然喊了我一声：“巴丽萨！”但我并没搭理她，照样伸着手，等待着泰毕斯能从被子里伸出手来。但她只是友好地对我眨了眨眼，并没有伸手。这时，马老太太赶紧凑过来说：“泰毕斯病很重，没有力气了。”

我知道马老太太不愿意让我直接接触病人，这也是对我负责。我看了她一眼说：“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我用手为泰毕斯掩了掩被子，对她说：“你喝一点牛奶吧，这是专为你买的。”

她冲我点了点头，用微弱的声音说：“我喜欢……喝奶，很久……没喝了，我……现在……已经……起不来了。”

这时她妈妈将牛奶倒在一个白色搪瓷缸子里，放在她面前，然后转身走到门口对着外面喊了一嗓子。我想泰毕斯喝奶时一定会让她坐起来，我得赶紧准备相机，为她再拍几张照片。这时，突然从门外进来一个老太太，她看见我在这儿照相，又是个外人，顿时，满是褶子的脸耷拉得老长，特别是那双直勾勾怒视着我的目光，很逼人。她不问青红皂白地冲我吼了起来，尽管她说的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我能感到她在赶我出去。这时，马老太太急了，也冲她喊了起来。“巴丽萨是大爹马太里拉家的人，不许你这样对待她。”

这时，泰毕斯的妈妈过去拽了一下那凶老太太，并指了指放在地上的食物，对她说了一堆话，那人就不再吭声了，但她始终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盯着我。

后来我才知道，那人是泰毕斯的姨妈，住在附近，经常来服侍她。村里有不少人常来帮忙，的确像大酋长说的，人们并没因为她得了可怕的艾滋病而亵渎她、排斥她，因为他们都知道，艾滋病只是一种病，并不是一种罪，任何人在病魔缠身的时候都需要关爱。

这时，泰毕斯十分吃力地被两个老人托起，将身体倚靠着妈妈喝奶。她每喝一口牛奶，都十分吃力，好像连吸吮的气力都被耗散尽了。大约有一分钟，她就撑不住了，人们赶紧让她恢复原状。仅是起来喝两口牛奶，她的脸色就变得铁青，真不知道眼下还有什么办法能救她。

“我……真想……出去，想出去，看看外面。”她突然用英语说话了，而且显然是在对我说。

我一阵兴奋，赶紧凑过去说：“你觉得哪儿疼？难受吗？害怕吗？”她睁着眼看着我没有回答。

接着我又问她：“你知道自己是怎么得的‘满都’吗？是不是有人传染的？现在后悔吗？……”

嗨！到这时候我怎么连个人话都不会说了，我真恨自己刚才怎么问了一堆如此荒唐的问题，要是她妈妈能听懂，不把我赶走才怪呢。也许，眼下她已经没有生气的心气儿了。所以，不管我说什么，她都始终用一种表情看着我。

“SORRY！TEBITSI SORRY！（对不起，泰毕斯，对不起！）”我赶紧向她道歉。

“没关系，巴丽萨，我本来就是要走的人了，可我真的很想活，哪怕是让我成为只能坐着的废人，有生命、阳光和新鲜空气多好呀。你是外来的人，能救救我吗？我可以什么都不要，只是还不想现在就走。”

面对着即将走向死亡的她，我能对她说什么呢？告诉她：“我救不了你，实在没办法，抱歉！”唉，绝对不行，那是在杀她。

我对她说：“你不要想那么多，多祈祷耶稣，他会帮助你的。其实每个人都会去那个地方的，只是早晚的事，你不用害怕，在天堂里，没有烦恼和疼痛，只有安详与宁静。”说这话时我的心怦怦直跳，这样面对面地坐在即将死亡的人身边，谈论死亡，对我来说还是头一回。她没再说什么，很疲惫地闭上了双眼。

真希望她就这样安详地睡下去，不再受痛苦的煎熬。

（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出于对泰毕斯的尊重，我每说到“死亡”这个词的时候，都是用“走”。我想，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不愿提及“死亡”两个字。没想到当地人也很忌讳说“死”字，他们会说：“他去远方旅行了”，或者说：“他去人们总要去的地方了。”等等，这是事后老太太才告诉我的。）

临别时，我告诉她妈妈：过些日子，我还会再来。

回家的路上，我和马老太太伴着垂落的夕阳，缓慢地走在下山的路上，默默无语。我们从没这样沉默过。泰毕斯那双求助于我的大眼睛就像印在了我的脑海中，使我感到极为压抑。

抬头看看渐渐褪了色的天空，我又渴望起都市的喧嚣和车水马龙的人海，渴望看到生机勃勃鲜活的生命，渴望看到高科技，现代文明。同样是人，命运是多么不同啊。

三天过后，也就是2000年10月9日中午，我刚从外村拍照回来，大酋长的女佣一见我就急火火地对我说：“巴丽萨，泰毕斯今早死了，她妈妈来找你，你不在，让我告诉你。”

我一听，顾不上多问，直冲山上塞虎栋村的泰毕斯家。我一口气跑到她家，那张刚刚撤换下来，被搁置在门外的垫子和毯子告诉我，来晚了。我走近一看，那张还留有她的体味，并伴随着她在生命弥留之际的垫子，原本只有一寸厚的垫子，中间的部分已塌陷得几乎触到了地面。泰毕斯是在这种境况下走完自己最后的人生的，真是太惨了。我走进屋里，此时已是人去屋空。一束阳光投射进这阴森而空荡的小屋里，只见她妈妈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屋角，那是她能与女儿面对面的位置。她很悲伤，但没有眼泪，也许早就流干了。见我来了，她急忙把我往外拉，然后往山下指了指，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一辆卷着尘土的客货两用车，开着大灯（这是运送死人的习俗），正沿着崎岖的山路，缓慢地向下行驶着。我晚来了一步，只好眼看着那辆拉着泰毕斯的车越走越远，消失在一片尘埃中。

原想问问关于泰毕斯最后的情况，但看到她如此难过，实在不忍心多打扰她。心想，还是等到参加葬礼时再说吧。

按照当地旧的习俗，人死的当天，要在地上挖一个洞，并在洞的一边放一个架子，尸体将放在架子上，安置成婴儿在母体中的姿势。尸体运出房屋时不能走门，只能在屋的后墙上凿一个洞，把尸体运出来。

而现在许多人死后存放在医院的太平间里，一至三个星期后举行葬礼。如果是嫁出去的女人要在丈夫家举行葬礼，并埋在当地。葬礼通常选在星期六举行。

据初步统计，从1998年到2000年，塔巴姆村因患艾滋病死亡的已有10人，其中7女3男。还有不少尚未发作的HIV携带者。

4.走向天堂

泰毕斯的葬礼定在2000年10月21日（星期六）下午2点举行。

就在葬礼的头一天晚上，天气聚变，只听一阵巨响划破夜空，接着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准备好第二天要用的胶卷，吹灭了床头的蜡烛，刚要睡觉。这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吓了一激灵。“谁这么晚了还跑来，不会出什么事吧？”我轻声嘀咕着，但并未下床开门。

“巴丽萨，开门。”

我以为是大酋长从马塞卢来了，因为他经常往返于首都和这里的两个家，有时还会把首都家里的女佣带来。我赶紧穿上衣服，下床开门。只见两个湿漉漉的雨人站在我面前。

是马丹给索和她的儿媳妇曼堆子。

“巴丽萨，我们现在去泰毕斯家守灵，你去不去？”曼堆子急促地问我。

“这么黑，又下这么大的雨……去那儿……再说怎么走呢？”黑天半夜的，这个时候她们提起泰毕斯，我心里虚惶惶的。

“我们就因为刚找到车，所以这么晚才来找你的。”

“……一夜？……整整一夜……呆在那儿？”我抬头看了看电闪雷鸣的夜空，心里瘆得慌。

“是唱歌，大家围着她唱歌，跳舞。你不想照相吗？”她又问我。

“我当然想，可是……”我有点不好意思告诉她我害怕。

我真的不敢想象，我在一群黑人当中，看着他们淋着雨，黑灯瞎火地围着一个骷髅般的死人，手舞足蹈又蹦又跳的情景。如果再出现一些令我想不到的恐怖仪式，我连躲藏的地方都没有。

“去吧，我明天会去参加葬礼。谢谢了！”我对曼堆子说。

她俩走后，我一直难以入睡。眼前总是隐隐出现泰毕斯那对求救的眼睛。直到后半夜，我都睁着大眼睛，僵直地躺在床上。我听到外面风雨交加，那“噼里啪啦”的雨点打在房子的铁皮顶上，就像从天空发射的无数颗子弹，穿过屋顶直射我的心脏，我甚至担心狂风会突然把那层铁皮掀掉。此时，不知是冷的，还是吓的，只觉得自己已控制不住自己，一个劲儿地发抖。面对漆黑的房子，想家，想亲人，想朋友，真希望能给他们打个电话聊聊天儿。

我干脆爬起来，一下子点燃了12根蜡烛，明亮也许能驱散我心中的恐惧。接着，我又从旅行箱里摸出久违了的手机，明知根本没信号，也想侥幸地试一试。这一夜是12根蜡烛伴我度过不眠时光的。

清晨，雨终于停了，阳光透过云层时隐时现地照射着。我和马丹给索吃足了早饭，提着昨晚就已准备好的相机和胶卷，赶到村口拦车。我们要去莫节可桑村泰毕斯出嫁的村庄，参加她的葬礼，为她送行。

等了个把小时我们也没能拦上车。

“怎么办？”我有点急了，直问马老太太。

过了一会儿，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对我说：“等我一下。”接着就往路边的一个小酒馆跑去。

再回来时，她一脸的不高兴。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我的二儿子回来了，正在里面与朋友喝酒，他开了朋友的一辆车，我原想让他送我们去，他说要10块钱，我没答应。”

“你儿子手上有车，怎么不早说，害得我们站在这儿等了这么长时间，我以为今天去不成了呢。10块钱算什么，我给他20块。”说完，我从兜里掏出20块钱交给老太太说：“快点！越快越好，再晚就来不及了。”

没过多久，就看见老太太的二儿子，眼睛红红的从里面跌跌撞撞地走出来，手里攥着那20块钱，让我们站着等他，可能是开车去了。

我对马老太太说：“你儿子，怎么喜欢一大早喝酒，还喝这么多，他还能开车吗？”

“他们是从昨天晚上喝的，我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开车。”老太太一脸的无奈。

“什么？喝了这么久，肯定已经醉了。”我几乎喊了起来。这时我想，还是别坐他的车了，到处是山路，万一翻到山涧，太不值了。正想着，车已经开了过来。这会儿容不得我再迟疑，老太太直把我往车上推，上就上吧，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也别想活，命是老天注定的。

一路上还算顺利，因为没有迎面会车，他的车开得挺自在，只是每到拐弯处，我都紧盯着前方，随时准备跳车。我知道，一旦随车掉进山涧，恐怕连尸首都找不回来了。

到达莫节可桑村，我看见已有不少人正陆续朝一个方向走去。

“这些人一定是去泰毕斯家参加葬礼的。”我对马老太太说。

泰毕斯家的房子建在离路边的不远处。此时，已有不少来参加葬礼的人，稀稀拉拉地坐在她家门前的地上，不过，这是泰毕斯的婆婆家，而她自己的家在村后。自从被大风掀翻了顶之后，她家就再没住过人。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这个村是长方形的，两边是山脉，村子前面的山下，有一条简易公路，据说，能通到南非的德班。而村后的半山上还有一条盘山路，是通往一个叫哈归尼浩（HA KOENEHO）的村庄的，那里有教堂，还有一个女子中学，能考上这所中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是那里交通不便，也就更加闭塞。泰毕斯婆婆家大约有三四间房子，显然比她娘家的条件要好一些。此时的泰毕斯被摆放在一间很简陋的圆形草屋里，等待着人们向她做最后的告别。这时葬礼正式开始，人们默默地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走进那间屋里。马老太太走过来小声问我：“巴丽萨，你打算进去吗？”

此时我的内心很矛盾，这可是再看泰毕斯的最后一眼，不向她告个别，好像有点对不住她。但一想到她已消瘦成魔鬼般的样子，顿时就觉得腿软。

我问马老太太：“你去吗？”

“不！我……不敢。”她说。

看着人们有序地进进出出，我鼓足了勇气，对马老太太说：“你真的不进去了？我觉得还是应该再看她一眼。”

说完我就排到了告别的队伍中，随着人流一步步往里蹭着走。

屋子很小，也很黑，中间横摆了一个刷了深黄色油漆、开着盖的木棺。泰毕斯就躺在其中。由于屋内空间太小，人们几乎是贴着棺材挪动脚步的。屋里很静，静得使人发虚。我发现，每一个人走到死者的面前时，脸色和表情都变得十分难看。有人干脆把脸扭了过去。此时，我更加恐慌，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泰毕斯那张躺在木棺里的脸有多么可怖。但此时已不可能倒退了。我索性紧闭双眼，头也不敢朝木棺方向转，气都不敢喘，几乎是被人推着往前走的。结果，什么也没瞧见。只是隐约中，觉得木棺里有厚厚的东西垫着，至少比她在家躺在那块薄垫子上舒适一点吧。

出来后，我喘了一大口气，又镇定了一下情绪，好在我的恐惧，没被人看出来。

我是经历过战争的人，在战场上曾经看到过无数战友死亡的面孔，不仅没有丝毫的畏惧，反而使自己更坚强了。而今天，我却如此胆怯，看来是内心对艾滋病存有一份恐惧。

告别仪式是在一种肃穆的气氛中结束的。自始至终也没听见有人号啕大哭。

大约5分钟过后，几个彪悍的男人将已经盖了盖儿的木棺抬到院子的正中央，放在几个凳子上。这时，所有坐在院子里的人们，在牧师的带动下，站了起来，他们面无表情地唱起了教堂的圣歌，歌声听起来很低沉，也很舒缓。

我趁人们唱歌的时候，走到马丹给索旁边，小声问她：“你看见泰毕斯的丈夫了吗？”

其实从第一次看见泰毕斯的时候，我就很想见见这位被戴了“绿帽子”的丈夫，由于他不是个出色的男人，竟让泰毕斯把命都搭进去了，而且是那么惨重。

“你看，马地拜娄左首，那个披着黄色毛毯的小小的男人，他就是大爹莫哈里（MOANLI）。”马老太太告诉我。

那人真的很不起眼，特别是他并没坐在亲属的人群里，反而坐在局外人中，哪儿像这个葬礼的主要亲属，倒好像是死者的一般朋友，出于礼节才来的。他瘦小的身材在黑人群里属于袖珍型，若不是他那黝黑的皮肤，简直就像个越南人。使人很难把他与有文化，又能说一口英语的泰毕斯联系起来。

这时，在村里有一定威望的人的组织下，人们陆续开始站到前面讲话。听得出，他们都是泰毕斯生前的亲朋好友。

我正在拍照片时，听到身后好像有人对我说话，回头一看，是一个挺漂亮的女人。

“你就是住在大爹马太里拉家的那个中国人吧？”她问我。

“你怎么知道？”我挺纳闷，这个村我可是第一次来。

“大家都知道，你叫巴丽萨，是来照相的。”

“那你呢？你是谁？”我反问她。

“泰毕斯是我姐姐，我哥哥是她丈夫，我叫马巴丽萨（MAPALESA），是这个村学校的老师。”

“太好了，难怪你英语说得挺好。我跟泰毕斯是朋友，她走的前三天我还去看了她。”我赶紧套近乎地对她说。

“那你一定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她神秘地看了我一眼。

“当然知道，是她妈妈告诉我的。”我没提“满都”的事，这样显得关系近一些。

我赶紧转移话题问她：“你知道泰毕斯的木棺里放了什么？刚才太黑，我没看清。”我不能说我是因为害怕，这样显得太没感情了。

“我姐姐是昨天从镇上医院运回来的。按我们的风俗，我家昨天杀了一头牛，用刚杀的牛皮把她包起来，放进木棺里，然后为她唱圣歌祈祷。木棺里放了一些我姐姐喜欢的东西和一点粮食种子。其实她没死，是去了我们祖先的家，这些东西都是她到了那边需要用的。”她很认真地对我说。

过了一会儿，她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接着又对我说：“葬礼结束后，大家都会留下来吃饭，也有你一份。今天有牛肉，是昨天家里杀的那头牛。别忘了必须洗了手才能吃，这是我们的规矩。”

在我俩聊天的过程中，大约有十几个人回忆起了关于泰毕斯的生前事，但每人说的时间都不长。马巴丽萨告诉我，在这种场合讲话，一般不会用过于赞美的词语，只是回忆与死者在一起时所经历的事情，有时还会讲一些很风趣的故事。我告诉她，这点与中国人不同。在中国，人一旦死了，更多的是追述他的丰功伟绩。通常在这种悲痛而又庄严的场合，决不会讲幽默故事，否则亲属会很不高兴的。

从葬礼一开始，就有两个男人，手里托着盘子，一一走到每个人面前，人们也都会掏出一些钱放在里面。这时轮到我了，我问站在身边的马巴丽萨：“我应该放多少？”

“这完全由自己决定，多少都没关系。”她说。

我掏出了一张一百的，对她示意了一下，言下之意是问她是否合适，她一看笑了，说：“NO！你看看盘子里。”

我低头一看，全是几毛的硬币，连一块、两块的都很少，10块的纸币就更没有了，我这张百元币可能太离谱了，也许这只是象征性的。

我赶紧从兜里掏出了一把硬币，全放在了盘子里，我的币与其他村民的硬币很快混在了一起。这时再看看马巴丽萨，她冲我笑笑并点了点头。

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后，开始下葬。

下葬的地点就在离这个村很近的山坡下。走在送葬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位男性长者，他手捧耶稣的雕像，边走边祈祷。身后是几个抬着棺材的中年男人，也是死者的亲属。他们身披毛毯，面容严肃，小心翼翼地将手扶着扛在肩上的木棺，迈着沉重的步伐，紧紧跟随着耶稣，一步步向下葬的地方走去。在他们身后，先是成群结队的男人们，他们低着头，默默无语地走着，而在队伍的末尾，才能看见女人们的身影。她们显得有些松散，腿脚也不那么麻利，时而还议论着什么。此时，我为了拍照片已冲到了送葬队伍的最前面，想把这浩浩荡荡的场面记录下来。但当我把镜头对准人们的一瞬间，突然发现，无形中自己已成了整个送葬队伍的领头人，甚至竟敢胆大包天地超越耶稣。特别是我不仅与他们信仰不同，还是个外来的女人，不论哪方面，都没有资格走在这个场合的最前沿。我担心这会触犯了人家的大忌。心想，趁还没人找我麻烦的时候，得赶紧转移到队伍的侧前方。人们行走得很快，不一会儿领头的老人捧着耶稣的雕像赶了上来。他看我站着没动，“呜呜啦啦”地直向我吼，边吼还边挥手，我弄不清怎么回事，只是怯生生地站在原地，眼看着人们从我身边走过。这时就听队伍中有人用英语喊：“巴丽萨，走哇，走，赶快拍。”

我一听有人能说英语，赶紧冲他大声说：“大爹，我在最前面拍照行吗？”

“NO PROBLEM（没问题）。快点去，前面就到了。”那人很热心地说。

这下我放心了，撒腿就跑，赶紧又追上了捧着耶稣雕像的老人，心里还是有点没底地看着他，又冲他举了举我手中的相机。只见他点着头，一手抱着雕像，另一只手给我打了个手势，示意我到了前方向左拐。这下我这才明白，他刚才为什么冲我挥手，闹了半天是让我拐弯。

很快到了下葬的地点。这里已经到了山坡的最低处。下棺的坑已经挖好，旁边堆起了新鲜的松土。周围有十几个墓穴，但除了一两个有碑外，其他的都只是在坟堆上立了一块不大的石头，石头上大都没刻字，也看不出这些石头有什么特别。

这时，我抢先在土坑旁选择了一个角度站好，等待着人们的到来。

泰毕斯的木棺被轻轻地放在了土坑旁，周围渐渐围了不少人。一位牧师从人群中走来，他手捧基督教经书，开始为死者进行最后的祈祷。之后所有的人唱起了歌。那歌声优美而又抒情，让人丝毫没有悲伤的感觉。泰毕斯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被缓缓下的葬。此时，我也在目送着她离我而去，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走向天国，内心不免生出了一份哀痛。在此为她道一声“珍重！”，这也是远离她千山万水，我这位中国朋友的一份心愿。

按照当地习俗，她的脸将永远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从此她将开始新的生活。

棺材入土后，人们开始填土。顺序是从近亲到远亲，从男人到女人。我看见泰毕斯的丈夫和男孩子们最先取下插在土堆上的铁锨，每人填了三锨土，我原以为在这最后的时刻，他们一定会极度悲伤，对妈妈、对妻子多少也有许多难以割舍的亲情。但他们的表情却很平静，几乎看不到悲伤。看着他们，我真不能理解。我开始联想自己，假如……我不敢多想，眼泪已经在眼圈里打转了，是悲痛还是想家，我说不清。

男亲戚们一一填了土，该轮到女人了，女人们都是用手捧着土，象征性地往木棺上撒着。从男人手持铁锨挥土入穴，到女人纤手捧土飘洒落地，看得出男女间的差异。

这会儿我发现，自己又违规了。因为，葬礼中的男女差别很大，只有男人才能站在木棺周围，而女人只能站在外圈，唯独我挤在男人堆里，好在没人指责我，还算万幸。

最后的填土全是男人们的事，泰毕斯的木棺上很快堆起了一座坟包。最后，人们将事先找好的一块石头竖在坟头上，这就是活着的人们，为泰毕斯在另一个世界搭建的新“家”。

据说一个月之后，人们还要在此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那时，泰毕斯已经完全习惯了她的新“家”，就不会去纠缠或打扰生者了。

下葬结束后，人们陆续返回泰毕斯家，路上我又碰见马巴丽萨，我对她说：“按照中国人的风俗，讲究入土为安，这下你姐姐也能踏实了。”

她说：“我姐姐有耶稣保佑会很安心的，因为，在她临走的前两天，哥哥为她请了教堂的牧师和唱诗班的人，专门去家里为她唱歌、祈祷。那天，她非常高兴。第二天还吃了不少东西，到了晚上就安详地睡了，再也没醒来。所以，她临走时，并不痛苦。”

“没想到，你哥哥在泰毕斯临离开这个世界之际，还为她请去了牧师，为她做了点事儿，是不是他已经原谅了泰毕斯呢？”我问她。

“不管怎样，我姐姐是个病人，又不是罪人，她已经很不幸了，我们就更不能不要她。如果我们抛弃了她，那耶稣就会判定我们是上帝的罪人，耶稣也不会饶恕我们的。村里人都是这样想的。你也看到了，今天有这么多人来参加葬礼，他们是不会忘记我姐姐的。”她的话使我很感动。我突然发现，这里的人们非常重情感，他们没有太多的表白，但总是默默地在做。甚至在人死后还会关注她，为她祈祷。

葬礼过后，人们都要回到泰毕斯的家洗手。好几百甚至上千号人挤在三个大盆中洗手，我心想，那么多双手洗过的水，轮到我，还不定有多脏呢。就对马丹给索说：“咱们不吃饭，也别在这儿跟他们挤着洗手了。”说着我就往出走。

“NO，就在这儿洗，今天还能吃牛肉呢。”她对我大声说。

我一看大锅里煮的黑乎乎的肉，再想想泰毕斯那张黑黢黢的脸，顿时胃里直泛酸水，哪里还吃得下，便对她说：“要想吃你自己吃，我不吃，你自己去洗手，我回去后再好好洗。”

“你是说回到大爹马太里拉家再洗手。”她眼睛瞪得很大，问我。

我心想她问得真多余，我不在大酋长家洗，还能去谁家洗。就对她点了点头。

“NO，NO，NO，绝对不行，你把脏手带回大爹家，大爹就有厄运了，家里也会弄脏了。”她很着急地说。

后来我才知道，参加完葬礼，人们必须在死者家洗手，这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程序。如果将“脏”手带到其他地方，将会给那里带去邪气和灾难。

通常人们洗完手，都会留在死者家吃饭，因为这顿饭比平时吃得要好一些，至少会有肉吃。这在当地人是很难得的。所以人们都会在此排队等候。

我和马丹给索去村后看了看，已被大风掀翻了顶的泰毕斯的家，原本属于村里很不错的房子，现在仅残留着四面墙，墙上仍然保留着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地上密密麻麻长出了半人多高的草。如今女主人已逝去，它就像被后人保留的一座遗址，令人备感凄凉。

按照当地的风俗，所有死者的亲属，在下葬后的第二天都要将自己的头发剪短，并在脖子上系一个月的黑色带子。如果是丈夫死了，妻子要穿一个月的黑衣，黑裙，戴黑巾。在这期间，家里不能喝酒，聚会等。而10岁以下的孩子死了，亲属们则要戴白色的头巾，或穿白色的衣服。

溺死的人要安葬在河流岸边。

被雷击而死亡的人就葬在他被击倒的地方。

一般来说，当地人死亡后喜欢就近埋葬，这也是当地人的一种朴素观念。仅塔巴姆村就有六七座坟地。

但如果有巫师提出异议时，他们也会考虑采取其他方式。这也是因为他们十分敬重祖先所传承的习俗。一个长者死了，因他曾经在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就始终会被生者敬重、尊崇和牢记。作为社会和谐和道德维护的主宰，他们对自己的后代始终都有威慑的力量。人们相信祖先或死者与他们活着的后代有很多的交流方式，祖先可以通过法律或习俗来约束后代的行为，也可以选中一个人，通过托梦、现形或厄运启示来与生者交流。

祖先，永远主宰着社会的秩序与和谐，各种法律、习俗、宗教仪式都是依循祖先的遗训，它们必须被遵守，人们都相信如果一个人尊重并笃信这些遗训就会得到好报，祖先会庇护他的家庭及财富，荫及子孙，反之，如果不尊重或蔑视这些遗训，祖先将会降下严厉的惩罚，让一个人遭受厄运。

当地人办理丧事大多比较朴素，他们说这是祖先的传承。但我发现，有的家庭过于简单，甚至还有借邻居家停放尸体，并举行葬礼的。

一个叫巴斯巴（BATSBA）的中年男人，患骨病死亡后，由于家里地方太小，在临下葬的前一天，只好借用邻居家的房子停放尸体，而第二天为他举办葬礼，也是在邻居家举行的。对此我感到不可思议，但当地人却没有丝毫异议。

马丹给索说：“大爹巴斯巴的家里实在没有地方，在邻居家举办葬礼并没什么关系。”

我还遇到过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25岁的马后打（MAKHOTLA）患突发性心脏病死亡，在办理他的丧事前，家里为他摆设了一间临时的灵堂，墙上挂了一块在白布上用绿色的碎玻璃粘在一起的一行字：“MAKHOTLA MAY 1975—— OCTOBER 2000”。当我走进庄严肃穆的灵堂时，却看见墙上挂了两个上面写有中国字的木牌“富贵”与“富贵平安”，再仔细一看，字挂反了。我问他们：“你们怎么会有这几个中国字？”

问了几个人，都冲我摇头。我告诉他们这是中国汉字，而且挂反了。他们都吃了一惊，一个劲儿地问我，“快告诉我们，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

我挺纳闷，连上面写的什么字都不清楚，还敢往墙上挂，若是些贬义词不就闹笑话了吗？他们又怎样向死者交代呢。当我告诉他们，是发财，平安的意思时，他们显得很高兴。

后来我才知道，这两块木牌已经陪伴了他家几代死者，但他们既说不清这木牌的来历，也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更不知道这是中国字。

看来，我们的祖先也曾来过这里。

第十章

许多人都有男朋友

1.我的英俊的男朋友

据说，当地原本是一夫多妻制，但由于基督教的传入和英国殖民者引入现代法律体系等原因，多妻的情况逐渐减少。尽管莱索托新的现代法已规定为一夫一妻制，但传统的一夫多妻制在此仍然有效。不过，丈夫一旦逝去，妻子是不能改嫁的。为此，许多女人都有男朋友，并与他们生儿育女，而男友也为抚养他们的孩子承担着自己的责任。

生活在塔巴姆这个黑人的村落里，我这个他们眼中肤色不同的女子，每天都被周围的男人惦记着，不知这是一种幸运，还是危险的信号。常有人找到会说英语的马斯奈德，请她转告我，LOVE（爱）、SLEEP（睡觉）、BOYFRIEND（男朋友）之类的话。

“如果是你呢？你会怎么样？”我反问马斯奈德。

“我爱我丈夫，他是警察，别的男人比不了他。跟男人睡觉的事嘛……要看是谁。交男朋友完全可以。”她说话很直率。

我心里很清楚，这里指的交男朋友，与我在中国结交一帮铁哥们完全不同。在这里有不少女人生的是男朋友的孩子。至于他们之间的爱情，全凭个人感觉或理解了。但至少有一条，没有金钱、地位、情报、政治手段等一些听起来很功利的目的性。

“你一个人在这儿呆这么久，应该找一个男朋友。”马斯奈德劝我。

“那不可能。”我对她说。

我告诉她，我在中国有许多“男的朋友”，不需要在这儿找什么“男朋友”，但她分不清“男的朋友”和“男朋友”的差别，误以为我在中国有不少男朋友。然后露出一脸的坏像对我说：“闹了半天你们中国人也……哈哈！……哈哈！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有许多中国男朋友。”

“不！不！我说的男性朋友，不是你说的BOYFRIEND（男朋友），在中国结了婚的女人是决不能与男朋友睡觉的，更不能生孩子，这是违法的。与你们是不同的。”我有点急了。

“找男朋友不一定都要生孩子，我给你找个最棒的，你一定会喜欢，哪有女人不喜欢男人的。”是呀，世上只有两种性别，你能说只喜欢与自己同性的人，而不喜欢异性的人，这是不可能的，而喜欢是有限度的或者是并非都是爱情。可是跟她哪说得清呀，我干脆不再张口与她探讨这种事儿了，不论她对我说什么，我都一笑了之。

也许她以为这是一种默认。结果有一天，她婆婆马丹给索真的把一个叫才宝（TSEPO）的小伙子推到了我面前。

“巴丽萨，才宝可是全村最帅的男人，会说英语，这个男朋友怎么样？”这“媒婆”真够逼人的。

眼前这个一脸黝黑，皮肤发亮的小伙子的确很精神，也很有派头，个头足有1.75米，像是见过点世面，与地道的村民不大一样。我看他站在我面前，等我回话。心想，看来我不得不表态了。于是，我有意提高了嗓门说：“OK！按你们的规矩是不是先送上聘礼或者是定金？我这外国女人在塔巴姆可是唯一的，这聘礼少了2万块可就免谈了。”我开玩笑地说。

他却当真了，一听我张的狮子大口，脸一会儿红，一会绿的，直看马老太太。谁知马老太太也当真了，拽了我一下小声说：“巴丽萨，太多了，他哪儿有那么多钱，再说又不是结婚，没那么多聘礼的。”

我一看他们都这么认真，哭笑不得，我对她说：“你别费心机了，我能在这儿找什么男朋友吗？我是中国人，中国女人结了婚再找男人是犯法的。”

“这是莱索托，你现在叫巴丽萨，找男朋友是不犯法的。”她是想让我入乡随俗，可这哪是随俗的事儿。

我对她说：“你最好别管我的事，你要是管得多了，我生气走了，你愿意吗？”

看来这招儿还算管用，以后她很少再提这种事儿了。

从此，我不仅认识了才宝，还与他真的成了朋友。渐渐地时间长了，我们相互也越来越熟悉。我发现，才宝的确是个很优秀的人，他在村里有份工作，专门管理大酋长家的牲口。每天傍晚牧归时，他都会站在山坡上或到牛、羊圈里一一查看。这些牛羊是酋长的家产，之所以挑选他来管理，说明酋长对他十分信任。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身份也与别人不同。早在1940年前，老国王居住在塔巴姆村的时候，曾经娶他奶奶为第12个妻子，也就是说，他是国王的孙子。所以他也姓塞伊索，与大酋长同姓。然而，由于国王的子女太多，加上他奶奶并非是正房太太，所以所生的孩子也就各奔东西。才宝的爸爸共生了8个孩子，他是最小的。在他1岁时，爸爸去了南非，至今没有一点下落。从那时起，全家的担子全落在他妈妈一个人身上。30多年过去了，因为他从小是跟着家人苦过来的，所以对国王的孙子这一身份没有太多的感觉，有时我会对他说：“你姓塞伊索，又是国王的孙子，可是个名副其实的贵族。”

他憨憨地一笑说：“到现在我既没见过爸爸，也没见过那个当国王的爷爷，不管姓什么，吃不饱饭又有什么用。”

村里人也都不把他当作贵族，因为，他与其他人的生活没有区别。听马丹给索说，他三年前娶了个厉害又能干的媳妇，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前不久人们又在传说，才宝只有17岁的女朋友力费力累已经怀孕7个月了，女方家里知道这事很着急，担心才宝会抛弃他们的女儿。经过几次商谈。才宝给了力费力累父母6头牛，5只羊和1000块钱，也就算送了娶亲的聘礼了。因为，娶第二个妻子是不能举行仪式的，而且，两个妻子也不能住在一起。特别是眼下才宝只有一间房子，为此，只要才宝的妻子马太过（MATHAKO）在路上一看见我和马老太太，便会大老远地叫住我们说个没完。

“这个家现在乱了套，自从力费力累进来我真倒了大霉，才宝带着孩子睡在床上，让我们两个女人睡在地上，过两个月那女人生孩子，还让我伺候她，我才不干呢。马丹给索你能不能跟才宝说一说，让才宝尽快盖一间房子，总不能让我老跟那个女人一起过吧。”

马丹给索告诉我，马太过很不容易，1998年生了一个孩子，也是他和才宝的第一个孩子，没想到，生下一个星期后，孩子的头盖骨突然开裂，很快就死了。1999年她才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太过（THAKO）。才宝找了女朋友，谁都不知道，而且一下就怀孕7个月了。

这时，我跟马太过开玩笑说：“你知道才宝是我的男朋友吗？”

“知道！不过，你看不上他。要是你愿意就好了。”

我问她为什么。

她很直率地说：“你是中国人，又有钱，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才宝这么帅，你就不怕我把他带到中国去？”我又问她。

她一听我这么说，显得有些紧张：“才宝有孩子，你也有丈夫，我想……”

我看她认真了，赶紧告诉她这是不可能的。我对她说：“去中国，坐飞机就要一万多块，谁有那么多钱请他去。等我有钱了，请你们一家子去，这下你高兴了吧。”

“好，但是不要请力费力累去，只有我和才宝带着儿子去，行吗？”

我点了点头。心想，愿你能有这等福气。

才宝平时话不多，但我能感到，他对我很好，连称呼都与别人不同，他总是喊我：“巴丽！”而不是“巴丽萨！”这称呼听起来很亲近，后来连马老太太和大酋长家的其他佣人也都这样叫我。他最威武和洒脱的时候是在马背上，他骑马的动作特别帅气，很有一股男子汉的豪迈，像美国西部电影中的牛仔。有时他会背着马老太太对我说：“我家有34只羊，5头牛，3匹马，如果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我会给你一些。”

我常常自己呆着没事儿时一通瞎想。如果我真答应了他，他给了我一堆牲口，那我就每天早出晚归，赶着牲口去放牧，可能也很有趣儿。不过，为了这几只牲口，我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像我这样的人，最低也该是个大酋长夫人之类的吧，就这么几头牲口把我就打发了，也太廉价了。不过我也替才宝感到累，家里已经为女人的事情弄得一团糟，他竟然还有心思找女朋友，这家伙的精力也真够旺盛的。

后来我发现，他常在暗中保护我，令我非常感动。

10月下旬的一个中午，我隐隐听见从山谷中传来了阵阵鼓声，赶紧爬到房后的山坡上张望。看见不少人正往擦巴里马给子村走去，一问才知道，是家庭聚会，是一家人把亲戚们请去，唱歌跳舞，热闹一番，这也是这里常有的事。我来不及叫马老太太，便一个人往那村子跑去。随着鼓点的加快，鼓声也越来越逼人。想到又是一次有趣而热闹的聚会，我不由地加快了脚步。自从来到塔巴姆村，我一直认为与黑人在一起跳舞唱歌，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所以，每逢这种时候，我都会赶到现场。

擦巴里马给子村在塔巴姆村的西南方向，两面临河，一面靠山，从我住的地方去那里，要经过一条南宽北窄的河，沿着河向上，是个斜坡，通常，我去村里都要顺着河水上的斜坡走。

谁知就在我刚过了河，来到斜坡上时，发现不远处有个男人由于我的出现，突然横躺在斜坡上，他的身体正好把那条并不宽敞的小路堵了个严实，像是有意堵住了我的去路。由于我吃不准此人的举动有何用意，便放慢了脚步。此时，我心里嘀咕上了，那人是否冲着我来的呢？如不是冲着我，怎么偏要横在我要走的路上？瞧，他人躺在地上，眼睛却不停地朝我扫射。我仔细分辨那人的面孔，很陌生，绝不是本村人。那么他也一定不知道我的身份，这对我来说是很危险的。

那人身穿一件磨了不少破洞，看上去很旧的灰色毛毯，头戴一顶已褪了色的线帽，几乎遮盖到眼睛。黝黑的皮肤，一看就知道是从山里来的牧羊人。他那对不大的眼睛，聚光而有神。

“这家伙来者不善。”我心里想。

尽管我放慢了脚步，可越走离他越近，眼看距他已近在咫尺了，眼下我该怎么办呢？往哪儿躲才好呢？我粗略地扫了一下，这里向下是河水，向上和向前，他都能随时拦截我的去路，此时即便后退，恐怕都来不及了。我正想着，那人“腾”地一下从地上猛蹿了起来，直朝我逼近。我看他手提一只目拉目，两眼充满了红血丝，特别是眼神里露出一种狰狞而又贪婪的色欲神情，连眼都不眨，直勾勾地紧盯着我。

我有点被这场面吓呆了，脑子里已没有了主意。我想喊人，却又怕他因为我的叫喊而迅猛地扑上来。此时，我只觉得心在嗓子眼儿“怦怦”直跳。这时，他向我挥舞了一下手提的棍子，突然间，张开了长满雪白大牙的嘴冲我狂笑起来。

“你想干什么？”我怯生生地用当地的话问了他一句。

他没有回答我，而是看了看四周，笑着朝我走来。我下意识地一步步向后退着，心想，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喊人都听不见，这醉鬼我哪儿对付得了呢？眼看着那人越来越向我逼近，就在他张开臂膀扑向我的一瞬间，我也豁出去了，使出全身最大力气，准备用相机向他砸去的同时，突然身后传来一阵清脆的马蹄声。我赶紧回头一看，不远处一个男人扬着马鞭正向这边赶来。只见那人骑着马飞快地冲上来，直冲那醉鬼猛抽了一鞭，那醉鬼即刻就被晃晃悠悠地打翻在地，之后，他干脆趴在那里耍起赖了。接着，那个男人下了马，对着那醉鬼厉声说了一通话，醉鬼立即迅速地爬起来一溜烟地跑了。此时，我万万没想到，眼前的这个白马王子，竟是我的男朋友才宝。

“才宝！怎么是你？”，我高兴地连喊带叫地跳了起来。

心里有一千一万个说不出的感激。

而他什么也没说，非常绅士地又上了马，坐在马背上，他的形象显得更加高大了，并对我说：“巴丽萨，你放心吧，他绝不敢再欺负你了，如果你需要我送你一段，可以上来。”

我对他说，这已经很感激了，我相信前面不会再有事了，并请他放心。

尽管他一溜烟地骑着马跑远了，但我的心里热极了。一种幸福感在我的内心升腾。我觉得从现在起，自己已不再是异乡人了，也不再感到孤独与无助了，因为我有了保护神。

还有一次，我去村口拍照片，本想走捷径，刚走近一家院门，突然，两只大狗朝我猛扑过来。我吓得拼命地跑，那两只狗死死地紧追不舍。我边跑边大喊大叫，眼看狗就要扑上来了，又是才宝骑着马及时赶到，堵住了那两条狗，我被他又一次救了。

我常常想该回报才宝点什么，可我又能给他什么呢？我想，只能是一辈子记住他，把他看作最好的朋友。

他是在塔巴姆村，让我感到最自豪的男人。

村里的女人普遍有男朋友，但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像才宝，许多男人对女人很不负责任。

2.与父亲素不相识地隔水相住30年

半个月前，我曾经去村里一个叫马巴托（MABATHO）的女人家，当时她家来了不少男人帮她盖牛圈。盖牛圈的方法很原始，几乎全靠人工，人们把从河边拣来的大石头，一块一块地堆砌上去，再往缝隙里抹点泥巴，用木条搭个栅栏门，就算完工了。通常村里来干活的男人分文不取，只需给他们备齐自家酿的啤酒和巴巴粉就可以了。而半个月过去，我和马丹给索再去马巴托家，看见那牛圈只盖了一尺高。“这些男人干活太慢了，吃了半个月才盖了这么一点，再吃半个月，她还不如买一个牛圈呢。”我对马丹给索说。

“那有什么办法，谁让她男人走得早。”马丹给索说。

听马丹给索说：马巴托的丈夫32年前死于中风，留下了3个女儿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当年她生下的这个孩子也是女儿。两年后，她有了一个男朋友叫里子目（LITSEMA）并怀了孕。而那男人见她怀了孕，干脆弃她而去，没多久就与邻村的另一个女人结了婚。第二年，她生下了这个孩子，是个男孩。一个人艰难地把他带大，现在女儿们都已陆续出嫁了。

“你知道现在你那个男朋友在哪儿吗？”我问马巴托。

她听不懂我说话，全要借助马老太太的翻译。

马老太太说：“我知道大爹里子目的家，就在那儿。”她指了一个离这儿最近的村庄。接着说：“明天可以带你去，只要你愿意。”

“大爹里子目给这个孩子抚养费吗？”我又问。

她问了马巴托之后对我说：“前些年有时会来给孩子送钱，这几年一直没有来。”

“他不是就住在邻村？为什么不去找他？”我又问。

马老太太说，“他们双方的孩子并不知道这件事，所以他们很少来往。”

“大爹里子目不管孩子就跑了，现在马巴托一定很恨他吧？”我又问。

“怎么会呢，没有大爹里子目，她怎么能生个儿子呢。你知道她为什么给儿子起‘力少闹闹’这个名字吗？是幸运的意思，如果她不认为这是好事，就不会给儿子起这个名字了。所以，她不会恨大爹里子目的。”

“可是她一个女人带着5个孩子多艰难呀。”

“村里男人死得早的人家很多，我也一样，女人就应该把孩子养好。”

马巴托现在跟儿子一家人生活，儿子不仅娶了媳妇，还生了孩子，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只是对母亲非常孝顺。而母亲更是对这个儿子格外的关爱。看得出，他的出生给了马巴托一生的精神寄托。因为，毕竟他是马巴托唯一的儿子。

第二天，马丹给索带我找到大爹里子目家。这个家只有两间很简陋的房子，显得很冷清，家里只有他的儿子和儿媳妇。

他们告诉我，大爹里子目在1990年因患耳癌死亡，死时50岁。而孩子的妈妈也于1998年因生孩子难产死在了镇上医院。1970年，年仅30岁的大爹里子目娶了比他小10岁的马吐斯（MANTUSENP），婚后他们生了一儿一女。大爹死后，1998年，马吐斯在生男朋友的孩子时，已是48岁的高龄产妇，因难产死在医院里。至于妈妈的男朋友是谁，不知他们真的不知道还是不肯告诉我。而30年前他们的爸爸与马巴托之间所发生的一段情感故事，显然他们一无所知。

我看了一下，马巴托和大爹里子目家所相隔的距离，不过只有一条小河沟，而这条小小的河水却隔着一对父子情，也许力少闹闹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与自己的亲生父亲，素不相识地隔着这条小河沟生活了30年。

在塔巴姆村，由于丈夫死了妻子又不能再婚，而与别的男人相好并生育的现象不止一两家。但对于不能生育的女人来说，丈夫与别的女人生了孩子乃天经地义之事。

3.为所爱的男友生孩子

在我的印象中，结婚、生育、服侍男人，赡养老人是当地女人一生不能改变的生活程序，然而我却碰到了一位不为婚姻，只为爱情的女人。这种浪漫的情感却给她带来一生都无法弥补的痛苦。

认识马萨北（MAHLAPE）不久，我们就成为挺要好的朋友，别看她只是给大大酋长家的牧羊人做饭，但她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使我俩的交流也多了一些。这个51岁的女人，从未感受过出嫁的喜庆，却生了5个孩子。

其实，从我第一眼看见她，就感到她脸上挂着苦相。特别是她眼睛里那忧郁的神情，无法掩盖她心灵所受的创伤。她没有黑人妇女那种富有弹性、结实而又肥硕的体魄，也不善扯着嗓子大喊大叫地与远处的人聊天，我常看见她独自在门前呆呆地坐着。有时我也会主动过去与她聊一聊，想给她些安慰。每天我都能看到她头上顶着硕大的、装满了水的铁桶，以弱小的身躯支撑着，从我的住处经过。因为，她要给大酋长家放牧的男人们做饭并料理家里一些杂事。她对我说：“能在大爹马太里拉家做事，我很幸运，特别是又认识了你。”

也许是我们经常见面的缘故，见了面总要停下来聊上一会儿，所以渐渐地对她的事情也就知道了不少。

“谁会想到，我这一生连嫁人的运气都没有。”提到自己的身世，她就会有一肚子感慨。

“你怎么没结婚，却生了5个孩子？”我问她。

“LOVE（爱），相信吗，是为了LOVE。”她说“LOVE”的时候，眼睛很亮，像一盏突然开启的灯泡，但却转瞬即逝。

“为什么他不娶你？是因为你爱他，而他不爱你吗？”

“我们很相爱，可是他已经有家了，没办法娶我。我记得那是1978年夏天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去哈归尼浩（HA KOENEHO）教堂，他正好坐在我旁边，是一个很健壮的男人。当时我们只是认识了，并没多说话。因为他家在地怪（LIKOAE），离我家很近，他常来看我，我觉得我们算是一见钟情吧。后来我怀孕了，第二年生下第一个孩子，没想到一下子生了5个。”

我明白了，当地人通常不能离婚，离婚要有非常特殊的原因。而女人一旦怀了孕，又是不许打胎的。所以，他俩相爱注定是没有结果的。可我不明白，她明明知道这些却为什么还要为那男人生那么多孩子。我问她：“自从爱上他，你是不是就决定不再嫁人了，所以才会生那么多孩子。”

“我当然想嫁人，但只想嫁给他，其实，只要能与他生活在一起，也无所谓嫁不嫁了。”

“可人家毕竟是个有家的人，怎么能跟你生活在一起呢？他不能抛下他的家不管，到你家过吧。如果是这样，那家人所受的损失会很大。”我越说，越靠近中国人的观念。

“事实上，他家有4个孩子，而我有5个孩子，他总是两边住，时间长了两家都习惯了。我也很满足。”

“可是，你的神情告诉我，你不快乐，而是很痛苦。”

“我的痛苦是因为他走了。他是今年4月27日走的（死了），留下了两个女人和9个孩子。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也是我无法承受的一件事。为了他，我一辈子没嫁人，谁能想到他的命这么短。”

“他走的时候有多大？得的什么病？”我问她。

“说是气管炎，医院只给了两片药，等过了两个月突然就不行了。走的时候54？55？还是56岁？我不太清楚。”

她说，自己曾上过7年学，年轻时很漂亮，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她是个有文化的人，且为她所爱的男人生了5个孩子，竟不知道这个男人有多大，甚至人死了都没弄清他在这个世界上活了多少年，还愿为他守一生。不过，现在她很后悔，白白断送了自己的青春，一生都活得不明不白。当我问她是否准备再嫁人时，她说：“我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孩子养大，特别是两个小女儿，一个13岁，另一个才9岁，等把她们养大了，嫁个好人家，我还可以收点聘礼养老。”

停了一会儿，她又说：“巴丽萨，你能给我一点钱吗？我想给孩子们买点巴巴粉。”

看她那副可怜的样子，不像装出来的。

“上个月，家里仅有的15头牛，一夜之间全被偷走了。”

她怎么这么倒霉？我知道，在这儿牲口就是财富，丢了牲口就等于丢了家里的财产。“你向警察局报案了吗？”我问她。

“报过了。你也知道警察局没有好处是不会为你出力气找的。我一个女人，哪弄得了这种事呢，都是我运气不好。”

我给了她一点钱，还给了她两件衣服。但我知道，像这样的情况在塔巴姆很多。我劝她想开点。对她说：“其实马丹给索才30多岁丈夫就死了，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也度过了生活最艰难的时期，现在孩子都大了，她也生活得挺好。还有与你住在一起的满格贼贼，同样是丈夫死得早，我看她现在也不错。”

她呆呆地坐在那儿，没有再说话。

而大酋长家的女佣满格贼贼（MANKETSETSENG）也是个苦命的女人。

在我刚到塔巴姆村的时候，马丹给索给我介绍她是酋长家的女佣时，我热情地向她打招呼，她却干着手里的活，连停都没停，几乎没正眼看我。她人高马大，身穿黄花上衣，腰上围着蓝色花毛毯，头裹红色围巾，全身花枝招展，显得十分艳丽。她平时很少开口说话，后来才发现是因为她一句英语都不会说的缘故。看她总是穿戴得很整洁，不像其他女人那样破衣烂衫的，以为她是个八面玲珑，喜欢风流的女人。然而，有一天，我去她住的地方找她（她住在酋长家另一处房子），在外面喊了一阵没人应答，以为她在睡觉，便轻轻地推了一下虚掩的门，屋里很黑，只有一个很小的窗户，借着一点亮光，我发现屋里没人，只有一张空床和两个破箱子，屋内堆了一些长短不一的木头和破盆烂铁。在她床头摆放的杂物中，我突然发现了几件非常熟悉的东西。这不是我前几天扔在垃圾袋里的垃圾吗？怎么会跑到她这儿来了呢？

想了半天才反应过来，难怪我屋里的垃圾袋每天都有人清理，闹了半天那些垃圾全跑到这里来了。那瓶早就挤不出来的牙膏和已经分了叉、而且连毛都倒的差不多的牙刷，已经放在了她破旧的搪瓷缸子里。而那支一次性的水笔如果还能用，我怎么舍得扔呢。那双已经洗干净的破袜子，上面的大洞已经使袜子脱丝了，连底儿都快没有了。还有那条已经穿脏了的一次性短裤，就因为没法洗，我才扔了它，可她拣回来还有什么用吗？看到眼前的情景，我很难过，要是在中国，连要饭的人都不会拣这样的垃圾，在这儿却被她当成宝贝似的拣回来，她究竟过的什么日子？

可能是她听见我刚才站在门外喊她，急忙赶了回来。

进屋后，她挺不好意思地对我笑了笑，我想，可能是因为我看到了那些被扔的东西。我不想使她太尴尬，赶紧对她说：“我来找你，是要大酋长家的钥匙，盘子底下没有，是不是你拿走了？（大酋长家只有一把钥匙，平时我和马丹给索还有她说好，外出时把钥匙放在厨房的盘子下面）”

她听不懂，像个哑巴似的看着我，我说：“KEY，我要KEY。”并用手比画着开门的动作，她才明白，赶紧带着我往厨房跑。是她放错了地方，所以我才没找到。

拿到钥匙，我问她：“几个孩子？”她听懂了，对我张开大手掌，我明白是5个。

“丈夫呢？在哪儿？”我又问她。她指了指天上，我纳闷怎么在天上？突然，我反应过来，是死了。她这么年轻，还有5个孩子，丈夫已经死了。我想还是找机会问问马丹给索她的情况吧。

过了几天，我发现邻居扎嘎达家来了不少外村男人，他们是专程骑着马来喝啤酒的。其中有个近50岁的男人喝得烂醉，竟然还能骑上已经驮了两袋子玉米粒的马背。我看他晃晃悠悠，真担心那么远的山路，他是否能安全骑回家。我看他挺有意思，举起相机对准他想拍一张。他下意识地马上用手遮挡了一下说：“不许拍，不许拍。”

我问他为什么，他只是冲我哈哈笑个不停，一会儿又很严肃地说：“你是外国人，不许在这儿拍照。”

我知道他喝醉了，就故意逗他说：“我是塔巴姆人，你才是外人。”

谁知，他突然发火了。我看他从马上下来，摆出一副要动武的样子，吓得我赶紧逃，边跑边喊马丹给索，好在离得近，马老太太听到喊声，赶紧跑了出来。她很快又把那醉鬼劝上了马，看着他晃晃悠悠地走了。

事后，马丹给索神神秘秘地问我：“你猜那男人是谁？”

“我怎么知道。”我对她说。

“他是满格贼贼的男朋友，还是JAMES SCHOOL的老师呢。他叫巴后鲁（BAHOLO）”

“满格贼贼没有丈夫吗？”我问她

“她的丈夫1998年得TB死了。我记得大约是1998年的1月，她丈夫突然从南非的矿井回来，说是身体不舒服，去镇上医院检查，得了TB（肺结核），在家躺了几个月就死了。不过，在她丈夫死前，她已经跟大爹巴后鲁相好了。1995年还生了大爹巴后鲁的孩子，就是现在她那个最小的儿子。这件事，她丈夫到死都不知道那孩子是别人的。”

说到这种事儿，马老太太最兴奋。她还告诉我，大爹巴后鲁也有自己的家，还有4个孩子，但他特别喜欢他和满格贼贼生的这个小儿子。经常来这儿看儿子，过去，满格贼贼的丈夫活着的时候，通常总是在南非矿井做工，很少回来，但只要是她丈夫回来的日子，大爹巴后卢就很少来。有一次，大爹忍不住来看儿子，发现满格贼贼正在和丈夫吵架，就上去指责满格贼贼的丈夫，结果两人还动了手，但很快又和好了。因为满格贼贼的丈夫对这件事并不清楚。

“告诉你一个秘密。”一看马老太太一脸神秘像，猜她也不会说什么正经事。

“什么秘密又让你探着了？”我问她。

“满格贼贼跟大爹睡觉都是在莫亚尼家。”

“为什么？”

“大爹马太里拉不许外人在他家的房子搞私情，谁都不行。”

后来，我经常看见那个老头来找满格贼贼。看得出，他对满格贼贼母女很上心，几乎隔三差五就会从很远的山里骑着马来这里，这老头还挺痴情。

而满格贼贼对此事从不主动提起。有一天，我故意问她：“你的小儿子都卖鲁（TUMELO）很可爱，你觉得他长得像谁？”

她没吭声，可能还没想好怎么回答。我突然说：“我觉得怎么有点像那个老头。”

她说：“你……知道……那……个男人？”

我说是自己猜的。

她一听，非常高兴。因为，她以为我知道她拣了我扔的垃圾，就更看不起她了，没想到对她还很关注。所以，她一个劲儿地感谢我，弄得我直发蒙。我以为从别人那里了解了她的私事，她应该很反感，可她却没有。这让我挺不可思议，我只能把它归结为观念的差异。从此，我真的对她格外关照，有时她女儿来看她，我看她女儿穿得太破，就把我的衣服给她，或者给她一些吃的。结果她女儿经常来，还带着自己的孩子来，而且，每次她一来，都要先喊我，特别是在我吃饭的时候，她们最喜欢站在门口跟我说话，眼睛却紧盯着我碗里的东西，有时看着孩子眼巴巴地站在那儿直流口水，我只好分给他们吃。

大爹巴后鲁与满格贼贼的孩子们相处得很好，他很喜欢来塔巴姆喝啤酒。有一次，我看他喝得高兴，便开玩笑地问他：“你是怎么把满格贼贼的孩子都收买下来的？”

他憨憨地一笑，把右手的三个手指一篡，说：“MONEY（钱）”

后来满格贼贼告诉我，大爹每月给她200块钱，加上她在大酋长这儿每月挣的200块，养活老四和老五就没问题了。她还说，大爹巴后鲁是个很有责任心的男人，从他俩的孩子一出生，他就承担了养育的责任，常来看她们母子，能这样，她也就非常满足了。不过，她说自己已经46岁，再不能要孩子了，现在感觉负担太重。特别是自从去年来大酋长家做女佣，更没有精力养孩子。后来她小声对我比画着说：“我现在最害怕这样。”她在自己的肚子上用双手画了个圆。

我知道她的意思，那老头总是来找她，一旦她再怀了孕，打胎可是犯法的。

4.是强奸还是被男友抛弃

付劳兰次（FEORENCE）老人是我在塔巴姆村结交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尽管她生于1922年，已是78岁高龄，在村里也是难得的高寿老人。但她却过着孤寂而又清贫的日子。在我最寂寞的时候，常去找她聊聊天，因为，她是村里唯一能说英语的老人。

据她自己说，她曾经当过酋长夫人，家境也不错。但自从丈夫早逝后，一个人就过起了贫穷的生活，但她有很好的文化素养，与她交谈，明显感觉她与其他人有着很大的不同。

2000年8月的一天，我做好饭，刚端起饭碗准备吃，就听门外有人喊：“巴丽萨，你快去一下母们付劳兰次家，她女儿出事了，她让我来叫你。”

我没多问，放下饭碗就往她家跑。

“她只有累阿多（LERATO）一个女儿，母女俩每天形影不离，能出什么事儿呢？”路上我琢磨着。

到了付劳兰次老人家，像往常一样，我站在门外轻轻地敲了敲门，见没动静，便习惯性地用手推了推，门开了。“怎么？你在家。”我对着坐在小凳上，一脸惆怅的付劳兰次老人说。

她没有答话，一看见我，眼泪止不住地“吧嗒，吧嗒”往下流。

我赶紧上前，轻轻地拍了两下她的肩膀，但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这位老人这么难过。这时，我看见她的女儿累阿多就坐在她对面，但她看上去与前几天见到的她没什么两样。累阿多只是低着头，不言语。屋里还坐了两位年纪较大的妇女，谁都不张口。

“累阿多，这是怎么回事？”我只好问她女儿。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瞟了一眼她妈妈，什么也没说，把头又低下了。

这时付劳兰次老人抬起头，结结巴巴地说：“累阿多……被人……被人强奸……怀孕……8个月了，今早我们去镇上医院检查，医生说肚子里的孩子长得不好……还不知道能不能生出来呢？巴丽萨，万一累阿多……我可怎么办呢？”

“什么？累阿多被人……被……强奸？还怀孕8个月了，我……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心想，怎么连消息灵通的马丹给索也没向我透露过这件事？

回想我7月份来到塔巴姆，认识累阿多的时候她已经肚子很大了，因为她只有15岁，只觉得她是身体胖。这会儿我仔细看了看坐在床上的累阿多，才发现她的身体的确有些异常，肚子已经很明显地突起了。只是不明真相时，误以为是太胖了。

“能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吗？”我对付劳兰次老人说。

她用手抹了一把眼泪，清了清有点沙哑的嗓子，对我说：“今年1月的一个星期六，累阿多去镇上玩儿，傍晚她的朋友告诉她有一个地方能看到电视，她觉得新奇，就跟那朋友去了。看了一会儿，她怕回家太晚，就离开了那里，谁知，她刚出来没走多远，就被一个男人截住，然后就把她强奸了。之后，她一直不敢跟我说，这几天，我看她身体越来越不对劲儿，就逼着她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才把事情告诉我。我一算，下个月就该生了，今早赶紧带她去了镇上医院，人家说，肚子里的孩子长得不好，可能生的时候很危险，到时候必须上医院生，要不然就活不成了。”说着她又哭了起来。

看着老人担心的神情，我很清楚女儿累阿多对她何等重要。

我不由得想起了十几天前她向我诉说自己身世的那一幕。

“按理说，78岁和15岁已经是隔代人了，但我们母女的关系却很特殊。我这一辈子，可以说是凶多吉少，也不知是上辈子欠下什么了。

我是1939年嫁给丈夫马叟怕（MASUPHA）的，当时他是莱索托南部一个村庄的酋长。那时我才17岁，长得也漂亮，家境也挺好。我原以为嫁给他，日子就会越过越好。谁知，只跟他过了9个月，他就患脑溢血突然死了，当时对我的打击很大。因为我们没生孩子，我这个酋长夫人也就什么都不是了。但我肚子里怀了他的孩子。1940年，我生下第一个女儿，奇怪的是，她也只活了9个月，就突然死了。之后，我有了一个男朋友，这个人在我没结婚时就一直追求我。但我始终没想嫁给他。后来，我再次怀孕了，5个月后又流产了。直到1956年，我终于生下第二个女孩儿。这时我已经34岁了。我把这个得来不易的女儿，视为自己的生命，给了她全部的爱。1961年，我带着孩子从南部搬到了塔巴姆村。谁知厄运再次袭来。两年后的一天，已经7岁的女儿患了病，这次我怕耽误，特意带着她翻山越岭，去了首都马塞卢的医院，心想首都的医院条件好，一定能治好女儿的病。却想不到，女儿在医院睡觉时从床上摔了下来，偏偏摔了头，可怜她当场死在医院的床下。当时我觉得天塌了，自己活着已经没有意义了。回来后许多人来看我，劝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活到今天的。

1985年，我已经63岁了，听说镇上医院有个妇女难产，生下一个女婴就死了，孩子的爸爸又有很重的病，这样，我就把这个女婴抱了回来，给她起了累阿多这个名字。‘累阿多’是‘爱’的意思。这15年，我几乎与累阿多一步不离，我害怕她再出现什么意外。

现在，我虽然已经78岁了，但累阿多还小，所以，我一定要为她多活几年，等她嫁了人，生了孩子，我才能放心。”

这时，我知道老人担心的不是女儿被强奸的事，而是担心她生孩子时出现意外。于是，对她说：“下个月，女儿生孩子时一定要去医院，千万不能在家找人接生，你一定要相信医院。”其实说这话我根本没底，医院的门朝哪儿开我都不知道。但我想总比找接生婆在家生强多了。

回去后，我原以为马丹给索不知道这件事，怕她知道后又到处传播，也就没向她提及此事。

到了晚上，她反倒来问我：“巴丽萨，累阿多的事儿你已经知道了？”

“是！她被人强奸已经怀孕8个月了。”我说。

“NO，NO，不是强奸，是男朋友的孩子，男朋友家住肘归，人长得很帅，会开车，以前在镇上呆过，现在去马塞卢，就把她甩了。”马老太太说话的口气，好像在戳穿一件违背真实的事情，很严肃的样子。

不过，我对她们的说法不一致有点奇怪，干脆又去找了付劳兰次。

她一听，有点急，赶紧对我说：“我问过女儿好几遍，她说真的不认识那个男人，肯定是强奸，我女儿根本没有男朋友，怎么可能被人甩了呢。”

我真纳闷，付劳兰次老人一再强调是被强奸，而被强奸与被男友甩了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难道她认为，被强奸比被男朋友甩了要体面？看来观念和认识的差异还是相当的大。

对这事，我至今都弄不明白。

9月底累阿多住进了镇上的医院，她当时浑身肿胀，脸肿得像个篮球。听付劳兰次说，是难产，医院对她及时进行了剖腹产，当时差点要了命。不过，生了一个8斤重的女孩儿，但住了18天医院，花费了300多块钱，这在当地可算是一笔相当大的费用。

她们回来时，我专门去镇上给她们买了一些营养品，又给她们娘仨拍了照片，付劳兰次老人高兴得简直合不拢嘴。她一见我就说：“巴丽萨，你看这孩子长的多漂亮，很像中国人，特别是头发跟你的一样，又黑，又直，一点不像黑人，等她长大了，你带她去中国找个爸爸。”她说这话显然在夸自己的外孙女儿，是以这孩子长得像中国人为荣。但我听着却不怎么舒服，这不是明摆着说是中国人撒的风流种吗？

我仔细看了那孩子，几乎找不到任何与中国人相像的地方。看来这只是付劳兰次老人的一个心愿。

后来大酋长马太里拉给这孩子取名，也叫巴丽萨。

15岁的累阿多已经做妈妈了，今后，她将一边抚养自己的女儿，还要照顾年近80岁的老妈妈，不知道她是否能承受得了这份重担。

第十一章

期盼新生命的到来

1.生了孩子才能成为真正的女人

在塔巴姆村，我感到最幸运的时候，就是去那些孩子刚出生的人家，这时才能体现我是女人的优势。

2000年9月15日天刚蒙蒙亮，我躺在床上，似梦非梦地听到有婴儿哭的声音。我突然想起，几天前的傍晚，在去累阿龙（LEKHALONG）村的山顶拍照片时，碰见大爹马地牙（MALIEA），他兴奋地告诉我，家里第四个孩子就要出生了。

“该不是已经生了吧？”我嘀咕着。然后，穿好衣服，提着相机就往马丹给索家走。

“哪儿那么快，我昨天中午在河边碰见马哈德北（MAKHATEBE）（马地牙的妻子），她还洗衣服呢。”马丹给索慢悠悠地穿着衣服对我说。

“可我觉得有小孩哭的声音。”其实说这话时，我也觉得荒唐，因为累阿龙村在离我们至少半公里以外的山上，我耳朵再尖，也不可能听得见。

马丹给索听我说得那么悬乎，笑了笑说：“你是GOD（神），是中国变到莱索托的GOD，那我就是GOD的朋友。今天就看GOD灵不灵了。”

我一听她说昨天还看见马哈德北在洗衣服，就知道没戏，但既然出来了，索性就走一趟。

我俩几乎是溜达着往累阿龙村走去。

快到山上时，马老太太突然喊了起来：“巴丽萨，你真是GOD，生啦，孩子已经生啦。”

她这么一咋呼，倒吓了我一跳。我心想，准是她走累了逗我开心呢，所以根本没搭理她。

“你不信？这是真的，你看她家门上已经插了累萨卡（LEHLAKA），这就是有人生了孩子。”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真，门上方的两侧，各插了一根细棍。她告诉我，当地人都知道，因为老祖先是在太阳升起的地方降生在一堆麦秆上的。所以，后人出生的时候，就要在门上插麦秆。

这时，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刚出生的黑人小孩是什么样子，所以加快脚步，拼命往山上赶。这下胖老太太被甩在后面急得直叫：“她家有狗，我让那狗狠狠地咬你，谁让你不等我。”

我停下脚步笑了，回头对她说：“狗最爱吃胖人的肉，要是狗来了，我就跑，它看你这么胖正好解个馋。”我看她爬坡太困难，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只好放慢脚步等她。

她气喘吁吁地说：“我们莱索托人都喜欢胖人，胖人漂亮。”

来到马哈德北家门前，看见屋外有个七八岁的男孩儿，正在架起的大锅下点火。马丹给索问他：“妈妈在家是吗？”小孩直点头。我俩没敲门，因为门是虚掩着的，就轻轻推开进去了。刚进屋，只觉得一股浓烟扑面而来，透过浓烟仔细看，这个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小屋，四处凌乱。大盆、小盆、毛巾、破布，七零八散堆得满地都是，正中生着火，火里添加的是牛粪，除此之外，还有一股血腥味儿。屋内只有一个很小的窗户，仅能透一线亮光，十分昏暗。屋里两个女人正忙活着。一个女人全身裸露，跪在地上，旁边放了一个大盆和一个小盆，大盆里有半盆红红的带血的水，另一个女人挽着袖子，正给那人搓背。这么热火朝天的哪像刚生了孩子，倒像是进了澡堂子。她们看见我和马老太太进来，只是笑笑相互问了好，几乎没有太多的反应，就像是很近的邻居，时常相互串门。这时，马丹给索一屁股坐在了门口的长凳子上，而我顾不得多问，赶紧掏出相机就拍照，这可不是随处都有的机会。看着大盆里的血水，我断定，孩子一定刚出生不久。

可是，再一看，孩子在哪儿？怎么没有孩子？

马丹给索冲我往垫子上努了努嘴。

“是在那毯子里吗？”我问她。

她点了点头。

这还不把孩子闷死了，怎么连个脸都不露，起码也要让孩子透透气吧。也许人家怕孩子冷，专门捂严实点？

拍了几张照片，我就受不了了，烟熏得直流泪，连气都不敢喘，实在呛得招架不住了，便一个箭步冲了出去。

再进屋时，母亲已洗完了澡，她穿上一条短裤，掀开了垫子上的毯子。我一看，那婴儿身上什么也没裹，甚至连条布单子都没有。我的天哪！刚生了孩子，在这么冷的房子里，母亲竟然脱光了洗澡。孩子更惨，连片布都不给包，竟把她甩在垫子上，只盖一条薄毯子，连气也不透，真有她的。我对马老太太说：“这孩子什么时候生的？她妈妈怎么只知道自己洗澡。孩子连衣服也不给穿，至少裹片布单子也行，冻坏了怎么办？”

“孩子身上的血已经洗过了，刚才睡了一会儿，现在再给她洗洗，一会儿就会穿衣服的。”显然这些在马老太太眼里都很正常。

接着她又说：“这孩子生了两个多小时了，是女孩儿，你看像谁？”

我的脑子根本不在她的思路上，只觉得这一切有太多的不可思议。最让我纳闷的是，生下的婴儿，怎么不一次洗干净了，她经得住这么折腾吗？再说母亲刚生了孩子，马上就洗澡，受了凉怎么办？要是在中国，产妇和婴儿这么反复地洗，早把命洗没了。看来人的种族不同，身体条件也大不相同，也许，这就是人种的区别吧。

最让我不可理解的事还在后面呢。

“咱们来了半天，怎么没看见大爹马地牙？”我问马老太太。

“男人决不能进生孩子人的家，你看门口的累萨卡，就是防男人的。”

“连孩子的爸爸也不能进？”

“当然！所有男人都不行，你要是男人，才没这么幸运呢。”

“女人生了孩子，不让男人接近，谁来照看母婴？”我又问。

“女人生第一个孩子，要回娘家，一个月之后，孩子的爸爸可以站在门外看一眼，三个月后，才能把母婴接走。要是生第二个或第三个孩子，就可以住在自己家，也不用等三个月了，但男人至少一个月后才能看见自己的孩子。”

孩子本应是夫妻的结晶，可在这儿全成了女人的事儿了。女人从怀孕到分娩，既要遭受身体的痛苦，还要为孩子担惊受怕，操心受累。特别是刚生过孩子的女人，正需要男人的关爱和帮助，而在这关键时刻，男人却躲起来了，逍遥自在地过清闲日子，这叫什么分工？实在太不平等了。

后来，我查看了资料才知道。在很久远的时代，每个村庄都分为两个“王国”。一个是妇女王国，另一个是男子王国。妇女王国主要指的是家庭，而男子王国指的是家畜的饲养和放牧。后来这两个王国的范围都有所扩展，妇女渐渐扩展到田间劳动，而男子负责打猎、喂养牲畜及在属于自己的土地范围内大规模放牧。妇女一般不允许进入男人的王国，因为妇女是和生育联系在一起的，她进入男人的领域被认为不纯洁，不吉祥。

我对马丹给索说：“这儿的男人太不负责了，女人生孩子对一个家庭是很关键的时刻，这个时候男人躲出去是不是太不合情理了。”

“男人很辛苦。因为，结了婚的女人不能出去做事，她要在家生很多孩子，吃喝都是男人给的。”看来，在马老太太的意识中，男人出去挣钱，女人生孩子，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也一定是这个村所有妇女都认同的命运。

她还告诉我：结了婚的女人生了孩子才能算是真正的女人，从此，她就要改名换姓，新名由丈夫家族的长辈起，当然与丈夫同姓。如果生不出孩子，她就没有资格改名。另外，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不被看作是真正的女人，所以，也不能进产妇家中，以免对孩子不利。

我又问她：“你们生了孩子都吃什么？”

有人端了一碗泼力诗（PORRIAGE）给我，让我喝一口，我尝了尝，有点像加了糖的玉米粥，一问，果真是玉米做的。除此之外，有条件的还可以买点鸡蛋、牛奶。但马哈德北家只有泼力诗。

马哈德北30岁，1990年从萨根（SAKENG）嫁到这儿。这是她生的第4个孩子。老大是个男孩，已经9岁了，其他都是女孩儿。她对我说：她很幸运，有个好邻居，帮了她不少忙。

其实，我早就发现这个叫马后毕（MAHOBI）的邻居干活相当麻利，看上去很有经验，特别是她摆弄婴儿的动作很熟练，以为是专门请来的接生婆。她说，只是来帮忙。她不仅帮着接生孩子，还要负责给母婴洗澡，同时要做两大家子的饭。简直就是一条龙服务，分文不取。这种人也只有在这山区还能看得见，其他地方打着灯笼也找不着。

我问马哈德北：“听说这几年，村里也有不少人去镇上的医院生孩子，医院会安全些，你为什么不去？”

她说：“医院要交50块钱，我家一下拿不出来，还有，听说要用刀割，我害怕。”

我很纳闷，用刀割？可能指的是剖腹产，我就对着自己的肚子，用手比画开膛的动作，她笑笑说：“NO！”

这时，马丹给索坐在凳子上，把大腿一翘，指着自己说：“巴丽萨是从这儿，刀子割开小小的。”我明白了，闹了半天她们是害怕侧切。

“在家生孩子不用刀子吗？”我问她们。

“不用！”马丹给索回答。

之后，她站起身，向前走了几步，然后“扑通”双腿往地上一跪，身子向前倾，垂着头说：“这样生，孩子从后面出来。”这时，马后毕拿了一把大剪子（这种剪子我只有在裁缝店里才见过）递给我说：“孩子生了，就用这个剪。”我知道她指的是剪脐带。之后她又给我看了她配制的药面，她说，用它包在孩子的肚脐眼上，每天换一次。我闻了一下，那药的味道有点臭，是墨绿色的。

听马后毕说：她前后共接生过9个孩子，都生得很快。1980年1月，正是当地的夏天，这天中午大约2点，她和孕妇马木索米牙（MAMOSOMIA）一起从山里她姐姐家往回走，突然，马木索米牙觉得肚子疼，她往地上一跪，没过10分钟，孩子的头居然出来了，她赶紧用身上的衣服把孩子接住，然后，从地上找了一块石头把脐带割断，简单地给孩子擦了擦，又用毛毯把产妇的肚子裹住，背着孩子走回来了。现在那孩子长得很结实，已经是个20岁的小伙子了。

马后毕自己有5个孩子，其中3个孩子是自己接生的。她说，她喜欢孩子，如今自己已经52岁了，生不了孩子，所以特别喜欢帮助别人接生孩子，只要提起孩子，她就很兴奋。她准备在马哈德北家照顾她们母女7天，因为当地产妇在7天之内不能见太阳，即便是上厕所也要等太阳落山才能出去。7天之后，洗衣、做饭，一切都能自己干了。另外，她也想等7天后孩子起了名字再离开她家。

马丹给索告诉我，过去还有个风俗，刚出生的孩子三个月以后才能起名字。如果这孩子没能活到三个月，就把他装入一个瓦罐里，埋在房子里或附近的土堆中。由于这孩子命短，也就没福气见他爸爸一面。

显然，现在的做法已经违背了传统的风俗。因为，7天之后，我再次去马哈德北家时，她告诉我，孩子的爸爸已经托人捎口信，孩子的名字叫木卜莫崽（MPHOMOTSENG）。她说这名字也没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叫着顺口。这天还给孩子剃了第一次头。

2.两代人同时降临这个世界

“巴丽萨，你一定没见过妈妈和女儿一起生孩子吧。”每次只要马老太太带着一种得意的口吻跟我说话，我就知道，准是她又探听了好消息。

“真有这种事儿？”我有点不敢相信。

“听说马利布哈（MALEBOHANG）和她的大女儿都是上星期生的孩子。”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咱们现在就去她家，走！”我提着相机，拉着马老太太，立即向擦巴里马给子村赶去。

走到马利布哈家，门外上方的两侧已插上了累萨卡，我对马老太太说：“这家有两个女人生孩子，应该插4根棍子。而且两代人，棍子的长短也应该有区别。”

“真可惜你不是酋长，要是你当了酋长，准会让女人跪在棍子里生孩子。”她逗我说。

我发现，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太多的主客之分，开玩笑已经随时随地。

房子的门是敞开的，门口进进出出地有几个小孩在打闹，屋里同样也有小孩来回窜动，地上，锅、碗、瓢、盆、破桶，烂刷子、布帘子，横七竖八，到处乱甩，就像走进了战场。屋里靠墙的地上有两个裸露着上身的女人抱着孩子，正靠着墙坐着。不用问就知道，这一定是马利布哈母女俩。

“巴丽萨是来祝贺的，说你们真了不起，她还给你们带糖来了。”马老太太话还没说完，屋里的那些小孩耳朵真尖，“呼啦”一下子全把我围住了，就连坐在地上的母女俩也眼巴巴地看着我，弄得我一时不知怎么回事。

“巴丽萨，给她们‘棒棒’（糖）。”我心想，这老太太怎么了，没说要给她们糖。

“谁说我有 ‘棒棒’？你事先又没说要带“棒棒”，等去镇上买了再给她们。”我很生老太太的气，她这一说，弄得我很尴尬。

“不！你有糖，我看见过，是中国糖，你应该给孩子们吃。”老太太很确定地说。

我火了，心想，我自己身上有没有糖还不知道，要是有糖，还能等到现在？我刚想当众抖搂我的摄影背心，突然想起我兜里还有几粒金嗓子喉宝，这可是朋友邬老哥在我临行前特意为我买的，我一直舍不得吃，怎么竟让老太太发现了。再说这哪是糖，是药，但这不仅能吃，还是甜的，我又怎么能跟他们说得清楚呢。我只好把“糖”从兜里很不情愿地掏出来，一粒一粒地分给孩子们。

没过多会儿，那些糖就从孩子们嘴里被一一吐了出来，可能是他们从没吃过这么辣和凉的“糖”。一个个咧着嘴，吐着舌头看着我。倒像是我把他们害了。

我生气地对马老太太说：“那些都是药，你偏要说是糖，这下知道了吧？”

接着我又没好气地冲着马老太太问：“孩子都是男还是女？爸爸在哪儿？”

马老太太是个很会看脸色的人，她见我不高兴，赶紧把声音变得很温柔，很和缓，她说：“我刚才问了，两个都是女儿。你问的是哪个孩子的爸爸？”

抱着孩子的女儿开口了：“我爸爸在南非的矿上做工，我结婚在莫节可桑，丈夫的家在那儿。”

我发现她的英语说得挺好，人也长得漂亮，看上去是个读过书、有点文化的人，就干脆凑过去坐到离她近一点的垫子上，先是看了看她怀里正睡觉的孩子，接着就与她聊了起来。

她说她叫累布阿（LEBOHANG），18岁，丈夫叫莫哥麦娄（MOHOMELO），22岁。他俩现在还没有举行正式的婚礼。因为，去年11月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只好在她丈夫家里搞了一个简单的订婚仪式。按当地风俗，怀着孩子的孕妇是不能举办婚礼的，只有等孩子出生三个月过后才可以。所以，她正等待三个月后丈夫来接她的那一时刻，她说那时她一定会打扮得很漂亮。

我对她说：“如果三个月后，他不要你们母女了，你会害怕吗？”

“为什么害怕？”她不解地问我。

“因为你是生过孩子的女人，而男人大都喜新厌旧。如果这个男人不要你，其他男人也会嫌弃你，因为，你生过别人的孩子。”我对她说。

“我生了孩子，才是真正的女人了。男人喜欢真正的女人，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她很自豪地对我说。

“你现在刚18岁就开始生孩子，以后养那么多孩子不觉得累吗？”我又问她。

“女人就是要养孩子，越多越好，你看我妈妈，现在生的小妹妹是我家第6个孩子，非常可爱。我是8月7日生的女儿，妈妈比我晚几天，你看她俩长得像吗？”我看了一下正在熟睡的两个孩子，只是觉得她们大小差不多。就说：“很像双胞胎，不过你女儿比你妹妹皮肤浅一些。”

累布阿告诉我：妈妈今年38岁。20年前，她跟爸爸结婚时，爸爸家很穷，只给了一头牛做聘礼。第二年，爸爸只好去了南非的矿井采矿。这些年，只要家里一听说井下塌方，就提心吊胆的为爸爸担心。那边还有人得肺病回来，最后也死了。所以，看不见爸爸的时候，总是放不下心。一般爸爸会在两三个月回来一次。给家里送几百块钱。

累布阿的妈妈虽然已生了6个孩子，但还不到40岁的她精神挺饱满。她不仅有充足的精力和体力，脸上几乎看不到皱纹。我问她：“你还会再生孩子吗？”

她回答得很爽快：“当然！我喜欢孩子，非常爱他们。”

她把养育孩子看作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是一位真正的母亲。

然而，对于那些婚后没能生育的女人来说，就无法享有这种快乐的人生，即便是离婚或者丈夫与其他人生育，都是无可指责的。不生育的女人注定了一生都是悲剧。

3.女人不生孩子的凄楚

塞虎栋村的马木配体（MAMPENETHE）是塔巴姆众多巴苏陀族中，四个祖鲁族（ZULU）人之一。她1951年与丈夫莫哈内（MOHONAE）结婚，从南非的布鲁瓦（BOTUWA）村嫁到这里。当时她只是个16岁的小姑娘，而一晃半个世纪的时光过去，如今已进入老年的马木配体过的却是孤苦伶仃的生活。

她的家建在塞虎栋的半山上，两间各有四五平方米的草顶圆房子门对着门，一间是做饭的厨房，另一间摆放了一张已经塌陷的单人床，屋里有三个很破旧的皮箱和一个已经残破的镜子，最有趣的是，她在床下养了几只鸡，她说，这是可以下蛋的鸡，也是她目前唯一的希望和快乐。

马丹给索对我说：“她从嫁到塔巴姆只过了几年的好日子，之后总也不能生孩子，找了当地医生看了多少年也没用。后来她丈夫酗酒，一喝就是几天，回家就打她，有几次差点把她打死，她只好往娘家跑。这种事谁也没法劝，因为问题出在她自己身上，都怪她生不出孩子，当丈夫的脸都没处放，又能怎么办。”

“女人不生孩子，不一定全是她自己的问题，也可能是丈夫的问题。”我说。

“女人不生孩子，怎么能说丈夫有问题，又不是男人生孩子。”我看她一脸的问号，就知道这里涉及到医学问题，我又解释不清了，只好对她说：“我不是医生，说也说不清楚，反正不生孩子，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接着她又说：“要是她丈夫有问题，他怎么与女朋友生了孩子呢？”

“真有这事儿？”我问坐在床上的马木配体。

“是的，因为我是个不行的女人，所以，我不恨他们，我早就觉得，我丈夫应该有个自己的孩子，要不他怎么做男人？”她说这话时很冷静，可能因为是回过头来看历史，她才会那么冷静。接着她又说：

“我和丈夫是1950年底他去我家乡做木工时认识的。他虽然不算富人，但还是有些钱的。我记得当时他21岁，高高的个子，人很聪明，而我那时才15岁，我俩认识一个星期就好了。不出半个月，他便赶着8头牛，10只羊和2匹马来到我家，对我父母说，一定要娶我。我家人一听，都赞成。我就来到了塔巴姆村。刚结婚时，他在镇上帮人家杀牛、宰羊，我们的日子过得挺好。但我万万没想到，结婚好几年我总是生不出孩子，这时他就开始变了，只要喝了酒就打我，我心里清楚，这只能怪我，再以后，他跟我家邻居马毕左（MAPITSO）生了个孩子，因为马毕左的丈夫1979年得TB死了，所以他们就住在了一起，我们几乎每天出门就能相遇。看见他，我心里很难受，直到1989年他得了哮喘也死了。我的日子才算好过一点。”她说这些话带有许多无奈。

“你与马毕左是邻居，又是同一个男人，你们的关系怎么样？”我很想了解她们之间是如何处理这种关系的。

“过去她从不理我，自从大爹莫哈内走了以后，我们才打招呼，但很少说话。”她说。

“你有没有主动找她？”我问。

“有，但她看不起我。”

“是因为你是外乡人？还是因为你不生孩子？”我又问。

“都有，你可以去问她，她就住在我家后面。”

其实她不说，我也很想看看这个马毕左是个什么样的人。在我的想象中，她是个很开朗和开放的女人，至少她是个活得比较自我的人，否则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她居然连邻居家的丈夫也敢占为己有。

告别马木配体后，我和马老太太直接去了马毕左家，可她家的门上却上了锁。听隔壁人说，这几天她妈妈去世，她回家奔丧了。

三天后，我和马老太太正在大酋长家厨房做饭，马毕左急火火地赶来：“巴丽萨，听说你找过我？一定是有事吧？”

我一看，这时候与她聊家常似乎很不合时宜，便对她说：“没什么大事，你先回家，过几天再说吧。”

可是这个马毕左是个急性子，说起话来快人快语，她人很胖，走起路来直晃悠，人已经坐下半天了，还一个劲儿地喘气。她一听我说过几天再说，急了：“没事，没事，现在说吧，反正这会儿我没事儿。”

这时老太太也说：“既然人家来了，你们就聊一会儿，马毕左有文化，你听她英语讲得多好，她上过学，是富家人。”

我对她说：“好吧，给我讲讲你们家的情况吧。”

“我们家的情况？你让我来是要我讲这个，为什么？”看来马毕左与那些老实巴交的村民的确有所不同，在我与所有人聊天的时候，从没人问过我为什么。我说：“我想把我在塔巴姆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写一本书，把你们的生活介绍给中国人。”

“这是真的？太好了！那你写写我们家吧，我家过去可是有钱的人家，我们10个兄弟姐妹都上过学，后来我爸爸死了，家里就越来越不行了。”

“你爸爸是酋长吗？当时家里有多少财产？”我问。

“我爸爸在南非的德班是管修公路的，每月都能往家拿回钱来，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有700多只绵羊、500多只山羊、10匹马、22头牛和17头驴，还有3间很大的房子，这在我们马哈布（MAKHAPUNG）是没有第二家的。我很幸运，从1952年到1962年，也就是6岁到16岁，我上了10年学。1963年我17岁那年嫁给我丈夫莫斯无瓦（MOSIUOA），他从1960年就在南非当矿工，所以我们结婚时他给了很多聘礼。后来我们生了孩子，日子一直过得很好。直到1978年9月，有一天我丈夫突然从南非回来，说是胃疼，但我看他咳得很厉害，去镇上医院检查后才知道是得了TB。我一听当时两腿都吓软了，得这种病是很难治的，后来，我带着他到处求医，但他最终还是不到一年就走了。他走的时候是1979年5月，才39岁。从那之后，我和孩子们的生活就不行了。”

“你家有几个孩子？”我问她。

“5个。”

“你丈夫走的时候，孩子还很小吧，你一个人带着她们又没有生活来源，一定很难吧？”

“当时大孩子才13岁，老二也才10岁，老三才6岁，老四更可怜，她刚出生，爸爸就走了。”

“那么老五呢？”我这么一问，她好像发现说漏了嘴，支支吾吾地没接我的话。

我知道黑人都很直率，就直截了当地问她：“老五是不是男朋友的孩子？现在多大了？”

“力斯左（LITSITSO）是我和男朋友生的孩子，今年已经19岁了，很懂事，现在只有她在我身边，其他孩子都出嫁了，我生的全是女孩儿，到老了日子就不好过了。”她不肯对我讲那男人是谁，只是说：“反正他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用了。”

“那个男人有家吗？”我问她。

“他有家，没有女人，那女人生不了孩子，有什么用，我实在不忍心看他活得无依无靠，就决定给他生个孩子，谁知他命太短，孩子才8岁，他就死了，要是他现在还活着，看到女儿这么大了，该多高兴呀。都是他娶的那女人不好，自己生不出孩子，把丈夫的魂也勾走了。”

在男权社会里，不孕的女人的命运注定是悲苦的。而现代社会的“丁克”家族都是夫妻双方主动不要孩子。我想，只有走进现代文明才能改变这些悲苦女人的命运。

第十二章

不寻常的婚礼

1.婚礼举办了八年

9月，正是莱索托刚刚进入春天的季节，满山盛开的桃花，给人增添了几分爽气。一天中午，我正准备去马丹给索家找她，却老远看见她扭着粗腰，揸着两手，摇摆着朝大酋长家走来。我索性停住了脚步，等她过来，一看那张兴奋的阳光的脸，就知道准有好事。她看见我，不等走到跟前就喊了起来：“巴丽萨，好消息。下个月20号，大爹麦克的大女儿结婚，是传统的，就在他家。”

“真的？”我一听这可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高兴得情不自禁地冲过去，抱住她的大脏脸使劲亲了一下。她看我如此高兴，干脆狂跳起来，嘴里还高唱着：“里呀郎里不依呀，巴苏陀。”然后对我说：“‘里呀郎里’是结婚的意思，婚礼上人们都要唱这首歌的。”

拍摄婚礼，是我来到塔巴姆村拍摄了葬礼、艾滋病、生孩子之后，一直等待的内容。我为自己感到庆幸，心想，老天真为我着想，知道我缺什么，就为我安排什么。

在等待10月20这个喜庆日子之际，我回想着曾经从书中看到的，非洲各民族举行传统婚礼时，或载歌载舞，或求神拜神等那些有趣的仪式，也盼望自己将亲历的婚礼上，能遇到许多富有情趣的场面。

终于等到10月19日，也就是婚礼的前一天，我来到大爹麦克（MICHAEL）家。他家门外搭起了一个新的炉灶，上面架了一口巨大的铁锅，锅上正冒着蒸蒸热气。不少男人悠闲地坐在房檐下，喝着啤酒，女人们则穿梭于屋里屋外，忙活着不停。尽管我还没进屋，已经感受到繁忙的景象了。大爹麦克家共有三间房子，两侧住人，中间是一间只有四五平方米的厨房。此时厨房里已挤满了妇女，有的在做面包，有的把酿好的啤酒往外运。一间住人的房子已被腾空，里面摆放了几个半人高的啤酒桶，桶里盛满了啤酒，地上还摆了几大盆做好的面包。看来，啤酒和面包是明天主要的饮食。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从房后传来了阵阵歌声，以为是有人为婚礼助兴而翩翩起舞。等了一会儿，见一个领头的男人，手举白旗，带着整齐的队伍，边扭边唱地从房后列队走过来，他们有人头顶托盘，盘中放着食品，还有人头顶瓦罐或水桶，步调一致，动作也很协调。一打听，他们是为婚礼运送东西的，因为家里地方小，只好把事先准备好的食品和用具等，暂放在别人家，这会儿要靠大家一趟趟地把东西运送过来。原本枯燥而又繁重的劳动，被他们融汇到歌舞中，把这种现实生活中的普通劳动艺术化、浪漫化，劳动就不再繁重枯燥，而是成了快乐，甚至是享受。

我被他们感染了，也学着他们扭动的姿势，把相机顶在头上，跟在队伍后面，边唱边扭，尾随在队伍中。马丹给索看到我加入其中，给我鼓掌，我在人群里得意地跟着他们欢快地跳着，已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异国人。在他们眼里，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个。

这时，马丹给索把我从队伍中叫出来说：“咱们应该先去跟大爹麦克打个招呼。”

“对对！你说得对！我一高兴就把什么都忘了。”我知道自己是个特别情绪化的人，经常高兴起来忘乎所以。进了人家，拜见长辈，是这儿的规矩，至少我不能失礼。

马丹给索对我说：“屋里人太多，你站在这儿等会儿，我去找大爹麦克。”

不一会儿的工夫，一下来了三个人：“巴丽萨，这是大爹麦克（MICHAEL），母们马斯毕娜（MASEBINA），是新娘的父母，我把她妹妹里哈怕（LIKHAPHA）也叫来了，她能说英语，你可以问她。”说完，她自己转身走了。

我对大爹麦克说：“明天我想来拍照片，没什么问题吧？”

“欢迎，我们太欢迎了，多多地拍吧，还可以喝啤酒、跳舞。我们希望全村的人都来。”大爹麦克用很生硬的英语说着，之后，又对旁边的老婆说了点什么，她站在一旁直点头，然后伸出一双粗糙的手跟我握了一下。之后，他们一直看着我憨笑。我对他们的女儿里哈怕说：“让你的父母忙去吧，咱俩聊聊？”

“OK！”她很高兴。

我俩在旁边找了两块石头坐下，我对她说：“能跟我说说你家的情况吗？”

“当然！我家有八个孩子，五男，三女，我是老五，明天结婚的姐姐是老大，她叫斯毕娜（SEBINA），以前上过学。我还有两个哥哥，都结婚了，大哥哥生了三个孩子，住得很近。我爸爸有工作，在镇上医院。”

“你爸爸是医生？难怪你家有这么丰盛的吃的。”我知道医生的地位在这里相当高。

“不！不！我爸爸只是在医院工作，是工作人员，他不是医生。”不管怎样，在这个村，除了酋长，这可是我所听到的层次最高的人了。因为，这儿的人大多以种地谋生，年轻人即便有工作，也通常是在镇上当搬运工。

“你爸爸有工作，为什么不为你姐姐办西式婚礼，去镇上教堂，穿漂亮婚纱，唱赞美诗？”我问她。

“教堂的办过了，这次是传统式的。”我一听吃了一惊，难道我的消息不准确，怎么人家的婚礼一半都办完了我才来。我又赶紧问她：“什么时候去的教堂？不是明天婚礼才开始吗？”

“1982年去的教堂，这是第二次婚礼。”

“什么？你是说，你姐姐1982年结过一次婚，离婚了，这是第二次结婚？”我被这“第二次”给弄糊涂了。

“我可没说姐姐离婚，我是说这是举行第二次婚礼。”她听我说离婚，显然有点不高兴。

“我真的不明白，婚礼怎么还要举行两次？”我赶紧向她解释。

“这是我们的习俗。结婚有两种形式，去教堂和在家，我姐姐第一次是去教堂，第二次是在家。”

后来我才弄清楚，按照基督教，人们去教堂举行婚礼，但仅仅是举办的一种仪式。通常条件好的家庭，还会在家里按传统方式邀请村民们到此喝酒唱歌、跳舞，给参加婚礼的人们宰牛、杀羊。但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可以在教堂婚礼后的半年或一年，再举行传统婚礼，主要是邀请一些长者来做客，并冲刷邪气，日后好平安、吉祥。

但是对于这种八年后再举办第二次婚礼的，还很少见。有人说，麦克的女儿嫁出去后一直没生孩子，这次婚礼可能与生育有关。我想找马老太太打听一下情况，却不见她的人影，一想，这会儿她准在厨房瞄着那些吃的呢，因为我看她急匆匆地溜了，就知道是一头扎进了厨房。

果然，在厨房里，老太太假装干着活，可那张大嘴被塞得鼓鼓的。我看了只想笑。有吃的的地方，准少不了她。我一叫她，她就赶紧窜出来，看来已经吃饱喝足了。

“你知道吗？斯毕娜这是第二次举办婚礼了，八年前她已经办过一次了。”我小声对她说。

“这是常有的事儿，办过一次婚礼，再办也没关系，要是生了孩子，就带着孩子一起办。”她不以为然地对我说。接着她又说：“男方给女方家聘礼，如果不够数也可以欠着，什么时候攒够了再给也行。”

“如果到老了聘礼才攒够，再给也行？”我问她。

“当然，什么时候攒够了都行。”

“一般给多少聘礼？”

“23头牛或同等的钱，一头牛1000块。”

“聘礼要23头牛？这么多？这儿哪儿有这么富的人，除了大爹马太里拉。大爹麦克有五个孩子，一辈子的钱都送不完聘礼。”我一听都惊了，早就听说非洲人结婚聘礼高，果不其然。这与他们的生活水平简直不成比例。难怪他们要欠账。

“不过，现在一般都是双方家里人商量着给，没有那么多也并不强求。大爹麦克当年收到男方家的聘礼是很多的，我记得有10头牛，许多人都很羡慕他，这次男方可能还会给一些聘礼。”

“那家里还是女孩儿多才值，起码能挣不少牛、羊。”我说。

“女孩儿哪有用，还是男孩好。”说着，她拉了我胳膊一下，左右两边看了看，压低了嗓音对我说：“大爹麦克很不开心，他女儿到现在也生不出孩子，这婚礼……”

我明白了，结婚八年还没生孩子，这在当地不能算是真正的女人，上次举行的婚礼也不能就此画句号，直到生了孩子，才能算是成功的婚礼，否则，这个家能维持多久只是个未知数。我想，这次婚礼一定与求子有关。

2.命运不济的新娘

第二天，我早早起了床，为拍摄这场婚礼，我已经盼了一个月。然而，老天不作美，低沉的天空布满了阴云，眼看着就下起了大雨，不少人从四面八方带着自己的礼品，来到了大爹麦克家。尽管雨水毫不留情地浇洒着前来道喜的人们，但他们身置雨中，仍然手举盛满啤酒的碗，毫无顾忌地边喝边唱，似乎谁也不在意，添了雨水的啤酒会是什么味道。

这时，我走到新娘的妈妈面前，将我从北京带的最后两把檀香扇交给她，对她说：“这是从中国带来的，祝你们全家好运。”然后打开一把，对着她，一边轻轻地扇，一边让她闻。这下她高兴极了，接过扇子左、右、正、反看了又看，然后对着门外直喊：“斯毕娜……斯毕娜……”

大约过了两分钟，一个看上去近40岁的妇女不慌不忙地走了过来。

“我的大女儿。”她对我说。

然后打开檀香扇，冲她直扇，嘴里嘀里咕噜地说了一堆。

这个叫斯毕娜的女人，简直无法叫人相信她就是今天的新娘。她身着半新不旧的衣服，腰上围了一块脏兮兮的毛毯，头发上有一撮白毛，两手粘了不少稀乎乎的玉米粒。加上她那已经发胖的体形，岁月已把她做得很旧了，一点没有年轻新娘的美丽、娇艳。

“婚礼，开始，你会换衣服吗？”我用很慢的英语，跟她蹦着单词。

她摇头。

“那你？……你……为什么不穿新衣服，这样不太好看。”我对她结结巴巴地说。

她拉了我一下，示意我跟她走，我跟着她进了厨房，这里仍像昨天下午挤了好多妇女，人们手里都有活。我看她拿起一个比擀面杖还长一倍的棍子，用左手掀开炉子上的锅盖，用棍子在里面的玉米中来回地搅和，还不时地用手捏一把尝尝。

“WHY？她怎么这会儿还在做饭？”我问旁边的人，她们只是看着我，却不说话。等了一会儿，一个女人突然用很生硬的英语说了一句：“I DO NOT KNOW”（我不知道）不知她是不知道我问的什么，还是说不知道新娘为什么现在还做饭。

眼看婚礼马上就开始了，新娘却一点动静也没有，我又想到了新郎，这会儿新郎在哪儿？。

我赶紧让马丹给索去找新郎，我想，不管怎样先给他俩拍张照片。

新郎很快被叫来了。小伙子看上去挺精神，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他虽然身披传统的毛毯，但头上却戴了一顶现代都市青年都喜欢戴的运动帽，看上去很有朝气。相比之下，新娘显得老成得多，他们看上去有点像姐弟俩。

我对他说：“想给你们拍张照片，就站在这个房檐下行吗？”

“当然！”他很干脆。

然而在等待新娘的时候就没那么利索了。让我弄不明白的是，今天是她的大喜之日，她本应和丈夫一样穿戴一新，迎接来宾，忙里忙外地穿梭于客人之中。可是来宾中根本看不到她的身影，她只是闷在厨房里做饭，好像是这家专门请来为婚礼做饭的厨师。我站在门口，等了她足有5分钟，她才耷拉着脑袋走出来。她始终吊着脸，找不出丝毫喜庆的感觉，哪怕是微微的笑意也没有，我只好以最快的速度为他们拍了两张相片。

事后，马丹给索告诉我，新郎叫累擦布（LETSAPO），家在那嘎累村（LINAKANENG），平时做点小生意，生活还算过得去。他33岁，比新娘大两岁。而斯毕娜因为至今没生孩子，始终活得很沉重，压力也很大，充满了自卑。她根本无法面对众多的亲戚、朋友，甚至，她不知道用什么来保住这个家，她又怎么能愉快地度过这个时光呢。尽管在莱索托离婚是非常罕见的，即便是丈夫死了也不准改嫁，但对不能生育的家庭还是另当别论的。

3.牛的生命在婚礼中被残忍地葬送

婚礼没有人主持，先是看见男方的姑姑和姨妈刚一到场，就坐在门前的两侧，将她们手里拿的一根长棍横在门前，此时任何人不能进屋，只有等男女双方的父母先从这根长棍子上跨入后，其他人才能进去。

大约十几分钟后，男女双方的父亲又一同走到牛圈旁，指手画脚地对着牛议论着什么。我也赶紧拽着马丹给索往牛圈走去。

“巴丽萨，你不用着急，现在双方的父亲要挑选一头牛和一只羊，一会儿好宰杀它们。杀牛时才是婚礼最精彩的一幕。”马丹给索告诉我。

“为什么要杀牛和羊？”我问她。

“牛代表男人，羊代表女人，这是我们的传统风俗。”

这时，不少人陆陆续续地朝牛圈走来。妇女们有的头顶大盆，手拎棍子，还有的顶着铁桶，怀里还揣着石片。

“她们想干什么？”我问马丹给索。

她冲我笑笑，然后从地上捡了一根小棍，又顺手从牛圈的墙上拿起一个石片，做了个用木棍敲石片的动作，嘴里还唱着：“伙姆呀，大爹……伙姆呀……伙姆呀！”

之后，她放下手里的东西说：“这是赞美牛的歌，是专门在宰牛的时候唱的。‘伙姆’是牛的意思，你没听见把牛叫‘大爹’吗，这是对牛的赞赏。”

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干脆爬到一米多高的牛圈墙上，找了个制高点，这样拍起照片来才会痛快。

我发现，人们为这个面临死亡的牛想得挺周到，与它一同赴“刑场”的共有三头牛，可能是陪它壮胆的。看着那只十分健壮的牛，正低着头转圈，也许它还不知道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此时，我突然对这头牛产生了巨大的怜悯，希望它能获救，改变被屠杀的命运。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牛圈的栅栏门被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推开了。他紧锁的眉骨，两眼透着杀气，面色灰暗，身穿一件屠宰厂工人穿的连体服，脚蹬马靴，就像步入了战场。他手拿一根足有两米长的铁棍，锋利的尖头如同一只战场上的长矛。他先是抬头环顾了一下四周围观的人们，用手将那根铁棍举起来对着人们晃了晃。然后，又围着那头即将被宰的牛绕了一圈，仔细地端详了一番，再将那铁棍锋利的尖头，在石头上蹭了两下，向那头牛一步步靠近。这时牛好像觉察出了什么，看他凑了过来，撒腿就跑。那男人并没急着追，只是不慌不忙地向那牛一点点地靠近。趁牛不备之时，突然一个箭步冲上去，用长矛直刺牛身。我一下子闭上了眼睛，不忍看那头强悍的牛遭此厄运。等我睁开眼时，那头牛已经越过了栅栏门，逃出牛圈，疯狂地向村里跑去。只见村里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对那头牛围追堵截。他们人人手拿长棍边跑边高声大喊，冲向那头疯跑的牛，而站在牛圈边的人，则手举破盆烂桶，边用棍子敲打，边唱起了“伙姆呀，大爹……伙姆呀……伙姆呀！”一边是五花八门的伴奏和高唱，一边是吆喝堵截着牛，好一个热闹而又刺激的场面。

牛很快被人们堵截回来，等待它的仍然是屠宰师手里的那根锋利的铁棍。

牛肚子再次被刺，它又拼命向栅栏门方向逃去，只见它使出了全身的力气“腾”地一跃身，本想跃过栅栏门，谁知那门却被它撞散了架。尽管它带着伤，却铆足了劲儿奔跑着逃命。

十几分钟后，那头逃命的牛再次被人们赶了回来。这时，那牛的身上在不停地发抖，它那充满恐惧的眼睛，已经失去了豪强的神色。然而它仍然无法逃脱那根长矛毫不留情地刺射。它的肚子和身体的两侧，再次遭受了无数次直刺。这次，那根刺棍深深地扎进了它的肚子里。它带着那根刺棍，再一次逃向村庄。不过，它的身体已经开始明显地晃动，跌跌撞撞地跑不稳了。

那根锋利的棍子扎在牛的身体里，却好像刺在我的心上。我开始憎恨那个刽子手，认为是他的出手不力，使那头牛死得太惨。我对站在一旁的马丹给索说：“为什么让这么笨的男人杀牛，你看弄得全村的人都不得安宁，牛也死得不痛快。”

“巴丽萨，这个杀牛的大爹是专门从镇上请来的。这牛要是很快杀死了就不能GOOD LUCK（好运）也不HAPPY（愉快）了。要是一整天都杀不死，才是最幸运的。”

闹了半天，是那屠宰师有意识地折磨那头牛，让它在人们的欢笑中一点一点痛苦地死去，这样才能满足人们的快感，这未免也太残忍了。这不是把人的欢乐，建立在只知道埋头干活的老黄牛的痛苦之上吗？

眼看着牛身上被扎得千疮百孔，但它仍一次次地挣扎着往外跑，不过，一次比一次跑得慢，一次比一次跑得近。这时，牛圈里的另外两头牛早已吓得缩成一团，根本不敢动。而站在围墙外的人们，始终在快乐的气氛中高唱着“伙姆呀大爹……伙姆呀……大爹。”牛最后一次被赶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瘸一拐了，虽然在它的身上看不见流血，但是它的鼻子已经开始冒血了。这时屠宰师再一次扑向它，咬着牙，用那铁棍，狠狠地在它身上连戳了几下。过去常听人说，牛是通人性的，而此时只听“扑通”一声，这只强悍的牛前腿卧地，给人们跪下了。它一次次下跪，又一次次强行着起身，顽强地挣扎着。据说，正是牛的这种顽强，才代表着男人。也就是说，成家后的男人，最重要的是要有顽强的生命力，才能担负得起家庭的重任。如果一个男人生命很脆弱，又怎能养活得了妻子和他的儿女呢。

这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牛是如此顽强的动物。

鲜血从牛鼻子里不断地往外涌，这时，只听牛使出最大的力气“哞儿……”地惨叫了一声，然后，瞪大眼珠，张着嘴咽气了。很久很久，我都能听见。那头牛最后的惨叫的声，那声音在身后环绕的山中发出回响，不断地被重复着。

牛死了，人们的歌声也停止了。这一切对当地人来说习以为常，而对于我这个村里唯一的外来人，却有太多的感慨。

难道结婚一定要用牛的惨死来换取人们的欢乐吗？面对被大山包围的村庄和那些等待吃牛肉的人们，此时只有我呆呆地独自站在牛圈旁，脑子里闪现着无数个问号。

“巴丽萨，快到这边来，这儿还有羊呢。”马老太太的喊声，使我回到了现实，此时，人们只顾高兴，谁也没有注意到我内心的异常。

宰羊的仪式也同时在进行。由于，羊代表着女人，不需要表现它的顽强。所以，与牛完全不同，它的死几乎没什么痛苦。

牛死后，很快就有七八个男人冲上去，先是一刀将牛尾巴割下来，然后剥牛皮，大卸八块，剔骨，割肉。接下来是女人们边唱着歌，边将分割后的牛骨、牛肉运到主人家里，之后，便是等待吃牛肉了。

这时，马丹给索很兴奋地对我说：“咱们千万别回去，在这儿等着吃肉，婚礼上杀的牛，吃了会有好运气。”

我心想，那牛最后的惨叫声在我耳边萦绕，久久不肯散去，我怎么能咽得下去它的肉呢？尽管来到塔巴姆我没有吃过肉，但这头牛的肉我绝不能吃。我对她说：“你自己去吃吧，我绝不会吃的。”

听了我的话，马老太太有一脸的问号。我只能把这些归结为两国文化的差异。

4.婚礼一直持续到天明

婚礼最使人愉快的，是人们随时随地都会围个圆圈跳舞，他们挥舞着两臂，脚下踩着鼓点式的节奏，不停地重复着那些简单的动作。不论男女，他们边跳边喝着啤酒，眼看着大桶的啤酒渐渐转入了他们的血管中，人的状态也变得越来越兴奋。有人会突然尖叫着吼一嗓子，也有人独自狂舞着，嘴里还时不时地喊几声，像是为自己助兴。跳舞的人群不断地壮大，我也被迫停止拍照，被拉进跳舞的队伍中学着他们的动作，手舞足蹈地在中间乱蹦着，显然，与大家不那么合拍。好在没人笑话我，大家共同狂欢，分享快乐，这是个自由欢乐的场所，人人都很投入。欢快的时候，也是内心最愉悦的时刻。我非常喜欢黑人这种无忧无虑的性格，每当与他们一起跳舞时，总是充满了激情和欢乐。

由于与他们朝夕相处了这么久，他们对我这个外来人已经不那么陌生了，而我，也很尽情地欢笑，歌唱，手舞足蹈地在他们中间蹦跳着，很快就溶入了他们的群体中。这使我想到了在西藏和青海，与那些藏族人一起跳舞的情景。其实，人与人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不论是什么种族的人，只要用心相交，习俗、语言、生活条件，阻隔不了人与人情感的互动。

这一天，村里来了足有四五百人。客人不论认识或不认识，都可以随便吃喝。在这种场合中，我好像感受到了非洲原始部落的氛围，人们过着大家庭的生活。舞蹈和歌声始终贯穿于整个婚礼，一切都是自然的，没有刻意的编排，也无须控制自己的情绪。从白天到夜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天明。

婚礼一般要持续3天，要准备充足的酒水，人们在鼓乐齐鸣的气氛中通宵达旦地跳舞，当然，也要根据各家情况而定。

有一天，趁着大酋长马太里拉从马塞卢回来，我很冒失地问他：“在我的印象中，非洲许多国家都是一夫多妻，而在你家我只看到一个妻子，你是大酋长，地位那么高，是不是也可以多娶几个妻子。”

他一听，笑了：“过去莱索托有地位的人的确有好几个妻子，我爸爸娶了12个妻子，爷爷娶了20个，你猜一猜我曾祖父娶了多少个？”

我摇头说：“不知道！”

“25个。你听说过有男人有25个妻子的吗？”他说。

“没有听说。那他能记得住谁是第几个吗？”

“我想可以吧。不过，到了我只有一个妻子，是不是活得亏了？”他开玩笑地问我。

“那普通的男人能不能娶好多妻子？”我又问他。

“事实上，一般的男人很难得娶多个妻子，因为没那么多钱。如果男人娶了几个妻子，必须把她们分开安置，给她们每人一块土地，每人一所房子，这也是妇女和孩子受到保护的权益。”

这使我想起了旧中国的妻和妾之间的地位也是各不相同的，于是便问他：“通常有钱人娶那么多妻子，她们之间的地位相同吗？”

“过去大酋长家娶妻大致分三种：一种是父亲给儿子正式娶的妻子；另一种是儿子自己挑选的门当户对的妻子；还有一种是作为奴仆娶进家门的，由大妻子管理，这种妻子通常都很漂亮，也很年轻，一般用来款待客人。她们也会与别人私通。比如，有的奴仆娶进家门之后，她们会与大妻子已经成年的儿子私通，但是所生的子女，都会被认为是这个家族的合法子女。”

当我问起关于他的婚姻时，他说：“我和我妻子西提巴左虽然都在英国留过学，但我们并不是同学，由于我们的生活基础相差不多，又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所以我们是属于门当户对的夫妻，各方面都是平等的。”

他告诉我，在莱索托，婚姻并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它意味着大家族中一个新家庭的诞生。它也是两个家族通过孩子们的联合。所以，婚姻都是由家族中的长者决定的，而由不得年轻人自己。那么，凭什么相信自己的终身大事被慎重对待了呢？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长者为子女选择配偶并不能凭一时的热情或是单凭外表，而是要慎重地考察对方家庭是否有持久的名望，是否有良好的信誉、财富和生存能力。最后，男方家才会向女方家求婚。一旦得到女方父母和亲属的同意，这桩婚事才算定下来。

这种婚姻虽然没有浪漫色彩，但它很稳定。一旦成立了家庭，有了孩子，人们都会负有相应的责任，而离婚在此是极为罕见的。

第十三章

我成了赤脚医生

当地人缺医少药，这是我没出发前，在中国就已经想到的事情。所以，出发前，我的一位在北京医院工作的朋友刘贵兴，真没少帮忙。我把电话打到了他的办公室，对方听说我的情况，马上帮我列出了一个必需药品的单子，并对我说：“有时间你到我们院来一下，我专门找有经验的大夫，针对非洲一些国家，为你详细地开个药方。另外，关于净化水和治疗疟疾的药，你去找我的朋友汪茜，她是总后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听说最近刚研制了一种最新的适合你在非洲用的药，都是部队在热带地区训练和演习使用的，还有防蚊虫叮咬等涂抹剂，她一定会帮助你的，我马上给她打电话。”

之后我去了北京医院，刘贵兴带着我在楼里跑上跑下，一会儿找医生咨询，一会又开处方、划价、取药，把在非洲生活有可能用得着的药，从头顶到脚下全想到了。害得我花了三千多块钱，装了个沉包袱，背着它跨越了半个地球，到这儿来当献爱心的“赤脚医生”。

而他的朋友汪茜也是个热情、耐心又细致的人。为我找人、找药，让我感到很温暖。之后，她又介绍我找到总后制药厂满荫起厂长，满厂长更是对我的行为一百个支持，立即从箱子里拿出防蚊虫的涂抹剂给了我，剩下的就是真诚地祝福，之后他把我送出厂门口，一直站立在那里，直到我离他远去，仍然能从车前的反光镜看见他模糊不清的身影。

刚到马塞卢时，有一次，大酋长夫人让我跟她一起回家给她父亲送药，路上我问她：“如果山里人得病怎么办？”

她对我说：“莱索托政府对老百姓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有补贴，特别是医疗、教育和用水方面。国际组织也很关注这里，并给了很大的帮助，不少来自美国或欧洲的志愿者，在医院、学校等地帮助工作。

我想，当地既有医院，又有白人医生，看病还有国家福利，我背着这大包药不远万里往这儿跑，真是白辛苦。

1.三粒芬必得为马玲卡解除了痛苦

然而，就在到塔巴姆不到半个月的一天，我和马丹给索路过一个叫马玲卡（MALENGKA）的人家时，看见那个叫马玲卡的女人正坐在院子里的石头上，左手端了一个很破的白色搪瓷缸子，右手拿着把汤匙，正往嘴里送一种发黄的面糊。她每吃一口，都皱一下眉头，露出非常痛苦的表情。

我问马老太太：“这女人在吃什么？为什么这么痛苦？”

她上前帮我打问后，对我说：“她有病，吃的是马吃的药，邻居给的。”

我很吃惊：“给马吃的药人也能吃？她得了什么病？为什么不去医院？”

“她身上疼得每天不能睡觉，又没钱去医院看病。只好吃这个。”马老太太解释道。

这女人黑色的皮肤透着蜡黄，没有一点光泽，一看就病得不轻。她身上瘦得几乎找不出凹凸的部位，那双正被病魔折磨的眼睛，流露着痛苦而又无奈的光，使我不由得生出一份怜悯之情。

“让她别吃了，进屋躺下我看看。”我说话的口气像个医生，但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看什么，也许潜意识中想对症下我带的药。这时，马丹给索没有把我说的话翻译过去，只是用一种审视的眼光看着我。

“让她别吃了，快进屋躺下。”我稍稍提高了嗓门，又说了一遍。

也不知这个马老太太怎么跟她说的，她当时就地躺在了院子的地上。

“这……你怎么……在这儿躺下了？”我一看地上的土厚厚的，可她已经躺下了。

我摸着她的上身，分不清哪儿是骨头，哪儿是里面长的硬块，只觉得她身上像浇铸了水泥，硬邦邦的，特别是肝的部位，手往下轻轻一压，她就疼得直咧嘴。再看她的小肚子鼓鼓的，像是充满了腹水。

我心里想，蜡黄的脸，疼痛的肝，消瘦的身子，腹水的肚子，肯定是肝硬化或者是肝癌。没救了。

那女人起来后，马老太太边帮她拍打着身上的土，边问我：“怎么样？”

我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向她摇摇头，使了个眼色。这时那女人也想知道点什么，对我微微地咧了一下嘴，嘴里嘀咕着什么。我猜她是想知道自己的病情，可我哪能把自己的判断告诉她，再说，那只是一种根本就没有根据的推测，当然不能乱讲。

我对马丹给索说：“你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回去拿药。”然后飞快地跑了回去。

我翻开鼓鼓囊囊的药包，找不到任何与肝有关系的药，只好拿了三粒止疼的芬必得。

“这是中国药，每天晚上吃一粒，连续吃三天。”我告诉她。

她弓着身子，用那双干枯得像乌鸡爪子的手，捧着我给她的三粒药，可以感觉到，她对这药寄托了全部的希望。

大约半个月过去了，我早已把这事忘了。

一天傍晚，我和马丹给索正在村里走着，听见远处有人在喊：“巴丽萨，巴丽萨，好！好！”

我抬头一看是马玲卡。“她在喊什么？”我问马老太太。

“她说，她的病全都好了，哪儿都不疼了，她每天都能睡觉了。”

我不相信，这怎么可能？那芬必得只是一种止疼药，怎么能全好了呢？再说这三粒药怎么能管这么长时间？我急忙走过去问她：“你真的一点都不疼啦？”

马丹给索说：“她说只吃了一粒就不疼了，现在三粒都吃了，全好了。”接着她又说：“巴丽萨，想不到你还是医生，会看病，以后有病我就不用上医院了，太好啦。”

我对她说，我不是医生，是我带的中国药好。

“那好，以后就找你要药。”

“没问题，有病就告诉我。”我慷慨地说。

为马玲卡解除了痛苦，使我特有成就感，内心很得意。至少，村里人会越来越认可我这个中国人的价值，特别是这几粒名声在外的中国药，人们一定会觉得中国药是好东西，中国有这么好的药，也一定是个很好的地方，那么我这个中国人当然是他们心目中的好人。

然而，事情并非如我想得那么美妙，自从人们知道我有药之后，我就成了一个真正的赤脚医生，说严重点，就好像我在塔巴姆开了家中国诊所。到后来，有没有病，人们都来要中国药，弄得我躲都躲不掉。而马玲卡的病还是一天比一天重。

我看她病得很重，舌苔就像地里的田埂，一棱一棱的。我一再劝她去镇上医院看病，还偷偷塞给她50块钱。第二天，她真的去了医院。傍晚，我和马老太太去看她，想问一问看病的结果，她手里拿出两片药说：“医生没说什么病，让我交了10块钱，他给了这两片药。”

马丹给索对我说：“镇上医院总是这样，谁去看病都一样，10块钱，两片药。”说完她拉了我一下，我们往外走了几步，她小声说：“可能是AIDS，如果是其他的病医生会告诉她的。”

“在中国,如果是CANCER（癌），医生也不会说的。”我觉着，这个女人不可能得艾滋病。

她说自己53岁，竟然像63岁。

她生了7个孩子，1969年老六才三个月，有一次给孩子洗澡时，她因用肥皂太多，不小心居然用肥皂沫把孩子呛死了。丈夫是1980年因脑出血，才45岁就离开了她。而大儿子因患肺结核去年也死了。

我想一个再坚强的人，也难以经受这一连串失去亲人的打击。人说“怒伤肝”，这种极度的哀伤也同样会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

从上次给了她止疼药之后，每次她见到我都有一种期盼，因为，只有我用中国药救助过她，使她解脱过病痛，所以，她总希望我能不断地给她药，为她治病。后来，我把所带的两盒芬必得都给了她，仍无济于事，只好默默地对她说声：抱歉！我只能如此。

2.不断来要中国药的人

接下来就是不断地来要中国药的人。

“巴丽萨，我胃疼，不能吃东西。”曼堆子一脸痛苦来要药。

“我妈妈刚才把手切了，她让我来拿药。”马地拜娄的儿子拿了药飞快地跑了。

“我老婆头痛得厉害，你快给我治头疼的药。”

“你去镇上买吧，我这儿又不是医院，头疼干我什么事，又不是我让她疼的。”我最烦大男人伸手要东西了。

“没有钱，买不了。”然后，他一直伸着手，站在门口不动。就好像我没给他药，欠了他似的。没法，我只好甩给他两片索米痛。

“怎么吃？”他问我？

“由你，反正吃不死。”我不耐烦地给了他一句。

“我孩子拉肚子，我要那种一吃就不拉的中国药。”莫亚尼又向我伸着手。

“不是昨天刚给了你好几片吗，你是不是给孩子当饭吃了？”没过一天她又来了，我真生气了。

“我想自己留点，万一你的药都被别人要光了，我就没有了。”

我一想，上我这儿来要药，闹了半天是为自己存着，不能再给他们了。可是每次一看来人一脸的痛苦，又不忍心不给他们。

有一次，大酋长的司机皮特，大白天把我拽到房后，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巴丽萨，大家都说你有中国药，能不能给我一点？”

“你病了吗？哪儿不舒服？”我问他。

“不，不，我没病，身体非常好。”他笑着说。

“那你为什么要药，是想帮助谁？”我很纳闷。

“听说中国有那种吃了很强壮的药，我想吃一点。”

“什么强壮的药？我不明白。”我以为他说的是营养品。

“就是吃完了就想找女人的那种……”

“我才没有那种药呢，我带那种药干嘛，你不要乱说。”我一扭身走了。

过了几天，马丹给索的大儿子家的小保姆又突然把我叫出去说：“巴丽萨，我怀孕了，不想要这个孩子，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药？”

我一听，吃了一惊。“你才多大？”我问她。

“快15岁了。”她说。

“这么小就怀孕了，是谁的孩子？你家主人知不知道？”

“你千万别告诉他们，我想吃了你的药把孩子弄掉，反正他们也不知道，要是他们知道了，就不让我在这儿干活了。”她很着急地对我说。

“可是我没有这种药。”我对她说。

“你肯定有，是不是不想给我？他们都说，中国药什么病都能治，我给你钱也可以。”

“不是钱的事，我真的没有这种药，你走吧，我不会把这事告诉你家主人的。”

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很不高兴地走了。

几天后，有一天，我刚起床，睡眼蒙眬地听见有人在门外叫我，我出去一看又是她。

“巴丽萨，没想到你这个中国人这么坏，你不给我药就算了，还把我的事告诉马丹给索，你记住，做坏事的人总有一天会受到老天惩罚的。”说完后扭头就走了。

我这是招谁惹谁了，自己花钱又受累，大老远背着药上这儿来，不仅没得好，反而大清早却遭人的诅咒。“我对天发誓，真的没有把你的事告诉任何人。”我冲着她的背影大喊起来。

后来，马丹给索告诉我，是她发现了迹象，然后，连吓带骗审问出来的。但小保姆坚决不肯说出那男人是谁，所以就把她赶走了。

这下我才明白，她为什么恨我。因为，她一定认为是我把这事告诉马丹给索的。就这样，她带着对我的怨恨离开了塔巴姆村。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甚至，连向她解释的机会都没有，现在我唯一的愿望是，希望她能平安地度过这段特殊的日子，顺利地把孩子生下来。今后不要对中国人有什么成见。

3.为大酋长治病

中国药在村里“知名度”越来越高。人们都在传“巴丽萨有中国药，不管什么病一吃就好。不用花钱，也不用跑路。”他们省事了，可我却遭殃了。我发现，只要来人要药，大酋长总是皱着眉头，一副不舒心的表情，我想可能是嫌他们在外面大嗓门地叫我太吵了。尽管我对那些来要药的人越来越烦，恨不能躲着不理他们，但我却希望有机会用这些中国药在大酋长面前表现一次。每次他从马塞卢回来，我都会在内心向老天求救：老天爷，求你了，让大酋长病一次，让我有机会给他吃中国药。

果然老天没有负我，有一天，大酋长真的病了。

“巴丽萨，快回去看看大爹马太里拉，大清早又睡了，可能是病了。”马丹给索叫着我。

“他昨天回来时好好的嘛，也许是困了。”我并没当回事。

到了中午，他仍然没动静，马丹给索有点急了，又来找我。“大爹马太里拉到现在还在睡，是不是病了？”

“是不是病了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心想，这回悬了。

两分钟后，马丹给索从屋里蹑手蹑脚地出来了，对我说：“大爹病了，要找你，你快进去。他睡在他女儿的屋里了。”

我想，这回表现的机会来了。我轻轻推开房门，这是个闺房，平时没人住，但总被佣人打扫得干干净净，时不时地还洒点便宜香水，尽管屋里散发着一股劣质香气，却有一种温馨的感觉。屋里只有一张大床和两个床头柜，墙上悬挂了一张很大的女孩的照片。每当一缕阳光透过窗户直射屋里，这间屋子就会显得格外亮堂，有一股鲜活的气息。然而，躺在床上的大酋长却没精打采，紧锁眉头。他歪斜着脑袋躺在床上，被痛苦困扰着。

“我头疼得厉害，全身没劲儿，很冷，嗓子也痛，你的中国药……”他说话时有气无力的，一直皱着眉头。

立功的时候到了，让这帮只认西方医药的上层黑人认识中国药的机会来了。我对他说：“大爹，别着急，吃了中国药很快就会好的，这药可灵了，你就放心吧。”

我赶紧回屋，打开我每天必翻的药包，尽管这药包已经从原来的两大包，变成了一大包，又从一大包，减少到半大包，而现在只剩了一小包了，但我还是找出了眼下需要的药。

“满格贼贼给大爹倒水。”我喊着女佣。

然后，我与她一起来到大酋长床前。我对他说：“在中国这叫‘感冒通’，每天吃三次，每次吃……”这时我看药盒上用中文写的“每次一至二粒”我想，应该让他加倍吃才能好得快。于是，我接着说：“一次吃4粒。”说完，把第一次的4粒取出来，递给佣人，然后又拿了一片“散力痛”，对他说：“这是专门治头疼的，吃了头就不疼了。”

看着他把药吃下去，我又突然想起应该再给他冲两袋感冒冲剂，这样能好得更快。

我快速跑到厨房，找了个茶杯，用开水冲了两袋感冒冲剂，端到他的床前，对他说：“把这个也喝下去。”

他抬起身，看看我，小声嘀咕了一声：“吃这么多中国药？”然后接过杯子一看，问我：“这也是药？”

我点了点头。

“我必须吃？”他又问我。

“YES！”我答。

他端着杯子，闻了闻，犹豫了一下，看我不像是害他的样子，然后，一股脑地喝了个底朝天，把杯子交给我说：“谢谢你！”

我让他好好睡一觉，并对他说：“睡醒之后，病就好了。”

他一副将信将疑的口气说：“我也希望是这样。”

到了晚上，酋长仍然在睡觉。马丹给索小声问我：“巴丽萨，这中国药是好的吗，大爹怎么醒不了了？”

“放心吧，他吃的是药，不是毒。”

话是这么说，但感冒通里有扑尔敏，他从没吃过中国药，一下吃这么多，会不会睡死过去？我开始担心了。佣人满格贼贼和马老太太隔一会儿问我一次，弄得我心神不定的，后悔莫及。

“立什么功呀，宣传中国药用得着这种方式吗，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真不敢再往下想了。这一夜，把我熬老了至少5岁，把什么可怕的后果都想到了。

清晨，我迷迷糊糊地爬起来，刚走出门，就看见大酋长穿了件蓝色睡衣站在外面正跟马老太太说话。我的心一下放到了肚子里。我赶紧走上前向大酋长问早安。

“早就听村里人说你有很好的中国药，的确好，你看我全好了，真要好好谢谢你，这中国药的确是好东西，真神了。”我从没有见他这么兴奋地说过话，看到他恢复了健康，我这会儿别提有多大的成就感了，早把昨晚的提心吊胆抛在脑后了。

4.救了一个出生40多天的婴儿

有一天，说好了给马马里拜尼（MAMALEBANGE）母子拍照片，但去她家却扑了个空。

“不应该呀，孩子才生了40多天，他们母子怎么能出门呢？”马丹给索说。

“你们还不知道呀，孩子昨晚病得很重，他爸爸来了，这会儿他们一家人已经去镇上医院了。”邻居告诉我们。

我们只好先回去了。

下午，我和马老太太又去了她家。一进门，看见马马里拜尼怀抱病重的孩子急得直哭，她妈妈也直陪着她着急。由于孩子生下不满三个月，丈夫还不能进这个屋，他已经回自己家了。

“快救救我的孩子，巴丽萨。”我们刚进门就被她妈妈拉住了。

“不是刚去过医院吗，怎么……医生没给孩子吃药吗？”我问。

这时她妈妈把一个脏瓶子递给我。

“这是药？能吃吗？”我简直不敢相信，瓶子里装的是像酱油一样的东西，腻糊糊的。

我问她们是否给孩子吃了药。

“吃了，又吐了。”她说。

这时，我对马丹给索说：“你在这儿等着，我回去拿药。”说完就往回跑。

可是，当我打开小药包时，才发现，我根本没看那孩子有什么症状就回来拿药了，而且那么小的孩子，给他吃多少药，我一点都不懂。自己又没有孩子，这方面丝毫的经验都没有，这药该怎么给他呢？

我干脆把已经剩下不多的药都提上了，路上提醒自己，千万要对症下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有了上次给大酋长下药的教训，这次还算谨慎。

以后的几天，我像个很负责任的医生，天天都往她家跑。直到看着孩子一天天好起来，我才松了口气。

想起此事至今我都后怕，毕竟是个婴儿，万一给错了药，就把孩子给吃死了。

就这样，眼看着我从地球的北半球背来的药越来越少，我只好从几片，减到一片，再减到半片，分发给那些有病的人。但我发现，不论他们吃多少，都很见效，这与他们很少吃药和从没吃过中国药有很大关系。

时间久了，越来越多的人找我要药。于是我发现，有的人没看见我时还活蹦乱跳的，看见我来了一转身，马上捂着肚子或者抱着头，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病态模样。还有的人，总是低头哈腰，嘴里不停地说“谢谢”！

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这些药为当地村民治了那么多病，都是哥们儿刘贵兴帮忙的结果，今后他们要是再谢我，就让他们感谢刘贵兴吧。我对他们说：“你们吃的药，都是一个叫刘贵兴的人指点我带来的，用不着谢我，要谢就谢他。”

有人问我刘贵兴是什么意思，我懒得跟他们说，就说：“是神！”

他们一听眼睛都亮了。嘴里也开始嘀咕了，可他们发不准中国音，全把“刘贵兴”叫成“楼挂虾”。一见我就说：“谢谢楼挂虾！谢谢楼挂虾！”

他们一说“虾”，害得我直流口水。

5.我病了却没有药吃

最惨的是，在我临离开塔巴姆村的10天前，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浑身难受，一点力气也没有。连着三天，我都没有外出拍照，也吃不下饭。只好躺在床上，到了晚上身上忽冷忽热的，像是发起了高烧。我让大酋长家的女佣不停地给我弄冷毛巾，敷在脑门上，但还是把嘴烧出了大泡。第二天，马丹给索看我一夜间被烧成了这副鬼模样，问我吃没吃药，我只能摇头。急得她瞪着很大的圆眼睛直叫：“快吃中国药，你怎么不吃药？”

我怎么能不想吃药呢？

我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对她说：“药都给了村里人，我这里一粒也没有了。”

说完，我看见她眼睛里有泪花在闪动，这可是我与她相识一百多天里头一回看到她为我那么动情。此时，她的双眼迸发出一种女人特有的善良目光，使我很是感动。她用自己的脑门贴近了我的脑门，然后摇了摇头说：“很热，病得很重。”说完她的眼泪无法控制地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不要这样，我心里会很难过的。”我劝她说。

其实，看到她流泪，我的心里也酸酸的。

她哭着问我：“为什么？巴丽萨，为什么会这样？你怎么那么傻，自己不留一点呢？”

是呀，我真是太傻了，为什么把药都给他们？可他们却给了我什么？我越想越觉得可怕，万一这次我挺不过去，万一我不得不去镇上医院，万一需要输液，一想到那些可怕的艾滋病，我的浑身毛骨悚然。

我越想越伤感，干脆蒙上被子大哭起来。我想家，想妈妈做的饭菜，想丈夫的疼爱，后悔自己为什么跑到这个鬼地方来，我发誓，今后绝不再离开家半步。不知是害怕，还是伤感，我的心情沮丧极了。

这时，女佣满格贼贼轻轻推开了门，她小心翼翼地端了一碗刚为我做的泼力诗，放在我的床头，她看屋里的气氛不对劲儿，话也没敢说就退了出去。过了一会儿马丹给索也出去了，不到五分钟，她端了一盘炒鸡蛋进来。

“别难过了，你的药救了村里那么多人，大家都说你是好人，巴丽萨是这个。”她冲我翘起了拇指。然后又拿了湿毛巾给我擦了擦脸，接着说：“你是好人，肯定会没事的，如果再不好，我去给你请马目才地斯（MAMETSTLISI）（当地巫医）”。

看到她们对我像自家人那么关心备至，我的心又软了。从地球的北半部走到南半部，从亚洲走进非洲，能与她们共同生活一百多天，这是一种缘分，我应该珍惜这些日子与她们建立的这份情感，而不该轻易地抛弃它。再说，对村里来要药的病人，我又怎么能看着他们被病痛折磨而置之不理呢。也许，几片药看上去并不起眼，但它能挽救他或她的生命，这对于一个家庭是多么的重要。

我应该相信自己一定能渡过这个难关，坚持挺过去。

三天后，我在没吃一粒药的情况下，终于退了烧，算是扛了过来。

看来，老天爷不会轻易把我留在这里，它知道我要回家，回到自己的国土和那些爱我的亲人们身边。

药吃完了，照片也拍了不少，我觉得自己也该回家了。我独自坐在大酋长家的后山坡上，设想着关于我回家的美好时刻：痛痛快快地洗个澡，舒舒服服地睡一觉，然后，美美地吃一顿全是肉的大餐，找朋友边喝纯正的啤酒，边说整整一个通宵的中国话，告诉他们我在塔巴姆所看到的一切。到那时一定很带劲，很开心，最重要的是，回家会让我的内心感到特别踏实。

第十四章

告别塔巴姆

1.悄悄地，我要走了

我从7月来此，到时下的11月，一晃已经在塔巴姆村生活了一百多天了。初来时，这里是寒冷的冬季，到如今已是阳光暖融融的夏季了，这里已留下了我的许多足迹，重要的是，中国和我这个中国人的形象，在他们的心灵中已经占据了一定的位置。不少人想去中国，已经如同想去美国、英国。因为他们眼中的中国是个富裕的国家，是个得病有药，不愁吃穿，能过幸福生活的地方。

而我也开始越来越想回国，想回家了。

回想了一下，自己在塔巴姆村的经历：从婚丧嫁娶，到生儿育女，再到日常生活，都被我一一地摄入了镜头。该拍的似乎都拍了，思乡的情感也随之越来越浓。但一想到这一百多天与当地人朝夕相处的日子，我心中又生出许多对这里难以割舍的情感。

我决定把自己最后的一些衣服分送给那些孩子多，且生活真正困难的家庭。每到一家，看着孩子们争抢着把我送去的衣服往自己身上套时，我很欣慰。我希望自己穿过的衣服能在此流传若干年，为他们遮体避寒。不过，我并没告诉他们我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

我专为马老太太的外孙女，11岁的马归纳（MAKOENA）留了两件衣服和一双运动鞋。因为，马归纳从小是老太太带大的，别看她只有11岁，家里的活全是她干，非常懂事。

我对老太太说：“你把这衣服和鞋子都给马归纳。”

她看了看那双我已刷干净的白色运动鞋说：“这鞋我可以穿，马归纳是小孩，她不用穿鞋。”

“马归纳已经长大了，她总不能连双鞋都没有吧。我就是因为这样，才给她这双鞋的。”我对老太太说。

她拿过鞋，自己比了比说：“这鞋我可以穿。”

我低头看了看她那双肥大的脚，至少有40几码的尺寸，而我的脚是38码的，根本不用试，一看就不行。就对她说：“我已经给了你那么多衣服，你的脚又大，还是别要这双鞋了！”

“没事，巴丽萨，你等着。”说完，她一转身，跑回家。等她再来时，那双两分钟前还完好无损的鞋，已经被她用刀把前面挖掉了一块，改造成运动凉鞋了，此时纵然有再大的脚也可以无限制地往外延伸。

“再不行，这儿还可以……”她边说边用手往脚后跟处做了个挖的手势。

“一切随你。”我没再多说。反正，那鞋已经属于她了。

她看我不仅给衣服和鞋，连剩余的蜡烛都给了别人，好像预感到什么，就问我：“你是要走了吗？”

我对她说：“是的，你不问，我也要告诉你，我很快就要回家了。”

她一听，显得异常的惊讶。“为什么？巴丽萨，不要现在走。你应该等下个月过完圣诞节再走。”

我问她为什么偏要让我等到圣诞节之后。她笑了笑说：“圣诞节前我需要钱买东西。你要是在这里过圣诞，我们会很开心的。”

闹了半天，她把我口袋的钱早就算计好了，连过节都打出来了。但同时，我又觉得她很可爱，一点遮掩都没有，总比那些伪君子强百倍。

我对她说圣诞节是年底，而新世纪的第一天我要在自己家里过。

她一听，做了个无奈的表情。停了一会儿她又说：“那你临走前再给我买点牛肉。”

我想，她无非是想吃点肉，并没有很高的奢望，这也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应该满足她，便对她说：“你对我那么好，走前我会给你留点钱的，你放心吧。”

她听了又兴奋地拍着手，叫了两声。

之后，她问我：“要不要跟村里的人都说一下，大家聚在一起，搞个PARTY，为你送行。”

我对她说，还是不要对村里其他人讲，因为，我担心有些坏人如果知道我要走，会在最后的时刻，对我来个突然袭击。我心想，越是最后的时刻，越要谨慎小心，才能做到万无一失。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我的亲人和朋友们负责。

她也赞同我这样做。

而当我把我想离开这里的想法告诉大酋长马太里拉时，他自始至终没流露任何表情，也没说一句话，我俩站在房外，他的眼睛一个劲儿地朝远处看去，紧锁眉头，好像在想事。让我无法判断他对我的走高兴与否。

随着离开塔巴姆村日期的临近，马丹给索每天跟我跟得越发紧了。其实，此时我就是闭着眼也能摸到我想找的人家，因为，这个村的每个角落我都跑过不下四五遍，特别是我的邻居家，几乎天天去。而此时，我和马丹给索都很珍惜我俩在一起为数不多的日子。

路上，我们谈论最多的就是我回到中国的事情。我对她说：“我要写一本书，就写塔巴姆村的故事。还会送给你。”

她说：“很可惜我不认识字，更不认得中国字。”

我告诉她，书里会有很多照片，她可以看那些照片。

她说，如果真的看到她的照片登在书上，不定会高兴成什么样。

我也想象着，出一本写塔巴姆人的书，他们一定会拿着书到各村奔走相告，以此为荣的，这也是我对这个小山村最好的回报。

不知不觉，我俩走了好几家，由于平时与他们相处得不错，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忍心就这样连招呼都不打，一走了之。

而每到一家，我对他们说自己就要回家时，他们都不肯让我走。

马玲卡说：“你走了，谁还会给我们中国药？”

我说，就是自己不走，中国药也没有了。

她却说：“只要你这个中国人在这儿，人病了，还怕没药吃？”

这时马老太太很向着我地对她说：“巴丽萨把药都给咱们了，自己有病一点药都没有吃。你怎么就知道要药。”

临离开她时，马老太太凑到她耳边，很神秘地说：“巴丽萨要走的事是秘密，她说只告诉你，别人就不说了。”

之后，她很自以为得意地对我说：“我对他们都说，你要走的消息，只告诉了她一个人，这样她就不会轻易告诉别人了。”

其实，这种小把戏，是快嘴女人传话时常有的。看来，全世界的女人都有相同之处。

临走的前一天傍晚，我对马老太太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在村里拍照片了，明天的这个时候我已经到马塞卢了。”

她看我情绪特别高涨便问我：“你一定很高兴吧。”

我说：“那还用问，我早就想家想得睡不着觉了。”

“那你不喜欢塔巴姆？不喜欢马丹给索？”

“我当然喜欢这里的一切，还有你，但我也想吃肉、吃鱼，想吃我妈包的饺子、想看电影、看报纸、打电话，还想游泳，所以，我现在特想回家。”

她很失望，我知道她很想劝我不要走，但又不知道用什么能留住我。

就要离开塔巴姆村了，我很犹豫该不该去跟肯恩打个招呼？回想9月3日我过生日那天，自己对肯恩的无理，心里充满了矛盾与愧疚。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我俩聊天时，他问我什么时候过生日，我告诉他是9月3日。他说自己是5月，今年已经过去了。接着，他说：“等你过生日的时候，咱们好好庆贺一下，这也许是你在塔巴姆村过的唯一的一个生日，对你的人生是很有意义的。”我听后，很感动。

谁知，在我生日前的一天晚上，我特意去了他的小屋，把这消息告诉他，可他却没有丝毫的反应，那神情就像没听见我说话似的，着实令我大失所望。

生日的那天，正是星期天，下午我去了镇上中国人的商店，开心地痛饮了一场，这也是我在莱索托喝酒喝得最多的一次。不知怎的，那天，我喝得醉醺醺的，一想到肯恩平时总是盛气凌人的样子和他说话不算数，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回到村里，借着酒劲儿，我几乎是将肯恩的门砸开的。也许他看我喝了酒，很有涵养地把我请进屋，谁知，我进屋后就劈头把他臭骂了一通，说他是个虚伪的志愿者，既然来非洲是帮助黑人，为什么人家要东西还躲躲闪闪的。最后，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以为自己是美国人就可以在别人面前有优越感吗？在这儿我们可是完全平等的，我这个中国人也绝不会受你的摆布。”

当时，我看他十分生气，反而感到很得意，昂头摔门而去。

过后，我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不该借着酒劲儿去骚扰人家。于是，我写了一张致歉的纸条，塞进他的门缝里，向他表示道歉。

不过，我们再也没像过去那样谈天说地的聊天了。

此时，我思来想去，在这里毕竟只有我俩是来自异国他乡的人，能在此相遇并相识也是一种缘分。但直接面对他，又觉得别扭。于是，我干脆写了张表示告辞的纸条：

“肯恩，你好！我已结束了在塔巴姆村的生活，就要回中国了，特向你告辞。认识你很高兴，欢迎有机会去中国看看。巴丽萨”

本想趁他白天不在，塞在他门下，也算我没有失礼。谁知，正巧他在屋里。看到纸条，他便立即冲了出来。

“为什么不敲我的门向我当面辞行？”我们站在外面，他用一种深深地目光看着我。

“我以为你不在屋里。”我顺口说了一句。其实，我压根也没想再面对他。

“你还回来吗？”他问我。

“不知道。”我说这话时几乎不敢正眼看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

其实，在我眼里，肯恩是无私的，他能走进贫困的黑人村落中，一待就是两年，他的行动已经证明了他崇高的思想境界。如果人们都能像肯恩那样，无私地帮助黑人贫民，让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改善生活质量，该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之后，我看了看他，底气不足地对他说：“咱俩在你的小屋前拍一张合影怎么样？”

“当然好，我也正是这样想的。可是谁能给我们拍呢？”他说。

我赶紧把马丹给索叫来，并对肯恩说：“现在我跟你一样，也成了老师，只不过我这个老师，只有一个学生，还是老太太。”

我俩都笑了。

我们都很清楚，今后，再在这个小屋前会面，恐怕很难了。

我说，期盼着下次在北京与你相见。

他说，那就2002年北京再见。

2.大酋长为我开PARTY

傍晚，我刚进大酋长家，大酋长就对我说：“明天你就要走了，今晚开个PARTY，为你送行。”

我高兴得拍手叫了起来，想不到大酋长还挺有心的。

听他说开PARTY，我还以为这个由大酋长组织的PARTY一定是很盛大的，就像电影中看到的，人们围在篝火旁，一手举着火把，一边跳着狂欢舞。要么就是有很丰富的食品，大家都来聚餐。但是到了晚上，桌上除了一瓶国王结婚时置办的干红葡萄酒，什么都没有。（这酒是他侄子国王莱齐耶三世去年大婚时，专门在南非定做的上乘好酒，通常只有贵宾来此，他才舍得喝上一瓶）。我挺纳闷，怎么没看见佣人们忙着准备晚餐呢？而就是这瓶红酒，也只有我和他才能喝。他还特意把那个代理酋长，78岁的莫付嘎老人也叫了来，而他也只能和啤酒，更不要说马丹给索和女佣满格贼贼了。不过，通过这瓶红酒，我可以感觉到，现在我在大酋长心目中的位置了。

这个PARTY随着这瓶葡萄酒的开启，也就算开始了，只有大酋长、莫付嘎老人、马丹给索、满格贼贼和我五个人。我们手拿高脚杯，站在大酋长家不大的客厅里，这时大酋长说：“明天巴丽萨就要离开这里了，这个PARTY是为她送行的，这可是好酒哇。”

我已经很久没喝酒了，喝了第一口略带酸味的干红葡萄酒，只觉得嗓子被润得清新，全身特别爽。

而此时的大酋长西服革履，右手举杯，左手象征性地搭在裤兜处，显得很随意，也很绅士，说起话来不紧不慢，一派在公众场合参加大酒会的风范，看上去非常潇洒。

他说：“时间过得很快，在不知不觉中，巴丽萨已经来了这么久了，没想到这是我第一次与她喝酒，竟也是最后一次。”

我赶紧打断他说：“不！我相信这绝不是最后一次，因为今后如果你有机会去中国，我们一定会在中国喝酒的。而且，过些年，我相信自己还会来这儿看你们。”

“对，对，我是很想去中国看看，听说现在变化很大。”他说。

随着酒过三巡，他的脸上开始微微泛红，嘴角也渐渐咧开了，话也说得多了起来。其实，我很早就想知道，他所接触过的中国人，究竟给他留下了什么印象，是贫还是富？是好还是坏？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坐下来与他聊天，所以，今天趁他高兴便试着问他：“你对中国人的印象如何？”

这时，他示意我坐下，他也坐了下来，而满格贼贼是佣人，她只能坐在地上。看样子，今天他想大说一通了。他把头靠在沙发上，手里仍然端着酒杯，对我说：“10年前，我曾经跟着国王去过中国的北京，上海和广州。看见城里很多人骑自行车。特别是北京，全是骑自行车的人，他们身上穿的衣服也不好，见了我们还有人围着看。还有到莱索托来做生意的中国人，很多人都不会讲英语，与他们交流很困难。”

闹了半天，他去过中国，但他从没对我提起过。也许是因为对中国的印象不好，所以就避免提起。

我又问他：“那你对我的印象呢？”

他接着说：“马塞卢也有许多从台湾来的中国人，他们就不同了。他们有钱，英语说得也好。所以，开始台湾的温森特（赖先生的英文名字）对我说来了个中国人，我和我夫人都以为是从台湾来的。可是你说自己是从北京来的，而且你的英语又说得不太好，我有点失望。但后来，我发现你很出色，你有钱，又聪明、漂亮，特别是很多人都说你好。比如塔巴姆村的人都说你好，你们中国使馆的大使也说你好，我夫人也对我说你不错，看来你是个受欢迎的人。特别是你的语言进步得非常快，过去我觉得与你交流很困难，而现在我们之间已经没问题了。”

他一口气说了很多，我这才明白，当初他为什么不愿让我住在他家，原来他还保留着10年前去中国时的印象。

我告诉他，现在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可以说是真正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家庭不仅有车，甚至有两三辆，家家电脑与世界联网，移动电话在城市很多人都有。照相机、电视机在农村已经进入千家万户。接着我又对他说起中国食品，我说：“中国食品堪称世界第一，最具特色，如果你有机会去中国，首先我会去机场接你，然后带你去吃北京烤鸭、烧鹅，还有用正在沸腾的水涮的新鲜羊肉，但要用中国人都喜欢用的筷子，而不是叉和勺，我可以教你用筷子。”说了一大堆，把我的食欲都勾起来了，真想大块吃肉啊。

他听得很起劲，并对我说：“我和妻子都非常喜欢吃中国菜，马塞卢有一家台湾的许先生开的中国餐馆，我妻子是那儿的常客。”

“好，这次回到马塞卢我请你和夫人去那儿吃一顿告别晚餐，就算我对你们的感谢。”我十分慷慨地说。

“就这么定了。”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建议。

其实，请他们吃饭，既有告别的意思，也想自己解馋。回想这一百多天的日子里，自己从没吃过肉，每天跟着村民吃巴巴粉和自己并不怎么爱吃的卷心菜，肚子里的油早被玉米面刮光了。当然为了生存，我适应环境的能力是极强的。我完全学会了做这里的饭菜，吃顿饱饭不成问题。每天自己动手，吃非洲餐，也别有一番滋味。对我来说，最痛苦也是最快乐的时候，便是半夜躺在床上自己精神会餐，把自己一切爱吃的东西统统想了个遍，直想得心里发痒、发痛。由此，使我对过去自己随便倒剩饭菜的行为产生了忏悔。是上帝要惩罚我，才让我在这几个月吃不上任何美味佳肴的。我要向上帝发誓，从此后，决不再糟蹋一粒粮食，那绝对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不过，一个人在塔巴姆村生活，最艰难的并非是物质条件，而是孤独和寂寞，我常常在中午骄阳似火的大太阳下，一个人对着墙说中国话，要么面对空旷的大山呐喊。实在无聊的时候干脆教村民们说中国话。其中，要数莫亚尼学得最快，至少她现在可以用中国话跟我打招呼了。最有趣的是，有时我走在路上，并没看见她，但她会大老远地用中国话冲我喊：“呢毫（你好）！”而我已经很久不用中国话与人打招呼了，冷不丁地听见这么一句有口音的中国话，一时还有点反应不过来。除此之外，有人还会在河边洗衣服时，冲着我用中国话说：“西一乎（洗衣服）”尽管她们的发音听着令人想笑，但毕竟她们说的是中国话，让我感觉很亲切。

3.村民们用歌声欢送我

临行前的夜晚，我想，这是最后一个晚上，应该过个美好的夜晚。我对马丹给索说：“我走了，一定会经常想你的，你能给我唱几首歌吗？我想把它录下来，带回中国听，这样就等于把你也带走了。”

“还能把我带走？”她眼睛一亮地问我。

我告诉她，是带走她的歌。

她问我：“为什么不能把我也带到中国去？”

我开玩笑地对她说：“你太胖，吃得又太多，又爱大喊大叫，带你去中国，人家以为你是个病人。”

“我身上真的有很多病，我可以在中国看病吗？”她又问我。

“行呀。可是你自己要准备两万块钱。”我说。

她一听差点晕过去。

我对她说：“还是别想那么多了，给我唱歌吧，我最喜欢听你唱的歌。我想把它带回中国。”我一夸她，她顿时眯上了双眼，露出一副很得意的样子。

这时，满格贼贼来了，一听唱歌，也凑了过来。不等我掏出录音机，她俩就唱了起来。听到大酋长家厨房里有人唱歌，马森北、皮特和给大酋长家放牧的小伙子叉包，都陆续跑来了，他们没敢直接进屋，只是从门外向里探头看。

我看来了这么多人，赶紧招呼他们进来。

皮特兴奋地说：“今晚给巴丽萨多唱几首，以后她就很难再听到我们这儿的歌了。我们围坐成一个圈，我和马老太太分别坐在凳子上，而其他人都坐在地上，等我调好小录音机，对他们说：“可以开始了。”

这时马老太太特别认真地让大家清一清自己的嗓子，然后执意要试唱两遍。我看他们每人的腰板都挺得很直，直想笑。

我对他们说：“你们不必紧张，我只是自己保留这些歌曲。”但他们看到我录音用的小话筒还是紧张。

“这是干什么的？”他们问我。

我说：“你们的歌是通过这个小东西进到这里的。”不知道他们是否明白，反正都点了几下头。

奇怪的是，平时他们的歌唱得很好，可这两次试唱都没唱下去，不是前后不一致，就是忘词了。再看看马森北的手上，全是汗，我知道他们都紧张，就对他们说：“等会儿在录，你们自己先随便唱吧。”

说完之后，我起身去喝水了。

我刚一走，就听他们一首接一首地唱得非常欢：“我怎样才能表达清楚对他的膜拜？……你说他从此不在了吗？……不，不，我决不相信：你说的一定不是莱索托的儿子……”这首歌是他们平时非常喜欢唱的，纪念民族英雄的老歌。不过，今天对我来说，是最后一次听这首歌了。这时我蹑手蹑脚地回到他们身边，并示意他们继续唱下去，然后掏出录音机，一首接一首地录了下来。

此时他们越唱越带劲，每人的表情都很投入，皮特抬着头，眼睛看着天花板唱，满格贼贼却低着头看着地面唱，而马丹给索则紧闭着双眼，那认真劲儿就像上了舞台。

之后，我将录下来的歌曲放给他们听时，他们都惊呆了，连大气都不敢喘。因为，他们从没见过这个能把他们唱的歌留下来的小东西。也许是唱歌时调动了他们全身的激情，每个人都成了红扑扑的苹果脸。听着他们优美的歌声，我对这里突然产生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甚至几次冒出了再呆一段时间的想法，但我知道回家也是我非常期盼的事情。

我想，虽然我就要离开这里了，但我会把塔巴姆带回中国，而为他们留下我这个中国人。并且我一定会再回来看他们的，这个远离我家乡，又十分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将是我心中永远不可忘怀的美丽的地方。

不知是就要回家的喜悦，还是即将离别的伤感，这一夜我又彻夜未眠。

4.告别塔巴姆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就听马丹给索轻声地喊我：“起床，巴丽萨，现在马上就走。”

“为什么这么匆忙，天还没大亮呢？”

“大酋长怕别人搭车，所以要赶快走。”她说。

这时，我才想起来，为什么每次大酋长回马塞卢总是偷偷摸摸的，不是特别早，就是天快黑了才走，闹了半天是怕别人搭车。

我迅速从床上爬了起来，赶紧用毛巾擦了一下脸，提着昨晚就已经准备好的箱子上了车。这时才发现，走时的行李不足来时的一半。衣服、鞋子、药品、礼品都留在这儿了，我该轻松才是。

临上车前，一直站在门口的马丹给索突然叫了我一声：“巴丽萨……”然后微笑着向我张开她那宽厚的双臂，像是慈母正在等待她的孩子向她扑来。此时，我不顾一切地扑向她，与她紧紧拥抱。而在她的怀抱中，我再次感受到那双粗壮而有力的大手。回想刚进塔巴姆那天晚上的情景，就是这双强有力的大手，竟把我吓得魂飞魄散。而几个月后的今天，我却深深依恋着这双大手，它让我感受着慈爱和温暖。我们最后的话别是在微笑中进行的。她祝我好运，我祝她健康。两人的泪水都在眼中滚动，但谁也没有落泪，彼此的内心却承受着离别的伤感。也许今生今世我们也难得再见一面。

上车后，随着汽车的发动，我看见她仍然站在门口，脸上不停地淌着泪水。看着她那种我从没见过的难过表情，我的心都碎了。坐在车里，我一直回头望着她，望着身后的塔巴姆村，直到一切完全消失在大山深处。

再见了，塔巴姆，再见了马丹给索——我忠实的保镖，再见了我的黑人朋友们，有朝一日我还会来塔巴姆看你们的。

经过了几个小时山路的颠簸，我终于又回到了城市。

都市的喧嚣与方便，使我情不自禁地说：“现代文明真好！”接着我又想起了塔巴姆那份宁静。回想昨晚村里人为我唱歌送行，一首首歌不禁在耳边回荡。我真的离开他们了吗？我不敢相信，但他们已深深地装在了我心中，镶嵌在了我的记忆里。

第二天晚上，我如期请大酋长和夫人在台湾许英魁老伯开的“中华花园餐厅”吃中餐，以感谢他们对我的慷慨接纳。

餐厅里那些久违了的中国宫灯，使我备感亲切，不由得围着它们环视了好几圈，我想那劲头要是在北京肯定特傻。

按中国人无酒不成席的习俗，饭桌上，我要了一瓶红葡萄酒，与大酋长夫妇共同举杯。我对他们说：“感谢你们的关照，使我能顺利地在塔巴姆村生活了这么久。并希望你们有机会能去中国看看。”

就在我即将离开马塞卢，结束这次非洲之行的前一天晚上，莱索托中华工商联合会在莱索托最好的饭店为我送行。在这里，我见到了给予我支持的曹天权会长夫妇、张树康秘书长夫妇，使我惊喜的是，使馆的张宪一大使和陈玉清一秘也前来为我送行。大使说：“这次梁子来到莱索托，一个女同志，深入到黑人的山村里，实在是不容易。我很佩服她这种敬业精神。下一步，我们期待着她的书能早日问世。”

我突然发现，原本性格外向，能说好动的我，在这种场合却找不出合适的话语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几次都是被动地让在座的人督促着夹菜，连自己所经历的事情也像挤牙膏似的，一点点挤着才说出来的。

又是一个清晨，这是一个充满阳光的早晨，天不亮，我已经将自己早已打好的行李运到了院子里，等待夫人送我去机场。

“不是说好了7点走吗？”女佣看着我把行李已经提了出去感到奇怪。

“反正我也睡不着了，先把行李放在这儿也没关系。”我说。

“唔，你是想家了，我知道。”她笑了笑说。

大酋长家的邻居——一个叫爱丽丝（ALISI）的女人，也来为我送行。她是我在马塞卢最好的黑人朋友。她在一所中学当办公室秘书，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其实我昨晚已经与她道过别了，可她听见动静还是起来为我送行。

不过，尽管我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因为夫人起晚了。急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真怕误了飞机。越是要回家了，心情就越是迫切，真是归心似箭！

还好，到达机场不算太晚。我下了车，在机场外与夫人道别并紧紧地拥抱。记得第一次与夫人见面也是在这里，如不是她及时赶到，我差点被敲走2000美金。我对她说：“还记得四个月前我们在这里见面吗？谢谢你有始有终地帮助我！”

她说：“我当然记得，那时你的头发很短，我还以为自己在电话里听错了，来的是男孩呢。我还记得，那时是冬天，接你的那天特别冷，而眼下已经是夏天了，时间过得可真快，等下次你再来时，可能我已经是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了。”

我对她说：“早点去中国看看，等到老了就走不动了，连长城都爬不了了。希望我们早日相见，我会在北京等你们。”

直到飞机冲入云霄，我才感到自己是真的离开了塔巴姆，离开了大爹马太里拉，离开了忠实的马丹给索。100多天的时间不算长，却把我刚来这里时的好奇、困惑蜕变成了不舍与眷恋。在那个小小的塔巴姆村，我看到了黑人最真实的性格与生存状况。尽管他们的现状与现代文明有着巨大的反差，但亘古的人性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我们的沟通与交流扫去了壁垒与障碍。世界上的民族有大有小，有贫有富，有的正在振兴，有的正在衰落，有的已跨入了高科技时代，有的正在受着战争的纷扰，在贫瘠交加中呻吟、挣扎。但我相信，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是向往安定、富裕、民主、文明、科学的。塔巴姆村的人们也是这样。

哦，让我在趁在天上的机会为他们祝福吧。好运！塔巴姆，愿好运永远伴随着你们！

11月的北京已进入冬季，人们都已穿上了棉装，可我却是身穿短袖T恤衫走下飞机的。说实在的，箱子里已经没有能穿的衣服了，因为都让我在塔巴姆时分发到各家了。我只好逞英雄似的大刀阔斧地走出机场，等待与丈夫团聚的时刻。我推着行李，四处张望，怎么搞的？竟连个人影也没有。他一向很守时，今天是怎么啦？我的兴奋渐渐消退，被寒冷、饥饿、疲惫冲散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只见丈夫焦急地跑上前，连连向我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等你回家就知道了。”

我直纳闷，怎么了？家里怎么了？发生了什么意外吗？丈夫见我一脸疑惑，忙笑着说：“家里什么意外也没发生，就是……”

一进家门我才发现，家里简直成了花房。每一个角落都被他摆满了鲜花和绿色植物，我仿佛站在了花的海洋中。他说：“今天等花工送花，所以机场去晚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和温馨油然而生，这就是家啊！世界上最最温暖的地方。怨不得老有人说我傻，放着这么好的家不顾，非要到非洲去探险。可外人不知道，正是因为有这么美好、温馨的家做我的避风港，我才能到世界上四处乱闯。

晚饭前，丈夫让我安稳地坐在凳子上等待，不大一会儿的工夫，他便端上来两大盘我最爱吃的菜：红烧排骨和鸡爪。他说：“这可是按照你从南非机场打来的电话准备的，这下让你吃个够。”

此时，我完全像个黑人，左手一块排骨，右手一只鸡爪，非常专注地啃着。丈夫坐在旁边直劝我：“慢点，这些都是你的，没人跟你抢。”

“要是马丹给索能吃到这么香的肉，一定会乐坏了。”我又想起了村里的人们。

非洲的确是我永远的诱惑。我相信，在不久的一天，我还会走上那片土地，向走进那里的各国友好人士一样，用自己的心去感受那里，认识那里。因为，同是一座星球，那里有一片需要关注的土地，还有成千上万需要帮助的人们。

同时，也希望他们的脑海中能留下深深的印象：中国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

一稿2001年4月于湖北洪湖瞿家湾

二稿2001年6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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