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所有黑暗都比不上你内心

温柔的源头是慈悲

人人都是孤岛

黑暗时代的人们

借点中国式的生活智慧

如果世上没了小说，我们就要害怕了

我们因何而恐惧

最有可能的生活

温暖的力量

温柔的世界

把生活过得温柔一些

（从什么时候起，这个世界，开始充满“垃圾”情绪。我们缺少了在黑暗中发现光明的能力。）

所有黑暗都比不上你内心

文/曹寇

一马离了西凉界，

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

青是山绿是水花花世界，

薛平贵好一似孤雁归来。

——京剧《汾河湾·武家坡》

说来话长，但如你所知，我就快死了，所以我只能简单点说。

很多很多年前，我还是个年轻人，和你现在一样年轻，肌肉发达，两眼放光，对未来一无所知却充满斗志。可惜我是个乡下人，上有父母，家有薄田，仅此而已。现在我必须承认自己是个好逸恶劳之人，因为我讨厌下地干活。看着在田里如刨似拱的父母，我除了想到猪狗没有更确切的比喻。当他们从田里回到家中，衣裤上风干的泥块和草茎让我内心忧伤。他们非常满足，觉得生来如此，并认为这样的满足感势必还会在我身上延续下去。确实如此，当时他们已经耗用积蓄替我挖了一孔新窑，并聘娶了一个姑娘，她叫王宝钏。

感谢苍天，王宝钏是一个漂亮又温柔的好妻子。比之村中同龄人，我已足够幸运。当我们在所谓的洞房花烛夜满嘴酒气地揭起红盖头的时候，无不在心中赌了一把，并且动作粗鲁，带有泄愤情绪。她们到底长什么样？继续感谢上天，她五官精巧、温婉动人，在烛光和红色帐幔的掩映下，是那么招人怜惜，让人产生依恋之情，感到自己永远不会离开她，就像我们永远也离不开自己的故乡。确实如此，她，或者她们就是我们的故乡。

当然，即便如此，我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仍然疏于农事，耽于射猎。你很难想象我的故乡，迄今我也无法理解那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大雁。它们谈不上遮天蔽日，但绝对是三五成群永远飘浮在我们的头顶，就如同命运一般。我搭弓射箭，它们应声而落。羽毛纷飞，支离破碎，却依然睁着无知的眼睛。这使它们的死亡看上去没有悲痛，而是对我的集体赞颂。

就在新婚当年的下半年，我的父母双双离世。这没有什么值得惋惜和遗憾的，历来如此，身为父母，他们总是觉得完成了任务就可以死了。如果在这种情形下阻止他们自然死亡又是否是一种不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死得其时，考虑到之后发生的事，堪称幸运。

丧事完毕，城墙上出现了皇帝的布告。边关吃紧，需要招募义士前往，建功立业或者赴死。事实正是这样，和我一起应征入伍者，凡是我认识的，早已死去，骨殖至今大概仍暴露在风沙之间簌簌作响。我属于前者，建功立业，然后受到嘉奖擢升，并东征西讨，威名远扬，一去整整18载。

值得一提的是，王宝钏并没有像刚刚死去的双亲那样（意料之中的）阻止我，而是默默地帮我准备行装。

她说：“我只是希望你别死，行吗？”

我说：“放心。”

她说：“我还希望你能够回来。”

我说：“没问题。”

她并没有哭，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让我至今仍对她充满敬意。送我出门外，在上马之前，她再次告诉我，她已有身孕。身孕可以理解为她希望我别死和回来的重要理由。现在我则将这一切理解为她对我的祝福。感谢我苦命的妻子，我没有死，18年后我确实回到了家，并且顺利地看到了我的妻儿。

关于我这18年来的征战和荣誉，已经记录在案、众所周知无需赘言。不过，有几点问题我还是作一些必要的声明：

1.与其说我出于对皇帝的忠诚才有如此成就，不如说我是出于对王宝钏的承诺。“别死”和“回来”，做到这两点是多么艰难，但我既已答应，别无他法。至于功勋，可以理解为它们属于完成这两点许诺的衍生物。在最危急的时刻，驱使我杀出重围的正是妻儿在家的念头。所以我还说过，这也算她给予我的祝福。当然，对于皇帝，我也并无二心。幸运在于，对皇帝的忠与对妻儿的承诺能够合二为一，毫无冲突，真正做到了家国一致。人生在世，能够如此，实为罕见。

2.对于荣誉本身，本人自然并不怀疑。可以说受之无愧，正中我心。我对农事的厌恶或许和我在军事上的勤勉有着因果关系。换言之，我是天生的军人，而非天生的农民。作为个人，我的价值得到了最大体现而非可悲的遮蔽。这仍然是幸运的。

3.我一生中最大的失败，就是和公主的婚事。这是我从军10年后的事了。没有向皇帝严词拒绝钦点的婚姻，确实是一个错误，但绝非失德和欺君。我并没有隐瞒家中已有妻儿的真相，他们告诉我，兵荒马乱，年深日久，妻儿是否健在，是否已背井离乡完全是没有把握的。另外，规则如此，皇帝需要与手握兵权的我联姻，此其一。其二，一个男人拥有数个女人本来就是日常行为，我没有理由反对这个。而且从欲望本身来说，我也不会拒绝，我需要女人。公主天生丽质，高贵优雅，驾驭这样的女人是所有农民的梦想。其三，还可以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她对于我这样的赫赫战将来说，在风谲云诡的权力斗争中，可能才是皇帝能够颁发的最大最具有价值最有可信度的勋章。拒绝本身就是危险的。事实上，不仅如此，因为公主没有生育能力，她还为我物色了若干媵妾。不过，恰恰是这个原因，我和公主的关系开始恶化，所有的媵妾也没有生儿育女，这只能说明我是一个患有绝育症的男人。无论是媵妾还是公主自己的，她都需要一个婴儿让她的母性得以发挥，尤为关键的是，子嗣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现世荣华，这是不难理解的。公主在宫苑中的哀叹和抱怨及其回声让我羞愤不已。所以，最终促成我返乡的，不仅是王宝钏18年前的嘱托，亦为我和公主婚姻问题的唯一解药。我需要找到我的儿子，如果他真的存在，他既是王宝钏的儿子，亦是公主的儿子。他在承袭我的荣耀的同时，也将延续公主的高贵血统。至于发妻王宝钏，公主并不介意，在她的想象中，那只是一介农妇，身份卑微，是否改嫁暂且不说，18年来的艰辛以及人到中年，她不可能具有女人的竞争力。至此，一切正常，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可以说我仍然是幸运的。

然后我就回到了我的故乡。

18年来，那里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除了因为战乱人烟更加稀少之外，风物如故。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与稀少的人烟相比，飘浮在头顶的大雁更多了。这倒让人亲切，让人神清气爽，精神焕发。

我不禁叫随从取出弓箭。我搭箭的瞬间，一股奇妙的感觉油然而生，它简直让我觉得自己从未离开，以至于催出两包热泪。或许激动和伤感是原因之一，我居然没有射中头顶飞过的大雁。箭镞在那群大雁的腹部以下疲惫至极，继而掉头坠落。那些大雁也并未因为弓弦之音而惊恐万状，一如既往地飞翔，无非扭过脑袋看了看下落的箭镞，继而看我一眼，然后消失在一座山脊顶端。

哈哈，老了。我向随从感慨，但心有不甘。再次取出一支箭向第二批路过的大雁射去。几乎是同时，我还听到河边的芦苇丛中传来弓弦之音。也就是说，向那群大雁射去的有两支箭。然后高空传来一声哀鸣，一只大雁折翅而下，但却落入了水中。我的随从可以做证，即便是芦苇丛中的人射中的，但我们并没有发现我那支箭的下落。

“是我射中的！”从芦苇丛中跳出一个青年，衣衫破旧却俊朗活泼。

“大胆！”我的一个随从训斥他道。

“难道不是？”小伙子不屑地瞟了随从一眼，然后看着我，像在征求我的意见似的。

我没有看过年轻的自己，我不知道他是否跟我相像，但这份骄傲与18年前的我确实并无二致。

如果我的儿子真的存在，应该就是他这个年纪。或者，他就是我的儿子？我确实这么想了想。

“咳咳，小伙子，”我问道，“你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吗？”

“是啊，怎么？”

“敢问尊姓大名？”

“你管得着吗！”他避而不答，咄咄逼人道，“别岔开话题，刚才那雁，你觉得是你射中的吗？”

“唔，这个，难说了。”

“之前那箭你没有射中，你承认吗？”

还没等我回答，随从已上前将青年拿住，并厉声喝道：“好大的胆子，你知道马上这位大爷是谁吗？”

“哈哈，”青年毫无惧色，说道，“无非一个虚有其表的平庸之辈而已。”

我得承认我不爱听这样的话，事实非常清楚，18年前我之所以抛妻别子，正是不希望自己老死田亩，不希望平庸地活一遭。也就是说，这话使我相当不快。出乎意料的是，他两肩一抖，双手一抡，左右二随从当即趴下。

好身手！

然而未及我赞叹，一支利箭迎面飞来。见无处可躲，我两眼一闭，心中暗想，我命休矣。

虚惊一场，但头巾已随他的箭镞而去，立即散发披肩。苍天，我真的无法记起自己当时的感受，或许是出于战场训练出来的自卫习惯，或者是我看到了流淌在胸前的白发，总之，我还击了他一箭，正中咽喉，他应声倒下。

随从爬起身摸了摸他，然后告诉我，他死了。

老实说，按律，他冒犯本将军，其罪至死。但这事并不光彩，让我心情大坏，不知如何是好，就仿佛18年前某月阴雨连绵使我多日无法射猎一样沮丧。多年随从固知我心，他们径直将死尸抛入河中。我很清楚，河水湍急，汛期将至，他已然成为我自幼在这条河中看到的众多浮尸之一。

后面的事几乎是可以预料的了。

我来到家门前，炊烟依旧，只是门庭破落——不是我隐隐希望的那样——早已崩塌，枯草相缠。叩门而入，灶前正站着一位皱纹堆垒、满头华发的老妇人。造访者让她惊讶不已，手中的葫芦瓢举而不落。现在她的身上找不到18年前那个漂亮的年轻女人的丝毫踪迹，但我心如刀割，因为我一眼就认出了她，确实是她，那个希望我别死和回来的王宝钏。她也一样，只是一眼就认出了我。我只能说，任何外在的变化不会改变一些本质的东西，在对本质的共识上，我们的一切变化都不会蒙蔽对方的双眼。换言之，千万不要高估所谓的变化。

然后就是我们相对垂泪。关于这18年来的艰辛，完全无需盘问，眼下这破败阴冷的寒窑就说明了一切。也许我这么说你不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就在环顾寒窑的瞬间，我已经确认了一切，确认了我刚刚射死了自己的儿子。于是我大汗淋漓，浑身颤抖。唯恐她说出“我们的儿子”这句话，但是她还是说出了这句让我彻底崩溃的话，她说：

“像你当初一样，儿子射大雁去了。”

如你所知，我不愿意承认这是真的。我完全不愿意相信她。因为我不能告诉她我杀了我们的儿子，让她度过18年的苦海所看到的河岸是一座面目狰狞的地狱。

我咆哮道：“闭嘴！”

她像从18年前那么远的距离无知地看着我。

该死的，我终于从炕下踢出了那双鞋，那双男人的鞋子，那双刚刚死掉的正漂浮在河里的青年的鞋子。“贱人，你已经改嫁了是吧，你已经有了男人是吧，你偷了汉子你不守贞洁，你居然敢谎称我们有个儿子还打雁去了，你以为这样就可以骗得过我吗？你完全是个不要脸的骗子、婊子！你背叛了我，你毁了我的一生，你应该感到羞耻，应该去死……”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完我的咆哮，当我停止咆哮，她已经死了。一把尖刀插在她的胸膛，一只手握着那把尖刀的把柄。

这只手当然是我的。就是这样。

如你所知，我就要死了。告诉你们真相是我唯一能做的事了。此外就是我的遗愿，这大概永远也做不到了，但我仍然希望知道，那就是如果有可能，请你们帮我到河里找着那只大雁——虽然它很可能已经和箭镞一样朽烂——看看它身上那支箭是我的还是我儿子的。

温柔的源头是慈悲

文/马家辉

从什么时候起，这个世界，开始充满“垃圾”情绪？

天还是蓝的，月仍在天空，太阳也还暖和地照着。地面上没少人群、车队，没少摩天大楼也不缺任何科技产品。

一切都按照星球定律继续运行着，如果用远镜头探索。

硬件硬道理硬着陆都看起来还不坏，缺的是心境，一个好的心境。不过心境这东西很难解释，例如你出门，看到有人被撞，你围观或是当自己是路人甲走过。例如你看什么都不太顺眼：房价太高你买不起；通胀太高连在市场买块肉都要想一想；在地铁排队和身边的人因为碰撞而吵架；一肚子气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看着的新闻，也没什么好消息。

愤怒、沮丧、急躁。

露台的花盛放着，可没有心情欣赏；小狗看到你开心地接近你，你臭着脸对它。几时，我们失去平和、温柔，像在毒气室的绿巨人一样，冷硬得似与这整个世界为敌，竖起如箭猪般的矛，随时在备战的状态。

“牛逼”是流行用语。“坏脾气”是表现自我。“冷漠”是对抗不公不义的最佳工具。“讥讽”可以当作玩弄世界的手法。“感性”简直要命。“温柔”成为专有名词，只用在欢场、宗教、少数被贴上无用、懦弱标签的代名词。

哦哦，你不能抱怨太多，谁叫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像月亮表面，那逼人的寒、那到处的陷阱，整个心提着放不下。眼帘被逼撑得大大，眼神永远带着陌生的敌意，稍稍的慈眉善目，只在我们对着家人朋友的时候。

那些拥有权力、金钱、外貌、知识的人，都有能力去追求更强悍的更远大的前程。只是，以上皆无的人，难道一世就用着和街坊吵架、与同事明争暗斗、嘴巴说着“我就是这个款，你奈我何！”的烂泥样子，去和这不怎么样甚至烂得有点过了底线的社会对峙？

不是不可以，但只是辛苦了自己、扭曲了自己，最终还是这社会吞噬了你。如一个巨大黑洞，你在外头嘶喊故作姿态，你摆下所有阵仗，铺设所有暗器，但你内心是恐惧的，胜利者可能还不是你。那么，可不可以用另一种方法，用另一类心态去面对这一切？我们依然选择不，我们还是拒绝这样的价值观。如此的世界，但是平和、温柔、坚定地，以所有的柔软去包围迎面而来的愤意、暴戾和不公义。

前阵子，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缅甸，在昂山素季的家里和她见面。两个女人，一个强势，一个温柔。同着白色的套装，她们面对面坐着，姿态有着彼此于女性的共鸣。她们都非常优雅，以两种不同的面貌去实践同一种力量，坚持奉行同一种真理。那并非为着自我的追寻与利益，而是为着大众推动软性阴性的动力，那力量源自温柔。

昂山素季那篇著名的《恐惧与自由》的宣言，告诉我们，不要仅仅依靠别人的勇气与无畏。每一个人都必须作出牺牲，去成为一个无畏的有勇气的英雄。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自由。“勇气”可以被描述为“压力下的优雅”——所谓优雅就是面对残酷、持续的压力不断地更新自己。

温柔的源头必得来自慈悲。若没有慈悲作为全程长跑的目标，那么表面的温柔就成了一种悦目愉人但实为个人目的的过程。温柔的过程应辅以坚持，若无一种坚定的信念在内里，那表象很快就因某种刺激而改变。最后，温柔才成为一种力量，不外求，会自生自增并传递至外在。它改变人、改善环境，那缓缓的行步，并不急躁也不苛求。我们明白目的地在彼端，但亦明白那结局并不是我们可以强求也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

我们照行日常之事，如不急不缓的、不轻不重的呼吸，温柔的累积实则在于一种当下不被挑衅、不应毛躁，甚至不冀望有力量的产生。时日既久，效应才会产生。这种温柔的表态，先是为了自己，它不会伤身伤肺，心情平静心肝脾脏就不会因高低猛烈而失去平衡。你自己得先有这种能耐、能量才有不被破坏伤害的力量。那不是过于厚重而刚硬的盔甲，而是如一薄膜般轻微地保护着你，不容易被激怒、不轻易沮丧，当然也不过于软弱。

只是，温柔太平静太不像这个世界的产物。我们指涉的是相对于那在地铁大声斥骂、在家里争执不下、在一个心静不下软不下的温柔，你如何在那个场域之中在那些对手面前在不敢稍懈的精神下，可以温柔？没有可能。你对着那些焦虑的、怨怼的、急促的人与事、家与国时，你的温柔可以持续多久？你自问，你的勇气源自何方？

有时这真像老天的一种试炼。别以为自己很温柔和善，那是因为没人踩到你的痛脚，我们是希腊神话里的阿喀琉斯。他骁勇善战，全身刀枪不入，只有脚跟是他的唯一弱点。这时，你就要提醒自己，要为自己留一个火种。

像一个出门狩猎的人，他先把取暖的火种保护妥当，唯剩火种，火种可以变大可以微弱，出门去应对残酷的世界，有暴烈的异族、有嗜人的猛兽，那小小的火光，像个灯塔的光，你会信任并把所有的怀疑给爉销毁。它平静地导向一种目标，你可以和气地看待所有的人、事物。因为我们都在同一个星球，温柔可以令自己平息，也可以令他人平息，它不是以暴烈的行动显示力量，但它源源不绝。

那火种，留在一个善心的身体里，他的眼神便特清澈，他的动作不会夸张，他会在冬日散发一股暖意，而到了炎夏则有着冷静的气息。

温柔的力量慢慢如空气般散发时，别拒绝，接过棒，那是长跑者的竞赛，有青茂的树林和清新的空气，那才是我们想要的环境、我们想接触的许久未见的善良。当力量凝聚，你身边就有一个美丽的庄园。

培养温柔，保护温柔，这是我在2012年来临之始，给自己许下的期望。

人人都是孤岛

文/北村

何谓温暖的力量？真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就像巴别塔倒塌之后，遑论重建不但奢侈，甚至是荒谬中的荒谬。谁能重建？如何重建？碎片如何整合？在一个愤怒为主导情绪的社会，化解愤怒需要的不是术数，而是真道。即便从技术层面上看，温暖作为一种可以传递的温情感受，也必须以真实的和解为前提。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道德的基本支撑作用，就失去了信任、希望与和解的能力，唯有愤怒、冲突和角力，它就面临最大的危机：不是政治的危机、经济的危机、文化的危机，甚至不仅是道德的危机，而是信心的危机。

和解既然是和平的先决条件。那么，和解如何达成呢？这就遇到了第一个问题：公义。一个不公不义的社会，公义问题如果用隐藏的方式束之高阁，和解就是一句空话。“义”的问题不过关，后面就没有逻辑意义。个人和权力集团之间存在公义问题，个人和个人之间也存在公义问题，离开公义问题论温暖，这温暖就是廉价的。问题非常明显，所有与温暖相冲突的心灵病症（愤怒、贪婪、仇恨、苦毒、冷酷和诅咒）皆和不义相关。在不义的道德背景下，人人都是孤岛。生命的一切正能量这时是封闭的，不能传递的，因为它缺乏沟通的基础。如果一个社会已经缺乏沟通的能力，说明它完全撒旦化了，即被恶灵控制，它的“所是”改变了，“所为”即呈现无能。但有幸的是，个体的人仍然是有希望的，因为每一个个人面对的是创造他的造物主，即便集团化的消极因素（罪的能力）影响着每一个人，但人的内心中仍然留存上帝造人时他的残留形象：圣洁、光明、公义和爱。人即便堕落，像一面镜子被玷污，但仍残留返照这些神圣属性的能力，即良心和直觉与神圣上帝沟通的作用。所以，人先不恢复与上帝的沟通，从上帝支取温暖，是不可能在人际间传递温暖的。这又怎么解释呢？

因为有一个问题：作为个体的人，其良心的作用是否足够有力，能和集团化的邪恶抗衡？还是会在抗衡中失败，以致归入仇恨的阵营？个人的义如何形成公义？是不是诸多个人的义汇集起来，就一定形成公义？非也。如果每一个个人不独自面对上帝的直接启示，而是在团体化的道德狂欢框架内，他就必然落入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控制中，最后以崇拜“个人的义”为结局。如此，诸多个人的义被一个人的义取而代之，道德的集权暴力取代了真正的公义，而民众的道德感也是集体无意识的。这种道德狂欢“文革”时有过，现在还会有。此类道德盛宴带来假想的虚拟的温暖力量，一俟狂欢结束，最后统统转化为个体彼此为敌，仇恨迅速代替温暖，成为廉价的道德梦境。

除了义，温暖的要素还有一个：爱。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爱是什么？爱的道德构成及有限性如何？爱只是一种心灵能力吗？一个母亲爱儿女是爱，一个丈夫爱妻子也是爱，但这种爱到家庭为止。必须找到一种能进入公共领域的爱，才能回答我们的温暖议题，否则这种爱不够大也不够深，不具备公共性。有人会说公共领域只讲法律和秩序，但一个没有爱支撑的律法世界是没有能力行出律法的，因为律法只能极有限地改变行为，不能改变心灵，当然也别奢望心灵产生爱和温暖的力量。所以，义和爱不能分开谈，就像法律问题、道德问题，也不能简单视作两个问题。

爱的能力延伸到家庭的边界就停止了。儒家给出了一整套道德规条，用意良善，但没有赐下能力给人去实行，在人的本性中有罪的能力远远超过爱的能力，如果指望在人身上，由于人罪性的强大，爱的原则和支点就会因人而不断移动，最后有的人可以做到，有的人不能做到，有的人这个时候能做到，有的人这个时候做不到。问题还不仅于此，由于支点在人，做得好一些的人，就有凌驾于他人的道德优越，其支点不断移动，作为道德的爱不再是一种心灵素质，而变成了一种道德能力，成为人类区别而非整合的力量。最后社会和家庭一样，道德评判标准因不断变化而失去标准的意义，仍以三纲五常和长幼秩序作为义的标准，这种道德标准扩展于公共领域，权力大小就变异成了道德优越的准绳。这一潜在变异十足诡异。爱变成了施舍，从一种神圣性情变成了一种教条。人与人之间心灵沟通的主旋律，变异成了道德规条的竞赛。重要的是，谁是它的裁判？这种道德竞赛不是生命自发的，就像花朵开放树木发枝，那才是生命的彰显，只有这种发出生命属性的爱的力量，才能在人际间成为温暖的力量。这就像一个怀胎十月的女子，她丝毫不了解胎儿发育的科学原理，但她只需10个月就能成功孕育和产下一个复杂的生命。道德规条不是生命规律，法律也只针对行为规范而言，这些都和生命的温暖无关。温暖只来自生命体。即便是人的生命，如果这个生命是堕落过的生命，那么他（她）给出的爱也是有限的，有时甚至不叫爱，只能称作“残缺的情感”，所以《圣经》在界定其含义时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忌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如上标准，人没有一条能达到：人有爱，但可能不义；人有爱，但可能因求自己益处而损害爱；人有爱，但也忌妒；人有爱，但没法永不止息。这任何一个弱点都影响到爱成为持续温暖的力量。

结论说到第三个字：信。如果我们确信爱和义的能力来自于造物主，我们就明白：人虽然只能实行有限的义，发出有限的爱，但只要我们信造物主，他的能力就护庇我们、托住我们，经由他发出爱和义的能力，才能成为社会的温暖力量，否则都是空话，这就是为什么有正确信仰的社会人心温暖的内在原因。这温暖经过了义、爱的双重考验，秘诀是“信”。仅靠人类自己不可能成为温暖的源泉，不论何种种族和文化，这是由堕落人性决定的。越过“义的栅栏”和“爱的能力”谈温暖是廉价的。温暖的基础先来自人与神的和平，继而来自人与人的和解，温暖的力量来自“义和爱”，义和爱来自于“信”。如此，所有的隔阂打破，温暖的传递才成为可能。

黑暗时代的人们

文/雷颐

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这本书中认为，“黑暗时代”是这样的时代：“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刽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然而，这样的时代“绝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可见的，更不用说能被轻易察觉了。这是因为，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不是被现实遮蔽，而是被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们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这些人不断地、换着花样地将令人担忧的事实巧辩过去，并以之证明他们的考虑”。在黑暗时代，一些学者的话语不是竭尽全力打开暗室中的一线缝隙，透过一丝光亮，而是相反，以自己的“话语权”遮蔽可能透过黑暗的一点点微光，为使黑暗时代更加黑暗、更加长久。在黑暗时代为寻找光明要付出巨大的甚至生命的代价，而“将令人担忧的事实巧辩过去”，不仅十分安全、获得来自“黑暗”的巨大利益，而且还能证明他们的“考虑”。阿伦特特别强调这种所谓“考虑”其实是一种伪装，这种伪装也是黑暗时代的一部分。

进一步说，公共领域的功能是人们通过言语和行动来展示自己是谁，是人们平等、理性交往的平台。在这种交往中，人类的公共事务得以被光照亮，当公共领域被取消，人们无法在这个平台中展现自己、与他人交流时，这种光亮就被熄灭，黑暗时代来临。“那熄灭的力量，来自‘信任的鸿沟’和‘看不见的操控’，来自不再揭示而遮蔽事物之存在的言谈，来自道德的其他类型的说教——这些说教打着捍卫古老真理的幌子，将所有的真理都变成了无聊的闲谈。”在这种时刻，坚守信仰、原则、真理……是否还有意义，为之受苦受难甚至献出生命是否值得？对阿伦特称之为黑暗时代以“启明”（illumination）为理念的人来说，追求意义更有“意义”。如果牺牲无意义，还要不要牺牲？因此，阿伦特决不认为“黑暗时代”仅仅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暴力，所以，她一再论述那些学者伪装的“考虑”与黑暗时代的关系。

在黑暗时代坚守良知格外困难，需要巨大的精神力量才能战胜强大压力，才能在追求看来“无意义”时坚持追求。

通过对莱辛、卢森堡、雅斯贝尔斯、布洛赫、本雅明、布莱希特等12位生活在“黑暗时代的人们”的分析，阿伦特分析了“黑暗时代”的本质与人性的复杂，论述了在这样的时代中人的使命。

启蒙思想家莱辛生活在18世纪分裂却专制的德国，他力图以自己的作品告诉人们无人可以垄断真理，任何人也无权把自己视为完美无缺的偶像让别人崇拜，无权宣布“我比其他任何人都好，因为只有我掌握真理”。他深知自己生活在当时“欧洲最具奴役性的国家”，只能思考，无法行动，因此“他的‘自身思考’与行动的隐秘关联，在于他从不用结论来约束思考”，他撒向世界的“思想的酵素”并不是为思考设立一个结论性终点，而是刺激人们独立思考，强调独立自主的思考，彰显出启蒙思想家的特点。

当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雅斯贝尔斯已经50岁了，早已功成名就。然而，作为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他并未沉溺于远离尘世的“形而上”的世界中，相反，他反对那种哲学家必须与公众保持距离的观点，所以经常“离开学院范围及其概念化的语言”面向公众发言，探讨现实中人们面临的最迫切的时代问题。他认为，哲学和政治关系到每一个人，这是它们的共同点，因此归属于公共领域，而哲学家必须为自己的意见负责、承担责任。正如阿伦特所说：“政治家的位置相对来说要幸运一些，他们只需要对自己的民族负责；而雅斯贝尔斯的写作，至少在他1933年后的著作中，却总像是在整个人类面前承担自己的责任那样。”因此，他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仍然十分坚强，他的坚强与不可冒犯之处就在于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放弃“人性”。

或许后来生活在东德的诗人、剧作家、名导演布莱希特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所以才会那样毫无原则地为权势者大唱赞歌。然而，“一个诗人所能受到的最意味深长的惩罚，除死亡之外，当然是他的天赋的丧失”。由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黑暗时代”的责任，曾经才气纵横的布莱希特最终才华尽失，这不能不说是全人类的损失。对此，阿伦特斩钉截铁地说：“无论你是否能够用最美妙的嗓音赞美暴政，实情是，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知识分子或文人不会因为这一罪过，而受到丧失才能的惩罚。”

前面说过，“黑暗时代”的重要之处是公共领域完全被遮蔽，意义丧失。但是，在无意义的时刻，仍有人坚持意义的追求，甚至在这种“无意义”之中成为“黑暗时代”的光源。因此，阿伦特认为“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20多年前一位中国青年诗人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借点中国式的生活智慧

文/[日]新井一二三

2011年3月11日，我会永远记得，那是个星期五。我本来打算晚上炸鸡块吃的。可是，下午2点46分，东日大地震发生了。虽然身在离震源有两三百公里的东京西部，那种震动却是有生以来从没经历过的。在厨房，冰箱的门自动弹开，从里面掉下一些食品来；厕所里，马桶的水都泼出来弄湿了地板。更严重的是客厅里养金鱼的水槽，几乎一半的水从里面溢出来了。

当时两个孩子还在学校，我马上要去接他们。整理房子的事，全拜托老公了。可是，每两分钟来一次余震，实在不容易走出门去。初中一年级的儿子先回来了，他说：“学校因为地震早下课。咱们家公寓的电梯都停了，走上11层来好辛苦哦。”我自己走11层的楼梯下去，在离家不远的路上遇见了女儿。幸亏全家4口都没有事。

晚饭要吃的鸡块早就腌好。但是，余震很频繁而且相当大，我不敢开煤气点起火来做饭，更何况用大量的油。于是临时把菜式改为烤鸡块配马铃薯，用的是电烤箱。虽然味道稍微逊色于油炸的，但也不差，把红酒倒入高脚杯放在盘子边，算是一顿美餐了。只是不时发生的余震让我们无法忘记这是多么异常的一晚。餐室一角有中国古代的乐器编磬的模型，每次地面摇动，它都丁零丁零地响起来，乃无比优雅的警报声了。

到了翌日，海啸造成的损害之大，我们都通过媒体报道得知了。福岛核电厂的状况则是后来的几天里慢慢恶化的。周六在我家是打扫日。每周六上午，我都花两三个小时打扫整个房子。震后第二天，余震还未停，我也照样从卧房开始，经过书房、厨房、居住室、洗澡间，一直到厕所，统统地打扫干净了。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我认为关键在于保持日常生活，免得让孩子们感到不安。当时已经听到外面有许多心慌的市民跑去超市抢购杯面、饮料水。幸好，我家冰箱里有肉有菜，大米、面包、干面等粮食也足够吃上两三个星期的。既然对未来没有了把握，就应该珍惜每一天的时光吧。因此，把居住环境保持干净舒服比平时重要，一天三餐吃美味也更加要紧了。

这种生活态度，我其实是跟中国人学的。

我清楚地记得二十几岁时看郑念（1915—2009）写的英文书《LifeandDeathinShanghai（上海生死劫）》所受的震撼。在众多“文革”回忆录当中，给我留下了最深刻印象的就是那本书。作者燕京大学毕业后去伦敦念硕士，回到中国，在刚解放不久的上海任职于英国壳牌石油公司。她描写当年过的日子，简直跟欧美老电影中富家女人的生活一般，充满着西方贵族味。我边看书边想象上海郑公馆像什么样子，应该是电影《飘》中美国南部豪宅那模样吧？然后，有一天，她被“红卫兵”抓去关在牛棚里，那是满地灰尘的仓库。贵妇人被迫睡在肮脏不堪的环境里，可怎么办？她呢，泰然自若地拿出卫生纸来，一张一张地贴在破床周围，给自己制造了能忍耐的空间后，才心平气和地闭目休息。

多么厉害！该说到底是上海人吧！从她的文字中我学到了：有自尊心的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把日子过得有尊严。那样子，即使她的肉体被“红卫兵”约束着，但精神并没有被打垮，仍然保持着自尊心。有尊严的日子，就是从干净的居住环境开始。

中国式思维很具体，因此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能发挥优势。这一点对我这个日本人来说尤其有吸引力。我想起林语堂写过《生活的艺术》，就不外是中国式思维在西方文化里盛开的一朵花儿。

某一年在多伦多大学，我同班同学里有个新加坡华人叫陆美。有一天，我中午带她回家，要做便饭一起吃。那是冬天而且是北国的冬天。说到便饭，除了三明治以外，我什么都想不起来。“我们吃三明治好吗？”我问她。陆美没有说什么，可是我明白了她是不愿意吃三明治的。“那么，弄意大利面吧。”这回她显得高兴。当我做好两碗肉酱意大利面端到桌上去之际，她清楚地说道：“吃热的是享受。”那一句话，我后来牢牢记住，因为之前在日本和加拿大，没有人教过我“吃热的是享受”。我相信那是陆美受的华人家教之一部分。

我在人生道路上学到的中国式生活艺术可不少。关于吃，香港出身的歌星陈美龄则在一本书里写过：“中国家庭重视饮食和教育，都是一旦摄取到肚子里以后，谁也不可能夺去的东西。”她说那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动乱，人们自然知道了最重要的是什么。相比之下，日本历史也许缺少坎坷，在生活哲学方面，没有中国人那么世故。

于是，每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去想如果是中国朋友们的话，会怎样去对付。倘若事情牵涉到孩子们的教育，我参照的就是北京朋友YJ的经历。她是我朋友中最聪明的几个人之一，可是正规教育只受到10岁为止，因为那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当初她是个小“红卫兵”，15岁就正式参军，在部队文工团过了几年表演生活；然后，转到医院去做免疫研究助理并嫁给医生；改革开放后马上到中国信托公司当秘书；生下女儿后单独出国。我们认识的时候，她一边在多伦多大学进修英文一边在干洗店打工；谁料到，两年以后，就在加拿大银行总部上班了，如今是中国银行的资深经理了。她的经历告诉我的是：有志者事竟成。社会环境、教育环境都并不重要。

3月11日以后的日子，我都是借用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过来的。中文谚语如“好汉不吃眼前亏，好马不吃回头草”，或者俗话如“有得则有失”等都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当面对巨大困难的时候，关键在于扩大视野，告诉自己：世上除了眼前的现实以外，还会有另外的可能性。在具体的生活层面上，则要把房子打扫干净，然后每一顿饭都吃得好，以便把日子过得有尊严，到时候不会有遗憾。

如果世上没了小说，我们就要害怕了

文/[法]奥利维埃·罗兰（OlivierRolin)

文学，我们叫作小说文学的这一种，它不是什么“有用的东西”。它有自身的目标，有一定用处。当然，它既不给人提供信息，也不给人娱乐——甚至也没有被禁止。我在这里想要说的是，它为那些愿意与它往来的人们提供了自由的手段。如果说小说在我们的生活里像政府那样管理我们，或许我们可以说它有一点“政治”意义，但是小说让我们走向自由的那些道路跟政治所选择的途径（政治报告、思考世界的政治方法）没有任何关系，它甚至是那些东西的对立面。也许我们走进文学的理由和我们参与政治的理由相距并不遥远,我们可以直接说这是因为我们对世界状态不满所导致，但是从这个起点以后，两条道路就分道扬镳了。

我不认为文学可以解决世界上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它可以像一滴滴水，微小而缓慢地帮助我们在世界上更好地活下去。我相信人类精神更容易被文学这种特殊的智慧所培养。让人类接触伟大的文学作品吧，这样我们的世界将获得改善，包括它最物质的那些方面。世界将具有更多的微妙性，因为我们极大地需要精致和细腻。反之，文学如果消失，如果被科学、经济、政治所取代，它也许会长久种下“人类文明疾病”的根源。我有这种信念不是因为我属于文学一族，而是因为这个信仰对我之必要是身为作家理性思索的结果。

在开始之前，我想表达一种严谨的态度或者说发出一个警告，我想借用保罗·瓦莱里的声音，他这样写道：“在一切艺术中，所有的理论……都没有普世的价值。它对一个人有用，为他而建立，为他，通过他。”这句话说明，个体性在所有艺术中的不可逆转性，尤其在文学中（在文学批评，在写作和在阅读中）。这一点，即文学与一般性的不相兼容，尤其显示在文学表述中：它是多么远离政治报告。文学不让自己屈从于某些法则，从本质上讲，它是“波希米亚孩子”，这是卡门形容爱情时所用的词，但是没有关于文学的学说并不妨碍存在着关于文学的思想，甚至是多种思想。所以，我下面要说的只是我自己的理论（当然，它多半是我根据别人的东西打磨出来的）。每当我疑虑重重地问自己能干什么的时候，文学总是重新给我勇气，让我坚信我们这些作家参与了一点大众拯救。

不确定性是人类本来的面孔

我最初写作，更确切地说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几乎有点耻辱感。因为我曾经以为或者曾经想要做一个哲学家，当然是要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我说当然，是因为在那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好像是时代“不可超越的地平线”。我有一次见到了法国共产党哲学家路易·阿尔杜塞，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他。我很庄严地告诉他我要在文学艺术理论领域发展辩证唯物主义。毫无疑问，文学理论那个时期的发展还比较落后。后来我成了一名革命斗士，或者说我想努力去做。我成了新入教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小学徒，那时候的实践不是那么讲究分寸，都是味道辛辣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派头。我们被那些十分自信的思想所指引（我这里不是在讲通常的马克思主义，我讲的是被我们当作圣体的那个马克思主义），由于思想贫乏而缺乏怀疑精神，后来我走上了文学道路。可以这么说，当我勉强接受文学为圣体时，它在我看来与我直到那时所作的两种活动完全背道而驰。我说的两种活动指的是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关注和我从事的颠覆社会的激进活动（我甚至认为我的精神不是激进的，我并不肯定我的行动有精神的介入，也许它们只不过是内在情感的悲壮表现而已……）。当时，我没有错的地方是我认为文学使我远离让我确信无疑的领域，把我带向模棱两可的王国；我有错的地方在于我认为文学是低水平的标志。文学的天才——它的微妙性——表现在它既不揭示世界法则也不对行动发出指令，它既不承诺真理和正义也不昭示光明未来。这使我怀疑文学在认知上的缺乏。“小说不对别人（读者）造成压力，它诉讼的是真实情感，而不是思想，因此它从不狂妄自大，从不是恐怖主义。”事实上罗兰·巴特那个时期还没有这么说，他只是到了生命最后的日子在法兰西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才这样说。他还说：“小说的述说从不狂妄，它不让我害怕。”在那个时期，小说的这种谦卑和这种低调，不那么让罗兰·巴特喜欢，那个时候小说在我眼里也并不十分可爱。当然我知道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它大概在《共产党宣言》里）：“迄今为止，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了世界，从现在起我们要改造世界。”那时候我看到文学距离这个纲领远远落后，它既不建议去改造世界，也没有去解释世界：它不过是给自己讲一些世界的奇异和模糊不清。

最终小说被我选中，是因为那时在我看来唯有它能够接纳犹豫不定的思想，而这就是我那时的思想状况（从那时候以来我的状况没有被收拾得更好）。在小说的领地“没有任何人占有真理。”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里这样讲道，他还说（小说）“是讽刺的艺术，它的真理被‘隐藏’起来，不可言说，无法言说”。小说不下结论，不发布任何规则，不作任何决定。它无法被命名。《白痴》里面的那个英雄，米什金王子，他的动力是什么？如果有动力，我们怎样看他？圣者还是精神弱者？或者是病人？或者两者都是？他是美的？还是可笑的？“在文学的所有美好形象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给侄女的信中说，最为完美的是堂吉诃德。但是，堂吉诃德之所以是美的，因为他同时是可笑的。”这句话直指小说的悖论力量：这个力量是指它的模棱两可的艺术。艾玛·包法利，她是美的或是可笑的？当然两者都是，她是美的，也因为她是可笑的。在开往巴尔贝克（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火车里，叙事者看到一个庸俗的妇人，认为她是个妓院的老鸨。后来他又去了一次小城，魏图林“小圈子”里的人告诉他那女人是非常贵族气的谢尔巴朵夫公主：罗兰·巴特从这个反面的印象中看到了《追忆似水年华》的法则之一。这个反面不是为了用表象来替代真理，而是作者把握着无穷尽的换位。“一个被调换的题目，巴特这样分析，并不比另外一个更为‘真实’……常规的句法告诉我们谢尔巴朵夫公主只是一个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普鲁斯特代之以平行句法：公主同时是妓院老板娘。”

我提到的这些面孔，它们的不确定性其实是人类本来的面孔，它们不是简单的数量、力量、游戏或是战略中的卒子，它们不是一种知识缺失的表现，正相反，它们是知识的微妙所在。这个不确定，是人类心灵的不被确定；不确定，这是个古老的词，不一定听来很漂亮。小说教给我们：人的命运是由无数模糊不清的东西编织起来的，哪怕编织得脉络清晰无比，我们仍旧可以用几种方法来细看，它里面可能包含着不同的道理。这样的知识是历史和任何人文科学都不可能给予我们的。20世纪最伟大的一部小说之一——《生命与命运》是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丰碑小说。他的主人公之一斯特罗姆,是俄罗斯物理学家、犹太人，他是弱者和趋炎附势者吗？他在电话里听到斯大林的声音万分激动，出于怯懦他签署了诬告犹太医生给高尔基下毒的指控书；他是一个抵抗者，一个萨哈诺夫之前就出现的英雄。当他被批判为散布理想主义和外国物理理论的时候他拒绝作自我批评。他两者都是，就像那位谢尔巴朵夫既是公主也是老鸨。

我很愿意说，小说的领域就是对人的存在本质所作的微妙和本质的探讨。小说穿越条条道路，朝着“人的本质”走去，把它的模棱两可揭示出来：这对于政治说教是不可想象的。政治的说教正好相反，它讲的是固定不变的作用和“立场”。政治做整理，小说去搅乱。

小说不作做判断，政治报告却相反

罗兰·巴特说小说不作判断。政治的报告却相反，政治报告在一种初级的形式下表现，其实是一种常规的判断。一切，每个人，都要被它评判。整个的世界如同它的每一个元素，在它的眼光里都被评为或好或坏、积极或消极、进步或革命、革命或反革命等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逃脱这个二元对立。我这里说的不仅仅是指激进的政治观点，所有的政治报告，即便是稳健派的，也都按照这个选择或淘汰的方式来运作。它们是两个时速的发动机，所有人都无视波浪的闪光和彩虹的炫丽。“风格”，罗兰·巴特在《准备小说》中说：“就是尝试写出细微的区别。”

小说微妙的天才对于政治说教那种二元定式思维的简单性是一种很好的抗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获得解放的手段，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思维的解放。福楼拜曾在一封信里表达过他的想法，我和他是一致的：“那种想对所有事情作出结论的疯狂是人类的最糟糕和最绝后的疾病。每一种宗教每一个哲学家都吹嘘上帝属于他们，号称他们触到了无限和了解幸福的配方。多么骄傲虚无！我看到的是：最伟大的天才和最伟大的作品从来都不作出结论。”小说从不“狂妄”，小说不作“结论”，小说不去说教。

文学应该给自己风格，因为它既不想把人集合起来，也不想让人确信无疑。还是罗兰·巴特，他在《文章的快乐》中说：“它（文学）让人掉进失败，让人失去信心。”《在火山上》的序言里,莫里斯·纳多说：“杰作没有把门朝所有方向打开，它其实是一个封闭的世界，竖起毛发守卫自己。创造性艺术和文学一样，杰出的作品总是先给人一种害怕的感觉。”与此相反，政治报告要确实依靠双重的运动：一是进行判断，然后去分离和排斥；再一步是集合。文学带来的收获是风驰电掣的力量带给我们的，它在危机的尽头实现，而政治的说教则是从一开始就没完没了让人迷惑。

每个人都有权利与众不同

瓦尔特·本杰明在《单向街》一文中回忆：“在欧洲人的所有优点中，最大的优点就是讽刺。人们带着这种东西过着与共同体生活不同的日子，不管他被抛进了怎样的共同体。”这句话在我看来几乎是写出了小说的纲领。从写小说的观点来看，小说要认真地认识人，把他作为从共同体中解脱出来的个体，小说至少要呈现一个个性，并且让它存在，就是说一个人物。小说产生故事，就是这种东西使个人与众不同，让他的生命轨迹脱离共同体人群。

这显然是与我们过去一直称为“介入文学”（那种被政治的说教所传染的文学）相对立的。请看一个感人的场面：“一个坦克团从树林中开出来了，每个坦克的天窗都敞开着，它们将要去斯大林格勒前线。诺基科夫上校指挥并注视着它们的行进。有什么比迎接个人的孤岛状态更糟呢？但是诺基科夫想的是那堆皮头盔下的不一样的梦想！有属于人民的共同思想：爱自己的家园、战争的苦难。但是也有非凡的不同，它使人的共同体变得这么美丽。”还有一长串的梦想，它们同时占据着所有坦克手的精神：这一个想着自己正在嚼着的香肠三明治，那一个想着树枝上的小鸟，第三个想着一个姑娘的乳房，另一个想着打完仗自己要做什么，还有一个想着自己坦克前面的那个T34操作手，暗暗琢磨什么时候朝他脸上狠揍一拳。这一段的结尾写得极为漂亮：“只有一个目标决定着这一大群人在一起的意义：把仗打赢，让每个人都有权利与众不同，有权利去感觉、去思想、去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我们聚集在一起就是为了赢得这个权利，我们要去保卫它、扩大它。可是，一个可怕巨大的偏见正在从这里产生：这种偏见认为这样的联合，以人种、上帝、政党、国家的名义，这是生命的意义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手段。”让我赞叹的是，这个观点是在斯大林后时期刚刚开始的时候建立的。在我看来，它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它竟是通过一部小说构建了它的框架、理由和它的表述，竟然在一部小说里找到一个自在的位置。

写小说，讲述人们怎样“按照各自的方式生活”，讲述他们的不同，他们不是所谓的群众。埃德加·爱伦·坡有一本书是《人群中的人》，叙事者在书里观察伦敦街道的人群，在每张面孔上他都认出一种类型：小职员、赌徒、妓女、醉汉等等。突然间，有一个面孔把他打动：那个表情特异无比。“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表情，哪怕是从很远处。”这张面孔让人无法读懂，无法去把它归位到一个阶层或者一个职业，叙事者于是跟在这张面孔后面走了整整一天一夜。我想把诺基科夫上校的思索当作构思小说的宪章，它宣告小说与政治和世界的对立，而爱伦·坡笔下这个绝对独特的人物则应该是小说人物的典型比喻。

文学请我们去观望世界

保罗·瓦莱里在《文学杂谈》里说，“如果每个人除去自己的生活不能经历其他别的一些生活，那他就不算是经历了自己的生命”。小说帮助我们在自己的生命里活着。它给我们一系列和我们自己生命完全不同的生活，它让我们活在自己的生命里。就是说不是逆来顺受它，而是创造它、思考它、引领它。我能够活在我的生命里是因为我和福楼拜一样，我是艾玛·包法利，我是米什金王子，我是吉母老爷，我甚至是夏尔吕男爵——尽管这是我最难做的，我是塞利纳《茫茫黑夜漫游》里的逃跑者巴尔达木、是马尔罗《希望》中的飞行员马尼安，我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广阔天空下等候死亡的安德烈王公、滑铁卢的法布里斯、化装成小商贩的格雷古阿·山萨、被人在胸口捅了一刀的K、《在火山上》那个被人像条狗一样扔在担架上的领事、川端康成《湖》里长着猴子脚跟随一个女学生去了战后的荒凉东京的银平，是《睡美人》里的老艾戈齐为了能摸一摸睡美人情愿交钱。我是安娜·卡列尼娜，体验着走向火车轮下的那刻生命。我是男人，我是女人，我诞生，我再生，我的生命有一千次。博尔格斯在《证人》里写道：“在每个垂死的时刻都有一个事或无数的事在消亡。神智学者们曾经想过：假如存在着宇宙一样大的记忆就好了。”这个宇宙的记忆，对人类来说最为接近它的就是文学。如果没有它，人类每一代人都会重新回到儿童时期。文学给我们奉献了以往经验的宝藏，它不是事实，不是伟大的历史规则，而是人类千种万种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文学具有解放的力量，它不是通过政治的清晰口信把这个力量传给我们，而是通过把我们的经验无限地扩大和加倍而实现。（萨特在他的《什么是文学？》的小书里说：文学通过小说这种虚构的具象的经验支持着我们的思想）文学不给我们指令，它毫不张狂，它暗暗地请我们去观望世界，在观望中我们获得解放。

罗兰·巴特说：“科学是粗略的，生活是微妙的，为了纠正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小说对我们很重要。”小说的人，被小说培养的人，他像尤利斯，他很难是一个狂热者，他很难是死亡的情人或者权位的情人，像Achille或者Agamemnon（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首领，前者象征勇敢，后者贪恋权力、骄傲和崇尚强大）那样。小说的人是一个诱惑者，不是杀手，小说的人是微妙的，他是旅行者、发现者。如果有一天世上没有了小说，我们就要害怕了。

我们因何而恐惧

文/郭小聪

——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主任

30年来，我们似乎无所不能，创造了奇迹，可为什么却换不来社会的祥和、精神的安宁？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暴戾之气让人恐惧，又无能为力？

我们曾经羡慕西方发达社会的车流滚滚，如今我们自己也置身其中，但真正苦恼的倒不是交通壅塞，而是道路上司机们的各不相让，或是偶有擦碰时的恶语相向甚至大打出手，当然最可怕的还是有车辆肇事后不顾别人死活的疯狂逃逸。

今天，我们的医院设备不比西方逊色，医生的收入也颇为可观，可医护人员们比任何时候都心惊胆战，惧怕越来越血腥的医院暴力从天而降。

行走在各种公共场所中，正如外国人观察到的，我们中国人之间极少点头微笑，互致善意，大家谨慎地管住自己的眼神，因为无意中和谁对视片刻，都可能招来恶意的回报。

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当暴戾和恐惧越来越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就越来越想起霍布斯的那个可怕论断。他认为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生存状态中，人与人的关系只能是你死我活的，因为既没有你的、我的财产之分，也没有公正、是非观念，勤劳得不到尊重，成果没有保障。在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生存竞争当中，美德就只有两种：暴力和欺诈；公平也仅限于每个人都可以随意杀死别人，只要你足够强悍。

我感到身上阵阵发冷，不要以为那个时代离今天很远。事实上，前不久的“周克华事件”就像一个可怕的警告。他之所以让全社会谈虎色变，正因为他的极度冷血，正符合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的典型表现。对他而言，城市如同丛林，别人都是猎物，为了自己的生存，就可以二话不说，一枪爆头，既没有法律畏惧，也没有道德顾忌，甚至没有人与人之间起码的眼神和言语交流。“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我毛骨悚然地想起刘慈欣小说三部曲中的这句箴言，谁有尖牙利爪，谁够冷酷无情，谁就能活到最后，这正是霍布斯世界的逻辑。

但问题是，霍布斯的可怕理论指的是人类原始的生存状态，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之时，人们不得不弱肉强食。可是今天我们的社会完全不同，30年来物质财富大为增加，人们都能吃饱穿暖，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可为什么人们仍然好勇斗狠、互不友善、戾气难除呢？

难道是我们的教育投入还不够吗？高学历人才不够多吗？的确，“文革”时期那一代青年人曾因长期辍学，动辄造反，被称为“喝狼奶长大的一代”。但以我的亲身经历为证，即使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像今天这样冷漠易怒，如砂粒般没有一点黏合力。

事实上，说到今天的教育、管理，各级“精神文明办”、各种“精神文明奖”不可谓不多，高学历、高学位者也如过江之鲫，可是我只想问一句：我们今天还有谦谦君子、儒雅之士吗？

那些台上作报告、台下搞腐败的高学历犯罪分子就不用说了，今天更让人目瞪口呆的，有用暴风雨般修辞句式臭骂记者的所谓大学教授，难道他在小学教育阶段没有学过起码的为人礼貌吗？还有一语不合就敢掌掴八旬老人、更把语言暴力转化为直接暴力的所谓学者，真不知该称他是书生还是好汉，该和他讲道理还是直接扭送派出所。如今，公交车上扭打成一团的，一方是红十字会退休职员，另一方是年轻的中学教师，他们的职业熏陶并没有使他们斯文些，年龄差异也不再意味着尊老爱幼，而只关乎战斗力的高低。甚至，连强弱概念也被暴戾之气给颠覆了——教授先生在争执中竟然能打断大学生的肋骨，年轻女白领也竟敢对送餐小伙子大打出手。总之，我们的同胞们在各种档次的餐馆里打斗、在机场大厅里争斗，甚至在外国班机上战斗……这就是今天中国“目睹之怪现状”。

如果说“文革”中我们身处绝境，无能为力，那么今天，最大的恐惧则是荒诞。如同灯火通明的城市里空无一人，我们对眼前的处境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建设了那么多的高楼、那么广阔的机场，有了各种便捷的交通工具和优雅的环境，可我们却仿佛行走在丛林里？身旁经过的可能是野兽，它们随时可能攻击、咆哮，你却不知该如何提防。唯一能够自我保护的行为法则是“我是流氓我怕谁”，故意大摇大摆，张牙舞爪，即使是羊，也要披上狼皮，就像吹着口哨壮着胆走在黑夜里。这让人不禁感慨，我们建设这么现代化的城市干什么？我们要这些优雅的公共场所干什么？正像梭罗当年在瓦尔登湖边上沉思的：假如文明人的追求并不比野蛮人更高贵些，他又何必要住比野蛮人更好的房子呢？

诡异的是，暴戾之气并没有被任何一种法律合法化，但就是像受宠的浪子一样吃得开。我记得马基雅维利曾经有一句话：“被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安全得多。”可这句话还是显得太文雅了，今天许多人并不稀罕被“爱戴”，只一心追求被“畏惧”，在这个如同江湖的社会里，人要么称雄，要么臣服；要么鱼肉，要么刀俎。这种可怕的心态，构成了可怕的世态。

更可怕的不仅是人们动辄动怒，还蓄意动怒。只要飞机没有按时起飞，机场里就可能发生一场骚乱。其实怒火冲天的乘客们明知道雷雨天危险，即使飞机起飞也未必敢坐，可他们就是要迁怒于人，打砸器物，寻衅滋事，他们这样无端闹事到底是想发泄什么呢？

显然，这种莫名的易怒并不是痛苦时的自然反应，人不会对自己的病痛发怒，愤怒作为一种社会情感，只会在人与人之间爆发。而且，频发的暴力也不可能仅是偶发的集合，而是具有隐含暴力的性质。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隐含暴力意味着在一场偶然的打斗发生之前，人们就已经具备了很强的提防、戒备和仇恨心理，冲突的干柴早已铺好，就等着落下一颗火星。不过，这种隐含的暴力一般只发生在种族长期争斗、仇恨日积月累的情况下，而我们社会的暴力事件经常发生得莫名其妙，双方既素不相识，无仇无冤，所属阶层、地域也各不相同，可大家为什么都像好斗的蟋蟀，只要放到一个罐里就会互掐呢？

有一种文化上的解释，认为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一旦通过暴力形式释放欲望、舒解压力，就会形成本能反应，很难改变，而且它无须反复习得，很容易恶性循环、自我强化，至于敌视的最初原因和谁该负责倒并不重要。所以，培根早就指出：无论如何，怒气是一种下贱的品质，人不应该变成蜂，把自己的灵魂丢在所蜇的伤口中。可是，心灵的暴力就像黑色的瘟疫悄悄蔓延，不断消解着人们应有的自尊和生活的优雅，谁知道我们周围究竟有多少这样的带菌者呢？

我们社会暴戾、粗野的精神病态的确已经不轻了，而且难再掩饰，甚至在最高雅的场合，它也出乖露丑，让人蒙羞。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发布会上，全世界听到的第一句表示祝贺的中国话是“牛逼”，当外国人回去好奇地弄清这个词的确切意思，发现汉语表达竟如此粗俗，中国人的形象如此鄙陋，他们会如何评价呢？我们又何言以对呢？

暴戾和恐惧就在我们身边，它成了经济成就的阴影，也成了我们大家的心魔。有钱人也许可以眼不见心不烦，花更多的钱把自己隔离开来。可是在这种社会，财富的积累犹如一座危城，即使买得了安全，也失去了自由，这种生活能让人快乐吗？还有绝望的家长，干脆撕去了正面教育的最后一层窗户纸，声称要对孩子从小实行“小狼”教育，极早练就钢牙利爪、铁石心肠。比如要孩子极早适应应试教育环境，从小宁愿叫孩子死记硬背也不培养求知的乐趣。既然生存在丛林中，又何必假惺惺地误导孩子呢？

其实，这正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是我们社会最自私、最可悲之处。你敌视别人，就会被别人敌视；你播种什么，最终也会收获什么。事实上，造成今天的局面，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责任，但为政者更难辞其咎，他们对世风日下的社会大环境负有主导责任。

一个社会如果只把拥有的权力和物质财富的多寡作为成功与否、地位高下的唯一度量衡，人们日常生活的润滑油如果只是凭势力、托关系、找靠山，那么这个社会创造的财富再多，人们也不会快乐。因为老子早就说过，“损不足以奉有余”，更多的钱财便只会积累更多的仇恨、滋生更多的不法之徒。即使那些讲良心、守秩序的老实人，也很难快快乐乐地诚实生活、高高兴兴地善待他人。郁闷是时代的心结。

中国，这个几十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但愿不要有这样的开创性，即第一次在社会学意义上证明了：仓廪足也可以不知礼节，物质丰富也照样可以保持精神上的愚昧和贫穷。鲁迅当年曾呼吁“救救孩子”，我相信为了自己的后代，今天的中国人也都在祈愿社会公平、公正的早日实现、文明素质的真正提高。为此，我们愿意等待，甚至可以忍耐，但不能白白等待！

最有可能的生活

文/张绍刚

——知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有一部英国电影叫《如果》，影片的色调和故事都相当凛冽，有对当下体制的强烈不满和末世情怀。不过，真要是从温馨的角度来理解，“如果”二字也为无数我们希望但是又不能获得的可能的生活提供了遐想的空间。

有太多想要的“如果”，排序吧。

一、如果我们能为了理想而工作。谁要是说自己现在从事的就是理想中的行业，那真会让旁人羡慕得发疯：无论是想当明星还是公务员，一旦当上了，就会发现与职业相伴的往往是始料不及的负担，这些负担会让当初的理想跌落得如此迅速，破碎得连个整块儿都拼凑不上。不是理想不够丰满，而是现实过于骨感，所以，我们后悔了：实现理想的怪自己当初太傻太天真，没有实现的仍然在围墙外徘徊，并且继续诅咒着今天的朝九晚五。总之，实现没实现的，都会说一句话：如果能为理想工作该多好。

二、如果我们能够不为钱所累。别告诉我有钱人的痛苦，我体会不到，而且我坚信到了我有钱的时候绝不会像那些人一样想不开。甭管是买房还是养家，天天都有一干的支出等着；就算解决了生活的基本诉求，看着同事同学街坊远比我过得好，也会一股一股急火攻心。更别说时间长了，老婆孩子都有各自的参照对象，这会让比较来得更加澎湃，让心火着得愈发通红。没人跟钱有仇，愁就愁在我找钱钱不找我。连当年被拖欠工钱的农民工现在当了工头都开始拖欠别的农民工工钱了，你说，如果有钱该多好。

三、如果爱我的和我爱的是一个人。杜拉斯说：“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一百分。但是如果真情与假意参半、爱情与利益结合、需求与压力并行、性与爱交织，你怎么能辨认哪个是爱你的人、哪个是你爱的人？当爱里出现了豪车和房子、公务员和富二代、小三和大叔的时候，你怎么分别神马和浮云呢？所以，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是同一个多好。

四、如果我不随波逐流。随波逐流是一件无比省力的事情，遇事不乱，只需要观察周遭的动静，以标准动作为动作即可。曾经有过无数次，明明知道随着大流几近没人格，但是想着做一只出头鸟的后果都害怕。一次在地铁里，看到一抱着孩子要饭的，犹豫啊：要不要报警？这孩子可能是被拐卖的。但是怎么就我事儿多，周围人无比平静啊。万一警察不来，这背后还有黑恶势力呢？再说，上班快迟到了，这么一纠缠，得多长时间啊！内心不是不自责，甚至一天都会在想那个孩子，骂自己，如果不随波逐流，该多好。

五、如果我更宽容大气。花了钱买到的服务一律不说谢谢，到饭馆吃饭遇到行动笨拙答非所问的服务员一定是冷言相向，永远担心自己捐出去的哪怕一块钱被滥用，所以干脆就没捐过。畏惧权势，也畏惧贫困和贫困可能带来的惨状，所以小心翼翼躲躲闪闪，遇强遇弱都闪开。别人对我好的事一定有个一件两件，我对别人好的事一件没有。最后，发现这个世界不太美好，有些部分很不美好；而最让人不开心的是，我也是这不美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知道，如果我更宽容大气，会美好很多的。

六、如果我能回到过去。肯定当时被当成破烂卖掉的东西得留着，连一本小人书都老值钱了；不小心得罪了的那个人必须得重修旧好，哥们儿现在很牛，用得着；前年那次不能懒，要不那笔钱肯定能挣到手……这是最多人最希望的“如果”，把自己打扮得跟上帝一样全知，还实惠。

“如果”挺害人的，似乎给了我们一块橡皮，把以前的错误给改了，把没画圆的那笔补上。但是，明明知道这样的亡羊补牢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再想，会让人痛苦不堪。

不过，打一开始就定位在白日梦上，也无妨，怕就怕做着做着当真了，当成个参照物跟现实比对。

所以，最有可能的生活，是把今天的日子当成日子，把“如果”永远当成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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