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采访

（一）

请坐下吧，用不着那么兴奋和激动！既然我同意接受你的采访，就不会轻易把你轰出去的。我知道像我这样一位引人注目的资深美女，对任何一个男性记者都会产生难以承受的诱惑和压力。我也体谅你们记者的苦衷，但凡有点儿谋生的事做，你就不会选择这个行当。我会尽量满足你的好奇，毫无保留地把我的个人私密和盘托出。我俩是坐在这里谈呢，还是躺在床上聊天？

那好吧！就尊重你的习惯，正襟危坐地谈话。你不必过于紧张，我不怀疑你的审美品位和道德水准。你跟有些记者一样，一开始时总是瞪着诧异的眼睛，张着惊恐的大嘴。其实，你们心底的欲火早就窜动燃烧了，哪有不好色的男人，除非他的下身没了。我能让八十岁的老头儿亢奋不已，捶胸顿足，抓耳挠腮。一个女人如果不能激活男人的本能冲动，那还叫女人嘛！我就是那种世上罕见的魅力四射的绝代美女，没有哪个男人能抵御和抗拒我的诱惑力。来吧，我看你的额头出汗了，快把外衣脱了吧！我这屋子很热，你瞧我穿得多薄。若不是有记者来访，我平时在家里绝对一丝不挂。像我这种魔鬼身材，穿上任何华丽的服装都是对美的亵渎。

关于我的一切，我在博客里已经暴露无遗。你今天的造访，说到底，是想亲眼一睹我的芳容。这种心理我挺理解的。等采访结束时，你会得到我的亲笔签名的。签在哪儿呢？内裤上还是脸蛋上？那得看你的表现啦！你可要珍惜这百年不遇、千载难逢的机遇哟！

从哪里说起呢？还是从头说起吧！小孩没娘，说来话长。我父母都没了，那就更长了。这样吧，我就以时间为线索，以我真善美的品质为核心，痛快淋漓地向你坦露我的胸怀。“真善美”这三个字用滥了，很俗，但我一时又找不到更新潮更前卫的概念来取代它们，暂时就凑合着用吧。一句话，这是我常说的，我就是真善美的化身。你只看到了我美的外形，但我丰富的真善美内心世界外人所知甚少。我讨厌以貌取人的低档标准，那又有什么法子呐？谁让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俗的世界里呢？很多人只注重我美丽的容貌、迷人的肉身，而忽视了对我内在美的进一步探寻，这也不怪他们。我有时一照镜子也感到头晕，美是无法抗拒的魔力，谁叫我天生丽质呢？

缺点？都说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我当然也不例外。我最大的缺点就是目前还没有找到缺点。等我什么时候找到了，再告诉你。我还是从头说起吧！我的发型你看到了，对，从头说起不是指这儿，那就从我的出生聊起吧！瞧，天太热了，我得先把胸罩摘了。

（二）

真恶心，你变态吧！你干吗去采访那种人，她也叫人？

我不认识她，没交流过，也不想交流。我是在网上看到她的博客的，怎么说呢，我哇哇地吐了好几天。我虽见过让人恶心的，但还没见过那么恶心人的。真的，别说了，我一听到这个名字胃里就翻腾，真的，我没什么好说的。你去采访别的网民吧，我受不了啦！

她太过分了，长得丑不是她的罪过，但到网上吓唬人，那就是她的不对了。自己在家里偷偷地照照镜子吓唬吓唬自己也就罢了，非得跑出来制造恐怖气氛。我不能原谅。据说西方有一个万圣节，是鬼节吧？到了那一天，孩子们都戴上各种狰狞恐怖的面具，四处乱窜。要我看，她不用戴面具就能把人吓得屁滚尿流喊救命。记者们应该呼吁一下，别让她再到网上胡闹了，那会整出人命的。我真的不夸张，我看了一段她跳舞的视频录像，一连好几天都没睡踏实，太吓人啦。我不知道现在“反恐”包不包括这一块儿，但我强烈建议要把她的表演列入打击的重点对象，真的，看来恐怖分子、恐怖活动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了。我觉得反恐工作任重而道远。

没那么严重吧？她是很难看，但绝不像网上骂的那样。我能忍受而且还挺钦佩她的勇气的。她的自信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以前可自卑了，白天很少出门，生怕让人笑话。晚上出去走走，还不敢挑有月亮的日子。真的，太封闭了，家里凡是能照见人的东西我都扔了，别说镜子啦！自从在网上看到了她的写真画面后，我信心倍增，现在可以大摇大摆地逛商店了，而且还哪儿人多往哪儿挤。如果没有她的出现，我至今仍活在阴影里，真的，我得好好谢谢她。以她为榜样，向她学习，活得阳光灿烂。

我没听说过这个人，更没见过她。所以我说不出什么。不过，我倒觉得应该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包括像你提到的这位美女。美是很主观的玩意儿，她要是认为自己美丽无比那就美下去吧，总比感到自己奇丑无比强。网上有许多东西不可信，也许她在恶搞。既然大家都不喜欢她，干吗还要天天上网搜寻呢？点击率那么高，就说明很多人对她还是感兴趣的。至少有人认为她是美的。

记者同志，我认为她无聊，你们更无聊！全都是精神病！我那小孙子本来是个好孩子，上小学时可用功了，考试成绩门门优秀。自打迷上了网络，整天逃课泡网吧，敢情那上边净是这些乌七八糟的垃圾。你是记者，得拍拍胸口对得起良心！采访什么不好，尽盯着这等烂事儿！你别不爱听，你要是我儿子我早就一个大耳光子扇过去了。你还觍着脸跟我问这问那的，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报道些大好形势好不好，别吃饱了撑的，尽炒作裤裆里那点儿破事儿。省省吧你呀，回家把眼屎抠抠吧，别让车把你给撞了！

（三）

我呱呱坠地的第一声啼哭虽然不是一首诗，但确实是有节奏旋律的，说不定还合辙押韵呐！这是我妈妈亲口告诉我的，我一点儿都没撒谎，只可惜当时没有录音机。

我妈说我刚生下时就漂亮，像个小天使似的。我至今仍觉得自己是天仙女下凡。

三岁时我进了幼儿园，全园一百多个孩子就数我最招人疼爱。阿姨们可喜欢我了，把我当宝贝似的珍惜，生怕磕了碰了。人们常说三岁看老，那意思是从小看大。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底片很重要。你懂不懂，照相时的底片要是不好，再做修补就难了。我生来就是美人胚子，明星的苗子，这是爹妈给的，是老天的偏爱。你说对吧！

从上幼儿园的那天起，我就成了人群中的亮点。逢年过节搞演出，我顶不济也是个报幕员，相当于现在的主持人。在我们那地方，我可出名啦！小朋友们嫉妒得不行，常在我的背后使坏。有几回，他们还联合起来孤立我，谁都不跟我说话，还朝我啐唾沫！我才不在乎呢！呸，我也会啐他们一脸。

一个天才总要经受各种挫折和打击。天才是少数，是个别，大多数人都很平庸。多数人成不了天才就会想方设法把你变成跟他们一样。我的成名过程就是典型的例证。真的，我遭到了妒忌和非议，从幼年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且，我认为会如影随形地伴随我的一生。我早就有这个心理准备了。我不怕。我的未来还会承受更多的压力，这是难免的，也是符合规律的，更是我预料之中的。

漂亮而又聪慧的女孩能促使男孩的快速成熟，你信吗？我在幼儿园时就出尽了风头，成了所有小男孩心中的偶像。真的，我一点儿都不吹。我记得我班有几个男孩，四五岁就很色，经常偷偷地亲我一口，口水弄得我脸上脏乎乎的。有一回，他们几个一起把我按到小饭桌上一顿乱啃，把我吓得哇哇直哭，后来阿姨狠狠地教训了那几个野小子。还有一个小不点儿，叫什么名字来着，我一下想不起来了，还把他那只小黑爪子伸到我的裙子里。我可没生气，只是用我的尖指甲把他的小脸抓出了一道道血印子，为这事儿，他妈还找阿姨告状了呢！

怪可笑的吧？现在说起来可能没人信了，那么点儿小孩怎么懂这个？要不我怎么说自己是个天才呢！反正小时候我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别看是个小丫头，可厉害着呐！但我讲理，我懂事，我多才多艺。不光长了个谁见了都想亲一口的漂亮脸蛋，我还会唱歌、跳舞、弹琴、画画。

我觉得我生来就是别人学习的榜样，就是追光灯紧追不放的耀眼明星。那个时候媒体要像现在这么发达的话，我早就大红大紫地火起来了，眼下这些大腕儿算什么，她们跟我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我睬都不睬她们一眼！我说的是心里话，不掺杂任何其他成分。

（四）

谁？那个丑丫头出名啦？你有没有搞错啊！

对，我就是她说的幼儿园里的“小不点儿”，拽她的裙子？天呐，我只有四五岁啊！我成熟得也太早了吧？

她漂亮？是不是重名了？你说的是两个人吧？她可是有名的丑丫头。她生下来的时候长什么样我怎么会知道，不过，听我们这儿的老人说，她妈生她时还挨了接生婆的一个大嘴巴！那个接生的医生吓坏了，说我干了大半辈子了，还头一次见到这么丑的孩子，差点儿吓死我。她不由分说地就抽了产妇一个响亮的大耳光子。其他的护士早就吓跑了，没人敢正眼好好看看这个可怜的孩子。还有人说，有一次她妈抱着她在长途汽车站等车去她姥姥家。一个男人见她妈哭成个泪人似的，以为她丢了钱呢，就上前探问。一打听才知道她是因为别人说她的孩子丑才伤心落泪的。那个男人要替她打抱不平，说：“我帮你抱着这只猴子，你去把那个人找出来，我非把他揍出屎来！”这当然都是笑话了，我不信。她是有点丑，但还没丑到那份上。虽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估计在她身上也难体现了。真的，她那小样儿怎么变也变不成大美人！我得抽空到网上瞅瞅，看看奇迹是怎么出现的。据说现代整容技术水平很高，那也够呛，她的基础条件太差了，估计一般大夫不敢轻易接这个活儿，弄不好要砸牌子的！

我也是她幼儿园那会儿的小伙伴。对，她的情况我很清楚。我在网上看到她的形象了，好像没太大变化，跟小时候差不多。她不算太丑？也许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看习惯了。我倒没觉得她奇丑无比，一般人吧！算不上丑，当然跟漂亮的距离更远了。这年头只要肯豁出去，出名也挺容易的。她能出名，确实挺让我意外的。怎么说呢，没法说理去。嗨，我真不好意思承认是她的同学，真的！那太毁人了，我是说她的炒作。只要她高兴就行，我能拦住她吗？你是不是想请我帮你劝劝她，这事儿我可办不了。真的，她小时候就爱抛头露脸，她没骗你，她在幼儿园时就争着抢着往台上跑，那是小孩子做游戏，挺逗的。我记得她扎着两个小辫子，特爱擦红脸蛋，一笑比哭难看多了。她每次一上台，唱歌跳舞，下面就有小朋友尖叫，阿姨想拦也拦不住。所以，你让我去劝她那怎么可能呢？如果你要真看不下去，眼睛一闭不就得了。

这丫头挺好的，就是丑点儿。我当时在幼儿园里当老师，看过她，有印象。这孩子个性挺强，好表现，没啥大毛病。唱歌跑调，扯着嗓子喊，像是故意捣乱。有一回，上面领导来检查，要看孩子们的演出，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她的嘴捂住。幸亏那天她还算听话，要不她一张嘴，非得砸锅不可，“先进幼儿园”的奖状保不住了，我们的奖金也得泡汤。那会儿她还小呐，五六岁的模样。我当时跟她妈说，没事的，等她长大了知道害臊就好了，不会再唱了。你刚才说，她现在还唱歌？噢，那我可没想到。她今年也有三十多岁了吧？跑调的毛病改好了？

（五）

从小学到中学，那故事可多了。我差不多是学校里的动乱源，不知有多少男孩子为我打得头破血流。

我很善于利用我的先天优势控制着班里的局面。我可不像那些听话的乖孩子整天装模作样地围着老师转；相反，我常给老师出难题，把他们搞得很难堪。

比方说吧，我总是踩着上课的铃声走进教室。有时是跟老师一道，有时则比老师晚几分钟，等全班同学都坐好了我才不紧不慢地走进课堂。全班四十双眼睛齐刷刷地聚拢到我身上，像行注目礼似的，那感觉特好。

有的老师特坏，罚我站着听课。那正中了我的圈套，我仰着脑袋站在座位上，心里美滋滋的，不时地向偷偷瞅我的男生挤眉弄眼，把他们臊得小脸通红通红的，哪有心思听课！后来老师干脆把我拽到教室的墙角，让我面朝墙壁站着，那也没用，你看就我这身段，一个背影就能迷倒一大片。一堂课没上完，男生们的眼珠都快鼓出来了。如果我再不时地扭动几下屁股，特别是夏天，那就是一片混战。等到了高中阶段，老师们就再也不上我的当了，他们知道，要是再罚站下去会影响到整个学校的升学率的。呵呵，好玩吧？

有几个男生从小学一直追我到高中，我在哪个班他们就到哪个班，真是痴心不改。一上课就拿眼睛瞄我，还给我递纸条，写一些特肉麻的话。什么话？那我可记不住了，反正都是特肉麻心酥的那种。只要我的眼神与他们的目光一交集，他们就立马精神起来，一点儿都不犯困，能瞪大眼睛紧盯着黑板看一上午。那几个后来都考上了大学，这得感谢我。如果没有我那多情的眼神激励他们，我估计他们就委靡不振了。

我再给你讲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吧，这可是绝对隐私，我还是头一次向媒体记者透露，我发现你还是蛮真诚的，就算是送你个小礼物，你可以作为独家新闻予以披露：在初三和高中期间，至少有两位男老师打过我的主意。

初三的体育老师最不地道，他利用上跳马课的机会，占我的便宜。他总说我的鞍马跳不好，就故意让我反复练习，他在边上保护我。后来，其他同学都过关了，便开始围在一起打排球。他不安好心地把我单独留下来专门跳马，每当我一跳到鞍上，他都冲过来抱住我，双手搂住我的腰，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心跳和嘴里呼出的粗气。真的，他花了两节课的时间单独与我在一起，放肆的揉搓我少女的躯体。幸好我一咬牙跳过了那该死的木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高中时也有个体育老师挺不像话的，出早操时那两只色迷迷的眼睛总不肯从我身上移开。动不动就喊立正，然后把我一个人叫出来，站在队伍的前面，不停地让我给全班同学做示范。稍息、立正、齐步走、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没完没了。他还让同学围坐成一圈，叫我在圈中央完整地表演一套广播体操，再加二十个俯卧撑和三十个仰卧起坐，你说他下流不下流。最后，还是同学们看不下去了，有几个男生替我打抱不平，冲着体育老师大声嚷嚷，吹着口哨起哄，这才制止了他的进一步行动，我算是幸免于难吧！

（六）

作为她的同学，我深感荣幸。我的确从小学到中学一直与她同班，正是在她那含情脉脉的目光中受到了“激励”才考上大学的。哈哈，没想到，她至今仍记得我，真让我受宠若惊。记者先生，请你向她转达我对她的崇高的敬意！

受到她“激励”的男同学不止我一个，准确地说应该是全班男生都程度不同地从中获益。说激励不如说刺激，或者叫“反向激励”更好些。她的眼神相当有特点，谁看了都会魂飞魄散，不寒而栗的。她太多情了，一般人无法逃脱那眼光的摧残。真的，我一碰到她投射过来的目光就像受到电击一样，万念俱灰，眼前一片漆黑，脑袋一片空白，对比太强烈了。我不得不直愣愣地盯着黑板，半天不敢转脖子。我有时发现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也受不了她的挑逗和刺激，干脆闭着眼睛讲课。她的存在确实能逼迫我们聚精会神、专心致志地听课，她让我们中的不少人学会了默默忍耐。

高中体育老师是出于何种目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确实多次让全班同学欣赏她走步、做操等单独表演。我们至今仍觉得那位老师太残忍了。不是对她，而是对我们这些无辜的同学。我们不得不按照老师的命令，围坐一圈，观摩她夸张的形体动作。那是我高中时代最悲惨的一幕。她好像丝毫也不顾及我们的感受，尽情地陶醉在自己的幻影之中。至于初三的那个体育老师，我敢发誓，他绝对不会对她产生任何其他想法，因为他是她的亲表哥，这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之所以顶着烈日，一遍又一遍地辅导她跳鞍马，那是因为升高中时体育成绩占二十分，他不想让自己的表妹因此受到损失才那么做的。

记者哥们儿，听说我也是被她列入中学时受到激励的男生之一？嘿嘿，真有她的。我也跟着沾光了，太幸运啦！

说句公道话，她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丑，而是超出了你的想象。噢，我忘了，你刚才说已经采访过她了，那就不需要我再形容一遍了。我说话是有点儿离谱，爱夸张！但怎么也夸张不过你们这些当记者的，对吧？这么说吧，她人不错，就是有点儿那个。“那个”的意思很丰富，不好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你自己来体会吧，反正与一般正常人不大一样。要说她缺心眼儿吧，其实她又挺机灵的；要说她是个“人来疯”吧，有时又表现得特忧郁；要说她有些自卑吧，她又从不低头走路。回想起来，她中学时代就是个人物了。今天能出名我一点儿都不感到奇怪。我不是在说反话，她挺不容易的。我从她那里得到了不少启发。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她的成功就得益于这种旁若无人、目空一切的执著品质。真的，我就缺少她的这种精神！

男生们总是以貌取人，讲话也很尖酸刻薄。她与我是同桌，我们很熟悉。我们女生虽说不上多喜欢她，但与她相处绝不反感。她挺好的，就是自我感觉太好了。我们挺愿意与她待在一起的，那样能衬托出我们的漂亮来，这有点儿自私吧，她可不这么想。她还以为自己是红花，我们是绿叶呢！她在网上说中学时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对她有想法，都为她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这倒是事实，但那是让她吓的。我记得，学校开运动会时，她偷偷地告诉过我，只有坐在那里，才能找到男生冲向她的兴奋感！

（七）

亭亭玉立、情窦初开是我对自己中学时代的评价，而上了大学我则是玉树临风、鲜花绽放了。

我考上的那所大学不太有名，属于一般院校。可话又说回来了，你看像我这样一个天生丽质的美人胚子，自上幼儿园开始就一直生活在男生勾引的目光之下，能考上大学就相当不错了，那得经受住多少诱惑和干扰啊！我是个很有定力的人。洁身自好、守身如玉、目不斜视、勇往直前，不容易啊！我有时会轻轻地拍拍自己的肩膀，在心底跟自己说：好样的，我佩服死你啦！人得学会自我肯定、自我鼓励、自我欣赏嘛！你说是吧？

大学跟中学确实不同，从跨入校门的那一刻我就明显地感受到了这种本质的差别。与大学相比，小学、中学时的情呀爱呀，都是小孩子过家家，闹着玩而已。那些小男孩懂什么，光知道跟在你的屁股后面起哄，模仿你的走路姿势和说话腔调。大学中的男生就成熟多了，他们显得更深沉也更有男人味儿。

我们学校里的女生比男生多，竞争相当激烈。我的意思不是争男朋友。我才不屑于那种低档次的较量呢。

与其他女生不同，我是以静制动，是全校男生共同关注的焦点。不管我走在哪里，身上都缠着无数企盼的目光。我真有点儿无处躲、无处藏的危机感，藏在哪里都不安全。真的，那段日子太难熬了。无论白天黑夜，不管人多人少，只要我一出现，就会引起骚动。我隐藏得再深，也能被一些男生那具有穿透力的目光探视到，并不由分说地给拽出来。

这能怪谁呢？要怪只能怪我自己太出类拔萃，太光彩照人啦！最多可以怪罪我的父母，他们为什么要把我养育得这么完美靓丽呢？没办法，我只得为自己的优秀付出代价！在争奇斗艳的大学百花园里，谁让我一枝独秀、艳压群芳呢？嗨，红颜自古多烦恼，你是没法体会那种复杂微妙的少女情怀的。

我在我的博客里说得很清楚，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对我有非分之想！有人却恶语相加，颠倒黑白，跟帖说什么，“不会吧，也许是她对所有男人都有想法吧？”呸，瞎了他的狗眼！让他睁眼看看，站在他面前的是怎样的一位楚楚动人的天香国色！只要我在校园里一走，男生的眼睛里还会有别人吗？只要他发育正常，就不可能对我不产生想法。

你问我到底有多少男生真正对我采取了实质性的举动，这是什么意思？用眼睛整天盯着你看还不算实质性举动吗？难道你想让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扒光我的衣服不成！给我送礼物算不算？送内裤算不算？噢，那就行了。我告诉你吧，有一次我在布告栏贴了张寻物启事，寻找我晾晒在宿舍阳台上被风刮跑了的胸罩和内裤，结果你猜怎么着！不到三天，我收到了一百多条内裤，五颜六色，全是男生送的，不知他们从哪儿拣的。这种举动够实质性的了吧？

（八）

她在我们大学里可有名了，是人人皆知的“极品女”。“极品女”是现在的说法，我们上学时好像还没这个词儿。她很好打扮，描眉画眼的，穿着十分大胆，我头一次见到她，还以为是媒婆进校园了呐！

是的，我对她很了解。她跟我是同一个班的，很熟悉。怎么说呢，她奇特的自我感觉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记忆。你是说你弄不懂什么叫奇特的自我感觉是吧？说白了就是超级自信吧！对，她认为她是全世界最美最棒的女人，是所有男人梦寐以求的心中偶像！事实？真实的情况与她的自我判断也差不多，那要看“偶像”到底怎么理解了。按照新新人类的说法，偶像是指“呕吐的对象”的缩略语。当然，她还没到那种程度。真的，不是美化她。我是她的同班同学，关系很密切。我并不认为她有多完美，但也不像许多人恶心她那样，那都是些妖魔化的处理。她就是好出风头而已，比方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做一些惊人之举，如在饭堂里高唱一曲，或者在静寂的阅览室里放声大笑一番。除此之外，好像没有做过其他太出格、太过火的事情。

对，她是痴迷于穿着打扮。这一点我可以作证。我和她住在同一个寢室里，有资格作一些细节补充。她从发型设计到鞋袜搭配都很讲究，常让我们目瞪口呆。

她喜欢粉红色的尼龙袜子。刚上大二的那个学期，她从地摊上精心挑选了一双尼龙袜子，粉红粉红的。她爱不释手地摆弄了好几天，最后为了凸显那耀眼的袜腰，她还把裤腿剪去了半尺长，让那粉嫩的艳丽在她的脚脖处鲜亮夺目。

她还执意要把头发梳成宝塔状，要给人留下一种高耸入云、高不可攀的视觉效果。每次梳头可费劲了。我们有时还帮她扶一把，想方设法让头发支棱起来。她晚上睡觉经常趴着，生怕发型被破坏，可逗啦！

还有一次，她过生日，不知是哪个男生送给她一条军训用过的皮带，就是那种咖啡色的人造革“武装带”，中间是闪闪发亮的不锈钢扣。她喜欢极了，那年冬天，我见她一直把那条腰带系在羽绒大衣的外面，走在路上可神气了。呵呵，她就是那么个人，我行我素的，挺好玩的！

我没见过有男生追求她，怎么会呢？不过，她经常写情书，躲躲闪闪地不让我们看。据她透露，好像是她中学时代有几个男同学老追她，所以她必须时常回信严词拒绝。在我们大学这个班里，肯定没有哪个男生爱上过她。也许是她的幻觉吧！我只知道我班的男生经常在背后取笑她，甚至骂她变态。也有人说她是神经病，我觉得她没那么严重。再说，他们又不是医生，怎么能随便给人家确诊呢，你说是不是？后来她倒是休学了一年，住进了精神病院。等她出院时，我们已经毕业了。她留了一年级，以后就再没见过面。

（九）

我真受不了那些男生的围追堵截和死缠烂磨，最后我不得不躲进医院里，住了整整一年。那年正好我读大三。

生活在别人专注的目光里，那种滋味特难受。你试想一下，你不管走在何处，总有千百双眼睛追随你，你的一举一动全暴露在别人的眼皮底下，没有一丝一毫的个人隐私，那种压力谁能长期忍受？读大学的那几年，我就如同被扒光了衣服一样，一丝不挂地在校园里进进出出，周围投来的全是各种嫉妒、怨恨、挑剔、指责的眼神。我知道男生们做梦都想得到我，而这么多的爱慕者中我敢得罪谁呀！他们一个个都如狼似虎一般，我选择一个就伤害一片，我哪敢轻举妄动啊。还有那些如饥似渴的女生，妒忌得都恨不能把我给撕成碎片。谁让我是仙女下凡呢！有一句老话说，“凤凰落地不如鸡”，更何况我是只飞进鸡窝的金凤凰，生生地被成群结队的土鸡给叨得遍体鳞伤。怎么办，我惹不起只好躲起来，躲到天使聚集的医院里一个人独自抚平内心的伤痛，清洗疗救那被折断的羽毛和翅膀。我宁愿与精神病患者厮守在一起，也不想再见到校园里那一张张丑恶狰狞的面孔和一双双贪婪锋利的眼睛。这就是我住院的原因。

当然，医院并不是世外桃源，穿着白大褂的也不都是天使。借着为我检查身体的机会，男大夫肆无忌惮地在我身上乱摸，包括最隐秘处。为了怕我反抗，他们竟把我绑在床上，还在我的胳膊上扎针。趁着我迷迷糊糊昏昏欲睡之际，他们对我动手动脚，天知道他们还干了什么。那些男人从未看见过我这种绝世美女，一个个垂涎三尺，常把我的身子给弄得湿漉漉的。我班上的几位男生在班长的带领下追到了医院，他们隔着铁栅栏向我倾诉对我的思念和渴望，并嘀嘀咕咕地跟医生串通一气想合起伙来图谋不轨。好在那主治大夫没买他们的账，他肯定是不想与别人共同分享我，所以他不允许其他男人与我接触。那位主治医生长得很帅，我逐渐接受了他。说实话，直到今天我仍觉得他跟我在一起还是比较般配的。他爱我爱到了几乎发病的程度，每天都会来我的床前转几圈，每次都会俯下身子用手抚摸我的额头，还让我张开嘴，欣赏一番我那性感的舌头。当我闻到他身上特有的迷人气味时，就不由自主地兴奋激动。要不是那个该死的护士，他就完全属于我了。那天，就在他弯腰贴向我的胸部之际，我挣脱了手腕上的绳子紧紧抱住了他并狂热地吻他。没曾想，那个不知趣的护士突然冲进门来，连推带打地把我按到了床上。她醋意大发，简直就像个头号泼妇。她逼着大夫跟她一道又把我捆了起来，她还警告医生以后要小心自己的小命！

我觉得那个护士是个十足的疯子。她竟然还穿着白大褂，冒充护士。

（十）

有印象，有印象，她确实在我们医院住过。当时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具有典型的妄想症状。

对，我曾经做过一段她的主治医生。她说的那个“泼妇”护士姓苏，前年调到另一家医院当护士长了。哈哈，是有她说的那场戏。当时把我吓坏了。我以为她的双手被固定在床上会没事的，我确实大意了。不过，干我们这行的，这类事会经常遇到。你瞧，我后脑勺上的这块疤痕，那是被一名男患者揪着头发往门框上撞破的，当时我真差一点儿没了小命。所以苏护士提醒我“小心你的小命”是对的。她还好，没采取更残暴的行动，只是亲了我几口，算我走了桃花运。如果她长得再顺眼点就更好了，可惜她太、太、太平常了一点儿。嘿嘿，不该开这种玩笑的。

我觉得我们制订的治疗方案和采取的治疗措施还是对症的。药物治疗与心理辅导相结合，针对她的精神、身体和心理状况不断调整完善治疗方案，效果挺明显。她入院时很狂躁，后来又变得很抑郁，反复了好几次，我们在药量上做了适当的调剂，病情逐渐稳定了。经过一年的住院治疗恢复得相当不错。出院时，她还给医护人员写了封感谢信，很真挚感人。

她的学校对她的病情也很关心，不时有同学来探望。我记得有一次来了四五位男生，她可兴奋了，抱着其中的一个死也不撒手，把那个男同学吓得脸都白了。还是我和其他几位医生护士一起上去替那个男生解了围。你瞧，我胳膊上这几个牙印就是当时她给咬的，流了不少血。嗨，这个丑丫头可厉害啦！

对，我们班上的许多同学那时都到精神病院里看过她。班主任老师也去探视过。她当时太可怜了，她的行为是有些怪异，但被诊断为精神失常并需要住院治疗，我们一点儿都没想到。当时，我们班上的同学都感到挺意外的，毕竟是同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大伙儿对她虽然谈不上喜欢，还是有一定感情的。她被送进医院后，我们班的学生干部曾专门开会商量过，要动员组织全班同学，分期分批地前往医院探望，每次都带一些水果、点心、奶粉之类的食物。开始那阵子，她好像不认识我们似的，两眼看着我们，嘴里不停地叨咕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知是说给我们听的，还是自言自语。说来也奇怪，在学校里时，她偶尔也自己叨叨咕咕，甚至在课堂上突然来一阵狂笑，可是我们都没往精神疾病的方面去想。背后有同学说她是精神病，那多半是开玩笑，谁都不太当回事儿，还以为是她彰显个性的一种独特方式呐！

我也去医院里看过她，就是被她死死抱住不放的那次。真不好意思，现在想起来还是多少有点儿害怕。回到学校后，同学们还拿我调侃，说我艳福不浅，是精神失常美女的杀手。这种玩笑太残忍了，有点儿黑色幽默的味道。

出院后她还回我们医院复检过，是学校心理咨询老师陪着来的。经检查，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都不错，情绪稳定、心态积极，医生还给她提出了许多长期服药和自我调节的建议，她都一一记下了。我觉得，她今天的成功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医院的治疗水平。记者同志，你别客气，以后觉得哪儿不对劲儿了，随时欢迎到我们这儿来！

（十一）

做女人难，做一个引人注目的美女更难，而做一个事业辉煌的成功美女那是难上加难。听说过这句名言吧？我从小到大一路走来的切身体会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人们可能只看到了我光彩夺目的外表，却忽略了我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也就是我的纯真、善良的另一面。我拥有一颗水晶般的心灵，不光是娇美可人的容貌和勾魂摄魄的体态。我内在的真与善同我外在的美一样，是一般人无法企及的。

我的首任丈夫背信弃义地离我而去，我却抱以极大的宽容。宽容是最大的惩罚，这就是我报复他所采取的最有效手段。我本来完全可以毁掉他的前程和一生，但那太低级了。他当初死乞白赖地追求我，当把我弄到手后却不加珍惜，竟然逃到了西藏高寒缺氧地带去寻花问柳了。我当时气愤至极，找到了他们单位的领导并到公安局报了警，希望把他缉拿归案，让他重新做人。这个家伙比狐狸还狡猾，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听说隐藏在青藏高原雪线以上的某个山洞里享清福呐！

算了吧，我宽慰自己。让他后悔一辈子吧！他有眼不识颜如玉，是他自己没有那个造化和福分。像我这种炙手可热的女人，满世界打着灯笼也难找啊！追在我背后献爱心的男人超过一个营、一个团。我才不在乎那种无情无义没心没肺的蠢货呐！

他单位的领导跟我的看法完全一致。他骂他的下属，也就是我的首任丈夫是个用眼睛喘气的大傻瓜。我明白他的意思，他的眼神儿骗不了我。我第一次去他办公室就感到了情况不对。他心里有鬼，不敢正眼看我，却羞羞答答地斜眼瞄我。女人一般都有第六感，我的第六感格外灵敏。我前面说过，所有见过我的男人，都会在第一时间里爱上我，几乎没有例外。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渴望和爱意，那是无法掩饰的，尽管他是我丈夫的领导。

他声音颤抖地请我坐下，殷勤地给我泡了杯绿茶。他劝我不要激动，自己却控制不住因兴奋而哆嗦的双手，差一点儿把茶水洒到地毯上。我当时就预感到他将成为我的第二任先生。离开办公室时，他紧握着我的手不放，腼腆地低着头，深情地叮嘱我要注意身体。你想想，一个男人初次与艳若桃花的美女见面就让她注意身体是不是太直白、太露骨了。我回去后越想越觉着不对劲儿，浑身发烫。注意身体，这不是明显的勾引吗？他也太不知道含蓄了吧！我给他打过几次电话，他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感情。我只好直奔他的单位里找他，看大门的那些保安以领导出差为由，不让我接近他的办公室，还趁机对我动手动脚的，连我的胸部都敢碰，太让我不可忍受了。后来，他的妻子像一只患上狂犬病的母老虎似的，拦在我与他之间，以死相逼，扬言要杀了我，还咒我滚回精神病院去。哼，太可笑了。她的丈夫勾引我，难道还是我的错？

（十二）

对，是有这回事儿。大概已经过去四五年了吧？她来过我的办公室，具体细节我还能回忆起来。

那天她打扮得很入时，又自称是我的表妹，所以我的秘书没敢多问就把她引到了我的办公室。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很深，人一落座就滔滔不绝地自我表白，云山雾绕的，我捺着性子听了她半天才搞明白，原来她是来向我讨丈夫的。据她介绍，她老公是我公司的职员，新婚蜜月尚未度完，就下落不明了，她要我还她的新郎。

你知道，我这儿是家大型建筑公司，下面有许多分公司和施工队，我哪里搞得清每个员工是叫张三还是叫李四。既然是员工家属，我客气地接待了她并安慰她不要着急，我会让人力资源部帮助她寻找这个人，也就是她的丈夫。没想到她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上了，像遇到了久别的亲人似的，聊起了自己的成长过程和情感经历。我开始并没有发现她的异常，只是觉得她穿着打扮得挺另类，长相也有些奇特而已。后来，她敞开心扉、口若悬河地倾诉使我产生了警觉，我最后不得不让秘书和保安人员一道把她送出了大楼。

隔了一天，她就给我打来电话。电话号码是名片上印的，是头一天她向我索取的。她在电话里说了许多莫名其妙的话，搞得我摸不着头脑。有几句我记得很清楚，好像是说她特别适合做后妈，非常喜欢照顾别人的孩子。她还说愿意成为我的红颜知己，把我从感情的饥渴中解脱出来等等。

总公司的人事部门经过了解，得知她说的那个男人的确曾经在某分公司下属的一家建筑施工队里干过活，是一个进城务工人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农民工。他的工友们说这个男的早就有家室了，孩子已经小学快毕业了，没听说他最近结婚的事儿。但半个月前他突然不辞而别了，没人知道他现在何处。临走时，有人发现他的神色有些不大对头，像是被什么东西吓坏了似的，还不时地用脑袋撞门框。这小子平时就胆小，别人也没把他当回事儿。后来我在电话里告诉她，她反倒不依不饶地跟我要人并威胁我说你要交不出人就得把你自己赔给我。没法子我只好报了警。

嗨，公安局一介入，事情就真相大白了。原来她的精神不大正常，听说还住过一年的医院。这件事那段时间成了我周围同事拿我开涮的一大笑话了，把我封为“最受女病人喜爱的十大猛男”之一。

她以后又来找过我几次，均被大楼的保安人员给拦住了。我老婆不认识她，肯定没跟她接触过。

她从哪里听说那个男人躲到青藏高原的某个山洞里了？她是不是把本·拉登认成她的老公啦？他躲在阿富汗吧，什么时候跑到中国境内啦？哈哈，她还真是个人物！

（十三）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至少有一个女人。相反，一个失败的女人后面肯定也有一个男人。我从婚姻的阴影中挣脱出来之后，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如此。

为什么女人非要把自己的幸福和快乐交给男人？婚姻对于像我这种有追求的女人来讲，无疑是一根令人窒息的绳索。我凭什么要把自己的命运拴在一个固定的男人身上。我的魅力光芒万丈，可以让所有的男人都头晕目眩。谁也无法抗拒我的美貌和才华，我就是男人的克星和主宰。只要我愿意，我想和谁上床就和谁上床，用不着一生只盯着一张面孔，通过婚姻得到的快活是单调乏味的，我享受的快感是多样的、不断更新的。我给别人送去的快乐也是与众不同、花样翻新的。不信，等你采访完了可以试试，我不另外收费，算是我给你的奖励！哈哈，你不必太激动了，瞧你的脸色都变了。

我想说的很多，想做的更多。自从我在网上被评为“超级极品女”之后，各种荣誉潮水般地滚滚而来，“粉丝”们如痴如醉疯狂地迷恋追逐我。我早就预感到这一天终会到来，但没想到来得这么早，来势如此汹涌。我现在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是公安局和保险公司挂号的人物，我的生命安全关系重大。我的一举一动、一笑一唱牵动着千百万粉丝的心。我一打喷嚏，谁都得感冒。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我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像我这种才貌双全的极品女人，虽不敢说是后无来者，但绝对是前无古人。你作为媒体记者，应该像呼吁保护可爱的大熊猫那样，呼吁全社会都来珍惜我这种国宝级美女，这是你责无旁贷的义务。

我最近忙得不可开交，脚后跟快打到后脑勺了，连打个哈欠都抽不出空来。我今天能在百忙之中接受你的采访，的确是你的荣幸，也是你我之间的一种缘分吧。缘分可奇妙啦，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又真的存在，就像你我此时的感觉一样。好吧，小帅哥，我接下来还要去为一家公司拍一个马桶形象广告，今天的采访就告一段落吧！对了，你要不要抓紧时间拍几张写真照片，我可以让你大饱眼福、一览无余哟！那好吧，你就用我网上的经典玉照好啦！你文章的标题一定得制作得极具冲击力、震撼力，不能叫“一个极品美女的心路历程”之类的题目，那太俗了。比方叫“超级极品女人的鲜为人知的惊悚故事”或者叫、叫、叫——算了，我只要一思考，脑袋就发晕，对，就叫“令人眩晕的另类超女”，这个题目肯定大受欢迎。

什么？“一个女狂想症患者的采访札记”？你、你、你，你不是记者，是医学院的学生？哈哈，太可笑了。你在做实习调查？我要掐死你！看你往哪跑，喊救命也没用，没人敢救你！我就不信，你还能跑到喜马拉雅山挖个洞躲进去？！

一封遗书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在你们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离开了这个世俗的世界。天堂里多了一位博士。

早在高中时代我就萌发了自杀的念头。只是觉得在一个讲求学历的社会里，没有拿到一张大学文凭就自杀显得太没面子啦！于是我咬紧牙关，终于考上了大学。我计划着在大学毕业典礼后便义无反顾地告别人生。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四年以后，我突然发现，大学学历多如牛毛，一个小本科生简直没有资格去死。我只好继续苦读，放弃就业的机会又复习了两年，顺利地考上了硕士研究生。读本科期间，我的父母卖菜、卖粮、卖血为我提供了高昂的学费，而攻读硕士学位时，他们又卖掉了唯一的栖身之地，三间破瓦房。

获得硕士学位后我没有跳楼，因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突飞猛进，研究生学历也大打折扣了。我不得不再一次推迟自杀的时间。发誓一定要拿到博士学位，为自杀者争得一份尊重和尊严。现在我如愿以偿了，我可以无愧于两年前为了给我筹措生活费而捐出肾脏的父亲了。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一个有知识、高学历的自杀者……

难啊，这年头连自杀都得有个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成绩优秀，我的博士帽已于昨天的学位授予仪式上戴上。我终于可以走了，走得体面而踏实。

别忘了在我的骨灰盒或墓碑的名字后写上“博士”二字。

永别了。

某某某

年月日

话多

我嫌老崔的话多，轻易不与他套近乎，甚至有时路上迎面碰上了，也尽量躲过去。

一个大老爷们儿，嘴一张开就不知道关上，说起话来跟马桶跑水似的，哗哗啦啦没完没了，我实在受不了。所以，只要没有什么极特殊的事情找他帮忙，我绝对不去招惹他。若是不幸被他拦住了，我也会急中生智地撒个谎，匆匆跑掉。其实，谎撒多了老崔也能看出来。比方说，我说的最多的是坏肚子，得赶快蹲厕所。这一招有时好使，有时并不管用，他有好几回陪同我蹲在那里，继续滔滔不绝——当然不是下面，而是嘴巴。

前些天听说老崔得了抑郁症，变得沉默寡语了。这可是件天大的新闻，我一听到这消息，差一点儿笑破了肚皮。只要公鸡不能下蛋，那老崔就不会闭嘴，他要是抑郁了，长江水都能倒着流。我不信，我得揭穿谎言。

没等下班的铃声响过，我就兴冲冲地跑到老崔家里。这家伙还真能装，竟然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我敲了十多次门，他才无精打采地起来开门。

“听说你抑郁啦！恭喜恭喜啊！那可是大伙儿的福气呀，也算是你退休前为公司作出的最大贡献了！还真有点儿像抑郁症，怎么老婆跟人跑了？还是赃款被盗、小蜜被撬？”我打着哈哈拍拍他的肩膀。

那天老崔还真沉得住气，不管我怎么逗他，他都一言不发。后来，我才知道，他的郁闷是源于一次电话。

过去我就听老崔说过这样一句话：“别嫌我话多，你要是认识我妈，你会说我是个哑巴了。”“如果说女人话多，那我妈就是女人中的女人。”据老崔介绍，自他记事开始，他妈妈的嘴巴就没歇息过。在她看来，说话跟呼吸一样绝对不能停止，饭可以少吃一顿，话不可少讲一句。眼睛一睁，说到熄灯。老崔的爸爸崔老爷子时常抱怨：连夜里都睡不踏实，动不动就让老婆的梦话吵醒。

俗话说，树老了根多，人老了话多。老崔说，我妈没有遵循这个规律，她是年轻时话就多，年老了话更多。过去她跟孩子说、跟婆婆说、跟街坊邻居说，等孩子长大走了，婆婆死了，街坊邻居不来往了，她就跟桌椅板凳、鸡鸭鹅狗、花草鱼虫说。有听众更好，没听众也行，面对墙壁她照样能说个三五个钟头。退休前，她在一家医院打杂，凡是遇到难缠的患者或家属，院长对付不了了，就请她出山做说服劝导工作。这是她的强项，她能把本打算赖在医院里的病人或找茬滋事的患者家属说得逃之夭夭，甚至连该退还的医药费都不要了。她能一连几天几夜地追着那些试图跟院长讨个说法的人摆事实、讲道理、谈人生，说到动情处自己还会嚎啕大哭，令对方无地自容。她说话虽然语无伦次，但保证滔滔不绝。院长对她既感激又恐惧，每次处理完医患纠纷之后，她都要向领导从头到尾地汇报一遍整个过程，这一点让院长十分头疼。

老崔曾经向我诉苦，说他从小到大，没跟妈妈说过一句完整的话，每次只要一张嘴，话头儿就让妈妈抢过去了，这使他感到很压抑，很憋屈。不久前，母亲过七十三岁生日，老崔想给她老人家打个电话，向她祝寿，亲口跟妈说一句“生日快乐”。这本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了，但伶俐健谈的老崔还是没底，拨电话之前心里就打鼓，生怕这句短语说不完整。果然不出所料，那天老崔憋足了劲儿拿起话筒，刚说出“妈，生……”两个字，就被对方抢去了话头，“妈生你容易吗？十月怀胎，遭了多少罪，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大了，还好意思说。昨天我遇到前街的张大嘴，你看人家多有福气，哪像你，连妈过生日都不打个电话，说一声生日快乐……还不如十三年前死的闫轱辘棒子和明年就得死的蔡二包子……”据说，老崔在电话的这头一直听了两个多小时，终于一声不吭地瘫倒了。

老崔后来提起这件事儿，如狼嚎般长叹了一口气：“嗨，说我话多，真是冤枉啊！”

国家规定

我有个八杆子够不着的堂叔，年龄只比我大一岁，跟我是小学同学。虽然辈份高，但我从没把他当回事儿，人前人后都喊他的外号“三癞子”。

三癞子读到四年级时便对上学彻底失去了兴趣。他认为数学老师讲课越来越不靠谱，因为一年级时老师告诉我们二加二等于四，后来到了四年级学习乘法时，老师又说二乘二也等于四。这让他恍然大悟，原来加法和乘法是完全一回事儿。可是老师还说一加一等于二，一乘一还是一；三加三等于六，三乘三等于九。这下子可把三癞子的脑袋搞乱了，他无论如何也转不过弯子，一口咬定是老师戏弄人，说话不算数。为这事儿，他跟老师大吵大闹了好几回，有一次还动了手，把老师的鼻子打出了血。老师气得直犯晕，手扶着水泥黑板，咬牙切齿地警告他：“三癞子，一加一等于二，一乘一等于一。这你不能怪我，这是国家规定。要打官司你肯定输，说不定得判你个三年五年的。”三癞子又气又怕，把书包一摔，从此回家放牛去了。

那位数学老师的名字我已记不清了，只知道同学们背后都叫他“国家规定”。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省城，三癞子一直在老家务农。一年前，三癞子来省城看病找到了我。他的眼睛瞎了一只，肾里长了石头，尿尿时疼得龇牙咧嘴。“眼睛不用治了，不耽误吃喝。肾结石得让大医院的大夫看看，这病挺闹心。”他怕我搞错了治疗项目。

“没问题，我帮你联系医院，给你好好看看，肾结石不是什么绝症，你放宽心。”我安慰他。

二十多年没见面了，三癞子老了许多。虽说我们年纪相当，我却觉得有了两辈人的相貌差距。住院期间，我隔三岔五地去看他，听他说说老家村里的事儿，蛮有意思。

很快半个月过去了，三癞子的肾结石被震碎了经尿道排了出来。他说他听到了“当”的一声，那石子砸到了搪瓷尿盆里，溅起了尿花。我说你小子也太夸张了，多粗的管子才能尿出那么大块的石头。他嘿嘿地笑着，一只眼睛感激地瞄着我。

三癞子出院当天就急着要走，嘴上都起了泡。我说：“不急，明天一早送你上火车。今晚我要和几位朋友一起聚聚，吃个饭，你也一块儿去。”他犹豫再三，说怕添麻烦。“麻烦啥，不就是多添双筷子？”我连扯带拽地把他拉到了饭店。

同事们听说他是我的小学同学，都很热情地招呼他，你敬一杯，我敬一杯，没等吃上几口菜，三癞子的小脸就变成了猪肝色，话也多了起来。

“别看你们局长现在当官了，他小时候那个熊样你们是没见过。他是尿炕精、鼻涕鬼！尿炕精懂不？就是夜里往被窝里撒尿，把炕都泡塌了。鼻涕鬼知道不……”他比比画画晃晃悠悠地想站起来。

“三癞子，快坐下，小酒量还想喝大酒，老老实实地坐那儿别动。”我大声劝阻他。

“你叫我啥，三癞子？三癞子是你叫的？你是我侄儿，你得管我叫叔，你知道不？”他又比比画画地想站起来。

“还叔呢，比我大不了一岁，念书大泥包一个，连加减乘除都搞不清，还充大的呢？”我笑着把他按在座位上，然后跟同桌的朋友说了一遍三癞子读小学闹出了“国家规定”的笑话来。大伙儿乐得一塌糊涂。

三癞子闷着头又喝了一口酒，用一只眼睛严肃地瞅着我，“你得管我叫叔！”

“凭啥呀，咱俩是同学，凭啥管你叫叔。”我说。

“凭啥？啥也不凭，反正你是我侄儿，你就得管我叫叔，叫三癞子就不行。别以为你当了官就咋地了，还得叫我叔。”三癞子认了真。

“瞎扯啥，快吃肉，猪蹄子堵不住你的嘴呀？”我也挺不高兴的。

“你们知道不，他，你们的领导，论辈份是我侄儿。你们说，他，他，他该不该喊我叔。”三癞子醉态明显加重了。

“八杆子够不着的亲戚，凭啥叫你叔？”

“你是不是管我妈叫二奶奶，那我就是你叔，这是国家规定。”三癞子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把全桌的人逗得前仰后合。

“咱还得按国家规定办，你既然是我们领导的叔叔，那也是我们大伙儿的叔叔。”我的一位同事端起酒杯替我解了围。

“这还差不多，国家规定就是国家规定，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不能随便改。”三癞子得意地瞅着我，一仰脖干了一杯酒。

素材

我的小说集出版的消息在小范围内迅速传开，这个小范围是指我所在的单位。认识我的朋友、同事、同学纷纷前来索要，在他们看来，熟人写的书是无需到书店里买的。相当于自家种的土豆，吃不了送人合情合理。我有时想，自己幸亏是写小说的，若是开金矿的，朋友来了你搬一块，我拎一桶，那损失就更大了。再说了，我也很乐意奉送，因为这年头什么都不好卖，尤其是小说之类的闲书。于是我一下子买了一千册，留着慢慢送人。只要有人肯要，那就是给我面子，我心里由衷地感激。所以，有时人家要一本，我就送他三本，显得很大方。

我相信拿到书的熟人们绝大多数都读过了，直接把书扔到废纸篓里或送到废品站的人毕竟是极个别的现象，因为他们再遇见我时总要跟我谈谈读后感之类的事情。差不多所有读过我送的书的人都显得挺兴奋，热情洋溢地夸我的书“太逗了”、“真有意思”、“简直神了”、“就跟真的一样”等等。

还有一些朋友会好奇地来跟我探讨一些创作上的细节问题。比如，小说中的“我”真的就是“你”吗？你原来是学哲学的，怎么在小说里你又变成兽医专业了呢？你写的那个白寡妇特像我们村的小寡妇，连姓都一样，也姓白，你怎么会认识她呢？有一篇有关初恋的特让我感动，跟我中学时的经历一模一样，你是从哪儿听来的？如此等等，让我一一作答。

也有不少同事争先恐后接连不断地为我提供新的小说素材，要求我一定要把他们的精彩故事写下来，以此提高小说的创作水平和感染力。

比如，阿金在路上拦住我说：“我昨天遇见了个人，长得特逗，哎呀，眼斜嘴歪的，走路那姿势，哈哈哈，太可笑了。您一定得记下来，将来写小说时肯定能用上。那长相、那走路的姿势，简直能乐死人……”

老王郑重其事地跑到我办公室里来，一个劲儿地拽我的胳膊：“你快出去看看，东门口有两个人打架，凶得很。有个家伙会点儿武功，拳脚利索得很，一脚就踹到那个胖子的大肚子上了，太有看头了。你快去，赶明儿个写小说时那场面能用得上……”

小张神秘兮兮地把我堵到了墙角上，嘴唇贴到了我耳朵上：“我家邻居住着小俩口，刚结婚没过半年，你猜怎么着，那个男人有了外遇，经常趁着媳妇出差时往家里领女人，你说怪不怪，他领的那个女的，长得还不如他的媳妇，你说怪吧。我把这个素材提供给你，你会写，一编排就是篇好小说，等发表了拿到稿酬可别忘了请我吃烤鸭……”

大钊干脆把一只死耗子拎到我的桌子上：“大作家，让你开开眼，你见过长三条腿的老鼠吗？肯定是头一回看到吧？我要不证明给你看，你还以为我发烧说胡话呢！怎么样，下次就写写三条腿的耗子吧，保管吸引眼球……”

最让我感动的要数微机室的“五大美女之一”苏小眉，她隔三差五地约我喝咖啡并无偿地向我倾吐她的情感苦旅和浪漫人生。两个月下来，我的眼窝都喝黑了，她奇特的爱情大戏才刚刚拉开序幕——从三岁讲到十岁。她一直暗示，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呢！

坚持要向我提供长篇题材的同事还有三十多位，他们的好故事不是站在马路边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而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啊”。我准备请个一年半载的假，然后再听他们慢慢道来。

我再也不用为找不着创作素材发愁了，我身边的朋友、熟人会源源不断地为我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人故事。如果哪位作家感到创作灵感枯竭的话，千万不要客气，我一定会把富余的素材转赠给你，与你共同分享。当然，如果你也拥有同样多的热心文学事业的朋友，请你务必要像我一样地珍惜他们。

大不了

咬牙切齿地说狠话，是一些弱者虚张声势的惯用伎俩。

赵二算不上弱者，说狠话却是他的强项。他的口头禅是“大不了”。比如，“大不了让我下岗，老子还怕你个球！”“大不了进去几年，那有什么呀！”“大不了同归于尽，不赔不赚……”大不了如何如何，是赵二的极端假设。他凡事都往最坏处着想，等事情坏到了极处也就无所谓了。

嗨，有什么大不了的，邻居家死了个小苍蝇，多大的事儿啊！他常这样反过来安慰我，一副不以为然的派头。要知道，那往往是我试图劝阻他中止一件傻事的时候。

赵二可不是一般的地痞无赖，他受过高等教育，且在国外喝过两年洋墨水，虽算不上标准的“海龟”，那也是享受某些特殊待遇的人才呢！他就职于政府部门，常能看到盖着国徽大章的红头文件。

不久前，赵二的宝贝儿子读小学了。一天放学回来告诉爸爸，今天老师上课时放了个屁。“响吗？”赵二皱着眉头问。“挺响的，我坐在第二排都听见了。”“是吗？”赵二的脸色阴了下来。“挺臭的，有位女生还捏鼻子呢！”他妈的，这叫什么玩意儿！赵二的脾气上来了。第二天一早，他就冲进了校长办公室，先出示自己的工作证，亮明自己的身份，然后又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堆大学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以及奖励证书和邀请函、名人录之类的东西，逐一向校长和围观的老师们展示，以致于校长误认为他是招揽生意的证件制作小商贩。他恼羞成怒，口若悬河地再一次介绍了自己所接受的良好教育以及现在的尊贵身份，毫不客气地表达了今天到校的目的，即对于某位教师擅自在课堂上面对学生放屁的严重事件提出了严正抗议，并强烈要求校方对此做出严肃处理，责成放屁教师向全体学生道歉，然后调离教学岗位。当校长试图耐心向他解释时，赵二已被暴窜的怒气憋得全身发紫，听不进任何好话。他认为这绝不是什么小题大做，这关乎到中国的教育和祖国的未来，是一件应该引起全社会关注的大事。他说，大不了我让儿子退学，我就不信这个邪。

此后，赵二又接二连三地在个人博客上发表高论，希望网友给予回应和支持。其中有几篇的题目是：《教师尾气超标，学生苦不堪言》、《从老师课堂放屁，看中国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被熏坏了的祖国花朵——再论教师上课放屁事件》等等，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不少网民趁机起哄，称赵二的脑袋就是小时候让屁给崩了。

我也觉得赵二有些过分，特意请他吃饭，劝他不要为这点儿屁事纠缠不休，没承想他火冒三丈，指着我的鼻子说：“少跟我装高尚、唱高调，大不了我没你这个朋友！”

辅导员

“你抽时间去看看武老师，他挺想大家的。我前几次去看他，他每回都念叨我们。”这是去年夏天老邱出差到成都时跟我聊天时说的话。

武老师是我读大学时的辅导员，相当于班主任。老邱还告诉我，武老师两年前得了脑血栓，差一点儿过去了。不过，他愈后恢复不错，记忆力很好，全班四十个学生的名字都能一一叫上来。去年校庆时，我们班有二十多位同学返校聚会，武老师见了大家的面很激动，脑血栓又犯了，住了三个多月的医院才缓过来。人老了，挺寂寞的。武老师的老伴死了四年多了，现在就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当年他欣赏的那几个班干部很少露面。有的做了官，忙啊，连我们也难见一面。团支书孙长脖子当了市委书记后腐败了，被判了十四年。嗨，上大学时他可是武老师的心肝宝贝儿，指望不上了。所以，老邱临走时一再叮嘱我，下次到北京开会，一定抽空去看看班主任。“你现在快当上院士了，武老师肯定会为你骄傲，上次校庆聚会你没去，武老师挺遗憾的。”

听了老邱的建议，我心里还真有些内疚。说实话，从上大学算起，到今年正好三十年了，还从未回去看望过武老师。不知为什么，大学这段时光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挺模糊，不像中小学时代那么清晰。能记住的大学老师也很少，想来想去能想起来的，还真是只有辅导员了。那时的武老师才四十来岁，刚从部队转业到学校工作，担任系党总支副书记兼任我们的辅导员。辅导员不给学生上课，只负责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状况。其实，在学生们的心目中，辅导员是个没学问、没本事的角色。跟那些著名教授比，他们在学校和学生眼里都没啥地位。但话又说回来了，总有些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跟辅导员走得很近，他们一般都是学生干部。还有些同学因为遇到了经济、健康等方面的问题也与班主任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比如老邱，他虽不是干部，但是有名的“病号”，三天两头跑医院。四年大学，他连看病加住院差不多占了小一半时间。武老师因此为他花费了不少精力和工资，他对武老师一直心存感激。我当时是班上最不起眼儿的普通学生，既没当干部，又没得过大病，好像没跟班主任说过几句话。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武老师留给我的印象还是挺温暖的，而那些大腕教授却大多记不住了。

我答应老邱下次到北京，保证挤些时间到班主任武老师家坐坐，毕业这么多年了，辅导员还念叨着他的学生，让我心里十分感动和惭愧。老邱是位有情有义的人，我俩在一个宿舍里住了四年，感情很深，他说的话我很在意。

春节快到了，我正巧去北京参加一个项目评审会，晚上没事儿，我去了武老师家。

武老师见到有客人来，非常高兴。两只脚在瓷砖上急促地蹭着，拽着我的手往沙发上让坐。

“我是您的学生，还记得吗？”我一进门就自我介绍。

“记得，记得。你可出息大了，那么有名，谁不认识你啊？”武老师一个劲儿地拍着我的手。

“哪里，哪里，都是老师您教育的结果。”我的眼圈湿润了，“这么多年，一直想来看您，可总不凑巧。真不好意思，我这个学生太不合格了，太让您失望了。”

“你忙，你忙，我知道。你不像我，一个大闲人，啥事都没有。身体又不好，净给组织添麻烦。你现在干啥呢，还当市委书记？”他拉着我一同坐下，关切地问。

“我没当书记……”

“又高升啦！好哇，我就知道你能干，有这个本事。在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这块料，能当官儿。当官好啊！咱班出了好几个司局级的干部。除了你，还有小柳，叫柳小萌，她现在也当上副市长了。王名成，你们班的组织委员，现在是司长了。还有班长赵大胡，那家伙也行，先当官，后来下海经商，把生意做到外国去了，听说还办了绿卡，成了外商了……你年轻，正是干事的好时候。”武老师兴奋得眼睛放光。

“不年轻啦，我也五十出头了。”我附和着。

“五十出头，正是当官的好年龄。我一想起你啊，心里就特别满足自豪。前些日子，有人说你被双规了，真是胡说八道。这年头，谣言多得很呢！为啥这么说，嫉妒呗！这回你又升了，谣言不攻自破。”武老师替自己的学生愤愤不平。

“武老师，咱班的同学您都有印象吗？”我试探着问。

“当然了，别看我七十多了，走路两条腿不大听使唤了。可脑袋瓜儿没问题，清楚着呢！你们这届绝大多数人的名字我都能叫得上来。”他自信地做了一个翘大拇指的动作。

“孟新宁您还记得吗？”我报上了自己的大名。

“孟新宁？是你们这届的吗？”武老师一时没想起来。

“是，就我们这个班的，个子不高，四川人。”我提醒他。

“噢，我记不大清楚了。是不是那个平常不大愿意参加集体活动，有时爱说个怪话，毕业分配到老家一个重点工程的小平头？”武老师的记忆力很棒，“他现在干啥？”

“他还在那儿工作，当上了全国劳模。”我如实地告诉他。

“好啊，人这一辈子其实干什么都一样。劳模也不错，凭双手吃饭，累是累点儿，心里踏实。你们同学之间还得相互帮助，你这个当大官的，要多安慰安慰他，别自暴自弃。”武老师深情地嘱托我。

“放心吧，挺好的，过得很充实。您要多注意身体，别老惦记我们这些学生了，平时多吃点儿有营养的。我给您带了点儿滋补品，再给您留点儿钱，自己喜欢什么就买点儿。”我随手塞给了他一个信封。

“哎哟，你这是怎么说的。让你太破费了。谢谢，谢谢。这不光是你个人的心意，也是党和政府的关怀。您一个大领导，百忙之中来看我，还给我送这送那，真让我过意不去，我要是告诉别人说孙书记来看我，他们得羡慕死。”武老师客气地坚持要把我送到楼下，我费了好一番口舌才把他拦在门口。

后来，我特意给老邱打了个电话，告知他我去看过经常念叨我们的辅导员了。但我没细说整个过程，更没有说老师真正记住并想念的是孙长脖们，而我是替他看望了当年栽培过他的辅导员。

调研

能陪教授们吃饭，朱二可的心情是既激动又紧张。他头一天除了遵照乡长的指示，精心安排好饭菜之外，还特意做了两方面的准备：一是找了个小本本，想请教授在那上面签名，并打算随手记下他们饭桌上的绝句妙语；二是从儿子那里借了本成语辞典，连夜背了二十来个成语，争取在与教授们的交谈中能派得上用场。

据乡长说，这回一下子来了五位学者，都是著名的大牌教授，他们能来穷乡僻壤调研“三农”问题，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一定要接待好，不得出任何差错。乡长还说，你朱二可当年差三分没考上大学，但也算半个文化人了。这回给你个机会，让你近距离地陪同教授，算是你的造化，也算是乡领导给你的奖赏，年终发奖金时你就别再斤斤计较了。朱二可点头称是，一连向乡长说了十多遍“谢谢”。

朱二可在乡里当文书，握笔杆子的时候多，握锄头的时候少。乡政府公务员的编制少，他一直属于编外身份。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写字的农民”。他的儿子正读中学，朱二可最大的梦想是希望孩子能考上大学，他觉得这比自己当上公务员更重要。朱二可本想让儿子也来拜见教授们，能在家门口见到大学教授，这对孩子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激励，但乡长不同意，说弄个小毛孩子跑来跑去不成体统，朱二可只好红着脸放弃了努力。

教授们的年纪都不大，穿戴也很随便，全都是牛仔裤、T恤衫或花格子衬衣。朱二可自己倒扎了条斜纹领带，头发上还抹了油，显得很正式。

乡长热情地把教授们让到餐桌旁坐下，并亲自为客人们斟上当地最好的白酒，教授们连连挥手推辞说不会喝。乡长说：“喝不喝，先倒上。”一位有名的教授拒绝道：“不喝就别倒了。这年头，到处都是假酒，中国的假货百分之九十以上销往农村，在这儿喝酒那等于玩儿命。”其他四位客人也附和着，认为乡长的这一举动无异于谋杀。

乡长尴尬地自己先仰脖干了一大杯，然后说：“不喝就不喝吧，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咱以茶代酒，欢迎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朱二可也赶紧换上了茶杯，接着乡长的话茬表示进一步的欢迎，还用了句“蓬荜生辉”的成语。一位教授打趣说：“你们的棚顶挺干净的，没生什么灰呀！”

乡长趁着吃饭的机会，见缝插针地为他们介绍乡里的情况，因为他们的事情多，下午要赶回县城，原定的调研时间压缩了，不能专门开会，只好边吃饭边听汇报。乡长顾不上吃东西，一个劲儿说数字。但没说几句，就被调研组的组长，一位姓张的博士生导师给打断了：“你用不着说那么详细，其实农村的情况我们很清楚。这次我们下来，也就是做做样子。这个调研课题才给了不到三十万的经费，用不着费那么大的劲儿。我们这几位，都是有名的专家，心里都有数的很。”他拍拍乡长的肩膀，示意他不必讲了。

乡长跟朱二可大眼瞪小眼地僵在那里，只好听他们之间的高谈阔论。

专家们谈笑风生。一个说最近的股市真他妈的“熊”，闹得他一天损失了七八万块钱。另一个说他们研究所的副所长欺人太甚，“竟敢勾引我的女研究生”。还有一个骂自己的老婆不是东西，背着他跟一个公司的小老板眉来眼去。吴教授一个劲儿地讨好那个组长张博导，请他帮忙在学科评审委员会谋个委员的职位，好争取拿到百万元以上的科研经费，并表示事成之后亏待不了他。张博导笑嘻嘻的，未作允诺，只是说他最近想换辆越野车，打算明年暑假开车去趟西藏。其中一位教授还提到了他的小姨子，说她在吴教授的单位工作，一直没评上副高级职称，因此请吴教授多关照一下。吴教授拍着胸脯称没问题，又色眯眯地问了句：“你小姨子长得水灵吗？我得跟她私下谈。”他们最后一起讨论，回到县城后究竟到哪家洗浴中心去找小姐好好地按摩一番。

教授们虽未喝酒，却都很尽兴。临走时他们纷纷夸乡长豪爽，一个人就喝了一瓶酒，还夸菜做得有特色，都是绿色食品，没有任何污染。朱二可代表乡长把事先备好的各类干果、干蘑装进面包车里，他们客气地笑纳了。

望着汽车远去的背影，乡长对朱二可说你今天可算开眼了，年底就别跟我要奖金了。朱二可沮丧地嘟囔道：下次你还是让别人开眼吧，他们连句成语都没说！哼，真是亏大了！还好，幸亏没让儿子来！”

认识自己

人得念书，得上学，得接受教育。有一句名言说得好——“认识你自己”，这是初中班主任告诉我的。如果你不上学、不读书、不接受教育，就永远不会认识自己，一辈子都搞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如今我已四十多岁了，女儿尚读初中，我一闲下来，眼前经常浮现出儿时上学的情景，耳畔不时回响着老师的厉声教诲。

“你这个榆木疙瘩脑袋，死也不开窍儿，得找把锤子砸开！”这是上小学时，我的数学老师用他那粗硬的食指关节，使劲敲打我的脑门子时常说的一句话。这句话既增长了我的知识又增添了我的恐惧。此前，我一直错误地认为我的脑袋是肉长的，没读过书的乡下人都把那颗圆圆的东西叫“肉葫芦”。还是老师有文化、有水平，他一眼就看穿了我脑袋的质地——榆木疙瘩。榆木就够硬了，榆木疙瘩更硬！所以他要用铁锤子替代他的手指头，他自己清楚，他的手指头再粗再硬，也只能把我的脑门敲红敲肿，却敲不开，而要想把它砸开把乘法口诀“灌”进去，只有借助于锤子了。非常遗憾，他始终没找到那把锤子，急得他又蹦又跳，大吼大叫，唾沫星子溅湿了我的脸和我面前摊开的作业本。

当然，被鉴定为榆木疙瘩脑袋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我们班四十名同学中，至少有五六个跟我长着同样的脑袋。还有几个同学的脑袋虽然不是木头做的，但其他部位或器官显然也令人置疑。因为老师称他们是“饭桶”“草包”“傻瓜”“笨蛋”，或者说“你的脸皮比鞋底子还厚”等等。

等上了初中，老师们的鉴别能力明显高于小学老师。他们除了尊重并沿用部分小学老师对我们的称呼外，还增加了“木鸡”“呆鸟”“死鱼”之类的新昵称。更令我们钦佩的是，一些老师不仅帮我们进一步地认识了自己，还帮助我们了解了我们的父母，甚至是我们从未谋面的祖先。比如，物理课的胡瞪眼老师曾这样评价过我的同桌：“你傻，你爸妈更傻。你们家祖祖辈辈都是痴呆傻瞎聋哑！这叫遗传！没办法，谁也教不了你！你要是知趣，就立马拿着你的烂书包，给我滚得远远的，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再也不想看到你！”我这个同学倔得很，愣是没让胡老师实现他这一生的最大愿望，他现在是一名电气工程师，至今仍十分怀念英年早逝的初中物理老师。

中小学的某些老师除了指导我们认识了自己，还教给我们许多珍贵的人生道理。这些道理常以谚语、格言、俗话、歇后语等形式挂在他们的嘴边，在课堂上反复使用。

例如，“你撒泡尿照照，你还有个人样吗？”这种生活小窍门可能帮了不少爱美但没钱买镜子的女同学。

再如，“你们这帮不知天高地厚、饭香屁臭的混蛋，快去吃屎吧！”这大概是指苍蝇，它们总是在饭馆和厕所之间忙乎。

又如，“死猪不怕开水烫”啦，“不撞南墙不回头”啦，“老太太上鸡窝——奔（笨）蛋”啦，“说你傻你就淌鼻涕”啦，“瞎子点灯白费蜡”啦，“黑瞎子掰苞米”啦，等等等等，启发我们对自身和未来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如今我们这些接受过系统和良好基础教育的傻瓜、笨蛋、呆鸟、饭桶、草包、蠢货们，顶着个榆木脑袋步入了中年，仍然“不知天高地厚”地“撞南墙”，继续执著地做一些“瞎子点灯”、“黑熊掰苞米”的事情，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说明我们的抗打击能力极强，这都得归功于我们当年接受的教育，以及那些独具慧眼、以挖苦讽刺我们为乐的老师们。

昨天晚上，我读初中的女儿回家哭鼻子。因为她的班主任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骂她“实木脑袋”。这使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自己的求学经历，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暖流，我兴高采烈地安慰女儿：“实木脑袋值钱，纯天然的。爸爸的脑袋小时候被老师鉴定为榆木疙瘩，现在做了木材化学家。你的脑袋比老爸的好，肯定是红木的，顶不济也能当个家具商。”女儿破涕为笑，笑得挺开心。

我更高兴，我至少确认了一个事实，女儿脑袋也是木质的，这比做DNA检测方便多了。她是我的亲生骨肉，与我那个外号“草包”的同学加邻居没有任何关系。他目前担任外交官，从事翻译工作，他的儿子外号叫“小草包”，也是他的班主任馈封的。

太极

王太极因为锻炼身体而受到了行政记大过处分。

这可是真事儿，不是凭空造谣开玩笑。

老王酷爱太极拳，到了痴迷的状态，因此得名“王太极”。打拳锻炼不违法，怎么会背上处分呢？

冤枉？那是不知底细的人的看法。平时跟王太极挺要好的于拐子背后就说过，记过处分太轻了，要是我有权，非给他判个无期徒刑不可，把他关在单间打太极拳，一直到死。王太极的老婆一听可急了，冲着于拐子直嚷嚷：“你就袒护他，哪有那便宜事，你腿瘸心也不正，我十年前就巴不得法院一枪毙了他。”

打打太极拳，又没去打别人，况且王太极的功夫都是些花架子，怎么至于到了处分还不解恨，连朋友、老婆都盼着判刑、枪毙的程度呢？这也太离谱了。说起来，王太极练太极拳快三十年了。他一生没有别的嗜好，一不搓麻，二不打牌，更不抽烟喝酒，就是痴迷太极拳。这本来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好习惯。

据王太极的老婆讲，新婚之夜客人们闹洞房，新郎却不见了，家人四处寻找，最后发现他正躲在一个墙根底下打太极拳。

二十多年打下来，王太极从满头乌发变成了一毛不剩。

王太极每天至少要打八个钟头的太极拳。早晨四点至八点，晚上八点到十二点，风雨无阻，雷打不动。

打拳上瘾，一天不打就浑身不自在，这是他唯一的体会和收获。打来打去就一个套路，但老王却不厌其烦，打了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乐此不疲。

除了太极拳，别的锻炼方式他都不屑一顾。不像他办公室里的那几位，流行什么练什么，今天练这个功，明天又学那个操的。他格外瞧不起伙食科的雷聋子，有一段时间非要练硬气功，砸不动砖头就砸馒头，弄得大伙儿一看见食堂里摆着的奇形怪状的馒头就恶心。还有雷聋子的老婆一嘴口臭，为找大树吸精气，愣是把一棵根深叶茂的百年大树给熏死了。老王只练太极拳，这叫情有独钟。

早晨八点打完了拳，王太极八点半准时到办公室，然后打一上午哈欠，中午小睡片刻，下午接着打哈欠，晚上接着打太极拳。所以，这些年来，老王的生活和工作就是按照打拳——打哈欠——打拳——打哈欠……这个套路严格运作。

打拳为什么，就是为了打哈欠。王太极对别人的这种归纳不以为然。他始终认为，长寿是人生的最高目标，锻炼能够长寿，打太极拳是锻炼的最佳方式。三段论式的推理，逻辑很严密。他老婆最恨他的长寿之道，曾咬牙切齿地告诉他：“别说你没长个长寿相，就算你比我多活个十年八年的，你自己合计合计，这十年八年的不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成天二十四小时顶着太阳月亮狂风暴雨一刻不停地打你的狗屁拳吗，你累不累，亏不亏呀？！”

老王可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包括老婆的辱骂。你说你的，我练我的。每天至少八个小时，绝不偷工减料。

王太极打拳的地点也很固定，机关家属楼后的小花园。两个月前的一天早晨，他正打在兴头上，眼前突然一片浓烟火光，宿舍楼着起了大火。顿时女哭男叫乱作一团，再看人家老王处变不惊，视而不见，若无其事、一丝不苟地打他的太极拳。连消防车呼啸着冲过来，他都招式不乱，幸亏消防员从车上跳下来，狠狠踹了他一脚，才没被消防车碾成碎片。

就这么简单，老王的见死不救和麻木不仁惹恼了单位里的不少同事，因此大伙儿强烈要求给他个纪律处分，以解心头之恨。

痛苦

“大夫，痛苦，我太痛苦了……”每一次进门，他都是以这句话开头，作为心理医生，我示意他坐下。

“是不是失恋了？”我一脸严肃。如果我把心里的笑意流露在脸上，那会增加来访者的痛苦，我一般都会等他离开后再关上门，独自一个人痛痛快快地大笑一场。

“噢，不，这回不是失恋。”他有气无力地否定了。他因为多次失恋，向我痛苦地倾诉了数十次，先是爱上了一位歌星，后来又喜欢上了一位走红的演员。这就足以让他痛苦不堪了，他为此四处打探自己朝思暮想的梦中情人的行踪，却不幸地发现这两位让他爱得死去活来的影星和歌星竟然是亲密接触的一对。他痛不欲生，一气之下，又效仿他崇拜过的这对偶像，痴迷于一位奶油小生。要是根据他每次痛苦叙述的这些情节进行分析，他具有无与伦比的爱的能力。异性的、同性的、已婚的、未婚的，他几乎都涉猎过，而总是以痛苦地向我倾诉告终。“那么，是不是当官未遂呀？”我认真地记录。

“噢，不是为了当官，”他面色苍白地摇着头。与失恋相伴随的痛苦，就是他绞尽脑汁地想往上爬，总想谋个一官半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曾策划娶一位高官家庭的千金，同时也为了减轻他失去那些从未谋面，也压根儿不认识他的歌星、影星的痛苦。

“是不是炒股又赔进去了？”我耐着性子问。

“唉，我现在不炒股了。”他无精打采地嘟囔着。为了发财，这位可是不择手段，不但股票期货炒得欢，连赌博的营生也不放过。如果不是保安看得紧，他会最先冲进银行，连硬币都抢个一干二净。

“那么，你为什么这样痛苦呢？”我有些不耐烦了，加上该死的牙疼病又犯了，我开始龇着牙、咧着嘴问他。

“你别吓唬我，大夫，我真的太痛苦了，你一定要帮帮我。”他那副表情在我看来似乎是因为在世上逗留太久了。

“快说说为什么，为什么痛苦？”我催着他，牙又疼得厉害了。

“我……昨天……抓了福利彩票，抽了个……三等奖。”痛苦使来访者说起话来断断续续。

“是吗？那是天大的好事，如果是真的话，那可是一大笔钱，我抓了好几年，抓来的都是‘谢谢’两个字，这回你可发大财了，你还痛苦个啥？！”我没好气地说，牙疼的滋味真不好受。

“可是特等奖、一等奖都让别人抓走了。您说我的命多苦，我真是太痛苦了，不想活了。”他简直就快要咽气了。

我的牙剧烈地疼起来了。“呸，我连末等奖都没摸到过，还不是照样活着。”我莫名其妙地涌起了一股无名之火。

“您是您，我是我。您帮帮我吧，至少帮我转移转移痛苦。我受不了啦。”他哀求着。

不知从哪来的灵感，我突然抡起右手，使出浑身的力气，给了他一个实实在在的大耳光。

他惊叫着捂住脸，原有的痛苦表情开始变化了。

“痛苦转移了吧，从心里转到脸上，是吧？”我大声喝问，“用不用再补上一个大耳光？”

他的脑袋像拨浪鼓一样快速地摇着，显然我的“巴掌处方”起作用了。

狗屁心理疾病，完全是人格障碍，就是欠揍，我心里明明白白，牙也不疼了。

“快，把今天的咨询费加上以往欠的钱都一块补齐了。”我命令道。

他乖乖地服从了。之后再也没有来诊室咨询过，只是打过一个电话，告诉我那个前所未有的耳光，让他快乐至今。

霍老头儿

霍老头儿总也不死。

他孤身一人死皮赖脸地在这个世界上磨蹭了至少有一百多年，还是不肯离开。越来越多的人想杀了他，只是碍于法律和道德的约束而下不了手。

霍老头儿也许有过亲人，但谁也没能熬到替他送终的日子。反正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孤独而倔强地活着，像一棵老枯树一样斜立在一片废墟中，周围堆满了恶臭冲天的垃圾，要不是每到春天树上的某个枝杈上生出几片绿芽来，这棵枯树早就被当成柴禾烧了。

三十年前，霍老头儿是大院里最老的看门人；二十年前，他是院子里最老的收破烂者；十年前，他变成了最老的乞丐，时不时伸手向过往的行人讨点儿吃喝。至于四十年前、五十年前、六十年前他是干什么的，活着的人都不大清楚。有人说，他年轻时挺阔气，娶过姨太太，生活得很有格调，后来“运动”一多，这路出身的人没吃过什么好果子，遭了不少罪。其实，从档案里（若档案还在的话）肯定能弄个清清楚楚，但谁也没那个兴趣去查证，他又不是个大人物。有一点，大家都确信无疑，他肯定年轻过。

在孩子们的眼里，霍老头儿跟恐龙的年纪差不多，但没有那种德高望重的感觉。见过他的人，没有不嫌弃厌恶的。从二十年前开始，他身上就散发着一股恶臭，让人掩鼻。形象肮脏，又无儿无女，谁能把他放在眼里。

记忆中他没干过什么好事，但又举不出他杀人放火、溜门撬锁的罪行。六七十岁时曾因误闯女厕所被打过，收废品时还有过顺手牵羊、偷拿邻居家晾晒的女人内衣内裤之类东西的劣迹。不知从何时开始，只要有女人经过，他的两眼就直勾勾地盯住不放，那混浊的目光像钉子一样，死死地盯着女人身上的某些关键部位。这个嗜好，至今未改。

夏日里，经常可以看到他光着身子躺在马路边的树荫儿底下，想方便时也不管人前人后随地便溺。有小孩子从远处向他扔石头，他就吼几嗓子，那声音也很苍老。

如果不是前些日子拆迁危旧房屋，人们几乎都以为他死了。因为这两年很少有人看见或提起过霍老头儿。当他被搀扶出那间阴暗潮湿摇摇欲坠的破屋子时，简直就是一具喘气的尸体，身上的恶臭令围观的人群四处逃散。有些人的生命力旺盛得不可思议，霍老头儿是这类人的典型。

搬进新楼后不久，一个自称是霍老头儿远房孙子的中年汉子出现了。他与霍老头儿住在了一起，迫不及待地向邻居声明他拥有这套房子无可争辩的继承权。人们都说，霍老头儿这下子可真没几天活头了。

真是世事难料，又过了几天，霍老头儿的那位远房孙子莫名其妙地死了，就死在霍老头儿新搬的房子里。有人推断是霍老头儿杀了他，又有人说：“真是笑话，那老头儿连自杀的力气都没有，还能杀别人吗？”那身体健壮的中年汉子究竟是怎么死的暂且不管他，可是霍老头儿至今还活着。

跑步

生命在于运动，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如果不是在早晨跑步时摔断了腿，莫教授还会把这句格言式的真理时时挂在嘴边。莫教授是评退教授，也就是在认可退休并办理了退休手续后才评上的教授。这显然是组织的关怀，也是对讲了一辈子哲学课的教书匠的安慰。

退下来的莫教授既踌躇满志又自感失落。教授的头衔终于熬上了，心里还是喜滋滋的。但一想到评职称时与系里和学校据理力争，最后好不容易以放弃教学才换来的教授名分，心里又总有些不是滋味。好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同学加同事的老黄不是带个“副”字退休了吗。黄副教授，在学校里只有评上了教授，才有人喊你某某教授。副教授，不好尊称某副教授，同事们一般直呼“老某”。

教授不如长寿。正、副教授们在这一点上颇能达成共识。尤其是退休后的教师，格外珍惜名利以外的东西，那就是健康长寿。长寿的秘诀很多，知识分子只认定一个——运动。于是，校园里采取各种方式锻炼的人数很多——气功、甩手、倒着走、五禽戏等等，凡是能想到的，都有人去试着做，模仿者、追随者也不少。一段时间总会流行一种或几种运动方式，据说效果都不错。

前不久，有个什么协会的专家来做讲座，说是科学研究表明，无论哪种形式的锻炼效果都比不上跑步。跑步是最传统的运动形式，是经过历史检验的；跑步是全身性运动，能增强人体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是运动之王。教授们别的不信，就相信科学。从那天开始，跑步取代了所有的运动，全校的教授一股脑儿地涌到面积不大的操场上。

说起来凑巧，莫教授以前也常跑步，他并非听了讲座才改弦易辙的。老黄过去一直甩手，他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不适合做别的剧烈运动。因此，专家说的意见他并不十分当真，只是见大家都去了操场，剩下他一个干巴巴地站在家属区花园的树荫儿底下觉得没劲，况且多年来他一向很合群儿，凡事愿意凑热闹“扎堆儿”。于是他也随大流地来到了操场。

操场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朝着顺时针的方向，向前移动。老黄身体肥胖，用“跑”这个词要求他实在是太苛刻了。在流动的人群中他只是象征性地摆动几下胳臂，两腿还是在走。莫教授从他身边跑过，冲他开玩笑：“我说老黄啊，你的腿怎么不听使唤了，你这点儿运动量不够减肥的，只能增加饭量，最近我看你又胖了。”别人说这话，老黄不会当回事儿，老黄这个人一向心眼儿宽。莫教授这么说，老黄却涌上一肚子气，为了评教授，老莫背后说了老黄不少坏话，这一点老黄心里有数。一个名额两人争，你上我不上，这是明摆的事儿，老黄心里越想越气，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劲儿，只觉脚下生风，竟赶上了莫教授。两人无意中较上劲了。没跑多远，只听“哎哟”一声，莫教授一头栽倒在地。老黄先是一愣，跟着“扑通”一声仰面朝天。

莫教授摔断了一条腿，说是石头绊的。老黄倒下就再也没起来，说是心肌梗死。有人说老黄是剧烈运动累死的，也有人说是莫教授绊倒后把他吓死的。还有人说学校的操场太小了，跑几圈人就迷糊了，对后一种说法知情者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说老黄那天只跑了半圈。

现在跑步的人少了。这种运动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它并不适合所有的人。

减肥

罗脖子和他老婆站在一起就像一双长短不齐的筷子，瘦得让人提心吊胆。要看他们儿子的体形，就连他们两口子有时都怀疑，这孩子是不是抱错了？一家三口走在一起，就像是彼此故意要出对方的丑似的，儿子把父母比得成了两根筷子，而父母则把儿子衬成了大面包。三个人照一张全家福，儿子坐在前面，父母站在身后，洗印出来一看，简直就像馒头上插了两根筷子，那个滑稽！

这孩子出生时并不胖，连屎带尿也不过5斤8两。刚从电子秤上抱起来，就哗哗地撒了泡尿，放在床上又憋不住了要拉，两项一减，估计净重勉强能凑够5斤。

就这个在保温箱里存放了半个月的小瘦猴子，在未来的15年间体重超过了250斤。若分段计量（如果能分得开的话），头部（含脖子）就有30斤，上身（主要是肚子）超过120斤，下身（主要重量集中于臀部）不低于100斤。从成长阶段划分，7岁突破100斤，10岁达到140斤，13岁超过200斤，到15岁，空腹时电子秤的指针总是在260至270斤之间晃动。

罗脖子因为脖子细长而得此雅号。他儿子未能继承父亲的生理特征，从脑袋到身子之间的过渡十分短促，几乎是似是而非、稀里糊涂地完成了连接，把那短粗的一段称为脖子，恐怕连医院的大夫都有些含糊。

7岁之前，或者说更小的时候，老罗两口子一看见儿子胖乎乎的模样就笑得合不拢嘴儿，常背后笑话街坊邻居家那些跟他儿子差不多大小的孩子们“瘦弱”，甚至觉得儿子替父母和祖辈争了光、正了名。因为这些年来，他们为自己衣服包裹的骨头架子蒙受了不少羞辱。有一段时间，一些居心不良的人甚至把老罗两口子的“瘦”提到了政治的高度，愣说他们是故意用“惨不忍睹的身躯”控诉社会制度的弊端。他俩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想方设法增肥，几乎把所有收入都用来吃了，只要听说什么东西吃了能长肉，便不惜代价去尝试，包括咕咚咕咚地喝猪油。但没用，同事们还是指责这两口子抠门儿，说他俩舍不得吃，连西北风都舍不得多喝，因为在旁人看来，喝西北风也不至于瘦成那模样。

胖也要有个限度，不能像他们儿子那样肆无忌惮地任意膨胀。孩子从7岁开始，也就是体重超过100斤的时候，罗脖子夫妇脸上的笑就收敛了。他俩觉得不大对劲儿，怎么眼瞅着这孩子要爆炸了。于是，他们把孩子带到医院去做检查，大夫说目前没什么大毛病，但体重一定要控制，否则影响身体健康，包括智商。老罗两口子着了急，整天把心思都用在琢磨给儿子制定各种减肥方案上了。孩子毕竟是孩子，不能直接采用成年人的减肥方法，比如用药物减肥就不可取。常用的节食疗法对于发育中的孩子来说也得慎重，不能草率行事。盘算来盘算去，他俩决定采取运动减肥法，跑步、爬山、跳绳、仰卧起坐……这些效果都不明显，运动量只能开胃不够减肥，儿子的饭量比以前大大增加。后来改换游泳，半年过去了，还是不行。老罗劝他老婆说：“放弃吧，你看那海豚、蓝鲸一生下来就游泳，世世代代都没歇过，有一条瘦的吗？”于是骑马代替了游泳，学骑马孩子兴趣挺大，一个月下来，钱花了不少，那匹马倒是减肥了，儿子的体重只升不降。

从10岁开始，老罗一家又为儿子减肥设计了新的方案，采取了新的措施，即综合减肥法。除了坚持锻炼、节食和用药之外，就差严刑拷打了，其实辣椒水也灌过了。经过三年多的虐待和折磨，孩子的体重突破了200斤大关，老罗和他老婆同时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老罗常常自言自语，他老婆也能对着镜子聊上半天。

又咬牙度过了两年，罗脖子两口子从筷子变成了面条，没有十年前那么挺了。儿子依然倔强地横向扩充，体重超过了250斤，身高仅有1.49米。老罗绝望了，妻子也绝望了。他们最终下了狠心，要把儿子的饭戒掉，宁肯让他饿死，也不能让他胖死。夫妻俩陪着儿子一起不吃饭，并昼夜监视儿子的嘴巴。

到了第三天，罗脖子先倒下了，儿子还不见瘦。第五天，老罗的太太终于熬不住了，儿子开始啃桌子腿，嚼床垫子，有滋有味的。

罗脖子两口子为了给儿子减肥，把命都搭了进去。长期焦虑加上营养不良（能吃的东西都让儿子吃光了），等邻居将奄奄一息的两根“面条”送到医院后，他们基本上已变成干挂面了。

两年以后，罗脖子的儿子身高猛增到1.88米，体重却变成了130斤。老罗的同事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说：“这不是见鬼了吗？罗脖子怎么又活了？这孩子还真不是抱养的，你看他那脖子跟他爸一模一样。”

“嗨，胖就胖呗，急什么”，邻居们惋惜地说，“到底把孩子减成了孤儿。”

丑脸

三蝈蝈因为长得丑，才学了相声。

丑能逗人乐，那是蝈蝈的一相情愿。他忘了丑至少分为两种：可以原谅的和不可以原谅的，三蝈蝈明显属于后者。

三蝈蝈丑得让人讨厌，看了他那张脸除了想扭头走开，就是想冲上去揍他，不可能拍着手哈哈大笑。他学相声，纯属瘸子练跑步——扬短避长。

三蝈蝈为了能逗人笑，常常一夜一夜地哭。这年头，谁随随便便咧着嘴笑啊，笑声笑容越来越难找了，变成了稀缺资源。

三蝈蝈以为丑能逗乐，没门儿，头几次他一走上舞台，观众就纷纷退场。不走的冲上来抡起拳头就打，他的满口牙留下的没几颗了。连续打了几次，他的脸被缝合多处，牙也没了，鼻子也歪了，眼睛也斜了。嘿，等最后把裹在脑袋上的绷带都撕下来，三蝈蝈的那张丑脸变得可爱了。真是观众塑造演员，如果不是那几位热情的观众多次反复揍他，他的相貌就不可能发生彻底的变化，他就别想在笑坛上火起来。

三蝈蝈扬着张丑脸，腆着个肚子，可逗了。和他搭挡的那位捧哏，虽然跟他差不多一样丑，但难看的风格却大不相同。这二位一出场，好嘛，观众们笑得满地打滚儿。

三蝈蝈卖笑赚了不少钱，还娶了个媳妇。这媳妇从来不会笑，就会数钱，那两手长得天生是个点钞机。三蝈蝈不能光靠一张脸逗人乐，还要有说、学、逗、唱的真本领，那可是说相声的四大功夫。三蝈蝈说得不错，学的更多，狗叫、驴叫、蛤蟆叫没有他不会的，唱的水平也同说和学差不多，跟狗、驴子、蛤蟆叫似的。真实，人们并不在乎他说什么、学什么，叫什么或唱什么，只要看见他那张脸，就想啐他、笑他。

三蝈蝈知道丑脸的至关重要性，于是他偷偷地入了保险，以防不测。

上保险是要交钱的，三蝈蝈瞒着老婆办的保险，差十块钱对不上账。他老婆于是大打出手，把他的脸抓得面目皆非。三蝈蝈以为入了保险便可以获得赔偿，没承想他差一点儿因涉嫌骗保被抓进去。

现在的三蝈蝈穷困潦倒。他那张为自己赚了大把钞票的丑脸，因为他老婆的不珍惜而断了财源。他眼下一门心思地希望有人去揍他，能把那张脸再揍回到可笑的程度。

潜台词

潜台词是一种表达艺术，在某些特定场合和特定人群中普遍流行。它指的是不明说的言外之意。俗话讲“敲锣听声，说话听音”，就是让你去用心体会弦外之声，话外之音。

我的朋友老鬼对潜台词很有研究，他深知其中的奥妙，并能学以致用，触类旁通。尤其在领会领导意图方面，他更是技高一筹，因此深得上司信任和赏识。

潜台词属于暗示行为之一种，比使眼色还隐蔽，相对于黑夜中的眉目传情，它更像是美女戴着面纱，又半抱琵琶，若隐若现，忽明忽暗，需要听者和观众用心揣摩。老鬼深谙此道，烂熟于心。当然，过度关注上司的“话外音”也可能导致“会错意”的严重后果，这就属于“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了，搞不好则是“弄巧成拙”。

老鬼有一次约我喝酒，专门给我上了堂“潜台词”课，其中他讲了个他最得意的精彩案例，让我印象深刻。老鬼是个生意人，常要与企业主管部门的领导打交道，他练就了一双善解人意的火眼金睛。

有一次，他请某位主管处长吃饭，企图借机办点儿小事儿。领导对他所托之事未做正面表态，临别时有意无意地夸了句老鬼：“你这条领带挺漂亮。”

老鬼心领神会，第二天一上班就给处长送去了一条高级领带。领导笑纳了，老鬼挺得意。

没过两天，老鬼开始后悔了。他责骂自己怎么这么笨呢，领导穿的是圆领衫，那领带怎么戴啊？于是，又赶紧买了两件名牌衬衫去了处长的办公室。领导说了句谢谢，但没提他托办的那件事儿。

老鬼回来后又抽了自己两个嘴巴，心里把自己定性为蠢驴。他觉得自己太不会办事了，怎么能只送两件衬衣呢？简直是昏了头了，太不成熟了。

接下来老鬼又送去了一套高档西装和一双进口皮鞋，连换洗的袜子也准备了一打。处长那天给他让了座，为他倒了茶水，笑着说，“这种衣服我平时也没机会穿！”并向他表示那件事正在研究之中。

老鬼的心里踏实了许多，走出大楼门口时，他还不由自主地哼了几句流行歌曲，那是他跟儿子学的，叫“喜唰唰，喜唰唰”。

又过去了一个多月，老鬼还没得到准信儿。“怎么回事儿？”他心里又犯嘀咕了。难道领导的潜台词还有别的意思？哎呀，他猛然一拍脑袋，差一点儿晕死过去。“这种衣服我平时也没机会穿”，这不明说了吗？真是榆木脑袋！

老鬼以最快的速度组织了个由三人组成的企业家考察团，亲自陪同处长一道出行欧洲各国。与处长朝夕相处了半个月，开阔了眼界，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原先说的那点儿破事儿根本不值一提。处长坐在回国的航班上拍着胸脯说：“以后你老鬼有什么难事尽管找我。”他还深有感慨地说：“欧洲之行收获不少，回去后要鼓励儿子争取到德国留学。”

老鬼这回算是听明白了，当即表示：“孩子留学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

所以，最近老鬼很忙很得意，他告诉我他又拿到了一个大项目，同时忙着替领导的孩子办理留学手续呢！他说等他忙过了这阵子，再找个机会请我喝酒，他还想深入细致地给我单独做一个系列讲座，继续探讨“潜台词”的绝妙之处。

脑袋

老婆说我长了个木瓜脑袋，我很生气。但后来细细地想一想，她的判断也有一定的依据。

局长住院半个月了，我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要不是物业公司的保洁员小殷向我打听局长的病情，我还被蒙在鼓里呐。

对于我一无所知的茫然表情，小殷十分紧张。她说，全局上下的干部职工早就排起长队到医院探望两轮了，你竟然还像个傻瓜似的没有知觉。她真有些替我着急和害臊。连一个打扫厕所的保洁员都敢当着我的面说我是个傻瓜，这比我老婆的“木瓜”说更伤我的自尊。

领导生病对于下属来讲是一个百年不遇、千载难逢的表现机会。领导经常教导我们要抓住机会，可是当这个机会真的摆在你面前时，你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天下还有比这更让人追悔莫及的事儿吗？

我决定立即前往医院向局长表达我对他的忠诚和敬意。为了弥补自己后知后觉的罪过，我绞尽脑汁地盘算着探视时要说的慰问话以及必须呈送的慰问品。这两者都很重要，因为自己毕竟知道的太晚了。若不事先准备好一番巧妙的说法并呈上颇具特色的礼品，局长是不会原谅我的。

老婆说我只长了半个脑袋，我很愤慨。但冷静下来，我还是觉得她说的有一定道理。

局长对我姗姗来迟的探望一点儿都不介意，甚至表现得很高兴。他还试图从床上欠起身子跟我握手，被我扑上前去按住了。他说谢谢你小王，这么忙还来看我。

这句话让我很失望，因为我姓张，显然局长因病有些认不清下属了。我不好当面纠正领导的口误，再说领导永远都是正确的，如果他认为我姓王，那我只好姓王了。况且，我二姑夫就姓王，这也不算什么大错。局长的夫人告诉我，领导只是做了个小手术，切除了阑尾。我也认为这种手术太小儿科了，简直不足挂齿。我说，这个手术我两年前就做过了，手术的第二天我就上班了，而且还打了场篮球。局长对我的这种乐观态度并没有产生共鸣，他可能认为我把他的住院行为看成小病大养了。我从他的表情上意识到自己口无遮拦的毛病又犯了，赶紧设法补救，我说领导的阑尾与群众的阑尾有着本质的区别，局级的阑尾炎比处级、科级和一般办事员的要严重得多，一定要精心治疗。为了挽回我的过失，我赶紧打了盆热水，替局长洗了脚。局长很感动，说咱们局的同志们真好，每次来探望都帮我洗头洗脚的，今天已经洗了四次了。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小王啊，今后要再接再厉好好干。”我不得不向领导报告，我三十年前就改姓张了。对于我精心挑选的礼物，局长再三推辞，最后还是经不住我这类犟种下属的执拗，只好笑纳了。

老婆说我根本就没长脑袋，我再也忍无可忍了，真想给她一记响亮的耳光。因为我摸了摸脖子上面，那圆滚滚的东西明明摆在那儿，但后来我还是不得不接受老婆的尖刻批评。

我去医院探视回来的一周左右，又遇到了那个眼尖嘴快的专门负责刷厕所的保洁员小殷。她见四处无人，便凑近我的耳边，小声打探，问我去看过局长没有。我赶忙退后一步，点了点头，我的鼻子受不了她身上的硫酸味道。她特紧张地告诉我：“那你算笨到家了。”据这位以刷厕所为掩护的“间谍”透露，局长得的不是阑尾炎，而是晚期肝癌，完全没救了。所以，这些日子几乎没人再去探视了。另据可靠消息，某副局长正在暗中调查这段时间前往医院表忠心的人员名单，他是接替局长宝座的第一候选人。

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木瓜脑袋会响的，半拉脑袋也会响的，但没有脑袋怎么会响呢？我老婆最后的结论肯定错了。

重要情况

赵科长说有重要事情向我汇报，我不得不停下手头的工作，专门腾出时间约他到办公室面谈。

“处长气色不错呀！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啊？人逢喜事精神爽嘛！”他一走进办公室就满嘴抹了蜜似的。

“啊，啊！”我敷衍地笑了笑，示意他坐下。

“看来让我猜对了，您还真有喜事，而且是喜事盈门。听说您去年买基金发了大财，赚了二百多万，该请客了吧？”他屁股还没落座就胡扯上了。

“哪里，哪里！”我皱着眉头。

“去年的基金邪了门了，成倍地涨，不少人都翻番地赚。妈的，我就没那眼光和运气。不像您，还是领导站得高、看得远啊，能把握大局，抓住机遇。对了，说到机遇，听说您又要高升了，上面准备考查了，这好事您怎么不向我们这些小兄弟透露透露，也好让我们庆贺庆贺蹭顿饭吃？”他一脸馋相。

“那个，那个……”我试图委婉地打断他。

“对、对、对，那个、那个，那个嫂夫人最近挺好的吧！我是说新夫人，据说特年轻漂亮。什么时候也让我们开开眼，一睹芳容，过过眼瘾。有个成语怎么说来着？叫金屋、金屋，对金屋藏娇。老藏着不见阳光就会发霉长毛的。呸，您看我这臭嘴，把嫂夫人说成奶油蛋糕了。不过这个比喻也不算错，奶油蛋糕甜啊！谁不想咬一口！不像我那个老婆，简直就是一个糠面窝头，咬上去牙碜，吞下去拉嗓子。我早就想换一个了，没法子，那家伙是一个母夜叉、母老虎，一听说我有那心思就恨不能掐死我。就我这身子骨，哪儿打得过她呀，就剩下挨揍了。这跟您可没法比，有权有钱又有魅力，哪个小姑娘看见您还不是呼地一下扑上来，要我说，您真没必要金屋藏娇，应该走红旗不倒、彩旗飘飘的路子。”这个家伙一反常态地肆意胡说。

我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开始低头看文件，不再答理他了。

“对金屋藏娇，光顾着说‘娇’了，忘了说说金屋了。男人就这副德性，一提起女人就两眼放光、两腿发软。处长，听说您那新房装修得很豪华，也很有品位。得花不少钱吧？这年头，什么都贵，房价呼呼地涨。就您新置办的那套房子至少也得一百多万，不过现在又涨了，越往后升值的空间越大，说不定过个三五年，您那房子没有个千八百万还真下不来呐！真行，您不光有实力，还真有眼光。不是我拍领导的马屁，我确实佩服您。不像有些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好像没在意我的表情变化，仍在滔滔不绝地胡诌八扯。

“您儿子怎么样？他在哪个国家留学来着？瞧我这记性，我想起来了，英国，对，英国。都说那个国家的大学办得不错，不像咱们国内的有些大学，全他娘的误人子弟。让孩子到国外留学好，我赞成。就是学费高了点儿，一般人可负担不起。英镑那玩意儿也太值钱了，比人民币高十五六倍，凭什么呀？明明是欺负中国人嘛！不过，处长您有条件，我觉得这个钱花得值，真值！有些人虽然当了官、赚了钱，可就是没把自个儿孩子的事搞明白，那绝对不算成功。天大地大不如孩子的事儿大。您又要说我拍马屁了，真的，您相当有远见。把孩子安顿好了，下半辈子就万事大吉了。我得像您学习，将来勒紧裤带也要把丫头送出国门。”他越说越离谱。

我把文件夹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摔，把他吓得一哆嗦。

“你小子今天是喝醉酒了，还是吃错药了？”我用手指着他的鼻子咬牙切齿地问道。

“没、没、没有哇，我没喝酒也没吃药。”他挠了挠头。

“那你的脑袋是不是被狗咬了？”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嘿嘿，狗哪能咬到这地方。”他又挠了挠头。

“那你今天干什么来了？”我气得直抖。

“汇报呗！”他答。

“汇报什么？”

“工作呗！”

“什么工作？”

“重要工作。”

“什么重要工作？”

“我忘了。”他嘻皮笑脸地拍了拍脑袋。

“你给我滚出去，滚得远远的，快滚！滚！”我怒不可遏地抓起笔筒向他砸去。

这小子比猴子的反应还快，“嗖”地一下就蹿出了门外。

我气得半天缓不过劲儿来，心里盘算着怎么好好收拾这个王八蛋。没等我想好法子，赵科长的半张脸又从门缝里探了进来。

“对不起，处长。我想起要向您汇报的重要情况了。昨天到咱们厅新上任的厅长是我的亲舅舅。”

老史

老史这个人很了不起，我对他越来越佩服。

他在领导面前能放得开，不像我们通常看到的那些下属（包括我自己在内），一遇见领导心里就打鼓，一副毕恭毕敬、唯唯诺诺、战战兢兢的样子。

老史的确与众不同，他跟领导说话很随便，连请示汇报也嘻嘻哈哈的，常把领导弄得哭笑不得。他虽然只是个处级干部，但在我们厅里很吃得开，上下左右关系融洽，没有谁会跟他过不去。

我给张厅长当过多年秘书，看惯了下级在上级面前千篇一律的拘谨谦卑的表现，只有老史是个例外。

老史约见厅长时总先给我打个电话：“赵大秘，厅长忙吗？看看他现在有没有空儿，我得见见他！”

“哟，史处座，老张忙啊！现在不行。”我如实回答。

“厅长幸亏不姓刘，要不你就得说老刘忙（流氓）了。那算了，你通报他一声，就说我没啥事儿，就想给他敬个礼。要不你替我向他打个立正举个手算啦！”他干净利索地挂了电话。

下次见到厅长时，老史保证要跟领导当面核实一下：“赵秘书说要替我向首长您敬个礼他办了没有？”他总称厅长为首长。

有一次厅里开大会，很多干部遇到厅领导都争先恐后地挤上去握手，而老史却旁若无人地远远地躲在一边抽烟。等大家都落座了，老史突然站起来，大声嚷嚷：“哎，搞什么嘛！都是厅里的同志，怎么还弄成了两种待遇。领导要握手就都得握，凭啥就把我先丢下啦？有的女同志还握了两三遍，我可都看到啦！”于是厅长只好在哄堂大笑声中主动走过来拥抱他一下。“瞧，咱这待遇，拥抱礼，懂吗？咱能不替领导卖命嘛！”他得意扬扬地坐下来。

老史特别善于汇报工作，简明扼要，生动有趣，绝不像其他下属那样拖泥带水。别人花一个钟头才开了个头，他三言两语就能把事情说得明明白白。“完了？”领导还想接着听。“完了。得留下时间听首长指示。”他一脸正经。“嗨，你说得也太简单了吧！”厅长挺失望。“我说一万句，不如领导说一句。还是听您做指示吧！再说，我平时做得多，说得少，这您最清楚。我那些工作您了如指掌，用不着浪费首长的宝贵时间。总而言之，我负责的那些工作成绩是主要的，都是您领导有方，缺点和失误当然也有一些，都是我执行不力。”他回答得很诚恳。

老史也擅长自我检讨。若遇到重大工作失误时，他总能主动拿起自我批评的武器毫不留情地“向我开炮”。“报告首长，有件事情让我搞砸了。我觉得太对不住您了，连自杀的心思都有了。昨天我差点儿投了河，那一刻要不是想到您的恩情，我今天就不会站在您面前了。当然，那护城河里的水还真他妈的凉，我用手试了试，浑身一激灵。嘿嘿。不过，我已经安排了事故处理的各种补救措施，保证把损失降到最低点。这回责任完全由我个人承担，嗨，错就错在没有不折不扣地按照您的指示办！”厅长沉默了一会儿，拍了拍老史的肩膀，“其实也没啥事，你别太往心里去，我知道你尽力了。这事幸亏是你负责的，要是换了别人，还不知搞成啥样呢！结果肯定会更惨。再说，其他部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我心里很清楚。你用不着上火，先休息几天，散散心，天塌下来……”领导本来想发火批评，最终却变成了安慰表扬。

老史有时也求领导替自己办点儿私事，但他没有一点儿不好意思的神情。有一次，他事先没预约就闯进了厅长办公室，厅长正在批阅文件。

“忙啥呢，首长，写检查啊！”他打着哈哈。

“老史，快坐！你就没句好话，修改一份上报给省里的经验介绍，怎么成了检查啦？”厅长起身招呼，“你有什么事儿？”

“说汇报吧，还真没啥可说的。说请示呢，也没个啥难题儿。不请示不汇报又缺个幌子做掩护。嗨，实话实说吧。最近厅里分房子，我听说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来找过您。我要是不来一趟，又怕您觉得我眼里没有领导，心里瞧不起厅长。所以，我只好礼节性地来拜见首长。没啥儿，我走了，就是给您请个安。”他好像没说请厅长关照，但我知道，那次调房，老史分的房子面积最大、楼层和朝向最好。

我没见过老史给厅长送过什么名贵礼品，但他偶尔也有些特别的表示。有一次，我见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厅长办公室，从兜里掏出了一个大信封。那天里屋的门没关严，我在外间的秘书室里能清楚地听到他们的谈话。

老史说：“首长啊，快过年了，我给您送点儿礼。”

厅长连忙谢绝，说：“咱俩就别整那些俗气的了。”

老史说：“您说的对，我给您整点儿雅的。我这个礼物很特别，是‘赠言’，就是送给您几句格言。我把它逐条摘出来，抄在几张贺年卡上，您回去抽空看看。我本来想用毛笔写，可又不会使那玩意儿，就用我儿子小时候用剩下的铅笔头，像小学生一样工工整整地抄了几段，全是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语录，您不会拒绝吧？对了，我记得有这么一条：‘凡事办不一定成，不办肯定不成！’您听，马克思说得多好，绝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啊……”

我想我的领导肯定会欣然接受老史的特殊礼物，至于那句名言是不是出自马克思之口，我就搞不明白了。

反正新年过后不久，老史便升为副厅级巡视员了，而我对他也越发钦佩了。

佩服

我打心眼儿里佩服庄领导。多年以来，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当面赞美一番，以表达我对他由衷的崇敬之情。但这个机会太难找了，比抓足球彩票中奖的几率还低。他是司局级的大官员，我认识他，他不见得认识我。像我这种基层低级干部，只能在会场上离主席台一百多米的后排伸着脖子一睹他面目模糊的神秘风采。据有幸坐在会场前排的职级比我高一些的干部们说，庄领导讲话绝对有水平，像浇花的喷壶一样“润物细无声”，每当他慷慨激昂时，总是唾沫四溅。还有人告诉我，若从近距离观察，你会发现讲话中的庄领导的两个嘴角能“卷起千堆雪”——其实，这肯定是个别下属的奉承，只不过是堆起两堆而已。

庄领导令我钦佩景仰的地方正是他的讲话水平。像我这样一个天生少言寡语的小干部，每到必须讲几句的场合，若没有事先准备的稿子，简直无法张嘴，只会三言两语地草草收场。即使拿着稿子，也是结结巴巴地挑几段重点念念，绝不会照本宣科地长篇大论一番。我觉得自己很自卑，生怕讲长了别人不爱听。然而庄领导给我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也为我打消了长期困扰自己的自卑心理。他的秘书曾跟我说过庄领导确立自信心的秘诀：你不要把听众当人看，你把台下黑压压的人头当成萝卜白菜。如果你非要把他们当人看的话，那也是一群啥也不懂的傻瓜。那样，你就会放开讲了，你要坚信，不管你讲什么，都是他们最需要、最喜欢听的。

我不知道庄领导私下里是否是这么说过，但从他在公开场合的讲话当中，我似乎悟到了这一点。

庄领导一坐上主席台便显得异常兴奋，充满激情。他一开口总是说，“今天参加这个会议非常高兴”。接着便很谦虚低调地向大家表示道歉，因为前一个会议刚刚结束，所以来晚了，让各位久等了。然后又说，下一个会议安排在几点几点，因此只能简单地讲几句，讲完还得赶到下一个会场，等等，请大家原谅！在掌声激烈地响过之后，他便从容不迫地“简单讲几句”，这几句其实很不简单，没有三两个小时是绝对讲不完的。熟悉庄领导的干部，背后里常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庄来讲话。他们十分有经验地在公文包里装点儿饼干、面包、巧克力等零食，以防领导兴之所致讲忘了时间，好随时垫垫肚子，免得出现头晕、恶心、低血糖、虚脱等不良反应。

有人显然是头一次听庄领导做报告，因此显得焦躁不安，不时地皱眉头、晃脑袋、看手表。我记得有一次我邻座的一位资深基层干部就不时地看手表，另一位坐在他前排的同事说：“庄领导讲话你不能看手表，得看日历！”我深有同感。庄领导能将简单的事情讲得复杂冗长，这的确是一绝，不管多长时间，他都不够用。从一件芝麻大的小事情他能总结提炼出高深玄奥的大道理，而且他怕讲话水分大，讲话时从不喝水。

若庄领导照稿子讲话，大伙儿心情就会放松许多。稿子再长，也有念完的时候，总有个盼头儿。不像信口开河那样滔滔不绝、无边无际、遥遥无期。当然，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意外。比方说，前不久的一次会上，我就亲眼看见从主席台上走下来的庄领导当众批评他的秘书：“你是怎么搞的，把稿子写得这么长。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只讲一小时，可是你让我念了整整三个钟头。”秘书满脸通红，那种羞臊的表情让我都替他难受。他小声辩解说：“对不起，领导，我忘了把另外两份准备存档的复印件抽出来了。”一份讲话稿，反复读了三遍，一般领导是绝对觉察不出来的，这我相信。问题是，一千多位听众，包括我这种一贯聚精会神、洗耳恭听的人在内竟然也没有任何疑问，这可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我知道，有些同志总是缺觉，工作一忙睡眠肯定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在领导口若悬河之际偷偷地打瞌睡。但开会时头脑清醒、眼睛圆睁的人还是不在少数，怎么会听不出领导把稿子一口气读了三遍呢？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个稿子写得太好了，别说仅仅读了三遍，就是反复念上三十遍，大家还是喜欢听，百听不厌。

这就是我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佩服上级领导的真正原因。

初一的早晨

正月初一一大早，曹乡长就率领七八个乡干部敲锣打鼓地给村民赵三柱一家拜年。

憨厚老实的赵三柱和他的老婆从未见过这种场面，慌慌张张地迎出门口。老赵面对着向自己拱手作揖的乡领导们竟不知如何回礼，索性拽着老婆一同跪下来冲着他们磕了三个响头，算是答谢。曹乡长等赶快把赵三柱两口子搀扶起来，一个劲儿地替他们拍打裤子上的土，嘴里不停地叨咕：“这怎么行，这怎么行，您二位是中央领导的父母，可不能再磕头了，这要是传出去，我这个乡长就完蛋了。”

“啥？中央领导？”赵三柱目光呆滞，双手紧握乡长软绵绵的大手，又扭头看一眼满脸通红的老婆，哆哆嗦嗦地问。

“赵老爷子，您太低调了！您儿子在北京当了大官，您也不宣传宣传，闹得乡里很被动。”曹乡长深情地嗔怪道，还顺手帮老赵扯了扯棉袄领子。

赵老爷子是谁？赵三柱头一次听人这么叫他，而且是从乡长嘴里冒出来的，这简直让他不敢相信。平时村里的人都喊他三柱子，连老赵都很少有人叫。怎么突然变成“赵老爷子”了呢？“我才五十多岁。”他觉得脑袋有点儿晕，眼睛有些花，耳朵也嗡嗡作响，若不是曹乡长一直攥着他的手，他说不定又得跪下去。

“听说您二儿子昨天回家过年了，我们乡里今天头一件事儿，就是给您老两口拜年。也想借机向他汇报汇报工作。您儿子是咱全乡、全县人民的骄傲，他在中央工作那是我们的福气啊！”乡长一边说一边轻轻地拍着赵三柱的手。

“嗨，您是说我家二小子二愣子啊。他是昨天后晌回来的，都大年三十了，原以为不回家了呢！他昨天睡得晚，还没起来。我去里屋把他给您叫来。”赵三柱觉得特对不住乡长，急着要去喊二愣子。

“别，别，别，让领导多睡一会儿。我们改天再来汇报，不打扰他了。噢，等他醒了您告诉他。县里的领导初二，也就是明天要请他吃饭，明儿上午县里来车接，千万别忘了。对了，乡里给您准备了点儿年货，时间太仓促了，考虑得不周全，您就凑合着吧。这点儿钱请您收下，一点儿心意。”曹乡长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了红包包，塞到了赵三柱的棉袄兜里。

“这可不敢，乡长，这可不敢。我做梦也想不到您会给我拜年。东西和钱是万万不敢收的。”赵三柱带着哭腔推辞着。

“您老可别嫌少，以后乡里还会经常看望您。这点儿心意，您要是不收，就等于抽我的嘴巴了。大过年的，我要是让人抽了耳光子，这一年可怎么过。您一定得收下！”曹乡长不由分说地把红包又塞进了赵三柱的衣兜里。同时，其他乡干部呼啦啦一起动手，把面包车里的年货卸了下来。赵三柱活了半辈子还从未见过一次这么多的年货，鸡鸭鱼肉、水果蔬菜、大米白面、烟花爆竹样样齐全，堆了小半间屋子。

老赵两口子瞅着这堆五颜六色的年货发了好一阵子呆，半天说不出话来。等他老婆缓过神来一跺脚说：“咱二愣子是个骗子！他咋就成了中央领导了呢？”这句话又把赵三柱吓出了一身冷汗，“走，咱得问问，可别惹出祸来！”

二愣子迷迷瞪瞪地被他爹妈从炕上拽了起来，好不容易才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儿。看着父母惊慌万状的样子，他觉得又好笑又可气，“我不是中央领导，也不是骗子！这帮家伙就这副德性，拍马屁也不讲究个分寸！都是势利眼。以前我年年放假回家，也没见有哪个干部来看我。现在可好了，乡长亲自拜年，还他妈的敲锣打鼓，县领导还要请吃饭，真是的！”二愣子安慰道，“爸、妈，你们不用害怕，没事的。我心里有数，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他不想跟老两口说得更多，说多了他们也不一定听得懂。

初二上午，县里派车来接二愣子。他坐在车上，心情很复杂。一个乡下孩子，考上大学又读了研究生，毕业以后进了中央领导机关工作，一个工龄不满四年的普普通通的小公务员，回家过个年都受到乡、县两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如此规格的礼遇，的确让二愣子的脑袋有些晕晕乎乎。走到半路上，二愣子让司机把车停下来，他打开车门冲着雪地“哇哇”地吐了几口，他说他有点儿晕车。

班干部

王广田找到我的那一年正好五十岁，我记得他伸出五个手指头，反复说：“我今年都五个整张了，生日刚过，属羊的，五十整了，比你大一岁。”

他千里迢迢地进京找我，肯定不是为了跟我比岁数的，我猜他一定遇到了什么难事儿。

广田是我初中同学，他算了算说，自打十五岁以后，他就再没见过我。我心里也算了算，认为他说的对。我十四岁考入县城高中读书，他初中毕业回家赶牛车了。后来我读大学，直接留在北京工作；他赶了四年车后，在村委会谋了个差事，又一步一步地挪到了乡政府当上了干部。

已届半百的王广田虽然脸上布满了皱纹，头顶秃了一块儿，牙齿掉了两颗，但基本轮廓没变，仔细端量，还能辨认出少年时的模样。他说他费了很多周折才打听到我的单位，还给我带了两箱家乡的特产——咸鸭蛋。

寒暄了一阵子，他又从兴奋放松阶段转为紧张局促状态。他开始吞吞吐吐起来，脸色也变红了。

“广田，有事儿吧？咱们是老同学，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不用客气。只要我能帮的，一定尽力。是不是孩子要上学了？”我想替他从窘迫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他摇了摇头，嘿嘿地笑着。

“那是不是家里有谁生病了，手头紧巴？”我进一步探询他的真实意图。

他还是摇了摇头，嘿嘿地笑着。

“不会是来上访告状吧，你不像是受了欺负的样子。”我也嘿嘿地笑了两声。

“不是，不是，”他摆摆手，“你想到哪儿去了？我其实是想让你替我做个证明，当个证明人。”

“证明人？证明啥？”我还真有点儿迷糊了。

“是这样，前两个月，乡里发了张《干部履历表》，上边有一个栏目，要填上‘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何时何处担任过何种职务’。我从小到大还真没得过啥奖励，连买东西抽奖也没抽中过，这一条我就不填了。咱不能做假，糊弄组织。可是我初一的时候当过半年班长，这事儿我得写上，所以我这就来找你了，想让你做个证明人。”王广田认认真真地看着我。

“你可真逗！你大老远跑来找我，就这么点儿事儿？你自己填上不就完了！”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这可不是小事儿，是大事儿！这涉及任职资历问题。”他一本正经地解释道。

“任职资历？中小学当干部也算资历？你要提拔了？”我不解地问。

“提拔个球，我都这把年纪了。过两个月我就退休了，你别笑话我了。”王广田搓着双手，不好意思地咧着大嘴。

“那你填个啥？是不是初中时当班长算离休干部？”我跟他开玩笑。

“那倒不是。咱当过班长就是当过班长，这事儿得写上。”他一脸严肃。

“那就写上呗，谁不让你写上了？”我觉得怪可笑的。

“写是写上了，可栏目后面有个空格，得填上证明人。”他的表情挺沉重。

“那就填上班主任曹老师的名字呗，是曹老师吧，外号叫‘大瞪眼’对吧？”我随口建议道。

“对、对、对，看你的记性多好，连班主任的外号你都没忘，真了不起！不过、不过，曹老师死了好几年了。”王广田犯起了难。

“那咱班当年的同学有四五十个呢，他们不都在当地嘛！你何必舍近求远，坐了一夜火车跑来找我呢？”我皱着眉头问他。

“他们我都找过了，没一个人肯替我证明的。你记得‘大面桶’吗？就是咱班原先的体育委员，我去找他，你猜他怎么说。他说：‘啥，你当过班长？你做梦吧，我怎么不知道？你那时要是当班长，那我就是校长。’我又去找其他同学，他们一个个跟我来劲，都说我是想当官想疯了，说我脑袋让牛角顶了，还骂我神经病，说我小时候除了淌鼻涕没干过别的。没人肯证明我当过班长，他们还起哄说，你要是敢填上‘班长’这两个字，我们就到乡里告你，乡里要是不管，我们就去县里、市里、省里上访，不行我们再去中央。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嘛！”王广田越说越气愤，端杯子的手都有些发抖了。

“那你真的当过班长没？”我也认真起来了。

“怎么没当过？连你也忘了？嗨，这年头到哪儿说理去，我算说不清了。我为啥花钱坐车来找你，还以为你能记住呢！闹了半天，你也不相信我说的话。咱班的同学都跟你一样，都假装不知道。他们说，咱班的班长只有一个，从小学一直当到毕业，那就是老马，别人没干过。人家学习好，门门功课都是五分。说我是个大泥包，连乘法口诀‘小九九’都背不全，不可能当班长。老马，你当班长这不假，可初一下学期，你闹痢疾，半年没上课，那会儿就是我当班长嘛，这你还记不住？”王广田坐立不安地来回走动。

“是吗，我还真记不清楚了。对了，你爹外号叫‘王大疤’，是吧？”我似乎想起了什么。

“嘿嘿，对、对，一点不错，你还记得我外号吗？”他充满期待地问我。

“王小疤呗，对吧？”我挺兴奋。

“还有一个外号，你记得吗？叫‘班干部’！”王广田急切地提醒我。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你是叫‘班干部’。你爹当生产队长，一年四季披着灰上衣，呢子做的。两只袖子从不穿在胳膊上，走路一甩一甩的。两手总爱叉着腰，把衣服支棱着，挺有派的，像个大干部。你小子老学他，在学校也披个破褂子，小手叉腰上，鼓个瘪肚子，挺个小胸脯，说话拿腔拿调的。对、对，就是你，大伙儿有时喊你‘班干部’，你还挺美。对，一点没错，‘班干部’，王广田。”我眼前朦朦胧胧地浮现出他初中时的典型形象。

“我没说错吧，我就知道你脑瓜儿好使，能记住我。我当过班长，要不大伙儿怎么叫我‘班干部’呢，一点不错。我就是那段时间当班长的。你当班长时间长，这我知道。但我也干过，这错不了。”他显然心里踏实多了。

“不管你当没当过，反正你叫‘班干部’，你回去写上吧。证明人就写我，没问题，我给你作证。”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当过，当过，我肯定当过。”王广田态度极其坚定，“你不能含含糊糊的，这关系到我的任职资历。以后遇上别人，我可以拍胸脯向天发誓，我当过初一下学期的班长，有你证明，我就更有底气啦！”

王广田没在我这儿多逗留，当天夜里就坐火车返回了老家。临走时，他还一再向我解释，他这样做不为提拔，也不为涨工资，只是为了荣誉。

东北人

我是河南人。

我知道我这样坦诚地公开身份会给自己招来多少鄙视和麻烦。近些年，我一直不敢当众亮出自己的籍贯。当别人问我是何方人士时，我总采取回避或隐瞒的态度。我曾自称是湖南人、河北人，也冒充过山西人、甘肃人，但那经过反复校正的口音，仍死乞白赖地潜伏在某些特定的字眼上，无法彻底根除。

根深蒂固的口音常使我陷入尴尬的境地，它像一个告密者时时威胁着我的正常生活。当我的真实身份暴露后，我会立即受到外地人的怀疑、戒备、嘲讽、冷落、疏远、排斥和拒绝，甚至会遭到围攻、驱赶。当然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犹太人命运相比，我们河南人还是生活在天堂之中的。

我的祖先，即二千多年前的老河南人，他们的确干过拔苗助长、守株待兔的傻事，但他们从未坑害过别人。我们新一代的河南人也不是个个都诡计多端，那些坑蒙拐骗者只是我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中极少数极少数的一小撮儿。我同样讨厌他们，并把他们视为坏了一大锅好汤的老鼠屎。

河南人还是好人多。远的不说了，焦裕禄、任长霞可是这几十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大好人吧！当然喽，我也并不是自我标榜，说河南人个个都跟他俩那样优秀。反正什么地方都有好人，也有坏人，而且好人总比坏人多。

我改变不了自己的出身，但我愿意做一个好人。我决心向山东人、上海人、北京人等全国各地人民学习，特别要以东北人为榜样，因为我听到一首歌里唱道，“俺们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我做梦都想与东北人交上朋友，希望以他们为一面镜子、一把尺子来照照、量量自己，找出差距，弥补不足，尽快脱胎换骨实现近朱者赤的迫切愿望。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经人介绍，一位标准的东北人找到了我。他有件很棘手的事情需要我帮助，我受宠若惊。天底下最怕的就是信任，我兴奋不已。我使出浑身解数，替他把事情办成了。这位东北仁兄十分感动，用他那只粗壮的大手把我的肩膀都拍麻了。他无法用言语表达对我的感激之情，便塞给我一捆钱，我谢绝了。他又给我买了一份厚礼，我婉拒了。他不依不饶地邀请我一起吃顿饭，我答应了。

那天，我俩都有点儿喝高了。他的难事解决了，他高兴；我的朋友交上了，我幸福。所以，我们俩频频举杯，我还按照家乡的风俗礼节给他满了六杯酒。东北人真是豪爽，喝起酒来毫不含糊。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动情地说：“你是我的大贵人，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最好的朋友。如果你不嫌弃我，你就把我当兄弟看待。我下半辈子就剩下一件事了，那就是报答你。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我的钱就是你的钱，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我的老婆就是你……不，不，不，我老婆太老太丑、太寒碜了。我得给你找个新潮风骚的女人。你要是以后不找我，那就是骂我，就是瞧不起我。我们东北人就这副德性，知恩图报，绝不虚头虚脑的。这一次我请客，不算！等你啥时有空，一定到东北去，我要在最好的宾馆招待你，铺上通红的纯毛地毯，像欢迎国家元首那样欢迎你，请乐队、放礼炮，陪你去长白山。你一定要给我个机会，让哥们儿表现表现，也让大哥你看看我的实力。在我那个地盘上，我想干啥就干啥，没有摆不平的事儿。我跺跺脚，能震塌十栋大楼。你信不信？”

“我信！”东北人的真诚热情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热泪盈眶地拥抱他，哽噎着告诉他，“你是典型的东北人，太讲义气、太重感情啦！”那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东北人“活雷锋”的美誉果然名不虚传。对照这位朋友，我自惭形秽。事情已经办成了，还能说出那么多发自肺腑的豪言壮语，真的让我钦佩。他最后真喝多了，服务员小姐来结账时，他已经人事不省了，我替他埋了单。

大约一年半之后，我因事出差去东北，正巧到了他居住的那个城市。此前，我一直没有找过他，我怕他真的铺上纯毛红地毯，敲锣打鼓地闹腾一番让我承受不起。我知道，东北汉子都是说到做到的人，他们从不食言。如今到了朋友的家门口了，我犹豫再三仍未敢惊扰他。

傍晚时分，我到旅店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吃饭。猛然间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我扭头向说话方向望去，果然是他——我那推心置腹的铁哥们儿。缘分呐，怎么会有这种巧遇呢？我的心在激烈地跳动着，他乡遇故知的喜悦难以言表。我差一点儿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而扑过去了。为了避免从天而降的我给他带来的意外刺激过于突然，我决定先给他个缓冲，以防过度兴奋诱发他的心脏病。我走到小店的门外，拨通了他的手机，透过窗户，我能清楚地看到他的一举一动。他接电话了，我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告诉他我已经到了他的家乡。我的这位好兄弟的声音同样激动，他说他想死我了，做梦都在请我吃饭。他又十分遗憾地向我道歉，说真他妈的不凑巧，他昨天才飞抵广州，有生意要谈。他让我一定要等他，别急着走。他一个月内准赶回来。他摇头晃脑地打着电话，不时地冲着同桌的哥们儿做手势，示意他们别大声喧哗。

我说我等不了那么久。他说如果你够哥们儿意思就留下来多住几天，我提前回来，二十天怎么样？我表示不行。他跟我急了，说你太不够朋友了，到了我的家门口了，哪能不进去坐坐。我再提前十天怎样，你要是再不答应，就是瞧不起我。

我挂断了电话，因为我了解东北人的脾气。如果我再谢绝他，他会骂我是个河南小人的。

嗨，我但愿他的祖籍也是我的同乡，那样就不会影响东北人的高大形象了。

年货

老太太以相信科学为借口，固执地认为放在冰箱里的食物一百年也坏不了。持这种观点的人还不止她一个，左邻右舍的老太太们在这一点上与她保持高度一致。

每次我回家过年探望她时，她便欢天喜地地打开冰箱，从冷冻柜里吃力地拽出一袋袋坚硬似铁的鱼块、鸡翅、排骨等她眼中的高档食品来，然后喊着号子用锤子把冻块砸开再进行蒸煮烹炸。

在她看来，只有尊贵的客人才能享用这等佳品。我曾不止一次耐心地向她解释，这类东西早已过了保鲜期，也就是说，它们在数年前就变质了，吃在胃里不仅没有营养而且还会导致病变，引起可怕的不良后果等等。但她总认为我一身孩子气，是故意跟她开玩笑。我说得越严重，她越觉得我好笑。她说她只见过饿死的，没听说谁吃好东西毒死的。

我在屡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曾偷偷把几包年久变质的鱼肉扔到了楼下的垃圾箱里。这可惹下了大麻烦，老太太差一点儿用锤子砸烂我的脑袋。为了避免闹出人命来，我不得不在大年三十的晚上，跑到垃圾里一通瞎摸，终于换回了母亲的宽恕。

去年回家过年，我假装戒了荤腥，提议老太太做点儿新鲜的蔬菜。她慈祥地白了我一眼，说现在又不是旧社会，谁家过年还不得吃些鱼肉，又不是吃不起。萝卜青菜留着平常再吃吧！所以，我不得不按照她老人家的过年饮食观，闭着眼睛匆匆往嘴里塞几口出土文物般的美味佳肴，接着再吞下一把痢特灵和其他抗生素药片。每次吃饭时，老太太总忘不了对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每一盘菜，一一说明来历。于是，我便清楚了刚放在嘴里就感到呛鼻子的那块平鱼是七年前给我儿子办满月时剩下的；而此前那口有些拉嗓子的排骨，则是我结婚那年买下的。她说她冻在冰箱里一直没舍得吃。至于我当年上大学时邻居送来的两袋鸡翅，目前还剩下一半。她说今年东西太多就不再做了，等明年春节时再一起分享。

我今年春节没敢回家，表面上是说公司里的工作太忙，实际上是对那袋已有近二十年悠久历史的冻鸡翅心存疑惧。年前我托当地的一位同学替我帮老太太买些年货，以期把冰箱里的食品彻底地更新换代。那位同学超额完成了任务，他用两辆三轮车才把年货装完，并在腊月二十三按时送到了家里。老太太兴奋之余又嗔怪我花钱大手大脚，却不肯把原先冰箱里的食品替换出来。她把新鲜的鱼肉摆在楼下的小贮藏室里，每天招呼邻居们前往参观，用事实向他们展示和炫耀儿子的孝心。我的同学在电话里告诉我，老太太住的那个小区整个春节都弥漫着臭鱼烂虾的味道。他还说，如果卫生部门不及时清理的话，估计这股刺鼻的恶臭至少将持续到明年夏天。他还宽慰我说，那是一种洋溢着生活富裕和幸福的味道，小区里的居民不会介意的。

够意思

腊月初六，侯三棒子从数千里之外的南方城市返回了葫芦镇。

他媳妇说，这死鬼今年回来得早，连腊八粥都喝上了。

侯三说，老娘们儿懂个屁，腊八粥有啥好喝的。咱早早回来不图别的，就是想痛痛快快地打一架。

老婆说，离过年还有二十多天呢，打架还不到时候呐。

侯三说，等到了年根儿车票买不上，连家都回不成，还上哪儿打架去。去年想多挣俩钱儿，老板看人手少，非要等大年三十才放假，结果挤不上火车，愣是给留在了南方。没回家过年，连架也打不着一场，憋屈了好一阵子。今年说啥也得早点儿动身，大年初一兄弟们聚一聚，甩开膀子打上一仗。

老侯家兄弟六个，都已成家单过。每年春节，均要领着老婆孩子齐聚到父母家里划拳喝酒，然后打上一架。这是侯家的传统，堪称葫芦镇一绝。

侯家六兄弟大年初一聚在一起大打出手的原因归结起来有两条：一是酒精作怪；二是争孝顺使然。喝酒是侯家的强项，男女老少，个个能喝。每年聚会，十斤装的白塑料桶，总要喝干个四五桶。那种白酒，价钱虽低但度数很高，一般人扛不住。

喝酒总得说话，他们凑在一块讨论的主要话题是对父母的孝顺问题。兄弟各家吵吵嚷嚷争先恐后地陈述自己对父母做了哪些孝敬的事迹。这种陈述又往往以自我表扬开始，以批评和指责他人结束，最终以彼此打得头破血流横七竖八躺倒一地为止。到初二、初三或者初四，当一个个从酒精中或医院里苏醒过来后，便又回到各自家中，期待着明年传统佳节的到来，再重演一场为孝敬父母而大打出手的精彩大戏。

今年的酒桌上少了两个人。父亲侯胜魁三年前死于酒后驾车，他驾的是一挂牛车，春天往地里运肥时，醉得睡着了。上山的路坑坑洼洼，把他颠到了地上，车轱辘从脑袋上压了过去。大儿子侯家昌去年冬天酒喝高了，掉到了离家二十米的小河沟里，冻得硬邦邦的。

父亲不在了，母亲便成了儿子、儿媳们孝敬的中心了。老二先替死去的大哥向母亲敬酒。他端起酒杯，冲着八十岁的老太太比画着：“妈，大哥死得活该，他活着跟死了没啥两样，就知道白吃白喝，心里没有爸妈。我可不像他那副熊样，我今年给你捎了十斤大米，怎么样，够意思吧？来，你满上，我喝多少你也喝多少。干了！”于是，老二一仰脖，口杯在桌子上“啪”地一拍，三两酒下去了。

“呸，二癞子，你狗嘴不说人话！你大哥哪年回家不带年货？你的狗眼瞎了！十斤大米顶个屁，我们去年还拿了十斤挂面呢。”大嫂用酒杯指着老二的鼻子，眼睛里闪着泪花。

“好啦，好啦，大过年的，瞎吵吵啥！我们哥们儿之间的事儿，你个寡妇老娘儿们别跟着瞎搅和。来，妈，我敬你一杯。你不用喝光，一半就行。”侯三棒子把大嫂伸向二哥的胳膊给拦了回去，“老太太不光缺细粮，什么米呀面的，不值几个钱。来，妈，给你，拿着，我打了一年工，给你五十块钱，怎么样，够意思吧？”侯三棒子从兜里掏出了一张五十元的钞票，递给了老太太。

“啊，你个不得好死的三棒子。昨天晚上跟我说，今年给妈三十块钱，怎么变成五十了。就你有钱，你个不得好死的玩意儿。你一年到头不着家，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把我们娘俩儿丢在家里苦巴苦熬，你今天要敢给五十，我就一头撞死。”侯三媳妇不由分说地冲到老太太面前，一下子就把那五十块钱夺了回来，把桌子上的酒桶也碰洒了。

“你个败家娘儿们，欠揍啊！妈个×的，多给二十块钱你能死啊！”侯三棒子一气之下又一仰脖灌下了三两酒。

“我死、我死、我就死！”侯三媳妇也把满满的一口杯白酒倒进嘴里，气势汹汹地把空杯子摔到了地上。

老四、老五、老六一起站了起来。“怎么着，这就要开干呢！酒没喝多少，劲头倒挺大。谁孝顺，谁心里有数。就你们几个孝敬老人啊，我们哥仨还没说话呢！都给我坐下。大过年的，想造反呢？都老老实实地坐下喝酒，谁孝不孝顺，老太太心里最有数。妈，你说说，我们这几个兄弟，哪个最孝顺？我能不能排第一？”老四撸着袖子坐了下来。

老太太一声不吭地呆坐在炕头，老泪纵横地盯着眼前的酒杯。

“你倒是说话呀，你说我够不够意思？”老四吼着，拿筷子点着老太太。

“嗨，都孝顺！”老太太叹了口气，又小声劝道，“都喝酒吧！”

“妈，你怎么净想不得罪人呢！你要是这样，可别怪我今年不管你啦！秋天你上医院看病那八十多块钱可是我拿的，你都这把年纪了说话可得有良心啊！要不是我替你开药，你今天能坐在这儿享福嘛，还不早跟爹作伴去了？嘿，你说句痛快话，你说你四儿子我够意思不？”老四不耐烦地抢白道。

“够，够意思。”老太太哆哆嗦嗦地端起酒杯，想敬四儿子一杯。

“啥？他够意思？那就是说我们不够意思呗！你能活到八十岁就靠他一个人啊？不是我说你，你这个老太太就是偏心眼儿。从老大到老四，哪家孙子孙女你都帮着拉扯，凭什么到了我和老六就不管了，我和老六是狗叨来的？我家小尾巴有一回放学在道上遇见你，跟你要两块钱买个雪糕你都不肯，哪像个做奶奶的。你就是偏心眼儿，啥也别说啦！”老五又干了一杯。

“我哪有钱嘛！”老太太小声咕哝着。

“怎么没钱，我上个月还给你十块钱呢！”老六也开始抱怨了，“你就是好哭穷，就像我们不孝敬似的，让邻居家听了笑话。”

“你们给的那点儿钱，还不够今儿个做菜、买酒的呢，我上哪儿挣钱去？都快死的人了。”老太太抹了抹眼角。

“一、一、一见你掉眼泪我就烦，这、这、这顿饭菜能花几个钱？一、一、一家三代聚在一起一年就这么一回，你、你、当老的还能不花点儿钱，这、这、这年头儿，一、一、一家就一个孩儿，想、想、想凑这一大家子还凑不起来呢！别、别、别抹眼泪了，快、快、快端起杯子，我、我们这些小辈人跟你喝一杯。”老二舌头硬了，但话还能说明白。

老太太苦笑着刚想把酒杯端起来，老六家七岁大的小丫头却一下子向奶奶扑了过来。她用小手紧紧地抓住老太太的脖领子，一个劲儿地尖声叫着：“奶奶，我昨天还给了你一块糖，你说我够不够意思，够不够意思？”老太太仰面朝天地倒在炕上，脖子被孙女的小手卡得死死的，“够、够、够、够意思”，老太太使用浑身的力气，终于吐出这几个字。

陪读

学生公寓的门前聚集了一百多人，这还不包括值班人员花了三天时间劝退的二百多人。

“我们准备起诉校方，让校长和你们这些看门狗统统进监狱，亲自尝尝法治社会的铁律，到那个时候有你们好看的。”

“我们这些学生家长可不是好惹的。我儿子他三姨夫在公安局里当干部，二舅是法院执行庭的庭长，他小姨跟市长的关系非同一般，你们不要狗眼看人低，小瞧了我们的能量，惹急了我们啥事都能办出来……”

“说得好！我老公可是现役军官，上校军衔，他要是发起脾气来我可劝不住，说句话能把一个团的兵力拉过来，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我是电视台的记者。我女儿也住在这栋楼里。我不信你们就不怕曝光？别说这么所破大学，环球食品集团怎么样，我说它液态制品里大肠杆菌超标就超标，媒体一报道，说垮就垮，老板都跳楼了，早干什么啦？哼，跟我较劲儿，连点儿原始股票都舍不得送。我让你牛……”

“咱家可有人在审计部门工作，专门审计高校的。只要我打声招呼，你们这大学就甭办了。这年头谁敢说经得起审计？财务上违规的事儿多了去了，你们可别不识相，我们家长可是给学校留足了面子，可别给脸不要脸……”

“就是嘛！上大学又不是蹲监狱，凭啥管得那么严。再说现在的监狱也都人性化了，宽松得很。我弟弟原先是个大老板，被判了十年，说是犯了贪污行贿罪。进了监狱比以前还滋润，三天两头出来吃饭喝酒打高尔夫球。钱这东西就是好使，给钱行不？你们开个价……”

“什么叫娇生惯养啊！我那孩子可是市里的状元，别说自己洗衣服了，就连每天挤牙膏我都舍不得让他干。哪能让他分散精力呢，这事儿他爷爷、奶奶、爸爸全包了……”

“我儿子也是学校里的尖子生，将来顶不济也能成个科学家，怎么能浪费宝贵的时间去洗碗叠被呢！那可不行，人才需要保护，这可是原则问题……”

“我女儿可是个天才，不仅数理化门门全优，钢琴过了八级，舞蹈比赛还拿过大奖呢！从小到大我们全家没让她干过一点儿粗活儿，每天晚上睡觉都是我哼着催眠曲哄睡的，要是离开了我，失眠了谁负责啊……”

“咱得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培养的可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那是国家的未来。我们可不能让学校的这些不尽人情的规定妨碍了人才的健康成长，如果校方不让我们这些家长和保姆陪住，那就是不讲政治……”

学校经过研究，决定部分接受家长的建议，同意每天下午三点至五点，晚上七点至九点允许家长或保姆进入宿舍为学生叠被、铺床、梳头、洗衣服，但刷牙、洗脸、上厕所等事必须由学生本人独立完成。

校方决定一经公布，多数家长表示可以理解。只剩下十几位家长仍坚持己见，并扬言要在学生公寓大厅和过道里日夜静坐。

奖励

我一个同事的小孩叫闹闹，两岁时进入幼儿园，很快就成了班里的先进分子。

幼儿园里有一套完善的奖励制度和评价机制，随时表彰那些表现优秀的乖孩子。优秀的表现包括吃饭快、拉屎快、穿衣服快、系鞋带快……不剩饭、不掉渣、不打人、不哭、不笑、不说……以及捡到东西要上交，遇到违反纪律的小朋友要及时向老师举报等等，内容庞杂，名目繁多。

表扬与奖励的权力归老师所有，即表扬谁与不表扬谁全由老师一人说了算。奖励的方式以精神鼓励为主，偶尔辅助于物质刺激。奖品多为小红花和小红旗。

小红花是用橡皮刻制的图章盖在孩子们人手一册的评价本上的，有时老师还会直接把图案印在孩子的手心、手背和额头、脸颊上，以突出奖励的时效性。手上、脸上的小红花容易被擦掉，所以每当获得此种奖励时，闹闹总想方设法避免洗手、洗脸，必须洗时也格外小心，生怕一不留神抹杀了自己的光荣。

闹闹对于小红花和小红旗相当在意，绝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得到奖励的机会。他吃饭、拉屎的速度从全班最慢变成了第一名，赢得了无数个小红花。为此，他有好几次差点儿被包子噎死，有一回喝汤呛得鼻、口流血被送到了医院抢救。后来，他逐渐摸索出一条既不被撑着、噎着而又能夺得冠军的秘诀，那就是趁老师不注意时，把馒头、米饭塞到衣兜、裤叉、背心、鞋袜等隐蔽处，再若无其事地专心把碗盘舔干净。闹闹从不掉米粒，餐具舔得能当镜子用。即使偶尔弄撒了饭菜，也会坚决机智地把责任推到邻座的小朋友身上。

至于在拉屎方面，闹闹简直是个神童。当动作慢的孩子还没来得及蹲下时，他已经提上裤子啦！他学会了憋，经常憋得肚疼脸紫，每当他妈妈在幼儿园的大门口亲到一天未见的宝贝脸蛋时，准有一股臭气从裤筒里迅速升腾。他妈妈鼓励说：“儿子，为了荣誉，值！妈妈愿意天天给你洗裤子。”

小红花积累到十枚以后，老师就加盖一面小红旗。每个小朋友红花和红旗的获得情况被制成一个图表展示在教室后面的宣传墙上。闹闹多次名列榜首。个别月份他被排在第二第三名，这会使他变得很沮丧，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同事也会跟着情绪低落。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她总向我抱怨和声讨世道的不公以及社会风气的腐败。因为据她了解，那两个跃到她儿子前面的孩子的家长是当官的，有权有势，老师不敢惹，于是，她便隔三岔五地给闹闹的班主任老师送点儿小礼物。

闹闹越来越多地掌握了获奖的窍门，他觉得光靠吃饭、拉屎不行，还要在其他方面有所突破。自己要想在光荣榜上永居第一，不仅要自己争的红花、红旗多，还要让别人少得表扬。他有时会故意把饭粒扔在旁边的小朋友的桌子底下或者偷偷地把小伙伴的鞋袜藏起来。闹闹更热衷于向老师告状，瞪大眼睛不知疲倦寻找他人的错误和毛病。如果老师不及时地给他盖上小红花，他甚至会去找园长连老师一块儿告。

闹闹强烈的荣誉感一直保持至今，他现在已经是一名中学生了。自上小学起，他妈妈便把学校和单位里的各种奖励办法运用于家庭教育当中。她先后为儿子自制了各类奖状、奖杯、奖牌，并不时地为儿子颁发奖金。所以，闹闹的成长过程充满了激励和赞美。

与此同时，闹闹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同事深受孩子的感染，只要一有机会，便不遗余力地去争取获得她“应得”的荣誉。几年下来，她多次获得了“工会积极分子”、“爱国卫生标兵”、“热心人奖”、“广播体操大赛最佳观众奖”、“合唱节优秀加油手”等等，去年的超女比赛她也疯狂参与，还跳到台上手舞足蹈了一阵子直到被轰下来为止。她为此还赚了一张“勇气可佳”证书。

她很为自己的儿子骄傲，常死拉硬拽地逼着同事到她家里参观闹闹自幼儿园开始所赢得的各项奖励的实物证据。我先后瞻仰了不下十次。她热切地期待着每位参观者的观后感，大家无不“哎哟”、“哇塞”惊叹一番。有一次，她满含热泪地望着我，让我替她预测一下儿子的未来，我深思良久，十分肯定地跟她说，闹闹将来一定会成为勃列日涅夫。

我的同事显然对这个古怪的名字感到陌生。她不知所措地笑了笑，希望得到我进一步的解释。我只好告诉她，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大人物，苏联的最高领袖，他一度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对于荣誉的向往达到了无人可比的程度。他的胸前总是别满了勋章，以至于把衣服脱下扔到地板的一瞬间，能把天花板上的吊灯震落。有一次，当他走进克里姆林宫时，一位官员惊讶地问他：“亲爱的勃列日涅夫同志，您今天怎么没戴上勋章？”他低头一看，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自言自语地说：“天呐，我忘了从睡衣上摘下来了。”“你的闹闹将来一定会有出息，像苏联的最高长官一样，到那时，他就可以给自己颁奖啦！”

我的同事对我的预测不置可否，但从她那傻乎乎的笑容里，我能感觉出她的无限憧憬。

上个礼拜，我的同事忙着给儿子申请大学的保送生资格，她雇了辆小面包车，拉着闹闹从小到大的四箱子获奖证据直奔大学。大学招生部门的负责人很负责地对她说：“你儿子的这些奖励一半是假的，一半是无用的。”她非常气愤，在那里哭闹了大半天，好不容易在保安人员的劝说下把奖状、奖杯、奖牌和其他奖品拉回了家。

急病

农历七月十五深夜，老太太被右下腹部的一阵剧烈的疼痛闹得呼吸急促，大汗淋漓。跟往常一样，她想忍着，一声不吭地蜷缩在床头靠墙的一角。时间是最好的医生，很多病都能忍过去。若此时去医院，不仅要惊动熟睡的老伴儿，还要折腾明天上班的儿女，更得花一笔冤枉钱，说不定花钱又多治出了好几种病。这种事以前发生过，医院是专门骗钱的地方，不管花多少钱总是冤枉的。这是老太太一贯的看法，并作为人生的一大真理反复告诫过儿女。

呼吸越来越急促，老太太憋得脸色难看。她一手按着肚子右下方的痛点，另一只手在胸前上下抚摸，试图让气管通畅一些。她知道这是哮喘病发作的症状，祸根是肚子疼。疼痛消耗了体力，比爬四层楼花费的力气还大，她平时爬楼梯总要歇息两三次，这次喘得更厉害，肺部像风箱一样呼呼作响。

那一夜格外漫长，待窗外泛出晨光时，老太太再也支撑不住了，她把床头柜上的一只茶杯故意碰掉在地板上，清脆的玻璃声惊动了隔屋而居早起的老头儿。

儿女们闻讯而至，围聚于床前，紧张惊慌地望闻问切，且与急救中心取得联系，准备即刻送院救治。痛苦万状的老太太坚决不肯听从孩子们的劝告，两手拼命抓住床板，死活不去医院。身边的人手足无措，七嘴八舌地对老太太的固执提出质疑。老太太烦了，双目紧闭，眉头紧锁，她气息奄奄地让儿媳妇替她找出病因。她让她拿一口碗，倒上半碗水，再拿三根筷子，把筷子立于碗中，然后就开始念叨，嘴里嘟囔一番，大意是说：某某，你活着的时候如何如何，我对你有多少帮助，有着不错的交情。如今你到了另一个世界，缺什么你就明说，要钱就给你烧几张纸捎去，千万别让我肚子疼。这是当地传统的治病方式之一，家家户户都会娴熟地鼓捣一番。

老太太心里经常怀疑的人不外乎有三位，一是当年不依不饶虐待过她的老婆婆；二是好吃懒做贪婪吝啬的三哥；三是红颜薄命的妯娌——小叔媳妇。她嘴里轮换着提起这三位“疑犯”，那筷子东倒西歪地立不住，终于在念叨妯娌的名字时，筷子不动了。老太太怒目圆睁，使出浑身力气吼道：“我就知道是她，死了这么多年没找过我。今年偏偏就缠上我了。全怪她那不着调的儿子，非得把她从祖坟上迁走，漂洋过海地带到外国去。这几十年，她的侄儿侄女逢年过节都去坟上烧纸上香，从没落下过，现如今骨灰埋到了天边，她儿子根本没那个孝心，不懂规矩，忘了七月十五去坟前烧纸请安，她就来找我的麻烦，害我肚子疼了一夜。你们快去十字路口烧几张纸，把钱汇到阴间，我就没事了。医院治不了我这个病，我心里清清楚楚的。”儿子们赶紧按照老太太的吩咐跑到街上烧纸去了。同时，急救中心的大夫们全副武装地赶到了家里，不由分说地用担架把老太太抬到了救护车上。

老太太因急性阑尾炎发作而被动了手术，一周后出院。医疗费花了一万多。

从医院回到家里，老太太愤愤不平。这么多的钱都打了水漂。医院就是个骗钱的地方。要不是孩子们在十字路口烧了纸，我这病根本就好不了。这一万多块钱，得让她儿子负担，你们替我打电话告诉他。这个不孝的玩意儿，下次我要是见着他，要骂他八辈祖宗……

情况会发生变化

“情况会发生变化。”

没有表情，没有特定指谓。

暧昧、模糊、弥漫。

若光线昏暗，声音低沉，这话就显得格外阴冷，让人起一层鸡皮疙瘩，或打个寒战。

然而不是。

那天阳光明亮，能轻而易举地穿过门缝，像闪动的剑锋。

声音并不低沉，平静犹如一潭死水。

还是暧昧。那句话仍让人心神不宁。

他没再多说一句，未做进一步的解释。目光在我们的脸上扫了一遍，眼皮放下了一半，像垂到半截的窗帘。

一声不吭地坐了很久，其实仅有十几秒钟但感觉很长。

他站起身走了。

其他人仍呆坐着。

都感觉那种话的分量很重，沉得让人喘息困难。

“变好还是变坏？”有人打破僵局，口干舌燥地小声嘀咕道。

没有人回答。

静静地坐着，紧张地心跳。

未来有了悬念，黑色的巨大问号，佝偻着背在每个人的眼前鬼鬼祟祟地晃动。

“会好转的。”有人脸上浮过一丝轻松的笑意。

“肯定很严重。”有人苍白的额头挂上了汗珠。

情况会发生变化。没有清楚明确的答案，这很恐怖。

脆弱的神经在惊悸中绷紧、断裂，发出微微的呻吟、叹息。

粗糙的心灵则涌起滚烫的乐观情绪，深信一觉醒来便是喜气洋洋的新景象。

“洗洗睡吧。”有人提议并动了起来。

最明晰简捷的建议，没有任何歧义。

于是人们纷纷从沉寂中唤醒，准备先洗个澡，然后闭上眼睛，美美地睡上一觉。

情况会发生变化的预言，在“洗洗睡吧”的行动方案生效时，便失去了昭示意义。

新闻线索

“消防中心着火了！”

新闻热线的电话里传来了一位男子急促的声音。

“说出具体位置。”我边问边把记者采访包挎在了身上。

“在莲花门西街76号。”对方气喘嘘嘘地说到。

“什么时间？”我问。

“大概10分钟前，我正好路过那里，发现大火从后院窜出。”那位男子很着急。

“好！谢谢你提供的新闻线索，请你明天上午10点到晚报社来领取报酬。请你把姓名和联系方式告诉我。”我急着四处找笔和纸。

“我姓魏，用的是公用电话，你们能给多少钱？”对方问。

“一百块！”我答。

“才一百块，这不是一般的火灾新闻啊！你有没有搞错，这可是消防队着火了。我又是第一时间向你们报告。怎么也不止一百块吧？”对方在讨价还价。

“对、对、对，魏先生，你说得对！我现在需要马上赶到现场，如果你说的是事实的话，这条新闻线索确实值钱，至少会给你五百块。”

“绝对是真的，大火正着着呢！说定了，五百块，我明天去领。”对方挂了电话。

我赶到现场时，大火刚被扑灭，浓烟还在冒着，看来损失不算大。消防队员们正在垂头丧气地清理火场。“××市消防中心”的大牌子被火烧得变了形，但字迹依然清晰。我赶紧抓拍了几个镜头，采访了几个目击者。

当日赶印出来的晚报把这次事故的消息放在了头版显著位置，还配发了几幅照片，特别是“消防中心”的那块大牌子，在浓烟和消防队员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具有讽刺意味。

第二天，那位姓魏的男子应约来到了报社，高兴地领走了500块钱。新闻线索提供人奖励制度的建立确实很有效果，我和同仁们再一次慨叹道。

五天以后，正巧还是我值班。新闻热线的电话又响了，我拿起话筒：“喂，这里是新闻热线，有话请讲。”

“喂，我姓魏。”对方的声音很急促，“前几天，消防中心着火的案子破了，是人为纵火，嫌犯已被公安局抓获。”

“喂，喂，喂，你是谁？”还没等我问明情况，那边的电话就挂上了。听声音有点儿熟悉，有点儿像前些天那位提供消防中心火灾新闻线索的男子。

我急忙赶到公安局，请求采访犯罪嫌疑人。

警察一边审查我的记者证件，一边调侃说：“你们记者的鼻子可真灵，比我们的警犬反应得都快。行啊，看来不是吃白饭的。”

等了将近三个小时，我才被获准前往一个看守所采访。在预审室里，我第一眼就认出了那位纵火嫌疑犯——正是当时提供新闻线索的那位“魏先生”。

“刚才是你打的电话吧？”我不解地问。

“对、对、对，正是我，这次能给多少钱？”姓魏的有些迫不急待了。

“先别说钱，你是怎么给我打的电话？”我越发迷糊了。

“他们抓捕我的时候，我知道跑不掉了，就冲到一个公共电话亭里给报社打了电话。刚说了两句，警察就一拥而上把我按倒了。”听口气他有些遗憾。

“消防中心的火是你放的？”

“是的。”

“为什么？就为了领那500块钱？”

“不光是为了钱，消防队着火了，你不觉得有意思吗？多好玩啊！太有趣了。新闻得有刺激性，生活也需要刺激，你说对不对？你该谢谢我才是，说不定你拍的照片还能获得新闻摄影大奖呢……”他兴奋得两眼放光。

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姓魏的犯罪嫌疑人曾经读过大学新闻专业，三年级时因病退学。

没意思

“半年多了，你已经来看过三十三次了，怎么样，还想不开吗？”医生皱着眉头。

“大夫，我还是想死，你说，人活着有什么意思？”病人懒洋洋地斜靠在沙发上，一脸的无奈。

“活着就是活着，活着就有意思。我不知跟你说了多少遍。”医生耐着性子两眼无神地望着患者。

“没意思，真没意思，活着太没意思了，我看不如一下子死了爽快。”病人像自言自语。

“你到底为什么非得自杀呢？”医生又把问了一百遍的问题提了出来。

“怕死！我怕死，所以我要自杀！”病人也回答了一百遍了。

“简直是笑话嘛！因为怕死而去自杀，你不觉得很矛盾、很荒唐吗？”医生边说边挪了挪椅子。

“这有什么荒唐的？自杀的人都是因为怕死，怕疼痛，怕一点儿一点儿地病死老死，才选择一下子结束生命的。不怕死的人绝对不会自杀。怕死的人又觉得活着没啥意思，那是等待死亡，生命就是等待死亡的过程，与其恐惧地等待，不如迅速了断，我真想早点儿死，您说服不了我。”病人固执地坚持着。

“好死不如赖活着，况且你自己也知道，人迟早是要死的，何必那么着急呢？只要没有人杀死你，你就要好好地活下去。再说，你有钱、有房，还有漂亮的妻子、可爱的孩子，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你这叫活得不耐烦了！”医生没好气地补了一句。

“大夫，让你说对了，我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我恨不得这就跳楼，再也不用为钱、为名、为利、为老婆、为孩子去死乞白赖地活着啦！我可不愿意像您一样，整天对着愁眉苦脸、龇牙咧嘴的病人没完没了地唠叨。真的，大夫，幸亏我没干您这样的工作，那我一天也活不下去，早就一刀把自己捅死，一拳把自己砸死，一脚把自己踢死，一口气把自己憋死了。您说呢，大夫？”病人可怜巴巴地仰视着医生。

“好了，好了，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我给你再开点儿药，先吃着，有情况再约我。”医生把一张处方递给了患者。

“那好吧，下周二上午怎么样？我再来麻烦您。”病人慢吞吞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行吧，就下周二上午。”医生没抬头，只是挥了挥手，算是送别。

周二，上午。

“我是来看病的，找周大夫。上周约好的。”病人站在挂号处窗口。

“周大夫？他不在。”护士小姐瞄了他一眼。

“不在？他去哪儿了？”

“死了，去天堂啦。”

“死啦？怎么死的？”

“自主性死亡，就是自杀啦！”

“自杀？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是觉得活着没意思。”

“死了就有意思吗？好死不如赖活着，人迟早是要死的，何必这么着急呢？”

“我怎么知道？你还是自己去问问他本人吧。”

“我到哪去找他呢？”

“到天堂，到另一个世界。”

“我才不去呢，我觉得活着挺有意思的，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大夫，我想开了，人还是活着好！哎，要不您替我转告他吧！”

“滚，神经病！”

“呸，你才神经病呢！我是精神病。”

帮手

发生在F市的特大走私案惊动了最高决策层。

领导人的批示异常严厉，要求纪律监察部门一查到底，不管涉及何人，不管其权力多大、职务多高，都要严惩不贷。

专案组立即成立并迅速奔赴F市。

第一批派出的纪检干部一无所获，结论是举报所反映的情况与事实严重不符。走私案并不成立。

第二批派往F市的纪检人员进行了更为艰苦和细致的工作，花费了更长的时间，最终的调查结果与前次的结论基本一致。

当地群众和知情者的举报材料又一次传递到了决策层，用大量的事实证明，前两批派出的专案组工作人员均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当地官员的好处，已经被腐蚀下水了。因此，他们实际上变成了犯罪同谋，或者说是替涉嫌走私的官员们充当了保护伞。

一定要揭开F市的这个顽固的盖子，最高层的决心不可动摇。于是，精心选拔的第三批官员通过严格考验之后立即奔赴F市，他们发誓要把走私案的真相搞个水落石出。

效果非常明显。F市委、市政府、海关、税务等等部门的“防线”被一一突破，走私案数额之巨大、情节之严重、影响之恶劣、涉及面之广、拉下水的干部之多、级别职务之高均令人发指，若公诸于世，必将震惊全国。

是否继续深查？查！上面的态度依然坚决。专案组已经连续奋战了两个多月，非常辛苦，差不多是昼夜不停地干。

牵扯的官员太多了，几乎找不到与此事无关的人了。

一些官员在强大的攻心战面前开始动摇了，不少人主动找专案组坦白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质检局二处的副处长王二，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尽快解脱。他为这件事已经有二十多天没睡个安稳觉了，他知道自己已触犯了刑律，后果是严重的。他的老婆也没完没了地数落着，骂他不知好歹。他的精神快要崩溃了，与其惶惶不可终日，不如主动坦白交代，该杀该关尽早有个了断。他下了决心，硬着头皮走进了专案组的住地。

大厅和走廊里挤满了人。这是规定自首期限的最后一天。他低着头，唯恐碰见熟人。但尴尬的情景还是躲不过，有人主动和他打招呼，他抬起头来，发现排在他前面和后面的人当中有十多位是他的同事和朋友。

终于轮到他了。他脸色惨白、两腿颤抖地走到专案组干部的桌前，结结巴巴地报上姓名、单位和职务。

“说，你犯了什么事儿？”坐在桌子后面的纪检干部一边做笔记一边大声喝问。

“我受贿三万元”，他差一点儿哭出来。

“多少？三万？”那人大声重复了一遍。

“是、是的，三、三万。”他吓得说话都不利索。

“真的？”那专案组的干部眼睛直盯着他。

“真的！”王二咬了咬牙。

“哈哈，终于碰到一个廉洁的干部啦，”那位年轻的纪检干部兴奋地搓着手。

王二满头雾水地呆坐在那里，两只耳朵嗡嗡直响。他张了张嘴，嗓子眼干得快冒烟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位检察官走过来，用手使劲儿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还待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快帮我们干活儿去。我们早就想找个帮手了，可这儿全是他妈的贪官，信不过啊！就你廉洁，符合条件，留下来跟我们一快查案子吧！”

王二当天就成了专案组的协办人员。

健康

恩师方教授勤奋治学，著述等身。当然，他身材偏矮，写的书摞起来容易与肩平。我常想，如果方老师当初长成篮球运动员般的身材，且仍从事文字工作，目前同样的学术成就都只能被誉为“著述齐腰”。

方老师从教学岗位上退下来后，终日加强身体锻炼，风雨无阻，早晚不辍。我每天上下班路过学校运动场时，总能看到老师那日渐蹒跚的步履。

一天早晨，在我又一次路过操场时，目光与方老师恰巧碰到了一起，我点头向他致意。他老人家停下脚步冲我招招手，示意要跟我说话。我赶紧迎上前去，搀扶着他老人家一同运动（散步）。方老师执意要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跟我说点儿事儿。我们缓缓地从晨练的人群中走到运动场边的一棵柳树下，他一边喘着气，一边四下望了望，从他的神色中，我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冲着我张了几次嘴，却又把话咽了下去。我的心跳有些加速了，方老师要告诉我的事情弄不好要惊天动地了。

老师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又一次神秘地四下望了望，然后一字一句地说：“我早就想跟你说，但一直没机会，也觉得考虑得不成熟。今天，我觉得是时候了，你一定要记住四个字：“健——康——第——一！”

那一瞬间，我的心几乎都快跳出嗓子眼了。我望着恩师闪着泪花的混浊的眼睛，深情地点点头：“我记住了，其实，您老应早点儿告诉我这个秘密，要不我会错误地以为健康第二呢！”

“你知道就行了！千万别让我那个该死的老伴知道了！”老师信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英镑

老陈对英国印象很不好，到英国走了一趟，他几乎骂了一路。

他觉得英国人已退化为农民了，只是还穿着西装扎着领带而已。工业革命的年代早就成为遥远的回声了，留给后人的只是祖上曾经有过的沸腾岁月的模糊追忆。

老陈说，这英国的确是老牌资本主义，专跟社会主义拧着来、对着干。我们是右侧通行，他们非得靠左边走，方向盘安的位置也正好跟我们相反，就连电插座也搞得怪怪的，中国拿来的插头甭想插进去……

最让老陈无法容忍的是英镑。他说，这英棒（镑）比这世上所有的警棍铁棒都厉害：一棒（镑）就能致命。老陈平时在国内就怕花钱，老婆逛商店他拒绝陪同，因为他的心脏承受不了看老婆上收银台付款的那一刻，老婆知道老陈有这个毛病，所以就连水电费之类的小钱也由自己去交。

老陈一辈子没请过客，也没入党。请客怕花钱，入党要交党费，就这一条就改变了他的政治选择。老陈这次出国，是单位掏的钱，除了机票，在国外的交通和吃住是包干的，每天75镑，超支不补，节余归己。老陈爱算计，数字反应能力快，他马上意识到这笔钱折合成人民币可不是一个小数目，75镑相当于1125块钱，十天下来就是一万多块钱呢！如果单位把这笔钱发给他的话，他宁肯不出国了。当然，不出国谁还给你钱呢？

与老陈一块儿出去的还有几个人，住宿得往一块儿安排，这让老陈很郁闷。按他的想法，条件好一点儿差一点儿不都是睡个觉嘛？有张床就不错了，何必两人一个房间呢？每天30英镑，这在英国的旅馆里，已经是很低档的了，可在老陈眼里这无疑是往水里扔钱，心疼得他直捂胸口。他还跟同行的人说，你们想住就住吧，我躺桥洞底下或走廊里睡得更香！

吃的问题好解决，老陈备足了方便面，一天三袋，他正好带了45袋。方便面得用开水泡，老陈想得周到，从国内带三个“热得快”。可事不凑巧，老陈住的那家旅馆里的插座是方孔的，老陈的插头派不上用场，急得他口吐白沫。他一气之下，索性把方便面干嚼了，然后再喝点儿自来水，因为矿泉水的价钱他打听过了，最便宜的也是一镑一瓶，“太贵了，英国人是名副其实的强盗。当年到世界各地去横抢、掠夺，现在还是在抢。一英镑等于15块人民币，就为喝一口水，太不像话啦！我宁可渴死，也不喝他们的‘金水’！”老陈气鼓鼓地发着誓。

喝自来水老陈害怕坏肚子，就吃上一片黄连素。所以，黄连素就水吃，是老陈每天必做的功课。

英国的物价对于中国人来说肯定是昂贵的，这个道理很简单。英镑与人民币的比价是1:15，英镑是人民币的15倍。一般说来，这意味着英国的物价比中国要高出若干倍来。老陈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愤愤不平。他骂：“这些狗日的经济学家整天尽放狗屁，凭什么说英镑那么值钱！他们全是些狗屎，替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效力，尽做一些坑害我们中国人民的丧尽天良的事！”

住旅馆、吃饭等有时需要付点儿小费，一次一两镑就够了，这是英国人的习惯。而这个习惯是老陈最不能容忍和遵守的。他说：“凭什么给小费？宿费、餐费我都付了，打扫房间、端盘子是他们应做的本职工作。习惯？什么臭习惯？我非得改改他们的这个坏毛病不可，也让他们有一点儿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谁爱付谁付，我就是不给。难道不给小费，他们还能把我抓进监狱啊！”

老陈出国半个月，骂了十五天，终于省下了几百英镑。回家后的头一件事就是跑到厕所里，脱了裤子，然后把攒下来那些英镑从最隐秘处掏了出来，光着屁股兴冲冲地跑到老婆跟前直摇晃。他老婆误会了，以为老陈离开半个月竟产生了强烈的生理要求了呢！老陈冲着满脸通红、目光诧异的老婆不停地抖动着手里的那一叠钱：“快看啊，这是英镑！英镑真他妈的棒！”

一碗面条

一碗面条把考察团的教授们划分为两派，即吃面条的一派和未吃面条的另一派。这碗普普通通的面条成了一把尺子、一面镜子，它衡量对照着每一个人。

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大学教师考察团（成员多是教授）一行二十二人在英国访问期间曾遇到过这么一件小事。一天，他们下榻的某个小旅店，被告知不能提供晚饭。当领队（又叫团长）和导游把这个消息通知给大家的时候，教授们一片哗然。“这怎么行呢！难道要把我们饿死不成！”大伙儿冲着领队吼了起来。

团长说：“各位不要激动，我提一个建议，看看这么解决行不行。一种方案是我们一起租一辆车到城里吃饭，因为这附近没有餐馆。另一个方案是，我们把餐费发给大家，由个人选择。在旅店的左右两边各有一家咖啡馆和酒吧，不想吃饭的老师可以泡泡酒吧，喝喝咖啡，体味一下英国小镇的夜生活。如果有人想吃饭，就自己结伙儿打出租车到城里去。据导游介绍，这里距城里约有十公里，那里有一家中国餐馆，可以吃到汤面，一碗面条大概是5英镑。各位吃完了面条还可以顺便逛逛街，买买东西。怎么样？是同意第一个方案一起去吃面条，还是每人发10英镑自己安排？”话音刚落，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喊：“发钱！”

于是每位教授当即领到了10英镑。

钱拿到手后，有几位教授说，今天中午吃多了，现在肚子还胀得很，晚饭一口也吃不下了。

还有几位教授表示，出国这几天体重增加了，得想法子减减肥了，正好可以从今天做起。

另有几位对建议去酒吧坐坐的一个年轻人说，酒吧咱中国有的是，何苦“不远万里”跑到这鬼地方装作有情调呢？那位年轻人碍于情面没好意思再坚持。

其中有一位于教授说得最爽快：花5英镑去城里喝碗面条，还要打出租车，谁去谁有病！连面带车还不得10英镑啊！合人民币150块钱，那面条是金丝做的啊！不去，宁肯勒紧腰带也不去，省了。谁爱去谁去，我舍不得花钱。我回屋睡觉了，俗话说得好，“营养不足睡眠补”，睡着了，就不觉得饿了。

最后有四位教授经过反复斟酌犹豫，还是选择了去吃面条。他们三男一女合伙儿打了辆出租车，一块进了城。而那位女教授事先做了声明：“我一点儿都不饿，我是想去城里逛逛商店。你们男的先吃面，我在门口等着。等你们吃完了饭，陪我一起逛。”这位女教授自认为独具慧眼，一路上不放过任何地摊、小店，她好像比警犬还灵敏，四处寻找比中国便宜的袜子、内裤之类的，不停地在嘴里唠叨着各种商品的比价。

故事还没有结束。在整个考察团中，吃面条的是少数，仅有四个人（其实，只买了三碗面，在男士的劝说下，那位女教授要了个空碗，从其他三个人的碗里各分了一点儿，她说只是尝尝）。这四位教授由于采取了与大多数人不一致的选择，而受到了众人的群起嘲笑，在他们进城的那一刻起，这四位便成了考察团中“另类”了。

“这几个家伙简直是臭极了，一个个自私自利的，看见吃的就红了眼了。”

“嘁，这号人不值得一提，跟猪似的，除了吃还知道啥？”

“哎？那个老王不是你们系的嘛，他是不是很有钱啊？”

“是啊，他老婆是学校财务处的副处长，哪能缺钱花呢！”

“还有你们院的那个老李，听说平时尽在外边赚钱，课讲得挺臭，钱挣得倒不少，是吗？”

“嗨，这年头，老实人吃亏呗，那些有钱人有几个好东西！连5英镑一碗的面条都敢吃，人品能好吗？”

“倒也不能这么说！我们不是舍不得花钱，也不是没有钱。有了钱也不能摆阔吧，瞧这几位刚才看我们那种眼神，好像我们是乞丐似的。咱也有钱，不比他们穷！牛什么呀！”

“等他们回来就知道了，肯定后悔啦。说不定餐馆关门了呢。”

“要我说，这里的中餐馆卫生条件肯定不行。面条里弄不好还有苍蝇、蟑螂呢！你们瞧着吧，这几个家伙没等回来就跑肚拉稀啦！”

“哎，咱们应该先把厕所里的手纸给藏起来，看他们怎么办！”

没进城的这些人中，有十来位一直饿着肚子站在小旅馆的门口，等着看吃面条的恶棍们回来时的惨相，另外几位自带了饼干、方便面的老兄老姐心态相对平和一些，他们为多得了10英镑而喜悦，当然也为没有去中国餐馆吃上面条而有些愤愤不平。

可恨的是那四位“脑袋有病”的“有钱人”，竟然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地回来了。他们夸张地打着饱嗝，拍着肚皮，说话那口气，好像不是喝了碗面条，倒像是在皇宫里吃了什么大餐似的。

兜里揣着10英镑，肚子里却咕咕叫的这伙人，群情激愤，把这四位吃面条的“富人”骂了个狗血喷头。幸亏“面条派”的这几位见势不妙，未敢顶嘴，否则，那天晚上搞不好能弄出血案来呢！

在剩下的几天里，考察团中的“面条派”明显地陷入了孤立状态。没有人主动帮助他们拍照，更没有人帮他们照看行李。而那些非面条派的教授们都变得趾高气扬了。

“吃碗面条，看似小事，实为大事，处理得不好，会影响稳定的大局。因此，我们要学会从讲政治的高度，看待一些平平常常的小事情。”团长讲得对，不少人都这么认为。

学风问题

朱院长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很精彩，赢得了与会学者的阵阵掌声。

显然，朱院长的发言是事先做了充分准备的，他一气呵成地照着稿子念了下来，没有丝毫的磕绊。

专家座谈会是由上级主管部门召开的，主题是“加强学风建设，规范学术道德”。与会的学者分别来自各著名大学，有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重量级专家、“大腕”。这里的许多人都是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崇拜的偶像，其中不少学者频频在电视台亮相露脸，属于“公共知识分子”之类的角色。换句话说，不知底细的人常把他们误认为是电视明星，或者是在电视台里领工资的名人。

这样一批高知名度的学术大家们聚在一起，讨论的却是学术风气和学术道德的问题，这无疑引起学界和新闻界的高度重视。所以，与会的媒体记者人数远远超过了参加会议的学者本身。

谈起学术界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所有的学者们都表现了极度的愤慨和深深的忧虑。“抄袭剽窃、弄虚作假、浮夸敷衍、急功近利、哗众取宠……简直到了乌烟瘴气、无法忍受的程度！”有的专家当着记者的面捶胸顿足，以示痛心疾首。

还有的大师认为这仅仅是部分现象，即“冰山一角”，导致整体性道德失范的背后存在着更深刻的原因：科研经费投入方式的不公平，多如牛毛的各类评估、考核、检查，以及荒唐可笑的量化标准等等，是导致学者们请客送礼、拉关系跑路子的体制或机制上的弊端。一位学者说到激动处，竟然满嘴脏话，俨然一副江湖派头。

还是朱院长有水平。他在发言时始终保持了大学者应有的风度和理性。他在承认同行们所罗列的不堪入目的丑恶现象后，对各位指出的不同看法进行了简短的小结。然后就这些现象的成因作了系统而富有见解的阐述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朱院长的发言具有明显的主导和引领作用，媒体记者纷纷围着他，就他发言中提到的某些观点进行深入的采访。朱院长满面笑容，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当晚，朱院长兴致勃勃地请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一同吃饭。席上，他十分亢奋地向领导汇报了下午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并热情地邀请领导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到学校指导工作，顺便游览一下当地的名胜。他频频地向领导斟酒，殷勤地替领导夹菜，并不失时机地向上级领导表达自己的心愿：希望在下个月开展的优秀成果评奖中能够胜出，而且还想获得科研经费的支持以便为国家尽点儿微薄之力。

为了表示对领导的诚意，他还当场送给领导两幅名人字画。领导借着酒劲儿，半推半就地收下了。朱院长喜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

一位“不守职业道德”的杂志记者目睹了这一切。他散会后一直尾随着朱院长。就在领导刚把字画从朱院长手里接过来时，这位记者把一本杂志摔到了朱院长面前。他说：“好啊，朱大院长，真是天大的讽刺。您下午发表的关于反对抄袭剽窃的高论，竟然完完整整地抄袭了鄙人的拙作！您看看吧！”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我想这肯定是个误会。来来来，别激动，咱们有时间坐下来单独谈谈。您放心，我不会亏待您的。”朱院长处变不惊的气度，确实令人佩服。

背课

冷教授讲课时很有热情。

他是党校少有的几位讲课时不完全一字一句念稿子的专家。

冷教授不“念”光“背”，这是很高的功夫。

讲课中的“讲”与“背”不同。怎么说呢，“讲”有一种现场发挥的意味，而“背”相当于事先录制好了歌曲，演员上场时并不是真唱，只是摆摆样子对对口型而已。“背”出来的内容，在“讲”的过程中能感觉出来。冷教授记忆力好，“背”稿子的本领极强，几乎达到了特技表演的水平。

人的记忆力表现在许多方面。有人善于记忆数字，不管多长的电话号码、证件号码、车牌号码，都能脱口而出。有人喜欢记人，几年前、十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与某人的一面之交或仅是擦肩而过，都能深藏于记忆之中，若干年后再见之时，他仍会一眼认出。还有的人能记事，数十年前的某月某日，他与某位狐朋狗友在某个地方的某个饭店，吃了顿饭，当时点了什么菜，喝了什么酒，盛菜的盘子，喝酒的杯子以及谁买的单，花了多少钱，席间张三李四说了什么话，均记得一清二楚。当然，还有的人愿意记仇，小时候父母老师同学打了一下，骂了一句或者多吃了一口东西，他都会铭心刻骨，终生不忘。甚至于有的人特别热衷于记梦，脑子里装满了成千上万个稀奇古怪的梦，不断地讲给别人听。

一般的普通俗人，就像我，记忆力仅限于储存一些与生活相关联的事儿。比如说，别人借了我的钱我终生不忘，而欠了别人的钱又常常忘得一干二净。所以为了避免损害自己的记忆力我极少向朋友伸手。

冷教授的记忆力超人，他的长项是记观点、背语录。他能大段地背出马、恩、列、斯、毛关于某一具体问题的经典论述。不管是什么问题，他都能引经据典，包括最新的文件精神和领导的最新讲话。

说实话，我每次听冷教授讲课，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脑袋里能装得进那么多概念、术语、名言和论断，这些东西要是塞进一般人的脑袋里非得爆裂不可。“本质”“精髓”“灵魂”“主题”“目标”“旗帜”“体系”“观点”“立场”“方法”……随便哪个词，他都能从马、恩、列、斯……那里找到许多话语来一一阐发。

冷教授讲课一板一眼，滴水不漏，逻辑清晰，语言流畅，不时地辅以手势和表情。他不念稿子，“讲”得抑扬顿挫，一气呵成。

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深深地折服于他的知识和热情。我觉得他是一个难得的好老师，当然我也是一位难得的好学生，不像我的同桌和其他同学，他们竟然在冷教授的课堂上呼呼大睡。

骄傲的儿子

我的同事老邱这十多年来一直为他的儿子感到骄傲。

只要一见面，无论是在办公室里还是在公交车上，不管是开会还是吃饭，老邱总能把话题迅速扯到他的宝贝儿子身上。谈起儿子，老邱的眼睛会突然变亮，嗓音也格外清脆。他常说，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自己越来越自卑。跟儿子相比，做父亲的简直一无是处。孩子懂的东西太多了，几乎是无所不知无所不会，而老邱除了胃口好、睡眠足之外，还真难找到其他优点。

老邱的自豪感和“自卑”感同步增长，他在为儿子的进步感到自豪的同时，也为自己的落伍感到自卑。他常在兴奋和沮丧交替变化的情绪中起伏升降，像荡秋千似的。夸奖起儿子来，他会把脑袋里所有的溢美之词和盘托出。检讨自己的不足时，他便唉声叹气地自我贬损，听他那自悔的口气，恨不能立刻给儿子重新换个爹。谁都知道这是老邱惯用的对比法，以此唤醒别人对他儿子的崇拜和对他本人的羡慕。

老邱的自卑情绪具有一定的传染性，连我都受到了影响。跟他的儿子相比，我们这代人确实微不足道。老邱的儿子三岁会弹钢琴，四岁能背唐诗，五岁能说英语，六岁会打网球……从读小学开始就不停地参加各类五花八门的比赛，不是夺冠，就是金奖，家里摆满了奖杯、奖状，这种天才哪个敢比？我在他背唐诗说英语的年龄段，只会结结巴巴地骂后街狗剩子是个尿炕精。至于钢琴和网球，天哪，说句难听的话，我一直搞不清它们是公是母，你说我能不跟老邱一样自卑吗？再说，人家还有个儿子可以自豪，我呢，儿子倒是有一个，除了会扯破嗓子替国家足球队的臭脚们加油外，我看不出他有任何特长。所以，要论自卑我比老邱至少多出一倍。

老邱的儿子我见过多次。从满月起，老邱就抱着他四处巡展，那孩子为他爸挣足了面子。

上个月老邱又一次邀我去他家里做客，其目的显而易见，就是让我与他共同分享他的骄傲和我的自卑。我已有两年没见过这个孩子了，他如今读初二，长成小帅哥了。

“叫叔叔，”老邱引导儿子向我问候。

“讨厌！叔叔！”他挺不情愿地喊了我一声。

在老邱的反复动员下，他儿子为我弹了支曲子，又用英语叽里呱啦地背诵了一篇课文。老邱喜笑颜开地足足夸奖了一个多钟头，这才觉得口干舌燥。他招呼儿子说：“去，快给老爸倒杯水！”

“凭什么呀？你自己没长手啊！自己倒去！”儿子正背对着我们玩游戏。

“这孩子，一点儿礼貌都不懂。我是你爸，听见没有，快，去给我倒杯水去，听话！”老邱笑着催促他。

儿子很不情愿地站起来，冲着老邱龇牙瞪眼：“你叫我一声爸，我就给你倒。”儿子提出了条件。

“这小子，越来越混了。算了，算了，还是我自个儿动手吧。”老邱不好意思地向我笑了笑，起身倒水去了。

“瞧他那副德性，饭桶加傻瓜，谱还挺大！”他儿子跟我撇了撇嘴，不屑地小声评价道。

我有些坐不住了，赶紧抽身告辞。

“再聊会儿呗！”老邱真诚地挽留我。

“下次再接着聊吧！”我已走到了门口。

“太遗憾了，不再听我儿子演奏一段贝多芬了？”老邱边跟我握手边客气着。

“少废话！有完没完了，要弹你弹！快把出场费给我！”没等我回答，屋里就传出了孩子气哼哼的声音。

我慌忙下了楼，长长地吐了口气，我打算明天与我儿子一道，去扯着嗓子痛痛快快地为国家队喊加油！

探视

我的导师赵先生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喜欢探视病人。

有一次他过生日时，我们几个弟子门生为他摆了桌祝寿宴。他那天很兴奋，多喝了几盅，就把这个心底的秘密说了出来。

赵老师说，系里的同事或自己认识的熟人或同学生病住院时，他总愿意去看看，问候一番。我们很感动，内心里对他关心别人、珍惜友情的品德钦佩不已。

赵老师接着说：“我去看病号，绝不是出于什么爱心，我是另有考虑。”他又干了几盅白酒，兴致极高。

他说，世上的竞争说到底都是个人和个人的竞争。什么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企业与企业、学校与学校间的竞争，都不关我的事儿，都没有个人间的比拼有劲头儿。竞争一般都是在熟人之间展开的，比方说同学、同事等熟悉的人，甚至包括兄弟姐妹，最容易产生竞争。陌生的人，不认识的人，你不会跟他较劲。

他很得意地告诉我们，就目前来讲，他是个成功者。成功在哪里，主要是身体健康。

他说，他每次一听到周围的同事或昔日的同学、朋友因病住院，他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从心底迅速升腾，他就忍不住要去医院里看望。

他说，在那一时刻，他觉得自己很满足。别人躺在病床上，或呻吟叫唤、或龇牙咧嘴、或抽搐挣扎。那种情景让他心花怒放。有时看到生病的同事、同学身上插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管子，他会庆幸那幸亏不是自己。当痛苦发生在别人身上时，最容易引发他的幸福感。

他连续给我们举了几个实例并加以说明：

“有位老师，为了评上教授，竟然给领导和同行写检举信，说我的一部教材有剽窃、抄袭的行为。结果把我的职称拖了整整三年。后来他如愿以偿了，比我早两年评上了教授，风光了一阵子。结果怎么样，住进了医院，肝癌晚期！我是冒着大雨去病房探视他的，他痛苦不堪，连话都说不出来，我呢，谈笑风生。

“还有一位我过去的同班同学，留校任教后处处跟我争高下，把本来属于我的副主任的位子弄到手了。结果如何呢？心脏病！光搭桥就花了好几万。现在怎样呢？不仅副主任的位子丢了，还欠了一屁股债。我当时也去医院看过他，瘦得像条狗似的，真可怜呐！

“还有与我同一年留校的老钱，能争能抢。房子比我早分了一年半，瞧他当时得意的，恨不能满世界显摆。十年前，就得了脑血栓，走路得小步快跑，一刹不住闸就摔趴下了。现在跟我没法比喽，我一顿能吃一斤酱牛肉，喝半斤白酒。他呢，跟死人比就差一口气。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那家伙，还挣扎着要坐起来，差点儿背过气去。我在病房里当着他的面，给他表演了100个俯卧撑，把那老头儿气得鼻子都歪了。”

我们听了导师的酒后高论，备感他幸福美满、健康快乐，并对他的教诲铭记不忘。

不久前，他老人家因前列腺出了问题动了手术，现仍住院治疗。我们这些做弟子的，本应绕床服侍、终日陪护，但考虑到导师对于探视病人的独特心态，我们推人及己，不敢贸然趋前，生怕让我们的恩师误解，所以至今未去探视，只能在心里为他默默祈祷，祝他老人家早日康复，并能以探视者的身份一如既往地去看望他那些患病就医的同学、同事和朋友。

以貌取酬

几年前，我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报道，称美国调查显示，人的容貌影响收入。

据说这项研究是由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名医生和一位经济学家合作完成的。这两位专家对出生于1958年3月3日至9日的英国人进行了认真调查。结果发现，23岁时开始发胖的女子比同龄的苗条者收入至少低7%。若16岁时发胖，到23岁时又瘦了，其收入也低于同龄人。研究还表明，影响男人薪水的不是体重而是身高。男子身高每增加10公分，其收入便会增加2%。但个子高矮对女子的经济收入并无任何影响。他们还认为，外貌丑的人工作效率低。

这个结论显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至少在中国经不起检验。若果真如此，那葛优、潘长江、赵本山之流早就得享受最低社会保障待遇了。看来，社会主义制度的确比资本主义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丑人的收入上。

我周围有几位大款朋友，个个其貌不扬，个别突出者甚至达到了奇丑无比、惨不忍睹的程度。还有我隔壁的那位孙富翁，哇，我只要冷不丁碰见他，绝对浑身一激灵，上下牙发电报，左右腿打哆嗦。丑成啥样？我连形容一番的勇气都没有。嗨，这么说吧，狗咬了、火烧了，又在烂泥坑里绊倒了，就这副惨相，一点儿都不夸张。可比起收入来，再英俊的帅哥也差得远哩！

孙老板手下的打工仔个个眉清目秀、身高体健。他的法定妻子原先是全省选美的亚军得主，性感动人。至于那些经常陪伴他左右的美女们，随便拽出一个都能把你的口水诱出半尺多长。

用孙大款的话说，男人的魅力就一个字——钱。钱从哪里来？还是一个字——干。赚钱的本领就是干。干，不一定行；不干，肯定不行。干就得能吃苦，还得善于动脑筋，并能抓住机遇。机遇又叫运气。简单地说，财富等于吃苦加动脑再加上那么一点儿不可多得的运气。

孙老板有一次隔着屏风接受了我的采访。为什么要隔着屏风？嗨，就他那副尊容，我实在是无法忍受。那天，他应我的要求讲述了他的鲜为人知催人泪下的奋斗史。

他说，他当初闯世界时，兜里仅有一毛钱。他决定用这一毛钱步入商海开创新的事业。于是，他用这一毛钱在郊区农贸批发市场上买了一个土豆，然后走到城里搞零售卖了两毛钱；再走回去买了两个土豆，又转回来卖了四毛钱；又买了四个土豆卖了八毛钱；又买了八个土豆转手卖了一块六毛钱。接下来是十六个土豆卖了三块二毛钱、三十二个土豆卖了六块四毛钱、六十四个土豆卖了十二块八毛钱……

“那么，您现在的千万家产全是靠卖土豆积累起来的？”我不得不打断他的谈话。

“那倒不是，三年前我的舅舅死了，他无儿无女，给我留下了现在的一切。”孙老板很不耐烦地回答，因为我打断了他的土豆生意。

“是吗，真不幸，不，您真幸运。您舅舅是怎么死的？”我好奇地问。

“噢，那纯粹是一个偶然，也可以说是天意吧！那是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我背着一袋没有卖完的土豆去看望我的舅舅，当然，也想顺便跟他借点儿钱。就在他打开客厅大门的那一瞬间，一道闪电划破天空，只听见他“啊”的一声尖叫就倒下去了。我估计他胆子很小，受不了电闪雷鸣的惊吓。”

这就是他致富的秘诀：苦干加动脑筋再加上那一点点不可多得的运气，而相貌并不重要。

破烂儿

由于在财产分割上存在严重分歧，老裴两口子离婚一事一直拖了六七年。

男女双方在物质利益上均不肯做出丝毫的妥协让步，只好彼此将就着继续维持这名存实亡的婚姻。

除非把现有的房产等付之一炬，否则他俩会为了这一堆破烂儿厮守一辈子。连邻居们都这么说。

其实，老裴夫妻俩除了拥有一套二居室的普通住房外，再有的就是房子里的家具、电器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了。这两口子在感情上早就破裂了，你看我烦，我看你更烦，根本就过不到一块儿去，三天两头不是打，就是骂，按常理早该分手，各过各的了。可这二位又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谁都把现有的财产，即那些破家具、破电器看得比命还重，你争我夺，互不相让，恨不得把桌椅板凳床柜衣橱都一锯两半，分得细致均匀，宁可豁上性命，也不肯让对方占上半点儿便宜。

没有哪个律师能替他们分毫不差地公平处理好这一堆并不值钱的破东西，因此，他俩就一直离不成婚。既然离不了婚，就彼此又摽在一起，打打闹闹地过日子。

半年前，老裴一反常态地做出和好表示，主动邀请老婆一同外出旅游。车票和住宿费各自负担，饭费由老裴一个人支付。这个建议很容易地被他老婆接受了。于是，自结婚以来，他俩头一次一块儿出去走走。虽然一路上老裴一如既往地抠抠缩缩，吃饭总找便宜的街上小摊，只点便宜的小菜，但付账确是如他事先承诺的那样，由他自己掏腰包，没有再为难老婆。

两口子在外面玩了六天，疲惫不堪地回了家。没想到，就在打开房门的那一瞬间，两人顿时傻了眼。整个房间空空荡荡的，连拖布都不见了。

老裴夫妻俩愣了好半天才醒过神来，马上报了警——家里被盗。

警察赶到现场也感到事出蹊跷，入室盗窃的案子经得多了，但连拖布、破鞋、烂袜子一样都不剩的盗贼还从没见过，除非是搬家公司替人搬家。

老婆开始怀疑这是老裴精心策划的。从老裴主动建议一块儿出去旅游的那一刻起，她就觉得老裴没安好心。她把这个推断直接向取证的警察作了反映，警方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老裴身上。

老裴也向警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发誓这绝对是他老婆干的，在她老婆爽快地答应与他同时出去时，他就心存疑问，因为这是结婚十多年来，她头一次这么听话。老裴补充说，妻子的弟弟就住在这个城市，早就有帮姐姐抢夺财产之心。于是警方又把调查的重点放在了他老婆和他小舅子那边。

折腾了足有一个多月，案情还是一笔糊涂账。老裴两口子都一口咬定为对方所为。警方也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只能不了了之。

老裴夫妇俩终于离了婚，他俩再也用不着为那堆“破烂儿”而无休止地争夺下去了。

前不久，一位中年男子到公安局自首，说他偷了老裴一家的所有东西。

当警察问他的作案动机时，那位男子说：“我是老裴的邻居，我只是看不惯！看不惯他们两口子为了那点儿财产而整天打打闹闹却又不肯分开。烦！”

热忱

早就听说过老贾的大名，他在一所相当著名的大学里担任领导职务。

据熟悉或认识他的人讲，老贾的真诚与热情常令人反感和不安，达到了极端虚伪和夸张的程度，完全属于一种罕见的病态。

我觉得这种说法未免太荒唐了，真诚怎么会变得虚伪？我认为这是他的同事们背地里拿他开的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玩笑。

不是开玩笑，老贾从不开玩笑，也听不懂别人讲的笑话，你见了他千万别开玩笑，那会惹出麻烦的。一位朋友对于我的疑虑正色警告道。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见到了老贾。经人介绍，我们彼此握了握手，算是认识了。

“您也在这里开会？”我很自然地问了一句。

“开会？什么会？”他反过来问我。

“不是关于校园文化建设的会吗？”我答，我以为他和我开同一个会呢。

“校园文化建设的会？哪儿召开的？”他两眼死死地盯着我，像是审问犯罪嫌疑人。

“省教育工委召开的。”我如实告知。

“我怎么不知道，我怎么没有接到会议通知？”他神情紧张而慌乱地追问。

“那可能是别人分管的事务吧？也许你们学校的其他领导来开会了。”我替他缓解压力。

“不会的。我虽然不分管这项工作，但他们的事情我都清楚。这个会我怎么能不知道呢？”老贾紧锁的眉头一直未展开。

“那您在这是干什么？”我不该多余地问，可还是问了。

“我参加一个学习班。”他说。

“什么学习班？”我若无其事地又问道，其实我对他参加的学习班不感兴趣。

“是三项教育学习班。”他答，还伸了右手，五个手指头分得很开，我识数，知道那是五，不是三。

“什么是三项教育？”我盯着他那张开的巴掌，随口请教道。

“我还不清楚。你等我一会儿，我先去打听一下，然后回头告诉你。”他的眼睛四处张望，想找个知道答案的熟人问问。

“不必了，贾书记。你学完了自然就知道了。”我笑着安慰他，并想转身离开。

“别着急。我马上就能搞清楚，你站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就五分钟！”他拽住我的胳膊。

“不用费心啦！已经到了开会时间，我得进会场了。”我向他解释。

“那好吧，您住在哪个房间？我晚上去您的房间找你，把三项教育的内容告诉您。”老贾认真地从包里掏出笔记本，要记下房间号。

“我只开半天会，晚上不住在这儿。”我实话实说。

“那您把电话号码给我，电子邮箱也行，等我听完报告就告诉您。”老贾十分诚恳的神态和语气让我感到喘息困难。

“不用了，我得开会了。再见。”我顾不上兄弟院校之间的情面了，转身往另一个方向跑去。

“唉，您的电话是多少？”老贾在背后喊着。

我清楚地听到了他那焦急的喊声，却没有回头，直接钻进了会场。

一个月后，我在另一个会议上再一次碰见了老贾。准确地说，不是偶然碰上的，而是老贾满会场找到了我。

我们握了握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我：“您上次问的那三项教育，我搞明白了。一项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一项是，是，是——哎呀，您看我这脑子，怎么一下子全忘了呢？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昨天还背了一遍，今天一见到您，怎么突然就想不起来了呢？真是的。真对不起，这样吧，您把邮箱地址告诉我，我明天一定把学习材料发一份给您。”老贾抓耳挠腮地为自己的记忆力焦虑。

“算了吧，我已经知道了，您别费心了。”我苦笑着劝他。

“那怎么行呢，您问我的问题，我一定得有个交代。”他不依不饶地跟我要通信方式。我只好递给他我的名片。

“啊，这太好了。这下子问题就解决了，我回去就给您发过去。”他的脸上微微有了点儿笑容。

我很怕他给我发一大堆邮件，我对他上的学习班没有什么兴趣。还好，老贾也没有履行他的诺言，他一定因为工作忙或者又遇上了别人提出的新问题而忘了三项教育这件事了。

不久前，我在机场迎面遇见了他。本想躲过去，但还是被他一把拉住了。

“我发给您的学习材料您收到了吗？”他一脸正经地问。

我摇了摇头，不想再开口说话。

“那怎么会呢，我早就按照您提供的邮箱发过去了。不会有出错的，您一定得查一查。为了保险起见，我不光给您发了电子版，还让办公室工作人员特意通过邮局寄了一包纸本的。这绝对没问题，肯定是您那边不知哪个环节出了岔子。您得查一查，若没收到，就得投诉，至少得投诉邮局。这年头，不负责任的事情太多了，简直不像话。这类事情，我也遇到过好几起，就说去年春节吧，人……”老贾一只手死死地拽住我的胳膊，另一只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行李箱，没完没了地肆意发挥，两个嘴角迅速堆起了两堆白沫子。我差点儿动了报警的念头，但又一想，那可不行，他可是我们兄弟院校领导班子的成员之一，我怎么能这么不友好呢！当然，我的修养和忍耐力终于让我吃到了苦头，我站在那儿足足听了他一个多小时的念念叨叨，终于误了班机，而他却毫无损失，因为他刚从外地出差回来。

万一

老范念念不忘的一句话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把这句格言永远地随身携带，挂在嘴边，脱口而出。

这句口头禅颇富哲理，也有悬念。哲理人人皆知，悬念却是老蔡发现的。有一次，他突然问老范：“一万我知道，谁都不怕他。可万一是谁，我怎么从没听说过？他有什么好怕的？”老蔡故意拿老范开涮。

老范无疑是个做事谨慎的人，否则他就不会一张嘴就冒出这句警示语。

凡事都有反面，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可靠。这在哲学上大概称之为偶然性。老范没有钻研过哲学，但对“万一”看得很重。他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只考虑“万一”带来的不幸。

比方说，老范当初主动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因为在他看来，万一考不上，那就太丢人了。考大学可不是人人都能如愿的，多数人都以落榜告终。所以，老范不想冒这个明摆着的风险。再说了，就算进了大学，万一课程跟不上呢？老范省得为这一连串的不确定性费心，干脆放弃了。

再比如说，老范至今仍未结婚。按照他的说法，结婚的风险更大。万一娶的老婆是个疯子呢？事先看得挺好，一过门儿整个变了个人儿，这类教训太多了。老范说他有一个朋友，新婚之夜才发现新娘是个精神病，那个闹心啊！即使老婆一切正常，生的孩子也保不住缺胳膊少腿儿的，万一整出个怪胎，这辈子就全搭进去了。

当然，老范也很少坐车乘船，因为车祸海难的事故太可怕了。至于飞机，那连想都别想。

饭总是要吃的，老范吃饭时很少担心万一被噎死。水也是要喝的，他也不怕万一被呛死。朋友们常拿这些话刺激他。他反驳说，不吃不喝，那万一饿死渴死呢！不吃不喝肯定会饿死渴死，那是一万不是万一。有人纠正他。

如果不做一万的事，只想着万一的话，那就等于啥事都不做了。事实上，老范并没有闲着，他一直在做一件他认为是万无一失的事情，那就是动员别人买保险。由于就怕万一的心理在做怪，很多人都担心飞来的横祸会加害于自己，所以在老范的开导下，通过老范买了各类意外伤害保险，有人还因此获益。

不久前，老范在街边的一家露天餐馆吃饭，不料被一辆运货的卡车撞成了重伤，肋骨断了六根，两条腿粉碎性骨折，其他部位也都多少受到一些损伤。事故调查认定，那开车的司机属于疲劳驾驶，当时打着瞌睡。

躺在医院里的老范十分烦恼。他后悔那天不该为了省两块钱，坐在马路边上吃饭。可是谁会想到那万一呢？“真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呢！”老范醒来时嘴里不停地叨咕着。

更令人不解的是，老范自己并没有买过人身意外保险，他的住院费成了问题。那个司机家里一贫如洗，只答应给他一头小猪。老蔡问他：“你搞了这么多年保险，为什么不给自己准备一份呢？”他回答说：“你不懂，万一不出现意外，那钱不就白花了吗？”

我有一支枪

区武装部的一位中校军官在办公室里跟我说：“你的那把枪，由我们保管吧！”

“枪？什么枪？”我瞪大眼睛，十分诧异地盯着他。

“手枪，五四式的。”他斜靠在沙发上，往前倾了倾身子，把烟灰弹到烟缸里。

“开玩笑，我哪来的什么手枪，真的，假的？”我紧张地笑了笑，从他对面的椅子上站了起来，摊了摊双手。

“真的。你确实有一把枪，是我们发给你的。”中校又往烟缸里弹烟灰，但烟头掉到了茶几上。他慌忙把它拣起来，又拍了拍裤子，把散落的火星拍到了地板上。

“嘁，简直是笑话，你们什么时候发给我枪了？”我认为这位肩上扛着“两毛二”肩章的家伙在恶搞。

“去年就发给你了。”他平静而肯定地说。

“去年？我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怎么会发给我枪呢？”我感到莫名其妙。

“您不是普通老百姓，您是领导干部并分管民兵预备役工作。”中校特意用了“您”来尊称我。

“我只是建筑公司的负责人，又不是军人，怎么会持有枪支呢？”我还是希望他明白。

“是的，您不该自己持枪，所以我们替您保管。”他诚恳地向我解释。

“可是我没有枪，不存在由你们替我保管的问题。”我争辩着。

“您有枪，这是规定。”中校一字一句地说，“您的职务和您分管的工作，都需要配给一支手枪。这是规定，也是您的待遇。您公司的职工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预备役士兵，所以您一定要有枪。我说明白了吗？”

“你是说明白了，可是我却听糊涂了。”我急得面红耳赤，“问题是我从来就没有见到你所说那把枪，你明白吗？”

“是的，明白。不管您见没见过那把枪，您实际上都拥有那把枪。手枪，五四式的。现在我们请求您把枪交给我们保管，这是枪支管理办法里明确规定的，请您配合。”中校从沙发上站起来，严肃地看着我。

“真是荒唐。我确实没有枪，你们可以彻底地搜查嘛，谁都知道私藏枪支是违法的，我怎么会弄把枪藏着呢？”我焦躁不安地大声嚷着。

“您说得对。正因为私人不能持有枪支，所以我们区里枪支管理部要统一保管。”中校保持着立正的站姿。

“可我没有枪，你难道听不懂我说的话？”我急得想跳起来。

“不是我没听懂您的话，而是您没听懂我的话。从理论上讲，您的确该有一支枪，手枪，五四式的。但它不能由您随身携带，得由我们归口管理，必须存放在上级指定的军械库里。”中校耐心地告诉我。

“你等等，让我把头绪理一理。因为我的职务和分工，我好像应该拥有一支手枪……”

“不是好像，是真有一支手枪。”他打断了我。

“好吧，就算我有吧。”我摆了摆手。

“不是算有，是真有。”中校又打断了我。

“好吧，我算服了你啦！那就真有一把枪，我却从未听过，也从未见过，今天你专门来取这支根本就不存在的五四式手枪并要替我保管，是这样吧？”我彻底迷惑了。

“差不多吧，就是这样。”中校勉强地露出了一丝笑意。

“那你拿走吧。”我绝望地摊摊手。

“不行。凡事都要有程序，何况是枪支管理这种大事呢，更是马虎不得。”他口气威严。

“那好吧。什么程序？我大喊一声‘手枪’，你听到后回答我，‘由我保管’如何？”我几乎要疯掉。

“没那么简单，这不是儿戏。”中校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这是枪支保管委托书，请您签字。”

“好吧，我签。”我从桌上的笔筒里抽出一支签字笔。

“还有，这是两份收据。”中校又掏出两张薄薄的小纸条递过来。

“这是什么？”我不解地望着他。

“这是枪支保管费。一张收据是补交去年的，另一张是预交明、后两年的。”

我赶紧让财务部门把钱交给中校。从此以后，我也就成了一位有枪的人。

嘴巴印钞机

老钱讲课出了名，人称“讲课专业户”，自封“嘴巴印钞机”——赚了不少钱。

二十多年前，他就开始沿着铁路线四处讲课，那时外出讲课的教师寥寥无几。老钱当时只顶个讲师的头衔，所到之处却有不少人称他为教授。这种叫法着实让老钱美滋滋地脸红了几回，喊的次数多了，他也习惯了，不再半推半就地去更正。事实上，凡是在大学里教书的，常被圈外人视为教授。有时候，就连食堂里的大师傅、学生厕所的保洁员也会获得校外人士的“教授”尊称。更何况，在老钱看来，教授头衔也是迟早的事儿，早喊几年只相当于提前支取利息而已。

那些年的讲课报酬很低。一个课时也就是三五块钱，讲一天下来，能凑个20块钱的整数就不算少了。那时教师的工资一个月也不外乎60块左右。

靠讲课，老钱成为全校先富裕起来的少数教师代表，“万元户”的桂冠“压”得他飘飘然。同系的老师们说，老钱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夸张而放肆地打饱嗝。教研室开会时，老钱偶尔还能从跟随着他走南闯北的帆布包里掏出一把花生、大枣之类的外地特产请同事们吃一吃。大家既羡慕又有点儿瞧不起。

凡事就怕持之以恒。一晃二十多年了，老钱在校外讲课从未间断过。他的名气大了，报酬高了，收入多了，生活方式也变了，只是教授的职称没有评上。老钱也看透了，不再缠着领导要职称，也不再拿着药瓶跑到人事部门以死相挟了。他发了疯似的满世界讲课，自己买了辆“本田”，早就替换了十几年前的破自行车。远途讲课也不用坐火车硬座，整天飞来飞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专职飞行员”。

除了赚钱，老钱这些年至少还赚了四任新太太（原配夫人早离了）。据说，每到一处，女学生中总有一些崇拜者簇拥着他。他自己也不避讳，常夸口“打起行囊走天下，处处是我家”。系里的同事们又说他是“播种机”，邻居们传言常有操着各地口音的年龄不等的男孩女孩敲他的门认爹。

老钱的名声大了。从街头上的各类招生、办班的小广告上，经常可以看到他的名字。

有人说，老钱太狂了，竟说自己的嘴就是“印钞机”，结果被税务局盯上了。一查果然不负众望，个人所得税几乎从未交过。补税、罚款加判刑，一样也没少。

半年后，老钱又获得了自由。他只在家里歇了两天，又重操旧业，发誓要把损失夺回来。

人说祸不单行、福无双至，老钱这一次出来好景不长，先是嗓子出了问题，突然就失声了，在讲台上只见双手乱比画，大嘴跟着一张一合的，就是听不到动静。他只好到医院治疗，声带做了手术，后来好不容易出了院，算是能说话了。回到家里，不知是哪路歹人，假装前去探望，愣是把老钱捆到椅子上，用铁棍把他的膝盖打成粉碎性骨折。他的第四任太太报了警，警察赶到现场，一询问，老钱矢口否认，说是自己不小心摔的。

老钱有些日子没出去讲课了，因为现在经常能看到他架着双拐在家属区的小花园里散步，嘴里不停地叨咕着，像是在讲课。

背后

除了工作，康老板没有别的爱好。

他乏味、单调，在员工们眼里，康总是一个工作狂，一部永动机，一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抽象的人。

他是公司的创始人，拥有偌大一家公司，既是董事长又兼总经理。

康总是商界的成功人士，是他人议论和关注的焦点人物。一个成功者的背后总有一连串感人的故事，他的故事却无人讲述，包括媒介小报。从康总口中，只能听到工作。

公司里没人谈过老板的私生活。他们看到的老板总是坐在办公室里，或谈判桌前、主席台上。他早来晚走，不玩牌、不搓麻，更不玩企业家们独享的高雅的高尔夫球。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老板似乎没有女人。他从不跟公司里的美女们眉目传情。在这方面，他简直不像一个现代老板，甚至连标准的男人都谈不上。没有女人的日子对于男人，特别是有点儿地位的男士来讲，那就如同在没有阳光和空气的环境里生活。

然而，康总生活得很好。他四十多岁，相貌堂堂，独身一人，脸上没有缺憾的神态。

为了钱？为了财富而放弃了情感？似乎不像。他曾慷慨解囊，捐资助学，救灾济困。为了名？他一贯低调，尽量避开媒体的追踪吹捧。他有病？只能是这样。有人背后嘀咕过，说他那玩意儿不行，是个包装精美的废品。

康总交往极少，言语不多。从秘书嘴里，人们只知道他喜欢读书。员工们都怕他，觉得他很神秘，很冷酷，很无聊，很枯燥。个别自信的小姐曾试图去扰乱他的方寸，均遭冷遇。他是一个无法接近的人，女士们说，看到他那张脸，就像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从表情神态到声调语气都给人一种危机感，比法院公告还严肃，据说没有人看见过他的笑容。

突然有一天，公司上下传播着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康老板笑了。那是秘书亲眼所见，这秘密也是从秘书嘴里最先泄露的，绝对可靠。

何时、何地、何种原因使老板那张水泥浇铸的面孔恢复了笑容？在追悼会上。

老板的一位朋友也是他中学时代的同学英年早逝，他生前是政府最年轻的领导干部。康总一身黑装参加了朋友的吊唁活动，他缓缓地经过遗体前，恭恭敬敬地深鞠了三躬。他向死者的亲属表示了深切的慰问，并紧紧地握着朋友遗孀的手，把嘴贴近她的耳朵，深情地说：“这回该轮到我了，我等了你二十多年，我觉得我有资格有条件得到你。”

“是的，我们再也不用偷偷摸摸了。”她声音颤抖着。

那一瞬间，一丝笑容从老板的嘴角散开迅速扩展到整个面部。

秘书说，她看得真真切切。

耳鸣

从老婆出国的那天晚上起，他就感觉到耳鸣。

他躺在床上，耳朵里老是有响声，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说话，一会儿嗡嗡地叫，一会儿又吱吱地响。他烦透了，翻来覆去地睡不踏实。向左边躺着左耳朵的声音大，向右边翻身右耳朵的响声大，他干脆平躺着，那样似乎好些，但两个耳朵里总是不清静。

第二天上午，他早早地去了医院。他把症状跟大夫做了详细的描述。医生认真地检查了一番，说他中耳有炎症，让他先打三天的抗生素，还开了口服消炎药。

三天过后，耳鸣的症状仍未消除。他决定去看中医。中医为他号过了脉，还看了看舌苔，最后确诊为肾虚。大夫建议他节制房事，并给他开了汤药，让他用砂锅煎服。他觉得还是中医说得有道理。

吃了一个礼拜的中药，病情仍不见好转。他心里有些慌了，决定再去精神病院的心理科看看。医生非常耐心地听了他的自我感觉，并详细询问了他的成长经历，提出了许许多多很有意思的问题，比方说，小时候你的父亲揪过你的耳朵没有，是否有过性幻想之类的事情等等。他一一做了回答，大夫建议他心理放松，早晨不要赖在床上，要对着绿色植物做深呼吸等等，还给他开了些调节情绪的药物，包括维生素等。大夫说，过一周后再来瞧瞧。

他把西药、中药和调节神经、辅助睡眠的药一块吃，吃得胃里很难受，食欲大受影响。一个月下来，人瘦了许多，但耳鸣的症状还是没有消除。

妻子如期回国了。他一脸沮丧地向老婆倾诉自己的病情和承受的痛苦。

“耳鸣？耳朵里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说话，还嗡嗡吱吱地乱响？奇怪，你老是得一些怪病。哎，你把我那个袖珍收音机弄哪儿去了？我本来出国时要带上的。”她一边说一边去床上四处翻，她把他的枕头使劲一抖，从枕套里掉出了个火柴盒大小的东西。

“呸，还耳鸣呢，收音机一个多月没关，都快没电了。”老婆冲着他嚷道。

报警

大刘最近眼皮老跳，左右都跳，跳得他心里很烦。

他总觉得要出事儿，“眼皮跳，灾祸到。”他小时候就听老人念叨过。

大刘平时不迷信，只是最近几个月，心里才开始犯嘀咕。

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他老婆下岗后迷上了美容、化妆、养颜之类的回春术，整天地跑发廊、驻颜屋、洗浴厅等有争议的场所。大刘怕老婆由于年轻失业而改变了人生观，顺势滑进另一种不体面的生活方式中去。

他属于“怕老婆”的大多数男人之一。对于妻子的选择，只能提出间接建议，而不能直接反对。看着老婆一天天变得花枝招展，香气熏天，他心里酸溜溜的，又担心被坏人利用。

老婆性情开朗，无所顾忌。对于大刘的忧虑她不屑一顾。

粗心大意容易出问题。一天傍晚，老婆在回家的路上被人盯上了，劫财加劫色。手提包和项链、戒指全让人抢走了。劫色未遂，只是把胸衣和裙子撕开了，如果不是有汽车路过，她的清白肯定保不住。

大刘越发紧张了。他不敢过多地怪罪老婆的穿着打扮容易诱发别人犯罪，只劝她小心点儿，别深更半夜才回家。

过了没几天，大刘下班后发现家里的门敞开条缝。他心里一紧，蹑手蹑脚地溜进客厅。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啊，他老婆满脸是血地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那血从额头到脖子，红红的，稠稠的。他吓坏了，断定妻子遭到了不测。人看来是救不活了，脸上的血差不多快凝固了。大刘镇定地从房间里退出，他怕破坏了作案现场，影响警察破案，之后用手机迅速拨通了“110”。

警察一阵风地赶了过来，他们进入客厅准备验尸。他老婆一骨碌从沙发上坐了起来，嘴里尖叫着。她说，吓死我了，我刚做了个恶梦，有人要杀我，你们警察就来了，怎么这么灵呢。你们警察怎么知道的，你们还管做梦的事儿？

警察们大眼瞪着小眼，大刘战战兢兢地指着老婆的脸，半天说不出话来。老婆笑得前仰后合，说这是西红柿美容法，效果可好啦！

警察们悻悻而去，大刘跟在后头直向警察说对不起。警察倒挺开明，说没关系，我要是看到一个女人涂成这模样躺在那里，我也会报警的！不过，下次你看准点，看看她到底喘不喘气。

如果

初中时，我们的数学老师姓关，四十来岁，尊名一时想不起来了，只知道学生们背后都喊他“关大腚”。

关老师的脾气急躁，说话有点儿大舌头，吐词不是很清楚，常把“定点坐标”说成“腚眼坐瓢”，男同学吃吃地偷着笑，女生们则红着脸低着头。

我们一致认为，教师这个职业限制了关老师个性的发挥，否则的话，他可能会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关老师上课时常说：“如果我不是老师，我就一脚把你踢出去，让你这个小兔崽子叽里咕噜地滚到粪坑里去喝屎汤子。”还好，他始终没动过脚。

他有时指着我们说：“如果我不是老师的话，我就一巴掌扇过去，扇倒你们一排，让你们满地爬着四处找牙。”我们吓坏了，眼睛一直紧盯着他那双粗糙的大手，生怕朝我们抡过来。

他还说：“如果我不是老师的话，我会把你们这些猪蛋子一样的脑袋一个个全切下来，拿到操场当球踢，直到踢烂了为止。”当时我们有不少同学为这事做过恶梦。

关老师曾经警告过我们：“如果我不是老师的话，我非得把你们剁成肉馅，然后包成饺子。我才不稀罕吃呐，我嫌臭，我要把这些饺子喂我家的狗。对，我家没养狗，那就喂我二大爷家的狗，呸，我没有二大爷。笑什么，再笑我撕烂你的狗屁股嘴。”

对于女学生他也不管不顾。他把我们班最漂亮的班花从凳子上拽起来，大声喝斥道：“如果我不是老师，我就把你这个小狐狸精扔到火堆里去，烧成灰！”

关老师如今已不在人世了。临终前，他曾在精神病院里住了两年。

同学们聚会时，大家经常提到他，总觉得不知是什么地方不大对劲儿。大家一致认为，幸亏他的那些“如果”保护了我们。如果关老师不选择教师这个工作，不知会有多少人惨死在他的手下。

怪物

庄稼人不识字，只认得庄稼。

庄稼汉生了个儿子是个怪物，三岁时就能把糊在墙上的报纸念出声来。

父母很害怕，找算命先生给看看。算命先生摇着头，说是孩子脸上有凶兆。父亲拿不出钱来，让老婆到鸡窝里摸了两个热乎乎的鸡蛋送给了算命先生。

姥姥托人请来了跳大神的，屋里屋外地又蹦又跳。孩子吓哭了，直往妈妈的怀里拱。

孩子病得越来越重，他不摸鱼不抓虾，不掏鸡窝，不偷邻居家的杏了。他只对一本红宝书感兴趣，白天晚上地看，反反复复地念叨着。那本书家家户户都有，是生产队里挨门挨户派发的，没人认识上面的字，偷偷地用它擦鼻涕。

父母整天忧心忡忡，为孩子的病唉声叹气。

孩子要上学，爸爸妈妈拦不住，让他去吧，省得在家里看着心烦。

儿子一路读下去，中学毕业了还考上了大学。村子里没出过这样的事儿，大伙儿很迷惘，不知是福是祸。

庄稼汉的儿子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村子里的人听不大懂。

儿子现在住在省城，不再拿着锄头、镰刀谋生计了。他的父母很担心，生怕他吃了上顿没下顿。

每当有人进城，庄稼老汉总忘不了求人给儿子捎点儿粮食。他常叹气道，不种地吃什么，喝西北风能养活人吗？

儿子让乡里的干部捎回话来，说城里不缺吃不缺穿，以后再别往城里捎小麦、苞谷了。

父母逢人就讲，我那儿子从小就是个怪物，不会干活，就知道念字儿。现在不吃不喝也能活着，这哪儿说理去。

外语

我三岁时开始学外语，参加了幼儿英语班。

我得感谢父母的牺牲精神，他们为了替我交学费，每天只吃一顿饭。

上小学、念中学、读大学，我一直废寝忘食地学外语，从未间断过。除了学校安排的英语课之外，我参加了各种各样的英语速成班、提高班、十日通、强化班、跨跃班、阶梯班以及“傻子英语”“残酷英语”“欢笑英语”“走遍世界”“东方不败”等稀奇古怪的培训。父母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和不值钱的东西，并日夜不停地打工挣钱，还四处托亲求友地借贷，终于让我基本上掌握了这门世界通行语言——英语。

我十分钦佩父母的远见卓识，他们虽然大字不识几个，却能在二十多年前就预知到今天的变化。

大学毕业时，那些平时讥讽、打击我学习英语积极性的同学们急得团团转，没有外语等级证书就等于残疾人，甚至连残疾人都不如。几乎任何一家公司、企业、学校或社区在挑毕业生时，都严格地掌握着外语的标准。连过街天桥上讨饭的乞丐都用英语跟过往行人打招呼，而且破碗边上摆放着“剑桥外语等级证书”。

“中国加入了WTO，各行各业都需要英语，我们街道保洁员，别看是扫马路的，也要求英语‘四会——会写、会读、会听、会说’。你达不到这个水平，对不起，我们不能考虑，还是先回去补补外语吧。”与我同宿舍的小陆想当一名马路清扫夫，就是这样被拒绝的。

我父母真伟大，我越想越觉得他们崇高。如果不是他们从小打我、骂我，让我学好外语，我这一辈子靠什么谋生呢？

我决定出国发展，凭我的外语实力绝不跟小陆之类的争饭碗。

一个劳务输出组织用船把我送到了美国。尽管这同样需要一笔巨资，但没有外语资格证书也是不行的。

美国人热情地欢迎与他们肤色不同却有着共同语言的东方人。

“嘿，哥们儿，换美元吗？”下船时一个铁塔般的黑人凑了上来，他的汉语说得很地道。

“嗨，小子，泡妞吧，有发票！”一位黄头发纯种白人拦住了我，又是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我用英语客气地回绝了他们的热情。

“这傻冒儿还说鸟语。”黑人和白人笑得直不起腰了。

被介绍到一家中国餐馆工作，餐馆坐落在著名的唐人街。

那里没有一个人使用英语，这令我大失所望。我试着用英语跟客人交谈，被老板臭骂了一顿，还差一点儿炒了我的鱿鱼。

他说：“你放什么洋屁。这里全是他妈的中国人，你显摆什么。我让你刷盘子洗碗扫地，谁让你说那难听的鸟语啦！”

我的老板毕业于国内一所著名的外语学院。

我渐渐明白了，在美国根本不需要英语。我们有上百万同胞生活在一起，用不着通过英语交流。走在大街上，就连卫生间也清清楚楚地写着醒目的汉字“厕所”，不像国内的厕所写的是“WC”，让乡下人憋得肚子疼。

我决定赚足了路费以后马上回国。只有在祖国，我的英语才能派上用场。

惜命

老宋第四次被送进医院时我就知道他完了。

赵伍不赞成我的看法。他说：“这个世界这回要是能剩下一个人，那肯定是老宋，他太惜命了，咱们都不行。”不过，赵伍又说，“如果我有权力，我一定一枪把老宋给毙了，这种人不配活在世上。”

老宋是因为喝中药防传染而中毒的，不到一个月时间，他“死”了四回。

第一次是他老婆深更半夜叫的急救中心。老宋一米八六的大个子，平时身壮如牛，一顿饭能吃进半只羊。自从“非典型性肺炎”传入本市后，老宋的胆子就头一个被吓破了，他整天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他把各类“专家”们预防传染的建议全部采纳了，并一一付诸实施。他一天至少洗一百次手，不到一周，手上的骨头都给洗得露出来了。全公司他第一个戴上口罩和防护眼镜，穿着如同化学战中的防化兵。晚上睡觉时，老宋要捂上三层口罩，结果差点儿给闷死，要不是他老婆发现得及时，紧急拨打“120”，他早就没命了。

接下来，老宋在家里烧香熏醋。他不是点一根或一炷，而是成捆成捆地烧，窗户往外冒着滚滚浓烟。邻居以为他家起了火，大呼救火，还打电话通知了“119”。等消防队把防盗门撬开，老宋已躺在地板上不省人事了。救护车再一次把他送进了医院，诊断为烟熏缺氧所致。

第三回是他出院后拼命进补给闹的。老宋听人说，要想防止病毒传染，首先得增强自身免疫力，而要想做到强身健体，就得补充各类高级营养。老宋平时就有个毛病——除了谣传他什么都不信，他说这叫科学，我得信一把。于是他托人买来了上百种补药一古脑儿地往嘴里塞，又打球蛋白针剂等稀奇古怪的药液，闹腾了三天，老宋又瞪眼了，浑身还起了一层大疱，连嘴唇都烂了。医院又把他收治抢救，足足过了十多天，他才晃晃荡荡地回了家。

这一回他改喝中药汤了，家里比中药铺子的味还大，他说中药能败火解毒，“非典”病菌最怕中药了。没承想，一个礼拜下来，老宋上吐下泻，嘴里直冒白沫，连瞳孔都扩散了。所以，我认定，他这回肯定要交待了。

要说命大，老宋算是个典型了。他又一次奇迹般地出了院。听他老婆说，这一回老宋算是彻底省悟了，他再也不烧香熏醋、吃药打针了，他决定卧床静养，偶尔还喝点儿小酒。喝酒是老宋平常的嗜好，再说，也有人总结了防止“非典”的八字要诀，叫做“抽烟喝酒，通风洗手”。

有些日子没听见老宋的故事了，我觉得生活中似乎缺了点儿什么。

昨天早晨，我刚坐进办公室，就听见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老宋在走廊里趴着。我说：“你吓了我一跳，怎么一大早就喝醉了，你趴在地上干什么呢？”

老宋扬起了头，他说，“非典”的病毒只在高处传播，最安全的防病办法，是匍匐前进，也就是爬着走路。他今天就整个爬行了两站远的路，膝盖早就磨破了。

这一次我们没打“120”，我们自己公司出了辆车，直接把他送进了安定医院——那是一家治疗精神病的专科医院。

怕与不怕

老高的水平就是高，人家的教授头衔不是白给的，说起话来确实有学问。

这些日子，全市闹“非典”，人心惶惶的，很多饭馆、商店、酒吧、影院也都关张了。大学里的学生跑得差不多了，整个校园冷冷清清的。高教授闲着没事，常在校园里溜达。有一回，我散步时碰上了他。我跟他开玩笑说：“高教授，您整天在外面转悠就不怕染上‘非典’啊？”

他认真地告诉我：“我不怕病毒，就怕人。”

“您是说，您怕我喽？我可是警察呀！”我逗他。

“警察我不怕，我又没做坏事。”他一脸严肃。

“那您怕谁？怕夫人吧？”我也是闲得无聊。

“怕穿白大褂的，特别是穿那种什么来着，对，穿防护服的，”他悄悄地告诉我。

“那有什么好怕的，怕他们把医院里的病毒传给您？”我好奇地问。

“那倒不是。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不怕病毒，我怕人。平时我不怕大夫，最近很害怕，尤其是防疫站的人。”高教授十分正经。

“那到底为什么？”我真想知道。

高教授被我的求知欲打动了，他滔滔不绝地打开了话匣子。

他说：“我住的那幢楼上住了位姓白的，在社区的防疫站工作。前些年是传达室看门的，再往前还烧过锅炉。这几年改成坐办公室的了，成了专业技术人员。平时街坊邻居不大看得起他，那倒不是因为他的工作，而是这个人心眼儿小，爱计较，邻里关系搞得挺紧张。自打‘非典型性肺炎’流行后，他可神气了，走起路来都是横着的。经常穿着防护服走来走去，说起话来粗声大气，骂骂咧咧地把我们楼里的住户挨个儿给训斥了一遍，因为他负责我们小区的防疫工作。那些平常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跟他闹过矛盾的人，一个都没得好。只要他打个电话，就有警车赶来紧急处罚。不少家养的宠物，比如一些名贵的猫啊、狗啊、鸟啊、鱼啊，统统给拉走了，说是要切断病源。我们楼里的所有住户，每天都要把体温记录下来，填上单子放在他家门口一个专门制作的信箱里，由他判断谁该送医，谁该留观。每家每户都要交代自己的社会关系和最近接触的人员，谁要是有所隐瞒，他就会强制隔离。那家伙厉害着呢，谁也不敢惹他，因为他是专业人员。你知道什么叫权力吗？你知道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吗？在特殊时期，拥有某一专业知识的人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比方说现在吧，传染病蔓延，要想控制住，就得依靠从事传染病专业的技术人员。他们从专业的角度，提出技术处理方案，你就得执行。别看你是警察，眼下你得听他的。他说封闭哪家就得封闭哪家，他说监控哪户就得监控哪户，他说你是疑似病人，你就得被隔离，你懂吗？这些人如果心术不正，就会把公共权力变成专业权力而滥用，这你比我清楚……不说了，但愿这场突如其来的灾害能赶快过去。不过，那个姓白的说了，要充分考虑这场战争的长期性和反复性，那样，他就会永远地被重视，你说呢？”高教授长长地叹了口气。

我一点儿开玩笑的心思都没有了，脑子里开始排查我所得罪的人中有没有是搞传染病的。

“快走吧，前边来了个穿白大褂的。”高教授顿时紧张了起来。

“您别怕，那是个理发的，我认识。”其实我也吓了一跳。

春运

火车停了两站之后，我的双脚终于落到了车厢的地板上。

我估摸着，我大概有一段时间没喘气了。不然的话，我喘气的声音不会像牛吼那么吓人，以至于呼出的第一口气竟把一个脸贴在我腮帮子上的中年汉子一下子推出了一米多远。

不过，那位汉子马上又把他那张丑脸贴了上来。我看出来了，他也是没办法。车上的人太多了，所有乘客的脸几乎都是粘在一起的。

“嘿，师傅，”他竟然能说出话来，他的嘴像是长在我的耳朵上。“师傅，你说现代世界什么最发达，交通呗，你说如今多方便，只要一坐上火车，嘿，几千里的路程，一两天就到家了。要是在过去，靠步行、骑马，走这么远的道儿，猴年马月才能到家，赶上天气不好，野兽出没，歹人劫道，小命都得搭进去。现在好了，有飞机、轮船、汽车、火车，那才叫快呢，你说是吧？”

我只有一丝细气在肺部和鼻喉之间勉强流通，实在是没办法对他的意见发表评论。

“就是车票难搞啊，”他的舌头在我的耳朵里搅动，我痒得难受。“我外出打工有七八年了，一直想回家过个年，不是怕花钱，是票太难搞到了。前年离春节还有一个月，我就去车站排队买票，排了10多天，眼瞅着快挪到窗口了，嗨，刚把钱掏出来，后面涌上了一群狗日的家伙，别提了，整个广场都乱了，我被挤倒了，左腿被踩断了三截，右手腕粉碎性骨折。我们村跟我一块儿去买票的另外两个人就没有我那么走运，那两个直接送到了太平间。太平间你懂吗，就是停尸房，放死人的地方。两个死鬼，连脑浆子都被踩出来了。”

“你说难不难，我们三个都没回成家。”

他深深地叹口气，我的耳朵里像刮了一场台风。

“去年春节，我又没买到票，飞机咱坐不起，大年三十冲着北方磕了三个响头，算是给父母拜年了。那想家的滋味真不好受哇。”我听得出，他带着哭腔。

“今年我发了狠心，要是再坐不上车，我用脚走，也要走回去。说起来还是好人多，跟我们一块儿打工的熟人，托人跑关系，到昨天还真弄到了一张票，票价虽然贵了点儿，比在车站买的贵了一倍，不过总算能坐上车了。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要不是朋友帮忙，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看上老爹、老婆和孩子一眼。嗨，老爹岁数大了，能活几年呀，看一眼就算尽孝啦。我妈去年春天死的，那一年要不是为了买票差点儿被踩死，我就能赶回去看看老妈了。嗨，票难买呀！”他又叹了一口气，我的耳膜几乎炸了。

……

“快打开窗户吧，这人晕过去啦。”有人喊着，那声音撕心裂肺。

“不能开窗，外面的人爬进来会把车厢撑破的。”有人不同意。

“再不开窗，我们就会憋死的。”又有人喊。车厢里开始出现了骚动。

“不行，”乘警用话筒喊道，“不能开窗，窗户打开后有人会跳车，出了事故谁负责？！”那口气极严厉。

“各位乘客请注意，”广播里传出了列车播音员悦耳的声音，“各位乘客请注意，春运期间，乘车人数急剧增多，车内十分拥挤，请大家注意乘车秩序。为保护乘客的人身安全，不得私自打开车窗，以免乘客跳车自杀。昨天，本次列车发生了6起乘客跳车自杀事件，致使我客运组受到上级的严厉批评。请大家顾全大局，自觉遵守乘车规定，不得擅自打开车窗。”

车厢内一下子静了下来，贴在我左边的那位中年汉子把嘴咬在我的肩上，右边的一个老太太从一上车我就没感觉到她的呼吸，一直紧紧地贴着我的身子僵硬地站着。

一声尖叫吓得我毛骨悚然，接着就是咔嚓一声，有人用钝器砸碎车窗。一个人，又一个人跳了车。冷风吹进了车厢，一些昏迷了的乘客又恢复了神智，加上刚才的非正常减员，车厢里松快了一些。

乘警趁机在人群中挤着，嘴里吆喝着：“查票啦，查票啦，”并小声嘟囔着，“他妈的，真倒霉，这趟车的奖金又泡汤了，自杀是他愿意，关我们屁事，扣我们的奖金，讲理吗？”

乘警还真有功夫，他硬是在插不进针的人群中挤来挤去穿行自如。长在我肩膀上的那张嘴终于松开了，在乘警的喝斥声中，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票从口袋里掏了出来。“你这是假票，罚款！”乘警一点儿都不含糊。那汉子苦苦哀求着，“冤枉啊，我又被朋友坑了，我不知道是假票，我花了双倍的钱呢，可怜可怜我吧。”两行混浊的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

“不行，少废话，不交钱，现在就让你下车。”乘警开始连推带搡地让买了假票的人往门口移动。人太挤了，乘警费了半天劲，那位汉子依然贴在我的身上。乘警满头是汗，仍恪尽职守地用拳脚让违规者受罚。

又一位乘警挤了过来，他没有协助同事完成任务，而是凑到战友耳边，小声告诉他：“快到七号车厢去一下，那儿出事了，列车长也跳车自杀了。”

那声音极小，由于大伙儿挤得太近了，我听得清清楚楚。

坐电梯

坦白地说，我家里的事全由太太做主。

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多么丢脸的事情，不像有些人那么虚荣，明明一切都由老婆说了算，却在外面愣充大丈夫，口吐狂言：大事听我的！谁不知道那大事指的是什么——全球气候变暖、防止核武扩散以及美国总统大选而已。

我常如实地告知我的同事，在我们家屁大的事都得听老婆的，我只管比屁还小的事。

老一辈人说：“牛驾辕，马拉套，老娘儿们当家瞎胡闹。”这话虽然既难听，又偏激，可也有一定的道理。女人做主不见得事事都做得对，以我家为例，在买房子这件事情上，我老婆就犯了个不小的错误，给我的心理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创伤。

按我的想法，楼层不必太高，住三四层就挺方便的。她说我弱智，三十层的塔楼，住在三层跟住在地下室里没什么两样！这叫什么话嘛，三层和地下室怎么会一样呢！我心里不服，但嘴上没说。

最后当然由她拍板，买了二十八层，比选择三层同样的户型多花了二十几万。

住高层的优点很多，光线明亮、视野开阔，连下雨都比楼下的人知道得早。上下楼乘电梯，省时又省力。我也觉得满舒服的。

没过几天，一个新的情况摆在我的面前，让我越来越心神不宁、忐忑不安。

负责开电梯的女工，每天捎带着卖《晚报》，搞起了第二职业。《晚报》摆在电梯里的小桌子上，一块钱一份。很多住户上电梯时都顺手拿一份，再扔下一块钱。有时，开电梯的女工还唯恐别人忘了，对没买报纸的人关心地问上一句：“您不来一份？”我就被她提醒过好几回。我每次都笑着摇摇头或摆摆手，说：“不用了！”时间久了，那女人脸色越来越阴沉，像是挺生气的，对我的态度也变得生硬起来。有几次，她明明看见我跑过来了，却关上了电梯门，让我不得不再等一趟。我觉得问题出在报纸上了。

有一天，就在她关门的那一瞬间我挤上了电梯。“没长眼睛啊，电梯门夹坏了你负责呀！”她没好气地冲我嚷着。我不好意思吭气，电梯里还有别人呢！“来一份报纸吧！”她白了我一眼。“不买了，我家里订了。”我想撒个谎，打消她的念头。“真小气！”她小声嘟囔着，很伤我的自尊。

我很少看报纸，各类新闻网上都有，在办公室里早就浏览过了。再说，女人当家，心细如发。我老婆每月只给我留出三十块的零用钱，平均一天一元。她说，男人有钱容易变坏。为了把我塑造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她采取了经济制裁的有效手段。如果我每天都买一张晚报，那一个月下来我恐怕连头发都理不了啦！所以，我不买报纸是有充足理由的。

但那开电梯的女工却不管我拮据的经济状况和紧张的心理状态，她不断地用殷勤、热情以及白眼和恶语对我交替施加压力，我终于坚守不住了，不得不也“来一份晚报”！

一连二十多天，她对我的态度都很好，而我口袋里仅剩下四块钱了，我的头发快遮住耳朵了，如果我老婆知道我把理发的钱花在了开电梯的女人身上，她会发疯的，那后果不堪设想。

我决定爬楼梯上下班，尽管我的关节炎一直折磨着我，但那也比心理折磨更容易忍受。二十八层楼啊，对于我这样一位体重接近两百斤、脚上长鸡眼、膝盖里积水的“残疾”人来讲，的确是一个致命的考验。我还是要咬牙坚持，每当我眼前浮现出电梯女工那嘲讽鄙视的表情时，我就浑身充满了力量。

我连续爬了半个月，实在熬不下去了，但成绩是显著的，我攒够了理发钱，可以让耳朵重见天日了。我完全有资格大大方方地坐一次电梯，感受一下迅速升起的快乐。

开电梯的女人热情地冲我笑着，像是久别的亲人一般。“您出差了吧，看您瘦了不少。”她关心地问我，我嗯嗯地点了点头。她弯腰从椅子下面抽出了一沓报纸塞给了我：“这些报纸是我每天替你留下的，一共十五份。”

天呐，我的脑袋一阵晕眩。我正准备用那十五块钱明天去理发呐！

惹火烧身

我和我的朋友老梅同时染上了写小说的毛病，但结局却大不相同。

我比老梅先动笔，写了个短篇。老梅过目后，很宽容地夸奖了我几句，说我有一定的写作天才，文字水平“相当凑合”。我的作品唤醒了他创作的冲动和勇气，他拍拍胸脯跟我夸下海口：“我要么不写，要写就写个大的——长篇，一炮打响，一鸣惊人！”然后，便像仪仗兵似的迈着正步在屋子里走了两圈儿。这是他的保留节目，每当兴奋时便夸张地走上几步。

老梅办事雷厉风行，说到做到。不出一年，老梅的长篇小说——《惹火烧身》隆重推出，没等卖出几本，一场轩然大波却在老梅的单位内部掀起。整个单位上下从领导到同事，包括看大门的，都纷纷登门找老梅算账，要讨个说法。据说，他们个个都从《惹火烧身》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换句话说，小说中出现的所有人物和情节都能从本单位找出相对应的真人真事。这下可麻烦了，老梅家的窗户玻璃没剩下一块完整的，老婆孩子也跑到外地的亲戚家躲了起来。只有老梅还待在家里——不是他愿意住，而是被同事、领导们“监视居住”，未经允许，不准离开。

我十分担忧地跟他通电话。“没事的，你放心。”老梅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精神，“小说创作纯属虚构，那些对号入座者，完全是自作多情、自寻麻烦。”他进一步安慰我。

“听媒体上说，你们单位的全体同事要联合起诉你？”我心里还是不太有底，在电话里小声问道。

“没事的，我那是个小单位，全部加起来不过三百多人，没什么大不了的。”老梅还真能想得开，说得多轻松，“不过三百多人”。我心想，别说三百人全去法院告你，就是三个人也能把你搞垮。

“你那小说到底是怎么写的，写举报信也不至于所有的情节都能对得上呀！”我不仅替他担心，也有些好奇。

“真实呗！文学的本质就是真实。我不像你那样，什么虚构啊，幻想啊，那都是胡编乱造。我写得实在，都是身边发生的真人真事。”老梅挺倔，不允许我对他的大作有任何质疑。

此后，我一直想找到那部长篇看看，但一直没找到。听说本来印数就不多，又被要求停止发行了。

差不多过了半年，我从报纸上读到了有关《惹火烧身》侵权案的审判结果。报道中介绍了“惹火”事件的来龙去脉、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以及法律专家的相关评论。从那篇详细的报道中我了解到，老梅的大作《惹火烧身》的确写得太实在了。连故事发生的单位都用了他所在公司在工商局里注册的真实名字，小说中的人物也都能从他单位的电话号码薄中一一查到，故事情节据说与这些年里老梅公司里发生的事情如出一辙。甚至连主要人物（小说中以贪污好色而闻名的领导）居住的楼牌号码都与现任领导的一模一样。老梅通过长篇小说的形式，把他所知道的同事们的隐私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正如某位法律专家所说：小说在当事人看来，只是一个幌子。书中的少许虚构部分均是作者别有用心的恶意猜想和肆意丑化。这显然不是一部所谓的文学作品，而是一封内容龉龊的匿名信。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取得了大量翔实可信的证据，最后判定老梅赔礼道歉并处以二十三万元的经济赔偿。

我至今仍十分珍惜地保存着那张报纸，我不是想从那篇报道中汲取教训，而是因为那张报纸上同时刊发了我的中篇小说《相安无事》获奖的消息。

莫提包

莫教授的手提包至少陪伴了他半辈子，里面装着他一生的荣耀。

我第一次结识莫教授时，估摸他的年龄在六十岁左右，头上的黑发已经屈指可数了。他从提包里翻找好一阵子，才抽出了两张纸，那是他的个人简历，上面除了姓名、性别、民族、籍贯、本人成分和政治面貌之外，还清清楚楚地写着他的出生日期——1930年某月某日。那一年他正好五十周岁，与我估计的年龄略有出入。履历表上用红笔校注的另一个时间点格外引人注目——1945年8月14日——那是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日子。每当给人出示这张表格时，莫教授都要反复强调这个日子的极端重要性，而且越说越激动，嗓门越拔越高，直到对方点头称是为止。因为莫教授参加革命的第二天日本鬼子就投降了。曾有人调侃他：“您太厉害了！别人打了八年都没管用，您一参军就把日寇吓跑了，大大的厉害！”他得意地自谦道：“那倒不是。关键是涉及离休待遇问题，这可马虎不得。”

莫教授的手提包内容可丰富了，据我观察，至少有二十多种他逢人便掏出来如数家珍般向人炫耀的宝贝。我看过无数次的珍品有：奖状两张、工作证一本、出席国庆游园会请柬两份、会议代表证三个、参加大合唱时与国家领导人的集体合影一卷（照片有一米长，卷成筒状）、名人信件五封（他当年的战友和同学，后身居要职）、他参编的《人民公社万岁》一本、发表的文章四篇（代表作为《从〈红灯记〉的演出成功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伟大胜利》）等等，前两年包里又塞进了两本砖头般沉重的精装大作——《中华名家辞典》和《世界名人大全》，书中各用二十多个字系统地介绍了莫教授的丰功伟绩。

莫教授的后半辈子全靠这个“价值连城”的手提包支撑着了。我敢向天发誓，他对这个提包投入的感情和希望，远远超过了自己的老婆、孩子。这个包如影随形地跟着他，寸步不离，相当于莫教授的化身。在他眼里，这个手提包就是功劳簿、荣誉证、介绍信和信用卡。在学校里，几乎所有的干部、教师都不止一次地瞻仰过他包里珍藏的宝物。于是，人们亲切地称他为“莫提包”而忘记了他原先的大名了。

这个看似普通的黑皮包，可给莫教授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评职称时，他和手提包长驻师资处，终于荣升教授职务。

涨工资时，他和手提包移居工薪科，结果连涨两级。

分房子时，他又和手提包联手围堵房产办，最终比别人多得了一居室。

……

离休后“莫提包”越发离不开手提包的支持。他看病、买药、坐车、洗澡、吃饭……处处随身携带着这只神奇的“百宝箱”，让它发挥最大的余热。闲着没事时，他就提着包在学校的办公楼里挨着房门串，不厌其烦地给年轻一代反复展示他包里装满的光荣传统和光辉业绩。有一次，他在女生宿舍门口被保安拦住了，他火冒三丈，冲着小伙子大吼大叫，不承想那年轻人有眼不识泰山，把莫提包视为生命的手提包扔出了七八米远，包里的宝贝撒了一地。莫提包被气成了脑血栓，住了三个月的院，为此学校多花了九万多块钱的医药费。

我最后一次看到莫提包是在他出院之后的第三天。那天我拉肚子，一上午跑了好几趟厕所。就在我蹲着的时候，单间的门开了，我一抬头吓了一跳，莫提包手里拎着提包怔怔地望着我，不顾刺鼻的恶臭，执意从包里掏出张皱巴巴的信纸塞给了我。我虽然带了手纸，但为了不拂他的一片好意，我只好派上了用场。这下可惹出了大麻烦，只见莫提包浑身哆嗦，差点儿倒在厕所里。他指着我的鼻子骂，还说让我吃不了兜着走！这可太恶毒了，我明明是在拉屎嘛！后来，他到领导那里告状，说我毁了他最珍贵的历史文物——那张纸是不久前他的一位学生写给他的祝寿信，上面充满了对他的赞美。他还扬言要把我送上法庭、关进监狱。可我的确不是故意的。

前些天，我从同事那里得知，莫提包又住院了，这一次恐怕很难挺过来了，因为他晨练时不小心把包放在树根底下而被小偷盯上了。虽然警察接到报警后表示要尽力破案，想方设法追回那只具有不可估量价值的手提包，但毕竟不敢确保一定能追回。

我真诚地为莫老先生祈祷，我深知那只提包的分量，那可是他的生命所系啊！我相信人民警察会全力以赴的，否则，莫教授这一辈子可就难说了。

打架

吴有多教授在学校和学界的知名度急速攀升，这让他十分恼火。

出名本属好事，也是老吴多年孜孜以求的梦想。他巴不得能像著名歌星、影星、球星那样，整天戴着墨镜出入豪华公共场所，由保镖们架着从闪光灯和求签名者的围堵中挣脱出来，那才叫一个“爽”、一个“酷”。但作为一名自我感觉一流、同行评价三流的经济学教授而言，吴有多所向往的纯属白日做梦。老吴之所以名气大振，并非缘于他的学术成就或在电视媒体上发表了惊人之语，而是在校门口与人打了一架并损失了一颗假牙。

吴有多后来跟哲学系教授莫浮度说，他在打架的头一天夜里做了个梦，梦里有个小孩一直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向他讨几个小钱，他不肯给。那小孩子约有七八岁大小，脏兮兮的，不依不饶地想用手拽他的衣角。他厌恶极了，还推了那孩子一把，差点儿把他推到过街天桥下面。那孩子爬起来，冲他甩了把浓浓的鼻涕，让他感到很恶心，也很愤怒。他抬起脚想狠狠地踢那小乞丐一下，却把新买的意大利皮鞋甩了出去，那孩子拍手大笑，又冲他啐了口唾沫，扬长而去。没等莫教授替他释梦，吴有多就自己下了结论：“梦见小孩子，就是要遇到小人。该倒这个霉，老莫，你说对不对？”老莫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事情都过去了，何苦自寻烦恼呢？算了，算了。我晚上请你去‘吃冠古今’喝酒！”

堂堂的大学教授竟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宏伟气派的学校正门广场上与一青年人大打出手，还满地找牙，这的确有些斯文扫地，虽然那颗牙是假的，打架绝非吴有多的强项，跟他的嘴皮子相比，动手肯定不是他的理性选择。经济学家常把“成本”挂在嘴边，老吴更是如此。这一次，因为打架，他付出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都不少。

打架是由“打的”引起的。那天早晨，吴有多睡过了头，闹钟响了几遍也没把他从梦里唤醒。他说：“全赖那个小乞丐，死死地用那只小狗爪子扯住我的衣角。我要是早一点儿狠狠地踢他一脚就好了，省得惹出这么多麻烦。”他首先把责任推给了梦里向他要钱的小脏孩儿。当然，派出所里的警察并没赞同他的说法。

吴有多睁开眼时，一看手表顿时急了，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连脸都没来得及擦一下就拎起外套和提包直奔校门口。他要赶的那班飞机一个小时后起飞，从学校到机场如果不堵车的话也得半个小时左右，再加上从家里跑到校门口这段距离差不多需要十分钟，这不能不让老吴急得火烧火燎。若错过了这个航班，损失可就大了。他要去深圳的一家大公司为管理层做一次讲座，时间是他自己定的，下午两点准时开始，讲课费两万块钱。他本应头天晚上赶到，这样更保险一些。但山东的一个干部培训班的课程安排在昨天下午，讲课费也不低——半天八千元。上完课，老吴又被听课的几位学员拉去蒸桑拿、搞按摩，舒服完了回到家已经是后半夜了，加上梦里出现了“小人”，生生地把时间给耽误了。

吴有多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校门口，满头大汗、嗓子眼发干，正好有辆出租车往这边开，他一边招手一边冲了过去，脚跟还没站稳，顺手就拉开了车门，正要往车里钻，一只手拦住了他的脑袋。

“对不起，这车是我先招手叫的，您等等吧！”一个小伙子不由分说地把老吴往边上推。

“哎、哎，你、你怎么这样啊！我、我、急事儿……”吴有多急促地喘着粗气，话都说不完整了。

“我怎么啦？先来后到你懂不懂？”小伙子边说边往车里挤。

“急事儿，我有点儿急事儿。”老吴拽住小青年的胳膊不撒手。

“把手放开！你急，我还急呢！少废话！”小伙子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

“不行！这车我得坐，我要赶飞机，”吴有多用力往外拉他。

“我还看急诊呢！快放手，我要关车门了。”年轻人有些不耐烦了。

“你什么态度啊！尊老爱幼你知道不！我都年过半百了，你怎么不能照顾照顾我？”老吴嘴唇直哆嗦。

“你才刚过半百呀，我还以为你七老八十了呢！省省力气吧，想被照顾去养老院去，到处跑干什么呀！哼！”小青年不屑地挖苦道。

“你怎么这么说话，你是哪个单位的？”吴有多来气了，要揪对方脖领子。

“我怎么说话，你管得着吗？你再动手动脚可别怪我不客气了！”小伙子一歪脑袋躲过了老吴伸过来的手。

“我还不信了，没你这样的。不客气了怎么着，你还想打我呀？”吴有多气哼哼地再一次想拽住小伙子的衣领，结果对方一侧脸，他的手划到了小伙子的脸上，把人家的眼镜给碰掉了。

“好啊，我看你是个老无赖，想找茬儿怎么着？把我眼镜捡起来！”小伙子火了，从车上下来，一只手掐在了老吴的脖子上。

“不、不、不捡。”吴教授还嘴硬。

“我让你‘不捡’。”小伙子一拳下去，老吴“啊”了一声，瘫倒在地，上周刚刚镶上的一颗假牙和着血水从嘴里吐了出来。

校门口值班的保安人员赶忙上前制止，围观的人越聚越多。两人又相互撕扯了几下，被学校派出所的警察拉开后，带到了办公室，分别作了笔录。

当核实了双方的身份后，派出所里的警察们差点儿笑翻了天。原来跟吴有多教授动粗打架的那位青年，正是他自己新招收的研究生。自入学以来的半年里，两人从未见过面。师生之间以这种方式相识，着实让人哭笑不得。那位研究生姓胡，先是向导师道歉认错，见吴教授脸色铁青，浑身发抖，又向他鞠躬谢罪，差点儿跪了下来。老吴还是不肯谅解，胡研究生只好表示要向系里提出申请，要求更换导师。

校门口打架，算不上什么大新闻，只是司空见惯的街头纠纷而已。问题就出在这当事人双方关系的巧合上了，这就有了极高的新闻价值，相当于“人咬狗”。不知是哪位好事者，为了换取100块钱的新闻报料奖把“事”报给了一家影响颇大的都市晚报，第二天要闻版便有了通栏标题——《导师弟子大打出手彼此竟然不认识》。报道称：由于近年来一些大学盲目升格和扩招，学生人数剧增，有的教授要带60多个硕士研究生，外加20多位博士生。导师们又心浮气躁，忙于赚钱，在教学科研上精力投放严重不足，很多研究生两三年下来，根本就没跟自己的导师见过几面，这种极端事件的出现，看似好笑，实则可悲等等。随后几天，也有百十家报纸、杂志、网络记者一拥而上，纷纷与校方和吴有多、胡某某联系，要对事件进行深入报道和跟踪采访。

吴有多教授迅速出了名，成为媒体特别是网络关注的焦点人物。他关了手机，躲在家里还戴着墨镜，咬牙切齿地发誓要打官司。他老婆二十多年不讲理，这次倒说了句公道话：“你还嫌丢人不够啊！”

幸福百分百

受一个半官方组织的委托，由五十多位专业人士组成的课题组要展开一项关于老年人幸福感问题的专项调研。委托方是一个全国性的协会，调研组则是由大学里的教授、副教授、讲师以及他们的研究生组成。

此项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及时而准确地了解城市人口中的老龄人当下的生活状况，进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第一手真实材料，作为他们的决策依据，提高其解决问题的针对性。“摸清情况是科学决策的第一步”，委托方的负责人反复强调这一点，他说这句话时声音极其诚恳，标准的“语重心长”。

调研组根据委托者的要求，认真仔细地商定调查的方法。数以亿计的老年人分布在城市与乡村，普查是不切实际的，况且调查的经费十分有限，只能采取抽查的办法来完成。为方便取样，他们决定选取四个大城市中的二十个社区来进行，每个社区随机选取十位老人，登门访谈，以获取最真实的信息。

小组兵分四路，奔赴四大城市。调查伊始，有一个难题摆在了课题组的面前：没有上级主管部门的介绍信或口头通知，社区居委会对于课题组均不予以接待。于是，他们分别去居委会的上级部门——街道办事处请求帮助。而街道办事处则要求专家们去找更上级的领导批示。于是，调查组又找到区里，区里又请示了市里的民政部门，最后花了一周的时间，才把关系理顺，手续补齐。

教授、副教授们带领的调查小组试图在每个城市随机抽取五个社区展开工作，但市里说你们人生地不熟的，连居委会的名字都说不上来，这等于瞎子摸象。我们也搞不清社区居委会的分布，不如推荐一个区你们找他们联系为好。

区里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相关领导在听取了调查小组的意见后同样认为这个思路有问题。因为有的街道的领导办事拖拉或公务繁忙，不一定能接待好调查组。于是，区里指定了几个办事能力相对较强的办事处负责协助调查组的工作。出于同样的考虑，街道办事处又把调查组的专家们引荐给了工作成绩突出的社区居委会。一切都顺理成章。

居委会冲着上级的面子和信任，殷勤周到地接待远方而来的客人。

所到之处的社区居委会办公条件堪称一流，会议室的墙壁上挂满了奖状、锦旗以及各种规章制度、标语口号和便民服务措施等。居委会的负责人几乎全都是中年女性，且一律面带笑容热情好客，不停地劝专家们喝茶、吃水果、嗑瓜子。

当得知调查组的意图后，她们纷纷表示要积极配合，“没问题，别说找十位老头老太太，就要找二十、三十位也不费吹灰之力，你们不必辛苦了，我们把他们喊来就行了。”

当调查组的师生们说“我们想采取走门串户的方式，进行个别访谈”时，居委会的主任还是满腔热忱地表示：“那更没问题，我给你们带路，陪你们去一家一家地访谈。”

调查组的几个人小声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种调查方式不一定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就婉拒了居委会干部们的好意，坚持自己入户访问。

“那怎么行呢？”居委会主任显然不同意这种做法，“你们又不认识他们姓什名谁，住在哪楼哪号，两眼一抹黑地误打误撞，弄不好让人当成坏人了呢！这法子不行。”

“您能把社区老人的花名册给我们看看吗？我们想做非概率抽样。”带队的教授提议道。

“啥？您说啥，非啥抽样？”居委会主任没听过这个说法。

“噢，就是我们想从老年人花名册上随便选十个人，然后去访谈，您觉得怎样？”教授解释说。

“那敢情好！”主任让工作人员很快找出了一个硬皮夹子，翻开后摊到教授面前，“您自己瞧吧，社区的老头、老太太全在这里了，你们自己选吧。”

于是，调查组的师生们围在一起，指指点点地选定了十位老人的名字。

“噢，这个人不行，早就老糊涂了，就是老年痴呆了。连老婆都不认识了。没法回答你们的问题。这个胡老太也不成，大小便失禁，床上拉屎、拉尿的，那屋子根本就进不去人，比公共厕所还臭呢！还有这个曲老头儿也说不了话，他年轻时就哑巴了，耳朵聋得连煤气罐爆炸了也听不见，去年差一点儿被炸死。这个霍大爷更不成，早就不住在这儿了，他让儿子、儿媳撵走了，那间两居室的房子硬是被儿子霸占了。这几个也没选对，一个去年冬天煤气中毒死在家里，开了春才被发现，尸体都腐烂了。还有一个是上个月下楼时不小心摔死的，这两个人的户口怎么还没销掉呢？应该从花名册上涂掉的。小王你也太马虎了。还有这位就喜欢捡垃圾，天天睡在垃圾堆里，你们根本就找不着他……还是我们帮你们选吧，这不怪你们，你们是外人，不像我们熟悉情况，对他们我们可关心啦！”

调查组又重新选了几个，还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适合访谈。

最后，只能按照居委会的建议，确定了十个人的名字，调查组的成员一一登门做了调查。

这十位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都很好，而且精神状态也很积极，他们个个对晚年的生活都相当满意，幸福感溢于言表，并不断夸奖现行的老年人优待政策以及各级政府特别是社区居委会无微不至的关怀。

四路调查小组分别汇总了调查情况，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城市老年人的幸福感是百分之百。

没电了

我怕他，怕得要命。

如果不是处长逼着我过年必须到他家里拜年的话，我才不敢主动去呢！

不光我一个发怵见他，我猜想局里的绝大多数干部都跟我有同样的恐惧心理。

他是我们的老局长，已经退下来五年了。他当局长时是一个脾气暴躁、说一不二的人，跟谁都不客气，说拍桌子就拍桌子，想训谁就训谁。他丹气充足、嗓门洪亮，讲话抑扬顿挫、有板有眼、字正腔圆，句尾常缀以“啊”声，拖着长音。“那是标准地道的官腔，透着威严。”同事们背后赞美说，这是位高权重者的语音标识。在我等小字辈的喽啰兵眼里，领导俨然一副首长的派头，居高临下，高不可攀。偶尔在办公大楼的走廊里碰见他时，下属们个个弯腰躬背地退避于侧，向他致敬。局长的脸上少有笑意，一年四季冷若冰霜。局里的干部，包括处长们没有不怵他的，极少有人敢跟他套近乎。

我的处长原先是局长的秘书，局长退休时才把他调到了我们处。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所以处长派我春节前去给局长拜个早年。他还特意叮嘱我，一定要代他向局长问好并替他做个解释，因为年底的工作太忙了，处长没时间亲自前往请安。我知道处长说的是真话，他的确太忙了，那天他要跟几个朋友打几圈麻将，晚上还安排了两个饭局。

处长把拜访老局长这个重要的事情交给我办，是对我的莫大信任。我既感到荣幸又觉得紧张。临行前，我又专门请示了处长，生怕有所闪失。我说：“我一个科级干部恐怕没有资格去探望老领导，级别相差太远了，局长会不会跳起来抽我一耳光，然后又一脚把我踹出门去，老局长的脾气您是知道的，他好像很在意这类事情。”

“怕什么？瞧你这唯唯诺诺的窝囊相，啰啰唆唆的！”处长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连眼皮都不抬地说，“我告诉你，你是代表我去的，怎么不够级别？再说了，你的职务比他高，你是现职科长，他呢，啥也不是，跟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你有啥好怕的？他现在就像是一根被拉了闸的电线，懂吗？电线还是那根电线，但早就没电啦！你可以随便摸，不会触电的！傻瓜！”

“可是，仅送一个水果篮，是不是礼轻了点儿？”我仍没把握。

“那就不错啦，这已经超标了！你懂不懂？真是书呆子，长个猪脑袋。局里年底看望老同志的标准是五十块钱，咱那果篮花了七十块钱，你会不会算账啊？快去吧，别烦我了！”处长摆了摆手把我轰出了办公室。

我只好硬着头皮拎着水果去看望老局长。一路上我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因为老局长很讲究排场和礼数。就他那性格，我敢肯定地说，只要他扫一眼这点儿破水果，再瞅一下我这个无名之辈，绝对会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不把我打出去才怪呢！我觉得自己很倒霉，让处长给涮了。十年前，也就是局长退休的前五年，他的小儿子结婚，前去贺喜的人在他家门口排起了长队。局长事先早就说了，他儿子结婚不办宴席，不接受下属的贺礼。他只是要把家里的重大事情向组织上报告一下而已，这是纪律。但同事们还是不听招呼，他们找了个折衷的办法！光送礼，不吃饭。所以，那一次，局长家的防盗门只开了个小缝，多数前去道喜的人，只好顺着门缝把一个个红包、信封递进去便扭头就走。我那时刚毕业分到局里工作，也随大流地跟着同事们去凑热闹，想讨一杯喜酒喝。我精心挑选了一对漂亮的玻璃瓶，没承想让局长给扔了出去，摔得粉碎。他向我吼道：“少来这一套，我从不收礼！”

如今我又拎着果篮来惹他生气了，这不是自讨没趣吗？那结果真是不堪设想。

我透过车窗，远远地就看到老局长站在楼门口凛冽的寒风中。不知是激动还是畏惧，我下车时绊了一跤，差一点儿跪在了老局长的面前。他疾步迎上前来，紧紧地握着我的双手，两眼闪着泪花。他说：“我已恭候多时了，真盼着你能早点儿来，刚才电话一放下，我就下楼等着你啦！”

他热情地拉着我的手，招呼我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又兴奋地为我倒上了一杯热乎乎的茶水。他说：“你们工作那么忙还来看我，真是过意不去。瞧，还送水果给我，太破费了。”他顺手拉过了一个马扎，坐到了我的对面。我起身让他坐在沙发上，他说什么也不肯。

我仔细地端详了老局长的面孔，心里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触摸摆在我面前的这根粗大的“电线”。他身体依然健壮，只是少了些许头发，多了几条皱纹。从外表上看，他跟当年的局长没什么两样，但说话的声调口气柔和了，脸上的表情神态慈祥了，一举一动都与五年前判若两人。也许处长说的对，他真的没电了。

老局长深情地回忆起在局里工作的美好时光，并认真地向我“汇报”了他退休后的生活细节。我的心情从紧张惧怕转变为轻松自信了，不时地插话鼓励他几句，结尾处不知不觉地增加了一个很有力度的“啊”声。临别时，我还下意识地拍了拍老局长的肩膀，希望他能继续发挥余热，多为人民做贡献。老领导频频点头，嘴里连续说了好几个“是、是、是”。

坐在车上，我突然觉得浑身发热。我深深地意识到我自己也是根电线，虽然很细很细，但它是通着电的，而且在老局长眼里，我这根电线的电量很足。

一件内衣

星期天闲着没事儿，忽然想去对面新开业的一家商店里转转。

那家商店与我的住宅楼仅隔一条马路，开张不到半个月。店门口摆满了贺喜的花篮，还竖着四个大音箱，整天播放优惠打折的诱人信息。为遏制妻子与生俱来的购物冲动，我把窗户缝儿用胶条封得严严实实的，还用两个随身听的耳塞子堵住了她的耳朵，尽量阻碍马路对面高音喇叭一浪高过一浪的商品促销广播。

我这一招挺好使，半个月下来，老婆随着耳机里的音乐跳起了街舞，对于近在眼前的商店视而不见。星期天一大早，她就约了几个老太婆去社区的露天广场上跳街舞了，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了空荡荡的家里。顺着窗户钻进来的“买一送十、机不可失”的甜美清脆的女声让我心动。我坐不住了，像吃了迷魂药似的神情恍惚、兴致勃勃地奔向了商店。

一走进店门，滔滔不绝的热情便滚滚而来。如花似玉的导购小姐和花枝招展的售货员一拥而上把我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向我介绍五花八门的奇特产品。我的耳朵嗡嗡作响，额头的汗哗哗直淌。两位丰乳肥臀型的重量级美女，不由分说便把我连扯带拽地拉到了她们的专卖柜台前，给我挑选保暖内衣。

我试图拒绝她们，因为我不缺那种衣服，家里的储物柜里至少还有七八件从未拆过封的，那都是我老婆逛商店淘来的便宜货。但售货员岂能容我开口，再说我当时的嗓子已经急得冒了烟，有话也说不出来了。所以，我只好接受了她们的好意，买了一套保暖内衣，又享受了她们“买一送十”的最高优惠——买一套内衣送十根牙签。付款后，我满脸通红、气喘吁吁地仓皇逃回了家。

没等喘息平稳，我便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装，要试一试这套“价廉物美、不买后悔”的新式内衣是否合身，天哪，我差点儿给憋死，那内衣绷在身上比泳装还紧，领口卡住脑袋，恨不能把两个眼珠子给挤出来。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上衣脱下来。我做了几个深呼吸，脸色才由紫变红。我不得不回到商店退换。

售货小姐对我这类顾客早就屡见不鲜了，她把眼睛瞪到了极限，责怪我的不是。

“您明明说可以包退包换的嘛！”我急了。

“是啊，如果你不损坏商品，当然能退换了，”她一脸不屑的样子。

“可是，这衣服不是完好的吗？”我据理力争。

“完好你干嘛来退？”她冲我嚷。

“不合身嘛，我试过了。”我耐心解释。

“试过了就不能退！这是内衣！你穿过了谁还会要啊！”她冷冷地说。

“你们明明告诉我，这内衣的尺寸正适合我穿，怎么一转身就不负责任了呢？这衣服太小了，跟泳衣似的！”我仍坚持退换。

“那多好啊，保暖、游泳都能用。你这不是赚了嘛！得了便宜还卖乖，真难伺候！”她没有丝毫退让。

“不行，我得找你们老板去，没有你们这样强买强卖的！”我火了。

“你干嘛那么大火气呀！小心气出个肝硬化！多不值啊！这样吧，你把它留给你儿子穿不就得了，我再给挑件大号的，你再买一件嘛！”她的口气有些缓和了。

“我儿子比我还壮呢！他穿不了。”我不想听她的馊主意。

“那好吧，那就换换吧。不过，不能换内衣，你可以加点儿钱换件风衣。”她的态度变得积极起来了。

于是在她的鼓动下我只好添钱换了件风衣。这件风衣虽然也粗制滥造，但总不至于把我活活憋死。等我付了款，她又猛然想起了我已经享受到的优惠待遇。因此，我不得不再一次跑过马路，爬上七楼，取回了“买一送十”时所占到的便宜——十根牙签。

看中医

后背上的疱（医生称之为疖子或痈）在经受了半个多月的青霉素强攻之后，仍然死皮赖脸地盘踞在那里，没有丝毫退却的迹象，就像一个钉子户似的，顽强地与“拆迁公司”抗衡。

“看来得切开了，不来硬的，这家伙是不会服软的。别指望输液了，那是死路一条。”外科大夫的态度很坚决。

“非得手术吗？能不能想点儿别的办法？”作为患者，我从心里惧怕外科医生的主张。

“你以为我没事闲得非要在你身上划一刀？我可是做大手术的，肝移植你听说过没有，我哪年不做几例？要不是院长跟你是朋友，安排我来主刀，就你这么个小破疱，我瞅一眼都觉得是屈辱。这是实习生练手艺干的活儿，你懂不懂？在门诊，一划就行了，几分钟的事儿。别的办法？什么办法？你说吧，你想用什么办法？口服药吃了，吊针也打了。不是治不好吗？还有什么办法，你说呀？”外科医生把我的建议视为无理要求，说话的语气十分不耐烦。

“能让我看看中医吗？外敷中药不知行不行？”我的声音越发显得微弱，像是喃喃自语。

外科大夫的耳朵很灵，对患者的诉求反应得非常敏感。“什么？看中医？亏你想得出来！中医也叫医生，那叫骗子！你不是在大学里教书嘛，怎么连一点儿科学知识都不具备。嗨，让我怎么说你好呢！好吧，好吧，反正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了，出了问题你自己负责。来、来、来，我给你开一张会诊请求单，你去中医吧，五号楼二层，对，下楼出门往东走，闻到草药味就到了。去吧、去吧，省得烦我！”外科大夫没好气地扔给我一张会诊纸条。

我耸着肩，躬着身子，步履缓慢地磨蹭到了五号楼，门洞里的确弥漫着浓郁的中草药气味。整个二层诊室的门都打开着，我挑了一个患者相对较少的房间走了进去。

“把单子放下，外头等着。”一位身穿白大褂的中年男子一边给病人号脉，一边冲我嚷嚷。我赶紧退到门外。

“下一个，这姓的是啥？是倪吧？”大夫粗声大气地喊道。

“是我、是我，”我猜“泥巴”肯定指的是我。

“你姓倪吧？”大夫抬头问了一句。

“不是泥巴！那个字念仉，‘成长’、‘长大’的‘长’。”我还是做了纠正。

“怎么姓了这么个怪姓，哪儿不舒服？”大夫撩起了我的衣服看了看后背。

“哇塞，怎么长了这么大一个疱！姓仉也不能长疱啊！”大夫把坐在他对面的一个相貌俊俏的小姑娘叫过来，“来看看，这是什么？没见过吧，在古代这叫‘背瘩’，不少大人物都死于这种病。当然了，你幸亏不是什么大人物。坐下吧。”他边让他的学生开眼，边让我坐在桌旁的小方凳上。

“我先把门关上吧！”背部裸露着，我感觉门外的风呼呼地往里灌。

“不要关门！这可是中医的大忌！”大夫阻止了我。“你在外科看过啦？他们不是挺有本事的吗，怎么让我看呢？是谁让你来找我的？”他瞅了一眼外科的会诊单，抬头问我。

“是我要求来的。”我实话实说。

“瞧瞧，”他转过头冲着他的弟子——那位漂亮的小姑娘炫耀，“我前几天刚治好了一位得这种病的人，怎么传得这么快呢！”我不解地望着他。

“能外敷点儿膏药之类的东西吗？”我趁机问了一句。

“外敷？那可不行。那是想陷害我，是阴谋！外科医生让你找我外敷的吧！我就知道他们不安好心。病治好了是他们的功劳，出了问题就全赖到我身上。我可不想替他们背黑锅，谁比谁傻呀？如果他们没看，我一帖膏药上去保管你好得利利索索。现在可不行，他们瞎看胡治到半道上，我可不揽这种麻烦。我给你开两服中药，拿回去吃吧，用不了几天，就没事了。这帮子外科大夫，个个都是屠夫，光知道动刀子，嗨，这个病就让他们耽误了。”他把处方推了过来，上面写着药名“西黄丸”和“梅花点舌丹”。

又一位病人进来了，我起身走出诊室。“怎么这么多病人，真是邪门啦！人要是出了名，可真累。你瞧瞧，这一天患者不断，连上趟厕所的工夫都没有，前列腺都快憋出毛病了。”房间里传出中医大夫响亮的抱怨声。

吃完了中药，我除了胃部火烧火燎之外，背上的疱依然如故。几天后，我不得不再次来到了医院。

上次就诊的那间屋子的房门虚掩着，没有大敞开，只留了个小缝。“关门可是中医的大忌！”我耳边回响着几天前大夫的忠告。

我刚想敲门却听里边有人窃窃私语。

“行了吧，一天二十块钱，咱不事先说好的吗？要不想干，你明天就甭来了。”是那位“出了名后很累”的中医的声音。

我顺着门缝看去，他正没好气地往一位中年妇女手里塞钱。

我想起来了，上次快看完病时，进来的那位“患者”正是这位老娘儿们。

问路

那天，我走在上班的路上，迎面走过来一位民工装束的小伙子。他怯生生地向我问道：“大叔，去桂花大厦怎么走？”

我放缓了脚步，“桂花大厦？没听说过，对不起！”

小伙子的表情很失望，又追上了几步，“您就告诉我吧，我有急事！”

“我真的不知道，”我停下脚步跟他解释，“你问问别人吧！”

要知道，这年头儿连问个路也不容易。因为假借问路名义要钱要物的事情屡屡发生，我就遇到了好几次。有一回是个老太太，向我打听去火车站坐几路车，等我把她领到就近的车站时，她又跟我要路费，说是家里遭了火灾，老伴误把农药当酒喝了，儿子碰上了车祸，儿媳让人贩子拐跑了，孙子又掉到了井里，简直惨透了。我明知有诈，却还是掏出五十块钱，让她再跟别人编点儿别的瞎话凑足了盘缠回家吧。结果第二天，我又碰上了她。老太太又问我，去公安局怎么走，她要去那里报警。因为她的家里进了小偷，老伴让村长打伤了，儿子遭人陷害，儿媳上吊了，孙女受到了老师的骚扰等等。我没再给她钱，她很生气，冲我吐了口唾沫。这种事情不光我一个人遇到过，报纸电视上常有类似的报道，并提醒市民要时时保持警惕，以免上当受骗。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谁还会主动热情地为问路者指东引西呢？

当然，站在我面前的小伙子绝不是那种行骗的人。这我打眼一看就判断个八九不离十。但我确实没听说过附近有个什么桂花大厦。他之所以再三地向我打听，是误认为我知道地址却又不肯告诉他。据说现在不少城里人都这样，一见到外地人特别是农民工就没啥好印象。

看到他诚恳、失望的眼神，我决定替他问问。我先是拨通了几个朋友的电话，他们都不知道桂花大厦的具体地址，我只好抱歉地向小伙子解释。他很无奈地表示理解，说谢谢大叔，我自个儿慢慢找吧。我心里其实挺难受的，就这么点儿事我都没帮忙，总觉得不得劲儿。

我往前走了十几米，又转了回来。我认为不远处值勤的交通警察一定会知道那个小伙子要去的地方。我拉住四处张望的小青年的胳膊，把他吓了一跳。“别害怕，咱找警察去！”

“找警察干嘛，我又没犯法！”小伙子使劲把胳膊拽了回去，冲着我直犯横。

“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咱一块找警察问问路，他一定知道桂花大厦怎么走？”我乐呵呵地拍拍他的肩膀。

早晨上班时间，交通十分拥堵。警察正在疏导车辆，忙得两手不得闲。“桂花大厦？没听说过。你俩别在这儿添乱，快到路边站着。”警察一忙，说话的口气就急。

我拉着小伙子又回到了路旁的人行道上。“大叔，你先走吧，我慢慢问。”小伙子不想让我上班迟到。

“没事的，我那公司都快黄了，早点儿晚点儿上班都一样。”我安慰他。

“真的不用了，我肯定能找到。”小伙子往前推我走。

他越这样，我越感到内疚。堂堂城里人，连眼前的桂花大厦都找不着，谁会相信呢？咱可不能让外地民工兄弟产生误会。

于是我逢人就拦，非得替这位小伙子把大厦找到不可。结果三个多小时过去了，我拦下了二百多人。这些人有快步避开的，又摆手不管的，有骂我神经病的，还有人说你要给我十块钱我就告诉你等等，更多的人回答的是“不知道”。最有意思的是，有三十多位跟我一样热心的人停下来，帮助小伙子问路。有七八个老太太围着小伙子嘘寒问暖，把小伙子的籍贯、家庭、年龄、政治面貌和社会关系打听个清清楚楚。有个老大娘，非要把自己的外孙女介绍给他做对象，把这个年轻人弄得面红耳赤。

临到中午，小伙子终于从老太太热心的纠缠中挣脱出来。他跑到我身边，双手紧紧地拉住我的胳膊，带着哭腔哀求道：“大叔，行行好吧，您就放我走吧。桂花大厦我不去了，真的，我求您了。”

“那怎么行呢？都找了一上午了，咱说啥也得找到那个大厦。你别急，这么多人帮忙打听，天黑以前一定能找着”。我鼓励他说。

小伙子绝望了，眼睛里冒出异样的光。他使劲一甩手，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朝着人少的方向跑了。

我愣愣地站在那里，一直看着他跑得无影无踪。等我缓过神来，再回头看看，可了不得了——聚集起来帮助问路的有千八百人。我吓坏了，这可如何是好呢？若这样下去，肯定会妨碍交通的。怎么办呢？跑吧。我赶紧一拍大腿，悄悄地溜掉了。

好运

“我这个人总能给别人带来好运，只要我一沾边儿，啥好事都能成。朋友们说我可神了，属于幸运女神式的美女。旺财、旺夫、旺友，太奇怪了，有时连我自个儿都不敢相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谁要是请我吃个饭，给我送点儿礼，转身就能交好运，不是升官就是发财，你说神不神？”担任地产公司联络主管的白丽女士，在所有社交场合的开场白和结束语总是这样说。

熟悉她的人当面全都争先恐后地附和她，并能提供一系列的神奇事例。在我第一次有幸参加被白丽称为朋友的聚会时，饭桌上有好几位男士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白丽美女给他们带来的意外之财和望外之喜。

一位政府部门的处长说，他的提拔就是白姐促成的，“那回我记得很清楚。我、老赵、还有郑总，加上白姐，我们一块儿搓麻将。郑总那天求我办事儿，手气不太好，输了两三万。我那天状态不错，连续和了四回，赢得最多。白姐夸我耳朵和鼻子长得有特色，属于富贵相，早晚能当上处座。结果没出两个礼拜，司长就找我谈提拔的事儿。怎么样，神吧，来，我得敬美女白姐一杯！”

另一位自称是青年科学家的博士立马接过话茬儿：“说到搓麻，我想起了有一回在‘惊涛拍岸’打牌了。那次白美女来晚了，我那天运气可臭了，全是碎牌，打了两个多小时就没赢过。等白姐一到，她往我旁边那么一坐，运气马上就来了。那牌抓的，清一色的大个儿。打到半夜也不犯困，精神头那个足啊，两眼像充了电似的……”

“那是我往你嘴里塞了片西洋参含片，别净说好听的，你和钱处长怎么回报我呢？”白丽娇滴滴地举起了酒杯，“我这个人就是旺友、旺夫，谁都这么说。”“我老公认识我之前，混得没个人样儿，就差睡桥洞了。你看现在，西装革履的，尽穿大牌子。哼，你这辈子要是不对我好啊，你瞧着吧，天打五雷轰。”她边说边夸张地揪了一下趴在桌边打盹的老公。

“好、好、好，对你好，对你好，我哪敢对你不好呢！”老公迷迷瞪瞪地连连点头。

还有几位也跟着奉承，列举白姐的种种神奇。反正凡是与白美女见过面的人，事后要么升了职，要么赚了钱，要么分了房，要么出了国，个个都沾了光。就连老赵的小孩也说白姨救了他的命。有一次，他让鱼刺卡住了嗓子，正好碰上白姨到家里串门，他一看见美女姨姨不知怎么着，这鱼刺就下去了。

“你们说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啊，神通大着呢！你们知道香港是怎么收回的吗？美国怎么就那么顺利占了伊拉克？嗨，说起来你们不见得相信，那都跟我有相当的关系。”白美女自信而神秘地冲在场的先生们逐个抛媚眼儿。

“‘9·11’那天，您要是在美国双子大厦就好了，那飞机肯定撞不上！”虽然此前我并不认识白丽，拿不出真凭实据证明她给我带来的幸运，但我不能光傻坐在那儿忙吃喝，我觉得自己有义务从一个虚拟的角度探讨一种可能性。

“你还甭说，不少人都这么替美国人遗憾。只要我在，那场悲剧肯定不会发生。真的，你看我的眼睛，会刷刷刷地放电，恐怖分子也禁不住我的诱惑。”白丽边说边用眼睛做放电的示范。别人被她电得哈哈直笑，而我身上则起了一层厚厚的鸡皮疙瘩。

吃完了饭，白丽女士要求我送她回家，她老公十分高兴地表示赞同，并约其他各位朋友换个地方喝茶打牌。我很不自然地搀扶着处于半醉状态的白美女下楼。

白丽住的公寓与我们吃饭的酒店只隔着一条马路，距离不足一百米。白丽女士借着酒劲儿，不顾红灯禁行的提示，突然跑到快车道上，手舞足蹈地又唱又跳。这可把我吓坏了，我冲上前去一把拽住了她……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医院急救室的病床上，四肢和脑袋上缠满了绷带。白丽女士见我醒来了，一个劲儿地向我表功：“你说你多幸运，要不是我在你身边，你早就给轧成肉馅了。那辆车都撞报废了，你还能活着，简直是奇迹！而且，撞你的是一辆新款宝马，多有档次！我这个人就是旺友，总会给周围的人带来运气，这回你信了吧？”

当时，凭着我重度脑震荡的脑袋，觉得她说得有一定的道理。在我完全康复出院后，我瘸着腿一步一拐地走在路上时，又不时地怀疑白丽女士的说法——我因跟她在一起而发生了车祸，撞成了终生残疾，这怎么会是一种幸运呢？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若那天不是她在身边，我会不会一下子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呢？脑袋疼，想不通。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曹克俭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一定能获诺贝尔文学奖。但有个前提，你必须写出一部伟大的小说来！”

这句话对我产生了震撼，像一声炸雷在我的头顶暴响，我的两只耳朵轰鸣了好些日子。

魏子明当时就坐在我的身边，老曹说出这句石破天惊的预言时，他也听得一清二楚。但他的表情很不屑，没表示出一丝一毫的认可，竟贴着我的左耳朵打击我说：“老曹的话你也信？他当了一辈子的官儿，啥时讲过真话？”

那天聚会时，我们照例喝了酒。曹克俭也喝了，而且喝得还不少。他很给同学们面子，因为他端起酒杯时一再强调他平时滴酒不沾，原话说得很上档次：“我本来酒量就不行，况且身体还有病，为了同学这片情，今天不喝还不成！”说完便把一小盅酒一口干了。

“好诗！”有人为他说的顺口溜喝彩，并建议他把刚才讲的四句话收录入他的诗集。老曹多才多艺，业余有三大雅好：书法、摄影和写诗。已有多部装帧豪华的作品集问世。

正是从顺口溜谈到诗歌，最后落到小说上了。老曹知道我平时写小说，并夸我写得好。至于好在何处，他只字未提。领导抓大事，不拘泥于小节，他能当众说好，就相当于给我颁发奖状了。我心里很激动，心跳明显加速，心慌得如遭了抢劫，偷偷地往舌头底下塞了颗速效救心丸。

幸亏含了粒药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说不定会急急忙忙地随葛孝天提前离开人世。老葛是个急性子，遇事总爱往前赶，五年前就在公墓里抢了个狭窄的墓穴。

那颗药是我的救命星，因为曹克俭就在我吞上药丸的十秒钟后，预言我一定能获诺贝尔奖的。听到他说的前半句，我的脑袋就嗡了一声，至于他说的那个前提条件我并没在意。

魏子明认为老曹说的话不可信，其依据是老曹的身份是干部，而且任职时间长，差不多“当了一辈子的官儿”。“讲真话的人能当官吗？”这是老魏的口头禅。他最喜欢用疑问句表达自己的看法，属于明知故问型的狡诈。

“你不是也当过干部吗？”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言外之意是你说的话也不足信。

“嗨，我不是早就不干了吗？不干了还能说假话吗？”老魏又以问作答。

“你这是偏见！老曹也会有一不留神的时候，一句真话不说的干部太难当了，谁能做得到呢？再说，老曹今天喝了酒，酒后吐真言嘛！”我试图替老曹辩解，因为他说的话对我有利，至少是对我的莫大鼓励。

接下来，曹克俭借着酒劲儿连吐真言：“其实，诺贝尔奖也没啥了不起的。凡事儿都讲究个运作。不谋划，不运作，啥事也整不成，煮熟的鸭子照样能从嘴边飞掉。有些事情得抓早、抓住、抓紧、抓牢，抓而不紧等于没抓。这道理很深刻。我平常忙里偷闲写写歪诗，写诗的人都懂得这么句话，叫‘功夫在诗外’。你写小说也一样，得把功夫下在写作之外。比方说，你得打听打听谁是评委，然后做做工作。我帮你运作运作，把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洋人请来，到咱中国转一转，玩一玩，临走时打点打点。我替你安排，保管让他们个个喜笑颜开，冲着你把大拇指竖得高高的，满嘴都是‘verygood’。那奖要不给你，他都觉得臊得慌，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当然，咱不能光靠拉拉扯扯，还得有一两篇像样的东西，你得写一两本有质量的小说，就像我们常讲的那种‘鼓舞人’的作品，保管中奖……”

老曹那天显然是喝高了，说了许多掏心窝子的肺腑之言。原本这些话是跟我一个人悄悄说的，到后来他的嗓门越来越大，油光闪亮的大脸转向了所有聚会的同学，讲到激动处不仅拍疼了我的肩膀还拍翻了桌上的茶杯。他舌头磕磕绊绊、语重心长地谆谆教导我：“要写大题材，要写主旋律，要尽情讴歌和竭力赞美火热生活和先进人物。什么是火热生活？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什么是先进人物？就是我们这些社会中坚，就像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都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的，每个人的身上都有闪光点。不是因为我喝了酒眼睛花了，才觉得你们闪闪发光的。你们平常就发光，就一闪一闪的，只是缺少发现的眼睛。你要写，就写你熟悉的人和事，不要凭空杜撰，胡编乱造。要写实，要贴近实际，还有两个贴近，你比我更清楚……写我也可以啊！我这大半辈经历的事情太多了，我抽空专门安排时间跟你好好讲讲。说一说我的传奇经历，既有幸福而痛苦的童年，也有躁动不安的青少年，虽然没有“扛过枪、跨过江”，但也“插过队、下过乡”，读大学那几年就不用说了。这你都知道，咱们是同学嘛！毕业后这二十多年对我来讲，那才是波澜壮阔、起伏跌宕呢。想一想很有意思，差不多够得上可歌可泣了。这么跟你说吧，小时候哪部小说对我们的影响最大？当然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了，对吧，我没说错吧？奥斯托洛夫斯基那些名言谁不会背诵呢？不信，我背给你们听听——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老曹的声音因激动而颤抖，因感动而哽咽，我的眼圈湿乎乎的，用餐巾纸擦了好几遍。大家不约而同地为他鼓掌，只有魏子明斜楞着眼睛小声跟我嘀咕：“净他娘地装，绝对地人格分裂，精神分裂。”就为老魏的这句话，我差一点儿跟他翻脸。如果当时我把三叔家的那只狼狗牵来，一定让它咬断他的脖子。后来我又使劲地想，却总也记不起我三叔的模样了。过了些日子，我去医院里看我父亲时跟他提起了此事，我那九十多岁的老父亲说：“你哪有什么三叔？你奶奶只生了我这么一个儿子，剩下的全是丫头。”我父亲没当过干部，讲得应该是实话。

曹克俭在激动地背诵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后，又呼呼地喘了一阵子粗气，心跳总算趋于舒缓了。他接着又告诉我：“你就写我，连书名我都想好了。人家不是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你这本书就叫《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像姊妹篇一样，钱不成问题，我全包了……”

那次聚会后不久，我还真的着手拟了个提纲，老曹饭桌上的一番话，给我带来了莫名其妙的冲动。虽说我早已过了激情燃烧的年龄，但浇湿了的柴火同样承受不住烈焰的烧烤，至少会冒出一股股浓烟。我就属于被水泡过的木头，让老曹给点燃了。我想他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准备约他有空闲的时候，细细地聊一聊，听一听他那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老曹说的对，尽管我们是大学同学，但对他还是缺乏深度的了解，熟知并非真知，熟人也有陌生的一面……

就在我准备与老曹约定访谈时间的时候，老曹出事了。先是他的秘书被抓了，接着他的妻子跟着进去了。再往后，老曹被双规了。

开始时我根本不信，认为关于老曹的种种说法纯属谣言。老曹是什么人呢！我对他虽谈不上真知，但至少同学了四年。曹克俭大学时代就很正经，不说一句过头的话，不做一件出格的事。他怎么会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玩弄女性呢？绝对是无稽之谈，是不怀好意的空穴之风！

过了三个月，媒体公开报道了曹克俭严重违纪案情的调查结果，措辞简明扼要，行文笼统概括。总而言之，他因严重的经济问题和道德上的腐化糜烂被撤销了职务、开除了党籍和公职，并涉嫌违法而被移交到了司法部门审理。

一年后，曹克俭被判了死缓。这实在令我毛骨悚然，扼腕长叹。再后来，有人传说老曹试图以自焚的形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未遂！这一次我相信了。因为老曹在读大学时最喜欢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句名言是：“人的一生可能燃烧也可能腐朽，我不能腐朽，我愿意燃烧起来！”

脚不沾地的人

金波总在天上飞，越来越引起朋友、熟人和他太太的同情、猜疑、焦虑和困惑。

“别以为你是天使，其实你是个地地道道的鸟人”。偶尔陪他一起飞的哥们儿嘉君多次恶毒地调侃他。

金波没长翅膀，是位做生意的商人。坐飞机来来往往本无可非议，关键是他坐飞机上瘾，已变成了某种令人担忧的依赖症。

头一次坐飞机的奇特感觉他至今仍记忆犹新。先是有心疼的症状，昂贵的机票让处于艰难起步阶段的商人压力不小。若乘火车就便宜许多，省下的钱能买下两年都吃不完的大米。但时间来不及了，对方厂家约定的会面只有坐飞机才能赶到。接着是心慌和心跳，毕竟是第一次上天，那庞大的金属物体真的能平稳地飞上去吗？他甚至担心排在前面的人把座位给抢光了，因此还拜托先登机的一位老太太替他占个空位子。空姐十分轻蔑地笑着告诉他：“你这个人还真幽默！飞机上是对号入座，不卖站票。”他脸红了，尴尬地咧着嘴：“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如果没有空位，我就坐在飞行员的位子上。”空姐收起了笑容，留下一脸的愤懑与不屑：“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地方。你敢再胡说坐飞行员的座位，我就报警了。这是劫机恐吓。”

首次飞行给金波带来了好运，生意谈得成功顺利。从此以后，他每次出行只要能坐飞机，就绝不选择其他的交通工具。在天上飞来飞去让金波有了巨大的满足感和生意成功的幸运感。

飞机成了金波的迷恋与迷信，他与朋友谈论的逸闻趣事几乎都是机场和机舱里的见闻以及机上读物登载的故事。若干年前，坐飞机出差还是极少数人的偶然机会，他的家常便饭一般的乘机经历，赚取了不少朋友和熟人的羡慕和嫉妒，尤其是当他讲到空姐迷人的笑容和妩媚的体态以及对顾客体贴入微的精细服务时，总有一种暧昧的口气和神情。

时间久了，金波对飞机产生了依赖。他不再为了做生意而坐飞机，不管有事没事他总喜欢在飞机上待着，不停地在天上飞来飞去。坐飞机几乎成了他的生活目的。他觉得在飞机上吃饭，在飞机上睡觉比在家里舒服。躺在家里的床上，他整夜地失眠，只要一坐在机舱里，他便鼾声大作，像躺在母亲怀里般踏实，还能梦见儿时爬树偷杏吃的情景。

金波做生意赚的钱有相当一部分用于买机票了，剩下的那些积蓄也准备通过坐飞机的方式全部捐给航空公司。对此，航空公司也十分感激，授予他“金卡乘客”的尊贵称号。金波的口袋里有各大航空公司的金卡、银卡和钻石卡，随便坐哪个航班都能得到相应的礼遇和照顾，对于一年飞行60万公里以上的他来说，航空公司多做一点儿周到的服务是理所应当的。

上个月的一天，我给金波打了个电话，他的手机处于关机状态，不用说他肯定又在天上飞了。这些年，他不是在机场，就是在飞机上，偶尔会在去机场的路上。第二天，我终于拨通了电话。

“你在哪儿呢？”我问。果然不出所料，他答：“在哈尔滨机场呢！”“准备去哪里啊？”我又问。“还没想好呢，哪班飞机飞得早我就坐哪班。”他答。

“那就来北京吧，好久不见了，一起喝顿小酒怎样？”我建议道。

“好啊，我这就买票，咱们晚上六点见”。他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邀请。

我了解金波的习惯，他到哪里都坐不住，不可能停留很长时间。于是我把饭店订在了机场附近，约好了几个朋友，六点钟前赶到了那里。五点刚过我又给他打了电话，他的手机关了，肯定是在飞行途中。

六点半了，仍不见金波的人影，多次通话，手机也一直关闭。我们都饿了，只好边吃边等。等到了八点多钟，他仍未出现。我们又坚持了一会儿，多喝了瓶白酒。等我们买了单准备散去时，他给我打来了电话。

“你在哪儿？”我生气地问。

“在海南三亚机场呢！”他还嘿嘿地笑着。

“真能扯淡。不是让你来北京喝酒吗？”

“真不好意思。稀里糊涂地飞到了海南。”他歉意地解释。

“怎么会呢，坐错飞机啦？”我很不理解。

“不是，我本来买好了去北京的机票，是下午三点的，这是最早的航班。我一想要在机场里等两个多钟头，心里就起急。一看有一个航班飞往大连，马上就能起飞，我就退了北京的机票，改飞大连，想从大连转飞北京。到了大连机场再一看，去北京的航班得四点半起飞。我又急了，就买了去上海的机票。你知道，上海飞北京的航班半个小时一趟。我算了一下时间，六点赶到北京，从上海转机还来得及。到了上海机场才知道去北京的下一个航班晚点了，推迟起飞一小时二十分钟。我又急了，就搭乘飞往三亚的航班，那个航班不用等。没想到误了咱们喝酒了，真对不起。我正在预订下一个航班，明天一定到北京会合，我请你吃饭”。金波的语气十分遗憾。

第二天、第三天……一个多月过去了，他仍然没有露面，酒也就没能喝成，为了赶上这顿饭，这段时间他飞过昆明、腾冲、太原、乌鲁木齐、库尔勒、成都、长春、无锡、大庆、银川、呼伦贝尔、厦门、宁波……直到今天，他还在路上，为了能喝上我请的这顿酒而在各机场转来转去。

醉

我梦见我醉了。

我怔怔地瞅着我的背影突然大笑起来。背影摇摇晃晃，在狂风中东倒西歪。我想搀扶我一下，被我骂骂咧咧地推开了。

我嘎嘎地笑了起来，笑弯了腰，又双手捂着肚子，蹲在了地上，我被我的笑声惊醒了，擦了擦眼泪，才意识到自己在做梦，梦里醉了。

我咽了口唾沫，喝了口滚烫的开水，喉咙火辣辣的疼，我又舔了舔嘴唇，粗糙而干涩。我渴，想喝水。“去，凉水，加冰块。”我命令着，没有回应。我翻了个身，借助自由落体的胳膊和大腿去唤醒贪睡的老婆。还是没有回应，只有胳膊和大腿砸落到床垫上沉闷的回声。

她去哪儿了？这个女人就是一根筋，天不亮就去挤公交车上班了，她们公司的老板是个变态，每天盯着员工打卡，只要迟到一分钟就堵在门口，指着员工的鼻子破口大骂，并把唾沫啐到迟到者的脸上。接下来的几天他又会追着向对方下跪道歉，恳求受辱的员工也朝他的脸上吐痰。我老婆不怕他骂，却怕他骂了之后的下跪掌脸以及其他种种令人反胃、惊悚的道歉和忏悔。她从未迟到过。

一想到那个变态的老板，我又迷迷糊糊地走进了沙漠。一群阿拉伯人穿着白白的长袍，依靠在跪卧的骆驼身旁，叽里呱啦地说着汉语，腔调透着怪异，但谈论的内容我都能听懂。我想用同样的腔调向他们讨口水喝，但说出来的话却让阿拉伯人大吃一惊，因为我想跟他们做笔大生意，打算把沙漠里的沙子卖给他们。他们跟我讨价还价了好一阵子，最后异口同声地发出了一个怪怪的声音，我懂了，那是不同意的意思。我只好无偿地把那无边无际的宝贵沙子送给了他们，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必须给我弄点儿水喝。一位蒙着面纱的阿拉伯美女，从一头骆驼身下挤了几滴奶，用手掌心接着，伸到了我的脸前，我扫视了一圈斜靠着骆驼席地而坐的阿拉伯男人们，舔了舔女子的手掌，很烫，那奶汁像铁水一样，灼得我嗓子一阵剧痛。我忍痛问了句：“你们要毛片吗？特别刺激！”话音刚落，他们便连同沙漠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又醒了，嘴里灌进了沙子一般难受。我喃喃自语：“你们看黄碟毛片吗？”

小杜的傻大哥就是这么问警察的，结果因祸得福。小杜的哥哥有点儿智障，一度受人唆使和雇佣去街上卖成人黄色光碟。每天能挣五块钱。他没看过光碟，并不知道这玩意有多刺激。一天夜里，他喝了酒，路过灯火通明的派出所便兴致勃勃地走了进去，冲着警察推销从怀里掏出来的货物：“你们要毛片吗？特刺激，特清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想而知。等他醒来时，眼角、嘴角和脾脏都裂开了，打掉的十颗牙只找到了九颗，另一颗居然钻到了气管里，差一点儿把他憋死。算这小子命大，经抢救只瘸了条腿。若不是因为他有智障，派出所揍了也是白揍。所以，傻人自有傻福，经记者、律师和网民的共同努力，他最终获得了赔偿，每月可领取200元的残疾补贴，直到死亡。

黄碟毛片？小杜的大哥？自然又想起了小杜。我摸出了手机，显示出了十几个未接来电，先不管它，我得给小杜打个电话，他是我的好哥们儿，让他给我弄点儿水喝。

“大哥，你还在喝酒？我的天呢，你太厉害了。”小杜的声音有着相当成分的惊讶。

“喝啥酒？尽瞎说，我刚睡醒。”尽管我的嗓子很痛，我还是提高了嗓门。

“没喝酒？那你在哪呢？”小杜好像不信我的话。

“在家里呗，我正躺在床上还没起来呢。你嫂子一早就上班了，就我一个人在家里，渴死我啦。”我的确渴得要命。

“你确定？你昨天夜里还在北京呢，你啥时回到哈尔滨的？”小杜问。

“北京？我在北京？”我有点儿迷糊。

“可不是呗？你昨天去的北京，下午我去机场送的。你没事吧，大哥？”小杜有点儿摸不着头脑。

“噢，噢，我脑袋有点儿乱，好像有那么回事儿，等我捋捋。”我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抬头四处看了看，这房间显然不是家里的卧室。

“大哥，你捋出个头绪了没？”小杜在电话里焦急地问。

“那么说我昨晚喝酒啦……”

“那还用说，肯定的，必须的，明摆着的。”小杜把话头抢了过去。

“你怎么知道的？”我有气无力地对着电话。

“大哥，看来你真喝高了。你夜里两点多钟给我打电话，叫我开车去饭店里接你。我问你在哪儿，你告诉我在八达岭附近。我说那肯定来不及啦，我在哈尔滨呢！我还问你是不是喝高了，你说没喝多少酒。我又问你在干啥呢，你说正跟领导推销毛片呢……”

我脑袋里一阵晕眩，又迷迷糊糊地走进了沙漠。

通向财富之路

金虎答应事成之后送我一支金笔，“纯金打造的，重量不小于十公斤，拿不动没关系，就摆在你的桌子上，看着养眼。”他诚恳地劝我接受，并为此又和我干了一杯。

那天晚上，按金虎原先的打算是想替我镶一口金牙或送我一双金靴子，就为这，我们俩争吵了起来，又多喝了整整一瓶白酒。我不稀罕他的馈赠，镶金牙、穿金鞋太不雅观了，与我的身份不符，我不能让步，就跟他吵了起来。饭店里的服务小姐怕我们动起手来，还善意地劝了几句，说项链和戒指她最喜欢。金虎说：“你把电话留给我，到时候我给你拎一袋子过来。”

六年前，金虎送给我一盆色彩鲜艳、形状奇特的珊瑚盆景。那时候他的生意在海上，常在大洋里漂。具体做什么我没细打听，好像与捕捞、运输和走私都有点儿关系。只记得他曾去过冲绳美军基地和亚丁湾，这两个地方比较敏感，所以我印象深刻。朋友圈子有人喊他“海盗”，不知是指他的实际业务，还是冲着他的长相。他脸上确有一道疤痕，但分不清是刀砍的还是狗咬的。他似乎还干过一段打捞海底文物的营生，因为他送过我一只破碎的瓷碗，上面长了一层硬硬麻麻的贝壳类的东西。他说这是他亲自钻到水下挖出来的，送给我格外有意义。

三年前，金虎又把一块“煤精”摆到了我的面前，还雕成了一只乌鸦的造型。他说乌鸦好，在外国人眼里是吉祥鸟，现在我们与国际接轨，得跟老外信一样的东西。我笑着点头附和并接受了他的好意。他告诉我这两年不在海上漂了，登陆开煤矿了，生意很火，钱赚得堆成了山。他说黑粉和白粉一样，都是现金交易，成麻袋的钞票他懒得存入银行，就堆放在一个隐秘的仓库里，他没事的时候最喜欢在那钱山上爬来爬去。“你知道吗，钱币堆在一起散发出的气味是一股股恶臭，熏得脑仁疼，我现在已经习惯了，那味道叫我兴奋。”金虎连这种话都跟我说，可见我俩的关系非同一般。

我和金虎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交往已有十多年了。刚认识他的时候也是在饭桌上，他当时就很有钱，但表面上看不出来。半斤酒下肚，他跟我聊起了文学，还提到了三位作家的名字：萧红、钱钟书和马克·吐温。这让我多少有点儿刮目相看。当时我遇到的人没有说不爱好文学的，但让他们举个例子，说几个作家或一两部作品的名字，他们就尴尬地表示记忆力不好，看完就忘了。金虎竟然能一连串说出三个作家，而且还准确无误地告诉我马克·吐温不是中国人。我有些猝不及防的惊慌，连忙向他敬酒表达我的钦佩。金虎十分低调地谦虚着：“哪里，哪里，一般一般。我还知道勾股定理呢！小学时我的‘小九九’背得滚瓜烂熟。但我直到现在还是搞不明白宇宙大爆炸到底是谁干的。”

金虎是个讲信用的人，说过的话或答应的事儿都会有着落，不管你是否当真，他总是实实在在的。酒桌上承诺给我的十公斤重的金笔也不是戏言，因为他正筹划着开一座金矿，而且已经取得了探矿权。

探矿权三年过期，许可证上标明得清清楚楚。金虎决心半年内要探明储量并完成全部地质资料，他凭借的知识支撑主要来自于他熟悉的勾股定理和尚未搞明白的宇宙大爆炸理论。说干就干，金虎雷厉风行，雇用专业队伍往地下钻眼，又聘请更高明的专家分析岩芯的矿物成分，每隔几天就给我打电话，报告工程进度。说是岩芯的颜色开始淡淡地泛黄了。我不懂岩金开采的技术和含金量的测定标准，但我总觉得金虎看到岩石变黄的说法是爱好文学所致，想象的作用占了上风。因为我听金虎的朋友说，探矿的风险很大，据他们了解，那里的地质状况不很理想，金虎可能被忽悠了。我也替他捏了把汗。

又过了大半年，金虎没有跟我联系。我开始相信了朋友间的传言，金虎的投资出了问题。我的金笔化为乌有了，尽管我压根儿就没指望过，却又感觉受到了损失。

那年的正月十三，金虎忽然打来电话，说是到了我家楼下，要到家里坐坐，给我拜个晚年。我连声说着欢迎欢迎。

一年多未见面了，金虎的头发秃了许多也白了不少。他屁股刚一坐下，就把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推到了我的眼前，“太忙了，没工夫给你专门做支金笔。这些项链、手镯、戒指你先拿着，送送人挺有面子的。”我打开一看，黄澄澄的一堆，足有二三十件。我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一个劲儿地摆手，一连说了几十个“不”字。

“没事儿，我发财了。这是小意思，答应过的，你别见外。”金虎点了根烟，急促促地吸着。

“采着金子啦？”我兴奋得半信半疑。

“采着了。”他长长地吐了口烟雾。

“产量大吗？成色如何？”

“大。成色很好，不信你用牙咬咬，绝对四个九。刚开始总也钻不到金矿层，我死的心都有了，本想扔了算了，那两千万就算打水漂玩了。后来一咬牙再坚持一下，你猜怎么着，一下子钻到了地下金库里，打出来的金是成品，包里这些项链、戒指、耳环都是一天挖出来的。哈哈哈，人要是走了运，谁也拦不住。”他笑得眼泪直淌。

金虎就是这样一个有财运的人，也是一个要强好胜、信守诺言的人。

过了几天，我从晚报上看到了一条触目惊心的长篇报道，金虎所在的那个市最大的一家黄金首饰专卖店被盗，店主损失惨重，用记者的话叫“洗劫一空”。原来，盗匪从街对面一间废弃的拆迁房里，开凿出了一条通向金店的地道，长达200多米，钻透店铺厚厚的水泥地面，把店内和库房的所有商品全部运走了。警方称，这是该市乃至全国史上最大金店盗窃案，目前案件正在侦破中。

这件事搅得我心神不宁，每天折腾着把那包项链、戒指和手镯东藏西藏的，累得我瘦了两圈儿，并越来越相信那条通向金店的通道是我一镐一锹挖成的。

上火

当年大学毕业时，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幸灾乐祸地向我表示慰问和同情。他们不顾我内心的痛楚和脸上僵硬的苦笑，残忍地与我热情道别：“再见了，老朱，想开点儿吧，干啥都是一辈子！”“老朱，真没想到，这事儿怎么会落到你头上，忍几年，我们想法把你弄出去！”“嗨，其实也没啥，都是命运的安排。咱班主任余老师不是干得挺好嘛！”

同学们的安慰与鼓励均出于同一个目的：往我的伤口上散盐，往我的眼睛里揉辣椒！他们想听到我撕心裂肺的惨叫和滔滔不绝的泪水。我强忍着，一声不吭地微笑着。不就是留校工作嘛，又不是留级蹲班。“要是留级就好了，总有毕业离开那一天！留校任教可就没指望了，相当于判了无期！”班长看出了我的心思，无情地把烟头上残留的那一点点希望的火花用脚后跟狠狠地碾灭了，还往上吐了口唾沫。

我的确有些绝望。都说大学是加油站，没有哪个开车的司机会因为去加油而被永远地留在那里。

“开自己的车，让别人加油去吧！”我就是同学眼中的那个“别人”。做学生时，谁都知道学校不是久留之地，没人会把旅途中的客栈当成家！我从入大学的第一天起，就每天数着日子，时刻准备着离开它。正因为终归要离它而去，所以学校生活才变得可以忍受。刚熬到大四，我就早早地把闲置不用的被褥、衣服和书籍等统统打包邮回了老家。人末毕业，心早已飞到了海角天涯。

当班主任余老师在全班毕业方案发布会上宣读每个同学的工作去向时，大伙儿的面部都紧张得变了颜色并渗出了细细密密的汗珠。每念一个名字，教室里就寂静得如无人一般。等工作地区和单位念完后，立即一片骚动。有尖叫的，有拍掌的，有呻吟的，有手舞足蹈的，有捶胸顿足的，有泪流满面的，也有神情麻木、无动于衷的。终于听到了我的名字，心里一阵狂跳。平时笑容可掬的余老师，那天一脸严肃，犹如一块冰冷的黑铁板。我的嗓子眼儿发干，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老师的嘴形是海南、广州、上海、北京、大连，还是青海、新疆、西藏？老师明显在吊我的胃口，她抬眼瞄了我一下，然后紧皱着眉头，清了清嗓子，一字一句地念道：“朱定同学，分配地点北京，具体工作单位为京城大学，即留校工作。”话音落下，教室里死一般的寂静。足足过了几十秒钟，全场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和笑声，我几乎像被雷劈了似的，呆坐在那里脑子一片空白。

“祝贺老朱！”同桌的卢运来边鼓掌边用胳膊肘捅捅我，我木呆呆地站了起来，僵尸般地转动身子向那些幸灾乐祸的同学们表示谢意。

“朱定啊朱定，真是命中注定啊！”余老师的脸上绽放出了往日的笑容，也跟着鼓掌。

就连刚才抽抽搭搭的女同学琼花也破涕为笑了。她是海南人，由于在校期间与班上一位来自于东北大兴安岭的苏文忠谈恋爱而被分配到了哈尔滨。这不是出于照顾，而是一种变相惩罚。因为苏文忠被派遣到了琼州半岛。

“老朱，说真的，你当初真不如主动要求去青海支边，总比留校强！”老卢心疼我。

“我要求啦，不过我申请去的是西藏。”我有气无力地申辩着。

“你没问问余老师为什么非得把你留下，你既不是班干部又不是学习尖子？”琼花也来关心我。

“谁知道呢，老师说这是组织的决定。”我无奈地叹着气。“组织”“上级”“领导”之类的抽象概念很让我们畏惧，不敢细究。

“没关系，老朱，先混两年。等我到了单位再找找人想办法把你给弄出去。”班长拍拍我的肩，真诚地安慰我，给了我最后的希望。他分配到国家计委工作，估计会有办法。我泪眼朦胧地冲他直点头，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就这样，我眼睁睁地看着全班四十位同学欢天喜地、连蹦带跳地离开了校门，自己心灰意冷地到校部机关报到。我的具体工作单位是学生处，并兼任经济系的新生班主任。

实在是报应。我上班的第一天所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跟着副处长满校园里去纠查那些“勾肩搭背”、“搂搂抱抱”、“腻腻歪歪”、“贴脸啃嘴”的有损于大学生形象的越轨偷尝禁果者。这四个字一句的行为描述，是我的主管处长对需要加以纠正的不端行为下的定义。而这种不光彩的举止，一般不会发生在大庭广众和光天化日之下。因此，我们要想取得工作实效，就必须钻树林、走小径，把目光集中在犄角旮旯和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一个上午下来，揪出了七八对男男女女，转业军人出身的副处长非常得意，回到办公室他一手拿着违纪情况记录本，一手捂着下巴（这是处长在“执法”时被一个女生给挠伤的）龇牙咧嘴地对我说：“晚饭后再去巡查一遍，会抓得更多。”我的脸火辣辣的，估计比猴屁股还红。整个上午，我紧躲在处长的身后，尽量压低帽子，生怕学生认出我来。这叫什么事嘛，干点儿啥事不好，尽整这些没用的。我后悔当初没有写血书坚决申请到西藏、青海支边去！

“男女同学之间应保持适当距离，具体说来应该是半米，即30公分以外，也就是说大于或等于30公分，最好是超过50公分。小于30公分，就容易产生不良后果，就有图谋不轨的嫌疑。有什么必要靠得那么近？30公分以外，到两米左右最适合交流思想，丝毫不影响相互请教问题。间距小于30公分，就是说悄悄话，就鬼鬼祟祟的，跟特务接头说暗号差不多。同学之间，有什么话怕旁人听见？肯定是谈恋爱嘛！我们要防患于未然，不要等两个人手挽手、脸贴脸、背靠背贴到了一起时再去纠正。要及早提醒、提前警告，凡在操场、路上，包括道路两侧和花园里的长椅上，只要发现有距离小于30公分的就要提个醒，防止他们动手动脚或搂抱在一起……我们要瞪大眼睛。尤其是朱定同志，不能有畏难情绪和不好意思的心理。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对青年的关心，是对未来负责，是替他们着想。他们可能一时不理解、想不通，但我相信他们以后会理解并会感谢我们的。我们要以对新时期大学生高度负责的使命感，抓好这项工作。国有国法，校有校规，对于个别屡教不改的同学，要给予严肃处理……”每次巡查前，副处长总要对我和另一位同事高谈阔论地训一番话，他一张嘴总是先喊一声“同志们”。有几次与我结伴的那位同事因母亲住院而请了假，副处长面对我一个人训话时，也忘不了先称呼我为“同志们”。

这项轰轰烈烈的专项治理工作搞了不到两个月，就在学生们的一片声讨和嘲弄声中草草结束了。副处长在此期间有三次与男生撕打一团，衣服和脸皮均受到轻微的损坏。他的自行车胎被划破过多回，后来整个车子不见了踪影。“工作的成效是显著的，成绩是主要的……”副处长在总结时嘴还很硬。事实也的确如此，从那以后，校园周边的公园、居民区和废弃的厂房等，到处都能看到一对对大学生们浪漫的身影和场景。若干年后，那里还诞生了情侣一条街。

在我苦闷彷徨的职业生涯初期，我一直以我心目中最敬仰的班主任余老师为榜样，努力争当一名像她那样优秀的人。余老师那时年近五十，教政治课的同时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她一脸慈祥，属于我们全班同学共有的妈妈。四年间，她至少挽救了班上三位同学的生命。一位女生因失恋在先吞服了十几枚大头钉之后，找班主任借绳子要上吊，余老师坚决不借；另一位男生正准备跳楼之际，被余老师大骂一声给拽了回来：“要想死从十层往下跳，这是一层，万一崴了脚够你受的！”还有一位深更半夜得了急性阑尾炎，余老师及时赶到了校医院，就在大夫正准备给他动刀子的关键时刻，余老师又大喝一声：“把刀放下，你也敢做手术，就凭你在五七干校学了两天兽医就敢冒充外科大夫？你忘了，我就差一点儿死在你手里。快转院！”于是救了我同学一命。这些先进事迹经过适当的加工之后，在报纸上发表过，余老师因此被评为市里的优秀班主任，同学们都为她感到骄傲，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我。

我读大学时非常不显眼。走路爱低头看脚且只贴着墙根儿走。上课时只要能占到最后一排靠角落的位置就绝不去别处露脸。只要可以选择，我就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除本班一部分同学认识我外，几乎没有人知道我姓甚名谁，来自哪里。我超乎寻常的谨小慎微一度引起了少数班干部的注意和警惕，他们甚至对我的身份和行踪产生了质疑。从给我起的绰号上，就能判断出他们内心的焦虑。班长曾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戏称我为“小特务”，团支书把我比作朝鲜经典反谍影片《看不见的战线》中的反面人物“老狐狸”，还有几位说我特像“侦缉处长”。最后，他们嘻嘻哈哈地统一了口径，基本上都喊我“看不见”。这个绰号比较独特，他们颇为得意地作过阐释，说这叫双关语，一是指我高度近视，二是暗示我的行为举止像是在隐藏领域即“看不见的战线”从事地下工作的特工。如同我平时的一贯表现，我并没有在意和计较他们对我的负面定位，当他们拍着我的肩膀，亲昵地喊我“看不见”或“老看”时，我总报以四季不变的微笑。后来我才逐渐明白，我那与生俱来的笑容，被多数人误读为淡淡的讥笑。老卢曾经告诉我：“你睡着了脸上还挂着那该死的冷笑！我几次都想朝你的嘴角狠揍几拳，让你把那一年四季都挂在脸上的蔑视一切的表情老老实实地收回去。”我为此沮丧了好一阵子，曾多次对着镜子自审过，但那被误会的神情和笑意无法彻底根除。

有一点我至今仍颇感欣慰。在大学读书的四年间，我从未因为个人的任何小事麻烦过班主任。我没打过架，考试没作弊，没有因失恋（我压根就没谈过恋爱）或家庭生活困难而寻短见。偶尔伤风感冒了，顶多自己跑到校医院拿点儿药，根本不会想到去找班主任帮助。我从未意识到班主任余老师对我有什么用途。

可余老师显然不这么认为。一天，她约我到教学楼西侧的核桃林里。那是北方的秋天，空气中弥漫着丰收的气味，核桃树下散落着不少夭折的果实。余老师示意我坐在她对面的石条长凳上，开门见山地说要跟我谈谈心。

“谈谁的心？”我腼腆地小声咕哝着。

“用不着大声嚷嚷，随便聊聊。”余老师厌烦地皱着眉头，她嫌我的嗓门太高。

我无语，低头用脚去屠杀地上的蚂蚁。

班主任清了清嗓子，却没有开口。

我聚精会神地欣赏那四处逃散的小蚂蚁，残忍地堵住了它们的退路。

尴尬与腼腆是传染的，我瞥了一眼余老师，她脸上的表情也不大自然。

“你别总低着头，跟犯了罪似的，谈谈心、聊聊天有那么难嘛！”她这么说，不知是责怪我，还是自我鼓励。

我仍然一声不吭。

“听班里的同学说你这个人很不合群，对集体从不关心，自我封闭得很厉害，这可不行啊！你要改一改这些毛病，这毛病可是致命的。人不能脱离社会和集体而独往独来。那是不道德的行为，不参加集体活动就是不道德的。我们奉行的是集体主义原则，绝不允许个人主义大行其道……”她越说越激动，越激动逻辑就越混乱。她还结合自己半辈子珍贵的人生经历，论证了许许多多抽象的特大道理。说到动情处，她多次掏出手帕擦试着眼泪。我被她感动得差一点儿笑出了声，双手交替着使劲掐虎口、掐大腿，终于遏制住了几近喷发的爆笑。

余老师说累了，精疲力竭地叹着气，还不时地摇摇头。临了还关心地问我学习和生活中是不是有什么困难。我也摇了摇头。她最后得出了结论：“你这个人很自卑”。她又问我是不是很害怕。我点了点头，她又得出结论说：“你的确很自卑，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自己也承认了。”她开导我说：“自卑的人容易害怕，而这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自己自卑，不敢面对自己的害怕。害怕也许是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因为马克思或者列宁说过，‘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插了句嘴：“我不怕鬼敲，但怕您找我谈心。”她敏感地笑了两声，很大度地告诉我：“我也不愿意跟你谈心，没办法，这是班主任的职责，要了解每一个同学的内心世界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这就叫‘有的放矢’。”我很感激地凝望着她，深情而诚恳地说：“谢谢老师！”她并没有全盘接受我由衷的谢意，冷冷地甩了一句：“我就知道你不是真心的，你那讥讽的笑脸暴露了你的虚伪。你好自为之吧！”我铭记了班主任的教诲，一直好自为之，在我担任班主任后，从不敢主动找学生谈心，以解决他们低头走路而导致的自卑问题。

然而，我留校了，做了和余老师同样神圣的工作——为学生成长和成才浇水培土修枝剪叶并保驾护航。每当偶尔在校园里与我当年的班主任相遇的时候，我都会像一只小松鼠一样兴高采烈地蹦跳过去，又像一条小宠物狗似的在余老师面前摇头摆尾，向她请安问好，说一些后生晚辈该说的乖巧话。余老师每次都十分高兴，并不失时机地循循善诱，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切入我的具体工作，给了我不少鼓励和指导。但每次总叫错我的名字。第一次我以为是她的口误，不好意思更正。接下来的若干年，她一直将错就错，把我当成了班上的另一位同学牛仰哲，这让我一次次受刺激并逐渐伤心起来。

后来我分了房子，住在余老师同一幢楼内，这使我有了更多的机会与她见面。逢年过节，我还会拎上点儿水果和鲜花去家里看望她。她仍然那么兴致勃勃，跟我有说不完的话，临走时，一如既往地把我喊成了牛仰哲。我脸皮薄，几次想纠正过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有一年中秋节，我在外地出差，只好托一位同事帮我给老师送上月饼和花篮，并在花篮上写上我的贺卡，署名为“您的学生朱定”。结果同事打电话告诉我：“余老师把月饼和花篮统统给退了回来，理由是礼物送错了，她的记忆中没有这么个叫朱定的学生。”我尴尬地想了想，然后请他把贺卡的署名换成牛仰哲再送一次，余老师欣然接受了。

再往后，余老师每次见到我都热情地打招呼，还关切地问我为什么胖了或瘦了或黑了，但她依然叫不上我的名字，而且也不再把我当成当年那个油嘴滑舌的牛仰哲了，她几乎把我认作是全班的任何一名男生了。早晨在过道里碰面时她管我叫张二可，下午在院子里遇见时又喊我为王大刚，不管喊什么名字，都没超出我班同学的范围。从八年前开始，她又把我误认成班上的女同学了，多次用女生的名字称呼我。我不仅伤心，而且沮丧，继而焦虑恐惧。就像那年春节，我母亲把我当成我大哥一样，让我心里发毛。自己的母亲年龄大了，儿子又多，容易一时犯糊涂。可我那敬爱的班主任余老师绝对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有一年，我的叔叔就曾经问过我：“你跟叔叔说句实话，我是个精神病吧？这些年我是不是一直不正常，你们都瞒着我，不肯跟我说实话？”当时差一点儿把我的神经吓紊乱了，我张口结舌了好半天，才缓过神来否定他的疑问。如今，我又遇到了类似问题。于是，我决定澄清这个困扰我多年的疑惑。

去年的教师节，我跟往年一样带上水果和鲜花，叩开了住在同一幢楼房里的余老师家的门。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年后，她和丈夫钟老师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韩剧。我的到来，令她老两口兴奋不已。不仅给我倒了茶，余老师还颤颤巍巍地给我削了个苹果。我坐下后，便与她聊起了往日的同学。与前些年一样，余老师如数家珍地回忆起三十年前的那批风华正茂的学生给她带来的点滴快乐，回放着班里当年的每一个细节，尽管这些细节老师跟我重复了许多年，但我还是记不清或无法判断那些事情的真实性。余老师把每个同学都念叨了一遍，唯独没提到我这位近在咫尺的学生。我无法保持沉默了，鼓起勇气问：“余老师，咱班朱定同学当年在班上的表现您肯定记得吧？”余老师诧异地看着我，摇着头说：“咱班没有叫朱定的同学！”我提醒道：“有，绝对有。他是辽宁来的，和您还是同乡呢！”余老师坚定地否认：“没有，绝对没有！我是班主任，我能不清楚吗？再说，辽宁籍的学生只有一个女生，叫蔡叶。绝对没有叫猪头猪腚的。”

我快瘫了，坐在那里心慌口干。难道我会冒充吗，难道我做了四年的梦？难道她得了失忆症或老年痴呆？不会的，二十多年前她就把我当成了别人，而且，她怎么会记住其他同学单单忘了我？不行，我不能就这么平白无故地从班主任那里蒸发了。我继续唤醒她尘封已久的记忆：“余老师，你还记得有个男生长着一米八几的大个子，透着阳刚之气，面部棱角分明，浓眉大眼，相貌出众……”“你别说了，那是李立山。”我又泄气了，我本来想趁机美化自己，边说边比画，“不是李立山，还有一位，不光浓眉大眼，而且虎背熊腰……”“那不长成了怪物了？咱班不是动物园。”余老师边说边捂着嘴呵呵地笑。“嗨，我不是说怪物，我是说男生。那个男生学习成绩拔尖，门门优秀，而且擅长排球、篮球、足球和铅球，每回校运动会上都给咱班夺回金牌。”“噢，我想起来了，那是牛仰哲。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全班数他的综合素质最高……”“我不是说牛仰哲。”牛仰哲身高刚过一米五，走哪儿都怕人踩着，他不仅长得矮小，而且学习成绩一塌糊涂，全班唯一补考三次才勉强毕业的差等生。“这么说吧，我再说一遍。这个男同学品德高尚、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做的好事多如牛毛，数也数不清。他救过落水儿童，抓过行凶歹徒，帮过孤寡老人，多次无偿献血，谁见谁夸，是全校学生学习的榜样呢。”我越说越激动，干脆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手舞足蹈地跟余老师作起了先进事迹报告，反正她也不认识我，我就没必要找回曾经的真实的朱定了，“这么说吧，要是在战争年代，他很可能就是董存瑞、黄继光、张思德，放在和平时期他就是活着的雷锋啊！”我被自己臆造的英雄形象感动了，两眼噙着泪水，声音颤抖着恳请老师作证：“这个人难道您忘了吗，他就是你的学生朱定啊！”余老师胆怯地盯了我好一阵子，面带愠色地张开了嘴：“你说的那种假典型，我当班主任期间从未树立过。”我绝望了，喉咙里火烧一般灼痛。从此，我的嗓子坏了，发出的声音干涩沙哑。

不久前，全班同学搞了一次入学三十年聚会。同学们多年不见偶尔相聚，激动异常。彼此问长问短，关心备至，有说不完的话。轮到我发言时，枯涩沙哑的嗓音时断时续，急得我一脸绯红，满头大汗。老卢打趣说：“想当年老朱别的不行，但嗓门之大没人敢比，外号‘大喇叭’、‘报警器’。有一回学生宿舍搞消防演习，老朱负责喊了一声‘着火了，快跑！’就这一嗓子，连隔一条马路的服装厂的职工都跑了个精光。那次演习造成的损失不亚于真正发生一场火灾，光摔伤和踩伤的师生不下二十多位，其中一半都住了院。嗨，这副金嗓子如今怎么变成了破沙锅，真是报应啊！”

于是，我不得不讲起我与班主任余老师之间匪夷所思的故事，并请求同学们帮忙，每人给我写个身份证明。大伙儿捺着性子听我说完，除了嘻嘻哈哈地骂我胡说八道外，还怀疑我嗓子的毛病影响了我的脑子。我急忙扯着嗓子向他们解释，并以班长的人格担保发誓说，我所讲的一切都是真真实实的，没有一丝一毫杜撰和臆造。他们笑得更欢了，简直乐翻了天。不少同学笑倒在了沙发上，还有两位女生捧着肚子跪在地板上，差一点儿露出了屁股沟子。有人说老朱太能恶搞了，能编出这么个无厘头的笑话来。还有人喊：你太没良心了，我们每次去看余老师或给她打电话，她都没完没了地跟我们唠叨你，说朱定这些年可出息了，逢年过节总去看她，还经常送些吃的用的，把你夸得跟一朵向日葵似的，让我们羡慕嫉妒恨。你还觍着脸说老师不认识你。

“你们说的是真的吗？”我两眼木呆呆地恳请他们说实话，别糊弄我。

“那还有假！骗你也占不到便宜！”牛仰哲那天也来了，他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我前些日子还给余老师打了电话，不过她除了夸你，还替你担心呢，说你啥都好，就是不如以前谦虚了，有时还真以为自己是英雄模范活雷锋呢！”

那次聚会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这段时间我的精神越来越恍惚。我有时甚至会掐自己的大腿或抽几下耳光，以判断自己是睡是醒。我确实搞不懂，余老师为什么二十多年一直当面把我喊成别人，而当着别人的面又能记起我的名字？我是精神病吗？像我叔叔当年问我一样？同学们联合起来骗我吗？也许老师根本就没跟他们提起我？我很上火，很纠结，这事闹得我时常睡不好觉。干脆我把它写下来，供那些与我有同样遭遇的人或心理学家们参考吧！

圆周率

他是个天才，能一口气背下圆周率小数点后面的120位数字，而且不受刮风下雨坏天气的影响。

同学们因此尊称他为“大派”，取圆周率“π”的谐音。“派”有帅气、风度和强力的意思，部分相当于今天的“酷”，是个褒义词。夸谁有派，那是非常有面子的评价，跟胸前戴上大红花一般。

当初的校长是教数学的，在他眼里大派是自己贯彻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而取得的丰硕成果。每当有重大活动或重要场合，他都不失时机地把大派同学推到台上，当众背诵长达120位以上的圆周率。一般同学只能记住十几位。个别人不服气，试图打破大派的记录，以取代他在校长心中的特殊地位从而获得相应的荣誉，但全都以失败告终。当背到30位左右时，便开始面红耳赤翻白眼了，嘴里冒出来的都是胡言乱语。校长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横格纸，那上面的一长串数字拐了十几个弯儿，谁也别想蒙他。只要一卡壳，他就不耐烦地喝斥道：“下去吧，别逞能了，你不是那块料！”

大派是校长的宠儿和宝贝。他为校长争了不少面子，自己也得了许多奖状。不管是上级检查，还是兄弟学校来观摩学习，大派都能派上用场，沉闷的会场会因此而响起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大派瘦黄的小脸在那一瞬间泛出了红亮的光，腼腆地鞠躬敬礼。走下台时，校长常会拍拍他的脑袋，骂一句：“不错、不错，小兔崽子还真有尿！”

大派的表演机会越来越多，连出早操、升国旗都要让他站在前面背一遍。学生宣传队去农村、工厂、街道演文艺节目时也把他带上，像唱歌似的来上一段，把贫下中农和革命职工搞得一头雾水。后来，教语文的刁老师对此提出了强烈质疑：“背那玩意儿有啥用？谁也听不懂，又搞不清他背的对还是错。再说一个‘π’又没有政治内容，有什么教育意义？”校长反驳时情绪很激动：“怎么没有意义？我这个‘π’是革命派，小数点后面的数字越多，就说明革命的群众越多。”刁老师没敢再犟嘴，回到班里开始强化学生背毛主席语录。不出一个月，有位同学就能背诵二百多条完整的最高指示。他把这位同学叫到校长那里，当面背给他听。《毛主席语录》整本一字不落，从太阳当头的晌午一直背诵到日头西下，听得校长坐立不安，背着手在教室里来回踱步。临了，他没有表扬同学却指着语文老师的鼻子大喊大叫：“老刁，你这是啥意思？想当校长你直说。你凭啥折磨这些学生？”话一出口，祸从天降。校长不仅被免了职，而且被五花大绑地游街批斗，最后给关进了监狱。刁老师真当上了校长，大派也从“革命派”变成了“反动派”，不再敢叨叨咕咕地背什么“山巅一寺一壶酒”之类的黑话咒语了。

过了四年，中国发生了大事。校长官复原职，刁老师写了数十遍检讨书后继续教语文课了。大派初中毕业时到郊区插队了，因为能背圆周率而远近闻名的他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夏天没事的时候，村里的不少年轻人会围坐在月光下的草垛旁，听大派背那一长串没有尽头的枯燥的数字，让他们感受什么叫“无穷尽而又不循环”。村长的老闺女对大派由钦佩而生爱慕，除了以身相许无法表达她对于圆周率的无限想往。他俩结了婚，生了一对双胞胎。从一岁半开始，大派就正式地教他们默背数字。

去年，在一次初中同学的聚会上我见到分别三十多年的大派。他的脸色依然灰黄，头发掉了一多半，剩下的也全白了。但只仔细端量，仍能找到他原先的模样。他几乎不认识所有同学了，每当报上姓名时，他总是怔怔地盯着对方，然后摇着头说不记得了，并不好意思地抱歉：“那时候光顾着背圆周率了，没在意过别的。”饭后全班同学一起去唱卡拉OK，大派坐在角落里反复推辞说：“我不会唱歌，一唱就跑调，能把人吓死！”一位同学突然建议说：“那就让大派给大伙背圆周率小数点后面一百位数字吧。”大派客气了几句，半推半就拿起了话筒，脸上又泛出了红光。他当着大伙的面儿，一口气背了好一阵子。事后有人说至少有十分钟，有人说起码半小时，若那样算来，他该背了小数点后面的几百位数字。也许他只背了几秒钟，但我们坐在那里的确感到很漫长。

散场时，同学们彼此留下了各自的电话号码，以便保持经常联系。当问及大派的电话号码时，他内疚地直拍自己的额头，十分尴尬地自责道：“你看我这是什么脑袋，自己家的电话怎么老也记不住！”他还解释说：“今天天气不好，现在一到下雨的时候，我的脑袋就跟进了水一样，啥也想不起来了。”

升迁

大学毕业那年，我和郑某分配到了同一个单位——省政府办公厅机要处保密科。

办公厅人事处负责选留大学生工作的副处长老费同志一眼就相中了我，点名道姓直截了当地跟系里主管学生分配的老师表明了态度。他说，省办公厅机要处缺一个文字能力强的笔杆子，这位同学的毕业论文我们仔细看过了，水平挺高。档案我们也调阅了，综合各方面条件，我们决定接收他，等等。系里的老师和我的班主任同意他的意见，但同时又把郑某推荐给老费同志，并反复介绍郑某的种种优点，结论是他并不比你们选定的那位同学差，甚至在某些方面，郑某更适合从事机要处的文字及其他工作。费副处长本想只进我一个，但他拗不过系里执着的建议，只好破例从其他部门挤出个进人指标，把我和我的同学郑某同时接收了。事后，班主任老师私下跟我说：“其实你也知道，郑同学的学习成绩并不好，文字表达能力很差，各方面的表现远不如你。但系里得帮他一下，把他的鉴定写得好一些，要不哪个用人单位肯要他？你很优秀，看中你的单位很多。我们是想借你的便，把郑某搭配着分出去，这跟卖菜差不多，得好坏搭配着，要不这样剩下的差学生怎么办？”我似懂非懂地一个劲儿地点头称是。

郑某与我在同一个科里工作了三年后，就调到综合科并升任为副科长了，他是我们那批进省机关大学生中升职最早的一个。科长大刘兴奋地跟我解释：“这下可好了，我终于甩掉了个包袱！小郑简直是个饭桶，什么工作都担不起来。你和他是同班同学，差距咋这么多呢？你能写能干，认真突出，交给什么事儿都办得妥妥帖帖。他可好，嗨，能吃能睡，懒懒散散，年纪轻轻的也不上进，这种人怎么能在我们科工作呢，耽误事嘛！这下可好了，总算给弄走了，不再占我们的编制了。你可不知道，为了把郑某打发走，我费了多少口舌，我在分管处长和综合科长面前把郑某夸成了一朵花儿，建议他们破格提拔使用，所以他们给郑某安排了副科长的职位。这小子也算占了个大便宜，不给他个一官半职的，他肯走吗？你是骨干，谁要也不放！”大刘说完还拍拍我的肩膀，以示器重，我心里十分感动。

过了不到两年，郑某又从综合科调到档案室工作，任正科级副主任。大刘告诉我，综合科科长为这事动了不少脑筋。他多次骂大刘：“你坑死人不偿命！郑某这种草包你也推荐给我，太过分了！”

郑某在档案室干了三年，彻底调出了办公厅，直接升任省商业厅质检处副处长。有一次，办公厅人事处的费处长碰到我还专门提起郑某。他说：“当初我就不想接受郑某，要不是你们学校死乞白赖地拼命推荐，他怎么也不会进咱们机关，那就是个废物！这种干部怎么能在办公厅这样重要的部门工作呢？所以，厅里下决心把他弄走了，这回算省心了。提拔？不提拔他肯挪窝吗？其实这叫明升暗降。听说最近要提升你为保密科副科长啦，你得好好干，你是难得的人才啊，务必要珍惜这个机会！”我表示一定谨记领导的教诲，一如既往地做好本职工作。

又过了三年，郑某的工作调整到了科技厅，在专利处担任正处级调研员，除了不拍板，其他待遇与处长一样。在正处调的岗位上，郑某逗留了四年，然后竟升任为教育厅副厅长了。他不断升迁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在任何单位或部门的任何岗位上都不能胜任！无论他调到哪个部门，哪个部门都会想方设法让他尽快离开。怎样才能让他痛痛快快地走呢？只有向其他单位推荐，把他夸奖赞扬一番，并以升职作为让其离开的优先条件，有点儿像房地产开发商对付拆迁钉子户的某些做法，郑某成了中国干部任用制度弊端的最大受益者。他人不坏，就是能力差。

前不久，学校百年校庆时，我们那届毕业生再次回到了母校。在庆典大会上，我们班除了郑某以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端坐在主席台上外，其他同学只能站在操场上人头攒动的后排。同学们纷纷推断，若按照郑某一路走到今天的轨迹来看，他未来上升的空间依然很大，这是必然的逻辑。所以，大家建议，等校庆大会结束后，一定挤到前面，邀请郑厅长一起合影留念，说不定这张照片在若干年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赞成同学们的分析和建议，并自告奋勇地要求率先冲到主席台前，向郑厅长发出合影邀请，因为我比其他人跟郑某的关系更密切，不仅与他同过学，也共过事，而且，我至今仍在保密科工作，还荣任为科长了呢！

输与赢

（一）

直到执行死刑的头一天晚上，他仍坚持锻炼身体。此前的三个月里，他每天要做一百个俯卧撑，一百个仰卧起坐和一百个原地蹲起。这运动绝对不是监狱的常规体罚，完全是他自主精心安排的锻炼计划。在此期间，一审判处其死刑，二审和终审先后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是想越狱吗？别指望啦！”狱警冷冷地揪着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他说，“瞎折腾啥，身体再棒也免不了一死，算了吧，老老实实地躺一会儿，想想后事吧！”

他只顾低头弯腰用一块巴掌大的烂毛巾仔细地擦脸上的汗，并未理会狱警的嘲讽和建议。擦到脚脖子处，他往前挪了两小步，脚链子哗哗啦啦地响了几声，在深夜的死囚牢，铁链在水泥上的轻微滑动声极其刺耳、钻心、冰冷。

他面无表情，一如平常的冷静。

最后的晚餐送到了，一如传说中的丰盛。两个鸡蛋、一盘红烧肉、两只虾，还有鲶鱼豆腐和一碗西红柿汤。主食是米饭。没有酒。他从不喝酒。

周围站着四个警察，神色悠闲地观看他完成这人世间的最后一顿晚餐。

他的目光完全集中在眼前的碗盘上，他吃了两块红烧肉中瘦的半块，又吃了两只虾和大半盘子的豆腐鲶鱼，又掰开了一只鸡蛋，把蛋黄抠了出来，只吃了蛋白部分。

他缓缓地抬起头，似笑非笑地向周边的警察解释说：“蛋黄的胆固醇太高，对身体不好！”

那几位警察也似笑非笑地相互对视了一下，不约而同地摇着头。

死刑在一个半小时后如期执行——实施注射。据说痛苦很小。

（二）

他是在接受表彰的那天晚上被纪检监察部门带走的。

不是抓捕，整个过程欢快轻松。他从饭店正门满面红光地走出，秘书一如既往地紧随其后。大门的两侧花枝招展的女服务员站立整齐，他从她们中间走过，目不斜视。她们目送着这位尊贵的客人，并鞠躬致意，异口同声地喊出：“欢迎再来！”

门厅外，一辆黑色奥迪的前后车门均已打开。

“请上车吧，我们是纪委的。”声音不高，却很清晰。他愣了一下。

“我是反贪局的。”另一位中年男子补充道。

“噢”，他仅仅噢了一声，像是事先早就知道了一样，就坐进了汽车。秘书被请进了后一辆车，他下意识地往后扫了一眼。

没上手铐，也没上任何其他手段。

他显得十分镇定。连“你们要带我去哪儿”、“找我有什么事情”或“凭什么抓我”之类的问题都没提出。更没有说什么“你们搞错了吧”、“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或者“你们胆大包天，竟敢如此对我，你们走着瞧吧，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一类的狠话。

他没话，若无其事地坐在后排中间，两边各坐一位身材魁梧的年轻人，司机身旁坐着那位自称是反贪局的中年人。

他能听到自己心脏剧烈的跳动声，并伴随着晕车的感觉，有呕吐的可能。他用右手使劲地掐了掐左手的虎口，又用左手掐了掐右手的虎口。很疼，没有吐出来。这个办法好使，心跳也逐渐趋缓。他反反复复地左右手轮换着掐捏。那两位年轻人并不在意。

汽车跑了一个小时左右便停到了一个庭院式的宾馆楼下。楼不高，仅有六层。他抬头数了数，又回头看了看，秘书坐的那辆车没有来。从楼内走出了四个人，把他带进了电梯里，按了“6”。没人说话，从汽车上下来，到走进电梯，再到“614”房间，没人吭一声。

房间门打开了，是个标准客房，两张单人床并排而列。窗口的两角，站立着两位小伙子，两眼盯着他。

没人说话。门又关上了。他自己只能坐在床上，把外衣脱了，放在床边。

房间里没有电视，也没有水壶茶具，他把衣服拿起来，伸手摸摸口袋，烟没了，打火机和手机都不在，刚才上车后这些东西都被收走了。他侧过头看了看窗边站着的两个小伙子，他们背对窗户正目不斜视地注视着门口，一脸严肃。他站了起来。

“坐下。”两个年轻人同声吼道。

“我想去洗手间。”他声音和缓地说。

“坐下。”又一声冰冷的喝斥。

他坐下了，耷拉着脑袋。

一个小时过去了，他咬着牙说：“我实在憋不住了。”

三个人同时挤进了狭窄的卫生间。

哗哗声急促而起。他舒服了一些，环顾了一下卫生间，除了一面镜子，牙膏、牙刷、香皂等洗漱用品一概没有。

他又坐回了床上。

“几点了？”他问。没人回答。

房间里静极了。他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我想去洗手间。”他坐在那里来回扭动着身子。

“不是刚去过吗？”左边的年轻人皱着眉头厉声问道。

“想大便！”他小声说道。

两位小伙子用目光彼此征询着意见，然后说：“去吧，老实点儿。”

厕所的门敞着，他蹲坐于马桶上，两手捂着脸，两位工作人员紧靠着门框站在两侧。

刚提上裤子，外面又进来两位中年人，年龄与他相仿。

“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吗？”一位拉了把椅子坐下。他站着。

“知道。这叫双规吧？”他答。

“知道就好，说说吧！”另一位也拉了把椅子坐下。

“说什么？”他问，又像是自言自语。

“装糊涂！明知故问！说不说，说什么，怎么说，你自己看着办。”

“让我想想。”他嘟囔着。

“没想好是吧？那你就好好想想吧！想好了再说，我们有的是时间。”头发有些花白的那位，边说边站了起来。另一位也随着起身，背着手跟着出了房间。

（三）

他也就说了，几乎没有任何隐瞒。

他的交代令上级很头疼，已经无法挽救了，只能移交司法部门。

“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竟让他送了命！”主要领导对另一位副职说。

“嗨，谁说不是呢，这责任在我。那天咱俩仅仅是酒后打个小赌，我不该把‘双规’当儿戏！”副职愧疚地叹口气。

“这也不能完全怪你，谁能想到，层层严格把关评选出来的十大廉洁自律的领导干部会如此经不起考验，嗨！”领导也叹着气。

“别太自责了。这只是个偶然，是小概率事件。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仅仅是个例外。”

“也许你说的对，也许你在和稀泥安慰我，你当初跟我打赌时可不是这么看的，你当时的判断让我很震惊，你还记得吗？如果你不将我一军，不把话说得那么绝对，我是不会拿他跟你赌输赢的。”

“我已经记不清当时说了什么过头的话惹您生气的，那天有点儿喝高了。”副职抱歉地笑了笑。

“你怎么会忘记呢？我可是记得一清二楚。你说评奖和反腐都是按比例进行的，模范不一定就比别人经得起检查。我不信，也不敢相信，所以就打起了赌。我之所以挑选了他，是因为上上下下都认为他的表现最优秀，结果我输了，你赢了，而且送了他的命。”

“其实，领导，我们俩都没赢。我也不想赢啊！如果你想赢，咱俩还可以再打一次赌。”

“算了，算了，这种险我永远也不会再冒了。太吓人了。这件事天知地知，哪说哪了。毕竟是你赢了，我会兑现承诺的。”

Table of Contents

非常采访

一封遗书

话多

国家规定

素材

大不了

辅导员

调研

认识自己

太极

痛苦

霍老头儿

跑步

减肥

丑脸

潜台词

脑袋

重要情况

老史

佩服

初一的早晨

班干部

东北人

年货

够意思

陪读

奖励

急病

情况会发生变化

新闻线索

没意思

帮手

健康

英镑

一碗面条

学风问题

背课

骄傲的儿子

探视

以貌取酬

破烂儿

热忱

万一

我有一支枪

嘴巴印钞机

背后

耳鸣

报警

如果

怪物

外语

惜命

怕与不怕

春运

坐电梯

惹火烧身

莫提包

打架

幸福百分百

没电了

一件内衣

看中医

问路

好运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脚不沾地的人

醉

通向财富之路

上火

圆周率

升迁

输与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