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中译本序言

体例

导论

第一章　变色龙的诞生

上海试点

李泰国的失势与赫德的崛起

推陈出新

第二章　赫德的圆形监狱

在领事和海关监督之间

官僚化：表格、登记簿和通讯

向海上去：船钞部

招聘及行为：“聪明、好看和精力充沛的年轻人”

第三章　自强运动时期的海关，1870-1895

中国在欧洲：海关驻伦敦办事处

海关、对外贸易的扩张和欠发达的发展

第四章　债券市场的兴起：海关成为收债者，1895-1914

1895年之前对中国借贷市场的建立

对日赔款、清政府内债的失败、租借地的瓜分和门户开放照会

海关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反弹：少年中国的崛起与税务处的成立

继任危机

债权市场吞噬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

第五章　国中之国，1914-1929

安格联，海关和银行

顾维钧，国际会议，和反帝国主义

海关和国民党的兴起

第六章　关税国家，走私者的国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海关，1929-1937

梅乐和

走私的盛行

缉私举措

交易中的交易

第七章　维护完整，1937-1949

日本的攻击

没有出路

试图让它可行：英日海关协定

战后复原努力的失败

海关的终点

后记　回响和阴影

译跋

译名对照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英）方德万著；姚永超，蔡维屏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7

ISBN 978-7-203-09879-9

Ⅰ.①潮 Ⅱ.①方 ②姚 ③蔡 Ⅲ.①海关-经济史-研究-中国-现代 Ⅳ.①F75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48063号

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著　　者：（英）方德万

译　　者：姚永超 蔡维屏（译者署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责任编辑：贾娟

选题策划：北京汉唐阳光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10-62142290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传真）4956038（邮购）

E-mail：sxskcb@163.com（发行部）

sxskcb@163.com（总编室）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承 印 者：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655mm×965mm 1/16

印　　张：28.25

字　　数：350千字

印　　数：1-10000册

版　　次：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9879-9

定　　价：6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献给苏珊

中译本序言

翻译是一个困难的工作，而且它很少获得其应得的表彰。翻译者面临的困难不只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也的确是非常的真实，尤其是读者手上的这本书，它所需要处理的技术问题更是如此。《潮来潮去》的主题是中国旧海关的历史，从1854年起到1949年止，这个机构纵横百年，在这一运作期间，英文和中文都被大量使用而成为主流语言。为了把本书中所使用到的专有名词、惯用语、职称头衔、无数的人名、各种行政机构、地名和各种相关程序翻译出来，除了对中国和英国的历史有十足的知识外，蔡维屏教授和姚永超教授更是不厌其烦地从字典、地图、各种手册、海关职员录和年鉴中搜寻当时的中文词汇用法，来照应本书英文本中所提到相关词汇。此外，又因为本书所涵括的时间是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英文在这段时间里也有非常巨大的变化，翻译的难度的增加可想而知。

任何尝试过翻译的人都会发现，如何掌握文本中的语气和精神更是另外一种难度；而这个挑战在翻译《潮来潮去》的工程中可说是更加困难。这个任务不仅要呈现我的写作风格，还要呈现出书中所涉及到的很多人物的特点。这些人物都有属于他们独特的风格来显示他们的个性、背景、教育和所处的时代。

我在书中大量引述牵涉到海关史的重要人物的信函和文件，这么做的目的是要把这些人物的个性以及时代氛围摊在读者眼前。这个做法对身为作者的我来说基本上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要把信函和文件中适当的段落放到文中即可。但对于本书的译者来说，这个工作的难度几乎是近于不可能的任务。作为我的同事和朋友，蔡维屏教授愿意把她在旅英多年以及参与海关计划之后所累积的丰富英文和海关史的知识投注在翻译中，让这个中文版受惠良多，对此，我感到非常幸运。

翻译不是一个机械化的过程。基于中国史和英国史的不同，两国在文学和历史传统上的巨大差异，以及中文和英文在本质上和习惯上的根本异质，所以我以为最好把翻译当作是一种“再造”（recreation）；完整地说，也就是再度创造的意思。单就这个“recreation”的英文字，就足以突显出翻译的困难：“recreation”这个英文字可以指涉“再生、再现”，但也可以是指“休闲”的意思。据我所知，中文里没有一个词可以同时具有这个双重意思。

《潮来潮去》是我多年研究的成果，而在这里蔡维屏教授从一开始就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我对于我们同时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耙疏海关档案的共同时光仍然记忆犹新。我们在那里以及回到英国后的对话帮助我形塑书中的想法。可以说，蔡教授不仅是个译者，也是合作伙伴。翻阅原始档案是相当令人兴奋的，尤其和一个也对这些档案有相同兴趣的人讨论，更是为档案研究增添了极大的快乐。

尽管翻译者在跨越文化的知识传送中扮演关键的角色，我们却给他们较为不重要的地位。过去小孩子曾经被教导在大人面前要听话不要出声。相较之下，翻译者的地位对读者而言是更糟。读者们相信译者最好不要被看到或是被听到。他们不愿意去想，一部译本到达他们手上之前所发生在文本上的种种过程。因此我要藉由这个中译本序言的机会来记录我对蔡维屏教授和姚永超教授的强烈感谢。他们愿意把他们手上的研究搁置一年，来把我的这本书译为中文。他们在这个工作中对于文字的小心，仔细和敏感都可以作为模范。我无法想象能够还有更好的译者，而我也将无法回报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帮助。

阅读档案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它是带着我们通往到过去的长征，并不华丽刺激，也肯定比不上攀登一座新的高峰还要耗体力，但它却相当费时。正因为我们对长达一个世纪的海关历史所知甚少，所以在档案中学习到它的种种活动是一大乐趣。用英文写下它的历史可以确保在英文语系里的读者不但有机会可以了解中国的这段历史，同时也还可以更加了解他们自己的历史。旧海关是个触及全世界以及全球化的机构，所以它某个部分的历史也同时是很多国家的历史。

我始终相信若只把海关史以英文出版，那么这个在将近二十年前所开始的计划，在本质上就不算是真正的完成。蔡维屏教授和姚永超教授的努力总算让我们得以到达这个更令人满意的终点。对于此，我也对他们表达衷心的感谢。

方德万
写于剑桥
2016年9月15日

体例

音译

尽管汉语拼音系统已经成为普遍认可的标准，但把中国汉字译成西方字母系统仍然非常复杂，并且时而造成转译上的混乱。在本书中，我在多数情况下严格按照拼音系统进行了转译，但对一些地名和人名的个例，偶尔也采用了现在英语中较为通行的表达。关于中国人名，我遵从中文的顺序，即姓在先，名在后。对于一些个别的已经以名在先、姓在后的方式在外文中被广泛接受的人名，本书则遵循了通行的使用习惯。

近代海关有自己的音译体系，它与韦氏拼音系统并无太大的差别，在较早的学术著作中被更多地使用。然而这一体系的出现早于韦氏拼音系统，在一些方面又与其有所不同。我在本书中的做法是把近代海关的音译体系转换成了拼音。例如，近代海关所指的Hankow或KiuKiang海关，在本书中以Hankou和Jiujiang的形式出现。还有少数情况，如近代海关用自己的音译体系所表述的中国人的名字，就很难再把它复原回中国人的原名。对这些个例，本书仍旧沿用了近代海关的译法。

在本书的主要章节中，当引用中国文本或提到中国制度时，我把汉字用拼音表达了出来，主要是照顾那些不了解中国的读者。脚注我没有使用汉字，如果原来是中文，随后在括弧中加注拼音翻译。在参考书目中，我则用中文列出文章和作者名字，没有加注拼音：对于能阅读中文的读者而言，这已经足够，对于不能阅读中文的读者而言，拼音的加注似乎也无多大必要。

货币

在本书所涉及的一个世纪的历史中，通行过不同的记账货币单位，流通过的货币也复杂多样。近代海关有自己的记账货币单位，即海关两（我把它缩写成Hk.Tls.），它取决于货币的含银成分量，与财政的库平两稍有区别。北京财政的记账货币单位库平两，与经常和外国交换和结算而使用的上海两又不相同。对本书所涉及的宏观分析而言，这些差异并不十分重要。在民国时期，流通的是包括外国银行在内的各银行所铸的不同银元。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海关金单位兑换券和国民政府的法币。二战期间，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关于这一时期的货币，当它们第一次在材料中出现的时候，我做了与其他货币单位差别的解释。关于货币换算率，可以参见萧亮林著《中国对外贸易统计》一书中第187-196页的内容。

导论

这已是我们的过去。企图抓回它是徒劳的，所有理智上的努力都是枉然。过去隐藏在某个边界之外，理智无法可及，对一些事物（因为这些事情将让我们产生某些感觉）我们一无所知。在我们自己死亡之前，能否偶遇到这些事物，全要依赖于运气。

——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追忆逝水年华》

当我在1986年初次踏入老上海时，它的建筑仿佛是远逝时代的废墟。20世纪前半叶霓虹灯光照耀下的那些别墅、银行、饭店、商场、娱乐厅、酒吧和俱乐部，虽依然存在，却都已年久失修。窗框锈迹斑斑，抹灰成屑，绘画剥落，屋顶支离破碎。20世纪30年代，世界名人诺埃尔·考沃德（Noёl Coward）和萧伯纳（G.B.Shaw）曾经下榻过的极为奢侈的饭店，当我们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再次入住时，却会在晚上被老鼠吵醒。上海富人曾住过的乡村别墅风格的豪宅，在1949年后，被分割成了许多独立部分，一个家庭只有一个房间，厨房和卫生间都需共用。上海已经不再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已经变成了一个单调乏味、尘土飞扬和灰蒙蒙的、人口拥挤的地方。20世纪30-40年代曾在和平饭店演出过的爵士乐团的成员，如今只有偶尔在夜间进行一次表演。

即使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的衰老仍然证明了以下观点正确，即外国的影响是短暂的，而改变中国的力量主要存在于农村。[1]共产党通过动员农民、顺应中国自身的变化，成功地取得了胜利。1949年后，除少数国外同道者和苏联专家被安排住在北京的友谊宾馆之外，其余所有外国人均遭遣返。不久后，苏联专家们也被送走了。作为这一系列巨变的反映，上海外滩的汇丰银行大楼被上海市政府取代而为其办公之地。“文化大革命”期间，始建于1927年的上海海关的大钟敲响的不再是西敏寺大笨钟的曲调，而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东方红》”。

又经过了25年，把现今中国兴起的主因归于农村革命的叙事变得不再那么有说服力。曾经逝去的过往如今以强势之姿回归，包括它原有的城市和外国的面向。人们可以再次听到上海海关钟楼敲响西敏寺曲，只不过因为交通的嘈杂而显得有些微弱。原来在外滩上的上海汇丰银行大楼又重新为银行物业所用，改成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总部。上海再次吸引各式各色的人汇聚，如来自亚洲、中东、非洲、欧洲和美国的商人、银行家、作家、艺术家、学者、律师以及游客，等等。上海又开始筹办大型体育赛事和流行音乐会，吸引了巨大人流，就像是昔日的上海赛马场，富人赛马，穷人赛狗。这个城市与外国相关的历史不再被视为羞耻的过往，而成为了人们饶有兴味的探索对象。咖啡桌上的书籍，回忆着1949年前的往事，各种书店里摆满了重印的1949年前的老上海地图。在晚清和民国建筑式样的饭店里，穿着旗袍的女侍者来回穿梭。商务、商店和银行，都在炫耀1949年前的那段光辉历史。当今的中国海关，提起1949年前的往事，也充满自豪。因为与外国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前半期有所联系而繁盛的其他城市，如广州、天津、武汉、厦门、宁波、大连、重庆等，其情况与上海大致相同，也都再次崛起；尽管现在中外各个城市之间的交通工具已经由飞机取代了轮船。

本书主要聚焦在中国海关。这一机构在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的动乱中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赢得政权中结束。这一个世纪中，无论沿海还是内陆地区，海关对于中国而言都是一个重要机构。最初，海关的职责仅仅是对外国轮船运到的货物估税，甚至还不是征税。不久之后，海关集多种功能于一体，超越了一个单纯的税收机构。近代海关建设灯塔、设置航标、竖起信标、管理港口，这些设施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近代海关还资助外交使臣出访，促进中国参与博览会和世界会议组织，把中国带入一个由主权民族国家和跨国际组织所建构的新世界外交秩序。近代海关收集气象资料，便于天气预报。还督办同文馆，培养外交人员，提供自由教育，翻译西方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和法律著作。海关曾数次帮助中国建设现代化的海军。1895年后，海关深深地涉入中国的外债事务。海关干预中国外交，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它让中国免遭瓜分。到了1911年，海关税收有长达二十年已经占据北京政府总税收的1/3至1/2。辛亥革命后，海关延揽了关税的实际征收，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从1914年起，身为海关首脑，即总税务司，又必然地负责起中国的内债事务。20世纪30年代，海关执行国民政府所制订的高关税政策。而这个政策之所以可以执行的背后，是相当依赖着一支约有70艘舰艇所组成的缉私舰队，藉由它们在中国连绵而成的单一海岸线上集中巡逻。

简而言之，海关在近代中国，是唯一一个未有中断且势力几乎可达全中国的机构。从太平天国运动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海关是唯一或近乎是唯一最有权力的官僚机构。这个机构在字面上虽然称为海关，但它的身影不仅仅在中国的内陆腹地可以寻到，还出现在乌鲁木齐，甚至是喜马拉雅山。海关证明了它是持续耐久的，因为它渡过了1912年专制王朝崩溃、民国初期的内战和国民党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崛起。它甚至也在中日战争中存活了下来，尽管最后几乎是气息奄奄的状态。

近代海关在制度上是非常奇特的，形式上它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机构，总税务司及其下属都是中国政府的官员，并向中国监督汇报。不但总税务司可以完全控制海关，而且在1943年之前这个职位一直都由英国人担任，其后才由一位美国人接续。近代海关促进了中外贸易，并带动了像上海这样近代城市的兴起，使得来自各地的人员和商品在这里汇集，形成了一种新的布局。近代海关的高级职员都是外国人，他们来自所有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大致按其国家对华贸易的重要性来决定比例。该机构同样雇用了许多中国人，最初仅是低级职位，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不再新聘外国职员，中国人相应地就逐渐占据了较多高级职位。近代海关的世界性特征，也导致了尴尬局面的发生。当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由于总税务司人在英国，他的职位由当时担任总务科秘书的日籍税务司岸本广吉代理。在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要求下，他对海关全体职员发布抵抗自己日本同胞的命令。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岸本广吉（Kishimoto Hirokichi）一直被视为国民政府体制内海关的第二把手。我认为最好把近代海关看成是一个边界政权（frontier regime），它有双重含义。其一，这个边界政权有自己的一套制度、规则、实践、官职以及在边界监管货物交易、船只往返、人员进出的规程。其二，它自身还是一个在边界地带的“王国”：它是一个“国中之国”（imperium in imperio）。近代海关是一个带有世界性特征的行政机构，有它自身的结构、气质、团队精神、传统、政策、章程和法规，独立的武装力量以及自己一套独特的外交。海关也有它自身的神话和幻想，而这一点对最后几任总税务司尤为重要，因为海关的终点似乎已经可以看到。近代海关以相当独立的姿态，在介于脆弱的中国和过度扩张的欧洲帝国的前线之间运筹帷幄。当中国面对欧洲帝国所带来的新式贸易、外交和战争而感到束手无策时，近代海关趁机而入、扩张自己。在这里，我借用由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菲利克斯·加塔利（Felix Guattari）在《千高原》一书中所创造的一个词汇——官僚主义式的根茎（a beureaucratic rhizome）。这个词汇的意思是指，在一个实体里凡事都是互通互联的，而且它也向四面八方到处蔓延，哪里有空隙就往哪里去；它本身既有多种面向，也可复制。[2]恰如海关成员这么称呼他们的机构——“机构（the Service）”，或者更常见的——“海关（the Customs）”。

在分析和描述近代海关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中，我首先要强调的是总税务司的角色。由于他们是该机构的独裁者，其看法和政策对海关历史的形成至为关键。其次，我也强调决裂点和转折点。海关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是极为重要的，例如海关对1937年抗日全面战争的爆发就没有准备。再者，从事这个研究时，我所获得的一个意外之感是财政、银行和债券市场对形塑中国近代历史是多么的重要，而这点在过去经常是从革命和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诠释的。因此，财政在本研究中特别显著，尤其是在本书的后半部分。第四个主题关注的是海关与中国外交官和外国外交官之间的关系。

本书目的之一，是把海关及由其推而广之的“外国”因素，“写回”到中国近代历史之中。从介于太平天国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个世纪里，中国经历了一个快速全球化的世纪，其特征就是对外贸易加速，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沿海、沿江大量港口城市的兴起，激烈的文化变动，大的社会转变，还有在公共事务体系中世俗自由管理模式的盛行。近代海关在这一世纪中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它所提供的监管加速了中国的国际贸易，以及支持了涵括中国、欧洲、亚洲和美国在内的跨国人际网络。近代海关不但支持中国以平等的民族国家身份来加入新的外交体系，同时促进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打造国际惯例，譬如航海公约。海关职员在他们私人闲暇的时间，是收集者、翻译者、语言学家和学者，通过他们的活动，使中国在国际文化和学术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民国时期的政府，包括国民政府，都没有废除海关。当时世界各地正掀起一股去殖民化的浪潮，新的统治阶级却也用外国人创设的机构来加强自己手中的权力，维护他们的财政利益，以及保护他们的新国家。以上种种可以看出，海关的历史作为一道重要力量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史，并且触及许多面向，进而影响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例如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崛起。海关同时也从根本上形塑了这一时期统治中国的各个政权的形态。

现在不少海关开始重新运转，某些地方的海关就在1949年前的海关大楼中办公，还有一些新的海关大楼则在原海关旧址上重建。近代海关建造的灯塔再次发出让人安心的光束，引导船只由中国沿海进入港口。港口城市再次显示出优势。毛泽东在1949年后抛弃了由近代海关帮助打造的世界，决心要让中国依靠自己的资源走向非西方色彩的现代化。尽管近代海关与当今的海关存有很大的差异，但后者小心翼翼地也想拿回它在1949年之前的历史。并不是所有中国的历史学家依旧把海关当成只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将之视为导致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羞辱，因而需要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才能推翻的东西。挑一个以海关自身历史津津乐道的说法来看，近代海关是一个有着纪律严明、清正廉洁职员的机构。就算这一陈述并非必然客观正确[3]，但是海关的批评者们也都承认。[4]我在中国经常被包括海关官员之内的人问到一个问题：是什么让海关得以如此纪律严明和清正廉洁。一位后来去了台湾的前海关职员认为，如果其他的国民党机构能像海关一样，共产主义革命就不会发生。[5]任智勇则强调海关权力的有限性，他认为在晚清时期中国官员仍然掌控着局面。[6]詹庆华把近代海关比喻成中国和西方之间“对话、交换和交流”的一座桥梁。这两位都明确反对把海关洋员看成“文化侵略者”。[7]外国的存在是多面向的，不能一味地坚持说，英国人到来之前，清朝可是一个繁荣昌盛的帝国这种论点。这种说法不但无法使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参与者认同，即使像曾国藩这些保卫既有秩序的新儒学士大夫们，也一样对他们所处的时代颇有微词。通过聚焦海关，本书的目的是想打开一个更细微的视角来探讨外国元素在中国历史中的存在，因为此元素使得中国受到外国迫害的意念变得更加复杂化。本书并不急于做出价值判断，而是试图还原那些重大历史决定被做出之时，那些情境所依附的道德范畴和世界观。在本书写作时，中国经济正在快速发展，中国正在迅速融入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而这些发展之所以可以实现，必定是因为中国在这些举措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中国有悠久的商业历史，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和新加坡展现出他们是如何从中得利，以及全球的华人也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当今中国的全球化，也是建筑在那波从18世纪早期起并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全球化之上。若继续往前追溯，那一波全球化浪潮又始于明朝对东亚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网络的参与。本研究的目标之一，是把海关历史放回中国近代史和近代全球化的历史当中；或者更广泛地说，是要把外国元素带回中国历史。本书对现代性的探索，是借由有意识地把海关的以下特质纳入观照的重点，即海关的拼凑本质、临时发挥的面向，以及我们可能会误认为是典型欧洲的或中国的特质，但实际上是这两种混在一起所产生的结果。以往对海关的研究较少，大多数历史学者，无论在中国或海外，都是从英帝国主义在华背景之下来描写海关。[8]这种叙事存在数个问题。海关虽然无法完全排除，但在其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它都有意识地拒绝与英帝国主义站在一起。海关帮助支撑清朝和中华民国的政体。这个组织本身是弱势者而非强者的产物。它的建立给英国和法国提供了一个推卸责任的方式。法国在当时是英国把势力从欧洲扩充到东亚的新晋伙伴。[9]这两个国家发现他们在从1838年到1842年打完鸦片战争后，却没有能力来担任衍生出来关于督导征税和监督外国贸易的责任。至于清政府，被太平天国之乱大大地削弱国力之后，正好抓住这个由一个外包机构来管理外国人贸易、并在中国监督之下运作的机会。

一些强调海关帝国主义特质的分析，都是受到费正清对于海关过分乐观却也神秘隐晦的描述影响。费氏把海关这个机构比成一根支撑起一个其所谓“共治（synarchy）”的大柱子。[10]意思是，指满族、汉族官员和英国人在条约口岸进行共同治理。费正清认为，“共治”不但会让中国在持有自己独特文化的情况下，朝向有好处的西式现代化开放，并且让中国进入以平等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法（Westphalian system）体系中。由于费正清对帝国主义批判不够，他以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为准绳来评论中国，并且用东方主义眼光（Orientialist view）来看待东西关系，这些做法都使他受到了公正的批评。[11]但我认为费正清分析的某些要素仍然值得重提，例如他认为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及之后，在中国沿海充斥着中外海盗、官商勾结腐败以及清朝官员和西方外交官试图寻找秩序的情况下，海关是他们之间必要的含蓄折冲。他认为海关的设立在清政府的一贯做法中是有基础的，因为清政府本来就会与强大的外国人合作。其他的例子还包括对外贸易的最小化税收以及对内的公文往来系统，尽管海关的公文书信是以英文写的。

然而费正清对近代海关运作的政治背景依旧过于天真，忽略了对历史学者来说最值得关注的事：追踪金钱的流向。他没有重视外国人之间的冲突，也没有顾及到中国官员和满洲贵族之间的矛盾。他对中国悠久的商业历史和海外贸易也不够在意，他也忽略了官员和商人经常合作的事实，或者就算是虚弱的一方（这里显然指中国），也通常会握有一些权力。没错，海关在某些时候也曾经选择与英帝国主义站在一起，尤其是在1911年至1929年间当安格联担任总税务司时。对于从1863到1911年担任总税务司的赫德（Robert Hart），费正清虽然曾经那么深情，甚至以一股相当崇拜的心情来编辑他的日记和信件，但却也不认为赫德是个理性、务实和现代西方官僚的模范。赫德曾受宗教怀疑的煎熬，是个独裁者，渐渐依赖亲信关系，怀疑任何人，尽管通常有准确的判断力，但也曾为同文馆招募过一个打算用一生来证明牛顿地球引力是错误理论的人。他把自己当成航海专家，根本不认真听取中国同僚的意见，对采购合适的海军舰艇类型只给出片面的建议，交付的舰船以次充好。费正清也忽视了赫德的爱尔兰人特点，强烈的宗教信仰和性欲。但这些都不能证明赫德不是一个完美的行政管理者，或第一流的帝国建立者，他最大的能力就是适应中国官场。如果没有他，海关就不会成为一个如此强大的机构以帮助中国渡过那个最动荡的世纪。

帝国主义学派和共治学派的观点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它们只把海关当作一个晚清的机构。然而实际上，海关的重要性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只有增加，没有减少。费正清对该历史阶段保持沉默，也许因为他在理性上，甚至情感上，对这段历史感到不解。当海关在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掌握了关税和相关港口收费的征收权后，便变成了为外国财政利益和庚子赔款债权国服务的国际公共收债代理机构（Caisse de la Dette）。身为英国权势集团忠实一员的安格联对中国官员完全不屑一顾，这是他与赫德不同的地方。当英国或许就算不是世界警察但肯定是世界讨债者的时候，安格联成为了中国的金融沙皇。他不仅保管存放海关税收，而且在1913年后又成为中国内债发行的管理人，由此进一步扩大了海关的权力。在1929年国民党掌权后，海关依然非常强大。海关在这个时期停止招收洋员，税收再度存放入中国银行。此外关余虽然不再被用来支付内外债务，但也不再由总税务司支配。 对国民政府而言，海关依然是财政不可或缺的依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可以说，海关支付国民政府一半的收入，并创建了新的缉私舰队来消除海上走私。海关历史并不是终结于1911年，也非1929或1937年。直至1949年，海关在财政、政治、外交和社会方面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这里还需要交代一下近代海关的独立性和持久性。正如上文所述，该机构成功地使其从中外官僚体系中游离出来，并且一开始就是从脆弱的襁褓中产生，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大大削弱了清政府。同时，尽管欧洲各帝国此时正准备扩大侵略，但在面对自己国内及其他各地的问题时，他们对中国的扩张只能是依靠有限的资源。在欧洲，1848年革命高潮也仅仅比海关的创设早了五年；英帝国在1845-1852年间，还在忙着应付爱尔兰大饥荒所导致的动荡。此外，1853-1856年间有英法在克里米亚和俄国进行的战争；1856-1858年间，英国除了要镇压印度起义之外，还要耐心地处理一连串内政事务，特别是因选举改革而发起的宪章运动。19世纪60年代的欧洲大陆忙着德国普鲁士的统一运动所造成的分歧，以及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同一时期，美国陷入内战。到了1870年，法国还不得不应对普鲁士的入侵和巩固它在中东地区的新殖民地。以上种种情况之下，成立中国海关对很多国家的官员来说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因为海关可以提供秩序、规章、利益和税收。

当19世纪90年代新一波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卷土重来，而且英国向来凌驾于他国的霸权地位已经不在时，各大国曾经一度竞相争夺对近代海关的控制权。只是这样的情况并未持续很久。甲午战争后，因需要支付日本赔款，清政府被迫举债，因此维护海关和清朝统治的完整又变成各国的共同利益，因为海关税收将被用来作为债务担保。义和团运动时，中国又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外国军队占领了北京，但同时他们的行为也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此时具有大智慧的做法就是不要冒杀鸡取卵的风险，而是让它为大家继续源源不断地下蛋。庚子赔款被筹划成清朝和八个入侵国家之间的单一债务，海关税收再次成为担保。海关之所以得以生存并且维持独立地位，在于它的税收满足了各方的共同利益。此外，提供给民国时期政府的关税也变成海关之所以能够持续运转的原因之一。海关有能力发行国内外债券，但中国政府却无法做到；就凭这个事实，不仅外国人，连中国投资者都清楚近代海关比政府更加可靠。

但是海关独立性并不仅仅是地缘政治的结果。它在清政府和西方帝国之间，非常艰辛地为自己打造出一块扎实的空间，并且在大部分时候都很有技巧地捍卫自己的独立性。它之所以能这么做，在于以下几点：首先，在一开始的十年期间，海关通过缩小中国地方官员和外国领事对它的力量，来增加海关税务司在地方的威信。在面对英国领事时，海关可以越过他们而直接诉诸其身后的老板。第一任总税务司李泰国（Horatio Lay）管理期间，尽管总税务司是由清朝皇帝谕旨任命的，他仍确保自己有唯一和不受限制的招聘、迁调、升擢和辞退权力，也就是说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组织海关。赫德上任后，通过集中输入信息、执行标准程序、设定标准行为、提倡君子的价值和态度，更重要的，禁止关员经商和因为提供额外服务而接受额外报酬等措施，赫德把总税务司署，即海关总部，变成了一个官僚圆形监狱。在一个由一群自信满满的高级职员所组成的向心力十足的团体中，总税务司变成这个纪律严明组织中的一个全知和全能的中心。海关成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机构，不但能够在20世纪初期存活，甚至还可以把中国在这个时期所面临的的巨大危机变成它自己的机会。当清政府在它面前崩溃时，海关却愈发生成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它要成为一个独立而且超越个别中国政权的个体，虽然在名义上它要服从于后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国共内战让海关展现出它在20世纪中期已经变成了一个坚韧的机构。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该机构就失去了对中国外贸估税和征税的功能。尽管如此，直到1941年，总税务司署仍然管理着整个中国海关，包括日本占领区。1942年，它阻止了国民政府废除总税务司署或任命一名中国总税务司的企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它是国民政府中对战后重建和复原做着最好准备的官僚机构。共产党解放全国前夕，所剩为数不多的外国雇员，仍然相信该机构能在共产党统治中延存，但在朝鲜战争时这个幻想破灭了。在1951年和1952年间，以反浪费、反贪污、反偷税漏税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目标的“三反五反”运动，给予海关重重的一击。上千员工被发现有罪并受到不同程度的严惩。换句话说，那些原本被看成是构成现代理性官僚机构核心价值的论述，被彻底扭转和否定。海关不再被视为美好未来的先驱，而被描绘成过去所有恶的源泉。而那些否定它的历史角色以及原则的声讨与谴责，也标志着该机构的真正尽头终于到来。

总之，海关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自立的机构运转。除了它自己的努力之外，还因为中外政府觉得依赖它非常方便，或许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还有，海关提供相当必要的服务。正如赫德经常所言，它的存在是因为它很“有用”，或换句话说，它为周围的政府和机构提供服务。它的权力来源基于它能整合关于税收的可靠信息，而在1911年后也基于它实际上征管税收，其能量源于自身的行政效率和内部的凝聚，以及它对中西知识的获取和相互交流散播。它的国际化的招聘政策，让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和其他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的精英们觉得，让海关运作下去是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它还有一个特质，那就是累积了不少业务经验，这让它不局限于某单一功能，进而保证了生存。海关从事的一些重要活动，使它成为一个多功能的组织，例如它在1911年前创立了船钞部（1912年后称海政局，1928年后称海务科），在1911之后它卷入了中国财政，以及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了缉私部门。以上这些，再加上其内部纪律，以及它从来都不认为自己可以一成不变或永久存在，都是海关能在中国近代政权迭次更替中延存的原因。

应当强调的是，近代海关虽然是特殊的，但却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盐税和邮政管理也雇用了外国人，它们也是中国的正式机构。在世界其他地方，例如埃及有类似后来海关机构的债务银行，它从1879年起取代了伊斯梅尔（Khedive Ismail）政权下的税收机构，并且由英国人和法国人共同监督。1881年成立的奥斯曼公债管理局（Ottoman Public Debt Administration），代表的是欧洲持有奥斯曼债务的债券人利益。若将这些现象推而广之，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一些虚弱政治的边界地带，经常会产生强而独裁的政治实体。联合国在它自己与虚弱的非洲政治实体和社会之间，以及中东和世界其他地方，规划出许多显著的空间来进行协调人道主义的救援行动和其他行动。把海关和这些机构进行比较研究是有益的，但已大大超出了本书范围。

下面简单介绍下本书各章节的研究内容。第一章，“变色龙的诞生”，首先对恭亲王在1861年发动的辛酉政变做一简短讨论。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恭亲王打破了他的哥哥——咸丰皇帝的排外态度，并且支持了外国人和上海地方官员在1854年的一场试验，当时江海关任命了数个外籍司税。他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为重点政策，所以即使英法联军火烧了圆明园，他依然认为英法能帮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并且是借以抗衡俄国的重要力量。俄国被英法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打败以后，转而东进，割占了清帝国的大片领土。同时，恭亲王还想抑制在长江中下游几个省份内汉族官员日益壮大的势力，以及他们与英法之间过于亲密的关系。我讨论了李泰国所主导的活动如何替海关打下基础，他不仅发起了那场在上海的试验，而且成为了首任总税务司。他曾为清朝采购了一支海军舰队，但在他提出要清政府交出海军控制权的要求后，恭亲王辞退了他。这表明恭亲王是有不准逾越的底线的，总税务司应该屈服于中国人的领导。本章对赫德的关注则聚焦于他对中国文化和传统的尊敬，他对造成两次鸦片战争的凶猛英帝国主义的拒绝，以及他所采取的世俗自由和世界主义的立场，都源于他对中国的日益了解和对英帝国霸权诉求的怀疑，进而导致他深层次的个人的宗教危机。本章最后借由讨论中国以往管理海洋贸易的方式，来说明海关曾吸纳了它的一些关键特性。

第二章，“赫德的圆形监狱”。我分析了赫德是如何建立起一支有纪律、有凝聚力和中央集权化的组织，如何在清朝和西方帝国之间为自己凿出一个空间，如何扩展其功能以及利用任何一个有利缺口来让海关发展。是赫德把海关转变成为一个广受尊敬的组织，除税收外，海关还涉入外交、财政、学术、气象以及中国海事领域的管理。一个能够代表该机构有能力把握住新功能的案例，就是它在中国沿海修建了许多灯塔。灯塔对19世纪后半期的运输革命非常重要，同时也是现代工程以及复杂政治和文化管理的象征。本章的主要目的是，揭示赫德通过何种策略手段把海关变成一个中央集权的阶级式组织，也因为这个特性，让海关有能力渡过诸多危机。

第三章，“自强运动时期的海关，1870-1895”，起于太平天国运动，至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本章首先探讨的是伦敦办事处。通过该办事处，海关能与英国中央政府直接的接触。它使清朝与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海军竞争中保持了领先地位，并使欧洲和清朝的政治联结在了一起。接下来我会讨论由海关所促成的海洋贸易增长以及这些增长所带来的影响。我认为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战争之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因为它从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的危机中缓了过来。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在东亚地区有着最强的海军力量。但之后白银价值迅速下跌，使中国贸易条件恶化。不像日本，中国没有发展轻工业，结果导致中国的经济欠发达，成为一个初级原料出口国和工业制成品进口国。这时候的中国经济增长缓慢，生活水平下降，而日本在东亚海军竞赛中徐徐前进。同时，本章还探讨了由海关在中英两国间，不论外交、法律、学术，还是金融等方面所培育出来的日益深化的联系。

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我将关注重点转向财政事务。第四章，“债券市场的兴起：海关成为收债者，1895-1914”，开始先讲述伦敦出现提供中国贷款的市场，接着分析清政府为了偿付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赔款而发行的国内债券及最后失败的原因。因为除非以海关税收作抵押，否则外国银行财团拒绝放债，这使清朝又加深了对海关的依赖。海关在终止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扮演了至为关键的角色，阻止了列强瓜分中国。它设计的一个方案是，让庚子赔款成为清朝与所有受影响国家间国与国的贷款方案，而非私人之间的债务。海关变成种种集体安全协调设置的核心基础，以保证这些安排在20世纪的前25年中还将会持续存在。本章最后讲述的是，海关如何首先采取调整自己来适应少年中国的崛起。我认为这个概念非常对应当时的情境，值得我在本书做更多的讨论。然而到了1911年时，在当时的中国强人袁世凯和英国外交官的支持下，海关获取了税收的全部控制权。

第五章，“国中之国，1914-1929”，讨论的是直至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时的财政事务。安格联把良好财务看作改善道德和社会的力量。安格联认为，中国官员所缺少的诚实、责任和尽职等操守是民国所面临困难的主要原因。本章研究了安格联是如何集聚财政力量的，以及他如何在讽刺的命运安排下变成了中国债券持有人的保护者，甚至不惜违反外国利益。本章还探寻了少年中国领袖人物之一——顾维钧，他在1919年巴黎和会及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通过炫目的演讲，将关税自主权、领事裁判权和对海关的控制权纳入中国的民族主义诉求。同样地，海关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扮演着关键因素，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形塑了1926-1928年的北伐，导致国民党上台。一方面我们看到安格联拒绝北方政府开征关税附加税的要求，另一方面，江海关税务司梅乐和在财政上做出偏袒国民党的行动，这种做法让他把总税务司的大位安全取入囊中，取代了安格联。

当1928年国民党的军队开进北京并定都南京时，他们并没有把海关国家化。然而就在他们对海关和安格联颇有微词的同时，也被海关上缴的税收和提供的服务所吸引。至少从梅乐和那里，国民党有了一个表面上谦卑、愿意和他们共事的总税务司。梅乐和并且愿意接受削减海关中的洋员、把关税存放入中国银行，并且把支配权归还给中国政府的要求，这些做法反之也使国民政府同意让海关继续存在，并承认以前的内外债义务。由此，国民政府获得了对重要税源的支配，得到沿海金融精英和外国人对其政权的支持，或至少是对他们的承认，进而将手逐渐伸进这个在全国运转的机构——海关。

第六章，“关税国家，走私者的国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海关，1929-1937”。我在本章探讨高关税政策如何深深地影响了国民政府的国家构建。高关税在增加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不仅导致了走私盛行，也加强了分离主义者的势力。许多区域抵制南京政府所施加的高关税，他们因此在更多的时候是被当作蹿起的地方型暴发户，而非新的全国性政府。在国民政府统治的第一个十年，因为海关遍布全国，作为一个国民政府官僚机构，它起了重要作用。它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打击走私的缉私武装力量，尤其在中国南部。由于它有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能力，所以海关在南京和地方政权之间还充当掮客，促成协议，这种情况当然在中国南方多于北方。本章的重点是关税和海关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中的重要性。一个现代国家的兴起不只是如韦伯（Max Weber）理论里所说的，即由中央政府把官僚科层体系加诸到一个明确疆域里的每个角落而已，它也不只是福柯式（Foucauldian）的阴谋，只会诱骗毫无警觉的国民；一个现代国家的兴起，同时还应该包括借由在国内和国际冲突与利益中所逐步产生的交易、协议和相互妥协，等等。

最后一章，“维护完整，1937-1949”，记录海关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到共产党胜利直至于1952年被整顿的历史。这段时期的第一阶段截止于1941年12月8日，梅乐和一方面并不放弃对重庆国民政府形式上的效忠，另一方面挣扎着要维持海关在形式上的完整，整个过程充满艰辛。第二阶段是从1942年到1945年。这期间，自从日本决定于1941年12月南进并且袭击英美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及在中国的租界之后，梅乐和的政策就再也无法继续下去。虽然最终是由中国而非日本做出宣战，汪伪政府遂任命岸本广吉为总税务司，这一做法造成重庆出现了一个新的总税务司署，并且由美国人李度担任总税务司。这是一段黑暗的岁月，海关除了几乎无事可做之外，声望也随着腐败蔓延而大大受损，大多数国民党人不再想要它了。海关仿佛是无味的鸡肋，只是留着它来安抚英国和美国的感受，特别是对美国，因为中国还需要他们援助抗战。李度努力维持着士气，与腐败斗争，并为战后恢复其职责做准备。战后的最初一段时间，海关应付得很好，沉着地恢复了它在中国沿海的地位，但很快就遇到了麻烦。这些麻烦有的是从二战导致的，有的是因为战后的经济乏力和无序，包括恶性通货膨胀，而国民政府都没有能力加以克服。大部分中国职员留在了大陆，他们认为只要继续坚持传统、纪律和引以自豪的诚实，共产党就会如他们之前的政府，让海关保留下来。海关华员认为，即使所有外国职员都得离开，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后来朝鲜战争时，证明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共产党担心敌人从内部出现。他们关注海关，革命的直觉告诉他们，海关不能信任，故而早晚都要改变海关。

本书的诞生，缘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当我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做有关中国军事历史的研究时，一次午休时间，该馆马振犊副馆长向我提起，他们最近新来了一批55000卷的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由于几乎都是英文资料，马副馆长问我是否乐意帮忙整理，我接受了这项工作。但由于那些档案还处于原始凌乱状态，甚至还没有一份可供使用的目录，又因为大部分档案是关于1900年后的海关历史，我们对它知之甚少，因此我们决定需要一个团队来完成此项工作。我们需要档案管理专家以及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英帝国史的历史学者加入。这个计划最初得到蒋经国基金会的支持，后来又得到英国人文和艺术研究委员会的赞助。感谢这个团队的工作，目前总税务司署的档案可以供相关研究者利用。我们有个资源丰富的网站，可以在线查询目录、参考书目、中国贸易数据以及海关职员讯息等。[12]

尽管总税务司署档案数量庞大，没有研究者可以穷尽它，但也必须指出该档案的局限性。首先，它是不完整的。总税务司署档案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被烧毁过，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只做了部分恢复。其次，只有少数几个地方的海关历史档案可以利用，大多数仍未开放，包括最重要的上海海关在内。清朝的重要档案，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机关档案，包括海关监督在内，或者被毁，或者仍未开放。诚然，每个历史学者都清楚他们使用的历史档案并不完美，它们也并非全然完美地保存了过去的历史，因为一些关键人物总试图让将来的历史对他们有利，例如梅乐和对海关历史资料就是这样处理的。历史真相并非总是能在档案中发现，尽管如此，在晚清和近代中国，海关仍是文献保存最完好的机构。它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清政府、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历史视角。

本研究并非完全基于总税务司署的档案。位于邱园（Kew）的英国国家档案馆，即使没有上千卷宗，也有数以百计关于中国海关的档案，大部分是派驻中国的英国公使、驻中国领事以及英国外交部所留下的。许多洋员以及部分中国海关关员，也曾公开出版过日记、回忆录、小说等。[13]在中国海关工作的一些职员，有时间去培养他们对中国语言、艺术、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兴趣。[14]赫德和金登干两人的通讯，是研究晚清最后四十年海关历史相当特别的资料。[15]研究中国海关历史的乐趣之一，就是可以与那些有先人在中国海关工作过的家庭联系。[16]一些家庭还保存有剪贴簿、通讯和旧照片，他们乐意拿出来分享。在图书馆和档案馆也可以找到一些海关职员的私人手稿文献，尤其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那里有两位总税务司——梅乐和和安格联的私人手稿通信。至于其他地方，包括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那里收藏着赫德和魏尔特（Stanley Wright）的文献资料。海关在处理业务的过程中曾与无数的公司和机构打过交道，这些公司和机构的档案，也就非常重要。其中包括汇丰银行，它在伦敦有自己的档案中心；怡和洋行的档案，则保存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包令（John Bowring），是海关初建时英国派驻中国的全权代表和商务监督，他的私人手稿文献可在曼彻斯特大学查找；斯图尔特·伦道尔（Stuart Rendel）是帮助海关打入伦敦最高政治和商业圈的人，也是威廉·格莱斯顿（W.Gladstone）的密友，他的私人手稿则收藏在威尔士国家档案馆。追寻海关历史，竟然也是一场在英国发现中国之旅。

本研究试图对中国海关的多面性给予公正的揭露，但必须指出，我没能对海关的船钞部门进行深入的讨论。总税务司署的业务包括处理一般政策、清朝和外国官员的关系、人事问题、外交和财政。船钞部门则在港口建设、安装和维持助航设施、维修海关船只（包括那些在缉私部门的）等方面付出了艰苦努力。这属于另外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航海知识和经验尤为珍贵；专业技能与领导力才是具有决定性的，而非地位与特权。船钞部门存在的地方，是陆地和海洋交汇的地方，是一个不断地随着潮起潮落、河道发生变化的地方。有船钞部门的地方就会有有趣的事情，在这里，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汇聚一起；边界是模糊的，经常漂移的。在这里，当地人可以轻易地对国家的诉求视而不见，或者干脆推翻。若我对船钞部门能够有更大的关注，也许我就可以检讨在全球化或帝国主义时经常被忽视的一个问题，即关于商品和人在港口与港口之间的移动。毕竟大多数的历史都是由不擅长航海的人所写的。[17]

或许从水的这个角度我们就更可以理解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提出的欧亚之间的“大分流”概念。[18]要想从蔗园或南美银矿中获利，首先必须人到其地。这需仰赖高超的航海知识，其中又以经度的发现最为重要，因为它可以让船在茫茫大海中得到定位。这个知识来自于数十年的耐心观察与数学天才。此外，要有极好的手工工艺，才能制造出精确的时钟，让天文学与航海能力结合，以此抵抗严峻的海洋环境。[19]同样重要的还有造船技术、港口设施、海员训练和材料利用等，例如用高大树木制造桅杆。还需要一个官僚组织系统以便汇集世界上的航海知识，并使它能为公众所用。欧洲各小国间军事武装的重商主义竞争和国家对航海发展的支持，加速了航海知识的积累。对海关历史的探讨虽然使我对该领域有所一瞥，但需要做的研究还有很多。

最后，我要对支持本研究的人们表示感谢。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周忠信，果断同意马副馆长和我一起开展本合作项目。马副馆长从始至终非常关键，他是一个非凡的组织和行政管理者，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和蔼的东道主和非常睿智的朋友。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其他员工也长期给予了帮助。毕可思（Robert Bickers）教授是本项目第二阶段的领导者，他对英国和帝国历史的透视，从根本上重塑了我对中国及海关的思考。蔡维屏（Weipin Tsai）也是非常难得的研究助理，她对中国近代邮政制度的研究，就是我们海关历史研究的重要衍生。团队成员之一的博思源（Felix Boecking）的论文，加深了我们对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关税政策和海关洋员的理解。

我要感谢大陆和台湾的许多同事：茅海建、陈谦平、连心豪、任智勇、戴一峰、孙修福、张志云、林满红和张志勇等。感谢Christopher Bayly、 Rana Mitter、John Thompson、 Timothy Brook、 Julia Lovell和 Susan van de Ven,他们或部分、或全部地阅读了本书草稿。我还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研院”近代史所及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大学、华威大学、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曼彻斯特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莱顿大学等地，做过关于中国海关历史的多次演讲。在这些场合的讨论，不仅给了我新观点和新视角，同时还让我看到其他人对这个已经变成是我的痴迷的海关史也感到兴趣，因而让我充满了信心。还要感谢上过我“中国近代全球化”课程的学生，他们的论文让我思考很多议题，有些是我以往没有想过的。最后，感谢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中心，它资助我到南京访问了一年，使我能够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静心阅读。同样感谢蒋经国基金会、英国大学中国委员会（UCCL）以及英国人文和艺术研究委员会，在本项目不同阶段所给予的资金支持。

方德万
写于安达信（Andax）
2011年6月1日

[1]当时应是1984年柯文（Paul Cohen）新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首次出版的时候。

[2]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加塔利著，马苏米译：《千高原》，伦敦：康特纽姆出版社，2004年，第6-20页。

[3]詹姆士·威廉姆斯（James Williams）：《中国海关内部的腐败，并特别提及外国职员的诚信》，布里斯托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4]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5]卢海鸣：《海关蜕变年代：任职海关四十二载经历》，台北：雨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1993年。

[6]任智勇：《晚清海关与财政：以海关监督为中心》，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7]詹庆华：《全球化视野：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8年，第2页。

[8]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何伟亚（James Hevia）：《英语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达拉谟，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出版社，2004年；毕可思（Robert Bickers）：《争夺中国：1832年到1911年间的外来侵略》，伦敦：艾伦莱恩出版社，2011年。

[9]詹姆斯·费希尔（James Fichter）：《帝国冲突与合作：19世纪中期在亚洲和中东地区的中法关系》，剑桥大学世界史学术研讨会，2011年11月10日。

[10]费正清（John Fairbank）：《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465页。

[11]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哈佛在中国：帝国主义的辩护》，载《亚洲问题学者通报》，第4期，1972年12月；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达拉谟，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出版社，1995年。

[12]布里斯托大学有专门网址：Http://www.bris.ac.uk/history/customs，致力于中国海关史的研究。关于海关档案目录，参见Http://www.bris.ac.uk/history/customs/resources/archive.html。至于更广的参考书目，参见Http://www.bris.ac.uk/history/customs/customsbibliographies。

[13]参见注释12提到的参考书目。例如庆丕（Paul King）：《在中国海关服务——四十七年的亲身经历》，伦敦：T. 费希尔·昂温出版, 1924年；帕尔（John Pal）：《上海传奇》，伦敦：贾罗尔德出版社，1963年；戴理尔（W. F. Tyler）：《在中国牵线》，伦敦：康斯塔博出版公司，1929年；文林士（C. A .S. Williams）：《给中国的献词》，伦敦：文学服务与生产有限公司，1969年；夏士德：《船夫的微笑》，伦敦：查托和温德斯出版社，1959年；敖邱（C. S. Archer）：《中国的仆人》，伦敦：柯林斯出版社，1946；敖邱：《返回汉口》，伦敦：柯林斯出版社，1941年；黄清浔：《海关岁月：我的终身职业》，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图书馆未刊打印稿；林乐明：《海关服务三十五年回忆录》；卢海鸣：《海关蜕变年代：任职海关四十二载经历》，台北：玉里，1993年；阿林敦（L.C.Arlington）：《青龙过眼：一个在中国政府机构服务50年的外国人的经历》，伦敦：康斯塔博出版公司，1931年。

[14]除了注释12提到的海关出版物的参考书目外，还可参见魏尔特（Stauley Wright）：《赫德与中国海关》，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出版社，1952年；魏尔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常关税的征收及支配》，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造册处，1927年；罗贯中著，邓罗（C. H. Brewitt-Taylor）译：《三国演义》，丝绸塔出版社，2008年）；夏士德（G. R. Worcester）：《长江上的帆船和舢板》，安纳波利斯，马里兰州：海军学院出版社，1972年；威妥玛（Thomes Wade）：《语言自迩集》，上海：别发印书局，1905年；阿理嗣（J. A. Van Aalst），《中国音乐》，上海：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884年；丁韪良（W. A. P. Martin），《花甲记忆》，爱丁堡: 奥利芬特，安德森和费里尔出版社，1900年；马士（H. B. Morse）：《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伦敦：郎曼格林出版公司，1910-1918年；夏德（Friedrich Hirth）：《大秦国全录》，上海：别发洋行，1885年；帛黎（A. T. Piry），《圣谕广训》，上海，1879年；艾约瑟（Joseph Edkins）：《中国通货》，上海：美华书馆, 1901年；费妥玛（T.T.H. Ferguson）：《现代中国的灵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阿姆斯特丹：凡坎彭出版社（van Kampen），1929年。

[15]陈霞飞、韩荣芳主编：《中国海关密档，1874-1907》，北京：外文出版社，1990-1993年。

[16]例如，海关职员的后代会在海关项目网址上（Http://www.bris.ac.uk/history/customs/discussionboard.htm.）留下信息。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我分享了关于他父亲在中国生活经历的故事；费莉希蒂·萨默斯·依芙（Felicity Somers Eve）向我展示了她的祖父韩得善（D.M.Henderson）的有关文献，韩得善曾为中国建设了很多灯塔；傅锜华（Yee Wah Foo）告诉了我很多有关她的祖父傅秉常（Fu BingChang）和海关的往事；菲利普·包令（Philip Browring）和我分享了对他高祖约翰·包令（John Bowring）的想法及所写传记。

[17]可参见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第2卷，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1988-1993年；王赓武和吴振强主编：《过渡时期的海洋中国（1750-1850年）》，威斯巴登:奥托·哈拉索维茨出版社，2004年；毕可思：《1932年的石碑山：灯塔阴影里的生与死》，载《省级中国》（Provincial China），2009年第1期。

[18]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

[19]戴瓦·索贝尔（Dava Sobel）：《经度：寻找地球刻度的人》，伦敦：企鹅出版社，1955年。

第一章　变色龙的诞生

我们经常发现，往往当司法的正确性蛰伏，而最高权力的问题未被太尖锐地提出时，政治关系会发展得最为顺畅。

——C.E.梅里亚姆（C. F. Merriam）

在它的起初 因为总税务司署吸取的是外国的特质而非本土的， 然而很快的，因为它本身混合性质中就有股与生俱来的活力，这个机构逐渐的和它的创始者分开来了，并且以意外的重力，越来越变成为一个中国的机构了。

——赫德（Robert Hart），1864

1861年咸丰皇帝死后的一场宫廷政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在1850年，一个名为爱新觉罗·奕詝的满族人，在其19岁时登基，年号“咸丰”，寓意“普天之下，丰衣足食”。但在他执政的十年中，这吉祥的年号，却依然使他不可避免地沦为一个十分悲剧的天子。在基督精神的感召之下，太平天国运动在1851年于广西省爆发，此后成千上万的人开始远征，从遥远的南方向北打到长江流域，他们于1853年在南京建立了新都。这场运动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并在咸丰皇帝死后三年仍未平息。另外还有一场捻军运动，尽管它距离北京更近，但相较于太平天国，它相对没有那么残忍，在理念上也不那么有威胁性，它的起因是清政府不能有效治理黄河洪灾。到了1860年，在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和葛罗男爵（Baron Gros）的指挥下，由英国和它的伙伴法国组成的约两万人的联合军队在天津登陆。[2]他们一路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并将其洗劫一空，借此惩罚清政府不仅扣押了56名英、法人质，还将其中近半数人杀害的行为。咸丰皇帝在同年春天才刚目睹长江下游最后一支重要武装力量被太平军打败，而在英法联军放火烧了圆明园后，他逃亡到了热河的承德避暑山庄，借口宣称此行是为了祭祀北方皇陵中的列祖列宗。但事实上，他可能更害怕的是英法联军会杀了他并推翻清王朝。

就在他三十岁生日之后数周，咸丰皇帝于1861年8月22日死于羞愧和精疲力竭。就像其他失败的帝王一样，历史谴责他，说他不理朝政，在承德只顾听戏，沉迷女色。临死前，他指定他的独子——爱新觉罗·载淳为皇位继承人。因为载淳年仅5岁，咸丰还设立了顾命八大臣来辅佐幼帝，总摄朝政，并由肃顺总领。肃顺行事有效且刚正严谨，时任户部尚书、御前大臣、协办大学士。也许是为了制约顾命大臣的权力，咸丰皇帝特别规定，任何以幼帝名义颁布的诏书，必须经过两宫太后戳盖“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御印方能生效，这两位太后分别是咸丰的正宫皇后慈安太后，以及载淳的生母——大名鼎鼎的慈禧太后。慈禧由于过于活跃，曾协助咸丰皇帝处理国家政务，所以颇具争议。

肃顺是一个强硬派，他深信只有对那些滥竽充数的官员、胆小懦弱的将领、腐败成风的商人以及贪得无厌的外国人采取强硬的“回归基本”的做法，清王朝的命运才能起死回生。[3]他认为一旦万事回归原位，大家各司其职，一切就会变好。他拒绝对英法做出任何妥协与让步，也严厉打击从紧急财政举措中谋取私利的户部官员。在鸦片战争之后的议和期间，当谈判大臣耆英被英国翻译官揭发其欺谩事迹之后，仓皇逃离天津，肃顺则力主将他处决。两宫太后和其支持者认为，既然咸丰皇帝的遗嘱指示所有诏书必须要经过两宫太后戳盖御印，这就表示两宫太后还应当可以垂帘听政。对于这样的提议，肃顺予以反对，认为此举有违先例。作为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还掌管着宫廷开销。在北京流传着未经证实的控诉，说他想把两位太后饿死。[4]

爱新觉罗·奕䜣，即众所周知的恭亲王，是咸丰皇帝的异母弟，慈禧联合他一起发动政变，推翻了顾命大臣摄政。[5]恭亲王有他造反的理由，因为肃顺逮捕了一些他的党羽，并且阻止他到承德与濒死的咸丰见面。更甚者，他还被排除在顾命大臣之外。恭亲王从小与咸丰帝一同长大，在咸丰逃往承德时，他被留在北京处理政务，并负责与英法方面进行和谈。他得出一个结论：联军并不想推翻清王朝，他们的目的只是想做贸易。欧洲人坚持进入京城的原因是：一来，希望皇帝能接见他们以表示诚意； 二来，这被英军视为是对他们在一年前遭受的挫败而实施的象征性报复。一项新的贸易条约——《天津条约》1858年签订，但是一年之后，蒙古将军僧格林沁却羞辱性地驱逐换约舰队，在此过程中，击毁了4艘昂贵的英国炮艇。这一举动触怒了英法两国，致使他们集结大量军力入侵。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的死亡常常让某个关键人物趁机强力执行一些会带来激进改变的政策，这在辛酉政变中得到了证实。1861年11月2日，在护送咸丰帝灵柩回京途中，恭亲王和慈禧太后趁机联手推翻了顾命大臣。两宫皇太后在主要的队伍回到北京的前一晚上，率先赶回京城。 他们与恭亲王利用肃顺不在的机会（因为他必须守着灵柩），夺走了控制权。他们颁布诏书，宣布顾命八大臣的罪状，包括处理外交事务失败，反对两位皇太后，以及阻碍咸丰帝表达出来想与他的兄弟恭亲王见面的愿望。顾命八大臣被逮捕，而且在某一份上呈的奏折中提到，这些大臣在咸丰失去行为能力时，在没有亲王在场见证的情况下，代写皇帝遗诏，着实有违先例。肃顺还被指控违背先帝遗愿，剥夺了两宫太后与顾命大臣共同摄政的权力。[6]肃顺被当众断手足兼斩首，屈辱地死去。另两位大臣被赐自尽，相比肃顺，这是轻一级的惩罚了。其余顾命大臣则被流放内地。此后，恭亲王成为唯一的议政王，同时主持总理衙门，这是在该年初清朝特设的一个处理与欧洲各国外交事务的中央机构。[7]他还被任命掌管内务府。[8]

恭亲王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政策。除了认可《天津条约》外，他还在肃顺时已开始选拔汉族官员政策的基础上，擢升了更多的汉族官员进入高层。在1860年，当清廷的常规军队无法封锁太平军向东扩散之后，重新控制长江中下游的重任就落在了像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官员的身上。[9]这些官员在他们的家乡训练新军，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总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李鸿章则任江苏巡抚。恭亲王还建立了北京神机营，它是从八旗军中挑选精英所组成，并配备有当时最好的枪炮武器。他提出了“自强”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练兵方法和制造技术，以提升大清实力。为了让世人明白一番新的气象已经展开，载淳的年号“祺祥”被改为“同治”，与儒家经典《尚书》中所说的“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不无关系。它呼吁大清团结一心，重整旗鼓，同时也激励年幼的皇帝尽其所能。[10]

慈禧太后迅速占据两宫的主导地位，而她与恭亲王奕䜣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在1865年攻克了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后不久，恭亲王因遭人弹劾而首次被谴责，短暂地被革职。后来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恭亲王又被指控领导无方、任人唯亲，在幼帝面前傲慢无礼，[11]因此被罢免一切职务，完全脱离了权力中心。尽管奕䜣的影响在自强运动（洋务运动）的最后十年有所减少，但他对这个运动的影响力却十分深远。虽然后世中国史家把以上这些事件推崇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儒家复兴运动之一，[12]但它非法性的污点从未完全消失过。如果说镇压太平天国是保护儒家思想，那么在清王朝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的联手行动则是不惜违反先例，执意要创设新的机构（如在贸易治理方面）和推行新的政策，来处理包括中西关系及满汉关系等事宜。他们的做法证明，危机使激进的措施合理化。

中国海关是辛酉政变的受惠者。小刀会于1853年占领了上海县城，赶跑了清朝官员。面对这种情况，英国官员认为，只有他们在不取代清朝官员的前提下做出适当的介入，才能帮助重建贸易秩序。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各派一名代表，在试行基础上，进入了江海关，帮办海关税务。事实证明，这个尝试是值得的。即使清军和英法联军在北方战事连连，上海贸易仍在继续，并为国家增加了大量财政税收。辛酉政变后，恭亲王把该模式固定了下来，并颁布诏书，推广至全国所有开放口岸，正式任命一位总税务司来管理各海关所雇用的外籍税务司以及其他外国职员。海关的成立，十分符合恭亲王打算从北京来对洋务做统筹控制的目的，让地方官员少插手洋务，因为他认为这些官员只会惹麻烦，还酿成几乎导致清朝覆灭的冲突。

本章追溯了从1854年到1864年的海关史，海关总税务司署在1864年被命令永久设在北京。若不是因为有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混乱，咸丰皇帝死后政局的动荡，以及恭亲王在慈禧太后支持下对国内外政策方向进行的调整，海关难以形成。然而，如果说这些特别的时刻造就了海关诞生的有利条件，它的出现则反映了更广和更深的历史性转折。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当英国人在19世纪早期出现在中国沿海时，他们决心要改变当时贸易的方式以及国家之间的根本关系。如果必要的话，他们会不惜采用武力手段，甚至对某一些人来说，武力还是他们的首选。然而从海关的成立，也可以看出英国人渐渐意识到他们对中国权力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他们甚至有过度暴露的风险。英法联军或许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赢许多战争，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们并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巩固胜利，或永久性地占领一座城市，更别说去占领大片领土。无论是克里米亚战争、印度民族起义还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问题，都在提醒着他们实力的有限性。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对手强烈的抵抗下，他们对广州的占领仅能勉强维持。[13]僧格林沁在天津的英勇事迹以及英法人质被杀的事件，更加提醒着他们过度扩张的危险。

英国于1860年后摈弃了在清政府与太平天国内战中所持的中立政策。不但传教士和社会舆论对太平天国越来越厌恶，此时它已经威胁到了英方的贸易利益。对英法两国来说，海关正可以让他们卸除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所担负的清朝对外贸易的正式管理及征税的责任。这两国发现自己并不能有效地承担起这项任务。尽管大英帝国皇家海军会继续维持它在中国的驻地，[14]但海关的存在，可以让清政府负责英方念兹在兹的新贸易秩序上面的开销。所以就本质上来看，英国把贸易的管理外包给了海关。

海关的建立与一群涉华事务英国人的主流态度的转变也息息相关。在参与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国人里面，就算不是全部，一大部分都是恃强凌弱的帝国主义者，希望征服中国，并从中获利。[15]鸦片战争后英国外交和领事机构在中国沿海的建立，结合了19世纪30-40年代震惊英国的改革运动，使一种霸道的自由主义得以诞生。它的支持者们认为像清朝这样的政府已经落后到了不可挽救的境地，所以他们随时愿意动用武力来促成他们想要的改变。但随着英法两国用军队施压的局限性渐渐显现，军事干预的吸引力大不如前。一些英国人开始反对使用武力，希望寻求和平解决，并对中国传统以及清朝官员表现出更多尊重。这成为了海关中的主流态度，而我将通过讨论从李泰国（Horatio Lay）到赫德的这个过渡，来说明这一点。他们两位中的前者是海关先驱，而后者则在太平天国叛乱后的数十年中，把海关建设成了一个重要的官僚机构。

我还把海关的产生放在中国区域竞争的背景之下来讨论。海关通常对于上海及长江下游地区的官员及商人更具吸引力。他们希望能够打破长久以来由广东人主导海外贸易的局面，而且这种局面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并没有完全改变。事实上广东人在这个时候已经试图夺取上海外贸的控制权。长江下游地区的官商想要阻止这种局面，不仅仅因为他们想要自己的地区从进出口贸易中获利，还因为他们视贸易的收入为领导对抗太平天国的重要财政来源。

不论是持帝国主义的人，还是倡导共治论的人，都将海关描述为一个全新的尝试。尽管这一点可以从多个面向体现出来，但以在中国海关雇用外国税务司这一点上为最。平心而论，海关是奠基在榷关网络之上，并承袭它的一些业务。这个网络在盛清期间有过更大的扩张，而海关一开始顶多只是清朝整个榷关体系中收费站点的一部分而已，直到海关本身变为一个强大的组织。

我将海关称之为“变色龙”，这是因为它具有混合的特质，使它在与不同人对话时，能显现出不同的特性。对于西方人来说，它可能看上去非常西化，但对清朝官员和商人来说，也有他们认同的地方。正是这种特质，使得海关能够适应不同的世界，并将清王朝和英帝国联系在一起，从中开拓出自己的一席之地。

上海试点

1838-1842年的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条约第二条规定，英国应派设“领事 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例，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16] 除了已经开放的广州以外，条约还对西方国家开放了四个新的通商口岸：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这一条款结束了由一群特许的广东商号所成立的“公行”（洋行会馆）垄断对外贸易的局面。同时还为外国人提供了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中国政府无权过问他们在中国境内发生的一切诉讼，只能由各该国领事，按照各自的法律进行裁判。

1843年的《虎门条约》，规定了外国领事如何履行他们的责任。[17]英国商船一经到口停泊，其船主限一日之内，赴英国领事官署中，将船牌、舱口单、报单各件交予领事官查阅收贮。领事会马上与中国的海关监督进行沟通，因为这些监督是负责各海关的官员。海关监督的手下会查验货物并估定税款，英商需缴纳税款给海关监督所指定的钱庄或银商。在海关监督通知英国领事官以证明税费偿清后，英国领事把种种文件交还给船长，船只才可以起锚和离开港口。[18]简言之，《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把约束英国商民行为的责任划归给了英国领事，这些责任包括缴纳税款和遵守条约规定等等。正如柯塞北（Pär Cassel）所认为的，这符合长期以来清朝的传统：允许其他种族族群进入中国，并让他们遵照自己原来的法律制度。[19]

但正如费正清所证明的，这套新的制度很快就面临崩溃。[20]并不是所有国家都签订了像英国一样的条约，这意味着其他国家的商人可以不用遵守条约，从而享有竞争性的优势。同时英国领事发现他们的工作很难完成，因为没有太多的诱因使清朝地方官员遵守新的规章，所以他们总是消极地拒绝。鸦片战争加剧了太平天国运动所造成的混乱。随着贸易区域北移，广州从而衰落，这让许多苦力面临失业。他们流落到内地并加入了叛乱的队伍。此外，皇家海军打击海盗的行动也造成同样的后果，因为海盗和合法的船员实在难以区分，他们常常都一样，兼有两种身份。据驻厦门的英国领事称，仅厦门一地就约有3000余名海盗在活动。[21]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新开放口岸和太平天国运动给中国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声誉良好的外商，还带来了冒险家、军火商、投机商、雇佣兵和喧闹的水手。弗雷德里克·卜鲁斯（Frederick Bruce）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中国陪伴他当时担任英军指挥官的哥哥额尔金勋爵，他在一封于1858年4月3日写给妹妹的信中，描绘了当时混乱不堪的动荡场景：

沿海城市海盗肆虐、土匪横行，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手段镇压他们，却任由民众通过形成自卫团体来自行应对 地方政府麻痹了——他们惧怕（我们的）武力，并且对他们原本可以大方主张的正当权利却表现得一无所知。他们觉得最好的策略就是不要和外国人打交道。外国人变得更加猖獗，社会渣滓都被吸引到这个国家，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地施展恶行。中国人民肯定会被激怒而要报复，对于所有可以算是外国人的人，都会不分青红皂白地令他们感到厌恶。[22]

外国领事们和他们为数不多的下属，根本没有办法处理这样的局面。

广州因为曾经有公行制度，所以那里的商人以及当地官员都拒绝变革。但上海不同，这里有刺激鼓励，有机会可以发展出新方式。一旦开放，上海在茶叶、棉布、军火等方面的贸易，包括给太平军提供装备，都开始飞速发展。上海正成为一个新兴城市，长江地区的富贾都涌入上海，外国租界迅速地往北边扩张，更加积聚了上海的财富。和其他地方一样，上海也吸引了大量外国投机者和淘金人，他们希望能伺机大赚一笔。

1853年9月6日，由福建和广东的失业水手所成立的小刀会，在刘丽川的领导下，占领了上海。小刀会没有袭击租界，但租界中的海关在9月8日遭到洗劫：“一群暴徒冲入英租界，彻底地洗劫了［海关］ ，”[23]他们赶走了当时来自广东的海关监督吴健彰。英国副领事威妥玛（Thomas F. Wade）这样写道：“从广东人的宗族倾向以及他们对外国人所特有的憎恶角度来看，他大力支持所有广东人和福建人来一同反抗外国人。”[24]身为广东人的吴健彰在1842年前做过贸易，懂一些英语。1848年，他怀着保护广东人利益的目的来到上海。[25]

在吴健彰被革职以及江海关被迫关闭之后，外国领事如何遵守他们在南京以及虎门条约中所应履行的义务便成了问题。名义上，他们依然要对本国商民所应支付的关税负责；另一方面，清朝官员也在寻求方法，希望在清朝的权势范围内重建海关。上海商人希望能尽快恢复正常贸易，并且最好少有广东人的干预。以上种种因素牵绊下，就出现了共同利益。

外籍关税管理委员会

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很快地拒绝了将上海变成自由港的建议：

虽然小刀会在幅员辽阔的帝国沿海，占领一个单独的海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废除中英两国之间所立的庄严条约 当一方政府遭受灾难和不幸困扰而无力行使其权利时，这远远不能成为另一方政府趁火打劫以忽视对方权利的理由，这是两国相互承认的最有力论据。[26]

因为英国政府已经从像东印度公司这样的机构手中接管过来管理其帝国的事业，所以像阿礼国这样的人变得十分重要。他们对于帝国的看法源于其所受教育的影响。他们曾经接受过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主义思想、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哲学，以及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自由贸易原则的洗礼。[27]阿礼国本人曾在伦敦西敏寺皇家医院接受过训练，并成为一名军医。在参加完西班牙的卡洛斯战争（Carlist War）之后，他到伦敦国王学院讲授外科手术课程，直至他双手的拇指丧失了功能。[28]鸦片战争后英国急于招募领事，他使加入了驻中国领事的行列。阿礼国将贸易视为“文明的真正先锋”，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有序互惠的关系。[29]尽管他仍是霸道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不惜必要时动武，但不论是英国商人的贪得无厌、水手的粗暴无礼，还是中国地方官员的腐败成风和卑躬屈节，都让他感到无比惊骇。正如他反对将上海变成自由港那样，他在1848年曾经因为中国官员在当时没有能够维持住秩序，因此利用自己的领事权力暂时停止了上海的贸易。他有着浓厚的学术兴趣，并在19世纪70年代成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会长，他还是一位艺术品收藏家。

1853年，阿礼国企图通过实施“海关行政停顿期间船舶结关暂行条例”，[30]以挽救上海的僵局。条例中规定，商人需要提供进出口货物的相关信息，并且只有缴纳相应数额的关税，或使用上海境内40天内凭票付款的票据担保，货船才能予以放行。[31]阿礼国认为，若在等待中国海关重建期间停止所有贸易，这会损害英国的商业利益。另一方面，如果货船不缴关税就离港而去，又是对《南京条约》的违背。[32]

可惜暂行条例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商人被要求签署的票据担保只有在“祖国政府批准”之后才算生效。[33]换句话说，这就等于各国在上海的领事必须代表各自政府来做批准的承担。不令人意外的是，只有很少数的国家愿意信守这个“暂行条例”。因为许多领事白天的工作就是商人，他们贩卖商品给小刀会以从中谋利。阿礼国这样写道：“外国租界照理来说应该是要保持中立，因为它得到免于被清朝军队攻入的特殊地位。可是同情、咨询、食物、枪支和弹药，每天都从外国租界流入被封锁城区。这些支援的目的是要延长［小刀会］抵抗清军。”[34] 吴健彰也同样拒绝接受暂行条例，他在租界南北两侧，建立起了自己的关卡。

阿礼国在1854年6月15日写信给当时英国的商务监督约翰·包令，阐明他的想法。他认为只有“将外国人诚实和小心警觉的特质与中国当局相结合”[35]，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他主张在江海关的重建中与清朝官员合作，为了确保对大家都公平，应指派外国人作为税务监督。包令从小在一个清教徒家庭长大，曾任《西敏寺评论》主编，并且成为国会议员。他曾为改革选举、解放天主教和普及教育辩护。他受边沁功利主义思想影响深远，是其坚定的拥护者。他还精通多国语言，是伟大的语言学家，曾出版《巴达维亚文集》《西班牙古代诗歌与浪漫史》《匈牙利诗歌》等译作。[36]包令和阿礼国一样，并不避讳使用武力。包令发动了“亚罗号战争”（Arrow War, 即第二次鸦片战争）。 他利用小小的旗帜事件来召集英国海军，令他们强行攻入广州。允许英军进驻广州城是在20年前的《南京条约》里就同意的，但长期遭到清朝抵制而未实行。[37]

在向包令展示自己的计划时，阿礼国强调能够实现其计划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此计划必须“获得中国政府自主的赞同”。[38]考虑到当时的情形，清朝官员从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是“自主”的，但包令和阿礼国意识到英国并不能一意孤行，他们需要清朝的合作。阿礼国提出：“一个由各国领事和中国道台会同提名的外籍海关税务监督应该被聘任到中国海关。”这名中国道台同时还兼任江海关监督。外籍海关税务监督应该要领高薪以保证“他的廉洁”。他的下属还应包括两个“语言学家”（即翻译官），以及“中文文案和脚夫”，也即供事和信差。海关还需要其他外国人，包括“钤子手”（Tidewaiters），即在港口看管货船、防止偷逃税款行为的警务员。这个外籍海关税务监督应该有权过目任何关于装卸货物准单、税款收据、结关准单等正式文件。[39]

在一笔可观的许诺偿还的关税收入的诱惑下，长江下游省份的总督同意合作。[40]江海关在1854年7月12日重新开放。外籍海关税务监督不止一名，吴健彰与英法美三国领事商议，决定三国各派一名代表作为税务监督，成立关税管理委员会。在三国领事提名下，吴健彰任命英方上海副领事威妥玛、法方领事馆译员史亚实（Arthur J. Smith）、美方领事馆贾流意（Lewis Carr）为委员会成员。[41]因为威妥玛的汉语很好，他被允许投入全部的时间到委员会的工作上。再加上英国贸易额最大，威妥玛迅速成为了三人集团中的主角。

这个试行方案迅速显示出其价值。在委员会成立不久后，吴煦接替吴健彰任上海道台。一年后，他记录道：“贸易关税以及船钞显著增长，比起上一年几乎翻了一番。”[42]吴煦是长江下游地区之人，靠做粮食生意发家。他以捐纳获得功名，曾在地方政府任职，并帮助团练民兵抵抗太平军，后来又是省级要员的幕僚。1859年5月，吴煦记录上海税收已经从每年介于10万和80万库平两之间，增长到介于180万和200万库平两之间。[43]吴煦深信江海关雇用外国人是十分必要的：“缘外国人性情好胜，一为我用，各洋商方将忌嫉交加，尚不致勾结弊混；而洋商情伪，惟司税乃知其详，货物进口出口，无从欺隐，税则孰轻孰重，必按章程。”[44]

包令也十分高兴，他认为上海的制度“把责任从通商大臣手上移走，且领事们的诸多问题也公平地就地解决了。然而在其他港口，因为外国人对中国律法的惯性违背，不断地滋生气愤、恼怒、尴尬的情况，所以就时时需要领事的关切介入”。[45]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勋爵（G. W. F. V. Clarendon）对将上海模式复制到其他港口的提议反应冷淡并且加以拒绝，不过他同意将上海试点继续延续下去。[46]克拉伦登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干涉调停。当江海关对英商进行罚款或是没收他们的货物时，英商企图使用治外法权向英国领事寻求保护，克拉伦登对此定调，他认为税务监督的行为是代表清朝皇帝的作为，而后者则在自己领土上行使主权，所以领事不能进行干预。治外法权并不意味着英国女王能在中国领土上把清朝皇帝告上法庭，进行诉讼。[47]这个问题还需要再经过多年和多场诉讼之后，才被普遍认为已经获得基本解决；虽然它也从未变成正式的法律，而且在海关历史中仍不断地重现。然而如果对治外法权的阐释是按照英商的意愿进行，那么海关永远都无法发挥出真正的作用。

《天津条约》

一年之后，威妥玛因为希望重返领事馆工作，所以退出了税务管理委员会，他的位置由李泰国接替。先前李泰国接任了威妥玛在英国驻沪领事馆的职位，并且因为年龄小而被称为“娃娃领事”。他出生于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贫寒家庭。父亲曾经是一位博物学家和传教士，加入了领事工作后，在厦门设立了领事馆。他死后，其家一贫如洗，英国外交部见他们可怜，便同意送当时14岁的李泰国以及他的兄弟到中国学习翻译，从而使他们的家庭免于拮据困窘的状况。李泰国跟随当时令人敬畏的波美拉尼亚传教士郭士立（Karl Gutzlaff）学习汉语。[48]如郭士立的其他学生一样，李泰国也学到他老师对于中国强硬的态度。[49]在当时那个年代，正如后来的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在1842年所说，领事馆是“贫困者的避难所”，里面都是些“穷困潦倒、名誉扫地的人”。[50]极高的汉语水平可能反而降低了李泰国在外国人眼中的地位。许多人和香港总督文翰（George Bonham）有着同样的想法：“要成功地学习汉语，必须要投入密切的注意力，这样必然会绑捆思考力，并且造成在真实生活中对普通事物持有错误的理解认知。”[51]李泰国被任命为江海关的英国税务监督之后，突然坐到高位上的他有了可观的收入，并有机会使自己功成名就，从而让那些曾经看不起他的人对他刮目相看。

若说威妥玛因为税务监督一职不断给他带来冲突与困扰感到灰心丧气，这些却正合李泰国的胃口。李泰国十分热衷于税务监督一职，他甚至还对英商的仓库进行搜查，给他的中国上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2]他扩大了海关的巡逻范围，并说服清政府利用船钞税收来提高上海港口的适航性，以及测量黄浦江和置放浮标，等等。对于进口到上海但并不销售而要转口出境的货物，李泰国还给予他们“免税证明”。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指出，虽然大部分历史学著作都将赫德看作海关的大功臣，但在他看来，李泰国为海关的奠基做出了更大的贡献。[53]

对于李泰国来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一个契机，因为它给了海关奠定法律基础的机会，并且把海关扩展到其他对西方开放贸易的港口。由于李泰国出色的汉语能力，加上他与清朝官员的关系，英方全权代表额尔金在1858年第一次赴天津洽谈条约时就带上了他。签约的中国代表是恭亲王的岳父——桂良。条约包括了如下内容：开放长江一带，增设10个通商口岸；允许外国公使长期驻京；允许外国人到内地游历经商，并准许传教；鸦片贸易合法化；禁止汉字“夷”的使用，因为其含义为“野蛮人”，带有贬义和诋毁色彩。[54]

不管是与额尔金勋爵去天津，还是后来在上海，李泰国的绝佳位子都使他能够尽可能地确保新的条约和贸易章程，对尚在起步阶段的海关利益能起到保护作用。条约要求清政府指派一名大臣来监督对外贸易。《天津条约》附约《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十款规定：

各口划一办理，是由总理外国通商事宜大臣或随时亲诣巡历，或委员代办。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事，毋庸英官指荐干预。其浮桩、号船、望楼、塔表等经费，在船钞项下拨用。[55]

该条款十分重要，它为海关提供了条约基础。

上海的清朝官员完全支持该条约，因为如上述，在李泰国任期内，江海关的财政收入飞速增长。吴煦也支持该条约，因为它也限制了广东商人的影响力。吴煦在写给江宁布政使薛焕的一封信中写道：“《天津条约》最初的想法，是让天子下诏指派一名军机大臣在北京与洋官员共同管理事务。其目的是对抗广东。”[56]事情绝非出于巧合，就在劳崇光上任两广总督后不久，他上疏建议将上海通商章程内容也扩展到广东地区，以打击广东行商与外国商人之间的勾结关系，减少贪污。1859年10月7日，劳崇光被任命为两广总督，统领广东、广西。劳崇光曾是一位著名的进士，也就是通过了科举制中最高等级、久负盛名的殿试的人。他是湖南善化人，曾在广西、桂林协助镇压太平军。[57]劳崇光和吴煦一样，也认为在粤海关中任命一个外国人是必要的：“惟有仿照上海办法，用外国人治外国人，语言通晓，底蕴周知，内地奸民无从煽惑勾串，于税务必有裨益。”[58]

尽管《天津条约》和新的通商章程让李泰国的地位更牢靠并给他更多的权力，但他对清政府如何实施这些条款却不甚满意。何桂清被任命为首位监督对外通商的大臣，他并没有给李泰国正式的委任，而仅仅向他传达札谕：“兹派令（李泰国）帮同总理各口稽查关税事务 准其会同各监督及本大臣所派委员总司督查，悉照条约划一办理各口，新建税务司统归领束。酌定五年为限。”[59] 李泰国只是在何桂清的命令之下，得到一个暂时的职位，而非一个永久且能让他随心所欲的机构。但如此一来，李泰国担心“外国商人不把我当回事”。[60]

更糟糕的事还在后头。在肃顺施压下，咸丰皇帝决定拒绝批准《天津条约》。《天津条约》中的条款包括要求皇帝亲自接受外国使臣的资格证明，也被认为是令人蒙羞的，有辱皇帝尊严。英法联军在天津无法无天的行径，点燃了人们的愤恨之情。有人提出：趁冬季天津港口因严寒冻结而不能行船，联军的补给线可被切断，尤其是当地武装如果被组织起来，支援清朝八旗军，便可以一举打败英法联军。[61]肃顺可能还恐吓了咸丰皇帝，告诉他恭亲王正准备勾结外国人发动政变。广州、福建以及浙江的官员，严辞反对江海关模式推广到他们省内的口岸。[62]他们不希望中央政府知道当地海关税收的实际收入。当僧格林沁俘虏了换约使团之后，肃顺无疑觉得他自己的想法是对的。清廷决定采取以武力为后盾的强硬路线，认为对付蛮横无礼、野心勃勃的外国人就得要用此招。

何桂清变得提心吊胆，并且拒绝再任命其他外籍税务监督。他写信告知吴煦：“方今圣意正以勾结为疑， 似此举止， 岂非勾结实据?”[63]他担心如果再任命其他外籍税务监督，很可能会被扣上叛国的罪名。何桂清的犹豫让李泰国很不满，他向吴煦抱怨道：“宫保既不管各口之事，何以令我为总办？”李泰国在上海与吴煦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会面，李泰国指出，《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第十款，绝不能仅仅用任命一名税务监督就妄图蒙混过关。吴煦提出的让当地海关监督各自指派外籍税务监督的提议，也遭到李泰国的反对。他认为如果这样，自己就无法对他们的行为负责。[64]然而，何桂清，不但不会，也不能够妥协。

李泰国没有太多选择，只得接受一项折衷建议，由此他和吴煦在上海起草了新的港口规章并付诸实施。李泰国期望当其他口岸的海关监督跟随时，他们会向他寻求帮忙；这样，他就能得到想要的实权。[65]在上海，吴煦任命德都德（H.Tudor Davis）为江海关税务司，以帮助他打理税收。[66]吴煦刚批准的新的上海章程还做出了以下规定：何桂清的助手李泰国，对在江海关工作的所有外国人，无论国籍，都有绝对管理权。“至于这个海关所雇用的税务司及其他所有洋员，皆由总税务司李泰国挑选，并服从其管理。不论其国籍为何，一旦有不当行径，总税务司都将为此负责。”[67]直到这个时候，“总税务司”一词，或者至少是它的变体，才开始被采用。

虽然何桂清逃避直接责任，但却也鼓动其他口岸效仿上海模式，并与李泰国合作。5月23日，他下达了这样的指示：“若各口所用之外国人皆由总理大臣选募，事多窒碍； 若别口不用外国人帮办，又恐事不画一，洋商必致藉口，易启争端 是以札饬李泰国总司其事。”[68]

英法联军一路攻入北京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咸丰皇帝逃往承德，留下恭亲王在京处理政事并与英法联军谈判。恭亲王在皇兄的准许下，提出设立总理衙门。[69]年1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四日后，恭亲王正式颁书，加委李泰国为总税务司。[70]对于敦促任命仪式的上书，皇帝这样下诏回复：“新定通商税则，既有外国人帮办税务一条，该英人李泰国，系总司税务，所有新设通商各口，自可令其一体经理。著奕等， 即行发给执照， 交李泰国收执， 责令帮同各口管理通商官员筹办。”[71]这个制度下，港口处理税务业务的人叫税务司；中文的税务司从字面看不如英文的称法—— customs commissioner ——来得气派。其奏报体制是要求税务司在对西方货船所载货物应缴税款进行评估之后，上报给北方三口通商大臣或者南方五口通商大臣。这两个职位取代了之前唯一的各国通商事务大臣。之后经由两位大臣，将数据上报给户部和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有对海关规章作出解释的额外权力。

1860年和1861年所发生的事件对海关历史有着重大意义，因为它们把从1854年以来原本只限于在上海实行的暂时管理模式，推广到全国范围。皇帝下诏任命总税务司的举动，更是将这一事业推向巅峰。然而，总税务司一职更多更重地在扮演国家某一部门的辅佐者，而非全权掌管一个独立机构。外籍海关税务司也同样被聘任为协助海关监督。对于清王朝，特别是恭亲王来说，新的管理制度给他们带来了更多对涉外事务的掌控，以及对涉外贸易税收更正确的知识。

李泰国的失势与赫德的崛起

李泰国被圣谕任为总税务司没多久，他就把这些地位和工作统统丢掉了。恭亲王在1861年4月诏李泰国进京商讨关务，[72]遭到李泰国的拒绝，他声称因健康原因要马上回英国。从后见之明来看，李泰国在1861年作出回国的决定是极不明智的。他对形势估计错误，反而将大好前程拱手让给了自己的继任者——赫德。那时，清廷能否延续的迹象尚不明朗。在李泰国离开中国前，他写信给额尔金以及威妥玛：“太平叛军近来势力强大，难以阻挡，已经立刻威胁到清朝的统治。”[73]在1860年春天，太平军一路占领句容、丹阳、常州、苏州和上海周边市镇。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军队依然需要奋战，以证明他们的实力。威妥玛写信给李泰国说：“除非曾国藩或是其他清朝官员能够夺回那些动荡混乱的省份，大清方有可能起死回生。否则，清王朝的分崩离析，只是时间问题。”[74]人们纷纷猜测北京的动乱到底会造成何种后果。恭亲王留京掌管政事，而肃顺在承德跟随皇帝左右。李泰国这样总结：“这局势对清朝来说是五十对五十的机会 在扩展这个体制之前，我想还是静观其变为妙，看这一年如何变化。”[75]

所以李泰国回到了英国。恭亲王任命赫德和费士来（George FitzRoy）会同署理总税务司职务，令他们“在数个口岸，与中国的海关监督通力合作”，将“税款及船钞上报给户部及涉外机构（即总理衙门）”，并确保中国海关雇用的外籍人员言行得当，因为“要中国政府评估他们的成绩是不太可能的”。[76]费士来当时担任江海关税务司，却不懂中文。他于1859年进入海关，1868年离职。关于他的资料很少，只知道他曾在1866年赫德回国期间，代理过总税务司。赫德于1854年来华，在英国领事馆任见习翻译。在他最初待在上海期间，就已与李泰国熟识，接着他被派往宁波领事馆学习汉语。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又被调去担任翻译，给中英双方的上级官员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当两广总督劳崇光在1859年督促他把江海关模式引进广州时，赫德拒绝了，并建议从上海请李泰国来负责此事。李泰国因此被请到广州，可是停留不久之后又因为上海有些麻烦需要他处理，所以又匆匆离去。[77]在同年，赫德接受了李泰国的邀请加入海关，开始在粤海关税务司吉罗福（G.B.Glover）的手下做事。这位美籍税务司几乎是一直掌管着粤海关事务，直至1870年为止。在李泰国离开中国时，他推荐赫德与费士来一同署理总税务司职务。[78]赫德在1861年6月来到北京，晋见了恭亲王，并与总理衙门的人员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赫德借着七份涵盖海关事务的备忘录（在当时称为“清单”），让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些备忘录的主题，包括如何对鸦片贸易征税，长江一带何处该开放口岸，对往来各口岸及其他地方的中西方货物如何征税，广东口岸对于往来的茶叶、盐、鸦片（洋药）征税细则以及整顿走私问题，等等。[79]

赫德和总理衙门大臣在初次会晤中，不仅讨论了海关自身的问题，还提及了为镇压太平军而购置新式船炮的事。[80]但是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对于新式船炮均茫然无知，无从下手。不过既然赫德已经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于是，恭亲王呈请上谕，批准赫德负责采购。[81]此事后来导致了李泰国与舍纳德·阿思本（Sherard Osborn）替清朝购买舰队计划的覆灭、李泰国的被革职以及赫德在1863年11月获得总税务司任命。接下来，我将分析这件事，因为它变成了在海关里人尽皆知的传奇：李泰国的行为是坏榜样，赫德则是好榜样。这件事还证明了一点：即使清朝处于最落魄的状态，恭亲王也不愿意顺应英国人。最后，它还见证了李泰国的没落以及赫德的崛起——前者坚信可以把现代化强加在中国身上，而后者反对武力干预。

李泰国——阿思本舰队

舰队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想法。早在1858年，李泰国就已对额尔金勋爵提及相关事宜。他认为《天津条约》第53条款提供了在中国沿海联手合作打击海盗的条约基础，而所需的支出费用则可以从海关税收中扣除。[82]这样一个由清政府出资来创设西式舰队的提议，不仅能整顿中国海上秩序，还为往来贸易提供了更好的环境，十分具有吸引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尚未结束前，一切都无从下手，但是它一旦结束，恭亲王就成为大力支持者。他们计划用上海、厦门、福州、宁波口岸的对外贸易收入来支付舰队费用；另外，此时在英国养伤的李泰国，被委托办理购置舰船的具体事宜。[83]

在李泰国看来，舰队就像一根棍子，把清政府撬进现代化的进程。他在1862年写信给赫德时说道：“我们需谨记，我们不仅要控制，还要指引中国政府。它现在还不能独立行走，多年之后才行。”[84]舰队解散以后，李泰国还于1864年在伦敦出版过一本叫做《吾人在中国的利益》的小册子，他这样总结自己的立场：

我对中国持如下态度：如果我协助你征税，那么你就应该把有关涉外事务的事情做好 中国政府是一根腐烂的苇草，无法依靠。而我当时正在努力构建的事业基础，必须要人为把它打造出来才行。我的职位是一个被中国政府雇用的外国人，我为他们工作，但我并不屈居他们之下。更遑论，一个高贵的人在亚洲野蛮人手下做事，是多么的荒谬可笑。[85]

在李泰国的安排下，舰队的各项事宜依照其“直接在我控制之下”的原则进行。[86]他深信只有舰队成为“海关的一部分”，清政府才会被迫开始进行其非常需要的现代化。[87]例如加强中央集权、建立起电报系统和铁路网络，以及发展煤矿工业。李泰国是一个现代化推动者，但他也认为中国自身在发展现代化方面能力不足，因此“我们需谨记，我们不仅要控制，还要指引中国政府”。[88]他认为如果英国不“强硬”地迫使清政府走上现代化道路，那么唯一的后果就是英国得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而这也是英国不想要的。[89]

在当时与清朝友好的新气氛下，李泰国毫不费劲地说服了英国政府放弃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所采取的中立法令。他还让议会通过了一项命令，让他和阿思本可以征选英国人以“进入中国的水师及陆军”。[90] 而阿思本是 “中国现立外国兵船水师”“总司令”的不二人选。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阿思本曾随英国皇家海军在广东作战过，之后也在马来半岛作过战，后来还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指挥过亚速海中队。李泰国坚持阿思本与其签订一则合同，指明阿思本身为 “中国现立外国兵船水师”的总司令，“只接受直接传给李泰国的中国皇帝的命令；对于通过其他渠道传达的一切命令概不作为。”[91]在带领舰队离开英国之前，李泰国让赫德从恭亲王那里弄到一封授权信，给予李泰国在购买舰船和雇用船员相关合同方面“绝对、无条件的自主权”。[92]

当李泰国在1863年5月再度回到中国的时候，局势已很明朗，清王朝依然气数未尽。赫德认为李泰国“变化极大。他变得如此英国化，让我担心他同中国人共事将会非常吃力”。[93]李泰国不愿再任职于清朝官员手下，“任何好的外国官员不应该屈服于被中国人管理，因为一旦这么做，他们很快就会面临被不当管理甚至瓦解的处境。”[94]李泰国返抵上海后，立即找新任江苏巡抚李鸿章，要他提银12万库平两。李鸿章对李泰国此举的评价是：“（若令李泰国一人专主，）要求胁制，后患方长。”[95]李泰国到达北京后，主张海关税收应直接汇解总理衙门，而非被地方官员截留，并且这些税款将被存放入一个外国银行以成为舰队的保障基金。[96]他还告诉总理衙门官员，自己不会像下级对上级一样向他们“申呈”，而只会向他们提供平行的“说明”。[97]李泰国说：“作为恭亲王的朋友以及值得信赖的顾问，他理应被视为清王朝的最高级官员，且享有应得的礼遇和相对的尊重。”[98]他还要求有一座亲王级别的府邸，出门要坐轿子。[99]

恭亲王断然拒绝了李泰国。他认为为舰队建立保障基金的要求是一种侮辱。他不承认给予了李泰国关于舰队的指挥权，声称自己虽然将雇佣军队以及财务事宜全权委托给了李泰国，但不包括指挥运作权。他说：“若照此办理，则中国为其束缚 若如所云，则中国大员与阿思本不得通气，必致贻误大事，自然不能允准。”[100]

尽管双方试图进行妥协以解决问题，但种种努力都以失败告终。部分原因在于李泰国蛮横的行径引起群愤；另一原因在于李鸿章和曾国藩致函恭亲王，除非他们能够参与舰队的运作，舰队可以与他们自己的军队进行整合编制，并且同意雇用中国船员，他们才会接受这个舰队。[101]到了1863年，清政府在和太平军交战中开始占上风，这意味着恭亲王并不再像1861年那样迫切地需要这个舰队。根据赫德日记中所述，李泰国甚至威胁要“将舰队卖给叛军”[102]，并且考虑“推翻清王朝”。[103]但这个想法并没有得到任何共鸣，同时恭亲王也不会屈服。1863年11月，赫德在日记中记录：李泰国在16日给他写的便函中称，“中国人已将他免职”。[104]李泰国在中国的权力生涯走到了终点，舰队最终也被解散。赫德取代了李泰国，1863年11月27日，他收到了恭亲王的任令。[105]

赫德所受的教育

李泰国离职回国期间，赫德和李泰国的关系出现了裂痕。李泰国认为赫德不够尊重他。李泰国写道：“虽然我深信你并非有意，但你好像颠倒了我们俩的位置——你把自己视为总税务司，而把我看成你的代理人。你要我用属于中国政府的钱来支付以你之名购买的项目。”[106]他认为赫德行事体现出自我膨胀的趋势：“你的来信通篇以‘我’字当头，使我不得不指出，除你之外早有其他人想到中国海军的问题。至于促使恭亲王同意购船的功劳，当然我丝毫无法居功。”[107] 赫德则认为这一切不但都是李泰国自作自受，且他在被处置后还做出相当情绪化的牢骚抱怨：“李泰国的安排，不仅没有汇报给总理衙门，而且它们还与总理衙门所认可的完全相反。Hinc illae lacrimae ［因此，那些眼泪］ 。”[108]为了顾及到上述如李鸿章和曾国藩等官员的想法，最后由赫德起草的水师规章则包括要有一名中国籍总指挥官以及中国船员。[109]

李泰国与赫德在指挥权方面的意见分歧，将事情推入了尴尬的境地，让矛盾难以化解。两人关系的裂痕逐渐加深。赫德曾受过很好的教育，而李泰国并没有；李泰国强硬粗暴，而赫德则通融随和，外表从容冷静；李泰国认为清政府没有能力独立自主，而赫德则对其给予同情；赫德希望的是循序渐进的改变，而李泰国则要革命。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李泰国认为在清政府手下做事有辱尊严，但赫德却觉得这很正常，并欣然接受。接下来，我将追溯赫德的发展历程以分析造成他们两人差异的深层原因。我把重点放在赫德在英国和中国所受的教育，他个人的信仰，以及在中国的经历。赫德任总税务司期间，其个人态度决定了他在位时海关的道德规范。

1835年，赫德出生于当时还是统一的爱尔兰北部，一个叫波塔当（Portadown）的小镇。在他出生之前30多年，英国合并了爱尔兰，正式名称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而在他出生之前十年，爱尔兰爆发马铃薯大饥荒。赫德家族在当地以卖烈酒为生，但赫德的父亲是坚定的卫斯理宗信徒。卫斯理宗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其主要思想有主张善行、寻求个人救世、倡导节制的生活方式，并且相信上帝即将重临人间。为了响应清教主义的崛起，赫德的父亲在1853年放弃了酿酒厂，然后买了73英亩农田。赫德曾于1845年到1846年间在英格兰陶顿（Taunton）的一所卫斯理宗的预备学校就读；一年后，他又到位于都柏林的卫斯理宗学校（后名为韦斯利学院）学习；最后他去了位于贝尔法斯特新建的女王学院就读，在那里学习拉丁文、希腊文、英国文学、历史、经济学，以及法学。他的老师把纪律、勤勉和责任感等品质灌输给他，也培养他清楚和逻辑严谨的写作方式。赫德深受当时自由派作家的影响，从他们那里吸收了这样的想法，即历史本身就是自由逐渐向前迈进的故事。

19世纪早期，公立学校及大学教育渐渐普及，加之帝国主义不断扩张，人们找到了成功的新途径。刚刚成为英国一部分的北爱尔兰人也从中获益。赫德在女王学院的许多同学，将来都会成为英帝国各个领域的有用之才，如外科医生、律师、学者、教师以及记者等。[110]赫德的机会终于在1854年到来了。当时担任外交大臣的克拉伦登勋爵要为刚设立的驻中国和日本领事馆选考人员。赫德因在女王学院成绩突出，被学院提名为他们最理想的候选人。[111]克拉伦登勋爵十分支持包令把驻中、日两国领事馆建设成高效而专业的建议。威妥玛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作为士兵来到中国的；李泰国是本杰明·迪斯雷利担任首相时期被送到中国的一个贫寒学子；而赫德则是属于受过良好教育且上得了台面的新官僚型人才。

因为《南京条约》中要求中英两国官员需进行直接交流，所以英国方面不得不培养一些能用中文交流的职员。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那时中文教师及汉语教科书均寥寥无几，英国的汉学家们甚至喜欢让他们自己专注于一种漫长的讨论，即汉语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语言。赫德在宁波找到了一位很好的汉语老师，他的老师认为学习中文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学生当作要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所以他的老师很快就让赫德接触了《孟子》《红楼梦》、四书五经以及康熙皇帝圣谕，等等。[112]因此赫德在中国所接受的那种语言训练，可以使他能够与清朝官员在相同的文学背景下进行交流，这对他大有裨益。李泰国的中文也很好，但他是跟郭士立学习的汉语。郭士立是传教士，他不愿意去认真看待中国的汉学经典。

赫德以一个年轻虔诚教徒的身份来到中国，毫不令人意外的，卫斯理宗的思想对他影响深远。在赫德到中国的最初几年里，他的日记中处处充满了对传教和宗教思考的讨论，以及与宗教有关的梦的描述。以下就是一个例子，描述了赫德在受领总税务司一职后不久，所做的一个宗教性的梦。它被记录在赫德1864年4月18日的日记中：

昨夜我做了一个最不可思议的梦。我觉得我与某个人站在阳台上望着月亮，在它的右边一群星星却奇妙地成簇聚在一起 看着这个景象，我正想着它会带来什么预兆，突然异常迅速地出现了一个小孩或婴儿：是活着的，但又像大理石。和我一起的那个人叫做威廉·斯旺顿，就在此刻，他喊道：“我的主呵，我的天（The Savior, by George）！”我也喊着“万岁”，在空中向那个婴儿跃去，呼喊着赞美上帝，心中感到极度欢腾 我觉得我仿佛真的见到了天堂，从那时起，我对救世主将会重临这一事实的真实性有了更加强烈的感受，非言辞所能表达。[113]

在这篇日记中，他还写道：“最近以来，我有几次在祈祷中醒来，或者在半睡半醒躺着之时感到一股愉悦，那‘完美的爱’驱走了恐惧。”

赫德的虔诚在中国却出现了动摇，他若继续留在英国，相信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他接触到了像密迪乐、密妥士两兄弟（the Meadows brothers）这样的怪人。密迪乐（Thomas Meadows）曾任驻华领事馆翻译，或者说是情报官员，他的著作《关于中国政府、人民及语言等杂录》受到费正清的高度赞扬，认为它是对中国政府制度的出色研究成果。[114]密迪乐之所以写这本书，是为了驱散“英国现有对于中国的误解”。[115]他希望能够“了解这个国家的机构，知晓那些看似奇怪的行为背后深层的原因，并且了解它们普遍的动机”。[116] 密迪乐变成太平天国的支持者。他最初是在德国学习期间接触到汉语的，从此开始痴迷。在赫德任职宁波期间，他的兄弟约翰·密妥士（John Meadows）也在那里。赫德在日记里曾记录了密妥士和医疗传教士玛高温医生（Dr.MacGowan）之间的一段对话。玛高温医生强烈主张种族平等，但当密妥士问他是否会和一位黑人女子同床共枕时，玛高温迅速答道“不，不，不”。赫德欣赏“这个问题的巧妙”，并评论说“我们有时看似怀抱高尚的信仰，却并非真心”。[117]赫德虽有信仰，但他对传教士们的自以为是和伪善感到不耐烦。

英国人在华的暴行使赫德感到震惊。他被调到英法联军占领下的广州做翻译时，在日记中记录了他所目睹的一群英法军人对一个法国水手被绑架并杀害的凶残报复行为。 他记录道：“一群法国人和一群英国人被派遣出来，我相信他们奉令在事发现场的附近对居民进行扫射。 结果有50个中国人被射杀在城门附近。”[118]在他1858年7-8月间的日记中，反映出了占领广州的英法联军是很不安稳的，他们总是被当地民间武装攻击，并遭到绑架与谋杀。[119]在1867年的一封信件中，赫德写道：

我相信我们英国人是被中国人痛恨的。我们希望他们能知道我们优越的诚实和真诚——也许他们知道；但这无法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就算在那些对外国人有一些了解的人里面，他们还是很讨厌英国人。英国人被认为是麻烦的制造者：我们挑起了鸦片战争；我们拿下广东；我们侵入了北京；我们烧毁了圆明园；在打击别人和制造灾难时，我们总是冲在最前面 他们没有理由不厌恶和痛恨我们。[120]

终其一生，赫德都在为在华英国人树立起更加良好的形象而努力。

一个始终盘旋在赫德脑海、折磨不休的念头就是性欲。他烦闷、挣扎，将它视作追寻纯净生活、获得救赎的一大障碍。他经常试着要让自己相信他已经能够驾驭自己的情欲。在1858年7月他写道：“我正在经历一次心理变化：和以往相比我现在较少想到异性；对幻想的诱惑不感兴趣。”[121]但过一段时间后，他就会忏悔这并不属实。在1857年，他开始与一位名叫阿姚（Ayaou）的中国女子发展出一段长期的关系。接下来的6年中，她为赫德孕育了3个子女。可能是觉得中国妻子不匹配他的新身份，成为总税务司之后的赫德，断绝了与阿姚和他的孩子的所有关系。他继续支付孩子们的抚养和教育费用，但是为了不让他们碍事，赫德将他们送去英国。那些孩子在英国所受到的照顾和教育，也完全与赫德所活动的高级社交圈中的人毫无重叠。[122]阿姚对这件事没有发言权。她或者她的家人可能收到一笔钱作为补偿。

在斩断与阿姚的情丝之后，赫德又试图努力借由遵守十诫来控制他的欲望，但是再次以失败告终。他在1864年记录道：“过去的六个月中我都是在煎熬中度过的；我那摆脱不掉的罪愆，‘沉溺女色’，日复一日地折磨着我 而现在最令我苦恼的却是我的幻想——我可以克制自己不要去做那些欢愉的事情，但我却无法克制自己不要沉溺在对它们的想象之中。”[123]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哦，女人，可爱的女人！然而这终归是对性的渴望——我担心它恐怕是那种比渴望同女人交往更加缺乏理性的激情。我喜欢有个女孩和我一起在房间里，我高兴的时候便抚弄她 在国内，一夫多妻可不行；的确，在英国这个行不通。英国女孩不会甘心，她们会彼此把眼珠挖出来，同外人私奔，使得她们的共同主子生活不胜其烦。在中国和对中国人而言 一夫多妻可以存在。要是我一直留在中国，我可能也会做中国人做的。我并不认为在中国这是不好的，我也不认为它在道德上是错的。[124]

他在1866年返回英国休假，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觅求一位妻子。他也的确这样做了，在那一年与北爱尔兰的赫丝特·布莱登（Hester Bredon）小姐结了婚。这段婚姻使他在后来的几年里当了一个心满意足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丈夫，住在舒适的大房子里，妻儿及仆人环绕周围，阅读、抽烟、喝红酒和拉小提琴。但是他的满足感，如果曾经存在过的话，也并没有持续很久。他和妻子后来大部分时间分居两地。[125]赫德与阿姚的关系的具体情况已无从知晓，因为他把那些记录着两人交往年份的日记撕毁了。但这段经历多多少少使他有了文化相对的倾向，他与中国子女间的血缘关系或许也让他对中国的命运有了自然而然的同情。从一个更深层的角度来说，他的宗教信仰与性欲之间的矛盾，似乎使他相信，自己也许是被神选中的人。在1864年8月，他觉得上帝似乎要交给他一个非同寻常的任务，所以用这样的诱惑来检验他：“我是否正在通过一场道德训练以让我日后可以扛起事情？要是我没有尝过这种锥心刺骨的训练，我就无法做好准备。”[126]

在被任命为总税务司后，赫德花了大量时间辗转中国各地，主要是将上海模式推广到其他还没有这个模式的条约口岸。在他上任总税务司后不久，于1864年6月被召到北京，从那时起他就居住在那里，并与总理衙门的官员们频繁往来，甚至天天都有会面。基于他在中国的学习、对这个国家细微的认识，特别是对其贸易体制的了解，以及他对领事及外交事务的熟稔，使他有一个优越的立足点。文祥这位被恭亲王安排在总理衙门的一名满族官员，变成赫德所尊敬和信任的谈话对象。[127]他们的谈话内容并不仅仅局限在外交事务及贸易往来方面，而是天马行空，包括道德及民族特质，等等。文祥对他的欣赏，使赫德心生欢喜。在他的日记中，赫德记录了文祥曾对他说，可惜“（他说）我未能生为中国人，要不然我就能够讨论‘道’的原则（the principles of the Way）”。[128]

在总理衙门，赫德渐渐意识到满汉关系非常微妙。有一个总理衙门官员曾经这样告诉他：“一想到有可能将当今朝廷赶走，每个汉人都会从心底感到高兴。因此，他们很乐意提出可能会引起政府和外国间麻烦之类的建议 政府的方针必须是与外国人保持最友好的关系。”[129]文祥向赫德吐露：满族人有骄逸的倾向，要是汉人想推翻清朝，对他们来说是轻而易举，所以满人要好好对待汉人。[130]这也是他和恭亲王都对汉族官员十分尊重的原因。

文祥对汉族官员的殷勤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政策。曾国藩和李鸿章正掌管着长江下游地区。李鸿章手下——华尔（Frederick Ward）已着手组建一支由洋人所构成的军队，配备有西方武器，并有一支炮艇舰队为后盾。对于恭亲王和文祥来说，把各国外交大臣和赫德安置在北京，是一项十分明智的政策。如果英国和当时正在统治长江下游地区的汉族官员达成了合作，在北京的满人的地位就会摇摇欲坠。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汉人官员与洋人这两个群体分开，并将英国人以及其他外国官员，都安置到北京，而这不正是那些外国人所长期企求的吗？为了确保赫德对清廷的忠诚，他们甚至不嫌麻烦地刻意安排一位有几个可爱女儿的清朝官员住到赫德的隔壁。[131]他们希望赫德能为她们所吸引，最好还能讨回家做小老婆。赫德的确在他们的花园中与这些女孩深夜幽会，但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132]尽管刊登在伦敦《泰晤士报》上的赫德讣告称他在晚年对清王朝的支持似乎有了动摇，但在19世纪60年代，他是坚定地靠在清朝这一边的。[133]

赫德在1865年的日记中写了下面这段话，无疑他是想到了李泰国：

对于一个由中国政府雇用或同中国政府有公务关系的外国人来说，有一个感性的看法，那就是基于他的职位和职责，他除履行自己因为拿了薪俸而必须尽到的职责外，在看到这个国家从外烂到内之后，还应将这个国家的拯救和重生看成有赖他的个人努力。我自己在最能帮助人的时刻，也曾经持有这个感性的观点。但是现在的我，既疲惫又沮丧，开始将这种想法搁置一边。我告诉我自己，首先对于付给我报酬的工作尽力而为；其次，在工作以外，无论是起头还是协助任何一项计划，都要在该计划看起来似乎有用、时机也成熟以及环境条件有利等情况下才进行。[134]

在1864年的一份总税务司通令中，他告诉下属“务必一直牢牢谨记，总税务司署是一个中国而非外国的机构，所以每一个海关关员在面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官员时，应严守分际，这样才能避免引发任何可能的冒犯和厌恶情绪”。[135]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是站在中国人一边的，我一定尽最大所能帮助他们。”[136]

赫德被形容为一个极品的官僚。他强大的责任感以及孜孜不倦的工作，自然地使他想要“把由外国人组成的总税务司署鞭策成形”。[137]但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做一台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

他在1863年7月写道：“过去五年中，我曾经常绞尽脑汁或想方设法提出某些行动方针。如果它们能实现，最终将使人们认为我的生命并非全然虚掷或一无是处。”[138]这种对于更高目标的追求，无疑源于他认为上帝将交派给他非凡任务的信念。世俗主义在19世纪的中期以强劲之姿出现，它带着一股改造世界使之更美好的奉献热诚，所以这个主义与宗教并非如一般所争论的那么不同。对于赫德来说，由于他拥护海关，并要把它变成一股做好事的力量，所以如他日记所记载的，他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学习更多“有关中国人、沿海省份、税务和为官的责任。这些都会有用处”。[139]这些就是为了上帝日后将给予的重任所做的最好的准备，也赋予一个人的生命以更厚重的意义。

推陈出新

我最初开始翻阅海关历史文献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它们看起来更像是我在受研究生训练时所接触过的清朝档案，而非像我在英国的档案馆中所找到的那些外交的或机构的资料。尽管海关文件是用英文写就，但对于其中所用的引文，它们若不是稍微换个方式改述，就是直接引用，并且放置在内文之中。这些做法并不像英国公文的方式那样，通常都是以附件的形式加诸在后，或是仅仅提醒参照其他文件而已。赫德认为清朝的这种方式比较好。他在一份总税务司通令中规定，函文必须“自身就应当是一份完好的文件；也就是说，它本身需要包括能让人理解的所有内容，而并非还要通过参考其他文件来达成”。[140]从这些小例子可以见微知著地反映出两个事实：海关并不是从天而降；另外，尽管海关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英国的文官路线，但它也采纳了中国官僚体制中的做法。

海关的中文名称，也从另一个角度点出了这个在19世纪后半期所形成的机构与以往的历史有着连续性。广州、福州、宁波、上海等海关在以往曾被称为粤海关（广东海贸收费处）、闽海关（闽江收费处）、浙海关（浙/钱塘江收费处）和江海关（长江收费处）。这些都是它们的传统名称，清朝在打败了郑成功的海上王国后，于1684年重新开放了这四个口岸，并继续沿用了这些名称。

和往常一样，新的事物总是建立在旧的上面。我首先会对17世纪末期和18世纪（盛清时期）的长途陆上及海外贸易的崛起进行概述，随后再探讨榷关制度。我们将会清晰地了解，清朝在西方进入中国之前，就已经突破了朝贡贸易的狭隘限制，同时海关也采用了榷关的许多面向。

长途陆上及海外贸易的发展

18世纪时，清朝的经济给欧洲的旅行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在他1736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中，描绘了一片无比富饶的土地：

中国内陆地区的贸易是如此发达，全欧洲都无法与之匹敌；中国各省就像许多独立的王国，以各自的产品来做互相交流，通过这种方式把数个地区的人结合起来，也使得富裕普及到全中国。湖广以及江西地区为不太富裕的地区提供大米；浙江地区则供应最好的丝绸；江南地区提供油漆、墨汁等一系列新奇的玩意；云南、陕西、山西生产铜、铁等金属，以及骡子、马匹和皮毛；福建出产糖以及最好的茶叶；四川则产植物、药材和大黄。[141]

约翰·巴罗（John Barrow）在1793年跟随马戛尔尼使团（Macartney mission）访华时也同样感到兴奋。他记录道，上海旁边、西湖岸上的城市杭州，“遍地都是商店和仓库”，“足以与伦敦最好的地区相媲美”。[142]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在19世纪中期来到中国，收集植物品种，采购茶叶。他在自己的游记中写道：“杭州的人民”相对来说，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较小；他们“衣着华丽，相当纨绔。除了最底层的劳动者和苦力之外，其他人都衣着光鲜，穿着由染色的丝绸、绉丝制成的华贵衣服”。[143]今日的杭州，又成了上海富豪们周末消费奢侈品的胜地：捷豹、劳斯莱斯、布加迪、玛莎拉蒂 ，劳斯莱斯还在西湖旁边的街道上设立了代理商。

马若孟（Ramon Myers）和王业健指出，到18世纪时，中国的长途贸易发展已远远超越了地方传统贸易以及官方“指令型经济”（command economy）的束缚。“指令型经济”，也就是由清政府指定由某些物品来当作缴税的类种或相关事宜。[144]清朝看到了跨区域谷物、消费品、纺织业和制造业的贸易的快速扩张。[145]江南，也就是长江下游的南方地区，其棉纺织品销往四面八方。苏杭地区的工场，专工染色和轧光工艺，同时负责生产衬衫衣料、南京棉布以及鞋袜。苏州的太湖地区以及四川、山东，则盛产丝绸。通过地区间的贸易网络，茶叶和糖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糖出产于福建、广东以及有“东亚地区的加勒比”之称的台湾，而这些地方也出产柑橘。糖厂先对甘蔗进行压榨，并蒸煮残渣，之后进行过滤、提纯和结晶，再对生产出的糖块进行精炼，从而制成不同精度的糖。茶叶则产自江西、浙江和福建。

清朝没有“出口”经济，其跨区域的贸易更为重要。但海外贸易并非因此就毫无意义。1570-1830年间，中国流入了总额为8亿两的白银，一开始是来源于日本，但后来的白银大部分都产自美洲地区。[146]中国向日本出口的货物，包括人参、大黄、白糖、兽皮、丝绸（尤其是黑丝）、乐器的琴弦、檀香木，以及少量欧式服装——因为荷兰无法满足如此大的市场需求。中国货船从日本带回了珍珠、紫铜、熟铜、军刀、做扇面所需的光滑纸张以及日式家具。中国又将这些日式家具运往马尼拉以及巴达维亚，转售给欧洲人。[147]中国向马尼拉出口的贸易，由徽商主导，货物包括丝绸、刺绣、地毯、垫子、长袍、茶叶、瓷器以及中药。销往巴达维亚的，则有绿茶、瓷器、烫金纸（马来人对此需求很大）、中药，还有餐具、托盘、茶壶等铜制品。进口物品则有银器、胡椒、丁香、肉豆蔻等香料、龟壳（用于制造玩具）、梳子、黄杨木、刀柄、鼻烟壶、檀香木、玛瑙以及琥珀。亚齐、马六甲海峡、帕塔那草坡（斯里兰卡）、暹罗的利根、安南，则是清朝商人的次要贸易地，从这些地方进口的货物，有胡椒、肉桂、燕窝、藤条以及樟脑。众所周知，清朝向欧洲出口瓷器和茶叶。在欧洲，奢侈品和手工艺制品贸易十分重要。

中国海外贸易的增长，意味着它越来越难被向来控制对外贸易的朝贡制度所限制住。正如费正清的评论，1818年编纂完成的《大清会典》将外国分成两类：一类是“互市诸国”，另一类是“朝贡诸国”。前一类包括日本（日本曾是明朝的朝贡国）、柬埔寨、利戈尔、帕塔尼、丁加奴州、彭亨、吕宋岛、棉兰老岛，还有爪哇岛。而朝鲜、吐鲁番、琉球、安南（越南）以及暹罗（泰国），则是主要的朝贡国家。[148]中国对于“互市诸国”与“朝贡诸国”的区分，反映出了一个事实：包括日本，并非所有中国的邻国一致认为清朝是合法的天命继承者。[149]他们视清朝为一个来自边疆地区的暴发户民族，而不是漫长儒家传统的继承人。

榷关

清朝建立起了一个榷关网络，用它来管理跨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如果说理藩部负责的是朝贡使团的接待工作，那么对榷关的监管，包括那些牵涉到国际贸易的榷关，绝大部分是落在户部身上，虽然工部也分摊了一小部分的责任。这也显示朝贡制度已经不再适用于管理贸易。正如祁美琴所指出的，榷关的历史如同其他许多同朝的机构一样，可追溯久远。[150]榷关数量在清朝时期增加到了34个，且各个榷关下面又有许多分关和卡口，分布于主要的交通干道以进行贸易管理和征税。这些主要交通路线，包括长江、京杭大运河、从北京通过山西省北部到达中亚的陆路，以及另一条从广东北部的韶关经过江西、沿赣江而进入长江的线路。另外，还包括通过四川省的贸易路线，从中原地带到淮河再通向大运河的路线，以及经过北京、蒙古和满洲段长城的陆路。

清朝建立起的四大沿海榷关，也是这个新关税体系中的一部分。和其他榷关一样，沿海榷关也下设许多分卡。江海关下设有20余个分卡；福建的闽海关，在群山连绵、海湾和岛屿交错的千里海岸线范围内，管理着多达60个分卡。粤海关是当时最大的沿海榷关，下设7个主要分关，包括澳门、广州、潮州、海南岛的琼州以及广西的雷州等。每个分关，都控制着它们各自的卡口。[151]

榷关收取的税率并不高，但庞大的贸易体量，导致榷关按例征收的税费，也就是所谓的“关税”，成为清朝的第三大财政收入来源。下表1.1提供的数据，统计了18世纪后半叶各个榷关呈报的收入情况。毫无意外，粤海关对财政收入贡献最大。有一个长期困扰清政府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利益。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正如英国历史上伦敦的金融城与其政治中心白厅（Whitehall）之间的不断抗衡。就中国的榷关来说，其引起的结果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间的不断来回摆动。康熙皇帝在1665年下令地方督抚接手当地某些榷关的监督权，因为由户部与工部委派的官员实行超额征税，“骚扰地方， 困苦商民”。[152]当时清朝的俸禄太低，而且不少官职还要花一大笔钱来买，所以很多官员借由大量征税以提高自己的收入；还有一个原因，他们如果能比官方指定的税额征收到更多的税款，还能在年度考察中取得功绩。[153]无可避免的，地方官员同样也被发现有敲诈之嫌。由于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系统，这也可能是致使恭亲王同意进行海关试验的一大原因，即让驻扎于北京的总税务司署率领各口岸外籍税务司的工作，并向总理衙门进行汇报。

表1.1榷关上报征税税额，1740-1795　（单位：1000库平两）

资料来源：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45-449页。

监督一职，一般任期一到两年，负责监管其辖区内的榷关。有的地方，当地的总督或巡抚也同时兼任这一职务，例如福建省的最高级官员就同时担任监督。在其他地方也有道台兼任监督的情况。道台一职权力很大，仅次于督抚，在知县之上，通常有资格直接向皇帝递交奏折。然而出于长远考虑，像在粤海关，一些重要和敏感的官职，都由包衣阿哈掌管，他们是专门服役于皇室、宗亲一族的奴仆，为皇帝提供有关地方政治、经济状况的可靠信息。还有一个更有利的方面在于，无论他们积聚了多少财富，皇帝都可以随时没收充公。[154]从榷关到海关的转变中还有一点被延续下来的是，监督们仍在形式上掌管着海关。作为一个忙碌的官员，监督通常依靠一个副手代表自己来处理海关事务，然后由他自己经手海关关税的实际征收和管理。赫德坚持要求所有海关税务司定期与当地的海关监督碰面，并及时通知他们各类信息。一开始赫德还要求税务司视海关监督为上级官员，但是后来情况渐渐演变成模糊的对等地位。一旦两者对某件事情有不同的意见时，税务司则靠海关监督作定夺。[155]

如果没有登记簿册和表格，官僚机构就无法运作。榷关编制了三种登记簿册。第一种叫“亲填簿”，由货物清单组成，商人亲自填写和上交，并记录了这个商人应付的税款数额。第二种叫“循环簿”，也被称为“红单存根册”，表格带有三联票根。榷关官吏填写完后，商人保留其中一联票根，剩下的一联留存于监督，一联留存于榷关。第三本叫“稽考簿”，分别按年、月、日详细记录税款数额，并上报到北京。

清朝沿海榷关，不仅针对船运货物以及货船的载货能力来征税，还有其他系列税费，包括停靠以及手续费用等。一个以广州经验为基础的税收在1686年向全国颁布，该税则把货物分成四大种类：衣物、食物、用物以及“杂货”，这些货物再进一步根据材料和质量来进行细分。对于进出口货物分别征收4%和2.6%的“正税”，在总的税费上另外加上20%的附加税，以及20%的手续费。[156]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所实行的低关税率，并非是帝国主义强加，而是既有做法的延续。

对按货船载货能力多少所征收的税款，叫作船钞（船舶吨税）。中国的帆船、亚洲船只和欧洲商船，被课以不同的税率。最初欧洲商船支付远远高于其他两种船的税率，但在1689年以后，其税率与亚洲船只一致。[157]船钞的征收是有弹性的。举个例子来说，18世纪晚期，一艘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在进入广州港口时经过丈量，从船头到船尾的桅杆共长94英尺，船宽则为23.5英尺。它照理应该缴纳2484库平两银子的船钞，但打折之后只要交银1500库平两，另外再付给海关监督300库平两银子以酬谢他的运作。两年后，当同一艘船再次来到广州港口，经评估它只要缴银1718库平两；但同时加上其他种种附加的名目之后，东印度公司最后却缴银3600库平两。[158]船钞成为新海关得以运作的主要资金来源。这里有着许多种杂税，包括众人皆知的“耗羡”，它以银两重新熔铸的耗损为由，而额外加以征收。此外还有进港和离港的费用，被欧洲商人称为“礼金”。[159]

清朝榷关的作用，不仅在于增加财政收入，还用于调控经济和管理政治关系。将对西方贸易局限于广州就是一个例子。西方商船在18世纪中期之前通常只进出广州港口。然而，在实施限制的数年前，这些商船开始向北航行，包括浙江省的宁波港。西方人想要购买的丝绸和瓷器等货物，在宁波要比在广州便宜许多，并且浙江的掮客与商人并不会像在广州一样，收取那么高的费用。为了维护广州的贸易利益，当时的两广总督杨应琚向朝廷递交奏折，建议浙海关应该比粤海关征收更高的税收。[160]还有另一份奏折支持粤海关在浙江舟山群岛中的定海设立分支，确保统一管理。当两套方案都失败后，乾隆皇帝下令“［洋船］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 此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161]其用意就是保护广东的海外贸易以及南方地区依靠广州口岸的陆路贸易。乾隆皇帝同时还希望将西方商人牢牢控制在广东一带，远离蓬勃发展的长江下游地区，因为这一带有很多具有自己想法的精英。

需要注意的是，乾隆皇帝的决定并没有阻止由中国帆船来进行海外贸易。中国民船从广州港驶往安南；四五百吨重的船只从福建下南洋；而宁波出发的船只，则驶往山东、天津、东北以及朝鲜。[162]四大沿海榷关的税收都有增加。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在1736年的收入，分别达到了203000、91000和62000库平两白银。禁令实施之后，三地的数据分别变为328000、87000和77000库平两。再过30年之后，闽海关的收入达到了350000库平两白银，而浙海关与江海关的收入则保持稳定。[163]这些都是上报的数据，真实收入无疑还会更高。

总的来说，在海关成立之前，清政府就已经发展了一套榷关系统来对海外贸易进行调节、控制和征税。虽然新式海关引入了更多新的措施，例如将国内贸易和国外贸易进行明确区分，但是从它对每一个关的命名上，以及从保留低税率和海关监督的角色上，就反映出海关是从榷关延续而来的。

从海关监督与税务司之间的往来函件，看得出海关监督是一个非常繁忙的职务，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更是如此。在这些往来函件中，一个反复出现的议题，就是监督们要求海关税务司拦截运送给太平军的武器军械，而且同时希望能够让清朝的军械和弹药免费通关。[164]海关对于清王朝的一大实质吸引力，在于它让清政府可以掌控军火贸易，而这一点在与太平天国的内战中至关重要。正如同小刀会占领上海时期一样，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有大量武器通过中国沿海口岸流入太平军手中。

辛酉政变将权力交给了一群年轻男人和一个女人。在1861年，恭亲王只有28岁，慈禧太后比他还小两岁。李鸿章38岁，尽管曾国藩属于较老的世代，但也仅有49岁。这是一场由年轻一代对抗年老一代的政变。赫德此时也不满30岁。难怪这一个年轻世代将会主导未来几十年的政局。人们总觉得英国代表着年轻的西方国家，而清朝则已是一个古老而衰败的帝国，但情况恰恰相反。英国的卜鲁斯57岁，阿礼国52岁，而包令则明显更年老一些，69岁。若是认为辛酉政变是儒家老人政治的复位，因此没有办法做出实质的改变，而英国却是个年轻、现代而且团结的国家，这种观点就算不是完全错误，也太过于简化了。尽管工业革命和改革的进程已经开始启动，但一些欧洲国家的工业化、统一，以及官僚化，也是一直要等到19世纪中期的克里米亚战争、德意志统一战争和意大利统一之后才陆续产生。[165]根据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Bayly）的观点，在那之前，欧洲仍处于一种“不停变动” 、不稳定、缺乏动力的状态，并且对法国大革命所爆发出来的民主的和民族的进程感到恐惧。[166]

在这种普遍虚弱的背景下，海关才得以扎根。它必须展现出既能够符合清朝的架构，同时又能服务于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的议题。当费正清说赫德是“清政府的小官员和海关的独裁者”[167]时，费正清是正确无疑的。但随着赫德建立起海关，他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在清朝的官僚体制内，赫德一开始只不过算在总理衙门里担任一职而已，别无其他。他并非和督抚等国家最高级官员一样，享有直接向皇帝上疏等特权；相反的，他必须要通过总理衙门的长官来代他呈上奏折。他得以在清朝顺利发展、步步高升的一大原因，在于他愿意隐藏自己的锋芒。卜鲁斯在提及清朝时写下了这么一段不算太夸张的话：

他们仅仅将总税务司视作他们所雇用的一个下属官员，让他对那些协助征收对外贸易关税的外籍关员进行总体监督，但并未赋予他如何支配那些收到的税款的权力。清政府从未把总税务司看作是一个政治官员，即使在涉及对外贸易的问题上，他们也从未征求过他的意见。[168]

海关的建立，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实际上是一个超过十年的过程。它最初是一个在上海成立的临时权宜试点。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一个主要转折点，它导致了《天津条约》的签订，从而对上海模式进行了规范，并且把它推广到其他开放口岸。而咸丰皇帝驾崩是个关键的时刻，因为这终结了他的政权向来主导的排外政策。另一个关键点是赫德在1864年永久地进驻北京。然而，即使在那时，总税务司署也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组织，既没有各个处室来管理各项职能，也没有船钞部（1912年后称海政局，1928年后称海务科）来管理沿海航行设施，或是负责收集并发布中国海外贸易相关数据的统计部门，以及保障港口安全的水上警队等。这些都在后来才逐渐出现。在海关的发展进程中，总有一些特殊事宜加诸海关，赋予它灵活性和适应性，同时也给予它勇于尝试并承担额外职责的意愿。

如果说海关的出现是一个特殊情况的话，不管在中国还是英国，它的创立都反映出一些更广泛的历史转折。由工业发展和自由贸易原则所造成的国际贸易扩张是海关建立的基础之一，同时英国决心将中国纳入其帝国贸易网络中，也对海关的建立起到了助推作用。公务员型的官僚机构的产生与自由改革思想的出现也起了重要作用。英国人还从印度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学到了教训，认识到光是运用军事暴力，是有其局限性的。此外，某些人的良好教育背景，对文明论述的重视，以及他们在中国的丰富经验等，都让像赫德这样的人对于中国产生出一定的尊重与同情。赫德配合的态度和乐于效力中国政府的意愿，使得恭亲王和文祥把他称为“我们的赫德”。[169]

我已经强调过，虽然英国和法国在军事上更胜一筹，但他们已经在中国暴露了他们的弱点。海关的用处不是作为帝国前进车轮上的一个齿轮，而是帮助减轻了英方的责任，巩固了它与清政府的合作，并确保中国支付维护沿海安全的大笔费用。从清政府方面来说，根本的转变在于北京也意识到英法两国会支持而非推倒清政府，所以决心对外国事务实行更加严密的控制，从而防止地方官员致使清廷卷入与西方国家的冲突。清政府还有对海关税收的迫切需求，它也特别想要打破广州帮对外贸易的掌控，尤其在长江下游一带。

最后，海关的出现还示范了一种政商逐渐分离的态势。赫德在1864年的一份备忘录中抱怨商人们对于海关的抵触。这并非是针对海关征收的税款，因为它们并不重。在海关建立之前，外商只需要派他们的翻译、账房或中间人来负责货物通关。然而“成立的海关因为要求对规章制度的重视，而给外国人造成一种感觉：他们觉得为了得到许可去做这个或那个，而不得不亲自申请或工整地填写好单证申请书，这有损他们的尊严”。[170]商人们“认为受中国雇用的外国人就如同某个受欢迎的报纸所描述的，只是一个不入流的粗人”，他们觉得“他［海关洋员］的职位剥夺了他所有的社交权利。”[171]要使税务司成为通商口岸的中流砥柱，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贸易和治理的分离非常重要，因为它让赫德和其他海关雇员可以将他们的国人同胞当作是其管理对象，甚而把他们当作商人加以约束，并且可以把清朝官员视同一起为共同目标努力的同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基于一个较宽松的翻译做法，费正清所用的“共治”（synarchy，见导论）一词仍然有它的暗示性意义。他必定是以“共治”指涉新皇帝的年号“同治”，来意味着一种共同统治的局势。换句话说，正如在这一章题记中引用的赫德语录，尽管在李泰国任总税务司时期，海关仍是一个外国机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只有在“变得越来越是个中国机构”之后，才能在清朝统治秩序中寻得一席之地。

[1]下文依据曾靖婷：《论肃顺人际网络与辛酉政变》，台湾成功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第3-4章；汤黎、余祖坤：《恭亲王奕䜣：政海沉浮录》，武汉：武汉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10章；邝兆江（Luke Kwong）：《危机中的皇权统治：1861年政变解读》，载于《现代亚洲研究》总第17期，1983年第2期，221-238页；闵安琪（Min Anchee）在其小说《兰皇后》（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出版公司，2004年）中提供了生动而具有暗示意味的小说化的形象诠释。

[2]黄宇和（John Wong）：《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1856-1860）》（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是一部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新的学术著作；对于精选的英国文件，参见邦纳-史密斯（D. Bonner-Smith）和拉姆比（E. W. R. Lumby）：《第二次中国战争，1856-1860》，伦敦：海军档案学会，1954年。

[3]曾靖婷：《论肃顺人际网络与辛酉政变》，第2章。

[4]恒慕义（Arthur Hummel）：《清代名人传略：1644-1912》，华盛顿特区：美国印刷局，1943年，第668页。

[5]清史稿校注编纂委员会：清史稿中“恭亲王奕䜣”部分，台北：台北国史馆，1986年，第7869-7860页。

[6]曾靖婷在《论肃顺人际网络与辛酉政变》附文3中引用了《谕内阁：解赞襄政务王大臣任并派奕等会议皇太后垂帘听政事宜》，1861年11月2日。

[7]对于总理衙门的建立，参见坂野正高（Masataka Banno）：《1858-1861年的中国和西方：总理衙门的起源》，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

[8]曾靖婷：《论肃顺人际网络与辛酉政变》，第158-165页。

[9]曾靖婷：《论肃顺人际网络与辛酉政变》，第61-76页。

[10]理雅各（James Legge）：《中国经典》卷三，《尚书》，台北：南方资料中心，1983年，第490页。

[11]清史稿校注编纂委员会：清史稿中“恭亲王奕䜣”部分，第7860页。

[12]芮玛丽（Mary Wright）：《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43-67页。

[13]见1858年3月20日~12月6日期间的赫德日记，由司马富（Richard J. Smith）、约翰·K·费正清、凯瑟琳·F·布鲁纳编：《步入中国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84-229页。以下简称《赫德日记（1854-1863）》。

[14]对于中国驻军的历史，参见葛雷汉（Gerald Graham）：《中国驻军：战争与外交（1830-1860）》，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

[15]关于对英国广州占领委员会的讨论，参见陈松川：《英国公共海事领域（1727-1839）》，剑桥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16]魏尔特：《中国海关起源、发展及其活动文件汇编》中“南京条约”条款部分，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38年，第6卷，第1页。下文简译为《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

[17]《中外条约汇编》中“虎门条约补充条款”，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造册处，1917年，第1卷，第390-400页。

[18]此过程参见《中外条约汇编》中“虎门条约补充条款”以及“英国贸易实施的一般规则”，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造册处，1917年，第1卷，第383-400页。

[19]柯塞北（Pär Cassel）：《审判的理据：19世纪中日关系中的治外法权和帝国权力》，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

[20]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267-370页。

[21]参见任智勇：《晚清海关与财政：以海关监督为中心》，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88页。

[22]引自葛松（Jack Gerson）：《李泰国与中英关系》，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211页。

[23]魏尔特：《中国海关的起源与发展（1843-1911）》，上海，1936年，标有“私人流通”字样，第9页。

[24]“威妥玛关于上海暂行体制的备忘录”，1854年，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34页。

[25]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第389页。

[26]引自魏尔特：《中国海关的起源与发展（1843-1911）》，第17-18页。

[27]陈松川：《英国公共海事领域》，第72-99页。

[28]宓吉（Alexander Michie）：《维多利亚时代一位驻华的英国人：解读阿礼国职业生涯》，伦敦：布莱克伍德，1900年；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第163页。

[29]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第173页。

[30]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第417-438页。

[31]“1853年9月9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关于实施暂行条例的通知”，《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20-21页。

[32]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第416-419页。

[33]“威妥玛先生备忘录”，《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35页。

[34]引自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第432页。

[35]阿礼国致包令，1854年7月6日，“关于改进海关管理的建议”，《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48-50页。

[36]《牛津英国传记大词典》，“阿礼国”词条下。

[37]黄宇和：《鸩梦》，第86-91页。包令是受到巴夏礼（H.Parkes）的煽动，见第69-83页。

[38]阿礼国致包令，1854年7月6日，“关于改进海关管理的建议”，《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49页。

[39]阿礼国致包令，1854年7月6日，“关于改进海关管理的建议”，《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49页。

[40]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第456-459页。

[41]魏尔特：《中国海关的起源与发展（1843-1911）》，第14页；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第460页。

[42]太平天国博物馆：《吴煦档案选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吴煦答问关于江海关税收及上海地方事宜》，1857年7月；《吴煦秉送于李泰国会议海关条款》，第6卷，第224页及第6卷，第300页。

[43]太平天国博物馆：《吴煦档案选编》，“吴煦呈江海新关延外国人为司税帮办税务缘由节略”（1859年5月17日），第6卷，第316页。

[44]太平天国博物馆：《吴煦档案选编》，“何桂清致吴煦”（1859年5月），第6卷，第316页。

[45]引生葛松：《李泰国与中英关系》，第60-61页。

[46]魏尔特：《中国海关的起源与发展（1843-1911）》，第13页。

[47]魏尔特：《中国海关的起源与发展（1843-1911）》，第15页。

[48]关于郭士立，参见杰西卡·露兹（Jessica Lutz）：《开放中国：郭士立与中西关系》，密歇根州，大溪地：爱德曼（Eerdmans）出版社，2007年。

[49]史景迁：《改变中国：在华西方顾问（1620-1960）》，伦敦：博德利·黑德出版公司（Bodley Head），1969年，第96-104页。

[50]D.C.M.普拉特（D.C.M.Platt）：《英国领事馆在海外贸易中的作用》，《经济史评论》总第15期，1963年第3期，第497页。

[51]葛松：《李泰国与中英关系》，第31页。

[52]葛松：《李泰国与中英关系》；魏尔特：《中国海关的起源与发展》，第14页。

[53]史景迁：《改变中国：在华西方顾问（1620-1960）》，第96-112页。

[54]刘禾（Lydia Liu）：《帝国的碰撞》，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章；詹庆华：《全球化视野：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8年，第47页。

[55]“《天津条约》附约通商章程条款十”（1858年），《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65-66页。

[56]太平天国博物馆：《吴煦档案选编》，“吴煦秉李泰国外国人帮办各口税务”，第6卷，第273页。

[57]太平天国博物馆：《吴煦档案选编》，“劳崇光奏粤海关务情形篇”，第6卷，第33页。

[58]引自詹庆华：《全球化视野：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第50页。

[59]太平天国博物馆：《吴煦档案选编》，“何桂清派李泰国为总税务司札”（1859年1月），第6卷，第270页；詹庆华：《全球化视野：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第45页。

[60]太平天国博物馆：《吴煦档案选编》，“何桂清派李泰国为总税务司札”，第6卷，第270页。

[61]汤黎、余祖坤：《恭亲王奕䜣：政海沉浮录》，第5-7章。

[62]任智勇：《晚清海关与财政：以海关监督为中心》，第93-94页。

[63]太平天国博物馆：《吴煦档案选编》，“吴煦上何桂清秉”（1859年3月31日），第5卷，第23页；詹庆华：《全球化视野：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第46页。

[64]詹庆华：《全球化视野：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第48页。

[65]太平天国博物馆：《吴煦档案选编》，“薛焕致吴煦函”（1859年4月28日），第5卷，第37页。

[66]太平天国博物馆：《吴煦档案选编》，“何桂清致吴煦函”（1859年4月19日），第6卷，第295页。

[67]太平天国博物馆：《吴煦档案选编》，“吴煦秉送于李泰国会议海关条款”（1859年5月），第6卷，第301页。

[6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687页。

[69]中国历史学会：《第二次鸦片战争》，“钦差大臣奕䜣等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1861年1月5日），第5卷，第340-342页。

[7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奕䜣给李泰国札谕派令稽查各口洋税”，第8卷，第2704-2705页。

[71]詹庆华：《全球化视野：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第50页；《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据上品酌奕䜣等照办”，第8卷，第2688页。

[72]詹庆华：《全球化视野：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第73页。

[73]葛松：《李泰国与中英关系》，“李泰国致额尔金及威妥玛”（1861年3月22日），第215页。

[74]葛松：《李泰国与中英关系》，“李泰国致额尔金及威妥玛”（1861年3月22日），第215页。

[75]“李泰国致赫德”，1862年5月9日。李泰国：《吾人在中国之利益：致罗素的信》，伦敦：哈德威克（Harwicke）出版社，1864年，第12页。

[76]“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号”，1861年6月30日，载毕可思、方德万编：《中国与西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档案》，伍德布里奇：汤姆森-盖尔出版公司，2004-2008年，第2卷。下文简译为《中国与西方》。

[77]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0页。

[78]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69页。

[79]该备忘录在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67-68页中有总结。原文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卷，第2916页。

[80]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68页。

[81]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69页。

[82]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出版社，1952年，第225页。

[83]葛松：《李泰国与中英关系》，第233页。

[84]李泰国：《吾人在中国之利益》，第13页。

[85]李泰国：《吾人在中国之利益》，第19页。

[86]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227页。

[87]“李泰国致赫德，”1862年5月9日，载李泰国：《吾人在中国之利益》，第12页。

[88]“李泰国致赫德，”1862年5月9日，载李泰国：《吾人在中国之利益》，第12页。

[89]李泰国：《吾人在中国之利益》，第3-5页。

[90]引自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230页。

[91]引自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234页。

[92]引自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233页。

[93]载1863年5月9日日记，《赫德日记（1854-1863）》。

[94]“李泰国致赫德”，1862年5月9日，载李泰国：《吾人在中国之利益》，第12页。

[95]引自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111页。

[96]费正清等：《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赫德日记（1863-1866）》，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78页。以下简称《赫德日记（1863-1866）》。

[97]《赫德日记（1854-1863）》，第265-269页。

[98]葛松：《李泰国与中英关系》，第140页。

[99]1863年6月9日日记，《赫德日记（1854-1863）》。

[100]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111页。

[101]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103-104页。

[102]《赫德日记（1854-1863）》，第273页。

[103]《赫德日记（1854-1863）》，第276页。

[104]《赫德日记（1854-1863）》，第317页。

[105]恭亲王于1863年任命赫德为总税务司，见“恭亲王1863年11月15日委任札谕译文”，《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143-144页。

[106]葛松：《李泰国与中英关系》，第228-229页。

[107]葛松：《李泰国与中英关系》，第228-229页。

[108]葛松：《李泰国与中英关系》，第233页。

[109]葛松：《李泰国与中英关系》，第173-175页。

[110]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169-170页。

[111]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175页。

[112]《赫德日记（1854-1863）》，第75、114、138页。

[113]载1864年4月18日日记，《赫德日记（1863-1866）》，第91页。

[114]费正清：“密迪乐对中国的影响”，载《远东季刊》总第14卷，第3期，1955年，第365-371页。

[115]密迪乐：《关于中国政府、人民及语言等杂录》，配有一幅广东省的草图，伦敦：艾伦有限公司，1847年，第1-2页。

[116]密迪乐：《关于中国政府、人民及语言等杂录》，配有一幅广东省的草图，伦敦：艾伦有限公司，1847年，第1-2页。

[117]《赫德日记（1854-1863）》，第66页。

[118]《赫德日记（1854-1863）》，第193-194页。

[119]《赫德日记（1854-1863）》，第192-205页。

[120]“致霍士（C.S.Forbes）上校函”，1867年6月27日，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特殊馆藏，魏尔特，卷宗号MS 16.（远东）。

[121]载1858年7月8日日记，《赫德日记（1854-1863）》。

[122]李兰（Li Lan）与迪尔德丽·威尔迪（Deirdre Wildy）：“一项新的发现及其意义：赫德发表的关于其19世纪在中国私密生活的法定声明”，《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第43期，2005年；更多关于赫德与其中国后代的关系的信息，请运用相关索引，查找陈霞飞、韩荣芳主编的《中国海关密档》。

[123]载1864年3月17日日记，《赫德日记（1863-1866）》，第73页。

[124]1864年8月14日日记，《赫德日记（1863-1866）》，第178页。

[125]与费正清观点相反，见《赫德日记（1854-1863）》，第320-324页。关于赫德对其婚姻的观点，见玛丽·蒂芬（Mary Tiffen）：《中国岁月：赫德爵士和他的红颜知己》，克鲁肯：蒂芙尼（Tiffania）出版公司，2012年，81114页。

[126]载1864年8月21日日记，《赫德日记（1863-1866）》，第18页。

[127]载1864年6月2日日记，《赫德日记（1863-1866）》，第132页。

[128]载1864年7月29日日记，《赫德日记（1863-1866）》，第165页。

[129]载1864年6月26日日记，《赫德日记（1863-1866）》，第184页。

[130]载1864年7月4日日记，《赫德日记（1863-1866）》，第153-154页。

[131]关于这一点，见费正清的评论，《赫德日记（1863-1866）》，第152-153页。

[132]参见1864年8月份的日记，《赫德日记（1863-1866）》，第166-189页。

[133]载1864年7月3日、4日及15日的日记，《赫德日记（1863-1866）》，第152-154页。

[134]1865年7月10日日记，《赫德日记（1863-1866）》，第301页。

[135]“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8号”，“海关应弘扬之精神应遵循之方针与应履行之职责之思考及诸专项规定”，1864年，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1卷，第36-37页。

[136]载1864年8月15日日记，《赫德日记（1863-1866）》，第181-182页。

[137]载1864年12月24日日记，《赫德日记（1863-1866）》，第54页。

[138]载1863年7月15日日记，《赫德日记（1863-1866）》，第153页。

[139]载1864年12月24日日记，《赫德日记（1863-1866）》，第54页。

[140]《内班人员诫程》，上海：总税务司署造册处，1878年，第5页。

[141]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中华帝国全志》，伦敦：爱德华·凯夫（Edward Cave）出版，1741年，第2卷，第334页。

[142]马若孟（Ramon Myers）和王业健（Wang Yeh-chien）：“1644-1800年间经济的发展”，《剑桥中国清代前期史》，第9卷上。裴德生（Willard Peterson）主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75页。

[143]马若孟（Ramon Myers）和王业健（Wang Yeh-chien）：“1644-1800年间经济的发展”，《剑桥中国清代前期史》，第9卷上。裴德生（Willard Peterson）主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21页。

[144]马若孟（Ramon Myers）和王业健（Wang Yeh-chien）：“1644-1800年间经济的发展”，《剑桥中国清代前期史》，第9卷上。裴德生（Willard Peterson）主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65-567页。

[145]马若孟（Ramon Myers）和王业健（Wang Yeh-chien）：“1644-1800年间经济的发展”，《剑桥中国清代前期史》，第9卷上。裴德生（Willard Peterson）主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17-621页。

[146]马若孟（Ramon Myers）和王业健（Wang Yeh-chien）：“1644-1800年间经济的发展”，《剑桥中国清代前期史》，第9卷上。裴德生（Willard Peterson）主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90页。

[147]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第1卷，第334页。

[148]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第35页。

[149]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96-253页。

[150]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16页。

[151]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9-41页和第71-84页。

[152]任智勇：《晚清海关与财政：以海关监督为中心》，第10页。

[153]关于财政背景以及地方官角色，见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约翰·瓦特（John Watt）：《中华帝国晚期的县官》，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2年。

[154]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第193-197页。

[155]“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8号”，“海关应弘扬之精神应遵循之方针与应履行之职责之思考及诸专项规定”，1864年，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1卷，第36-37页。

[156]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第217-219页。

[157]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第214页。

[158]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第215页。

[159]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第221页。

[160]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第296页。

[161]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第297页。

[162]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第312页。

[163]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第299页。

[164]见“宁波海关：与道台的函件，1861-1868”以及“监督各署来关照会”，载《中国与西方》，第174卷。另参见“海关监督致厦门关函”以及“江海关道台呈文等，1861-1862年”，载《中国与西方》，第175卷。

[165]方德万：“时代的铰链：中世纪的战争”，载《剑桥战争史》，第四卷，《战争及现代世界》，奇克林（Roger Chickering）、丹尼斯·肖瓦特（Dennis Showalter）及方德万编纂，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44页。

[166]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Bayly）：《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4年，第125页。

[167]参见费正清评论，《赫德日记（1863-1866）》，第98页。

[168]引自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252页。

[169]《赫德日记（1863-1866）》，第2卷，第242页。

[170]“1864年11月赫德关于中国建立新式海关的备忘录”，《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184页。

[171]“1864年11月赫德关于中国建立新式海关的备忘录”，《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185页。

第二章　赫德的圆形监狱

从那天起，他凭着顽强的毅力全身心地投入，靠着精明的智慧以及典型北爱尔兰人的商业能力，试图在中国的混乱局面中发展出欧洲的秩序。海关在他的杰出领导下，从一开始仅仅在某一地方充当对外国货物征收关税的代理机构，逐渐壮大成了一个伟大的和综合性的组织。

——“赫德爵士之死：非凡的职业生涯”
伦敦《泰晤士报》，1911年9月21日

那些依靠能力而成为君主的人，在取得君权的时候是困难的，但是以后保持它就容易多了。在取得君权时所遇到的困难，部分是由于他们为了建立国家和确保安全，而不得不采取新的方法和规章制度。人们应当牢记，没有什么事能比率先采取新的制度更加困难了，此事的成败并不确定，并且执行起来相当危险。

——尼可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君主论》

本章探讨赫德在成为总税务司后的十年间对海关的建设。在这十年里，赫德充分利用了清王朝与扩张中的欧洲帝国之间的缝隙、19世纪中期中国的内乱所导致的动荡局面，以及新的贸易体制和航海技术所创造的历史机遇，将海关打造成了一个有纪律的边界政权。当时帝国的边界并不像现代民族国家的国界线所划分得那么清晰，尤其是处在虚弱和动乱的时候，这一类的帝国与帝国之间的地带便给像海关这样的机构提供了有利的存在条件，且使他们变得非常强大。赫德在这点上相当拿手。赫德在通商口岸的外国领事和清朝海关监督之间开辟出一个清晰的空间。他能够占上风的原因在于以下条件：面对清海关监督时，他可以直接越过他们，向北京的总理衙门反映；面对外籍领事时，他又可以越过他们，直接诉诸在英国的政治核心。鉴于他的功利主义倾向，赫德通过将海关的总部——总税务司署——变为监督、管理、协调、控制各地海关的监控中心，从而使海关成为了一个福柯式的圆形监狱机构。海关成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有着森严的等级之分、严格的财务控制、良好的人事制度、明确的责任界限，以及丰富的信息流动，这些都确保了总税务司能够适时掌控海关正在发生的一切。

海关之所以繁荣得起来，不仅仅是因为它擅于取得职能、内部纪律严明，以及为中央提供的对外贸易税收，而且，还招聘了一班外国雇员，借由他们的社交能力、仪表素质以及教育程度等，赢得了外人对海关的尊重。最出色和最聪明的英国人，通常会首选进入国内的公务员体系、印度公务员体系或外交及领事体系；除此之外，海关就从其余的人里面接收最好的人才。海关的招募政策有两个主要面向：其一，就是要从全欧洲雇用职员，以让各国都觉得他们与海关利害相关；其二，就是海关要聘任有能力并有自信的高级职员，可以使得海关在各通商口岸受到商人、清朝官员以及普通民众的尊重。赫德把海关视为中国现代化集权官僚体制的核心。在1885年写给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伯爵（Earl Granville）的一封信中，赫德希望海关可成为“革新政府中各个部门的核心”。[1]他多次呼吁建立一个中央铸币厂；建议进行财政和金融改革，尤其是在田赋征收方面；建立国家邮政局；组建现代海军；成立铁路以及矿业建设部门。但他的这种直觉式的激进现代化的想法又受到缓冲，因为他意识到他应该要顺着纹理爬梳而非逆向而行。他经常有实验项目，用意在于一旦它们遭到反对，便可以及时缩手。这种谨慎对于促进人们接受海关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领事和海关监督之间

赫德认为中国积弱的一个主因在于它有“责任地方化”的倾向[2]，这意味着中央当局拒绝主动采取措施，放手给各省的地方官员去做事。而这些官员的现职任期通常只有几年时间，并且随时都可能被解职。赫德认为，其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很多人为了不犯错，变得异常小心翼翼，但这样过分的谨小慎微，必定造成害怕承担责任”。[3]赫德继续写到，因为官员薪水低廉，而他们又要花一大笔钱来买官，故而他们在职时就会“不择手段地捞钱”。[4]其结果造就了一群腐朽和懦弱的官员，害怕采取行动和极力逃避责任。赫德认为，改善此病症的良方就是组建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并以很好的待遇来雇用它的公务员，让他们能够享受任职的保障。似乎基于这样的看法，赫德遂把海关打造为一个集权并有纪律的组织。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削弱领事及海关监督在管理中国与欧洲和美国的贸易中的影响力。

约束领事

对海关来说，治外法权是一个难题。如果外国人只能根据他们本国的法律和在他们自己的法庭接受审判，那么在领事不合作的情况下，海关就难以对违反关税进行的征收给予惩治。另外，治外法权也威胁到了赫德作为总税务司的权威，它还有可能让海关里不满总税务司的人，可以在领事法庭上挑战他。

当关税管理委员会在上海成立后，海关是否对外国商人有权处以罚金的问题就几乎立刻出现了。在1855年，一艘属于宝顺洋行（Dent, Beale & Co.）名为“威南德号”（Wynand）的货船离开上海，并呈报其名义上的目的地为香港。但不久后却被发现它正在上海外围某处装运大米上船，显然违背了贸易条例。威妥玛建议上海道台下令将船只带回上海，并继而扣押了“威南德号”以及船上的货物，并对其施以罚款。对于倾向把威妥玛视为其助手的英国领事而言，他不相信威妥玛有权力采取这些措施。当这件事被反映到伦敦，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做出裁夺，认为中国政府绝对享有扣押船只和没收货物的权力。事后当问题被提交给英国皇室法官时，他们修改了克拉伦登的裁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海关只能进行罚款和没收货物，而不能扣押“威南德号”商船。[5]

同年发生的另一起案件中，领事法庭又推翻了李泰国所提出的罚款要求，而克拉伦登再度否定了领事法庭的判决，提出领事不应该视海关关员为自己的代理人。克拉伦登认为海关关员“实际上就是中国官员”。领事对海关关员行为的不满，只能向中国当局控诉。[6]这一立场也得到了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的支持，他在1859年写给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的信中提到：“当英国政府决定遵循美国的协议来卸下领事对中国征收税款的责任时，也就决定了不再剥夺中国行使相关自卫的权力。为了避免发生税收欺诈，对任何国家来说，［行使相关自卫的权力］都是必要的。”[7]

这些裁决十分有效，但它们也仅是对条约条款的行政解释。李泰国在回到伦敦的1861年至1863年期间，征求了一些著名律师的法律意见，其中包括了曾任副检察长、总检察长的阿瑟顿（W. Atherton）、上议院财政厅首席爵士凯利（Fitz-Roy Kelly）以及上议院女王法庭法官韩能（James Hannen）。他们的观点是：“必须承认，中国政府保留了一切它所没有明确同意放弃的主权利权。在这些毋庸置疑的权利中，包含在其国土范围内，强制实施其税法。”[8]他们的法律见解还提到了：“一个具有海关官员身份的英国人，若以前者身份来执行权力的话，则不归英国法院或特别法庭审理。”这意味着海关外籍职员不得向领事法庭投诉总税务司在其职务上所做出的行为。

当江海关税务司费士来在1864年没收了属于宝文商行（Bowman & Co.）的货物时，这一议题又再次被提及。驻上海的英国领事不接受费士来声称他是奉江海关监督的命令行事的说法，所以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不得不介入。卜鲁斯把这一案件上报给当时的外交大臣罗素伯爵（Earl Russell），称他已经驳回了这一案件，因为“控告已经承认没收的行为是在中国政府的权力下发生的”，因此“要我去让领事来进行这一场传唤费士来先生的闹剧，似乎并不明智”，因为他一定会提出主权豁免来辩护。[9]

在这件事情上，美国全力支持英国的立场。美国公使蒲安臣在1864年6月写信给美国领事时说：“对于美国公民在条约下所享有的权利与义务的范围，似乎存在一个明显的误解。”他继续写道，“中国政府在它未声明放弃的主权之下，有权利来强制实施其自身的税法”。还说“英法俄三国公使都授权我向你们转达他们完全支持［这种看法］。”他遂命令美国领事们要充分配合海关和海关监督们的工作。[10]毫无意外，赫德自然也是赞成的。当某位领事反对赫德对一张错误的载货单做出罚款的处罚时，赫德在日记中写道：“我还是认为，独立的中国政府在其领土之内，有权利和权力在它的主权范围内行使它未言明放弃的任何事情。”在说到那位领事时，他继续写道：“他持有的是另一种立场与观点 那就是没有得到外国政府允许的情况下，中国不得采取任何行动。”[11]如果赫德是为了使海关能够全面行使其职能，而需要将这个原则确认下来的话，那么对于驻在北京的外交使臣来说，这么做的好处就在于它可以使领事馆避免被无数的冲突和无尽的起诉所淹没，因为他们并没有能力来完全处理这些问题。

治外法权对总税务司管理海关职员的权力也是一大威胁。1867年9月，一位法籍镇江关税务司克士可士吉（C.Kleczkowsky）因被发现篡改账簿而自杀。[12]赫德曾坚持要他辞职，但在克士可士吉自杀之后，赫德还是给其妻子提供了一笔2100英镑的慰问金。[13]为了挽回克士可士吉的声誉，他的妻子动员了驻京的法国公使，打算将赫德告上法国的领事法庭。赫德与他的坚定拥护者蒲安臣讨论了此事，告诉蒲安臣说：“我所做的都是以总税务司的身份来执行的。这只是个内部纪律的举措。我已经为解释做好准备，我可以向中国政府交代我所采取的每一步措施。”[14]蒲安臣不但同意，而且根据赫德的意见，告诉法国使馆：“（他说）我必须是独立的，如果每个领事都先来对我施压，那么我怎么能做好事情呢？只要我不需要只听命于某一个人，我就可以得到所有人的支持。”这一观点相当具有说服力，所以法国公使也不再干预。赫德还召集了一个海关内部调查委员会，虽然委员会都认为不好去谴责过去的同事，但也觉得赫德并未犯错。[15]

这个议题以一场闹剧但又不是严重的形式于1870年再度出现。当赫德在1866年为了寻觅一位良妻而回到英国的期间，他聘用了方根拔（Johannes von Gumpach）为同文馆讲师，并授予他“数学和天文教习”的浮夸头衔。[16]方根拔，一位入英国籍的公民，是一个标新立异的学者，研究天文学、亚述人、巴比伦的历史、《旧约》以及哲学。他还写过“新生的星球——或者说是我们太阳系家族的新成员”，并试图推翻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17]清朝其实吸引了不少外国的骗子、有奇想的人和怪人，方根拔就是其中之一。

同文馆创办的目的是为外交机构培养人才，但是赫德对它有着更高的期望，希望它能成为一所卓越的中国高等学府。[18]尽管同文馆成立于1862年，但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实际开办时间被延后，一直要到1867年才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而且这些学生并不符合赫德的期待。赫德在日记中，失望地写道：“显而易见，大部分学生看上去都十分笨拙，前途暗淡。”[19]

方根拔早在同文馆开办之前就已经到了中国，但赫德和方根拔的关系在1867年的春天产生破裂。事情起源于赫德拒绝方根拔请求从总理衙门获得拨款，以便让他购置一个天文图书馆和天文台。[20]两人曾有数次会面，赫德要求方根拔学习汉语，以方便教学，并拒绝让方根拔担任同文馆总教习一职。赫德虽然拒绝给方根拔加薪，但他也愿意给他发足一年的俸禄，以防他辞职返英。赫德日记里记载着，在一次与方根拔的会面上，方根拔跟赫德说：“你不受人欢迎，因为你总是足不出户，也不带夫人出门 你不体谅他人，如同暴君！”[21]赫德在1868年秋天给方根拔停发了薪水，但给了他一年的俸禄以作遣散费，然而方根拔却把这笔钱当成了额外的奖金。

一年之后，方根拔又向赫德讨要薪水，得知赫德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将其解雇后，方根拔一纸诉状将赫德告上了上海大英按察使署（即英王在中国和日本的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霍恩比（Edmund Hornby）支持方根拔一方，认为赫德向总理衙门做出了虚假的陈述。在辩护中，赫德否认自己曾用虚报和欺骗的手段引诱方根拔来到中国。他还声称自己担任着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因此按察使署对他没有司法裁判权。霍恩比下令将赫德的辩护从记录中删除。[22]

对霍恩比的裁决，赫德向伦敦的枢密院（Privy Council）提出上诉。枢密院由资深政治家、牧师以及法官组成，是作为英国上诉的最高法院而运作的。赫德继续聘请李泰国曾经雇用过的律师来替自己辩护。他们认为赫德并不像方根拔所指控的那样蓄意为之，因为赫德在1869年还试图说服总理衙门让方根拔复职。更重要的是，律师团抛出了符合他们先前所持的观点，那就是赫德身为总税务司，因此并不能够被英国法庭追责。[23]枢密院最后做出一个十分细致的判决，认为赫德不能享有绝对的特权，因为一个官员永远都可以不被控告是不可能的。他们的理由是这样的，当官员以君王的名义进行活动时，虽然君王是永远不会有错误的，可是当这个官员做错了事，那么他就不再是君王的代理人，因此也就失去了绝对的特权。然而，判决也继续说，赫德确实是享有一定特权的，正如所有官员间的通讯都被赋予了特权那样。结论就是，方根拔需要负责举证赫德怀有恶意。枢密院的审判推翻了霍恩比的意见，并判定方根拔来支付全部诉讼费用，方根拔的解雇被承认有效。此后，方根拔一直待在上海，不断地发起反对赫德的运动，直到他在1875年死去为止。

这场险胜超出了赫德的预料。枢密院的作为让赫德明白，今后要把他告上法庭虽然十分困难但并非不可能。因此他开始着手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在1870年将李泰国当年曾获得的法律意见传达给各海关税务司，并令各关“将它们存档，而且在每个处室都要有一份在手”。[24] 除此之外，他在1870年的第20号海关总税务司通令中，禁止海关人员对彼此采取法律行动，否则就要尝到“被解雇的痛苦”。[25]赫德在方根拔一事上的胜利，并不代表着他对抗领事的终结。在19世纪70年代还陆续发生过多次领事挑战赫德和海关权力的事件，[26] 这些领事通常有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支持。虽然赫德曾是威妥玛的崇拜者，但他们的关系最终恶化了，赫德认为威妥玛想“搞垮我们”。[27]然而到了1881年，当威妥玛被曾经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做了清政府人质的巴夏礼（Harry Parkes）取代后，海关和英国在华外交人员及领事的关系改善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行事作风改变了，还因为英国在华地位这时也变得较为脆弱，所以支持海关就成为英国对华政策的一项重点。[28]他们假设的前提为：“如果英国公使和总税务司关系良好，如果他们是朋友，事事必可顺手。”[29]

赫德凭借法律、主权思想的内在逻辑、在北京的外国公使们想避免领事被贸易分歧所纠缠的愿望，以及英国国际地位的改变等因素来树立海关的权威。海关已经被合法地认定为清朝的一个机构，所以领事们就不能把税务司视作自己的帮手，反之要向其权威折腰。海关对英国商人的处罚权也被接受了。英国枢密院缩减了治外法权的范围。

但这里依然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了使外商接受海关的权力，必须设置一个允许他们申诉的程序。于是赫德创造出会讯公堂制度（Joint Investigation Court）来提供此途径。如果外商认为海关有错，那么他可以向其领事申诉，领事则要求海关监督在当地海关召集会审。会讯公堂由海关监督主持，由相关领事出席和询问问题，这样一来外商就能陈述他的案件，同时税务司在其中充当了海关监督的助手。会讯公堂的任务是确定事实基础。如果外商仍坚持海关有错，他可以向领事请求将案件通过外交途径继续追查。也就是说，让他们在北京的公使和总理衙门一同讨论这起案件。[30]这个设计是一个安全阀门，它用于保证海关不会被随意控告，用来减少地方纷争，并减少到达北京这个层级的棘手案件。会讯公堂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几乎没有商人认为值得花大笔的费用和漫长的时间耗在这个机制上。

削弱海关监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任智勇指出，海关监督在清朝对外贸易的管理上一直发挥着主要作用。[31]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梳理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军机处存档。任智勇对海关监督的重视是正确的，因为海关监督除了是很重要的地方官员之外，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还一直是关税的接收者。尽管如此，赫德运用让税务司与领事们疏远的同样方法，来确保税务司和海关监督之间也有一个明确界定的距离。赫德在这个议题上的立场，前后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变。在刚成为总税务司后不久，他认为税务司应从属于海关监督，但十年后的他则坚持税务司和海关监督应该是平等的，并且税务司应尽量减少牵涉到海关监督。

在概述这一过程之前，有必要对海关监督再多做一些说明。由于新的通商口岸的开放，依照通商条约章程的规定，领事需要与同等级的中国官员对口，所以恭亲王不得不任命许多新的海关监督。为了不让他们被视为北京的人，恭亲王拒绝了由总理衙门任命的建议，而是主张由相关省份的总督和两位南北洋通商大臣中的其中一位来提名海关监督，接着再以圣旨来确认其任命。[32]

研究自强运动的樊百川教授指出，海关监督如同外国领事那样，也视税务司为他们的下属。[33]虽然仅有少数海关监督和税务司之间的公函文件被保存了下来，但它们证实了樊百川的观点。在那些通讯中，海关监督是以上级对下级使用的“札”一词来致函税务司的。[34]再者，海关监督向税务司发放款项以使后者履行其职责的事实，更加深了这种看法。[35]另外，海关监督还在税务司的人事组织中派遣委员：一位通事、一位书办和一位负责计算海关税款的特殊职员。[36]年的第8号海关总税务司通令中提到“海关应弘扬之精神”，在此赫德将税务司职位定义为“海关监督的下属”，[37]并警告“那些从中国政府领取俸禄的雇员，不得做出伤害情感和引起嫉妒、猜疑或厌恶的行为”。

然而此话才出不久，赫德就开始采取步骤来削弱海关监督对海关的影响力。还应记得当初要把上海模式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时，何桂清曾坚持不能由北京，而应由当地官员在其管辖范围内任命海关税务司和其他外籍雇员。李鸿章在1864年也认为这个原则仍然是有效的。从赫德的日记中我们看到了他对此事的回应，“如果这个原则被允许，那么海关必定会办不起来。”[38]他决定：“我必须要试着把监督与当地海关分开 我必须把事情弄得清楚明白，那就是没有一个监督能够不询问总税务司而擅自罢免、或者取得朝廷谕旨去罢免任何一位税务司。” 1864年夏季，赫德拟订了一套海关规章制度并且获得总理衙门的批准。该章程很清晰地指明，总税务司只向总理衙门汇报，并且唯独由他负责“所有海关外籍雇员的任命、升降、薪俸、迁调于口岸之间和免职”。[39]如果地方官员有所不满，他唯一可做的，就是按照官僚系统将事情层层向上反映，直至北京。到了北京之后，总理衙门就会将它向赫德提出来。

赫德失去对九江关的控制，是导致他决心限制海关监督影响力的原因之一。[40]九江关在1863年开放，在它刚刚成立时赫德曾同意海关监督向海关任命三名委员。一名为内班人员，负责填写已经盖有海关监督印章的表格。另外两名则分在了外班，一名维持港口秩序，另一名则是普通杂役。尽管赫德希望大家都能一起和谐地工作，[41]但是那三位却被其他海关雇员和海关以外的人视为实际上的长官。九江关的税务司汉南（Charles Hannen）在1868年报告中称：“在九江，税务司这个职位似乎变成只是海关监督下面的首席供事。”汉南的继任者康发达（F. Kleinwächter）发现“办公室乱成一团，纪律松懈，委员的职位与其权力不但不符，他还豁免自己的责任”。

当海关监督命令康发达和委员一起管理九江关时，康发达表现出离愤怒以致让整个冲突爆发。[42]康发达坚持要与海关监督直接交涉，迫使监督亲自来海关给表格盖章，甚至还去搜查了海关监督在海关的办公桌，希望能找到贪污腐败的证据。当证据无凿后，康发达无法继续待在他的职位上，遂向副手移交工作，随后去了北京。赫德派杜德维（E. B. Drew）去九江关，命他用礼貌却坚决的方式来削减海关监督的影响力。[43]一年之后，在1869年的海关第25号总税务司通令中，赫德要税务司们与海关监督保持距离，并称在大多数情况下，就算“税务司不向监督咨询也足以胜任他们的工作。”[44]赫德不想再有第二个九江关。

赫德还利用改善海关的财务情况来巩固海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赔款在1866年终于偿付完，而赫德得到了总理衙门批准，每年可分拨到74.8万两白银，用以支付总税务司署和各地海关的运转。[45]薪俸从此就直接由总税务司署的海关津贴项目拨发给各个海关，[46]排除了税务司对海关监督的财政依赖。海关的另一大资金来源是罚没收入，该收入的40%可由税务司留存，剩余的则由总理衙门和海关监督分配。[47]另外，总理衙门在1868年同意70%的船钞让海关支配。赫德将把这些钱用于支付船钞部门的活动。拥有财政平衡的权力对海关极为有利。

税务司们对于自己被降格般地当成清朝官员的助理而感到不满，这也促使赫德要改变与海关监督的关系。[48] 在1869年第24号海关总税务司通令中，赫德承认税务司们有理由来抱怨他们的社会地位，然而他也辩称为了获得清政府的信任，有些做法在早些年的海关是有必要的。[49]赫德之所以可以这么做，也还因为清朝的大臣越来越支持税务司。他们声称海关监督更换频繁，因此往往不能了解地方上的情况。[50]

1873年，赫德指示税务司们不仅要避免牵涉到海关监督，同时也强调他们是平等的。在同年的第13号海关总税务司通令中，他首先要税务司们停止称呼监督为“阁下”（His Excellency），因为中国人习惯称呼的“大人”，非定译为英语中的“阁下”。[51]其次，他要税务司们避免使用“海关监督命令我如何办理”的语句，因为“海关监督并非命令税务司”，税务司和海关监督是“会同办事”。如果有问题需要联系海关监督，税务司应说他们是与其“磋商”，而所做出的决定也是双方同意的结果。当二者意见不一致时，虽由海关监督定夺，但税务司要将其汇报给赫德，这样他就可以与总理衙门共同讨论这个问题。[52]

在领导海关的第一个十年中，赫德为海关在领事和海关监督之间取得了清晰的定位。他依靠法律论据和驻北京的外国公使的支持来抵制领事的侵权，以更谨慎的做法来避开海关监督。随着海关声誉的不断提高以及它应做业务的增加，使赫德所需的支持得到了保证。在1861至1873年间，关税从440万两提高到900万余两白银，船钞从16.4万两增加到45.4万两白银。[53]这种成功是不言自明的，有目共睹。

官僚化：表格、登记簿和通讯

1864年第8号海关总税务司通令中写着税务司的职责“虽然重要，却也简单。任何一位具有常识的人，只要依照着口岸章程来行事，就很难不会做到令人满意而且高效。该章程提供了几乎所有一般性偶发事件的预案，再辅以事务惯例，事情的处理就如同机械般正确了。”[54]这种描述例证了赫德对于海关的理想看法：海关就像一台上了油的机器一样顺溜地运行着，保证了稳定的税收来源和贸易秩序，而其内部运作却也不特别引人注意。赫德利用了报表、登记簿、列表清单和表格等来收集信息，以使海关成为这样的一台机器。下面，我将探讨海关搜集和传播信息的主要方式，并重点关注其制度是如何把海关塑造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的。

海关总税务司通令

海关最重要的文件就是总税务司通令，前后总共发布过7500份左右。总税务司通令是总税务司写给税务司的文件，从1875年开始就由海关造册处印刷，并由造册处税务司副署，以确认其真实性。[55]在海关内，总税务司通令具有与法律等同的效力。下面举一些例子，譬如在1863年的数份通令中，要求各关采用标准化的表格来按月上报扣押和没收的情况；也确立了与总税务司的通讯所需遵守的要点；规定了税收分析季度报表的样式；要求税务司们的通讯记录应填写在登记簿上，以及禁止税务司们私底下有生意往来。之后在1867年的几份通令中，要求税务司们详细填表记载他们的外班人员；特别规定海关的船舶及建筑物应该悬挂旗帜等有关设计；要求海关出版物所卖出的收入必须汇到上海的某个账户上，以及通知税务司们要用新的表格来汇报进出口。

赫德在1869年发布了30份总税务司通令。它们处理的事情包括：船舶吨位的测量，对钟表所应收取的关税，提供新的贸易季度报表，详细介绍了新的会计制度，管理苦力移民的条例，推行有关海关财产的标准报表，等等。在1873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介绍了新的海关旗帜，规定了如何向海员发布海江警船布告及其具体内容，明确了怎样培训下属，制订了中国船主所有的进口蒸汽船只的船舶规则，以及提供了中文版的货务舱单的标准样式。

海关总税务司通令是机密的。税务司不能把它泄露给海关以外的任何人，即使在海关内部，它们的传达也是有严格范围的。每个海关都存有一套截至最新日期的通令。详细的索引，使通令能够很容易地被拿来作参考， 也让税务司和帮办们几乎在所有的情境之下都能够有依据地出决策。总税务司通令也撑起了整个海关机构的历史记忆。因为它们是机密的，所以为海关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界线，使它与清朝其他的官场和公众分隔开来。总之，总税务司通令可以被视为总税务司最高权威的表达。

申呈

申呈（dispatches）是一种较短的文件，用来为某个行动申请授权，或者用于发布指令和通知。赫德主张申呈应以一种标准的形式来发布，规定要用大页纸书写，并在左侧留出空白边缘以作装订之用。每一年都要标记上连续的数字，而且在每年的第一份申呈上，还要详细标注上一年寄出和收到了多少申呈。[56]申呈要以标准的方式折叠，附上摘要，写明收件地址，信封上标明“On Service（公务用）”字样以表明是海关业务的一部分。这些要求确保了申呈不会被丢失，而且它们可以被登记和编入索引，从而能快速查找到过去的某个活动。申呈是机密的，“通事和外班人员不能经手申呈”，而且“雇来负责这类通讯的职员也时而会被提醒，他们被委任的是一项机密的工作，无论是相关主题还是未经授权事宜，既不能与他们的伙伴私下交谈，也不能以任何方式公之于众。”[57]机密性强化了海关与其他官僚机构及商人的分隔，同时也提升了团队精神，至少对于内班而言有这样的效果。

赫德是个讲究细节的人，他在1868年抱怨说：“很遗憾，我必须要说，要使众多部门遵循一个简单指示，即如何折叠和登记申呈和随函附件，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我现在要求你转告你们的部门，如果以后在呈递给总税务司署的文件中发现任何错误，其后果就是那位本应为这份文件的正确性负责的职员的名字，将会被列到其所属职位名录的末尾。”[58]即这些人的定期晋升将会被延迟。

赫德认为中国的申呈格式要优于西方。1873年，有一份总税务司通令特别提到如何书写申呈，他这样写道：“中国的官方通讯实际上可以被当成范例。它们的两大优点是：每份申呈自身就是一个完美的文件；依照该申呈的目的，每个文件首先都把事件按时间顺序加以排列陈述，接着才是建议或者评论。”[59]

半官函

与税务司必须要填写的表格和要寄出的申呈相比，赫德没有为“半官函”（semiofficial correspondence）设定一个特别的格式。它们的性质为“非海关事务，无论将涉及洋人还是当地华人，只要它们需要北京方面的指示或可能引起北京官员的干预者”。[60]税务司们也可以通过半官函对他们在申呈中所提及的行动加以评论或解释。赫德不想处于窘境，即让变成全北京“最后一位知道”口岸发生事情的人。

半官函在语气上是很个人化的，写得也很直接。它们不用做索引和登记，因此未成为官方记录。虽然赫德保存了他所收到的半官函，但并未对自己发出的半官函保留副本。目前还不清楚半官函是什么时候开始采用的，但在1874年第15号海关总税务司通令中，赫德提醒税务司们说，在发给他们的任命状里有这样一个规定，即“每隔两周就要私下写给我”，并“让我知道有趣的或者重要的事情”。这则通令的要点，就是提醒税务司们不要用半官函来汇报日常事务，因为所有的正式事务都应该写在申呈里，这样即使到了后来也可以追溯。

1900年之前所写的半官函现存很少，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海关总税务司署被焚烧，档案遭到破坏，它所保存的半官函也已丢失。目前，各地海关档案也很少对研究人员开放，所以我们无法看到他们所保存的半官函。到了1900年后，半官函更被视为私人而非海关的财产，结果税务司们在退休或被解雇时，通常都会将之带走。

然而，我们可以从一封赫德在1867年写给镇江税务司康发达的信中，了解到赫德在采取何种方式给税务司写半官函。虽然赫德在写这封信时，半官函的制度还未正式建立，但从这封信上仍可一窥究竟。当康发达在镇江时，他想制止中国商人从洋商手中购买运照。运照能让洋商的货物在通过内地所有厘卡时，免缴纳任何费用；而中国商人不被允许购买这类运照。在该半官函中，赫德告诉康发达：

指导你的基本原则：

1——要明智地记住，在任何国家，把天天都使用的权利给外国人却不给本国人，是一个失策

2——要铭记，总税务司署致力于成为一个模范机构，对于有问题的事情就不应主动提供协助。如今，当地方官员发现有个本国人为了规避缴纳地方税款，于是雇用外国人通过转口制度来替他运输货物时，他们确实是有权来处罚他。但事实是，这样的处罚很有可能过当或者不符合比例原则。因此，若本地人尽其所能地来抗拒官方的错误，也即官方的行动才造成这个人在他自己国家的地位还比不上一个外国人，就算他用的方法是利用外国人的贪婪来抵制这一税法，这么做是否真不道德也还值得讨论。

诸如以上信息写入通令是不可能的，却可以放在半官函里。

半官函不禁令人想起雍正皇帝（在位时间1722-1735年）所创立的宫廷密折制度。当半官函的功能从1900年逐渐明朗化后，[61]它如同密奏制度一样，在总税务司和各地税务司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私人联结。除了当地的问题以外，税务司们在半官函中还会谈及他们的沮丧与困难，这包括海关政策；并且通常在他们接管某个海关之后，还会议论到他们的前任。因为税务司们不知道他的同事们是如何说他的，只有赫德一人能通读全部信件，所以半官函也就成为一个使总税务司能让税务司们之间相互猜疑，并且阻止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其统治的好方法。

表格

税务司的生活就是不停地填写表格。到了1875年，税务司们有义务呈递不少于20种具有标准化表格的不同报告。大多数是月报，有一些是季报，也有一些是半年报，其余的则是在年末上报。每个月，每位税务司都要上报关于地方事件、海关活动、税收和支出的报告。每个季度，他们要上报一份税收报表、一组账目、一份关于罚没的报告和一份贸易报告。员工的考成报告则每半年上报一次。在年末时，税务司们要填写一份年度预算，一份关于灯塔、浮标和信标的清单，一份年度税收报告，一份年度贸易报表，一份贸易报告，一份文具申请书，一份关于寄出和收到的申呈的报告，还有其他相关报告。除了这些固定的报告之外，赫德也偶尔会要求递交一些特殊的报告，比如关于地方惯例的更改、中国官员所拥有或者包租的轮船、供给申请和联合调查报告等。这是一个庞大的综合数据采集系统。

这些报告深触到了各个海关的运行问题。赫德在1868年曾经要求税务司们“在一周之内”完成一份各关使用文具情况的表格。赫德想知道需要哪些种类的纸张、信封、登记簿、书信发文簿、钢笔、铅笔、小刀、橡皮、蜡、胶水和墨水等，总共用了多大数量，花了多少经费。[62]“贸易报表”将商品按照大小、样式、颜色和质量来进行分类，其中仅棉货一项，如果没有百余种以上，至少也细分成了数十种类。每月的船钞报表，则要求得到以下信息：有多少“帆船、轮船、江轮和当地民船”驶入港口，有多少吨位，来自哪里，船上挂着何国旗帜，还有它们将要开往哪个港口。[63]

赫德从1863年开始也要求填报关于海关内班华洋职员的信息。在他所设计的表格上要求填写中文和英文姓名、年龄、国籍、进入海关的时间、目前的职位和薪俸等。[64]内班人员包括税务司、副税务司和头等、二等、三等帮办等职级，而这些信息能帮助赫德评定员工等级。[65]赫德明确了各职级的薪俸，规定了各口岸每个职级中应该有多少雇员。他把这些内班人员规定好以后，其成例也推广到外班。外班的主要职级包括负责监督全体外班人员的头等总巡（1927年后称监察长）；还有职如其名的如在海关验货厂、码头和浮桥上检查货物的验货员；驻守在船上、打击违法装卸货物并监督货物到岸转运的钤子手（1927年后称稽查员）。和内班一样，每个外班职位也被分成若干等级，每一级别规定相应的薪俸。

为了进一步控制海关雇员，赫德在1868年要税务司们上交一份“你所管理的海关雇员的行为和资格”的年终考成报告。[66]赫德想知道员工在工作中是否准时、仔细和愉快，是否与同事们保持良好关系，是否有好的习惯，在中文学习上是否取得进步，以及是否取得什么特殊的证照资格。他说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使我自己完全地了解每一位海关雇员的优缺点，以便使应得到晋升的人得到擢升”。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样，许多人期望职位仅仅按照“资历”晋升，也即按照在海关工作时间的长短排序。赫德最后做出部分妥协，同意只有一些晋升是以选拔的办法来进行。[67]

从1873年起，分派在各关的职员名字都被列在了题名录上，每年出版一次。[68]这一开始并非是赫德个人的主意，而是内班人员的建议。它初始的作用只是为了执行权力分层的等级制度，到后来被用来标识新的身份等级。

赫德的规章、报告制度和种种通讯是相互联结在一起的，并借由这个联结把官僚纪律逐渐灌输到原本可能只是一个松散的组织里。但无论赫德对于惩戒的直觉本能有多么强大，他也意识到规范毕竟有其限度，且地方差异较大。他希望税务司们运用常识：“因为臆测某行动与某个法条的基础原则相违背，就会与原则产生冲突，所以就不采取行动，这是错误的。根据情况而采取特殊行动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69]他不要税务司们仅仅成为运转的公务员，而要主动“改善他们的部门，或者在所在的周围地区进行改革”。[70]然而，在赫德鼓励这种主动性的同时，他也坚持税务司们要随时让他知道。他说“我不愿意为被蒙在鼓里的行动负责”。海关职员为了升职和晋升到税务司的职位，向领导人展现常识和主动性以便留下好的印象是非常重要的。反过来，这也加强了总税务司对海关的统治。

向海上去：船钞部

“为了走得稳妥，我们必须缓慢地匍匐前行”，这是赫德的座右铭。[71] 他曾在1865年写了《局外旁观论》，阐述清朝若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认为应该采取的措施，包括吸收西方的技术、创立集权且有效的官僚体制以及改革税收制度等。他的建议最终无疾而终。总理衙门将赫德的奏折呈递给了皇帝，皇帝指示将其发给清廷大员传阅，并且让他们议论，但是收到的回应很少，于是这份建议就这样被悄悄地搁置了。[72]从那时起，赫德就在海关的庇护下开展各种计划，今天尝试这种，后天尝试那种。他所尝试的项目很少有结果，但是把“改善通往港口的航道，促进中国沿海的助航设施”设为目标的“船钞部”是个例外。[73]船钞部的成功来自于以下数个事实：海关所征收的七成船钞被投入到改善航海之中；[74]中国沿海的失序给海关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缺口以让它完全投入这个领域；还有，船钞部占领了最好的位置来向中国介绍新的航海和海上运输技术。因此，船钞部立志要“使中国沿岸之海航，有如在纽约百老汇路煤灯光下的安然散步”。[75]

集权化的直觉反应

这并非史无前例。早在1858年4月，当额尔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驶往上海时，他注意到“一艘漂浮的灯船、一排标示航道的浮标以及一座灯塔”指引着他进入这个城市。[76]同样地，在烟台，海关监督已经在靠近海岸的岛屿上设置了灯塔。在厦门，税务司已经接管“原本装设在大担岛上一个寺庙里的捕鱼灯”，并用一个照明度更强的灯来取代它。在广州，曾经有一艘叫作“伶仃”的船，因为接收鸦片而招来恶名，并且不知何因“意外地沉没了”。于是在它突出水面上方的桅杆上，装上了一盏灯，因而成为了“广东的第一个灯船”。[77]

1868年第10号海关总税务司通令宣告了船钞部的成立，赫德竭力地向曾经为此付出的努力致上敬意。他提到，浮标、信标和灯塔在许多港口都已经设立了，例如牛庄、天津、上海、宁波、福州、淡水和厦门等。他把为何要创立船钞部合理化了，因为这么一来就可以集中计划，避免珍贵资源浪费。他写道：在前些年，总税务司署已经在着手拟定一个周详的计划，以促进“从牛庄（位于中国东北地区）到海南”的安全航行，从而可以“撙节资源，并创造出真实的且持久的设施”。[78]赫德把主动权从各关税务司们那里夺走，并且在同一份通令中要他们直接向总税务司署递交“船钞部应该采纳的工作建议”。[79] 这个由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和航海专家所组成的船钞部，便会从技术的可行性和优先顺序的角度，来考虑计划的实施。总税务司署则掌控总体，并在预算之内分拨资金。

船钞部的初始设计，是让一位海务税务司专门负责，让该税务司直接向赫德报告，并由灯塔及理船（即港务）两位营造司（即工程师）作其辅佐。曾经在“李泰国——阿思本舰队”服役过的英国皇家海军霍士船长（Charles S. Forbes），在1868年被任命为海务税务司。但在两年之后，他因为转投加利福尼亚州的淘金热潮而辞职了。灯塔营造司韩得善（David Marr Henderson）的聘用则是个成功。韩得善是一位合格的工程师，曾就职于当时引领世界的钱氏兄弟（Chance Brothers）玻璃厂。他与这家工厂闹翻后，在1869年被招聘到海关。他将自己的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海关，为中国沿海建造了许多灯塔，最后于1898年退休。[80]理船营造司则一直没有任命。赫德最初的计划是将中国海岸线划分成三段，随后又调整为两段。[81]其中一个巡查司设在上海，负责管理中国北方以及长江沿线的港口，另一个巡查司则设在福州，管理中国南部的所有港口。[82]

最初的两位巡查司，分别是法国人威基谒（S.A.Viguier）和美国船长毕士璧（A.M. Bisbee）；这个任命再一次显示了保持海关国际化的努力。跟韩得善一样，毕士璧有着很长时间的海关职业生涯。他在1881年成为海务巡工司和上海理船厅，并在这个职位上为海关服务了20年。总营造司和海务巡工司直接向赫德报告，在他们之下则是各港口的理船厅。必须说明的是，在形式上各港口的理船厅仍然是各海关税务司的下属。赫德觉得不是每个港口的航运量都大到要聘任一位独立的理船厅，[83]所以在某些港口头等总巡就兼任理船厅。他们负责停泊船只，分配泊位，开展引水服务，管理当地的灯塔看守。如果港口有警察的话，也要负责管理他们，还要维护本地的助航设施。赫德在1868年第10号海关总税务司通令中承认，把船钞部建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本是十分合理的；但他以经济成本来考量，船钞部还是被纳入海关里面。[84]

照亮中国海岸

1870年，赫德为总理衙门准备了两份备忘录，第一份是计划建造灯塔的概要，第二份是关于已经支用和将要如何使用船钞的详细账目。清政府曾被指控并没有履行条约规定，即用船钞来改善港口和航海设施，赫德的上述第二份文件就是用来帮助总理衙门反驳那些指控的。[85]第一份备忘录则提供了从水上视角来对中国海岸情况做出的罕见描述。赫德以有点信口开河之姿做此文的开场白，他说中国海岸“相对而言，很少有沙洲、暗礁和危险的海岬”，但他也认为，“春季多雾、夏季有台风、冬季又吹强劲的北风”，会产生相当的危险。备忘录的其余部分，他则逐一地阐述了各通商口岸改善航行的计划。

譬如在天津，赫德写道：“大沽口外的沙洲浅滩是一个麻烦”，使得“航道十分危险，”而且到今天还没改善，因为船只在经过浅而湍急的渤海海湾之后，接着从一个切穿大沽坝的狭窄航道进入。低洼的海岸让导航员丧失了方向。赫德计划用浮标来标志沙洲，并且用灯塔、信标来帮助导航员。通过让两个信标连成一线，一个接一个，这样船上的导航员就能确定他是在沿着航道通行，不会因潮水和大风而偏离。

上海是“船运最繁忙的港口，同时也是最不容易靠近的港口”。从海上看过来，长江被“马鞍岛和大戢山”阻挡； 长江口的南边则有南鱼山和大戢山，北边有“以高岛闻名的沙尾山”。这些地方及长江入海口处都有危险的岩石。在沙尾山，水手们要依靠反方位——从船尾反向前看——来找到进入长江的水路。江海关已经把一艘灯船安置在那里，并且提供引水人从沙尾山引导船只进入上海。险滩和潮水使长江航道本就十分难于航行，而且要从长江再与最终把船引入上海市区的黄浦江衔接，其入口处也被沙洲阻拦。为了克服这些问题，潮水测量器标示出沙洲浅滩的水位，理船厅驻吴淞人员的房屋上所飘扬的旗帜也总标出拦江沙的水深，一望即知；并用三个信标作为引路的标记来显示通过沙洲最好的航道。赫德在那份备忘录中设想要在上海建设三个灯塔。他还考虑过要把阻隔黄浦江的沙洲移开，但他又想得到“来自荷兰的”专家的建议，以确保清政府不会“把银子往烂泥里埋”，白耗银两。[86]

这份备忘录继续写道，宁波有一个危险的淹没礁石，被称作“虎尾石”，它存在的影响是“潮力大小的任何误算，或对行驶操作的任何失误 都将置船舶于危险之中”。浮标已设在该岩石周围，“三盏灯标以特殊的方式放置”，使得船只“极容易”进入河道。[87]又据赫德的文件，厦门港因有“众多暗礁”而十分危险，但是“浮标和标桩已经安置在它们上面，”而且一个灯标已经竖立在“船只进出河口所必经的七个岛屿”中的一个上。至于广州，赫德说“没有必要在珠江口设立灯标”，因为附近山头上的宝塔已充当了信标，指明了通过江中浅滩的航道，而且新的灯标已设立在介于“河南岛［今海珠区］和广州城之间的三块礁石上”。

在其后的30年里，船钞部依照赫德的总设计方案，致力于改善沿海航行条件。第一个项目着重于让上海的航道更加安全。在大戢山、马鞍岛北部和沙尾山建起了灯塔，长江入口处也安置了一艘新的灯船。接着，关注重点转到了其他地方。在厦门南方的东椗岛和靠近福州闽江入口的东犬山建起了灯塔。在近广东北部汕头的牛山和东澎岛，以及厦门附近的乌丘屿等地也建了更多的灯塔。同时还在危险的山东岬角和杭州海湾上的鱼腥脑建设灯塔，以帮助航行在繁忙的上海——宁波线上的船只。许多航标灯和浮标也设立在长江和珠江沿线。在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海关又在长江口和大沽坝下的九段另外添加了一艘灯船。除了三盏灯标识了通往汕头的航道之外，灯塔同时也被设立在靠近烟台和厦门的关键陆岬、台湾最南边的鹅銮鼻及山东东南的岬角上。当主要的照明设备也在辽东半岛的岬角、香港附近的岛屿、海南岛及最后在雷州半岛的关滘尾完成时，这个伟大的灯塔建设工程总算大功告成。[88]根据海关《通商各关警船灯浮桩总册》记载，到1892年已设有104座灯塔、79个浮标和58个信标。[89]

船钞部所做的事情远远超过以上这些。所有的港口都提供引水服务。赫德最初的设想是迫使船只一定要雇用引水人，而且让理船厅全权管理他们。后来该想法并没有实现，引水服务只成了一个可选项，而且理船厅需要与领事及地方商会一起协商。但在1868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引水总章》，总章规定：引水人要有执照，地方领事和商会必须组成一个委员会来确定当地引水规则以及服务费用，以及设立一个由理船厅带头的考试委员会。[90]引水员需穿制服，驾驶有清楚编号的船只。船上需挂有中国的引水旗帜，旗帜的设计为上半部是黄色、下半部是绿色。引水员负责把船只从港口外的外锚地领到港口内锚地的泊位上。如果方便的话，还会领到系船浮筒或锚位趸船旁边。

船钞部还发布航海布告，提醒海员注意有关助航设施的重要变化。[91]理船厅从信号桅杆上升起旗帜来告诉船只当地航道的情况。船钞部的绘图部门提供最新的海图。赫德还想建立起天气预报系统。他在1869年宣布利用海关现有的设施来成立一系列的测候所，他们使用精准的气压计、温度计、雨量计以及风力测量仪等仪器，来为这个“科学的世界”做贡献，并且帮助“在这片东方海洋上的海员和其他人”。[92]该计划的一部分并未完全实现，但海关所收集的气象情报都送到了上海徐家汇天文台，以帮助他们的台风预警系统。[93]同样在上海，船钞部于1868年成立了巡河吏。巡河吏仿照泰晤士河警察而建，并直接从那里招募人员到中国来，指挥黄浦江和繁忙的苏州河的交通。苏州河连接着上海与苏州，河流两岸的低洼腹地，是中国丝绸的生产中心。[94]

以灯塔为象征

借由船钞部这个媒介，海关得以在中国沿海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这也是19世纪后半期航海界发生重大转变的一部分。当时蒸汽机作为动力取代了风帆，船运公司有了定期航班，苏伊士运河于1869年开通，电报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到达中国。国际上关于船只灯光和航海避碰规章的协定，以及为编制更可靠的海图和引航书籍方面的共同合作，都有助于使海洋成为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提供安全的锚地、浮码头、筑堤以及建立安全的仓库，使得货物的装卸更加容易。灯塔是19世纪航海技术脱胎换骨的元素之一，它使船只以更低的成本来载运更多的货物变为可能。船钞部把这个转变带到了中国的海岸线上， 它不但加速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加强了海关在中国沿海的基础。

灯塔是这些转变的关键。虽然从表面上看其结构简单，但它是建立在精密的科学和复杂的工程之上的。化学对制造高质量的玻璃非常重要。聚拢光束的光学知识也很重要，这样一盏灯的光线就可以在大海中投射数英里远，在精确瞄准的同时，还能维持刚好就在海平面之上一点的高度，从而使水手不觉得刺眼。为了让玻璃达到所要求的纯净度，精准的制造技术是必要的。还要对玻璃施以抛光，使它们有一个正确的角度，并可以安装到灯孔的金属框架之内。灯塔还必须建的足以抵挡各种严酷的天气，这也需要良好的物理学、材料学和工程学知识。此外需要复杂的蒸汽驱动机械装置，来让灯光可以持续不断地旋转以保持其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然而以上种种还需要靠一个官僚系统来支持，否则都是惘然。这个机构会确保不同的灯光有不同的特征，以让航海员可以对它们加以辨别，在其主导下，这些特征也能准确地被传达给世界各地的水文机构，以便它们能够将之标示在海图上。灯塔需要有人看守和维护，这也需要一个有效率的机构。很少有其他设施像灯塔一样，象征着现代性全球化对技术、专业知识和机构的依赖。

灯塔还有很多象征性的意义。从在台湾最南端的鹅銮鼻灯塔中，我们可以看到灯塔所包含的复杂性，它有一股可以扰乱地方或者激起当地焦虑的力量。这个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建立的灯塔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建筑。”[95]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Armstrong & Co.）生产的熟铁所建，高达50英尺，同时它也是一个堡垒。在其内部，有起居室、储藏室、一个厨房、一个水漕和一个军械库。在院区的砖墙上还有向外放射的枪眼，四周有20尺宽的壕沟和布满铁丝网的篱笆。两架18磅的加农炮，此外，格林机关枪和追击炮各一挺，这些都是新式武器，用来确保灯塔抵挡住猛烈的围攻。[96]

这些都被认为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当时的西方报道中，南台湾被“野蛮的土著”占领着。[97]在第一任灯塔看守员泰勒（George Taylor）的报告中，尽是对清朝军队和当地民众之间冲突的描述。对灯塔全体人员安全的担忧并非无稽之谈。1867年，一艘遇难的美国船的船员被杀害，船上其余人被一位自称卓杞笃（Tok-e-Tok）的人绑架以作勒索。这位卓杞笃向泰勒介绍他自己是台湾南部8个部落的首领。[98]台湾在当时是个人人竞逐之地，不仅有特别集中在南边的土著，也有来自福建和中国其他南方地区的客家人。自从数十个日本水手被台湾土著杀害以后，日本也在1874年派兵向台兴师问罪。来台湾的还有清政府、海关，以及在19世纪70年代占领台湾北部基隆的法国人。鹅銮鼻灯塔正是建立在这个纷争不断的领土之上。

总理衙门希望借由同意兴建鹅銮鼻灯塔以加强清政府在台湾南部的存在性。然而，也有一些官员担心灯塔在战略上可能引起的后果和海关的最终目的为何。当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刘璈在1882年1月呈上一份奏折，表达了对鹅銮鼻灯塔的担忧。刘璈出身左宗棠的湘军，他怕这个灯塔的建立可能会为那些反对清朝拥有台湾主权的人，提供一个向北渗透的基地。海关曾经想雇用当地人来帮助建设，但这也增加了刘璈的焦虑，因为这样海关就会与当地社会建立起强大的联系。他对灯塔员工不会与当地民众混在一起的承诺并不放心，因为外国职员肯定会在空闲时外出打猎。[99]刘璈的担心是正确的。因为假如泰勒的说法可信，那么他的确有过游玩台湾南部的欢乐时光，并享受“和蔼、好客的泰雅（Kang kou）、排湾（Koalut）和阿美（Amias）的首领”的接待。[100]

正如鹅銮鼻灯塔的历史所展现出来的，灯塔是个象征，也是个统治工具；它可以有着多重和互相矛盾的意义。海关通过船钞部创造了一幅为人类谋求福祉的清楚形象，这个形象变成中国海岸传奇的一部分，也进而合理化了海关的立场。[101]海关在20世纪30年代为了保护灯塔公共服务的内涵，禁止灯塔的船只参与打击走私。（见第六章）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赫德如此倾力于建设船钞部，因为除了赋予海关一项全新的职责活动外，船钞部也体现了他在《局外旁观论》中所提出的要义，那就是要采用西方科技来建立一个中央集权，以及有效率和清廉的行政系统。

其他首创

从19世纪60年代晚期至70年代早期，让赫德忙碌不停的不只是船钞部而已，赫德在1873年把印书房和统计处合并成了造册处。造册处负责印刷海关使用的所有表格，以此“维持表格的一致性以及海关所有文件的独特样式”。[102]造册处收集各海关产生的数据，然后把它们汇编成像年度《贸易统计》这样的系列报告。它以表格化的方式来呈现对外公开的讯息，例如何种商品以何种价格运到何处，并且使用何种标准计算单位。海关的计算单位为海关两，这与户部所使用的银两单位有些细微的不同，因此也强化了两个机构的差异。

像《贸易统计》之类的公开出版物系列，形成了对中国事务的一个重要介入， 因为这是首次将经济信息变为一项公共资源，也是首次被清政府授权的官方数据。与海关是19世纪下半叶航海进程的积极参与者相同，它也相当程度地利用了当时统计科学的划时代革命。统计科学为政府、学术和社会批判学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解社会的方式，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就使用了大量的统计。统计不仅是政府了解其国家经济的基础，还是治理经济的工具。清政府在1900年后才建立了自己的统计机构，这是义和团后新政改革的一部分，有些姗姗来迟。[103]

赫德任命了专门的秘书（税务司等级）来加强总税务司署权力，提高对各地海关的控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1874年设立的稽核账目税务司。在此之前，总理文案税务司金登干兼任委巡各口项事，来承担各关审计的责任。金登干曾在英国政府的财政部和审计处任过职，他在“英国财政部公共会计委员查尔斯·瓦因（Charles Vine）的指点和帮助下”，于1869年修改了海关的会计制度。[104]

金登干所设计的新制度集中了总税务司署的财政权，所以各地海关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便无法支付或保留任何资金。这一点在新的会计制度备忘录中规定得非常清楚：“必须要明白地知道，没有总税务司的批准，就不能承认债权或者发出公款。”[105]新的会计制度促使海关账目和私人账目分开，并确保了分拨资金的专款专用。在1870年的一份海关总税务司通令中，赫德指示税务司们不能对他人预付资金，也不能预付薪俸，并且有义务确保以最合理的价格来采购物品或者支付所需服务。[106]税务司们不能私留任何进款：“你不能把海关在偶发情况下或从额外途径得到的金额，例如变卖关产或仓库存陈旧物品等，拿去做任何用途。它们应一律存入账户D项内以作为额外收入。”任何账目上的余额，每月必须汇到总税务司在香港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的账户上。税务司们也不能把金额在不同的账目之间做移转调动：“你不能把海关每月的经费、或每月的船钞、或每月的罚没款、或每月的另款账等作除了符合该账户下的名目且经过批准之当月开销以外之其他用途。”[107]

在新制度下，各地海关的账房有一位供事负责管理所有的当地开支。没有总税务司明确的书面授权就不能进行任何支付。常设授权包括可预知的经常开支，例如薪俸和租费等；一般授权限用于支付经常但非主要的款项，例如邮费、文具以及燃料费等；其他性质的支付则要总税务司的特殊授权。每天的收入和开支都需要在当天记录下来，并且如果没有适当凭单的话，是不允许付款的。凭单则需存档保留。[108]

自1874年起，稽核账目税务司每年都要去各地口岸海关巡查账目。一旦他到达口岸后，保险箱的钥匙和所有账本就会立刻交给他，这样他“能够向总税务司报告他到达时看到的保险箱及账册的真实情况。”[109]稽核账目税务司若发现税务司有未经授权的开支，他还有权力解除该税务司的职务。

新的审计管理加强了总税务司署的控制力，也减少了税务司们的独立性。由文件构成的记录让任何不端的行为都能被调查，这意味着财政预算变得更为简单和可靠，这些账目记录也让赫德能够保护海关免遭他人指控其疏失或浪费。

招聘及行为：“聪明、好看和精力充沛的年轻人”

从上文可见，在把海关转变成一个现代集权的行政组织的过程中，规则、条例、程序和账目起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同样关键的因素是，赫德没有让冒险家和追逐名利的投机分子来作为海关的职员主力，而是倚重那些乐于为海关奉献生命的职员。海关初期的人员是由李泰国和费士来从欧洲挑选来的。赫德最初是借由提供更高的薪水以及更多的机会，从驻北京的各公使馆和各地的领事馆中挖人。[110]在1864年的一份备忘录中，赫德承认“几乎很少有人来到新职位上知道要做什么，他们对职务只有大致上的概念”。[111]很少有人知道海关在做什么，而那些知道的人，却“无法摆脱他们过去所习惯的官僚束缚”。不仅中国开放了港口，日本也是，这意味着领事机构和商业公司都在大肆招聘。如赫德所写，海关只能“凑合着招聘那些无论是从社会地位还是受教育情况来说，都对海关的地位和效率不利的人”。[112]

因此赫德创立了一套新的招聘程序。这个招聘程序旨在为海关招录——若套用赫德内弟裴式楷（Robert Bredon）曾经对一位应聘者所下的评语：“聪明、好看和精力充沛的年轻人。”[113]赫德在1874年任命那位曾大幅修改过海关会计制度的金登干为无任所税务司，让他掌管海关总税务司署驻伦敦办事处。[114]金登干取代了原来的兼职采购代理人巴切勒（H.C.Batchelor），负责海关在英国的采购，充当了海关在英帝国政治中心的情报窃听人员，管理招聘事宜，并照顾赫德的“受监护的未成年人”，即他的中国孩子。[115]

海关想招录有着良好教育、长得像样的、在商埠的社交圈中看起来体面的、可以展现出维多利亚时代男子气概的年轻人。就在金登干正式掌管驻伦敦办事处的这一年，为了招聘欧洲人到内班来，赫德设计了一套正好可以反映上述条件的征选制度。首先由赫德提名候选人，然后在录取之前，再由金登干对他们进行一次资格性或竞争性考试。候选人必须要受过“良好的中等教育”，这表示法国人要有学士学位，德国人要经过大学预科的学习，“对英国人，即使没有大学学位、牛津或者剑桥的高等教育证书等，那也必须要通过一流公立学校的最高年级课程。”[116]正如李嘉铃（Catherine Ladds）所述，海关以学术成绩、健康状况、性格、社交能力以及字体工整和算术能力等，来综合评估求职者。[117]

现存的关于在伦敦考试的记录，证实了李嘉铃的观点，即海关对性格特征的重视如同对于学术成绩的注重一样。[118]在1887年，金登干告诉一位落选者的父亲：“考试是相当具有竞争性的，要衡量成绩、外貌和其他特质，例如体质强壮、彬彬有礼、绅士风度、能圆融地处理争议、脾气、判断力等等，这些和考试成绩都被并重考虑。”[119]金登干继续说：“举例来说，如果一位候选者或多或少在骑马、射箭、游泳、划船、打板球、跳舞、唱歌等方面表现优秀，即便他在学习成绩方面不如那些有意培养男子气概的运动或素养的人”，他也更容易被录用。好的教育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但卓越的学科成绩并不是。[120]

在1887年的一份备忘录中，金登干向赫德如此解释伦敦考试的程序：首先，海关的外科医生麦克雷（Dr.S.Macrae）对候选者做身体检查。接着，他们将会进行指定科目及选择性科目的测试，包括拉丁文、希腊文、英语、数学、政治经济学及国际法等。[121]接着，金登干会趁着与应试者在伦敦的茅屋俱乐部（Thatched Hut Club）一起午餐的机会，对他们做一个 “整体的前瞻性和适合性”的评估。所有项目的分数都会被打出来，于是就有了成绩排名。

“税务司”一词，在海关既是一个等级，也是一种职务。最初税务

司是负责掌管一个关区，随着海关的发展逐渐演变出一个新的习惯，即虽然有些职员还没有掌管某个海关，但也可以把他们提拔到税务司这个职位。在后面必要的地方，我会对哪些是掌管地方海关的税务司加以区别。

在海关的招录中，国际化是一项指导原则而非绝对原则。曾经担任英国驻清公使的卜鲁斯曾坚持海关应该是个国际化的机构。他说：“为了中国政府的利益，并且为了安抚不同的贸易来往国并给他们信心，我认为海关越混杂，越少给只代表某一国的人来做独占式领导，它就会运行得更顺畅，更令人满意。没有人比我向李泰国更加强调这一点了。”[122]卜鲁斯是想避免“国与国之间的嫉妒”。[123]赫德同意此观点，他在1867年写道：海关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国家党派之争，或者做出任何会导致公众或个人认为中国政府的外籍雇员不适当地期望增进某一个国家的利益，或反对或妨碍了其他国家利益的行动”。[124]

首份出版的内班人员名录中，包括57名英国人，14名法国人，11名德国人，6名美国人；较小的欧洲国家，譬如挪威和瑞士也有1到2人。[125]但是因为赫德众所周知地偏爱爱尔兰人、他的家庭成员以及中国沿海家庭，所以减损了用人国际化的原则。对这里面的某些人来说，海关是他们的首选，因为海关可以为他们提供稳定且有声望的职业生涯。然而其他人之所以选择海关，可能是因为他们从大学辍学，或者是没有被更有声望的公家单位录用。[126]接下来，我将检视金登干和他的继任者在从1887年起到1926年停止招录外国人为止，对参加伦敦考试的候选人所做出的评价，并将从这些评价中进一步阐明我的上述观点。

烈悌（O. G. Ready）在1887年参加金登干设下的考试，他得到的“总分最高，并且是剑桥大学的学士，历史和法学获得优等成绩”。他的一个缺点是“写字不加标点符号”，但金登干认为，“这只是在大学里的习惯，在工作的要求下就会渐渐改掉。”烈悌在1887年被招录，但他的表现不如预期，最后也没有升到税务司，仅止步于二等帮办。

梅乐和在1929至1943年间担任海关总税务司。他是海关里北爱尔兰圈子的贵族之一，是赫德妹妹的儿子。金登干写道：“梅乐和以不错的成绩通过了指定科目的考试，拼写没有错误，也没有赘字。他写字很好，卷面整洁。”[127]他在一篇关于拿破仑的文章中“表达得很好”，他的英语写作也“值得称赞”。金登干还补充说，梅乐和“对绘画有着天生的兴趣”。梅乐和父亲的处境并不如意，赫德切断了与他的所有联系。这是赫德照顾其家族成员的例子之一，通过金登干来确保被录用的那些人不会对海关的声誉造成损害。

有男子气概是录取职员的一个特点。1896年，金登干对法国人葛尼尔（R.C.Guernier）评价道：“在他这个年纪的同龄人中，他显得又高又壮。”他有着“好看的面容以及合适的举止”，“他在大多数科目中都表现得很好，尤其是在对哲学的思考上 他不缺乏男子汉的爱好——会踢足球而且喜欢跳舞。”[128]他后来成为了税务司，并且在20世纪20年代掌管过津海关和金陵关，但在任满退休之前，因病于1927年离职。

Lennox-Simpsons是一个重要的“中国”家庭，其中的一位家庭成员名叫辛博森（Bertram Lennox-Simpson）。辛博森在他的《庚子使馆被围记》（译者注：此书有时也被翻译为《有欠谨慎的北京来信》）一书中，把在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包括海关职员，描述得栩栩如生，因而成名。他的父亲辛盛（C. Lennox-Simpson），曾是李泰国的一名雇员，在1861年进入海关，花17年时间升到了税务司的职位。他的几个孩子也申请要进入海关。对于辛格（Clara Lennox-Simpson，辛盛的儿子之一，后来被录取），金登干写道：“曾在布雷顿学院读书”，但麦克雷医生不能证明辛格先生的“视力很好”。“除了数学以外，他在所有指定科目上的表现都不好。在自选科目中，对法语和德语，他仅仅会口语上的一些皮毛，没有任何深入的了解。”[129]然而金登干对辛博森的评价则很高：“他反应很快且聪明，举止镇定，见多识广。他在学校打板球和踢足球，同时还是一个著名的游泳选手。”[130]辛博森于1901年离开海关，但继续留在中国，成为了“典型的在通商口岸到处打零工的文人，发发评论，写写小说，四处拜托报纸的工作 在1911至1914年间担任了《每日电讯报》驻北京的记者”。[131]年中原大战期间，辛博森做出了一个很坏的选择：他代表南京政府的敌方阵营夺取了津海关的控制权，这件事在第六章再做详论。

费克森（Jan Willem Helenus Ferguson）于1898年参加了考试，当时年仅17岁。他毕业于荷兰瓦赫宁恩镇的一所可能还是一流的公立学校。该校除了教授体育课程之外，还教授荷兰教育体系中等同技术与科学的课程。金登干认为他很“聪明”，而且“身材壮硕，个性有点生疏，不过他的举止还蛮合宜的”。费克森出生于香港，父亲是荷兰法学家，并在1872到1895年间担任驻清公使。费克森在海关有过辉煌的职业生涯，曾于1922至1924年间担任过造册处税务司，还担任过江汉关和粤海关的税务司。他著有《荷兰人在华法律地位》一书，并于1925年出版。[132]他的哥哥费妥玛（Thomas Tapley Helenus Ferguson）出生在印尼，也和他一样成功，担任过稽查账目税务司，负责过黄浦江、闽江的水利工程以及穿过天津大沽坝的水道疏浚工作。他出版了一些书籍和文章，包括《在华十年》[133]、《关于汉语研究的进一步评论》[134]、《中国的现代问题》[135]和《学庸两论集锦》[136]。

Joly一家是另外一个海关大家庭。父亲周礼（H.B.Joly），翻译过《红楼梦》曾在英国领事馆工作。儿子周理（Percy B.Joly）出生在广州，另一个儿子周骊（Cecil H.B.Joly）出生在澳门。赫承先（Bruce Hart，赫德的儿子，后来继任金登干的职位）记得周理曾经在1909年说过，他以前学过粤语和韩语，虽然已经把它们全都忘光了。他在曲阜上过教会学校。赫承先注意到周理会打英式橄榄球和板球，但对他的为人“不知如何评断，他有些紧张但不害羞，有好的外表和举止”。与周理相较之下，赫承先对周骊的评价更为正面。在对周骊进行测试之后，赫承先在1912年记录：他的“字体很好，算术科成绩很好。他的写作表达清楚，而且摘要也写得不错。地理、历史和常识等科都很优秀”。他已经开始学习中文了，会打英式橄榄球，还有着“得体的举止”。在负责了一系列口岸海关后，周骊在1942年短暂地担任了代理总税务司。相对的，周理的职业生涯虽然没有那么辉煌，但也当上了税务司。

詹姆斯·安德森（James O’Gorman Anderson）在1914年是由当时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庆丕（Paul King）的一位名叫查禄德（A.S.H.Caruthers）的助手考试的。詹姆斯·安德森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父亲，他们两位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学者，本尼迪克特因著有《想象的共同体》一书而闻名，佩里则著有《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一书，并担任《新左派评论》的主编。在评鉴詹姆斯·安德森时，查禄德写道：“在社交方面他十分适合。他的叔叔是香港的总司令。他的父亲是陆军工兵的准将。”詹姆斯的第一任妻子是小说家斯特拉·本森（Stella Benson），她喜欢叫他“西莫斯”（Sheamus）。安德森曾在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念书，后来去了剑桥的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并获得了古典学奖学金。但一年后他又离开了学校。当查禄德问他原因时，他十分坦白地回答：“因为我的花费和铺张浪费。”切尔滕纳姆的校长曾用“意志坚定且有决心，固执但有执行纪律以及领导的特质”等评语来描述他。他的考试表现给查禄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他“远远超过了平均水平”。查禄德也觉得“跟他交流很愉快，只不过他的样貌因为单片眼镜而显得有点呆笨。查普莱医生（Dr. Chaplain）建议他要用普通的眼镜”，但他后来并没有照做。[137]

赫德借由控制人事任命来博得具有影响力的人的善意。当美国觉得他们在海关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时，赫德在1864年写信给美国公使蒲安臣，希望他能帮忙推荐几位美国人。他写道：“如果您能帮我从美国招聘三个年轻人，年纪在18至22岁之间，受过大学教育，我将非常感激。我所要的人至少有一般良好的才能，好的社会地位，并有勤奋的习惯。”[138]这个请托的结果，便是招聘到哈佛大学的杜德维；纽约联合学院的廷得尔（E.C.Taintor），他被任命为第一任造册处税务司；以及耶鲁大学的吴得禄（F.E.Woodruff）。他们在海关都有好的职业生涯，最后全部做到税务司的级别。

态度

海关通过人事及晋升系统来强化他们所喜欢的态度。对赫德来说，对汉语的熟练掌握是非常重要的，但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点。正如他在1869年第25号海关总税务司通令中所写的，有些人认为他“夸大了汉语知识的重要性，因此其他资格条件就没有得到适当的重视”。[139]赫德对此指控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部门的雇员，当然应该要会讲该国的语言。他说，海关监督曾经抱怨税务司不懂汉语。一个税务司能否会操汉语对他在当地海关建立其自身的威信相当重要，因为华员就会去和那些会讲汉语的税务司直接沟通。汉语也可以增加海关生存的机会，赫德写道：“要全部人都会汉语是为了确保海关的继续存在而考虑的，因为这么做的话有望展现其自身的价值，并获得中国官员的赞同。”

为内班招聘来的人员都被要求学习汉语，并会举行有关汉语学习进度的专门考试。他们的晋升与否，取决于是否成功通过考试。赫德在1869年6月警告那些“在海关工作三年或以上，但仍没有通过威妥玛口语系列考试的人，很可能会被免职”。[140] 此外，要是“没有令人满意地通过各种考试，或者在没有译员帮助的情况下，本身的汉语水平不足以处理特别突发的海关事务的人”，也不能成为税务司。[141]

在晋升上，赫德平衡了资历（即工作的年资）、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国籍等因素。税务司和帮办们倾向于在晋升中只考虑资历，但是赫德不同意，因为海关必须得向清政府证明它的价值，并且还要“以十足的国际化来向列强推荐自己”。因此，能力和国籍都会被考虑。[142]但是赫德也试着调和职员们的愿望。当他在1869年制订《大清国海关管理章程》时，他说：“帮办会依据资历来晋升”，但是“每第五个缺会由总税务司的挑选来填补”。对税务司的任命，仍然只是属于总税务司的特权。[143]

上述《章程》也详细规定了某些具体行为标准。凡酗酒滋事、不廉、暴力，包括粗暴对待中国人，“无论造事者的级别为何，他会承担被开除的后果。”[144]《章程》也列举了以下各项违规行为：“懒散、不守时、疏忽、无能、好生口角、不服从、无故缺勤、泄露公务、涉民事或刑事起诉、渎职、侵吞挪用、受贿、欺诈、经商、酗酒及严重道德败坏。”[145]如果有人被举发违反规定，就会成立一个调查小组来对事实进行调查和提出相关建议。总税务司将做出处罚的判定，处罚轻重从训斥、停职到降级、辞退不等。[146]《章程》还明确规定，任何海关关员不能因为“提供职务上的服务而直接或间接地收取任何费用、赏金、礼物、酬金或其他形式的报酬”。[147]他们也不能“以商人、店主、中介或其他类型的代理人的身份从事贸易运输”。[148]

如上所述，为了加强水平和提高声誉，海关从19世纪70年代早期便实施了招聘制度，这个做法对海关的重要性，就如同引入严格的审计制度、创立船钞部以及确立清晰的权威等级制度一样。当海关的第一个口岸据点在19世纪50年代的上海创设时，它的外籍雇员曾被当作社会弃儿来看待。通过直接从欧洲招募员工，海关能够确保聘用到有着良好教育、有能力而且可信赖的年轻人，并且在通商口岸不会受到蔑视。海关招录的一个非常显眼的特质就是它把重点放在了绅士的价值观和能力上。赫德不想让自己的英国孩子去上所谓的公学（public school），比如伊顿公学、哈罗公学和拉格比公学，他称这些学校为“怪物地方”，可能因为觉得它们太过军事主义，而且管教的方法过于激烈，也可能因为它们反复给学生灌输优越感，而这和将来到中国海关做事便会格格不入。[149]赫德不要横行霸道之人，他要的是受过教育的绅士，能够在上流社会举手投足合宜，并且参与他们的活动。一个人要能够举止庄重和保持尊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参与通商口岸的生活，包括社团和体育活动；此外他也可以通过体格和举止风度来获得别人的尊重。如果说招募的程序是让海关能够招到某种特定类型的年轻人的话，它的人事制度则要形塑这些职员来达到海关所要求的态度和标准，包括值得信赖、守时、正直、认真、有男子气概和公平。这些价值不止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绅士般可敬的概念，同时也被基督教义中的服务、奉献与节制思想所影响。如果说在这时期建立的其他很多官僚机构，包括那些为殖民政府所建立的部门，都有这些共同特点的话，那么海关的特殊性就在于强调学习汉语的重要。

不过不是所有的内班人员都擅长中文，或者相信它的实用性。文林士（C.A.S.Williams）于1903至1935年间在海关工作，著有《中国的符号学解和艺术动机》一书，还曾担任过税务专门学校的副校长。[150]他记得在汉口时，他看到了江汉关俱乐部里的一份名为拉特（The Rattle）的内部出版物。这份讽刺刊物登载了一封标题为“给四等帮办后班”的信。四等帮办后班（Fourth Assistant B）是外籍年轻人初入海关内班时一致的等级。文林士在回忆录中引用了这封信，信中这样说：

我建议你不要成为汉文通，因为正如领事和外交记录中所证实的，一旦成为汉文通会让你停止做一个英国人。学会一点汉语当然很好，足够让你在商人面前展露一下，例如吆喝你的听差，叫他去请一等验货员来。我认识一两位靠着如此明智地运用汉语而建立起饱学声誉的人。只要你看看海关题名录上的名字，你就会发现，晋升和精通汉语其实没什么关系。[151]

这虽是个玩笑，却非完全不实；但海关的确十分重视汉语的学习。事实证明若不能熟操汉语，税务司将很难在他管理的海关中树立威信，或者与地方官员建立起良好关系。

基于以下几个综合原因，海关在中国沿海顺利地成为公认的官僚组织：它在领事和海关监督之间创造出一个清楚的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它变成一个有效率和有纪律的中央集权组织；以规章来控制迅速增长的对外贸易；以及通过一套西方现代航海专业知识来霸占一块新的运作空间。海关自始至终对于保护这个领域非常谨慎，包括不与在民国时期所设立的海道测量局分享专业知识。海关对那批具有自信的高级职员的招募也值得重视，因为他们的教育和气概也帮助海关在中国沿海成为一个卓越且值得尊敬的机构。对于清政府而言，海关愿意服从其权威是很重要的。对外国而言，海关的作用是在新的平台上提供贸易，并承诺进行现代化改革。这些改革计划让外国相信会有助于中国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也就等于会促进贸易发展。对于清政府及其外派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外交人员而言，还有对驻北京的外国外交人员而言，海关都是有吸引力的，因为海关为这些官僚减少了麻烦。

海关以一个现代官僚机构崭露头角，是世界普遍变动的一个部分。到了19世纪中期，我们看到无论在美国、欧洲或亚洲都有大规模的战争。其中，欧洲大型的国家军队是通过非常有效率的征召方式产生，只论才能，而不管财富、地位或者资历。虽然赫德有心仿照这些机构来管理海关，然而，海关的外国特性，使它无法像别的机构那样，或者无法如赫德所愿而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核心。

即使海关效仿了西方的官僚机构，它在许多方面仍与它们不同。海关的职员来自欧洲和美国，之后随着俄国和日本势力在中国的增长，来自这两个国家的职员也在增多。它的存在是因为它没有被视为只是某个强国的工具，而是被认为对所有国家都十分有用——这当然也包括清朝在内。很多海关所使用的表格和行政流程，在一定程度上都让清政府和华商有某种熟悉感而容易识别。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的官僚世界中，海关的独特之处在于总税务司的权力没有受到约束，而且可以终身任职。在赫德的这个例子里，他更是做到直到死去的那一刻为止。

行文至此，还有另外两个要点从我们讨论海关的创建中衍生出来。第一点是清政府的适应性——身为一个征服性的王朝，它必须经常平衡不同的社会、区域和种族群体。海关吸引了像恭亲王这样政治精明的人，因为他可以用海关来防止有权势的汉族官员和英国官员及商人的勾结，并用其削弱广东在处理清朝和西方列强关系上的优势。海关为清朝提供了一个途径，让它可将独断和贪婪的外国人纳入它的世界。如果清朝无法驯服他们，至少可以去羁縻他们，并从贸易中获利。

第二点，必须要从海关自身的立场来研究它。它从步履蹒跚的大清王朝和过度扩张的大英帝国的斗争中冒出，它也从驻在北京的外交官和总理衙门之间的拉扯中出线；在地方层面上，它介于领事和海关监督之间，以及外国和中国商人之间。海关对其自身有相当的自觉，它坚信自身肩负着历史重任，并不认为自己的运作只是任何人霸权支配下的一分子而已。它吸收了中国历史上管理海洋贸易举措的一些重要成份。它是一个混合的官僚机构，是通过内部信息的流动、清晰的权力等级、严格的纪律和会计方法以及服务理念所组合起来的。

[1]“赫德致马奎斯（Marques）函”（格兰维尔）（1885年8月26日），附于“赫德致金登干”（1885年12月21日），信函1381，载陈霞飞、韩荣芳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北京：外文出版社，19901993年，第2卷，第278-279页。下文简称《中国海关密档》。

[2]1864年7月26日日记，载费正清等编：《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赫德日记（1863-1866）》，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62页。下文简称《赫德日记（1863-1866）》。

[3]1864年7月26日日记，载费正清等编：《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赫德日记（1863-1866）》，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62页。下文简称《赫德日记（1863-1866）》。

[4]1864年7月26日日记，载费正清等编：《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赫德日记（1863-1866）》，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62-163页。

[5]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出版社，第114页。

[6]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出版社，第115页。

[7]“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致美国公使约翰·爱德华函：关于开放中国、保护其税收的行动”，载魏尔特：《中国海关起源、发展及其活动文件汇编》，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38年，第6卷，第72-73页。下文简译为《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

[8]“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号”，“为颁布账目收支十项禁令事”，1870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毕可思、方德万主编：《中国与西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档案》，伍德布里奇：汤姆森——盖尔出版公司，2004-2008年，第2卷。下文简称《中国与西方》。

[9]“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号”，“为颁布账目收支十项禁令事”，1870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毕可思、方德万主编：《中国与西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档案》，伍德布里奇：汤姆森——盖尔出版公司，2004-2008年，第2卷。下文简称《中国与西方》。

[10]“美国驻北京公使蒲安臣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文件：关于外国人与中国人的政治关系”，1864年6月15日，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162-167页。

[11]载1867年12月7日日记，《赫德日记》第10卷。（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收藏的部分赫德的资料，十分感谢乔治·马克给了我复印件）。

[12]载1867年10月30日日记，《赫德日记》第10卷。

[13]载1867年9月19日日记，《赫德日记》第10卷。

[14]载1867年10月17日日记，《赫德日记》第10卷。

[15]载1867年11月11日日记，《赫德日记》第10卷。

[16]载1866年8月3日日记，《赫德日记（1863-1866）》，第395页。

[17]他的著作有：《先知哈巴库克》，慕尼黑：科塔出版社，1860年；《希伯来语及有关人们的技术和历法》，哥廷根, 1853年；《外国商人在中国的条约优惠权与中国的过境运输体制》，上海：《华洋通闻》印字馆，1875年；《蒲安臣出使记：官方文件透露的政治秘闻》，伦敦：特鲁布纳出版社，1872年；《埃及人民的古代性质：他们的通俗日历与其开始利用时期》，伦敦：杜拉出版社（Dulau），1863年；《宝贝世界：我们太阳世界的新生成分》，伦敦：杜拉出版社，1863年；《我们地球的真正形象与维度》，伦敦，1862年；等等。

[18]载1866年7月28日日记，《赫德日记（1863-1866）》，第164页。

[19]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上海：上海书店，2003年，第1册，第589590页。

[20]“判决书”，1873年1月28日。载枢密院：关于英国按察使司衙门赫德和被告人方根拔之间的案件的上诉案，第295-304页。

[21]载1867年9月12日日记，《赫德日记》第10卷。

[22]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341-343页。

[23]“判决书”，1873年1月28日。载枢密院：关于英国按察使司衙门赫德和被告人方根拔之间的案件的上诉案，第310-316页。

[24]“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8号”，“有关在华任职英国臣民地位之司法意见”，1870年12月31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25]“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0号”，“内班洋员列表”，1870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26]关于三个事例的讨论，见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434-458页；“赫德致金登干”，信函1032，1883年2月4日；“赫德致金登干”，信函1133，1833年11月18日；“赫德致金登干”，信函1138，1883年12月5日，分别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816-817页，第898-900页，第921922页，第925页，第929-930页；以及“金登干致赫德”，信函1165，1884年2月8日，载《中国海关密档》，第2卷，第15-16页。

[27]“赫德致金登干”，1877年4月8日，引自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459页。

[28]“赫德致金登干”，信函1186，1884年3月31日，载《中国海关密档》，第2卷，第37-38页。

[29]“金登干致赫德”，信函1406，1886年3月19日，载《中国海关密档》，第2卷，第304-306页。

[30]“会讯公堂的起源”，1864年7月23日，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168-170页。

[31]任智勇：《晚清海关与财政：以海关监督为中心》，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32]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第1册，第565页。下面一段引文任智勇：《晚清海关与财政：以海关监督为中心》，北京大学，博士论文，第1册，第564-580页。

[33]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第1册，第565页。下面一段引文任智勇：《晚清海关与财政：以海关监督为中心》，北京大学，博士论文，第1册，第565页。

[34]见“海关监督致厦门关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177；载《中国与西方》，第175卷；“宁波海关和道台的函暨会讯公堂案件记录，1861-186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1365；载《中国与西方》，第174卷；“同治二至三年江海关来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1713。

[35]例如，“来自道台大人”，1861年7月2日，“宁波海关和道台的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1365；载《中国与西方》，第174卷。

[36]“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4号”，“为税务司与监督之关系事”，1873年12月18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37]“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8号”，“海关应弘扬之精神应遵循之方针与应履行之职责之思考及诸专项规定”，1864年6月21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38]载1864年7月26日日记，《赫德日记（1863-1866）》。

[39]引自理查德·霍洛维茨（Richard Horowitz）：《政治、权力和中国海关：清朝中兴与赫德的上升》，载《现代亚洲研究》，第40卷，2006年第3期，第563页。

[40]引自理查德·霍洛维茨（Richard Horowitz）：《政治、权力和中国海关：清朝中兴与赫德的上升》，载《现代亚洲研究》，第40卷，2006年第3期，第571-572页。

[41]引自理查德·霍洛维茨（Richard Horowitz）：《政治、权力和中国海关：清朝中兴与赫德的上升》，载《现代亚洲研究》，第40卷，2006年第3期，第571-572页。

[42]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第1册，第573页。

[43]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第1册。为表扬杜德维在九江的表现，见“赫德致金登干”，1869年2月26日，载费正清等主编：《总税务司在北京：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致金登干书简（1868-1907）》，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贝尔纳普出版社，1975年，第1册，第47页。

[44]“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5号”，“海关内部调整建制之说明”，1869年11月1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45]参见费正清的注释，《赫德日记（1863-1866）》，第202-203页。

[46]“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3号”，“征收和支配：应该如何开出账单”，1870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47]参见费正清的注释，《赫德日记（1863-1866）》，第205页。

[48]1864年11月赫德“关于新式洋关在中国建立的备忘录”，载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172-195页。

[49]“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4号”，“下属对总税务司的称呼”，1869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50]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第1册，第572页。

[51]“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3号”，“海关监督之职位及其与税务司之关系”，1873年9月8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52]“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3号”，“海关监督之职位及其与税务司之关系”，1873年9月8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53]“1861-1910年（清咸丰十一年至宣统二年）全国各海关历年税收分配统计总表”，载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4-465页。

[54]“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8号”，“海关应弘扬之精神应遵循之方针与应履行之职责之思考及诸专项规定”，1864年6月21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55]“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9号”，“关于今后通令将作为一项规章以统一格式发布事”，1869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赫德日记（1863-1866）》，第117页。

[56]“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号”，“与总税务司通讯所遵守规章的备忘录”，1863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57]“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2号”，“为账目和统计等事”，1870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58]“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6号”，“公文和附件的折叠及立案事”，1868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59]“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号”，“公文往来和附件及案卷事”，1873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60]“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5号”，“有关致总税务司的机要函之规定”，1874年4月10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61]见《中国与西方》，第106-173卷。

[62]“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6号”，“要求统计文具消费和表格实际使用诸事”，1868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63]“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1号”，1869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64]“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0号”，“要求1863年4月1日前上报名单”，1863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65]税务司薪俸最高9000两，副税务司3000-3600两。见“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5号”，“海关内部调整建制之说明”，1869年11月1日，《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66]“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4号”，“关于职员的秘密报告”，1868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67]“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5号”，“海关内部调整建制之说明”，1869年11月1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68]“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0号”，“内班外籍职员名录”，1873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1873年内班职员的临时名单，“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5号”，“海关内部调整建制之说明”，1869年11月1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第467-473页。

[69]“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5号”，“海关内部调整建制之说明”，1869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70]“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5号”，“海关内部调整建制之说明”，1869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71]“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0号”，“为发船钞部编制事”，1868年4月25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72]理查德·霍洛维茨：《政治、权力和中国海关：清朝中兴与赫德的上升》，载《现代亚洲研究》，第40卷，2006年第3期，第549页。

[73]“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0号”，“为发船钞部编制事”，1868年4月25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74]“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号”，“七成船钞按月收取并按季汇出”，1868年3月13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75]引自班思德（T.Roger Banister）：《中国沿海灯塔志》，上海：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32年，前言。第六章会再提到此书。

[76]引自班思德（T.Roger Banister）：《中国沿海灯塔志》，上海：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32年，前言。第六章会再提到此书，第3页。

[77]引自班思德（T.Roger Banister）：《中国沿海灯塔志》，上海：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32年，前言。第六章会再提到此书，第3-4页。

[78]“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0号”，“为发船钞部编制事”，1868年4月25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79]“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0号”，“为发船钞部编制事”，1868年4月25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80]韩得善的职业生涯，可以通过他的个人档案了解，由费莉希蒂·萨默斯·依芙（Felicity Somers Eve）捐献给了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尚待编目。

[81]“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0号”，“为发船钞部编制事”，1868年4月25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班思德：《中国沿海灯塔志》，第5卷。巡查司（Divisional Inspector）在1881年之后改为巡工司。

[82]“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38号”，“为南北两段沿海灯塔分由厦门上海两关管理由”，1878年，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1卷，第383页；班思德：《中国沿海灯塔志》，第5卷。

[83]“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0号”，“为发船钞部编制事”，1868年4月25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84]“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0号”，“为发船钞部编制事”，1868年4月25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85]这两份节略附于“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5号”，“为附送有关船钞使用之两件节略由”，1870年12月31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86]这两份节略附于“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5号”，“为附送有关船钞使用之两件节略由”，1870年12月31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87]这两份节略附于“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5号”，“为附送有关船钞使用之两件节略由”，1870年12月31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88]班思德：《中国沿海灯塔志》，第6-10页。

[89]班思德：《中国沿海灯塔志》，第9页。

[90]《引水章程专条》，附在“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30号”，“引水章程（修订本）说明及规定事项”，1868年10月27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91]“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28号”，“船只停泊遵循的理船厅规章”，1881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辑，载《中国与西方》，第3卷。

[92]“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8号”，“为建气象站请有关税务司考虑并准备建议事”，1869年11月12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93]“相关文献：1、在中国设立气象站；2、公共气象观测合作和互换天气消息的提议”，中国海关史项目的不定期论文，载http://www.bris.ac.uk/history/customs/paper.html。

[94]相关文献，见“江海关港口警察对黄浦江和苏州河的管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824。“巡河吏”是1881年前的称法，从1882年到1927年改为“巡江吏”，1927年之后改为“港口警察”。

[95]杜德桥（Glen Dudbridge）主编：《1880年代南台湾的原住民族：南岬灯塔驻守员太罗撰述文集》，台北：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1999年，第12页。

[96]杜德桥（Glen Dudbridge）主编：《1880年代南台湾的原住民族：南岬灯塔驻守员太罗撰述文集》，台北：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1999年，第12-21页。

[97]杜德桥（Glen Dudbridge）主编：《1880年代南台湾的原住民族：南岬灯塔驻守员太罗撰述文集》，台北：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1999年，第22页。

[98]杜德桥（Glen Dudbridge）主编：《1880年代南台湾的原住民族：南岬灯塔驻守员太罗撰述文集》，台北：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1999年，第23-32页。

[99]杜德桥（Glen Dudbridge）主编：《1880年代南台湾的原住民族：南岬灯塔驻守员太罗撰述文集》，台北：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1999年，第3-13页。

[100]泰勒：“台湾南部的游历”，杜德桥（Glen Dudbridge）主编：《1880年代南台湾的原住民族：南岬灯塔驻守员太罗撰述文集》，台北：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1999年，第96-97页。

[101]毕可思：《1932年的石碑山：灯塔阴影里的生与死》，载《省级中国》（Provincial China），2009年，第1期，第3页。

[102]“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7号”，“为设立造册处事”，1873年10月27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103]关于清朝引进统计，见白安雅（Andrea Breard）：《赫德和中国的统计革命》，载《现代亚洲研究》，第40卷，2006年第3期，第605-629页。

[104]“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31号”，“两份有关新的会计制度的备忘录”，1869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105]“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7号”，“会计制度，附于金登干先生的备忘录”，1870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106]“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号”，“为颁布账目收支十项禁令事”，1870年3月3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107]“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号”，“为颁布账目收支十项禁令事”，1870年3月3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108]“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31号”，“为会计保管和出纳事”，《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109]“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6号”，“稽核账目税务司与襄办稽核账目副税务司之任命及其职责”，1874年10月1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110]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267页。

[111]赫德：《关于1864年11月建立新式洋关的备忘录》，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189页。

[112]赫德：《关于1864年11月建立新式洋关的备忘录》，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189页。

[113]1903年9月18日报告，“驻伦敦办事处关于考试的机密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1557-8。

[114]“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3号”，“为任命金登干先生为无任所税务司主持总税务司署驻伦敦办事处事”，1874年1月30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115]“赫德致金登干”，1875年7月21日，载《中国海关密档》，信函176，第144-145页。

[116]《中国海关的起源及其组织》，上海：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22年。

[117]李嘉铃：《年轻、男子气概、能阅读、书写和计算》，载《英帝国与英联邦历史杂志》总第36卷，2008年第3期，第230-231页。

[118]李嘉铃：《年轻、男子气概、能阅读、书写和计算》，载《英帝国与英联邦历史杂志》总第36卷，2008年第3期，第231页。

[119]1887年9月22日信函，“外籍内勤职员入关考试机密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1557-8。

[120]1887年9月22日信函，“外籍内勤职员入关考试机密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1557-8。

[121]1887年9月22日信函，“外籍内勤职员入关考试机密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1557-8。

[122]“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4号”，“为附送旅客行李免税物件及拖轮三项规章事”，1867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123]“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4号”，“为附送旅客行李免税物件及拖轮三项规章事”，1867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124]“海关职员要求超脱国家党派”，“赫德致满三德（J.Man）”，1867年12月26日，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223页。

[125]“中国海关税务司、副税务司及头等、二等、三等、四等供事名录”，1873年6月30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126]李嘉铃：《年轻、男子气概、能阅读、书写和计算》，第228-235页。

[127]“外籍内勤职员入关考试机密报告”，1891年8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1557-8。

[128]“葛尼尔先生考试报告”，1896年2月7日，“外籍内勤职员入关考试机密报告”，1891年8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1557-8。

[129]“伦诺克斯·辛普森先生（辛格）考试报告”，1896年5月15日，“葛尼尔先生考试报告”，1896年2月7日，“外籍内勤职员入关考试机密报告”，1891年8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1557-8。

[130]“伯特伦·伦诺克斯·辛普森先生（辛博森）考试报告”，1896年9月8-11日，“伦诺克斯·辛普森先生（辛格）考试报告”，1896年5月15日，“葛尼尔先生考试报告”，1896年2月7日，“外籍内勤职员入关考试机密报告”，1891年8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1557-8。

[131]毕可思：《在华的英国人：社团、文化和殖民主义（1900-1949）》，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132]费克森：《荷兰人在华法律地位》（De Rechtspositie van Nederlanders），海牙：荷兰书局与印书馆, 1925年。

[133]费妥玛：《在华十年》（Tien Jaar China），阿姆斯特丹：莫伊伦霍夫（Meulenhoff）出版社，1937年。

[134]《中国》，1934年，第8期，第4页。《中国》是一份荷兰杂志。《关于汉语研究的进一步评论》的荷兰书名为Nog een en ander over the study van de Chinese tail。

[135]《中国》，1932年，第6期，第4页；第7期，第1页。《中国的现代问题》的荷兰书名为De modern problemen van China。

[136]费妥玛：《学庸两论集锦》，上海：别发印字房，1920年。

[137]“关于詹姆斯·奥格曼·安德森先生的考试报告”，1914年6月16日，“外籍内勤职员入关考试机密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1557-8。

[138]引自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268页。

[139]“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5号”，“海关内部调整建制之说明”，1869年11月1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140]“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3号”，“机密报告”，1868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141]“大清国海关管理章程”，附于“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5号”，“海关内部调整建制之说明”，1869年11月1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142]“大清国海关管理章程”，附于“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5号”，“海关内部调整建制之说明”，1869年11月1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143]“大清国海关管理章程”，附于“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5号”，“海关内部调整建制之说明”，1869年11月1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144]“大清国海关管理章程”，附于“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5号”，“海关内部调整建制之说明”，1869年11月1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145]“大清国海关管理章程”，附于“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5号”，“海关内部调整建制之说明”，1869年11月1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146]“大清国海关管理章程”，附于“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5号”，“海关内部调整建制之说明”，1869年11月1日，《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辑，载《中国与西方》，第2卷。

[147]《新关内班诫程》，上海：总税务司署造册处，1878年。

[148]《新关内班诫程》，上海：总税务司署造册处，1878年。

[149]“赫德致金登干”，1883年8月24日，信函1100号，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886页。在英国，“public school”这个词常常误导外界，它其实是收费非常昂贵的学校, 专收十三岁到十八岁的学生。

[150]文林士：《中国的符号学解和艺术动机》（Outlines of Chinese Symbolism and Art Motives），纽约：多佛出版公司（Dover），1976年。

[151]文林士：《给中国的献词》（Chinese Tribute），伦敦：文学服务与制作出版公司（Literary Services and Production Ltd.），1969年。

第三章　自强运动时期的海关，1870-1895

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运动，是清政府试图取得西方的军事方法和技术来抵御欧洲帝国的一切运动。因此清政府在上海和福州分别建造了江南制造局和船政学堂，在南京则设立了金陵机器制造局。到了70年代，当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等一些企业建立时，自强运动的范围已经超出了军事领域。随后在80年代，又建立了上海纺织厂、电报局和漠河金矿局。到了90年代，武汉建设了一个现代钢铁工厂，中国沿海港口与腹地之间铺设了铁路，公共基础设施也开始改变城市的景观。[1]

海关曾以很多种途径投身于自强运动之中。本章不可能涵盖它所有的相关举措，船钞部给中国带来的交通运输变革仅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示例。与其提出全面叙述，我不如只从海关在自强运动中所扮演的最具有指标性意义角色的一些方面着手。第一个就是海关驻伦敦办事处（London Office）的角色。正如我们所见，它不但代理海关的法律利益，也是海关人员招聘和物资采购核心。在19世纪70-80年代，它还深涉到清政府的现代军舰购置和外交事务之中。这使清朝在与日本的东亚海上军备竞赛中有着领先的开端。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期间，它还代表清政府与法国进行了谈判。驻伦敦办事处为海关在欧洲提供一个重要的据点，它为海关提供了一个在政府、外交、工业和金融领域中属于高级别接触的渠道，并为中国和欧洲的政治事务牵线搭桥，这样它们就可以相互影响。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海关经常扮演重要的国际角色，例如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1911年的辛亥革命、国民党的崛起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等事件当中，海关在所牵涉的贷款谈判中都是重要角色。驻伦敦办事处的半官方的国际性身份以及它能够寻求国际网络支持的能力，都是海关可以持续如此之久的原因之一。

我们把焦点从伦敦再拉回中国，以检视海关的扩张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在赫德担任总税务司期间，通商口岸的海关数量从最初的3个增加到了26个。随着海关数量的增加和它在管理中国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愈加吃重，其职员的数量也大有增长。通过利用海关所收集的统计数据和税务司每年所写的口岸报告中的坊间观察证据，我追踪了海关在推进中国与西方贸易中的经济影响，证据显示19世纪80年代是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在此之前，中国经济已从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运动所造成的重创中稳健地恢复过来，它的进出口贸易额保持着平衡，白银正在回流到中国，逆转了在该世纪初期的趋势，减轻了财政压力，当然这也包括了农民的压力。人们的整体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生活费用下降。

然而，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如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所说那样，开始朝着“欠发达的发展”前进。[2]一方面中国出口的茶叶和丝绸所赚取的利润下降，而进口的工业制造品和化学物品，比如纺织品和煤油，却变得更贵。 除了进口额超过了出口额之外，同时白银的价格也在下跌。对于快速工业化的日本和欧美国家而言，中国成了原棉等廉价初级产品的输出国。中国在19世纪后期因为无法发展轻工业而遭受沉重的打击。于是乎中国成为以下模式的典型例子， 即一个农业经济体系因为世界很多其他地区实行了工业化而变穷困。

从自强运动中的海关来看，中国在1895年被日本打败的这颗种子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经埋下了。那场战败深深地震惊了中国的精英，同时也标志着日本成为亚洲主要的军事和政治强国的时刻来临。19世纪80年代代表的不仅仅是中国经济衰退的开端，还有新的帝国主义开始对中国施加影响。英国在中国和东亚的主导地位被日本、俄国、法国、甚至德国挑战。若说清朝的海军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还比日本海军更为强大的话，这种情况在中法战争后就改变了，因为日本加强了它的海军建设而清朝却止步不前。那些称清朝在1895年时还有着强大海军力量的人，显然错了。[3] 中国萎靡的经济、列强用激烈的竞争取代国际合作、日本以经济和军事强国之姿的出现等现象，都意味着当日本开始为建立自己的殖民帝国而迈出对外侵略的步伐时，清朝则因缺乏财务实力、军事力量、国际显著性和国内凝聚力，无法抵御日本的扩张。

中国在欧洲：海关驻伦敦办事处

许多学者都提到海关对西方知识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何伟亚（James Hevia）曾写道，海关是“英国的课业”的主要提供者。它一方面清除了中国人对他们自身世界的理解，又用英国的概念使他们对自身世界的理解进行“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zing）。[4]艾尔曼（Benjamin Elman）指出，京师同文馆是向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学的渠道。它的总教习丁韪良（W.A.P.Martin）翻译了惠顿（Henry Wheaton）的《万国公法》[5]和《格物入门》。在同文馆任教的毕利干（Anatole Billequin）出版了《化学指南》。1880年赫德在英国休假期间，他注意到一系列由赫胥黎（Thomas Huxley）编辑，涵盖了物理学、自然地理学、地质学、心理学、卫生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启蒙丛书。同文馆将它们编译成了《格致汇编》。[6]詹庆华及刘禾都同样写到了海关为中国引入欧洲思维的活动。[7]

但较少人注意到知识传播的反面向，即海关在欧洲所提供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资讯。海关职员参加过许多学术性组织，比如皇家地理学会、皇家统计学会、皇家亚洲学会等。他们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文学、历史、地理和物质文化方面的文章和著作，也翻译过中国的小说。[8]《医学报告》引发了对热带医学日益增长的关注和兴趣。[9]马士（H.B.Morse）是一位业余的植物收藏家，他丰富了英国的皇家植物园。[10]尽管只有少数人意识到这一点，但绝大多数西方人是通过茶叶和园艺植物与中国有了最直接的接触。海关在国际博览会上组织中国的展览，这些都是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宏大场合，因而也增加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11]

19世纪晚期，海关的驻伦敦办事处是强化中国和欧洲关系的一个重要结点。它的低调隐晦是刻意的。当赫德任命金登干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驻伦敦无任所税务司时，金登干要求自己被任命为“中国政府的代理人”，以获得一个官方头衔。[12]但是赫德告诉他，他只是一名为赫德做事、代表赫德的委员而已；而他所要做的事，是总理衙门委派给赫德的相关事务。[13]当金登干问赫德究竟要他做什么时，得到的回答是：“1.执行总税务司的命令；2.你要让他知道一切有趣的事情”，并加上，“你完全不得自作主张”。[14]金登干之于赫德就如同幕府之于清朝官员一样，是属于私人幕僚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把整个总税务司署看作是赫德个人的幕府。

即便金登干在赫德的命令下相当低调隐晦，但并非意味着他的职位不重要。驻伦敦办事处坐落于斯托利街（Storey’s Gate）28号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斯托利街就在财政部和外交部的旁边，靠近国会大厦，离英国的经济心脏金融城也不远。在那里，金登干处在一个绝佳的位置上，培养起与英国政府官员和金融家的联系。

其中以下三位人士最重要：第一位是斯图尔特·伦道尔。他是阿姆斯特朗军火公司（Armstrong & Co.）的伦敦代理人、威尔士的蒙哥马利郡（Montgomeryshire）的自由党议员，还是英国首相格莱斯顿的至交，两人常常在晚上下双陆棋。伦道尔是海关替李鸿章这位主导自强运动的官员购买现代海军装备的关键人物。另一位是庞斯福德（Julian Pauncefote），他是一位曾在香港操业的律师，在1876年被任命为外交部终身副外交大臣。庞斯福德给金登干提供了有关外交部态度的情报，还为他打开了政治与外交的门路。在某次与庞斯福德进行了漫长的谈话后，金登干给赫德写信道：“如果你想要不走漏风声地传消息给外交部，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信或者发电报给我，我会拿给庞斯福德。”[15]庞斯福德在19世纪90年代担任英国驻美国大使后划下了他职业生涯的句号。期间他曾为海关伸出援手，让美国接受了海关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观点。最后一位是霍金斯与莫瑞法律事务所里面的威廉·霍金斯（William Hutchins），他在方根拔案件中帮助了海关（见第二章），并且长期担任其法律顾问。

海关驻伦敦办事处及东亚海军军备竞赛

赫德是一位海军热衷者；他曾热衷于李泰国——阿思本舰队，也一直在寻找用现代海军来装备清朝的机会。但是中国因为经过了李泰国——阿思本舰队的波折，并陆续在福州及上海建造了造船厂，要清政府在短期内再度从外国购买海军装备就变得不太可能。然而，日本在1874年出兵侵略台湾，以刻意报复49名日本水手在台湾南部被杀害一事，使事情出现了转折。因为日本有1400吨位的铁甲舰护卫，中国对此无计可施。李鸿章和其他官员认为日本是一个新的威胁，不仅让一些港口城市处于危险，甚至也波及广大面积的中国领土。[16]李鸿章的结论是，清朝需要建立一支新式海军；如此一来，便开始了东亚海军军备竞赛。

有了恭亲王、文祥和其他位高权重官员的支持，李鸿章在一份呈给皇帝的奏折中，主张放弃从回民叛乱首领阿古柏（Yakub Beg）手中收复新疆的战争，而应该将资金用于在中国沿海建设防卫要塞和购买现代海军舰船。这个奏议受到负责平定阿古柏叛乱的将领左宗棠的反对。当时他的军队已收复甘肃，并准备进入新疆。左宗棠并不否认中国海疆防护的重要性，但是认为收复新疆应该放在首位。左宗棠赢了这场争论，导致在1881年收复新疆之前，李鸿章的海军只能建筑在低廉价格的水平上。[17]

李鸿章的失败却正是赫德的机会。赫德提出将海关部分税收用于购买海军军舰。[18]他让金登干向英国战争部咨询意见，金登干同时也联系上伦道尔在阿姆斯特朗公司担任军舰设计师的弟弟乔治·伦道尔（George Rendel）。[19]金登干向赫德保证，乔治·伦道尔是“一流的炮术权威，而且遥遥走在时代的前端。他8年前推荐的东西，现在才刚刚被采用！”[20]乔治·伦道尔因设计伦道尔式炮艇和配有液压式枪炮的高速巡洋舰而知名。伦道尔式炮艇原先全部用铁铸成，后来全换成了钢铁。最初它们是作为测试阿姆斯特朗公司生产的大炮的载体，随后被发展成廉价的抵御铁甲舰的沿海防御武器。伦道尔式炮艇没有桅杆和索具，因此不需要龙骨来保持直立。它们可以在沿岸浅水中航行，可以远离吃水深的铁甲舰，并且因尺寸小，使得很难被打中。每个伦道尔式炮艇都在船首配有一门巨炮，依靠船身调动和炮管上下移动来做水平和垂直瞄准。它们不是为进攻作战或在深海中的战斗所设计的。它们的价格为15万海关两，大约5万英镑，比巡洋舰和铁甲舰的费用少多了。伦道尔式炮艇提供了李鸿章所需：一个先进却便宜的防卫中国沿海的方法。从1875到1881年间，李鸿章共买了9艘。它们的排水量为400至440吨之间，每小时航速8至10海里，最重的大炮是35吨、11英寸口径的前膛炮。[21]

李鸿章还想要威力更大的舰船。他在1879年授权订制了两艘阿姆斯特朗巡洋舰，要求“它们时速必须至少在15海里以上 舰首要装备得非常坚固和完善，适用于向前冲撞，可以把一艘普通的铁甲舰撞毁”。[22]许多海军战略家仍坚信撞击的功效。赫德给金登干写道：“希望阿姆斯特朗公司能尽最大努力为我们造好预定的两艘战舰，重点是：船要造牢而且要跑得很快；要让李鸿章高兴，必须要特别注意（他的兴趣在于）鱼雷的发射。”[23]当这两艘巡洋舰在两年后被送来和交付时，得名“超勇”“扬威”，它们是“海上最具威力的大炮”，[24]排水量为1350吨，配有射程为12公里的10英寸口径的液压控制后膛炮；其最大航速每小时可达16海里，如果携带了充足的煤，可以支撑28天的航行。这些条件使中国有了在深水进攻的能力。赫德十分兴奋，他写道：“有些事似乎又要落到我手中，正如同李泰国在1863年春天的惨败将了我一军的情况一样。”[25]

然而，伦道尔式炮艇让人大失所望。在某一批被送达中国后，赫德向金登干写道：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说，“它们不能逆风或逆行 除非在平静的水面上，否则大炮无法使用，而且它们不适合于深水作战”。[26]炮艇本来就不是为深水作战而设计的，因此沈葆桢的批评，显然有部分原因是他想要推进福州船政局的发展。另外，伦道尔式炮艇的速度，也因藤壶附在船体而减慢了不少。

在这之后，阿姆斯特朗公司又把次品交给中国。在1881年，一艘刚到广州的炮艇进行开火演示，结果十分糟糕。赫德承认它的“大炮射偏了三次，整个过程非常不顺，所有人都摇起了头”。[27]护送那两艘阿姆斯特朗公司的巡洋舰来中国的威廉·克莱逊（William Clayson）批评了制造厂的“粗糙工艺”。[28]当大炮开火时，铆钉变松动了。克莱逊担忧“一旦开战后，这些船只会散架”。[29]赫德承认“工艺的质量”不够好。[30]李鸿章责怪赫德：“全是我［赫德］的错，我所购买的船只根本不能战斗。”[31]

除了上述炮艇和巡洋舰之外，铁甲舰也是个议题。不过当赫德反对李鸿章购买铁甲舰时，他这么做对海关也没有什么好处。赫德不相信铁甲舰的实用性，也认为它们太贵。[32] 在1881年，一艘巡洋舰标价40万英镑，一艘铁甲舰至少三倍于这个价格。[33]然而李鸿章认为，中国必须要有铁甲舰来抵御俄国和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的扩张，他们的行动威胁到清朝对朝鲜的控制。先前在1879年日本就已经吞并了琉球列岛（如今的冲绳）。若以后见之明，我们可以说赫德的立场看似缺乏前瞻性。但是乔治·伦道尔当时认为，他的炮艇依然是“对抗敌方铁甲舰进犯的最有效的手段”。[34]在法国，少壮学派（Jeune école）的军事理论家认为，小而快的舰船可以打败铁甲舰。关于铁甲舰到底是否有效的争辩一直要到中日与俄日之战时才得出定论。在1894-1895年间，日本海军并未用铁甲舰，却打败了中国海军。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又以同样的方式打败了俄国。

李鸿章转向了德国，从坦特伯雷度的伏尔铿造船厂（Vulcan Yard）订制了两艘铁甲舰，也就是后来的“定远”和“镇远”舰。这两艘铁甲舰排水量7100吨，100米长，最高航速每小时能达到14.5海里。它们有14英寸厚的防护甲板，各配有4门12英尺、25倍口径、31.5吨的后膛克虏伯大炮以及哈乞开斯速射炮，还配有两艘舰载鱼雷艇，续航能力4500海里。

赫德认为就是因为他当初反对购买铁甲舰才导致李鸿章转向德国。[35]但原因并非仅仅如此。普鲁士在1870年打败法国和完成统一后，李鸿章就成为了德国的崇拜者。德国的军火生产厂家，包括当时制造出最好的后膛加农炮的克虏伯公司（Krupps），都聚集到中国招揽生意，他们极力地奉承李鸿章。[36]此外，武装清朝已不再是英国的政策了。当赫德在1881年听说李鸿章向德国订购铁甲舰时，他恳求乔治·伦道尔赶紧给他阿姆斯特朗战舰的设计图纸和报价。乔治·伦道尔拖了很久才送来，因为“英国害怕冒犯俄国而不愿意向中国销售大型战舰”。[37]而且，阿姆斯特朗公司已把日本视为比中国更有潜力的顾客。正如金登干给赫德所写，阿姆斯特朗公司已从日本“收到了两艘撞击巡洋舰的订单，保证每小时18海里的航速，价格24万英镑；他们预期收到一份值76万英镑的铁甲舰的订单 日本聪明地通过阿姆斯特朗公司，收割靠中国经验累积出来的全部优势”。[38]

在1884-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欧洲政治阻止了“定远”和“镇远”两舰为清朝所用。若是清朝可以很好地利用它们，或许能够阻止当时已经疲乏的孤拔（Admiral Amédée Courbet）远东中队，让它无法继续袭击福州船政局，击沉福建水师和9艘舰船，以及占领台湾北部的基隆港。“定远”和“镇远”两舰的延期交付并非因为当时它们还没有造好。中法战争爆发时，法国派日意格（Prosper Giquel）去了德国，要求延迟“定远铁甲舰的出发”。[39]日意格曾在海关短期任职，并担任福州船政局的正监督。德国首相俾斯麦（Bismarck）为了避免与法国产生纠纷，答应了法国的请求。[40]

李鸿章购买“定远”和“镇远”铁甲舰也引发了东亚海军装备竞赛。在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引发了有实权的地方大名等的强烈反对。武士阶层直到1876年才被解除武装。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地方叛乱，即西南战争，在1877年才被镇压下去。但从那时起，日本拥有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决心要走上现代化道路，并开始建设工业和强大的军队。日本在1886年从法国购买了4200吨位的巡洋舰松岛号和两艘姊妹舰，它们是由白劳易（émile Bertin）设计的，专门用来对抗定远舰和镇远舰。白劳易采取法国少壮学派的主张，并且从1885年起担任了4年的日本海军顾问。在此期间，他确保了日本海军发展出良好的训练设备以及高效的后勤网络。[41]松岛号配有一门巨型的35厘米的卡内特主炮，12门12厘米的速射炮，4具鱼雷发射管以及许多更小口径的火炮。日本还从阿姆斯特朗公司购买了浪速号和高千穗号两艘3000吨位的巡洋舰，航速每小时可达23海里，并配有速射炮。[42]这两艘战舰以乔治·伦道尔的最新设计为基础，分别于1885年和1886年完工。它们的出现，让李鸿章的巡洋舰相形见绌。

上述表明，直到中法战争前，清朝在东亚海军装备竞赛中还保持着领先地位，但从那以后就迅速落后。当清朝和日本的海军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正面交锋时，“定远”和“镇远”是清朝最先进的主力战舰，而日本却拥有更现代化的战舰，它们有着更快的速度和更猛的火力。难怪清朝海军最终落得全军覆没。中法战争时，李鸿章对从阿姆斯特朗公司购买的舰船质量产生怀疑，因此使他不愿意调派自己的舰队参与那场战争，而并非一定是因受限于地方间的竞争，不愿意参与在南方的打仗。然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显然欧洲和东亚事务已开始互相影响和牵制：德国和英国因为担心刺激其他欧洲强国而拒绝装备清朝。

中法战争时期的海关

对海关而言，随着欧洲新兴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的加剧，开始对它的完整性造成了威胁。当李鸿章的目光转向德国时，赫德认为自己的职位垂危，很可能会被与李鸿章有亲密关系的德籍税务司德璀琳（Gustav Detring）所取代。赫德写道：“我知道他对中国十分忠诚”，但是，“（他）会自然地倾向德国，对此，我衡量了英国和德国目前在中国的利益及将来在东亚的利益后，丝毫无意给他大力支持 可他跑得如此之快，我担心在真正的领跑骏马赶上他之前，他就已经到达目的地了。”[43]同样，赫德对日意格的目的也表示怀疑，认为他想要在东京（译者注：指越南北部地区）创造一个独立的海关。[44]他给金登干的信中说很担忧自己的职位不保，害怕“中国人必然会对我和我的方式产生厌倦，想要新的东西，他们很容易在我的副手中间找到更合意和更有能力的人 当你很快听到我被称为前总税务司时，你不要惊讶”。[45]

中法战争把这些紧张关系推向了高潮。法国与越南的牵连可追溯到18世纪后期，乾隆皇帝统一了越南并建立了阮氏王朝。在1858至1862年间，拿破仑三世于1851年政变之后，开始向外树立声望，吞并了交趾支那的大部分地区。柬埔寨在1863年成为法国的保护地。当法国在19世纪70年代尝到普法战争的败果，以及驱逐拿破仑三世之后，便开始向越南北部的东京扩张势力。这个扩张行动的原因是，当时发现流经东京进入云南的红河可以提供一个安全水路，进而触发了尚无他人觊觎的新商机的幻想。

越南国王越来越关注法国的扩张计划，于是向清朝寻求支持。阮朝在1877年和1881年两次向清政府朝贡以表示效忠于清朝，清朝则支持了刘永福在边境率领的一支名为“黑旗军”的非正规军的行动。在1883年，黑旗军抵抗了法国对河内的一次侵袭，杀死了法军指挥官李威利（Henri Riviere）。法国国会随即将法国民众的抗议转换成取得运作大规模远征军的资金的能量。当法国在1883年8月占领了安南首府顺化的要塞之后，越南国王与法国签署了条约，让东京和安南接受法国的保护，并在顺化驻扎一位法国统监。

中国拒绝承认《顺化条约》，继续支持黑旗军，并从南方省份增派军队到东京。在北京，那些与清议派有交集的官员，其中又以张之洞最为著名，声称要对法国持强硬立场。他们反对李鸿章和恭亲王所持的论点，即中国尚未准备好与法国开战。这两种政治观点斗争的后果是，欧洲认为清政府内部存在两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当时中国派驻伦敦和巴黎的公使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儿子，也是清议派的一员，[46]他在1884年1月告诉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伯爵，说中国已经做出了所有可能的让步，战争似乎不可避免了。如果战争真的发生，希望英国能保持中立。[47]曾纪泽还公开说，即使中国在东京战败，也比不上法国在色当输给普鲁士。他的此番言论引起了骚动。事已至此，中国宁愿战斗，也不愿接受不利的和平。[48]

通过德璀琳，而非赫德，李鸿章另辟战场。从1883年的夏季到秋季，德璀琳一直都在巴黎、柏林和伦敦之间奔走。李鸿章放出流言，说他不会为曾纪泽的强硬路线背书。[49]当德璀琳在1884年的春季从欧洲回来以后，他与法国水师总兵福诺禄（Francois Fournier）在香港见面。[50]两人打造出他们认为可以解决问题的协议草案，并把它送到天津。在天津，李鸿章与福诺禄于5月11日达成了初步协议。条款的内容包括清朝从东京撤军；另订贸易条款以规范清朝与越南之间的自由贸易；设立划界委员会以划分中国和河内的边界；法国要承诺不会坚持索取赔款，并在最后的条约中“绝不会出现有任何刻意片面损害天朝声望的词句”，等等。[51]

这份所谓的《中法会议简明条约》（或称李福协定）最后却被北京和巴黎双双拒绝。巴黎拒绝的原因是，若遵照上述承诺而不在最后的条约里放进任何陈述，就会被视为默认中国对越南的主权。在中国，朝廷的政局变动以及清议派的兴起也导致清政府拒绝了这份条约。1884年4月，慈禧太后趁着慈安太后去世以及东京战局的扭转，不但撤职恭亲王，并且对总理衙门和内阁成员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52]当官员们被要求对条约发表评论时，大量的奏折弹劾李鸿章，并要求对其审讯。[53]新组的总理衙门执行强硬路线，拒绝支持该条约内容。[54]在东京的清军也接到命令，要求待在原地，不要撤退。[55]在1884年6月，当清军给了法军沉重的一击时，战争就不可避免了。此举不但壮大了清议派的胆量，也激起法国采取报复。法国要求中国道歉、赔偿和立即履行《中法会议简明条约》。该要求被拒绝了，然后法国海军上将孤拔在8月份接到命令，要他采取行动。其采取的行动包括摧毁福州船政局；讽刺的是，最初它就是在法国的帮助下建立的。

中法战争的爆发为海关提供了新的穿针引线的机会。本来在战争开始前，赫德就一直想获得外交主导权。根据从海关驻伦敦办事处那里得到的情报，法国基于害怕影响它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所以本想避免与清朝的作战。赫德希望英国能够携手德国以共同推举美国出面做调停人，因为美国是与这个问题最没有利益纠葛的国家。赫德认为清朝缺少干涉越南的力量，所以最好的打算应该是开放红河的国际贸易。因为这样一来，将来所有的国家对这个地区都会有所牵涉，而无法置身事外。他指示金登干由伦道尔把这个建议转达给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伯爵。[56]不过首相格莱斯顿并不想介入此事，[57]其动机可能是英国乐见法国被困在东亚，因此就无暇顾及英国占领埃及一事。[58]赫德首次出击，希望获得一个外交上的角色，却落得无疾而终。

然而1884年8月爆发的战争，改变了这种情况，让赫德的希望起死回生。同年12月，法国准备向北京派遣5万远征大军以阻止大米贸易。同月，日本支持朝鲜的甲申政变，导致了一位亲王和六位摄政大臣被杀。[59]事态发展至此似乎有些失控，中国的南、北边境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赫德感到很多事情都存在变数，正如他所写：“因为在欧洲的麻烦，让其他国家为了反对法国，而会做出干涉，或者外国人到来并为中国这一边而战，例如美国人和德国人”，等等，这些都有可能会发生。[60]看到了中国的困境，伦道尔的回忆录清楚地表明，英国担心一旦清朝瓦解，中国作为英属印度和俄罗斯帝国在东亚和中亚地区扩张之间的缓冲体的功能就会丧失。[61]此外，德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也值得担忧。金登干给赫德写信说，很担心俾斯麦可能会抓住这个机会，“向中国证明德国的影响力和与德国友谊的价值，从而为德国企业——修铁路、办电报、开矿、销售机器、舰船和军火等，赢得更多的偏爱。”[62]年12月，德国一支40人的军队在汕头登陆，一个月后，400名士兵又登陆厦门，这类的军事活动仿佛火上浇油。[63]当谈到德国驻华公使时，赫德写道：“我担心巴兰德（Max von Brandt）会喜欢嗜血。”[64]

保持海关“在英国人手中”遂成为英国对华政策的中心目标。[65]赫

德也下了决定：“要英国调停一事既然没有成功 我们就必须自己来”；[66]而在这个时候，伦敦也给了赫德一个有利的环境。在与伦道尔和金登干的定期电报往来中，透露了赫德利用法国截留海关的飞虎号灯船一事作为海关介入的契机。赫德派金登干到法国去寻求与法国总理茹费里（Jules Ferry）直接会谈的机会，并希望借由讨论飞虎号灯船一事，也能顺便提出和平条约的议题。[67]金登干先向伦道尔做了简报，也等于是间接通知外交大臣格兰维尔伯爵，之后越过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68]金登干与茹费里在1885年1月10日首次会面。[69]从那次会面起，到1885年6月达成和平协议止，两人经常保持绝密会面。茹费里要求总理衙门必须正式授权海关代表清政府，来作为商议谈和的前提条件。赫德做到了这一点，金登干被任命为清政府的特使。[70]赫德想让“谈判完全在我的手中”，[71]所以坚持总理衙门和茹费里都不能使用其他的中介人。[72]一道谕旨下来，要求：“津、沪、闽、粤各方停止所有的谈判，以免妨碍我的协商。”[73]到3月份时，初步的协议已达成，中国将认可《中法会议简明条约》，法国将从台湾撤军并停止所有敌对行动。[74]

但就在这个协议即将达成前夕，法国军队却在镇南关遭受到重大挫败，茹费里内阁因此倒台，而协商也差点在两个国家内被阻挠。[75]在与法国总统商讨完后，茹费里匆忙召集了内阁会议，批准了新的条约。而在中国，清议派首领张之洞仍想整顿武力继续战斗。他要求李鸿章对协议提出反对，但李鸿章回答说：“议款始终由内主持，专倚二赤。”[76]这是对赫德中文姓氏——“赫”的俏皮话，如果分开读的话，它就是两个“赤”字。李鸿章的话也暗示着慈禧太后已经下了决心，和议势在必行。张之洞十分生气：“赫德一手承揽，中国坐受其愚。”[77]但既然慈禧太后也主张议和，张之洞除了接受失败之外，别无选择。[78]

如果说张之洞和李鸿章都不悦的话，海关却在清朝和英国的对外关系，以及清朝的对外政策中获得了中心地位。在之后的岁月里，金登干仍继续担任外交角色，譬如他专赴葡萄牙，对澳门的问题进行谈判。[79]年，清朝指派金登干为中国专使团参赞，参加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大庆。[80]还有一次是代表中国使团，参加爱德华国王的加冕典礼。[81]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或是当中国很有可能被瓜分时，或者当清朝灭亡的时候，海关每每通过驻伦敦办事处而发动谈判。1911年的辛亥革命期间，海关又再次介入外交，之后也继续如此。海关所扮演的新的国际角色赋予它另一个权力基础。

海关、对外贸易的扩张和欠发达的发展

伦敦办事处对海关的重要在于它致力保护后者的地位，海关所立存的磐石则在于促进对外贸易以及估量关税。在自强运动期间，经由外国轮船载运的中国对外贸易大概翻了4倍，这为北京保证了一个新的源源不断的税收。考虑到中国已经对摊丁入亩的税制无法完全掌控，再加上厘金主要是一个地方税种，所以关税是一项重要的新资金来源。接下来，我首先详述伴随着轮船贸易的增长，海关在中国的扩张。接着，我要检视贸易对中国广义的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会强调19世纪8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经济转折点。

海关的扩张

如果说有任何机构曾经从中国贸易的增长中获利的话，那它非海关莫属。图3.1显示，截止到自强运动结束，海关税收几乎达到2500万海关两，或逼近中央全部收入的1/3。[82]

当赫德在1861年成为代理总税务司时，全国仅开设了3处海关。接下来的30年中，海关数量增加到了26个。表3.1列出了这些条约口岸，记录了它们在何年开放以及它们的中文名称、海关名称和所在省份。该表格表明，条约口岸设立于三个高峰时段。第一个高峰发生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最后一年，也就是《天津条约》规定将上海的试验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以及长江对外国贸易开放之后。第二个高峰是在1876年李鸿章与威妥玛签订《烟台条约》之后。第三个高峰发生在中法战争之后，也即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如图3.1所示，海关税收在这段时期有巨大飞跃。这是由于清朝关于香港和葡萄牙的协议所引起的。这两处是鸦片的走私中心，通过该协议，海关可以在香港和澳门附近设立关卡，征收这两地的鸦片厘金。[83]此外，为了监管越南和中国南部之间的贸易，云南和广西也设立了海关。西藏设立了亚东关，虽不征收任何关税，但在英国想在西藏树立自己影响力的当时，它是清朝对西藏拥有宗主权的象征。[84]这表明了清政府利用海关来作为标志，显示自己的领土主权。

图3.1 1861-1895年海关税收发展趋势图　（单位：1000海关两）

表3.1 自强运动时期新开设海关一览表

资料来源：陈诗启、孙修福：《中国近代海关常用词语英汉对照宝典》，第669-672页。

随着条约口岸的增加和海关活动范围的扩大，海关人员数量也有所增长。1875年的《海关职员录》中列出了1830名职员。10年后，增加到了2548人。到了1890年，达到了3475人。在1895年的《海关职员录》中，有3709人。[85]这些数字表明，海关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经历了最为快速的发展。《海关职员录》中并未囊括伙夫、仆人、马夫、守门人和听差，因此海关实际上雇用的人数会更多。由于意识到海关的扩张以及其重要的财政意义，清政府在1888年增加了海关经费，从100万海关两增加到了170万海关两。到19世纪80年代末，海关俨然已是一个庞大的、财政稳定的官僚机构。

当我们回顾海关税收的分配时，任智勇认为，虽然在19世纪60年代大多数关税汇解到了北京的国库（户部），但从那时之后，向省级的解款数量超过了向北京的汇缴。根据任智勇的研究，大概有10%左右的海关税收净额，也即海关税收总额减去向海关及海关监督的拨款，仍保留在海关所在的省份之中，其余则汇给了总理衙门、其他省份、北京的国库和内务府。在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之乱中，内务府因为丧失了对盐课收入的控制，损失巨大。图3.2说明，1867年后海关向国库转移的税款减少，对内务府也是如此。但是省际间的汇款，却从1879年的30%增长到了1880年后的40%以上。

这种税款分配的情况一直持续到甲午战争前夕才发生了逆转。值得强调的是，这样的省际间汇款并不表明北京逐渐失去对海关税收分配的控制，因为这些转移支付都需要中央许可。但它确实意味着自强运动变得区域化——发生在地方省份，而非直接被北京领导。

图3.2 1861-1895年海关税收分配变化趋势图　（单位：1000海关两）

作为转折点的19世纪80年代

经济史家对自强运动时期的中国经济表现有着不同的评价。郝延平在《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一书中称：“中国与西方的经济关系给完备的商业资本主义一个推进力。”此时我们看到信贷扩大、垄断打破、市场扩大和农产品商品化，譬如茶叶；利益的最大化遂成为商人最重要的目标。[86]布兰德（Loren Brandt）认为，19世纪90年代，“像大米、小麦、棉花、油菜籽等商品市场，在中国许多地方已经与国际经济不可分割地绑在一起。”[87]其他人则并不如此肯定新贸易体系的重要性。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坚持认为由于中国对外贸易量太少，并不能对其大量的国内贸易产生大的影响。[88]科大卫（David Faure）认为宗族的支配和经济活动中的礼制太过根深蒂固，无法使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里成形。[89]罗斯基（Thomas Rawski）在他的书中肯定中国现代经济在二战之前的半个世纪中的增长。他认为若把现代“经济增长”放在人均生产率提高的意义下来观察，这个成长在中国仅开始于19世纪的90年代。[90]

从海关的记录中，我们看到以下因素导致了中国为何落后于那些在19世纪后期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包括德国。这些因素包括贸易结构的改变、白银对黄金比价的下跌、拒绝发展轻工业、地方主义和精英间的党派之争，以及对中国贸易的投资模式由传统权贵模式转向中产阶级形式，等等。但在继续分析之前，我必须先做一个提醒。即中国在太平天国之后的经济史已经通过海关所出版的贸易统计而被重新构建；然而，虽然这些统计数据非常珍贵，但却并不全面，因为它们仅仅记录经过通商口岸的轮船载运贸易量。虽然在自强运动期间条约口岸数量大为增加，但直到1887年在靠近九龙和澳门的边界地方设立关闸之前，海关对民船贸易仍一无所知。即便对港澳地区有了统计，海关仍不知道别处的民船贸易。造册处税务司在1904年自信地宣称，海关记录了“中国几乎全部的对外贸易”。[91]然而，直到1931年，海关贸易统计仍提示着：“大量不受海关控制的中国传统船只，仍往返于中国和外国的通商口岸和非通商口岸之间。”[92]当海关在20世纪30年代接手管理中国民船运输时，它很快就发现，就算再过多年，自己还是无法对其建立任何真正的控制。

还有另一个问题，海关依赖商人的报价而非市场的价格。从海关的角度，这项政策很有其道理。它消除了走私的动机，减少麻烦，也使强制执行变得容易。若从海关税收在这个时期迅速增长的面向来看，这个事实所说明的重点并不在于商人诚实与否，而是证明由商人报价的这项政策确实有效，特别是在缺少执行机制的环境下。不可否认，机会来临时，并非所有的商人都能抗拒减少纳税的诱惑。对于经济史家而言，这意味着要谨慎使用海关收集的贸易数据。

如林满红所示，自强运动早期的经济增长是由于中国丝绸和茶叶向欧美出口的快速增长。[93] 它逆转了自19世纪早期以来因为从印度进口鸦片的增加以及美洲白银供应枯竭，而导致的中国白银外流现象。相当数量的白银在1856年到1886年间回流到中国，减轻了白银危机。这也使铜币的购买力提高，绝大多数中国人在日常交易中是用它做主要媒介的。[94]其他学者，例如王玉茹、颜色、张五常等，都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的头20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普遍增长。[95]

但是这个好局面在19世纪80年代有了改变，因为以往中国的主流商品，如鸦片、丝绸、茶叶等，被海关所称的“土品（Muck and truck）”商品所取代，比如棉制品、豆类、兽皮、羊毛、糖、木材、原棉和煤油等。此外，从19世纪80年代始，由于白银对黄金比价下跌，使得对外出口的商品变得便宜，而中国进口的商品则变得昂贵。由此带来的结果，便是持续且大量的贸易赤字。

图3.3展示了以海关两为单位的进出口贸易净值，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稳步上升，在中法战争后则急剧上升。

图3.4用原棉数据作对比，来显示中国茶叶和丝绸出口额下降的趋势。消费者偏好的改变导致茶叶价值的下跌。在1892年的十年贸易报告中，欣赏中国细致茶品的江海关税务司裴式楷讽刺地说：“中国永远没有产出能与印度红茶相比的茶叶的希望，因为现今似乎在英国只采用一个标准，即从茶的强度和每磅可冲多少加仑的水的色度来看 中国必须设法从呛鼻刺激的人工调制品中夺回普遍的英国饮茶者。”[96]中国也出口红茶，但却没有印度红茶那样的强烈冲劲。江汉关税务司穆和德（R.B.Moorhead）同意裴式楷的观点：“（英国的）贫困阶层喜欢可以冲泡两三次的廉价茶叶。”[97]他描述印度红茶是“精神提振剂”。丝绸的减少，是因为其他国家越来越有能力与中国竞争。[98]不过丝绸出口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又复苏了，裴式楷说这是源于对“重新装包规则的从宽认定”的结果，[99]这使得在通商口岸设立缫丝厂成为可能。

图3.3 1864-1895年中国净进口和出口贸易发展趋势图　（单位：1000海关两）

图3.4 1864-1895年原棉、生丝和茶叶出口发展趋势图　（单位：1000海关两）

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增长的原棉出口量，说明了纺织工业在其他地方的兴起，尤其是日本。 这也反映出中国经济从提供产品给消费市场转变成提供初级产品给外国工业。[100]日本工业从中国进口原棉，再向中国出口棉制成品。除原棉以外，中国还出口用于制作肥料和化学工业的豆类商品，用于制作外套和鞋子的兽皮，还有用于制作衣服的羊毛，以上所有原料的出口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都迅速增长。[101]

当我们再回顾进口部分时，图3.5显示，进口额在中法战争后迅速增长。从1885年起，棉制品超过了鸦片，俨然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大宗进口商品。机械纺织的细纱也是一项主要进口商品，它深受中国北方、东北以及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等省份的土布业者所喜爱。[102]中法战争之后，从东南亚特别是泰国、法属印度支那进口的大米迅速增长，煤油也是如此。

图3.5 1867-1895年大米、煤油、糖、棉纱、棉货和鸦片进口发展趋势图　（单位：1000海关两）

煤油很快占领了大片市场。裴式楷在1892年记录，在上海过去的10年里，煤油进口从900万加仑增加到了3500万加仑。[103]粤海关税务司雷乐石（Ls.Rocher）也对煤油进口量的快速增加感到震惊，评论道：“它的廉价和方便使其用途广泛。”[104]江汉关税务司穆和德对煤油进口的增加有这样的评论：“主要是一种叫作‘德沃的灿燃’（Devoe’s Brilliant）的品牌，是种优质油，但略为易燃”，事实上，它十分易燃，以至于导致了“数次灾难性的大火”。[105]海关禁止在自己的机构场所里使用这个品牌。若是从数量上而不是从金额度来看，大米的进口量，让它成为最重要的进口商品。广州从泰国和安南进口的大米不断增加。从南京往长江再上游一点的芜湖，也成了安徽和江西的大米交易中心。[106]

一个奢侈品市场也出现了。镇江关税务司报告说，“玻璃窗户”在19世纪90年代被进口到镇江，即便“到目前为止只有富人在使用”。[107]粤海关税务司雷乐石称广州市场上出现了“扶手椅、沙发和弹簧床”。他认为：“在日常使用的物品中，金属正逐渐取代竹木制品。窗户插销和门闩，几乎是清一色的铁制品 当地商店和住房前，使用的都是铁门和铁栏杆。”[108]锡的用途也扩大了，几乎用来做“各种事情”，包括制造“船顶棚”，以及包装出口到北方地区的“猪油和生姜”；此外，锡还被制成“灯具和盒子”。[109]

重要的地域差异的确是存在的。正如前文已说过的，上海并不是在它成为通商口岸之后，才一夕之间从一个小渔村跃升为中国的国际贸易中心。图3.6清晰可见，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后一直和广州保持着相对稳定的领先地位。但在19世纪80年代，上海的贸易发展呈现急速加快之势。其发生的原因应该是与当时正在进行的某些改变有关，进而直接促进长江下游地区的富庶。

长江流域的贸易，至少在有轮船往来的地区，仍然保持稳定；但有一些城镇却因为轮船载运贸易而相对受到排挤。镇江位于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处，长期是中国贸易网络中的一个的枢纽节点。然而即使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的30年，它的人口数量仍远低于变乱之前。[110]此外，因为上海和汉口的崛起，以及轮船的普及进而增加使用沿海路径等因素，都给镇江在原有的挑战上更添困扰。镇江关税务司夏德（Friedrich Hirth）在报告中指出：“河南和山东的商人过去常来镇江，但如今他们都去了上海。”[111]镇江的当地居民十分讨厌外国人，因此曾在19世纪80年代数次洗劫小型外国社区。南京也是这种情况，它的对外贸易直到1899年才又重新开展。[112]与此相反的是，东北在发现金矿之后，反而成为了一个新兴的边疆，如同传奇的荒野西部。它之前因为是清廷的祖宗发祥地而遭长期封闭，如今清政府开放了该区域以促进经济开发，鼓励移民垦殖，猎人在此捕杀熊、虎、獭、貂和鹿等野生动物。[113]

图3.6 1867-1895年上海、天津、广州和长江沿岸各口贸易发展趋势图　（单位：1000海关两）

自强运动期间的中国贸易历史显示，中国的贸易因为深受日本和欧洲工业化的影响，而有彻底的改变。中国一方面成为了外国工业的原料供给者，另一方面进口大量棉纺织品、包括煤油在内的化工物品和东南亚廉价的大米。当然其影响并没有均衡地分散到中国各地区，仅有上海从中得利。

原因

造成经济改变的原因不仅在于引进了蒸汽轮船本身，也在于中国各通商口岸之间有了定期的轮船服务。江汉关税务司穆和德在1892年的报告中说：“有13艘轮船在汉口和上海之间航行，5艘在宜昌和汉口之间航行。”[114]他认为，这个发展是导致长江沿线贸易复兴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如此。此外还有其他原因，例如： 更健全的港口设施，包括用以存储货物的船舱和货栈；更好的金融服务，包括西方和中国银行所提供的信用和保险业务，以及包装技术的提高，等等。裴式楷评论，“中国制品”如今可以“一种更便捷的形式出口，而且更能抵抗在航运过程中造成的损坏”。[115]世纪下半叶的交通运输变革是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改变，有些显而易见，比如大型蒸汽轮船的使用；也有些虽不易察觉但很重要，譬如浮标的安置和包装的标准化。

除了上述的进步之外，江海关税务司裴式楷还注意到一个更新的方法也在这时候产生了，而这个方法对外国商人来说更能减少风险。裴式楷认为，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的贸易是被“那些拥有大量资本的人”所掌握的，但以后，贸易却变成依赖佣金委托的方式。“订单从国外通过电报传递，银两的价格和汇率在商品出寄前就定下来了。”裴式楷觉得这种新现象是可恶的：“佣金经纪人取代了商人诸侯”，[116]结果“造成贸易过程中尖锐的商业竞争”，损害了道德规范。[117]如果外国商人承担的风险减小，无疑就把风险转嫁给了中国的生产者。

19世纪80年代之后白银对黄金汇率的大跌，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转折息息相关。白银从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贬值。19世纪80年代前半期它的价格虽处低点，但相对稳定，可是此后却迅速暴跌。这种情况是由于全球白银生产量的激增造成的。银产量在1860-1870年为3,900万盎司，到了19世纪的最后10年间，则增至1.61亿盎司，这必然压低了白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118]同时，许多西方国家转而采用金本位制，英国早在1844年就已最先采用，德国利用普法战争后法国的赔款，在1870年也换成了金本位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世界90%以上的国家都采用了金本位制。[119]显然，对那些采用金本位制的国家而言，中国产品变得十分廉价了。

最后，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海外轮船贸易的空间布局也发生了改变。中日之间的贸易发展最为迅速，日本在1895年成为了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120]同时，欧洲大陆、美国和俄国也紧随其后。这些地区的快速工业化使他们都将中国视为其自身产品的倾销市场。如果把中国与东亚和南亚地区所有的贸易都加在一起，其总和仍然明显小于英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但也如滨下武志（Hamashita Takeshi）所提出的，显然，亚洲内部贸易网络的强化是中国海上贸易增加的影响因素之一。[121]

图3.7 1863-1895年白银贬值变化趋势图

后果

若说中国在1830年和1860年仍分别占有世界GDP总量的30%及20%，到了1900年，这个数字已经跌至6%。[122]从相对意义上来看，中国在自强运动期间，毋庸置疑是落后的。

从本质上来说，清末的对外贸易本身是一种错误的模式。中国成了一个欠发达国家、一个工业产品及加工燃料——譬如煤油的倾销市场。同时，又是原棉、大豆、皮革以及其他一些初级产品的出口国。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研究者颜色论证，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发生变化的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开始下降，而生活成本开始上升。颜色用海关职员工资的数据与一篮子的日常消费品的费用来检验分析无技术工人和有技术工人的经济财富状况，并由此总结出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的消费价格指数。[123]颜色的研究成果提出一个观点，即19世纪80年代代表着一个真正的经济转折点。

情况原本可能还会更糟，但白银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却比人们预期的要小。譬如本身对白银价格相当敏感的裴式楷，就不认为白银的贬值对中国消费者会有严重的影响：“在一般的看法中，现在一两银子能买到的产品是和它过去拥有更高的英镑比价时所买的一样多 一位聪明的本地人说，现在收入为100两白银的人，可以比10年前买到更多的东西。他说对外贸易发展的趋势，在不断提高中国人的舒适水平。”[124]虽然裴式楷的观点过于乐观，但似乎有些道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商品的铜币价值才是重点。在太平天国运动后，银比铜的价值，曾经一度达到需要1700铜币才能兑换1两银子的顶峰。到了1895年时，银铜比价已降到约1200铜币兑换1两银子，这表示铜比银的价值上升了将近30%。[125]其结果便是白银对黄金贬值所带来的损害，被银铜比价的跌落所抑制。图3.8显示银铜交换比价。

图3.8 1865-1895年银铜交换比价变化趋势图

白银贬值以及附带的银铜比价变化还带来另外一个结果，即以白银为衡量方式的税收负担减轻了。白银贬值并未给中国带来绝对灾难性的影响的另一个原因是，大部分亚洲国家仍在使用银本位。例如日本，它是在获得甲午战争的中国赔款后，才换成了金本位。尽管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白银是与黄金挂钩的，但印度直到1898年才开始使用金本位。只有在这之后，亚洲地区之间的贸易才显著地落后于全球贸易。[126]图3.9表示进口大米的白银价格，在该时期都还算保持了相当的稳定。由此延伸，中国食物价格的恶化并没有因为中国对进口食品的依赖加深而达到预期中的严重程度。

自强运动是海关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在初期，赫德确保海关是一个中央集权和纪律严明的组织，凭借能够及时知晓中国以及欧洲发生的事情、能够动员专家和专业建议，让海关可以迅速和有效地应对新的机遇。因此海关处在一个极佳的位置上，得以充分利用基于国际贸易的迅速扩张、欧美和日本的工业化以及交通运输变革等所带来的历史机遇。海关虽然和大英帝国的关系密切，但它下属的驻伦敦办事处所征集的信息以及它所能号召的关系网络，对清政府也很有实用价值。

图3.9 1867-1895年大米价格变化趋势图　（单位：1000海关两）

依附于伦敦的办事处，不只让海关成为清政府和英国之间的重要连接点，甚至还使它的影响力扩散到欧洲，例如海关不断地从欧洲的权势家族中招募新成员；然而这一切若不是因为海关在扩张中国的轮船贸易中占据要角的话，它则永远不可能开辟出包括上述种种的一个权威地位。这些贸易活动为北京和地方省政府提供了急需的税收，而从贸易中获利的中外商人也形成了强大的利益共同体。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地区都均衡地从中受益，但有很多地区受益匪浅，尤其是上海。在分析中国并入国际贸易网络所带来的影响时，我已经指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基本上已经变成了初级产品的出口者和工业制品的进口者。中国为清政府不允许国内发展纺织工业的决策而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个政策的出台，很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官员们想要对家庭和手工制造业进行保护。

艾尔曼认为中日甲午战争给人们对自强运动的理解蒙上了一层阴影。若把整个自强运动诠释成无可避免地导致清朝在中日战争中的失败，是非常有失偏颇的。本章所呈现的证据表明，19世纪80年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因为那10年间所发生的诸多事态，让清王朝和主流脱节。经济环境恶化的部分原因是发展现代轻工业的失败。中法战争期间，欧洲和清朝的政治纠缠，让清朝首当其冲而承受苦果。德国和英国都不想为清朝提供先进的海军战舰，他们唯恐此举会引起其他欧洲列强的不满。新的帝国主义意味着这些欧洲强国希望欧洲大陆维持和平，以让他们得以各自在其他地方掠夺新的殖民地。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新的帝国主义对中国造成影响比一般所认知的时间还要更早。当非洲被分割时，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和日本也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开始进行瓜分，而这两个发展是有关联的。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后续时期，清朝中央领导的团结也走到了尾声。恭亲王在中法战争期间被弃于一旁。赫德认为他已“病入膏肓：结石，而且不肯进行手术治疗”。这让赫德害怕海关会“失去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127]虽然恭亲王活了下来，但是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左宗棠死于1885年，曾国藩则于1872年去世，只剩下了李鸿章则被对立派，即以张之洞为首的清议派倾力弹劾，以全力确保李鸿章不会成为中国的俾斯麦。这显示清朝缺少政治团结，而这正是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从而追赶上日本以及西方列强的计划所需要的。慈禧太后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颇具争议，她挑唆党派斗争以求权力平衡，对事态毫无益处。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19世纪80年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10年。然而，当时要是能够有几件事情遂清朝所愿，例如清廷在中法战争时能够及时得到镇远号和定远号，就不难想象自强运动的结果应该会比1895年的下场要好。微小的事件也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

[1]有关概论，见郭廷以《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和费维恺《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载费正清等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10章，第491-541页以及第11章，第2-69页。

[2]弗兰克：《不发达的发展》，载《每月评论》，第18期，1966年。

[3]艾尔曼：《海战和中国自强改革的折射》，载《现代亚洲研究》38卷，2004年第2期，283-236页。

[4]何伟亚：《英语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达拉谟，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出版社，2004年。

[5]刘禾：《帝国的碰撞》，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8-139页。

[6]艾尔曼：《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科学在中国（1550-1900）》，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1-322页。

[7]詹庆华：《全球化视野：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1854-1950）》，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8年，第3-5章；刘禾：《帝国的碰撞》，第108109页；同样参见艾尔曼：《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科学在中国（1550-1900）》。

[8]詹庆华：《全球化视野：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1854-1950）》，第3-5章。

[9]医学报告，可在网站http://docs.lib.noaa.gov/rescue/data_rescue_china.html上查阅。

[10]费正清等：《马士：海关税务司和中国历史学家》，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第118、296页。

[11]例如，《1873年奥匈帝国维也纳博览会各通商口岸海关搜集的物品分类目录：为国际物品交换而展示》，上海：总税务司署造册处，1873年；《1884-1885年新奥尔良博览会中国展品目录》，上海：总税务司署造册处，1884年；《1878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中国展品目录》，上海：总税务司署造册处，1878年。

[12]“金登干致赫德”，1875年6月18日，信函165；“金登干致赫德”，1875年9月10日，信函193；1876年3月16日，信函244，载陈霞飞、韩荣芳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北京：外文出版社，1990-1993年，第1册，第134-135、154、188页。下文简称《中国海关密档》。

[13]“金登干致赫德”，1876年3月16日，信函244，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188页；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出版社，1952年，第468页。

[14]“赫德致金登干”，1875年7月21日，信函176，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144-145页。

[15]“金登干致赫德”，1884年1月4日，信函1151，载《中国海关密档》，第2卷，第1-2页。

[16]徐中约：《海防还是塞防：1874年中国政策大辩论》，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64-1965年，第25卷，212-228页。

[17]徐中约：《海防还是塞防：1874年中国政策大辩论》，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64-1965年，第25卷，212-228页。

[18]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上海：上海书店，2003年，第2册，第9871015页。

[19]“金登干致赫德”，1874年10月30日，信函109，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79-80页。

[20]“金登干致赫德”，1874年11月6日，信函110，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81-82页。

[21]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蒸汽时代的中国海军（1862-1945）》，伦敦：查塔姆出版社，2000年，第41-47页；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469页。

[22]“赫德致金登干”，1879年12月10日，信函640，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476-477页。

[23]“赫德致金登干”，1879年12月21日，信函643，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479页。

[24]理查德·赖特：《蒸汽时代的中国海军（1862-1945）》，第49页。

[25]“赫德致金登干”，1879年12月21日，信函643，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479页。

[26]“赫德致金登干”，1879年10月11日，信函622，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462-463页。

[27]“赫德致金登干”，1881年8月20日，信函853，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666-667页。

[28]“赫德致金登干”，1881年9月11日，信函860，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672-673页。

[29]“赫德致金登干”，1881年8月26日，信函855，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668-669页。

[30]“赫德致金登干”，1881年10月16日，信函868，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678-679页。

[31]“赫德致金登干”，1883年8月11日，信函1095，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881-882页。

[32]“赫德致金登干”，1881年1月24日，信函771，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598页。

[33]“金登干致赫德”，1881年4月22日，信函808，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628-629页。

[34]“金登干致赫德”，1883年5月25日，信函1068，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853-854页。

[35]“金登干致赫德”，1883年7月19日，信函1088，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873-874页。

[36]“赫德致金登干”，1880年4月26日，信函673，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509-510页。

[37]理查德·赖特：《蒸汽时代的中国海军（1862-1945）》，第50页。

[38]“金登干致赫德”，1883年12月28日，信函1149，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940-942页。

[39]“金登干致赫德”，1883年6月8日，信函1075，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860-861页。

[40]理查德·赖特：《蒸汽时代的中国海军（1862-1945）》，第54页。

[41]关于日本海军建设幕后的政治，见Charles Schenking, Making Wave: Politics, Propaganda,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Japanese Navy（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55-79。

[42]理查德·赖特：《蒸汽时代的中国海军（1862-1945）》，第53页。

[43]“赫德致金登干”，1882年9月29日，信函978，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773-774页。

[44]“赫德致金登干”，1883年6月8日，信函1076，载《中国海关密档》，第2卷；费正清等：《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赫德日记（1863-1866）》，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年，费正清的评论，第354页。下文简写为《赫德日记（1863-1866）》。

[45]“赫德致金登干”，1883年7月24日，信函1090，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856-857页。

[46]“赫德致金登干”，1883年7月5日，信函1083，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869-870页。

[47]“赫德致金登干”，1884年1月25日，信函1162，载《中国海关密档》，第2卷，第12-13页。

[48]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3页。

[49]“赫德致金登干”，1883年10月29日，以及“金登干致赫德”，1883年11月2日，信函1125和1126，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914-916页。

[50]易劳逸（Lloyd Eastman）：《皇帝和大臣：中国在中法战争中的政策寻求》，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108-110页。

[51]易劳逸（Lloyd Eastman）：《皇帝和大臣：中国在中法战争中的政策寻求》，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122-124页。

[52]“赫德致金登干”，1884年11月7日，信函995，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788-789页。

[53]易劳逸：《皇帝和大臣：中国在中法战争中的政策寻求》，第116页。

[54]“金登干致赫德”，1884年7月4日，信函1222，载《中国海关密档》，第2卷，第76-77页。

[55]“金登干致赫德”，1884年5月23日，信函1208，载《中国海关密档》，第2卷，第62页。

[56]“金登干致赫德”，1883年11月9日，信函1129，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920页。

[57]关于金登干在法国期间致赫德信函中所提到他的希望，以及被首相格莱斯顿破灭之事，见《中国海关密档》，第2卷，信函1243-1266。

[58]Antony Hopkins, “The Victorians and Africa: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Occupation of Egypt, 1882”,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27, no.2:372-389.

[59]“赫德致金登干”，1884年12月31日，信函1274，载《中国海关密档》，第2卷，第135-136页。

[60]“赫德致金登干”，1884年9月7日，信函1238，载《中国海关密档》，第2卷，第92-93页。

[61]F. E. Hamper, ed., Personal Papers of Lord Rendel: Containing His Unpublished Conversations with Mr. Gladstone and Other Famous Statesmen, Selection from Letters and Papers Reflecting the Thought and Manners of a Period（London: E. Benn, 1931）,243-266.

[62]“金登干致赫德”，1884年9月26日，信函1243，载《中国海关密档》，第2卷，第99-100页。

[63]“赫德致金登干”，1883年1月2日，信函1019，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808页。

[64]“赫德致金登干”，1882年12月10日，信函1012，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800页。

[65]“赫德致金登干”，1885年12月21日，信函1381，载《中国海关密档》，第2卷，第278页；Hamer, Papers of Lord Rendel, 243-266.

[66]“赫德致金登干”，1884年12月13日，信函1274，载《中国海关密档》，第2卷，第135页。

[67]“金登干致赫德”，1885年1月8日，信函1284，载《中国海关密档》，第2卷，第148-149页。

[68]“金登干致赫德”，1885年1月2日；“赫德致金登干”，1884年1月8日，信函1280和1282，载《中国海关密档》，第2卷，第143-145，第146147页。

[69]罗伯特·坎贝尔（Robert Campbell）：《金登干传》，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62页。

[70]Hamper, Papers of Lord Rendel, 248-251; 谢世诚：《李鸿章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91-492页。

[71]罗伯特·坎贝尔：《金登干传》，第83页。

[72]罗伯特·坎贝尔：《金登干传》，第62-63页。

[73]来电第39号（译者注：应为去电第195号），1885年2月21日，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1页。

[74]罗伯特·坎贝尔：《金登干传》，第63页。

[75]罗伯特·坎贝尔：《金登干传》，第64页。

[76]谢世诚：《李鸿章评传》，第495页。

[77]谢世诚：《李鸿章评传》，第495页。

[78]易劳逸：《皇帝和大臣：中国在中法战争中的政策寻求》，第190-194页。

[79]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255-261页。

[80]罗伯特·坎贝尔：《金登干传》，第87页。

[81]罗伯特·坎贝尔：《金登干传》，第103页。

[82]费维恺：《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载费正清等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第63页。

[83]魏尔特：《中国海关的起源与发展（1843-1911）》，上海，1936年，标有“仅限内部流通”字样，第43-45页。

[84]孙修福：《中国近代海关史大事记》，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第92-93页。

[85]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表11，第464-465页。

[86]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页。

[87]布兰德：《华中和华东地区的商业和农业发展（1870-1937）》，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5页。

[88]费维恺：“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第40-52页。

[89]科大卫：《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页。

[90]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91]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8页。

[92]萧亮林：《中国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8页。

[93]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1808-1856）》，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6-107页。

[94]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1808-1856）》，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4-114页。

[95]颜色：《中国的实际工资及其不平等（1858-1936）》，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王玉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与中长段波动”，http://eh.net/eha/system/files/eha-meeting-2008/papers/wang-y.

[96]海关十年报告，第1卷，1882-1891年，上海：总税务司署造册处，18931933年，第321页。

[97]海关十年报告，第1卷，1882-1891年，上海：总税务司署造册处，18931933年，第170页。

[98]关于丝绸贸易，参见李丽莲（Lillian Li）：《中国丝绸贸易：现代世界的传统工业（1842-1937）》，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

[99]海关十年报告，第1卷，第321页。

[100]海关十年报告，，第1卷，第319页。

[101]萧亮林：《中国对外贸易统计》，第74-125页。

[102]本研究的总结，见费维恺：《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第19-22页。

[103]海关十年报告，第1卷，第321页。

[104]海关十年报告，第1卷，第551页。

[105]海关十年报告，第1卷，第174页。

[106]海关十年报告，第1卷，第295页。

[107]海关十年报告，第1卷，第295页。

[108]海关十年报告，第1卷，第150页。

[109]海关十年报告，第1卷，第551页。

[110]海关十年报告，第1卷，第304页。

[111]海关十年报告，第1卷，第298页。

[112]海关十年报告，第1卷，第428页。

[113]海关十年报告，第1卷，第3、13-19、21页。

[114]海关十年报告，第1卷，第167页。

[115]海关十年报告，第1卷，第321页。

[116]海关十年报告，第1卷，第319页。

[117]海关十年报告，第1卷，第323页。

[118]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第110页。

[119]Kris Mitchener and Hans-Joachim Voth, “Trading Silver for Gold: NineteenthCentury Asian Export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urrency Unions,”7. http://lsb.scu.edu/_kmitchener/research/Mitchener_voth_silver%20for20%gold.pdf.

[120]萧亮林：《中国对外贸易统计》，第138-165页。

[121]滨下武志著，高淑娟等译：《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6-405页。

[122]姚余栋：《重燃中国梦想》，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96页。

[123]颜色：《中国的实际工资及其不平等（1858-1936）》。

[124]颜色：《中国的实际工资及其不平等（1858-1936）》。

[125]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第86-87页。

[126]Mitchener and Voth, “Trading Silver for Gold”, 第8页。

[127]“赫德致金登干”，1882年11月7日，信函995，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第789页。

第四章　债券市场的兴起：海关成为收债者，1895-1914

过去，我曾想象如有来生，我希望转世成总统、教皇，或者是一位打击率零点四的棒球打击手。但我现在希望成为债券市场，因为那样可以恫吓每个人。

——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1994年[1]

我们以往不习惯把债券市场和中国近代史连在一起。清朝异于欧洲国家，如同它之前的历代王朝，并不依赖公共借债。因为公共借债违反了清朝基本大法的原则。 所谓的“财政——军事循环”在欧洲现代国家的构建中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若企图在中国历史中寻找这个元素，将会徒劳无益。[2]但就在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索要两亿海关两的赔款后，债务市场在中国首次变得十分重要。清政府无法从现有的税收中获得足够的经费，所以只得向国际银行财团申请了三笔大的贷款。这些银行财团以发行债券来集结必要资本。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更是导致一笔更大的4.5亿海关两的赔款，它也是通过债券来融资的。中国这次是向8个入侵国家申请了一笔单一公债，这8个国家声称入侵中国是为了保护文明。在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 因为各省停止向北京政府汇缴税款，所以取代了清朝的中华民国只得再一次向外国债主借贷。于是国际银行财团在1913年签署了一笔2500万的善后大借款，这也是通过发行公债来融资的。由于决定未来中国是否可以继续贷款的基础在于它是否可以维持在国际债务市场上的信誉，所以如何按时支付国外债务以保证信誉便成为历届民国政府关切的主要问题，并且对中华民国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要借贷，就需要担保。由于海关提供了关于其自身的详细和公开的信息，也由于它被外界信任，所以清朝拿海关税收来做担保。除了海关之外，清政府并没有太多其他的资源可用作担保。然而伴随着每一轮财政的吃紧，中国却对海关及其税收越来越失去了控制。首先是《马关条约》的赔款，然后是庚子赔款，最后是善后大借款，这些都被纳入海关税收里需扣除的必要支出。随着中国财政危机的加深，贷款附加的条件也越来越苛刻。在为日本赔款所申请的贷款中，附带了中国政府必须保证海关组织在贷款期间维持不变的条件。又因为中国的借款超过了海关的预期税收，所以不得不把其他税收资源的行政控制权也转交给海关，其中包括了盈利最大的厘金、盐务稽核所，以及邻近条约口岸50里内的常关。西方列强也利用中国的财政困窘来榨取他们在中国修铁路和采矿的合法权，有时很直接地以这些作为贷款的附加条件，但更多的时候是间接榨取。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因为海关在这时候开始直接控制海关税收，它驱走了海关监督。在此之前，尽管海关税收为贷款提供了担保，但支付贷款的资金事实上来自其他渠道，并且无人对此提出质疑。但在清王朝轰然倒塌时，这就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可行的程序了。在新的总税务司安格联的带领下，外交官、银行家和海关共同合作，以确保海关税款能安稳地掌握在海关手里，这样才能保证偿还贷款及其利息。这一变化导致海关不再变成赫德想要的模式，即一个为中国服务的现代性行政机构的核心；它反而成为了一个为外国债券持有者收债的代理人。

由于海关转变成一个收债代理人，遂使它成为了一个典型的“非正式帝国”（infomal empire）机构。[3]假如以奥斯曼帝国和埃及为例，他们的债权人就不得不安插一个强制执行收债的机构，在中国却不必如此，海关本身就是现成的执行者。这一发展反映了彼得·凯恩（Peter Cain）和霍普金斯（Antony Hopkins）所指出的一股在英国兴起的所谓“绅士资本主义”潮流。“绅士资本主义”是随着英国南部绅士精英的出现而兴起的，他们通常在贵族式的独立学校接受教育，通过财政手段来维持英国的绝对优势，并且把引援军事力量视为最后迫不得已的手段，以确保其他国家履行他们的债务责任。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对1911年的辛亥革命有个著名的描述，他说这个革命是“政治上的进步”，但也是“社会上的退化”。[4]依照他的观点，这场革命的进步层面在于它结束了清朝以及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但造成的社会退化则体现在中国的精英们通过控制当地政府及代议机构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我认为我们必须把周锡瑞的这个看法与海关及其税收在这时期的情况相互参照，才有意义。因为海关的疏离，使得那个从革命中产生的中国无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共和国，而更像是列强的一个附庸国。

1895年之前对中国借贷市场的建立

为什么外国及其银行愿意给中国提供大规模的贷款呢？首先他们要能相信他们的投资可以获得相当的回报。而这份信心是建立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后，对中国的贷款已经发展出获利模式的基础之上，并且，海关的涉入也说明了早期的贷款都是建立在充足的担保之上。此后经过数十年，伦敦出现了一个小型但稳定的对中国贷款市场。要是没有它，就不能流通贷款以支付对日本的战争赔款。

拥有外交官员、改革家和诗人等多重身份的黄遵宪，在1887年曾经这样评论：“泰西诸国，莫不有国债。时人或认为泰西各国穷兵黩武，是因为府库充裕；当发现泰西各国都有巨额债务时，又认为其府库空虚，不可持久。”[5]在解释这个说法为什么不正确时，黄遵宪指出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欧洲政府会预算他们的活动需要多少钱，然后在现有税收无法满足的情况之下，凭借发行债券来进行必要的融资。相比之下，清朝则控制其支出，让它保持在租税收入和储备的允许范围之内。黄遵宪继续说明，基于“在位者不能与民争利”的传统儒家教义，要清政府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向公众借款是个不可能的选项。[6]黄遵宪写道，在中国历朝政治中，一个王朝如果债台高筑，便象征着恶劣的统治及其穷途末路。向公众借款这一方式，不在清朝财政运作的手段之内。

然而早在太平天国运动前，清朝的财政已经恶化了。之后，清朝也无法把田赋的征收恢复到和过去完全一样的程度。[7]每年的田赋收入平均约在1400万到2200万库平两之间，而在太平天国运动前曾一度超过3000万库平两。[8]虽然厘金、海关关税和捐官等都带来了新的财源，但绝大部分的厘金脱离了中央的控制，而且很大一部分的厘金和海关关税都被截留在当地。[9]

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省级官员大多是以私人或非正式的名义向外国商人进行短期借贷。外国商人一方面被高额利息吸引，一方面又不放心，所以在借款的同时要求海关税务司应该背签清政府官员的期票，[10]这样一来税务司就被卷入其中。然而当1867年左宗棠为平定阿古柏叛乱而要筹集100万库平两的借款时，这种借贷模式发生了一个大的改变。这笔借款原本需要由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汉关和江海关的税收来担保，[11]但江海关税务司费士来以他会承担个人责任为由，拒绝会签该债券。[12]赫德因此设计出了一个程序，让这笔贷款变成一笔清政府的债务：他坚持省级官员提出的贷款必须得到皇帝诏令的批准，然后由总理衙门发放通知，省级官员收到通知后接着命令相关的税务司背签债券。如果能照此程序进行，赫德写道，贷款将会成为“一项正式的政府债务”。[13]即便如此，税务司仍会签上“无追索权”。[14]这意味着他们担保此项贷款已遵循正当的程序，而税务司个人不会为此担负责任。[15]

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清朝使用这一程序向国外借了大约1600万英镑。正如景复朗（Frank King）所认为的，汇丰银行在英国非常有效率地营造出一个对中国的贷款市场。这个市场在1895年前掌握了清政府75%的外国借债。[16]作为一家跨国银行，汇丰银行的总部设在香港，在中国各条约口岸都有分行，并在伦敦和北京设有办事处。它成为了以白银为主导的中国经济体和以黄金为基础的伦敦金融市场之间的接口。在中国，它通过中国买办与政府官员打交道。它接受中国人的金融习惯，包括一笔贷款必须以全额支付，而不是经过折价支付。同时也仿照伦敦金融城的很多习惯，例如印制贷款广告小册子，让海关税务司在债券上签字，并在债券上特别加上一段海关背书的声明。如果现金流转导致了短期的资金流动问题，那么汇丰银行会先支付红利和息票。它也会在债券价格下跌时，例如当投机客大量抛售时，先行买进。汇丰银行还刻意安排由英国使馆来传递清朝皇帝批准贷款的谕旨，以暗示他们拥有英国政府的支持，即使事实并非如此。[17]

赫德设计的批准流程的确导致了一些贷款被拒，例如在1877年，上海、福建、云南和湖北的官员试图筹集650万库平两的贷款，赫德告禀总理衙门，其中写道：“一位徐姓官员正在上海运作一个以海关税收为偿、为期11年250万两的贷款。”[18]总理衙门随后询问了省级官员，然后指示赫德告知相关的税务司：“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绝对不能协助徐官员来安排这个贷款。”赫德提出的程序显然可以让北京对省级官员的借贷施加限制。

赫德反复强调，一个得到皇帝谕旨批准的贷款就是国家贷款，因此汇丰银行实在不需要如此包装那些债券。[19]但是伦敦的投资者除非有海关做担保，特别是赫德牵涉其中，否则不愿意解开他们的钱袋。正如伦道尔提到关于贷款的提议时所说的：“赫德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担保。”[20]

总之，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几十年里，海关以及汇丰银行使一个对中国贷款的小型市场在英国诞生。赫德设计了一套程序以预防省级官员未经总理衙门批准而私自立约贷款。通过这个程序也确保了贷款的额度以及偿还期限。汇丰银行利用它们的专业性而在伦敦管理债券发行。海关和汇丰银行蒸蒸日上的信誉以及良好准时的还贷记录，使得清政府有足够的信用在中日甲午战争后获得了更多的贷款。

对日赔款、清政府内债的失败、租借地的瓜分和门户开放照会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索2亿海关两的赔偿，要求清朝在三年内分8次付清。对于尚未付清的赔偿款则收取5%的利息。[21]此外，中国还得另支付日本3000万海关两，因为俄、法、德三国联合，强迫日本归还了辽东半岛。在赔款尚未付清前，日本得以占领位于山东沿海的威海卫港作为赔款的保证，中国还需为此每年支付日本50万海关两作为占领期间的费用支出。当时，清政府的国库税收仅为8800万海关两，[22]以这样的收入根本无法支付这些索赔。

清政府曾两度尝试在国内募集资金，第一次的规模较小，获得了成功；但第二次因扩大集资规模而失败了，这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向国际金融市场借债。李文杰曾指出，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还能成功地发行一些国内债券。除了战争期间需要应急之外，清政府求助于国内资源的另一个原因是白银和黄金比价的下跌，这使得之前国债的偿还价格变得比预期更高。一份户部的奏折中说：“伏查近年以来，帑藏偶有不敷，往往息借洋款，多论镑价，折耗实多。因思中华之大，富商巨贾，岂无急公慕义之人？若以息借洋款之法，施诸中国商人，但使诚信允孚，自亦乐于从事。”[23]本来外债看起来是便宜的资金来源，现在却在诉诸国内时变贵了。

清政府首度发行债券是在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任两广总督时，当时成功地发行了价值300万库平两的债券。这些债券以海关税收和同样由海关征收的洋药厘金为担保，并由粤海关监督和税务司共同签字，他们两人同时掌控利息和本金的支付。[24]江苏和浙江两省也同样售出了数量可观的债券。[25]一开始，债券价格是下跌的，因为没有人相信清政府会偿还，然而当债券实际兑现时，它们的价值便回升了。赫德评论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假如债券的发行人可以得到债券持有者的信任，那么中国就不需要向外国借了。”[26]

但该债券筹募到的资金还不足500万海关两，远远不够偿付对日赔款。赫德预计清政府还得向外国筹资。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赫德已经通过汇丰银行安排了两笔紧急贷款：一次是在1894年，清政府以7%的利息，借贷1000万库平两银；另一次是在1895年，清政府以6%的利息借贷300万英镑金。[27]由于赫德认为中国将需要一笔巨大的贷款用于军队遣散、战争赔偿和行政改革，因此他在1895年4月与汇丰银行展开了一项商议。[28]汇丰银行决定聚拢一些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银行，一起筹集资金。[29]然而当时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R.A.Salisbury）基于他所坚持的光荣孤立政策，不愿和欧洲联盟的政治纠缠在一起，因此拒绝给汇丰银行提供官方支持。

相反地，俄国、德国和法国倒是十分愿意。一个由俄国和法国组成的银行财团同意以4%的利息提供约1600万英镑金的借款，这就是所谓的1895年《四厘借款合同》。作为借贷的回报和保证，俄国希望在中国东北及云南拥有租借地。若俄国成功地获得东北的租借权，那么就会在日本和清朝角逐东北亚的竞争中占较大优势。另外，由于云南接壤缅甸，若俄国拥有租借地，则会挑战英国在东南亚的势力。金登干写信禀告赫德，说俄国还提出“中国海关应由欧洲各国共同掌管”。[30]清政府拒绝了这些条件，但是贷款协议明确规定，如果清政府决定将任何一个税源的掌控权转交给某个外国，则俄国有优先拒绝权。[31]到了次年，中国和俄国达成秘密结盟。结盟的内容为：承诺若两国任何一方遭到日本攻击，中俄将互为防卫；俄国获得建筑一条穿越东北的铁路的权利，并使之与西伯利亚铁路连接。铁路沿线的土地将割让给名义上是私人的中东铁路公司。[32]所以在第一轮的租借地划分上，俄国占了上风。

英国的回应则是，坚持当时还算是小银行的汇丰银行必须接受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的协助，并且要加入英德银行财团。德国因被排除在俄法贷款之外，正感到愤愤不平，因此准备与英国合作。事情发展的结果是，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英德两国银行财团中的首席合伙人）在1896年提供了一笔利息为5%的1600万英镑借款。这笔钱以尚未被预支的海关税收为担保，同时，如果这些还不充足，必要时还会寻找其他的资金来源。[33]贷款合同还规定，在借款还清之前，海关现有的组织运作不得改变。

最后一笔对日赔款的偿付期限是1898年。清政府如果能准时付款，则可避免缴纳5%的拖款利息。俄国和英国都觊觎输出这笔贷款，但由于俄国在甲午战争期间支持中国，所以总理衙门最初是属意俄国的。俄国也愿意接受以田赋作为担保，而不是按英国所坚持的须用厘金担保才行。正如赫德所论，对清政府来说，抵押田赋在政治上更为容易，因为 “控制厘金，会损害每个中国官吏的私囊，而田赋则主要对清朝中央政府有影响。因此，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当前宁愿把田赋和将来会造成的一切危险交给俄国人，也不愿把厘金和随之有望的内政改革交给英国人”。[34]

如果贷款流向俄国，那俄国对中国的影响就会大大增加。而且如它曾经企图过的那样，有可能会再度尝试接管海关。由于“远东前途吉凶难卜”，[35]赫德催促金登干与汇丰银行携手向英国外部施压。这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英国在华利益，也是为了捍卫海关的完整，避免它被国际接管或被分裂。随即，汇丰银行伦敦经理嘉谟伦（Ewen Cameron）告诉外交部常务副大臣弗朗西斯·伯蒂（Francis Bertie）：“除非英国政府出面挽救，否则俄国的借款安排就会通过。其结果，中国将变成俄国的一省，并且海关也会从英国人手中丢失。”[36]在英国对华政策中，中国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介于俄国与“英皇皇冠上的明珠”——印度之间的缓冲地带。绰号“公牛”的伯蒂倾向于攻击性地防御英国的殖民利益；第三笔对日赔款引起的争夺是帝国间大博弈的一部分。

问题是海关的大部分税收已经被预先支用了。当被问及时，赫德告知汇丰银行：“70%的海关税款已被用来做担保，而剩余部分不能用作抵押，因为要用来支付征收时产生的经费、沿海灯塔费用和驻外使馆经费。”[37]基于这个原因，英国要求清政府同意让海关接管部分厘金站卡和盐务稽核所，它还要求废除条约口岸的厘金以及承认长江流域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这对俄国来说太过分了，它警告清政府，如果接受了这些条件，“将意味着两帝国之间的友谊就此中断”，[38]俄国以战争相威胁。

面对危险的处境，清政府试图在国内筹集1亿库平两以上的资金。这就是李文杰的研究所探讨的主题，即被称为“昭信”或“以昭信守”的公债股票，最后以惨淡收场。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黄思永在1898年1月30日的一份奏折中力争说：“因国计自强派股，皇上昭示大信，一年见利，既速且准，自非寻常股票可比，安见将来风行之盛，不如外洋？”[39]显然，他对大清子民的爱国精神和忠诚度做了错误的评估。昭信股票的失败，有三个原因：首先，户部想自己发行和管理股票，而不是让银行为之；其次，发行规模太大以至于迅速冲垮了市场；再者，它结合田赋、丁赋以及盐课盐厘作抵押。在实际运作上，昭信债券遂变成一个类似“苛派勒捐”的传统做法：总督巡抚们被分发一定数量的债券，他们再分摊给下属官员，这些下属官员又强制地方士绅和低级官员来购买。[40]没有人相信清政府会偿付利息或本金，所以债券最后变得一文不值。另外，购买债券施加给人们的压力，还引发了骚乱。故而在1898年9月，清政府发布谕旨停止了出售债券。[41]

清政府走投无路，只好再次寄希望于外国。但此时俄国已不再受到清政府的欢迎，因为它为了报复德国占领青岛，不顾和清政府的密盟，在东北抢占了大连和旅顺。因此，清政府只好求助于英国和汇丰银行。[42]年，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以4.5%的利息追加了1600万镑金借款。英德两国再次成为共同债主，因为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在之前那次贷款中有一个协议，即如果将来涉及到更多的贷款，他们要让对方互相参与。如同之前的贷款，这笔新贷款也以海关税收作抵押。但因预见到海关税收将会不足，所以英德银行财团施压，要求这笔贷款必须成为苏州、长江下游淞沪地区、九江和浙东等地厘金的第一抵付对象，估计这些地方每年的厘金收入可以偿还贷款约320万两。如果仍然不足，湖北的宜昌、汉口以及九江所征收的盐厘也将用来抵付，其总的年收入估计至少为280万两。[43]贷款合同规定：海关将接管所有这些税收机构的管理权，如有必要，任何其他征收点也会用于偿还债券。[44]合同还规定：在45年的贷款偿还期中，海关的管理不能变更。另外，只要英国对华贸易高于其他国家，总税务司就必须是英国人。[45]

等到英国终于把俄国控制在东北亚地区，确保了自己在长江流域的特权地位，获取了中国外债大饼的可观份额，并确保海关得以维持现状以后，它觉得在中国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到了。英国财政大臣在1898年1月宣称：“我们并没有将中国视为一块被欧洲或其他国家征服或攫取的地方 （本政府）有绝对的决心，不惜以战争为代价，也决不让（中国的）这扇大门关闭。”[46]英国希望由凌驾欧洲政治之上且立场中立的美国来带头支持这一政策。一直给金登干提供情报的庞斯福德利用其担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的有利地位，成功地接近了美国国务院。皇家海军的贝思福爵士（C.Beresford），即《中国的崩溃》一书的作者，也前往美国鼓吹支持该政策。但这些行动都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

一位和英国外交部有良好关系的高级税务司贺璧理（A.E. Hippisley）被派往华盛顿去游说柔克义（W.W. Rockhill）。懂得汉语和藏语的柔克义曾担任过驻华公使，也是贺璧理长期的好友，此时他是美国国务卿海伊（John Hay）的顾问。他刚开始不愿接受贺璧理的恳求，但贺璧理对他施压，声称“我从北京得到的最新指示说：‘北京以及华北将像满洲一样，会以很快的速度被俄国化’”。柔克义表明，美国的顾虑是不愿意被视为只是跟随英国的对华政策、对此贺璧理指出，如果美国采取主动权，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柔克义被说服了，开始大肆发表文章炒作议题，并给国务卿海伊写了一份备忘录。而海伊则获得麦金莱总统（W.McKinley）的同意，发表了一篇后来人所共知的门户开放照会。它主张，“中国现行条约税则适用于所有势力范围内一切口岸所装或卸的货物”，海关税费“都应该由中国政府来征收”，[47]也就是说，应该由海关来征收，因为海关依旧是中国的机构。本质上来说，门户开放照会一方面承认了各国在华势力范围的存在，但另一方面以保持各国商业机会均等为名，号召所有国家不要实施不同的税则，并让海关继续在全中国运转。

由对日赔款引发的贷款热，彻底地改变了海关的地位。它使外国列强瓜分清朝税收资源成为可能。海关是一个强大的官僚系统，它的稳定和大量的税收可以替清朝担保大额的赔款。而清朝对外来财政的依赖，遂让英俄这些国家通过在贷款上附加条件来破坏清朝主权。其发展的结果，便是海关硬是被卷入了在中国日益加深的金融帝国主义。同时，海关成为了英俄大博弈中的一个焦点，进而威胁到它本身能否继续以一个自治的官僚系统存在。最终海关没能从这一问题中完全脱离出来，它与英国走得更近，并且更加依赖它。但正如在中法战争期间一样，此时的海关又再次依靠它的国际关系网络，甚至间接地接触到了美国国务卿和美国总统。这个关系网让海关保留了独立的外表，避免了被列强们占据或瓜分的下场。

海关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在概念上，必须把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加以区分。义和团运动是指在1900年的那个酷暑，发生于华北地区的群众暴力运动：一群义和团成员因反对外国人和基督教而杀死了很多外国和中国教徒。[48]就算被牵涉的各国对他们本国同胞命运的担忧以及对义和团屠杀的愤怒是事实，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绝不是一场单纯为了保护在华外国人士生命安全的军事行动。若他们的诉求只在于此，他们大可通过与清朝合作便可达成目的。相反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清朝和八国联军之间的一场斗争，万一清朝真的倒台，没人敢在一场帝国主义间的肉食争夺战中缺席。对清朝进行摧毁性报复的宣誓在那些西方国家内也很叫座，欧洲民众已经把占领殖民地视为一种国家荣誉。还有对先前一些事件的记忆，譬如发生在印度的起义和暴动，也给欧洲人一种认为当地人会报复的恐惧；同时基督教徒也渴望对中国异教徒施加惩罚。

海关被深深地卷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中。这不仅仅表现在它的职员深陷其中，也表现在这场战争威胁到了海关的存亡，还有赫德在安排议和以及平息事态等方面扮演出的关键角色。一开始海关因为夹在八国联军和清政府之间，故在战争进行期间起不了作用。而当北京落入联军之手，无人知道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时，气氛里开始弥漫着一股危险和不确定性。事态的诡谲酝酿着两种可能性，一是分裂中国，二是八国之间将有可能爆发战争。海关总是能在这种情况下挺身而出，这一次，赫德又站到了刀锋上，以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一场可以避免的战争

为何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慈禧太后就又决定同时针对多国开战？中国著名历史学者孔祥吉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确实，当时西方主要强国的注意力被分散到其他一些地方，例如英国在与南非布尔人的战争中失利，美国忙于平息菲律宾的暴动，俄国正在压制国内无政府主义的暴力运动，德国则正与德属东非的赫赫人进行战争。所以照理来说，清朝应该能借机对这些强国扳回一城，毕竟后者在中日战争后曾贪婪地压榨过虚弱的中国。此外，西方国家还保护了曾鼓动光绪皇帝在1898年进行全面改革的儒士康有为，英国把康有为偷渡到了国外。他们还保护被软禁的光绪皇帝，而慈禧太后却希望看到光绪退位，甚至是他的死亡。换句话说，外国已经开始介入清朝的皇族事宜了，这是无法忍让的底线。

尽管慈禧太后有开战的动机和时机，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想要发动这场战争。义和团在1900年春天开始杀害基督教民，外国也开始派遣军队到中国，并屯兵于天津。为响应英国公使窦纳乐（Claude MacDonald）的求助，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Edward Seymour）率领大约2000人的国际联军，于6月10日从天津出发，直驱北京。此时的北京已经聚集起外国难民和大量的义和团成员。但西摩尔在出征前并没有询问清政府的意见，这使该行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西摩尔本人的军事才能也相当值得怀疑。他们沿着十分容易被破坏的铁路线前进，还经过了有很多清军及义和团武力的郊区。[49]西摩尔进退两难，因为队伍前后方的铁路都被拆除了，他们既无法前行至北京，也无法后退回天津。

此外，直隶总督荣禄在6月17日收到一封法国总领事杜士兰（Jean Mary du Chaylard）的外交照会。这个照会传递了来自外国海军指挥官的最后通牒，要求移交位于天津东南方的战略要地大沽炮台。大沽炮台装备有克虏伯大炮，正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所显示的那样，它是北京防御来自海上入侵的最后一道堡垒。当总理衙门告知赫德关于大沽炮台的最后通牒时，他的反应是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他认为没有北京公使们的授权，这道通牒是不会发布的。[50]他还说道，盟国之所以派遣军队，是为了“自我保护以及帮助平定骚乱，他们对朝廷无伤害之意”。[51]

然而最后通牒确实是发出了，清朝把该通牒和西摩尔的出征视作敌对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慈禧太后召开了由朝廷要员和满族大臣参加的御前会议。会议出现了两个对立阵营，一方宣称应维护和平，另一方则力主抵抗外国侵略。会议四天后，慈禧太后宣布了她的立场，她支持战争。很显然，在这期间直隶总督荣禄传来清军在义和团的帮助下扳回一城的消息，促使慈禧做了这样一个决定。她下达了一道谕旨，命令全国总动员。[52]然而与一般所认为的相反，这道谕旨并不是清政府的正式宣战，因为清政府从来没有向驻北京的公使们送交过具有这种功能的文件。

清廷收到那份最后通牒后，命令外国公使们离开中国。但因为通往天津的铁路已被切断，而义和团又使陆路变得危险，所以公使们决定留下，并急急忙忙地在使馆区外设置障碍。他们不得不依靠400多名可调动的士兵守卫。如果清军或义和团想要占领公使馆，或者干脆把公使们饿死，都是轻而易举的。[53]而他们没有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恰如孔祥吉所说，当慈禧太后发现荣禄的报告夸大其词，而大沽炮台也已沦陷之后，她立刻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她赶忙下令在使馆周围张贴公告，上面写着：“钦奉旨保护使馆。”[54]

经过一场2万清军与1.2万名联军的艰苦对决之后，联军在7月15日占领了天津。一位老练的英国军官拿这次的天津战役与南非的布尔战争相比，指出：“获取这个中国城市所造成的伤亡，远比任何一次在南非的战争都要重得多。”[55]在接下来的数周里，外国军队大量集结于天津，为进军北京做准备。等他们于8月14日到达北京时，发现这里已是一座被朝廷、官员和军队遗弃的城市。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先是逃到山西太原，接着又继续往西，逃到了陕西西安。

事实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由一群怀着东方蔑视情结冲动指挥官们发动的一场不必要的战争。正是这种情结，让他们认为索求大沽口或者朝北京运送为数可观的军队不是战争行为。欧洲媒体激起了对来自殖民地的复仇的担忧，而善于煽动民心的政治人物，如德国威廉皇帝之流，则高声喧嚷：“正如千年前的匈奴（所做的）那样 愿德国的威名远播中国，让任何一个中国人自此不敢再斜视德国人。”[56] 此外，打造帝国是一国雄风的体现，这一信念也是诱因。其中日本是领头者，要是没有它的军队，联军在天津的地位恐怕也不会牢靠。因日本之故，俄国也无法缺席，继而使英国也不得不参与；而对于拥有宏伟帝国梦想的德国来说，这同样是一个黄金时机。如此一来，所有的联军，即俄国、日本、英国、德国、奥匈帝国、荷兰、意大利和美国，一起打着保护文明的口号，占领了华北和北京。

模糊和矛盾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迫使像赫德和德璀琳这样的人必须选择什么是他们最想避免的。当赫德搬进使馆区时，他给总理衙门写信称：“我已经帮助中国征税40年了，照理我应该留在北京，因为我一直被以诚相待。”但他极为婉转地告知总理衙门的官员，他已经选择加入外国公使的队伍，因为“若所有公使都离开北京，我却依然留下，这会给中国增添麻烦”。[57]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时，李鸿章的长期幕僚德璀琳也被点名。他曾与中国的达官显贵、英国投资者以及一位叫胡佛（Herbert Hoover）的美国矿业工程师交往密切，共同开发中国北方的铁路，并在秦皇岛建设新的港口。他为了保护中国同僚，而受到“搞两面派”的谴责。[58]质疑他的声浪有增无减，以至于当八国联军占据天津后，拒绝把他纳入管理天津的委员会。正如津海关税务司杜德维所写，联军本可以利用德璀琳的广泛人脉，但他却被怀疑是一位已经“被（中国）本土化了的同胞”。[59]

清朝官员也同样身处困难的局势之中，尤其是因为没有可靠的政策来引领他们。孔祥吉指出，这个混沌情况的产生有可能是因为慈禧太后给省政府官员发布过谕旨，告诉他们保卫各自的省份，且不要理睬来自北京的其他旨令。[60]考虑到当时时局的变幻莫测，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减少因为压错宝而造成的损失。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共同支持之下，上海道台余联沅与驻上海各国领事商定了“保护东南章程九款”。[61]这份章程提出，外国领事们要负责保护上海租界的安全，刘坤一和张之洞则负责维护长江流域各省份的秩序。这份章程让刘坤一和张之洞等人既能向清政府表明，他们正将外国武力排除到其辖区之外，同时也向领事们昭示，他们不与义和团同流。

当时担任江海关税务司的安格联频繁地与刘坤一会面。据安格联所述，每当出现与慈禧太后立场不同的谈话，刘坤一就会变得非常紧张。[62]安格联得出结论，刘坤一的策略就是把外国人排除在他的辖区之外。[63]曾在1900年执掌过金陵关一段时间的挪威籍帮办韩森（P.C.Hansson），他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官员对义和团的同情只有一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憎恨洋鬼子。”[64]刘坤一因为害怕引来其他列强向辖区派来更多的军队，因此拒绝英国提供武力支持。就这一点，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也表示赞同。[65]两广总督李鸿章拒绝宣布他所管辖的省份独立。[66]赫德和李鸿章的关系在后者开始采取亲俄政策后就恶化了；赫德怀疑李鸿章想在俄国的扶持下成为新的皇帝。[67]李鸿章小心翼翼地避免做出任何可能会暴露其意图的行动。

税务司们也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们不得不试着接受赫德有可能已经在拳乱中牺牲的可能性。事实上，有关赫德未经证实的死亡消息早在7月17日的《泰晤士报》上就发布过了。那则讣告愤怒地批评赫德“对他所效力对象的僵化的愚忠”，并批评他“只要碰到与中国有关的事务，都怀着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主观判断”。[68]赫德死亡的谣言开始引发一系列的继位斗争。在上海，造册处税务司戴乐尔（F.E.Taylor）在驻上海的领事团和刘坤一的帮助下，成立了临时总税务司署。[69]在英国，金登干和外交部则反对戴乐尔的举动。赫德后来对这件事情讥讽道：“在6月24日便安排我如何被取代，似乎有些操之过急了。”[70]另一件可能发生的事是，海关如同中国的命运，可能会依照区域被分割。在汉口，税务司何文德（J.H.Hunt）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建立了亲密关系，据说此举是希望长江流域各省可以在张之洞的率领下独立[71]。粤海关税务司庆丕则欣然同意李鸿章的提议，要两广地区的各关税务司向他报告，暂时照管起两广地区的关务。[72]更年轻的安格联则表现出亲英倾向并效忠赫德。在北京被占领后，他催促赫德南下，建议他在英国势力范围的核心，即南京，来重建中国海关。[73]虽然这个时期到处充满暗示性的动作和大量谣言，但没有人愿意亮出底牌。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不安的气氛进一步加重。步天津和其他华北地区后尘，北京城也失了秩序。八国联军对义和团的剿灭，往往伴随着整个村庄和城镇被化为焦土。赫德在9月8日给金登干的信上这样写着：“他们的政策应当是要恢复秩序和信任，劝诱人民把物品拿出来卖，而不是让恐怖主义成为日常状态（除了日本占领区以外），士兵们似乎只懂得抢掠和霸占。”[74]正如他鄙视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行径一样，赫德对八国联军的行为感到不齿。他说：“ 所谓‘绝不宽待’的命令竟被翻译为‘对男人、女人、小孩都毫不留情’，只要他们是中国人。”[75]前景变得危险和无法预料，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赫德的时刻

赫德在使馆解围以后，便马上给金登干写信，信中说：“我认为我会被用得着，在这个紧要关头，也只有三方交汇的我可以用。”[76]正如景复朗所认为的，面对义和团拳乱所形成的灾难时，赫德把《圣经》中的某些段落当作是上帝直接传达给他的信息，要赫德在中国做工作。[77]在拳乱结束后赫德写了一些文章，并将它们集结出版为《这些从秦国来》一书。在19世纪时有些人认为《圣经》中的秦国就是指中国，但是这个看法长期不被认可。总之，当金登干让他解释这个标题的意思时，赫德便指向那些段落。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知道的，赫德曾是一个十分虔诚信教的年轻人，相信上帝在不断地考验他，并让他随时处于准备状态。就在这个时候，赫德似乎可以判断：上帝让他一直为之待命的那个时刻已经来到了。

赫德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促成谈判。他把希望寄托在了庆亲王奕劻身上。庆亲王在1884年继承了恭亲王，自那时起开始掌管总理衙门。[78]然而，此刻即使他王府中的人也不知道他身在何处。一个由日军保护的搜索队在北京城外发现了他，[79]但他不愿挺身而出，声称患了腹泻，还需要一段时间恢复。[80]因为恶劣天气的阻挠，加上等待谕旨的许可，他在9月4日才终于返回北京。[81]

庆亲王和赫德在当日下午立刻会面。赫德为了处理义和团运动的后续事宜，先后写了很多备忘录，在与庆亲王见面时，赫德向其呈递的第一份备忘录中，希望他“可以充分理解这个议题中关于外国的一方”。[82]庆亲王原以为自己需要做的只是向北京的居民和官员发布命令，要他们返回北京和各复其职。但赫德劝庆亲王打消这个念头，并告诉他，由于北京已被外国占领，所以实际上他无权这么做。如果他还像以前那样行使权力，他很可能就“会被逮捕，若非立即被监禁起来，就是被赶出城去”。赫德委婉地告诉他，现在就看他要不要鼓起勇气和八国联军的代表启动那不招人喜欢的谈判了。庆亲王认为，所谓赔款只是一笔用于修补一些教堂和领事馆建筑的“微不足道的金额”。面对庆亲王的无知，赫德认为在那个下午就让他醒悟过来是非明智之举。

在没有李鸿章的情况下，庆亲王拒绝做任何事。这时候的李鸿章刚被任命为全权大臣，但他却刻意以刚好不至被指责违反谕旨的速度，缓慢向北京前行。他首先到上海与当地官员和领事们会面。[83]到了9月中旬，他才搭乘一艘俄国邮船到达天津。然后在9月27日，他等来了瓦德西元帅（Alfred von Waldersee），瓦德西已被任命为八国联军的总司令，其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让中国在德国的威力下颤抖。但瓦德西的姗姗来迟却使他不能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产生任何影响，所以他发起许多惩罚性的行动，来报复义和团成员，甚至是假想的义和团成员，这让事态回归日常变得更加困难。

李鸿章直到10月14日才到达北京。[84]这段时间赫德也没闲着，他在英国、德国和美国的主要杂志上发表文章，谴责了联军的暴行，为义和团辩护，称他们的本质是爱国的。他还批判了传教士傲慢的伪善。在此基础上，他呼吁要对中国做出同情的对待，因为：“中国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强国”，“留些余地让未来的中国可以感谢我们，而不是向我们寻求报复”。[85]赫德为庆亲王安排了汇丰银行的贷款、又与米商协商如何把食物运到北京，并向总理衙门建议议和的方式。[86]他对清政府建言，要他们必须坦承包围使馆是个严重违反文明的行径。[87]他起草了一份外交照会和条约的纲要，以便让李鸿章和庆亲王递交给联军。其中首先承诺立即惩罚支持义和团的官员，并提出一个可以处理所有被牵涉国的总协议；接下来如果情况需要，也可以就单一被牵涉国的问题进行个别协商。这份协议草稿包括清廷承认攻击领事馆是错误行为，并且许诺全面赔款。[88] 10月15日，即李鸿章到达北京的次日，两位清廷的全权大臣将这两份文书送交给了各国公使。[89]

值得玩味的是，就在李鸿章和庆亲王把协议草稿递交给联军的前夕，英国和德国共同发表了门户开放政策只适用于“三八线”以南的声明，意即中国东北地区不包括在内。[90]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不久，俄国公使格尔思（M.N.de Giers）便离开北京，俄国军队则进入了中国东北地区。俄国的这个举动使得谈判无法进行，并使其他国家也在考虑是否该有类似的举动。英德的宣言等于暗示接受俄国在东北的主导权，这让格尔思重返北京参与谈判。格尔思和李鸿章在同一时间到达北京，很难相信这只是个巧合。到了10月中旬，形势已经变得非常明朗，谈判所需的一切条件终于在北京汇齐，谈判可以开始了。

即便如此，仍存在着重要的障碍。德国要求谈判开始前，应先惩罚那些该对包围使馆负责的清朝官员。据赫德说：“这让所有朝廷大臣都深感恐惧。”[91]高层官员和亲王们或被斩首，或被迫自杀，其速度让李鸿章也不禁感到疑惑，“如果他们照这样的速度如此快地消失掉，还有谁会留下来接受惩罚呢？”[92]联军的残忍行径刺激了朝廷里的主战派。与慈禧太后关系密切、其子被指定为皇位继承人的端亲王给所有总督和巡抚写信，命令他们做好准备：一旦冬天到来，大沽港口封冻，就再一次拿起武器。[93]对联军而言，他们更喜欢强势下令，而不愿与清朝官员进行协商。

此外，联军在该对清朝提出何种要求的问题上也难以达成共识。[94]从10月到圣诞节前夕，赫德在清朝全权大臣和外国公使之间来回穿梭。在圣诞夜，李鸿章和庆亲王终于得到召唤，外国公使们说只要清政府同意以下条件，就能重拾和平关系：拆去大沽炮台，联军可以继续在使馆和北京——天津铁路沿线驻扎，在有教民被杀害的地区暂缓科举，禁止武器进口，并支付赔款。赫德建议庆亲王和李鸿章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要提出任何反对，等到敲定条约细节的时候，再寻求机会修改联军要求。[95]

也许赫德相信自己正在履行一个更高的使命，但他也在确保能照顾到海关。他非常担心海关将会被偿还债务所累，变得“像埃及一样，被放到国际共管之下”。赫德指的是1876年在埃及成立的国际公共债务委员会，[96]这也是他为何会建议清朝和八国联军集体协商，并将赔款设计成单一的中国和八国之间的国家债务的原因。[97] 1901年10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规定赔款共计4.5亿海关两，分39年还清，每年还需追加剩余赔款的4%的利息，这意味着中国将要支付至少982238150海关两的赔款（根据条约签订时金银汇率计算）。《辛丑条约》规定庚子赔款除了以未预支的海关税收担保外，还应包括条约口岸附近的常关税收，以及盐务稽核所的税收。

赫德真心地认为，他在1900年的这片狼藉中，为中国和世界做出了某种正向的挽救：不仅和平恢复了，贸易也重获生机，而且迎来了改革的时刻。他在1901年2月充满热忱地告诉金登干：“皇太后现在接受了皇帝的观点，两人一起颁发了重要的变法诏书。”[98]他自己也递交了许多备忘录来提供建议。其中包括对田赋的改良，他认为光是这一项就可以轻易提供两亿海关两白银。这不但能支持清政府支付赔款，而且可以重整军备，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改革官僚体系，等等。[99]但清王朝积重难返，本可以在太平天国运动后实行的改革政策，如今机遇已失。另外，由于海关权力大增，与列强对中国日益加深的掌控也紧紧相扣，这些都使它成了众矢之的。

反弹：少年中国的崛起与税务处的成立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开启了通往权力的新途径。在过去若没有从中国自诩的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一般来说是不可能被任命为官员的。但是《辛丑条约》要求科举在义和团活跃的省份停办，随后，清朝发起的改革最终使这个制度在1905年被完全废除。改革的目标是希望能够通过西方道路来重塑官僚系统，引入一套西式教育体系，成立代议制机构，并且向立宪政府迈进。[100]此外，发动洋务运动的最后一批耆老也相继离世了。李鸿章在1901年11月去世，刘坤一也逝于1902年10月，几年后，张之洞也去世了。能够用新思维来做新事的新人正成为清廷所需。

袁世凯就是这批新人中的一位。他在担任清朝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时展现出他的气度，并且还创建了新式军队。尽管他没有通过科举考试，但却在李鸿章去世后继承了直隶总督之位，这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另一个新人是唐绍仪，他在香港皇仁书院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受过教育，曾和穆麟德（Paul von Möllendorff）一起在朝鲜创设海关，并担任中国驻朝鲜总领事。1911年辛亥革命后，唐绍仪曾短暂担任过首任总理。他和袁世凯两人都想恢复中国对海关的控制。在新政中，外务部取代了总理衙门，当唐绍仪被任命为外务部大臣后，赫德担心“唐的外国教育经历可能会让他想涉入海关事务，甚至到难堪的地步”。[101]伍廷芳则代表一股日益茁壮的海外华侨势力，他出生于新加坡，曾在香港圣保罗书院读书，后来在伦敦大学学院（UCL）获得法学学位，并在林肯法律学院获得大律师资格，他也成为了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像这些人，都通晓外国事务，而且绝不认为自己的教育资历会输给海关税务司们。

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开始不容小觑。1904年，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抗议中国在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上的展出。由海关承办的展品让中国大出其丑，其中有些非常刺眼，如裹小脚妇女、洋烟鬼及乞丐等，丑化中国人的形象，有辱中国的尊严。[102]同时，在国内恢复国家利权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中国在1905年还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抵制美货的运动，旨在抗议美国的排华法案限制中国移民。

这时出现了对海关的强烈批评声，认为海关其实是一个支持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机构。郑观应就是这种观点的提出者之一。在19世纪50年代，郑观应曾担任过上海新德洋行和宝顺洋行的买办，以及太古轮船公司的总买办。他后来参与中国轮船招商局的创办，认识了很多引领时代改革的思想家们，包括王韬和冯桂芬等。他还给当时引导潮流的《申报》投过稿子。19世纪80-90年代，他在和李鸿章有关系的商办洋务企业工作，包括天津和上海的电报局等。[103]郑观应既不是排外保守的满族人，也不是一位光会空想的儒家文人。

郑观应在其1895年出版的《盛世危言》一书中，否定了“中国人很难避免腐败”的论调，认为它其实出自西方人的傲慢，为了合理化地把中国人从海关高层中排除出去。况且，这一观点跟现实是有矛盾的：税务司们住在豪邸里，过着贵族般的生活，享受着宴会、打猎、俱乐部等活动。还有，英国殖民下的香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走私中心了吗？郑观应针对竟没有一个中国人能被提拨和委任为税务司的现象，给予了激烈的批评。在4343名全体海关成员中，有3574名是中国人，其中有很多华人甚至是在外国接受教育的，譬如唐绍仪。比起税务司们，那些华人上过的学校往往更具声望。[104]因此，郑观应说，如果由外国人掌管中国海关在19世纪60-70年代还说得过去，那么，到了19世纪末期，就不合时宜了。[105]

郑观应抨击关税自主权的丧失，主张这是国家主权很重要的一部分。他注意到美国和日本都用很高的进口关税来保护他们稚嫩的产业。他声称中国因为不能实行高关税政策，已经阻碍本身的工业化。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印度、奥斯曼帝国和中国没有关税自主权。而印度已经成为了殖民地，奥斯曼帝国也丧失了独立自主，他担心中国也可能沦为同样的命运。郑观应把免税证看作外国企业拥有不公平优势的证据，并认为执行免税的海关应当为此负责。[106]

并非只有郑观应一人持有这一观点，曾在户部、刑部、军机处任过职的陈炽也有相同的看法。陈炽在1895年加入了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并成为其中的总董。他也支持康有为在1898年的维新运动。此外，陈炽为郑观应的文集作了序。在《庸书》中，他也批判了中国关税自主权的丧失，声称：“不及此改弦而更张之，他日 显蹈印度覆亡之辙，海疆万里，拱手让人，济济诸公，何以自解于天下后世哉？”[107]

海关的触角突破了条约口岸范围，这也让中国官员和商人们产生不满——《辛丑条约》规定临近条约口岸的常关也划归海关管理。深晓其中利害关系的赫德，很快同意只有距离条约口岸50里之内的常关才被海关接管。[108]他一再指示税务司们要慢慢地行使他们的权力，[109]即便这样，还是引起了反抗。在九江，海关监督反对把常关税收交给税务司；面对罢市的威胁，户部只好裁定，只有超过之前所征收数量的税收才交给税务司。[110]在芜湖，“因为监督和总督都声称他们无力改变税则”，所以税务司无法做任何事情。[111]粤海关税务司梅乐和也无法做出任何改变，因为“广东商人和掮客都不易掌控，72家行会以及商会发挥着不容小觑的影响”。[112]厦门关税务司阿理嗣（J.A. van Aalst），一个固执的比利时人，则激起了一场由厦门商人和监督的下属委员组织的群众抗争，导致理船厅办公室被洗劫，三人因此丧生。[113]

清朝势力最大的两位封疆大吏张之洞和刘坤一，也极为不满。他们表示：“赫德近日借赔款为词 意欲将中国利权一网打尽 若不及早限制防范，中国实尽是洋官管事，华官只如地保，华人只充奴隶而已。”[114]张之洞控诉赫德：“派洋员前往内地，不计官权民情有无妨碍。”[115] 于是在各种反抗和压力之下，海关终究无法越出条约口岸的范围而深入中国内地。

1906年5月9日，一道谕旨宣布成立税务处。[116] 税务处是一个被安置在总税务司署之上的清政府机构，希望借此重建对海关活动和经营的掌控。这份谕旨任命满族人铁良为税务大臣，唐绍仪为税务处会办大臣。1906年被任命为英国驻华公使的朱尔典（John Jordan），和赫德一样也是个北爱尔兰人，他给铁良取了一个绰号，叫“着了火般的狂热满洲人”（fire-eating Manchu）。[117]英国在这个时候对唐绍仪已经有些了解，因为在1904年的西藏问题谈判中，英国就与当时作为全权议约大臣的唐绍仪交过手。在那次谈判期间，唐绍仪坚定地维护清朝的权利。

这道谕旨对海关和驻京外交官们犹如晴天霹雳。将海关视为己有的英国反应则十分惊愕：中国官员居然敢违抗他们！汇丰银行认为税务处会威胁到他们对中国贷款的安全，其驻京负责人熙礼尔（E. G. Hillier）写信给伦敦负责人艾迪思（Charles Addis）：“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唐绍仪会成功地达到接管海关的目的。”[118]在朱尔典公使抵华之前，留守英国公使馆的代办康乃吉（Lancelot Carnegie）写信给英国外交大臣格雷（Edward Grey）：“一旦欧洲人认为中国政府可以插手海关 将会出现中国债券的最惨重崩盘。”[119]他还说，因为海关税收“被用作许多贷款以及庚子赔款的担保”，所以尽管海关“是在特殊情况下组成的”，却是“英国的合法利益”。[120]英国外交部给清朝外务部写了一份信函，要求得到“一个对谕令的解释”。[121]

熟知国际法的唐绍仪对此完全拒绝。他指出，由税务处监督海关，并没有违反清政府在1898年英德贷款中关于贷款期间不改变海关的承诺。海关不但不会改变，而且赫德也收到了要一切如常的指示。[122]唐绍仪尖锐地指出：“我无法理解英国政府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动机，因为这种做法让中国政府无法接受。”[123]在与英国外交官讨论的时候，唐绍仪也附议郑观应对海关的批评，相当“心有不甘”地说道，“同样优秀的甚或更有资格的中国人被拒绝”在海关之外，即便其中很多人是在外国接受教育的。[124]

英国外交部改变了最初的强硬立场。但这一转变，并非英方觉得“冲动地索取解释的行为伤害到了”唐绍仪，[125]而是意识到，对唐绍仪采取强硬态度只会加强他的地位。[126]唐绍仪已经成为强有力的人物，还被委以任何与铁路和矿产协议有关的事务，[127]所以疏远唐绍仪，对英国在中国的利益是不利的。另外，赫德则站在支持少年中国的立场上，他认为如果海关“成为债券持有者的受托人，抑或在条约国或公使团意志保护下的代表”，那么海关就不会长久地延续下去。[128]如果海关依赖于“外国的支持”，那么欧洲国家间的竞争肯定会导致海关垮台。[129]他建议格雷不要犯抵制“中国控制”的错误，“因为这是时代的大势所趋，任何继任者只能顺势而为，否则会是决裂的下场。”[130]

赫德接受成立税务处，他想让海关从甲午战争后就奉行的亲英政策中脱离出来。在1907年3月的一份总税务司通令中赫德写道，海关的外国特征应该成为历史。[131]即使外国人继续在海关工作，海关也应该抹掉它的外国特质。如同他在1908年的一次受访中所表示的，他预期“海关中的外国成分会逐渐消失”。[132]赫德在1907年2月和3月的两份通令中强调，要提高海关中华员的数量和职责，所有税务司必须努力去达成这个目标。陈诗启指出有10名中国人在这个时候被任命为帮办，此前该职位一直为外国人所占有。被任命为帮办意味着往后有任职税务司的资格。赫德还任命张福廷（玉堂）为西藏亚东关署理税务司。他指示各关税务司：“削减委派给洋员的职责至最低限度，然后把委派给华员的职责增加至最大限度。”[133]赫德在1907年还成立了税务专门学堂，该学校教授学生通识教育，为他们将来担任海关的高级职务做准备。赫德的目的是希望经过一段时间后，所有新招募的海关成员都得是税务学堂的毕业生。[134]

继任危机

税务处的成立，被视为是清朝让赫德退休的暗示。英国领事馆的一位职员在写给伦敦的信中说：“他们认为赫德没有立刻辞职，几乎不成礼数”。[135]赫德这时已经72岁了，健康状况也不佳。[136]不仅仅少年中国认为是时候寻找继任者了，就连赫德的部属也这么认为。他们曾于1902年在上海计划“进行一次直接投票 来决定谁是海关所希望的领导人”，并希望不论谁胜出，赫德都会指定他接班。[137]赫德与日俱增的任人唯亲的做法，已经让海关内的许多高级职员感到不满。赫德把日常事务交给了他的内弟裴式楷，其子赫承先任他的秘书之一，外甥梅乐和则在35岁时就成了税务司。一位愤愤不平的抱怨者这么说：“他手下没有一个英格兰人。”[138]

总税务司有两个主要的竞争者，分别是裴式楷和贺璧理。贺璧理于1867年就加入了海关，1882年被提拔为税务司，曾在总税务司署担任过汉文文案税务司和总理文案税务司。来自北爱尔兰的裴式楷，毕业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在军队中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外科医生，之后于1873年加入海关。赫德在1897年让裴式楷放弃退休计划，回到中国为接任他的位子做准备。不过此前，裴式楷就多次听赫德这么说过，他希望这次是可靠的，为此他还和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及外交部常务副大臣伯蒂讨论过。裴式楷还记得二人对他许下承诺，说他们“会在可及的范围内竭尽全力地支持我”，伯蒂还风趣地补充道：“虽然我们不至于为你发动战争。”[139]赫德确实在1898年任命裴式楷为副总税务司，只不过他又拖了十年才退休。

然而英国外交部在1903年收回了对裴式楷的支持，转向了贺璧理。因为贺璧理在促成门户开放照会时，就已经展示出他对英国的价值；在《辛丑条约》的谈判过程中，他也向英国外交部提出过建议。1906年5月，成立税务处的谕旨颁布后，贺璧理建议英国要采取“最有活力的行动”并“展现力量”，[140]显示出他是一个致力于支持英国利益的资深海关税务司。裴式楷在1903年被告知，他不再是英国外交部所青睐的候选人，但他也很清楚地表明自己不会善罢甘休。他给英国国会里的爱尔兰议员写信，让他们在议会中提出质疑，并且将贺璧理描述为这样的形象：“英格兰人 不缺乏能力，但只是一个秘书型的人，在精神上和身体行动上都反应迟缓”，这样的健康状态应该接受“治疗”。[141]英国方面想封裴式楷为高级圣迈克尔和圣乔治爵士，以作为弃用他的补偿，但裴式楷拒绝接受，他认为这样做不足以弥补自己的损失。他本可以花更多的心思来离间英国外交部。一位外交部官员曾这样评论：“裴式楷先生的主要才能在于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妙笔生花。”[142] 而英国当时的外交大臣格雷最后总结说，他认为裴式楷不接任总税务司，反而“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143]

1907年，赫德的退休看似迫在眉睫，因此不得不对他的继任者赶紧做出选择。在华英国外交官和银行家们都极力反对裴式楷，主要原因在于他的倾中色彩。汇丰银行发动反裴式楷的游说，说他的“特别刺眼的恭顺作风尤为道尽了他近来与北京高官的关系。特别是在不久前颁发谕旨这件事情上，他展现出一副急着要对两位新任大臣道贺的面孔”。[144] 之前提到的汇丰银行驻北京的负责人熙礼尔声称，若裴式楷继任，将会是“一个大家的不幸”。[145]我们真正要的是一位愿意勇敢面对中国新贵的英国总税务司（A British IG）。[146]

但裴式楷有赫德和北京新贵的支持。英国外交部派朱尔典代表贺璧理进行交涉，朱尔典汇报时说，税务处的铁良“发现裴式楷爵士是一个很不错的同僚，他还认为裴式楷会比赫德对中国更重要”。[147]毕业于耶鲁大学、曾在汉口和天津任海关监督的中国外务部大臣梁敦彦，也同样支持裴式楷。因为在梁敦彦眼中，若按朱尔典讽刺性的话来说，裴式楷是中国的“一匹最好驾驭的马”。[148]赫德为了支持裴式楷，给格雷写信，表示他并不相信某些外面的传言，说裴式楷在海关不受欢迎，或被在华英商所厌恶等说法。赫德特别指出，他们曾经推选裴式楷为上海俱乐部的主席。[149]赫德建议格雷让中国自己做决定，因为“一个特定的被提名人肯定会被中国人冷眼看待”。[150]

那些英国绅士资本家的外交代理人发现，与其声称拥有控制权不如实际进行控制。在继任危机中赫德的角色是关键，因为1898年的借款协议上写着，总理衙门会让赫德“推荐一个拥有相同能力的英国人”，在此基础上，总理衙门在经过一番“质询之后”，才会进行任命。如果总理衙门想要拒绝赫德推荐人选，这个“质询之后”就成为一个回避的辞令。[151]赫德并不会在官僚机构的斗争中被轻易打败，他决定以暂时休假而非正式退休的方式，来推迟继承人的选定。他任命裴式楷为代理总税务司，可能是寄希望于英国对裴式楷能有多一点了解，以产生对他的认可。1908年，赫德以健康原因为由永远告别了中国，[152]在他的最后一份总税务司通令中，他表达了对海关日后更加高效和更为有用的期望，并感谢了“在各个部门和来自各个国家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所有职员。[153]当赫德的休假在1910年提出再度延长时，税务处坚持赫德提名一位继任者。赫德提了5位侯选人，以确保清政府在选择上拥有重要的发言权。

裴式楷、贺璧理、包罗（Cecil Bowra）、好博逊（Herbert Hobson）和安格联都在赫德的名单上。包罗是第一批税务司包腊（Edward Bowra）的儿子，1869年出生于宁波，年仅20岁就加入了中国海关，并很快平步青云。虽然他曾四次代理过总税务司一职，但他终究没有成为总税务司。包罗的儿子莫里斯（Maurice Bowra）是一位著名学者，担任过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院长、牛津大学副校长以及英国国家学术院院长。好博逊在18岁那年进入江海关，担任过戈登（Charles Gordon）的见习翻译，1873年成为税务司。他在1901到1910年间是资历最深的税务司之一，掌管着江海关。

总税务司的任命最后给了安格联。[154]安格联于1869年出生在约克郡的斯卡伯勒（Scarborough），17岁时进入海关。他曾在一所名为马尔博勒学院（Marlborough College）的著名独立学校上学，并入赘贝尔福（Balfour）家族。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的个人教养势必带有英国上流社会的态度。和包罗一样，他在海关中升职极快，于1896年成为副税务司。他和户部官员们培养了良好的关系，似乎普遍被大家所喜爱。[155]赫德曾向格雷提起过安格联，说他是“几位有潜力的青年才俊之一”，又说，“而且娶了贝尔福教授的女儿，我想首相应该知道贝尔福教授这个人”。[156]有人推测安格联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既不是裴式楷派也不是贺璧理派，也因为他在英国和中国都有很好的关系，而且还很年轻，因此下次继任的问题要在很长时间后才会出现。安格联在1910年被任命为代理总税务司。1911年9月20日，赫德去世，10月25日安格联被正式任命为总税务司。[157]

总税务司的每次继承都是一个相当具有张力的转折点，充满着诸多阴谋和内斗。不过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赫德把总税务司形塑成一个掌控大权的职位，不但掌管着一个多重职能的庞大官僚体系，同时还深深地涉入清政府的财政和外交事务。由谁来继任的结果不但会对海关自身的未来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甚至对中国的未来以及国际关系也影响深远。就这方面来说，没有什么可以比安格联对1911年辛亥革命所做出的反应更能证明上述所言不虚。

债权市场吞噬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

若要完全理解1911年辛亥革命对海关的影响，那么重申魏尔特在其权威著作《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常关税的征收及支配》中对海关的税收和使用的观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他指出：辛亥革命之前，“海关总税务司对税收没有直接的控制权”，[158] 负责征收关税的是海关监督而非税务司。尽管清朝的贷款和庚子赔款在形式上是由海关税收担保，但清朝不一定把关税都用于此。[159]在庚子赔款一例中，清朝向各个省份规定了份额，然后让各省自行决定要挪用哪个经费来作此用途。[160]因此就上海来说，是上海道而非海关来经手清朝的债务以及庚子赔款的还款事宜。赫德如此评价：“只要没有拖欠 这个程序大概就不会遭到反对。”[161] 但1911年辛亥革命把这一切都改变了。海关从监督那里接管了关税，并把税收送到上海的外国银行以支付中国的债务。海关沦为了赫德一直所极力避免的样子，即一个中国版的埃及公共债务委员会。

在1918年的一份关于“海关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所扮演角色”的备忘录中，安格联声称各关的税务司们“本能地接管起对海关银行和税收的控制”，意思是说他个人与此事关系不大，[162]但他的这个说法经不起严格检验。因为早在10月14日，革命开始后仅仅第三天，安格联就命令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A.H.Sugden）“想办法将海关税款转入汇丰银行”。[163]九天之后，安格联要求与他联系频繁的税务处会办大臣胡维德把海关税款的控制权转移给他。他认为：“现在到了要保护关税以偿外债的时候了，不要使之沦为革命党的军费。”[164] 到了11月末，眼看1898年英德借款的8万英镑欠款就要跳票了，英国公使朱尔典趁机施压，[165]要求清政府“采取措施来让总税务司掌控全部海关的税款”。[166] 税务处遂发函告知安格联，表明他们同意朱尔典的关于“为了支付外债和庚子赔款，让总税务司掌管全国关税”的建议。在收到此函后，安格联于12月11日发布了第1865号总税务司通令，指示税务司们接收海关税收。[167]

在海关夺取税款的过程中，炮舰的协助被证明是有效的。11月，朱尔典向格雷汇报说，汉口和长沙的革命党势力曾经试图扣留海关税款，但受“大批外国军舰停泊在长江上”的助益，这股势力已经被制服了。 [168]日本也向武汉派遣了他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旗舰——松岛号。[169]实际上，不论是袁世凯还是革命党，“对于战争都没有多大的胃口”。[170]革命党下定决心，绝不给任何国家一个干预革命的借口；这个决定毫不令人意外，毕竟义和团也不过是十年前的事情而已，令人记忆犹新。苏古敦在10月15日向安格联汇报，说革命党保证维持秩序，并且没有外国人受到攻击。[171]津海关税务司欧森（J.F.Oiesen）在天津起义的前一天就接到一封信，建议他先把市区外头的常关和厘卡的海关外籍职员移到他处，“因为他们不是被攻击的预定目标”。[172]在上海，伍廷芳给税务司墨贤理（H.F.Merrill）写了数封保证信。[173]在广州，孙中山阵营里的佼佼者——陆军中尉胡汉民，此时被任命为广东军政府都督。他发布了一份公告，声明粤海关税务司梅乐和是一位“华官”，肯定了海关在过去所做的良好工作，认为它应该继续运转下去。[174]总之，不管是袁世凯还是革命分子，对海关接管关税都没有提出反对。虽然海关成了民族主义批判的靶子，然而由于人人都清楚它在财政上的重要性，所以各方阵营都想控制它，让它为其所用，而不是破坏它。

袁世凯是最大的获利者，他也小心翼翼地出牌。他已经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对清朝效忠了。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去世时，袁世凯就被强行卸除了所有官职，一群决心重振满族统治地位的满人接收了所有的权力。此时袁世凯清楚地认识到清政府已经失去了民心的支持，气数已尽，余日无多。正如他在革命爆发时对朱尔典所说的，清朝获得的支持是如此之少，以至于这群满人不得不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300万两白银”，仅仅是为了让将领们能够摆出一个还算像样的军容。[175]但因为袁世凯与新军、官员、外国人和商界精英们的联系非常密切，清政府被迫召回袁世凯，再度任用他。他首先被任命为湖广总督，以让他承担起镇压武汉起义的重任。[176]月1日，当他的军队慢条斯理地展开动作时，他又被任命为新建责任内阁的总理大臣。[177]

袁世凯有意培养与朱尔典的关系，以寻求英国的支持。因为英国的支持就算不是袁世凯胜出的决定因素，也至关重要。袁世凯和朱尔典都曾在朝鲜任职，两人在那时就认识。他让朱尔典充分了解他为了说服清室退位所做出的努力，频繁到几乎每天都向朱尔典报告。在清室实际退位之前，朱尔典就在1912年1月19日提早告知格雷，说袁世凯“已经被允许在共和政体的基础上继续操作下去”。[178]在这之前，朱尔典于1月10日还告诉格雷，说袁世凯在炸弹袭击中幸存了下来，赞美他在压力下不但沉着冷静，而且还有心思“点了支烟”。[179]在清室退位诏书正式颁布之后，朱尔典于2月17日会晤了袁世凯，袁世凯向他“热诚地感谢英国的支持”。[180]当朱尔典“开玩笑地说他这个老朋友以后再不能见到袁世凯”时，袁世凯回答：“绝不是这样，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任何时候你想来见我时，你会发现我还是那个你认识很久的袁世凯。”

英国确实为袁世凯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在革命爆发不久后，清廷曾接触过朱尔典，向他请求一笔紧急贷款。清政府的恳求声称：为了阻止俄国、法国和德国破坏门户开放政策和瓜分中国领土，一个“名义上的满族统治”是有必要的。[181]但英国此时已经不想要清朝继续存在了。朱尔典认为：“承认袁世凯是获得一个稳定政府的唯一希望。”[182]于是英国没有再给清政府任何贷款。

袁世凯也需要英国的金援来运作他现在掌管着的政府。辛亥革命是通过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实现的，这就表示各省停止向北京汇缴税款。在革命期间，安格联和汇丰银行的熙礼尔为袁世凯安排了一笔紧急贷款。[183]到1912年2月，汇丰银行就已提早为袁世凯的大借款开始了准备工作。[184]在伦敦，前文提到的汇丰银行负责人艾迪思预估袁世凯需要不少于6000万英镑的贷款。[185]他也认为只有袁世凯才能保持中国的完整。他在位于伦敦郊区樱草山昂贵的家中会见了孙中山，但对孙中山并不抱有信心，并建议外交部也不要支持孙中山。[186]艾迪思认为，有必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革命，因此他要袁世凯和孙中山合作，包括要求袁世凯与孙中山分享贷款。[187]

汇丰银行忧虑这场革命会让他们放给中国的贷款增添风险。这些贷款需要中国有一个政府愿意承认它们，并且有能力通过征税予以偿还。另外，汇丰银行也认为中国具备良好的商业前景。事实上，一个投资中国的泡沫已经出现；由海关出版的贸易统计显示，中国的外贸正在兴盛起来。外贸增长是因为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卖掉了铁路建设权和采矿权。一些大型的国际集团，如北京辛迪加财团（Peiking Syndicate）、开滦矿物局（Chinese Engineering and Mining Company）、中英银公司（British & Chinese Corporation）、英商伦敦华中铁路有限公司（Chinese Central Railways）和扬子江流域公司（Yangtze Valley Company）等正在中国投资或伺机炒作机会。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首次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建立现代工业，因此中国被视为最后一个大型基础建设和城市公用事业的投资机会。这类投资的利润报酬在其他地区很早就被肯定。此外，中国这个国家不被外界认为税赋过重，也不极度负债。[188]艾迪思在12月告诉时任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负责人赫承先，说“金融城并不质疑中国的偿付能力”。[189]自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中国的债券表现一直持续超过印度、日本和俄国，[190]投资者们对中国很有信心，认为中国“还有很多尚未开发的资源”。海关驻伦敦办事处告诉安格联，一般认为这场革命将会产生一个“更好的政府”。[191]

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唯有在它能保持不拖欠贷款的情况下，才能持续下去。为达成此目标，安格联、汇丰银行、英国外交部和《泰晤士报》的北京通讯记者莫理循（G.E. Morrison）联合了起来。这一议题也主宰了安格联与赫承先的通讯内容，安格联要求赫承先让他及时知道中国债券在伦敦、柏林和巴黎的交易情况。1911年11月，安格联得知中国债券的价格下降了2到3个百分点，不过很快就恢复了。到了12月，赫承先又给安格联写信说：“所有的中国债券几乎都保持平稳。”[192]莫理循在《泰晤士报》上替中国债券做宣传，例如该报于1911年11月23日刊载：“可以笃定地断言，由海关担保的所有贷款利息都将及时到位和按时支付。”[193]

图4.1 1895-1911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趋势图　（单位：100万海关两）

中国债券在这段时间只发生过一次危机。在荷兰，有一家由苏格兰人创立的颇负盛名的霍普银行（de Hope Bank），长期在阿姆斯特丹处理中国债券事宜。1912年初，它告知汇丰银行和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称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即将把中国的1895年6厘英德贷款登记为违约债券。[194]得知这个消息后不久，汇丰银行就有了动作。在一份2月12日发出的声明中，汇丰银行宣告各国银行委员会（International Bankers Commission）已经在上海成立，这表示所有海关税款都将会存入外国银行，并且已在上海募集了500万银两以偿还中国债券。[195]这一声明足以消除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疑虑。

汇丰银行的这个声明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海关的税款被转入上海的数家外国银行。在第1865号总税务司通令中，安格联命令各关税务司将他们征收的税款转交给上海的墨贤理。墨贤理早在11月19日曾对驻上海的领事们建议，应该把总税务司持有的所有用来偿还外债和赔款的关税账户一并附于汇丰银行之下。不过当领事们把该提议汇报给北京的公使们时，却遭到了否决。因此朱尔典随即提议那些账户应该放在各国银行委员会的名下，并让它来管理庚子赔款的偿还。于是，北京的公使们以罕见的快速在1912年1月3日通过了一个含有八项条款的协议。该协议指定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负责征收海关税款，并且负责把它们以同等份额分别存入上海的汇丰银行、德华银行以及华俄道胜银行内的债务专用账户。各国银行委员会是由所有牵涉中国贷款和庚子赔款的银行组成，而它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决定所有关于求偿优先顺序的问题”。安格联得向委员会报告，然后委员会再向北京的公使团汇报。[196]由此可见，清室退位之前，那些外交官、银行家和海关就已经联合起来确保关税能安全地落入外国人之手了。如果袁世凯想增加他所需要的贷款，除了顺从，他别无选择。

若说那些银行家们确信投资中国有利可图，他们同时也坚决要将风险最小化。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建立了一个银行联盟来进行集体谈判，以阻挡其他人提供比他们所认可的更优惠的条件，并寻求各个政府的支持。汇丰银行和其他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的银行组成了对华国际银行团（China Consortium），它们都被各自的政府所支持。[197]这个银行团阻止了其他想单独与中国私下交易的银行。例如伦敦克利斯浦公司（C. Birch Crisp and Co.）原本在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和莱斯银行的支持下募集了500万英镑，准备以5%的利息贷款给中国；[198]但银行团建议中国政府取消这个合同，中国政府照办了，赔偿给伦敦克利斯浦公司15万英镑。[199]

1913年4月，袁世凯早在一年前就与汇丰银行展开的贷款谈判终于有了结果。对华国际银行团同意给予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一项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这笔款项将被用于偿还袁世凯和孙中山所积累的债务，以及被拖延的庚子赔款，并买断辛亥革命期间各省份所签署的本票，还有承担一些即将到期的应付债款的偿还。我们在这里又一次看到，银行团促使了袁孙两人的合作。这也从某些方面解释了为什么袁世凯会给孙中山以及其他革命者在新政府里安排了一些重要职位。为了偿还这些遗留下来的债务，大约花费了1000万英镑左右，剩下约1100万英镑。其实袁世凯并没有得到全部的2500万英镑，因为该债券以九折出售，银行还要收取6%的手续费和佣金。剩余的1100万英镑被用来遣散军队和维持政府一年的开支。[200]毫不令人惊讶，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善后大借款仅仅是往后更多借款的一个开头。善后大借款和以往一样，规定用所有剩余的关税作为抵押，此外还要抵押盐税，并且要让外国人来管理。债券的招股说明书上宣称，该贷款获得“大英帝国大臣们的认可”。[201]艾迪思果然没有错，投资者们对中国的偿还能力依然很有信心，这个债券的超额认购是实际发行量的四倍。[202]

然而，善后大借款在中国被证明是颗政治炸弹。唐绍仪被任命为袁世凯政府的第一任内阁总理，并且因为这个身份，被无可避免地卷入善后大借款的相关谈判当中。[203]他告诉朱尔典，“宁愿把自己的脑袋炸了，也不愿使自己的国家受到外国侵略”，[204]因此辞职。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之后，唐绍仪被怀疑准备接受傀儡政权首领的任命，故于1938年被国民政府的特务暗杀。朱尔典同样不认为善后大借款是明智之举。在他看来，银行最终还是赌注在一个信念之下，那就是列强们在关键时刻仍然愿意用炮艇外交来取回他们的金钱。他写道：“借钱给中国，是一种温和形式的豪赌，它倚赖于中国广大的自然资源和我们的政治压力及干预。”他还说道：“对我们的继任者而言，收回所有借款将会是一件苦差事。”[205]就连艾迪思也认为善后大借款所附加的条件会使中国难以吞咽。他写道，中国人可能会“不信任并推翻政府”。[206]

艾迪思有先见之明。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建立了一个有着广泛基础的政府，相当符合艾迪思的设计。孙中山在北京被隆重接待，包括他在内的四位同盟会成员成了内阁成员。然而在1912年末至1913年初的议会选举中，同盟会大胜，所以当善后大借款的附加条件在1913年4月浮出台面后，议会里的同盟会成员威胁要弹劾袁世凯，并呼吁拒绝贷款。当袁世凯拒绝妥协时，善后大借款便成为引发自7月开始的“二次革命”的导火线之一。袁世凯调遣新军来镇压革命。善后大借款依然成立，袁世凯有钱支付军队和接下来一年的政府运转费用。正如银行家们说过的，善后大借款没有被拖欠，中国会支付；只是连带的政治代价也是十分高昂的。

外国银行获胜了。但中国并没有光荣地从1911年的革命中蜕变成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反而变成袁世凯一个人的国家，而且袁世凯只能仰赖外国的善意和金援。甲午战争的赔款已经把中国带到由财政行刑者所架好的断头台上，庚子赔款给中国套上了绞刑绳索，而1911年的革命终于把行刑的陷阱之门打开了。海关从它日益重要的财政地位中占到好处，获取了新的职能，包括征收部分厘金、盐税及常关税。海关也深深地涉入中国的财政管理。赫德是欣然接受这个角色的；只是起初部分原因是为了抵抗俄国不断加深的影响力，但后来他也觉得，这会促使清廷去进行某种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改革。在义和团拳乱和少年中国出现之后，赫德又再次支持中国对海关的想法。然而，在安格联的管理下，海关自愿成为中国对外国银行欠款的讨债者。

造成海关最后屈于外债持有者利益的原因很多，包括帝国主义的增强、清朝的虚弱和外国武力的干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赫德的退休和安格联的蹿升。安格联坚持提高财政的功能，他也相信中国为了自身利益，需要像他这样的人充任财务良性运作的严厉导师。这个信念变成其政策的一部分，我们下一章会再详细讨论。

尽管总税务司的确很重要，但必须指出，有安格联这样想法的人不止他一个。由他来继任赫德这件事，本身即代表了海关更广的变化趋势：海关里面日益加深的东方情结、对中国的种族歧视和西方优越感。海关的其他高级职员，譬如贺璧理，也一样轻视中国。曾经引发当地暴动的厦门关税务司阿理嗣说，赫德曾经指示要招募更多的中国人，但是从这个做法中他领悟到，“华籍钤子手只可以作为洋员的补充人员 他们只在洋员同事的管理、指导和支持之下，才能具有某种程度的效率”。[207]庆丕在1907到1909年间担任粤海关税务司，他曾遵从赫德1907年关于任用华人的指示，招募了一些中国人。当他于1915年给安格联写信时，他说，自己“对这种初步实验并没有感到担忧”，但是外班洋员的种族歧视让这个举措变得无法实行。因为他们“自然地怀有敌意，并且在其华员同事身上看不到任何优点”。[208]

当然也有例外。当广州的革命人士在1911年春天攻打两广总督府时，一直和胡汉民友好的粤海关税务司梅乐和，拒绝配合英国领事杰弥逊（J.W.Jamieson）的要求，而不愿阻止军火走私以及调查所有上岸旅客的真实身份。[209]广州于11月9日被革命军占领后，梅乐和开始违抗总税务司署的命令，并且指示海关舰船停止悬挂清朝龙旗，要外班人员从制服帽子上撕下任何代表清朝的徽章标志。[210]胡汉民被任命为大都督时，梅乐和也向他道贺。[211]而当英国把广州的沙面租界用铁丝网围起来变成堡垒时，梅乐和提出了抗议，说中国人会把这个看作英国有意组织起来袭击广州城的措施。[212]安格联大致上是赞同梅乐和的，但也告诫他“不要忘记，领事们是在暗地里支持你的。”[213]

本章对甲午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间的海关做了仔细的探讨，显出两个重点：第一，对造成辛亥年间的这场革命而言，短期财务危机的影响力其实和长期的社会、人口及经济问题一样重要，过去的历史学家在这个议题上只关注后者。由于我们目前又一次经历了突然来袭的金融危机及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危害，正如发生在清朝身上的一样，两相比较也许我们就见怪不怪了。第二，国际情况对1911年辛亥革命也是有影响的。大多数中国或其他地方的研究都把视线集中在中国自身的发展上。然而，不仅海关，像汇丰银行那样的金融机构以及诸列强，譬如俄国、英国、日本等，都因为他们自身的利益关系而非常在意辛亥革命的发展。毫不令人惊讶，他们不仅尝试而且成功地影响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发展。

[1]本章的题记，摘自“Greenspan’s Rates of Wrath”，《泰晤士报》，1994年11月28日。

[2]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权力的来源：战争、金钱和英国（16881783）》，伦敦：恩文海曼出版社，1989年。

[3]彼得和霍普金斯：《大英帝国主义（1688-2000）》，哈洛：朗文出版社，2002年，第3-7章。

[4]周锡瑞：《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8页。

[5]引自李文杰：《中国早期国债的顿挫：昭信股票发行始末》，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6页。

[6]引自李文杰：《中国早期国债的顿挫：昭信股票发行始末》，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10页。

[7]引自李文杰：《中国早期国债的顿挫：昭信股票发行始末》，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7-8页。

[8]引自李文杰：《中国早期国债的顿挫：昭信股票发行始末》，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8-9页。

[9]关于中国厘金方面的优秀著作，见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另参见李文杰：《中国早期国债的顿挫：昭信股票发行始末》，第51-52页。

[10]“总税务司公函，上海系列”，1868年1月22日，载魏尔特：《中国海关起源、发展及其活动文件汇编》，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38年，第6卷，第228页。下文简译为《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

[11]“总税务司公函，上海系列”，1867年7月19日；1868年1月19日和23日，分别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211页以及第6卷，第232-235页。

[12]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出版社，1952年，第363页。

[13]“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1号”，“各关税务司今后若无总税务司指令不得为地方借款作还款保结或擅自签署借据”，1867年，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1卷，第80-81页。

[14]“总税务司公函，上海系列”，1868年1月18日和22日，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228-232页。

[15]“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1号”，“各关税务司今后若无总税务司指令不得为地方借款作还款保结或擅自签署借据”，1867年，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1卷，第80-81页。

[16]汇丰银行的放贷全表，可参见景复朗：《汇丰银行企业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卷，第548-549页。

[17]汇丰银行的放贷全表，可参见景复朗：《汇丰银行企业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卷，第535-553页。

[18]“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1号”，“关于清廷没有授权贷款协商事”，1877年，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1卷，第370页。

[19]“总税务司公函，上海系列”，1868年1月18日和22日，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211页；景复朗：《汇丰银行企业史》，第2卷，第349-350页。

[20]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655页。

[21]李文杰：《中国早期国债的顿挫》，第39页。

[22]费维恺《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载费正清等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63页。

[23]李文杰：《中国早期国债的顿挫》，第32页。

[24]李文杰：《中国早期国债的顿挫》，第34页。

[25]李文杰：《中国早期国债的顿挫》，第26页。

[26]“去函Z字第634号”，1894年9月30日，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3页。

[27]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654-655页。

[28]景复朗：《汇丰银行企业史》，第2卷，第265页。

[29]景复朗：《汇丰银行企业史》，第2卷，第265页。

[30]“金登干致赫德”，1895年5月9日，来电936号，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8页；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7页。

[31]魏尔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常关税的征收及支配》，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27年，第67页。

[32]徐中约《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载费正清等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109-114页。

[33]魏尔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常关税的征收及支配》，第67-68页；景复朗：《汇丰银行企业史》，第1卷，第270-280页。

[34]“赫德致金登干”，1897年12月27日，电报3179，载陈霞飞、韩荣芳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北京：外文出版社，19901993年，第3卷，第1402页。下文简称《中国海关密档》。

[35]“赫德致金登干”，1897年12月27日，电报3179，载陈霞飞、韩荣芳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北京：外文出版社，19901993年，第3卷，第1402页。下文简称《中国海关密档》。

[36]“金登干致赫德”，1897年12月24日，信函2660，载《中国海关密档》，第3卷，第303-304页。

[37]“赫德致金登干”，1897年12月30日，电报3184，载《中国海关密档》，第3卷，第1403页。

[38]引自景复朗：《汇丰银行企业史》，第2卷，第287页。

[39]李文杰：《中国早期国债的顿挫》，第42页。

[40]李文杰：《中国早期国债的顿挫》，第51-54页。

[41]李文杰：《中国早期国债的顿挫》，第73页。

[42]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300-302页；景复朗：《汇丰银行企业史》，第2卷，第283-291页。

[43]“总税务司下达副税务司为苏州和淞沪地区的厘金征收事”，1898年4月9日，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2卷，第119页；景复朗：《汇丰银行企业史》，第2卷，第287-288页。

[44]“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820号”，“为以厘金作借款担保委托海关于指定地区征收厘金及印发有关往来文书事”，1898年，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2卷，第104页。

[45]魏尔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常关税的征收及支配》，第68-69页。

[46]“金登干致赫德”，电报3209，1898年1月18日，载《中国海关密档》，第1405页。

[47]美国国务卿海伊提交的门户开放备忘录，1899年9月6日，见Http://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opendoor.htm。

[48]关于义和团运动的优秀著作，见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7年；同样参见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7年。

[49]大卫·希尔贝（David Silbey）：《义和团运动和中国大博弈》，纽约：希尔-王出版社，2012年，第83-90页。

[50]“总理衙门致赫德”，1900年6月19日，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2卷，第241页。

[51]“致总署总办大人”，1900年6月20日，去函1号，载“总税务司孤函抄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7）/112。本档案中有赫德大量的通信，但仅从第2封信函开始，赫德给它编号新系列第1号。

[52]孔祥吉：《晚清史探微》，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第232-246页。

[53]孔祥吉：《晚清史探微》，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第253页。

[54]孔祥吉：《晚清史探微》，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第246页。

[55]“Journal of Captain Edward H. Bayly”, in China, 1900: The Eyewitnesses Speak, ed. Frederic Sharf and Peter Harrington（ London: Greenhill, 2000）, 106.

[56]引自罗杰·汤普森（Roger Thompson）：“山西义和团运动的军事化问题”，载方德万主编：《中国战争史》，莱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00年，第311页。

[57]引自罗杰·汤普森（Roger Thompson）：“山西义和团运动的军事化问题”，载方德万主编：《中国战争史》，莱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00年，第311页。

[58]“Journal of Captain Edward H. Bayly”, in China, 1900: The Eyewitnesses Speak, ed. Frederic Sharf and Peter, 111,114.

[59]“Journal of Captain Edward H. Bayly”, in China, 1900: The Eyewitnesses Speak, ed. Frederic Sharf and Peter, 111,114.

[60]孔祥吉：《晚清史探微》，第246页。

[61]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90页。

[62]“安格联致金登干”，1900年7月24日，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7页。

[63]“安格联致赫德”，1900年9月5日，“江海关半官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14，载毕可思、方德万主编：《中国与西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档案》，伍德布里奇：汤姆森——盖尔出版公司, 20042008年，第106卷。下文简称《中国与西方》。

[64]“韩森致赫德”，1900年6月19日，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5页。

[65]“韩森致赫德”，1900年6月19日，“韩森致赫德”，1900年6月19日，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5页。

[66]易惠莉：《郑观应评传》，第593页。

[67]“赫德致金登干”，1900年9月8日，信函2896，载《中国海关密档》，第3卷，第501页。

[68]《泰晤士报》，1900年7月17日。

[69]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339页。

[70]“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961号”，“各使馆被围困期间北京总税务司署与总理衙门之来往函件及有关事项之记录”，1900年，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2卷，第238页。

[71]“贺璧理致裴式楷”，1901年6月3日，“江汉关半官函，1900-904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写679/32135，载《中国与西方》，第148卷。

[72]“庆丕致赫德”，1900年9月16日，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73页。

[73]“安格联致赫德”，1900年8月31日；9月26日；11月15日，“江海关半官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14，载《中国与西方》，第106卷。

[74]“赫德致金登干”，1900年9月8日，信函2896，载《中国海关密档》，第3卷，第501页。

[75]“赫德致金登干”，1900年10月14日，信函2905，载《中国海关密档》，第3卷，第508页。

[76]引自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737页。

[77]景复朗：《封上愤怒之嘴：关于赫德“这些从秦国来”的意图和含义的解释》，载《现代亚洲研究》，第40卷，2006年第3期，第729-736页。

[78]“1号备忘录”，1900年8月21日，载“义和团动乱”，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出版社，特殊收藏，卷宗号15/4/F6。

[79]“总署昆冈致赫德函”，1900年8月23日，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27页。

[80]“总署总办致赫德函”，1900年8月28日，“总署昆冈致赫德函”，1900年8月23日，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29页。

[81]“去函”，1900年9月15日，无编号，“总署总办致赫德函”，1900年8月28日，“总署昆冈致赫德函”，1900年8月23日，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32页。

[82]“3号备忘录”，1900年8月21日，载“义和团动乱”，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出版社，特殊收藏，卷宗号15/4/F6。

[83]“安格联致赫德”，1900年8月31日；9月26日；11月15日，“江海关半官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14，载《中国与西方》，第106卷。

[84]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739页。

[85]“赫德致金登干”，1900年11月26日，信函2919，载《中国海关密档》，第3卷，第519页。

[86]“1号备忘录”，1900年8月21日，载“义和团动乱”，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出版社，特殊收藏，卷宗号15/4/F6。

[87]“使馆被围困期间的1号备忘录”，1900年9月1日，载“总税务司孤函抄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7）/112。

[88]“特殊条约拟稿”和“照会拟稿”，附在“使馆被围困期间的3号备忘录”，“总税务司孤函抄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7）/112。

[89]“赫德致金登干”，1900年10月15日，信函2906，载《中国海关密档》，第3卷，第509页。

[90]奥特（T. G. Otte）：《中国问题：强大的国家对手和英国的孤立（18941905年）》，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8-213页。

[91]“赫德致金登干”，1900年11月4日，信函2914，载《中国海关密档》，第3卷，第514页。

[92]“赫德致金登干”，1900年11月1日，信函2912，载《中国海关密档》，第3卷，第513页。

[93]“使馆被围困期间的7号备忘录”，1900年9月1日，载“总税务司孤函抄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7）/112。

[94]“赫德致金登干”，1900年11月6日，电报3683，载《中国海关密档》，第3卷，第1450页。

[95]“使馆被围困期间的7号备忘录”，1901年1月16日，载“总税务司孤函抄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7）/112。

[96]“金登干致赫德”，1900年9月5日，电报3656，载《中国海关密档》，第3卷，第1446页。“赫德致金登干”，1901年8月15日，信函2981，载《中国海关密档》，第3卷，第569页。

[97]“使馆被围困期间的4号备忘录”，载“总税务司孤函抄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7）/112。

[98]“赫德致金登干”，1901年2月9日，电报3713，载《中国海关密档》，第3卷，第1452页。

[99]“赫德围攻使臣始末节略”，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41页；“赫德整顿利源节略”，1901年4月22日，载“总税务司孤函抄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7）/112。

[100]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年。

[101]“赫德致金登干”，1905年11月19日，信函3405，载《中国海关密档》，第3卷，第926页。

[102]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387页。

[103]易惠莉：《郑观应评传》。

[104]易惠莉：《郑观应评传》，第554页。

[105]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第1卷，第551页。

[106]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第1卷，第543-549页。

[107]引自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384页。

[108]“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976号”，“为建议由大清海关兼办常关事”，1901年，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325页。

[109]“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045号”，“为下达有关常关规费征收办法人员任用与备案总税务司之一成罚没款提成分配之指令事”，1902年，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325页。

[110]“外务部札行总税务司札文”，1902年7月16日，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2卷，第320页；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358页。

[111]墨贤理（H.F.Merrill）：“芜湖移交备忘录”，1904年4月，载“移交备忘录——芜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7609。

[112]梅乐和：“广东移交备忘录”，1914年6月20日，载“广东移交备忘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7633。

[113]蔡维屏：《总税务司最后的奖励：中国常关，1901-1931年》，载《帝国与联邦史》第36卷，2008年第2期，第251-253页；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383页；蔡维屏：《总税务司最后的奖励》，第250-252页。

[114]引自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384页。

[115]引自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384页。

[116]税务处翻译，来自卜内特（H. S. Brunnert）和哈盖尔斯特洛姆（V. V. Hagelstrom）：《当代中国的政治设置》，上海：别发印字房，1912年，第86页。

[117]“朱尔典致郎利”，1912年1月30日，载朱尔典卷宗，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350/8。

[118]“熙礼尔（汇丰银行）致艾迪思私人信函”，1906年8月，“中国海关”，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371/181。

[119]“康乃吉致格雷”，1906年7月2日，“熙礼尔（汇丰银行）致艾迪思私人信函”，1906年8月，“中国海关”，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371/181。

[120]“康乃吉致格雷”，1906年5月16日，“熙礼尔（汇丰银行）致艾迪思私人信函”，1906年8月，“中国海关”，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371/181。

[121]“外务部公函”，1906年5月11日，“熙礼尔（汇丰银行）致艾迪思私人信函”，1906年8月，“中国海关”，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371/181。

[122]“康乃吉致格雷”，1906年7月16日，“熙礼尔（汇丰银行）致艾迪思私人信函”，1906年8月，“中国海关”，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371/181。

[123]“康乃吉致格雷”，1906年5月16日，“熙礼尔（汇丰银行）致艾迪思私人信函”，1906年8月，“中国海关”，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371/181。

[124]“康乃吉致格雷”，1906年7月16日，“熙礼尔（汇丰银行）致艾迪思私人信函”，1906年8月，“中国海关”，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371/181。

[125]“康乃吉致格雷”，1906年7月16日，“熙礼尔（汇丰银行）致艾迪思私人信函”，1906年8月，“中国海关”，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371/181。

[126]“贺璧理致艾迪思”，1906年8月10日，“熙礼尔（汇丰银行）致艾迪思私人信函”，1906年8月，“中国海关”，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371/181。

[127]“关于中国的事务”，1906年7月2日，“熙礼尔（汇丰银行）致艾迪思私人信函”，1906年8月，“中国海关”，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371/181。

[128]“赫德致史密斯”，1906年10月21日，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7卷，第206-212页。

[129]“赫德致嘉迪那（Gardner）”，1906年7月29日，“中国海关”，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371/181；还可参见“赫德致金登干”，1906年5月20日，信函3452，载《中国海关密档》，第3卷，第960-961页。

[130]“赫德致格雷”，1907年9月27日，“赫德的继任”，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676/14A。

[131]“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419号”，“为饬知有关华洋员工分工事”，1907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0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6899，载《中国与西方》，第9卷。

[132]《海峡时报》，1908年6月15日。

[133]“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415号”，“为饬知训练下属”以及“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419号”，“为饬知有关华洋员工分工事”，1907-1909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0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6899，载《中国与西方》，第9卷。亦参见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397-398页。

[134]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511页。

[135]“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先生的继任者”，外交部机密打印，8818，1907年1月，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 371/181。

[136]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413-422页。

[137]“萨道义致伯蒂”，1902年12月10日，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 676/14A。

[138]“萨道义致伯蒂”，1902年12月10日，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 676/14A。

[139]“裴式楷在中国职业生涯的一些记录，目前为中国海关代理总税务司”，载“中国海关”，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371/385。

[140]“贺璧理致艾迪思”，1906年8月10日，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371/181。

[141]“裴式楷在中国职业生涯的一些记录，目前为中国海关代理总税务司”，载“中国海关”，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371/385。另参见“代理总税务司裴式楷的杂项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7）/123。

[142]“外交部机密打印8818”，1907年1月，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881/ 9083。

[143]“格雷致朱尔典”，1907年10月10日，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881/ 9083。

[144]“熙礼尔致艾迪思”，载“中国海关”，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371/ 385。

[145]“熙礼尔致艾迪思”，载“中国海关”，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371/ 385。

[146]“访问柏卓安和艾迪思先生纪要：赫德的退休”，载“中国海关”，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371/181。

[147]“朱尔典致格雷”，1907年9月25日，载“中国海关”，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371/385。

[148]“朱尔典致格雷”，1907年9月23日，载“中国海关”，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371/385。

[149]“赫德致格雷”，1907年9月27日，载“赫德的继任”，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676/14A。

[150]“赫德致格雷”，1907年9月27日，载“赫德的继任”，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676/14A。

[151]“总理衙门致窦纳乐先生函”，1898年2月10日，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597页。

[152]“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483号”，“总税务司赫德准假离任前交代事宜并向关员致谢”，1908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0卷，1907-1909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6899，载《中国与西方》，第9卷。

[153]“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483号”，“总税务司赫德准假离任前交代事宜并向关员致谢”，1908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0卷，1907-1909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6899，载《中国与西方》，第9卷。

[154]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422-424页。

[155]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421页。

[156]“赫德致格雷”，1907年9月27日，载“赫德的继任”，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676/14A。

[157]“税务处札行总税务司”，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233/134。

[158]魏尔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常关税的征收及支配》，第1页。

[159]同样参见方德万《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军事及财政改革》，载林满红编：《财政与中国近代史论文集》，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1999年，第49-50页。

[160]同样参见方德万《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军事及财政改革》，载林满红编：《财政与中国近代史论文集》，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1999年，第49-50页。

[161]“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040号”，“为分摊常关税收用于支付赔款事”，1902年，见“海关总税务司通令，1902-1904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6897，载《中国与西方》，第7卷。另参见魏尔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常关税的征收及支配》，第99页。

[162]“安格联关于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及海关的备忘录”，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7卷，第234页。

[163]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477页。

[164]“安格联致胡维德”，1911年10月23日，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330页。当安格联提出把海关税款毫无保留地移交给总税务司经管时，胡维德说他需要去见袁世凯，征求他的同意。见“安格联致朱尔典”，1911年11月20日，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332页。

[165]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481页。

[166]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481页。“安格联致朱尔典”，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332页。

[167]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865号，卷11。该函在总税务司通令中没有署明日期，但和引自陈诗启的《中国近代海关史》一书第482页的一份相同，它署的日期是1911年12月6日。其中确实讲过“中国的全部税收”，但它的意思仅指海关的税收。

[168]“朱尔典致格雷”，1911年11月23日，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341页。

[169]“苏古敦致安格联”，1911年10月11日，“江汉关半官函”，载“江汉关半官函，1910-191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38，载《中国与西方》，第151卷。

[170]“朱尔典致金登干”，1912年1月4日，“公使馆回复海关函”，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350/8。

[171]“苏古敦致安格联”，1911年10月15日和18日，“江汉关半官函”，载“江汉关半官函，1910-191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38，载《中国与西方》，第151卷。

[172]“欧森致安格联”，1911年10月29日，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78页。

[173]“伍廷芳致墨贤理”，1911年11月10日，载“江海关半官函，1911-1913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17，载《中国与西方》，第109卷。

[174]“梅乐和致安格联”，1911年11月12日（译者注：应为28日），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16页。

[175]“朱尔典致金登干”，1912年1月4日，“公使馆回复海关函”，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350/8。

[176]侯宜杰：《袁世凯全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198页。

[177]侯宜杰：《袁世凯全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194页。

[178]“朱尔典致格雷”，1912年1月19日，载“中国革命与内战”，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WO106/26。

[179]“朱尔典致郎利”，1912年1月10日，载“公使馆与海关信函”，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350/8。

[180]“朱尔典致郎利”，1912年2月17日，载“公使馆与海关信函”，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350/8。

[181]“国家救济委员会”，1911年11月16日，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223/134。

[182]“朱尔典致格雷”，1912年1月19日，载“中国革命与内战”，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WO106/26。

[183]“安格联致朱尔典”，1911年12月6日，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335页。

[184]魏尔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常关税的征收及支配》，第84-85页。

[185]景复朗：《汇丰银行企业史》，第2卷，第481-491页。

[186]景复朗：《汇丰银行企业史》，第2卷，第177页，第477-478页。

[187]景复朗：《汇丰银行企业史》，第2卷，第477页。

[188]赫德：“赫德中国支付赔款节略”，载《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606页。

[189]“赫承先致安格联”，1912年12月19日，见“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816，载《中国与西方》，第73卷。

[190]威廉·戈兹曼（William Goetzmann）、安德列·尤霍夫（Andrey Ukhow）、朱宁（Ning Zhu）：《中国和世界的金融市场（1870-1939）：全球化历史的当代教训》，《经济史评论》，第60卷，2007年第2期。

[191]“赫承先致安格联”，1911年10月22日，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338页。

[192]“唐嘉敦（C. Thorne）致安格联”，11月25日，12月9日和23日，见“总税务司往来信函，半官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840，载《中国与西方》，第76卷。

[193]“帝国和外交情报，中国海关贷款：一项重新保证声明”，《泰晤士报》，1911年11月23日。

[194]“赫承先致安格联”，1911年1月31日和2月3日，见“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840，载《中国与西方》，第76卷。

[195]“预计即将到期的中国债赔消息”，《泰晤士报》，1912年2月7日。

[196]魏尔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常关税的征收及支配》，第5-6页。

[197]景复朗：《汇丰银行企业史》，第2卷，第482-491页。

[198]景复朗：《汇丰银行企业史》，第2卷，第490页。

[199]景复朗：《汇丰银行企业史》，第2卷，第490-491页。

[200]景复朗：《汇丰银行企业史》，第2卷，第503-505页。

[201]景复朗：《汇丰银行企业史》，第2卷，第506页。

[202]景复朗：《汇丰银行企业史》，第2卷，第502页。

[203]魏尔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常关税的征收及支配》，第84页。

[204]“朱尔典致郎利”，1912年5月4日和5月21日，载“公使馆与海关信函”，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350/8。

[205]“朱尔典致郎利”，1912年3月25日，载“公使馆与海关信函”，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350/8。

[206]“朱尔典致郎利”，1912年5月21日，载“公使馆与海关信函”，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350/8。

[207]引自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510页。

[208]“庆丕致安格联”，1915年3月2日，见“总税务司往来信函，半官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841，载《中国与西方》，第77卷。

[209]“梅乐和致安格联”，1911年4月29日，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192页。

[210]“梅乐和致安格联”，1911年11月10日，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06页。

[211]关于这一份文件，参见“梅乐和致胡汉民函”，1911年12月11日，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14215页。

[212]“梅乐和致安格联”，1912年1月12日，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16页。

[213]“安格联致梅乐和”，1911年11月16日，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10页。

第五章　国中之国，1914-1929

哦，就以钱商的身份来看，他们是无可挑剔的，但银行业更像是一种宗教：你必须接受某种承诺风险，然后其他的一切就会遵循着奇妙的逻辑法则而各就其位。

——罗伯逊·戴维斯（Robertson Davies），《生就的本性》

1922年，安格联尝试着描述海关历史：“起初（他这里指的是赫德时期），我们是一个纯粹由政府供应和支持的中国机构，因为我们提供了相当的收入。有了贷款之后，尽管依旧是以中国政府的利益为优先，但我们也变成了外国的利益。”[1]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后，海关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公共债务委员会”。1916年袁世凯死后内战爆发，“让中国独立处理自己事务而不受外国势力干扰的幻象仍然被保存着”，只是海关在这时却变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几乎差不多独立于中国财政之外，并且终究还是以列强为主要的考量对象而非中国政府”。[2]

这种情况的造成并不仅仅是因为海关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夺取了关税控制权。虽说这是个不可少的必要手段，但此时的征收税款还不足以偿付外债，因此海关没有剩余的资金。不久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外国银行无法再继续贷款给袁世凯政府。一战拆散了借款给中国的外国财团，所以善后大借款没有了后续。袁世凯转而通过发行内债来筹集资金，而且他只能拿海关做担保。如此一来，安格联则变成了内国公债局事实上的首领，拥有借贷的否决权，掌握着账本。

另外，这时还出现了关余，即海关税收支付债赔后的剩余。关余的

产生，是由于金银比价的改变和一战过后迅速的经济扩张造成的。此外，中国庚子赔款的债务也在缩小。缩小的原因有二：其一，中国在1917年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此举自动取消了对他们的赔款。 其二，盟国同意让中国暂停支付他们的债务五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又停止向俄国支付庚子赔款。安格联起初对袁世凯还有很高的期望，但看到袁世凯在1915年淘空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之后，遂对他失去了信任，决定对关余“攒得越多越好”，[3]并认为“公共服务绝对无法被安全地经营，除非靠外国人”。[4]安格联掌握着中国最重要的税收资源，中国的借贷能力都依赖着它。他成了中国的“太上财政总长”。[5]

对安格联而言，若中国还有救的话，那就是要依靠一个好的财政药方。在他态度的背后，存在一个信念的坚持：通过坚持北京政府要对债主兑现承诺，安格联提倡公正、廉洁、对公众责任的奉献和勤奋工作等价值理念。 他认为新的共和中国唯有实践这些价值，包括让它的公务人员变得诚实以获得人民的信任，才能克服困难。在当时有个普遍的信念，那就是对财务管理有帮助的纪律要求也会是促进改革的一个重要力量。[6]因此，安格联执行的政策旨在稳定政府财政。他一方面让内国公债局发行更多债券，但也确保这些财政债务能够及时和全额偿还。因为已经吃过袁世凯的亏，所以他囤积大量的预备金以确保今后不会再被财政诡计而蒙羞。

安格联的地位是如此显赫，所以当顾维钧（在西方以Wellington Koo而知名）在1926年6月成为财政总长后，他的属下建议他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安格联。当他说打电话让安格联过来时，他的属下反对这个做法，并建议他应与他的历届前任一样，要亲自去拜会安格联，而非要安格联过来。[7]安格联早在1921年就曾这样写道：“我与其他内阁部长的关系是平等的。”并补充说，他们所寄来的通信都是以公函的形式，这是一种表示双方地位平等的官方信件。 尽管体制上他只不过是一位中国内阁部长下辖机构里某个单位的主管，但他们对他并不用对待下属时所使用的 “令”或“命令”。[8]

顾维钧拒绝去拜访安格联，因为他认为这样会违反自己职位的尊严。顾维钧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书院，后来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并在1912年以《外人在华地位》这一论文取得法学博士学位。该年他被唐绍仪招录进外务部，不久迎娶了唐绍仪的女儿，是他几任婚姻中首次与中国精英家庭的女儿结合。他最初被任命为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和外交顾问，很快就成为清末民初闪亮登场的新一代成员之一，走在了时代的前端。1918年，即31岁那年，他被任命为驻美公使。一年之后他成为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三名参会代表之一。在1921和1922年，他又担任了华盛顿会议的代表。当他返回中国时，因坚决维护中国主权而闻名，甚至成为社会名流，并在1923年同意加入由亲西反日的吴佩孚所支持的“好人内阁”。[9]吴佩孚因为通过科举考试，所以有个“秀才将军” 的外号。当吴佩孚在1925年被迫撤出北京时，顾维钧短暂地退居上海。他在1926年重新加入北京政府，[10]并在一年后成为代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

顾维钧原本希望通过像他这类的人参与政治，能使北京政府发展成为一个在国内外都受尊敬的现代和高效的政府。但该想法并没有实现。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的率领下，从1926年6月起，以北伐之名在中国南方铲除所有的反对势力，目标是将全中国统一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北伐军在1926年12月占领武汉，在1927年3月东进上海。就算是在北方，由顾维钧领导的北京政府仍然只有少数的实权。盘踞东北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和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两人为争夺权力而分别于1922和1924年爆发了两次直奉战争。1926年，吴佩孚，也是顾维钧的赞助人，被张作霖狠狠打败，造成军事力量倾向于张作霖。张作霖成为安国军总司令，把北方各派的军事力量纠集在一起，来抵抗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张作霖握有实权，而顾维钧不但令不出北京，甚至出不了他自己的办公室。1926年中秋节，也是中国传统日历上清账的日子，当时负责维持北京秩序而没有拿到薪饷的军警，包围了顾维钧的官厅。 他们要求顾维钧以现金付清他们的全数欠款，并且拒绝采用顾维钧所提议的部分欠款用债券来折算。顾维钧被迫隐匿，从一位外国银行家朋友那里借来一笔短期贷款。[11]

可是就算安格联在这个时候看起来非常有权势，反之顾维钧仅仅是个哀求者，他还是于1927年1月罢免了安格联。顾维钧大概至少从1926年春天起便萌生此念，原因是安格联拒绝为更多没有担保的政府举债背书。[12] 1927年2月1日，即安格联要被解雇的消息曝光的隔天，一群由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Miles Lampson）唆使的外国公使集结到顾维钧在外交部的办公室。他们要求顾维钧对蓝普森所描述为“非常不寻常的举动”给出个解释。[13]盛怒下的顾维钧拒绝解释，声称：“既然你们提出这个问题，就表明你们在试图干涉中国的内政。”[14]在随后激烈的对话中，顾维钧要求蓝普森说明他是以何种身份和角色在说话。当困惑的蓝普森问他为何提出这个质疑时，顾维钧回答说，如果蓝普森是以英国公使的身份询问，那他对他则没什么好说的；但若蓝普森是以中国公债持有人的代表来关切此问题，那他可以理解。当蓝普森回应他是以后者的身份来询问时，顾维钧回答他罢免安格联的理由是“不服从”。当蓝普森要求顾维钧再进一步解释时，顾维钧反讽地说，“抗命”（disobedience）是个很简单的英文字眼，相信蓝普森完全明白。随后顾维钧先行离开。[15]

顾维钧——安格联的“火车相撞”可以被解读为一个四面楚歌但胆大的政府挺身对抗一贯霸凌的大英帝国。这种观点的确可以代表部分事实，至少顾维钧在他的回忆录中有意做这样的描绘。但事情并非如此单纯。尽管顾维钧和安格联实际上有着相当多的共同点，包括本质上的自由主义世界观，但在1927年那个寒冷阴暗漫长的北京冬天，两人缘何最终走向了严重冲突？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本章首先要由回顾安格联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北伐开始的这段领导海关的历史讲起。

安格联的统治显示了他对教条式的自由主义信念的坚持，也反映出他所受到的教育必然是带有英国维多利亚晚期的色彩。除了致力于健全的财政和清晰的社会等级外，那类的自由主义还包括英国上等阶层的种族和道德优越感，以及对在殖民地的本地人和在殖民地的下等白人阶层的不信任，认为他们像儿童一样，需要严格的抚育。一战给安格联带来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使他确信纪律和等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当他的家人和朋友在位于比利时西部的佛兰德斯陆续死去时，他为自己在中国的优渥生活产生了一种罪恶感。安格联开始对军人价值感到非常钦佩，并采取了严厉的态度，他抛弃了赫德基本上所遵循的寻求妥协、文书型或学者型的管理方式。他对于国民党在20世纪20年代的兴起不知如何应对。 说到不知如何反应，安格联对于一战后社会和文化约束的放松，身份阶级分界的减少，以及他的年轻欧洲职员在20世纪20年代所标榜的个人价值的实现和享乐等，也不知如何应对。安格联陷入了与不少海关职员对立的困境。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意识到自己已成了时代的落伍者，便开始寻求离开中国以返回英国。他决心离开中国的另外一个原因是，1925年他的结发妻子在遭受慢性疾病的长期折磨后离开人世，留下五个不满20岁的孩子。

我们再回过来看顾维钧。顾维钧的作为在中国海关历史上非常重要，因为他把中国对海关的掌控和关税自主变成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议题，并把这些与一段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饱受西方帝国主义欺凌的史观绑在一起。尽管他成功地动员了公众舆论，但自己却在1927年也陷入了历史的死胡同。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他高呼威尔逊总统的民族自决的豪言壮语，主张一战前德国在山东的权力应归还给中国，同时还提出了关税自主的要求。他创造了“不平等条约”这一词语，称《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是无效的，因为中国当时是在西方大炮的威逼下被迫签订的。顾维钧因为套用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口号而名闻天下，但后来却是国民党而非顾维钧收获了成果。

顾维钧是个煽动议题的先行者，擅于运用报纸来动员舆论。随着报纸和杂志的普及，舆论动员成了中国政治里的一个重要力量。1915年他建议袁世凯泄露日本二十一条的要求和正在进行的秘密谈判，希望此举能够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支持。[16]在担任驻美公使期间，他在华盛顿成立了远东情报处，目的是为了反驳那些在外国媒体上经常出现的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17]在1923年的临城劫案（即一辆载有25名外国人的火车被绑票的事件）中，时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再次诉诸媒体。在与西方外交官进行赔款和补偿秘密谈判的同时，顾维钧对外透露出西方的要求，并用化名发表文章，谴责他们干涉中国内政。[18]他无疑已经预料到媒体会广泛地报道安格联被撤职的消息。[19]顾维钧回忆：“中国舆论界一般都认为，这是维护中国主权和中国政府权利的合法行动。”[20]在某种程度上，这项解雇是一个公关噱头。

正如1911年辛亥革命时那样，财政问题才是事情的核心。顾维钧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安格联的革职，“遭到中国银行界的激烈反对”。[21]顾维钧希望利用安格联来打击中国银行总裁张嘉璈。假如安格联认为他自己非常重要，而在顾维钧看来，他只不过是个被张嘉璈和其他银行家用来保护他们的金融利益，以使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政府之上的“庇护者”而已。[22]当安格联被辞退的消息流出时，张嘉璈和其他几位在北京的银行经理，如同前述的驻华外交公使一样，也冲到了顾维钧的办公室。中国银行和其他几家中国现代银行是内债的主要持有者，而安格联为维护债券的价值做过很多努力。通过撤换安格联，顾维钧希望结束“中国银行界和海关总税务司的勾结”。[23]根据顾维钧记载，张嘉璈指出，“革职是个前所未闻的行动，在全国金融市场，特别是上海，孕育着严重的后果。一旦中国债券市场陷入混乱，上海的商人想知道的是政府将会怎么做”。这个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安格联的撤职，可能“会使债券持有人失去信心”。[24]

顾维钧回应张嘉璈说，他认为银行界威胁中国政府是“很不得体的”。他请张嘉璈放心，他的政府自然考虑到了该行动可能会导致的所有后果，并已做了所有必要的预防安排。他认为，只要“银行保持镇静，并且尊重政府的行动（这是他们应当做的）”，张所担忧的金融市场崩溃就不会出现。[25]然而当时顾维钧政府本身已经处在非常严峻的困境之下，这样的保证实在令人难以信服。安格联的撤职没能帮助顾维钧，因为银行家们已决定不再继续给北洋政府提供任何借款。和安格联一样，他们实际上已经开始与国民党对话。

当安格联的撤职令依然执行时，并不意味着北方安国军和南方国民党的竞争已经结束，它一直持续到1928年的夏季才告终。[26] 包括张嘉璈在内的大部分银行家持着观望的态度并保留自己的选项。海关的命运似乎依然未卜。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安格联的长久继任者变得难产。作为一个折衷方案，安格联以回到英国休假的名义再延聘一年。根据安格联的提名，易纨士（Arthur Edwardes）被任命为代理总税务司。

国民党以恢复关税自主和海关国有化作为他们的重要政纲，所以他们究竟是如何在使海关毫发无伤的情况下拿下它的？不管国民党多么反对海关，他们却不能无视海关是一个在全国各地持续运转的重要机构。海关提供着稳定和增加的税收，它的命运与中国沿海精英的利益绑在一起，控制海关，还可以得到许多外交上的好处。国民党通过一些精心的政治运作以成功地获取海关。国民党一方面表示会继续承认中国对既有外债和内债的义务，另一方面利用海关内部的嫌隙，运气很好地碰上了梅乐和愿意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梅乐和认为安格联的政策违背了赫德当初用来建立海关的原则。他提出重返赫德的主张，使海关从中国关税保管权中撤出，并由中国人自己决定关税的用途。以上这些原因使海关再一次在中国革命中存活了下来。

安格联，海关和银行

与其把安格联的行动归类为冷漠、高傲和令人厌恶的帝国主义而不予理会，不如尝试着去理解它们，并分析它们对中国和海关所造成的后果。诚然，安格联深受上流社会的教养所影响；但在检视他的作为时，我还注意到一战以及当他掌管海关时中国四分五裂的政治所带给他的影响。过去运转这个国家的官僚遭受了严重的精神崩溃，而应该出来掌舵的新领导人又还没应运而出。正是这个领导真空期给了安格联机会，使他成为中国的金融沙皇，在他的内心，他亦把担负领导中国财政当作他的责任。

中国的金融沙皇

安格联迈出使他成为中国财政管理者的显赫角色的第一步是在1913年，当时袁世凯在二次革命后设立了内国公债局。该局由一个16人组成的董事会来监督，董事包括财政部、交通部、海关、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数个较小银行以及六位债券持有人代表等。安格联被任命为该局副主席，负责管理账户。没有他的签字，不能出纳任何资金。[27]清政府没有发行债券的先例，证明了让安格联来实际掌管内国公债局的必要性。尽管在当时为了缓和民族主义的氛围，他在内国公债局的主导地位被刻意掩盖着。

内国公债局于1914年发行了第一期国债。在此之前，财政部和交通部先给安格联拨付了一年利息的资金，安格联拿它作为利息保证金，存入外国银行。1914年的首期内国债券发行相当成功。原定目标为相对较小的1600万银元，但由于想购买的人很多，所以最终售出2400万银元。[28]为了给出银元的价值，经过多种测算以后，海关认为当时关平两和银元的换算比率应设定为100∶156.65，[29]大约是1关平两等于1.5银元。这个债券的条件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利息按6%计算，债券以94折扣向公众发行，也就是名义面值100元的债券，实际售价为94元，额外的6%的利息也先支付给早期购买者。该债券还能用来支付税款，但不能用于支付关税，银行也可以用它们作为资本公积。套用安格联的话来说，该债券能畅行的原因之一是，“它的发展更多是按照中国式的方法，而非外国人一般的做法”，意思是中国官员被强迫认购这类债务。[30]

因为当时海关税收还不足以偿还中国的外债，所以1914年的国内债券就没有直接用关税，而是以京汉铁路近300万元的收入来做担保。[31]债券的回购始于1917年，连带收回息票，每半年即6月和12月分别回收1次。据财政部的报告，几乎所有的省份都曾购买该债券，而东南亚华侨是重要投资人。中国的数家现代银行也认购了可观的数量，其中交通银行买了不少于620万元，张嘉璈的中国银行则吸收了270万元。因为该债券不但能作为资本公积，而且购买时还有相当折扣的优惠，所以它们扩大了银行所能允诺的贷款量，提供了相当具有竞争力的贷款价格。通过发行内债而创造出来的资本，非常有助于现代中国银行业在辛亥革命后的兴起。而这些银行反过来也促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32]

除了1914年的国债之外，以“整理旧债，补助国库”的名义发行的1915年国债，[33]也相当成功，募集了近2600万元。这次债券，以全国未经抵押的常关税、山西省的厘金和张家口征收局的税收担保。内国公债局再次负责债券事宜，每百元公债卖90元，利息定为6%，购买者当即能有3%的利息红利。[34]回购开始于1918年，银行再度成为重要购买者。

北京政府通过发行债券来募集资金的举措不一定是不负责任的。随着政府整顿内务、建立起良好的税收管理系统、开辟新的税源，大家有理由去相信政治状况会逐渐稳定。在这个千头万绪、诸事待举的危急时刻，例如中国要工业化、要建立现代交通网络和发展教育等，通过发行债券以增加收入也是合理的。更何况如第四章所述，中国的外债其实有限，而国内本身的税收又太轻。至少对于能够买得起国债的人来说，发行内国债券也能培育民族主义意识。

如此一来，维持国债的市场价格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这关系着未来是否还可以继续借贷，以及让持有债券的阶级对政府的向心力能够持续下去。这并不是件易事，需要安格联所有的聪明才智。袁世凯在1915年展开的复辟运动造成了首次危机。它引起了由云南和中国南部省份率先发动的讨袁起义，北方随之响应。袁世凯为了发动军队以应对，掏空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结果使这两家银行发行的纸钞（其本质为银元的兑换券）信用受创。袁世凯在1916年5月被迫宣布暂缓银元兑换。此两行所发行的纸钞的价值崩溃，致使北京爆发了通货膨胀。这两家银行的天津和上海支行不理睬袁世凯的暂缓兑换命令，继续回收这两行内国债券的息票，从而避免了崩溃。他们之所以有能力这么做，是因为安格联动用了利息担保资金来提供支持。随着袁世凯在6月6日的去世，危机结束。

此事件的后果之一就是使安格联对北京官僚产生了怀疑。安格联一度非常信赖袁世凯，相信他的才能，所以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才会支持他，并愿意予以内国公债局他个人的支持。他给当时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庆丕写信说：“政府打算向承购者保持信用。”[35]还说他本人并不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当然共和国是虚假的 我认为可以相信袁世凯会避开麻烦”。[36]然而袁世凯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掏空摧毁了安格联的信心，所以他这样说：“他们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海关之所以能够预防一个接一个的灾难，完全在于它是由外国人掌管的。”[37]安格联认为袁世凯对金融公平与正义的亵渎就等于拿他的好名声来冒险。他如发誓般地下了决心，再也不使自己被放到类似的尴尬处境。

因为中国取消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庚子赔款，同时也暂缓支付盟国的该赔款，这些都使安格联能够专注于内国公债债券事宜。此外，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使海关税收接近翻番，从1917年的4000万海关两增长到1927年的8000万海关两。从1915到1921年，银对金比价首次提升，意味着可以用较少的白银去偿还中国的债贷。上图5.1显示了从1912到1926年间海关税收的增长。

安格联起初没有预料到中国的经济和财政状况会有如此大的改善。因为尽管内国公债局渡过了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所引发的危机，但盐务稽核所没能交付预期的税收，还是危及了善后贷款的偿还，所以，在安格联看来，未来还是充满荆棘。关于前两期国内公债的偿还计划从1917年年底开始，它们每年各需要700万元。[38]（1920年3月，1海关两约等于0.72银元。）[39]为确保必要的资金，作为第一步，安格联几乎等于是强迫北京政府把取消的对德庚子赔款转拨给内国公债局。他把一笔与此相等的海关税收存入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内债利息账户内，以保证北京官员无法染指它们。[40]做完这些之后，他长叹了一口气，仿佛如释重负，相信他给了中国人一个有益的教训：“这些借款要不是因为有我的关系，我相信它们都会被规避赖账。然而因为我想方设法把现金存入汇丰银行，同时削减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纸钞数量，这些借款才能有资金做担保 中国人必须学到，他们不能用外国人来做橱窗摆设用途而已，我相信内债这一课会非常有价值。”[41]

图5.1 1912-1926年海关税收增长趋势图　（单位：1000海关两）

安格联还延揽了对盟国暂缓支付庚子款项的掌控权。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个掌控权，是因为他批准了一笔以暂缓的庚子赔款做担保、价值为1亿元的内国公债。这意味着原用于偿还庚子赔款的海关税收，被转移到内国公债局，而安格联正是掌握内国公债局开支的人。这个过程也稳定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42]因为这两家银行所发行的纸钞（即银元兑换券）可以用来购买该债券，所以这些债券的需求增加。该债券被以面值的60%来交易，难怪它们广受欢迎。

到了1921年，中国财政前景再次严峻。对盟国的庚子赔款在1922年必须恢复执行，而白银对黄金的比价又回归长期以来的下跌趋势。为了应对不断加深的危机，财政总长周自齐在1921年3月提出设立整理内国公债机构，确定本息基金，以担保本息有着和无着的内国债券。安格联也参与了该方案的设计。[43]虽然1914和1915年的内国债券还能在中国债券市场上维持其价格，但本息无着的债券就没有了这样的待遇。周自齐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他有在中国外交机构和中国银行界任事的经历，担任过中国银行总裁。周自齐认为北京政府每年需要用3970万元左右来偿付它的内债，这远远超出它目前的有限能力。[44]他提出那些本息无着的债券持有者可以把他们的旧债券换成新的整理债票。新整理内国公债分两种，年息分别为6%和7%。 而旧债券持有者则根据原债券利息率而分别更换。周自齐还主张债券持有人以旧换新时，不能以整理公债的面值来交换，而是以比面值低的价格，有些甚至低于面值的15%来交换。周自齐认为大多数投资无担保债券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投机原因才购买的，所以非常清楚它们的实际价值。毫无疑问，周自齐非常清楚他在说些什么。

周自齐提出经理内债基金处除了盐余年拨1400万元和烟酒专卖的1000万元外，短缺部分再由关余来补。内债基金处很快也变成了安格联的业务。周自齐很清楚，到了1921年的这个光景，北京从前面的两个税项获得的税收将会很少，所以关余才是真正的担保。周自齐的提议被正式批准，安格联顺理成章地掌管经理内债基金处，这也意味着安格联掌控了全部海关税收。安格联认为这对保障海关的未来非常重要，他在1920年给伦敦办事处税务司庆丕的信中写道：“有钱能使鬼推磨，我越是能够掌握更多的财政，我们就会越安全。”[45]另外一个后果就是他要负责保护中国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为了他们，安格联认为他不得不竭尽所能。这真是帝国主义讽刺中的讽刺啊，这位典型的绅士型资本主义者如今居然变成了中国财政利益的捍卫者。

整理公债里的内国债券部分包括1912年孙中山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8厘军需公债，清政府在垂死之前所发行的爱国公债、元年公债，1918年的长期公债，1919年7厘公债和1920年公债等，其总额高达2亿2百万元；而到1921年，仅偿还了1100万元。[46]图5.2显示，19221926年间整理公债增值得非常快，很大程度上扩大了中国银行界的资本公积和增加了中国债券持有者的财富。

图5.2 1922年1月-1926年10月整理公债发展趋势图

安格联奋力保护经理内债基金处，在他来看，“这是个事实而非只是臆设，那就是只要伤害到内债基金，就会伤及无数在上海和天津的本土银行持有巨额的债券”。[47] 1921年，他拒绝从整理公债账户释放任何资金来为一笔新的3000万元的内债背书。[48] 1924年，英国外交部数次要求“无担保外债优先于整理公债”。这包括一笔当初由朱尔典穿梭安排的大额维克斯公司借款（Vicker’s loan）。它的失败会使很多人倾家荡产。但是安格联坚持自己的立场，他认为整理公债“已经良好地建立起来，扰乱它则可能产生全面性的摧毁。”[49]他拒绝把对维克斯公司这样的无担保外债纳入经理内债基金处。[50] 他在给包罗（见第四章）的信中说明其政策背后的理念，即“把内国债券纳入整理公债”以防止破产。[51] 安格联也是基于相同的价值观和态度来争取控制中国关税，因为他认为任何中国官僚都不能信任。这样的看法使他成为中国银行业的保护者，而最终也导致了他与顾维钧在1926和1927年间的冲突。

尽管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以下定论，但当时的情况似乎是因为有安格联对中国现代银行业的支持而帮助了中国经济。正如程麟荪所述，在1912年到1927年之间有266家新开设的银行，尽管半数最后都破产了，也尽管各种流言层出不穷，但他们的总资本还是从2700万元增加到1亿6千6百万元。罗斯基认为这些额外资本“给专业化的增长，制造和贸易带来重要的刺激。”[52] 中国经济在一战期间和20世纪20年代享有快速成长，上海在此时也跃升为一个霓虹闪烁的大都市，部分原因应归功于安格联对中国财政的管理。

颇值得一提的是，当为期五年的庚款缓付期截止后，大部分国家虽不同意取消庚款，但同意把庚款付托给由中国公民和各国自己的代表组成的数个庚款管理委员会。并同意有义务把庚款用在良善的地方，例如教育和水利兴修等。[53]的确如此，经过事后的沉淀，面对庚子赔款所背负的严厉惩罚本质，也不免令人感到尴尬。这种感觉的产生有可能是因为，若拿庚子拳乱与不久之前才在欧洲战场发生的残忍杀戮相比，一向被视为清朝的不文明作为也就不算什么了。另外，当中国处于内战时，还有股担心存在，那就是若这些款项的用途没有被事先决定好的话，很有可能会被用来支付士兵的军饷和购买武器。

威额忒事件

在说到自身的传承历史时，海关热衷于标榜它拥有的卓越团队精神。这种说法对内班高级职员无疑地比较适用，而无法普及到整个海关。从一连串人员的生病和崩溃就可以知道，在安格联领导时期，海关绝对不是个愉快之所。贝德乐（A.G.Bethell）于1898年加入海关，先后担任过蒙自（1921-1923）、宁波（1924-1925）和苏州（1926-1927）关的税务司。他试图卧轨自杀，最后落得终身残疾。[54]梅而士（F.J.Mayers），1870年出生于曲阜，是英国公使的中文秘书之子。他在18岁进入海关，成为厘金征收方面的专家，并在1911年被提升为税务司。他在1924年驻长沙时，患了精神分裂症。[55] 其他类似的例子很多，单单在同一年中，在安格联的书信中还提到年轻的“华礼（J. Warry）、贺培禧（P.L.O.Hill）和巴尔（W.R.M.Parr）”等等。[56]安格联作为财政严厉训育者的态度刚好也呈现在他对于20世纪20年代工人意识高涨所采取的不妥协姿态上。有很多原因造成海关的困境，海关职员随着数量增多而身份繁杂是其中之一。有些时候，海关职员的强烈民族忠诚度反而使海关本身的国际化特质陷入令人担忧的状况，例如一战期间。当中国政府在1917年对同盟国宣战以后，德国和奥匈帝国籍的职员被断然辞退。此外，海关的工资和其他津贴在某种程度上是下降的。部分原因是由于银对金比价的跌落，另一部分原因是赫德在其晚年和安格联在一战期间，均认为增加工资是政治上的不明智。安格联同时还认为，一想到家乡的同胞为战争而做出重大牺牲时，提高工资就变得令人反感。一战也导致下级职员提出在薪资和社会双重方面有更好待遇的要求。工人运动在一战期间变得强大和自信，已经削弱了尊敬和从属的文化。

一战增强了安格联对纪律、等级、牺牲和勤奋的重视。他在1918年礼貌性地询问可否婉拒由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所提名推荐的“对战争贡献”荣誉勋章。因为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帮英国做什么。[57] 话虽如此，但安格联通过强烈执行不与敌国贸易的禁令，重创了原本在战争前对华发展非常快速的德国贸易。安格联对于那些曾经在一战中服务过的人特别尊敬。战后，他出版过一本海关荣誉名册，详列了那些为盟国（而非德国和奥匈帝国）做出牺牲和贡献的海关职员及其勋章。他命令庆丕在战后招聘时，要把从军经历纳入考量。安格联认为文书型的人并不适任。[58] 他写道：“我要的不是才华杰出的品质，一个男孩若在公立学校表现不错而且在战争中干得好，那他就该被录取。”[59]他聘来做其机要文案的是“曾经在南非为史末资（Smuts）做过事，也在劳合·乔治底下任过事，一个作战的人”。[60]

战争还使安格联对海关下级职员产生了怀疑。随着家乡的军队吸收一切有用之人，海关在欧洲的招募变得十分困难。在战争初期，还有不少海关的重要职员因为受战争热情的召唤而回国。在辞退德国和奥匈籍职员后，海关队伍变得稀疏薄弱。庆丕在伦敦遍寻替补者，但大多数时候并不成功。此外，至于那些愿意加入海关者，也让他们自己变得可疑。庆丕写信给安格联说，他告诉那些候选人：“你想在海关里落脚谋得一职，但你却不认为帮助英国战胜德国是你的责任，你居然还要我相信你一旦到了中国，不会恢复你在英国时消极放松和逃避的态度。”[61]

安格联还有不圆滑和迟钝的本领。当安格联开始解雇旧职员之后，墨贤理、庆丕、陶森（C.P. Dawson）和威厚澜（R.H.R. Wade）等资深税务司在1912年组织了一个海关同人进修会（Customs Association）。经过四十余年工作，许多职员已经变得非常老，但由于没有适当的退休金制度，因此许多人不得不继续工作。[62]江海关的一份“不再胜任工作”的名单中，有九位是因为年老体衰，或者是因为酗酒和腐败。[63]其中还有一位痴呆患者，最后流浪在上海街头。这些高级税务司们呼吁引入退休金制度，但安格联回应称，那些被辞退的人早就应该有好的判断力和自律以储备好自己的积蓄；他们现在之所以会没钱，根本上是由于他们缺乏负责任的态度。安格联的这个辩驳说明他其实并没有意识到银价下跌的影响。他拒绝海关同人进修会的建议，认为这是对他个人正直品格的一种冒犯。他指出：“那个对抗总税务司的行动，实属不可思议，因为它预设性地认为这个领导人不顾海关的利益和特惠待遇 我应该算是比进修会更有能力来判断何为妥当、何为相宜。”[64]税务司们哀叹：“总税务司没有察觉他已经让那冰冷的争论扼杀了相当合理的人道。”[65]安格联在1917年公开回应外班人员增加工资的要求时说：他们应把钱少花在海关俱乐部的饮酒上，“避免非正规家务的拖累”（就是指与中国情人），要展现“品德和自制力”。他继续说到他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外班人员都是“没有专家资历条件的人，对他们的期待和要求很少”。[66]

安格联缺乏足够的同情心，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海关下级职员在战后所提出改善财务和社会待遇的要求。在1919年2月，威额忒（H. Wyatt）在上海发起了成立海关工会的活动。他号召包括内班职员的全体洋员在上海汇中饭店开会。[67]威额忒于1903年进入海关，最初担任巡役，1919年位列江海关的头等验货后班。这次活动后来导致了威额忒的辞职和英国议会的质询。[68]中国的英文报纸也对此事做了负面报道，其中包括《字林西报》——这是一家没有人会指控它怀藏社会主义倾向的报纸。[69]

不少人对威额忒寄予同情，包括一些税务司。身为江海关外班超等总巡的陶森就是其一。如上所述，陶森早在1912年就抗议安格联对待老职员的方式，并支持创建海关同人进修会。他给安格联报告说，外班人员中的“不满”，已经持续了八年之久，他们“对总税务司的不信任 是真的而且根深蒂固”。[70]外班人员“被推入阴暗的角落，像学童一样地被对待，从不被鼓励讲出自己的看法”。[71]这些对安格联来说并不吃惊，庆丕在1915年写给安格联的信中就说过：“我对于海关俱乐部里针对组织所发的牢骚和怨言非常清楚，这些言论要为那些不满情绪的存在负责。”[72]

实际情况有可能是，有些资深的海关职员，例如庆丕，并不排斥在威额忒的工运上煽风点火，以让安格联的日子难过。上一章已经提到过的戴乐尔在1899到1902年间曾担任造册处税务司，并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在上海组织了临时总税务司署。退休之后，他在《北京领导人》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严厉批评安格联领导下的海关。他抱怨说，“高级税务司们对于你的不礼貌深感不满”，并称“外班人员有着满腔的怨气”。[73] 戴乐尔在1919年退休时获得一笔5000海关两的奖金，“以答谢他在1900年无酬担任代理总税务司”；不过看来这笔金额还是没能平息他心中的怒火。[74]戴乐尔把安格联描写成了一位冷漠的独裁者，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宁愿维持那套带给海关行政沉重负担的繁琐公文系统，也不愿意去接受使用电话。

种族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威额忒想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但他限定只有外班白人才能参加工会，从而刻意把外班中国人排除在外。[75]他的目的是想消除附加在外班人员身上的社会歧视。歧视的来源是因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娶了中国妻子并有了孩子，以及与中国同事在工作上有紧密的互动。当威额忒在汇中饭店召集会议时，江海关税务司威厚澜与几个人约谈。[76]据他们所说，一个外班职员是否被其他人回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个人的自身状况：即他一般与谁社交往来和他的婚姻情况。有很多歧视都是因为与中国人通婚，这在其他同事的眼中就自然不讨喜。他的继任者赖发洛（L.A. Lyall）也支持威额忒，坦言道：外班雇员低薪水、低职位，工作十年后才可以获假返乡，根本就没有很多机会来认识和迎娶英国女人。他们一旦成为欧亚混血儿的父亲，白种外国人和中国人又都不愿和他们混在一起。[77]

赖发洛同意威额忒的控诉，在外班和内班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税务司们几乎无一例外，都对外班人员一无所知。不了解他们个人情况，不知道他们所住的房子、所过的生活，甚至他们的工作。”[78] 当第二章谈到那位在海关拥有漫长职涯的安德森时，也顺便提到他的作家妻子斯特拉·本森。她在日记中记述道，当她和安德森邀请一位外班人员饮酒时，气氛非常尴尬，这位客人不敢直视任何人，乃至要转过身去才肯回答问题。[79]

薪水、种族和地位等问题都纠结在一起，外班职员不想成为白种人苦力。1915年，一位新聘的员工在江汉关报到一天之后就提出了辞呈：“按我现在的薪水，不能应付我的生活开销及责任义务。要一位在试用的或三等钎子手去添购自己的家具和负担自己的交通工具实在是令人无法接受。”[80]这位新员工要求江汉关给他安排一辆人力车，每天早上拉他上班，这样他就不用穿过挤满中国人的街巷了。当他的要求被拒绝后，这位员工离职，到上海谋得了一份更好待遇的工作。

由外国人来继续管理中国海关的理由当中涉及种族问题。像安格联这样的人，在这个议题上开始变得焦虑不安，因为一战摧毁了笼罩在欧洲人身上的特殊光环。正如安格联所说：“外国人好名声的泡沫被彻底戳破了。”[81]当海关洋员被发现接受贿赂时，也就削弱了那个让白种人掌控海关的正当性。安格联发出一封措辞严厉的总税务司通令，他说：“海关的每位洋员都应该清楚，中国海关之所以聘用外国人是因为他们个人的诚实操守。”[82] 唯有海关保持它在“诚信上无瑕疵的高度声望”，才能够让海关继续以外国人为主导的形式运作下去。[83]基于这种想法，再加上担心可能在一战期间招募到一批错误类型的外国人，使安格联对他原本已经相信的等级、价值和纪律更加坚持，特别是在中国民族主义于政治上日渐强大的背景下。这个趋势已经从五四运动和巴黎和会上中国人对废除治外法权和关税自主的要求上显现出来。

威额忒谨慎地，甚至非常客气地进行此事。在上司们的要求之下，他把原本定在汇中饭店召开的会议移到海关俱乐部，要求所有非海关员工离开，并要求任何人都不能向媒体透漏消息。[84]赖发洛报告安格联说威额忒并不是一位煽动者，而是“非常沉着和有礼貌”，[85]擅长主持会议，能消弭不良情绪和猜疑。[86]赖发洛了解安格联对某些事情的敏感，所以他还强调外班职员还设了捐款来支持战争和帮助陷入困境的海关同事们。但是，“募捐的次数发生得太频繁了，每当看到某个同事去世，其遗孀和家人要靠救济度日，自己的处境似乎也越来越值得担忧。”[87]威额忒把工会以一种有助于海关的形态呈现出来， 因为工会可以“促进总税务司和其下属的合作，以及向总税务司反映员工共同的和深思过的看法”，[88]这对海关是有益的。

威额忒刻意没有把他想提倡的组织称为海关工会，而是使用与海关同人进修会相同的英文名称（即 Customs Association）。但就算如此也无济于事。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同名的协会已经在1912年被成立过了，甚至更早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戴乐尔就已做过同样的事。安格联在1900年还因为这件事给赫德写信，说他认为该主意是不明智的，因为有不满情绪的人大部分都在外班，所以照这样下去，“无法保证我们不会最后落得一个钎子手委员会。”[89]这和他后来在1912年时的想法一样，安格联也视威额忒的海关员工委员会是对他个人诚信的攻击。它意味着“总税务司除了无同情心外，也不能被信任”，因此“有必要去找个方法来向总税务司施压以强索他的让步，否则他不会情愿给予”。[90]总之，“海关员工委员会”一词，对安格联来说非常刺耳。

安格联决心打败威额忒。他无视赖发洛向他保证“该活动并没有超越掌控的范围”，[91]并且“如果双方起了冲突，就算总税务司赢了，结果只会是坏的”。[92]他同意接见包括威额忒在内的外班代表，并在1919年10月29日和30日进行了会见。安格联刻意把他们视为恳求者，而不是某个“部门组织”的成员，因为在安格联看来，如果把他们视为后者的话，就意味着他们有权影响海关的运作。[93]在会谈上，威额忒呈给安格联一长串的诉苦清单，包括微薄薪水、劣等住宿、低级别的返乡待遇、漫长的工作时间、社会歧视、私人生活的被干涉、缺少晋升机会，以及申诉无门的机密考核制度等等。安格联以一个非常冗长的训斥作为回应，说明他不能接受该组织的理由，因为“没有纪律，海关很快就会垮掉”。他声称，虽在百忙之中，他目前也正在制订退休金计划，不过他不会草率地让它上马。这些声明后来传达给了海关全体员工。

为强制执行命令和纪律，安格联在1920年任命贝泐（Hayley Bell）为江海关外班副税务司。他曾在伊普尔（Ypres）和索姆（Somme）打过仗，最后位列陆军中校，并获得杰出勋章。赖发洛报告说，虽然贝泐已经尽最大的力量来为他的下属服务，但也因为他非常坚持使用军队的方式，所以造成与他们之间的隔阂。他执意“称自己为中校，并以令人憎恶的口气说话”。[94]大家叫他“贝泐地狱”（Bayley Hell）。

虽然安格联之前说他不会在压力之下让退休金制度很快实行，但他不久后就宣布制度办法了。随后威额忒宣布召集会议以讨论退休金制度，但此举让他遭到开除的下场。贝泐告诉威额忒，他认为“向所有内、外班人员发邀请来参加海关员工委员会是一种不服从上级的行为”，并补充道：“这意味着战争，如果你执意这样做，我已准备好对付你了。”[95]接着安格联来到上海，召开了一个所有职员参加的大会，解释了他为何反对威额忒的行动。当威额忒拒绝为自己的行为向总税务司表示后悔时，他被告知他须在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主动辞职或者被开除。威额忒选择了前者。[96]

安格联的退休金计划非常有助于减少工运的气焰。它的计算方式为，海关会用金单位支付个人最后工资的25%，然后在个人月缴其工资6%的贡献上，海关会再用银单位另外支付25%。还规定年满60岁就得强制退休。威额忒被开除后仍继续为创建工会而奔走，最后却失败了，因为“每个人都在加入退休金计划”。[97]人们选择有保障的养老金而非威额忒的工会。尽管安格联会否认这个说法，但事实上他用这个计划买通了抗议者。

威额忒事件充分地展现了安格联处理海关内部事务的方法，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必须要进一步说明。从1914到1926年间，安格联把运作海关的总经费从480万元提高到750万元，还把拨给购置地产和修建关房的资金从10万元提高到120万元。[98]安格联不仅利用这些资金来负担退休金计划，同时也承担了相当多的建设和修补工程，包括码头、海关办公楼和海关宿舍等。迄今仍矗立在上海外滩的标志性海关大楼就是其中一例。它是在1925-1927年间建设的，预算300万元。在1925年11月动土时，由时任江海关监督的朱有济和江海关税务司梅乐和安放了奠基石，他们的名字被刻在上面。不过在这几个月之前，上海发生了有名的大规模反英罢工运动，即五卅运动。[99] 江海关大楼在1927年12月落成，时值国民党军队占领上海不久，所以梅乐和刻意把庆祝仪式简化到最低程度。[100]江海关大楼顶部的大钟自此开始在上海外滩敲响和西敏寺同样的曲调。大钟面上铸有汉字“寸阴是竞”，以及安格联属意的拉丁文译文“Tempus Edax Reum”，即“时间吞噬一切”。[101]

海关档案没有详细记载华员的行动和感受。若说低等洋员没有被很好地对待，那么华员更是如此。光是他们极少在安格联和税务司们的公文往来中被提到这个现象，就说明了很多。安格联因为这件议题而回顾了赫德曾经提出的关于提拔华员到上等职位和减少海关里的外国特质的政策。然而当税务专门学校的首批20余名学生在1914年毕业时，安格联却添加一个程序以确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法成为帮办，更遑论税务司了。他安插了一个新的见习职位，而税务专门学校的毕业生会在该职位上长期待着，直到“他们的能力或工作表现，使他们有资格晋升并填补空缺”为止。[102]

表5.1是1916和1925年海关内班不同等级的华员和洋员人数对比。它表明海关内班华员的比例依然落后，高级职位仍由外国人支配着。对外班华员来说，情况同样如此。中国人能升到的最高职位就是钤子手（1927年后称稽查员），至于更高职位的验货员、验估员、总巡（1927年后称监察长）和理船厅（1928年后称港务长），全部由外国人占据。[103]

表5.1 海关税务部门华洋职员任用一览表，1916、1925年

资料来源：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510页。

安格联展现出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如日中天。他相信英国上等阶级的优越性。因为他们的品质、举止教养和诚信都比较优越，所以由他们来统治是再正当不过的了。不论是面对中国想要驱离帝国主义而高涨的民族情绪，抑或是海关内部下级洋员的不满，安格联真不知该如何应付在一战之后接踵而来的种种要求。安格联说得对，袁世凯死后所留下的只是一个政府的影子，没有真正的行事能力。这让他可以借力使力，趁机把管理中国的债务揽为海关的新任务。若说赫德通过创建海事部门而拓宽了海关的角色的话，安格联则让海关在金融和财政领域上变得举足轻重。说安格联是一名帝国主义分子也好，或者对中国的梦想远景冷漠也好，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当时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只是，安格联不但不明白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不能抗拒，他也没有察觉到自己一直在被中国的银行家们所利用；然而顾维钧则看透了这一点。

顾维钧，国际会议，和反帝国主义

现在我们把焦点转到一战后召开的重要国际会议和顾维钧如何在大会上把海关和关税自主问题提升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关键诉求。顾维钧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受过扎实的国际法的训练。另外，通过参加辩论社团，学习如何以具有煽动性的表演方式来陈述论点，使他善辩的才能更加锐利。顾维钧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演讲有几个基本要点。首先，他通过诉诸国际法以争取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归还给中国，并诉求结束不平等条约和恢复关税自主；其次，他努力动员中国和国际的公众舆论；最后，他谨慎地指出，在中国政治里，他其实是代表着一种温和的、理性的、亲西方的，尤其是亲美的立场。所以他对列强建议，接纳中国的要求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合乎盟国的战略利益。

但是顾维钧这种只要用西方的国际法原则把中国问题表达出来就能被外国所接受的想法，却证明是个误判。这个想法的弱点在于，虽然外国在原则上接受中国的要求，但他们也反驳中国还没有充分地发展成熟，依然处在“历史的候车室中”；意思是说中国仍然有待被开发教化。[104]顾维钧也过于高估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对中国问题的支持。尽管顾维钧得到美国支持的保证，但威尔逊“并不准备去挑战整个帝国主义体系”。[105]他真正的立场是，非欧洲国家应该被允许民族自决，但前提是他们要先经过进一步的“渐进和有序的”改革。此外，那时的美国还不是一个可以自由施加意志的霸权国家。在亚洲，它还需要应付日本和英国。正如国民党接下来会向世人示范的，要使外人接受中国的要求，光是好的争论和举止是不够的，也得依赖群众动员、联合抵制和使用武力才行。大多数国家都要经过一番努力才能获得独立，而这通常都以人民的鲜血作为代价。仅仅是口头上的要求根本不够。

顾维钧也许没有达成眼前的目标，但不表示他满腔热情地争取中国主权在历史意义上是微不足道的。他的坚持意味着他在论辩上是成功的，他的努力促使开征关税附加税以及最终恢复关税自主权的要求总算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获得原则上的同意。当1925年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与会国家最终接受了他的说法。本节重点分析顾维钧从巴黎和会到北京关税特别会议期间对中国外交策略的操纵。尤其是他所采取的表演式的方式，在这方面他可以说是先锋。接着也会谈到直接影响到海关的关税自主的要求。顾维钧的努力不只让海关在中国一跃为一个重要的公共议题，也使恢复关税自主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重点诉求。

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所谓的山东问题，争议的焦点即战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是否转让给日本，或者归还于中国。日本代表牧野伸显（Baron Makino Nobuaki）在1919年1月27日提出，山东问题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事情，其他国家不应卷入，而且应该遵守由这两国所签署的条约。次日，顾维钧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在美国总统威尔逊、法国总理克列孟梭（George Clemenceau）、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等众人面前做了半个小时的脱稿演讲。顾维钧抨斥了牧野伸显的主张，认为日本曾用武力胁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要求，所以根据国际法，这是无效的。[106]他强调，山东作为孔子的出生地，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中国人的圣地，不可能被放弃。[107] 基于中国已经对德宣战，因此在以往所有相关的条约都已失效的前提下，顾维钧要求巴黎和会应立即把位于胶州湾的港口城市青岛归还给中国。[108]

根据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的叙述，他刚一讲完，中国代表团就立刻鼓起掌来。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他表示道贺，随后，劳合·乔治、贝尔福和美国国务卿兰辛（Robert Lansing）也对他做出相同的举动。[109]根据一位美国顾问大卫·米勒（David Miller）的记载，顾维钧的演说是那次大会“非常出色的演讲之一”。[110]一位日本官员酸溜溜地说：“中国通过她的舌和笔似乎开始启动迷惑世界的投机行动。”[111]根据顾维钧的回忆，西方新闻界也通过报道此事来表达他们的观点：“除了日本以外各大国代表一致赞扬。”他收到了来自“中国大总统、总理、外交部和其他政府首脑发来的，还有各省当局和山东省公职人员、学生联合会等发来的”如潮水般的贺电，称赞他的表现是“杰作”。[112]

中国人对巴黎和会原本抱有很高的期望。当法国、英国、俄国在欧洲忙于战争时，日本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条约。它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地位，承认日本在东北和蒙古的特殊利益，同意与日本合办钢铁工业，要中国担保未来不会准许其他国家来控制中国沿海的任何一个地区。条约中原本还有其他要求，但后来被取消。例如要求中国聘用日本官员担任行政官员等。一战期间，日本与英国签订了秘密协议，英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利益。日本与美国也签署了外交照会，一方面日本确认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另一方面美国也承认由于地缘之故，日本在华享有特殊利益。中国的希望就是通过巴黎和会取消日本的这些斩获。

中国代表团由六十多人组成，包括派驻不同国家的公使、顾问、专家、秘书、重要公众人物、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等。根据威尔逊在1918年所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中国希望巴黎和会能够结束日本对华的蚕食侵略，以及中国能够被看待为一个平等的国家。由于这十四点原则包括结束秘密协议、公正判决所有殖民地的要求、民族自决、创立国联等，中国被威尔逊的狂热深深地虏获，希望巴黎和会能对中国公正。[113]之前在顾维钧担任驻美公使时，他已数次会晤威尔逊，并得到他的担保，说中国不需要担心在巴黎的讨论。 [114]在巴黎和会期间，美国代表也数度向顾维钧重申美国对中国的支持。[115]

当巴黎和会正式召开时，中国提交了一份带有七点指望和两点要求的议案。那七点包括废除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撤销治外法权、归还租界及租借地和恢复关税自主等。两点要求是撤销日本二十一条和拒绝日本对山东的索求。中国还送出一份支持恢复关税自主的备忘录，它首先回顾了被中国定义为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该备忘录指出，这些条约的合法性值得怀疑，因为它们是通过战争而强加在中国身上。随之而来的贸易条款更是强迫中国施行“既不公正、也不科学”的值百抽五的税率，意味着这些条款根本没有遵循经济原则。为此，中国不能施以差别关税来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所以它们给“中国财源和商业带来了巨大伤害”。[116]这个关税还另外造成非常不公平的现象，即中国的贸易伙伴可以对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征收高关税。该备忘录也不忘点出一个问题的症结，即当前的规定是，若想改变目前的关税，尚需获得国际的同意，光是这点就使得修改税率变得完全不可能。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签订的《马凯条约》曾允许以废除厘金为条件来换取12.5%的税率。但因为没有得到全部国家的同意，所以该条约无法付诸实施；也就是说，当初曾经被允诺的增加海关税收并没有实现。最后，该备忘录以提出中国应恢复关税自主作为结语。为了和威尔逊的渐进主义观点相配合，中国建议以两年作为过渡期，期间中国得以与其贸易往来国家进行个别关税谈判，且税率不得高于12.5%。

虽然顾维钧凭借他个人的表现抢夺了新闻头条，但他还是不敌日本的巧妙谈判策略。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对他不利的客观现实。例如，持续存在的英日同盟条约迫使英国偏向日本。一战使日本成为债权国，日本帝国海军不仅在一战期间与英国皇家海军在地中海合作，日本在东亚的强势地位更是变得毋庸置疑。在成立国联这件事上，威尔逊也需要日本的合作。尽管美国舆论同情中国，但无法确定美国究竟准备为中国做多少辩护。

中国的提案也因为中国代表团内部的分歧而削弱声势。孙中山的代表王正廷当初之所以会被包括在内，是因为要对外展现出中国可以团结的样子。[117]但实际上成员之间还给彼此制造麻烦，甚至在会议期间争执着谁应该坐在哪个位置上。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说，另一个国民党的代表，也就是汪精卫，向中国报纸传播谣言，说顾维钧已和曹汝霖的女儿订婚。而曹汝霖因为被怀疑是亲日派，他的房屋在随后的五四运动中被抗议者焚毁。[118]

顾维钧把他受到重挫的论证，归咎于内部的斗争以及日本的背信弃义。此外，中日在1918年9月达成协议的一些有关文件也削弱了顾维钧的论点。[119]这些文件带有中国感谢日本在中国参加一战时给予提供大量贷款的证据，因而反驳了顾维钧所谓的中国是在不可抗拒的胁迫下签约之说。而当这些文件被放在公文递送箱送往巴黎后却神秘地消失了，因此顾维钧对它们并无所悉，只能归咎北京的外交部和日本情报人员。[120]事情发展的结果就是，牧野伸显在顾维钧虏获了观众的心之后，却站起来指出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经承认日本从德国接收山东的权益。[121]牧野伸显的口才虽远逊于顾维钧的雄辩，但该论据却直接引爆和摧毁了顾维钧的主张。

而决定这场争论结果的最关键因素，莫过于日本的强硬谈判策略。日本要求在创建国联的盟约中应包括种族平等条款。这道出了日本长时期的不满，但日本同时也把它作为一项工具性的议题。顾维钧曾经以“对中国而言，还有很多更重要的问题等待处理”为由，试图说服日本代表不要提出该议题。[122]他不愿意在会议里被陷入不得不选择与日本站在同一边的处境。另一方面，对日本来讲，种族平等要求却是一个谈判筹码，能用它来交换承认日本对山东权益的主张。因为美国和英国基于各自的原因，都不愿意把种族平等的声明放到国联的草约中。安格联颇有洞见地评论：“日本在这件事情上操作得太完美了，利用‘种族平等、为障眼法来掩护胶州这张王牌。”[123]

顾维钧、王正廷和中国的第三位代表陆征祥在4月22日被请去与威尔逊总统、劳合·乔治首相和克列孟梭总理开会。他们语带抱歉地告知中国三位代表，他们决定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经济特权和铁路权利，尽管青岛的形式主权最终会归还给中国。顾维钧愤怒地抗议该决定，[124]但威尔逊说他为中国最多只能做到这样。他试图安慰顾维钧，说将来在国联上，他会提出山东问题。[125]

在中国的学生爆发抗议运动之后，顾维钧问中国在签署大会和约时，可否保留将来再提出山东问题的权利。当连这样的要求也被否决之后，中国代表决定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此时顾维钧已经无法再做些什么了，除非他准备失去全部的信誉。[126]顾维钧诉诸威尔逊主义和依赖美国支持的策略终告失败。

华盛顿会议和关税特别会议

对美国总统哈定（W.G. Harding）而言，他在华盛顿会议上的主要目标是要获得日本同意对在太平洋的海军部署设限，但是该会议的召开也包含商议“太平洋地区和远东问题”。哈定想要阻拦已经在1920年到期的英日同盟被继续延长，他想要恢复在东亚地区的集体责任，并寻求所有牵涉的大国承诺采取克制的态度。虽然中国代表团被排除在军备缩减问题的会议之外，但它可参与有关远东问题的会议。

中国人对华盛顿会议再度寄予厚望。中国政府派出了一支规模庞大的代表团，比参加巴黎和会时的人数要多出一倍。所采取的基本外交策略与在巴黎时所用的相似，也就是根据国际法来捍卫中国问题，获取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并通过报纸来取得公众支持。代表团正、副秘书长各一名，由他们负责宣传工作，他们的活动都由顾维钧指导。[127]

在同意参加华盛顿会议之前，中国宣称与会的前提条件是所有参加国都要被视为享有平等地位。在开幕期间中国提出了“十项原则”，但在美国的压力下，把范围缩小为“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强调各国在中国的“机会均等”，也就是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同意这种原则很容易，但它们的实践意涵则很难界定。譬如在讨论地理范围，也就是哪些区域适用于这些基本原则时，顾维钧坚持中国应当涵盖全部二十一个行省，包括东北和西藏。美国和英国则倾向于一个更模糊的定义，企图拿“中国本土”（China proper）来规避开一系列的难题。顾维钧的激烈反应惹怒了美国国务卿兰辛，他说：“一开始所有的同情都在中国那里 但是顾和施（施肇基），特别是顾，引起了很多的不满，削弱了原来的同情。”[128]

顾维钧又再次陷于失望。光是海军军备缩减的讨论已经够困难了，因此美国和英国不希望因为中日两国间由来已久的山东问题而使会议转移焦点。尽管顾维钧抗议说这个议题牵涉所有的国家，但英美两国只同意派观察员列席中日两国间的单独谈判。在会议里不但争吵不休，而且演变成中国代表颜面尽失的局面。因为他们首先向日本提议中国愿意以2500万元来赎回山东铁路。但是中国银行界随即告诉他们，中国根本没办法筹集这么一大笔资金。[129]

顾维钧向华盛顿会议提交了一份论证严密的“关于中国关税问题之宣言”，重申了他在巴黎和会时的观点。他强调即使中国切实值百抽五的征收关税，它的收入将会增加约1500万海关两，但依然不敷政府的常规资金需求，例如教育、医疗或是改善交通体系等方面。顾维钧要求中国关税税率立即增至17.5%的上限，允许中国和其各贸易对象国单独协商。经过一段过渡期之后，关税自主则全部实现。

华盛顿会议设立了一个“中国关税分股委员会”，在那里顾维钧把最高关税税率降到12.5%，并以十年为期。他同时宣称：“中国自愿申明：对于海关行政的现行制度，并无根本的变更，亦无以业经抵押外债的关税收入，移作他用之意。”华盛顿会议最后通过了由英国代表起草的中国关税条约草案，立即实施在1918年就已经同意的切实值百抽五关税税率。[130]因为在这之前银价下跌，实际关税税率其实已低于5%。同时还同意将在数月之内召集关税特别会议，来考虑废除厘金并开征2.5%的关税附加税，这将会使海关税收增加50%。[131]

尽管华盛顿会议在某些方面满足了中国的要求，但它还没有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顾维钧极力反对，认为“现行［关税］制度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使［中国］政府不断的遭受最严重的税收损失，使中国不能发展和维持一个有效且稳固的政府”。[132]顾维钧同意在华盛顿会议的协议上签字，但有一项保留条款，申明“到会各国，均有关税自主权，独不以关税自主权许与中国，实为憾事，将来一遇适当时机，仍欲将此问题重行讨论”。[133]

关税特别会议于1925年10月26日在北京召开。这个时间点已经是在华盛顿会议三年之后，而不是在原初同意的数月之内召开的。会议推迟的原因是第一次和第二次直奉战争所引发的中国政治动荡。第二次直奉战争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成千上万的士兵投入到了战场。[134]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造成会议的延期召开，那就是对法国究竟用黄金还是法郎来归还庚款的外交争议，即所谓的“金佛郎案”。北京终于在1925年秋天向13个国家发出通牒，其中包括参加过华盛顿会议的9国，希望他们能来北京“完成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关税问题之事业”。它提醒受邀请者，中国保留了提出关税自主议题的权利。[135]

关税特别会议不是由顾维钧所属于的那个政府召集的。绰号为“基督将军”的冯玉祥在1924年9月爆发的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倒戈吴佩孚并拿下北京，他与段祺瑞组织临时政府，而且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谈和平。孙中山答应了，离开广东根据地，但在1925年3月却因癌症去世。顾维钧视新的当局为“一个革命政权，并无任何宪法依据”。[136]对新政府而言，举办一次这么重要的国际会议，对政治无非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它意味着能被世界上的重要国家认真对待。如果新政府能在关税自主上取得成功，它既会声名大噪，也将国库充盈。

会议议程被严格限定于关税问题。要是山东问题再度被列入议程，日本就会拒绝参加。英国主张海关税收的用途也应被讨论。[137]如同顾维钧在凡尔赛所做的一样，负责开幕仪式的外交总长沈瑞麟说，尽管条约神圣而应当遵守，但国际法也承认，情况若是改变就有修改条约的基础。他接着宣称：“已经在中国实施了八十年的协定关税，不再适用于现今的状况。”曾作为孙中山南方政府代表而出席过巴黎和会的王正廷，在大会上接着发言。他提醒大家，华盛顿会议已经同意在合适时机恢复中国的关税自主。他提议以1929年1月1日之前为过渡时期，到此之后应该完全恢复关税自主。在此之前，应该允许中国对普通货物加征5%、对奢侈物品则加征20%至30%的关税。[138]

安格联观察中国谈判者的目标是避免“进入各种细节 他们想使列强同意各种大方向的表述，包括废除治外法权”。[139]曾担任过海关管理税账税务司的魏尔特，为本次会议提供了一本有关中国债务的专著，解释了海关在确保债务偿还和维持中国海外信誉方面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在1925年11月19日的委员会会议上，各方都同意承认“中国享有关税自主的权利”，甚至愿意接受沈瑞麟所提议的日期，以1929年1月1日为期限。[140]但是到了1926年4月1日，随着冯玉祥被驱逐出北京，其政府应声倒台。不久之后，国民革命军在1926年6月1日开始北伐。驻守北京的外交官们于1926年6月10日决定暂时休会，直到中国再有一个运作的政府为止。但这个会议再也没有复开，因而也没能制订任何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条约。

今天，关税自主不再被认为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必要前提。大多数国家自愿依附经过国际协定的关税，并在发生侵权时同意交由世界贸易组织来仲裁。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所采取的低关税率在当时并没引起争议，到了19世纪晚期情况已经改变。例如像郑观应和陈炽等都认为加诸给中国的关税制度已经对中国造成了伤害。顾维钧通过他在国际会议上的表现，把关税自主提升为民族主义的核心议题。这些国际会议不仅是一外交盛事，对现代传播媒体的时代而言，它们还是公众表演的场域。顾维钧围绕着关税自主和外国人掌控海关等议题来建构一套历久不衰的论述，那就是近代中国是遭到外国侵略的受害者。然而，最后终究是国民党而不是顾维钧自己，从他的这种豪言壮语中获益。

海关和国民党的兴起

海关给国民党出了一道难题。一方面，国民党把恢复关税自主和结束外国人对海关的统治当作他们政治论述中的重要纲领。但另一方面，国民党也知道海关的用处，就如海关对之前政府的贡献一样。重点在于国民党既要如何取得对海关的控制权，但却又不会被视为背叛自己的原则。国民党之所以可以控制海关是因为下列原因：首先，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银行家不愿意继续支持北京政府。其次，易纨士与梅乐和之间产生了接班的竞争，而梅乐和同情国民党人，并有想成为海关最高领导者的雄心。国民党人精细的布局，使得情况看起来像海关自动对新政权投怀送抱，并愿意为新政府效力。国民政府把局操作得很好。

国民党的兴起

国民党与海关的直接关系可追溯到1919年。该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军政府。由于经费短缺，孙中山遂提出，他有权根据被他控制区域下的海关税收，按比例分享一定的关余。不出意料，安格联对孙中山并没怎么重视。1924年时，他给包罗的信中写道：“真实情况是，他大概患有神经病。”[141]当孙中山在1919年提出他的要求后，安格联与北京政府和外国公使团对此有过讨论。安格联对孙中山的轻蔑却使他认为聪明的做法就是答应给孙中山钱。该年安格联通过汇丰银行的广州支行，给孙中山拨付了210万海关两。[142]不久孙中山的政府垮台，但后来又经过两次重组，每次都重申分享海关税收的要求。[143]安格联发展出一个有用的模式，它不但能提供很大的弹性而且总税务司也可以有空间来三缄其口。这个模式就是海关会与任何“非正规但实际运作的政府合作”，而且在“在不与中国的国际协议抵触的前提下，可遵循它［即非正规的政府］的指示”。[144]

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再次成立了自己的政府，但这次是倚赖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通过驻广州的英国总领事连接北京外交公使团的这个渠道，孙中山再次要求索取属于广州的那部分关余。但这次因为国民党与共产主义的扩散有密切的关系，公使们拒绝了。他们声称并没有关余，更何况若是接受孙中山的要求，也会导致在中国东北和其他地区的半自治领导者提出同样要求，并会危及内债基金处。[145]

接踵而来的僵局造成了发生在中国水域的最后一次严重的炮舰外交事件。孙中山发出声明，并获得报纸的广泛报道。 他说如果外交公使团不同意他的要求，他或将截留关税，即命令粤海关停止向总税务司署汇款，抑或宣布广州为自由港。12月，孙中山宣称“为求粤省之长保和平与安宁 必使粤海关之收入，今后不解与直系而后可”，这里说的直系是指北洋政府。[146]他补充说，他会将部分税款汇出，以支付广州按比例应分摊的外债，但不会理睬内债。对此，外交公使团做出回应， “任何方面，如有干涉中国海关之事，外交团均不予以容纳”，若上述情事发生，“本外交团即当采取强迫手段”。[147]驻广州的领事们下令停留在广东的九艘炮舰准备采取行动。美国从菲律宾调来援军，其驻华公使也赶到广州以施压并阻止孙中山。[148]

对国民党来说，怎么样都是赢家。因为在这个事件中他们要么得到有用的财源，要么因为挺身对抗卑鄙的帝国主义而获得政治资本。当有记者问到如果对方使用了武力，是否会采取反抗？孙中山则戏剧性地回答：“彼力不足与抗，然为四大强国压倒，虽败亦荣。”[149]他的外交部长伍朝枢也频繁地接受新闻访谈，批驳外国代表的态度不顾公理和违反正义原则。 [150]广州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重组的国民党于1924年1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一项点名批判安格联的决议，宣布国民党的目标就是要收回海关税收，只要外国人还掌管着海关，海关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会“危害之大，不可胜言”。[151]

沒有任何一方真的准备要动武。孙中山的广东政府的确非常虚弱，它的资金非常少，军队仅是由几支混杂的地方武装力量拼凑而成。它为筹备战争资金而实施的额外征税，在当地非常不受欢迎。尽管孙中山做了这么多的抗议，但他并没有跟进当初的口头威胁而接管粤海关。[152]至于那些公使，要他们以行动来实践当初所撂下的重话的内容，其几率也微乎其微。日本、苏联和英国彼此之间的相互猜疑，使他们无法形成一致的行动。安格联在1924年4月1日表示他的忧虑，他担心“大国们对中国并不认真”。[153]他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中国问题”在将来还会再次成为重要的议题。但中国问题已经不再占据欧洲的政治，没有国家还愿意派遣军队到中国。因此在北京的外国公使们决定就此收手，宣称他们经过再三考虑，认为与中国的国际条约并没有赋予他们干涉关余分配的权力。[154]

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使问题升温。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上海租界警察射杀了因日本纺纱厂打死数位中国工人而抗议的示威者。五卅运动迅速席卷了中国，导致了大罢工和市场联合抵制。管理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这时想采取和驻北京公使们一样的强硬手段。它不但拒绝了工部局内部的中国代表所提出的要求，而且还增加了包括以华人为征税对象的税收，并通过立法来禁止政治批评。上海的金融和实业界精英也支持罢工，但有人告诉代理总税务司泽礼（J.W.Stephenson），说这些业界精英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工部局的态度太过顽固，泽礼写道：“中国的银行家其实是一个保守的阶层，他们原本不会如此强烈地支持学生，除非他们有目的地要利用机会来表达他们普遍的愤怒。”[155]有人还警告泽礼，说英国有失去在中国影响地位的危险，除非它做出“友善的姿态，来表现出事情将会按公正的原则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武力展示”。[156]

在广州，当九位示威者在沙面租界外围被杀害时，灾难再次重演。国民党组织了联合抵制香港的行动，通过纠察员来做监控，并且特别针对英国的贸易。安格联在这个时候把上文提到过的海关战争英雄“贝泐地狱”派去广州。在那里，他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居然在巡逻沙面时还穿着军装。[157]他依然是支持采取强硬立场，在1926年6月2日说，“若要采取武力干涉的话，时机现在已经来临”。[158]

但这样的做法已经不再符合英国的政策。已经无法单独行动的英国选择了调和而非对抗的政策。在11月，英国外交部建议安格联采取合作的态度：“对国民党当局，不论是在广东还是它的其他管辖地区，若保持友好和愿意帮助的态度，可能会使海关对国民党而言变得相当正面而且不可或缺，进而影响未来的关系。即使这样的合作意味着关税自主，但它早已被许诺而且英国政府也已准备去面对它。”[159]驻广州的英国领事经常和陈友仁会晤。[160]海关后来也被告知，说英国不会再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即使这意味着可能失去海关。[161] 1911年辛亥革命时，安格联曾说过海关最终依赖的是英国在中国的军事力量。若说在那时候的英国仍会愿意为海关而部署皇家海军的话，到北伐时期这种情形已经不太可能。面对这样的局面，安格联不得不另觅蹊径。

关税附加税和安格联抛弃北方政府

由于财政上的需要让国民党不得不吞下对海关的敌意。他们在1926年6月开始进行统一中国的北伐行动。战争无疑需要花钱，一旦在原来的理念上踌躇犹豫，就会让务实主义趁虚而入。宋子文当时负责掌管国民党的财政，他在1926年报告中宣称已经筹款近8000万元。[162]大约三分之一来自于发行政府公债——押注国民党未来的胜利。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鸦片专卖的暴利。国民党在1926年9月进一步宣布他们将开始征收所谓的内地税。[163]该税率定为所有进口货物税的一半，对奢侈物品的税率更高。因为这是华盛顿会议所定的，因此又有人称它为华盛顿附加税。它的开征需要海关的合作，因为国民政府的税收员必须要先知道海关对商品的估价，然后才可以依此征收额外一半税率。陈友仁向英国领事解释，国民政府对海关“肯定没有干涉的意图”[164]，但咨询是否可以让海关人员与该税的征收员接洽 “以避免任何误解”。国民政府以承诺停止抵制香港来作为吸引海关合作的诱因。[165]双方达成了协议，原本执行抵制香港任务的纠察队员，摇身变成内地税征收员，盗猎者变成了看守人。

安格联害怕酿成灾难，他写道：“完全声明放弃租界地位即条约港制度，会使得英国政府无法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会结束外国人对海关的有效控制，会摧毁最后的信誉而导致成千上万的债权人破产。”[166]但英国不愿意再守护海关和治外法权等外国特权，意味着安格联从1911年辛亥革命起所遵循的政策现在翻船了。早在1922年，当安格联在给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阿其荪（G.F. H.Acheson）的信中就提到，他计划于1925年返回英国，因为“改变正在发生”，而这需要“一位新人”。[167]他已经看清楚事情了。1926年1月，他给阿其荪的继位者包罗写信说：

“当真正的革命到来时，将会是一场中国人民的革命，会使全世界挺起腰板和备受关注。”[168]在1926年12月的一封半官函中，安格联认为，“数十年来看似稳如磐石的基础，现正在土崩瓦解”，因为不但有劳工们“为了严重干扰海关纪律，提出种种要求”，还有外国人的威信已经扫地，再加上海关已成为被各种政治宣传所鼓动出来的排外情绪中的大笑柄。 [169]

由于英国不愿再考虑军事行动，所以尽管安格联感到焦虑并且违背他的直觉，但他不得不与国民党进行局部性的合作，与他们共同征收关税附加税。[170]英国政策的改变无疑是让他决定采取这个行动的重要因素。同时，在宋子文的管理下，国民党对海关也采取了一种缓和的态度。其中很重要的一步，就是他们接受安格联和中国银行家们都相当在意的经理内债基金处。当初在广州，孙中山曾宣布国民党只承认中国的国际债务，但不认可内债。然而，在1926年12月，国民党示意安格联他们将不会否定内债基金处。“具有影响的银行家”告诉安格联：“在我的管理下内债不会被否认。”[171]

此外还有个原因，那就是中国的银行家们正在疏远北京政府。早在1926年4月，还在北伐开始之前，上海的银行家们在拜访安格联时就告知他，他们不再愿意向北京政府提供资金。[172]他们接着提出了一个国库基金的想法，认为可以把这个主意与收回利权运动结合起来推动。据安格联来看：“银行家们想要的是对国库加把锁，把钥匙交到我手中，以防止资金落入军阀那里。”[173]当1926年8月安格联在伦敦时，他收到一份由代理总税务司易纨士转送而署名张嘉璈的电报。该电报说：“顾维钧博士已经把一份新的以海关做担保的借款计划转寄给您，我希望您能答复赞成，这样对中央政府和重开海关会议（即关税特别会议）都会有帮助。”[174]易纨士附加了一段话，说：“上文是由财政总长写的，张（嘉璈）被逼签字。”在同年9月，安格联得知张嘉璈仍然继续反对任何新的借款。[175]

返回中国之后，安格联到上海和武汉去会见国民政府官员。国民政府在宋子文的财政部内设立关务署来落实关税附加税（译者注：1927年6月1日设立关税处，10月20日才改组为关务署）。国民政府还明智地任命了一位有能力处理好与海关关系的署长，这个人就是张福运。张福运于1914年在哈佛大学取得文学学士学位，然后在1917年取得法学学士学位。回到中国后，从1920年到1923年供职于北京政府外交部。他并不是国民党员。宋子文和张福运已决定一项政策，即为了短期内的好处，他们暂不干预中国南方的海关。但因为海关毕竟是“中国信用的支柱”，[176]等到北伐结束后，则要完全掌控海关。他们已告知汉口税务司费克森，他们准备与安格联共事是个既成事实，因此不会除掉他。[177]

眼看着国民党成功地钓上安格联，顾维钧遂命令他返回北京。安格联回绝了，声称因“紧急海关事务，需要多停留几天”。[178]安格联同时拒绝从1927年2月1日起，开始在北方实施2.5%的关税附加税。[179] 依据顾维钧的回忆录，他为此召开了内阁会议，并在会上说：“一个公务员的首要义务是服从政府的命令，尤其是作为一位外国人。”[180]内阁随后同意了顾维钧的提议，即开除安格联。[181]

安格联速返北京以设法撤销他的革职令。[182]为了拖延时间他向顾维钧报告说，因为他所承担的事务都相当复杂，所以不能立即把权力移交给继任者。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向顾维钧强硬施压，海关驻伦敦办事处在伦敦也向媒体做简要说明。[183]然而，顾维钧拒绝屈服。顾维钧的态度很有可能也是因为张作霖的缘故。张作霖这时候担任北方安国军的领导，他因安格联拒绝落实关税附加税而大为光火。[184]为了保留安格联的一些颜面，顾维钧同意安格联不必立即辞职，但必须休假一年——不能待在中国，而是得回英国去。[185]命令生效，安格联只好于2月13日腾出了总税务司的职位。

作为过渡措施，易纨士被任命为代理总税务司。如顾维钧所料，这样一来将会使国民党陷入一个法律困境。国民党本来可以接受安格联，因为他们可以把他视为上一个政权的合法任命。但若接受易纨士作为代理总税务司，则意味着他们接受了自己口中所声称的非法政府，甚至讨伐对象的任命。费克森提醒易纨士，说国民政府不会和他直接接触，而是会通过江海关税务司梅乐和来与总税务司署联系。[186]顾维钧对安格联的开除，使海关面临着分裂成两部分的危险。

易纨士与梅乐和的继位斗争

安格联的被革职再度印证，海关的继任危机总是与中国的重要历史转折点一致，例如1911年的辛亥革命。易纨士于1903年在海里布理学院（Haileybury College）毕业后加入中国海关。海里布理学院为东印度公司所建，是个培养管理英国殖民地人才的地方。一战期间，像海关的一些其他英国职员一样，易纨士在比利时服务，指挥中国劳工军团第59连队。[187]他后来负伤，以上尉军衔辞职。重返中国以后，安格联擢升易纨士为副税务司，随后，于1923年任命易纨士为总税务司秘书科副税务司，这个任命想必也出于安格联尊敬那些曾经对战争做过贡献的人而有意为之。易纨士在1924年被派往广州，在沙面事件中再次负伤。此后，安格联任命易纨士为总务科税务司。

易纨士的继任遭到了梅乐和的反对。梅乐和是赫德妹妹的儿子。梅乐和祖父和外祖父曾经是生意上的伙伴。尽管后来赫德与妹夫绝了交，但他还是把外甥梅乐和纳入羽翼。赫德很早时就提拔梅乐和，委以重任，包括让他在北京的总税务司署历练。梅乐和在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担任粤海关税务司，与胡汉民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而且当孙中山访问广州时，梅乐和还给他举办过花园聚会。安格联在1925年任命梅乐和接替赖发洛的江海关税务司一职。安格联没料到的是，这个位子正好让梅乐和可以挑战海关的最高职位。经过安格联严厉地处理了威额忒事件之后，赖发洛自此加入了对海关不满的队列，[188] 他觉得自己被安格联辜负，甚至被羞辱。赖发洛不赞成那种严厉和强硬的态度，而安格联却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五卅运动爆发后，他向安格联建议：“除非迅速平息中国的公众舆论，否则对英国贸易的伤害将是持久性的。”[189] 赖发洛在1927年5月退休后写了一封攻击安格联政策的信，这封信肯定已经知会过梅乐和并且获得他的支持。信上说：“我有义务表达在很多海关职员心中已经存有时日的担忧，这些情绪是被总税务司署的税收政策引起的。”他觉得安格联决定掌管海关税收，并用它来担保北京政府发行的公共债券，不仅“虚耗了当前的海关税收”，还使“未来的海关税收负担了2.42亿元的巨额债务”。他还建议：“赫德的方式是离开银行，金融和税收完全地分配交在海关监督的手上，应该尽快地恢复这个做法。”[190]梅乐和后来就是践行这个政策。

易纨士处在不利的条件之下。国民政府清晰地记得，易纨士在1925年接受英国总领事的建议，关闭了粤海关，违抗孙中山的指令。[191]当易纨士担任代理总税务司之后，他做了两件相当不适于当时氛围的事情，这让他显得拙劣。第一件事是他任命岸本广吉为总务科税务司的人事案，第二件事是他走访沈阳。这不仅代表他对日本的同情，当然这在当时在华的英国侨界中并不少见，况且那个时候日本为了保护其与中国的贸易，也反对增加任何关税。[192]易纨士建议设立一个由条约国代表、国民政府和北京政府组成的“非政治委员会”，让它来监督附加税的征收以及如何按照比例分配。易纨士实际的目的是想让海关变得国际化；然而无论是基于理念或者可行性，国民政府都绝不可能接受这个建议。[193]

在上海，梅乐和借力使力，相当善用这个形势。当国民革命军在1927年3月进入上海时，他与国民党的领导人取得了联系，其中包括白崇禧将军，是他指挥北伐军队攻占上海。[194]梅乐和也与张福运见面，张福运觉得梅乐和“同情中国人对改革海关的愿望 他愿意与关务署合作 并得到中国商界的认可”。[195]他拒绝取缔1927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海关华员联合会（译者注：1927年4月24日成立），该组织要求经过五年的过渡期后，海关应该全部由中国人来管理。他写信给易纨士称：“当下讨论一个二等且次要问题都是枉然的。”[196]他还与国民党任命的江海关监督郭泰祺密切合作。郭泰祺后来在二战时还担任过中国的驻英大使。国民政府之所以可以在1927年5月发行3000万元的国库券，梅乐和无疑给予了关键性的支持，同意以江海关征收的二·五关税附加税做担保。[197]

为了处理半年期的海关人员迁调一事，梅乐和与张福运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易纨士把适当的命令先发给梅乐和，然后由后者转呈关务署。[198]易纨士拒绝听从张福运与梅乐和两人的安排，[199]认为这是对他权威的冒犯，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易纨士只与宋子文接触，但这却激怒了张福运。张福运认为这是易纨士拒绝承认他为其正式上级，堪称英国傲慢的又一事例。易纨士想在蓝普森的帮助下挤走梅乐和，蓝普森遂指示上海总领事巴尔敦（Sidney Barton）游说梅乐和，婉告梅氏作为一名“忠诚的英国公民”理应主动辞职。[200]无论是真是假，流言开始谣传，说梅乐和要求获得英国荣誉勋章以作为辞职的补偿。[201]易纨士同时要求宋子文允许他解雇梅乐和，他给宋写信道：“身为代理总税务司，我能够得到您的授权来指示梅乐和立即休假一年，并在其结束后退休吗？”[202]在这个一来一往之间，易纨士仍自称为代理总税务司，因为国民政府在1928年10月3日也的确对他做出这样的任命。然而易纨士对于国民政府只任命他为代理职务的弦外之音却没有全部理解，这其实暗示着在一定程度上的不信任。这为后来的变化留下了可能性，国民政府同时还任命梅乐和担任副总税务司。[203]换言之，宋子文拒绝了易纨士的请求。

国民党在确定不会有不好的后果之后才敢对易纨士动手。当北伐军队攻克北京后，张福运随即前来接管了税务处。他意会到“张嘉璈和安格联之间全是私人关系，而并非得到金融界的支持”。[204]在英国使馆花团锦簇的一次晚宴中，英国公使蓝普森明白地说他支持易纨士，但仅仅出于私人原因；无论国民政府决定任命谁为总税务司，英国外交部都接受。[205]英国外交部不愿意让该问题妨害眼下正在和国民政府进行的修订关税谈判。张福运向南京报告，他被一位总税务司署里的官员约见，告知他易纨士给“张作霖提供超过60万元的资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北京代表告知张福运，说他们将会帮助国民政府张罗一项900万元的新借款。这趟北京之行让张福运明白英国政府会接受梅乐和，中国银行家们站在他们这一边，还有易纨士曾向国民党的敌人提供过大量的资金。

易纨士接着又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拒绝执行国民政府的把内债基金处的资金存放入中国银行的命令。[206]江海关的中国帮办丁贵堂是梅乐和与国民政府之间的线人，后来他与梅乐和共同安排把这些资金放入中国银行。[207]易纨士的所作所为已经使自己无法立足，趁还没有被赶之前，遂于1928年12月31日主动请辞。[208]梅乐和在1929年1月8日被任命为总税务司。[209]

当北伐军到达北京后，几乎等同于把全国纳入了他们的控制，当然大部分区域只是名义上而非实际上的控制。他们在1928年6月15日发表了一份声明，说过去列强以中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为由来拒绝中国拥有关税自主权，如今这个情况已经改变了。1928年下半年，除了日本外，所有国家均与中国签订了新的贸易条约，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1928年12月，国民政府宣布新的国定税则，大部分货物的平均税率为8.5%。[210]也就是略高于引入关税附加税后的实际征收税率，但依然远低于国际常态。

此后有两件事情发生。首先，国民政府掌控了海关。他们也摒弃了原先对凡是与海关有关事务均一概予以仇视的态度。他们小心翼翼地等待，并向外国和内国债券的持有者保证，其接管海关之举并不会伤害他们的利益。国民政府设立了关务署，并选了一位学历、经历都是外国外交官和领事们熟悉的人当署长。在梅乐和身上，国民党找到了一位他们已经认识很久的人来担任新的海关领导。他不仅同情国民政府的抱负理念，也表示愿意顺从。梅乐和同意结束雇用外国人，以及改善华员在海关的工作条件，愿意把海关税收存入一个中国的银行，然后把海关从关税分配的决策中撤离出来。

第二件事是，海关再一次从可能造成分裂的危机中生存下来。梅乐和迅速地平息了海关内部可想而知的焦虑。他在1929年1月从张福运的声明中摘取了一段话来安抚焦虑。张福运在这段声明中说他到现在“都没有考虑过要免除海关中的外国人，废除退休金计划或者改变海关行政的管理制度，等等”。[211] 另外，梅乐和又发了一封机要通令，其内容由各关税务司向全体职员传达。此令的主要目的是要粉碎一个谣言，那就是他被国民政府任命是因为承诺两年后就要退休。梅乐和写着：“未来数年内我将会继续掌管着海关，我要〔让海关〕恢复和维持信心，若有可能的话，增加效率，以及为未来做准备。”[212]为了让海关职员放心，他发出一份通令，说退休基金不会移交给国民政府，他还特别强调这份通令事前已经充分得到张福运了解和同意。梅乐和对国民政府的顺从一开始让在上海的英侨界和伦敦很难接受，但这个情况很快就平息下来。日本在1931年占领东北，原本对易纨士还残存的同情，在他接受了伪“满洲国”顾问一职后就消失殆尽了。

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接管海关和关税问题紧紧地绑在一起。1911年辛亥革命后，新的政治出现了。经过在国际会议上的精彩表现后，顾维钧成为一位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因为现代媒体广泛地报道这些事件，他们也获得了以往从未有过的重要地位。在现代政治表演的背后，就算大家想对金钱的重要性遮遮掩掩，却没人敢忽视它。在国民党向权力的奋起过程中，理想、群众运动、公众情绪的煽动和战争等，都各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怎么掩饰，摊在面前的事实是，国民党对海关及上海银行家们的务实讨好，也铺平了他们通向权力之路。这种依赖，深深地影响了他们所将造就的国家的本质。根源可是很重要的啊！为了取得政权而采取的暂时权宜之计会衍生出深远的后果。

[1]“安格联致阿其荪”，1922年10月28日，载“安格联函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MS211355。

[2]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册，第308页。

[3]“安格联致庆丕”，1919年10月22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

[4]“安格联致庆丕”，1915年11月8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

[5]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08页。

[6]参见Emily Rosenberg，Financial Missionaries to the world: The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Dollar Diplomacy, 1900-1930（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1999 ）。

[7]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84页。

[8]“安格联致阿其荪”，1921年1月21日，载“安格联函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MS211355。

[9]斯蒂芬·克拉夫特（Stephen Craft）：《顾维钧和现代中国的出现》，列克星顿：肯塔基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5页。

[10]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69、277-278页。

[11]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84-291页。

[12]“安格联致包罗”，1926年4月7日，载“安格联函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MS211355。

[13]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08-309页。

[14]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09页。

[15]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09-310页。

[16]斯蒂芬·克拉夫特：《顾维钧和现代中国的出现》，第36页。

[17]斯蒂芬·克拉夫特：《顾维钧和现代中国的出现》，第32-33页。

[18]斯蒂芬·克拉夫特：《顾维钧和现代中国的出现》，第77页。

[19]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03-609页。

[20]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13页。

[21]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06页。

[22]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08页。

[23]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13页。

[24]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07-308页。

[25]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07页。

[26]邝智文：《北伐和东北亚的战略历史（1925-1928年）》，剑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27]“财政部呈文设立国内公债局拟具章程”，1914年8月1日，载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年》，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0页。魏尔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常关税收的征收及支配》，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造册处，1927年，第132-133页。

[28]魏尔特：《辛亥革命以来 海常关税收的征收及支配》，第132页。

[29]“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550号”，“有关银元折合率及总税务司对征税与汇解原则之评述与指令”，1916年，载魏尔特编：《中国海关起源、发展及其活动文件》，上海：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38年，第3卷，第320-324页。下文简译为《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

[30]“安格联致庆丕”，1914年12月31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

[31]“民国三年公债条例”，载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43页。

[32]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年》，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4页。

[33]“四年内国公债条例”，载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43页。

[34]“四年内国公债条例”，载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47页。魏尔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常关税收的征收及支配》，第135页。

[35]“安格联致庆丕”，1914年12月31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

[36]“安格联致庆丕”，1915年10月6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

[37]“安格联致庆丕”，1915年11月8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

[38]“安格联致庆丕”，1917年9月20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

[39]魏尔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常关税收的征收及支配》，第151页。

[40]魏尔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常关税收的征收及支配》，第139页。

[41]“安格联致庆丕”，1917年9月20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

[42]“安格联致庆丕”，1917年9月20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

[43]“安格联致阿其荪”，1921年2月1日，载“安格联函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MS211355。

[44]“财政部整理内国公债确定本息基金呈大总统文”，1921年3月3日，载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65-68页。

[45]“安格联致庆丕”，1920年3月2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

[46]魏尔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常关税收的征收及支配》，第179页。

[47]“安格联致包罗”，1924年3月11日，载“安格联函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MS211355。

[48]魏尔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常关税收的征收及支配》，第179页。

[49]“安格联致包罗”，1924年12月20日，载“安格联函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MS211355。

[50]“安格联致包罗”，1924年3月11日，载“安格联函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MS211355。

[51]“安格联致包罗”，1924年3月11日，载“安格联函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MS211355。

[52]罗斯基和李莉莲：《经济视野下的中国历史》，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0页。

[53]景复朗：《庚子债赔：毫无益处》，载《现代亚洲研究》，第40卷，2006年第3期，第670-680页和683-685页。

[54]《斯特拉·本森日记》，1923年11月12日，剑桥大学图书馆，手稿收藏室。

[55]“安格联致包罗”，1924年2月16日和3月11日，载“安格联函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MS211355。

[56]“安格联致包罗”，1924年3月11日和1924年5月13日，载“安格联函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MS211355。

[57]“安格联致庆丕”，1918年3月17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

[58]“庆丕致安格联”，1916年12月25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

[59]“安格联致庆丕”，1918年3月17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安格联致阿其荪”,1921年5月24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MS211355；“安格联致庆丕”，1919年8月5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

[60]“安格联致庆丕”，1921年3月16日，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MS211355。大概熊乃哲（P.N.Shone）加入总税务司署仅仅两年，其他都是时间较长的海关职员。

[61]“庆丕致安格联”，1915年7月20日，见“总税务司半官函，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841，载毕可思、方德万编：《中国与西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档案》，伍德布里奇: 汤姆森——盖尔出版公司，2004-2008年，第77卷。下文简译为《中国与西方》。

[62]“威厚澜致安格联”，1915年4月18日，见“江海关半官函，1914-1917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17，载《中国与西方》，第110卷。

[63]“威厚澜致安格联”，1915年4月18日，见“江海关半官函，1914-1917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17，载《中国与西方》，第110卷。

[64]“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6号”，“为海关同人进修会与总税务司之关系事”，1913年2月10日，载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3卷，第88-91页。

[65]“墨贤理致安格联”，1912年6月26日，载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3卷，第87页。

[66]“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612号”，“为考虑外班员工的工资再次普遍提高一事”，见“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5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6905，载《中国与西方》，第14卷。

[67]“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2月10日，“江海关半官函，1918-1922年”，第111卷。

[68]议会关于该问题的副本，参见“中国海关”，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 228/3497。

[69]“海关外班：男人的委屈”，《字林西报》，1920年3月30日，见“中国海关”中的副本，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 228/3497。

[70]陶森的记录，附在“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2月25日和1919年3月5日，见“江海关半官函，1918-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0，载《中国与西方》，第111卷。

[71]陶森的记录，附在“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2月25日和1919年3月5日，见“江海关半官函，1918-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0，载《中国与西方》，第111卷。

[72]“庆丕致安格联”，1915年8月17日，见“总税务司署往来半官函，19151917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79/31841，载《中国与西方》，第48卷。

[73]戴乐尔：“海关：一项改革诉求”，《北京的领导人》（Peking Leader），1919年1月10日。见“中国海关”中的副本，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 228/3497。

[74]“安格联致阿其荪”，1921年4月20日，载“安格联函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MS211355；对于戴乐尔的薪酬，参见“安格联致包罗的备忘录”，1918年9月2日，载“移交所负责的备忘录：总税务司致总务科税务司”，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7574。

[75]“赖发洛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和一封似在1919年5月的信，见“江海关半官函，1918-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0，载《中国与西方》，第111页。

[76]“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2月7日，“赖发洛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和一封似在1919年5月的信，见“江海关半官函，1918-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0，载《中国与西方》，第111页。

[77]“赖发洛致安格联”，日期未署，似在1919年6月，“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2月7日，“赖发洛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和一封似在1919年5月的信，见“江海关半官函，1918-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0，载《中国与西方》，第111页。

[78]“赖发洛致安格联”，1919年6月19日，“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2月7日，“赖发洛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和一封似在1919年5月的信，见“江海关半官函，1918-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0，载《中国与西方》，第111页。

[79]《斯特拉·本森日记》，1922年11月12日,剑桥大学图书馆，手稿收藏室。

[80]“威尔特（S.P. Weldt）致柯尔乐（Carl）”，附在“柯尔乐致安格联”，1915年11月15日，见“江汉关半官函，1919-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140，载《中国与西方》，第153卷。

[81]“安格联致包罗”，1926年11月20日，载“安格联函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MS211355。

[82]“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36号”，“为就低级外班洋员不廉情事严重影响海关整体利益及信誉总税务司提出评论及指令事”，1923年1月23日，载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3卷，第682-683页。

[83]“安格联致庆丕”，1916年8月24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

[84]“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见“江海关半官函，1918-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0，载《中国与西方》，第111卷；“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2月10日，“安格联致庆丕”，1916年8月24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

[85]“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见“江海关半官函，1918-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0，载《中国与西方》，第111卷；“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2月10日，“安格联致庆丕”，1916年8月24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

[86]“赖发洛致安格联”，日期未署，似在1919年11月，“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见“江海关半官函，1918-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0，载《中国与西方》，第111卷；“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2月10日，“安格联致庆丕”，1916年8月24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

[87]“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2月25日，和“赖发洛致安格联”，“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见“江海关半官函，1918-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0，载《中国与西方》，第111卷；“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2月10日，“安格联致庆丕”，1916年8月24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

[88]“赖发洛致安格联”，日期未署，似在1919年4月，“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2月25日，和“赖发洛致安格联”，“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见“江海关半官函，1918-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0，载《中国与西方》，第111卷；“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2月10日，“安格联致庆丕”，1916年8月24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

[89]“安格联致赫德”，1900年10月12日，见“江海关半官函，1900-190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14，载《中国与西方》，第106卷。

[90]“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912号”，“为表扬战争缺员后之工作表现评论上海员工委员会行动并通报工作条件改善职位重新分类建立养老储蓄基金事”，1919年3月8日，载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3卷，第485页。

[91]“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见“江海关半官函，1918-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0，载《中国与西方》，第111卷。

[92]“赖发洛致安格联”，1919年5月，“威厚澜致安格联”，1919年3月5日，见“江海关半官函，1918-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0，载《中国与西方》，第111卷。

[93]“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29号”，“有关总税务司对外班代表团事件之意见与答复以及对此事之评论”，1919年11月11日，载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3卷，第503-510页。

[94]“赖发洛致安格联”，1920年3月，见“江海关半官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0，载《中国与西方》，第111卷。

[95]“威额忒搅乱的备忘录”，载“中国海关”，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228/3497。

[96]“威额忒搅乱的备忘录”，载“中国海关”，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228/3497。

[97]“赖发洛致安格联”，1920年3月，见“江海关半官函，1918-192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0，载《中国与西方》，第111卷。

[98]魏尔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常关税收的征收及支配》，第197-214页；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863-880页。

[99]“梅乐和致泽礼”,1926年11月25日，见“江海关半官函，1925-1926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2，载《中国与西方》，第113卷。

[100]“梅乐和致易纨士”，日期未署，似在1927年11月，见“江海关半官函，1927-192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3，载《中国与西方》，第114卷。

[101]“安格联致泽礼”，日期未署，似在1926年6月，见“江海关半官函，1925-1926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2，载《中国与西方》，第113卷。

[102]“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2228号”，“为指令税务学校毕业生以见习员录用事”，1914年6月30日，载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3卷，第189-190页。

[103]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510页。

[104]Amit Chaudhuri, “The Waiting Room of History”, London Review of Books26, no.12（2004）:3-8.

[105]Enez Manela,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quoting N.Gordon Levin,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

[106]徐国琦：《中国与大战：追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8页。

[107]斯蒂芬·克拉夫特：《顾维钧和现代中国的出现》，第51页。

[108]斯蒂芬·克拉夫特：《顾维钧和现代中国的出现》，第51页。

[109]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185-187页。

[110]徐国琦：《中国与大战：追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第249页。

[111]徐国琦：《中国与大战：追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第249页。

[112]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186页。

[113]Manela，The Wilsonian Moment, 107-111.

[114]斯蒂芬·克拉夫特：《顾维钧和现代中国的出现》，第48页。

[115]斯蒂芬·克拉夫特：《顾维钧和现代中国的出现》，第48-49页。

[116]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536页。

[117]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172-177页。

[118]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192页。

[119]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187-189页。

[120]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188-189页。徐国琦：《中国与大战：追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第260页。

[121]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179.

[122]斯蒂芬·克拉夫特：《顾维钧和现代中国的出现》，第53页。

[123]“安格联致庆丕”，1919年5月24日，载“总税务司机密函件，191419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7。安格联的原文为: “the Japanese handled it magnificently, making the pace with ‘Race Equality’ and keeping Kiaochow as the hare to win with.”

[124]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196-197页。

[125]同样参见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178-184。

[126]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06-210页。

[127]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21页。

[128]斯蒂芬·克拉夫特：《顾维钧和现代中国的出现》，第69页。

[129]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28页。

[130]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541-542页。

[131]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542页。

[132]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

[133]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543页。

[134]关于战争，参见林霨（Arthur Waldron）：《从战争到民族主义：中国历史的转折（1924-1925年）》，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73-118页。

[135]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572页。

[136]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77页。

[137]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572-575页。

[138]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575-576页。

[139]“安格联致包罗”，1926年11月20日，载“安格联函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MS 21135。

[140]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576页。

[141]“安格联致包罗”，1924年8月21日，载“安格联函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MS 21135。

[142]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551页；魏尔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常关税收的征收及支配》，第205页。

[143]《申报》，1921年2月21日，转引自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552553页。

[144]“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34号”，“为广东政府意欲自1921年2月1日起控制海关税收一事”，1921年2月7日，见“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30，载《中国与西方》，第48卷；同时参考“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41号”，“有关因地方军事当局唆使海关采取行动而引起之种种困难以及指示各税务司应予遵守之政策性意见由”，1924年2月29日，《申报》，1921年2月21日，转引自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552553页。

[145]“代理总税务司包罗致阿其荪”，1923年10月11日，“总税务司与财政部和行政院的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4。

[146]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563页。

[147]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564页。

[148]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

[149]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563页。

[150]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561-563页。

[151]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561-563页。

[152]魏尔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常关税收的征收及支配》，第187页。

[153]“安格联致包罗”，1925年5月27日和7月15日，载“安格联函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MS211355。

[154]魏尔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常关税收的征收及支配》，第187页。

[155]“泽礼通过包罗转总税务司”，1925年6月14日，载“总税务司与财政部、行政院的来往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4。

[156]“泽礼通过包罗转总税务司”，1925年6月14日，载“总税务司与财政部、行政院的来往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4。

[157]布鲁诺（Downa Brunero）：《通过湍流水域：外国管理下的中国海关》，阿德莱德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第128-131页。

[158]“粤海关贝泐致总税务司”，1926年6月2日，载“总税务司与财政部、行政院的来往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4。

[159]“泽礼致安格联”，1926年11月22日，“粤海关贝泐致总税务司”，1926年6月2日，载“总税务司与财政部、行政院的来往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4。

[160]关于报告，参见“英国在华外交政策：海关总税务司的罢免”，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 228/3298。

[161]“泽礼致安格联”，1926年12月4日，载“总税务司与财政部、行政院的来往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4。

[162]方德万：《战争与中国的民族主义，1925-1945》，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3年，第88-92页。

[163]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594-595页。

[164]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594页。

[165]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594-599页。

[166]“泽礼致安格联”，1926年11月18日，载“总税务司与财政部、行政院的来往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4。

[167]“安格联致阿其荪”，1922年10月28日，载“安格联函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MS211355。

[168]“安格联致包罗”，1926年1月16日，载“安格联函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MS211355。

[169]“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51号（译者注：应是52号）”，“总税务司就中国局势对影响海关之观察与意见”，载“总税务司机要通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30。

[170]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592-599页。

[171]“安格联致泽礼”，1926年12月29日，载“总税务司与财政部、行政院的来往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4。

[172]“安格联致包罗”，1926年4月7日，“安格联致泽礼”，1926年12月29日，载“总税务司与财政部、行政院的来往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4。

[173]“安格联致包罗”，1926年3月13日，载“安格联函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MS211355。

[174]“易纨士代理总税务司致包罗”，1926年8月24日，载“总税务司与财政部、行政院的来往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4。

[175]“泽礼代理总税务司致包罗”，1926年9月1日，“易纨士代理总税务司致包罗”，1926年8月24日，载“总税务司与财政部、行政院的来往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4。

[176]张福运：《中国海关的改革》，口述历史，1976、1979和1983年。由高士达（Blaine Gaustad）和张之安（Rhoda Chang）撰写，区域口述历史办公室，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班克罗夫特图书馆，第116页。Http://archieve.org/stream/reform chineseoochanrich/reformchineseoochanrich_djvu.txt。

[177]“费克森致易纨士”，1927年2月9日，载“总税务司与财政部、行政院的来往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4。

[178]“安格联致易纨士”，1927年1月18日，载“总税务司与财政部、行政院的来往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4。

[179]关于安格联在此问题上所持立场的有关文献，参见“总税务司与财政部、行政院的来往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4。

[180]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06页。

[181]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603页。

[182]“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53号”，1927年2月2日，见“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30，载《中国与西方》，第48卷。

[183]“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53号”，1927年2月2日，见“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30，载《中国与西方》，第605-607页；“蓝普森致外交部”，1927年1月28日，载“英国对华政策：海关总税务司的罢免”，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228/3298。

[184]“蓝普森致外交部”，1927年1月28日，载“英国对华政策：海关总税务司的罢免”，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228/3298。

[185]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11-324页。“安格联致费克森”，1927年2月10日，载“总税务司与财政部、行政院的来往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4。

[186]“费克森致易纨士”，1927年3月26日，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11-324页。“安格联致费克森”，1927年2月10日，载“总税务司与财政部、行政院的来往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4。

[187]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中国海关成员的服务和所获荣誉记录。Http://archive.org/details/cu31924023172640.

[188]“赖发洛致安格联”，1919年6月19日，见“江海关半官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0，载《中国与西方》，第111卷。

[189]“代理总税务司泽礼致包罗”，1925年6月14日，载“总税务司与财政部、行政院的来往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4。

[190]“赖发洛致总税务司”，1927年5月28日，载“1926年关税修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7980。

[191]张福运：《中国海关的改革》，第117页。

[192]“总税务司署致奉天关”，1927年9月17日，载“总税务司与财政部、行政院的来往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4。

[193]张福运：《中国海关的改革》，第118-121页。

[194]“梅乐和致易纨士”，1927年3月25日，见“江海关半官函，1927-192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3，载《中国与西方》，第114卷。

[195]张福运：《中国海关的改革》，第117页。

[196]“梅乐和致易纨士”，1927年3月25日，见“江海关半官函，1927-192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3，载《中国与西方》，第114卷。

[197]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614页。

[198]张福运：《中国海关的改革》，第116页。

[199]张福运：《中国海关的改革》，第121页。

[200]张福运：《中国海关的改革》，第161页。

[201]张福运：《中国海关的改革》，第161-162页。

[202]布鲁诺：《通过湍流水域：外国管理下的中国海关》，第163页。

[203]张福运：《中国海关的改革》，第132页。

[204]张福运：《中国海关的改革》，第125-131页。

[205]张福运：《中国海关的改革》，第125-126页。

[206]林乐明：《海关服务三十五年回忆录》，香港：龙门书店，1982年，第1-5页。

[207]林乐明：《海关服务三十五年回忆录》，香港：龙门书店，1982年，第1-5页。

[208]布鲁诺：《通过湍流水域：外国管理下的中国海关》，第165页。

[209]“梅乐和致伯乐德（ACE Braud）”，1929年1月8日，载“国民政府行政院财政部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79（5）/217。

[210]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620-623页。

[211]“张福运致梅乐和”，1929年1月21日，见“总税务司与关务署来往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6）/1213，载《中国与西方》，第193卷。

[212]“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56号”，“关于总税务司将会再被强制退休的误导性报告事”，见“总税务司机要通令”，1929年3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30，载《中国与西方》，第48卷。

第六章　关税国家，走私者的国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海关，1929-1937

一个走私犯违反了国家法律理所当然要被责备，但他通常不会违反自然正义原则，要不是他的国家把犯罪定得违反自然法则的话，他在各方面也会一直都是个优秀的公民。

——字林西报，1933年7月24日，引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

我们爱尔兰人从母亲的乳汁中吸收政治。

——梅乐和

1933年11月，梅乐和为财政部长宋子文举办了一场欢送会。[1]宋子文的辞职是为了抗议蒋介石索求庞大资金以发动军事行动以及他的对日妥协政策。[2]梅乐和给宋子文赠送了一座银鼎，上面的部分刻文为：“子文部长综持平准于榷政尤着宏规，我同人钦迟胥切 敬制银鼎藉作纪念，海关总税务司署全体华洋人员暨全国海关全体华洋人员谨赠。”[3]作为财政部长，宋子文直接负责海关。接过银鼎时，宋子文自豪地讲起，他是如何把海关从一个“政府中之政府”变成了一个“无派别的中国机关”。[4]上海的一些工商界名流也出席了这个仪式，使该聚会大为增光。他们包括上海银行公会会长李铭，上海工部局董事、三北轮船公司和其他公司的负责人虞洽卿，上海总商会会长王晓籁等。他们的致辞中，对宋子文如何管理中国财政和海关，佳言满溢。

此时的《字林西报》由于报道这次宴会的氛围而一改它之前的态度。会后，它报道宋子文如何“揭露海关争议”，也就是梅乐和如何在1929年获得总税务司一职的风波。[5]在这个人事令刚生效时，《字林西报》奚落梅乐和，说他被野心冲昏了头脑而与中国人在一起：“寻遍一长串为中国做事的外国人名单，找不到第二个和梅乐和先生一样，如此自贬身份而去做丢人的宣誓。”[6]在上海的英国领事带着明显厌恶的口气向英国公使蓝普森报告，说梅乐和“宣誓将会严格遵守孙中山博士的最后遗志，会服从政府法律和命令，会效忠职守并尽其最大努力， 如果违反以上誓言，愿接受国民党的严厉惩罚”。[7]伦敦的《泰晤士报》指出，就职典礼上，梅乐和是第一个以中文宣誓就职的总税务司，并在众目睽睽下，向孙中山遗像和国民政府旗帜行三鞠躬礼。该报纸评论，如此行为“相当令人感到惊奇”。[8] 然而，1933年《字林西报》的态度却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声称宋子文的评论给梅乐和的行为赋于新的解释。《字林西报》 接着说，在安格联时期“所强调且受到瞩目的做法，现在要是以赫德爵士所特别立下的传统来衡量的话，那些做法恐怕会被视为多余和突兀的谬论”。《字林西报》批评安格联把海关变成了公使团的附属品，并且赞扬梅乐和把海关导引到“适合变局后的路线， 而且与赫德的基本政策一致”。换言之，梅乐和非常尽力地推广一种贴紧海关传统的思维。

因为宋子文的饯别仪式是在相当重要的场合下进行，梅乐和的一些必要的恭维和客套自然无法免俗。然而，这两个人此刻所展现出来的相互欣赏是有事实基础的。尽管国民革命军在1928年开进了北京，但并没有成功地建立起一个新的人民政府。国民党的权力仅限于长江下游地区，甚至还不牢固。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政敌包括在北方和南方的军阀，以及国民党内部一些反对蒋介石的人。在后来的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这些人几乎打败蒋的军队。此外，1931年的长江洪水损害生命百万和良田无数，国民政府却无法提出有效的应对之道。同年秋天，日本占领了东北，隔年的3月，日本扶持了“伪满洲国”。这不但使中国丢失大片国土，也失去了约五分之一的海关税收。国民政府虽然渡过了这些难关，但只能算是勉强，而且很大程度是因为有了宋子文和梅乐和的合作。不过，这两人的合作虽然给各自带来不少好处，却也带来不少严重的后果。

对国民党而言，所在意的是它可以使用海关税收以及掌控一个能在全国有效地运转的官僚机构。在国民党夺取政权时，宋子文曾洗劫过上海资本家的库房，[9]但他也开始着手一项改革财政的雄心计划。他的目标是平衡预算，统一货币，废除地方各种苛捐杂税，划清中央和省级税收，拓展新的税源，以及使用高关税来保护国民经济。[10]他一开始的策略是倚赖几项关键资源，其中大部分是海关税收，用它们一方面来支付北伐的后续行动，另一方面来换取改革的时间。图6.1显示了该政策所取得的进展，如果没有海关税收，国民政府将有可能灭亡。表6.1所提到的统税，是对煤油和烟草等一些货物所征的税，在生产过程中采取就厂征税。一旦付过，就不再征收例如厘金之类的其他税项。[11]

当梅乐和带着海关向国民党靠拢时，他就下了赌注。尽管顾维钧的北京政府很明显的不会长久，但国民党在1928年的胜算也不稳当，更何况在这以后的数年之内，国民党的前景还无法预测。但梅乐和认为，在安格联和易纨士的管理之下，海关可能会落得个不光彩的下场，所以他必须同意国民党所提出的两个要求，即让国民政府控制海关税收和要海关停止雇佣外国人。实际上，在1926年北伐启动之后，雇佣外国人就已经停止了。[12]经过这番权衡妥协之后换来的是，海关不但没有被废除，还在1930年代经历了一场第二春。

图6.1 1929-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收入发展趋势图　（单位：国币百万元）

通常在一件事情当中，若说两方都会从某种安排中获益，这也表示任何一方都会深受它的牵连。查尔斯·堤利（Charles Tilly）曾撰文试图揭露二战后去殖民化过程中所崛起的政权的本质。他认为那些未经过严格检验的政权是利用当初由外国人所建的官僚体系来延续他们自身的利益和巩固他们的政权。他们通常变成“胁迫型的和不顾风险的私利竞逐者”。[13]对照那个由梅乐和做东的宋子文饯别会的场景以及上海富商出席的盛况，用蒂利的观点分析国民政府也不为过。像宋子文、孔祥熙（宋的继任者，也是他的姐夫）和其他家族成员，以及像虞洽卿、王晓籁等沿海精英，都从他们所延揽的新权力和地位中获利，其中部分也归功于他们掌控了海关。当国民党使用海关捧上的金钱时，他们与洋人以及沿海精英的利益也就产生联结，因而破坏了他们原本的声誉。这种伤害不仅存于当时而已，还有在后来的历史上也记上一笔：国民党被判为已经抛弃了革命。[14]

海关与国民政府的结合还造成另外一个发展。仰赖着海关税收而存活的国民政府的确想通过提高税率，以期收入最大化。但必须注意的是，此时恰逢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盘，各个国家相竞提高关税，导致严重的保护主义在全球盛行。国民政府高关税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大量走私如流行病般盛行。类似事情的恶化不仅加强了区域主义，鼓励使用暴力，也为日本在中国北部创造了扩张其影响力的机会。新的政府不仅没有使中国成为一个团结的、现代的和有效能的国家，反而变成了一个走私者的国度。

对海关而言，与国民政府建立关系的确给它们带来了切实的好处。海关能继续征收关税，保持财政功能，以及继续负责提供海事设施。此外，国民政府还让海关负责水上的缉私，巡视中国沿海，并管理帆船运输。正如《字林西报》所报道的那样，海关如今已经克服其当初决定投靠国民党时，带给条约口岸的外国人的失望。然而，无法改变的事实是国民党政权的局限性，以及他们的行政部门几乎鲜少能够好好运作。这种仅是有名无实的地区的现实状况，对于国民政府造成很大困难。另外，尽管海关当前对国民政府非常有用，但它只是在苟延残喘。停止雇佣外国人的政策，意味着不久的将来海关里面不会再有外国人。

我们要从仔细分析梅乐和开始。他对国民政府的态度使这个新政府可以对外宣传它是全中国的合法政权，与此同时，他也愿意与国民党的对手做一些务实的交易。这样的做法需要智慧和灵活的修辞。梅乐和善用“不可抗力”这一法律术语，一方面他在口头上支持国民政府，宣称其为全中国的合法政府，另一方面他也同区域政权达成务实性的合作。此外，梅乐和也相当在意海关的历史声誉。他知道终结外籍税务司制度的时刻已经不远，所以推出了几项历史项目，以寻求海关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正面的评价。

在检视梅乐和的态度和政策之后，我们接着会探讨走私的兴起。海关对这个问题有丰富的档案资料。除了详陈走私是如何组织以及地方政府是如何支持它们并从中获利之外，我还将讨论和评价海关的缉私活动。我还会分析海关在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及日本之间的一连串战争和冲突中扮演何种角色。由于各个地方海关在财政、政治和外交等方面都有其重要性，所以能否掌控某些海关经常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因为海关具有部分独立行动的能力，再加上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杀掉这只会下金蛋的鹅，这让海关在许多情况下能够防止分裂和促进和解，特别在中国的南方。

梅乐和

通常对梅乐和的评价是有分歧的。当写到梅乐和在抗战时期对海关的领导，克立福德（Nicholas Clifford）认为梅乐和已经在处境最困难的情况下做到了最好。[15]在毕可思（Robert Bickers）看来，梅乐和是典型的英国式背信弃义者，他只关心如何保住海关和他自己的声誉。[16]笃定、目的清晰、透明和直率的表达等品德都不是梅乐和的长项，不过他对这些也不以为然。接下来，我将探讨梅乐和所处的地缘政治情境，他在书信往来中所暴露出来的深层目的，以及他对历史项目的资助，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理解梅乐和的动机、政策和行事风格。

地缘政治情境

首先，让我来说明20世纪30年代加诸海关身上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国内情况。梅乐和面临的现实状况之一就是英国不再对中国太过执着。英国在1926年决定要顺应中国的民族主义，这不是因为它对国民党有什么额外的尊敬，而是因为英国本身的没落，使它明智地要从作为中国的“仿殖民政府”（Mock Raj）的角色中寻求退场。[17]如果说梅乐和就此不但不能再依赖英方的大力支持，而且还要应付英国国内的中国专家对国民党的敌意。他们中有许多人依然怀念英日同盟的时代，尽管这个关系早在华盛顿条约时就已结束。

濮兰德（J.O.P. Bland）就是这类的一位中国通，曾是中国海关官员，并在1894年到1896年间担任过赫德的私人秘书。其后在上海的工部局工作，并为伦敦《泰晤士报》写稿，署名为“我们的通讯记者”。返回英国之后，即成为一名中国专家，撰写清史书籍。他还经常从位于伦敦的“茅屋俱乐部”（之前提到的金登干也是成员之一）给《泰晤士报》源源不断地发信。濮兰德认为，国民党就是个“广东帮派”，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起，中国动荡和内战不止的一个主要祸源”。[18]濮兰德是日本的支持者，他认为：“对今天的局势而言，与日本继续保持友谊的至关重要性，正等同于政界元老们在三十年前签订英日同盟时一样。”[19]

不像赫德，梅乐和这时已经无法利用伦敦办事处来发动对海关的支持。不但英国外交部回避驻伦敦办事处主任，国民政府自然也更喜欢使用他们自己派驻在伦敦的外交官。魏尔特认为海关驻伦敦办事处应该予以撤销，因为没有人重视它，它“被视为比马车轮子间的尘土还不如”。[20]驻伦敦办事处主任的工作就是安排海关人员休假后返回中国的行程，[21]以及出席海关已故高级职员的葬礼。[22]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英国对国民政府的态度有所好转。梅乐和在1934年回国期间，会晤了英国外交部官员，包括外交大臣约翰·西蒙（John Simon）和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23]在梅乐和谈了中国的乡村重建、道路建设、灌溉工程以及社会和公共事业之后，《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的进步”的正面性文章。[24]一场由皇家艺术学院在1935年到1936年间于伦敦伯灵顿宫举办的中国艺术展，吸引了四十余万人参观。中国大使郭泰祺在伦敦成为名人。[25]熊式一的戏剧《王宝钏》（译者注：熊式一当时刻意把“钏”字改为“川”字）轰动了伦敦剧院。[26]由于国民党把南京定为首都，英国驻华使馆于1935年从北京迁到南京，并提高了级别，由公使馆升为大使馆。尽管如此，一股无力感仍旧使英国外交官感到瘫痪麻痹，认为他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悄悄地培养中国人的好感，同时不做出任何引起日本反感的事情”。[27]

不同于濮兰德，梅乐和对日本没有任何幻想。1935年，梅乐和就断定日本“显然意在称霸远东”。[28]他之所以会下此结论是因为日本拒绝他的一项关于引水权的提议，即把引水事务完全归还国民政府控制。其实英国当时已经表示同意梅乐和的这项提议，但日本大使有吉明（Akira Ariyoshi）却予以拒绝。对此梅乐和评论到：“日本政府的这个强硬立场仅仅是他们此刻对中国种种霸道态度的又一个事例而已。”[29]他相信，唯有“英国和美国愿意准备联手并正视该议题”，才能使“日本的无理活动 受到检视”。[30]但这是不可能的。此时美国仍然坚定地保持孤立主义，除非美国愿意加入，否则英国不会有任何行动。

面对这种局面，梅乐和凭着增加海关对日本的利害程度来对付日本的独断自信。在被任命为总税务司之后，梅乐和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芳泽谦吉（Kenkichi Yoshizawa）有过一连串的会谈。当时的梅乐和已经58岁，如果按照正常程序，将在两年后退休。他告诉芳泽谦吉，他打算推荐一名英国人充当继任者。[31]咨询日本政府之后，芳泽谦吉告诉梅乐和，只要目前海关内最高职位的日本人岸本广吉仍然担任总务科税务司，日本政府将不会反对梅乐和的提议。岸本广吉当初是被易纨士擢拔到这一职位。梅乐和把这个协议化为文字，且把这些对话告知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大概是想让英国外交人员知道，他还是心系英国的利益。梅乐和也曾把岸本广吉调离总税务司署一年，以让他有主要口岸税务司的历练。于是岸本广吉被派到大连关担任税务司。一年之后，即1931年，梅乐和信守承诺把岸本广吉调回了总税务司署，让他担任总务科税务司。当梅乐和在1934年回英国时，代理总税务司罗福德（Lancelot Lawford）把岸本广吉调离总税务司署，任命他为津海关税务司。梅乐和回来后，推翻该决定，将罗福德调往青岛。青岛位于日本在中国势力范围的核心，它是个宜人的城市，不过终究不是上海。[32]

20世纪30年代中期，英国和日本通过在中国的秘密会谈达成了一份协议，梅乐和也参与其中，协议里头包括最终会由岸本广吉继任梅乐和；作为储备，岸本广吉被任命为副总税务司。[33] 1937年初，新上任的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Hughe Knatchbull-Hugessen）显然对亚洲事务知之甚少，他催促梅乐和去找财政部长孔祥熙商量的退休问题，以使交接赶快进行。梅乐和对此回复称：“关于英国和日本晋升岸本广吉以及任命一位英国籍总务科税务司的协定，目前恕无法执行。”[34]国民政府是不会同意岸本广吉担任总税务司的。反过来，如果国民政府任命一名中国人担任总税务司，日本人将会“竭力破坏现有的总署制度”。梅乐和给许阁森写信说明他的政策一直是“通过额外聘任数名日本助理，以让东京保护而非干扰海关”。许阁森看懂了梅乐和话中的意思。[35]从这件事情看来，英日同盟在条约到期之后，还在中国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在海关方面是如此。

梅乐和自然也得把国民党的市场考虑进去。在海关内部，丁贵堂就是他们台面上的人选。自从1927年3月之后，梅乐和就渐渐地与丁贵堂熟识起来。当时梅乐和为江海关税务司，丁贵堂则被调到江海关担任三等帮办前班。丁贵堂的家乡在辽宁省，从奉天高等学堂毕业后，于1912年考入北京税务专门学校。赫德当初为了要顾及“少年中国”而采取一些作为，而丁堂贵就成为这些作为中的受益人之一。[36]毕业之后，他先是被派到东北，从1919年起，他在北京的总税务司署待了七年。这期间给了他充足的机会去和中国官员、海关高级职员以及税务专门学校的学生们建立起相当有用的联系。丁贵堂还为杂等职员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海关俱乐部，更进一步地拓展他的支持基础。[37]在丁贵堂协助梅乐和争夺了总税务司一职之后，[38]他被快速地提拔，先是被任命为汉文秘书科副税务司，1929年又被擢拔为副税务司，一年之后，再次被擢升为税务司。南京国民政府早期，梅乐和是倚重丁贵堂作为中介人的；但是当罗福德把岸本广吉调往天津之后，梅乐和开始对丁贵堂起了疑心，认为这是丁贵堂背后怂恿罗福德的结果，以期自己被任命为副总税务司。[39]丁贵堂之后被派往欧洲和美国考察，伦敦办事处奉命要密切关注他。[40]

这个时候的梅乐和处在一个微妙的位置上。一方面英国不再愿意继续支持海关，另一方面日本也处心积虑地要取代英国在中国的位置，包括获得控制海关的权力；对于后者，国民政府自然试图阻止。梅乐和能够一直担任总税务司却是这种僵局所带来的结果，因为他的退休势必将引起谁来接班问题。在当时，这是一个没人愿意冒高风险来面对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梅乐和能够在总税务司位置上，一直待到了1943年。

怀旧和编造海关传统

赫德有一次曾被问到“这个总税务司署能持续多久？”他那时回答说“我绝不会给它超过十年”；多年之后梅乐和补充道：“他这话还是在比较平和稳定的时期提出来的，我们现在可以给它超过十年，或者甚至一样多吗？”[41]当梅乐和成为总税务司时，大概没有预料到他会在这个位子上待这么久。所以甫一上任，他就发起了一项工程：“把这个行政体的功绩建设，包括海事部门，放到［知识］地图上以供给未来的历史学家”。[42]梅乐和认为“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做，将来我们的继任者（不论是谁）可能会（应该就是会）忽略这么做”。 梅乐和预期有一天海关里终将全部是中国人，所以就利用现有的职权来编纂自认为合适的海关历史：给海关的葬礼应该要妥善稳重地安排，对它的遗体且要庄重以待。

梅乐和紧紧抓住赫德来塑造一个海关的正面传奇。他在1929年8月给海关全体职员发了一幅1914年赫德塑像的照片，该塑像被重新安置在上海外滩江海关大楼前一块高高的基座上。基座的四周刻着赫德是“中国政府所信赖的顾问”，“中国人民的挚友”，以及“他的成就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伟大的贡献”。这张照片附带一则总税务司通令，广泛流传于中国、欧洲和美国那些与海关有关的人手中。[43]后来，日本占领公共租界，赫德塑像随之被移走，自此一直没有被复归原位，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太可能归位。

为了加紧为赫德“封圣”的脚步，梅乐和支持魏尔特提出的建立赫德纪念图书馆的提议。它的主要构成部分是统计科的参考图书馆，包括所出版的通讯、报告、图表、地图和调查等系列，以及海关在成立以来就陆续收集的书籍。[44]该图书馆还将收集有关中国经济、农业、工业和中国发展等方面的资料。[45]国民政府支持该提议，但坚持它应被称为“中华民国海关参考图书馆”。[46]一直以来，他们也没有打算放过把海关纳入自己的框架，并趁机缩减海关的外国背景的机会。在1931年10月10日，也就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辛亥革命二十周年纪念日当天，位于上海新闸路的海关参考图书馆对公众开放。关务署和总税务司署成立了联合委员会，指导它的运行，其中魏尔特和丁贵堂是总税务司署的代表。为保证全部纪录有案可查，梅乐和在1933年命令各口岸海关税务司去搜寻他们的档案，向图书馆送交总税务司署在义和团运动时被摧毁的档案的副本。[47]

魏尔特成为海关历史学者。他曾担任过襄理稽查账目副税务司和总税务司署的汉文秘书科税务司。著有《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常关税的征收及支配——海关总税务司所管债务账户》一书，1927年出版，1935年再版。[48]他的叙述宗旨就是要说明海关一直在为中国的利益服务，努力防止中国的破产和崩溃，以及维系中国之完整。梅乐和指派魏尔特去编辑一套庞大的七卷本海关历史文件汇编，即《中国海关起源、发展及其活动文件汇编》，其中包括总税务司通令、令文、备忘录和报告等，关于“海关是什么，它的立场为何，它已经完成了什么”等问题能够提供一套全面和清楚的论述。[49]魏尔特在1936年写了一本名为《中国海关的起源和发展》的内部流通小册子，其中说，赫德无法“只限于去做海关的常规工作”，而是成为一位清政府处理外交事务方面的“可靠的顾问和指导”。他曾为 “政府执行所有必要的海岸、港口和河流的测量工作，出版过至今仍在使用的大量海图”，并且帮助政府“安装灯塔和助航设备”。[50] 这套七卷本的《中国海关起源、发展及其活动文件汇编》为海关历史的正面评价提供证据，“尽可能例举在过去八十年里我们活动的多样性和重要性。”[51]这套汇编出版于1938年，即时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北方。如果这算晚的话，让魏尔特投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的代表作——《赫德与中国海关》一直到1952年才得以面世。这时中国由共产党领导，而对史观论述的部分主导权也早已从英国人转移到华人世界的中国人的手中，另外一部分则转移到美国人手中。

海关还有其他几位历史学者。班思德（T.Roger Bannister）在1932年出版《中国沿海灯塔志》一书，该书赞扬了海关的灯塔为贸易提供的帮助。梅乐和禁止灯船参与缉私活动，以确保海关灯塔向来所获的好评不会因任何事而褪色。梅乐和在1933年指示班思德利用贸易报告来写一部“自东印度公司结束后的中国贸易”。[52]在东印度公司结束之前的那部分已有著述——马士（H.B. Morse）撰《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史》。班思德的成就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一书，其要旨是阐述海关如何促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从而嘉惠中国和全世界的。

梅乐和也支持夏士德（G.R.G. Worcester）的研究工作。夏士德曾在海关的海事部门工作，担任过沿海和沿江巡工司，参与过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反走私行动，测量过各种航道以确保它们能让“各种不同类型船只，从航空母舰到舢板，都能安全地航行”。[53]夏士德对中国帆船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还发现自己不但能写且能画。他说梅乐和“让我卸下海关的全部工作，并把我放到中国船舶的研究上”。[54]抗战前后夏士德在中国各地旅行了八年，研究全中国各种类型的船只。他的第一本关于中国船只的书在1940年出版，之后夏士德又开始撰写一部“更大部头的著作”。像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一样（他们两人很有可能曾经在重庆有过交际），他的目的就是要恢复中国的自信和历史。他写道：“中国水上建筑这一个重要主题是被完全忽视的”，他还说中国人是“平衡耳帆、平衡舵、水密舱、下风板和许多其他设施的最早发明者”。[55]尽管如此，梅乐和也让夏士德明白，若他的研究获得任何赞扬，那也是海关而非他个人的荣誉。[56]

梅乐和也对帆船痴迷。他订造大型的帆船，并向伦敦的科学博物馆捐赠过12艘。它们迄今仍是该博物馆永久展览的一部分。另外，他还把订造的一艘送给了美国总统罗斯福。[57]上海外滩海关大楼的天花板就是以帆船图案作为马赛克镶嵌。海关想通过这个设计来表示，尽管这个传统已经被现代化所取代，甚至被中国自己遗忘掉，但海关是中国这项重要传统的诚心保护者。

费正清，这位在美国的中国学术前辈也差点加入梅乐和的历史学家行列。当费正清还是一名牛津大学的罗德奖学金学者时，他遇到了马士。马士把自己担任海关税务司时的半官函借给了费正清。[58]所以在写给伦敦办事处主任麻振（J.H.Macoun）的信中，费正清表示自己“打算在一本中国史的书中赞美马士和墨贤理的工作”。[59]带着马士写的一封介绍信，费正清于1932年初来到中国，梅乐和“热情地”接待他，并“允许他参阅早期的通令”。[60]但因为受马士夫人的指控，这种待遇后来被取消了，“她的丈夫要不是因为对一名持罗德奖学金的美国学者的忘恩负义和不诚实生气，就不会在那个时候死去。这人不但枉费马士先生对他的交谊，而且背叛了对他的信任。”[61]费正清把这些半官函随身带到了中国，在“北京的某所大学”使用它们，[62]甚至在收到律师的警告之后，还是拒绝归还。[63]愤怒之下，海关团结一致，拒绝再让费正清看到总税务司通令。然而海关也不肯帮马士夫人追讨，其理由如魏尔特所说，半官函在1910年之前“还没被认定为官方财产”。[64]

中国海关驻英办事处主任罗福德对此有所评论，他说费正清所写的“历史，其所略过的部分会和其所记载的部分一样， 都将引人注目”。[65]费正清不再尝试和海关打交道了。他之后写了很多关于赫德的成果，不但整理赫德的早期日记，还在那套赫德给金登干的信件汇编中煞费苦心和满怀深情地整理和校订那些资料。[66]他的主要著作《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虽然是一个学术里程碑，也是磅礴叙述的典范，但此书研究的时期却是介于鸦片战争和海关成立之间，而非海关的历史。然而对费正清来说，无法使用海关档案的结果还是好的。在北京，他结识了学者型外交家蒋廷黻。蒋廷黻所收集和整理的清朝对外关系的档案正好为费正清的力著提供原始资料。若说梅乐和和魏尔特觉得费正清所使用的资料是有问题的，那么他们对费正清企图使美国人成为海关历史的中心，尤其是毕业于哈佛的人，更是感到非常愤怒。[67]美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是一件事，但让美国主宰海关的历史却是另外一码事。

尽管人们对费正清不顾一位遗孀的强烈期望，坚决要保留它们感到好奇，但现在也没有证据说明，现存于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的马士和墨贤理的信件并非真正送给费正清的礼物。此外，在这整件事情的往来书信资料上有很多魏尔特的手写批注和他署名的首字母，这些很可能表示其实魏尔特就是幕后操手，以阻止费正清使用海关资料。在费正清的回忆录中，对此事有进一步评论，他说魏尔特“精明地防止我与他的海关史工作产生竞争。当他听说我将去北京学中文时，他明显地松了一口气”。[68]魏尔特建议海关对费正清发出禁令，阻拦使用其已有的海关资料。[69]魏尔特也同样不让其他人接触海关档案，[70]他还参与把赫德和金登干的往来信件从伦敦市的档案馆中移走，这件事后来导致梅乐和与他的继任者间的剧烈争吵。[71]不过魏尔特既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对这些海关档案有这么大占有欲的历史学者。

梅乐和预料的没错，1949年以后，包括冯友兰、陈翰笙、千家驹等，用海关档案出版海关资料汇编系列，目的是要显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破坏，而海关是其中带头的主角。[72]可悲的是，后来冯友兰、陈翰笙和千家驹在“文革”期间却遭到了怀疑，说他们其实暗助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加诸他们身上的偏执指控，包括他们故意使汇编读起来与编辑原意背道而驰，非但不是去证明中国如何被海关这个帝国主义的工具所破坏，反而证明了中国是怎么通过海关来获益。[73]

一个詹姆斯·邦德情结

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梅乐和呢？他结婚很晚，1917年时已经40多岁的他才与一位叫劳拉·格温多兰（Laura Gwendoline）的澳大利亚人结婚。1943年梅乐和退休时，72岁的他并没有回英国。他先是去了南非的开普敦，接着移居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维多利亚，并于1955年在那里成立了英语人民联盟（Union of English Speaking People）的维多利亚分会。这个组织致力于促进英语世界中公众人物之间的联系，他们相信盎格鲁——撒克逊的价值观和原则是良善的世界秩序的基础。对其中许多英国籍成员来说，可能也包括梅乐和，虽然他们没有明确点出其目的就是要防止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握有主导权，但毋庸置疑，这是一个重要的目的。梅乐和的婚姻以及退休后的作为让人联想到他对英国和英帝国主义的态度。梅乐和与赫德一样都是爱尔兰人，同样出生在一个社会地位衰落的家庭。对他而言，在海关工作是一条通往社会声誉和财富的重要道路，一旦海关完全中国化，自己取得的一切都将结束。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对此梅乐和表示接受，一般来说，他和赫德一样也支持中国的民族主义。尽管他认识到洋员退出终究不可避免，却也要光荣而退。

梅乐和是如此地迷恋玩弄政治，以至于外人通常不太可能知道他的真实想法。可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他对安格联真的很愤怒，因为在他看来安格联的政策使海关名誉扫地。安格联的“极端愚蠢”如同李泰国当年想同时扮演“主人和仆人”的角色，从而几乎造成“翻船”。[74]梅乐和在一封给驻中国沿海的某位英国记者的自辩信中写到，赫德对中国当权者的态度，即便“在‘少年中国’崭露头角之前”，都是采取一致的顺应方式。安格联无法在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20世纪20年代萧规曹随，是相当“愚蠢”和“危险的”。[75]

阶级身份有可能是梅乐和憎恨安格联的重要因素之一。安格联具有出身、教养和财富等优势，而这些恰好是梅乐和所缺少的。在梅乐和的眼中，安格联永远无法把事情做好。他曾在给戴理尔（W.F. Tyler）这位退休的巡工司的信中提到，安格联有次去九江巡视，宴会时就坐在九江关税务司妻子的旁边。[76] 根据梅乐和的描述，安格联用来应酬她的方式“并不是在她贝型般的耳朵旁边轻轻咬些无关紧要的甜言蜜语，而是询问她本地区主要的出口货物为何”。他继续说道，“如果换成是你，在那个场合上，你顶多只可能会在最后轻巧地不露痕迹地点到‘入口洋/阳货’（articles of entry，此为双关语）。”在梅乐和的眼中，安格联就是一位呆板和毫无幽默感的英格兰傻瓜。

从梅乐和与戴理尔的往来信件中可以看到很多玄机，梅乐和在这里讲述的这段轶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戴理尔有过多彩的职业生涯，他是前英国皇家海军上校，又曾在北洋海军任职，参加了中日甲午战争中的黄海大战和威海卫海战，他还担任过袁世凯的顾问。根据他自己所宣称的：他在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制止海军背弃袁世凯，[77]他还测量过从济南到黄海之间的那段黄河。他的回忆录《在中国的幕后操控》至今依旧好看。戴理尔同情梅乐和，认为由梅氏掌握总税务司一职是对大局最好的结果。他对梅乐和说：“你所做的并非只是为了你个人而已，它们也符合情势所需和普遍的利益。”[78]但与梅乐和不同的是，戴理尔并不鄙视安格联。在戴理尔看来，安格联“非常有原则，坚定地做他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不在乎他人的赞扬或者谴责”。戴理尔向梅乐和建议，“随着红胡子成为督军，他收敛起那些使他得到这个位子的鲁莽的性格，所以你也应该放弃你的。”[79] 他还说，梅乐和的成就是靠他自己的努力，这点与包括赫德在内的前任者不同。他曾被赤裸裸的野心所驱使，“谨慎地竖起耳朵，张大鼻孔，嗅闻着空气，等待适当时机的来临。”当时机到来时，他“更大胆、更无情地”采取行动。梅乐和在动气但没有动怒的心情下为自己政变的正当性进行辩护，他回答说：“在伟人的生命中，弱点和小气都被放大，或者甚至比最卑鄙的人身上的罪行和愚蠢还大。但在重要的时刻，只有伟大的灵魂和天才才会挺身而出，凌驾和征服一切。”[80]给戴理尔的信中，梅乐和如此描述赫德，“他是一位哲学家，也是诗人，富有想象力和多愁善感；他温和、耐心、睿智和坚定，克服了令人畏惧的障碍，完成了造福中国和世界的无穷事业。”[81]

梅乐和还特地在“坚定”一词下画了道横线，我想这是梅乐和如何看待自己的一个重要暗示。他认为当他从易纨士那里抢夺总税务司一职，并且把海关的未来与国民党绑在一起时，他展现了坚决的魄力。他看到了危险，估量着局势，遮掩起自己的意图，以不同以往的惯例大胆地采取行动。

梅乐和可能会同意戴理尔对国民党的评价。戴理尔在回忆录中说，1929年时海关不得不和国民党打交道，因为即使“所有的利益纠结都集中在南京，它是唯一能让某种行动得以同心协力施展的核心”。[82]更何况，“我们还不知道中国作为一个实体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或者它真的想要的是什么。”[83]戴理尔，甚至也可能包括梅乐和在内，虽然准备和国民党站在同一阵线，但也还是以质疑的眼光看着这个党。对他们来说，就算海关的权力已经减弱以及中国的民族主义终不可挡，他们还是对自己的优势保持信心。

梅乐和深信自己的技巧，尤其在玩弄政治上，他喜欢把自己想成是有决断力的，也非常愿意做出超越界限的事情。他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危险的时代，海关的价值观和传统受到了危及。他假装接受国民党的统治正当性，但也认为国民党本身需要自救。他乐于绕过法律和官僚上的细节，喜欢流行。他来自于凯尔特外缘地区（Celtic fringe），他避免待在英格兰，也不喜欢与英格兰人——包括英格兰女人——打交道。以上特点使他与英帝国晚期的代表人物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非常相像。当面对因为民族主义在整个世界崛起而造成不确定的未来时，梅乐和的反应与那些在英帝国下获利的人可能并无不同。况且，基于他们的出生和阶级背景，即使他们回到英国，也不太可能享有曾经的权力和声望。

走私的盛行

现在我们从海关史的编写和个人史的叙述，转到经济、社会和政治诸问题。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海关内部的事务及它与国民政府的关系都远比不上海关执行国民政府所设下的高关税政策来得重要。因为这影响到他们的钱包。

国民政府的第一个进口税则于1928年12月颁布，在1929年2月1日开始实行。它规定海关税率为7.5%到27.5%不等，大致上与1925年关税特别会议上所达成的同意一致。1931年的进口税则有16个等级，最高级别的税率订为50%。该年，国民政府还首次增加了出口货物税率到平均约为7.5%。进口税率在1933年再次提高，最高订为80%。[84]为了抵消从1929年至1930年间白银对黄金比价超过30%的贬值，进口税在1930年2月被设定为以海关金单位来征收，此举使走私成为一项有吸引力的选择。[85]

人们通常都是从一个经济的视角来探讨新关税制度的影响，尤其特别在意它是否有经济效率。若把这个问题模式套在中国上面，就会是个难题，因为这牵涉到一个假设性的状况，即如果中国坚持低关税，又将是怎样。尽管国民政府自然地把提高关税合理化当成是出于保护中国经济的决心，但正如博思源（Felix Boecking）所主张的，国民政府之所以提高关税，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财政原因而非出于对中国经济的考量。[86] 由于国民党曾不断高呼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恢复关税自主，所以他们若是继续维持低关税制度，也会让人感到奇怪。还应该提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摧毁了19世纪末期形成的以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其实早在大战之前，英国的领地就已经为了增加税收而采用了高关税。很多如德国这样的快速工业化国家，也用关税来保护他们的工业。想要在一战以后再回到19世纪的自由贸易制度已经变得不可能。就在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盘之前，美国国会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从物品价格计征关税，税率平均约为49%。把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责任都怪在这个新税法身上或许不是完全公平，[87]但其他国家确实也因此进行了跟进和报复，所以中国在当时所采取的做法并非是不寻常的。

我在这里不想去讨论高关税是否对中国经济有利，因为这需要复杂的经济分析。我也不打算讨论鸦片走私，因为在其他很多地方已有分析了。[88]在禁烟的幌子下，国民政府把该项贸易合法化了，所以海关对鸦片贸易几乎无事可做。缉私鸦片不但很危险而且也是徒劳的，因为被海关扣押的鸦片终究会归之于国民政府的禁烟局。禁烟局虽然是这么叫的，事实上它在贩卖鸦片。[89]海关的缉私活动集中在糖、煤油、棉花、人造丝、纸烟和盐等大宗商品上。若说这些商品在文化的负面观感上小于鸦片走私的话，但因为这些货品关乎人们的基本需求，所以它们的走私或许对日常生活有更大的影响。对像这类生活必需品施行高关税只会导致逃税行为。我们能够知道这类走私的一些情况是因为总税务司署汇集了各口岸海关的全部罚款数据，以及海关对没收商品拍卖的收益。根据这些数据，我绘制了图6.2，以追溯从1932年到1936年间各个区域海关罚款和扣押的情况。这个图清楚显示，随着海关缉私举措的施行，海关的罚款和扣押在1934年之前一直快速增加。图上的曲线在1934年之后趋稳，这是因为此后海关的执行力下降的关系，特别是在受到日本染指的中国北方。

图6.2 20世纪30年代中国走私发展趋势图

接下来，我将提供一个区域的走私调查报告，来说明一个摆明的事实，那就是当国民政府企图通过提高关税来把他们的收入扩大到极致时，也带出了走私的高潮。走私是具有区域性的，它成为地方政府用来抵制国民政府的大义劝诱的手段之一。这个调查报告也会清楚地显示香港和治外法权帮助了这股走私浪潮。香港因为是个自由港，所以商品在那里变得相当便宜；而治外法权使海关不可能采取强硬措施。早在赫德主政时期就曾订下一项基本原则，即海关有权扣押货物和处以罚款，但不能拘捕或者没收船只。国民政府在1934年所颁布的缉私条例再次确认了该原则。持平来说只要关税还算低，这个原则就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因为除了违禁品之外，走私就变得很不值得去冒险。然而，高关税制度改变了这种状况。治外法权意味着海关一只手在打击走私者的同时，另一只手却被捆绑在了背后。走私在当时虽然被认为是中国人缺少现代性和纪律的象征，但在我看来并非如此，而是根源于帝国主义。

华南

香港是华南地区的走私中心，把货物从香港用船运到中国南部沿海的各个港口非常容易。香港当局对这类非法活动很少进行监管，也因此就连东当局也积极地介入走私。当1929年版的税则一经实施，走私风潮立刻应声而起。魏尔特在这年向梅乐和报告：位于珠江三角洲西江边上的江门，其市场上出现了高于江门海关所统计的三倍的加工棉货。[90]一些贸易协会在香港和汕头成立，商人们被索要他们订购货物价值之6%的费用。据梅乐和说，一担糖1932年在香港的价格是7.89元，在福州却要22.8元。[91]再以鸦片为例，扣押的实际效果很有限，“如果运送的货物被查获了，它通常还是会回到（走私）组织”。[92]在拍卖时，走私者以“货物价值的84%至100%”投标，其他人若下标则会受到恐吓。在走私如此完善的规模下，商人是以“香港仓库交货价格”（ex godown Hong Kong）来做交易， 而不是以包括成本、保险和到汕头的运费在内的“汕头到岸价格”（c.i.f. Swatow）来进行。[93]统计科税务司白立查（E.A.Pritchard）在1931年的一份关于汕头走私的报告中提到，海关年度统计报告里所描述的所谓一道有效的“关税高墙”是完全“错误的”。汕头的市场充满着“人造丝、毛织品、棉线、鱼翅、海参、洋糖、百货商品、人参等等”。[94]

广东政府保护走私客。在一封于1933年写给宋子文的信中，梅乐和提到：“毫无疑问的，有个走私组织受到公安当局的保护或控制，以便衣警探的形式来武装护送货物。”[95]他继续说：“（属于广东政府的）炮艇和盐税船只，尤其后者，经常往返于广州、黄埔和香港之间。它们装载或者拖曳着满满的高关税物品，并正在把他们的活动延伸到大规模走私汽车，更不用说他们颇具规模的走私糖活动，数量几乎达到垄断的程度。”

广东政府从台湾和爪哇把糖买来，然后这些糖被运到等候在香港的炮舰上，接着由这些炮舰把糖转运到“一个所谓的不用付税的炼糖厂”。该工厂再把这些糖包装成当地产品的样子。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糖这一样商品上，因为“广东政府已经建立了对水泥和液体燃料的垄断，以及对煤油的半垄断”。[96] 依照海关的估计，光在广东，糖就让海关分别于1934年9月和12月损失了379000海关金[97]和576000海关金的税收。海关金代表海关黄金单位，由中央银行发行，约值1.5海关两。[98]走私涉及严重暴力。在当时某期《广东事件传闻录》这份海关内部的广州双周情资报告中记载着：“船运公司拒绝了一帮亡命之徒收取保护费的要求之后，十天之内竟有三艘载客民船，被不法分子所埋设的水雷炸翻。”[99]

台湾和福建之间的走私

台湾和福建之间的走私规模庞大。1934年9月，梅乐和任命税务专门学校毕业生王文举去秘密搜集情报，王文举的伪装身份是国民政府驻台北总领事馆的名誉副领事。通过对比中国和台湾贸易统计数据，王文举认为“仅有22%的货物”是通过合法渠道来交易。[100] 根据王文举记述，有近6000万磅糖在1935年被私运到中国南方，次年有3000万磅。这两年中每年都有约85万加仑煤油被偷运到中国。[101]其他流行的走私商品，还有咸干鱼、火柴、棉纺织品、丝和茶。[102]货物不只走私到福建，“140万担糖被运到了大连”，其中的“30万担去了关东租借地，40万担去了伪满洲国，70万担去了山东”。[103]关东租借地指的是辽东半岛南部的一块地区，于1898年首次租借给俄国，日俄战争后又在1905年转让给日本。

厦门毋庸置疑地接收了来自台湾的绝大部分走私物品。也因此厦门关遭受走私分子的恐吓在所难免。在去台湾之前，王文举访查了中国南部沿海地区。据他所述，数百名水客，也就是走私者，把货物扮成个人的行李来搬运，并“使用强大的武器和各种非法手段强迫上岸”。[104]在遭受过炸弹袭击的威胁后，副税务司叶元章坚持除非要有武装士兵保护，否则拒绝迈出办公室。那是一次新年晚会，所有员工都聚在海关俱乐部。这时一个全副武装的人闯入，逼迫他们在枪口下磕头。一位负责缉私部门的帮办在大街上受到袭击，他最后逃到中国银行的厦门支行大楼内，才躲过一劫。[105]

在台湾，运货商们于1933年创设了福尔摩沙（台湾）出口商协会（译者注：此为直译，Exporters Association of Formosa）。它有250名成员，在南台湾和厦门设有办事处，来自日本总督府的官员也参加其会议。该协会也派送信员或业务员之类的人员随行日本邮轮往来两地。海关罚这个协会的成员什么，该协会就支付什么。[106] 依照王文举的观察，台湾的走私客对海关缉私快艇的行动了若指掌。[107]所以不论是从大型港口如基隆、淡水、高雄出发的船，还是那些从小型港口出发的民船，如旧港（即新竹）、东石、后龙和鹿港等，都能够避开海关缉私船。[108]他们还采用护航的战术，用几艘船直接迎接缉私舰艇，以让海关来抓他们，这样其余的船则可以顺利驶过。在基隆，有两个台湾人，一个名叫高板南，另一个叫作彭武取，他们都是海关掮客，不但与台湾的精英家族有很密切的来往，所有的民船也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在王文举看来，他们两位是这个走私大网中的关键人士。[109]

美国在1934年通过了白银收购法案，目的在于遏制从1929年股市崩盘后所造成的白银价格的下跌。由于该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来购买白银，白银走私遂在中国成为了一项有利可图的活动。台湾走私者设立了“便利屋”，召集了“四百名无所事事的台湾人”来做水客。[110]便利屋与厦门的货币兑换商有密切的合作。王文举报告，一艘载有268名乘客的日本邮轮“原田丸号”上，只有17名是普通乘客，被带到日本的白银总值超过50万日元。王文举认为，当年有超过价值2亿1千万日元的白银被带往日本。[111]

长江下游地区

上海这时是世界第五大港口和中国的主要走私中心之一。像珠宝、燕窝和鱼翅等高档物品，被走私到上海以迎合富人的喜好；例如，在1932年有一批价值800万元的人参从美国被私运到上海。[112]上海走私的一个特别现象是这里有大量外国人，不论是供职于外交使馆或外国军队，他们都有免税进口商品的特权。上海的公司以替这些外国人服务的名义进口商品，并用在上海造的仿制品代替真品，然后再把真品在市场上出售。[113]

马虎的程序使走私在上海变得很容易。江海关副税务司周理在1932年的一份报告中披露，海关“对码头的监管是不存在的”。用低关税货物替代高关税物品的情况非常普遍。即使在海关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有一个案子显示，一位在海关内部负责验估部门和大公事房之间递送文件的听差，竟然与船舶公司的职员相勾结，擅自替换或更改两个部门之间传送的税款缴纳凭证。[114]走私者在上海同样采取暴力手段。据周理报告：“我们穿制服的人员在护航和日常的任务中都受到了恐吓。”[115]

上海以南的杭州湾由于海岸线弯曲和大小岛屿之多，那里的走私客更是多如牛毛。一份由王化民卧底所做的海关秘密调查，对这种走私经济学提出颇有见地的看法。一艘典型的航海民船能承载150至200个装满绢丝的袋子，每袋重50公斤。货主每趟支付600元至800元，“老大”即船长，则从中获取160元。货物从距离道路最近的地方上岸，从那里再用汽车把它们拉到宁波，仅半个小时的时间，运送者每包收费40分至60分。[116]“在海上，浪人老大发放小的旗帜，能保护帆船免遭海盗洗劫。”[117]此外，

当一艘船要运送货物并准备走私时，投资人必定要雇佣一位引水人。这位引水人通常是代表投资人的利益并且是个来自收货区的有经验的老大。如果因为涉及的利益很大而需要特别谨慎的话，还会再雇佣另外一个人把最后的指示传给引水老大。一张写有一些字的纸片或木片会被分成两半。引水老大在出发时拿一半，然后他把船开到某个指定的地方等着。持有另外一半信物的人会出现，然后给他关于登陆的最后指示。[118]

即使在国民党的核心统治区上海，江海关的处境和在广州一样，也不能获得地方官员的配合。在1935年6月，江海关税务司罗福德向梅乐和报告，“已竭尽全力地让地方当局知道查获扣押的奖励，但他们若不是还没有注意到这些，就是不愿执行行政院的命令。”[119]

华北

图6.2显示，1934年后海关在华北的罚款和扣押呈现减少的趋势。与其他地方相同，高关税在华北也同样遭到了商人和消费者的怨恨。另外，国民政府也被视为是南方人的政府，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之后，许多前朝官员和商人失去了优势。因此，华北对国民政府的敌意是很普遍的。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日本把他们的势力扩大到河北和察哈尔。这两个省处在伪满洲国的南部和西部，北京和天津就在它们的范围之内。1933年长城会战后，一个非军事地带被设立起来，致使海关无法有效地执行它的工作。何应钦与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Yoshijiro Umezu）在1935年签订的所谓“何梅协定”规定，之后国民党从该区域全部撤出。在日本的扶持下，殷汝耕成立了冀东反共自治政府。到1936年，白立查已经是缉私科税务司，他描述这些政治和军事活动所带来的后果：

由于海关的权力在河北东部遭到抑制，以及日本当局给予冀东自治政府的帮助，其结果造就了可能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幅独特画面。在秦皇岛视线以内，距离大约2英里的南李庄，是一个沿着海岸并靠近铁路的地方 可以看到每天有各式各样的船只，卸下大量的糖、人造绢丝、棉花和呢绒、煤油、海产品、染料和烟纸。[120]

在天津，走私的猖獗“要亲眼目睹，才能相信非法货物的数量和种类”。当白立查访铁路货物堆场时，他发现4万包60公斤袋装的糖，以及大量的“煤油、烟纸、罐头食品、铁丝网、染料和杂货”。天津的堆栈大都位于日租界内，据白立查估计，税收损失总数为2500万元到3000万元之间。海关设立了“海关防止陆运走私总稽查处”（又见第七章）来巡视中国的主要铁路干线，目的是在中国北方划出一条警戒线，但该努力并不太成功。[121]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海关职员能从走私中获利，因为他们会得到罚没货物价值的40%作为奖励。潮海关税务司在1931年10月的一份报告中评论：“在过去三个季度中，每位稽查员（译者注：1927年以前称钤子手）在每一季度都净得到100至1000海关两，这个关被看成海关里的肥田。”[122]在缉私艇上服务的海关人员也有同样的好处。巡工司奚理满（H.E.Hillman）察觉到：“我们最近聘用相当多的外国人，其中大多数人光靠没收奖励就能迅速结婚。”[123]禁止雇佣外国人的法规针对的是无限制性合同，但海关依然可以用有期限限制的合同来雇佣外国专家。尽管海关外班背负着恶名，但在1931年申请外班职位的人数是内班的三倍，其中有许多申请者是大学毕业生，或者是有教书或商业背景的人。[124]

缉私举措

海关对缉私的新责任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除了组建缉私舰队之外，还设立了审榷科来提升内部程序。不止如此，在国民政府的命令下，海关也接管了沿海常关，登记中国民船，更严格监管报关行，并开始在一些地区施行陆地巡逻。

海关在1931年2月成立了缉私科，由当时的缉私科税务司福贝士（A.H.Forbes）领导。三年后，海关缉私舰艇从原来5艘过时的旧船增加到26艘主力巡缉舰。其中13艘是“星”级船只，都超过42米长，另外13艘是“海”级船只，在30-42米之间。它们还有12艘缉私汽艇和52艘小艇辅助，其中包括从走私者那里俘获的船只。[125]这支舰队是靠着一笔向东方汇理银行（Banque de L’Indochine）借款430万上海规银后所创建起来的。这些钱被当作运营费用，因此以海关税收作为第一法定抵押。[126]海关缉私舰艇被布置在四大缉私区，在各区的主要港口设置一个总部，并装备现代通讯设施以能够快速交换情报，促进协调行动。[127]

依照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年度贸易报告所提供的数据，这一时期缉私舰艇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海关缉私艇在1933年抓获了“27艘摩托艇，485艘民船和122艘蛇船”，蛇船是被认定为“靠桨推动、吃水浅的船只，用于走私用途”，罚没收益总计为640万元。[128]次年，他们查抄了“87艘摩托艇，752艘民船和43艘蛇船”，罚没收入接近800万元，截获了近73万公斤绢丝，以及近200万磅糖。

这些数字看起来令人惊讶，其实也不足为奇。要知道缉私舰队就是海关在海上值得炫耀的庞大工程，正如同江海关大楼是陆地上的庞大工程那样。但是这种想法到后来受到了挑战。周理在1937年回顾缉私科的工作时认为：这个舰队“早先的光鲜亮丽并非都是合适的”。[129] 这种落差其实可以从一个1934年对海安号巡缉舰所写的检视报告中看出端倪。在那个时候，给外界制造印象的确比效率还来得重要。这份检查报告赞美“队员的光鲜好看和整体的能力。他们的步枪操练和消防部署也都操作得非常明快和熟练”。唯一的批评是床铺缺少统一被褥。[130] 相较于1934年的报告，1937年的报告却有深一层的反省，它写着，当“我们自豪于他人看到我们的船只出海时”，走私者正在庆幸他们能得到海关缉私舰艇相关动向的信息。

巡工司奚理满在舰队的设计阶段就对其结构提出了批评，他曾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小型舰艇上值班巡视英国的北海渔场，他反复警告星级舰船在面对大型轮船时只能发挥很少的作用。他说所谓“大型轮船，是指有12节航速的船，能够轻易摆脱187英尺长的船只，就算它有15节航速，也不在话下”。因为后者“一旦浪大，其速度不得不降为10节”。[131]因此，奚理满认为大型船只过于昂贵，而且不能在浅水里执行任务。他建议用小型船只和少量船员，并在岸边设站点来轮流值班，这样船员可以在岸边舒适的床上做充分的休息以承担夜间巡逻任务。因为若要在浅水区避免航行风险，高度的警觉性是必不可少的。

奚理满被证明是对的。周理在备忘录中说，所谓的“噗噗船”已被证明是更省钱和更有效率的，噗噗船因为发动机的噪音而得名，它是一种早期的柴油发动机，活塞与燃烧箱分开。长度在20到25米之间，用木头做成，像渔船一样，船首微高。[132]这些小型船只其实是从走私者那里俘获来的，看起来既不体面，也不能使中国有“面子”。[133]尽管它们的锋芒似乎被简陋补修的外表所掩盖，但它们却比缉私舰队的船舰更有效率。[134]噗噗船的使用，贴切地象征着走私客用过时的和脏差的技术来打败现代国家手上的先进、整洁和昂贵的装备。别的不说，当初之所以会引进先进的舰队，不就是要给外界留下印象吗？

实际上，缉私工作仅能勉强维持。白立查在1933年接替福贝士担任缉私科税务司后，他估计1934年缉私舰队的成本约为600万元，几乎等同于罚款收入和扣压所得的总和。[135]此外，日本的扩张也使缉私舰队无法运作。日本利用中日两国于1935年在中国北方同意的非军事区协议，提出海关缉私舰船在那里执行任务时不能携带任何武器。再者，日本第三舰队不会容忍海关缉私舰队离开中国海岸太远。尽管中国领海主权所界定的范围是十二海里，但海关在1936年决定缉私舰艇不会到离岸三海里以外的地方活动。[136]这就等于日本把海关舰队封锁在了港口内。

整顿海关内部虽是一种曝光率低，甚至是不太光彩的做法，但却是海关能否控制走私的重要一步。审榷科的调查显示，几乎各地海关的程序都相当宽松。当审榷科在1929年成立时，具有外班背景的柏思（C. Bos）被任命为该科的税务司。他去巡视中国东北和北方的港口，在大连时，他发现那里的“验证和分类都没有按照适当的程序进行”。同时海关的设备都挤在一起，根本无法好好地检查行李。在天津，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感是针对如何决定从价计征的商品的价格。而且“目前清一色的日本职员既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执行新的进口税则”。他还指出检验处“丢人的肮脏”和“狭窄”。[137]一份1930年的报告指出，“我们提供给员工的设备、货物停放的场地、检查和估价等各方面几乎都很不足。”[138]就以广州为例，它缺乏“对私人码头、仓库和栈桥的有效控制”。[139]当柏思在1931年巡视青岛时，他说“情况比我预期的还要糟糕，缉私的工作都没做，例如轮船税、码头税和登船税等等”。[140]没有任何海关人员检查交给他们的船舶证件，对货物的检查也是敷衍了事。

柏思差遣一批年轻的帮办和验估员到他认为不合格的口岸。送走他们之前，他预告他们：“你很快就会碰到与上海较为先进的程序有落差的作业方式。”不过就我们所知，即使是在江海关，情况也不是很理想。[141]他的建议是建立抽查制度，而非命令验估员检查所有的货物，因为这是做不到的，反而还会令人泄气。他还命令口岸用索引卡片记下货物的批发价格；过段时间以后这些记录就具有参考价值，一经对比就可以辨识出不寻常，直接进行调查。验货稽查总长一职的责任就是监管各个口岸的流程，直接从属于柏思的督导。[142]柏思给验货员规划学习课程，并让税务司对检查和估价的工作项目提出季度报告。所有的口岸都被要求向隶属审榷科的审查股递交进口和出口报单副本，以便对各口估税进行二次审核。[143]

收集情报是一种最有效的缉私方法。之前提到的海关副税务司王文举在台北的秘密卧底工作就是依赖各种情报。他的情报来源是台湾公开出版的统计资料，以及通过和台湾商人、地方官员以及一位所谓的 “台湾百万富翁”的接触。王文举说这位富人 “在地方上有相当的影响力，他把我介绍给了地方民政和警察官员”。[144]他和基隆的一位港务长的友谊特别有用。这个港务长让王文举看了基隆的船舶登记簿。王文举记录下这些民船的名字、吨位、上一个离岸港口、到达日期、目的地和离港日期。[145]接着，他将这些情报传送给缉私科。民船船主深知海关在台湾有情报网络，故而在入港之后，会用席子遮盖住船的号码。王文举也因为可以看到这个基隆船舶登记簿，才得以把难得的讯息传给缉私科。

1937年4月，王文举称近来从台湾到中国南部沿海的走私大为减少。表6.1显示了他所提供的数据。数据显示1936年的走私下降非常明显，在王文举看来“这是个了不起的进步，而且归功于海关缉私的高效、中国货币的改革以及关闭马口，让它停止作为走私船只的基地”。[146]马口的日文名为马公，是澎湖岛上的一个港口，位于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从1901年起成为日本的海军基地，但因安全理由从1935年起对民船关闭。另外，为了阻止美国白银收购法案所引起的白银外流，国民政府在1935年实行了法币和白银国有。[147]

表6.1 1931-1936年台湾和中国南方地区之间走私情况表

资料来源：“王文举致梅乐和”，1937年4月1日，载“总税务司与署理副税务司（离职到台湾外事部）往来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26。

对海关来说，若真的有可能做好缉私，那么就得控制住数以万计的民船，因为它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驶过中国沿海的浅水区、河流和小溪。传统上海关仅仅管理轮船，把民船运输的监管留给了常关。国民政府在1931年命令出海的民船都要向海关注册，并携带船舶证件。[148]海关还扩大接管了常关。白立查在1933年乐观地写道：“由于正在逐步建立起对民船贸易的控制，海关的行动已使许多原来参与走私的民船，转换为合法贸易。”[149]

然而，白立查的乐观很快就不攻自破，因为海关每年都能抓获数百艘民船。只不过正如一份1934年的总税务司通令所说的那样，很多民船船主由于“面对并不熟悉的状况”，于是对新的秩序的理解和配合就比较缓慢。[150]同样地，海关对沿海常关的接管也是名义大于实质。从被派去调查常关的华员所写的报告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事情不会进步得很快。缉私科副税务司卢斌在1914年从税务专门学校毕业后就进入海关。他被派去调查上海和山海关之间的常关。在海州（今连云港），一位当地关员“担心地方的反对，因为高关税意味着价格的提高”。[151]在靠近青岛的一个常关，卢斌看到“除了一个船工正在睡午觉外，没有发现一个人”。在另一个地方，他发现那里“根本没有任何税收”，并且“该站点不但没有一杆秤，连一份税率表也没有”。此外，一份涵盖了浙江到香港沿海地区的报告，抱怨福建省三都澳关关长“在办公室与下属打牌”。[152]这份报告的撰写人还“相当怀疑大部分的常关职员其实与走私者有密切的联系”。在另一处站点，“一个看守人身着西服，举止像个绅士”，而一位更夫 “全身是昂贵的丝绸”。海关华员对在常关工作的同事做这样的谴责，着实反映了他们在经过内化的自我调整之后，不免吸收他们的西方上级的观点和偏见。

交易中的交易

梅乐和虽是个复杂的人，但他奉行的政策实际上却非常简单：表面上他高度拥护国民政府的权威，但私下里也务实地与任何存在的地方势力打交道。被任命为总税务司仅仅两个月后，也即1929年3月，梅乐和就指示税务司们不但应当而且要经常言行不一：

［中央］政府不能正式地承认他们的权威是受到地方政府的抑制，所以当税务司从地方政府那里收到有关海关事务的指令时 在上述前提下，同时也为了使海关不被政治扯进去和进而得以帮助维持中国的信用等，税务司必须向当地政府说明除非得到总税务司的批准，否则他不能行事。但是如果这样的交涉不被接受，如果（地方当局）施加官方压力的话，税务司为了避免僵局或者不愉快的摩擦，只得被迫屈服于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 当同中国当局打交道时，我们必须分辨什么是必要的和什么是非必要的，以便见机行事。[153]

被上述这个指导原则所合理化的行动范围相当广泛，并且都相当具有戏剧性的一面。前文提过的安德森（见第二章）在1930和1931年担任九龙关副税务司时，就曾提供一段往事来描述他是如何灵活执行梅乐和的政策的。他还认为梅乐和所使用的不可抗力说法并不是帝国主义的诡辩，而是可以把它当成中文“没有办法”的一个变相翻译，这样还蛮能呼应西方法律体制。“没有办法”在中国被广泛地使用，作为一个硬道理来说明虽然情况不应该这样，但是没有办法去改变或者不值得努力去改变。所有合理的政治制度，一定有类似的东西。安德森写道：

我的王牌就是不可抗力。所有的中国政府对这个词都会感到非常亲切，不管他们是正统的或者是不被承认但实际在运作的（总之，都算是弱势政府）。举个例子，之前中央政府的财政部长用威严的字眼指示我停止把税款汇给“广东派的叛逆走狗”，并把税收给他。我让我在叛逆走狗们中的一位朋友派了一艘旧蒸汽船，上面载有五六个事不关己的武装士兵，然后在我位于香港外边的一个税收站进行武装示威。我们完全可以轻易摧毁广东人所能派来的任何武装力量，包括他们的海军 但相反地，我在给中央政府的电报中说我被迫屈服于不可抗力。一切都很顺利，直到下次危机发生。[154]

下面我将通过几个例子来检视梅乐和如何使用不可抗力的说法来处理南京国民政府和其对手地方派系之间的冲突。在1935年写给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麻振的一封信中，梅乐和说“在许多地区，唯一可以对外展现南京威权的标志就是握在外国人手中的海关”。[155]梅乐和的一般处理方式是，一方面努力满足地方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拥护国民政府在理论上的优越性，并且尽量缓和南京的要求。梅乐和说：“我的困难总是在于说服南京当局要以合理的方式来处理地方上的反对势力，而不是一下子就采取他们其实无法维持的立场。”[156]梅乐和这种训导式的本能虽然在他接受了中国民族主义之后变得稍微温和了一点，但基本上还是蛮强烈的。

中国南方

1931年5月，陈济棠，这位在广东省握有实权的人，另行成立广州国民政府来对抗南京政府。他招徕国民党的一些著名人物，如汪精卫，也是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被蒋介石从高位上赶走；孙科，孙中山的儿子；胡汉民，蒋介石的另一位对手；以及陈友仁，国民党的前外交部长。他们都是广东人，而大部分南京国民政府的官员都来自长江下游地区，例如蒋介石本人。陈济棠政府需要筹集资金，希望以海关税款做抵押来发行债券。广州国民政府在1932年9月截留了“新增关税”。“新增关税”指的是在原5%的税收之外，依照新税则所征收的增加关税。直到此时，这两部分在海关账户中仍分开保管，以便区分。梅乐和抗议广州国民政府的行为，认为5%的税收不敷偿还国内外债赔。他得到的答复是，“我们要通知你，国民党已撤销蒋介石在此之前所执行的一切权力和权威”，并要求梅乐和把总税务司署迁到广州。[157]

这种情况下，搬出不可抗力之说就是最好的处理办法。在与宋子文商量之后，梅乐和告诉粤海关税务司伯乐德（A.C.E.Braud），南京同意达成一个妥协。该协议为，一旦在付完内外债赔之后，伯乐德可以留有一定比例的海关税款，将之转交给陈济棠。根据梅乐和所言，每年国家的盈余总数约为200万到300万元。[158]如梅乐和所料，广州国民政府拒绝了南京的提议。接着，陈济棠威胁将夺取在广东和广西的所有海关，[159]并告知梅乐和，他准备任命自己的总税务司，为此，还询问了时任九龙关税务司的泽礼，是否愿意接受任命。面对这种威胁，宋子文告知梅乐和，“你去指示在两广的税务司们，如果叛乱分子夺走新的税源，税务司们必须先摆出抗议的态度，然后再屈服于不可抗力。”[160]广州国民政府控制了广东海关税款，梅乐和成功地维护了海关的完整性。海关在形式上依然是国民政府的机构，避免了一次全面的分裂。

伪满洲国成立后，广州国民政府虽然在表面上解散了，但直到1936年陈济棠才放弃广东的自治，进一步谈判在这段时间仍在进行。丁贵堂于1934年被派到广州与地方当局进行谈判，他向梅乐和报告说：“很多广州的政府官员同情我们的难处。”他主要的提议是海关应与该省的缉私机构合作，让后者继续运转，并且把它的查封货物交给海关。海关把这些货物出售之后，会把收益的40%以及全部地方税收交给广州。丁贵堂的这项提议被拒绝了，他还被告知，省缉私局的创建就是“为了保护地方税收”，并且“他们对海关缉私舰队毫无信心，因为根据私下获得的情报可知，一些海关缉私舰船一直与一些地下走私机构相勾结”。[161]

这一点也许并非完全凭空想象。敖邱（C.S. Archer）在1946年写了一本名为《中国仆人》的小说，故事的主线是一位正直的海关帮办如何智取一位狡诈的海关巡工司和一位在广西经营运输和客车的老板，后面这两位谋划如何利用海关将中国民船赶出生意圈。敖邱曾在海关任职，二战期间在东南亚及印度英帕尔的英皇家空军服役。[162]敖邱的著作虽是小说，但当该书出版时，驻伦敦办事处主任朴安西（C.A.Pouncy）给当时的总税务司李度写信，说敖邱“复制了在九龙边界的情况”，并认为他的小说有一定的真实基础。[163]朴安西知道他自己在说些什么，因为他在1939年曾负责海关总税务司署的缉私科。海关所采取的一些动作，例如禁止100吨以下的船只从事海外贸易，强迫所有的民船注册，以及缉私科致力于压制民船走私等等，这些毫无疑问地自然嘉惠了现代运输公司的老板，例如虞洽卿；别忘了他还出席了梅乐和给宋子文举办的饯别会。

在南京政府做出种种让步之后，还是逐渐地把广东收编进来。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广东商人需要把货物运到中国的其他地方，而这恰是国民政府能够阻拦的事情。南京国民政府在1934年11月通过海关转告在广东的对手，说他们将允许“由广东糖厂所制造的6万英担糖在为期一个月内运到上海”；所要求的回报就是推动“几件能够整合广州海关管理的事情”。[164]一英担大约为一百磅重。南京国民政府在1935年还同意给广州国民政府提供一大笔法币，以优惠利率来交换广州政府所持有的白银。[165]此外，如果广东和南京的缉私机构能合并，国民政府许诺给广东大量的补助，而且广东进口的糖和大米还能享受优惠的关税税率。[166]

面对这样的措施，再加上广州银行的倒闭、通货短缺、来自南京的“银弹”攻势，以及广东农民对广州政府以低价格垄断购买他们农产品的不满，这些都削弱了广东的自治权。还有一些其他事件也使广州国民政府的立场雪上加霜，例如某位广东代表被派往与蒋介石见面时，“从马上意外跌落摔死”。[167]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广州国民政府。而陈济棠在其空军叛离之后，也于1936年3月逃到香港寻求庇护。粤海关税务司李度在1936年7月20日给梅乐和写信称：“情况一切正常 从今天起我将视所有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护照是无效的”，[168]这意味着广东被重新纳入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一个月后，广东当局的“盐务和缉私部门船只”被移交给海关。[169]

辛博森劫持津海关

南京与广州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非常严峻，但那些涉入的各方都坚持一个共同的国民党员身份，并且熟悉彼此。在中国北方，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因为在这里，国民党只获得泛泛的支持，基础并不深。津海关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当时蒋介石在战场上受到了一个强大军事联盟的挑战，包括山西军阀阎锡山、中国北方的其他军阀、广西军阀李宗仁，还有汪精卫也再次加入反蒋行列。在1930年初，阎锡山的军队进驻河北，并且占领了天津。按照税收来说，天津是当时中国的第二大重要港口。怎么处理津海关，成了一个问题。

梅乐和提出，津海关作为中国海关的一部分应该继续照常运转，除了向当时总税务司署驻上海办事处汇缴属于津海关的那部分内外债的责任之外，新增关税则可以留在地方。[170]当阎锡山表示支持该建议时，国民政府却予以拒绝。阎锡山在1930年4月30日命令截留存放在交通银行天津分行的海关税款。[171]国民政府予以还击，命令梅乐和指示津海关税务司贝泐（他有个“贝泐地狱”绰号，见第五章），把海关税款存放到汇丰银行。[172] 僵局随后出现：阎锡山虽没有接管海关，但也拒绝向上海汇缴任何税款。

谈判持续了一个半月。梅乐和提出了多种建议，包括公平分配津海关关余等，他还表示愿意亲自去会晤阎锡山，[173]并要上海的银行家们发表一个声明来谴责阎锡山“打算劫夺海关税款”的计划，而且他们不会承认任何用津海关税款来做抵押的债券。[174]阎锡山还被警告，说他如果强行接管，津海关将会关闭，津海关税款将在驶往天津船只的出发港口征收。[175]贝泐为了确保津海关文件不被落入阎锡山的手中，于是把它们转移到汇丰银行的保管箱里。[176]为了尽量避免摊牌，天津地方官员建议在战争持续期间，将海关税款委托给第三方保管。[177]

然而，辛博森这时突然出现了。他除了是《庚子使馆被围记》一书的作者外，也是那些很少会说国民党好话的英国外籍人士之一（见第二章）。他认为海关已沦为宋子文个人的工具：“在目前总税务司领导下的海关已经不是一个中国的机构，而是一个半外国的东西，让宋子文用它来为他个人服务。”[178]年6月16日，辛博森闯入津海关并要求接管。贝泐虽然顺从，国民政府也同时命令梅乐和关闭津海关，并且开始在驶往天津船只的各个出发港口征收津海关税收。[179]津海关的关闭激怒了阎锡山。[180]梅乐和派丁贵堂去天津，指示他会见地方官员，甚至秘密会晤阎锡山：“当你见到阎锡山时，向他透露我认为对新增关税的余款进行中立的监管是合理的。阎锡山应会对此表态，如果他也认同，你跟他说你会要我促成此事。”[181] 阎锡山在7月5日提出一个还价，坚持下列额外几点：梅乐和必须同意不再关闭其他海关，辛博森任命的职员得以继续保留，还有新的津海关税务司在梅乐和提名后需由阎锡山任命。[182]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是个谜。但不管如何，根据贝泐事后的报告，阎锡山的河北特别财政专员苏体仁宣称，对于辛博森的行动“阎元帅并不知晓”。[183]还有人说英国公使馆支持辛博森，梅乐和对这个传言相当重视，所以给伦敦写信说：“天津领事对于辛博森对海关即兴安排的默认，会伤害我们在这一边为达成妥协而付出的努力。”[184]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也对伦敦提出了抗议。[185]的确非常奇怪的是，英国驻天津领事翟兰思（Lionel Giles）安排了苏体仁和贝泐的会面。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给宋子文写信时也说，辛博森指出英国公使蓝普森自始至终知道他的意图。[186]

该事件终结了贝泐在中国的职业生涯。丁贵堂在1930年6月28日告知梅乐和，天津地方官员和东北奉系军阀首领张学良要贝泐离开。[187] 在这个时刻，这点对梅乐和来说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贝泐判断情势已经有所舒缓了，而且现在外面“不会再对海关有不利的大动作。”[188]于是梅乐和命令把津海关的文件和表格从汇丰银行取回来，包括海关电报密码，等等。[189]想不到当辛博森进到海关时，那位曾经是海关的战争英雄并且经常被仰赖去处理地方上麻烦事务的贝泐，此时却似乎已惊慌失措，没有做任何抵抗便移交了“官方密码、电报簿和其他机密文件”。[190]梅乐和命令贝泐去总税务司在北戴河的别墅躲避风头。北戴河是个离北京不远的海边度假胜地。然而，贝泐却去了上海，目的是希望澄清他的名誉。但梅乐和并不希望他在那里出现，大概是怕贝泐会揭露他和阎锡山的接触，因此贝泐被推上一艘开往英国的轮船，在充任了短期的驻伦敦办事处主任后就退休了。

张学良不以擅长政治精算闻名，但他这次却把牌打得非常聪明。中原大战时，尽管他早已向丁贵堂表示过他认为阎锡山会失败，但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却是坐山观虎斗。[191]丁贵堂在大战期间一直与张学良保持联系。当国民政府战胜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张学良宣布支持南京；阎锡山的军队开始从天津撤退，张学良的奉军便趁机开进城内取而代之。

张学良要求丁贵堂向梅乐和传达他想让梅乐和指派一位新的税务司，不过，他会任命自己的海关监督。[192]丁贵堂在9月23日向梅乐和传递了张学良的口信，并说，张学良的说法是“为了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我将完全不会干涉津海关”。但他也希望即将被任命的税务司会是一位同情他立场的人。[193]丁贵堂还加了一句：“张学良不喜欢日本人。”[194]在和宋子文讨论以后，梅乐和任命杞尔森（Luigi de Luca）为津海关税务司。梅乐和觉得张学良是可以接受他的，因为杞尔森的哥哥和张学良非常熟。[195]于是津海关在10月3日重新开门。[196]

辛博森赌了一把，但是他却看走了眼、押错了注，并且还搭上了性命。[197]辛博森在10月1日遇刺，11月11日死于英租界的维多利亚医院。[198]辛博森曾经给阎锡山汇款，把天津地方官员的家人聘任到津海关，并用他从海关档案里得到的资料去曝露这个机构的“低效率和腐败行径”，[199]其中包括津海关职员所犯的欺诈。当战局对阎锡山不利时，辛博森向张学良献媚，承诺“不管以什么方法，我都能立即为你拿出200万元现金”。[200] 然而阎锡山的失败不仅意味着辛博森的位子不保，而且，更成为达成任何和解的一道障碍物。究竟是谁下令杀辛博森的，是国民政府，还是一位不满的职员，或者是一位当地流氓，迄今还是一件悬案。

日本占领东北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给海关带来了严重的危机。这不仅是因为东北海关的税收相当重要，而且因为这个冲突不再只是中国内部的事务，它还卷入了另外一个国家。尽管日本扶持了伪满洲国，然而，梅乐和仍试图要创造一个局面来让东北海关依然是完整海关的一部分，这次，南京国民政府拒绝支持梅乐和。对南京政府而言，只要问题的范围锁定在中国内部，他们就可以保持弹性；但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拒绝海关在日本的傀儡政权内继续运作。

日本对东北展开军事行动后，梅乐和在1931年11月给宋子文写信，建议那里的海关不应该关闭，他拿“第二次鸦片战争”来作先例，说当时清朝和英国都同意，即使在战争期间，江海关仍保持开放。现在，梅乐和特别强调海关的“国际性特点”，[201]并且提议，若是“日本占领的地方也有海关的话 应该采取步骤尽可能地维护以下这个原则 即海关应该如同过去一样保持中立，也许在某种有条件的情况下，由总税务司署直接领导的海关，仍被允许继续工作”。

在伪满洲国成立后的那个春季，一份虽未获得梅乐和签名却带有种种经由他起草特征的备忘录，提议在伪满洲国和中国之间建立一个“海关联盟”。[202]该备忘录解释，“海关在世界上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殊组织，所以应该是中国和‘满洲国’之间联盟的最好中介。”梅乐和再次请丁贵堂充当掮客。他把丁贵堂派去沈阳，并在大连关日籍税务司福本顺（Jinzaburo Fukumoto）的陪同下，与伪满洲国代表进行讨论。他们建议，为了能让海关维持声誉，伪满洲国应被允许保留未被允诺的满洲海关税款的一部分。同样的方案，梅乐和已在广东和天津使用过。[203]

梅乐和最后也被国民党压制了下来，有趣的是时间点却是在日本拒绝了这项提议之后。3月21日，梅乐和报告宋子文，说日本拒绝了他的提议，因为“‘满洲国’是一个新国家，急需资金，把海关税收视为它的主要来源”。[204]日本不想使伪满洲国成为一个赔本的生意。三天之后张福运告诉梅乐和，由于这件事情影射了对满洲政权的实际承认，所以国民政府决定对此事“不做任何安排或者谋求某种共识”。[205]

如果有人知道梅乐和暗中进行这个极为敏感的行动的话，那也只是极少数国民党人而已，甚至连张福运都有可能被蒙在鼓里。就在张福运告诉梅乐和国民党不会对此事有任何安排的同一天，梅乐和向张福运保证，他只是向伪满洲国的代表提出他的“个人观点”，它仅仅是在“政府还没做出决定之前，私下提出来的看法而已”。[206]梅乐和还要求在东北海关工作过的外籍税务司们，在撤回内地之后必须写一份详尽的报告。那些报告长达百余页，仔细地叙述他们决心抵抗日本侵略的过程，带领海关职员返回中国时所遭受到的艰辛，以及为了保证税款能随时汇缴而所做的种种努力，等等。很明显，这些报告是为了向国民党展示海关的忠诚。[207]

更多影子外交

1932年后再没有像中原大战或者日本侵占东北这样大规模的冲突发生，但是偶尔也有小冲突，梅乐和继续保持私底下进行影子谈判的做法。他在1933年差遣丁贵堂去了趟北平，指示他辅佐正在与日本谈判的北方官员。日本方面派出了关东军冈村宁次（Okamura Yasuji）将军，他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成了侵华日军总司令。丁贵堂报告梅乐和，说冈村宁次是以个人身份来的，他想针对伪满洲国和中国北方之间的铁路交通议题、长城要隘控制权归还给中国的议题，以及海关的相关议题等做出非正式的协议。[208]不过当《字林西报》报道丁贵堂已经申明不会坚持要日本归还长城要隘的控制权时，引起了公众对海关的广泛谴责。梅乐和为此责备丁贵堂，丁贵堂辩解说自己的话被报纸错误地引用了。这次会谈确实达成了同意恢复中国北方和伪满洲国铁路的连接，但日本拒绝承诺在缉私方面予以合作。[209]

梅乐和在1933年还曾卷入与福建十九路军的谈判。这场事变的发起者是十九路军，其于1932年1月曾在上海抗击过日军，后来被调往福建镇压共产党时发动了事变。梅乐和在1933年12月1日指示闽海关税务司卫根（E.T.Williams）让福建政府截留32万元。这个数字即是闽海和厦门两关税款在偿还完赔款和国内外债务后的余款。由于事变之前十九路军每月从南京得军饷78万元，所以这个数字表示他们的收入是大为减少的。梅乐和接着威胁要关闭闽海关，如同他在天津所做过的一样。于是福建政府提出一个反对案，说它应被允许截留34.5万元，并且海关将加征地方附加税。最后双方接受了该协议。[210]

不管谁是地方上的实际控制者，梅乐和的政策就是维持海关在全中国的运转。这预示了他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将会采取的应对方法。他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因为相信自己只是在追随赫德的脚步。毕竟当清朝和外国军队彼此间发动战争时，赫德也试图维持海关的运作。即使国民政府永远不会公开承认，但梅乐和的政策对他们是相当有利的，因为他们的权力在现实上的确到不了很多地方。在这些地方，海关就提供国民党打入当地的楔子。

关于南京政府的这十年历史，已经有一段时间都陷入在一种疲乏的争论中，即国民政府在困难的环境下是否已经做到了最好，对国家的现代化做了多少贡献，或者他们是否从开始就是一个势必失败的军国主义政权。若把海关纳入讨论，让新的议题出现，或许有推波助澜之效。

不管对国民政府做何评价，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在南京政府的十年期间，关税不仅非常重要，而且从根本上形塑着国民政府的历史。高关税势必引起走私和使地方上的反对持续下去。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海关和关税必定与强国论议题不相容。关税是一种间接税，对一个弱势政权来说，若与征收所得税相比的话，关税的征收相对容易得多。在自由贸易成为标准之前，包括英国和美国的许多国家，都得相当地依赖海关税收。另外，通过创造一个在全国运作的官僚机构，一个海关体制能为超越地域的思想做基础准备，譬如关税联盟在1870年德国尚未统一之前，就起过同样的作用。[211]

对中国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因为海关税收被用来担保国家对广大群众所发行的债券，因此公众本身会直接受到国家事务的影响，也就对它感到关心。海关通过代表国家权力的标准化，促进了国家意识。灯塔、制服、旗帜、海关办公室的孙中山挂像、注册民船，以及由单一机构的统一方案来标示水道等举措起了相同的作用。那就是，虽然这些都看似次要，但它们却在说明中国人民的生活中，一个现代国家的产生已经是个事实，尽管这个事实常常不讨人喜欢。对进口货物词汇的单一化，标准化的表格和程序的使用，海关职员在全国范围内的迁调，和单一关税的实施，等等，也都在说明一个现代国家的产生。还有，通过缉私科用令人印象深刻的现代舰船，划出一道海岸线，海关也勾勒出哪里是中国和哪里不是中国。这番作为可以从海务科绘制的海图上看得出来。通过以上所有方式，海关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实质内涵。

海关的历史反映了这个发展。在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的数年内，中国海关是由各个相对较为自治的地方海关组成的，在那里，海关税务司就是个王。赫德不得不努力地工作和谨慎地执行总税务司署的意志。随着海关中枢行政的扩大，税务司的角色遂逐渐缩小。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南京政府和地方派系的冲突也帮助了中国的融合。梅乐和的政策就是维护海关的完整性，使它作为一个得以在全国运转的有纪律的机构。正如堤利（C.Tilly）可能也会认同的那样，在现代国家建立的过程中，不仅仅只是让立意良善和诚实的参与者，把一个公平和良能政府的权力从中向外扩展，它还包括其他的面向。在国家建立的过程中，也会逐渐累积一堆肮脏的交易和不完美的协议。此外，它还给诸如宋子文、虞洽卿、李铭和王晓籁提供机会，使他们摇身一变，从强盗大亨变成政治家。从海关档案中我们看到，尽管南方比北方更有成果，但中国的现代国家建立工程总算在20世纪30年代展开了。

[1]引用梅乐和的话，作为本章的第二个题词，引自克立福德：“梅乐和与中国海关，1937-1941”，载《近代历史》，第37卷，1965年第1期，第20页。

[2]“中国：宋的退出”，《泰晤士报》，1933年11月6日。

[3]“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4746号”，“为海关全体同仁向宋子文博士赠送银鼎事”，1933年11月21日，载魏尔特：《中国海关起源、发展及其活动文件》，上海：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38年，第5卷，第326页。下文简译为《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

[4]“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4746号”，“为海关全体同仁向宋子文博士赠送银鼎事”，1933年11月21日，载魏尔特：《中国海关起源、发展及其活动文件》，上海：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38年，第5卷，第332页。

[5]该文章附在“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4746号”后，“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4746号”，“为海关全体同仁向宋子文博士赠送银鼎事”，1933年11月21日，载魏尔特：《中国海关起源、发展及其活动文件》，上海：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38年，第5卷，第332-335页。

[6]“海关”，《字林西报》，1929年1月12日，英国国家档案馆，“中国海关”复制，卷宗号FO228/3943。

[7]“加斯廷致蓝普森”，1929年1月11日，“海关”，《字林西报》，1929年1月12日，英国国家档案馆，“中国海关”复制，卷宗号FO228/3943，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228/3943。

[8]《泰晤士报》，1929年1月11日，第12版。

[9]参见柯博文（Parks Coble）：《上海的资本家和国民政府（1927-1937年）》，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年。

[10]参见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州：福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2-184页；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第2册，第128-191页。

[11]杨格（Arthur Young）：《中国建国的努力》，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2页。

[12]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25633页。

[13]Charles Tilly,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 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ed.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nmeyer, and Theda Skocpol（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171.

[14]易劳逸（Lloyd Eastman）：《流产的革命：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该时共产党在宣传时也提出了这种说法。

[15]克立福德：《梅乐和与中国海关》，第18-34页。

[16]毕可思：“盗窃信函：中国海关的历史”，《现代亚洲研究》，第40卷，2006年第3期，第700-723页；毕可思：“抗战时期的中国海关，1941-1945”，载《英帝国和英联邦史杂志》 第36卷，2008年第2期。

[17]毕可思：《在华的英国人：社区、文化和殖民主义》，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

[18]“新的中国内阁”，载“致编辑的信”，《泰晤士报》，1932年1月5日。

[19]“致泰晤士报编辑的信”，载“致编辑的信”，《泰晤士报》，1932年2月29日。

[20]“魏尔特致梅乐和”，1939年6月27日，见“总税务司和伦敦办事处来往私人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35，载毕可思和方德万主编：《中国与西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海关档案》，伍德布里奇：汤姆森——盖尔出版公司，2004-2008年，第91卷。下文简译为《中国与西方》。

[21]“魏尔特致梅乐和”，1939年6月27日，见“总税务司和伦敦办事处来往私人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35，载毕可思和方德万主编：《中国与西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海关档案》，伍德布里奇：汤姆森——盖尔出版公司，2004-2008年，第91卷。下文简译为《中国与西方》。

[22]关于这些的报告，经常出现在“总税务司的往来函件，1929-1937年”中，载《中国与西方》，第79和80卷。关于安格联的葬礼，参见“华善致梅乐和”，1932年5月31日，见“总税务司的往来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846，载《中国与西方》，第79卷。那些出席贺璧理夫人葬礼的人，载“梅乐和致麻振”,1935年4月2日，见“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往来机密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87，载《中国与西方》，第89卷。贝泐也是其中的一位。据说，贺璧理曾“反对赫德和安格联”。

[23]“麻振致罗福德”，1934年7月5日，见“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往来机密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87，载《中国与西方》，第89卷。

[24]“麻振致罗福德”，1934年12月28日，“麻振致罗福德”，1934年7月5日，见“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往来机密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87，载《中国与西方》。该文章发表于1934年11月20日，刊在伦敦的《泰晤士报》上。

[25]“麻振致梅乐和”,1936年3月13日，见“总税务司往来函件，1936193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848，载《中国与西方》，第80卷。

[26]Dianna Yeh, “Entangled Identities: Britain, China, and the Politics of Performing Chineseness in Britain”, paper Presented at “Britain and China: Pasts, Presents, and Futures,” August 24-26, 2011.

[27]Stephen Endicott, British China Policy,1933-1937，（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75）,141.

[28]“梅乐和致麻振”,1935年12月17日，载“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往来机密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87，载《中国与西方》，第89卷。

[29]“梅乐和致麻振”,1935年7月2日，“梅乐和致麻振”,1935年12月17日，载“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往来机密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87，载《中国与西方》。

[30]“梅乐和致麻振”,1935年7月30日，“梅乐和致麻振”,1935年12月17日，载“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往来机密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87，载《中国与西方》。

[31]“钮敦致公使［蓝普森］ ”，1929年4月17日，载《中国海关》，英国国家档案馆，卷宗号FO 228/3943。

[32]张福运：《中国海关改革》，口述历史，1976、1979和1983年。由高士达（Blaine Gaustad）和张之安Rhoda Chang撰写，区域口述历史办公室，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班克罗夫特图书馆, 第142-143页。Http://archieve.org/stream/reform chineseoochanrich/reformchineseoochanrich_djvu.txt。张说该事件发生在1933年，实际是在1934年。

[33]克立福德，“梅乐和”，第28页。

[34]“梅乐和致许阁森”，似在1937年2月，载“梅乐和的机密函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PP MS2，第13卷，1936-1939年。

[35]“许阁森致梅乐和”，1937年2月13日，“梅乐和致许阁森”，似在1937年2月，载“梅乐和的机密函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PP MS2，第13卷，1936-1939年。

[36]“丁贵堂答辩书”，载“沈博尘控告副总税务司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180；杨智友：《华籍洋关副总税务司丁贵堂》，载《民国档案》，2003年第3期，第111页。

[37]“梅乐和致张福运”，1931年9月29日，见“总税务司与关务署往来机密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6）/1215，载《中国与西方》，第195卷。

[38]林乐明：《海关服务三十五年回忆录》，香港：龙门书局，1982年，第5-6页。

[39]张福运：《中国海关的改革者》，第142-143页。

[40]“梅乐和致麻振”，1935年7月4日，见“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往来机密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87，载《中国与西方》，第89卷。“麻振致梅乐和”,1935年6月25日，见“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往来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3000，载《中国与西方》，第100卷。

[41]发自梅乐和的信，没有明确的收信人，但标有“私人机密函件”，载“梅乐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8588。

[42]“梅乐和致魏尔特”，1936年9月24日，载“梅乐和的机密函件”，第13卷，1936-1939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PP MS2。

[43]“海关总税务司署造册处致总务科税务司备忘录”，1929年8月23日，载“赫德先生的职业生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11043。

[44]“梅乐和致关务署”，1929年11月4日，载“总税务司署汉文卷总第39号：海关参考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6）/89。

[45]袁寿勇：“附件：关于海关参考图书馆的新的图书馆委员会的有关信息的报告”，1946年10月1日，载“海关参考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17966。

[46]袁寿勇：“附件：关于海关参考图书馆的新的图书馆委员会的有关信息的报告”，1946年10月1日，载“海关参考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17966。

[47]“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91号”，“为规定1901年12月31日前所有海关档案应送交海关图书馆妥为保管事”，1933年1月5日，载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5卷，第118-119页。

[48]魏尔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常关税收的征收及支配》，上海：总税务司署造册处，1927年，第2-3页。

[49]封面和前言部分，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

[50]魏尔特：《中国海关的起源和发展（1843-1911）》，上海，1936年，印有“仅限私人流通”。

[51]“梅乐和致魏尔特”，1939年9月24日，载“梅乐和的机密函件”，第13卷，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PP MS2。

[52]“梅乐和致泽礼”，1933年8月3日，见“总税务司来往半官函，1933193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847，载《中国与西方》，第80卷。

[53]夏士德：《船夫的微笑》，伦敦：查托和温德斯出版社，1959年，第11页。

[54]夏士德：《船夫的微笑》，伦敦：查托和温德斯出版社，1959年，第11页。

[55]“丁贵堂致李度”，“接收后副总税务司致总署关于人事安排机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1397。

[56]夏士德：《船夫的微笑》，第11页。

[57]“科学博物馆的目录显示中国帆船为‘梅乐和收藏’”，上海，1938年。关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捐赠，参见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我的日子》，1950年10月26日。来自Http://www.gwu.edu/~erpaper/myday/dispiaydoc.cfm?_y=1950&_f=md001736。

[58]“麻振致梅乐和”,1934年3月21日，见“总税务司致伦敦办事处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31847，载《中国与西方》，第80卷。

[59]“罗福德致梅乐和”，1934年7月4日，见“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往来机密函件”，载《中国与西方》，第89卷。

[60]“罗福德致麻振”，1934年4月9日，“罗福德致梅乐和”，1934年7月4日，见“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往来机密函件”，载《中国与西方》，第89卷。

[61]“麻振致梅乐和”，1934年3月1日，“罗福德致梅乐和”，1934年7月4日，见“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往来机密函件”，载《中国与西方》，第89卷。

[62]“麻振致梅乐和”，1934年3月1日，“罗福德致梅乐和”，1934年7月4日，见“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往来机密函件”，载《中国与西方》，第89卷。

[63]“麻振致罗福德”，1934年4月30日，见“总税务司来往半官函，19331934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847，载《中国与西方》，第80卷。

[64]魏尔特的旁注评论，“麻振致罗福德”，1934年4月30日，“麻振致罗福德”，1934年4月30日，见“总税务司来往半官函，19331934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847，载《中国与西方》，第80卷。

[65]“罗福德致麻振”，1934年7月4日，见“总税务司致伦敦办事处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3000，载《中国与西方》，第89卷。

[66]参见费正清等主编：《总税务司在北京：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致金登干书简（1868-1907）》，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5年；约翰·K·费正清、理查德·J·司马富、凯瑟琳·F·布鲁纳编：《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年）》，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6年；约翰·K·费正清、理查德·J·司马富、凯瑟琳·F·布鲁纳编：《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赫德日记（1863-1866年）》，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年。

[67]“麻振致罗福德”，1934年5月25日，见“总税务司伦敦办事处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30000，载《中国与西方》，第100卷。

[68]费正清：《中国岸边：五十年的回忆》，纽约，1982年，第37页。

[69]“麻振致罗福德”，1934年8月13日，见“总税务司来往半官函，19331934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847，载《中国与西方》，第80卷。

[70]“麻振致梅乐和”，1935年3月22日，“麻振致罗福德”，1934年8月13日，见“总税务司来往半官函，19331934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847，载《中国与西方》，第80卷；“梅乐和致张福运”，1932年2月25日，见“总税务司机密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6）/1215，载《中国与西方》，第195卷。

[71]“魏尔特致梅乐和”，1939年7月20日，载“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税务司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31486。同时参见毕可思：“盗窃信函”，第700-723页。

[72]这三位组成了编辑委员会，所编之书署名都为编委会。

[73]唐德刚：“千家驹论胡适”，载《书缘与人缘》，第34-35页。

[74]标有“私人机密和个人”的函件，载“梅乐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8588。

[75]标有“复件，机密”的函件，梅乐和坚持这些函件绝对不可以牵涉到他。载“梅乐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8588。

[76]“梅乐和致戴理尔”，1931年2月4日，标有“复件，机密”的函件，梅乐和坚持这些函件绝对不可以牵涉到他。载“梅乐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8588。

[77]戴理尔：《在中国的幕后操控》，伦敦：康斯塔博出版公司，1929年，第233-241页。

[78]“梅乐和致戴理尔”，1930年12月19日，载“梅乐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8588。

[79]“梅乐和致戴理尔”，1930年12月19日，载“梅乐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8588。

[80]“梅乐和致戴理尔”，1931年2月4日，“梅乐和致戴理尔”，1930年12月19日，载“梅乐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8588。

[81]“梅乐和致戴理尔”，1931年2月4日，“梅乐和致戴理尔”，1930年12月19日，载“梅乐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8588。

[82]戴理尔：《在中国的幕后操控》，第281页。

[83]戴理尔：《在中国的幕后操控》，第281页。

[84]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780-781页。

[85]萧亮林：《中国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192页。

[86]博思源（Felix Boecking）：《关税、权力、民族主义和现代性：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国财政政策》，剑桥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102-150页。

[87]Douglas Irwin, “The Smoot-Hawley Tariff: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0, no.2（1996）: 326-333.

[88]爱德华·斯莱克（Edward Slack）：《鸦片、国家和社会：国民党和中国的毒品经济》，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1年。

[89]“梅维亮（Myers）致梅乐和”，1932年4月22日，见“江海关半官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5，载《中国与西方》，第116卷；“安斯迩（Ensor）致梅乐和”，1930年11月26日，载“芜湖关半官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0400；“泽礼致梅乐和”，1931年1月10日，“总税务司来往半官函，1931-193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846；“克勒纳（Dawson Grove）致梅乐和”，1933年5月2日，载“镇江关半官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0；“安斯迩致梅乐和”，1930年11月26日；“九江税务司【贾德】（de Cartier）备忘录”，1930年11月26日；“汉口税务司黎霭萌（Lebas）备忘录”，1930年12月6日；“南京关税务司福贝士备忘录”，1930年11月26日，都在“关注走私问题的总考虑”之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0400。

[90]“海关缉私条例”，载“海关出版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5494。

[91]“梅乐和致张福运”，1929年8月9日，见“总税务司与关务署的机密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6）1213，载《中国与西方》，第193卷。

[92]“梅乐和致宋子文”，1932年8月1日，“财政部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8345。

[93]白立查：“潮海关关区走私备忘录”，附在“富乐嘉（Fletcher）致梅乐和”中，1931年4月10日，见“潮海关半官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370，载《中国与西方》，第141卷。

[94]白立查：“潮海关关区走私备忘录”，附在“富乐嘉（Fletcher）致梅乐和”中，1931年4月10日，见“潮海关半官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370，载《中国与西方》，第141卷。

[95]“梅乐和致宋子文”，1933年3月8日，载“财政部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8345。

[96]“梅乐和致孔”，1934年5月31日，“梅乐和致宋子文”，1933年3月8日，载“财政部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8345。

[97]“梅乐和致孔”，1934年10月22日，“梅乐和致宋子文”，1933年3月8日，载“财政部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8345。

[98]“梅乐和致孔”，1934年2月29日，“梅乐和致宋子文”，1933年3月8日，载“财政部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8345。

[99]《广东事件传闻录》（Canton Events and Rumours），1931年4月16-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415。

[100]《广东事件传闻录》（Canton Events and Rumours），1931年4月16-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415。

[101]“王文举致梅乐和”，1937年4月1日，载“总税务司与外交部派往台湾的署理副税务司王文举来往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26。

[102]“王文举致梅乐和”，1936年4月20日，“王文举致梅乐和”，1937年4月1日，载“总税务司与外交部派往台湾的署理副税务司王文举来往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26。

[103]“王文举致梅乐和”，1935年3月2日，载“总税务司与外交部派往台湾的署理副税务司王文举来往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25。

[104]王文举：《滥竽海关四十年》，未出版手稿，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第48-49页。

[105]王文举：《滥竽海关四十年》，未出版手稿，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第48-58页。

[106]“王文举致梅乐和”，1935年9月3日，载“总税务司与外交部派往台湾的署理副税务司王文举来往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25。

[107]“王文举致罗福德”，1934年12月21日，“王文举致梅乐和”，1935年9月3日，载“总税务司与外交部派往台湾的署理副税务司王文举来往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25；“缉私科税务司印发第9号通知”，1933年6月12日，见“关于中国走私和缉私工作的一般事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0346，载《中国与西方》，第218卷。

[108]“王文举致罗福德”，1934年11月23日，载“总税务司与外交部派往台湾的署理副税务司王文举来往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31725。

[109]“王文举致罗福德”，1934年12月15日，“王文举致罗福德”，1934年11月23日，载“总税务司与外交部派往台湾的署理副税务司王文举来往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31725。

[110]“王文举致梅乐和”，1934年1月22日和4月30日，“王文举致罗福德”，1934年11月23日，载“总税务司与外交部派往台湾的署理副税务司王文举来往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31725。

[111]“王文举致梅乐和”，1935年11月17日，载“总税务司与外交部派往台湾的署理副税务司王文举来往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26。

[112]“总税务司致各口岸”，1932年2月15日，见“关于中国走私和缉私工作的一般事项，1911-193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0362，载《中国与西方》，第217卷。

[113]“总税务司致巴闰森（P.G.S. Barentzen）”，1934年12月1日，载“关于上海走私和缉私工作的一般事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20403。

[114]“海关缉私第12号通知”，1933年11月22日，见“关于中国走私和缉私工作的一般事项，1935-194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0364，载《中国与西方》，第218卷。

[115]“江海关25号令文”，1932年8月20日，载“在上海设立缉私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17559。

[116]王化民：“沿杭州湾一带的走私”，附在“江海关令文”后，1935年6月12日，见“关于上海走私和缉私工作的一般事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20403，载《中国与西方》，第231卷。

[117]王化民：“1935年5月1日致江海关税务司的备忘录”，王化民：“沿杭州湾一带的走私”，附在“江海关令文”后，1935年6月12日，见“关于上海走私和缉私工作的一般事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20403，载《中国与西方》，第231卷。

[118]王化民：“1935年5月1日致江海关税务司的备忘录”，王化民：“沿杭州湾一带的走私”，附在“江海关令文”后，1935年6月12日，见“关于上海走私和缉私工作的一般事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20403，载《中国与西方》，第231卷。

[119]“江海关致总税务司署的呈文”，1935年6月12日，王化民：“1935年5月1日致江海关税务司的备忘录”，王化民：“沿杭州湾一带的走私”，附在“江海关令文”后，1935年6月12日，见“关于上海走私和缉私工作的一般事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20403，载《中国与西方》，第231卷。

[120]白立查：“缉私科税务司关于中国北方情况的报告”，1936年5月，载“边境检查站缉私备忘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679（9）/6278。

[121]关于调查局的文件，参见《中国与西方》，第269-282卷。

[122]“富乐嘉致梅乐和”，1931年10月9日，见“潮海关半官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370，载《中国与西方》，第141卷。

[123]“许礼雅致罗福德”，1934年11月8日，见“潮海关半官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370，载《中国与西方》，第142卷。

[124]“米茨（Muets）致梅乐和”，1931年7月20日，见“江海关半官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225，载《中国与西方》，第116卷。

[125]“一般信息”，载“缉私部门：一般事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7761。关于海关舰船列表，见“长度总体40米以上的海关舰船列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7787。

[126]“总税务司致东方汇理银行经理”，载“缉私贷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7948。

[127]“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4241号”，1931年，“为通告行政院决定海关缉私界程定为十二海里”，见“海关总税务司通令，1930-193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6910，载《中国与西方》，第19卷。

[128]“1930年设立缉私部门”和“从贸易报告中摘录的有关新部门发展的情况，1931-1936年”，载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7卷，第326-332页。

[129]“截止1937年前海关缉私舰队的发展备忘录”，1946年8月26日，“关于缉私舰队的整体考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7787。

[130]“海务巡工司致江海关5687号令文”，1934年12月18日；袁挺的报告是一个附件，见“关于走私和缉私工作的整体考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0363，载《中国与西方》，第217卷。

[131]“奚里满致华善（Walsham）”，1931年3月6日，见“关于走私和缉私工作的整体考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0326，载《中国与西方》，第217卷。

[132]奚里满，对“备忘录”的评论，1931年2月14日，“奚里满致华善（Walsham）”，1931年3月6日，见“关于走私和缉私工作的整体考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0326，载《中国与西方》，第217卷。

[133]“关于前海关缉私舰队的发展备忘录”，1946年8月26日，载“关于缉私舰队的一般事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7787。

[134]“海务巡工司函”，1934年12月8日，见“关于走私和缉私工作的整体考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0363，载《中国与西方》，第217卷。

[135]白立查：“中国海关缉私工作回顾”，1933年8月15日，载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7卷，第340页。

[136]“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5307号”，1936年7月7日，见“关于走私和缉私工作的整体考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0364，载《中国与西方》，第218卷。

[137]“柏思致梅乐和”，1929年8月24日，载“审榷科的成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7350。

[138]贝泐：“关于控制和治理走私的整体考量”，1930年5月28日，载“缉私部门：形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925。

[139]贝泐：“致总税务司的第12号备忘录”，1930年5月28日，贝泐：“关于控制和治理走私的整体考量”，1930年5月28日，载“缉私部门：形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925。

[140]“柏思致梅乐和”，1931年6月30日，载“审榷科半官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98。

[141]“对调往大连和青岛的帮办和估价人员的指示”，附于“柏思致梅乐和”中，1929年10月2日，载“审榷科半官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89。

[142]“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4098号”，“任命欧利巴（A.W.L. Oliver）为验货稽查总长”，见“海关总税务司通令，1928-1930年”，193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6909，载《中国与西方》，第18卷。

[143]“致总税务司的备忘录：采纳的改进措施（机密）”，未署日期，约在1931年，载“审榷科的成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7350。该文提到在前两年中，柏思到访过27个口岸，最后一次是在1931年7月。

[144]“王文举致梅乐和”，1935年3月20日，载“总税务司与外交部派往台湾的署理副税务司王文举来往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25。

[145]“王文举致梅乐和”，1935年2月7日，“王文举致梅乐和”，1935年3月20日，载“总税务司与外交部派往台湾的署理副税务司王文举来往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25。

[146]“王文举致梅乐和”，1937年4月1日，载“总税务司与外交部派往台湾的署理副税务司王文举来往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26。

[147]杨格：《中国建国的努力》，第216-238页。

[148]“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4371号”，“为实施出海民船管理章程及相关指令事”，见“海关总税务司通令，1931-193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6911，载《中国与西方》，第20卷；“成立缉私科”，载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7卷，第327-328页。

[149]白立查：“中国海关缉私工作回顾”，1933年8月，载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7卷，第338-343页。

[150]“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4969号”，“为通报管理航海民船航运修正章程事”，1934年10月30日，载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5卷，第443-446页。

[151]卢斌：“从上海到山海关的沿途调查报告”，附在“海关总税务司署上海办事处致总税务司”，1932年10月14日，见“中国关于走私和缉私工作的一般注意事项，1932-193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0363，载《中国与西方》，第217卷。

[152]“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视察报告”，1932年6月15日，见“中国关于走私和缉私工作的整体考量”，载《中国与西方》，第217卷。

[153]“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57号”，见“总税务司机要通令（机密）”，1929年3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30，载《中国与西方》，第48卷。

[154]引自佩里·安德森父亲的日记，载《光谱：从左到右的思想世界》，伦敦：沃索出版社，2005年，第373页。

[155]“梅乐和致麻振”，1935年7月30日，见“伦敦办事处税务司的机密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87，载《中国与西方》，第89卷。

[156]“梅乐和致麻振”，1935年12月7日，“梅乐和致麻振”，1935年7月30日，见“伦敦办事处税务司的机密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87，载《中国与西方》，第89卷。

[157]“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88号”，“1931年南方反叛分子扣留两广海关新增关税始末”，见“总税务司机要通令（机密）”，1932年9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30，载《中国与西方》，第48卷。

[158]“梅乐和致伯乐德”,1931年7月4日，载“总税务司往来机密函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1。

[159]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685-686页。

[160]“宋子文致梅乐和”，1931年6月9日，载“总税务司往来机密函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1。

[161]“丁贵堂致总税务司”，1934年1月30日，载“丁贵堂关于在广东特殊使命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4715。

[162]“有关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杂项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3017。

[163]“朴安西致李度”，1946年8月12日，载“总税务司与驻外税务司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86。

[164]“罗福德致李度”，1934年12月1日，载“总税务司往来机密电文，19331937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3。

[165]“各项时事传闻录”，1934-1936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416。

[166]“罗福德致粤海关”，1932年12月1日；“李度致梅乐和”，1935年9月2日；“梅乐和致李度”，1935年9月24日；“李度致梅乐和”，1936年7月17日和18日，载“总税务司往来机密电文，1933-1937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3。

[167]“各项时事传闻录”，1936年7月1-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416。

[168]“李度致梅乐和”，1936年7月20日，载“总税务司往来机密电文，19331937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3。

[169]“李度致梅乐和”，1936年8月27日，“李度致梅乐和”，1936年7月20日，载“总税务司往来机密电文，19331937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3。

[170]“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69号”，1930年7月28日，“津海关被强占后货物之海关处理办法事”，见附件 “总税务司呈关务署文第一一四二号”，载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4卷，第302页。

[171]“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72号”，1931年3月13日，“总税务司评论对津海关之强占事，贝泐的报告等”，载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4卷，第389页。

[172]“梅乐和致贝泐”，1930年4月30日，载“总税务司往来机密电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1。

[173]“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72号”，1931年3月13日，“总税务司评论对津海关之强占事，贝泐的报告等”，载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4卷，第389页。

[174]“梅乐和致泽礼”，1930年5月14日，载“总税务司往来机密电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1。

[175]“梅乐和致贝泐”，1930年5月8日，“梅乐和致泽礼”，1930年5月14日，载“总税务司往来机密电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1。

[176]“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72号”，1931年3月13日，“总税务司评论对津海关之强占事，贝泐的报告等”，载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4卷，第390页。

[177]“贝泐致梅乐和”，1930年5月29日，载“总税务司往来机密电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1。

[178]“辛博森先生致张学良少帅信件副本”，1930年9月21日，载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4卷，第426页。

[179]“梅乐和致贝泐”，1930年6月18日，载“总税务司往来机密电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1。

[180]“纪尔森致梅乐和”，1930年7月3日，“梅乐和致贝泐”，1930年6月18日，载“总税务司往来机密电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1。

[181]附在“梅乐和致贝泐”内，1930年6月27日，“梅乐和致贝泐”，1930年6月18日，载“总税务司往来机密电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1。

[182]“毕洛（Peel）和代表梅乐和的丁贵堂”，1930年7月5日，“梅乐和致贝泐”，1930年6月18日，载“总税务司往来机密电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1。

[183]“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72号”，1931年3月13日，“总税务司评论对津海关之强占事，贝泐的报告等”，载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4卷，第391页。

[184]“梅乐和致泽礼”，1930年6月25日，载“总税务司往来机密电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1。

[185]“梅乐和致张福运”，1930年6月24日，见“总税务司与关务署来往机密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6）/1213，载《中国与西方》，第193卷。

[186]“王正廷致宋子文”，1930年8月9日，“梅乐和致张福运”，1930年6月24日，见“总税务司与关务署来往机密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6）/1213，载《中国与西方》，第193卷。

[187]“梅乐和致张福运”，1930年6月24日，见“总税务司与关务署来往机密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6）/1213，载《中国与西方》，第193卷；“丁贵堂致梅乐和”，1930年6月28日，载“总税务司往来机密电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1。

[188]贝泐：“津海关税务司致总税务司”，1930年9月28日，载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4卷，第411页。

[189]贝泐：“津海关税务司致总税务司”，1930年9月28日，载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以及“梅乐和致贝泐”,1930年6月29日，载“总税务司往来机密电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1。

[190]“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72号”，1931年3月13日，“总税务司评论对津海关之强占事，贝泐的报告等”，载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4卷，第391页。以及“葛先生致总税务司函件”，贝泐：“津海关税务司致总税务司”，1930年9月28日，载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以及“梅乐和致贝泐”,1930年6月29日，载“总税务司往来机密电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1，第403页。

[191]附在“佘瑙璊（Shaw）致梅乐和”后，1930年7月26日，载“总税务司往来机密电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1。

[192]“毕洛、纪尔森、丁贵堂致梅乐和”，1930年9月18日，附在“佘瑙璊（Shaw）致梅乐和”后，1930年7月26日，载“总税务司往来机密电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1。

[193]“丁贵堂致梅乐和”，1930年9月23日，附在“佘瑙璊（Shaw）致梅乐和”后，1930年7月26日，载“总税务司往来机密电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1。

[194]附在“佘瑙璊（Shaw）致梅乐和”后，1930年7月26日，载“总税务司往来机密电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1；“丁贵堂致梅乐和”，1930年9月23日。

[195]“梅乐和致张福运”，1930年10月15日，见“总税务司与关务署来往机密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6）/1213，载《中国与西方》，第193卷。

[196]“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72号”，1931年3月13日，“总税务司评论对津海关之强占事，贝泐的报告等”，载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4卷，第391页。

[197]Jacqueline Young, “Seeing Ghosts: Putnam Weal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paper Presented at “Britain and China: Pasts, Presents, and Futures,” August 25, 2011.

[198]“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72号”，1931年3月13日，“总税务司评论对津海关之强占事，贝泐的报告等”，载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4卷，第401页。

[199]“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72号”，1931年3月13日，“总税务司评论对津海关之强占事，贝泐的报告等”，载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4卷，第396页。

[200]“辛博森先生致张学良少帅信件副本”，1930年9月21日，载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4卷，第426页。

[201]“梅乐和致张福运”，1931年11月17日，见“总税务司署与关务署来往机密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6）/1214，载《中国与西方》，第195卷。

[202]“梅乐和致张福运”，1932年3月5日，“梅乐和致张福运”，1931年11月17日，见“总税务司署与关务署来往机密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6）/1214，载《中国与西方》，第195卷。

[203]“海关总税务司署机要通令第95号”，“伪满当局劫夺东三省海关梗概及各税务司之报告，”1933年4月20日，见“海关总税务司署机要通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30，载《中国与西方》，第48卷。

[204]“梅乐和致宋子文”，1932年3月21日，见“总税务司署与关务署来往机密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1216，载《中国与西方》，第195卷。

[205]“张福运致梅乐和”，1932年3月14日，“梅乐和致宋子文”，1932年3月21日，见“总税务司署与关务署来往机密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1216，载《中国与西方》，第195卷。

[206]“梅乐和致张福运”，未署日期，但在1932年3月21日和24日之间，“张福运致梅乐和”，1932年3月14日，“梅乐和致宋子文”，1932年3月21日，见“总税务司署与关务署来往机密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1216，载《中国与西方》，第195卷。

[207]关于该报告，见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5卷，第155261页。

[208]“丁贵堂致梅乐和”，1933年11月8日，载“总税务司往来机密电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3。

[209]“丁贵堂致梅乐和”，1933年11月8日，载“总税务司往来机密电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3，“梅乐和致丁贵堂”，1933年11月19日，以及“梅乐和致丁贵堂”，1933年11月20日和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3。

[210]“卫根致梅乐和”，1933年11月26日和12月6日；“梅乐和致卫根”，1933年12月1日和3日，载“总税务司往来机密电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3。

[211]Christopher Clark,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937-1941（London: Penguin,2007）, 394.

第七章　维护完整，1937-1949

我们接下来要想想未来。全世界各个国家都面临着重建的任务，在许多方面，如同继续打仗一样，工程将会非常浩大。我们海关在这个任务上有一定的角色，而且我们将会遇到无数困难和问题。让我们用信心和勇气面对未来，用每一位海关职员的决心来克服所有困难。团结合作，把我们的伟大组织恢复到它作为中国引领行政机构的光荣历史地位上。

——1945年8月15日，总税务司李度在日本投降时致全体员工

随时做好准备服务的传统精神，不应该因我们而消失，否则在这个天地之间，我们会被视为海关的罪人。

——1949年4月11日，共产党进入天津后，津海关职员致李度

万一上海的政府有变，造成通讯中断或是新的当局不承认我的权威，我也没有指示可给了。但我要表达坚定的希望，不管发生什么事，海关职员永远都会记住，他们是中国的仆人。

——1949年4月26日，李度离开上海先去广州，后赴台北

本章内容从1937年夏天开始到1952年夏天为止。[1] 1937年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该年7月份，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开始了八年漫长且困苦的岁月；相对于1937年，1952年就有点不太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尽管海关在中国无法运转，但它还是继续存在，并且在二战和内战中存活下来。在共产党胜利前夕，海关外籍雇员没有继续留在中国大陆，但大多数华员决定留下来，认为共产党会像之前的政府一样仍需要他们。通过与共产党的地下渠道联系，这些华员得知共产党会允许他们待在原来的职位上。但是，到了1952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共产党开始整顿海关，有数千人被迫忏悔并承认错误。数百人被发现有严重腐败的罪行。海关被彻底吓倒了，其成员被迫忏悔，说他们过去向来引以为豪的原则和努力捍卫的价值观竟是在支持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这是海关真正结束的时刻，距它的百年诞辰，还差一年。

本章我会从不同层次、不同地方，以及不同事件来记录海关的衰败。我的第一个目的是要展现出历史中人性化的一面。由于这是一个缓慢瓦解的过程，因此更为痛苦。先是，日本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使海关不能正常运转，1945年之后，海关试图在中国沿海重建地位。虽然刚开始是成功的，但随着内战带来的种种问题，包括通货膨胀，它逐渐不堪重负。最后，它不得不对共产党的到来做出回应。

“完整”一词在那段艰苦岁月里的海关信函和文件中，反而显得特别突出。维护自身的完整性成为海关一个无法摆脱的痴迷与执著。此时对梅乐和来说，就如同他在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时曾经企图要达成的那样，“完整”意味着维护海关领土的完全。珍珠港事件之后，海关被一分为二，一个是在日占区，由日本人担任总税务司；另一个相对小很多，则在重庆的大后方。对当时掌管重庆总税务司署的李度而言，他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唯一能做的就是退守到对“完整”一词做道德上的诠释。分裂的海关虽在1945年统一，但从那时起，李度再次担心起维护海关的领土范围，希望它能在国共分裂中幸存下来。如何维护自身在领土上和声誉上的完整，便是海关在这个时期的主要课题。

第三个主题是如何使海关完全中国化，这也是丁贵堂和关务署张福运等人一直努力的议题。丁贵堂代表的是已经西化或者是相当本位主义的沿海精英。丁贵堂和他的高级同僚有理由相信，不久海关就会是他们的。别的不说，光是时间就会确保那些剩下的外国人终将退休。珍珠港事件之后，国民政府原打算任命丁贵堂为总税务司，但终归失败了。部分原因归咎于聪明的梅乐和耍了伎俩，但更多的原因是美国想在中国有一个新的角色。 它和过去的英国以及其他国家一样，认为海关有利可图，所以决定插手。丁贵堂在1949年选择留在中国，因为他相信他的时刻终于来到，不过事与愿违。最终，这是一个让所有海关人都梦碎的时期，包括梅乐和、李度和丁贵堂的梦在内。

同样也是在这个时期，过去海关曾经长袖善舞、运筹帷幄的中间地带被关闭了；一度让这个机构获得到种种好处的国际联系也失灵了。本章最后的分析会指出，海关之所以还能继续存在，是因为之前一直有足够的掌权者认为它是一个有用的机构，但这一点在此时也起了变化。如果说共产党对海关的保留态度是自然的，那么国民党对海关的敌意却是在1943年才滋生——无法任命一位自己想要的中国总税务司。美国虽然一度想要得到海关，但二战后他们又拒绝被拖入中国这一滩泥淖中。这时英国虽然还一直想要海关，但其地位已不再重要了。

日本的攻击

1937年的全面抗战，让海关措手不及。尽管在这之前的多次危机似乎都无疾而终，但随着中日之间的紧张加剧和对二次世界大战的担忧加深，海关职员也当然有很多的焦虑。可是梅乐和在1937年7月却现身英国。他是在3月26日离开中国的，并以担任由财政部长孔祥熙所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的顾问身份，去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此外从各关税务司们与总税务司署的通讯中可以看出，最急迫性的问题反倒都是关于正在逼近的每年例行避暑聚会，决定是去北戴河还是去有“天然空调”之称的牯岭山。北戴河是靠近北京的海边度假胜地，牯岭山在九江附近，海关在这两个地方都有别墅。[2]梅乐和安排在上海的总务科税务司岸本广吉来担任“代替总税务司签字”的任务。这个安排的背后用意或许是希望随着中日关系的日渐恶化，放一位日本人在这么重要的位子上可能会有所帮助。可是当战争真的开始后，这个安排就不可避免地变得非常尴尬。7月26日，尽管岸本广吉还在继续签署总税务司通令，但总税务司署成立中却没有他的临时委员会。[3]岸本广吉所签署的通令都刻意只限于日常行政事务的议题，例如修订管理民船条例、即将到来的海关考试、落实海关关税委员会的质询和申诉等。[4]“保持冷静，照常运作”似乎成了海关的格言（译者注：“Keep calm and carry on”, 是一句英国在二战期间使用的标语）。

梅乐和于8月24日返回中国，[5]这已经是蒋介石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的十余天之后。淞沪战役让这场战争变成了一条不归路，只能继续打下去。在这三个月中，成千上万的中日士兵一开始在上海的北面和西面厮杀，当日军从上海南面登陆以后，战场接着转至上海的中心城区。日本在11月攻陷上海之后，立刻如洪水猛兽般地扑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并对中国人民展开了大屠杀。重返和平变得渺无希望。

9月21日，梅乐和下达了一个重大决策，即海关税务司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应该留守原地。当天的通令中，他写道：“中日之间的悲剧冲突”是以“戏剧性的意外”展开。[6]他承认现在税务司们信中经常提及的安全问题的确令人忧心，所以他宣布应该由在现场的各关税务司来做是否撤离的最后决定，但他又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每个人都要义不容辞地尽可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不仅是出于对国家及我们所效忠的政府的责任感和忠诚，同时也符合海关的利益和它的古老传统。”梅乐和的政策是：当日军如海啸般来袭时，要顶住，要做必要的务实安排，等风暴过去后再恢复运转和重拾贸易。接下来，我将用长江流域及粤海关税务司们的半官函来检讨梅乐和这个政策的后果。除少数例子外，大多数税务司都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留守下来支持海关是他们应负的责任。

上海

江海关位于公共租界的外滩边上，其职员大多是洋员，所以很少直接面临人身安全的威胁。但是在8月14日这一天，战火被带到他们自家门前。那天，中国空军的轰炸目标是日本的“出云号”旗舰。该舰挑衅性地停在有“小东京”之称的黄浦江面——一段位于上海公共租界中日本租界的区段。由于担心防空火力，飞机遂从高空投掷炸弹，结果一些被投偏，掷在华懋饭店和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北楼）之间、距离海关仅仅几米远的地方，造成很多伤亡。在上海的外国人把这天称为血腥星期六。当天的许多死者中，江海关稽查员胡志南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生前最后被看到的地点是在汇中饭店，几分钟后“炸弹在南京路和外滩之间的角落爆炸”。[7]

一开始，战争给海关提供了表现的机会，有些人也的确迅速地逮住了机会。例如海关港口救火队总队长高曼（W. J. Gorman）就以他的手下在血腥星期六中的英勇表现而非常自豪。炸弹也击中了位于浦东岸边亚细亚石油公司的一个油库，高曼和他的队员成功地阻止了这个油库设备毁于大火。他说：“在我们的行动中，消防员需要涉过膝盖深的石油，它的温度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都达到燃烧点。”[8] 他们派出两艘消防船，每分钟可喷洒八千加仑水。他总结道：“我可以这么诚实地说，这是我有史以来见过的最了不起的一次救火。”海关港口警察则处理那些从外滩到法租界的这段黄浦江上寻求避难的“所有外国军人和无数小艇”。他们“不得不为数千的驳船、拖船、快艇、渡船、汽艇，船屋，甚至轮船提供泊位”。[9]海关成功地“疏散成千上万的难民”，向“部队和市民供应火油，以及各种各样的必需品”。海关再次做了赫德曾告诫它要去做的事情：在任何可能的方面，都要有用。

初期的震惊很快就变成沮丧和害怕。不少海关华员为了祖国去参军和战斗，因而辞职。[10]但也有很多人为了逃离上海，以各种理由申请迁调，例如声称生病，或者需要照顾在其他地方生活的父母。江海关的关医凌炽桓医生，因过度劳累而跨了身体，于1937年11月休病假被送走， 他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和抑郁症，需要彻底休息”。[11]因为有这么多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外国人在海关工作，有些职员难免会受到怀疑。至少有一位雇员遭到了国民政府秘密机构的调查，并被押到南京审讯。[12]

日本军队在一开始因为担心苏联的反应，所以没有直接进入公共租界或法租界。此时的苏联正威胁着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关东军，所以日本希望早日结束军事行动。如果他们攻击了公共租界或法租界，这个速战速决的目标就可能会失败。 虽然这个顾虑让日本无法占领海关大楼，但在投入不少血本拿下中国老城区之后，它也不甘愿继续让海关保持运转。为了达此目的，日本劫夺了江海关的河船和在上海的缉私舰船，[13]日本军队还接管了上海的大部分贸易。为了避开关税，日本军队用军用运输工具，把货物直接运载到位于“小东京”的日本码头，在那里，“海关关员不被允许运作”。[14]糖、人造丝和纸烟都被倾销到上海市场。因为涌入了大量鸦片，江海关税务司罗福德怀疑这是“日本军队麻醉上海地区的阴谋”。[15]他写道：“日本在虹口的军部被用作流散海洛因的集散地。”[16]罗福德的推测可能是对的：军事行动通常是昂贵的，并且占领也需要开销。在虹口货仓抢劫的物资，潮涌向市场。[17]此时江海关大楼虽还自豪地屹立在外滩边上，但随着日本封锁长江，控制中国沿海和黄浦江，以及随着他们带来大量的货物，海关除了等待时机好转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芜湖

芜湖位于长江边上，是安徽省的一个重要城市，从南京向西，在一条20世纪30年代建设的公路上行驶，约需两个小时的车程。芜湖有一个外国人聚居的大社区，而且，长期以来就是跨区域的大米和木材贸易中心。随着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这里后，战争在1937年秋天也随之而来。许多高级官员在芜湖搭乘开往中国中部武汉的船只，国民政府希望能在武汉再次集结。为了切断这条逃亡路线，日本于12月10日急忙占领了芜湖，甚至比他们进入南京还要早。

克达德（F.D.Goddard）是当时的芜湖关税务司。战争开始后，他就立刻写信给总税务司署说他准备搭上停泊在芜湖江边的炮艇逃难去。他说虽然“抛下全体同仁让我自己感觉不舒服”，但他相信这是“迫切的”作为。[18]一位总税务司署的税务司这样评论：“他如此不恰当地早早就把这些想法写在纸上——他可是一位中国的官员啊。”[19]梅乐和警告克达德说：“若我正式同意任何提前疏散的计划，那就是我的失职。”[20]但是，克达德是悲观的，他说：“很难令人相信这个悲剧的结果不是日军获胜，至少在中国北方和东部地区会是这个结果。”[21] 克达德变得越来越焦虑，因为他的一些逃生工具竟然都被抢先征用了。先是孔祥熙要求用海关船只护送他去武汉。接着，他租来本打算搭载一些职员逃往上游的一艘船屋也被国军抢占了。

日本人进城时，芜湖陷于一片混乱。我们并非是从克达德的报告得知这个状况的，而是从一位决定与教民一起留下的传教士的报告中窥知一二。这位传教士写道：“情况已经非常糟糕，士兵严重失控。”[22]芜湖变成了一座鬼城，原先有15万居民，现在剩下来的还不到五千人。克达德没有去武汉，而是去了上海。那位传教士提到，日本人允许他从海关“搬走克达德的钢琴和一些属于他的东西”，这说明克达德离开得非常匆忙。克达德在1938年5月递交了辞职信，这比他有资格享受退休金早了三年的时间。他认为海关不会有一个好的前景，后来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他决定领出他所累积的福利金，放弃原本若能任满就可以拥有的退休金。中国货币兑换价值的暴跌让他相信，断尾求生和减少损失才是明智之举。[23]克达德的先见之明仅是个案，而非常例。

九江

九江像芜湖一样，也是一个大米贸易中心。茶叶和邻近的景德镇窑厂所烧的瓷器也都经过这个港口。和南京及镇江类似的是，九江自从太平天国之乱后，就没有真正从破坏中恢复过来。尽管20架敌机在12月20日对九江进行了空袭，让它首次尝到日本袭击，[24]但严重的战事一直要到1938年夏天才到达这座城市。芜湖和南京陷落后，战场转移到江苏省北部的徐州。在那里，国民党在1938年春天输掉了一场重要战役。为了阻挡眼下日本对武汉的进攻，蒋介石命令炸开黄河堤坝，结果洪水把日本军队阻挡在前进的路上。很快，日军再次集结，决定于1938年夏天进行武汉会战。长江的水位在夏季上升，这样日本海军就可以在江上协同沿长江两岸前进的步兵。

九江位于马当要塞上游，是日本进攻的一个主要障碍。“十五至二十艘海轮和江轮”被装满岩石后沉在江底，其所造成的串联效果便成为这个要塞的主体。[25]大炮被安置在九江北部的山坡上，机枪碉堡分布在该区域之中，并布设了雷区。国民政府安排了三个师驻防在该区域，第四个师也驻在不远的地方以作后备。帮助建设该要塞的德国顾问向国民政府保证，它至少能抵挡六个月以上。

九江关税务司周理出生在一个长期居于中国沿海的英国家庭之中，1910年进入中国海关（见第二章）。和克达德一样，当战争爆发时，他已经在海关待了27年，并临近退休。周理也认为英国皇家海军炮舰“金龟子”，是他最终安全的保证。但是他对战争的反应却与克达德完全相反。

周理知道日本的攻击终究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在1937年秋天和1938年春天的等候期间，与中国领导官员和军事将领建立起密切的关系。5月13日，日军占领了安徽省的安庆，安庆是位于马当要塞前的最后一个大城市。南京陷落后，中国实施了焦土政策，毁掉任何可能对日本人有用的东西。机器、装备、工具、金条以及九江至南昌铁路段的枕木和铁轨等物资，[26]都随着人潮通过九江港迁往内地。据周理看来，中国军队的行为实为典范。他说：“从全国各地来的20个或更多的师级单位从这里经过，我被他们的高尚道德、决心和纪律所打动 一些军队对每样东西都会付钱，他们和市民的关系非常好。”[27]他信誓旦旦地向梅乐和保证：“对于那些许多令人愉快的会晤和礼貌往来，不论是以官方或个人身份参加，我都会保留它们带给我的美好回忆。”[28]

周理不是傻子，当马当要塞在6月28日以惊人的速度失陷时，他把原因归咎于某位中国将军的懦弱。这位后来被处决的叛将，毫无疑问地从日本那里拿到了厚礼，竟然拒绝与日本登陆部队作战，日军因此能从背面攻击马当要塞。[29]之后日军违反所有人类文明标准的行为，更使周理大为震惊。他亲眼目睹“农村的乡下人 倒在冷血的日本士兵的枪下，当数群无辜的农民试图过河时，在无警告下被杀害，飞机上的机枪向成群的农家房屋扫射”。周理在这个时候真的非常同情国民政府。他的这种心情也反映了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公众舆论对国民政府奋斗的目标已经产生不同的看法。他再也不能继续把中国的政治或战争看成是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正如安德森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看待南京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区别那样（见第六章）。现在国民政府被认为他们对日本残酷的侵略拿出了令人钦佩的勇敢抵抗。[30]

周理在日本人进入九江之后不得不登上“金龟子”号皇家海军舰艇以求庇护。他用该船的无线电台，向梅乐和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说，食物并不是真正的问题，“这里有充足的鸡肉”，并“为中国职员找来了大米”。他们“幸运地”拥有一块草地，可以在上面玩“刺激的游戏——与市民打双人板球和与美国人打棒球”。[31]他们还能洗澡，因为他们在亚细亚石油公司的院子里七拼八凑地搭起了一个淋浴。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描述更能说明海关税务司迅速落魄的世界了，事到如今，他们得为安全、食物、水和卫生等基本生存问题而烦恼了。

武汉陷落和长江沿线的战斗停止之后，周理于1938年12月离开了九江。他把九江关关闭起来，因为若让它继续运作，就得和日本官方打交道，而这意味着承认日本，所以九江关维持关闭。周理去了上海，在那里梅乐和要他撰写报告和统计损失——一个官僚机构对战争的自然反应。

汉口

安斯迩（E.N.Ensor）是江汉关税务司，1909年入职海关，此时距退休仅有两年时间。他出生于北爱尔兰，有着辉煌的职业生涯，从1935年起，便担任了两年的审榷科税务司，在此期间，为了防止铁路走私，他于1936年成立了“海关防止陆运走私总稽查处”。安斯迩与国民政府铁路部门当局的共事经验，对他在任职江汉关税务司时非常有利。他在1937年3月被任命为江汉关税务司，这个时间点是战争爆发前数月而已。日本占领上海后，粤汉铁路成为中国对外联系的主要交通动脉，包括为军队输送给养和把货物出口到国际市场。

为弥补海关税收的损失，国民政府命令海关去征收转口税，其中也包括由铁路载运的货物，但这一点遭到了铁路当局的竭力抵制。安斯迩通过务实的方式来处理来自铁路方面的阻力，而非高空式地试图与铁路领导人协议。以往的经验告诉他，这样做只会摩擦不断，并很少有结果。他首先在汉口火车站外面部署人员。当海关人员与铁路职员建立起关系时，后者自然的本能就是去避免无必要的劳动付出，所以海关职员就先被允许进入铁路货场，接着进入了火车站。[32]不管他们上司的意见如何，对铁路员工来说，让海关人员在车站内执行工作是比较方便的做法。否则，他们就得把货物送到车站外边的海关人员那里。1938年5月，梅乐和特地给安斯迩写了一封信，对他所完成的工作表示赞赏，并说，像江汉关这样的海关，“实际上正担负着维护中国海外信誉的重大责任”。[33]

当武汉成为中国的抗日中心后，“武汉精神”如平地一声炸雷，应声而起，安斯迩也被这股精神感染。[34]他原本在1937年12月一度建议“海关职员撤离家属”，并说他“愿意考虑海关职员提出的撤离请求”。[35]但到了1938年1月，他搁置了撤离命令，并淡化日本的威胁以及员工所关心的经费不足的问题。[36]当国民政府从汉口撤退时，安斯迩也在1938年10月下达了总撤离的命令，进而避免了像在上海和南京一样付出沉痛的高昂代价，不过，安斯迩本人却因为对江汉关的持续开放还抱有希望，所以没有离开武汉。[37]

和在上海一样，日军占领武汉以后，也不允许江汉关继续运转。安斯迩报告说，华员“被限制在法租界。他们没有通行证，因此不能通过日本设在法租界的岗哨”。[38]安斯迩写到，日军接管了武汉贸易，为了征收“包括运费和手续费在内的30%-35%的从价税”；[39]日军从上海运来了“罐头、啤酒和廉价的货物 上海造纸烟、纽约美孚和亚洲石油公司的蜡烛”。[40]到1939年4月时，安斯迩受够了这些，便向梅乐和提出离开，[41]但没有得到允许。当他在隔年达到三十年的任职年限后，便要求退休，他说：“我有三个孩子，没一个能够自立，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我拿不到退休金，将令我陷于巨大的经济困难”。[42]梅乐和仍然没有让步，典职科税务司胡辅辰对此评论说，安斯迩的申请若是获准就会开了先例：“日本将会争取让一位日本人来担任税务司”。[43]因此安斯迩不得不留在原地，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

广州

抗日战争的第一年中，战事大多发生在中国北方以及沿长江各省。然而到了1938年春天，广州因为是粤汉铁路的终点，遂成为频繁空袭的军事目标。《各项时事传闻录》记载了日本炸弹所引起的恐怖以及所激发起来的对日仇恨。例如在5月12日，黄沙火车站遭到空袭，结果造成“两千多平民死伤，四百余间房屋被毁，同时因为大部分炸弹落至居民区，以致大量人民无家可归”。[44] 6月里，有1650人遇难，6000余人受伤。包括外国医院在内的许多家医院都严重受损。粤海关税务司李度写道：“我看到了日本飞机制造的无法形容的大屠杀。若对这个空袭依旧抱持着不是肆意袭击的说法的话，那就是在玩文字游戏。”[45]因为伤害如此巨大，以至于日军在1938年10月占领广州以后，竟无法恢复广州城的正常生活。[46]

当日军进入广州时，负责粤海关的是暂行代理之署副税务司瑚佩（E.D.G.Hooper），而非李度。当时李度的身体已经垮掉了， 所以梅乐和准许他搭上离开广州的最后一艘轮船。[47]瑚佩根据先前拟好的撤离计划，于10月20日命令海关职员分散至香港和澳门，因为在这些地方“一经通知，就可以返回”。瑚佩与五十名左右的华员一起留守在海关。[48]粤海关位于珠江中间沙面岛上的英租界内，事实证明，沙面根本不安全。日本人虽没有进入租界，但“火灾在四处窜起”，[49]这可能是因为日军蓄意破坏设备导致的结果。例如黄沙火车站内一个弹药堆的爆炸，使车站内所有的窗户都被震碎。

瑚佩在这时看到一个可以向上司表现的机会，决定要好好地扮演一个能够以绝对冷静的态度来降服当地暴行的英国殖民官的角色。日军占领广州后过了几天，他认为会见日本总领事冈崎胜男（Katsuo Okazaki）的“时间到了”，理由是要抗议日本抢占海关船只和进入浮标区。冈崎胜男误解了瑚佩，他告诉瑚佩，自己理解瑚佩不得不提出的抗议，这样他才能够以不可抗力为由重新开放海关。但瑚佩严正告诉冈崎胜男，“在广东，海关从来没有关闭过”，并且警告，如果海关关闭了，将会导致“国际上严重的后果”。[50]

冈崎胜男拒绝扮演瑚佩心中期待他扮演的角色，于11月9日告知瑚佩，日本将接管海关，但海关在一些前提条件之下也可以被允许继续运转。这些条件包括瑚佩需给日本官员提供他们想要的所有文件；瑚佩做出的任何支付，都须得到日本的允许；以及若因为公务而需要派任何关员到沙面以外地方之前，需要获得批准。面对要么被驱逐，要么 “危害海关的完整性，或者在抗议下让海关继续运转”的选择，瑚佩按照指示，选择了后者。[51]和在上海和汉口一样，日军接管了广州的贸易。同样地，海关在广州也只是名义上保持开放而已。

在梅乐和的领导下，面对新事件时，海关都是采取和1932年日本侵占东北时相同的做法。他们保持着同一个信念，那就是海关能够在战争中独善其身，并且一如既往，不管战争结果怎样，一旦鸣金收兵，海关就能恢复运转。但此时，这个要在原地留守的政策却是建筑在没有真的理解到日本人确实想把西方人赶出东亚，并且他们有方法来做到这一点。梅乐和坚持海关应该留下来并继续运转，虽然不是所有税务司都这么做，但大多数人都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这些作为不但显示海关纪律严格，也展示出他们对自己机构的持续信念。

战争爆发的影响极其严重。国民政府失去了主要的税收来源。海关税收总数在1937年还有1亿美元，但在1938年陡降至1500万美元，1939年更只有1100万美元。[52]鉴于国民政府对海关税收的严重依赖，所以这个损失极为惨重。可以这么说，当这个税源不再时，国民政府的经济问题就开始出现，包括恶性通货膨胀在内。

对海关自身来说，后果同样非常严重。以往的海关税收，首先用在海关自身的运行开销上。在1937年10月，梅乐和取消了即将到来的职员退休，因为他想在这场危机中有尽可能更多的关员可以支配。[53]但一年之后，因为资金匮乏，迫使他辞退了所有自认为冗余的人员。[54]因只征收到很少的税收，他在1937年12月30日提醒税务司们要“节约”。[55]两个月后，他指示税务司们解散缉私舰队人员，并先从资浅职员开始，因为他们比较有可能找到其他工作。[56]在国外休假的职员也被敦促到别处去找工作。国民政府货币的贬值，引起各个方面的生活困难。对有外汇兑换要求的外国职员来说，尤其困难，例如他们还得支付在国外寄宿学校上学的孩子们的学费。[57]

日本虽然没能让中国屈膝投降，但却成功地摧毁了西方在中国的霸权。此时此刻，没有什么可以比炮艇居然会失去挑起恐惧的能力还更能够象征西方霸权的丧失，因为它从鸦片战争开始就一直是西方强权的符号。日本飞机于1937年12月在南京附近的江面上，炸沉了美国海军“潘内号”（Panay）军舰，并且损伤了英国皇家海军“瓢虫号”（Ladybird）军舰。日本声称该攻击是意外事件，英美两国虽提出强烈抗议，但除了无可奈何之外，他们甚至还无法获得日本的道歉。对海关税务司们来说，炮舰在抗战时期也仅仅是逃生的工具而已。

没有出路

1941年，梅乐和待在中国海关的第五十个年头，他给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郭本（J.H.Cubbon）写信：

我目前的地位（在某些方面岌岌可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能够坚持和跟随赫德的主张，即我们在这里是在辅助当权者，而非取代他们；所以我认为自己在当前这个诡谲的政治动乱和混淆中还可以继续存在，有部分原因归咎于此。但是要应付目前这个情况，光是凭此还不够：我面临的困难任务就是要试着去调和重庆的愿望和东京的要求。也就是说，在没有政府的保护下，要在敌占区替政府做事。[58]

梅乐和的这番话首先表明，他还在继续用那块由往昔海关所磨出的棱镜看眼前的世界，而且母舅遗风是其沉重的负担。其次，表明梅乐和认为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依然还有一个可以让海关发挥作用的空间。但该空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狭窄，直到完全消失，徒留梅乐和一个不可能的困境。

上述第二点开始于梅乐和相信如果能够获得英国的帮助，并且让海关的国际性再次被突显，那么就能够创造出一个折中的权宜之计。可是当这个想法失败后，梅乐和的焦虑感增加。因为事态变得越来越清楚，那就是他可能被迫要与国民政府撇清关系。有些看法认为梅乐和可能会愿意这么做，[59]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当日本在1939年很有可能要梅乐和接受汪伪政权以对他的总税务司一职做出正式任命时，他给郭本写信：

他们应当会尽全力来执行对海关的直接掌控 （并且）他们将会“任命”我为总税务司 （如果这些成真）我可能被迫把总税务司署转移到香港、昆明或者重庆；我不能接受合法政府的敌人的任命。我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名誉，还必须顾虑到总税务司一职的声誉，因为那是由赫德爵士的成就所积累出来的——换句话说，我没有追随易纨士先例的打算。[60]

易纨士会被历史记住，因为他接受了伪满洲国海关顾问的职位（见第六章）。

试图让它可行：英日海关协定

1938年5月2日，英国和日本在东京签了一份关于中国海关的协定。它规定中国海关在日占区所征收的税款应存入横滨正金银行。该税款首先用于支付维持海关运转的经费，其次是支付中国的国际债务。协议还规定即刻下拨从1937年9月起停付的日本部分庚子债赔。[61]

英日海关协定对国民政府是个羞辱：两个外国，其中的一国还在与中国发生战争，竟然来决定中国的一个政府机构要做什么，以及它的主要税收应怎样使用。这是一份奇怪的安排，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中国和日本都各自有一些担心和盘算，所以迟迟没有宣战。双方都担心公开宣战的话，可能会引发美国的中立法；也担心英国会认为它的利益将受到威胁而有所行动。因为海关税收担保着中国外债，并且债务协定还规定，在偿还期间海关组织不能有改变。另外一点同样重要的原因是，日本这时还没有想去挑战欧洲列强和美国。

如何处置海关税收的问题，是1937年8月日本占领天津之后最先被提出来的。由于日军威胁要封闭天津的对外贸易，所以促成了津海关税务司梅维亮（W.R.Myer）与梅乐和及孔祥熙之间的讨论。[62]英国外交部也卷入进来，因为它指示当时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Robert Craigie）去与日本外务省启动商谈，希望后者能够同意把海关税款存入一家中立银行。[63]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在海关这件事情上认为，与日本妥协符合英国的利益，甚至认为英国也应该越过国民政府来与日本直接谈判。他说“让中国政府同意这个协定纵然重要，但我认为海关的完整性是如此重要，即使中国政府拒绝，也不能阻碍该协定”。[64] 艾登在1938年因为不满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对纳粹德国的妥协政策而辞职。当在天津的日军不会做出让步的事态已非常清楚时，[65]关务署指示梅乐和：“你可以暂且准许津海关税务司，让他自行谨慎斟酌，把津海关税款存入当地一家殷实可靠的银行。”[66]横滨正金银行当然是其中的一个。

如何处置海关税收的问题在日本占领上海后又重新浮现。梅乐和在1938年1月28日禀告孔祥熙：“日本施压江海关税务司，要他把江海关税款存入横滨正金银行，并承诺江海关可以为了执行所有的义务以及维持自身运转而定期提款。”[67]当时人在武汉的孔祥熙告诉英国驻华大使寇尔（Archibald Clark-Kerr），他希望日本被看成侵略者，[68]但是若有两家或者更多的外国银行可以接收在日占区所征收的税款，他也不会阻止这样的解决方案。他也要求“在这敌对时期”任何剩余的税收都要由第三方托管。[69]

尽管在东京达成的英日海关协议没有符和孔祥熙的最低限度要求，即除了横滨正金银行外，应该有另一家银行来充当保管银行，但国民政府最终还是没有拒绝这项协议。英国官员催促重庆接受该协议。而在英国，李斯·罗斯（F. Leith-Ross）也向中国大使郭泰祺游说。梅乐和派美籍的审榷科税务司聂普鲁（Carl Neprud）作为海关代表也赴重庆游说。聂普鲁之前曾在香港遇见过宋子文。虽然宋子文对这件事不愿明确表态，但他“理解有英国、法国和美国对中国投注积极的兴趣，才符合中国的利益”。[70]孔祥熙在重庆告诉聂普鲁：“只要海关在沦陷区能继续运转，诸大国就会有事情可做。”[71]言下之意就是国民政府仅仅会“撇清责任，并保留采取行动的自由”。[72]

但梅乐和想要一个更确凿的书面同意，于是在6月15日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希望他们对同意将海关资金存入横滨正金银行一事做出一个明确的表示。看到该请求时，孔祥熙“明显地紧张起来，并且有点被激怒”。[73]孔祥熙通过英国大使馆传给梅乐和一个讯息，说他建议“总税务司要想出一种办法，把它操作成纯粹是基于银行交易流程的考虑”。[74]在实际操作上，他要梅乐和在中央银行开一个有透支功能的海关账户以支付中国的对外债赔，并同时用上海结余作为进一步筹资担保，以偿还中央银行的透支。[75]巧的是中央银行此时在上海租界内仍有一个办事处，就在外滩的海关大楼内。

问题是日本根本就没有遵守该协议的打算。当日本以武力攻击中国，尤其是空袭引起了世人广泛谴责的同时，它也一直都在哄骗敷衍英国与梅乐和。横滨正金银行的上海分行从来没有向梅乐和汇过资金以支付中国的国际债务。1939年1月15日，孔祥熙停止了资助海关在中央银行的透支账户，[76]并且从1939年4月1日起，中央银行对现有的海关透支账户收取7.5%的利息。[77]国民政府决定，在海关能有效控制税收前，他们仅愿意按照海关目前征收的比例来支付部分庚子赔款和其他债务。梅乐和希望能让海关继续运转的愿望完全破灭了。

梅乐和与汪伪政府

1939年，日本改变了战争策略。他们意识到，一两次战役的胜利并不能迫使国民政府投降，所以需要改变战略。日本开始希望一方面通过局限性的军事进攻来破坏国民政府的军队，另一方面通过持久的轰炸，以让中国百姓来反对政府。他们同时扶植了一个国民政府的替代者，希望把中日冲突转嫁给国民政府和这个替代者之间的内战。这样一来，日本表面上的正式身份就只是给后者提供支持而已。

日本认为汪精卫是作为这个替代政府领导的最佳人选。汪精卫在1932年修补了与蒋介石的关系，并在该年加入了南京国民政府。但在1938年12月，他认为再多的军事抵抗都是愚蠢的，所以离开了重庆，并启动了以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为目标的和平运动。[78]对海关来说问题在于，如果新的汪伪政府坚持发布一个总税务司的正式任命，这就意味着要与重庆国民政府正式断绝关系。尽管汪伪政府要一直到1940年3月才成立，但梅乐和在1939年9月却认为汪精卫的就职典礼已迫在眉睫。梅乐和的书记员甘柏操（A.S.Campbell）就针对这个可能性，在当时写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甘柏操推断汪伪政府将会坚持任命梅乐和作为其海关的总税务司，它将会要求一份书面答复，而这会阻碍梅乐和继续担任国统区的海关总税务司。[79]日本可能希望通过这类做法进一步向西方国家施加压力，使他们与重庆的蒋介石政府拉开距离，并与日本在中国搭起的新秩序达成协议。例如就英国来说，它在日占区有着重要的金融和商业利益。

甘柏操的结论是，海关会“被迅速地逼到相当困难的处境”，因为它“不得不考虑到那个忠诚族群，即海关华员的立场”。如果他们接受汪伪海关的任命，就会触犯国民政府的反叛国法。甘柏操向梅乐和提醒，对梅乐和来说“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80]据甘柏操看来，汪伪政府的成立让海关毫无其他选择，只能从日占区撤离出来。

梅乐和变得极为担忧。他写信告诉伦敦的郭本，说他在日本使馆会见驻华特命全权公使加藤外松（Sotomatsu Kato）时表示：“只要是局限于目前业务范围之内的事务，我愿意与日本当局，甚至与‘改革政府’（Reformed Government）进行非正式的合作；至于合作方式要留给我自己决定； ［但是］若正式地让区域政权来控制运作，几近于挤压海关的完整性。”[81]在一份给英国和美国大使的备忘录中，梅乐和又再度重申这一立场。[82]他在给魏尔特的信上说，他不断地与在伦敦、巴黎和华盛顿等“有利害关系国家的代表们”保持电报联系。[83]梅乐和想尽可能地牵扯到更多的人，以让他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用背负起所有的责骂。

尽管汪精卫政府成立了，梅乐和却幸运地不用被迫做出选择。他在给郭本的信中说，在岸本广吉的帮助下，他得以说服“日本当局（在中国和东京）”不去改变他的地位。[84]梅乐和没有透露身份的一位“中间人”向日本建议说，汪精卫会认为“权宜之计就是把汪政权当作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延续来操作，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自己视为所有政府部门的继承者，包括海关”。[85] 换言之，这种做法就是可以让占领区假装汪伪政权的到来并没有产生任何变化。不管后来事情的演变是否是梅乐和以上建议的结果，在1940年3月成立的汪伪国民政府就是以中央政府重返南京的姿态呈现的。[86]这样一来，不但不用向梅乐和发布新的任命，也不用对日占区的其他国民政府官员发布新的任命。汪伪政府的财政部长周佛海仅给梅乐和写了一封信，恭喜他多年来的杰出服务。[87]梅乐和对此没有答复，只把该信放到了办公桌子的抽屉中；如此一来梅乐和总算避免掉了汪精卫政府曾经威胁要制造的就职困境。[88]

不久之后，梅乐和还主动给孔祥熙提供了一个辞掉他的机会。如果孔祥熙没有顺水推舟，就表示梅乐和还是继续有重庆政府支持。孔祥熙没有辞掉梅乐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5月31日，梅乐和给孔祥熙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应该开始为他的继任者做准备。他提出这个议题的原因是一方面他自己想退休，另一方面也因为有很多在国民政府领导核心的人不满海关在敌占区还继续运转。此外，梅乐和也告诉孔祥熙，事先准备好也是明智的做法，以防“最坏的事情发生”。他并补充到，他可以留下来，但前提是这个做法真的被需要。[89]孔祥熙不久就复信：“我们了解你对政府的忠诚、目标的坚定和在处理极端困难情况时的灵敏应变。”[90]还说他很高兴，因为“总税务司对从伪政权那里收到的文件都置之不理，保持了坚定的立场”。[91]

这个时候，梅乐和对日本的态度实际上已经强硬了起来。1939年欧洲已经爆发了战争，德日同盟使日本成为英国的敌对国。梅乐和已经推断，日本将会在战争中失败：“日本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它虽然能以很高的代价取得战役的胜利，但它并不能征服中国。中国最后会把它拖垮。”[92]在1940年1月，当海务巡工司卡乃尔（L.R.Carrell）在任上去世时，[93]日本施压要求任命一名日本人继任该职，梅乐和拒绝向这个压力低头。梅乐和在写给郭本的信中说，“期望我去让一位敌对国的人来掌管一个海关的重要部门是不合理的”，而且他还威胁日本人，如果他们继续坚持，他将“把总税务司署迁到中国非日占区的某处”。[94]卡乃尔的职位后来被美籍船长水佩而（F.L.Sabel）接替，他在海务部门内是卡乃尔之下的最高级别职员。[95]梅乐和也拒绝配合日本以重新开放长江，[96]他给英国驻华大使寇尔写信说：“在没有中国政府的指示，或者没有他们对此事看法的情况下，我不要在此议题上有任何动作。”[97]当日本要求他把日籍关员调去九龙关，并在那里指定一家日本银行以作海关托收银行时，梅乐和加以拒绝；他也拒绝执行汪伪政府所宣布的税则。[98]

当日本与英、美两国的战争在1941年一触即发时，梅乐和开始准备让日本接管海关的工作。在郭本的建议下，1941年2月，他把存在上海的全部资金余额转移到了纽约而非伦敦，因为当时伦敦也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郭本被授权挪用部分资金以支付当时所有正在休假人员的一半薪水。[99]梅乐和从上海和其他在日占区里的港口撤走了绝大多数他认为可以免去的职员，[100]并且把总税务司署的机密档案运去新加坡。后来证明新加坡的确是安全的，不过这并非像梅乐和当初可能所想的那样，即日本应该无法拿下该城市所以安全；而是因为日本从来没有发现这批档案。最后，在1941年3月梅乐和给寇尔写信，告诉他：“使缉私船只停航的时候到了，因此英国应该考虑接收它们。”[101] 4月9日，英国皇家海军在香港征用六艘海关舰船。[102]

日本被激怒了。[103]派驻汪伪政府的日本大使用一向属于梅乐和自己的说法来驳斥他，说日本把这些做法视为英国侵犯了海关的完整性，梅乐和须为此负责。[104]为了惩罚梅乐和，日本下令横滨正金银行扣压“‘占领区’里的港口所应支付总税务司署开销的配额”。[105]从此，海关只能依赖它所还拥有的资金存活下去。

还有另外一个难题等着梅乐和。他同意让江海关税务司罗福德在1941年11月退休。和日战区里的其他税务司一样，罗福德在远远超过规定的退休年龄之后仍继续工作。也许梅乐和是想再一次说服日本当局来让海关使用税收以支持其运作，所以他打算让1907年就进入海关的赤谷由助（Yusuke Akatani）接任江海关税务司一职。但这个任命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所以梅乐和需要再次确定他能保护自己。他给孔祥熙发了消息，禀告他这个可能的任命，这样也给孔祥熙一个反对的机会。他还告知了英国外交部。英国外交部答复说他们倾向不要梅乐和任命赤谷由助，但也表示：“如果你确信日本将会诉诸极端手段，外交部会同意与其干扰海关行政，不如最好顺从。”[106]后来事情的发展是这个人事一直等到珍珠港事件后才发布。在当时，海关只有两个日籍税务司，并且都隶属于不太重要的港口——宜昌和烟台。

梅乐和没有料到日本不准备让海关以任何实质形式运转下去。海关的名声门第，梅乐和对自己能力的过分自信，以及或许对英日同盟挥之不去的记忆，都可能是造成他巨大失算的原因。梅乐和并不是唯一抱有这些幻想的人。驻日英美大使都继续报告，称日本的军国主义作为一种越轨失常的行为在其国内受到其他较有理智的人反对。英日关于中国海关问题的协定，说明在英国有很多人，甚至那些对德国绥靖政策持反对态度的人，仍继续认为与日本还有合作的可能。只有在日本攻击英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殖民地和珍珠港事件之后，这些想法才终于被埋葬。对于那些梅乐和为了达成不可能的目标而被夹在中间的海关人员来说，其后果是严重的。他们中有上百人，在珍珠港事件后到日本投降前的几年里，被关进了拘留营。

移交给美国

1942年12月10日，汪伪关务署署长张素民写信通知梅乐和：“根据财政部长周佛海的指示，你被免职了，你要向新的总税务司岸本广吉移交工作。”[107]梅乐和一直努力防止的事情，现在发生了：海关被一分为二，一个在日占区，由岸本广吉领导；另外一个是在重庆设立的总税务司署。由岸本广吉领导的海关大上很多，因为从日占区继续征收的关税占总税收的80%以上。[108]我们很难去建构岸本广吉的总税务司署及其领导下的海关的这段历史。抗战胜利后，为抹除汪伪时期的历史，大部分相关材料都从海关档案中被剔除掉了。岸本广吉的通令被撤销，重庆发布的那些单独系列的通令则被重新编号，以续接上梅乐和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所发布的通令。我们确实知道岸本广吉的总税务司署废除了海关金单位，采用了有利于日本工业和农业的税则，并且把大多数高级职位分给了日本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已在海关任职多年。[109]虽然只是猜测而已，但是在他的可控范围里，岸本广吉的政策似乎尽量在减少改变，可能其目的是为了有利于将来海关的重新统一。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之前，不能假定岸本广吉和他的上司一样也持有反华和反西方的目标。岸本广吉也是一个海关人。

对国民政府而言，总体上，他们对梅乐和非常生气，并愤怒于英国不但没有做过多的抵抗就放弃了香港，而且还用派往缅甸的中国军队来掩护英军从那里撤往印度。他们想任命一位中国人担任总税务司，却遇到了英国驻华大使寇尔和美籍财政顾问杨格（Arthur Young）的阻挡。[110] 1941年1月7日，腾越关税务司周骊被召到重庆，并被任命为代理总税务司，负责成立一个新的总税务司署。[111]

周骊面临的是一场艰苦的硬仗。当他于1942年4月抵达重庆时，他发现“对总税务司的尊敬，已经大为降低了”。[112]此时转口税不但已被废除，有人还建议取而代之的战时消费税应该由税务署征收，[113]若此计划成真，海关就剩下无税可征。周骊向伦敦报告说，新的总税务司署里的各个税务司职位已被任命，而且“没有征询过我的意见”。[114]他继续说，他们“在我达到之前，在很多问题上都已经做了决定”，包括对外国同僚的待遇，如果他们真的继续被留下来，大多数人会被转成顾问。周骊把他所遇到的困难归咎于三点：英国对日本的攻击软弱无能，普遍的“排外主义”，以及国统区里海关华员想利用这个机会占住不错的海关职位。[115]

周骊的任命仅是个临时安排，国民政府依然想任命一位中国总税务司。孔祥熙设下一连串的掩护行动以求把丁贵堂接到重庆来。孔祥熙大概认为丁贵堂可以被英国和美国接受，因为他被在华的不少外国人所熟知。接丁贵堂到重庆的任务具体由朱德君负责，丁贵堂和她父亲认识。[116]朱德君去了上海，在那里见到丁贵堂，告诉他：“中央政府希望你尽快到重庆去担任总税务司。”[117] 1942年3月，丁贵堂被关进上海的日本宪兵队总部大桥公寓（Bridge House, 位于今天的四川北路上），同时关押的还有梅乐和和其他海关高级职员，原因是他们被怀疑向国民政府传递情报。[118]丁贵堂后来虽被释放，但依然被时时监视着。梅乐和到了重庆之后说，丁贵堂之所以在12月能够借口因病去北京治疗而脱身，很有可能是在岸本广吉的帮助下获得允准。[119]他的治疗记录还保存在北京的协和医学院。[120]他在沿线的某个车站寻机离开所搭乘的火车而潜逃。由于当地伪军的几位指挥官认识朱德君的父亲，于是在他们的沿途帮助下，丁贵堂于1943年2月7日到达了重庆。他到达的时间距离国民党在第五届十中全会中决定让中国人接替梅乐和来担任总税务司，已经过去两个月了。[121]

丁贵堂到得太迟了。梅乐和从大桥公寓被释放后，比其他被拘押人优先在一艘遣返船上占到了一个铺位。这或许是因为他上了岁数，抑或是期待其声誉和人脉可以让他为还在被拘押的人挺身说话。那艘船在1942年9月初抵达了马普托，即葡属东非莫桑比克的首都。

梅乐和最初的计划是先回英国，再返重庆。但是他改变了主意，决定先到重庆报到。[122]孔祥熙倒是希望梅乐和立即回英国去，大概是想把他支开，但英国政府觉得梅乐和要是能在重庆出现和发挥影响，将是“最好不过”。[123]他们替梅乐和安排了去加尔各答的“特等优先”通道，那里有一架中华航空的飞机与他接头，梅乐和在12月份终于抵达了重庆。[124]他做出一副自然的样子，向孔祥熙递函说要复职。他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因为在周骊的任命函令状中说他仅仅是代理总税务司视事，“直到梅乐和抵达重庆为止”。[125] 就这样，梅乐和一方面可以从他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的妥协立场中脱身，另一方面又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情势，来让国民党无法任命他们想要的人。汇丰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的艾迪思在1943年3月对梅乐和作这样的评价：他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126]

梅乐和在重庆受到的接待是冷淡的，不仅国民政府对他如此，海关职员也是如此。孔祥熙拒绝宣布梅乐和复职，并要求他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包括他在上海做过的事情，以及为何不撤离总税务司署。[127]梅乐和觉得孔祥熙的做法不够诚实，试图把责难推到他身上，因为不管是做过的或没有做过的事情，有不少的部分责任应该归于孔祥熙。他在给郭本的信中如此泄愤：“这种典型东方式的诡辩，比令人不齿更可恨。”[128]

海关高级职员也把他们所面对的麻烦处境怪罪在梅乐和身上，并责备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捍卫他们的立场。郭本给周骊写道：“假如前总税务司署有远见，能在重庆任命一位常设联络员 就可以为海关铺路来让它能够像以前一样运作。”[129]但相反，“海关由于缺少充分的代表，结果吃亏不少。”[130]提到海关职员，周骊告诉梅乐和，“营养不良削弱了他们的耐力，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倒下。”[131]长沙关税务司戈略尔（G.N.Gawler）写信告知梅乐和，大多数人已经不相信梅乐和在尽力帮助他们。还说，“话说回来，当他们的生存与否是唯一需要被顾虑到的问题时，其他承诺还有意义吗？”[132]梅乐和写信告诉郭本时也说：“他在重庆目睹了受过教育的华员因为负担不起一个合适的住所，被迫住在一个临时分配的营房。闽海关税务司最近报告说，有的听差为了生活，不仅被迫卖掉家具，甚至卖掉了孩子。”[133] 面对海关的每况愈下，梅乐和认为这是无法避免， 而且早就预料到的情况，现在终于发生了。让外国人在海关有一席之地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国民政府的敌意和日益增长的腐败问题，使得海关地位付诸东流，无可挽回。[134]就算梅乐和深信日本将会战败，但却不信国民政府可以把持住整个国家：“北方的共产党政权和南京的汪伪政府很有可能会（给国民党）造成难堪。”[135]

梅乐和认为唯一真正的选项就是能在最好的条件下离开。他告诉孔祥熙，自己一直同情国民政府的志向，也力劝孔祥熙让剩下的洋员转为顾问，并且采取渐进的程序过渡到中国人全面管理。[136]有一笔贷款被张罗用来支付拘留营中“英国和美国雇员的薪水”，但关于外国职员的留任和薪资，孔祥熙只给出保证，对其内容没有提出具体承诺。[137]梅乐和再一次解释自己的立场其实是与海关的传统相符合：中国人获得对海关的全面掌控实现了赫德的预言，那就是“在天然民族力量的始终运转之下，把我们从如此畸形的位置上赶走的日子终会来到”。[138]梅乐和可能由衷地认为他已经尽了全力，但是国民党这时却不再需要他了。海关职员也要梅乐和为降临在他们身上的噩运负责。[139]

在一切都事先商量好的情况下，孔祥熙允许梅乐和于3月1日宣布复职，[140] 接着在三个月后辞职。[141]一个言不由衷的饯别会为梅乐和而开，以感谢他为中国所做的一切；这么做同时也保全了海关的荣誉。此时国民政府同意任命李度为代理总税务司，并且先由丁贵堂代任直到李度报到为止。[142]由于国民政府当时正在谈判不平等条约的替代方案，所以他们选择不在总税务司的人选问题上作坚持。这些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包括收复外国租界、居留地和废除治外法权等。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国民政府很快将有机会进入外国租界和居留地，而是因为它们涉及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耻辱。另外，它们还能让重庆政府从汪伪政府那里夺走宣传的优势。

李度的任命也有来自于美国对中国海关的重新重视，上文提到的美籍财政顾问杨格改变了他早先对海关的反对。珍珠港事件以后，他向孔祥熙恳谈了个中原因。[143] 他说：“今天的中国，除了战争支援之外，在任何其他领域没有什么比这个需求还要更大，那就是在公共行政的任何一个部门，都要发展和普遍执行一套良好标准的责任制度。”[144]对这样的一个政府来说，海关就得扮演核心。杨格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华盛顿的呼应。1943年6月，一份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记录道：“在过去的岁月中，政府没有像英国所展现的那样，对海关采取积极的关注。”[145]然而“为了美国的商业利益，同时也为了中国的自身利益”，去“支持和寻求一个维持高效率的海关政策，并保留训练有素且能够胜任的洋员”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直到“得力的且令人满意的（中国）人员”已准备好可以替代他们为止。假如杨格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意识到他们听起来与其英国前任是多么相似，可能将会感到脸红。但是时空已经不同了，珍珠港事件结束了美国的孤立主义，它正在谨慎地和小心翼翼地摸索着承担起超级大国的角色。这个角色与它的信念一拍即合，那就是天意注定要由它把自由和民主推向全世界。

在新条约的谈判期间，总税务司的人选问题也被提出。国民政府建议和英国进行一个简单的照会交换，来确认终止总税务司必须为英国人的要求。英国立即知会美国，声称在英国愿意放弃该原则的同时，英方在与中国的照会中还应加上一个声明，即表达希望海关“基于中国自己和中国债券持有者的利益上，应当维持目前状况”。[146]美国对英国提出的声明表示支持。[147]国民政府接受了这种情况，因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更大的目标。他们还认为通过走后门还是能够实现拿回海关的目的。正如同孔祥熙告诉梅乐和的那样，他们将任命李度为署总税务司或代理总税务司职务（acting or officiating IG），经过一段适当的过渡后，把总税务司署和关务署合并，然后聘李度为顾问。[148]但事情并没有照此发展，正当国民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美国的帮助时，李度在1944年4月被任命为全职总税务司。

作为美国公民和长期任职海关的人，李度是一个明显的人选。[149]他是从美国罗德岛州来的新英格兰人，在达特茅斯学院获得学士学位之后，于1914年加入海关。他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是一位典型的清教主义者，并相信美国是股对世界有益的力量。[150]他的健康问题是个忧虑，早在1937年他就曾大病过，十年后，他又不得不在梅奥诊所（Mayo Clinic）里待上一段时间。在那里，他给丁贵堂写信说，自己没有身体上的毛病，但是“体重严重过轻。他们建议他要延长休息时间，不要有责任，并且要有丰富的饮食！”[151]从广州返回美国后，他曾加入过美国战略情报局，即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当孔祥熙要求他回到中国时，面对这个请帖，他觉得“有责任承担”，正如他向美国国务院所述，自己“去接受这个职位 以阻止一份明显要通过重组海关以清除掉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官员的计划”。[152]与梅乐和不同，李度尚未接受这种事情的到来。

在战争最后的那几年，李度以打击腐败来作为管理海关的优先重点。他认为海关的生存是依赖于“关员的个人诚实”。[153]他拒绝了下述声明：“由于时事艰难和海关薪酬较低，当我们处理那些接受贿赂和做假账的人时，应当手下留情。” 他似乎认为这是一个牺牲个人的时代，唯有这样，才能保全海关名誉。

对李度来说，他必定是在相当为难的状况之下，才不得不在1943年9月20日下达渝第610号通令。而这个通令所要传达的内容在他8月份抵达重庆之前，已经被商议过了。[154]该通令对86名外籍职员进行“强制退休”，其中包括许多被拘留的人。他们的退休时间从1943年7月31日开始，[155]这意味着他们的薪资福利只算到那天。一批被俘的职员在1943年秋天通过美国“格里普斯霍尔姆号”军舰被遣返回国，他们只有等到返回家乡时，才知晓了自己的命运。[156]毫不令人意外，当收到该消息时，他们是“相当失望，而且肯定还相当憎恶反感”。[157]

在李度的领导下，海关重新恢复稳定，但它失去了以往所拥有过的独立。海关一度被排除在国库法的规定之外，但该豁免权在1942年5月被取消。从那时起，海关的预算都要经过国民政府的批准。1944年12月，基于“扰民”，蒋介石下令废止了战时消费税,[158] 结果造成海关没有重要的税收可征。它只管理着为数不多的几个关口，而主要责任仅仅是检查违禁品。[159]比较有用的是丁贵堂被派到了新疆。 新疆在历经苏联的控制后重归国民政府管辖，丁贵堂在那里开办了一系列海关，以宣示国民政府的管辖权，这是海关向来所擅长的工作。李度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战后规划上，并且设立了一个复原计划处来设计海关重返沿海的详细计划。[160]这个规划让海关在日占区的恢复运转上要比其他的政府机构有了更充分的准备。

战后复原努力的失败

日本在8月15日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其中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终结日本试图在东亚地区树立霸权的策略。但这仅是另一大堆难题的开始，包括欧洲帝国的未来、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以及美苏两个大国将要扮演的角色等。在这个零起点上，可以理解国民政府试图获得主动权。他们赶回东部沿海，不但要恢复他们在战前的地位，还要最终实现他们的历史使命，即把中国转变成为一个现代的、团结的，并且由中国人自己治理的民族国家。然而因为恶性通货膨胀、国际贸易的缓慢恢复、官僚之间的倾轧和缺少外国的支持，国民党最后失败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虽然国民党在抗战时期所采用的动员策略让他们熬过了日本，但却是以大量的社会和政治怨恨作为代价。在这个时期，海关虽然继续为未来奋战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对于必将发生的事仍然无法躲过。

重返沿海

海关即下的接收工作还算是顺利展开。日本投降两周后，丁贵堂从位于湖南芷江的美国第十四空军大队基地乘坐飞机，于8月31日抵达南京。[161]在会晤了国民政府总指挥何应钦将军和其他政府官员之后，他立刻去上海，开始了海关的复员工作。8月15日这一天，岸本广吉遣散了日本雇员，给他们发放养老金，并安排他们回家的交通。一周后，岸本广吉辞职，把权力移交给了税务司裘倬其，指示他暂时负责总税务司署驻上海办事处。丁贵堂在9月12日接收该办事处，并在次日接收江海关。他向李度汇报，除了“杆栏和管道”有被移动之外，海关的建筑物和档案“情况良好”。[162]他还为以前的同事美言，写道：“前日本雇员，尤其是年长的，或多或少地对看守关产和保护档案有功劳。”[163]有几乎完整的档案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能便于收回关产、处理人事问题和恢复运转，对提出损害赔偿的要求也自然不在话下。

丁贵堂以他一贯熟练灵巧的作风来面对这些任务，而且表现非常出色。某次的南京之行，他居然可以使海关免除遵守蒋介石的一个命令。那道命令是规定海关的恢复运作应该受到某一个委员会的督导。对此，丁贵堂辩论说，若对海关这么做，将会失去宝贵的时间。[164]这样他就能够先发制人，对付在国民政府其他机构里的同事。11月底，他向李度报告说，江海关掌控有“500个货仓和大量物资”。[165]他从南京、宁波、镇江、苏州、杭州，甚至远在安徽省的蚌埠和安庆迁调人员，来看守那些价值高昂的新资产。丁贵堂还恢复了1934年的税则，废止了在日占区继续征收的转口税，合并了洋员和华员海关俱乐部，还有宣布海关金单位和国民政府通货的汇率为1:20。[166]他还被委任为“财政部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办公处”的专员。[167]

丁贵堂的成功源于他作为一个出色的调停人和谈判者，而且能和外国人合得来。他和在上海的美国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而这些美国人对于控制上海港相当有效率。丁贵堂于1945年10月和美国海军洽谈，要求他们提供两艘救援和打捞船、两艘浮标投标船、两艘测量船、两艘海岸巡逻船、两艘扫雷艇，以及六艘能在长江上执行任务的小船。[168]有了这些，就可以在水佩而还没到来之前，让担任临时海务巡工司的爱佛司（R.G. Everest）船长能开始修理那些已被损毁的浮标、信标和灯塔。[169]

为了感谢“在上海的美国当局竭尽所能地帮助我们”，[170]丁贵堂特别在12月8日，即珍珠港事件的四周年纪念日，举办了一个酬谢晚宴，并欢迎在三天之前乘坐美国“格兰特号”（Grant）军用运输舰抵沪的水佩而。[171]“格兰特号”是战后第一艘来到上海的外国轮船。[172]船上32位乘客中绝大多数是美国人，包括驻上海的美军高层，海军小杜瓦尔（E.E.Duvall Jr.）准将，以及负责上海外国清理委员会（Foreign Liquidaiton Commission）的约翰逊（B.A.Johnson）将军。丁贵堂的客人围坐在摆满了鲜花的四个圆形餐桌边，享用一顿丰盛的中国宴席。供客人喝的，有可供挑选的果汁；加拿大俱乐部、约翰·黑格和尊尼获加黑牌威士忌；轩尼诗白兰地和约翰益寿干邑；中国绍兴黄酒。餐后还有新鲜的水果和希尔斯兄弟咖啡。还有三个城堡、骆驼、茄力克和骑兵队牌香烟，或者亨牌雪茄供抽烟者享用。这些全都是奢侈品，可能由“格兰特号”带来，为此，花了一大笔钱。[173]晚宴的报销让身在重庆的李度勃然大怒，因为“如此阔气的招待通常会毁了原来举办用意”。[174]丁贵堂深知他上司会有类似清教徒式的本能反应，所以等到晚宴举办过后才提出经费申请。[175]他可能是不想在自己的国家输在场面上，并认为这场聚会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可以得到美国人的好感。

尽管海关按照战争结束前所拟出的计划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上海，同时也自然要求其他各地海关亦应尽快恢复。例如，署理副税务司林联芳在9月24日被要求暂时接管江汉关。[176]林联芳在9月15日与9名其他海关职员和“500名来自其他不同中央政府单位的官员”，[177]一道搭乘“明连号”轮船离开重庆。他们一行人有的睡在甲板上，并且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安全驶过了长江的雷区，四天之后到达汉口。经过沙市时，他们发现海关的楼房已经被炸毁。到了汉口，第六战区司令部授权林联芳接管所有的关产和日本所设立的转口税征收站点。厦门关在10月1日被英籍税务司饶诗（C. P. Rouse）接管。霍启谦在10月6日被任命为粤海关税务司。[178]

层出不穷的麻烦

海关对和平的到来做出非常快速的反应。各关不仅被重新开放，恢复战前的功能，并把日本留下来的大量物资收为己有。虽然丁贵堂知道自己在过去三个月的表现已经是再好不过了，但他敢12月8日的晚宴上放松心情吗？他要是能够相信可以对未来充满信心，那该有多好啊。但这是不可能的。从他在这个时期的往来信函中可以看到，海关迅速地被越来越多的问题压得难以承受。

早在10月初丁贵堂就已向李度报告，上海人口膨胀到500万之多，因为大量富裕的难民为了躲开共产党而汇聚到这里。[179]住宿供应短缺，房东已经很少相信任何权威，他们收取的租金虽低，但坚持要“订费”，即“一个房间需要一或两根金条，一间房子五到十根金条”。[180]丁贵堂刚返回上海时，物价比重庆还低，但很快开始暴涨。在重庆，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谈判并不顺利。到了12月，美国派二战期间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来华，担负调解的使命。无论是对美国的依赖，共产党的革命，还是迅速恶化的通胀，以及国民政府机构之间的倾轧内斗等，都非常有可能让丁贵堂无法以无牵无挂的心情来享受他的晚宴。

人事问题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战后海关面临的这类问题相当棘手。除了士气低落、薪酬不足的问题外，留在敌占区的人员也被怀疑通敌。还有如何实现海关完全中国化的问题，也仿佛一个长期不愈的化脓的伤口，仍在继续滋生怨恨。另外，海关人手也不足。丁贵堂在1945年10月8日给李度写信，说当时给海关批准的编制是2000人，但他认为在此之上还要增加5000人，才能满足“光复区、满洲和台湾”的需求。[181]

海关职员人数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海关辞去了465名日本雇员和16名意大利雇员，因为他们是前轴心国国家的人，所以在战后的海关里没有立足之地。[182]只有德世堪（S. Toscani）这一位意大利人被续留下来，因为他曾经反对过墨索里尼和日本，而被拘禁于山东潍县。此外，假若海关完全照着规定来办，它理应还需要裁撤在岸本广吉掌管时期所雇佣的880名人员。[183]丁贵堂也确实解雇了他们，但是通过一场在9月23日举办的“竞争性考试”，[184]又立刻把几乎全部的人都招募回来。如果那样做可以被合理化的话，是因为，首先，国民政府处理战时行为的大方针是以理解为基调；其次，若官员们仅仅只是留在他们的职位上而已，那么就不会被视为叛国。丁贵堂同时还想“暂时地”保留副税务司级别以上的资深职员。[185]这一想法极具争议，因为在1943年11月，总税务司署曾下令要所有的副税务司级别以上的职员自己设法来国统区。如果他们不遵从命令，除非因为不可抗力而被阻止，否则将被撤职，且没有复职的可能性。[186]

李度对丁贵堂的这一举措大为吃惊，抗议道：对于政府命令“副税务司级以上的职员要被撤职”一事，“我没有权力去忽视它，哪怕只是暂时地”。[187]但是关务署署长张福运却支持丁贵堂。张福运认为对海关高级职员的调查不应该和其他行政机构一样通过法院来进行，而是应该由海关委员会来做这件事。[188]他为自己的这个想法争取到批准，因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沦陷区官员审查委员会。[189]该委员会要求高级职员提交因不可抗力而阻止了他们离开日占区的证据。对于所有申请者的说法该委员会都予以支持，除了裘倬其是个例外，因为“他代表岸本广吉去参加了汪精卫的葬礼”。汪精卫是在1944年11月去世的。该委员会还决定把沈博尘以涉嫌叛国为由移交给地方当局；该案件我稍后再谈。[190]这显然是一种企图粉饰的做法，也正如丁贵堂向李度解释的，张福运想借此来“保护海关，不让它因为留住前职员而遭到批判”。[191]

在保护那些没有遵守1943年命令的高级职员的过程中，丁贵堂和张福运并非只维护那些在珍珠港事件前曾经与他们亲密共事的人，丁贵堂认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比起那些在自由中国的职员，他们在教育、经验和能力上都更好”。[192]如果说保护自己人是其目的之一的话，他们的另一个动机就是要把外国人阻挡在外。丁贵堂回应李度的批评，说海关被“外国同僚再支配一个世纪”的日子，已经走到了尽头。[193] 他认为海关能有一些外国人将是“有益的”，但是“从行政的角度来看却也没有必要”，[194]并且“一般民众不想要外国人负责外班”。[195]

丁贵堂试图阻拦李度把美国税务司放到重要的职位上。他反对任命聂普鲁为江海关税务司，因为在水佩而已经是巡工司、李度是总税务司的情况下，“如果聂普鲁再被任命为江海关税务司，在上海的三个海关首脑都将是美国人。”[196]聂普鲁后来被派到江海关的总务科，这是个相对较不显眼的职位。关务署也阻拦了李度想任命外国人为津海关和粤海关税务司的想法。[197]国民政府和海关虽然依赖美国人，但是他们不想再重返战前的局面，即只有少数中国人在海关内有着较高职位。

至于被扣押的海关职员，丁贵堂在9月7日来到浦东集中营，因为“大量的海关职员和他们的家属被拘押在那里”。他递给每人“三十听香烟，作为慰问的表示”，并传达了李度的口信。可以预见李度传达的讯息不外是对新的和平时代的展望，要他们恢复身心健康。他同时也试图保证，说他正在游说财政部长来改善金钱上的待遇。[198]那些在1943年逃过了被杀害命运的人，被准予休假半年。有些人接受了该待遇，另一些人决定立即重返工作岗位。

丁贵堂的确获得了他的报应。丁贵堂的驱动力是他想要构建起一个叙事，即海关是一个百分之百爱国的机构，它不但在日本占领期间持坚定的立场，并且一贯行事光明磊落，受人尊敬。不出所料，当沦陷区官员审查委员会决定把某人以涉嫌叛国而移交上海法院调查时，这个人给丁贵堂所努力营造的海关形象重重一击。这个人就是上文提到的沈博尘。[199]他为了报复，在上海高等法院控诉丁贵堂通敌，在战时和战后都有贪污，以及庇护自己的亲朋。[200]沈博尘指控丁贵堂使他成为海关战时劣迹的替罪羊，仅仅因为他在1936年曾经揭发济南关（译者注：没有此关，应是胶海关）税务司李桐华走私糖。[201]基于丁贵堂自己的证词、李度的一份配合陈述，以及日本官员和宪兵队所提供来证明沈博尘与他们勾结的信件，法院裁判丁贵堂无罪。[202]海关团结一致地要斗垮低阶稽查员沈博尘。然而不管真相如何，这个案子对海关是有伤害的。因为它揭开了原本掩盖住海关在战争期间所作所为的神秘面纱，清楚地曝露出海关其实与其他官僚机构一样腐败。

如果人事问题使战后海关的重建困难重重，组织的环境也在恶化。如果说关务署的张福运和一些像宋子文这样的国民党高级领导人对海关依然有好感的话，也只有少数人与他们有同感。当张福运到达南京时，他被挡在海关总税务司署的门外，因为“国民党的头面人物”向他施压，要他接受新局面。[203] 战后不久，国民党就通过了一道废除总税务司署并把其职能并入关务署的法令。这道法令之所以没有被付诸实施，原因是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是宋子文，而他是反对这个决定的。他对这个难题的处理方式是干脆不把此命令下达给关务署，使张福运可以对此装聋作哑。[204]。

那些曾经被赫德小心翼翼规划出来，好让海关展现其用处的空间，如今一次又一次地被封锁起来。戴笠将军在抗战期间当上了财政部缉私署署长，这与海关形成直接的竞争。缉私署在“陆路和水路交通沿线的战略要冲设立了站点，检查旅客、侦查叛徒、预防颠覆活动，同时还检查货物”。[205]战后，缉私署虽然关闭，戴笠的权势也在下滑，但他仍设法在交通部下设立交通巡察处。1946年9月，宋子文召开了一个包括戴笠、李度和丁贵堂等人出席的会议，并达成一致同意，即将由海关负责缉私，而交通巡察处主要调查颠覆活动。[206]

如果说这份同意在书面上看起来可行，在实践中却不是这样。戴笠用来削弱海关的手段之一，就是保持不间断地控告海关的腐败。他的控告中也许很多都是真实的，不过真正的重点在于，戴笠想借此动作来促使蒋介石下令去调查那些指控。这样就可以使海关无法从调查中脱身，不但会消磨海关的时间，还会消散他们的斗志。[207]戴笠同时还想从内部接管海关，他想让自己的人到上海做稽查员，但该想法被宋子文阻止。[208]其他官僚机构同样也想接管海关的部分职能。例如交通部在1947年10月宣称它的权力涉及“航海辅助设施和港口靠泊”，套用丁贵堂的话来说，交通部“还说了一堆关于主权和治外法权的胡言乱语”，等等。[209]

在对付海关的方法中，没有什么比拿一个刻意设计的政策来让海关职员的薪酬比国民政府其他官员都要低更能削弱海关，或表达出国民政府对它的基本态度了。战争期间，海关失去了设定自己薪酬的权利。早在1946年1月8日，李度给宋子文写信称，“海关薪资的普遍不足，很难（1）应付生活消费，（2）留住职员”，所以不可能打击广泛弥漫的腐败。[210]李度向宋子文呼吁，除非提高薪资，否则他不能有效地处理腐败问题。[211]他承认抗战期间，腐败在国统区已经成为一个问题，而在“日占区，有人告诉我腐败是个常规，而不是例外”。[212]海关职员抱怨说，“邮政职员，和那些在上海电力公司、电话公司、电车公司和轮船公司的职员，都有更好的待遇。”[213]海关士气瓦解的原因在于，“久违的胜利现在总算来到了，但似乎还是看不到改善我们待遇的任何前景”。[214]到了1947年9月，该情况变得更加绝望，因为当时海关职员要求多发一个月薪水好让他们渡过中秋节难关。[215]上海的资深华员在1948年10月向李度提交了一份集体请愿书，称“目前海关华员的薪水仅是战前水平的10%-45%”。[216]海关被抛弃一旁而任其凋零。

于是，海关变成了一个自私自利和剥削性的组织。战争时期，海关职员成立了一个所谓的消费合作社，它的成员光在上海一地就不下三千人，其中很多还不在“职员录的名单上”。该社以“日用品的象征性价格”，向它的成员提供救济物品。[217]它能够提供这些日用品，是因为海关人员查封了“小麦、面粉、布、茶叶等”物资。[218]丁贵堂和李度都不喜欢合作社，因为知道成员都在靠“滥权和腐败”过日子。他们原打算取缔这类合作社，但基于糟糕的经济状况，又决定予以暂时保留。[219]一个曾经是为社会服务的机构，如今却变成用自己的权力来替它的成员服务的组织。即便不难理解海关之所以会沦为这样，是因为抗战和内战的情况使然，这个演变也败坏了海关的声誉。

李度，忠实于他的出身，努力地打击已经扎根的腐败。他任命了一批视察税务司来巡视调查各个海关。其中的一位叫作魏恭朔，他在1946年央求李度撤销派他去厦门的命令。他害怕厦门的走私者会雇用“当地流氓”来杀死他。魏恭朔还讲述了昆明代理副税务司曾经邀请自己去他家，并“展示了他的左轮手枪和上膛手枪”。当他在昆明时，他全程看到了持枪的卫兵，这给他留下了阴影。在长沙，一位嫌疑犯告诉他，军队已经答应要保护这位嫌犯，并且军队说：“我们用一颗手榴弹就能干掉调查员。”。[220]李度同样也给自己找麻烦。财政部于1947年9月拒绝发放一笔定期的英镑配额款，因为海关扣押了张嘉璈嫂子的行李。还应该记得，张嘉璈就是那位曾经与安格联密切共事的中国银行总经理。丁贵堂给李度写信说：“按我的看法，如此严格地执行海关法律，对海关的利益是相当失策的。”[221]对一位严谨的新英格兰人来说，内战中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好地方。

海关不但在国内被孤立，在国际上也是如此。英国正在印度忙得不可开交，印度在那些年中不但在争取独立，也进行分裂。日本已是出局者。虽然苏联在那个时候的目的还不是很明朗，但它肯定不是海关的朋友。剩下的只有美国了，但它现在占领了日本，从任何战略或经济上的因素考虑都不需要中国。而且美国此时更关注的是欧洲的左翼分子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除非国民政府得到美国的大力援助，否则就会输掉内战的事态变得明朗时，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年援华法案（China Aid Act of 1948）。水佩而被派往华盛顿去替海关请愿。他汇报说尽管大约2000万美金已被分配给海关用于复员工作，但是“我觉得大好时机已经失去了 没有人清楚地了解，中国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也没有一份与中国援助相关的明确方案”。[222]美国不准备像过去的英国那样为海关挺身而出，也拒绝使海关成为它对华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李度在1947年被压力压垮了，并被送回美国养病。值得表扬的是，等他好转之后，他又返回中国。他决心不要像梅乐和那样，把自己的职员丢在飘摇困境之中。他在中国的最后一年极为糟糕，但也获得了一些补偿。他在1948年购买了几件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书画家的作品，其中包括齐白石和徐悲鸿的作品。[223]这些作品现在的价值可能已经超过了当年美国拨给海关复员计划的资金总额。当李度离开中国时，他确保带走了赫德和金登干两人之间通讯的副本。[224]他的这个作为其实有些虚伪，因为他曾经愤怒地向梅乐和追究把手伸进赫德的信件这件事情。[225]

简而言之，内战期间，过去曾经让海关生存和繁荣的那些条件已经消失了。不但国民政府已经开始反对它，而且也没有外国势力愿意或者能够支持它。海关不仅失去了纪律和凝聚力，更糟的是，也失去了声誉。假如贸易能够恢复，城市能够重返生机，战前的跨国联结能够复生，海关也许还能幸存下来。但上述的任何一种情况都没有发生，并且除了美国以外，整个世界都陷入了贫穷。左翼分子的运动和民族主义者的运动所要追求的是一种新的现代性，而不是重回到战前那个时代。冷战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产生了新的分裂，而那是一种海关没有能力缩小和减少的分裂。曾经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活跃的跨国主义消失了，海关也过时了。

海关的终点

我不想对海关的气绝力竭时刻着墨太多。造成它走到终点的深层原因已经在上文分析得非常清楚。不管怎样，想要以任何细节来复原最后一连串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需要接触中国共产党的档案，但它们还没有被公开。因此，我只能做一个概述。

日本投降后的几天内，当共产党成功地占领山东东北部的数个最重要港口时，其所面临的威胁再清楚不过了。这些港口包括威海、烟台和龙口，[226]它们对共产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他们不但利用这些港口来进行盐、棉花和黄金的贸易，同时还通过它们向中国东北输送干部和军队。共产党也正是以东北为起点，在几年之后夺取了整个中国。

一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奉行谨慎的政策，尽可能争取最多的民心，而不是在枪口下强制推行新的革命秩序。从1946年初以来，驻山东北部的海关职员在其信件上所反映出来的内容就印证了这种情况。那里的海关被原地保留，职员得到了工资，尽管只是最低标准的薪资。他们还被送到教育改造营，去学习共产党的政策。[227]共产党还允许海关职员离开，前往国民党统治区，这可能是为了减少资源压力。但是，没有革命是不流血的。国民党在1947年10月重新短暂地占领了该地区。

当共产党在1949年占领了天津之后，他们把市政府的各功能组织分成了三大类：第一类由邮政、铁路、电报和轮船招商局等组成；第二类包括金融银行业等；第三类是各行政管理机构，它们被共产党宣称是最没有用途的。海关就属于第三类。[228]当一个月后共产党占领青岛时，一份向总税务司署驻上海办事处所送交的报告称，“邮政的待遇更优。”[229]

即使如此，大多数华员都不愿意去台湾。国民政府已经成了无能和腐败的代名词，他们把海关当作不想抚养的继子，而且他们在台湾苟存的几率也不被看好。国民党的情况一直要到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夏季美国把第七舰队派遣到台湾海峡后才稳定下来。海关的华员原地不动，因为他们相信海关所传承的有用性和服务可以让它又一次渡过改朝换代。上海关区的海关同仁进修会在1949年3月给李度和丁贵堂的请愿书中，把该想法这样表达了出来：“目前，和平和战争依然未卜，似乎有必要让海关遵循它的传统并且维护最初的立场——不让临时性质的政治变化影响了海关。国家最终的利益应该就是我们的目的，不要担忧眼前和未来可能到来的困难。[230] ”请愿书还提到天津和北平的海关职员留在了原位，并且已经恢复天津和南方港口之间的贸易。[231]

尽管一般都预期正常贸易在共产党接管之后将会快速地恢复，但此间还会有一个动荡时期，因此海关需要做好准备。其中之一便是囤货。海关在上海，无疑也在其他地方，购置了大量的食品、食用油和其他日常必需品。1949年初，海关成立了一个应变委员会，分为会计、采购、运输、保护和救援、规划等几个部门。不可避免地，这个委员会由丁贵堂负责，[232]计划向员工提供至少三个月的所有必需品。[233]到了三月底，所囤积的大米和面粉不仅已经足够让他们这么做，而且还有多余。[234]当海关职员有需要时，小额的供应会被下发给他们，以防止他们再拿到黑市上出售。除了购置食品和其他日用必需品外，在市场条件允许的时候该委员会还购买银币。[235]

如果说海关担忧要如何在共产党到来之后继续生存下去的话，那么另一个忧虑就是如何避免让珍珠港事件之后海关发生分裂的情况重演。1949年1月，总税务司署开始着手计划如何让海关“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保持完整。[236]他们预设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国民政府会命令总税务司署从上海撤离，另一种是允许它留在原地。在第一种情况下，总税务司署驻上海办事处将在一位“合适的官员”的领导下重建。李度作为总税务司不得不跟着国民政府；如果国民党政府收复了北方，他也会尽一切可能来保护自己。[237]在第二种情况下，总税务司署将和共产党接触，然后再一次利用不可抗力这个方便的机制为借口被迫行事；同时，让一个由副总税务司为首的区域总税务司署或某位资深的税务司来管理国民党控制下的海关。在这种方案之下，可为将来造就一个“现成的和平顺的重新统一”。[238]事情发展的结果是国民政府命令总税务司署南迁。李度在1949年5月离开上海，和国民政府一道去了广州，并在那里成立总税务司署广州办事处，因为“缺乏交通设备”，只有少数职员随同李度前往。[239]

海关试图在共产党抵达之前与它达成一个共识，这个做法是有道理的。丁贵堂于1月份派了代表去香港与共产党的地下党接触。李度是否知道该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丁贵堂的代表和共产党最重要的地下党之一潘汉年接洽上了。[240]潘汉年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表示，只要海关保管好它的档案、仓库和关产，所有职员就可以保留职位和工资待遇。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丁贵堂已经决定要不顾一切地投向共产党的怀抱。李度到达广州后向财政部报告说，他不认为有必要强迫上海的高级职员都来广州。但丁贵堂反对李度的这种措辞，因为这可能被理解成上海的职员没有听从李度的命令。丁贵堂在给李度的信中写道：“事情明摆着，我们是根据你的命令留在这里的，这样我们在海关的地位才不会受到影响。”[241]他希望李度能使财政部十分清楚这一情况。和共产党接触时，丁贵堂还在设法照顾到所有可能的情况。

共产党在1949年5月26日终于进入了上海。按照许诺，他们保留了原来的海关职员。在给上海的一封信中，李度写道，他非常高兴地得知，“新的政权显然正确地看到了海关的非政治性和服务民众的性质。”他建议总税务司署驻上海办事处向共产党申请准许上海办事处能继续使用无线电台。 他写道：“我们仍然是一个海关，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将来的贸易、灯塔等，我们应该保持一致。”[242]这时的李度听起来多么像梅乐和啊。虽然这种申请是根本不可能被批准的，但从这个举动却也看得出来，保全海关依然被某些人视为一个关键目标。在这个政权交替的时刻，只要海关归顺共产党的领导，愿意为他们做事，就将能再次幸存下来。

李度在广州没有停留很长时间，共产党在1949年10月占领了广州，迫使李度迁往台北。共产党军队集结在东部沿海准备拿下台湾，台湾的前景非常黯淡。如同之前已经提过，解放军攻台行动后来因为杜鲁门（Fruman）总统在1950年夏天下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才被取消。离开的时候到了，于是，李度提出休假申请。1950年1月5日，当时至少名义上是中华民国行政院长的阎锡山，在一个为李度举办的小型宴会上致辞。阎锡山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为止，都一直主宰着山西省，他还曾以某种形式夺取过津海关（见第六章）。他赞扬李度的所作所为，诸如确保海关缉私舰艇被送去台湾、把中国的黄金储备运送到台湾。[243]阎锡山还表示，希望李度在休假之后再回来。不过李度没有这么做。[244]人事科税务司罗庆祥和总务科税务司方度暂时共同担任代理总税务司，直到常任的安排出现。就这样，让外国人掌管中国政府一个重要部门的时代走到了尽头。

1949年后，共产党建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货膨胀受到控制，民间武器被收缴，城市被肃清，土匪被镇压，并且通过土地改革给农民分配了田地，不但让他们回去耕作，更因此提高了为国家生产粮食的动力。党组织被纳入各级政府和事业机构之中，这些单位中的高级职员，尤其是那些受到怀疑的人，被送到了革命大学去学习所有关于新中国的情况和理念，以及接受社会背景的调查。但整体来说，动荡还是被压到最低程度，以给人们机会来适应新的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了希望：海外中国人争相归国，认为一个新的黎明破晓时刻已经到来，中国需要，也欢迎他们的帮助。

对海关来说，当李邦定领导的总署共产党小组在1952年发起厉行节约运动时，海关的希望便破灭了。该节约运动也是所谓的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中的一部分。这个运动调查了中国各海关的账户，来揭露海关持有的外国货币。仓库也被搜查，以企图看看海关到底偷偷拿走了什么，或者当外国人和有钱的中国人离开时，海关是否没收了些什么。事情很快就搞清楚了，海关还有相当多的物资。一份关于江门海关的报告称，它有价值5600万美元的货物和食品。[245]九龙海关的账户上有306203港元和总价值不清的黄金。[246]武汉海关发现有1千公斤高价值的钨，中国是全球重要的钨产国之一，同时还有2万公斤铁钉和96箱纸。[247]

负责海关“三反”运动的党小组于1952年8月16日提出一份报告，里面总结了他们的进度。该党小组称，这个“三反”运动是以“正常合理”的方式进行的，意思是说它严守着“少数从严、多数从宽”的原则。该行动已经查出了117名“大老虎”，也就是贪污价值在1000万元以上的人；还有269名“小老虎”，侵吞公款在100万元至1000万元之间；另外还有1162名海关职员被发现有较小的腐败罪行。顺便一提新旧货币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5年实行货币重整，旧币1万元相当于新币1元。约有一半的贪污所得被追回。70名海关职员被发现有犯罪行为，并入监服刑；1192名被施予行政处罚，大概是被降级。党小组同时还发现有572位“旧海关职员”依然和“帝国主义分子”保持联系，其中包括商人和特务等。此外，中国南部和东部地区依然存在大规模的走私。[248]

该运动并不仅仅用来揭发错误行为和追回金融资产和商品，它的目的还包括改变观念。卷入这场节约运动的海关职员都被要求写“反省检讨书”。[249]其中一份检讨书的作者写道他最初是支持“三反”运动的，而且相信自己没有做出值得惭愧的事情。但是“三反”运动使他认识到自己的确受到“旧思想”的戕害，而且还没有能够克服他的“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习惯。他写着，现在他认识到了，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都一直在帮助英美帝国主义分子。他最初没有“真心地和积极地”参加运动，所以伤害了“人民的目标”，但现在已经彻悟了。在这份尚有诸多篇幅的悔过书中，他进一步详细列举了他在海关部门中所犯下的腐败行为，并且还提供了其同僚的相关信息。

由于对这个作者和当时的情况无法有更多了解，所以我们无从判断这份悔过书的作者究竟是真心坦白，还是仅仅在例行公事。但这其实并不重要。海关的价值和传统已不被接受，它的历史也被否定。近代海关就此谢幕。

[1]本章的三段题词，来自“副总税务司渝卷宗”中的“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145号”（1945年8月15日），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7102；“李度致张福运”（1949年4月11日），附有一封来自卞鼎孙的信函，载“渝关务署来往密令密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60；李度，“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343号”（1949年4月26日），载“总税务司署从上海迁往广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7339。

[2]税务司们的心思，可以通过阅读他们给总税务司的半官函而判断出来。对夏季别墅的关切，见“克达德致梅乐和”（1937年7月1日），载“芜湖半官函，1937-193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174。

[3]“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154号”，“为奉准成立临时委员会事”，1937年7月26日，见“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2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6776，载毕可思和方德万主编：《中国与西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档案》，伍德布里奇：汤姆森——盖尔出版公司，2004-2008年，第49卷。下文简译为《中国与西方》。

[4]例如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5529-5570号，见“海关总税务司通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6919，载《中国与西方》，第26卷。

[5]“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5570号”，“关于总税务司梅乐和复职一事”，1937年8月25日，见“海关总税务司通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6919，载《中国与西方》，第26卷。

[6]“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159号”，“为中日冲突期间注意关员安全并遵守各项规章由”，1937年9月21日，见“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2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6776，载《中国与西方》，第49卷。

[7]“罗福德致总税务司”，1937年11月17日，载 “医疗护理：江海关”，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6702。

[8]“高曼致江海关理船厅”，1937年8月23日，见“江海关半官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330，载《中国与西方》，第120卷。

[9]“罗福德致总税务司”，1938年11月25日，载“总税务司港务系列，上海，第35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35679（3）/3418。

[10]“亚勒森致总税务司”，1937年11月20日，“罗福德致总税务司”，1938年11月25日，载“总税务司港务系列，上海，第35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35679（3）/3418。

[11]“罗福德致总税务司”，1937年11月17日，载“医疗护理：江海关”，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6702。

[12]“罗福德致总税务司”，1937年11月9日，载“总税务司港务系列，上海，第35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35679（3）/3418。

[13]《字林西报》，1938年1月28日，“罗福德致总税务司”，1937年11月9日，载“总税务司港务系列，上海，第35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35679（3）/3418。“1937年11月走私报告”，载“走私报告：上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8140；“梅乐和致寇尔”，1938年3月23日，载“总税务司署与英国、美国、法国使馆的通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8356。

[14]“1937年12月走私报告”，载“走私报告：上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8140。

[15]“罗福德致白立查”,1938年3月15日，载“与上海的通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7884。

[16]“罗福德致白立查”,1938年3月15日，载“与上海的通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7884。

[17]“1937年10月走私报告”，载“副总税务司来往备忘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174。

[18]“克达德致梅乐和”，1937年8月30日，载“芜湖半官函，1937-193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174。

[19]“克达德致梅乐和”，1937年7月，“克达德致梅乐和”，1937年8月30日，载“芜湖半官函，1937-193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174。

[20]“梅乐和致克达德”1937年9月15日，“克达德致梅乐和”，1937年7月，“克达德致梅乐和”，1937年8月30日，载“芜湖半官函，1937-193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174。

[21]“梅乐和致克达德”，1937年8月30日，“梅乐和致克达德”1937年9月15日，“克达德致梅乐和”，1937年7月，“克达德致梅乐和”，1937年8月30日，载“芜湖半官函，1937-193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174。

[22]“许礼雅致梅乐和”，1938年3月11日，载“总税务司与九江、南京、镇江、苏州、杭州、芜湖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526。

[23]“克达德致梅乐和”，1938年6月22日，载“芜湖半官函，1937-193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174。

[24]周理：“九江陷落前后所发生事件的机密报告”，载“总税务司与九江、南京、镇江、苏州、杭州、芜湖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526。

[25]周理：“九江陷落前后所发生事件的机密报告”，载“总税务司与九江、南京、镇江、苏州、杭州、芜湖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526。

[26]周理：“九江陷落前后所发生事件的机密报告”，载“总税务司与九江、南京、镇江、苏州、杭州、芜湖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526。

[27]周理：“九江陷落前后所发生事件的机密报告”，载“总税务司与九江、南京、镇江、苏州、杭州、芜湖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526。

[28]周理：“九江陷落前后所发生事件的机密报告”，载“总税务司与九江、南京、镇江、苏州、杭州、芜湖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526。

[29]周理：“九江陷落前后所发生事件的机密报告”，载“总税务司与九江、南京、镇江、苏州、杭州、芜湖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526。

[30]方德万：《战争与中国的民族主义》（1925-1945年），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31]“安斯迩致梅乐和”，1938年9月21日，见“汉口半官函，193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148，载《中国与西方》，第157卷。安斯迩个人的信函中，还包括有周理的电报。

[32]“1937年11月1日安斯迩对粤海关税务司的评论”，见“汉口半官函，193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148，载《中国与西方》，第157卷。

[33]“梅乐和致安斯迩”，1938年5月10日，“1937年11月1日安斯迩对粤海关税务司的评论”，见“汉口半官函，193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148，载《中国与西方》，第157卷。

[34]麦金农（Stephen Mackinnon）：《1938年的武汉：战争、难民和现代中国的塑造》，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35]“安斯迩致梅乐和”，1937年12月30日，见“汉口半官函，1937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147，载《中国与西方》，第157卷。

[36]“安斯迩致梅乐和”，1938年1月14日，见“汉口半官函，193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148，载《中国与西方》，第157卷。

[37]“安斯迩致梅乐和”，1938年10月22日和12月4日，“安斯迩致梅乐和”，1938年1月14日，见“汉口半官函，193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148，载《中国与西方》，第157卷。

[38]“安斯迩致梅乐和”，1938年1月24日，“安斯迩致梅乐和”，1938年1月14日，见“汉口半官函，193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148，载《中国与西方》，第157卷。

[39]“安斯迩致梅乐和”，1939年4月27日，载“汉口与总税务司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524。

[40]“安斯迩致梅乐和”，1939年1月24日和4月27日，见“汉口半官函，1939-194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148，载《中国与西方》，第158卷。

[41]“安斯迩致梅乐和”，1939年4月27日，载“汉口与总税务司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524。

[42]“安斯迩致梅乐和”，1940年7月25日，“安斯迩致梅乐和”，1939年4月27日，载“汉口与总税务司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524。

[43]“安斯迩致梅乐和”，1940年7月25日，“安斯迩致梅乐和”，1939年4月27日，载“汉口与总税务司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524。

[44]《各项时事传闻录》，1938年5月16-3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417。

[45]“李度致梅乐和”，1938年6月10日，见“梅乐和致粤海关税务司赫乐（B.E.F. Hall）函”，“中日之间的争端，广东，1937-1943年”，载《中国与西方》，第296卷。

[46]方德万：“轰炸，泛亚洲主义和中国的民族主义”，第103-107页。

[47]“李度致梅乐和”，1938年6月8日，见“李度的职业生涯：1930-194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1509，载《中国与西方》，第309卷。

[48]“税务司第17号令”，1938年10月17日，见“中日之间的争端，广东，1937-1943年”，载《中国与西方》，第296卷。“瑚佩致梅乐和”，1938年11月15日和21日，方德万：“轰炸，泛亚洲主义和中国的民族主义”，第103-107页。

[49]“税务司第17号令”，1938年10月17日，见“中日之间的争端，广东，1937-1943年”，载《中国与西方》，第296卷。“瑚佩致梅乐和”，1938年11月15日和21日，方德万：“轰炸，泛亚洲主义和中国的民族主义”，第103-107页。

[50]“税务司第17号令”，1938年10月17日，见“中日之间的争端，广东，1937-1943年”，载《中国与西方》，第296卷。“瑚佩致梅乐和”，1938年11月15日和21日，方德万：“轰炸，泛亚洲主义和中国的民族主义”，第103-107页。

[51]“税务司第17号令”，1938年10月17日，见“中日之间的争端，广东，1937-1943年”，载《中国与西方》，第296卷。“瑚佩致梅乐和”，1938年11月15日和21日，方德万：“轰炸，泛亚洲主义和中国的民族主义”，第103-107页；“赫乐致梅乐和”，1938年12月27日。

[52]根据市场而非官方汇率计算。见“海关税收”，载“海关最近新政动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54。

[53]“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161号”，“为在1938年6月30日截止之会计年度内不再接受自愿退休事”，1937年10月5日，见“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2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6776，载《中国与西方》，第49卷。

[54]“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171号”，1938年5月27日，“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161号”，“为在1938年6月30日截止之会计年度内不再接受自愿退休事”，1937年10月5日，见“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2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6776，载《中国与西方》，第49卷。

[55]“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165号”，“为中日战事中撤退人员之薪俸事”，1937年12月30日，“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171号”，1938年5月27日，“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161号”，“为在1938年6月30日截止之会计年度内不再接受自愿退休事”，1937年10月5日，见“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2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6776，载《中国与西方》，第49卷。

[56]“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168号”，1938年2月19日，“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171号”，1938年5月27日，“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161号”，“为在1938年6月30日截止之会计年度内不再接受自愿退休事”，1937年10月5日，见“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2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6776，载《中国与西方》，第49卷。

[57]“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1938年5月26日；“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1938年9月13日，“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171号”，1938年5月27日，“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161号”，“为在1938年6月30日截止之会计年度内不再接受自愿退休事”，1937年10月5日，见“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2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6776，载《中国与西方》，第49卷。

[58]“梅乐和致郭本”，1941年5月3日，载“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主任通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78。

[59]毕可思： “抗战时期的中国海关，1941-1945”，载《英帝国与英联邦史杂志》总第36卷，2008年第2期，第298页。孙修福认为，即使梅乐和在许多方面与日本妥协，他仍会继续把重庆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见孙修福：《中国近代海关首脑更迭与国际关系》，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10年，第313-314页。

[60]“梅乐和致郭本”，1939年9月4日，载“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主任的机密信函，1939-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76。

[61]谢艾伦（Asron Shai）：《远东战争的起源：英国、中国和日本（19371939）》，伦敦：克鲁姆-赫尔姆出版社，1976年，第131页。

[62]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07809页；谢艾伦：《远东战争的起源：英国、中国和日本（1937-1939）》，第144和67页；“梅乐和致梅维亮”，1937年9月23日以及“梅维亮致梅乐和”，1937年10月7日，载“总税务司来往机密电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43。

[63]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809-810页。

[64]“艾登致豪（Howe）”，1937年11月20日，载梅德利科特（W. N. Medlicott）主编：《英国对外政策文献，1919-1939年》，第二系列，21卷，远东事务，伦敦：女王文书局，1984年，第266页。

[65]“阿弗莱克致艾登”，1937年11月6日，“艾登致豪（Howe）”，1937年11月20日，载梅德利科特（W. N. Medlicott）主编：《英国对外政策文献，1919-1939年》，第二系列，21卷，远东事务，伦敦：女王文书局，1984年，第266页，第255页。

[66]“豪（Howe）致艾登先生”，1937年11月20日，载安·特罗特（Ann Trotter）等主编：《英国对外政策文献：外交部机密印制报告和文件》，第二部分，E系列，从一战至二战期间，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美国大学出版社，1991-1997年，第245页；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811页。

[67]“梅乐和致孔祥熙”，1939年1月28日，载“财政部来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4）/5。

[68]“寇尔致梅乐和”，1938年2月25日，“梅乐和致孔祥熙”，1939年1月28日，载“财政部来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4）/5。

[69]“孔祥熙致梅乐和”，1938年1月7日和2月3日，“梅乐和致孔祥熙”，1939年1月28日，载“财政部来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4）/5。

[70]聂普鲁：“致汉口特殊使命报告”，1938年6月22日，载“总税务司与审榷科税务司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4。

[71]聂普鲁：“致汉口特殊使命报告”，1938年6月22日，载“总税务司与审榷科税务司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4。

[72]聂普鲁：“致汉口特殊使命报告”，1938年6月22日，载“总税务司与审榷科税务司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4。

[73]聂普鲁：“致汉口特殊使命报告”，1938年6月22日，载“总税务司与审榷科税务司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74。

[74]“汉口英国外交使命”，1938年6月16日，载“财政部来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4）/5。

[75]“汉口英国外交使命”，1938年6月16日，载“财政部来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4）/5。

[76]“孔祥熙致梅乐和”，1939年1月15日和28日，“汉口英国外交使命”，1938年6月16日，载“财政部来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4）/5。

[77]“孔祥熙致梅乐和”，1939年4月1日，“孔祥熙致梅乐和”，1939年1月15日和28日，“汉口英国外交使命”，1938年6月16日，载“财政部来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4）/5。

[78]汪精卫时期的档案，现大多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2085号分类目录之下。

[79]甘柏操，总税务司书记员，“总税务司的备忘录”，1939年9月13日，载“总税务司和伦敦办事处主任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76。

[80]甘柏操，总税务司书记员，“总税务司的备忘录”，1939年9月13日，载“总税务司和伦敦办事处主任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76。

[81]甘柏操，总税务司书记员，“总税务司的备忘录”，1939年9月13日，载“总税务司和伦敦办事处主任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76。

[82]甘柏操，总税务司书记员，“总税务司的备忘录”，1939年9月13日，载“总税务司和伦敦办事处主任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76；“备忘录”，1939年8月7日。

[83]“致魏尔特函”，附在“梅乐和致郭本”中，1939年9月4日，甘柏操，总税务司书记员，“总税务司的备忘录”，1939年9月13日，载“总税务司和伦敦办事处主任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76；“备忘录”，1939年8月7日。

[84]“梅乐和致郭本”中，1940年5月4日，甘柏操，总税务司书记员，“总税务司的备忘录”，1939年9月13日，载“总税务司和伦敦办事处主任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76；“备忘录”，1939年8月7日。

[85]“梅乐和致郭本”中，1940年5月4日，甘柏操，总税务司书记员，“总税务司的备忘录”，1939年9月13日，载“总税务司和伦敦办事处主任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76；“备忘录”，1939年8月7日。

[86]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第3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第513页。

[87]“梅乐和致郭本”，1940年5月4日，载“总税务司和伦敦办事处主任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8/31476。

[88]“梅乐和致郭本”，1940年5月4日，“梅乐和致郭本”，1940年5月4日，载“总税务司和伦敦办事处主任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8/31476。

[89]引自孙修福：《中国近代海关首脑更迭与国际关系》，第323-324页。

[90]附在“梅乐和致郭本”中，1940年7月16日，载“伦敦办事处主任与总税务司的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79。

[91]附在“梅乐和致郭本”中，1940年7月16日，载“伦敦办事处主任与总税务司的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79。

[92]“梅乐和致郭本”，1940年6月10日，载“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主任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76。

[93]“梅乐和致孔祥熙”，1940年1月9日，载“总税务司与财政部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571，附有梅乐和与日本使馆秘书在1月5日的会谈纪要；“梅乐和致郭本”，1940年1月14日，载“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主任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76。

[94]“梅乐和致郭本”，1940年1月14日，“梅乐和致孔祥熙”，1940年1月9日，载“总税务司与财政部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571，附有梅乐和与日本使馆秘书在1月5日的会谈纪要；“梅乐和致郭本”，1940年1月14日，载“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主任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76。

[95]“梅乐和致孔祥熙”，1940年1月9日，载“总税务司与财政部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571。

[96]“梅乐和致孔祥熙”，1940年1月25日，载“总税务司与财政部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571。

[97]甘柏操：“总税务司与日本使馆秘书会谈纪要”，1939年12月26日，载“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主任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76。

[98]“梅乐和致寇尔”，1941年3月6日，载“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主任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76。

[99]“梅乐和致郭本”，1941年2月25日，“梅乐和致寇尔”，1941年3月6日，载“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主任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76。

[100]“梅乐和致郭本”，1941年2月25日，“梅乐和致寇尔”，1941年3月6日，载“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主任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76。

[101]“梅乐和致寇尔”，1941年3月7日，“梅乐和致郭本”，1941年2月25日，“梅乐和致寇尔”，1941年3月6日，载“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主任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76。

[102]“梅乐和致郭本”，1941年3月18日，“梅乐和致郭本”，1941年2月25日，“梅乐和致寇尔”，1941年3月6日，载“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主任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76。

[103]“克莱琪致外交部”，1941年4月9日，见“重庆总税务司机密通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512，载《中国与西方》，第331卷。

[104]“岸本广吉致梅乐和”副本，1941年5月14日，载“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主任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78。

[105]“梅乐和致孔祥熙”，1941年9月8日，载“总税务司与财政部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53。

[106]“诺勃尔（Noble）致梅乐和”，1941年6月20日，专人送递，见“总税务司与英国使馆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77，载《中国与西方》，第306卷。

[107]“李建南致周佛海”，载“梅乐和机密信函和报告，1900-1901年”，第20卷，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PPMS2。

[108]“中国海关，过去十八个月的概况和未来展望”，日期未署，载“新的总税务司署组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97/25772。

[109]孙修福：《中国近代海关首脑更迭与国际关系》，第340-350页。

[110]“周骊致郭本”，1942年4月6日，见“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主任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37，载《中国与西方》，第98卷。

[111]“海关总税务司通令”，“为通告海关总税务司署已于重庆组成并任命周骊先生为代理总税务司事”，1942年1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97/25772；孙修福：《中国近代海关首脑更迭与国际关系》，第381页。

[112]“周骊致郭本”，1942年4月16日，见“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主任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31737，载《中国与西方》，第98卷。

[113]对于周骊向梅乐和的报告，见“梅乐和致孔祥熙”，1943［1942］年12月17日，载“梅乐和机密信函和报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PPMS2，第16卷。

[114]“周骊致郭本”，1942年4月6日，见“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主任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37，载《中国与西方》，第98卷。

[115]“周骊致郭本”，1942年4月6日，见“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主任的机密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37，载《中国与西方》，第98卷。

[116]朱权：《丁贵堂脱险记》，载《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5期，第56-58页。

[117]朱权：《丁贵堂脱险记》，载《档案与史学》。“梅乐和致郭本”，1943年1月11日，见“李度和梅乐和的来往私人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46，载《中国与西方》，第316卷。

[118]“丁贵堂答辩书”，载“沈博尘控告总税务司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180。

[119]“梅乐和致郭本”，1943年2月11日，见“李度和梅乐和的来往私人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76，载《中国与西方》，第316卷。

[120]“梅乐和致郭本”，1943年2月11日，见“李度和梅乐和的来往私人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76，载《中国与西方》。“丁贵堂答辩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180。

[121]“梅乐和致郭本”，1943年3月1日，见“李度和梅乐和的来往私人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46，载《中国与西方》，第316卷。

[122]“梅乐和致郭本”，1942年10月5日和11月9日，见“梅乐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8588，载《中国与西方》，第312卷。

[123]“伦敦办事处主任秘密日志”，1942年10月6日，“梅乐和致郭本”，1942年10月5日和11月9日，见“梅乐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8588，载《中国与西方》，第312卷。

[124]“郭本致梅乐和”，1942年10月29日，“梅乐和致郭本”，1942年10月5日和11月9日，见“梅乐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8588，载《中国与西方》，第312卷。

[125]“梅乐和”，1943年12月17日，载“梅乐和机密信函和报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卷宗号PPMM2，第16卷。

[126]“艾迪思致郭本”，1943年3月15日，见“伦敦办事处主任致总税务司信函，1942-1944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31484，载《中国与西方》，第98卷。

[127]“梅乐和致郭本”，1943年2月11日和3月27日，见“李度和梅乐和的来往私人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46，载《中国与西方》，第316卷。

[128]“梅乐和致郭本”，1943年3月27日，“梅乐和致郭本”，1943年2月11日和3月27日，见“李度和梅乐和的来往私人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46，载《中国与西方》，第316卷。

[129]“郭本致周骊”，1942年8月31日，见“伦敦办事处主任私人和机密通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84，载《中国与西方》，第94卷。

[130]“郭本致李度”，1943年6月22日，“郭本致周骊”，1942年8月31日，见“伦敦办事处主任私人和机密通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84，载《中国与西方》，第94卷。

[131]“周骊致梅乐和”，1943年5月8日，载“总税务司与职员通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41。

[132]“戈略尔致梅乐和”，1943年1月26日，载“长沙与总税务司的信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522；同见“戈略尔致梅乐和”，1943年5月24日。

[133]“梅乐和致郭本”，1943年1月26日，见“李度和梅乐和的来往私人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46，载《中国与西方》，第317卷。

[134]“梅乐和致郭本”，1943年2月20日，“梅乐和致郭本”，1943年1月26日，见“李度和梅乐和的来往私人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46，载《中国与西方》，第317卷；“梅乐和致郭本”，1942年12月28日，见“李度和梅乐和的来往私人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47，载《中国与西方》，第317卷。

[135]“梅乐和致郭本”，1943年8月14日，见“梅乐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8588，载《中国与西方》，第312卷。

[136]“梅乐和致郭本”，1943年1月26日和2月20日，见“李度和梅乐和的来往私人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46，载《中国与西方》，第317卷。

[137]“梅乐和致郭本”，1943年5月31日，“梅乐和致郭本”，1943年1月26日和2月20日，见“李度和梅乐和的来往私人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46，载《中国与西方》，第317卷。

[138]“梅乐和致水佩而”，1943年8月24日，和“梅乐和致郭本”，1943年8月14日，见“梅乐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8588，载《中国与西方》，第312卷。

[139]毕可思：《抗战时期的中国海关（1941-1945年）》，第303-305页。

[140]“梅乐和致郭本”，1943年3月1日，见“李度和梅乐和的来往私人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46，载《中国与西方》，第317卷。

[141]“徐（Hsu ）致李度”，1944年5月5日，见“总税务司与职员通讯，1941-194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41，载《中国与西方》，第315卷。

[142]“梅乐和致郭本”，1943年4月28日，见“李度和梅乐和的来往私人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46，载《中国与西方》，第317卷。

[143]这一备忘录在1942年4月6日“周骊致郭本”中提到，见“总税务司致伦敦办事处主任的私人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37，载《中国与西方》，第98卷。

[144]杨格：“极密”，1942年9月10日，载“统计科税务司与统计科帮办之间的通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30365。

[145]“在维护中国海关行政完整上的美国海关利益：任命一名美国人担任总税务司”，1943年6月11日，载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对外关系，外交文件，1943年，中国，卷宗号687。Http://digital. 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42China。

[146]“驻英大使致国务院函”，载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对外关系，外交文件，1943年，中国，卷宗号368。Http://digital. 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42China。

[147]“驻英大使致国务院函”，载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对外关系，外交文件，1943年，中国，卷宗号368。Http://digital. 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42China，卷宗号373。

[148]“梅乐和致郭本”，1943年4月28日，见“李度和梅乐和的来往私人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46，载《中国与西方》，第317卷。

[149]“郭本致梅乐和”，1943年2月1日，见“伦敦办事处主任致总税务司信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84，载《中国与西方》，第98卷。

[150]“李度致周骊”，1942年10月29日，见“李度的职业生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56，载《中国与西方》，第309卷；同见孙修福：《中国近代海关首脑更迭与国际关系》，第353-355页。

[151]“李度致丁贵堂”，1947年8月27日，见“总税务司与副总税务司来往私人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3，载《中国与西方》，第314卷。

[152]“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部负责人备忘录”，载美国的对外关系，外交文件，1943年，中国，卷宗号687。

[153]“总税务司通函”，1945年6月25日，载“总税务司令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65。

[154]孙修福： 《中国近代海关首脑更迭与国际关系》，第353页。

[155]“海关总税务司通令渝字第610号”，1943年9月20日（译者注：应为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8（8）/153，载《中国与西方》，第34卷。

[156]“水佩而致李度”，1944年1月5日，见“总税务司与职员通讯，1941194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41，载《中国与西方》，第34卷。

[157]“水佩而致李度”，1944年1月5日，见“总税务司与职员通讯，1941194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41，载《中国与西方》，第34卷。

[158]“李度致郝乐”，1944年12月16日，见“总税务司署伦敦办事处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3000，载《中国与西方》，第100卷。

[159]相关文献，见“中国海关：战后海关规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52；“中国海关：过去18个月的概况和未来展望”，具体日期未署，可能为1943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5572。

[160]李度：“规划科税务司：相关职责”，1944年4月17日，载“重建规划卷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058。

[161]“丁贵堂致李度”，1945年8月31日，载“副总税务司机密令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3。

[162]“丁贵堂致李度”，1945年9月15日，“丁贵堂致李度”，1945年8月31日，载“副总税务司机密令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3。

[163]“丁贵堂致李度”，1945年12月17日，载“总税务司和副总税务司来往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5。

[164]“丁贵堂致李度”，1945年9月15日，载“副总税务司机密令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3。

[165]“丁贵堂致李度”，1945年11月27日，载“总税务司和副总税务司来往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5。

[166]“李度致丁贵堂”，1945年10月26日，“丁贵堂致李度”，1945年11月27日，载“总税务司和副总税务司来往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5；孙修福：《中国近代海关史大事记》，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年，第426页。

[167]“丁贵堂答辩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180。

[168]“关于海军上将乔伊（C. T. Joy）的备忘录”，1945年10月15日，载“副总税务司机密令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3。

[169]“爱佛司致李度”，载“海务部门：职能，等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847。

[170]“丁贵堂致李度”，总税务司通函251号，1945年12月12日，载“总税务司和副总税务司来往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5。

[171]“李度致水佩而”，1944年7月4日，见“总税务司与职员通讯，1941194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41，载《中国与西方》，第315卷。

[172]“李度致丁贵堂”，1945年9月7日，载“总税务司和副总税务司来往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5；“丁贵堂致李度”，1945年12月5日，见“战后海关规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52，载《中国与西方》，第316卷。

[173]“丁贵堂致李度”，1945年12月12日，载“副总税务司机密呈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3。

[174]“李度致丁贵堂”，载“总税务司和副总税务司来往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5；

[175]“丁贵堂致李度”，1945年12月12日，载“副总税务司机密呈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3。

[176]孙修福：《中国近代海关首脑更迭与国际关系》，第427页。

[177]“林联芳致李度”，1945年9月25日，载“总税务司和副总税务司来往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5。

[178]孙修福：《中国近代海关首脑更迭与国际关系》，第427-428页。

[179]“丁贵堂致李度”，1945年10月4日，载“副总税务司机密呈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3。

[180]“丁贵堂致李度”，1945年10月4日，载“副总税务司机密呈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3。

[181]“丁贵堂致李度”，1945年10月8日，“接收后副总税务司致总署关于人事安排机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1397。

[182]“总税务司致关务署呈文”，未署日期，载“总税务司和副总税务司来往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5。

[183]“丁贵堂致李度”，9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3。

[184]丁贵堂，“接管人事科后的报告”，附于“丁贵堂致李度”，1945年12月17日，载“总税务司和副总税务司来往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5。

[185]丁贵堂，“接管人事科后的报告”，附于“丁贵堂致李度”，1945年12月17日，载“总税务司和副总税务司来往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5。

[186]孙修福：《中国近代海关史大事记》，第404页。

[187]“李度致丁贵堂”，1945年10月13日，载“总税务司和副总税务司来往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5。

[188]张福运：《中国海关的改革》，口述历史，1976、1979和1983年。由高士达（Blaine C. Gaustad）和张之安（Rhoda Chang）撰写，区域口述历史办公室，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班克罗夫特图书馆，第148页。Http://archieve.org/stream/reform chineseoochanrich/reformchineseoochanrich_djvu.txt。

[189]“丁贵堂致李度”，载“战后海关规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31752；“致关务署呈文的英文版副本”，附在1945年11月24日“李度致丁贵堂”中，见“李度私人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826，载《中国与西方》，第317卷。

[190]同时参见“李度致丁贵堂”，1945年9月23日，载“总税务司普通电报，第7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824。

[191]“丁贵堂致李度”，1945年11月20日，载“战后海关规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31752。

[192]“丁贵堂致李度”，1945年9月24日，载“接收后副总税务司致总署关于人事安排机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1397。

[193]“丁贵堂致李度”，1945年10月8日，载“副总税务司机密呈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3。

[194]“丁贵堂致李度”，1945年10月13日，载“接收后副总税务司致总署关于人事安排机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1397。

[195]“丁贵堂致李度”，1945年9月24日，载“副总税务司机密呈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3。

[196]“丁贵堂致李度”，1945年12月5日，载“战后海关规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1）/31752；同时参见“李度致丁贵堂”，1945年11月7日和14日，见“李度私人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826，载《中国与西方》，第317卷。

[197]“李度致孟达理（Major Monroe）”，1945年8月31日，载“总税务司与副总税务司机要补充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5。

[198]“丁贵堂致李度”，1945年9月15日，载“副总税务司机密呈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3；李度：“致所有从拘留营获释的海关同仁”，1945年8月31日，载“接收后副总税务司致总署关于人事安排机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1397。

[199]“丁贵堂答辩书”，载“沈博尘对副总税务司的起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180。

[200]“丁贵堂答辩书”，载“沈博尘对副总税务司的起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180。

[201]“丁贵堂答辩书”，载“沈博尘对副总税务司的起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180。

[202]“上海高等法院监察处不起诉处分书”，1947年12月19日，“丁贵堂答辩书”，载“沈博尘对副总税务司的起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18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180。

[203]张福运：《中国海关的改革》，第148页。

[204]张福运：《中国海关的改革》，第149页。张福运的陈述，在1945年9月26日“李度致丁贵堂信函”中证实，载“总税务司和副总税务司之间的机要补充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5。

[205]“李桐华致李度”，1946年9月12日，载“青岛与总税务司的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505。

[206]“李桐华致李度”，1946年9月12日，载“青岛与总税务司的机要函件”，青岛税务司补充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505。

[207]张福运：《中国海关的改革》，第149页。

[208]张福运：《中国海关的改革》，第149页。

[209]“丁贵堂致李度”，1947年10月18日，载“总税务司和副总税务司来往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31。

[210]“李度致宋子文”，1946年1月8日，载“总税务司致各地海关的机密令文和副总税务司向总税务司的机密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200。

[211]“李度致宋子文”，1946年1月8日，载“总税务司致各地海关的机密令文和副总税务司向总税务司的机密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200。

[212]“李度致宋子文”，1946年1月8日，载“总税务司致各地海关的机密令文和副总税务司向总税务司的机密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200。

[213]“丁贵堂致李度”，1945年11月8日和12月27日，“李度致宋子文”，1946年1月8日，载“总税务司致各地海关的机密令文和副总税务司向总税务司的机密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200；“孟达理致李度”，1948年5月6日，载“厦门关密令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556。

[214]“赖声劳致李度”，1945年12月21日，载“总税务司致各口岸海关半官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989。

[215]“丁贵堂致李度”，1947年9月22日，载“总税务司和副总税务司来往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31；“李度致郝乐”，1946年4月，载“伦敦办事处主任给总税务司的密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80；“饶诗致李度”，1948年1月30日，载“总税务司给税务司和帮办的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31638。

[216]“上海华员致李度”，1948年10月12日，“丁贵堂致李度”，1947年9月22日，载“总税务司和副总税务司来往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31；“李度致郝乐”，1946年4月，载“伦敦办事处主任给总税务司的密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80；“饶诗致李度”，1948年1月30日，载“总税务司给税务司和帮办的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31638。

[217]“李度致丁贵堂”，1945年10月22日，载“总税务司和副总税务司来往普通补充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5。

[218]“李度致丁贵堂”，1945年10月22日，载“总税务司和副总税务司来往普通补充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5。

[219]“李度致丁贵堂”，1945年10月22日，载“总税务司和副总税务司来往普通补充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5。

[220]“魏恭朔致李度”，1946年9月28日，载“总税务司与视察税务司的机密和补充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31。

[221]“丁贵堂致李度”，1947年9月13日，载“总税务司和副总税务司来往机要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731。

[222]“水佩而致李度”，载“总税务司与视察税务司的机密和补充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88。

[223]“李度致周宝怡”，1948年10月1日，“水佩而致李度”，载“总税务司与视察税务司的机密和补充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688。

[224]费正清等主编：《总税务司在北京：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致金登干书简（1868-1907）》，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的贝拉纳普出版社，1975年，第17页。

[225]有关李度与梅乐和两人关于“赫德与金登干之间通讯”的冲突的交代，见毕可思“盗窃信函：中国海关的历史”，载《现代亚洲研究》第40卷，2006年第3期，第691-723页。

[226]孙修福：《中国近代海关史大事记》，第426-427页。

[227]“陈克昆致东海关税务司”，1946年2月27日，载“东海关税务司与总税务司的往来机密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503；“曾广泽致李度”，未署日期，孙修福：《中国近代海关史大事记》。

[228]“李度致张福运”，1949年4月11日，载“总税务司与关务署来往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60。

[229]“刘贻禄致李度”，1949年4月23日，载“胶海关与总税务司来往机密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505。

[230]“上海区海关同仁进修会给总税务司的请愿书”，1949年3月24日，载“上海区海关同仁进修会要其改善员工待遇与副总税务司留守上海问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6）/640。

[231]“李度致张福运”，1949年4月11日，载“总税务司与关务署来往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2760。

[232]见应变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1949年2月21日，载“上海和总税务司往来机密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534。

[233]总税务司对“上海区海关同仁进修会给总税务司的请愿书”的答复，3月28日和4月18日，卷宗号679（6）/640。

[234]“王学训致李度”，1949年3月23日，载“上海和总税务司往来机密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534；“张勇年致李度”，1949年2月15日，总税务司对“上海区海关同仁进修会给总税务司的请愿书”的答复，3月28日和4月18日，卷宗号679（6）/640。

[235]“丁贵堂致李度”，载“副总税务司机密令文和指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6。

[236]“左章金致李度”，1949年1月4日，载“总税务司署广州办事处的总税务司通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8。

[237]“左章金致李度”，1949年1月4日，载“总税务司署广州办事处的总税务司通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8。

[238]“左章金致李度”，1949年1月4日，载“总税务司署广州办事处的总税务司通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8。

[239]“李度致部”，1949年5月17日，载“广州总署与各关来往电快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6）/301。

[240]黄启祥：《解放前夕的两件秘闻》，载《潘汉年在上海》《上海滩》，1989年第4期，Http://www.quanxue.cn/ls_gonghe/PanHanNian/PanHanNian28.html。

[241]“丁贵堂致李度”，1949年5月20日，载“总税务司署与副总税务司往来普通补充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31456。

[242]“李度致上海办事处”，1949年5月31日，载“总税务司和广州总署之间的信件和电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9093。

[243]林乐明：《海关服务三十五年回忆录》，香港：龙门书局，1982年，第39页。

[244]毕可思：《争夺中国：1832年到1911年间的外来侵略》，伦敦: 艾伦莱恩出版社，2011年，第1页。

[245]“江门海关致李邦定”，1952年2月19日，载“海关总署节约委员会检查江门、汕头、昆明关贪污情形的有关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6858。

[246]“李邦定的报告”，1952年2月16日，“江门海关致李邦定”，1952年2月19日，载“海关总署节约委员会检查江门、汕头、昆明关贪污情形的有关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6858。

[247]“汉口海关致李邦定”，1952年6月11日，“江门海关致李邦定”，1952年2月19日，载“海关总署节约委员会检查江门、汕头、昆明关贪污情形的有关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6858。

[248]“海关总署关于三反运动的总报告”，1952年8月16日，载“上海海关及天津海关三反运动材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7244。

[249]钱□□（注：作者隐去了他的名字），“反省检讨书”，1952年3月13日，“海关总署关于三反运动的总报告”，1952年8月16日，载“上海海关及天津海关三反运动材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79/27244。

后记　回响和阴影

任何一本书的结束，一定会带有遗憾。历史创作，或者任何写作，都不是一项完美的活动。对我来说，停笔的意义就是从那刻起，我就不能够再去纠正被遗落下来的错误。此外，不得不画下休止符也意味着，我必须要和我曾经投入大量时间所写故事中的那些人，以及他们的事务、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记忆和他们的活动等告别；或者至少我要与他们保持距离了。当我读起赫德、安格联、梅乐和、李度、丁贵堂及其他人物的通讯时，那些一封接一封的信函，逐年、逐月、甚至逐日地记录下了他们的生活，我遂把他们当作独立的个体来看待：有些人有趣、精明、慷慨，有些人傲慢、狭隘、自私，但更多的时候是这些特质的混合。不管如何，他们在我眼中都是鲜活的，都是充满人性的，我想我将会怀念他们的陪伴。虽然任何一位历史学者都不应该让自己和他的研究对象混淆在一起，但是他也必须记住，被他写作的对象也是人，而不只是某个思想、运动或某个力量的虚拟化身而已。

研究海关历史的最大乐趣之一就是，首先，我可以在南京档案馆里阅读属于中国某处的某一个海关档案，查阅曾经担任过这个海关的税务司的通讯，参考关于它的设施蓝图，以及翻阅这个关所卷入的事件与纠纷的相关卷宗。接着，我还可以去实地考察迄今它还留存下了什么。在2006年我就曾有过这样的考察之旅，那趟旅行把我带到了九江。九江坐落在长江边上，周理在1937年曾经在那里等待着日本的攻击。也是在那个地方和那个时候，周理对他终身所服务的国家滋生出一种新的敬意。当我和同伴驱车来到江边时，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当今中国最为人熟悉的一幕景象：整片地区都被夷为平地，好让高楼建设可以进行。令人吃惊的是，在遍地瓦砾中居然有一栋建筑幸免被夷平的命运，它就是近代九江海关。新建设区的工地规划图被贴在路边的大型看板上，很清楚地显示九江城市规划者原本也打算把旧海关楼房拆掉。经过询问我了解到，动工之后，他们又决定把旧海关大楼保留下来。我猜想他们可能认为保留这个古建筑可以增加他们新建筑的市价吧。时至今日，海关的过去已经不再是被抹去的一方，反而值得被保留。九江海关大楼已经被重新整修，一面五星红旗正在它高耸的旗杆上迎风飘扬。

另一个考察之旅是在同年秋天，我走访了高邮。高邮是江苏省扬州市下的一个小县城，依傍着大运河。当海关兼管那里的一个常关时，它被纳入海关势力范围。中国历史上高邮是第一个有邮驿站的地方之一。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秦朝统一中国时，就在那里设置邮亭，所以它取名“高邮”。为了吸引游客，当地官员在一栋北宋时期的建筑里修复了“盂城驿”，墙上的布告记载着马可波罗曾来过这里。紧挨此处的，就是一个现代邮局。

为了方便那些想要寄信的人，入口外设置了一个邮筒。它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其样式不同于今天中国的其他邮筒。该邮筒是圆柱状，铸铁质材料，下部有一个基座，邮筒的颜色为绿色，顶部有黄色圆盘装饰，悬垂的外缘使信件免受雨淋。这样的设计使它与1906年12月的大清邮政第156号通令中的邮筒设计大致相符。[1] 中国的现代邮政在赫德奔走数十年之后始获准许成立，并在1897年正式开办大清邮政。它一开始依附于海关，直到1911年独立出来。对邮筒来说，绿色并不显眼。英国维多利亚时期邮筒的颜色是红色的，并延用至今。赫德也经常把绿色用在海关的旗帜上，尽管他从来没有解释过原因，但我猜想或许是他对爱尔兰根源的致意。台湾和中国大陆的邮政至今仍然沿用绿色。因此，就算很多欧洲人和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关于中国的事物，也不一定会知道它们的含义。正如很多中国人在寄信时，也可能不知道他们其实是触及到海关甚或是爱尔兰人的遗产。像海关这样一个机构很有可能会终结，但它在经过历史沉淀之后，成为一种积累物质，遂在我们的四周遗留了下来。所以那些机构可以随时现身在我们眼前，唤起不同的时代记忆，就像我在高邮所遭遇的，或者如本书在一开始所使用的第一个引言作者——普鲁斯特——所说的那样。鼓浪屿，是福建省厦门市边上的一个小岛，它有钢琴之岛的美称，因为根据当地旅游小册子的说明，鼓浪屿岛上钢琴拥有的密度不仅居全国之冠，而且是中国许多著名钢琴家的故乡，有些还是世界级的，譬如许斐平和殷承宗；后者还是钢琴协奏曲《黄河》的作曲家之一。鼓浪屿岛上的“海关培训中心”，正是建在原厦门海关税务司公馆的旧址之上，环境非常优美，我也曾在那里住过几次。它位于一个小山顶上，俯瞰太平洋，并有一条小道通向美丽的沙滩，由此可以窥见当年税务司们所过的惬意殖民式生活。

虽然我在鼓浪屿的停留相当悠闲，但我也获得一些深入的观察。一位厦门大学的同事带我去看鼓浪屿岛上迄今所存有的近代海关设施。它们都坐落在一群由海外富裕华侨或西方人在1949年之前所建的地中海式豪宅之中。其中包括已经被好好整修过的港务长的房子，当年的电台天线杆如今仍然立在那里，发给海关缉私舰艇船长的信号曾经一度从那里传送出去。为外籍帮办所修建的公寓宿舍，以及海关在厦门外滩边上所建的邮政大楼也都还在。我们还去参观了一个博物馆，当今的中国海关在那里展出所查获的走私文物，如同导览册子所说，这是为中华民族所保存的。我的同事则评论，这或许是对的，但用另外一种方式解读该博物馆的话，它也可以被看成是购物目录或展示橱窗。

类似的考察之旅，还有上海之行。我曾被允许进入上海海关大楼，欣赏其大厅顶部的马赛克装饰，但我却无法看到那里的档案，档案室厚重的大铁门紧紧地关闭着。我同样还访问过镇江、淡水、南京下关江岸地区以及安徽省北部的蚌埠和凤阳等地方。和高邮一样，凤阳也是被海关短暂兼管的常关。它位于安徽中北部，在淮河边上，其所在区域虽然离海较远，却是个地势低平、多风和经常发生水涝的地方，和荷兰很像。我在档案里见过的海关建筑，现已荡然无存，但它的位置还是可以辨识。河上的浮桥似乎年代久远，但不管它真正的年代，看来它是彻底发挥了功能。还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地方在官方地图上标注为凤阳，但当地人却习惯叫凤阳关、凤阳榷关，或是海关。

这次考察的意义在于它让我可以形象化认识中国内河水运的重要性。去凤阳的所有行程，我们都是沿着河流和大运河走的，所经过地方的地名都符合它们在过去历史上作为榷关的地方。例如临淮关，它曾是一个临水的渡口，船只聚集，也是一个交易集中区，由向来擅长区域贸易的回民所主导。进口到中国的货物经过这些内陆水道再转销到内陆各地，土货同样经它们载运出口。这些水路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网络，反过来塑造了中华帝国。正如环境史学者麦克尼尔（J.R.McNeill）所观察的那样，中国是“地球上在生态方面最具有复原力和资源的国家”，如同在“北边有一条尼罗河，南边有一条恒河，然后一条人工开挖的密西西比河把它们串连了起来”，几乎跨越了整个东北极和南部亚热带地区。[2]中国曾被赋予了极好的资源：过去和现在都有两大基本主食：稻米和小麦；铜，主要用来铸币和造枪炮；硬木材，主要用于建筑，包括修建帝王陵墓等。这两种原料来自遥远的南方，甚至东南亚地区，它们通过河流和大运河被运到北京。同样的还有玉石。稻米主要产自农业发达的长江中游省份及四川（也曾盛产鸦片），再被转销到长江下游人口稠密的城镇以及北方地区。盐对健康非常关键，也和香料一样重要；它从山东和安徽等几个少数产盐地区被运销到整个帝国。

如果说我们对海关是如何管理中国港口和海道有些了解的话，我们对中国重要的内河水运恐怕还知之甚少。就连对大运河也一样。而大运河应该和长城一样，都是中国的象征标志。同样地，我们对于联结上海及其富饶腹地的繁忙苏州河，以及其他更多的河流和运河，也了解有限。没有它们，海关也不能存在。如果海关能自然地让我们从通商口岸来看外部世界的话，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要沿着长江、珠江、西江及其他联结通商口岸和其腹地的水道来回头看中国。[3]

近代海关虽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不存在了，但它还拥有重要的“来世”。海关档案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之前都一直封闭，原因之一是它把文件保存得非常好，其中也包括个人档案。“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潮涌向了这批档案。红卫兵爬梳档案的主要动机是为寻找资产阶级走狗和走资派的证据，海关职员成为了主要目标，而海关也是受到怀疑的对象。今天，红卫兵当年使用过的表格仍夹杂在一些旧海关档案之中。那些表格印刷工整，有宽松的栏位和清楚的项目分类，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组织海关档案里面的信息。红卫兵以一种官僚的和有序性的方式工作，旧海关肯定会赞扬！有人告诉我，后来周恩来下令封存了这批档案，并且交由军队看管以停止对海关家庭成员的迫害。尽管部分海关档案目前已对研究者开放，但它仍处于军管之下，士兵还经常进行突击保护演习。当我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阅览室查阅这些海关档案时，就曾遇到这种演习。海关给1949年后的中国所留下的阴影，以及它在革命和迫害之中的角色，这些也是它历史的一部分；只是这部分还是撰述禁区。如果说近代海关很明显地拥有多重面向和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不用回答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海关的历史意义。它在中国的历史大叙事里站在什么位置？ 又，在中国和与其相关的国家中，海关又是处于何种位置？我曾把该机构形象或概念化地称为一个边界政权，它有着自己的处事方式、历史和文化，按照自己的信念来运作。它出现于国家机器在全球扩张之时，并且是该过程的一部分。

我已经说过，我认为海关是令人渴望的历史产物，也是受到各方人

马垂涎觊觎的机构。不论想掌控它的各个党派是如何公开地说海关，这个机构之所以会那么令人垂涎，其原因在于它不仅能够提供金钱，而且它确实运作成功。在清代，英国人要海关归他们，所以当俄国人试图掌握它的时候，英国毫不退让。而当少年中国对英国表示情况并非如此时，英国人感到非常吃惊。如果说少年中国要掌握海关的话，国民党和日本人也是如此。当然，海关所拥有的自主一直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

海关的历史点出了金融和财政是多么的重要，尤其是在中华民国的那段历史中。当今中国囤积了巨额储备，这其实还蛮符合过去历代王朝的行为模式，但在另一方面，或许是不愿再次负债于金融财团和西方国家。财政是个困难的议题，因为钱有种神秘宗教式的特质，它所释放的魔法会一直运转，直到失灵为止；而一旦失灵，灾难性的崩溃就会接踵而至。像这样的情况在抗战时期和内战期间就发生过；因为当关税在这两个时期停止征收时，中国债券失去了价值，整个国家陷入了贫困。

海关的历史也证明，当一个国家贫穷和虚弱时，并不意味着它的领导者是糊涂的。这样类似的错误评价在过去很普遍，例如清末的领导人常常被指责，说他们受传统束缚太多，不了解现代世界，到现在这种错误评价仍很普遍。然而事实上，就因为缺少军事和财富力量，反而助长了政治上的精明。不过这并不是说中国领导人就万事皆正确，或者就不会只按他们自己的利益行动。本书不仅已给出很多这样的例子，同时也有很多反面事例。

虽然历史不一定都要带有教训，但我相信这段历史是有的。当英国人初到中国时，他们想教育清朝如何在平等的民族——国家体系内以文明的方式来行事，也就是那套西方国家觉得合理的地缘政治系统。正如茅海建有力地指出，[4]清政府试图用武力抵抗英国入侵是非常愚蠢的。但是，如果双方都不把自己看得如此至高无上，允许妥协和各种想法混合汇集，避免诉诸于武力，并且能够对问题的深层面向，也就是孔飞力所称的“宪政困境”有所认识的话，[5]事情就能更好处理。那些吵嚷着要把中国带入现代世界者，必须要接受这是一个需要相互迁就的过程。

我们没有必要夸大事实，把海关说得多么高尚。对海关及其领导者进行严厉批判也并非是件难事。且不需要太大的思维跳跃，就能理解少年中国为什么把海关看成是对清政府尊严的侮辱，国民政府视它为侵犯中国的主权，以及新中国政权把它当作是资本主义上层结构的一部分，使旧中国贫穷、落后、分裂、被剥削，其本身也在进行剥削。但是尽管如此，海关也致力于创造一个让大家都可以使用的有序市场，提供中国与它的多元贸易伙伴间的和平接触，维持一个让所有各方都可接受的中间地带，通过规章和帝国的行政权来抑制暴利和滥用地位及权势，这些也都是历史事实。在那个时代，海关一直维护着中国，而很少有其他事物或人可以做到这样。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不太情愿地对“资本的年代”表示钦佩，部分原因在于他知道接下来的“极端的年代”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所刻画的20世纪的愿景。[6]当我们没必要完全接受海关的创建者和维持者所提出的自我合理化的论述，以及不需要原谅他们的越界行为时，我们也要避免现今那些教条。和霍布斯鲍姆一样，我愿意承认我的确对海关有一些钦佩。因为书写它的历史，使我对公务行政式的官僚、世界主义、奉献于保持边界的开放，以及创造中间地带和妥协地带等等产生新的尊敬。通过大方地认同过去成就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让我们在解读中国近代史时，能够少用一点意识形态，或者少一点符合当代潮流的批评史观。

且让我做最后的一个澄清。我在本书中虽然点出海关混合的特质以及它与欧洲的牵连，但我主要的用意是要把外国元素带回到中国近代史自身。一旦扩大我们的视野，这段历史可以被视为中国海洋商业贸易发展史的一部分。中国近代海洋贸易可被看成是从明朝开始的，明朝在1567年解除海洋贸易禁令。此举取消了施行将近两百年的海禁，尽管偷渡违禁在这期间经常发生，而且有增加的趋势。随着海洋贸易的壮大，中国与日本、菲律宾、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海外关系也不断地发展。为了瓦解郑成功的中国沿海贸易网络，清朝也曾下达过海禁，但仅仅二十年后，禁令就被撤销。中国的海外贸易再次繁荣，银、茶叶、棉花、瓷器和鸦片都是主要商品货物。虽然当初恭亲王在太平天国后期的特殊军事和政治背景之下给予海关支持，但他也并非看不出来海外贸易的巨大利益。何况就算是让外国人监视外国商人，使他们纳税，这也并非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当毛泽东在1949年掌握政权后，他同样下达了禁止与西方进行海外贸易的命令。更确切地说，他决定向苏联一边倒；其后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实施了贸易禁运。[7]当毛泽东在1972年同意接见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后，他也开始有了废止海外贸易禁令的动作。后来当邓小平在1978年展开改革，终于完成了这个过程。不令人意外的是，那些被指定来负责恢复中国海上联结的城市，也刚好就是那些在上一个年代从中国的海外贸易中兴旺繁荣的城市。从这个角度来看，近代海关的历史只是一个更长轨迹里的一部分。在属于它的那个历史时段中，刚好也是一个不寻常的权力空白期，得以让海关管理近代中国海外轮船贸易，所产生的影响和后果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1]海关总税务司邮政通令第156号，1906年12月26日，天津市档案馆，卷宗号W2-1-2838，“通令等，第2卷，通令135-261，指令1-112，邮政文献，通启1-2，通谕1-2，1906-1911年邮政通令”。感谢蔡维屏博士告知我此相关信息。

[2]麦克尼尔：《世界视野下的中国环境史》，载伊懋可（Mark Elvin）、刘翠溶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社会和环境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34-35页。

[3]有关该方面的最好研究，参见吴松弟：《港口——腹地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

[4]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

[5]孔飞力（Philip Kulvn）：《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26页。

[6]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时代》，伦敦：阿巴库斯出版社，2008年，第16-17页。

[7]林满红：《从东亚到世界：17至18世界晚期中国经济中海上白银流通的地位》，载王赓武和吴振强主编：《过渡时期的海洋中国（1750-1850年）》，威斯巴登：奥托·哈拉索维茨出版社，2004年，第81页。

译跋

在翻译《潮来潮去》这本书时，译者深刻体会到翻译是个高度困难的工作，这不仅要思考跨语际之间英、中两种文字的对译问题，还要考虑到翻译表达话语背后可能出现的跨文化斡旋状况。同时，还要称职扮演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中介桥梁角色，因为倘若不能贴切掌握作者书中要义和种种隐喻，就不能如实、鲜活传达其中的奥妙和趣味。特别是像方德万教授下笔如行云流水，又时常引用许多英文谚语、惯用语，以及非常地道却也复杂的英文句式来表现他绵密的想法，不难想见如此具有文学性质的文笔风格，势必会增加翻译上的难度。除了人的叙述之外，方德万教授非常成功地把由中国海关、中国内部政局和帝国主义所构成的三角关系以最有限的篇幅做出最精确和清楚的论述。这个环环相扣的结构也为翻译工作增加挑战。不过正因为如此，译者得格外去斟酌书中的每个章节、每段文字、每一字词，甚至标点符号的用法、撰稿语气口吻，如此遂更能体会出字里行间的弦外之音，乃至于作者的幽默和感慨。

举例来说，方德万教授能在缜密的史料罗列和推理论述之余，又巧妙刻画出几个当时重要人物的个性，因此读来令人难忘，而这是翻译中的快乐。如第六章，在梅乐和的眼中安格联就是一位呆板和毫无幽默感的英格兰傻瓜。据梅乐和说，这位个性强硬的第三位总税务司安格联，在某个宴会上，与安排坐在他身旁的九江税务司的夫人交谈时，居然只是一个劲地询问她当地进出口的情况，而不知道如何适当地做社交谈话。不过，个性强硬的安格联虽让他看来不解风情，但透过本书也让我们理解这位颇具争议的人物，其实有很多他所坚持的地方。先不论我们是否同意他的做法，但当他以强硬手段处理中国内外债问题时，他显示出他不肯妥协的价值观。再如，第二章中，对于海关洋员在华的生活和工作情景也有诸多的剖析，作者写到某些洋员阳奉阴违，净做表面功夫，不好好学习中文，只想学会几个吆喝听差的词汇，以便能在中国海关监督面前展示威风。但到了第二次中日战争时，方德万教授又指出不少海关洋员与华员，如何共同守护他们所共处的海关，且还冒着被日军轰炸的危险，始终不肯弃守海关，直到最后一刻为止。以上作者在书中所描绘有关人的性格、形象和信仰，也是译者进行翻译时能够感受到的面向，而这一切都需以相应的中文笔触展现出来。

换言之，透过上述可知，译者的工作是在几种挑战状态中进行，其一要掌握作者写作风格，正确理解其人原意，并力求使用通顺中文进行转译，再来还要设法保有书中丰富的创造元素，使中文读者也可以感受到作者文字的丰富张力；其二，则是要保持英文和中文两者语文之间对译的和谐性，让作者的意思、语气能够顺利从英文转换到中文，而不至于太过勉强。不过，翻译的困难其实不单来自于作者的自身表述习性和书写独特风格，关于英文的时代性问题也是亟须克服之处。例如书中涉及许多维多利亚时期和爱德华时期使用的词汇，无论是句子结构或官方辞令等，在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但它们却大量出现在本书的英文史料当中，故在翻译时自是棘手。再者，书中所引用到的私人信函、文书，相关使用语文模式或措辞惯性，同样令人伤神。例如在赫德的日记和私人信件中，常可看到速记式的记载；或是在英国驻华外交人员的彼此通讯中，也可看到他们圈子内的人熟悉的文字用法，这对于外人而言，其实需要经过一番揣摩才能有所体会。

尽管如此，作为本书译者仍然感到荣幸，尤其译者也是海关研究者，在兼具译者和历史学者的双重身份，来参与这个翻译的工作时，就更加感受到学术的价值正在于可以沟通与分享，尤其是跨文化、跨语言的交流和对话。而当我们如此近距离地阅读《潮来潮去》中的每一个字时，更能强烈感知到海关与近代中国、近代西方之间交错绵密复杂的关系，而《潮来潮去》是把中国的历史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带到全球的场域里，且也把部分西方的历史与中国近代史做最自然的融合。事实上，“海关”的深层意义就在于交流，当面向大海时，就有了无限的可能性，而相信本书就是以正面和积极的态度展演这个意义。

而由于《潮来潮去》是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著作，因此在中文的引文上，译者会尽可能地恢复到原来被引用的中文文字；其次，在海关各部门的机构和职称上，译者也会尽量地回归旧海关的专业用语，故必须参考海关相关出版物，其中包括陈诗启、孙修福的《中国近代海关常用词语英汉对照宝典》，陈诗启的《中国近代海关史》，陈霞飞、韩荣芳主编的《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费正清等人主编的《总税务司在北京：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致金登干书简（1868-1907）》，魏尔特主编的7册《中国海关起源、发展及其使用中的档案汇编》。另，在海关洋员人名的翻译上，除了利用上述出版品予以比对之外，也查阅了由哈佛大学扫描上网部分《海关职员录》以及布里斯托大学的海关研究计划的海关职员录资料库，特此说明。

大抵，翻译《潮来潮去》的过程中的确充满挑战，但让译者能够以这种方式继续为中国海关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尽一点微薄之力，内心却是满足的。感谢汉唐阳光文化公司的李占芾先生和山西人民出版社的贾娟女士的耐心和种种无懈的努力，让译者有充分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在翻译的过程之中，尽管已时时保持小心谨慎的态度，但在时间精力有限的情形之下，相信仍有讹误存在，恳请诸位读者不吝指教，以求改进。

蔡维屏、姚永超
2016年9月20日

译名对照表

A

Able Men Cabinet 好人内阁

Acheson, G. F. H. 阿其荪

Addis, Charles 艾迪思

Aglen, Francis 安格联

Aisin-Gioro Dzai Sun 爱新觉罗·载淳

Aisin-Gioro I Ju. See XianFeng Emperor 爱新觉罗·奕

Aisin-GioroIsin. See Gong, Prince 爱新觉罗·奕䜣

Akatani, Y. 赤谷由助

Alcock, Rutherford 阿礼国

Anderson, Benedict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Anderson, James O’Gorman 詹姆斯·安德森

Anderson, Perry 佩里·安德森

Anglo-German Gold Loan 英德借款

Anglo-Japanese Customs Agreement 英日海关协定

Anti-imperialism 反帝国主义

Appeals process 申诉程序

Archer, C. S. 敖邱

Archives 档案

Arms limitation 限制海军军备

Arms race, naval: 东亚海关军备竞赛

Armstrong vessels 阿姆斯特朗巡洋舰

Arrow War 第二次鸦片战争

Atherton, W. 阿瑟顿

Audit secretary 稽核账目税务司

Austria-Hungary 奥匈帝国

Ayaou 阿姚

B

Bai Chongxi 白崇禧

Balfour, Arthur 贝尔福

Bank of China 中国银行

Bank of Communications 交通银行

Bannister, T. Roger 班思德

Barrow, John 约翰·巴罗

Barton, Sidney 巴尔敦

Batchelor, H. C. 巴切勒

Battle of Shanghai 淞沪战役

Battleships 铁甲舰

Bayly,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贝利

Beijing Field Force 神机营

Belgium 比利时

Bell, Hayley 贝泐

Bentham, Jeremy 杰里米·边沁

Beresford, Lord 贝思福爵士

Bertie, Francis 弗朗西斯·伯蒂

Bertin, Emile 白劳易

Bethell, A. G. 贝德乐

Bickers, Robert 毕可思

Big Ben Chime 大笨钟

Bisbee, A. M. 毕士璧

Black Flags 黑旗军

Bland, J. O. P. 濮兰德

Board of Customs Control 税务处

Boecking, Felix 博思源

Bond market: 债券市场

Bonham, George 文翰

Bos, C. 柏思

Bowra, Cecil 包罗

Bowring, John 包令

Boxer indemnity 庚子赔款

Boxer Rebellion 义和团运动

Braud, A. C. E. 伯乐德

Bredon, Hester 赫丝特·布莱登

Bredon, R. 裴式楷

British consul 英国领事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英国国家档案馆

Bruce, Frederick 弗雷德雷克·卜鲁斯

Bureaucratic rhizome 官僚主义根茎

Burlingame, Ansom 蒲安臣

“Bystander’s View, A” 局外旁观论

C

Cain, Peter 彼得·凯恩

Campbell, A. S. 甘柏操

Campbell James, 金登干

Cao Rulin 曹汝霖

Carnegie, Lancelot 康乃吉

Carr, Lewis 贾流意

Carrell, L. R. 卡乃尔

Caruthers, A. S. H. 查禄德

Centralization 集权化

Chang Fu-yun 张福运

Chaylard, Jean Mary du 杜士兰

Chefoo Convention 烟台条约

Chen Chi 陈炽

Chengde Summer Palace 承德避暑山庄

Cheng Linsun 程麟荪

Chen Hangsheng 陈翰笙

Chen Jitang 陈济棠

Chen Youren 陈友仁

Chiang Kaishek: 蒋介石

China Servant (Archer), 中国仆人，敖邱

Circuit intendent 道台

Circulation register 循环簿

Civil wars, in China 中国内战

Cixi, Empress Dowager: 慈禧太后

Clarendon, Lord 克拉伦登勋爵

Clark-Kerr, Archibald 寇尔

Classic of History《尚书》

Clayson, William 威廉·克莱逊

Clemenceau, George 克里孟梭

Clifford, Nicholas 克立福德

Cohong 公行

Collection on Science, A《格致汇编》

Command economy 指令型经济

Commission 税务司

Concessions 特权

Confucius 孔子

Consolidated Debt bonds 整理内债

Consolidated Debt Service 经理内债基金处

Consolidation tax 统税

Copper 铜

Cosmopolitanism 国际化

Craigie, Robert 克莱琪

Cruisers 巡洋舰

Cubbon, J. H. 郭本

Cultural Revolution 文化大革命

Customs Affairs Office 关务署

Customs Association 海关同人进修会

Customs Reference Library 海关参考图书馆

Customs Service. Se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海关

D

Dagu Bar 大沽口沙洲浅滩

Dagu Forts 大沽炮台

Dai Li 戴笠

Davis, H. Tudor 德都德

Dawson, C. P. 陶森

Deng Xiaoping 邓小平

Desultory Notes 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 and of the ChineseLanguage(T. Meadows) 《关于中国政府、人民及语言等杂录》（密迪乐）

Detring, Gustav 德璀琳

Ding Guitang 丁贵堂

Dingyuan 定远舰

Dispatches 申呈

Disraeli, Benjamin 本杰明·迪斯雷利

Domestic waterways 内河水道

Drew, E. B. 杜德维

E

East Asian naval arms race 东亚海军军备竞赛

Eden, Anthony 安东尼·艾登

Edwardes, Arthur 易纨士

Eight Allied Nations 八国联军

Elgin, Lord 额尔金勋爵

Elman, Benjamin 艾尔曼

Emergency Committee 应变委员会

Ensor, E.N. 安斯迩

Esherick, Joseph 周锡瑞

Esprit de corps, of Customs Service 海关团队精神

Evident Trust Bond 昭信债券

Exemption certificates 免税证明

Exporters Association of Formosa 福尔摩沙（台湾）出口者协会

Extraterritoriality 治外法权

F

Fairbank, John 费正清

Fan Baichuan 樊百川

Fang Du 方度

Faure, David 科大卫

Feihe“飞虎”号

Feng Guifen 冯桂芬

Fengyang 凤阳

Feng Youlan 冯友兰

Feng Yuxiang 冯玉祥

Ferguson, Jan Willem Helenus 费克森

Ferguson, Thomas 费妥玛

Ferry, Jules 茹费里

Feuerwerker, Albert 费维恺

Fitz-Roy, George 费士来

Fitz-Roy Killy, Sir 凯利

Forbes, A.H. 福贝士

Forbes Charles S. 霍士

Foreign Board of Inspectors 外籍关税管理委员会

Forms, in bureaucratization 表格，官僚化

Fortune, Robert 罗伯特·福琼

Fournier, Francois 福诺禄

Frank, Andre Gunder 弗兰克

Frontier regime 边界政权

Fujian 福建

Fuzhou Customs House 闽海关

Fuzhou Dockyard 福州船政局

G

Gaoyou 高邮

Gentlemanly capitalism 绅士资本主义

George, Lloyd 劳合·乔治

Germany 德国

Giles, Lionel 翟兰思

Giquel, prosper 日意格

Gladstone, William 格莱斯顿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Goddard, F.D., 克达德

Gold standard 金本位

Gong, Prince 恭亲王

Gorman, W.J. 高曼

Governance, trade separated from 政商分离

Grand Canal 大运河

Granville, Earl 格兰维尔伯爵

Great Game Rivalry 英俄大博弈

Grey, Edward 格雷

Guangdong 广东;

Guangxi 广西

Guangxu Emoeror 光绪皇帝

Guangzhou 广州

Guernier, R.C. 葛尼尔

Guiliang 桂良

Gulangyu 鼓浪屿

Gunboats 炮舰

Guo Taiqi 郭泰祺

Gutzlaff, Karl 郭士立

Gu Weijun 顾维钧

H

Haian 海岸

Hamashita Takeshi 滨下武志

Hangzhou Bay 杭州湾

Hankou Custom House 江汉关

Han-Manchu relations 满汉关系

Hannen, Charles 汉南

Hannen, James 韩能

Hansson, P.C. 韩森

Han Zhaolian 韩肇连

Hao Yen-p’ing 郝延平

Harbor masters 理船厅

Harding, Warren 哈定

Hart, Bruce 赫承先

Hart, Robert 赫德

He Guiqing 何桂清

Henderson, David Marr 韩得善

Hevia, James 何伟亚

He Yingqin 何应钦

Hillier, E.G. 熙礼尔

Hillman, H.E. 奚理满

Hippisley, A.E. 贺璧理

Hirth, Friedrich 夏德

Historians, 历史学家

Hobsbawm, Eric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Hobson, Herbert 好博森

Hooper, E.D.G. 瑚佩

Hoover, Herbert 胡佛

Hopkins, Antony 霍普金斯

Hornby, Edmund 霍恩比

Huang Zunxian 黄遵宪

Hu Chih-nan 胡志南

Hue, Treaty of 顺化条约

Hu Fuzhen 胡辅辰

Humble views for a prosperous Age (Zheng)《盛世危言》郑观应

Hunt,J.H. 何文德

Hutchins, William 威廉·霍金斯

Hu Weide 胡维德

I

IG. See Inspector General 总税务司

Imperial Household 国库/ 户部

Indirect taxation 间接税

Informal empire institution 非正式帝国机构

Inland tax 田赋

Inspector General(IG) 总税务司

International bankers commission 各国银行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国际会议

Internment camps 拘留营

Interregional trade 跨区域贸易

Investigation commissioners 视察税务司

Investigations and examinations register 稽考簿

Isolationism, U.S. 美国孤立主义

J

James Bond complex, Maze’s 梅乐和的詹姆斯·邦德情结

Jiangmen Customs House 江门关

Jiujiang Custom House 九江关

Joint investigation Court 会讯公堂

Joint Rule 同治

Joly, Cecil 周骊

Joly, Percy 周理

Jordan, John 朱尔典

Junks 中国帆船

K

Kangxi emperor 康熙皇帝

Kang Youwei 康有为

Katsuo Okazaki 冈崎胜男

Kerosene imports 煤油进口

King, Frank 景复朗

King, Paul, 庆丕

Kishimoto Hirokichi 岸本广吉

Kleczkowsky, C. 克士可士吉

Kleinwatchter, F. 康发达

Knatchbull-Hugessen, Hughe 许阁森

Kong Xiangji 孔祥吉

Kong Xiagxi 孔祥熙

Koo Wellington（. Gu Weijun） 顾威灵顿（顾维钧）

L

Ladds, Catherine 李嘉铃

Lapson, Miles 蓝普森

Lansing, Robert 蓝辛

Lao Chongguang 劳崇光

Lawford, Lancelot 罗福德

Lay, Horatio 李泰国

Lennox-Simpson, Bertram 辛博森

Liang Dunyan 梁敦彦

Liang guang 两广

Li Bangding 李邦定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Li Jianmin 李建民

Li Ming 李铭

Ling Chunhuan 凌炽桓

Lin Lianfang 林联芳

Lin Man-houng 林满红

Little, Lester K. 李度

Liu, Lydia 刘禾

Liu Ao 刘璈

Liu Kunyi 刘坤一

Liu Lichuan 刘丽川

Liu Yongfu 刘永福

Li Zongren 李宗仁

London Office 海关驻伦敦办事处

Lu Bin 卢斌

Luo Qingxiang 罗庆祥

Lu Zhengxiang 陆征祥

Lyall, Leonard 赖发洛

M

MacDonald, Claude 窦纳乐

MacGowan, Dr. 玛高温医生

Macoun, J.H. 麻振

Makino Nobuaki 牧野伸显

Manchukuo 伪满洲国

Manchus 满族

Mao Haijian 茅海建

Mao Zedong 毛泽东

Marine Department 船钞部

Maritime Custom Houses 海关大楼

Marshall, George 马歇尔

Martin, W.A.P 丁韪良

Mayers, F.J. 梅而士

May Thirtieth Movement 五卅运动

Maze, Frederick 梅乐和

Ma Zhendu 马振犊

McKay Treaty 马凯条约

McNeil, J. R. 麦克尼尔

Meadows, John 约翰. 密妥士

Meadows, Thomas 密迪乐

Merrill, H.F. 墨贤理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测候所

Mill, John Stuart 约翰·密尔

Miller, David 大卫·米勒

Ming Dynasty 明朝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外务部

Min River Tollhouse 闽海关

Modernization 现代化…

monarchical movement 帝制运动…

Moorhead 穆和德…

Morrision, G. E. 莫理循…

Morse, H.B. 马士…

Muck and truck commodities 土品

Myer, W.R. 梅维亮

Myers,Ramon 马若孟

N

Nanjing 南京

Nanjing Decade 南京国民政府十年

Napoleon Ⅲ拿破仑三世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Nationalists 国民党

National Loan Bond Issue 发行国内公债

National Loan Bureau 内国公债局

Nepotism 裙带关系

Neprud, Carl 聂普鲁

Netherlands 荷兰

Neutrality Act 中立法

New imperialism 新帝国主义

Nian Rebellion 捻军

1911 Revolution 辛亥革命

Ningbo 宁波

Ningbo Customs House 宁波海关

Nonresident secretary 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

North China Daily News 北华捷报/ 字林西报

Northern Expedition 北伐

O

Okamura Yasuji 冈村宁次

Open Door Note 门户开放照会

Open Door policy 门户开放政策

Opium War 鸦片战争

Osborn, Sherard 舍纳德·阿思本

Our Interests in China《吾人在中国之利益》

P

Pan Hannian 潘汉年

Paris Peace Conference 巴黎和会

Parkes, Harry 巴夏礼

Pauncefote, Julian 庞斯福德

Pearl Harbor 珍珠港事件

Pearl River 珠江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

Personally completed register 亲填簿

Pilotage services 引水机构

Pirate suppression 打击海盗

Post office 邮政机构

Pouncy, C. A. 朴安西

Preventive Fleet 缉私舰队

Pritchard, E. A. 白立查

Privy Council 枢密院

Prosperous Age 盛世

“Provisional Rules for the Clearing of Ships,”海关行政停顿期间船舶结关暂行条例

Puff-puff boats 噗噗船

Pure Criticism 清议

Q

Qian Jiaju 千家驹

Qianlong Emperor 乾隆皇帝

Qi Meiqin 祁美琴

Qing Prince 庆亲王

Qiu Zuoqi 裘倬其

Qi Ying 耆英

R

Ready, O. G. 烈悌

Rendel, George 乔治·伦道尔

Rendel, Stuar 斯图尔特·伦道尔

Rendel gunboats 伦道尔式炮艇

Ren Zhiyong 任智勇

Reorganization Loan 善后大借款

Revolutionary Alliance 同盟会

River Police 巡河吏/ 巡江吏/ 港口警察

Riviere, Henri 李威利

Rockhill, W.W. 柔克义

Royal Navy 皇家海军

“Rule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Customs Service”大清国海关管理章程

Russell 罗素伯爵

Russia 俄国

Ru Yingeng 殷汝耕

S

Salt Tax Administration 盐务稽核所

Science primes 科学启蒙

Security, Customs revenue as 海关税收担保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自强运动

Semiofficial correspondence 半官函

Sengge Rinchen 僧格林沁

Seymour, Edward 西摩尔

Shadow diplomacy 影子外交

Shandong Question 山东问题

Shen Baozhen 沈葆桢

Shen Bochen 沈博尘

Shen Duanling 沈瑞麟

Shimonoseki, Treaty of 马关条约

Sino-French War 中法战争

Small Sword Society 小刀会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Smith, Arthur J. 史亚实

Song Ziwen 宋子文

Sotamastu Katowice 加藤外松

South Cape lighthouse, 鹅銮鼻灯塔

Special Tariff Conference 关税特别会议

Spence, Jonathan 史景迁

Statistical Department 造册处/ 统计科

Steamer trade 轮船贸易

Stephenson, J. W. 泽礼

Storey's Gate 斯托利街

Succession crisis 继任危机

Sun Yatsen: 孙中山

Supplementary Treaty of HumenZhai 虎门条约

Sushun 肃顺

SU Trien 苏体仁

Synarchy 共治

T

Taintor, E.C. 廷得尔

Taiping 太平天国

Tang Shaoyi 唐绍仪

Tariff Secretariat 审榷科

Taylor, F. E. 戴乐尔

Taylor, George 泰勒

Tea exports 茶叶出口

Textile industry 纺织工业

Three Anti Campaign 三反运动

Tibet 西藏

Tie liang 铁良

Tilly, Charles 堤利

Tok-e-Tok 卓杞笃

Tollhouses 榷关

Tonkin 东京，即越南河内

Tonnage dues 船钞

Transit certificates 运照

Translators College 京师同文馆

Transportation revolution, of Marine

Department 运输革命，船钞部

Tribute system 朝贡制度

Tsiang Ting-fu 蒋廷黻

Tutorialist liberalism 教条式自由主义

Twenty-one Demands 二十一条

Tyler, W. F., 戴理尔

V

van Aalst, J. A. 阿理嗣

Vietnam 越南

Viguier, S. A. 威基谒

Vine, Charles 查尔斯·瓦因

Von Gumpach, Johannes 方根拔

W

Wade, R. H. R. 威厚澜

Wade, Thomas 威妥玛

Wang Huamin 王化民

Wang Jingwei 汪精卫

Wang Tao 王韬

Wang Wenju 王文举

Wang Xiaolai 王晓籁

Wang Yeh-chien 王业健

Wang Zhengting 王正廷

Ward, Frederick 华尔

Wartime Consumption Tax 战时消费税

Washington Conference 华盛顿会议

Wei Kung Shuo 魏恭朔

Wen Xiang 文祥

Western knowledge, transmission of 西学东渐

Williams, C. A. S. 文林士

Williams, E. T. 卫根

Wilson, Woodrow 威尔逊

Woodruff, F. E. 吴得禄

Worcester, G. R. G. 夏士德

Word War I 一战

Wright, Stanley 魏尔特

Wu Chaoshu 伍朝枢

Wuhan Custom House 江汉关

Wuhan spirit 武汉精神

Wuhu 芜湖

Wu Jianzhang 吴健彰

Wu Peifu 吴佩孚

Wu Tingfang 伍廷芳

Wu Xu 吴煦

WWI. See World War I 一战

Wyatt, H. 威额忒

Wyatt case 威额忒事件

Wynand 威南德号

X

Xiamen 厦门

Xianfeng Emperor 咸丰皇帝

Xinjiang 新疆

Xinyou Coup 辛酉政变

Y

Yadong Custom House, 亚东关

Yangzi Maritime Tollhouse 江海常关

Yan Xishan 阎锡山

Yokohama Specie Bank 横滨正金银行

Yongzheng Emperor 雍正皇帝

Yoshizawa 芳泽谦吉

Young, Arthur 杨格

Yu Lianyuan 余联沅

Yu Lu 荣禄

Yu Qiaqing 虞洽卿

Z

Zeng Guofan 曾国藩

Zeng Jize 曾纪泽

Zhang Futing 张福廷

Zhang Fuyun 张福运

Zhang Jia’ao 张嘉璈

Zhang Xueliang 张学良

Zhang Zhidong 张之洞

Zhang Zuolin 张作霖

Zhan Qinhua 詹庆华

Zhaowei 扬威

Zhaoyoung 超勇

Zheng Chenggong 郑成功

Zheng Guanying 郑观应

Zhenjiang 镇江

Zhenyuan 镇远舰

Zhifu 芝罘，烟台

Zhou Enlai 周恩来

Zhou Ziqi 周自齐

Zhu Dejun 朱德君

Zhu Youji 朱有济

Zongli Yamen 总理衙门；

Zuo Zongtang 左宗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