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浪者史诗 / (美) 米切纳 (Michener,J.A.) 著 ;

郭雯译.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399-5777-7

Ⅰ. ①流… Ⅱ. ①米…  ②郭…  Ⅲ.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Ⅳ.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568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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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avans by James A.Michener

Copyright © 1963 by Marjay Production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arjay Productions,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2012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2-522号

书       名   流浪者史诗

著       者   （美）詹姆斯·米切纳

译       者   郭    雯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约编辑   许姗姗    吴    涛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91千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777-7

定       价   32.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21-33608311（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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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致读者

献给巴尔丹扎

第一章

多年前，一个冬日里阴冷的早晨，我被召唤到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海军武官的办公室。福布罗根上尉一脸阴郁地看着我，大声嚷道：“见鬼，米勒，两周前大使就命令你处理好马鞍鞋这个事。昨晚上阿富汗政府又提出抗议了……这次可是官方抗议。我要你，今天下午三点钟之前，给我交来……”

我插嘴说：“长官，现在来了个更紧急的事情。昨晚上收到一封快信，我已经把资料为您整理好了。”

我把一个塞满了文件的皮质公文包推到他面前，正面封着金色大印，写着“大使收”。我们使馆只有两个这样的文件夹，所以里面装的肯定是要紧东西。

“就不能等到大使从香港回来吗？”福布罗根上尉满怀希望地问道，虽然他是代理大使，但还是情愿拖一拖。

我让他失望了：“非得现在处理不可。”

“关于什么事的？”他问道。上尉靠的是自学成才，不爱看字。

我小心地把公文包的正面向后翻开，指着一封华盛顿寄来的电报说：“宾夕法尼亚州资深参议员。需要回复。立即处理。”

福布罗根上尉，这个六十多岁的光头壮汉，立刻来了精神，仿佛宾夕法尼亚州议员亲自走进了房间。“他要干啥？”他还是能不看字就不看字。

“那个杰斯帕姑娘的事。”我说。

福布罗根上尉一阵厌烦，重重地合上了文件夹。“十七个月了，”他发着牢骚，“整个使馆都中了那个小姑娘的邪。我到这个国家来，为的是要帮他们爬出黑暗落后的中世纪，这才是我想干的差使。可我整天缠在马鞍鞋啦，笨蛋杰斯帕啦这些事里头。这件事还能怎么办，我可想不出来了。”他语气坚决，下了定论，把文件又推给我。

但是我使劲把文件推回他那边，提醒道：“您一定得看看这封快信。”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文件包的皮封面，窥视了一眼华盛顿发来的这封措辞严厉的信。当他读到连国务卿都来关心这件事的时候，立刻打起精神，把文件堆到自己面前。他慢慢地朗读道：“我需要将有关杰斯帕姑娘的下落和目前处境等全部细节提交给资深参议员，此事极为重要。你们之前的所有报告均不充分、不合格。事关多方考虑，如有必要，应投入最得力的人员处理此事。若我的记忆没有差错的话，马克・米勒是否会说当地语言？如是，应考虑让此人立即全力处理此事，并令其尽快汇报。”

福布罗根上尉向后靠，从鼓起的腮帮子里吹出口气，又一次把文件推回我这边。“看起来不用我管了，”他松了口气说，“你得干活了，小子。”

我从他的写字台上拿起文件夹说：“我一直都在干活，长官。自打我来就开始干了。”

“瞎干一气。”他快活地说。我这位上司从不做惊世骇俗之举，所以才一直被困在地球上这个最默默无闻的国家里。阿富汗直到1946年才刚脱离它的铜器时代【1】，这片土地的历史长得要命，而这片土地与它古老历史之间的关联也紧得要命。在使馆里我们常说：“看看今天喀布尔的样子就知道耶稣基督时代的巴勒斯坦是什么样子。”在许多方面我们这位海军武官都是驻扎阿富汗的理想人选，因为他也是刚刚摆脱他自己的铜器时代。

可我挺喜欢他。他是个粗犷、狡诈的生意人，靠倒卖旧车的勾当发了笔小财，还在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给自己谋了个职位。他曾四次为富兰克林・D.罗斯福助选，虽说我是共和党的铁杆，但我还是尊重福布罗根上尉那股实打实的忠诚劲儿。他给民主党捐赠了差不多六万块钱，然后他们就把他发配到阿富汗来了。

他差不多是有资格来的。还没有担任公职的时候，他驾驶小艇的技术就已经算得上凑合，因为他主要的爱好就是驾船。而且在二战爆发时，他自愿帮助海军管理海岸设备。靠着努力，靠着驾驶技术，他从上尉升到了上校，还在马努斯岛和萨马尔岛为建造伟大的海军基地出过力。他是个硬汉，颇得人心；他也有勇气，我可以作见证。

我的名字其实不叫马克・米勒。按理说，应该叫马库斯・穆勒，但是我家的祖先一向有先见之明，19世纪40年代他们从德国逃出来的时候料想犹太名字在美国不大会吃得开，所以就把“穆勒”翻译成英文里的对应词，然后我们就成了米勒一家人。

我家人素来料事如神，这次也没出错。我用的名字是米勒，长的又是一张丝毫不带犹太特征的脸，这让我在格罗顿公学和耶鲁大学都能安然毕业。之后，在1942年，美国海军要招募几个合格的犹太裔军官，好摆脱硬塞给他们的那几个不像样的犹太人。他们挺高兴总算找到了我，而那时候我的大多数船伙伴根本没发现我是犹太人。寝室里的那些业余人类学家多少次向我保证过：“我一眼就能看穿哪个是犹太佬！”

在马努斯岛的时候，我是福布罗根上尉的手下，他观察了我三个星期，然后说：“米勒，你是那种应该去情报部门的小子。你有那种头脑。”然后他拿出那种野蛮劲儿来在岛上到处活动，终于为我谋到了一个好差事。1945年，我们的国防部也开始迫切需要几个懂点餐桌礼仪的犹太裔外交官，此时这位前上司想起了我，并在一周之内把我从中尉变成了国防部一名等级很低的军官，真够刺激的。

然后，就是把我安插在哪里的问题，因为一般的使馆都怀疑我能不能跟人家合得来。比如在开罗和巴格达我肯定不受欢迎，因为那里的居民反犹，又比如在巴黎，我们自己的官员也反犹。这个节骨眼上，已经在阿富汗担任海军武装专员的福布罗根上尉，说他认识这个马克・米勒，说我是个品行良好的犹太人，能够为国增光。“事实上，”他在电报中写到，“我最好的朋友中就有几个犹太人”，后来这封电报在国防部被广为传阅。他把我要走了。福布罗根上尉的勇气赢得了杜鲁门总统的嘉奖，也得到了国务卿的首肯。我的工作成绩一直相当不错，这让大家着实放下心来，也让福布罗根上尉看着我的目光里多了一分骄傲。起用我是他的主意，而且还不坏，可他出的其他主意就难说了。

“我并没有对杰斯帕姑娘的事炭火团儿似的热心，”我承认道，“但是电报到了之后我整理了所有的文件。看过资料之后，我想我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你说什么？”

“下午四点我要会见沙・汗。在他家里。在那里他说话更方便点，如果有人知道杰斯帕姑娘在哪里的话，那么非他莫属了。”

“可他会告诉你吗？”福布罗根上尉质疑道。

“在阿富汗我不指望有任何人能告诉我任何事，即便有，我也不信。”

“有长进。”上校笑了。他看了看手表说：“要是你已经研究了文件，要是你四点钟要去见沙・汗……”

“那么我就得赶紧开始办马鞍鞋那件事了。”我抢先说。

“最好这样。那些该死的毛拉正在养精蓄锐，他们的宗教狂热又要发作了。”我一直惊讶于福布罗根上校使用当地语言的能力。他阅读量很大——只读杂志，不读书——学来很多稀奇古怪的说法。“山区的毛拉们昨天一窝蜂的都进城来了，”他接着说，“不知怎么的，他们听说了马鞍鞋的事情，然后就要求把咱们的海军陆战队警卫员送回老家。”

“你该不会让几个疯疯癫癫的牧师摆布咱们的规定吧，长官？”

“跟狂热的穆斯林牧师在一起，我是绝对不会昏头的。你可不如我那么了解这些人。他们已经对阿富汗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我可能得放弃我的海军陆战队员了。”

“我该做些什么？”

“你会说当地语言。到集市里去。看看究竟怎么回事。”

“太好了，长官。”

“还有，米勒，要是有什么好的理由赶走海军陆战队员，要马上告诉我。他们很快要期满了，要是我们主动把他们撵走，可是个友好的表示。又没有什么实际的损失，又安抚了毛拉。”

只要我的老板愿意，就能用到精准的词汇，对于这种能力我也同样感到惊讶。“我可不喜欢安抚毛拉这个主意。”我固执地反对道。

“不要你来做这事，”他回答，“我来负责，这样我们就都有优势了。”

我恭顺地点点头，起身要走，胳膊底下夹着关于杰斯帕姑娘的文件，但是在门口，我又接到了代理大使的命令。“把沙・汗的想法汇报给我。”他说。

我笑了。“阿富汗大概有一千两百万人想知道沙・汗的想法。我肯定不是找出答案的人。”我离开了房间，然后折回来说，“但是我会把他没告诉我的那些汇报给您。”

在1946年，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还不需要太多的官员，因为那时人们还在举棋不定，改写未来历史的《租借法案》还尚未被人们设想出来。对于我们，这些在古怪的、有时候还有点儿吓人的城市里服务的官员而言，迫于环境，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因为那时候喀布尔几乎不给外国人提供任何东西：没有我们能住的旅馆，没有任何电影院，没有报纸，没有欧洲节目广播，没有供游客就餐的饭店，没有剧院，没有咖啡馆，也没有杂志。不允许举行公共会议，我们也没法参加阿富汗人办的任何日常社交活动，因为阿富汗人不允许有日常社交活动。我们无奈只能依靠自己，如果想娱乐一下或者找点社交活动，就得自己创造出来，这主要是靠英国、法国、意大利、土耳其和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们。在漫长封闭、大雪锁城的冬季快要过去的时候，我们狂热地寻找着任何消遣娱乐，最会在外国找乐子的英国使馆官员想出一个主意，就是对着一群不拘小节的观众大声朗读剧本，大家对这个主意开心极了。

这样，当我回到那幢充当使馆办公之用的白色二层小楼，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毫不惊讶地看到我们可怜的秘书，来自奥马哈的麦克斯维尔小姐正在狂热地敲着打字机。当我问她要那些已经被翻烂了的关于马鞍鞋的文件的时候，她多少有点不耐烦。

“在那边。”她头也没抬，厉声说道。

“能帮我拿过来吗？”我问道。

“劳驾，米勒先生，”她抗议道，“我正忙着打印今晚的剧本呢。”

“抱歉。”我说，自己找到了文件。

“今晚的朗诵会，”她解释说，“由我负责打印整个第三幕。英国使馆的女孩儿们负责打印第一幕，那一幕最长，意大利使馆有个女孩儿打印第二幕。她已经打完了。我猜她们意大利使馆没正事可干。”她叹了口气。

“你忙你的好了。”我安慰道，看见她的打字机不光有原版打印件，后面还垫着七张复写纸。“最好给我弄前三张里头的，”我提醒她说，“后面的看不清。”

“我的打字机没问题，”麦克斯维尔小姐安慰我，“意大利的打字机才印不到第七张。”我发现麦克斯维尔小姐用的是德国牌子的机器，这台打印机的确打出过七张，而且都能用。

我把马鞍鞋的文件拿到里屋我的办公室，开始翻阅起来，但是最上面的一张吸引了我，上面简单地写着：“阿富汗情报人员警告说，如果海军陆战队员继续猥亵穿马鞍鞋的妇女，在集市里会发生凶杀事件。”这条消息把事态的严重性一下子提高了好几个等级，于是我让麦克斯维尔小姐叫来我的阿富汗助手——努尔・木哈姆德，他悄悄地走进了房间。

这是个英俊、敏捷的年轻人，三十二岁，穿着一套极不合身的西装。黑头发、黑皮肤、深眼窝，阿富汗人典型的大鼻子，很少露出来的极白的牙齿。此人情绪多变、容易冲动，在美国大使馆已经工作了两年，还学会了说英语。谁都知道他受雇于阿富汗政府。

“坐下吧，努尔。”我说道。他恪守外交礼仪，坐到了我指定的椅子上，把裤子整平，双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

“有什么吩咐，大人？”他的语气恰到好处，既表示他乐于效劳，又不至于显着过分热切。

“马鞍鞋的事，”我开口道，努尔・木哈姆德放松了下来，“你听说最新的情报了吗？”我接着说。

努尔・木哈姆德一个字都没露给我。他太聪明了，不会被我套出话来，承认他知道任何一点儿消息。他坚持让我先说，接着根据我说的话随机应变。“什么情报？”他殷勤地问道。

我打开马尼拉文件夹【2】，看着那份不吉利的报告。“你们的人警告我们，说如果海军陆战队员接着……呃，他们用的是猥亵妇女。努尔・木哈姆德，你觉得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员猥亵过任何妇女吗？”

还没等他回答，我的门就被一个年轻英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推开了，他曾在瓜达康纳尔岛和硫磺岛晋升军衔，现在在使馆里享受闲职，担任军事警卫员，我们使馆一共只有两个警卫员。他潇洒地走进来，递给我一些文件，用专业动作转身离开了房间。我还记得，他的制服无可挑剔，皮鞋光可鉴人。

他走后，努尔・木哈姆德小心地回答说：“按照你们的标准，我并不觉得那些年轻人实施了猥亵。但是斋月【3】快要到了。毛拉说话一天比一天管用。正是他们觉得有猥亵妇女的行为，要是他们这么觉得，米勒先生……”

我让他看了报告。看到暗示会有谋杀案的时候，他抽了一口冷气。

“没错，”我说，“就是谋杀。”努尔・木哈姆德仔细地把文件放回原处，然后又把裤子理平整。

“我不会不把那些毛拉当回事，”努尔・木哈姆德提醒我，“你看，斋月要到了，他们想强化一下自己的势力。也提醒我们他们有这个势力。”

“假如他们怀疑的事情接着出现？假如你刚才看到那位海军陆战队员确实……呃……猥亵了妇女？”我马上接着又说，“你明白，我压根儿不相信任何海军陆战队员猥亵妇女了。”

“您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了。”努尔・木哈姆德赶紧说道。

“但是，假如毛拉的想法不是这样怎么办？他们会谋杀谁呢？”

努尔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穿马鞍鞋的人。”

“穿马鞍鞋的人！”我喘着气说。

“当然。我得解释一下，米勒大人。过去，毛拉很乐意谋杀那些弗兰基，但是每杀死一个弗兰基，都会给阿富汗带来很多麻烦。所以他们只好罢休。”

我一听到这个阿富汗语中对应“foreigner”的词汇就觉得糊涂。第一批亚细亚学生看到这个外形难看、词义更丑陋不堪的字眼儿时，发现字母g和n这种不寻常的组合令他们大惑不解，于是就发明了一个富有表达力的读音，把所有的字母都念出来，满嘴都是仇恨、嫉妒和蔑视。有些人把它念作“弗兰基（ferangi）”，“g”音重读，有些人念“法兰基（faranji）”，其他人读成“弗兰金（foreggin）”，意思是一样的。

“毛拉们不会谋杀弗兰基的。”努尔・木哈姆德安慰我。

“我觉得咱们应该马上去集市。”我提议。

“我觉得我不能去，米勒大人。我在场会减少您的影响力，也会减少我的影响力。”

“我同意，但是如果出现危险情况，我想要你在场。”

“喀布尔的集市里能出现什么危险？”努尔・木哈姆德困惑地说。

“我们刚才都看到了。会有谋杀。”

“但是不会谋杀弗兰基呀。”努尔安慰我，他不愿意跟我一路，就回去做他的日常工作去了。

他走后，我打电话给安全部门，要求准许两位海军陆战队员离岗，虽然对方大声嚷着表示抗议，但是我威胁说要把代理大使也叫来，对方就立刻同意了。透过窗子，我看到那两个胡子剃得干干净净的战斗英雄急匆匆地跑到出口处的大门。我把麦克斯维尔小姐唤来，告诉她：“我要去集市。”

“好啊，”她回答，抓起自己的帽子，“我把戏剧打印件送过去。”

我走到出口大门，叫警卫给我叫一辆“候的”，几分钟之后，一位司机开着世界上最不舒适的出租车停在了路边：一辆马拉两轮车，司机自己舒舒服服地高坐在动物毛发制成的坐垫前面，而乘客只能勉强坐在木头做的斜椅子上，面朝着车子的后部。木头车轮上绑着废旧汽车轮胎做成的细条，好帮助“候的”驶过颠簸、结冰的街道。

有人告诉我，外交官和军人对他们服务的第一个海外驻地会产生思乡之情，我也觉得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就我来说，回忆阿富汗的时候之所以带着深情，只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它是地球上最狂野、最怪异的土地，在青春年华来到喀布尔，这本身就是一场奇遇记。眼下，我正坐在“候的”里头，要去执行一项匪夷所思的任务，我又想到了这个野蛮的国家，还有我周围那些激烈的矛盾。

喀布尔城坐落在几条商队路线的交汇点，这些商队路线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喀布尔城西边被约一万七千英尺高的科依巴巴山脉包围，北边的是更加高耸巍峨的亚细亚最高峰之一，兴都库什山脉。冬季，这些崇山峻岭为皑皑白雪所覆盖，那种身处由冰块和花岗岩镶边的碗钵之中的感觉令人终生难忘。

喀布尔，去过的人都把它叫做磕布尔，没去过的叫它喀波尔【4】。这座城市的形状好像一个横躺着的巨型大写字母U，封闭的一端在东面，那里是喀布尔河流过开伯尔山口的地方，开口的一端在西，面朝着科依巴巴山脉。U型的中间一段是一个巨大的山丘，要是放在我的老家马萨诸塞州可称得上是高山大川了。美国大使馆和多数欧洲使馆就坐落在U型北部的那条腿上，眼下我正离开那里，而集市、清真寺和生机勃勃的城市生活则在南部的那条腿上，眼下我正赶往此处。

就在我们奔波在去喀布尔城市中心的路上时，我想到了堪称阿富汗特色的第一个矛盾之处：我在街上看到的男人长得都比我更像犹太人。他们个子很高，深色皮肤，敏捷灵活，黑眼睛闪闪发光，还有着闪族人那种突出的大鼻子。他们自称是以色列失散部落的子孙，其祖先于犹太人大流散时期抵达了这片高原，对此他们深感骄傲。但同时，阿富汗人记起本国的古称叫做雅利安那国，在动荡的20世纪40年代，他们被阿道夫·希特勒收编，被其称为世上最古老的雅利安民族的一支，成为希特勒的特殊子民。骄傲的阿富汗人对这两种身份一视同仁，一概笑纳，所以他们自然可以夸口说，虽然他们源自犹太部落本尼以色列的一支，但是一旦抵达阿富汗，他们就不再是犹太人了，而是建立了雅利安种族。有些阿富汗人的友邦在别处也提出了类似的论调，差不多也说得通。

阿富汗男性的服装非常引人注目。少数受过教育的平民和官员穿戴得跟努尔・木哈姆德一样：都是西式服装，毛领外套和波斯羊皮制成的帽子，闪闪发光，派头十足，其形状不是像美国海外退伍军人协会的帽子，就是像个土耳其毡帽。其他人穿民族服装：让脚趾头垂在雪地里的套鞋，鼓鼓囊囊的白色阿拉伯式裤子，巨大的白衬衫，衣角露在外面，长及膝盖，在微风中轻轻晃动，还有图案丰富的背心，用西式布料做的外套，脏兮兮的头巾，一角耷拉在肩膀上。如果是山里来的部落成员，则会携带步枪，有时候还挎着子弹带，上面满满的都是弹药。我很怀疑是否还能在别处找到这样的国都，在大街上晃着这么多全副武装的人，而且大部分部落成员除了步枪以外还带着匕首。阿富汗的教化程度只有从那些带着土耳其毡帽的官员身上能看出来，文明社会在这里没什么生存空间。

刚到阿富汗的日子里，我注意到这些刚烈的部落成员成双成对地从山上走下来，可能是刚刚完成伏击任务，其中一个人表现出十足的男子气概，而同伴则一定会表现出女性特点。他故意学女人走路，手里总捏着帕子，还用牙齿叼着花。一般这个女气十足的同伴都是涂脂抹粉，或者化着眼妆，而且总握着较为粗壮的那个同伴的手。

再仔细看看喀布尔的街道就真相大白了。街上根本看不见女人。我在这个国家待了一百多天，还没见过一名女性。我去过一些大人物的官邸，例如沙・汗的府邸，参加社交活动，但是我还没有获准见到任何居住在那里的女性。正是这种现象解释了那些男性的诡异行为：在公共生活中抹去所有的妇女之后，阿富汗人意识到女性的特点仍有可取之处，于是把这些特点派了给男性。在喀布尔上了冻的街道上，我看见的女性姿态，跟我在巴黎大街上看到的一样多，只不过这里是由男性做出来的。

当然说我没看见过女人也不准确。“候的”拉着我跑来跑去的时候，我经常能看见那些戒备森严的高墙里闪过的一个个模糊的人影，从头到脚裹在布料里。那些都是妇女，阿富汗习俗要求她们不穿罩袍就不许在公共场合出现。穆斯林教徒全身披着罩袍，只能透过一个很小的绣花蕾丝的长方块看外面，但是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有很多受过教育的阿富汗男人憎恨罩袍，他们告诉我们，被迫穿着罩袍对女性的健康有害，还会损伤她们的视力，但这个传统却还保留着。一到十三岁，所有的女性就会被赶进这个与世隔绝的世界，从此无法逃离。

然而，我必须得承认，这些鬼魂一般的人影，让城市生活有了一种深沉的性感。她们所穿的往往是昂贵的织品，上面有美丽的褶皱。与她们相遇自有一种神秘性，让人不由得猜想着这个蚕茧后面藏着何等可人儿。我很少如此关注女人，或者说，痴迷女人，因为我身在阿富汗，而这里看不见女人。

“候的”把我放在清真寺的时候，已经是正午了。这座清真寺像个小型要塞，有两座祈祷用的光塔，坐落在城市的中心。我注意到门口站着三个毛拉——又高又瘦，头发蓬乱，胡子下垂，还有凶狠的眼睛——看起来，他们在守护这座圣殿，并且还在谴责我这个异教徒靠得太近了。我彬彬有礼地注视着他们，而他们毫不掩饰地用仇恨回瞪着我，我心想：就是这样的人统治着阿富汗！

这时，其中一个人，显见得是刚从山上下来，突然发觉我身后有什么异样，于是开始用普什图语高声诅咒起来。另外两个毛拉受到他的鼓动，也开始冲过来，我迅速地躲到一旁，让他们冲过去。他们穿着长袍，摆着胡须，像田里的稻草人似的冲过去之后，我从他们背后看过去，想找找究竟是什么东西令他们如此震怒。我发现打字员麦克斯维尔小姐坐着使馆的吉普车进了城，现在正沿着公共走道急急忙忙地跑过来，怀里还抱着晚上我们要朗诵的八份打印稿。毛拉们发现了她，一个没穿罩袍的女人，觉得有义务因为违反教规揍她一顿。他和同伴们完全没想到麦克斯维尔小姐是“弗兰基”，他们高声叫骂着向她猛冲过去。

我还没来得及保护她，那三个高个子的毛拉就一窝蜂地冲了过去，向她伸出老拳，胡子和鹰钩鼻让他们看起来活像漫画里的宗教狂热分子。更糟的是——无论是当时还是事后回顾都更糟——他们还往她身上吐口水，接着麦克斯维尔小姐那神色恐怖的脸上开始有粘稠的秽物淌了下来。

我向那群人冲了过去，抓住毛拉，用普什图语大声喊着：“住手，你们这些笨蛋！她是‘弗兰基’！”

幸亏我能说当地语言，这救了我一命；圣徒们退后了，听到我讲普什图语，他们吓了一跳，否则我这个“弗兰基”居然胆敢袭击教士，说不定他们会煽动教众把我干掉。一个警察悠闲地走过来，故意慢腾腾的，因为他可不想跟毛拉冲突，然后他镇静地说：“大家听我说。咱们这是在喀布尔，不是在山里。放开这女人。”随后这三个狂热的毛拉又去河边给清真寺守门去了。

麦克斯维尔小姐被这突然的袭击吓着了，但还是表现得挺勇敢，不愿意哭出来。我把她的脸擦干净说：“别理他们，都是疯子。我去把司机找来。”

我四处寻找使馆的汽车，最后发现那位阿富汗司机懒洋洋地斜靠在河堤上，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看热闹。他准知道我或者别的什么人会出来喝止那狂热的毛拉，也料定麦克斯维尔小姐没有大碍，所以没觉得有什么必要非跟那些白痴毛拉豁出命来打架。

他踱着步子走过来。“我得把麦克斯维尔小姐送回使馆去？”他用普什图语问道。

“送到意大利使馆。”我解释道。

“小心点，”他警告我，“这些日子毛拉们可不好惹。”

他把麦克斯维尔小姐送走之前，我称赞了她展现出来的自我克制能力。美国国内人士光知道嘲笑美国人软弱，他们真应该看看三月里的那天麦克斯维尔小姐在喀布尔的表现。

她走后，我逛到集市去，其实就是在城里最挤的地方交织着几条狭窄的街道，那里几乎什么都有的卖，大多数货物都是从德里、伊斯法罕和撒马尔罕的仓库里偷出来的。有人叫我放心，不管是新社会的印度还是古代的波斯帝国，就连革了命的俄罗斯也都拿中亚那些世代为贼的家伙没办法，我听了不禁感到一阵邪恶的快乐。比耶稣降生还要早五百年的时候，波斯王国的大流士皇帝行经喀布尔，那时候的集市跟今天的一样，卖的货也一样，也是从一样的旧仓库里偷出来的。

当然，新时代也有新气象。吉列剃须刀片供货充足，德国哥廷根运来的手术剪刀也有得卖。一位很有想法的商人贩卖青霉素和阿司匹林，还有一位从孟买一座遭了贼的军用品仓库里弄来了康贝尔罐头汤和美国汽车里用的火花塞，那时候街面上已经开始出现美国汽车，在喀布尔的街道上留下了深深的车辙。

然而，街上行人的面孔才真正让我仿佛置身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那时候阿富汗的样貌跟如今一样令人惊叹，却只是雅典城邦遥远的辖地，当时这里的文明高度发达，而彼时英国还杳无人迹，美洲大陆也远未开化。这些行人的脸上都是一副要冒出火来的样子，一副紧张得发狂的表情，而我目光所及之处则都有神秘的女人身影，身上裹着轻薄的袍子，连她们的眼睛也看不见。

我注视着这些穿梭来去的倩影，像个小伙子一样憧憬着那袍子里面究竟禁锢着什么样的胴体，这时候我注意到——说不清我是怎么注意到的——两位步态婀娜撩人的年轻女子。我打哪儿看出她们是女子？不知道。我又打哪儿看出她们的美貌，看出她们受着情欲的折磨，放荡轻浮？不知道。但我的确了解，这些尤物，无论年龄相貌，都因为她们神秘莫测而格外惹人迷恋。

其中一位穿着昂贵、有褶子的罩袍，由浅褐色的丝绸做成；另一位是灰色。起初我以为她们在引诱我，于是当她们走近的时候我用普什图语悄声说道：“小姐们请留神，毛拉正看着呢。”

她们吃惊地停下脚步，转身朝着集市外面那三个瘦骨嶙峋的毛拉看去，然后咯咯笑着，快步走开了。我回头看着她们的背影，发现她们都穿着美国式样的马鞍鞋。这一定就是那几个据说跟我们两位海军陆战队员在集市里私会的女孩子了，根据我所记得的那两人离开使馆区那副急不可耐的样子，还有那些女孩子们从我身边走过时那股不管不顾的劲儿来看，我怀疑他们要来真的了，还有，这些年轻人的幽会恐怕不会有好结局。

于是我开始跟踪起这些女孩子，心里不住地咒骂努尔・木哈姆德不肯来帮一把手。她们走得不快，我不时能瞥见这两个裹着昂贵绸缎的倩影，身姿优美，还穿着马鞍鞋。她们成了情欲的化身——迷人而又危险，一闪即逝——她们就这样款款穿行在集市里，张望着，期待着。

我尾随她们走进了小巷里卖土耳其毡帽的地方，阿富汗男人戴上这些银灰色的帽子看起来很英俊，“弗兰基”戴上则很可笑。“大人，帽子！帽子！”商人们叫喊着。我用普什图语抱歉地说：“俊小伙才配得上土耳其毡帽。”他们听了笑着走开了。

眼下，穿袍子的女孩们走得很慢，磨磨蹭蹭地，一会跑到贩卖南方昂贵瓜果的水果摊子，一会跑到卖印度服装的黑漆漆的铺子里。我觉得她们并没有发现我，就隔着一段距离跟着，但是那些马鞍鞋放荡、堕落的步态迷住了我，这下我完全明白我们的两位海军陆战队员何至于在姑娘们的魔力中无法自拔了。

有那么一会，我跟丢了。我拐进一条街道，里面有贩卖金属制品的铺子——铜器、锡器、不锈钢，还有银器——但是她们不在那儿。出于某种难以言表的恐惧，我急急忙忙地回到了纺织品中心，发现她们不在，于是走向一条似乎是个死胡同的小道。我鬼使神差地走进去，结果看到了一幕奇特的、令人永生难忘的场景。

我们的两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靠着那条死胡同的墙壁，穿着鲜艳的制服。那两位阿富汗姑娘背对着我，倚在他们身上，她们的罩袍撩到背后，她们的嘴唇热切地压在海军陆战队员的嘴唇上（虽然我看不见）。穿灰衣的姑娘脱掉了一部分外套，我瞧见了那裸露在寒风中的肩膀。我还从未见过人类的身体如此热烈动情地纠缠在一起，这时我才意识到她们正在解开海军陆战队员们的制服，并调整着自己的姿势。

就在此时，我用眼角的余光看见那三个瘦毛拉穿过集市，正在寻找那几个姑娘。他们要等会儿才能追到这条小巷，说不定看不见这里。也说不定会看见。

“笨蛋！”我用普什图语喊道，顺着小巷跑下去，“从这里走！快！”

我想拉住那两个女孩，我猜部分原因是为了看看阿富汗女人不穿罩袍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她们躲开了，又一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罩袍则已经穿戴整齐，她们还是像平常一样神秘、沉默寡言。

“毛拉？”她们怀着真切的恐惧问道。

“对！快！”

我开始领着她们向我觉得安全的地方跑去，但是那两对男女不知怎么搞的居然克服了语言障碍，而且找好了自己的逃跑路线，那两个女孩一眨眼的工夫就顺着一条远离毛拉的小路消失了，而两位海军陆战队员则翻过看上去高不可攀的墙壁，只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死胡同里。我听到身后传来毛拉愤怒的声音，还领着一大帮人，我来不及多想，定了定心，开始冲着墙小解。

就算是毛拉也知道我是在撒尿，我听见他们在小巷另一头沮丧地嚷着，“作孽的丫头肯定在这。”我挤出人群，看见远处有两个穿袍子的人影，一个是浅褐色的罩袍，另一个是灰色，正在安然穿过集市。寒风中她们身上的丝绸袍子仿佛希腊女神们穿着的那样，我看着马鞍鞋顺着积雪的小路越走越远。我在心里受着神秘情欲的煎熬，这玲珑胴体激起了多么可怕的欲望！我很想追上她们，用普什图语大声诉说我的饥渴，告诉她们，既然海军陆战队员不在这里，我也很乐意与她们交媾，就算是在集市里权供男人小解的角落里也无妨。

反正这下子那两个海军陆战队员非得离开阿富汗不可了。这点毫无疑问。我懊悔地看着她们离开集市，然后有点羞愧地发觉，海军陆战队员得被遣送回家，这让我暗自高兴。我按捺住这个卑鄙的想法，想叫一辆“候的”。令我吃惊的是，立刻就有一辆凑上来，里面坐着大老远跑来的努尔・木哈姆德，他来看看事情怎么样了。

“有麻烦？”他指着毛拉殷勤地说，那几个毛拉这会儿正在集市入口旁边对着人群长篇大论地说教呢。

“差一点，”我回答，“老天保佑。”

我爬上“候的”的斜座，赶回使馆。马蹄嘚嘚地踩在喀布尔的街道上，那其实只是结了冰的泥巴而已，这时我又一次注意到设在城里大部分街道旁的那些露天小水渠。阿富汗现在还没有地下水管道，所以这些小水渠里流淌的就是公共饮用水。但是，居民们也在里面小便，往里面扔死狗，就着它们刷牙，清洗所有的食物，然后这些食物会被供给当地居民，包括美国、欧洲大使馆里驻扎的“弗兰基”食用。我耸了耸肩膀。

我面前是个山里人，背上背着卡宾枪，正蹲在沟里大便，离他不到十码远的地方有个帮厨，穿的衣服跟努尔・木哈姆德一样，正在无所谓地洗着一堆肉，一会就要给法国大使馆送去做晚餐。

“这种事真是国耻。”努尔苦涩地说。

“政府知道这些姑娘是谁吗？我是说那些穿马鞍鞋的姑娘？”

“有传言说其中有一个是沙・汗的孙女。”

“他老人家知道吗？”我接着探问。

“向使馆提出抗议的就是他。”

“他孙女长得漂亮吗？”

“都说是个美人，”努尔回答说，“但是我认识的人里，谁也没真正看见过。”

“沙・汗公开反对‘罩袍’，是吗？”我问道，想赶在见到沙・汗之前把情报拢一拢。

“那是当然。所以毛拉们上次斋月期间想要杀了他。”

“我四点钟得赶到那里。”我重复道。努尔说他会准备好吉普车，然后我就匆匆跑去向福布罗根上尉汇报了。我们安排那两个海军陆战队员当天下午就离境。他们得坐着敞篷卡车穿过那些绵长、危险的山口，然后到达位于开伯尔山口的白沙瓦。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一准儿会用阿富汗的这段往事来激励那些远赴他国服役的年轻人。

第二章

喀布尔的深冬美极了，尤其是在黄昏时分，夕阳急急坠落，赶着去西边的伊朗赴约；平时司空见惯的黄褐色烂泥屋此时也全都笼罩在皑皑白雪之中，踽踽穿过城外旷野的那些挎着卡宾枪的孤单身影，也被赋予了某种令人瞩目的史诗气质。此情此景之中，没有哪个异乡人能够忘记自己身在亚细亚。

沙・汗住在西边很远的地方，那是一座戒备森严的要塞，隐身于至少有十五英尺高的巨大围墙之后。高墙之内围着大片的土地，因此单单是修建围墙本身，就必定动用了数百名囚犯，耗费了数月之功。这座威严可怖的建筑上配有可以转动的炮台，自身还建有供祈祷之用的光塔，笼罩在景色壮丽、冰天雪地的科依巴巴山脉的阴影里，提醒着外邦人这座城市在冬季绝对不可能走得进来，除非他们愿意在倾斜的山口里赌上一条命，而每年那里都会有很多辆卡车不知所踪。

前来造访沙・汗的客人得通过城堡的门口，那里悬挂着一根门铃线，努尔・木哈姆德使劲地拉了一下，门铃发出一阵回声，穿透了寒冷的空气。一般来说，这样的沉重大门本该由年老的武士来操作，他们年轻时服侍主子，现在则是老得不中用了。然而，努尔再一次拽响门铃时，我却觉得自己听到了马蹄敲击地面的声音。随后，大门没有偷偷地被推开半寸门缝，也没有通常会出现的从门缝里暗中窥视访客的守门人，而是被蛮力“轰”的一声打开，出现了一位三十六岁的美男子，端坐在一匹正在刨地的白马上前来迎接我们。

“马克・米勒！进来吧！”他用英语喊着。他就是莫西布・汗，沙・汗的儿子，受教于牛津大学和沃顿商学院。他在外事办公室身居要职，但是今天他的打扮却像个有钱的山里人，他身着羊皮裤，昂贵的刺绣马甲，俄式皮毛长外套，还有一顶银灰色土耳其毡帽。他的脸刮得干干净净，眼睛炯炯有神，态度彬彬有礼，一个受过教育的阿富汗人最好的表现也不过如此。我以前与莫西布・汗交谈过几次，就发现他学识精深，风度高贵，自恃聪明。他个子高挑，身材苗条，脑袋很大，顶着一头他自己特别为之自豪的黑色卷发。我很尊重他，认为他是我所结交的人中最聪明的。

只要跟莫西布在一起，我总能重新体会到一点，即假若阿富汗的命运由阿富汗人自己说了算的话，将取决于山里来的那群大胡子毛拉能不能斗得过像莫西布这样，从牛津大学、索邦大学，或者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青年才俊。虽然对于这种角力胜负如何，我完全没有把握，但是显然不仅是我，而是大使馆里所有的人都暗自祈祷，希望莫西布・汗和他那群年轻的伙伴能够取胜。

“这是从哪里搞来的马？”我一边问道，一边走进那座巨大的院子，这里在19世纪频繁的围城战役中曾庇护过数千名民众。

“看看这个印记！”他喊着，探下身来与我握手。“抱歉带着手套，”他说，“但是我怕拿不住缰绳。”

他指着那匹马腹部左侧的位置，有个潦草的“W”深深地烙在毛发和皮肤里。

“我不明白。”我说。

“好好想想，米勒！”

“W,”我自言自语道，“我不记得哪家马场用这个印记。”

“往感情的方面想想！”莫西布哈哈大笑，“想想！再想想！”

我猜不出来这个像密码一样的印记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当努尔・木哈姆德开着吉普车靠边开进院子的时候，这匹马受了惊，冲到了白雪覆盖的草原上——把这么一片巨大的草地称作花园实在是太荒唐了——使我恰好能够好好观赏一番莫西布的精湛马术。他把猛跑着的马儿拉回到吉普车旁边，让它熟悉汽车发动机的声音，然后一人一马敏捷地跳到我身旁，他用双手拢成杯形放在我的右膝旁，这几个动作一气呵成，精彩绝伦。“你来骑！”他命令道。

在阿富汗，有一件事情是外邦人怎么也习惯不了的：明明是一个文雅的阿富汗人，却总是一副蛮横的颐指气使的派头。“你来骑！”朋友一发话，你就会觉得如果还不立刻飞身上马，那威力无边的卡宾枪可就要开火了。于是我抬起右脚踏进他拢成杯形的双手里，奋力向上跳起以配合他强有力的一扶，然后稳稳坐在白马身上。

我曾在格罗顿公学上过马术课，骑术还算过得去，但是我很快就发现自己显然没法号令胯下的这匹牲口。这匹野性未脱的马儿偏偏还就喜欢背上驮着什么人，它在巨大的院子里尽情驰骋，极力用它的步伐来配合我的动作。我暗自思想：这马想吓唬我，但是又不想甩掉我，否则就没人给它吓唬着玩了。它并不是完全不理会缰绳的指令，但是也不愿意按着指令快速反应。这畜生想必像个任性顽童似的想着：如果我不理这个骑手，他就会放弃。但是我用动作逼着它听从我的指挥，这匹马也就慢慢地适应了我的命令，但是多少还有点不服气。这匹马非常出色，我把它引回吉普车那里，莫西布・汗正站在车旁跟努尔・木哈姆德说话。

马儿接近那辆没熄火的吉普车时，莫西布突然把手伸向油门按了下去，于是，发动机发出了一两声爆炸般的巨响，把马儿吓得一蹦老高。幸运的是我还没放开缰绳，只好拼命地抓住绳索好把这受惊的畜生给稳住。我对莫西布这种胆大妄为的举动大为光火——为了训练他的牲口，竟然将我置于危险的境地中——我没多想就把鞋跟踩进了白马的侧面腹部，然后我们在院子的开阔地上驰骋起来，转弯、扭身、跳跃，玩了好几分钟。尽兴之后我把马儿带回吉普车，严肃地说：“努尔・木哈姆德，关掉引擎。”

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执行命令，莫西布・汗又一次按下了车门旁边的油门踏板。这一次我稳稳地控制住马儿，然后把缰绳扔回莫西布手里。“是匹好马。”我说。

“你是个好骑手，米勒。比我认识的任何美国人都强。”我哈哈大笑，他又问道：“你没猜透那印记的意思？”

“阿富汗人的心思，谁能猜得透？”我开了个玩笑。

“我反正猜不透，”莫西布承认，“但是你猜不透，我倒是觉得奇怪。”

“你从哪里弄到这匹马的？”我们朝着正宅走去时，我又问道。这座正宅是一座雄伟的、四周围有泥墙的堡垒，周围簇拥着十二三座较小的建筑物。

“有些商人把它从北方运过来。说是从俄国的奥克苏斯河那里弄来的。那天我跟一个俄国大使馆的人出去，这匹马的确好像能听懂俄语的指令。”

“这牲口棒极了，”我说，“管他是不是俄国种。”

莫西布・汗领着我穿过正宅那道结实的大门，那里的泥墙至少有三十英寸那么厚。我说：“这么厚的墙，夏天一定很凉快。”

莫西布回答说：“不光是凉快，这些泥墙禁得起英国大炮猛攻十一天。”他指着墙上的斑点，那是一个个深深的弹坑。他做出主子的样子，郑重其事地想了想，指定了一个地方，让努尔・木哈姆德在那里等着我，然后带我去见他的父亲。

沙・汗——这个名字可以翻译成英语里的“先生阁下”，其实不能算一个名字——是一位清瘦的贵族，已经连续辅佐了三位国王。他身材修长，头发花白，胡子经过精心修剪，身上穿的昂贵服装是在伦敦量体定做的哈里斯牌毛料衣服，并且在马甲外面挂着沉重的金表链。他通常讲波斯语，但是跟外国人，他更愿意说法语，因为他曾在索邦大学就读；但是他还会说流利的英语、德语，还有在乡村通用的普什图语。像所有受过教育的阿富汗人一样，沙・汗认为法国是文化艺术的发源地，德国是军事指挥技术的故乡，美国只会发明罐头，英国则是骗术的始祖。然而，阿富汗正是与英国保持着最为密切的关系，正如一位憎恨妻子的丈夫，一旦被对方抛弃还是会感到若有所失。

沙・汗对我特别有好感，他对其他美国人不说真心话，却愿意对我吐露心声，部分是因为虽然我不会说波斯语，但我能讲法语，这样他就能享受用法语外交的乐趣，他认为只有用法语才能施展外交手腕。今天我们说的就是法语。

谈话所在的房间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要想了解这个国家的任何现状都得从这个房间说起。这里曾经发生过改朝换代、惊心动魄的谋杀案，熬过旷日持久的围城战，召开过秘密会议，最奇特的是，沙・汗还在这里主持过基督教婚礼。从欧洲背井离乡来到这里的人要想跟各国使馆的女基督教徒结婚，都只能在这里举行婚礼，因为在喀布尔要找到基督教牧师可是难上加难。

房间本身就是个坚固的堡垒，由德国设计师建造，由只卖顶级货的丹麦商人负责装修，房间的装饰品交给法国人包办，光是运费就花了一万一千美元。其中一面墙上挂着一幅毕加索的作品，但是法国人不管怎么设计，都改变不了它那种日耳曼人特有的厚重之感，但它仍然是个典型的阿富汗人的社交沙龙。

从哥本哈根运来的矮桌上放着《伦敦插图新闻》《曼彻斯特卫报》《新闻周刊》《读者文摘》，还有六七本法文杂志。靠墙立着一架巨大的留声机，配着好多个扬声器，因为沙・汗和他的儿子莫西布都热爱音乐。另一面墙上是英国、意大利、法国和美国的大百科全书，还有五六种不同语言的小说。

沙・汗本人跟这间房屋一样具有典型的阿富汗特色，他单刀直入地问道：“你想谈什么？”

我拿出皮质公文包给他看，然后回答说：“我们的政府要求我们汇报艾伦・杰斯帕现在在哪里。”

“这件事他们已经忙乎大半年了。”沙・汗没有直接回答。他深陷在一把皮面椅子里，这把椅子由他的祖父购于柏林。就连法国人也没能将它驱逐出去，但是设计师还是想办法把皮面染成了难看的大红色。

“但是这一次，阁下，不光是政府要求我们汇报。还有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

“参议员很重要吗？”阿富汗老人没有正面回答。

“这个，”我嗫嚅道，“这么说吧，在美国，参议员的地位与您在喀布尔的地位相当。假使您向驻巴黎大使馆提出要求，难道您不希望听到回复吗？”

“我当然想听。莫西布，你认识那个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吗？”

“是哪一个？”莫西布马上回答。他快速说出了两个参议员的名字。“我对他们两人都有好感。”

“他们地位重要吗？”他父亲问。

“非常重要。”莫西布回答。他在阿富汗人中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位，身为虔诚的穆斯林教徒可是却喝酒精饮料，还给我倒了一杯威士忌。他的父亲则是老派穆斯林教徒，儿子喝酒居然喝到基督徒跟前来了，非得教训一下不可。于是他用普什图语严厉地批评了几句，然后我也用普什图语回答道：“请您责怪我吧，阁下大人。”这提醒了他我不仅会说法语，也会说阿富汗当地语言，老头的态度稍微好了点。

“米勒先生，你认为眼下必须有所行动。”

“确实，否则我们会受到处罚。也许可能会被召回国内。”

“让我们忍受已知的恶魔，而不要逃向未知的邪灵。”沙・汗引用哈姆雷特的台词，用法语回答道，“关于这个不幸的女孩，你掌握了新消息没有？”

我跟沙・汗，还有他那位机灵的儿子讨论了使馆目前掌握的有关艾伦・杰斯帕和纳兹鲁拉的消息。1942年的秋天，阿富汗政府从喀布尔派遣了一名优秀的年轻人前往费城，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沃顿商学院学习商科。这个叫纳兹鲁拉的年轻人只有二十四岁——比莫西布・汗年轻八岁——出身于良好的喀布尔家庭，他聪明、英俊，还拥有巨额开支账户供他随意支配，足够他从费城的二手车经销商那里买了一台漆成了红色的凯迪拉克折篷轿车。

这个年轻的阿富汗人在费城的社交界大出风头。到处都看得见他的影子——不管是在马里昂、布林莫尔，还是纽霍普。与此同时，他在德国获得的工程学学位为他在沃顿商学院获得优异的成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莫西布补充道：“虽然热衷于社交活动，纳兹鲁拉却是个优等生。我对他盯得很紧，因为我那时在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

“纳兹鲁拉跟你在沃顿商学院不是同期？”沙・汗问道。

“不是，”莫西布解释说，“您不记得了？您把他送到沃顿正是因为我在那儿干得不错。”

我激动地指着莫西布，用英语喊道：“正是！W就是沃顿的意思！”

“没错！”莫西布喊着回答道，我们两人都举起了酒杯。

“这些蠢话是打哪儿说起的？”老沙・汗仍旧深陷在他那把红色的皮椅里。

“您的儿子用W标记他的白马，以纪念他在沃顿获得的学位。”我解释道。

“荒唐透顶。”沙・汗低声吼道，显然对他儿子喝酒弄出很大的声音感到烦躁。

“纳兹鲁拉在美国得到了半打工作机会，”莫西布补充道，“但他还是选择了回国帮助我们。”

“他在哪里遇到的那个杰斯帕姑娘？”沙・汗问道，用手捻着他的金表链。

“那年月，”莫西布提醒我们，“还没有这么多美国男人可供选择。纳兹鲁拉他……”

“他姓什么？”我插嘴问道。

“就叫纳兹鲁拉，”莫西布回答道，“像很多阿富汗人一样，他没有姓。咱们还是说那个女孩子。她在布林莫尔学院读低年级。我认为他可能是在梅丽恩打网球的时候认识她的。那姑娘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赛特，是个好人家的孩子。”

“那是什么地方？”我问道。向阿富汗人询问美国地理的问题让我感到很别扭。

“那是宾州乡下的一个小镇，”莫西布解释道，“在费城北面。”

“他们不是在多赛特结婚的。”我对沙・汗解释道。

“绝对不是！”莫西布激烈地喊起来，“那姑娘家里气坏了。布林莫尔学院也乱成一团。你猜那姑娘干出什么事来？她趁着战争期间跑到英国，辗转到了印度，最后跟着驴车商队北上到开伯尔山口。她是在喀布尔这里结的婚。”

“婚礼极其盛大。”沙・汗回忆道，“你有那姑娘的照片吗，米勒先生？”

我从文件里抽出几张艾伦・杰斯帕的照片。有一张是她在布林莫尔学院读二年级时表演莎士比亚戏剧时拍的——《十二夜》中的奥利维亚——一位苗条的金发美女，其气质高雅一望可知。还有一张是读三年级时她在合唱团唱歌的照片，正与弗雷茨・瑞纳合作演出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她身着白袍，帽檐下露出一缕金发，看上去宛若天使一般。还有几张两人合照，她是个令人赏心悦目的白人，而纳兹鲁拉则是温柔的棕色。还有一张是她的高中毕业照，眼睛睁得大大的，一脸微笑又若有所思。像她这样的女孩我认识不下一千个，她们充斥着拉德克里夫学院、史密斯学院和霍利奥克学院的校园。她们擅长英文课，数学却很差，对哲学课毫无兴趣。她们精力充沛，咋咋呼呼，低年级的时候会真心实意地想要嫁给一个从阿富汗、阿根廷或者土耳其斯坦之类的国家过来的小伙子。升入高年级之后，大多数女孩子开始有些头脑了，于是就从波士顿城外的丹佛、莫比尔或者索莫威尔这样的地方挑个小伙子嫁掉。

“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沙・汗问道。

“我们有几份报告。她父亲说曾恳求女儿不要做这种事，而她只是回答说她受够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赛特镇，宁可死在沙漠里也不愿意嫁给那些围着她打转的本地小伙子。”

“多赛特镇就这么糟？”阿富汗老人问道，“我知道很多法国小镇，不会发生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但也不差。”

“我曾经开车去过多赛特,”莫西布回答道，“我记得那是个舒适的美国小镇。建筑很有殖民地风格，我的印象如此。”

“但你没有在那里生活过。”老人说。

“事实上，我在那儿生活过，”莫西布纠正道，“过了三天日子。有一个礼拜五的下午，艾伦和纳兹鲁拉开车带我过去。他想要杰斯帕的家人看看，我们阿富汗有很多知书达理的年轻人。那个周末真是快把人折磨死了。”

“杰斯帕的家人很不看好这桩婚事？”我问道。

莫西布刚要回答，我突然隐隐觉得有另一个人走进了房间。在这个厚重严肃的作战室，一种异样的气氛笼罩了我，我好像看见沙・汗正摇着头，不满地看着我的身后。我转身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想知道他正跟谁使眼色，但是那儿没有人。可我确实看见了一样东西，我刚才走进房间的时候可没看见。在门厅里，就像美国小孩乱扔的雨衣一样，一把椅子上正放着一件浅褐色的罩袍。

“不看好这桩婚事？”莫西布重复道，“杰斯帕家人对纳兹鲁拉和我的态度就好像我们是麻风病人似的。”

“杰斯帕先生做哪一行？”我问道，“不是保险业吗？”

“是的。他跟全世界的保险业务员一样，又温柔又体贴。”莫西布说，“我挺喜欢他，他的太太人也挺好。我认为他还是当地征兵局的主席，手里很有些权力。”

“后来，”沙・汗问道，“你不是劝杰斯帕一家不要跟阿富汗人结婚吗？”

“没错。我在费城见了他们，从华盛顿把大使先生也带过去了，我们四个人……纳兹鲁拉和艾伦不知道我们见面的事，也没参加。我们相当坦诚地讨论了这件事。”

“你说实话了？”我问。

“毫无保留。在我印象中，大使很不高兴，认为我没必要说得这么清楚明白。后来他说我也许破坏了国家的名誉。我告诉杰斯帕一家人，如果他们的女儿嫁给纳兹鲁拉，一到喀布尔她的护照就会被没收，然后，如果没有丈夫的许可，无论以何种理由都不能离开阿富汗。从此之后她将永远成为阿富汗人，等于是放弃了任何接受美国庇护的权利。”

“你跟他们说的，和跟我说的一样清楚？”沙・汗问道。

“是的。”

“他们怎么说？”

“杰斯帕太太哭开了。”

“你有没有警告他们阿富汗的收入和生活条件？”我问。

“我说了。说得极为详尽，”莫西布向我保证，“我说，‘杰斯帕先生，虽然在美国纳兹鲁拉开的是凯迪拉克牌汽车，我开奔驰牌汽车，但是艾伦绝对不应该被这种假象所迷惑。我们只有在国外才能接受政府的慷慨照顾，一旦回国，纳兹鲁拉和我的工资每个月不会超过二十美元。’”

“他们相信你说的话？”

“他们看见了我们的汽车，觉得我肯定是说谎。哪里都有贪心的人，无论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赛特镇，还是在喀布尔。杰斯帕一家坚信纳兹鲁拉很有钱。”

“他现在收入怎么样？”我问道。

父子俩改用普什图语交谈，都认为纳兹鲁拉和他的美国妻子刚结婚时每月挣二十一美元，现在涨到了二十七美元，大概就是这个数。

“我也说明了住房条件，”莫西布接着说，“我说艾伦将会有大半生住在破草棚里，身边全是嫌弃她不穿罩袍的女人。”

“大人阁下，”我问道，“阿富汗人是不是有可能不再穿罩袍？”

老人往后靠在他的红色皮椅里，回答道：“看起来，你们美国人对罩袍的兴趣真是非同寻常。你看！”他手指着走廊里的椅子，“我自己的孙女也穿罩袍，她母亲还是索邦大学毕业的呢。”我又瞧了一眼那条浅褐色的罩袍。

“您的孙女愿意穿这个吗？”我问道。

“我们不关心愿不愿意的问题。”沙・汗回答道。

“俄国人关心，”我回答，触及了老人的痛处，“他们说要逼着你把妇女们解放出来，正如他们解放了他们的妇女。”

我本能地感觉到他想要就这个话题谈得更深入些，也知道他赞成我和俄国人的观点，认为必须丢掉罩袍，否则就会闹革命，但是他却截住了话头，说：“我今天得知你们使馆的那位年轻女性，麦克斯维尔小姐被山里来的三个毛拉攻击了。我想是你救了她。那么你就应该知道这些激进分子的势力有多大。罩袍还得保留下去。”

“我安慰杰斯帕小姐的家里人，”莫西布讲下去，“说艾伦不是非穿不可，但是如果不穿的话，纳兹鲁拉的家里人会恨她。我还警告他们，如果艾伦没穿罩袍就出现在公共场合，毛拉们可能会朝她吐口水。”接下去，他的声音变得严厉刺耳，“米勒大人，一个弗兰基媳妇在阿富汗生活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我都告诉她们家了，后来我也告诉了艾伦本人。我拿出了最大程度的诚实和坦率。我警告她，如果嫁给了纳兹鲁拉，她就会成为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一个既没有法官的保护也没有任何人权的女人……成了一只……动物。”他的内心极为愤慨，站起身来在堡垒似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我清楚地记得说过的每一个字，米勒，因为过了一年我又得跟另一个女孩，这次是巴尔的摩来的，把这个令人沮丧的前景再描绘一遍，这个女孩比较有理性，没跟我结婚，但是你那位该死的杰斯帕小姐不管不顾地嫁给了纳兹鲁拉，而现在议员们想知道她在哪里。”

他坐回椅子上，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回忆道：“这个荒唐透顶的阿富汗政府。有人说，‘阿富汗青年出国，生活就必须过得像个绅士。’于是政府拿出了高额消费账户让我们买凯迪拉克牌轿车。你可知道我在沃顿的时候他们给我多少补贴？每月一千美元。怪不得女孩儿们都想嫁给我们。可还是这个政府又把我弄回国，你知道我现在挣多少钱——每月二十一美元。眼下，纳兹鲁拉正在坎大哈西边的地方主持水利灌溉项目，每月挣二十七美元……大概就是这个数儿。”

“他妻子跟他一起？”我突然问道。

“哪个妻子？”沙・汗问道。

我惊呆了。“哪个妻子？这话什么意思？”

“这个你没告诉杰斯帕的家人？”沙・汗问儿子。

“有些事阿富汗人在外国是不能谈论的。”莫西布回答道。

“纳兹鲁拉去美国之前就结婚了吗？”我追问道。

“他家里当然有妻子，”沙・汗解释说，“但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文件里可没写。”我抗议。

“那现在写进去。”老人说，“纳兹鲁拉在遇到那美国姑娘之前已经结婚。这下杰斯帕家里人该放心了。”他刚说完就道了歉，“抱歉，米勒大人。这么说太刻薄了。我跟杰斯帕家里人一样担心。他们家女儿去哪了？你说他们跟女儿失去联系已经有十三个月了？做父母的心里压着多大一块石头啊。”

老人开始哭泣，抹去黑眼睛里的泪水。我发现阿富汗人动不动就会突然哭起来，而且不是假装的。

他控制住抽泣之后，又继续用优美的法语轻声说：“我们家人和纳兹鲁拉家一样小心。送莫西布去英国之前，先让他跟一个穆斯林好人家出来的本地女孩结婚。我们想着，‘以后如果他又娶了个英国姑娘，也没什么损失。要是他在喀布尔工作，那么他有个穆斯林家庭，如果被派到欧洲，那么他就有个迷人的英国妻子。’我记得跟纳兹鲁拉的父母也谈过这件事。我们作了保证，‘如果不生出一两个阿富汗小孩，就不让他们离开家。’这事一直都很顺利。”

“你把这事告诉那个巴尔的摩女孩了吗？”我问莫西布。

“没有，”他诚实地回答，“但是我猜正是因为没把这个告诉她，我才能把生活在阿富汗的种种其他的不便之处坦言相告。”

我把双手平放在皮质公文包上，说道：“好吧，杰斯帕姑娘会去哪里呢？”

沙・汗叫人拿来一杯橘子汁，守规矩的阿富汗人用这种甜腻腻的饮料来代替酒精。当然，来送果汁的是一个带着毡帽的男人，因为在一个不愿意放弃罩袍的国家，大多数通常由女人做的事也必须由男人来代替。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沙・汗回忆道，“像坎大哈这么远的城市，要知道什么消息可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想办法探到了消息。我们发现，纳兹鲁拉和他的美国妻子……你知道他的穆斯林妻子和孩子们呆在喀布尔这里吧？”

“不止一个孩子？”我问道。

“是的，他去沃顿之前有一个，回来之后又生了一个。”

我思考着这件事，然后提了一点：“但是第二个孩子是跟杰斯帕姑娘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生的？”

“当然。但是他对阿富汗妻子也要尽义务。她理应受到照顾。”

“所以送给她个孩子？”我问道。

“人们很难理解我们对于女性的态度。”沙・汗承认，“我们珍视女性，热爱她们，保护她们。大多数诗歌都是献给女性的。但是我们不想让生活中挤满女人。”

“我认为如果有两位妻子，生活就不会被挤得那么满了。”我反驳道。

“我的生活有很大的自由空间，”沙・汗平静地对我解释，“可我有四个妻子。”

“四个妻子？”我问道。

我看着他的表情中有某种东西让老人觉得好笑，他平静地说：“你们美国人以为有四个老婆的男人一定是在四张床之间跳来跳去，直到跳不动摔下来。其实不是这样……完全不是。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我跟那些普通的美国生意人相比情况更糟。美国的生意人年纪轻轻就结婚，等妻子人老珠黄配不上自己就把她赶走。我可不行。一个女孩既然嫁给我，也就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家，我也不能把她送回去。我得在家里供养她一辈子，除非我们离婚，这可是有辱门楣的事情。于是，这些年来我把这些正派的女人一个一个地藏在后头的卧室里。无论是美国的制度，还是阿富汗的制度，耗费的精力跟金钱都差不多。”

莫西布插嘴说：“穆斯林对女性的态度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结果，有趣的是，这些潮流的力量现在又开始发挥作用，在美国也出现了一夫多妻现象。”

我还没来得及反驳这种奇谈怪论，沙・汗就评论说：“莫西布说得对。在伊斯兰教产生的时期，这里的男人大量地死于战争和打斗。很多家庭里妇女太多，成了累赘，圣明的先知穆罕默德出于实际的考虑，看到只有三种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就让多余的女人去当娼妓，要么让她们年复一年地独守空房，否则只能将她们分配给别人家做妾侍。穆罕默德最有道德，不会让女人沦入娼门，他给了她们合法的妻子身份。他所选的方案可谓完美无缺。”

“这套制度怎么会适合美国呢？”我问道。

沙・汗没有理会我的问题。“所以，在我们的家庭体系里，我得照料很多女人……我的妻子们，我兄弟的妻子们，还有老奶奶们。顺便问一下，米勒大人，你是否了解费城旁边的那个贵格教会学校，叫做乔治学院的？我们正考虑把我孙女喜迪卡送去。别人家的女孩子都是去巴黎的。”

我很谨慎地问：“喜迪卡今年多大年龄？”

“她多大了？”沙・汗问道。

“十七岁，”莫西布回答说，“她喜欢美国人那一套，我们觉得……”

“是个好学校，”我说，“混校制。男女同校。”

“那里难道不是修道院吗？”沙・汗多少有些惊奇地问。

“噢，不是！”

“那么不用考虑美国了，”沙・汗怒气冲冲地说道，“她就去巴黎！但是莫西布刚才说的没错。历史潮流推动伊斯兰世界实行多妻制度，最终也会推动全世界。例如在法国，我认为他们的解决办法实在可悲……情妇、私通、丑闻、凶杀。”

“但是莫西布说的是美国。”我指出。

年轻的外交官啜了口威士忌，回忆道：“你知道美国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吗？女性多于男性，差别之大，令人恐惧。像华盛顿和纽约这样的城市情况就糟透了。”

“你到那些地方的时候正好在打仗。”我指出。

“和平时期我也去过那些地方，”他提醒道，“女人不光是数量上占上风，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男人不肯结婚。同性恋，恋母情结，竞争失败，心理障碍……”

沙・汗柔和地打断他的话，说道：“关键是，米勒大人，像你这样优秀的年轻人跑到阿富汗来说，‘多么怪异的国家，多么怪异的问题。’我去法国，或者莫西布去美国的话，我们也会作出同样的评价。”

“最怪异的，”莫西布笑着说，“就是如果逮到哪个男人有两个老婆，不管在当地是不是合法，你们的社会都会假装震惊得不得了。一个女孩终于明白周围没那么多男人可供她们选择丈夫，你指望她怎么办呢？干脆抓个别人的丈夫过来……要是我就会这么做。”

想到我来沙・汗家里不是为了听他长篇大论地批评我的国家，于是我突然问道：“艾伦・杰斯帕最后的消息是在坎大哈？”

“准确地说，并非如此，”沙・汗回答道，“我们知道她去过那儿，因为有一天几个毛拉在那儿的大街上袭击了她。因为没穿罩袍。她很厉害，居然还了手，艾伦的丈夫也帮着还手。最后两人齐心协力把那群毛拉打得屁滚尿流，我很高兴他们那么做了。”

“这下她在坎大哈可成名人了。”我猜到。

“不管怎样都无所谓，”沙・汗笑了起来，“我们在政府里工作的人大多受够了毛拉，但是拿他们没办法。无论如何，艾伦的抗争都没能影响纳兹鲁拉的事业发展，很快他就被提拔上去，做到了阿富汗工程方面的最高职位。他在原来的比斯特堡【5】建立了指挥部。”

提到比斯特堡这个阿富汗历史上的伟大名字时，老人眼中涌上了一阵泪水，然后问道：“米勒先生，你见过比斯特堡吗？”

我并没见过，但是我忍住没说，因为不想让这位爱国的老人没完没了地给我开讲阿富汗那段辉煌不再的历史。我的小伎俩不管用，老人静静地说了下去：“这座伟大的拱门，它矗立在沙漠中，倒映在河水里。可以算得上是世界上最美的拱门。我认为它胜过了伊拉克的泰西封拱门【6】。没有人回忆得起来它建于何时，但是它背后的建筑物一定极其庞大。旁边还有一座足足能保护一万名居民安全的城堡，还有一座被废弃的城市，其中的居民可能达到过五十万。而现在，我们连这座城市的名字都说不上来了。”

“他在比斯特城堡干什么？”我问道。我从之前与沙・汗的数次会面中学到一个教训，一旦这位老人从比亚历山大大帝还要古老得多的时期开始讲起阿富汗那消逝的辉煌历史，可就没法打断他了。事实上，我确实从他的旧事追思中了解了很多阿富汗的历史知识，因为不同于其他人，沙・汗老人讲述的故事都是基于事实之上的。如果他说比斯特城堡曾经有五十万居民，那么事实一定是如此，现在连这个城市的历史也无从考察了。

“纳兹鲁拉和他的美国妻子到那里去，为我们的灌溉大工程作前期准备。”沙・汗解释道。

莫西布补充说：“我们知道她到达了比斯特城堡，因为我们收到了他们从那里寄来的信件。但那是九个月之前的事了。”

“你猜想她可能会在哪儿呢？”我问道。

“如果根据其他的弗兰基太太的情况判断，”——莫西布和他的父亲不管说什么语言，都会使用“弗兰基”这个词儿——“有三种可能。杰斯帕小姐有可能因为绝望而自杀；或者可能被丈夫锁起来，根本跑不出去，连信都寄不出来；再就是，她可能想要逃出去。你知道的，在杰曼有一个英国火车站，但我们问过了，她没去杰曼。”

“你猜测她去哪儿了呢？”我追问。

“将心比心，如果我是纳兹鲁拉，”莫西布大胆地说，“我会作出如下几种假设。纳兹鲁拉对他的美国妻子很好，尽可能地减少她骄傲的自尊心可能受到的打击。他以最快的速度带她逃出了那个专横的家庭，他家的女人肯定没给艾伦好日子过。在坎大哈，他跟她讲道理，帮助她适应住在泥土地上的生活，一个月只靠二十七美元工资过日子。她想回美国，但是纳兹鲁拉不准，那是他的权利，两人有几次可怕的冲突，然后她就决定靠自己的力量逃出来，结果还没跑到国境线就死了。以前也出过这种事。”

“但是为什么纳兹鲁拉不报告这些呢？”我问。

“两个原因，”莫西布顺着他父亲的判断说，“首先，只是跑了个女人，没什么大不了的。回到喀布尔之后他会给大家作出解释。第二，因为他真心爱着艾伦，觉得她可能没死，还会回到他身边。”

我们沉默了，枯坐了几分钟后，我注意到，不知从何时开始，科依巴巴山上凛冽的寒风已经肆虐在堡垒四壁之间的院子里，冬天的夜色也随之笼罩在我们身上。雪片在黑暗中打转，仿佛有一匹白马从院子里走过，来自科依巴巴山脉和其他什么地方的力量无情地撞击着这座巨大的堡垒，我们则孤独地坐在堡垒内部巨大的房间里。

“可汗大人，如果我到坎大哈和比斯特堡去，您会反对吗？有几位美国的重要人物一定要知道艾伦的情况。”

“如果我处在你的年纪，米勒大人，”老人回答道，“我早就去坎大哈了。”

“那就是说，您许可了？”

“我祝福你。虽然我儿子说话莽撞，但是我们阿富汗人的确会为美丽的女人疯狂。如果她是弗兰基女人，那些为她痴狂的弗兰基也必定会得到我们的尊敬。”

我突然发问，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沙・汗，您有您孙女喜迪卡的照片吗？就是想去美国上学的那个孙女？”

“没有，”老人回答，“我们真正的穆斯林信徒不喜欢照相。这种做法有违教规。是对人灵魂的冒犯。”

“尤其是女人的照片？”我笑道。

“是的，照相的做法与使用罩袍所遵循的教规正好相反。但是我可以告诉您，米勒先生，我孙女美貌非凡，而且她就是你今天上午逮到的，在市场里跟美国兵接吻的女孩子。”

我以为这件事只有我一个人看到，原来沙・汗对这件事也了如指掌，我感到非常震惊。“那两个海军陆战队员已经在去开伯尔山口的路上了。”我嗫嚅道。

“如果他们没有被驱逐出去，”沙・汗镇定地说，由此可见他的情报部门对美国人的监视像对阿富汗人一样严密，“我现在就不会跟您谈话了。莫西布，去把米勒先生的吉普车准备好。”

年轻人走后，沙・汗老人从皮椅上站起身来，陪我走到门口。有那么一会儿，我越过老人的身影盯着那件浅褐色的罩袍，之前那种使我乱了方寸的情欲又一次攫住了我，我感到头晕目眩，仿佛这件罩衫自动散发出香气。

“这些见鬼的女孩子！”老人笑道，“她们给罩袍洒上了廉价的法国香水，为了让男孩子注意到她们。闻闻看！”他捡起浅褐色的罩袍，罩在我的脸上。他把衣服拿开后，浓郁的香水味还在往我的鼻孔里钻。

年老的勇士搂住我的肩膀说：“米勒先生，关于这位杰斯帕姑娘。我们确实还知道点情报。也许我不应该说这是情报。只是胡乱猜测罢了，我怀疑只是这样。不管怎么说，这也太离奇了，我简直忍受不了再把它说出口。也许这就是实情，但是到坎大哈之后，你毫无疑问会听到流言蜚语。所以，信不信由你了。”

“你不告诉我吗？”我央求道。

“在你的文件里，我的名字只要跟这个留言沾上一点边儿，我都会恨得要死。我必须考虑到自己的名誉。但是你比较年轻，受得了这种难堪，愿主保佑你能够成功。”我每次意识到穆斯林教徒用跟我们完全一样的方式，敬爱着同样的“主”的时候，我都会像第一次一样感到极为惊讶。沙・汗老人愿“主”保佑我成功，毫无疑问他指的就是那位“唯一的主”。

“批准你前往坎大哈，或者任何你需要去的其他地区的文件，明天早晨会送到你的办公室。”老人向我保证道。

“谢谢你，沙・汗。”我回答道，他打开门，门外就是等着我的吉普车。我看见他的儿子，莫西布・汗又一次骑着那匹白马跳跃着，扭动着，在雪地上风驰电掣。我眼看着他消失在纷飞的大雪中，心里想：身上烙着沃顿商学院W标志的，恐怕这世上也只有这一匹马吧。

第三章

在阿富汗，几乎每一座建筑物都是残破不堪的，那都是仇恨留下的伤痕。有一些建筑物，比如沙・汗的这座层层围墙之中的堡垒，是为了抵御围城之战而修建起来的，也的确多次承担了这样的重任。而在其他的建筑物里，则发生过惨烈的凶杀和复仇。到了偏远地区，还能找到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帖木儿皇帝或者伊朗的奈迪尔皇帝时期留下的创伤。世上可曾有什么地方像阿富汗一样，饱受过如此恐怖和毁灭性的蹂躏呢？

但是，在所有这些见证过暴力的建筑物中，没有哪座比英国区里那些挤挤挨挨的房子更引人遐想。这里曾有惨败，有屠杀，有忠诚，有背叛，勇士被匕首刺中了咽喉。然而现在，英国人仍然与阿富汗人保持着亲善关系，这充分说明英国人的手腕是多么高超。

1946年，英国区也许是阿富汗教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是一座自得其乐的堡垒，里面有私密的花园、网球场和餐厅。欧洲各使馆的官员们在漫长的冬夜里正是在那儿朗读戏剧，连美国使馆官员也被勉强叫来了。今天晚上的戏是《昨日诞生》，先后由英国使馆、意大利使馆和美国使馆刚刚打印出剧本来。这是一出吵吵闹闹的喜剧，几个月前在纽约刚刚开演。端庄的瑞典女孩英格丽被安排朗诵比利・达恩的角色，有个自认为可以模仿美国黑帮成员说话的英国人扮演哈利・布鲁克，我则负责朗读《新共和》杂志记者的角色。

剧组其他成员由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土耳其大使的太太组成，现在回头想想那些朗诵会，最令我难忘的，是喀布尔城正大雪纷飞，而我们居然还能有如此雅兴。文明社会中的男女认为理所应当的事物：书籍、杂志、戏院、旅店、音乐，与我们可谓完全隔绝。我们唯有与自己的个性为伴，以过去的经历和回忆为乐；后来我们逐渐发现在这种环境中大家也有可能享受如此活跃的社交生活，实在是令人欣慰。较之于喀布尔那间拥挤的小屋，我还从来没有在别处听过更有趣的俏皮话，更引人入胜的谈话。我也从未遇到过哪帮人能够如此自得其乐，如此富有生活情趣。那些年里，我总是日复一日地跟那二十几个同伴厮混在一起，而他们总能给我惊喜，部分是因为根本没法离开他们，也无法不被他们的个性所吸引。

今晚，我们的朗诵会（我们被硬塞了几页之前从没看过的剧本，被指派了不同的角色，不过待会儿大家就能进入状态）被推迟了，因为我们办公室的麦克斯维尔小姐迟到了，由于她负责打印第三幕，还在其中扮演一个小角色，我们都觉得至少应该等她来了再开始。但是，今晚的东道主英国大使认为麦克斯维尔小姐迟迟不来让他很没面子，因为他今晚要招待赫伯特・钦纳利爵士，一位死气沉沉、满脸胡子的亚细亚常驻督查。这位先生的主要职责就是向上汇报英国驻阿富汗使馆的情况，他刚刚结束在波斯使馆的工作，让赫伯特爵士感到满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要着急，”赫伯特先生很有风度地说，大家都松了口气，“我知道美国人很少准点。”

我回答说，麦克斯维尔小姐一定是遇到了意外——我希望只是暂时的意外——因为她那天早晨六点钟就起床赶着打印剧本了，而且她还坚持亲自把打印件送到意大利大使馆（对她来说多少要冒点风险），这点雷斯普西小姐可以作证。“事实上，”我总结道，“为了完成任务，麦克斯维尔小姐落在毛拉手里，惨遭非人虐待……”

“还是老一套？”赫伯特爵士问道。

“吐口水、推推搡搡、用普什图语骂脏话。”我解释道。

“这是本周第二次发生这种事了。”英国大使说。

“我想向白厅【7】提议，”赫伯特爵士透露，“让英国使馆的所有女性工作人员立即穿上罩袍。”

“老天，千万别！”一位名叫格丽琴・阿斯科维斯的乐天派的英国姑娘尖叫起来，“噢，赫伯特爵士。我求您别这么做。”

在我看来，英国人有点过分羞怯，但是格丽琴・阿斯科维斯小姐可是喀布尔全城最可爱的白人小姐，而且还是未婚。说她的坏话于我的处境不利，因为虽说她身边围着六七个各使馆来的体面小伙子，但我好像是最有希望博得格丽琴小姐芳心的人……准确地说，假使她没能发现我是犹太人的话。现在各个弗兰基大使馆的人都还没察觉这事儿呢。

阿富汗的英国使馆和美国使馆的关系一向不太好。简单地说，英国人不跟我们一般见识。福布罗根上校的形象是既不会说话，也不识字。秘书长得太漂亮，薪水也太高。海军陆战队员目无法纪。而我这样的人则是脸皮太厚。事实上，美国使馆唯一能令英国使馆侧目的，就是我会说普什图语，可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因为他们那边也有三个小伙子会说，其中有个胆子特别小的家伙还会说俄语和波斯语。我们总归还是得到了谅解，因为美国使馆的厨房手艺特别好，酒吧也一般不打烊。

“她来了！”赫伯特爵士嚷道，像个小男孩一样激动万分，就连年纪很大的英国人也经常这么孩子气，可是，门一开，走进来的却并不是麦克斯维尔小姐，而是一位不速之客，莫西布・汗。他穿着在邦德大街定做的蓝色细条纹毛料西装，帅气的棕色皮鞋，还有一件伦敦衬衫。他打扮成一位体面的外交官，以这副形象出现在大使面前。

“阁下，您邀请我参加朗诵会已经三次了。我选择这次前来，不会失礼吧？”

“我亲爱的朋友，你能来是我们的荣幸。”

“我耳闻这出戏十分滑稽。如果不是路过意大利使馆，有幸被雷斯普西小姐告知，我先前并未听说过这出戏。”他冲着那位胖墩墩的意大利使馆打字员鞠了一躬。

“她说的是实话，”赫伯特爵士插话说，“我们的驻美大使上个月在华盛顿看过这出戏，把他逗得哈哈大笑，用航空邮件把剧本都给我们寄过来了。”

有一瞬间大家都没找到话说，这时瑞典姑娘突然大声说：“干脆我们开始吧，反正麦克斯维尔小姐的角色到第二幕才出现。”

“我认为还是再等等，”赫伯特爵士坚持说，“毕竟，大部分剧本都是由这位好姑娘打印的。这是米勒先生告诉我的。”

阿斯科维斯补充道：“而且，她刚跟毛拉打了一架……”

“你觉得毛拉们现在占着上风吗？”赫伯特爵士问莫西布・汗。

“没有，”这位阿富汗人谨慎地回答，“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落下风。”

“一段时间之前，人们传说要废除罩袍。”赫伯特爵士说，我们的讨论于是就此展开。虽说我在阿富汗待的时间并不长，但我发现，有两个话题大家准能聊得起劲：一个是罩袍，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发现的痢疾疗法，因为喀布尔的饮用水卫生状况不佳，所以这个瘟疫迟早会殃及所有的人。果然，人们谈完罩袍的话题之后没多久，我就听到雷斯普西小姐开始对人们提出了建议。

“一位德国医生发明了比肠用慰欧仿好得多的东西。我记得是叫做磺胺。在战争中发现的。”

“有疗效吗？”瑞典女孩问道。

“我的办法，”赫伯特爵士插嘴说，“一直是在肠道末端填充进一些没滋味的大块食物，比如那种新型植物纤维。你绝对想不到这种做法能将肠道运动减缓到什么程度。”

“真的吗？”土耳其大使的妻子追问道，“我一直靠肠用慰欧仿，这种药好像在肠道上端更有效。但是不起作用的时候真是一点用都没有。”

谈话现在改用法语，因为有一位法国科学家发明了一种药劲儿很大的制剂，法国大使的妻子正在给人们作解释，我想：除了在喀布尔，世界上估计没有哪个首都能让来自五洲四洋的、品位高雅的观众一本正经地讨论起如何控制肠道的上端和末端。但是，在阿富汗的生活中这可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这种被当地人叫做“喀布尔闹肚子病”的亚细亚恶性痢疾一旦爆发，可不会像我们国内的肚子疼那么简单。这种病会让患者呕吐、惊惧、虚弱，把人折腾得精疲力竭。在一个如厕设备并不富余的国家里，来一场痢疾可是非常吓人的，而且我愿意打赌，在这间摆满书籍、灯光柔和的房间里，没有哪个人不带着自己的私房药，以及一卷子更加不可告人的如厕用纸。

“你们怎么对付这种疾病？”法国大使太太用法语问莫西布・汗。

“很简单，”莫西布操着抑扬顿挫的英语说道，“你们欧洲人看见小男孩往天然水源里撒尿就大惊小怪。其实还有更糟的呢。可是又有什么大不了？喝了这样的水，大部分孩子都会死掉，这既不是祸害也不是福分。他们只是死去了，仅此而已。所以阿富汗的平均寿命是二十三岁。但这些数字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糟，远远没那么糟。因为如果你们是其中的一个孩子，又碰巧没死掉，那你几乎就等于打上了万能疫苗。看看各位周围的人吧。看看大把的阿富汗人活到很老很老的年纪。至于女人们，我向大家保证，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的水能把你养活到七岁，那么除了一颗子弹，什么东西也撂不倒你。”他捶着自己的胸口，笑了起来。

一位在喀布尔短期驻扎的矮胖医生静静地说：“你们当然都看出来了，他不是开玩笑。比方说小儿麻痹症，向美国这样一尘不染的国家里，有那么多孩子不幸患上了……”

“我们这里没有哪个孩子得小儿麻痹症，”莫西布・汗坚持说道，“但是你们欧洲人随后来到我们中间，身上又没有被阿富汗寒冷的冬天培养出来的那种免疫力……在欧洲人里已经有多少例小儿麻痹症了？”

“仅在我当医生那段时间里就有很多。”胖医生赞同道。

门响了一下，随后麦克斯维尔小姐满脸通红地出现了，一方面是由于外面极度的严寒，另外也是因为被那件险情吓得还没缓过来。“太过分了！”她有点亢奋地嚷道。

“发生了什么事？”大家一齐喊起来。

“今天早晨，”她激动地说，“有三个毛拉冲我嚷嚷！”

“我们都知道那桩不幸的遭遇。”赫伯特爵士安慰她。

“我并不在意那件事，”麦克斯维尔小姐说，“我从奥马哈千里迢迢跑到了阿富汗，我爱这个地方。”她一眼看见了莫西布，于是向他跑过来，抓住了他的手，“你猜我刚才看见了什么？就在离使馆不到两百码的地方？”

“更多的毛拉？”莫西布镇定地问道。

“狼！”麦克斯维尔小姐宣布，“是的，一大群狼。它们在旷野里厚厚的雪堆上跑来跑去。”

“山里有暴风雪，它们就跑下山了。”莫西布解释道，“每年的这个时候……”

“它们会袭击……人类吗？”有人问道。

“它们饿得发疯，”莫西布回答说，“早晨你可能会听说……呃，它们是狼，从兴都库什山上跑下来的。”

一群野狼，成群结队地在喀布尔郊外跑来跑去，等着遇见迷路的动物，或者迷路的人类。这个场景在一群本来是要朗读戏剧的人当中激起了一阵恐慌。我们不寒而栗，赫伯特爵士叫他的阿富汗男仆再添上几根柴火。大家紧靠在一起，我们的小群体更加亲密无间了。我很高兴麦克斯维尔小姐并没有要独占注意力的中心。她只是报告说：“这些狼跟迪士尼动画片里的完全不一样，它们是畜生，个头很大、浑身长满粗毛、吓人的畜生。”

“它们有长长的獠牙吗？”雷斯普希小姐问道。

“我不知道。那会儿……你知道，它们朝我们的车冲过来。如果是我开车，真不知道我会怎么办。但是，我们的仆人撒卓丁开着车，他拼命按喇叭。就跟其他大个的多腿动物一样，狼群掉过头去跑得没影了。”

“在哪儿看见的狼群？”瑞典姑娘问。

“往镇里去的方向。”麦克斯维尔小姐说道，指着我们所有人的住处。

“这就是我们建造了高墙的原因之一。”莫西布・汗用法语说。

“这个国家的矛盾之处，着实让人吃惊。”法国大使赞同道。

“狼是不是把大家吓着了？”莫西布用英语问大家，“我们开始朗读戏剧之前，请各位告诉我。狼是不是把大家吓着了？”

“没有，”法国大使用英语回答，“我们来喀布尔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我们就知道兴都库什山。”

“但我们总是叶公好龙。”赫伯特爵士评论道。他也很愿意推迟一会戏剧朗诵。毕竟，在冬天的喀布尔，聚会无论什么时候结束都没关系，不管是十点，还是半夜一点，或者凌晨四点，全都无所谓。“我记得驻扎在印度的事情。那是战前了。”他没说“那时候可是好时光，那些好日子”，但是我们知道他有意让我们这么想，“我那会儿在克什米尔打猎，有一天我说要跟我的送信人一起去捕一头克什米尔棕熊。

“在斯利那加的酒馆里有个男人，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他问我，‘你打定主意要去射杀克什米尔熊，赫伯特爵士？’我回答说我正有此打算，而且毫无疑问的是，我的态度暗示他，这个问题把我惹火了。”

阿富汗仆人走进来，在火上放进几根宝贵的木头，门外风声入耳，每个人都朝同伴凑近了一点。“那个陌生人不理会我的粗暴态度，又问，‘赫伯特爵士，你对克什米尔熊是否有一点点了解？’我有点生气地说，‘不就是一头熊吗。我在西姆拉动物园见过，那个罗杰什么的还打中了一头。’那人逼问我，‘但是你打中过吗？’

“‘没有，’我回答，然后那个男人严厉地说，‘那你没有权利对此发表意见。赫伯特爵士，你绝对不能射杀这种熊，你绝对不可以。’我谢谢他不辞辛苦地告诉我这些，然后昂首走出了酒馆，但是去打猎的路上，有一个向导用克什米尔语问我，以前是否猎杀过他们国家的熊，我说没有，然后他建议我们打道回府。我的胃口一下子被吊起来了，我快马加鞭，我们来到了克什米尔有棕熊出没的地方。

“我们找了一会儿，什么也没看见，但是快到傍晚时我们来到了一片灌木丛，虽然我没看清那畜生，但是我能看出来是一头熊，于是我开枪打了一通。我没打死那头熊，倒霉的是，我把它打成了重伤。”

赫伯特爵士停下了他的叙述，有那么一会儿我认为他觉得自己说得太多了。很明显，他不想接着说下去了，但是他喝了一口威士忌，然后说：“我觉得这房间里没有人听说过克什米尔熊吧。那熊的声音就像人类一样……就像一个处于极度痛苦中的女人。受伤之后，那熊连滚带爬地顺着灌木丛逃走，惨叫得活像个备受折磨的母亲。我差不多能听清楚它在哭诉什么。它呜咽着，嚎哭着，显见得就要因极度的痛苦死去。那真是……”他搜索着合适的词汇，把右手伸出去捶打着椅子，“那真是……”

在火堆旁坐着的玛格丽特女士说：“令人心碎啊。赫伯特爵士想要离开灌木丛，但是那些信差提醒他必须结果了那头熊。那是他的使命。于是他扑过去——那些男人说的——但是那头熊已经一瘸一拐地逃到树林深处去了。”夫妻俩沉默了，我们侧耳倾听，呼啸的风声将冬天最后一场暴雪刮碎。

“我在那头悲泣不已的熊身后追赶了将近一个小时，”赫伯特爵士平静地说，“追上它并不难，因为那头畜生不时地又哭又喊。那场面绝对十分怪异。那头熊不是个畜生。那是一切被人类猎杀的可怜虫的化身，鹌鹑、野鹿、兔子。我可以告诉各位，那头熊对我哭诉，痛苦地嚎叫着。最后我发现它筋疲力尽地倒在一棵树旁。就在我靠上去的时候，它还在悲泣着连连惨叫。以上帝的名义，我要告诉各位，那头熊……”

“你开枪了吗？”法国大使用法语问道。

“是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开的枪，但是我确实那么做了。然后我就飞奔回斯利纳加的酒馆去找那个曾经警告过我的男人，但是他已经走了。”

“这个故事的寓意何在呢，赫伯特爵士？”莫西布・汗问道，“如果今晚我们猎杀一头狼的话，它可一准儿做不出这种事来。”

“这个故事的寓意就是，莫西布・汗，这个房间里没有谁能对我们在阿富汗遇到的事情胸有成竹。你，麦克斯维尔小姐，难道你们华盛顿政府没有给你发一份打印得清清爽爽的小册子，告诉你喀布尔是什么样吗？气候恶劣。衣服也不凉快。还有痢疾。”

“确实有。”麦克斯维尔小姐笑起来。

“上面说的没错，是吧？”

“说的没错。”

“但是这本小册子可有让你预料到今日？要来跟我们聚会就得早晨六点起床打印剧本？在集市里被毛拉袭击？看见狼冲向你的汽车？”

“没有，”麦克斯维尔小姐平静地说，“华盛顿的小册子里没写这些事情。我做梦也没想到能在这世上找到一个如此温暖，如此富有人情味的房间。今夜，我深深挂念着的每一个人差不多都在这里。至于毛拉和狼，我倒也没料到。现在我觉得这些事好像都没发生过。”

“我就是这个意思，”赫伯特爵士说，把手伸向人群，“现实生活绝不会让我为遇到克什米尔熊预先作好准备。我很肯定这件可怕的事情从未发生过。但是，麦克斯维尔小姐，多年以后，那些狼对你来说会变得如此真实，正如那头哀嚎的熊之于我。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多年以后，阿富汗在我们的回忆中也会变得真实。”

“听你的话，好像我的国家很难理解，”莫西布・汗反驳道，“其实非常简单。你只要读读第十一版大英百科全书里，亨格福德・霍迪奇上校爵士所写的文字。”他念出这位上校的姓名时，咬字过分准确了。

“你说什么？”瑞典女孩用法语问道。

“请允许我。”莫西布・汗说道，向赫伯特爵士鞠了一躬，从图书室的书架上取下大英百科全书第一卷，翻到讲阿富汗的那篇文章，故意学着英国人的口音念道：

“阿富汗人在孩童时代见惯了杀戮，他们熟悉死亡，打起架来大胆残暴，却容易因失败而沮丧；性格过分暴烈，目无法纪；表面上态度坦率友善，尤其是当他们有求于人时，一旦索要不成马上变得粗野残忍。他们肆无忌惮地作伪证，背信弃义，贪得无厌，睚眦必报，手段穷凶极恶，就算搭上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为了区区小事作奸犯科，却通常无需受到惩罚，然则一旦实施惩罚则手段骇人听闻，这情形世上绝无仅有。阿富汗人之间纷争不断，巧言令色，互相猜忌；反目成仇、聚众斗殴之事时有发生；出门在外，他们隐瞒行程，不肯说出自己的目的地，或者干脆故意误导他人。阿富汗人的本性类似猛禽的习性。按照礼节和传统，阿富汗人尊重自己地盘上的外来人，但同时也认为理应警告对方自己将要发动攻击，甚至先下手为强，一旦对方离开自己的地盘就立即猛扑过去。在阿富汗人眼中，打击犯罪和收取赋税一样是暴政。他们喋喋不休地夸耀自己的高贵血脉、独立传统和勇敢精神。他们自认为是万国之始，每个人都觉得所有的阿富汗人都跟自己一模一样。

“我提醒各位，以上这些内容自成一段，”莫西布・汗警告大家，“我常常纳闷，到底需要多久我才能成为你们心目中典型的阿富汗人？你们觉得我应该狡诈圆滑、说谎成性，但为什么我偏偏不是这样的人？原因就是我们身上的那点‘猛禽’特质。一个人怎么会变成猛禽的？反正，第一段我是读不下去，好在下一段又让我看到一点希望。我可以接着读下去吗？”

“请继续。”赫伯特爵士说。

莫西布・汗微笑着，调整了刚才那种沉重的语气，接着读道：

“他们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环境中仍然能够生存，在印度军队里靠着英式训练，也能够培养出优秀的阿富汗裔士兵，但人数很少。多数阿富汗人都具有节制和顽强的品格，但是上层社会人士普遍沾染上堕落的风气，积重难返，道德败坏。初识阿富汗人，你很容易产生好感。特别是从印度过来的欧洲人，往往被他们表面上的坦率、开朗、好客，和男子汉气概所吸引；但是这种魅力难以持久，随后这个欧洲人就会发现，阿富汗人的残忍和狡诈的特点与其独立自主的精神一样突出。”

莫西布・汗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将这本百科全书重重地摔在桌子上，眼睛瞪着这些来朗诵戏剧的人。“诸位知道，这其中有一点很好笑。英国人写了这种东西，可自己也不明白阿富汗人到底是怎么把英国军队痛痛快快地狠揍了……两次的。写这东西的人肯定是憋在小房间里，坐在凳子上，苦苦思索：这些阿富汗人究竟算哪类人呢？竟能够打败我们的军队？然后就七拼八凑地描写出了一个最不像英国人的民族，随后又将这些文字一本正经地写进了这本巨著当中，我在牛津的时候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我的反应是什么？我当时的想法？我很骄傲，一个弗兰基居然把我看得如此透彻，还写得带有如此敬意。现在我渐渐年长，这才从字里行间看出了仇恨，或者说，是无知。其实，也并非如此。这些文字是一位学者带着尊敬写出的肺腑之言，只是他搞不明白我们阿富汗人的力量来自何处。不要忘记那句精彩的结语：‘这种魅力难以持久，随后这个欧洲人就会发现阿富汗人的残忍和狡诈的特点与其独立自主的精神一样突出。’”

“莫西布！”我嚷道，“你把这段都背下来了，是不是？”

“只背了我最爱的那部分。”他笑道。

“‘残忍和狡诈’也算你的最爱？”阿斯科维斯小姐疑惑地问道。

“用上述特点来捍卫句子最末的一个字眼儿，就是好话了。”莫西布回答说，“一定要记住最后一个字眼儿，阿斯科维斯小姐。独立精神。”然后他轻松地笑了起来，说道，“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你们英国人终于把我当成可以信赖的朋友了。否则我怎么敢在这种地方给你们读这种文章？就在这里，我那些残忍狡诈的祖先可是曾经两次将喀布尔城里所有的英国人赶尽杀绝。在1841年我们实施了暴行，然后在1879年故伎重演，你们居然还愿意让我出现在这里，真是他妈的宽宏大量啊。”

“难道你以为我们英国人忘了那些大屠杀？”赫伯特爵士语气沉重地说道，“那些事让我们对喀布尔有了一种特殊的情结。在这些血红色的残垣断壁之间发生的事情。就像在广岛，头顶有飞机飞过时可能也是这种感觉。”

“我们最好开始朗诵剧本吧。”我提议。

“他想要出风头。”一位年轻的英国官员嘲笑道。他是我的主要对手，也想获得格丽琴・阿斯科维斯小姐的垂青。

“事实上，”一个法国人用法语说道，“他今晚还得亲吻英格丽小姐呢。”

“没错，”我急切地说，“我非常希望能在明天早晨之前演到那个情节。”

“聪明小子，”英格丽笑道，“早晨是我最丑的时候。”

于是，朗诵就在这种气氛中开始了。第一幕里，大家的声音都有些奇怪，因为演哈里・布鲁克的英国人一口牛津腔调，英格丽只能本色出演，她的角色只是个胸前伟大的瑞典美人，其他人也都没进入状态，包括我自己也是，怎么表演也只是一个美国大使馆里的年轻小子。然而，毕竟屋子里暖融融的，听众们又都全神贯注。屋外有狼群的气味，没有人会忘记我们身在阿富汗的严冬季节，离我们所知晓的文明非常、非常地遥远。我认为，就连莫西布・汗也被我们的表演打动了，在第一幕结束的时候他问道：“赫伯特爵士，以前我错过的那些聚会也像今晚一样精彩吗？”

“就我所见过的，一直很精彩，”英国人回答道，“三周前，我们朗读了《天主教堂谋杀案》，我在里面朗诵托马斯・阿・贝克特的角色。”

“噢，我真该观赏那次表演！”莫西布嚷道，“美国大学里那帮人都很迷T.S.艾略特。他们崇拜艾略特，因为他是美国同胞中的诗人，他们尊重艾略特，因为他逃离了美国，那些人自己也想逃走，但是做不到。”

我恐怕当时入戏太深，真以为自己化身成《新共和》杂志的知识分子记者了，我说道：“你也逃离了美国，莫西布，就像艾略特一样，但与他不同的是，你时时刻刻都在后悔。”

“说得太对了！”这位好脾气的阿富汗人叫道，“我就偏偏喜欢开快车，还喜欢那股不负责任的劲头儿！在美国的时候我两样都占，而在阿富汗工作，我每天都哀叹这种生活一去不复返了。”他举起手做了个投降的姿势，然后又说道，“然而早早晚晚有一天，我们都得成熟起来。”

“我肯定，你的国家会成熟起来。”我镇定地回答。莫西布对自己刚才的发言感到相当满意，现在则稍微有点脸红，但是他仍然愉快地点了点头，他不是那种跟对手死犟到底的人；相反，他尊重敢于回击的人。

“还有人需要加香朗姆酒【8】吗？”大使问道，仆人把我们的杯子重新斟满，火也烧得更旺了，我们重新搭配演员，开始朗诵第二幕。这时候，我们都已经习惯了自己的角色，而且，不管我们如何演绎自己的角色，听众们也都习惯了。如果今晚的哈里・布鲁克说话不带布鲁克林腔调而是带着夸张的英国口音——我认为两种都很糟糕——我们也乐于接受这种表演方法。当英格丽小姐叫道“哈里，求你帮个忙，去死吧！”的时候，听上去活脱脱就是个呆头呆脑的、随时随处可见的那种金发美人。到第二幕结束的时候，我们在这座古老的城堡里已经营造出了一种戏剧家们可遇而不可求的气氛。演员与观众浑然一体，心心相印。我认为其中部分原因在于，那间温暖安静的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明白一点，如果他在我们的戏剧中找不到某种满足感，那么他在阿富汗就找不到可以逃避现实的地方。他要么在戏剧中宣泄情绪，要么就只有不参加我们的活动，独自落寞。所以我们大家互相依赖，异乎寻常地积极主动，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在未来的十六七个月里，我们得跟这群啰唆的邻居一起寻找乐趣，别无他法。正是因为如此，喀布尔的生活——没有公路，没有电影，没有新闻，没有任何东西——才如此丰富多彩。我们在这有限的几个人身上挖掘秘密，而不是在茫茫人海中随便结识些泛泛之交，每次在同事身上发现新东西，都具有特殊的意义。比如说，我从来没想到，美艳动人的英格丽还有如此鬼灵精怪的一面。

第二幕之后的对话与第一幕之后的大不相同。不知怎地，这出戏渗入到我们的思想里，主宰了我们的心智。我们这些懦弱可怜的朗诵者无力控制自身的意志，而我们想要塑造的角色却仿佛具有了真实的生命一般。哈里・布鲁克和他那位野心勃勃的金发美人好像当真与大家在这坚固的大使馆里同处一室。

“我们国家可以用得上你们这类人。”莫西布・汗对扮演垃圾回收商的英国人说。莫西布的意思并不是说需要他这样的牛津小伙子，而是需要垃圾回收商。

“关于善良的哈里老头，这出戏描写的远远不够，”英国人赞同道，“米勒，美国能达到今天的状态，有多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哈里这类人？”

“我想应该是很大程度上，而且我认为你能发现这一点相当地聪明。你没去过美国，是不是？”

“没去过，但是朗读这部分令我想到，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把哈里当作典型的美国人。我们严厉地指责他，在戏里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忘记了他也是国家的有生力量，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他这个人。”

格丽琴・阿斯科维斯小姐说道：“确实，马克，你那部分读得特别的好。你学习过戏剧吗？”这句评语可是让那些小伙子们心惊肉跳。

“上学的时候我参演过《极限挑战》这部戏。”

“我们本想演这出戏来着，”赫伯特爵士插嘴说，“但是年轻人觉得过时了。你说是吗，米勒？”

“我恐怕是这样的，但是我也觉得应该朗诵这部戏。很有趣。”

“英国戏，不是吗？”赫伯特爵士问道。

我没有回答赫伯特爵士的问题，此时我正盯着格丽琴小姐看，同时有一种模糊的预感，在喀布尔，我们两人会越走越近……用不了多久，所有的女主人都会很自然地邀请“格丽琴和马克”，再过上几年，大家都会被请到沙・汗的大院子里，支起帐篷，莫西布・汗骑着白马当我的伴郎，来参加我的婚礼。

一切都是顺水推舟的事，格丽琴・阿斯科维斯和马克・米勒在阿富汗走上婚姻的圣坛；我看着她，发现她红了脸，因为她也一定陶醉在同样的幻想中，可是，她的脸是模糊的，我只看见了一件浅褐色的罩袍，散发出香水的气味，还有一双美国式的马鞍鞋。我还听见了“喜迪卡”的名字，我还看见了喜迪卡的叔叔莫西布・汗，这时我明白了，我绝对不应该娶格丽琴・阿斯科维斯，不管我们的爱情是多么水到渠成的事。我渴望见到喜迪卡・汗那张隐藏不见的脸蛋，那舞动的罩袍，还有那小姑娘有意无意间挑起的强烈情欲迷住了我的心窍。

赫伯特爵士重复问道：“《极限挑战》是英国戏？”

“我不知道，”我回答道，“我一直觉得作者是个矫揉造作的美国人，总想学英国腔说话。”

“也许你说对了。”赫伯特爵士以为自己做出了哈哈大笑的样子，其实只是微微一笑。

第三幕的朗诵像第二幕一样紧张激烈。我们嘴里的俏皮话引起哄堂大笑，其实本身没那么好笑，我读到追求英格丽小姐的情节时，观众们也跟着起哄。在场的很多人都想知道英格丽小姐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关心的是英格丽小姐本人，不是她朗诵的角色——而由我，一个没结婚的小伙子来追求她，就算是演出来的，也让这出戏有了一种刺激的下流之感。

我们的朗诵会结束时，观众们报之以由衷的掌声，感谢我们提供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让他们得以逃避一会儿现实，而当暴风雪从兴都库什山呼啸盘旋而来的时候，他们的掌声更加热烈了。我知道，一如往常，大家会油然生出一种渴望，不要击碎今夜的幻境，而是再坐上几个小时，谈天说地，把我们营造的温情气氛延续下去。

莫西布・汗突然问道：“英格丽小姐，可以坐我的车回家吗？”此言一出，大家都感到十分惊讶。

瑞士姑娘对阿富汗人莞尔一笑，回答说：“可以。”

一眨眼的工夫，莫西布就拿好了两人的外套。他从厨房里把司机叫出来（阿富汗司机都在那儿歇脚），英格丽小姐裹上她的毛皮大衣，挽起了莫西布・汗的胳膊，我们一看她那股劲头就知道，她平时规规矩矩的性格受了戏里角色的影响。毫无疑问，莫西布和英格丽今天晚上要同床共枕了。门开了，我们看见暴风雪刮得那么厉害，他们俩人又凑得那么近，这时我们的最后一丝怀疑也消失了。

门关上之后，一个法国人问道：“莫西布·汗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他有两位太太。”一个英国女人主动回答道。

“都是阿富汗人？”

“当然都是。他想要娶个美国太太，可惜没成。”

没人能预料这种谈话会探出什么结果，但是赫伯特爵士明智地截住了话头说：“我们确实应该读读《极限挑战》这部戏。我毛遂自荐，扮演酒吧招待这个角色。”我觉得他的语气好像是在使性子似的。大家一阵七嘴八舌，分派让谁扮演哪个角色，让哪个秘书打印哪部分剧本。麦克斯维尔小姐，这位打不垮的美国人，自告奋勇要打印最长的一部分，大家自然纷纷赞同。

然后赫伯特爵士数说道：“那对年轻的恋人，就由格丽琴和马克扮演吧。”观众们都看着我们，好像我们与众不同似的，而且我原来那种水到渠成的爱的感觉又回来了。格丽琴小姐微笑着，是那种红着脸、露着白牙齿的英国式微笑。一阵痛苦的犹豫过后，我横下心来，快刀斩乱麻地说道：“格丽琴小姐，可以坐我的车回家吗？”

我的问题跟莫西布・汗的太像了，意思也太明显了，格丽琴小姐脸又红了，然后明媚地一笑说道：“赫伯特爵士，您务必也别让他们嚼我们的舌头。”

赫伯特爵士的脸都憋红了，他看着玛格丽特女士说道：“我觉得你现在该知道了，在喀布尔，任何一位漂亮的未婚女性都是各种流言蜚语的目标。你要坐马克的车走？”

“是的，”格丽琴傲慢地回答，“我要跟他一起。就像英格丽跟莫西布走一样。”她还没穿上大衣，但是霸道地抓住了我的胳膊。

赫伯特爵士有气无力地微笑着说：“我斗胆说一句，弗雷德和卡尔对你的选择一定难过得要命。”

“下次朗诵会，我就跟弗雷德和卡尔一道走。”她笑起来，穿上了阿富汗仆人递给她的外套。

玛格丽特女士插嘴说道：“下次朗诵会，你和马克可就是情侣了。”

格丽琴对上司的太太报以一丝狡猾的微笑。“玛格丽特女士，您还没注意到吗？上一个剧本读完之后，那个女演员对她的银幕爱人很不满意，不想跟他有任何瓜葛了。毕竟，在我们今天的戏里，英格丽和马克就是情侣。但是她一点也没有要跟马克回家的意思。下次朗诵会结束之后，我也就受不了亲爱的马克了。”她用手拂了一下眉毛，“今晚他是我的白马王子，帮我赶走狼群。”让我吃惊的是，她伏过身来在我的面颊上吻了一下。

“好样的，格丽琴！”玛格丽特女士喝起彩来。

“看起来，似乎你的秘书要抛下你投奔扬基佬了。”赫伯特爵士怒气冲冲地对大使说道，我带着格丽琴走向吉普车，努尔・木哈姆德已经把车开过来了。

虽然英国使馆地方很宽敞，但并不是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使馆里有住处，有些人住在喀布尔城区，广场以西的一座建有围墙的大房子里，那地方是城里最热闹的地区，充满欢声笑语和海外英国人最喜欢讲的沉闷笑话，还有一种自欺欺人的、童话般的假象，让他们能够像在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悠闲地生活。我常去这座房子，如今一想起来，还觉得那里的一切都那么对我的胃口。在我刚刚见到这座房子，结识了其中的主客时，我非常纳闷一个男人怎么能把英国姑娘弄上床。她们的曲棍球棒放哪里？他要怎么做才能不让她讲那些没意思的笑话呢？而眼下，我正和自己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漂亮的英国姑娘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也在担忧着同样的问题。

但是，我们走上了从使馆到喀布尔城区那条七拐八弯的小路，看见月光照在白雪上给左边高耸的兴都库什群山镶上了银边，这时那些无关紧要的七情六欲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我们只是两个来自异国他乡的陌生人，在这世间的一处高原上穿行。格丽琴向我身边靠近了一些，我们的手握在一起，这时候车窗外已经能看见喀布尔市区的房子了。

然后我们看见了灯光——那其实是燃烧着的火炬——人们跑来跑去，一辆马车疾驰过来。路上聚集着一群人，努尔・木哈姆德跳下吉普车去看出了什么事情。一会工夫他就回来了，面不改色地说：“狼群逮住了一个老人。”

肯定是速战速决。根据当地人的说法，有十五到二十头狼袭击了老人，几分钟之内就把他撕成了碎块。现在狼群向东边奔去，士兵们出来击中了其中几头，其他的则逃走了。努尔・木哈姆德开着吉普车经过了出事的地方，然后抵达了英国使馆的宿舍。

美丽的格丽琴说：“你愿意进来吗？”我说我愿意，因为我知道戏剧朗诵活动过后的第二天早上没人会忙着去上班，在英国使馆的宿舍里会有很多乐子，人们大聊特聊，还会在楼梯下面接吻。正要走进去的时候，我看见努尔・木哈姆德坐在吉普车里，于是说：“努尔，你可以回家了。我自己走路穿过公园回去。”但是他说：“绝对不行。他们还没有把狼全打死呢。”这时，从东面传来了声音，我们能辨认出来有什么东西正顺着狭窄的街道狂奔过来，我不想在英国使馆过夜了。

“我得送努尔・木哈姆德回家。”我抱歉地说，“他从一大早就开始干活了。”

格丽琴几乎是如释重负一般地说：“我认为这样最好，真的。”然后我跳进了吉普车。事后回想起来，我当时走得太急，很没风度。

“咱们去找狼群。”我对着努尔喊道，然后我们把吉普车风驰电掣一般地开过美国使馆，顺着一条又一条窄街开到城区边上，在很靠南边的地方我们遇到了一些士兵。他们慢慢地向北走着，希望能碰到狼群，我们能看见顺着河边有灯火在诡异地闪动着。

我们在月光下的雪地里待了一会儿，靠着古城边，左边是高高的兴都库什山脉，四个方向都展示着亚细亚地域之广大：东临开伯尔山口，北靠奥克苏斯河，南接坎大哈的集市和一望无际的俾路支沙漠，西边则有一个奇特的湖泊，到了天边就看不见了，还有设拉子和伊斯法罕的光塔。此时此刻，我切身感受到了中亚的辽阔。它的一半面积藏在罩袍后面，而且，如同喜迪卡那香气氤氲的罩袍一样，这个干冷、寂静、河边闪着一串灯火的夜晚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力量。那是结冰的原野散发出来的气息，咬噬着人类的鼻孔，那是集市的香味，即使到了晚上也依然浓烈而又污浊，还有松树那洁净香甜的气息，隐藏在花园围墙的背后。亚细亚遥远的山口给我们送来了狼群，此情此景我永远难以忘怀，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幸运，以亚细亚地域之广，我怎么会偏偏被选中到喀布尔来执行公务，我竟然来到了这个最偏僻遥远的首都。

南边传来一阵枪声，打乱了我的胡思乱想；已经可以看到枪口一闪一闪地发光。士兵们一定近在咫尺。我现在还依稀记得，枪口的光芒照亮了透明的雪夜，我暗自思想：俄罗斯作家笔下的夜晚就是这样吧，俄罗斯的白夜。这个念头不知是从哪里跑出来的，一声巨响就将它击得粉碎。

我顺着河边向北跑去，穿过光秃秃的田野，接近了狼群。十五头，十八头，它们挤成一团，数也数不清，似乎无意逃跑。狼群好像组成了一头巨型猛兽，不停地把头从一边转向另一边，到处找不到食物。这头猛兽面目狰狞，性格霸道，正在雪地上穿行，它仿佛是亚细亚和那些巨大山脉的化身，被某种外力驱动着。

其中一头狼肯定是闻到了努尔和我的气味，狼群突然间扭头向我们冲过来，但是当头狼看到吉普车那雪亮的大灯时，狼群改变了方向，看不出明确的动向，这群灰色的动物消失在结冰的夜色中。

“它们在这里！”努尔・木哈姆德喊道，士兵们冲了过来。有人开了火，我记得自己咕哝道：“我希望它们能逃得一命。”

阿富汗士兵到吉普车这边来，跟努尔和我聊了几分钟，他们很高兴能结识一位说普什图语的弗兰基。他们的长官过了一会也坐着指挥车赶来了，大家决定留两个人放哨。“春天快要到了，”长官用普什图语说道，“然后就不会有狼了。直到下一年。”

现在差不多是凌晨四点钟，但是还要好几个小时才会出太阳，努尔发动汽车送我回家，但是我突然冲动地说：“我们去英国使馆！”我们到了那里，如我所料，那里还是灯火通明，我敲了敲门，英国使馆的姑娘们看到我一点都不吃惊。有些男人在那里聊着晚上的戏剧，我说道：“我们刚才在外面追赶狼群。我们在城东边看见它们了。”这句话在人群中引起一阵骚动。

“它们可怕吗？”格丽琴问道，她看起来格外美丽动人，我给她讲了狼群，说有个士兵告诉我春天快要到了。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我们享受了英国式的乐趣，大聊特聊了一通，还在楼梯下面接了吻。

第四章

第二天早晨，我被努尔・木哈姆德的砸门声吵醒，他喊着：“米勒大人！福布罗根上校说十一点钟开会！”

我急忙起身，用冷水敷了敷眼睛，等努尔带着刮脸用的热水推门进来。我的脸在令人舒服的水中放松下来，我一边刮胡子一边问道：“我还有多长时间？”

“已经十点过了。”他提醒我，随后我朝门厅的方向跟他打了个招呼。他肤色黝黑，脸刮得干干净净，穿着西式服装，带着土耳其毡帽，等着带我去吃早餐。今天早晨他身上好像有一种特殊的自豪感。“我也要去参加上校阁下的会议。”他对我透露说，我看出他给我刷完鞋之后又用我的工具刷了他自己的。这类事他本来用不着做。在使馆里，他是我的公务助理，但他家里还有妻子，曾经问过是不是可以为我管理住处的仆人们，好增加一点工资。“要不然，大人，他们会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偷东西。你知道，他们可是阿富汗人。”

喀布尔城北面有一条狭长地带，整个是一处公园，我就住在较远那一边的一座比较新的房子里：西边是英国使馆宿舍，走路就可以到达，东边是美国大使馆，也是近在咫尺。我刮完胡子，套上一条阿富汗长袍，然后走上屋顶看风景，在我心中这处景色比英国使馆宿舍和美国大使馆的分量要重多了。我想好好看看这座山脉，再一次提醒自己身在何处。

我首先向西看去，朦胧的科依巴巴山脉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它们近在咫尺，触手可及，山体形态各异，仿佛是哥特风格的雕塑，而非真实的山脉。在北方，矗立着巨大肃穆的兴都库什山脉，沉重而又压抑。根据当地的传说，由于想要翻山去撒马尔罕经商发财的印度原住民的悲惨遭遇，这些山脉又被叫做兴都苦死山。在我被派驻阿富汗的那段时间里，无论何时，只要一看到兴都库什山脉，就会感到自己与亚细亚腹地紧紧相连。

这是因为，再向东去，这两座阿富汗最主要的山脉就接入了人迹罕至、神秘莫测的帕米尔高原，为几个国家的接壤之处提供了屏障；接下来就进入了极难翻越的亚洲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其山体两侧居住着罕撒人、吉尔吉特人和克什米尔人。喀喇昆仑山南部就是喜马拉雅山，大片的山体沿着亚细亚的脊梁向东延伸下去。

就这样，每天清晨我都会欣赏尽收眼底的山景，感到自己不仅与阿富汗心心相通，还与整个亚细亚大陆，以及我过去的经历融为一体：在战争时期，我曾随军机经过喜马拉雅山飞入中国；也曾深入高山云端之上的吉尔吉特执行情报任务；亚细亚东部地区的大海战；还有眼下美国国务院驻喀布尔的工作。我做了六七次深呼吸，脑海中浮现出高山大川踩着沉重的芭蕾舞步踏遍亚细亚的情景，然后我走下屋顶，到努尔和其他仆人为我准备好早餐的地方。

福布罗根上校在十一点的会议中叫来了最了解杰斯帕事件的四名使馆成员。情报部门的理查德森也来参会，这位绅士总是穿着粗花呢衣料的服装，叼着烟斗，留着英国式的小胡子，大家都认为他讲话颇有道理，而这主要是因为除非文件里白纸黑字地写着，否则这位先生不愿意对任何事发表意见。他是由联邦调查局派到国务院来的，是安全问题和俄罗斯动向问题的专家。我们认为他只是暂时派驻阿富汗，目的是为了研究俄国南部在阿富汗的占领区。他认为杰斯帕姑娘的事情是一次干涉行动，而且反复说过好几次。但是眼下他正自信地坐着，十指交叉放在他自己的情报文件上，等我们开口问问题。

在场的还有一位纳克斯勒先生，使馆里的精明人，年纪接近五十岁，做事谨小慎微，在我们使馆的上层人物里，他是唯一一个地位稳固的人。跟我们其他人不同，纳克斯勒先生不是从其他职务上调到国务院的；他一直都是外交官，而且总是乐于提醒我们这两种人之间的巨大差异。他善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态度，但是我们猜想，他认为海军武官不过是个无聊政客，也瞧不起理查德森，觉得他在联邦调查局只不过是个区域警察，他对我报以同情，认为我是个没法避免的错误，被安插在一个非得招募些不牢靠的员工来填充新职位的部门里。他默默地在喀布尔挨着日子，等着哪天被调往一个真正的使馆，比如说像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维也纳这类地方。接下来就是伦敦或巴黎使馆。眼下，他在喀布尔的策略就是闭紧嘴巴。

剩下的两个人就是我和努尔・木哈姆德了。福布罗根上校先对我说：“沙・汗的办公室送来了文件，现在你可动身去坎大哈了。”

“我明天就出发。”我说。

“很好。你觉得能在那儿发现些什么吗？”

“昨天，沙・汗说有三种可能性。第一，她可能自杀了。”

“有这个可能性吗？”福布罗根上校问道。

“有。她肯定是看到在阿富汗自己将不得不过上怎样的生活，给吓着了。反正昨天听了莫西布・汗说了几件事，我可是着实给吓着了。”

“就是外事办公室的那个莫西布？”福布罗根上校问道。

“是的。莫西布告诉我一些咱们的报告里没有的事情。纳兹鲁拉去美国之前有一个阿富汗太太，还生了个孩子。”

“这个我们知道。”理查德森自鸣得意地说，用烟斗敲了敲文件。

他居然对我保密，这让我很不高兴。“那么你可知道，”我问道，“纳兹鲁拉和艾伦・杰斯帕结婚之后，他的阿富汗妻子跟他们一起生活，而且又有了一个孩子？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使得杰斯帕小姐自杀了。请记住，三年前，艾莉森姑娘就是这么自杀的。”

房间里的美国人回想起那件可怕的事情，脸上都显出了畏缩的表情，随后理查德森问道：“当真那样的话，我们就应该已经听说这起自杀事件了呀。”

“我问起了为什么我们没听说有自杀的事，你们猜莫西布怎么说？她只是一个女人罢了，纳兹鲁拉从喀布尔回来之后自然会把该说的告诉我们。”

“你们还猜测了其他的可能性？”福布罗根上校问道。

我暗自寻思：看看纳克斯勒那皱眉蹙额的表情吧。职业外交家会这样问：“还有何种假设？”我还是喜欢福布罗根上校的说法。

“第二种可能性，”我说道，“她被丈夫关起来了，我们可能好多年都找不到她。别忘了那个叫桑德森的英国姑娘就有这样的遭遇，还有那个荷兰女孩，叫做……”

“温德登克。”理查德森马上说出了她的名字。

“你们拿这种假设当真？”福布罗根上校问道，纳克斯勒扬起了眉毛。

“我肯定会当真。以前发生过这种事。”

理查德森吸了口烟斗，然后谨慎地说：“我所收集到的情报倾向于认为，纳兹鲁拉爱着他的美国太太，尽了一切可能让她高兴。我没发现此事与桑德森姑娘和温德登克姑娘的事情有任何可比之处。她们的丈夫把她们一关就是八九年，这说明他们憎恨她们。我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福布罗根上校坚决地说，“这里可是阿富汗，咱们谁也没法钻到阿富汗人的脑袋里去看个究竟。纳兹鲁拉会怎么做，有谁会知道？”

理查德森随和地点点头，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斗，然后问道：“我们暂且假设他把她关起来了。关到哪儿去了呢？像坎大哈这样的城市吗？还是比斯特堡这样的哨所呢？”我们几个面面相觑。

“抱歉，先生，”努尔・木哈姆德插嘴说，“我查看了近期所有的个人监禁案例。无一例外，监禁地点都是在丈夫的母亲家里。把一个弗兰基女人放到半打穿着罩袍的女人中间，这样做不仅保密，而且他们还会乐在其中呢。”

福布罗根上校看了看努尔・木哈姆德，好像在说：不管我们发多少工钱给你，你都值这个价。他大声问道：“我们检查过母亲的家里吗？”

“我们哪里都检查过了，”努尔回答说，“一点线索也找不出来。”

纳克斯勒第一次开口说道：“但是，在桑德森姑娘和温德登克姑娘的案子里，你们的政府不是也检查过婆家吗？”

“是的，”努尔承认，“他们什么也找不出来。但是纳兹鲁拉的家比那几个案子里的可时髦多了。”

“她就被藏在喀布尔这里，你会排除这个可能性吗？”福布罗根紧接着问道。

“不会，”努尔迅速回答道，“毕竟，正是大人阁下您提醒了我们，这里可是阿富汗。但是我确实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代理大使点了点头。一般不应该把美国官员称呼作大人阁下，福布罗根上校也根本没有定过什么规矩让人们使用这种尊称，但是我注意到凡是被尊称的人都很喜欢这种礼节，而且也从不抱怨。

纳克斯勒镇定地问道：“我们自己人就没有办法到婆家去亲自检查一番吗？”

海军武官突然转向他的同事，厉声说道：“你忽略了三个因素。在阿富汗，一个家就是一座要塞，如果我们试图闯入，他们会开枪射击。这个国家也不存在人身保护权这一说。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杰斯帕小姐已经不受美国政府的法律保护了。”

“也许我们该把这话说给宾州那位国会议员听。”纳克斯勒冷冷地说。

“他在杰斯帕姑娘这件事上可以随便拿捏我们，”代理大使抱怨道，“但是我们拿阿富汗政府却一点办法都没有。还有第三个假设是什么？”

“沙・汗建议我们考虑之前也发生过的一种不测情形。杰斯帕小姐逃跑了。想要跑到杰曼的英国铁路火车站去。如果真是那样，则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她到了杰曼，不过我们已经查过了，知道她并没有去。要么就是她已经死在沙漠里了，以前的两桩案子就是这样的。”

“我没听说过那两桩案子。”理查德森抗议道。

“那时候你还没来。”我说道，于是他躲到烟斗后面不吭声了。

“你的报告就这么点内容？”福布罗根上校说道。

“是的，长官。”我用了一种大局已定的口吻，不过自己没意识到。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沙・汗不肯说出来的那个匪夷所思的传言，但是现在我还不想告诉他们，因为在胡乱猜测之前，我们还是先按照逻辑推测一番再说为好。

“我想指出一点，”福布罗根上校用他特有的实干家的语气低吼着说，“你们说的第一种可能性本身就包含两个方向，而且你们忽略了其中一个。米勒说沙・汗暗示我们杰斯帕小姐可能自杀了。我觉得她有可能是被谋杀了……凶手是纳兹鲁拉。”

我以为努尔・木哈姆德会跳起来捍卫他的同胞，结果他却迅速地赞同这种假设是合理的。“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他坚定地说，然后又补充道，“但是我分析过纳兹鲁拉这个人，他不太会做出谋杀弗兰基这种事。”

代理大使点点头。“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很不像这种人。但是我认为还是存在这种可能。”

“谢谢您，长官，”我回答道，“您也知道，我从没见过纳兹鲁拉，但是从我读到的资料来看，他不是那种谋杀犯。”

“我们已经开始天马行空地瞎猜了，”福布罗根上校谨慎地说，“咱们还是回到事实上来。”

理查德森咳嗽了一声，说道：“我有一份关于杰斯帕姑娘的完整报告。海军情报部门和联邦调查局帮我们搞出来的。”他恭恭敬敬地打开了文件夹，看了看纳克斯勒，问道：“我可以开始念吗？”不等大家同意，他就念开了：

“艾伦·杰斯帕，1922年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多赛特镇。父亲从事房地产及保险业务。有一个弟弟，比她小三岁。她弟弟各方面均十分正常，曾参军入伍，表现良好。现在宾州大学读二年级。文件附有一张杰斯帕的照片，摄于1943年，我们的寻访对象于次年遇到了阿富汗来的年轻人。”

理查德森把照片取出来说：“如果你们要找一张典型的美国全家福，这张就是。他们连牧羊犬和别克车都有。”

照片传到我手上时，我看到一个在美国随处可见的家庭：母亲稍微有点发福但是衣着讲究；父亲个子高一些，表情严肃；儿子穿着有点紧的长裤，显得很不自在；精心照料过的牧羊犬；别克车擦得锃亮；女儿则是……

“她比大部分嫁给阿富汗人的外国老婆漂亮得多。”努尔・木哈姆德评价道。

令我吃惊的是，理查德森放下烟斗说道：“要是我就约她出来。她美极了。”

我又看了看。艾伦・杰斯帕时年芳龄二十，一看就是布林莫尔学院那种良家女孩上的学校里那种典型的二年级学生。她身段苗条，装扮得体，这种迷人的金发女郎一定尤其让纳兹鲁拉着迷。没人会觉得她是个尖子学生；她长得太漂亮，成不了优等生。也不会有人选她当周末舞会的性感宝贝，因为她又太有头脑了。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她很知性，从照片里一眼就能看出她收拾得特别简单整洁，又能感觉到她并没有刻意修饰自己。

福布罗根上校收回照片，问道：“到底有没有线索解释她为什么嫁给了阿富汗人？”

理查德森从照片里发现了一点我们都忽略的东西，说道：“我一看就知道，她是那种动不动就抱怨的女孩，‘哦，妈妈！’”福布罗根正好有个女儿，于是咯咯地笑起来，理查德森继续说道：“我们都知道，十二岁的女孩子们总是看父母不顺眼，动不动就发脾气。感谢上帝，这个阶段早晚会过去。但是这个女孩儿看起来一直把这个脾气保持到二十岁。”

又研究了一次照片之后，我必须承认，我差不多能听见她嚷着，“说真的，妈妈！”

代理大使问道：“报告里也是这么说的？”

“是的，”理查德森回答道，“艾伦・杰斯帕在多赛特整个二年级上的都是公立学校，是个好学生。然后她开始对一切都不满意了，父母就把她转到费城一家很不错的私立学校，到那里之后她还是个好学生。”

“全能型女孩？”福布罗根问道，暗示只有这种女孩才能叫做好学生。

“哦，没错！”理查德森保证说，“参加冰球俱乐部，合唱俱乐部，还参加高年级戏剧的选角。有男孩请她参加舞会，在夏令营做指导员。适应力很强的女孩儿。”

“有没有总想着去旅行？”

“没有明显的苗头，但是她的自然课学得很出色。这方面她在夏令营里十分拔尖。”

“大学也是如此？”福布罗根问道，“打冰球，合唱团，戏剧社？”

“说中了，”理查德森说，纳克斯勒坐在那儿不言语，目不斜视，“而且在大学里她唱得够好，参加了一个半专业性质的合唱团，为费城歌剧院做伴声。”

代理大使向后靠去，看着房顶。“毛病到底出在哪儿呢？最后嫁了这么个人？”

“在这点上，我们研究得相当深入了，”理查德森回答说，“我们跟她高中的男朋友谈了谈，他们关系很稳定。那是个在海军干得不错的小伙儿。他是这么告诉调查员的——

“‘艾伦从寄宿学校回来之后，变得很傲气，我不是说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傲气，因为她一直举止得体，人缘很好，但是她会说出一些疯话，比如，这小镇真是无聊透顶，还有，你们能想象出一辈子待在多赛特镇，每周六晚上去乡村俱乐部这种日子吗？有什么了不起。她老说这种话，后来我就跟她分手了。’”

理查德森丢下文件，若有所思地微笑着补充道：“那是他的一面之词。事实则是另一回事。是艾伦提出分手的。至少其他人都这么说。”

“多赛特镇有那么糟糕？”代理大使问下去。

“我要他们提供这方面的报告，”理查德森回答说，“小镇很不错。正经人家，正经教堂，正经学校。肯定不是《烟草路》【9】里那种小镇。赛珍珠就住在邻县，还有奥斯卡・汉默斯坦，就是写《俄克拉荷马》的那个作家。离得不远还有座小剧场。我得说多赛特镇比一般的小镇强多了。但是艾伦到了布林莫尔之后，越来越叛逆。她有一个室友……这点我想强调一下。我们访问过的人中不止一个提到，‘我就知道她会做出格的事。’这点值得注意。每次调查你都能遇到那种聪明人，四年前就知道别人身上会发生什么事。而在她的案子里，却没有这种人。听听这个：

“杰斯帕小姐的第一个大学室友告诉我们，‘艾伦·杰斯帕是个特别可亲可爱的女孩。她忠实、有责任心而且值得信任。我们住在一起的那三年很快活，而且艾伦无论做什么都会事先计划好。如果你们结束调查的时候说她犯了杀人罪，我也不会说她正是这种人。这个女孩的本性非常善良，一点儿坏念头都没有。’

“她的第二个室友跟我们说的有点不一样。‘艾伦一谈到她家里那种“无可逃离的空虚”时，就会变得相当刻薄。她很怕回家结婚过日子。我去过她家乡几次，觉得那儿好极了。古老的小镇，古老的房屋，人们都很正派，手头有忙不完的事。我不明白她的不满打哪儿来，但是我保证她真的很恨那儿。有一次，她大发脾气，“在多赛特他们不知道把钟调慢，只会开枪打死发明钟表的人。”她告诉我她已经下决心绝不回去，但是我总是问她，“你不觉得纽约和芝加哥也一样无聊吗？”她说，“也许是。但是世界上一定有某个地方不一样。”我从来都不明白她怎么会那么痛苦。’”

“我可是被吓坏了！”福布罗根上校嚷道，“听上去跟我女儿一模一样。”他把照片传给大家看，上面是沙拉・劳伦斯学院的一个大三学生，是个表情严肃认真的漂亮姑娘。“你们看可有什么差别？”他开玩笑说。

“区别在于，”理查德森回答道，“在布林莫尔上大二的时候，艾伦就不再跟人约会了。她对室友说，‘我不会嫁给那些满脑子只想着卖保险的宾州多赛特小混混。’我们还从一个后来去了哈弗福德的小伙子那儿拿到一份很有启发的报告。他在军队里干得很不错。他告诉我们：

“‘艾伦·杰斯帕是个真正的厉害角色。她修了好多门课。大一的时候我带她去跳过几次舞，她正是那种能让你忘记时间的女孩子。极受大家的欢迎。特别懂事。要不是她大二的时候变得那么怪，我们之间可能会来真的。至少我会去试试看。到底是什么改变了她，我从来没弄懂过。开始我责怪自己，但是后来我又遇到了好多头脑不清醒的小姑娘。我们之间那几次吵架还是得怪我，因为我觉得，能把艾伦拉回正道上来的，也许另有其人。但我愿意承认这点，我不是那个人。’”

“她肯定就是那个时期遇上纳兹鲁拉的，”代理大使评论道，“是怎么回事？”

理查德森很享受这种受大家注目的感觉，颇费了一番麻烦点好烟斗，然后解释道：“她的第一个室友是这么说的——

“‘在1944年3月，沃顿商学院举行了一次周六舞会，有个不怎么招人喜欢的家伙请我们四个人到费城去参加舞会。嗯，其实是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再随便叫上三个姑娘。所以，虽然艾伦当时不想跟人约会，我还是说，“来吧。说不定你会遇到一个迷人的法国小伙子。”这番说辞让她颇为心动，一时兴起就跟我们去了。我们坐火车进城，在火车站我的男伴开着一辆破旧的汽车来接我们，但是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黑皮肤的家伙，开着一辆红色的凯迪拉克折篷汽车，还带着头巾。艾伦只看了他一眼，仅此而已。他们约会非常频繁，然后这位阿富汗绅士就从华盛顿的大使馆过来，他们都到多赛特去见艾伦的家人。当时肯定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她回来之后，发誓说她宁可死在沙漠里也不愿意嫁给多赛特的小混混。她没参加考试就离开了学院，然后就没了消息。除了那年夏天的一个周末。纳兹鲁拉一个人回到阿富汗，没跟她一起。但是，她有一本护照，还有几百美元，还缺一千两百美元。我就像个傻瓜一样，给她把钱凑齐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听过她的消息。’”

“没人听过她的消息，”福布罗根上校低吼道，“她父亲怎么说？”理查德森已经准备好作总结了：

“‘我的名字叫托马斯·沙尔丁·杰斯帕。我在宾夕法尼亚州多赛特拥有一家大地产公司以及保险业务。我的家族已有七代人在此地生活。我太太名叫伊索尔·约翰逊·杰斯帕，她的家人……”

“族谱这部分就跳过吧。”代理大使严厉地说。于是理查德森随便翻过这一页，继续念道：

“‘我妻子和我试图回忆任何可能解释女儿行为的原因，但是毫无结果。根本没办法解释。她是个好姑娘，从来不给我们找麻烦，直到上了高中二年级，那时她受够了多赛特镇的一切，也包括她的父母双亲。

“‘当她到布林莫尔去的时候，我们感觉松了口气，因为她遇到了两个天底下最好的室友，还遇到了哈弗福德学院几个出色的男孩子。然后一切事情都开始不对劲了。她拒绝再跟人约会。她不愿意出门，回到家则表现出彻底的仇恨，但她很少回来。她的行为就是乱来。’”

念到这里，理查德森停下了，拿过了烟斗，评论说：“我不会都念出来，但有一件事情，我每次读到都感到震惊。只要杰斯帕先生提到任何不寻常的、他不知道或者不熟悉的东西，总是将它说成是乱来的。看来他们两口子对于不那么乱来的事情有着非常严格的定义，至于没能得到他们认可的东西，愿上帝能保佑它们。”

“感谢您的深刻分析。”福布罗根上校说道。在一般的大使馆，代理大使的这般讽刺能毁掉官员的前途，而在喀布尔，我们最多也就算个非正规人员，这里的纪律也不甚正规，玩笑尺度颇大。福布罗根的俏皮话既是针对他自己，也是针对特别爱笑的理查德森。

“抱歉，长官，”我插话说，“但是我认为‘乱来’一词也许隐藏着一条我们苦苦寻找的线索。既然杰斯帕先生用那个字眼儿来指责所有的非正常事物，那么他的女儿就偏偏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她能做出来的最乱来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给自己找个戴头巾、开凯迪拉克折蓬汽车的阿富汗男人。”

“我亲爱的米勒，”福布罗根上校慢悠悠地说，“我说理查德森的分析深刻，我的意思是他说得确实深刻，因为坦率地讲，他指出的那一点正好是我所忽略的。现在你全给说明白了，我也谢谢你吧。”

理查德森又点上烟斗，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也许我们应该回到杰斯帕先生身上来，他似乎是位特别乏味的绅士。当然，报告上就是这么写的。”

“‘沃顿商学院举办了一次很体面的舞会，有年长的女性在场监督，这是费城一种很好的制度。在这次舞会上，艾伦遇到了一位来自阿富汗的年轻男子，艾伦跟他陷入了热恋，而这时我们甚至还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们请了一位侦探跟踪了他，发现他有一辆凯迪拉克，在学院里成绩很好，战争初期还在德国呆过。我们向联邦调查局报告了这些事，但是他们说他身世清白，不是间谍。他考完试之后，就……’”

理查德森停顿了一下，说：“你们将注意到杰斯帕先生拒绝使用纳兹鲁拉的姓名。也许认为他的名字也是乱来。”

努尔・木哈姆德评论说：“更有可能是因为纳兹鲁拉没有姓。”福布罗根上校赞许地看了看他，理查德森继续念着杰斯帕先生的报告：

“‘其余的事，你们就都知道了。考试前一周，艾伦离开了学院，我们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我们知道她没和那年轻人在一起，侦探一直在跟踪他，直到她上船前往阿富汗。后来她出现在康涅狄格州她室友的家里，身上只有一点钱和一本护照。她借了一千两百美元，然后去了英国，后来我把这钱还给了人家。我们不知道她是想什么办法做到这些的，因为眼下普通人根本没法去英国……我猜是因为人们都特别喜欢乱来的冒险行为，尤其是漂亮女孩的冒险。自从1945年2月以来，她一直音信全无。’”

理查德森忧郁地摇摇头。“不用读下去了。可怜的家伙，一点线索也没有。”

“布林莫尔那边有没有报告？”福布罗根上校问道。

“当然有。”理查德森快活地说，又拿出一沓文件整理好，“教务主任，任课教授，指导教师说的全都一样：艾伦・杰斯帕没有表现出任何问题。”情报官对自己的报告如此完整感到很满意，他把文件折好，脸上露出微笑。

前联邦调查局官员念报告的时候，我对纳克斯勒，这位国务院职业外交家脸上那种事不关己的表情印象深刻。现在，他小心地咳嗽了一下，从内侧口袋里拿出一封仔细叠好的信说：“在这个案子里，要说没人有先见之明，那就不对了。我在哈佛大学作了一些调查，有一位布林莫尔的教授正在那儿休学术假期。我们的人去那儿作了例行检查……”他居高临下地转向理查德森，很不友好地说，“会后我会把这封信给你的。与此案大有关系。”

居然有情报瞒着他，理查德森当然觉得很愤怒，但是他借着点烟斗这套复杂的程序掩饰住了自己的怒气。“我希望能听听你们的调查结果。”他刻意用一种和蔼可亲的态度说道。

“可能没有调查出任何结果来，”纳克斯勒说道，“一位音乐系的助理教授，你们当时忽略了。他是这样说的：

‘对于你们所说的艾伦・杰斯帕的行为，我毫无惊讶之感。我不想做出全知全能的样子来，但我必须说，你们报告的那些事几乎全被我说中了。事实上，我把所预测的内容告诉了她的父母，可惜他们没有重视。

‘当艾伦第一次参加我们的小组时，她身上那种命中注定的悲剧气质打动了我，当时我觉得“悲剧气质”这个词不准确，现在也不满意。我觉得她是个好心的姑娘，下定了决心要脱离我们这个社会，我怀疑她够不够坚强，能不能找到更好的东西来寄托。

‘我第一次遇到她是在1941年开学的时候。没等我问，她就说，“我想远远地离开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赛特镇，越远越好。”她说这话的时候明显带着仇恨的感情，当时我并没觉得不正常。因为我遇到过很多年轻人，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都有同样的情绪。但是艾伦一头扎进中世纪音乐这个领域，她钻研得如此用心，我看出音乐并不是她所追求的东西。我不怕麻烦，跟她的其他任课教授谈了谈，他们都觉得她很正常，成绩也超出一般的学生。于是我只好认为所看到的只是暂时的反常现象。

‘但是，当杰斯帕回来读二年级的时候，她越来越痛苦，她说整个世界好像都毫无意义，全世界唯一关心的就是在某个宽敞的乡村俱乐部举行没完没了的周六舞会。我开始严肃地对待她的这种消沉情绪，让我太太去跟她谈谈。艾伦带她那位哈弗福德男孩来跟我们聚餐，我们觉得他很有魅力，但是不得不同意艾伦的观点。这个男孩的志向跟艾伦父亲的一样平庸。

‘我太太和我深信，艾伦会惹上大麻烦，于是在1943年的春天给她的父母写了一封信。我们说——我们夫妇还一起署了名字，以防止他们觉得我是迷上了艾伦，因为男教授有时候确实会迷上叛逆的漂亮姑娘——我们认为，除非作出切实的尝试去调整她与家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她与以自己的故乡小镇为代表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否则艾伦肯定会患上严重的心理疾病。这封信让她的父母对我们大发雷霆。他们指责我说，我并不是系主任，艾伦在主课上成绩又非常好，一个教音乐的助理教授如此信口雌黄真是乱来，等等等等。

‘这种将主课和音乐课区别对待的做法，我也不是第一次听说了。我承认，别人一提到这个话题，我总是很生气。于是，当杰斯帕先生第三次冲我喊着，说我的信荒诞不经的时候，我很快就承认可能我确实是乱来，请他忘记这整件事，然后他也真就忘了。事实上，那年十二月，他还给我寄了一张圣诞卡，然后过了三个月，1944年初，他的女儿就遇到了那个阿富汗来的小伙子。

‘据我所知，和艾伦讨论过她要嫁给那位年轻的外国人的，只有我一个。我立刻就带她去跟我太太见面，然后我们打电话给那个年轻人，对他进行了一番盘查。他是我们所认识的外国留学生中最出色的一位，令我们印象深刻，而且要是艾伦因为跟他交往而沾上了什么麻烦事，我们也没法说，“我们早就警告过你”这种话。我们要说的恰恰相反。我们告诉艾伦，“他是个出色的小伙子，但是他不能解决你的问题。”“我有什么问题？”她问道，我说，“你患上了一种疾病，它正吞噬着你的内心世界。你无法在古老的传统和信仰中找到内心的宁静，但是你对其他事物的信仰尚不够忠诚，还不足以给你自己塑造新的传统和信仰。”她看着我说，“也许你说得对。但是我追随纳兹鲁拉，这难道不是向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吗？”我告诉她，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没什么坏处。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话。

‘你找到艾伦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纳兹鲁拉辜负艾伦，而是她辜负了纳兹鲁拉。

‘对于这份非正式的报告，我愿以一句评论结尾。艾伦・杰斯帕染上了一种疾病，这种疾病正在侵害着最有才华的年轻人。她远离那些一直以来支撑着我们社会的信仰，但找不到新的支撑点可供她依靠，可供她来获得那种在任何人的生命中都不可或缺的力量。’”

纳克斯勒一本正经地把信递给理查德森，理查德森一言不发地拿过来，但是福布罗根大声吼道：“换我也跟杰斯帕家人一样！如果我的女儿主课都得了A和B，一个音乐教授给我寄上一封那么胡说八道的信，我也会像杰斯帕家人一样气得发昏。”然后他用那张粗硬的大脸对着我，命令道，“米勒，你觉得那封信说得有道理吗？”

听了他刚说的那番话，我可不想给他下不来台，只好含糊其词。“这也是一种说法，长官。”

“这叫什么回答！”他咆哮道，“身为父亲，我的回答就是刚才的那样。但是作为局外人，要从这件事里找到着眼点，这封音乐教授的来信倒有点道理。”纳克斯勒满意地微笑了一下。

福布罗根突然间转向努尔・木哈姆德说：“努尔，我们今天叫你来，想给这个老问题找个新思路。想想刚才你听到的这些东西，你能理出什么头绪吗？”

努尔・木哈姆德属于那种无论哪个大使馆都能长驱直入的、神秘莫测的阿富汗人。他按要求学会了英语——或法语、德语、土耳其语——也受过不错的教育，很快就成了不可或缺的人物，而且当然还会对阿富汗政府作秘密汇报，因而在那儿也能领到一份薪水。努尔给大家带来了方便，这点我们心照不宣，因为他把我们想透露的透露给阿富汗人；阿富汗人也通过他向我们泄露官方秘密。他被请到这个晨会上来，就是为了提醒阿富汗政府，我们需要坎大哈方面的全力配合。

努尔假装他不知道我们怀疑他是政府特工人员，清了清嗓子，谨慎地说：“阁下大人，我坚持几条基本事实。杰斯帕小姐没有被关在喀布尔这里。纳兹鲁拉没有谋杀她。她可能被关在比斯特堡，但是又不太像，因为别忘了我说过的话。只有女人才能管住弗兰基女囚。男人不行。因此，我判断她可能逃往杰曼的英国火车站，并在途中死亡了。”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接到报告？”福布罗根低声吼道。

“纳兹鲁拉希望她能生还。还有，请阁下大人记住一件事。这件事上沙・汗并没有隐瞒什么信息。他也感到很纳闷。”

“嗯，”福布罗根警告说，“米勒去南边的时候，你们照应他一下。要是再有一个美国人失踪，我们可没时间为他操心。”

“他将受到特别关照。”努尔・木哈姆德保证，从代理大使说话的态度上，努尔意识到自己应该告辞了。他彬彬有礼地退了出去。

努尔一走，福布罗根就对我说：“你在南边的时候，我还要你调查另一件事情。几家大使馆想合请一位医生。当然，我们想找个弗兰基。有人告诉我们，坎大哈有一位德国医生在行医。他叫什么名字？”

理查德森查了一下备忘录，回答道：“奥托・史迪格里茨。”

代理大使接着说：“似乎是个从纳粹德国逃出来的难民。但也有可能是逃到这里躲避英国或者俄国法庭宣判战犯的。不管怎么说，意大利人推荐他，说是个出色的医生，如果没错，我们也许可以想想办法。查查他。可能他还知道咱们那个姑娘的事呢。”

我环顾房间，确认没有阿富汗职员闯进来，然后说道：“还有一件事需要讨论，长官。昨天我离开的时候，沙・汗把我拉到一边，悄悄说他最近听到了一句关于艾伦・杰斯帕的流言，这流言非常诡异，他不愿意多说，也不想让这件事情在咱们的文件里跟他的名字扯上关系。至少，这条留言有鼻子有眼的，居然从坎大哈一路传到了喀布尔，但这也真是乱来……”

“你用的是杰斯帕先生的词儿，”代理大使指出，“沙・汗用的词是‘诡异’。我想这两个词儿意思应该一样。”

“哪位愿意猜猜这传言究竟是什么？”我问道。

“很明显，你自己已经深思熟虑一整夜了，”福布罗根又指出，“你来说。”

“艾伦有没有可能谋杀了纳兹鲁拉？阿富汗政府是不是在封锁消息？”

理查德森摇了摇头。“沙・汗就是阿富汗政府。”

让福布罗根满意可没那么容易。“有没有美国人见过纳兹鲁拉还活着？”

“有，”理查德森回答道，查着他的笔记，“从科罗拉多来的灌溉专家，普里奇特教授报告说，沿着波斯边境去查看水流的路上，他在比斯特堡与纳兹鲁拉谈过话。”

“他们见面的时候他知不知道那就是纳兹鲁拉？”

“他信上说，那是个优秀的年轻人，留着胡子，从沃顿商学院毕业的。肯定是纳兹鲁拉。”

“下一个猜想。”代理大使严厉地说。

“她有没有可能叛逃到俄国去了？”我问道。这时候是1946年，多数美国人听到我这个问题都会十分惊诧，因为当时在美国，大家还没有普遍认识到俄国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而我们大家正好居住在与俄国毗邻的阿富汗，所以才都知道这点。

“我脑子里也出现过这个念头。”代理大使回答。1946年和1947年，从喀布尔发回美国的报告要是印在媒体刊物上的话，会让我们的使馆人员看起来像是一群军事天才。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情报官理查德森能够明察秋毫，部分是因为福布罗根上校在军事上总是直觉敏锐；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所有这些使馆官员都很会用脑子。

“我们知道阿富汗人恨共产党，”我争辩说，“尤其是恨共产党对待宗教的态度，但是我们也知道，俄国的秘密特工一直在这个国家暗中活动。现在，如果一个美国女人广而告之，说自己受够了美国和阿富汗……嗯，俄国人会不会来接近她？”

理查德森点着烟斗，冷冰冰地说：“你还不如调查一下她是不是投奔中国人去了。别忘了，在北边也有中国控制的领土。”

“我觉得咱们路子不对，”福布罗根上校说道，“如果她跑到俄国或者中国去了，那儿的政府会用这个事情来让咱们出个丑。可是并没有嘛。”

“另一方面，长官，”我据理力争，“就这个姑娘的个性来说，她对自己家乡的态度……一切都说明她是那种有可能叛变的人。”

代理大使拒绝评论，并且使讨论的方向来了个大转弯。“有没有可能跑到欧洲去了？她怎么就不可能跟某个意大利大公在威尼斯过好日子呢？”

对这种猜测，理查德森摆出一副轻蔑的表情。“一个美国姑娘在不被人发觉的情况下进入印度，然后从卡拉奇或者孟买坐船航行，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压根儿没法做到。你想给英国使馆打电话，叫他们查查？”

“我收回这个假设。”福布罗根被说服了。一阵沉默之后，他转向我说：“你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米勒。”

“我尽力而为，长官。”我麻利地回答道。

“你必须查个水落石出，”他低低地吼着说，“要不然你就回到见鬼的海军里去。”大家笑起来，理查德森离开了房间，然后纳克斯勒也走了。就剩我们俩的时候，福布罗根上校搂着我的肩膀说：“米勒，要是老头子从香港回来之前我们就能搞清楚杰斯帕姑娘这件事的话，我可就立了大功一件啊。”

“我一定竭尽全力。”我向他保证。

“另一方面，”他谨慎地说，“也别急于求成。这是你第一次执行大任务。多问问题。好好了解这个国家。别怕出丑，因为总有一天我们得越过边界去打仗，那时候你就成了唯一一个具有实地经验的人了。眼睛睁大些。”

“我会的。”

突然间他动了真感情，大声嚷起来：“上帝，我要是你该多好！祝你好运，孩子。”

我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想道：纳克斯勒拼了老命要去巴黎，理查德森则想回美国。可福布罗根和我却热爱着阿富汗。痢疾算得了什么，孤独又算得了什么？我知道，在我俩的履历表上，被派驻到阿富汗将是其中最为艰苦卓绝的任务。这个职务早晚会让人经受考验，而于我而言，预赛刚刚结束。我就要一头扎进地球上这口巨大的坩埚里去了。

第五章

天还没亮，努尔・木哈姆德就帮我把行李装上吉普车，准备出发去坎大哈了。我们多带了一罐机油，为了预防万一还带了火花塞，绳子，多带了一件外套，一条睡袋和一些药品。我们向使馆申请了四盒K级配给口粮，两个备胎和几罐烧开的水供路上饮用。如果你在那个寒冷的冬日早晨见到我们，你肯定猜不出我们是从一国首都出发到近在咫尺的第二大城市，走的还是一条常规路线。我们看上去更像是两个探险者，混迹在形迹可疑的商队里正要开拔。不过实情也正是如此。

离开喀布尔之前，狼群又一次突袭了街道，我问努尔会不会开车带我经过纳兹鲁拉家的房子，他满足了我的愿望。那栋房屋在城市南部的狭长地带，位于通往坎大哈的路上。我们接近了那座高大的木门，门扎得结结实实，上面镶着年代久远的钉子和螺栓，此时我意识到面前的木门通向又一个阿富汗堡垒。大门周围的泥巴墙有数英尺高，完全看不见里面。除了军队，没有任何部门有权闯进这些禁区，所以女人可以永远被关在里面，无需经过除关押者外的任何人的同意。

我们坐在车里观察这座沉寂可怕的大门时，突然意识到高墙里已经有人注意到了我们的存在，过了一会儿，出现了一点微弱的、很明显是火把发出的光亮，顺着那扇历经沧海桑田的大门的门缝闪动着。然后火光停止了移动。另一头有人从门缝里盯着我们看。没人说话。

过了几分钟，我悄声问努尔：“你觉得他们知道我们是谁吗？”

“他们知道，”他回答，“吉普车就意味着来的是弗兰基。”

“我们何不问问他们艾伦去哪儿了？”我建议，心里知道努尔肯定会否决，说这个主意不会有用。令我吃惊的是，他耸了耸肩膀，从吉普车上跳下来，顺从地走到大门口。虽然那位不肯现身的偷窥者肯定看到了他的一举一动，但是却没有任何动静。最后还是努尔等不下去，照规矩拉动了门铃。

从那道高墙里传来了丁零一声，火光又开始移动了。等了不长时间，大门上一扇小得仅能供一人通过的小门砰然打开，一个衣衫褴褛、头上裹着头巾的瘦男人探出头来。努尔用普什图语问话的时候，他面无表情地听着。然后摇摇头，表示不知道。那扇小门吱扭一声在黑暗中关上了，从门缝里能看见那点火光也熄灭了。

“他们不知道她的下落。”努尔汇报说。我借着雪亮的汽车头灯最后又看了一眼那道神秘的高墙。

从喀布尔向南通往坎大哈的道路大约有三百英里长，而它的历史则有三千年那么长。从1946年冬末时节的保养状况来看，最后一次整修道路可能至少是八百年前的事了，因为这条路的每一英里似乎都发生过险情。

路上的大坑小坑实在太多了，我们的时速还不到二十英里，而且一旦遇到有积水的地方，整个道路就会消失不见，我们也就只好沿着田地里的车辙开，直到古老的道路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在黑暗中，我们经过了好多辆抛锚的汽车，里面的乘客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呼呼大睡，等着喀布尔那边搞到零件，再派人走路送过来。

那天正巧是春分，六点整的时候，太阳从东方的山丘上升起，照亮了阿富汗中部那雄伟荒凉的景观。在遥远的西边矗立着神圣洁白的科依巴巴山脉，只要大雪封住了山口就完全无法翻越。近处有一座用泥砖临时搭建的低矮小屋，外面围着一整圈高墙，墙头特意种了一圈荆棘，还插着碎玻璃片。靠近道路的地方，伸出东一条西一片的田野，年景好的时候估计也能有点收成；但是山区雨水太多，农夫们劳碌一年往往颗粒无收。

这幅景观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颜色。没有积雪覆盖的地方全是褐色：山川、泥墙，还有大片的不毛之地。向喀布尔方向踯躅而行的旅人们看上去都是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他们的衬衫耷拉到膝盖上，本来应该是白色，只不过穿得太久又洗得太少，已经变成了褐色。就连狗都是褐色的。

我们中途停下来一次，看一群男人逗一只狗，但那畜生知道我们是陌生人，于是狂吠起来，人们捡起小石子朝着狗砸过去，准头惊人，那狗随即逃走了。“我以为他们会打伤那条狗。”我抗议说，但是努尔说那些石头都不是用力扔出去的。

“他们很爱自己那些瘦条条的狗儿，”他安慰我说，“要是你把他们的狗杀了，他们会把你追到兴都库什山去。”

春分时节从喀布尔旅行到坎大哈——我们上路那天是3月21日，正好是冬季的最后一天，也是春季的第一天——这正像是从纽约州那些积雪覆盖的山脉出发，去到春意融融的弗吉尼亚州，因为我们越往南走春意越浓，路旁的景致也从白雪皑皑逐渐变成春花烂漫。头一天早晨还未过去，我们就在路边发现了蓝色的花朵，还看见了黄色的鸟儿飞快地掠过土黄色的田野。大片荒芜的平原上，积雪刚刚消融，开始显出了别样的风情。

我们中途停留的第一站是阿富汗古都，屡屡见诸史书的加兹尼城。我特别用了“屡屡见诸史书”这个词儿，因为当初一经告知自己的首个外交职位即将被分配在阿富汗时，我就研究了一切能找到的当地历史，而没有哪个留存至今的城市能够像加兹尼城这般令我浮想联翩。在那建成多塔状的城墙上曾记载过一位精力无比旺盛的野蛮人征服者，时间大概是公元1000年（一个方便记忆的年代），他被后人称作“加兹尼的马哈茂德”。有二十五年之久，这个令人闻风丧胆的阿富汗人每年都会率领大军穿过开伯尔山口向南进入印度平原，他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当地人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那位记述者写道：“那些印度城市好比肥壮的牛群，马哈茂德将它们牢牢拴在阳光之下，供他定期回来挤奶。”他屠杀了上千平民，洗劫了整片大陆的富人，并把他那丑陋的阿富汗小城加兹尼发展成当代的教育、财富和权力中心。

我记得那天我第一次读到这个在阿富汗历史上熠熠生光的名字时——也许可与欧洲的查理曼大帝相提并论——我暂停研究工作，转而去找了另外二十几个刚刚进入国务院的研究生，问他们可曾听说过加兹尼的马哈茂德，然而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名字。我想，正是在那时我才意识到阿富汗是个多么不为人知的国度，令我懊恼的是，就连学者们都会模糊地以为阿富汗只不过是埃塞俄比亚的另一种叫法罢了。我有好多朋友都以为我被派到了非洲。

我现在知道了“加兹尼的马哈茂德”的鼎鼎大名，而眼下，我正跟着努尔・木哈姆德的导引，逐渐接近他的城市。远远看去，这座城市灰暗、荒凉，令人沮丧，简直就是由几座灰不溜秋的建筑物拼凑而成的，外面还围着难看的泥巴墙。从我所在的位置向加兹尼城看去，这座城市就是一堆乏善可陈的牛舍。没有树木，没有清凉的河水，也没有开阔地。我对阿富汗的幻想在这里彻底破灭了，这堆乏味的、没人要的泥巴棚子，曾经贵为一国之都，统治着大半个世界的土地。

但是当我们走到城墙边上的时候，情况开始有所好转。我得承认，站在雄伟的南大门旁时，我确实感受到了一股激荡的想象力，还有从马哈茂德帝国传来的细若游丝的回响。这座巨门建造得极其恢宏壮观。城门旁守着两座结实的圆塔，塔上的垛口里布满射击用的狭槽，而窗子则是一道道窄缝，上面也可以布置机枪。我站在城门外，挤在一群游客当中等着拿入城通行证，这时我油然而生一种历史的沧桑之感，我已然能够理解，当年马哈茂德正是仰仗着这些城墙的守护才得以发动一年一度的奔袭攻击。

我们的吉普车缓缓驶过城门，开进了那些窄街，这时候就算是最迟钝的头脑都能发觉我们的所在之处已不再是喀布尔城了，这里没有布满附庸西方风雅的使馆建筑，也不再有什么德国工程师将大半条河流都控制在手中。加兹尼没有德国工程师，我们已然进入了亚细亚最古老的地方。

最后我们来到一座小广场上，泥地上没有铺设路面，四周都是灰扑扑的商店和腻着油垢的饭馆，我们所见到的每个人都穿着脏兮兮的白裤子、垂到膝盖的衬衫、西式马甲，他们披着简陋的外套，还罩着肥大的头巾。他们的脚上全都穿着用破烂皮子做的露趾凉鞋，而且看不到一顶土耳其毡帽。在这里也看不到任何女性，连穿着罩袍的女人也没有。道路两边全是笨重的毛皮货物，用皮囊装着的山羊奶，从南方运来的葡萄和甜瓜，一捆捆的木炭，还有零零碎碎的农产品。跟喀布尔的市场相比，这个地方一副破败景象，颜色单调、死气沉沉、找不到任何舶来品。然而，这种乏味单调自有引人流连之处，当努尔停好车，让我守在车旁而他去找住处的时候，我还有点不高兴。道路实在太糟糕，我们不可能在当天就赶到坎大哈，也不可能在加兹尼城南边过夜。

我仔细观察这座破烂的小广场，看了约摸十分钟左右，这时我发现身边冒出来一群衣着褴褛的阿富汗人，他们都是对弗兰基很感兴趣的城里人。听到我会说普什图语，他们都挺高兴，告诉我加兹尼地区的这个冬天很不好过，食品短缺得厉害，这时候努尔回来了。他一回来，这群人就忽然神秘地消失了，我以为是努尔斥退了他们，但是后来才看见把他们吓跑的其实是两个走过来的毛拉。他们瘦瘦的，留着胡子，穿着深色长袍，满脸都是刻骨的仇恨。他们大步走过来，朝着他们最看不顺眼的吉普车，然后对着它，而不是我，开始破口大骂起来。

他们越骂越愤怒，这时我开口用普什图语向他们解释说，大家都是朋友。得到了这样的保证，他们的仇恨减少了一些，我们聊起我的旅行。他们其实都很友善，而且在努尔细心的诱导下，他们开始大笑，而刚才那群人又凑了过来。努尔保证说，弗兰基绝对不会对加兹尼的女孩子动手动脚，也不喝酒。他们向我鞠躬告别，努尔悄声说道：“毛拉这边不会出问题……如果我们时间够用的话。”

努尔叫来了一个小男孩，把我领到旅馆前面，而他则把吉普车开到后面的院子里，我们在此逗留期间，吉普车可以被锁在后院，安全无虞了。那个小男孩穿着可怜巴巴的破烂衣裳，沿着一条窄巷子拖拖沓沓地走下去，最后把我带到了旅舍。这是我在阿富汗第一次住店，着实有些兴奋。不过，我只能说这儿的窗子都没有玻璃，门没装锁，没水没暖气，没有吃的，没有床铺，没有床单，只有没铺地板的泥地。然而，它确实有一个让人过目不忘的特点：在房间的泥土地上，堆着五六块我所见过的最精美的波斯地毯。它们都是在俄国古城撒马尔罕编织而成的，由流动商贩背在背上，翻过大山，穿过沙漠，走私进入阿富汗。这些地毯可谓丝线织就的诗歌，其中有三条呈发红的蓝色，另外两条则是炫目的白色和金色。它们堆在旅店的地板上已经很多年了，这里极其干燥的气候令它们免于霉烂，现在看起来还像刚刚织成的那样光鲜亮丽。它们使得旅馆房间一下子变得生机勃勃，而当努尔・木哈姆德开始把我们所有的行李，包括那两只备胎都卸下来堆在毯子上的时候，我感到十分沮丧。

“别把东西堆在那儿！”我抗议道。

“那我该怎么办？”他问道。

“就放在吉普车上。”我说。

“放在吉普车上？”努尔张大了嘴，“他们会把我们偷得精光。”

“你已经雇来了两个带枪的人。”我争辩说。

“他们是来防止别人偷车轮子的，”努尔解释说，“米勒大人，如果我们把这些备胎放在吉普车上，那些守门的不出十分钟就会把它们卖掉。”

我感到一阵厌恶，说：“我饿了。咱们出去吃点东西。”

“咱们不能一块儿去。”努尔回答说。

“为什么？毛拉们都知道你是我的朋友。”

“我是说这个房间有问题。我们不能不留人守着。得有一个人在这儿。”

我从后窗户看出去，其实只是一条可供步枪伸出去开火的窄缝，指着正懒洋洋坐在空吉普车上的那两个留胡子的大个子守卫说：“让他们过来一个人守着。”

“他们！”努尔嚷起来，“他们会把东西全偷走，然后等我们回来就会一枪把我们崩了！”

“那你干吗还给他们付钱？”我质问他。

“守着车轮子呀。”努尔又说了一遍。

我掩饰不住心烦意乱的表情，于是努尔把我带到前窗户，也就是另一个步枪发射槽那里，然后给我看旅舍的院子，里面大概有四十或者五十个面黄肌瘦的部落成员聚集在那儿。“米勒大人，”努尔悄声说道，“他们就等着咱们走出房间呢。”

后来我俩决定让我先出去吃饭，大约在下午三点左右我回到广场，想找一家饭店。“饭店”这个词不是很准确，因为我只能找到几个之前见过的油乎乎的街边小食店。里面有一张快要散架的桌子，三把椅子，还有一个水壶，壶沿全被苍蝇屎盖住了。然而，饭馆里的香味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慢慢开始喜爱阿富汗食品，而这个咖啡馆里又确实有几个好菜。侍者穿着一件烂得出奇的外套，戴着绿色的包头布，给我拿来了一块“馕”。这是一种又厚又酥脆的玉米粉圆饼，面粉粗糙而又营养，捏成雪鞋大小的长条状烘培而成。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是我们吃过最好的面包，它是被放进陶瓷做的炉子里，架在炭火上烘烤的，一口下去，尝得出麦田的清香。侍者还丢给我一大盘肉饭，这是一种蒸出来的米饭，里面有大麦粒、碎麦粒、洋葱、葡萄干、松子、橘皮屑和一条一条的羊肉。靠着馕和肉饭，我一定能将整个旅行撑到最后，这两种东西我永远也吃不够。

吃饭时，早先跟我说话的那些男人又在我身边围拢起来。有两个人坐在摇摇欲坠的椅子上。其他人站在我身后，我不时地递给他们一块馕，他们则用馕做勺子舀肉饭吃。差不多有七八个人把他们的手指伸到我的饭食里来，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在阿富汗人生活中典型的患难与共的气氛。就在我结账并向我的客人们告别时，有几个穿着长外套的男人跑过广场，嘴里还嚷嚷着什么。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正要回到旅舍叫努尔来吃饭，这时我身边那些人忽然激动起来，拽住了我的袖子。这下我得跟他们走了。我们一起跟着打头的那些人穿过广场，走出了城门。我记得当时心想应该回到旅舍去找努尔・木哈姆德，但是又有一股邪气让我停不住脚，过了一会我就来到了城门外的一个地方，混迹于一群暴民之中，而地上正钉着一根大桩子。

那根桩子有七英尺那么高，在另外一边远远地站着四个毛拉，其中有两个先前跟我搭过话。他们表情哀伤、漠然、可怕。那副蓄着胡子、戴着头巾的模样，让他们看起来好像是族长一类的人物。我突然有一种紧张感，觉得我可能是闯入了《圣经》中记载过的、二十五个世纪之前就被禁止的场景之中。那些瘦长、暴怒的毛拉们活脱脱是从《旧约全书》里走出来的人物。一排骆驼安静地靠着斑驳的古代城墙吃草，那群脸颊晒成了棕色、胡子被风沙吹得灰扑扑的裹头巾的男人有可能是在等待某种尼尼微或者巴比伦的宗教仪式。

我慌慌张张地向四下里望去时，只有一样东西提醒我身处在二十世纪。在加兹尼城的大门外，有一堆原先很可能是皇城护卫堡垒的一部分、而如今已经成了一堆瓦砾的石块，里面杵着一根电线杆子，上面有三根松松垮垮的电线，从加兹尼连接到喀布尔。有了这个，我马上要目睹的这个场景也许在几分钟之内就能传遍全世界，但是在加兹尼城，或许除了努尔・木哈姆德之外，没有人会觉得这件事值得报道一番。

毛拉们祈祷着，夕阳西沉，在他们的脸部掠过了几道堂皇的阴影。祈祷者停了下来。从旁边的城门里走过来四名士兵，都挎着卡宾枪和子弹带，他们中间夹着一个挣扎着的赤脚人，身上罩着粗糙的白色罩袍。我在喀布尔曾见过这种装饰着褶皱的精美服装，上面有刺绣做成的窥视孔，可以向外看，我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种习俗的野蛮之处；但是加兹尼城的这种罩袍则是一种粗劣、肮脏的白袍子，上面开了一个小口，比蚊帐眼儿大不了多少。

没人告诉我里面是谁，但肯定是个女人，因为据我所知男人从不穿这种长袍。不管里面是什么人，她经过人群时，一定看到了他们眼中的刻骨仇恨。

当士兵走到木桩这里时，他们笨手笨脚地把几根钉子钉进了木桩，并把犯人的手捆在了这些钉子上，同时把她的脚踝也固定在木桩底部。然后他们向后退去，那件脏兮兮的白色罩袍将那双赤足完全盖住，现在这个囚犯全身都被罩住了。但是，她仍然完全看得到外面那个充斥着仇恨面孔的世界。

现在那四个毛拉开始祈祷，人群用一种我不明白含义的仪式回应着；接下来，先前在广场上跟我谈话的毛拉讲了一番话，用的是普什图语，这回我听了个清楚明白，尽管这番话针对的是谁我当时还猜不出来。他悲伤地喊着：“这就是犯了通奸罪的女人！这就是加兹尼城的婊子！这是对敬畏上帝的男人大逆不道！”他结束了讲话，我盯着那个罩着袍子的人，试着猜测她会受到何种刑罚。哪怕她能听到这些指控，她也没有颤抖。

另一个毛拉上前一步，嚷着：“我们研究了这个女人的通奸案，她是有罪的！我们把她交给加兹尼城的男人们来裁决。”他的同伙全都附和着，第一个毛拉领着留胡子的男人们穿过加兹尼的城门走了回去，之后我就再也没看见他们。

那时我光顾着转过身去看那些毛拉，并没看见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听到一声钝响，还有倒抽一口气的声音。我快速地环视四周，终于发现一块很大的石头显然击中了那个女人，落在了她的脚下。一定就是她倒抽了一口气。

现在，在我右边那些跟我一道吃饭、并把我带到现场的男人们都跪下开始找石头，小石子一律不用，不一会儿他们手里全准备好了石块，接下来，如同我原先看见那些砸狗的人一样，他们用同样的方式朝那个罩着袍子的人砸了过去。石块从四面八方呼啸着飞向那根木桩，而且大多数都打中了，显然，阿富汗人对于通奸的惩罚非常严厉。

那女人忍着没有哭喊，但是不久人群中却发出了欢呼声。一个力气很大的男人找到了一块特别棒的石头，又大又尖，他用力掷了过去，还特意瞄准了她的身体，石块狠狠地打中了她的肚子，一股血渗出了罩袍。这是当天下午第一次流血，人群为此欢呼起来，但是我记得自己当时心里想到，身体要遮起来不让人看，却让血透过袍子渗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作为已受到惩罚的明证，这种方式是多么卑鄙啊。

另一块同样大的石头击中了那女人的肩膀。血流出来，人群又是一阵欢呼。我觉得喉咙里一阵恶心，想道：谁来停止这种惩罚？

接下来我几乎被吓昏了。一个大块头男人，用一块与先前同样大小的尖利石块，十分准确地打中了女人的胸部。血一下子从破烂的罩袍里涌了出来，女人终于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尖叫。我想拔腿就跑，但是被一群疯子包围着，而且我读过很多记载，说如果外国人在这种场合犯错就会被杀死。我祈祷着，希望这些男人已经心满意足了，然后我弄懂了士兵们在树桩上钉钉子的原因。这些钉子是为了不让绳子滑脱，而当犯人昏过去，她那浸满血液的罩袍垮了下来的时候，这些钉子让她不至于倒在地上。

自然，我心里想道，这些士兵要把她放下来了。但是他们面无表情地看着，而四面八方的男人们又装好了弹药。

又是一阵齐射过去，这具松松垮垮的人体被击中了八九次，幸而那女人已经感觉不到了。接着，一个粗壮的男子喊叫起来，说他找到了一块绝佳的石头，让其他人都住手。人群顺从地屏住呼吸，看着他小心翼翼地瞄准，挥臂，然后狠命地把石头砸了过去。他们跟目标之间相距十五码，石块一闪而过，果然又狠又准地命中了已经没有知觉的女人，击中了她的面颊。她立刻血流满面，人群再次欢呼。

这番击打实在太惨烈了，犯人的手从钉子上滑落下来，整个人瘫成一团，倒在树桩旁。与此同时，人群散开，大家纷纷冲向那具倒下来的身体，开始用大石头砸，因为不管多么强壮的男人也没法把如此巨大的石头扔出那么远的距离。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用巨石砸在那具瘫软的人体上，直到稀烂，他们仍然继续着这种野蛮的游戏，直到现场形成了一个石头堆，正如生活在沙漠里的穷人用来标识坟墓的那种。

我通过加兹尼的城门走回去，仍然处于震惊当中。我走过了刚才的饭馆，刚才这里还是一片祥和的气氛，而现在那个扔出了最大块石头的男人迎接着我。他们聚在一起，讨论着刚才的处决，互相称赞对方技艺精湛。我到了旅舍，努尔・木哈姆德估计我被什么事岔开了，就叫一个小男孩去找些肉饭，而且用油腻腻的手指头抓着吃完了。他正躺在波斯地毯上睡觉，但是我走进房间的时候，他却像警觉的守卫一样醒过来了。

“你怎么脸色苍白？”他问道。

“女人通奸，被捉住了。”我咕哝道。

“用石头打？”他问道。

“是的。”

努尔捶打着地毯，然后用手捂住了脸。“多么可怕的耻辱！我可怜的国家！”

“太可怕了，”我虚弱地说，“你们怎么能允许？”

他坐起来，盘腿坐在地毯上，而我坐在备胎上。“难道你不知道我们也觉得羞耻？”他问道，“莫西布・汗……还有国王？如果他们看到这些……”

“他们为什么不禁止？”我生气地质问道。

“如果他们禁止这个，米勒大人，你今天看见的那些男人和他们在山里的兄弟就会一窝蜂地冲进喀布尔，杀死你和我，还有莫西布和国王。”

“不可能！”我嚷道。

“他们过去就是这么干的。”努尔坚持说，“在喀布尔我们可能有两千个有文化的阿富汗人，知道这种事情必须被禁止。在坎大哈可能有五百人。但是在加兹尼城，一个也没有。我们是用三千个人……也许有五千个人去对抗一千两百万个疯子。你看见了处决，我不觉得遗憾，米勒大人。你会更了解我的国家。”

“这种事情会永远继续下去吗？”我问道。

“不会的，”努尔坚定地说，“在奥克苏斯河流域，那些像我们一样的人们以前也像你今天看到的这样。在毛拉的监视下公开执行处决，这在撒马尔罕曾经也是常事。但是莫斯科和基辅过来的共产党说必须禁止这样的做法。他们宣布罩袍是违法的。女人们被解放了。米勒，我们有十年时间来禁止这种可怕的事情。如果我们不禁止……俄国人就会过来替我们禁止。”

“政府知道这些吗？”

“当然知道。像沙・汗这样的人难道是傻瓜吗？政府知道。但是有一千两百万人不知道。”努尔站起身来，在屋里不耐烦地跺着脚在我们破破烂烂的行李中转来转去，“你难道还不理解像我这样的人面对的问题吗？眼下，在加兹尼，离喀布尔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每个参加投石处决的人都希望一辈子能继续这样做。如果你今晚告诉他们你要禁止，他们会杀掉你的。”

我突然被一种可怕的预感击中，我跳下备胎，抓住了努尔的胳膊。“艾伦・杰斯帕是不是也遇到这种事了？”

努尔松了口气，笑了起来。“不会的，米勒大人。如果是这样，我们在喀布尔应该已经知道了。”

我说：“我觉得我要吐了。咱们出去散个步吧。”

“我不能扔下货物不管。”他抗议道。

“叫一个守卫过来，”我粗鲁地说，“我必须得到城外走走。”

“那你自己去。我留在这儿看东西。”

“我不敢自己去。”我诚实地说。

“这就对了。”努尔赞同地说，他不顾自己的明智选择，叫过一个守卫。然后他停下来问道：“出了事你负责？”我说我会负责。

努尔告诉那个留着胡子、挎着枪和子弹带的战士：“我们回来的时候，只要少了一样东西，我就崩了你。懂吗？”这个凶悍的叛徒点点头。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听见他用货物抵在门口以抵挡可能的入侵者。

我们穿过广场，那群热情的处决者又对我欢呼，向南走到城门，我能看到那堆石块上伸出来的不祥木桩。一群狗嗅着血腥味。

“尸体会在那里放多久？”我问道。

“今晚他们就会弄走。”努尔安慰我。然后他暴怒地说，“你必须理解一件事，米勒大人，你一定认为今天的处决是一场暴乱。并非如此。毛拉们仔细地研究这些案件，没有任何决定是仓促作出的。严格地讲，你所见到的是一件事先仔细研究过的司法行为。只是极端残忍罢了。”

我们转身离开了石头堆，向南沿着一条古老的商队路线走着，直到我们再也看不见加兹尼城。我们走出去足足有四英里，这时，我在东边看到了一个罕见的场景：一群像是大黑鸟的东西聚集在一片开阔的平原上，我以为这些大鸟会飞走，但走近后发现我们遇上的是一个游牧部落，正在阿富汗随着季节到处游荡。

“普文达人！”努尔欢呼起来，显然非常激动。他向前跑去，喊着：“看那些女人！”

我远远地看到了那些游牧民族的女性，一身黑衣，佩戴着亮晶晶的珠宝。她们走路的样子极其优雅——我只能这么形容——而且不穿罩袍。她们是自由的，这些野蛮的游牧民族在亚细亚平原的高地上来回迁徙。夕阳西下，红色的光辉照亮了她们黝黑的面颊，使她们具备了一种动物特有的、全神贯注的气质，游曳在天地之间。三千多年来，她们的祖先在亚细亚国家的国界之间穿梭来去，没人能想出办法来阻止他们。

在他们每年横穿阿富汗的旅程中，普文达人肯定非常鄙视阿富汗人囚禁女性，把她们藏在麻袋里，将其视作奴隶的做法，而普文达女性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去自由。

“她们对你们的制度是一种冒犯。”我告诉努尔。

“你说得对，”他赞同道，“但是她们为这种自由付出了惊人的代价。”

“在我看来，她们相当开心。”

“她们完全是被放逐了的。当她们穿过我们国家的时候，她们是另外一个人种。”

“那你看见她们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兴奋？”

努尔笑了。“阿富汗男人迷恋这些黑色的帐篷，就像苍蝇盯着蜜糖。我有很多朋友尝试过在这里过夜。”他指着有女人走来走去的那些帐篷，“但是普文达男人很警觉，不让我们靠近。”

这时候，有一个游牧民骑着一匹棕色的马向我们跑来。他个子高高的，脸色黝黑，留着胡子，带着飘逸的头巾。胸口处挎着子弹带，还用一只手冲我们举着一支来复枪，不过并没有瞄准。他用普什图语说道：“走开！”努尔跟他说了几句话，他随即优雅地作了回答，但是最后他重复警告了我们。“走开！”他打马跑回了帐篷。

“他怀疑我们是政府官员。”

“他们从这里要去往哪里？”我问道。

“他们追着融化的积雪走。”

我们动身离开，这时我用余光瞥见一个红色的身影从一顶帐篷里窜出来，消失在另一顶帐篷后面，就像春天里颜色鲜艳的鸟儿在树木之间闪来闪去。我转身更加仔细地看过去，果然发现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穿着一身红色衣裙，带着镯子，又出来追一只山羊。但是我还没看清，她就不见了，这让我想起了喜迪卡。像沙・汗的孙女一样，她自有一种罕见的优雅和性感。

努尔・木哈姆德把一切都看在眼里，这也是为什么阿富汗政府把他安插在美国政府里的原因。他笑起来，问道：“很迷人，是不是？”

“她为什么要穿一身红衣？”

“这表示她还未婚嫁……”

“看那儿！”我嚷道。从我们身旁最近的帐篷后面有一只跑疯了的山羊向我们冲了过来，山羊的后面就是那个任性的姑娘，在离我们四十码的地方，她制服了那畜生，把它赶了回去，身后尘土飞扬。她对付山羊的时候，我看见了她黑黝黝的皮肤，亮晶晶的眼睛，还有两条长辫子在阳光里摆来摆去。我能理解那些阿富汗男人对这样一个人儿的狂热，就在我们看着她的工夫，她娴熟地把山羊赶了回去，拴起来。

“想到这样的人也是阿富汗的一个分支，我感觉舒服多了。”我们走回去的时候，我评论说。

“他们不算我们的人，”努尔纠正说，“冬季他们会去印度。夏季他们到北方。他们只拿我们这里当作一条通道。”

“他们属于哪个国家？”我问。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努尔回答道，“从法律上说，我觉得他们应该算印度人。”

我们回到加兹尼城门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了，城门旁边有很多闪亮的火光不停地游走。这是个肃穆的时刻，一天已经结束，这座古城即将沉睡，我们停下脚步，看着城外的旅行者在临时搭建的火堆上烤羊肉吃，火光中显现出了城墙塔楼的影子。

当我们经过处决地点的时候，努尔・木哈姆德恳求道：“别再看了，米勒大人。这是我们的耻辱。”然后我俩返回广场，那里的灯光既投下了阴影，也照亮了街角的咖啡馆。我们坐在桌前，那些好心人推搡着来到我们跟前，谈论着白天里发生的事情；我发现自己违心地跟这些男人打成了一片，他们难以理喻、野性未驯、与当代世界苦苦地抗争着，可他们又是如此渴望了解美国。他们吃了我们的馕，分掉我们的肉饭。他们告诉我加兹尼城当下面对的问题——食物供应、税收和马匹的成本。一餐结束，他们陪着我们回到旅馆，走进我们的房间又待了几个小时，盘腿坐在波斯地毯上，不停地说着，说着……

第六章

黎明刚过，我们就离开了加兹尼城。路过处决地点的时候，我们发现木桩已经被拿走了，因为在阿富汗木材非常珍贵。然而，那些石头还扔在地上，方便下一次处决罪人。

在路上走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发现了一个关于阿富汗的重要事实，而我所读过的任何材料都没有提及过；然而这一点十分关键，谁忽略了它的重要性，就会整个误解这个国家。我指的是阿富汗的桥梁。

遇到第一座桥时，我并没有看出它们的重要性。这座桥修得很漂亮，据我判断，应该是由专业工程师于20世纪早期修建而成。这座桥设计精巧，石材扎实，还有四个炮塔。很不幸最近发了一场洪水，冲毁了上桥的道路，只留下一座孤零零的、不起任何作用的桥架子。要过河，我们只能离开大路，沿着沟渠开下去，再涉水过河，然后又沿着沟渠开上去，直到我们重新爬上大路。很明显，暴风雨发作时此路不通，但是我记得自己过河的时候想道：多漂亮的桥……简直是一件艺术品。

三十分钟后，我们遇到了一座更加漂亮的桥，有八个极为坚固结实的炮塔，是那种法国和德国古镇里常见的哥特式军用建筑。这座桥令人叹为观止，我花了好多时间进行仔细观察，因为通上桥的道路也同样被冲毁了。我们不得不再次涉水，这使我得以从底部自下而上地观察它。

此桥的石雕工艺堪称典范之作，与桥面的接合处很值得玩味，因为我看不出来石雕面是怎么粘上去的。看起来，似乎建筑师靠的是高超的切割技术，使接合处能够承受摩擦力，支撑重量。另外，桥的设计也很巧妙，这八个炮塔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此桥令人叹为观止，只是突如其来的洪水使它变成了废品。

但是当我们来到第三座精美的桥梁时，发现上桥的道路同样也不见了。我心里发急，问努尔・木哈姆德说：“所有的桥都是这样吗？”

“是的。”他悲伤地说。

“怎么会？”

“我们管这叫做‘阿富汗特色桥梁’。都不能用。”

“怎么搞的？”我质问道。

“阿富汗人干出的蠢事。”他说。很明显他不想多讲。

到了第七座被冲毁的桥那里时，水比预想的深多了，我们被困在河中心，吉普车的底盘浸湿了，发动机也失灵了，我们只好等过路的卡车把我们拖出去。我们无事可做，只能从下面观察这座桥，它也许是所有桥梁里最赏心悦目的一座了：桥拱造型高雅，炮台坚实有力，桥砖严丝合缝，令人印象深刻。

“这桥真漂亮，”我不情愿地承认说，“谁修建的？”

“一个德国人。是我国遭遇的最大不幸之一。”

跟努尔聊天很有趣，因为他的英语很地道，而我的普什图语也相当熟练；为了互相练习，我讲他的语言，而他则用我的语言作答，但是在讨论复杂的问题时，我俩则使用各自的母语。在外人看来，我们的对话令人费解，因为我们经常在一个句子中间交替使用两种语言。现在，我们又湿又冷，我心里发急，说的普什图语很刺耳。

“这些桥是怎么搞的，努尔？”

他用普什图语一丝不苟地回答我：“一场灾难。我们还处在跨出黑暗中世纪的初级阶段，这时德国人说，你们的两座大城市之间没有道路连接，这很愚蠢。他们弄到了一大笔贷款，给我们派来了专家，勘测了道路，然后告诉我们该怎么修。勘测图做得清清爽爽，上面还附着小图，国王看了图，批准说，如今我们是现代化国家。我们必须有一条现代化的道路。接下来他就问谁愿意来修这条路，德国人派来一个有学问的、修过好多座桥的建筑学教授，然后这项工作就开始了。”

努尔指着这座桥。“这个人很有天分，做事精益求精。看看这砌砖的功夫。阿富汗这种水平的工艺可不多见。在桥上修建炮台和石雕也是他的主意，因为他告诉我们，桥梁不应该只是桥梁而已。它象征着历史与现实的连接。他说炮塔和精美的砌砖技术也是阿富汗灵魂的一部分。他在喀布尔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讲，说他的这个灵感来自于阿富汗著名的家族城堡。”

“我倒没看出什么关联来。”我评论道，但是努尔指着小河下游的一座私人修建的堡垒，于是我明白这位德国建筑学教授在模仿什么了。

“他建造了二十多座桥梁，”努尔说，此时我们正坐在冰凉的河水里——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就坐在河里，因为吉普车在不断地下沉，“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努力，还有一群像沙・汗和我父亲这样的人不断地警告他说，‘博士，那种桥对于秩序井然的欧洲河流来说确实不错，但是，难道没有人告诉过你我们阿富汗的河流到了春天是什么样？’他生气地回答说，他曾在欧洲最大的河流上修建了很多桥梁……他说那些河流保证比这里的沙漠小溪大得多。”

努尔难过地看着这些桥，用英语说：“当然，你能够理解，这些都是我出生前发生的事情了。”然后他用普什图语解释道，“但是我记得父亲后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去政府那里警告了他们，那些德国桥梁到了春天根本没法对抗我们的河水。’他们被告知，‘你们以为自己够聪明，能教给德国人怎么干活？人家可是在欧洲各地建造过桥梁。’我父亲回答说他从来没见过欧洲的河流，在他看来，这个德国人也没见过阿富汗的河流，然后争论就没了下文。”

吉普车又向下沉了一点，努尔用英语说：“沙・汗是个学问又好、胆子又大的人。那时候他还没有如今的地位和荣耀，但是他拒绝让这件事不了了之。他告诉德国人——”这时候努尔・木哈姆德改用普什图语，“‘这些桥梁对我们而言比对你们更重要。它们是我们第一次连通西方世界。如果修成了，那么我们这些希望国家变得更先进的人也就成功了。如果没修成，接踵而来的将会是可怕的后果。现在，教授先生，请留心听我告诉您，有时候到了春天，你们所谓的沙漠小溪会从山里怒吼着倾泻下来，冲出宽达两英里的河道。那河水能把房子那么大的岩石都冲跑。除了山上，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冲垮。而到了第二天，那河水又会变成涓涓细流。教授先生，请给我们建一些宽大的桥梁，至于那些漂亮的装饰塔就算了吧。’

“德国教授很生气，沙・汗居然胆敢如此直接地跟他说话。他坚持召开了一次政府会议，并发表了一番语气冷淡的讲话。‘我想要告诉你们，我已经将桥柱打进了地基。我在阿富汗修过的桥梁比这里曾经有过的总和还要多。我的桥遇到沙・汗说的那种洪水，一座都不会垮。’我必须说，沙・汗是名斗士。他回答说，‘建筑学教授先生，您说的完全没错。桥是不会垮。这点我相信。但是阿富汗的河水，就像阿富汗的人民一样，决不从正面打击敌人。您那些结实的桥梁就像英国军队一样。他们的士兵比我们的强十倍……吃得好……装备也好。但是我们并没有排成两列纵队开向英国人，听任他们向我们射击。我们有一千种狡猾的手段能把他们包围起来。他们会抗议说，这不是体面的战斗。但是我们会把他们打垮。我们的河流会冲垮您的桥梁，教授先生，因为它们不是欧洲的桥，抗不住阿富汗的河水。我们要的，教授先生，是狡猾的阿富汗桥梁。’

“德国人回答说，桥就是桥。然后沙・汗喊起来，在阿富汗可不是这样。最后吵到国王那里去了，他命令沙・汗闭嘴。德国大使解释了一切，说沙・汗是在法国受的教育，精神状态不稳定。

“于是桥就修起来了。第二年春天没发洪水。有十八个月的时间，我们享受着从喀布尔到坎大哈的这座美妙的通路，阿富汗人开始和全世界接轨了。第二年冬天山里下了一场大雪，转年的春天又特别暖和，凶猛的洪水一泻而下，把房子那么大的岩石都冲走了。洪水冲到了桥上，德国人说的没错。他的石头桥柱很稳固，这跟他说过的一样。桥很结实，这也说得没错。但是桥的跨度太窄，我们的河水把周围都淹没了。道路全被冲塌，就剩下那些孤零零的桥了。”

“为什么不重修那些道路？”我问道。

“重新修过了，”努尔说，“被另一场洪水冲垮了。我们又修，又发洪水。我父亲计算出，为了使这些桥能够正常使用，需要十万名工人终年劳作。于是，第三次洪水过后，政府说，随它们去吧，谁又需要桥呢？然后这座本应使我国畅通无阻的桥梁，就成了蠢行的纪念碑。”

“后来那位教授怎么样了？”我问道。

“第一次洪水过后，他从喀布尔旅行到坎大哈，不愿意相信他所看到的景象。我在欧洲几条最大的河流上修建了几百座桥梁。他嚷着。他站在一条只有两英尺深的河中央，哀号着，这种小水坑怎么会把大桥都冲垮？即便到了那时候，他还是不愿意相信那些岩石就是那个小水坑从山上冲下来的。”

“他离开阿富汗了吗？”

“没有，他回到喀布尔，对所有愿意听他说话的人炫耀，说他修建的桥柱，没有一根曾被洪水冲垮。他把自己弄成了英国人所说的‘相当乏味’的那种人。他喋喋不休地给人家讲他的桥。德国大使馆最后终于把他叫去，他们说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反正那天晚上他回到房间，对着脑袋开了一枪。”

努尔悲哀地摇着头，依旧等着卡车出现。“你无法想象那些桥后来有多惨。只要政府想采取点新办法，毛拉和山里的首领就会笑话他们说：别忘了德国那些桥！你是美国人，你可能不喜欢德国人，因为你们打过两次仗，但是在阿富汗的德国人都是好样的。我们遇到的大多数好人都是德国人，但是修桥的事情之后，他们就不受信任了。他们的信用被一劈两半。那些该死的桥！”

他摇摇头，问道：“顺便问一句，你在坎大哈要见一个德国医生，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得恨不得踢自己一脚。也许是河水太冷，把脑袋都冻得不转了吧，但是话已出口，无可挽回了。努尔结结巴巴地说：“反正，我就是知道。”

阿富汗人和美国人相处有一个规矩，为了不让对方难堪，大家都避而不谈间谍的话题，比如说他们那边的努尔・木哈姆德和我们这边的理查德森。努尔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发现了我在坎大哈的任务之一就是去探访奥托・史迪格里茨，又不小心被我知道了，这固然是他的闪失；他本来应该把嘴巴闭得紧一点。但是，他一旦说漏了嘴，我也不应该追问下去。这样我一来对好朋友出言不逊，二来也羞辱了一个好间谍。我感到十分抱歉。

他很快镇定下来，说道：“再走出去几英里，如果我们能走出这条河的话，你会看到我父亲和沙・汗建造的桥梁。你也许会笑话它，但是这座桥已经用了三十多年了。”

最后，终于来了一辆卡车，人们叫喊着，拿着绳子跳进了河流，把它系在了我们的车前轴上。他们总算把我们救出了这条河，还不愿意拿报酬。我们给递上香烟，这下子他们倒是很感激地接受了，还满脸笑容地安慰我们说，南边的那些河流不会给我们再找麻烦了。“但是再过两个礼拜。呜！呜！到处都发洪水！六七天工夫，道路就都给冲没了。”

我们又重新上路之后，努尔·木哈姆德说：“所以，米勒大人，如果我对你说我们有阿富汗人自己的做事方法，请别以为是我顽固不化。只是这样做真的有效罢了。”

“从另外一方面说，”我争辩道，“如果你们阿富汗老是用外人没法弄明白的独特方法解决问题，如果你们以此为借口无所作为，那么俄国人就会趁虚而入，帮你们解决问题。”

“我们已经卷入了这场斗争，你和我都是，”努尔表示同意，“希望我们在俄国人越俎代庖之前就能完成这个转变。”

“我们政府的政策正是要帮助你们。”我说。

“但是请您理解一点，米勒大人。我们很快就要到坎大哈，您将要对纳兹鲁拉形成自己的看法。我向您保证，他跟咱们站在同样的立场之上。他比你我二人更加理解这些事情。请不要一开始就惹恼他。如果跟他这样的人闹僵了的话，我们会失去整个阿富汗。”

“我可不想惹恼他，”我坚定地说，“我想找出他妻子的下落。”

“我也一样，”努尔向我保证，“但是得用阿富汗人的方式做。”

我想说句刻薄的话，这时努尔已经把车停在了他父亲和沙・汗修建的那座桥边，桥下是一条比较小的河流，本来德国人还想过段时间来修桥的。这座呆头呆脑的桥看上去仿佛是在破旧的游乐园里的一架过山车。桥是木头做的，毫无欧洲人的审美趣味，但是显得很结实，一百年都不会倒。我暗自想道：如果德国教授设计出这样的桥梁，欧洲人会在勃兰登堡门那里把他吊死。

“秘诀就是，”努尔对我解释道，“在通向桥梁的道路上修一些大斜坡。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吗？”

“不太明白。”我回答说。

他用食指在吉普车的挡风玻璃上画了一个桥梁示意图，连着一条陡然矮下去的平路，这条路遇到桥梁的地方又抬高，穿过去之后在另一边又矮了下去。努尔的示意图显示出一个锯齿状的大写字母W。“你也许管它叫阿富汗式桥梁。它对河水说，我想穿过去，但是我知道不能让你受苦。所以如果你的河水要泛滥奔腾，请向下，流到道路的矮坡上，别碍我的事。其他时候我也不碍你的事。是挺蠢的，但行之有效。”

我迟疑地问道：“但是洪水的时候就不能走那条路了？”

“当然不能，”努尔说，“但是如果你让河水顺其自然地流淌，一年只有一两次会淹没道路。有谁会整年离不开一条路呢？也许让路歇歇也是好事。”

虽然对于这种避重就轻的回答，我想出了六种巧妙的回敬方法，但最终还是忍住了，因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德国人妄图驾驭的这条河流把我的屁股都浸湿了；而经过阿富汗人那座用巧劲儿修的桥时，我的屁股还是干的。而且五十多年来，一向如此。我闭紧了嘴巴。

我们正待整装出发，一辆卡车从加兹尼城方向沿路开了过来，车上有一队奇特的人，穿着色彩鲜艳活泼的服装，长长的黑发就像古希腊的杂役：前面是厚重的黑色发卷，剩余的头发垂及肩部。他们的面孔好似鹰隼，比一般的阿富汗人显得苍白一些。他们长相英俊，但其中有一个我认为还不到二十岁的少年长相特别俊美。起初我不确定那是个男孩，卡车通过大桥的时候我一定是盯着他看来着，因为他用普什图语嚷了一句粗俗不堪的话，惹得卡车上的同伴们为他的傲慢喝起彩来。为表答谢，他像姑娘一样做了一个优美动作，但是他听到我用普什图语嚷了一句同样猥亵的话时吓了一跳。他哈哈大笑，把头摆来摆去，让长头发在阳光里闪闪发光，然后他用优美的手臂懒洋洋指着我嚷道：“我知道这些弗兰基想要什么，可他别想。”卡车上的男人们又一次为这位独一无二的成员喝起彩来，然后继续赶往坎大哈。

“他们是什么人？”我问道。

“舞蹈队，”努尔回答说，“他们整年在阿富汗巡回演出。”

“他们的长头发怎么回事？”

“传统如此。从他们的着装来看，这是一支很棒的舞蹈队。”

就在已经走完了到坎大哈的大部分路程时，我们遇到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孩。他的醒目之处在于，他不仅穿着传统的肥裤子和长衬衫，而且还套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女式外套。那原本一定是件漂亮衣裳，有长长的闪亮镶边，腰收得很紧，看上去就像是巴黎货。这件酒红色的外套仍然是韵味十足。

我让努尔停车，把那小伙子叫到我们的车上来，他高兴得瞪大了眼睛。他爬上后座，靠在备胎上，小心地理了理外衣。

“以前坐过汽车吗？”我用普什图语问道。

“没有。真是令人激动。”

“往坎大哈去是吗？”

“是的。去过春季庆典。”

“以前去过吗？”

“没有，”他的笑容一闪而过，“但是我听说过坎大哈。谁又没听说过呢？”

“你住在哪里？”

“山里。巴达克沙。”

“我不知道那个地方。”我对努尔说，努尔问了四五个问题，最后确定这地方在往北几百英里处。

“肯定是个垃圾场。”他用英语说。

“是好地方？”我用普什图语问道。

“噢！是个好地方！”年轻人热情地回答道，“去年收成非常好。秋天时我卖了一匹马给正往南去的普文达人。所以，我带着点钱去坎大哈，这个我可以说给你。”

他一说完就意识到这般夸口可能会送命，因为他并不了解我们是什么人，而被人知道带着钱的行路人经常会被杀死。毫无疑问，巴达克沙附近也时常发生这类事件，这个年轻人恐惧地看着我们。

“闭上你的嘴，你这傻瓜，”努尔厉声说道，“这回你挺走运。我们是政府里的人。”

年轻人叹了口气，不说话了，但是我又问道：“你这件外套哪儿来的？”

他是个随和的年轻人，很喜欢交谈，于是很快回答道：“这衣服在我家里已经有好多年了。我父亲穿着去过一次坎大哈。我没有去过喀布尔，但是我兄弟穿着它去过赫拉特，那可是个大城市，他说的。”

“你父亲从哪儿弄到这外套的？”

年轻人拒绝回答我，努尔・木哈姆德问道：“他杀了人抢的，是不是？”行路人什么也没说，努尔说了下去，“有个陌生人穿着这件外套打山里来，你父亲就起了歹心。然后开枪杀了他，是吧？”

我转过身去看着那个年轻人，他的脸上一副安详的笑容。他说：“你们政府里的人什么都知道，不是吗？怎么养羊。怎么上税。修什么路。但是这件外套的事你们就不知道了，是吧？”他纯粹是因为快乐笑了起来，用双臂把自己抱紧了一点。

“谁杀了谁？”努尔继续问道。

年轻人大笑起来，对努尔晃着手指。“不是，不是，官老爷先生！这件事你可没法知道。在你问出更多的问题前，停下车，我走路。”

“别紧张。”努尔说。

“没问题。”年轻人严肃地说，“但是别管那件外套的事了。”

我们沉默地走了几英里，然后听到吉普车后面有人倒抽了一口冷气，我们的搭车人看见了坎大哈的光塔。“到城里了！”他叫喊起来。

开始我什么也没看见，但是渐渐地，坎大哈，这座比喀布尔古老得多的城市，在地平线上开始显出了轮廓。我们向着城墙越走越近，我说不上来究竟谁更兴奋，是这位身穿欧洲外套的年轻人，还是我这个来自美国大使馆、马上要执行首个外交任务的官员？

我们把搭车人放在市中心，这是一座混乱、肮脏，街道上又跑骆驼又过火车的大城市，四周的泥巴墙看上去好像在波斯的大流士时代就建好了。努尔给我们找了个过夜的地方，比加兹尼城的窝可好多了，但是没有了波斯地毯。把吉普车交给荷枪守卫后，我说道：“既然你已经知道我要找史迪格里茨医生，那么你能否帮我查到他住在哪里？”

“现在就要？”努尔问道。

“现在就要。”我重复道。他很快回来，带着我走上一条逼仄狭窄的街道，一侧的泥墙上有块牌子写着：医生，慕尼黑大学。

“要我跟你一起吗？”努尔问道。

“不需要了，谢谢。”

“坎大哈比喀布尔险恶。”努尔警告我。

“我自己没关系的。”我安慰他说，然后走进了医生的房子。

候诊室的情形吓了我一跳。这是个奇形怪状的房间，又小，地板又脏，摆着一条长凳和两张很旧很旧的椅子，上面坐着戴头巾的男人们。有一个人起身把他的座位让给我，但是我用普什图语说：“我站着就行。”说完，那些棕色的脸全都转过来盯着我看。最后有个人问道：“弗兰基？”我回答：“美国人。”人们仍旧盯着我不放。

过了几分钟，通向医生办公室的门开了，走出来一个戴着头巾的人。下一位病人走了进去，他一定是对医生说外面有个弗兰基，因为很快门又突然打开，冲出来一个中等年纪、中等身材的男人，不是来迎接我，而是来审查我。

“你是谁？”他用短促、带口音的英语问道。我报上名字，他的疑虑收敛了一点。“你有什么事？”

我想要说，我可以等到他忙完手里的活儿，但是他打断我，用普什图语嚷道：“这些见鬼的美国人过来要求特殊照顾。他们总是这么干。他必须排队，等到你们……所有病人看完病。”

我用普什图语说道：“等你忙完，医生。”

我使用的语言并没有让他吃惊。他后退了一步，冷酷地打量着我，小心地问道：“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有没有给纳兹鲁拉的美国太太看过病？”

他怒视着我，用手在身侧画了一圈，好像套了一个保护壳，然后回到办公室，把那道粗糙的木门重重地关上。一会儿工夫他就回到了候诊室，用普什图语喊道：“他必须跟你们所有的人一样排队……一直排到底。”他又把门摔上了。

等到最后一个阿富汗人看完病，天已经黑了，昏暗的候诊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那道木门“吱嘎”一声打开，史迪格里茨医生优雅地说道：“也许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

他并没有请我进办公室，但是门没关上，有个没加灯罩的灯泡将一些光亮照进了我们的房间。他已经开始谢顶，金色的头发有点发灰，理成德国式的平头，嘴里叼着烟斗。与其说他好斗，似乎不如说他其实甚为恐惧。他的前额已经出现深深的皱纹。“是的，我给纳兹鲁拉夫人做过治疗。差不多是一年前。坐下吧。”他请我坐在一张摇摇欲坠的椅子上，而他疲惫地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小心这把椅子。”他警告我，“阿富汗太缺木头，每一把椅子都是宝贝。你根本没法想象为了弄到那扇木门我费了多少麻烦。所以我其实不应该那么摔门的，但是有人上门让我觉得很紧张。”他做了一个明显让自己放松下来的动作，然后显出很慷慨的样子问道，“那么你想要知道些什么呢？”

我还没开口，通向大街的那扇门就开了，走进来一个五十多岁的瘦瘦的阿富汗人，后面跟着一个穿罩袍的女人。那女人恭恭敬敬地站在门旁，男人鞠了个躬，向医生恳求：“我妻子生病了。”他悄声说道。

“好的，”史迪格里茨用一种我认为很不客气的态度粗声粗气地说道，“她来晚了，但是我还是会帮帮她。”他毫无热情地回到办公室，我把椅子挪开，让那女人跟进去，但是她仍然站在外面的房间里，走进办公室和医生谈话的却是那位紧张不安的丈夫。史迪格里茨看出了我的惊讶，说道：“你最好也进来。他可不愿意看见你跟他妻子单独在一起，而且你可能对这件事感兴趣。”

于是一个美国客人，一个德国医生和一个阿富汗丈夫在里屋开始讨论，而那个害病的女人却站在候诊室的门口等着。“告诉她，可以坐下。”医生开口说，丈夫走到妻子身边，妻子顺从地坐在了地板上。

他离开的时候，我有机会好好观察医生的办公室。这个房间又脏又小，地板是泥土做的，完全没有任何医疗设备，只有一个壁橱里放着沾了苍蝇粪的瓶子，里面装着药片。屋里有一张用柳条筐搭成的写字台，还晃着一个耀眼的电灯泡。

那位丈夫回来之后，史迪格里茨问道：“到底怎么了？”

“肚子疼，医生。”

“发烧吗？”

“是的。”

“高烧？“

“不高，中等程度。”

“呕吐吗？”

“没有。”

“怀孕了吗？”

“接生婆说没有。”

“月经正常吗？”

“我不知道。”

“去问问看。”史迪格里茨吩咐道。丈夫听话地去了另一个房间，坐在地板上跟他那位带着面纱的妻子交谈起来。

他走后，我问道：“你不给她检查一下？”

“检查妻子？钻到罩袍里头？不如一枪崩了我。”

丈夫回来了，说他妻子的月经一直正常。检查于是以这种方式继续进行下去。那位丈夫有六次受命去问他妻子有关身体状况的私人问题，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将他妻子的回答向医生转述了六次。有一次，那男人出去的时候，史迪格里茨坦白说：“要是丈夫觉得妻子的病症让他觉得不光彩，就体现出本地规矩的邪恶之处了。他会隐瞒这些信息。如果我开的处方在药剂师那儿卖得太贵，他根本就不会买。”

“那他的女人会怎么样？”我问道。

“她会死去，”他不带感情地说，“也就是说，吃药也只是让她死得稍微晚一点儿。”

那位丈夫现在决心把所有相关的情况都告诉史迪格里茨医生，然后他就等着医生作出决定。“这事儿真叫人惊奇，”史迪格里茨用英语说道，“但是过一阵子你几乎可以靠本能猜出来那女人是怎么得的病，也许就跟给她把脉量体温知道的一样多。”他用普什图语交代丈夫去给妻子买什么药，那男人放下一点可怜的小钱，医生也收下了。当男人去告诉妻子的时候他没关门，我能听见他跪在女人身边，让她宽心，安慰着她，满脸怜爱之色。他的那位裹在罩袍里面、肯定是得了重病的妻子，喘了两三口粗气，然后站起身来跟着丈夫走出了办公室。

“现在谈谈纳兹鲁拉太太的事吧，”史迪格里茨说道，“既然你对她的事情感兴趣，你肯定是美国大使馆的人。”

“正是。”

“他们派你来监视我？”

“没有。”我撒谎道。

“你撒谎。此时此刻，你正在想着呢，史迪格里茨这样的男人在坎大哈的狗窝里干什么？你尽管监视我吧，我也会盯着你的。”

我还没回答，史迪格里茨突然跳起来跑向通着大街的门，并且把门插上了。之后他反坐在一把椅子上，让摇摇晃晃的椅子背托着腮帮子。“年轻人，”他说道，“可以劳驾你递给我烟斗吗？”他很疲惫，一眼就看得出来。

我回到候诊室跟他一起，仔细地观察着他点好了烟斗。他的手绷得紧紧的，但是我没忘记，他刚刚劳累了一天。他那留着短头发茬的前额比一般人略大一点，那双蓝色的眼睛不管看什么都是一副既玩世不恭又充满挑衅的眼神。他有发胖的趋势，而且很明显他不是那种自制力超强的德国人。我很喜欢他不假思索的坦率，本能地认为他应该搬到喀布尔。在那里，各个使馆都有付得起诊费的病人。不出他所料，我观察着他的时候，脑子里最主要的问题的确是，“像他这样的人在坎大哈的狗窝里干什么？”

“纳兹鲁拉的太太有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住在这个地区，”他不太情愿地说，“你为什么这么感兴趣？”

“她失踪了。”

“什么？”他问道，真心实意地感到吃惊。

“是的。她的父母跟她失去联系已经十三个月了。”

他笑了起来，虽然不是放声大笑，但也没有刻意掩饰。“你们这些美国人啊！我父母有四年都没听到我的消息了，但是他们可不会跑到德国大使馆去。”

“对于嫁给阿富汗人的美国女人来说，情形有点儿不一样吧。”我尖刻地说。

“任何嫁给阿富汗人的弗兰基，眼睛都是睁得大大的，”史迪格里茨不耐烦地回答道，“我给纳兹鲁拉的太太看过好几次病。”

“看什么病？”

史迪格里茨冷冷地看着我。“她是个能够适应环境、态度随和的姑娘。对丈夫很满意，丈夫对她也是一样。我逐渐开始尊敬纳兹鲁拉，拿他当最好的阿富汗人。对了，米勒先生，你饿了吗？”

“我的确饿了。”

“你吃肉饭和馕吗？”

“求之不得。”

“太好了。我也饿了。”然后，我头一次看到他犹豫了一下，仿佛他并不确定自己所说的话，“米勒先生，我可不可以斗胆问您一句话？”

“可以。”

“我希望对您的邀请跟在德国时一样。也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要请您共进晚餐。坦率地说，米勒先生……您刚才也看见了他们付多少钱给我。”

“我请您吃饭吧。”我安慰他说。

“不行！我自己的饭钱我付得起。但是有时候你们这些弗兰基吃的像猪一样多……”

他叫来了一个看门人，这人身上挂着来复枪和两把匕首，从后面的小屋里走出来。史迪格里茨仔细地锁上了装着那点药品的壁橱，然后打开门，看着守门人立刻在我们身后把门锁上。史迪格里茨带我去了公共广场，那里有家小吃店，看起来比一般的要好一些。

他小心翼翼地问我：“你喜欢啤酒吗？”

“不是特别喜欢。”

“很好，”他明显地松了一口气，“每个月我都会想办法搞到几瓶，这样日子才过得下去。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不招待你喝了。你干吗不要个橘子水？”

“我一般喝茶。”

“那对你而言更好。”他不安地笑着说。

我们点的餐送来之后，侍者从一个看管严密的角落拿出了一瓶温乎乎的德国啤酒，这是为史迪格里茨医生一个人要的。他极为小心地撬开瓶盖，马上把嘴压在瓶口的泡沫上，不浪费任何一滴酒。然后他悠长、缓慢、舒坦地饮了一大口，闭上眼睛，把酒杯虔诚地放在桌上右手边。

“要是我说我喜欢喝啤酒，”我问道，“那你会怎么说？”

他慢慢睁开眼睛，眨巴了一下。“我会说，‘太不走运了。在坎大哈毛拉不让喝酒。’然后眼下我们两人就在喝茶了。我不想解释，米勒先生，但我和欧洲唯一的联系就是这个了。它太宝贵了……”

“你能试着揣测纳兹鲁拉的妻子是怎么失踪的吗？”

“我认为她并未失踪。”

“有什么传言吗？”

“我从来不听信传言。”

“就是说，你听到过传言。”

“米勒先生，我从来没听说过她失踪了。”

“没有吗？”

“我为什么非得听说过这个呢？”他不耐烦地问道，“他们去年七月就离开这里去比斯特堡了。从那时候起，我就再没见过他们。”

“她还不错吧……你认识她的时候?”

“不错？”他生气地问道，舔着手指头，“谁不错？也许她正谋划着杀掉丈夫，然后跟骆驼生个孩子。在阿富汗，你能点出哪个人来，说‘那个人还不错？’她挺健康的，笑的时候比哭的时候多，穿着打扮也挺好。”

“你怎么知道她有时候哭？”

“我不知道。每次我看见她，她都是笑着的。”

很明显，他想尽快结束这场问话，但是我忍不住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你知道她原来在西方世界的名字吗？”

史迪格里茨医生把那块他一直当叉子用的馕扔进嘴里，咂巴着嘴说：“别问了！吃东西！”他又灌了一气啤酒。

这一大口啤酒让他放松了下来，他意味深长地问道：“米勒先生，你可曾琢磨过，为什么在这些地方，给小偷砍手是如此严厉的刑罚？你没想过？这种刑罚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们总是砍右手。在这饭馆里四下看看，也许你就有点明白了。”

这间灰扑扑的饭馆里大概有十五个就餐区域，里面的每个人都在吃肉饭，但是我没看出这有什么关系。史迪格里茨解释道：“他们都是用右手吃饭的。看！”他指着一块毯子，旁边围着五个大胡子阿富汗人，正在从一个普通的饭碗里拼命刨饭吃，每个人用的都是右手。他们从来不用左手。

“我不明白。”

“从饭碗里吃东西，只能用右手，”史迪格里茨闷闷地说道，听上去活像个德国教授，“因为一个男人如厕时，得用左手把自己弄干净。在缺少水源的地方，这么做其实很聪明。”他又喝了一口啤酒，说道，“砍掉人的右手，这种刑罚非常恐怖。这就等于是自动把他从饭碗旁边撵开。”

我刚要问他这件事的用意何在，这时我看见两个男人在广场一角架起一串灯来。“那边怎么回事？”我问道。

“跳舞用的，”他解释说，“因为春季庆典的缘故，那些跳舞的男孩子们会到这里来，那些肮脏的小怪物们。”

我给他讲了我在卡车上看见的那一小队人，他把空啤酒瓶重重地砸在桌子上。“就是那种人。他们全都一样。污秽的畜生。”

“我看见的那些看上去挺干净的。”我抗议道。

“干净？没错。甚至还喷了香水。但是他们都是残忍的小鸡奸犯……搞屁股的。他们一进城，就制造出深重的罪恶。”

“你真让我吃惊了。”我喘了一大口气说。

“我本不该说的。如果你的社会不允许有女人，那么男人就必须自愿充当女性的功能。”

“我那天还在说这件事呢。但当时不是这个情形。”

“正是这个情形，”史迪格里茨不耐烦地说，“我们这些漂亮的小舞男全都是些肮脏的小婊子。要不然他们怎么穿得起那些衣服？”

现在灯光已经就位，还划出了舞台区，周围已经开始聚集起几百个戴头巾的男人，有几个还戴着土耳其毡帽。有一条小巷用来当作衣帽间，从里面走出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我认出他就是卡车上的那个，他开始讲起话来。

“咱们去看看那些小妖精吧。”史迪格里茨建议道。我们两人慢慢地穿过广场，加入了人群。我们刚好听见讲话的人向我们保证，他把全阿富汗最棒的舞蹈演员带到了坎大哈，他们刚刚在喀布尔为国王进行了一季演出。五位乐师走上台来，是一些岁数比较大的人，有吹笛子的，有打鼓的，还有人演奏一个篮子形状的提琴，上面至少有二十根弦。他们演奏的音乐有一种哀怨悠长的典型东方韵味，但同时也有一种激烈的节奏，和中国或者日本的音乐又完全不同。这是悸动在高原地区的音乐，是印度、蒙古和希腊音乐的变种。乐声妩媚，节奏激越。

“我一直热爱音乐，”史迪格里茨说道，“这些男人演奏得很好。”他们演奏了几分钟之后，音乐使人群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大家不再交谈。人们的身体开始摆动起来，一种兴奋感升腾起来，几乎触手可及。随着一声喊叫，两个小伙子身穿花哨的条纹服装从小巷子里跳了出来，开始跳起一种旋转舞蹈，随着舞蹈动作，他们的长头发几乎在头上竖立起来。与西方舞者不同，他们的躯干控制力更强，而四肢和头的舞动则比较随意。

我对史迪格里茨悄声说道。“你能说他们不是艺术家吗？”

“我反对的是他们的其他技能。”他不高兴地说。

半个小时过去了，戏班子里的明星还没有出来，幕间休息表演的全是飞来飞去的人体和狂热的音乐。观众们渐渐变得不耐烦了，很明显，他们在等着那个先前在桥上对我口出不逊的年轻人，而我也同样在等待着他的出场。庆典的总管家对此心知肚明，并且充分吊足了我们的胃口，让乐师们拿着毡帽到人群里来收赏钱。

“我该给多少？”我问医生。

“越少越好。”他低声说，我看见他扔了几个小硬币进去，引得那个乐师讥笑他是个弗兰基。我给了一张钞票，赢得了一个职业性的、谄媚的微笑。

乐师重新聚在一起，总管宣布，我们马上就要看到期待已久的阿富汗第一舞蹈家了。鼓声躁动，笛声高高低低，找着音准。这种鼓又细又长，两端各有一片山羊皮。音乐声终止了，踩着最缓慢的节拍，那个早晨令我印象尤其深刻的年轻人从小巷里走了出来。

他身着一件束腰宽松外衣，使用一种很稀罕的紫色布料做成的，里面缀着金线。他穿着灰色马裤，跳舞时会在腿部飞扬起来，他的头巾是发灰的蓝色丝绸做的，在左肩处飘来摆去。跳这段舞的时候，他那一头秀发用头巾绑住，但是在肩膀处则随意披下来。这个年轻人身形极美，我之所以厌恶他，是因为他深知自己的美貌，而且利用这个来迷惑人心。

音乐的节奏渐渐激烈起来，但是现在观众们都动弹不得，那位独舞者开始更加灵巧地摆动他的身体和脚。我注意到他故意比音乐的节奏落后一点点，仿佛他不情愿继续跳下去，而这则使他的舞蹈具有一种带有情欲的消沉和慵懒之感。

然后，乐师开始喊叫起来，捶着他们的鼓，打出一种事先策划好了的狂热节奏，故意让人觉得他们在逼迫着这男孩子不得不越跳越快，男孩果然加快了舞步，最后他的头巾散了，而且很快展开来，变成一道彩光，好似回旋的梦境，连我都不得不承认这场面的确令人心旌神摇。就算是在雾蒙蒙的浴室里轻解罗裳，也没有哪个女人能够比这个年轻男子更加刺激，他戴着蓝头巾狂热地转着圈，直到那头暴怒的黑发也散开来，舞成了跟地面平行的大圆圈。他加快了节奏，最后他的脚踏在土地上，就像是敲鼓一样，他的头也在疯狂地摇动着。

史迪格里茨医生拒绝承认舞者的魔力，他低声说道：“这也许是他最后一年了。”

“他还不到二十岁!”我不满地说，“他还能跳三十年。”

“你忘了，他的营生不是跳舞。他来这儿是给一帮下流的小男孩们招揽顾客的。要是他们太老了，对这些下流胚就不再有吸引力了，”他指的是那些沉默着、喘着粗气的观众，“他们就完蛋了，而那个正在拉琴的和蔼小男人就会再去找十个十来岁的喜欢鸡奸的山里小伙子。”

听了这番客观理性的评论，我突然对所观看的表演产生了一点厌恶的感觉，但是当我的目光穿过舞台，又落在前排那个巴达克沙来的年轻人身上时，这种想法又不复存在了。他穿着那破破烂烂的欧洲外套站在那里，就像被施了法术一样，随着表演前后摆动着身体。我试着吸引他的注意力，但是他已经沉迷其中，没办法把目光从那位年轻的舞者身上收回来，表演现已进入尾声。

我用胳膊肘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去找那个年轻的山里人说话，在阿富汗人中引起了一阵咒骂，他们也一样被那个震慑人心的舞者迷住了心窍，但是我不理他们，最终挤到了那个巴达克沙来的年轻人身旁。“他跳得不错，哈？”我用普什图语问道。

他没听见我说话。因为他已经被舞蹈大师完全迷住了，根本没注意到身边来了人。现在舞者正在台上转着大圈子，头发在夜色中一霎一霎，金色和紫色的服装鼓起了波浪，恰似被风吹过的沙漠形成了丘陵。

我杵了那个年轻人一下，他眨了眨眼睛。终于，他勉强定住心神，用一种好像来自远方的眼神看着我，嘴里轻轻嘟囔着：“他没长翅膀，可却飞起来了。”说完，他又回到他的温柔乡里，去看那位舞者辗转腾挪，以狂热的动作结束了演出。现在，就连我都不得不注意看着，因为我不相信人体能够做出如此迅猛的动作，而居然不失控。鼓声就像爆炸一样，笛声也越来越激昂。满眼只有一闪而过的黑发、充满野性的眼神、露齿微笑的嘴唇和金光灿灿的衣服。

舞蹈结束了。年轻的山里人在我身旁喘着粗气说：“在巴达克沙我没见过这样的舞蹈。”我祝他晚安，但是我恐怕他完全没听见我的话。

第七章

早晨一醒来，我看见努尔・木哈姆德靠在备用轮胎上，膝盖上托着一面镜子，身旁放着一罐热水，正在心满意足地刮着胡子，这是因为坎大哈的旅馆里没有浴室。我欣赏了一会儿他灵活的动作，然后开口用英语说道：“我们在桥上遇到的那个舞男表演得太棒了。”

“就是对你说脏话的那个？”努尔问道。

“史迪格里茨说他们都是鸡奸犯。”

“他们确实是，”努尔不慌不忙地说，“但是警察盯着他们呢。”

我花了一会儿工夫思考下一个问题，然后犹豫不决地用普什图语问道：“努尔，你能不能把你所知道的有关史迪格里茨的事情讲给我听？”

他继续刮着胡子，检查着自己的脸颊，好像刮好胡子在今天特别重要似的，然后他颇为自得地仔细把脸擦干。很明显，努尔在我们离开喀布尔之前就预料到我会有此一问，并已经跟阿富汗政府协商好应该如何回答我了。他斟酌着语言，回答说，“我们第一次听到奥托・史迪格里茨的名字是在去年的二月份。也就是1945年。他十分突然地从波斯穿过边境到了我们这边。由于没有有效证件而在赫拉特被捕。他从未到过喀布尔。他手头确实有文件证明曾在某个德国的大学获得过医学学位。”

“他的门牌上写着慕尼黑大学。”

“我相信确实如此。战争结束后，我们指示驻巴黎大使馆调查此事，对方只查到史迪格里茨是合法行医，然后就不管了。他的学历是真实的，就我所能记得的，我们拿到了一份大学成绩单。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但是，要获得进入阿富汗的许可太难了。”我指出。因为我们用普什图语交谈，所以我自然而然地使用了标准发音，不再把单词之中的“gh”念出声来。对于我们这些在此处工作，或居住于此的人来说，“阿富汗（Afghanistan）”一律读作“阿凡尼斯坦（Afanistan）”。“像史迪格里茨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就这样一路走到这里来？”

“你忘了一件事情，”努尔解释说，“他不是个一般人。他是医生，而我们需要医生。他还是个德国人，而我们总是需要德国人的。不算那些修桥时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我们的国家就是德国人建造起来的。我们有时候被称作‘亚细亚的德国’，而且我们现在还不打算拒绝从德国过来的难民。”

“你相信他是纳粹吗？”

“难道他们不都是纳粹吗……从法律上说？”努尔平静地问道，他正开始收拾起他的剃须用具，去给我拿热水。

“你就知道这些？”我追问道。

“显而易见，他来到了坎大哈，开了诊所行医。当地人告诉我们他的医术很高明。不管怎么说，有他在这里，我们还是很高兴，而且我认为他会在这里待上好多年。”

“为什么这么说？”

“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走到阿富汗也就走到头了。除了这里之外，他们无路可投。”

“连回德国也不行吗？”

“尤其是不能回德国。”

“你们国家有多少德国人？”我带着一股子病态的痴迷劲儿，继续问道。虽然我不是正宗的仇德者，但我知道如果在1937年我是德国公民的话就死定了。还有我的亲戚和很多朋友也一样死定了。另外，因为我这个人一向热爱和亲戚朋友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气氛，一想到他们被肢解，被饿死，我可就不止会产生道德上的厌恶感了。这种恐惧能把我最大的恶念激发出来。我本能地害怕德国人，将来也会是这样。

我并不认为形成这种态度是因为过度担心死亡。从很小的时候起，父母就教我面对人终有一死的现实，而且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也会死的；但是犹太人热爱生生不息、不断繁衍的过程——这部分解释了我对阿富汗历史的热爱——二战前，每当想到自己终将死去，我就会想到米勒家族未来会代代相传下去。“米勒家一定会有个后人能拿到交响乐厅的票。”我安慰自己，如果我没去成，大家会感到惋惜，但不会悲痛欲绝；然而，如果米勒家，古德伯格家，夏普家，和韦恩史坦家全都去不成——如果他们都死光了的话——那可真让人受不了。如果我的家族没有从德国移民出来，我们都活不到今天，我不能忽略这个事实。

我光顾着想些私事，压根儿没听见努尔的回答，但是我确实听到一个数字，说六百多个德国人到达了阿富汗，其中不少人持有相当高级的资格证书。

“全是纳粹？”

“看你怎么定义纳粹了。很多都是行为高尚的男女，他们憎恨希特勒，他们后背上、心灵上的累累伤痕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与莫西布・汗谈过这一点……”听到这里我又陷入了茫然之中，因为他说“与莫西布・汗谈过这一点”，可这与我跟这两人打交道的经验不一致。我每次会见莫西布的时候，只要有努尔在场，莫西布总是像对待仆人那样对待努尔。很明显，我还远没有充分了解阿富汗的间谍活动，我觉得总有一天，我会发现努尔其实是莫西布・汗的弟弟，要不就是国王的侄子。

“如果史迪格里茨如此出色，那为什么他不来喀布尔呢？”

“我们与所有的难民达成了共识。他们必须分散定居在阿富汗各处。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如果他能在坎大哈证明自己，那么就有可能被请到喀布尔来。”

“就是说，他没有移居的自由？”

“你们都没有移居的自由，”他解释道，“你们得从沙・汗那里得到许可。”

“可我不是阿富汗人。”

“史迪格里茨也不是。直到他能证明自己。”

“他表现得怎么样？”

“不错。”很明显，努尔不想就这个话题再谈下去了。

但是我继续问道：“一般阿富汗人去看医生会付多少诊费？”

“大概八分钱吧。”

“所以说，移民发不了财咯？”

“在坎大哈肯定不行。”他又一次结束了对话，然后冷静、精明地补充道，“但是如果过段时间他能搬到喀布尔来的话，那时候他也许就能为使馆官员服务了。甚至有可能获得官方的身份。那就能挣大钱了。”

“你觉得史迪格里茨会考虑来喀布尔吗？”

努尔一边把热水灌入我剃须用的大杯里，一边直视着我：“我认为他做梦都想，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他在坎大哈的学徒期要多久才能结束，你能给点意见吗？”

“那得由我们的政府来决定……还有你们的政府，如果你们考虑要雇史迪格里茨当使馆医生的话。”我没说话。

史迪格里茨和努尔在午餐时见了面，当时的情景可把我乐坏了。这位德国人跟努尔打交道比跟我要谨慎得多。因为他马上就误以为努尔是在喀布尔拥有一定权力的官员。“很荣幸会见阁下大人。”史迪格里茨奉承道。

“我不是大人，真难为情，”努尔纠正道，“我是米勒大人的司机。”

史迪格里茨仔细看了看努尔穿的西式皮鞋、西装，还有昂贵的土耳其帽子，最后决定不能上当受骗。“我得恭喜米勒先生，能拥有阿富汗最优秀的司机。我希望我的英语能跟你说得一样好，努尔大人。”

“我也希望我能从慕尼黑大学获得学位，去当医生。”努尔回答道。矮胖的德国医生容光焕发，连连称谢。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总能看到史迪格里茨。见他的次数越多，我就越相信如果各大使馆真能请到他，他们可真就找到了个好医生，所以我决定帮他运作一番，把他调到喀布尔去。我们经常一起吃饭，席间他总是小心提防，保护着他的啤酒，而因为由我来付饭钱，所以我问了好多个问题，他也欣然一一作答。

这番询问让我最终确信一点：史迪格里茨不是纳粹分子。在用药之道上，他采取顺势而为的人道主义态度，深知药物对于减轻精神上的痛苦的作用并不亚于减缓身体上的痛苦。他特别爱讨论哲学问题，每晚与我共进馕和肉饭当晚餐，饭后陪我看舞蹈表演，接下来他会吸着烟斗，与我一直谈到深夜。

每当回想起在坎大哈度过的激动人心的日子，我总是忘不了史迪格里茨身上的一个特点：他对于舞蹈巡回表演队有一种毫不掩饰的厌恶之情，尤其是对那个领舞的演员。“他们是阿富汗的污点。”他抱怨道，用本地人那种发音方式来称呼着他的第二故乡，“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是这个民族的痼疾。老天爷，他们真应该把那些女人身上的罩袍去掉，把国民的心理基础变得正常些。”

一天午饭时，我们与努尔讨论这个问题，努尔宽容地笑了起来。“到这里来的每个弗兰基都找得到一件非得马上改变不可的事来。史迪格里茨医生说，把那些女人从罩袍里弄出来。法国大使说，再培训出两千个大夫来。美国大使告诉我们，用管道把水从山里引出来。俄国人说，把你们的街道铺上路面。你们到底知不知道，我们究竟该先做哪样？”

“先做哪样？”史迪格里茨急切地问道。他最喜欢这种谈话了。

“所有的一起来，”努尔回答道，“没错！笑吧！但是我们得让整个民族在所有的方面都拼命向前冲。这就需要有更多的智慧和魄力，而我们目前没有那么多。你们上床睡觉时，请替我们祈祷吧。”

“我一直在祈祷你能带我去纳兹鲁拉在坎大哈时住过的房子。”我说。

“我昨天就安排好了。”努尔鞠了个躬，“你跟我们一起去吗，医生？”

“荣幸之至。”他正色道。他正要伸手到口袋里拿零钱，突然想到一件美事。“让这个弗兰基付这顿饭钱？”

“是的，我来付。”我说。难民里没有谁比德国人更爱为钱的事操心了。他舒了口气，我掏出钱来，发现他抢在算总账之前又多拿了一块馕，后来我们在街上走着的时候，他一直嚼着这块馕。

努尔领我们到了一座四周建有围墙的住宅，跟其他的住宅别无二致，宅子里果然有一位看门人很不情愿地盘查了我们，最后总算答应让我们进去。这里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一座花园，几棵果树，几堵泥墙，几块波斯地毯，还有一位男仆。有一幅国王的彩色大照片，桌子上有三本很旧的《时代周刊》。家具上都装了马海毛垫子，呈现出不大悦目的粉色。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从一扇门里走出了一位显然非常年轻的女人，穿着发灰的蓝色丝绸罩袍。史迪格里茨看到她在室内也身着长袍，显出大为惊愕的样子来，努尔・木哈姆德也是同样的表情，他介绍说，我是美国大使馆来的绅士。那个罩着袍子的人用普什图语说道：“很荣幸，能欢迎您来到纳兹鲁拉家。”她对努尔悄声说了句什么，努尔点头同意，然后她喊来一名带着两个孩子的男仆，是一个四岁的女孩和一个只有几个月大的男孩。

“是纳兹鲁拉的孩子，”努尔肯定地说，“老大跟我最小的孩子一样大。”

“你有几个孩子？”我问努尔。

“三个。”他回答。

“你妻子是阿富汗人吗？”

“这与你无关。”史迪格里茨医生不满地说。

“她是北方过来的。”努尔随和地回答道。

很明显，我们之所以互相聊了起来，是因为穿罩袍的女人让我们觉得不自在。一般来说，任何足够开明，愿意把弗兰基领到家里，让他们当着妻子的面高谈阔论的阿富汗男人都会告诉她说，“你可以摘掉罩袍，亲爱的。”而纳兹鲁拉太太肯定也想这么做。但努尔・木哈姆德是政府来的官员，也许是一个拥护保留罩袍传统的男人，一想到这点，她又望而却步了。为了保护她的丈夫，她只得把自己遮起来。

而在另一方面，根据我的了解，努尔则是个非常开明的阿富汗人，愿意看到废除罩袍，而且他当然很想亲自对纳兹鲁拉的太太说——“跟我们在一起，您可以脱掉罩袍。”但是他怕有人可能会把这件事捅到喀布尔去，眼下他在政府里的位置还不够高，没法按他自己的想法办事。

于是，两个都知道罩袍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的人，却都对此无所作为，而事实上这样的做法恰恰巩固了罩袍的传统。我打破了僵局，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一个看不见的女人，所以只好用英语问道：“为什么纳兹鲁拉的太太不跟丈夫一起去比斯特堡？”

“问她自己吧。”努尔说，于是我用普什图语重复了我的问题。

“那里没有我们的住处。”她柔声说道。听着从袍子里传出的声音，这种感觉很奇妙。

“我明白。”我说，但是同时我又想道，艾伦・杰斯帕不就找到住处了嘛。

“请坐，各位先生。”仆人拿着四杯橘子汁出来时，她对我们说道。我暗自纳闷：她穿着罩袍该怎么喝呢？

“我们很快就会见到你丈夫，”我说，“需要我们带什么东西给他吗？”

“您真是非常周到。”她回答说，我从中听出了一丝尴尬。然后她发出迷人的笑声，我看见墙边已经摆着一箱东西，等着我们送到比斯特堡去。

“努尔之前已经来过这里了。”我尽可能殷勤地说道。

“是的，”她轻松地说，“他昨天都安排好了，但是我很高兴你也能这么想。我不想让努尔为难，做超出他权力的事情。”她的用词非常准确，看来对于纳兹鲁拉的这段三角恋情，我得有所改观了。他的阿富汗妻子可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娶过来的沙漠赤脚女人。

“除了普什图语，您还会说其他语言吗？”我问道。

“法语。”然后她用缓慢的语调骄傲地说，“还能说一点英语。”

“很明智，”史迪格里茨嘟囔了一句，“总有一天她会成为大使夫人。”

纳兹鲁拉的太太没有听见这句，所以努尔用普什图语重复了这句恭维话。面纱里的人笑了起来，然后转向医生说：“您说法语吗？”

“是的。”史迪格里茨回答道。

“您呢，米勒大人？”

“是的，夫人。”我点头。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用法语交谈呢？”她用相当标准的法语问道。我看了看努尔，于是纳兹鲁拉的太太安慰我说：“噢，努尔的法语比我说得还要好。”

我脸上的表情一定极为震惊，于是努尔解释说：“你以为我在你这里工作之前在哪儿工作？法国大使馆嘛。”我暗想：阿富汗人一旦找到个优秀人才，就立刻教他用得上的技能。

史迪格里茨评论说：“三年以后你再回来，米勒先生。到时候你的努尔就会说俄语了。”

“那么，”纳兹鲁拉的太太交叉着双手，做出女性那种公事公办的样子说道，“我被告知，说你会来这里，米勒大人，我希望能帮到你。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丈夫的另一个妻子去了哪里。”

“她没跟他在一起吗？”我问道。

“我不这么觉得。”她说。

“她也不在这儿？”

纳兹鲁拉的太太愉快地笑了起来。“不在这儿，我们从来没有把任何一位弗兰基媳妇几个星期关在坎大哈的这座高墙里。”

“请您原谅。”我说。

“但是我想，在几年前您也许能找到一两个这样的例子。所以，您的怀疑也可以理解。”

“谢谢。”

“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向您保证，请相信我是您的朋友，绝不会伤害您，也不会伤害艾伦。她从来没有跟我冲突过。我从未侮辱过她。我们在喀布尔共处一室的短短几天，我们亲如姐妹。她常常唱歌给我的女儿听。”

“有没有人提醒过她——我是说提醒她是二房？”

“当然！”袍中人大笑起来，“我们见面的第一天，她就亲吻我，还说，‘你是凯里玛。纳兹鲁拉把你的事都告诉我了。’”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淡淡地说，“没有哪个美国姑娘……”

努尔打断我：“请不要这样说话，米勒大人。凯里玛说的事情难道比我们已经得知的事情更难以置信吗？”

“那倒是没有。我向您道歉。”

“我知道，要你们理解我的国家是多么困难。”纳兹鲁拉的太太柔声说道，“但请你们在报告里反复强调一点，米勒大人。在纳兹鲁拉的家里，艾伦得到了爱和尊重。她对我们也一样好。”

“纳兹鲁拉的母亲对她也一样好吗？还有他的姐妹们？”

“每天下午，艾伦都会跟纳兹鲁拉的母亲学习两个小时的普什图语。她是个可爱的女孩子，我们家人都很爱她……每个人都是。”她站起身来，动作优美地鞠了一躬，向房间外走去。她的橘子汁放在那里，碰也没碰过。

“再问一个问题，请允许我……”我请求道，“您有没有任何猜测，不管多么奇怪……”

“让我猜测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我猜不出来。但是我可以向您保证，无论艾伦做了什么，都是反复思量的结果。所发生的事情正如她所乐于见到的那样，因为她具有一切非凡才能。她聪慧善良，如果她发生了什么不测，在我而言正如失去了一位亲人，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您必须清楚。”她犹豫了一下，我觉得她流泪了，她用右手摸了一下嘴边，或者只是我觉得她这样做了，因为她身上的罩袍掩盖了她的动作，“当纳兹鲁拉把她带回坎大哈，把我一个人留在喀布尔的时候，是艾伦坚持要我跟他们在一起。我来到坎大哈之后，她跟我见面，说，‘我实在想念这个小姑娘。’米勒大人，我们之间的感情，只有爱。”

她走出房间，然后又想了想，站在门口说道：“有可能，她请我来坎大哈是因为她知道我能生孩子，而显然她没有生育能力。史迪格里茨医生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们无从得知袍中人的庐山真面目，这位女士鞠了一躬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她。她走后，我说：“我还以为她是从兴都库什山出来的光着脚丫的游牧民族。”

“她的姐姐在波尔多上过学。”努尔说。

我转向史迪格里茨医生说：“关于生孩子那件事……”

史迪格里茨用德语愤怒地嚷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懂。他转身离开这座宅子，然后用普什图语忿忿地说：“大使馆根本就不该管这种事。”他突然扔下我们，径自走开了，这下我明白了，他逃离德国一定事出有因。他诚实、坚强、固执，对他而言，纳粹统治下的生活一定如同地狱一般。

努尔悄悄说：“他正是用这种方式证实了凯里玛所说的话。”

“你觉得是这样？”

“把这点写在报告里吧，”努尔建议道，“与事实不会相差太多。”

那天晚上，努尔和我晚餐时没有见到史迪格里茨医生，但是我们吃完馕和肉饭后在广场上闲逛，观看跳舞的时候，我告诉努尔：“要是把这个舞团带到纽约，他们马上就会火起来。”

“真的会吗？”他怀疑地问道。

“当然会。那个领舞的加入我所见过的任何一个舞团都没问题。你明白他有多棒吗？”

“看!”努尔在一次幕间休息时笑道，“外套大人来了。”来自巴达克沙的年轻人仍然被那位“没长翅膀，可却飞起来”的舞蹈演员搞得昏头昏脑。

我对于舞团的评论让努尔感到很悲哀，这是我事先没想到的。“我们阿富汗在各方面都有很多天才。住在山里的老人讲述给我的长篇故事，比我读过的大多数欧洲小说都要精彩。你说这些跳舞的很棒。在这个国家，天才没有用武之地，你明白在这里长大有多悲惨吗？”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最好还是不要作什么评论，但是努尔问道：“在俄国，他们组织这类舞蹈团，有时候给他们发勋章，甚至还把他们送到巴黎去，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我回答，“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战争期间，我去过中国，他们白天奋力打日本人，晚上去听京剧。中国人跳舞不比这些人强。”

“真的吗？”努尔沉默了。这个想法又一次让他难过。

但是第二天早晨我们看到了舞团生活的另一面。我坐在备用轮胎上刮胡子的时候，听到院子里有人喊我的名字。睡在我们吉普车里的一个守卫说，有客人来访。于是我抓起一条毛巾围在脖子上，跑到窗口去看。访客正是史迪格里茨医生。

“让他进来！”我用普什图语喊道。

过了一小会儿之后，德国医生就走到我们中间。“想要去看看独一无二的表演吗？也许这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能看到的。”

“怎么回事？”

“你没听到外面乱作一团吗，大概在早晨四点钟的时候？”

“听到了，”努尔回答说，“大街上打起来了。我估计是斗殴。”

“你说对了一半，”史迪格里茨说，“开始是斗殴。”

“为什么事？”努尔问道。

“还是老一套。男人们为了舞男打起来了。尤其是米勒先生大为欣赏的那一位。”

“就是我说过，在纽约一定能火起来的那位。”我提醒努尔。

“他昨晚就火起来了，”史迪格里茨狡猾地说，“两个男人为他大打出手。杀死人了。”

努尔・木哈姆德用普什图语咒骂了一句。“又是这种事？”

“是的，”史迪格里茨用普什图语回答道，“我得提醒咱们的美国朋友，这个男孩是个魔鬼……魔鬼。你从没明白过，是吧，米勒先生？”

“我没想到会杀死人。”我用普什图语承认。接下来，我们几个参与到这个可怕事件的发展中去，用的都是普什图语。

努尔・木哈姆德肯定已经猜出我们即将目睹的将是什么场面，但是我却万万没有料到即将发生什么，因为在我所读过的有关阿富汗的书籍中，没有哪本书能让我对于在这个可爱的春日清晨里，在坎大哈的公共广场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作好心理准备，即使是那本讲述加兹尼城腥风血雨历史的书里也没有这种内容。史迪格里茨医生在赫拉特曾经见过这种事，他知道等着我们的将是什么场面。我们走去广场的路没有多远，但是他要求在他的办公室停一下，办公室守门人领着我们走到一个挂了两道锁的箱子旁边，史迪格里茨从里面拿出了一架莱卡相机。他在接诊室里给努尔和我分别照了一张相作测试用，然后把相机挎在肩头，戴上了一顶土耳其软毡帽。之后他带着我们来到了广场。

就在舞者表演的那个场地上，聚集了一大群男人，但是现在那串灯已经没有了，光秃秃的土地像岩石一样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在广场的一侧站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是人群关注的焦点。他似乎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地位，因为他穿的马鞍鞋和衬衫都很破旧，外套也差不多碎成布条了。然而他一脸倨傲的神色，却成了众人注目的焦点。他被一群暴民围在中间，却好似鹤立鸡群一般，身旁的民众都对他表示尊敬，而他也泰然受之，仿佛这是某种世袭权利似的。显然，他就是暴民围在这里的原因之一。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这时候传来一阵鼓声，不是充满热情的那种伴舞用的鼓声，而是有些发闷，音色也不一样。鼓声是在宣布有八个身穿制服的警察已经来到现场，他们看上去又严肃又冷漠。他们两个两个地走进来围住了事先用一堆鹅卵石标记好的出事地点，然后我看见两个警察一组，用一根木槌把一根木棍钉在地里，露出地面的长度是八英寸。

鼓声又响起来了，从先前用作更衣室的小巷子里走出了两个矮小的、圆滚滚的毛拉，他们的脸刮得很干净，跟山里那些瘦骨伶仃的鹰钩鼻很不一样。他们示意鼓声停止，然后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祈祷起来。我没有听懂他们说的所有祈祷词，但是他们似乎正在为即将参与一场古老仪式的人们净化心灵。他们还祈祷说，我们每一个目睹了这件事情的人，将会尊敬上帝的指令，遵守上帝检选的先知制定出来的戒律。祈祷结束后，鼓声又响了起来，一个戴着枷锁的人被带了上来，他显然是个囚犯。

“就是那个穿外套的年轻人！”我叫道。

努尔说：“从巴达克沙来的那个！”然后他示意我不要说话，这时候史迪格里茨医生正忙着给仪式拍照。

山里来的年轻人晕晕乎乎的。我怀疑他是不是明白自己在干什么，或者曾经干了什么。他带着一年的积蓄来到坎大哈，却被卷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漩涡中。守卫抓住他推来推去，好像是在对待一头畜生。

“他就是凶手？”我小声问努尔。

我左边有个人说：“昨晚的舞蹈表演结束后，这个犯人想要买下那个舞男。但是有个警察已经预定了。这个山里娃怎么都不明白为什么他得不到那个舞男。他气昏了头，杀死了警察。大家都看见是他干的。毫无疑问他是有罪的。怎么惩罚还没定下来。”

“会怎么惩罚他？”我问道。

“我希望你最好不要看到下面的事情。”努尔回答。

“你会留在这儿吗？”

“这里发生的事情……我得报告上去。”他做出听命于人的样子说。

那两个毛拉走向那个昏头昏脑的山里人，说道：“你犯了杀人罪。”那犯人根本没能力接受这个指控。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

毛拉走到一个我没见过的、戴着一顶土耳其毡帽的胖子面前，问道：“政府想要接手这个案子吗？”

胖官员回答道：“这是一时冲动犯下的谋杀。政府跟这个案子完全扯不上关系。”他对毛拉点了点头，走开了。

接下来，毛拉们走到穿得破破烂烂的那个老人面前，宣布：“古尔・马吉德，这位囚犯谋杀了你的儿子。根据先知的法律，我们将他交给你来处罚。你，古尔・马吉德，可愿接受这个责任？”

老人一脸庄重地走上前去，抬起眼睛，好直视那位年轻人，用清晰的声音宣布说：“我愿意接受这名犯人。”

毛拉最后祈祷了一次，祈求上帝赐予他们公正和仁慈，然后我们就再也没看见他们了。

看守囚犯的人把他往前推，几乎碰到了那位老人，现在这件事变成了年轻的罪人和死者的老父亲之间的私人恩怨，演变成为一部由千年前的大漠居民构思而成、由无数代人向之致敬的戏码。国家和教会一样，都只能退居幕后。只有罪人和丧子的老人相对而立，而在这出恩怨情仇的戏码中同样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围观人群则是神情紧张、默不作声，最后老人大声嚷道：“把犯人绑起来！”

听到这一声喊，人群狂热地爆发出赞同的叫喊声，我听到努尔用普什图语悄声说道：“我祈祷上帝赐予我们仁慈，哪怕就这一次。”而在那一天里，只有复仇，没有仁慈。

年轻的杀人犯被推到树桩那里，手脚抻开、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人们纷纷伸手伸脚踢打着他，直到他被四仰八叉地摆成了圣安德鲁在十字架上的姿势。人们已经不再把这出戏当成宗教仪式；接下来我们即将卷入一场报复行动中，仇恨无可置疑，且难以平息。

年轻人被牢牢绑住，守卫做完了分内的事就走开了，换上一圈警察，都是遇难者的哥们儿。他们在罪犯周围站成一圈，紧挨着彼此，防止暴民涌上来，但同时也保持了一定距离，好让每个人都能看清楚。人群安静下来，用手肘互相推搡着往前挤，大家都想找个好地方大饱眼福。

遇难警察的父亲现在上前一步，站在已被置于警察监控之下的囚犯跟前。他嘟囔了一句简短的祷文，然后朗声说道：“把弯刀递给我。”我不清楚人们会如何理解他说的“弯刀”这个词，但至少它指的不是“剑”。从他那班同伙当中走出一人，拿着一把生锈的19世纪的刺刀。老人一字一句地喊道：“在坎大哈围城战中，我祖父从英国人那里缴获了这把刀。”人群欢呼起来。

我低头看着那个年轻人，他似乎不能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目光呆滞，好像又回到了谋杀时的恍惚中，那时他正为赢得舞男的青睐而跟人搏斗。然而，当老人对人群讲完话，跪在年轻人的头旁边时，囚犯终于看清了那把生锈的刺刀，尖叫起来。

那是一种可怖的、动物般的尖叫，仿佛来自于人类历史的远古时代。我感到这尖叫声与当时的场面极为匹配，因为那声音让我们彻底沦入动物范畴。“不要！不要！”被木桩死死捆住的年轻人尖叫着，但是我们已经不能理解任何人类的语言。

老人定了定神，左手手腕一翻，揪住了那囚犯的头发，拉紧了他的脖子。老人右手拿着那把生了锈的刺刀，开始向手里这囚徒的脖子锯过去。刺刀一下下地拉动着，随着这个恐怖的动作，男孩的头前前后后地扭动起来，还没有被切断的嗓子里发出极其恐怖的尖叫声。我觉得我要呕吐了。

终于，仁慈的上帝保佑我们，有一个人影从人群中冲出来，打断了老人的动作。这个疯狂的场面停了下来。我又能喘气了。

半路杀出来的这个人就是史迪格里茨医生，他和老人用普什图语争辩着，但是那位冷酷的行刑者听不明白，用困惑的眼神看着这个德国人。然后我看见史迪格里茨指着照相机，用我和其他人都能听见的声音清晰地说道：“如果你从另外一边开始锯，光线会好些。”

老人耸耸肩，史迪格里茨厉声问道：“你想要你的照片，不是吗？”最后，刽子手听懂了，我惊骇地看到他换了个角度，从另外一边又开始锯了起来。这回，阳光畅通无阻地照了进来。

大力地锯了四下之后，老人弄断了犯人的脖子，那恐怖的叫声安静了下来。然后他一鼓作气，把软骨和骨头全都切断。接着他站起身来，由于刚刚用尽力气而显得有些笨拙、疲惫，他的左手依然扭着，插在犯人的头发里。他大踏步地绕着圈子，向我们每个人炫耀死者的头。

老人来到我跟前时，我只得转过头去，却发现我正好看着那个搞鸡奸的舞者，正是他那种蛊惑人心的演出才导致了这场悲剧。他的脸上一副兴奋过度的表情，目光随着那个被砍断的头颅转来转去。他的衣着跟平常一样整洁，还发出一股香水味儿。看到我厌恶地盯着他，他使出浑身解数做出了一个谄媚的微笑，用普什图语悄声说道：“太可怕了，不是吗？”

“米勒先生！”我听到有人喊着。史迪格里茨医生看见那个妖媚的舞者站在我旁边，就过来要给我们照相。他调了一下焦距，同时，那惯于拍照的舞者摆出了一个夸张的姿态，而戴着土耳其毡帽的我则是满脸错愕。到现在我还保留着那张照片，它的作用是提醒我，我所讲述的事情的确曾经发生过。

努尔和我默默无语地穿过广场走到饭馆，但我太震惊了，根本吃不下任何东西。不久，医生也过来了，他若无其事地说：“我要一瓶啤酒。努尔不能跟我一起喝，因为他是穆斯林，而你又不爱喝。”当那瓶珍贵的啤酒拿上来的时候，史迪格里茨评论说，“我有两个很好的理由，让我最终还是会去喀布尔。那里没有这些公开处决，还有的是德国啤酒。”

“既然你认为刚才的处决如此骇人听闻，”我虚弱地问道，“为什么你还那么仔细地拍照呢？”

“我认为我们应该留下记录，”他回答道，“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应该有记录。过几年之后，你今天的所见所闻将不复存在。努尔・木哈姆德一定会做到让它们不复存在。”

“但是当你阻止那个老人的时候……你本该去劝住他。”

“我？”史迪格里茨嚷道，“他们会杀了我的。”

“他们会的。”努尔赞同道。

“但是让他换个方向。老天，这太残忍了。”

“我没改变任何事情。”他回答道，仔细地撬开啤酒瓶盖。

我满腔悲愤无处发泄，继而大笑起来。我止不住地迸发出痛快、狂暴的哈哈大笑，虽然努尔和史迪格里茨都试图让我停下来，但他们却做不到。因为我伸手指向饭馆对面的公共广场，那个刚处决完罪犯的老人正在往家里走。他刚刚手刃了家族的仇人，右手还握着那把富有历史意义的刺刀，而左手却牵着那个鸡奸舞者的手，那舞者边走边对着啧啧称赞的人群鞠躬。而我爆发出无法控制的大笑声并不是因为这不般配的一对儿。老人把他那件破烂的外套扔在了处决犯人的现场，他穿上了死者的外衣，也就是那件美丽、破烂但还勉强能用的、抢来的巴黎女装外套。衣服挺合身，事实上，他穿这外套显得很精神。

“等等！”他走过的时候我喊道，老人停下了脚步。“医生！”我嚷道，“再来拍一张照片。”然后我在这一对奇异的情侣中间摆了一个姿势。

我又回到餐桌旁时，努尔・木哈姆德非常愤怒，把他那套礼貌的政府人员的角色抛在脑后。“你干吗要那样做？”他尖刻地质问我。

“这真是太他妈胡来了。”我说。我突然感到很羞愧。

“你用的是杰斯帕先生常说的那个词儿。”努尔尖刻地说。

“什么词儿？谁说的？”史迪格里茨问道，小心地把他的相机收好。

“米勒大人的一位朋友。每次他遇到自己不能理解的东西，就会说这是胡来。”

“我很抱歉。”我说。

“多年前，有个法国人照了一组非常棒的照片……在阿拉巴马州……也是私刑处死犯人。那件事是胡来吗？”

“我笑是因为我的神经受了刺激。”我解释说。这个借口很蹩脚。

“很好。我认为现在你也许可以开始严肃认真地谈谈你的事儿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生气地问道。

“你看到了我的国家最可怕的一面。现在咱们来谈谈艾伦・杰斯帕。”

“我很乐意。”我说道，感到有些迷惑不解。

“咱们别再东拉西扯了。不要再公开地跟那个老人找乐子。”

“我已经道歉了。”我不满地说。

“很好，”努尔勉强说道，“你嘲弄那个老傻瓜和那个邪恶的年轻人的时候，我以为……”

“我认为是那件外套……给故事来了点睛的一笔。”

“我已经把这个事件抛在脑后了，”努尔说，“你别把这件事当作阿富汗人正常的生活方式。”

“那么，我们能开诚布公地谈谈吗？”我问道。

“你我之间，永远都可以。”努尔回答说。

“那天我跟沙・汗谈话时，他露出口风，说他听到一些传言，艾伦身上发生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情……太奇怪了，事实上他都不愿意再说一遍。”

“什么传言？”史迪格里茨医生插嘴说。

“就是头一晚我问你的那件事。”

“我告诉过你了。我没法猜。”他不高兴地说，又开始喝他的啤酒。

“你能猜猜吗？”我问努尔。

“正如我告诉过你的，她离家出走，死在路上了。”

“你打心眼儿里相信她没死在激进派的毛拉手里？”

努尔真的被激怒了。“米勒大人，”他抗议说，“你上个星期在加兹尼城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发誓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你拿我的话当耳旁风吗？”

“我们刚才目睹的事件，”我冷静地说，手指着那具太阳落山之前得一直放在地上的无头尸体，“让人不得不再反思一下以前的答案，难道不是吗？”

“如果那些答案已经被确认了，就不用反思了。”努尔回答说。

“但是那几个毛拉呢？”我重复道。

努尔开心地笑了。“那两个毛拉正好是我们最好的牧师。他们严格按照阿富汗的习俗行事，但是他们知道，这样的公开处决不会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如果像你我这样的人要阻止这样的事情，时机来临的时候他们会站在我们这边。”

“他们会吗？”我简直不敢相信。

“当然。我有一个兄弟就是毛拉，是个比我优秀得多的公民。”

“我想要见见他。”我突然说。

“我们回到喀布尔之后，你会见到他的，米勒大人，如果你认为伊斯兰教会放任你看见的那件事情，那么你并没有理解阿富汗的秘密。”

“真他妈是个高尚的宗教，”史迪格里茨医生用普什图语插嘴说，用普什图语骂脏话其实很有趣，“实际上，我去年也开始信仰伊斯兰教了。”

“真的？”我毫不掩饰我的惊讶。

“干吗不信呢？从现在开始，这里就是我的家。这个国家令人振奋，宗教也相当深刻。”

“你抛弃了基督教？”我厌恶地问道，没有掩饰我的语气。

“我再说一遍。”他开始用的是普什图语。然后，出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他又改用法语。“我再说一遍，”他用法语说，“干吗不信？宗教又不是个一成不变的东西。在特定的时间、特点的地点总要发挥点作用。如果它不发挥作用，就不是好的宗教，你就得信别的。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的基督教在德国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整个社会都变态了，它却还允许？大规模屠杀呢？对人性的可怕背叛呢？当我到达赫拉特的时候，我发誓，‘如果基督教在这儿不如在慕尼黑好用的话，那么他们这儿信什么教，我就跟着信什么教。反正也不会更糟。’实际上，伊斯兰教相当不错。”

努尔又说了一句让我大为惊讶的话。“我想你应该知道，艾伦・杰斯帕也成为穆斯林了。”

我还没说话，史迪格里茨医生就说：“聪明的姑娘。上次我看见她的时候，我俩谈过这件事。她说她在新的信仰里找到了慰藉。她管这个叫做‘沙漠信仰’。我问她那是什么意思，她说对于那些星期六大吃大喝、然后晚上和人私通、周日又打高尔夫球的人来说，基督教已经成了一种很方便的脱罪仪式。”艾伦的这番描述用法语说出来，给人的印象是聪明、阴险又深刻，“她说她需要一种离本源近得多的宗教。她说了一件事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指出，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都起源于沙漠地区，在那里上帝似乎离我们更近，生死之事显得更加神秘莫测。她说我们本质上都是沙漠动物，生命本来就理应是残酷的。如果我们生活在费城或者慕尼黑这样的绿洲里，我们就会堕落沉沦下去，而远离我们的本原。”

“你会回慕尼黑吗，如果你有这个自由的话？”我问道。

史迪格里茨医生不满地看着我。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说出任何话来暗示他被禁止回到德国去，不过，他是如此醉心于他的新世界，这只能让人得出这一个结论，而现在则被我公开地说了出来。他为此感到十分生气，用德语回答道：“不，我永远不会回到德国。”然后又用普什图语翻译了一遍。

这时候，肉饭端上来了，油滋滋、热腾腾，配上松子和葡萄干，虽然刚观赏完斩首仪式之后我还没办法对食物动什么念头，但是时间一长，我又饿了，于是我们都把手指头伸了进去，在三个人之间产生出一种粗粝的兄弟之情。史迪格里茨医生时年四十岁，努尔・木哈姆德三十二岁，我则是二十六岁，但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自己愿意尽量维护的品行，我们越来越尊重彼此，我很高兴能跟他们在一起。实际上，在处决仪式之后能跟他们一起共进晚餐，我感到很骄傲。

“你一定不能把伊斯兰教当成是沙漠宗教，”努尔提醒道，“伊斯兰教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世人对它的了解都不完整。”

我不由得问出了一个不相关的问题：“如果沙漠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以色列国，你们穆斯林人能接受吗？”

“你要相信，犹太人自己会管好自己的事情。”史迪格里茨直率地说，我们之间刚刚萌发的那点兄弟之情化为乌有了。我很惊讶，一位德国难民居然能公开地讲出这种话来，但是他接下去说的话让我更为震惊。“而且，如果他们需要帮助，像你我这样的人都会出手。他们理应有自己的国家。”说完，他又开始喝他的啤酒。

“穆斯林可不会喜欢这个，”努尔评论道，“尤其是阿拉伯人。我就不喜欢这个。我不想让犹太人拿走我的国土。但是其他的方法我就更不喜欢了。我们穆斯林会给犹太人一点点土地……不太多，但是会给一点点。”

过了一会，我说：“我们使馆没有证据显示艾伦・杰斯帕成了穆斯林。”

“很多弗兰基太太都成了穆斯林，”努尔回答说，“她们是不是皈依伊斯兰教，我们看不出官方有什么理由过问。”

“真是这样？”我问道。

“当然。你们基督徒总是认为，要改变信仰一定是从别的宗教改信基督教。在这里，你看到相反的例子了吧。德国来的史迪格里茨，还有费城来的艾伦・杰斯帕。”

我又开始笑起来，这一次没有歇斯底里。“啤酒怎么样？”我问道，指着那个半空了的瓶子。

“德国人可能有很多特性，”史迪格里茨兴致勃勃地说，“可能是天主教徒，可能是犹太人，可能是路德会教徒，也可能是穆斯林。但他一定是啤酒爱好者。有一个毛拉给了我喝啤酒的豁免权……就是你今天看见的那个。他是个自由派，十分善解人意。”

第八章

我在阿富汗途经的地区，流淌着两条主要的河流，一条是发源于喀布尔以西的科依巴巴山脉的赫尔曼德河，另一条是流经坎大哈的阿尔甘达卜河。这两条河流在比斯特堡交汇，会师后向沙漠地区奔腾而去。远古时期曾有一个强大的文明在这个交汇地点发展壮大起来。听了沙・汗对它的描述，就算我不知道纳兹鲁拉在那儿工作，不知道艾伦・杰斯帕正是在那儿失踪的，我也无论如何要去看看比斯特堡。

这个古城的废墟位于坎大哈以西仅七十英里的地方，但由于这段距离全都是空旷的沙漠，所以努尔・木哈姆德在黎明之前就打点好吉普车，我们一行人迎着第一缕阳光驾车驶出了坎大哈城。我们的队伍只有一辆吉普车，看上去定然十分奇特，因为我们脱下了西方式的服装，换上了阿富汗沙漠居民的装束，但头上还是戴着土耳其软毡帽。西侧的道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穿过果树林和茂盛的庄稼地，而树林和庄稼地的四周都竖着高高的泥墙，还在角落里搭着四方形的建筑。

“那些四方形的盒子是做什么用的？”我问道。

努尔笑了，回答说：“那些是瓜田。”

“我还是不明白那些盒子是做什么用的。”

“那些是放哨用的，”他解释道，“在阿富汗要种瓜特别的困难。到了收获的时候，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农民们必须在每块田里都安排上武装警卫，看见偷瓜贼就开枪射击。”

我脸上肯定是一副觉得他在开玩笑的表情，所以努尔用沉重的语气又说道：“我父亲种过瓜，我九岁的时候带着步枪守过夜。要不这样干，瓜就会被偷得一个不剩。”

“你们怎么能容忍这种行为？”我问道。

“我们这里是强盗社会，”努尔说，“我们的国王跟你们在华盛顿的总统治理国家的方式不同。这里的人们会杀死国王。”

我们现在已经抵达格里什克，那些令人心旷神怡的瓜田到此为止，而我们还要继续向南穿过沙漠。于我而言，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我们即将踏入这片雄伟浩瀚的大沙漠，它横亘在印度中部，贯穿阿拉伯世界，通过埃及，越过撒哈拉，直抵摩洛哥，最后终于在大西洋处戛然而止。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片巨大的沙漠，现在，清晨初升的太阳将这片风沙肆虐的土地和滚烫的岩石展现在我的面前，于是我明白，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这个空间里，到处都是可怕的流沙，骆驼们一脸悲苦，斜着身子，嘴里不住地咀嚼，还有那些身穿肮脏白袍的男人们。我清晰地记得这片广袤沙漠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还有那巨大的天际景色给我带来的震撼。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从这里出发对了解这片沙漠很有帮助，因为它不仅比阿拉伯、埃及和利比亚那些更著名的沙漠规模小——有一侧长不到两百英里——而且比那些沙漠更荒凉。这里没有绿洲，没有植被，也没有可供遮挡的岩石。在单调、贫瘠的荒地上，只有狂风无休无止地低吼着，而且每年都有无数的例子证明，在此处一旦迷路就只有死路一条。正是由于它冷酷残暴的性情，阿富汗沙漠被冠以一个可怕的名称，这个名字太张狂，我真不愿说出来：大石马戈【10】，意为“死亡大漠”。

我们横向穿过这险恶的荒地，走了两个小时，前方出现一幕壮丽的场景。我虽然对其事先有所准备，但仍然感到十分震撼。在靠近赫尔曼德河河岸处的沙漠上，矗立着比斯特堡拱门，这座巨大的粘土砖砌成的建筑物拔地而起，直入云霄。一千年前，这座建筑曾是某个巨大的穆斯林建筑的一部分，可现在人们对那座清真寺甚至连一点印象也没有留下。然而，那座拱门还矗立在那里，它如此高大巍峨，似乎不可能是由沙漠居民建造起来的。更令人吃惊的是，这座拱门没有支撑，仅仅由砖块以精确美妙的比例搭建而成，高高地耸入天际。我们停车下来欣赏着，我告诉努尔：“在古代，你们曾有过了不起的建筑师。”

“等到了那边你再看。”努尔笑起来，当我们逐渐接近那座高高在上的拱门时，我看到了一座巨大的沙漠之城的轮廓：河流之上悄然挺立的城墙，其中围着巨大的空间，墙上设有壮观的炮塔，还有可容纳数千名战士的城垛。

“这是什么？”我问道。

“没人知道。”

“你是说，它只是在那儿而已？”

“这是我们比较小的一座沙漠之城，”努尔对我解释道，他用手指着西边的沙漠那头说，“在另一边，在赫尔曼德河消失的地方，还有一座七十英里长的空城。没人知道是谁建造了它，但它就是在那儿。”

“你说赫尔曼德河消失的地方，这是什么意思？”

“这条河，”他说，指的是正在我们脚下滚滚流淌的河水，“它流向沙漠，然后就那么消失了。”

“流到哪里去了？”我问道。

“流进了天空。死亡大漠空气干燥，这条河流入了一个湖泊，然后就干涸了。”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发觉他并不是在开玩笑，于是我不再继续追究这个问题，但是我面前的城市实在让人难以视而不见。

“是谁建造了这座城市？”我刨根问底。

“它一直就在那儿。”努尔笑道。

“没有名字？”

“没有。比斯特堡是我们给拱门起的现代名字。”

“真是杰作。如果我们在美国有这种东西，我们肯定得修一座国家公园。”

“现在才修这样的东西，你们迟了一千年，”努尔笑道，“当然，我们也有一些猜测。也许这里过去曾经是加兹尼城马哈茂德大王过冬的首都。他太富有了，修得起这样的城市。但是我更赞同专家的观点，这座城市肯定是在马哈茂德时代之前很久就存在了。”

“现在只知道这么多？”

“我所看见的，你也看见了，”努尔辩护道，“沙漠里耸立着一座雄伟的城市，而我们现在连它的历史都无从知晓。”

这个想法令我十分着迷，我刚想说，我要去探寻此处过往的历史，突然看到在我头顶上方的城墙上出现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穿着沙漠居民的服装，戴着头巾。

“哎！纳兹鲁拉！”努尔喊道，“我带来了一个美国人……大使馆来的。”年轻人听了这话多少有点畏缩，他不再挥手了；但是接下来，有朋自远方来的喜悦压倒了所有的疑虑，他从高墙上一阵风似的跑下来迎接我们。

“努尔・木哈姆德！”他喊道，语气里透着由衷的快乐，然后他们紧紧地拥抱着，此情此景令我很是满意，因为这表明我的司机也不是泛泛之辈。纳兹鲁拉转向我，满脸热情的微笑，用英语说：“欢迎光临寒舍，此处简陋，只有四百个房间。”

我们大笑起来，努尔用普什图语说：“这个人会说咱们的语言。他是来监视你这个恶魔的。”很明显，努尔特别想让我们俩搞好关系。

纳兹鲁拉伸出一只手臂，慷慨地说：“非常欢迎你！车子往这边开。我们已经在城墙上开了一个口子，你可以直接把吉普车开进城。”然后他领着我们到了那个缺口处。

他也上了车，因为他的营地离城墙还很远——我估计有四分之三英里——路上我试图把纳兹鲁拉和他那座非凡的城市好好地研究一番。他是个颇有魅力的年轻人，个子比我矮，但是身体更结实，而且协调性更好。他的言谈举止都有一种机敏的聪明劲儿。他的头发相当长，这可能是因为在比斯特堡找不到什么理发师，但是即使他生活在如此特殊的环境中，也把自己收拾得很整洁。看上去，他是个做事井井有条的人，现在我能够理解为什么莫西布・汗、努尔・木哈姆德和史迪格里茨医生对他赞誉有加了。

这座沙漠城市同样令人惊叹。结实的城墙厚达数英尺，有些地方甚至高度也达到二十英尺，在丘陵上绵延八九英里，其内部曾经是富饶的农田、灌溉系统和单独供家仆居住的村庄。这个砖石结构的城市本身就包含了宫殿，光塔、堡垒，以及一个似乎是管理中心的地方，其结构十分复杂，让人晕头转向。也许这样形容才最为恰当：每当我看到一套完整的建筑物的时候，就会想到：这必定就是那个城市了。但并非如此，因为这套建筑物还连接着城垛和堡垒，附加在更大规模的建筑群上，这种情形出现了六七次。

开过相当长的一段路之后，我们来到了一块巨大的场地上，四周都是高墙。纳兹鲁拉就在这里安营扎寨，也就是在这里进行对这个地区的调查，目的是要从赫尔曼德河里取水灌溉。他有两辆吉普车可用，还有三台发动机和四个仆人。这里看不见女人，但是有一座帐篷比其他的更加精致一些，这肯定就是艾伦・杰斯帕九个月前来到比斯特堡时所居住的地方，而且她有可能仍然住在此处。我想暗中对这座帐篷仔细观察一番，但没能成功，纳兹鲁拉主动说：“这就是我住的地方。咱们把东西放下吧。”

“别让我们给你添太多麻烦。”我抱歉地说。

“你们是从喀布尔来的第一批客人，”他热情地说，“当然跟我住在一起。”他挑起帐篷帘子，恭请我们进屋。我记得两件事：屋里的地板上铺着大块波斯地毯，而在桌子上则摆着艾伦・杰斯帕身着白袍、为费城歌剧院伴唱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时的照片。纳兹鲁拉对照片只字未提。

他指给我们睡觉的地方，然后让仆人去把行李拿过来，我们的行李已经被卸下车来，等着装进纳兹鲁拉从市场里弄来的纸板箱里。他们干活的时候，我则在另一个角落看到了一个皮箱，上面印着首字母E.J.，箱子锁着，不知道里面是空的还是满的，但它似乎在等待着主人归来。

纳兹鲁拉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离其他帐篷稍远的帐篷，在这里我们坐在地毯上共进午餐，吃的虽然还是一成不变的馕和肉饭，但是这里稍有不同，因为厨子就在帐篷旁边一架至少有一千年历史的炉子上忙活着，我头一次看到馕是怎么烤出来的。把一个圆锥形的黏土坯子（看上去很像顶端被切掉的蜂巢）放在一个浅浅的坑里，木炭在坑里燃烧着。蜂巢敞开着口，可以够到下面很多层，每层都是斜面，生面团就搁在这些斜面上，可是我完全不明白它们怎么不会掉到木炭上去。我问纳兹鲁拉，他说：“沙漠居民在三四千年前就经过反复尝试，经历了很多次失败之后才研制出这种炉子。面团刚好够黏，能站在边上，而火又不太旺，恰好不会太快烤熟面团。这炉子看上去没法用，但事实上却没问题。”热腾腾的馕十分美味。

饭后，仆人上来把我们油腻腻的手指头洗干净，接下来我们又回到纳兹鲁拉的帐篷，他沉思着说：“在沙漠的边缘生活，这真拯救了我。我从德国和美国回来之后，正是这个地方提醒我，不要忘记阿富汗的样子。你知道阿富汗到底是什么样子吗？”他直接问我。

“我原以为自己知道，直到我来到死亡大漠。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山峰，人们就住在山谷里，高原上。”

“完全正确。我原来也以为是这样。但是我们的国家有五分之四的土地都是你在这些高墙外看到的样子。沙漠，中间隔着一条条河流。我们无论把河流引到沙漠的任何地方，都会得到千倍的报偿。你来这里之前，米勒，你可曾意识到阿富汗人可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灌溉专家？”

我说我从未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继续说下去：“我们绝不浪费任何一滴水。我们的农民技巧之精湛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利用山上流出来的一股小溪，让它流过几百码去灌溉田地，然后把它引回河床，这样住在山体另一头更远地方的人也可以使用这条河流。一条不起眼的河流会被使用很多次。”

“我从未见过这些。”我回答。

“我的工作跟那些农民在小溪上做的事情一样，只不过是在赫尔曼德河上，而且规模大得多。我们要在山顶建造一座巨大的水坝，把你看到的、要被浪费掉的所有水源全都收入囊中。”

说到这里，纳兹鲁拉激动起来，他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带着我们跑出帐篷，来到那座城里。我们穿过寂静的街道，想来这里肯定曾经极为繁华辉煌，到处都在售卖从印度运来的绸带和从俄国运来的毛皮。我们爬上那些保存得完好如初的台阶，来到一个巨大的、墙上装饰着壁画的接待厅，然后走进了一个房间，在那个决战的当晚，肯定有军队在这里待命。纳兹鲁拉很熟悉这座古城，他健步如飞，而我的行动则迟缓得多，因为我想要细细品味这里的含蓄之美。统治者曾在此开创的历朝历代早已被人遗忘，这真令人难以置信，一座如此伟大的城市竟然会灰飞烟灭，就连敌人都不曾在历史上为它留名。我在城垛处追上了纳兹鲁拉，说道：“住在这样的地方，感觉一定怪怪的。”

“是的。无论你如何漠视历史，住在这里总会让你浮想联翩。”

“想出什么结论了吗？”

“没有。我不用为过去的事情操心。”他向下指着一条河流，正顺着我们所站的城墙边流淌而过，“我的工作就是把河里的水弄上来。”

“弄上来之后你会怎么用？”

他指着河上方那片荒凉的大漠，风把沙子吹得直打转，我以为他要告诉我说，在更远处有一片适合耕种的地区，但他却说：“那边虽然看上去是沙漠，实际上却有可能变成良田。我们把水引到哪里，我们就能在哪里耕种。工程结束后，这片地区就会如同当初居住了五十万居民的那个时代一样，价值连城。只有建造灌溉系统，人们才能活下去。”

“真的吗？”

“看！”他激情洋溢地喊着，想让我看见上游那些古老的河岸，证明赫尔曼德河上一度曾有过水利工程的开发，但是我却看见了一排奇怪的、高高的土堆，一直向东延伸到二十英里外的几个小山丘里去了。这些土堆很明显是由人工修建而成，它们排列得整整齐齐，彼此间隔四分之一英里，每个土堆的体积都非常巨大，而且数量至少在八十个以上。不管这些土堆是干什么用的，我都将其视作一项雄伟的建筑工程。

“你在看什么？”纳兹鲁拉问道。

“看那排土堆。”我回答道。

纳兹鲁拉想了一下，然后突然用右拳激动地捶了一下左手掌心，喊道：“米勒，你想不想去个刺激点的地方？”

“大使叫我四处都走走看看。”

“你将是唯一一个这么干过的美国人。”他跑到一个地方，对努尔・木哈姆德喊道，“努尔，你想跟我们去坎儿井吗？”他念“坎儿井”的时候拖了一下音节，显得格外轻松欢快，而这立刻让努尔作出了反应。

“我不去！如果米勒大人有理智的话，他也不能去！”

“他已经说要去了，”纳兹鲁拉热切地说道，“他要去的话，你可就丢人现眼了！”

“列祖列宗在上，丢人现眼也无所谓，”努尔笑着说，“你去维护阿富汗的荣誉吧。我是个懦夫。”

我们一路小跑，穿过这座已成为一片沙漠的城市，钻进纳兹鲁拉的一辆吉普车，他娴熟地驾车驶过豁了口子的城墙，飞快地开进了沙漠。很快我们就停在一座土堆旁边，这个土堆是用泥砖砌成的，高达十五英尺以上。有一架简陋的梯子通往顶层。

爬梯子的时候，我看见土堆里还有另一架梯子，比第一架长很多，向下通往一片黑暗之中。纳兹鲁拉扔了一块鹅卵石下去，在我们脚下很深远的地方溅起了水花，于是我发现我们正站在一座通往地下河的矿井之上。

“我们下去！”纳兹鲁拉像个大学男生一样喊着。我瞧着他那激动的面孔，还有布满尘土的大胡子渐渐消失在下面。于是我也跟了上去，爬到底，发现自己站在一条泥土做的狭窄便道上，中间是一条清澈的小河，从矿井上洒下一点点阳光，在河面上微微闪动。

“每个土堆里都是这样的吗？”我问道。

“没错儿【11】。”纳兹鲁拉回答，对于自己用了美国俚语感到很得意，“这是一个地下灌溉系统，能把水从山上抽下来。你愿意从这里爬到下一个土堆里吗？”他肯定是看出了我的焦虑，因为他打开了一盏灯，又说道，“我们专门为这样的探险活动把通道清理干净了。”

我看了看坑道低矮的顶棚，发觉一旦离开这个目前立足的土堆，我们就得使劲儿蹲着身子走路——小时候我们管这个叫鸭子步——我不能确定我的腿受得了这个。“你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只有四分之一英里。”纳兹鲁拉安慰我说。

“出发。”我喊起来，表现得比实际上更勇敢，然后弯下腰去，像鸭子那样钻进了坑道。

就像我所担心的那样，我的后背很快就开始痛起来，腿上的肌肉也麻了，但是纳兹鲁拉的柔韧性却很好，他兴致勃勃地在前面开路，我只好勉强跟在后面。走到一半，我们可以看到从下一个土堆那里发出的微弱灯影，这给了我忍耐痛苦的勇气，也让我看清了坑道的结构。坑道的顶棚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只是用粘土简单固定了一下，只要我的头碰在顶棚上，就会有泥土溅到水里。我想到：这玩意儿随时可能会塌下来，然后我觉得自己的喉咙开始发紧。

幸运的是，到达第二座土堆后，我终于可以站直身子了。我的脚全湿透了，起身时后背的骨头直响，但是我浑身发硬，实在不想马上从梯子爬上去。于是我们站在矿井的一点灯光里呼吸着凉爽的空气。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努尔不愿意接受邀请了吧。”纳兹鲁拉笑道。

“能来一趟我很高兴。是谁想出这个主意的？”

“也许是波斯人吧。更有可能是阿富汗人。这是把水从沙漠里引过来的最佳方式。如果我们在地表引水，阳光会把所有的水都蒸发掉。”

“这坑道有多少年头了？”

“假设这座城市使用过这条坑道的话，而且很有可能的确如此，那么我们现处所在的这个洞穴可能是一千二三百年前修建的。”

“咱们快离开这里吧！”我喊道。

“当然，这里进行过多次重新挖掘。这些坑道确实会塌下来的。”他快活地说。

“咱们爬过来的时候我就怀疑过。”我回答。

纳兹鲁拉用一只手抓住梯子说：“修建坎儿井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水利专家会到山里去，在可能有水的地方挖掘……有时候会挖到七十英尺深的地方，但是因为他们都是专业人士，所以一般都能找到水。计算出水在什么位置上会自动流到地表后，他们就会顺着河道再挖十到二十英里长的地下坑道。”

“为什么坑道的顶棚不会塌方？”我问道。

“这些顶棚曾经塌下来过，常有的事。我们刚刚爬过来的那条坑道随时都有可能倒下来。”他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道，“在沙漠地区，在坎儿井工作的人们自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遵守特殊的法律，吃特殊的食物，享用额外的女人。毛拉和警察也不能招惹他们，因为一般来说他们都不会活得很久。他们从不加固顶棚，只管听天由命，而且，如果他们一旦因窒息而不幸遇难，人家就把他那点财产和女人直接移交给下一个来坎儿井工作的人。”

我感到自己的幽闭恐惧症阵阵袭来，于是开始顺着梯子往上爬去，当我看到头顶上方的粘土砖头是多么脆弱时，赶忙加快了脚步。重获自由后，我大口地吸着空气，而纳兹鲁拉则对我微笑着，胡子上满是灰尘。“幸亏我没有在爬到一半的时候告诉你。”他抱歉地说。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每次睡觉的时候一定都会觉得那条坑道要向我倒下来了。”我勉强笑道。

“我自己也那样想过，”纳兹鲁拉对我坦白，“如果接连发生几次塌方，他们一般得用鞭子抽，才能把那些工人撵回坎儿井去。这个制度刚开始实行的时候，国王命令任何坎儿井工人的儿子都必须继承父业。有些地区，孩子一出生身上就会被烙上印记。”

“你们这个地方很野蛮。”我评论道，在炽热的阳光下瑟瑟发抖。

纳兹鲁拉顺着外面的梯子爬了下去，跟我一起坐在土堆的阴影里。“这里的确是一片野蛮的土地，”他承认，“坎儿井的存在提醒我们这里有多么野蛮。但是直到今天，在阿富汗我仍可以给你找出能吓你一跳的事情。”

“我已经目睹过几件这样的事情了。”我安慰他。

“什么？”他怀疑地问道。

“在加兹尼城，有个女人被石头砸死了。在坎大哈，有一个为了舞男争风吃醋的男孩子犯了谋杀罪，他们把他的头切下来……用的是一把生了锈的刺刀。”

“你已经先睹为快了。”纳兹鲁拉的语气没有任何改变。他看起来非常镇定，但是他那毛手毛脚的动作，还有神经质般动来动去的胡子暴露了他内心的紧张。

“我强迫自己偶尔下到坎儿井里去，这样才能使我牢牢记住，我们要祛除的是何等的人间疾苦的余孽。如果我知道你已经见识过处决，我就不会把你拖到坑道里去了，但是我觉得，我没办法和不曾见过这类事情的弗兰基谈话。”

“我已经见识过三次了，”我说，“我们可以谈话了。”

“我认为可以，”他赞同道，“我要说两件事情。可能要费些口舌，但是就像你在坎儿井的那段路一样，也许这很值得。

“我二十岁的时候，去了德国。之前，我跟着私人教师们读书，现在看来，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让我深深地记住阿富汗是多么道德败坏，而欧洲文明又是多么光荣隽永。当时，对于他们的教化，我只能领会表面的意思，带着从那些教师们身上学来的一肚子偏见，找德国人报到去了。但是到了哥廷根，我发现真正的野蛮人并不是加兹尼城那些朝着妇女投掷石块的原始人——我们这个国家确实有不少真正的原始人——德国人才是。从1938年到1941年，我一直都是他们的客人，我见证了一个文化的堕落，这个文化曾被我的教师们向往过，而事实上已经沦为徒有其表的噱头。相信我，米勒，我在德国学到的比你在阿富汗可能学到的所有东西都要多。

“你知道，我从德国去了费城，那儿有一半人以为我是个黑奴。我在德国没学到的东西，你们美国人都给我补齐了。你觉得我为什么要留这把大胡子？之前我做过六个星期的实验。我决定当个黑奴……住在黑奴旅社里，吃他们的餐馆，读他们的报纸，跟他们的女孩约会。真是丑恶的生活，真是丑恶，在你们的国家里当黑奴……也许比不上在德国当犹太人那么惨，但是比在加兹尼城当个阿富汗人糟糕得多。为了向费城人证明我不是黑奴，我留了这把大胡子，戴着头巾，而我在家从来不戴。

“我对得起政府为我的教育投入的每一分钱，在哥廷根和费城待了六年之后，我就亟不可待地要回家投入工作当中。米勒，我们有能力在这里造出一个社会，跟德国人或者美国人用他们的原材料造出来的一样好。”

我看着他的原材料：一片荒凉的沙漠，一条污浊的河流，滚烫的秃山，还有一座城市的废墟。正是因为我了解阿富汗，所以我才特别欣赏他为自己挑起的重担。

“我想说的第二件事情是，”他继续热情地说道，“从一个想要逃离阿富汗的男孩，转变成一个努力争取回国的男人之后，我每天都能在这里找到快乐。想想看，我才二十八岁，可是却已经被任命为这个工程的负责人，我将要给阿富汗的这片区域改头换面。在费城，有个鸡尾酒会上认识的家伙给我提供了一份皮鞋销售助理的工作。‘你很有热情，’那人说。‘女人看了你这胡子就会来买鞋。’米勒，我待在沙漠里是因为我想要这么做。我想要像那些坎儿井的男人一样挖下去……我的内心……我的骨子里就想要这样……在深深的洞穴里，梯子的尽头挖下去。就算顶棚砸在我身上，我也不在乎。”

有一瞬间，他的身上闪过一丝不安，然后他笑道：“咱们最好往回走了。”但是当我们想要钻进吉普车的时候，发现车子太烫，根本碰不得。我们待的可是货真价实的沙漠，如果那些坎儿井的男人没有挖出那些可怕的坑道，就不会有谁能穿过这片土地，城市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纳兹鲁拉热情地谈论着阿富汗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每当我提到他的妻子时，他总是能够巧妙地敷衍过去。但是艾伦并不在比斯特堡；我调查到这点也就满意了。虽然纳兹鲁拉不愿意就着这个话题说下去，但是他充分利用每个机会让我了解他，当我目睹他跟工程师和工人一起工作的样子时，我明白这是一个比他的年龄成熟太多的男人。

他有一种令人嫉妒的能力，能够将他人的最大潜能激发出来。我明白了为什么费城那家鞋店想要雇他，为什么有一家高瞻远瞩的德国工程公司最近写信来问他是否愿意做他们的亚洲区代表。他生就一张笑脸，还有一种极具感染力的聪明劲儿，更迷人的是，他浑身上下还有着使不完的精力。布林莫尔那个过腻了小镇生活的大学低年级女生见到了他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我现在完全能够理解了。艾伦・杰斯帕爱上他完全合情合理，然而，如果艾伦（假使她还活着）因为他而陷入了严重困境，那可就不合情理了。

在某种程度上，我后悔曾在坎大哈拜访过纳兹鲁拉的阿富汗太太，因为如果从袍子里传来的那个轻柔的声音没有告诉我她和艾伦以朋友相待的话，我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艾伦必定是因为发现纳兹鲁拉原来有夫人，吃惊之下可能是发了狂。但是假使她们的关系真的像她所说的那么好，假使纳兹鲁拉真的像他所看起来的那么好人缘的话，那么，在这三人中间，又是什么样的邪恶力量引发了这场悲剧呢？

把纳兹鲁拉和努尔作一番比较，也同样令我感到有趣。纳兹鲁拉在国外的经历打开了他的心智，而努尔对自己还没有把握，因为他还在拼命地努力克服那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所造成的局限性。纳兹鲁拉解决问题的方式开放、前卫，在阿富汗人中间，他算是特别直率的那种人，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本性诚实，还有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缺少自制力，而努尔则非常善于掌控局面。然而，两人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对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拯救他们的国家，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努尔的哥哥是个思想开明的毛拉，而他本人则是个保守派，认为拯救阿富汗应该靠信徒们重新献身于伊斯兰教，以及进行伊斯兰的教义改革。我和纳兹鲁拉曾在帐篷里进行长谈，他认为穆斯林宗教何去何从跟他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亲自研究了不同的宗教之后，认为三大沙漠宗教，即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好，只不过伊斯兰教更加适合阿富汗的社会结构。“但是最终能拯救这个国家的，还是要创造现代世界——一种新的经济体制，一种真正的代议制的政府，还要修建水坝、道路、农场……所有那些我们能创造出来的新事物。”

说着说着，他突然打了个响指，嚷道：“米勒，要说明我的意思，我要带你去一个新的水坝工地。你什么时候能动身？”

努尔反对说，那个地点太远，但是纳兹鲁拉根本不听。“你必须得去那里。备车！”他在营地里跑来跑去，不出十五分钟就组织起一支大型考察队，“你即将见证阿富汗的未来！”他向我保证。

我们驾驶着三辆吉普车冲出了古城墙，因为纳兹鲁拉认为任何开车穿越沙漠的行为都非常危险，必须集体行动，互相照应，但是那天一切顺利。我们到了中转站格里什克，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要沿着吉普车还能凑合着勉强前进的路线行进，穿过那片沙漠禁区。最终我们找到了一条放羊人的小路，于是就停在这里，把吉普车交给手下人看着，自己则步行爬上一座高台，从那里可以看到奔腾呼啸的赫尔曼德河在我们脚下很远的地方，卷裹着春天的积雪融冰穿过山间狭窄的裂口。

“要建水坝，一座雄伟的水坝，就像美国和德国专家建议的那样。”纳兹鲁拉嚷道，用一根树棍比画着，“这需要两个条件，一座峡谷，旁边还得有座山。你能看见下边那里有一座峡谷，又陡峭又结实，而在那边你能看见一座特别大的山。”

“山和峡谷有什么关系？”努尔问道。

“你要从山上建一条路通向峡谷。然后让这条路通过一座悬在高空的临时桥梁穿过峡谷。然后用炸药一块一块地把山上的岩石炸开，用卡车把这些岩石拖到桥上，扔进河里。这样大概需要日以继夜做上三四年，之后大坝就修成了。”

他给我们展示在哪里修筑道路，又在哪里将桥梁高高地悬挂在激流之上。“头七个月，卡车把石头扔下桥，什么动静都不会有，因为河水会把那些石头像稻草似的冲到下游。但是总有一天，这些石块会堵起来，河水会倒灌回来——只会倒灌一点点。正是在那一天，我们就把这条河给制住了。然后我们就能随心所欲地修大坝了。”

他叫人拿来他的野外双筒望远镜，让我看那些在大坝北边的悬崖上已经刻好的标记线，南边还有其他几条高出目前的水位好几英尺的标记线。“知道那是什么吗？”他问道。我承认自己无知，于是他回答说：“那是坑道。把石块扔进去的同时我们也会挖掘坑道，这样当河水开始回灌的时候，就能逐渐升高到这个位置，然后顺着坑道排出去了。然后我们就会弄几百辆卡车过来，把数千吨石块扔到沟里去，用泥土把它们裹起来，然后过几年用水泥封住表面，大坝就成了。”

要形容整个大坝工程很困难，因为这项工程过于巨大，但是纳兹鲁拉经常过来勘察地形，对这座庞大的建筑已然胸有成竹。他指着一道高出河流几百英尺的标记线说：“河水会涨到这里来。我们在春天蓄洪，那时候农田不需要水，相反到了夏天我们就会把水放出来。这个工程的绝妙之处在于，流过坑道的每一磅水都能用来发电，然后越过崇山峻岭供应给坎大哈。”

想起那座落后的城市，我猜测说：“在坎大哈他们用不了这么多电吧。”

“啊！这你就错了！”纳兹鲁拉喊起来，“在德国我们针对十五个落后社会进行了研究，”——我喜欢他使用“落后”这个词；我们大使禁止大家说这个字眼儿，说这会伤害到阿富汗人民的感情——“我们发现，只要落后地区修筑灌溉水坝，财经专家总是会一致反对浪费钱去增加发电机组。他们说：这里的人太落后，电能对于他们来说没有用。而每一次，被专家们说成是浪费钱的发电量不出五年就会被全部利用起来，而且还需要追加。如果我们能把电能输送到坎大哈，他们一定能想办法利用。进步本身就能创造继续向前的动力。”

这种理论我还是头一次听说，于是我请他讲一个落后社会在这方面的例子。“我给你讲一个经典案例，”他立刻说道，“田纳西河谷发展局。”

“可是田纳西州不能算是落后社会。”我说道，语气有点粗暴。

“我觉得可以算，”他平淡地回答道，“反正都是山区。我作了现场研究，从发展阶段来说，田纳西州之于纽约，就如同格里什克之于喀布尔。田纳西河谷发展局后来发现，他们的供电量不能满足需求。”

对于他把我国的一个地方说成是落后地区，我感到很不满，因为那个词一直是用来形容其他国家的。但他对他的工作饱含激情，充满诗意的理解，又深深打动了我。比如，他会向下注视着河水滔滔流过峡谷，轻柔地说：“到了那天，我们把第一块石头扔下湍急的河水，而那条激流还浑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哩，米勒先生，这想法是不是很引人入胜？一百万年来，同样的石头不停地滚下悬崖，被河水冲到一边去。但是这些石头却不同。它们是先驱者，它们将开创的新世界连河水也无力阻挡。我们会一直做下去……”他挥起了拳头，脑海里浮现出巨大的石头堆积起来的样子，它们最终封住了峡谷，驯服了河流。

他转过身去，神采飞扬地看着努尔和我。“阿富汗社会就好像这条河流一样，每一天我们都得往里面投入石块。我们在这里修一座学校，在那里修一条道路，在峡谷里修一座水坝。到目前为止，阿富汗人还尚未感觉到我们已经悄然开始对社会实施改变。但是我们绝不会停下来，直到我们完全将它改造好。”

我低头看了看水流湍急的赫尔曼德河，它在悬崖峭壁之间横冲直撞，恰似阿富汗人民的野性精神，我说：“这样一条河流终究会被收服，多么令人遗憾。”这话有一半是我说给自己听的。

纳兹鲁拉一把抓住我，转过身来质问道：“你说什么？”

“我说，这条河要被驯服，着实令人难过。”

“胡说八道。”他嘟囔着，并不吃惊，也没有发火，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我看得出来的情绪，“这真是胡说八道，米勒。”他打了个响指，拽了一下胡子，然后瞪着我，好像打算把一堆碎片重新拼好。“艾伦当时站在这里，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他咬着食指，不耐烦地说，“你们这些美国佬太多愁善感。你们把自己的国家改得面目全非，但是却批评其他人，不让他们改造自己的土地。”

“我刚才只是象征性地说说而已。”我辩解道。

“艾伦也是，”他不高兴地说，“你们两个人的意思其实是说，田纳西越是变得现代化，阿富汗就越是应该保留落后的状态，这样咱们就有地方去观赏农民了。米勒，我们会改变它，让它脱胎换骨。”

“我也希望你们这样做。也许艾伦的意思是说传统的办法总是更好。很多美国人认为那是胡说八道。但是我认为不是这样。”

“那你怎么想？”

“我觉得，一个社会不能顺其自然地发展，总是让人觉得有点可悲。而说到变革，正是因为要变革，我们才在喀布尔设立美国使馆。这样做是为了帮你们变革，同时还能享有自由。”

“你们最好帮助我们，”他提醒道，“因为如果你们不让我们发展，俄国人马上就会急着跳进来帮我们。”

“帮你们做什么？”我问，但是他已经转过身去，气呼呼地向山下走去。走到吉普车那里时，他跳了进去，沿着险峻的山路一路轰鸣着开回了格里什克。剩下努尔和我只好坐上一个助理工程师的车回到了比斯特堡。后来，我们开着吉普车在沙漠里穿梭来回的时候，总能看到纳兹鲁拉的身影，他默不作声地思考着，用左拳头上的关节撑着他那长满胡须的脸颊。

第九章

我们的沙漠商队还看不见比斯特堡的时候，我们看见一辆奇特的吉普车从围城里向我们冲过来，在沙漠上卷起了一团尘土。那是史迪格里茨医生，坐在一位阿富汗军官驾驶的吉普车里，正以最快速度来截住我们。

“纳兹鲁拉在哪里？”德国人靠近我们的时候问道。

“他在那边。”我喊道。

四辆吉普车在沙漠里开到一起，史迪格里茨用德语说：“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坏消息。”

他和纳兹鲁拉用德语交谈，但是我听出来，一名美国工程师普利契特几个月之前穿越死亡大漠去测量赫尔曼德河的春汛时出了事。我不耐烦地等着两人讨论这件事，最后他们终于注意到我的存在。“抱歉，米勒先生。我的来访与你也有关。”

“与我有什么关系？”

“有一条官方消息带给你。”纳兹鲁拉回答说，他对那位阿富汗军官说了句话，后者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美国大使馆当天早晨用电话告知坎大哈军事总部的指令：

米勒。即刻进城，然后动身前往察哈尔省，普利契特三周前在那里腿部不幸骨折。确认德国人史迪格里茨医生是否能够陪同你前往，费用由我方支付。你们必须至少驾驶两辆吉普车，因为之前由阿富汗派出的勘察员下落不明。出发前应尽量征求当地人的建议。

纸条上有福布罗根的签名，我简直能想象出他在电话里那粗暴、焦急的声音。我问史迪格里茨：“你知道这个口信的内容吗？”

“当然知道。”

“你去吗？”

“我都已经到这里来了。”

“你要多少钱？”

他站在那儿沉默了一小会儿，我赶快把他拉到一边，离开其他人。我明确地知道，他猜出我在坎大哈拜访他的原因，我还知道他想让我在报告里美言几句，这样他就能从坎大哈升迁到喀布尔去。所以他有可能开出一个低价来赢得我的好感；而另一方面，他曾接受过良好的医学训练，对自己的德国医学学位颇为自得，再加上在坎大哈喝德国啤酒的代价并不便宜，所以史迪格里茨也有足够的理由要高价。这个问题很微妙，而可怜的矮胖男人手里并没有足够的筹码。我觉得很难为情，尤其因为我是个犹太人，而他是德国人。

“我很抱歉，医生，”我说道，“我不应该先开口问的。两百块钱，如果超过五天，每天再加二十美元。”

史迪格里茨深吸了一口气，我知道这个价格比他敢于开出来的价格高。“我接受！”他说，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这几乎让我觉得不好意思了，“你不知道，米勒先生，那些可恶的阿富汗人简直是抢劫。”

“成交。”然后我对那个阿富汗军人说，“是你开车送我们吗？”

“不是！”纳兹鲁拉抗议道，“我来开车。”他把他的人拉到一边，问了一连串问题。“今天晚上月相如何？”“我们哪一辆吉普车况最好？”“米勒，你能不能把你们的K级配给口粮交给我们？”“水、撬棍、拖车绳有吗？”他一一得到了满意的回答之后，看了看手表，说道：“我们四十分钟之内离开比斯特堡。开米勒和我的吉普车。努尔・木哈姆德开一辆，我开另一辆。只带史迪格里茨和米勒去。我立刻就要所有的东西集中到我的帐篷前面，听懂了吗？”

他跳进吉普车，向比斯特堡疾驰而去，带着我们通过厚厚的城墙，穿过原野驶向营地。他边向营地跑去边喊道：“努尔，你跟着我。”接下来我看着这两个阿富汗人分配指挥任务，他们手下的这支探险队稍一出错就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努尔很会开吉普车，于是他负责车辆方面的事务，而纳兹鲁拉负责后勤，并监督装车过程。“给弗兰基备好头巾！”纳兹鲁拉喊着，一个工程师从两个仆人头上拽下来两条头巾，解决了这件事。“你会用到的。”我把头巾装进包里的时候努尔向我保证。

距离天黑还有几个小时，我们来到了准备停当的吉普车前，纳兹鲁拉最后一次和他的手下人以及那位阿富汗军官确认了一番。他拿出一张地图，从比斯特堡开始划出一条路线示意图，这条线穿过沙漠，终止于远方的一个只标着“城市”的地区。在那里，这条线折向南方，最后到达察哈尔的一个偏僻的村庄。“我们走这条线，”他用普什图语宣布，“如果我们遇到意外情况，我保证不会离开这条路线太远。”他看着努尔和那个军官在他们的地图上也标出了同样的路线。

“好了，”纳兹鲁拉严厉地说，“你们觉得失踪的那几个人到底在哪里？”

他瞪着手下人，瞪着努尔，也瞪着那位军官。军官说：“十天前，我们派两个人开着一辆吉普车出发……”

“一辆吉普车？”纳兹鲁拉问道，拽了一下胡子。

“是的。”

“耶稣基督啊！”纳兹鲁拉厉声说道。他这句从沃顿商学院学来的感叹对于一个穆斯林教徒来说很不恰当。“一辆吉普车？”他用手戳着地图，“就敢穿越这样的沙漠？”

“是的，”那个军官毫无感情地回答说，“他们十天之前离开了坎大哈，开车前往格里什克，沿着这条路线穿越沙漠。”他在纳兹鲁拉的地图上划了一条实线，这条线在沙漠里走到一半时跟我们的预定路线汇合。

纳兹鲁拉想了想，说：“如果他们走的是这条路线，那么我们有可能在后半程的任何地方遇到他们。”

我补充道：“如果他们的车抛锚了，他们也许会挥舞旗帜，这样我们也能看见他们。”

纳兹鲁拉不抱希望地看了看我，问道：“他们熟悉这片沙漠吗？”

“熟悉。”

“他们听指令行事吗？”

“他们是最好的。”

纳兹鲁拉研究了几分钟地图。“我要你稍微改动一下我们的路线。我们在这里停下来看看情况。”他往北画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线，都快画到沙漠外面去了，然后说道，“我们不会远离这条路线。真主保佑。”说完，他紧打方向盘，调转车头向着城墙疾驰而去。过了一小会儿我们就进入了沙漠，向西追着落日而去。我们这支队伍只有两辆吉普车，每一辆都有高高的杆子，顶上有大块的方形白布在风中猎猎飘扬。

阿富汗的大石马戈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沙漠，因为虽然其中的确有大片连绵不绝的沙地，但是内部还有很多从山上掉落下来的页岩，这些山脉数百万年来不断被侵蚀，并且逐渐恶化，导致在整个沙漠地区都可以看到大片的页岩带，有时宽达半英里，吉普车在页岩带上可以开到时速四十英里，这时我们的两侧就可以看到在一般沙漠中司空见惯的大片景色瑰丽的沙丘。

这片沙漠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当我们走到沙漠腹地的时候，看不到任何生物，也看不到任何一丝人类经过的痕迹。岩石上没有苔藓，石缝里没有种子发芽，没有灌木，没有鸟类，没有积水的沟渠，没有蜥蜴，没有老鹰，没有任何形态的绿洲。没有废弃的家园留下的篱笆墙或者废墟，甚至连排成行的石头也没有。所见之处只有闪着耀眼光芒的、灼热的空虚。我记得有一次身处沙丘之中的时候心中暗想：在极地地区，至少他们还有结冰的水和昆虫，而这里除了热力之外，的确什么也没有。

“这里有多热？”我问努尔。

“一百三十度。但是我们并不担心高温，”他一边说一边仔细观察着荒凉的景色。“我们担心的是风。”他查看了几座流沙，说道，“风速是每小时三十英里。过一会儿会变成五十。这在沙漠里可是要人命的。”

我现在开始佩服纳兹鲁拉给吉普车装旗帜的做法，我们的队伍穿越沙漠时，两辆车常常没法一同行驶，因为无论哪个驾驶员都不能确定看上去是道路的地方是否真的能走通；所以往往是落在后面的驾驶员才能发现正确的道路，而前面的驾驶员看好的路很可能只是一堵无法跨越的沙墙。这时候，没找对路的驾驶员就得调转方向，照着同伴的旗帜开足马力追赶。驾驶员之间不用互相等待，但是双方都有责任确认两车之间的距离不会相距太远。

“有没有可能还是会把车开到死胡同里去？”我问道。

“当然有可能。也许那些失踪者就是这样。遇到这种情况你就会需要另一面旗子了。”

我们已经在路上开了一个多小时，纳兹鲁拉的吉普车在前，这时他突然停了下来，等着我们跟上去。他示意我们不要出声，然后指着一小群瞪羚——不超过十五头——它们刚刚穿过这片可怕的荒地，虽然我连一片树叶都看不见，可是它们却早已熟知那些人类尚未发觉的隐蔽地区。

起初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对这些瞪羚着迷，但是我像中了邪一样，坐在那里直勾勾地看着这些小巧玲珑的动物，姿态优美地站在滚烫的沙漠上。它们到底在这里做什么？它们的出现又意味着什么？阿富汗有一些无名无姓的山谷，动物们可以在那里觅食。它们到这里做什么？它们又何以令我如此心动？

瞪羚群中的哨兵看到了我们，于是这些小东西们轻盈地跳开，在夕阳中四散奔逃，它们闪转腾挪，仿佛一群幽灵正在飘过沙漠。我从未见过如此恰到好处的姿态，它们疾跑而去，仿佛一段乐声渐渐消失，这时其中一只还没长角的小母羚向我们跑来，动作如歌如诗，令人窒息。突然，它看见了我们的吉普车，于是把尖尖的蹄子甩向一边，在半空中调转了方向。此番精彩的表演令我情不自禁地大叫起来，因为我看见这头瞪羚的毛色与莫西布・汗的侄女所穿的罩袍别无二致。这头瞪羚并非畜类，它不是一头瞪羚，而是我内心欲望的化身。在这永无止境的、丑陋险恶的环境中，只能看见男性的身影，而这头瞪羚令我感受到一丝女性气息，令我回忆起女孩们的舞蹈，令我想起另一半神秘的世界。我看着它以无与伦比的优美动作东奔西突，最终消失在遥远的沙丘中，此刻我早已泪水盈盈，我再也不能忍受这大漠的孤独。我已迷失在亚细亚，我已被丢弃在世界屋脊，而瞪羚们悠悠荡荡，早已对此未卜先知。

我听到纳兹鲁拉说：“它们肯定是从商队旅社过来的。”我们拿出了地图，发现已经接近纳兹鲁拉在北边画出来的转向点。“另外那两个人有可能也是朝着驼队旅社那边过去了。”于是我们转向北方行进。

夕阳西沉时，我们爬上了一座沙丘的顶端，向下俯瞰，一幅令亚细亚旅行者激动不已的场景尽收眼底：暮色中，围墙内，漫长商路的尽头，浮现出的一座朦胧的驼队旅社。这情形令人难以忘怀：一座简陋的正方形避难所，四周围着泥墙，商队的牲口都在中间的空地上休息。一道墙柱上筑有一座堡垒，上面没有窗户，但是却布满了几个世纪以来留下的弹孔和枪眼。大门仅有一扇，人们可以从此处进入客栈。整座建筑按照阿拉伯人的精巧比例建造，非常美观。它建于几百年前，甚至可能追溯到穆罕默德时代，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供人们停留休息，未曾中断过，这是因为它恰好位于沙漠边缘，旁边的一条水沟流淌到这里也到了尽头，沟里长了很多野草，也积了不少水。它迎接过数千个商队，为他们提供过夜的地方，我们也是一样。沙漠地区的规矩是，无论什么人，只要走进客栈，不管他在这里面遇到了什么样的仇人都可以安心过夜。这里一定发生过许多荡气回肠的故事——血海深仇的敌人在这里狭路相逢，共享同一个庇护所。

我们接近客栈大门时，纳兹鲁拉停下了吉普车，和努尔跳下来，双手支地，跪着对周围的沙地作了一番研究，然后走进了围墙里面继续进行调查。过了一会，他们出来说道：“他们没走这么远。”

我希望这意味着我们要继续赶路，比斯特堡废墟规模巨大，一片威严气象，然而这个破旧的商队客栈则是一片寂静，简直有些吓人。也许是因为我对那些瞪羚依然难以释怀，抑或是因为沙漠暮色带来挥之不去的落寞之感，反正这个风光不再的路边小客栈彼时彼刻阴气沉沉，让我难以接近。

“我们要走吗？”我满怀希望地问道。

“我们在这里吃饭。”纳兹鲁拉回答说，然后把我们领进那座堡垒，他和医生展开毛毯铺在泥土地上。努尔点燃了两盏科尔曼油灯，灯火的亮光使商队客栈那高高的屋顶看起来更吓人了。如果这还不够让我情绪低落的话，可以再加上巨大的重重人影，被跳动着的灯光投射在泥墙之上。我暗自思忖：即使成吉思汗从这扇门走进来也是顺理成章，他在这里肯定会觉得安然自在。

在下山小路的三分之二处，地面上矗立着一根结实的环形柱，直径十二英尺，与屋顶相连。它不是木头做的，也不是用泥土垒成的，而是用石膏砌成，灯光照在坑坑洼洼的表面上，构成惊心动魄的图案。“这柱子真美，”我评价道，“是做什么用的？”

“这柱子也很著名。”纳兹鲁拉看也没看就回答说。

“做什么用的？”

“建筑需要。”他答道。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因为用了石膏？”

“柱子内部比较特别。”

史迪格里茨医生插嘴问道：“里面是什么？”很多年后我回忆那晚的情形时，愈加坚信医生肯定事先就知道答案。

“柱子里可不是什么赏心悦目的东西。”纳兹鲁拉谨慎地说，“吃饭之前就想听？”我说是的，他就继续说道，“大约在公元1220年前后，成吉思汗……”

“我刚刚想到他！”我喊道。

“怎么会想到他呢？”努尔问道。

“我刚才看着那些人影，想到如果成吉思汗走进这个房间，我不会觉得意外。”

“他确实来过这里。”纳兹鲁拉笑道。

“柱子是怎么回事？”史迪格里茨问道。

“成吉思汗毁灭了阿富汗。在一次对城市的袭击中，他屠杀了将近一百万人。这个数字可不是文学夸张。这是事实。在坎大哈也进行了大规模杀戮。有些难民逃到了这个商队客栈……逃到了这个房间。他们以为蒙古人肯定不会发现他们，但是蒙古人却找到了他们。”他又开始用那种平淡的语气。

“开始，成吉思汗竖起一根柱子，穿过房顶。然后蒙古人把他们的阶下囚带进来，缚住双手。他们把第一层囚犯铺在那边的地上，将犯人的双脚绑在柱子上。绑了一圈。所以那根柱子有十二英尺粗。”

“然后呢？”史迪格里茨问道，额头渗出了汗珠。

“他们把犯人铺在地上，一层摞着一层，直堆到房顶。当时，那些蒙古人没有弄死任何人，但是他们让士兵拿着棍子，如果有犯人的舌头伸出来就给捅回去。那些绑在柱子上的犯人还活着的时候——还没被压死的时候——他们叫石匠连人带柱子整个用石膏灌起来。如果把那层石膏刮开，你会发现里面都是白骨。但是政府对刮开石膏没多大兴趣。这根柱子是一座民族纪念碑。就叫做‘舌头客栈’。”

没人说话。饭已经做好了，但是大家似乎都没胃口，最后纳兹鲁拉终于说道：“我把这些事情讲给你，只是为了说明阿富汗民族背负何等沉重的负担。我们的大城重镇都被摧毁过太多次。说真的，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数以千计跟我一样的男人重建喀布尔，将它修得如同‘大城’以前一样辉煌，接下来不是俄国人就是美国人，会用飞机和大炮把它轰成平地。”

“等一下！”我抗议道。

“我不是要跟美国人对着干……也不是要反对俄国人。你们不会出于愤怒毁掉我们。成吉思汗毁掉‘大城’也不是因为恨我们。帖木儿汗、纳迪尔沙汗、巴布也不是。我如此地悲观，并非因为我们注定要被毁灭。”他耸了耸肩，“这事情无法避免。我们会竭尽所能继续修下去。”

他笑了起来，检查了一下放在毯子上已经打开的罐头。“我曾经很喜欢美国的K级配额罐头。但是，各位先生们，拜托各位一定要帮我看着点，努尔・木哈姆德和我只能吃没有猪肉的。”

“今晚，”我有点尴尬地说，“每个罐头都有猪肉和豆子。”

“那么努尔和我就得挑出一丝猪肉，摆在你们的盘子里……‘请把猪肉拿走，米勒大人，因为我们是穆斯林。’但是剩下的猪肉我就要心情愉快地留在自己的盘子里，因为我爱吃猪肉。”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坐在一起吃饭，两个穆斯林人，一个改了宗的基督徒，还有一个犹太人，我的孤独感不见了，但是洗盘子的时候我注意到坐在柱子对面的史迪格里茨医生几乎没怎么吃东西。

饭后我才高兴地得知我们不在这个客栈里过夜，而是要趁着凉爽的夜晚穿过沙漠。我离开这座避难所时说道：“这里总算还是有一点好。这是我见过的唯一一座能确定年代的建筑物。1220年它就已经在这里了。”

“也许后来重新修建过。”纳兹鲁拉只说了这一句。

走进夜色，我平生头一次看到星星如此低垂在沙漠之上，因为我们头顶的大气层没有任何湿气、灰尘，也没有任何悬浮的颗粒物。这也许是世界上人类所知的最纯净的空气，比任何其他地方的空气都更能展现星辰的光辉。甚至是坐落在河边的卡拉比斯堡也不行，那里的空气仍不够纯净。这些星星看起来非常巨大，然而最惊艳的是，这些星星会向着地平线直落下去，于是在东方的天际，有一些星星从沙丘后面钻出来，而在西方另一些星星则会悄悄隐没于页岩之后。

我注视着这些陌生的星辰，纳兹鲁拉借着星光在一张纸片上分别用波斯语、普什图语和英语写道：

1946年4月11日晚，我们在这里停留，寻找失踪士兵的踪迹，未果。

他拿起了一块尖利的页岩石，把这张便笺夹在门缝里，然后我们朝着水沟的上游，向大漠走去。

我明白为什么纳兹鲁拉要在商队客栈停一下了。当我们听着石柱惨案的时候，灼热的大风开始渐渐减弱，月亮照亮了大地，形似满月。眼下，它正高高挂在地平线上，周围是一片耀眼的光辉，使我们在沙漠里不至于迷失方向。这真是奇特的经历，月光从沙丘上反射出来，亮如白昼。我注意到，我们现在的时速不到二十五英里，而路况跟下午的一样好，而下午我们的时速是四十英里，这其中的原因，努尔解释说：“晚上我们看不到膏漆。”

“看不到什么？”我问。

“膏漆。一种白色碎片，都是成块的。你们可能把它叫做石膏。”

“那很值钱吧，毕竟是石膏啊。成堆的石膏？”

“不全是石膏，都是成块的。成吉思汗就是用这个做的灰泥，砌成了那根石柱。”

“原来石膏就是用来做这个的。”我沉思着。

“兑上水之后，石膏有很大用处。”努尔谨慎地说，“但是干的时候可别碰。”

这时候我们听到一串喇叭声响个不停，我举目四望，寻找纳兹鲁拉的旗子。旗子停在前面的山谷里，他正在示意我们不要跟过去。“他陷在石膏里面了。”努尔说道，“这样的光线下你根本看不见这东西。”

“我们今天下午见过这东西吗？”

“有数英亩之多，”努尔向我保证说，“但是下午的时候石膏不会惹来麻烦。”

我们停下吉普车，徒步走到纳兹鲁拉被困的地方。“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说，“车轮滚得太慢……‘噗’的一声陷进去了。”

我跪下摸着这些石膏，发现其实都是松散的粉末，指头碰上去软软的，转动的车轮没法跟它产生摩擦力。“给你绳子，”纳兹鲁拉嚷道，“稍微拉我一把。”

我们小心地把吉普车向前提了一下，连上绳子，没费什么力气就把纳兹鲁拉拽了出来。他开到我们身边，警告说：“时速超过二十五英里时撞上这玩意儿，你会把鼻子都撞折的。”

“要是真的撞上了，”努尔补充道，“护住脸。车子会骤停。”

现在换成我们开在前面。路上的风景美到极致，人间罕有：头顶着巨大的晚星，夜行于沙漠之中，洁白的月色照亮了诡谲的世界；从消沉中蓦然惊醒，俯瞰着辽阔的沙漠，好似大雪铺地，又仿佛春花烂漫，白色满园；遥望连绵的沙丘纵身探入阴影重重的地平线，高低起伏，富有诗意。最震撼人心的是寂静，是深夜的大漠里那种绝对的寂静。没有昆虫聒噪，没有鸟儿低鸣，没有风声，也没有远处的惊雷。如果我们停下来仔细倾听，会听到纳兹鲁拉那辆看不见的吉普车在某座小山丘后面发出轰鸣声。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开进了一处绝路，四周都是连绵的沙丘，我们奋力寻找出路，但一无所获，而两辆吉普车同时发出的轰鸣声是如何互相呼应。当时到处都是流沙，正当我们试图确认自己的位置时，我看到纳兹鲁拉的旗帜从我们身边飘过，他已经开上了正确的道路。

我们就这样走了四十英里，进入了沙漠腹地，这时我觉得自己在北方看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我仔细观察了几分钟，开始以为那是一堆页岩。然后我叫努尔・木哈姆德也注意看，但是他正聚精会神地躲着石膏地，所以开始什么也没看见。最后他定住了眼神，说道：“是吉普车！”随后我也发现，他说的没错。

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用旗语让纳兹鲁拉的车停下，因为当时纳兹鲁拉的车早就超过我们很远了。我们可以开得快些，但是那可能会让我们陷到石膏里面去。我们也可以按喇叭，但是他们能听到吗？我建议道：“我先下车站在这儿，这样你们回来之后还能找到那辆吉普车。”

努尔惊惶地看着我。“站在沙漠里？”他问道。

他打开了汽车头灯，纳兹鲁拉看到之后马上就调转了车头，他靠近我们之后，问道：“怎么了？”

“米勒发现了一辆吉普车。”努尔回答道。然后他又说：“他建议自己下车等在这里，等着我追上你。”

纳兹鲁拉看着我悲叹道：“我的天！”然后他向前看着那辆诡异的吉普车说道，“我真不想过去。”

我们慢慢地向北行驶，很快就发现我们显然正在接近一大片石膏地带。纳兹鲁拉喊道：“往回开，把你的旗子插在硬地上。”我们照办后，这支小型车队又集合起来，然后小心翼翼向前开。

即使还隔着一段距离，也能看到那个我们不愿看到的场景：一辆吉普车里坐着两个男人。他们陷到石膏里面，试图把石头垫在车轮下面，离合器可能是烧坏了。

我们徒步穿过那片软绵绵的石膏地，抵达可怕的事发地点：两个从头到脚都穿着沙漠旅行装的男人坐在吉普车里，眼睛大睁着，但是已经完全干枯了。他们已经死了八九天，但是死亡之神手下留情，他们的死状并非惨不忍睹，因为这里终日吹着温度高达一百二三十度的热风，这两具尸体已经完全风干了。

“我们就把他们留在这儿。”纳兹鲁拉最后说，“什么也无法伤害他们了。”

我仔细观察着他们的尸体，试图寻找一些线索，但是什么也没找到。吉普车里有充足的食物，一些汽油，但是没有水。纳兹鲁拉说：“把他挪开，米勒。我看看离合器是不是还能用。”我多少有些不安，但还是把驾驶员从车轮上搬开，纳兹鲁拉钻进车里，发动了汽车。那个死人没有什么重量。发动机连咳带喘地打着了火。没有离合。“可怜的混蛋们。”纳兹鲁拉说，“把他放回去吧。”

我们走回吉普车的时候，他说：“他们可能只活了两天……最多两天。米勒，如果在这种天气里离开吉普车超过二十码，你会死掉的。”

努尔用普什图语问道：“我在想他们两人中，是谁怪罪谁。”

这个问题太出人意料了，我们都瞪着努尔看，但却也不由自主地回头看着那两个死人，无论他们曾经用多么可怕的语言指责对方，现在两人都永远地沉默了。驾车的是两个人里比较年轻的那个。

然后我们停下来整理旗子，纳兹鲁拉由衷地悲叹道：“愚蠢，真是太愚蠢了。这两个人穿过这样的沙漠，居然只开一辆车。米勒，接下来的路你跟我的车走吧。”

我们的车开到队伍前面之后，我问道：“你认识这两个人吗？”

“幸亏不认识。我可不愿意知道我的朋友居然如此愚蠢。”我们开了一会，他突然笑道，“跟史迪格里茨开车真是挺有趣的。他真是地道的德国人。”

“他是穆斯林，是真的吗？还是他开玩笑？”

“为什么不当穆斯林？反正他一辈子都得在这里生活下去。”

“你怎么知道？”我问道。

“只要他踏出我们的边境一步，英国人就会把他抓起来，要不就是俄国人。”

“因为他犯了纳粹的罪行？”

“自然是因为这个。”

“他是真的有罪……还是仅有指控？”

“我们看过法律文件。是政府手里的那些法律文件。”他谨慎地说，“我得说，那些指控并不是空穴来风。”

我考虑了几分钟，然后暗自纳闷：如果阿富汗政府有文件，为什么不给我们的大使看？大使一直在调查史迪格里茨，认为他有可能给我们当医生。我不想直接问纳兹鲁拉，但是我想出一句自认为巧妙的话：“英国人肯定了解他的事情，如果他们曾经威胁过要逮捕他的话。”

“他们确实了解他。”纳兹鲁拉笑道，猜出了这个问题的意图，又自顾自地说道，“作为政府，他们了解他的档案，如果在印度抓住他，就得把他抓起来。但是如果他拿到了去喀布尔的通行证，我肯定他能拿到，那么大使馆的人私下里会找他看病。”他冷冰冰地补充道，“我肯定你们的大使也会这么做的——在纽约你们会逮捕他，但是在喀布尔会利用他。”

“也许你说的没错。”我不情愿地说。

我们就此打住了这个话题，但是过了会儿，纳兹鲁拉评论道：“对于史迪格里茨医生皈依穆斯林教，你显得很诧异。当然，如果我一辈子生活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赛特，我也会这么想。跟艾伦那些人在一起，我会成为长老会信徒。”

他居然主动提起了艾伦，这让我吃了一惊，但是他那种随随便便就丢弃伊斯兰教的想法更是出乎我的意料，因为那时候我认为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教徒绝对不能随便改宗换教，于是我争辩道：“你真的有可能成为基督徒吗？”

“我在美国和德国的六年里，在各方面都是个基督徒，只是没有正式皈依而已。假设你长时间生活在阿富汗，难道你不会像穆斯林那样祈祷吗？”

我想到：如果他知道他在问谁这个问题，会不会觉得可笑。有了这种想法，我继续问道：“但是如果你在巴勒斯坦为英国人工作的话，你会变成犹太人吗？”

“怎么不会？如果大家都知道事情的真相，有一半阿富汗人其实是犹太人的后裔。几百年来我们一直吹嘘自己是以色列失落的部落。然后希特勒又册封我们为雅利安人，这让我们得到不少好处。”

“你自己怎么想？”我突然问道。

“我认为我们是个很妙的大杂烩。你听说过我们那个伟大的神秘故事吗？在喀布尔西边的山谷里有一个哈扎拉人居住区。你知道我们关于他们的说法吗？我们说，所有迁到阿富汗定居的蒙古人——肯定有几百万之多——都居住在那个山谷里，他们从来不跟我们通婚。保持了一千年的纯正血统。而真实情况却是，我自己说不定就是那些被石膏封在柱子里的混蛋的后代。”

“你是说，你有可能变成犹太人？”我严肃地重复道。

“我有可能本身就是犹太人。”他坚持说，“也许是蒙古人，也许是印度人，也许是塔吉克人。但是我也是百分之百的雅利安人，因为我有哥廷根大学的证书为证。”

一种微妙的兄弟之情萌发了出来，在万籁俱寂的大漠中，我俩再次陷入了深深的沉默中。然后我提出了一个问题，纳兹鲁拉提议让我坐他的吉普车，就是为了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艾伦在哪里？”

“她跑了。”

“你知道她跑到哪里去了吗？”

“不确切。”

“你认为她还活着吗？”

“我知道她还活着。”他说，在方向盘上握紧了拳头，“我确实知道她还活着。”从他的动作和说话方式中，我得出结论——他还急迫、深情地爱着自己的妻子；但是，一个男人已经有一个堪称完美的妻子在坎大哈的家里等着，而却为他的第二房妻子担心，不管我多么敬重这个男人，都不免为他感到忧虑。这简直有点可笑。这一切看起来都是典型的穆斯林做法。我那是太年轻，还不能切身体会到，任何普通的美国男人，尽管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太太，但如果他们的情人出了什么事情，也同样会感到十分痛苦。这是同一个问题，只是表现成两种不同的形式罢了，但是那时候我还不懂。

“她有十三个月没给父母写信了。”我说。

他带着一种冷酷的幽默感说道：“你见过她的父母吗？”

“没有，但是我读过有关他们的报告。”

“那么你就能明白了。”他回想起他们，微笑起来，然后说道，“他们就是这样，米勒。如果看到驼队旅社的那根大柱子，他们会喊起来，‘老天爷，我们得做点什么！’但是如果你说，‘关于成吉思汗，你什么也做不了。’那么他们永远不能理解。”他愈发痛苦地说道，“关于艾伦，他们完全无能为力。他们命中注定要失去这个女儿。我也是命中注定，要失去这个妻子。我们任何人都无法阻止，连一件他妈的事情都做不了。”

我等着，直到他脸上的苦楚渐渐消失，然后我问道：“她还在阿富汗吗？”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还特别让自己留心这细节——在纳兹鲁拉回答之前，他探出头去看了看东方和西方的星星，然后平静地说：“我确信，她还在阿富汗。是的，她在阿富汗。”

我还想再问得深入一些，但是那时候我看了看西方，纳兹鲁拉探头出去寻找他妻子的方向，有一颗星星似乎比其他的更加明亮，为我指引着方向。“很好。”他说，停下了吉普车，等着其他人赶上来，然后指着星星说道，“大城。”

我又看了看星星，除了纳兹鲁拉之外，没有人知道那其实是灯光，而不是星光。“那是‘大城’的灯光。”纳兹鲁拉说，“我们在这里宿营。”

“既然已经这么接近了，我们为什么不干脆走完这段路？”

“还有六十英里。”纳兹鲁拉回答。

“不可能。”我反对道，但是努尔支持他朋友的说法。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你是不会相信的。那灯光肯定远在六十英里开外的地方。”

“是的。”纳兹鲁拉向我们保证说，“咱们把睡袋拿出来吧。”

我想找个较低的地方，多少可以防范一下越来越大的风沙，但是纳兹鲁拉把我们领到一座小丘的最高处，我们准备睡觉的时候，他解释道：“今晚我们看到沙漠里有两个人死于日晒和高温。有一个人死于炎热，就有一百个人因为洪水而丧命。”

在白色的月光中，史迪格里茨和我对看了一眼，纳兹鲁拉继续说：“每隔三四年，在这沙漠里就会有一个地方下雨。你肯定从未见过这种雨。场面恐怖，地动山摇。水墙有三十英尺高，任何挡路的东西都会被摧毁。它能把整个沙丘连根拔起，把低洼处的任何东西碾成粉末。”

我们心生敬畏，又看了看那些沟渠，他总结道：“也许这个地区有五百年没下雨了。但是从这里再往南一点——事实上，是正南方——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印度之后行军经过这里。他们在沙漠里安营扎寨，不出四分钟，就有一堵水墙席卷而来，三分之二的士兵遇难。这是个凶险的国家，米勒。不要在水沟里睡觉。”

黎明时分，我们起身继续西行，当我看到这最后六十英里的土地时，我明白了为什么纳兹鲁拉那么急匆匆地离开比斯特堡。因为我们不可能在夜间穿越这样的地方，而如果想要在正午穿越沙漠腹地，这里的高温则会令我们难以忍受。在这最后的六十英里沙漠里，沙子基本上都消失不见了，我们不得不在一堆堆页岩中勉强找路，而页岩又将热力反射在我们身上。湿度降低至接近于零的水平，我们穿过这片灼热的页岩地时，一股强风把我们几乎吹成肉干。努尔・木哈姆德提醒我，“小心，别撞到鼻子。鼻腔的黏液已经收缩成了针状物，会刺到皮肤。会出现严重感染。”我小心地摸了摸鼻子，他说得没错。渴极了的空气已经把所有的水分都抽干了，我的鼻子里排满了针状物。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如果不停下来喝点水就会昏倒，但是纳兹鲁拉特意落在后面，告诉我们：“我们有充足的水，还有很多罐果汁，但是如果不能确定今天能到达‘大城’，就不能碰。”他一定是看出了我的失望，又说道，“你能忍得住，米勒。”

于是我们继续上路，热得口干舌燥。在美国我从来没体会过这种感觉，一股如此强劲的热量，好像要夺走你体内所有的水分。我能感到水分从皮肤蒸发出去，思绪则不断地回到吉普车里死去的士兵身上：这该死的风就在他们坐着的时候把他们吸干了。

慢慢地，我开始运用纳兹鲁拉所说的克制力，找到适应的方法。我不再像我以为的那么口渴，离我所惧怕的死亡也没那么近了。我正在参加一次危险的任务，穿过这片险恶的土地，稍一放松就会死去，但是，有很多方法可以让我幸存下来，纳兹鲁拉现在正教给我们其中一个。“我们最好戴上头巾。”他提议。我们照办后，他拿出一罐河水，不是为了喝，而是从里面直接往头巾上倒了一些，让水珠滴到我们的脖子上。然后我们继续前进。

头巾用了约八码布料，里面可以存上很多水，并将它慢慢释放出来，与此同时我们头部的温度也会随之降低，我想到：这个方法可以赶走热力。但是十二分钟之内，来了一阵如狼似虎的大风，把所有的水分都从布料上吸走了。于是我们停下来，又倒了更多的河水，凉快了一阵子，但是十或十二分钟后，头巾又干了。

最后我们开到了一条狭窄的小路上，在两旁的岩石中间蜿蜒而下，开了约一英里，接下来我们来到一片较低的平原，面前出现了树木和生命的迹象，还有一座村庄，上方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还有一大片水域。我们欢呼起来，按响喇叭，因为我们终于成功穿越了沙漠。

有几个穿着脏兮兮的沙漠服装的阿富汗人跑出来迎接我们，但是我们并没有停下来。“告诉酋长，我们会回来的！”纳兹鲁拉喊道，然后我们加速驶往那片湖泊，然后迅速脱下衣服，躺在水里，让身体补充失去的水分。

“看他！”过了一会儿史迪格里茨说道。我看见纳兹鲁拉站在离湖岸很远、湖水只没到膝盖的地方。我赶到他身边，他说道：“你能步行穿过这座湖泊，如果你乐意的话。”

伟大的赫尔曼德河正是在这个巨大的浅水湖里走到了尽头，沙漠里灼热的阳光和风将从喀布尔附近的山中送来的水汽悉数蒸发。滚滚而来的赫尔曼德河就这样流进沙漠，走上末路。努尔告诉我的时候我并不相信，但是摆在眼前的就是一条河流寿终正寝的地方。到了夏末时节，连这片湖泊也许都将不复存在。

大家穿好衣服，酋长加入了我们中间。他的称谓应该念作“沙-利夫”，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他给我们带来了熟透了的瓜果，我们吃得满脸都是果汁。他平静地听着纳兹鲁拉讲述那辆吉普车的失踪地点，并且说他会派出一支搜救队。对于这两人的不幸遇难，大家并不觉得多么困扰；经常穿越沙漠的人中，总会有些注定要死去，这个地区之前也有很多人不幸遇难。

然后谈话就转向了美国工程师普利契特，我们大家都加入了谈话。酋长说，二十二天前有个在察哈尔工作的美国人，在往南去七十英里的地方为了测量水位把腿摔断了。原本想把他用担架运到这个村子里来，但是察哈尔的酋长觉得当地的医生能把腿治好，所以就没有派担架过去。一周前有消息传到村子里说，普利契特的腿部感染了。

“折断的腿骨是不是刺破了皮肤？”史迪格里茨医生问道。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情况正是如此。”酋长回答说。

“既然出现了这样的症状，他们还尝试治疗？”

“三千年来，他们一直是这么做的。”酋长嘟囔着。他让仆人去叫了一个男人过来，这个男人一瘸一拐地走进来，他三个星期前摔断了一条腿。“我们把他的腿治好了。”

史迪格里茨医生检查了一番，然后用普什图语说道：“跟我治疗的一样好。”

纳兹鲁拉问道：“你会派向导跟我们一起去吗？”

“当然。”酋长说道，他命令仆人把我们的水壶灌满，“但是这么热的天，换作我是不会出远门的。”

“我们非去不可。”纳兹鲁拉回答道。随后我们就上路了。

我曾经提到过，从沙漠走出来时我们曾看到过湖边有一座城市。其实，那正是亚细亚的伟大奇迹之一：“大城”。而接下来我们就要将这座辽阔城池的大部分地方好好探索一番了。这座没有名称的大都市长度超过七十英里，顺着湖岸、沼泽和阿富汗与波斯的分界河一直延伸下去。在最初的历史中，这里曾是了不起的人类定居点。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它曾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亚历山大大帝曾在城内的市场旁驻扎过军队。在他离开此地后的一千年中，这座城市蓬勃发展，逐渐成为蒙古人的主要进攻目标，成吉思汗曾经将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居民屠杀殆尽。帖木儿汗，还有其他所有征服者都曾劫掠过这里的财宝，而如今这座城市静静地矗立在那里，绵延数英里，看不见尽头。

我想到：我们把这里叫做城市，这可能是弄错了。这里过去应该是类似纽约和里士满之间的一号公路那样的地方。在道路交叉的地方出现了城镇，有一些还具有相当的规模，但是大部分地方其实都属于郊区，连接着城镇和城市，也连接着城镇和农村，道路的周围总是围绕着建筑物之类的东西。这里的道路就是赫尔曼德河，在我们横穿河流时看到了“大城”的遗迹。

长达数英里的高墙不断闪现，中间嵌有华丽的城门，装饰着壁龛，壁龛里面放着当地英雄人物的塑像，这都是穆斯林教禁止为人类塑像之前的事情了。我们还看到了几处市政建筑，在一千年前希律王时代，也许这些市政厅里派遣过前往耶路撒冷的使节。我们看到的一切都在干燥的空气中渐渐凋敝，每过几百年就会有一两英寸遗迹遭到侵蚀。

还有几座显然是由穆斯林建造的粗糙的城堡：这些城堡对付波斯那些散兵游勇的牧羊人绰绰有余，但是在成吉思汗那些训练有素的军队面前，最多只能坚持一两天，然后所有的抵抗者都会被斩尽杀绝。

我们沿着“大城”的外墙整个绕了一圈，我想不起什么时候眼中没有几座雄奇壮丽的纪念碑。这些建筑结实而又牢固，整个儿建在光秃秃的地面上，令人觉得庄严而整齐。位于死亡之大漠东面的比斯特堡曾以其壮丽的外表深深震撼了我。大漠西边的“大城”却没有令我产生这种感觉。它太巨大了，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范围，而同时却又让人感到很亲切——我能感到人们的确曾经行走在这里的街道之上，在这里的建筑物里收集税款——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无需大惊小怪。仅此而已。真见鬼，这座了不起的建筑物就这样被扔在沙漠里，就像两千年后的一号公路可能也会变得如此朦胧、庄严，连接着两座城市，一座曾叫做纽约，而一座曾经叫做里士满。

如果说清晨时分沙漠的热力还只是让人透不过气的话，那么已近正午，我们沿着“大城”行车时感受到的热度可谓难以忍受。我只消这么说：不管何时，只要看见一条灌溉渠或者一条支流，我们都会从吉普车上跳下去，把手表和钱包顶在头上，穿着衣服直接跳进河里，把晒得发疼的毛孔浸个透湿。然后我们拿大罐子盛上肮脏的河水，上路之后浇在头巾上，但与以往一样，这种做法也只能暂时缓解一下，几分钟之内我们就又干透了。大家往沟里跳了至少十次，而如果不这么干就根本坚持不下去。最后，我们不得不躲进一个巨大空旷的建筑物里，等待着夜幕降临。

有一次，我们把身体浸湿之后，纳兹鲁拉让我坐上他的车，但是他不愿意谈及自己的婚姻。他想要谈谈过去，谈谈“大城”曾经辉煌过的那些岁月。“这座城市的贸易可能远及莫斯科、北京、德里和阿拉伯国家。这里从未像大夏城一样美轮美奂，但是它必定有过辉煌。你觉得究竟是什么东西毁掉了这座城市？”

“成吉思汗。”我满怀自信地回答，“我在学校里曾经读过有关他的事情，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从未想到他具有如此毁灭性的力量。他站在你的城市面前，喊道，‘我来啦！’很快这座城市就没了。”

“不对，”纳兹鲁拉笑道，“你太抬举老成吉思汗啦。大夏城——我们曾经拥有的最棒的城市……那座城市确实是被他毁掉的。这里不是。赫拉特也不是。他杀光了这里的居民，可人们很快就又繁衍起来，而赫拉特直到今天还存在。将‘大城’抹去的不是他。是别的力量。”

“是瘟疫吗？”我决定赌一把，我的脑子还没适应中亚地区的思维。

“有三种主要的说法，彼此之间也并非互不相容。”他慢慢地说道。这种谈话是他最喜欢的，像很多受过教育的阿富汗人一样，他喜欢用德国式的思维方式进行辩论。

我笑着打断了他。“我刚刚想到，纳兹鲁拉。我跟你、莫西布・汗和努尔・木哈姆德已经相处了这么久，你们从不说，‘我以先知的胡子发誓’或者‘我以忠诚的血液起誓’，还有‘真主安拉会替我复仇’。我简直没法相信你是个真正的穆斯林。”

“我也听过有人这样抱怨你。”他严肃地回答道，“你和美国大使也从来不说‘哎呀基督耶稣’或者‘天啊基督’这样的话。我们生活在一个背离本性的时代。”

“说下去，先知的儿子。”

“这让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他说，“有一阵子我跟一个宾州的女学生约会，她对于亚细亚的全部了解只有那首歌谣《阿伯杜尔・阿布尔布尔・阿米尔》。有趣的是，她跟其他人一样是个聪明人。”

“到底是什么东西毁掉了‘大城’？”

“第一个说法，这里曾经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水利工程的典范。我记得亚历山大大帝就是这样评价的。到处都能看到这古老工程的遗迹，比如在那边就有一个，那可能是一个水库。但是人们渐渐变得懒惰了，他们没有坚持修筑下去，以为一个工程坚持了一百年，也就能再坚持几百年。他们不再清理水渠，也不再修筑新的水坝。他们猜得没错，接下去的一百年平安无事。但是他们已经和死神签下了合约。这件事不能怪到成吉思汗身上。人们变得又胖又懒。”

“第二个说法，我比较倾向于这个说法，就是盐的问题。在一片土地上灌溉的时间长到一定的程度，持续的水流会将盐分积累下来，这样，每年种植庄稼的时候都会将耕地恶化，这样看来，也不能完全归咎于那些懒人。也许土壤里的盐分成了大问题，没法解决了。在未来几百年内，也许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也会变成不毛之地，因为现在人类的种植技术太高明了。你们的土地含盐量也在大幅度上升。看，那是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他指了指那片废墟说。

“第三个原因是最撩人的一种说法。就是山羊。那些见鬼的山羊是亚细亚的诅咒。上帝赐予了我们丰饶的土地，上面长满巨大的树木，还有肥沃的土壤来供养所有的人类。但是魔鬼也来了，只给了我们一个东西——山羊。山羊占据了森林，吃掉了所有的树苗。啃秃了田野。它们吃掉了土地上的植被，把土地变成了沙漠。也许它们是最有毁灭力的动物。比眼镜蛇还要危险许多。”

“但是那些山羊跟‘大城’有什么关系？”我问道。

“这里曾经是个大都市，”纳兹鲁拉解释道，“你看见的那些山，肯定一度长满了树木。木材和木炭生意一定很兴旺。过度砍伐毁掉了一部分森林，山羊毁掉了剩下的那部分。于是到了今天，我们阿富汗几乎没有任何森林。你认为我们是故意住在泥屋里的吗？这些泥屋条件很恶劣，但是我们又没有木材。我在美国期间一直在想，‘山羊毁掉阿富汗，而又是什么毁掉美国？’我找到了答案。毁掉你们的森林的，是人类。”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在这次战争里，你们战胜了德国人，但是未来德国必胜。因为德国人一直在种树。”

我想把谈话重新引到艾伦・杰斯帕身上，但是一直坐在我身后备用轮胎上的向导喊起来，说我们已经接近了察哈尔，也就是普利契特所在的地方。我们找了一条小渠，跳进去休整了一下，然后站在河岸上让狂风把我们吹干。头巾没有了潮气之后，我们就换上了土耳其毡帽。我们把衣服理平整，让自己尽量体面一些，同时我问道：“为什么要费这些事儿？”

纳兹鲁拉回答道：“下去之后你得给酋长留个好印象，否则你会一无所获。”我们开车进了村子，这时他又说：“我们离喀布尔太远，这里的政府形同虚设，只有那个强盗在随心所欲地统治着。谁又会穿过沙漠去跟他较劲呢？”

这是一座迷人的村庄，里面有一座很大的商旅客栈，还有清凉的石榴树林，花开得正艳，传来一股特殊的香气。酋长走出来迎接我们。他是个块头很大的家伙，身高足足有六英尺，我暗自想到：我们选出来当统治者的，果然总是身材高大的人。

很明显，这个酋长是管事的。他就像是这个小小王国的绝对君主，有自己的军队、法官，还有自己的国库。因为这里离波斯太近，离喀布尔又太远，所以主要使用波斯货币和波斯邮票。“阿富汗现在还有好几十个这样的地区。”纳兹鲁拉解释道，于是我弄懂了为什么在察哈尔没法把一个断了腿的美国人撤走。如果你在这里生了病，当地的医生会给你救治，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酋长把我们领进了商旅客栈一角的低矮闷热的小棚子，在稻草垫子上放着一张绳床，上面躺着骨瘦如柴、面色惨白的美国工程师约翰・普利契特。他长得瘦长结实，快五十岁光景。纳兹鲁拉伸出手去说道：“你好，教授。美国大使馆来人了，要把你带出去。”

“我想……现在就走。”病人答道。酋长的仆人已经给他清洗了身体，喂了吃的，刮了胡子，但是他看起来太憔悴，几乎不成人形，我第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他时日无多了，他的左腿暴露在干燥的空气中，为的是加快愈合速度，左腿被两根断骨刺穿，明显已经长了坏疽。他的皮肤绷得紧紧的，泛着绿色。

史迪格里茨快步走到床前，仔细查看了几分钟，手指头放在鼻子下面闻着。然后，他探了探病人的腹股沟和腋窝。做完这些之后，他把右手放在普利契特的肩膀上，平静地说：“普利契特教授先生，这条腿必须截肢。”工程师呻吟起来，脸色比之前更白了。

史迪格里茨仿佛是在劝说我们其余人，他说道：“在我看来，世界上根本找不到什么办法保住这条腿。我敢肯定，其他的医生也会同意我的看法。我非常抱歉，教授先生，但是你必须明白这一点。”普利契特不出声了。他肯定早就知道这个结果。

史迪格里茨用一种毫无感情的职业性语气继续说道：“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每个人都得为此负责——普利契特、纳兹鲁拉还有米勒。我可以在这里给他截肢，但是他在哪里做康复治疗？你们说给我听。或者我在这里给他上点药，然后赶快把他送到坎大哈去，那里的手术条件要好得多，也更容易康复。那样的话，问题就是，你能忍受跨越沙漠的痛苦吗？”

我们面面相觑，都等着对方说话，然后普利契特坚决地说：“我肯定会死在这儿。”

史迪格里茨问道：“就是说，你想回坎大哈？”

“是的！是的！”普利契特喊道。

“你觉得如何？纳兹鲁拉大人？”史迪格里茨接着说道。

“我有个问题。”纳兹鲁拉反问道，“普利契特教授，你应该记得沙漠是个什么情况。你觉得自己能撑过去吗？”

“是的！”普利契特又说了一遍，“我肯定会死在这儿。”

“我们把你送回坎大哈。”纳兹鲁拉坚决地说，作出这个决定后他又恢复到高效率的本性。他看了看表，急急说道：“我们必须在天黑之前回到‘大城’。我们在那里过夜。然后在黎明时分开始穿越沙漠。你们几个都准备好了吗？”努尔和史迪格里茨都说准备好了。然后他直接对普利契特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你确定能撑过沙漠？”

“马上就走。”工程师说道。

“我们走。”纳兹鲁拉宣布。

使我感到震惊的，不仅是对于这个决定本身，还有这种仓促决定的方式。“等一下！”我抗议道，“史迪格里茨医生，普利契特教授有能力作出这样的决定吗？”

“我有能力。”普利契特插嘴说，“我已经在这儿等得太他妈久了。我肯定会死在这儿。”

“你是否穿越过沙漠？”我问道，我是这几个人里年纪最轻的，以这种方式横加干涉暴露了我内心的紧张。

“我人已经到这里了，不是吗？”普利契特不屑一顾地说。

“你记得沙漠的高温吗？”

“好了，米勒，我拒绝待在这里。我们走吧。”

“你记得那种高温吗？”我喊道，“你有没有在白天穿越过沙漠？”

“是的！”病人吼道，“我撑得住。”

我请求史迪格里茨医生：“你非常清楚，医生，那种可怕的高温天气和剧烈运动会增加那条腿的危险。”德国人沉默了，我喊道，“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知道。”史迪格里茨不情愿地表示同意，“晚一分钟动手术，就会增加一分危险。”

“我正是这么想的。”我虚弱地说。我觉得眼泪马上要夺眶而出了。我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们在这里做手术——马上进行手术。”

史迪格里茨严肃地说：“但是在这里动手术风险一样很大，米勒先生。”

“看在上帝份上！”我喊道，“给我一个答案，行还是不行。”

“没有什么行不行的答案。”德国人固执地回答，“都有风险。这里有风险，那边也一样。我决定不了。”他转向普利契特，温和地问道，“教授先生，你明白你现在危在旦夕，不是吗？”

“三天前，我以为自己已经死掉了。”普利契特说，“我再也不怕了。在您看来，医生，哪种方法胜算更大？”

“这个我回答不了。”史迪格里茨坚持说，“这必须由你和你的美国顾问来决定。”

病人抬头看着我，死亡离我近在咫尺，我差点转过身去。“年轻人，”他平静地说，“我算计过，去坎大哈，我的胜算最大。”

我非常肯定，在沙漠里他那条腿会不断把毒素送到他的全身，肯定会没命的，我既不能接受他的回答，也不能接受纳兹鲁拉居然同意他的意见，医生又是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我知道我们必须马上给他截肢。我愤怒地看着纳兹鲁拉说：“我们可以到花园里谈谈吗？”

“你是在浪费时间。”纳兹鲁拉警告我。

“我需要你的建议。”我说。

“你已经听到我的建议了……去坎大哈。”

“求你了。”我恳请道。

我硬把他拉出去，来到石榴树下，此时正是春季，石榴树散发出阵阵香气，我也许有机会能对抗他的死脑筋。“你是美国方面的负责人。”他严厉地说，“你必须作出决定……你只有十五分钟时间。”

“但是，纳兹鲁拉，你是科学家。你知道那样的一条腿会把毒素送进他的血液中。他不可能撑得到坎大哈。”

“医生觉得他可以。我认为他可以。我们应该动身了。”

“但是我们决定在这里动手术，你会帮我们安排吗？”

“绝对没问题，米勒。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在这里待上一个月。你来作决定，我只管服从。但是你一定要作出决定。”

“请帮我选出上策。”我请求道，“有个人快死了。”

“我不能帮你做你分内的事。”他冷冰冰地说。

“我能再见见医生吗？就一分钟？”

“史迪格里茨？他没法作出道德上的判断。他说得很清楚：事实就是这样，你来决定。”

“他说了什么事实？”我问道，紧张得直冒汗，“我想再听他说一遍，然后再作决定。”

“不行！”纳兹鲁拉喊道，“你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

“求你了，帮我重复一遍他说的话。我还没弄明白。”

“他说，”纳兹鲁拉不耐烦地重复道，“不管我们在这里给他截肢还是把他弄到沙漠那头去，普利契特都有可能死掉。”

“他没这么说！”我抗议道。这次我真的糊涂了。

“他就是这个意思。他相信就是这样。果真如此的话，而且我确定事实正是如此，那么这个问题就简单了。哪种做法对你我的国家最有利？”

“那个男人可能马上就死了，你居然用这种方式来讨论。”

“米勒，他会死掉的。怎么做对你我最好？说出来，否则我们该走了。”

“等一下，让我想想。”我请求道，“纳兹鲁拉，咱们知道他想离开这里。我到底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尊重他的意愿呢？”

“你应该完全尊重他的意见，米勒。如果他待在这儿，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

我犹豫了，然后坚定地说：“好的。我们带他去坎大哈。”

“那就是你的决定？”

“是的。我们出发吧，马上走。”

“请写下来。”

“你到底要干什么？”我喊道。

“这种事通常没有好结果。”纳兹鲁拉谨慎地说，“美国人总是责怪阿富汗人……把我们搞得像白痴。如果这个决定是愚蠢的，那也是你的决定，你得立个字据。”

“我不怕。”我勇敢地说，感觉自己超越了二十六岁的年龄，“但是这样的话，我就得和史迪格里茨和普利契特谈谈。”

“你还有十分钟。”纳兹鲁拉说，“超过十分钟，我们就得留在这里……待上好几个星期。”

我们回到病房，叫史迪格里茨医生到花园说话。他不愿意去，但是纳兹鲁拉用德语说：“过去。”

“我需要你最诚实的判断，史迪格里茨，你不能回避这个请求。怎么做对他更好？”

“这不是应该由我作出的决定。”史迪格里茨顽固地坚持说。

“一名医生居然会采取这种态度。”

“这种情况之下，我只有这种态度。”他回敬道。

“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我喊道，我承受不住压力，终于失去耐心。

“普利契特会死掉的。”他粗声粗气地回答道。

“我认为如果现在就截肢，他还有一线生机。”

“你说得对。”

“如果你把他拖过沙漠，他几乎死定了。”

“你说得对。”

“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咱们进去做手术吧。”

“我警告你，米勒大人，这不是我作出的决定。普利契特坚信，在这里再多待一会他就会死掉。他已经筋疲力尽了……你这样的年纪，能理解这种感受吗？筋疲力尽。对于他来说，如果冒险去坎大哈能给他一丝希望的话，可能会更好。”

“谁能决定这一点？”

“普利契特。”

我回到了房间，告诉纳兹鲁拉：“我在五分钟之内就能写好命令。”

“那最好不过了。”他说。

我走到病榻边，对普利契特说话之前，我看了看商旅客栈那光秃秃的墙壁，闻着那腐臭的、热哄哄的空气。换作我，就算不生病也不愿意待在这样的房间里。但是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热气中躺上三个星期，任凭当地的赤脚医生随便糟蹋我的腿，看着它慢慢肿大、变成绿色，一定令人无法忍受，想到还要在这里待上六个星期，我一定会精神崩溃。

我坐在床上，告诉普利契特：“应该由你我来决定这件事。在这里，还是去坎大哈？”

“我知道我不行了。但是如果待在这里……你说你的名字是什么来着？”

“米勒。我是使馆的人。”然后我有了一个主意，“你知道，普利契特教授，是大使本人派我过来的。他对你极为关切。”

“我不知道有谁在乎我的死活。”他转过头去，控制不出自己的泪水，“上帝啊，米勒，这简直是世界末日。”

“我了解。”我说道。

“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他嘟囔着，“跑到一个根本不在乎你死活的地方搞水利研究。”

“别这么说。你写信给我们讲了纳兹鲁拉的事情。他是个很棒的工程师。”

“就是那个留胡子的？”

“在德国受的教育。”我安慰他说。

“最出色的人里，有好几个都是从德国来的。”他赞许地说，他的口吻表明他是一个注重实际的人，他知道哪里都会产生优秀的人才。

“你决心要去坎大哈？”

“待在这里我会死掉。”

“你乐意担这个风险？”

他的精神崩溃了。他用一个胳膊肘撑起身子喊道：“如果你怕丢掉这份卑鄙的工作，那么我来立字据。我愿意离开这个倒霉的地方。”

“我来写。”我说，感觉糟透了，我知道自己是在往死路上逼他。我叫努尔・木哈姆德拿来我的公事包，在一张公文纸上写下：

阿富汗，察哈尔

1946年4月12日

兹命令将美国灌溉工程师约翰・普利契特送至坎大哈的医院，以接受此处无法获得的医疗救治，他的左腿已经严重感染，急需治疗。

马克・米勒

美国大使馆

阿富汗，喀布尔

做这些事情让我感到一阵恶心，我把命令递给纳兹鲁拉。他读了两遍，给史迪格里茨和努尔・木哈姆德看了一下，然后小心地折了起来。“我们十分钟之内出发，在沙漠边上过夜，只要条件允许，立刻开始穿越沙漠。”

他忘记了一件事。除非带着他的水位记录，否则约翰・普利契特拒绝离开他的岗位。“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个。”他说，“修建那座水坝的时候，他们要用到这些数据。”让我吃惊的是，史迪格里茨医生也赞同他的观点。

“科学家就是要保存好数据。”德国人说。

于是一个向导带着我跑到赫尔曼德河南部两英里处，约翰・普利契特收集数据的地方，纳兹鲁拉也正是要在那里修建水坝。也许更重要的是，普利契特坚持要拿回记录的这些话会为阿富汗和波斯两国之间共享河流的条款打下基础，而波斯此前曾经威胁说要发动战争来争夺这条河流。我们找到了一处被烤得滚烫的小棚子，几个水位尺，还有一沓珍贵的水文记录。向导用普什图语警告我，要小心通向棚子的那条路，普利契特就是在那里把腿摔断的。我站在这座孤零零的小棚子里，这里平日的温度超过一百三十度，是真正的世界尽头，我想到了美国国会里所有那些信口雌黄的演讲，说国防部那些无所事事的小混混，说他们是天天穿着条纹裤子在下午茶会上鬼混的小伙子，我希望那些傲慢的演讲者能来这里看看约翰・普利契特为我国和阿富汗所做的伟大工作。

“普利契特是个好人吗？”我问向导。以前从来没人要他作出这类判断。向导被弄糊涂了。最后，他开心地说：“是的，他的枪法可精了。”

我跟着纳兹鲁拉坐在他的吉普车里，而普利契特则被安置在努尔和史迪格里茨的后排车座上，由他们负责照顾。他们把他弄上车的时候，德国人热情地说：“要说哪个人最有可能穿过沙漠的话，就是这个人啦。”

“我们会成功的！”我们出发的时候，工程师喊道。停车时，往这个奄奄一息的人身上使劲儿泼水来给他降低体温的任务交给了我。但是没走多远，他就变得有点神志不清，想让我待在他身边，因为想聊聊美国的事情。

我们就这样开过了沉闷、空旷的‘大城’建筑群，晚上稍微凉爽一些的时候，他的烧退了，我们说了一会儿话。他来自科罗拉多的科林斯堡，每年秋天都去落基山打猎。他承认自己是相当不错的来复枪手，曾经捕获过麋鹿、狗熊和野山羊。对于野山羊，他的评价很不怎么样，认为这些畜生造成的破坏比带来的好处更多。有一件事他很乐观，他说他认识一个洛夫兰人，那人只有一条腿，但是照样可以去打猎。

“我这种人，”他说，“在学会用木腿走路之前绝不会放弃。”但是下一次我们停车之后，史迪格里茨医生决定给他喂上一片安眠药，然后工程师就沉沉睡去了。

第十章

早晨的阳光刚刚够亮，我们就穿过了峡谷。骄阳似火之时，我们已经进入了沙漠之中，并频繁地停车下来把水浇在头巾上。开始，我和努尔与病人同乘一辆车，保持他的身体包裹在湿润的止血敷布里，但是他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有一次停下来取水时，史迪格里茨坚持跟我换了位置，以便随时看护病人。他采取了进一步的严格措施来照料普利契特，效果颇为显著。刚上路时，我对工程师的生还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但是很明显，事实即将证明我想错了。

现在我与纳兹鲁拉坐在一起，我们讨论了普利契特的病腿，他相当直接地问道：“关于我的妻子，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

我被这个问题惊呆了，因为我本想采取迂回战术，引诱他谈到这个话题，有那么一会儿，我的脑袋里一团迷糊，于是我机械地重复道：“她离家出走了？”

“是的。去年九月走的。”

“那是八个月之前了。”我结结巴巴地说。

“感觉上好像有更长时间。”他说，搓着自己的胡子。他戴着浸了水、走了形的头巾，看上去具有鲜明的亚细亚人特征。

“她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你不会理解的。”他神经质地笑着回答。他想助我一臂之力，但这件事太荒唐，一时还摸不清情况，于是他保持沉默，让我想到那位满腹忧虑的阿富汗丈夫，在他患病的妻子和史迪格里茨医生之间来回奔波：他只把自己能够理解的部分说出来。

我理解他善意的努力，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边开车边谈话实在不容易。沙漠里酷热难耐，我们两人都张着大嘴拼命呼吸。“普利契特可受罪了。”他说道。

“我昨天就担心这一点。”我提醒道。

“这件事咱们已经讨论过了！”他谨慎地说，“我有你的命令，书面形式的命令。”

“你可曾提醒过艾伦・杰斯帕……”

“说我已经结婚了？我告诉过她。”

“那天在坎大哈，我见过你的妻子，我是指你的阿富汗妻子。”

“我知道。凯里玛写信告诉我了。”

“她怎么能有空寄信？”我问道，好像电影里的侦探套住了嫌疑犯一样，“我跟她见过面，很快就动身出发了。”

“送史迪格里茨过来的信使也带来了她的信。”他解释道，我不得不认为自己方才的不解实在浅薄。

“抱歉。”我不好意思地说，“整件事情似乎都很不明朗。”

“对于我来说，更是如此。”他承认。

“那么，凯里玛说的是真的？你确实告诉过艾伦？”

“凯里玛说过的话，基本上都是真实的。”

“她是个漂亮姑娘吗？”我问道，没有什么明显的用意。

“非常漂亮。她穿罩袍真是愚蠢。我不要求她这样做。”

“我怀疑她对努尔・木哈姆德有顾虑。”

纳兹鲁拉放肆地大笑起来，当时我肯定是面有愠色，于是他说道：“我非常抱歉，但是你提到罩袍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件事，比起我能告诉你的任何其他事情，这件事能更好地说明艾伦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得说，你的怀疑也不无道理。你觉得我肯定是虐待了她，我家人把她当囚犯一样关起来，她被藏在高墙里的某个地方，伺机逃命。米勒，她来到喀布尔时，我们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尽力让她感到舒适自在。你知道她是怎么做的吗？婚礼过后的一天早晨，她下楼吃早餐时，穿着一件罩袍。”

“什么？”

“没错，吃早餐的时候她穿着罩袍。那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丝绸做的罩袍，是她让伦敦的裁缝按照书上的图缝制的。她想要比阿富汗人更像阿富汗人。我家里人忍着不笑出声来，她那滑稽的样子让我笑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我们解释说，你不用在早餐桌上穿罩袍。但是我劝她不要穿上街可是费了一番工夫。”

他回忆起那次奇特的经历，笑了起来，就像一位父亲吃工作午餐时回想起孩子犯的错误。“你可能听说过，在喀布尔的某一天，毛拉对着她吐口水。事后她哭了起来，不是因为毛拉们，而是因为生我的气。‘如果你让我穿罩袍，’她呜咽着说，‘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我不明白。”

“你们美国人没法理解艾伦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女人。很明显，她的父母不了解这一点。她的教授们也不了解。不要再把她叫做小姑娘了。她是个女人。我觉得她从来就不是什么小姑娘。她是一个非常罕有的人，能够洞察上帝的内心。我认为你知道，我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她就把原子弹的事情都告诉我了。”

“你是1944年遇到她的。”我推算着时间，“那时候还没有原子弹呢。”

“她自己编出来的。”他神秘地说。

我斜着眼睛看着他，他刚要给我细说，突然间，后面那辆吉普车示意我们停车，有那么一会儿，我们等着他们赶上来，趁着这个工夫，他补充道：“艾伦预见到，如果各个国家继续他们的疯狂行径，那么就不得不发明一种特别可怕的武器。她甚至相当精确地描述了这种东西。‘现在是航空时代，所以他们会从空中把它发射过来，把整个城市夷为平地。’她还说根本没有办法阻止这种武器，很可能也没办法逃脱。她说，‘我希望在他们把我们毁掉之前能到阿富汗去。’开始我以为她把我们这里当作避难所……因为我们这种地方根本不会遭到轰炸，可她并不是这个意思，她告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地方能躲得过去，如果我注定要死去，我想死在阿富汗，那里与我们这个可悲的文明相距最远。让我们到原始的地方去，在那里生存，在那里死去。’我觉得她反对我修建水坝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

史迪格里茨医生阴着脸走到我们的吉普车旁，直截了当地说：“他活不成了，纳兹鲁拉，他想让米勒跟他坐一辆车。”

但是我马上就要探知纳兹鲁拉的秘密了，我自顾自地抗议道：“我想与纳兹鲁拉谈谈……再谈一会儿。”

史迪格里茨面无表情地说：“普利契特也想谈谈。跟美国人谈。”

“抱歉。”我说，然后我坐到工程师那发着高烧的额头旁边，开始给他敷毛巾，但是他只是张着大嘴，翻着眼睛盯着我。他已经到了弥留之际。

最后，他轻声说：“我喘不过气来。”努尔已经开始流泪了。

“我也喘不过气来。”我安慰着将死之人，“太热了。”

“你不一样。”他清晰地说道，“你没有拖着一条病腿，这条腿一跳一跳的，就像打鼓一样。我能感觉到它把毒素抽送到我的体内。”

他正在重复我说过的话，我忍着没提醒他，说：“咱们已经走完一大半的沙漠路程了。”

“我想请你给我妻子捎个口信。”他痛苦地用力说道，“她住在科林斯堡。是个好得要命的女人。告诉她……”他抽搐了一下，几乎可以看到一阵苦楚闪过他的脸颊，迫使他停顿下来。

我把他的头巾浸透，用湿布铺在他的腿上。河水已经用完了，我向努尔提出：“我们得用点饮用水了。”努尔沮丧地看着我，仔细观察着前方的沙漠，然后听了听普利契特的呻吟声。我看到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在极度干燥的空气中变成了盐粒。

“如果他需要水，就给他吧。”他用普什图语说道。

我在普利契特的额头上倒了一些饮用水，他又恢复了一些神智，可以口述几个断断续续的词语，让我带给他的妻子。她得去找丹佛市的一位弗格雷格斯先生商量后事。孩子必须拿到大学文凭，两个都是。然后，出于一些我不能理解的原因，他开始进行一段长长的叙述，讲述他在一篇科技论文中读到过的一种新型涂料。这种涂料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他们家地下室的问题。花上二百美元是值得的，但是她也许能讲讲价钱买下来。

“普利契特。”在他长篇大论地讲完涂料的事之后，我突然插嘴说，“我认为我最好把史迪格里茨医生找来。”

“不要去。如果我要死去，让我与我的同胞待在一起，而不是什么见鬼的纳粹分子。”他开始打冷战。然后他的脸上冒出了一层吓人的汗水，细小的汗珠涌了出来，立刻就在令人头晕的热气中蒸发掉了。

“我要着火了！”他喊起来。努尔・木哈姆德听到了我们的对话，放声大哭起来，终于停下了吉普车。

“我不想开车把这个人给死神送上门去。”他抹着眼泪，光着脑袋站在太阳底下，“如果死神想收走这个人，就得到……这里来。”

我看到打头的吉普车开始移动，感到气愤极了，于是连续按起喇叭。“别吵，你们这些小子。”普利契特喊道。

纳兹鲁拉收到我发出的信号，在灼热的页岩平原上调转车头开过来。“你他妈的到底出了什么毛病？”他对努尔吼道。

“我不想开车把这个人给死神送上门去。”努尔固执地重复道。他从行李中拿出一小块布，铺在沙地上，面朝西方的麦加圣地跪了下来，开始祈祷。

“他看上去糟透了。”纳兹鲁拉说，史迪格里茨医生快步跑过来，查看着神志不清的工程师。

我的嘴唇里无声地冒出了一句奇怪的、沙漠居民常说的祈祷词：“噢，上帝，请饶恕我的族人。”我说完这句话，约翰・普利契特就死去了。

我失神地望着纳兹鲁拉，他耸了耸肩说道：“这就是靠运气，没有人觉得他运气好。”这句话太冷酷无情了，我简直想对着这几个笨蛋大发一通脾气，正是他们默许了这种可耻的自杀行为，但是努尔・木哈姆德比我还要义愤填膺：“你们都是凶手。把这个倒霉的人带到沙漠里来。”

这就太过分了。我喊道：“如果你真这么想，为什么不早说？”

“没人问过我。”他抽泣着说。我突然想到，如果他当时能够帮我说话，哪怕只有一次，我们也不会离开察哈尔，普利契特现在还会活在世上。但是我知道他为什么不肯站出来：他不敢与社会地位更高的纳兹鲁拉正面对抗，因此，眼下我们只好站在沙漠里，还要把一具死尸运走……正午的高温正在无情地蹂躏着这具肉体。

现在努尔・木哈姆德还没法开车，所以我负责驾驶载有尸体的第二辆吉普车，向坎大哈开去，但是当我们以四十英里的时速开到页岩堆上的时候，我突然看见前面有一大片石膏若隐若现，想到那几个士兵正是因为躲闪不及才命丧黄泉，我慌忙急打方向盘试图避开，结果直接撞上了一堆摇摇晃晃的岩石，在车前轴下面发出“咔啦咔啦”的响声。

努尔・木哈姆德吓得魂飞魄散，他一边责怪自己，既然地形这么险恶，应该由他来驾驶汽车，一边还在诅咒命运，而那具尸体已经被甩出了吉普车，七扭八歪地躺在页岩地面上。纳兹鲁拉倒是镇定自若。他安抚着努尔，又叫我不要自责，同时帮助史迪格里茨医生把尸体搬进了那辆还能开的吉普车。然后他平静地研究了地图，告诉我们，“舌头客栈”一定就在往北一点点路程的地方。我们把这辆破车拖到那边去，再见机行事。

当我们把两根绳子系在一起的时候，史迪格里茨说：“我们干吗不开回去，用那两个大兵吉普车上的车前轴呢？”

纳兹鲁拉突然停下来，把绳子扔在地上，站在灼热的阳光下考虑着德国人提出的建议。他揪着自己的胡子，嘟囔道：“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真笨。真笨。”他走到一边去，张开两只手，当作两辆吉普车那样比画着。过了很长时间，他在沙漠上走来走去，然后回到我们中间。

“我们必须直接去商队客栈，有三个原因，”他说，“首先，我不确定是否还能如我们所愿，找到那辆吉普车。”

“就在后面那里。”我指了指。

“有四十多英里远，”他纠正道，“有时候沙漠里的东西你只能找到一次。第二，我们没有足够的水供来回往返。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万一酋长的搜索队已经到过那里怎么办？假设我们回去，发现吉普车已经不见了怎么办？”

他没再说下去，系好绳子，然后把我们拖到了“舌头客栈”，当天下午四点钟，我们一瘸一拐地走了进去。他的便笺还夹在门上。

我们把吉普车推进了排列得像蜂巢似的房间中的一间，然后开了个会，纳兹鲁拉研究了我们目前的几种选择。我们决定，必须有两个人开着那辆没坏掉的吉普车，带着普利契特的尸体设法赶回比斯特堡。没有必要用四个人的生命来冒险。另外两个人必须留在商队客栈，身上带着节省下来的食物，守着坏掉的吉普车，等着救援队回来。“只有一个问题，”纳兹鲁拉总结道，“我们怎么分组？”

有了以往的教训，这次我迅速作出了反应。“我写一张命令，并且承担全部的责任。史迪格里茨和努尔待在这里。纳兹鲁拉和我开车赶往比斯特堡。”

“有道理。”史迪格里茨嘟囔着。

仍在瑟瑟发抖的努尔・木哈姆德推翻了这个计划。他吸着气说：“跟米勒大人在一起是我的责任。”

“你的责任被解除了。”我用普什图语回答道。

“不行。我得照看着你。”努尔坚持说。

“这种争论没有意义。”纳兹鲁拉说，“如果有人要穿越沙漠，必须得是阿富汗人。米勒和史迪格里茨，你们两个留在这里。努尔，上车。”努尔又开始抗议，但是纳兹鲁拉喊了一句在美国学来的词儿，“看在基督的份上，赶紧走！”努尔坐好之后，纳兹鲁拉拿着水罐步行到死水一潭的池边，这个水池只能给驼队旅社提供少得可怜的水源。“你们靠这点东西能坚持三四天吗？”他问道。

“三四天以内，你们必须回来。”我开着玩笑，但是我想起了纳兹鲁拉对于单车闯沙漠有多么恐惧，于是我把所有的水罐都装满了甘甜的清水，递给了他。一边这么坐着，我一边说：“千万别把这辆破车开到石膏上去。”

上路前，他向我保证道：“我回来接你的时候，米勒，关于艾伦的所有问题，我都会为你解答的。我保证。”他朝着那片让他大为恐惧的沙漠开了回去，我注视着他的车子向东越开越快，而那面孤零零的旗子在火炉似的空气里猎猎飘扬。

黄昏时分，史迪格里茨医生和我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饭，喝了一点咸咸的水。靠这个我们应该能活下来，但是前景并不乐观。我们走出去，看着灼热的太阳在沙丘后面沉了下去，然后并肩坐在怡人的凉爽空气中，直到巨大的晚星和洁白的月亮升上了天空。我们正要起身回去，这时史迪格里茨悄声说道：“那是什么？”随即我们听到了一个轻柔的声音，好像有人正在悄悄地摸到我们身边。

我们大气也不敢出，然后看见一小群瞪羚朝着月光的方向快速移动着，它们的动作看上去比在日光中更加优雅。这群瞪羚一直在北方的某个地方觅食，现在要回到沙漠里的安全地带，一个不会受到天敌惊扰的地方。这群瞪羚与我们刚刚目睹的惨痛死亡反差如此巨大，史迪格里茨和我盯着它们看了很长时间。然后，他突然拍了一下手，那群小动物受了惊吓，跳起来像旋风一样逃进了月光之中，最后消失在沙丘那边。

“无比曼妙。”史迪格里茨悄声说。有生以来第一次，我跟这个德国人感同身受。我仍然想知道他为什么要作出那个不可思议的决定，非要把普利契特拖入沙漠之中，我刚要问这个，他说道：“九点过了。咱们准备睡觉吧。”我们走进那间空旷的驼队旅社，点燃了我们的科尔曼油灯，小心地避开远在堡垒另一头的那根诡异的巨柱。但是没办法，它就矗立在那里。

我说：“在察哈尔的时候，你拒绝给出治疗方案，这让我觉得很吃惊……当时的情况很清楚，一旦普利契特把那条病腿拖进沙漠，他必死无疑。你为什么不肯站在我这边？”

“他必死无疑？”史迪格里茨谨慎地问道。

“当然。就连我都看得出来。”我说话的语气里有某种东西，破坏了刚才欣赏瞪羚时那种声气相通的默契。史迪格里茨也许怀疑，我在回到喀布尔之后会借普利契特的事不把他推荐给我们的大使。

他的脸上闪过一丝阴云，不高兴地问道：“这么说来，连你也能作诊断了，嗯？那么让我告诉你，年轻的朋友，我作不出那样的判断。我当医生的年头差不多跟你的年龄一样大了。米勒先生，有很多病症你没有资格下判断。”

他突然站起身来，脚步沉重地走到柱子那边，手里拿着我们唯一的一把小刀，仿佛受到某种强大外力的逼迫一样，用它使劲地刮着柱子外面的石膏。

“纳兹鲁拉说，这是他们的民族纪念碑。”我在房间的另一头警告他。

“这是宇宙的纪念碑。”他纠正我，“我要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他的语气十分坚定，喊道，“到这边来，米勒。是人的头骨。”

我明知不妥，但仍然缓慢地走到房间另一头，手里托着那盏科尔曼油灯，史迪格里茨医生一把抢了过去，把油灯抵在柱子上。我看到，在一寸厚的石膏后面有一个圆形骨头。“这是头骨吗？”我问道。

“是的。你估计这柱子里有多少具尸体？”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又做了一个诡异的动作。他把油灯放在一块空地中央，说道：“这是中央柱。”然后他平躺在地上，脚趾头放在那盏油灯旁边，命令我：“在我的肩膀处做个标记。”我在地上画好标记后，他翻了个身，好让我第二次标出肩膀的位置，就这样围着那根用油灯代替的圆柱绕了一圈。

“好了。”他多少有些满意地总结道，“差不多一层能挤下三十具人体。现在的问题是，一共有多少层？”他后退了一步，计算到天花板的位置有多少层，“可能有四十五层。”他停顿了一下，脸上浮现出恐怖的神色，“我的上帝！这根大柱子里有超过一千三百具尸体。”

我们坐在地板上，观察着这座可怕的纪念碑，史迪格里茨那种专注的神情打动了我。最后，我问他：“普利契特去世的时候，我看到你在身上画十字，我没看错吧？”

“你没看错。”

“你过去是天主教徒？”

“在慕尼黑的时候是的。”

“但是你放弃了天主教。”

“当然了。因为我要在这里过完我的余生。”

“为什么？”我直截了当地问道。

“肯定有人告诉过你，米勒先生。”他不高兴地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根柱子才让我如此着迷。它给了我希望。”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问道。

“这证明了一件我一直心存怀疑的事情。我们在德国的所作所为……真正可怕的行径，人类一直在做这样的事。”他居然拿野蛮时代的成吉思汗大帝为生活在文明时代的阿道夫・希特勒开脱罪责，我还没来得及表达愤怒，他就补充道，“在每一种文明里，都会有一些人横行霸道。幸运的话，我们就能及早阻止他们。如果不够幸运……”他指了指柱子。

午夜来临之前，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讨论这件事，他讲了在德国的所见所闻，说这种病态的行为有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在任何国家，为他的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我反对这种宿命论，但是他用激烈的语气对这一观点大加阐述。

“确切地说，”他说，“我没有去过美国，但是我看过你们拍的电影，读过你们写的书籍。我很确定，在你们的国家要找到纳粹党卫军的志愿者来收集黑奴并把他们扔到集中营里，简直是轻而易举。”

“等一下！”我喊道，充满了道德上的优越感。

“米勒先生！”他回答道，把我的脸扳到他的脸跟前，“你心里难道不明白，你们会对黑奴做出跟我们对待犹太人一样的事情吗？”

我平静地说：“不要因为我们有少数几个变态的人，就来判断我们整个民族。”

“你们有很多很多的变态，多得数也数不完。”他向我保证，“我们在犹太人身上大发淫威。有一天你们会对黑奴大发淫威。”

“但是肯定做不出布痕瓦尔德【12】那样的事情来。”

“刚开始，确实不会。”他赞同地说，“你们的理性不允许你们做出那样的事情。你们有《人权法案》……但是过上两三年，经过一番大肆宣传……总统、教会、报纸、电影、工会……你难道不能理解你们会有很多美国人想要用机关枪扫射黑奴？”

“不理解。”我自信地说。

“米勒先生，你是个傻瓜。”他震怒地说。出乎我的意料，他跳起身来，冲到柱子那里去，用拳头捶打着石柱。“你认为成吉思汗的罪恶是从修建这根石柱开始的吗？不。他一步一步地干，直到这根石柱完全不算一回事。随便你提任何一座美国城市，我都能在里面找到乐意这么做的人——或者应该说是乐在其中——被一步一步地引导着，直到往这根石柱里填进活生生的人体。不，米勒先生，不！你认为我一开始就是现在这副样子吗？”他捶打着石柱，直到我觉得他的关节要流出血来。

他艰难地喘着气，过来坐在我的身边。现在已经过了午夜时分，我们两人又都被沙漠中这悲惨的一天折磨得筋疲力尽，但是这根石柱让我们无法入眠，史迪格里茨轻柔地说道：“你真的认为，米勒先生，联合政府关于我的报告，开头就是像那根石柱一样的恶行吗？噢，不是的！在慕尼黑，我是一名体面的、受人尊重的医生，娶了一位大商人的女儿……还是教会信徒。我妻子和我看到在纳粹党内部有几个升职的机会，于是就加入了。还有很多头脑清醒的男男女女也加入了进去。那些犹太人，我们都看不起他们……”他的语气毋庸置疑，仿佛我自然会理解为什么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看不起犹太人一样，真的，仿佛对他们的恨意让我俩亲如手足，“我们只是把他们隔离开来。仅此而已，隔离开来。

“有一天，他们让我检查那些被关押的犹太人的健康状况，我照做了，检查得非常认真。相信我，米勒先生，如果我发现哪个犹太人需要昂贵的药品，我会照实说的，有很多犹太人之所以活到今天，恰恰是因为我给他们开出了那些昂贵的药品。”他点点头，加强了辩护的语气，我认为他常常与自己进行这种对话。有很多犹太人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史迪格里茨医生为他们所做的事情，这一点我也深信不疑。

“如果要审判我，”他相当自信地向我保证，“慕尼黑城的医疗记录会显示我拯救犹太人生命的一长串案例。全在那里……报告里都有。”

他用恳求的眼神看着我，一位疲惫的矮胖男人，头上裹着头巾，眉宇之间全是皱纹，眼睛里满是焦虑的神情。我觉得他也许在出汗，但是他背对着油灯，我只能看到他的影子。他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语气雄辩，字斟句酌：“没想到还有其他的问题冒出来。我们得把一个犹太人给诊断成心理缺陷，这样就能给他实施节育术。政府想让我证明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是四分之三血统的犹太人，好让政府没收他的财产。我之前从来没见过这个人，但是很明显，他就是个犹太人……你总是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是犹太人。于是，一步一步地，我的灵魂遭到了腐蚀。”

他受到一些沉重的仇恨的驱使，又冲到那根石柱旁边，用手掌一下一下地捶着。“米勒，”他用沙哑的嗓音喊道，“那个往还有气的活人身上浇石膏的人，你认为一开始就干得出这种事吗？你以为自己能完全不受影响吗？”

“不杀犹太人，我能做到！”

“啊，但是黑奴就是你的犹太人。你在美国能不受影响吗？”

“当然！”我愤怒地喊道。

“米勒先生，你是个骗子！你是个自欺欺人的骗子！”他又开始捶打石柱，“这也是你的耻辱柱。也是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的耻辱柱。我一个人不可能把它建造起来，你明白。”

让我觉得难为情的是，他的喊声渐渐哽咽起来，似乎他马上就要痛哭流涕地认罪忏悔。然后，感谢老天，他重新控制住情绪，又跟我一起坐在了地板上。现在大约是凌晨两点钟，在科尔曼油灯那跳跃的灯火中，我看见他那张憔悴的脸庞，疲惫不堪却又忍不住吐露出更多的秘密，他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与那天在坎大哈的广场上他痛斥那些舞男时用的眼神一样。我仿佛又听到他说着同样的话，讲述的却是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是些残忍的小鸡奸犯。他们一进城，就制造出深重的罪恶。这些相同的字眼儿到底意味着什么，混迹于纳粹党徒中的时候，他自己的人生有过何种不堪回首的经历呢？

快到四点钟的时候，他终于讲到了那段经历的关键时刻：“最终，当我们所有的战场都传来捷报的时候——那是1941年，他们来找我，说，‘我们要找一位研究主管。研究至关重要的军事问题。这最终将摧毁英国人。’我能怎么说呢？我觉得受宠若惊。

“他们在慕尼黑给了我一间非常好的实验室。我还能住在家里。”在这阿富汗的沙漠里，他似乎还在回味在慕尼黑时的那一幕幕愉快的家庭生活，“我还能住在家里，”他解释说，仿佛急于说服我相信他的话，“你应该能看出来，我必须接受这份工作。刚开始只是针对感冒做些例行的实验……非常合情合理，非常有成效。我相信现在美国市场上有一种感冒药就是根据我的研究生产出来的。我当时确信自己是在为打赢这场战争出力。

“还有其他几项研究也很顺心，到了1943年的某一天，他们让我研究一个纯粹属于理论范畴的问题：人类能够忍受多大程度的寒冷？这个问题很有水准。这个问题很重要。军方是这么说的。”他瞪眼看着那根石柱，停顿了很长时间，然后尖声笑起来，“我当时还不知道，我们即将针对同样的课题做些实验……在斯大林格勒做。”他肆然笑了起来。毫无疑问，他之前讲过这个笑话。

“那是个令人着迷的医学问题，米勒先生，”他沉思着说道，“人类到底能够忍受多大程度的寒冷？例如，昨天的那种情况。你觉得非常热，觉得再也受不了了。但是纳兹鲁拉说，你能克制住自己。接下来温度计又升高了十四度，但是你确实克制住了自己。你能够承受多少热力？很不错的问题。多大程度的寒冷呢……我清楚地记得问题的每一个字，因为他们提出问题的当天我就把它写了下来。米勒先生，你看，我很喜欢做记录。昨天，普利契特说‘我必须拿到那些记录’的时候我非常理解他的心情。因为只有通过详细的记录，科学才能够……”他说不下去了，把脸埋在双手中。他的头巾掉了下来，我看到他头上花白的头发茬，还看见他的肩膀一上一下，无声地抽动着。最后他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说道：“英国人把我的记录拿走了。我做得一丝不苟。我做得一丝不苟。”

有几分钟，我们什么也没说，然后他站起身来，沉浸在一种我不想细究的痛苦情绪之中，他围着柱子绕了几圈，嘴巴不停地嚅动着，仿佛在发表一篇演说。忽隐忽现的灯光——科尔曼油灯放出的白光把他的脸部剪影像浮雕一般投射在墙上——让他显得老态龙钟。突然，他靠在柱子上，一口气说了一大段话：“笼子里有个犹太人。大约五十岁，是个好人。他的名字……你可以去查查记录……是西姆・列文。所有的实验我都做了，上面要求我证明什么，我就证明什么，但我还没把研究成果应用在普通的健康人身上，比如我们军队里年纪较大的士兵身上。于是我选择了西姆・列文。我从笼子里一群不起眼的人当中把他挑了出来。我告诉助手：‘就是他！现在我们来看看到底会怎么样。’”

他犹豫了。从柱子那里可以看见我坐着的地方，他一定是看到了我的脸上慢慢浮现出恐怖和厌恶的神色，但是他没法不继续讲下去。“每天早晨，我们让西姆·列文一丝不挂地走进一个精确控温的房间。我们将温度调得越来越低。八个小时后，我们把他放了出来，让他回到那些满是不起眼的犹太人的笼子里去。开始他只是穿上衣服，然后跟他们聊天。后来，他回去的时候被冻得浑身青紫，两个肥胖的中年犹太妇女开始照料他。她们抬起他那冻僵了的身体，夹在两人中间，好像他是一个婴儿。那个笼子里的每一个人都会把省出来的衣服盖在那三个犹太人身上，盖在那两个胖女人，还有浑身战栗的西姆・列文身上。

“我开始恨起这个坚强的小个子犹太人，因为每一次他走进那个房间都会平静地宣布说，我还活着。说完，无论那天遭受过怎样的对待，那些犹太人都会欢呼起来。我还活着。现在对于他们来说，让他活下来变成一件象征着荣誉的大事。他们给他省下吃的。给他按摩。给他偷来药品。他们的意志使得他也坚定了活下去的决心。

“他所忍受的那些折磨，没人能受得了。他浑身发青，吊着他那肮脏的、萎缩成一团的小阴茎回到笼子里去说，我还活着。然后那两个胖女人，想起自己死在德国某地的丈夫，会张开双臂迎接他。

“这时候，肺炎流行起来了，每天早晨他开始用同样的话来问候我。彬彬有礼。早上好，教授先生。我还活着。”

史迪格里茨靠在柱子上，因为内心的恐怖而虚弱不堪。继而，他用幽灵似的、与一片死寂的房间十分协调的声音说道：“一直以来，我那个卑鄙的妻子会跟任何有点权力的人上床。”他满脸哀求地看着我，一副没法自我救赎、只得向牧师或犹太拉比求助的男人脸上那种可怜相。他用近乎哀号的声音争辩道：“然而在实验的事情上我是诚实的。只要愿意，我随时可以杀死西姆・列文，然后他就不能再说‘我还活着’这种话了。不，我严格地按照计划执行试验进度。我们每天都会降低温度。我的记录上都写得清清楚楚……跟原计划一模一样。”

“过了很长时间——比任何人敢于作出的猜测都要长得多，这个肮脏的犹太佬——”十分钟之前，他还说他是个“很好的人”，“感染了肺炎。他本该就此死去。不管参照哪种人类案例，他都该死了。但是不知怎么的，那些胖女人竟然给他注入了活力。所有被我夺走的东西，她们都还给了他。在最后的三天里，他说话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已经听不见了，但是他还是呼哧呼哧地说着，早上好，教授先生。我还活着。”

“最后我们终于把他击垮了。你能相信吗，米勒，他一丝不挂地熬了三天，房间里只有零上两度，按照你们的温度计量方法。”

我们两个谁也没有说话。然后，他狂怒地喊着：“所以，你这个愚蠢的美国人，昨天我作不出那个决定。如果我们把他留在坎大哈，约翰・普利契特就会拒绝活下去。如果西姆・列文可以拒绝死亡，那么为什么普利契特不能拒绝活下去？你来告诉我为什么，万事通先生。”

“后来怎么了？”我语气充满恐惧，也没有试图掩盖。

“他死了。比我们预计的整整晚了两个星期……十四天，然后他就死了。负责人对那几个胖女人非常生气，他把整个笼子的犹太人都送走了。”

“送走了？”我喊道，“说下去。送到哪里去了？”

“送走了。”他呆滞地重复道，然后他的语速快了起来，“我不知道他把他们弄到哪里去了。他签署了命令……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

“史迪格里茨，”我平静地说，努力克制着自己，“你在说谎。”

“不，不，米勒先生。是他签署的命令。”

“你说谎。”我不为所动地重复道。

“没有，老天爷在上，是他签署的命令。对于西姆・列文的死，我是有责任的。这一点我承认。那些记录会证明我曾在他身上犯下的罪行。但是其他的人……”

“史迪格里茨！”我嘶吼着，一股外力驱使我站起身来，“我就是犹太人！”

他难以置信地瞪着我，然后瑟缩着靠在柱子上。他试图大笑起来，好像我在闹着玩似的。他动了动嘴，想要说点什么，但是什么也说不出来。他终究没有笑出来，而是跑到柱子后面躲了起来。“米勒先生……”他有气无力地喘息着。

“我要杀了你。”我威胁道，向他猛冲过去，但是他利用那根石柱巧妙地保护自己，使我碰不到他。

那个大屋子里没有家具，除了那把他用来刮石膏的小刀之外也没有任何武器。那把小刀就扔在地上，就在我脚边，但是我却没有注意到。令我吃惊的是，史迪格里茨离开了藏身的柱子，向我猛冲过来。我觉得自己能打得过他，虽然他比我重，但是我肯定能把他揍得四脚朝天。然而我的这番准备徒劳无功，因为他不是冲着我来的。他俯身一冲，把小刀压在身下，然后一跃而起。

“我要杀了你。”我慢慢地重复道，“为了西姆・列文，也为了笼子里的其他人。”他对我冷笑了一下，用两只手拿着刀子，笨拙地放在胸前。我假装对准右边猛击了一拳，然后又向左边佯攻了一下，实际上直捣腹股沟。我结结实实地给了他一下，将其打倒在地，他尖声惨叫起来，那把没用的小刀还握在胸前。如果房间里有把椅子的话，我早就抄起椅子把他打死了，但当时我只有自己的双手，我强忍着才没有跳到他身上，而是用脚野蛮地踹着他，而他则蜷成一团躺在地板上。然后，我又一次佯攻向他的头部，脚下却大力踢向他的肚子，他的身体伸展开来，那把刀子也轻轻地掉在土堆上。我用足球运动员的冲刺动作向他猛扑过去，双手死死地扼住了他的喉咙。

我正要开始掐他的脖子，这时驼队旅社那扇大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一缕日光照了进来，一个身材很高的阿富汗人也走了进来。他用低沉的声音以普什图语问道：“是谁在驼队旅社里打架？”我抬头看了看，望见一个肤色黝黑的男人，留着大胡子，戴着飘逸的头巾。他的胸口挎着子弹带，腰里别着银质把手的匕首。

“是谁在驼队旅社里打架？”他重复道。

“没人。”我一骨碌爬起来，用普什图语回答道。

“那好。”他喊着，用套着靴子的脚灵巧地踢了一下，我们那把小刀就飞起来碰在墙上，然后又轻轻地落在地上。他捡回了刀子，将它别在腰里自己的那把刀子旁边说：“这把刀放在我这里。”

说话间，其他人也跑进了堡垒，最后进来了一个高大结实的女人，穿着鼻环，没穿罩袍。

然后我就认出了这几个闯入者：正是我在加兹尼城见到的那几个普文达人，而带着两把匕首的高个子男人就是努尔和我那天遇到的骑马男人。

他似乎也认出了我，于是转身走到门口，发出了几句我没听清楚的命令。然后他转回身，其他男人拿着木头片和一些工具走了进来，把东西都放在房间中央，生起一个大火堆。

火堆终于熊熊燃烧起来，烟从天花板上的一个洞飘了出去，那三个普文达女人迈着我在加兹尼城欣赏过的那种狂放不羁而又优雅无双的步伐走了进来。她们身着精美的灰衬衣和黑裙子，与我近在咫尺，身上又没穿罩袍，因此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们，发现这些女人非常健美。虽然她们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算不上艳丽，但是的确十分健美。

她们围着火堆就坐之后，另一个普文达人走了进来，这个女人不仅健美，她身上有着令人痴迷的魔力。这是个编着辫子的野丫头，约摸十七八岁年龄，身穿红色的裙子和粉色的衬衫。我们互相注视着对方，我认出那就是在加兹尼城追赶山羊的那个姑娘，我看到她的鼻子上没穿鼻环，她的脸上光洁干净，表情生动。她向火堆走去的时候一直盯着我看，似乎是在微笑，好像也认出我来了似的，举手投足间那股优雅的劲头儿让我不由得想到了那些随时都能闪转腾挪的瞪羚，我们就这样互相注视着对方，直到挎着子弹带的男人粗暴地喊道：“蜜拉！”然后那个女孩走到他跟前，听他指示了几句，这回我又没听清楚。

她要不就是不明白首领要她干什么，否则就是觉得他说的不对，反正她一脸迷惑地站起身来，首领推了她一下，喊道：“蜜拉，照我说的做。”他硬推着她走出了商队客栈，我只好猜测他对于她如此招摇大胆地走过我的面前感到十分生气，但是我错了。

过了一会她又出现在门口，跟她在一起的还有一位金发美女，她面容姣好，有着一双顾盼动人的蓝眼睛。虽然她穿着黑色衬衫，还戴着手镯，但是很明显她不是普文达人。这必定就是艾伦・杰斯帕了——由于长途跋涉而晒得肤色黝黑，身材苗条，生气勃勃，比她的照片看起来还要有个性。

在这以前，我想象中的艾伦长相如何，我已经不大想得起来了：我模模糊糊地认为她应该是那种生性冷淡的人，或者一看就神经兮兮的，要不就是对性爱避之唯恐不及，再不就像那些处处跟别人对着干的大学女生一样，干脆就是个怪物。她不是以上提及的任何一类人。那些用来描述不食人间烟火的革命主义者的陈词滥调，在她那张光洁美丽的面庞上丝毫找不到踪迹，我仿佛又听到情报部门的理查德森在使馆里说的那句话：我肯定会愿意跟她约会，她迷人极了。

于是我终于明白，在沙漠里，当她丈夫被问到她是否还在阿富汗时，为什么首先看了看东方和西方的星辰，并从中判断出他的妻子会在这个季节里随游牧民族的迁徙回到本国。任何认识艾伦・杰斯帕的男人都会牢牢记住她的迁徙路线。她离家出走，正是跟着这群普文达人跑了，我走上前去，想要自我介绍一番，说我是来营救她的。但是未曾开口，她就轻轻地点了点头，仿佛已经知道我是谁似的，然后就急急忙忙地跑过我身边，来到还晕头转向地躺在地上的史迪格里茨身旁。

我记得一清二楚，她动了动嘴唇，刚要说出一个单词，但是终究没发出声音。她又试了一次，喊道：“史迪格里茨医生！”他抬头看了看来人是谁，带着点一蹶不振的样子，把脸转向一边，不愿意看到这令他难以置信的场面。

她跪在他身边，拉住他的手，轻轻地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你还好吧？”她问道。

“纳兹鲁拉太太，我简直不能相信……”

她扶着他，让他站稳，然后突然丢下他转向我这边，绣了花的亚细亚式帽子里露出了一绺金发。她站在我面前，温文尔雅地说道：“我是艾伦・杰斯帕，您一定是美国大使馆的米勒先生。”

“你怎么知道？”我有些不解地问道。

“我们的人在加兹尼城处决的时候跟踪过你。”她解释道。

不知为何，她那从容不迫地神态让我有点恍惚，我不知道如何作答。“我很高兴看到你还活着。”我结结巴巴地说。

她挤出一个微笑，说道：“那些野蛮人待我非常不错。”然后她走到那个高个子首领身边，自然而然地用自己的手臂挽住他的，此时无声胜有声，一切都已真相大白……一个女人只有与男人朝夕相处才会有如此动作。艾伦・杰斯帕跟着游牧民族的驼队私奔了，传到喀布尔的沙・汗耳朵里的流言一定就是这样。怪不得他不肯亲自说出来，也不愿意在我们使馆的记录中让自己跟这条传言有什么瓜葛。

“这位是祖菲卡。”艾伦宣布。

“你们两个的恩怨了结了吗？”大个子游牧人问我和史迪格里茨。我们点点头，于是他喊道：“那么咱们开饭吧！”这就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跟游牧民族共同进餐。

第十一章

我们的早餐还没吃完，就有两个手疾眼快的普文达男孩——就是那种混迹在市场里的小神偷——跑过来，喊着说有一个房间里藏着一辆吉普车。普文达人都跑出去看那辆车，而祖菲卡问道：“是谁的车？”

“我的。”我说。

“怎么放到这里来了？”

我指了指坏掉的车轴，解释道：“我在页岩地上撞到石头了。”

“你跑到页岩地去干什么？”

普文达人都聚拢过来，史迪格里茨医生还没有从石柱引起的意外事件中恢复过来，所以我只好用普什图语讲述了普利契特的死。之后，我开始为艾伦翻译成英语，但是她打断了我，用流利的普什图语说：“我已经学会说普什图语了。”

我们又回到早餐桌旁，祖菲卡突然要求道：“现在，关于艾伦你有什么要问的？”这个问题吓了我一跳。他念她的名字时咬字很轻柔，认真地发出了两个音节：艾-伦。

我转向艾伦，问道：“你第一次遇见我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我是谁？”

祖菲卡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加兹尼城有人通知给我们了。”

“可是在加兹尼城，没有人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我争辩道。

听到这个回答，祖菲卡笑了起来，用大拇指示意艾伦说话。她把一头金发拢到身后，咯咯地笑了起来：“你一到加兹尼城，两分钟之后蜜拉就在市场里看见你了。”

“可是加兹尼城的市场里没有女人。”

“蜜拉可是什么地方都去。”

“所有的普文达人不都是这样吗？”

祖菲卡脸上得意的笑容消失了，他用指尖在我们围坐吃饭的毯子上蘸了一下。“我们不是普文达人！”他咆哮起来，“那是英国人给我们起的难听名字。意思是我们得到了许可。”他的声音含着严厉的责备，“如果你愿意，就得到了许可，进入他们的土地。我们是科契人，是‘沙漠浪人’，不需要任何国家许可我们跨越边境。这些国境线正是我们划出来的，远在好几个世纪之前！”他坐了回去，但是警告我不要说话，“我们是科契人。”

艾伦又说：“蜜拉在市场里看见了你，马上跑回营地报信，说城里有个弗兰基。她已经知道你们是大使馆来的，有一辆吉普车，同行的还有一位在政府任职的阿富汗司机，还知道你们要去坎大哈。别问我她是怎么知道的。”

我看着蜜拉，她的黑眼睛满意地忽闪着。她微笑着，但是一言不发。

“你们观看石刑的时候，我们有三个人在监视你们。后来他们跟你们的武装卫兵聊天。他们得知你要去比斯特堡，你徒步走到加兹尼城外我们的营地的时候，我一直在帐篷里看着你。”

祖菲卡又微笑起来，说道：“那时候她想跟你说点什么，但是我却说，‘不。不要打扰他自得其乐。让他穿过沙漠跟着我们吧。他的后半辈子都会到处炫耀这件事。’”

我惊得目瞪口呆，因为他竟然一眼就看穿了我的想法，我回想起我有可能错过的那些事物：坎大哈、比斯特堡的拱门、“大城”，还有这座驼队旅社。我肯定是多少流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于是他的手掌一扭，模仿着手持小刀搏斗的样子，说道：“黎明的驼队旅社……谁能剥夺一个年轻人在这里打架的权利呢？”

我怀着新的敬意看着祖菲卡，提醒他：“你说你会回答我的问题。杰斯帕小姐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他并不生气，开始解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去年九月，我们在比斯特堡驻扎了三天。我们当时要去杰赫勒姆的冬季驻扎地。这个美国女人从城堡里出来，来看我们的孩子……还有我们的女人。她会说一点普什图语，跟我们的人交谈了起来。她问我们要去哪里，他们说要去杰赫勒姆。她又问沿着哪条路线走，他们告诉她，要经过斯平布尔达克、德拉伊斯梅尔汗、本努、瑙谢拉和拉瓦尔品第。我们要出发的时候，她来找我说，‘我想和你们驼队一起走！’我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说……”

“我说，”艾伦用普什图语插话说，“我想和自由的人民一同上路。”

我转向艾伦，用英语问道：“他结婚了吗？”

她用普什图语回答，这样所有在场的游牧民都能听懂：“看起来我只会爱上已婚的男人。”然后她指着一位健壮的年纪稍大的妇女说，“那是拉查，蜜拉的母亲。”这样一来大家就都知道我刚才用英语问的问题是什么了，于是我和艾伦的交往就在这种不安、尴尬的气氛中开始了。

那位年纪比较大的女人穿着鼻环，优雅地鞠了一躬，让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挨了骂的小孩一样。我想到：我只比艾伦・杰斯帕大两岁，但是她却让我觉得自己只是个毛孩子。我记得自己刚刚想到这点，目光就碰巧落到了毯子对面，看到蜜拉正微笑地看着我一脸迷惑的样子。

饭后，祖菲卡用普什图语问艾伦：“那个胖子是医生吗？”艾伦回答说是的，于是祖菲卡说：“问他是不是能帮我们的几个人检查一下。”艾伦说：“你自己问。他能说普什图语。”

“我很乐意帮忙。”史迪格里茨自告奋勇地说，我们为了柱子的事情打过一架之后，他急于塑造自己的新形象。

祖菲卡宣布说：“医生会给你们看看不舒服的地方。”然后那些科契人就排成一列，给他看破损的手指头、有伤疤的腿，还有早就该拔掉的牙齿。我看着史迪格里茨干活，又被他处理病人的技巧折服了，我既钦佩他的医术，又憎恨他曾经靠着自己的医术干下的坏事，真是左右为难；而在他那一方面，史迪格里茨又重新燃起希望，虽然在昨夜发生了那件事，但我仍然有可能推荐他去我们使馆工作。有一次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用英语问道：“对于一个没有医生的族群来说，科契人还算是挺健康的，不是吗？他们没有医生也过得很不错。”

我觉得没有必要让他完全心安理得，于是不理睬这个问题，向门口走去，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游牧民，一个我这辈子见过的长相最滑稽的人。他身高大约五英尺三英寸，瘦得皮包骨头，脸也没有刮，身上脏兮兮的，衣服污浊不堪，破成了烂布条。他戴着肮脏的头巾，一角差不多耷拉到膝盖上去了。他冲着我龇牙咧嘴地笑了一下，露出一口碎牙，左眼角到下颌骨位置还有一条长达三英寸的伤疤。他那双凉鞋根本兜不住脚，所以走起路来总是踢踢踏踏。他对所有人都是点头奉承，一脸谄媚。

他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咬过，把左胳膊伸给史迪格里茨医生看，医生问道：“怎么弄的？”

“都是那头该死的骆驼！”男人哭叫着，两颗黑牙之间吐出一口唾沫。

“看起来你是被咬了。”史迪格里茨看着这个丑陋不堪的巨大伤口，谨慎地说。

“这位是马福隆。”艾伦介绍道，“他负责照料骆驼。马福隆，怎么弄的？”

“都是那头该死的骆驼！”小个子男人又说了一遍。

“他跟那些畜生的麻烦可不小。”艾伦笑着说。她跟马福隆快速地说着什么，然后马福隆点了点头。“其中一头骆驼把他的胳膊给啃了。”她说。

“你的意思说，咬了？”我问道。

“不是，我是说啃了。骆驼没有上牙，你知道。至少前排没有上牙，它们一生气——马福隆的骆驼总是跟他生气——那么它们就啃你。”

“你在说什么呀？”我问道。

“过来。”她主动说，然后带着我走出去，来到骆驼那边，她扔了几块馕给它们吃，于是骆驼们大张着嘴巴接住食物，我看见她说的没错。这些畜生的牙床上只有下面长着强壮的牙，上面却只有一排宽宽的牙龈，用来咬青草或者其他的草料。而在后排，它们自然长出了锋利的磨齿。

“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我说道，想找一头骆驼幼仔，好好观察一番。

“试试这头。”艾伦建议，她唤过一头算上驼峰差不多有九英尺高的家伙，这就是那头坏脾气的、攻击了马福隆导致他受伤送医的母骆驼。“这个老坏蛋恨死了马福隆，但是跟我关系还不错。嘿！嘿！”她喊道，于是大个子牲口凑到我们跟前，低下头来，冲艾伦打着响鼻，求一块馕吃。它的上唇裂开，艾伦把拇指压在那坚硬的牙龈上，然后扔了一块馕，让骆驼接住。“你来试试。”她说，然后我拿起馕，于是老骆驼又张开了嘴。它的下排牙齿触碰到的上牙龈坚硬得像骨骼一般。

“真了不起。”那头大骆驼悠悠然走开之后我说道。但是那母骆驼突然看到了小个子的马福隆从医生那里回来，于是开始吵闹起来，显得很烦躁。我用了“吵闹”这个词儿，但是我非常清楚这并不恰当：骆驼发出了一种声音，混和着呜咽、咆哮、抱怨，还夹杂着快活的喉音。很明显，虽然艾伦和我可以随便检查它的牙齿，但是马福隆最好躲得远一点儿。

“注意看！”艾伦悄声说。小个子骆驼手摘掉头巾扔在地上，又扒下长衬衫和破布条似的裤子，甩掉凉鞋，几乎脱得全身赤裸。然后他又回来，等着那头满腹怨恨的骆驼踢踢踏踏地走上前来。它嗅了嗅那些衣服，然后开始狂暴地又踢又踹。它撕咬着那些衣服，在上面肆意践踏，吐口水，然后用头抵着那些衣服在沙地上蹭来蹭去。发泄了一通之后，它仰首阔步地走开了，咕哝出一串快活的喉音。

它走后，马福隆把他的衣服整理好，重新穿上，然后去追赶那头刚发泄完的骆驼。之后他搔了搔它的脖子，骆驼温顺地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接下来，一人一驼朝着贫瘠的草场走去。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那个老骆驼手相信……而且好像他的办法挺有效……他相信骆驼们有一肚子恨意。马福隆和那老太婆打了一架，虽然它啃了他的胳膊，但是它还会一次又一次地攻击他，除非他让它跟自己的衣服打上一仗，这样它才满意，到了明天他就又能给它身上装货了。”

我们跟着那个小个子男人，还有他的骆驼走了一段距离，然后坐在岩石上看着骆驼在地上来回吃草，我在那地上却看不出任何可吃的东西。艾伦说：“我永远看不够这些骆驼。我觉得这种感觉来自于宾夕法尼亚州多赛特市的主日学校。一到圣诞节，我们就会在墙上找骆驼脚印。老天啊，那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我对纳兹鲁拉的盘问总是一拖再拖，总也问不成，于是干脆决定好好利用跟科契人相处的这一天，尽量收集点情报。于是我单刀直入地问道：“你为什么不给父母写信？”

她早就预料到会有这种质问，于是轻松地回答道：“我怎么跟他们说？”她和蔼地看着我，明亮的阳光照亮了她那洗得干干净净的脸庞，“如果他们连纳兹鲁拉这样简单的人都理解不了，又怎么可能理解现在这个情况？”她指着马福隆、骆驼队，还有驼队旅社。

“也许我能理解。”

“你不可能理解。”她不满地回答说，刚刚那种和蔼可亲的态度荡然无存。

“纳兹鲁拉仍然强烈地爱着你。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他人非常好。他非常勤奋。”她回答道。

我被她那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惹火了，刚要张嘴说点什么，这时我看到在商旅客栈大门旁，祖菲卡那高大的身影正在偷看我们俩，但是过了一会，我才发现他并没有偷看，因为他似乎既不嫉妒也不怀疑；他只是那么看着，仿佛很高兴艾伦能有机会与美国人聊上一聊。我想着：不知道他们独处的时候都谈些什么。我大声问道：“祖菲卡会读会写吗？”

“不会看书。数字……比你我都要擅长。”

这些话是用厌倦的神态说出来的，意思是不希望我发表任何意见，于是我说：“纳兹鲁拉似乎算得上这个国家里最能干的人之一。”

“确实如此。”她说，语气里半是肯定半是厌倦。随后她真挚而热烈地补充道：“他的妻子凯里玛更出色。”

“我见过她……穿着罩袍。”

“凯里玛！只要有可能，她绝对不会穿着罩袍。”

“当时我带着一个政府官员。”

“那就是了。”她说，又恢复了单调的语气，“凯里玛遵守这个习俗，目的是保护纳兹鲁拉，纳兹鲁拉向政府保证他允许她不穿罩袍，目的是保护凯里玛。”

这个说法总结得很精辟，但是我仍然记得纳兹鲁拉在沙漠里说的话：婚后的某天早上，艾伦穿着罩袍来吃早餐。也许我应该把嘴巴闭紧点，但是她肆意激怒我，让我难堪，于是我说：“纳兹鲁拉告诉我，你刚来阿富汗的时候也穿罩袍。”

她生气了，脸涨得通红，血液涌上了她那美丽的脸庞。“纳兹鲁拉说的真不少。”她说。

“凯里玛也说了不少。”我继续说下去，“她告诉我，你还在美国的时候就知道纳兹鲁拉已经有一位妻子了。”

她不安地笑起来。“你们美国男人为什么总对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缠不休？我当然知道他已经结婚了。米勒先生，这证明了为什么你永远也无法理解我离开宾夕法尼亚多赛特镇。”

“那我有没有可能了解一下，你为什么离开纳兹鲁拉？”

她用那双深邃的蓝眼睛望着我，目光坚定，几乎带着挑衅的神色，然后笑道：“为美国大使馆工作的人，不可能了解。”

我终于被激怒了。“如果你是男人，”我冷冷地说，“我就照着你的鼻子来上一拳。你怎么就不懂得跟父母报个平安呢？”

我这种直率的语气把她吓了一跳，她咬着自己的指关节，然后神经质地揉搓着衬衣上的刺绣。“你的问题很有道理，米勒先生，也很伤人。我的父母是善良、体面的人，我可以确定他们是出自一片好心。但是我怎么可能给他们写信？”她看着我，从我们开始谈话以来，她的眼中第一次出现恻隐之情，然而也不过是一闪即逝。“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写一封这样的信？”她高兴地问道，开始背诵一封想象出来的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已经从纳兹鲁拉家里跑出来了，因为他是世界上最最乏味无聊的男人，我敢肯定，他的另一房妻子也是这么想的。他要是就这样搬进多赛特镇的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因为他，我亲爱的妈咪，就像你们一样，相信上帝想让人类开上豪华汽车，电力会让人类快乐起来，如果卖出的食品罐头够多，就能缓解压力。你当时怕他怕得要死，但其实大可不必。他的想法跟你们的一样，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而且，你们一眼就能看出来，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留住他，而不是留住我。因为他卖保险的本事比你们强上十倍。

爱你们的女儿

艾伦

写于1945年

已被布林莫尔学院除名

又及：我现在跟一个没有固定住所、没有任何国籍、除了九十一头骆驼之外没有任何财产的男人在一起。他的妻子给我做了一件你们这辈子也没见过的非常可爱的灰色衬衫，我在徒步穿越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时候就穿着它。过上十一个月，等我抵达杰赫勒姆之后，我会再给你们写信的。

你们的艾丽

她苦涩地看着我，说道：“如果你觉得这封信能让他们放下心来，那就寄给他们。坦率地说，我没有这个胆量。”

我对她产生了一股厌恶之情。她说话的语气跟我在霍尤克山学院认识的一个低年级女生一模一样，只有两点不同：那个女孩儿的父亲在奥马哈卖的是袜子和创可贴；读到高年级之后，她总算有了些头脑。这个姓杰斯帕的姑娘则让人讨厌，我傻乎乎地问了一句话：“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衰老下去。到时候你在科契人的商队里还能干什么？”

“范登伯格议员老了以后做什么？他也会老的。还有你……米勒先生，你的名字是什么？”

“马克，毕业于格罗顿公学和耶鲁大学。”

“太棒了。在这阿富汗的大漠之中，要是让我遇见谁，那最好就是耶鲁的人。告诉我，你真心相信在宾夕法尼亚多赛特镇我的家乡那里有纯粹的善，而在阿富汗这里又有纯粹的恶吗？”

“我认为任何人待在他自己的故乡，跟他自己的人民在一起，都是最好的……还有，信仰着他自己的宗教。我认为你是在自暴自弃。”

“长老会的信仰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她说。

“刚才我对自己说，这姑娘听上去像是霍尤克山学院的女学生。我还是高估了你四年。你听上去像是个高中女生。”

“你该死！”她生气地说，“我在骆驼群中坐着，想着：这个可怜的小伙子，马克・米勒，毕业于格罗顿公学和耶鲁大学。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最终会落到布鲁塞尔大使馆那样的小地方去……他这一辈子的意义不过如此。”她悲伤地看着我说，“你是一个年轻、未老先衰的混蛋，我真为你感到悲哀。”

我瞪着她。至少有四分钟，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那么直愣愣地看着她。最后她耸耸肩膀说：“我投降。给我几张纸。我来写信。”

我问她要不要进屋，但是她回答说：“这自由的空气，我怎么也呼吸不够。”我走进驼队旅社，从我的公事包里拿出几张纸来，这时候我遇到祖菲卡，告诉他“她要给她的父母写封信”，他则回答说：“我几个月之前就让她这样做了。”

我把纸递给她，她蜷缩着坐在岩石上，咬着我的钢笔。然后，她开始轻松、流利地写了起来，我又得到了一个仔细观察她的机会。如果我没有听说过她那些刻薄的言论，我会发誓说她完全符合我第一次在驼队旅社里见到她时对她的评价：比我们在使馆照片上见到的更可爱、更美丽，也更有生气。她怎么看也不是一个满肚子抱怨、刚过了青春期的女孩子。她是一个思想成熟、看上去十分理性的女人，而且魅力十足。如果不考虑她刚刚跟我进行的那段对话，我可能一下子就会赞同那位热情的室友对她的评价：艾伦・杰斯帕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女孩。她待人忠实，责任感强，并且可以信赖。这句话听上去就像是女童子军的誓言。这时候，艾伦写到了比较困难的部分，脸上浮现出一丝烦恼——显得粗鲁而又叛逆——我没法自欺欺人，我可绝对不是跟女童子军在打交道。

“这样可以吗？”她问道，把写好的信塞给我。我拿过来，翻了个个，借着明亮的阳光读了起来——

亲爱的家人们：

没能早点写信给你们，我感到非常抱歉，我的生活中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变化，坦率地讲，我觉得几乎没办法在一封信里把这些给你们全解释清楚。长话短说，这些变化让我觉得前所未有的幸福，我的精神更好，更有安全感。我非常爱你们大家。

我与纳兹鲁拉的婚姻不是很顺利，但是并不是因为他的人品不好。他比我告诉你们的还要好，对于我伤害了他的感情，我感到十分抱歉，但是我别无选择。现在我跟一些非常棒的人在一起，你们也会喜欢他们的，我稍后会把一切详细解释给你们听。

为了让你们看到这个世界到底有多么疯狂，我现在正跟着一队骆驼，坐在沙漠的边缘，与一位来自耶鲁大学的特别优秀的年轻人聊天，他叫马克・米勒，他自己也会写一封信给你们，把发生的一切事情解释清楚。他会告诉你们，我非常幸福、健康，活得好好的。

爱你们的女儿

想到自己在波士顿的亲密无间的家人，看到她居然没办法与她的家人交流，我几乎流出了眼泪。我把信还给她说：“签上你的名字，然后我从坎大哈给你寄出去。”

但是签名之前，她停住了笔，沉思起来：“上帝知道，米勒，我说的是实话。我非常幸福、健康，活得好好的。如果我像拉查那样慢慢地老去，我会很满足的。”

她签上了名字，认真地在信封上写好了地址，然后咬了一会钢笔。她把封好了口的信递给我，好像要故意把我激怒似的，随即她把信晃了两下，一点一点地将它撕成了小碎片，扔在骆驼群里。“我不可能把这些不明不白的话寄给他们。”她声音嘶哑地说。

我们面面相觑，互相瞪眼看了几分钟，然后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仇恨、痛苦和迷惑。但是我继续注视着她，发现那些丑陋的感情渐渐消失了，只剩下一个美丽迷人、迷惑不解的年轻姑娘眼中那令人怦然心动的目光。我说道：“我会给他们写信的。”

“请您务必这样做。”她回答道。

我回到驼队旅社，在那里我得作出一个更加困难的决定：一方面，在沙漠里经过了漫长、困顿的一天，然后在柱子那里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我已经疲惫至极，全身各处都急需睡眠；但是另一方面我又在随时等待着纳兹鲁拉或者坎大哈来的部队到达这里，在营救队把我带走之前我想尽量多看看科契人的生活。我强迫自己保持清醒，看着那些孩子们和年老的妇女干活。我总是不断地想到：我没准儿是美国大使馆里第一个近距离观察到科契人的。我可以忍到明天再睡觉。

但是当我看到史迪格里茨四仰八叉地躺在柱子旁边的地板上时，再也无力抗拒睡魔的诱惑了。我倒在坚硬的土地上，几乎一下子就睡过去了。我最后能想得起来的，就是拉查往我身上披了一件披肩。

我醒过来时，四周一片漆黑，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想法是：太好了，如果救援队还没有来的话，那么他们明天也来不了。我可以跟科契人再度过一个晚上。大屋里满是做饭的味道，因为祖菲卡命人生了一大堆火，他们的人里有好几个都在围着火堆干活。然后我意识到身边坐着一个人，是穿着红裙子的蜜拉。我的身体动了一下，于是她用普什图语说道：“祖菲卡叫我别让孩子们过来。”然后她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说道，“艾伦教英语给我几个字。”她说话的声音像音乐一般悦耳，在我听来，这种声音应该属于年纪更小的小姑娘，她的微笑也是顽皮可爱。我伸出手去，想把她跟其他科契人与众不同的辫子抓过来仔细看看，而她却骄傲地微笑着，说：“艾伦给我梳了一个美国发型。”她用跟父亲一样的方式念着艾伦的名字，发出了两个轻柔的音节。

我用普什图语问道：“艾伦在营地里干活吗？”

“什么活都干。”她用英语回答道，接着又用普什图语说：“你是来把艾伦接回去的吗？”

“我想这么做，但是她不跟我走。”

“我太高兴了。”

“谁告诉你我要把她接走？”

“我们一直都知道，总有一天她会离开的，”蜜拉回答道，“看看她干活的样子就知道了。”

艾伦并不知道我已经醒过来了，她在火堆旁边忙活着，她对着那封信发泄出来的怒气在工作中消失不见了。祖菲卡以招待弗兰基的名义杀死了一头绵羊，现在正放到火上烤着，艾伦负责照看，防止烤焦了。她不时地用一根长长的叉子插进两扇肋骨，边尝味道边咂巴着嘴唇。孩子们待在火堆旁边，求她给点碎肉吃，仿佛她是他们的母亲，而科契族的男人们则倚靠在墙边，静静地等待着这顿不期而至的大餐。其他女人正在用石质容器做肉饭，而史迪格里茨和祖菲卡正在开K级配给罐头，刚一打开，罐头盖就会立刻被孩子们舔得一干二净。除去美国罐头不算，这个场景就是亚细亚中部平原上人类社会最初的生活状态。

“咱们吃饭！”祖菲卡宣布说。艾伦站在烤好的羊肉旁边，给人们递出一份一份的食物，神态安详慈爱，仿佛她一辈子都在做这事，看着这样的她还真让人高兴。她不时用油乎乎的手把一头金发拢在她湿漉漉的脸后面，就跟我见过的任何女性一样有女人味，我想起她那封撕毁的信：我很幸福、健康，活得好好的。很明显，她确实如此，轮到给我盛饭的时候，她递给我一大块烤成金黄色的羊肉。

“一定要尝尝馕。”我自己盛肉饭的时候她建议道。

蜜拉把我领到酋长们就坐的毯子旁，艾伦待会儿会坐在史迪格里茨医生的身边，而我在他的对面找了个地方坐下。过了一阵子，我尝着馕的时候，艾伦问道：“好吃吧？”我回答说这馕有一股坚果味，她用英语解释说，是直接在骆驼的干粪上烘烤而成的。“你吃不出来吗？”她继续问道，这下我可是尝出来了。她用普什图语说：“这就是泥土的味道。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祖菲卡点了点头说：“你吃的羊肉……是我们养的。”

过了一会儿，我告诉祖菲卡：“艾伦给她的父母写了信，但是后来又撕了。”艾伦补充说：“祖菲卡能理解。我没法给他解释多赛特是怎么回事，也没法给多赛特解释他是怎么回事。”

大个子科契人头领说：“你来写信吧，米-莱尔。”

“我会的……明天就写。”

提到明天，大家不禁一阵难过，我们围着毯子默默无语地坐了一会，每个人都带着一种陌生感看着其他人。蜜拉打破了沉默说道：“你怎么跟她的父母讲？”

“我应该怎么对他们讲？”我问大家。令我吃惊的是，拉查说话了。

“告诉他们，”祖菲卡的妻子说道，“我们现在要往奥克苏斯河去，到了冬天回到杰赫勒姆。我们居住在这两条河之间。”

“但是在你的信里不要提到奥克苏斯河，”艾伦提醒我，“他们在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地方会发疯的。正确的名字是阿姆河……离杰赫勒姆有一千英里……我们每年都会在两地之间往返。”

“那就是两千英里？”

“每年都走一趟。”

“你骑骆驼吗？”我问道。

这句话引得大家一阵大笑，艾伦解释说：“只有小孩子才坐在骆驼身上。剩下的人……我们步行。”她指着祖菲卡说，“他当然有一匹马，但是他必须骑着它来来回回照看牲口。”

“你不怕走路吗？”我问道。

艾伦指着她藏在黑色衬衫下的双腿。“它们已经变得非常强壮。”她向我保证说。

“你的族人到杰赫勒姆的旅程已经持续多久了？”我问道，艾伦又问祖菲卡。

“没人记得。”他回答说。

“杰赫勒姆的确切地点在哪里？”我问道。

“越过边界，到了印度那边还要走很远。”这就是祖菲卡的回答，我立刻爆发出一阵大笑。

大个子科契人疑惑地看着我，我解释说：“在美国大使馆开的一次会议上我们试图猜测她现在在哪里。”我指着艾伦说，艾伦用英语说：“我打赌你们肯定干过这种事。”她立刻把这件可乐的事翻译成普什图语，人群也大笑起来。

“有一名重要的官员说——”我模仿着理查德森抽着烟斗的那种自鸣得意的语气，“‘一个美国姑娘在不被人发觉的情况下进入印度，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祖菲卡笑了起来。“这些英国人！每年我们有一百万人来来去去，没人知道我们要去哪儿，也没人知道我们吃什么过活。”

艾伦接着说：“我们是流浪者，专门捉弄那些可悲的国家。”

“你们现在要去哪里？”我问道。

“穆萨达瑞尔，道拉特・德……然后二十五天之后，到达喀布尔。巴米扬，卡比尔……”然后他又说了一个名字，一下子激发起我的想象，因为我从孩提时代开始就一直知道这个地方：大夏城，亚细亚中部最伟大的名字。

“大夏城！”我说，有那么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自己探访大夏的样子，但是我的白日梦被艾伦打断了。接下来，我第一次见证了她那神秘莫测的行事方式。因为方才为了那封信的缘故，我们之间曾经恶言相向，我以为她会记恨我，但让我没想到的是，不知为何，艾伦平静地说道：“我们直接去喀布尔。”祖菲卡点点头，要么从他的态度中，要么就是从艾伦的只言片语中，我突然得到一种印象，认为他们说不定欢迎我加入去往喀布尔的旅途。我把身子向前探去详细询问，而蜜拉的样子，好像她早就知道我对这个有史以来最难以分辨的邀请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你们直接去喀布尔？”我重复道。没人说话。

然后祖菲卡静静地说：“你太年轻了。他们会派士兵去取走那辆破吉普车的。”

我转过头去跟史迪格里茨医生商量，之前我一直不愿意理他，他希望再次赢得我的好感，用英语回答：“他说得对，米勒先生。你应该去看看那些山口。我留下照看吉普车吧。”

艾伦反驳道：“你也必须跟我们一起来，医生。我们在商队里用得着你。”

祖菲卡向后靠着，看了一会儿天花板，然后问拉查：“我们在卡比尔用得着这样一个医生吗？”拉查仔细地把德国人打量了一番，然后点点头。于是祖菲卡提醒我们：“我们要过好几个礼拜才能到卡比尔。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吗？”

史迪格里茨舔了舔嘴唇，用微弱的声音回答道：“愿意。”

这时祖菲卡不再跟女人们谈话了。“你们两个，”他命令弗兰基们，“你们有多少钱能跟我们共用？”我有两百美元，阿富汗和史迪格里茨身上的钱则少得多，但是他说：“美国人欠我钱。今年秋天往回走经过坎大哈的时候……”祖菲卡伸出手去抓住了医生的手。

但在一切定下来之前，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原因让我觉得有责任提醒史迪格里茨，告诉他所冒的风险，我把他领到桌子旁边说：“对于我来说，这件事很简单。如果福布罗根生气了，他只能把我遣散回家。我愿意赌上一赌，因为从他说的话里我认为他能理解我。而你，医生，如果你惹恼了阿富汗政府……”

“我是个病人，米勒先生，”他小声说，“你知道的，病得不轻。除非我能找到重生的方式……”

“你有可能被逐出这个国家，”我警告他，“你知道那将意味着什么。”

“除非我能脱胎换骨……”

“对于科契人来说，你是个很大的累赘。”我指出。

“祖菲卡知道这个，”他争辩说，“他利用我，我也利用他。”

“他问过，你在卡比尔有没有用。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德国人回答说，“但是我必须加入这段旅程。这将是我的救赎之旅。”然后我们就回到大家那里去了。

这时候，蜜拉跑到我身边，就着火堆的余烬说：“科契人希望你加入我们当中，米勒。”然后她又用英语说，“我也希望你来。”

“我会加入你们当中的。”我说。

我们围着这即将燃尽的火堆坐着，我又给大家讲述了一遍柱子的故事，艾伦回应说，这没什么让人惊讶的，只不过是在一长串暴行中又添了一桩而已。祖菲卡检查了那些露出来的头骨，其他人看到那些尸体被封在柱子内部，都啧啧称奇，但是似乎没有谁感到惶恐不安。

到了该睡觉的时候，我第一次产生了一种疑问：假设纳兹鲁拉带着营救队来到这里怎么办？我得跟他们一起走。假设大使本人从香港回来后发现了这一切，大发脾气怎么办？那样我在国防部的前途可就完蛋了。假设沙・汗从官方渠道提出抗议怎么办？那样我就得像那两个海军陆战队员那样卷铺盖走人了。这时候，我听见祖菲卡那雄浑有力的声音喊道：“我们明天早晨四点钟出发。”不知怎的，听了这话我心里安定了不少。纳兹鲁拉不会来干涉我的，我一旦跟科契人上了路，那么无论大使和沙・汗怎么想，都无所谓了。在我抵达喀布尔之前，他们什么招也使不出来。

科契人驼队开拔时那吓人的吵闹声吵醒了我。骆驼们抗拒着，但背上还是被装上了货。黑色的帐篷已经收起来折好了。院子里的牲口们被赶到小路上，孩子们也被分配了任务，他们可不能磨磨蹭蹭，否则就得吃上祖菲卡几记老拳。就算我先前曾经认为游牧民族生性懒惰，这种想法在那天早晨也烟消云散了。

正要离开驼队旅社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纳兹鲁拉曾经非常仔细地留下了一条口信，给其他人解释他的行踪，以及他已经发现的事物。我觉得也应该对他以礼相待，于是潦草地写了一张便条，简单地说了我已经找到了他的妻子，她状态不错，而且我已经与一支科契人的商队出发去徒步旅行了。他会把消息发给我们的大使吗？“这下老头子回来可要费一番心思了。”我笑了起来，但是当我告诉祖菲卡我的打算时，他突然变得脸色苍白——也就是说，他的脸色差不多变成了白色——然后命令我待在原地，让他和其他首领商量一下。过了一会他回来了，身上抖得厉害，然后让我重写一张便条，不要提及任何科契人的事情。我照做了，然后他让艾伦念了便条，但是她好不容易才忍住不笑。她意味深长说：“这张便条的作用也就是这么多了。”但是他又小改了几处，才让我拿着一根线走到吉普车旁，把便条绑在方向盘上。

在黑暗中，我们开始向北进发。亘古不变的商队，行进在亘古不变的土地上。走在最前面的是穿着方格马甲和法国外套的祖菲卡，他骑着棕色的高头大马，别着匕首、德国步枪和皮质子弹带。后面的骆驼上有几个婴儿和一位害了病的、五十好几的老妇人。剩下的人都是步行，他们迈着缓慢悠闲的步伐，边走边照料着羊群，还把那九十一头骆驼排成一行。那些嘚嘚作响的是背着背篓的驴子们，后面是穿着粗笨军装鞋的艾伦・杰斯帕和穿着凉鞋的蜜拉。

队伍里最忙活的人要属贼眉鼠眼的马福隆了，他来来回回巡视着那排骆驼，拍拍这个，摸摸那个，检查着那些丑陋的牲口，看它们的货物有没有背好。不久我就发现，每天徒步行走的时候，有一些骆驼对马福隆满腹怨言，他本来就手忙脚乱，这下可就更加苦不堪言：这些难看的牲口们不肯起身，也不肯躺下，动不动就脱离商队自由行动，还会打架、发怪声、不听话。看着马福隆拼尽全力把骆驼排成一排的样子十分有趣。

在黎明时分阳光的照耀下，艾伦的亚麻色头发闪烁着金子般的光辉，她知道，自己在肤色黝黑的科契人中是个大美人，于是带着骄傲的神情走来走去。她学会了一种矫健的大跨步的走路方式，宽阔的肩膀在晨曦中轻快地摆来摆去；但是她并不是唯一的美人，跟她并肩阔步的还有一头乌发的蜜拉，首领的女儿，也自有一种高贵的气质。她本能地感觉到我在注视着她，觉得相当得意，我时常看到她跟艾伦咬着耳朵，手指着我的方向。

我们一天大约要走十四英里。沙漠行程不算在内，因为必须在夜间穿越沙漠。我们从拂晓时分一直走到中午，在预定的地点休息，多年以来，他们不断地回到这里，搭帐篷、拆帐篷相当于科契人一日劳作的节拍。我主动帮忙照顾骆驼，因为那些性格乖张的棕色牲口仍然让我着迷，我经常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那里看着它们咀嚼草料，它们的下颌骨一张一翕，上面似乎什么也没有。

有一次观察那头袭击过马福隆的臭烘烘的母骆驼时，我突然想到，这头眼神茫然、孤立无援的牲口像极了我那居住在波士顿的瑞贝卡阿姨。我仿佛还能听到动身前往阿富汗时，她抽泣着告诉我：“马克，一定要保重。一定要找个犹太人的好姑娘。”就像那头骆驼一样，瑞贝卡阿姨总是埋怨个不停，她的眼睛就像患了黄疸病似的，嘴巴里也总是嚼着什么东西。如果她有一身那样的毛皮，我敢肯定也会是乱糟糟的一团，就像那头骆驼一样。这两位的相似之处让我感到十分诡谲，同样令我着迷。我开始管那头骆驼叫“贝基阿姨”，而骆驼回应我的方式让马福隆气愤不已。它对他又咬又撞，只要马福隆一靠近，就发出痛苦的叫声，随即却转向我温存一番，好像一位任性的老太太。这头骆驼成了我的特殊照顾对象，在漫长的旅途中，我常常走在它的身边。

我的双腿现在变得越来越强壮。我晒得黑黑的，睡觉也特别香。我的胃口大得吓人，身体状况前所未有地好。我暗自想到：怪不得艾伦要加入科契人当中。

但是到了第六天，我对于游牧民族曾经有过的“高贵野蛮人”的幻想烟消云散了。那天我们抵达了商贸小城穆萨达瑞尔的近郊，我们刚搭好帐篷，就有六名科契人和包括“贝基阿姨”在内的四头骆驼进了城，没多久就带着大量的瓜果、肉类、鞋子和其他必需品回来了。那天我们吃了一顿大餐，本来一切都挺顺利，但是到了下午，我正在跟蜜拉说话时，史迪格里茨医生凑到我身边，用近乎哀求的口吻说道：“我特别想抽烟。这空烟袋快把我逼疯了。你往喀布尔寄报告的时候，能不能帮我从市场里买点烟草？我没钱了。”我回答说，午睡后我帮他想想办法。

我把报告寄往大使馆，然后就在市场里闲逛，寻找按包卖的烟草。一个阿富汗老人说：“我知道我手头有一些，可就是不知道放在哪里了。”我刚要空手而归的时候，一个瘦瘦的、满脸谄笑的阿富汗人追上了我，他会说一点英语。

“大人，您有汽车？”

我用普什图语说我没有，于是那个推销员安慰我说：“我有一笔您没法抗拒的生意给你做，大人。您配得上这笔生意。”

“什么生意？”

“等一下您一看便知。”他悄声说道，拉住我的胳膊把我带到同伙的货摊上。在那里堆着一些土耳其毡帽和印度纺织品，还有六个比较新的汽车轮胎。“东西不错吧，哈。”他佩服地说道。

我被这些轮胎震惊了。这些东西怎么跑到穆萨达瑞尔来了？然后我在货摊的另一边看到了一个化油器、一个机油滤清器、一个千斤顶、一整套工具和一台吉普车上所能拆下来的所有东西，甚至还有一个方向盘，上面绑着我给纳兹鲁拉的那封信。

“你们从哪儿弄到这些东西的？”我问道。

“今天下午才进的货，”他快活地说，“从俄国。”

“你们确实弄到一笔好生意，”我一边安慰他一边数出了二十来样东西，这些东西都得从我在喀布尔的工资里扣除，“但是你们得过一阵子才能等到顾客。”我提醒他。

他笑道：“五个星期，六个星期。如果没有人要我就给它们运到喀布尔去。”我一想到自己要在市场里把这些还能用的东西买回来，不禁皱了一下眉头。

“你们把这些东西运到喀布尔区吧，”我顺着他的意思说，“肯定有人要。”

我一阵风似的跑回营地，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艾伦・杰斯帕。“这些该死的骗子！”我低声吼道，“他们邀请我跟他们一起走就是为了偷走我的吉普车……一块一块地拆下来偷走。”

艾伦拼命忍着，但还是笑了出来。“你以为他们为什么请你来？因为你有魅力？”她不屑地说。

“你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吗？”我愤怒地问她。

“难道你不知道吗？”她反问道，“你还记得你把便条拴在方向盘上的时候他们多么恐慌吗？难道你没看见我冲着祖菲卡笑着，然后他把你诳到一边去吗？米勒，你往吉普车那里走的时候，方向盘已经都打包装好了……装在‘贝基阿姨’身上。”

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偷了我的吉普车，还藏在我自己的骆驼身上？”

“米勒，你本该看见那些科契人从‘贝基阿姨’身上把车轮卸下来，装到吉普车上，然后才让你把便条绑上去。”

“这下我得花上一个月的薪水才赔得起。”我心疼地说。

“跟这趟路途比起来，那还算是便宜。别跟祖菲卡对质。严格地说，他所做的是不名誉的事情，他也觉得很羞愧。在驼队旅社不该有人遭抢。”

我刚要大闹一场，这时蜜拉跑进来递给我一样东西。是三包烟草。“我在市场里弄到的……给医生的。”

我看着艾伦，问道：“她是怎么在市场里弄到这些东西的？她又没有钱。”

艾伦回答说：“蜜拉是个手疾眼快的孩子。”

第十二章

科契人邀请我同去喀布尔，原来只是为了偷走吉普车上的轮胎，这个发现真是让我沮丧万分，然而我很快就忘记了这件烦心事。头一件原因就是走过穆萨达瑞尔之后，周围的地势开始有所变化，我们正沿着赫尔曼德河谷向上游行进，在喀布尔附近一座山谷处与这条河流分道扬镳。罕有外国人的足迹踏至这座山谷，它位于加兹尼城贫瘠的平原以西，高耸如云的科依巴巴山脉以东。河谷内没有道路可供穿行，目力所及之处也不见村庄，只有一条条光秃的小径。

走着走着，我开始觉得纳兹鲁拉对于亚细亚山羊的抱怨很有道理。几个星期过去了，在这片除了山羊的啃食之外几乎完全没有开发过的处女地上，我们连一棵树都没有见过。这些山丘上曾一度覆盖过巨大的森林，这在历史上曾有记载；但是慢慢地，山羊的啃食和人类的贪婪把这里变得寸草不生，连最偏远的草原也不放过，只留下一片岩石累累的荒凉沙地。我时常纳闷，我们的羊群踏着沉重迟缓的步伐在一片片贫瘠的草场上寻寻觅觅，它们究竟是怎么生存下来的。但是跟那些怎么也吃不饱的骆驼一样，它们也总是能找到些吃的。

我们的驼队大约有两百名科契人，这支主要由骆驼和羊群组成的队伍一路上浩浩荡荡，绵延数英里之长。于是，作为部落继承人的祖菲卡，其主要职责就是骑着马不断地来来回回地监督队伍向前走。他的形象十分引人瞩目：高大黝黑的身材，留着浓密的胡须，挎着一条象征权威的步枪。在路上走着的时候，他戴着一条白色的头巾，不过，他最明显的特征是沉默寡言，以及面带微笑。之所以面带微笑，是因为他深知只要能让大家感到满足，这趟苦旅就成功了一半；沉默寡言则是为了要给追随者们塑造出传奇英雄的形象，而只有他自己才了解自己的内心究竟是什么样子。

科契人在驼队旅社里给我拿来烤羊肉。游牧民族的吃食一般十分粗劣，因此这肉显得十分特殊，可惜当时我并没有体会出这一点。早餐一般是热茶和一条馕，凭着这点食物我们接下来要徒步走上十二至十四英里，然后能吃上一点点没什么肉的肉饭。晚餐是凝乳加上一小块馕，如果有肉的话，可以再来几条肉丝。我们的生活水平近乎赤贫，而且大家的身体似乎都很壮实，可是孩子们却永远填不饱肚子。我向来对这一点很担心，直到有一天艾伦解释说：“他们可没有鼓出一个大肚子来。可以说是完美体格的典范。”我确实看到，他们吃进去的那一点可怜的食物也在滋养着他们的身体，但是我同样也注意到，他们强烈地需要油脂类的食物，就算是掉在地上的油渣子，他们也会拼命舔干净。

游牧民生活中有三件事情令我感到十分不舒服：科契人不讲卫生；不讲究仪表；而且他们完全没有开发心智的念头。在荒山野岭里自由自在地流浪足以满足他们的欲望。

科契族男人身上那松松垮垮的裤子和摆来摆去的白衬衫很少有干净的时候。女人身上的毛毡裙子也常布满了一道道灰泥，上面被蔷薇挂得乱七八糟，而她们却完全不在乎。他们很少清洗身体，但是必须承认，这里的空气极端干燥，难闻的气味倒也很难积聚起来。就我自己来说，在只有2%～3%的湿度下，我可以连续穿一件衬衫长达一个星期之久，因为上面没有任何污垢：没有灰尘可以沾染，也没有体液积成污垢。汗水一冒出来马上就蒸发掉了。我怀疑很多科契人的袍子一穿就是几个月，从不清洗；因为他们的袍子实在太脏了，只有这一种解释。

科契人不讲究仪表的特性主要反映在他们梳理头发的方式上。女人们很少打理头发，男人们的发辫长及肩膀，稍做一个激烈的动作就会前后摆动。无论男女，科契族人的头发都是乱蓬蓬的一团，像踩烂了的垫子一样，也许更糟。我经常想象，如果找个下午把科契人一个一个拉到理发店去，看他们的头发里藏着什么东西，那该是多么有趣的事情。

谈到开启心智，科契人完全没有考虑过什么善良邪恶、过去未来之类的问题。既然他们完全不识字，也不使用无线电收音机，他们的谈话内容便仅限于商队旅途中的突发事件：生下了一头小羊羔，走失了一头骆驼，漫长无尽的旅途，骗过国境线上的卫兵，谁路过市场的时候偷了什么东西。日日夜夜，天天年年，科契人的族群智慧完全没有任何发展。他们很有可能认为，自己在适应大自然的艰难过程中已经得到了极度的满足感；我发现他们往往很无趣，甚至还产生了一种刻薄的怀疑心理，即艾伦・杰斯帕之所以安于这种商队生活，部分原因在于，与科契人无知蒙昧的状态不同，她拥有多种有用的技能，并借此脱颖而出。无论大家在做什么，我都能注意到她常常会走到史迪格里茨和我身边，以逃避科契人那种沉闷无聊的状态，来和受过教育的人进行富有理性的对话。

在这种污浊、邋遢和冷漠的习性之中有两个例外：祖菲卡和他的女儿蜜拉。他们拥有敏锐的头脑，也比其他人更加讲究卫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艾伦的帮助，她剪短了祖菲卡的头发，并且负责打理他的衣服。而蜜拉总能让自己整洁干净，部分原因在于艾伦的指导，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她一直在模仿艾伦保持卫生和修饰外表的行为。

她的衣着有好几种变化：红色套裙、蓝色套裙、灰色毛毡布套裙；蓝色、红色、白色和绿色的上衣；烟灰色、棕色和白色的头巾；还有一双只有离开商队去村庄的集市时她才会穿的凉鞋。最妙的是，她甚至给自己弄来了一把结实的梳子，用来梳理一头乌黑的秀发，还有一块毛巾，用来清洗她那滋润光洁的皮肤。她的皮肤呈现棕黑色，并且不施粉黛，眼睛和眉毛的颜色很深，对比之下，她的脸庞似乎不是棕黑色，而是细腻的奶油色。

我经常和蜜拉一道走在小路上，她的任务是帮忙照看羊群。这也是科契人最主要的财产。能走在她的身边，听着她用普什图语或者磕磕巴巴的英语聊天真是令人心花怒放。我不断地尝试，企图探究她那小小的内心世界，我很快发现，她对历史和任何教育科目都一窍不通，也不想学。然而她却不像其他科契人那么冷漠，她对亚细亚中部地区了解颇多，而且凡是在与科契人生活相关的事情上，她都可算是一位专家。她精通贸易，长于谈判，在照料牲口方面也是行家里手，她还透露给我说，她最大的遗憾是：她的部落只有一匹马，而且是分配给祖菲卡骑的。

“像你这样的男人不应该跟我们其他人一起徒步走路，”她告诉我，“在你们的国家里，你应该是一位首领。”我告诉她不必遗憾，说我的确有一辆吉普车，在某些方面，吉普车比马匹强多了。她考虑了一会儿，然后下了结论：“我们要去的地方，还是马更好。”

“别担心。我喜欢走路。”

“首领应该拥有自己的马匹。看看我父亲！要是不骑马，他看起来还会那么威风吗？”

如果说游牧生活有不少不如人意的地方，可冷不丁的也有不少对我脾气的事，其中最有意思的要数马福隆，就是那位贼眉鼠眼的骆驼手。我们朝着穆萨达瑞尔走了五天，我碰巧看到一头骆驼突然无缘无故地停下了脚步。于是我穿过草场，想把那牲口牵过来，这时我看到马福隆蹲在骆驼的两条后腿中间，头巾已经皱成了一团，大张着嘴，脸上带着一种近乎圣洁的表情。他的右手放在骆驼的奶头上，正在从骆驼的乳房里直接吮吸骆驼奶，一分钟大概能吸上一夸脱那么多。

“你在搞什么鬼名堂，马福隆？”我喊道。

“肚子饿了。”他停下嘴，用那只没有坏掉的眼睛看着我说。

“起来！骆驼奶是给婴儿喝的。”他根本没有停下午餐的意思，于是我又说道，“另外，我要顺便告诉你，马福隆，我终于发现了为什么‘贝基阿姨’总是想咬你了。你侮辱了它。”

这个小个子男人还蹲在骆驼的两腿之间，脸上的表情半是难过半是厌恶。“我侮辱了这头牲口？”他结结巴巴地说。

“没错！”我坚持道，“这三天早晨我一直听着你的动静呢。它没再啃你的胳膊真是奇迹。”

“你听见……我什么动静了？”

“我听见‘贝基阿姨’抱怨你给它身上驮的货物太多了，你虐待它。见鬼，马福隆，放开这头骆驼，听我说。”

小个子科契人很不情愿地丢下他的大餐，站起身来，头巾耷拉到膝盖上，让我十分意外的是，他居然冲我笑了笑。“明天，”他说，“你来给‘贝基阿姨’装货。”说完他就走开了。

第二天早晨，这个矮小的骆驼手把我从床上撵起来，带到他给牲口装货的地方。在我们拥有的骆驼中，“贝基阿姨”是最大的一头，它还趴在那里，胸口下面垫着厚厚的老茧，我们管它这块老茧叫“底座”。它特别不情愿起身，但是一看到是由我来给它装货，而不是仇人马福隆，这头悲切哀怨、眼泪汪汪、浑身掉毛的牲口就显出很高兴的样子来；然而我把第一块毯子扔到它的背上之后——大约四分之三磅重——它就发出了一声抽泣，声音悲伤至极，就连暴君尼禄都会为之动容。这抽泣声仿佛属于人类，是一种反抗世界暴行的哭号之声。我拍了拍它的鼻孔，然后在毯子上放了几样它几乎感觉不到重量的小东西，它的呜咽之声越来越大，几乎绝望，声音酷似我那远在波士顿的贝基阿姨，仿佛是她在抱怨爱尔兰的政治家、意大利杂货商、犹太生意人，还有家里人不知好歹。“我怎么能受得了如此沉重的负担？”骆驼贝基抽抽嗒嗒地说道。不管我给它装上什么东西，呜咽声都会越来越大，最后，它踢蹬着难看的双腿，挣扎着站了起来，仿佛这一天是它在地球上活的最后一天，可是它身上装的货物比在沙漠里跟着我的吉普车奔跑的时候少多了；在我看来，只要再多给它驮上一点东西，它就会两腿一伸，死在我面前。我伸手拍了拍它，对马福隆添了不少同情之感。那天上午十一点钟，“贝基阿姨”顺着小路大踏步地跑过去，以一头骆驼最大的可能，尽量地做出非常快活的样子，经过我身旁的时候打了一个表示高兴的响鼻。

第二天早晨，马福隆又把我叫起来，这一次我刚一凑到“贝基阿姨”身旁，它就变得很警觉，唯恐再次受到我的折磨。于是我在它那宽阔而多毛的后背上只放上了一块布。我几乎还没碰到它，它就开始狂暴地反抗：“噢，这些重量不是一头可怜的骆驼能够背得动的！”它似乎在说着这样的话。倘若远处有一个陌生人听到了这声音，他一定会发誓说我正把一柄滚烫的宝剑插入它的身体。这种呻吟声贯穿了整个装货的过程。于是第三天早晨我对马福隆说：“咱们看看这头丑陋的畜生到底能背多少东西。”那天我们给它驮上了远远不止八百磅重的货物。它的反抗跟之前一模一样：一样不情愿起身，一样轻快、满不在乎地在小路上奔跑，跟之前毫无二致。事实上，起步后叫它停下来也同样困难。它喜爱负重，当我走过它身边的时候仍然打着响鼻。经过这番学习，我决定还是把给骆驼装货的任务交还给马福隆，我干得不错，因为到了给“贝基阿姨”卸货的时候，它那小小的脑子又回忆起来自己曾经受过虐待，于是冲着马福隆猛撞过去。幸运的是，马福隆躲开了这一撞，但是过了一阵子我看到他赤裸着身子站在骆驼面前，任由它撕扯着他的衣服。穿好衣服之后他提醒我说：“米勒大人！你最好也把衣服脱了！”

我对这个建议报以大笑，但是当我接近这头巨大的骆驼时，它向我冲了过来。马福隆拦在了我面前，他先前跟骆驼的和解救了我的命。我小心地脱下了衣服，站在那里，看着“贝基阿姨”把藏在我衣服里的恶魔踢得死去活来。它撕咬着我的衣服，往上面吐口水，甚至还在上面撒了一点尿。第二天早晨我们又是朋友了。

在商队生活中，常常可以感受到自豪与自负：黎明破晓时分，我们沿着商路来到一块高地上，从这里我们可以向下俯瞰仍在沉睡着的村庄。村里的狗会发现我们，开始吠叫。几个男人跑了出来，看看是什么东西惊了狗，一看见是科契人来了，他们就会通知邻居，然后全村人都会急急忙忙地冲出来，把所有可能被偷走的东西搬回屋里。身着罩袍的女人们会冲出来把小孩子一把拽回去，否则他们就会被科契人拐走。全家人小心翼翼地守在门口。而女人们透过面纱，等待着游牧民们走过来。村庄里已经弥漫着兴奋忙乱的气氛，而科契族人的第一批骆驼队已经开始在村口寻寻觅觅了。

每次进村的时候，祖菲卡都会骑马走在队伍最前面，一副潇洒神勇的样子，那把来复枪满不在乎地垂在马鞍前面，他假装没有看见恐惧的村民，对那些恶狗也视而不见。骆驼们慢吞吞地跟在他的身后，而“贝基阿姨”伸长了脖子，那张好奇的大脸不停地左顾右盼。后面跟着一大群科契族的男人们，然后是羊群和大部分女人，最后是驴子、儿童和带着武器的殿后队伍。这支驼队在狭窄的乡村小道上踯躅而行，非常引人注目，然而，令村子里的男男女女共同感到愤怒的是，我们当中那些女性游牧民身上不穿罩袍，还居然厚颜无耻地大踏步向前走。

祖菲卡的族人穿村过镇时，我们这群人还有另外三个特点在村民中引起猜忌和反感：艾伦・杰斯帕，很明显她并不是科契族人；史迪格里茨医生，在这伙奇形怪状的人中间，他究竟算个什么角色；还有那个跟身着红装的游牧美少女走在一起的美国年轻人。

有那么几次，怒气冲冲的毛拉向我们冲来，往艾伦身上吐口水，一如他们在坎大哈的行为。然而她已经学会了对他们置之不理，只管躲到一边去走自己的路。她能够理解这些激进分子在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中所感受到的道德与心理的双重压力，也不想做任何事情来激怒他们。但是每次祖菲卡看到他们冲过来，都会不厌其烦地用他的马将其拦住，然后那些身穿长袍的毛拉们就会退到泥墙围起来的房子里，诅咒我们的到来。

当村民们想要羞辱我和史迪格里茨的时候，他们被吓了一大跳：我们用普什图语破口大骂，说我们也是科契人，只是肤色较浅罢了。然后我们警告他们不要多管闲事。有时候他们会呆呆地站在那里盯着我们看，我们则大笑起来，随后他们也大笑起来。他们当中胆子大些的男人会跑上前来问我们是不是弗兰基，这时候我们就承认自己是德国人和美国人，然后恨意顿时就烟消云散了。偶尔会有某个年轻的村民想要多看看自己周围的这个世界，于是会跟我们一起走上几英里的路，甚至走到我们的营地去，问上好几百个问题。这样的人会跟我们成为朋友，即使我没有把报告寄到喀布尔去，这些喜欢看新鲜的男人们也会为我们把口信传出去，从一个村民耳朵里传到另一个村民耳朵里，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直到传给大使本人。传到沙・汗耳朵里的一个流言是说：“跟科契人一起的，还有一个金发碧眼的弗兰基。”

在通往喀布尔的路上，我们已经到达了位于中间位置的休息处，碰到了一个特别萧条的小村子。在这里我终于有机会亲眼看到艾伦・杰斯帕对待民生问题那种由衷的关切，看到了她天性之中较为温情的一面。天色尚未黎明，我们沿着村里的主干道往前走，虎视眈眈地回敬着黑暗中一脸惊恐的村民们，这时艾伦悄声说道：“把这些疑神疑鬼的村民与我们自由自在的游牧民作一番比较，这对我的心灵有好处。”

“我同意。从这样的村子里走过去真是太过瘾了。”

“想想看！”她喊着，显出一种真正的、精神上的满足兴奋之情，“过不了几年，阿富汗人就会把这样的监狱全毁掉——”她指着那些密布着铁条的房子，“整个国家都会过上驼队生活，重新回到古老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中去。”

我本该让这个话题就此打住的，但是在她那套理论中，本质上有一点自相矛盾之处，让我不能就此放过：她认为，只有把时钟拨回到过去才能够保持自由的状态。我几乎能够听到她跟纳兹鲁拉站在要修建水坝的工地上争论着：“让河流失去自由的本性是可耻的行为。”而她不愿意看到，只有将河流置于人类的控制之中并且为人类所用，阿富汗人才会体会到真正的自由——摆脱贫困之后的自由。于是我说：“恐怕你弄反了，艾伦。如果倒退回驼队的时代，那么阿富汗人永远不会感受到一丁点儿自由。只有在村庄里产生真正的自由，阿富汗才能获得新生。”

“怎么才能做到？”她不快地问道。

“道路，书籍，还有纳兹鲁拉的供电系统。”

“噢，米勒！”她热情地喊了起来，“你误解了历史和人类的本性。我们生来就是自由自在的，跟游牧民族一样。但是，我们一步一步地爬进那些可悲的小村庄里，爬上街道，最后爬进那些小小的牢笼里。我们必须毁掉这些牢笼，恢复我们的游牧本性。”

“我感到很抱歉，艾伦。你想要的东西永远也不可能实现。我们必须走进那些村庄，在自由的基础上把它们重新建立起来。我们必须向前进步。我们不能退回过去。”

“但是在宾夕法尼亚州，我的父亲就是村庄。在阿富汗，那些坏脾气的人们就是村庄。书籍和供电系统能改变我父亲……能改变那些笨蛋吗？”

“只有书籍和电力能做到这些。”

她在道路中间停下了脚步，右手放在嘴上，思考着我的观点。这时，一座房子里亮起了灯，灯光照着她的手镯，反射在她可爱的面庞上。“米勒，”她宽宏大量地说，“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你忘了像我父亲那样的人……”

没等我听完她的反驳，从暗影里就冲出了一个九岁或者十岁的漂亮小姑娘，她比那些大孩子的胆子更大——她在黑暗中跑着，抓住了艾伦的手，用普什图语叫着：“你的手镯真漂亮。”艾伦做了一个本能的热情动作，她抓住那个孩子在空中摇晃着，并把她抱在左臂中，脱下了一只手镯送给那个孩子。

我没法忘记这个场面。在陌生的村庄里，在互相仇视的气氛中，艾伦搂着那孩子的动作具有永恒的意义：一位可爱的年轻母亲在黑暗中搂着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本能地信任着她；我又想起了凯里玛说的话：艾伦知道我能生孩子，而她不能。史迪格里茨医生能证明这一点。我暗自猜测这句话是否属实。如果真是这样，生理上的不孕是不是导致她精神上荒芜的原因呢？

我的思考被孩子母亲发出的恐惧的尖叫打断了，她大声哭叫起来：“科契人偷走了我的孩子！”

这声哭喊等于是向村民们发出了信号，他们已经训练了很久，专门等着报复这些窃贼。他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冲过来，两伙人打了起来。令我震惊的是，有六七个身穿罩袍的妇女杀气腾腾地从黑暗中敏捷地蹿出来，好像复仇女神一般。她们那模糊的身影压在艾伦身上，撕扯着她的头发，揪着她的衣服，抓挠她的脸。有一个穿着灰色罩袍的瘦瘦的身影像一只雪貂一样冲了上来，一把拽过那个小女孩。看到小女孩还带着一只不洁的手镯，那个瘦瘦的身影把它从孩子手上扯了下来，扔回给艾伦。

“不许偷我们的孩子！”一个充满感情的声音恐吓着。复仇者撤退了，然而从阴影里又冲出了一个身材瘦长、留着胡子的男人，蹿进早就开始混战的人群中，嘴里发出充满仇恨的嘶嘶声。

“婊子！婊子！”他喊道，朝艾伦吐着口水，那动作像极了穿着长袍的鬼魂。

祖菲卡看见毛拉过来，早已敏捷地打马上前，插在那男人的必经之路上，把他赶到一边去。毛拉与我们保持着一段距离跟在后面，嘴里虚张声势地骂着；我们就这样离开了被吓坏了的村民，他们还是一群一伙地聚在一起，兴奋地互相恭喜，庆贺他们又一次击退了科契人的拐骗行动。

祖菲卡担心艾伦的情形，下马看了看她，确保一切正常，艾伦把头埋在他肩膀上，抽着鼻子说：“我只是想给那个小女孩一只手镯。”

“怎么打起来的？”大个子科契人说，一点也没有生气。

“米勒和我正在好好地讨论问题……”

“讨论什么问题？”

“我说阿富汗人以前了解驼队的自由精神，但是人们主动把自己装进了村庄的牢笼里，接受毛拉的统治。”

“关于过去的那部分，你说的没错。”

“米勒说我们绝对不能倒退回驼队时代。只有在所有村庄都有了书籍、道路和供电之后，我们才会知道自由的意义。”

“关于未来那部分，他是对的。”还没等艾伦反驳，他就跳上马，领着我们的驼队从这个难打交道的村庄出发了，但是过了一会他又打马跑回我们这边嚷道：“总有一天我们都会住在这样的村庄里。但是比这里的村庄更好。”然后他就离开了。

到了第二天早晨，我以诗意的方式再次明确，祖菲卡对于未来的设想比艾伦的更接近现实，那时天刚破晓，第一缕阳光出现在科依巴巴山脉顶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村庄。我们悄悄地接近它时，村里的狗并没有狂吠，整个驼队走进去很久之后村民们才发现了我们——大骆驼慢慢地在村庄的主干道上行走着，偷偷地透过窗户看着正在起床的村民——在村庄一角我看见一座点着蜡烛的房子，这座位于山脉阴影里的小房子看上去与世界上任何一处温暖舒适的避风港别无二致。这座房子非常小，四周围着墙壁，阻挡游荡的牧民和骆驼。这座房子里只住着一个人。即使是科契人驻扎在山口旁、湍流边的帐篷所体现出的那种崇高的自由感，也不能与我们在黎明时分那半明半暗的光线里偶然看到的房子所带来的安全感相比。住在村子里的人们明白一件事情，而游牧民族永远也不会理解，他们懂得精神上的自由状态是什么样的，如果要为此付出残酷的代价，那么他们也甘愿如此抉择。

正在我思考这些的时候，我抬起头来吃惊地看到祖菲卡骑着他的棕马，正盯着我和那座房子看，也许他想起了我们前一天早晨的讨论，而且仍然认为我们俩的观点是正确的；此时，一条狗开始吠叫，整个村子的人都跑了出来，游牧民族和村民之间的仇恨又爆发了。

开始我并不明白这些村民为什么如此惧怕，一看到我们的驼队过来就非得把东西都锁起来，但是看过蜜拉一闪而过地做着她的活，我就明白他们的对立情绪从何而来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经过了一个村落后扎起帐篷，我都能发现她又弄到了一块新的布料、一件农具，或者一件厨具。艾伦有一次说：“那孩子只有床没偷来过。你尽管瞧着！如果有人不锁门的话，总有一天……”

在一个营地里，我看见蜜拉拿着一把新的锯子，于是问她：“你为什么要从村民那里偷东西？”

“我们经过的时候，”她回答道，“他们总是仇恨地看着我，我也仇恨地看着他们。”然后她又说，“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男人跟在我身后，眼里透着饥渴的光？他们想要加入科契人……过上一夜。我真想啐他们！”

我们的部落有十顶巨大的黑色帐篷，但是很多科契人更愿意露天睡在毯子上。祖菲卡和他的妻子拉查，还有艾伦和蜜拉使用其中一顶比较小的帐篷，这顶帐篷另有两根柱子撑起一个凉棚，因而显得比较雅致。凉棚形成一个类似门厅的空间，里面铺上毯子，供营地社交活动之用。傍晚时分，动物们都休息了，祖菲卡会盘腿坐在拉查和艾伦中间，讨论族人们的各种事情。我经常加入他们的谈话，逐渐地，科契人首领和我就这样产生了友谊。

他问了我很多问题，而我学到的，比我教给他的更多。科契人都是穆斯林信徒，只是不服从毛拉的残暴统治罢了，然而他们像任何逊尼派教徒一样，对圣地麦加怀有深厚的感情。我们谈到伊斯兰教，讨论起伊斯兰教对大自然的深切依恋和一位推动万事万物运转的万能的神时，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艾伦和史迪格里茨医生都能接受这种宗教。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坐在凉棚底下，艾伦说：“我永远也说不清我为什么背叛了父母，正因为如此，我才没法给他们写信。你看，我从小被教育要信仰上帝，他老人家像一架看不见的直升飞机一样飞来飞去，就盘旋在宾夕法尼亚州多赛特镇亚当街教堂的尖塔上……”我之前曾说过，艾伦是真的喜欢把这串地名一口气说出来，就好像这些名字本身就象征着她那叛逆的性格，“虽然上帝本人想怎么观察街道尽头那座路德宗的教堂都可以，但是他真正的职责是我们这些信徒。只有我们才是真正的宗教。其他的都是疯魔。我认为，如果在我长大成人期间，我的父母哪怕有一次能够关心犹太人，我也仍然会留在多赛特。因为那样做还算有点人性。”

这番拖拉了很长时间的对话结束时，祖菲卡问道：“所有的美国女人都这么爱讲话吗？”我说正是这样，他耸了耸肩膀，动作跟那个烂眼角的马福隆不理解骆驼的行为时的反应如出一辙。

艾伦用的类比让我觉得很不安。是不是因为史迪格里茨提醒过她我是犹太人，所以她才表现出那种虚假的同情心呢？我用英语问道：“史迪格里茨告诉过你我是犹太人吗？”

“你是犹太人？”她喊道，语气中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兴奋之情，“祖菲卡！米勒是犹太人！”

大个子首领的子弹带和步枪都放在他身边的毯子上，他把身子向前探过来，仔仔细细地打量我。“你是犹太人？”我点点头，他爆发出一阵大笑声。

艾伦用普什图语说：“你应该听听这个傻大个对犹太人都知道些什么！”

祖菲卡再次大笑起来，这下其他的游牧民也被吸引过来了，他们凑成一堆，想看看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祖菲卡站在我身边，比较着他的闪米特人大鼻子和我的日耳曼小鼻子。“我才是真正的犹太人！”他喊道。其他的科契人纷纷走上前来把他们的脸和我的作一番比较。之后我们讨论了老半天，最后祖菲卡问道：“米莱尔，犹太人真的像大家传说的一样贪得无厌吗？”

我想了一下，对艾伦笑了笑，回答说：“这么说吧，祖菲卡，如果你把吉普车停在一伙犹太人身边……他们就会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把轮胎卸走。”

过了一些时候，祖菲卡才终于想明白了这个大胆的回答，有些地位较低的科契人比他反应得要快一些。他们不愿意先作出反应，都等着祖菲卡先做个样子。但是，很明显他们都很欣赏这句刻薄话。然后祖菲卡爆发出了一阵兴高采烈的大笑声，同时用手比画出方向盘的样子。“米莱尔，”他笑道，“你要去吉普车那里的时候可把我们吓坏了。那辆吉普车的大部分零件都已经驮在骆驼身上了。”然后他止住笑声，怀疑地看了看艾伦，问我，“你怎么知道吉普车的事情？”

“在穆萨达瑞尔……他们想要把那些零件卖回给我。”我发现了他们的小把戏，这让科契人很开心，打那时候起，这个犹太人米莱尔，就算是雅利安游牧民族的亲兄弟了。

但是在科契人的生活中有一项强制劳动，我却永远都不能适应。就在我们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地沿着寸草不生的河谷行进时，有一支由四个妇女组成的小分队一直跟在驼队后面干活，她们在地面上不停地走来走去，负责收集新鲜的草料给骆驼、羊群和驴子吃，并且用她们的双手把牲口的粪便做成小块，细心地放在背篓里，驮在驴子身上；因为在这样的地方树木非常稀少，必须找到其他材质的燃料，于是风干的粪便成了极佳的替代品。干粪燃烧缓慢，也不会造成浪费，并且重量很轻、易于运输。

如果有些干粪没有被那些眼尖婆娘们发现的话，科契人的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兴奋，对于他们来说，看谁能猜中接下来会是哪头骆驼拉屎，简直成了一种游戏。有一天，蜜拉和我跟在像往常一样正在四处闲逛的“贝基阿姨”身后，此时它突然拉出了一大团粪便，那些负责拾粪的女人可能看不到这些粪便；于是我咬紧牙关，把鼻子转到一旁去，铲起这团宝贵的物事并扔进背篓里，那些照料驼队的女人们欢呼起来。我回到蜜拉身边时不禁脸红起来，因为她一看四周没人偷看，就用胳膊搂住我，第一次亲吻了我。“你是一个真正的科契人！”她逗弄着我。打那儿之后，每次我到那座带着凉棚的门厅里去时，就不再是为了找她父亲说话，而是专门为了看她；我们还会在沙漠的山丘上长时间地散步。

初吻后过了两天，我们正在一条鲜花盛开的狭窄山谷里徒步行走时，我想到：科契人只知道春华、秋实两个季节。于是我看着蜜拉问道：“你不知道冬天是怎么回事，是不是？”

出乎我的意料，她指着头顶的山峰说道：“这些山峰一有机会就会把雪片洒在我们身上。”科依巴巴山脉的雪线就挂在高空中，这个不祥的威胁让我蓦然想到，我们即将到达喀布尔，届时我将与驼队分别。

我觉得蜜拉一定是感受到了我的悲伤，于是她热烈地吻着我，然而这个温馨的时刻被艾伦刺耳的声音扰乱了：“你最好跟其他人待在一起，蜜拉。”

游牧人的小姑娘离开山谷后，艾伦有些粗暴地说：“跟那个姑娘在一起你要小心。在印度的时候有一头驴子袭击了她，她在盛怒之下差点把它弄死。她很记仇……记住……她是首领的女儿。”然后她又补充道，“而且她比我在大学里见过的大多数姑娘都聪明多了。”

“你为什么不教她识字？”

“可别把什么都教给她。”她警告说。

这次意外之后，我第一次注意到，艾伦自己也卷入了可能给她带来危险的事情里，她警告我和蜜拉的时候，心里想的大概不是我，而是她自己。例如，行走在路上的时候，她总是和史迪格里茨一起走在骆驼群前面很远的地方；下午大家聚在凉棚底下的时候，她也会坐在他身边。艾伦选中史迪格里茨的原因之一是，在布林莫尔学院的时候她研究过德国和法国，因此可以用四种语言与他交谈，他们两人在哲学问题上长篇大论地探讨个没完。

我怀疑祖菲卡会不会感到不舒服，因为我在很多书里读到过，在涉及女人的事情上，男性沙漠居民会被极端暴烈的激情所支配，在普通的阿富汗人生活中，那些罩袍，还有顶端插满碎玻璃的高墙就是明证；我开始害怕，我对蜜拉的感情可能会让自己卷入这些游牧民的愤怒当中；然而我越是观察祖菲卡，越是感到迷惑不解，因为他显然跟小说里那些报复心很重、满脑子爱恨情仇的酋长不一样。相反地，当艾伦和史迪格里茨走在一起的时候，祖菲卡经常会骑着他自己的棕色马匹，娴熟地蹬着马儿的肋骨向前走。有时候他会停下来说说话，但是更多时候只是从旁边经过，脸上摆出招牌式的微笑，我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他不仅不嫉妒史迪格里茨，甚至在驼队里有一个男人可以跟他的第二个妻子讨论问题，让他大有解脱之感。

我的情形就有所不同了，蜜拉可是他的女儿。我敢肯定，有那么一两次，他已经看到我们在接吻，他肯定也注意到了我们不管是在帐篷里还是在餐桌旁总是坐在一起，但是他对待蜜拉和我的态度与对其他人一模一样：话不多，脸上挂着一成不变的微笑。

我们抵达喀布尔的前一天晚上，科契人为我准备了一餐饯行宴席。马福隆表演了游牧民族舞蹈和从亚细亚地区各地的商队路线上东拼西凑来的各色歌曲，惊艳全场，观众们又笑又闹，不亦乐乎。我尽量与蜜拉保持着距离，因为我发现要离开她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有那么几次我情不自禁地盯着史迪格里茨和艾伦，心里想着：他们多么幸运啊，可以结伴一直走到大夏城。

那天晚上，爬进睡袋时，我问史迪格里茨：“你告诉我的那件柱子的事，你告诉艾伦了吗？”

“我告诉她我不能离开阿富汗。”

“告诉她为什么了吗？”

“或早或晚，所有人都会知道一切真相，”他回答道，“至于什么时候真相大白，就说不准了。”

“也不尽然。我了解了你的过往经历之后……在商队旅社那边……我当时满可以杀掉你。”

“杀了我也不会有什么后果。”他说道，一副听天由命的态度。

“你现在对我……一个犹太人，有什么感觉？”我问道。

他考虑了几分钟，骆驼们在我们身后缓缓地移动着，一开始我以为他睡着了。过了一会他闪烁其词地说：“我已经放弃了我的家，我的家人……”

“你把她说成是肮脏的妻子。”我提醒道。

“我说的是我的孩子们，”他纠正道，“他们不一样。我舍弃了一切……我的职业、我的歌剧、我热爱的城市……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米勒先生，我已经是个死人了，过去的一切业已盖棺定论，不需要我继续负责任。”

我没说话，于是他继续道：“对犹太人，我的行为非常可怕。你是一个犹太人。不管你相信与否，米勒先生，有两件事是完全没有关联的。对于你的犹太人身份，我完全没有任何感觉。而你作为一个个体的身份……我希望能成为你的朋友，米勒先生。”

“你可不可以不要称呼我米勒先生了？”我问道。

“我以前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他说，从他的睡袋里伸出手来抓住了我的胳膊，“请你原谅我。”他恳求道。于是那盛满痛苦的污水坑开始慢慢干涸了。

沉默了很久之后，他问道：“你还记得在石柱那里，我们的讨论是从什么话题开始的吗？你责备我在察哈尔没有给普利契特截肢。我对你解释说，人的生命力中有三个因素是超越医疗技术的，我把普利契特求死的决心与西姆・列文求生的决心相提并论。归根结底在一点上，我为自己在西姆・列文身上所施的暴行感到可耻，感到悲哀，因为我违反了他的意志，但是我完全不会对约翰・普利契特的遭遇有任何悔意，因为我正是遵照他的意志行事。不管用什么方式，他总会自愿死去。”

“我开始有点理解你的意思了。”我承认道。

“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样。”他补充道，“我已经是个死人了。如果俄国人吊死我，那也无所谓。他们送上绞架的已经是个死人了。但假若我还能苟且偷生，我会尽全力求得重生。你在坎大哈看到我的时候我只是行尸走肉而已，只关心我自己的那瓶啤酒。现在我要做一个人。”

我问道：“是因为艾伦的缘故吗？”

“是的。”他承认道，“但是不要忘记，米勒，你在喀布尔离开我的时候，你也会是一个活人了。”他等我理解透这句话之后，又问，“你跟女人做过爱吗？”

“当然了。”我撒谎道，心里盘算着参战时那几次手忙脚乱的经历算不算数。

“那么，要离开这个游牧民女孩，与你想象的可是大不一样。我不知道蜜拉走了之后你该怎么办。你会怎么办呢，米勒？”

“我会回到使馆。”我傲然回答，“以前怎么生活，以后也还是老样子。”

“满脑子里想着骆驼的气味？别傻了。”他转过身去，睡下了。

从驼队旅社到喀布尔约有三百五十英里的路程，需要二十五天才能走到。但是因为我们经常一找到草料丰富的地方就会宿营两三天，所以直到五月中旬我们才来到一个山口，脚下就是绵延的都城，中心是低矮的小山。我跟蜜拉站在一起，解释道：“我的房子就在那里……在那座山的北边。明天晚上我就会在那里睡觉了。”

游牧民姑娘不理会我的描绘，用手捧住了我的脸。她热烈地吻着我，悄声说道：“噢，不，米勒！明天晚上你就不在这里睡觉了。”

以往科契人的驼队进入喀布尔，很少能够事先引起如此激动的气氛，我们刚刚把黑色的帐篷扎在离英国大使馆西南方几十英里的传统游牧民族停留区，就来了三名身份贵重的使者。首先是莫西布・汗，衣着笔挺地开着崭新的雪佛兰汽车，出来证实艾伦・杰斯帕确实是向我报告中说的那样跟科契人一起旅行，他跟祖菲卡和艾伦说了半天，同时蜜拉和我则在帐篷外面转来转去地听壁角。我记得她问我，“莫西布・汗是谁？”我解释说，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官员，要是触怒了他，于她的父亲会大大不利，她赞同地说：“我一看他就知道他是个重要人物。”

我躲着莫西布・汗，因为不想在那种情况下跟他交谈，我当时穿着阿富汗人的衣服；但是他走了之后，一位等级较低的官员要见史迪格里茨医生，他们坐在我们帐篷的一角，用德语交谈着，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谈话结果是，史迪格里茨既不会被逮捕也不会被遣送回坎大哈。

现在轮到我了。情报部门的理查德森在英国大使馆吃过午饭后开车抵达。他点上烟斗（动作慢得让人不由得心头火起），抚摸着自己的胡子，用深沉的嗓音说道：“米勒，我恐怕你得花上一大笔钱来赔偿那辆吉普车啦。”他观察着我对这句话的反应，又说道，“大概会花上……差不多……六百美元。米勒，除了车头的厂牌之外，他们偷走了所有的东西。纳兹鲁拉得在沙漠里跑两趟了。”

我不顾一切地祈求他的怜悯：“这确实很愚蠢，我明白这一点。但是我确实认为福布罗根能够理解我的难处。”

“大使气坏了。”理查德森透露说，我能感到他的声音故意被压低了。

“他说什么了？”我问道。

“嗯，幸亏有你从穆萨达瑞尔交上来的报告，救了你的一条小命。我们报告了华盛顿，至少宾夕法尼亚州的国会议员消了气。但是那姑娘的父母，她为什么不给他们写信？”

“她写了……好几次。她写最后一封的时候，我就坐在她的身边。但是她没作多少解释就把信撕了。我自己写了一封信，我们可以寄给他们，加上这份完整的报告。”

“好，我并不认为你需要担心大使的反应。华盛顿方面对于你营救了杰斯帕小姐感到很满意。”

“营救？她这辈子还没过过这么顺心的日子呢。”

“你是说，她要继续跟科契人在一起？”理查德森倒抽了一口冷气。

我想到，如果我说出一切……包括祖菲卡、史迪格里茨、伊斯兰教……会把他搞晕的。于是我说：“我没有营救她。她救了我。”

“你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气鼓鼓地问道，抽着那根烟斗。

“关于这个，我明天到办公室再解释。”

“等一等。”他抗议道。然后他改变了主意，心平气和地问道：“我们能出去走走吗？”

“干吗不去？我已经走了三百五十英里了。”

“你不是骑骆驼的吗？”他问道。我不屑一顾地看着他。

我们离开帐篷很远的时候，他说：“也许明天你不用去办公室了。”

“他们要把我遣送回去？”我问道，突然冒上一种恶心的感觉。

“不是。华盛顿那边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停顿了一下，刻意要造出一点悬念，然后他咬着烟斗，打量着我，“你听说过卡比尔吗？”

“没有。”然后我就想起了这个地方。我是在哪儿听过这个地名呢？我纠正道：“我听说过这个地方，但是不记得在哪儿了。”

“是游牧民族的一个重要的集合点。”他说，“在兴都库什山的某个地方。”

“某个地方？”

“地图上标不出来。”

“你问过英国人了吗？他们了解这些地区。”

“他们只知道这个名字，”他说，“卡比尔，卡比尔。这个名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然后我终于想起来了。“有一天晚上首领在那儿标记驼队路线。穆萨达瑞尔，大夏。他说他在卡比尔能用上史迪格里茨。”

“用他干什么？”

“这个他没说。”

理查德森从我身边走开，踢了一会儿地上的石子。然后他突然说道：“米勒，你能想办法跟科契人待在一起，直至他们抵达卡比尔吗？”

“为什么？”

“我们这边一定得有人在那个地方，这很重要。我们只知道每年夏天游牧民族都会聚在那里，除此之外一无所知，我们认为俄国人、中国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那块地方……”

“假设我能去那里，你们想让我做什么呢？”

“就看看。想办法弄明白俄国人派去的是什么人，还有他们是怎么渡过奥克苏斯河的。”

“我在那儿太显眼了，就像你把受了伤的大拇指晾在外面一样。”

“那可能还会让你有优势，”他说道，“你觉得能想办法跟驼队待在一起吗？”

“也许可以。”我含糊地说道，尽量掩饰暂缓离别的激动心情。

“如果你能做到的话，”他谨慎地说，“我认为吉普车那件事情就算过去了。”

我说：“我对卡比尔的事情没多大兴趣。听起来这个任务很无趣。但是我想去看看大夏城。我今天晚上能过来拿些新装备吗？”

“不能。我们不想让你出现在大使馆附近。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我给你送来。”

“我需要一些钱，几片维生素，一些滴鼻剂……天啊，看你的鼻子，都干透了……还需要一些记事本。”

“在卡比尔不要记录任何信息。”他警告我。

“我没说我能去，”我谨慎地说，“就算真有这么个地方。”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蜜拉到喀布尔城的市场里玩她的小把戏去了，理查德森带着我的新装备和一捆信件回来，前所未有地与我热烈地握手，并十分动情地说：“米勒，你可明白自己的机会吗？七年来我们一直试图到达卡比尔。英国人也一样。看在上帝的份上，把眼睛睁得大些。”

“大使是怎么说的？”

“他说，‘想想看，这么重要的任务居然派给了这个小狂徒。’”随后理查德森就离开了，我暗暗发誓：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抵达卡比尔。

暮色四合时，我坐在营地边上，琢磨着应该用什么方法继续混在科契人中间，正想着，我发现自己对于理查德森口中的俄国人并不感兴趣，而是急切地想与蜜拉待在一起。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于是想到：管他呢，车到山前必有路吧。

我转过头去，看着那堆信。有几封是姑娘们给我写的回信，但是现在我都想不起她们长什么样子。有一封是从我父亲那里寄来的，信中的语气好像是杰斯帕先生在和艾伦讲道理，可又讲不清楚，还有一些波士顿的当地事件，这些事情于我而言曾经相当重要，可是现在简直味同嚼蜡。一群捡骆驼粪的科契族女人怎么会比我在波士顿的姨母更重要呢？我怎么会一门心思地跟着一帮游牧民，还有一个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脑子不正常的女孩子到处冒险呢？还有，我怎么才能跟蜜拉继续待在一起呢？

我的困境被祖菲卡意外地化解了。他陪着史迪格里茨医生走进我的帐篷，半是抱歉地说：“医生有官方许可，可以跟我们在一起。他要到卡比尔去。”

“卡比尔是什么地方？”我问道，故意做出漠不关心的样子。

“每年夏季，游牧民族都会到那里去。在兴都库什山里。”

“祝你一路顺利，”我对史迪格里茨说，“听上去要走好远的路。”

“是很远，”德国人赞同说，“但是我们想跟你讨论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很多药品。”

我换上一副严肃的表情说：“我认为你们能在市场里买到需要的东西。”

“是的……”祖菲卡说，“如果我们有钱的话。”

“这回我可没有吉普车了。”我提醒他。

“但是那位美国官员……他过来的时候，没给你钱吗？”

“给了。”我回答说，等着他的回答。

“我们在想，”史迪格里茨提出了一个建议，“你能不能帮我们买些药，如果……”

“如果什么？”我谨慎地问道。

“如果我们带你去大夏城的话？”祖菲卡建议道。

我故意拖了一会儿没说话，好让他们以为我正在考虑这个建议，然后用怀疑的语气问道：“你们需要多少钱？”

“大概需要两百美元。”祖菲卡回答。

“我有一百五十块美元。”我说，我居然把他们骗进了我设下的小小圈套，实在难掩激动的心情。

“太好了！”他喊道。四个小时后，他和史迪格里茨返回了营地，带着一箱药品和医疗器械，简直足够用来装备一座小型药房了。这些药品是通过远在巴黎和米兰的黑市弄来的，在我们即将抵达的目的地，它们可是能卖上一大笔钱。“你们用那点钱，可买了不少东西回来。”我评论说。

“为了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需要很多药品。”祖菲卡简单地说。他建议我们马上睡觉，因为我们第二天清晨四点钟就要出发下山。

史迪格里茨刚在市场里砍完价，非常疲惫，于是听他的建议去睡觉了，但是很明显，祖菲卡并不累，在我睡着之前，我又听到马蹄嘚嘚的声音。除了部落首领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骑那匹棕色的马，所以这声音的来源处肯定是祖菲卡。有人用手划着我的帐篷，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子溜进来，说有人找我。我把披肩往旁边一扔，跑出帐篷，以为外面是那个大个子科契人，但是只看到了漫天的星斗和一匹俊美的白马，正牵在蜜拉的手里。

“你不应该步行，米勒。”她说。

“你从哪儿弄到这匹马的？”我愣在那里问道。

“从喀布尔，”她温柔地说道，“我送给你的礼物。”

“但是，蜜拉！你是从哪里弄到钱的？”

“我害怕，如果你得一路走到大夏城去，你也许会离开我们。”她悄声说道，“你得有一匹马，米勒。像你这样有身份的人，配得上一匹马。”

我正要反驳她这番夸张的说法，这时我看到了这头牲口的右侧肋骨处深深地烙着字母W。递给我的这匹白马上烙着费城沃顿商学院的纪念章，要是莫西布・汗发现这起偷窃案的话，我就得被捕了。我刚要责备她偷了这匹马，又马上住了口，因为从我心里冒出一个疑团：她是怎么偷到这匹马的呢？我回想起她对莫西布・汗产生过浓厚的兴趣。我虚弱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要跟驼队待在一起？”

她温柔地回答说：“有很多天，父亲和我都在想办法让你跟我们留在一起。昨天晚上他对我说，‘去睡吧，蜜拉。我会想出办法来的。’”

我想起自己损失的一百五十元钱，问道：“你的意思是说，祖菲卡想要让我留在驼队里？”

“是的。”她悄声回答，“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用了一种非常有趣的方法。”我回答道。

她用温柔的动作拉起我的手，告诉那个小男孩不用再陪着我们了，然后她把我和那匹白马引到了离营地很远的地方，下午她在那里藏了一块毯子，我第一次注意到，她还从某个地方——可能是从喀布尔的市场里——偷来了一瓶香水，我们疯狂地抱住了彼此的身体。我终于明白，在这高高的亚细亚平原之上，在这一轮满月之下，一场爱情即将揭开篇章。第二天清晨四点钟的时候我们动身回到营地，我会跟随科契人到大夏城去，我有这世界上最有力的理由。

第十三章

很多个世纪以来，一直有一条环形的大路从喀布尔通向巴米扬溪谷。巴米扬溪谷深具历史意义：早在穆罕默德出生之前，佛教在那里已经蓬勃发展了好几百年。从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开始直到今天，总有富于文学才华的旅行者向人们描绘其粗砺狂放之美；然而科契人却不走这条道路，他们知道另一条直接通向科依巴巴山脉腹地的驼队路线，这条路线从峡谷底下穿越而过，另一侧是万丈悬崖，只有愿意按照古代驼队的方式旅行的人们才有缘欣赏到它的壮阔之美。据我所知，尚未出现任何书籍记载过这条道路，只有科契人在上面行走过，而科契人不会留下任何文字记录。

这些山峰高达一万五千至一万六千英尺，形成一座座凶险的堡垒，还不曾有任何人成功翻越它们。目力所及之处，满眼都是险峻的山势；看上去似乎任何人类都不可能征服这些山峰，更别提是一支驼队了。然而，经验丰富的祖菲卡引导着大家一个接一个地通过了那些似乎无路可寻的山体，又向着下一座进发。不知怎地，每次走投无路时，我们都能幸运地找到一个出口：有时候是一个峡谷，有时候又是一道绿色的山谷，不可思议地通向北方。

牲口们吃了丰美的草料，长得越来越肥壮，有那么几天，连骆驼们都很少抱怨了。我花了几个小时观察那些大尾巴绵羊，发现这些奇形怪状的牲口不像是绵羊，反而更像是一些脑袋很小的大甲虫，安在几条长腿上。它们的名字来源于那些差不多有两英尺长的巨大尾巴，形状像是乡下用的那种厚底煎锅，上面盖上了羊毛和厚厚的尾脂。随着绵羊走来走去的动作，它还会上下摇晃，这个诡异的附属器官的功能与骆驼的驼峰一样：好日子里储存养分，坏日子里供给身体。有人曾告诉过我，尾脂并非固态，可以用手推到各处；当然也可以吃，我们在肉饭里就曾经看到过尾脂。但是现在，羊尾中的脂肪已经涨到极限状态，令那些丑陋的绵羊看上去像是一个毫无绘画天分的小男孩随意涂抹出来的作品，我看着这些大屁股牲口上蹿下跳，禁不住开始揣度这些动物如何进行交配。这个问题我直到今天也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

我们偶尔会遇上几个赶着卡拉库尔绵羊的山地部落，这时候，这些尾巴里塞满了沉甸甸脂肪的绵羊们就显得更加可笑了。卡拉库尔绵羊身段庄重优美，有着修长的脖颈和富于表情的脸部、深陷的眼窝和灵动的耳朵。它们是阿富汗气质最为高贵的动物，身价也极其昂贵，因为卡拉库尔绵羊的毛皮是阿富汗在国际贸易中最主要的商品。如果有人去清点喀布尔的沙・汗这样的人所拥有的财产，总能发现他们的财富或多或少都与卡拉库尔绵羊有关。据我所知，这些绵羊如果上了年纪，身上的羊毛就不再那么华美，也就不再具有什么价值了，但是新生的羊羔身上披着丝绸般致密、卷曲的羊毛，在世界各国都被视为珍宝一般；拿这些贵族气质的绵羊跟我们驼队里那些长相丑陋的大尾巴小丑相比较，我们真是一败涂地。我问过祖菲卡，为什么我们不养卡拉库尔绵羊，他解释道：“我很想养，但是它们耐不住沙漠旅行。”

驼队在科依巴巴山脉之间的行进变得日益艰难——骆驼们开始对着岩石区发出低低的吼声——因此我们开始缩短每次行走的路程，并且只要找到条件较好的草场就会歇上三四天。正是在这些山间休息的平静日子里，我和蜜拉度过了一段极其快活的时光。我们把白马留在营地里给孩子们骑，带着一大块馕步行到地势较高的平原上去，我们躺在冰冷的阳光下，谈话，做爱。

和蜜拉在一起时所享受到的，是一种原始的快乐。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替她分担一些驼队的事务了。“我们在哪里歇脚？”“母羊什么时候生产？”“你能在昨天见到的村子里过日子吗？”她的观点是，穿着罩袍过上六个星期就活不下去了，而且现在我开始慢慢地接受她的观点。

她就像个精灵一般，已经待字闺中，但是还不到拿着棍子跟在一群骆驼后面的年纪。她完全没有要接受一个游牧民男子做丈夫的意图，也不想考虑我。从喀布尔北上之后的第五天，她说：“如果你能永远跟我们这样走下去多好，米勒。在路上，你是个有力量的男人。”

当我问到科契人的婚姻生活时，她说：“我们一般不会征求毛拉的意见。男人会去找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例如我父亲，说，‘我要娶你的女儿蜜拉。如果我娶了她，能得到多少只绵羊？’或者他也可能要骆驼。当然，如果他们真的结了婚，他还是待在部落里。这样牲口也能留下来。女儿也能留下来。”

“会有婚宴吗？”我问，我连结婚仪式包括哪些具体内容都还不知道。

“敲鼓，吹笛，烤羊肉。孩子们分到花花绿绿的糖果，新娘子能得到两套衣服。我结婚的时候，会得到一套黑色的裙子。”

“艾伦穿的就是黑色的衬衫。她跟你父亲结婚了吗？”

“噢，没有！那件黑色衬衫不是他给她的。是拉查出于好心肠才给她的，因为艾伦的衬衫穿烂了。”

“那些手镯也是拉查给的吗？”我随意地问道。这时我们已经躺在地上，看着洁白的云朵从科依巴巴山脉的边缘一点点冒出来，山峰从北方默默地注视着我们。蜜拉解释说，那些手镯是祖菲卡送给她的，但是我没有听到她全部的回答，因为我想到：我已经跟他们在一起待了八个星期，还没有下过一滴雨。连一朵云彩也没见到。多么奇妙的世界，一年又一年，时间就这样流逝过去。我突然间感到一阵心烦意乱：这种生活有什么奇妙可言？在亚利桑那州人们也是这样过日子的。但是我找到了一点令人欣慰的事实：在亚利桑那州，没有蜜拉。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她讲完了手镯的事，然后突然冒出来一句：“如果有人问你，‘你是怎么加入科契人的队伍的，米勒？’你会怎么说？”

“我会说，前一段路，我是被迫加入的，因为有人把我的吉普车偷走了。”

“你知不知道，我也帮忙出力，卸掉了那些轮胎？在穆萨达瑞尔卖轮胎的时候，我也分了些钱。”

“至于后一段路嘛……原因就很难解释了。也许我会说，有一位美丽的科契族姑娘给我牵来了一匹白马。”

蜜拉吻了我一下，跑到一条溪流旁边，鞠了一捧新鲜的山泉水，用她的软毡帽给我拿了一些过来。“你是怎么弄到那匹白马的？”我问道，一想到莫西布・汗我就有点心烦意乱，还有他挎着瑞典女孩英格丽胳膊时的那副霸道样子。

“用我偷吉普车分来的钱买的。这样算公平吧？丢了一辆吉普车，换来了一匹马。”

从莫西布・汗身上，我想到了纳兹鲁拉，于是我问道：“你有没有见过艾伦的丈夫纳兹鲁拉？”

“见过，他留着胡子。”

“你父亲见过他吗？”

“干吗要见他？就像我父亲在驼队旅社里告诉你的那样，我们在比斯特堡宿营三天……因为前面就是沙漠。到了第三天晚上，艾伦问祖菲卡她能不能跟着一起走。在那之前她还从没跟他说过话，所以艾伦离家出走并不是因为祖菲卡。她爱的是我们大家，是驼队，是骆驼和孩子们。过了很长时间他才允许她睡在他的帐篷里。”

“拉查生气吗？”

“她干吗要生气？祖菲卡也允许拉查睡在他帐篷里呀。”

“艾伦和你的父亲……”我不知道用科契人的语言该怎么说，于是重新说了一遍，“她是他的女人吗？”

“当然是。”蜜拉笑道，做了一个科契族人表示性交的粗俗手势，“但是跟你我不一样。没有在星星下面这么有趣。”

“她爱你父亲吗？”我接着问道。

“每个人都爱我父亲。”她简单地回答说，“有些部落里，男人们互相残杀。我们这里没有。但是她爱他跟我爱你的方式不一样，米勒。”为了证明这点，她把我拉过去，我们两人在地上翻滚了起来，然后我们在石壁上找到了一条隐蔽的裂缝。

我们大家有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既然祖菲卡对于蜜拉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蜜拉和我也不会在营地里公然同居，否则会让他感到难堪。于是我们只好在外面寻欢作乐，而蜜拉也总是按时出现在祖菲卡的帐篷里，睡在自己的床上，我也是一样。过上一会儿之后，她就用鹅卵石扔在黑色的帐篷上，我听到声音，就会拖出全套寝具，走到骆驼群的前面，我们就在那里一起睡到营地的人醒过来。

奇怪的是，白天我们在路上走着的时候，我对蜜拉的爱意却最为深刻。我很难解释这背后的原因；但是当我骑着白马，像祖菲卡一样在驼队旁前后跑着的时候，我会偶尔趁着蜜拉不注意时经过她身边，然后用上好几分钟的时间注视着她，看着她穿着肥大的凉鞋在路上摇摇摆摆地往前走，她的披肩垂在肩膀下，黑色的发辫在阳光中上下跳动着，这时候，我敢说她是我所见过的最无拘无束的人儿。她没有嫉妒心，想爱谁就爱谁，需要什么就拿走什么，她只关心眼下的问题，她要么居住在景色壮阔的高原上，要么居住在能将人类一举一动都一览无余的沙漠边缘。然后，她会听见我的动静，于是扭回头来看着她的男人，骑在她为他弄来的高头大马之上。她的目光不卑不亢，又充满自豪，与她的目光交汇时，我便勃发出前所未有的男子气概。我仿佛在战争中勇不可当；骑着白马行走在科依巴巴山间，行走在驼队小路上，我体会到男人的刚毅之气。

就这样走了五六天之后，我发现史迪格里茨医生身上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在坎大哈和穆萨达瑞尔时，他身上由于担心啤酒和烟草的问题而散发的那种焦虑，在这里已经烟消云散，在驼队旅社里那种明显的强烈罪恶感也无影无踪了。他沿着驼队小路轻快地走着，不戴头巾也不戴土耳其软毡帽，铁灰色的头发剃得短短的，让阳光和风沙在上面肆意玩耍。他时不时地露出德国人特有的带着深思熟虑的快乐神情，并提议把抵达喀布尔之前那天晚上我俩之间达成的互相尊重延续下去。

有一天，他离开自己在骆驼群前面的位置，落到后面来跟我谈话。他用德国人的方式忽略蜜拉的存在，说道：“男人应该永远用这种方式行走。”

我说道：“可能是因为你现在身体更好些了……这野外的空气。”

“肯定不是因为运动量增加了，”他用医生的语气向我保证，“在慕尼黑的时候，我的生活方式非常健康，从我家到办公室的几个街区，我都是步行。”他回忆起那些美好却不复存在的战前时光，陷入了遐想之中，然后加重语气说，“我认为给我带来变化的是在驼队旅社里我对你作的那番忏悔。能够对一个犹太人讲出那些事情……”

“你觉得心灵得到了净化？”我冷冰冰地问道。

“不，米勒！别忘了，我们谈话时我并不知道你是犹太人。我所犯下的罪孽，我永远也洗不清。但是我已经学会了背负着历史生活下去……学会了将这个负担完整地接纳下来。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情。”

“为什么到这次旅行你才完全解脱出来？很多年之前你就意识到了自己的罪恶。”

“啊，正是如此！”他同意道，“但是以前我总是过于关注自己的感受。我能逃离德国吗？我能进入波斯吗？我会被抓住，并被判以绞刑吗？”他打了个寒战，“我那时候很可悲，满脑子想的都是我自己，想着我的香烟和啤酒。”

我问他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他超越了自己欲望，他说：“和你在驼队旅社打的那一架。多年以来，西姆・列文都是萦绕在我喉咙的一个鬼魂。但是在石柱旁边和你打架，使得犹太人又变成了真实的形体……他们不再是鬼魂了。我杀死了一个男人……活生生的男人，但是我也受到了惩罚。驼队可以重新上路了。”

我粗暴地说：“我真不愿意相信是我让你摆脱了那些冤魂的纠缠。”

“确实是你解脱了我。驼队继续上路。德国继续上路。过不了几年，美国就会求着德国恢复友谊关系。真是怪异，是不是？”

“你觉得这样就能抹杀过去吗？跟犹太人打上一架？”

“在某种程度上，是的。对于恐惧，我们只能忍耐这么久。然后恐惧感就会消失，要么是因为和犹太人打上一架，要么是因为和科契人一起走上征途，要么是因为日历牌上的年份已经是1946年，而不再是1943年。那根石柱还立在驼队旅社里，里面封存着尸体，但是在日光下游牧民族已经开始放牧了。”他带着胜利的表情看着我，面对着饱受侵蚀的山体大声喊道，“恐惧已经消失。”

接下来，他依然无视蜜拉的存在，在岩石小路上停下了脚步问道：“米勒，作为谢罪演出的最后一幕，我可以亲吻西姆・列文的手吗？”

我惊呆了，但是当我看到他多么需要这种救赎的时候，只得说道：“可以。”牲口们走过我们身边，而他跪在岩石上，亲吻了我的手。他站了起来，我拍拍他的肩膀说道：“你说的没错，史迪格里茨医生。恐惧的确会消失。我不再将你看作一只堕落的畜生。你也是我们之中的一员……我们中的一员。”

他点了点头，走回他通常待着的位置上去，身边是马福隆和骆驼；但是他走后，一直没跟他说上一句话的精明的蜜拉，用普什图语说道：“他说了很多，但是他真正的问题是……他爱上了艾伦。很快……”然后她做出了科契人表示性交的手势。

我问道：“如果他们那样做了，会怎么样？”

“你的意思是？”她又做了一遍那个手势。

“是的。”

“也许我父亲会杀了他。”她毫无感情地说道。她给我讲了马福隆的妻子爱上了印度拉瓦品第城市场里的一个商人，于是她就从驼队里跑掉，跟那个商人躲了起来。但是马福隆跟踪了她，并且用刀子杀死了那个商人。“他的妻子就在那边。”蜜拉平静地说道。那边有四个女人正在收集骆驼粪便，其中有一个比拉查年纪略大一些的健壮女人正在放声大笑着，浑身充满活力，鼻子旁边还穿着一个金质圆形徽章。她怀疑蜜拉正在谈到她的事情，于是愉快地跑到我们身边。

“她跟你说什么了？”她问道。

“马福隆杀了一个男人……为你杀的。”

“的确如此，”她笑着说道，“他还打碎了我的牙齿，”然后她给我看那个牙齿的豁口，“我在城里永远不会得到快乐。”然后她对我挤了挤眼睛，警告说：“如果你离开蜜拉，蜜拉也会杀了你。”

她走开又去捡骆驼粪了，蜜拉大笑起来，说道：“我才没有那么傻呢。如果有那么一天，你尽管走。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也可以尽管离开。”

我花了两天时间，尽量密切地观察史迪格里茨和艾伦，我不得不承认，蜜拉说的没错。他们确实相爱了，而且祖菲卡也心知肚明。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让德国人走进他的帐篷，当然艾伦也不能像蜜拉一样半夜随便离开她的床铺，但是我找了一个机会，提醒她正在招惹危险，因为虽然他看似默许纵容，但是我敢肯定，祖菲卡一定会为了荣誉杀死史迪格里茨。

我从未见过艾伦如此光彩照人。我们现在行走在寒冷的荒野，这里的海拔远远超过一万英尺，头上不远处就是皑皑白雪。有时候，走到高高的山口时还会有雪片飞进耳朵里。像其他人一样，艾伦也得到了一件灰色的长呢斗篷，跟塔吉克山民穿的那种一样。这种斗篷是用没有加工过的羊毛制作而成的，长及膝盖；所以即使在寒冷的天气里仍然能使人保持舒适。拉查在这件斗篷上点缀了金线和银线，很好地衬托出艾伦那一头迷人的金发，有时候我想和蜜拉双双步行的时候，她会骑上我的白马，这时的她完全是一副年轻女神的形象，领着她的雅利安民众出发去山中的堡垒。我能理解为什么史迪格里茨医生会坠入爱河。

离开喀布尔的第九天，天色还远远未明，我正拖着寝具回到骆驼群里准备装货，这时候我看到艾伦正站在黑暗当中，似乎要找机会跟我说话，于是我溜达到她身边问道：“需要我帮你吗？”

“不是装货的事，”她回答道，“咱们能谈谈吗？”

我把行李扔给马福隆，告诉他：“你可以骑那匹白马。”艾伦和我向山下的小路走去。

在此处交流思想，时机再恰当不过了，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亚细亚最为高贵的区域——巴米扬大裂谷之中。自西向东，我们从黑暗之中逐渐接近巴米扬大裂谷，因此向着日出的方向徒步走去时，可以看到北方银色的峭壁从一片影影绰绰的世界中浮现出来，正如我们的身体和无形的思绪从它们各自的暗影世界里逐渐成型。然而，大峡谷本身就足以令我们流连忘返：树木成荫、水源充足，还具有丰富的历史意义，因为佛教正是从这里传入了中国和日本，裂谷里满是茂密的树林、清凉的小溪，还有大片肥美的草场。这里就像精心设计的意大利花园一样，排列着成行的杨树，而我们从一片黑暗之中踏入裂谷，所到之处皆是美景。太阳依旧远远地挂在天边，而日光渐强，峡谷里愈加明亮起来，我们心中的疑虑也随之豁然开朗，此番经历着实令人永生难忘。

在一片黑暗之中，艾伦喊道：“米勒，我恋爱了！”那喊声中饱含着痛苦，还有那发自内心的困惑，令人不禁肃然起敬。

“蜜拉告诉过我……有一段时间了。”

“我们一直守着这个秘密……即使是在我俩彼此之间。”

“蜜拉说，你可能会招来危险。”我提醒她。

“我不在乎危险，”她大胆地说，“当初我离开布林莫尔，就是为了追寻这种感觉。我离开比斯特堡也是为了同样的原因。既然我已经找到了……”

我们在黑暗中走着，不时有一道道亮光撕裂天空，却又一闪即逝，如同蒙古军队派来的探子。艾伦消沉地喊道：“米勒，我该如何是好？”

这声音中的恳切之情令我大为感动，让我想要尽力帮助她。“让我换个方式问你，”我建议道，“你眼下到底在做什么？身处亚细亚中部，清晨四点半钟沿着驼队小路徒步旅行？艾伦，你到底在做什么？”

她的眼中充满戒备，回敬道：“我也可以拿同样的问题来问你。”

“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我是被派到此处的。政府公务。我是来找你的。”

她在黑暗中笑了出来。“噢，不对！政府没把你派到这里来。政府把你派到比斯特堡，但是你自作主张跑到这里来了。”她的声音里刚才还有一丝温柔，现在则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有些粗暴地说：“你到这里来，是因为在你那狭隘的人生当中被处处掣肘，而现在第一次有了机会，能跟一位美丽的女郎共度良宵，可我不怪你。然而也别想让艾伦阿姨相信，是美国政府告诉你，‘去，到星星下面寻欢作乐去。’”

“我的事情就是这样。那你呢？”

她又恢复了温柔的语气，东方的天空里又显出一道道光辉的时候，她开口道：“我是被某种力量驱使着来到此处的。不是体贴备至的纳兹鲁拉，也不是令任何女孩都仰慕不已的祖菲卡。这种力量与爱和男人都毫无关系。我认为，驱使我来到此处的，是我在这尘世之间的所见所闻……驱使我来到此处的那种力量，我无力与之抗衡。”

我倾听着，试图去理解她的语言，默默无语地向前走了一段路，然后开口说道：“艾伦，我绞尽了脑汁，想要分析你的行为，但我实在办不到。我在喀布尔的时候已经把官方报告交上去了，所以今天的讨论只有你我知道。你能否用简单的语言解释一下？”

“我觉得没办法做到，”她沉思着回答道，“我刚才所说的应该已经把你点醒了，否则就没有办法。”

“我并未感到醒悟。美国人的洗脑工作做得不错。”

“我简直是对牛弹琴，”她在黑暗中发出一声叹息，“亲爱的上帝！我如此绝望地向你求助，而你却给我派了一个白痴。”

“别灰心，”我顺从地说，“尽你的所能，用最简单的语言再说一遍。”

“好吧，”她柔和地说，“米勒，你难道没有看出来吗？我们注定要挖出更大的坟墓，然后挖个再大一些的，到了最后，我们挖出来的坟墓将会大得足以毁掉全世界。”

“你说的也许没错，但是只有美国在自掘坟墓，其他人却没有，想到这点我会感到安慰。”

“米勒！”她喊起来，“你认为其他人造不出坟墓？”

“当然造不出。俄国人？中国人？他们没有这个技术。”

“米勒！”她喊道，“别傻了！我们说的是你我的灵魂。你难道看不出……”

“这句话是谁灌输给你的？史迪格里茨？”

“是的，他说……”

“他有没有告诉你，他是纳粹……要为屠杀犹太人负责？”

“是的，”她语气柔和地说，“所以我必须跟他在一起……一同度过此生。”

对她的这番胡言乱语我感到极其愤怒，我伸出手去想打她一巴掌，但是在半明半暗之间，她看见了我的动作，躲开了。“不要胡言乱语。”我怒吼着。

太阳仿佛看到了我们茫然困惑的样子，急着要给我们洒下光辉，它悄悄地移向东方的地平线，从高空中洒下了万道光芒。看到黑夜即将过去，艾伦感到十分欣喜，她把头上缀着金银线的斗篷摘了下来，任晨曦在她闪着微光的金发上翩翩起舞。她的心灵苦苦挣扎着，看着我说：“我正是在进行理性的谈话。答应我，无论我接下来会说出什么话……无论这些话多么地不符合你的逻辑，请你听我讲下去，请你理解我。”

“我会这样做，纯粹是因为好奇心。”

“这么说吧，我是个在正常的家庭里长大的姑娘，去的是正常的教堂，玩伴也都是正常的朋友。男孩子们喜爱我，老师也是一样。我去上舞蹈课，开派对，在中学里功课也不错。但是有一天，我大约十五岁的时候……那是战前很多年的事情了……我发觉我的家人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那么的不对劲。我们只是在积攒分数……我只能这么说……为了赢得一场游戏，而这场游戏只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实际上并不存在。你是否曾经有过这种想法？”

“没有过。”

“我敢肯定你没想过，”她回答道，语气里并没有不满，“然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听到了一些人们很少在公开场合说出来的奇谈怪论。我闭紧了嘴巴，什么也不说，主要是因为我父亲把这些话看得很重。他是我们家的主心骨……他的头脑太陈腐，不可能跟他抗衡。于是他似乎真是个大英雄似的。他是征兵局的主席，对着被他派到战场上去的所有年轻人发表了一通激情洋溢的演说。倘若你听到了那通演说，你也会大受感动，米勒。有些跟我同龄的男孩子对我说，你的老爸让人恨不得马上出发，去完成属于自己的使命……连属于他的使命也替他完成了。我有些同学可不是那么笨。”

“我的同学也有不那么笨的，”我生气地说，“我想起有一个主修哲学的同学，叫做克拉克维茨。他说，‘只有一件事情比赢得战争还要糟糕。那就是输掉战争。’他认为当你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抗争的时候，真相说不定是没人赢得了那场战争；真相也有可能是，如果你输了那场战争，世界会变成真正的地狱。克拉克维茨。他在硫磺岛战死了。”

“我深受感动，”她说道，在晨曦中鞠了一躬，“在大学里我遇到了这帮像雇佣军似的教授们。你还能管他们叫什么？从道德的角度来说，他们的责任本来是解剖这个世界，但是有人付钱给他们，又要他们维护这个世界的整体性。我想，他们可有的忙了……求知，求生；祈求上苍，苟延残喘；苟且偷生，施舍大众。他们有一整套社会体系给他们帮忙，这帮教授。

“但是有一个教授暗示大家，说他知道这个世界需要被解剖开来，他一下子就理解了我的内心世界。他教音乐，给我的父母写信，说我厌世。天，他说得可真对。我父亲用征兵局长的方式好好地恐吓了他一番，说我在‘真实’的学校里一切正常。这让我想起了柏拉图的那篇文章，其中写道人们长久地盯着镜中世界，而把想象和现实混淆起来了。我父亲从未想过，这个糊里糊涂的音乐教授看到的正是真实的世界，而其他人看到的我身上的特点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即使连天使加百利也吹起末日的号角，我的那些特点也无需受到审判。”

她顿了顿，给我留出反驳的时间，如果我愿意那么做的话。但是，我被她这番长篇大论的说法弄糊涂了——与蜜拉在一起，轻轻松松地过着驼队的行商生活，相比之下，让那些困扰伦敦和东京的事情见鬼去吧——我才不愿意参加这场争论。我要求她作出解释，我也得到了她的解释，无论我是否能够理解得了。她继续说下去：“战争最残酷的时刻到来了，我预言过的那种景象得到了应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嫁给纳兹鲁拉。首先，那些日子里我没弄明白其实他跟我父亲如出一辙。亲爱的纳兹鲁拉！他还要给阿富汗铺上道路！我想，我来到这里，因为阿富汗是离美国的价值观最遥远的地方。”她停顿了一下，然后加上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纳兹鲁拉已经有了一个妻子，这让我更容易作出决定。你听懂我的话了吗？”

“我已经糊涂了。”我承认。

“我的意思是，我父亲把所有正常的事物都说成是乱来，而我想要彻底挑战他那套狭隘可怜的是非观。我做过的最乱来的事情是什么？和一个带着头巾，而且已经有一个妻子的阿富汗人跑了。”她笑了一下，随即补充道，“你知道我对纳兹鲁拉的幻想最初是怎么破灭的吗？就是那条头巾。他在费城戴着它招摇过市。而在喀布尔，他却从来想不起来要戴头巾。”

“我还是不明白。”我回答道。

“很多美国的年轻人能明白这种感觉，”她向我保证道，“他们开始抛弃任何像我父亲那样的人构成的社会。”

“那样的话，愿上帝保佑美国。”我尖刻地说。

“正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才能拯救美国，”她回答道，“他们能理解社会正在发生何种变化，也有能力作出改变。”

我仔细思量着这个思维骗局，心想：她有思考的热情，她的思想也都是出于至诚，这一点我得尊重，但是我当然不信这套说辞——这时候，太阳已经冲上了地平线，在巴米扬大裂谷中将万物生长所必需的阳光倾泻而下，照亮了一道道由白色石灰石构成的悬崖，给北方的国境线镶上了一道金边。这些石灰石高高地挂在裂谷上，遭受了严重的侵蚀，阳光在上面投下阴影，形成了造型各异的迷人形态。绿色的杨树长得枝繁叶茂，到了悬崖边上则戛然而止，成了向外伸出的浮雕。过了一会儿，阳光更加强烈了，艾伦喊道：“米勒！看哪！”

起初我没有看到那令她大感惊异的事物，以为只不过是寻常的东西。过了一会儿，从最高的那座悬崖上一个巨大缺口处出现了一座巨塔似的男性雕像，有几十英尺那么高，刻在岩石之上，栩栩如生。显然，那是一尊巨大的宗教人物神像，但是有一点很怪异，雕像那巨大的面孔被切掉了，只剩下一人高的嘴唇和下巴，而其上的部分只有光秃秃的石灰石。

当我们惊骇地站立在雕像面前时，驼队的其他人也围拢过来，祖菲卡用枪指着这座没有面孔的雕像简单地宣布：“佛。”

驼队向着既定的扎营地点缓缓移动，但是艾伦和我还站在那里，凝视着那座仿佛具有魔力的雕像。我让她站在雕像巨大的双脚边上以作参照，自己向后退去，好计算这座雕像的高度：粗略估计，这座雕像高约一百五十英尺。是谁将它刻在这座穆斯林国家的中心地带？又是谁抹去了那张平和的面孔？

我没法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仔细观察这座巨像，我慢慢发现它旁边的山崖上蜂窝般密布着很多洞窟，洞窖的窗户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整个石灰岩构成的山崖。“这些是什么东西？”我问道。艾伦说这里以前可能是一座修道院。我们又看了一会儿，发现了一道裂口，看上去好像能够抵达那些洞窟，艾伦表示愿意爬进去看看。

我们爬进了一条向上延伸的黑暗巷道，两边都是坚硬的岩石。我们小心闪避着这些危险的峭壁，爬了很久之后，来到了一座通向佛像头顶的小木桥。现在我们身处的地方离地面很高，一旦跌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安全地爬上了佛顶，仔细观察着面前的大裂谷，借着强烈的阳光，我们能看见帐篷正在远处慢慢地搭建起来。

我们在佛顶上又找到了一条向东延伸而去的通道，通道的尽头是一群面积更大、互相连通的石窟，此处过去肯定曾被当作讲堂之用，供数百名和尚安坐其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特别温馨的房间，有一扇窗户离地平面足有一百英尺，窗外恰好就是科依巴巴山脉的景色。于是就在这个房间里，艾伦盘起腿，坐在岩石地面上，用她的包头斗篷盖住身体，又跟我继续争论下去。

“当你终于意识到世界只不过是一个如此可悲的地方——”她说这话的时候我正站在窗边，眺望着亚细亚最为壮丽的景观之一，“而我母亲却会激动得浑身发抖，只是因为我们买了一辆更大的汽车，或者只是因为有一所大学完全误解了教育的意义，为建造了一座造价百万美元的宿舍楼而沾沾自喜……”她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把这个句子说下去，于是就神经质地笑了起来，“你决定不理会所有这一切事情，去找一些更单纯的精神寄托。我以为纳兹鲁拉比多赛特更单纯，祖菲卡比纳兹鲁拉更单纯。现在，我发现奥托・史迪格里茨比他们都单纯。”

“你怎么能这样说？他可是毕业于一流大学，还拥有医学博士学位。”

“他更单纯，因为他是一个‘非人’。在慕尼黑，他堕入了地狱。他背负着自己的地狱跑遍了半个世界。他挣脱了这个世界，也挣脱了身上的枷锁。他是个‘非人’……其实我们最初都是‘非人’。”

“你真的相信这种鬼话吗？”我请她作出解释。

“我过去跟你现在的状态一模一样，”她高傲地说道，“你打心眼儿里觉得，有人高高在上地记录着你一辈子的所作所为：认识了十五种新的鸟类，你就能得到一个徽章；学会了算数，你就进入了初级荣誉堂；在海军里安分守己，那些大人物就给你写一封推荐信；听大使的话，他可能会给再给你写一封推荐信。所有这些小小的荣誉最后都被记录到一本大书里，作者是圣殿记分员，其实他就跟体育记者差不多。这么一想，的确让人宽心……这的确让我父亲心满意足。他攒了不少分数，得到了一辆更大的汽车；有了这辆大车，他就有资格住进一座大房子；他赢得了那座房子，于是被选入乡村俱乐部；又因为他进了乡村俱乐部，所以布林莫尔学院对他的女儿敞开了大门。看得出之后会怎么样吗？如果他的女儿在布林莫尔干得不错，她就有资格嫁给马克・米勒，这个家伙靠着同样的小把戏也攒了不少分数，最后进了耶鲁大学。现在你猜怎么着？他的女儿和马克・米勒得一起积攒分数，如果他们不乐意这么干，老家伙们会害怕得浑身发僵。

“不，米勒，你拼尽全力，参加的却不是正确的比赛。根本没有什么记分员。根本没人关心你在海军服役的时候是不是老实安分。咱们到大夏城之后，要是你跟蜜拉私奔，圣殿记分员应该狠狠惩罚你一次，把你之前攒下的好人分数全部归零，因为你做下了如此不堪的勾当。但是他才不会这么干呢。因为就算有这么一位记分员先生，他也只会一笑了之，跟他的哥们说道，‘那个叫米勒的小子比刚进驼队的时候感觉好多了。’到了大夏城，如果你弃蜜拉而去，我也同样会离去……但是我会跟着奥托・史迪格里茨。”

我注视着这间古老的讲经堂。在他们的时代里，底层的民众正是在这个地方被灌输以智慧，而有一点我十分肯定，在蜂巢般的修道院里，在这个奇异的小房间里，人们年复一年地坐在岩石之间，与世隔绝，直到他们的热情被燃烧殆尽，直到他们心中的信仰渐渐清晰，他们在这里讨论的每一条古训——几乎每一条古训都能够有力地驳斥艾伦所说的话。无论是佛教、穆斯林教、基督教或是犹太教，所有人间的智慧都坚守一种信仰，即相信一切终将圆满，相信无论在某一时刻经历了多么深的伤痛，人类社会都值得被传承下来，相信将会有一个神殿记分员对人类的行为作出是非善恶的审判，而这个记分员说不定就是人类自己。我置身于巴米扬裂谷的悬崖中这间讲经堂里，所领悟到的古训让我产生了深深的认同感，如果艾伦・杰斯帕不曾感受到这些，那么我对她会产生更深的遗憾。

“你跟史迪格里茨睡过觉吗？”我突然问道。

“没有，但是如果他提出要求，我会照做。”

“我想你应该知道，蜜拉担心祖菲卡可能会杀死史迪格里茨……或者杀死你。”

“这对我们两人没有任何影响。”

“对我有影响。”我反驳道。

“但是你自己也曾试图杀死史迪格里茨。”

“我已经摆脱了那种欲望。”

“米勒！我的意思正是如此。自从我们走上驼队商路以来，你第一次说了句有道理的话。现在，我说史迪格里茨已经摆脱了你的偏见，你能理解我了吗？我们已经超脱了，米勒。我们已经摒弃了这个尘世，无论祖菲卡杀死我们中的哪一个，都不重要了。”

“对于祖菲卡重要吗？”我问道。

艾伦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说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道德的角度上，我无权扰乱纳兹鲁拉的生活，但是想到他还有一位妻子和一个女儿，我便不再有负疚感。”

“他现在又有了一个儿子。”

“哦，凯里玛一定很开心！”她由衷地喊道，“他一直很想要一个儿子。好，我也承认我无权扰乱祖菲卡的生活，但是他能承受。他有一个很好的家庭，还有一支离不开他的驼队。但是奥托・史迪格里茨一无所有……连工作也没有。只有靠着他和我两个人的涅槃，这个世界才有一线希望。坦率地说，米勒，像你、纳兹鲁拉和祖菲卡这样的人，不会给世界带来一丝一毫的益处或者害处。你们是无足轻重的人。”

我问道：“你知道史迪格里茨有可能被引渡……而且可能被处以绞刑吗？”

“是的。他需要我，最重要的就是为着这个原因。生活在阿富汗这样一个不是国家的国家里，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不会把业已死亡的‘非人’引渡出去。”

“到了大夏城，我们离俄国就只有几英里远了。他有可能会遭到绑架。”

“文明国度不会做出绑架这样的事情来。”她争辩道，我觉得这表明她只有在符合自己的那套人生哲学时才会抛弃文明，但是也会随心所欲地拿文明给自己当挡箭牌。

“你忘了——还是他没告诉你？——他保留着每一天的实验结果。‘我是真正的科学家。’他总是这样夸口，‘我会妥善保存数据。’英国人现在拿到了那些数据，这你知道。他是重要的战犯。”

“你已经把我的情况替我说清楚了，米勒。他已经交代了罪行，并且已经死去。我已经抛弃了我所知的一切生活，因此我也是死去了的人。我只有在最底层才能活下去……活在这个疯狂的世界最底层的渣滓上。在那里，希望得到了重生。我说的这些话是不是总算让你弄明白了？”

“没有。”

“你居然如此迟钝，真是奇怪。”她悲伤地说。她站起身来，远远地走到洞窟的另一端，用包头斗篷裹住身体，仿佛那件袍子可以包裹住她的思想。“站在这里为学生授课的每一位诚实的教师，现在都正在倾听我所说的话。他们为我鼓掌喝彩。他们知道，人类社会将渐渐堕落下去，如果他们想要获得自由，就必须抛弃人类社会。他们知道，人生若要充实，就必须时常回到社会底层的渣滓上，回到最初的烂污泥上。那些曾经站在这里的人们知道我是正确的，即使我没法让你听懂。”

她离开洞窟时，向那些看不见的古代教师挥了挥手，他们在这个石洞大学里一代代地向佛教徒们传道，而在美国宾州的多赛特镇为世人所知之前的几个世纪，这些学者们就已长眠于地下。“他们会理解的。”她悄声说道，然后就微笑着离开了。

第十四章

从巴米扬裂谷往北行进的第二天，我骑着白马完成了驼队的查看工作，然后离开了大部队信步闲逛，想去查看一下侧面的山谷。这时候我看到两个人影正在我头顶的岩层上攀爬。我刚想开口跟他们打个招呼，却没喊出声来，因为靠近后我发现这两个人正是艾伦・杰斯帕和史迪格里茨医生，我马上本能地觉察到，今天他们不想要任何人的陪伴或盯梢。我愈发肯定这种判断，因为我看着他们拐了一道弯，这样就可以藏身于驼队的视线之外，然后他们跑到彼此身边，饥渴地拥抱着对方的身体。德国人毫不迟疑地开始脱掉艾伦的衣服，我则躲到了他们看不见的地方。

我本来要回到驼队去的，但刚一转身，一颗小石子就从岩石上落下来打在我身上，然后又是一颗，我意识到一定是有人在高处俯瞰着这对情侣，并试图向我发出信号。我勒住马，查看着头顶的岩石，发现一个穿着红色套裙的身影，还拖着一条马尾辫。那是蜜拉，她早就猜出了这对情侣意欲何为，并在他们之前就赶到山谷里来，找了一个绝佳的位置藏好，准备好好看看事态如何发展。

我生气地挥着手：快从石壁上下来！但是她用手指按在嘴唇上，示意我不要出声；然后看着这对爱侣几分钟后，她胜利地将双手举过头顶，做了一个科契人的手势，表示他们好事已毕，一切顺利。于是我们四个人继续待在山谷里，艾伦和史迪格里茨享受着他们迟来的激情，蜜拉从上面的石壁上偷窥，而我则从下面的山谷里看着她的姿态。这可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色情的场景，但是其中又有一丝悲壮之感，因为我相信如果祖菲卡发现了他们的风流事，艾伦和她的德国医生可就要大难临头了。

这对爱侣回到驼队后，我示意蜜拉从岩石上爬下来，跟我一起骑在那匹白马上。“你绝对不可以跟其他人提起这件事。”我警告她。

“他们知道。”她笑，用手揽住我的腰，我们一路快马加鞭回到驼队。

“除非你告诉他们，否则他们怎么会知道的？”我问道。

“只要看看他们俩，谁都会知道。”她坚持说。

她说的没错。到了中午，祖菲卡让驼队停了下来，现在整个部落都知道这起酝酿已久的事件终于发生了，于是大家都等待着事情的结果。祖菲卡的块头比史迪格里茨医生大得多，如果他愿意的话，说不定能掐死医生。居然有女人愿意为了那个不起眼的德国人而放弃祖菲卡，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我估计，就算最后不会闹出人命，至少也得有一场恶斗，然而出乎我的意料，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接下来的几天里，艾伦变得愈加光彩照人，比她在高中时代的照片里，或者我在驼队旅社里第一次遇到她的时候更迷人。她的笑容愈加灿烂温暖。她的一举一动更加意气风发。就连她身穿那件灰色的包头长斗篷的样子较之过去都更添了一丝女人味，平添了几分诱惑力，然而令我最记忆犹新的，是在徒步上山的路上，她的那双闪闪发亮的蓝眼睛。

祖菲卡没有理会他们的私通，这下两人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开始用医生的寝具在营地边上的空地上过夜，到了下午，史迪格里茨也不再和祖菲卡以及拉查同坐在帐篷的凉棚底下了。这个德国人身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除了一点以外，这些变化大都是好的。他不再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摸索火柴点烟斗的时候脸上也常常挂着笑容。原来那种紧张兮兮的神经质消失了，有时他会斜靠在我们帐篷的柱子上，真正地放松下来。

唯一的一点不妙之处在于，在路上，只要祖菲卡骑着那匹棕色的马走过他的身边，史迪格里茨就会精神紧张，怕这个大个子科契人突然亮出匕首向他扑过来。医生内心的满足感掩盖不了潜意识里的戒备心，于是我暗自思忖：他们任由这场不食人间烟火的山顶恋情野火燎原，完全不顾祖菲卡的存在，可他们爱得愈深，恐惧也就愈深。

从巴米扬裂谷到卡比尔的驼队之旅中，有十一天的时间会经过这条路线上景色最壮丽的部分：届时驼队将会穿行在兴都库什山脉的腹地之中，虽然亚洲地区还有其他更高的山峰——事实上，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都要更高些——但是没有哪座能超越这些阿富汗的山峰，这里既有壮观的岩石地貌，又有美丽的裂谷景色。有时候我们绕过一条山脊的末端，却发现面前出现了一道长达十至十五英里的绿色山谷，其中看不出任何人类到过此处的痕迹。而有时候道路却很狭窄，只剩下一条难看的隘路，被某条河流隔得乱七八糟，走着走着，前方会赫然出现一道悬崖，于是路就不见了。然而总能出现游牧民族在多年之前修建的一条摇摇欲坠的桥梁，将隘路连接到河对岸，然后又通往更高的山地。这段路程真是惊险刺激、新奇壮观，令人叹为观止。

兴都库什山有一个特点，令我联想起之前走过的沙漠。我们从巴米扬裂谷出发北上之后的第五天，在路上的一个拐角处发现面前出现了一道景色秀丽的山谷。山谷远处的尽头大约四英里处，耸立着一座颇有气势的高山，我暗自想到：中午估摸要在山下宿营了。可是到了中午时分，这座近在咫尺的山峰却还在几英里之外。第二天我们又上了路，走到正午时那座若隐若现的山峰居然还在几英里之遥。于是又过了一天，我们发足狂奔，一路走去，直到山峰近乎触手可及，可是到了后一天，这些见鬼的山峰居然还在我们前头！最后，我们用了整整四天跑了五十英里的路，才来到起初以为午餐前就能赶到的地方。

在我们试图走进这座山峰的那几天里，我很少看见艾伦・杰斯帕，因为她和史迪格里茨的爱情刚刚萌芽，两人已经深陷其中，我不愿去打扰他们，只有当我们在帐篷之间拖着寝具走来走去偶遇时才会交谈几句。于是，在我们终于到达这座山峰的那天，艾伦趁我正在卸行李，走到我身边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令我头一次开始怀疑她的本性是否真诚。她半真诚半玩笑说出的那句话，在后来的日子里，也始终无法让我把它当作真心实意的关怀。她说：“米勒，这个驼队注定有一天会走到头。不要把蜜拉看得太认真，否则会伤害到你自己。”一个女孩，自己不顾一切地爱上史迪格里茨，甚至可能会引发谋杀，而她嘴里却说出这样的话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而且她说这番话完全是自相矛盾，在去巴米扬裂谷的路上时她跟我讲的可不是这样。我刚要质问这个出尔反尔的说法，蜜拉突然过来给我帮忙，于是艾伦就走开了。

“我觉得艾伦喜欢你。”蜜拉随意地说，但是当时我太迷恋蜜拉这个人，而不记得她说的话。

这并不奇怪。每天晚上我们在星空之下共度良宵，情侣们所能想象到的最美的闺房不过如此：高耸的群山在我们身旁守护，淙淙河水为我们奏起音乐，月亮犹如一盏夜灯，不远处的驼队传来阵阵人声慰藉着我们。我们在深远莫测的大山里终于要上床就寝，此时的蜜拉显得尤其迷人，她会变成一只疯狂的小精灵，而我未曾料到她如此洞悉男女之事。看到身旁的美景，想到我们很快就会离开兴都库什山，告别也许是我此生最美好的一个星期，这使我不得不开始考虑驼队之路结束之后我们两人将何去何从。之所以说“不得不开始考虑”，是因为跟蜜拉这样的女孩生活在一起，男人总是身不由己，起初他们欣喜若狂，然而在不知不觉中，那种隐隐作痛的感觉日渐明确，蜜拉已经成为他生活中不可逃避的一部分，既挥之不去，又难以释怀，对于未来之事他连想想也不愿意。出乎我意料的是，蜜拉倒是很愿意设想未来，她将那些令我苦不堪言的难题一一预料出来，而且准确得吓人。她那灵动的思维在我的头脑里大肆搜查，将我最不愿提及的苦恼之事一一翻弄出来。

我问道，我离去后祖菲卡会拿她怎么办，她说：“他不能把我怎么样。否则谁来继承他的骆驼呢？”

我问道，既然大家都知道我俩的情事，那以后她还能不能在驼队里找到个丈夫，她说：“如果我有骆驼，就不愁找不到丈夫。”

我问道，如果她生了我俩的孩子怎么办，她说：“那边的孩子们都怎么办？有些孩子的母亲死了，有些孩子不知道父亲是谁。”

我问道，她要什么样的生活，她说：“在冬天我要生活在杰赫勒姆。在夏天要到兴都库什山去。美国有什么好？”

我又问道，她爱不爱我，她说：“我给你买了一匹白马，不是吗？”她吻了我，又说，“去睡吧。操心那些事情是女人的职责。毕竟是由我们生孩子，不是你们。”

但是我什么也不问的时候，才能深入了解这个迷人的游牧姑娘的内心世界：我与蜜拉行走在路上，把马儿交给马福隆，让他像个哈萨克人那样上上下下地跑着，而她会冷不丁地突然说：“艾伦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人。我愿意长得像艾伦一样。但是我愿意做一个像拉查那样的女人。”我问她原因何在，她回答说：“跟拉查打交道的人都会变得更强大。艾伦不行。”

我表示反对，并指了指受了艾伦影响的史迪格里茨医生。对此，蜜拉笑道：“他是个将死之人。任何女人，只要长着一双美腿都能拯救他。我根本就没把史迪格里茨医生算在内。”

“他会落得什么下场……我是说，如果祖菲卡发怒的话？”

“我父亲可能会杀死他，”她的猜测跟以前一样，“另一方面，我父亲也许会感谢他让他摆脱了艾伦。”

“这么说可太令人吃惊了。”我喊道。

她不理我，说起拉查：“她帮助女人接生，照料骆驼，也知道如何照顾生病的绵羊。你知道，米勒，拉查是唯一一个能跟我父亲在首领会议上争上一争的人，他信任拉查，把驼队的钱交给她，存在杰赫勒姆。”她顿了顿，想着她的母亲，又说，“拉查在鼻子上穿着金环，也不梳头，但是她是我们驼队的核心人物，如果祖菲卡放弃她而换成艾伦，那可蠢透了。他知道这一点。”

“他爱过艾伦吗？”我问道。

她又一次顾左右而言他。“如果你跟我们待在一起，米勒，”她许诺道，“我会变成你的拉查。”这时候马福隆骑着白马赶上来问道：“大人现在要不要马？”蜜拉喊道：“是的，你这个肮脏的混混。你骑马让他走路，真是没道理。”她拢起双手为我做了一个马蹬，用她那小小的身体轻快敏捷地把我托上了马背。

我离开蜜拉后，祖菲卡打马赶上来，脸上洋溢着兴奋的表情。“跟我来，米莱尔！”他喊着，我跟他跑了几英里来到了一条山脊的顶端，他拉住那匹棕马的缰绳，等着我跟上来。

他指着我们脚下展开的一片开阔的高原说道：“那就是卡比尔。”

理查德森告诉过我，这个地方极其重要，但是此前我没有想到它的规模竟然如此之大。有两条河流从兴都库什山脉的不同区域流下来，流经这片巨大的平原并最终交汇，形成了一个雄伟的Y字形。就我的目力所及之处，沿着这条河流的两条支流和一条主流，到处都有游牧民族支起的一簇簇黑色的帐篷。我粗略估计一下，发现有至少四百支跟我们一样的驼队，而每支驼队中平均有两百人……

我被自己估算的数字吓了一跳，于是问道：“一共有多少人？”

“谁管这些？”他兴奋地说道，激动得像个小男孩，“六千？也许更多些。”

很难相信，一千多年以来，游牧民族一直都在这遥远的两河交汇处会师，而没有任何政府能够确定这个地点的精确位置，也不能确定在这里会合的到底是什么人，更没人知道这些营地是怎么组成的。战争已然结束，飞机很快就会洞悉这片隐秘的地区，但眼下这里仍然是自由自在的人们最后的聚集地。

“我们走！”祖菲卡喊道，脚下一蹬，马儿发足狂奔，带着他疾驰到平原之上，融入到那些聚集着的驼队中去了。我尽量大胆地跟着他，但是过了好一会儿才追上我的科契朋友。这时我看到他正快速地穿梭在不同的驼队之间，大声招呼着老朋友们，述说着他在冬季的印度之行，商量着贸易集会的计划。很明显，他是将这一大片宿营地连接起来的主要力量之一。

最后他终于想起来我还在他身边，于是喊道：“米莱尔！跟我来！”他在离我们最近的一条支流左岸打马疾驰，直到寻得一个还没人扎营的、景色秀美的地方才停下来。“我们就在这里宿营，”他喊道，“你等在这里，把这消息告诉其他人。”话音未落，他已经穿蹬上马，又跑开去跟人打招呼了，但是只跑了一小段路就矫健地拨转马头，转回身快速跑回我的身边说：“他们一到，告诉马福隆烤上四只肥羊。”马儿又转了个身，带着他飞奔而去了。

过了一个小时左右，科契人赶了上来，而中间这段等待的时间则成为我人生中刻骨铭心的记忆之一。在我的周围，来自亚细亚腹地的众多神秘驼队绕来绕去地走着，身边的男男女女所属的部落名称我都是闻所未闻，骆驼群从一千英里之外的地方远道而来，他们刚刚跨越了奥克苏斯河，孩子们的脸庞上红扑扑的，面露微笑的女人们脚上蹬着毛皮靴、被阳光暴晒了几个月后皮肤呈现出完美的黑色。在远处上游的一些驼队里，一个男人正吹着笛子，仿佛是《阿拉伯之夜》中电影音乐的回响，又像是我在波士顿时听过的鲍罗丁【13】的音乐。作为一个骑着白马的陌生人，我的出现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有一些游牧民甚至试着和我用奇特的语言交谈，但是我对他们所有的人明确指出，这个河边的地点是为祖菲卡保留的，而且我发现人们非常尊敬这个名字。

当我朝兴都库什山望去时，正巧看见科契人从山里朝着营地的方向走过来，这种刻骨铭心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我第一次看见我们的驼队全体队伍，发现这支人马产生的效果非常震撼：两百个人，差不多一百匹身上搭着昂贵货物的骆驼，几十匹驴子，几十只山羊，还有超过五百只上等绵羊。这就是我的驼队，这就是我的同胞；我回想起我所热爱的波士顿那温馨的家庭生活时，对于自己被允许来了解这个更大的家庭感到激动万分。

然后，我看到肤色黝黑、娇小玲珑的蜜拉穿着红裙，梳着马尾辫，和容光焕发的艾伦并肩走来。艾伦的包头斗篷披在身后，阳光照耀着她那娇艳动人的身躯。我呆呆地坐在白马上，看着这两个人朝我走过来，一个是我爱得如此之深的游牧姑娘，还有一位是我想伸出援手却又难以理解的古怪美丽的女人：她们就是你的生活，在你的驼队之中，她们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置身于安详静谧的冥想之中——无声无息、深不可测，任凭那些亚洲人在我身旁走来走去却不为所动——我注视着科契人向我走来，直到我们的驼队里有三个男人发现了我，喊道：“我们到了！”

“就是这里。”我也对他们喊道，挥了一下缰绳，策起白马加速奔向驼队，接下来，我跳下马去，在众人面前亲吻着蜜拉，轻声说道，“我刚才害怕……”

“怕什么？”她平静地问道。

“怕……怕你也许不来。”

她没有笑，艾伦也没有笑，但是她把手探进我的衣袋问道：“米勒，你有阿富汗币吗？”

我来的时候身上有几枚当地货币，并把它们交给了蜜拉，她像个小孩子一样笑了起来，把我们驼队里所有的小孩子召集过来，领着他们穿过平原，朝着音乐的声音走去。我像中了邪的老鼠似的，跟在着梳着大辫子的花衣吹笛手后头，直到她领着众人来到一个举行传统活动的地方，那里有几个俄国来的乌兹别克族人竖起了一个粗糙的旋转木马：在地上砸个坑，里面装一个木头窝，窝里安上一根结实的立柱。支柱顶端有十根杆子，每根杆子上挂着一个可以任意旋转的铁管，铁管尾部有雕刻得非常粗糙的木制马匹。乌兹别克人操着六七种不同的语言喊着：“世界上最刺激的旋转木马！”

“给他们每个人坐一次。”蜜拉告诉乌兹别克人，然后我们的科契族孩子们全部拥上了那些粗糙的马背，紧张又快乐，浑身直打战。然后有两个粗壮结实的乌兹别克人把他们的胸口抵在从支柱伸出的杆子上，开始慢慢地沿着小圈子转动，带着支柱和马匹一起转动起来，一切都是如此平衡，很快乌兹别克人的小装置就旋转得很平稳了，他们越跑越快，直到最后他们几乎不用费力，而马背上的孩子们尖叫着，飞速旋转着，他们的小身体几乎跟地面平行。

“这些木马是我能回忆起来的第一件让我觉得刺激的东西。”蜜拉喊起来，这时有几十个不同部落里出来的孩子们正在为飞翔着的科契孩子们欢呼着，“我小的时候，祖菲卡总是让我来坐这个。”她的脸上神采飞扬，仿佛成了那些快乐地疯玩着的小孩子中的一个。然后她突然转过身来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悄声说道：“噢，米勒！我又得到了如此的快乐。”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蜜拉这种自然而然地靠在我身上的方式，而与此同时，在很多个驼队里，做母亲的女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卡比尔的游牧民们终于发现了我俩之间的恋情，如果世界上有什么原因，能使我在这个营地的任务变得更加容易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了：作为一个陌生的美国人跑到高高的平原上来，我肯定是个惹眼又没用的家伙；但是作为一个爱着科契族烈女子的年轻小子，我实在是太平淡无奇了，游牧民们甚至为我感到遗憾，同时我也得到了其他外来者绝不可能得到的自由。

旋即，乌兹别克人停下了旋转木马，蜜拉把孩子们重新集合起来，我看到在木马的另一端艾伦加入了一群长得差不多的孩子们中间，他们的母亲没带着硬币出来，于是她就带着这些圆脸的小家伙们去找乌兹别克人，用普什图语讨价还价一番。最后艾伦摘下了两只手镯，递给了乌兹别克人，后者用手指试着弯了弯那些镯子。他接受了手镯，艾伦的孩子们被放到了马背上，那几个粗壮的乌兹别克人又开始推着杆子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支柱又旋转了起来；孩子们飞得越来越高，在空中快速地旋转着，艾伦站在下午的阳光下，咬着指关节注视着他们。

黄昏时分，四只羊被烤得熟熟的，艾伦又在她的固定位置上分发羊肉，这时候我们听到驼队外面有人喊了一声，祖菲卡回来了，身后还跟着其他驼队的三十名酋长，还有一支由塔吉克乐手组成的乐队。乐手们在火堆旁坐下，敲起鼓来。“艾伦！”祖菲卡喊道，“别再忙着做饭了！”然后他挥了一下胳膊，把他的美国姑娘带到人群中心，开始跟她跳起欢乐活泼的舞蹈。客人们看着，然后纷纷伸出手去拉起科契族女人，狂欢活动开始了。很快祖菲卡就把艾伦交给了一个俄国人，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我身边。“米莱尔，”他笑道，“我想带你见一位酋长。”然后他带着我穿过旋转着的舞者们来到了一个高大笨重的秃头男人身边，这个人不到五十岁的样子，脚蹬毛皮靴，身穿粗劣的羊皮夹克，腰里围着缀满铜钉的皮带。他的那张大脸又圆，刮得又很干净，从那双斜睨的眼睛可以看出他有蒙古族血统。祖菲卡抓住他的肩膀说：“这是吉尔吉斯人沙克尔。他走私枪支，高原上大部分德国产的步枪都是他卖的。我的步枪也是他卖给我的。”

大个子吉尔吉斯人和善地点点头，露出满嘴的大白牙，中间有一个明显的豁口。“你英国人？”他用支离破碎的普什图语问道。

“我是美国人。”我回答。

他爆发出爽朗的笑声，用双臂做出打机关枪的样子来。“啊——啊——啊——啊——啊，芝加哥！”他喊道，“我看电影院。”

我佩服这个人旺盛的精力，但对于他对美国人的看法感到恼火，我一时冲动，站起身来，双臂交叉做了一个拙劣的模仿俄国人跳舞的动作。“我也看电影院。”我笑道。

“不对！”他嚷着表示反对。他冲着塔吉克乐师喊着，于是乐师开始演奏另一首曲子，而他开始和着曲子跳起了一段风格非常激烈的、真正的吉尔吉斯舞蹈。在这段舞蹈中没有用鞋跟轻轻点地的假动作，而是用靴子在地上重重地跺脚，在草原上疯狂地旋转。看到艾伦站在烤羊旁边，他便跳到她身边，一把拖住艾伦的腰部将她拽过来，然后拉着她跳出了一种旋风似的点地舞步，她的包头巾旋转起来，几乎跟地面平行。他们这一对跳得很妙，虽然艾伦跟不上那种轻巧的舞步，但是吉尔吉斯人拉着她，使她很容易顺势跳出舞步，看上去好像她真的在与他一块儿跳舞。塔吉克乐队将乐曲演奏到高潮，大个子舞者把他的舞伴在空中高高举起，转着圈子，然后又把她轻轻放回那只烤羊身边。

“吃饭的时间到了！”他喊道，于是艾伦开始向客人们分发大块羊肉。

宴席结束后，祖菲卡让史迪格里茨医生站在他身边，同时宣布：“这是一位德国医生。他有很多药。”然后他转向一间帐篷喊道，“马福隆！把药箱子拿出来。”当那些可观的药品摆在人们面前时，祖菲卡说，“如果你们有病人，明天早晨把他们带到这里来。”

“费用是多少？”吉尔吉斯人沙克尔问道。

“不收费。”祖菲卡向他保证道。第二天早晨，我们的帐篷外面排了一条长队，其中有男有女，穿着风格各异的部落服饰，都是来求医看病的。史迪格里茨照料他们的时候，艾伦在旁边帮忙，充当他的护士，有一次，趁着她跟病人用普什图语交谈时，医生逛到我身边说道：“你绝对想不到，米勒，能让女病人脱掉衣服说‘这里痛’，这是一件多么让人开心的事情。相信我，如果我到喀布尔去，我会让那些男人们把他们的妻子送过来，然后请他们出去。在我的办公室里不准穿罩袍。”

我在病人的队伍里没待多久，祖菲卡就牵着我的白马出现了。他满意地看看病人，然后说：“过来。”我们就骑马来到营地的另一边，他在那里开始有条不紊地访问所有的驼队。每到一个驼队他都会做两件事情：他给驼队的交易员讲解如何从货物里赚取更多的利润，然后请驼队把病人送到他的德国医生那里去。

祖菲卡穿梭在驼队之间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里做出一个微笑，在那里讲一个笑话，在另一处把我介绍给众人……这一切做法都不再只是讨价还价而已，而是多多少少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职业的商人行为。我发现我面对的是一种真正的政治智慧，这个男人了解自己的微笑和坦诚能够给他带来不少好处，其他人则不行。他拼命地到处拉关系，而我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就这样，我一直走到了北边的毛毡房，那是些灰扑扑的、带有隐形墙壁的圆形帐篷，里面住着爱笑的、长着东方人眼睛的男主人，而他们那些身材高大、面色红润的妻子则给我们端上了牦牛奶酪和烤羊肉。我随意地坐下，接受了这些来自中亚各处的游牧民族的好意，同时了解到他们是如何走过这漫长的朝圣之旅，交易什么货品，还有在他们的山谷里生活条件怎么样。我很高兴没有俄国士兵守在这些游牧民族身旁，而且可能也没有什么政治代表，但是对于后面这一点我并不能肯定。卡比尔的大聚会看起来仅此而已：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博览会，可以与下诺夫克洛德和莱比锡的世界博览会相媲美。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没有允许我深入了解，这也许正是最重要的一点，而我的失败确实令人失望：我到最后也没弄明白那些俄国的行脚商人是如何跨过奥克苏斯河的。

理查德森命令我不准记录，但是我在晚上把白天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部落和分支牢记在心。从印度过来的，是真正的普文达人、俾路支人，还有奇特拉、德尔和斯瓦特王国来的那些矮小粗壮的人。

从阿富汗南部来的是普什图人、布拉灰人和科契人。

从阿富汗中部来的是普什图人目前正在统治王国的布拉尼部落，还有过去曾经统治王国的吉尔扎伊人，还有奇特的红头人部落，一个极具经商天分的波斯部落。

从阿富汗北部来的是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这三个部落在俄国的奥克苏斯河北方都有其他的相关部落，同样从那里来的还有卡拉卡尔帕克人、应该具有希腊血统的努里斯坦人，还有成吉思汗大帝手下军队留下的后代——哈扎拉人。

从阿富汗西部过来的是吉玛斯地部落，菲鲁兹库赫人，泰穆尔人和阿拉伯人。

从波斯过来的是马西德和内沙布尔部落的游牧民族，还有萨卡尔人、塞勒尔人，还有红头人部落的零星族人。

从俄国过来的是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萨尔特人和吉尔吉斯部落，再加上卡扎克人和从撒马尔罕古代市场区过来的行脚商人。

从更加遥远的地区过来的还有帕米尔高原上那些不知名的部落，从喀什和莎车城来的中国人，还有结实矫健的吉尔吉特山民和罕萨山民。

还有来自世界各个角落——波斯、阿富汗、俄国、中国——神秘而无处不在的部落，土库曼人，这个民族现在还没有被清晰地界定，然而他们是勇士，也是奸商。

我在这些部落的帐篷和毡房里很是花了些时间，并开始渐渐自得起来。我认为，在阿富汗所有的外国人当中，我应该是唯一一个即将了解卡比尔的人，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也只见过卡比尔的外部地区。到了第五天，祖菲卡勒住马说：“今天你就能看到卡比尔了。”然后他把我带到河流的交汇处，这里有一片区域，只允许男人，而且是部落酋长入内。我们在一个巨大的俄国式圆顶帐篷门口停了下来，这座帐篷古朴的围边采用兽皮制成，里面十分宽敞，装饰着枪支、匕首、刺刀和三块红蓝相间的、十分美观的波斯地毯。这就是整片营地的行政中心。

在远处那头有一张小矮桌，放在一块从撒马尔罕买来的白色地毯上，上面还盘腿坐着两位控制着卡比尔地区的酋长。第一位就是沙克尔，也就是在我们的宴席上跳舞的吉尔吉斯军火走私贩，他坐在地位较高的正座上，自然令人印象深刻，他是一个个头很大的男人，头顶发亮，目光震慑人心。他曾经我们的宴席上表现出来的幽默感此刻已经荡然无存，因为要管理这样大的一片营地可是开不得半点玩笑的。

另外一位酋长是个上了年纪的哈扎拉人。要是在喀布尔，他身上的蒙古族血统会令他备受蔑视，而他却在土耳其毡帽行业做起了大买卖，那一年在卡比尔交易的很大一部分毛皮都在他的管辖之下进行。他穿着破破烂烂的农民服装，常常闭着眼睛听人们争论，但是大家公认他是一位精明的商人。“早在我父亲第一次把我带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这里的酋长了。”祖菲卡解释道。我问是否可以与这位老人说句话。

他的普什图语讲得很好，告诉我说：“你是见到这座圆形帐篷的第一位西方人。”我问他，这个营地里有没有莫斯科来的俄国人，他放松地笑着说：“没有共产党人。”然后他又补充道，“今年我们有一项特殊的活动，届时你将会觉得本集市特别令人激动。”我回答说，现在的样子已经够让我激动了。

在那顶圆形帐篷里我遇到的每一个男人都有着传奇的经历，但是我最喜欢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带着吉尔吉斯毡帽的蒙古老人。他从遥远的喀喇昆仑山远道而来，带着两头驴子和一匹马。在那些常常来到圆形帐篷里的人当中，他穿的衣服最是污秽不堪，但是他那没了牙的嘴巴却总是一刻不停地跟人谈这谈那，白胡子也上下抖动个不停。他在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上一个人形单影只地徒步走了八个礼拜，早在积雪初融的时候，他就从高高的山口出发了，身上带着数量相当可观的黄金，而很少有游牧民族会这样做。他告诉我说：“我已经在这条路线上跑了六十六年了。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带着黄金的老人。”

“有没有遇到过麻烦？”

“我这辈子还没有向土匪开过枪呢。”

稍后，祖菲卡告诉我：“他说的是实话。他只向老实人开枪。在这条路上的前四十年，他在喀喇昆仑山里当强盗。”

到了第四个星期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塔吉克人从一个乌兹别克人身上偷货被逮到，小偷被拖到了圆顶大帐篷里，当时两位酋长正在商量其他的事情。塔吉克人没法为自己辩护，人们把他当场抓了个现行，人赃俱获，他无话可说。

我们围在那块白色的毯子旁边，两位酋长商量着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我发现没有哪个国家对这七八万人行使任何主权。大家一致推举这两位酋长，一个是军火贩子，另一个是流浪汉，让他们享受绝对的控制权。如果他们现在决定处决这位正在瑟瑟发抖的塔吉克人，他们就能做到，但是简单商议了一下后，吉尔吉斯人沙克尔宣布了判决：砍去右手。

我对处决之严厉感到震惊，冲动地向前走了一步。我用普什图语说，我愿意为被偷的货物付钱，但是哈扎拉老人指出我的行为毫无意义。“这些货物已经被归还了。我们想要做的不是要惩罚这个可怜的贼，而是防止以后出现其他的盗窃行为。执行命令。”

塔吉克人开始呜咽起来，但是有几个我常常在圆顶帐篷里碰到的、我以为只是在那里闲逛的人抓住了窃贼，把他拽到外面去了。然后是一声凄惨的尖叫声，之后乌兹别克人带着一把鲜红的匕首和那个人的右手回来了。

哈扎拉酋长看到我浑身上下抖得好像打摆子一样，就把我拉到一边说道：“我们必须得严厉些。我在这里当了很多年酋长，这是我最后一次作出残酷的决断。不要认为我不是好人。”

“你要退休了吗？”我问道。

“明天，”他毫无眷恋地回答道，“有很多人认为你的朋友祖菲卡将会是下一任酋长。”

这下子，一切都清楚了！精明的祖菲卡早就看出哈扎拉老人大有隐退之意，并为了成为接班人而精心谋划了十二个月。他利用艾伦、史迪格里茨和我，正如在密歇根州庞蒂亚克的通用汽车公司的办公室里谋求升职没什么两样。我很高兴发现了祖菲卡的弱点，产生了一种邪恶的满足感，因为这证明了我的世界观是正确的，而艾伦・杰斯帕说错了。无论是哪里的男人们都跟她在宾州的老爹差不多；他们的野心都是一样陈腐平庸，甚至连他们的豪言壮语也是一样了无新意。

我刚得出这个结论，就突然冒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这里可不是宾夕法尼亚州，这两个地方完全不同。如果说，祖菲卡之所以容忍了艾伦的通奸行为，只是因为他想在卡比尔这里有所图谋，那么当艾伦和史迪格里茨失去利用价值之后，他会如何处置他们两人？接下来，一个更为可怕的想法出现了：这么说来，他又会对我如何处置？如今成了营地的酋长，他只消一道命令就可以让任何人顷刻之间丢掉性命，而谁又会阻止他呢？

我心情低落地回到帐篷，赶快去找史迪格里茨医生。“在圆顶帐篷那里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我开口说道，但是这个新闻不需要我报告，因为艾伦正站在那儿扶着那个塔吉克小偷的右臂，而史迪格里茨医生正在给伤口消毒。

“这是怎么回事？”史迪格里茨问道。

“在这个营地里，两位酋长拥有绝对的权利。半小时之前这个塔吉克人被发现偷东西；审判他只用了四分钟。这就是你想要的原汁原味的原始生活，艾伦。”

艾伦看着这条血淋淋的断臂，又听我说了这个营地的规则，她再也受不了了，晕了过去。那个塔吉克人感觉到她要倒下，于是本能地想要抓住她，而他那条鲜血淋漓的右臂划过了艾伦的包头斗篷，刺激到了他的神经末梢，于是他痛苦地大叫起来。他的喊声让艾伦又恢复了意识，她抓住桌子角。看着她面如死灰的样子，我之前所有的胜利感都无影无踪了。阿富汗和宾夕法尼亚州可是大相径庭的两个地方，我不知道这个美丽的少妇该如何摆脱这个她心甘情愿卷进的漩涡。

第二天，祖菲卡特别小心地刮了胡子，然后叫我陪着他去圆顶帐篷。我到达那里的时候刚好来得及听见那位年迈的哈扎拉毡帽商人宣布说，他要从酋长的职位上卸任。他说：“你们必须找一位年轻人，在接下来这许多年里，依靠他，让他为你们服务。”

我无从知道祖菲卡是否操纵了这次会议，但是年迈的哈扎拉人刚一坐下，就有一位常到我们帐篷里来走动的吉尔吉斯年轻人站起身来说：“既然我们的酋长之中有一位是我的族人沙克尔，来自奥克苏斯河北边，所以我认为新的酋长应该从南边选出来。”我认为这个策略相当高明，因为即将卸任的哈扎拉人并不是从南方来的；实际上，他是从阿富汗北边非常远的地方来的，那个地方至今还属于这个国家。

但是这一招很有效，有一个经常到我们这边来吃喝的乌兹别克人问道：“我们为什么不选科契人祖菲卡呢？他是个可靠的人。”

没有人为这个提议欢呼，人们只是安静地讨论了一会儿，然后通过一种我没法弄明白的过程，我的驼队首领祖菲卡就被选为了大营地的酋长。那是个胜利的时刻。那些会说普什图语的人对我说：“我们支持你的朋友，因为我们对于他跟大家分享医药设备的事情印象深刻……而且还是免费的。”我离开那里的时候，祖菲卡正被酋长们围绕着，而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不断地对他们示好。

我骑马回到营地，正好撞上史迪格里茨和艾伦。“听到消息没有？”我喊道。

“什么消息？”德国人问道，他正在照顾一位年迈的乌兹别克老太太。

“祖菲卡被选为营地的酋长了。”

“这意味着什么？”艾伦问道。

“你看见那个塔吉克窃贼的下场了……被砍去了右手。这意味着权力。”

她的脸色开始发白。

史迪格里茨首先明白了这次选举将意味着什么。他慢慢地将他的结论拼接在一起：“祖菲卡已经为这件事情策划了好几个月……他肯定是猜到会有一场选举……他肯定是知道有我这么一个医生，驼队的人就会重视他……艾伦会让人们觉得有趣……米勒能给他提供金钱。见鬼！他利用了我们每一个人。”

艾伦提出了反驳。“你说的也太巧合了。”

史迪格里茨继续说道：“所以，只要他需要我们为他选举……”他看着我，我点头同意他的分析。

“我要离开营地，”我补充道，“马上就走。”

“不！”艾伦喊着，“米勒，你绝对不能散布恐慌情绪。我们不能逃走。奥托和我都相信我在巴米扬的山洞里对你说的话。如果这件事情要如此收场，那么这比我预期的任何一种情形都要好。”

她亲吻了史迪格里茨，这对爱人又表达了他们照原计划行事的决心。我本该被艾伦的高尚感情所感染，但是却没法为之感动；因为几周以来，只要她一做出她那种高高在上的演说，我就会想起我在巴米扬的道路上得出的结论：我要尊重艾伦的真诚，但是我不信服她的逻辑。现在，因为某些微妙的、我说不清楚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她随便贬低蜜拉，或者是因为她有意伤害了纳兹鲁拉和祖菲卡——我不禁开始质疑她的逻辑，也开始质疑她的真诚了。

后来的几天里，祖菲卡对待我就像对待女婿一样。我相信他并不知道我是被使馆派来监视卡比尔的，但是他可是给我的任务帮了大忙。他说：“在营地里我们听到了很多传言，说今年应该是俄国人允许游牧民族越过奥克苏斯河的最后一年了，这也是我想要当酋长的原因之一。如果明年吉尔吉斯的沙克尔不能回来的话……”

就这样，他将最后的策略向我和盘托出。他怀疑沙克尔可能会从酋长的位子上退下来，这样一来，即使仍然还能有两位酋长，他祖菲卡也能当上首席酋长。我问为什么俄国人说要封锁边境，他回答说：“一旦印度变成自由国家，也会关闭边境的。到了那一天科契人就只能待在家里了。”

“到那时你们怎么办？”我问道。

“所以拉查把我们的钱都存在杰赫勒姆，”他亮出了底牌，“我们把能攒下来的钱都攒下来，过不了几年，我们就买地。”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好像对儿子那样对我说：“在喀布尔和莫西布・汗见面的时候，我跟他讨论过这件事。新的灌溉水坝修好之后，沙漠的边缘会增加很多可以耕作的土地。”

“你申请了一些地——要定居下来？”

“作为过冬基地，”他回答道，“我们再也不去印度了。当然，春天我们会把货物运到卡比尔，但是我们只去几个人。其余的人都待在家里照看田地。”

“其他人知道这些吗？”

“他们肯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笑了起来，“但是拉查和我已经快决定了。很快就会变成现实。”

彼时彼刻，我们仿佛能看得见时间的流逝，我想起了艾伦和我之间关于这个问题的那场争论。“还记得我们被村民们当成绑架者的那天早晨吗？”我问道，“艾伦争辩说阿富汗人必须回到驼队时代，而我则坚持认为驼队时代必须前进到村落时代？”我停了下来。我赢得了争论，但是却感到无比空虚。“天，”我喊道，“在你身边穿过这些沉闷的村庄是多么刺激！你的村庄会更好些吗？”

“如果你体会过自由的滋味，”祖菲卡说道，“就会有可能。”

“你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停下来？”我问道。

“因为古老的自由精神正在悄悄从我们身上溜走。他们派军队来，在边境盘查我们……收税的。下一步他们就要搜查我们的帐篷了。卡比尔……我们在这里相聚，还能有多少年呢？”

我看着大片向四周绵延开去的帐篷群，我曾经在里面度过了如此美好的时光，我说道：“你我都被世间遗忘后，它们还会在这里。”

“不，”他纠正我，“这些黑色的帐篷注定要消失。”

“艾伦知道你这样想吗？”

“她可能已经猜到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说下去，相反他像个商人一样笑了起来，说道，“艾伦这样的人对于游牧民族该如何生活，应该如何思考，总是有着一成不变的想法。我们并不是那样，如果我们令大家失望，那么我感到很遗憾。”

“可是你却如此努力地想成为酋长。如果黑色的帐篷注定要消失的话，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帐篷会消失，但是贸易还会继续下去。”

“那么，你想成为商人吗？就像哈扎拉老人那样的重要人物？”

“十年之内，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帐篷就会所剩无几。只剩下少数几个像我、哈扎拉和沙克尔这样的人……我们带着骆驼，带着几个仆人运送货物。我们交易两倍的货物量——可能会有五倍之多。很清楚，米莱尔，这个营地里有五分之四的部分是多余的。那些女人和儿童什么也干不了。”

“其他人赞同这个说法吗？”

“圆顶大帐篷里的所有人都赞同……尤其是那些俄国人。”然后他出人意料地引用了史迪格里茨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驼队将会继续进发。向遥远的地平线走去。”

营地解散的时刻已经来临，原来这在传统上是由一场阿富汗式的马球比赛作为标志的。一天清晨很早的时候，祖菲卡叫马福隆来找我，骆驼手马福隆问道：“你喜欢玩马球吗？”

我说：“告诉祖菲卡，我对马球一无所知。”但是蜜拉拍着手嚷道：“告诉祖菲卡他会参加的。”当我穿上马鞍鞋的时候，她检查了我的鞋带，提醒我说：“最好每根带子都绑上两遍。这个比赛非常野蛮。”

我找到祖菲卡，我们骑马来到两河交汇处东面的一片场地，孩子们早已在这里等待，他们兴奋地交谈着，营地里的女人则为艾伦和蜜拉留出了一块地方。场地里挤满了马夫，他们都围在哈扎拉老人的身边，老人正在试图设定一些简单的规则。他在马上七扭八歪地坐着，因为他的左臂下夹着一头挣扎扭动着的白色的山羊。老人勉力给我们指出了两道门线，之间距离约有两百码。然后他喊道：“沙克尔，叫你的人把护臂发下去。”大个子吉尔吉斯人遵命。

沙克尔递给我一条白色的护臂，说道：“好好战斗。”

这场战斗是在奥克苏斯河南岸与北岸之间展开的，沙克尔率领着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而祖菲卡的骑手则来自阿富汗、印度、中国和波斯。双方各有约四十人，但没有人特意确保两支队伍势均力敌——原因十分明显，我后来才发现。

祖菲卡的白队一字排开，守卫着东边的门线，俄国人则相反。在中心位置，哈扎拉老人抓住山羊的后腿将其高高举起，同时有一个乌兹别克人手起刀落，砍掉了山羊的头颅。随着一声野蛮的喊叫，裁判员将山羊的尸体高高抛向空中，离开了场地，后来就再也没进来干预过。在那头喷着鲜血的山羊还没落地之前，一个塔吉克骑手冲过来抓住了这只牲口，将其举在头顶，向着我们的门线疯狂地冲过来。他只跑了几码就被我方骑手从三面进行夹击，他们一把将他拽过来摔倒在地，拳打脚踢一番之后，我方的一名土库曼人打马跳过去，身体腾空跃起，几乎从马背上飞了起来，他抓住了那头山羊，从那个遍体鳞伤、口吐鲜血的塔吉克人手里一把夺了过去。

我们的土库曼人不顾一切地冲向俄国人的门线，但是一队喊叫着的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向他直撞过来，不仅抢走了山羊，也撞翻了他的马匹，于是他被弹飞了起来，飞过岩石赛场。没人停下来查看他是否受了伤，过了一会儿，他重新上马，又加入了比赛。与此同时，我们有一个阿富汗人与一名抓住了山羊的乌兹别克人正打得难解难分，阿富汗人结结实实地扑在了对手身上，把对方直接从马蹬里拽了出来，但是山羊还没有落地，吉尔吉斯人沙克尔加速冲了过来，抓住一条羊腿，在人群中杀出一条血路，向我方的防线直冲过来，如入无人之境。马球比赛结束了，因为没有哪个白队成员能抓得住他。

到了这当口，阿富汗马球比赛的本质特征清晰地显示了出来。当胜利的俄国队看到他们的队长快要得分的时候，突然觉得比赛假如就此结束未免太过遗憾，于是他们有个自己人，一个狂暴的乌兹别克人，开始打马紧追过来，就在那位秃头的酋长马上就要突破我方防线时，这个乌兹别克队员从后面包抄过来，照着他的后脖子就是一记老拳，他抢回山羊，重新扔到赛场上。两队人都鼓起掌来，比赛继续进行下去。就这样，任何一名队员马上要得分的时候，他自己的队友都会上来给他一记重击，拳打脚踢一番之后，欲将其拉下马背而后快。一名骑手总是要对付四十个敌人，还要加上三十九名自己的队友，有时候后者下手更为狠毒。

我们就这样殊死搏斗了将近六十分钟，而我毫无建树——有一半的对方选手嘴角都挂着血痕——我策马经过我们驼队的孩子们身边时，听到他们喊着：“去打！”我看了看艾伦，她似乎颇为震惊于这项运动的残酷，但是小个子的蜜拉却显得很狂躁。“我给你买那匹马是干什么用的？”她吼道，“打起来！”

于是我冲向战团，却一无所获，直到奥克苏斯河北岸队的哈撒卡人手中握着那只山羊的残骸，正好向着我的方向冲了过来。很明显除非我能截住他，否则战斗即将到此结束，于是我试图将他赶回战团，但是俄国人觉得他应该能把我吓退，于是就对准我直冲过来，这时我感到他这一招确实能奏效，因为我很愿意向后退，但是莫西布的战马对这种正面的冲撞经过专门的训练，它不顾我的指令，正面迎头跳了过去。一人一马以极大的力量迎面撞上了哈萨克人，把他撞得转了个身，山羊也撒了手，却意外地被我接住了。

但是就在我要冲向俄国人防线的时候，我无意中瞥见沙克尔正在向我全速冲过来，为了躲开他，我试图采取迂回战术。他发现了我的意图，用左臂从背后向我击了一拳，劲道之大，差点让我从马头上翻下去。为了重新坐稳，我把山羊亮了出来，沙克尔将其一把夺过，其实是从我手中把它一扯两半，他带着羊身子跑了，而我手中则留下一条羊腿。

我被这股大力撞得迷迷糊糊，于是开始对其紧追不舍，但这番围追堵截毫无成效，因为沙克尔冲向防线的路可谓畅通无阻，虽然对方有一个哈萨克人试图把他从马上撞下来，但是大个子酋长用那只血淋淋的山羊照着哈萨克人脸上来了一下，将其挡开，就这样结束了这场马球比赛。一项绅士的运动。

在八十名选手当中，超过一半的人身上遭受了严重的擦伤和划伤，其中有二十二人伤势严重，需要史迪格里茨医生的治疗，他帮人们固定断骨，装好碎牙，选手们从马背上摔在岩石地面上造成的擦伤也由他来消毒，经他处理的皮肤足有好几平方米。但是今年总算没有人不治身亡。

在我们一边听着帐篷里人们大吃大喝庆祝比赛胜利的声音，一边为最后一名一瘸一拐的骑手结束治疗的时候，我忍不住对艾伦说：“有点像星期六晚上耶鲁对哈佛的球赛，是吧？要不就是像多赛特镇的乡村俱乐部刚刚比完一场高尔夫球。”

我敢肯定，她可以给出一个绝妙的回答，但是哈扎拉老人走了进来，截住了她的话头，老人进来向我表示祝贺：“你的表现给祖菲卡争了光，他应该高兴。一年之前我就警告过他，‘我将在1946年隐退。如果你好好表现，那么你将会是我的继任者。’现在，他在这一年里做的一切都没什么差错，而且你和这位女士的到来——”他对艾伦赞许地微笑了一下，“也给他帮了大忙。”他跟我道别，然后骑马回到圆顶帐篷。

他走后，我看到艾伦抖个不停，一半是出于愤怒，一半也是出于恐惧。“他已经策划了一整年，”她喃喃自语，那份冷静已经荡然无存，“他可耻地利用了我们。他接下来会怎么做？”

我本该对她表示同情，但是出于某种原因我却毫无同情之意，我沉浸在事不关己的想法中，而且很没气量地说了出来：“他这个小花招玩得漂亮，在比斯特堡选中了你，忽悠了你十个月。”

她瞪着我，但是没有理会这句玩笑话。“你觉得他下一步会怎么做？”她紧张地说道。

在我这边，至少祖菲卡和我之间的友情却加深了一步。马球比赛那天之后，我们骑马去看俄国人拆掉营地管理中心所在的圆顶帐篷，目送着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和罕萨人组成的花花绿绿的队伍弯弯曲曲地朝着东方兴都库什山顶的方向缓缓离去。科契酋长的脸上明显地浮现出了悲伤的神情，他调转马头说道：“如果他们真的死去了，那么这些驼队……”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平静的说，“如果不是亲眼看见，谁会相信卡比尔曾经在这世间存在过？孩子——”他此前从来没有这样称呼过我，“我想要你看看这片平原，上面有四百支驼队。从我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就看着它……不，我那时还是个毛头小子，看不出任何事情。人类就应该这样生存下去。”

然而，一天天过去，我们越来越孤单了。我们营地旁边的努力斯坦人已经离开，塔吉克人也已经朝西边进发，营地里弥漫着宿命临头的气氛。我一直在等着最终的审判降临在艾伦和史迪格里茨医生身上，我敢肯定，他们也是一样。事实上，我焦虑到开始四处寻找手枪和小刀，以防止我自己受到攻击，因为在我看来，祖菲卡那若有所思的身影似乎在我身边无处不在。

最后，就连吉尔吉斯的沙克尔都带着他的八十头骆驼离开了，我们的驼队在高高的平原上终于成了孤家寡人。我偷听到小个子的马福隆跟其他骆驼手抱怨：“如果我们不马上出发去大夏城的话，在回程的路上就会被大雪困住。”

“祖菲卡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出发的。”其他的骆驼手安慰他说。

“他心里根本就没想着下雪的事情。”马福隆哀叹道。

第二天早晨，我听到从祖菲卡的帐篷里传出一声尖叫，立刻就冲过去，发现他手里攥着一把匕首，铁塔似的站在史迪格里茨医生面前，医生赤手空拳，吓得魂不附体。史迪格里茨身上那条鼓鼓囊囊的阿富汗长裤和肮脏的头巾令他和威风凛凛的科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人扼腕叹息。

“给他一把匕首。”祖菲卡命令道，人们犹豫不决，于是他对马福隆吼道，“把你的匕首给他。这把匕首在拉瓦品第杀死过一个男人。”

马福隆摸摸索索地把匕首递到医生那颤抖不已的手里，医生对使用匕首的方法知道得不比那天早晨在驼队旅社多：他用两只手握着那只匕首端在胸前，刀尖向外。

我跑到他们两人面前，喊道：“祖菲卡！不！”

“你别动！”这个大个子科契人怒吼道。男人们拉住了我的胳膊。

在帐篷的门口，拉查和几个女人拉住了艾伦・杰斯帕，我恳求地看着蜜拉，而她却不愿意与我对视。然后艾伦尖叫起来，而我看见祖菲卡的手迅速一挥，匕首刺向了史迪格里茨，后者摆出困兽犹斗的态势，试图逃脱那一道寒光，而不是向对手发起进攻。

祖菲卡娴熟地转了个圈子，从反方向逼向史迪格里茨。艾伦又尖叫了一声，医生及时跳到了一旁。他怕得要命，显然已经作好了必死的准备，艾伦已经令他将生死置之度外，只是艾伦喊着：“奥托！保护你自己！”然后随着这一声喊叫，这个微不足道的男人又燃起了求生的欲望。他显出了警觉的样子。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快得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两人的每个动作都让我的神经一阵紧张。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个场面。我想到：我希望史迪格里茨赢。我看不起他，不仅看不起他的所作所为，也看不起他所代表的罪恶，但是就在他接近死亡的那一瞬间他找到了艾伦・杰斯帕，让他的生命又有了意义，我希望他能活下去。亲爱的上帝，我祈祷着，让这个德国人活下去吧。

祖菲卡发出一声怒吼，挥刀刺向史迪格里茨，他向后一缩，科契人的匕首刺了个空，接下来，医生向祖菲卡那一闪而过的身影戳了过去。史迪格里茨把科契人刺出了血，围观的人发出了低低的惊叹声。

我永远没法知道祖菲卡是不是意识到他已经被刺中了一刀，但是他怒吼着一跃而起扑向医生，用两只皮靴将他踏在地上。他像一只狸猫一样扑在他身上，抽出了匕首。他用自己的膝盖抵在医生的胳膊上，俯瞰着那张惊惧不已的面孔。

当祖菲卡的匕首在空中划过时，艾伦尖叫起来，看到匕首迅速地向下戳去，我被吓呆了。我听到人群发出叹息的声音。然后我听到了一些声音。

祖菲卡把匕首戳进旁边松软的泥土，距离医生那肉墩墩的脖子只有不到一英寸。威风凛凛的科契人撑起身子，站起身来，他高大的身影笼罩了倒地不起的医生，然后仔细地对着他的脸啐了一口。

“滚出驼队！”他用令人胆寒的声音吼道。

然后他走到帐篷的门口，从女人群中把艾伦拖了出来。他野蛮地一挥手，艾伦就跌坐在地上。他往她脸上轻蔑地啐了一口，然后重复了他的命令：“滚出驼队！”

然后他穿过那两个吓呆了的西方人中间，用左手扼住我的喉咙，把我拽了出来。他用右手给了我一拳，我跌跌撞撞地摔进了土堆里。“滚！”他吼道，“滚！”

最后他抓起了小个子的马福隆，几乎令他两脚腾空。“他们是你的朋友，”他用责备的语气喊着，“把他们带到大夏去。现在就去！现在就去！”

他狂怒地冲进帐篷把艾伦积攒的所有财产都扔了出来。之后他冲到了我的帐篷，用同样的方式处理了我和史迪格里茨的东西。医生的背包被摔在墙角，挣开了，药物都滚了出来，于是周围那些沉默不语的科契人都开始贪婪地争抢起来。

“放回去！”祖菲卡喊道，“我们不要他们的东西。”

他就这样继续发作，他的后背充血变红，直到他看见我们收拾好东西，蹬上了白马，马福隆也备好了骆驼贝基，拖着我们的帐篷，还有一头驴，褡包里放着一些吃的。

“滚！”他低吼着，我们沿着河边小路向着曾让他无比荣耀的两河交汇处的方向仓皇离去，这时我看到他扯开了衬衫，检查着自己的伤口。伤口不深，他喝令拉查为他清洗。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祖菲卡，和他的妻子拉查。

第十五章

走出兴都库什山时，我们这支驼队落魄而狼狈。因为史迪格里茨仍在为与死亡擦肩而过而颤抖不已，所以我让他骑上那匹白马，他也默不作声地接受了。艾伦仍然无法相信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她的下巴还在隐隐作痛，而她的自尊心则遭到了无情地践踏。那件灰色的包头斗篷使她显得很不协调，斗篷让她看起来柔和而女性化，而她的言辞听上去则是犀利而可怕。

“他怎么敢打我？”她问了好几次，“还向我吐痰？他比那些无知的毛拉好不了多少。我本来应该亲手杀了他。”一想到所受的侮辱，她就会愤怒得浑身颤抖，我观察着这一对失魂落魄的苦命鸳鸯，不得不承认他们把自己变成了“非人”，这个世界正是在那些被遗弃的废物上建立起来的，我敢肯定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深信不疑。

小个子的马福隆同样感到心烦意乱，因为等他到了大夏离开了我们之后就无处可去了：他将不得不回归驼队，而正是他的匕首弄伤了祖菲卡，并且由于我俩之间的友情才让他和我们流落在一处。这个烂眼角的骆驼夫在这支驼队里毫无乐趣可言，而他的敌人“贝基阿姨”也是如此，正如所有的骆驼一样，“贝基阿姨”也反抗任何人为安排的道路，因为它已经把自己不喜欢的货物扔在自己那笨重的前腿上。它发出低低的怒吼声，不时还有咕噜咕噜的喉音，很快驼队里就得有人把衣服脱掉让它发泄一气，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同样也未能幸免，这种忧郁低沉之感数天以来一直向我压迫而来。我失去了驼队之中的小精灵蜜拉，我不由得在脑海中想象她父亲因为憎恨我而在山里处处刁难她的样子。现在我孤身一人，此时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毫无保留地爱上了她。在高原上她一路笑着悄悄钻进了我的心，从此便在我的人生中永远地占据着一席之地。与她不告而别令我无法忍受。但是我同样也遭到了她父亲的侮辱，而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里，她的父亲还仿佛特别偏爱我似的视我如己出，并将他不为人知的秘密说给我听。他不遗余力地帮助我完成使命，把我介绍给吉尔吉斯酋长。正是在观察他如何工作的过程中，我开始钦佩他的冷静与精明，以及驾驭政治的高超能力；然而最后他把我推倒在地，咒骂我，把我赶出了营地，这一切终结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坦率地讲，对于这一切我仍然无法理解。

事实上，想想我们这个半吊子驼队里的全部成员，唯一一位精神上没有创伤的就是那头驴子了。它踏着沉重的脚步一路走来，身体两侧被褡包不停地撞击着，它只要知道一点就够了：就算它不是在这条栈道上为我们干活，也得在其他什么栈道上为别人卖命。

我们就这样默默无语地走了两个小时，这时我听到马福隆喊道：“米勒大人！看！”

我转过身去，看看我们又有什么大难临头，以为是“贝基阿姨”摔断了一条腿，但是顺着马福隆手指的方向，往栈道来路望去，跑过来的却是蜜拉，穿着红色的裙子和粉色的上衣，她正在向我们追赶而来。

“她的父亲会杀死她的。”马福隆叹道。

她离我们还有至少一英里的距离，像是一只嗡嗡作响的鸟儿跳跃着穿过草地，我开始往回跑去迎接她。“骑上马。”史迪格里茨说。但是我已经开始跑了起来。

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在栈道上汇合，扑到彼此身上长吻着对方，我又一次认识到我是多么迫切地需要她，而我离开驼队的时候连一句话都没有对她讲又是多么可耻。我以为拥抱过后她会开始哭泣，但是我也不能确定，因为在这方面她一向是很骄傲的，她把脸埋在我的肩膀上，我抱起她沿着栈道走下去。

除了正在走下坡绝不回头的“贝基阿姨”，其他人都赶回来迎接我们。我们看着骆驼那消瘦的棕色身影在岩石上沉重地踏着步子，突然大笑起来。能跟蜜拉、斜眼马福隆、那对苦命鸳鸯，还有爱打架的老骆驼重新相聚在一处，我陷入了狂喜之中。

我放下蜜拉时，艾伦跑过来像拥抱大学室友那样拥抱她，两个女孩之间情真意切，因为对于艾伦来说，蜜拉穿着她给的衣服、梳着她教的发式，嘴里说的几句英语也是从她那里学来的；显然蜜拉很愿意跟美国姑娘再次相见。

但是马福隆用充满宿命意味的语气说：“你不应该这样做，蜜拉。你父亲会杀了你。”

令我们吃惊的是，蜜拉答道：“是他叫我来的。”

“什么？”

“当然，我告诉他，‘我要和米勒去大夏。’他说，‘为什么不去？’”

“你的意思是说祖菲卡……”

“他没有生任何人的气。”蜜拉安慰我们，对于我们没看出这一点，她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他把我推倒在地上了，”艾伦抗议道，“他还冲我的脸上吐痰。”

蜜拉再次拥抱了她的朋友。“他必须那样做，艾伦。其他人都看着、等着呢——整个驼队的人。”

“他几乎把我杀死了。”史迪格里茨补充道，揉着自己的脖子。

蜜拉的表情几乎称得上傲慢，她看着德国人，自豪地问道：“如果我父亲真的生气了，你认为他的匕首会刺不中你吗？他的自尊心要求他必须对你做点什么，医生。但是他并不生气。这都是逢场作戏……做给其他人看的。”

我抓住了蜜拉的肩膀，摇晃着她：“你说的是真的？”

她嬉笑着挣脱了我。“米勒！我父亲刚刚跟我告别时还在笑呢。他告诉我，‘告诉那个见鬼的德国人，他打架是一把好手。’他还给你带来了这个，史迪格里茨医生。”从粉色上衣的口袋里，她掏出了祖菲卡打架时用的大马士革匕首。她郑重地把匕首交给德国人，说道：“这是他给你的结婚礼物。我父亲说，‘这会让妻子想起她丈夫曾经为她战斗……用匕首战斗。’”

然后，她把我拉到一边，温柔地解释道：“你走的时候，米勒，我父亲到我们的帐篷里去，扑倒在毯子上。他一遍又一遍地说着，‘他就像我的儿子一样。他就是我的儿子。我怎么能打他？’在卡比尔有一阵子我觉得他希望会有奇迹发生，你会跟我们在一起帮助他经营驼队。”我们之间出现了几秒钟紧张的沉默，但是被她突然发出的尖叫打破了，“贝基跑了！”

那头自作主张的老骆驼在栈道的一侧发现了一片它爱吃的青草，吃过之后继续朝着新的方向径直走去，而不顾前面是危险的岩石地带。什么也拦不住她，这头笨笨的畜生会一直向前走去，直到毁了自己，除非有人逗着它回到栈道上来。据那些最了解这些牲口的人说，骆驼是动物中最笨的一种，而“贝基阿姨”身体力行地证明了这个说法绝对没错，但是它被蜜拉拦住。蜜拉赶在这头步履沉重的牲口后面，大声呵斥它，看到这个倔强的小个子游牧姑娘追赶着这头巨大的骆驼，大家都大笑起来，她在岩石堆里疾步奔跑，直到赶上“贝基阿姨”，引着它回到安全的地方。

我们这支狼狈不堪的队伍现在正需要这个调调。顾不上考虑自己的行为，也顾不上考虑这样做的后果，我抓起艾伦的手，像个学校男生一样逗着她。“艾伦和她的男人们！”我唱歌似的说道，上下挥舞着她的手，“她想要抛弃世界，于是她跟纳兹鲁拉跑了，纳兹鲁拉唯一的雄心就是要建造一座巨大的水坝。于是她丢下他，跟着野蛮而自由自在的祖菲卡跑了，祖菲卡想要在水坝旁边住下。然后她又选择了史迪格里茨。看看他，正在那边坐在马背上冷笑呢。他想在祖菲卡的地盘上，挨着纳兹鲁拉的水坝修一座医院。”

“玫瑰花环环【14】。”艾伦喊道，跟我一起开起玩笑来。她的身体微微一斜，开始沿着栈道跟我边跳舞边走下去，那条灰色的包头斗篷前后荡漾，散发出一种幽灵之美。艾伦也抓住了我的手，我感到她的手上跳动着生命的脉搏，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还是第一次触摸到她的身体。她活力四射，双眼放光，浑身散发着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跟那个冬天在喀布尔美国大使馆里与我讨论问题的、内心备受煎熬的大学女生简直是判若两人。出于一种我也说不清楚的原因，我突然产生了一种难为情的感觉，我放开了她的手，她便由着自己的性子舞蹈着、旋转着，迈着优美的步伐，直到她笑着摔倒在长满青草的河岸上。

史迪格里茨从马上跳下来要扶她站起来，但是蜜拉先赶到她身边，语气真切地问道：“你受伤了吗，艾伦？”

“我简直能一路跳着舞走出这大山。”她告诉小个子的游牧姑娘。然后她走上前去亲吻了史迪格里茨，他扶着她走回了栈道。

就这样，我们这支小小的驼队又重新上了路。蜜拉的到来让我们重新雀跃起来，大家踏上了这段有生以来最充满乐趣的旅途。从卡比尔到大夏只有八十英里，我们应该在五天之内走完，但是我们一点也不着急，慢悠悠地穿过大山，尽量地延长这快乐的旅途。和一位眼睛亮闪闪的游牧民族姑娘陷入情网，在岩石累累的洞窟里寻欢作乐是一回事；而跟其朝夕厮守在一起，帮着她准备肉饭，看着她给驴子装货，跟她畅谈人生，仿佛我们两人永远不会分离，这又是另一种感觉了。有一次她说道：“我们应该找一座永远不下雪的山，然后再找一群卡拉库尔大尾绵羊。”然后她大笑起来。艾伦开玩笑：“你难道想象不出马克・米勒在波士顿城赶着一群卡拉库尔大尾绵羊的样子吗？”但是蜜拉那轻松的笑容掩盖不了一件事情，我们在情网之中越陷越深，那最后的分离注定会痛彻心扉。

与此同时，我也有机会观察艾伦和她的医生。祖菲卡不在眼前，他们俩开始了新的生活，我望着他们，不得不承认艾伦对于“非人”的那种自相矛盾的观点有其合理性。她和史迪格里茨两人不为任何事情操心。于他们而言，没有过去未来，也无需承担责任。日子来来去去，这对爱侣彼此长相厮守。他们就是“非人”，我看着他们在阿富汗高原上找到了彼此，经历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艰难险阻之后，他们终于从虚无之中获得了新生，真是太棒了。

但是我刚说完这些话，就必须承认，也正是在此时，我第一次发觉与他们一同待在帐篷里的时候，总是弥漫着阴暗的情绪，有一种陌生的因素潜伏在我们周围，我几乎能触碰到这种不祥的感觉。这一点是蜜拉告诉我的。对我们来说，爱情令人精神松弛，两人一下子就堕入了情网。毫无疑问，这个小小的游牧姑娘深深陶醉在既闲情雅致，又热烈奔放的激情当中，而且也乐于跟我分享。虽然我在这方面不是什么专家，但也确信我的反应没什么不恰当。但是，在离开卡比尔后的第一天晚上，我们搭好床铺，四个人都钻进黑色的帐篷准备睡觉时，蜜拉和我惊讶地听到我们床铺的对面传来了奇怪的响声。那声音仿佛在宣告那对情侣知道良宵美景所剩无几，知道在大夏城会有悲剧降临在自己头上似的。蜜拉悄声说道：“我们最好出去，让他们单独待在一起。”但是就在我们偷偷溜走时，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对面床铺上传来的好戏是专门做给我看的。

蜜拉和我在一轮满月的灰色光辉下行走，穿过马福隆和牲口们睡觉的床铺，蜜拉给我买的那匹象征着酋长地位和男性气概的白马正在山坡旁边啃食青草。蜜拉用普什图语说：“我相信，艾伦开始跟史迪格里茨睡觉的时候，我父亲一定如释重负。”

“现在听来，这话还是那么令人不敢相信。”

“我觉得他受够了跟她做爱了。”她提醒我。

“跟艾伦这样的女孩？你一定是疯了。”

“你还记得第一天早晨吗？”她问道，“在驼队旅社那天早晨？我父亲发现你们打架，就跑出去警告我们，‘把艾伦藏起来。美国人来找她了。’于是我们把她藏在一个小房间里。但是只过了几分钟他就命令我带着她来见你。”

我试着去回想那个场景。祖菲卡拿了我们的刀，这个科契人走进了房间，后面还跟着蜜拉，我直到现在还仿佛能看到她那勾人魂魄的大辫子。是的，蜜拉说的没错。祖菲卡就是叫蜜拉出去找艾伦，如果他没有这么做的话，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她跟科契人在一起。他是有意让我们找到她的。

蜜拉和我在阿富汗大山之中走了几个小时，然后悄悄地溜回帐篷，这时史迪格里茨和艾伦已经进入了梦乡，但是第二个夜晚，对面床铺又传来奇怪的声响，蜜拉再次建议我们俩出去走走，这样我对那一对情侣的矛盾情绪增加了：白天里，他们是有感情、有理性的一对儿，我越来越能理解他们。但是到了晚上这两人就会变得很奇怪。这种奇妙的复杂性之中有一点与史迪格里茨有关，因为我逐渐被迫承认他已经从一名纳粹战犯变成了坚定地服务于人道主义的男人了。他在慕尼黑对犹太人所犯下的罪行已经得到我的宽恕。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几个星期的时光，我们之间的长谈令他亲如我的兄长一般。于是我只好得出结论，不管我感觉到这对情侣身上有何种焦虑不安的情绪，那肯定不是来自史迪格里茨，一定是由于艾伦的缘故。

例如，离开卡比尔的第三天晚上，我们在一处山岩峡谷中扎好帐篷，走出这个峡谷我们就走出了兴都库什山。到了晚上，马福隆在岩石上铺好了他那块小小的祈祷毯。他估摸了一下麦加的方向，然后跪下来作祈祷，但是他刚说出几个单词，史迪格里茨被黄昏山峰的壮美所吸引，也开始跟他一道祈祷起来，他们按照古兰经里所指示的那样跪了下来，他们向兄弟一样肩并着肩，伊斯兰教的这种由于共同信仰所产生的手足之情在其他大多数宗教中都很罕见。

女人们不可以与男性一同祈祷，于是蜜拉在他们身后跪了下来，过了一会儿，艾伦也加入了进去，只剩下我一个人站在一圈岩石之内，暗自思量着这个地方和圣城麦加之间到底是不是有任何关联。我尊重伊斯兰教，但是从未产生过认同感，而且觉得我没有能力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此时此刻我想起纳兹鲁拉问过的问题：如果你长久地在阿富汗生活，你难道不会像穆斯林一样祈祷吗？我冲动地跪在史迪格里茨医生身旁，感到他的肩膀触碰着我的肩膀，有几分钟我们五个人祈祷着，我听到不识字的马福隆念诵着经文：“真主是伟大的。真主是伟大的。我见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我是他的仆人。因为真主是伟大的。真主是伟大的。”在这共同祈祷的兄弟之情中，我终于理解了这种奇特的，尤其是对于像我这样的犹太人来说难以理解的宗教，这种宗教特别适合沙漠和高原地区的艰苦生活，上帝本人将这种宗教带给人类，让他们在那些偏远的地方像兄弟一样齐心协力地生活。在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一种浓烈的感情，奥托・史迪格里茨就是我的兄弟。

“真主是善。真主是善。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马福隆颂道。我突然想到：较之于我在书中读到的穆斯林祷文，在我亲耳听到的祈祷中，只有真主，而没有穆罕默德。马福隆好像窥见了我内心的想法似的，在祷词结尾处颂道：“真主是伟大的，我见证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我们起身，我看着身后的女孩子们，娇小黝黑、梳着大辫子的蜜拉还跪在金发碧眼的艾伦身旁，艾伦的包头斗篷掉落在她那高贵的身体旁边，就像是圣人祈祷时脱下来的袍子，祈祷者们的头顶上似乎萦绕着一种美丽的光环，与此幅情景无比和谐地融为一体，我们几个人在山峰的影子下待了很久很久，几乎没有交谈。

第二天，我们穿越了最后一座山峰。穿过这道山峰，也就穿过了兴都库什山，来到了通向大夏城的灼热的平原地带，“贝基阿姨”跌跌撞撞地从山里走出来，重新看到平原，它发出一阵愉悦的喉音，开始轻快地小跑着穿过灰扑扑的田野，仿佛我们终于到达了真实的阿富汗。

我们明显地感觉到热力的增加，现在正值七月中旬，必须要节约用水了。我们也开始在晚上穿越沙漠，一轮满月为我们增添了旅途的美景。我们在白天睡觉，史迪格里茨和艾伦在帐篷里睡，马福隆和骆驼睡，蜜拉和我则是只要能找到一块树荫就睡在下面。

“我觉得艾伦才是你最亲密的朋友。”我们在热烘烘的沙漠里找地方睡觉的时候，我逗蜜拉说。

“她正是，”小个子的游牧姑娘说道，“但是你睡得离她远一点才安全。”

“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质问道。

起初她不愿意说话，只是简单补充道：“她和我父亲睡觉的时候，我发现她爱的是史迪格里茨。”

“怎么会有人知道那样的事情？”我有些心烦意乱地问道，我们怎么也找不到有树荫的地方。

“我那时候告诉过你，不是吗？”她提醒我。

“你怎么知道的？”我逼问。

“我就是知道，就这样。”

到了平原之旅第四天的午夜时分，我正骑着白马走在驼队的前头，这时我发现在前方一片银色的月光下，出现了一片开阔的地区，虽然完全没有树木，但是在稀稀拉拉的土堆上面零星地长着一些青草。半明半暗中，看上去好像是巨人的墓地。马福隆赶到我前头，他借着月光看了看说：“那就是大夏城。”我打马上前，去仔细观察这片毫无美感的空旷土地。

这就是大夏城了，众多城市的母亲，这就是亚历山大大帝迎娶萝克珊的美丽城市，这就是世界道路的交汇点上见多识广的城市，亚细亚中部最大的都市！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就惊叹于这座城市的古老和赫赫声名，在大流士城兴盛之前，它就已然存在了。每一位被人们传诵至今的亚洲旅行者都记录过他们对这座令人目眩的珍宝宝库的印象：伊宾・白图泰【15】、玄奘、成吉思汗、马可・波罗、帖木儿汗，还有巴伯尔【16】。这座城市的历史模糊不清。到了今天，就连它的外形也被破坏了。

这难道就是大夏城吗？一片空旷的田野，男孩子们围着炽热的土堆放羊，终日游荡的科契人在这里扎营。这块沉入地下的瓦砾堆上没有标示，也没有旗帜，连一块说明这座伟大的图书馆曾经存在于斯的砖块也没有……这座城市难道已经走向末路了？

我胸中悲痛不已，仿佛我也迷失在这令人窒息麻木的历史长河中，时间流逝，只留下一块尖利的碎片。我想要大声哭喊，反抗，而当我看到我们那脚步迟缓的驼队慢慢地走近时——只有一头骆驼和一头驴子，缓缓地向大夏的方向走来——我找不到任何安慰，就算想到蜜拉很快就会跟我在一起也不行。

在罗马，那里的帝国废墟也曾让我唏嘘不已，然而那只有一瞬间，因为不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就可以确信那里曾经存在过伟大壮观的事物。但在阿富汗，沮丧破败的气氛不仅影响到我，还穿透了这片土地，这个文化，这个民族。这真是难以置信，在这座炽热的废墟上曾经存在过辉煌的文化，也同样很难相信，文明还会回归到这片土地。在破破烂烂的加兹尼城，在寂静的比斯特堡，在大城，在浑浑噩噩的巴米扬，还有在这座大夏城里，什么也没有保留下来。是因为在这里世代居住的人们对历史漠不关心，罗马人保留其丰功伟绩，而他们却任凭自己最伟大的丰碑就此消失吗？还是仅仅因为亚洲本就与众不同，这里的征服者的野蛮行径是西方人无法设想的？

我曾多次走过成吉思汗大帝统治下的那些道路，他一手酿成众多惨祸，但比他手段残忍凶狠的大有人在，每次走到整个族群都被他斩尽杀绝的地方，我也会在那里驻足一番。也许没有哪个社会的居民能够承受如此无休无止的屠戮，也许这种野蛮的管制让受压迫者的心灵发生了变化，把本属文明社会的居民改造成游牧民族，他们如同惊弓之鸟，只有在不受别人监视的情况下随身携带货物才有安全感。科契人、红头人部落以及塔吉克人至今仍在游荡，没有固定地区的文明来支撑他们，个中原因也许只有用成吉思汗曾经的统治来解释。

在大夏城的月光下思考着，我对莫西布・汗、纳兹鲁拉，还有我的导师祖菲卡陡然增加了几分敬意，他们决心创造一个新的阿富汗社会，既要保存加兹尼城和大夏城古老的记忆，又要使其建立在俄国和美国的新思想之上。如果我是阿富汗人，我会与这些迫不及待的人们联起手来。

就在我得到这个结论的时候，马福隆把他的小小驼队领到废墟之上，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科契人一直在这里安营扎寨，他和史迪格里茨铺开帐篷的时候，艾伦在月色中走到我身边慷慨地说：“很抱歉，米勒，我们两人这一路争吵了不少次。我一直在苦苦探索，寻找共识。”

“找到了吗？”

“找到一些。那时候看着奥托可能会在对决中死去，我确实明白了一个重要的道理。活着本身就是美好的。我当时在祈祷他能活下来。”

“他能活下来，真是走运，”我回答道，“你和他注定要在阿富汗做出一番事业。”

“‘非人’是做不出什么事业的，”她温柔地纠正我，“他们只是存在而已，而且世界从他们那里汲取希望。”

“有一件事让我稍感安慰，艾伦。你说的那些话，我总算稍微明白了一点。但是我像纳兹鲁拉一样……既然我已经被卷入了这项文明的事业，那么我愿意为之奋斗。”

她热烈地微笑着，抓住了我的双手，那一刹那的感觉就像上次一样，令我浑身战栗不已。“你真可敬！米勒，我事先早有预料！我就知道，到了大夏城，你会说这样的话！”

“为什么是在大夏城？”我问道。

“难道你不知道，在他们历史的巅峰时刻，这里的人也说着和你同样的话？毛拉们宣布说，安拉特别眷顾这座城市。不会有伤害降临此处。将军们夸口说，我们的城堡坚不可摧。没有敌人能接近我们。银行家们说的话尤其让人宽心：去年我们这座城市的总产品上升了四个百分点。我们每家的厨房都能雇得起两个奴隶。这就是大夏城。这就是纽约。”

“你当真相信同样的事情会降临到纽约？”我问道，突然感到一阵心烦意乱，因为我不得不回想起当我们长途跋涉，南下来到大城的废墟时，我自己也曾经想到过：这里就像是纽约和里士满之间的一号公路。

“我相信，未来就是这样，”艾伦回答道，“但是你绝对不能这样想。因为你还年轻。你注定要回波士顿去工作，就像纳兹鲁拉在坎大哈一样。我会为你们两人祈祷，但是我永远不会理解你们的事业。这注定不会有结果……无论如何也不会。”

我告诉她：“我会对你的父母解释。”而她刚要开始说些关于他们的牢骚话，却突然改变了主意，而是给了我一吻，这并非出于礼貌的面颊轻吻，而是在嘴唇上饱满的、满溢着爱慕之情的一吻，正如她在人生之路上到处留情一样。有一瞬间我懂得了那种引领她胡乱来到大夏的激情。那一吻与跳舞时触碰她的玉手一样，表达出这个拥有强大、致命力量的女人的感情，使我不顾理智，不由自主地想到：如果在美国遇到她，我俩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仿佛听到了问题的答案，正如哈弗福德学院的那个男学生对联邦调查局探员说的一样：我总是觉得其他人说不定能使艾伦过上正常的生活。但是我承认一点。我不是那个她命中注定的男人。

我刚想挣开她，但是她出乎意料地抓住了我的肩膀，又一次不顾一切地亲吻了我。“我多么希望是在美国遇到你。多么希望是在你在阿富汗学到这一切之后遇到你。”她把头发从前额拂去，看着大夏城的废墟。“不，我对待你一直很不好。这些废墟已经深入我的骨髓。”她神经质地笑起来，又说道，“另外，你那么年轻，那么朝气蓬勃。而我却总是这样老气横秋。”

她说这话时，月光在她那美丽的脸庞上若隐若现。她穿着拉查亲手绣过花的灰色上衣，身体向后靠去，她那光着的双腿在科契人的黑裙子下露了出来。她的膝盖被马鞍鞋的皮带子遮住了，她的容貌是我所见过的任何充满生气的魅力女性都无法比拟的。这一次，我主动亲吻了她，她带着狂热的满足感将她美丽的胴体投向我，贴住我的面庞，双臂穿过了我的身体。我惊讶于她的反应居然如此热烈，也恐惧于其他人可能会窥见我们，但是她老练地计算得出，男人们搭帐篷的工作还得过一段时间才能干完，小蜜拉给骆驼卸货的活还要干上一段时间。

“他们不会想到我们的。”她安慰着我，边在土堆之间寻找一个隐蔽的地方，找到之后招手示意我过去。

“你要干什么？”我惊讶地问道。

她甩掉了脚上的马鞍鞋，正在解开吊住裙子的细绳。“咱们不是刚刚说过，生活本身就是美好的吗？咱们好好地享受吧。”看到我迟疑不决的样子，她又争辩道，“就算他们找到咱们又有什么两样？”

这个想法把我吓了一跳，我没有动。“蜜拉会不一样。”我结结巴巴地说。

“你不想吗？”她用挑逗的语气说，裙子跌落在她的脚下。

“你知道我想。”

“那就来吧。”她用令人陶醉的优雅姿态从那堆裙子上走了过来。

我知道，任何在此情此景下还犹豫不决的男人看上去必定是一副极其可悲的样子，不管是从女孩那方面看，还是从他自己的角度看，而且，我也渴望握住那双纤细诱人的美腿。然而我又听到自己居然不可思议地作出了这样的回答：“你不应该这样对待史迪格里茨。”

带着一种厌恶的情绪——究竟是厌恶我，还是史迪格里茨，还是蜜拉，我不得而知——她重新穿好裙子，把细绳系好。“我为史迪格里茨做了一切我能做的事情。”她说。她光着脚走到我身边，悄声说道：“另外，早早晚晚，俄国人肯定要来抓他。”

她语气中的冷酷就像这片沙漠一样瘆人，现在我很高兴自己没有跟着她沉入沙丘深处。“你对史迪格里茨的理想主义跑哪儿去了？”我问道，“几分钟之前，你还在说你祈祷他能活下来。”

“他确实活了下来。”

我想到：我敢打赌，她诱惑史迪格里茨去挑战祖菲卡的时候，一定对他用过同样的说辞。但是，奥托，祖菲卡正忙着其他事情呢，他才不在乎。她说的没错。“你那些有关非人类的美好想法呢？”我问道，“你放弃了？在那里的时候，有那么几天你把我都说动了。”

“想法出现，然后又会消失。”她回答道，穿好马鞍鞋之后她说，“你非常了解我们应该怎么做。找个睡袋，马上离开帐篷。”

“在那儿跟蜜拉一起？”

“在驼队商道上我就警告过你，你对蜜拉过于认真了。另外，过不了几天，她就会回到她父亲身边。”

我吓呆了，后退了一步。“在巴米扬你取笑过那些你称之为积分比赛的人们。现在我知道这场比赛何等重要。我真心实意地认为，如果我正当地对待蜜拉，就等于为我自己赢得了一分。无论你是否喜欢，如果你戏耍史迪格里茨，你就会丢分。”

“丢的这分会给谁？”她轻蔑地问道，“神圣记分员？”

“不，见鬼，完全不是。给我。”她笑起来，我开始感到愤怒，“你抛弃了宗教。而我没有。几百万犹太人因为严肃地对待宗教而死去。我也是一样。”

“米勒！”她喊起，声音大得其他人也能听见，“你没有拿自己是犹太人当回事，是吧？”

“别管这个。”我不耐烦地说，后悔自己说起这个话题，“但是你抛弃宗教的方式——你是哪个教派，长老会？”她笑了起来，我补充道，“你知道，艾伦，如果你认真对待伊斯兰教的话……”

“我就可能得到救赎？”她嘲弄地问。

“救赎你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我听到你对宾州多赛特镇哼哼唧唧地抱怨得越多，我就越相信那肯定个美好的地方。你应该什么时候也尝试一下。”

她又笑了起来，我不禁尴尬起来，这套说辞太乏味，我拙劣的表演就像是陷入了情网之中。我开始往营地走回去，但是只走了几步她就赶上来，抓住了我的胳膊。她真诚地想要在我俩之间尽释前嫌，而我却再次感受到她身体那令人迷醉的饥渴欲望。她问，语气里没有丝毫怨恨：“说真的，米勒，这难道没有让你觉醒吗？像这样动感情的说辞……而且偏偏是在大夏城？”

她的话极有说服力，使我不由得停下了脚步。我望着那如波浪般起伏的伟大城池的废墟，在我的想象中，仿佛看到了大夏城的兴衰荣辱——大夏城曾被称作飞旗城，好似在骄傲地展示自己的成就，虽然那段辉煌竟是如此短暂——我隐约感受到了自己此番使命背后的意义所在。我说道：“我不接受你对大夏城的观点。城市败落下去，文明也消失了，但是人类还在生生不息地繁衍。见鬼去吧，他们吃饭、做爱、打仗，然后死去，这一切都依据着某种特定的规则，这些规则给人以希望。我接受这些规则。”

“规则？”她平静地问道，“规则不允许你做爱？”她靠近了我，我在月光下望着她，这个我所见过的最美的女孩，她身上的诱惑力比蜜拉多十倍不止。“那些规则不许你这样做？”她重复道。

“蜜拉在那边就不行。”我结结巴巴地说。

“那早晨呢？你不觉得自己像个傻瓜吗？”

“你以为我现在的感觉就不是这样吗？”我抓住她的手说道，“你美艳至极，艾伦。”

我的表现令她相当开心，又回到她之前的想象中去了。“我们怎么没有在两年前遇到？”她柔和地问道。然后，她绝望地嚷道：“米勒！你为什么那年春天不来布林莫尔？穿着你那套干干净净的白色制服？满怀着勇气和希望？”她丢下我的手，平静地问道，“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来？”

我从她身边走开，在土堆之间躲了一会儿，直到我能跟其他人心平气和地待在一处。令人不敢相信的是，他们一点都不关心我们去了哪里，很快艾伦也偷偷地溜回了她马上要开始指责的小群体中。有一次我正巧看到她给驴子卸货，夜风吹起了她的头发，她看上去仿佛是这些尖利、没有人情味的沙漠草原的一部分。

现在差不多是凌晨三点钟了，我们上床之前准备了一点茶和肉饭，然后围坐在火堆旁，这时不是出于偶然就是因为固执，艾伦说道：“往北几英里的地方，就是俄国。”

史迪格里茨脸上明显掠过一阵惊慌，但是对于他的恐惧大家都没有说话，于是艾伦又说道：“你们难道不想看看撒马尔罕是什么样子吗？他们说，他们的广场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地方。”没人回应这句话，于是过了一阵子，她又懒洋洋地说：“我想我要上床了。”史迪格里茨顺从地跟在她身后走了。

那天夜里跟她同住一个帐篷简直是不可能的，于是我拖出了我的寝具，蜜拉拖着一个枕头，但是我们还没离开营地，马福隆就把我拉到一边，像个共犯一样把他的匕首递给我说：“你必须拿上这个，米勒。”

“为什么？”

“因为德国人……”

“怎么了？”

“你和艾伦在沙丘里的时候，他溜过去偷听了。”小个子骆驼夫嘬了嘬牙花子，又说，“记住，祖菲卡的匕首在他手里。”

我感到一阵眩晕。“蜜拉知道吗？”我问道。

“就是她让我把匕首给你的。”他解释道，“她看见史迪格里茨跟着你了。”说完他就溜走了。

我回到蜜拉身边，她什么也没说，但是用手拂过我的衣服，摸到了马福隆的匕首。“这样安全些。”她说。

我无言以对，于是我们找了个睡觉的地方，过了一会她平静地说：“你和艾伦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所有关于打扮的知识都是她教给我的。她是个很棒的女孩……像姐姐一样。我告诉过你，米勒，她渴望跟你睡，但是你嘲笑我。我回到父亲身边之后，你可以跟艾伦……”

我拉起她那双棕色的手，亲吻着。“我在这里是因为我爱的是你。”然后我把从兴都库什山里被赶出来的时候，我所发现的事情告诉了她：“你将永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睡觉吧。”她说，“我们没有多少夜晚能待在一起了。”

太阳高高地升上了天空，满脸胡子拉碴的马福隆快步跑到我们睡觉的地方，警告我：“喀布尔来了政府的大汽车。有人要见你，米勒！”

我以为这肯定是情报部门的理查德森，于是慌忙穿好衣服，怕他看见我跟蜜拉在一起，但是当我赶到帐篷的时候，我发现是莫西布・汗，一脸公事公办的表情，穿着棕黄色的斜纹呢西装，戴着一顶银色的土耳其毡帽。他正拍着自己那匹失窃的白马，在他的身后我惊讶地看到了纳兹鲁拉，从北方来认领他那位合法妻子。我本能地为他感到遗憾，因为自从他被迫去了大石马戈之后我就没有见过他，故而我先快步跑向他，热烈地拥抱了他，问道：“沙漠之行感觉如何？”

“一如既往，令人憎恨。”

“我们一直在祈祷。”

现在莫西布・汗打断我们，严肃地说：“你是怎么弄到我的马的？”

我分辨不出他是真的生气了还是在开玩笑，于是我敷衍道：“蜜拉在喀布尔把它买回来的。”

莫西布掸了掸西装上的灰尘，问道：“你肯定知道这是我的马。你难道没猜出来它是被偷出来的吗？”

“是被偷出来的？”我虚张声势地问道。

莫西布实在装不下去，笑出声来。“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找到了一个漂亮妞儿。你翻来覆去地想，今天晚上可以共度良宵了。然后你发现你的白马被偷了。”

“别惩罚她。”

“她是为你偷的吗？”

“是的。”

“那么我要怪罪的人是你。有八个星期，你骑着马，我只好步行。”

我回答道：“你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翻来覆去地想。那是你的白马，喂得饱饱的，照料得好好的。”

蜜拉出现在一个土堆上，拖着我们的寝具，这副样子等于不打自招，她看见了莫西布・汗，那马儿正是从他那里偷走的，蜜拉丢下传单，开始向着帐篷跑去，但是我抓住了她的手腕。

“小毛贼！”莫西布吼着。

蜜拉跟我一样。她不知道莫西布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是她那种抑制不住的天性怎么也藏不住——要不就是说不定她想起了莫西布——因为她大笑起来，轻蔑地指着那位英俊的阿富汗人。她做了一个复杂难懂的手势，表演了一出描述她从卧室窗户逃出来偷走白马的哑剧，很快她就让莫西布跟她一起大笑起来。

但是蜜拉随后看到了纳兹鲁拉，认出了他的大胡子。“你是艾伦的丈夫！”她沮丧地喊起来，然后站在帐篷门口，仿佛在保护着什么似的走来走去，那副样子说明纳兹鲁拉的妻子肯定在帐篷里面。蜜拉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向后退，仿佛在进行什么仪式一样鞠了个躬，然后躲进帐篷。

“艾伦在里面吗？”工程师问我。

“是的。”

他开始走向帐篷，但是我拦住了他。“大个子的科契人跟她在一起吗？”他怀疑地问道。

我突然意识到，他的妻子被卷入几轮新的冒险，我完全不理解，但是我自己也被卷了进去。在任何程度上我都没法把这些事情讲给纳兹鲁拉听，于是我结结巴巴地说：“这个，很难说得清楚。但是大个子科契人……”

艾伦和史迪格里茨的突然出现解救了我。我无从猜想他们在夜里暂时达成了怎样充满仇恨的和解，但是在清晨的阳光里，艾伦・杰斯帕美得令人眩晕，如果她的丈夫仍然决心要争取她回家，我会站在他这一边，因为在日光里望着她，我不得不昧着良心承认：她想跟你走，白痴。采取行动吧，赶紧采取行动。

纳兹鲁拉被眼前的事实弄糊涂了，他决定不理会两人暗示出来的关系。他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走上前去迎接他的妻子。“我来接你回去。”他说道，“你还记得莫西布・汗吧。莫西布，这是奥托・史迪格里茨医生。”

高个子的外交官优雅地鞠了一躬，和医生握了握手。“我们会开车送你回比斯特堡。”他用精心设计的语气对艾伦说，仿佛在说：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别搞砸了。

“我不去。”她坚决地说，莫西布・汗耸了耸肩膀，退出了对话。他做了一个和解的请求，被对方拒绝了。

纳兹鲁拉接过话头说：“求你了，艾伦。我们的车正等着呢。”

史迪格里茨答道：“她要跟我在一起。我很抱歉，纳兹鲁拉。”

工程师下定决心，不把妻子让给别人，向莫西布寻求帮助，但是外交官没有理睬他，而是问我说：“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情？史迪格里茨？”我点头表示同意，这使得莫西布接下来宣布了一大串激烈的决定。

首先他先吹了个口哨，一直跟在他身后的一队坐在卡车上的士兵回应了他。“我要把这匹马带回喀布尔。”他命令道，“这个人，”他厉声说，指着史迪格里茨，“要被逮捕并关押在这里。美国女人不许离开这座帐篷。你，米勒，上车。我要到马扎里沙里夫的总部去审问你。纳兹鲁拉，一起过来。”士兵们迅速执行他命令的时候，他把纳兹鲁拉和我带到汽车上。

我们向马扎里沙里夫高速行驶，那里在大夏城以东约二十英里的地方，但是接近城市的时候我们的汽车被一支庞大的驼队挡住了，他们正要启程到俄国中部去，于是我们只好先等大约八十头笨重的牲口慢吞吞地一步步走过去，笨重的头颅朝着我们的汽车探头探脑，一边适应着搭在它们背上、要由它们驮到北方去的沉重货物，一边冲着我们从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骆驼手是一群身上脏得出奇的莽汉，他们就像骆驼们一样朝我们瞪眼睛，莫西布有些心烦意乱地说道：“你在我们国家见到的所有人中，百分之九十四都是文盲。我们想要给这些乌合之众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你说我们是不是疯了？”

我看着那队骆驼手——他们几乎还未脱离蒙昧的青铜时代，对身边的两个心急火燎的人说：“如果我是阿富汗人，我肯定会为之努力。”

“我希望我们有一百万个像你一样的阿富汗人。”莫西布回答道。这时，最后一头骆驼也走过去了，不时斜睨着眼睛瞟着我们。然后我看到拥有这支乏善可陈的驼队的那个主人骑着一匹彪悍的黑马走过，我明白了为什么他的骆驼手看上去如此肮脏不堪了。他们的主人是故意让他们显出那副样子，否则这些骆驼会让别人觉得他们身上带着什么值钱的东西，有可能招来强盗。

这就是沙克尔的驼队，那位俄国来的吉尔吉斯军火商。他在马扎里沙里夫给骆驼装好货物，现在正要跨越奥克苏斯河和广阔的帕米尔高原，还有亚细亚中部那些干燥的草原。在卡比尔参加聚会的所有大型驼队中，他们走的是最危险的路线——也许这是一支如此大规模的驼队最后一次上路远行了——他尽量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他骑马走过去的时候，我冲他喊了一声，他认出了我也是营地的人。他在我们的汽车旁边停下了马，把他那只巨大的秃脑袋转向我们，带着怀疑的目光仔细打量了莫西布一番，然后问道：“政府的人？”我点点头，于是他说：“这么说，你是政府的密探？我警告过祖菲卡。”

“不是。”莫西布笑道，“我们刚刚逮捕了他。”

大个子吉尔吉斯人把左手放在前额上，叫起来：“我同情所有的囚犯。”然后他一踢马肚子，朝着他的八十头骆驼追了上去。

到了政府的办公室，莫西布让人送来茶水和蘸着蜂蜜的饼干，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过去的十七个星期里面我们吃的都是多么原始的东西；当他叫来一位秘书的时候——当然，是个男秘书——我又被拉回到眼前的问题上来。他开始整理文件，同时问我：“那么，官方报告里提到那匹马的时候该怎么说？”

“这份报告要存档吗？”

“我就是为这个来的。那匹马，还有美国女人……两个都被盗了。”

“蜜拉告诉我，那匹马是买来的。”

“一个科契族女孩子，从哪弄来这笔钱？”

“她说她卖掉了偷来的吉普车。”

“吉普车？”莫西布重复着我说的话。

“报告里能不能不写这个？”

“最好别写。”莫西布对着秘书点点头。

纳兹鲁拉打断了我们。“那辆吉普车怎么回事？”

“我能透露些机密的事情吗？”

“当然可以。”莫西布回答道，又对秘书点了点头。

“我离他们还不到二十英尺，那些见鬼的科契人就把能拆下来的东西都偷走了。”

莫西布突然问道：“蜜拉到底是谁？”

“祖菲卡的女儿。”我解释说。

“就是那个祖菲卡？”他对纳兹鲁拉问道。

“是的。”

“这件事情的新进展关系到艾伦・杰斯帕。”

“这事很难解释。”我拙嘴笨舌地说。

“我们有的是时间。”莫西布安慰我，又倒了一些茶水。

“嗯，你们知道，她去年九月从比斯特堡跑出来了。那次并不是因为爱情。也不是因为性。纳兹鲁拉没做错任何事情。祖菲卡也没有。她加入驼队的时候，还不认识祖菲卡是谁呢。”

“你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里要这么说吗？”

“我已经这么说了。”

“她是在哪里过的冬？”

“杰赫勒姆。”

“一路跑到杰赫勒姆去了？走去的？”显然，莫西布对于某些本国习俗了解得还不如我多。

“她爱上那个大个子科契人了？”纳兹鲁拉问道。

“从来没有。”

“米勒，”莫西布小心地问道，“如果这个秘书要给艾伦的行为写上一个简单的原因，他应该怎么写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几分种，重新考虑着我所理解的艾伦・杰斯帕的动机。不是性，因为她和纳兹鲁拉、祖菲卡和史迪格里茨所做的事情都有一种无性的特质；也不是受到欲望的驱使，也不是要忠于某个什么满足了她的欲望的人。我怀疑她可能患有某种精神分裂症，但是我又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明；没有人对她提起指控；她只是自己指控自己罢了。我一度认为她可能只是对逝去的时代多愁善感罢了，但是就算把她放在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时期，或者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她肯定也是这样；历史上充斥着她这样的人，虽然她厌恶这个时代，但是没有其他任何时代能让她更满意。像很多爱多愁善感的人一样，她已沦入一种幼稚的原始主义中：在骆驼粪上烤出来的面包就一定比通用电气生产的烤箱烤出来的好。虽然有很多人受到这种异教邪说的折磨，可却并没有跟着驼队一路走到大夏来。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她只是有一种精神上的偏见，产生了扭曲现实的幻觉，认为现实乏善可陈。但是艾伦又不是这样。我认为她将现实看得相当清楚。只是她对现实作出的反应不太正常。想到这里，我仿佛听到纳克斯勒用干巴巴的、毫无感情的语气念着那位音乐教授的报告：我认为她是个本质善良的姑娘，她决心从这个社会中自我放逐出去。这并不能解释她的行为，但是这肯定描述了她那时的状态。我看着莫西布，建议道：“就写是因为厌世吧。”

“她厌弃过任何男人吗，举出哪怕一个名字来？”他质问我。

我决定不理睬他的谴责，回答说：“她拒绝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形式和结构……无论是你们的社会，还是我们的。”

“现在是该让别人拒绝她的时候了。”莫西布厉声说道，“让我来做这件事。”

“不要虐待她。”纳兹鲁拉请求道。

“你还想把她要回去吗？”莫西布难以置信地问道。

“是的。”纳兹鲁拉回答道，“她是我的妻子。”

“他说得对。”我告诉莫西布，“你们最好能习惯艾伦・杰斯帕的行为。”我提醒他们，“因为你一旦让女人脱下罩袍，阿富汗马上会出现好多跟她一样的女孩子。”

莫西布发出一声悲叹。“你信吗？”

“这是无可避免的。”我向他保证道。然后，出于保护艾伦的目的，而她在如此多的方面都需要帮助，我又说：“让她从一件事情上得到好处，莫西布。她爱着你的国家。实际上，她想要终生在这里生活。”

“和史迪格里茨一起？”

我想说是，但是犹豫了一下，从莫西布・汗看着我的样子里，我知道他怀疑我和艾伦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我是另外一个她没有厌弃的男人，但是纳兹鲁拉还想着要把她争取回家，没有注意这个小插曲，于是我说了下去：“是的，和史迪格里茨一起。”

“给我讲讲他的事情。”莫西布说。

“她是在坎大哈认识他的，但是我可以肯定当时两人之间没有暧昧关系。”然后我不得不再次停顿下来，因为在我眼前又出现了驼队旅社，还有我第一次遇到艾伦・杰斯帕的情形，她与我擦身而过，去迎接史迪格里茨。我听到她用清晰的声音叫着，史迪格里茨医生！你没事吧？现在看来，所发生的一切都很清楚了。当她意外地看到史迪格里茨靠着墙壁的那天早晨，从她的嘴唇里吐出了一个单词，而她却迅速地咽了回去。那个被吞回去的单词就是奥托。而现在我几乎能看到那个单词就在她的唇边。那天早晨之前，他们就很熟识吗？她那金发碧眼的日耳曼美人的形象深深地打动他，是在沙漠边缘发生的事情吗？

“还是果真有什么暧昧的事情发生？”莫西布紧追不舍地问道。

“没有。”我坚决地说，“现在说说史迪格里茨。我们向北进发的时候……”

“是谁建议让他到北方来的？”

我事先并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正从与游牧民族相遇的第一天的回忆中努力搜寻被我忽略的事情，沉默了很久之后我不得不说道：“我认为是她的主意。我认为是她策划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我也是这样想的。”莫西布回答说。

“不管怎么说，北上途中他们相爱了。卡比尔还发生了一场匕首斗殴事件。史迪格里茨很能干地搞定了这件事情，还刺伤了祖菲卡。然后我们大家就都给赶出来了。”

“她下定决心要跟他生活在一起了吗？”纳兹鲁拉平静地问道。

“绝对是这样。”我撒谎道。莫西布微笑起来。

“我还有可能把她争取回来吗？”纳兹鲁拉恳求道。

“绝无可能。”我略带着安慰的口吻说。

“假如我们把史迪格里茨驱逐出去呢？”莫西布提议。

我仿佛听见了艾伦提过的阴谋：早早晚晚俄国人肯定要把他抓走。我犹豫了一下，莫西布接着说：“当史迪格里茨离开坎大哈跟着这个……这个愚蠢的驼队到这里来的时候，他就违反了我们的法律。我们有权将他驱逐出去。是不是？”这两个阿富汗人都把身子探过来，等着我作出回答。

我犹豫了。在这里，一个死气沉沉的省份的首府城市里的一间奇怪的屋子里，我在阿富汗的所有任务都集中在一点上。为了镇定自己，我喝了一口茶水，想到：这些男人想要我来提出驱逐史迪格里茨的建议。如果我真的想报复史迪格里茨，那么我现在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之大，简直令人不寒而栗——尤其是，如果我回想起那只挤满了犹太人、又被他毁掉的笼子；但是，房间里仿佛有一股真正的力量，将那个德国人的身体紧贴在我的肩膀上，令我感到那夜我们共同祈祷时的力量，我听到自己避开了莫西布的询问，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你那份关于我的情报报告中有没有提到我是犹太人？”

“没有。”莫西布回答说。即使他感到惊讶，也掩饰得很好。

“我是个犹太人。那天晚上，在驼队旅社，史迪格里茨向我吐露了他在慕尼黑对犹太人犯下的滔天罪行。一千多名犹太人送了命。”

“我们知道。”莫西布评论说，指着他的报告。

“我想要杀死他。我本来可以杀死他，但是祖菲卡带着驼队来了。我憎恨史迪格里茨。他是个罪犯，应该被绞死。但是在那次旅行中我也开始了解他。他能为你的国家作出很大的贡献，莫西布。你刚说过你们需要像我这样的人。无论我变成什么样子，他都比我强得太多了。不要驱逐他。”

“为什么不？”莫西布冷笑道，“他一走，纳兹鲁拉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不要这样做！”我警告说。

“为什么？”他又问道。

“因为那样做是错误的……从道义上说，是错误的。”

纳兹鲁拉插了进来：“要把她带回去，我完全无能为力吗？”

“你无能为力。”我一锤定音地说，“即使你要绞死史迪格里茨，你也没法叫她回心转意。”

我的话重重地打在长着大胡子的工程师身上，令我吃惊的是，他跌坐在椅子上，把头埋在手臂中。良久，他的肩膀抽动着，而我们两人则尴尬地看着他。然后莫西布咳嗽了一声，说道：“亲爱的朋友，米勒说得对。你失去了她，你无能为力。”

我记得，自己当时想到：这真是荒唐，为第二个妻子搞成这个样子。但是我又想起了艾伦，想起了她在废墟上的样子，想起她在黑色的帐篷里跟史迪格里茨共度良宵，我对自己承认道：他并不是个傻瓜。他想要留住她，这没什么好奇怪。

莫西布抓住我的胳膊说：“让他一个人待一会儿。”然后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他叫里面的两个政府职员先出去，检查了房门，确保没人偷听。一切安全后，他靠近我身边，直盯着我的眼睛。“你在卡比尔有什么发现吗？”他问道。

“什么也没有。”我竭尽全力，尽量简洁的语言回答道。

“不要对我说谎。”他厉声说，“难道你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他们派你到北方来的目的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反驳道。

“米勒，看在老天爷的份上！理查德森开车从喀布尔的科契人营地出来，亲自给你下达命令：去卡比尔，看看俄国人在干什么。”

“他没有。”

“见鬼去吧，我们知道他就是这样做的。否则你以为他是怎么弄到沙・汗的许可的？”

这番推测十分在理，我几乎准备坦白交代了，这使我想到：要是他只不过是在吓唬我呢？我有些不耐烦地回答道：“如果他应该告诉我的话，他当然也已经忘了。他当时所做的只不过就是对我丢了吉普车这件事大发了一通脾气。”

他确实是在诈我。“关于那辆吉普车的事情，他是怎么说的？”他丧气地说。

“他说他们要罚我六百美元。”莫西布想给我来个出其不意，突然用他那长长的手指头在我眼前一挥，嚷道：“米勒！你他妈的知道得很清楚，美国大使馆没有命令是绝对不会让你闲逛到卡比尔去的。他们给你下了什么命令？”

“理查德森没有给我下命令。我自己要求去的。”

“为什么？”

“因为我爱上了蜜拉。”

“你的意思是说，你告诉美国大使你想要请十个月的假，”说到这里，他的语气里充满了不屑，“因为你爱上一个小小的游牧姑娘？”

“我没把她的事情告诉理查德森。”

“那你是怎么告诉他的？”

“我提醒他说，华盛顿想让我一直跟进艾伦・杰斯帕的案子，直到顺利解决。”

莫西布的语气不再那么狠毒了，他随意问道：“那么，卡比尔发生什么了吗？”

“就像我说的那样。祖菲卡差点弄死史迪格里茨。”

他在桌子上重重地击了一拳。“我问的是俄国人。”

“俄国人的事情我一无所知。”我抗议道。然后我改变了语气。“我确实发现了一件事情。咱们刚才看见的那个大个子吉尔吉斯人是卡比尔营地的酋长。”

“他是怎么混进阿富汗的？”

“这我就不知道了。”

“那你知道些什么？”

“另一个酋长是哈扎拉老人，土耳其毡帽商人。”

“我们知道他的事情。”

“但是今年他就隐退了。”

“是吗？”

“他们选举祖菲卡接替他的位子。”

“真的？”

“因为祖菲卡热切地想在比斯特堡附近那些新灌溉出来的土地上定居下来，所以如果你能让他的族人在这五六千英亩土地上定居下来，你可能是做了一件好事。”

我居然知道如此机密的事件，莫西布掩饰着他对此事的不安，平静地问道：“米勒，如果我们把土地分给祖菲卡，他会接受……并且老老实实地待在上面吗？”

“肯定能。”

“你怎么能肯定？”

“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

“他为什么要说给弗兰基听？泄露这种事情？”

我想为祖菲卡说点好话，所以我撒谎道：“有一天我提到我认识你，然后他说，‘莫西布对那些土地有生杀大权。’他没有请求我跟你说情，但是我知道他希望我能这么做。”

“那么，至少你还是有所发现。”

“这么说，你会给他土地？”

“我们有很多人在申请。”他闪烁其词。

“但是谁也不像祖菲卡一样。他跟你和纳兹鲁拉是一种人。他需要土地，而你需要他。”

莫西布热情地看着我，说道：“你们美国人怎么会笨到如此不可救药的地步？我敢打赌那个营地里有一打俄国探子，但是你除了一个游牧姑娘之外什么也没看出来。”

“我并不担心俄国人。”我笑道。他有点不高兴，但是仍然温和地摇了摇头，我们回到纳兹鲁拉的身边，他还在瞪着墙壁发呆。

“我应该怎么做？”工程师问我们，比我们刚才离开他的时候没多出什么主意来。

“我知道我应该干什么。”莫西布轻快地说。他叫来秘书问道：“你有没有检查我的公事包，确保备用文件已经准备就绪了？很好……纳兹鲁拉，米勒，跟我来。”

“干什么？”纳兹鲁拉问道。

“去找三个白色的鹅卵石。”

“不。”纳兹鲁拉喊起来，“我不去。”

“那我去。”莫西布一副就事论事的样子回答道，然后他停下来想了想，说，“你还有一条出路。”

“什么出路？”纳兹鲁拉急切地问道。

“我们把你的旗子交给一群山里的毛拉。犯下通奸罪的女人。”他为自己这个可恶的笑话笑起来，然后又柔和地补充道，“老朋友，接受我的建议吧。去找白色鹅卵石。”

我们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秘书拦住了我们：“别忘了给英国大使馆打电话。”

“当然！”莫西布赞同地说，带着我们继续向前走，我们离开大楼之前能听见他对着一台摇摇欲坠的阿富汗电话机喊着：“喂，喂，喂！是你吗，阁下大人？我是莫西布・汗。阁下先生，我想要英国政府接到警告……”下面就听不见了。

我们走回大夏城那贫瘠的路上，莫西布背诵起波斯诗人的诗篇来安慰纳兹鲁拉，但是当小汽车停在我们的袖珍驼队的时候，还是莫西布去找那三颗白色的鹅卵石。一切都办妥之后，纳兹鲁拉壮起胆子走到黑色的帐篷门口，喊道：“艾伦。”

她身穿黑裙子，灰上衣，左手腕还戴着三只金镯子，士兵们把她带上前来。她那无与伦比的金发被风吹得飘扬起来，散发中晒黑的脸庞在日光下显得容光焕发。她的丈夫走过去，她庄严地看着他，等着他发问：“妻子，你会跟我回到比斯特堡吗？”

“不。”她用冷冰冰的声音回答道。听到这话，他抬起了右手，把一颗鹅卵石扔到地上。

“我与你解除婚约。”他宣布。然后看看她，希望她能加入他的动作，但是又举起了胳膊，把第二颗鹅卵石扔在地上。

“我与你解除婚约。”他宣布。艾伦面无表情地听着他说。他第三次恳求她，而她第三次拒绝了。他满含眼泪地看着她，犹豫不决，还抱着希望，也许她能再考虑一下，但是她仍然毫无反应，于是他扔掉了最后一颗鹅卵石。

“我与你解除婚约。”他悄声说道，声音如同幽灵一般。他再也无法看着这位他曾在异国他乡向之求爱的美丽女人，他转过身去，高傲地走向了汽车。

他走开的时候，我看着艾伦・杰斯帕，现在她已经按照法律程序离了婚，站在帐篷旁边一动不动。她的嘴唇上静静地浮起一丝满意的微笑，因为现在她已经自由了，她的手在身体右侧非常轻微地动了动，用拇指和食指做成了圆圈的手势，对着我挥了一下，意思是说：“一切顺利。”

“把史迪格里茨带出来。”莫西布命令道。德国人被领到北边，在阳光下眯起眼睛。他一定猜出了艾伦要抛弃他，因为他看也不看艾伦，只盯着莫西布。

“奥托・史迪格里茨，”莫西布开口说道，“我们已经通知英国政府，你将在印度白沙瓦市被移交给他们。你是一名战争罪犯，在我们阿富汗没有你的容身之地。”他吹了一声口哨，别的士兵走了出来。“把他带到白沙瓦去。”他宣布说，然后一名军官开始在德国人的手腕上套上手铐。

但是这次逮捕并不顺利，史迪格里茨挣开他们，向我扑来。“犹太佬！犹太佬！”他尖叫着，“是你陷害我！”他向我的脸上抓来，直到一名士兵把他拖走。

随即他又向莫西布冲过去，恳求道：“阁下大人，不要相信他说的话。他是个肮脏的犹太人，他对你们说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想占有那个姑娘。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这场骚乱把纳兹鲁拉也吸引回来，正好听到史迪格里茨喊着：“是的，阁下大人！昨天夜里这个犹太佬把我的姑娘带走了。他们做下了不体面的事情。他们一边做，一边密谋要杀死我。”

他离开莫西布，又扑向艾伦，艾伦厌恶地向后退去。“这个女人和犹太佬在土堆旁边野合。她告诉他，把德国人交给俄国人，他们会给他上绞刑。阁下大人，犹太人给你们的思想下了毒药。”

莫西布命令士兵困住医生的双臂，然后他站在德国人面前说：“你刚才辱骂的犹太人刚刚跟我们待了一个小时，求我们放过你的性命。在你的审判中，我肯定他会为你作证的。”

他打了个响指，莫西布命令士兵把犯人拖下去，但是医生离开时抓住了我的胳膊。“你会把我在柱子那里说过的话告诉法官吗？在慕尼黑，有很多犹太人活了下来，因为……你会为我作证？”

“我会。”我说道，然后他被拖走了。卡车的发动机发出了嗒嗒的响声。车轮在沙地上旋转起来，士兵们离开了。

“把这位姑娘带到汽车那里去。”莫西布命令马福隆，这位满脸胡子的骆驼夫把艾伦带走了。我以为自己要待在大夏城等着祖菲卡的到来，以为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艾伦・杰斯帕，看着她离开的时候我心里着实纠结不已。她那美丽的面庞一如既往地具有诱惑力，那轻盈的身段隐在灰色的衬衣和黑裙子里如此撩人，长长的双腿蹬在皮质马鞍鞋里又是如此诱人。真正站在这个姑娘本人面前的时候，我在审讯室那理性的思维真是无关紧要。

我从迷思中挣脱，转过身去走向蜜拉，但是却不期然被莫西布拦住了，他抓住我的胳膊说：“你也一样，米勒。我们出发去喀布尔……现在就走。”

“我不去。”

“这是沙・汗的命令。”

“我要去告别。”我争辩道，把蜜拉拉到我身边。

“快刀斩乱麻。我们五分钟后出发。”

“我的寝具怎么办？”

“你，”他对马福隆喊道，“把他的东西收拾起来。还有她的。”

我把蜜拉从帐篷旁边拉到大夏城的一个土堆旁，从那里可以看见兴都库什山的山脚，我们曾在那里度过多么美好的时光啊。“我以为我们还能在这里待上一周。”我开口说道。

“你照顾艾伦。”她回答道，“她嘴巴硬，但是需要帮助。”她还要说什么，这时那股游牧民族的狂暴性格占了上风，她喊道：“看那头疯骆驼！”

我们离开土堆，走到“贝基阿姨”找草吃的地方。它那低垂的眼睛，沉重的脚步和荒唐可笑的下巴使它即使在这痛苦别离的时刻，看起来也活像个小丑般可笑。为了感谢它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伸出手去拍拍它以示告别，但是它却不是个容易动感情的家伙。它打断了我的动作，以为我只不过又要给它身上装货，一边大声抗议一边向后退去，只剩下我们两人在那里。

“蜜拉，蜜拉。”我只能说出这几个字，因为在这最后宝贵的几分钟里，我们应该说的话太多，而能用语言表达的又太少。我们的别离如此突兀，又发生了如此不堪的遭遇，连一个体面的告别的机会都被破坏了。

“卡比尔，巴米扬，穆萨达瑞尔。”她回顾道，“我们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她看着我，对眼里的泪水感到深深的羞愧。她眨了眨眼，硬是把泪水咽回去，笑了起来说道：“驼队没有你，只不过是一队幽灵罢了。你骑在白马上的样子帅气极了。”

莫西布的汽车响起了喇叭声。

此刻我又回想起史迪格里茨在黑色帐篷里警告过我的话：离开这个游牧姑娘将会是一次特别的遭遇，远不是你能够想象的。但是以这种方式离开她……我心灵的一部分，我成长的一部分，被生生地扯走了。

“听天由命。”我喃喃说道。

“听天由命。”她回答道。

我不能回头，快步跑向汽车，莫西布正坐在方向盘后，艾伦坐在他身旁，纳兹鲁拉坐在后排。工程师不理他的前妻，只是用小型望远镜看着兴都库什山的山脚下。

“真可怕。”他自言自语地说，“这个女人怎么能走过这么远的距离？”

他把望远镜递给我，我看见蜜拉已经离开了废墟，向着大山的方向大跨步走去，而她父亲的驼队正从山里闪现出来，身后是那条古老的栈道，很快将不再有游牧民族在上面通过。

在返回马扎里沙里夫的路上，大家都没有说话。艾伦在场，再加上史迪格里茨对大家散播的那些针对她的指控，此时此刻我们大家还无法面对。另外，她的命运何去何从还是一个真正的悬念，我也很担心，因为我猜不出莫西布到底是什么打算。他一语不发地开着车，下巴咬得紧紧的，自顾自地拿着主意。我认为当我们到达马扎里沙里夫时，我们会把她暂时关押在政府大楼里，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令我吃惊的是，我们径直开车穿过了城市，走上了一条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古道，向东北方延伸而去。顺着古道有一支骆驼商队，这支驼队对于我们的突然打扰浑然不觉，我向前看去，发现了坐在黑色马匹上的沙克尔，那位吉尔吉斯军火贩子。

“喂，酋长！”莫西布在车上喊着他，俄国人打马奔过来，然后跳下马背。

他看见我消沉地坐在车后座上，于是用混乱的普什图语严肃地问道：“你把罪犯带走枪杀了？”

“没有。”莫西布笑道，“我们给你的驼队带来了一位旅客。”

于是大个子吉尔吉斯人看到了艾伦，那晚在卡比尔与之共舞的女人，他本能地明白了一切。“这个人？”他问道。

“是的。”

“她有身份证明吗？”

“有。”莫西布从公文包里拿出了绿色的护照，递给了酋长。有沙・汗和俄国大使共同签字，上面用阿拉伯语、西里尔语和俄语写着，持有此护照者得到了通过俄国转道回美国的许可。里面有一页备注是给我看的，上面是一份官方通知，说艾伦・杰斯帕已经按照法律程序与她的阿富汗丈夫离婚，现在可以自由离开这个国家。莫西布・汗郑重其事地把这份珍贵的文件交给艾伦，宣布说：“女士，你被逐出阿富汗了。”

他对吉尔吉斯人解释了整个事情，递给他一大把阿富汗金币：“这些是她到莫斯科的旅费。我们会给她的父母发电报，剩下的钱他们在那边等着的时候会拿到的。”

“万能的基督。”我大喊起来，从车上跳了起来，“你们不能这样做。”

“不是我要这样做。”莫西布辩解道，“这条路是她自己选的。”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带着两套文件来到大夏城找她。一份文件会把她的生活完全恢复原状。另一份文件将她逐出这个国家。我让她选择。她就是这样决定的。”

“她不知道这都是怎么回事！”我抗议道，试图给艾伦再争取一个选择的机会。

高个子的阿富汗人转身背对我们，对沙克尔说：“这个可怜的小伙子爱上她了。”

大个子吉尔吉斯人放纵地微笑着，然后小心地问道：“我的朋友祖菲卡知道这件事吗？”

“他把她赶出她的驼队了。”莫西布说，“我们也是一样。”

很明显，年轻的阿富汗领袖们作出残酷的决定时毫不费力，但是在艾伦・杰斯帕这件事情上，他们的决定是错误的，于是我走到莫西布身边，快速用法语警告他：“这可能会在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引起严重的麻烦。你怎么知道这个女孩会不会出什么事情？”

此时此刻，莫西布正在协助艾伦下车，他深沉地回答道：“这个女孩儿？她不会有事的。”他彬彬有礼地将她交给吉尔吉斯人，也将她那一小捆少得可怜的衣物递了过去。

到了这个关头，我不得不干预了。我把艾伦和沙克尔拉到一边，避开众人，问道：“艾伦，你能理解这些事情吗？”

她极为镇静，快把我气疯了，她不理睬我的问题，向酋长问道：“我们要去哪里？”

他指着东北方向回答：“我们要在鲁雄穿过奥克苏斯河，穿越帕米尔高原，然后到达加姆，撒马尔罕，塔什干。”这条路线我认为要走上一年，艾伦应该会喜欢，因为提到撒马尔罕的时候她极为满意地向我微笑了一下。

“我们会安全抵达那里吗？”她问道。

“这是我的工作。”酋长回答道。我想到：整整十个星期以来我想尽了办法，要找到俄国人穿过奥克苏斯河的方法。现在这位领头人已经告诉了我。

我说：“艾伦，我可以强迫阿富汗政府……”

“我不怕。”她回答道。她看着我，仿佛她是自由的，而我才是囚徒。

我把大家召集起来，宣布道：“我想要每一个人都听到，我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对这件荒唐的行为进行强烈的抗议。”

艾伦笑了起来，回答道：“你们都听见了吧，先生们。如果他被惩罚了，我们都得去给他作证。”她伸出手来，抓住我的手亲吻了一下，“我非常希望能在美国看到你。”她说。

说完，她想要离开，但是她那良好的教养使得她不能不先跟纳兹鲁拉打个招呼就走，于是她终于还是走上前去，说道：“亲爱的朋友，我感到非常地抱歉。”他们看着对方，一动不动，我又一次想到，在这沙漠之上，他曾是怎样地看着天上的星星，然后再次向我保证艾伦在阿富汗是安全的。现在他将追随着这些行星，直到他知道，艾伦在美国是安全的。

最后，她转过身去轻而易举地就融入了新的驼队，仿佛她已经跟着他们旅行了几个月之久。我看着大个子吉尔吉斯人打马回到了他的骆驼队伍前，吆喝着让它们往前走；对于这支驼队来说，没有羊群也没有家庭的负担，每天不止会走十四英里。它朝着高耸的山口走去，在下雪之前一定能穿过那里，因为这些向俄国进发的旅行者在中午是没有休息时间的。

最后一匹骆驼也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了，我们孤零零地站在古道上，看着驼队消失在飞扬的尘土中。我最后看到的是艾伦的一头金发，和黑裙在骆驼群中舞动着，向着巍峨的群山朝东边行走。

“这样做太残忍了。”我小声抗议道。纳兹鲁拉附和着我。

“如果不这样做，她会把你们两个人一同毁掉。”莫西布・汗答道。

致读者

这篇小说发生的场景是1946年的阿富汗王国。书中的描述都是按照当时的情形，依据研究结果和人们的记忆尽量真实地进行记录。

读者可能会感到好奇，这十七年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在这里附上一小段注解，补充说明最近事态进展如何可能会大有裨益。

在这段时间里，很少有哪个国家经历过比阿富汗更波澜壮阔的发展变化。喀布尔现在已经有了铺好的道路（用了俄国人的钱）。坎大哈有了一座飞机场（美国人的钱）。喀布尔还有了一家对公众开放的很棒的面包房（俄国人开的）。很多城镇也有了不错的学校（美国人办的）。

1959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到访这个国家，而在这前后，还有很多俄国领导人也访问了阿富汗。针对阿富汗问题，在这部小说之中提及过的、美苏之间的激烈斗争，直到现在仍然在持续，尚未分出胜负【17】。有一个不争的事实：俄国在一千七百英里没有防卫的北方边界与阿富汗毗邻接壤，而美国差不多在八千英里之外。

这部小说的一大主题就是新旧思维之间的斗争，其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摩擦冲突耐人寻味。在1959年，女性被允许，甚至被鼓励在公共场合抛弃罩袍。少数人做到了，但是很多人仍然选择袍子下面的隔离状态和安全感……或者更有可能，是她们的丈夫作出了这样的选择。然而要判断何去何从，应该参考1963年在邻国伊朗举行的，针对国民自由和放松毛拉管制问题的全民投票。伊朗的社会改革走在阿富汗前面，领先大约五十年，伊朗的投票结果是，支持现代化的与反对现代化的人，比例约为4000:1。不穿罩袍的年轻女性们在选举日冲上街头，恳求人们前去投票。保守的毛拉们认为这次投票活动标志着有组织的宗教活动的终结，当然，事实并非如此。

在这部小说里，在国外接受教育的莫西布・汗和纳兹鲁拉，还有土生土长的努尔・木哈姆德代表着生机勃勃的小伙子们，他们提高了自己祖国的行政管理水平。当然他们还远未取得胜利，但是已经占据了先机，使胜利成为可能。

这部小说中描述的社会生活模式在过去的十七年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在喀布尔有一座很好的旅馆、报纸、广播、可供西方人使用的公共电影院，商店代替了市场，还有几家餐馆。在坎大哈和马扎里沙里夫这样的城市中，公共设施也更为便利了，但是加兹尼城与书中的描写还是大致相同。

小说中描写过的公开处决已经不再是普遍现象了。读者可能会想要知道，我的确亲眼目睹了第一次处决，但不是在加兹尼城；至于第二次处决，我到达坎大哈的几天之前处决就已经发生过了，一个很有想法的人把他所拍摄的几张照片交给我，并告诉我，他说服那位父亲从另一边弄，因为这样光线更好。阿富汗马球，正式的名称是卜滋卡西（马背叼羊），现在还盛行着，而且比我所描述的更野蛮，也更有趣。

纳兹鲁拉在1946年为大水坝做了不少工作，现在这座水坝——可称得上是亚细亚地区的奇迹之一——还有它所产生的电能正好是当地急需的。不幸的是，比斯特堡对面的那片等待灌溉的土地沉淀下来的盐分太多，无法用于农业耕种。赫尔曼德河工程的在这方面的失败教训，和那些德国人修建的桥梁并没什么本质的不同：阿富汗人看着那座壮观的大坝，看着他们为之付出的代价，看着那部分失败，问道，“干吗管这些？”我走过从喀布尔到坎大哈的一条道路，从那里看到了几座德国造的桥梁，跟我所描述的一模一样；但是沙・汗和纳兹鲁拉的父亲所建造的阿富汗式桥梁则是在另一条路上。

说到科契人，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限制。他们不能进入俄国。从中国来的商人再也不能带着货物穿越帕米尔高原了。至于古代印度西部的巴基斯坦人，则围绕普什图人的国籍归属问题和阿富汗陷入了争斗之中，使很多游牧民不得不止步于那条有争议的边境线。帐篷仍然是黑色的；女人们仍然无拘无束；长着大尾巴的绵羊仍然奇丑无比；骆驼们还是不管什么东西都抵死反抗。

读者可能还想知道我是不是有资格写作这样一部小说。我第一次实地接触阿富汗是在1952年，那时我住在开伯尔山口，有机会在那片历史性的地区沿着阿富汗边境往南方和北方徒步行走了很多英里。正是在那时，我就坚定了访问阿富汗的决心。也正是在那时，我开始相当深入地熟悉了几支科契人的游牧部落——我们管他们叫普文达人，因为我后来才听说科契这个名字——并下定决心，有一天我要写写他们的故事。

1955年，我得以进入阿富汗，并完成了以下几次旅行：首先，从开伯尔山口到喀布尔；第二次，从喀布尔到比斯特堡；第三次是穿过大石马戈到恰汉苏尔，在这部小说中，我将其称作“大城”，这个名字也许更为恰当；第四次从察哈尔卜洽科出发，向南走上了一条有生以来最难走的道路；第五次是北上到达赫拉特，并回到格里什克；第六次是从喀布尔到伊斯塔利夫，然后到了科依巴巴山脉地势较低的地区；第七次是从喀布尔到巴米扬大裂谷，然后又到达大夏城；第八次从坎大哈到斯平布尔达克和奎达。其实还有也许最难忘的第九次旅行，从比斯特堡到无人经过的赫尔曼德河左岸到鲁德巴尔。这趟旅程让我得以跟随驼队穿过雷吉斯坦沙漠，夜间在沙丘中宿营，水很少，吃的也不够。在这次旅途中获得的经验在这部小说中没有涉及到，但正是这一次旅途让我深深爱上了沙漠生活。

其中一次旅行时，有几个人来拜访我，他们和曾向我寻求帮助的一位欧洲妇女是朋友。多年前她嫁给了一名阿富汗人，并陷入了本书中曾经描写过的那种进退维谷的境地。我请求跟她见面，并被带到了一座很破烂的小房间里，在那儿跟她谈了将近一小时，但却没能为她提供什么帮助。后来我又听说了几桩同样的事情，并见到了积极致力于解放外国妻子的几位人士。然而，出于公正性的考虑，我必须补充一点，我还见到了几位欧洲妇女，她们嫁给了开明的阿富汗人，这些太太们过着正常、幸福的生活；她们不穿罩袍，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欧洲探亲，并很高兴能在阿富汗生活。当然，到了今天，有不少美国女孩嫁给阿富汗人，她们都没有在国际方面或者旅行的权利方面遇到什么困难。

卡比尔是一个虚构的地名，但是对这里的描写却符合事实。大批游牧民族并不是在固定的地点聚会，而且聚集地也没有什么正式的名称，因为那些地方都是野蛮空旷，不为人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集合地点仅仅被称为阿布尔营地，也许比我告诉读者的更加广大。另外，参会者家属的营地与商品交易中心之间的距离也比我在书中描写的似乎要更远一些。只有男人可以进入阿布尔营地。直到1945年，没有任何记录显示有外人曾经访问过这个营地，所以在这部小说中描写的事件与实际情况有八年左右的错位。至于外国妇女，从未有任何记录显示她们曾访问过阿布尔营地。

本书中提到的历史遗迹——比斯特堡、“大城”、巴米扬、大夏城——的描述都忠实于实际情况。巴米扬仍然拥有亚细亚地区最壮观的景色。自西向东进入巴米扬地区时，我曾经用铅笔草草地做了如下的笔记：

巴米扬：在东边靠近“红城”（叫做扎克？），在几百英尺高的高山和悬崖上。通往山上的道路均有小小的堡垒守卫着。城市主要有四层。成吉思汗在这里丧子。随后巴米扬被摧毁。“红城”位于巴米扬河右岸。巴米扬的城市叫做古古拉城，位于今天那座旅舍的背后。“科契”是波斯语叫法（意为“迁徙的民族”）。

悬崖有350英尺高，呈红色。可以看见的入口超过500处，每个入口都通向四五个房间。有些洞穴坐落在高达300英尺的地方，直接通到底。走廊很壮观。有壁画。都面朝通向外面的道路。上面是高耸入云的深褐色和紫褐色的山峰，正对着科依巴巴山脉。

从最高的一层洞穴中的一个房间里，我数出了61个白雪覆盖的山峰。此时正是仲夏，这些山峰均超过15, 000英尺高。

“舌头旅舍”的位置和洞中石柱都是虚构出来的，但均忠实于阿富汗的民族精神。我曾在很多类似的驼队旅社中宿营，那些孤零零的建筑物散落在大片的土地上，使我每每因其凄苦的气氛和实用的功能而感到震撼不已。在其中一个驼队旅社里，我第一次在阿富汗遇到了科契族，还草草为与此书完全不同的另一本小说写下提纲。至于那根石柱，我忘了是从哪里听到过一个意味差不多的事件，有可能是发生在赫拉特，有相当可靠的报告指出，当时成吉思汗曾经屠杀过一百万当地人口。当代一家权威研究机构撰文指出，实际数字为一百五十万。

我与伊斯兰教的接触时间持久，渠道多样：印度尼西亚、婆罗洲、马来西亚半岛、巴基斯坦、阿富汗、近东、土耳其。我为伊斯兰教写下了不少赞美之词，也认识不少伊斯兰教领袖，对这个宗教怀有尊敬和热忱的感情。读者也许已经猜到，我的经历使我与山区的毛拉势不两立。

基本上，每一个阿富汗词汇转化为罗马字母时都有多种拼法（Kabul, Caboul; Helmand, Helmund），要保持拼法完全一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与本书的编辑们列出了很多拼写的不同变体。我们咨询了数位专家，其中有些专家资历极深，最后发现我们只是在重复那位来自波斯近旁地区的诗人奥马尔曾经发出的感慨：

当我在青春时分，

也曾热访过博士圣人，

炎炎的伟论听了多回；

可我依然出来——由那原径【18】。

要形成传统的阿富汗文字转换成罗马拼法的固定标准，还需要许多年。出现的拼法变体中，最有意思是如下这些：

Chaderi,choudhry, shaddry, charderi

Ferangi, farangi, faranji, ferengi, feringhee

Tajik, Tadjik, Tadzhik

Pashtun, Pushtun, Pushtoon, Pakhtoon, Pathan

Kandahar, Qandahar

Koran, Qur' an

Bamian, Bamyan, Bamiyan

Kochi, Kuchi

Pashto, Pushto, Pushtu, Pukhto

Povindah, Powindeh【19】

在此必须要解释清楚，我们确定下来的单词拼法都经过了全面的研究，但是我也必须承认，这些拼法常常是随意的，而且考虑到专家的意见往往并不一致，所以要在不同单词的变体之间保持一致似乎是不可能的。

有两个单词的用法都是出于我个人的原因。在1946年伊朗地区被称为波斯，阿姆河被称为奥克苏斯河。如果我今天创作这部小说的话，我当然会使用现代的叫法。

近年来我每次被问及，在所访问过的国家中最想到哪里故地重游，我的答案总是阿富汗。我记忆中的阿富汗是一个惊险刺激、野蛮暴力的地方。每一个曾在那里工作过的美国人或者欧洲人都会有同样的评价。在我所了解的那段时间里，用马克・米勒的语言来说，“阿富汗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口坩埚。”

【1】铜器时代（bronze age）：石器时代之后，铁器时代之前。

【2】马尼拉文件夹（manila folder）：最初是以马尼拉麻为原料的，所以称为马尼拉文件夹。

【3】斋月（Ramadan）：伊斯兰教历第九个月，十二个月中最神圣者。

【4】这里的原文分别是“Cobble”（磕布尔）和“Kaboul”（喀波尔）。

【5】比斯特堡（Qala Bist）：Qala Bist现为阿富汗赫尔曼德省的首府，目前的通用译法是“拉什卡尔加”。作者此处原文为“Qala Bist”，但实际上指的是“Qala‐e‐Bost Arch”（比斯特拱门）。

【6】泰西封（Ctesiphon）：伊拉克著名古城遗迹。

【7】白厅（Whitehall）：又称怀特霍尔，英国政府的代称。

【8】加香朗姆酒（spiced rum）：朗姆酒的一种。

【9】《烟草路》（Tobacco Road）：一部杰作，用幽默笔调表现当时美国南方生活的贫穷、愚昧、落后。

【10】大石马戈：原文为“The Dasht‐i‐Margo”。

【11】这里原文是“Yep”。

【12】布痕瓦尔德：建于1937年7月，德国最大、最臭名昭彰的集中营之一。

【13】鲍罗丁（1833~1887），亚历山大·波尔菲里耶维奇·鲍罗丁，俄国作曲家和化学家；其音乐作品以俄罗斯民俗题材为基础。

【14】玫瑰花环环（Ring Around A Rosy）：一首美国童谣，全文是Ring-a-round the roses, Pocket full of posies。Ashes, Ashes，We all fall down！（玫瑰花环环，满满是花花。灰烬

【15】伊本·白图泰（1304～1377），摩洛哥人，大旅行家。20岁左右时，他出发去麦加朝圣，从此开始了长达75,000英里的旅途，经过了44个国家的国土。

【16】巴伯尔（1483～1530），印度莫卧儿征服者，建立了莫卧儿王朝。

【17】本书初版于1963年，这篇“致读者”也写于1963年。

【18】郭沫若译。

【19】Chaderi，Ferangi, Tajik, Pashtun, Kandahar, Koran, Bamian, Kochi, Pashto, Povindah：本书分别译为“罩袍”“法兰基”“塔吉克人”“普什图”“坎大哈”“可兰经”“巴米扬”“科契”“普什图语”“普文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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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致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