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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个体户的优势

从《机器》到《怒放的生命》

最受企业家欢迎的“摇滚歌手”

摇滚圈里的幸存者

艺术家里的工程师

自如地转化

前言

2011年11月，汪峰发表了全新专辑《生无所求》。这张被称为“为全体中国人创作”的唱片共有26首歌曲，其中有8首在两天之内录完。如果你问汪峰为什么如此强调这几个数字，他会骄傲地回答说：“这是因为99%的歌手都做不到，水平比较高的人一天能唱4首。”

“当状态好的时候一定要唱，否则等你状态不好的时候就完了。”

在发专辑前的10个月里，汪峰每天上午十点到下午两三点写歌，这种产量和工作效率令他与摇滚乐坛其他的创作型歌手构成了两极：许巍已经有三年没有发过唱片，朴树沉寂了八年，崔健是六年，魔岩三杰则完全在主流音乐市场销声匿迹。在最初几张专辑大获成功之后，他们多多少少都染上了一些“毛病”：比如，崔健变得更像是一个哲学家，日常喜欢谈论西方文明的精神内核，在音乐上则变成了一个过分依仗技术与细节的谨慎小心的人。崔健的录音师李游说：“两种不同厚度的军鼓或许对于听众而言没有太大差异，但对于他而言是截然不同的。今天录了一种军鼓的声音，第二天他觉得它太厚了，便会要求换一个薄的再录。”

一套鼓的拆装很复杂，需要花费两小时。同时，对着音响的话筒有十几个，摆在鼓的四周和中间，改换每个话筒的位置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便带来了十几万种可能，“一个鼓音就要调整一个星期。”崔健常常在录音棚里提着话筒一个人满屋子走，直到找到他想要的声音为止。鲍勃·迪伦2011年4月来北京开演唱会，这老头在台上自在地弹一把木头吉他唱自己的歌，台下的崔健忽然想到——摇滚原来是一件多么随性、自由的事。

在演出市场上，崔健同样表现出了自己的“不合时宜”。在一个叫做“欢乐中国行”的节目中，崔健的乐队当着现场吵闹、毫无耐性的观众调音足有40分钟，主持人在中间不断地圆场，从此很少有电视台敢再邀请崔健。

但面对市场的需要，汪峰表现出了灵活的身段，当他发现自己因为具有某种催人奋进的励志气质而开始被很多企业、银行甚至国际大型活动邀请时，他便与经纪人拎着装有一张伴奏光盘的塑料袋，“到处去唱卡拉OK”。“如果他的年收入达到2000万元，其中1800万都是唱‘卡拉OK’的收入。”汪峰的前经纪人姜南洋说。

汪峰始终处于对成功的强烈渴望之中，这种渴望甚至渗透在他的造型里。

在一个杂志社的拍摄现场见到汪峰时，他已化好了妆，往上吹的头发向额头后面飞去，蓬松地盘踞在头顶上方，拢成一个长长的尾冠。

与他认识十几年的私人造型师Kevin说做这个“飞机头”要花45分钟，化妆15分钟。

“要先拿梳子一点点地梳出形状，再把发胶都喷到上面。”

每次出门之前，Kevin会提前一个小时到汪峰家中，“上周七天里连续五天，天天如此。”保持这个发型一个月要用两三罐500毫升的发胶。到了户外要想维持这个形状，需要两个人形影不离。

汪峰的发质细而软，本来不适合这种发型。“就算不停地喷发胶，头发也只能坚持半天。”但为什么要给他设计这个发型呢？“因为这两年他的音乐势力强了，所以头发也要夸张，要酷、猛。”

个体户的优势

从一开始，比起那些来自酒吧、工厂、理工院校，全凭爱好成为摇滚歌手的“同行”，北京音乐学院毕业的汪峰与他们对音乐的理解便截然不同。

汪峰1971年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他的父亲在江苏南京入伍，不久之后被选为海军军乐团长号乐手来到北京。

3岁的时候，汪峰一家人在北海公园划船，湖上风景怡人，父母就要他唱支歌。当他们发现戴着军帽的儿子唱《小小竹排》没有走音时，就开始希望他将来能够凭这个本事“吃一口饭”。于是，父亲为3岁的儿子在自己的军队乐团里找了一个小提琴老师。从此，汪峰被逼迫无休无止地练习小提琴，并叫这个跟自己父亲年龄相差很多的老师为“李叔叔”，因为他和自己的父亲一样，“都是解放军叔叔”。

从4岁开始，在近乎军事化的小提琴训练里，音乐带给汪峰更多的是巨大的痛苦。他在多次采访里都婉转地批评了父母当初的决定。“如果我的女儿对音乐有兴趣我也不会让她唱，除非她拼死了要搞音乐，我才会帮她。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没有小孩会对乐器有兴趣。作为父母也应该想一想，这其实是对一个孩子天性的磨灭，是很残酷的。你问郎朗，如果他说小时候忽然有一天无比热爱每天练8个小时钢琴，他肯定在撒谎。”

父母期望汪峰成为一个音乐家。但在参加了儿子1994年在北京音乐学院的毕业演出之后，他们的这个愿望极为难堪地破灭了。在父母眼中，北京音乐学院是一个“严肃的高雅艺术殿堂”，在那个舞台上，当看到自己学了13年小提琴的儿子留着“吃顿饭都看不到他的脸”的长发，在一群穿着西装演奏古典音乐的学生之中突兀地唱着摇滚时，他们痛感面上无光。

“音乐学院整个氛围是高雅的，我们希望他也能搞高雅艺术，穿西服革履，打着领带，拉着很优美的小提琴。”汪峰的母亲说。

经父亲介绍，汪峰在毕业之后进入国家芭蕾舞团担任小提琴伴奏，他很快就觉得国家机关的气氛太可怕了。“同龄人在这儿基本都过老年人的生活，每天坐在那里，什么都没有，除了排练演出就是聊天、打麻将……如果这就是我要过的生活，我过去为什么要吃这么多苦？”

1996年，辞去工作后的汪峰成了一个专职的摇滚歌手。从一开始，科班出身的汪峰就表现出了对音乐和金钱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有一个半月，他天天在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骑自行车去给人送自己的专辑小样，他的目标非常简单，自己要找的人是否懂音乐不重要，“只要是我认识的，比我富裕的就行。”

1997年，汪峰与自己的乐队鲍家街43号签入京文唱片，当时，大部分的摇滚音乐人都曾被网罗在这个公司旗下，比如崔健、唐朝、罗琦。但现实的收入很快令汪峰愤怒了。他们第一张专辑的收入仅有一万两千块，“而且这一万两千块还要乐队成员加经纪人一共六个人均分。”到了发第二张专辑，有一件事情最终促成他与公司终止了合作。

“他们有一天特别高兴地跟我说，我们把你们乐队的专辑买一送一地卖给了一个香港公司，他们可以把唱片发行到除中国内地外的整个华语地区。我一想这事太好了，就问他们说多少钱？他们跟我说完之后，我觉得真是太过分了，那两张唱片其实等于是我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至少10年对生活所有的梦想和理解，他一共卖了5000美金。”汪峰当时就跟老板说，如果你卖了5万美金，但跟我说卖了5000美金，我还会和你合作，说明你有本事把我的专辑卖到这个价钱。“恰恰因为你告诉我，你就卖了5000美金，我才觉得特别悲哀。”

1999年，当世界知名五大唱片公司华纳进入大陆的时候，汪峰在深圳的一个歌迷将《花火》的小样给了当年华纳唱片中国公司总裁许晓峰，但听过小样之后，他们告诉汪峰，华纳不打算将整个乐队签到自己的旗下，他们只会和他一个人签约。

考虑了一个月之后，汪峰决定签约华纳，跟乐队成员分道扬镳。之后回忆这一时刻，他承认这是自己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抉择。汪峰对乐队解释自己的决定时说：“如果我选择保留我们之间的关系，不签约了，也不是做不到，但是过不了一两年，我肯定会在心里怪你们，而且我也会骂自己。因为我知道，在此之前自己过的是什么生活，我们的整个行业在国内是怎么回事。我们已经尝尽了苦头，它最终的结果就是死。我身边当时就有和我一起起步，然后干不下去的人，我不希望那样——而我想要一直做音乐。”

“没办法，这是我能让我的音乐更往上走的一个平台，我没有其他选择。”对于汪峰而言，当时“华纳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唱片公司”。

日后，当脱离了乐队的汪峰在商演市场上声名鹊起的时候，他立刻显示出了个体户的“优势”——这是许晓峰在当初和他签约时就已经预见到的。

“当汪峰出场费还只是1万元的时候，如果乐队成本是3万，谁会请他？如果当时华纳把汪峰和鲍家街43号一起签了，两个都会死，所以我们只做汪峰。等到汪峰成功了，个人出场费超过30万的时候，如果给乐队开3万块钱，别人就不会觉得价格高了。”

从《机器》到《怒放的生命》

2004年，33岁的汪峰已经出道10年。签约华纳之后，汪峰并未马上迎来想象中的改变，相反，作为一个商业公司里的摇滚歌手，他曾经身处极大的失落和纠结之中。为了让他的形象更为国际化，华纳让他穿上皮裤，在腰间垂下一条粗大的铁链，汪峰一开始十分不自在，常常忍不住要用手去遮挡这条链子。当时的华纳唱片的中国区高层黄小茂用“十分痛苦”四个字一笔带过了汪峰那段纠结的时期。

为了争取中央电视台的曝光率，他甚至去参加过内地歌坛十大新人评选活动。当时，许巍已经通过《蓝莲花》成名，并且通过专辑《时光·漫步》顺利进入一线歌手的行列。汪峰通过七个人辗转找到了许巍的电话，在电话里告诉他：“你是我唯一的对手。”在那段时间里，他将许巍认定为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人，“这是一件特别刺激的事。”

2004年，汪峰尚未定型，容易把一首歌写得过长，有时甚至在7分钟以上；拥有强烈的上帝情结，总是渴望在一个首歌里表达所有情绪。但有一点始终是确定的，汪峰从未想过为任何人而创作，也没有想为一个群体或国家创作，他的歌都是写给自己的，激励自己要更好。出于对成功的强烈渴望，那一年，汪峰写出了《飞得更高》。

“第一次听到《飞得更高》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了钱的声音。”汪峰的前经纪人姜南洋回忆说。当时整个国家沉浸于在大国崛起的亢奋之中，他们隐约地感觉到一个摇滚歌手制造出了一种“社会需要，但目前市场上还没有出现的东西”。

在所有中国人的注视下，《飞得更高》在2005年被选为“神舟六号”一飞冲天时的背景音乐。不久，又被“中国移动”作为广告曲在《新闻联播》结束后播放，伴随这首歌，全国观众看着一只雄鹰冲向了高空。直到2007年，“波司登”的羽绒服仍愿意花大把银子向华纳公司购买这首歌的版权。这首歌成为汪峰好运的开始，从那时起，这个频繁拿奖却始终无法将其兑现成商业利益的摇滚歌手，终于开始收到大量商演邀约。

从2004年6月到2005年1月，只用了半年时间，《飞得更高》在《同一首歌》等各种舞台上被唱了300多遍。在2010年的一个地产年会上，汪峰是地产商们心仪的唯一人选。“那个年会更像一个餐会，在一片嘈杂的敬酒声中，他们希望他的歌曲能够烘托气氛，对于他们而言，汪峰的嗓音浑厚、充满力量，当他开始唱歌，大家的注意力和情绪都会被抓过来。如果在这个时候选择李健则完全没有这个效果。”这个年会的负责人说：“李健不太合适这种热闹的氛围，他比较适合安静地欣赏，可能他唱了半天，台下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唱了什么。”

2005年，在汪峰的第三张专辑《笑着哭》之后，许晓峰离开华纳，成立了创盟音乐，并为他创造个人厂牌。许晓峰花了6年时间将“华纳中国”从20万元人民币启动资金做到了5000万元的市值，在这5000万之中，汪峰个人占到了20%左右。同时，他的出场费也从3000元升到了20万元。

在一次创盟音乐的会议上，许晓峰和一群工作人员讨论一首名为《机器》的歌，这首歌压抑、愤怒、充满呐喊和咆哮，描述了一个丑陋的社会。

它的歌词是：

“这就是怒放的生命，成为一台报废的机器，

这就是我梦想的仙境，一望无际无爱的丛林，

这就是怒放的生命，成为一台精良的机器，

这就是我梦想的仙境，钢筋水泥荒芜的丛林，

这就是怒放的生命，成为一台破碎的机器，

这就是我梦想的仙境，痛彻心扉无尽的梦魇。”

许晓峰以没有打动自己为由否定了这首歌，当时的企划主管李志明阻止了自己的老板，他认为如果汪峰愿意在歌词上做出调整，把它改得相对励志，这首歌未必不能卖。

“当时许晓峰要把《机器》彻底毙掉，但我纯粹从市场的角度判断，这首歌的旋律非常上口，歌曲内在的力道也很雄浑，于是我建议，如果歌词可以改动，将意境贴近《飞得更高》，这首歌也许会成为一首金曲。”随后，经纪人对并未参加会议的汪峰传达了公司的意见。

不到一周，汪峰完成了修改，还是同一首曲子，但歌词已经完全相反，歌名从《机器》改为了《怒放的生命》。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

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

如同之前《飞得更高》，之后《勇敢的心》、《怒放的生命》也拥有了同一类的励志气质。目睹并亲身参与这首歌诞生过程的李志明则怀着复杂的心情在它的单曲文案里写道：“以超越平凡的力量矗立在彩虹之巅，以无所畏惧的胸襟让生命再次怒放。”

“与汪峰合作之前，我知道他是一个优秀的创作人。在这件事情之后，我发现他是一个聪明的艺人，在这个行业里，很多流行歌手都做不到把自己当做商品去要求，但汪峰的转变非常顺利。这个新的汪峰形象跟唱《我真的需要》、《小鸟》或者《花火》的汪峰有不小的错位。但我已经从一个听音乐的人转变为一个卖音乐的人，因此反而很能理解他的这种变通。”

而这个时候的许巍已经在向宗教靠近，他相信“人一辈子也就那么几十年，非常短暂，不如让自己从容一点。我总觉得人生就像一次旅行，生活每天都是风景，我喜欢顺其自然。”

“从他（汪峰）单飞之后的第三张专辑《笑着哭》开始，励志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标签。”李志明说。

最受企业家欢迎的“摇滚歌手”

贴上励志标签的汪峰终于不再属于文艺青年或者愤青，也彻底摆脱了一个摇滚歌手的尴尬处境，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更有消费能力的市场，并开始进入中国企业家与官员们喜爱的歌手群体。

长期在中国对外演出公司负责演唱会宣传的张熠明说：“企业家们欢迎的歌手大部分是充满力量，或者拥有丰富经历的男性。”他们的演唱会通常被安排在年末——这个时段充斥着诸多的礼品票，以方便馈赠企业客户、商业伙伴以及政府官员。崔健的演唱会第一排坐的永远是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民营企业家们，在创业的艰苦期，他们的工厂里放着他的《一无所有》。20世纪90年代的奥运冠军李东华在瑞士艰苦训练的5年里，听的一直也是崔健的《假行僧》。但在这个市场里也有一个例外，那便是刘若英。“企业家们与刘若英不是一种惺惺相惜的关系，很多企业家欣赏刘若英可望不可即的‘知性与古典’。”一个做钻石生意的企业家曾经购买了刘若英北京演唱会的500张VIP门票，只是希望工作人员能够藉此把自己的名字转告给她。

在商演市场上，获得大公司和企业家们的青睐则意味着能更安全地赚钱。汪峰的前经纪人姜南洋说，韩红更多时候受到的是城乡结合部人群的欢迎，这种商演的地方有时过于偏远，需要下了飞机坐大巴，司机常常在半路拒载，而汪峰就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银行、汽车、地产和私人会所无疑意味着更安全、高端的表演场所。

2011年5月，汪峰成了通用公司雪佛兰汽车帕萨奇四驱越野车的代言人。除去之前崔健拒绝过伏特加的一个500万元的广告以外，这是中国摇滚明星第一次获得国际品牌的代言。摇滚圈里随处可见的愤怒、对抗和在贫穷中的坚守给汪峰带来了一种理想主义色彩——在一个热衷消费才华与价值观的国家，这是一种昂贵而稀缺的品质。“现在，你很少能找到这样一个自身的音乐、个人气质和价值观完全统一的艺人。”雪佛兰中国市场部长任剑琼说。

在挑选过程中，雪佛兰也考察过许巍与郑钧，发现他们已经不约而同地走向出世。任剑琼认为，比起一个出世的背影，仍在现实之中保持着进取心的汪峰，无疑更适合代表那些在城市中开四驱越野车的人。这款车的目标人群应该是“发迹于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真正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这些人对当下很多价值观是无奈的，但他们又不是那种愿意站起来呐喊抗争的人，那不是一种成熟的表现。“他们能做的就是脚踏实地践行自己的价值观。”

看过汪峰在深圳为雪佛兰经销商们的表演之后，任剑琼更加确信自己的选择。面对台下冷漠的经销商们，汪峰并不急于满场奔跑去感染他们。他只是对他们说，我知道大家白天工作都很辛苦，但我们现在是在听摇滚，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放下一些自我。

“观众其实都在等待一个突破口，谁也不好意思第一个站起来呐喊，他没有像其他歌手一样大喊，然后用麦克风对着观众。他只是用一种成熟的方式冷静地询问观众，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们释放自己。”

汪峰的这一举动让她感到满意与敬佩：“所有人都在等待这一刻，当他把话说完，全场一下子站了起来。汪峰体现出了自己对于现场的掌控能力。”

企业家们之所以喜欢《飞得更高》与《怒放的生命》，是因为在这类歌曲中传递出的励志气质与他们提倡的企业文化有契合之处。他们认为，这与员工晨练时喊企业的口号如出一辙，有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在一次访谈中，凤凰卫视主持人陈鲁豫用“提脑醒神”形容了汪峰的专辑，她说：“我今天早晨在家里刚起床的时候特别困，听到这张专辑之后立刻就不困了。”

相比崔健和刘若英，具有更强的意志、创作欲望、成功渴望的汪峰无疑能让自己的力量持续更久，也波及更广。他拉拢了在创业、打工等一系列领域努力上进的人们。“很多80后的工科男性很少会听演唱会，但在汪峰的演唱会上你会发现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穿得特别正式，明显刚从某个互联网或者通讯公司下班出来。他们来自于广袤的中关村地区，而不是文艺气息发达、写字楼聚集的北京东部，”负责汪峰“信仰2010”演唱会策划的贾维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可以将汪峰的歌从头唱到尾。”

这也让李志明在企划工作上获得了一个准确的、实际的方向，一个直接与竞赛、拼杀、勇夺第一有关的方向。《飞得更高》诞生时正是姚明加入火箭队的第二年。那一年刚开赛的时候，大家都对火箭队普遍看好，觉得火箭队在这个赛季有机会出好成绩。NBA中场休息的时候总会播放某一个队或者某一个球员的花絮集锦，这个集锦有背景音乐，当时火箭队的背景音乐是Elton John的Rocket Man。“作为唱片企划，我想如果能在中国把这首歌换成《飞得更高》或《怒放的生命》，汪峰就能和火箭队与姚明顺利搭在一起，而火箭队在中国有几亿的球迷。”

“怒放”一词在1994年首先出现在郑钧的同名歌曲之中，随后又被乐评人郝舫用在了《伤花怒放》的书名上，但直到汪峰在2005年写出了《怒放的生命》，它才真正被赋予了具体的现实意义。如今，它成了“成功学教育”中深受欢迎的词汇之一。

一个叫“思八达”的民营企业家培训机构的宣传人员告诉人们，他们是如何理解“怒放”的：生命本身就是朝气蓬勃和自由的，但是它却在后来被压抑了，所以我们要让它回到自然的状态，蓬发、热烈。但这个词显然被人们赋予了各种超出它的原创者意料的意义。一个思八达的销售在自己的目标客户那里从早到晚站了一个星期，为自己赢得了在这个企业里演讲的机会。他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为企业家和他的员工讲述了这样的一个“励志”故事：他在高中追一个女生，没追到；如今，他觉得自己终于在北京混得很牛了，回去要在这个女人面前炫耀一下。这个讲座被命名为“怒放的生命”——而这个故事直接导致销售丢了生意。

摇滚圈里的幸存者

2007年，当从中国移动高层好友的内部系统里发现创盟公司瞒报了自己歌曲的彩铃下载量时，汪峰决定与许晓峰的创盟公司解约。

6年合作结束时，面对记者的采访，许晓峰将汪峰比作了自己在六年里的一只股票，“我把他这只股票炒得很高，然后卖给了‘大国文化’。”大国文化集团拥有李泽楷的投资，它同样也看到了汪峰这只股票有巨大的升值潜力，那便是一年之后的奥运会。

“之前，《飞得更高》在大运会之类各个运动会开幕式都唱过，所以，我们认为汪峰很有机会被奥运会选中，能在奥运会里唱，你的身价和地位会完全不同。”前大国文化的企宣总监郭亦丞回忆说。

双方签署了一份对于汪峰而言十分优厚的合同。合同期间，大国文化不但会为从没有开过大型演唱会的汪峰开两场演唱会，并且同意不修改他的创作。很快，他们就发现汪峰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企划，“我们完全不用做什么，就是在他录音的时候去听一下，他会告诉你，你们就等着听就可以了，录好以后，他自己会从四十首筛到十几首。”

除了一首叫做《疯了吗》的歌曲，公司几乎没有在任何创作环节帮过汪峰。这首歌收录在《勇敢的心》这张专辑里，是汪峰很想唱的一首歌。它的内容很直白，写了当时社会的现象，比如打开电视收音机，听的全是超女快男，结论是这个世界已经疯了。“这个歌太消极，后来从专辑里拿掉了，他为此挺失望。但我们也有评估，如果你要去参加奥运会，一个艺人除了有作品外还要自身没有负面新闻，所以我们当时按了下去，没让这个歌出来。”郭亦丞说。

在自己的音乐染上了一种成功学的色彩之后，汪峰发现有一段时间自己无法再创作他之前所理解的那种摇滚乐了，这让他沮丧了一段时间。但在不久之后，由于妥协带来了巨大的回报，汪峰迅速恢复了工作热情。

奥运会开始的前半年，汪峰会在每天早上8点亲自叫自己的宣传人员起床。“他会打电话问我什么事完成了没有，什么事到了什么状态。”从一周年倒计时到100天、50天、30天倒计时的这段时间里，宣传人员必须陪着汪峰在各种各样的晚会、MV、奥运宣传片的录制现场随叫随到，分文不取。

在这段时间里，汪峰和成龙成了最忙碌的华人明星。勤奋很快带来了回报，在奥运歌曲的录制之中，孙楠有三首合唱，成龙是两首合唱，汪峰在参加了两个合唱之外，还有自己独立创作的两首歌曲。不仅如此，《飞得更高》和《怒放的生命》在奥运场馆中的播放次数也远远超过了《北京欢迎你》。令大国文化意想不到的是，5月12日发生了汶川地震，新闻频道在报道灾情时，配乐使用了汪峰的《美丽世界的孤儿》。

“央视是我们不能控制的，但是人家主动拿出来播，这让我们很意外。”郭亦丞说。

2010年，汪峰举办了一场名为“信仰2010”的演唱会，在恢弘的交响乐声中，2009年下半年到2010年世人关注的世界事件、灾害、恐怖主义一一呈现在现场的大屏幕上。六个身穿普通服装、不同肤色的小孩随后在场地中出现，追光照射，他们清唱了汪峰的《信仰在空中飘扬》。当唱到《直到永远》时，汪峰抱着木吉他弹唱这首表现人类在灾难面前心情的歌曲，现场的大屏幕上播放了不久前王家岭矿难救援现场的画面。

在演唱会新闻发布会上，汪峰将自己原单位的领导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的团长请到现场。离开芭蕾舞团时，他曾向领导们发誓说如果自己开独唱音乐会，一定会邀请大家来演奏，他很欣慰地说，“自己终于兑现了承诺。”

此时的汪峰已经与大部分远离主流人群视线的摇滚歌手们拉开了巨大的距离——他歌曲之中的励志气质让他的声音随着神六飞天、移动通信，以及奥运会变得家喻户晓。同时，他开始以一个摇滚圈里的励志者的口吻对记者讲述自己的成长过程：“长期以来摇滚乐的出场费一直都不是商演圈里最高的，甚至只是第三等、第四等。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演唱会、出场费是全中国最高的。因为我觉得值。我说这话一点都不惭愧，我要争气。”

一个在汪峰贴吧发帖总被删除的乐迷，愤愤不平地来到谢天笑吧，他对“大国文化”与“京文”从所签艺人的风格上进行了比较：“京文唱片曾签过的艺人是郭峰、崔健、罗琦、零点、指南针、唐朝、子曰、鲍家街43号；大国文化旗下的艺人则有李玟、女生宿舍、王蓉、古天乐、许慧欣、郭富城、黄晓明、汪锋。”

在对照过这两组人的生存轨迹之后，人们似乎既可以质疑汪峰背叛了摇滚，也可以说他是这群人里的幸存者。

艺术家里的工程师

汪峰一直为自己秩序井然和有条不紊的生活规律骄傲：在一个习惯于晚睡晚起的行业里，他从早晨七点开始创作，几乎不去夜店，而且被歌迷称作“老板”——他的生活方式确实更接近企业家或者公司白领。他顽固地相信，当一代人才华和激情退潮时，比起那些对于音乐怀有单纯的理想主义，纯粹靠热爱而创作的摇滚歌手们，自己开始在创作上表现出了一种坚固的纪律与技术上的双重优势。

从华尔街回国的陈戈是汪峰早年的制作人，他参与制作过汪峰的《花火》与《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这期间，陈戈为一个叫做《黄金时代》的电视剧主题曲《琴岛之恋》写了歌词，他希望汪峰能为这首歌谱曲。几天过后，汪峰十分得意地把陈戈叫到自己家里，他打开钢琴，一边弹琴一边演唱。陈戈听着自己写下的歌词变成了如此感情饱满的曲调时，一下子流出了眼泪。

“汪峰有一个很牛的本事是他可以很好地完成‘命题作文’”。陈戈说，“对于一个在庞大复杂的古典音乐体系中浸润已久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

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有人开始质疑这个摇滚青年发生了质变，这种极度强调技术、纪律、勤奋、市场导向和责任的创作方式让汪峰无论从人格内涵还是方法论上看起来都更像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工程师，而不是一个艺术家。

工程师人格毫无疑问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最受中国社会欢迎的人格：一方面，它诚实、勤奋、负责，另一方面也会由于过分实用而变得容易顺从权威。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模仿苏联大规模地将自己的大学去文科化，建立起了大量的专业工科院校，从此培养出了数量巨大的工程师。艺术类院校也按照苏联的现实主义美学设立了自己的教育体系，产生了大量“艺术家里的工程师”：比如当代艺术界“只能画自己眼前看到的东西，而没有丝毫想象力”的刘小东，或者是技术精湛、精力充沛的郎朗。这些艺术家与企业家马化腾、李彦宏在深层性格上似乎没有太大不同，这也是他们在商业化的过程中能够轻而易举引发企业家们共鸣的原因之一。

与那些当初受到理想感染的摇滚音乐人不同，对于从小为练琴所苦的汪峰而言，音乐更像是一种事业，而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爱好。在多数时候，音乐与汪峰的关系更多是生存层面的，是自我实现的唯一通道和唯一可以赖以生存的一项技术。

在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发行之后，一个电视台主持人在采访时对汪峰说，如今纯粹的音乐人越来越少了，大家都改行去做这个做那个了，“但你是一个例外，你从来没有跟音乐以外的事情沾过什么边儿。”汪峰很实在地回答说，道理很简单，因为别的我也不会。他相信音乐是自己的一项持久的能力：“明天一早起来，什么都没有了，房子没了，车卖了，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只要我还会写歌，都会有的。”

在“信仰2010”的演唱会上，汪峰当着演唱会导演的面可以把整个流程都事无巨细地写下来，除了几个视频上的技术问题，导演不用做任何修改。“从创作到销售的所有细节，如果他有精力有能力的话，他都有自己的想法。演唱会从开场到结束每一个点是怎么安排的，每一个节奏怎么走，他都有非常严谨的想法。摇滚圈子里的人我都接触过，但在这个圈子，他是唯一具有CEO的精力和聪明程度的一个人。”负责“信仰2010”演唱会策划的贾维说。

即使在沸腾的演唱会现场，汪峰也会不停地揣摩发音技术上的细节，Linkin Park是他的偶像，他在偶像的表演中发现了这种高亢、结实又带着沙哑的发声方式：“一首歌音调高低直接关系这首歌的兴奋度，一个好听的歌一定要在一个歌手没有到临界点，但又不是非常轻松的音域里找到中间点。它会给人最动人的感觉，发出这种声音是一种方法而不是喊。别人觉得我嗓子马上要完了，其实我完全没有问题。三十多首歌唱下来我的音质都不会变。”汪峰开玩笑说自己刚出道时的声音像“蔡国庆一样又嫩又亮”。“这几年，他的嗓音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到了《春天里》，他开始用一种更撕裂、更掏心掏肺的方式演唱，这个独特的标识会给你强烈的听觉刺激。”贾维说。

“现在，汪峰的歌词已经变得非常直白，非常口语化，看不到任何艺术气息，他会在《春天里》之中直接地唱：没有信用卡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贾维说，近几年流行的网络歌曲都具备这种特点，这与目前中国社会主流人群的喜好十分吻合。

52岁的企业家白先生从事建筑工程承包业务，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与妻子唯一买票去看过的演出便是汪峰的。不仅如此，他的起床铃声也是《飞得更高》，他喜欢汪峰声音之中的苍茫和柔中带刚，如同赞美一款经久耐用的产品，白先生这样表达自己对于汪峰的喜爱：“他唱歌卖力，里面都是大实话。”

自如地转化

2007年，在写出《勇敢的心》之后，汪峰认为自己终于能够转入自如的创作。

此前，汪峰其实也一直为艺术和商业成功之间的落差与妥协而纠结，他形容那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挫败感。为此，他阅读了大量摇滚名人的传记，从鲍勃·迪伦、大门乐队到约翰·列侬，这些人无一不是获得主流世界极大承认的摇滚歌手，汪峰希望在其中发现他们成功的秘密——即使他没有找到任何不二法门，却也记住了一件关于一百万元“特别小的小事”。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大门乐队的主唱Jim Morrison和他的键盘手在海边抽大麻，键盘手问我们是不是该干点什么？Morrison说，我们没有钱什么都没有，能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有好的歌，键盘手反驳说。Morrison回答说这样吧，我们组个乐队看看能不能挣到一百万。

“如果你看过Jim Morrison的歌词，会发现他绝对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诗人，他是一个灵魂非常高贵、纯粹的诗人。如果我们以传统的角度去看这个故事，会觉得这是什么啊？！这哪儿是为了艺术。但他说出这一百万的时候，没有引申义，他可爱就可爱在这儿。真实是摇滚的第一特性，不妥协是第二特性，革命是第三特性，如果你连第一特性都做不到的话，一切都是伪装。我就是想赚一百万，因为我现在没钱，很多时候，这才是真的。

“你会不断地发现好的歌词、音乐，比如鲍勃·迪伦、大门、约翰·列侬，这些东西太好了，但是离自己太遥远。不过，我们有一个基点一样，我们都是人，你们所处的社会完全截然不同，但我认为只要是一个物种，灵魂里的东西不会有多大的差异，因为人的情感感受永远都是一样的。”

这种“我们都是同一个物种”的想法帮助汪峰摆脱了绝望感，并且拉近了他与西方摇滚天才们的距离。他开始强调真实和正常的生活，并且毫不隐瞒自己对偏激的反感。

“中国摇滚乐在初期诞生了非常出色的音乐家之后，出现了很多年轻的地下乐队，在没有的基础上去批判有，包括鲍家街43号。那个时候，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什么都没有，所以会在作品中去嘲笑和批判有钱人。这样做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一看他批判的角度，就知道是自己没有才去批判别人。有智慧的人和真正有思想的人，即使处在贫穷阶段，也不会特别浅薄地去批判一个表象的东西。

“人应该揭示人类生活的本质，他为什么这样，贫穷为什么这样，富有为什么这样，贫富分化为什么这样，这才是更有意义的。你可以批判的是整个社会现象背后的那些东西，而不能因为你没有车，你就批判所有开车的人都是狗屎，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总有一天，当你生活好转了，你也会开车，之前的话也就是说说而已。”

一年多以前的《春天里》事件给汪峰带来了又一次巨大冲击。“这一年，我统计了一下，每隔三四个月，我就有一个能上手机报的事。”在海南的露天大排档里，只有两个人的歌曲播放最多，一个是汪峰的，一个是刚子的，他们都与旭日阳刚有关：在汪峰禁止旭日阳刚翻唱自己的歌曲之后，刚子则主动让他们唱自己的歌，这两个人都曾是经纪人姜南洋带过的艺人。

2011年1月13日早上9点，朋友打电话叫醒了正在外地演出的汪峰，他打开电脑，发现大众正在疯狂地谴责自己。“好像我真的是那种看到自己帮助的人火了就受不了的人，我就像这个行业的恶霸，居心叵测，这个我肯定不能接受。”汪峰立刻在酒店房间里写了一篇5000字的博文，长期饱受版权被侵犯之苦的音乐人也纷纷对他表示支持。

“从历史的角度看，总会有一个时间点，有一个人要站出来，因为他不得不这么做。在这件事上，不是我瞅准了历史要造就一下，实在是我不得不说。至于我是不是势单力薄，我不在乎！”

圈子里有大量的人开始赞美他的野心、远见、直率和勤奋——这是一个在唱片业濒死之际幻灭感极强的圈子里的一种稀缺品质，但也有人从阴谋论或者艺术人格的层面质疑他这一态度背后潜在的逻辑。

一个颇有20世纪80年代精英意识的音乐人说，“《春天里》之后，汪峰通过收回歌曲版权的方式吃掉了旭日阳刚的大规模粉丝，上过春晚的旭日阳刚为他积累了前所未有的歌迷规模与极为广泛的传唱度。从此，不止在企业家年会或者国家大型活动上，你在大型超市、夏日露天场所都会听到《春天里》，然而，这些粉丝又是中国所占人数最多，也最底层的群体，他们观看春晚，选秀节目，嘲笑芙蓉姐姐也支持农民工兄弟。”

“汪峰占有了这些歌，也为此付出了创作上的代价。在他的新专辑之中，除了那些标榜价值观的作品，你会发现《春天里》气质的歌曲占了大多数，其中一首叫《大桥上》，另一首叫《向阳花》。”

在这位音乐人看来，这更像是一个以个人妥协不断向时代大众交换名气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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