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以更多的学术名家名品引领和推进江苏社科强省建设

学术小传

一 泰山之子

二 入读南大

三 初出茅庐

四 学术研究新起点

五 主办学术会议

六 出国访问

七 访问台、港、澳

八 大屠杀研究

九 建设国家科研基地

代表性学术成果

第一篇 民国史研究

《中华民国史纲》

《中华民国史》4卷本

民国史研究中的几个冋题

南京临时政府评析

新时期再议辛亥革命

民国史研究述评

第二篇 民国人物研究

纪念孙中山走近孙中山

辛亥前后孙中山建设现代国家的理论与实践

《蒋介石全传》绪论

从“险学”到“显学”：蒋介石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评析

试析蒋介石早年对共产党态度的演变

从《大溪档案》史料析二三十年代蒋介石的军事政治战略

第三篇 抗日战争史研究

《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 — 1945)》总论

关于抗日战争研究几个问题的思考

评“大东亚战争史观”

简论台儿庄战役

试论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经济战略的转变

抗曰战争时期中国高等教育评析

第四篇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学术价值与政治意义

《南京大屠杀全史》导论

水恒的记忆

驳曰本右翼南京大屠杀“伪造论”

第五篇 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

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的任务体系和研究方法初探

史料与史料学研究

第六篇 学科理论与体系建设

论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

民国社会转型研究

对1927-1937年中国历史的基本认识

构建科学的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

中华民国史研究方法浅议

学术年谱

后记

以更多的学术名家名品引领和推进江苏社科强省建设

厉以宁

《江苏社科名家文库》（以下简称《文库》）收集的成果是由10位首届“江苏社科名家”完成的，涉及到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这些成果展现出儿个方面的鲜明特色。

开阔的学术视野。从时间维度看，《文库》的内容贯穿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各个发展阶段，是以历史与现实相对接的思维，是对经济社会热点问题的深邃思考，也是对30多年来的体制转型与发展转型实践的理论提炼。从空间维度看，《文库》成果从不发达区域到发达区域、从省内到省外、从国内到国外，全方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阐释和实证分析，其中既有区域研究的战略思考、地域特色的人文探讨，也有江苏发展的实践总结、学术前沿的讨论争鸣。

独有的思维张力。《文库》的10位作者分别对多学科的众多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成果中既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阐释，也有让人十分叹服的实践分析。无论是胡福明在政治学领域对真理检验标准的探索，还是沈立人、洪银兴在经济学领域分别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开放理论和创新型经济理论的开拓；无论是张宪文、茅家琦、蒋赞初分别对民国史、台湾史、南京史的深层次研究，周勋初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还是宋林飞对现代社会学理论创新的探索；无论是顾焕章对农业技术经济研究的突破，还是鲁洁在教育理论研究上的拓展，都凸现了独有的思维张力，以及引起国内外同行们关注的开拓精神。

质朴的行文风格。细细浏览之后，感到《文库》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引用经典而不晦涩，系统阐述但不乏味。作者们的行文没有从概念到概念的推演，更没有“要如何如何”的说教，而是用叙述取代推演，用事实取代空议，寓理论于事件、故事之中，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表述方式接地气，用语质朴亲切。阅读《文库》，犹如在听作者讲见闻、讲故事，在轻松有趣的交流中了解深刻的社会科学道理。

《文库》是江苏社科发展的缩影。与《文库》的光芒相辉映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拓展。

一是涌现出一大批有创见、有价值的理论精品，创出了具有江苏特色的社科品牌。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和学者们以极大的热情，坚持与时代同进步、与实践共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始终站在时代潮头，以不畏艰难、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探索、发现中华历史文化的精髓和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各自长期从事的专业研究领域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体系和学术观点，推出了一批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不仅在江苏甚至在全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上个世纪80年代由匡亚明发起主编、共200部6000万字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成为我国影响重大的原创性思想文化项目；由全省160多名社科专家编撰的14卷本430多万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是目前国内第一套全面研究和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范畴的系列研究著作，得到全国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二是致力于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改革开放之初，以胡福明为代表的一批社科工作者，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积极参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与束缚，推动全民族思想大解放，开启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的历史新时期，发挥了应有作用。在经济建设大潮中，以沈立人、洪银兴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人，在提炼“苏南模式”、总结园区发展经验、完善创新驱动战略、优化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建设目标内涵等方面，先后出版了近百部专著，发表了近千篇论文，提出了近万条决策咨询建议，为江苏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撑。为了更好地担负起决策咨询的重任，成立于1997年的“江苏发展高层论坛”已连续举办33次，先后有五任省委书记在论坛活动中向500余位专家学者问计。

《文库》的鲜明特点和江苏社科界取得的相应成就决定了它的出版至少具有两方面的价值。

首先，有助于促进江苏社科人才队伍建设。系统推出10位名家的个人专集，从一个侧面展示江苏深厚、丰富的社科研究底蕴，反映江苏社科界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解放思想、创新理论的探索历程，彰显江苏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不断发展和壮大的辉煌成就，打造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原和高峰，传播江苏学人丰硕的研究成果、严谨的治学态度、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德学双馨的人格魅力。这是对江苏社科强省建设成果的最好展示，是对江苏社科名家影响力的再宣传、再放大，必将有助于增强广大社科工作者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从而有助于促进江苏社科人才队伍建设。

其次，有助于引导和激励江苏社科工作者更积极地投身于“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2月在江苏视察指导工作时殷切希望江苏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紧紧围绕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光荣使命，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实现习总书记为江苏发展明确的新坐标和新任务，迫切需要广大社科工作者对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以便更好地指导和引领新的发展实践。《文库》的出版，将进一步发挥江苏社科名家对整个江苏社科界的引领、示范和激励作用，从而增强江苏广大社科工作者的责任心和主动性，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投身于“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的伟大实践。

我是江苏仪征人，1948年毕业于南京金陵中学高中部。我在这里衷心地向故乡的杰出学者们致敬，希望他们在各自专长的领域内做出新成绩。

(2015年5月27日）

学术小传

一 泰山之子

1934年10月27日，我出生在山东省泰安县。泰安，寓意国泰民安，历史上曾设州、府，居五岳之首的泰山南麓。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名句广为流传。泰山道观佛寺遍布，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文人墨客纷至沓来，更为历代帝王封禅祭天的神山。其间的碧霞元君祠，自1759年始，清朝皇帝每年登山祭祀，成为定制。历代帝王所到之处，建庙塑像，刻石题字，古刹名寺留下众多文物古迹。

我生于泰安南关一个大家族。作为家族长孙，小时候得到爷爷奶奶的百般宠爱。娇惯的孩子常常生病，有人说到庙里认个师父，可免却病灾。家人带我到泰山斗母宫认了师父，排正字辈，取名正海。又因族谱为宪字辈，取名宪文。

中小学时代，大部分时间处于日伪和国民党统治下。日伪时期，汪精卫的“和平军”开进泰安。听大人说，汪精卫是南京政府的，重庆还有个蒋介石。那时年少，懵懵懂懂，不知他们是干什么的，相互关系如何。

大概是1942年夏天的一个早上，天才蒙蒙亮，就听见家里的狗一阵狂吠，一群日本鬼子（那时我们都这样称呼日本人）持枪闯入家门，把我爷爷和爷爷的五弟带走，关进宪兵队。日军对他们进行拷打，用烧红的烙铁烫其胸背，要他们交代怎样“通八路”的。我爷爷是地方名士，长期服务家乡，家族中虽然人口多，但没有听说哪个人与共产党、八路军有往来。日军抓不到把柄，13天后把我爷爷放回家。那时候我虽年幼，对这件事却记忆深刻。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挺进山东，在各地建立游击区，泰安南部的徂徕山有游击队活动。盘踞泰安的日军多在早上下乡扫荡，傍晚时分匆匆收缩回城，不敢在乡下久留。我常见日军骑着战马狼狈返城的景象。

1939年虚岁6岁时，家里送我去念小学，年龄实在太小，实际才5足岁。家里人前脚走，我后脚跟着回家。这样，只好第二年重新读。

1943年，我七爷爷送我去徐州念书。当时，父亲在徐州做事，母亲和弟弟、妹妹都随在身边。我和七爷爷乘的火车到滕县、临城间突然停下了，听说前面铁轨被八路军游击队扒掉了。火车停了几个小时，铁轨修好后继续向前开动，眼见路旁倒了几节车厢。新中国成立后才听说这一带当时有著名的铁道游击队活动。50年代，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还到南京大学给学生作过报告，介绍他们当年英勇抗敌的事迹。

1945年8月15日听到广播，说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了！日军有些将领接受不了这一事实，剖腹自杀，以表示效忠天皇。那时我刚刚小学六年级，也懂事了。学校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每人手持三角彩旗，欢呼抗战胜利。徐州地处沦陷区，深受日伪统治的苦难，期盼国民政府、国军赶快回来。当时，蒋介石身着戎装的头像满街飞，其威望达于高峰。不少抗战将领成了青少年崇拜的英雄。

抗日战争胜利了，经历了八年战争劫难的广大民众，迫切需要重建家园，休养生息。战后中国的发展方向，一度出现和平曙光。可是，蒋介石因坚持一党立场，没有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国共两党未能达成共识，中国大地重燃战火。国共内战三年，我在徐州经历了再临战争的苦难。

抗战胜利的喜悦，瞬间即逝。中央军军纪松弛，接收大员据国库为己有，政府官员掠夺、贪腐，收复区百姓，“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政府拉大了与民众的距离。国统区经济不断下滑，危机四伏，政府虽实施金圆券币制改革，却已难挽财政经济崩溃的厄运。决定国民党命运的淮海战役，1948年底在徐州打响。淮海战役进行了两个多月，国民政府所辖部队损失了22个军约55万人，其参战精锐嫡系大部被歼，伤兵、败兵大量流落徐州街头。战争虽然在徐州四郊进行，但城内充满战争气氛。到了夜晚，战场上的照明弹腾空而起，照亮南郊上空。我家老小和邻居们不断躲进院内自挖的防空洞。随着战争的发展，国共双方的战斗转至皖北永城陈官庄、青龙集一带。

徐州解放那天早上，听邻居讲，街上已有不少八路军。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八路军、新四军已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仍习惯称其为“八路”我一个人跑上街，眼见一队队军人走过。他们穿着不那么合体的土布黄军装，显得有些土气。这第一眼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至今记忆犹新。国民党败退，对失掉的城市进行疯狂报复。记得有一天，我奉母命上街购物，忽听警报声响起，我拼命往家跑。这时，敌机已临上空，炸弹像下元宵一样，一串串丢下来，在阳光的照射下分外耀眼。回家后，听说飞机炸了火车站。我家住的顺河街，距火车站不远，炸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我一生经历过三次飞机轰炸。一次是家乡泰安沦陷时，日机轰炸泰城，炸弹就在头上飞过，二叔把我扑倒在空地上；一次是抗战胜利前夕，中国飞机轰炸徐州，我和母亲、弟弟、妹妹每天躲到云龙山；第三次就是上述国共战争期间。

二 入读南大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再也不受西方列强的欺侮。可是，日本侵华、国共内战，两次大战争已把中国社会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仅钢铁一项在1949年产量已下降至60万吨，其他经济项目也已十分薄弱。

建国初期，在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之后，1953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了“一化三改造”的政策，即实现工业化和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老大哥”对中国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主要设置于东北地区。

百废待兴，人才稀缺。在这样大规模的建设形势下，高级人才更显稀缺。1952年大学招生5万人，报考人数只有5万余人，记得那一届只要未考“零蛋”都能被录取。知识分子受传统思想影响，仍然相信“学而优则仕”“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时我的理想也很简单，被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所吸引，想当一名工程师，对进入工厂工作十分羡慕和向往。可是，1954年我报考大学却报了财政经济专业，志愿填的是北京、上海、沈阳三所财经学院。日夜奋战了几个月，到考试那天我只吃了一个烧饼，即赴考场。那一届招生9万人，全国报考人数为13万人，录取名单都发表在各大区的主要党报上。华东地区的刊登在上海《解放日报》上。1954年8月15日，终于等来了发榜的那一天。学生们都拥在邮局门口，争购当日的《解放日报》。我遍查三校录取名单，没有我的名字。是不是没有被录取？听说志愿填报只供参考，国家需要才是主要的。我不死心，再查其他学校录取名单，突然发现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名单中有个张宪文。这个人是不是我呢？是否重名呢？狐疑中，忽见《大众日报》刊载了山东劳动模范张宪文发表的谈话。我想哪里来了这么多张宪文。苦等三天，收到了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一封历史系学生会欢迎新同学的来信。这样，我就与历史学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为什么学历史，学历史有什么用？我当时没有感觉，更无理性认识。中学时代，我读的是天主教办的徐州昕昕中学，男女生实行分校，有一年历史课考试，我是男女生中唯一考了100分的，受到老师的表扬。记得后来1960年翦伯赞教授访问南京大学，在历史系举行的座谈会上，有的青年教师问翦伯赞学历史有什么用，翦老也未告知明确答案。

中学时代，我喜欢体育运动，并受体育教师影响，爱好体操。由徐州回山东后，1953年7月，我参加了在青岛举行的山东省人民体育大会，获男子普通组体操第3名。接着作为山东省队运动员出席华东六省一市举办的华东区运动大会。由此，我与山东省体委熟悉。当他们知道我考取南京大学以后，动员我别学历史，打算介绍我去上海体育学院学习。我爱好体育运动，但受传统观念影响，不愿意一辈子从事体育工作，仍坚持到南京大学历史系报到。

1954年8月24日，我由济南乘火车踏上去南京的旅途，从此走上漫长的历史研究的道路。

50年代，受经济条件限制，学生离家上学，携带的生活用品都很简单。我打了一个行李卷，里面捆了一条被子、一条褥子、一条床单、一个枕头、几件换洗衣服和冬天穿的棉袄、绒裤。另外，用网袋装了一个脸盆、一个水瓶和喝水用的搪瓷杯等。多数同学都是这种简单的行装。除家境较富裕的同学外，难得有人带箱子，穿皮鞋，戴手表。

1954年，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发大水。我在火车上沿途看到各地遭遇水灾。从安徽蚌埠往南，许多乡镇、农田都泡在水里，洪水漫过铁道，火车基本上是在水里行进，隐约可见水中的铁轨。车过临淮关，其城墙也有半截浸在水中。当时尚未修建长江大桥，火车抵达浦口后，车厢被拉上长江轮渡，乘客依然坐在车厢内。经过差不多两小时的折腾，轮渡把火车运至江南，抵达下关火车站。候车室内有南大的一群老同学在迎接新生。

大学四年，终生难以忘怀。我们班上50多位同学，有应届高中毕业生，也有调干生。大家思想都很单纯，遵守校纪校规，听党组织的话。班上共产党员多，有党支部、团支部，我在入学第二年加入共青团。

南京大学在1949年前原名中央大学，设于成贤街。那里地方小，无法进一步发展。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南京大学将工学院留在原址，成立南京工学院，而将文、理学科院系迁往地处天津路、汉口路的金陵大学，合并建立新的南京大学。金陵大学周边空地多，有许多菜地、农田、树林、高坡，甚至还有坟地。依照5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设想，像南京大学这样的综合性大学要发展成万人大学。当1954年我们入学时，南大的学生有3300人，原来中央大学的一些社会学科、经济学科、法学院系，不是被撤销，就是被并入其他大学。当时，文科只剩下中文、历史、西语（英、德、法语）和俄语系。

我们入学时，生活标准都很低，伙食标准每月9元3角，应届高中毕业生由国家全包，各种费用全免，调干生也只缴纳伙食费。那时南大没有像样的学生餐厅，只在南园盖了两个特大草棚。学生用餐、全校师生大会，包括学生晚自习都在这两个大草棚内。学生用餐，8个人一桌，每顿饭都由一个学生轮流值日分菜，每人一份。草棚中央放着若干大饭桶，学生自由取饭，从未感到不够吃的。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大学教育全面学习苏联，否定欧美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当时两种教育制度优劣在何处，对刚入学的年轻人来说，根本就弄不清楚。我们1954级新生每人收到一个小型的蓝布封面记分册，最后一页印着学习完毕“经国家考试合格，换取专家证书”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怎么会成为专家呢？没有哪位老师解释过，那个时候也未看到哪个系的同学参加过国家考试和获得专家文凭。这大概也是苏联教育制度的一个表现吧！

历史系除开设两门通史课程及一些历史学选修课外，还开设了几门考古学课程，如梁白泉先生讲授的“原始社会史”南京博物院曾昭燏院长讲授的“秦汉考古”曾院长是中国著名的女考古学家，早年留学英国，终生未嫁，是晚清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后裔。在阶级斗争意识泛滥的年代，这种无法选择的出身成为沉重的政治包褓。1964年她在南京灵谷寺跳塔自杀，十分遗憾。我受曾昭燏院长影响，也读过一些考古学的著作，因而对考古产生浓厚兴趣，以至于今天我仍十分关注考古事业的发展。大学四年级时遇上南京博物院组织力量第三次发掘南京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这个遗址在长江以南具有代表性。我和同班瞿季木、宋堃等7位同学参加发掘实习，成立考古队，于1958年4月3日在南京博物院著名考古学家尹焕章先生等指导下，开始了发掘工作。我们每个同学负责一个坑位。整个发掘工作进行了大约两个月时间，我们学会了如何判断历史文化堆积层，熟悉了新石器时代的各种器物。该遗址清理出大量文物，其中包括各种石器、陶器和珍贵的卜骨、卜甲等，还有若干具当时的人类骨架，我们都会小心翼翼地用特制工具将骨架挑剔出来。实践中我们学会了考古发掘的一些基本技能。

我们都以该遗址为主撰写毕业论文，我选定的论文题目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特征”这篇毕业论文在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后，曾被校方选送至北京参加全国高等学校勤工俭学科研成果展览。论文被《考古学报》看中，准备发表。我将文章送给南京博物院征求修改意见，他们却阻挠发表，说是要等他们发表了发掘报告之后，才允许发表我的论文，其学术垄断的作风可见一斑。我作为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也无可奈何。事实上，北阴阳营遗址的发掘报告，在许多年之后才整理出版。

那个年代，南京大学的学习气氛还是比较浓厚的，学生的活动也比较多，对校长、著名学者特别关注，议论也多。1957年“反右”后，中央加强高校领导，原云南省省长郭影秋调任南京大学校长。南大以及后来郭校长就职的中国人民大学，都流传着他的许多“佳话”他曾手持介绍信去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报到，惊呆了人事处的干部。他不仅关注国家政治及学校发展，也十分关注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他常深入学生房间和学生食堂。我在担任学生会体育部长时，有一年国家运动队一大批著名运动员来南京活动，我通过熟悉的运动员把他们请来南大与学生联欢，在灯光球场举行舞会。事后，郭校长批评我说，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请他出面接待。那时，我作为一名学生，既想不到什么礼节，更不敢去惊动校长。1957年他刚调来南大，在大操场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学生们都争睹新校长风采。散会时，他请全体女生留下来坐在操场中间，用自己背的相机给女同学照了一张合影。有的男同学对此有点“吃醋”次年，一位男生给他贴大字报，问他为什么只给女生照相？郭校长在复信中说：我为什么不能给女同学照相？”郭校长在南大工作6年，在师生中威信很高，大家都很尊敬他。他在南大工作中的最大缺失是不盖房子，每年都将基建经费上缴。他在教师大会上说：国家有困难，我们要勒紧裤腰带熬。”他的治校风格与后任校长匡亚明完全不同。匡校长一到南大，就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说：国家给你钱，你就应该花掉，否则是破坏国家计划。后来，郭影秋校长也认识到不盖房子，确实给南大带来许多困难。郭校长十分喜欢历史，他在云南工作时，作过李定国的历史调查，编辑出版了《李定国纪年》。他多次与历史系师生研讨明清史。他用《李定国纪年》的稿费2000元，给学生会买了一套大型乐器。

我对学习历史的目的性虽然不那么明确，但是学习态度还是认真的。1955年5月20日校庆纪念大会上，表彰了全校160名学习较好的同学，我和历史系其他的同学共12名也在其中。是年12月10日，学校领导又在大操场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宣布1954至1955学年优秀生和优秀班级名单。学生们都坐在操场上。会议由团委副书记陈炳湘主持，副校长李方训讲话并颁奖。全校共评选出甲级优秀生7名，乙级优秀生39名。历史系甲级优秀生为陈得芝，乙级优秀生为孙应祥和我。学校给每个人颁发奖章一枚和奖金若干（甲级30元，乙级10元）。当时，全校有3000多名学生，历史系也有100多名学生。当喊到我的名字到前面领奖时，我从没想到自己会获奖。

1954年我考入南大时，正好有山东师范学院体育系刘德池、马庆贺两位老师来南大任教。他们认识我，并在体育教研室宣传历史系有一个新生体操练得不错，是山东省代表队的成员。这样，我就被拉到学生会体育部当了一名干事。当然，在体育部的学生工作都是业余的、自愿的。后来，高年级同学离开，由我担任了体育部长和团委军体委员。三年间，我常协助体育教研室组织学生参加省、市的一些学生运动会和其他竞赛活动。那个时候，南大的体育活动十分活跃。同学们都十分注意锻炼身体，每天下午4点钟，操场上跑步的同学如潮水一般，少说也在千人以上。四年级时，我放弃了学生会的义务工作，回到班级被选担任团支部书记。1958年7月4日毕业前夕，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南京大学历史上也发生过一次大规模流行性感冒，时间大约在1956年春夏之交，迅速在全校学生中蔓延开来。由于传染性强，患病学生达数百人。学校临时将大操场西边的两个特大平房教室（每间可容200人）作为病房，用一部三轮小汽车往返南园与北园间拉送病员。我们班上也有许多同学病倒，我多次往返护送他们。大家痊愈多日之后，我也病倒了。我拿着铺盖离开宿舍找了个地方自我隔离了几天。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居住条件简陋以及人们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在集体生活环境中，各种寄生虫很多，当时南大学生宿舍有很多臭虫或跳蚤，大家想方设法灭虫。除在床缝里抹上许多六六粉等杀虫剂外，到了夏天，学校多次集体行动消灭臭虫。总务处在南园空地上放一些大铁桶烧开水，许多同学将自己的草席放进滚开的热水中，将臭虫烫死。这种土办法确实有效。几次灭虫大战，南园宿舍的臭虫基本被消灭光。这段校园生活俭朴而又快乐。

新中国建立以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多数民众生活在紧张的政治空气之中。

毛泽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中，坚持进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取得政权初期，实施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以及抗美援朝运动之后，在知识界和干部队伍中开展了一系列政治运动。

第一炮瞄准了电影《武训传》。武训，出生于清道光年间的1838年，山东堂邑县（今冠县）柳林镇武庄人。家境贫寒，一生靠乞讨兴办义学，在当时和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赞誉。民国时期，其义学精神也广为传颂。1951年2月在全国各地上映了由著名电影演员赵丹主演的《武训传》，受到社会各方的好评。但是，几个月之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951年5月20日）说这部电影是歌颂和宣传“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号召开展关于《武训传》的讨论，矛头直指编导孙瑜和演员赵丹。当时，江青还组织所谓的调查组去山东武训家乡调查，事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武训历史调查记》，完全歪曲事实，把武训描写成向封建势力奴颜婢膝的“奴才”。

出于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掌握政权后，在知识分子成堆的高等院校加强清理资产阶级思想，并试图消灭资产阶级思想。

大约在1952年上半年，在高等院校开展了最早的一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每一位教师都检查了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及其表现。1954年，即我们刚刚入学的那一年，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范围广阔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国共产党认定胡适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最重要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人物。要清理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及资产阶级观点在学术界各领域的表现，就必须批判胡适。学术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胡适个人及其各种学术思想和观点作了全面批判，可以说除白话文以外，把胡适说得一钱不值，批得体无完肤。不少文章缺乏理论和事实根据，常常无限上纲，把胡适痛批一通。有关批判文章汇集成多卷本的《胡适思想批判》，在全国广为发行。高等学校文科学生也卷入了这场批判运动。但是由于对胡适思想缺乏了解，学生自身更缺乏理论修养，所谓批判，也只能起着呼喊口号的作用。经过这场批判运动，胡适的形象在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受到很大损害。

1955年，毛泽东主导发起了对胡风的批判。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出胡风和学界朋友之间的往来信函，这些信函被批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很快，胡风和他的朋友们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1949年后第一个发生在精英知识分子中的冤案。从此，中国知识界鲜有敢说真话的人了。这一事件，不久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在各党政机关和高等院校全面展开，南京大学也不例外，正常的教学科研受到干扰和冲击。可以说，肃反运动是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除“三反”以外，在党政机关、高等院校内部开展的一场较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毛泽东在1949年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由农村转入城市之初，确使社会面貌大为改观，出现一片清新气象；干部也比较廉洁奉公，密切联系群众，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甚受民众好评。可是，进城没有几年时间，许多共产党干部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开始变化，不少人日益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严重，贪污腐败滋生蔓延。面对这一影响全局的严重现象，中国共产党于1956年在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特别要求党外朋友帮助整风。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许多群众也卷入“大鸣大放”曾经和共产党长期合作的一些民主人士，向共产党提出了较为尖锐的意见，流露了对官僚领导的不满情绪，有的也仅仅是向自己的领导指出了些不痛不痒的缺点。对于这些推心置腹的意见，中共的领导人坐不住了。

南京大学师生在整风反右运动中表现活跃。在“大鸣大放”阶段，有几件事很有影响。一是南京大学部分师生在新街口的《新华日报》社贴大字报。在其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当时学生与市民群众堵塞了新街口的交通，这件事惊动了毛泽东。另一件事是毛泽东批评南大党委书记陈毅人右倾。当时陈对压制群众大鸣大放的做法有些想不通。再一件事就是历史系讲师刘敬坤（中央大学时期中共地下党员）在南大校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为“是什么东西害了南京大学”向南大党委提了几条在今天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缺点。后来，刘敬坤被打成“极右派”送去“劳动教养”还有一件事就是学生冲击斗鸡闸“将军住宅”。1956年至1957年间，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上将住在南大附近的斗鸡闸（原何应钦公馆，今为南京大学国际交流处办公室）。斗鸡闸大门坐落在当时较为简单的南大北园校门之内。钟期光经常晚上回家甚迟，座车司机常与南大门卫发生纠纷，从而引起部分学生不满，认为钟期光上将搞特权。大鸣大放阶段，不少学生贴钟期光将军的大字报，向斗鸡闸院内扔石块。这些学生后来有的也被划为右派。

毛泽东十分关注南京大学在整风反右中的表现，据说后来还补拍了一些纪录片。南京大学师生中大约有两百多人被划成资产阶级右派。历史系教师党支部三位支部委员均被划为右派，这三名支委在新中国成立前都曾是中共地下党员。其中，支部书记郭勋没有任何所谓右派言论，只是不满南大党委将支委刘敬坤划为右派，因而郭本人也被划为右派，其后郭勋在校内被监督劳动，吃尽苦头。“反右”斗争中，历史系除一年级外，每个年级都有5名至7名学生被划为右派。值得一提的是，广大师生被划分为左派、右派和中间派，中间派又分为中左、中中和中右，中左是靠拢党的，中中是政治态度不明朗的，中右则与右派差一步之遥。许多所谓中右分子的材料装入个人档案，本人并不知道。据说，当时全国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数有五六十万。“文革”后，给右派摘帽平反，恢复名誉。北京只保留了几个大右派。南京大学也曾试图保留刘敬坤一个人为右派，遭到历史系党总支委员的一致反对。

“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在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前，派员携草案赴各省征求意见。我曾在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听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廖盖隆宣读决议草案，其中讲到反右运动整个是错误的。可是，该决议正式形成后，反右运动被改为“扩大化”，这在政治上和实践中如何理解、如何说得清楚，人们是有疑问的。

三 初出茅庐

留校任教

四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1958年7月开始毕业分配，照例学政策、表决心、宣布分配方案、整理行装、办理离校手续。时间大约一周到十天。那时，我们每人都要表示决心，服从分配，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时期政治空气仍十分浓厚。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有人提出，大学毕业生的待遇太高了，要降低一些。大学毕业生的工资由最低59元降为53元。新形势下，我们1958年毕业生到底去向何处？这是应届同学最为关心的。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以祖国需要为理想，甚少有同学想回原籍工作，只希望有一个专业对口的岗位。当得知我班分配方案有4名去青海、3名去山西、2名去黑龙江等边远地区后，不知为什么我总认为自己可能被分配去青海，因此整理行李用品做了去青海的准备。有一天走在校园内，遇到校团委书记潘洁同志。她向我打招呼，告诉我说：“你留校了。”听到这一消息，思想上并未荡起太大波澜。

大学四年，我为南大的学生体育作了一点贡献，与体育老师们相处较好。毕业了，体育教研室以全体教师的名义送我一份礼物——纪念册。体育教研室主任钟季卿教授以浓重的宁波口音找我谈话，动员我去体育教研室工作。我依然坚持自己的理念，体育运动是我的爱好，可我不愿以此作为终身职业。我十分礼貌地谢绝了钟季卿老师的诚意。

我到历史系报到，当了一名历史学科的助教。

报到第一天，系主任韩儒林教授找我班留校的4个同学谈话，宣布我教中国现代史。一下子把我从最喜欢的考古学拉到了比较为难的现代史教学。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被安排。当时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只有6位教师，即陈恭禄教授、王栻教授，他们两位都是我的老师，另外4位年轻教师中年龄最大的是茅家琦，31岁，年龄最小的是我，24岁。用今天的年龄标准衡量，陈、王两位仍可说是中年教师，可是他们当时已是享誉史坛的著名史学家。我初登史学教学讲台，不知道应该如何授课，系党政领导为我举行了试讲活动。我不知道如何写讲稿，借了王荣先的讲稿来参考。王荣先是由南大马列主义教研室调到历史系的，原来教中共党史，比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人有教学经验。那个年代教中国现代史有诸多困难，第一，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教学体系中要突出红线（革命力量）、批判黑线（反革命势力），多讲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第二，要以毛泽东著作为教材，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与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只能作为参考书。毛泽东的著作，大家都很熟悉，但如何进行教学是很大的困难。第三，没有任何教学参考资料，只有一套《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活页，中宣部编印，时称“三口袋”，并限定只给中共党员教师阅读。实际上这套资料只是中共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文件，没有任何保密性。第四，谈不上科学研究，没有研究著作出版，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多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体会或解读。当时出版的两套丛书，一是《红旗飘飘》，一是《星火燎原》，基本上是革命史和革命战争回忆录。

任教后，我尝试着做点学术研究的工作。1959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40周年纪念日，我写了两篇关于五四运动的文章，一篇为《谈谈五四运动领导问题》，一篇为《五四运动在南京》。两篇文章虽然都由系里印出来，但未正式发表，特别是第一篇受当时的意识形态观念影响甚浓。60年代初，又写了一篇关于五四时期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认识的文章，内容涉及孙中山、陈独秀和李大钊，文章交给《南京大学学报》后也未发表。几年后，原南京大学党委主管意识形态的戈平副书记在闲谈时告诉我，李大钊在1927年被捕后有变节行为，因此那篇文章不能发表。同时我也发现报刊上介绍李大钊事迹的文章确实少了。“文革”后1978年，我又写了关于李大钊的文章，题目为“李大钊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主旨是为李大钊恢复名誉。文章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教授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李大钊的文章。这两篇文章是“文革”后最早客观评价李大钊的文章，从而受到当时学界的关注与肯定。

那个年代从事中国现代史或中共党史教学的教师，不太敢搞本专业方面的学术研究，因其内容的敏感性，生怕犯政治错误。茅家琦老师由南大教务处调到历史系后被安排在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工作，除教中国近代史主干课程外，还开设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我们两人商量，他研究民族资本主义，我研究官僚资本主义。当时，我坚持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即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前身）查阅有关经济史的档案，也做了不少资料卡片。差不多做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我感到自己缺乏经济学理论功底，最终没有继续下去。后来我与王荣先老师商量，合作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中国历史，把研究的目标和范围放在五四时期文化运动方面。两人多次一起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五四时期的期刊和报纸。实际上也没有坚持下去。

从1958年毕业留校工作，我主要给历史系各年级讲授中国现代史。进入60年代，教研室的教师不断增加。那个年代，国内高校学术交流甚少，国际交流更谈不上，学术上十分闭塞。大概在I960年前后，我们发现南大有一大批中央大学时期由重庆运回南京尚未开箱的图书，都堆放在北园东南角的大草棚内。既然自1946年后十多年无人过问，我们决心把它弄到历史系来。我和杨振亚、黄双宝老师花大力气打开一个个木箱，发现有些书不仅已经霉烂，而且虫蛀十分严重。我们用了几天时间，选了一大批民国时期的珍贵出版物，弄回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辑目录、上架陈列，供教师教学研究参考。不久，被校图书馆发现，想将其中一部分书要回去，我们“耍赖皮”没有给他们。

大跃进年代

1958年，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号召下，农村掀起了建设人民公社的高潮，城市则开始到处大炼钢铁。面对三面红旗，南京大学师生不能置身事外，必须要以实际行动积极投入。南京大学大炼钢铁，是由历史系我们班级开始的。当时，中共中央提出15年“超英赶美”全国要年产1070万吨钢。

我们年级虽面临毕业，在党支部带领下，仍最早投入了炼钢行动。我们在南园8舍南面东南角的平地上，挖了一个大坑，大约有一人多深，从化学系实验室借来一个坩埚。这种坩埚是用来熔化金属或其他物质的，它多用陶土或白金制成，能耐高温。我们把所谓“炼钢原料”放入坩埚，点着燃料，用鼓风机吹，其中的温度至少1000度以上，我们这些科技盲也搞不清楚如何操作，总之，将原料都熬化了。班上指定我和周继中两人，穿着耐火衣，手持钢钎在坩埚内搅拌。由于温度过高，在坑边也只能停留十多秒钟，最后用大金属夹子将埚提出来，把“钢水”倒入预先准备好的灰堆上，等待冷却。炼出来的是钢还是铁渣，谁也搞不清楚。这种行动，获得校党委的充分肯定。接下来，大炼钢铁在全国遍地开花。南京大学指定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学生炼钢铁。中文系由政治辅导员陆锡书（后来调到南京建筑工程学院任党委书记）负责，历史系则由我和吕作燮老师负责。我们带领学生在上海路和金银街交汇处路西的空地上，用耐火砖砌了一个小高炉。这些耐火砖主要是同学从校内民国时期建筑“小洋房”的壁炉中扒出来的，还拆了校内一些房屋的钢窗。当时，孙叔平副校长住在小粉桥一号（今拉贝故居）同学们去他家拆壁炉时，听说他十分不高兴，也只好忍着。同学们还到其他地方弄来石英石、铁矿石等原材料，就这样敲敲打打地炼起来，却也炼出一些“钢水”由于把钢窗也拿来炼钢，同学们戏称是“以钢炼钢”大家抬着炼出的“钢块”扎上红绸子，敲锣打鼓地去党委报喜。校党委书记、校长郭影秋站在戊字楼前热情地给同学们以鼓励。有一天，炉子坏了，同学们昼夜连续干了几天，十分劳累，我和吕老师决定让他们回南园宿舍睡觉休息。可是，就在这天晚上，南京市政府决定第二天“放卫星”要全市炼出XX吨钢。南京大学也接到通知，要报告钢产量，而我们的小高炉炉膛坏了，怎么办？历史系党总支要求我们立即把同学喊回来修炉子。我说炉子修好，也干不了啊！我勉强快步去南园学生宿舍大声喊同学起床，赶快去工地修炉子。当时，我和吕老师已几天几夜守在高炉旁，累得眼睛一闭就打瞌睡。我们只好买包香烟抽，以刺激一下神经，坚持工作。

大跃进不光大炼钢铁，所有工作都要大跃进。最典型的是体育也要大跃进，当时规定同学的体育成绩都要达到劳卫制合格。其中百米及格成绩为13秒8,许多同学达不到。于是“挑灯夜战”晚上一次一次地在操场上跑。有的干脆弄虚作假，当同学跑出10米之外，才开始掐码表计时，这样成绩自然合格，班干部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着没看见。

伴随着社会上各行各业大跃进，教育战线也开展了教育革命。一方面，教师带着学生编教材，譬如一年级同学编的中国现代史教材，给三年级同学学习。因为中国现代史课到三年级时才开出。每个年级每个小组都办“杂志”由小组把每个同学的课程作业、读书报告，汇集在一起，装订成册，起个名，画个封面，就是一本“杂志”每个年级可以办许多“杂志”另一方面，全系对老教师的著述、学术思想开始大批判，最具代表性的是1958年10月16日在校大礼堂举行了批判陈恭禄教授的大会。陈恭禄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他从大学时代就开始撰写那部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后来成为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部定大学教科书。大学毕业后，他从武汉转南京金陵大学历史学系教书。一生除做学问、教书外，未参与过政治活动。他未出过国或留学，戏称自己是土博士，王绳祖是洋博士（王教授早年与陈恭禄教授在金陵大学是同事，两人关系很好。王留学英国牛津大学）陈恭禄教授因那部著名的《中国近代史》而遭难。陈伯达批判他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导致陈老师终生不得翻身。对那次批判大会，陈恭禄教授并不服气，我清楚记得他由大礼堂返回教研室后，将雨衣（那一天是阴雨天气)往桌上一摔，表示对批判会的不满。陈老师学术造诣深厚，他开设的“中国近代史史料学”课程，对我影响甚大。“文革”结束后，我开设了“中国现代史史料学”课程。陈老师对太平天国历史与史料十分熟悉，茅家琦老师研究太平天国史，应该受陈恭禄影响。

“文革”前夕的1965年下半年，陈老师查出胃癌，我送他去鼓楼医院住院。1966年秋，“文革”开始后，陈老师被红卫兵拉到学校批斗过一次，不久去世。两年前，工人出版社再版了陈恭禄教授的《中国近代史》。

高等学校开展教育革命，培养人才，提出“两个结合”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工农相结合”在大跃进年代及其以后的时期，我常常被系领导安排带领学生下厂矿、去农村劳动，编写厂矿史。1958年11月7日，我带领1955级的唐玉田、吴家坤、霍光汉、翟国璋、杨如林、王迅、曹惠民等7位同学，去贾汪煤矿编写“贾汪煤矿史”当时该矿隶属于徐州矿务管理局。徐州是矿区，周边多煤田。我们先到徐州市委、徐州矿务局作了汇报，带着介绍信乘短途火车直达贾汪。我们8个人住在一起，在工人食堂吃饭，每天到各科室搜集材料，找老工人和部分干部谈话。依照规定，我们必须下矿井体验工人劳动生活。我们常跟着工人师傅去“掌子面”（采煤的地方）我们不会使用采煤机，也只是在旁边看看，下班后再跟着工人返回井上。工人最危险的工作是回收矿柱。当一些“掌子面”的煤采完后，支撑在那里的矿柱都要收回来，移往他处使用。而那些采空的“掌子面”往往会塌陷下来，再也不能去那里。矿区地面出现下凹的现象，即是这种原因造成的。有一天，工人回收矿柱，我们8个人分配给8位8级工（工人最高技术级别）带领下井。带我的工人为防危险，不让我去“掌子面”让我坐在巷道边等候，他去拖矿柱。除头顶上矿灯有一丝光亮外，周边一片黑暗，死一般的寂静。我当时想，如果工人把我忘掉或找不到我了，后果真难设想。矿上生活留给我最不好的记忆是食堂满是苍蝇，我们就在这种环境中吃了50多天，根本谈不上卫生。

12月30日结束编写“贾汪煤矿史”的任务，回到了久别的南京。晚上参加教师元旦联欢会，已调往南大幼儿园工作的历史系教务员戴淑庄老师也回来参加联欢会。戴老师是数学系主任叶南薰教授的夫人，孙钟秀院士的岳母。那时，一个系的工作人员很少，历史系有一个工勤员，一个教务员，一个系秘书。戴淑庄像大管家一样，管着系里的种种事务。她在联欢会后拉住我，要介绍南大幼儿园刘可文老师与我认识。我答应了，并约好元旦那天上午去幼儿园见面，中午到小桃园戴家用午餐。

大跃进期间，编写各种厂矿史、农村史，遍地开花，进入高潮。历史系先后派师生到宜兴编陶都史，到常州编大成纱厂史，到苏北盐城编新四军军部史和苏北盐场史。1959年正值新中国建立十周年，江苏省委宣传部拟组织队伍编江苏十年史。早在1958年10月20日，省委宣传部长欧阳惠林召集会议，动员历史学系一批学生下基层搜集材料。1959年春，调南大历史系几位教师，其中有蒋孟引、王荣先、洪家义和我等人，先后集中在中山东路、洪武路口的江苏省历史研究所，和该所研究人员以及从外地借调来的人员，共同进行江苏十年史的编写工作。这项工作花费几个月时间，后来搬到中央路历史所办公新址继续工作。经过多次修改，顺利完成了这部著作。

1959年秋，系里决定1956级同学分成两批外出做社会调查。一批由洪焕椿老师带领明清史组去苏州进行明末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史料调查，一批由我带领去南通唐家闸大生纱厂进行张謇企业历史调查，与我同行的有陈恭禄、王栻两位教授。同学除参加部分劳动外，主要搜集、整理大生纱厂的企业档案。大生纱厂的档案很多，装在木箱内，堆满一个房间。同学们翻箱倒柜，进行整理，做了大量卡片。因为那时候没有复印机，完全靠人工抄写。几十个同学抄的卡片，后来带回历史系，放在系资料室，“文革”中均不知去向。

在大生纱厂进行社会调查，差不多用了两个月时间。工作结束前，陈恭禄要去上海师范学院探望朋友。南通、上海间只有轮船通行。茅家琦老师不放心陈恭禄一个人去上海，建议我与他同行，以便照顾。当时我们两人坐船抵达上海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找旅馆住宿十分困难。陈恭禄有些抱怨，说如果只他一个人的话，可以去朋友家住，我说咱们只好住澡堂。五六十年代，许多城市的澡堂在晚上洗浴结束后，均接待旅客住宿，价格也很便宜，都是睡在躺椅上。陈恭禄唉声叹气，说一辈子第一次住澡堂，很不愉快。像陈恭禄这种大教授，哪里遇到过这种低层次的待遇。第二天，他也不去看朋友了，我们两人买了火车票直接回南京。当时南京下关火车站所在地热河路正在翻修，马路挖了很长的深沟，上面放了一些木板条供路人行走。这些木板条颤动着，陈恭禄胆小不敢走动，怕掉入坑内。我搀扶着他，艰难地一步一步走过热河路才上了公共汽车。后来他在教研室的老师面前，一再向我表示感谢，说如果没有我陪同帮忙，他即使回到南京也无法回家。

大跃进期间，不断地搞爱国卫生运动，周末不是全校大扫除，就是除“四害”经过全校的集体行动，学生宿舍中的臭虫，早已消灭殆尽，但是老师的集体宿舍，臭虫还很猖狂。有的老师不怕臭虫。记得我刚毕业时，校产科分配我与某老师同住一间房，我坚决不干。我知道他不怕臭虫，其房间臭虫到处爬，半夜里开灯捉臭虫，实在可怕。有一位外系教师，其父与他同住，这位老爷子，房间墙壁上满是他摁死的臭虫血，触目惊心。有一天，南京市统一行动，要消灭“四害”之一的麻雀。全市各家各户、机关、学校，大家一齐在上午10点钟，敲打各种铁器，如脸盆等，吓得麻雀不敢落地而一直飞，最后累死坠地。全民动员用这种土办法灭杀许多麻雀。

我系除八九位老教师外，基本上都是年轻教师。许多教师结婚，都是我帮忙张罗。教师按习惯送份子钱，最初是每人5角钱，后来改为1元钱，加在一起有几十元钱，还是很顶用的。青年教师结婚，学校可以分配一间房，房租不到1元钱。校产科可以借给一张棕绷木床、一张双抽桌、两只木凳。结婚典礼常在晚上进行，将会议室布置一下，摆些糖果、茶水，由领导讲讲话，致些贺词，教师们闹腾一番，最主要的节目是叫新郎、新娘讲恋爱史，让两人共啃吊在空中的苹果，然后送新人去洞房。南大住房一向很紧张。青年夫妇生了小孩，家中来了老人帮忙照顾，常常是两家家属同住一间房，左右各一半，“互不侵犯”。

三年灾害

大跃进，这种史无前例的盲动行为，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当时不断宣传“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共产主义似乎已在眼前。有的群众扬言“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干部能下海，群众能擒龙”许多干部头脑发热，说现在粮食亩产万斤，粮食多了，要赶快盖仓库。南大党委副书记陆子敏一天晚上在大礼堂召开的全校党员大会上说：南大明年吃饭不要钱。”全体党员热烈鼓掌。学校宣传城市里也要成立人民公社，大家都要吃食堂。在教研室讨论时，王栻教授说，我有十二指肠溃疡，吃食堂不方便，怎么办？王栻是3级教授，当时的工资为230元，能够养活8口人，他的子女很多，有6个儿子。他住小粉桥陶园宿舍区，平时饮食比较讲究，早上从珠江路买回的早点，要师母先尝尝，如果好吃，王老师才动筷子。王老师是浙江温州人，家乡养成的生活习惯，比镇江出身的陈恭禄老师讲究得多。实际上那时的生活质量远不如今天。老教师们的住房也不宽裕，家里有两只布质小沙发、华生牌的小电扇，就很使人羡慕。记得“文革”结束后，南大仪器厂为全校教职工做台式电扇，每人只许买一台，价格50多元。历史系刘毓璜老师的夫人舍不得花钱买，同事们一再说服刘师母买一台。

1959年下半年，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的社会破坏性已经开始显露。彭德怀回湖南家乡调查，将发现的诸多问题，坦诚地报告毛泽东主席。可是，庐山会议却批判彭德怀为右倾机会主义，攻击“三面红旗”这种斗争，按照以往做法，会上挂下连。南大也批判了两位中层干部，在大礼堂召开全校党员大会，宣布他们的所谓错误。历史系经过摸底，两位老党员教师受到批判，一位被批革命意志衰退，一位被批闹个人主义，他们两人多次在党支部大会上作检查。

I960年，人们的生活日用品开始紧张起来，各种生活必需品要凭票供应。除粮票外，食油、鸡、鱼、猪肉、蛋、布、棉花等，也要凭票供应，买家具要凭结婚证，自行车、手表也要凭票购买。记得有一年历史系分得一张自行车票，系办公室主任询问我要不要。学生时代，我的饭量大，大家混在一块吃食堂，显不出来。毕业留校后，教师每人每月28斤粮票，我一个月的饭票20天就吃光，每个月都由系里的女教师和刘可文支援我。1960年以后，大家肚子里的油水少了，连带粮食也紧张了。我和妻子刘可文每天计划着吃粮，有时晚上饿得不行，两人把第二天的早餐也吃掉了。老师们都在校园里或宿舍旁种菜，有的还种胡萝卜和蚕豆，作为主食的补充。各个系都把校园里的草坪挖掉，集体种蔬菜。我常带领全系教师种菜，收割后只能卖给南园食堂，不许集体私分。我们把卖菜的钱积攒起来，抽空一起到街上高级餐馆吃一顿。一方面解馋，另一方面也是想增加点油水。困难时期，政府允许一部分餐馆高价供应鱼肉等荤食，食品店也有高价点心供应。记得有一天，我系种菜已经攒了一些钱，决定全系教职工去中山陵博爱坊左侧的餐馆吃鱼。全体老师乘公共汽车下午3点多钟到达，先占好餐桌席位，在那里看书聊天。5点多钟吃完饭后，纷纷起身乘车回城。那一天特别冷，我因吃了荤菜，加上天冷受凉，回到家后，半夜里上吐下泻。这顿饭，营养没有补上，反而遭了罪，得不偿失。由于家家户户粮食紧张，副食品供应不足，许多人因为营养不良闹浮肿。有人饿了，就吃辣酱、喝酱油。当时说，三年经济困难，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华大合唱加上自然灾害造成的。我们认为天灾和苏联逼债是客观事实，那时大量优质农产品输往苏联，如花生、鸡蛋等，但是人祸尤为重要。大跃进、人民公社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破坏了生产力，搞乱了生产关系。

1962年虽然实践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经济的整顿、提升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毛泽东又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面对困难的经济形势，毛泽东仍然继续强调抓阶级斗争。各地开展的“四清”运动，在农村干部中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江青也由“后宫”走向前台，借搞革命样板戏，否定传统戏剧，称传统戏剧宣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在所谓的革命样板戏中，英雄人物被典型化、偶像化，描绘得完美无缺。这些英雄人物形象都是“高、大、全”没有家庭、没有爱情、没有温情，没有七情六欲，只有空洞生硬的革命说教。党和群众都被抽象化、概念化了，那些所谓的英雄人物使人们感到可望而不可即。

1961年是辛亥革命50周年，董必武在纪念大会上再次号召重修清史，研究民国史。可是，由于毛泽东不断强化阶级斗争，故无人敢于响应董必武的号召。民国史仍然是人们望而生畏的学术荒地和研究禁区。

“文革”之难

1964年“四清”运动（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内容，前期在农村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之后，匡亚明提出要建南京大学溧阳分校，使文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以发扬延安抗大精神。为了加强战备，中央决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化工学院和南京大学四个学校的尖端专业内迁，新建校址代号为651、652、653、654工程。南京大学选定京广铁路以西属于三线地区的湖南常德郊区，以654(965年第4号）工程名义建设湖南分校。从1965年至1966年“文革”开始，差不多用了近两年时间在常德建成了一座相当于南京大学本部规模的新校区。我临时抽调至校办搞迁校。回顾南京大学的办校历史，多次受到折腾。先是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如前所述，南京大学的一些院系被撤销或拆散或调离。1958年，以历史系学生为主，在栖霞山开垦农场，实际上要建与工农相结合的分校，后来到60年代初被撤销，至今还留有公共汽车“南大农场”站这个历史遗迹。1965年至1966年开始建设湖南分校和溧阳分校，后又因“文革”两分校师生全部返回南京。

1966年6月2日，继北京大学“六一”事件之后，南京大学溧阳分校发生“六二”事件，矛头直指校长匡亚明。学校秩序开始混乱，两个分校的建设也停顿下来。我提出回历史系去，党委领导让我留在校办帮忙。南大师生最初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两个阵营，继而在“1•26夺权”后保守派消失，造反派占据统治地位，成立了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学校各级党政机构、各系各专业，都陷入瘫痪状态，出现无政府主义局面。运动开始时，声称学校停课半年，搞“文化革命”工人、农民不得介入。谁知越闹越大，工人、农民都陆续参与进来，局面越来越难收拾，最终演化成为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

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断在晚间新闻联播时发布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干部、群众正襟危坐，洗耳恭听电台广播，不少人一字一句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一个不漏地记录下来。听完广播则排着队敲锣打鼓去江苏省革委会“报喜”实际上省革委根本无人，完全是一种“仪式”“报喜”群众往往是在马路上绕一圈各自回家，次日必然组织学习，领会“最高指示”精神。有一次，毛泽东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学要办。人们则把其理解为文科可以不办了，对文科师生造成很大迷茫。

在“文革”混乱状态下，湖南分校决定不办了，全部校产转给军事系统，他们办了一个国防工厂。当年教育部投资870万元，这在当时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后来连一个板凳也未拿回南京。混乱状态稍平稳后，我回到了历史系。

1969年10月的一天下午，大约4点多钟，学校广播台通知，要求全校教职员工迅速到大操场集合，听候传达“重要指示”不久，校军宣队王政委乘吉普车从省里赶回学校，在大操场宣布了林彪的第一号战备命令。说现在要准备打仗，疏散人口，全校师生全部步行去溧阳农场，次日晨7时在校门口集合，留气象系守护校园。这突然的决定使全校7000多名师生毫无思想准备，教职工们来不及安排家庭生活，老人小孩也无法安顿好，甚至有的老师身边没有粮票，外出怎么生活。我的邻居孟克夫妇（后来孟克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有两个年幼小孩，儿子10岁，女儿7岁，无人照看，只好请同事家属代为照应。

南京距溧阳农场200华里，学校安排步行4天，平均每天走50华里。大家背着如解放军那样的行李卷，成群结队一步步走在宁杭公路上，晚上住宿在农村，或公共场所，或农民家里。我走到第二天大约90华里时，脚上已经磨出水泡，无法再继续行走。学校安排了卡车随行，沿途收容“残兵”病号。我上了汽车，提前到达溧阳农场。

溧阳农场是果园，属溧阳县辖区，有三个小队，分别种有苹果、桃子和梨。在果园南约五华里的村镇称“旧县”这里本来是溧阳县城所在地，后因无水源而南迁50华里重建了新的县城。南大溧阳分校建在果园，没有水源无法生活。匡亚明校长命令地质系著名的找水专家肖楠森教授，必须在果园打出水来，不然不放他回南京。肖楠森没有办法，只好在二队水塘边打了一口井，塘中有水，井里就有水；池塘干枯，井里也无水。南京大学一下子来了7000多名师生，果园怎能容得下来，只好分散到周边农村居住。果园都是大房间，教职工们铺上稻草睡地铺。平时，洗脸、刷牙、喝水都用塘水。水缸里放上明矾，将泥污沉淀下去，就可使用。有时，教师在水塘洗漱，旁边就有农民洗菜、刷马桶。各种污水混杂在一起，对教师的思想、生活都是考验。

我们在农场，一面劳动，一面搞政治运动，早上有两小时的政治学习。在南方，农村都是种水稻的，我也学会了插秧。稻田灌水后，还要施肥。那时多施人粪，甚少用化肥，教师们也顾不上粪脏，赤脚走在粪水里。冬天，要积肥备用。夏天，农民在田里车水，常常脱得一丝不挂。有时农民挑担，腰间前后围上两片布，走起路来飘飘的，往往“露光”南大教师初到溧阳时，吓得女教职工直叫。“文革”前，省领导彭冲在南京作报告时就批评过溧阳农民的这种习俗。记得有一次我休假由南京返回溧阳，路过句容，汽车刚出城，就看到一位农民在大白天一丝不挂、大摇大摆地走在公路上。

果园水果成熟后，教师们要在夜里轮流值班守护桃子、苹果和梨，以防止农民来偷。当时，我在这一点上很是想不通。白天喊着口号“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怎么晚上却将他们当贼防。教师们夜晚值班，听到树林里沙沙作响，赶快用电筒一照，大喝一声，农民拔脚就跑。每天的政治学习，除学习时政外，主要是学毛选，背诵“老三篇”。我把毛选四卷当作历史来研究，还真提高不少。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提出“要学点马列”，这样才指定了学习马列的六本书。对大多数南大教职工来说，从来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离开自己的家。在果园农场平时不放假休息，学校将每个月的四个星期天集中起来，放大家轮流回南京与家属相会或料理家务。教师们都盼着回南京的那一天，常常是学校大客车一进果园，休假的教师们都呼喊着“来了”、“来了”，接着蜂拥而上。那时，汽车司机是很神气的，背着手在车前走来走去。熟悉的教师常央求他们捎点农产品回南京，“臭老九”的颜面扫地殆尽。

在农场，大家生活都很简单，穿着补丁裤子老土布衣服。我系一位职工在腰上还围上一条自编的草绳，像叫花子一样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老师们感叹不已。有的老师学会了理发，还有的老师学会做煤油炉，自己烧点好吃的。碰上休息日，三五成群去上新镇玩，在镇上胡乱转悠一趟，最远时可跑至南渡镇，在那里洗个澡，往返有30多里路。我们近现代史教研室的教师们同住在一个草屋里，晚上无聊常拿王栻老师开玩笑。他的胃不好，夜里要吃饼干，黑暗里常弄出响声。次日，有的老师说：夜里有老鼠！”王老师一笑置之。晚饭后，王老师常一个人跑到公路上吃东西。公路上无灯，黑灯瞎火的。老师们迎面而上，用手电筒一照，王老师两腮鼓鼓的，很不好意思。虽然是恶作剧，但因为王老师已经“解放”，相互开玩笑还是轻松的。有一天，我们发现草屋电灯的电线断了，而且断口十分整齐。有的老师十分紧张，认为一定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赶快报告学校保卫部门。保卫干部来检查后，认为是老鼠咬断的，不是阶级敌人干的。可见阶级斗争的观念对人们的影响有多深啊！军宣队有一位团政委负责管教历史系教职工，常把我们召集起来训话、教育。虽然我们多数教师没有“文革”要打击批斗的问题，但都是“臭老九”，要接受思想改造和劳动锻炼。这位团政委有时候还给我们讲历史，讲到三国时都是《三国演义》的内容，老师们只好忍住不敢笑。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时，我在溧阳果园，学校只准了一个星期的假回南京。我妻子一个人在南京照顾3岁的大孩子和刚出生的老二，白天她还要参加南大校园内的劳动，挖防空洞。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谈不上人性关怀，只有所谓的“无产阶级政治”。

“文化大革命”在斗完“走资派”后，党的许多干部成了“死老虎”开始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南大师生也从溧阳调回校本部参加运动，斗争的目标转向“五一六”分子。运动后据统计，南大抓了1500名“五一六”分子。几年中，因之致死者27人，有上吊、跳楼、卧轨、投江等方式自杀。工宣队公开宣称“南大林深老虎大，池浅王八多”说南大到处都是坏人，批斗大会不断召开。工宣队常在批斗大会宣称，坏人就坐在你身旁，搞得大家人人自危。

“文革”中，许多人无所事事，有的养金鱼，自我排遣。社会上到处流行“鸡血疗法”或在瓷盆里培养“红茶菌”说是喝了可以治病。大家看不清国家的前途和未来，中国向何处去？人们忧心如焚。俗话说，物极必反。“四人帮”作恶多端，1976年，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历史转折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把历史搞得颠倒、混乱。许多干部、革命家被打成黑帮、坏人、反革命、走资派。他们的历史贡献不仅被一笔勾销，而且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读书无用论”使许多中学生不念书，不学历史。他们甚至连刘邦、汉武帝都不知道是谁，历史知识一片空白。

邓小平拨正中国发展航向，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急需恢复真实的、正常的面貌，学生们亟待加强历史知识的学习。

1978年，在邓小平的指示下，高等学校恢复全国统一考试。我接到学校通知，赴青岛参加教育部高考命题，时间两个月。行前只有系党总支书记蒋克和系主任茅家琦知道我的行踪。我的秘密消失，引起同事们的猜测。我与参加命题的南大教师周勋初、余绍裔等，乘飞机先到济南，然后转乘火车去青岛。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是苏式的安24机型，螺旋桨，飞行速度不快，票价仅57元。命题组教师都住在青岛著名的别墅区八大关。我们把行李一放，教育部工作人员宣布，自现在起断绝与外界一切联系。如果给家里写信，必须交给教育部，并不得封口。外出要两人以上同行，并不得离开八大关范围。我们花了一周时间，出了八、B两套历史试卷，试卷送北京印好纸型后转各省分发。一天，教育部工作人员召集大家宣布，在浙江，历史科目试卷被分卷人员偷了一张，后被发觉，幸未流出。弄得我们历史组教师也十分紧张，如果真的泄露出去，我们还得重新命题。半个月后，命题任务结束，仍不得回家，教育部把我们送去庐山休息。那年的暑假，天气异常炎热，南京有好几天高温达摄氏40度以上。我们从青岛乘船，经上海，进长江，上庐山。途经南京停留时向港口人员打听气候状况，对家里很不放心。这次高考历史试卷难度并不高，涉及的多是最基本的历史知识，然而在评卷后观察，考试成绩0分或10分上下的学生不在少数。可见“文革”对中学历史教学破坏之严重。

次年，教育部两个干部来南大，把我喊到校长办公室，通知我出一套高考历史试卷，并交代了政策，不得泄露，否则须负法律责任。我虽完成了任务，但也给教育部写了一个报告，指出这种命题方法不当，命题人责任太重大，万一有失误影响全局。

197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0周年，拟编著一套丛书，其中有一个纪念渡江战役和南京解放的选题，委托南京市委宣传部组织编写。市委宣传部将此任务交由我们几位教师承担。在做过一些资料准备之后，我和杨振亚老师专程去北京搜集史料。我们携带着中共江苏省委的介绍信，打算去中央档案馆和解放军政治学院查阅军史资料，但是几乎到处碰壁。一天，我们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申请查阅军事档案。该院有人两次问我们：“渡江战役渡什么江？”我说：“渡长江。”当时，国内正在放映“突破乌江”的电影，我特另IJ给这位人员讲：不是渡乌江。”我很纳闷，一位解放军科学院的人员竟然不知道“渡江战役”。当他们了解了我们的意图后告知：“你们回去吧！等候答复。”以后再也没有下文。这次北京之行，使我很灰心，下决心放弃中共党史研究，转向研究民国史。

早在1972年还在“文革”期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编写中华民国史，并在紧接着召开的出版工作会议上提出任务，要人民出版社组织力量编写，后来人民出版社将此任务转给了中华书局。1973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李新、孙思白两位教授的领导下，建立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开始研究工作，计划编写大事记、人物传及一部多卷本的《中华民国史》。次年，李新教授派尚明轩、李静之两位研究人员来南京大学，动员我们参与这个大型研究项目。当时，南京大学刚刚恢复招生，教师除经常带领工农兵大学生下厂、下乡劳动外，教学任务并不重。我征求其他两三位教师的意见，表示愿意参与民国史研究。

开始，我们研究一些江苏籍的民国人物，并写了这些人物的传记，后来承担了《中华民国史》多卷本）之“抗日战争卷”当时，我们并没有完全放弃中共党史的研究，但对党史研究心有余悸，担心“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再被批判。1978年的北京之行，使我完全转向民国史研究领域。

“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造成严重破坏，历史学研究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每期《历史研究》出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要播放该刊的“要目”中国现代史在高校教学中被取消，改为中共党史，后来又改为两条路线斗争史，甚至改为十次路线斗争史。整个中国历史人妖颠倒、黑白不分。历史学成为政治说教，历史上的英雄、群众成为空洞的概念，许多有贡献的革命家，纷纷被打倒。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全党、全国拨乱反正，邓小平以战略眼光，拨正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航向。历史学研究要消除“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使历史学科真正走向正常、健康的发展道路。

1979年3月底至4月初，在四川省成都锦江饭店举行了第六个五年计划历史学规划会议。这次会议在中国历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和划时代的意义，是经历了“文革”的磨难而幸存下来的老一辈史学家的最后一次大聚会。一大批著名史学工作者出席会议，有老、中、青三代史学工作者。南京大学出席会议的是韩儒林、洪焕椿、茅家琦、张宪文共4位。我们4人乘火车，经过漫长的旅途抵达成都。我和茅家琦老师参加中国近现代史组。在讨论民国史课题规划时，复旦大学历史系蔡尚思先生质疑：民国史研究是哪个司令部提出的？因为他之前听说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要开展民国史研究。蔡尚思先生的提问，使与会者思想产生混乱。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孙思白先生就此事在会上作了详细说明，指出民国史研究是周恩来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江青不过表示支持而已。这样，大家的思想才安定下来。在民国史研究规划中有“蒋介石研究”课题，这在史学研究中第一次提出这一项目。会上，我表示认领这一课题，同时建议南京、上海、浙江三地协同开展蒋介石研究。

“文革”后，各高校历史系又重新开设中国现代史课程。但是，这门课被“四人帮”搅乱，到底应如何开展教学，许多教师仍理不清头绪，亟待加强高校之间的学术交流。

1979年在北京开会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之际，几位中国现代史的教师商议成立中国现代史学会，之后，在安徽大学、郑州大学连续举行两次筹备会议。1980年5月，在河南郑州大学召开了成立大会，并推举黎澍为会长，几位国内著名史学家任副会长，其中有彭明、孙思白、陈旭麓、魏宏运等。以郑州大学蒋相炎老师为秘书长，王维礼、王桧林、王宗华、陈善学、张建祥和我等为副秘书长，分管各大区会务。

中国现代史学会是改革开放后最早成立的全国学会之一，对中国现代史学科建设、学术水平的提高、教学内容的改进，发挥了重大作用。学会一大批知名学者为中国现代史学科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们中间的李新、黎澍、彭明、孙思白、陈旭麓、丁守和、董谦、王维礼、王桧林、王宗华、张建祥等教授，都已逝世。当年我们一起为中国现代史拨乱反正、创新发展、共同奋斗的诸多事迹，至今仍历历在目。我十分怀念他们！学会初成立时，成员多为中青年教师，学术追求积极迫切，今天学会已完成世代交替。80岁以上成员，只有我和魏宏运教授还担任着名誉会长。我们期望学会为推动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结构等方面的改革，作出新的贡献。

四 学术研究新起点

开拓民国史研究

回顾我个人的学术成长和进步，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艰难的、由自发到自觉的认识过程。大学期间，学习方向不明确，只是接受和消化老师的讲课内容，一切处在被动状态，没有什么深入的独立思考。毕业留校，政治运动不断，现代史教学与现实政治十分密切，教学内容要教研室集体备课，哪些该讲，哪些不该讲，十分谨慎，根本谈不上自由发挥。“文革”十年，更不用谈，一切都被颠倒了、歪曲了，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的真实内容多被掩盖。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大地拨开云雾见青天。经过打碎精神枷锁、拨乱反正，历史学研究逐步重回真实。自1979年到1983年，中国现代史学界最大的愿望和特点是加强学术交流，教师们迫切需要获得更多的信息和学术资料，以改进和提高自身的教学研究水平。这时成立了一些地方性的学会，我曾参与组织了新四军研究会，之后由于研究方向的改变，未参加该会更多的学术活动。在全国性的中国现代史学会成立之后，我和姜平老师酝酿成立江苏省中国现代史学会。该学会开展学术较活跃，之后更名为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并聘我为学会顾问。

80年代初，为了加强学术交流，我请南大印刷厂帮忙，买了一吨白纸，以便印刷一些资料与兄弟院校交换。这一时期，国内各类书刊影印甚多，也进口了一些国外的和台湾地区的书刊，扩大了我们的视野。澳大利亚访问学者费约翰，两次来南京大学访问研究，学校指定我作为他的指导教师。1981年，他打算去台湾搜集史料，问我需要台湾的什么资料，我说可以购买一套《革命文献》。这套史料当时在大陆只有北京、上海和广州有收藏，而且不完整。费约翰由台湾返回后，带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吕芳上研究员赠送的这套材料。同时，吕芳上先生也希望我们帮他在大陆上复印一套《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我们迅速将材料复印好，请示学校及江苏省有关部门，他们都表示这是一件好事，但是谁也不承担批准与台湾交流的责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还专程来南大与校党委领导协商处理此事，最后决定经邮局寄出。这件事整整花了两个月时间。多年后，我去台湾访问见到吕芳上先生，我说海峡两岸史学界我们两人最早开启了交流的大门。

1982年，我们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开始招收中华民国史方向的硕士生。第一个硕士生是陈红民。老一辈学者的培养方式是让研究生读没有标注的《资治通鉴》，我们也让陈红民读《革命文献》。后来感到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应该有一部民国史教材。于是，1983年我和两位教师去北京拜访孙思白先生，协商合作编一部简明民国史。孙先生召集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全体研究人员开会，说明我们的意图。会上，合作编书的事被否决，他们认为当今的任务是整理资料，开展专题研究，编简明中华民国史的时机不成熟。

返宁后，我们仍然认为必须编一部简明的中华民国史，以应研究生培养的需要。我邀请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和南大的几位先生合作，共同编著《中华民国史纲》（简称《史纲》）中华民国史体系没有任何先例可循。过去，虽出版过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张其昀的《中华民国史纲》、冯自由的《革命逸史》等名著，但是无法采用他们的体系。为了与现有的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体例有所区别，我们采取了一个“过渡性”的民国史体系，即少讲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加强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统治历史的内容，从而制定了一个较新的民国史框架。它虽然很不完善，但在中国大陆也算是初创。我们决心大量采用未曾公布过的新档案、新史料。我找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施宣岑副馆长，请求支持与协助。他要求该馆档案目录的管理人员向我们开放全部档案目录，这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们全体编写人员花了近一个月时间翻阅了大量目录，取得了我们所需要的材料，以至于《史纲》出版后，许多人携带这本书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要求查阅书中引用的档案。

1984年6月间，各位编者陆续提交书稿，我也开始了全书的统稿工作。从6月至次年2月，我花了大约8个月时间修改这部仅48万字(版面字数54万字）的书稿，基本上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直到晚间12点，均伏案工作。在当时中华民国史尚未被多数人接受的形势下，我必须认真思考全书的每一条史料、每一个观点是否站得住脚、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我坚持的第一个原则是，有真实史料根据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该肯定的就应肯定，该否定的就应否定，不然历史认识不能进步，历史研究不能发展；第二个原则是对历史认识的改进，采取“半步走”的方针，即反映历史真实应“一步到位”但是现实状况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像一部汽车如果采取90度急转弯，就可能翻车。人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如此，有一个逐步接受的过程，要一步一步实现，如果采取“倾盆大雨”的办法是不可行的。

《史纲》让我花费很大精力，这是我从未有过的艰难付出，要纠正那么多的错误认识和不当观点，必须有充分的史料根据、无畏的学术勇气和历史责任感。为此，既耗神，又要谨慎从事。历史认识既要前进，又要经得起不同声音的质疑甚至被否定。应该说《史纲》在那个年代作出了历史贡献。

第一，提出了一个虽不够完善的过渡性体系和提纲，但它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个民国史研究体系。

第二，采用了过去大量未曾公布过的档案史料，从而对一些历史问题提出了新认识、新观点。

第三，纠正了一些过去广为流传的、受意识形态影响较大的错误观点或片面认识，有利于学术研究进一步发展。

第四，《史纲》出版时，适逢高校政治理论课设置由中共党史改为中国革命史，《史纲》配合了该项课程的改革，较多的高校教师以此作为教学参考书。多年后，在各地碰到一些中年以上的教师，他们都主动讲过去读过这本书并受其影响。

《中华民国史纲》于1985年10月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史学界好评和中外有关方面的广泛关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国外有四五十种报纸、刊物和通讯社，发表了书评和报道。

中华书局总编辑、著名历史学家李侃，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单位公开出版的《中国图书评论》杂志上，发表长篇书评，认为《史纲》“是一部严肃认真的历史著作”中华民国史资料与研究协调委员会和南京地区的各学术单位，曾于1986年5月、8月两次召开《中华民国史纲》学术讨论会，邀请北京、上海、天津、长春、武汉、重庆、昆明、杭州、苏州、南京等地的著名民国史专家数十人出席，他们认为《史纲》“摆脱了‘左’的思想的影响”“在民国史研究范畴内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是近几年来史学研究中的一件喜事”《人民日报》（国内版、海外版）、《光明日报》、《文汇报》以及一些省报、地方报，作了大量报道。

新华社于1986年7月15日向海外播发了《史纲》出版的电讯，立即引起美联社的关注，其总社指示驻北京分社记者向我采访。长途电话打到南大校长办公室，并约好次日上午10点通话（那时我们教师都没有家庭电话）该社记者第一句话就问我，您编这本书有没有政治背景？我告诉他，没有政治背景，他哈哈大笑。我说你别笑，我确实没有政治背景。我们编书的目的，第一是爱好，我们喜欢研究民国史；第二是教学的需要，我们培养学生，需要一部民国史教材。在那个年代，我担心他采访后把我的话加以歪曲报道，那就麻烦了。我要求他按我的原话报道，并希望将报道稿寄给我看看。他答应了，次日即将三篇稿件电传到南大校长办公室。三篇报道的题目是“中国重写历史——中国给国民党人、美国人以历史声誉”电讯说：被采访的主编张宪文说:‘本书与中国和台湾建立联系并最终重新统一的运动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我们通过历史研究从事实寻找真理的态度，可能有助于成为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桥梁。'电讯还对蒋介石、邓小平与中国改革开放评论一通，把学术著作与政治联系起来一向是海外记者们的做法。受美联社影响，美国《华盛顿邮报》，香港《南华早报》、《明报》都发表了评论。《文汇报》在1987年1月16日的报道中说：本书“对民国人物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对民国时期的一些历史事件作出全面分析这一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美国华人期刊《台湾与世界》在1987年5月号上发表长篇书评，指出：《中华民国史纲》是目前所见大陆唯一一本完整的民国史通论著作，就这层意义而言，其重要性实不可小视”“它的特色是站在中共的立场介绍民国史”并认为“在还历史本来面目上，功不可没”。

由于海内外各方关注《中华民国史纲》，并作了广泛报道，为此，1986年7月21日新华社编发的《参考资料》（俗称《大参考》）刊登了美联社的电讯。9月20日，又以“《中华民国史纲》的出版受到中外有关方面关注”为题，编发了一期呈中央的“内参”。

《中华民国史纲》的出版以及这一时期我对蒋介石等国民党军政人物发表的一些言论被著名的《瞭望》杂志海外版报道并由许多报刊转载后，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台北《中央日报》以“本报记者”的名义，在该报头版头条报道，说我“不得不承认蒋公的伟业”说“张先闻（宪文）虽否认此书与中共‘和平统一’的企图有关”但台湾学者也指出，“中共恰在此时，出版此书，显然有其统战的意味”“仍是中共对我（台湾）统战策略一个新的方式”直到90年代，台湾的《中共编写“中华民国史”真相探讨》一书和台北中研院一位历史上曾坚决反共的先生撰写长文，均持否定《史纲》的态度，说我“歪曲历史事实”是“共产党的宣传”。

1986年，中国大陆开展了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矛头直指理论界和人文社会科学界。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气氛有些紧张。《史纲》的作者们有的感到精神压力，当时我还比较镇静，心想书中的观点都曾经过我仔细推敲、思索，没有什么“出轨”的地方。然而，在这种形势下，问题还是出现了。东北地区两位老干部写了长篇文章，批判我为国民党蒋介石“树碑立传”那个年代，只能给所谓好人、正面人物树碑立传），要求北京的一家国家级刊物刊出。这家刊物不赞同两位老干部的批判口吻，因而未予刊登。与此同时，另一篇批判我的官方文章，由中央某大机关下达给北京一家国家级报纸，要其刊登。该报领导部门经研究后回报有关部门，认为张宪文的观点是好的，学术界反应也好，不宜进行批判。

后来，我去台湾讲学，在课堂上我对学生说，台湾和大陆都有人要批判我，并持截然不同的观点。我说，大概我是对的。

从1984年至1986年，是我个人学术观点的转变和发展时期，扭转了过去一些不正确的看法，也提出了一些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新认识。这个阶段做的几项重大学术活动反映了我学术思想的演变和进展，如编写《中华民国史纲》和主编《中华民国史丛书》（最后达48种），出版《中国现代史史料学》和开展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与蒋介石研究，以及组织召开首次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等。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史教学研究和宣传工作，都是讲蒋介石、国民党不抗战，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少得可怜的有关抗日战争的著述，也是主要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战，讲的都是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武工队等。对于正面战场，除八一三淞沪抗战、台儿庄战役外，其他许多重大战役甚少提及，学生对正面战场的知识了解很少。抗战后期，只讲所谓的豫湘桂大溃退，更不提国民党官兵坚持抗战、浴血奋战；把实际上是一场战斗的平型关伏击战，极大地扩大它的效果和影响，把“战斗”说成是“战役”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电影片《血战台儿庄》被禁止放映。

在编写《中华民国史纲》过程中，我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了大量抗日战争的档案，感到正面战场许多战役最终虽然失败了，但是大批国民党官兵坚持抗战，流血牺牲，是可歌可泣的，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一度受贬的衡阳保卫战，国民党军以弱势力量抗击日军的优势兵力，战斗中牺牲的中国官兵遗体因来不及从战壕中运出而生蛆。这些都是档案中的真实记载。豫湘桂作战中，蒋介石发出两份军事电报命令国军坚持，凡擅自弃守者，其将领就地枪决。1986年编写《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一书时，甚难处理这两份电报，因为它与我们的传统认识和结论相悖。在急速要交稿的情况下，在去邮局寄稿的那一天，我将这两份电报从书稿中删除。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觉遗憾。

1984年，我和陈谦平老师合写了《简论台儿庄战役》的论文，发表在当年《历史档案》第3期上。应该说，这篇文章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研究正面战场的论文，对台儿庄战役作了全面、客观的分析，是一篇有学术价值的战史论文。同年，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胡乔木，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修改其抗日战争馆的陈列，要求全面反映两个战场的战争，不能只反映敌后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同时提出要在北京卢沟桥筹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措施，直接影响着抗日战争及整个民国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

1984年秋后的一天，主持军事博物馆抗战馆陈列修改工作的原副馆长阮家新和我一起，在该馆阎景堂研究员家里商讨修改方案，研究陈列思路和内容。这个方案全面反映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摆正了两个战场相互支持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国民党官兵在抗战中英勇杀敌的精神予以充分肯定，对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关系也作了实事求是的处理。修正方案对我们编写《中华民国史纲》抗日战争的历史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鉴于我们对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有了比较实事求是的认识，加之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了较丰富的军事档案，我们编写的一部《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于1987年6月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50周年前夕出版。这部著作在中国大陆第一次全面论述了正面战场各次战役的准备、战争过程和对战役胜负的分析，它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研究，起了开拓和推动作用。

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江苏也不例外，在南京丁山饭店举行了全省的学术研讨会。会议组委会要我在大会上作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学术报告。据会议会务组程彩霞同志告诉我，各小组在讨论时，有一批与会学者特别是苏北的朋友不赞成我的观点，他们认为怎么能说国民党也抗日呢？毫不奇怪，苏北某些纪念馆的朋友，看到的都是说国民党不抗日和专搞摩擦的资料，想不通可以理解。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活动之后，全国各地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进入深入发展的阶段，许多地区转入对正面战场历史的研究。在胡耀邦同志的指示下，四川地区学者开始研究抗日战争大后方的历史，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经济战略对坚持抗战所起的作用；重庆地区学者还着力研究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鉴于日本教科书否定侵华战争和日本的战争责任，否定南京大屠杀，因此，1985年8月南京市人民政府建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我曾参与该馆馆址的破土活动，并协助该馆开展资料的搜集工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在第七个五年计划项目中制定了抗日战争的研究课题，但是很奇怪无人承担。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宗一副所长来宁开会时，动员我承担这个项目，并且告诉我可以申请5万元经费。5万元在当时来说是一笔大数目。我说如果报上去人家会笑话我要那么多钱，还是报4万吧！最后规划办批准我主持这个重大课题的研究。当时史学界这种大项目也不多。我组织了由年轻学者参与的课题组，1991年完成《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这部著作的指导思想是全面反映国共两党合作抗战，肯定国民党、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地位和作用，一改过去有些抗战著作的片面性。该书是在参阅大量军事档案和国内外各种史料基础上完成的，应该说是一部比较实事求是、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我逐字逐句对稿件作了认真的修改，特别对一些评论性的观点都十分仔细地斟酌审定。对《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和这部《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书稿，我都作了大量修改，体现了我个人对抗日战争的基本观点和新的认识。《中国抗日战争史（931—1945)》原定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可是该社经济发生了困难，转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列入了国家重点出版规划。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宣传部在石家庄召开学习邓小平理论研讨会期间，丁关根要求各省汇报抗日战争纪念活动的准备状况，他发现各地即将出版的著述和举行的相关活动，多是反映正面战场的，因而批评“宏观失控”要求各省迅速清理。南京方面，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某负责人召开各部门负责人和有关干部大会，表示坚决贯彻石家庄会议的清理要求，会上还不点名地批评了我，说什么南大有一教授不了解情况，要搞什么南京大屠杀研究（详情，下面谈南京大屠杀部分再说）。

石家庄会议以后，各地出版社180部有关抗日战争的著述被清理掉。南大教师组织编写的一批关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著作，弄到少儿出版社出版了。一时间，电视上关于抗日战争的节目也多转向敌后战场，正面战场的声音消失了。山西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找我谈话，希望将《中国抗日战争史（931—1945)》内容基调改为国民党不抗战，削减正面战场的内容。我说，这样做不是倒退到50年代了吗？人家会笑话我的，我不难为你们，请把书稿退还给我，不出版了。

1995年，经过这么一折腾，各地虽然也举行了一些纪念抗战的活动，但是，基调有些变化，突出了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学术活动一度趋于消沉。到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会上，在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国民党的抗战行动和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之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再次走向高潮。我们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931—1945)到2001年才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且获得了江苏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然而，学术界仍然有一些人的思想始终顽固、陈旧、保守，对我们这部全面肯定国共合作抗战的著作想不通。北京学界有两位先生建议某杂志社组织会议“讨论讨论”实际是想开我们这部书的“批判会”其要求未被这个杂志社采纳。

早在1979年成都史学规划会上，我接受了“蒋介石研究”这个项目，回南京后深感研究难度很大，但是也要硬着头皮干下去。我邀请杨振亚老师和“二档”方庆秋研究员参与研究工作。我们深入南京图书馆特藏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大图书馆寻找蒋介石的资料。我们做了蒋介石各种文集、选集、全集的目录，也整理了他留在大陆的早期日记、信函、家书、文电及各种讲话等，我们还初步拟定了一个写作提纲。在那个年代，对负面人物不能立传或撰写评传，而蒋介石自被共产党打败后，在人物评价上还未由“鬼”变回人，因而按惯例不能立传。怎么办？我们只好暂定书名为“蒋介石其人”蒋介石有几顶帽子戴了很久，其中陈伯达给他戴的“人民公敌”的帽子很快被摘掉了；蒋匪帮”称呼大约在五六十年代，上级有关部门通知不要这样叫了，可改为国民党当局。唯独“四大家族”和“投机革命”两顶帽子不好处理。1978年，我给学生上课时，指出蒋介石不应被称“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集团”因为除宋孔两家有较多资产外，蒋介石没有什么财产，更未经营实业。陈立夫是国民党的大管家，掌管国民党的党产，非他个人所有，他去美国办养鸡场，其资金还是向朋友借的。70年代末，我虽有此认识，但我不是经济学者，缺乏第一手资料来论证。1986年，著名经济学家、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丁日初研究员来宁开会。会议休息时，我把他约到场外，问他是否同意修改“四大家族”这个概念。他十分赞同，并且说：文章由我写，您别写。”会后不久，他撰写了关于抗战时期官僚资本的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至90年代，“四大家族”这一概念慢慢地从历史教科书中消失了。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都在讲蒋介石“投机革命”这种说法最早出自哪里，不得而知。何干之的著作《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中曾说，蒋介石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投机失败之后，“究竟要到哪里去呢？蒋介石认为投机‘革命’是他的出路”受何干之观点影响，当年我在教学中也讲蒋介石投机革命。

1984年我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张静江档案，发现蒋介石、张静江虽然是极为要好的朋友，但在经济上双方算得清清楚楚，毫不马虎。蒋介石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做投机买卖，其资本都是向张静江借支，而张静江档案里保存了一张张蒋介石的借款证据。1922年6月，陈炯明武装背叛孙中山，孙中山被迫登上永丰舰（后改称中山舰）。孙电召蒋介石，称“事紧急，盼速来”蒋介石权衡形势，决心赴广东“救驾”行前，蒋介石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张静江，一封请张转另一朋友(信件今仍保存在张静江档案中）在致张的信件中表示，赴广州“非铲除叛贼，誓不生还”他并嘱托后事说：惟对于两儿教育之责未完，吾爱纬儿，思之尤难为怀。惟此不无挂念，如有不测，则请照弟留某之函代行之。”后来，蒋去广州登上永丰舰陪伴孙中山42天，终使孙脱险抵达上海。孙中山对蒋介石此举甚为赞扬，在为蒋撰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言”中称：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信任，还表现在孙为蒋母撰写的祭文中，祭文说：文与郎君介石游十余年，共历艰险，出入死生，如身之臂，如骖之靳，朝夕未曾离失。介石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山之自适，山岳之不移。

蒋介石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在闻知国内辛亥革命爆发后，与张群一起躲过日本警方视线，返回国内，在江浙地区参加起义活动。之后随着革命运动的进展，蒋介石一直活跃在孙中山领导之下。1923年8月曾受孙中山之命率团访问苏联，学习其建国、建党、建军经验。蒋介石在孙中山危难时毫不犹豫地赴广东救驾，这种举动不能定为“投机革命”历史研究应以可靠的原始材料为依据，并作出符合真实的科学分析。我们应该抛弃那些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认识，尊重历史事实。但是，改变错误的认识和结论，需要学术勇气和科学的态度。1986年后，我在一些公开场合尝试着提出我对蒋介石的看法。

1986年，我受邀赴安徽马鞍山，参加该市社科联举行的纪念孙中山诞辰的学术活动，出席者有学术界的朋友和一些干部。我在大会的报告中介绍孙蒋关系时指出，蒋介石是在孙中山的影响和带动下，参加了民族民主革命，是一个民主主义的革命者。我观看台下听众的表情，似乎赞同我的分析和结论。同年，我在江苏省政协于南京总统府大礼堂举办的纪念北伐战争60周年的学术报告会上，同样讲了对蒋介石的认识和结论以及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革命战争。从会场的情绪看，大家点头似乎同意我的认识和分析。之后，在许多次讲学中都介绍了我的看法，在著述中也公开分析了我对蒋介石一生各历史阶段的认识和结论。

80年代初，在整理蒋介石有关史料的过程中，我们拜访了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荣孟源研究员。荣先生是山东德州人，与我也算是大老乡，他人很朴实，有山东人敦厚坦诚的气质。他告诉我，“文革”前，毛泽东指示要编纂蒋介石全集。这项工作由中华书局组织力量进行，荣孟源先生参与了这个项目，在编好第一卷后因“文革”来临而停顿下来。在与荣先生会面之后，我有了编纂《蒋介石文选》（后称《蒋介石言论选集》）的考虑。当时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敢碰这个难题，我建议江苏省有关部门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写报告申请这个项目。1986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办公厅名义）正式批复同意编纂《蒋介石言论选集》，并且表示“鉴于蒋介石的言论、文稿、函电等历史档案资料是研究和编写中国现代史特别是中华民国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同时对中共党史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规模宏大的《蒋介石全集》近年内还不能出版，为适应研究和编写民国史的工作之急需，同意你省古籍出版社经过精选、编辑出版《蒋介石言论选集》，内部发行”“印数不要超过两万册（套）。之后，我们加紧了资料的整理工作，而我越来越感到《选集》的编选工作难度很大。因为蒋介石的许多讲话、文章，持有强烈的反共立场和反共观念。在当时正在开展全国性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形势下，怎样编好并顺利出版这种反共色彩十分浓厚的出版物，十分棘手。恰在此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香港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将中国大陆要编蒋介石选集的消息透露出去，法新社等海外主流媒体以重要新闻广为传播，从而惊动了中宣部并给江苏以批评。我本人也知难而退，放弃了继续编纂蒋介石选集的打算。

80年代中后期，我在完成《中华民国史纲》、《中国现代史史料学》、《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等著作基础上，在学术环境进一步宽松的形势下，开始转入《蒋介石全传》（简称《全传》）的写作。《全传》于1996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下，加上受资料的局限，《全传》仍算得上是比较客观、公正的著作，对蒋的一生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评述，因而也受到图书市场的关注。据我们所知，该《全传》至少有五种盗版，他们冒用北京、上海等地其他出版社名义，非法出版，在印刷质量上较为低劣，内容上也有篡改。由于该《全传》在学术上反映较好，有的出版社希望我们再版。该传最大的不足是未能运用台北国史馆收藏的蒋介石“大溪档案”本书1996年出版，“大溪档案”997年2月开放）和蒋介石日记。我希望能有机会对《全传》补充修改后再版。

系主任兼所长

1983年，南京大学上报国家教委（国家教育委员会）申请建立中国史研究所和世界史研究所，因当时规定部属院校建立研究机构必须报经国家教委批准。1984年春，国家教委批复同意建立历史研究所（相当于系一级，可以含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编制20人。经学校研究，历史所下设六朝史、明清史、太平天国史和中华民国史共4个研究室(90年代，又设立了当代台湾研究室），由茅家琦任所长，蒋赞初、洪焕椿、茅家琦和我分别担任4个研究室的主任，世界史和元史的研究机构仍挂在历史系。2000年以后，由于历史系专业设置和研究机构的不断变动，历史研究所员工、机构仍然存在，但是实际上已有名无实。

民国史研究室成立后，主要抓了前述几个重要科研项目及海内外学术交流工作。从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是民国史学术交流最活跃的时期，不少外国学者和台湾朋友来南大访问讲学。历史研究所没有活动经费，一切科研活动和外事接待费用全靠我和茅家琦两人的科研项目来支持。我们两人的项目经费大约各有四五万元，当时在历史系教师中算是最多的了。

两年后，茅家琦老师向学校提出不再担任所长。1986年，曲钦岳校长来历史系召开全系教职工大会，宣布姚大力担任系主任，我担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姚大力那时大约38岁，是全校系主任中最年轻的。有一次，曲校长说，换一个年轻人当历史系主任，试试看。

1984年，我50岁。这年下半年有一天，省委常委找我谈话，告诉我经过省委与国家档案局研究，并征求国务院人事局的意见，拟调我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担任馆长兼党组书记，正厅级。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工作安排，我毫无思想准备，也不知道如何答复。我说，让我回去考虑一下再作决定。这件事也不便公开宣扬。我私下征求茅家琦老师的意见，他给了我模棱两可的回答。外地一位朋友知道后，问我省里有没有后台，我说我是一名普通教师，哪里有后台。他说，没有后台不能去，万一工作上出了问题，没有人为您讲话。我在犹豫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十分留恋南大。我在南大30年，有难以割舍的感情。一天，历史研究所中共党支部改选，大家酝酿由谁担任党支部书记。我观察除年轻党员外，老教师茅家琦、洪焕椿以及老革命、老党员胡允恭，都不方便担任支部书记，于是我自告奋勇承担这一职务，我说：我来干吧！”茅家琦在会上说，张宪文放着党组书记不当，来做支部书记。大家问其何意，这样我的工作调动事情就在系里和“二档”传开了。青年教师动员我去“二档”说“屁股可以冒烟”有专车上下班，那个年代只有领导干部才有专车），“南大教师去二档看材料就方便了”“二档”的好友也欢迎我去工作。一天，李新老师和他的夫人来南大，我陪他吃饭时，他说：我这次来南大，一是为你们的研究生讲讲课(李老师是我校兼职教授）二是动员您去二档工作。”我问，为什么？他说：二档这个地方过去看材料很困难，我们应该有人进去。”我说：我进去也不一定解决问题，说不定过了不久我的屁股也坐到他们那边了。”这时，省委组织部要求南大放我，南大党委表示应征求本人意见。省委领导又两次找我谈话，仍说服我去，我讲了一些理由最终谢绝了。这件事先后进行了约一年时间。后来听说，省委组织部对我甚有意见，说：考察了半天，不肯去，如果是干部的话，就下调令了。”意思就是说，必须服从。

我在南大工作那么多年，有两次可能调离南大，一次是上述省委要把我调走；另一次是我主动要求离开南大，没有成功。80年代末，历史系矛盾很多，我想离开这个环境，经与我的好朋友南师历史系总支书记储镜明联系，我愿意带领几位中国近现代史骨干教师去南师工作。他们十分赞同，并由南师归鸿校长出面找曲钦岳校长联系，省委组织部也动员南大支持南师，放我们几个人。曲校长表示坚决不放。我们几个人又一起去找校党委书记陆渝蓉教授，她表示“免谈”几次硬磨的结果，没有成功，只好作罢。

1991年，大约是6月份的一个星期一下午，党委副书记贾怀仁同志找我谈话，告诉我经党委研究让我担任系主任，并说先打个招呼，次日就宣布。谈话进行了一个下午，我一再表示不愿出任系主任。因为历史系问题较复杂，我没有能力解决，也不愿卷入本与我不相干的是非矛盾。另外，我将于两个月后赴美国讲学半年，系主任刚上任，就长期出国怎么行？按照南大任职惯例，教师到56岁就不能再选聘担任系主任等中层职务。贾书记对我提出的三条理由，一一进行了“反驳”反复劝说我服从大局，接受组织的安排。直到谈话结束离开贾书记办公室，我也未表示同意。次日，党委就宣布了任命决定。

我就这样被“赶鸭子上架”当了系主任。学校又任命钱乘旦、沈学善、陈效鸿三位教师为副系主任。我面对的是历史系多年积累的众多矛盾，只好谨慎从事。当年，系一级都要解决两大难题：一是职称评定，二是创收。我在全系教职工大会上，多次宣布我的工作原则是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任何重大问题都由每周一下午举行的系党政联席会议做决定，并欢迎全体教职工监督。

历史系是老系，老教师多，职称问题长期未能妥善解决。过去一般是每年有两个教授名额，由于竞争激烈，系里通过的名单上报学校后，经常会因本系的矛盾丢掉名额，因而职称积压的问题越来越多。1991年，我当系主任时，几乎每年都有15位教师提出申请，竞争这两个教授名额。当时，我采取的方针，只要是系评委会通过的，我在校评委会上都千方百计保住，防止丢失。在我任职的四年中，没有丢失过一个名额。那时，全校每年文理各系共有25个名额，其中文科只有8个，其竞争难度可想而知。四年间，历史系有5位教师的教授职称，在学校高评委评审时遇到很大困难。我积极努力，提出各种理由，说服理科占多数的高评委，最终予以化解。海归博士熊海堂，出国前是讲师，我说通了曲钦岳校长和主管职称的许廷官副校长，给他特批了教授职称，这在当时没有先例。回顾我任系主任那几年，教师队伍处在新老交替时期，老教师面临解决教授职称的严重困难，而一大批中青年教师则迫切希望当上副教授。我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心情苦恼、烦闷，可以说担任系主任那几年是我的“艰难岁月”我在解决教师职称问题上尽了最大的努力，因而在系主任职务离任时，受到党委的肯定。一批批教师退下来，有的仍然是副教授甚至是讲师，我对他们表示深切的同情。

多年来，我在历史系和历史研究所除担任一些党政职务外，还承担着较多的教学任务，曾连续多年为历史系大学生开设通史课“中国现代史”选修课“军阀派系史”和“中国现代史史料学”为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中华民国史和中国现代化研究方面的专门课程。“中国现代史史料学”是我在改革开放后，独自设计的一门课题，曾引起教育部的重视，发布文件要我进一步加工后作为高校历史系教材。可惜我因为工作忙碌，一直没有好好编写这部重要教材。1984年夏季，我在青岛中国现代史学会举办的教师讲习班上讲授史料学专题。课间休息时，一位东北地区的教师问我，《中国现代史史料学》何时可以出版。我说近期很忙，尚无具体打算。他说，您要抓紧。我问，为什么？他说，他的两位教师朋友已将我在各地高校讲课的录音和在南大上课的学生笔记搞到手，计划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并且拉他一块干。我听后吓了一跳，东北的那两位教师怎么会这样干呢？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剽窃吗？他们拿我的讲稿出版，我将有口难辩。讲习班结束后，我经过济南，一方面回家探望年老的父母，另一方面去了山东人民出版社请他们帮忙。我回到南京，匆匆地将讲稿誊抄一遍即迅速交给了出版社，于1985年11月正式出版。我当时的思想是先保住我的讲稿，根本来不及扩充和仔细认真修改。我始终对这部书未能很好地加工重写而感到遗憾。我在步入晚年以后，想做的事很多，已感到力不从心。

90年代，有几件事对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学科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台湾台中市的陈清坤先生较早来南京经商办实业。经原南师大历史系教师顾宁介绍，他愿意在经费上给我们支持。90年代是我们学科经济十分困难的时期，在陈清坤先生的帮助下，我们设立了中华民国史奖学金，举办了第三次大型的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其他一些学术活动。我们十分感谢也不会忘记陈先生给我们的支持。

台湾郭俊稣先生，抗日战争前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化学系，后来辗转去了台湾，办实业、建出版社。他曾提供4万美元（当时约合30多万人民币）帮助南大民国史学科博士生、硕士生开展日本侵华历史研究。郭先生将其毕生收藏的中外历史珍贵图书，赠送给南大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我们设立了郭俊稣图书特藏室，多年来我们坚持每周向研究生开放阅览，使他们受益匪浅。

1993年，李新教授委托彭明教授写信给我，并派王学庄先生亲自来宁，建议南京大学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以联合海内外各方学者共同开展中华民国史研究。我们接受了李新教授的建议，并报请校领导批准，正式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由我担任主任，王学庄、黄美真、万仁元担任副主任，并邀请了一批海内外知名学者担任客座教授。《民国研究》也正式创刊。中心的成立，对促进海内外学术交流和推动民国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 主办学术会议

从1984年至2010年，共举办了六次中华民国史的国际性学术讨论会。这六次会议，在中华民国史的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各次会议都有其独特的作用。我为这些会议的筹备和召开，付出了心血。

1984年5月5日至10日，由南京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中国现代史学会联合发起召开了首次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经上报中央，由杨尚昆、乔石批准召开。它在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具有开拓性的重要意义，对中华民国史研究起了“正名”作用。民国史过去是禁区、荒地，甚少有人敢于涉足这一领域。在会议住宿的饭店里，有一位女服务员看着会议的标语，自言自语地读了两遍“中华民国史”从她的神态和表情可以看出，对这一词汇甚感陌生和惊讶。

会议举行前，2月3日春节那一天，台北国史馆馆长黄季陆先生发表文章，说国民党在离开大陆时，许多档案都遗弃在大陆，表示要想尽办法补充这些档案。大陆的《大参考》和《人民日报》都转载了这一消息。我们会议筹委会决定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施宣岑副馆长发表谈话，欢迎黄季陆先生和台湾学者来大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使用档案，也欢迎台湾学者出席首次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在海峡两岸尚未沟通的情况下，这种愿望自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由于会议举行前，各省市报纸都刊登了“首次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将在南京举行”的消息，因此，报名出席会议的学者十分踊跃。会议场所白下饭店住不下，不少学者住到南京大学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招待所或自寻其他住处。出席会议的学者达200余人，分别来自全国24个省市和自治区。

会议期间，我收到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发来的电报，建议我们邀请正在南京大学访问研究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易劳逸教授出席会议。经会议筹委会决定，邀请了5位外国学者参会。

5月5日上午，在原总统府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李新教授致开幕词，江苏省副省长杨泳沂和南京市市长张耀华分别代表省、市政府讲话。张耀华在讲话中说：欢迎大家不远千里来到南京召开这个盛会，欢迎台湾史学界同仁随时来到南京使用档案和参加学术讨论，欢迎在南京成立民国史的研究中心，欢迎下次会议再来南京召开。

会议进行了大会报告和分组讨论。会议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抗战及人物6个小组，围绕民国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诸如如何评价蒋介石政权初期的内外政策、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和东北易帜、1935年的法币政策、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民国人物评价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可以说，在上述几个问题上，这次会议对其认识都有突破性进展。会后都有相关文章发表。

这次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民国史学术讨论会，具有里程碑式、划时代的意义。会议的经费是由几个发起单位凑的，每家2000元。会议食宿条件差，大家没有怨言，都心想学术、心想民国史研究。白下饭店是一般性的市委招待所，设备差，房间小，会议代表两人住一间，每间住宿费仅3元5角，伙食标准也不高。一次，主管会议食宿问题的市政府领导问我：伙食如何？”我说：大家反映菜不够吃。”他说：“那好吧！我让饭店给每桌加一只老母鸡。”那时候，餐桌上能端上一只老母鸡就很不错了，而且常常是最后一道主菜。

出席会议的代表，很多是相互熟悉的老朋友。我们安排孙思白和陈旭麓两位老师同住一间。5日中午，我在饭店大厅里遇见孙思白老师，他急急忙忙地告诉我：“老张，陈旭麓午睡，把脱下的裤子搭在椅背上，醒来发现裤子不见了。我现在去会场作报告，您赶快去陈旭麓那里处理一下。”我当即报告了饭店负责人。饭店得知老专家裤子丢了，十分重视。一方面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还不高，衣服还是比较珍贵的生活用品；另一方面，饭店负责人说，过去从未发生过丢失物品的现象，因此，饭店召集全体服务人员开会，宣布排查这一严重事件。折腾了一天，饭店上上下下未查出结果。晚上，孙思白老师准备脱衣就寝，发现自己穿了两条长裤，这才真相大白。孙思白老师的许多朋友知道后，都哈哈大笑，拿孙老师开心。特别是彭明老师，与孙、陈两位老师是多年的好友，以后每次开会，都会讲这个故事。会后，成立了南京中华民国史研究会。

1987年10月7日至10日，在南京举办了第二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即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仍如首次会议一样由六家主办，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华民国史研究会承办。会议由第二历史档案馆通过国家档案局上报国务院，由万里、田纪云两位副总理批准召开，并由财政部拨发会议经费。会议成立了组织委员会，由二档馆施宣岑副馆长任主任委员，我为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会议在南京顶级的五星级饭店——金陵饭店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外学者有110多人，其中有美国、日本、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学者20余人，如美国易劳逸教授、于子桥教授，法国毕仰高教授、白吉尔教授，加拿大陈志让教授，日本卫藤沈吉教授、山田辰雄教授等。中国方面也有一批著名学者出席，大会主要研讨民国档案的开发利用和中华民国史上一些重大学术问题，特别是抗日战争问题。这次会议的最大特色是加强了中外学者的学术交流，有更多的外国学者出席中国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在档案利用方面，扩大了档案界和史学界的联系与协作，有利于深入开展民国史研究。

民国史学界第一次在这样高档次的酒店举办学术会议，与首次研讨会会场白下饭店有很大差异。为了节省费用，只安排李新、金冲及和王明哲等几位领导每人住一间，其他学者都是两人住一间。金冲及老师坚决要求两人住一间，他说：许多与会的学者都是我的老朋友，我怎能安心一人住一间。”我们安排住房时，没有注意到有的老师睡觉会打呼噜。上海社科院丁日初老师，人胖，晚上睡觉鼾声如雷。同房间的陈旭麓老师不好意思喊醒他，想来想去，自己睡到卫生间的洗漱台上。明P知一夜下来受凉感冒了，发高烧直至会议结束，返回上海直接送进医院。许多老师第一次吃自助餐，也不懂得吃完后可以再取。荤、素、冷、热，一起下肚，肠胃受不了啦！会议期间不断有学者拉肚子的消息传入我的耳朵。

1987年，台湾当局已经开放大陆籍人士返乡探亲。我曾写了几封信请美国北卡罗莱那大学齐锡生教授（后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带给张玉法、张朋园、张忠栋三位教授，邀请他们来南京访问和讲学。两年后，张玉法、张朋园两教授首次来南京大学访问，而张忠栋教授却不久后离世。会议期间，二档馆从江苏省有关方面得知台湾官方关注这次会议，我提出可以将会议的学术论文带两套送给秦孝仪等台湾学界领导人。后来，1994年我去台湾访问，当时已转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秦孝仪先生请我吃饭，双方虽未谈及此事，但是我想可能有这方面的因素。

本次学术讨论会于10日下午举行闭幕式，组委会确定由我作了会议的学术总结，总结的内容后来发表在《历史研究》上。在闭幕式上，易劳逸教授和卫藤沈吉教授代表与会的外国学者作了发言。卫藤沈吉教授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时任东京亚细亚大学校长，出生于中国沈阳，一向对中国友好，在日本学术界有较高威信。卫藤教授讲话幽默，喜欢开玩笑。他在闭幕式上讲了蒋介石，内容较随意。李新教授听了后较为担心，后来在小会上谈了这件事。可见历史研究在那时坚持实事求是仍不那么容易。

金陵饭店会议之后，经过了7年，至1994年12月18日才举行第三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之所以相隔那么长时间，主要是会议经费没有着落。1993年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成立后，台湾陈清坤先生表示愿意在经费上给我们以支持，这样会议才有条件召开。会议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会场设在南京大学北园知行楼，曲钦岳校长代表南京大学致开幕词。由于自上次会议后已经过了较长时间，学术进展较大，因此会议决定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交流，以进一步促进民国史研究的发展。

会议依然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收到论文132篇。出席会议的海内外学者近150人，其中海外学者达40多人，有日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韩国等国学者出席。这次会议最重要的特点是台湾地区学者首次出席在大陆举办的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张玉法院士、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三井教授等在讨论会上作了学术报告。这次会议进一步沟通和加强了两岸间的学术交流，并在若干民国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问题上逐步消除分歧、达成共识，增强了两岸学者的友好情谊。

会议进行了三天，至12月20日闭幕。

自50年代以来，位于南京长江路的原总统府，长期有一批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在那里办公，其中包括江苏省人民政府、人大和政协。90年代后期，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各机关全部迁出，将原总统府整理开放，由江苏政协成立管理建设办公室，具体抓这项工作。

当时主管总统府修建工作的为省政协常务副主席胡福明，他对民国史研究十分重视与支持。他与我相识已50余年。他支持由省政协与南大共同举办第四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并由省政协向财政厅申请会议经费。经过认真的筹备，会议于2000年9月22日至24日在南京举行，由曹克明（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王珉（省政府副省长）、胡福明（省政协副主席）、蒋树声（南京大学校长）、段绪申（省政协副主席）、胡序建(省政协副主席）、冯健亲（省政协副主席）为名誉顾问，由金冲及、唐德刚、薛君度、山田辰雄、李国祁、张玉法、郭俊稣、洪银兴、陈得芝、刘向东、周忠信、张宪文为学术顾问。出席会议的海内外代表和列席代表有152人，其中外国和中国港澳台地区学者有48人。

9月22日上午，在原总统府礼堂举行开幕式。省政协副主席胡福明致开幕词，洪银兴副校长代表南大致词，金冲及、唐德刚、张玉法教授在大会上作了学术发言。

会议代表的食宿和分组研讨，均设在新街口中心大酒店。由于出席会议的学者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论文，故会议分作36个场次进行报告与研讨。让我十分感动的是会议曾邀请韩国汉城大学（今首尔大学）闵斗基教授出席会议，但他因重病复发乃派他的一批弟子来宁出席会议。闵斗基教授是韩国著名历史学家，后来不幸去世，我写了一篇怀念他的文章。会前，我曾写信邀请唐德刚教授出席会议。他回信说：原不打算参加，因为您特别邀请我，我一定来。会议期间，我发现他走路已较缓慢，行动不太灵活，毕竟老了。没有想到这是与他最后一次见面。几年后，他在美国新泽西寓所去世。

会议结束，在中心大酒店举行闭幕，没有举行隆重仪式，只是邀请了海内外几位学者作了发言，抒发感想，最后由我作了会议的学术总结。这个总结经过修改，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后由《新华文摘》转载。

2〇〇6年，中共奉化市委宣传部有意与我们合作在溪口举办学术研讨活动。我们采纳了这一建议。双方经过多次往返协商、筹备，2006年7月28日至8月1日在溪口举办了第五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和溪口旅游集团共同主办，集团方面主要承担食宿、交通等方面会务。双方共同成立了会议组织委员会，由我主持。出席这次会议的学者仍有150人左右。按照教育部规定，中心的学术活动必须事先在网上公布，各地学者得知消息后，踊跃报名，申请者达30余人，我们选择了几位出席会议。会议一如既往，讨论内容较为广泛。由于在蒋介石家乡开会，涉蒋的问题较多。除外国学者外，我们邀请了较多的台湾学者出席，特别邀请了蒋家后裔蒋方智怡女士和宋子安儿媳宋曹琍璇女士出席。她们对整理蒋介石曰记和孔祥熙档案作出了贡献。

由于会议是由南京大学主办，我们希望校方领导出席以向海内外学者表示欢迎之意。可是，因为会前我们未提早向学校提出上述要求，待会议召开前夕，学校校长助理以上的领导人均由于各种原因不在南京。我们邀请了身体欠佳的原校党委书记陆渝蓉教授代表学校致开幕词。陆书记在会后乘车返宁时，轿车在公路上抛锚。当时天气十分炎热，陆书记在公路上曝晒一个多小时，心脏突感不适，抵宁后直接赴医院就诊。对此，我们感到十分内疚。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几年了，我们仍要向陆书记表示歉意。

会议闭幕式除邀请若干位海内外学者发言外，主要由我作了会议的学术总结，总结谈了我对民国史研究中若干重大问题的认识。会议一结束，好友山田辰雄教授索要发言稿，我说等我修改成文后寄给您，请您指教。后来，这个发言以《再论民国史研究中的几个重大问题》刊登在2008年第5期《江海学刊》上，当年《新华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并被收入《百年风云——中国现代史学会三十年论文选》。

2009年，我去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汇报民国史中心的工作，同行的有张生教授。在社科司张东刚副司长办公室，他与我们谈了半小时的话，主题是民国史研究中心要实现国际化，不仅要“走出去”更要“请进来”他说，你们民国史研究中心不是要在国内争第一，你们已经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是要使外国学者到中国来研究民国史，必须来南京大学。你们要创造各种条件实现这一目标。张司长对我们民国史研究中心十分了解，也寄予厚望。当时我说，张司长的谈话非常重要，我们回去一定向学校领导汇报，制定规划，努力争取实现教育部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返宁后，我给洪书记、陈校长和张异宾副书记写了书面报告，汇报了张司长的谈话和对我们的要求。民国史研究中心经过多年的努力，有条件向这个目标发展，然而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否则困难很大。

为向国际化方向努力，我想先从与海外学界共同举办讨论会开始吧！2009年暑假，我写了几封信给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东京大学和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学者朋友，建议共同主办第六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当时我想，这些大学都是国际上顶级的大学，从学校排名来说，南京大学远远落后于他们，他们愿意与我们共办讨论会吗？我有些犹豫。不久他们都回信，乐意与我们共襄盛举。

在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局长王鹏善、副局长沈先金的大力支持下，第六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得以在2010年8月21日至23日召开。会议食宿、讨论设在风景秀丽的中山陵园国际会议中心。会议由七家王办单位学者张宪文、沈先金、柯伟林、汉斯•万德万、米德、高念甫与川岛真担任联合主席，由章百家、瞿林东、张玉法、张磊、姜义华、步平、王鹏善担任学术顾问，还有20位知名学者组成学术委员会。会议于8月21日上午举行开幕式，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致开幕词，江苏省人民政府李小敏副省长、南京市人民政府陈刚副市长、江苏省孙中山研究会卜承祖会长以及省社科联廖进副主席先后致词。章百家、瞿林东、步平、川岛真、周勇、张玉法、何理、费约翰、鲁林、陈铁健、久保亨、张磊、吴景平、朴明照、林家有、姜义华、荑姆•赖特、汉斯•方德万、施耐德等教授在大会上作了学术报告。会议还设立16个分会场，由参会的学者分别报告了个人的论文和研究心得。

会议于23日上午举行综合讨论，一批学者发表学术感言；我在会上围绕本次会议主题“民国社会转型”作了学术总结。

自80年代以来，我先后在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辛亥革命、同盟会、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抗日战争、南京大屠杀、史料学等研究领域，主办或参与主办了一些学术研讨活动。这些活动对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加强学者间的学术交流，起了有益的作用，我个人也贡献了一份力量。

六 出国访问

中国是东方大国，有悠久的历史文明，可是长期闭关自守，盲目自大。1840年西方侵略势力强行打开中国大门，中国先进分子发现我们落后了，要奋起直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被帝国主义任意宰割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而保守、封闭的观念仍然强烈地支配着我们，视西方大国为洪水猛兽。我们虽然高唱“朋友遍天下”但是只有小朋友、黑朋友、穷朋友，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发言权。很多人没有见过外国人，在大街上、在闹市区，一旦看见外国人就尾随不放，左观右望，成为当年城市一景。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与西方国家交往开始多起来。南京大学也陆续招收外国留学生，但是90%以上是学中文和历史。指导教师常邀请他们家访，请他们吃顿饭。那时候常有外国团体来校访问，各系都要打扫卫生接待，实际上不少是旅游团来校参观，让各系忙活一阵。南京大学与国外交流的第一个大学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全校各系都作了充分的接待准备。由于该校访问团有历史系林毓生教授参加，因此我和茅家琦也参与了校方的接待。

80年代，出国很难，全校可以数得过来哪些人出过国。那时，出国较早、较多的是历史系，主要是茅家琦、蔡少卿和我三个人。茅家琦第一个出访法国，当时他还不是教授。章德书记在大会上说，茅家琦出国，给他戴上教授的帽子，回国后摘掉。

出国访问，有两大难处，第一，是经费问题，都是对方提供路费、生活费，国家或学校都不可能提供任何费用。第二，是办理出国手续十分复杂、艰难。有的部门或工作人员有意刁难，最后把你折腾到筋疲力尽才让你成行。

我先后出访过日本、韩国、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新加坡等国家和我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出访的目的，主要是参加学术会议、讲学和学术交流。

出国访问，要考虑自身的服装。80年代，国内穿西装的人逐渐多起来，但是款式没有品位。南京新百商店专门设立出国服务部，为出国人员做西装。在国外大街上不用打听，一看西装就知道是不是中国人。记得在一次会议上，有位中国学者叫我帮他打领带，老是打不好。我问他，您这条领带多少钱买的？他说，一块五毛。我说，怪不得打不出领结来。那时商店里稍好些的领带也要卖几十块钱。我第一次去日本时，家里没有大箱子，街上也买不到，只好向考古专业借了一只学生实习用的大箱子，其寒酸相可想而知。

我出访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是对方提供机票、生活费或基金，在经费方面从未遇到过困难。最头痛的问题，是办理出国手续非常复杂，有好多事例可以说明。

1988年我第一次去日本（我曾去过日本15次以上）山田辰雄教授在日本为我申请了“国际交流基金”除参加学术会议外，还要访问庆应大学和一些学术团体并作学术讲演。会议是当年5月1日举行。我在国内办理审批手续，教育部反复来文审查，待批件下达时已是4月26日。我在省外办办理好护照，南大人事处为我去省里办好政审批件，我携带着相关材料赶到上海市外办。那时，凡有领事馆设在上海的国家，办理签证都要通过上海外办办理，华东各省不能直接与各领事馆接触。我赶到上海时已是4月28日。上海外办告诉我，4月29日是日本天皇的生日，领事馆的日本人均已返日本休假。即使日本领事馆不放假，在5月1日前也来不及办理签证手续。经与山田辰雄教授电话联系，放弃出席学术会议，延至7月1日才去日本进行短期讲学。遇到此类情况的人甚多，经常是文件批下来，对方的学术会议或学术活动已结束，给出国访问的学者造成极大困难。

1990年7月1日，我与蔡少卿教授受邀去澳大利亚访问讲学一个月。对方费约翰教授电话告知，机票已订好，应在南京民航索取。但与民航联系无此事。那一天是星期一，去澳大利亚的时间是星期四。机票尚无着落，我与蔡都不知如何是好。恰巧周一中午我收到一封明信片，通知我去北京民航取机票。当时正值各单位进行“整党”我和蔡不能离开，乃派陈谦平老师代劳赴京，下午蔡老师爱人托关系弄到一张机票。陈谦平抵京时已是晚上，只好住下来，次日去北京民航取票。民航又告知，飞机是由上海起飞，经广州出国，必须去上海民航签注座位。周二下午，陈谦平又乘飞机由北京赴上海，抵达时已是傍晚，又住下来。次日（周三）在上海民航签好座位，下午陈谦平回到南京。这种乘坐着飞机取机票的经历真是天大的笑话，可以载入中国民航史，让人回味。

周四，我和蔡少卿老师乘火车去上海，尚未出车站检票口，就遇上黑车司机，他们拿着我们的箱子就向广场西南方向奔跑，我们两人跟在后面追。我们已经跑得没劲了，一批黑车停在那里，只好讨价还价，把我们拉去上海师大住宿。

周五晨，我们两人“打的”去虹桥机场，办好手续等候沈阳经上海去广州的飞机。谁知飞机晚点，我们将无法赶上广州飞澳大利亚的飞机，经与机场协商，同意我们换乘航班。我们问，行李怎么办？办手续的小姐说，自己取。我问，到哪里取？小姐指指旁边的一个甬道说，自己进去取。我一望，是一个一米高的甬道，里面黑黑的。我们两人已完全没有办法，只好弯着腰，钻进去，取出行李箱，重新办手续。

那时出国，必须填写行李申报单，主要是填写携出的照相机型号、牌子以及携出的外币数额。按照规定只能携出15美元，还要有外汇管理局的携带证明。我和蔡老师分别携带了500美元。他夫人要他在澳大利亚买套西装，我打算买些礼品带回送人。蔡老师只填了15美元，我老老实实地填了515美元。我想，这些钱是自己的，又不是偷来的，光明正大地填上去有什么关系。过海关时，工作人员要我出示证明，他们说携带证明仅限15美元，其余500美元不能携出。我问，要登飞机了，怎么办？他们指指旁边的中国银行说，存起来，回来再取。我没有办法，只好存进银行，心想，老实人总吃亏。记得有两次回国，一次由法国回北京，一次由日本回上海，两个机场的海关都叫我将带回的外币出示一下。他们拿过去，认真地数了一下。真是奇怪，携出外币，怕外汇流失，可以理解，从国外带回外币，还要检查，真有些说不通。

出国干什么，审查也很严格，除掉办理政审手续外，如果是参加学术会议，还要审查论文，至少要经本单位审查论文提纲，并提供审查结论文件。也是上述去澳大利亚，我和蔡老师除去墨尔本大学、悉尼大学等院校访问讲学外，还要参加亚洲学会年会。我提供的论文，题目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大发展”属于歌颂性质的文章，实际上我到澳大利亚要讲民国人物研究。我上报的论文题目顺利通过。而蔡老师的题目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秘密社会的关系”教育部在他的题目上打了一个大问号被退回学校。当时，学校交流科的负责人是邹亚军老师，他匆匆忙忙找到我，问我怎么办（当时蔡老师正住在医院）。我说，您可以告诉教育部，所谓秘密社会就是共产党与农民秘密地联合起来反对国民党，教育部的办事人员应不会细究的。我的解释也很不正确，但是能从字面上在教育部通过，教育部也就批准了。还有一次是去英国剑桥大学参加学术研讨会。凡是去国外出席学术会议，教育部或国台办都要质问会上有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这次去英国开会，会议日程上有两位台湾学者提出论文报告，教育部要我上报台湾学者的论文内容。我认为这非常不通情达理。会议是剑桥大学主办的，我有什么权利索取人家的学术论文，这是做不到的。我有些恼火，请南大外办将上述意思报告教育部，并且说明我不去了。最后，教育部还是批准我出席会议。

当年，我们老一辈的教师出国访问或讲学，都受到所在国学者和接待单位的礼遇。在日本，山田辰雄教授把我的访问日程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在庆应大学为我举办的有关抗日战争的学术报告会上，日本一大批资深教授出席。我先后访问过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西细亚大学(卫藤沈吉教授担任校长）、京都大学、神户大学、广岛大学、大阪外国语大学、骏河台大学、中央大学、日本女子大学、金泽大学、岛根大学等，我在这些大学都作过学术报告。日本有许多关于中国当代历史的研究会，如中华民国史研究会、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孙文研究会、五四运动史研究会、中国妇女运动研究会等。仅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就有两个，一在东京，一在关西地区。还有地区性的学会，如南京学会等。我访问日本，也在这些学术团体作过学术报告或交流活动。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有较深厚的研究基础，成果也很丰富。应该说，在国际上，日本、美国，是对中国历史研究最深入的国家。

1991年8月我赴美国讲学半年，是易劳逸教授和于子桥教授在美国为我申请的富布赖特基金重大项目支持的。富布赖特基金是美国政府出资的最重要的基金会。早年，美国政府拿出一笔钱支援各国作各种研究工作。后来，美国议员富布赖特向政府建议，应该用这笔钱邀请各国人士到美国作研究，以便深入美国、了解美国，培养知美派，培养他们对美国的感情。美国政府接受了富布赖特的建议。中国每年都有一批人经过申请并经美国驻华使馆的面试，赴美国进行研究，一般是半年至一年。

1991年8月20日，我接到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通知，已为我买好机票，并由文化领事与我在领事馆会见。会面时他告诉我，已经通知伊利诺伊大学届时去机场接我，并在我面前放了一个信封。我问这是什么，领事说，信封内有100美元，供您在路上零用。美方从为我办理签证到设法购买机票成行，都安排得细致、周到。当时正值暑假后开学时间，赴美机票十分紧张，总领事馆在电话中告诉我，好不容易为我弄到一张旅客退票，否则难以按时成行。

那时由中国去美国的航班并不多。在上海登机后，经东京停留3小时，转机后直飞旧金山。在旧金山办理入境手续，亦停留3小时，然后飞芝加哥，在芝加哥换乘螺旋桨小飞机飞伊利诺伊大学所在地UrbanaChampaign。整个行程24小时，路上吃了四顿饭。到达目的地后，学校依富布赖特基金会的电话通知，派几位中国访问学者来接我。

我在伊利诺伊大学近半年时间，与易劳逸、于子桥合开一门课。易劳逸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1984年，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在给我的电报中，评价他是美国数一数二的民国史学者。他是费正清最早的弟子之一，曾去台湾访问研究，结识了他的夫人；他的代表作是《流产的革命》和《毁灭的种子》。1984年来南京大学访问研究半年，南大把他当作一般学者对待，住在南园八舍，房间只有一张两抽桌和一个凳子，后来他自己买了两把藤椅。他没有什么怨言，集中精力做学问。现在回想起来，南京大学有些对不起他。1989年他与他的中国太太去了北京，飞机上和北京的宾馆中，外国人极少。他和夫人专程来南京与我会面，然后再转赴台湾搜集资料，计划撰写蒋介石传。当时，我认为他是为蒋作传的最适合人选，他的学术水平高，观点也比较公正，但是当时也不可能看到“大溪档案”和蒋介石日记，在史料上也会有缺憾。可是抵台北不久，他时感头痛和昏昏欲睡，经检查患了脑癌，不得已提前返回美国，直接住院开刀。医生告诉他只能生存半年，但是他并不悲观。我1991年8月去美时，他的病情已较稳定，并决定继续为学生开课。期间，他常开车与我去郊区森林公园等处游玩。我1992年结束在美国的讲学后不久，柯伟林教授写信告诉我，易劳逸教授因病情复发逝世。多年来，我一直十分怀念这位美国史学大师，也是与我友谊最深的美国朋友。

按照富布赖特基金会的规定，我不能只停留在美国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必须到美国各地走走看看，以了解美国。为此，我在易劳逸和于子桥教授的帮助下制订了一个出访计划。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先后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圣若望大学、圣路易斯大学、夏威夷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圣地亚哥分校等高等学校讲学和访问交流。易劳逸还为我写信给他的朋友们，因此，我在这些学校都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或宴请，与美国一批有影响力的著名学者如马若孟、魏斐德、黎安友、范于沛、史景迁、裴宜理、叶文心等教授会见与交流学术。唐德刚在纽约唐人街请我吃饭，由那位《毛泽东与他的女人们》一书的女作家作陪。我问她，您怎么知道那么多毛泽东与这些女人单独会见的细节？她直言告诉我，是她编造的。当时，这本书在美国华人报纸《世界日报》上连载，对毛泽东的形象造成很坏影响，后来这部书在美国、台湾流传甚广，也从非正当渠道流入国内。

在伊利诺伊大学讲学后期，我收到美方寄给我的一张表格，让我考虑是否延长在美时间，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而我坚决不多停留一天。我访问过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想留在这些国家不是不可能的，可是我未多留过一天。这不仅表示我遵守出国访问承诺，实际上我比较恋家。我在国内出差也是如此，好像人在外地犹如浮萍，不踏实。1989年以后，出国访问、留学有许多新规定。历史研究所有两三位青年教师出国读书或访问研究，我作为研究所领导，都要为他们作书面担保，如果将来他们不回国，不仅他们的家长要被罚款（好像当时规定5000元罚金）我也要承担责任。事实上，当年出国访问的历史系青年教师学成后都未回国。他们选择留在美国等国工作，也都在高校，这是可以理解的。90年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与外国有较大差距。他们在国外也是不容易的，一切都要靠个人奋斗。

我多次受邀去美国访问，而我只去了三次，总感到美国离中国太远，特别是早年航班少，又要多次中转。人老了，不愿多远行。1995年8月，受邀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是由美国“日本侵华史研究会”等华人团体举办的，我向会议提供的论文是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经济战略问题。唐德刚教授主持了这次重要的学术会议。唐先生原籍安徽合肥，抗日战争时期就读于重庆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后赴美国，长期在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任教。唐先生在口述历史研究方面卓有贡献，曾与胡适边吃饭边谈话约18次，撰写了《胡适口述自传》。他所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80年代在国内影响甚大。他来南大访问时，我与他谈及口述史的成就，他客气地说，那时是为了混口饭吃。唐先生才华横溢，所撰史书让人爱不释手。他虽留美数十年，但乡音未改，一口地道的合肥方言，是留美华人中最有影响力的人文学者。有一次在台湾，蒋介石接见一批学人，询问他们的学历，唐与蒋介石开玩笑说：“我是天子的门生。”因为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曾兼任中央大学校长。1990年夏，唐先生专程来南京与我商讨举办抗日战争纪念大会事宜。我说，组织学术研讨会没有问题，搞纪念会要找政府解决。次日，省里有关部门领导请他吃饭，决定举办有关南京大屠杀方面的学术研讨和纪念活动（详情，后面再讲）。唐先生是做张学良口述历史的最佳人选，两个人有过一些接触和初步商谈，但是未进行下去，而被一位女作家抓过去。当时我猜想两人的乡音均十分浓重，加之双方都“耳背”难以顺畅交流，实际并非如此。唐先生这位口述史大家未能做张学良的口述史，是张学良研究最遗憾之事。因为口述史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好的。口述史是一门科学，采访者要有较强的口述史经验和较高的学术水平，才能挖掘出被访者的材料。唐德刚先生还是中央大学留美校友会的负责人。南京东南大学因为中央大学历史传承问题，有一个时期与南京大学争校友，其中包括文科和理科的校友（如留美物理学家吴健雄夫妇），弄得海外校友十分难处。他们也争取唐德刚先生。有一次，唐德刚来南京住在金陵饭店，我去看望他。他告诉我，刚出南京机场就在出口遇见东南大学的外办主任。唐向他们打招呼，对方说我们是来接您的。唐很惊讶地说，你们怎么知道我来南京的？事实上，东大得知唐先生抵达香港后将来南京，他们猜想唐先生来南京肯定住金陵饭店，又从金陵饭店获知唐先生预定了某一天的房间，这样，才有东大去机场迎接唐先生那一幕。我对东大着力争取中大校友的行动甚为感慨。我将情况告知南大校领导，他们在我的陪同下去金陵饭店探望了唐先生。

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有一批留美华人学者和中国大陆学者出席，是一次学术盛会。著名的历史学家吴相湘教授也由芝加哥赶来参加。当时他已80多岁高龄，在会议期间多次与我携手长谈。吴老师早年参与整理抗日战争的战史档案，著作等身，撰写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在台湾出版后，影响很大。由于在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的观点与国民党不一致，因而受到官方打击，他出走新加坡转赴美国，并长期居留美国。80年代初，他想回南京探望久卧病榻的弟弟吴相淦（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我为他作了安排，然而由于自身病情延至90年代初才得以由美国成行。此时吴相淦的病情更加恶化，不能认人，分离数十年的兄弟两人最终未能讲上话。吴老师在南大历史系与师生举行了学术座谈会，受到热烈欢迎。他的女弟子李又宁教授（美国纽约圣若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出资在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设立了吴相湘讲座。

我第三次去美国，是应邀参加由柯伟林和法国白吉尔教授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主题是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初中国转变时期的历史。出席会议的有张玉法教授、魏斐德教授、叶文心教授等一批著名学者，由我主持了会议的开幕式，作了开幕发言并对部分论文作了评论。由于柯伟林正值盛年，学术成就突出，我在发言中赞扬他是“美国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引起与会者一阵鼓掌大笑。

我去过德国三次。最早一次是在1988年，两德尚未统一，还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代。我和丁名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中美关系史专家）、章百家（亦在近史所工作，后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4位学者，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科学院和洪堡大学邀请赴柏林参加中德关系史学术研讨会。除德方学者外，只有我们4位外国学者。我们4人由北京出发，经巴基斯坦卡拉奇机场稍事休息，并在候机厅照了几张照片。在登机时进行安检，海关人员发现了章百家的照相机，拿过去左看右看，最后打开电池盖，将电池取出扔去远处，送还了照相机。我们对这一举动甚感奇怪，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飞机穿过阿拉伯半岛西亚大沙漠地区，到达了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我们在布加勒斯特停留了一天半再次转机飞东柏林。当时罗马尼亚是社会主义国家，是齐奥赛斯库执政时期，曾听说该国经济发达，实际上较落后。我们早上去参观菜市场，蔬菜并不丰盛，还有些男人拿着篮子排队买牛奶。我们在百货商场，发现商品很不丰富，货架上稀稀拉拉，一排排酒瓶如我们的酱油瓶，一点也不精致。发现一处排队很长，我走过去一看，是购买电池，服务员用小电灯泡一个一个地为顾客检验。走在大街上，人们很友好，汽车司机摆摆手，主动为行人让路。这在当时中国大陆从未看到过。

中德关系史学术研讨会结束后，德国朋友费路教授陪同我会见了洪堡大学校长，双方商谈了学术合作及人员交流问题。然后，我们4人转赴魏玛，出席在那里举行的第32届欧洲汉学家学术会议。会议研讨的内容有中国文学、历史等方面。苏联派遣了由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率领的庞大的学术代表团，我们和他们作了友好的学术交流。在魏玛会议上我们见到了日本山田辰雄教授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陈永发教授和朱泫源教授。我们大陆四位学者受到会议的较高礼遇，在会场上坐在第一排中间，我们也主动把台湾两位学者请过来坐在一起。这是第一次与台湾学者会面。

东德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水平是最高的，领先于苏联。他们自产的小轿车，号称“火柴盒”与在街上奔跑的西柏林“奔驰”轿车相比，质量差得多。东柏林的建筑很有特色，全国都支持东柏林的经济和建设。然而，跨过柏林墙，经济水平与商品质量明显低于西柏林。

除德国外，我还访问过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都是出席国际学术会议。2006年5月，我受邀访问俄罗斯，参加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建院50周年庆典。该院为俄罗斯培养了一大批外交与政治人才。我对这次访问怀有特别的兴趣。晚清以来，沙俄对中国的影响巨大。民国时期，国共两党关系都与苏联的插手分不开。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处处以苏联老大哥为榜样，他的集体农庄成为中国农村未来发展的幸福模式，但实际上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90年代，苏维埃联邦解体。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经济迅速下滑，物质生活极度困难，一些俄罗斯学者回国，都从中国带回大量食品和生活用品。这是苏联旧体制造成的必然恶果。当年，我国学习苏联，强调发展重工业，一度也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后来毛泽东提出轻工业、重工业并举的方针，才未陷入偏颇的厄运。俄罗斯毕竟有丰富的物质资源（如矿产、燃料、森林）、坚实的重工业基础和国防实力，因而能迅速恢复元气，走向新的康庄大道。

我到莫斯科大学，住在那座雄伟壮丽的大楼内，走进楼内一眼望不到头，规模实在大。它不仅是莫斯科大学的象征，也是俄罗斯人民曾经有过的骄傲。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座大楼仍然十分坚实、壮观。纪念庆典在莫斯科大学大礼堂举行。我坐在前排，回味着毛泽东当年接见我国留学生的情景，脑海中似乎响起毛泽东亲切、有力的话语：“你们好比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最终是你们的。”莫斯科红场是苏联和社会主义的象征，是当年人们十分向往的圣地。然而，当我踏进红场，感到眼前的它是那么的小，与我的想象差之千里。人们记忆中的检阅台，斯大林挥手检阅红军，驱走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这一幕幕记忆犹新的情景，都已消失在人们的头脑中。检阅台下是列宁的陵墓，从一个不大的门进入，周边黑洞洞的，只有一束青光打在列宁的遗体上。卫兵不许参观者停留，只能鱼贯而过。对要不要保存列宁遗体，俄罗斯人民曾有过争论，也未取得一致意见，但是对列宁主义，政治家和学者们早已不再把它视为经典和需要继承与发展的革命理论。列宁、高尔基和一些前苏联著名革命领袖的铜像，被推倒后存放在一个公园内。俄罗斯国人对人物的评价甚至体现在墓地上。莫斯科有一个著名的墓园，那里安葬着许多政治家和文化名人。王明也安葬在那里一块十分显眼的地方，其墓是用黑白分明的两种大理石砌成，反映了俄罗斯国人对他一生的评价。莫斯科的种种现实，让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过去和未来抱以无限的思考。

我去过韩国三次。第一次去韩国是1991年6月，受汉城大学（今首尔大学）闵斗基教授邀请出席中国现代史史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名为国际学术会议，实际上只章开沅、骆宝善和我三个外国人。章开沅教授由美国直飞汉城。那时，中韩尚未建交，由中国去韩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由山东从海上去仁川，这条路线多是商贸和民间活动；另一条路线则必须绕道香港，然后在香港换乘飞机再北上汉城，绕一个大弯子，要花费一天时间。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办签证手续也较困难麻烦，材料要递交给我国外交部办理，申请者不能直接与韩方打交道。当时韩方是由大韩民国驻北京商务代表处代行涉外事务。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把签证手续办好。我们三人是中国最早赴韩国访问的历史学者，因此，双方都感到新鲜，也受到韩方的重视。会议结束后，一位部长级领导在一个古典色彩十分浓厚的韩式饭店宴请我们三人。早年，韩国使用大量汉文，博物馆的文物和国史编纂委员会的文献多是汉字。然而现在汉字已在韩国大量消失，大街上只有中国饭店才见汉字招牌。在我们访韩后不久，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韩国掀起“中国热”大量韩国留学生由台湾转向大陆，双方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多，闵斗基教授甚至将韩国研究中国历史的研讨会搬到北京举行。会后，他率领一批学者来南京访问，双方史学界的交往更加密切。2002年12月，我去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访问，出席他们举办的史料编纂研究的学术会议，并受聘担任该委员会的海外委员。稍后，2005年3月，我去济州岛出席“4•3事件”和平人权论坛。济州岛是韩国人休闲游览的胜地，许多新婚年轻人到那里度蜜月。

总之，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2000年代，大约二十多年时间，我先后访问了十多个国家，有的国家访问了数次或十多次，扩展了眼界和视野，增长了见识，了解了不同制度国家的国情，学习了外国朋友的学术理念和学术研究方法，对个人的学术发展是有益的。但是，我自70岁之后，已甚少出国访问，曾经多次婉言谢绝了海外的一些邀请，其中包括美国、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和中国台湾地区的邀请。一方面，自己感到已届高龄，不宜再作长途奔波；另一方面，也认为作为一个学者应该赴海外交流，以学习人家的长处，但更多的应该坐下来，多思考，多研究，以此勉励自己。

七 访问台、港、澳

早年，访问台湾，简直是梦想，访问港澳也不容易。去香港访问办理相关手续，少说也得花上四五个月时间。先是在学校办理材料，再报告教育部，教育部转国务院港澳办，再转香港新华社（代行相关职权）、港英，香港方面同意后再转回北京。这样反反复复地审查、公文旅行，十分折腾人。但是，我有几次在海外办理，就很简单。1992年我赴美讲学归国，美方富布赖特基金会给我的机票是由美国经香港返回南京的，上午在美国办赴港签证，下午即可取证。当时我十分欣赏这种办事的高效率。然而，今天由大陆赴港澳，手续更加简化，在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当场取证，半小时完成。回想早年我们这些出国人员的遭遇，人们是很难理解的。1992年经香港回宁，富布赖特基金会很关心，给我一张200美元的支票，以便支付行李超重费。有几位中国学者知道后，让我帮忙替他们带衣服、玩具、礼品等许多物品回国，回宁后还要再转寄给他们家里。我原有的两只大箱子已不敷应用，只好花了180美元又买了一只大箱子。经过香港，朋友又送我一些礼物。这样，我有三个大箱子、三个大旅行包，还有一只手提包（放重要物品和旅行证件等、。我在机场（当时还是老机场启德机场）办完手续将三只大箱子托运后，在送行的郑会欣、张铭滨和妻妹的陪同下，带着三个包去了安检口。女性安检人员望望我，又望望送行的三个人说，东西多了！我问，怎么办。她说，托运。我只好去先前办登机手续的柜台，将一个包托运掉，然后回到安检口。安检人员又说，包超高了。这真是刁难，我无计可施，只好再去办手续的柜台询问怎么办，那里的工作人员也生气了，对我说，给您一个红牌。红牌意味着放行，不得阻拦，我才顺利通过安检口进入候机厅。安检人员如此反复折腾我，我猜想是把我视为大陆贩子或乡下佬，眼见有三个人送行，想让我把东西留在香港，她心里才舒服。当年港英统治时代，不少港人瞧不起大陆人，机场许多工作人员都气势逼人。我在机场曾多次看到工作人员那种对旅客不耐烦的表现。初次离台返大陆探亲的台胞，途经香港机场，一切都很生疏。台胞的大陆方言与机场工作人员的广东话致使双方无法沟通，情急之下，双方互相吵起来，不在少数。有一次，一位中年台胞陪老人返大陆探亲，拍着腰包大声斥责工作人员说，我把钱给大陆也不给你们。那个年代，我对香港的印象也不好，多次过香港却极少停留。早年，大陆经济落后，老百姓生活水平不高是事实。记得茅家琦教授有一次访港，香港的教授宴请茅老师和韩国教授后，让两人同搭出租车返宾馆，港大教授低声交代韩国教授支付车费。此话被茅老师听到，一阵心酸，面子上有些下不来。1991年我在美国，一次与美国教授闲聊，他问我工资多少，我说大约相当于50美元，他听后哈哈大笑。我说，你别笑，您虽然每月工资三四千美元，但大部分都支付了房贷，而我的三室一厅的住房，每月房租才相当于2美元。我们生活水平低，但是有保障。我去香港，主要访问中文大学、浸会大学和珠海书院，在香港讲学或出席学术会议。

台湾，我去过多次。第一次去台湾，是1994年7月赴台北出席“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这是两岸第一次也是早期最大的一次史学方面的学术研讨会，在台北中央图书馆大报告厅举行，台湾方面是开放式会议，与会者有两百多人，而大陆方面有9位教授出席，从先秦至现代史，每一个断代都有一位研究教授。双方学术阵容都比较强大，台方也很重视，中研院院长李远哲致开会词。

由于是两岸学者第一次举行史学研讨会，个别台方学者政治火药味甚浓。一位学者在报告先秦历史时，话题一转，把矛头指向中共，致使大陆学者十分恼火。会上偶尔也有失控现象，蒋永敬先生常讲一些公道话，甚受学者们尊敬。

首次赴台，大家感受甚深。赴台的9位学者，都有国民党统治时代的生活经历。飞机在桃园中正机场一落地，我心想又到了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到处都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候机厅，大陆学者被引至一个接待窗口，那里的资料明示是大陆灾胞救济总署的接待处。显然，我们都成了大陆“灾区”的“灾胞”想当年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老百姓生活在统治者的“水深火热”之中。在台期间，我们向台方表达了抗议，后来机场这个窗口改为大陆人士接待处，消除了当年的政治气味。

会后，其他学者返回大陆，我受邀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一个月。我先后在近代史研究所、国史馆等学术单位作民国史方面的学术报告。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秦孝仪先生知道我来台访问，他通过近史所所长陈三井先生邀请我吃饭，出席宴会作陪的有马树礼、蒋永敬、陈三井、李云汉、昌彼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原中央大学校友）等。秦先生进入宴会厅与我热情握手，一见面就说，你们大陆研究民国史，是到1949年。秦先生的意思很清楚。当时是主人宴请，气氛友好，双方不能陷入争论。我说，我们是分段研究，有人研究1949年前的中国，也有人研究1949年后的台湾和1949年后的大陆；将来这三段历史要汇合在一起，但是，我和你秦先生恐怕都看不见了。

当时已届高龄的马树礼先生，是国民党元老，江苏涟水人，对家乡怀有感情，他在著名的凯悦大饭店请我吃饭。他表示要赠送我图书资料，并建议在南大设立奖学金。我回宁后向南大对台职能部门的主管汇报，该主管未接受马先生的建议。后来，我再次赴台时，打电话向马先生问候，当时他已病卧在床，不久逝世。

1997年2月，我曾去台湾的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讲学半年，在政治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东华大学、中国文化大学、淡江大学等大学作学术讲演，也曾在台湾出席孙中山、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方面的学术研讨会。蒋介石档案（即俗称“大溪档案”由阳明山移送国史馆后，1997年2月正式宣布开放利用。当时我恰在中央大学讲学，是大陆学者第一个查阅并使用该档案者。我每天早上6点钟由中央大学（校址在中坜市，距台北约三四十公里）乘学校班车去台北，大约一小时后到达台湾大学校门附近，下车用早餐，然后乘公车（即公共汽车）去台北县北宜路国史馆，查阅档案，傍晚返回中央大学。当时为了表示海峡两岸学者重视蒋介石档案，张玉法教授建议由我们四个人，即蒋永敬、李云汉、张玉法和我，同去国史馆查阅档案，并在国史馆的简易住房住了两天，晚上促膝聊天。后来报纸上刊登了我们四人查阅档案的消息。现在学界十分重视蒋介石日记，而忽视对蒋介石档案的利用，这是不恰当的。研究历史人物，应使用多方面史料相互印证。现在有人只靠蒋的日记即作历史判断，有可能对历史造成误解。

自从海峡两岸开放直航以及大陆同胞赴台旅游自由行以后，两岸往来已更加密切、更加方便。可是，早期并非如此。去台湾，要经香港，到中环金钟道台湾的中华旅行社换取入台证的正本，携往返台湾的机票才能乘机赴台。由于这一周折，往往需要在香港停留一天，次日才能飞赴台湾。

去台湾访问，比去任何地方都困难。双方办手续，都要经过曲折复杂的环节，有时候被折腾多日，最终不能成行。台方要邀请单位出具保证书，要声明受邀者是否是中共党员或是否担任中共职务，到期必须离台；大陆方面也层层审查，活动日程表，不仅要有白天的正式活动日程，晚上也必须有内容，那只好瞎填应付。1995年，台北举办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主办者张玉法教授要我推荐大陆学者20名，我如数推荐，台方也都采纳。当时名单中也包括我和南大的另外3位中年教师，3位教师都是第一次赴台访问。我们交了相关材料，等候批示。可是过了很久，我推荐的其他单位的10多位教授、学者，都已接到国台办的批件，名单上独缺南京大学4位教师，其他单位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我才知道真实情况。我质问南大有关部门的主管，他慌了神，说以为不需要报批了，乃急急忙忙地将我们的材料用特快寄往北京。

当然，这些年来，中国人富裕了，出国旅游的人也大大增加，出国和访台在人们的眼里已不稀奇。当年我们的遭遇和困惑已一去不复返了。

2009年1月，在邱进益先生的帮助下，我和朱庆葆、陈谦平、姜良芹4人赴台，拟与台湾妇联会主委辜严倬云女士协商合作开展宋美龄系列研究事宜。双方达成了合作协议，由妇联会资助1000万台币开展研究工作。当年9月，我率领8位女博士教授访台，除集体拜访妇联会外，在台湾各史料单位查阅宋美龄有关材料。这样较大型的学术队伍访台做研究工作，甚是少见。大家戏称是娘子军，而我自称是“党代表”在台一个月时间，大家甚为开心。

2009年1月访台那次，行前洪书记要我们以南京大学名义邀请连战、吴伯雄访问南京大学，并打算授予名誉职务。在台期间，我们分别拜会了连、吴两位国民党名誉主席。当年5月底，吴伯雄借纪念孙中山奉安80周年之机会，访问南京大学，接受了南京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

八 大屠杀研究

南京大屠杀，是日军侵占南京后制造的一场大规模的人类惨剧，它包括大屠杀暴行、性暴行和城市破坏暴行三大罪行。可是，自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政府始终未深刻反省战争罪行，承担战争责任，总结教训，以史为鉴，与曾被其侵略践踏过的国家开创新的国家关系，共同面向未来，而是不断地支持国内右翼势力散布歪曲战争性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

早年，我国史学界甚少关注南京大屠杀这一严重的事件，更缺乏研究，我们的教科书很少提及南京大屠杀。那时，中国现代史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为主体内容。南京大学中国现代史学科主要是研究革命斗争和中华民国史。我们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在前辈蒋孟引教授的建议下，由日本史小组高兴祖、胡允恭、吴世民、查瑞珍四位教师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惨案。在1960年前后，他们带领少数学生在南京地区开展了一些社会调查，访问幸存者，查阅一些史料。后来他们编写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册子，原打算交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是恰逢1972年中日建交，怕影响中日友好，虽然小册子排了版，仍未能出版。80年代初，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出现，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在教科书中极力歪曲中日战争史实，从而引起中国领导人的进一步关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曾开过一系列控诉座谈会，我也曾出席，深受教育。

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破土典礼，我曾去参加破土仪式。如前所述，1990年唐德刚先生来南京找我，协商举办抗日纪念活动事宜，江苏省有关领导建议举办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当时，江苏省委和省政协均向中央打了报告，建议举办上述活动。后来中共中央宣传小组和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分别发布文件，同意举办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学术研讨活动和遇难同胞的纪念活动，强调了这项活动的政治意义。为此，江苏省、市外办，省、市宣传部和有关部门联合成立了会议领导班子，并建立组织委员会，由南京大学曲钦岳校长担任主任委员，我担任秘书长，南京市委、市政府组织了会议领导小组，计划于1991年8月15日在南京举行。会议规划议定200人以上，其中包括海内外社会人士和研究学者。省、市多次开会研究会议筹备工作。一天，我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段月萍副馆长，去中山东路钟山宾馆（省委招待所）向正在那里开会的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霞林请示会议有关筹备事项。王霞林部长表示他将以江苏省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名义出席会议。台湾李庆华先生也打电话给我，希望同意台湾人士能出席会议，我在电话中表示赞同。唐德刚先生返美后，建立了“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联合会”他和邵子平先生，一方面积极组织在美华人出席南京的会议，另一方面计划募捐50万美元作为基金，与南京大学共同开展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

会议在积极筹备过程中，市委宣传部接到通知说会议暂不举行了。省委宣传部理论处把我喊去告诉我，会议不开了。我说海外朋友已经订了机票，并作好了出席会议准备，如何答复他们。理论处处长告诉我，要求以我的名义通知海外朋友，第一，暑假期间，南大放假没有学生，不好开会。第二，8月份我要出国，没办法组织会议。我回复处长同志说，这两条理由都不恰当。第一，谁都知道8月份放暑假，会议本来就不要求学生参加。第二，8月份我要去美国讲学，美方朋友知道我是在8月15日会议之后于8月20日才启程去美国，根本不影响会议的召开。他们把我个人的作用看得太大了。

我没有接受这两条理由。海外朋友询问会议不开的理由，我只好说：无可奉告。”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是南京某部门不赞同召开这次会议。当时有种种传言和议论，均不符合事实。

几年之后，1995年在省委宣传部召开的全省干部大会上，某负责人公开不点名（他已忘记我的姓名）地批评我说：南京大学一位教授不了解情况，搞什么南京大屠杀研究。会后，一些参加这次干部大会的朋友告诉我说，某负责人在大会上批评您了。我感到冤枉，我有什么本领要省委给中央打报告请示开会，同时，我对批评也不服气。我向南京大学党委书记韩星臣反映真实情况，并表示某负责人的批评是错误的。韩书记也无可奈何，只是安慰我一番。我想，自己也不可能与某负责人去理论。上面我详细地叙述会议筹备的前前后后，即可说明一切。

1991年的会议未开成，我按原定计划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讲学。次年返国后，南京市的朋友酝酿建立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希望我与他们联名给市里写报告，我同意了。研究会建立后，聘我担任顾问，高兴祖任会长。那几年，南京大屠杀成为敏感的政治问题，经过1991年的折腾，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有所下降。高兴祖提出辞去会长职务，赴美国与女儿团聚。高老师爱人与长女均已离世，只有小女儿随夫留居美国。高老师一人在国内，甚感孤独，曾有教师为他介绍女友，均未成。他赴美国时间甚短，生活不习惯，又返回国内。一日，因肠梗塞病急，逝世于鼓楼医院急诊室。之前，他去美国后，市委宣传部领导找我谈话，要我接替他任会长，我一再拒绝。部领导反复动员，最后我勉强接受。

2005年，研究会酝酿换届。当时我已71岁，在会议上提出不再担任会长。恰巧此时，省委决定要加强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并扩建江东门纪念馆，拟由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志军任会长，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叶皓任副会长兼秘书长，并告知我担任副会长。在这种安排下，我不好拒绝，表示同意。名单上报后，上级未同意这一安排，而改由原市政协副主席张伯兴担任会长，我仍被任为副会长。直至前年，我卸去研究会职务。

日本村山富市首相在任时，为了加强中日关系历史研究，推进中日友好，拨款10亿日元在日本学术界组织研究活动；同时，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希望中方配合。开始，中方并未答应。后在日方反复要求下，钱其琛副总理同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以院党委书记王忍之为主任。该中心成立了学术委员会，以刘大年为主任，成员有张海鹏、张振鹃、张宪文、王桧林、王效贤、关捷、刘楠来、胡德坤、黄美真、解学诗。中心组织全国各地学者承担了约100个有关中日关系和日本侵华历史的课题。2000年，中心决定组织有关抗战人口伤亡、财产损失及南京大屠杀史料三大课题的研究，并指定由我负责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

由北京开会回宁后，我组织了研究团队，制订了资料搜集的方案，但是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给的经费远远不足。于是，在市委宣传部的建议下，我给市委书记李源潮、市长罗志军写了一份报告，希望市委、市政府支持。李源潮书记接到我的信件三天后，批示给罗志军市长，罗市长第九天批示给秘书长，秘书长指示由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南京出版社三家组织这项工作。市社科联十分重视，常务副主席周直多次开会研究是项工作，并以文件形式给市委写了专项报告。最终，市里这条路还是未走通。

此后，在市委宣传部有关同志的建议下，我转移目标，写信给北京中央有关单位，有关领导。有的回音表示经费困难，有的则石沉大海。最后，我自报家门写信给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省长梁保华，请求省里给予支持。大约半月之后，省政府副秘书长朱步楼打电话给我说，写给省长的信收到了。省长说：支持大屠杀史研究这个项目，比支持写一部小说更重要。”希望我从实际需要出发，上报一个经费预算。我迅速上报了一个开支计划，梁省长依照我的要求批了70万元。这样，加上中日研究中心支持的经费，共约100万元。我开始派团队学者赴海外搜集史料，从2000年至2006年，我们编辑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8卷，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和南京市委宣传部决定给我们更大支持，并决定与南京大学三家共建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由我担任所长。我们再次派学者赴海内外搜集资料。至2010年，我们先后编辑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共4000万字。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编辑出版花费十年时间。我们的团队先后赴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等国家及我国台北地区档案馆、图书馆及私人藏书机构，搜集、整理史料，翻译了日文、英文、德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语种原始史料，包括加害方、受害方和第三方的材料。参与这项工作的有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行政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等大学、研究机构的教授、研究人员，达110人。他们为《史料集》资料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作出了很大贡献。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工程、学术工程，这些第一手的原始材料，是日本侵略者制造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它有力地回击了曰本右翼势力企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种种谬论，维护了人类的尊严和人道主义精神，也为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提供了最丰富可靠的史料。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出版，受到中央和省、市委的重视，中共中央外宣办和国务院新闻办将《史料集》作为外宣工作的典型，向全国各省委宣传部、外宣办发布文件，介绍《史料集》出版的意义和贡献。《史料集》出版后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国内外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站等各类媒体作了大量报道，引起广大民众的关心。日本外务省曾责成驻上海总领事馆两次派领事、副总领事及军方代表来南京大学找我采访。《史料集》出版后，获南京市政府十大文化精品奖和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是反映日本侵略者制造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最直接史料。我们历史科学工作者有责任、有使命撰写一部全面研究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历史著作。研究团队经过三年努力，在掌握最丰富的史料基础上，于2012年12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全史》三卷本），这是中国历史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2012年12月6日，以南京大学的名义在北京举行了新书的首发式。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中国历史学会会长张海鹏研究员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分别致词，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和北京的20多位著名学者出席会议。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朱庆葆、任利剑和有关部处领导也专程赴京参加会议。国内各类新闻媒体对《全史》的出版作了大量报道。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制造的重大事件之一，也是当今中日关系矛盾的焦点。日本右翼势力在这一重大历史问题上与中国纠缠不休，特别是在屠杀人数上制造是非，我们绝不可以陷入其圈套和陷阱。多年来日本右翼学者撰写了一大批所谓的著作，制造和散布种种谬论，我们应给予彻底的批判。与日本右翼势力的斗争是长期的任务，我国学术界应加强力量，写出更多的、水平更高的学术著作来。

九 建设国家科研基地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学科，从1974年开始，经历了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它的发展，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南京曾是国民政府首都，这里保存着民国时期大量的档案和图书。经过多年的搜集、整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国民党中央政府一级的档案，上架总长度已达50公里；南京图书馆藏书的最大特色是民国图书。南京人民对民国历史文化遗存特别关注。南京大学的民国史学科和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受到校党政领导的关心。2000年9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经过教育部专家组的实地考察和评估，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从此，南京大学民国史学科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经教育部社科司批准，中心成立了学术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由姜义华（主任）、李文海、章开沅、金普森、茅家琦、崔之清和我组成。民国史研究中心，则由我担任主任，崔之清、陈谦平、陈红民担任副主任。中心研究力量日益壮大。

民国史研究中心作为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国家级科研基地，在工作重点上应大力抓学术研究，抓大型的标志性成果、精品成果。而这些成果在民国史研究领域中，应该起奠基性、引领性的作用。这一思想在基地成立十多年来一直是我们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工作导向。

我们完成的第一个大成果是《中华民国史》（卷本）这个课题是国家“九五”重点科研项目，是对《中华民国史纲》的继承和发展，在编书指导思想、框架体系、史料运用和学术观点等方面，都有提高和进步。在《史纲》中无法跨出的一些问题，在这一课题中得到解决，除非有些问题因史料局限或我们未能认识清楚而仍然沿用旧说。课题在史料运用上曾因个别作者学术态度不严谨而出现错误，经过一年多的再加工，逐条核对史料，总算达到了预期的学术目标，出版后也较放心。台湾的中国近代史学会、中研院近史所及日本东京大学，都为本书的出版举行了研讨会。国家社科基金会在总结报告中，对本书也作了肯定。我设想有机会时对本书再作一次补充修订，争取成为精品。这一愿望不知能否实现。

我们完成的第二个大成果，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民国史研究》。这个项目起于2004年，是教育部第一批39个攻关项目中唯一的历史学项目，当时引起了高等学校的广泛关注。《民国史研究》由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作，经过几年努力于2009年完成，全书共10卷，另有一部综合卷。经教育部专家组审定，被评为优秀成果。十分遗憾，本书至今尚未交付出版。

我们完成的第三个大成果，即《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卷）和《南京大屠杀全史》，已如前述，这里不再介绍。

第四个大成果是南京百年城市史项目。南京市档案局（馆）与我中心有较久的友好合作关系，曾在南京大屠杀史料整理方面作出过贡献。2011年，新任局长梁洁前来拜访。我与之商定合作开展南京城市史的研究，梁局长深表赞同并开始了筹备工作。城市史研究虽不是新的研究方向，但它的跨学科性质较为明显，不少历史学者不甚明确。在确定13个课题及作者后，我对城市史的特征、内涵，其与通史的异同多次作了说明，并对撰写提纲和初稿多次进行修订。2013年5月全部完成书稿，南京市委、市政府纳入2013年南京市文化建设重点项目，2014年9月已正式出版。

我们还有三个即将完成的重大项目。

其一是宋美龄研究系列。如前所述，是与台湾妇联会的合作项目。经过几年努力，宋美龄研究著作8部书稿已交出版社编辑出版，原计划稍后编纂的宋美龄文集也提前完成。课题组从美国、中国台湾地区搜集到大批宋美龄的书信、演讲、著述等，其中有较多的英文手书信件，极难辨认。我们邀请南京大学、安徽大学几位在英语翻译方面水平很高的老教授承担翻译工作，我们相信这将有利于准确理解宋美龄的有关著述。

其二是两岸四地合撰《中华民国专题史》项目。这个项目启动于2010年8月第六次中华民国史国际会议期间，参与这个项目的有两岸四地40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70位教授、研究员，共计18卷，800多万字，由两岸四地学者合作完成。这个项目在两岸四地间多年来学术交流的基础上，争取在更多的历史问题上达成共识，化解分歧，求同化异。有些历史问题尚不能形成共同认识，就暂时存异。我们相信，通过这个研究项目，两岸合作研究民国史将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两岸的和平发展及未来的和平统一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目前，该项目已全部完稿，2015年可以出版。

其三是《日本侵华图志》（25卷）的编著，我们联合国内国家级抗战纪念馆、档案馆及一批高校历史学者合作进行，以图文形式全面揭露日本自甲午战争至1945年期间的侵华罪行，是目前国内外规模最大的日本侵华图志。该书将于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由我主编。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以主要精力抓大型项目的研究，已取得重大成绩，在社会上、学术界获得良好声誉，对民国史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中心全体教师并联合兄弟院校同行共同努力的结果。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在抓大型项目的同时，也充分发挥教师个人开展学术研究的积极性。作为中心领导，我始终支持教师个人自选项目和自主承担国家社科或教育部各类科研项目的研究，不少教师承担过一个或两个教育部重大项目的研究。在我们无法完成那么多项目的情况下，我们也支持山东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安徽大学、徐州师范大学申报教育部民国史方面的重大课题。我们中心并不垄断教育部重大课题的研究，这样才能有效地发挥教育部国家级科研机构的引领作用。

2009年，教育部对所属150多个科研基地进行全面评估工作，其中有25个基地被评选为“优秀”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有幸被评为优秀基地，在15个史学基地各项指标中也名列前茅，获得较高得分。这是中心全体教师多年努力的结果，我个人也付出了心血。2012年，教育部发布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实施办法，对基地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代表性学术成果

第一篇 民国史研究

《中华民国史纲》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民族民主主义革命派发动以武装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运动，经过艰苦卓绝、前仆后继的斗争，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于1912年1月建立中华民国。中国由此从一个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占绝对优势的传统社会，开始迈向现代国家的道路。它体现了中国进入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动、大变革的时代。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诸领域中的新与旧、进步与落后、传统与现代，进行着激烈的碰撞。中国社会在曲折中不断前进。

中华民国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近代中国重要的转型时期、转折时期。这一时期代表中国政治发展的两支重要政治力量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进入30年代之后，由于政治理想和政治作为的不同，在实践中不断发生冲突，以致最终走上军事斗争的道路，中国国民党的余部退往海岛台湾。

在激烈政治斗争、军事冲突的年代，其中包括在内战结束后的若干年内，双方相互指责、贬低，甚至相互称对方为“匪”种种不实之词、政治认识和意识形态的偏颇，直接影响着学术界及广大民众对中华民国这段历史的认识。台湾学术界对这段历史是一个敏感领域，至1970年代初才开始研究，出版了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和张玉法的《中国现代史》等代表性著作。中国大陆自1949年后不仅在史学领域中没有这一学科，而且一直是十分敏感的学术领域，没有人敢于问津、涉足，研究成果寥寥。民国史成为无人开垦的荒地。

自1956年后，虽然周恩来、董必武等多次号召研究中华民国史，但在毛泽东不断强调阶级斗争的形势下，政治上越来越左，无人敢抓民国史这块烫手山芋。北京和上海曾有两位高校历史学教师涉猎民国史研究，“文革”中不仅其搜集的史料被红卫兵焚毁，而且人也遭到批斗。直到1972年，眼见中国文化事业因遭“四人帮”破坏而面临崩溃边缘，为此，周恩来决定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并指示人民出版社（后转中华书局）组织编写中华民国史。中国科学院（以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副所长李新、研究员孙思白为首，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开始了这项研究工作。1974年，我受邀参加他们的编纂工作。这是一个较为长期的研究项目。南京大学历史系于1982年开始招收民国史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苦于没有合适的民国史教材。我曾多次赴北京与孙思白老师协商合作编一部较为简明的民国史，以应高校教学研究的急需。而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们却认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整理材料、编写每年的大事记、撰写500名人物传记，逐步地开展专题研究。至于编写简明史，时机尚不成熟。北京之行，未达目的，怎么办?我回宁后和老师们商量，决心自己干。当时没有一本民国史可以借鉴、参考，我们只好按照自己的理解拟定编写体系和大纲。好在民国时期中央一级政府的大量档案收藏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图书馆作为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图书馆，收藏了大量民国图书和报刊。我和这两个单位有着长期的、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的编纂工作得到他们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中华民国史纲》的规模并不大，但它却是一项十分艰难的研究工作。不仅体系、框架无先例可循，而且面对许多不符合历史真实且早已被固化了的传统观念和政治认识，能否予以破冰和纠正，这就需要有探求真理和坚守真理的学术勇气和历史责任感，这对我们是十分严峻的考验。《史纲》在那个年代，作出了历史贡献。

第一，提出了一个不够完善的学科体系和编写大纲。但它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民国史的学术体系。民国史的框架、结构、内涵、发展脉络、历史变迁起伏等，都是新问题，对我们来说，有一个认识和熟悉的过程，是新的挑战。经过反复思考，我们在大纲中尽量削减中共党史的内容，构建以北京政府至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政权为中心的学术体系。然后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包含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内容的具备真正民国特色的学术体系。这一过渡性的提纲，获得了学者们的认同和支持。

第二，采用了大量过去未曾公布过的历史档案和其他重要学术史料。这对我们就众多历史问题形成新认识、新观点，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华民国史纲》的重要特色之一，是运用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许多重要档案，为此，也引起了海内外学者对《史纲》所用史料的关注。

第三，纠正了一些曾经广为流传的、受意识形态影响较大的错误观点或片面认识，这就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在对待这些问题上，我们采取了既大胆又谨慎的态度，对某些不当的传统观点，要作改变必须有确凿无疑的史料根据，决不可以盲动从事。《史纲》在学术道路上向前迈进，也无可奈何地保留了某些传统观念，这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分不开的。

第四，《史纲》出版时，适逢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设置由“中共党史”改为“中国革命史”《史纲》配合了该项课程的改革，较多的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以此作为教学参考书，并在学术观念上接受了《史纲》的影响。

《中华民国史纲》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如此广泛的关注和评论，是我们未曾预料的。

《中华民国史》4卷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中华民国史纲》出版后，国内政治环境日益宽松，海内外交流也日益增多，人们的思想也在不断变化中。各级档案部门不断公布史料，并支持学者们使用档案，学术界的研究工作也有较大的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华民国史纲》的修订工作势在必行。然而由于我们其他工作的影响而耽搁下来。延至1996年也即是《史纲》出版10年之后，我向国家社科基金会提出申请编著新的《中华民国史》，并被批准列为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由于计划中的这个项目是在《中华民国史纲》基础上的发展，其规模较为宏大，约200万字左右，绝非我个人在三年之内所能完成，仍需要组织学术团队通力合作，为此，我在弟子们中间选择合作者承担这一项目。我提出的写作方针是坚持“三新”“三性”即“新史料、新体系、新观点”和“现代性、国际性、历史的连续性。”

这部220万字的《中华民国史》四卷本，于2004年完成初稿交付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最初的出版者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在纪念南京大学校庆100周年时，经协商转交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出版社编辑过程中，发现作者在史料的运用上，有不严谨之处，乃组织我的九位博士生仔细认真地核对全书的引文和注释。由于对全书的反复查实和修改，至2006年1月该书才正式出版并举行了有校领导出席的新书发行式。

这部书在学术上较《中华民国史纲》向前跨出一大步，基本上完成了《史纲》写作时期留下的后半步。

首先，这部书提出了符合近代中国发展主线的、较为合理的民国史学科体系。所谓近代中国的发展主线，即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现代中国，把中国从封建专制的传统社会引向建立现代国家的道路。用这一条主线构建民国史的框架、体系、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脉络，能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清民国历史上各阶段发生的各种历史问题、历史事件，并对它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给予正确的判断和评价。

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华民国史》这部著作将民国历史划分为如下四个时期：

(1)中华民国的创建与北洋政府的统治，中国迈向现代社会(912—1927年）；

(2)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曲折发展（1927—1937年）；

(3)日本全面侵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顿挫（937年一1945)；

(4)国共内战与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结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起点（945—1949)。

其次，本书在史料的运用上，更加丰富和多样化。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日益扩大，本书更广泛地运用海外史料，扩大了学术视野，对众多历史问题的认识，更加实事求是，更加贴近历史真实。在研究方法上，改变了单一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努力采取多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使对历史问题的分析和认知，更加全面和深刻。

本书出版后，依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特别是台湾史学界和曰本东京大学分别举行报告会和研讨会，对本书作了较深入的评述。作者有信心计划在适当时机对本书再作修订，使之成为一部民国史研究的精品著作，进一步发挥它的学术效应。

本书2007年12月获江苏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民国史研究中的几个冋题

原载《人民日报》2000年11月2日、《新华文摘》2001年第2期

一

中华民国史是1949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学术研究中的一块荒地，逐步走上繁荣发展的道路，经历了解放思想、学科定位和科学化研究的曲折发展过程。

所谓解放思想，主要解决民国史敢不敢或愿不愿搞的问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鼓舞下，学者开始涉足民国史研究的各个领域。

所谓学科定位，主要解决民国史在历史学科中的地位问题。中华民国自1912年成立到1949年止。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是一部断代史。但是长期以来民国史未被人重视，直到80年代初期，民国史才被认可为一门学科。

所谓科学化研究，主要指民国史既然是一门科学，研究中就必须有科学的态度。如果只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或个人的好恶，随心所欲地任意解释甚至曲解这段历史，这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是反科学的。这些年来，这种状况已有很大改变，学者能够尊重历史事实，采取求真求实的态度进行研究。

从学术研究的发展变化看，近20年民国史的研究大体上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70年代到80年代。这一阶段具有恢复历史面貌的性质，主要研究民国政治史，课题多围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方面。对历史事件，给予恰当的历史定位。如较深入地研究了币制改革、关税自主运动、西安事变、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等。对民国历史人物，如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国民党军政要人蒋介石等，评述其功过是非，改变了过去研究中简单化、绝对化、脸谱化等毛病，坚持了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唯物主义原则。

第二阶段，为90年代。这一阶段拓宽了研究领域，丰富了研究方法，学术思想、学术观点更加深化。学者不单纯研究政治史、国共关系、历史人物；不停留在单纯恢复历史真实方面，而是全面地、多方位地研究民国政治、经济、财政金融、社会结构、社会变迁、政治制度、中外关系、思想文化和城乡现代化等。学术气氛进一步活跃，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学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民国史研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二

21世纪，历史科学将有一个大的发展，中华民国史研究也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在这一形势下，民国史研究需要考虑解决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

第一，民国史的研究思路问题。历史实践告诉我们，1840年的鸦片战争，殖民主义者用大炮强行打开了古老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的这次开放是被动的、灾难性的，也使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已大大落后于世界潮流，要急起直追赶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独立富强的中国。中华民国作为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的历史实践，均应放在当时的世界大环境中去观察。中华民国史，应该以如何改造与发展中国、建设现代化中国为基本的指导思想或研究思路，并以此去认识和分析民国史上的各类问题，这样可能看得更加清楚、更加深刻，也能站得高、看得远。譬如，辛亥革命以后，人们都在探索中国改造和发展的道路，提出了种种改革中国的方案，如职业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这些都不是完善的救治中国的方案，但反映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和追求真理的决心。如果我们能够把它们放在历史发展大潮流中去观察，就能更加全面地认识它们，正确分析其历史地位和作用。

第二，民国史的体系问题。民国史是一门新兴学科，它的体系问题长期没有解决。七八十年代，为了与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有所区别，民国史曾经以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统治政权的发展演变来构建本学科的体系，这实际上仍然是政治史的框架，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民国史体系。90年代，为了完善民国史体系，也曾有学者建议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加过去。学科体系有严谨的科学性，有其内在的科学规律。民国史应该围绕着一个基本线索来建设它的完整架构。这个基本线索，就是中国近代社会如何经过艰难曲折，逐步地、缓慢地向现代化中国发展。围绕这一主线，将中国人民为建成现代化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内的奋斗历程，构建一个有紧密联系的、有丰富内涵的科学网络，形成一个科学性时空整体。它既不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历史事实的堆砌，也不是对历史过程的片面取舍。历史事实、历史过程都必须围绕建设现代化中国这一主线而展开。这样做，可以比较容易、比较明确地将中华民国史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甚至与中国现代史的分期和体系区分开来；对北洋政府、国共关系等方面研究中许多难以处理的重大历史问题，也会得到较好的解决。

第三，从新的视角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民国历史人物。人物评述是历史研究的重点，但也是最不容易处理好的问题。长期以来，民国人物研究是一个难点，一方面评述不够客观，另一方面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研究多，或孤立地看待某个历史人物，常常抓住一点，不顾其余，这就很难对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判断。进入90年代，民国历史人物研究有了很大发展，学者比较注意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一个历史人物，但是人物研究的思路仍需进一步改进。研究民国人物必须采用多学科、多角度的方法，并且将其放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加以审视，这样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才能对其作出正确的评述。

第四，学科交叉渗透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民国史研究面临学科改造和深化问题。目前的研究工作已经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这是民国史研究深入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如此，不足以厘清民国史领域中的各类重大问题。譬如，民国经济史的研究，已经突破传统的发展史模式，交叉甚至渗透到银行、公债、税制等财政金融方面的问题，这就必须运用历史学、经济学、金融学、银行学等多学科的方法，方能将各种问题分析解释得更加深透。对政治史的研究，过去单纯强调阶级分析的方法，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还必须运用政治学的方法，深刻分析民国政权的统治理念、政治结构、政党形态、政治演变的规律与特征等。进入90年代后，社会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如研究社会结构、风俗习惯、人口流动、城乡社会变迁等，它必将拓展和丰富民国史研究的内容。民国史研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必须采用多种风格、多种模式，进行多元化的研究，并且拓宽研究视野，注重吸收海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使民国史研究更加丰富多彩。

第五，开展社会调查，积累更多的原始材料。进行社会调查，寻找更多的原始资料，是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远的不说，在民国时期，不少史学机构和历史学者都十分重视开展社会调查，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30年代的农村经济调查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它推动了民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民国时期相去不远，有条件开展社会调查，而且不积极抓紧抢救，这些资料将永远湮没，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三

民国史研究迈向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十分重视学风问题。研究历史，史实是基础。尊重史实，纪史以实，是历史工作者必须严格遵守的信条，也是史学家应该具备的史德。许多老一辈史学家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可是，长期以来，优秀的治学传统和史学家应该具备的职业道德遭到破坏。随风写史，歪曲事实，曾泛滥一时，造成严重的危害。目前这种现象虽已有很大改变，但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学术界一些人的价值观念被扭曲，新的不良风气正在滋长蔓延。

一种是急功近利。有的人不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企图走捷径，采用投机取巧的办法，拼拼凑凑，一年编写几本书，写几十篇论文。这种所谓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只是一些泡沫式作品，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对学术发展没有任何助益。有的人则屡屡抄袭，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

另一种则是胡编乱造成风。由于社会上人们对民国时期的人和事甚感兴趣，因此有的人为了迎合社会上猎奇的需求，将一些没有事实根据的材料或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东西，撰文成书，广为传播，造成新的历史事实的混乱。这种现象如不加以纠正，将严重地制约民国史学研究的发展。

再论民国史研究中的几个重大问题

原载《江海学刊》2008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8年第24期

中华民国史作为距离当今社会最近的断代史，是贯穿古今的中国通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可否认和抹杀。可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它十分畏惧。这个学科简直成了“学术弃儿”。1972年以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大力倡导下，民国史逐步为历史学界所公认、接纳，并且发展成为史学领域中的热门学科。众多学者不断解除思想束缚，研究热情持续高涨，学术活动长盛不衰，整个民国史学术领域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学术研究和学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仍有许多值得思考和探讨的历史问题。当前，坚持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使民国史成为真正的科学，是历史学者的光荣使命。

关于民国史的思路、主线和体系问题

中华民国史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其发展演变有自身的规律、运动主线和运动过程。如何真实地再现这段历史并构建科学的框架体系，是民国史研究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由于民国史是历史学领域中比较年轻的学科，对它的基本内涵、学科体系，认识上都比较模糊。与同时代的一些学科，诸如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史、中国国民党史及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史等的关系异同，在很长时期不清楚，常常混杂在一起，甚至相互代替。民国史研究在中国大陆展开后，李新教授主编的《中华民国史》①（本书自1981年由中华书局陆续分卷出版,至2008年尚未出齐。）和本人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对民国史的学科体系曾作过一些尝试。如李新教授在“序言”中指出：“《中华民国史》主要是写民国时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怎样由扩大、深入而逐步被赶走和被消灭；封建主义如何由没落而走向灭亡；官僚资本主义如何形成、发展和被消灭；民族资本主义又怎样在受压迫、排挤中得到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怎样由领导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几经挫折和反复动摇而最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力量的消长兴亡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就构成为民国史的主要内容。”《中华民国史纲》为了与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有所区别，曾经以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等统治政权的发展演变、兴衰来构建民国史的学科体系，并较多地削减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内容。事实上，这两部著作在民国史学科的初创阶段所制定的学科体系，都未能真正科学地反映民国历史运动的全过程，只是过渡性的体系，突出了政治史的结构和内容。

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和学者认识水平的提高，我们认为构建科学的民国史学科体系的时机已经成熟。

什么是学科体系？我们认为，学科体系是在相应的历史时期历史发展主线的主导下，围绕着这一历史主线建立起来的完整的学科架构。它将这一时期丰富的历史内容紧密联系起来，形成科学的网络和时空整体。它科学地反映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进程。它既不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历史事实的堆砌，也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片面取舍或对历史过程的割裂，而是通过对历史进程的描述显示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基于上述认识，构建民国史的学科体系，首先必须认清并抓住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和脉络。那么什么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呢？这就必须对晚清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有一个基本认识。众所周知，19世纪在清王朝统治下，政治极端腐败，经济异常落后，清政府和各阶层对外部世界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更不清楚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对面临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缺乏危机感和紧迫感。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接二连三地沉重打击中国，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也促成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先进的中国人和进步团体，都在探索中国往何处去，中国的发展道路为何？观察和总结这段历史可以看出，自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现代中国，把中国由一个有优秀文化遗产但又在封建专制统治下不断受到西方列强欺凌的传统社会引向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道路。回顾近代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许多重大政治斗争和经济举措，都紧紧地围绕着上述伟大目标来展开。这一运动线索就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主线。中国人民坚持这条主线，就能不断取得成功和进步，反之，如果背离了这条主线，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就要遭受挫折和损失。这是近代中国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今天，我们运用这样一条历史发展主线构建中华民国史的基本框架和学科体系，应该说是科学的，也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和我们长期坚持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理论观念也是一致的，它涵盖了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上述主线较之反帝反封建所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完整，它全面概括了近代中国人民奋斗的历史和未来发展的趋势。从理论上说，这一主线体现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和进程，体现了历史学者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对历史本体、历史运动和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提高。

运用这一主线构建民国史的框架和体系，使我们对历史发展脉络的认识更加清晰，可以明确众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在历史运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改变过去简单地以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复杂的民国历史，改变以国共两党的政治对立去划分社会各阶级和解释社会各种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变动。对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以及国共关系这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应从社会大环境和历史演变中去分析和认识，而不单单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分歧与政治的争斗层面进行评述。

构建新的民国史学科体系，应十分注意体现历史的连续性、国际性和现代性。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历史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2003年12月，首先由南京大学举办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历史”学术研讨会，其后陆续有单位举办了20年代或30年代的学术研讨会。研讨的目的就是要把一个个孤立的、甚至被割裂的相关历史问题、历史事件有机地联系起来，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譬如十年间），加以整体的、全面的考察，这样才能把各种历史问题发生的必然性、偶然性、前因后果、相互关联的因素，看得更深刻、更全面、更透彻，作出令人信服的判断和有关历史走向的分析。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面临着中国向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过去，我们将这十年分割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三大历史板块分别研究，虽然成果累累，但是有些历史问题仍然被割裂开来，导致历史脉络不够清晰，认识不够深刻。倘若我们把“四十年代”作为一个整体过程加以解剖，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即中国能否走上建设现代国家的道路。这对国共两党都是严峻的考验，而两党面对机遇和历史转折都曾有深刻的历史教训。

关于国际性的问题，民国时期处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大环境中，大国的激烈矛盾和斗争不仅使国际局势复杂化，同时也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国际大环境既可给中国带来积极有利的因素，也可能造成灾难。孙中山早已讲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个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任何国家和人民都不能背离。民国历史必须放置在世界发展潮流尤其是国际局势的大变动中考察，才能获得完整的认识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历史学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运用国际观念分析历史问题的重要性。

至于现代性观念，则是中国近一百多年来历史发展的主题。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摆脱帝国主义欺凌压迫和甩掉贫穷落后，努力实现现代国家的斗争过程。民国史研究不能忘记或忽视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现代化奋斗目标。在学科体系的构建中，应运用现代化的理论，贯穿和体现中国人民如何启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及所遭遇的种种挫折或失败。作为中国人民艰难追求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五大政治选项与我们强烈宣示的反帝、反封建，应该是近代中国历史运动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由此构建的民国史学科体系，不仅是科学的，符合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实践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陈旧模式。

中华民国史与中国现代史等相关学科的异同

明确中华民国史的学科体系，就比较容易将它与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中国国民党史及中国现代史区别开来。

首先，这些学科的学科性质不同。如中国现代史是通史，它和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共同构成贯通古今的中国通史。如前所述，中华民国史是断代史，而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史、中国国民党史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都属于政治史门类的专门史。

其次，这些学科的分期或上下年限也不一致。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多数学者就主张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上限，而下限则包含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学者们认识的变化，也有一批学者主张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应从1840年延伸至1949年。他们认为这一百年间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任务均是一致的，应该综合起来考察。也有学者将1919年至1949年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则称为中国当代史。这里就出现了什么是“现代”“当代”的疑问，两者的区别何在？用这两个词强行划分历史分期似乎逻辑不够严密且缺乏说服力。事实上，中国历史划分为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的“现代史”说不定一万年以后甚至更短一些时间，已经纳入“古代史”范畴。我们总不能将一万年后的历史还说成是现代史吧！曾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高等院校广泛开设的中国革命史，其上下时限一般确认为1905年至1949年，这是因为1905年在中国才出现完整意义的革命政党同盟会。至于中华民国史的时限问题，对上限没有争议，主要是海峡两岸对下限止于1949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一分歧不仅是学术问题、理论问题，也是两岸之间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展开讨论。

再次，这些学科的内容，有较多的联系，也有很大的不同。譬如中国共产党史，主要应反映中共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策略的制定和发展演变；反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反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反映党本身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中国革命史则主要叙述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各民族、各阶级人民群众，最初在孙中山革命党人而后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斗争的历史。它的主体内容是反映革命派联合全国劳苦大众及中间力量向反对革命运动的势力进行斗争的过程；也相应地涉及经济领域、文化思想领域两种力量斗争的历史。它不仅要研究社会各种力量的矛盾、斗争、整合，更要阐明革命与敌对势力消长和强弱变化过程。在学科关系上，重要的是如何认识中国现代史和中华民国史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如前所述，中国现代史是通史，中华民国史是断代史。通史是由若干个断代史组成的。中国现代史由于时间较短，只有中华民国史这样一个断代史。两者相比较，同在一个历史时段上，除上下时限有所不同外，其涵盖的历史内容应该是一致的。从政治史角度考察，两个学科都应包含和阐明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各社会团体、海外侨胞的活动。有关国共两党在民国政治舞台上的角色、角逐和力量消长，以及控制中国政局的统治政权的轮替，应是民国历史和中国现代史的主体内容，两个学科对此均不能偏废。两个学科应充分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阐明和厘清中国在20世纪上半期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中外交流的曲折演变和进步发展等。作为断代史的中华民国史是永恒的；而作为通史的中国现代史，其时空范畴会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变动。

关于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历史定位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共同标志着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

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在中国海峡两岸、日本、韩国和美国均有丰硕的学术成果。不仅举行过多次大型的学术研讨会，发表大批有质量的学术论文，也出版了许多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如章开沅和林增平著《辛亥革命史》、金冲及和胡绳武著《辛亥革命史稿》、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及台湾张玉法著《清季的立宪团体》和《清季的革命团体》等，代表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集中成就。但是，现在看来仍有一些大家曾经关注过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索。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和成败问题：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认为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目标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对这一论断，我们一向深信不疑。但是多年来海外学者不断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这一说法中的“全民”的内涵是什么？哪些阶层的人属于“全民”？革命的对象清王朝的统治阶级属于什么范畴？“全民”的定义含糊不清。显然，全民革命的说法缺乏说服力。近几年也有学者提出，辛亥革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革命”①（蒋永敬：《辛亥革命究竟是什么革命》，见《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道路》，民国档案杂志社2001年版，第21页。）。由此看出，对辛亥革命的性质判断，学术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那么，辛亥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呢？200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日，江泽民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大会上说：辛亥革命是“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200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日，胡锦涛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大会上指出：“孙中山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两位领导人的长篇讲话，对辛亥革命的性质、意义作了精辟的、科学的定位。这里所讲的民族革命，既包括反对国内的民族压迫（特别是满族上层统治者对国内其他民族的压迫）也包括反对国外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压迫。民主革命既要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也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家，实现民主政治和国家的现代化。这一民族民主革命与我们前面讲的反帝反封建任务和目标是一致的。从辛亥革命的参加者来说，主要是海外华侨、留学生、知识分子、会党成员、部分下层群众和较多的新军下层军官和士兵。海外华侨支持中国革命的主要是中小资本家。国内的上层绅商甚少支持中国革命。从辛亥革命的奋斗目标观察，也并非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领导革命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防止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和方向。从辛亥革命的动力、支持者和奋斗目标深入剖析，我们不应将辛亥革命完全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我们分析一切革命的成功与失败，要观察它是否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完成了，就是胜利的革命；反之，则为失败。历史赋予辛亥革命的任务有两方面，一是推翻清王朝的专制腐败统治；一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考察辛亥革命，这两项任务都完成了。至于当时深刻存在的更为复杂的社会改造任务，绝非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或革命党人一朝一日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后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封建残留以及妄想复辟倒退的势力，这在任何一个翻天覆地改变国家民族历史命运的大革命面前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对比一下1949年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政治、社会、思想领域中存在的大量旧传统遗留，已经走过了几十年，改革任务尚要深化，从中就不难理解辛亥革命胜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就不会过分地苛求革命的先行者们了。

对革命党人革命精神的认识：革命运动是一场变革社会并直接影响国家发展方向的激烈斗争。在这场运动中，其参与者抱有不同的目的或持不同态度或发出不同的声音都是不奇怪的。但是，就多数参与者而言，应该是支持、拥护或坚持执行革命运动的方针、策略和斗争目标的。我们过去总结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斗争，常批评革命党人意志不坚决，缺乏革命的彻底性。这一看法对广大革命者来说，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一系列的反清武装斗争中，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连遭失败，但是他们仍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继续战斗，表现了英勇的、坚定的、不妥协的革命精神。在历次斗争中，涌现了诸如徐锡麟、秋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大批为革命献身的英雄人物。就是在辛亥革命后的艰难复杂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人士亦不断探索，继续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应该说，辛亥革命后是孙中山革命党人展现的一个新的探索时期，是坚持保护民主共和方向的奋斗时期。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和艰巨的革命任务，孙中山在其遗言中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以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号召，显示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群体坚忍不拔的奋勇精神。革命运动中出于斗争的需要或敌强我弱的形势，采取一些灵活的方针措施或有限度的妥协政策，是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它与放弃革命原则有本质的不同。就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而言，我们也应该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和孙中山的高尚品质，作出历史的分析和判断，而不应简单地归之于孙中山革命的不坚定性和妥协性。

对南京临时政府历史地位的认识：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是创建了中华民国，而南京临时政府是中华民国的主要象征。大概由于它存在的时间短暂，因而人们对它重视不够。事实上，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作为新时代的新生事物，在中国历史上作出了卓越贡献，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南京临时政府在暴风雨中诞生，它从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构建了中国现代国家的雏形，体现了孙中山建设现代国家的理论和构想。①（参见张宪文《辛亥前后孙中山建设现代国家的理论与实践》，载《历史档案》2004年第4期。）孙中山早在1903年就说过：我们必须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②（《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6页。）南京临时政府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展示了民主共和国未来发展的图景，它的贡献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

譬如，它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它打破并摧毁了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和体系，从此，民主共和思想逐步深入人心。虽然曾出现过复辟皇朝的反复，但是将历史重新拉回到清王朝的统治之下，是完全不可能的。

它确立了建设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其一是以人为本的原则。孙中山很早就明确，“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③（同②，第329页。）。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担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宣言中，更明确地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④（《临时政府公报》第1号。）南京临时政府确认：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11日参议院通过）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这与清王朝无视广大人民最基本权益有根本区别。其二是以法治国的原则。封建王朝是君权至上，以王法治国，而南京临时政府是以现代法制理论与立法观念规范国家的运行机制，依靠孙中山创造的中国式五权分立思想确立共和国的政治体制;颁布了与晚清《钦定宪法大纲》有本质区别的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中国初步具备了进入现代法制社会所必备的法制性和民主性。其三是以人民治国的原则。现代国家与封建专制国家的根本区别在于现代国家对人民群众的高度关注及广大群众参政议政的实施和不断扩大。南京临时政府赋予人民群众以更多的民主与自由。它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运用选举方式选举国家领导人——临时大总统和副总统，并在各级国家机关大力提倡公务员应做人民的公仆和实施廉洁政治。这些都是国家由专制政治走向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标志。

南京临时政府从其诞生至北迁，运行时间不足百日，其所制定的各项国策、政治体制、政策法规，均未及充分实践，更来不及检验成效。有些还停留在纸面文字上，或属于初创考虑不够周全，无先例可以借鉴，因而出现一些缺失或不足。但是，它的发展方向和政治上的首创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它对中国迈向现代国家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

北洋政府是中国政治转型期的必然产物

过去，我们论述北洋时期的历史，讲消极和负面多。譬如，说这一时期在大大小小军阀统治下，对内实施封建专制统治，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他们割据称雄，连年混战，政潮迭起，政治腐败，是中国最黑暗的历史时期。

近二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北洋时期历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认识上有重大变化，学术观点也更加贴近历史真实。但是，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

其一，北洋时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的转型时期。从表面上看，封建王朝被推翻，革命已经取得胜利，社会政治经济应有明显改观，可是整个社会充满矛盾、混乱、冲突和战争，人民怨声载道。如果我们冷静地加以观察和分析，深知这些现象的出现并不奇怪，是历史处在大转折和社会变迁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然的。北洋政府时期表现了社会转型期许多二元性的特点。它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和突出的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现代性和传统性等的混杂、并存与矛盾，并且对立双方在不断地消长或反复着，表现在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北洋政府的军政人员大多来源于晚清统治集团或从中分化出来，他们保存了相当多的传统政治与传统意识的影响，但是在民主共和的大潮流下，也吸收并保持了较多的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取得的民主共和政治的成果，这在北洋政府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中有较多的体现。因此，我们认为北洋政治是中国残存的传统政治与曰益成长的现代政治文明矛盾冲突的畸形政治形态。我们应该看到北洋时期的中国在两种政治文化形态变动冲突中缓慢向前进步。仅以武人政治或定性为封建专制政权，都不足以全面认识民国初期这一政权的性质。只是由于北洋政府没有建成稳定的政权，政治不断动荡，掌权者缺乏改造社会的理念和建设国家的纲领、方向和目标，无法取得各阶层人民的支持，最后被国民革命运动推下政治舞台也是自取灭亡。

其二，北洋时期中国的现代化缓慢向前发展。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政治压力和物质文明的刺激下，经过半个世纪的曲曲折折、风风雨雨，现代化运动初见成效。

现代社会应具备的各种因素都在不断增强或提高。除以上对政治状况的分析外，作为现代化基础的国民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过去我们分析民国初年的经济发展，多称它是民族经济的黄金时代，说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无暇东顾而放松侵略和国内封建主义统治的夹缝里取得的。这一结论显然不够客观和确切。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是事实，但是北洋政府在其执政时期还是制定了许多扶持或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令。它建立了财政部、农工商部等，起用张謇主持农林、工商部；它健全工商法律法规，完善现代金融体系，制定保护性税则，整理中央和地方财政，制定条例奖励工矿企业发展，种种措施促进了中国民营资本企业的发展。许多在民国时期有重要经济影响的大工矿企业是20年代建立起来的，因此我们应肯定北洋政府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晚清时代，西方先进的司法观念、司法制度开始传入中国，对中国根深蒂固的王权司法传统形成巨大冲击。随着社会转型，作为现代社会必须实施以法治国，运用法律制度稳定和完善社会秩序，其制度核心是要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又是现代司法制度的根本标志。民国初年，不仅在司法观念上有了较大的转变和进步，而且初步建立起现代性的司法机构和司法秩序。毫无疑义，中国现代法制的基础，奠定于北洋政府时期，并在许多司法案例中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其三，能否科学地评价北洋军政人物，仍是一个严峻的学术问题。我们不能一面肯定历史事实，一面否定历史人物，这样做是不符合历史逻辑的。我们常常把大大小小的掌握军事实力的人都称之为军阀，亦常将那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甚至做过一些不好事情的人，统称之为政客，似乎北洋军政人物没有什么好人。我们应加强北洋历史人物的研究，对军阀这一概念也应给以科学的界定。对政治人物也不宜任意戴上政客的帽子，因为这是一个十分不科学的概念。学术界曾在河南安阳和山东烟台举行过袁世凯和吴佩孚的学术研讨会，这对于北洋人物的深入研究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多年来出版过一些北洋人物的传记图书，其中多数没有准确的史料根据，或属于“戏说”性质，与严谨的史学著作有根本的区别。加强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等北洋人物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国共两党关于改造中国道路的不同选择

辛亥革命后，由于中国面临着复杂的社会问题，对于如何改造中国，出路在哪里，成为中国人民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中国的知识界和广大知识分子，出于爱国热情，曾提出或从国外移植过种种改造中国的理论和方案，诸如教育救国、职业救国、实业救国以及后来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等。这些方案未必恰当，有些是脱离实际的，甚至不符合当时的国情。然而，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长期奋斗的精神是可贵的。

民国时期中国两大政治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均把改造中国、建设现代国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鉴于其改造中国的基本纲领——反帝反封建的一致性，故两党于1924年第一次携手合作，开展国民革命运动，对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其间，两党均试图以自己的政治理念、政治纲领、政治策略，主导中国的社会改造并改造对方，因此，两党关系趋于破裂不可避免，最终导致1927年的分道扬镳。

1927年后两党各自走上了不同的改造中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以苏俄十月革命为榜样，采取武装斗争的模式，在城市工人阶级中培养革命力量，走城市起义的道路。在本身力量薄弱且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依靠弱势的工人群众，在沿海地区中心城市不断发动罢工或武装起义，结果屡屡遭受失败。而且对中国资本主义作出了不恰当的判断。面对尚不够发达的中国资本主义，过早地、不适宜地提出消灭城乡资产阶级的口号和政策，在政略、策略上造成失误，也给革命事业带来重大损失，以至于在城市中难以立足。

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及时地总结城市起义失败的经验和教训，适时地实行战略转移，把工作重点和革命势力逐步转向农村，在农村中探寻发展中国革命、改造中国的新方向新模式。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通过开展武装斗争、发动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把广大的贫苦农民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在政权建设、社会改革和发展经济等方面，均创造性地提出一些前所未有的革命和建设理论与方针。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走过漫长曲折、有成就也有深刻教训的革命斗争历程，1949年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方针指导下，再次将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在革命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更加深刻复杂的改造和建设新中国的路线和政策。我们应该把中国共产党1927—1949年所走过的道路，放在中国与世界发展大潮流中去深刻认识它的地位、作用和意义。

1927年后，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主要控制着中国广大城市特别是东部半壁江山。蒋介石通过政治手段，整合了党内外政治、军事势力，分化了主要政治对手胡汉民派和汪精卫派，打击或瓦解了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军事实力派，通过追剿中国工农红军或运用政治、经济上的安抚、拉拢等手段，将势力伸往西南与西北地区，至1935年，蒋介石基本上统一了中国。

1927年以后，蒋介石一方面坚持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方针与整合党内外的反对派；另一方面，通过由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实施了较为深刻的、有成效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政治上，颁布了“训政纲领”推行孙中山提出的五院制政治体制，但却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经济上，蒋介石于1928年起用宋子文为财政部长，1933年又由孔祥熙继任。还募集了一批海归派的知识精英和技术官僚，先后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制定并实施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譬如，颁布了新的工商管理法规，改革税制，整理内外债，推进关税自主和修正税率，改革币制，限制白银外流等。通过财政经济的改革，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一批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也创办起来。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极为不利。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陷于危机，中国国内战争频仍，全国各地出现严重灾荒。即使如此，从1928至1936年间，中国国民经济仍在起伏、曲折、缓慢地向前发展。1936年是民国经济发展的高峰，它为即将到来的全面的抗日战争打下了物质基础。我们认为，从整体上说，30年代的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仅否定30年代经济的发展，而且将国家资本、官僚资本、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混为一谈，不加区别，这显然是欠妥当的。①（参见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华中新华书店1949年版。）

四大家族如果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等，毕竟是国民政府时期居于最高层的政治领导者。然而把他们说成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集团则不够科学，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蒋介石虽然是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者，但蒋氏家庭的财产有限，远未达到大资产者的水平。二陈主要掌控国民党的党产，诸如文化、新闻事业等，并非陈氏个人的财产。国民党败退台湾陈立夫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之后，离台赴美，与友人合伙干起了“不想再侍候任何人”的养鸡事业。购鸡场，“要价四万七千美元，可得要先付二万元，其余分十年给付。当年四万七千元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我手头只有四千元，不得已只好向朋友告贷。孔祥熙先生很慷慨，答应借我八千元。与我合伙的胡先生也只能拿出四千元，其余四千元多亏其他朋友帮忙凑足了”这样，陈立夫自1953年至1961年在美国新泽西州干了八年的养鸡业，最后“不得不关闭养鸡场，结束了惨淡经营的养鸡业”①（陈立夫：《拨云雾而见青天——陈立夫英文回忆录》（中译本）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419、422页。）。宋、孔家族应该说是中国的大资产者。他们的财富增长无疑得益于长期掌握中国的经济与金融事业。但他们仍然属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范畴，与国家资本有根本区别。目前，对宋、孔家族私人经济的微观实证研究有待加强。

对民国时期各类经济形态做科学的界定，显然十分必要，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有利于对经济领域中各类经济形态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我们认为，近代中国经济从大范畴上说，存在两类经济形态，即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这里说的外国资本应该是指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经济领域内的投资和经营，而民族资本则泛指一切中国人所经营的企事业。这里所讲的民族资本和我们过去讲的民族资本主义概念有很大不同。我们认为，民族资本是一个经济概念，不应用政治观念定性。民族资本应涵盖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私人资本应视其资本量可有大中小资本主义之分。官僚资本主义应属于私人资本的范畴，而国家资本属国有资产，如国民政府实业部或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事业等，它不能混为官僚资本。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失败原因探析

对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在极短的时间内就遭到惨败的原因，多年来曾有种种分析。王聿修序《美国政府内的共产党》一书说：由于美国国会的调查，显示出近年来制定美国亚洲政策的人物，全是亲共的或是有共产党嫌疑的。”949年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说：中国大陆的沦陷，是由于中国政府的腐败，对此，美国无能为力。现在许多美国议员与美国人都已认识到，中国大陆的变色，美国对华政策受共产党暗中操纵，以致有利于中共，实应负更大责任。”①（转引自陈孝威《为什么失去大陆》，台湾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2—13页。）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从美国方面找原因，似乎是离主题太远。1949年10月，蒋介石在台北办了一个“革命实践研究院”其主旨是总结失败原因，准备改造国民党，重新组织力量，以便日后反攻大陆。蒋介石在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说：“我们今天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②（见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K下）1978年10月未刊稿，第394页。）我们很难说清楚蒋介石是否真的认清了国民党的失败原因，但一个确切的事实是蒋介石将大陆时期的许多重要军政官员弃置一边，换上一批年轻官员，积蓄力量，打算与共产党再决雌雄。

事实上，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好形势带给国民党蒋介石以重建国家的机遇。蒋介石的威望也很高。可是，胜利的喜悦冲昏了蒋介石的头脑，他未能抓住有利的时机，在政略上犯了严重错误。也就是说，未能满足人民在战后迫切要求重建家园、休养生息的愿望；也未彻底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现实，建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以实现各政党的联盟，而是通过内战一步步走下坡路，最终无法挽回。

总结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可以说出若干条，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有两条：

其一，是内部原因，即国民党本身的腐败，这是一个执政党走向崩溃的腐蚀剂。众所周知，抗日战争初期，面对日本侵略军的全面进攻，国民党尚能联合广大民众，共同对敌，众多将领奋勇杀敌，有的为国捐躯。然而，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国民政府败退西南、西北地区之后，国民党在军政各领域内的腐败现象日益显露，经济贪污日趋严重，军队缺乏战斗力，使抗战后方的广大人民怨声载道，民主宪政运动、学生运动不断发生。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人民群众为之一振，盼望国民党能以一个清新的政权领导国家重新走上现代化之路。可是，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沦陷区人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国民党军政人员对各沦陷区的经济接收，变成了一次对国家财富的大掠夺。许多接收大员趁机贪污受贿、敲诈勒索，把大量本应收归国有的敌伪财产化为己有。国共两党内战爆发后，国统区经济形势日趋严峻，许多国民党官员利用职权垄断市场、走私外货、投机倒卖、操纵物价，腐败现象一发不可收拾。国民党的政治肌体被自己彻底摧毁，在军事上自然无法承受中共军队的沉重打击，国家改变是预料中的。

其二，是外部原因，即国民党失掉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和城市中小资产者的支持，从而被彻底孤立起来。

中国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大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中国农民梦寐以求的是两亩地一头牛的小康生活，实际是对最低生活标准的追求。1927年国民党执政以后，虽然也曾在江浙地区作过小规模的土地改革试点，但是始终未把关心农民的切身利益放在工作首位。而中国共产党在解放了的广大地区热火朝天地掀起土地改革运动，使农民获得了土地。这样在国共两党你死我活的内战中，广大农民纷纷站到中共一边，参军参战参加推翻国民党政权。城市中，残酷的战争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工商业破产，广大的中小资产阶级失去对国民党政权的信任，动摇了国民党在城市中的统治基础，社会不断动荡，民心极度不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其“制宪”国大，“行宪”国大，也仅是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披上了民主的外衣，本质没有改变。国民党坚持对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的排斥、打击政策，使政治上的中间势力也倒向了中国共产党一边。国民党内部在行将倒塌的政权面前更是树倒猢狲散。

上述论证使我们对国民党政权仅三年时间在大陆迅即崩溃就不难理解了。它再次证明，历史是无情的，任何违反人民意愿、违反历史潮流的行为都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南京临时政府评析

原载《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10期

中国长期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专制大国。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枪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发现已大大落后于西方。中国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从落后的状态中走出来，因而不断奋斗。半个多世纪时间，有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有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运动，也有清王朝自己主导的新政改革。但是，这些变革都是在不触动专制统治基础上进行的，是保持王权专制的体制内变革，达不到建成现代国家的根本目标。

在近代中国，只有实行暴力革命，彻底推翻清王朝，打碎封建专制制度，才能把中国引向现代社会发展的道路。辛亥革命实现了这一追求。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走出封建传统社会，迈上了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作为辛亥革命的必然成果——南京临时政府，是近代中国人民和辛亥革命奋斗成果的集中体现，它构建了现代国家的雏形，指明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因而，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展示了一个现代国家的美好图景。它的作用和历史地位以及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导向，是不言而喻的。可是，长期以来，人们只看到它存在不足百天，是个短命的、没有起作用的政府，因而没能充分估计它的历史贡献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学术界比较忽视对它的研究。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之际，进一步明确南京临时政府的历史贡献，也是告慰革命英灵的有益之举。

一

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标志着清王朝统治的彻底垮台。胜利的成果洒满全国，建立一个新型国家已经刻不容缓。

在孙中山三民主义和同盟会纲领的精神指导下，各省代表经过反复、充分的酝酿，决定在南京建立临时的中央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并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及建立了临时参议院，初步构建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图形。

作为辛亥革命成功的集中体现——南京临时政府，它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成就都是前无先例的。它的重大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若干方面：

第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前无古人的大事件。因为中国是一个两千多年专制统治的大国，封建专制制度根深蒂固。辛亥革命用暴力手段摧毁了它的坚固基础，建立起新的民主共和制的新柱石，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建立新的共和制国家，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不懈的追求。但是，这一革命方略的形成，却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完善的过程。1894年兴中会创立时，第一次提出了“创立合众政府”①（冯自由:《兴中会组织史》,见《革命逸史》第4辑。）的政治主张，这明显受美国政治制度的影响。

其后，1900年至1904年间，孙中山在日本、檀香山等地的演讲和发表的文章中，多次提出要建立共和国。如1903年12月在檀香山说：我们必须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①（《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6页。）1904年8月，孙中山在美国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的文章，向美国人民宣称：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的计划，经慎重考虑之后，早就制定出来了。”在此，孙中山充满信心地指出：“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②（同①，第254—255页。）这样，到1905年8月，孙中山就明确地将建立“中华民国”的理想，作为中国同盟会的誓言和奋斗纲领。20世纪初年，孙中山在华南地区领导的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以及震惊全国的武昌起义，都是为实现这一革命目标采取的重大举措。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民国这一新型政权的诞生。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借鉴的情况下，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依然仿效美利坚、法兰西的共和国道路（其中，包括许多具体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在以后的政治实践中，孙中山不断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缺陷和弊端，才取长补短，合璧中西，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体系。

第二，确定了建国的基本原则。

1912年1月1日，作为中华民国的开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于南京，在他发布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③（《临时政府公报》第1号。）中，宣告了新政权的内政外交方针，也进一步明确了中华民国建国的基本原则，即：

(1)实行民主共和，反对封建专制。孙中山在宣言中，明确表示“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宗旨，完国民之志愿”也正是在这一精神的鼓舞下，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专制主义成为过街老鼠。之后，无论是袁世凯的洪宪帝制还是张勋的封建复辟，都不能得逞。民主主义成为建设共和国的重要指导思想。

(2)“国家之本，在于人民”这是国家政权建立的最基本原则。一切事业均应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无不把人民的安危放在首位。这也是他的革命事业获得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并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3)“民族之统一”孙中山在宣言中指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1月28日，孙中山在致蒙古喀尔沁亲王等的电文中，进一步指出：解除专制，并非仇满，实欲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①（《临时政府公报》第4号。）这里，孙中山摒弃了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大汉族主义，革除了满族对其他民族的压迫；进而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转入“五族共和”的新时期。南京临时政府，坚持民族统一和民族团结，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自由。以后，孙中山又进一步指出：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

(4)“领土之统一”宣言中宣告：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机枢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日领土之统一。”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②（《南京临时政府档案》，见《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106页。）中，也明确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22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这里着重宣告内外蒙古、西藏、青海都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目的是对付列强不断割裂这些疆域的企图。如沙皇俄国早已垂涎中国外蒙古，不断策动外蒙独立。1911年12月1日，宣布成立“大蒙古国”南京临时政府多次劝告蒙古王公活佛，不要投靠外国，取消独立。孙中山也致电喀尔沁亲王等，严肃指出：“俄人野心勃勃，乘机持发，蒙古情形，尤为艰险，非群策群力，奚以图存。”因此，要求他们“通告蒙古同胞，戮力一心，共图大计”③（同①。）武昌起义后，英国也在唆使达赖十三世发动武装叛乱，企图将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去。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表现了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坚定决心和反对侵略维护国家独立的坚强意志。

第三，制定了共和国的政治体制。

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政权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关系到中国的发展前途和国家政治能否现代化的大问题。

清朝后期，资产阶级改良派追求的政治目标，是实现君主立宪政体，这在国际上并非没有先例，但它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已被人们所抛弃。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积极地规划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1906年11月15日，孙中山在《与该鲁学尼等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了“五权分立”的政治学说。他提出：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试权和监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①（《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9页。）在这里明显地看到，孙中山除坚持西方社会所推行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又相互制约的政治体制外，在总结西方国家政治缺陷和中国历史经验基础上，将考试权、监察权独立起来，以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这是孙中山对三权分立学说的重大发展。他试图通过加强权力制衡的方式，防止西方国家政权特别是立法机构滥用考选权和监察弹劾权的弊端再现中国。孙中山曾经十分诚挚地说：“我期望在我们的共和政治中复活这些优良制度，分立五权，创立各国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创建破天荒的政体，以使各机关能充分发挥它们的效能。②（同①，第320页。）以五权分立学说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将近代中国的国家政治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南京临时政府处于政权初创时期，其五权政治构造尚不够完善，某些方面也有一定的过渡性质，但它所勾画的政权图景，却是一幅重大的历史创造。

第四，颁布了具有第一部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规定着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政权机构及公民的权利义务等。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国家，有不同的宪法内容，它是统治者意志的表现。晚清时期，清政府搞“预备立宪”1908年颁布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也允诺给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等方面的自由，但是，它仍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规定皇权至上，皇帝集行政、立法、司法于一身。这种不合时宜的预备立宪迅速流产，《钦定宪法大纲》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使国家政权能够有序地运作，制定一部全体国民共同遵守的国家大法势在必行。经过多次讨论修改，1912年3月11日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一部带有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它规定着中华民国的民主共和性质，它明确指出中华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它规定中华民国政权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以及人民的种种权利和义务。《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反映了中华民国进入现代法制社会所必备的法制性和民主性。它是近代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晶，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它从法律上否定了专制制度，肯定了民主共和，确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合法地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虽然出于反对或制约袁世凯弄权的需要，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并扩大了参议院的权力，但是，它的历史开创性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仍然是不能低估的。

第五，结合中国国情，制定并颁布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改革性质的各种条例法规。

中国是一个封建的、落后的东方大国，传统意识、宗法观念和小生产方式等等，制约着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中华民国要建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必须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这是一场更加艰巨、复杂、深刻的社会变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制定并颁布了许多条例和法规，其涉及面之广，不胜枚举。试举例而言：

在移风易俗改变社会风尚方面，1912年3月5日，临时大总统颁布限期剪辫令①（《临时政府公报》第29号。）。指出清政府强行蓄发，“腾笑五洲，恬不为怪。矧兹缕缕，易萃霉菌，足滋疾疠之媒，殊为伤生之具。”因此，限期“剪除净尽”“以除虏俗，而壮观瞻。”3月18日，临时大总统颁布劝禁缠足令。②（《临时政府公报》第37号。）指出：缠足之俗，……恶习流传，历千百岁，害家凶国，莫此为甚。”因此，“此等恶习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故“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吸食鸦片和聚众赌博，严重地败坏社会风气和人们健康，因此必须加以革除。1912年3月2日，临时大总统颁布禁烟令③（《临时政府公报》第27号。）。指出：鸦片流毒中国，垂及百年……失业废时，耗财殒身，浸淫不止，种姓沦亡，其祸盖非敌国外患所可同语。”要求烟民“屏绝恶习，共作新民，永雪亚东病夫之耻，长保中夏清明之风”对于严重的赌博恶习，3月5日，内务部亦公布禁赌呈文④（同①。），指出：赌博陋习，最为社会之害，律法在所必禁。”赌博为巧取人财，既背人道主义，尤于现时民生多所妨害，亟应严切禁止，为我共和国民祛除污点”“倘有违纪，各按现行律科罪，以绝赌风而肃民纪。

根据临时大总统宣言和“临时约法”规定，“国家之本，在于人民”中华民国的国民，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南京临时政府针对南方沿海地区严重的贩卖“猪仔”人口）出口现象，命令内务部，编定禁卖人口暂行条例，并将其提高到“尊重人权，保全国体”的高度。由于广东省每年就有30万“猪仔”出口①（《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2页。），因此，1912年3月19日，临时大总统连续命令广东都督和外交部②（《临时政府公报》第42号。），要求严格禁止贩卖人口出境。指出：奸徒拐贩同胞，陷入沟壑”“殊惨无人道”表示：“民国既成，岂忍视同胞失所，不为拯救。”务使奸人绝迹，以重人道而崇国体”。

其他还有许多法令法规，涉及兴办工业、开发矿业、开垦荒地、保护农业、保护商民、财政金融、税收制度、公债发行、交通邮电、教育方针、教育制度、外事管理等。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规定废除纳妾，提倡婚姻自主、男女平等。

大量新制度、新法规的提出，使民主共和国的建设方案更加具体化，使南京临时政府作为现代国家政权的形象更加明确。

第六，推行选举制度。

选举制度是现代政治行为的重要方面，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也是区别专制政治和民主共和政治的重要标志。在专制统治时代，一切由皇帝说了算。重要的人事任免和重大政务的决策，都由皇帝决定。自古以来，朕即国家，皇帝的金口玉言，不可改变。现代社会采用选举制度或通过投票方式决策政府大事，是充分发扬民主、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的重要方式。

南京临时政府在中国历史上首次采用投票方式选举国家元首——大总统。今天看来，这似乎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可在当时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它标志着中国政治向现代化道路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南京临时政府在政治领域各个方面均推行选举制度，不仅以投票方式选举国家主要领导人，如总统副总统、参议院正副议长等；而且还以投票方式决定国家政务大事，如宣战、媾和、缔结条约等。这些重要的人事、政务议案，都必须达到投票人出席总数的三分之二始获当选或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规定人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总之，选举制度的推行是政治领域内的一项重大变革，是王权时代所不可能做到的，它直接影响着中国政治的发展。

第七，大力提倡做人民公仆。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1912年3月2日，在《临时大总统关于革除前清官厅称呼致内务部令》中指出：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①（《临时政府公报》第27号。）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宣誓时，也明确表示：“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②（《临时政府公报》第1号。）他不断呼吁人们要立志做大事，不追求做大官。他在为谢彬著《新疆游记》一书所作的“序”中说：“有志之士，当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孙中山这些思想是一贯的。他在临时政府中广为倡导，使临时政府的许多决策，都体现了这一高尚精神。孙中山自革命以来，有一个牢固的“以民为本”的坚定信念，一切事业为了人民，一切工作服务于人民。为人民的利益奋斗终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中山自己为全国人民、为广大的民国公务人员作出了表率。

试举孙中山担任大总统为例，1911年10月12日，孙中山为革命筹款抵达美国。在丹佛城从报纸上获悉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在路过圣路易城时，又见报载：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③（《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5页。）而且，武昌起义后成立的鄂军都督府，亦电告在上海革命党人黄兴等，转告孙中山“从速归国，主持大计”。这时，孙中山考虑“予本可由太平洋潜回，则二十余日可到上海”，但是“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④（同③，第244页。）为此，孙中山由美国到了英国、法国，辗转两个多月，继续进行筹款和外交活动。其间，在伦敦时，孙中山曾收到国内电报，促其回国担任总统，孙中山淡然处之⑤（转引自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1编，第793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年版。）。11月16日，孙中山再电民国军政府，对总统人选问题，表示“总统自当推定黎（元洪）君。闻黎有请推袁（世凯）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薄。……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6—547页。）

孙中山在回国以后，仍一再表示：只要袁真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①（《迎孙中山先生选举总统副总统亲历记》，《孙中山先生事业追忆录》，第779页。）表现了一个革命家一心为革命，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品德。

南京临时政府，在公务人员的俸给方面，也作了改革，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如在月俸方面，将官佐分为三等九级，最高者为总长（相当大将军）现金160元、公债70元，科长（相当大都尉）现金100元、公债40元，三等科员（相当大军校）现金40元、公债10元。每人每天的口粮，大米21两、肉类3两。每人每天的米菜代价为银元一角。②（《临时大总统颁发“陆军暂行给予令”令》（1912年2月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178、181页。）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从中央到地方，不仅公务人员实行低俸制，而且也努力做到精兵简政。如1912年3月10日公布的《南京府官制》，规定该府只设一厅四科，公务人员合计只有18人。③（《临时政府公报》第34号。）

总之，孙中山提倡的做人民公仆的思想，赋予南京临时政府各级政权机构和公务人员以新的精神面貌，使其明确了国家公务人员的工作宗旨。这种高尚的思想境界，特别是对国家公务人员基本素质的要求，是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根本标志。

二

以上我们从七个方面论述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历史贡献。虽然这七个方面并不能完全概括它的卓越功绩，但也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南京临时政府在摧毁王权统治后，为奠定现代国家基础所作的努力。

南京临时政府在建设新的共和国过程中，较为明显地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法则。其一是以人为本的精神。在其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一系列政策、法令中，均突出地显示了这一理念。其二是以法治国的精神。现代国家是法制国家，一方面一切依法办事，另一方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专制统治社会虽有王法，但这些法律是对付广大劳动人民的。王子犯法与民不可能同罪。南京临时政府是中华民国开国法制的基本理论与立法观念的确立时期，之后不断予以完善。其三是人民治国的精神。现代国家是民主国家，其政治生活表现在人民参政议政的实行与不断扩大。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赋予人民以更广泛的民主自由，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次初步尝试。

南京临时政府虽然摧毁了专制主义的统治，走上建设现代社会的道路，但是，它怎样组建新的政权，也是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体现。

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实现了各种反清势力的大联合，在各部部长、次长的人选中，有同盟会革命党人，有立宪派人士，也有旧官僚。在参议院40余名参议员中，同盟会成员占四分之三，立宪派等方面人士占四分之一。孙中山在1912年1月12日复蔡元培的信中讲到：关于内阁之设备及其组织用人之道，弟意亦如是，惟才能是称，不问其党与省也。但此时则不能不收罗海内名宿，来教所论甚的。然其间尚有当分别论者。康氏（指康有为）至今仍反对民国之旨，前登报之手迹，可见一斑。倘合一炉而治之，恐不足以服人心，且招天下之反对。至于太炎君等，则不过偶于友谊小嫌，决不能与反对民国者作比例。尊隆之道，在所必讲，弟无世俗睚眦之见也。”①（《孙文关于对康有为与章太炎等应分别对待复蔡元培函》（1912年1月1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12页。）在这里，孙中山十分清楚地指出，南京临时政府的组成：第一，“惟才能是称，不问其党与省也”第二，联合“海内名宿”但条件是拥护民国，不能与康有为等反对民国者“合一炉而治之”而对章太炎等稍有意见分歧者，则应敞开胸怀团结共事，共建民国。应该说，南京临时政府最广泛地团结了反清力量来建设新的政权。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间短暂，而且面临着繁重的军事、政治以及社会改造、国家建设任务，其所制定的许多方针、政策、法令、措施等，来不及实践，更未经过实际工作的检验，不少规定尚停留在纸面上。也有些政策，由于形成过程过于仓促，因而考虑得不够周密和细致，致使执行时不够畅通。譬如，临时政府发行的一种军用券，由于只限南京流通，且发行额仅100万元，影响了货币流通与物资交流，因而被迫作出调整。再者，有些法令、规定，非经过较长时间酝酿，策划、反复研讨，才有可能颁行。特别是某些法律法规在来不及制定的情况下，只好暂时采用了清政府一些有合理成分的法律条文，这也是权宜之计。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上述原因就轻视甚至抹杀南京临时政府在近代中国史上的重大贡献。南京临时政府在建国方略上仿效欧美，但也未照搬西方的一套。孙中山觉察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和不足，因而也采取了一些防备措施，同时显示了他在政治上的创造性。如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的演说》中指出：吾人当此民族、民权革命成功之时，若不思患预防，后来资本家出现，其压制手段恐怕比专制君主还要甚些，那时杀人流血去争，岂不重罹其祸么！”因此，他认为“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会主义”①（《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3页。）南京临时政府有先天不足之处，但是在那么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里，做出如此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我们不仅不应该苛求他们，而且非常值得我们尊敬。它的政策、方略，有益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南京临时政府是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的里程碑。

新时期再议辛亥革命

原载《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发展迅速，在海内外成为比较繁荣和成熟的学术领域，尤其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美国，研究工作已很深入。中国有一个良好的传统，即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逢十”必举行纪念活动。有关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等的学术成果，也随着纪念活动的开展而大量涌现。学者们对辛亥革命时期的人物、政治派别、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过程、政治和经济环境、思想影响和成败分析等，都作了深入的探讨，成就卓著。章开沅、金冲及等教授的辛亥革命史著作，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武汉、广州等地也因而成为重要的研究基地。

伴随着史料的不断开发，学科理论和史学研究方法有了较大改进，学者们的学术视野也日益扩展，人们对众多的历史问题，其中包括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思考，并给予新的解读。

一、近代中国革命的目标是建设现代国家

中国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历史的传统社会，到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强行打开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开始向中国扩张。这时的中国面临两个方面的冲击，一是西方列强侵略造成的物质文明的冲击；一是世界发展潮流带来的精神文明的冲击。先进的中国人士发现古老的、有灿烂东万文化的中国，已经大大落后于西万世界。而清王朝政治腐败，皇权式微，社会极度动荡不安。一些关心国家发展和未来前途的知识菁英，开始思索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孙中山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9世纪世界潮流的总趋势，是建设现代社会，即建设民主共和制国家或君主立宪制国家。对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国情，有识者认为，中国正处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他们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试图在保存旧王朝根本体制的情况下，借用西方的物质文明，以谋求清王朝的“自强”然而，无论是物质层面的洋务自强运动，或政治层面的戊戌变法运动，还是清王朝本身推行的“新政”改革运动，均未能从根本上摧毁两千多年来形成的牢固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础，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实践证明，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体制，走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革命成为近代中国向前进步的唯一途径。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总结先进的中国人多年政治斗争经验基础上，采用武装暴力手段，推翻了清王朝。他们前仆后继，不遗余力，掀起一个又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浪潮。然而，所有革命行动的奋斗目标，是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现代中国。辛亥革命的成功，改变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把中国引向新的历史时代。它标志着中国由一个以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闭关锁国的、王权体系十分牢固的传统社会，转向以民主共和制度为主体的现代社会轨道；示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它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最重要里程碑，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二、辛亥革命有较长时间的演变过程

革命，是一场艰巨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大变动过程，其中包括惨烈的军事行动。它往往经历众多的人和事的磨难，常非一日之功或一蹴而就者。我们认识辛亥革命，经常把它单指或等同于1911年10月10日发生的武昌起义，历史上也习惯性地将武昌起义视为“首义”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武昌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潮，是整个革命链条上最重要的一环。

作为一场大的革命运动，都会有较长时间或较充分的准备过程，其中包括思想的、理论的、组织的，甚至物质上的准备。历史上许多革命运动常常因为上述某一方面准备不足而导致失败或半途夭折。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它应该起于1894年孙中山建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止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一个完整的革命运动过程。这一运动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革命酝酿阶段，即从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至1905年同盟会成立。这一阶段，孙中山等一批革命者先后建立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组织，广泛联络革命志士，进而由分散的革命团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建立中国同盟会。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革命纲领，把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作为同盟会宗旨和革命的奋斗目标。孙中山还通过《民报》发刊词，较完整地表述了作为革命理论的三民主义。第二阶段为革命的发动阶段，自1906年开始至1911年间。革命党人试图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同盟会在长江中下游及南方各地连续发动武装起义，其中有萍（乡）浏（阳）醴（陵）起义、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第二次钦州起义、河口起义、黄花岗起义，以及熊成基、秋瑾、徐锡麟、倪映典等在安徽、浙江、广州等地发动的起义等。这些起义虽然均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却给清王朝的统治以沉重打击，推动革命运动走向高潮。第三阶段为革命高潮阶段，它以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为节点，进而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反对清王朝的武装起义。1911年7月，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将革命党人的活动重心由中国南方沿海地区移向长江流域。以武汉为中心，革命力量不断集结。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及胜利，标志着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接着，全国各省纷纷响应。不足两个月时间，内地18个行省中，有14个省宣布独立和光复。第四阶段为中华民国的成立。1911年11月至12月间，光复各省共议组建民主共和政府。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它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从1894年成立兴中会至1912年1月中华民国建成，先后经历18个年头。如果说，广州、武汉和南京在辛亥革命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话，我们可以形象地指出，广州是起义之都（革命起义多发生于两广地区），武汉是胜利之都（武昌起义），南京则是建国之都（革命在南京结出胜利成果）。我们把1894年兴中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做的种种努力、奋斗和牺牲，视为一个整体过程，既符合历史实际，也是对革命先烈们事业的充分肯定。

三、辛亥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它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对于它的性质，学术界曾长期认定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虽则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的资产阶级还处在上升时期，是进步的力量，但是对上述结论，海内外学者并不完全认同。早在1980年代，海峡两岸学者曾就此产生过激烈的争论。台湾学者有的认为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也有的认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革命”争论结果，并未达成共识。

我们认为，判断一场革命运动的性质，应该全面考察它的起因、革命动力、革命对象、革命纲领和奋斗目标。辛亥革命是在晚清时期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走向没落，西方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严重民族危机下发生的。中国实行改革之路走不通，唯有革命一途。革命运动的参与者，早期主要是留学生、知识菁英和华侨中的爱国者。之后，在各地发动的起义中，有较多的会党成员和下层民众参与反清斗争。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和范围的扩展，有较多的新军加入革命洪流，并逐渐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兴起不久，部分中小工商业者参与了革命运动，但并未成为革命的主力，大工商业者则介入甚少。虽然革命运动的纲领和奋斗目标，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孙中山已十分注意防范西方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辛亥革命的任务有两条，一是推翻专制主义的清王朝；是建立民族共和制的中华民国。民主共和，并非资产阶级的专利。

对于辛亥革命的性质，江泽民和胡锦涛曾作了精辟的概括。2001年10月，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大会上，江泽民指出，辛亥革命是“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2006年11月，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进一步指出，“孙中山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两位领导人的长篇讲话，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家以及他们所从事的革命运动的高度评价。民族民主运动代表了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期中国广大人民的诉求，它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判断更能深刻地反映中国人民的利益。民族革命，对内反对满族上层统治者对国内其他民族的压迫，对外则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欺凌。民主革命，既要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也要建立民主共和制的国家，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过去，我们强调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与上述民族民主革命的定性没有本质区别。

四、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中国走向民主共和新时代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迈向了民主共和的新时代。它全面勾画了中国成为现代国家的雏形，指明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它的成立，是革命党人和先进人士总结中国历史经验和吸纳西方先进制度的正确选择，是几十年艰难探索的结晶。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它的历史贡献，未能给予充分肯定和重视，甚至有人以陈旧的观念意识对其贬低或否定。史学界也因其存在时间短暂而忽视对它的研究，时至今日尚无一部全面、深入的专题著作，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南京临时政府值得人们肯定的是它的首创精神和制度创造。作者在2001年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时，于《南京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专文肯定南京临时政府在中国历史上实现了“七个第一”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它在亚洲地区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并为弱小的国家民族建设现代国家树立了典范。20世纪初叶，亚洲地区各国如朝鲜尚处在日本的控制之下，不是独立自由的国家。东南亚各国，也多掌握在欧美列强手中。至于日本，虽然通过1868年明治维新运动，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但它的君主立宪政体，是君权神权并存的政治制度，尚不能体现完全意义上的现代民主精神。孙中山革命派建立的中华民国，实施的是民主立宪政体，而非君主立宪之道。

第二，废除了王权世袭制度，第一次由地方各省代表采用投票方式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大总统和副总统。还规定参议院有权“决定弹劾”大总统的“谋叛行为”或国务员的“失职或违法”行为。这是王权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根本区别，也是中国走向民主国家的重要标志。

第三，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民主共和性质的国家大法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临时性的大法，与晚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的坚持“王法”性质的《钦定宪法大纲》有本质不同。“大纲”仍然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而“约法”则按照民主自由的进步精神，规范了中国社会政治制度和人民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和应当承担的义务。

“临时约法”和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宣言书”明确提出并确立了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基本理念与原则：

第一，是人民至高无上的观念。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这是一切政治运行的基石和出发点。

第二，是领土主权的观念。“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

第三，是民族团结的观念。“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宣言书”中说“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南京临时政府还制定了中华民国的政治体制、政治纲领，发展了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原则，逐步实现适合中国国情的“五权分立”的制度。

第四，开始实施改旧迎新的社会变革。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暴力革命，实现了国家新旧政权的转移。革命成功后的社会改革，将是更加深刻和复杂的，而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初步制定和颁行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政策和措施。首先从移风易俗、改善人们精神面貌方面入手。譬如，禁止刑讯，革除前清官厅恶称；颁行禁烟令，消除鸦片流毒；发布禁赌令，杜绝赌风，以清社会风气；还实施剪辫令，明令禁止摧残妇女肢体的缠足习俗。种种初步的改革政策，体现了南京临时政府向全面的、深刻的社会变革，迈出了艰难的、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第一步。

第五，号召国家公务人员做人民公仆。如前所述，南京临时政府明确规定立国的基本原则是“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因此，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服务于人民，是公务人员基本的行为准则，也是国家干部的基本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务人员做人民公仆，也是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以十分敬佩的心情肯定南京临时政府的历史功绩，并继承和发扬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

五、全面评述辛亥革命时期的袁世凯

研究辛亥革命，不能不涉及两个重要人物，一是孙中山，二是袁世凯。过去，我们认识和评述袁世凯，受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是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那本小册子；其二是袁世凯本人搞帝制复辟，要当皇帝，开历史倒车。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完全把袁世凯视为一个反面人物。

袁世凯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加以认识。

第一阶段，从武昌起义到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时，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态度是立足于“拉”众所周知，孙中山与袁世凯相比较，两人有本质的不同。孙中山是忠实的民主革命家，对革命有重大贡献，在民众中威望也高。而袁世凯是清王朝旧官僚，后来虽然靠拢民主共和阵营一边，但并未完全接受民主共和思想，对革命有一定的投机性。我们考察这一时期的袁世凯，其一，他有实力，掌握大量军队，清政府请其再次出山后，组成责任内阁，完全掌控了清王朝摇摇欲坠的政权；其二，列强各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虽然未公开干涉中国革命，但基本上是在背后为袁世凯撑腰；其三，袁世凯明显意识到清王朝已经危在旦夕，但还想扶它一把，以便在清政府和革命力量之间讨价还价，捞取好处。因而，这一时期袁世凯的政治态度摇摆于革命派和清王朝之间。革命派为了彻底摧毁清王朝的军事和政治力量，逼清帝退位，只有把袁世凯拉到革命阵营一边，才可能实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孙中山曾多次表示让位袁世凯，一方面表现了他的宽广政治胸怀，不计较个人得失；另一方面也是革命发展的需要。在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下，对袁世凯采取让步政策，是推动革命前进的正确选择。孙中山为防止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擅权独裁，故在辞职咨文中附有三项限制条件，说明孙中山对袁世凯始终持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阶段，从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到称帝之前。对这时的袁世凯，应从两方面观察：

一方面，袁世凯作为清王朝的旧官僚，具有浓厚的封建王权思想，其后实施复辟当皇帝，就是这种思想的恶性发展。但是，民国建立后，民主共和已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袁世凯面对这股浪潮，也不能不采取顺应态度，一定程度上保存民主共和制度，实施共和政治，组织责任内阁，但思想上是貌合神离的。当时，在全国各地军阀林立、实力派拥兵自重的形势下，袁世凯坚持实施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在袁世凯执政期间，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措施，颁布了许多促进工矿企业发展的规定条例。教育制度由传统迈向现代，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大的进步。袁世凯本人虽然坚持传统的伦理纲常，鼓吹尊孔读经，然而在其掌权期间，是新文化、新思想的活跃时期，各类社团在各地大量建立起来，政党政团亦蓬勃兴起。

另一方面，袁世凯始终留恋旧传统、旧道德。他在行动上实施共和政制，思想上背道而驰。袁世凯成为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在政治行为与思想意识方面具有双重性格的代表人物。他的出现也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袁世凯在掌握最高权力后，千方百计地试图摆脱民主共和政制的牵制。他在镇压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之后，逐步深化个人的专制主义统治。他最终取消了责任内阁，扼制政党政治，解散国会，修改临时约法，抛弃了革命党人用鲜血换来的民主共和政治，走上个人独裁专制的道路。

第三阶段，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及其失败时期。这一阶段，袁世凯的帝制行为违背历史潮流，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其内部也众叛亲离、分崩离析，最后走上失败也是必然的。

六、辛亥革命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是社会改革

学术界研究辛亥革命，常常在肯定其伟大意义的同时，又说它最终失败了。原因是辛亥革命后，社会仍然动荡不安，军阀争权夺利不断混战，人民生活极端困苦，革命任务没有完成。

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看革命运动的成功与失败？如何看辛亥革命后存在的政治动乱与社会不安？

如前所述，我们认为，历史赋予辛亥革命的任务有两条，一是推翻专制主义的清王朝，一是建立民主共和制的中华民国。这两项任务，辛亥革命都已完成。完成了，就应该是胜利的革命。

人类社会是长期的、复杂的运动过程，社会群体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问题和矛盾。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都是推动社会不断前进的动力和手段。革命经常运用惨烈的、急风暴雨般的方式，完成最重大的社会变动，而更多的、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则是社会改革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辛亥革命后，虽然形成了新的社会力量和新的民主共和制度，但依然残存着专制主义的旧势力和旧思想。新与旧、先进与落后、两种力量和两种思想并存，是革命后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现象。一次革命不可能完全消除各种社会垃圾，新兴力量不断提升和旧势力旧思想不断被改造与消失需要一个过程。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辛亥革命后会出现袁世凯复辟和张勋复辟，以及仍有大量社会和政治乱象存在。

在革命势力开展护国反袁战争、护法运动，以维护辛亥革命胜利成果的同时，人们在努力探寻中国的出路。在这方面，中国社会存在三方面的力量。一是广大的知识菁英，他们提出了诸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以及后来的乡村改造与建设方案等；二是早期共产主义者，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认为走俄国的道路是唯一的出路；三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在经历了种种斗争曲折后，决心对本政党进行改进和改组，对三民主义予以重新解释和赋予新的内容。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先进人士接过革命先行者的接力棒，继续改造中国，继续把中国社会推向一个新的历程。这样也就可以对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作出恰当的判断。

民国史研究述评

原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一、曲折的研究道路

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自1956年以来，民国史研究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56—1971年，可以说是民国史研究的提出阶段。1949一1955年，除普遍学习中国革命史外，谈不上有什么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更没有中华民国史研究这个学科。1956年，教育部组织编写《中国现代史》，由于学者们对分期问题认识不一致，因而由李新主持编写的这部书定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仍然沿用中国革命史的体系，绝大部分内容与中国革命史没有区别。同一年，我国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中华民国史研究被列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可是，次年在全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又有“教育大跃进”“史学革命”历史教学和学术研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现代史研究突出革命斗争，对史学领域中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开展了大批判。在这种形势下，学者们大多不愿意去研究中华民国史。虽然1961年董必武在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会议上，提出重写清史、编写中华民国史，但是无人响应。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代替了整个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华民国史成为史学研究的禁区，几乎没有人敢于问津。这一时期，民国史方面的出版物极少，具有代表性的如：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即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前身）编辑了一套《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共244册，内容为1919一1949年间中央政府的档案史料，很有学术价值；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一套《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它后来成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基本史料。从1959年开始，全国各省市政协组织编写出版《文史资料选辑》，为民国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口述史料。

第二阶段：1972—1978年，可以说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的草创阶段。在1972年举行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编写中华民国史被提到议事日程。会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后改隶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组（后改为研究室），以李新、孙思白教授为首，开始组织力量编写《中华民国史》。

虽然决定编写中华民国史，但是由于处在“文革”期间，民国史的研究活动还局限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南京大学等少数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为民国史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这一时期，基本上没有民国史方面的著作出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编写中华民国史，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一套《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其中包括大事记、人物传记和各种专题资料、译稿等。

第三阶段：1979—1984年，可以说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发展阶段。1979年春，在四川成都召开了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史学发展规划。这是1949年以后我国举行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史学工作会议，它对民国史研究起了重要的组织和推动作用。会后，民国史研究活动在全国各地广泛展开。

1984年5月，首次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这是一次十分有成效的学术会议，有200余名历史学者出席。它的召开，消除了一些人对民国史研究的疑虑，动员了更多的人投入民国史研究，密切了研究者之间的学术联系，从而形成了民国史“研究热”。

这一时期，民国史资料开始大量出版。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了《中华民国史资料汇编》若干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若干专题。各地档案馆，保存有民国时期具有不同地区特色的档案史料，陆续整理出版了一些很有影响的资料汇编。随着人物研究日益深入，著名民国人物的文集、全集、年谱、日记、书信等，不断问世。民国时期的一些有影响的报纸、期刊、图书，如《申报》、《大公报》、《晨报》、《民国曰报》等大量影印再版。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广泛开展，外国和港台地区的书刊，如国民党党史会编辑出版的《革命文献》、沈云龙主编的大型史料丛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等也传入大陆，扩展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

第四阶段：984—1994年，可以说是民国史研究走上繁荣的阶段。(1)民国史的资料和著作，继续大量出版，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创办了《民国档案》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民国春秋》杂志。各省档案馆出版的馆刊中，刊布了不少档案史料和研究论文。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即将全部出版。中央一级的政府公报，也不断影印发行，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不少可贵史料。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中华民国史丛书》已出版38种，涉及许多重要历史人物和专题，是一套有价值的学术著作。(2)一批民国史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建立起来，培养了一批研究人才，形成了一支较强的研究队伍。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之后，在一些高校和省社会科学院建立了民国史研究室或相关的研究机构。南京地区建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会。许多地区建立了有关孙中山、辛亥革命、中日关系、中美关系、民国经济和地方史等方面的学术团体。在各地学者的支持和参与下，南京大学建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并于1994年开始定期出版《民国研究》。近1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苏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杭州大学等单位，招收和培养了一大批研究民国史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民国史在年轻学者中引起了浓厚兴趣。（3)民国史研究活动开展得比较活跃的地区有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武汉、天津、杭州、昆明、重庆、沈阳、长春等城市。在这些城市都形成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特色，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4)海内外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大批外国学者和台湾同行来大陆访问研究或搜集资料。1987年10月在南京举行的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研讨会，成为民国史研究的重要里程碑。在兴中会诞生100周年之际，1994年12月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了“振兴中华100年—第三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就1894年兴中会建立百年来的中国政治演进、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少新的论点，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一定突破。

二、学术上的重要发展

20多年来，学者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共同努力，深入探索，在学术上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在民国史体系和架构方面，逐步与中共党史区分开来

中共党史是专门史，它和中国革命史、中国国民党史一样，都属于政治史一类。中共党史应该研究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发展以及它的方针、政策和路线。中共党史学科基本上依照1951年出版的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的脉络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而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等，如果照搬中共党史体系，将使这些学科失去自己的学术特色。

中华民国史是整个中国通史的一部分，它研究的内容，包含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的历史，它要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进行全面研究。它与习惯上所说的中国现代史(即1912—1949年中国近代史的后半段）在研究的范围上应该是一致的。

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多卷本，已出版1920年以前的部分）和另一部著作《中华民国史纲》，一方面对民国史上一些重大的问题作了新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有别于其他论著的新看法，在当时来说是有一定学术意义的，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另方面，也试图构筑新的民国史理论体系，这是一项前人未做过的、难度很大的学术工作。因而，长期以来民国史采取了一种过渡性体系，即把重点放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方面。在目前史学研究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摆脱中共党史或政治史的架构，以一种新思路、新体系、新观点重新编写民国史是非常必要的。

(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辛亥革命是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活动。1949年以后，曾出现过四次研究热潮。第一次是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第二次是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第三次是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第四次是1991年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几次纪念活动，都相应地开展了学术讨论，文献、史料、回忆录、著作、论文等大量出版发表。经过学者们几十年的辛勤耕耘，研究的深度、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金冲及、胡绳武编著的《辛亥革命史稿》和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建立》，反映了我国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水平。

“文革”以前，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清末社会的主要矛盾，革命发生的内外原因，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团体、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清末立宪运动和文化思想等问题。“文革”期间，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研究有所停滞。进入80年代以后，学者们比较全面客观地考察了革命党人和立宪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正确评述了下层劳动群众的反抗斗争及其局限性，研究视野更加扩展。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资产阶级的形成、南京临时政府的地位和作用、辛亥革命后的文化思想和社会发展，都提出了一些新见解。

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受政治斗争的干扰和影响甚大。我们虽然十分重视纪念辛亥革命，但是学术讨论往往从属于纪念活动的主旨。政治形势的变化，会在学术讨论的内容上反映出来。如60年代初对民初国会的批判，就是受到当时“反修”斗争的影响。其二，未能全面估量辛亥革命的成败与历史意义。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结束帝制，建立民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大事变，其意义和影响十分深远。辛亥革命作为一次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把皇帝拉下马，并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次沉重的打击。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完成了任务，因而是一次胜利的、成功的革命。我们不能设想一次革命可以彻底完成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任务，过分地强调辛亥革命失败的一面显然是欠妥当的。

(三）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

1949年以来，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一直被冷落。虽然没有大的研究禁区，但是学者们对北洋政府及其统治者多数采取比较简单的贬抑态度。80年代，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北洋军阀形成的原因、派系矛盾、混战纷争、历史作用及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等，发表了一批论文和著作。如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史稿》以及《段祺瑞与皖系军阀》、《冯国璋与直系军阀》、《张作霖与奉系军阀》等。但是从总体上说，对北洋军阀政权及其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研究是不够的。近年来，学者们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历史开始了新的思考。比如，应该怎样评价袁世凯？他在取得中华民国大总统职务后，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踢开国会搞独裁，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进而搞洪宪帝制，这显然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倒退行为，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但是，袁世凯在政治制度、军事改革、经济政策的某些方面，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是有益的。同样，对北洋政府来说，它是1912年至1928年中国政治舞台的主要角色之一。从中国近代化全过程考虑，北洋政府统治的17年，是不可忽视的年代。现在北京、南京、天津等地的学者，开始深入研究北洋政府的工商政策、财政金融政策，肯定了其促使经济发展的积极方面。对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文化教育、对外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四）西南军阀史的研究成果显著

西南军阀是相对于北洋军阀的另一军阀系统。他们控制西南半壁江山，长时间与北洋军阀争雄，企图问鼎中原。多年来，史学界对西南军阀的研究是一片空白。1979年在成都举行的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建议西南地区的学者利用集体力量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会后，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后来又加上广西、广东、湖南三省，一大批学者投入这项研究活动。他们多次举办学术研讨会，大约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即提出了许多研究成果，《护国运动史》、《四川军阀史》及一些人物传记，均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学者们集中讨论了西南军阀的概念、范围，形成的标志及存在的时限，混战的形成及其根源等。对西南军阀的代表人物，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述。应该说，基本上理清了西南军阀的面貌。

(五）民国人物的研究发展最快、成果最多

在民国人物研究中，最为活跃的是关于孙中山的研究。孙中山研究，几十年来历经曲折，在十年浩劫中一度处于停滞状态，但在近十几年再次活跃起来。广州已经成为孙中山研究的中心。到198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时，学术研究已经十分深厚、广泛，成果不断问世，出版了《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及《孙中山传》等。

对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如黄兴、宋教仁、章太炎、朱执信、廖仲恺、宋庆龄、邹容、陈天华、秋瑾等，已经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些很有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如姜义华的《章太炎思想研究》及湖南地区对黄兴的研究等。

民国史研究的最大禁区是关于国民党军政人物的研究。长期以来对这些人物一概斥之为反动，有的形象被扭曲，有的被丑化。这方面的许多研究内容，完全失掉了学术上的价值。

70年代末，民国人物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兆头。尊重历史事实，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给予全面客观的分析，成为学者们的共识。在这之后，学者们逐步地、比较谨慎地对国民党军政人物开始了新的探索。这一过程大约经历了10年时间。学者们对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胡适等人的生平活动、思想演变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先后写出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学者们已经注意把这些人物放在历史过程中作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考察，而不就一时一事定其一生是非。比如关于蒋介石的研究，过去是最敏感的课题。经过深入的探讨，我们认为他在早年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者，有反帝、反封建要求，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追随者，曾为推翻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统治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27年后，蒋介石为了稳定统治，采取了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和政治措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政治体系，发展了社会经济。但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束缚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他的反共意识进一步增长，对共产党发动了五次军事“围剿”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虽然对日本不断采取妥协政策，但是他坚持抗战，表现了比较明显的民族主义思想倾向。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坚持独裁、反共、内战、依靠美国的政策，最后导致其在大陆统治的失败。再如对汪精卫，研究者亦能针对其一生变化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汪精卫在后期毫无疑义是一个背叛民族利益的大汉奸，但在早年亦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是孙中山的重要助手之一。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是一个软弱的国民党左派，不应以其后来的行为判定他是假左派真右派。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后，他与蒋介石的分合，均是权力之争。对胡汉民、冯玉祥、胡适这些一生相当曲折、复杂的人物，研究者注意给予恰当的评价，恢复了他们是与非的面目。各地对有影响的地方人物开展研究，发表了许多成果，丰富了民国史研究内容。

民国人物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点，比如对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思想演变探索甚少，有待加强。

(六）民国经济史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过去，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主要强调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垄断，对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不能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8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出版了几部民国经济史著作。民国时期经济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0年代经济和抗战后方经济两个方面。对江浙财团和抗战胜利后的经济状况，研究甚少。民国初年经济和城镇经济的研究，刚刚起步。

学者们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财政经济政策，如整顿税制、改革财政制度、实行币制改革、限制白银外流、开展关税自主运动等，增加了财政收入，使国民党获取了内战经费，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应该指出，由于内战、天灾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30年代的中国经济是在曲折起伏中缓慢发展的，至1936年发展到一个较为繁荣的时期，为反对日本侵略增强了物质力量。学者们认为，宋子文、孔祥熙家族，是中国的两大财团，有较雄厚的经济实力，而蒋介石和陈立夫、陈果夫并没有自己的经济资本，因此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不是经济概念。民国经济史研究，应将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区别开来，这在研究工作中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抗战后方经济的研究，自1986年以来在西南地区成为史学研究的新热点。学者们指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沿海各省先后沦陷，大批工厂企业迁往西南、西北内地。为了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国民政府调整了经济方针和经济战略，将国民经济纳入战时轨道，实行战时统制经济政策，控制外汇管理，加强金融和外贸管制，在农村实行田赋征实政策，统制粮食收购，因而推动了西南、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使资产阶级获取了经济利益，也保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和大后方局势的稳定。学术界改变了过去单纯强调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经济掠夺和发战争财，因而破坏了后方经济的片面看法。

(七）中外关系史研究发展不平衡

中外关系史，是民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后，与各国的交往日益频繁，中外关系史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中，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是最热门的学科。不仅成立了一些专门研究中美关系的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美国研究所，复旦大学、四川大学成立了美国研究中心，南京大学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联合创办中美文化交流中心；而且研究成果亦大量涌现。据陶文钊教授统计:“文革”前共出版专著、资料约40种，论文300多篇。“文革”后10年即发表论文400多篇，其中关于民国期间中美关系的论文即占五分之四以上。“文革”以后，出版了一些学术质量很高的专著，如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丁名楠和张振鹃等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以及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等。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编辑出版的论文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水平。中美关系史研究较多集中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如关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对华政策、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大革命期间美国对华政策、1931—1945年间美国对华政策、美国与中共的关系、马歇尔调停、中美商约等。而关于中国政府对美政策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研究课题多是政府政策、外交活动等，对于民间往来、文化关系的研究，几近空白。

中日关系史，一向是史学界研究得比较充分，成果比较丰富的领域，80年代以来又获得长足的进展。东北、北京、上海、天津成立了一些研究日本问题、中日关系的机构和团体。民国时期中日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侵华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方面。中日关系中一些重大的事件，如五三惨案、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等，已有许多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田中奏折等，曾开展过讨论。

中苏关系史的研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50年代，主要强调中苏友谊，那时的论著较少学术价值。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双方学术上的交往断绝。两国虽发表一些文章，但这些文章带有很强的政治意识，有很大的片面性。8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逐步改善，双方学术上的交往开始增加，中苏关系史的研究逐步展开。学者们亦较能实事求是地评述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如史料缺乏与中俄学术交往仍不活跃等，研究工作恢复缓慢，成果还不多。

中国史学界对英国史的研究，有深厚的基础，但对民国时期中英关系的研究，尚嫌薄弱，成果不多。学者们常常把英美两国放在一起加以评述，淡化了中英关系的特色。显然，中英关系史的研究，是需要加强的领域。

中德关系在中国近代史上居于重要地位。30年代，出于政治的需要德国与中国政府关系十分密切。但这一领域，长时间无人问津，至8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界才开始重视民国时期中德关系史的研究，与德国学者合作编辑档案史料，展开合作研究。但是，至目前为止，研究人员不多，成果很少。1994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公布《中德外交密档》，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

其他方面，如中韩关系研究，虽然刚刚起步，但是，很快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山东和上海都建立了韩国研究中心，学术前景可观。中法、中意关系史研究，基本还是空白，急待开拓。

(八）民主党派史和中国国民党史、民国政党史研究

80年代，不少学者注意研究民主党派史，许多大学的历史系或政治系开设了中国民主党派史这门课程，出版了几部有研究深度的著作。近几年，可能由于史料缺少等原因，研究兴趣大大低落，而中国国民党史研究则迅速发展起来，发表和出版了一些论文和著作，但研究的广度、深度，还嫌不够。

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出现过许多政党、政团，他们在政治上发挥过或大或小的作用。这方面的历史是民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1991年出版了邱钱牧主编的大型著作《中国政党史》，对民国时期曾经存在过的主要政党、政团进行了研究，评述了它们在政治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这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史学工作者开始关注这一课题，在学术研究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九）抗日战争史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

过去，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受政治的影响，双方各执一词，相互否定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1985年以后，大陆学者发表了大量文章评述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对20多次大规模战役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比较客观的评价。学者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指出抗日战争存在两个战场，即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这两个战场相互支持、相互依存，但又独立作战。敌后战场的出现，是军事上抗敌御侮的需要，也是共产党发展壮大的需要。没有正面战场吸引日本的大量兵力，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抗日根据地粉碎日军扫荡、进攻，都将是困难的。同样，没有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坚持不懈地、广泛地牵制和打击日军，正面战场所承受的军事压力将更大。抗日战争是一次反对外敌入侵的民族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由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各团体以及海外侨胞、爱国人士广泛参加的一次民族战争。任何人在民族大敌面前，只要坚持抗日或做过一些有益于民族的事业，都应给予肯定的评价。所有为保卫国家民族流血牺牲的人，都值得全中国人民的纪念。

多年来，对抗日战争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广泛。1985年以后，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深入探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国共两党关系等，发表了很多文章，评述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东北地区的学者，注重伪政权史的研究，四川省的学者着力研究抗日战争大后方的政治、战时经济和救亡运动，都写出了一些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然而，史学界对抗日战争的某些方面，如军事战略、日本占领区、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199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抗日战争研究将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以上评述了民国史研究主要方面的情况。除这些内容外，学者亦较多地注意了国民政府史的研究，特别是对1927—1937年这段历史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见解。民国时期的文化思想、社会变革、国民党基层政权、农村社会结构、海外华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等，都是十分重大的课题，在这些方面，已有学者发表过一些论著，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但是研究工作有待于继续深入。

三、结束语

回顾史学界民国史研究的历程，可以说是道路曲折，成绩可观。为把民国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开阔思路，继续清除极“左”思想对民国史研究的影响，对指导民国史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精神，使我们的认识更加符合历史实际。第二，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多元化。在保持好的治学传统，继承和发扬前辈学者严谨的治学作风基础上，改变单一的研究方法，使我们的研究更加活跃。第三，扩大研究领域，拓宽研究视野。民国史研究虽然成果不少，但它毕竟是近20年来发展起来的新的历史学科，对不少课题虽有研究，但是学术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要进一步加强同台湾及国外学者的学术往来与交流，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

第二篇 民国人物研究

纪念孙中山走近孙中山

原载《黄埔军校研究》第2辑

孙中山的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的追求是一致的，都是对中国未来社会的一种美好期望。辛亥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我们不应该将辛亥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孙中山对三民主义没有做出新与旧的区分，我们可以回归孙中山自己的解释，不必再作新旧之分。孙中山的确没有讲过“三大政策”这个词，但他有这三方面的思想和政策，我们可以坚持使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说法。

一

在中国大陆，只要一提起研究孙中山，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广东。

的的确确，广东的学者在孙中山研究方面是一面旗帜。多年来，他们在著名学者陈锡祺、张磊、黄彦、林家有等的带动下，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而且在孙中山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使海内外望尘莫及，值得钦佩。

2006年，广东地区又采取重大学术举措，先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组建了黄埔军校研究基地，出版了《黄埔军校研究丛书》。稍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亦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这无疑会将孙中山和中华民国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研究高地，值得学术界祝贺与学习。

中华民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经过浴血奋斗，百折不挠，建立起来的新型国家。虽然用现代国家的标准衡量，它仅是一个雏形，但却规划了民主共和国的美好远景。孙中山的思想，不仅在他健在时指导着国家的发展，而且在他逝世后仍然是推动国家前进的精神力量。我们研究整个中华民国历史，不能而且也不应该脱离孙中山思想及其精神真髓。多年来有关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对此是有所忽略甚至割裂的。现在广东地区成立两个研究中心，意味着学界学术视野的开阔和学术内涵的融合，不能不让人赞赏广东学界的锐利眼光。

二

孙中山是海内外公认的近代中国三大伟人之一。新中国建立以来，除“文革”那个混乱时期以外，我国基本上“逢十”都对孙中山开展全国范围的纪念活动。1966年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由于刘少奇担任纪念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加上政局动荡，因而各地的纪念活动均草草收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孙中山研究逐步恢复，相应的在北京、广州、南京、上海、武汉五大城市不断举行国际性或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显示了孙中山研究的广泛性和积极性，显示了孙中山这一伟大人物在学者队伍中被广泛认同，也凸显孙中山在中国革命中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孙中山研究在历史人物研究中，是最活跃、最深入、最广泛的史学领域，成果也最为丰硕，堪称显学。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拨乱反正后，迄199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约有500种专著、资料汇编、图录、译著等，另有论文约8000余篇。但是，回顾孙中山研究的学术史，我感觉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今后如何把孙中山研究引向深入。我们国家的现状是“逢十”搞纪念活动，同时举行大规模的研讨会。再过十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从学术上讲我们每一次研讨都有一个中心，譬如曾经研讨过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三民主义，研讨过他的改革开放思想，2006年主要研讨他的博爱、和谐思想。这些研讨都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当时的时代主题。那么十年后我们再研讨什么？一不能总是为时代主题找历史注脚；二不能再大量地做重复性研究。这是一个难题，需要学术界仔细思考。第二，我们对孙中山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爱国者、民族英雄，曾做过大量研究，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孙中山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我们研究不够。我们认为孙中山既是伟人，又是凡人；既伟大，又平凡。我们更需要一个真实的孙中山展现在世人面前。如何拉近孙中山？孙中山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子汉，也有正常人或者说是普通人的生活、家庭、爱情、友情、理想和追求，也有性格和喜怒哀乐，有激情也有忧闷。我们应该看到一个完整的孙中山，一个生活在人民群众中的孙中山，而不仅仅是一个风尘仆仆广为奔走革命的孙中山。应该是走下圣坛的孙中山，而不是偶像化的、政治符号化的孙中山。我们应该学习孙中山的理论精髓，而不应简单化、教条化的对待孙中山思想，似乎是什么现实问题都能在孙中山那里找到理论根据。这显然是片面的，也太苛求他了。

三

对孙中山的思想理论，长期以来曾经做过许多研究，众多的学者从哲学、政治、经济、历史等不同的角度做过各种解释和探索，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也是有意义的。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理论，有几个根本点应该抓住。

(一）博爱是孙中山学说的精髓

孙中山是不是一个思想家，20世纪80年代在学术界曾有过争论。据说1985年3月在河北涿县由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举办的“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有不同认识。有人否认孙中山是思想家，说他的三民主义只是宣传口号，他的讲演也是诸多政见的阐释。这种意见被众多学者所否定。我们考察近代中国历史，有许多思想家，他们也能逐步跟上时代的潮流。但是，用时代精神加以考察，没有哪一位思想家的思想、理论能够超越孙中山。孙中山思想虽然也有空想或脱离中国历史实际的地方，但通过考察我们认为，20世纪的历史实践是与孙中山思想基本吻合的。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思想与事业的忠实继承者。毛泽东也是近代中国三位伟人之一，是伟大的思想家。但是我们认为，孙中山、毛泽东两人各有千秋。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在革命年代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在实践中发展了革命思想，但是由于其热衷于阶级斗争理论，从而给中国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孙中山则根基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土壤，较多地吸纳了西方现代民主共和意识，因而孙中山思想是中西先进思想结合的产物。

孙中山思想的精髓是什么？我个人理解是他的博爱观。应该说孙中山的一切政治理念、政策、路线，均源于此。我查阅各种研究论著，甚少有人对此作全面深入的探讨，较多的是三言两语带过。南京地区曾在2006年举办华东三省一市的孙中山博爱思想与和谐社会建设学术研讨会，对这一问题曾做过广泛深入的探讨。有人统计过，孙中山各种版本的“博爱”题词至少有40余幅。过去我们一谈到博爱，就认为是要搞阶级调和，就要与西方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挂起钩来，把博爱作为资本主义思想加以批判。实际上，博爱是孙中山把传统观念与西方思想相结合的认识，有广泛的人民性。孙中山说：“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这是多么浅显平实的解释！孙中山的博爱思想体现了对广大人民的爱、对全人类的爱。所以，孙中山不断号召“以民为本”“做人民的公仆”但是，孙中山对“博爱”也不是无原则的。体现在政治生活中，他对反对民国、反对共和制度的保皇派如康有为等，坚持不联合的态度，并且展开论战；对于小有摩擦、偶有分歧的章太炎，则采取友善和联合的态度；对同盟会和华兴会等革命团体的矛盾则采取调和态度。

今天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和谐世界的决策，从历史渊源上说是与孙中山思想相一致的。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孙中山所积极倡导的博爱思想。

(二）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指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基础，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三民主义由1905年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发刊词所集中阐述，成为反对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的指导纲领。但是随着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深入发展，却显示出它的不完善之处。因此，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闭幕词中，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重新解释，赋予新的内容。与时倶进，能够跟上时代的潮流，不断修正、充实、完善自己的理论和学说，是孙中山的伟大之处。

三民主义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建设现代国家的纲领，并以此为指导构建了南京临时政府这个现代国家的基本框架。孙中山在新的历史时期引导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他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第一次提出建设现代国家的一些基本原则，诸如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实行五族共和与民族团结，坚持领土主权完整和国家之本在于人民等；第一次提出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次运用投票方式选举国家领导人——总统和副总统；第一次提出公务员要做人民公仆。三民主义通过孙中山的重新解释和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善的革命学说，我们应该继承、发展和弘扬它的革命精神。

(三）世界大同思想代表了孙中山规划的中国人民的最高追求和理想

孙中山从同盟会成立前后到中华民国建立，在各种书信、讲演、题词及大总统就职宣言中，均反复宣扬他的大同思想。这一思想勾画了中国乃至世界未来的发展目标和理想社会。孙中山曾说世界大同是“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孙中山大同思想是中国儒家思想与西方先进思想的糅合。从中国传统思想角度，它来源于两千多年前的《礼记》“礼运”篇。年长的朋友在解放前各种集会上都会唱“礼运”篇的内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最后一句为“是为大同”孙中山把“天下为公”作为“世界大同”的指导思想和最高准则。他认为“天下为公”就是“公天下”“公天下”就是“天下人之天下也”孙中山曾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世界大同”孙中山的解释虽不尽恰当，但是我们认为，孙中山的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的追求应该是一致的，都是对中国未来社会的一种美好期望。现在一些年轻朋友，最大问题就是没有理想、没有正确的追求和奋斗目标。

四

有关孙中山的研究，如前所述，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但是，仍有几个问题需要正确解释和评述。

(一）关于对革命党人革命精神的认识

在一场变革社会并直接影响国家发展方向的革命运动中，其参加者抱有不同的目的、持不同的态度或发出不同的声音是不奇怪的。但就多数参与者来说，应该是支持、拥护或坚决执行革命运动的方针、策略和斗争目标的。我们过去总结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原因时，常批评革命党人革命意志不坚定、妥协和缺乏革命的彻底性，因而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这一结论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一系列的反清武装斗争中，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连遭失败，但是他们仍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顽强战斗，表现了英勇、坚定和不妥协的革命精神。在历次斗争中，涌现了诸如徐锡麟、秋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大批为革命献身的英雄人物。就是在辛亥革命后的艰难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亦不断探索，继续寻求改造中国的新道路。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和艰巨的革命任务，孙中山在遗言中，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号召，显示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群体坚韧不拔的奋勇精神。革命运动中，出于斗争需要或敌强我弱的形势，采取一些灵活的方针措施或有限度的妥协政策，是有利于革命事业的，这与放弃革命原则有本质区别。就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而言，我们也应该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和孙中山的高尚精神，作出历史的分析判断，而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孙中山革命的不坚定性和妥协性。我们应充分肯定孙中山维护革命群体的精神。

(二）关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性质问题

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认为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对于这一论断我们向来深信不疑。但是也有学者特别是海外学者不断提出质疑。他们较多地认为是“全民革命”持此观点的多是台湾学者。但这一说法也缺乏说服力。“全民”的内涵是什么？哪些人属于“全民”范畴？哪些不属于“全民”？而革命对象清王朝统治者属于什么范畴？近几年，又有学者提出辛亥革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革命”显然，这场革命的性质问题，学术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200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日，江泽民在北京的纪念大会上作了讲话；00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日，胡锦涛也在纪念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两位领导人均指出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均未提资产阶级革命这个词。这不是偶然的，显示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与准确的解释。这里所讲的民族民主革命，包含着反对国内的民族压迫（满族统治者对国内其他民族的压迫）也包含着反对国外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的压迫。民主革命要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也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实现民主政治和国家的现代化。这一民族民主革命，其内涵与我们经常讲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和目标是一致的。

辛亥革命的发起和参加者主要是海外华侨、留学生、知识分子、会党成员、部分下层群众，后期有更多的新军士兵和下层军官加入。海外华侨支持中国革命的主要是一部分中小企业家，国内的大绅商企业家甚少支持中国革命。从辛亥革命的动力、支持者和奋斗目标来深入剖析，我们不应该将辛亥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

(三）关于新旧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问题

新旧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目前国内仍然流行的两种说法。如前所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作了重新解释，赋予了新的内容。孙中山对三民主义没有做出新与旧之分。如果追溯起来，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出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专门论述过新旧三民主义问题。我想，今天我们可以回归到孙中山自己的解释，而不必再作新旧之分。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问题，自1990年广东中山市翠亨村“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一直是海峡两岸争论的焦点。经过林家有、周兴樑及日本狭间直树等学者的考证（见四川人民出版社《孙中山与国共第一次合作》）此问题应该说已经解决。孙中山的确没有讲过“三大政策”这个词，但是孙中山有这三方面的思想和政策，却是确定无疑的。特别是对于“联共”问题，孙中山曾经坚定地说：“对于加入本党的共产主义者，只问其行动是否合于国民党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台湾学者只强调共产党员是“加入国民党，而不是两党合作”。怎么不是合作？我们可以用孙中山逝世后，1926年9月13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特别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会选举大会讲演时的话来说明这一点。他说：“总理认为现在的中国，除了共产党主张彻底革命，还可以同国民党合作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党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了……所以总理下这个大决心，不为众论所动摇。”1926年北伐前夕，蒋介石对张继说:“不能怀疑及于总理所定与共产党合作之政策。”蒋介石的这些言论都收入1927年四一二之前出版的他的言论集中，应该说反映了当时孙中山的实际政策。我们认为，对于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的理论和思想，后人给以提炼或概括，在政治实践中是屡见不鲜的，也是正常的。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理论，被共产党人概括为三大政策，并无曲解之意。因此我认为，我们仍然可以坚持使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说法。

辛亥前后孙中山建设现代国家的理论与实践

原载《历史档案》2004年第4期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迈上了建设现代国家的发展道路，这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和命运的重大事件。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构建了一个现代国家的雏形，指明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它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现代社会而奋斗不息、艰难追求的结晶。然而，人们对现代国家的理解和认识，有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家孙中山也不例外。

一

孙中山在学生时代便非常关心国家大事。19世纪末，清政府的腐败和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他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1894年6月，孙中山由上海抵达天津。他写了一封《上李鸿章书》①（《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页。），建议学习欧洲各国“富强之本”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和腐朽的官僚政治体制，改良农业和发展近代工商业。孙中山的建议书未被李鸿章采纳。这时，又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孙中山“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②（《伦敦蒙难记》（897年初），《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2页。），遂决心“实行反清复汉之义举”③（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3页。），并曾倡议组织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④（徐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1991年版，第67页。）为宗旨的反清团体，但未实施。孙中山对推翻清王朝以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思想上并不明确，只是希望恢复汉人统治的国家。后来，1895年1月，他在香港与日本友人梅屋庄吉会面时曾说：在中国所谓清国只是一个名称，国家只是在形式上存在，实际上等于没有国家……为了拯救中国，我与同志们正准备发动革命，打倒清朝；我发誓要建立一个真正汉民族的国家。”⑤（《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259—270页。）

不难看出，孙中山面对满族贵族长期的残暴统治，表现出一定的反满复汉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早年的孙中山还未形成后来那种“五族共和”的伟大气概。古代中国不管是哪个王朝所代表的汉民族国家，它的性质都是封建专制的。孙中山不希望重蹈专制主义的覆辙，他在积极探寻建设新的国家模式。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在迅速发展。一方面，他论证“君主立宪之不合用于中国”⑥（《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905年8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0页。），“昏昧的清朝，断难行其君主立宪政体”⑦（《在檀香山正埠利利霞街戏院的演说》（903年12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7页。）;另一方面，他把政治建国的目标，归纳在1894年成立的兴中会盟书中，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⑧（《檀香山兴中会盟书》（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页。）1903年12月，他在檀香山的几次演讲和写给友人的信中，反复地阐述他的建国思想：（1)建立民国；2)实行共和；（3)效法美国的政治制度。譬如，他说：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⑨（同⑦，第226页。）又说：有人说我们需要君主立宪政体，这是不可能的。没有理由说我们不能建立共和制度。

中国已经具备了共和政体的雏形。”①（《在檀香山正埠的演说》（903年12月中旬），《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7页。）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认为有必要更广泛地吸取西方各国政治体制的优点，以建设中国式的国家政体。他说：我个人赞同汲取美利坚合众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各自长处，选择一种间于二者的共和体制，我们很想借鉴其他民族的经验。’②（《孙中山采访记》，王国铮译，《近代史资料》总第68号。）之后，孙中山不断宣扬“他一生的使命就是推翻满清王朝……革命有三个目的：推翻满清政府；创立共和政体和按照美国政府一样的方针组织国家”③（《孙逸仙在美国》，见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560页。）。他对未来的国家充满信心。他说：中国应该建立共和国”，“一旦共和政体建立起来，中国将焕然一新，政府事务将得到正确的管理，最终将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④（《孙中山1910年在檀香山的几次谈话》，杨天石译，载《民国档案》1986年第1期。）“不把我们中国造起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来，是将自己连檀香山的土民、南米的黑奴都看做不如了。”⑤（《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905年8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0页。）

共和制度是西方国家在消灭封建专制体制之后建立起来的先进制度，它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或不足，但是仍有较多的可取之处。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建设新国家，在史无先例情况下，向西方学习是理所当然的。孙中山借鉴西方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建立起来的新的国家和社会制度，基本上勾画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图形。1904年8月，孙中山在美国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的文章，向美国人民宣称:“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政府”，“在中国人民中有许多极有教养的能干人物，他们能够担当起组织新政府的任务；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的计划，经慎重考虑之后，早就制订出来了。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4—255页。）由此看出，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10余年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建设新国家的方案已经完全形成。

这一时期，孙中山在华南地区发动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和震动海内外的武昌起义，都是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革命行动。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建立了自古以来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个共和国，较为全面地实现了孙中山的建国理想和建国纲领。譬如，它确定了建立国家的若干基本原则，制定了共和国的政治体制，颁布了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提出许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条例法规，推行选举制度等。南京临时政府是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第一个里程碑，它是近代东方出现的第一个共和制国家。在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诞生时，世界上只有美国、法国、瑞士等极少数共和制国家，因而中华民国的出现不能不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关注和深切的赞赏。威尔逊在1913年就任美国总统后致国会的咨文中曾说：中华民国之创立，是二十世纪第一件大事，是民主政治的转捩点，其后民主政治必然盛行于世界。”①（转引自傅启学《中国政府》,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0页。）

二

孙中山建设现代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对中国的政治进步和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但是，孙中山的建国学说也是经过了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提高的过程。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虽有种种不完善之处，但它是孙中山建国理念和建国学说最重要的也是卓有成效的尝试。从这一点上说它基本上是成功的。早年，孙中山曾打算进行温和的改革，并把希望寄托于李鸿章身上。当上书被李拒绝后，孙中山的幻想完全破灭，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当时，孙中山面临着专制政治、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种政治选择。孙中山经过慎重考虑之后，采纳了美法式的共和体制，这一大胆的战略决策，既符合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也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用孙中山自己的话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世界潮流是什么？毫无疑义，是民主共和。

我们剖析孙中山的建国理论和实践，可以看出它具有显著的特色，这就是：

第一，现代性。19世纪以后，世界许多国家都迈向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这是国际发展的主流。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先进分子追求的目标也是把中国融入这一洪流。孙中山在建设新的共和国过程中，较为明显地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法则。

其一是以人为本的精神。早在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中，均宣扬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人民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20世纪初以来，新兴起的国家，都承认主权在民的原则。孙中山于1906年12月2日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讲中就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美的国家。①（《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9页。）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担任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宣言中，更明确地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②（《临时政府公报》第1号。）这是立国的最基本原则，也是建设现代国家的基础。后来，在其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一系列政策法令中，均体现了这种以人为本的理念。1912年1月28日，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通饬各省都督及各军政府，“以保护人民财产为急务”，“所有一切私产，均应归人民享有”③（《临时政府公报》第6号。）。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更以法律形式，确认“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并具体规定了人民应享有的各种权利④（《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这与清王朝所代表的专制政权无视广大人民的最基本权益，有着根本的区别。

其二是以法治国的精神。封建王朝时代，以王法治国，它的理论基础是君权至上，君主的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即使王子犯法也不会与民同罪。王法是专门对付人民群众的，是以维护王朝统治为目的的。1908年，清政府为搞“预备立宪”，曾颁布过一个《钦定宪法大纲》。这个大纲仍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规定皇帝集行政、立法、司法于一身，而现代国家是真正的法制社会，它的法律制度是建立在维护广大人民利益基础上的，它依照法制来规范国家政府的运行秩序，它依宪法作为治国的根本大法和依据。南京临时政府是中华民国开国法制的基本理论和立法观念的确立时期。1912年1月6日，孙中山在回答记者问话时说：“中华民国建国伊始，宜首重法律。”⑤（《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7页。）不久即成立了以宋教仁为首的法制局，开始厘订各种法律条规，以使政府的运行有所遵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更以一个临时宪法的地位，反映了中华民国进入现代法制时代所必备的法制性和民主性，规定了中华民国政权必须实行三权分立的基本原则。该项“约法”勾勒了一个现代法制社会的基本轮廓，为民国前期的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同时，这一时期人们的现代法制观念和遵法意识也开始形成，它从另一角度推动着民国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完善。

其三是人民治国的精神。现代国家是民主社会，其政治生活表现在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治的高度关心，表现在人民参政议政的实行与不断扩大。早在1906年，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人在东京编制《革命方略》时，即明确提出：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①（《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906年秋冬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以后南京临时政府的建设过程，虽然没有完全按照孙中山这一构想进行，但是其政治实践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譬如，南京临时政府在中国历史上首次采用各省代表投票方式选举国家元首——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参议院正副议长等；以投票方式决定国家政务大事——与外国宣战、媾和、缔结条约等。还赋予人民更广泛的政治民主权利，如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人民有请愿于议会之权”“人民有陈诉于行政官署之权”“人民有诉讼于法院，受其审判之权”“人民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有陈诉于平政院之权”“人民有应任官考试之权”“人民有选举与被选举之权”②（《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等。这些规定对于促进与完善民国时期的政治民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它直接影响着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第二，创造性与继承性的结合。孙中山关于建设现代国家的理论与构想，虽然较多地吸纳了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先进政治经验，但是他并没有完全照搬过来，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加以改造和发展，其中既有创造又有对中国传统政治中优良成分的继承。

众所周知，孙中山坚持以西方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学说为建设新共和国的指导原则，同时也敏锐地觉察到西方国家的人才选用权和纠察权被议会控制后，“产生出无数弊端”因此，孙中山大胆地借鉴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和监察御史制度的长处，取长补短，科学地创造了中国式民主共和的分权制度。1906年11月15日，他在与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该鲁学尼等的谈话中说：“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他指出：考选制和纠察制本是我中国固有的两大优良制度”，“我期望在我们的共和政治中复活这些优良制度，分立五权，创立各国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创建破天荒的政体，以使各机关能充分发挥它们的效能。”①（《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9—320页。）

孙中山建国学说的本质，如前所述是坚持以人为本，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1895年他在香港兴中会成立时指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②（同①，第22页。）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农民，孙中山把解决农民的最大利益和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在革命的重要地位。他认为西方文明国家最大的最难解决的问题是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③（《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6页。），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④（同③，第328页。）。因此，孙中山在革命之始即把农民问题作为革命的目的之一，将“平均地权”列为革命誓词的“四大事之一”孙中山认为，这样既符合“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的主旨，也可以防微杜渐，不致使社会问题“收拾不来，又要弄成大革命了”⑤（《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9页。）。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一方面要消灭封建专制制度，另一方面也是要结束满洲贵族长期实行的民族压迫。同盟会纲领提出“驱除鞑虏”的口号具有时代意义。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迅速摒弃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大汉族主义，革除了满族对其他民族的压迫，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转而提出“民族之统一”“五族共和”的口号，这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书”中，指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⑥（《临时政府公报》第1号。）不久，又进一步指出：解除专制，并非仇满，实欲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⑦（《临时大总统关于各族团结一心防俄侵蒙致喀尔沁亲王等电》（1912年1月28日），《临时政府公报》第4号。）孙中山坚持民族统一和团结，坚持民族平等和自由，是对中国民族思想、民族政策的重大发展，它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孙中山创造性地解决了政府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提出了官员要做人民公仆的思想。1910年4月，他提出“人民总统”的口号①（《孙中山1910年在檀香山的几次谈话》，杨天石译，载《民国档案》1986年第1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1912年3月在《临时大总统关于革除前清官厅称呼致内政部令》中指出：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要革除清朝政府“大人、老爷”的“恶称”②（《临时政府公报》第27号。）。他勉励人们立志做大事，不追求做大官。他在为谢彬《新疆游记》一书写的序言中说:“有志之士，当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的许多决策，都体现了政府官员必须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思想，体现了孙中山建设清廉政府的思想。1911年12月30日，孙中山在就职前夕与上海《大陆报》记者的谈话中讲到：南京新政府无庸建设华丽宫殿，昔日有在旷野树下组织新政府者。今吾中华民国如无合宜房宇组织新政府，则盖设棚厂以代之，亦无不可也。③（《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81页。）孙中山在新政府中，努力做到精兵简政。在公务人员的俸给方面，实行低薪制，使公务人员保持廉洁奉公精神，在建设新政权过程中能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孙中山倡导的做人民公仆的思想，赋予南京临时政府各级政权和公务人员以新的精神面貌。这种高尚的思想品质，是孙中山建国理论的重要内涵，它从深层次上影响着现代国家的建设。

第三，建国的阶段性理论。从建设现代国家的要求出发，中国在革命胜利后将面临两方面的重大问题，其一是建立并不断完善具有民主共和性质的国家政权；其二是如何培养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现代民主意识。对这两方面的问题，孙中山早已有所思索。1906年秋冬间，在其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革命程序论的思想。他将建设现代国家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众所周知的军法之治（军政时期）、约法之治（训政时期）、宪法之治（宪政时期）。孙中山这一建国的三序论，严格地规划了建设民主宪政国家的步骤和道路，从其理论和构想观察，确实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因为孙中山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要想在极短的时间内建成为现代民主国家，并非易事，而必须经过一个政治和思想的过渡时期，必须对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必要的政治训练，以期树立牢固的民主宪政思想。因此，训政时期的任务成为建国三序论的重心，其运行是否得当，工作有无成效，关系着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然而，辛亥以后的政治发展并未真正遵循孙中山这一伟大政治创造进行下去。

三

以上我们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孙中山关于建设现代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大量历史事实说明孙中山的这一光辉思想在吸取西方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有发展，有创造，有扬弃，有对中国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出新。这一辉煌的建国蓝图，指导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辛亥革命以后，在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中，经过政治实践的检验，这一理论明显地暴露出它的缺失和不足。历史证明，国家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的机器，它既应发扬民主，也要加强专政。国家的权力，具有特殊的强制性，它是通过军队、警察、法院等国家机器，来维持社会秩序和保护广大人民利益的。孙中山的建国学说，十分重视民主政治的建设，却忽略了军队等国家专政工具的创建和掌握。孙中山在长期革命过程中，没有真正控制住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因而在与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常处于不利的地位，其民主构想的实施也困难重重。我们认为，孙中山的建国理论虽有一些不尽人意甚至需要加以修正之处，但是，它作为新生事物，代表了中国人民要求走向现代社会的迫切愿望。在漫长曲折的历史年代，孙中山能顺应世界潮流，认清前进方向，不断充实、发展自己的建国理想。在20世纪的中国，各种社会潮流激烈涌动，不同的建国学说纷纷呈现的局面下，孙中山的建国理想仍不失为一面光辉的旗帜。

《蒋介石全传》绪论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上、下册

蒋介石这个人物，在中国妇孺皆知，他的一些具有传奇色彩的活动，常是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可是，如何评价蒋介石，曾长期成为史学工作者不敢涉足的禁区。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国民党政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口号在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曾对人民群众起过重大的动员和鼓舞作用。40多年过去了，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和海峡两岸关系的不断改善，迫切需要全面认识蒋介石这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把他放到近现代历史的大潮流中给以历史的、辩证的分析，以便分清他的是非功过，明确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早在1979年3月，我国史学界在四川成都举行会议，制定史学发展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其中《蒋介石研究》这个科研项目，由我们接受下来，并迅速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作整理蒋介石的有关史料。1987年，国家教委又将这一研究列入博士点基金项目，积极给予支持。可是，十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研究工作时断时续，资料整理工作亦没有结束，特别是台湾方面有关蒋介石的“大溪档案”至今尚未公布，因此，要全面、准确地研究蒋介石，在资料上还存在着不易克服的困难。我们撰写的这部《蒋介石全传》，不完善处在所难免，还有待于海内外朋友给予批评指正。

一

蒋介石早年投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为推翻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统治作出过有益的贡献。

蒋介石出身于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一个盐商家庭。据50年代调查，他家有土地20余亩，这在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充其量是一个普通的中等商人家庭。

蒋介石的青年时代，即20世纪初，正处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清王朝的政治统治极端腐败的时期。这时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许多爱国青年在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影响和带动下走上革命道路，有的到国外去寻求中国革命的出路。蒋介石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去日本学习军事，并由陈其美介绍加入了同盟会。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对蒋介石震动很大。他由日本整装返回上海，受陈其美命赴杭州参加了光复浙江之役。1913年“二次革命”发生，孙中山起兵讨伐袁世凯，蒋介石又奉命进攻上海江南制造局，策动肇和舰起义，攻打江阴要塞等。这些行动虽未得手，但他表现的革命精神是无可非议的。1916年蒋介石30岁生日时，孙中山以“教子有方”表彰其母王采玉，实际上是对蒋介石的称赞。

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倡导护法。蒋介石上书孙中山提出声讨北洋军阀的作战计划，并应孙中山电召到粤军中工作，制定了“援闽”作战方案。其间，蒋介石虽因在粤军中发生矛盾，几度辞职返沪，但他南下广州并不是投机革命。特别是在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公开发动武装叛乱，炮击总统府，孙中山处境极端危难的时期，蒋介石得孙中山“事紧急，盼速来”的电报，于29日由上海抵达广州，登上永丰舰，协助孙中山反击陈炯明叛军。离沪前，蒋介石曾致函张静江，表示“非铲除叛贼，誓不生还”并嘱托后事说：惟对于两儿教育之责未完，吾爱纬儿，思之尤难为怀。惟此不无挂念，如有不测，则请照弟留某之函代行之。”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这两封信至今仍保存在张静江的个人档案中。

蒋介石去广州，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因为在1916年5月陈其美被北洋军阀暗杀后，蒋介石在政治上失掉了靠山，心情十分悲伤，一度在上海过着花天酒地的放荡生活，流连于灯红酒绿之中。对这段腐朽糜烂的生活，蒋介石自己毫不掩饰。他在1924年写给胡汉民、汪精卫的信中，自白为“一贪逸恶劳之人，亦一娇养成性之人”“对于政治，只知其苦而无丝毫之乐趣”“即如人人言弟为好色，殊不知此为无聊之甚者，至不得已之事”②（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册，1937年印行本。）。1921年，蒋介石在上海以“蒋伟记”名义和张静江等21人，合资经营“恒泰记交易所”又与同乡好友戴季陶、陈果夫、张静江等7人，合营“利源号交易所”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蒋介石经营证券生意失败后南下广州，使他有较长时间追随孙中山，在革命阵营中有所作为。特别是从1922年6月29日至8月9日，蒋介石在永丰舰上陪伴孙中山42天，进一步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回上海后，写了一本《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的小册子，极力颂扬孙中山，斥责陈炯明的背叛行为。孙中山为该书作序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④（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4册，1937年印行本。）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信赖和评价，还流露在孙中山写的祭蒋母文中。祭文说：文与郎君介石游十余年，共历艰险，出入死生，如身之臂，如骖之靳，朝夕未尝离失。介石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山之自适、山岳之不移。”孙中山很快委蒋介石以重任。1922年10月，蒋介石担任“东路讨贼军”参谋长，准备由福建开赴广东讨伐陈炯明；1923年3月，蒋又担任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参谋长这个孙中山身边的重要职务。蒋介石迅速进入革命队伍上层，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二

蒋介石一生曾与中国共产党两次合作，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由于蒋介石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不仅导致两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也使海峡两岸长期分离40年，为国家和民族带来不幸。

孙中山在革命中经历了多次挫折之后，1922年决定改组国民党，坚持以俄为师。为了学习苏联革命经验，1923年8月派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考察党务、政治和军事等。对于去苏联访问，后来1956年蒋介石在台湾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①（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9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31页。）。

但是，蒋介石访苏归来，他的政治思想却发生了重要变化，开始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他在写给孙中山的《游俄报告书》中，“陈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并向国父面陈我对国共合作的意见”②（同①，第30页。）。这个《游俄报告书》始终没有公布，但是蒋介石死后，蒋经国在其撰写的《沉思于慈湖之畔》中说：“父亲在上国父游俄报告书中说：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

蒋介石反对联俄联共的思想，更多地流露在1924年3月14日写给廖仲恺的信中。他在信中攻击苏联对中国“殊无诚意可言”，把苏联与其他帝国主义并列，说“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直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诬蔑中共党员是“俄奴”，说廖仲恺如不听他的劝告，“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③（蒋介石：《致廖仲恺书》（1924年3月14日）见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6,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104页。）。

但是，孙中山联俄联共的决心没有动摇，没有接受蒋介石报告书的意见，并且坚决加以批驳。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说：“我回到广州报告之后，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故仍坚持其联俄容共的决策。”④（蒋介石：《苏俄在中国》，见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9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32页。）

一方面由于孙中山的威望和坚持主张，另一方面也由于国共合作是人心所向，蒋介石的力量还不充分，因此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两面态度。1924年4月，他重返广州主持黄埔军校工作以后，在政治上一反常态，由对国共合作持异议，转而把自己扮成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积极拥护者，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他在黄埔军校的演讲词中说：“除了共产党主张彻底革命，还可以同国民党合作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党派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了。”他说：苏联“同我们真正联合在一条战线上，共生死，同患难，”‘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非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非仿效他们不可。”①（《蒋介石言论集》,世界书局1927年版。）蒋介石迎合国共合作的时代潮流，目的是等待时机，夺取更大的权力。

这一时期，蒋介石确也做了一些有益于国民革命的实际工作。如他奉孙中山之命，率黄埔军校学生与工团军、农民自卫军平定了广东商团叛乱。为讨伐盘踞广东东江一带的陈炯明，蒋介石率黄埔军和粤军等，进行了两次东征；并回师广州，在工人、农民的配合下，粉碎了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活动。这些行动，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胜利地进行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应该说是有成效的。两党合作进行北伐战争，打倒了一个半北洋军阀（一个吴佩孚，半个孙传芳）蒋介石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反对北洋军阀的态度是坚决的。

但是，蒋介石从办黄埔军校开始，并不准备真正与共产党合作，他的反共意识在一步步增强。1926年3月20日发生的中山舰事件和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的《整理党务决议集》，是蒋介石策动的反共尝试。只是由于蒋介石实力有限，还不能与共产党完全决裂，故继续维持着合作的局面，但是反共的挑动和摩擦已经不断发生，直至1927年终于发生了四一二反共事件。在蒋介石的密令下，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

十年内战期间，蒋介石与共产党处在尖锐对立的地位。从1930年12月至1934年10月，连续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五次军事围剿，企图彻底消灭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也加强了反共活动，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不断遭受破坏。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攻，不仅占领全东北，而且将侵略势力伸入华北和华东地区，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利益不断受到威胁。由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并且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自1935年底国民党又开始与共产党秘密接触和谈判。至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迫放弃对日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逐步走上积极抗战的道路。1937年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中，蒋介石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是并没有给共产党以平等的地位。他虽然放弃了十年内战期间企图彻底消灭共产党的政策，但是仍然坚持反共，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和政治宣传工作。后来随着战争的发展，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逐渐倒退。倒退的主要标志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这次会议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会后，蒋介石密令加强反共，严格取缔各地宣传共产主义。并且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在敌后不断与八路军、新四军摩擦、先后发动了晋西事变、皖南事变等，造成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

纵观抗日战争的全过程，由于中国共产党执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由于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的持续高涨，蒋介石和国民党虽然坚持反共政策，但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没有破裂，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结束。以蒋介石为首的一派力量，始终留在抗日阵营继续抗战。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大成果。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热切希望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表示，愿意通过谈判，和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协商解决建立联合政府问题。可是，蒋介石错误地估计形势和国共双方的力量，坚持反共、独裁、内战的方针，并依靠美国的支持，最终导致内战全面爆发，国共谈判破裂。由于蒋介石的政策，违背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和历史发展潮流，其统治政权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即被共产党力量摧毁。蒋介石流落台湾以后，仍坚持“反共复国”“光复大陆”的顽固政策，阻挠海峡两岸统一，给国家民族带来不幸，亦使两岸同胞骨肉遭受长期分离的痛苦。

三

蒋介石具有较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但对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却不时采取妥协退让甚至屈辱的政策。

研究和分析蒋介石当政期间所制定的对外政策和对各国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且非常复杂的问题。他在处理许多重大的涉外问题中，都有一些复杂的社会原因和政治背景，也有他本人的思想基础和历史渊源。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民族危机已经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蒋介石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关心着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在这种形势下，形成了他的较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

1912年春，蒋介石“以陶案之故……乃避往日本”①（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册，1937年印行本。）之后，在东京主编出版了《军声》杂志。杂志上发表了蒋介石撰写的《发刊词》、《军政统一问题》、《巴尔干战局影响于中国与列强之外交》、《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革命战后军政之经营》及《征蒙作战刍议》等六篇论文，集中地反映了蒋介石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他说，办这个刊物的目的，就是“揭破各国之阴谋”“警告国人以未雨绸缪之计者”②（《军声杂志发刊词》，见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5,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4页。）。文章指明英、美、俄、法、日都是帝国主义者。他说：“今日之列强虎视耽耽，跃跃欲试，其思分割此一片干净土者，不啻一二，使非恃此一强有力之政府而为之对抗，岂能人自为战乎？”③（《军政统一问题》，见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5,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7页。）对俄国图谋中国蒙古之野心，他说:俄国“此后之处心积虑，乘机攘夺之举动，恐未中止，吾国人岂犹得高枕而卧乎？！”④（《革命战后军政之经营》，见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5,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28—29页。）对曰本侵略满洲，他说：日本“用全力以谋我者，几有得寸则寸得尺则尺之势，司马昭之心，夫固路人皆知矣！”⑤（同④。）他还认定英国对西藏怀有领土野心。因此，蒋介石希望“吾国亦当同仇偕作，奋赴前敌，而为孤注之一掷。”⑥（《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见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5,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20页。）

蒋介石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他以后的政治立场和外交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首先面临的对外交涉是关于南京事件和济南五三惨案的处理问题，对此，蒋介石表现了屈辱、退让的态度。他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严重事件，不采取坚决措施，反而答应向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道歉、赔偿、惩凶。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杀人掠地的罪责，也未追究，虽然表示要“实地调查”实际不了了之。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重大外交事件是“改订新约”问题。1928年以后，与十多个国家重订了新的“友好通商条约”或“关税条约”这些条约都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恢复了中国一些长期丧失的主权，增加了国家的关税收入。有关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虽因九一八事变发生而未能实现，却也否认了它的合法性。“改订新约”运动，有不彻底的方面，但它在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有积极的意义。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中日交涉日益频繁。蒋介石亦经历了由不抵抗到积极抵抗到消极抵抗的演变过程。

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了比较明显的民族主义思想倾向，但是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企图以让步妥协缓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而以相当数量的军队去围剿工农红军和排除国民党内部的异己力量，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但是，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在较大程度上危害了中国统治阶级利益的时候，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也逐步强硬起来。这表现在1935年底由外交部长张群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等的谈判，僵持一年之久，仍未达成协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蒋介石仍然幻想以谈判解决中日争端，并且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双方军事态势和满蒙为日本势力范围的妥协条件，换取日本放弃对华扩大侵略的政策。但是日本方面不予理睬。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本方面不断提高价码，要求蒋介石放弃反日反满政策，并且把日本的势力范围扩大到长江流域，这无异于要蒋介石政权垮台。就连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也认为：“要中国政府接受这些条件是极端不可能的。

总之，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日本对蒋介石不断诱降，蒋介石在谈判中采取了有条件的妥协政策。只要这些条件能够保持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和不受侵犯，就不能认为蒋介石投降卖国，亦不能把蒋介石的妥协让步与汪精卫的汉奸政策混为一谈。

蒋介石是国民政府中亲英美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美国对蒋介石的政策有着重要影响，蒋介石政府曾以大量经济利益换取美国的支持。抗日战争后期，美国企图取代日本控制中国，但是，蒋介石并不完全听从美国政府的驱使。史迪威事件的发生，不仅是蒋介石与史迪威个人间的冲突，也反映了美蒋双方政策的矛盾。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迫切需要美国更多的军事、经济援助。美国国内资本家集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中国这一广阔市场表现了更大的兴趣，因此双方都希望尽早缔结《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一条约是在“互惠”的幌子下所签订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其结果将使美国独占中国的商品市场、投资场所、外贸和其他经济命脉。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条约被美国参议院刚刚批准，即成了南京政府的随葬品。

四

蒋介石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着力发展资本主义，建立新的政治体制，使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向前迈进。

南京政府建立后，为了稳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政治措施。1928年，蒋介石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先后在上海、南京召开有银行界、财政界、实业界首要人物参加的全国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首先改革了税收制度，整理了三税（关税、盐税、统税）统一了财政制度，增加了财政收入。并且在1935年实行币制改革，废除银本位制，实行白银国有，防止白银外流，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个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统一了币制。这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流通，创造了条件，也为蒋介石进行内战筹措了经费。

由于财政收入增加，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使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蒋介石发动反共战争，全国发生灾荒，加上日本策动九一八事变以及1929至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使30年代的中国经济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的曲折缓慢的发展历程。至1936年中国社会经济达到了抗日战争前的最高发展水平，为支持抗日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

国民政府时期，国家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并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在国民党政权支持下，形成了以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为代表的私人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在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一些或大或小的私人官僚资本。但是，至今我们仍未发现有价值的关于蒋介石的投资经营史料。蒋介石凭借政治权力给官僚资本主义以支持，是他们在政治上的最高代表。官僚资本主义者利用政治权势和通货膨胀等，大量掠夺和聚集财富，并且与农村封建生产关系相结合，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

蒋介石在1927年以后，逐步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国家政治制度。他通过国民党中央制定了《训政纲领》，并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孙中山提出的建国三序方略，其训政思想的原意是提高广大民众的现代化意识和参政意识。蒋介石领导制定的《训政纲领》，是将民众放在被训导的地位，而不是给群众以广泛的权利，使之在参政过程中，不断提高参政意识和现代化意识。《训政纲领》的要旨，是将国家政权、治权悉归国民党。规定在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还规定了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治权。

蒋介石在全国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实行新县制，建立严密的基层统治网。他极力强化政治统治，建立了“中统”“军统”这两个庞大的特务系统，以加强对各方面的有效控制。

蒋介石领导建立的这套政治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其出发点是在国家政权机构中，确立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由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逐步演化为蒋介石的个人独裁。至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总裁为凌驾于国民党一切组织之上的领袖。蒋介石还试图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来规范人民的思想，使广大人民认同他的统治，这时期他所倡导的“心理建设”“伦理建设”以及“新生活运动”等，无不带有这方面的色彩。

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束缚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也限制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但是，这一新的、与北洋政府不尽相同的政治体制，也还有它的积极的一面。它的五院制度、政治上的监察制度以及人事上的考铨制度等，都有一些值得思考和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五

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是也使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给中国的发展造成新的机遇。抗战胜利后，由于蒋介石执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使这个良好的机遇迅速丧失了。蒋介石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即丢失大陆，其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政治上的腐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被胜利冲昏头脑，骄傲了。骄傲是思想上的腐败。独裁和贪污都严重地腐蚀着国民党的肌体。二是失去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蒋介石执政的22年间，一直未解决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土地问题。广大的工农大众纷纷站到共产党一边，甚至连中间阶级也转向了共产党。

蒋介石到台湾以后，吸取了失败的严重教训，一方面刷新政治，改造国民党，起用了一批少壮派力量，并在国际上完全依赖美国的支持;另一方面，推行新的土改政策和经济措施，这些都为台湾以后的经济起飞打下了基础。

蒋介石到台湾后，继续实行独裁政治，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控制，长时间实行戒严政策，至死未放弃反共复国的梦想。但是，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还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从“险学”到“显学”：蒋介石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8期

近几年来，民国历史人物特别是蒋介石，成为社会上广泛关注的热点。各类书刊、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作了描述，其中，真真假假，难辨是非，用蒋家后裔蒋方智怡的话说：我们是直接的受害者”而网上对蒋的评价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这种现象的出现，提示历史学者应加强对蒋介石的科学研究，厘清基本的史实，并给予正确的历史定位和评述，同时也帮助年轻朋友树立科学的历史观，在当前看来已显得十分重要。

一

蒋介石是近代中国重要的政治领导者，他的言论和所作所为，直接关系并影响着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民国时期，国共两党曾有过合作，但较长时期是处于你死我活的尖锐对抗状态，因此，对蒋介石的评价基本上都是负面的。1949年国共内战后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在这样的政治和战争环境中，不可能给蒋介石以客观的历史评价。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一个很长时期，蒋介石研究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最大的禁区。虽然有一些关于蒋介石的出版物，如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冯玉祥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恽逸群的《蒋党真相》，荣孟源的《国贼蒋介石》及其他一些小册子，但基本上都是政治宣传性的读物。在意识形态领域完全受制于上述陈伯达两本书的政治影响。在那个年代，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向人们描绘的蒋介石形象是被扭曲的，甚至是被丑化的，根本谈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学者们更不愿意涉足这一领域，人们对蒋介石缺乏真实的、完整的了解。

改革开放是中国当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揭开了对中共党史人物拨乱反正的序幕。中共党内开始重新评价彭德怀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贡献。位于天安门左侧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在调整历史陈列后，客观真实地反映了陈独秀在建立中国共产党时的作用，就连林彪在战争年代的作用和贡献也给了一席之地。众所周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历史学科是“四人帮”搅乱的重灾区。改革开放使历史学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

1979年，在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宾馆举行了全国性的制定历史科学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大型学术工作会议。当时各地老、中、青三代史学工作者约二三百人出席，是载入史册的一次重要的历史学工作会议，也是众多老一辈历史学家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后最后一次大聚会。会议的中国近现代史组制定了一批研究规划，其中包括若干项民国史方面的研究课题。这个组有两个问题今天仍值得一提：第一，民国史的敏感性尚未消除，有人仍存在疑虑。会上，一位上海的著名史学家“打横炮”提出开展民国史研究是哪个司令部指示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一提问引起了与会学者思想的混乱。因为该学者听说江青在1972年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支持开展民国史研究。此事经出席史学规划会议的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孙思白研究员详细解释，指出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发出的号召，江青只不过表示支持罢了。这样才使出席规划会议的学者们思想稳定下来。第二，会议在国内首次制定了“蒋介石研究”这个课题。本人作为南京大学出席会议的代表承担了这个项目。会上学者们建议，今后要加强蒋介石的研究：浙江省可以着力研究蒋介石青少年时代，上海研究蒋介石在上海的时期，而南京则重点研究国民政府时期。这样一个分工，是考虑到地域背景和当时蒋介石研究面临的现状:第一，社会上对蒋介石的出身仍受传记小说《金陵春梦》错误说法的影响，需要加以厘清；第二，在陈其美逝世后，人们对蒋介石在上海的私生活、人际关系和证券交易等，有一些错误的解读，需要给予客观评述;第三，当年蒋介石投入孙中山革命队伍，是否是投机革命，需要从事实出发加以科学论述。

开展蒋介石研究，除历史学者必须具备科学的思想观念外，还应掌握大量的最基本的史料。在这里，首先需要提及两件事，其一是毛泽东在“文革”前，指示编纂《蒋介石全集》，具体时间不详。在那个时代，只有毛泽东才能作出这样的决策。据“文革”后该全集的编者荣孟源告诉本人，在编好第一卷尚未出版时，因“文革”到来而流产。其二是我们为了开展史学“六五”规划项目“蒋介石研究”决定先搜集、整理蒋介石的相关资料。1980年代初，经上报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由南京大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古籍出版社合作编纂《蒋介石文选》，并由本人主持。工作进行了两年，在南京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大学等单位，查阅了大量有关蒋介石的文献资料，但编纂工作很快停顿下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原因是选材难度大。现在回过头来思考，当时客观上编纂时机并不成熟，但也反映出我们有一定的学术勇气。

从1980年代开始，在中国大陆先后出版了一些蒋介石研究的基本史料，但是直接材料并不多。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这部年谱稿是毛思诚根据蒋介石早期日记、家书、致友人信函和其他相关材料编纂而成的，其中保存有蒋介石删改的笔迹。后来1936年第一次出版时，更名为《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这部年谱是研究蒋介石的基本史料之一。其他相关资料，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7年）、《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等。南京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收藏有1949年前出版的有关蒋介石的文集、文选、全集、书信集及早期日记等，这些都是研究蒋介石的重要史料。它比后来经过加工删节整理出版的一些言论集，保持着更多的原貌。如朱亮基编辑的《蒋介石言论集》（中央图书局，1927年）据编者在“编例”中说，蒋介石的言论当时“尚无专集刊行”该书“大半是同志从黄埔军官学校寄来所记录先生（指蒋介石）演说时的底稿，并湘（湖南）中同志寄来的文件，间有在报端抄录者”其内容包括“对于党员的言论，对于民众的言论，对于学生的言论，对于军界的言论，对于工界的言论，对于海外侨胞的言论，对于外交的言论”该言论集最珍贵之处，在于它出版于1927年“四一二”国民党清党之前，其中收录的讲演、文章，反映了蒋介石的一些真实言论，即联合共产党，实现国民革命。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早年对共产党的态度和认识有一个演变过程。①（张宪文：《试析蒋介石早年对共产党态度的演变》.载《历史教学》2001年第2期。）这与蒋介石后来对共产党的言行有很大差异。

台湾保存的有关蒋介石的档案史料比大陆多，特别是收藏在国史馆的蒋中正档案（即俗称的“大溪档案”内容十分丰富。近20年来，随着两岸学者往来和学术交流日益密切，有关蒋介石的史料和研究著作，也更多地进入中国大陆。如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0卷）（984年），这是一部较为完整的、规模较为宏大的蒋介石文集，内容包括论文、演说、文告、书信、各类函电等。由日本古屋奎二编著的《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5册）台北中央日报社译印，1987年），其最大特色是引用了较多的蒋介石日记。据作者自述，台湾国民党方面曾给他们开放查阅蒋介石日记，这在当时来说是罕见的。此外，还有蒋经国的《风雨中的宁静》（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71年）、蒋经国的《我的父亲》（台湾正中书局，1976年）、蒋经国的《守父灵一月记》（台湾三民书局，1976年）、陈布雷等编《蒋介石先生年表》（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与蒋介石研究相关的重要文献汇编有：罗家伦、秦孝仪等主编的《革命文献》（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1953年至1989年）台湾国史馆于1972年整理、台北成文出版社重印的《国民政府公报》（987年）等。秦孝仪主编了《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12册），1978年10月印行。本书最初未公开出版，但已在台湾学界、政界中流传。内容运用大量史料记述蒋介石1949年以前之活动，其中引用不少蒋介石日记。近几年流入大陆的最重要蒋介石研究史料，应该是由台湾国史馆印行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目前已经出版至第47辑。据该书“序言”介绍，“《事略稿本》系蒋氏的秘书参阅相关函电令告及节抄蒋氏日记，以仿《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编撰而成。起讫年代，自1927年至1949年……总计274册”本人认为，《事略稿本》系蒋介石身边人员根据大量原始文献整理编纂而成，数量多、内容丰富，极具史料价值，而当前尚未引起两岸学者的高度重视。

从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中国大陆史学界也编著出版了几部蒋介石的传记。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杨树标著《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年）严如平、郑则民著《蒋介石传稿》（中华书局，1992年）以及由张宪文、方庆秋主编的《蒋介石全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这几部书都是由中华民国史研究学者编著的，应该说比当今社会上流传的那些传记文学类的蒋介石生平出版物要严谨得多，史实也可靠得多。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几部书对蒋介石的评述逐步摆脱了“左”的政治观念的影响，比较客观、公正。当然，也不可否认它们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重大缺陷，即著作编纂出版时有关蒋介石的原始专档、日记(现暂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都还未开放，史料运用上明显不足，有些问题说不清楚，这在当时来说也无可奈何。

几十年来，蒋介石研究走过了曲折艰难的道路，总的趋向是距离人物的真实面貌越来越近，学术环境日益宽松，因而研究也更加放开。蒋介石研究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重要变化的呢？我认为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史研究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学术界从过去受“左”的思想影响，从贬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否定国民党和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积极作用，转变到大力开展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研究。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的活动中，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指导性文件，有重要意义。文件指出，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团体，工农商学兵和海外侨胞，共同进行的一次反对外敌侵略的民族战争。这段话完整地、全面地高度概括了中国社会各方面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它比较容易为海内外各方面人士接受。

在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上，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与理论研究的胡乔木作出了特殊的贡献。1984年，他指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要改变该馆抗日战争馆只陈列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现状，要全面反映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国共两军共同抗战的史实。他作了长篇讲话，指示在北京卢沟桥地区建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是在胡乔木的推动下，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开始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人民日报》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发表的一版照片中，有一张是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后走出会场的照片。照片的说明大意是：“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员抗日的谈话”即指蒋介石关于“最后关头”的讲话）。毛泽东当时即肯定蒋介石的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16页。）。《人民日报》在1949年后第一次以正面形象刊登蒋介石的照片，对引导人们正确评价蒋介石和抗战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我们发表了《简论台儿庄战役》（《历史档案》，1984年第3期）这在当时来说，是第一篇全面论述正面战场战役的论文。之后，我们又编著出版了1949年后中国大陆第一部《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的论著，运用大量第一手军事档案，全面论述了正面战场22个大型战役。1985年10月，我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书在推动民国史研究以及配合当时高等院校政治理论课改革（中共党史课程改为中国革命史教学）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1986年，《瞭望》海外版以“对蒋介石的新评价”为标题，发表了对作者的长篇采访，介绍了作者对蒋介石的认识。国内外许多报刊介绍了这篇文章。

然而，在1985—1986年这一转折点上，海峡两岸仍有不同的声音。在大陆，有人仍持批判态度，认为这一变化是为国民党、蒋介石“树碑立传”而在台湾，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在“本报记者”写的头条报道中说：张先闻（宪文）虽否认此书（指《中华民国史纲》）与中共‘和平统一’的企图有关……但国内（指台湾）学者也指出，中共恰在此时，出版此书，显然有其统战的意味”“仍是中共对我（台湾）统战策略一个新的方式”。

历史已经过去二三十年，回顾蒋介石研究的曲折历程，人们的认识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和前进中。

二

30年来，蒋介石研究到底解决了哪些重大的问题？

1.蒋介石早年是“革命者”还是混入革命队伍中的“投机者”？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左”的观点影响，认为蒋介石是革命队伍中的“投机者”“文化大革命”后，根据史料经过研究，我们认为蒋介石不是革命的“投机者”而是在孙中山的影响带动下，参加了民族民主革命，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其根据：国内辛亥革命发生后，在日本学习军事的蒋介石与友人张群等，乘船潜回上海，在陈其美的领导下，参加了杭州和上海的光复起义。之后，从1913年春天开始，蒋介石又追随陈其美参加了国民党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以及之后由孙中山组织的护法运动。应该说，在革命的早期，蒋介石还是积极地参与了孙中山策动的革命活动。

1922年6月，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孙中山被迫避往永丰舰。这时蒋介石正在家乡奉化。6月18日，孙中山致电蒋介石说：事紧急，盼速来”蒋介石权衡时局，决心赴粤“救驾”临行前，蒋在上海写信给张静江表示，赴广州“非铲除叛贼，誓不生还”并嘱托后事说：惟对于两儿教育之责未完，吾爱纬儿，思之尤难为怀。惟此不无挂念，如有不测，则请照弟留某之函代行之”①（该两封信至今仍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张静江的个人档案中。）。蒋介石到广东登上永丰舰，陪伴孙中山42天。后来孙中山脱险去上海后，蒋介石写了一本《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记述了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斗争，并极力颂扬孙中山。孙中山为该书作序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②（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4册，1936年石印本；孙中山全集》第6卷，1981年版第571页。毛思诚著原件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信任和评价，还应表现在孙中山写的祭蒋母文中。祭文说：文与郎君介石游十余年，共历艰险，出入死生，如身之臂，如骖之靳，朝夕未尝离失。介石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在1920年代，孙中山不断委蒋介石以重任，并使其进入革命队伍上层。蒋介石在广东期间，虽然经常与同僚不和，甚至生怒而返家乡，但蒋介石在早年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还是作出了贡献。

2.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认识和处理国共关系，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蒋介石早年并不反共，甚至表示要“以苏俄为师法”当年，孙中山为了学习苏俄的党务、政治和军事经验，1923年8月曾派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蒋介石在1956年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曾说：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④（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9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31页。）可是，蒋介石去苏俄访问之后，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他对新生的苏俄社会主义政权面临的经济困难，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种种严厉措施，十分不满，认为苏维埃政治制度是专制和恐怖的。因而他说，苏俄与其他帝国主义相比，“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直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①（蒋介石：《致廖仲恺书》（1924年3月14日），见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6,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104页。）。加上蒋介石代表孙中山建议苏俄协助国民党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一事遭苏俄婉拒后，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他回国后写给孙中山的《游俄报告书》始终未见公布或收藏）中，不赞同联俄联共政策。但是孙中山未采纳蒋介石的建议，仍然坚持其联俄联共的既定方针。蒋介石在这种形势下，特别是在孙中山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积极宣扬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他在《覆张继论党务书》中说：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为总理与廖仲恺兄在日所确定，革命势力，必求团结，共产党主义虽与本党有别，其致力革命则人所公认”②（朱亮基：《蒋介石言论集》，世界书局1927年版，第6页。）他在1926年9月13日黄埔军校特别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选举大会演说词中说：反对共产党，就是背反了总理定下来的方针和主义……除了共产党主张彻底革命，还可以同国民党合作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党派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了……并且总理曾说，如果国民党的党员，反对共产党，我便要自己去加入共产党”。③（朱亮基：《蒋介石言论集》，世界书局1927年版，第16页。）

正是基于蒋介石这时仍然坚持着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才有可能出现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可是，国民党内反对共产党有着深厚的基础，以西山会议派为代表的国民党一批元老坚持反对共产党、反对孙中山国共合作的决策，因而1927年国民党内实施清党政策，蒋介石一批中间力量最终与国民党右翼反共势力合流，不是偶然的。

3.1927—1937年蒋介石领导南京政府实施政治的、经济的改革，使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向前迈出一大步。

1927—1937年是国共两党激烈斗争时期，双方均以推翻或消灭对方为主要目标。大陆学术界早年曾将这十年称作是黑暗统治时期，认为这一时期经济不振、工业萧条、民生凋敝、政治混乱、战乱频发。实际上，蒋介石在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虽在政治上坚持一党专政，但他整合国民党内各派势力，其中包括军事和政治派系，逐步建立和完善以五院制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实施训政纲领，形成了以蒋介石为核心的统合力量，到1935年基本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在经济上，蒋介石起用宋子文等一批财政精英，进行了金融和税制改革，发展了国民经济。虽然国民政府先后面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侵华战争、国内大面积灾荒和反共战争，但至1936年中国国民经济水平仍然达到民国时期的高峰，为即将到来的全国全面抗日战争打下了较强的物质基础。中国大陆学术界在1985年之后逐步改变了过去对这一时期不切实际的认识。

中国大陆学术界曾经较长时间认为在1930年代我国形成了以蒋、宋、孔、陈为核心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集团，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动脉。这一观点在中国现代史学界长时间占据着主导地位，是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一书造成的不当后果。早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我们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但苦于缺乏微观研究。1986年在南京举行的一次民国史研讨会上，作者建议上海社科院著名的经济学家丁日初先生向这一观点发起挑战。接着，丁日初先生发表了两篇极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科学地解决了这一重要的且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一词逐步地淡出中国历史教科书或一些历史专著。

4.蒋介石与抗日战争。

蒋介石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一如上述，在这里再作如下补充。

蒋介石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出生于1887年，当时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在这种形势下，形成了他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投身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后，因为陶成章被刺案避往日本，在日本东京主编了著名的《军声》杂志。在这个刊物上，刊登了他撰写的《发刊词》、《军政统一问题》、《巴尔干战局影响于中国与列强之外交》、《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革命战后军政之经营》及《征蒙作战刍议》等论文。在20世纪初英、俄、日等列强对我国西藏、满蒙等地区怀有极大领土野心的形势下，蒋介石这些论文表现了维护祖国领土安全的爱国主义情怀。他早年的民族主义思想对其以后的政治立场和外交方针政策，有着直接的影响。

抗日战争集中体现了蒋介石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他不仅在对日政策上，同时对英美等西方国家，也表现了灵活性和原则性相结合的立场。蒋介石一直坚持抗日，坚守抗日阵营。问题是如何看待蒋介石对外的妥协政策，如何看待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不抵抗政策”解决这两个问题，对深化抗日战争史研究和正确评价蒋介石的抗日政策以及战略思想，有重要意义。

抗日战争胜利，为蒋介石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重振中国经济。那时，蒋介石在全国各阶层中的声望达于顶峰。大家都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领导中国走向新的发达的道路。可是，蒋介石未能满足全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政治上不接受组建各政党的联合政府，在国共两党谈判破裂后，再次陷中国于内战的深渊。蒋介石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坚持个人独裁、坚持内战、坚持依靠美国。虽然在风雨飘摇的1948年召开了“行宪国大”但仅仅有两个小党——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紧随其后，而抛弃了更多的在野的政治势力，其行宪难以说是真正的国家政治民主化。蒋介石仅仅3年时间即丢失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这恐怕是其做梦也未想到的政治结局。

5.蒋介石丢失大陆，困守台湾孤岛。

蒋介石何以如此快的丢失大陆？究其原因，不外两个基本因素，其一是国民党自抗日战争后期退至西南和西北地区后，逐步走向腐败；抗日战争胜利后，这种现象未有改变且更加严重，从其统治内部严重的削弱了领导力量及其统治基础。其二是国民党、蒋介石丢失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尤其是失去了广大农民和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的信任。蒋介石领导国民党多年，但始终忽视广大农民的利益特别是关于土地的最强烈需要，而共产党力量及于何地，则及时实施土地改革，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蒋介石在城市中，由于经济政策的失误，导致经济陷于萧条、崩溃，人民群众终日惶恐不安，从而使大批工商业阶层和中国政治力量倒向中共一边。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崩溃、垮台，成为历史的必然。

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并未真正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他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是从下属身上寻找失败原因，而回避其应负的政治责任。他一直鼓吹反攻大陆，但迅速成为不能实现的空洞口号。国共两党、大陆和台湾，虽然仍处于军事、政治的对峙状况，但是双方仍然保有联系的渠道。蒋介石不时表现出民族主义的情怀。当西沙战事紧张时期，蒋介石默认了大陆在南海地区的军事行动。

蒋介石赴台后，实施了较为成功的土地改革，打下了发展社会经济的基础，推动了台湾的经济起飞，加速台湾经济融入国际市场。蒋介石至死反对共产党，但是他信守一个中国的观念，反对台独，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这是我们对其晚年的基本评价。

三

如前所述，近几年在海内外特别是大陆和台湾，形成了一股蒋介石研究热。各种各样的介绍蒋介石生平、家世的出版物或描述性的传记小说，充斥图书市场。在台湾民进党执政后期，掀起去蒋化的浪潮，拆铜像，泼污水，当年那个被神化的“蒋公”一时间又变成了“鬼”。历史不能来回翻烧饼，非正即负，两岸的历史教训都很深刻。历史学者试图给人们展现一个真实的蒋介石图像，乃不远万里，远渡重洋，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查阅（准确说，是手抄）蒋介石日记。该日记在蒋介石去世后，由其后人在海外保存多年。前几年交付斯坦福大学保存、整理，开放给学者研究使用。

社会上关注蒋介石，学者们努力寻找蒋介石的各种史料，不是偶然的，这是多年来两岸未给蒋介石以正确解读和客观真实评述的必然结果。短时间内出现各种各样的评论并不奇怪，这是学术研究在前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然而，我们也应该检视一下，当前许多蒋介石日记片段的刊出，如所谓《蒋介石日记揭秘》等，都在社会上造成另外一种效应。网上一些网友，特别是部分年轻朋友，由于对蒋介石缺乏研究和全面认识，因而在大力赞扬蒋介石的高尚精神。如说蒋“献身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他的失败则是他用错了人”，有的网友说看了日记(实际上看到的片言只语）已经“震惊得几乎不能动弹了”，说“蒋公可长眠矣！”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我们的学者未能给年轻朋友以正确的引导。

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研究历史包括研究历史人物，必须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寻找并掌握大量历史资料。通过对史料的考证、鉴别、分析，去伪存真，作出正确的判断，提出科学的认识。研究历史，包括对蒋介石的研究，必须坚持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坚持史料的第一性（即原始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研究蒋介石，首先要寻找有关他的原始材料或说是第一手材料。其中包括日记、书信、文集、档案文件、报刊资料以及与蒋介石相关的各类材料等。

应该说，蒋介石日记是最重要的原始材料，然而它仅仅是原始材料中的一种。日记会为研究者提供传主鲜为人知的各种情况，如传主的政策、措施、态度、判断等等，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日记有较大的局限性，即传主对事物的情感性、主观性、随意性，会影响其对事实的正确判断和真实性。日记往往会有传主情感的发泄。譬如，大家都知道蒋介石与宋子文不甚和睦。蒋介石在日记中常常指责宋子文，甚至讲宋一些十分难听的话。事实上宋子文处理公务的方式和态度并不都错。宋子文早年留学美国学习经济和金融财政，受过较严格的专业训练。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期间曾为国民政府理财作出突出贡献。蒋介石用钱，常不守规矩，不按财政制度办事，经常写手令要宋子文支付大笔款项。宋子文对此，一次应付，二次勉强，三次坚决拒付。蒋介石大发脾气，坚持要宋付款，从而导致双方不合，甚至闹翻。对此，我们在蒋的日记或书信中看不到有何自责或愧疚。

蒋介石自1923年起，即注重保存个人的手稿文件。赴台后，这些档案先后收藏于桃园大溪乡、阳明山，后转交国史馆收藏。1997年2月正式开放使用。这些档案（合称《蒋中正总统档案》）包括筹笔、革命文献、特交文卷、特交文电、特交档案、领袖家书、文物图书、蒋氏宗谱、照片影辑等九大类。总计4200册，273000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内政、外交、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人和事。①（朱文原：《蒋中正总统档案目录》“凡例”台湾国史馆1998年版。）它不仅是有关蒋介石的第一手原始材料，而且内容十分丰富。如“筹笔”一项，即达17908件，均是蒋介石处理政务、军事等方面的亲笔函稿、电稿和谕令。这些档案文件直接关系着国家政治、军事大事。据笔者查阅该档案后发现，蒋介石有时一天发出18封亲笔信函或指令，有些是调动部队，提出作战方案的命令。在“革命文献”等类别中，不仅有军政部属的各种报告，还有蒋介石的直接批示等。因而研究蒋介石的生平、军政活动、人际关系等，必须综合蒋档、日记和其他相关历史资料、各相关人物的文献，互为补充、相互校正，才能对历史问题或蒋介石本人作出准确判断和符合真实情况的认识。而目前有些研究性文章，仅仅依靠蒋介石日记，而无其他相关材料予以佐证，即对历史问题作出判断，这不符合历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是不科学的治学方法。这种治学风气，应该引起学者们的警惕。总之，近几年蒋档、日记和各种历史档案的广泛开放，对深入研究民国历史是十分有益的。我们期望有更多的学术成果问世，推动民国史研究的繁荣。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评析

原载《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1期

1923年8月，孙中山委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是中苏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也直接影响着以后国共关系的发展。对这一重大课题，虽然中苏两国学者均曾有所研究，但其史料来源主要是某些当事人的记述或有关材料，缺乏有力的原始文件为依据。毛思诚1926年著《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主要记录了代表团在苏俄的活动日程，缺乏实质内容。蒋介石虽然是最重要的当事人，但其去台湾后于1956年写的《苏俄在中国》①（《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是在强烈的反苏反共情绪下写的，政治观念影响史实的可信度。因而很久以来学术界对代表团访苏的一些重大史实模糊不清。1994年，在俄、德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整理并公布了一批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关系的档案，其中包括苏俄联合孙中山以及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期间的重要原始文件②（这些档案文件均见《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李玉贞译，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这是研究和厘清代表团访苏的可靠根据。目前，有些重要文件，如蒋介石回国后呈递孙中山的《旅游报告书》③（见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及蒋经国《沉思于慈湖之畔》，均曾简单的提到这个报告书。），从中国海峡两岸遍查不着，显然已不可得，但是从苏俄历史档案和早年出版的蒋介石言论集，如1927年2月（四一二事件前夕）由朱亮基编辑、中央图书局出版的《蒋介石言论集》④（此言论集所载蒋介石早年讲话，大量涉及国民党与中共、联共的关系，多未收入以后出版的各种蒋介石全集中。），收录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我们基本上可以看清这一时期苏俄对孙中山的政策、孙中山和蒋介石对苏俄政治态度的演变。

一

蒋介石受孙中山指派率代表团访问苏俄，是和苏俄、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变化，以及孙中山决心实施积极的联俄决策分不开的。

众所周知，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迅速受到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武装干涉。布尔什维克党除组织本国力量保卫新生政权外，在国外则积极谋求其他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对中国，苏俄曾把较大的注意力放在改善与加强同北京政府的关系上。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后直至1922年间，苏俄更把增进与中国的关系和推动中国革命的希望，分别寄托于中国军事实力派吴佩孚和陈炯明身上，苏俄在这一时期与孙中山虽有所接触，但是对孙中山仍缺乏了解，甚至还有一些不恰当的评论。

随着吴佩孚、陈炯明对苏俄政治态度的恶化以及孙中山革命势力的不断强大，苏俄逐步放弃争取吴佩孚和陈炯明的政策，转而加紧联络孙中山。1922年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和马林分别赴桂林和广州会见孙中山，为密切双方的合作关系开辟道路。在此期间，越飞、马林、魏金斯基等，还多次报告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分析中国国内形势，提出对待孙中山、吴佩孚、张作霖以及北京政府的政策性建议①（《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140—178页。）。据此，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42次会议通过决议：“采纳外交人民委员会关于肯定越飞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政策的建议，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②（同①，第148页。）。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③（《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76—77页。）。1月13日，越飞由北京致函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信中说：“一旦我们要在吴佩孚和孙中山中间做出抉择，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应该选择孙中山”。“孙中山在不久的将来就肯定是中国的实际掌权者。”“国民党正在真正变为一个群众性的中国政党。”④（同①，第156—157页。）之后，接着进行的孙中山与越飞会谈及宣言，更进一步加快和密切了苏俄和孙中山革命力量的合作关系。孙中山派代表团访问苏俄，正是这一形势促发的重大举措。

孙中山派代表团访问苏俄，也是试图学习俄国共产党的治党治国经验，藉以改造国民党，重振革命精神。据毛思诚撰写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说：代表团访苏是为了“考察政治及党务”，这一说法虽然较为含糊，但确也是事实。1922年6月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和国民党是个沉重打击，使孙中山认识到南北军阀是“一丘之貉”，开始放弃依靠军阀打军阀的不切实际幻想，注意建设革命军队。1922年初，马林在桂林会见孙中山时，曾向孙中山建议组织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的政党，并且创办军官学校，培养军事骨干，以建立革命的武装核心。同时，孙中山也深刻认识到，国民党已经趋于腐败，国民党不进行改造，则不能重新振奋革命精神，推动中国革命前进。孙中山曾说过：国民党里有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也有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清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呢？”①（宋庆龄：《儒教与现代中国》，见《宋庆龄选集》第109页。）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向国民党员发表演说时，说明了改组国民党的原因，同时，强调“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②（《孙总理训词》，载《国民党周刊》第2期。）12月9日，他在广州大本营再次向国民党员发表演说，进一步强调“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俄国的成功经验，“殊可为我党师法”③（《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00—506页。）。

孙中山派团访问苏俄，更重要的是出于军事上的目的。早在蒋介石率团出访之前几个星期，孙中山即“给列宁、契切林和托洛茨基分别送去了几封同样的信，信中介绍了蒋介石将军的状况”，指出“我派他去莫斯科是为了讨论我们在那里的朋友在这个国家帮助我的方式和方法。特别是，蒋将军将向你们政府和军事专家提出在北京的西北地区或更远的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并且明确表示：“蒋介石是我的参谋长和可以信赖的代表”，“蒋将军可以全权代表我”。④（艾伦•惠廷：苏俄对华政策（917—1924)》，第234页。见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8月版，第1690页。）孙中山始终以推翻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建设民主、自由和统一的中国为既定目标。为实现此目的，曾不遗余力的组织对军阀的讨伐战争。鉴于本身军事力量的薄弱和国民党内部的涣散无力，孙中山迫切希望苏俄在军事上给予援助，并帮助建设北方军事基地，以实现推翻北京政府的军事计划。

因此，蒋介石率领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俄，担负着重要的政治、军事使命，它无疑是中苏关系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

二

代表团于1923年9月2日抵达莫斯科，至11月29日回国。在三个月的访问考察中，受到苏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蒋介石在其日记中描述了抵达莫斯科时受到欢迎的盛况①（《蒋介石年谱长编》，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毛思诚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也记述了代表团在苏联参观、访问和会见苏方领导人的简要日程。

代表团在莫斯科着重与苏方商谈了军事合作的问题，并考察了苏军的军事设施。

9月10日，代表团在会见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梁斯基及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时，就军事问题提出了三项要求：“第一，代表团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尽可能多派一些人到中国南方，以红军为楷模，训练中国军队；第二，代表团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孙中山代表考察红军情况提供方便;第三，代表团请求共同商讨中国军事行动计划。”②（《巴兰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会见斯克梁斯基和加米涅夫的书面报告》（923年9月10日），见《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920—1925)第1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34页。）代表团表示：该团赋有孙中山授予的很大权限，并已奉命同革命军事委员会谈判在中国的作战计划问题。”代表团介绍了孙中山所面临的军事形势，指出，孙中山虽然“只据有一个省即广东省，但是，孙中山的影响甚至可达于邻近的好几个省：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和四川等省。孙中山博士在这几个省有许多的拥护者，他们听从广州的调遣。孙中山的军队有6万人。”代表团还分析了英美对南方革命势力的威胁。指出：“英国强大的要塞香港时时刻刻威胁着孙中山军队的后方一广州。所以，只要南方军队挥戈北上，英国立即就会收买邻近各省的督军，像去年陈炯明将军那样，在后方作乱。此外，外国人靠自己在长江上庞大的江河舰队，也会使孙中山的军队沿长江北上严重受阻。只要南方军队一靠近这一地区，英美的炮舰立即起而阻挠渡江。所以，外国人据有两大基地：香港和上海（连带长江）又能以重金进行收买，南方军队绝无可能重创吴佩孚，因后者有大部分外国帝国主义者撑腰。③（同②，第235页。）

代表团的这一分析，说明南方革命力量一旦发动北伐军事行动，在战略上将处于外国列强和北方军阀势力的夹击下，背腹受敌在军事上是极为不利的。因而代表团进一步指出，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和国民党，“已经做出了转移战场至中国其他地区，即转向西北的决定。”①（《巴兰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会见斯克梁斯基和加米涅夫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10日），见《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35页。）并且，在“靠近库伦以南，中蒙接壤地区，建立一支孙中山新军。可动员同蒙古、东北和中国接壤地区的华人，还可以从东北西部招募一部分中国人，编入新军。这支军队按红军模式组建。第二路军从蒙古南部发起进攻。”②（同①，第236页。）这一军事计划，是孙中山试图在背靠苏俄的蒙古边境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就近向北洋军阀统治中心北京和华北地区发动军事进攻。这样一种战略转移，从军事上考虑自然是有利的。

事实上，早在1918年，孙中山即开始设计建立西北军事基地的计划。其后，并不断与越飞沟通。1922年12月20日，孙中山亲自写信给越飞说：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需要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的帮助，等等。你们的政府能通过库伦支援我吗？如果能够，支援到什么程度和在那些方面？”③（《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摘录），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149页。）孙中山并进一步明确表示:“不考虑把军队驻扎在蒙古本土，而只驻扎在蒙古边境地区。”④（同③，第214页。）对孙中山的这一军事计划，越飞试图说服苏俄在其不从蒙古撤兵的前提下，给孙中山以军事援助。对此，苏俄方面尚在犹豫之中。这也是孙中山急于派遣代表团赴苏商谈的重要原因之一。

代表团访苏期间，9月16日，还参观了苏军第114步兵团的“连队、营房、红角（一种墙报一引者注）、班组、修理所、倶乐部、图书馆、机枪班、储蓄室（被服）、厨房、面包房、俄共支部”，“品尝了红军战士的饭菜，看了每周的食谱，对多种多样可口的伙食和丰富的食谱交口称赞。”⑤（《关于国民党代表团参观114步兵团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17日）见《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38页。）

在访问期间，代表团还具体考察了苏联的政治和党务。

9月7日，在会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鲁祖塔克时，蒋介石曾说：我们作为国民党的代表，此次奉派来莫斯科，主要是通过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来了解俄共，求得对我国南方工作的种种指教，并彼此通报情况。”同时也“想听到关于俄国革命所经历的重要阶段、革命时期所犯过的错误、共产党在革命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等情况，因为俄国革命的教训能使国民党在中国的工作获益匪浅。为此，苏方领导人向代表团“做了详尽的介绍，主要涉及俄国革命中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时期，指出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发展工业的措施和红军组织的情况，等等。”①（《巴兰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会见鲁祖塔克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7日）见《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32页。）

代表团对苏俄军事、政治的考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蒋介石曾表示：国民党一向认为苏联共产党是其胞姐。”②（《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32页。）“世界革命的基地在俄国”③（《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923年11月26日）见《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71页。）。他盛赞俄国“已经战胜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但你们还没有消灭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要准备投入这场全歼它们的战斗，因为你们能够在其他民族的帮助下成就这一事业。”他表示：我们也要准备为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捐躯。”④（《关于国民党代表团参观114步兵团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17日）见《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39页。）

代表团向苏俄方面表示了国民党与苏共合作的意义。认为，中国国民党在反帝反军阀的国民运动中，“很难以自己的力量到达胜利的彼岸，他们必须在反帝运动中同苏俄合作。”他们指出：“虽然俄国已经摆脱了外国的势力，但各资本主义大国还依然企图推翻俄国劳农政府。因此，苏维埃俄国就是从自身利益考虑，也应该同国民党合作。这就是为什么孙中山博士近几年来力主俄中紧密合作，他的提议得到了苏维埃俄国的赞同。这种合作必将极大帮助中国的国民革命党人，还会给未来的世界革命带来巨大好处。⑤（《国民党代表团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不晚于1923年10月18日）见《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47—248页。）

蒋介石十分称赞俄国红军，说“红军是世界上最勇敢、最强大的军队”，红军“强大的秘密——军民团结”，表示要向“红军战士们伸出友谊的同盟者之手，共同战斗。”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39页。）

代表团访苏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势力与苏俄关系的发展。

三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在苏联访问的三个月中，与苏俄、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最终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访问目的。对于最重要的访问要求，即在中国北方建立军事基地的计划，苏方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

蒋介石等在焦急地等待两个月之后，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梁斯基、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分别会见了代表团的全体成员。他们说：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接到来自中国的全面报告后，详细讨论了所提出的方案，得出以下结论。目前，孙中山与国民党应集中力量做中国的政治工作，否则，在目前情况下，任何的军事行动都必遭失败。”①（《巴兰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会见斯克梁斯基和加米涅夫的书面报告》（1923年11月13日）见《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55页。）托洛茨基也表示：“孙中山与国民党要尽快放弃军事冒险，集中精力去做中国的政治工作。”在“政治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国民党就可开始军事行动”但不是“由蒙古出击，而是在中国本土兴师。②（同①，第278页。）

接见中，蒋介石也明确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孙中山同越飞会谈后，国民党加强了政治活动，但是，党还认为，必须同时进行军事行动。”蒋介石指出“俄中两国革命运动所处的不同条件”俄国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一沙皇政府。中国的情况不同。与中国革命党人为敌的，是全世界各国的帝国主义者。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工作就更加困难。所以必须诉诸军事行动。’③（同①，第256页。）

为什么苏俄极力反对孙中山的军事行动计划？分析起来大约有如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苏俄正在与北洋政府就中东路问题和中苏复交问题进行复杂的交涉，苏方担心如果公开站在支持孙中山军事行动的立场，则有可能导致与北京政府谈判的破裂，把孙中山视为“苏俄的走卒”④（同①，第277页。）并且由于各资本主义大国在中国都有各自的利益，苏俄担心这样做会造成各国尤其是日本与其对抗。

这种想法，在1923年10月6日苏俄驻北京的使者加纳罕给鲍罗廷的信中，有所流露。加纳罕说：应该时时强调，在决定实施任何重大计划之前，我们应该首先尽力巩固在中国的地位，尤其是要待解决中东路问题以后，巩固在东北的地位。”①（《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42页。）为此，苏方对代表团的访问，尽量缩小其在外界的影响和人们的关注。当代表团参观红军第114步兵团时，“就说是有一些中国共青团团员要来。遵照指示，不举行会见仪式，此次参观尽可能保密。蒋介石将军原拟按日常衣着，全副戎装，后经我建议，他改穿便服。”②（《关于国民党代表团参观144步兵团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17日）见《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920—1925)第1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38页。）

第二，苏俄对孙中山的实力和地位，仍然缺乏信心。1923年11月1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致季诺维也夫的信中，认为国民党是“全面涣散”的组织，“有许多卖身投靠的官僚混迹期间。现在党已是徒有其名。孙中山实际上依靠的都是一些效忠他本人的个人和团体。因此，加纳罕同志提出了全面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③（《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920—1925)第1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53页。）1923年11月23日，斯列帕克由北京寄给魏金斯基的信中，也说：“当国民党面临危机的时候，这个党内还有几分团结可言。只要形势一好转，立即故态复萌一争执再现，内讧再起。“许多人看不出国民党和其他军阀之间有什么区别，”“现在，它是一个不折不扣、良莠并存的大杂烩。“在目前情况下，在国民党不图振作的现状中，它只能在无休无止的军事闹剧中衰败下去。”④（同③，第262—263页。）上述苏俄官员的看法，虽然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但它难免不影响苏联对孙中山的政策。

第三，自俄国沙皇以来，一向视蒙古地区为其势力范围。俄国革命以后，其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民族利己主义意识，仍然十分严重。孙中山计划在中国西北地区或蒙古一带成立军事根据地，这无疑直接妨碍苏俄在华扩张其影响的企图。苏联拒绝帮助孙中山实现军事转移的计划，应该说是在预料之中的。

尽管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对苏俄的访问，并不十分顺利，但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1)代表团通过三个月的深入考察，对苏俄党政军、各级苏维埃政治制度、部队工矿企业，作了较全面的细致了解。这对于吸取苏联革命经验，改组国民党，加强孙中山与苏联的合作，无疑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所以，在以后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汪精卫在报告中肯定了代表团的出访成果，指出：“经过一番切实考察，知道红军的组织，共产党森严的纪律，遂为日后回国改组本党创建党军之一大动机。总理从此便决定与俄携手，共同奋斗，程度又更进一步。”①（《政治周报》第5期（1926年3月7日））

代表团访问苏俄，也进一步增进了苏联、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和孙中山的了解，坚定了苏俄支持孙中山革命的政策，也巩固了孙中山坚持联俄的决心。正是这一访问活动，促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于1923年11月28日通过《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的决议》。这一决议，指出“国民党是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革命政党”“国民党领导的中国解放运动，目前已经历建立组织和集聚力量的阶段。”共产国际“将指示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全力支持国民党”。②（《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80—282页。）这一决议成为共产党国际指导对华关系的纲领性文件。

（2）代表团访问苏俄，推动俄国和共产国际派遣更多的顾问和军事人员来华，帮助孙中山、国民党大力开展革命运动。苏方表示，可以在俄国开办军事学校（高等的和中等的），招收中国学员，进行军事训练，并且在军备物资上给予支持。但是，“为使孙中山能坚持下去，应给予他为数不多的援助”。③（《契切林致季诺维也夫的信》，见《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85页。）

总之，对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俄所取得的成果，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它直接影响着今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发展。

四

蒋介石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对这次出访任务起着关键性作用。访问苏俄，也成为蒋介石思想的重要转折点。

访苏前，蒋介石对苏俄只有一点模模糊糊的认识。在这方面我们所能见到的早期材料是1921年3月5日蒋介石致孙中山的信。其中表示国民党应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④（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编，韬养时期第68页。）。其他甚少有蒋介石关于苏俄和共产党的言行。1997年2月，台湾宣布蒋介石“大溪档案”解密，其中有一件1923年8月5日蒋介石亲笔手书《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指出：苏俄为吾中国唯一之同志，中国革命之成败，自与苏俄有密切之关系。”时至今日，帝国资本主义之压迫，更甚于前。

中俄两国主义之密切，其成败利害，实有存亡与共之关系。”苏俄与中国关系之密切，非他可比。”意见书并称苏俄之负责人为其“素所仰慕之同志”①（见《蒋中正总统档案》（即《大溪档案》）中《蒋总统筹笔》，台北“国史馆”藏。），这恰恰印证了蒋介石于1956年在台湾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记述的:“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②（《总统蒋介石思想言论总集》卷9,第31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有这一思想基础，蒋介石才能够接受孙中山的委任，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并有中国共产党成员参与，赴苏俄进行考察。

蒋介石在苏俄访问期间，在与苏共领导人的会见中，在递交苏方的各种文件中，都流露了许多赞扬苏共、共产主义的言论，以及深切期盼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军事、政治要求。11月26日，代表团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发言说：中国的革命政党国民党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共产国际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还担负着领导革命运动的任务。”他说：“国民党设想，由俄国、德国（当然是在德国革命成功之后）和中国（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共建三大国同盟，以抗衡世界资本主义势力……我们就可能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他说：待过上3—5年中国国民革命第一阶段结束，我们就会凯歌高奏。只要一胜利，我们就开始第二阶段，开始宣传共产主义的口号。我们认为，至那时，中国人民势将顺利实行共产主义”③（《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年1月26日）见《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70—272页。）

虽然蒋介石理解的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人的看法并不一致，但认为“我们现在还不能开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我们今天使用共产主义的口号，这就可能招致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误解”④（同③，第271页。）但是，从蒋介石在访苏期间所发表的一系列言论，明显地看出他对苏共、共产国际的友好态度与革命期望。

蒋介石1923年12月访苏归国之后，他对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开始反对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他回到中国，向孙中山呈递一份《游俄报告书》。这个报告书，至今未公开发表过。但是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曾说：“我在报告书里，陈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并向国父面陈我对于国共合作的意见。十三年（gp1924年）月14日由奉化致廖仲恺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书的意见”①（《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9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30页。）。蒋介石去世之后，蒋经国写了一本《沉思于慈湖之畔》的小册子，也直言不讳地说：“父亲在上国父游俄报告书中说：‘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

蒋介石反对联俄、联共的思想，更多地流露在访苏归来不久1924年3月14日写给廖仲恺的信中。他说：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他说，苏俄“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直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②（蒋介石：《复廖仲恺书》（924年3月14日），见蒋介石《自反录》第1集，卷3,第215页。）

可是，孙中山为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的大业，正积极谋求与苏俄、中共合作，改组国民党，组建革命武装，因而没有接受蒋介石在《游俄报告书》中所表示的反对意见，并明确批驳了蒋介石的看法。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我回到广州报告之后，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故仍坚持其联俄容共的决策”。③（《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9第32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

蒋介石鉴于孙中山仍然坚持联俄联共政策，因而在政治上表现了积极追随的态度，由反对或不赞成国共合作，转而积极支持国共合作。特别是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右派更肆无忌惮地兴风作浪反对国共合作。这一时期，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或其他场合的讲演中，在写给国民党一些重要人物的信件中，一再阐述孙中山关于联俄和国共合作的政策，不断批评国民党内的反对者。1927年2月由朱亮基编辑出版的《蒋介石言论集》，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蒋介石早期的文集，其中记录了不少这方面的言论。例如，关于联俄，蒋介石说：要革命成功，须联俄共同打倒帝国主义……我同志勿怀疑共产同志。”①（蒋介石：《整理党务案的理由》（926年6月）见朱亮基《蒋介石言论集》，第10—11页。）“苏俄同志助成中国独立之国民革命，其诚意亦彰彰明甚，中正曾言之矣。”②（蒋介石：《对于西山会议告国民党同志书》（925年12月25日于汕头革命军东征总指挥部）见朱亮基《蒋介石言论集》，第4一5页。）关于国共合作，蒋介石说：“总理认为现在的中国，除了共产党主张彻底革命，还可以同国民党合作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党派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了。③（蒋介石：《在本校特别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选举大会演说词一说明团体训练的紧要对共产党加入本党的意见》（1926年9月13日）见朱亮基《蒋介石言论集》，第16页。）“不能怀疑及于总理所定与共产党合作之政策。”④（蒋介石：《复张继论党务书》（926年北伐前夕）见朱亮基《蒋介石言论集》，第6页。）是什么原因导致蒋介石的思想和言行，在短短的几年内发生如此明显的、反反复复的变化，特别是1927年4月突然制造“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公然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破坏国共合作。这确实是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研究蒋介石在访苏前后的思想波动起伏，对全面认识蒋介石的一生尤其是对苏联和中共的政策，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试析蒋介石早年对共产党态度的演变

原载《历史教学》2001年第2期

蒋介石一生曾与中国共产党两次合作，并且取得了较好成效。第一次合作，将北伐战争推进到长江流域，推翻了一个半军阀，即一个吴佩孚和半个孙传芳。第二次合作，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取得了抗日民族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两次国共合作最终都破裂了，其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蒋介石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即使在双方合作期间，蒋介石也从未放弃过对共产党的防范和限制，以致于引发许多严重矛盾和冲突。

蒋介石早年是如何看待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他的反共意识是什么时候形成又是如何演变的，对这一问题由于缺乏可靠史料，故了解和研究的甚少。近几年，苏共档案的公布、蒋介石“大溪档案”的开放利用，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蒋介石早年史料的发现，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一

蒋介石早年并不反共。长期以来，我们所能见到的早期材料是1921年3月5日蒋介石致孙中山的信，其中表示国民党应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①（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编，韬养时期，第68页。）其他甚少有蒋介石关于苏俄和共产党的言行。1997年2月，台湾宣布蒋介石“大溪档案”②（1949年蒋介石个人档案由大陆移往台湾后，最初收藏于桃园县大溪镇头寮，1979年再移台北阳明山阳明书屋。人们称这批档案为“大溪档案”1997年开放后，台湾方面定名为“蒋中正总统档案”。）解密，并允许查阅利用。笔者发现有一件1923年8月5日蒋介石亲笔手书《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文中指出：苏俄为吾中国唯一之同志，中国革命之成败，自与苏俄有密切之关系。“时至今日，帝国资本主义之压迫，更甚于前。中俄两国主义之密切，其成败利害，实有存亡与共之关系。“苏俄与中国关系之密切，非他可比。”意见书并称苏俄之负责人为其“素所仰慕之同志”③（见《蒋中正总统档案》中《蒋总统筹笔》，台北“国史馆”藏。），这恰恰印证了蒋介石于1956年在台湾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记述的：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④（《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9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31页。）有这一思想基础，蒋介石才能够接受孙中山的委任，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并有中国共产党成员参与，赴苏俄进行考察。

蒋介石去苏俄访问期间，在与苏共领导人员的会见中，在递交苏方的各种文件中，都流露了许多赞扬苏共、共产主义的言论，以及深切期盼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军事、政治要求。1994年俄国公布并出版的联共、共产国际档案，提供了这方面的珍贵史料。如，1923年9月7日，蒋介石在与苏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鲁祖塔克的会见中称：国民党一向认为苏联共产党是其胞姐。现在，代表团想听到关于俄国革命所经历的重要阶段、革命时期犯过的错误、共产党在革命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等情况，因为俄国革命的教训能使国民党在中国的工作获益匪浅。⑤（《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32页。）

11月26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发言说，“我们认为，世界革命的基地在俄国”“世界革命的中心是莫斯科”“中国的革命政党国民党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共产国际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还担负着领导革命运动的任务”他说：“国民党设想，由俄国、德国（当然是在德国革命成功之后）和中国（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共建三大国同盟，以抗衡世界资本主义势力。……我们就可能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待过上3—5年中国国民革命第一阶段结束，我们就会凯歌高奏。只要一胜利，我们就开始第二阶段，开始宣传共产主义的口号。我们认为，至那时，中国人民势将顺利实行共产主义。”①（《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年1月26日），见《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年）第1卷，第270—272页。）因此，“中国的国民革命党人……他们必须在反帝运动中同苏俄合作”②（《国民党代表团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不晚于1923年10月18日），见《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年）第1卷，第247页。）。

虽然蒋介石理解的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人的看法并不一致，且认为“我们现在还不能开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我们今天使用共产主义的口号，这就可能招致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误解”③（同②，第271页。）。但是，从蒋介石在访苏期间所发表的一系列言论，明显地看出他对苏共、共产国际的友好态度与革命期望。

蒋介石1923年12月访苏归国之后，他对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开始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他回到中国，向孙中山呈递一份《游俄报告书》。这个报告书，至今未公开发表过，台湾学者也未见过这个材料。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曾说：“我在报告书里，陈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并向国父面陈我对于国共合作的意见。十三年（即1924年）月14日由奉化致廖仲恺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书的意见。”④（《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9,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30页。）蒋介石去世之后，蒋经国写了一本《沉思于慈湖之畔》的小册子，也直言不讳地说：父亲在上国父游俄报告书中说：‘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

蒋介石反对联俄、联共的思想，更多地流露在访苏归来不久1924年3月14日写给廖仲恺的信中。他说，“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他说，苏俄“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他说：“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直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他说：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说廖仲恺“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①（蒋介石：《复廖仲恺书》（924年3月14日）见蒋介石《自反录》第1集卷3。）。

蒋介石去苏俄考察前后，思想上何以发生如此大的落差？我认为：

第一，蒋介石对俄国革命，本来就没有明确认识，只是有那么一点懵懵懂懂的好感，认为应该“师法”俄国。虽然他在俄国对苏共和共产国际讲了不少赞词，甚至在一些参观活动中表现情绪激奋，可是他对共产主义和俄国式革命并无深刻理解，更不能说他对此有何坚定信念。世界观之不同，是根本的差异。他被苏俄在帝国主义包围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和危机所吓倒。他对苏联所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对富农等敌对势力的镇压政策，格格不入。因此，蒋介石回国后对俄国政治持否定态度，并不奇怪。

第二，孙中山委派蒋介石率团访苏，主要目的是寻求苏俄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和支持，特别希望能在苏俄的援助下，实施在我国西北和北方地区的军事计划②（《巴兰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会见斯克梁斯基和加米涅夫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10日），见《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34—236页。）。譬如，孙中山希望在蒙古南部建立一支军事力量，并由该处进攻北洋军阀控制的直隶和北京。这一建议触动了苏俄敏感的政治神经。苏俄一向企图染指蒙古地区，岂能让孙中山在此处发展军事力量，故苏方迟迟不予答复，导致蒋介石十分恼火，“大发雷霆”认为苏俄“完全藐视他”“要抛弃他们”③（《契切林致季诺维也夫的信》（1923年11月1日）见《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53页。）。“蒋介石由于心情焦躁和过度劳累，再次要求送他住两个星期疗养院”④（同②，第257页。）。加拉罕曾说：要在这里对孙中山大本营的参谋长（按指蒋）多加安抚。⑤（同③，第253页。）苏俄最终未能同意孙中山的军事计划。

11月27日，托洛斯基会见孙逸仙博士考察团时，建议“国民党应立即坚决果断改变其政治方向。现在应集中力量做政治工作，按照需要把军事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孙中山与国民党要尽快放弃军事冒险，集中精力去做中国的政治工作”①（《巴兰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会见斯克梁斯基和加米涅夫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10日），见《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920—1925)第1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78页。）。苏俄否定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的最实质的要求，不能不对蒋介石对俄国的态度投入严重阴影。

可是，孙中山为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的大业，正积极谋求与苏俄、中共合作，改组国民党，组建革命武装，因而没有接受蒋介石在《游俄报告书》中所表示的反对意见，并明确批驳了蒋介石的看法。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我回到广州报告之后，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故仍坚持其联俄容共的决策。②（《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9,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32页。）

二

蒋介石返回广州之后，1924年1月24日接受孙中山的委派，担任黄埔“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但是，2月21日“辞筹办军校职，迳离粵”③（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7编，黄埔训练时期，第6页。），去上海。其后，孙中山、廖仲恺等，以革命为重，多次打电报给蒋介石，促其返粤，但是蒋介石迟迟不予理睬。蒋介石辞军校筹备职务，虽有其复杂的原因，然而也流露了一些对孙中山的不满情绪。3月2日，蒋介石在奉化写信给孙中山，缕陈自己的委屈与主张，抱怨孙中山使他“不得通其意达其志”“布展菲材”说“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拟未之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并说，“今日先生之所谓忠者贤者及其可靠者，皆不过趋炎附势，依阿诌谀之徒耳”④（蒋介石：《复上总理书》（924年3月2日）见蒋介石《自反录》第1集卷3。）。他在上述3月14日写给廖仲恺的信中说，对于孙中山，“吾辈不能因循苟且，专意顺从，亦不应该使其固执己意，丧失同志人格”⑤（蒋介石：《复廖仲恺书》（924年3月14日）见蒋介石《自反录》第1集卷3。）。

当然，蒋介石4月份还是回到了广州，主持军校工作。孙中山对蒋介石并未因其持有不同意见而不予信任。在平定商团事件时，对是否要胡汉民、汪精卫参加在广州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孙中山复蒋介石说：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信仰，当然不应加入……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且二人性质倶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①（《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5页。）

蒋介石鉴于孙中山仍然坚持联俄联共政策，因而在政治上表现了积极追随的态度，由反对或不赞成国共合作，转而积极支持国共合作。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或其他场合的演说中，在与国民党一些元老通信时，不断地阐述孙中山关于国共合作的政策，批评国民党内的怀疑态度。1927年2月世界书局发行的由朱亮基编的《蒋介石言论集》中，收录许多其他蒋介石文集没有编入的材料，譬如，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蒋介石说：总理手创之三民主义，诚不同于共产主义，而其为革命的主义则同。总理深知必能包括共产主义始为真正之三民主义，同时亦必能容纳共产党为真正之国民党也。②（蒋介石：对于西山会议告国民党同志书》（1925年12月25日于汕头革命军东征总指挥部）见朱亮基《蒋介石言论集》，中央图书局印刷，世界书局发行，1927年2月初版，第3页。）

关于联俄，蒋介石说：“要革命成功，须联俄共同打倒帝国主义……我同志勿怀疑共产同志。”③（蒋介石：《整理党务案的理由》（926年6月）见朱亮基《蒋介石言论集》，第10—11页。）针对国民党内有人责难鲍罗廷，蒋介石说:“总理曾诏中正‘鲍罗廷同志这主张即余之主张，凡政治问题均须容纳其意见'总理逝世以后，苏俄同志对于本党，以亲爱之精神，同志之资格，遇事互相讨论，求得事实，绝无所谓‘包揽’‘专断’之事实。”苏俄同志助成中国独立之国民革命，其诚意亦彰彰明甚，中正曾言之矣。”④（蒋介石：《对于西山会议告国民党同志书》（925年12月25日于汕头革命军东征总指挥部）见朱亮基《蒋介石言论集》，第4一5页。）关于国共合作，蒋介石说：“总理认为现在的中国，除了共产党主张彻底革命，还可以同国民党合作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党派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了，而且共产党真正革命的同志们，实在不比我们国民党少，加入了国民党，实在能替国民党求进步求发展，促进本党的革命精神，所以总理就下这个大决心，不为众论所动摇。并且总理曾说，如果国民党的党员，反对共产党，我便要自己去加入共产党。这是什么理由？是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革命的目的，都是一样的。⑤（蒋介石：《在本校特别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选举大会演说词——说明团体训练的紧要对共产党加入本党的意见》（926年9月13日）见朱亮基《蒋介石言论集》，第16页。）

因此，蒋介石说：本党所尚须讨论者，非与共产党应否合作之原则，而仅与共产党如何合作之方法……不能怀疑及于总理所定与共产党合作之政策。”①（蒋介石：《复张继论党务书》（926年北伐前夕）见朱亮基《蒋介石言论集》，第6页。）他还说：如离开共产党，国民党革命亦不成。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系增加革命力量，两党合作携手，中国革命前途，庶可希望成功。”②（蒋介石：《整理党务案的理由》（926年6月）见朱亮基《蒋介石言论集》，第9一10页。）

上述所引只是蒋介石在1925—1926年间关于联俄、联共、国共合作等方面的部分言论。是什么原因导致蒋介石的思想和言行发生这样明显的变化？这确实是值得思考、分析的问题。蒋介石早年对共产党的认识，波动起伏，经历了前进、倒退、再前进、再倒退的过程，使人难以理解在这样短短的两三年内，其言行有如此大的差异和反复。在其口口声声倡言国共合作的背后，使人感觉不出他的真心与诚意，给人以言不由衷的印象。当时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国共合作的革命潮流；对违背孙中山所强烈坚持的政策，不能没有顾忌；蒋介石作为羽毛未丰的国民党少壮派，没有元老们那种资本敢于坚持反共抗俄。就连居正这位资深元老也曾说过：对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知非可以口舌争者，且有誓约服从在先，乃奉命”。因而1927年蒋介石走上了与共产党决裂的道路不是偶然的，民国时期虽然有过两次国共合作，但蒋介石坚持反共的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台湾开放的“大溪档案”，提供了许多蒋介石要把共产党员及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斩尽杀绝的史料，它是蒋介石早年思想中消极因素发展的必然结果。研究蒋介石早年对共产党态度的演变，对全面认识蒋介石的一生及其政策，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大溪档案》史料析二三十年代蒋介石的军事政治战略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1927年4月，以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运动，由于国民党右翼势力蒋介石的背叛而导致分裂。这时，蒋介石一方面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地开展清党运动，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另一方面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积极致力于建立对全国的政治统治。蒋介石总的战略目标，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由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由他本人实行独裁的、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政体的共和国。为实现这一目标，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北伐，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并经过一系列纷争、整合，达成宁、汉、沪合流。

但是，蒋介石仍面临着严峻的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国外，列强虎视耽耽；国内，反蒋派系林立，蒋介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前进道路上仍充满荆棘，困难重重。为此，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采取有效的政治军事战略。

我们要深入探讨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战略，必须掌握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的第一手史料。可是，长期以来，蒋介石的历史档案没有开放。1949年，这批档案全部由南京运往上海，并于同年5月16日与中央银行的库存黄金，以专舰运往台湾。初由台湾银行代管；8月，移往桃园县大溪镇头寮宾馆存放；979年7月，再移存台北阳明山阳明书屋。1995年初，又移交位于新店市的“国史馆”庋藏。这批蒋介石档案，由于曾存放于桃园县大溪镇，故史学界称其为《大溪档案》。①（国史馆将这批档案定名为《蒋中正总统档案》,予以收藏,以下引文同。）几十年来，这批档案，除极个别学者通过特殊的渠道查阅过其中几个专题外，它一直被封存，并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学者们都关注里面到底有些什么珍贵史料。1997年2月，台湾当局在学者们的呼吁和社会压力下，正式宣布对外开放。作者当时正巧在台湾讲学，曾多次深入该馆查阅这批档案。应该说《大溪档案》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我们要想厘清民国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政府政策，不查阅蒋介石统军主政时期的这批手稿和文件资料，很难得出最后的结论。本文试图利用《大溪档案》中的部分史料，进一步分析二三十年代蒋介石的军事政治战略。

一

20世纪前期的中国，仍然未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欺凌，蒋介石要想建立稳固的政治统治，首先必须谋求列强各国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承认，并协调各国在华关系。

蒋介石首先通过重订新约运动，调整与各国的关系，平衡各大国在华权益。1927年7月20日，国民政府颁发布告，表示了实施关税自主的愿望。8月13日，又由外交部长伍朝枢发表对外宣言，声明：凡经前北京政府与各国所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现今再无存在之理由，当由国民政府以正当之手续，概予废除；至此等条约中规定修改期限而现已期满者，更应即予终止，由国民政府与关系各国分别订立新约。嗣后任何条约协定，非经国民政府缔结，概不发生效力。”928年2月21日、6月15日，再由外交部长黄郛和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表示了类似的方针。①（程道德：《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一193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12—414页。）蒋介石面对大国在华的争夺，在对外关系上采取了联美、抑日、反苏的战略。其中在对苏关系上，表现时而联合时而抗衡，但在长期的战略方向上没有根本的变化。

蒋介石这一战略的焦点是抑制日本。1921年11月开始举行的华盛顿会议，反映了美英日在太平洋地区的争夺，美国力图拆散英日同盟，限制日本独霸中国的企图。但是，会议的结果，日本在华势力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更加有恃无恐。日本军部不断宣扬“满蒙为帝国的生命线”1927年6月，田中义一召开东方会议，进一步制定了妄图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在其给天皇的《田中奏折》中说：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东渡日本。11月5日，蒋介石在东京与田中义一举行了长时间会谈。会谈中，田中义一要求蒋介石不要急于北伐，应倾全力消灭共产党，巩固江南。而双方最终达成的谅解，是以蒋介石承认满蒙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来换取日本对蒋介石的支持。②（《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8页。）其后，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蒋介石以承认满蒙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作为指导中国对日关系及解决一系列中日冲突的基本原则和出发点。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大溪档案》中得到印证。

一个例子是关于“济南惨案”的处理。众所周知，1928年4月，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发动征讨北洋奉系的第二次北伐。当蒋系第一集团军进逼山东济南时，日本借口“保护侨民”悍然决定出兵山东，并于5月3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日本挑衅北伐部队，肆意屠杀中国军民的目的，是企图阻止蒋军北上，防止英美势力向北方发展，阻挠蒋介石统一东三省。

对此，蒋介石总的方针是采取妥协退让、忍辱负重的态度。

在日方出兵后，蒋介石于4月26日通电冯玉祥、阎锡山及各总指挥，指出“议决数项”其中有“日本出兵意在阻挠北伐，吾人应固后防;应特别注意共党之捣乱；禁止罢工罢课；任何党员对于此事不能自由行动；此时应坚忍慎重；保护外侨……”①（《特交文电专案整理•济南惨案卷》，《蒋中正总统档案》。）

蒋介石还派张群赴日，探询日本为什么出兵山东。他在致外交部长黄郛的电文中说：“请岳兄（指张群）速赴日本，问田中（义一）出兵目的，究有何求及究为何耶，只要其不失我国家权利，则两国之经济发展或保护其既得权利，皆可磋商，请其切实明言，勿隐。”蒋并要张群“速行勿缓”。②（同①。）

当惨案发生后，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忍让政策。如：月5日，蒋介石电日军第六师团福田彦助师团长说：本月3日不幸事件发生，本总司令以和平为重，严令官员全数撤离贵军所占设防地域，现在各军已先后离济继续北伐，仅留相当部队藉维秩序。本总司令亦于本日出发，因特通知贵师团长查照并盼严令贵军立即停止两日以来之一切特殊行动，藉固两国固有之睦谊而维东亚和平之大局，不胜盼切之至。”③（同①。）5月7日，日军福田师团长向蒋介石提出最后通牒：第一，国民革命军，须离开济南及胶济路沿线两侧20华里以外；第二，中国军队治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及其他之排日行动；第三，骚扰及其暴虐行为有关系之高级军官，加以严刑；第四，在日本军面前，与日本军抗争之军队，解除其武装；第五，为监视实行右列各条起见，将辛庄、张庄两兵营开放。此上限12小时内答复。’④（《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59页。）蒋介石对此通牒内容，条条予以接受。《大溪档案》收录了蒋介石5月9日对福田的答复。其内容为：

(一）第40军长贺耀组，因不听命令，未能避免冲突，业经免职；

(二）胶济铁路沿线及济南周围20华里以内，我方暂不驻兵，济南城外概由武装警察维持秩序，其在城内现有驻兵撤退时得安全通过；

(三）在本军治下地方为保持中日两国睦谊起见，早有明令禁止反日的宣传，且已实行取缔；

(四）辛庄、张庄之部队早已奉令开拔北伐，该两处营房暂不驻兵；

(五）本军前为贵军阻留之官兵及所缴枪械，请即交还。⑤（同①。）

5月17日，蒋介石还电令第10军军长杨胜琀，要其“切实约束官兵，不许开枪，如遇日本军队，不必抵抗，沉着忍耐，切勿冲突为要。”①（《特交文电专案整理•济南惨案卷》，《蒋中正总统档案》。）

对日本侵略中国进而独霸世界的野心，蒋介石一方面保持警惕，另一方面，又不坚决抵抗，而采取妥协忍让政策，这在济南惨案问题的处理上已表现得十分明显。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陶德曼调停问题。过去我们所能看到的史料，主要是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档案，甚少有中国政府的第一手史料。而台湾解密的《大溪档案》涉及此问题的文件，使我们加深了对日本诱降南京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妥协谋和的认识。

1937年10月21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表示：日本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如像德国与意大利，劝说南京政府觅取解决，日本也是欢迎的。”②（《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页。）这显然是要求德国牵线搭桥，因而开始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斡旋活动。《大溪档案》收藏了中国外交部1937年12月26日抄呈蒋介石的备忘录，其中记录了12月23日日本外务大臣通过德国驻日大使转发的议和“根本条件”，其内容为：

(1)中国须放弃其袒共反日政策，并须与日满合作，实行反共政策；

(2)在必要区域内划定不驻兵之区并成立特殊组织；

(3)日满中订立密切经济合作之协定；

(4)中国对于日本赔偿必要的损失。③（《革命文献•对德外交卷》，《蒋中正总统档案》。）

上述条件，其根本一点是将满蒙地区由中国分割出去，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并进而在华北地区建立所谓特殊政权。

对此，蒋介石一方面表示：“此次日本政府所提各项过于广泛，且与其屡次表示对于中国之态度不符，不能看出中日两国真正和平之路线”④（同③。）；另一方面，则表示“愿明晰其上次与此次所提条件之性质与内容后，始能与以研究及决定可也。⑤（同③。）这里，蒋介石有一个接受停战条件的底线，就是恢复七七事变前的双方军事态势，继续默认日本对满蒙地区的占领。为此，中德双方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可是，由于日本军事行动的迅速发展，进而提出长江流域亦要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这就使蒋介石政权丧失生存之地，双方最终未能达成妥协。

二

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大体上到1935年华北事变后，蒋介石一直将“攘外必先安内”定为国策，把安内确定为首要任务。我们根据《大溪档案》了解到，蒋介石最早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是1929年6月7日致川军将领的电文。该电文要求川军出兵讨伐反蒋的冯玉祥。电文说:成都杜代表文渊兄勋鉴，转刘主席邓田刘各总指挥，诸同志来电均悉。讨冯即所以安川，安内方可以攘外，甚望兄等和衷共济，一致讨逆。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最早提出“安内”是针对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反蒋派。其后随着国共矛盾的日益尖锐化，蒋介石才把“安内”的主要矛头指向共产党，但也没有放弃讨伐或惩治国民党内的反蒋派。

蒋介石自1927年上台后，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反抗力量。大体说来，政治上有胡汉民派、汪精卫派两大派系，军事上有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大军事实力派，而共产党更是蒋介石的“切腹忧患”。

蒋介石对付反对派，先是运用政治手腕，不成，则武力解决；并采用拉一派、打一派，分化瓦解、釜底抽薪，许诺高官厚禄等手段，达到搞垮反对派的目的。当然，蒋介石对付共产党，是采用坚决消灭的政策。这些做法，在已经解密的《大溪档案》中暴露无遗。

(一）蒋介石首先解决统治集团内部军事上的对手

1928年6月，蒋介石在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北伐讨奉取得胜利以后，决定削减他们的实力。蒋介石在实施孙中山《建国大纲》、“统一军政”“实施训政”等口号下，提出削减军费、编减兵额等措施，并在8月8日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整理军事案》，进一步强调“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破除旧日一切以地方为依据，以个人为中心的制度及习惯，迅速实施裁军。”①（罗家伦:《革命文献》第21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78。）“军令政令统一”成为蒋介石对付各种反对派的杀手锏。

由于蒋介石解除各实力派兵权的心机十分明显，因此，继二届五中全会以后召开的全国编遣会议，在各实力派的极力抵制下，迅速流产，未达成任何妥协。

在使用和平手段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蒋介石决心实施武力讨伐。

蒋介石首先对付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是时，桂系控制着由华北经武汉至广西、广东的南北通道，这对蒋介石建立独裁统治是一个严重威胁。1929年2月，蒋介石通过收买俞作柏、李明瑞和拆散粤桂联盟等手段，迅速瓦解了控制湖南、湖北与天津地区的桂军，并立即集中兵力讨伐实力最强的冯玉祥。

蒋介石一方面陈兵豫西、鄂西及陇海、平汉线一带，企图一举消灭冯军；另一方面，则着力以金钱、地位收买冯部，瓦解冯系。

许多原国民党军政官员在撰写的历史回忆录中，均指出蒋介石曾多次使用名利手段分化各实力派，但始终没有第一手文献材料证实。《大溪档案》中蒋介石的亲笔电文，对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如蒋介石曾以金钱引诱石友三、韩复榘背叛冯玉祥。双方开战前，1929年5月8日蒋介石电告总参谋长贺国光和汉口行营总参议钱大钧说：请即速派员携款由襄樊往南阳，或慕尹（即钱大钧）兄电约石友三私来襄樊，面交石友三10万元为饷项，并问其冯近日计划与行动，详告如其果能反抗逆命，拥护中央，则其所指挥各师之饷项，均可由中央负责颁给，但必须其有明确表示或反攻逆军之动作也。”①（《蒋中正筹笔》，《蒋中正总统档案》）5月24日，蒋则直接致电韩复榘说：“梗电欣悉，贵部集中洛阳，给养必感困难，刻令汉口中央银行发给100万元以为接济各师饷需之用，希即派员往领……”②（同①。）其后，蒋对韩、石不断拨款。10月12日，蒋还批给韩复榘“特别费20万元”。蒋为了拆散阎锡山、冯玉祥同盟，0月13日致电财政部长宋子文“请汇阎百川特别费200万元”，并分别委任韩复榘、石友三为河南省、安徽省主席。③（同①。）甚至对盗挖清东陵墓葬的孙殿英，10月14日蒋亦表示“孙殿英如其果能为党国效力，准予取消其东陵之案。”④（同①。）就是在蒋介石的不断拉拢、分化的情况下，冯玉祥军事集团被完全肢解，军事上失去了招架之力，冯系最终被蒋瓦解。

在蒋介石连续讨伐李宗仁、冯玉祥及其他军事实力派过程中，阎锡山已预感到最终将整到自己头上来。因此，阎锡山不断整理军备，联络各方人物，一时间各种政治、军事反蒋派系纷纷麇集太原，组成了反蒋的大本营。他们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并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另组国民政府，以阎锡山为主席，决定与蒋彻底决裂。1930年5月终于爆发了以蒋阎冲突为核心的，由各派参加的著名的中原大战。

蒋介石击败阎锡山获取中原大战胜利的关键一着，是采用了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拉拢张学良引兵入关，南北夹击反蒋军。蒋介石为了促使张学良站在自己的一边，使出了浑身解数。战争爆发前，2月20日蒋致电张说：“对晋阎与北方事……请汉兄主持一切……阎如启衅，则请汉兄立举义旗，共同努力完成统一也。”①（《蒋中正筹笔》，《蒋中正总统档案》）

3月13日，蒋以万急电报请方本仁运动张学良拥蒋制阎，电文说:“现局关键，全在东北，如汉卿兄能切实表示拥护中央，则阎决不敢南下，而石（友三）之态度亦必随汉卿兄而转变，则冯必不敢东进也，请兄照此力谋之。②（同①。）

6月5日，蒋电方本仁、吴铁城，有意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全权负责北方。电文说：汉兄必能力排众议，捍卫党国，惟以速决方为有益，副司令事中早有此意，并以北方事交汉兄全权处理，彼此当可深信我与汉兄之精神志趣，必能贯彻一致……”③（同①。）

在战况日紧的形势下，月6日蒋再致电吴铁城、李石曾，询问张有无出兵决心，并盼其迅速出兵。电文说：晋逆急攻济南，万一济南不利，则正面亦受影响，故汉兄救国当在此时，稍纵即逝矣。”月8日并电宋子文，要其拨付张出兵费用200万元，以示关怀。

蒋介石把战胜阎冯等反蒋派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张学良身上。而张学良也深知自己在这场近世中国罕见的大规模内战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绝不轻易放价，而是待价而沽。6月16日蒋再电古应芬，请李石曾转告张学良，只要张表示五日内出兵，一切要求均可考虑。电文说：凡奉张所要求者，务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允纳，即有不合理而难允之件，亦不必拒绝，或竟暂允其请，再在决战后详行讨论可也。现在惟一目的，只要其五日内能出兵平津也。”④（同①。）

在7月21日致刘君实的电报中，蒋甚至说：中曾要兄对汉兄言二语，一、中决不愧为朋友（蒋在电文旁再加‘不欺汉兄’等字），二、中如要失败时，必先告汉兄也，请再以此意转达。”并说：“阎冯既至精疲力尽，此时只要汉兄一言，则全局即可底定，人民亦得安乐，救国救民，为公为私，似皆至其时，务望汉兄当机独断，以挽劫运。”①（《蒋中正筹笔》，《蒋中正总统档案》。）蒋不断通过一些要员敦促张就任副总司令职并迅即出兵。8月30日蒋要张群劝张学良说：如张出兵，“黄河以北事应由汉兄完全负责，中央决以全权付汉兄处理也，石曾先生所允500万元现款，子文来电只要汉兄能有出兵确期，则无论如何困难，必当如数筹凑不爽”并说“盖此时实为汉兄在革命历史上开一新纪元之时机，故敢直言不避”②（同①。）经过蒋介石的千呼万唤，张学良终于允诺出兵。蒋十分感激张的支持，9月17日，决定直接致电张学良，电文说：吾兄主张正大，公私兼顾，对于拥护中央维持统一之苦心孤诣尤为感佩，诸事请兄主持，中无不同意也。’③（同①。）张在同意出兵的同时，又向蒋索要了1000万元公债，蒋表示“即日提案照发。”④（同①。）

张的出兵，导致战争形势突变，加上南线蒋介石进军顺利，历时七个月的中原大战以蒋的成功而告终。

(二）蒋介石解决统治集团内部政治上的对手

蒋介石在军事上讨伐反蒋派的同时，在政治舞台上与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后起的少壮派，虽然掌握着强大的兵权，但在国民党内外缺乏那种一呼百应的政治号召力，因此，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不得不借重国民党元老们的威望以稳定刚刚建立的政权。他以胡汉民领衔，由胡汉民、张人杰、伍朝枢、古应芬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胡汉民也想借助蒋介石的军事实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中国建立西方议会式的政治体制。他的构想与蒋介石的政治思想是不一致的。蒋介石希望建立一个一党专政、军事独裁的政治体制，他崇尚“军治”以军治党，以军治政；而胡汉民则崇尚“党治”，以党权限军权，控政权，以党治国，军队党化。两人的分歧，实际上是人治与法治、集权与分权的矛盾。双方终于在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问题上产生激烈冲突。1931年2月28日以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于南京汤山为导火线，蒋、胡两派形成尖锐对立。显然，蒋、胡两派的矛盾，不单是权力的冲突，也具有明显的政见分歧。

而汪精卫作为国民党的元老之一，也影响着一大批国民党人和汪系成员。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初期，虽然主席一职虚位以待汪精卫、谭延阊，但汪精卫自认为是孙中山事业的当然继承人，具有强烈的权力欲。1927年分共以后，在很长时期内与蒋介石处于争权夺利的状态。汪系亦没有自己的军事实力，只能依靠其他军事派系来谋求自己的政治利益。

1931年胡、汪两大派终于走上联合反蒋的道路。他们联合其他派系，云集广州，掀起了另一次反蒋大浪潮，并准备召开国民党非常会议，酝酿成立另一国民政府，逼蒋介石下台。但是，汪、胡两人的反蒋目的并不一样。蒋介石针对粤方内部的不一致和混乱，首先采取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策略。通过谈判，同意改组国民政府，蒋介石下野，由孙科担任行政院长，然后采用釜底抽薪方法，逼孙科下台，改由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拆散广州反蒋联盟。1931年初，形成了蒋、汪合作的政治局面。

自1929年至1931年，蒋介石通过军事讨伐和政治较量，瓦解了国民党内部的主要反蒋派，实现了他的安内战略的第一步。

(三）蒋介石实行积极的反共政策

蒋介石安内战略的主要目标是消灭共产党，并且在剿共、抗日两面旗帜下，完成了对西南、西北地区的控制。

国民革命运动分裂后，蒋介石采取坚决反共态度，对中共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围剿政策，企图将共产党彻底消灭，甚至连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也要杀尽斩绝。这在《大溪档案》中蒋介石1931年指挥第三次围剿江西中央苏区的电文，可以得到充分证明：

8月16日蒋电赵观涛、卫立煌说：“务照昨电将黄陂、小布及附近大小村庄，全部烧毁勿遗，免多费兵力分防。”

8月21日，蒋电熊式辉说：对匪巢只有焚烧乃能解决，请派飞机设法暂停轰炸，而专用火油在欲烧之区域内……”

8月24日蒋电令蔡廷锴、陈诚、赵观涛说：此次进剿，大金竹附近凡匪化最深乡村，及我军不便常驻之处，与将欲移动他调之时，须将其附近村落焚毁净尽。所有粮秣搬运至集积地点，有余则亦烧毁之，万不可姑息，免贻匪患。如欲使匪恐怖，以断其回巢之路，并免我将士东西奔逐之劳，惟有此焚烧平毁之一法也”（后又电令烧毁小布以西之南坑等地。）

8月27日蒋再急电卫立煌说：该师由东韶荫山大金竹至招携间，所经过沿途大小村，务须洗烧净尽，勿稍遗留，免贻匪患为要。”①（《蒋中正筹笔》,《蒋中正总统档案》。）

由于蒋介石的残酷围剿，加上中共的错误军事指导，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未能击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从而自赣南、闽西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蒋介石调动中央部队及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省的地方军队，实施尾追堵截，企图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即一方面给中国工农红军以严重打击和杀伤，另一方面也将其军事势力伸入贵州、云南、四川等省区。至1935年蒋介石基本上达到目的，既削弱了中国共产党，又控制了广大的西南诸省。对遥远的西北地区，因交通不通，鞭长莫及，加上该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蒋介石也甚感棘手，故采取安抚政策，即由地方长官发表通电，表示拥护国民政府的领导，蒋介石则立即封官、给钱，从而达到形式上的统一。

三

蒋介石在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为了建立稳定的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必然要消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为此，自1929年至1935年推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战略，并通过实施基本上达到了政治目的。

攘外必先安内的关键是安内。在外敌入侵面前，国内的安定是重要的，也是反抗外敌的基本条件。但问题是如何实现国内的安定和统一，是以增进国内团结来达到安定统一，还是采用消灭异己的手段获得安定统一，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政治分歧。正确的方针应该是通过协商谈判，消除分歧，增进共识，达到团结起来共同御敌的目的。可是，蒋介石在这一时期对国内各种持有不同政治观点或政治主张的政党、反对派和异己力量，不惜采用武力手段坚决给予消灭或分化瓦解，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政治战略。它虽然在一段时期收到一定成效，但从长远观点看是失误的，它在政治上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为什么二三十年代蒋介石能在政治上或军事行动上连连取得胜利？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第一，蒋介石自1927年后即控制着中央政权，他可以利用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号施令，这较其他派系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他虽然经常被逼下野，但往往是以退为进，以守为攻，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权力，特别是军权一直牢牢抓在自己手中，即使下野后也常常躲在幕后操纵实权。在南京政府建立初期，通过实施《训政纲领》，把政权置于党的控制之下，他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建立了一个较为强大的政治统治网络。尤其在农村，蒋介石依靠地主阶级，牢牢地控制基层政权，强化了国民政府的政治统治，这是其他派系做不到的。

第二，蒋介石有列强的支持。如前所述，南京国民政府一建立，蒋介石即抛弃了孙中山晚年所确定的联俄反帝的外交政策，采取联美、抑日、反苏的外交战略，积极谋取西方列强的承认。蒋介石通过解决宁案、济案和重订新约运动，密切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也获得了他们的支持。而西方列强则通过蒋介石政权得以保住近代以来在中国获得的利益，并使该政权成为东亚地区反苏反共的前哨阵地。

第三，蒋介石控制着长江下游这块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与其他派系相比较具有雄厚的物力和财力基础。蒋介石从上台开始，即得到江浙地区资产阶级强有力的支持。蒋介石起用宋子文为财政部长，进行了较有成效的财政经济改革，发展了经济，增加了税收，扩大了财源，也为打内战筹措了可观的军费。蒋介石控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这四大金融支柱。蒋介石连续不断地进行内战，并不断地从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索取内战经费，前引《大溪档案》的材料，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没有较充足的军备来源，要想获得内战的胜利是难以想象的。这一点也是其他派系不能比拟的。

第四，蒋介石控制着以黄埔系为核心的强大的军事集团。蒋介石自担任黄埔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后，逐步培植了一大批黄埔出身的军官和学生。这些人盲目接受蒋介石所宣扬的“黄埔精神”即所谓“尽忠党国”“精诚团结”“矢志反共”“不成功则成仁”等，也即是忠心耿耿地服从于蒋介石。《大溪档案》中收录了十多封蒋介石在战争年代的紧张形势下写给陈诚的长信。字里行间流露了蒋对陈的感情，以及对陈诚耐心细致的政治教诲，明显地看出蒋介石对陈诚的期望。

在多次国民党内战和反共战争中，形成了以黄埔系为核心的庞大的中央军，开创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蒋介石就以黄埔系为主力，打败了唐生智、张发奎、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等，并残酷地进攻中共所领导的各个革命根据地。蒋介石还以黄埔系成员为骨干，组成中华民族复兴社，宣扬法西斯主义精神。以后，蒋介石逐步建成“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系统，排除异己，残害革命志士，为统治政权服务。

当然，蒋介石的个人才能和善于运用各种统治手段和策略，也是他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大溪档案》的大量史料都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

蒋介石在二三十年代所实施的军事政治战略，对国民政府的政治统治和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带来深刻影响。

第三篇 抗日战争史研究

《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 — 1945)》总论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

一、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

20世纪初，日本作为世界东方新崛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列强争夺瓜分中国的斗争中企图独占中国利益，排斥英美等国在华势力。20年代，田中义一内阁提出了新的“大陆政策”这一政策的主旨，不仅要独占在华利益，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分离出去，而且要并吞整个中国，消灭中华民族。1931年在中国东北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以及其后的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和对中国内地的大规模入侵，无不是日本企图实现这一阴谋的具体步骤。

日本的军事侵略，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生存，陷中华民族于亡国灭种之绝境。挽救民族的危亡，成为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各团体以及海外侨胞，都必须以民族大义为重，把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放在第一位，团结起来，结成浩浩荡荡的反侵略大军，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这是中华民族的大局，也是检验社会各界以及每一个中国人，是否忠诚于祖国的惟一标准。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和大片国土的沦丧，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外，全国各阶层人民纷纷行动起来，加入了抗日斗争的行列。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性的抗日高潮，持续不断，一浪高过一浪。

青年学生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他们不断集会，示威游行，发表通电、宣言，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奋起抗日。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平津和上海的学生，分别组成宣传团，沿平汉、京沪线，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七七事变后，武汉的青年救国团，7个月时间发展到2万人，其中有七八千团员到豫东和第五战区参加游击战。广西的学生军，也像铁流一样活跃在苏、皖、豫、鄂战场。

在全国人民抗日斗争中，工人阶级站在最前列。九一八事变一爆发，上海35000名码头工人，首先掀起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随之，上海80万工人成立抗日救国联合会。北平、南京、广州、香港及全国各地的工人，不断的关车、罢工，或组织同盟罢工、总罢工等，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日斗争。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长辛店的铁路工人，将大批铁轨、枕木运往前线，供士兵构筑工事。

各地爱国工商业者，也纷纷参加到抗日救亡的热潮之中。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汉口等许多大、中城市的工商界，相继提出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等主张，拒绝与日商往来。

在广大农村，抗日热情亦十分高涨。北平附近的农民，自动献粮，出民工，抬伤员，运输物资。华北沦陷后，民众的自发抗日斗争此起彼伏。他们到处破坏铁路和电线，不断袭击小股日军，配合正规军作战。当日军侵入黄淮地区以后，民众自动起来参加游击队，不断伏击日军。在苏、鲁、皖等作战地区，农民红枪会的发展，使日军坐立不安。

抗日战争的烽火，燃起了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爱国热情。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各种文化救亡团体不断涌现。许多作家、记者深入前线，写出大量歌颂抗日英雄，揭露日军暴行的报告文学和战地通讯。群众性的救亡戏曲、歌咏、抗战电影、美术等，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着广大人民的斗志。

各少数民族，尤其是北方的蒙、朝、满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不断。散居在东北、察哈尔、绥远等地的蒙古族人民，不甘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役，与汉族同胞一道组成东北抗日军蒙边骑兵、反帝大同盟、蒙汉抗日同盟会、抗日同盟军等。著名的百灵庙起义，给日军以很大的震动。东北朝鲜族人民组建的游击队，是东满和南满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在满族聚居的辽东、辽南地区，许多优秀的满族儿女，成为活跃在这一带的抗日游击队的指战员。哈尔滨的许多满族大中学生，走出课堂，奔赴抗日战场。在抗日斗争的洪流中，我国各族人民加强了团结，建立了生死与共、血肉相连的深厚感情。

抗日战争时期，侨居在世界各地的一千多万华侨，密切地注视着祖国的安危。他们纷纷建立救亡团体，开展救亡工作。在陈嘉庚等人的推动下，东南亚各地45个华侨社团联合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欧洲各国，有40多个华侨救亡团体，共同组建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美国纽约也成立华侨救济总委员会。至1940年底，世界各地华侨组织的大型救国团体，就有649个。他们广泛开展筹赈工作，为祖国捐款献物，有的回国直接参加抗日斗争，仅南洋、美洲、澳洲等地的粤籍华侨，回国参军参战的就有4万多人，有的组成各种服务队、救护队，驰骋在疆场，活跃在后方，不少华侨为保卫祖国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场关系着中华民族独立和生存的反侵略战争中，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都积极地贡献了力量。当然，作为反侵略战争的主力中国军队，其重大贡献更是不可磨灭的。抗日战争是一次动员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是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用自己的悲壮行动，谱写的一曲可歌可泣的全民族反侵略颂歌。在这场战争中，各族同胞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它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新觉醒，增强了全国人民的凝聚力，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抗日战争在近代中国反侵略斗争史上，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重大的作用。历史学者必须清除狭隘的观念，扩大研究视野，把抗日战争作为一次全民族反侵略战争进行深入考察，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认识。

二、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对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长期以来没有给予科学的阐述。台湾出版的某些抗战史书，把共产党进行的抗战，说成“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这种说法歪曲事实，不能令人信服；而大陆出版的一些书籍和文章，也曾把抗战中的国民党说成是“中国抗日阵营中的暗藏的投降派”“中国人民的凶恶敌人”这些论断，显然也是不恰当的、不科学的。事实上，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特别是国民党，对日本的侵华战争，经历了一个由不抵抗到积极抵抗，进而消极抵抗的变化。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也是逐步得到发挥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而对内则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所控制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军事围剿，企图武装消灭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排斥、并吞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异己势力。这一政策实施后，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纷纷掀起抗日反蒋怒潮。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支持全国人民的抗日反蒋民主运动，并连续发表通电，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的对日妥协政策。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目的，是要按照“大陆政策”的既定方针，继续南下灭亡全中国，而不是以中国东北为踏板进攻苏联。所以，日本在攻陷长城以后，1935年下半年扩大了在华北的侵略行动。日本策动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使五省的政治、外交、财政脱离南京政府，企图不战而得整个华北。经济上，日本加紧向华北渗透。在“中日经济提携”口号下，将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侵略触角伸入华北，成立形形色色的公司、协会，插手或控制华北的工业、矿山、交通运输业。在商业贸易方面，则在武装保护下，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活动。华北本是英美的势力范围，日本在华北的扩张，加剧了他们争夺中国的矛盾。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关税、盐税、统税，而华北的三税收入更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在华北的经济掠夺和走私贸易，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利益，也使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日益减少，威胁着国民党的统治。

在这种形势下，南京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对日政策方面，在一系列的双边谈判中，采取了拖延方针，要求日本“必须尊重中国之主权，与不妨害中国之统一”“对于华北之战时状态，更须首先解除”①（[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0册•台北《中央日报》翻译出版•第55页。）。同时表示，要一面谈判，一面抵抗；在谈判无结果时，将采取武装抵抗，开始改变对日不抵抗政策和外交上的妥协方针。1935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的报告和次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宣言，都显露了内外政策变化的征兆。

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特点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制定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新策略，即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提出了一些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新政策。此后，中国共产党改“抗日反蒋”政策为“逼蒋抗日”国民党亦开始调整与共产党的关系，通过各种渠道与共产党秘密接触。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最终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国民党开始走上积极抗战的道路。

南京国民政府对抗日战争作了一定的准备。它整理财政，整顿税务，实行关税自主和币制改革，限制白银外流，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30年代初，虽然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向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国内又连年不断地发生内战和自然灾荒，官僚资本亦乘机加强掠夺，这无疑给中国社会经济以严重的打击。但是，国民经济仍在艰难曲折中缓慢发展，到1936年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水平。经济的稳定，对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坚持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5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加强国防建设，并从军事战略的高度全盘考虑对日作战计划。其拟定的1935年度《防卫计划纲要》、《民国25年度国防计划大纲草案》、《民国26年度作战计划》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均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对可能发生的作战区域和具体的作战方案，作了较为实际的构想。

南京国民政府加紧修筑国防工事。为防止日军从长江口登陆作战，由张治中主持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修筑了吴江到福山、无锡到江阴、乍浦到嘉兴三道坚固的国防工事，至卢沟桥事变前夕已经完成。对各战略要地、江海防要塞，全面进行整顿，配置水雷和各种障碍物。至1937年上半年，先后整顿了南京、镇江、江阴、宁波、虎门、马尾、厦门、南通、连云港等9个要塞区。南京政府计划在察哈尔、绥远、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十个省区的重要战略要地，加紧构筑国防工事。相当一部分工程，在七七事变以前已经初具规模。与此同时，南京政府还召开整军会议，整编军队，加强军事训练，实行征兵制度，使军队的战斗力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交通运输在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36年，苏嘉铁路、粤汉铁路通车；937年浙赣铁路、沪杭甬铁路、同蒲铁路全线通车，陇海铁路延伸到宝鸡，湘桂铁路开始动工。此外，黔桂、湘黔、川滇、滇缅等铁路，在抗战开始后也先后破土兴建。公路已发展到10万公里。

开发内地，建设西南、西北后方基地，是在日本发动大规模进攻面前，坚持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战略性措施。南京国民政府经过长时间争论，确定了以国防为中心的西南、西北腹地经济建设方针，并付诸实施。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面指示华北当局宋哲元等与日本谈判，以求作为地方事件加以解决；另一方面则加紧军事部署，密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率所部向石家庄、保定集中，并电令宋哲元“星夜赶筑”工事，“如限完成”。还计划组织保定会战，设立石家庄行营，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为主任，就近指挥。②（《蒋介石致宋哲元、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函电》（937年7月9日）国民政府侍从室电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同时，电令何应钦迅速由四川返回南京，主持战事。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动员抗战的谈话，表示了反对日本扩大侵略的强硬态度，指出：“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便发表通电，号召全民族抗战，提出“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一天，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①（《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1957年版，第156页。）对蒋介石的庐山谈话，毛泽东当即指出：“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并指出：“他在国防上的许多措施，是值得赞许的。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16、324页。）中共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中，提出了立即实行全面抗战的七项办法。

由于这一时期蒋介石和国民党表现了积极抗战的态度，并采取了许多准备抗战的措施，中国共产党从有利于国共合作和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在坚持本党独立自主政策的同时，承认了国民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又以国民党为主干，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接着，“号召全国一致拥护”国民政府。③（毛泽东：《论新阶段》，载《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25曰。）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接连不断的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为实现团结抗日、捍卫民族生存和独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形式和组织机构，也没有一个为两党共同信守的共同纲领，在政治上、组织上对双方均没有任何约束力。双方仍执行着不同的抗战路线。国民党虽然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性，但是没有给共产党以两党间的平等地位。就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共产党和国民党继续进行了多次商谈，但始终未能得到圆满解决。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开始，国民党就不断秘密下达指示，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和政治宣传工作，密示对共产党的对策。

从总体上说，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国共两党的关系基本上是好的。

但是，随着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由进步的抗日政策，逐步倒退下来。倒退的主要标志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这次会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错误方针，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会后，加强了反共宣传，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在敌后不断与八路军、新四军制造摩擦，终于导致晋西事变、皖南事变等悲剧的发生。

毫无疑义，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一直坚持与国民党团结抗战的立场，可是国民党始终不肯放弃反共政策。这一时期国民党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与十年内战中企图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强硬政策，不完全相同。因此，中国共产党也采取了不同的斗争方针。由抗日反蒋，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转而采取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政策。对国民党坚持反共的种种做法，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及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共团结、共同抗日。这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成熟，以及在民族危亡面前使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利益的伟大政略思想。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诱降活动，尤其是敌后中共抗日根据地和军事力量的迅速发展，导致国民党主要当权者对抗战的态度由积极逐渐消极下来。国民党一直没有放弃与日本谈判的机会，企图以有限的退让、妥协，求得日本停止武装侵略。但是，国民党的妥协政策，满足不了日本强烈的侵略欲望。日本要把势力范围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进而控制全中国。谈判始终不能达成协议。

蒋介石对抗战的态度，虽然时有动摇，并坚持反共政策，但是，由于中共执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由于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的持续高涨，国共两党的合作没有破裂，团结抗日的局面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以蒋介石为首的一派力量，始终留在抗日阵营，坚持抗战。

三、相互依存的两个战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逐步形成了两个巨大的战场，即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的存在及其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贡献，是抹杀不了的客观事实。海内外学者对两个战场的研究，都曾出现过一些不够全面的看法。有的笼统地把正面战场叫做国民党战场，敌后战场叫做解放区战场。从军事上说，这种说法不仅不科学，也不完全符合事实。因为在全面战争爆发初期，譬如在山西战场，八路军尚未挺进敌后，仍在正面或侧翼协同友军作战。而敌后战扬，也不只有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军，国民党也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有的只承认某一战场的作用，否定另一战场的地位，或继续散播共产党在敌后“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抗日的论调，对两个战场不能给予恰当的评价。

两个并存战场的出现，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特点。

当抗日战争由局部作战发展为全面战争后，战争区域日益扩大，战线亦不断延长。敌人虽然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但是因为兵力不足而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城镇，这样，敌后广大农村就成为日军统治的薄弱地带。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陷日军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开辟敌后战场，发展敌后战争，成为夺取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战略行动。

同时，由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治形势的特殊性，出现两个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战场，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大敌当前，国共两党虽然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双方在政治上还存在重大分歧。政治上的不一致，导致军事上的不统一，双方在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大前提下，形成两个战场，各自独立作战，是抗日战争这个特定的政治、军事环境造成的。毛泽东曾经指出：“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18页。）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关系。敌后战场的出现，不仅是为了发展人民革命力量，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而且也是军事上抗敌御侮的需要。没有正面战场吸引着日本的大量兵力，并给日军以大量杀伤，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根据地粉碎日军的扫荡、进攻，都将是困难的。同样，没有敌后八路军、新四军坚持不懈地、广泛地钳制和打击日军，正面战场所承受的军事压力将更大，失败得也将更惨。毛泽东、朱德对两个战场有过这样的评价：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②（毛泽东：《〈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939年1月2曰））

但是，“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又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这种与敌人相持的战争，如果解放区战场的战争不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下来，那么敌人就会继续长驱向西南、西北进攻，而国民党的反人民的政治机构及其军队，则又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抗日战争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设想的了。”①（朱德：《论解放区战场》.见《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0页。）

两个战场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都是存在的，不过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是两个战场配合得较好的时期。它有战争指导上的配合，如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思想，在国民政府上层军事领导者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周恩来、朱德等多次向国民党方面就军队建设、军事战略方针和部署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在战役战斗上的配合，也不乏其例。如八路军在进入山西以后，即分别到晋东北、晋西北、晋北以及晋东正太铁路沿线，直接协同友军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先后参与了平型关、忻口和太原的保卫战。新四军在鄂豫边区配合友军与日军进行了25次规模不等的战斗。

两个战场在战略上的配合，直接影响着整个战局的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实行战略外线作战，对国民党方面的战略内线作战无疑是最大的支持。仅在徐州、武汉两次会战期间，八路军就在华北地区敌后战场作战1400次，歼灭日军4万人以上，牵制了大量敌人，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就是在战争后期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正面战场大规模的战役南移华南地区以后，两个战场在战略上的配合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

通常在一般性战争中，敌后游击战争只起着配合正面作战的作用。它给敌人以扰乱、破坏，使之不得安宁。可是，中国抗日战争形成如此巨大的敌后战场，在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起着改变整个战局发展的战略作用，影响着战争的胜负。据不完全统计，仅八路军、新四军在战略防御阶段，共作战1600余次，歼灭敌人54000余人；以后在1938年至1943年的5年中，作战62000余次，歼灭日伪军59万余人，粉碎日军“扫荡”“清乡”80余次；在1944年一年中，作战2万余次，歼灭日伪军30余万人。毫无疑义，敌后战场作战为整个中国反侵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如前所述，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亦包含着国民党方面的敌后游击战争。早在1937年冬天在武汉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国民政府军委会即作出了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决策。其后在南京军事会议、南岳军事会议上，均进一步讨论了开辟敌后游击战场问题。除于1939年建立冀察、苏鲁两个敌后战区外，先后形成了第一战区豫东游击区，第二战区山西游击区，第三战区浙西游击区，第四战区海南游击区，第五战区豫鄂皖边区游击区等，并规定敌后兵力约占抗战总兵力的1/5。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虽然也牵制了颇多的敌军，困扰了敌军后方，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但是由于不少部队叛变投敌，并不断与八路军、新四军发生摩擦，因而也限制了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在抗战中发挥有效的作用。

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是整个中国战场的重要部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挥着主战场的作用。只是后来国民党主要当权者采取了消极抗战的政策，因而使正面战场的作用受到严重影响。但是，从整个抗日战争看，广大官兵是爱国的，作战也是英勇的，并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这不仅表现在战略防御阶段的平津、淞沪、晋北、晋东、鲁南和保卫武汉诸战役中，就是在战略相持阶段进行的南昌、随枣、枣宜、长沙、上高、常德等战役，战斗亦十分激烈，牺牲也是惨重的。1944年反抗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中、长衡、桂柳作战，表现了国民党主要当权者的消极避战思想，以第五、八、九、四共4个战区的兵力，未能阻挡住日军十几个师团的进攻，这不能不说是战略指导上的严重失误。但是，大批爱国军队艰苦作战，表现了强烈的抗敌御侮精神。如衡阳会战，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中国守军第10军先后与4个半师团的日军激战47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使日军造成了严重的伤亡。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仍然存在着国民党嫡系与杂牌军的宗派矛盾，但在外敌入侵面前，多数能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投入作战。许多过去曾经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也奔赴抗日疆场。

总之，两个战场都为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作出了贡献。它们是整个中国战场和民族反侵略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否认任何一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恰当的。

四、抗日军事战略的演变

战争中，正确的战略战术，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所谓战略，是军事上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对战争的胜负具有决定意义。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这是由于战争的基本点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也是由战争双方的国情和力量对比所决定的。

对比中日双方，日本是一个小而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战争初期，日本处战略进攻态势，中国处战略防御态势。日本的军事实力远优于中国军队。中国抗日战争要取得最后胜利，必须通过长期的奋斗过程，通过持久作战，才能逐步改变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变被动为主动。因此，我国实行持久战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是恰当的。战争过程中，弃守一些城市和地区，也是坚持持久战略的需要。但是，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实施战略持久中的战役速决战，战略内线作战中的战役外线作战，以及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灵活多变的军事战略，而是实行了单纯的、消极的防御战略方针，加上军事上存在的许多弱点，诸如部分将领贪生怕死消极作战，战略部署上缺乏全盘考虑，部队之间不能协同作战等等，因而在战略防御阶段发生的多次大规模防御性战役，连连失利，未能达到战略防御作战的基本目的。许多战略要地和铁路干线白白沦入敌手。

国民党政略上的错误，也影响着军事战略的执行。所谓抗日战争的政略，就是要调动、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各阶级、各政党、各派系共同抗日。但是，国民党的政略错误，集中一点是执行了一条片面抗战路线，即不要人民抗战，坚持反共政策。在华北战场表现为战和不定，在华东战场表现为死守上海以待国际联盟和列强各国的干涉和调停。政略错误必然导致军事战略的失误。

1938年秋，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之后，日本在军事战略上的弱点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随着战争区域的扩大，战线延长，多点进攻，分兵把守，兵力不足的困难日益突出。日军不得不逐步增加侵华兵力，到1938年底日本在华总兵力达到100万人，其国内可以机动的部队已经很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一年零四个月时间内，日本军费开支大大增加，1937年的直接军费占国家总支出的69%,1938年的直接军费占国家总支出的76%。军费的不断攀升，给日本财政经济造成很大困难，国内的各种矛盾日益发展并进一步尖锐化。这一切导致日军在军事战略上逐渐陷于被动，很难再发动新的、有效的战略攻势。敌我双方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在转化中，中国方面的有利因素在上升。如果国民政府采取正确的政略和军事战略方针，可以进一步发展有利因素，扩大有利形势，缩短相持阶段的进程，从而造成战略大反攻的形势，以结束抗日战争。可是，在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的政略错误在继续发展，反共活动不断增加。如前所述，1939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进一步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这标志着国民党政略有了明显变化。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虽然宣称要“转守为攻，转败为胜”在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中，提出要“继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这不过是一句空话，实际上国民党当权者进一步动摇、妥协。他们消极避战，保存实力，不主动发展有利因素，不积极改变中日双方力量的对比。

由此可以看出，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之所以这样长，从中共方面说，八路军、新四军力量弱小，要发展壮大以改变敌我相持的状态，需要一个较长过程。而国民党方面坚持错误的政略、战略方针，是中国抗日战争不能迅速改变战略相持局面的重要原因。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但是如果没有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可能还要延长。

太平洋战争爆发，直接影响着中国战局的发展，日本的失败已指日可待。国民党为了达到战后继续控制全中国的目的，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军事战略上的保守主义进一步发展，从而导致中南战场继续丧失大片国土。虽然曾在桂柳地区实施反击作战，但总体上说，其军事战略更加消极、被动。相反，在敌后战场，自1944年至1945年夏，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势越来越大，显示着敌后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呈现出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战略趋势。它直接促成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五、日军侵华后各国对华关系的变化

中日战争的爆发，恶化了中日关系，也对整个中国对外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改变着各国对华关系的格局。

日本独占中国的政策，破坏了“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所形成的各大国在中国的均势，导致各国在远东地区的关系复杂化。中国政府力图获得各大国的支持以对抗日本的侵略政策。纵观整个中日战争时期，各大国对华关系，大体上分为三种类型。

苏联，一向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出于维护远东地区和平的战略考虑，积极主张改善自中东路战争以来的中苏关系，提议立即恢复中苏邦交。其后双边关系虽然在贸易、中东铁路、外蒙古等问题上，出现过一些障碍，但由于日本的不断扩大侵略，不仅对中国而且对苏联也构成了严重威胁，由此中苏两国政府都有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的愿望。1938年8月21日，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从军事上、财政上、物资上积极援助中国抗战，不仅给中国以巨额贷款，还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派遣军事干部和志愿航空队来华参加对日作战。苏联希望中国拖住日本，以保障其东部地区的安全。这种愿望随着欧战的爆发，表现得更加明显。苏联在援助中国的同时，也谋与日本改善关系。中苏关系再次趋于冷淡的转折点是1941年4月13日《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苏联不惜以牺牲中国、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代价，促使日本坚持南进政策。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即1945年2月，苏联出于战后远东战略格局的考虑，与美、英首脑签订了《雅尔塔协定》。这个协定是苏联再次以牺牲中国主权而与美、英大国所作的幕后交易，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人民的谴责。

美、英等国，在日本武装入侵中国后，虽然不愿意放弃其在华利益，但亦不愿意加剧双方的矛盾和冲突。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前，美国对日本的侵华行为总的来说是采取“不承认主义”和“不干涉政策”。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给日本外务省的照会，1937年7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所发表的关于国际政策的声明，以及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发表的其他一些声明，均明显地表示了美国的两面政策。它既不赞成日本的侵略行径，希望其在华利益不因日本的侵略而受损害，又不愿开罪日本，甚至鼓励日本反苏、反共。自1937年至1940年，美国继续坚持并且不断扩大对日本的贸易。日本从美国获取了大量战略物资。

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激化了日美矛盾，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亦渐趋积极，宣布禁止向日本输出钢铁。但是，日本的战略目标不仅要把美国从中国赶出去，而且要把美国驱逐出太平洋。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给美军以沉重打击，也深刻教训了美国政府。美国被迫宣布对日作战，并向中国提供大量贷款和军用物资，宣布建立中国战区，以蒋介石为统帅，以史迪威为参谋长。1943年，美、英等国先后与中国签订关于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处理有关问题的条约与换文。美、英等国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虽无多少实际意义，但毕竟是一项友好行动。1942年以后，美国成为中国的主要盟国。

这时，美国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政策，主要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把反苏、反共暂时搁置一边。美国大量援助中国政府，目的是维护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以分散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兵力，并逐步加强对国民党政权的控制，扩展美国在华势力。抗日战争后期，美国不希望蒋介石把力量放在反共方面，以免自行削弱力量。但是，抗战后期国共力量的消长，无疑对美国战后在华地位形成威胁。美国政府派遣观察组访问延安，以及相继发生的史迪威事件，导致中美关系的危机。美国担心失去蒋介石，就意味着失去中国，并直接影响着战后美苏在远东地区的战略格局。美国迅速调整对华关系，派遣魏德迈、赫尔利使华。

1944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中国战场上，以中共为代表的人民力量迅速壮大，而蒋介石的统治日趋腐败。美国为了战后能取代日本独霸中国，其对华政策由支持国共合作抗日，走向公开的扶蒋反共。除在军事上、经济上继续给国民党以大量支持外，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以调解国共关系为幌子，努力帮助国民党“统一境内的一切军事力量”支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毛泽东批评美国政府这种扶蒋反共政策的危害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①（毛泽东：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15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和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关系，又是一种类型。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摧毁了德国帝国主义妄图称雄世界的迷梦。凡尔赛和约不仅使德国在非洲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被战胜国瓜分殆尽，而且将德国在中国山东掠夺的权利全部让与日本。此后，大国在中国的争夺主要是美、日、英三国，德国因战败被排除在争夺之外。

德国对华关系的复苏，大约在20年代后期。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3年，蒋介石虽有求于德国方面的支持，但是尚未达到十分迫切的地步。中国在德国政府的战略格局上，也不具有重要地位。其后虽有大批军事人员来华或组织军事顾问团，并不具有官方性质。双方的经济贸易，亦局限于民间。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德国政府对中日冲突表面上严守中立，实则不敢开罪于日本。在国联大会上，德国代表对中日冲突的争辩，常沉默不语，或人云亦云。当日本在1932年南侵锦州并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时，德国报纸纷纷抨击日本暴行，表现了对中国的同情态度。可是，德国政府却三次警告各报馆，禁止过分敌视日本。

1934年至1937年，中德关系进入比较和谐活跃的时期。双方进一步密切了政府间的往来，许多双边事务纳入政府间的渠道，并相互寄予较多的期望。这时，从中国政府方面说，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倾全力对付共产党和削弱异己力量。面临日本的大规模侵华行动，美国、英国都表现了骑墙政策，中苏关系尚在改善中，因此，南京政府把全面军事援助的希望寄予德国方面，并且表现了极大的热情。而德国方面，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加紧扩军备战，极力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冲破对德国军备的限制，迫不及待地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借以倾销军火，进口军备原料，特别是钨砂等矿产。希特勒对中日战争继续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德国保持着对中国的友好关系，因为德国在中国有大量权益，这是他们不能忽视并不愿放弃的；另一方面，日本是德国的主要同盟国。1936年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德国希望日本能在远东给苏联以牵制，并在太平洋上向美、英施加影响，使德国能在欧洲放手大干。这一政策的结果，导致了1937年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

1938年以后，中德关系开始逆转。这是由于日本侵华战争不断扩大，日本政府对德国执行两面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要求德国停止向中国供应武器、军火，撤退军事顾问团。德国政府在中日之间面临抉择。德国政府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考虑，逐步明显地倾向日本一方。1938年6月，德国外交部严令顾问团成员“尽速离华”国防部亦禁止向中国输出军火。这时，双方关系虽渐趋冷淡，但是德国政府尚未发展到公开支持和帮助日本侵华的地步，两国还保持着一般外交关系。经济贸易额虽下降，双方仍继续维持着往来。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进一步恶化了中德关系。德国在条约中，“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这无疑是对中国及远东地区各国人民利益的粗暴干涉。1941年7月，德国更进一步宣布承认汪精卫伪政权。中国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正式宣告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宣告与德国“立于战争地位”与德国间的“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一律废止”①（《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第704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381年编印。）中德关系完全破裂。

六、抗日战争的经济战略

战争不仅是敌对双方军事力量的拼杀，同时也是经济实力的较量。正确的经济战略和雄厚的物质基础，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如前所述，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采取的财政经济政策，对发展经济和准备抗战起了良好的作用。但是，随着战争的日益扩大，作为中国经济重心的沿海地区迅速沦陷，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并很快陷入混乱和困苦境地。国民政府为了保证前方军需供应和后方生活需要，必须迅速调整经济战略，建立战时经济体制，把整个经济纳入战时轨道。

首先，调整了经济政策和经济机构。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抗战建国纲领》。这个纲领虽然有不少缺陷，但它是国民党战时的施政纲领。其中对经济问题，规定“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等。在通过的《非常时期经济方案》中，强调“目前之生产事业，应以供给前方作战之物资为其第一任务”这样就确定了使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战时经济政策。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战时领导经济的需要，便于实行经济统制，1938年1月，国民政府颁布了《调整中央行政机构令》，对行政院、军事委员会的机构进行了调整，合并、裁撤或新建了一些部、委。如将一些部、委归并，新建经济部、交通部，改变了过去经济部门纷乱，政出多门的现象。在金融方面，建立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银行联合总办事处，由蒋介石任主席，以协调国家财力，决策战时金融财政政策。

其次，建设西南西北后方基地，组织沿海各省工矿企业内迁。在日本不断扩大侵略面前，建设一个可靠的后方基地，成为坚持抗战以夺取最后胜利的重大战略措施。早在1934年1月，中国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就作出决议，确定了以国防为中心的西南、西北腹地经济建设的方针。此后，国民政府不断制定计划，促进后方基地的建设，特别是在交通运输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沿海各省沦陷前夕，由于各方面的强烈呼吁，国民政府实行了大规模的工业西迁活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江西、河北、山西、河南、广东等省、市，都有一批工厂西迁湖南、广西、四川、陕西等西南、西北地区。其中有民营工业，也有国营厂矿。这些工业的内迁，保存了中国的一部分经济财富，也促进了西南、西北地区经济的开发和发展，有利于实行持久抗战。

再次，实行了战时统制经济政策。在金融方面，由于沿海地区城乡相继陷落，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关税、盐税、统税三大税收和其他税收，大幅度下降。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出现了抢购外汇、提取存款的风潮，金融财政陷于混乱。国民政府乃改革税收制度，修改关税税率，并公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统制外汇管理，扩大法币发行，建立地方金融网，使金融管理进入战时体制。在对外贸易方面，也实行统制政策。在财政部下面设立贸易委员会，直接控制桐油、猪鬃、茶叶、生丝、羊毛和其他土特产品的出口贸易。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则直接掌握钨、锑、锡、铋、钼、汞等与国防有密切关系的特种矿品的生产与出口。对于影响人民生活甚大的物资如盐、糖、茶、酒、火柴、卷烟等，则实行专卖制度。对交通运输也实行统制政策，建立了西南交通网。

农业生产是坚持战争、维持人民生活的重要保证。1939年以后，西南地区由于人口增多及战争的影响，粮食价格迅速上涨，再加上投机商人囤积居奇，市场粮食供应紧张。1941年3月，国民政府颁布《田赋改征实物办法暂行规则》，将各省田赋收归中央，并将田赋征收货币改为折征实物。田赋征实，从形式上看是落后的、倒退的，但在战争环境下，是一项重大的应变措施。为了杜绝高利贷者对农产品的操纵，国民政府在大后方广泛建立合作金库等农业金融机构，向农民发放农业贷款。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国民政府采取措施，改良农业生产技术，筹设难民垦殖，扩大耕地面积，推进农田水利建设。这些措施，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的紧张状况，但政府却收集到大量粮食，然后统筹调剂使用，从而保证了军粮供应和民食的调配，有利于充实财力，稳定粮食市场，也使国库收入免遭货币贬值的损失。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战略的调整，和实行一系列战时经济体制与政策，对于保证抗日战争的持续进行和最后胜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政策执行后所带来的消极结果。大官僚、大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控制的经济权力，进行投机、贪污、掠夺。他们利用统制外汇、黄金自由买卖、统一货币发行和银行管制等政策，进行外汇投机，制造通货膨胀，掠夺中小资产阶级。他们利用农业田赋征实、征购、征借等政策，营私舞弊，加重农民的负担。这样就动摇了国民政府脆弱的经济基础。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成为日后这一政权迅速崩溃的重要因素。

对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具有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军民的抗日积极性，为坚持敌后抗战和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奠定了牢固的物质基础。

1940年以后，由于日伪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残酷的烧杀政策，不断地进行“扫荡”“清乡”“蚕食”国民党的军事摩擦也日益加剧；加之华北地区连续几年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这就使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困难局面，物质生活十分艰苦。为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政治措施。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发展，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为了争取和团结社会各阶层共同抗日，早在1935年，中国共产党便开始调整农村土地政策；937年8月洛川会议以后，更明确地提出了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减租减息的主张。这一政策的实质，是在日本大举进攻面前，调整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部分地满足双方的合理要求和利益，即规定地主必须减租减息，农民也必须缴租缴息。这一政策执行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鼓舞了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也适当地照顾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指导下，广泛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广大军民纷纷投入垦荒和工业、商业以及交通运输活动，扩大了耕地面积，增加了粮食产量。工商业迅速繁荣起来，根据地的财政收入很快改观，保证了军需供给。加上实施精兵简政方针，军政机关作风大大改进，军民团结加强，根据地内部出现一片欣欣向荣景象，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全面认识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经历了14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这是中国近百年史上第一次获得的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长期以来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如有的强调美国使用了原子弹，逼使日本投降；也有的说因为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消灭了日本关东军，使日本不得不放下武器。对此，众说不一。

如何看待战争胜负的原因，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有论述。他说:“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中国的抗日战争经历了一个十分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历史证明，中国人民一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国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和决定性因素，是中国人民坚持不懈的斗争意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抗战。但是也应该看到，战争初期双方力量对比所造成的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了中国人民要改变弱势并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必须经历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中国长时间抗击着日本侵略军的大部分主力部队。当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70%的兵力，大约35个师团被牵制在中国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给日本军事力量以极大的杀伤和消耗，不仅使日本无力进攻苏联，也有力地遏制了日本的南进政策，减轻了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对英、美等国的军事压力，在战略上和战役上都支援和配合了盟军的作战行动。毫无疑义，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国际战争形势的变化，尤其是远东地区局势的发展和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和援助，对加速中国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给中国抗日战争带来有利的国际形势。美国被迫抛弃了长期以来对日本侵华战争所采取的两面政策，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支持者。

经过中国人民长期坚持抗战给日本造成的严重消耗，加上美国在远东地区对日本的军事打击，到1944年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每况愈下：粮食严重不足，生产急剧下降，劳动力和兵源十分缺乏，总体战体制濒临破产，国内充满着混乱、饥饿和恐慌，日本上层出现反对东条内阁运动。太平洋上，美军相继攻占马绍尔群岛、塞班岛等处，并开始进攻菲律宾，切断日本和南亚地区的联系。1944年5月，日军为了救援入侵南亚地区的军队，在中国战场开始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其间虽然一度得逞，但由于作战区域广阔，占领地区兵力单薄，1945年5月，中国军队向桂柳地区发起追击作战，相继克复南宁、柳州和桂林。八路军亦开始转入全面反攻。6月23日，冲绳日本守卫部队，在美军的攻击下，全军覆没。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这时，日本军国主义者表示继续坚持战争。6月8日，天皇御前会议决定，“举国一致，俾能适应皇土决战”①（《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615页。），谋在海外领地被盟军攻占后继续在日本本土顽抗。另一方面，一批日本重臣希望在有利条件下媾和，结束战争。7月10日，天皇企图指派前首相近卫文麿为特使访问苏联，期望苏联出面调停，以体面地结束战争，理所当然地遭到苏联拒绝。

显然，到1945年7月，日本各方面的处境已十分艰难，对战争的前途已经绝望。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军国主义投降。日本内部虽然意见不一，但是日本政府仍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并表示次日出兵中国东北。这时，日本军方虽然感到事态严重，但是仍无意接受无条件投降。8月9日，美军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当日上午日本连续召开各种会议，经过不断的争吵，至8月14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美军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宣布出兵中国东北，对日本的迅速决定投降，起了促进作用。过分的夸大和贬低两者的作用，都是不妥当的。长期的侵略战争，已将日本的国力消耗殆尽，已无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继续坚持战争。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八、14年的抗日战争是一个整体过程

近代以来，中国和日本之间曾经发生两次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是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结果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1931年9月，日本军国主义再次挑起对中国的第二次侵略战争。这次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辉煌胜利而告结束。

对第二次中日战争的研究，近十年来出版了大量学术成果，可以说已经十分繁荣。但是，这次战争的起点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还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学术界在认识上并不完全一致。我们认为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

毫无疑义，1937年的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扩大进攻中国内地的开始，也是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起点。但是作为一场大规模的中日战争，它的起点应该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并且经历了14年的战争过程。我们应该将1931年至1945年的中日战争历史作为一个完整过程加以研究。

甲午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地策划侵略中国的新阴谋。1927年6、月间，日本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讨论并确定了新的对华政策，即所谓“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九一八事变就是这一政策演进发展的必然结果。九一八事变后的14年，不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策、步骤、范围、手法如何变换，它始终遵循和坚持田中内阁所制定的企图灭亡中国并征服世界的“大陆政策”并且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其间，自1931年至1937年，虽然战争时而停止时而继续，但是日本灭亡中国的政策并未放弃，日本侵略军并未撤离中国领土，而是一步步向华北地区扩张。这时日本与中国政府所进行的各种谈判和在华北地区策动的政治分离运动，都是以其武装力量为后盾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即开始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武装斗争。由于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导致中国抗日战争的曲折性。由自发的、局部的、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发展到全民族的、各阶级各政党共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带来严重影响。中日民族矛盾已经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开始下降到次要地位。全国各阶级、各政党尤其是国共两党，面对这一残酷的战争现实，不能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和政策。政策的调整和相互关系的整合是曲折的、缓慢的，经历了正确和错误的选择。共产党由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国民党则由对日不抵抗到抵抗、由消灭共产党到接受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现共同抗战，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逐步实现的。

综上所述，无论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还是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方面说，14年的中日战争是一个整体发展过程，我们不应将七七事变前后割裂为两个不同质的历史发展阶段。但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是中国人民局部抗战阶段，自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则进入了全面抗战阶段。七七事变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它不仅标志着日本开始大规模地入侵中国，也标志着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形成。我们可以将14年的中日战争历史，作为一个战争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加以深入研究。

关于抗日战争研究几个问题的思考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从取得胜利至今已经60年。过去的60年中，学术界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成果可以称得上是硕果累累。但是，进入21世纪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科学地全面认识抗日战争，仍然显得十分重要。

一、历史的争论

抗日战争距今并不遥远，今天仍有不少当事人健在。可是，战后对这段历史一直争论不休。

就主要问题而言，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争论的焦点是谁领导了抗战。海峡两岸的观点可谓针锋相对。国民党方面说，是国民党、国民政府领导了抗战；兑共产党只打了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有的人更诬蔑中共军队“游而不击”而中共方面，则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国民党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共两党政治认识上的分歧，延续到了80年代，在学术界形成更多的争论。在大陆一些学者坚持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观点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了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是共产党实行政治思想的领导，而军事上国共两党各自为战，遇事协商解决；抗日战争由国民政府领导，因为它不仅是代表中国的全国政权，就连陕甘宁边区也已划归它领导等等，这些观点的分歧至今犹存，始终未能形成一致的看法。

80年代，争论最集中的问题则是如何看待正面战场和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对这一问题，学术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作出了较为正面的、肯定的评价。进入90年代，海峡两岸的学术界多次举行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学术研讨活动。台湾学术界也基本上承认了中共在抗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长期以来对抗日战争的一些重大问题诸如战争的领导问题、两个战场关系问题、国共两党的关系及双方在抗战中的作用问题等有许多不同认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应把抗日战争真正作为一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来看待，这是正确认识抗战时期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出发点。概括地说，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各团体以及工、农、商、学、兵、海外华侨和爱国人士，共同进行的一次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战争。这样的表述，符合科学的精神，反映了抗战历史的真实状况，体现了全体爱国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出发来评价抗日战争史，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两岸中国人民的团结、海内外华人的团结，也有利于解决众多历史问题和认识问题。

1985年，中国共产党曾提出，凡是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官兵，都值得我们纪念。基于这一认识，一些为国牺牲的国民党官兵，在80年代以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分别追认为革命烈士。

我们认为，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中，只要不是汉奸、叛国者，哪怕为保卫祖国仅作出一点贡献的人，也应予以肯定。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这时期的大局是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任何问题和纠葛都应服从这一根本原则。研究抗日战争必须以民族意识、民族大义作为思考和判断是非的标准，而不能简单的以政党观念、阶级意识来认识一切。

二、14年抗日战争是一个整体过程

众所周知，自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后，它继续以各种方式入侵中国，前后达70年之久。早在1927年6、月间，日本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其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并制定新的对华政策，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就是臭名昭著的灭亡中国、独霸世界的大陆政策。1931年日本策动的九一八事变是这一侵略政策的具体体现和实际步骤。之后，尽管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手段有种种变化和调整，但是灭亡中国之心始终没有改变，而且愈演愈烈，野心日益暴露。1931—1945年是日本侵华战争由局部地区向全中国逐步推进和扩大的过程，也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由局部抵抗向全面抗战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各阶级、各政党由对抗日战争的不同认识、不同态度，走向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过程。诚然，1937年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开始，但是，如果我们只讲八年抗战，就不能恰当地评价自1931—1937年间中国人民广泛的反日斗争，特别是那么多的武装反日战争，诸如东北义勇军、抗日联军、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以及惨烈悲壮的长城抗战等。这些作战行为虽然未能得到国民政府的积极支持，但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和部分国民党军队官兵拿起枪来自觉地投入抗日战争的行列，我们怎能把它划出抗日战争历史之外？我们认为应该将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过程加以研究，才是科学的、符合历史实际的。

三、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地位和作用

正确地认识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的关系主要在于如何看待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国共两党在1927年关系破裂之后，走向坚决对抗并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国民党发动了对中共革命根据地的五次军事围剿，其根本目的是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武装力量。1934年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仓促撤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部队尾追堵截形势下，中共革命力量面临极为严重的危机。这时，中共最急迫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以便安顿下来和保存革命力量。中国工农红军经转战湖南、贵州、云南、四川，最后进入陕甘宁边区，终于建成抗日的新堡垒。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发表了坚决抵抗侵略和保卫苏维埃的宣言。但是，中共中央在“左”倾思想指导下，认为日本是将中国东北作为跳板去进攻苏联，因而也提出过保卫苏联的口号。其后，随着日军的不断南侵进入华北，中共不断发表宣言动员民众抗日，并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但那时中共的基本立场还是“抗日反蒋”国共双方仍势不两立。直到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后，随着华北地区抗日形势的演变，中共于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逐步调整对国民党的政策，开始了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变过程。1935年冬国共双方开始秘密接触，酝酿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双方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为共同纲领，而第二次国共合作却没有共同的指导纲领。第一次合作是党内合作，第二次合作是党外合作。因此对双方都没有制约的规范和措施。国民党同意共产党公开活动并放弃消灭共产党的政策，但从未放弃过反共。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和政治路线的成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它表现在对待与国民党的多次摩擦方面，共产党的方针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理、有利、有节”这一方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和团结抗日的宽阔胸怀。

国民党蒋介石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在对日方面基本上采取妥协、退让，通过谈判求得解决的方针。蒋介石对日本坚持灭亡中国的本质认识并不清楚。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在各方的压力下，才逐步走向团结御侮的道路，并积极进行抗日的各项准备工作。蒋介石对日态度的明确转变，体现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7月17日的庐山谈话中。他说：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毛泽东称赞蒋介石的这次谈话和许多国防措施“是值得赞许的”“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后来，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文章中，“号召全国一致拥护国民政府”国民党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经历了一个由不抵抗到一面谈判一面抵抗、到积极抵抗再转向消极抵抗的过程。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对中共和日军侵华的态度有所变化，这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已必然无疑，国共双方均在考虑未来中国的前途。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日军战线的拉长，兵力已严重不足，中日双方的战略优劣势已在发生变化，可是蒋介石未能抓住时机多方展开攻势作战，相反随着战略保守主义的增强，尽管国民党官兵能英勇作战，但仍避免不了打败仗的命运，豫湘桂作战即是典型的事例。但是，直至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仍坚守抗日阵营，这一点须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四、相互依存的两个战场

抗日战争有两个战场，即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过去，我们将这两个战场称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是不科学的，因为中共所统辖的部队也曾在正面战场作战，而国民政府军事机构也曾辖有两个敌后战区即苏鲁战区和冀察战区，也有相当一批国民党军在敌后作战。

两个战场是相互依存和相互支持的关系。朱德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军事报告中对此作了精辟论述。历史事实证明，没有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的人民武装在敌后战场对日军的牵制、打击，正面战场国民党军所受的军事压力将更大；反之，如果没有正面战场国民政府各支部队与日军的多次大规模作战，牵制众多敌军，则敌后战场上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人民群众所受的日军打击、摧残，将更严重。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评价两个战场上国共双方军队在对日军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忽视、贬低甚至否定任何一方都是不恰当的、不客观的。

两个战场的划分，主要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最初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均在正面战场作战。中共所属的第八路军（辖第115师、120师、129师）在正面战场配合友军作战。譬如在山西战场，在长城抗战、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中，第115师、120师、129师分别在国民党部队的侧翼配合作战，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说在山西战场的作战是国共双方军队相互配合最好的时期。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还担任了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阎锡山任司令长官）其后，随着战争的发展，华北地区国土不断沦丧，中共改变战略将主要军事力量挺进敌后作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共双方已经很少有战役上的配合作战。在抗日战争后期，日军以数十万兵力进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即豫湘桂作战）国民政府的主要兵力已被压到华南及西南地区。这时，中共军事力量在北方诸省敌后牵制大量敌军，在大的战略上配合与支持了国民政府所辖部队在南方的作战。

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主要进行游击战或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在世界战争史上，游击战主要对敌人进行骚扰、破坏等活动，对战争只起辅助作用。但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它具有战略意义。中共兵力弱小、装备落后，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以少胜多，在其所进行的数万次大小战斗中，积小胜为大胜，起着改变中日战争力量对比的重大作用。

而正面战场在较长的历史时间起着主战场的作用。在22次大战役中，虽然较多的打了败仗，但是也大量地消耗了日军的实力。有的战役，战略战术运用很好，给敌人以很大杀伤，如台儿庄战役是阵地战与运动战结合实现战役胜利的典型，可惜这类战役在抗战时期太少了。也有些战役打得十分惨烈，如淞沪战役、忻口战役和常德战役等。我们经常批评的豫湘桂作战，虽然国民党当权者有消极避战思想，但是国民党的官兵作战仍十分英勇。衡阳战役，中方以1个军的兵力与敌4个半师团激战47天，我方官兵伤亡殆尽。国民党杂牌军与蒋介石嫡系部队有种种矛盾，但是大敌当前仍能团结御侮。从民族战争的视野全面考察两个战场的关系并给予科学的定位，仍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使命。

五、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

抗日战争初期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人民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顽强地反抗日本侵略。世界各大国中，苏联不仅在道义上也在物资上给中国以援助。这时候的美国对中日战争则表现了骑墙的政策，不愿开罪日本，甚至还向日本出卖战略物资。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已自顾不暇，除从道义上继续声援中国外，经济上对中国已无能力支持。中国在东方战场牵制、打击日本，对欧洲战场及为苏联解除后顾之忧，避免两面作战，也是最有力的支援。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美国重要海军基地珍珠港，标志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使美国政府从迷梦中清醒过来。珍珠港事件使整个世界战争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也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产生重要影响。中国政府在美、英对日宣战的次日（2月9日）也发布对日宣战文告。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在美国华盛顿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宣布签字国合作对抗法西斯国家。这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组成中国战区，并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6月，中美两国还签订《抵抗侵略互助协定》。美国已改变在中日间的两面政策，成为中国对日作战的主要盟国。中国战场已真正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的70%兵力约35个师团，被牵制在中国战场，这极大地遏制了日本的南进政策，也减轻了东南亚战场上日军对英美部队的压力。这无疑是中国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

反过来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极大的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各反法西斯盟国加入反对日本侵略的行列，使日本不仅面对中国的军事反攻，也面对盟军在各方面更大的打击，这对加速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六、再议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原因

中国人民为什么能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过去曾有种种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是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制服了日本；另一种看法认为是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消灭了数十万日本关东军；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战，最终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有其必然的因素，也就是有最基本的原因。

第一，中国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是以弱抗强，要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形势，必须有一个长期的、持久的转化过程。中国人民经过十四年的抗日斗争，双方的优劣因素是一步步地向有利于中国方面转化的。

第二，经过双方多年的、不断的连续交战，日本的资源、国力已经消耗殆尽，后方物力和兵力的补充已十分困难。日本国内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已非常严重。

第三，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经过三年多战斗，至1945年6月23日，美国已经攻占冲绳。战争已逼近日本本土。这时，日本天皇御前会议，还表示要实施“皇土决战”即在日本本土决战。事实上，日本政府也已感到最终失败的危机，但希望体面地结束战争，因此，7月10日天皇拟派前首相近卫文麿赴苏联，协商由苏联出面调停，遭到苏联拒绝。这时日本仍拒绝接受要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掷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并于9日出兵中国东北。9日，美国在长崎投掷了第二颗原子弹。日本政府在御前会议上经过长时间辩论，决定于8月14日由天皇宣布投降诏书。从整个历史发展形势观察，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确实给日本关东军以沉重打击，但这时的国际形势和日本的国内状况，也使日本关东军难以负隅顽抗，战斗士气已十分低落。原子弹的破坏威力，给广岛、长崎两城市造成毁灭性损失。但是，原子弹的破坏和苏联的出兵，起了加速日本投降的作用，它并不是日本失败的根本原因。日本失败是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必然结果。

评“大东亚战争史观”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原载《求是》1995年第13期

一

5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这场大规模战争中，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了重大损失。对此，1972年日中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时签署的联合声明说：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战争结束后，日本国内一直有一股政治势力，为军国主义者开脱战争罪责。他们不仅无意反省战争责任，相反极力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辩解，甚至公然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依据确凿事实对日本战犯所作的判决，企图将侵略战争篡改为“自卫战争”、“解放战争”。“大东亚战争史观”，就是日本一些势力依据反动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提出的一种荒谬绝伦的历史观。这种观点，大体上通过三种途径表达出来：

第一，通过审定修改高中和小学教科书，歪曲历史真相，美化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比如，1982年文部省的审查官们在审定教科书时，不但减弱了对侵略战争的批判性记述，而且有意模糊战争责任，将对中国的“侵略”改为“进出”。其中，对1937年侵华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的记载，原来出版社的清样说：“在占领南京之际，日军杀害了许多中国军民，并进行强奸、掠夺、放火，这一南京大屠杀遭到了国际上的谴责。据说，中国牺牲者达20万人之多。”经审定修改后，被杀害的中国人的人数没有了，“强奸、掠夺、放火”的暴行也被抹杀了，而南京大屠杀的起因竟被说成“事件的发端是由于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日军蒙受很大损失，因激愤而起的日军杀害了许多中国军民”。

第二，通过某些学者的所谓学术著作，散布种种错误理论，颠倒侵略与被侵略的历史，为日本军国主义辩护。如《导向太平洋之路》的主编角田顺、《大东亚战争全史》的作者服部卓四郎，在其著作中都将日本的侵略说成是“正当防御”。他们宣称：中国政治家利用排日运动来实现政治目的，损害了日本的在华权益，因此日本才不得不发动了“自卫战争”《中央公论》杂志曾于1960年连载林房雄的文章《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文章不顾历史事实，公然宣称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是为了防止西方国家侵略亚洲，是为了保护日本和亚洲。1995年，日本《财政界》杂志在3月号上发表日本政策研究中心的题为《重新思考“昭和之战”》的长篇文章，宣称要从东京审判对日本的战争行为定罪的“定罪史观”中摆脱出来，“重新思考那次战争的意义”说什么“中国是日本军事进入的被害者，但同时他们又是疯狂的排日民族主义的主体和挑衅者”关于九一八事变，文章说，“认为满洲事变是日本单方面的侵略是错误的”它“是谋求发展的日本民族的生命力在满洲受到抵抗和激烈冲突的产物”关于七七事变，文章说，“不能简单地将这一行动说成是‘侵略'，“中方继续战争的意志以及支撑这一意志的军备”“可以说也是造成事变长期化的重大原因”这真是十足的强盗逻辑。

第三，日本一些官员和政要直接发表言论，为日本的侵略战争翻案，甚至全盘肯定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战前和战争中鼓吹的大东亚战争论。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等战争罪犯的牌位或遗物，一直陈列在靖国神社。一些官员多次以官方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竹下登内阁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1988年4月22日以官方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后宣称：日本一直不是一个侵略国家”“日本是为保卫自己的安全而发动战争的”奥野诚亮的观点发表后，遭到日本国内外的批驳，被迫辞去国土厅长官职务。但他又于同年7月发表文章，公开宣传“大东亚战争论”声称：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是想建立亚洲人的亚洲，解放东亚”“大东亚战争对建立亚洲人的亚洲作出了贡献”当时日本内阁中的运输大臣石原慎太郎等人，公开支持奥野诚亮的错误主张。1990年10月，石原慎太郎宣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出来的谎言，一直要污损日本的形象”在遭到《人民日报》文章驳斥后，仍称“我不认为发生过南京大屠杀”。1994年5月5日，羽田孜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对记者发表谈话，宣称：把太平洋战争定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当时日本即将被搞垮，日本是为了生存而揭竿而起”“是为了解放殖民地以确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些话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战前和战争中宣传的侵略主张作了全盘肯定，是最放肆的“妄言”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对此普遍表示震惊和愤慨，永野茂门在一片谴责声中被迫下台。然而，仅仅过了三个月，8月12日，村山富市内阁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又跳出来宣称：“日本并非想发动侵略战争而打仗”“与其说侵略战争，毋宁说所有的亚洲国家托它（指日本）的福，从欧洲殖民的支配（下）获得独立”“只不过半个世纪，整个亚洲便出现经济繁荣的气势，也使它们民族强盛起来”此人竟然将日本发动的企图变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为日本殖民地的、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亚洲各国“托它的福”把战后亚洲各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取得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归功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颠倒黑白，宁有逾此！

这些谬论，如果任其发展、泛滥，将严重地危害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危害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它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其中也包括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批评和谴责。

二

日本对中国及亚洲各国发动的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这是毫无疑义的。对此，国际社会早有定论。早在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就曾通过决议，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对于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战犯，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根据充分而确凿的证据，已作出了公正的判决。日本方面的某些人至今仍然拒不承认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甚至企图把它美化为解放亚洲人民的正义战争，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它的目的是企图欺骗日本及各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以便为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制造舆论。

日本之所以在30年代发动侵略战争，并不是像日本一些人说的“是把亚洲人从欧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是其国内社会经济、政治矛盾激化和国际环境急剧变动的结果。

日本是一个后起的、保留着浓厚封建影响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弊端与封建残余的落后性交织在一起，形成许多有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条件。

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也给日本经济以沉重的打击。日本不仅工业生产下降了1/3,对外贸易输出额减少了2/3,而且工矿企业大量倒闭，仅采矿业和其他重工业就有一半厂家停业。金融业也十分萧条，失业工人数额急剧增加。

经济危机导致日本社会发生严重的动荡。城市中，劳资纠纷日益尖锐，工人罢工运动和抗议斗争此起彼伏，依靠工薪生活的城市中间阶层面临严重的失业危机，处境不断恶化。农村中，贫苦农民要求获得土地、反抗地主的斗争风起云涌。

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严峻复杂。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便乘西方列强陷于欧战之机，全力向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扩张。通过巴黎和会，它夺得了德国在中国山东享有的侵略权益和太平洋中部的岛屿。日本的扩张行为，使一直觊觎远东和太平洋霸权的美国深感不安。美国通过1921年11月举行的九国华盛顿会议，重新调整远东地区的国际格局，打着“巩固远东之状况，维护中国之权利及利益”的幌子，并以“机会均等”为原则，加强与日本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争夺。九国公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本的扩张势头，也使中国再次陷入国际共管的危局。但是，日本处心积虑地试图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束缚，独霸中国及远东太平洋地区。

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成为促使日本军国主义走上侵略战争道路的强大推动力。日本为了摆脱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在经济上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在军事上连续发动侵略战争，以武力夺取海外市场，重新瓜分世界，通过战争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

早在20年代，日本便出现了一些法西斯组织。它们是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是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称霸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它们极力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和对外扩张政策，利用各种渠道影响日本的国策。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一大批高级军政官员成为法西斯组织的重要骨干，以垄断财团为支柱的日本军部成为法西斯分子和团体的顽固堡垒。它们积极推行田中义一内阁在1927年东方会议上制定的先占领满蒙地区，再占领整个中国，进而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的总纲领，鼓吹中国满蒙地区是日本的“生命线”煽动侵华战争，转移国内人民的斗争视线。为了加快侵华战争步伐，他们一方面在国内迅速将国民经济纳入战时轨道，使日本军事工业急剧膨胀；另一方面在中国东北不断制造事端，为开战寻找藉口。

作为侵华战争开端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略军蓄意挑起的；其后，卢沟桥的炮火和美国珍珠港被炸，都是日本决意扩大战争范围的主动行为。这些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是谎言改变不了的。在太平洋上排斥美国势力，侵占东亚各国，称霸亚洲，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既定目标。对于日本的南进政策和所谓“大东亚圣战”的侵略性质，历史早已作出结论。诚然，美国也曾试图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但日本和美国在这里的冲突是权益的争夺，而不是解放还是奴役殖民地人民的冲突。日美之间权益和势力范围的转移，不会改变殖民统治的性质，只能是新的帝国主义奴役的开始。“它只不过是由日本帝国主义来取代西欧帝国主义，以新的‘不平等’来取代旧的‘不平等’而已。”信夫清三郎著《日本外交史》下册第649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出版）日本一些人说什么大东亚战争“是把亚洲人从欧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这是给日本军国主义者脸上贴金，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三

日本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国策，发动大东亚战争，清楚地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灭亡亚洲各国，建立东亚大帝国的侵略目的。

“大东亚共荣圈”的前身是“建设东亚新秩序”作为日本的一项国策，它有一个形成和演变的过程。

最初，日本要建立的“东亚新秩序”扩张范围仅限于中国，它的目的是要排斥美英在华势力，独占中国。1938年10月，日军攻占中国广州、武汉，控制了长江中游的中国腹地和南中国门户。战争形势的迅速变化，促使日本政府加紧制定全面解决“中国事变”的对策。在无力继续进行大规模军事进攻的条件下，日本政府被迫放弃“速战速决”的侵略方针，实行“以华治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建设东亚新秩序”就是为了配合新的侵略方针而提出的侵略理论。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提出“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其动机是诱使中国政府投降，以迅速结束中日战争。声明中首次提出：这次征战之最后目的”是“建设东亚新秩序”这个“新秩序”“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方连庆等编《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1917—1945〉下册第3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新秩序”的实质，就是把全中国变为日本直接控制的殖民地。

其后，随着欧洲战局的发展，德国法西斯的步步胜利给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强烈刺激。日本政府决定，尽管“中国事变”尚未解决，也要迅速“南进”近卫文麿再次上台后，确定以南进政策作为行动纲领。1940年7月26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其基本点是：以皇国为核心，建设以日满华为一环的大东亚新秩序”。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解释“大东亚新秩序”的概念时明确指出，“大东亚新秩序”即“大东亚共荣圈”。

从“建设东亚新秩序”到“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进一步急剧膨胀。在地理范围上，“大东亚共荣圈”包括中国、朝鲜、印度支那、印度、马来亚、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东亚、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广大地区的国家。在政治上，“大东亚共荣圈”将把这些国家统统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成为它们的宗主国。在经济上，日本打算放手掠夺这些国家的丰富资源并以其为广阔的海外市场，依靠“大东亚共荣圈”与美英等国长期抗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南进政策有了很大进展，东南亚许多国家相继被日本侵占，日本军国主义者梦寐以求的“大东亚共荣圈”初步形成。为了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有效控制，1942年11月日本在内阁中设立大东亚省。在政治上，除直接控制的地区外，日本通过扶植傀儡政权，加强了对这些地区人民的法西斯殖民统治；在思想文化上，大力推行“日本化”政策，以“共存共荣”为幌子，诱使各国人民成为屈服于日本统治的“皇国臣民”汪精卫集团就是在“共存共荣”的幌子下投靠日本，成为日本扶植的众多傀儡之一的。

为确保对“共荣圈”地区的掠夺，日本政府于1941年11月20日制定了《南方占领区行政实施要领》，1942年2月成立了“大东亚建设审议会”还作出了《应如何使用帝国资源圈》的决定。其目的是要控制各国的经济命脉，并使之成为日本“资源国”以服从于日本垄断财团掠夺财富和扩大战争的需要。为了进一步控制“共荣圈”内的国家，日本政府于1943年11月5日在东京召开有各国傀儡政权首脑出席的“大东亚会议”发表《大东亚共同宣言》，要求“大东亚各国应相互合作，完成大东亚战争”。

显而易见，“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对外实行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它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对整个亚洲的殖民统治。“大东亚共荣圈”是在当时形势下日本妄图建立的东亚大帝国的代名词。不管日本一些势力如何粉饰“大东亚共荣圈”给它戴上何种美丽的桂冠，“共荣圈”的侵略性、奴役性、掠夺性、残暴性，是永远无法抹杀的。

四

日本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对于亚洲人民来说，是一场空前的浩劫。

以中国战场而论，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是极其惨重的。根据日本历史研究学会编著的《太平洋战争史》一书记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民伤亡超过500万人以上的国家有中国、苏联、波兰等。其中，中国军民伤亡最多，达3500万人。最近，江泽民同志在莫斯科卫国战争纪念馆揭幕式上讲话时指出：中日战场作为东方的主战场，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以上，中国军民伤亡三千五百多万人。”《人民日报》1995年5月10日）在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均有大量的中国无辜平民被日本侵略军集体屠杀或活埋。在日军实施的“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下，无数的中国老人、妇女和儿童惨遭杀害。日军在哈尔滨等地设立的“医学实验室”竟用数以千计的活生生的中国人作为细菌、化学武器和爆炸物的试验品。侵华日军的残暴，是人类历史上所罕见的。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开始的血腥的大屠杀，更是一起震惊世界、惨绝人寰的暴行。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日本侵略军通过各种手段，集体地或者分散地对居留南京的无辜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实行大规模屠杀，被杀人数达30万人以上。烧、杀、淫、掠，馨竹难书。全市约有1/3的房屋被化为灰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认，在日军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南京发生了2万左右的日本兵强奸中国妇女案。一时间，整个南京成了人间地狱！对这次残酷的屠杀事件，中国方面不断地披露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机构收藏的大量原始资料。当时留居南京的西方国家外交官、记者、牧师和基督教会、红十字会等机构保留着许多历史记录，近年也不断公诸报端。中日两国许多亲历其境的当事人或受害者，都是历史的见证。可是，由于南京大屠杀集中反映了曰本侵略者的残暴，说明了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的罪恶性质，美化侵略战争的人千方百计掩盖日军的暴行，坚持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出来的谎言”是“虚构的”在大量确凿证据面前，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不仅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违背了广大日本人民的意愿。从奥野诚亮到樱井新，妄言者在国内外一片谴责声中先后丢官，这个事实再次说明，阴谋篡改侵略历史的人是不会得到好下场的。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损失更为巨大。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交通不便，损失调查非常困难。战争结束后，当时的中国政府曾向“同盟国家远东委员会”提交一份《中国抗战时期财产损失说帖》(937—1945年）说帖指出，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战争祸及中国区域达467个市、县，中国遭受日本空袭的地区遍及16个省。公私财产直接损失，按1937年7月的美元币值，总计达313.3亿美元。（许倬云、丘宏达主编《抗战胜利的代价》第183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出版）这个数字没有包括东北、台湾及海外华侨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七七事变以前中国因日本侵略遭受的损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遭受的损失及中国军民伤亡损失也都没有计算在内。根据1991年10月中国政府公布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遭受的实际损失达5620亿美元，其中直接经济损失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另据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统计，全国11.4亿亩耕地中，有6亿亩遭到破坏；300万头耕牛中，损失800多万头。中国现代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和东南沿海各省，战争使这些地区的工业基础遭受严重破坏，工业生产一落千丈。日本对中国资源的掠夺，更是不择手段。沦陷区各省重要资源的开采均被日本控制，日本侵略军大量掠夺中国劳工为其服役，仅东北地区就有不下200万劳工被折磨致死。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也给其他亚洲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根据《中国抗战时期财产损失说帖》，仅香港、菲律宾、越南、缅甸、暹罗、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的华侨，战时财产损失就达6.288亿美元。这些国家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更不计其数。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是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经济破坏、文化毁灭，人民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生活困苦不堪。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生产和生活都处于极端萧条之中。面对这样的事实，稍有良知的人又怎么能说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了“解放”和“繁荣”呢？

为了医治战争创伤，亚洲各国人民付出了长时期的艰苦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亚洲各国人民逐步走上繁荣和富强的道路。但这是各国人民赶走日本侵略者，逐步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的结果。在实现民族解放后，通过不断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建设，亚洲许多国家出现了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应该说，这是亚洲各国人民及其政府不断努力的结果，而不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带来了什么“好处”。

今天，我们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既是为了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同时，也是为了教育中日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正视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了解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曲折历程，珍视今日的友好关系，使两国人民能够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简论台儿庄战役

原载《历史档案》1984年第3期

台儿庄战役是徐州会战初期阶段的一场重大战斗，也是继平型关大捷之后中国军队取得的又一次军事上的胜利。这次战役曾在国内外引起极大震动。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本文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简述台儿庄战役的经过，并就这次战役的胜利原因、它对中国初期抗战的影响及其地位以及不足之处，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

从“七七事变”到南京失守，五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了片面抗战路线，致使日军迅速侵占了中国大片国土。在华北，日军占领了北平、天津、太原、张家口、沧县等大中城市，将中国军队压迫至黄河南岸；在华中，日军占据了富庶的京沪杭长江三角洲，并将重兵集结在津浦路南段。尽管当时日军由于战线拉得过长，兵力有限，但仍想扩大侵略战果。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攻占徐州，打通津浦路，使南北日军联成一气。

徐州位于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交点上，介于黄、淮二河之间，是鲁、苏、皖、豫四省之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时的情势，中国军队控有徐州，一方面可遮断津浦路，将华北、华中两地的日军隔绝；另一方面，可保持中国军事上的大动脉一陇海路，将日军阻于津浦路以东，屏障华中，确保郑州和平汉路。而日军若攻取徐州，则可使南北兵力会合，沿陇海路西进，直取郑州，并利用中原平坦的地形，发挥其机械化部队的威力，沿平汉路南进，一举拿下武汉。

针对日军的部署，中国方面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东面要保持津浦铁路，北面要保持道清铁路，来巩固我武汉核心基础。”①（《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开封对第一、五战区重要干部的指示》，见蒋纬国《抗日御侮》第5卷，台湾黎明1964年4月第2版，第109页。）

第五战区遵照此项指示，也确定了苏鲁地区的作战计划：“a)保有鲁省大部及苏北地域，与敌行持久抗战。（2)作战初期，应扼守黄河及沿海要点，直接阻止敌人之侵入；不得已时，亦须逐次诱敌深入鲁南及苏北地区，准备会战，予以极大打击，获得最后胜利。”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第五战区关于徐州会战的作战方针及指导要领》）关于具体的作战部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第一线兵团将日军阻止在黄河北岸及沿海地区，延缓日军南进速度，使我第二线兵团能有充裕时间在徐州附近部署完毕。第二阶段，如若黄河失守，第一线兵团退至莱芜、泰安、新泰一线，设防固守，会同朝邹县、滕县推进之第二线兵团的有力部队在兖州附近同日军会战。第三阶段，兖州附近会战万一不利，则在徐州进行决战，其决战方针，仅以少数部队固守徐州，而以战区大部分部队沿津浦路侧击，开展运动战、游击战，阻敌南进。在津浦路南段，各兵团之目的，是要于浦口、滁县、明光等处，逐次抵抗，最后将北进之日军阻止于淮河南岸②（同①。）。这一分阶段的战略部署是符合中国持久抗战的战略的，可以打破日军“速战速决”的迷梦，是切实可行的。

但是，担任黄河守备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退，使日军自北岸渡过黄河，于12月27日攻陷济南，31日占领泰安。翌年1月5日又陷济宁，7日陷邹县。津浦路正面大门洞开，不仅第一、二期作战方案已经告吹，就连实施徐州会战，中国军队也来不及全面部署，只能临时调兵，仓促应战。同时，日军第五师团沿胶济路东进，l月8日攻占潍县，19日与其海军（已于10日攻陷青岛）会师于青岛，至2月上旬，日军占领青岛、诸城、蒙阴、济宁一线，并积极部署，准备采用分进合击的方针，从南北三路夹击徐州。

南路日军以华中方面军之第十三师团荻州立兵部为主力。该股日军于12月下旬渡江攻陷六合，并沿津浦路北上连陷滁县、盱眙。翌年1月，敌第十三师团继续北进，于28日发动了对淮河地区的攻击战。日军攻势迅猛，至2月上旬，连陷明光、池河、定远、凤阳、蚌埠、临淮关等地，试图直趋徐州。守卫津浦路南段的第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部以及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利用既设阵地，在中国空军的支援下，节节予敌以打击，并不时从侧背进行攻击。于学忠军固守淮河北岸，韦云淞之第四十八军固守炉桥、洛河一线；周祖晃之第七军从老人仓一线向池河、定远之日军实施侧背攻击，刘士毅之第三十一军自西向东出击，将津浦路南段截成数段；而韩德勤之第二十四集团军和杨森之第二十七集团军以及我新四军第四支队，则在津浦线南段广大地区展开游击战。这样，南路之敌因腹背受敌，无力再向北进攻，乃在淮河南岸，沿邵伯、天长、盱眙、临淮关、蚌埠、怀远、三十里铺之线与淮河北岸之中国军队形成对峙。至此，日军南路受阻，南北夹击的企图无法实现。

北路日军左翼是板垣征四郎之第五师团。该股日军主力沿胶济路西进，至潍县转南，沿台潍公路向临沂突进，试图夺取临沂，然后与第十师团会师台儿庄，从左翼迂回徐州。2月21日，由第二十一旅团长坂本顺率领约三个步兵联队，一个野炮兵联队，一个山炮兵中队①（参见《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28页。），以及伪军(山东自治联军）刘桂堂部，共二万余人，向临沂进发。3月10日，日军“约八、九千人，骑兵四、五百人”在“战车二十余辆，装甲车六十辆，飞机十余架，炮三十余门”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张自忠给何应钦的电报》（1938年3月20日））的强大火力掩护下，开始向临沂猛攻。

临沂守军第三军团庞炳勋部（仅有第四十军马法五师）与从青岛撤退的海军陆战队顽强抵抗，伤亡极大，连电告急。第五战区调张自忠第五十九军从滕县附近紧急驰援，该军于12日抵达临沂北郊之沂河西岸。翌日与庞军取得联络。14日拂晓，张军运动到刘家湖、崖头、石家屯一线，从日军右侧涉水，偷渡过沂河，占领河东沿岸，向亭子头、沙岭、徐太平、白塔一线之敌展开侧击。庞军从正面向日军实行反击，于15日占领东西沙庄、郑家寨、黄家墩、柳行头以南地区，并派骑兵从右翼迁回至贾家庄、汤头一线。17日，张庞两军发起总攻，从东、南、西三面夹击汤头、傅家草坡附近日军。经过三日激战，日军向北溃退至莒县附近死守待援。张庞两军乘胜追击，将一部分日军围在汤头附近。这次反击战，中国军队伤亡约三千余人，日军伤亡亦在三千左右，日军第十一联队长长野裕一郎大佐、牟田中佐及一名大队长被击毙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李宗仁3月19日致军委会电报》。）。敌“以载重汽车运回莒县尸体约一百余车，……屡次焚化尸体，其不及运回，就地掩埋者达七八百具。”④（同②。）

23日，日军增援部队三四千人，汇同莒县、汤头之残敌，复向庞军反攻。由于张自忠部已于19日奉命向费县方面转进，庞军孤军应战不支，被迫退至临沂以东之桃园、黄山一线防守。24日，张军回师增援，并在韦家屯、桃园一带与日军激战。26日，日军千余人在十余门大炮的掩护下，绕道转进至临沂城西三十余里之义堂集、大小义蒋庄一带环攻县城，张军急派重兵于城西娘娘庙、熙岭一带布防拒敌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徐州会战期间的情报》）。尽管日军占领了临沂周围许多村落，但由于守军顽强抵抗，日军终不能越临沂半步。嗣因台儿庄方面第十师团之濑谷旅团战况吃紧，坂本旅团主力约二个步兵联队、一个野炮兵联队，于29日夜奉命向西南转进，驰援台儿庄之日军，仅留下一个联队步兵，少数炮兵在临沂与庞、张军对峙，等待援军②（参见《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30—37页。）。

临沂战斗的胜利，使日军第五师团主力始终不能与津浦路北段之第十师团按预定计划会合于台儿庄，斩断了北路日军的左臂。从而使冒险突进到台儿庄的濑谷旅团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为台儿庄大捷奠定了基础。

北路日军中央部队是第十师团矶谷廉介部。该股日军于1月上旬占领兖州、济宁、邹县一线后，就企图沿津浦路向南突进，直逼徐州。为了迟滞日军南进速度，第五战区于2月6日命令第三集团军孙桐萱部主力从鲁西反攻济宁、汶上。12日夜，该集团军各部队实施攻击，激战数日，多次攻入济宁、汶上城垣，开展肉搏巷战，歼敌甚众。但终因火力悬殊，加上日军主力由宁阳增援，孙集团军伤亡奇重，乃于25日撤至运河西岸的巨野、羊山、独山镇、大义集一带拒敌。日军第十师团长濑武平旅团（步兵四个半大队，野炮兵2个大队为基干）于同日攻占嘉祥。

孙桐萱部失败后，日军继续南下。第三十三旅团长濑谷启率步兵四个半大队、炮兵四个半大队以及装甲车部队、后勤部队约三万余人，于3月14日拂晓，在飞机及战车的掩护下，自邹县、两下店分四路向界河猛攻③（同②。），得手后，于15日傍晚到达滕县附近。

16日晨，日军在飞机、战车及重炮支援下，向滕县发起攻击。滕县守军第二十二集团军之一二二师，在师长王铭章率领下，会同一二四师余部奋勇杀敌，血战二日，给日军以重大杀伤。无奈我军装备低劣，加上“敌用野炮、飞机，从晨至午，不断猛轰，城墙缺口数处”①（王铭章致孙震的电报（1938.3.11)《抗日御侮》第5卷，第134页。），王师将士伤亡殆尽，各团长、旅长、参谋长以及王铭章均先后阵亡，仅一二四师副师长率数百人乘夜突围出城。18日，滕县终陷敌手。

在进攻滕县之时，日军濑谷支队之步兵第六十三联队主力已于17日攻陷临城。18日，日军又将该联队分成两个追击队，一路扑向韩庄，一路斜插峄县。此时，奉命从河南归德和安徽亳县驰援滕、临之汤恩伯军团（辖三个军又二个师）由于路途遥远，仅先头部队到达临、滕、峄地区。日军恃其炮、空和机械化部队协同的威力，很快攻陷枣庄、韩庄、峄县。守峄县的第二十军团王仲廉军第二十三团伤亡严重，团长阵亡。敌攻下韩庄后，企图渡过运河，直捣徐州，但由于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关麟征军一部已在韩庄附近之运河南岸布防，挡住了日军的攻势。于是，日军将其主力东移，沿枣台支线进攻台儿庄。台儿庄战役便正式开始。

二

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三十公里的大运河北岸，临城至赵墩的铁路支线上，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台儿庄前是一片开阔的平地，利于日军机械化兵团作战，并且城垣低矮，易攻难守。日军攻下台儿庄，既可南下赵墩，沿铁路西进，攻取徐州，又可北上策应板垣师团，断汤恩伯、张自忠、庞炳勋各部的后路，将其围歼在运河北岸。

当敌濑谷旅团主力移至台枣支线之时，孙连仲之第二集团军主力已赶至台儿庄附近之运河南岸，池峰城之第三十一师于3月23日抵台儿庄设防。汤军团主力，也已渡过运河，在峄县东北之兰陵、向城一带集结、迂回。准备于24日侧击枣、峄之日军，将敌压迫至微山湖歼灭之。

但峄县之敌于23日派一个步兵大队千余人，在重炮四门、坦克四辆的掩护下，向台儿庄进攻，被三十一师与二十七师一部歼灭过半，残敌三百余人窜至北洛（台儿庄以北二十里）固守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海州3月30日战况报告》）。翌日，日军在飞机、重炮和战车的掩护下，又发动进攻，其一部突入庄内。中国守军展开巷战，拼命阻敌，给敌以重创。

25日黎明，汤军团以两个军向峄、枣之日军发动攻击。五十二军关麟征部在枣庄东南之郭里集附近，将日军派往临沂支援板垣师团的沂州支队（以赤柴联队为基干）包围击破，敌联队长赤柴八重藏毙命①（《鲁南会战记》，中国战史出版社1938年版，第4页。）。同时，八十五军王仲廉部之第四师于24日午夜从三面围攻枣庄，并攻入城垣。日军凭据枣庄煤矿公司大楼固守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徐州会战史稿》第二章（五））。

26日，日军进攻台儿庄之福荣部队已增至二个步兵大队，并补充了重炮、坦克、弹药。同日，中国野战重炮团及战车防御炮营也分别从徐州、开封赶到台儿庄，中国守军火力得到加强。27日晨，日军在九辆战车的掩护下，猛攻台儿庄，突破北门，占领东北角。中国战防炮击毁日战车五辆③（参见《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35—36页。）。至28日，围攻台儿庄之日军已达二个步兵大队，一个独立机枪大队、二个装甲车中队，两个重炮兵大队④（同③。），共约四千余人，炮二十余门，战车二十余辆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徐州3月30日综合情报》）。从28日起，日军展开猛烈攻势。台儿庄车站、煤厂，几乎被炸成一片废墟。但中国守军与日军进行近战、肉搏战，使其战车、大炮失去威力，打退了日军无数次冲锋。日军虽然突进西北角，但遭到中国守军的炮击。

鉴于台儿庄战况紧急，五战区于27日命令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即放弃峄县、枣庄之攻击计划，以一部监视当面之敌，主力向南转进，先歼灭台儿庄之敌。’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徐州会战史稿》第二章（五））由于汤军团没有行动，29日又命令“八五军卅日应对峄县之敌佯攻，以牵制该敌南下；五二军卅日应速向泥沟、北洛前进，到达该地区后以一部向南洛协助第二集团军解决台儿庄附近之敌，……并与第八五军协同阻止峄县南下之敌。”⑦（同⑥。）汤军团遵令行动，五十二军由太平山、傅山、青山一带南进，协同孙连仲部夹击台儿庄附近之敌；八十五军主力则集结在神山一带。并留一部占领卓山、黄山、马山一带高地以掩护关军侧背。日军二千余人，炮十余门，战车二十余辆，向八十五军第四师之阵地猛攻，双方死伤均很大⑧（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林蔚、刘斐给蒋介石的电报》。）。

台儿庄方面，29日战事最烈，池峰城师对庄内之日军实行反攻。

一支七十二人的突击队，在迫击炮的掩护下，攻击文昌阁，将盘据其内的日军悉数聚歼。黄樵松之二十七师则对台儿庄北面之日军实施攻击；陈金照之三十师向南洛、三里庄挺进，截断日军后路，给日军增援部队以重创。至29日，台儿庄守军已歼敌三、四百，击毁敌战车十余辆，夺获大炮一门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林蔚、刘斐给蒋介石的电报》。）。

濑谷急令赤峰联队（二个半步兵大队，一个炮兵大队，并附战车若干辆）驰援台儿庄，并亲赴前线督战。敌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又实行进攻，并夺取台儿庄东半部，在庄内与三十一师相持，二十七师被迫撤到运河南岸。庄西日军亦企图从顿庄闸附近渡河，从西边包抄台儿庄，但为中国军队击退。

30日晚，第五二军占领台儿庄以北之林庄，猛攻日军侧背。七五军周晷部之一三九师也已抵达台儿庄附近，展开攻击。日军腹背受敌，乃将正面兵力转移至东侧，猛攻五二军，激战一日，我先后收复兰城店、小集等据点。至31日下午，关麟征之五二军已占领獐山、天柱山，将敌后方交通切断，其主力已迫近南洛、北洛。濑谷旅团主力已被团团包围。

正当汤军团与孙集团军要发动攻势围歼该股日军时，由临沂转来的日军坂本旅团主力，于4月1日从爱曲、向城方面进入兰陵镇，从东面攻击五二军侧背，给中国军队围歼台儿庄之敌造成不利。五二军即以两个骑兵连、一个步兵营赶到作字沟一带阻敌，主力则“依洪山镇为轴，外翼经该镇东北转向爱曲、向城席卷，将敌卷入我包围圈。”八五军则“由青山附近，强行向南桥、鲁坊一带之敌扫荡并掩护第五二军之侧背。”②（《汤恩伯军团之作战部署》，见《抗日御侮》第5卷，第143页。）第五二军遵令向作字沟方向迂回攻击日军侧背，2日克复作字沟。坂本旅团急于解台儿庄濑谷之围，于是留下片野联队一部约千余人在洪山镇附近抵抗，其主力向台儿庄右翼方面突进、直往我军口袋里钻。

台儿庄方面，2日夜，池师二百五十人组成的奋勇队突入庄西北角进行夜袭，日军仓促应战，被毙斩众多，我军夺回西北角。二十七师奋勇队亦夺回东北角。敌我在庄内展开了激烈争夺战，但由于坂本旅团加入战斗，中国守军又陷于苦战。

另外，3月28日以来，第三集团军曹福林部已渡过微山湖，由南阳桥一带越过运河，将敌后方联络线、铁路及公路节节破坏，并收复了两下店、界河，将日军后援切断。

鉴于“敌第十师团及第五师团之一旅团，自经临沂、台儿庄诸战斗后，伤亡极大”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李宗仁4月2日之命令》。）五战区乃于4月2日下达总攻击令，准备迅速围歼这股敌寇（约五个联队，山炮五、六十门，重炮数十门，战车数十辆）②（同①。）。当时中国军队的作战部署是：（一）第二十军团以一部消灭洪山镇北方之敌，以主力于明（3)日保持东面正面，向台儿庄附近之左侧背攻击，逐次向左迂回，务在台儿庄左侧地区将敌捕捉歼灭。（二）第二集团军右翼与第二十军团联系，于明（3)日全线反攻，消灭台儿庄附近之敌。(三）第三集团军曹福林五十五军指挥张测民支队五个团及游击总指挥李明扬所部，为堵击兵团，迅速南下向枣庄、临城合围。”③（同①。）

4月3日，各兵团按作战计划发动总攻。五二军扫荡作字沟附近之敌后，于4日肃清兰陵镇、洪山镇日军残部，5日南下，抵达台儿庄东北二十里的底阁、腰裹徐一线，向日军发动猛攻。八五军3日由大良璧向东挺进，4日于陈瓦房附近重创坂本部队，5日追击该股日军至台儿庄东北十五公里之潭庄附近。七五军3日自岔河镇击败肖庄之敌，5日向台儿庄东西七公里之东庄攻击。日军为挽回败局，以大炮数十门，战车数十辆，向七五、八五两军阵地猛攻。我军浴血奋战，终突入台儿庄正面之张楼，从腹背击敌，日军阵脚大乱。在台儿庄，三十一师官兵展开巷战，逐段肃清庄内之敌。三十师、二十七师又攻过运河，与日军激战。一一◦师张轸部则渡过运河，夺回黄村、赵村，另一部由万里闸北进，向獐山出击，企图断敌后路。6日，三十师攻下南洛，断了台儿庄日军后路；二十七师向台儿庄以东日军出击，日军伤亡惨重，乃向西北撤退。三十一师也向庄内之敌实行反攻，敌濑谷部队力战不支，于夜间向峄县溃逃。7日，坂本支队仍在庄寨内顽抗，但在汤、孙两部夹击下，已是伤亡惨重，加之后援已被切断，乃于当夜烧毁弹药，突围出台儿庄，向北溃退④（参见《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38—40页。）。溃败之日军沿台枣支线退至峄县、郭里集、枣庄附近，因曹福林部已到达临枣北侧地区，切断了津浦路，敌乃凭借峄、枣附近之有利地形，固守待援。至此，台儿庄战役胜利结束。

台儿庄战役（包括临沂、滕县战斗）前后进行了将近一个月，日军共投入坂垣和矶谷两个师团（八个联队）约三万人，其中七个联队由矶谷率领在台儿庄一线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徐州4月5日情报》。）。中国军队共投入二十多个师约十二万人，其中台儿庄方面约六万人②（根据《抗日御侮》第5卷推算。）。这次战役，歼敌一万一千九百八十四人③（《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41页。但中国资料统计数字为2万余人。），中国军队损失一万九千五百人④（根据临沂、滕县、台儿庄三次战斗统计，见《抗日御侮》第5卷，第135页、第139页、第148页。），缴获大炮三十一门，装甲汽车十一辆，大小战车八辆，轻重机枪千余挺，步枪万余支⑤（袁槿：《对于台儿庄歼灭战史之检讨》，载《军事杂志》第109期，1938年6月20曰。）。这在中国初期抗战史上乃是一空前的胜利。

三

“七七”事变以后，从平津到太原，从上海到南京，日军以十几个机械化师团进攻国民党百万大军，屡战皆胜，为什么在台儿庄附近却遭受如此惨败？

台儿庄战役前的许多战役，国民党军队采取的是一种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方针。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军队采取了新的战略，即阵地战的消耗战，运动战的速决战，也就是阵地战的守势与运动战的攻势相结合，诱敌深入，投其所欲；包围歼灭，出其不意。对于一城一寨之得失，在战役初始不以为重，主在诱敌深入，扩大战线，使其兵力分散，然后利用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有准备、有把握之决战。当日军沿津浦路突进，一路攻下泰安、曲阜、兖州、济宁、邹县、滕县、临城、韩庄、枣庄、峄县时，我以邓锡侯、孙桐萱、孙连仲三个集团军节节抵抗，逐次消耗敌军，然后均向铁路两侧撤退，并不时向敌出击，将津浦路截成几段，迫使日军不得不分兵据守各个战略要地。对台儿庄之敌，则采取了正面牵制，主力运动迂回，从侧背攻击的运动战方针。第二集团军以四个师又一个独立旅固守从韩庄到台儿庄之间的运河沿线，从正面采取阵地战，逐次吸引日军主力集中在该地区加以消耗；第三集团军以曹福林部两个师及李明扬游击总队从鲁西渡过微山湖截断津浦路，并南下向枣庄、临城合围；以主力第二十军团八个师自东向西运动至日军左侧——临沂、峄县之间向城、兰陵、抱犊崮一线，这个态势，不仅切断了矶谷和坂垣两个师团之间的联系，而且以精锐兵力，纵横于矶谷左侧，构成了战略上的主动。当敌坂本旅团由临沂转向爱曲、向城，从侧背攻击第二十军团侧背之时，二十军团再次采用了这种迂回运动战，主动避开与这股日军的正面接触，迂回到敌后进行侧攻，复将该股日军卷入包围圈。守台儿庄之第二集团军，并不是孤立的守城，仅以三十一师固守城池，而以二十七、三十两个师置于城东西两侧，不断在敌阵中往来突破，穿插运动，击敌侧背，迫使日军不得不常常分转兵力应战，无法集中全力攻城。

在临沂战斗中，当坂本旅团以优势兵力由汤头向临沂猛攻之时，庞炳勋部凭借临沂坚厚的城墙固守。增援之张自忠五十九军并不是加入正面防御，而是沿沂河西岸向北进发，先占茶叶山高地，以一部向葛沟、白塔间侧击，阻敌增援，主力则由船流至大小姜庄间分途渡河，击我侧翼和腹背①（见《抗日御侮》第5卷，第125—138页。）；同时，四十军展开反攻，前后夹击，终于取得胜利。可见，由于中国军队采取了运动战与阵地战结合的正确战略战术，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而日本在战略方针上却犯了错误。抗日战争开始时，日军由于兵力集中，加以中国战略战术的错误，故而轻易取胜，以致判断中国抗战意志不坚定，军队不堪一击。占领华北、京沪杭之后，战线拉长，兵力不足的缺点日益暴露。十几个师团的兵力，仅守备同蒲、平汉、京沪、胶济、正太、津浦等几条铁路干线上的要点就已经够困难了，要想速战速决，在广阔的战场上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日本大本营有一部分头目主张暂“不扩大现有地区以外的作战面”②（参见《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4一5页。），但在华日军指挥官（如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和国内某些头目（如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则强烈要求发动“沿津浦线连接南北的作战”③（同②。），并且付诸行动。实际情况是，越是兵力不足，越要发动新攻势，因为“在徐州东西两侧的陇海线北面，其中山东省湖沼地带的西面地区，集结着未曾受到我军大的打击的十数万中国军队，并以此为根据地……到处袭击”④（同②，第26页。）。

因而急于寻找中国军队主力决战，打通津浦线，“击灭徐州附近集结之中国军主力”否则，“此际在济南及南京停止，不但不能解决战争，反将促使战争延长，……由政略及战略观之，将发生严重损失。”①（见《抗日御侮》第5卷，第125—138页。）

另外，经过淞沪和华北地区几个战役，在华日军认为“蒋介石多年苦心训练的、占中央军大部的六十七个师，在华中方面受到彻底打击，大部已丧失战斗能力”“津浦线方面，主要配备广西、四川、山东的地方军”②（参见《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22—29页。），因而十分骄横，认为消灭徐州附近中国军队易如反掌。华北方面军不断要求南北对进，华中方面军也请求大本营同意向北进击，以“策应华北方面军”③（同②。）。特别是当板垣、矶谷师团连陷莒县、沂水、邹县、滕县、临城、枣庄、峄县之后，更是轻狂，认为进攻徐州不过是旅次行军而已。敌酋香月清司和板垣征四郎连日向日军部报捷，力请“将新增援军按原计划由青岛、连云港方面登陆，攻击津浦线华军精锐”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李宗仁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1938年2月））。

这样，不仅兵力不够，而且又有骄傲轻敌的思想，使日军在台儿庄遭到挫折。其坂本旅团仍从临沂一个劲地往台儿庄突进，钻进中国军队的口袋里。这种单纯的正面突破战术，也是日军失利的原因之一。

台儿庄战役胜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军民广泛地开展游击战。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了游击战对正规战的配合作用，“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⑤（《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7—408页。）徐州会战之时，日本在中国境内的军队(东三省不计在内）共有五十余万人，而参加台儿庄战役的，不过五六万人（两个师团）为什么不多抽调一些兵力增援呢？日军的骄傲轻敌固然是一点，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各个战场的日军受到中国游击战的牵制。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给日军以重大打击，牵制了大量日军。日军惊呼共产党军队“扰乱我占领地，其势力不可轻视”⑥（参见《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13—14页。）。

徐州会战前，国民党政府要求八路军派兵袭击津浦线，支援徐州会战。陈再道、宋任穷先后奉命率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开赴冀南，会同当地八路军别动大队展开游击战。1938年1月，在隆平、任县、巨鹿、南宫一带，给冀南、鲁北之敌伪政权以重大打击，3月中旬解放了广宗、曲周、平乡、南和、冀县、新河等县，建立了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并不断袭击津浦线北段，使敌交通受到遮断，有力地支援了台儿庄战役①（《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第267—271页。）。同时，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人民抗敌自卫团和苏北的共产党抗日武装先后开展游击战，并在鲁南台潍路、台枣线阻击日军援台部队，亦有力支援了台儿庄战役②（同①。）。

在华中，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庐江、无为一带，与廖磊、李品仙部密切配合，展开游击战，给敌以极大牵制。该支队在巢湖南岸蒋家河口狙击日军，击毙日军六十余人，获枪二十余支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新四军驻汉口办事处钱之光给国民政府军令部电报》（1938年5月14日）。）。韩德勤集团军在苏北的游击战牵制了扬州、邵伯、高邮之日军第三师团。安徽保安队第九团赵达源率部六百余人由星甸开赴乌衣、东西葛一带，截断津浦路，并于3月20日收复江浦县城，给南京之敌以极大震动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南京3月28日战况综合情报》。）。

在津浦路北段，孙桐萱、曹福林之第三集团军展开的游击战，直接支援了台儿庄战役。它们在嘉祥、大汶口、兖州、邹县、两下店、界河、滕县、临城的广阔地带，破坏铁路线，袭击军车，使敌南下援助发生很大困难。3月23日，展书堂部夜袭兖州，歼敌一部，并将兖济支线，兖州以北津浦路完全破坏。张测民部24日袭击界河，炸毁铁路桥、兵列，并于28日占领这个据点。曹福林部两个旅于26日进攻大汶口，将大汶口以北铁路炸毁，破坏涵洞三处，使敌列车出轨。29日又袭击大汶口机场，焚毁敌机八架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徐州会战史稿》第三章（六）。）。肥城、长清游击队千余人，25日袭击界首，毙敌百余人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青岛3月29日战况电报》。）。31日，刘耀庭部攻占两下店。当临城之敌三千人向峄县增援时，李明扬率部于4月7日由夏镇出击，攻占临城，迫使日军回师增援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徐州4月7日战况电报》。）。在鲁东，石友三之第六九军沿胶济路游击。在即墨、莱阳之赵鼎铭游击队，与日军激战，迭获胜利⑧（同⑥。）。

我国百姓自愿组织起来，投入抗日斗争。在安徽怀远，上窑镇红枪会三千余人主动与三十一军刘士毅部接洽，要求组织起来抗日，结果“每五十名红枪会配步兵五十名，步枪五十支”，计六千余人，在凤阳一带与敌展开游击战，并曾攻入怀远古西门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李宗仁3月13日战况电报》）。在临沂，县民王洪九率联庄会员五百余人伏击日军增援部队，迫敌后退。

总之，我军战略战术的正确；日军骄傲轻敌，战术拙劣，兵力缺乏；中国游击战的威力；加以我国军民浴血奋战，坚强的民族意志，英勇的献身精神，是构成台儿庄大捷的诸多因素。

四

纵观台儿庄附近之战斗，综合敌我态势，我以十师之众，对一师半日军，却未能将其歼灭殆尽，仅予以击溃、重创。为什么呢？分析起来，也有多种原因。

一、中国军队在指挥上之缺陷，常常表现在高级指挥官缺乏大兵团运用的智能，战术指挥紊乱，军队调度失当。如临沂反攻期间，庞张两军遵照统帅部“包围敌人于战场附近而歼灭之”②（见《抗日御侮》第5卷，第125—138页。）的指示，将从临沂溃逃之日军包围在汤头镇附近，正待发动总攻之时，忽接战区电令：“第五十九军（除留第一一二旅外）即调费县，准备向泗水、滕县转用”③（同②。）。此正值歼敌关键时刻，却将主力五九军调走，丧失了歼敌的有利时机。结果，日军增援部队与被围日军会合，大举反攻，第四十军（仅马法五一个师）以疲惫之师孤军应战，被迫退守临沂。最高统帅部又电令五九军“不必向泗水、滕县分转兵力，仍应协力第四十军迅速歼灭临沂北方之敌。”④（同②。）3月24日，同样疲惫不堪的五九军又自费县火速回师临沂，但已为时过晚，临沂再度告急。这一指挥失误，不仅使庞张两军未能全歼临沂之敌，而且也给台儿庄不能全歼日军留下了祸根。它一方面说明战区指挥官对临沂战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盲目指挥。另一方面也说明“军以下各部队长均未能明瞭自身战斗间的责任，成机械式之行动，唯上级之命是从，因致误战机。”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第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诒给军委会第一部的报告》（1938年5月））

二、高级指挥机关组织不完善，参谋人员缺乏，通讯设备不周，致使上下级之间常常失掉联络。如台儿庄战场，第二集团军与第二十军团直至3月30日也未取得联络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汪宗藩《台儿庄附近之战斗》和《孙连仲3月30日电报》。），因此不可能取得一致的行动，共歼台儿庄之敌。另外，中国军队军令机关层次复杂，指挥阶层过多。一个命令自上下达，需经七、八层辗转，才可到达营、连，常致失掉有利战机。通讯手段的落后（采取无线电指挥）常使我军部队番号、兵力情况与动向为日军所知，对战局影响极大。汤军团在歼灭日赤柴联队后，缴来一份用日文撰写的第五战区作战计划。经查系3月17日滕县陷落时我守卫部队所遗失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李宗仁致蒋介石电报》（1938年4月18日）。）。这一严重的泄密，对台儿庄战役未能全歼日军不无影响。

三、情报不灵，对日军动向掌握不清，以致盲目用兵。如日坂本旅团主力接到命令，于29日夜由临沂地区转进台儿庄增援，仅留少数部队佯攻。对日军这一行动，从张庞两军长到战区长官部都毫无察觉。战区先后派五七军之王肇治旅、十三军之骑兵团、七五军之黄光华师从台儿庄火速增援临沂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徐州会战史稿》第二章（五）。）。而临沂守军更不知日军主力已向台儿庄转进，还于30日集中兵力向临沂西北反攻。结果，在日军主力增援台儿庄之时，却把台儿庄的有力部队（此系新调来的精锐部队）调往敌兵空虚的临沂，致使正待侧击濑谷旅团的汤军团侧背受攻，被迫放弃原作战方案转而应付坂本旅团，不仅丧失了歼敌良机，而且几使台儿庄陷入敌手。蒋介石为此极为震怒，训斥张自忠说：“临沂之敌得自由转用于向城、兰陵镇方面，实该军之耻……像攻台、峄之敌已届聚歼之时，再行脱逸，事关抗战前途甚巨。”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蒋介石4月1日致张自忠的电报》。）

四、战区部队成分复杂，派系严重，常常不能协同作战，各保实力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中央军部队(如汤恩伯第二十军团）不仅保存实力，而且常常不听战区长官部调遣。如战区本来命令汤恩伯将其主力埋伏在台儿庄东北地区，等到日军攻台儿庄时，立即协同孙连仲集团军里应外合，围歼是敌。但汤恩伯拒不从命，仅派一部袭扰临枣支线，主力则隐蔽在枣庄以北的抱犊崮，按兵不动，坐观孙军与日军两败倶伤。这就造成了孙连仲军在台儿庄孤军固守，伤亡惨重。李宗仁一再严令汤军向台儿庄出击，汤军仍在枣、峄附近徘徊侧攻，避免决战。最后，白崇禧请蒋介石下命令，汤军才向台儿庄驰援①（参见《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31页；程思远《政坛回忆》，第121页。）。但此时战机已失，孙军受到重大损失，临沂坂本旅团增援也到，使汤军团侧背受敌。

五、地形、武器装备、后勤等客观因素的影响。鲁南地形平坦开阔，适于机械化部队运动作战；村落寨屋多为石砌，碉楼坚固，也易防守。日军装备精良，飞机、坦克、大炮众多，能攻能守。中国军队缺乏重武器，难守难攻。因此，当日军从台儿庄退却之时，尽管中国军队数量上占优势，但日军凭借猛烈炮火，尚能突出重围，占据枣、峄附近，利用石垒碉楼村寨，负隅顽抗。我军无重武器，进攻十分吃力，伤亡也大。据汤恩伯和孙连仲报告说，“郭里集以南，九山、峄县以北一带每一村落均有石碉三、五个，村沿并有围寨”敌据碉寨内顽抗，“故每一村落非将其碉寨内员兵完全消灭决不能占领”由于缺乏战车与重炮，我军每攻占一村寨，“平均伤亡二三百人”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王宗藩《台儿庄附近之战斗》。）。伤亡大，耗时久，敌援继至，失去全歼敌军战机。再则，后勤落后，兵站设施不能适时追随部队行动，兵站人员与第一线指挥部缺乏联络，致使部队给养发生困难。且各部队无整体观念，经常擅自扣留装载弹药给养的军车，使铁路运输陷于混乱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徐祖诒给何应钦、白崇禧的报告》。）。

尽管台儿庄战役未能达到全歼日军的目的，但它毕竟是一次重大胜利。一方面，它鼓舞了全中国人民抗战斗志，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消除了一些人的对日恐怖心理。台儿庄战役后，武汉、长沙、郑州几十万市民举行了盛大庆祝集会和游行，中国人民抗战热情普遍高涨。另一方面，它遏制了日军凶猛的进攻势头，给其嚣张的侵略气焰以沉重打击，使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受到破坏，不仅日军开始重新估量中国的抗战力量，也扩大了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

台儿庄大捷之后，国民党中却有一部分人盲目乐观，大肆宣扬台战是中国的“坦能堡战役”认为中日决战的时刻到了，“速胜论”错误倾向有所抬头。实际上，台儿庄战役对中国说来仅仅是一个局部的胜利，它并没有、也不可能阻挡日军对中国的继续侵略。特别是台儿庄战役并未能给日军以致命的打击。日军从平津、晋绥、苏皖各战场抽调了共十三个师团的部队，共三十万人左右，正策划对徐州更大的包围、攻击。对这一点，国民党政府并未能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给予足够的重视。蒋介石从武汉等地抽调了黄杰、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李汉魂等中央军精锐部队到徐州，以六十万大军摆开与日军决战的架势。这就在战略上犯了错误，违背了持久战的原则。当日军从南北分六路夹攻徐州，切断陇海线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又仓惶撤退，未能组织有效的抵抗，未能采用台儿庄战役时的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的战略战术，集中优势兵力，给日军以重大的杀伤。

(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抗战两个战场的研究进入重要转折时期。本文由张宪文、陈谦平依据军事档案合作撰写，为1984年第一篇研究抗战正面战场战役的论文。）

试论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经济战略的转变

原载《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995年8月18日于纽约，1997年台湾出版

国民经济必须转入战时轨道

抗日战争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参加的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战争要取得最后胜利，不仅需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而且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力量作为基础。可以说，战争是作战双方经济实力的较量，实力强弱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胜负。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加紧进行基础经济的建设，如改革财政税收制度，扩大财政收入；实行币制改革，健全金融体系；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发展工农业生产。经过不懈的努力，至1936年我国工农业生产达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国家整体经济实力有所上升，这对于中国的战略防御和持久抗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可是，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华北和东南沿海各省大片国土相继沦陷，这对中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因为这带地区是中国的精华所在，就工业而言，占有全国的90%,仅上海一隅即占50%左右。农产品的主要产地，也在东部各省，日本逐渐控制了这带地区的农业生产。沿海城市与港口沦陷后，中国丧失了出海口，进出口贸易受到沉重打击。过去，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关税、盐税和统税。沿海城市和港口失陷，使关税收入大幅度下降；各地盐场的丧失，使盐税收入锐减；工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使统税失去课征对象。

整个政府的战时财政陷入严重的困境。

在这种形势下，要坚持抗日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除实施正确的军事战略和政治战略外，必须适时地改变与转移经济战略，并与军事战略相配合。抗日战争时期经济战略的主旨，是使国民经济服从于军事，服务于军事，为此，必须将国民经济迅速纳入战时轨道，实行经济国防化。因为只有把全国经济转入战时轨道，实行战时经济体制和经济统制政策，由国家合理地调动与调配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控制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与分配，才能够保证前方的军事供应，稳定后方的经济形势，达成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为实现经济战略的全面转变，国民政府采取了几项重大举措：

第一，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并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纲领明确规定：“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次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并开垦荒地，疏通水利；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并发展各地之手工业；推行战时税制，彻底改革财务行政；统制银行业务，从而调整工商业之活动；巩固法币，统制外汇，管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运，增筑铁路公路，加辟航线；严禁奸商垄断居奇，投机操纵，实施物品平价制度。”①（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86—487页。）

这个纲领在经济方面强调：（1）以军事为中心，经济服从于军事的需要；2)统制经济政策，把社会经济纳入计划性轨道，以保证军事和社会各方面的需要；（3)全面发展工农业、矿业，繁荣社会经济。《抗战建国纲领》成为指导抗日战争大后方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会议还通过了《非常时期经济方案》，进一步阐明抗日战争时期“生产事业，应以供应前方作战之物资为第一任务”，“一切经济设施，应以助长抗战力量，求取最后胜利为目标”的总方针。

第二，调整中央经济机构，以适应战时领导经济的需要，也便于实行经济统制，全面控制战时经济的运转。

长期以来，国民政府设置各种经济机构，对经济实行分散管理，政令不一。1938年1月1日，国民政府发布《调整中央行政机构令》，将前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由翁文灏任部长；并将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之水利部分，及原属于军事委员会之第三、第四两部，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农业调整委员会等并入。其职掌经济工作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如战时物资之管制，即大部分由该部主持。其后，还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新设农林部及一些专门的委员会或管理局，以加强对经济事业集中领导。1940年设立的行政院经济会议（后改组为国家总动员会议），实为管制全国物资的最高决策机构。

第三，组织沿海地区工业内迁。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工业布局不合理，绝大部分工业建立在沿海地区。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1937年底，30人以上的工矿总数为3935家，其中上海一地即有1235家，约占全国工厂总数的30%以上，其他沿海各省共有工厂2063家，占50%,内地各省所有工厂只占全国工厂总数的19%。①（吴半农：《后方工业鸟瞰》，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3辑64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印。）这种畸形布局，使上海和沿海沿江地区的工业受到日本侵略的严重威胁。

国民政府决定实施工业内迁计划，并决定立即拆迁上海地区的工厂。1937年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通过了资源委员会与上海各厂家商定的拆迁提案，并议决：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组织监督委员会。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尅日迁移。”②（《迁移工厂案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28(2)981号。）次日成立了以林继庸为主任委员的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接着又成立了由民营厂家组成的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在迁移费、运输费和建厂土地等方面，政府均给予方便和支持。

这次大规模、大范围的工业内迁，开始于上海八一三事变，大体到1940年下半年才告结束。最初，许多工厂只准备迁往武汉地区，并计划在武汉设厂恢复生产。据记载，由于国民政府对迁移行动计划不周，上海工厂仅迁出146家，机器材料14600吨，技术工人2500余名③（同①。）；沿海其他地方也迁出甚少。江苏南部苏、锡、常地区，只迁出一二家，致使许多未及时迁出的工厂企业，在战火中蒙受惨重损失。

当战争不断西移，武汉形势越来越紧张后，国民政府才提出：筹划战时工业，以川、黔、湘西为主”“将各厂继续西迁，以策后方生产之安全”①（《经济部工厂调整处分期工作计划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375(2)29号。）的方针，于是，1938年下半年，掀起了由武汉地区开始的第二次工业西迁。

总计，从1937年至1940年底，除国营企业外，由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协助内迁的厂矿达448家，机器设备和其他物资约70900余吨，技术工人12000余名。②（吴半农：《后方工业鸟瞰》，《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3辑64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印。）

沿海工业内迁，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工业迁徙行动。虽然内迁的工厂只占1937年全国工厂总数的11%,大量工厂因种种原因滞留沿海等地，受到战火破坏或沦入敌手，但内迁的工厂多是重要的企业，是中国工业的精华。这次内迁是整个国民经济实行战略转移的重要部分，是一次有战略意义的行动。

第四，建立严密的战时经济体制。

战争是对国家综合国力的一次考验。战争要取得胜利，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战争。要使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密切配合战争发展，必须建立完善的战时经济体制，其中包括统一经济领导机构，避免政出多门，加强经济的计划管理，合理地使用有限的财力物力，制定符合军事需要的经济措施，广泛实行经济统制政策，在运输、货币、金融、物价、外贸、征购、供应等方面，实行严格的管制措施，以保证国民经济各方面能够正常运行。事实证明，战时经济体制是抗日经济战略的集中体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战时经济战略的实施

抗日战争的经济战略，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为实现总体战略目标，国民政府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

第一，发展生产，增强物质实力。

发展生产是坚持抗日战争的最基本措施，也是战时经济政策的核心。只有大力增加产品，才能源源不断地补充战争的消耗和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在1939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宣言中，曾指出：“关于经济建设，不仅为抗战胜负所系，亦为建国成败所关……举凡抗战必需之重工业、矿业、民生日用必需之轻工业、手工业，急要之铁道、航空线、公路等，应竭力之所能，努力兴举。……他如农、林、畜、牧之改进，内地蕴藏之开发，后方各省生产能力之增加，尤当合政府人民一切资本技术之力，切实加紧推行”①（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48页。）接着于当年5月7日举行了第一次全国生产会议，对于工农业经济的开发作了全面规划。1941年根据中国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关于发展经济的方针，制定了《战时三年建设计划》，其中关于工业矿业方面，强调“加速促进兵工需要原料及制品之生产以应军事需要”“尽量培植民生必需品之生产以维持后方人民生计”“建设基本工矿事业以奠定工业化之基础”关于农业方面，强调增加粮棉生产，改进作物种植技术，②（《战时三年建设计划大纲整理案》（941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171(2)1040号。）为了实施战时农业政策，国民政府多次调整农事机构，扩大农业贷款，设置水利委员会和恳务总局，大力兴修水利，提倡和组织垦荒。

经过努力，后方在扩展军需工业，开发国防资源，增产作战物资方面；在建立基本工业，发展国营事业，奖励民营事业，奠定工业化基础方面，都取得进展与较大成绩。主要工矿产品如煤、石油、钢铁、铜、铅、锌、铝、钨、锑、锡、汞、电力、机械电器、液体燃料、水泥及轻工业民用产品等，均有大幅度增产。1937年至1942年，川、桂、滇、黔等后方诸省的农业种植面积和稻、麦、棉等农作物的产量，也逐年上升。工农业的发展，保证了军需和民用。

第二，实施统制经济政策。

对国家经济的重要领域实施统制政策，是战争年代的一项特殊性措施。目的是通过对经济领域内的重要环节实施有效的管制，达到国家与政府对经济的需求，因而是抗日战争时期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措施之一。

1.物资的管制

沿海沿江地区相继沦陷后，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供应减少。为了保证军需和民用，国民政府先后对粮食、花纱布、燃料（如煤等）、重工业产品及主要民用品（如食盐、火柴等）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并且加强物价管理，实施平价和限价政策。为此，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条例。如1937年12月22日，国民政府公布了《战时农矿工商管理条例》，规定由军事委员会第三部和第四部对两类农矿工商企业之产销经营，实行严格的管理措施。①（《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各项法令》（937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44)3429号。）其后，由于物资短缺，物价飞涨，市场出现商人囤积居奇现象，1941年2月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次年3月颁布《国家总动员法》，规定国家对总动员物资之交易、价格、数量，均加以管制。

粮食是影响国民生计的重要物资，国民政府实行了严格的管制政策。1940年，由于沿海沦陷，后方各省天灾，粮食歉收，粮价开始上涨。1940年8月成立全国粮食管理局，以加强粮食的购销工作，但是粮食价格仍然飞涨。1941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粮食部，统筹管理粮食购销。根据中国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关于《全省田赋暂归中央接管以便统筹而资整理案》，决定自1941年下半年开始“为适应战时需要，得依各地生产交通状况，将田赋之一部或全部征收实物”②（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690页。）其后进一步发展为征购、征借。为保证军粮和民需，免受物价上涨影响，1943年1月，国民政府颁布《加强管制物价方案》，实施限价政策，粮食被指定为主要的限价物品之一。通过粮食征实、征购和征借政策，自1941年至1945年，国民政府共获取稻谷小麦达24490万石。③（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19页。）田赋由征收货币改征实物，本身是倒退行为，但在战争年代是保证粮食供应的有效措施。

抗日战争时期，还一度对重要的日用商品食盐、糖、火柴和烟类，实行专卖制度。如对食盐采取“民制、官收、官运、民销”制度，由盐务总局主办。糖、烟、火柴则另设专卖局、专卖公司经营。国民政府对这类商品“实行专卖，虽其目的偏于财政收入，但亦为政府控制物资之一种措施”④（秦孝仪：《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2册，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694页。）这种专卖制度到1945年停止实行。

2.外贸的统制

对外贸易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一环。我国“进出口货物，向以东南西南各口岸为主要运路，迨东南海口被封，海防港复相继沦陷，货物进出口两感困难”⑤（《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一九四二年度工作报告》（1942年3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171)123号。）为使对外贸易不因战争中断，在运输线路上，由仰赖滇越路、滇缅路，后改由中印公路和驼峰运输维持，故十分艰难。

为使对外贸易坚定地服务于反侵略战争，国民政府对战时外贸实行了严格的统制政策。其基本的外贸原则是：促进输出，管制输入”①（周开庆：《中国经济政策》，第5编，国际经济出版社1949年11月版，第386页。）输入在于加强抗战力量，如进口钢铁、机器、车辆、水泥、燃料及粮食棉花等。凡与抗战无关者，或减或禁。1938年10月20日曾颁布《查禁敌货条例》，严防敌伪货物进口倾销。1939年7月1日，财政部又颁布《非常时期禁止进口物品办法》及禁止进口物品表。禁止进口的物品约168项，包括纯粹奢饰品，半奢饰品等。1940年7月复又颁布《取缔禁止进口物品商销办法》，对“洋烟、洋酒、海产品、化妆品等九大类，实行禁销”。②（国民政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对于输出，仍取鼓励政策，“九中全会决议，凡能外销之物品，仍应尽量外销”③（《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一九四二年度工作报告》（1942年3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171)123号。）但由于国内市场物价不断上涨，产品成本提高，质量亦亟须改进，出口产品的大宗如桐油、茶叶、猪鬃、钨砂等，虽有政府统购统销，其外销市场仍难打开局面。

综观抗日战争时期，对外贸易处于艰难环境中，客观上存在着许多不利的因素，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坚持推行贸易管制政策，使1944年至1945年的进出口贸易仍出现了微小的出超。对外贸易仍不失为中国战时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3.战时金融统制

“八一三”事变发生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这无疑对中国的金融事业产生极大的威胁。安定金融，稳定金融秩序，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8月15日，国民政府迅速宣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④（《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册，第627页。）这标志着中国的金融事业开始进入强制性的战时管理体制。财政部制定的安定办法七条，在战争初期对保护金融机构，防止资产逃避，巩固金融基础方面，收到较好的效果。

但是，随着战争不断扩大，金融市场出现混乱，势难避免。因而国民政府决心采取积极的方法，加强金融机构，疏通金融渠道，以促进生产，维系国家机器正常运转。

战前中国的金融组织和机构极不健全。所谓国家银行如中央银行等，其经营管理及所起的作用，与一般银行没有什么差别。货币发行权亦极分散。这种情况远远不能适应战时的需要。1939年9月8日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定公布的《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①（《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册，第634页。）决定扩大中、中、交、农四行联合总办事处的权限，并对其改组，使其在实际上成为战时国家金融和经济的最高决策机构。它的改组，标志着战时金融统制体制的形成和强化。

四联总处曾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金融统制，如确定公库制度，以加强国税入库和国库支出的管理;进一步明确国家银行的业务范围，使四行明确分工，各尽其职；统一货币的发行权，所有法币的发行均有中央银行办理；设立全国金融网，完善中央金融和地方金融的关系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外汇大量外流，日伪也乘机套购外汇，严重地影响了中国财政经济的稳定。1938年3月12日，财政部公布《购买外汇清核办法》，②（《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下册，第1000页。）加强了对外汇的管理和用途的考核，对打击外汇投机，稳定外汇金融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扩大财政收入。

战时经济战略的两个基本点，一是努力发展生产，增加物质实力;二是努力扩大财源，增加财政收入，沿海地区沦陷后，主要税目的税收大幅度下降，加上战费的开支不断增加，致使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而陷入困境，财政赤字逐年增加。

战时扩大财政收入的三个途径，一是举债，二是增税，三是发行钞票。

抗日战争时期，不断地大量发行钞票的结果，导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

抗日战争开始后，1937年9月为筹集战费，曾发行救国公债5亿元，并在上海等地设立劝募委员会从事劝购活动。当时由于战事初起，人民激于爱国义愤，莫不踊跃认购。之后，战时中央公债还发行过国防公债、金公债、赈济公债、建设公债、军需公债、建设金公债等，合计发行法币34亿3千万元，关金1亿单位，英镑2千万，美金1亿元。战时发行地方公债的有广西、四川、安徽、湖北、山东、江西、广东、浙江、湖南、福建、河南、甘肃、陕西、江苏、西康等省，合计发行2亿3千4百多万元。①（陈禾章等：《中国战时经济志》，第2章，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16—19页。）

抗战时期，还向各友好国家贷款，包括铁路借款、易货借款、货币借款、信贷借款及租借法案等，企图借用外资力量，发展经济，增强抗战实力。

增加税收，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关、盐、统三税锐减，国民政府乃改征新三税，即（1)食盐专卖并加征战时附加税；（2)货物税；（3)直接税。新三税为国民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仍然弥补不了国民政府逐年增加的财政赤字。于是自一九四一年起将粮食田赋改行征实、征购、征借政策。

前述根据中国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决议，田赋改征实物并暂归中央接管。这一政策的实施，除基本上保证粮食的军需民用外，还节省了国民政府为购买粮食而支付的巨额经费，从而减少了财政支出，减缓了货币发行速度，有助于稳定粮食价格，平衡国库收支，缓和通货膨胀。以1941年为例：全国共征实物2400余万石，折价每市石百元，计当在24亿元以上，足可应付战前全国总岁出而有余，即以现实中央岁入而论，亦只占税收总额半数以上。”②（俞鸿钧：《战时田赋》，《中央银行经济汇报》，6卷第1、期。）1942年至1943年，又分别实行粮食田赋征购、征借政策。若将1942年、1943年、1944年田赋征实，折成法币，约占国民政府各年财政收入的32.66%、49.14%、54.68%。③（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的历史背景和综合分析》，见《工商经济史料》，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12月版。）显然，田赋三征政策成为抗日战争中后期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战时经济战略的得失

1937—1945年，国民政府为了坚持抗战，实现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把整个的国民经济推向战时轨道，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战时经济体制。这样一种经济战略，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是一个创举。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五十年，我们应该对这一重大战略举措给予恰当的历史评价，实事求是地看待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分析它的得失和经验教训。第一，实施抗日经济战略，保存和发展了中国社会经济。

七七和八一三事变后，中国战区的工矿企业遭受严重破坏，有的毁于战火，有的为日本侵略者所掠夺，中国经济遭受亘古未有的损失。中国政府决定工矿企业西迁。这一行动虽然决定的时间比较晚，迁移也缺乏周密的统筹安排，致使许多工矿企业未及搬出，造成许多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西迁毕竟保存了中国工矿企业的基础。内迁厂中，机器业占40.4%，纺织工业占21.7%，化学工业占12.5%,电器工业占6.5%,食品工业占4.9%,矿业占1.8%,钢铁工业占0.24%,其他工业占12.1%。①（秦孝仪：《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2册，第627页。）这批骨干企业迁往大后方，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据统计，战前川、湘、桂、滇、黔、陕、甘七省几乎没有国营工矿企业，但是到1944年却发展到491家。民营工矿企业，战前只有237家，到1944年激增至4319家。如前所述，主要工矿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产，农作物产量也逐年上升。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工矿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纺织工业，在战前全国共有纱锭510万枚，织布机58000余台，可是内迁后整个大后方川、陕、滇、湘、赣、浙、新、黔八省，才有纱锭31万枚，织布机2800台。大量纺织设备不是被敌破坏，就是陷于沦陷区，这也是战时后方花纱布实行统制政策的重要原因。其他如煤矿生产，战前全国产量每年约达3000万吨，战时后方经过努力增产每年约可保持500万吨左右。因而从总体上说，后方经济仍较为薄弱，但是在抗日战争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后方工矿企业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努力增加生产，为发展国民经济，作出了贡献。

第二，抗战经济战略的转移，沿海工矿企业的西迁，改变了中国工业的畸形布局和经济结构，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开发，缩短了内地和沿海的经济差距。

战前，中国内陆各省的工业是十分微弱的。有的省几乎没有近代工业。川、湘、桂、滇、黔、陕、甘七省的近代工厂，只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03%,资本总额的4.04%,工人总数的7.34%。②（《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见《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1期。）战前，四川省较具规模的工厂，只有动力工厂一家，水泥厂一家，面粉厂五家，造纸厂一家，机修厂两家。重工业如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电力工业等，不仅数量少，规模亦小。重庆虽有机器厂十多家，但是较好的工厂只有两家，其余厂家设备均较简陋。战前，西北较西南更加落后，陕甘两省经实业部注册登记的5万元以上的工厂只有11家。③（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215页。）在经济结构上，西部地区多日用品工业、修理工业，在国内无经济地位，对本地区的经济生活影响亦不大。只有燃料和采矿业，还稍具规模。

战时沿海工业内迁和新的工厂的设立，较大地改变了中国工业布局的不合理现象，推动了西南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如到1945年底，后方地区计有机器工厂903家，而重庆一地即有349家，陕西省亦有49家。纺织工厂发展到55家，其中四川一地即有26家，陕西亦有10家。①（秦孝仪：《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2册，第628、630页。）机械和纺织工业在西南西北地区的发展，成为战时后方工业的中坚。重庆、昆明、桂林、西安、宝鸡、兰州、汉中、衡阳、邵阳等城市，都逐渐成为初具规模的工业中心。“据统计，内迁工厂数字仅民营就有500余家，新建的工厂就有3700家，合计四川占厂数44%,湖南占13%,陕西占10%,广西占7%,云南占2%,甘肃占3%,这样，西南西北的经济开发，至少提前了五十余年。假如没有抗战，西南西北的开发，还不知是何年何月之事。”②（谭熙鸿：《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上册，中华书局1947年3月版。）这种说法未必恰当，但亦可说明抗日战争经济战略所显示的重要作用。

战争中，交通事业对军队运输和物资补给，至关重要，在军事上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战前，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交通事业甚为落后。抗战开始后，为建设后方基地，国民政府着力进行交通建设，先后修建了湘桂铁路、滇越铁路以及一批国际公路和国内公路，如桂越公路、滇缅公路、中印公路、甘新公路等。还发展了驿运事业。战时交通的发展，不仅保证了军事运输，而且对西南西北经济的开发亦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三，抗日经济战略，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抗日战争要取得最后胜利，必须实行正确的军事战略、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三者密切相关，缺一不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所实行的经济战略，其方针、政策、措施，都是服从于战争的需要，为战争服务的。它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对国民政府在大后方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所推行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起了不良作用。

有些措施，发展了经济，支援了战争，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如田赋征实以及征购、征借政策，虽然保证了军粮和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开支，但是，征实政策是以田赋税额每元折征稻谷二市斗（941年）或每元折征稻谷四市斗（942年）计算的。粮食市场价格暴升后，折征价格仍不变。征购政策和征借政策，实际上是由农民无偿缴纳。农民所获得的粮食库券等，都是不可兑现的。粮食的三征政策，无异于对广大农民的一次沉重的搜刮。据粮食部报告，1943年原预定征实征购的粮食总额为8315万市石，但“各省纷报灾情，请求减免”“各省多以本年粮食价较之去年继涨增高，粮产锐减，如仍照上年定价，人民实无力负担”①（《粮食部三十二年第三季工作进度检讨报告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43(8)75号。）

随着战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统制政策的加强，国家资本在后方主要在工矿企业中迅速发展起来并形成对经济的垄断地位。以1938年为例，国家资本产值和民间资本产值比重，分别为21.2与78.8,至1944年则改变为53.73与46.27,国家资本形成优势地位。国家资本主要投资基本工业和采矿业，它的发展支持了抗战，但对民间资本经济采取排斥政策，这也是抗日战争后期民营工业走向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金融统制政策的推行，为稳定金融市场，支持长期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少数官僚权贵利用外汇统制政策，搞外汇投机，官价买进，黑市卖出，攫取暴利，扰乱外汇市场。有的更利用黄金自由买卖政策，抢购黄金，制造了抗战后期有名的黄金舞弊案。抗战时期货币虽由中央银行统一发行，但是国民政府企图以增发法币的通货膨胀方法来弥补财政赤字，结果导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更加困苦。

抗日战争经济战略的许多举措，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面性，但是，它的消极方面掩盖不了对抗日战争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抗曰战争时期中国高等教育评析

原载《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年台湾联经出版

前言

教育是立国的根本。教育在中国有优良的历史传统。中国教育自鸦片战争后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到现代化，由封闭到开放的转型过程。中华民国的成立，使教育事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延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教育模式逐步改变，新型的现代教育体制正在形成。可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又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困难，这就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大批高等学校遭受严重破坏，不少学校陷于停顿。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如何保存和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战时教育的政策、方针是什么？成为当时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战后多年来，在国外，在中国海峡两岸学术界，对此均有所研究，也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为进一步深刻认识战时高等教育的演进、成败和影响，本文拟就此问题再作些评析，以求教于海内外学术界的朋友们。

战时高等教育的内迁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的高等教育经过多年的不断改进，已有较大的发展。至1936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中国已有专科以上学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国立13所、省市立9所、私立20所）、独立学院36所（国立5所、省市立9所、私立22所）、专科学校30所（国立8所、省市立11所、私立11所），教员7560人，在校学生41922人，当年毕业生达到9154人，岁出经费总额为39275386元①（《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4编，见《教育统计》，商务印书馆1948年12月版，第1400页。）。各院校也已拥有了较多的图书资料和实验仪器设备，初步适应了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

可是，日本侵华战争打乱了中国高等教育前进的步伐。中国的高等学校，大都集中于沿海各大城市，“七七”和“八一三”战端一起，均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很多学校校舍遭受残酷的轰炸。战后一年内，108所高校即有91所遭受敌人破坏，其中25所因而停办②（四川省志教育志编写组：《抗战中48所高等院校迁川梗概》，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72页。）。财产损失为数甚多。如天津南开大学，是抗战以来中国第一个罹难的高等学府。日军恣意轰炸该校，学校主要建筑物六毁其四，大批珍贵图书被日军掠走，财产损失达300万元③（《南开大学校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230—231页。）。

上海复旦大学，到处“弹痕累累”体育馆、图书馆及男女生宿舍，“同成瓦砾之场”“学校内外，尽成邱墟，无瓦全可言”①（《复旦大学志》，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第165页。）。上海大夏大学“巍峨校舍，遂在侵略者飞机轰炸与炮弹烧毁之下，多半成为灰烬”“同事惨淡经营之教育事业付之一炬。”②（欧元怀：《抗战期间大夏大学的苦斗》，载《教育杂志》第29卷第4号，第43页。）上海暨南大学“较大建筑多被毁坏”“理学院中之设备，……因搬运不便，均遭毁坏，文学院中之……图书，亦悉遭毁灭。’③（吴榕藩：《八一三以来的暨南大学》，载《教育杂志》第31卷第1号，第18页。）上海光华大学“原有校舍于11月11、3两日，相继被日焚毁，图书仪器尚有大部分未及搬出，全部损失在90万元之上。’④（《抗战以来之私立光华大学》，载《教育杂志》第31卷第1号，第28页。）厦门大学亦“全部被炸”⑤（《厦门大学校史资料》，第2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第5页。）。广州大学“校舍一部分被焚毁，而焚余的房屋，复为日军占用了”。广西大学“日机前后共轰炸六次，投下炸弹300余枚。”⑥（秦军：《广西大学的今昔》，载《教育杂志》第31卷第1号，第21页。）罗家伦在《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中，回忆中央大学多次遭受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⑦（见《教育杂志》，第31卷第7号，第58页。）。据教育部长陈立夫报告，截至1939年12月，全国77所大专院校财产的损失，总计达90451000元⑧（韩启桐：《中国对日战争损失之估计》，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54页。）。实际损失，当更为惨重。

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保存中国的教育事业，采取了紧急应变措施，1937年8月27日颁布了《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规定战事迫近时各级学校处置办法，分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及专科以上学校选择比较安全之地区，以便迁移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编第2章，第10页。）。

各院校对迁移何处和如何迁移，存在着一些分歧和不同认识。如有人认为战争不会太久，学校不必长久迁移，只需找个安全地区临时躲避一下；也有人认为中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只有迁往西南和西北地区，才有可能保存和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认识不一致，行动无法统一。政府方面对高校内迁亦无明确的、具体的部署，任各院校自选校址，自求出路，使这一大规模的学校内迁成为无计划的行动，导致一个学校分迁数地或数年间多次迁移，再次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高校内迁，主要自1937年七七事变至1938年10月广州和武汉失陷前进行。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9年统计，全国108所专科以上学校中，约有52所迁往后方，25所迁入上海租界或在香港续办，17所停办。其余14所，或原设后方，或原设租界，或是教会大学继续在沦陷区办学①（陈立夫：《战时教育行政回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3月版，第16页。）。其后，随着战局的不断恶化，自1940年夏天起，原迁上海租界和南方沿海各省之高校，又相继迁往西南地区。

内迁的高等院校，大部分迁往以四川、云南和贵州为主的西南地区，其中迁往四川省的最多，如迁往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的有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沪江大学、武昌中华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和山东大学等；迁往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的有武汉大学、东北大学及一批教会院校如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迁往云南昆明一带地区的有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同济大学、中法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大学等。迁往贵州贵阳一带地区的有浙江大学、大夏大学、广西大学、湘雅医学院、唐山工程学院等。少数院校迁往西北地区、两广地区、湘西地区和赣南闽西地区②（《抗日战争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情况一览表》，见《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学校》，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352—356页。）。

这次大专院校内迁，绝大部分是在遭受日本侵略者严重摧残并蒙受巨大损失后进行的。他们辗转西行，足迹踏遍大江南北诸省，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规模巨大的文化教育大迁徙。

首先，这次大迁移充分体现了高校师生员工强烈的抵御外侮、爱国救亡的热情，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骨气，为保存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许多学校的师生，历尽艰难险阻和长途跋涉的辛劳，将大量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运往后方。不少教师宁愿步行，也要保护物资设备在途中不受损失。为了躲避日机空袭，有时夜行晓宿，风餐雨露，备受艰辛。燕京大学师生“在路上有的人绝了粮，有的人被抢，有的人体力不支，一到成都就病倒了，在成都去世。’③（《抗战期间迁蓉的燕京大学》，见《成都文史资料选辑》，总第9辑，第166页。）浙江大学先从杭州迁往浙东建德，继又从建德迁到江西吉安和泰和，后又迁到广西宜山。日机不断对浙大驻地疯狂轰炸，投弹约118枚，浙大被迫再迁贵州遵义，行程5千多里，战胜了各种艰难困苦。广东文理学院，八迁校址，辗转奔波，其精神令人敬佩。

中央大学在卢作孚支持下，全部员工及图书仪器，由民生公司无酬轮运入川，但农学院的良种家畜，舟运不便，乃由陆路徒步驱策西行。这批家畜良种经两度寒暑，历苏、皖、豫、鄂四省，万里迢迢抵达重庆时，只剩有荷兰种乳牛二十余头和少数家禽了①（刘敬坤：《八年抗战中的中央大学》，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第187—190页。）。

其次，学校内迁后，师生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坚持教学与学术研究，这种奉献精神，实为后世楷模。

大批高校在短期内涌向后方，生活学习条件，无一具备，一切都要从头做起。西南联合大学，校舍建筑极为简陋，教室都是茅草为顶，土基作墙。上课桌凳，有的是土基搭木板，有的是一条长凳子②（杨绍鸿：《西南联大优良传统激励我们前进》，见《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21页。）。许多学校没有讲堂，除借用中小学教室外，还利用寺庙、会馆、礼堂、酒楼，用木板隔成简单的教室。晴天，有的就在大树下或院壩内露天讲课。学生宿舍，条件更差。燕京大学借用文庙，“各室摆满双层木床。每间房子沿墙八张双层木床，中间并排放四张。中间还要放办公桌。一定要住二十多个男生。走路都要侧着身子。”③（《抗战期间迁蓉的燕京大学》，《成都文史资料选辑》，总第9辑，第167页。）西南联合大学“统舱式的寝室，每间挤40多人”，因此，有的师生说：在不蔽风雨的牢房里撑着伞睡觉，……在破庙里伴着泥菩萨听课。”④（同②。）虽然如此，师生们毫无怨言。教师们辛勤地授课，辅导实验和实习，指导研究工作，努力为国家培育人才；学生们则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科学知识，以图报效祖国和人民。

再次，在祖国危亡、生灵涂炭的战争年代，师生们不怕生活方面艰难困苦，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顾全大局，以苦为乐的高尚品德。

抗战期间，物资供应缺乏，货币不断贬值，加上大商人囤积居奇，促使物价飞涨，全靠薪金养活一家的教职员工生活，每况愈下。“为了养家糊口，教师兼课的很多，有的甚至兼三四个学校。闻一多除兼课外还为人刻图章。联大常委梅贻琦的夫人则和别的教授夫人做糕点送到冠生园出售。”⑤（吴宝璋：《云南师范大学史略》，见《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40页。）教授们生活虽然艰苦，但为科学事业奋力的精神不减。“华罗庚先生的辉煌巨著《堆垒素数论》就是在草盖的牛棚里，如豆的灯光下写成的。”⑥（王家修：《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片段回忆》，见《都匀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34页。）

学生大部分来自沦陷区，与家庭音讯断绝，生活无人周济，经济更为困难。贫困学生虽然可以获得“贷学金”，亦杯水车薪，因而学生多在校外兼差。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学生“有的在电影院、戏院，兼卖票、查票或招待顾客，有的在饭店、酒馆、茶园，兼茶房、跑堂或洗刷碗碟”①（王家修：《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片段回忆》，见《都匀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34页。）以便挣点工钱缴纳学费或购买生活必需品。从已发表的大量回忆材料可以说明，当时学生伙食和生活条件十分低劣，但是“学生们的学习风气相当浓厚，他们刻苦用功，奋发向上”②（古高门：《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简介》，见《泸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79页。）。

战时高等教育的改革

30年代，中国的高等教育，一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和发展，另一方面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社会生活，学生闭门读书、毕业就是失业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并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中国教育面临着严重危机，因而引发了学校教育系统是否值得存在以及战时如何办教育的争论。

当然，多数人还是主张教育系统不能取消，关键是如何改革教育制度以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1938年4月1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对战时教育纲领作了明确规定。决议指出：“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执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的研究与扩充其设备；川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与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③（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87页。）大会还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案》，规定了九大教育方针及十七项实施要点。其中包括学制、学校迁移与设置、师资训练、课程教材、训育、军训、体育教育经费、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教育经费、学校建筑、留学政策、最高学术审议机构、边疆与华侨教育、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等项④（纲要全文详见《第二次全国教育年鉴》，第1编第2章，第10—11页。）。这些纲领和政策，成为指导战时教育的准绳。

归纳起来，战时教育政策的主旨，是如何保存和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何将平时教育与战时教育相结合，如何把长远的培养目标与战时的实际需要相结合，以及如何通过不断改革使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更加合理化、系统化、科学化和现代化。

“七七”事变后，中国的高等院校虽然遭受日本侵略者的严重破坏，但是经过全国高等院校师生一年多时间的艰苦奋斗，得以较好地保存下来并在大后方逐渐恢复生机。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进入调整与改进时期。为此，1939年3月1日至9日，教育部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对教育行政、高等教育制度制定一系列改进方案。这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较大规模地进行院校和系科的调整，以适应人才培养和战时的需要。1939年，教育部新设、改组和恢复了一批大专院校，也从实际出发停办了部分高校。如为了发展应用科学，适应技术人才的迫切需要，发展了一批技术性专科学校，包括工业、农业、商业、医学、艺术、技艺等。如在四川设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重庆商船专科学校，在兰州设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在西昌设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在绥远设立蒙绥法政专科学校，在西安设立陕西省医学专科学校等，重点都在西南西北的边远地区。为了奠定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教育部还将原平津各校合并建立的西北联合大学加以改组，分别设立西北大学、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使之成为西北地区永久的高等教育机关①（《六中全会教育报告》（939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高等学校院系的设置，长时间缺乏统一的标准，在同一地区重复设置甚多。有的缺乏办学条件或无明确的培养目标，也有的因迁移后方后生源甚少。对此，教育部分别加以调整，重复者予以归并，简陋者予以裁撤，培养目标不明者加以改进。如将西北联合大学之工学院、东北大学之工学院与焦作工学院合并成立西北工学院，西北联合大学之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为西北农学院，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与私立南通学院之医科合并，改组为江苏医学院②（顾岳中：《抗战建国中我国高等教育概况》，载《教育杂志》第29卷第9号。）。院系调整，既考虑到社会的需要，也顾及地区的合理布局。

鉴于系科设置长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国立各院校，所设工农商医等科系，为数尚少，毕业学生不足以供社会之要求。此种情形，抗战以来，益形显著。为适应社会实际需要计，自宜亟谋增设此类科系、班级。”③（《专科以上学校系科组调整文件》，见《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教育部在1939年制定《调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科系设置与地域分布方案》④（《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2347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决定增设工科、农科、商科、医科等方面的科系，如矿冶系、机械系、纺织系、建筑工程系、工业教育系、畜牧兽医系、农业经济系、会计系、银行会计系、统计系、化学工程系及医学系等。为了利用现有条件，加快培养人才，以应战时需要，还在原有系科基础上增设班级、扩招学生。

师范教育是教育事业的基础，改造教育必须从改进师范教育做起。高等师范教育担负着培养中等学校师资的重任。清末以来，中国的高等师范教育曾变迁五次，但是人们对其仍重视不够。1938年3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指出:“对师资之训练，应特别重视，而亟谋实施。各级学校教师之资格审查与学术进修之办法，应从速规定，以养成中等学校德智体三育所需之师资，并应参酌从前高等师范之旧制而急谋设置。”①（《第二次全国教育年鉴》，第1编第2章，第11页。）同年7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通过的《各级教育实施方案》，也建议在全国划分若干个区，从速设立师范学院。之后，教育部召开高级师范教育会议，并连续颁布《师范学院规程》和《修正师范学院规程》，明确规定单独设立师范学院，或于大学中设置之。为了促进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和培养高质量的师资，并鼓励学生报考，因而对师范学院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学生待遇及毕业服务等，作了具体规定。如规定师范学院的修业年限为五年；师范学院须附设中小学，以利于学生参观实习；师范学院学生一律免收学膳费，并酌给公费与制服费等。1938年首先在湖南蓝田设国立师范学院，接着又在中央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学校，设立师范学院。至1941年，共有师范学院11所，其中独立者6所，附设于大学者5所②（廖世承：《抗战十年来中国的师范教育》，载《中华教育界》复刊第1卷第1期，第25—26页。）。

经过调整与改组，至1939年下半年，专科以上学校之学院有14种168个；学系有88种519个；专科或专修科有45种77个。其中，文学院37个114个系；理学院34个108个系；法学院22个96个系；医学院21个不分系；工学院18个80个系；教育与师范共12个院47个系；商学院14个35个系；农学院10个39个系。教育与商农院系最少③（顾岳中：《抗战建国中我国高等教育概况》，载《教育杂志》第29卷第9号，第7页。）。

第二，整理大学课程，厘定课程标准，以统一人才培养规格。抗战前，中国高等学校向西方不同国家学习，因而“课程五花八门，毫无标准。”①（陈立夫：《战时教育行政回忆》，第20页。）“以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课程设置极不一致，究其内容，有下列各种现象：（1)共同必须科目之不一致；（2)必修选修科目的不一致;(3)课程分量各有不同；（4)科目设置之年级各有先后；（5)课目名称纷歧繁复；6)同一学校之课目重复；（7）偏重专门科目而忽视基本课程。”②（顾岳中：《抗战建国中我国高等教育概况》，载《教育杂志》第29卷第9号，第11页。）抗日战争开始后，大批学校内迁，这种现象更趋严重，课程设置更加混乱，势必影响到学生培养的质量和学校的发展水平。

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整理大学的课程设置，并先从文、理、法三个学科入手，制定了《文、理、法三学院各学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同年9月，又召开了课程会议，制定并公布了三个学院的共同科目表。

对课程的整理，教育部规定了三个方面的原则，即“1)规定统一标准，不仅在提高程度，且与国家文化及建设的政策相吻合；2)注重基本训练，先从事学术广博基础的培养，由博反约，不因专门的研究而有偏固之弊；（3）注意精要科目，所设科目，力求统整与集中，使学生对于一种学科的精要科目，有充分的修养而有融会贯通的精神。”③（陈立夫：《战时教育行政回忆》，第21页。）在这一原则基础上，各院系都制定了符合实际需要的必修和选修课程，并规定在低年级注意基本科目的训练，高年级可以根据院系性质，酌设应用科目，以利于毕业后就业。国语和外语是大学生素质的训练，是大学的基本科目，应加强教学并严格考试要求。整理方案还就学分制、自学、实习、考试等，作了具体规定。之后，对农、工、商、师范等学科的课程设置，也进行了整理与改革，进一步明确了教与学的要求。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迫切要求，1939年6月23日，教育部颁布训令，决定在高等学校，依据学科性质，酌设下列科目。（1）文科：民族文学、抗战史料；2)法商科：日本问题、战时经济、战时法令；（3)教育科:战时教育问题、军事心理学；4)理科：国防化学、国防地理；（5)工科:军事工程、军事电讯、汽车制造；6)农科：战时粮食问题；（7）医科：战时救护。并规定各校师生对是类学术技能有特殊发明或研究，将给予奖励或转有关机关采择试行④（《高等教育法汇编》（草稿），《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947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通过对课程设置的不断整顿，高等学校各院系的课程逐步规格化，有利于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第三，推行教师资格审查制度，统一教师待遇。抗日战争时期，改进和提高高等学校素质与水平，关键是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长期以来，各院校自行聘请教师，其资格漫无标准，学术水平极不一致。1940年10月，教育部颁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对大学教师的任职资格统一定为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四个等级，并具体规定了任职的学术条件。由于教师资格的审查和认定，都归于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因而受到教师的强烈反对，认为这样做法有损高等学校师资的学术尊严。规程还规定教师必须以充分的时间在学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而非有重大事故经教育部批准，学校不得任意解除教师的聘约。为鼓励有特殊学术贡献的教授，教育部还实行“部聘教授”制度。

1940年8月，教育部公布了《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暂行规程》次年12月，又颁发了《大学校长、独立学院院长及专科学校校长待遇及公费支给标准》，对高等院校教师等人的薪俸，作了具体规定。由于抗日战争时期，物价不断飞涨，教师正常的薪俸已无法维持家庭生活，因此，1941年10月，教育部又颁发《非常时期改善教职员生活办法》，规定以平价食粮代金，以保证教师的基本生活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为鼓励教师努力进行教学研究，教育部还决定提高专科以上学校教员的学术研究辅助费；核准教授休假进修；颁发教职员福利金；奖励久任教员等①（《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955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第四，实行统一的招生制度，严格对学生的管理。抗日战争开始后，教育部为了统一大学生入学的水平，保证新生的学习质量，曾于1937年和1938年分别颁布《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办法大纲》和《公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委员会章程》。由教育部设统一的招生委员会，统一报考、统一考试科目、统一命题和评分、统一录取标准。这一办法连续实行三年，后来由于战区扩大，交通益形困难，改行分区联合招生。统一招生的办法，对于选录合格的学生入学，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8年公布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十七要点中第8点曾规定“对于管理应采严格主义”为此制定了各级学校训育标准。在大学里将“三民主义”“党义”规定为必须科目。以后，随着大后方民主运动的不断高涨，教育部进一步加强对学生思想和行为的管理和约束。在大专以上学校颁行《训育章程》，规定大学训导处对学生除实现一般管理外，还“指导并登记学生团体组织；核定学生团体之成立或解散；审查学生刊物；审查学生壁报及其他由学生发表之文稿或标语……取缔学生社团轨外行动。甚至对学生的会客时间和地点，都作了明文规定①（《各地专科以上学校呈报训导报告及概况》（1942年）见《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第14442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抗日战争开始后，大量学生由战区流亡后方。他们的生活、学习费用，均已断绝来源。1938年和1942年，教育部先后颁布《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补充办法》和《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②（《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第13473号，第2235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对于解决贫困学生的困难，起了一定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大专院校的改革还包括院校管理体制和行政制度等方面，这里不一一赘述。

战时高等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高校师生员工，在极端残酷的战争年代，备尝颠沛流离、长途迁徙之苦，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阶段，但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却显示了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

第一，保存和发展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

“七七”事变后，日本的侵略战火烧遍华夏大地。中国的高等教育遭受严重破坏，元气大伤。经过几年的努力和不断迁移，沿海地区大部分高等院校搬向西南、西北后方或其他安全地带，中国的高等教育得以较好的保存下来。在生活和教学均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大专院校的师生员工们不辞劳苦，辛勤学习、工作，加上国民政府教育部不断采取改进政策和措施，使中国的高等事业在炮火连绵的战争年代，仍能稳步向前发展。

从1936年至1945年我国大学教育的发展情况，大体如下表③（《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4编，见《教育统计》，第1400页。）：

从上述统计材料可以看出，1937—1938年，中国高等学校无论校数、教员数、学生数，毕业生数和岁出经费数，均下降很多，这恰恰说明中国的高校处在极为困难的时期。学校在迁徙，有的合并，有的停办。师生有的流亡，学生有的失学。从1939年以后，直至1945年，各类统计数字都在直线上升，这反映中国的高校经过迁移，初步稳定下来；经过不断地改进和艰苦努力，大学教育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岁初经费数的增加，并不表示政府大规模增加教育经费，它恰好说明抗战时期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高校经济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我们还可以从每年度学科院系学生人数，来观察中国高等教育的变化。

以1936年和1944年两年学生人数看：文科由8364人增为9102人，理科由5484人增为6177人，法学由8253人增为15990人，商科3243人增为9742人，工科由6989人增为15047人，农科由2590人增为6042人，医科由3395人增为6343人，教育科由3292人减为2608人，师范由996人（1938年始由教育科中分出另计)增为7858人①（欧元怀:《抗战十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载《中华教育界》复刊第1卷第1期,第8页。）。

从上述统计数字的变化，可以看出抗日战争时期法、商、工、农、医、师范等科，学生人数增加最为迅速。它体现了战争和实际工作的需要。

第二，高等教育内迁，改变了大专院校的布局，促进了西南西北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前，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高等院校很少，像宁夏、青海、西藏等省几乎没有一所大专院校。这无疑极大地影响这一带地区经济的开发，社会的进步。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学校内迁，高等院校比重极大地倾斜于西南、西北地区。仅四川一省，就由外地迁入48所高等院校。这极大地改变了中国高等院校的布局，对西南西北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都起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当然，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和沿海地区的高等院校多数迁回原地，这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高等院校对西南西北地区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将是永存的。特别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已经注意到高等院校的合理布局，因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南地区新建或改建一批大专院校。加上原有的学校，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西南西北地区的国立、公立、私立大专院校，已经达到46所①（这个数字是根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资料.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其中，单是新建的各类专科学校就有18所。也有一批大学是由沿海内迁的高校分化、改组建立的，如前述西北大学、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等，均是这种情况。在四川省新建的相辉法学院、辅成法学院、川北农学院、正阳法学院等，亦是复旦大学、上海法学院、东北大学、北京朝阳学院回迁后，就原址改建而成。

第三，培养了大批高等专门人才，其中不少师生为国家、为科学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高等学校内迁后，不少学有专长、造诣精深的学者、教授，也跋涉数千里，来到后方继续从事艰苦的教学研究，整个西南西北地区荟萃着众多的名流、精英。仅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就有国学大师钱穆、哲学泰斗冯友兰、文学家朱自清、社会学家费孝通、历史学家陈寅恪等，数量之多，不胜枚举。他们不仅在学术上不断作出新的成就，为国家、民族争光，而且哺育了无数栋梁之材。根据教育部的资料统计，自1937至1946年，各类大专院校毕业的大学生和专科生就达97885人，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这些高等专门人才，为抗日战争、为国家科学技术、学术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战后成为各个学科或各种机构的骨干力量，有的在国际上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四，战时高等教育的改革，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

抗日战争以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自己一套完整的、科学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和体系，各个学校各自为政，不是向这个国家学习，就是搬行另一国家的一套。就全国来说，许多高校的体制、教学内容和方法，五花八门，各行其是。

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1939年以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着力进行改革，使中国的高教制度进一步完善，学科设置更加合理，教学内容与方法也更加得当，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迈向了一个新的里程。

总结战时高等教育的改革，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方法，在今天还是有借鉴意义的。但是也有些改革措施，不过是一具空文，并没有认真执行。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当局不能充分地发扬民主，倾听师生的呼声和要求，而是进一步加强对高校的思想控制，最终导致了高校师生越来越广泛的抗议和斗争，学潮此起彼伏，这对以后高教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第四篇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学术价值与政治意义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日军入城后，开始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在仅仅6个星期的时间内，日军大量屠杀南京地区的和平居民及已放下武器或遭日军俘虏的中国军队士兵。日军还疯狂地奸淫中国妇女。日军对南京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抢劫和破坏。古城南京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

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理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行，总结教训，以史为鉴，与曾被其伤害的亚洲国家和平相处，共同创建美好的未来。但是，日本政府一直未能正确对待和认识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也从未向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式道歉。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释放出错误言论，否认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美化侵略战争，美化殖民统治，尤其是不断地否认南京大屠杀，把它说成是中国人“虚构的”是“谎言”“捏造”他们的言行，严重地伤害了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恶化了中日两国关系。而对南京大屠杀的不同认识，也已成为中日关系的焦点问题之一。

早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以及日本的进步历史学者已开始从事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回顾数十年来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历程，中外学者已经作出了较大贡献。但是，限于资料的不足，研究工作还不够得力。直到21世纪初，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大量史料还分散保存在海内外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各类文化机构或私人手中。如何把这些分散的文献材料，搜集、整理并出版，使之成为进一步推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工作的基础和深刻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各种谬论最有力的证据，已是一项十分迫切的工作。

面对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近6年来南京大学的历史学者联合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江苏省行政学院和华中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共同开展了编纂《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这一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学术工程。学者们多次赴日、美、英、德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机构深入挖掘史料，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其中不少是尚未公开过的）珍贵史料。2005年12月，共计1500万字28卷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以下简称《史料集》）终于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凤凰出版社联合出版。嗣后，在学者们的努力下，又从海内外获得了一批新的南京大屠杀史料，可望在2007年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70周年之际接续出版20卷左右的史料。届时大约50卷左右的《史料集》，将有力地印证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否认不了的历史大惨案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的人类悲剧这一结论。这一学术工程是南京等地的历史学者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一项重要贡献。

一

《史料集》涵盖加害者、受害者和第三者三方面的史料。所谓加害者的史料是指出自日本方面的史料。日本华中方面军所属各部队官兵直接参与了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因此，他们是南京大屠杀的加害者、亲历者和见证人。日本官兵大多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一些人常利用战斗间隙，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内心感受及所见所闻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战后，一批官兵的日记或书信已公之于众，其中不乏出于良知而试图通过此举以警示后人者。

《史料集》收入了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后出任支那派遣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大将、华中方面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到普通官兵多人的日记。这些日记从不同的角度记述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譬如，冈村宁次的《阵中感想录》，在1938年7月13日那一天记述道，他“到达中支那战场后，在听取了先遣官宫崎参谋、中支那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杭州机关长荻原中佐等人的报告才知道，派遣军前线部队一直以给养困难为借口，大批处死俘虏，已成恶习。南京战役时，大屠杀的人数达四五万之多，对市民进行掠夺、强奸的也大有其人。”这位侵华日军高级将领日记的真实记录充分说明南京大屠杀是不可否认的真实事件。再如，松井石根在1937年12月20日的日记作了如下记载：有一阵子，我将士中有少数人员出现过掠夺和强奸行为，这多少也是在所难免的实际情况。”后来，他在《支那事变日记拔萃》中又说：我军入城时，发生了很多我军人干的暴行和抢劫事件。这些事件大大诋毁了皇军威严和仁义的形象。”但是，松井石根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被审判时，却极力否认南京大屠杀，赖不掉时就将罪行推给其他部队，以示与己无关，不过，其日记正好说明他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

《史料集》还收录了日军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步兵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等人以及第16师团部分士兵的日记。其中，饭沼守在1937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说：当荻洲部队的山田支队用刺刀分批处置一万数千名俘虏时，因为是在几日内将相当多的人押到同一地点，因此俘虏发生骚乱，最后我军用机关枪扫射，致使我军若干官兵也一同被打死。”

《史料集》还收录了日本外务省亚洲司司长石射猪太郎的日记。他在1938年1月6日的日记中说：上海来信，详细报告了我军在南京的暴行。信上所说的掠夺、强奸等惨不忍睹。呜呼，这就是皇军吗？这也许是日本国民民心颓废的表露吧。这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①（上述所引史料，均出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8卷“日军官兵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2006年8月，我们的学者在第二次赴日本搜集资料时首次发现了一位日本作战参谋写的作战日志。他记述了日军第13师团山田支队俘虏并枪杀约2万中国军人的情况，记述了下关、太平门附近尸体遍地的情况。这是一份官方的作战日志，极具史料价值。我们将于2007年第二批史料集出版时正式公布。

总之，我们搜集、掌握的当年日军官兵、随军记者和日本政府官员的日记、书信、回忆、证言以及日军的作战命令、战斗详报等，作为加害方的原始资料，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二

《史料集》搜集并掌握了受害者中国方面的大量文献史料和口述史料。其中，包括记录日军不断轰炸南京的史料，中国军队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令、战斗详报等，国民政府对日军罪行和战争损失的调查，南京大屠杀期间遇难同胞埋尸记录，以及大量幸存者的口述调查资料等。这些史料同样是日军在南京实施屠杀暴行、破坏南京城市罪行的铁证。

以国民政府的调查统计为例。众所周知，早在抗日战争后期国民政府即考虑进行敌人罪行和战争损失的调查。1944年2月23日，在重庆成立了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抗日战争胜利还都南京后，该机构亦迁往南京，并迅速开展大规模的调查。南京大屠杀问题成为该委员会最重要的专案。当时参与该项工作的南京市机构有南京市政府、南京市临时参议会、首都地方法院和中央在南京的各党政机关等。1944年2月，还相应地成立了行政院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后改隶国民政府内政部，1946年又改组为赔偿委员会，再隶行政院。南京市亦同时成立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

上述机构的调查工作，均由南京市各区公所、各乡镇、各保甲直接参与组织。调查机关制订了详细的调查计划、调查表格，它具有严肃的法律意义和科学价值。《史料集》从南京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设在台湾台北县的国史馆搜集了当年国民政府和南京市政府各有关机构对日军攻占南京给广大市民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的调查资料。这些资料曾经作为最有力的证据提供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敌人罪行调查表设有非常详细的栏目，其中有：（1)罪行人：姓名、官职或职业、所属部队或机关、长官姓名等；2)被害人：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被害时职业、被害时住所等；3)罪行事实：罪行日期、罪行地点、罪行种类、被害情形等；4)证据：人证、物证。除此之外，还有调查日期，调查人和具结人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或职衔、住址等。调查工作逐街、逐巷、逐户进行。在1945年至1947年约两年多时间内做了大量调查工作，积累了数量巨大的日军在南京所犯罪行的资料。我们从这些第一手材料中，获知大量遇难同胞的名录以及他们详细的受害情形的资料。①（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赔偿委员会所作的调查资料，详见《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5—22卷。）

南京市民和中国军人被日军杀害后，大量陈尸街头或荒郊野岭，不少已经腐烂，惨不忍睹，因此迅速加以掩埋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南京地区的许多慈善机构承担起了此项艰巨复杂的任务。这些慈善机构有红卍字会、红十字会、崇善堂、同善堂、代葬局等。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及市、区伪政权所属的卫生机构也参与了埋尸活动。各慈善机构组织了多批埋尸队，埋尸活动一直持续到大约1939年秋后。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及其他机构所收藏的掩埋遇难同胞遗体的档案文件统计，共约掩埋尸体246000具。①（有关埋尸资料，见《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5卷。）这些数字尚不包括由日军屠杀后焚尸灭迹的遇难人员。它有力地批驳了日本右翼势力在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问题上提出的种种谬论。

口述史料和历史回忆录是历史研究不可缺少的材料。《史料集》收集了一大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I96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即开始了口述历史的调查。从80年代开始，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及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办公室等有关部门，即在南京城区和浦口、六合、栖霞、尧化门、八卦洲、迈皋桥、西善桥、铁心桥、麒麟镇、汤山镇、上峰镇、上坊镇、龙潭、湖山村、孟塘、淳化、秣陵、湖熟、板桥等城郊广大地区展开调查，大批幸存者回忆了当年真实的惨景，控诉了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的证言，是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活材料。②（参见《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5—27卷。）

一些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还留下了少量当时撰写的日记或日后撰写的回忆等。如原金女大难民所负责人之一程瑞芳女士的日记，1938年军医蒋公榖撰写的《陷京三月记》，孙锦云女士晚年撰写的日记式回忆录《逃难日记》等。一些幸存的官兵和难民，在若干年后也以不同的形式追忆了那段惨痛的历史。显然，这些资料也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日本右翼势力的错误言行也是有力的回击。③（参见《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卷。）

三

《史料集》搜集并整理出版了丰富的第三方即西方人士的史料。众所周知，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有相当一批欧美人士滞留南京，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一惨烈的违反人类基本道义的大惨案。他们中间有美、德、英等国的传教士、教师、医生、新闻记者、企业机构和使领馆人员。他们以中立者的身份，亲历了古城南京的这场浩劫。他们出于人类的良知和爱好和平的正义感，真实地记录并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

在南京的欧美人士于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建立了国际安全区，救助了20余万受难的南京市民，并不断地与日本方面交涉、斗争。他们写下了大量的日记、信件和各种文字材料，详尽、真实地记载并见证了南京人民的那段苦难历程。

譬如，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传教士贝德士（MmerSearleBates),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献身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在日军暴行下，极力保护中国平民，并使其免于饥寒。为了有利于加强对日交涉，金陵大学董事会曾在1938年1月任命他为副校长。贝德士在1938年1月10日写出了致日本大使馆的第一封抗议信。这封信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信中说：被杀害的是一些放下武器或被俘投降的士兵，还有包括许多妇女儿童在内的普通民众，也被肆无忌惮地枪杀和刺死……能干的德国同事估计强奸案例有2万起。”城里差不多每一栋房屋，包括美、英、德国使馆或大使官邸，还有比重甚大的所有外侨财产，都遭日本士兵反复抢劫。各种车辆、食物、衣服、被褥、钱币、钟表、一些地毯和绘画、各种贵重物品，都是他们猎取的主要目标……一伙一伙日本兵带着卡车，往往是在军官指挥下，有计划地洗劫一空，然后再放火焚毁。”战后，贝德士曾经作为南京大屠杀事实的证人，出席在东京和南京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执教于金陵大学的美国传教士史迈士（LewsS.C.Smythe)在南京沦陷后，担任了安全区的秘书，他从1937年12月14日至1938年2月19日，代表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写了69封信，抗议日本暴行。这些信件多数收入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的日记中。①（贝德士、史迈士的信件、日记，见《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4、3卷。）

曾经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基督教牧师马吉（JohnGMagee)在十分危险的情况下，近距离拍摄下了日军实施暴行的惨状。这个纪录影片带往西方后在美、日等国放映，引起了强烈震动，它成为日本暴行的最真实、最直接的记录，是日本无法抵赖的铁证。《史料集》收录了这个影片的解说词。②（马吉拍摄的影片解说词，见《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4卷。）

许多国家使领馆的外交人员见证了日军在南京的屠杀暴行。《史料集》收录了从德国国家档案馆和外交部档案馆获取的德国驻华使馆有关日军侵占南京状况的外交文件123件，以及多件从美国国家档案馆获取的国务院档案、从英国国家档案馆获取的英国外交部档案。这些文件真实地披露了日军在南京抢劫使馆的财物、袭击各国舰艇及杀害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的惨况。①（德、英、美使馆和其外交部的往来文件，见《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2卷。）

日军攻占南京后，许多美英等国的新闻记者留在了南京。他们中有《纽约时报》记者弗兰克.拉尔曼.杜丁（FrankTillmanDurdin)、哈立德.爱德华.埃邦德（HalletEdwardAbend)，《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阿契包德.特洛简.斯提尔（ArchibaldTrojanSteele),美联社记者C•叶兹.麦克丹尼尔（C.YatesMcDaniel),派拉蒙新闻电影社的记者阿瑟•孟肯（ArtherB.Menken)等。他们分别向《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每日新闻》、《纽约邮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镜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波士顿环球晚报》、《泰晤士报》、《曼彻斯特卫报》及《南华早报》、《北华捷报》等发出大量电讯或报道，向全世界人民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报道说：几千名俘虏被日军处死。收容在安全区内的中国士兵几乎集体被日军枪杀。日军把市内民宅一间一间仔细地搜查了个遍，凡是肩上有背囊印迹，或是带有任何士兵标记的人都被他们抓走，然后集体被处死”“南京的马路上凌乱的堆满了尸骸。有时不清理尸体，车子都不能前进……日军对下关城门的占领伴随着对守卫军队士兵的集体屠杀。他们的尸体混合着砂浆，堆积成一座高达6英尺的小山军队的运输车轧在人、狗、马的尸体上，频繁的往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1937年12月15日报道说：屠杀犹如屠宰羔羊。很难估计有多少军人受困，遭屠杀，也许在五千与两万之间……今天经此城门（指挹江门）过，发现要在积有5英尺高的尸体堆上开车才能通过城门。已有数百辆日本卡车、大炮在尸体堆上开过。”西方记者客观真实的报道，同样证明了南京大屠杀是无可否认的事实。②（欧美记者的报道材料，详见《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卷。）

近几年日本右翼势力一再否认东京审判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否定或曲解对战犯的判决。为此，《史料集》的编者两次赴美国国家档案馆和国会图书馆，深入挖掘有关东京审判的档案，获取了几乎全部东京审判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文献，这是一批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包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有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原告证人、被告证人证词的原件，所有的庭审照片、法庭的开庭词以及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战犯判决书等。譬如，在起诉方有威尔逊、许传音、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贝茨（贝德士）、多田俊、桥本欣五郎、伊滕信文、马吉、梁庭芳等人的证词和质证。有法庭审问松井石根、武藤章等人的记录。在辩护方，有被告的证词、证人证词及其他证据等。总之，这些资料充分证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严格遵照国际间须共同遵守的《非战公约》的规定、《波茨坦公告》的原则及该法庭的宪章、审判程序进行的。历史证明了东京审判是准确、合理和无懈可击的。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东京审判以为其侵略战争翻案只能是徒劳的。①（东京审判关于南京大屠杀部分.可参阅《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7卷。）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战争中蓄意制造的一次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的反人类罪行。它屠杀的规模大、范围广、时间长、手段残忍、危害深重，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残暴性的大暴露。《史料集》所搜集、整理、出版的1500万字的敌、我双方及中立方的史料，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及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日本右翼势力挖空心思极力否认南京大屠杀或作出种种诡辩，都是枉费心机的。

第二，日本多年来坚持侵略史观、不断翻案以否认侵华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其根本原因有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出于远东及亚洲战略格局的考虑，坚持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独占日本，扶植日本，不认真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导致军国主义在日本阴魂不散，时时影响着日本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亚洲各国的关系。从其国内因素来说，日本根深蒂固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和扭曲的传统文化观念，使日本政府和国内相当一批人不能正确对待侵略历史，也不能正确对待中国对日本侵略历史所持有的宽容政策，他们缺乏一个先进国家的宽大胸怀。

第三，中国政府和人民坚持弄清历史事实，分清战争责任，对历史形成正确的认识，目的不是纠缠历史，而是以史为鉴，避免错误历史重演，与日本人民携手共同面向未来，建立和谐共赢的亚洲新秩序。

第四，《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经过学者们6年左右的努力，基本上掌握了绝大部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这些史料来源广泛，种类繁多，全部是当时的原始材料和当事人若干年后撰写的回忆或口述资料。因而《史料集》出版后即受到海内外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日本官方的注意。它的出版，有利于推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深入，对日本右翼势力所散布的种种谬论也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史料集》的编纂与出版是一项重要的学术工程，它在未来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南京大屠杀全史》导论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

一、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制造的严重暴行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地策划侵略中国的新阴谋。1927年，日本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了著名的“东方会议”会议确定新的对华政策，把占领中国、侵占亚洲、独霸世界作为日本向外扩张的战略方向。其后，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不断制造事端，以挑起战争。1931年9月18日晚，日军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接着，向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从而揭开了新的侵华战争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后大约半年时间，日本迅速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随之，又把侵略矛头伸入华北地区。1937年7月7日夜，驻北平丰台的日军在宛平县以北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炮击宛平县城，从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由局部走向全面爆发。

日军在占领我国平津地区后，一方面沿津浦、平汉铁路南下，以扩大侵略地域；另一方面，为了加速灭亡中国，1937年8月，在上海不断挑衅，以制造扩大战争借口。13日，日军开始向闸北进攻，淞沪会战爆发。淞沪会战成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进行的一场规模最大的战役。日本先后组建上海派遣军、华中方面军，并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统一指挥淞沪等华中地区的作战。日军不断增加军事力量，投入的部队有第3、第11、第9、第13、第16、第101、第6、第18、第114师团以及其他部队等。中国方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整军事部署，调集许多精锐部队，置于长江三角洲地区，防守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中国军队浴血奋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使其伤亡惨重。中国军队在上海坚守3个月时间，使日本“速战速决”3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破灭，激发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必胜信心，也为沿海地区的工业企业、文化教育机构内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决心进攻中国首都南京，给中国最大的压力，逼迫中国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

日军华中方面军分路向南京方向进军，形成全面包围南京的态势。一路以第11、第13、第16师团，沿京沪铁路①（即南京至上海的铁路，因南京时为中国首都，故名。）两侧，进攻无锡、常州、丹阳、镇江、句容；一路以第3师团先遣队、第9师团，进攻苏州、无锡、金坛，向南京挺进；一路以第10军所部，占领嘉兴、吴兴，经宜兴、溧阳、溧水，直扑南京，并以第18师团占广德、宁国（宣城）攻芜湖，以国崎支队进攻江北浦口，切断南京方面中国守军的退路。在日军猛烈进攻下，苏南、皖东南各地相继失守。12月8日，日军逼近南京近郊。

中国方面，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并将部分军政机关迁往武汉、长沙，以适应战争需要。同时，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防守南京的军事部署。南京主要城区处于长江下游南岸，背靠长江，军事地形易攻难守。南京是中国首都，中国政府若不作出守卫的部署，将会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国际上也会造成不良影响。虽然有些将领如陈诚等明确表示不主张坚守南京②（陈诚说：委员长召我入京，垂询防守南京之策，我首先问是否要我守城？委员长说：否。”陈诚认为:“我军应速脱离战场，撤至皖南，以南京为前卫阵地，以贯彻我持久抗战之目的。”陈诚说：唐生智以南京为国都所在，不应轻言放弃，乃请加调精锐死守”“我守城军三面受敌，北临大江无路可退，牺牲之惨烈为抗战八年所仅见”见《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上）台北国史馆2004年版，第60页。），但是，蒋介石还是决定成立南京卫戍司令部，以唐生智为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下辖叶肇第66军、王敬久第71军、孙元良第72军、俞济时第74军、宋希濂第78军、邓龙光第83军、徐源泉第2军团，以及教导总队、宪兵团等，共十余万人，防守南京，并以顾祝同第三战区部队在皖南地区予以策应配合。唐生智为表示“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将下关至浦口间的渡轮和各种船只全部撤离，禁止任何部队由下关渡江北撤。

日军向南京周边地区步步进逼，12月上旬，先后占领东郊汤山，南郊湖熟、淳化、秣陵关，西南郊板桥、大胜关等地。双方激战至12日夜，日军突破中山门、雨花台、中华门、光华门、水西门、通济门以及紫金山高地。12月13日，南京失守。中国守军除一部分由太平门等地撤退，或向苏北、浙皖交界处转移外，伤亡十分惨重。其中，一部分军人因退路断绝，放下武器，脱下了军装，有的进入安全区。

日军占领南京后，认为这些脱去军装的中国士兵是他们最大的威胁。他们“估计城里仍潜伏着很多尚存抵抗意识的敌军”因此“计划对南京城内外实施彻底性扫荡”①（《步兵第三十八联队战斗详报第12号》（昭和12年12月14日）张宪文主编，王卫星、雷国山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1册《日本军方文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他们说：已有迹象表明，大部分逃跑之敌身着便衣。可疑之人全部逮捕，监禁在合适的地方。②（《南京城内扫荡要领》，张宪文主编，王卫星、雷国山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1册《日本军方文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由于日军无法分辨军人和普通民众，乃决定“将所有青壮年都当作残兵败卒或便衣队逮捕监禁”③（《有关实施扫荡的注意事项》（昭和12年12月13日）张宪文主编，王卫星、雷国山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1册《日本军方文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当时滞留南京的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JohnG.Magee,又译梅奇、马约翰、马冀、麦琪）用摄像机偷偷拍摄下了日军在街头搜捕中国士兵及残害中国民众的场景。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在其12月13日占领南京第一天的日记中说：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人。中岛直率地说：“因为当初从未设想过将采取这一措施，参谋部忙得不可开交。”④（《中岛今朝吾日记》，张宪文主编，王卫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8册《日军官兵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页。）时任上海派遣军参谋长的饭沼守，在1937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也说：山田支队用刺刀分批处置一万数千名俘虏时，因为是在几日内将相当多的人押送到同一地点，因此俘虏发生骚乱，最后我军用机关枪扫射，致使我军若干官兵也一同被打死。相当多数量的俘虏还趁机逃走了。⑤（《饭沼守日记》，张宪文主编，王卫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8册《日军官兵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213页。）日军高级将领对待中国战俘也十分残忍，拿中国战俘生命当儿戏。中岛今朝吾中将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说：今日中午高山剑士来访，当时恰有七名俘虏，遂令其试斩。还令其用我的军刀试斩，他竟出色地砍下两颗头颅。”⑥（同④，第278页。）

后来担任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的冈村宁次大将，在其1938年7月13日的日记中，也记载了日军任意杀害中国战俘一事。他说：到达中支那战场后，在听取了先遣官宫崎参谋、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杭州机关长荻原中佐等人的报告后才知道，派遣军前线部队一直以给养困难为借口，大批处死俘虏，已成恶习。南京战役时，大屠杀的人数多达四五万之多，对市民进行掠夺、强奸的也大有其人。”①（《冈村宁次阵中感想录》，张宪文主编，王卫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8册《日军官兵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在占领敌对国后，大量杀害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是严重违背国际法的行为。日军在攻占南京前后大量杀害中国战俘，已是不争的事实。日军还把屠刀指向了南京广大的和平居民。他们采取集体屠杀和分散屠杀的形式，在南京城区和近郊制造了许多大规模的屠杀。其中，最惨烈、最集中的屠杀行为，发生在下关地区沿江一带的幕府山、燕子矶、草鞋峡、煤炭港、鱼雷营、宝塔桥、中山码头等处，以及城西的水西门、江东门、上新河、汉中门，城南的雨花台、花神庙和城区内的若干街区。这些屠杀行动，多者杀害数万人，少者也有数百人。屠杀的对象，不仅有青壮年，连老人、儿童、妇女也不放过。其屠杀的方式，有枪杀、砍杀、刺杀、活埋、焚烧、溺水，甚至进行杀人取乐，暴虐至极。

日军占领南京后，还对广大的中国妇女，实施骇人听闻的性暴行。其规模之大，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据1946年2月《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奉令调查敌人罪行报告书》指出：一般青年妇女以至六七十岁之高龄老妇，被害者甚多，其方式有强奸者，有轮奸者，有拒奸致死者，有令其父奸其女，兄奸其妹，翁奸其媳，以笑为乐者。更有割乳、刺胸肋、破齿落、下部肿胖，种种情况，惨不忍睹。②（《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奉令调查敌人罪行报告书》（1946年2月）张宪文主编，郭必强、姜良芹等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1册《日军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统计》（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3页。）在日军性暴行遭到社会舆论强烈谴责、性病在日军中日益蔓延的形势下，日军当局改变手段，在南京等占领区广泛设立慰安所，强征中国和朝鲜妇女，供其施暴。据学者调查，日军在南京城区和市郊先后建立慰安所40余处。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速灭亡中国，并从政治上、精神上制服中国，不遗余力地要毁灭作为中国首都的南京。日军在攻击南京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占领南京之后，到处焚烧、破坏、掠夺。街道房屋如城南中华路、太平路、夫子庙等城区，被成片烧毁。市民的家具、物品、粮食、牲畜等财产，被日军抢劫一空。繁华的首都南京，到处是断垣残壁、瓦砾废墟，一个古老的且已呈现现代化生机的新南京，遭受日军的严重破坏。

面对日军在南京的残酷暴行，中国、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当事人及目睹者，都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原始材料，揭示了事实真相。日军官兵在战场上撰写的日记、家书和战后撰写的回忆等，都记录了日军的屠杀行为。其中重要的有日军高级将领畑俊六陆军大将、冈村宁次陆军大将、松井石根陆军大将、中岛今朝吾陆军中将等的日记以及士兵牧原信夫、东史郎的日记等。南京沦陷后，一批美、英、德等西方国家的传教士、大学教师、医生、商人和记者，仍然滞留南京，他们亲眼目睹了这场人类的大悲剧，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诸如日记、书信和各种文件。中国国内的报刊以及许多西方国家著名的新闻媒体如《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等，都报道和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的罪行。

美国记者阿契包德•斯提尔（ArchibaldT.Steele,又译阿奇博尔德•斯蒂尔、A_T•斯提尔）于1937年12月15日由南京发往《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国际部的特讯说：“屠杀犹如屠宰羔羊……今天经此城门（指挹江门——引者注）过，发现要在积有5英尺高的尸体堆上开车才能通过城门。已有数百辆日军卡车、大炮在尸体堆上开过。城里所有街道都遍布着平民百姓的尸体。”①（《尸体积有五英尺高》，张宪文主编，张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他在12月17日发给国际部的特讯说：我眼见每条街上都横陈着尸体，其中包括一些不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老人，还见到成堆成堆遭处决而死的尸体。”在北门，我看见可怖、杂乱的一堆，那曾是200人的躯体，现在是一摊焦烂的骨肉。②（《孤苦无助的平民遭刺杀》，张宪文主编，张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1938年2月4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刊登了作为该报国际部特派记者的斯提尔由南京发回的报道：我亲眼目睹了一场集体屠杀。一群几百个行将处死的人扛着一面大幅日本旗穿街而过，他们被三三两两的日本兵押着，赶入一块空地，被一小组、一小组地枪杀。一名日本兵站在越积越多的尸体堆上，用步枪补射仍在动弹的躯体。”③（《无能为力》，张宪文主编，张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另一位美国记者德丁（FrankTillmanDurdin，F•提尔曼.德丁，又译F•提尔曼•杜丁）在发往《纽约时报》的航空邮讯中说：“攻占南京时，日军肆意屠杀，掳掠抢劫，其野蛮残酷之极达到中日开战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日军毫无节制的残暴只能和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或中世纪亚洲的征服者肆意摧残相匹敌。”①（《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遭屠杀》，《纽约时报》1938年1月9日，张宪文主编，张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曰军采用各种方式奸淫中国妇女的罪行，国内外各新闻媒体都有大量报道，西方各国在京传教士和医生都不断向日方提出抗议，揭露日军污辱和摧残中国妇女的罪行。

1938年1月9日《纽约时报》刊登的该报记者德丁发回的上述报道说：大规模抢劫也是日军占领南京时的主要罪行之一。一旦日军完全控制一个区域，士兵便接到可以洗劫区内房屋的命令。首先抢的是食物，但其他值钱的，特别是容易携带的物品亦任意抢夺。住在屋子里的人也遭抢，只要抵抗就被打死。”②（同①，第134页。）1938年3月16日《南华早报》报道说：12月19日，日军开始向商店大量放火。掠夺品都被堆到了卡车上，空汤汤的商店被点着了留在南京的22名外国人中的14人一起到日本大使馆，就日军向基督教青年会放火进行抗议。大使馆辩解说是士兵顾及不到。但代表团向大使馆通告说，无论怎样，他们目击了日本部队在上级军官的指挥下有组织地掠夺、放火。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月。80%的商店、50%的居民住宅都被烧毁、掠夺。’③（《南京的暴行》，张宪文主编，张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南京市的大部分地区现在处于荒废状态。特别是中华门、夫子庙、中华路、太平路、中山路、国府路等住宅区的烧毁情况尤为严重。’④（《荒废的城市》，《南华早报》1938年2月23日，张宪文主编，张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南京的外国人住宅和使领馆，也未能幸免。南京市的许多建筑，包括美国、英国、德国的使馆办公楼都遭到日本兵的屡次掠夺。在经历一番混乱抢劫后，大部分商店都被成群结队的日本士兵在军官指挥下开着卡车有系统、有组织地洗劫，抢完后再放一把火把房屋彻底烧掉。即使“飘着星条旗的美国设施也遭到了抢掠。比如美国传道团大学医院的职工都接受了调查，被抢走了手表和钱。护士寄宿的宿舍里，在日军的搜查后，也丢失了大量贵重物品。日军还强行进入了美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职工大楼，拿走了食物和其他贵重物品。”①（皮特•尼尔森：《南京大屠杀》，张宪文主编，张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182页。）对此，美国方面曾多次向日方提出严重抗议和交涉，而日军的暴行并未因此有所收敛。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日军第16师团司令部驻地和中岛今朝吾师团长的宿舍居然也遭到日本兵的抢劫。中岛在12月19日的日记中说:“日本军队根本不管是否是其他部队的管辖区域，都进行抢劫。他们强行闯进这些地方的民宅，洗劫一空。总之一句话，脸皮越厚，越不知羞耻，占的便宜就越大。最好的例子就是：在我们占领的国民政府官邸，第十六师团的士兵已于13日进来扫荡过了。14日一早，管理部门经过侦察后制定了住宿分配计划并挂上‘师团司令部’牌子。结果走进各个房间一看，发现从主席房间，到每个房间所有角落，都被彻底翻箱倒柜地洗劫一空。不管是古董陈列品，还是其他什么，只要认为值钱就全部拿走。15日入城后，我将剩余物品集中起来放进一个橱子里并加上封条，但还是不行。第三天进来一看，收在里面的东西都杳无踪影了。看来只有放进保险柜里，否则放哪里都没用。中岛对此评论说：进入他人势力范围，何况在已钉上了司令部标牌的建筑物内，满不在乎地行窃，这也太过分了。”②（《中岛今朝吾日记》，张宪文主编，王卫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8册《日军官兵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284页。）

以上所述事实，仅仅是日军在南京所施暴行的冰山一角，其罪行罄竹难书。

二、日军暴行受到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与正义审判

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犯下的严重罪行，完全违背国际法、战争公约和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谴责。滞留南京的一批欧美各国人士，即20多名传教士、教师、医生、记者、商人等，自发组织起来，迅速成立南京安全区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受难中的南京广大市民展开人道主义的救助。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于1937年11月18日，由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的代表约翰•拉贝（JohnH.D.Rabe，约翰•H.D•拉贝，又译雷伯、拉比、锐比、诺波，又作艾拉培）任主席。他们划定安全区的范围，北至山西路，西至西康路，南至汉中路，东至中山路。这一地区内有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基督教鼓楼医院，以及众多外国使馆、外籍人士住宅和中国方面高级官员的公馆。

安全区划定后，大批难民不断涌入，总数达25万人之多。难民收容所有25个，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为重要的难民收容所。在约翰•拉贝的住宅院内就收容了600多名受难的市民。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这批滞留南京的外国人士，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对苦难中的南京市民展开力所能及的救助活动。他们不仅在生活上给难民以帮助，更重要的是面对日军残害南京市民的暴行，展开正义斗争。他们不断抗议日军的暴行，并千方百计设法将日军在南京实施暴行的消息，迅速传向海外。

美、英、德等西方国家政府，在日军不断轰炸南京的时候，即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美国国务院在9月22日的抗议中说：本政府认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种对有着众多人口正在从事和平活动的广大地区进行的轰炸，都是不正当的，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的。”并且表示：对因日本在南京地区的军事行动而产生的一切损失，美国政府保留本政府及美国公民的全部权利。”①（《英美媒体的记载》，张宪文主编，张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一13页。）当12月12日，日军即将攻入南京城区时，日机将停泊在南京上游25英里处的美国炮艇“帕奈”号及随行的美孚石油公司的3艘轮船炸沉，并在占领南京后不断洗劫美国使馆和美国人住宅内的财产，美国政府也通过其驻日本大使格鲁（JosephC.Grew，约瑟夫•C•格鲁），多次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②（《美国领事正式提出抗议》，张宪文主编，张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日本对其军队在南京犯下的一系列严重罪行，试图加以掩盖或粉饰。他们在中国占领区设立新闻检查官，想方设法扣留各种媒体关于日军暴行的新闻稿，如著名的英国报纸《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记者田伯烈（H.J.Trniperi^H-J•田伯烈，又译丁伯莱、丁伯烈）的电讯稿，报道了日军在南京屠杀平民、抢劫中外人士的财产及强奸妇女的情况。而日本新闻检查官认为此报道“可能危及军方的感情”③（《日本新闻检查扣下所有关于暴行的报道》，张宪文主编，张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拒绝向外拍发。

田伯烈在愤怒之余，通过在南京外国传教士，进一步搜集日军暴行事实，撰写了《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侵华暴行》一书，于1938年7月在英、美出版，将日本暴行告知西方世界。又如美国炮艇“帕奈”号被日军炸沉后，日方“声称日军当局将采取步骤禁止驻华的外国记者将有损日本陆军、海军的新闻报道发往国外的报社”①（《日本新闻检查扣下所有关于暴行的报道》，张宪文主编，张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

中国国内的新闻媒体如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大公报》（汉口版）、《武汉日报》、《申报》以及中共报刊《新中华报》、《新华日报》等，也对日军在南京的血腥暴行，作了大量报道和揭露，其中有从南京逃出的中国难民的亲身经历和血泪控诉，也有报刊本身的社评对南京大屠杀的声讨。一些亲历者如幸存官兵和难民在逃离南京后，以各种形式撰写了回忆录和各种口述文字材料。例如军医蒋公榖将其在南京目睹的悲惨状况，以日记形式，于1938年8月间撰写了《陷京三月记》。②（原载《南京文献》第26号，南京通志馆文献委员会1949年印行。张宪文主编，张连红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85页。）教导总队军官孙宝贤撰写了《南京沦陷前后及被难脱险经过详情实记》。③（原件藏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图书馆。张宪文主编，张连红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5—117页。）佚名作者曾躲藏在难民区，也以日记形式撰写了《地狱中的南京》，并于1938年5月发表。④（原载《半月文摘》第2卷第6期，1938年5月出版。张宪文主编，张连红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6—91页。）更多的是受难民众的回忆和控诉。

日军在南京的罪行累累，他们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封锁不住的。暴行消息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传向中国各地和世界各国，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也增强了各国人民对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同情。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各国人民强烈要求清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法西斯罪行。因此，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11个国家，在日本东京组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日本战争罪犯进行了审判。同时，在中国南京也组织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等人进行了审判。这些审判都以大量的、确凿无疑的犯罪事实为依据，对日本战犯作出了正义的、公正的判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政治影响。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严格按照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签订的、陆续有63个国家加入的《非战公约》（即“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建立的国际审判机构①（参见张宪文主编，杨夏鸣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7册《东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法庭制定了宪章和审判程序等。②（同①，第6—28页。）法庭开庭之初提名的9名法官，分别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法国、荷兰、新西兰、苏联、英国和美国。法庭遵循公正的原则，不仅起诉方可由证人出庭作证，被告亦可聘请律师辩护并由证人出庭作证。就南京大屠杀案而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曾多方采集证据，并由一批该事件的亲历者、目睹者出庭作证，从而奠定了公正的、准确的审讯与判决基础。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于1946年4月29日在东京开庭，共有28人由于破坏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而被起诉。“对这28名被告的指控包括从1928年开始就策划和准备发动侵略战争以及以1931年对满洲发动进攻为开端的系列实际军事侵略。”③（同①，第18页。）这28名战争罪犯包括东条英机、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畑俊六、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广田弘毅、重光葵、梅津美治郎等。东京审判至1948年11月12日止，历时两年半。开庭818次，419名证人出庭作证，779人作了书面证言，受理证据4336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

对松井石根的判决书指出：南京在陷落前，中国军队已撤退，日军占领的只是一座未设防的城市。接下来就是日本军队对无助的平民实施的长时间的最恐怖的暴行。日本士兵犯下了集体屠杀、个人谋杀、强奸、抢劫和纵火等罪行。虽然日本目击者否认暴行的规模，但是来自不同国籍的中立目击者提供的相反的证据与毋庸置疑的谁应承担责任的证据却是压倒性的。这种无节制性的犯罪开始于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城，直到1938年2月初才停止。在长达6—7周的时间里，数以千计的妇女被强奸，10万人以上被屠杀，难以计数的财产被抢劫和焚毁。在这些可怕事件的高潮期间，12月17日松井石根举行入城仪式并在城内住了5—7天。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属下的报告，他一定已经意识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必须为他的渎职行为承担刑事责任。”④（《判决书（有关南京大屠杀）》，张宪文主编，杨夏鸣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7册《东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0—611页。）毫无疑问，松井石根在南京大屠杀中负有主要罪责。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违反战争法规在南京实施暴行的判决书中指出：在日军占领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城内和附近地区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的总数超过20万。这一估计并不夸大其词，而是可以通过埋尸团体和其他组织提供的证据加以证实的。这些组织掩埋的人数多达155000人。他们还报告说，大多数死难者都是双手被反捆着的。而且，这一统计数字还不包括那些被焚烧的、被扔进长江的以及被日军以其他方式处理的尸体。”①（《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张宪文主编，杨夏鸣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7册《东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07—608页。）显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公正的判决，确认了日军在南京实施的是一次大规模的屠杀暴行。

中国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最大的受害国，国民政府依据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波茨坦公告》指出的“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②（中美英三国《波茨坦公告》（1945年7月26日）张宪文主编，胡菊蓉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4册《南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的精神，决定组织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该法庭根据同盟国的议定，主要审判日本乙级和丙级战犯。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于1946年2月15日成立于南京。该法庭严格遵守海牙陆战法规及惯例条规等国际公约的规定，结合中国刑法的原则，对在战争中和占领区实行暴行的战争罪犯进行审判。其中包括谋害与屠杀、对平民施以酷刑、故意饿死平民、强奸、拘留人民并予以不人道之待遇、抢劫、施行集体刑罚、肆意破坏财产、故意轰炸不设防地区、虐待俘虏与病伤人员、集体拘捕等罪状。③（参见张宪文主编，胡菊蓉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4册《南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5页。）为了使审判建立在公正、准确的基础上，中国政府颁布了《关于处理战犯纲要》、《关于战犯审判条例》及《关于战犯审判办法实施细则》等。④（同③，第28—45页。）

为广泛地掌握南京大屠杀罪行事实，南京市临时参议会等还组成了“南京大屠杀案调查委员会”，深入各街区、居民住宅，调查日军暴行。在审讯过程中，有众多当事人、亲历者出庭作证。经过细致深入的调查取证，法庭于1947年3月10日对南京大屠杀案的主要战争罪犯谷寿夫（日军第6师团中将师团长）作出判决，处以死刑；对在进攻南京过程中，实施杀人比赛的日军第16师团军官向井敏明、野田毅，以及在作战中虐杀中国民众300余人的第6师团军官田中军吉，判处死刑。①（参见张宪文主编，胡菊蓉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4册《南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8—395、495—498页。）

对谷寿夫的判决书指出：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同月二十一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尸体遍地，惨绝人寰，其残酷之情状，尤非笔楮所忍形容。”②（《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及附件》（947年3月10日）张宪文主编，胡菊蓉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4册《南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9页。）南京审判和东京审判对日本战犯的判决，在确认南京大屠杀受害人数上，表述虽不一致，但均认定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屠杀。两个法庭对日本战犯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所作的正义判决，维护了人类的尊严，伸张了正义，从而受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支持。

三、日本右翼坚持对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的错误立场

日本政府面对世界人民的谴责和两个法庭对其侵略罪行的公正审理和正义判决，理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行，承担战争责任，总结教训，以史为鉴，与曾被其侵略践踏过的国家，开创新的国家关系，共同面向未来，维护世界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和平。

可是，战后60多年来，日本政府在对待战争性质、战争责任以及在战争期间发生的诸如南京大屠杀等众多历史问题上，均采取暧昧或含糊其辞或躲躲闪闪的态度，从而助长了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散布歪曲战争历史、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

日本国内先后成立了一批右翼组织，如“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遗族议员协议会”、“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协议会”、“回报英灵的议员协议会”、“历史研究委员会”等等。这类组织的成员，有原战争罪犯或军事将领的后裔，如历史研究委员会事务局局长板垣正，就是侵华战争罪犯板垣征四郎之子；有政府官员和众参两院议员，如曾任首相的森喜朗、安倍晋三等；有藤冈信胜等大学教授和社会各方人士。他们制造各种舆论，编写发行各种出版物，散布各种错误观点，歪曲历史，否定东京审判，不断参拜靖国神社，恶化日本和中国及亚洲各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日本政坛执政时间较久的最大政党——自由民主党中的一些人士，因不满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在1993年8月10日就日本对外战争问题的讲话（细川说：我本人认为，这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因而表示要“重建被东京审判歪曲了的历史观”半个月后，自由民主党内与靖国神社有关的三个协议会——“回报英灵的议员协议会”“遗族议员协议会”“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协议会”召开会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由山中贞则任委员长，板垣正任事务局局长，以总结大东亚战争历史的名义，先后邀请19位右翼学者，对国会议员作讲演，出席报告会的议员总人数达1116人次。演讲人系统地、全面地、集中地阐述和宣扬了日本右翼否认对外侵略战争的观点。①（19名日本右翼学者的报告，由“历史研究委员会”汇编成册，书名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1997年12月，新华出版社组织有关人员译成中文，在中国国内出版发行。）集中起来有如下若干方面：

(一）美化侵略战争

关于日俄战争，他们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军国日本，才爆发了日俄战争，正是有了日俄战争，亚洲才得救了。如果当时没有军国日本，那么整个亚洲就会崩溃，就会彻底垮掉。”日俄战争既是一场拯救亚洲的战争，同时也是日本的自卫战争。②（[日]历史研究委员会：《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关于日本对外扩张，他们说：日本“由于国土和资源匮乏，因此才向其他国家提出了保证日本人生存的权益要求”二十一条“只不过是日本人为了生存，要求有权在南满洲租借土地，从事工商业、农业活动，进行旅游和生活……这些要求并不过分”“日本为了解决每年增加的一百万人口，自然要利用满蒙这一新天地。日本人转而关注满洲，是受周围国际形势所迫”③（同②，第12、9页。）

关于侵略中国东北地区，他们说：“满洲事变被说成是对中国的侵略，然而，我却要对此提出重大异议。究竟满洲是不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一个遗留下来的大的问题。我认为，满洲并不是中国的领土。即使从历史来看也是这样。”满洲事变使得满洲变得非常稳定，发展速度是中国的好几倍。”④（同②，第19一21页。）

关于卢沟桥事变，他们认为：“这是共产系统的过激分子所为，是偶然发生的。”凶犯是何人？据说是刘少奇，或者说是在刘少奇领导下，潜藏在中国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张克侠。”日本发动的可能性最小，没有人相信是日本干的……该事件无疑是中国军队发动的。”在卢沟桥事件问题上，日本方面非常隐忍自重，努力避免使该事件扩大。”将卢沟桥事件扩大到支那事变的究竟是日本，还是中国？这应该一目了然。”①（[日]历史研究委员会：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5页。）

关于“大东亚战争”他们说：日本一直希望建立一个日满支共存共荣的亚洲自足自给圈，建立自主经济。由此扩大开去，形成大东亚共荣圈。”如果没有大东亚战争，那么东南亚的国家或许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得不屈从于殖民统治。”日本是想解放亚洲”“东南亚各国多亏了日本才实现了独立，相反该向日本表示感谢，并且可以向作出莫大牺牲的日本提供援助”“日本是为了从侵略中保护和解放亚洲而战的。”正是因为日本的殊死战斗，人类才取得了伟大的进步，从弱肉强食的时代进入了平等共存的时代。”日本是作出过史无前例的国际贡献的国家，日本民族是正义的民族。②（同①，第51、53、73、75、77、78、79页。）

(二）否定南京大屠杀

他们说：“南京大屠杀事件，是在东京审判中突然冒出来的。”所谓南京大屠杀这等事是不可能存在的……时至今日，‘南京大屠杀’这件事就更不可能存在了。”早稻田大学一位叫洞富雄的先生的说法……说（被杀的）是‘市民七八万，军民加起来20万以上'一目了然，这样的事是编造的，说市民七八万被杀，那怎么个杀法呢？”在这样的状态下，多达7万、8万的市民怎么会被杀死呢？简直是胡说八道。”如果是杀了20万人，那尸体就会在南京城内堆起来。’③（同①，第115—117页。）

他们说：当时的南京政府和蒋介石下令捏造南京大屠杀事件，而且让人们申报受害情况。但实际上，没有那回事。”“如果问南京大屠杀是谁制造的，那就可以说，其原材料是由南京政府制造的。后来，东京审判作出了20万这个最高数字的判决。’④（同①，第126—127页。）“松井（石根）大将因捏造的南京大屠杀谎言而蒙冤，在东京审判中被判绞刑。”⑤（同①，第351页。）“因此，南京事件是捏造出来的。南京事件是为了东京审判而捏造的所谓大屠杀事件。”⑥（同①，第354页。）

右翼学者们还找出所谓的证据说明不存在南京大屠杀这一事实。如说：在南京陷落的12月13日共有120名摄影师、报纸记者和杂志记者等所谓新闻界人士进城采访(实际上他们都是日本人——引者注）……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见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情景。没有一个人见过屠杀的场面。”①（[日]历史研究委员会：《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361页。）还说：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报纸杂志里“无论怎么找上面都没写存在南京大屠杀一事”②（同①，第362页。）。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广泛散布言论，否定战争的侵略性质，否定南京大屠杀存在的事实，诋毁东京审判的正义性、公正性，而且还著书立说，阐述其谬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谜》(文艺春秋社1973年版）、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教文社1984年版）、富田信夫的《南京大屠杀是这样编造出来的——东京审判的欺骗》展转社1995年版）、东中野修道的《“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展转社1998年版）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华战争已经结束近70年，为什么日本国内坚持侵略史观、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势力却越来越猖狂？为什么日本政府不能真诚地、彻底地清算战争罪行，以明确的态度承担战争责任，并向有关受害国家作出真诚的道歉？日本政府不断地反反复复，态度摇摆，甚至一些政要还散播歪曲历史事实的种种谬论，从而助长了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反华活动，增加了两国人民的不信任感。我们认为日本国内存在这些政治现象，有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③（这一分析，详见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总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010年版。）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上逐步形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把反对苏联和抵制共产主义放在对外关系的首位。随着亚洲地区政治力量的调整和重新组合，美国制定了新的亚洲政策。美国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出发，将战争时期的美日敌对关系上升为同盟关系，极力扶植日本，以便利用日本的力量对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为此，美国采取与对待德国不一样的政策，对日本实施独占方针，从而也就不会认真地、更不会彻底地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甚至对某些军国主义分子采取纵容的政策。例如，1950年11月，在美国的操纵下，战犯重光葵刑期未满即被释放，并再次担任了日本外务大臣；对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天皇裕仁的罪行，不仅未给予追究和批判，而且使天皇制度继续保存下来。其后，随着苏联解体美苏冷战结束，美国重返亚洲，进一步强化亚洲政策，把围堵新兴的中国放在亚太地区军事政治博弈的首位。而在这一政治较量中，日本唯美国马首是瞻，并借助美国为后盾，在对华政策上，在对待中日历史问题上，不断兴风作浪，这是导致日本不能深刻反省战争罪行的国际因素。

第二，日本不能正确对待亚洲各受害国尤其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所犯罪行的宽容政策。从1874年以来，中国屡遭日本侵略，他们攻入台湾，发动甲午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割地、赔款，使中国人民遭受的生命财产损失无以计数，而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中国更是最大的受害者，中国人民蒙受了惨重的灾难。中国人民有权利、有理由向日本讨回战争损失。但中国政府认为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应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故以无比宽大的胸怀，主动放弃了日本理应给予中国的战争赔偿。可是，日本的一些人不能正确认识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严重灾难，反而把自己打扮成战争的受害者。一年一度的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纪念活动给日本民众造成了错觉，使相当多的日本普通民众也认为日本是战争受害者，因而不能深刻理解中国政府以中日友好为重的宽容政策，不能深刻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危害。同时，中国海峡两岸国共两党早年对抗日战争认识上的差异和对日政策上的分歧，也增加了日本政府反省战争责任的难度。

第三，被日本传统文化扭曲的道德观念，成为日本不能坦率承认战争罪行的精神枷锁。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创造日本国家的天照大神之子孙，是神权的化身。在神权思想的熏陶下，日本广大民众对“日本是万邦无比的神国”深信不疑。同时，认为“天皇陛下虽为人身，但其本质是神”因而，“对外国人来讲，能置身于日本天皇陛下的统治之下，是极为幸福的”“同中国进行的战争，是为了让中国人得到幸福的圣战”①（[日]若槻泰雄：日本的战争责任》中文版前言.赵自瑞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日本人民长期受皇道主义、国家主义教育，养成了一种盲目服从的观念意识。日本广泛鼓吹武士道精神，主张为皇国献身。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种精神与西方的法西斯主义相结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并誓死效忠天皇的精神支柱。在这种观念诱导下，许多年轻的日本军人，以参加所谓的“圣战”以能为效忠天皇献出生命、灵魂进入靖国神社成为“护国神”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那些因发动侵略战争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战争罪犯，也都被美化为“护国神”并在战后被日本右翼视为民族英雄。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右翼势力自然不肯承认战争罪行，更不可能批判军国主义。

日本历史上甚少与外界沟通和往来，形成了单一的大和民族结构，存在着狭隘的民族意识，视大和民族为优等民族，蔑视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因而不能以宽大的胸怀面对世界、面对亚洲人民。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人口众多，特别是明治维新推动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以后，他们公然声称为了生存，向外扩张是合理的要求，并把发动对外战争视为国家正常发展的关键。这种强盗式逻辑，根深蒂固的自认合理的扩张主义观念，是日本不愿意承认侵略战争罪行的思想根源和历史因素。

第四，日本不愿采取明确、深刻的反省态度，还有其复杂的现实原因。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虽然近十多年来经济不景气，加之2011年发生地震、海啸、核电三重严重灾害，但日本经济实力仍居世界第三位。日本不仅要以经济大国地位影响亚洲乃至世界经济，而且在积极谋求成为世界军事大国、政治大国，并想获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日本兵力不足，但有强大的军事装备。其通过提升自卫队的地位，谋求向海外发展军事力量。日本担心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对中国军事力量的提升极为忧虑，认为中国在未来是其最大的竞争对手。在对华政策上，日本政府及广大政界有较明显的势力对中国不够友好，甚至持怀疑或敌视态度。2011年，美国逐步把整个战略方向转向亚洲，试图进一步遏制中国，日本亦成为美国战略马车上的主要成员。日本不仅将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扩大到台湾，不明确表示不支持或反对台独，甚至在东海、南海制造摩擦，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起中日领土争端，不断恶化中日关系，这都直接影响着日本对历史问题的正确认知。

由此可以看出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历史问题和现实因素、政治认识和思想渊源交织在一起，导致中国同日本右翼的分歧在短期内是难以逆转的，要日本右翼和某些政界人士转变侵略史观，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把历史事实搞清楚，将历史真相呈现在世人面前，并给予正确的判断和认识，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

四、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收藏、出版与学术研究

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一人类历史上的浩劫，惨案的制造者日本军国主义者，曾经千方百计加以掩盖，或者抹杀、淡化其影响，转移人们的视线。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这样重大的人类惨剧，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传向中国和世界各地。欧美各主要国家，也包括当事国日本和中国，都留存下了大量的原始文献和口述史料。这些史料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该惨剧的主要证据，也是开展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这些珍贵的原始材料，长期收藏在各有关国家的历史档案馆、图书馆、史料收藏机构或私人手中，包括中文、日文、英文、德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语种的文献史料。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材料很多没有公开出版。南京地区的历史学者，为了开展大屠杀历史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编辑出版过部分原始资料，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和南京图书馆编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市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等。1986年，群众出版社还再次出版了张效林翻译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然而，这些资料的出版，远远满足不了研究工作的需要。

从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中国大陆继续出版了一些大屠杀方面的资料，如朱成山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该《证言集》指出，南京市于1984年至1990年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普查和复查，发现了1756名仍然健在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从这些幸存者的证言证词中，选择了642份整理成《证言集》，公之于众。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当年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的相关史料，如朱成山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章开沅编译的《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937—1938)》（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陆束屏汇辑编译的《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的《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教授魏特琳（MinnieVautrin,明妮•威特琳，又译明妮•沃特林，又作华群）的《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作为加害方的日军官兵是重要的亲历者或见证人，这一时期出版了日本老兵东史郎的《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日本友好人士松冈环采访编辑的《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此外，中国大陆有关单位也编辑出版了一些文献史料，如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1995年版）中央档案馆等编辑了《南京大屠杀图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为了给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提供更多的第一手史料，并且有利于批判日本右翼势力的种种谬论，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向该委员会成员、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提出建议，希望组织学术力量大力搜集南京大屠杀史料。为此，张宪文教授联合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行政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财经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意大利威尼斯大学、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等20多个大学、档案馆、研究机构的100多位教授、研究人员，共同开展史料的搜集和翻译工作。近十年来，他们先后赴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及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档案馆、图书馆及各类史料收藏机构，征集了大约5000万字的文献和档案史料、口述史料及当年的相关出版物。其中包括中文、日文、英文、德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及西班牙文的原始资料。这些史料经过整理、翻译、编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近400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共72卷。

与此同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组织了由张伯兴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南京出版社出版）系列丛书。这也是一套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丛书，其中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东史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等重要史料与著述。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是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最重要的一套原始资料。编者严格按照历史学者治学的基本原则，保存了史料的原始面貌，对史料不加任何改动，而由利用者自行辨析，区别真伪。如东京审判中战犯辩护方材料以及各种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也原封不动地收入史料集，提供给研究者分析和参考。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成功出版，是海内外100多位历史学者、档案工作者和翻译人员，为澄清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作出的历史贡献。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分若干专题，汇集了来自各方面的史料。①（对于《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收录史料内容的介绍，参见张宪文撰写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总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010年版。）

该史料集收录了日军连续不断轰炸南京和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中方有关作战计划、作战命令、蒋介石与南京战役指挥官唐生智等人的往来文电、各参战部队的战斗详报、战役总结等。

该史料集收集了日军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资料，其中包括较为完整的各慈善团体、市民团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伪政权掩埋尸体的资料，以及日军处理遇难者尸体的资料。埋尸记录资料，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最有力的证据。

该史料集收录了大量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日军官兵常利用战斗间隙撰写日记，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所作所为、内心感受以及某些见闻，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下来，或在给亲友的书信中流露出来。他们作为加害者，是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罪行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战后，这些日记、书信陆续被披露出来或出版面世，如前所述，如1938年任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的陆军大将畑俊六的日记，战争后期担任支那派遣军总司令的陆军大将冈村宁次的《战地随想录》，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陆军大将松井石根的《阵中日记》，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陆军少将饭沼守的日记，第16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中岛今朝吾的日记，第16师团步兵第30旅团旅团长陆军少将佐佐木到一的日记，以及时任外务省亚洲司司长的石射猪太郎的日记等，这些都是日军在南京实施暴行的真实记录。

该史料集收录了一批西方人士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材料。如前所述，日军攻陷南京后，一批英、美、德等国的新闻记者、传教士、教授、医生、企业机构和使领馆人员，出于人道主义，以中立者的身份，留在南京参与救助受难的南京市民。他们的日记、书信和各种文字材料，详尽真实地记载了南京人民所受的苦难。新闻记者以其良知真实地报道了南京被日军屠城的情景，众多的报道刊登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等国际著名报刊上。这批第三方的亲历史料是日本右翼无法推翻的铁证。

该史料集还收录了一批中国幸存官兵、幸存难民的回忆等。史料集的编纂者，经过多方努力，搜集到大批遇难者名单及其受害简况。这些材料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该史料集收集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史料，其中选录了东京审判的相关法律文件。首次翻译出版了大量经法庭确认的有关证据，如审问松井石根的记录、审问武藤章的记录及证人的书面证词等，也完整地介绍了东京审判的过程，介绍了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质证等。介绍了与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有关的国际法、中国刑法等法律依据，介绍了法庭的组成、审判条例、量刑标准及审判的全过程。

该史料集收集了战后国民政府所作的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调查统计材料。国民政府还都后，从1945年底到1947年初，成立各种机构，对日军大屠杀罪行、民众伤亡、财产损失等，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留下了大量的调查记录和调查材料。这些都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

史料的挖掘和征集是一项艰难的工作，特别是对南京大屠杀这类重大历史事件，史料的佐证是十分重要的。经过以南京地区学者为主的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目前搜集的史料已经相当丰富，基本上满足了研究工作的需要。

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应该说起步较晚。如上所述，战后，国民政府成立若干机构，深入民间作了许多调查，海内外也留存下许多相关重要史料，然而，自抗战胜利至20世纪50年代，基本上无人涉足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领域。那时，史学界受意识形态影响，中国现代史的体系仍然沿袭中共党史的思路和框架，在内容上大量阐述中共如何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其中，不仅南京大屠杀、细菌战、性暴行、强制劳工这些重大历史问题在教材中看不到，就连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许多大规模战役诸如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等，学生们也是陌生的。他们只知道地道战、地雷战、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等敌后的抗日战争。

I960年代初，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著名的历史学家蒋孟引教授建议该专业把南京大屠杀列为研究项目，并确定由日本史教学小组高兴祖、吴世民、胡允恭、査瑞珍四位教师开始研究工作。他们带领几名学生做了一些社会调查，写了一本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小册子，1972年拟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恰遇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和中日建交而搁浅。1980年代初，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写信给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学科教师张宪文，动员他写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册子，张宪文将写作任务转交给了日本史小组的同事高兴祖。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高兴祖编写的《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虽然这本书的篇幅甚小，但它是国内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处女作，应载入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学术史。

1982年，日本右翼挑起历史教科书事件。1985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中曾根康弘首次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府不断地批准右翼团体修改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亚洲的历史教科书，从而给日本青年以错误的历史教育。教科书事件的焦点亦是南京大屠杀问题。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迅速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这一时期，南京地区社会各界包括历史学界召开了多次座谈会，一些大屠杀的幸存者如李秀英等，愤怒地控诉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在时任市长张耀华的积极推动下，南京市政府成立了建馆编史委员会。1985年在江东门大屠杀遗址上建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如前所述，建馆编史委员会编纂出版了两部史料汇编，奠定了大屠杀研究的史料基础，与此同时，还编写了一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这部17万字的著作，成为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奠基之作。该书勾画了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基本轮廓。之后，由孙宅巍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在上述史稿基础上，采用的史料更加丰富，观点更加明确，从而深化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不久，该书被翻译成日文出版。

1980年代后期，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进入较为活跃的时期，学者们开始从日军大屠杀的各个侧面探讨相关问题。1991年8月，著名的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拟联合南京大学等单位，在南京举办大型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讨论会，计划邀请大批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学者出席，后因故未能举行。这一时期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进展缓慢。1995年，在几位学者的倡议下，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高兴祖、张宪文、张伯兴、朱成山先后担任会长。1997年8月，在南京第一次举办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学会的成立和国际研讨会的举行，极大地推动了南京大屠杀史的学术研究。应该说自1990年代后期至2000年代，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学术研讨会不断举行，和日本、美国的学术交流也密切起来。

这时期学术研究的繁荣，是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分不开的。中日关系由于日本右翼不断兴风作浪而日益紧张和恶化。南京大屠杀作为两国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双方争论的主要焦点，并引起海内外更多人的关注。1998年1月，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陈安吉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该论文集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成就。论文涉及日军屠杀、奸淫、抢劫、破坏以及安全区等方面的研究，也对历史资料、大屠杀的历史影响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1999年8月为纪念南京大屠杀同胞遇难62周年，2000年8月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5周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先后在南京联合召开了南京大屠杀史学术研讨会。两个研讨会交流了海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会后，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4月出版了由朱成山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最新研究成果交流会论文集》。这些成果就日军屠杀暴行、性暴行、安全区、东史郎日记案及日本右翼势力翻案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和观点。

为了全面深入地开展南京大屠杀史研究，1998年12月，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005年，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南京市委宣传部和南京大学共建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为了培养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人才，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分别招收了这一领域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南京大屠杀史料更加丰富的基础上，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亦组织开展了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2007年11月，该学会编纂了一部《南京大屠杀研究新论》。一批学者根据新公布的史料，就南京大屠杀埋尸问题、遇难人数和南京人口问题、日军南京大屠杀原因以及大屠杀中民众有无反抗等问题，进行了新的分析和探讨。

这一时期，学者们就南京大屠杀的相关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扩大了研究视野，拓展了研究领域，发表了一大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出版了一批新的研究著作。如东史郎日记案曾引起中日两国民众的广泛关注。北京的“南京大屠杀图证”编纂委员会编著了《东史郎诉讼案与南京大屠杀真相》一书，由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朱成山编著了《千年之交的较量——抗议大阪反华集会与日本最高法院对东史郎案不公正判决文集》，由新华出版社2000年出版。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出版了南京大屠杀方面的系列研究著作，并在翻译《魏特琳日记》基础上，编著了《魏特琳传》，由南京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上海交通大学程兆奇教授，长期关注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在居留日本期间掌握了大批史料，就日本右翼的种种谬论作了深入的分析批判。200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2011年5月，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东京审判研究中心”这一机构的建立对推动东京审判的研究，驳斥日本右翼否定东京审判的谬论，具有重要意义。200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孙宅巍研究员多年来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成果《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2005年，经盛鸿教授的著作《南京沦陷八年史》（上、下册）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其中论述了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历史。其后，他的专著《武士刀下的南京》、《战时日本新闻传媒与南京大屠杀》（上、下册）、《西方新闻传媒视野中的南京大屠杀》（上、下册）、《战时中国新闻传媒与南京大屠杀》（上、下册）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对国内外新闻媒体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作了深入、全面的研究。南京医科大学孟国祥教授的著作《中国抗战损失与战后索赔始末》（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大劫难:侵华日军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南京文化的劫难：1937—1945》（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抗战时期中国文化损失》（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研究了日军在南京的文化破坏与掠夺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作家黄慧英在深入研究拉贝生平的基础上，编著了《拉贝传》，由百家出版社出版。南京大学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馆长汤道銮主编的《黑夜里的烛光——拉贝与南京安全区国际救援研究》，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为了进一步推动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主办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杂志。经过多年努力，张连红、张生、马振犊、王卫星、曹大臣、姜良芹等，指导博士生和硕士生，写出了一批有价值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凤凰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了张生等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南京大屠杀是震惊世界的大惨案，不仅在世界各地留存了大批文献史料，而且从学术研究角度也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关注。特别是在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香港，都有学者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1991年，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在美国发起成立“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联合会”希望联合国内外学者共同开展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美国有一批华人华侨、知名学者、社会人士，关注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如明州默士达大学谭汝谦教授、南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已故历史学家吴天威教授、乔治•华盛顿大学杨大庆副教授及内布拉斯加大学陆束屏副教授等。美国“日本侵华史研究会”“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均组织举办过南京大屠杀历史与相关问题的研讨会和展览活动。谭汝谦、陆束屏等先后翻译出版过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如陆束屏于1999年翻译出版了《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提供了一批有重要价值的史料。美国华人女作家张纯如，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写出的作品《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在美国和中国引起震撼。台湾也有一批学者关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恩涵研究员也出版了他的研究著作，如《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为了推动中日两国关于日本侵华战争及众多历史问题的研究和交流，经双方政府同意，成立了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中日学者交流了对南京大屠杀的基本认识。

日本，作为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当事国，其国内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认知和不同声音是不奇怪的。右翼学者坚持军国主义史观，否定侵略战争，否定南京大屠杀，他们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有：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谜》（文艺春秋社1973年版）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教文社1984年版）、《南京事件的总括》（谦光社1987年版）东中野修道的《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展转社1998年版）松村俊夫的《南京大屠杀大疑问》展转社1998年版），畝本正已的《真相•南京事件——拉贝日记的检证》（文京出版社1998年版）藤冈信胜、东中野修道的《“被遗忘的大屠杀”的研究》（祥传社1999年版）竹本忠雄、大原康男的《再审“南京大屠杀”——向世界倾诉日本的冤案》（明成社2000年版），北村稔的《南京事件的探究》（文艺春秋社2001年版），富泽繁信的《南京事件的核心——数据解明事件的真相》（展转社2003年版）东中野修道的《日本南京学会年报——“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最前线》(2002年、2003年、2004年、2007年）等。①（参见张连红《中日两国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日本右翼学者就是通过一批著作散布他们否定侵华战争、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种种谬论。日本右翼学者还于2000年10月成立“南京学会”交流、沟通右翼观点，扩大其社会影响。

日本国内也有一批富有正义感的学者，他们尊重历史事实，坚持真理；也们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对南京大屠杀作了长期、深入的研究。他们也曾远赴美国、欧洲和中国查阅相关资料，依据大量历史事实，对南京大屠杀作出了合理的、正确的判断。他们不畏惧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坚持学术真理，坚持以史为鉴，用研究成果推进中日两国的友好事业。

这批对南京大屠杀作出肯定认识的学者，早年是以洞富雄、藤原彰、江口圭一为代表，近期则有笠原十九司、吉田裕、井上久士等活跃在这一研究领域。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洞富雄的《南京事件》（新人物往来社1972年版）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朝日新闻社1972年版）藤原彰的《南京大屠杀》（岩波书店1985年版），洞富雄的《南京大屠杀的证明》(朝日新闻社1986年）吉田裕的《天皇的军队与南京事件》（青木书店1986年版）笠原十九司的《亚洲的日本军》（大月书店1994年版）、《南京难民百日》（岩波书店1995年版）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杀与曰本人的精神构造》(社会评论社1995年版），藤原彰的《南京的曰本军》（大月书店1997年版）本多胜一的《南京大屠杀》(朝日新闻社1997年版）笠原十九司的《南京事件》（岩波书店1997年版）、《南京事件与三光作战》（大月书店1999年版）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的《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13个谎言》柏书房1999年版）笠原十九司的《南京事件与日本人》柏书房2002年版）、《27位亲历者口述的南京事件——屠杀“当时”及其后的人生》（高文社2007年版）、《南京事件争论史》（平凡社2007年版）①（参见张连红《中日两国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洞富雄、藤原彰、笠原十九司等学者，虽然在南京大屠杀一些学术问题上有着与中国学者不同的分析与判断，我们认为作为学者的研究工作，这是很正常的。他们从大的方向上肯定南京大屠杀事实，与中国学者有着广泛的共识。正义的中日学者深化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向世人揭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有利于提高两国人民对南京大屠杀的正确认识。他们为促进中日两国世代友好，维护亚洲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水恒的记忆

原载《光明日报》2007年12月14曰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以武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随即对南京的广大和平居民及放下武器或被俘的中国军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残酷的屠杀行动。这一违反人类基本道义和国际法准则的罪行，立即受到中国和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谴责。战后，11个国家在东京组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也在南京组织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两个法庭均以大量确凿无疑的证据，分别对制造这一惨案的东条英机、松井石根、谷寿夫等战争罪犯，作出了正义的判决，伸张了正义，维护了国际公理和人类尊严。

日本右翼挑起历史争端

抗战胜利后，中国国民政府先后成立“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日军罪行调查委员会”“赔偿委员会”等机构，在南京城区和郊区农村展开广泛深入的调查，获取了大量有力的人证和物证。调查也为东京、南京两个法庭审判提供了最为可靠的证据。调查虽然成绩巨大，但后来没有继续进行到底，几个委员会的工作到1947年均告停顿。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研究机构也忽视了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教科书中甚至基本没有反映，使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真正了解南京大屠杀。

可是，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不能正确对待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宽容态度，不断地美化侵略战争，否认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特别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否定南京大屠杀，说它是中国人“虚构”的，是“谎言”“捏造”上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教科书问题出现后，否定侵华、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行为，引起了中国政府、民众、学术界的高度关注。1985年南京建立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学术界出版了一些史料和研究论著。但是，随着日本右翼及部分政府官员不断挑起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问题的争论，不断参拜供奉侵华战争罪犯亡灵的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亚洲和中国人民的感情，影响了双方早已建立的友好关系。

原始史料见证历史真相

在双方对历史问题的争论面前，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者有责任厘清事实，向中日两国人民及世界各国介绍历史真相，促成双方达成共识，推动中日共同携手面向未来。为此，以南京大学为首，联合南京地区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海外朋友的支持下，共同编纂出版了近三千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从2005年至2007年11月已出版达55卷）。这些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包含加害方日本、受害方中国以及第三方欧美方面的史料，不仅为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有价值的论据，同时也是日军在南京制造这场悲剧的铁证。

日本侵略军是南京惨案的当事者、亲历者。许多日军高级将领、军官士兵、随军记者，在战场上写下不少日记、书信，并在战后撰写回忆，表露了屠杀中国民众的经历和亲身感受。在日军攻打南京时和占领南京后，一批欧美传教士、教授、商人、医生、新闻记者滞留南京。他们不仅亲眼目睹了这一惨剧，并且出于人道主义，组织安全区，救护中国难民达20余万人，他们也留下了直接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日记、书信、报告和新闻报道等。

譬如，日军在攻占南京后，大批杀害中国战俘，捕杀放下武器或脱下军装的中国军人，他们认为这些人是对日军的潜在威胁。日军进攻南京的主力部队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在1937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说：“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消灭的方针。”“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了15000人。”这里所讲的“处理”就是屠杀。《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报道说：成千上万的俘虏被日军屠杀。大多数留在安全区内的中国军人遭到集体屠杀。日军在全城有计划地逐屋仔细搜索，捕捉肩膀上有背包印痕或其他当兵痕迹的人。这些人被押到一起遭处决。”日本《朝日新闻》特派随军记者今井正刚后来回忆说：目标就是杀的一个不留，直至发展成为疯狂残暴的行为”。

日军甚至连续不断地大量杀害无辜的南京城乡居民，以至于到处尸堆如山。今井正刚回忆说：在扬子江“一眼望去，码头一带变成了层层堆积的黑色的尸山。在那些尸体之间晃动着蠢动的人影（指日军一一引者注）50人、100人，他们将尸体拖到岸边扔到扬子江里。挣扎的呻吟，流淌的血，抽筋的手足，加上犹如哑剧般的寂静。”《芝加哥每日新闻报》1937年12月15日报道：今天经此城门（指挹江门）过，发现要在积有5英尺高的尸体堆上开车才能通过城门。已有数百辆日本卡车、大炮在尸体堆上开过。”日军在屠杀中国民众的同时，还大量强奸中国妇女。当时留在南京参与安全区工作的原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传教士贝德士在1938年1月10日致朋友的信中说：德国同事估计强奸案例有2万起。

在受害者中国方面，也保存了大量文献史料和口述史料。国民政府几个委员会战后在南京逐街、逐巷、逐户进行的调查材料，基本上较完整地保存下来。调查表包括被害人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住所及被害情形等。中国军人和南京市民被害后，大量陈尸街头和荒郊。南京的慈善机构红十字会、崇善堂、同善堂等，组织许多埋尸队。他们的埋尸记录，也都保存在我国的档案机构中。中方史料同样也是日军罪行的有力证据。

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悲剧

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在中国境内制造了许多惨剧，但以南京大屠杀最为残酷，规模也最大。为什么会发生南京大屠杀？大约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日本曾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但是，仅在上海就被中国军队拖住3个月。因此，沪战结束后，日方认为必须迅速进攻南京，以摧毁中国首都，从政治上、心理上加强对中方的威慑力，沉重打击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

上海八一三战役，中日双方持续血战，日军伤亡惨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场上形成的日军强烈的报复心，也是导致南京悲剧发生的一个原因。日军一些官兵的日记，流露了这方面的复仇情绪。

日军攻占南京后，全面捕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被俘的官兵，是导致南京大屠杀发生的直接原因。据今井正刚回忆：军令中说：不允许一个敌人在南京城内残存。也许残兵脱掉军服换上了便衣隐藏在市内，必须彻底搜查扫荡干净。”步兵第6旅团12月13日发布的《有关实施扫荡的注意事项》中说：应将所有青壮年都当做残兵败卒或便衣队逮捕监禁。”就这样成批成批的青壮年市民和农民被日军抓捕杀害。

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日军长期受军国主义的精神教育，把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视为效忠天皇的“圣战”。他们拿中国人民的生命当做儿戏，不仅肆意凌辱，而且不断进行杀人取乐、杀人竞赛。中岛今朝吾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说：今日中午高山剑士来访，当时恰有7名俘虏，遂令其试斩。还令其用我的军刀试斩，他竟出色地砍下两颗头颅。”这充分地说明日军官兵的行为已经完全丧失了基本的人性。

还原历史真相，为了世界的永久和平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军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严重伤害。大量的事实和丰富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证明了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并且是任何人否认不了的。它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也不应该忘却的历史记忆。中国人民记忆历史，正视历史，研究南京大屠杀，目的不是纠缠历史旧账，而是要通过对南京大屠杀事实的科学认定，求得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历史问题上达成共识，以便共同总结历史教训，避免历史重演，共同面向未来，为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幸福作出贡献。在南京大屠杀事件70周年来临之际，这应该成为两国人民的基本认识。

驳曰本右翼南京大屠杀“伪造论”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8期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因国土狭小，资源不丰，在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崛起基础上，极力推行向外扩张的政策。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为了占领中国、掠夺中国资源，日本发动了两次对华战争。在战争进行的同时，日军在中国制造了一系列惨案，不断屠杀中国和平居民，诸如在东北地区制造了许多残害中国民众的万人坑；在华北实施“三光”政策，大规模地制造无人区，强掳中国劳工；在各大城市实施无差别轰炸；在占领区强制推行其蹂躏中国女性的“慰安妇”制度；尤其是违反国际公约，实施“细菌战”和“化学战”更有甚者，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中国首都南京后，在大约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在南京制造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规模人类惨剧，使30万爱好和平的南京市民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惨死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屠刀之下。

历史的车轮已经走过70余年，由右翼势力组成的日本政府当局，至今仍不思悔改，不能正确认识这段历史，并且不断否认其历史罪行，妄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制造的谎言，加剧了中日两国的紧张关系。

海内外的人们常常会问起日本侵略者为什么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而事后却坚决不认账，并不断否认？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逐渐成为军事强国，但它却是资源弱国，试图通过战争占领和消灭地大人多的中国，以掠夺中国的资源财富。面对中日两国的对比形势，在军事上必须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第二次侵华战争初期，日本曾扬言要3个月灭亡中国，并且为了加快战争进程，在中国东部沿海发动攻势，以迅速攻入中国中部地带。然而，仅在上海一地之战，就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日军以血战3个月，在付出大量伤亡的代价之后才换取了上海。日军决心报复中国，乃加速军事行动，计划强占中国的首都南京并彻底毁灭这座中国的政治中枢，逼迫中国政府迅速投降。

1937年11月，日本组成了以大将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的华中方面军，下辖直接攻击南京的部队达10万余人。中国方面决策者蒋介石认为，南京在地形上易攻难守，如日军从苏南方向发动攻势，中国守军背靠长江，会形成被动挨打的局面，但是南京为中国首都，军事上必须采取短期固守的战略方针，绝不可以轻言弃守，否则将失信于全国人民，在国际上也会造成不良影响。经过多次会议商讨之后，乃组成了以唐生智为首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先后调集第66军、第71军、第72军、第74军、第78军、第83军、第2军团及教导总队等精锐主力部队，防守兵力达15万人之多，在总兵力上超过日方。

战役战斗应以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力量为主要目标。战役的决策者和组织者，在战役部署上既要考虑如何获得战役的胜利，更要考虑万一战争失败后部队如何安全、有序地撤出战场，进入安全地带。可是在这一关键点上，蒋介石和唐生智没有作出全面的、有效的战略部署。他们二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战争开始，唐生智在对中外记者的谈话中坚定地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之保卫战中。”①（《大公报》（汉口版），937年11月28日•第2版。）这种为国献身的精神虽然可嘉，然而作为战役指挥官不能置15万官兵生命安危于不顾。战前，唐生智不仅未做好战争结束后部队有计划撤退的充分准备，甚至为预防部队擅自渡江北上，乃将江面上的舰船全部撤离。

日军由上海杀向南京，中国在战前辛辛苦苦修建的三道国防工事没能阻挡日军前进的步伐。日军沿途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甚至发生了“杀人比赛”的野蛮行径。早在日军攻占南京城区之前，在郊区各县即已开始了集体屠杀活动。特别是大批中国军人在战斗中被日军俘获。据日军第16师团的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在1937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记载：“到处都是俘虏，数量之大难以处理”因此“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①（张宪文：《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8册《日军官兵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页。）

由于日军自南、东、西三面形成对南京的包围态势，中国守军虽经坚守苦战，仍完全陷于极端不利的地位。12月12日，唐生智在蒋介石的决策下，命令守城部队分头撤退。果不出所料，各部队形成无序的撤退局面，相当多的部队官兵拥向下关的狭长地区，密集于江边，相互争抢渡船，不少军人掉入江中，惨遭灭顶之灾。这时，日军已占领下关对岸浦口，加之渡江舰船极为缺乏，中国守军完全陷于混乱状态，基本丧失了战斗力。

据史料记载，此次南京保卫战，除少部分中国守军实现了集中撤退，由城东北部和西部撤往浙皖地区，及战场阵亡、分散逃亡者外，大约有八九万官兵脱下军装、放下武器，潜入民间，或避入国际安全区，或流落街头，或成为日本战俘。

日方认为，这部分脱下武装潜入民间的中国残兵，是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最大威胁和潜在危险，必须坚决将其搜寻出来加以消灭。日军攻占南京周边地区之后，即逐级下达实施“扫荡战”的命令。12月7日，华中方面军下达了《南京城攻占要领》，要求各级部队在占领南京后“在城内分地区进行扫荡作战”“各师团以一个联队为基本部队扫荡城内”②（张宪文：《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1册《日本军方文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10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也在下达的对南京实施总攻的命令中说：上海派遣军与第十军，当继续南京攻城战，并扫荡城内之残敌。③（同②。）正是在日本军方指挥官的指令下，日军攻陷南京后即在城内展开大规模的扫荡，加上日军将领明确宣布不实行俘虏政策，因此对中方放下武器的残留军人可以任意逮捕并杀害。

日军无法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一般民众加以区别。虽然采用了察看他们的外貌体征等办法，譬如观察其手上有无老茧、肩上有无扛枪的痕迹或额部有无帽檐痕迹等，但是仍然无法有效地甄别出军人。因此，日军决定大量逮捕青壮年男子，许多普通市民、下层体力劳动者被当作中国残留士兵加以逮捕、关押或杀害。据国际安全区的西方传教士、医生和滞留南京的西方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等记者们留下的各类文献材料，以及日方军事文件和高级将领的日记等记载，大批中国普通市民和残留军人被日军抓捕。如日军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少将在12月14日的日记中说:仅“佐佐木支队的一个中队在南京东北部抓获了约2万名俘虏。另有报告称，从飞机上清楚地看到排成四列纵队，前后长达8公里的俘虏队伍正被押送往南京城北部”①（《饭沼守日记》，见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8册《日军官兵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页。）。中岛今朝吾中将也在其12月13日的日记中承认：事后得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②（《中岛今朝吾日记》，见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8册《日军官兵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页。）—批批被抓捕的中国市民和俘虏，绝大多数被关押在长江沿岸乌龙山、燕子矶、幕府山及各城门外开阔地带或仓库。

连续作战的消耗，导致日军给养供应陷于十分困难的状态，特别是食物供应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开始枪杀大批中国战俘和普通民众。据日后出任日军在华最高指挥官的冈村宁次大将在其1938年7月13日的日记中记载：到达中支那战场后，在听取了先遣官宫崎参谋、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杭州机关长荻原中佐等人的报告后才知道，派遣军前线部队一直以给养困难为借口，大批处死俘虏，已成恶习。南京战役时，大屠杀的人数多达四五万之多，对市民进行掠夺、强奸的也大有其人。’③（《冈村宁次阵中感想录》，见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8册《日军官兵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大量文献资料证明，日军攻占南京后为了搜捕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扩大了抓捕范围，逮捕、关押大批的南京普通市民，直至一批批被捕的中国民众被集体杀害。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人类的基本道义准则。

上述材料仅仅说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更需要深刻地分析和认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本性、民族性以及违背人类本性的深层次原因。南京大屠杀充分显示出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性和野蛮性，甚至其部队指挥官也视残杀中国战俘与民众为儿戏。中岛今朝吾中将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记载：今日中午高山剑士来访，当时恰有7名俘虏，遂令其试斩。还令其用我的军刀试斩，他竟出色地砍下两颗头颅。”④（张宪文：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8册《日军官兵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页。）日军在南京还实施了令人发指的性暴行。据当时在宁传教士遗留的文献记载，日军的性暴行达2万多起，连老幼妇女、孕妇也不放过。日本军人丧心病狂，失掉人性，是其军国主义扭曲人性长期培养的结果。加上南京战役时日本军方指挥官有意放纵，导致士兵无恶不作，据中岛今朝吾中将日记记载，日军士兵的偷窃行为盛行，甚至连这位师团长的住地也去“光顾”。

南京大屠杀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震惊世界的大惨案，大批受害者留下了相关的口述证言，历史文献也十分丰富，事实清晰。然而，加害国日本的右翼势力却不断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他们经常叫嚷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制造的“谎言”我们很不理解这个科学技术、物质文化已十分发达的东方大国，为什么面对铁的历史事实拒不承认?这需要世人深思。如果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伪造的，为什么那么多的当事人、幸存者证明了这一事实？为什么在英、美、德、法、意、俄、西班牙等国的档案馆、图书馆留下了大量有关日本在南京进行屠杀暴行的原始文献材料，其中不乏政府外交文件。美、英等国的主流媒体《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泰晤士报》等，当时连篇报道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日军在南京作恶多端，其指挥官对此毫不掩饰。冈村宁次大将、松井石根大将以及入侵南京的部队指挥官、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等人的日记，详细记录了他们在南京犯下的罪行。如果说中国人说谎，难道这些日本将领也说谎吗？为了批驳日本右翼的种种谬论，深入研究南京大屠杀，自2000年起，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组织100余位学者、教授，花了10年多时间，跑遍上述国家包括日本的档案馆、图书馆和各种史料收藏机构，搜集到约4000万字的8国文字的南京大屠杀原始文献，这些史料都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的铁证。中国人岂能制造收藏在8个国家的“谎言”伪造日本军方大将、中将的日记？应该说，真正的谎言制造者是日本右翼势力。当他们知道无法否认南京大屠杀存在的史实时，又变换手法，在遇难人数的多寡上提出质疑。我们认为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日本政府的唯一出路是承认历史罪行，真正改过自新，放弃复辟军国主义的迷梦，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与中韩等国友好相处，创造亚洲的新未来。

第五篇 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

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的任务体系和研究方法初探

原载《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

史料学并不是一门新的学科，它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古代，自从有了历史学，就有了史料学。因为研究历史，必须掌握大量历史资料，其中包括各种文字记录史料和非文字记录史料（如口碑史料、实物史料等）而这些历史资料，是人们进行生产和社会活动中逐步形成、积累并流传下来的。它真伪混杂、精粗不一。人们研究历史，不能不首先对这些资料进行一番仔细、认真的筛选工作，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为历史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有价值的史料。因此，史料学是历史学的基础，是历史学的第一步工作。

史料学和历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资产阶级史学，常常以史料学代替历史学，单纯进行一些琐碎的考证工作，不能阐明和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使历史研究陷入盲目的境地。而忽视史料学的研究，甚至把它视为可有可无的工作，同样对历史学是有害的。

在中国历史学领域中，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已有了较好的研究基础。而1919年至1949年这段习惯上称之为中国现代史的范围里，史料学还是一门新的学科。虽然一些大学历史系已经开出或正在准备开出这一课程，但是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的地位和作用，并未为史学工作者普遍理解。特别是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的任务、体系、内容和研究方法，都还是一个没有解决好的大课题。在这方面深入开展研究，建立起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的科学体系，是中国现代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那么，什么是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的任务呢？

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的第一个任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明确史与论的正确关系，使人们深刻认识史料学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长期以来，在错误的史论观影响下，人们重理论、轻史料，或者只根据一些并未经过严格鉴别的历史资料就妄加判断，这自然不可能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结论来。对史料学的科学地位，人们或多或少的也抱着怀疑的态度，把它单纯看作资料搜集工作，编编纂纂而已。因而澄清、辨正人们对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的一些模糊认识，明确史料学的重要性，是开展史料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的第二个任务，是搜集、整理并确认一批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基本史料。

史料学所面临的研究对象是史料，在中国现代史领域内，一方面，史料可称“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种数之多，数量之大，是任何历史时代无法与之相比拟的，并且这些史料非常杂乱，没有经过系统的整理，良莠不分；另一方面，有些基本史料，由于种种原因还被埋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尚未发掘出来。

史料学这个学科，不可能为每一个史学工作者或各种历史研究课题，提供完备的历史资料。它只能通过自身的工作程序，整理出一批史学研究所必需的基本史料。中国现代史史料学也担负着这一重要任务。它不仅要努力挖掘、搜集大量的、丰富的史料，特别是那些鲜为人知的重要史料；更重要的是经过对史料的鉴别考订、分类整理等项艰苦细致的科学工作，明辨史料的价值大小，确认哪些是中国现代史研究所必须掌握的基本史料，从而为研究工作打下坚实可靠的基础。

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的第三个任务，是努力探索和总结出一套研究现代史史料学的基本方法。

史料是不同社会时代的产物。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些史料的形成，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具有不同的特色。因而史料的研究方法，也不是千古不变的。中国现代史史料学，除应继承、吸取诸如版本考订，文学校勘、史实鉴别等传统的优良研究方法外，还应根据时代的变化，摸索出一套研究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的新方法。当然，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通过不断实践，才有可能把它逐步完善起来。

探索并建立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的科学体系，是史学工作者必须努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科学体系，中国现代史史料学作为一门独立，完整的社会科学，也不例外。那么，什么是一个学科的体系呢?我认为，体系必须能够反映出这一学科的本质，体现学科的指导思想、发展规律和内在各种因素的密切联系，构筑起严密的理论网络。它如同一座高大楼房的钢筋水泥框架，经过不断的加砖添瓦，建设成美好漂亮的现代大厦。

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搜集大量史料，并对这些史料进行仔细认真的考订工作，拨开历史的迷雾，为现代史研究寻找出切合实际的材料。因此，它的本质就是求真存实，辨正去伪。也只有在这一正确思想的指导下，才能使中国现代史史料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也才能建立起科学的学科体系。

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的体系，绝不是呆板的堆砌一大批史料，或是简单的叙述史料、介绍史料。必须把这些史料分类整理，构筑成一个严密的整体，同时体现出学科内部以及史料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制约。中国现代史史料，有与古代史史料、近代史史料不完全相同的形成过程，因而也就出现了不同的史料种类。古时候有大臣的奏章和皇帝的上谕、起居注、实录等，这是研究王朝历史的重要史料。但是，这类史料在中国现代史上已不复存在，而代之以政府机关的公文、文书，它成为研究国家政府活动的主要凭证。中国现代史史料学必须从变化了的客观事实出发，构筑本学科的体系。

归纳起来，中国现代史史料，大体上分为非文字记录史料和文字记录史料两大类。非文字记录史料，有口碑史料、实物史料和形象记录史料等。文字记录史料，主要有档案史料、报纸史料、期刊史料、历史回忆录、人物研究史料（包括文集、日记、书信、自传、年谱等）、地方史志、历届政府公报、各类年鉴史料以及重要的著述（若干年后也是史料）等。中国现代史工作者在对史料进行科学分类基础上，明确提出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基本史料。而这些基本史料的提出，必须经过审慎的校勘、考订工作，明辨史料的真伪，确定史料的价值，并对这些史料的内容和学术地位作出恰当的评述。由这些不同类别的，条次分明的基本史料，构成一个严密的科学体系。它体现了史料学的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

当然，人们对中国现代史史料学要不要有一个科学的体系，认识并不完全一致。譬如，有人认为既然是史料学，因而只需要大力搜集资料，向史学工作者提供丰富的材料就可以了。他们不重视对史料的鉴别、分析、不重视对史料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从而也就降低了史料学在学术领域中的地位，影响史料学本身的提高和发展。也有人认为史料学的任务主要是探讨史料的研究方法，提高人们鉴别史料的能力，而对于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些基本史料，缺乏系统的反映，这同样是不全面的。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的体系，既要完整地反映中国现代史的基本史料，同时也要充分运用史料学的研究方法去考察史料、分析史料，在实践中给人以启迪和提高。当然，我们也十分主张努力挖掘史料，积极探索并总结史料学的研究方法，但史料学的体系必须将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否则史料学将失去它存在的意义了。

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的研究方法，究竟应该有哪几条，这还是一个有待认识和总结的问题。我认为最基本的方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这是人们观察问题、认识问题的根本方法。但是，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束缚下，人们对这一方法的运用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对任何问题，都用阶级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给予无限上纲，使人望而生畏。在惊悸之余，近几年阶级分析的方法又不那么时兴了，甚至提也不敢提了。我认为，过头是错误的，但否定它也是不对的。

如前所述，史料是一定时期内、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它在形成过程中，都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代表着一定阶级的利益，或受到一定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影响，因而在史料内容的记述上，不可能都是正确的，有真实，也有虚假。譬如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形成的史料，特别是官方材料，都不同程度地反映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要求，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根据地，都作了歪曲事实的记述，而对他们的罪行和反革命行为，则千方百计地加以伪装，将事实真相隐瞒起来，甚至凭空虚构。因此，对这类史料，我们必须运用阶级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清除统治阶级在史料中掺杂进去的伪说和阶级偏见，使人们透过迷雾，看到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和本质，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由此可见，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史料学的研究中不是可有可无的，而必须加以恰当的运用。否则，我们只能被史料制作者的立场、观点牵着鼻子跑，历史研究将被引向歧途。

第二，鉴别、考订的方法。

中国自汉唐以后，史著日益增多，史料学的研究得到更多人的重视，许多史学家躬身致力于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考订工作，摸索出许多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至明末清初，校勘、训诂、考据之风大兴，不仅促进了史学的发展，而且史料学的研究方法亦更如丰富。历史上史料研究的成功经验，我们今天仍应认真加以吸取、借鉴。

中国现代史史料的考订方法，主要包括鉴别史料、校勘版本文字和考订史料等方面。

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必须首先区别史料的真伪和谬误，史学家称之为史料外形的考证。因为自古以来，史料多有伪造，不仅伪造古物、古画，亦伪造图书。时至当代，伪史料亦屡见不鲜。譬如档案史料，绝大多数是可靠的，是历史活动的真实产物，但也有极少数伪造品，或称作赝品，它起着以假乱真、混淆史实的作用，这就必须仔细加以辨识。考察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如考察史料制作所使用的材料（纸张等），查明史料的原始出处、流传经过，鉴定笔迹、字体，了解某一历史时期或人物的书写惯例、习惯用语、文体风格等。

史料还由于版本的不同、印刷上的原因造成许多谬误。特别是现代史上，印刷技术不断提高，图书资料一版再版，这就形成不同版本内容质量上的差异。即使同一史料，不同时期、不同出版社排印多遍，也难免出现错别字或文字脱漏现象。也还会由于保管不善，造成史料字迹模糊、残缺污损等。因此，版本的考订、文字的校勘，仍是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步骤。

研究工作的第二步，是关于史料内容的考订，史学家把它称之为史料内部的考证。因为史料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史学研究提供可靠的、有价值的史料。而要获取可信的、有价值的史料，就必须对史料内容进行一番仔细、认真的考订工作。史料常常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或制作者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影响，在记述的内容上并不都能真实地、客观地、全面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有的由于作者对事情了解不深，观察不善，造成史实失误;也有的为了某种目的或政治需要，在内容上故意作伪，虚构编造，制造混乱。因此，史料内容的考订成为史料学研究的最主要环节，而这方面的工作是极其细微、复杂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史学工作者可根据历史事实的各种因素，如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因果等，结合各种旁证材料，相互参证，发现矛盾，并可与逻辑推理的方法相结合，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分析史料，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

第三，各类学科研究方法的相互渗透。

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的研究方法，除上述诸方面以外，还应注意吸取、借鉴人文科学各学科优良的研究方法。譬如年代学、地名学、人名学、宗谱学、史源学、版本学、校勘学、新闻学、编辑学，等等。这些学科及其研究方法，都与史料学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地名学为例，中国现代史上因为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行省、市治和县治的设置、划分、变更，不断发生。具备并熟悉这方面的知识和研究方法，有利于准确的考察清楚史料的真伪和谬误。前辈学者十分注重各门学科研究方法的相互渗透，中国现代史工作者应将这一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使史料学的研究方法更加丰富、完善、成熟。

第四，先进科学技术的运用。

传统的研究方法在史料学研究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研究手段也在不断更新。对史料的鉴定可采用光学、电子学等方面的仪器设备，达到准确无误的判断效果。

总之，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的研究，已经引起史学工作者的关注，学术交流活动正在开展。我们相信在同行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现代史史料学将以新的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

史料与史料学研究

原载《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新华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

一、历史、史学与史料学的关系

历史、史料、历史学、史料学，这些基本的学术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人们并不一定十分清楚。我们经常讲的历史，它是人类在生存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现象；它既包含人类社会发生、演变的过程，也体现着在自然界影响下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恩格斯曾经说过：“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卷.第374页。）因而历史就是人类进行社会活动和生产运动的记录。可是，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时代，其中包括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那时候没有文字用来记录人类活动的历史。后人只能通过考古发掘的各种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或殷周甲骨文、彝器铭文的记录中，了解原始人或早期人类的历史。而这些早期文字所记载的多是神话和传说或问神占卜。公元前10至7世纪左右，中国出现了《尚书》、《春秋》、《诗经》等著名文献，它们记载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特别是《春秋》一书成为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

中国史学成为一门科学，那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史记》、《资治通鉴》等著名历史典籍为代表的、以鉴戒致治为主要社会功能的传统史学，受到时代的严峻挑战。历史学研究进入变革与创新的新时期。在中西文化交融的推动下，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开始传入中国，对中国史学产生深刻影响，掀起巨大的波澜。1902年，作为20世纪新一代史学界代表的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极力鼓吹“史学革命”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而清代兴起的考据之风，仍广泛影响着中国史学界，实证史学较长时间依然是近代史学研究的主体。

作为史学领域中重要门类的史料学，是伴随着历史学而产生的，也就是说自从有了历史学，就诞生了史料学。但是，近代历史学者对历史学和史料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定位，有着不同的认识。最典型的观点，SP所谓“史学便是史料学”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傅斯年。他在早年发表的论著中，反复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如他说：“近代的历史，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①（傅斯年：《历史语言所工作之旨趣》，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928年））又说：“史学便是史料学：这话是我们讲这一课的中央题目。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这话是我们讨论这一篇的主旨。②（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孟真先生集》中编•丁种，台湾1952年版，第3页。）赞成这一论点的还有蔡元培等人。法国著名史学家朗格诺瓦（Ch.V.Ianglos)在其著作《史学原论》③（李思纯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以及中国史学家陆懋德在其著作《史学方法大纲》④（独立出版社1945年版。）中，均进一步强调了以史料代替历史、以整理史料代替历史的观念。

对于他们的观点，早已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如周谷城就说过:“史学家从史料中去寻找历史，从而编著史学书籍；旦并不把史料当作历史，而只把史料当寻找历史的指路碑及历史的代表。若研究只止于史料的本身，考究其来源，分解其成分，加以分类，加以排比；这属于史料学或史学概论的范围。不过史料学亦尝被认为就是史学。蔡元培先生云：‘史学本是史料学’《明清史料序言》，这话于史学界有益，但不正确”①（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开明书店1939年版，第2页。）这里不仅分析了历史和史料的关系，也明确地区分了历史学和史料学。

近几十年来，史学界虽未就此问题继续展开讨论，但总的来说对史料学的研究不甚重视，亦缺乏深入地给予科学的探讨和解释，专门的著作亦不多。有的学者强调史料学是历史科学的“辅助课目”这显然对史料学的学术评价还不够充分。我们究竟应如何看待历史学和史料学之间的关系，如何给史料学以科学的地位，仍需要学者们进一步关注。我们认为历史学与史料学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也有重要的区别。历史科学是在占有丰富的史料基础上，运用科学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也包含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史料进行解剖、分析、综合，得出科学的结论，以阐明历史的发展规律，从而丰富人们的思想和认识，为现实活动提出历史的经验教训或借鉴，也可以预测未来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判定，供政府和有关部门决策参考。而史料学的任务则不同。它是对史料进行搜集、整理、校勘和考订工作。它要考订史料的真伪，确定史料的年代、作者、版本和来源，去伪存真，辨明史料的价值，从而为历史研究提供丰富的、可信的、价值大的原始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说，史料学是历史学的基础，但它并不等于历史学，更不能代替历史学。史料学的研究对象是史料，学者们指出：“史料只可视为寻找历史之指路碑，只可视为历史之代表或片段的痕迹，却并不是历史之自身。②（同①。）“不仅是史料不是史学，就是整理史料也还不是史学。”③（杨鸿烈：《历史研究法》，华世出版社，第61页。）我们必须摆正史料、史学和史料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坚持史料的第一性和多样性

研究历史必须占有充分的历史资料，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们认为，占有大量史料，运用科学的历史观与史学方法，是做好史学研究的三个基本条件。可是，有一段时间，有人并不重视搜集和运用史料，“其实离开史料，历史简直无从研究起。”④（同①。）也有人没有掌握几条史料，便大胆地提出所谓观点或结论，对历史问题妄加分析或判断，甚至背离历史或曲解历史，这些都是不科学的，在学术上也是有害的。在研究工作中也存在另外一种倾向，即单纯地罗列或堆砌史料，不重视研究史料，甚至不会分析史料。这些都不能科学的、深刻的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搜集史料是一项艰苦的科学劳动。学者们必须坚持史料的第一性，努力寻求和掌握第一手史料，这是研究工作能否取得成效或能否有所创新的关键。

哪些材料是第一手史料？我们认为，一类是研究某些问题的核心材料、基本材料。这些材料可能是公开的、人们都可以得到的，但它是某项研究活动所必需的基础材料。譬如，某些著名政治家或思想家等，他们一生或某时期发表的论著、报告、演讲、电稿、诗文等，常被收集起来，编成文集、选集、全集等出版。这些集子成为研究这些人物的基本史料或第一手材料。通过这些文稿，可以了解某一人物的思想演变过程，得知他的政治主张、学术观点或对各种问题的看法。譬如《毛泽东选集》和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成为研究毛泽东、蒋介石这两个领袖人物最重要的材料。毫无疑义，它是第一手史料。

另一类是原始的、没有公开过的、别人基本上没有利用过的材料，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关键性材料。其中，历史档案在多数情况下是第一手材料。它是许多历史实践活动最直接、最原始的记录。尽管档案文件的制作者，受本人或所属机构背景、立场、观点的影响或局限，文件记述的内容并不一定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客观真实情况，但它作为第一手史料则是不容置疑的。如民国历史上国共两党许多重要会议的原始记录，都属于这类史料。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洛川会议”的会议记录和整风运动的档案，都保存在中央档案馆，这些第一手史料至今没有公布，而学术界又存在着一些这样那样的说法，使我们无法辨别并得出准确的结论来。又譬如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国共两党历史或撰写蒋介石、毛泽东的传记，海峡两岸分别典藏的蒋介石档案、毛泽东档案是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蒋介石档案（俗称“大溪档案”，自大陆移台后长期封存。据了解，其档案数量达4200册273000件①（朱文原：《蒋中正总统档案目录》.台湾“国史馆”1998年。）内容涵盖1923年以后蒋介石的全部活动内容，大量文件为蒋介石的亲笔手迹，可以说是一部中国现代史的缩影。1997年2月才正式开放查阅，其史料价值为海内外学者所公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金冲及撰写了《毛泽东传》（上、下册）。据作者介绍，中央档案馆为他们提供了大量毛泽东的原始文稿，传记中引用的大量珍贵史料都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它有助于厘清许多历史问题。宋子文是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的金融界、经济界和外交领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的个人档案内容十分丰富，1949年后移交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存。多年来除开放过极少量一般档案外，其他均长期封存。2004年，经家属同意，这些档案除极个别案卷外，均向公众开放。这些第一手史料的解密与利用，将极大地推动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的研究。

除档案外，人物日记、书信、口述材料等，都能提供许多有价值的、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关键是学者们如何去奋力挖掘与开发。

学术研究还要坚持史料的多样性。

史料的种类繁多，有文字记录史料和非文字记录史料等。它包括档案史料、报刊史料、人物史料、口述史料、地方史志史料、社会调查资料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文字与实物史料，还有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形成并积累的史料等。

一个历史事件，往往不能单独依靠一类史料作出解释或判断，需要他类史料加以印证或补充，以作出科学的、完满的结论。常有这种情况，如档案文件只有某一事件的结果或决定，而无运作或形成过程。而口述史料即当事人的回忆，就能提供档案文件中所没有的材料，如讨论的过程、分歧意见、矛盾冲突等。大家都知道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共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这一决定在会前和会议中间均遭到一批右翼国民党人的强烈反对，只是由于孙中山的威望和坚持，才得以通过。会议文件中没有记载这一问题的冲突和争论。而后来国民党人黄季陆却详细地回忆了邓泽如、林森、谢持、方瑞麟、黄季陆等多次在林森家聚会商量企图在大会上发难的经过。国民党元老们因“顾虑太多”均不愿出头。当时还是少壮派的黄季陆表示愿意在会上抛出反对提案，大家又认为他“资格不够”此议最终流产。

如前所述，研究各种历史人物，其文集、全集是基本的史料，从中可以看出某一人物思想发展的脉络、轨迹。但是，仅此不足以全面了解某一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活动。而其日记和书信等却能更多地、更深刻地反映他的内心世界、人际交往和为人处世的作风、性格等。

总之，研究历史，必须注意掌握各类史料，注意挖掘第一手史料。在某一历史问题上，即使不能做到穷尽史料，至少也要把重要的史料拿到手，这样才能保证研究课题的科学性和高水平。

三、加强史料的考订辨伪与坚持史料的真实性

研究历史，不仅需要获取丰富的、第一手的史料，更需要取得真实的、有价值的史料，这是一项十分严谨的学术工作，而它常常为人们所忽视。

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由于长期的积累，史料浩如烟海，这为学术研究提供非常有利的条件。史料虽多，但它并不都是真实的。史料常常有真有假，假中有真，真中有假，真假混杂，因而对史料必须进行一番认真、仔细的考订、校勘、辨伪等项工作，以查明史料来源，辨别史料真伪，考订史料内容，确定史料价值，最终为史学研究提供真实的、有价值的、价值高的原始材料，达到史料学为历史学研究服务的主旨。

1.史料真伪的考订

中国古代历史上，书籍、字画，多有伪造。为此，学者们曾付出大量的、辛苦的考订工作。而当代历史中，史料虽有伪造，但为数不多。譬如伪造的希特勒日记，广西地区某人伪造的一批政协文史回忆录等，都已被揭露出来。但是，史料真伪的考订工作，仍然是学者们不可忽略的。

2.史料内容的考订

史料内容的考订，是学术研究最重要的环节，也最为复杂。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史料内容常有不真实者。譬如，民国时期国共两党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并多次发生流血内战。在大量档案文件中，表现了双方各自强烈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在内容上常有截然相反的记述。国民党军战败逃走，称“转进”中共红军战败撤退，称“转移”并且双方互以“白匪”“赤匪”相称。这类档案，如不以客观的科学的态度加以鉴别和分析，常被史料误导。众所周知，名人、政治家的日记是重要的历史资料，其中常涉及许多政治内幕或作者个人的真实思想活动。但是也有些人物清楚地估计到将来他的日记会被公布，因而在日记中常不暴露真实情况，或只讲空话、好话，以掩盖真相，蒙蔽后人。袁世凯的《戊戍日记》，一直受到学者们的质疑。据说，《冯玉祥日记》，也是由冯的部下撰写而由冯加以修改的。中共的机关报，如《人民日报》等，在人民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信，可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也头脑发热，报道过许多虚假的材料。譬如，说某地方农业产量亩产达到一万多斤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违反科学的。

有些史料需要进行复杂的、多方面的辨析工作。譬如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金陵春梦》为蒋介石的出身造成混乱。史学家荣孟源先生曾说此事“事出有因，查无实据”。1949年以后多位国民党的军政官员在《河南文史资料》上撰文回忆许昌人郑发在抗日战争时期去重庆寻找蒋介石的经过，以及战后河南省政府对郑发生活上的资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档时发现了1946年12月和1948年5月郑发致蒋介石的两封信。信中讲到“清光绪廿五年曾在开封郑老师福安馆内求学时与主席系同学”“民十八年秋，并蒙主席召见，因发离家未遇，殊觉怅然”民国“三十五年，发奔至南京，蒙总座派吴秘书长鼎昌召见，心感莫忘。”郑发仍恳求面见蒋介石。这两封信都有国民政府和后来的总统府收文记录和处理归档经过，信件应该是真实的。但其信件内容与“文革”以前学者们在浙江奉化所作的一系列调查完全不同，因而这两封信就不能作为研究蒋介石家世的可靠依据。

3.史料的相互印证

有时候一种史料不能对某些历史问题作出判断，而必须与其他类史料相印证。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譬如，国民党的一些党政要员曾多次回忆到蒋介石与宋子文的不和，但这些口述史料苦无文献材料佐证。1997年2月，蒋介石档案解密后，作者在这批档案中发现了蒋宋关系紧张龃龉的文献根据。其重要的原因是蒋介石喜欢写手令命财政部拨款，或任意写便条开支特别费，这对于曾长期受欧美教育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来说，难以接受。宋子文照制度办事，拒绝蒋介石的拨款要求，从而加剧了两人的矛盾。宋子文以辞职相要挟，最终是蒋介石让了步。显然，史料的相互印证，是对史实作出正确判断的重要步骤。

4.史料修正原有的不当论断

著名历史学家陈恭禄对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研究有素①（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华书局1982年版。），他有一句名言，即“让史料说话”他的意思是要尊重历史事实，以史料为根据。历史研究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错误的或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法。譬如，20世纪50、0年代，许多著述都说20年代蒋介石南下广州是投机革命。后来，我们根据历史档案认定这一结论是不符合事实的。特别是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炮击总统府以后，孙中山致电蒋介石，表示“事紧急，盼速来”。

29日，蒋介石由上海抵达广州，登上永丰舰，协助孙中山反击陈炯明叛军。离沪前，蒋介石曾致函张静江，表示总理在危难中，赴广州“非铲除叛贼，誓不生还”并嘱托后事说：惟对于两儿教育之责未完，吾爱纬儿，思之尤难为怀。惟此不无挂念，如有不测，则请照弟留某之函代行之”①（两封信保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张静江档案”。）蒋介石在永丰舰上陪伴孙中山42天，进一步取得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回到上海后，写了一本《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②（原稿存于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极力颂扬孙中山，斥责陈炯明。孙中山为该书写“序”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③（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4册，1937年3月印行本。）显然，说蒋介石南下广州是投机革命的观点应予纠正。

1938年6月9日郑州花园口黄河决堤事件，是抗日战争初期轰动海内外的重大事件。当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及国内各大报纸如《申报》④（《豫境黄河堤被敌炸毁经过》，载《申报》1938年6月14日。）、《大公报》、《民国日报》，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等，都纷纷发表消息谴责日军炸毁黄河大堤，导致洪水在豫皖苏三省边境地区泛滥成灾的罪行。但是，真实的史料修正了报纸上的不实报道。1938年5月，日军攻占徐州后，沿陇海路西进，试图拿下郑州再南下夺取武汉。是时，蒋介石急令第二十集团军商震部于6月9日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以使泛滥的河水阻止日军西进。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而事后为了掩饰真相，6月11日，蒋介石密电在洛阳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⑥（同⑤。）不管人们如何评论花园口事件，但历史档案揭示了事件的真实面貌。

5.史料局限性的判断

如前所述，史料类别很多，它们不一定都能提供真实的、正确的史实。其中，口述史料、报纸史料等，都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口述材料常常由于当事人对其所经历的事情因年代久远而记忆不清，把许多具体情节搞错或混淆起来。也有的因为受到政治的影响或个人的好恶、偏见，而不能如实地提供历史情况。这类史料的辨异考证工作，将是复杂的也是必须的。

民国时期出版的大量报纸，是研究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外交往等问题的史料宝库。学者们非常重视采用报纸史料，特别是报纸具有新闻性、时宜性、广泛性的特点，它能迅速地反映即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经济活动和社会新闻等。它对一些事件基本情况的报道，如时间、地点、具体情节等，在一般情况下比口述史料可靠、准确。但是，报纸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譬如民国时期的报纸，有一些是政党、团体的机关报，它代表着本政党、团体的政治观点、政治主张，反映其本身的政治利益，具有较为显著的政治倾向性，故其报道不一定客观全面。再者，报纸十分注意报道的轰动效应。记者采访中不注意深入调查，有时只抓住一点材料，或表面现象，或道听途说的情节，加以猜测、描绘、夸张，便迅速报道出去。即使后来发现材料错了，也多半不去加以纠正。这样，即误导了时人，也为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不实的、错误的材料。因此，从总体上看，报纸的史料价值远逊于档案史料等。

6.史料价值的判断

史料考证的目的，不仅要为历史研究获取真实材料，更重要的是要提供有价值的、价值高的史料，因而史料价值的判断是不可或缺的。譬如研究淮海战役，除要利用国共双方的军事文献外，杜聿明、文强、宋希濂、郭汝瑰、黄维和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回忆史料是十分重要的，他们提供了国共双方的总体战略战役部署。多年以后，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去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参观实习，曾邀请当年的一位营长回忆淮海战役，其口述史料的价值就不能与杜聿明等的回忆相提并论。

大家都知道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发表了一个日记式的《西安半月记》。据陈布雷说，这个材料是在蒋介石、宋美龄的授意下，由陈布雷躲在杭州西湖边的新新旅馆里，花了两天时间撰写的。此半月记虽由陈布雷捉刀，但非蒋介石亲撰，其史料价值自然就大打折扣。

综上所述，历史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必须注意搜集丰富的历史资料，努力掌握第一手材料，科学地运用史料学的理论和各种考订史料的方法，将历史研究建立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第六篇 学科理论与体系建设

论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

原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新华文摘》2004年第6期

社会转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变化过程，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由初级到高级、由落后到先进的演变，它体现着时代不断前进、不断进步的历程。社会转型不是简单的某一社会现象的变化，而是包含着社会各方面，即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结构等方面整体、全面的发展与变迁。它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变动，一种具有战略性的、影响社会全局的社会大变革。这种具有全局性的社会变动，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着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与曲折。社会转型有时是不完全的，甚至是不成功的。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设想在一朝一夕之内实现的。我们必须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冷静地看待中国的社会转型。

一

20世纪的中国，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两次重要的社会转型期。

第一次社会转型，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及相继成立的中华民国。它标志着中国由一个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它是暴力革命式的社会转型。

第二次社会转型，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这一转型是中国由一个具有初步现代性的社会向建设较为发达的现代社会的转型。它是采用和平的、变革式的转型。

运用现代化的理论，考察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我认为应将1911一1978年作为一个整体过程加以剖析和认识。这就涉及如何看待40年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1949年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的问题。第一，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机遇，中国社会完全有可能走向新的历史发展道路。但是，这个大好的历史机会被执政的国民党丧失了。第二，经过三年的国共内战，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再次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认识上的误区和理论指导上的错误，因而在新中国建立后，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中均遭受严重挫折，未能有效地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显然，国共两党都未能把握好历史的发展机遇，把社会引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如何认识20世纪中国社会的转型，还需要回溯一下这个时期的中国历史。

众所周知，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封闭式的东方大国，专制主义统治严重。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大门，一方面，中国先进的人们发现中国已远远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国要急起直追；另一方面，殖民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也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因而近代中国人民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统一、民主、富强的现代中国。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先进的中国人，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社会变革，但未能成功。1911年的辛亥革命，作为一次暴力革命，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任务，即：第一，推翻了清王朝的政治统治，结束了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第二，初步建立起民主共和制度，实现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把中国引向建设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这在中国来说，是破天荒的、也是前无古人的大事件。由于辛亥革命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历史使命，因而我们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胜利的、成功的革命运动。

但是，辛亥革命作为一次武装斗争形式的革命运动，它不可能在短暂的时间内完成社会转变，特别是社会变革、社会改造的所有任务。新的社会因素不可能迅速地完全代替旧有的社会因素。辛亥革命后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1)帝国主义虽然受到革命运动的打击，但其势力仍在，仍然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大量的传统社会遗留，其中包括传统政治、传统文化、传统思想的影响，依然存在，有时甚至掀起较大的复旧风浪，如政治上的复辟、文化上的复古等；3)传统政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小生产方式造成的落后意识、保守观念，仍然普遍存在，阻碍着人们的进步和对新事物的追求。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资本主义经济尚很微弱。作为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矛盾、冲突的畸形政治形态——北洋政权，其掌权者缺乏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理念和建设国家、改造社会的目标、纲领和措施，因而没有凝聚各种社会势力的号召力，也无法取得广大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只有连绵不断的战争和无休止的争权夺利。这种政治现象的出现，也是历史转型阶段的必然，它使人们发出中国向何处去的疑问，以及提出中国如何再进一步地进行社会改造的问题。

辛亥革命后，人们提出种种社会改造的方案。这些方案，不管它的可行性如何，都体现了人们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在众多的方案中，有两种方案分别为人们所接受、采纳，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论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改造中国的三民主义纲领。中国共产党最初是学习苏联革命的方式，走城市起义的道路。在中国资本主义尚不发达并需要发挥它的经济效能的情况下，过早地、不适宜地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理论，从而在政治实践中带来严重危害。在城市起义不断遭受严重挫折后，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探索新的改造中国的方案。而国民党人主要据守城市，在1927年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实施了较为深刻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变革，如在1928年颁布《训政纲领》，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建立了以五院制为核心的中央政治体制及地方政治体制。这种与北洋政府政治体制不尽相同的、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五院制度，政治上的监察弹劾制度，以及人事上的考铨制度等，虽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但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应该说30年代国民政府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另外，在经济改革方面，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财政经济措施，统一了财政，增加了税收和财政收入，扩大了市场交流和国内外贸易，发展了工农业经济，争回了一些中国丧失的海关主权，基本上恢复了自主决定税则、税率，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工商业，抵制了外国商品的倾销。中国的社会经济，在30年代经历了一个曲折、缓慢的发展过程后，于1936年达到民国时期最高的经济水平，使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向前推进一步，也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但是，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从东北地区，到华北、华东、华南以至中原腹地，中国的社会经济、资源财富，均遭到极为惨重的损失，使中国的现代化遭受严重挫折，延缓了历史进程。

然而，从另一角度讲，抗日战争也给中国的发展带来积极因素，即:第一，抗日战争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责任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华民族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各团体能够抛弃前嫌，以民族利益为重，共同团结抵御外侮，扭转了中国人民一盘散沙的局面。第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整个世界战争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对中国抗曰战争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中国的抗日战场与欧洲战场联成一体。美国成为中国的主要盟国，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也进一步坚定了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第三，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各国与中国签订了许多压迫、掠夺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一百年来中国人民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进行过不懈的斗争，但终因中国的软弱外交而未能彻底实现。1942年，国民政府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开始与美、英等国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至1943年基本达成协议。美、英表示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使馆界及驻兵区、租界、特别法庭、外籍引水员、英籍海关总税务司、军舰在华行驶及内河航行等特权。在英、美影响下，其他国家也相继宣布放弃在华特权。虽然中国大片国土沦入日本侵略者之手，但废除不平等条约仍具有重大意义。第四，由于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在长期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中，逐步显示了国家和民族实力，具有极大的潜力，被列强视为战后不可忽视的力量，因而在战争后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威望空前提高。通过1943年10月中、美、英、苏四国签署《普通安全宣言》，中国成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这为战后中国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打下了基础。第五，经过激烈的战争洗礼和锻炼，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有了很大提高。抗日战争后期在大后方日益发展起来的民主宪政运动，就是民主主义思想不断高涨的体现。人们不仅要求有知情权，还要有议政权、参政权，强烈抵制不断抬头的国民党、蒋介石独裁政治。第六，国民党的长期政治对手中国共产党，其政治路线、纲领、政策，逐步走向成熟。在伟大的民族反侵略战争面前，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表现了与国民党团结抗战的真诚愿望，另一方面在抗战后期为了和平建国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这一主张，有利于战后进一步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以上论述，十分明确地说明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走向新的和平建国道路，出现了新的历史机遇。问题是执政的国民党，愿不愿意、能不能把握这个历史机遇，重建国家，使中国重新迈向建设现代国家的发展道路。它十分尖锐地摆在国民党以及全国人民面前，必须作出选择。

二

历史事实说明，国民党在战争结束后，没有及时抓住机遇，丧失了大好时机，分析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日战争，最终取得战争胜利，人们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重建家园，恢复曾经失去的平静、安乐的生活。可是，战后，国民党忽视人民的呼声和迫切愿望，其所作所为将把中国人民再次引向战争的深渊。

第二，国民党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忽视甚至反对以中共为代表的各界人民的民主政治诉求。这是战后面临的一个最根本问题。

众所周知，在反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年代，国民党为了广泛地动员各阶层人民投入反侵略战争，在政治民主方面不能不有所让步。这表现在，一是实行国共合作；二是允许中共人员公开活动；三是释放被逮捕的政治人士；四是中间派别也有了较大的政治活动空间，而战时民主政治的重要措施是国民参政会的设立。尽管国民参政会并非权力机关，是一个咨询和议政机关，然而自1938年成立至1948年结束，十年间召开4届13次会议，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方面的政治呼声。

然而，随着战争的进程，国民党的集权政治也进一步强化。如出于战争的需要，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加强了领袖的集权措施，在国民党内实施总裁制。大会决定，宣扬“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要“消灭政治斗争之意识”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关系上，决定“采取以党统政的形态”要求“以最高政府之命令，贯彻党的意旨，推行党的政策”这实际上是要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继续排斥各阶级、各政党参政议政。而1943年上半年《中国之命运》的发表，更加进一步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它标志着国民党的集权政治和个人独裁意识，已经达于顶点。抗日战争后期，在大后方地区掀起的两次民主宪政运动，就是对国民党集权政治的反弹。人们强烈要求实施民主政治，结束一党统治。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它反映了各阶级、各政党的共同愿望。它们要求改变一党政治，实行多党政治，从而把民主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战后，在国共两党关于商谈和平建国的政协会议上，国民党针对共产党，提出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而共产党认为国民党缺乏诚意，坚持主张先政治民主化，后军队国家化。这一政治原则的分歧，是国共两党关系在战后走上破裂的焦点。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强化，是与政治现代化根本对立的。

第三，战后，美苏的冷战形势已基本形成。美国从远东的政治格局出发，坚决抵制苏联及共产主义运动在远东地区扩展。虽然美国在战后曾希望将中共纳入中国政府的控制下，以弱化中共势力，但其调停国共关系未取得效果，最终还是把国民党蒋介石推向坚决反共、发动内战、武力消灭异己的道路。

第四，国民党逐步地失去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因而仅仅四年时间，即走上政治崩溃的道路。

众所周知，抗战胜利，人们对国民党寄予希望，期盼重整家园，繁荣社会，振兴民族，建设现代国家，因而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威望达于顶点，万岁之声不绝于耳，连中共也公开表示拥护蒋介石领导建国。但是，曾几何时，江河日下。国民党对沦陷区的经济接收，实际上是对沦陷区的一次大规模的掠夺。它不仅表现了国民党的严重的政治腐败，也使广大人民群众失掉了对国民党的信仰。频繁内战造成的经济破坏，从而引发的经济危机，使城市中小工商业者面临经济破产的境地，也失去了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党专政和对中间政治势力的排斥、打击，使众多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纷纷倒向共产党一方。更重要的是国民党自建立政权以来，虽然也曾进行过一些土地改革的试点，但始终没有认真考虑过千百年来农民对土地的热切追求，不能满足农民的生存愿望，甚至站在地主阶级一方，压制和打击农民，因而在国民党对大陆统治的后期，完全丧失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因而农民纷纷站到了共产党一方。

总之，丧失全国各阶层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使自己彻底孤立起来，是国民党在短短四年时间内走上彻底垮台的根本原因。

三

回顾40年代的历史，国民党未能抓住历史机遇，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而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民主革命胜利后，也未能使自己成为一个自觉的社会现代化的推动者，从而使中国建设现代社会的事业走过了一个复杂、曲折的道路。

我们认为，1949年民主革命胜利，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

第一，完成了国家政权的转移，将国家统治权由一个腐败的政党中国国民党，转移到一个十分清廉的中国共产党手中。政权的转移，为社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极为良好的政治环境。同时，由于执政党政治理念的不同，建设国家的方略也产生重大变化。新中国以新的政治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第二，彻底地摧毁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势力，清除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实现了真正的独立自主，在政治上强大起来。通过诸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几次在中国国门口的作战，美国等列强各国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再也不敢小视中国，更不敢压迫中国。

第三，开始医治、恢复因抗战、内战造成的经济创伤。1949年内战结束时，中国的经济已经跌入最低谷。这时，经济虽仍落后，但是，经过建国初期的努力，已经建立起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第四，全社会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剥削，旧社会的黑暗面得到改造、清洗。人们自觉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整个社会出现了朝气蓬勃、奋发向上、廉政清新的景象，人们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

但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领导者对现代社会的基本理论缺乏正确的理解，因而未能自觉地实行新的社会转型，从而导致新的挫折。

首先，政治指导思想、理论和观念有失误和错误。

1949年民主革命胜利后，以暴力手段完成了政权的转移，也就是说采用急风暴雨式的革命行动已告结束。中国面临的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社会的改造，不断扩大现代社会因素，改变旧的社会影响。可是，建国后建设现代中国的指导思想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社会各领域中大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各项事业都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埋葬资本主义。一化三改造的主导思想，是强调对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改造，而不是较多地发挥他们的建设积极性，把他们放在了国家建设的被动地位。政治指导者对现代社会的认识朴素、肤浅，认为建国后无产阶级实施人民民主专政，政治现代化问题已经根本解决，国家建设的主要问题是经济上发展工农业生产，思想上彻底清除资本主义影响；执政者对于如何使自身跟上时代的发展问题则缺乏认识。

其次，经济建设上，照搬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制约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1949年以后，把发展重工业、实现农业集体化作为主要任务，由政府直接管理经济，以政府行为干预工农业生产，把苏联集体农庄作为中国农村追求的榜样。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在一个落后的、生产力低下的国度里，在短期内可以初见成效，但是由于它本身存在的不可克服的缺陷，诸如人浮于事、劳动效率不高等等，从而使生产达不到高水平，甚至成为生产力高速发展的障碍。50年代中期，毛泽东明显感受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因而1956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建设的新观念，表明中国将采取与苏联不完全相同的发展战略。但是，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认识仍然不够清晰，还受着计划经济的严重束缚；另一方面在经济变革的探索上，又渐渐步入歧途。在社会全面“大跃进”的狂涛中，对现代化的认识脱离了正常的思维轨道，陷入了乌托邦的迷途。

再次，政治上，是与僵化的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权力的高度集中和过分集中。

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正确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强调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艰苦、更伟大，因而要求全党“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可是，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城市后，有相当一批领导干部未能保持过去的优良传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缺乏民主作风，封建主义的思想遗留严重，而更多的干部对此却缺乏认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压制了知识分子和中间派别的民主诉求；959年的反右倾斗争，压制了党内的民主呼声；964年的四清运动和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斗争矛头针对党内的领导干部。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并且越演越烈，终于使国家政治走上歧路，哪里还谈得上搞什么政治现代化呢！

又次，在对外关系上，在战后美苏冷战形势的影响下，中国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对苏联实施一边倒的政策。这一政策，直接影响了对西方国家的开放，使自己脱离了世界潮流，孤立了自己，影响了中国本身的发展和进步。鸦片战争后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的国门，又重新关闭起来。自我封闭的政策，影响着自己对世界的了解，也影响吸取西方的、先进的物质文明和某些优秀的精神文化。

上述诸点，完全不符合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标准。“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些错误的集中爆发，并且发展到极点。它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造成沉重灾难，也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严重后果。

物极必反。“四人帮”的被粉碎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客观上促使中国开始探索新的发展道路。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发展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真正的社会转型。1978年的转折，是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基础上，具有理性的、主导性的社会转型。它开始把一个不完全的、具有初步现代性的国家，引向更高的现代国家的发展道路。我们认为，20世纪的中国，实现了两次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应该说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论断。

民国社会转型研究

——“第六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学术总结

第六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各位专家、学者的共同参与下，即将胜利闭幕。这次研讨会，南京大学邀请了五所在民国史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世界最著名的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东京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以及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共同主办。这样一种学术合作，在史学界也可以说在学术界是空前的，应该说是一个创举。三天的学术研讨，说明合作是十分成功的。

回顾中华民国史学术交流的历程，自1984年5月在南京举办首次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以来，26年间我们和兄弟学术单位先后主办了六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大陆民国史研究启动于1973年，至1984年召开首次中华民国史讨论会时，已有十年时间。这次研讨会获得中央领导人的支持，规模较大，影响也大，对于解放学者思想，端正对民国史的认识，推动民国史研究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那时，中国大陆与海外的学术交流还不多，第一次民国史讨论会只邀请了时在南京的著名民国史专家易劳逸等五位美国教授出席。与台湾学者尚无往来。1987年第二次民国史学术讨论会，邀请了二十多位外国学者参加。当时恰逢台湾开放大陆籍人士返乡探亲，两岸间逐步有了接触。听说台湾方面很关注这次会议，我们一方面委托海外华人学者带了三套会议学术论文赠送给台湾学者，另一方面，委托出席会议的齐锡生教授（时在美国北卡罗莱那大学任教）带了三封信给台湾的张玉法教授、张朋园教授、张忠栋教授，欢迎他们来大陆访问交流。两年后，即1989年7月，张玉法教授以返乡探亲之名，到了山东家乡并来南京大学访问。他是从台湾来大陆访问交流最早的历史学者。之后，1994年大陆历史学者组团去台北出席“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两岸间的学术交流开始活跃起来。回顾这一交流过程甚有意思。

我们举办综合性的、大型的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主要宗旨是考虑民国史为新兴学科，其本身面临的许多学术理论问题尚在建设中，诸如思路、主线、框架、体系、内容、研究方法、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以及对民国史上一些重大问题如何给予正确的科学的判断等，都需要开展广泛深入的探讨。我们试图通过这种大型的综合性的研讨会，不断地掀起民国史研究的高潮，吸引更多的学者加入进来，以交流研究心得和成果，促进学术友谊，共谋学科发展。

我们经过反复协商，确定第六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民国时期的社会转型”为主题。因为社会转型问题，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涉及社会发展的方向、目标和运动过程。它涵盖政治变革、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以及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变动。它是一个宏观性的，有利于充分地、深刻地认识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议题。

我们认为，社会转型是一个长时期的变化过程，它包括转型的酝酿、启动、运动过程及完成。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根本点，在于如何由一个传统的、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发展轨道，并逐步建成为现代国家。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奋斗过程。这个过程，已经运行了一百余年。

我们认为，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酝酿过程，至1911年的辛亥革命，成为社会转型开始的标志。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和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它标示中国由传统的封建专制社会，开始迈向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是在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它为现代国家的建设勾画了雏形，展示了现代中国的美好前景。我们应十分肯定与重视南京临时政府在国家发展道路中的重要地位，这是我们过去研究工作中非常忽略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因为它存在的时间短暂或许多政治、经济措施未及实践，而轻视它的重要作用。南京临时政府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是它的首创精神和制度创造。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地认识辛亥革命的作用。它作为一次暴力革命，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标志着新旧两个政权的交替，但它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不可能将国家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毕其功于一役”辛亥革命后存在各种社会乱象，存在旧势力、旧传统的遗留，是必然的。革命不可能一下子将旧社会的各种残留彻底清除干净，必然有一个不断改造旧社会、旧制度的遗留和不断发展完善现代社会制度的奋斗过程。因此，暴风雨式的革命运动过去以后，国家继续转型的主题是进行社会改造，这一任务将更加艰巨、更加复杂、更加漫长。我们从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社会变迁、政治制度的改革和人们思想文化的进步等方面的艰难状况观察，就可以理解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继续前进的困苦程度，因而我们也不应该苛求前人，对当时种种不完善的地方指手画脚。我们应该以吸取经验教训的态度去赞扬前人取得的成就。

辛亥革命后，主导中国政治的是北洋政府，这批政治统治者缺乏国家建设的理想、追求和规划，而是不断的进行政治争斗和战争冲突。但是，自1912年至1928年，中国还是进步了，社会还是向前发展了。现代国家的法制制度，在北洋时期基本建立起来，民主共和制度部分地保存下来，中国一些最著名的大工业企业多建立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新型的现代教育制度形成于北洋时期，若干所著名大学也多建立于北洋时期。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活跃的重要时代。应该说，北洋时期中国的社会发展并未停滞，而是在继续转型。北洋政治的腐败和政治制度的缺失，虽然会使中国社会发展缓慢，但不能改变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

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进行了政治和经济的改革。蒋介石面临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面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国内严重的自然灾害。对此，蒋介石运用政治的和军事的手段，整合了党内的政治派系如与胡汉民、汪精卫的关系；军事派系如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关系。与此同时，建立了新型的现代财政金融制度，开展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发展了社会经济，初步控制了西南和西北各省区，并通过战争使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被迫转移至陕北。至1935年，国民政府基本上统一了中国；1936年国民经济水平达到了民国时期的高峰。应该说，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国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历程中，向前跨出一大步。

日本侵华，虽然给中国社会造成严重破坏，使社会发展进程蒙受挫折，但是它却使中国人民增强了凝聚力，民族团结空前加强。沿海地区工业内迁和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内迁，既保存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也调整了全国的经济布局。

抗日战争经过全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最终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国的社会转型又面临新的历史机遇。这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是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全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帮助广大民众重建被战争破坏了的家园。这时，蒋介石在全国的威望也达到他执政以来的政治高峰。然而，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并未抓住中国社会转型的新的大好时机，而是在政治上骄傲了。他否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坚持内战、独裁的方针，从而也就加快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失败。

蒋介石丢失大陆，其根本原因有两条：内在原因是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政治上更加腐败；外在原因是政治上失去了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这方面，一是丢掉了广大的农民。蒋介石在建立政治统治后，从未认真地考虑解决农民朝思暮想的土地问题，而共产党在解放一个地区后，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放在首位。这样，农民必然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从而也进一步扩大了打击国民党的力量。二是丢掉了中间阶层，gp城市中的中小工商业者和中间党派。战争造成的经济衰退甚至经济危机，使中小工商业者的生存难以为继，不少企业倒闭破产。国民党打击中间力量的政策，也促使民主党派倾向共产党一方。蒋介石去台湾后，并未认真总结在大陆失败的根本原因。他建立革命实践研究院，将失败的原因归之于部属，而不能认真检讨自己。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新的政权并开始执政，中国再次面临新的社会转型。毫无疑义，中国政治和社会各方面均出现新的气象和蓬勃向上的局面。回顾历史，这次社会转型最大的成就是中国实现了国家的完全独立，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经济上通过实施恢复国民经济的政策，医治了国共内战的创伤，并在苏联的帮助下，打下了重工业的基础。然而，总结历史经验，这次社会转型应该说是不够完善的。经济上，学习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当工业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很难再向前发展，反而成为经济继续前进的障碍。另外，在政治上，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如何发扬高度的人民民主，一直是尚未解决的重大课题。1979年的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新的里程碑。由上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转型从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以来，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和曲折复杂的道路。

第六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各位教授、学者提供了107篇学术论文或在会议上作学术讲演。大家从微观或宏观的角度，对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作了深入的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推动了民国史的研究，拓展了研究领域。会议在各位学者的积极支持下，开得是十分成功的。我代表各主办单位向参与会议的海内外学者表示最深切的感谢。对诸多安排不当或服务不周到之处，敬请各位朋友谅解。

对1927-1937年中国历史的基本认识

原载《历史教学》2003年第4期

1927年4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南京重新建立国民政府，至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前期，也是国共两党由合作走向破裂并逐步走上再次合作的历史时期。对这段历史，中国海峡两岸的历史学者曾有很大分歧，即一方评价过高，是黄金时代；另一方评价过低，是黑暗统治时期。通过十多年来的学术交流，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已逐渐取得共识。祖国大陆史学界本身，经过多年来的研讨，在认识上也有很大变化。在这里我想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供教材编写者参考。

一、1927年国民革命运动破裂，国共两党向两个方向发展

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现代中国。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结束了在中国维持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以民主共和为基本制度的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但是，我们不可能设想通过一次暴力革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还需要不断地进行社会改造。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各派系先后控制中国政府期间，没有提出明确的国家发展方向和纲领，也没有实施有效的社会变革，而是不断地进行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并进而发展为连绵不断的军事混战，给中国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危害。推翻北洋政府，继续推进中国的社会进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建立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是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1926年，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消灭了吴佩孚集团，打败了孙传芳势力。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第二次北伐，摧毁了孙传芳的军事力量，并将张作霖集团驱逐出北京，推翻了北洋政府。

过去强调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这层意义上说的。如果从改造与建设一个现代中国社会的方向考虑，四一二、七一五事件，标志着国共合作共同进行的国民革命的破裂，而且破裂的原因是双方面的。国共合作破裂后，国共两党向两个方向发展。

国民党主要在城市中发展，而中国共产党由城市革命道路转向农村革命道路。

早期，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有误区。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与西方相比，比较薄弱。可是，共产党过早地提出要消灭资本主义，因而对二三十年代早期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消极影响，主要是以“左”的思想观念指导党的革命行动。中共学习苏俄革命经验，在城市里搞武装暴动、武装起义，直接打击资产阶级，试图以微弱的政治力量夺取全国革命的成功。城市革命道路受到严重挫折，起义、罢工、示威，屡屡失败，不断遭受破坏或镇压。毛泽东重新探索变革中国社会的道路，认识到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力量，因而实行了重要的战略转变，提出向农村进军、向井冈山进军。

二、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坚持消灭共产党的政策，并从军事上、政治上大力整合内部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有进步性，也有落后性。在这十年期间，第一，坚持消灭共产党的政策，从发布第一号通缉共产党人的命令和屡屡镇压工人罢工、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到对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动五次军事围剿，无不是为了达到彻底消灭共产党的目的；第二，建立并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逐步演化为蒋介石的个人独裁。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面临的政治形势是一个党（国民党）、两个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三个中央党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上海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四分五裂的局面。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也存在着不统一：军事上四大派——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和白崇禧四大军事集团；政治上三大派——蒋介石派、胡汉民派、汪精卫派。蒋介石在1927年至1932年间，大力整合国民党内部，在解决与武汉国民政府和上海西山会议派的矛盾后，使宁汉沪三方由对峙达到统一。接着，通过第二次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后，试图通过编遣会议，采用和平削藩手段，削弱或瓦解冯、阎、李三大军事集团。在此方式未能奏效情况下，决心武力解决。蒋介石通过蒋冯战争、蒋桂战争、蒋冯阎中原大战等，最后达到了军事整肃的目的，使这些军事实力派至少从表面上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领导。在政治上，蒋介石亦通过分化、利诱等手段，瓦解了胡汉民系，逼胡汉民出走广东；拉拢汪精卫派赴宁组阁，拆散了广州反蒋同盟。之前，蒋介石还通过“东北易帜”使张学良归顺南京政府。

蒋介石整合国民党内部各派力量，是在实施训政，减少军事开支以加强经济建设等名义下进行的，达到了军事、政治权力集中，稳定和完善国民政府政治统治的目的。

三、中共开辟农村革命道路，实施变革中国社会的新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鉴于城市革命道路血的教训，决心在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拓展革命空间和发展新的革命力量。工农起义队伍逐步发展为工农红军，在全国广大农村建立起许多大小不等的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在农村艰苦环境下，创造了系统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它在一个落后的国度里，在农民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情况下，探索发展经济、建设民主政治、繁荣大众文化的方略并加以实践。当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改变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使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并与国民党再次建立合作，团结抗战，使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配合，构成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改造中国落后面貌的新经验、新理论，代表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新起点。

由于在农村中聚集革命力量，探寻新的革命道路，是前无古人的事业，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及时纠正了前进道路上的缺失。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路线上、军事战略上走向成熟。1949年，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引导中国革命由农村再次转入城市，并提出新的国家发展方略。

四、国民政府实施政治制度的改革并确立联美、抑日、反苏的外交战略

1927年后，南京国民政府逐步实施政治体制的变革，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颁布《训政纲领》，其二是建立以五院制为核心的中央政治体制和地方政治机构。

1928年，国民党通过国民政府颁布《训政纲领》，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训政纲领》的中心内容，是把国家权力分为政权和治权两部分。政权是由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组成，治权是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成。《训政纲领》规定：在国民大会召开前“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这就是说，《训政纲领》将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定为国家最高权力的决策机构，而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来指导全国实施训政，监督国家政务。上述规定的本质是从法制上确认国民党在中国实施一党专政。之后，在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立领袖制度”设立党的总裁，以及进一步将党、政、军权力高度集中，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这一切又为蒋介石由实行一党专政进而走向个人独裁，制造了法律依据。

国民政府建立的这套政治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这一新的、与北洋政府不尽相同的政治体制，有它的积极一面。它的三权分立的五院制度、政治上的监察弹劾制度以及人事上的考铨制度等等，都有一些成功经验。应该说，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向前迈出一大步。但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也束缚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限制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对外关系方面，一方面重新构建新的外交体制和外交机构，另一方面发表对外宣言，着手“重订新约”以调整与各国的关系。这时，国民政府与各国尚无明显的疏密关系。随着中外关系的变化，南京国民政府主要采取了联美、抑日、反苏的外交战略。其中，在对日问题上，由于日本较长时间关注满蒙地区，东方会议以后更将这一地区明显地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不愿苏俄染指。因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与1927年第一次下野访日的蒋介石会谈时，表示支持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统一长江流域，但是希望蒋介石不要北伐，在南方消灭中共势力，与北方军阀势力实行南北分治。而蒋介石则表示必须北伐以统一全中国，但承诺日本在中国东北有“特殊地位和权益”承诺满蒙是日本的势力范围。30年代，中日两国基本上是按照这一原则处理双方关系的，而日本侵华战争却进一步突破了这一范围的限制。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逐步走上依靠美国的道路。在中苏关系方面，出现较大波折，关系一度恶化，一方面反映了苏俄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蒋介石一贯的反共思想，直接影响着中苏关系的正常发展。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政治上的软弱，因此，在对外关系上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在处理一些涉外事件，诸如“南京事件”及“五三”惨案等，不时表现出妥协和退让的态度，不能坚定地维护中国的民族利益，但是这些表现，不能与汉奸的卖国与投靠外国相提并论。蒋介石自青年时代，即具有较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意识不能不对中国的对外关系产生一定影响。

五、国民政府实施财政经济改革，中国国民经济在艰难曲折中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起用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先后召开全国经济会议、财政会议，吸取西方国家整理财政的理论与经验，提出了一系列财政经济改革政策，对30年代的经济发展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在财政经济方面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整理了财政，统一了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改革了税制，整顿了三税（关税、盐税、统税），废除了制约商品流通的厘金制度。第二，发表与各国重订新约的宣言，开展关税自主运动，否定领事裁判权。第三，实施币制改革，废两改元，统一国家货币，限制白银外流。第四，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通过上述一系列财政经济措施，统一了财政，增加了税收和财政收入，扩大了市场交流和国内外贸易，发展了工农业经济，恢复了历史上丧失的部分海关主权，基本上恢复了自主决定进口税制、税率，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工商业，抵制了外国商品的倾销。

但是，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30年代的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缓慢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的发展趋势。譬如，经过实施新的财政经济方针，1928年至1930年间，经济水平是上升的，表现了一种良好的势头；后来，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开始发动侵华战争，国共持续内战，国民党各军事实力派不断进行混战，国内大面积自然灾害，水灾、旱灾接连发生，因而1931年后，经济状况又恶化，经济水平下降。国民政府进一步调整经济政策，推行币制改革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促使国民经济水平再次提升，至1936年达到了民国时期最高的经济水平，从而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日战争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我们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30年代国民经济的发展，对它评价过高，或对其发展完全持否定态度，都是不恰当的。应该说，它是在艰难的环境中，经过了一个波浪起伏的发展过程。

六、日本武装侵华导致中国政局大变动，国民党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积极进行抗战准备

1931年至1945年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战争的时期。中国人民由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共经历了14年时间。我们应该将14年的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加以认识。

为了对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公开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把它定为国策。对这一政策的认定，长期以来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从单纯的军事观点说，它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要对抗敌人并最后战胜敌人，有一个安定的后方是十分必要的，否则，腹背受敌，难以克敌制胜。但是，从政治上说，这一政策显然又是错误的。因为在强敌压境形势下，采取什么样的反侵略方针、方法，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对异己力量采取军事镇压还是政治解决，将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当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异己力量采取了排斥、削弱甚至军事消灭的手段，而不是从团结对敌的立场出发，积极调整本身的政策，调整与不同党派、集团的关系，达到增强国家力量以团结对敌的目的，因而这一政策受到国人的反对不是偶然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因而国土不断沦丧，导致全国人民对国民政府的强烈不满，形成了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之后，随着日本军队的不断南侵，对国民政府的生存威胁也愈益严重，因而南京国民政府逐步放弃不抵抗政策。共产党也由抗日反蒋政策，改变为逼蒋抗日，最后决定联蒋抗日。1935年底，国民党开始调整与共产党的关系，秘密与共产党接触，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最终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开始走上抗战道路。

1934年，蒋介石曾利用追剿长征红军的机会，将其军事、政治势力伸进西南地方实力派控制的贵州、云南、四川等省，其口号是为了在西南建立抗日战争的后方基地。而对于西北边陲的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区，由于地处遥远，鞭长莫及，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则采用封官许愿、财政拨款等手段，使这些地区的地方实力派通电归附中央。至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基本上达到了除沦陷区以外的全国的统一，这就为实现全民族抗战创造了条件。

1935年以后，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开始整编军队，加紧修筑国防工事。为防止日军从长江口登陆，由张治中主持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修筑了吴江到福山、无锡到江阴、乍浦到嘉兴三道国防工事，至卢沟桥事变前夕已完成。1936年，修建鲁、豫、苏、浙等地的国防工事，还打算修筑苏、浙、闽、粤的海防工程。交通运输在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36年，苏嘉铁路、粤汉铁路通车；937年，浙赣铁路、沪杭甬铁路、同蒲铁路全线通车，陇海铁路延伸至宝鸡，湘桂铁路开始动工。此外，黔桂、湘黔、川滇、滇缅等铁路，在全面抗战开始后也先后破土兴建。公路已达10万公里。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办了21个重工业厂矿，都与国防有关，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云南、青海等内陆省区。1935年至1937年间，国民政府的战备行动，为抗日战争防御阶段的坚持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七、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变革更加深化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走出传统社会，在西方文化思想广为传播的影响下，传统观念与传统社会结构受到激烈的冲击，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都开始了现代性的转变。1927年后，随着现代经济的成长和政治的不断动荡，中国社会的变化更加深化。

表现在文化思想意识方面，30年代，不同的政治文化思想的论争更加激烈。这一时期，特别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尚未形成，但是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制度却日益强化。国民党积极推行党化教育，向广大人民灌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封建道德观念，并以此禁锢青年学生的思想。社会上，法西斯主义思想也开始流传，出现了宣扬法西斯主义的书刊。围绕着中国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文明与文化，展开了中西文化之争，出现了“本位文化派”和“西化派”的论争。由于国民党以“训政”为名，强化一党专政，钳制舆论，从而引起了广大社会阶层的严重不满，在学术界围绕现实政治展开了民主与独裁的辩论。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话，在全国掀起了新生活运动。这场运动的本意是为了强化统治效能，以复兴民族为号召。运动的声势不小，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运动对全社会提出的移风易俗的要求，仍有深刻的实际意义。

30年代，社会各阶层继续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模式。1930年12月，胡适在《新月》杂志上发表题为《我们走哪条路》的文章，他认为改造社会要打倒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个大仇敌。30年代，由于乡村问题的严重，灾荒、饥饿、贫困，造成农村经济衰败，因而“复兴农村”成为社会的普遍呼声。这一时期，乡村改良运动遍及大江南北19个省市的广大农村。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晏阳初主持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河北定县为试验区，大力推广平民教育，企图通过启发民智，推动农村建设。以梁漱溟为首的乡村建设派，继在河南建立村治学院后，1931年又在山东主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在邹平创设县政建设试验区，试图造成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推动乡村社会的重组与建设。30年代，知识分子怀着对农村实施改造与建设的良好愿望，做了艰辛的探索与努力，但是由于他们并未抓住改造与发展农村的关键，因而农民仍摆脱不了贫穷与悲惨的命运。

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虽有所发展，但是整体生产力水平不高，人们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不强，加上内外战争不断发生，水灾、旱灾连年不断，因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人口出现大规模流动的趋势，也极大地改变着中国人口的分布。30年代，中国继续向现代社会转型，其基本状况是，传统与现代两种社会生活并存，一方面是具有较多现代性特色的城市不断出现，另一方面在全国广大农村，仍然较多的维持着传统的社会关系和生活习俗。应该说，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功能及社会运行方式等，基本上已初具现代社会的雏形。在社会结构方面，除地主与农民、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这两对最基本的阶级构成外，城市中知识分子阶层更加扩大，贫民和游民阶层也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这一时期，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政治组织，更多地涌现出来，如各种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和知识分子组织，也包括国共两党之外第三党的出现，这些都是城乡政治变动、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体现，它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时期历史的发展。不久，日本侵华战争的进一步扩大，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其对中国社会带来了更为深刻、更加复杂的影响。

总之，1927年至1937年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一个开创历史新进程卷的重要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345我们应该以一种平静的心态、历史的观念、科学的方法，去分析、认识这段历史，给它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历史地位。

构建科学的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

原载《安徽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一、中国现代史（1919一1949)学科的发展历程

中国通史，包括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是高等学校历史学院系学生必修的主干课。可是，在1949年以前的大学历史系，中国通史课多半只讲到清朝，教师上课也没有严谨的学科体系。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历史，多数学者把它称为“近百年政治史”很少有全面、系统的研究著作。早期有几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如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陈恭禄著《中国近代史》、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各政府机关、高等院校均以1951年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纲，学习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先后出版了何干之著《中国现代革命史》和胡华著《中国革命史讲义》，在全国广为流行。1956年，当时的高等教育部决定在高等学校历史系建立中国现代史学科，并组织力量编写《中国现代史》教材。这项任务交给了中国人民大学李新教授，请他主持编写。由于编写组成员对中国现代史的时限、范围在认识上存在分歧，教材因而回避了“中国现代史”这个名称，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蔡尚思教授的建议下，编出来的这部书取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1919一1949,共4卷）那时，许多高校历史系采用这套书作为“参考书”因为在教学中规定《毛泽东选集》才是真正的教材。这套书曾被某领导干部批评为“国民党的家谱。”

实际上书中讲的国民党方面内容并不多，基本上仍是中国共产党史的思路、体系和内容。教学中可供使用的参考资料很少，仅仅有胡华编的《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4册）、中共中央党校编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册）以及所谓的“两报一刊三口袋”（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以及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三口袋活页文选《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这些参考资料，多数是中共的历史文件和反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献材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现代史”这门课的名称被取消，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史”、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史”，甚至改为“十次路线斗争史”。上海在“四人帮”的指示下，还编了一部篡改了历史真相的《中国共产党史》（上、下册）整个中国现代史学科被“四人帮”弄得面貌全非，人物黑白颠倒，历史事件是非错乱，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是人所共知的。

1976年“文革”结束后，高校历史系恢复了“中国现代史”课程名称，但是教学如何进行，教学内容讲什么，教师十分茫然。这时，中国现代史学界最重大的事情，是在1980年5月4日于郑州成立了“中国现代史学会”。学会以一个群众性学术团体的身份，团结全国中国现代史专家、学者及大批中青年教师，带领中国现代史学界拨乱反正，努力恢复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本来面貌。特别是从1980年代以后，不断地举行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曾经按历史时期，系统地讨论一些历史问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并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和判断。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学会还在西安、青岛、昆明等地举行大型的讲习班，帮助教师提高学术水平。应该说，中国现代史学会在成立后的30年间，为中国现代史的学术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建国以来，中国现代史学科的学术研究及学者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但是，现在看来仍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制约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如“左”的思想影响仍未完全消除并不时有所表现，对学术研究常给予不必要的干预。与相关学科，如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华民国史等，在体系、内容等方面仍然混淆不清，影响中国现代史学科的深入发展。对学科建设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缺乏研究与争论。微观研究与细小问题研究多，宏观性的、指导性的问题探讨少。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现代史学界如何帮助年轻一代树立科学的历史观，使他们对中国历史有正确的、真实的认识，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事实证明，学科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中国现代史教材和教学内容面临重大的改造任务。

二、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相关学科的学术分野问题

这个问题，有人说已经解决，实际上并非如此。对中国近现代史一些基本理论的认识，人们仍然存在分歧。譬如，有的学者认为，从1840年至1949年都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畴，其根据是这一时期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未改变；革命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革命性质未改变；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革命任务未改变，因而都应划入“中国近代史”范围。1949年以后，才是“中国现代史”。

但是，如何认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呢？有人早已提出异议，只是由于感到问题敏感，故未展开讨论。关于新、旧民主主义革命问题，其中应当如何看待旧民主主义革命，能说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于1840年吗？那时出现的各种社会斗争，不应称之为革命。也有人说，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于太平天国，但太平天国不能称为革命，它仅仅是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或农民战争。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应当开始于1894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如此一来，则1840年至1894年这段50余年的历史应当如何处理？

有人仍然坚持1919年至1949年（或1912年至1949年）为“中国现代史”时期，而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称为“中国当代史”这里把“现代”和“当代”作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从词义上难以区别，也无法给予科学的界定和解释。

也有人认为“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是变动的历史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发展，其涵盖的历史时期和时代内容是会变化的。我们不能在一万年以后仍把20世纪或21世纪的历史称为现代史吧！故有人主张以断代史或朝代体系编写中国历史，可避免更多难以解决的困扰。

总之，上述涉及的若干不同认识，可以各存己见，不必强求统一或相互否定。中国近现代史教材或著作，可以采用不同的分期和体系。

三、中国现代史的思路和主线问题

对1919年至1949年（或1912年至1949年）中国现代史（或中国近代史下半段）的思路和主线问题，受观念意识和历史观的影响，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史的思路、主线甚至学科体系仍混淆不清。

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思路和主线，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史，从革命史观出发，在构建学科框架时，以中国革命势力的变化发展为主线，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强调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强调国共两党的矛盾和冲突，强调国共两党在世界观、革命理论、改造中国的方向路线上的分歧。显然，以革命运动和政党运行为历史发展的主线，不足以涵盖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和运动过程，也不足以全面反映中国各族人民、各阶级、各政党的奋斗历程，以及中国人民对未来理想的追求和奋斗目标。

思路和主线，既体现着国家民族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指导着广大民众的奋斗历程和目标。近代中国的发展主线，有一个不断形成的过程。晚清时期，中国人民在清王朝统治下，没有明确的国家发展目标。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强行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并开始向中国扩张。先进的中国人发现，有着灿烂东方文化的中国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世界。他们开始思索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并决心跟上世界发展潮流。孙中山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9世纪以后世界发展潮流的总趋势，是建设现代社会。因此，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努力奋斗的目标，是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现代中国。这就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直至目前历史发展的主线。我们回顾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国人民不怕牺牲为之奋斗的方向，无不围绕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五个方面。其中，有的已经实现，有的尚未完全实现，有的还有一个艰难的奋斗过程。

我们运用上述主线来构建中国现代史的框架和体系，是科学的，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过去，我们强调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是要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而上述主线的五个方面是与此相互联系的，一个是“破”字当头，一个是“立”在其中。它体现中国人民不仅要摧毁一个旧世界，而且还要建设一个美好的新世界。

四、应给辛亥革命以恰当的历史定位

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有三个重要的里程碑，一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一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而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它使中国由两千多年专制统治的王权社会，经过武装的暴力斗争，转向以民主共和制为标志的现代社会。虽然这个转变仅仅开始，而且并不完善，但是它体现了中国社会质的飞跃。毫无疑义，这一社会转型具有最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理解辛亥革命是一个完全的运动过程，它应自1894年孙中山建立兴中会，提出革命理论“三民主义”整合各革命团体建立同盟会，制定革命纲领，发动十多次武装起义，直到1912年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其中，武昌起义是整个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一环，是革命起义的最高潮。我们应从广义上完整地理解和认识辛亥革命。

由于我们过去把革命的任务和直接目标，与革命后繁重的社会改造任务，以及不可避免的保皇势力、保守力量的反扑混杂在一起，从而得出结论说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说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

得出上述结论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当袁世凯重新出山后，他掌握着大量军队，控制着清王朝责任内阁，背后又有列强各国的支持。争取袁世凯，成为孙中山革命派最终打垮清王朝的关键。而此时的袁世凯正摇摆于革命派与清政府之间，争取袁世凯是革命取得胜利的需要，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化地理解革命派对袁世凯的妥协和让步。虽则孙中山对袁世凯有所警惕，并设置了一些制约措施，但是袁世凯最终还是暴露了他的复辟野心。孙中山和袁世凯是民国初年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他们二人有本质的不同。孙中山是革命者，一生倡导民主共和，并为之奋斗终生。而袁世凯是晚清旧官僚，思想上充斥旧的传统思想、专制主义，一心一意想复辟帝制，其实施民主共和只是形式上的、表面上的。袁世凯是这一时期历史变动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我们认为，辛亥革命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和任务，即推翻清王朝和建立中华民国，就应该肯定其为胜利的革命。革命后出现的种种乱象，诸如政治冲突、社会矛盾、政治人物争权夺利，以及封建残余势力的倒退行为等，均不能作为衡量辛亥革命成败的标准。它恰恰说明，急风暴雨般的革命斗争只能完成最重大的社会变动如政权的转移等，而更多的、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则是革命后社会改革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2001年10月，我国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江泽民在纪念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2006年，我国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胡锦涛在纪念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两位领导人对辛亥革命的性质和意义作了科学的、精辟的新论断。这里所讲的“民族革命”应该指的是反对国内的民族压迫和反对国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民主革命”则主要是指推翻以清王朝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提法，与我们过去一直所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从辛亥革命运动的起因、动力（即参加者）、支持者、革命对象、革命纲领、革命目标等方面全面考察与分析，辛亥革命都是为了全国广大民众的利益。革命的最终结果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那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并不发达，资产阶级还处在上升阶段，我们不能由此下结论说辛亥革命仅仅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把其他阶层摒弃在外。

革命胜利后，必然实施新旧政权的转移。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是辛亥革命的最重大成果。它在亚洲和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它确立了建设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如“国家之本，在于人民”领土的统一，民族的统一与团结等，并制定了共和国的基本体制；提出了第一部具有宪法意义的国家大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第一次在中国由各省代表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大总统和副总统，并且指出公务人员要做人民公仆。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南京临时政府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过去，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历史教科书均体现得不够，应予以纠正。

五、对北洋政府统治历史的认识

1912年至1928年是北洋政府执政时期。对这段历史，学术界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早年，把北洋政府视为反动政权，认为军阀祸国殃民，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危害，不仅学界对它了解、研究甚少，而且在众多近现代史教科书中也很少涉及，往往只作为历史背景一笔带过。上世纪80年代以前，学界几乎没有论文发表，著作方面也只有来新夏教授的《北洋军阀史略》和陶菊隐的《北洋军阀史话》。整个学术界对北洋政府的政治及其统治时代的认识出现很大误区，对其否定过多。

事实上，北洋政府的出现，是辛亥革命之后社会转型期的必然产物。这一时期，旧社会旧制度正在向新社会新制度过渡，新与旧、传统与现代、进步与落后同时并存，并且逐步向新的方向转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北洋政治的腐败和政治制度的缺失，政治统治者缺乏国家建设的理念与长远规划，这些虽然会影响甚至延缓社会发展过程，但它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

北洋政府内部不断进行政治斗争或战争冲突，但是这段历史不能视而不见，它仍然是中国近现代史无法分割的一部分。而且，自1912年至1928年，中国社会还是向前发展了、进步了。现代国家的法制制度，是在北洋时期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制度也部分保存下来；中国的一些著名大工业企业，多建立于北洋统治的一二十年代，北洋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矿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新型的现代教育制度形成于北洋时期，若干著名的高等院校也多建立于北洋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出现，也体现了这一时期政治上一定程度的宽松和学术的繁荣。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不能忽视北洋历史的研究，及对北洋时期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

六、如何认识国共两党关系及其改造中国的不同方案，是构建中国现代史学科新体系的关键

很久以来，我们对国共两党是作为你死我活的、严重对抗的两大敌对势力进行研究的，它的性质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实际上，国共两党均诞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时期。两党作为中国新兴的政治力量，都肩负着改造中国、发展中国的历史使命。早年，双方的建党理论和纲领虽有所不同，但均无打算消灭对方。

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国民党并不反共，而且对共产主义的苏俄怀有深厚的敬意和感情。孙中山曾提出“以俄为师”蒋介石在20年代也表示“以苏俄为师法”并受孙中山派遣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探寻治党、治国、治军的经验。由于蒋介石在苏期间目睹严厉的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措施，无法理解，更不能接受，因而在访苏归国后对苏联的认识开始向负面方向转化。但是，在孙中山坚持联俄、联共政策的影响下，蒋介石在孙中山逝世前和逝世后一段时间内，仍然积极宣传孙中山的联俄和实施国共合作的政策。这大量地表现在他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以及给张继等一批国民党元老的信函中，这些讲话记录和信函后来都收进1927年四一二事件之前由世界书局出版、朱亮基编辑的《蒋介石言论集》中。

蒋介石和一批国民党右翼后来走上坚决反共道路，并在1927年后实施屠杀共产党人的政策。他们为什么走向坚决与中共为敌的道路，我们又应如何看待1927年后的国共关系以及两党改造和建设中国的不同路线和政策？

我们在中国现代史教学研究中，曾经认为国共两党在民主革命最低纲领上是一致的，即双方都坚持反帝反封建；在最高纲领上是不一致的，即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国民党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从孙中山的建国思想看，他并没有讲过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一贯倡导“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曾经说“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好朋友”具有共同的目标。

1927年后，国共两党在尖锐的政治对立的同时，都在积极地寻找改造与建设中国的不同道路。

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俄国的方式改造中国，毛泽东讲“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因而仿效苏俄，也在城市中多次发动武装起义、罢工斗争。然而，这些斗争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失败。毛泽东决心到农村积累新的革命力量。较长时间，中国现代史的教学研究主要反映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如何建立根据地反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以及党内的斗争，研究视野显然不够开阔。我们应该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中所实施的一系列创新性政策。中国共产党大大地调整了农村的土地占有关系、阶级关系和社会分配原则；改变了农村的社会面貌，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农民的人文精神风貌，改善了农村人际关系；吏长期落后的农村向现代社会的道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也为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革，新型的文化教育制度，创造了一些有益的经验。虽然中共在农村改革中也出现过或实施过一些不恰当的甚至过“左”的政策，但是总的考察，其改造中国的成就还是显著的。中国现代史学科对中共农村道路的研究，应跳出原来的思维和模式，拓展视野，从更广阔的领域观察中共农村道路，突出现代史学科自身的特点，与中共党史学科体系的特点应有所不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其政治统治主要限于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国民党在坚持反共的同时，实施了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全面改革。如政治上，调整、整合了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力量，主要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大派系和社会上各方面的关系，实施《训政纲领》和五院体制，把国家政治置于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之下；军事上，通过战争或“怀柔”政策，整合了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大军事实力派的关系，并调整了与西南、西北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关系；经济上，起用宋子文、孔祥熙等财政专家，引进西方财政制度，改革财政与税制，改革币制，控制金融体系。虽然面临日本侵华战争、政局不稳、各省特别是长江流域大面积自然灾害，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但是到1936年仍然达到民国时期经济发展的高峰，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向前跨出一大步，也为即将来临的全面抗日战争打下物质基础。

应该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共两党在改造中国的道路上均取得了成就。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在以往研究思路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看待国共两党的政治关系与政策分歧？如何把两党放在建设现代中国的道路中，考察双方的政策与路线？双方的矛盾、冲突与战争是客观事实，为此又如何看待两党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政治合作？这个合作仅仅是双方的政治策略吗？笔者认为，中国现代史学科要实现改革和推动学术发展，关键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两党的关系。

七、必须深化和拓展抗战史研究领域

抗日战争史领域广大，但它曾经是中国现代史学科十分敏感的研究课题。早期，大陆和台湾学界均不能客观陈述抗日战争的历史，双方相互贬低。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后，大陆的抗战史研究逐步走上科学化道路，能够正确评述正面战场和国民党抗战。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胡锦涛主席对国民党抗战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更进一步推动了抗战研究的深入发展。

毫无疑问，抗日战争史自然要重点研究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史。事实上，20多年来，战争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包括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都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在中国现代史教材中均有较好的反映。就抗日战争时期而言，中国现代史不仅要反映敌我双方的战役战斗，敌占区、解放区和国统区的状况，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关系以及与主要大国的关系等，而且要深入研究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带来的严重破坏。在自然生态方面，日本不仅掠夺中国的资源财富，而且极力加以破坏，其中包括江河、水利、矿山、企业等。在社会生态方面，造成中国人口的强行迁徙等非自然流动，严重影响着广大中国民众的生死存亡。长期的战争环境和精神压力使人们的观念意识被扭曲并向两极分化。战争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挫折，但也使原本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

所有这一切，都是中国现代史教材不可或缺的内容，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八、深化中国现代史研究必须坚持的几项原则

首先，应坚持史料第一性和多样性统一的原则。史学研究一度只强调理论而忽视史料，甚至没有史料也敢于下结论，这种现象已得到根本改变。人们已经开始注重史料，特别是重视搜集第一手史料，这是十分可喜的。然而，史料是多方面的。就文本史料而言，有档案文件、手稿、信函、日记、报纸、杂志、口述记录等。第一手的、原始的史料，也是多种多样的。研究历史必须注意搜集各类史料，以相互印证，从而得出可信的结论。倘若仅仅依靠一种史料，即作出历史判断，很可能是靠不住的。譬如，蒋介石日记，是研究蒋介石和民国历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第一手资料。该日记公开后，许多中国学者不远万里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苦苦抄录，就是希望从中找到解决众多历史难点或疑点的依据。然而，任何日记都有局限性，都有较强的主观性、情感性和随意性。在情感的影响下，或不完全了解真相的情况下，日记的记载不一定准确，也可能不全面，或对某些事情的认识有明显的倾向性，因而采信日记必须建立在不同史料相互印证的基础上。

其次，应坚持历史的连续性、国际性和现代性的原则。由于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众多的历史事件、历史问题是相互连接、不可割断的，它们之间有前因后果的关系，只有把它们串联起来，才能更清楚或更深刻地看清它们之间的关系或厘清历史发展的脉络。近10年来，史学界关注某一时段历史问题的研讨，即基于对历史连续性的考虑。

西方列强在强行打开近代中国的大门之后，使中国逐步融入世界大潮流中。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深刻变动，都与国际大环境息息相关。我们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必须以国际化的大视野来分析和认识中国发生的众多历史事件。如前所述，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现代国家，已经成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现代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追求，也是考察近代中国各方面发展变化的标尺。

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必须运用现代化的理论，剖析众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

再次，应坚持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情感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原则。人们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往往会受到情感或现实需求的影响，而不能对历史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判断，这样就有可能背离历史科学的真i帝。历史研究应坚持追求真理、坚守真理，寻找、挖掘、揭示、维护历史真相，使历史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运用理性思维认识历史事件和历史变动。倘若历史研究忽视或放弃科学性，研究工作必将陷入歧途。

综上所述，在新的历史时期，探索建立中国现代史的新的学科体系，已成为推动学术发展的必需。

中华民国史研究方法浅议

原载《黄埔军校研究》第5辑

中华民国史（包括黄埔军校研究）在史学领域中是新兴学科。近几十年来，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日益引起大家关注，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学科水平大大提高。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推动民国史研究的发展，尚需处理好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坚持史料第一性、多样性和真实性的原则

历史研究需要占有大量史料，特别是第一手材料，这是学者们多年形成的共识。所谓史料者，乃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所形成并积累起来的历史记录。它最直接地反映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它的内容，包含着各种遗物如遗迹、器物等；各种文本记录如文件、手稿、信函、日记、影视品等；各种传说故事、口述历史等。这些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原始材料，也就是第一手史料。对于民国史研究，人们也愈来愈重视搜集原始材料，如注重去历史档案馆查阅原始档案。学者们研究蒋介石或民国史中若干历史问题，蒋介石日记是重要的根据，它具有原始材料或第一性史料的性质。这也是许多中国历史学者之所以不远万里远渡重洋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苦苦抄录蒋介石日记的原因。然而，我们研究蒋介石或民国历史上某些重大问题，光靠蒋介石日记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日记虽然重要，但也有它的局限性，甚至由于情感的不冷静而导致认识上的偏误。民国史研究也必须坚持史料的第一性与多样性统一的原则。就是说，必须更广泛地搜集、掌握、运用各类史料。譬如，蒋介石研究除蒋介石日记外，我们还应查阅各种历史档案、历史文献、报刊史料、口述历史及其他人物资料，以资相互印证，取得科学的历史认识和结论。就蒋介石史料而言，除其日记外，实际上收藏在台北“国史馆”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亦十分重要。这些档案因由内地转台后一度存放于桃园县大溪乡头寮宾馆，而被称为“大溪档案”后辗转经阳明山阳明书屋，最终收藏于“国史馆”这些档案是蒋介石一生自1923年至1975年止的重要手稿。总数达4200册，273万件。“举凡中国现代史上的政治、军事、内政、外交、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不同范畴之重要人物史事，大多已囊括其中，堪称是一部中国现代史的缩影”该档案目录出版“凡例”。蒋档、日记和其他历史资料，互为补充，相互校正，才能对历史问题作出准确的判断。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坚持史料真实性的原则。真实性是历史研究的本质，错误的或不可靠的史料，会将历史研究引向错误方向。例如，1937年发生的南京大屠杀，有的史料记载，日军将被囚的中国军民带至下关草鞋峡集体枪杀，然后焚尸，被枪杀的军民有57418人，这个数字虽然可以揭露日军屠杀的规模，但我们认为它不可靠，大规模的恐怖屠杀，何以能统计到个位数，实际上是说不通的。再譬如，日俘军官太田寿男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供认，日军800士兵，约五六天时间将城内10万具尸体用汽车运到下关丢入长江内。推算一下，太田寿男的交代也难以使人信服。

总之，历史研究要搜集大量史料以供研究，但史料由于来源和制作者立场及认识水平等因素，它不都是可信的。因此，对史料的鉴别分析是一项严谨的科学的工作。民国史研究亦应坚守这一原则。

二、坚持历史的连续性、现代性和国际性的原则

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众多的历史事件、历史问题连接起来形成一条锁链而不断延续下去。历史事件之间有其前因后果的联系，而不能割断。只有把相关联的历史事件串联起来加以考察，才能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有更加深刻、深入的认识。2003年，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曾举办过“四十年代的中国”的学术研讨会，其目的就是将20世纪40年代10年间的历史及其抗战前和抗战后发生的诸多历史事件、历史问题，综合起来加以考察，以便更加深刻地看清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规律、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国共两党内战胜负的众多因素。接着，有些学术单位也举办过类似的研讨会，诸如“二十年代的中国”“三十年代的中国”等，都是基于对历史连续性的认识。又譬如2009年五四运动90周年的纪念日，全国各地举行了学术研讨和发表了众多的学术文章。对五四运动本身的研究有了更加深入的发展。但是，也不能不指出，该项研究偏重于五四运动本身的研究，而对五四运动与辛亥革命之间的联系方面探讨甚少。众所周知，辛亥革命的任务，主要是推翻清专制王朝，建立民国。而民国建立后更加深刻的社会改造问题，非辛亥革命的任务，更非一日之功。为了从思想上、文化上提高人们对国家、社会改造的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出现不是偶然的，是推动社会改造的必需，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辛亥革命之间有着历史的必然联系。

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了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的大门。先进的中国人发现作为东方文明古国的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他们号召国人奋起直追。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现代国家，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现代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追求，也是考察近代中国各方面发展变化的标尺。我们研究中华民国史，必须运用现代化的理论，剖析民国时期众多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

中国的大门被强行打开之后，逐步融入了世界大潮流中。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甚至思想、文化的变动，都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我们研究中华民国史，必须以国际化的大视野来分析和认识民国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

总而言之，坚持历史的延续性、现代性和国际性的原则，是推动民国史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指针。

三、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拓展民国史研究领域

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工作习惯于运用单一的历史学方法来观察和分析历史的变动，因而所得的认识往往是平面的、直线的，有时甚至是片面的。近一二十年来，广大学者开始注重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譬如吸取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角度、立体地、全方位地观察各种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深入、全面地剖析各种历史问题，使其得出的结论和认识更加科学、更加贴近历史事实，也有利于在学术上有所创造、有所发展。在许多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研究课题中，已经较为广泛地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许多成果已经明显地体现出交叉学科研究的性质。

在新的历史时期，历史学科包含中华民国史在内，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有必要以新的视角进一步审视许多历史问题，从而将学术研究引向深入。譬如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研究得比较好的学术领域，老一辈学者曾作出重要贡献，写出了一些高水平的学术专著。通过多次纪念活动，广大学者也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其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然后，在一个时期内，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对辛亥革命的动力、性质、结果，存在着一些不恰当的认识。我们有必要对这一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做出新的认识和更加科学的结论。辛亥革命的发生有远因和近因，它是在中国清末原有政治体制基础上实施改革失败之后发生的一次武装革命。武昌起义的炮声，敲响了清王朝覆亡的丧钟。辛亥革命包含一系列、若干次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指导或参与的武装起义。虽然各次起义均以失败告终，但它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辛亥革命包含着发生、发展直至胜利的全过程，而不单是武昌起义。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应该对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以加深对辛亥革命伟大意义的理解。

四、继续解放思想，推动民国史研究更加健康发展

历史学是鉴往知来、给人以启迪的学问。它能振奋民族精神，激发民众自觉为国为民献身的热情。可是，历史学一度被“四人帮”搅得混乱不堪，“左”倾思想泛滥。改革开放后，国家重返正确道路，学者们的思想禁锢被打破，政治环境日益宽松，学术思想更加活跃。民国史研究由人们不敢问津的“险学”成为广被喜爱的“显学”优秀成果不断涌现，学者的研究热情和学术活动长盛不衰。

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在民国史的研究中，特别是有关民国重要人物和某些重大事件的课题研究，学者们还存在着一些顾虑。事实上，一些历史人物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并不都在做坏事，有些人还做了不少好事。我们应给予他以实事求是的全面、客观评价。譬如汪精卫，他在晚年投靠日本成了汉奸，背叛了祖国，但是早年他却是追随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家，为革命作出过贡献。蒋介石早年并不反共，也是孙中山影响带动下的民主主义革命者，还曾表示“以苏俄为师法”抗日战争中，他对日虽有妥协，但却是一直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去台湾后，他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并对台湾的经济起飞作出过贡献。可是，许多民国史研究成果的出版，或历史人物的研究，常有一些难以理解的人为障碍。不突破这些障碍，民国史研究难以深入发展。在史料的查找方面，也不是那么顺利。这不仅在中国内地，也包括台湾在内。新中国成立已经60周年，可是1949年以前的档案仍然没有开放的规矩。所谓的“档案法”只不过是挂在墙壁上向人们展示的一纸空文。在档案开放方面，我们应该向西方的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学习。他们明确规定档案开放年限，并坚决执行。其中除涉及国家安全的部分外，均能向公众开放。我们中国学者去这些国家查阅档案，均有深刻的体会。

尽管当前还存在着一些令人不够满意的环境和限制，民国史研究已经迈向了正常发展的康庄大道，前景是灿烂辉煌的。

广州市社科院和有关单位对民国史——特别是黄埔军校的研究十分重视，并已获得了许多成果，祝愿大家锲而不舍，继续奋进，发挥“基地”的作用，推动这项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工作更加深化和拓展。

学术年谱

年，20岁

夏，报考大学，志愿为北京、上海、沈阳三所财经学院，但是，8月18日收到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和一封该系学生会欢迎新同学的来信。

8月24日，由济南乘火车踏上去南京的旅途。之后，在南京生活、工作近60年。

年，21岁

5月20日，南京大学校庆纪念大会上，表彰了全校160名学习较好的学生。张宪文和历史学系其他同学共12名，亦在其列。

12月10日，学校领导在大操场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宣布1954至1955学年优秀生和优秀班级名单。乙级优秀生有历史系孙应祥和张宪文。每人获得奖章一枚和奖金10元。

是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58年，24岁

4月3日，与同班瞿季木、宋堃等7位同学，参与南京博物院组织的第三次发掘南京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历时约两个月，清理出大量原始社会的文物。结束后，张宪文在著名考古学家尹焕章指导下，以该遗址为主，撰写毕业论文，题目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特征”后来，该论文被南大选送参加全国高校勤工俭学科研成果展览会。

6月，与吕作燮老师、同班同学瞿季木等，赴南京东郊十月农业合作社，进行社会调查，撰写了“十月农业合作社史”未出版，但后来流入社会。

7月4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月，毕业留校任教，虽喜爱考古学，但被分配教授中国现代史。

11月7日至12月30日，带领59级同学7人，赴徐州贾汪煤矿，作矿史调查，编写了《贾汪煤矿史》。

1959年，25岁

春，和蒋孟引、王荣先、洪家义等教师，与江苏省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以及其他借调人员，一■起编与了《江苏十年史》（1949一1959)初稿。

5月，初步尝试进行学术研究工作，完成两篇关于五四运动的文章：《谈谈五四运动的领导问题》与《五四运动在南京》，由历史系印刷，但未正式发表。

秋后，带领61级数十位同学赴南通唐家闸大生纱厂进行社会调查，整理、制作了大批有关张謇和大生纱厂的资料卡片，耗时两个多月。文革中，该资料不知去向。

年，29岁

与王荣先合撰论文《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形成看五四运动的性质》，发表于当年《南京大学学报》第2期。

是年，配合哲学系胡福明“毛泽东著作选读”课教学，为哲学系62年级开设中国现代史课。

年，30岁

撰写《五四时期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论文，交《南京大学学报》。因文章较多涉及传言有“变节”行为的李大钊，故不予发表。

1969年，35岁

11月，全校师生步行100公里去溧阳果园农场劳动和参加政治运动。历史系全体教职工在农场劳动约两年，1972年春返回南京。期间，学习了较多的毛泽东著作。

1972年,38岁

是年，南京大学恢复招生，担任首届工农兵学员班级辅导员，并多次受派带领学生下厂、下乡劳动和社会调查。

1974年，40岁

是年，受李新邀请，开始参与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关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项目。除组织教师研究江苏籍民国人物外，之后与复旦大学黄美真老师共同承担《中华民国史》抗战部分两卷写作。

年，44岁

7月，教育部决定高校招生考试全国统一命题，张宪文受命赴青岛参加历史试卷的命题。

是年，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李大钊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文，此文与北师大张静如老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为“文革”后最早客观评价了李大钊，引起学界关注。

年底，为撰写《渡江与解放南京》一书与杨振亚携中共江苏省委介绍信赴北京中央档案馆、军事科学院等单位搜集史料，多被拒绝，遂放弃中共党史研究，转向民国史研究。

年，45岁

3月底至4月初，出席在成都举行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历史学规划会议。这次会议在中国历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民国史研究规划中，第一次提出了“蒋介石研究”这一重大课题。张宪文认领了此敏感项目。

是年，张宪文在《南京大学学报》丛刊上发表《五四时期的陈独秀》，研究了陈独秀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演变过程。“文革”期间，四人帮视陈独秀为叛徒集团。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纠正了这一错误认识。

年，46岁

先后为77级、78级、79级开设“中国现代史史料学”“中国近代军阀派系史”及民国史专题等课程，对民国人物、四大家族、新旧军阀等提出一些新的认识。

5月，在郑州大学召开了中国现代史学会成立大会，黎澍任会长，张宪文担任副秘书长。该会的成立及之后举行的一系列研讨会、讲习班，推动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改革和发展，张宪文参与了学会的众多学术活动。

年，47岁

是年，张宪文与姜平共同筹备成立了江苏省中国现代史学会，后更名为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受聘担任学会顾问。

南京大学访问学者、澳大利亚费约翰利用赴台搜集史料机会，协助南大与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学者进行资料交流。经省委书记许家屯批准，我方史料顺利寄往台湾。这是两岸间第一次史学交流。

年，48岁

张宪文与马洪武、王德宝等编制中国革命史教学挂图，经国家教委和著名专家审定，被全国高校广泛使用。

年，50岁

1984年至1986年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和蒋介石等人物研究均有重大变化。这一时期也是张宪文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向前发展的转折时期。

春，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复南京大学关于建立中国史研究所和世界史研究所的申请报告，同意建立历史研究所，编制20人。南京大学根据国家教委的批复，在历史研究所内设立四个研究室。其中，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由张宪文担任主任。

春，美国著名民国史学者易劳逸教授，来南京大学访问研究半年，张宪文指导其研究工作。

5月5日，南京大学联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中国现代史学会共同主办了大陆首次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200余人。南京市市长张耀华致贺词。这次会议对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开展和思想解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张宪文是会议的主要筹划者和负责人之一。

秋，胡乔木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修改其抗日战争馆的陈列内容，以全面反映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张宪文参与研究军博抗日战争馆的陈列方案。抗战馆陈列内容的改变，对抗日战争史研究影响巨大。

省委拟调张宪文任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兼党组书记（正厅级）经常委多次谈话，张宪文婉拒，仍希望留在南大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期间，李新先生曾专程从北京来南京动员张去二档工作，张仍谢绝。

是年，张宪文与陈谦平合撰论文《简论台儿庄战役》，发表于《历史档案》1984年第3期，是1949年后最早研究正面战场战役的论文。

年，51岁

8月，江苏省在南京丁山宾馆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学术研讨会。张宪文应邀在全体大会上作正面战场学术报告。部分与会学者仍坚持传统观点。

10月，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出版，陆续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和媒体报道。

11月，《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本领域首部著作，国家教委发布文件列为高校历史系课程教材。

年，52岁

7月15日，新华社向海内外播发了《中华民国史纲》出版的电讯。美联社总部闻讯，指令驻北京分社记者对张宪文进行了采访，并连续发布三篇报道。美国《华盛顿邮报》、香港《南华早报》、《明报》等，均对此发表了评论。

7月21日，新华社编发的《参考资料》转载了美联社电讯。

9月20日，新华社以“《中华民国史纲》的出版受到中外有关方面关注”为题，编发了一期报送中央的“内参”。

张宪文建议江苏省有关部门向中共中央宣传部申请编纂《蒋介石言论选集》，9月25日中宣部批示同意，并指示出版后内部发行。

是年，张宪文担任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

张宪文开始主编《中华民国史丛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共48种，该丛书对推动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是年，在中山东路省委招待所举办的1987年民国史会议筹备会期间，张宪文会见著名经济学家丁日初商谈改变“中国四大家族”的概念。丁日初表示支持，并由丁发表了两篇相关文章。“中国四大家族”的概念在有关史学教材中逐渐消失。

参加在安徽马鞍山市社科联举办的纪念孙中山大会和江苏省政协举办的纪念北伐战争大会上，就“蒋介石投机革命”这一传统错误观念，依据大量档案史料，作了修正，指出：蒋介石在孙中山影响和带领下，参加了民族民主革命，是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

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在“七五”规划中制定了唯一的一项抗日战争重点研究课题，无人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宗一副所长动员张宪文承担了这一重大项目。

年，53岁

1月16日，《文汇报》发表评论，认为《中华民国史纲》“对民国人物作出比较客观公正评价，对民国时期的一些历史事件作出全面分析这一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

5月，美国华人期刊《台湾与世界》发表了长篇书评，认为：“《中华民国史纲》是目前所见大陆唯一一本完整的民国史通论著作，就这层意义而言，其重要性实不可小视。”台湾方面，则持两种看法，有的学者表示赞赏，有的则持批判态度，指出是中共史学家的“宣传”，《中央日报》在头版头条消息中指出张宪文“不得不承认蒋公伟业仍是中共对我(指台湾）统战策略的一个新的万式”。

6月，张宪文主编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在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50周年前夕出版。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研究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著作。

10月7日至10日，在南京金陵饭店举办第二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即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有20多位国外著名的史学家出席会议。张宪文担任会议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会议闭幕式上，张宪文作了会议的学术总结，后该报告发表于《历史研究》。会议期间，鉴于台湾已开放大陆探亲活动，张宪文在香港齐锡生教授协助下，写信邀请台湾张玉法、张朋园、张忠栋三教授访问南京，从而开启了两岸历史学者学术交流的大门。

年，54岁

7月1日，受邀第一次赴日本进行短期讲学，在东京庆应大学作抗日战争问题的大型学术报告。一批著名史学家出席。其后在东京大学、亚细亚大学、东京女子大学、京都大学、神户大学以及日本的一些学术团体，如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华民国史研究会、孙文研究会、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等，就民国史问题作学术讲演。以后20年间，访问日本约15次以上。

9月12日，第一次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访问，出席中德关系史学术讨论会。会上作三十年代中德关系的学术报告。会后，出席在魏玛举行的第31届欧洲汉学家学术会议。这是由欧洲各国共同组建的最大规模的学术组织。

年，55岁

参与组建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这是一个大型的全国性史学研究团体，初任副会长。后，受聘为名誉会长。

年，56岁

7月1日一28日，与蔡少卿教授受邀赴澳大利亚访问，参加在墨尔本举行的亚洲学会年会并作学术讲演。期间，访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墨尔本大学、悉尼大学、布里斯班大学等，并进行学术交流。

年，57岁

春，经中共江苏省委报告中央，决定于8月15日召开大型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及有关纪念活动。省市建立了筹备机构，并决定由曲钦岳校长任组委会主任委员，张宪文任秘书长。计划邀请美国、日本及台湾200余人出席。六、七月间，接到通知暂停召开。

6月14日，受韩国汉城大学（今首尔大学）闵斗基教授邀请，首次赴韩国参加中国现代史史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与会的中国学者还有章开沅、骆宝善教授。是时，中韩两国尚未建交，必须绕道香港转飞汉城。

6月，张宪文担任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

8月20日，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易劳逸教授、于子桥教授建议下，受美国富布赖特基金会邀请，在上海与美总领馆领事会见后，启程赴美国伊利诺大学讲学半年。其间，依美方安排，先后赴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圣若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圣地亚哥分校、圣路易华盛顿大学等校作学术讲演。

是年，张宪文主编的国家“七五”重点项目《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完稿，山西人民出版社拟作为国家重点图书出版，后因故未成。

年，58岁

1992年，由美国伊利诺大学返国途中，受邀访问夏威夷大学，与系主任会见，商谈学术交流事宜。

是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是年，协助南大与伊利诺大学签订两校学术交流协定，其后约十年时间，每年派教师2名赴美访问研究。

年，59岁

是年，李新教授建议南京大学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以联合国内外学者共同开展民国史研究。此议获学校批准，由张宪文担任主任，王学庄、黄美真、万仁元担任副主任，李新任名誉主任并邀请一批海内外知名学者担任客座教授。6月18日，研究中心举行成立大会，各地专家40余人出席。

《民国研究》正式创刊。

年，60岁

7月6日一9日，赴德国柏林出席由柏林自由大学主办的中德关系史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作民国档案史料问题的学术报告。

7月13日，首次赴台湾，参加“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两岸史学界均派出强大阵容出席会议，是两岸间第一次大型历史学研讨会，受到台湾学界的广泛关注。会上双方出现争论。张宪文作有关袁世凯问题的学术报告。会后，张宪文受邀访问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个月，在该所和国史馆等单位，作民国史学术报告。

9月10日，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出席“中国革命转变时期历史”国际学术会议，并主持开幕式。出席者有魏斐德、叶文心、柯伟林、白吉尔、张玉法等著名学者。

12月18日一20日，举行第三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在台湾实业家陈清坤先生的支持下，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40余位海外学者出席。台湾学者首次出席大陆举办的民国史学术会议。曲钦岳校长致开幕词，张宪文在闭幕式上作了学术总结。

是年，获南京市委宣传部等颁发的“发展南京社会科学事业特别奖。

年，61岁

此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活动频繁。

7月《求是》杂志第13期，发表张宪文《评“大东亚战争史观”》论文。全国20余家国家与省级报纸受国新办和外交部指示同日转载。新华社以五种文字向海外播发。

8月，依据合作协议，张宪文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访问，作“民国时期的民众运动”学术讲演。

8月14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成立，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兴祖教授担任会长，张宪文为顾问。

8月18日，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席由华界相关机构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张宪文提供论文《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战略的转变》。会议期间再次与吴相湘、唐德刚等著名华人史学家欢聚。

9月，赴台北出席“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张宪文提供论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等教育评析》。31位大陆学者出席会议，其中约2/3的学者由张宪文推荐。是大陆学者出席最多的一次史学会议。双方在抗日战争问题上形成了较多的共识。

《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发表张宪文《民国史研究述评》。

年，62岁

2月27—29日，赴德国图宾根大学历史系主办的欧洲学者讲习班讲授史料学。受法国白吉尔教授邀请访问巴黎，与同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徐艺圃馆长返回北京。

6月，卸任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职。

是年，张宪文等主编《蒋介石全传》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年，63岁

2月，应台湾中央大学邀请，赴该校历史研究所讲学半年。期间，蒋介石档案（俗称大溪档案）正式开放，张宪文成为第一位使用该档案的大陆学者。为表示两岸史学界重视该档案，在张玉法院士的建议下，由蒋永敬、李云汉、张玉法和张宪文四位两岸教授同驻国史馆查阅蒋档。后，台新闻媒体报道了这一活动。

7月，张宪文从台湾返回南京。在台期间，张宪文先后赴政治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淡江大学、国史馆及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等单位作学术讲演。

12月中旬，受邀赴英国剑桥大学参加由东亚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军事思想与战争实践”学术研讨会。会上，宣读论文“试析二三十年代蒋介石的军事政治战略”会后，12月15日访问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等，思念当年王绳祖、蒋孟引两位老师在这里苦读历史的情景。他们在“文革”中遭受冲击，自英国带回的资料卡片被付之一炬。

年，65岁

1月，赴香港珠海书院讲学一个月。

6月，经巴黎，与梁侃、陈红民、刘可文转赴意大利，参观古罗马历史遗存后，30日参加由威尼斯大学主办的民国时期历史的学术讨论会，除主持一场研讨外并作五十年来的中国史学学术报告。

6月，在台湾发表《五十年来的中国大陆史学》，载《近代中国》第131期。

年，66岁

9月22日，南京大学与江苏省政协共同举办第四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152人。省政协副主席胡福明致开幕词，蒋树声校长、洪银兴副校长出席会议。24日会议闭幕。张宪文作为会议的主要筹办者之一，在闭幕式上作了学术总结，后以《民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发表于2000年11月2日《人民日报》，《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是年，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决定组织有关抗日战争人口伤亡、财产损失及南京大屠杀史料三项大型课题研究。张宪文作为“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负责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

年，67岁

1月18日，出席在夏威夷召开的“孙中山先生与中国改造”学术研讨会。出席者主要为大陆和台湾学者。张宪文在会上就孙中山研究的相关问题作了学术报告。

8月，张宪文等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大辞典》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获教育部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该辞典从酝酿到编成出版，历经16年，近150名作者参与，收录词条16000条，约450万字。由于经费紧张，每次编纂、修改都选在寒暑假，该辞典的完成是学者团结协作的典范。

9月9日，南大民国史研究中心与市社科联、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组织了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南京、台湾、香港和国外学者，张宪文是会议的主要筹办者之一。

10月9日，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大会报告中指出：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

10月22日，赴台北出席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学术研讨会。连战出席，秦孝仪致开幕词。大陆学者金冲及、章开沅、张宪文等均作了论文报告。

10月，发表《南京临时政府评析——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载《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10期。

11月，由张宪文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931—1945)》，几经周折，最后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该书于1980年代设定提纲，坚持全面反映国共两党、两军、两个战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日的民族战争思想，受到好评。

12月13日，赴日本神户出席“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再次会见了野泽丰、卫藤沈吉、久保田文次、横山宏章、山田辰雄、安井三吉、中村哲夫等日本学界老朋友。

年，68岁

11月26日，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代表团访问日本。张宪文作为代表团成员，先后访问广岛大学、岛根大学。

12月2日，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代表团抵东京，与日方举行双边会谈。

12月16日一18日，应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邀请，赴汉城（今首尔)出席“东亚历史编纂传统与各国史料编纂研究”学术会议。有中、日、韩三国学者出席。张宪文在会上报告了民国史料的编纂与研究状况。会后，张宪文受聘担任该委员会海外委员。

是年，为搜集、整理南京大屠杀史料，张宪文绞尽脑汁多方筹集资金，先后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外宣办、南京市委市政府、江苏省委省政府，请求支持。年底，梁保华省长在看到张宪文信件半个月后，表示“支持这个项目比支持写一部小说更重要”要求上报预算。梁省长根据预算如数批复经费70万元。

《辛亥革命若干问题的再认识》发表于《复旦学报》第2期。

年，69岁

8月，张宪文派南京大屠杀史料课题组成员分赴日本、美国和台湾，搜集史料。

年，70岁

1月，张宪文等启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民国史研究》，由南大、复旦、北师大、二档和军科院合作攻关。该项目为教育部首批推出的39个攻关项目中唯一的历史学科项目，由张宪文担任首席专家。

3月26—31日，赴台北国父纪念馆出席“第七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建设现代国家的理论与实践”。

8月9日一14日，赴烟台参与主办“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12月3日，参加中国社科院中日研究中心代表团访问东京，与日方代表团再次就中日历史研究问题会商。

是年，与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的学术合作项目正式启动，先后派出多名教师赴澳作学术研究。

年，71岁

1月，主持教育部重大项目“民国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中等城市发展类型分析”参加者有朱庆葆、马俊亚等教授。

3月31日一4月1日，访问韩国济州岛，出席纪念4•3事件和平人权论坛。同行者有朱宝琴教授。

8月10日，“12•13—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展出。在隆重举行的开幕式上，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任彦申和专家代表张宪文发表了讲话。

8月19日一21日，与中山陵管理局共同举办“纪念同盟会成立100周年暨孙中山逝世80周年”学术研讨会，有100多名海内外学者出席，提供论文80余篇，张宪文在闭幕式上作了学术讲话。

12月27日，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一批28卷，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在南京举行首发式。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孙志军和有关领导出席。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江苏省省长梁保华担任该书名誉顾问，孙志军和洪银兴担任顾问。“史料集”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也引起中央和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

是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换届，张宪文因年逾70高龄，坚辞会长职，而由南京市政协副主席张伯兴为会长。省市委宣传部动员张宪文留任副会长。

是年，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四卷本）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为国家“九五”重点规划项目，作者坚持新史料、新体系、新观点，是在《中华民国史纲》基础上的发展。之后，该书获江苏省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是年，《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张宪文《关于抗日战争几个问题的思考》。

年，72岁

4月，日本外务省指令其驻上海总领事馆派领事2名来南京大学，就南京大屠杀问题采访张宪文。随后，日本外务省在对内阁会议的答辩书中称：根据截至目前公开的文献等进行综合判断”“不能否定日军进入南京后，对城内非战斗人员进行的杀害和掠夺行为”。

4月29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南京市委宣传部与南京大学签署协议共建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孙志军、洪银兴、张异宾、叶皓出席仪式。张宪文任所长。

5月26日，受莫斯科大学邀请，赴俄参加该校著名的亚非学院建院50周年庆祝典礼，并与该院教授举行学术座谈。期间，访问了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与一批中国历史研究老专家座谈。赴红场拜谒列宁墓。

7月28日一8月1日，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与浙江奉化市溪口旅游集团共同主办第五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张宪文主持会议，并在闭幕式上作了会议学术总结。讲话修改后，以《再论民国史研究中的几个重大问题》刊登于《江海学刊》2008年第5期，并被《新华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刊物转载。

8月，南京大学党政联席会议，决定聘任张宪文等为“资深教授”“资深学科带头人”。

9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获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十大文化精品奖”。

11月4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近代史学会就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四卷本）联合举办“南京观点的‘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

11月10—12日，承办“江苏省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有江苏各地70多位学者出席，闭幕式上张宪文就孙中山研究的若干问题作了总结发言。

是年，被评为江苏省第四届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是年，担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

年，73岁

2月3日，日本东京大学举办“《中华民国史》合评读书会”会期一天，日方学者就张宪文主编的这部著作发表论文10篇。

7月，中共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以成功的、典型的“外宣工作案例”联合向各省市委宣传部、外宣办发布文件，指出《史料集》“是我国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重要突破，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对“促进人类理性反思，真正实现中日友好及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2月3日，在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发生70周年之际，由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9—55卷，在南京出版，并举行首发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孙志军，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叶皓等出席发行仪式并发表讲话。

12月11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就南京大屠杀问题采访了张宪文。

12月14日，张宪文在《光明日报》发表《永恒的记忆——写在南京大屠杀70周年之际》。

12月17日，张宪文在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学术大会上作《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理性思考》的学术报告。

12月23日，日本《每日新闻》上海支局、日本共同社记者就南京大屠杀问题采访张宪文。

是年，在《南京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了《〈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学术价值与政治意义》。

年，74岁

1月，日本方面再次派遣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与军方代表，赴南京大学与张宪文等就南京大屠杀问题进行讨论。

1月，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世界》杂志发表张宪文撰《检证与认知：南京大屠杀七十年》。

年，75岁

1月，张宪文、朱庆葆、陈谦平、姜良芹受洪银兴书记委托赴台北，拜会了连战、吴伯雄两位国民党荣誉主席，邀请他们访问南京大学。在台期间，张宪文等与台湾妇联会辜严倬云主委协商合作开展宋美龄系列研究，顺利达成协议。

5月下旬，吴伯雄率中国国民党代表团拜谒中山陵纪念孙中山奉安80周年，并赴南京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南京大学举行了隆重的学位授予典礼。

8月4日一10日，受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作为新中国建立60年以来创新创业创优60名代表之一，赴北戴河休假，并出席李源潮召开的人才问题座谈会。

9月，张宪文带领8位女博士教授赴台，再次拜会辜严倬云主委，查阅宋美龄有关史料，引起台湾史学界的关注。期间，曾赴淡江大学和东华大学作学术讲演。

12月30日，教育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颁奖大会。《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获一等奖。张宪文作为获奖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刘延东和教育部领导出席了颁奖大会。

是年，由张宪文任首席专家的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民国史研究》（0卷)完成，经教育部专家组鉴定成绩为“优秀”。

教育部宣布第二次重点研究基地评估结果，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被评为“优秀”在历史学基地中，评估指标名列前茅。

年，76岁

7月7日，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全部出齐，共约4000万字。十年间，课题组先后赴日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俄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我国台湾征集史料，参与这项工作的历史学者、档案学者和外文翻译人员达110人，是他们对中华民族和人类正义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

8月21日，南京大学联合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东京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共同主办第六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在南京中山陵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这是一次高规格、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讨论主题为民国社会转型研究。六家主办单位担任联合主席，会议闭幕式上，张宪文就“民国时期社会转型的若干问题”作了学术总结。期间，两岸四地学者合撰《中华民国专题史》项目启动，张宪文与张玉法担任主编。

年，77岁

4月，获南京市第二届“十大文化名人”荣誉称号，并参加南京市委市政府举办的颁奖大会，市委书记、市长出席。

7月，发表《新时期再议辛亥革命》，载《近代史研究》本年度第4期。作者就辛亥革命的若干问题提出个人看法。

10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大会上，再次指出辛亥革命是一次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

10月10日，《新华日报》发表张宪文《传承辛亥革命精神建设现代国家》文章。

10月16日，江苏省暨南京市举行“纪念辛亥革命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国际学术讨论会”省政协副主席陈宝田致开幕词，张宪文参与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在会议上就辛亥革命的若干问题作了闭幕讲话。

10月17日，在南京丁山香格里拉宾馆举行两岸四地合著《中华民国专题史》第二次编纂工作会议，数十位作者出席。

11月，赴新加坡出席纪念辛亥革命的学术研讨会，发表关于辛亥革命的学术论文。

是年，张宪文鉴于已届高龄，辞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会中的职务，担任该会顾问。

年，78岁

5月，获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

5月20日，南大110周年校庆典礼上，张宪文学术团队获“南京大学卓越贡献奖”。

12月6日《南京大屠杀全史》（3卷本）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在北京主持了新书首发式。在京有关领导和著名历史学家出席了仪式，国内各主要媒体进行了采访和报道，并产生良好影响。

是年，发表了《构建科学的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载《安徽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12年第7期予以转载。

年，79岁

5月，由张宪文与南京市档案局合作编纂的南京百年城市史项目(3卷）已经全部完成书稿。

5月，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5月，获省委省政府授予的“江苏社科名家”荣誉称号。省委书记、省长出席颁奖大会。

10月27日，张宪文与中华民国史研讨会在南京双门楼宾馆举行，南京大学校领导、省市有关单位领导及张宪文弟子100余人出席。

12月，与张玉法共同主持的两岸四地合撰《中华民国专题史》（8卷）书稿送南京大学出版社，进入编辑流程。

是年，主编的“宋美龄研究系列”项目成果（8卷）与多卷本《宋美龄文集》已经完稿，送出版社出版。

年，80岁

5月20日，南京大学经过评审，授予洪银兴等4位老师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称号张宪文等7位教授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称号，当日在学校鼓楼校区大礼堂举行颁发证书大会。

8月16日一20日，由张宪文主编的《日本侵华图志》25卷，已完成初稿，在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举行审稿会。

9月1日，出席重庆大学举办的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研讨会，在大会上作“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的主旨报告。

9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与南京市档案馆合作项目《南京百年城市史》13卷出版，张宪文提出该套著作的构想、大纲以及承担评阅工作，撰写该书总论，并担任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10月28日，在南京市档案馆新馆举行《南京百年城市史》新书首发式与学术座谈会。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任总顾问并作总序、市长任编委会主任。张宪文撰写该书13卷总论。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出席座谈会。

11月，为迎接第一次“国家公祭日”主编的《见证与记录：南京大屠杀史料精选》（3卷）、《南京大屠杀重要文证选录》1卷）、《南京大屠杀史》（卷），分别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和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2月4一5日，举行新书发布会及南京大屠杀史学术研讨会。北京、上海、南京地区学者出席。

12月上旬，就有关南京大屠杀问题，连续接受北京、上海、南京、山东、广东及海外日本、韩国等地报刊、电视记者采访。

12月13日上午10时，出席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仪式，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仪式进行30分钟。

后记

2013年，江苏省委、省政府评选表彰首届10位“江苏社科名家”在省内外产生广泛影响。为彰显江苏社科强省建设成效，打造江苏社科名家的整体形象，发挥社科名家的学术引领示范作用，江苏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决定编纂出版《江苏社科名家文库》（以下简称《文库》）集中展现社科名家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经验。

2014年5月，《文库》编纂工作开始启动。成立《文库》编委会，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燕文和时任副省长傅自应担任编委会主任；省委宣传部部务委员双传学，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陈海燕担任编委会副主任。编委会下设编辑部，由省社科联学会部负责，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任编辑部主任。《文库》编委会先后召开两次会议，研究确定编纂大纲、进度安排和任务分工。江苏人民出版社将《文库》列入年度重点出版项目计划，徐海总经理负责牵头协调，韩鑫总经理助理具体实施，投入了精干的编辑力量。

《文库》的作者大都年事已高，尽管时间紧、要求高、难度大，但他们克服困难，严谨细致撰写稿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稿，为《文库》如期面世付出了辛勤努力。双传学、刘德海、汪兴国（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徐之顺、李扬（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等编委会成员参与书稿的统稿工作。张潇文（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和省社科联学会部程彩霞、夏东荣、何国军、鱼雪萍等同志承担了《文库》编纂出版的大量组织联络工作。省社科联崔建军参加《文库》编纂大纲的讨论等前期工作。

《文库》编纂出版工作还得到江苏省政协办公厅、南京大学等《文库》作者所在单位的大力支持，相关单位为作者配备学术助手，为编纂工作顺利推进提供了条件。

在此，谨对为《文库》编纂出版付出辛劳、提供帮助的各位领导、专家、学术助手和单位表示由衷的感谢！

由于水平和时间所限，书中难免疏漏和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江苏社科名家文库》编委会

2015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