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读本

汉语史话

陈海东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史话/陈海东著.—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0.10

（中国读本）

ISBN 978-7-5078-3211-2

Ⅰ.①汉…　Ⅱ.①陈…　Ⅲ.①汉语史　Ⅳ.①H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0197号

汉语史话

著　　者　陈海东

责任编辑　孙兴冉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64千字

印　　张　8.75

版　　次　2010年10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0年10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211-2/H·355

定　　价　14.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导　言　汉语——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

第一章　汉语的起源

一　追根溯源

二　河南安阳的发现

第二章　汉语语音的演变

一　谐声字中有奥秘

二　《诗经》的启示

三　古无轻唇音——唇音的分化

四　古无舌上音——舌音的分化

五　谐声字里的特殊情况

六　奇妙的反切

七　《广韵》：了解中古语音的字典

八　三十六字母——守温和尚的创造

九　《中原音韵》：现代汉语语音的源头

十　现代“j、q、x”的来历

十一　李白的千古绝唱

十二　粤方言里的遗迹

第三章　汉语词汇的演变

一　“不”与“非”同出一源

二　古代同类器物名称多

三　表意的需要——音节的复杂化

四　识其字却不解其意

五　丝绸之路上的交流

六　佛教徒对汉语词汇的贡献

七　少数民族语言词汇的影响

八　西学东渐：西方语言词汇的引进

第四章　汉语语法的演变

一　“阿瞒”的传说

二　“晨起洒扫，食了洗涤”与动态助词

三　“之”和“者”的变迁

四　古人说话量词少

五　宾语前置说词序

六　表达被动方式多

七　汉语处置式的产生与发展

八　越来越长的修饰语

第五章　汉语方言的发展

一　“买璞”的笑话

二　从苏秦挂六印说古代共同语

三　北方大移民与古代方言的演化

四　现代七大方言的差异

五　方言大区划中的小区划

六　汉语共同语对方言的影响

导　言　汉语——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

当我们回顾一个民族的历史，特别是回顾一个民族的文化史的时候，少不了要追溯这个民族的语言史，因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民族得以区别于其他民族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世界的历史长河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即一些民族因失去或放弃了自己民族所特有的文化——尤其是民族自身的语言而逐渐为其他民族所同化。

然而，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历史上，中华民族曾屡经挫折，罹患过无数次的灾难，却一直生生不息，不断地发展壮大着。其之所以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之所以能长存不灭，除了别的一些原因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始终拥有和始终保持着自己特有的语言文化密不可分。

汉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标志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至今仍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因此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就不可忽视对汉语的历史的了解。

汉语的历史十分悠久，可以说它的历史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一样的长，一样的久。在这样长的历史中，汉语曾发生过许多变化，以致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汉语在各个方面都有着许多差异，这些差异有的还很明显。了解一点汉语发展史上的这些变化和差异，了解一下汉语是怎样从古代的形式逐渐演变为现代的形式，不仅会使您增长许多有益的知识，也可使您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深入了解我们民族自身以及我们民族文化的光荣历史。

那么，汉语究竟是如何演变，如何发展的呢？下面就为您慢慢道来。

第一章　汉语的起源

一　追根溯源

很久很久以前，大约在一二百万年前，当人类的祖先刚刚产生之时，人类便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然而时光流逝，万物变迁，语言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时至今日要了解人类最初使用过的遥远的早期语言是极其困难的。不过，十分可幸的是，语言学家们还是发现了远古语言的一些蛛丝马迹，从中也寻找到了汉语的来源。

语言学家根据各种语言之间亲属关系的远近或共同成分的多少推测出世界上存在着几大语系，它们是汉藏语系、印欧语系、闪含语系、乌拉尔—阿尔泰语系、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以及非洲、美洲的一些语系等。这些语系在远古时代实际即表现为人类祖先曾经使用过的几种古老的母语，亦即古汉藏语、古印欧语、古闪含语、古乌拉尔—阿尔泰语、古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等。现在的数量众多的语言都可分别归属这少数的语系，或者反过来说，它们都是由上述少数古代母语逐步分化演变而来的。我们的汉语即归属于汉藏语系，它是从古汉藏语一步一步分化发展而来的。

古汉藏语是汉语及其亲属语言的源头，由它分化发展出来的语言据查大大小小不下三百种，比如像汉语、藏语、泰语、苗语、瑶语、侗语、壮语、彝语、黎语、景颇语、布依语、哈尼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等就都是。这些语言来自同一个“母亲”，因此有着亲属关系，是亲属语言。它们的分布面积很广，西自克什米尔，中经西藏高原，沿着亚洲的南部，一直延展至中国东部的太平洋海岸。这些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有远有近，因此它们又可分为不同的语族和语支，而这实际上反映了古汉藏语的分化过程：最初先演变成几种古老语言，然后再以这几种古老语言为语族分化出更多的语言，接着再以这些分化出的语言为语支分化出更加多的语言和方言。这个分化演变的过程就如同一棵大树从根到叶不断分蘖生长一般。

在今天的世界上，若按使用的人数来讲，汉藏语系是仅次于印欧语系的第二大语系，在这一语系中，我们的汉语是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而若按单个语言的使用人数来讲，我们的汉语则是全世界所有语言中最大、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

汉藏语系的不同语言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特征，这些特征不仅表明它们同出一源，同时也是它们与其他语系的语言相互区别的基本标志。这些共同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汉藏语系的语言绝大多数都有区别意义的声调（声调表现在每一个音节上），少的有两个，多的可以有十个以上的声调。我们的汉语（普通话）有四个声调。

其二，汉藏语系的语言都是单音节语言，它们的词绝大多数都是由单音节的词素组成。实际上，这些词素都是由古代的单音词演变而来，这也就是说，在古代，汉藏语系的语言中的词绝大多数都是单音节的。这种状况至今仍很明显，比如汉语“我吃饭”、“你喝茶”，一个词一个音节；又比如黎语“hou tai na”（我打他），也是一个词一个音节。

其三，汉藏语系的语言缺乏像印欧语那样的时、体、数、格之类的形态，主要依靠词的前后顺序的安排来表示语法意义。如果词的顺序不同，意义就不同，例如“我问你”换成“你问我”，意思就不一样。

其四，汉藏语系的语言普遍使用量词。我们的汉语里就有“个”、“只”、“条”、“根”、“本”、“张”、“块”、“棵”、“座”、“片”等许许多多表示事物类别的量词，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表示动作、行为次数的量词，如“场”、“次”、“回”、“趟”、“下”、“记”等。

不过，我们的汉语虽然和自己的亲属语言有着上述共同的基本特征，可在几千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它就已经与同系的其他语言分道扬镳，踏上了自己漫长的演变发展的道路。

二　河南安阳的发现

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文字记录了语言。

我们应该真诚地感谢我们的祖先，因为若不是他们很早就为我们创制了文字，就不会有古代的文献留存下来，我们也就无法根据古代的文字资料去了解古代的语言。

在汉藏语系中，只有汉语、藏语和缅甸语等极少数语言在古代便创制了文字，而在这少数几种语言中，汉字的创制又要早得多。当然，汉语的历史比起汉字的历史来还要早得多，因为在文字产生前，语言就早已产生了。事实上，汉语的历史少说也有一万年，可惜的是我们今天能够接触到的最早的汉语资料就只有早期的汉字所记载的资料了。

那么，最早记录了汉语的文字是什么文字呢？这就是甲骨文。甲骨文虽说是最早的文字，可是它的发现却又是最晚的。而说起它的发现来，还颇有些偶然呢！

清朝末年，在河南安阳的小屯村——这里曾经是殷代的都城，现在称之为“殷墟”——开始出土一些三千多年以前殷商时代的刻有古文字的龟甲兽骨。那时当地的人并不知道这些甲骨的重要价值，他们只是把它们当作药材，用来治疮医病。直到清光绪二十五年，即公元1899年，它们的价值才终于被认识。当时北京城里有一个叫王懿荣的人生了病，医生为他诊脉开处方。当家人按方从中药店里拣回几帖药来之后，王氏在药中发现了一味很不寻常的药，这种药名为“龙骨”。王氏本是金石学家，他发现“龙骨”上刻着文字，于是好奇心起，便追根溯源，到处打听，终于打听到了“龙骨”的货源——河南安阳小屯村。“龙骨”上的甲骨文就这样偶然地被发现了。由于王懿荣的发现和收集，并由于后代有心人及学者的继续采集和研究，终于确定了甲骨文是现今所知中国最古老文字的地位。

甲骨文

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主要都是殷商时期人们祭祀占卜时的事情。当时的人十分迷信，他们认为生活中的一切均得听命于上天、听命于鬼神，因而事无巨细必先占卜。这样，占卜的内容便十分广泛，包括祭祀、征伐、田猎、年成、疾病、气象、吉凶、出游等许多方面，甚至涉及祭祀时需用牲多少，征伐时用人多少，妇人生男还是生女等事，几乎是无所不卜，无所不问。由于甲骨文内容广泛，因此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少上古汉语的资料。

从甲骨文的词句中，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的汉语与今天的汉语的异同。例如：

壬寅贞：子渔亡祸？又祸？

[大意为，壬寅时贞问：子渔没有祸？有祸？]

癸亥卜：今日雨？

[大意为，癸亥时占卜：今天下雨吗？]

其告秋上甲，二牛？三牛？四牛？

[大意为，告祀秋熟之事于先公上甲，（祭祀时）用两头牛？三头牛？还是四头牛？]

贞翌辛丑不其晴？王占曰：今夕其雨，翌辛丑晴。之夕允雨，辛丑晴。

[大意为，贞问明日辛丑时天是否晴？王占卜后说：今天晚间有雨，明天辛丑时天晴。这天晚间真的下了雨，到辛丑时天晴了。]

从这几个卜辞例可见，殷商时期的汉语在基本词序上已具有了与现代汉语相一致的“主—谓”或“主—谓—宾”的形式（即主语在前，谓语在后，若有宾语，宾语又在谓语之后），但其文法简单，用的大都是不加修饰的简单句，如“子渔亡祸”、“今日雨”、“之夕允雨”等。另外，那时汉语的词类界限也不清，比如“今日雨”的“雨”应是名词，但在句中处于谓语位置，因而又是动词。这种词语跨类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

除了语法简单外，早期汉语的词汇量也不能与今天的现代汉语同日而语。据统计，现在发现的甲骨文字总共只有四五千字，而上古汉语的词基本上都是单音节的，也就是说，一个字就代表一个词，即使算上同音词的因素，那时的词汇量也不会比文字的数目多多少，可谓非常之少。此外，早期汉语里表示具体概念的词语多，而表示抽象概念的词语少，这也是与当时人的思维水平相一致的。

同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汉语比较起来，甲骨文所记载的是汉语早期的形式。汉语的这种早期形式是简单的，它是我们华夏民族幼年时期使用的语言。随着我们民族的成长壮大，汉语也在成长和发展。汉语在它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不论是在语音方面，还是在词汇方面，抑或是在语法方面都发生过显著的变化。

第二章　汉语语音的演变

根据汉语历史的客观情况，语言学家把汉语几千年的历史分为四大阶段，即上古时期（晋代以前）、中古时期（北宋以前）、近古时期（清代以前）和现代时期（17世纪至现代）。在汉语发展的每一阶段，汉语语音在声母、韵母和声调三方面都发生过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极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性给我们研究和了解汉语语音的发展史提供了可能。

那么，汉语的语音究竟发生了哪些有规律的变化呢？限于篇幅，对此我们无法做全面的介绍，但从以下若干方面的介绍可以对此有个大概的了解。

一　谐声字中有奥秘

古时候的人早已去世，他们的语音也已消逝。听不到古代的语音，如何去了解古汉语的语音情况呢？我们聪明的语言学家通过各种途径间接地获得了这方面的材料，比如，利用汉字的谐声字来观察和归纳上古时期的汉语语音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汉字历史悠久，在上古时就已被创制出来，它们是用六种造字方法造出来的。这六种造字方法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其中用形声造字法造出来的字数量最多，这些字被称为形声字，也叫谐声字。所谓谐声字也就是既有义符（也称形旁）又具有声符（也称声旁）的字。例如“江”这个字既有表示属于“水”的“氵”这个义符，也有表示读音为“工”的声符。又例如“简”，其“竹”字头是它的义符，表示与竹子有关，而“竹”字头之下的“间”则表示“简”字的读音。像这样的谐声字在汉字系统中有很多，它们是我们研究上古音系统的好材料。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

第一个系统地利用谐声字的声符考证上古时期汉语语音情况的人是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段氏通过考证《说文解字》一书中的谐声字，得出了“同谐声者必同部”的结论。例如“攻、红、江、空、项、扛、杠、贡、讧”等字现在的读音有所不同，但它们的声符都是“工”，因此在造字的上古时代，它们的读音必是相同或相近的。又例如“招、超、貂、笤、迢、韶、邵”等字都有声旁“召”，上古时这些字的读音必以“召”音为准，因此在上古音系统中都可归为一个读音。

根据谐声字的声符，我们可以把同一声符的字归为一类，这样一类一类归纳便可较为准确地大致了解上古早期的汉语语音系统。比如说有“工”声符的字，韵母都是“ong”，有“召”声符的字上古时的韵母是“iao”等。而利用谐声字也可了解上古时汉语的声母系统，因为凡是谐声的字，声母必定属于一个总类。例如“工”声符的字声母为“g”，“召”声符的字声母在上古时为舌尖齿龈塞音（传统称为舌头音）“d”。再如“味”和“妹”都从“未”声符得声，可今天“味”的声母是“w”，妹的声母为“m”，似乎很不相同，然而上古时它们的声母决不会如此不同，据研究这两个字上古时的声母都为“m”。现在的“w”声母的字有一部分（如以“万”、“未”、“亡”、“网”作声符的字）的声母实际都是从“m”声母演变而来。

通过归纳古老汉字里存在的大量的谐声字，我们可以获知上古时汉语声韵系统方面的许多情况。

二　《诗经》的启示

比汉字造字时代略晚些，大约在商末周初以至春秋中叶之际，我国出现了一部诗集，这部诗集的名称就叫《诗》，儒家把它尊称为《诗经》。《诗经》是我们汉语言最早的韵文集，它不仅是文学家研究的对象，而且也是语言学家据以研究上古汉语语音的重要资料和依据。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其中一首诗的片断：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

委委佗佗，

如山如河。

象服是宜。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

扫叶山房版《诗经集传》

我们且不去评论这首诗的文学价值，仅来看看它的押韵情况。我们知道，韵文是押韵的，可今天读上面这首古诗却押不上韵了。难道说这首诗本来就不押韵吗？不是的。在古代，这首诗原本是押韵的，因为这首诗每行末尾一字的主元音本来都一样，读音都曾是“ai”，只是到了后来，由于语音发生了变化，才变得押不上韵的。

了解这种古代押韵而现在不押韵的古诗有什么用处呢？可别小看古代的韵文，因为它们可以给我们许多古音，特别是古韵方面的启示。

语言学家在调查归纳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时，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汉语谐声字和《诗经》的押韵情况。利用《诗经》的押韵最大的用处是可以帮助我们归纳了解上古汉语的一类一类的韵部。比方说上面《君子偕老》一诗，其中的押韵用字是“珈”、“佗”、“河”、“宜”、“何”，除了声母、韵头外，它们的主要元音都曾是“ai”，因此属于同一韵部。从这一首诗我们便可证明同一韵部的几个字。而这些字中的某些字在其他诗中又被用作韵脚而与另外一些字押韵，于是又可将另外一些字归入同一韵部，如此联系下去，便可找到属于一个韵部的许多字。语言学家用一个同韵的代表字来表示这一韵部，称之为“歌”部。语言学家便是这样利用《诗经》的押韵归纳出了上古汉语的一类类不同的韵部的。

顾炎武像

最早利用《诗经》研究古韵部的人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他是汉语古韵学的奠基人。古韵学后来又经过清代至民国年间的一些著名学者如江永、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章炳麟、黄侃等人的研究，日益得到了发展。到了现代，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又对古韵学作出了进一步的贡献，使我们对上古的语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据王力先生对《诗经》的考定，《诗经》时代的汉语共有二十九个韵部。下面将这二十九个韵部用国际音标注示如下，以使大家对上古韵部有一个系统的概念：

这些上古韵部阴、阳、入三声相配，很有系统性。但到了中古，这个系统就发生了变化。

在《诗经》时代，汉语的声调也与现代、近古乃至中古汉语的声调不同。现代四声是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中古时的四声是平声、上声、去声和入声，而上古时的四声则是平声、上声、长入声和短入声。所谓入声也就是以塞音结尾的音（发音时只作势，不“爆破”），如“钖”读若“sieg”，“急”读若“gieb”，“灭”读若“miad”。[1]上古、中古时汉语都有入声，但上古时入声有长短之分，长入声后来变成了去声，而短入声到了中古仍然是入声。这从谐声字的情形可以看出，比如“拭”与“试”声符相同，因此上古时读音相同，同为“xieg”，可在中古时“拭”仍读作“xieg”，还是入声，而“试”则读为“xie”，脱落了入声韵尾“-g”，变成了去声。现在的一些南方话如上海话保留了中古汉语的入声特点，因此读“拭”时音短促，读“试”时音舒缓，这也是证明。可见从上古到中古，汉语的声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事实上，语言学家常常将谐声字和《诗经》的押韵结合起来，以此考证上古时期汉语的韵部。

通过对谐声字和《诗经》韵部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上古的汉语与今天的汉语有着多么大的不同。

三　古无轻唇音——唇音的分化

上古时代的汉语声母与相隔久远的现代汉语的声母自然有着不小的差别，而且即使与邻近的中古时代——主要是唐、宋时期的声母相比，也有若干明显的不同。汉语史上有所谓“古无轻唇音”之说，这便是指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所具有的一大特征。

何谓“古无轻唇音”？这要从“唇音”这个术语讲起。唇音指的是声母的一类音，也就是发音时从双唇或唇齿部位发出的音，如现代汉语的“b”、“p”、“m”、“f”四个音即是，“b”、“p”、“m”是双唇音，“f”是唇齿音。所谓轻唇音就是指像“f”这样的唇齿音。在古时候，汉语的声母有清音和浊音的区别，因此除了有“f”这个清音轻唇音外，还有“v”等浊音轻唇音。而与轻唇音相对还有重唇音，重唇音即指用双唇发出的音。古时候，重唇音也有清浊之分，既有“b”、“p”这样的清音，也有“”这样的浊音。所谓古无轻唇音就是说在上古时代汉语里不存在“f”、“v”这样的轻唇音声母，而只有重唇音声母。轻唇音声母是后来从重唇音声母中分化出来的。

最先发现古无轻唇音的人是清代的学者钱大昕，他说：在上古时代，“负”读如“背”，“附”读如“部”，“佛”读如“弼”，“逢”读如“蓬”……这就是说，现代凡是读轻唇音声母的字从前都读作重唇音声母的字。钱大昕提出古无轻唇音的主要根据是古人所写的别字，他在读古书时看到古人有时把“阿房宫”写成“阿旁宫”，把“汾水”写成“盆水”等，于是发现了轻唇音与重唇音的关系。钱大昕是正确的，上古时，我们的汉语确实只有重唇音。

钱大昕所著《十驾斋养新录》

古音只有重唇音而无轻唇音的情况还可以从谐声字方面得到验证。比如带“甫”这个声符的谐声字有“辅”、“脯”、“捕”、“哺”、“铺”、“莆”、“匍”、“浦”、“埔”、“圃”、“敷”、“傅”、“缚”、“博”、“搏”、“膊”等，它们声旁相同，可声母却分为两类，一类读轻唇音“f”，一类读重唇音“b”、“p”，这就是因为现在凡是有“甫”这个声符的字从前皆读重唇而后来分化了，所以才出现了重唇、轻唇两类读法。如今我们称我国唐代大诗人杜甫为“Du Fu”，可在当时则称作“Du Pu”。

在今天的一些汉语方言——特别是南方的吴方言（苏南、浙江话）和闽方言（主要在福建地区）中还保留着轻唇音读如重唇音的现象。拿吴方言的上海话来说，至今仍有一些轻唇音的字保留了重唇音的读法。如“孵小鸡”，北方话说“fu xiao-ji”，上海话则说“bu xiao-ji”，把“孵”读作“bu”。又如上海人把“打预防针”说成“dang yu-ang-zeng”，其中“防”读作“ ang”。闽方言对上古唇音特点的保留更是充分，凡在普通话里读轻唇音的字在闽方言中都读作重唇音，如把“分”读作“bun”，把“房”读作“bang”，把“蜂”读作“pang”，把“缚”读作“bog”，等等。其实，在今天的一些地名中也还保留着一些轻唇音读如重唇音的例子，如广东省“番禺”县不读“fan yu”，而读“pan yu”。此外从一些吸收了上古汉语词汇的外语如朝鲜语中也可看到这方面的遗迹，例如朝鲜语说“方”为“bang”，说“夫”为“bu”，说“反”为“ban”，说“凤”为“bong”，等等，声母皆为重唇音。

上古时代的汉语声母系统里只有重唇音而无轻唇音，这是当时汉语语音的一个很显著的特点。

四　古无舌上音——舌音的分化

上古时汉语的声母从发音的部位上讲有两个与后世不同的重要特点，一个是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古无轻唇音”，还有一个则是“古无舌上音”。

所谓“舌上音”也是传统音韵学的叫法。这类音在过去究竟怎样发音，其发音部位在何处，现在已经不易确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的发音部位一定近似现代汉语里的舌尖后音——即翘舌音，因为它是现代翘舌音声母“zh”、“ch”的来源之一。不过，说它近似则又是说这类音还不完全等同于现代翘舌音，因为它还未最后演变为现代翘舌音。传统的音韵学习惯用“知”、“彻”、“澄”这几个字（只考虑其声母）来表示舌上音。古时候的汉语声母是有清浊之分的，因此“知”、“彻”表示清音，“澄”则表示浊音。用保留了古浊音发音方法的吴方言可以区别“澄”与“知”、“彻”在清浊上的不同，在吴方言中“知”的声母为“z”，“彻”的声母为“c”，“澄”的声母则为“”。

从今天的角度看，曾经属于舌上音的汉字现在的声母都是翘舌音，比如：

zh　知直兆召罩著柱驻仲重郑转篆传撞宙昼

ch　彻澄呈瞠超潮拆厨畜矗持池迟耻锤宠抽可是这些字的声母在古代却并不读作“zh”、“ch”，它们在中古时是舌上音，而在上古则是舌头音。

什么是舌头音呢？舌头音和舌上音都属舌音的范畴，舌头音就是像“d”、“t”这样的舌尖塞音，音韵学上习惯用“端”、“透”、“定”等字来表示。“端”和“透”分别代表清音“d”、“t”，“定”则代表浊音“”。“知”、“彻”、“澄”所代表的舌上音就是从“端”、“透”、“定”所代表的舌头音分化而来的。由于舌上音来自舌头音，因此它的读音必定也类似舌头音，所以语言学家拟测舌上音为介于舌头音和翘舌音之间的舌面塞音。在汉语语音发展史上，凡是上古时属舌头音的汉字有一部分一直保留舌头音的读法而延续到今天，这部分字的声母现在仍读“d”、“t”，但少了浊音“”，另一部分则演变成了舌上音，以后又渐渐与另外两类声母演化来的音合并，变为现代的“zh”和“ch”。

在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里还不存在舌上音，那时的舌上音都读如舌头音，这也就是说，像上面所列的那些字的声母在上古时候都是“d”、“t”、“”。比如那时候“知”读如“die”，“彻”读如“tiad”，“澄”读如“ ieng”。又比如“猪”读如“ ia”，“处”读如“tia”，“茶”读如“ia”。春秋时的孔子说过一句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话在当时的读音若让今天的人听来就好像是“爹爹为爹爹，不爹为不爹，是爹也”，与今天的语音差别是很大的。

古无舌上音的特征从今天的闽方言可以得到证明，因为闽方言保留了上古汉语舌音的特点。在闽方言里“知”被读作“di”，“朝”被读作“diao”，“猪”被读作“di”或“dü”，“中”被读作“diong”，“抽”被读作“tiou”，“尘”被读作“din”。我们都知道，英国人称“茶”为“tea”，实际英语这个词就是早先从保留了古舌音特点的闽方言借去的。

古无舌上音的情况也可以从谐声字中看出。例如“涂”和“除”、“独”和“浊”、“都”和“猪”、“汤”和“畅”这几对字现在声母不同，但它们有共同的声符，说明它们在上古时读音一定近似。上古时，“除”、“浊”、“猪”、“畅”的声母是跟“涂”、“独”、“都”、“汤”一样的，全都是舌头音。

下面以传统音韵学所用汉字表音的方法加现代注音的方式列出一个上古汉语的声母表，从中可以了解上古时代的汉语里有哪些声母，没有哪些声母：

帮b　　　　　　　滂p　　并　　明m

端d　　　　　　　透t　　定　　泥n

精z　　　　　　　清c　　从　　心s　　邪

照j　　　　　　　穿q　　床　　审x　　禅

见g　　　　　　　溪k　　群　　疑ng

影（零声母）　　 晓h　　匣

来l

日（舌面音，近似“泥”母）

以上是汉语声母在上古时代的一般情况。下面再给读者介绍一点上古时代早期汉语声母的特殊情况，这类特殊情况是从谐声字中发现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古汉语声母的一些更为古老的痕迹。

五　谐声字里的特殊情况

汉字系统中大量的谐声字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上古汉语语音的信息，在这些信息中有一种非常特殊的信息，这种特殊的信息告诉我们：在上古时代，汉语可能有过复声母。

所谓复声母也就是指两个辅音结合在一起位于音节开头的情况。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从外语里看到，比如英语的“star”（星星）一词之前有“st”，“plan”（计划）一词之前有“pl”，“blood”（血）一词之前有“bl”，“flee”（逃走）一词之前有“fl”，“sky”（天空）一词之前有“sk”等，这些都是两个辅音结合在一起用于音节开头的情况。在我们今天的现代汉语里是不存在这类复声母的。可是在上古时代的早期，汉语里却很可能有过复声母。

我们知道，谐声字中声符相同的字上古时应该同音，但是由于语音的分化发展，声符相同的字在今天的读音已有很多变得不相同了，其中很多不同表现在声母方面。例如“杠”和“江”这两个字的声符都是“工”，可现在“杠”的声母是“g”，“江”的声母是“j”，二者已经不同。不过，这种不同是由同一个单音声母的演化造成的，因为“江”的声母“j”实际是由“g”演变来的。又如“招”和“貂”都有“召”声符，这两个字在上古读音应相同，可今天“招”的声母为“zh”，“貂”的声母为“d”，也发生了分化，但这种分化也是由同一个单音声母的演化而造成，因为“招”字的声母“zh”是由“d”演变而来。

可是有这样一些同声符的谐声字，它们今天的声母读音的不一致并不是由同一个单音声母的分化所造成。例如“獭”和“癞”这两个谐声字都具有同一声符“赖”，应该说它们在上古时的读音是相同的，可它们现在的声母一是“t”，一是“l”，二者不但不同，而且这种不同并非像“杠”与“江”或“招”与“貂”的不同声母是由同一个单音声母分化而来，这也就是说“t”声母不是由“l”声母分化而来，“l”声母也不是由“t”声母分化而来，可是声符相同的字在上古时又应该是同音的。如何解释这个疑问呢？这方面的解释看来只有一个，即很久以前，大约在上古早期或造字的时代，汉语里不仅有单音声母，还可能存在过复音声母。由“獭”和“癞”的声符相同而声母不同的情形推论，上古汉语里可能曾有过“tl”这样的复声母，“獭”和“癞”在上古早期的读音可能是“tlad”（以“赖”为声符的字上古时有入声韵尾“-d”）。“獭”与“癞”的声母不同可能就是由“tl”这个复声母的分化所造成，“獭”保留了复声母“tl”中的“t”音，丢失了“l”音，而“癞”则保留了复声母“tl”中的“l”音，丢失了“t”音。同样的例子又如“體”（“体”的繁体字）和“禮”（“礼”的繁体字）都有“豊”这个声符，可“體”的声母为“t”，“禮”的声母为“l”，它们的声母并非由一个单音声母变化而来，因此只能说明上古时曾有过“tl”这样的复声母。

除了“tl”以外，上古时还可能有过“gl”、“bl”等复声母。例如“监”这个字古时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的声母一直是“g”，可是以“监”为声符的许多字如“蓝”、“篮”、“褴”、“滥”的声母却都是“l”，而且声母“g”与声母“l”并不存在由同一个单音声母分化而来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在上古的造字时代很可能曾经有过“gl”这样的复声母，而以“监”为声符的字在上古早期可能读作“glam”一类的音（“监”声符的字古代的鼻音韵尾是“-m”，不是“-n”）。又例如“禀”这个字的声母是“b”，但以它为声符的“凛”、“懔”、“檩”、“廪”等字的声母却是“l”，声母“b”与声母“l”之间也不存在由一个单音声母分化而来的关系，因此上古造字时代很可能也曾有过“bl”这样的复声母，而以“禀”为声符的字上古早期的读音可能是“bliem”（这些字古代的鼻音韵尾也是双唇的“-m”）。

从谐声字所提供的这些特殊的古老的信息，我们可以得知汉语的声母在上古时代的早期可能发生过的重要变化。

上古汉语的语音具有它自身的特点，但这些特点在向中古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地在发生着变化，比如前面所提到过的唇音和舌音就发生了分化，而这些变化的发现都离不开古代——特别是中古时代古人对汉语语音的记录，因此后面我们将介绍一些那个时期古人对汉语语音记录的情况，从中我们也可看到汉语语音在中古时代的演变。

六　奇妙的反切

六朝时，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曾经耗资百万，在京都建康城（今南京市）郊差官督造了一座宏伟寺庙，其中殿刹禅房数千百间，僧徒无数，信众云集。这座著名寺庙名为“同泰寺”，寺内一座大门名为“大通门”。当时为这座庙宇和这座门起这么两个名字是颇费了一番巧妙心思的。其巧妙就巧妙在“同泰”可寓意“大通”，而“大通”也可寓意“同泰”。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同泰”和“大通”可以颠过来倒过去地互相注音。“同泰”即“大”（取“同”的声母和“泰”的韵母及声调相拼。“大”的古音近似现在“大夫”的“大”），“同泰”反过来为“泰同”，用同样的方法也可表示“通”；而“大通”即“同”（“大”和“同”的声母古代都是浊音“”），反过来“通大”即“泰”。如此相互注音实在是妙不可言。这就是我国古代的一种为汉字注音的方法，叫做反切。

反切之法兴起于汉魏之际。当时印度的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可是宣讲佛教教义的佛经是用梵文书写的，而梵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受这种拼音文字的影响和启发，当时的人也开始对汉语的音节结构有了认识。他们将汉字的音节分成声、韵（包括声调）两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发明了反切注音法。

反切注音都是选用两个汉字来进行，前一个汉字称作反切上字，后一个汉字称作反切下字，反切上字只取其声母，反切下字则只取其韵母和声调，这样将反切上字的声母和反切下字的韵母、声调合二为一，就可拼出一个新的声、韵、调俱全的音。前面说的“同泰”、“泰同”切“大通”，“大通”、“通大”切“同泰”就是这样拼出来的。

反切法产生之后就被广泛应用，特别是应用于古代的韵书如《广韵》、《集韵》等文献中。这样，反切法就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古音——特别是中古汉语语音的资料。例如《广韵》这部古代韵书中记载：“彬，府中切”，“彬”的声母是重唇音“b”，却用声母是轻唇音“f”的“府”字来作反切上字，由此可知古无轻唇音，并且可知在《广韵》时期——中古前期，轻唇音仍未产生。又例如《广韵》中记载：“传，知恋切，又丁恋切”，“长，知丈切，又丁丈切”。反切上字既用舌上音“知”，又用舌头音“丁”，这反映了《广韵》时舌上音正在产生，但又未最后完成分化的情况。

清末人陈澧根据反切的原理创造出了一种将古代韵书中的反切全部系联起来的方法，这种方法叫做反切系联法，它为我们了解古代汉语语音系统的情况提供了途径。例如《广韵》：“冬，都宗切”，“当，都郎切”，“冬”和“当”二字都用“都”作反切上字，由此可知“冬”、“当”、“都”三字声母相同。又例如“东，德红切”，“红，户公切”，“东”用“红”为反切下字，“红”又用“公”为反切下字，可知“东”、“红”、“公”的韵母、声调在《广韵》时都一样。用陈澧的反切系联法可以把古代韵书中用反切法注了音的字都归成类，从而获知古代哪些字的声母本为一类，哪些字的韵母、声调本相同，进而获知不同时期韵书所反映的不同时期汉语语音系统的情况。

反切法所反映的语音情况是比较准确的，它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古代语音资料，因而它实在称得上是我们祖先的一个了不起的发明。

七　《广韵》：了解中古语音的字典

在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即公元1008年时产生了一部韵书，这部书的名称叫《广韵》，著者为陈彭年和邱雍。《广韵》是完整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一部韵书，它是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珍宝，也是古代汉语——特别是语音方面研究的重要文献，因为《广韵》记录了中古时期汉语的语音。

在《广韵》之前曾有一部韵书叫《切韵》。《切韵》是隋代陆法言所著，可惜原本已不存，以后有许多增订本，而《广韵》实际是《切韵》各种增订本的集大成者，因此《广韵》所记录的语音实际是中古前期——隋唐之际的语音。

《广韵》共收字二万六千多个，其中相同语音的字归在一起，用一个反切来注音，所以《广韵》实际是古代的一部同音字典。从《广韵》的反切注音，可以了解隋唐之际汉语的声、韵、调三个方面的情况，这在前面已经提到。此外，《广韵》是以韵类为核心按韵分类编排的，全书共分二百零六个韵类，不同的汉字分排于不同的韵类中，而不像一般字书以偏旁部首顺序编排，这实际就已经为我们提供了隋唐时期的汉语韵类的系统。

清康熙六年陈上年张绍刊本《广韵》

韵类与韵母有所不同，它是指韵的类别，不是韵母的类别，即指音节中的韵母除韵头（也称介音）外的其余部分（包括声调）的类别。例如“jiān”和“bān”，“jiān”的韵母是“iān”，除去“i”韵头，“ān”就是韵，而“bān”的韵母是“ān”，无韵头，因此“ān”也是韵，“iān”和“ān”属于同一韵类，做诗时可以用来互相押韵，但不属于同一韵母。《广韵》将汉字按韵类编排，为我们了解隋唐时期的韵类系统提供了方便。

由于当时还没有拼音，因此《广韵》中表示不同的韵类就用不同的代表字（取其韵和调）来表示。比如“东董送屋”四字，“东”代表平声“ong”韵类，“董”代表上声“ong”韵类，“送”代表去声“ong”韵类，“屋”代表入声“og”韵类。“屋”韵的入声韵尾“-g”与“东、董、送”三韵的鼻音韵尾“-ng”同部位，所以放在一起。

拿《广韵》的语音与上古音作比较，《广韵》主要在韵母和声调方面有所变化。比如上古时汉语的声调为“平、上、长入、短入”，《广韵》时则是“平、上、去、入”，上古时的长入调没有了，长入声的字如“岁”、“害”、“易”、“试”等都变成了中古时的去声字，这不仅使声调有了变化，也使汉语的韵类有了变化，因为中古时新产生了去声的韵类。变成去声字的还有上古时属于平声、上声的一些字，比如“上”字在上古是平声，中古时成了去声，“下”字上古时是上声，中古时也成了去声。

我们知道，《广韵》所代表的语音实际是隋代唐初时的语音，可《广韵》刊行于北宋时期，这时的语音已有所变化，特别是韵类方面变化较明显，因此刊行者为了照顾当时的语音实际，就在《广韵》的韵目下注明“独用”、“同用”，注“独用”的说明被注的韵在当时仍自成一韵，注“同用”的说明哪些韵差不多，在当时已通用，实际可以算作一韵，例如《广韵》中的“支”、“脂”、“之”三韵即可同用，“萧”、“宵”二韵也可同用。以后金代的刘渊根据《广韵》的“独用”、“同用”，索性将同用的韵合并起来，写了《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因刘渊曾任主收渔税的官，官名“平水”，所以他所写的这部书也被称作“平水韵”。这样合并的结果，使得《广韵》的二百零六韵成了一百零六韵。如此分韵则更加符合中古晚期汉语语音的实际情况。下面将“平水韵”的一百零六韵的韵目按四声整齐排列于下，并标注现代国际音标拟音以供与其他时期的韵类或韵母系统作比较：

“平水韵”有平声三十韵，上声二十九韵，去声三十韵，入声十七韵。按发音部位相同的原则，入声韵尾的韵与鼻音韵尾的韵相配。

从“平水韵”可以得知中古汉语的韵类要比现代的复杂，特别是多了许多读音差别不大的韵，如“东”系韵和“冬”系韵，“鱼”系韵与“虞”系韵，“真”系韵与“文”系韵，“元”、“寒”、“删”、“先”四系韵，“萧”、“肴”、“豪”三系韵等都是读音有差别但不大的韵，另外还多了一些收“-m”韵尾的韵和收三种入声韵尾的韵。中古汉语韵类的这种复杂情况到了近古时代开始走向简化。这种简化是如何进行的，我们将在讲述近古时代汉语语音的情况时讲到。

八　三十六字母——守温和尚的创造

中国人最初对语音的分析了解是由印度佛教的传入引起的。从汉末魏晋时代开始，印度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同时也带来了印度的语言学成就和方法。而另一方面，当时受佛教影响的中国佛教徒也特别重视审音，他们以“参禅为大悟，以审音为小悟”，因而非常重视梵、汉字音的研究。特别是唐代佛教密宗（也称“真言宗”）正式传入我国后，佛教界更是十分讲究诵经念咒时语音的准确，以为错一个音便失灵，佛便不会接受，因此当时的佛教徒十分专心于语音的研究和训练。在这种情况下，从那个时候起不仅产生了反切注音法，发现了四声，而且到了唐代末年更具有了一项声母方面的认识成就，这就是“三十六字母”的出现。

字母就是声母，“三十六字母”也被叫作“守温三十六字母”，以区别于其他时期的汉语声母系统。据敦煌石窟发现的唐写本《守温韵学残卷》考证，守温为唐代末年的一个和尚，他在总结汉语反切上字的基础上，参考梵文《涅槃经》十四字音和比声二十五字，首先创造出了汉语的三十字母，后来经过五代、北宋学者的增改而成为三十六字母。守温三十六字母实际是对唐代末年到宋代的汉语声母情况的总结。

由于古人习用汉字表示语音，因此守温三十六字母也是用同声母的汉字表示，下面将这三十六字母排列如下：

重唇　帮　滂　并　明

轻唇　非　敷　奉　微

舌头　端　透　定　泥

舌上　知　彻　澄　娘

齿头　精　清　从　心　邪

正齿　照　穿　床　审　禅

牙音　见　溪　群　疑

喉音　影　晓　匣　喻

半舌　来

半齿　日

这里一个汉字代表一个声母，如“帮”表示“b”，“滂”表示“p”，“并”表示浊音“”，“明”表示“m”，等等。前面在讲述上古声母情况时也用到相同的代表字，那是借用此时产生的字母代表字表示上古时同类的声母。

与前面《古无舌上音》中所列上古声母表相比，中古晚期汉语声母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多了轻唇音和舌上音。这说明在产生守温三十六字母的年代，轻唇音和舌上音已经产生，唇音和舌音的分化已经完成。前面我们曾经重点介绍过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没有轻唇音和舌上音的情况，但并未具体讲到轻唇音和舌上音是何时产生的以及它们产生的原因。据研究，轻唇音从重唇音分化产生出来大约是在唐末宋初，而舌上音从舌头音分化产生出来则要略早于轻唇音，大约是在唐代中期完成的。轻唇音和舌上音的产生都是有条件的。例如“八”在上古读作“bad”，“发”在上古读作“biuad”，“发”有韵头“iu”，“八”没有韵头“iu”，受韵头的影响，“发”原来的声母“b”就演变成了轻唇音“f”。轻唇音的产生就是一部分重唇音受韵头“iu”影响造成的，而没有韵头“iu”的重唇音则保持不变。舌上音的产生也和韵头有一定关系，例如“超”的读音本为“tiao”，受韵头“i”的影响，声母变成了舌上音，后来再演变为现代的“ch”。

守温三十六字母的用字是用来表示唐末宋初时的汉语声母的，后来又被语言学家用来表示有关的上古、近古和现代不同时期的汉语声母以及汉语方言的声母，成了专门的术语。

读守温三十六字母不能用现代的语音去理解，因为汉字的音到后来又发生了变化，例如“见、溪、群、疑”所代表的声母在当时实际都是舌根音，“见”表示“g”，“溪”表示“k”，“群”表示浊音“”，“疑”则表示鼻音声母“ng”。它们所代表的古代声母读音在某些方言中还有所保留，比如“疑”所代表的“ng”就存在于一些方言中，如广州话说“牛”为“ngiu”，上海话说“牙”为“nga”，陕西话说“我”为“nge”，等等。

从这套声母也可看出中古时代的汉语声母与上古时代的汉语声母一样仍有清浊之分，不像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声母只有清音而无浊音。因此相对而言，中古时代的声母由于主要多了轻唇音和舌上音类声母而比上古时的多，而且由于仍有清浊之分也比其后的近古、现代的多。从近古开始，汉语的声母系统与韵母系统一样也逐渐走向简化。

九　《中原音韵》：现代汉语语音的源头

由前面的叙述可以得知汉语语音从上古到中古发生过的许多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重唇音分化出了轻唇音，舌头音分化出了舌上音，长入声消失而变出了去声以及韵类方面有所分合。这一系列的发现是与古人对各时期古音的记载以及后人对古音文字资料的研究分不开的。

汉语的语音经过了上古、中古两大阶段，发展到13至14世纪，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就是汉语史上所称的近古阶段。汉语近古音资料可以从流传下来的许许多多文献中获得，而其中最重要的材料是周德清所著的《中原音韵》。

周德清是元代著名的音韵学家和戏曲理论家。为了适应北方戏曲发展的需要，统一戏曲语音，周德清批评当时的一些同行处处以《广韵》为准而不顾语音变化现实的“泥古非今”的不良风气，于泰定元年（1324）写成《中原音韵》一书。

《中原音韵》是一部曲韵韵书，是专供北曲作家作曲押韵时审音辨字用的。当时的北曲用的是北方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语言，因此《中原音韵》所记录的也就是当时的北方——特别是中原地区语音的真实情况。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说的普通话是以现代北方方言为基础的，而《中原音韵》记录的是从中古汉语分化而来的近古时期北方话的语音，因而《中原音韵》实际上不仅是近古汉语北方语音的代表，而且也被称作是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源头。

汉语的语音发展到了《中原音韵》时代，在声、韵、调三方面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变得越来越接近现代汉语的语音了。

这时期在汉语的声母方面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就是浊音清化，即所有的浊音声母（除了浊鼻音）都变成了清音声母，并与原有的清音声母合并。这就是说，原有的“”、“v”、“”、“”、“”、“”、“”等许多浊音声母此时都消失、合并到了清音声母中。如此一来，汉语声母在数量上也就大大简化，从前是三十六字母，到了《中原音韵》时就只剩二十个声母了。明代兰茂曾经编过一首诗，名叫《早梅诗》，其中所用的二十个汉字就代表了那个时期汉语的二十个声母，这首诗是这样的：

东风破早梅，
向暖一枝开。
冰雪无人见，
春从天上来。

这二十个汉字所代表的二十个声母（其中“一”表示零声母）已经与现代汉语的二十二个声母（包括零声母）非常接近。不过也略有不同，其中最主要的不同有两点，一是现代的舌面音声母“j、q、x”尚未产生（后面将会专门介绍），二是“无”所代表的不是“w”，而是与“w”有关、由重唇鼻音“m”演变来的“v”声母。这里我们想专门介绍一下与第二点有关的变化——即轻唇音在近古的演化。

前面说过唇音从上古到中古由一套重唇音分化出了重唇和轻唇相对的两套声母。当时分化出的轻唇音还有清浊之分，也就是既有从清音“b”、“p”分化出的清音“f”，也有从浊音“”分化出的浊音“v”，重唇的鼻音则分化出了轻唇鼻音“”（汉语拼音中无同部位的音，此处特借国际音标[]来表示）。而到了《中原音韵》之时，由于浊音声母清音化，这套分化出来的轻唇音也随之发生了浊音清化的变化，即由浊音“”分化来的浊音“v”演变成了清音的“f”并与原有的来自清音“b”、“p”的“f”合并。例如“奉”的声母以前是浊音，上古到隋末唐初读“ iung”，晚唐至宋代读“viung”，《中原音韵》时“奉”的声母就开始读成了和现代汉语一样的“f”了。今天的吴方言仍然保留了中古时的浊音轻唇音“v”，如“奉”读如“vong”，“房”读如“vang”。在浊音“v”清化之时，由“m”分化而来的轻唇鼻音“”也发生了变化，当时它变成了“v”（但这个“v”不是由浊音“”变来，《早梅诗》里的“无”就代表这个声母），而到了现代又变成了“w”。例如“晚”在古代读“miuan”，《中原音韵》时读音为“van”，现在则变成了“wan”。如今有的北方人说话有时还会把一些“w”声母的字读成“v”声母，如把“晚间”说成“vanjian”，把“万一”说成“vanyi”，这就是一种近古音的遗迹。不仅如此，在今天的北方话里，个别有关字的声母还可有两读，如“蔓”既可读“man”，也可读“wan”，这也说明声母“w”与“m”的关系。这方面在现代吴方言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比如吴方言中的上海话把“问讯”的“问”读作“meng”，而把“问题”的“问”读作“veng”，把“味道”的“味”读成“mi”，而把“味精”的“味”读成“vi”，把“物事（东西）”的“物”读为“meq”，而把“物理”的“物”读为“veq”，“m”和“v”同时使用，这也是古音“m”声母变化的反映。

不仅汉语的声母在近古发生了浊音清化的大变化，而且汉语的韵母发展到了元代也已经变得跟现代汉语普通话相当接近了。这时韵母方面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古时许多读音相近的韵有所归并，比如中古时的“东”系韵与“冬”系韵归为一韵，“鱼”系韵与“虞”系韵归为一韵，“真”系韵与“文”系韵归为一韵等，这使得韵类的数量大大减少，也使得韵母的数量相应减少，这一点是可以从《中原音韵》与《广韵》或“平水韵”的比较中看出的。但是近古的韵母与现代的韵母还有一些不同，比如当时还有收鼻音“-m”韵尾的音，如“南”读“nam”，　“贪”读“tam”，　“怎”读“zem”，“监”读“giam”，因此当时韵母的数目虽比中古有所减少，也还是比现代普通话里的要多些。另外，当时有些字的读音还和现代不同，如现代普通话里的一些唇音字“风、逢、蒙、封、丰、捧、蓬”等的韵母都是“eng”，可在近古时还与中古时的韵读相同，都是“ong”，可以跟“东”、“冬”、“通”、“钟”之类字相互押韵。现代一些南方方言仍保留这些字过去的韵读，例如上海话说“风”为“fong”，说“蒙”为“mong”，说“捧”为“pong”。

这时期，汉语的声调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像汉语史上所说的“浊上变去”、“平分阴阳”、“入派三声”等声调方面的重要变化就差不多都发生或完成于这一时期，这些变化使汉语声调也逐渐地向现代四声的方向演变。

十　现代“j、q、x”的来历

从前京剧演员十分重视尖团字的区别，师傅总是教导徒弟：唱京戏若分不出尖团字，纵然唱得再好，也显得水平不高。假如哪位演员在戏台上把尖字唱念成了团字，或是将团字唱念成了尖字，就会立刻遭到同行和票友们的嘲笑，被讥讽为“嘴里不干净”。

那么，什么是分“尖团”呢？

京剧里的所谓分“尖团”就是指“z、c、s”这组舌尖音和“j、q、x”这组舌面音与“i”或“ü”起头的韵母相拼的问题。若是“z、c、s”与“i”或“ü”起头的韵母相拼造成的音就叫尖音，而若是“j、q、x”与“i”或“ü”起头的韵母相拼造成的音则叫做团音。在今天的普通话里已经不存在“尖音”，能够和“i”、“ü”直接相拼的“z、c、s”都已变成了“j、q、x”，如今有谁还能听到普通话里有“zi”、“ci”、“si”、“zü”、“cü”、“sü”或“zin”、“cian”、“siang”一类的音呢？可在有些方言如吴方言的苏州话里还分得出“尖团”，例如苏州人说“欢欣”的“欣”为“xin”，声母是舌面音，即团音，而说“爱心”的“心”则是“sin”，声母却是舌尖音，即尖音。又比如苏州话说“香花”为“xianghua”，说“相互”为“siangu”，“香”与“相”在普通话中同音，都是团音字，但苏州话却将二字读音分开，把“香”读作团音，“相”读作尖音。以前唱京戏的也讲究这种“尖音”和“团音”的区别。

实际上“尖音”和“团音”的区别反映了现代汉语普通话“j、q、x”这组舌面音声母的两个来源。现代的“j、q、x”所带的韵母都有“i”韵头或“ü”韵头，它们是由近古与“i”、“ü”起头的韵母相拼的舌尖音“z、c、s”和与“i”、“ü”起头的韵母相拼的舌根音“g、k、h”合并来的。这种变化在周德清著《中原音韵》时尚未开始，当时的人说话还是分“尖团”的，如说“津”为“zin”，而说“巾”为“gin”，说“侵”为“cim”，而说“钦”为“kim”，说“修”为“siou”，而说“休”为“hiou”，等等。后来，大约是在17世纪，与“i”、“ü”起头的韵母相拼的舌根音“g、k、h”首先变成了“j、q、x”，于是就有了前面所说的旧京剧唱念中的那类分“尖团”。以后没过多久，与“i”、“ü”起头的韵母相拼的舌尖音“z、c、s”也发生了变化，同样变成了“j、q、x”。这两方面的变化可以表示如下：

这两方面的变化在语音学上都叫“颚化”现象，即“z、c、s”和“g、k、h”在与舌面位置很高（贴近上颚）的元音“i”或“ü”相拼时，受其影响而使得发音部位变成了紧贴上颚的舌面音。例如“将”从前读“ziang”，现读“jiang”，“趣”从前读“cü”，现读“qu”，“秀”从前读“siou”，现读“xiu”，“加”从前读“gia”，现读“jia”，“劝”从前读“küan”，现读“quan”。现在一些方言还有这方面的保留，如广州话说“兴”为“hing”，上海松江话说“香”为“hiang”，山东胶东话说“去”为“kü”等都是。普通话里也有一些这方面的遗迹，如“俊”的声母本是“z”，现可读“zun”，也可读“jun”，读“zun”是因为脱落或改变了韵头，读“jun”则是因为保留了“ü”韵头。

由于汉语里“j、q、x”的产生，现代普通话里的“z、c、s”和“g、k、h”这两组声母就都不能和以“i”、“ü”起头的韵母相拼，而变化出来的“j、q、x”这几个声母所带的韵母就都是以“i”、“ü”起头的。这方面只要查一下词典里的汉语拼音索引中的音节表便可证明。

现代汉语“j、q、x”的产生是很有规律的。从这组现代舌面音的产生可以看到韵头对声母变化的作用。在汉语发展史中，声母方面的分化、组合往往是受韵头的影响所致。

十一　李白的千古绝唱

我国唐代伟大的诗人李白名满天下，被世人誉之为“诗仙”，他的诗作吟来那真是音韵铿锵，自然流畅，充满了豪气。在李白的千百首诗中有一首题名《忆秦娥》的佳作，尤其令人叫绝：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此词句句自然，字字珠玑，抑扬顿挫，可咏可歌，真可谓千古绝唱。然而今天吟来却有一处美中不足。何处不足呢？押韵上与古法不合。

古时候，诗人做诗都是讲究平仄韵律的，诗有平仄，吟诵起来才感跌宕起伏，分外动听。何谓平仄？平即平声，仄即上、去、入三声。古代的韵是包括声调的，因此做诗押韵也要照顾到声调，有押平声韵的，也有押仄声韵的。《忆秦娥》属于通体仄韵词，可李白的《忆秦娥》的韵脚用字却似乎平仄不分，“咽”、“月”、“阙”读去声（属仄声），而“别”、“节”、“绝”却读阳平声（属平声）。难道说李白做诗不讲究韵律吗？不是的。实际上，李白的《忆秦娥》在古代押的是入声韵（属仄声），只是由于后来汉语发展了，入声演变到了平、上、去三声中，所以今天读来也就感到与古代韵律不合了。

汉语里的许多字在过去是念入声的。入声也就是以塞音韵尾结尾的音。汉语的入声曾经有三个塞音韵尾，即“-b”、“-d”、“-g”。这三个塞音韵尾发音时只到位不出声，这使得入声字的读音听起来比非入声字的读音短促，因而在声调上也自成一类。现在的粤方言（主要在广东）保留了古代汉语的这三个入声韵尾，比如广州话说“鸭”为“ngab”，说“汁”为“zeb”，说“热”为“yib”，“鸭”、“汁”、“热”为收“-b”韵尾的入声字，说“日”为“yed”，说“不”为“bed”，说“辣”为“lad”，“日”、“不”、“辣”为收“-d”韵尾的入声字，说“食”为“xig”，说“黑”为“heg”，说“脚”为“geg”，“食”、“黑”、“脚”为收“-g”韵尾的入声字。从一些借用过古汉语大量词汇的外语中也可找到古汉语入声韵尾的痕迹，如朝鲜语说“学”为“hag”，说“习”为“seb”，“学”有“-g”韵尾，“习”有“-b”韵尾。

入声韵尾的消失大约开始于北宋，因为北宋人邵雍在其所著《声音图》中已将收“-d”、“-g”两个韵尾的字与原先没有韵尾的字混在一起，但还未将收“-b”韵尾的字与无韵尾的字放在一块儿，说明当时还存在收“-b”韵尾的入声。又经过了一段时间，大约到南宋或元初时，“-b”韵尾也消失了，在当时所编的《四声等子》和《切韵指掌图》两部书中，“-b”韵尾的字已与原来没有韵尾的字放在一起。

入声韵尾消失了，使汉语的韵母系统简化了许多。随着入声韵尾的消失，逐渐地入声这个声调也消失了。而入声这个声调消失了，汉语原有的“平、上、去、入”四声也发生了变化。原先的入声字按一定的规律分别进入到原先的“平、上、去”三声中，这在汉语史上称作“入派三声”。在“入派三声”之前，汉语声调还曾发生过全浊声母的上声字归入去声系列的变化，这在汉语史上称作“浊上变去”。“浊上变去”大约在唐代就已开始，到南宋时便已普及。不过，“浊上变去”并未使原来“平、上、去、入”四个声调的类别有所改变。入声的消失则改变了原来的四声。而在差不多同时，原先的平声也因为浊音声母清音化而分化成了“阴平”和“阳平”两个声调，这在汉语史上称作“平分阴阳”，于是就有了近代和现代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最早记录了“平分阴阳”这个事实的文献是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

《切韵指掌图》

十二　粤方言里的遗迹

听广州人说话可以发现，广东粤方言字音的韵尾特别丰富，不仅有“-b”、“-d”、“-g”三个入声韵尾，而且鼻音韵尾也比普通话的丰富。普通话的鼻音韵尾只有两个，这就是“-n”和“-ng”，如“亲”读“qin”，而“青”读“qing”，“真”读“zhen”，而“争”读“zheng”，“赞”读“zan”，而“藏”读“zang”。可是粤方言除了有舌尖“-n”与舌根“-ng”两个鼻音韵尾（俗称前鼻音、后鼻音）外，还有一个双唇鼻音“-m”韵尾。例如广州人把“金针”叫作“gemzem”，把“橄榄”叫作“gamlam”。所以说，听广州人说话是颇有意思的，发音时舌尖、舌根加双唇变化多端，好像舌头、嘴巴忙个不停。

就像古代汉语三个入声韵尾完整保留在粤方言里一样，粤方言里的三个鼻音韵尾实际也是古汉语鼻音韵尾的完整保留。在上古和中古乃至近古很长一段时期汉语里都有“-m”、“-n”、“-ng”三个鼻音韵尾，例如中古时“林”读“liem”，“邻”读“lien”，“陵”读“lieng”。可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鼻音韵尾简化了，比以前少了一个“-m”。不过，“-m”韵尾虽然在普通话里消失了，可它还存在于汉语的一些方言如粤方言和闽方言的某些次方言如闽南话中，并且还存在于曾经借用了大量古汉语词汇的外语如朝鲜语、越南语中，例如朝鲜语说“临”为“lim”，说“心”为“sim”，说“金”为“gem”，越南语也是如此。

古汉语三个鼻音韵尾的变化实际上就是“-m”韵尾和“-n”韵尾的合并，也就是原先收“-m”韵尾的字都变成了收“-n”韵尾的字，这样一来，“-m”韵尾消失了，而收“-n”韵尾的汉字阵营扩大了。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ng”韵尾没有发生变化，原先收“-ng”韵尾的汉字到现代汉语普通话里仍然收“-ng”韵尾。

“-m”韵尾并入“-n”韵尾比入声韵尾的消失要晚，因为元代的《中原音韵》里已没有入声韵，但仍然将收“-m”韵尾的字和收“-n”韵尾的字分属不同的韵。“-m”与“-n”合并大约是17世纪初年——即明代晚年的事。当时有个北京人名叫徐孝的，写了一本书叫《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在这本书中，徐孝将原先收“-m”韵尾的字与收“-n”韵尾的字作为同韵字排在了一起，这说明在那时北京话里已不存在“-m”韵尾了。而“-m”韵尾的消失又一次使汉语的韵类及韵母系统得到了简化。

从中古到近古，再从近古到现代，汉语的韵类和韵母系统一步步地走向简化，相近的韵合并了，三个入声韵尾消失了，鼻音“-m”韵尾并入“-n”韵尾，加之汉语韵母在演变中韵头和主元音两个方面也有很多复杂的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接踵而至，使得汉语的韵母在各个时期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音质上都有所不同。

汉语的语音经过了数千年的历史演变，或分化，或合并，或消失，或创新，不断地旧貌换新颜，最后终于演变出了今天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

【注释】

[1]本书除个别语音表中用国际音标注音外，一般采用汉语拼音标音，若遇汉语拼音字母系统缺少的浊音，则在其右上方标“”符号以示浊音，如“b”为清音，“”为浊音。

第三章　汉语词汇的演变

汉语历史悠久，它的基本词汇早在古老的汉字产生之前便已产生。汉语的基本词汇随着我们华夏民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着，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些旧词死亡了，但更多的新词产生了，日渐增多的基本词或以词的形式，或以词素的形式大部分一直保留至今。汉语历来还有为数众多的一般词，它们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有的产生，有的消亡，有的日益稳固而进入基本词汇的行列，有的受到时代变迁的影响而遭淘汰。民族的大融合和各种语言的交流也使汉语吸收引进了大量的外来语词，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库藏。汉语的词汇同样有一部精彩纷呈的发展史。

一　“不”与“非”同出一源

汉语在其产生初期，它的词汇比起今天来是很贫乏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认识的发展，汉语的词汇也在不断地增加、发展着。据统计，甲骨文时期用以表达衣食住的文字只有十五个，到了金文期就增加到七十一个，而到了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的时候则又增加到了二百九十七个。当然文字不是语言，但文字的增多，也反映了词汇的增多。从甲骨文以来，汉语词汇是以新词不断增加的总趋势向前发展的。

汉语词汇的发展并不是一盘散沙式的，而是颇具关联性或系统性的。这种关联性可以从同源词方面看出。什么是同源词呢？同源词即指音义相关、同出一源的词。例如“不”和“非”这两个词很早就产生了，乍一看来，它们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但仔细一推敲便可发现它们实出一源，因为它们在语音和语义两方面都相近似。我们知道，上古时汉语没有轻唇音（唇齿音），轻唇音来自重唇音（双唇音），因此在上古时“不”和“非”语音极为近似，那时它们都属“帮”母字，声母都是“b”，而且这两个词都表否定之义，由此可以想见“不”和“非”在很早以前一定是由同一个词发展而来，只是到后来语音上有所分化并被赋予了两个不同的文字形式而已。事实上，表示否定的“弗”、“否”、“匪”也与“不”和“非”同源，其中道理也一样。汉语的另一些否定词如“莫”、“未”、“靡”、“无”、“毋”、“亡”、“勿”等实际也具有“亲属关系”，它们的声母在上古都是双唇鼻音“m”，后来分化出了“w”并有了不同的写法，它们在语义上也相关，因此也是同源词。

同源词说明汉语里的许多词过去是由少数词分化而来。因此我们可以从同源词的角度将汉语的词语归成一个个词族，从中可以看到古代汉语词汇量增长的一个重要途径，也可看出汉语词汇发展的系统性。这方面还可举些例子：

古人称小犬为“狗”，称小熊、小虎为“豿”，称小马为“驹”（古音近“狗”，因“驹”的声母为“j”，来自“g”），又称小羊为“羔”（文字形式不同不说明语言上的不同），“狗、豿、驹、羔”皆指动物之幼小者，音近义同，因此它们实际是由一个词演化而来。

现在的“分”、“半”、“叛”、“班”、“剖”、“别”几个词，上古时读音相近，声母皆为重唇“b”，意义都与“分开”相关，因此也是由一个词分化而来。

现在的“枯”、“涸”、“竭”、“渴”也是同源词，“枯”指草木缺水，“涸”与“竭”指江河缺水，“渴”指人缺水，都与缺水有关，并且这几个词上古时读音亦相近，所以也是由一个词分化而来。

从同源词可见，在汉语产生和发展的早期，词汇量肯定是不多的，但就是在这些不多的词汇量的基础上逐渐地因语音的分化或语义的引申而衍生出了越来越多的新词。而到了后来，汉语里的复音词开始增加并越来越多，这些复音词绝大多数都是在原先单音词的基础上将不同的单音词作为词素结合而成，例如“国家”、“祖国”、“思想”、“房屋”、“荷花”、“生物”等就都是各用两个词素结合成的。这一切都证明，我们的汉语词汇是在旧词、新词互相关联的基础上不断地增多而得到发展的，这种发展是极具系统性的。

二　古代同类器物名称多

“尊”是古代的一种酒器，其形状类似今天的花瓶，口阔于腹。而“觚”（gū）也是古代的一种酒器，其形状与“尊”差不多，亦是口大腹小，只是更细些、小些而已。

何以形状、作用如此相似的两种器物要用两个名称来称呼呢？

商周青铜器纹样兽面纹尊

上古时代，人们为器物分类是相当具体和狭窄的，只要是形状上稍有不同，作用上稍有区别，即有不同的称谓。例如“尊”与“觚”的区别只是一者略粗大，一者略细小，一者常用于盛酒，一者常用于饮酒而已。无独有偶，像“尊”、“觚”一类的例子在古代还有许多。例如“鼎”是古代的一种炊具，与之形状相同，但比它大的又叫“鼐”（nài），比它小的又叫“鼒”（zī），“鼎”、“鼐”、“鼒”只是大小略有不同罢了，却分用三个名称。又例如上古时的餐具“簋”（guǐ）与“”（xǔ）形状也颇相似，“壶”与“卣”（yǒu）、与“罍”（léi）也只是略有差异，却都分别开来，各有其名。上古时名词的情况是如此，其他实词也有类似情况，例如上古时说洗头发为“沐”，洗脸为“沫”，洗手为“盥”，洗脚为“洗”，洗手和脚为“澡”，洗身子为“浴”，洗不同的部位就有不同的动词，分得相当具体。

觚

现代的人对同类事物和行为的称谓一般都比古人简化许多。现代所说的“瓶”、“壶”、“罐”等名称可以概括古代的许多不同名称的器物，而现代的一个“洗”就可概括古代的“沐、沫、盥、洗、澡、浴”等许多动词。

上古时代，人类尚处于自身发展的幼年时期，当时的人抽象思维水平低，概括事物和给事物分类的能力尚不如后代发达，因此在他们的词汇中，表示具体概念的词较多，而表示概括性强的、抽象的词较少。从甲骨文的记载可以发现，上古时代的甲骨文中所用的词绝大多数是与人类的具体生活和具体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的。在当时人的词汇中，常用的是有关生老病死、日月星辰、天文气象、山川水泽、家宅宫室、饮食起居、渔猎耕作、祭祀问卦、征伐纳贡、鸟兽虫鱼、花草树木等方面的词，而几乎没有或很少有关于精神、思维或认知范畴的词。表示具体事物的词多，而表示抽象事物的词少，这也可说是上古——特别是春秋战国以前汉语词汇的一大特点。

从春秋战国时开始，汉语词汇中抽象的、概括性强的词语，特别是表现社会意识形态的词汇逐渐增多起来，并且古代汉语中意义较抽象的虚词在这个时期也大都产生。自此，汉语的词汇便开始从“幼年”步入“成年”。

三　表意的需要——音节的复杂化

我们读古文，特别是读上古时代的古文，会发现那时的文章里单音词特别多，复音词的比例相对少得多，一般都是一个字一个词，所以古文读起来一字一顿，节奏感特别强。单音词多，这是古代汉语，特别是上古汉语词汇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

可是，古汉语单音词多也有其不利之处。其最大的不利之处就是单音词的含义多，使用时容易造成表意和理解上的困难。当然复音词也有一词多义的，但其所包含的义项要比单音词少得多。例如“辞”这个词在古代的含义有好几个，在《左传·僖公三十年》“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一句中是“推辞”之义，在《韩非子·五蠹》“轻辞天子”一句中为“辞谢”之义，而在《史记·项羽本纪》“今者出，未辞也”一句里又是“辞别”的意思了。一个“辞”可表达“推辞”、“辞谢”、“辞别”等几个意义，用在话语、文章里要分辨确定它的确切含义就必须根据上下文去推断，这样就会产生一些表达和理解上的麻烦，甚至会造成误解，不像现代汉语用复音词“推辞”、“辞谢”、“辞别”分别表达来得那样直截了当和准确无误。

另外，使用单音词过多还会碰到大量的同音词，因为汉语的音节总共只有四百多个，加上声调的区别也只有一千多个，用这一千多个音节去代表几万甚至更多的词就必然会产生大量的同音词，而同音词过多，就会对语言表达和理解造成诸多不便。而且汉语的词汇量在不断地增加，若是总以单音词为主，在本来就那么有限的音节基础上不断地增加义项或是再造出大量的同音词，就势必会引起更大的交际上的麻烦。为了避免单音词多产生的表意上的麻烦，汉语的词汇就自然而然地从以单音词为主的情形逐渐地向以复音词为主的方向发展。

古汉语词汇从单音词为主向复音词为主演化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的。秦汉以前汉语里只有少量的复音词，秦汉以后复音词渐渐多起来。到了唐代，汉语中的复音词已经相当丰富，例如现今常用的“欢喜”、“悲哀”、“疲劳”、“商量”、“赞扬”、“报答”、“忍受”、“允许”、“拥护”、“安慰”、“光明”、“非常”、“千万”、“利益”、“愿意”、“推辞”、“容貌”等复音词就是在那时产生的。

唐代以后，复音词的数量继续增加，原先的单音词许多都成了构成新的复音词的词素。在当时的口语中复音词的应用已很自然，例如宋代白话小说《错斩崔宁》中描述陈二姐：

那小娘子好生摆脱不下：“不知他卖我与甚色样人家？我须先去爷娘家里说知。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寻道（到）我家，也须有个下落。”沉吟了一会，却把这十五贯钱，一垛儿堆在刘官人脚后边。趁他酒醉，轻轻的收拾了随身衣服，款款的开了门出去，拽上了门……

这段话今天读来已很好理解，原因之一就是其所用词汇已相当接近现代，其中的“娘子”、“好生”、“摆脱”、“色样”、“人家”、“明日”、“下落”、“沉吟”、“官人”、“后边”、“收拾”、“随身”、“衣服”、“出去”、“轻轻”、“款款”都是语义很好理解的复音词，这些复音词都是由原先的单音词充当的词素组合而成。

在中古时期，汉语里已经有了很多复音词。而到了元代以至明、清时期，汉语词汇中的复音词更是大量增加，例如明代小说《水浒传》中描写晁盖等人：

一连吃了数日筵席，晁盖与吴用等众头领计议，整点仓廒，修理寨栅，打造军器，枪刀弓箭，衣甲头盔，准备迎敌官军。

这一小段话里的复音词就有“一连”、“筵席”、“头领”、“计议”、“整点”、“仓廒”、“修理”、“寨栅”、“打造”、“军器”、“衣甲”、“头盔”、“准备”、“迎敌”、“官军”等，占了这段话里所用词语的大部分。汉语词汇发展到了近古时代，可以说已经是以复音词为主了。

现代汉语保留了古代汉语在各时期产生的大部分复音词，并且又新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新的复音词。这些新复音词主要也是利用单音的词或词素组合而成，例如“建设”、“冷战”、“街道”、“里委会”、“高速公路”、“楼房”、“农村”、“工厂”、“航天”、“太空”、“个体户”、“服务员”、“现代化”等就都是。在现代汉语里，尽管仍然有不少单音词，但复音词的数量已大大超过了单音词。

四　识其字却不解其意

现代的人读古书常会感到难读，可古书之难读往往不是因为不认得字，而是因为不了解某些词的词义。为什么有些词的字认得却又不知其义呢？这是因为词义有了变化，原先的词义不用或很少用了，而常用的词义是后来发展出来的，因此不了解古代词义的人就觉得古书非常难读了，尽管他们并不是不认得字。

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讲，这种情况在上古汉语里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是因为上古汉语离我们最远，词义的变化也最大。例如《左传·僖公三十年》：“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这一句中的“行李”和“乏困”似乎很好懂，可放在上文中用今天的意思去理解又不知所云。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因为“行李”和“乏困”在当时的含义与现在不同。“行李”一词上古时是指外交使节，与今义大不相同。“乏困”在上古是两个词，“乏”指行而无资，“困”指居而无食，总起来则指缺吃少用，而不是今天的“疲劳”之义。由于“行李”和“乏困”的语义有了变化而使得上面那句古文变得难以理解了。

古今词义的差别主要是由于词义的演变造成的。而词义的演变主要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认识随之发展造成的。例如“坐”在古代是指人双膝着地，臀部贴在脚跟上的一种休息姿势，也就是现在的一种跪姿，这是因为早先中国社会还没有坐椅子、凳子的习惯，人们坐时都是席地而坐，如同今天的日本人和朝鲜人一样。到了后来，社会发展了，习惯变了，于是“坐”的含义也就起了变化。又例如“家”这个词从字形上可知最初指“猪舍”，因为“家”字从“宀”从“豕”，“宀”表示房子，“豕”即猪，猪在房内，可见“家”的古义指猪舍。后来可能是因为人们生活条件简陋，往往就在自己家中养猪，于是渐渐地就用“家”指人居住的房舍了。

词义的演变一般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引申，即由本义延伸、派生出新的意义。引申的形式基本可分两类，一类是一个意义接着一个意义地引申，意义之间的联系像一条直线，另一类是从一个本义向外发展出多个意义，各个引申义都与本义直接相关，呈辐射式。例如“秋”这个词，本义为“禾谷成熟”，所以偏旁为“禾”，《尚书·盘庚上》中有“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句，此处“秋”即指“禾谷成熟”或“收成”之义。由于禾谷成熟于秋天，于是“秋”又有了“秋天”的意义，又由于一年仅有一次秋季，于是又引申出了“年”的含义，比如说“千秋功罪”、“千秋大业”。“秋”的几个词义的演变就是一个接一个地引申发展出来的。辐射式引申的例子如“节”这个词，其最初本义为“竹节”，后来用于树木，产生出“木节”义，用于动物，产生出“关节”义，用于音乐又产生出“节奏”之义，用于时日又产生出“节气”、“节日”的意思，用于道德，又有了“节操”、“气节”之义，用于行为则又有“节制”、“节省”之义。这种演变方式就是以最初的一个意义为中心向外辐射出一系列引申义。不过，两种引申的方式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常常混合的，例如“朝”，本义是“早晨”，由于古时大臣要上早朝，于是引申出了“朝见”的意义，然后不是从本义而是从引申义“朝见”辐射出了“朝向”、“朝拜”、“朝廷”等新的引申义，接着又从“朝廷”出发引申出“王朝”义，由“王朝”义再引申出“朝代”义，“朝”的词义演变就是忽而直线引申，忽而辐射引申，忽而又以直线的方式引申发展的。

词义演变还有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不同于几个词义之间有逻辑联系的引申发展方式，而是通过临时性的修辞手段造成的意义的固定化实现的。例如“鱼肉”作为动词，在现代是“欺凌”、“宰割”的意思，如说“鱼肉百姓”、“鱼肉乡里”，但这个意义并不是从“鱼”和“肉”固有的本义引申而来，而是通过比喻的修辞手段变化来的。古时候，人们把受欺凌看作是被当作任人宰割的鱼肉，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中有“今我在也，而人皆藉（践踏）吾弟，令（假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矣。”这里的“鱼肉之”就是“把吾弟当作鱼肉对待”的意思，这种用法便是一种比喻用法。由于“鱼肉”在古代经常被当作动词，用来比喻“欺凌”、“宰割”，渐渐地“鱼肉”的这个比喻义就被固定下来，成了正式的词义。

如果按西方语言学家对词义演变的说法，汉语的词义的演变还可表现为三种类型：词义扩大、词义缩小和词义转移。词义扩大的例子如“江”、“河”，这两个词上古时只是分指“长江”和“黄河”，到了后来才渐渐地扩大了所指范围，成了河流的通称。词义缩小的例子如“舅”、“姑”，“舅”原先可指“母亲的兄弟”，也可指“丈夫的父亲”，“姑”原先可指“父亲的姐妹”，也可指“丈夫的母亲”，后来“舅”失去了“丈夫的父亲”的含义，“姑”也失去了“丈夫的母亲”的含义，所指范围缩小了。词义转移的例子则如“寺”、“涕”，“寺”原指官署，如古时候有太常寺、鸿胪寺等官署，其中官员有太常寺卿、太常寺少卿、太常寺丞、鸿胪寺卿、鸿胪寺少卿、鸿胪寺丞等。东汉时佛经传入我国，为了放置经书，始建白马寺，渐渐地“寺”就转指“佛寺”，而“官署”之义却消失了。“涕”的古今语义也不相同，古代所谓“涕泗交流”，其中“涕”指眼泪，“泗”指鼻涕，可现在“涕”不指眼泪而指鼻涕了，词义也转移了。

汉语的词汇从古到今发生过很多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表现在词汇的语音形式方面，也表现在词汇的语义内容方面。

五　丝绸之路上的交流

西汉武帝时期发生过一件中外交往的重要事情，这就是张骞通西域。张骞乃汉中人，当时奉朝廷委派两度出使西域，他率领人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打通了东西方的联系。张骞通西域的成功为中原人民带来了西方异域的丰富见闻，大大开阔了华夏民族的视野。从此，友好的使团、商队东来西往，沿着张骞的足迹踏出了一条东西方交流的丝绸之路。中国与西域各国的频繁往来，不仅加强了相互间的友好关系，给东西方带来了经济利益，而且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就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汉语也受到了西域国家语言——特别是词汇方面的影响。

张骞出使西域

汉语中来自西域的词大多是名词，这些名词表示的事物一般都是中原地区当时所没有的。例如现在人人皆知的葡萄这种水果最初就是从西域传入的。据《通志略》记载：“葡萄藤，生传自西域……张骞使西域，得其种而还，中国始有”，可知葡萄可能是由张骞最早引入的，而“葡萄”一词也随葡萄的引进而引入了汉语。据考，“葡萄”一词是当时大宛语的译音，大宛国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又例如“石榴”这个词也来自西域。石榴本名安石榴，据《博物志》载：“张骞使西域，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由此可知石榴这种水果及“石榴”一词都来自西域。

中国与西域的交往以汉、唐两代为最盛，汉代时汉语吸收了许多西域的词语，唐代也吸收了不少西域的词语，其中部分词语一直保留至今。例如“玻璃”一词即唐代从西域的语言引进的。据《唐书·西域传》言：“拂菻国贞观十七年遣使献赤玻瓈……”，这里所说的拂菻国即当时的东罗马帝国，而所献的玻瓈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玻璃，“玻璃”一词就是那时引进汉语的。又例如“菠菜”一词也是通过西域传入的。菠菜又叫波稜菜，《新唐书·西域传》中记载：“泥婆罗（尼泊尔）……[贞观]二十一年遣使入献波棱……”，其中所言波稜即菠菜。尼泊尔在古代也被称作波稜国，“菠菜”是个半译音的外来词。

汉语引自西域各国的词语有很多，下面再列举一些：

狮子——兽名。《汉书·西域志》记：“乌弋（国名）地暑莽平……而有桃拔、师子、犀牛”。“师子”即狮子。

箜篌——乐器名。又名“坎侯”。西汉时自波斯传入，为波斯语“cank”一词的音译。

琵琶——乐器名。汉代刘熙《释名·释乐器》云：“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批把”即琵琶。

笳——乐器名。又名胡笳。传自西域。

苜蓿——牧草名。《史记·大宛列传》载：“[大宛]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

酥——食物名。传自西域。

琉璃——矿物名。又作流离、瑠璃。《汉书·西域传上》载：“罽宾国」出……珠玑、珊瑚、虎魄、璧、流离”。

琥珀——矿物名。又作虎魄。出处同上。

从西域语言音译来的词语还有很多，有的现在已经不用了。除了音译的词外，当时还有许多意译加上一个“胡”字的卜来词，如“胡琴”、“胡瓜”、“胡豆”、“胡桃”、“杨”、“胡椒”、“胡荽”等。

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东西方在语言上有了接触和交往，这种接触和交往给汉语带来了不少新的词汇成分。

六　佛教徒对汉语词汇的贡献

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中国与西域有了日益频繁的交往，佛教也通过这条途径传来中国。据史书记载，汉明帝八年（65）朝廷派遣蔡愔赴西域求佛法，两年之后蔡愔返回，同时西域僧人摩腾、竺法兰也用白马驮着佛经来到中国，从此佛教正式传入中国。佛教在中国不断地发展，到了东晋时开始兴盛起来，一些国君甚至非常信仰佛教，如北魏的宣武帝元恪亲自宣讲佛教，南朝的梁武帝萧衍甚至到同泰寺出家当和尚，一时佛教昌盛，信徒如云。而到了隋唐时代，佛教更是鼎盛之极。其后佛教的影响一直绵延不断。佛教的传入也带来了许多新的概念，而为了给这些新的概念以恰当的汉语名称，于是佛教徒就用意译和音译两种方式制造汉语里原先没有的新词来翻译解释佛经中的新概念。翻译好的佛教经典及其教义又经过佛教徒的传播而深入民众，渐渐地为人们所接受和使用，于是汉语的词汇里就又增添了许多源自佛教的词语。

与源自西域语言的词语相比，佛教词语反映的多是精神世界的概念，其影响更大更长久。在今天我们使用的现代汉语里，还保留着许多来自佛教的词语，有些甚至是经常要用到的。例如“世界”一词就来自佛教。佛教传入以前汉语里有“天下”、“宇宙”，但没有“世界”，现在“世界”一词常用于汉语的书籍文章、新闻报道和日常口语中，早已成了汉语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词。又例如“现在”一词更是我们今天时常用于书面和挂在口头上的词，而这样一个词也是为了翻译佛经而利用汉语已有的字组成的。与“现在”相同，汉语中表示时间概念的“过去”、“未来”、“将来”这几个常用词都是因翻译佛经而组合成的。此外，像现在常用的“因果”、“结果”、“庄严”、“圆满”、“法”、“法宝”、“前世”、“来世”、“彼岸”等许多词都是用意译的方式从佛经中译来的。汉语中甚至有许多成语都是佛教徒创造的，如“功德无量”、“五体投地”、“三头六臂”、“伤风败俗”、“劫后余生”、“唯我独尊”、“僧多粥少”、“皆大欢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之类就都是。从佛经中来的词有些还成了汉语里构造新词的词素，在它们的基础上又生出许多新的词语，如“缘”字即来源于佛经，在“缘”字基础上又产生了“缘分”、“因缘”、“姻缘”、“前缘”、“亲缘”、“缘由”、“缘故”、“缘起”等一连串的新词。

除了在我们日常生活用语中有不少源自佛教的词语外，在佛教界还保留着许多译自佛经的专门用语。例如“佛”、“菩萨”、“罗汉”、“和尚”、“尼”、“塔”最初就都是梵文佛经词语的音译。“佛”初译作“浮屠”、“浮图”、“佛图”、“佛陀”、“普陀”等，后简化为“佛”。“菩萨”本是佛祖释迦牟尼修行未成时的称呼，全名为“菩提萨埵”，是“大觉有情”之义。“罗汉”是梵文“阿罗汉”音译的简化。“和尚”也是梵文的音译，并曾译作“乌社”、“和社”。“尼”是“比丘尼”音译的简称，后加一“姑”字而成现在的“尼姑”。“塔”初译作“浮屠”，与“佛”相同，如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后改作“塔”。

受佛教影响而产生的词语还有许许多多，其中不乏经常挂在我们口边的词语，这里面有一些还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动词、形容词。下面再列举一些：

阎罗　地狱　禅　菩提　偈　涅槃　轮回

转世　净土　僧　金刚　舍利　瑜珈

夜叉　尘世　红尘　真谛　西天　刹那

劫　法界　法门　法性　法师　法号

法音　法事　袈裟　真如　七宝　譬喻

醒悟　念　忍　慈悲　忏悔　烦恼　出息

方便　用心　平等　出现　大众……

汉代以来，佛教一直影响着中国，尽管它在中国的命运时盛时衰，但它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了汉语的词汇中。

七　少数民族语言词汇的影响

历史上，汉语的词汇也曾受到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民族杂居引起的。

远在东汉之际，西北边陲的少数民族部落便陆续内迁并与内地的汉人杂居。至西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时称五胡）更是先后在中原建国称帝，前后共建立了十六个割据政权，统治时间长达一百三十五年之久。其后北方虽归统一，但又经历了一百五十年之久的鲜卑族政权统治的北朝时期。在大致三百年的时间里，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处一地，相互影响。由于汉族文化、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进入中原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逐渐放弃了自己的语言而为汉族同化，但汉族在接纳这些少数民族的同时也吸收和保留了他们语言中的一些对己有用的词汇成分。虽然这些词汇成分到现在多数已经消亡，但仍有少数词语保留至今。例如现在常用的“胭脂”一词就来源于匈奴语。“胭脂”又曾写作“燕支”、“燕脂”、“烟肢”等，《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贞索隐引习凿齿《与燕王书》云：“山下有红蓝，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探取其花染绯黄，取其上英鲜者作烟肢，妇人将用为颜色。”古代匈奴境内还有燕支山，以产燕支（胭脂）草而得名，古时匈奴失此山，曾作歌叹曰：“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即是说燕支山出胭脂。此外，像“径路”（宝刀名）、“湩酪”等词也来自匈奴语。由于匈奴、鲜卑民族融合进了汉民族，因此在汉族百家姓中还保留了一些源自匈奴、鲜卑民族的姓氏，如“宇文”、“呼延”本为匈奴人的姓氏，“拓拔”、“尉迟”、“长孙”则源自鲜卑族姓氏。在中国历史上，这些姓氏曾出现过不少著名的人物，而且至今这些姓氏仍有传人。

自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之后，中国还多次发生种族杂居的情况。其间汉语受少数民族语言影响最大的时期是元代和清代。在这两个时期里，整个中国为北方的蒙古族和满族统治，时间均相当长久。尽管汉语在这两个时期影响力仍占上风，但也吸收了不少蒙古语和满语的词语。我们从留存下来的元曲文献中可以看到，在元代汉语曾自蒙古语输入过许多词语，如《幽闺记》剧三的水底鱼曲：“闲戏耍，被他拿住，铁里温都哈喇。”“铁里温”是“头”的意思，“哈喇”是“杀”的意思。又如《哭存孝》剧一中李存信曰：“米罕整斤吞，抹邻不会骑。”“米罕”指“肉”，“抹邻”指“马”。这些词都是从蒙古语音译来的，如今他们都已消失。不过，现在的汉语里仍保留了一些来自蒙古语的词语，例如现在常用的“胡同”、“喇叭”、“哈巴狗”、“囫囵”、“车站”的“站”、“好歹”的“歹”便是从蒙古语借来的。从满语借来的词也有不少，如“萨其玛”（一种糕点）、“福晋”（贵妃）、“马扎”（一种坐具）、“蛤士蟆”、“靰鞡草”、“靰鞡鞋”等。在今天的内蒙古和东北地区还保留了一些来自蒙古语和满语的音译地名，如内蒙古的“呼和浩特”（青城）、“乌兰浩特”（红城），东北的“哈尔滨”（晒网场）、“吉林”（沿江）等。

除了从以上介绍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借来词语外，汉语在不同时期还从其他邻近或混居的少数民族语言借来了一些词语，比如从藏语借来了“喇嘛”、“哈达”、“糌粑”等词语，从维吾尔语借来了“冬不拉”、“坎儿井”、“馕”等词语，从朝鲜语借来了“金达莱”、“伽椰琴”等词语……

八　西学东渐：西方语言词汇的引进

我国与西方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交往，但那大多是通过西域的中亚和西亚的国家间接实现的，偶然也曾有个别的使臣和商人直接来往于中国和欧洲之间，但那对语言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自明代中期开始，随着一些天主教传教士的到来，我国开始更多地与遥远的欧洲有了交往。而到了清代中叶和末期，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封闭的国门被打开，于是大量的来自西方的新观念、新事物涌入了中国，中国人在认识和接受这些新东西的同时，也引入了西方语言中表现这些新观念、新事物的为数众多的新词。这时期，汉语词汇中的外来语又一次得到了增加，而且这一次的增加比前两次从西域和佛教引入的多得多。

汉语受西学影响而引入的西方语言词汇主要从两个途径引入，一个是直接借自西方语言，一个是间接地从日文意译的西方词语借入。

从西方语言直接借来的外来词可分几类。

一类是参照本国同类事物，并在同类事物的名称前加上“番”（又作“蕃”）、“西”、“洋”等字头以表示其来自外国，比如“番茄”、“蕃薯”、“番椒”、“番菜”、“番饼”（银元）、“西红柿”、“西瓜”、“西药”、“西服”、“西装”、“西裤”、“西学”、“西餐”、“西洋”、“洋山芋”、“洋柿子”、“洋火”、“洋车”、“洋伞”、“洋葱”、“洋油”、“洋袜”、“洋灰”（水泥）、“洋货”、“洋钱”、“洋铁皮”、“洋蜡”等。这类词——特别是前面有“洋”字头的基本都已被新的词语代替，不再通行，如今只有个别词语仍保留在方言或口语中，如吴方言地区的人还喜欢称马铃薯为“洋山芋”，山东人习惯把西红柿叫作“洋柿子”。

第二类是纯音译的词，这一类在清末民初和“五四”时期曾产生过许多，如“英吉利”（英国）、“法兰西”（法国）、“欧罗巴”（欧洲）、“葛朗玛”（语法）、“德律风”（电话）、“赛因斯”（科学）、“德谟克拉西”（民主）。这一类音译词大多由于一般的中国人很难接受，现在已被相应的意译词所代替，而现在仍被保留的多是地名、国名方面的音译词，如“法兰西”、“德意志”、“俄罗斯”、“伦敦”、“纽约”、“巴黎”之类，另外还有一些译音用字照顾到汉语意思或者是已为大众习用的音译词也保留了下来，如“的确凉”、“可口可乐”、“可可”、“咖啡”、“苏打”、“马达”、“模特”、“逻辑”、“幽默”、“浪漫”、“沙发”、“鸦片”、“海洛英””等。而不用来作为日常交际，只是作为学术界的专业用语的音译词那就更多了，这方面的词语主要是理工科和医科等方面的，只要打开这些方面的专业辞典便可发现许多借自西方语言的音译词。

第三类是半音译的词（或者叫音译加意译的词）。这一类词也很多，它们的特点是在西方语词的译音前或后加上表示汉语类别的汉字词素，比如像“冰激淋”、“卡车”、“高尔夫球”、“汉堡包”、“肯德鸡”、“比萨饼”、“萨克斯管”、“爱克斯光”、“道林纸”等。这一类由于加了意译的成分，使一般的中国人都能理解它们的类属，所以一般都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第四类是全意译的词。这类词是根据西方词语的含义或西方事物的特点用已有的汉字组合成的。这类词的数量也很大，例如“轮船”、“火车”、“铁路”、“公司”、“银行”、“民主”、“独裁”、“赤道”、“冷带”、“热带”、“圣诞节”、“复活节”等。这类词严格说来不应算作借词，而是汉语本身的词素互相组合成的新词，但这类词也是在西方新观念、新事物影响下才产生出来的。与这一类词相似，汉语还从日语中引进了一大批意译词。

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都使用汉字。日本在接受西方观念和事物方面曾走在中国的前头，因此日本人先用意译的方式创造了很多新的词语，虽然这些词语日语读音不同，但由于文字上相通或者说它们是用日语原先借去的汉字（汉语单音词）组合而成，所以中国也就照抄了过来并自然地改读成汉语的声音。通过这种转道日本的方式，汉语词汇中又增加了许许多多新的词语。例如现在常用的“革命”、“经济”、“社会”、“教育”、“文化”、“文明”、“劳动”、“环境”、“机会”、“机械”、“科学”、“历史”、“政党”、“政策”、“观念”、“概念”、“目的”、“原则”、“主义”、“现实”、“情报”、“干部”、“同志”、“抽象”、“具体”、“绝对”、“相对”、“直接”、“间接”、“批评”、“调整”、“改良”、“解放”等就都是从日语译词转来的。由于这些词是用汉语原有的单音词素组合而成或是给汉语原有的词语（如“革命”、“经济”）赋予新的含义而造成，因此几乎看不出一点借词的痕迹，很容易为人们接受并一直使用至今。这种来自日本的汉字借词也被人戏称作“汉字回家”，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是“来自西洋，路过日本”的词了。

汉语的词汇就是在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组合和经常吸纳有用的外来词语的过程中演化、增加、发展的。今天，我们的汉语词汇已经非常的丰富，20世纪80年代所编的十二卷本《汉语大词典》即收词达三十七万条之多，而事实上还有许许多多的词——特别是口语中的词和各地的方言、土语词未被收入。正由于汉语的词汇量极为丰富，因此汉语也是世界上几种最具有表现力的语言之一。

第四章　汉语语法的演变

语法是语言中最稳定的部分，比起语音和词汇来，它的变化要缓慢得多。拿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辞与稍晚的《诗经》来说，其中言语早已具有了与现代汉语一致的“主—谓—宾”基本句型，例如甲骨文中的“王亥杀我”，《诗经·周南》中的“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这些句子都是“主—谓—宾”句型的句子，至今仍一念即通。可见，汉语的语法有着多么惊人的稳定性。

然而，汉语语法虽然稳固，但也像一切事物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古代汉语在语法上虽与现代汉语有着相同之处，但也有着不同于现代汉语的特点，而现代汉语也有着不同于古代汉语的地方，这方面从古到今的演化、发展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限于篇幅，下面选择古今汉语语法的一些不同之处以及汉语语法演化的若干重要史实予以介绍，读者可由此获知汉语语法发展史的概况。

一　“阿瞒”的传说

曹操是大家所熟知的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有一个诨名叫“阿瞒”。说起这个诨名的来历还颇有些趣味。传说曹操从小便很奸诈，由于他顽劣异常，不务正业，他的叔父因此很不喜欢他，并且常常要教训他。幼年的曹操为了对付叔父，便心生一计，只要叔父一出现，刚要责骂，他便即刻装作昏厥于地，抽搐不止。这样三番两次之后，曹操的叔父即吓得再也不敢打骂曹操了。从此曹操便得了“阿瞒”这么个诨名，意思是说曹操从小就会瞒骗、欺诈。

曹操的诨名“阿瞒”从汉语史的角度可以说明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名称说明了在曹操那个年代，汉语语法在构词上已经有了词缀（也称虚词素），“阿瞒”一词中的“阿”即是缀在词根或实词素“瞒”之前的词缀，这样的词缀也称前缀或词头。

汉语在秦汉以前还没有像“阿”这样的词头，就是其他词头亦未产生。那时候的汉语语词中只有一些类似词头的成分，这些成分不起构词的作用，只是加在不同词性的实词前起一种凑足音节的作用，因此可有可无，这样的语言成分古人称之为“发语词”。例如上古时代许多国名、部落名和姓氏前可以加“有”字，如“有夏”、“有殷”、“有周”、“有苗”、“有熊”等，这里的“有”并不具有实在的意义，没有它也不会使词的意义发生变化，所以“有夏”可只称作“夏”，“有殷”可只称作“殷”，“有苗”可只称作“苗”等。此外，“有”字也并不专用于名词，它还可加在形容词的前头，因此它也不具有指示词性的语法意义。例如《诗经·齐风》“鲁道有荡”，意思是说“鲁国的大道宽阔平坦”，其中的“有”用在形容词“荡”前，只有凑足音节的作用，而无实在的含义。这种虚字的作用差不多就像现代人唱歌有时也会在歌词中加入一些诸如“那个”、“呼儿嗨哟”之类不表实际意义只起凑音作用的成分一样。像这种既无词汇意义又无语法意义的可有可无的语言成分是不能称之为词头的。除了“有”以外，秦汉以前的汉语中还有个把看似词头而实际只具发语凑音作用的虚字。如《诗经·召南》“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中加在“鹊”、“鸠”两个名词前的“维”字，“陟彼南山，言采其蕨”中加在动词“采”之前的“言”字，《诗经·邶风》“北风其凉，雨雪其雱”中加在形容词“凉”和“雱”前面的“其”字等，它们都属于这一类可有可无、只起发语凑音作用的语言成分。

像“有”、“维”、“言”、“其”之类可有可无的虚字到了战国以后实际就已经不存在了，从那时遗留下来的汉语文献中已经看不见它们的发语凑音的用法。然而不久，在汉语里即开始产生出一个真正的词头——“阿”。

“阿”作为词头最早见于汉代，例如汉武帝老婆的小名就叫“阿娇”，稍后又有曹操被称作“阿瞒”，刘备的儿子刘禅被称作“阿斗”，等等。为何说“阿”是词头呢？这是因为“阿”具有构词作用，可造成新的词义，因此它是一个词头。如“阿瞒”一词中的“瞒”本为动词，前面加个“阿”，就成了名词，成了曹操的小名。词头“阿”自汉代产生以后一直被使用到近古时代，但到现代，在普通话里就不再使用这个词头了。不过在现在的一些南方方言里这个词头仍很流行，比如吴方言称兄、弟、姐、妹为“阿哥”、“阿弟”、“阿姐”、“阿妹”，称家中老几为“阿二头”、“阿三头”……使用相当广泛。

比词头“阿”晚些，汉语里还出现了一个词头，这就是至今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仍普遍使用的“老”。“老”作为词头大约产生于唐代，它是从表示年龄大的形容词“老”虚化而来的。秦汉以前，“老”就可以加在名词之前表示对人的尊称。例如孔子称高寿的彭祖为“老彭”，此外，那时还有“老夫”、“老妇”、“老妾”等称呼。但那时的“老”只表示年长之义，只作形容词用，意义尚很实在，还不能算作本身无实在意义的词头。大约自唐代开始，“老”字有了虚化的用法。比如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就被当时人称作“老元”，而称他“老元”并不是因为他年纪大。还有当时已出现“老姊”、“老兄”等称呼，“老”用在“姊”、“兄”之前已不具有年长之义，而只是一个虚化了的构词前缀而已。中古以后，特别是到了近古和现代，“老”字作为名词的词头使用渐渐频繁起来，构词能力也日渐增强，可以加在许多词前构成新词，如有“老王”、“老孙”、“老大”、“老二”、“老婆”、“老鼠”、“老虎”、“老鹰”、“老师”、“老板”、“老百姓”，等等。

在古汉语里除了有构成或表示名词的词头“阿”和“老”以外，还有表示序数的词头“第”和表示时序的词头“初”。“第”的起源也很早，大约在汉代就已产生，如《史记·吕太后本纪》中有“……位次第一，请立为赵王”的说法。“第”作为用在数词前表示序数的词头一直沿用到今天。“初”作为表时序的词头大约起源于唐宋之时，如宋代《朱子语类》中有“月之生时，大尽则初一，小尽则初三”的说法。这个词头也一直使用至今，并且发展成可用来表示级别意义的词头，如现在有“初中”及初级中学的“初一”、“初二”、“初三”的说法。

汉语发展到了现代又产生了几个新的词头，如“小王”、“小姐”的“小”，“反革命”、“反法西斯”的“反”，“被乘数”、“被压迫者”的“被”，“非法”、“非金属”的“非”，“不轨”、“不法”、“不时”的“不”就都是。这些词头有的用来构成新的名词，有的还可用来构成形容词和副词，比如“被压迫”、“不轨”、“不法”总用在名词前的定语位置起形容作用，“非法”、“不时”则总用在动词前的状语位置作副词用，这就打破了汉语在古代没有真正的形容词、副词词头的界限。

在汉语构词法的发展史中，还产生了不少词尾。词尾也是词缀，它的作用和词头一样，可以用来附加在词根之上构成新的词语，只是位置与词头不同，一个加在词根前，一个加在词根后而已。例如现代汉语里常用的“椅子”、“房子”的“子”，“铃儿”、“花儿”的“儿”，“锄头”、“看头”、“玩头”的“头”就是三个名词词尾，它们大约是在上古至中古之际产生出来的。古汉语里还有一些形容词、副词的词尾，如像“勃然”的“然”、“俄而”的“而”、“莞尔”的“尔”、“圉圉焉”的“焉”、“侃侃如”的“如”等，这些词尾产生的年代更早，上古时就已出现，但保留至今的只有“然”和“而”了，如我们现在还用“突然”、“贸然”、“忽而”这样的词。在现代汉语里还有一些由古代实词虚化而来的词尾，如“记者”、“作者”的“者”，“专家”、“科学家”的“家”，“老手”、“红旗手”的“手”，“队员”、“服务员”的“员”，“韧性”、“科学性”的“性”，“绿化”、“现代化”的“化”，这些词尾就都是由实词虚化而来，具有很强的构词能力。

自战国以后，汉语里还陆续产生了一些加在人称代词后纯粹表示语法意义的词尾，这些词尾与前面说的那些词缀不同，并不改变它们所依附的人称代词的基本词义，只表示“复数”的语法意义，因此不是构词成分，而是纯粹的语法成分。例如“吾侪”的“侪”，“公等”的“等”，“尔辈”的“辈”，“我属”的“属”，“尔曹”的“曹”等就是。这些词尾如今大多已不再使用，只有个别的还偶然用于半文半白的言语中。现在，人称代词词尾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是“们”，这个词尾是中古后期才开始产生的，它也被用来表示“复数”的语法意义。“们”最初没有统一的写法，而是用各种同音字来表示，如宋代常写作“瞒”、“满”、“门”，元代常写作“每”，到了明代“们”的写法才规范化，并且一直保持至今，成了今天经常使用的词尾。

二　“晨起洒扫，食了洗涤”与动态助词

现代汉语里有三个著名的动态助词——“了”、“着”、“过”，这三个动态助词专用于动词后表示一定的语法意义。可是这三个动态助词并非自古就有，它们是由实词逐步演化而来的。

“了”这个语言成分早在秦汉时期就已产生。西汉王褒《僮约》（公元前1世纪作）里有这样一句：“晨起洒扫，食了洗涤”，这句话的意思是：早晨起床后要洒扫庭院，吃完饭要洗涤餐具”。这句话中的“了”（读“liǎo”）意义尚很实在，用在动词之后表示“完了”的意思，因此这里的“了”还不能被看作不能独立使用的虚词化了的动态助词。但“了”的这种用法——附于动词之后，已为日后动态助词“了”的产生打下了基础。此后，由于“了”时常附着在动词之后使用，渐渐地，它便失去了独立性，而成了一个必须加在动词后使用、表示行为动作完成的助词了。这个演化过程大约是在唐宋之际完成的。例如在宋代姜夔的词里有“更添了几声啼”，《朱子语类》里有“如今都教坏了学生，个个不肯读书”这样的句子，其中的“了”就已经很明显地成了专用于动词之后表示完成状态的一种虚词——动态助词了。元代以后，“了”的这种用法更加普遍起来，如元曲《汉宫秋》中有“我问刘员外借了十个银子”，“我与了他两丸药”，这时，“了”作为动态助词的用法已十分自然。由于动态助词“了”是从实词的“了”演化而来，因此至今“了”还保持两种用法，但两种用法的“了”读音上不同，实词的“了”读“liǎo”，虚词或动态助词的“了”读轻音“le”。

动态助词“着”也是由实词演变而来。最初“着”是一个动词，意思是“附着”。例如《左传》“风行而着于土”，《论衡》“甘露如蜜者，着草木不着五谷”，这里的“着”都是“附着”的意思，都处于动词的位置，当动词使用。用今天的语音来读，这里的“着”读作“zhuó”。自晋代始，“着”字开始虚化，如《世说新语》中有“文若亦小，坐箸（即‘着’）膝前”，《三国志·吕布传》中有“以绵女身，缚着马上，夜自送女出”，其中“着”与今天“在”的意思差不多，仍多少保留“附着”之义，因此还不像现代汉语动态助词“着”那样表示状态持续的意思。不过，这时的“着”已常常附着在动词之后了。“着”成为一个完全表示状态持续的语法意义的动态助词是在唐代完成的，因为唐代已经开始将“着”用作跟今天现代汉语动态助词“着”一样的词了，例如唐代《嘉话录》有“暗中摸索著（着），亦可识之”这样的句子，其中的“着”就表示动作的状态在持续。宋元以后，“着”的这种用法就普遍起来了。

现代汉语中还有一个动态助词“过”，这个词加在动词后表示曾经发生的经历，例如“我看过电影”，“他去过北京”。动态助词“过”也是由实词虚化而来，它的产生大约也在唐代，而到宋代，使用就较普遍了，南宋《朱子语类》中就有不少用“过”的句子，例如“盖为是身曾亲经历过，故不敢以是责人尔”。又如“看过了后，无时无候，又把起来思量一遍。”其中的“过”都与今义无二。

动态助词“了”、“着”、“过”的产生是汉语语法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它们的产生意味着汉语语法里有了用于动词后的纯粹表示语法意义的成分，它们的产生使行为动作及事物状态的表达更加细腻、精确，从而丰富了汉语语法的表现手段，加强了汉语语法的表现力。

三　“之”和“者”的变迁

人们往往爱用“之、乎、者、也”来形容诵读古文时的情形，这是因为古文中常常使用这几个虚词，只要一读古文，就似乎总是听到“之、乎、者、也”这几个词的声音。现在我们撇开“乎”、“也”这两个语气词不说，而来专门谈谈“之”和“者”这两个古代汉语常用的结构助词的变迁。

所谓结构助词亦即语言中用来连接修饰语和中心语的词，古汉语的“之”和“者”就是这样的词，现代汉语的“地”和“的”也是这样的词。下面让我们先来看几个引自《诗经》的例子：

东门之杨，其叶。（东门的杨树，枝叶茂盛。）

渐渐之石，维其高矣。（巉巉的山石，多么高啊！）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茂盛的萝蒿，长在山丘半腰间。）

翩翩者，烝然来思。（翩翩飞翔的鹁鸪，成群飞来。）

这几个句子里的“之”和“者”与今日现代汉语里的结构助词“的”作用完全相同，都是修饰语的标志。可是为什么古代汉语用“之”和“者”，现在却改用了“的”呢？难道说古今汉语的结构助词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吗？

事实上，现代汉语的“地”和“的”这两个结构助词都是由古代汉语的“之”和“者”逐步演化而来，它们与古代的“之”和“者”存在着语音上的联系。在上古时代，“之”和“者”的读音与现代汉语的“地”和“的”差不多，那时候“之”和“者”的声母都是舌头音“d”（“之”读“die”，“者”读“dia”），与现代汉语“地”、“的”一致，只是到了中古，舌头音分化了，一部分本来念“d”类声母的字变成了舌上音的字，后来又变成了翘舌音的字，而“之”和“者”就在其中，所以它们现在的读音就变得与“地”、“的”相差很大而使人感到它们之间似乎没有关系了。不过，这并不等于“之”和“者”原来的读音就完全消失了。事实上，在当时，“之”和“者”的读音虽然变化了，但它们原先的读音还保留在汉语的白话形式中，并借相应的同音词“地”和“的”来代替，这样，汉字“地”和“的”就在汉语白话中担负起了原先“之”和“者”所担负的语法任务，而“之”和“者”作为结构助词则大多保存在古代的文言文的文献中和用于半文半白的言语形式里。

从文字形式上讲，结构助词“之”和“者”最初是先变为“地”和“底”的，而“的”则是以后才有的。

在“地”、“底”、“的”三个文字形式中，“地”是最早被借用作结构助词的，大约在上古晚期即已被借用，而到唐宋以后就普遍通行起来。“地”出现后多用在状语后、动词前，但也偶然用于定语后、名词前，不像现代汉语那样规范，专用于状语之后。例如唐代义玄禅师《临济语录》“尔若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地徇一切境转”，金代董解元《西厢记》“出得门来慢慢地行”，这两句中的“地”用于状语之后、动词之前；而同样是董解元的《西厢记》中又有“百媚地莺莺不胜悲哭”这样的句子，其中的“地”却用于定语之后、名词之前。“地”专用于状语之后是元代以后才固定下来的。

“底”是唐代开始使用的。这个字用作结构助词一般用在定语的后面，与后来的“的”相同，例如唐代本寂禅师《曹山语录》“柢是丑陋底人”，宋代辛弃疾《夜游宫·苦俗客》“说底话非名即利”。但“底”有时也用于状语之后，如明代王敬夫的一首《快活三》曲中有“疾忙底驾骊驹，隐遁在凤山余”一句，其中“底”就用如现代的“地”。解放前，结构助词“底”在书面上还曾专门用来表示领属关系，如说“你底书”、“她自己底像”等，这大概是受西方语言所属格形式的影响所致。

“的”与“地”、“底”同出一源，因为它们的读音相同，只是写法不同而已。把“的”这个字用作结构助词要比“地”和“底”略晚些。“的”的使用大约是在宋元时代，例如宋代钱《钱氏私志》里就有“则是一个有血性的汉子”这样的句子，其中“的”的用法与今天没有什么两样。不过，“的”在最初也不是固定用在定语后、名词前的，有时也可用在状语后、动词前，例如元代王实甫《西厢记》“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其中“的”的用法就和现代汉语“地”的用法一样。“的”专用于定语后、名词前也是元代以后的事了。

在我们今天的现代汉语里，已经看不到“底”字作结构助词的情况了，“底”现在已经完全被同源的“地”、“的”二词所代替。现代汉语里凡是在修饰语和中心语之间使用的结构助词只有两个，即“地”和“的”，“地”专用于状语的后面，“的”则专用于定语的后面。

四　古人说话量词少

殷墟甲骨中有一片上记录了这样一句话：“十五犬，十五羊，十五豚。”这句话的意思很好理解，用今天的话来讲也就是“十五只狗，十五只羊，十五头小猪”。不过，这句话与我们今天说话的习惯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少用了量词“只”和“头”。

现代汉语有丰富的量词。今天我们说话时，只要涉及数量，就少不了使用量词，例如“我吃了三碗面”，“他是一个人去的北京”，“你去一趟”，“请您说一下”，这些句子里的“碗”、“个”、“趟”、“下”就都是量词。然而，现代汉语所拥有的丰富的量词却并不都是自古就有的，汉语的量词是从最初的不发达逐渐增多、发达起来的。

汉语的量词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名量词，一类是动量词。“三碗面”的“碗”、“一个人”的“个”是名量词，它们与事物相关。“去一趟”的“趟”、“说一下”的“下”是动量词，它们与行为动作相关。

汉语的名量词起源很早。在三千多年前的甲骨刻辞中有这样的句子：“鬯（一种酒）二升一卣”、“鬯三卣”、“马卅丙”、“车二丙”、“易（锡）贝二朋”，其中的“升”、“卣”、“丙”、“朋”就是名量词，它们与数词结合表示事物的量。略晚些时候的西周金文中也记录了早期汉语的几个名量词，如小盂鼎铭文中有“孚（俘）马□匹，孚车卅两（辆）……”，其中就有“匹”和“两”这两个名量词。可是，汉语的名量词在甲骨、金文时期还是很不发达的，当时它们的数量还是极其有限的。

春秋、战国之际，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之间的经济往来——特别是物品交换多了起来，为了在经济活动中便于进行各种单位的计量和计算，于是汉语中便增加了许多有关度量衡方面的名量词，如“斗”、“石”、“斤”、“丈”、“尺”、“寸”之类就都是在那个时候产生出来的。可是，非度量衡或与一般名词相配的名量词依然很少，那时的人说话除了涉及度量衡外，绝大多数情况都不用名量词，若要表示数量，就将数词直接与名词结合，比如上面甲骨刻辞中的“十五犬，十五羊，十五豚”就是如此。又比如《左传·哀公十五年》“齐为晋故，伐晋冠氏，丧车五百”，“丧车五百”就是“丧失车子五百（辆）”，表示车子数目的数词后不用名量词。先秦时，与一般名词相配的名量词只有很少的几个，而且使用范围狭窄。现代使用最广泛的名量词“个”在那时已经产生，但最初只是用作竹子的单位，“个”的本义在《说文》里的解释即是：“个，竹枚也”，所谓“竹枚”即竹子的个数。稍后，“个”又被用于指用竹制造的箭，如《荀子·议兵篇》“负矢五十个”，即是说“背负五十支箭”。“个”在先秦还不能用来指人、指其他事物，它的广泛使用是后来的事。先秦时常用的与一般名词相配的名量词还有“匹”（指马）、“乘”、“辆”（指车）、“张”（指幄幕）等。

汉代以后，与一般名词相配的名量词逐渐增多起来，除了依然使用先秦即有的一些名量词外，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名量词，如“枚”、“头”、“只”、“株”、“颗”、“块”、“枝”、“根”、“条”、“朵”、“把”、“粒”、“架”、“面”、“锭”、“片”等，这些新产生的名量词一直沿用到今天。

汉语名量词不仅经历过由少至多的发展历程，而且在用法上也曾发生过变化。上古时名量词的位置大多不是位于名词之前，而是和数词一起位于名词之后，那时只说“鬯三卣”，不说“三卣鬯”，只说“车卅辆”，不说“三十辆车”，只说“负矢五十个”，不说“负五十个矢”。但从汉代开始，数词和名量词一起用在名词前的现象逐渐多了起来，如《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有“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的说法，其中“一尺”加在“布”的前面，“一斗”加在“粟”的前面。这样的用法到了中古时代就更加普遍了，并且一直保持了下来。现代汉语数量结构用在名词之前的习惯就是这样演变来的。

汉语动量词的产生要比名量词晚得多。上古时代的人说话不用动量词，那时的人要表达行为动作的数量只是将数词直接加在动词的前面，例如《孙子·谋攻》“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其中数词“百”直接加在动词“战”和“胜”的前面，而现在说话就得说成“战一百次胜一百次”，数词后要加“次”一类动量词。又如《墨子·迎敌祠》“弩八，八发而止”，“八发”即“发射了八次”，“八”直接加在动词“发”的前面而不用任何动量词。

动量词的产生是在汉代。在汉代人的托古著作《黄帝内经》中就有“闭气不息七遍”，“如此七遍后”等语句，其中已有“遍”这个动量词。不过，动量词的大量产生要到魏晋以后才开始。魏晋以后，陆续产生了“下”、“顿”、“通”、“回”等常用的动量词。唐宋以后又陆续产生了“次”、“场”、“番”、“遭”等常用的动量词。

动量词的用法古今是一致的，它们与数词结合后，一般都是位于动词之后。例如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杂说》：“凡种小麦地，以五月内耕一遍，看干湿转之，耕三遍为度”，其中“一遍”、“三遍”皆用于动词“耕”之后。现代汉语动量词的用法依然如故。

由于汉语量词的逐渐发达和普遍使用，今天在我们的日常口语中已不再能听到像“十五犬，十五羊，十五豚”和“百战”、“八发”一类不用量词的说法了，不用量词的说法仅仅保留在古代遗留下来的一些成语中或是偶而用于半文半白的书面语中。

五　宾语前置说词序

如今，人们都知道“唯利是图”这个成语，这个成语从字面上讲实际就是“只图利”的意思，其中“利”是动词“图”的宾语。可是汉语的词序一般都是动词在前，宾语在后，为何“唯利是图”这个成语将宾语放在了动词的前面呢？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汉语在上古有一种特殊的词序，这种特殊的词序是将宾语放在动词或介词的前面，这与今天的宾语处在动词或介词之后的词序正好相反。不过，这种特殊的词序的应用并不是无条件的，它的应用须受一定条件限制。什么条件呢？这就是只有在代词做宾语时，宾语才能位于动词之前，而在其他情况下，宾语的位置古今相同。

这种有条件的宾语前置的特殊词序在上古是比较固定和常用的，例如《书经·大诰》中有“民献（贤）有十夫予翼。”这是一句肯定句，意思是说“民间贤人有十个人协助我”。这句话中的“予”即“我”，是代词，因此位于动词“翼”的前面。又如《书经·多士》“今予唯不尔杀。”这是一句否定句，意思是说“现在我不杀你”，其中“杀”是动词，它的宾语是代词“尔”，也位于“杀”的前面。再例如《诗经·鄘风》“人而无止，不死何俟？”这是一句疑问句，其中“何”是疑问代词，也放在动词“俟”的前面。上面提到的“唯利是图”实际也是这种情况。这个成语来自古代，其中的“利”作为宾语虽不是代词，但它的后面却用了一个表示复指的指示代词“是”，这个指示代词与动词直接联系，于是宾语的位置也放到了动词的前面。上古时代，指示代词“是”、“之”、“斯”等都常常放在动词或介词的前面充当宾语或是复指名词宾语使其放在动词或介词之前，例如“是以”（因此）的“是”是介词“以”的宾语，“是谓”（称之为）的“是”是动词“谓”的宾语，“是”作为宾语都位于介词或动词的前面。又例如《诗经·鲁閟宫颂》“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一句中的代词“是”复指宾语“戎狄”和“荆舒”，使其位于动词“膺”和“惩”之前；《左传·宣公十二年》“非子之求，而蒲之爱”一句中的代词“之”复指宾语“子”和“蒲”，使之位于动词“求”和“爱”之前；《诗经·豳风》“十月涤场，朋酒斯飨”一句中的代词“斯”复指宾语“朋酒”，使其位于动词“飨”之前，等等。

代词宾语位于动词或介词前的语法在上古的早期是比较固定的，不论是肯定句、否定句还是疑问句几乎都是如此。但没过多久，也是在上古时期，肯定句里的代词宾语就已经有放在动词或介词后面的用法了，并且这种用法很快就占了上风，渐渐地，肯定句里的代词宾语就不再前置了，只有否定句和疑问句里的代词宾语以及由“是”、“之”等指示代词充当和复指的宾语在较长一段时期依然用于动词或介词的前面，所以我们阅读上古时期的古文最常看到的就是这方面的情况。不过，这方面的情况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即使在上古时也已有个别不遵守上述语法规则的情形发生，例如《诗经·黍离》中有“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就不说成“不我知者，谓我何求”。这种个别的现象到后来渐渐多了起来，到了汉代也渐渐占了上风而被作为正常的词序巩固了下来。同样的句子，在先秦是代词宾语位于动词前，而到了汉代人引用的文章里就往往被改成先动后宾的词序，例如春秋时的著作《论语·宪问》“莫我知也夫”一句在西汉时的著作《史记·孔子世家》里就改成了“莫知我夫”。又例如《汉书·酷吏传》“武帝问：言何？”其中“言何”已不被说成“何言”了。这种代词宾语在否定句、疑问句中后置的词序发展到了中古时代就已经完全通行起来，只是一些古文作家为了仿古还依然使用代词宾语前置的词序而已。

六　表达被动方式多

在汉语句法的发展史中，被动句的变化也是很值得一叙的。

在最古老的文字资料——甲骨卜辞中现今只发现有主动句式，而没有发现过任何被动句式，这似乎可以证明在商代以前，汉语里只有主动句式而没有被动句式，被动句式在当时尚未产生。

最早记录了汉语有被动句式的是西周的金文。如西周时的叔勉方彝的铭文中有“叔勉锡贝于王姒，用作宝尊彝”一句，其中“叔勉锡贝于王姒”即“王姒锡（通‘赐’）贝给叔勉”，这句话中王姒是施动者，叔勉是被动者，这儿的被动意义是用“于”来表示的。这种“于”字句是汉语被动句式里起源最早的一种。在上古时，表示被动意义的“于”字句经常出现在当时的文献中。例如《周易·困》里有“困于酒食”、“困于葛藟”，即“被酒食所困”、“被葛藟所困”。《诗经·邶风·柏舟》中有“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其中“愠于群小”，即“被众小人所怨恨”。《孟子·滕文公上》中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其中“劳力者治于人”即“劳力者被人所治”的意思。

在先秦时期，人们还经常使用一种“见”字句来表示被动。例如《孟子·尽心下》中有“盆成括见杀”一句，意即“盆成括被杀”。《晏子·谏上》“晏子请发粟于民，三请不见许”中的“三请不见许”即“多次请求不被允许”。《庄子·天下》“见侮不辱”即“被欺侮而不以为耻辱”。“见”字句还可和“于”字句结合使用，这种用法在西周金文中就已被发现，例如西周的沈子簋的铭文中有“见厌于公”一句，意即“被公所厌”，这可证明“见”字句和“于”字句一样古老。这样的用法在先秦文献里也经常出现。例如《庄子·秋水》“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吕氏春秋·贵信》“以四百里之地见信于天下”，《韩非子·说难》“昔者弥子瑕见爱于卫君”，这些都是先秦时“见”字句结合“于”字句的用例。

先秦时，汉语的被动句式还有一种“为”字句，这种“为”字句在当时用得也很普遍。例如《论语·子罕》“不为酒困”，意即“不被酒所困扰”。《庄子·天下》“道术将为天下裂”，意即“道术将被天下人所分裂”。“为”字句在先秦有时还和“见”字句结合使用，如《庄子·至乐》中有“烈士为天下见善矣”一句，即“烈士被天下人赞美”的意思。

“于”字句、“见”字句和“为”字句是汉语中最早出现的被动句式，这三种被动句式一直沿用到汉代，在汉代的文献里还可看到使用这些句式的句子。汉代以后，表示被动的“于”字句渐渐不再被人使用，这是因为“于”字句表意不明确，容易和不表被动而形式近似的句子搞混。例如《庄子·山木》中有“吾再逐于鲁，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之间”一句，其中的“吾再逐于鲁”和“围于陈蔡之间”是被动句，意思是“我被鲁国再次驱逐”，“（我）被陈蔡那儿的人围困”。但形式相似的另外三个分句却都不是被动句，其中的“于”是表示处所的介词，意思近乎“在”，如“伐树于宋”即“在宋国伐树”，这种形式的句子属于主动句，它很容易和表示被动的“于”字句相混，使人产生理解上的困难。和“于”字句的命运差不多，“见”字句在汉代以后也逐渐退隐不用，到现在只是在一些较固定的格式里还可见到它的残迹，如现在有“请勿见怪”、“请勿见笑”之类的说法，而且其中的“见”也已虚化，谈不上有什么被动意义了。不过，先秦时产生的“为”字句却被保存了下来，并且在汉代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汉代时，“为”字句开始发展成了“为……所……”式。例如《史记·项羽本纪》“吾闻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为人所制”即“被别人所控制”的意思。《汉书·霍光传》“卫太子为江充所败”，意即“卫太子被江充打败”。“为……所……”式一直被沿用了下来，在现代汉语里也是经常被使用的一种被动句式。由于这种被动句式带有文言色彩，因此现在常被用于书面语中，例如我们可以说“调查研究切不可为表面现象所迷惑”、“要使敌人为我所用，而不要使我为敌人所用”，等等。

现代汉语最常用的被动句式是“被”字句，这种被动句是在战国末期开始产生的，而从汉代开始则逐渐被广泛使用。例如《战国策·齐策》“万乘之国，被围于赵”，《史记·屈原列传》“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汉书·贾谊传》“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等等。“被”字句产生初期，它的形式如同“见”字句，介词“被”与动词直接结合，其后不加表示施动者的名词，即不像现在可以说“屈原被（小人）说坏话而被（楚王）放逐”那样“被”的后面可以加入施动的名词。

“被”字后面带施动者的“被”字句在东汉末年开始产生。例如东汉末蔡邕《被收时表》中就有“五月二十日，臣被尚书召问”的句子，其中“被”字后面即有施动者“尚书”。这样，“被”字句从结构上来讲就完善多了。不过，“被”字句在后来并一直到现代，使用时依然可以省略施动者。此外，“被”字句受“为……所……”式的影响，还产生出了“被……所……”式，如说“许多民房被洪水所冲毁”、“复旦大学篮球队被交通大学篮球队所战败”，等等。如今，“被”字句在书面语和口语中都是常用的被动句式。

在近古元、明时期，汉语白话文里还出现过用“吃”来表示被动的句子。例如元杂剧《秋胡戏妻》中有“什么意思，娶也不曾娶的，我倒吃他抢白了这一场”，这里的“吃”与“被”同义。《水浒传》“武松右手却吃钉住在行枷上，左手却散着”，其中“吃”也可换用“被”字。但“吃”字句使用的时间并不长久，现代已经不用了。

大约从明、清开始，汉语口语中还出现了用“叫”或“给”作介词的被动句，现在用这两个介词的被动句在日常口语中经常使用，如说“一锅饭都叫他一个人吃光了”，“他给人家打了”，这里的“叫”和“给”都和“被”同义。现在表示被动的“叫”和“给”还可以合用于一句之中，如上面那两句话可以说成“一锅饭都叫他一个人给吃光了”，“他叫人家给打了”。

汉语的被动句式就是这样变化和发展的。

七　汉语处置式的产生与发展

中古是汉语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汉语语法方面发生了一连串重要的事件，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产生了处置式。

处置式是汉语特有的一种句式，现在人们习惯把它叫作“把”字句或“将”字句。这种句式以“把”字或“将”字使动词的宾语提前，表示对特定的宾语实行处置。例如“你把（将）水倒了”，这就是处置式的句子，句中的“水”是动词“倒”的宾语，被“把”或“将”提到了动词前，这里的“水”不是泛指任何地方的水，而是特指某一处的水（用英语表达，需要在前面加“The”这样的定冠词），整个句子有处置义。这样一种句式我们今天经常使用，然而它却是从中古时期才开始出现的。

上古时期汉语语法里没有处置式，那时候要表达现在用处置式表达的语义，只能用一般的动宾结构来表达。例如《史记·项羽本纪》中有一句话：“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这里的“船”、“釜”和“甑”、“庐舍”都是特指的，因此要准确地译成现代汉语最好用处置式，即说成“把船都弄沉，把锅子和饭甑都打破，把房子都烧毁”。中古以前没有处置式，所以只能用简单的动宾结构。

当然，上古时并不是没有“把”和“将”这两个词。“把”和“将”这两个词很早就有了，但起初它们都只是意义很实在的动词，表示“拿”、“把持”、“用”等意思。例如《战国策·秦策》“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其中“将”即“拿”或“用”的意思，全句是说“苏秦开始拿连横的道理劝说秦惠王”。又例如《后汉书·吕布传》“临别把臂言誓”，句中的“把”即“把持”的意思。“把”的动词用法一直保持到现代，如现在还说“把着门不让人进”，其中“把”也是“把持”的意思。

“把”和“将”在上古晚期和中古早期之际开始虚化，渐渐地由动词演化出了介词的用法，当然，它们同时还保持动词的用法。到了唐代，处置式开始流行起来，这从不少当时留传下来的文献里可以见到。例如唐代敦煌变文中有“乾坤如把绣屏桢，世界似将红绵展”这样的句子，其中的“把”和“将”都当介词用，它们把宾语“绣屏”和“红绵”提到了动词“桢”和“展”的前面。又例如唐代诗人皮日休的一句诗“心将潭底侧，手把波文袅”，其中的“将”和“把”也是一样的用法。唐朝的时候，处置式虽已流行，但还不很成熟，因为那时的处置式与今天的处置式还有一些不同，其所表达的处置意义还不大明确。

现代汉语的处置式的动词前后常有一些“啰嗦”成分，用以表示处置的结果等意思。例如“把水倒了”，“倒”的后面有表示处置完成的“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进行”的后面有表示处置到什么程度的“到底”；“把这封信交给他”，“交”的后面有表示处置到何处的“给他”；“把汤都洒在地上了”，“洒”的前面有“都”，表示处置得彻底，后面有表示处置到何处的“在地上了”。现在的处置式一般都不能只用一个单纯的动词。可是宋代以前却是可以的，这从上面举的唐代变文例和皮日休诗的例子就可看出。

宋元以后，处置式有了新的发展。那时候，处置式大多不再用单纯的动词，动词的前后有了表示处置的“啰嗦”成分。例如《元曲·窦娥冤》“你把我老子都药死了”，动词“药”前有“都”，后面有“死了”。《水浒传》“林冲把这口刀翻来复去看了一回”，动词“看”之前有“翻来复去”，后面有“一回”。动词前后（特别是后面）必须加一些表示处置结果等意思的词语，这使处置式具有了更加明确的处置意义，从而使处置式与一般的动宾结构有了更加明显的区别而不能任意互相替代。

此外，处置式产生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的否定式与今天有所不同。现代汉语处置式的否定式，其否定词应加在“把”字或“将”字的前面，而不用在动词的前面。可是古时候处置式的否定式里的否定词的位置却不那么固定。例如敦煌变文“莫把娇姿染污我，休将天女恼人来”，其中否定词“莫”和“休”是放在“把”和“将”的前面的；《朱子语类》“只是把学问不曾做一件事看”这句话里的否定词“不曾”却又放在了“把”的后面，这句话若用现代的话说应该是“只是不曾把学问当作一件事看”，“不曾”要放在“把”的前面才符合现代语法规范。处置式中否定词用于“把”字之前的语法，直到现代才算固定下来。

处置式的产生是汉语语法日益完善和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它使汉语的动宾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并给汉语语法增添了新的内容。

八　越来越长的修饰语

现代人作文章，特别是写逻辑性强的论说文，常常需要用修饰语很长的语句，这是为了更精确地表示自己的思想。例如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第一阶段是党的幼年。……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

这段话连用了几个判断词“是”，在这几个“是”的后面都用了长长的结构复杂的修饰语，用来修饰中心语“党”。如此之长、如此复杂的修饰语只有在现代才大量出现，古代汉语里是很少有的。

在甲骨文时代，汉语语法是相当简单的。那时人们说话造句很少有修饰语，像“癸亥卜，今日雨？”“壬寅贞，子渔亡祸？”“帝令雨。”这样的句子都非常简单朴素，一点不加修饰。

从上古到中古，汉语语句中的修饰语逐渐复杂起来，但也只是偶然有一些较长的但结构简单的修饰语。例如唐代古文大家韩愈的《画记》中有这样的语句：“杂兵器弓矢旌旗刀剑矛盾弓服矢房甲胄之属，饼盂登笠筐筥锜釜饮食服用之器，壶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极其妙。”“属”、“器”、“具”之前都有较长的修饰语，然而这些修饰语虽较长却结构简单，只是并列一长串名词而已，而且就是这种较长但结构简单的修饰语在中古时期的文章里也是很少见的。

从中古到近古，汉语的修饰语不仅用得多了起来，而且结构上也日益复杂化。例如《水浒传》“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名词“武大郎”的前面用了“人叫他三寸丁谷树皮”这样的主谓结构且双宾语的修饰语。《红楼梦》“袭人也把打发宋妈妈给史湘云送东西的话告诉了宝玉”，名词“话”的前头用了“打发宋妈妈给史湘云送东西”这样的兼语结构的修饰语。不过，这时期的修饰语在复杂程度上还远远不能和今天相比。

汉语修饰语真正获得飞跃性发展的时期是在现代。

20世纪初，中国步入了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由于社会现象的日益复杂化和人类思想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言语时需要表述的内容越来越复杂。为了适应这种新时代的交际需要，汉语里逐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复杂而严密的语法结构，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有着复杂结构的定语或状语的长句子。这方面的例子除了前面所举的毛泽东著作中的例子外，在我们今天的书报文章中可说是比比皆是，随处可见：

今天，沉睡在长江金口水域江底半个多世纪的一代名舰中山舰，逐渐昂起舰首，浮出水面……

——摘自1997年1月18日《新民晚报》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市政府……向驻沪三军、武警部队和烈军属、革命伤残军人、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致以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

——同上

前一段话的名词中心语“中山舰”之前用了复杂的定语修饰语，后一段话的动词“致以”之前则用了长长的状语修饰语。汉语修饰语在现代所获得的发展是前所未有的。

汉语的语法与汉语的词汇一样，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化，也走过了一条由简单到复杂的道路。较之以往，今天的汉语语法更加精确、更加完善、更加成熟和更加富于表现力了。

第五章　汉语方言的发展

中国地域广大，人民散居各地，同是一个汉民族，不同地区的人却说着不同的方言。从大的方面讲，汉语的方言也有七种之多，它们是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闽方言、粤方言、赣方言和客家方言。这些方言之间虽有着相当程度的差异，可它们仍都属于汉语。因此，汉语从实质上讲，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实体，事实上它是一个由许多方言组成的语族。所以要了解汉语的历史，除了要了解汉语共同语的历史外，还应了解汉语方言的历史，如此才能对汉语的演变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一　“买璞”的笑话

战国时代，齐国的尹文在他所著的《尹文子·大道》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周国人把未经腌熏的老鼠叫做“璞”（音），郑国人则把未经雕琢的玉叫做“璞”。有一回，一个周国人怀揣一只死鼠去集市上兜售，遇到一个来自郑国的商人，便对他说：“您要买璞吗？”郑国人回答：“要买。”可等周国人拿出死鼠来给他一看，他又连忙说不要了。这个故事说明，早在先秦时代汉语便有了方言，由于方言的分歧，才造成误解，闹出这样的大笑话。

在远古时代，汉语本是统一的，但随着人口增长，四处迁移，时间久了，加之山川阻隔，交往不便，方言现象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取材于周秦古书的儒家经典《礼记·曲礼下》中就曾记载：“五方之民，言语异声”，说明在先秦时代各地人所说的话语音已不相同。相传那时候天子为了体察民俗，每年秋后均派遣使臣去民间搜集歌谣和方言异语，这些材料据说都收藏在王室里供天子阅览，只可惜秦国灭亡以后这些材料都损弃不见了。

不过，今天我们还可从先秦遗留下来的一些文献中看到反映当时方言情况的零星材料。比如《吕氏春秋·知化》中记载：“吴王夫差将伐齐，子胥曰：‘不可。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能使。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这段话记载了春秋时期吴越一带言语相通而与北方齐国有较大方言差异的事实。其实在现存的先秦文献里还可以发现一些当时方言语音和词汇的实录材料。这方面除了前面《尹文子·大道》中的材料外，又例如《楚辞·九章·涉江》中的一句诗“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其中的“长铗”就是“长剑”，当时楚国一带的人把“剑”读作“铗”，而《楚辞》作者屈原是楚国人，所以他所说的“长铗”实际就是“长剑”的楚国方言。现存的先秦文献对方言词语和方音的记载是零散的，而且是偶然为之或无意识记录的，所以不能使我们对上古方言有充分的认识。

到了西汉，我国产生了一部记录汉语方言的专著——《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此书简称《方言》，为西汉人扬雄历时二十七年调查整理写成，其中收录了秦汉之际汉语方言的丰富资料。这部书是世界上第一本有关方言的专著，在欧洲同类著作迟至18世纪才问世。根据这部著作，不仅可以有力地证明汉语在上古时代即有方言，而且可以获知汉语方言在当时的许多具体情况。

《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

据《方言》记载，在我国秦汉之际，东起东齐海岱，西至秦陇凉州；北起燕赵，南至沅湘九嶷；东北至北燕，西北至秦晋北鄙，东南至吴越东瓯，西南至梁益蜀汉，都有方言分歧。比方说“好”这个意思，《方言》中称：“宋魏之间谓之。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媌，或谓之姣。赵魏燕代之间曰姝，或曰妦。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曰忓。”“”、“娥”、“媌”、“姣”、“姝”、“妦”、“忓”这一系列词都表示“好”的意思，但分别为不同地方的人所使用，这便说明秦汉之际各地有各地特殊的方言词语。又例如《方言》中说：“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党”、“晓”、“哲”都是“知”的意思，楚国人说“知”为“党”或“晓”，齐国与宋国的人说“知”为“哲”。这里既记载了不同地方的方言词语，也记录了各地不同的方音。实际上“党”就是现在所说的“懂”，今天的南方人说“知道”仍旧习惯说“懂”或“晓得”，而“哲”实际就是“知”的变音，是当时齐宋一带人说“知”时的方音。

经过对古代文献，特别是对《方言》这部古代专著的研究，我们可以大致了解秦汉时期汉语方言的分布情况。当时的汉语大体可分八个方言，它们是：燕朝方言，分布于今天河北省北部和辽宁省全境及朝鲜北部；赵魏方言，分布于今山西省东部和河北省南部；海岱方言，分布于今山东省全境及河北省东南一带；周洛方言，分布于今河南省绝大部分地区；吴越方言，分布于今浙江全省、江苏徐州以南地区、安徽东部、江西东北部及福建省北部；楚方言，分布于今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秦晋方言，分布于今山西省西部和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甘肃省一带；蜀汉方言，分布于今天的四川、重庆一带。上古时的这些方言与今天的方言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的各地方言都是由它们逐步分化、整合、演变而来的。

下面是一张秦汉时期汉语方言分布情况的概要图，此图可供读者参考。

秦汉时期汉语方言分布情况图

二　从苏秦挂六印说古代共同语

战国时有个著名的纵横家叫苏秦，他的故乡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郊。年青时，苏秦曾东往齐国从师，向鬼谷先生求学。随后他便以游说为业，周游四方。起初他游说很不成功，赔光了老本，家中妻、嫂等人都讥讽嘲笑他，使他十分惭愧。然而他并不气馁，继续发愤读书，不久后又一次以“合纵”南北联合抗秦的主张去各国游说，终于使齐、楚、燕、韩、赵、魏六国携起手来一起抵抗西面强大的秦国，苏秦本人也当上了合纵南北联盟的盟长，同时还担任了六国的相国，一人独佩六国相印。苏秦当上六国相国后，气派十足，从此家里人再也不敢小看他了。“苏秦六印”这个故事一直流传至今，成了一个有名的典故。

苏秦像

前面说过，上古时汉语即有方言分歧，那么，战国时的苏秦走南闯北，到处游说，甚至还做了六国的相国，他这么会游说，这么成功，难道说他没有任何方言的障碍吗？事实上，当时各地虽有方言分歧，但分歧还不像后来那么大。那时各地方言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词汇上，语音上虽有差异但还不甚大，语法上则几乎谈不上有多少差别，所以各地百姓虽有方言障碍，但还不十分影响互相往来。此外，更重要的是，当时虽有方言的分歧，却也有各地通用通晓的共同语，这就像今天的普通话各地人都听得懂一样。孔子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他所说的“雅言”就是指当时中国所通用的语言。汉代扬雄在他的名著《方言》中经常使用“通语”一词，也是指各地通用的语言。例如《方言》中记载：“怃、、怜、牟，爱也。韩郑曰怃，晋卫曰，汝颍之间曰怜，宋鲁之间曰牟，秦或曰怜。怜，通语也。”意思是说“怃”、“”、“怜”、“牟”都表示“爱”的意思，但韩国、郑国人说“怃”，晋国、卫国人说“”，汝水与颍水（在今河南、安徽一带）之间的人说“怜”，宋国与鲁国之间的人说“牟”（其实就是“慕”），秦国人基本上说“怜”，“怜”是各地通用的语词。从这段文字可以得知，当时各地的人在表达“爱”的意思时分别使用不同的词或音，而其中汝颍间和秦国的人所习惯说的“怜”是各地人都懂得的通语。可见上古时代虽有方言的分歧，但也有四方通用的共同语。苏秦是个苦读数载，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一定通晓雅言通语，所以他可以毫无困难地走南闯北，周游列国，游说诸侯。

我们知道，共同语都是以一定的方言作基础的，比如今天的普通话就是一种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的共同语。不过，上古时代汉语的共同语并不是今天的普通话。据考证，当时的共同语是以秦晋方言为基础方言的，这也就是说，当时的共同语大体上说就是当时的秦晋方言。历史上，秦晋地区曾长期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地区，中国第一个夏王朝就位于晋国范围，后来的周王朝则出自紧邻晋国的秦国地区，原先也是夏部族的一支，它的影响更是绵延持续了约六百年的时间。到了秦汉时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都处于秦晋方言地区。所以秦晋方言在当时占有重要的地位，经常被作为四方通语使用。这一点也可从《方言》的举例中看出，例如《方言》：“颔、颐，颌也。南楚谓之颔。秦晋谓之颐。颐，其通语也。”秦晋方言所说的“颐”是通用于南楚和秦晋地区的通语。又例如《方言》：“蝉，楚谓之蜩，宋卫之间谓之螗蜩，陈郑之间谓之螂蜩，秦晋之间谓之蝉，海岱之间谓之。”通用的名称“蝉”是与秦晋方言区的人们习惯说的名称一致的。在《方言》记录的一组组各地方言的同义词系列里，所提到的通语用词多数都与秦晋一带的用词相一致，这说明在上古时代，汉语的共同语是以秦晋方言为基础的。

三　北方大移民与古代方言的演化

上古时代汉语就已经有了方言的分歧，当时的汉语方言可分南北两大区域，北方有秦晋、燕朝、赵魏、海岱、周洛、蜀汉方言，南方则有吴越方言和楚方言。这些方言都是从早期的古汉语分化而来的。而汉语的这种分化与华夏民族的移民迁徙有着很大的关系。拿南方的吴越方言来说，这种方言就是先周时代北方移民的结果。当时，原居于北方的周太王的长子泰伯因太王欲立幼子季历为太子，便与弟仲雍率众避难，南迁到当时较为落后的东南地区（即今苏南无锡、苏州一带）建立吴国，以后又向南扩展，他们所使用的汉语便在当地演变成了吴越方言。吴越方言是今天江浙一带吴方言的直接源头。而比吴越方言稍晚，南方的楚方言也是上古时北方移民的结果。楚方言是今天湘方言的直接源头。

我国自秦汉始，历代都曾发生过战乱，其中著名的战乱有西汉末年的赤眉、铜马战争，东汉末年的黄巾、董卓战争和魏、蜀、吴三国纷争，西晋末年的永嘉丧乱和其后的五胡乱华，唐代的安史之乱，北宋、南宋亦是战乱频仍……这些历史事件引起北方汉族许多次大规模移民浪潮。这些移民浪潮使已有的古代方言发生了变化。

泰伯像

移民的浪潮首先造成了北方各地方言的混化趋同，致使它们之间的差距大大缩小。在扬雄著《方言》时，北方汉语方言之间分歧尚较大，还未形成后来大体一致的单一方言。到了东晋之时，北方各方言开始混合，这从东晋人郭璞的《方言注》中可以看出。郭璞在其《方言注》中多次使用“北方”一词来总括说明北方各方言之间已趋相同的情况，这说明当时北方各方言已经在向单一的方言发展。北方各方言向单一的北方方言发展大约是在南北朝以后完成的。此后，北方方言作为单一的方言（以前北方的各种方言成了其属下的相互间差别不太大的次方言或地方土语）又随着北方人民的南迁而南徙，扩大了自己的地盘。例如今天云南汉族说的话（也称云南官话）即属于北方方言体系，这种次方言主要是在元明时代由北方方言南迁演变成的。据史书记载，自先秦时起，历代都有汉族人民迁入云南，但早期的移民大多被当地少数民族同化，元代之后移入的汉人，特别是明代迁入的则保持了汉族的特征。明朝自洪武十四年（1381）开始曾由各省征调数十万大军戍屯云南各地，被征调的军队及其众多的家属大都世代落籍云南。此外，当时还有大量民间百姓移入云南。这些由北而来的移民也带来了他们所讲的北方话并使之逐渐有所改变而成为现今的云南官话。与云南接近的贵州和广西西北部同样是如此，所以那里的汉族人民所讲的方言也都属于北方方言体系。

移民的浪潮还造成了北方方言南下与原有的吴越方言、楚方言的交融，造成了新的南方方言的产生。

郭璞像

吴越方言是最早从北方汉语分化出来的南方方言。汉代以后受北方移民浪潮的影响，吴越方言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演变成近、现代的吴方言。汉代后北方移民涌入吴语区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三国时代，当时大批北方移民为江南的开发所吸引而来到吴越地区，例如那时孙权手下的文臣武将就有数十位是北方人，像诸葛瑾、鲁肃、吕蒙、韩当等著名人物就都来自北方。第二次是两晋之交，此次北方移民大举南迁，甚至深入到了今浙东地区。第三次是两宋之交，当时北方金兵南侵，宋朝皇室南迁，大批北方军民亦随皇室向南迁徙，一直深入到今浙南温州地区。今天的杭州曾是宋朝南迁后的定都之地，当地人说的话至今带有明显的北方话的特征，而这就是那时北方话影响和遗留的结果。由于北方移民带来的北方方言的影响，古老的吴越方言的特征便由南往北递减。现代北部吴语受北方话影响大，因此变化也大，南部吴语受北方话影响相对小一些，因而变化也略小，而从上古传下来的最古老的一些吴语特征则保留在由古吴越语分化出来的闽方言中。

古楚语是湘方言的最早源头，最初也是来自北方的汉语。楚方言曾经占据了南方的大片地域，但其中心地带在今湖南、湖北两省。上古时楚方言与其他方言的差异较大，其他方言的人很难与楚方言区的人交流。南朝时的《世说新语·轻诋篇》载：有个叫支道林的北方僧人去楚地“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鸟，但闻唤哑哑声。’”北方人支道林觉得楚地人讲话就好像是一群白颈鸟在哑哑地叫，不知他们在说什么，可见当时楚方言之难懂。以后楚方言受历代——特别是中古时北方移民带来的北方话的影响，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湘方言。与古代的楚方言相比，今日的湘方言已较接近北方方言，也比较好懂了，不至于当成鸟叫的声音了。

分布于江西省大部分地区及湖北省东南角等地的现代赣方言主要是由中古时代的北方方言演化而来的。秦汉时期，赣方言尚未形成，其今日所处地区最初为吴越方言和楚方言所占据。东晋末年，中原汉族因北方部族侵扰、战乱频繁、生活不宁而大举南迁，他们沿中国中部南下一直迁徙到达今日江西中部，唐代时北方移民又一次南下进入江西，这些移民带来的当时的北方话与当地原有的接近吴越方言和楚方言的土语交融，再经过长期的独立发展，便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赣方言。

现分布于广东中部和西南部以及广西东南部的粤方言主要也来自古代的北方方言。今日的广东和广西从秦代开始即有北方迁来的汉族移民。据西汉时的《淮南子》载，秦朝曾出兵五十万进入百越地区，置桂林、南海、象郡，并迁徙人民，与当地人杂处。其后始终有北方汉族移居两广。尤其是在中古唐宋时期，大量北方汉族南下两广，使得粤方言得以最后形成。从今天粤方言的语音特征看，它保留了许多唐宋时代中古汉语的语音特点，特别是它的韵母系统与中古汉语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今日的粤方言的主要来源是中古的北方方言。清代著名语言学家陈澧曾说过：“广中人声音之所以善者，盖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中，今之广音隋唐时中原之音……”

主要位于福建省和广东潮汕地区及海南岛和台湾部分地区的闽方言不是直接由古代北方汉语演化而来，它来源于古代的吴越方言。吴越方言区的人民曾于汉末、三国、晋初的百余年间大规模移居闽地，当时江南浙北的移民有的以福州为中转港从海路南迁，有的从陆路移入闽西北。由于海路、陆路移民原居地不同，加之山川阻隔，交往不便，慢慢形成了独立的闽方言并形成了几大片各有特征的次方言。今日的闽方言保留了古代吴越方言的很多最古老的特征，因此闽方言的底子是古代的吴越方言。现在海南岛居民所讲的地方话属于闽南话体系，这主要是近古（约于明代）福建闽南等地的人民大批移入并成为当地人主要用语所造成的。

客家方言不像其他方言那样集中于一地或基本连成一片，它散布于今日广东、福建、江西、台湾、广西、湖南和四川等省的广大地区，其中粤东粤北、闽西、赣南这片相连地区是客家方言的主要分布区域。由于客家方言分散在其他方言区域中，为其他方言所包围，从而形成了许多独特的“方言岛”现象。“客家”这一名称是相对“土著”或当地原有居民而言的，因为客家是从外面迁徙来的。客家的先民原先居住于古代中原一带，由于战争等历史原因，逐渐向南迁徙而形成今天的客家分布情况。据考证，客家的迁徙主要有五次。第一次发生在东晋至隋唐年间，当时北方并州、司州、豫州等地人民为避外族侵扰而南下，最远到达今天的江西中部。第二次发生在唐末和宋代，当时在今河南、安徽一带的北方居民以及原先移入江西中部的居民为避黄巢起义等战乱又一次南迁，这一次不仅进入了江西，而且进入了福建，最远的到达今天广东省的东部和北部。第三次发生在宋末到明初，为避蒙元南侵，居于闽西和赣南的客家人又有不少继续南迁至今广东省的东、北部。这三次南迁是客家及其方言形成的重要社会历史原因，这三次迁徙已经造就了独立的客家方言。其后还有两次发生于近代的迁徙，主要都是已经形成的客家方言随一部分客家人由广东、江西、福建等省向外扩展而进入四川、台湾、湖南、广西等地。从来源讲，客家方言实际也是中古北方方言的分支或变体，但由于每次由北向南的重大迁徙都落脚或始于赣方言区域，或者说，北方中原人起初迁徙至今天的江西，其所操北方汉语先演变成了古代的赣方言，后又从赣方言区继续南下，才逐渐演变成了客家方言，因此客家方言实际又可看作是中古时产生的赣方言的分支。由于客家先民南迁后保持着强烈的宗族观念，他们坚守“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祖训，不大接受周围方言的影响，加上自然环境的闭塞，久而久之他们所讲的话便形成了独有的方言。

现代汉语的七大方言在南宋以前即先后形成，其中北方方言是上古北方各方言混合的结果，南方的吴、湘、粤、赣四个方言是先后直接由北方汉语分化出来的，而闽、客两个方言则分别来自上古吴越方言和中古赣方言。这七大方言的宏观地理分布格局在南宋初年也已基本奠定，近代虽发生过若干局部的演化、变迁，但并未造成大格局的改变。

四　现代七大方言的差异

古代汉语经过了几千年的分合发展，逐渐形成了现代汉语的七大方言。这七大方言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以致国外一些语言学家感到：现代汉语的地方方言更像是一个语族中的不同的语言，其中一些方言之间的差别甚至比同属一个语族的不同语言如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只是因为有汉语普通话作为共同语，有共同的文字书写体系及有共同的文化和政治统一体的维系，汉语的各种地方变体才仍然属于汉语的范畴。

现代汉语七大方言之间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它们各有自己特殊的语音系统，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同样的汉字在不同的方言中可以有很不相同的读音。例如“华”和“夏”在北方话中读音大不一样，而在吴方言中却为同音，都读作浊音“o”。在古代，“华”和“夏”的读音是非常相近的，在这一点上吴方言更接近古汉语的语音，而北方话的变化则很大，这种变化我们在《汉语语音的演变》一章中已讲过，实际上在北方话中“华”和“夏”的分别主要就是一者仍保留舌根音的读法，一者则受韵头影响颚化成了舌面音。又例如北方话里“知”和“庄”声母相同，都是翘舌音，但在闽方言中二者的声母却不同，“知”读“di”，“庄”读“zong”。这是因为古代“知”和“庄”分属两类声母，“知”是舌头音，“庄”是正齿音，后来舌头音分化成了舌头、舌上两类音，“知”也变成了舌上音，再后来舌上音又与正齿音合并，这样，在北方话里，“知”和“庄”的声母就变成了一类，而闽方言从古吴越语继承和保留了上古汉语舌头音的特点，因此在闽方言里，“知”和“庄”仍分属两类声母。这里再举一个方言语音不同的例子。“食”和“时”在北方话中同音，而在粤方言里不同音，“食”读若“xig”，“时”读若“xi”，一者入声，收入声韵尾“-g”，一者不是入声。粤方言完整地保留了中古时代汉语的入声韵尾。各个方言在语音方面的差异是相当大的，以上只是举了几个由于汉语语音分化造成的不同方音的例子，而实际上，这方面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当然，各个方言在语音上虽有不小的差异，但它们之间却存在着亲属关系，因为它们都是由古代汉语在不同时期演变而来的。

现代汉语七大方言的不同还表现在词汇上，每一种方言都有许多属于自己的特殊方言词语。下面分列各方言的一些特殊词语于下，以供读者参考。

吴方言：

河浜（河）　板面孔（生气）　板定（必定）

定规（肯定）　搬场（搬家）　拌嘴（吵嘴）

白相（玩儿）　吃排头（挨骂）　铺（沸溢）

打烊（店关门）　搭腔（插嘴）　汏（洗）

汏浴（洗澡）　顶真（认真）　推板（差劲）

铜钿（钱）　头寸（钞票）　块头（个子）

赅（拥有）　（藏匿）　老悭（污垢）

轧（拥挤）　猪啰（猪）　作兴（也许）

做人家（节俭）　墨擦黑（乌黑）　强（贱）

几化（多少）　交关（非常）　结棍（厉害）

噱头（滑稽）　戆（傻）　花头（花样）

睏（睡）　掼（扔）　豁边（出格）

活狲（猴子）　活络（灵活）　买账（佩服）

物事（东西）　人客（客人）　门槛（窍门）

夜快（傍晚）　烊（融化）　一干子（独自）

粤方言：

手袜（手套）　火船（轮船）　牛脷（牛舌）

雪条（冰棍）　雪柜（冰箱）　猪润（猪肝）

大食（食量大）　出街（上街）　惨（倒霉）

出粮（发工资）　经已（已经）　讲书（讲课）

讲手（比武）　高佬（高个子）　睇（看）

企（站）　高企（处于高位）　买单（付饭钱）

晚黑（夜晚）　买手（采购员）　睇衰（轻视）

提子（葡萄）　唐山（祖国）　唐装（中装）

揾（找）　晕浪（晕船）　云吞（馄饨）

云石（大理石）　鑊（铁锅）　回水（回扣）

思疑（猜疑）　食猫面（挨骂）　书友（同学）

食软饭（男人靠女人吃饭）　嘢（东西）

有行（有希望）　执拾（收拾）　作状（做作）

做乜（干嘛）　左（左撇子）　仲系（仍然）

闽方言：

今旦（今天）　明旦（明天）　明旦晡（明晚）

食早（早饭）　食昼（午饭）　鸡仔（小鸡）

鸡母（母鸡）　鸡角（公鸡）　番椒（辣椒）

风台（台风）　走（跑）　路用（用途）

老君（医师）　棘心（苦恼）　俏（疯）

汤（热水）　做刁（恶作剧）　斯文（文雅）

平直（整齐）　漂（漂亮）　目滓（眼泪）

心绪（心思）　（口水）　兰尾星（萤火虫）

甘愿（愿意）　胰皂（肥皂）　木师傅（木匠）

厨师傅（厨师）　冰箸（冰棍）　性地（脾气）

湘方言：

崽（儿子）　堂客（妻子）　郎（女婿）

脑壳（头）　布谷子（鸽子）　檐老鼠（蝙蝠）

哭鸟（猫头鹰）　老虫（老虎）　狗子（跳蚤）

里手（内行）　嗅（闻）　郎中（中医）

打尖（吃点心）　锤巴子（拳头）　饺子（馄饨）

发风（刮风）　剥丝（蜘蛛）　打霜（下霜）

老鼠子（老鼠）　势花（活泼）　扫势（末了）

白话（故事）　饭蚊子（苍蝇）　女伯伯（伯母）

扯闪（闪电）　细伢子（小孩）　妹子（姑娘）

赣方言：

团近（附近）　手节甲（指甲）　旧年（去年）

墟（集市）　月光（月亮）　线车（自行车）

打忽闪（打闪）　猪牯（公猪）　牛牯（公牛）

猫牯（公猫）　猪婆（母猪）　牛婆（母牛）

猫婆（母猫）　日里（白天）　先前日（大前天）

万后日（大后天）　不做唧（不言语）　客气（漂亮）

趴纱（蜘蛛）　拜东莲（向日葵）　憨（顽皮）

瞌睏（瞌睡）　话事（说话）　特思（特意）

萝卜薯（红薯）　灰面（浆糊）　口（围嘴）

膝巴公（膝盖）　簸盆（簸箕）　清汤（馄饨）

客家方言：

紧要（要紧）　尘灰（灰尘）　闹热（热闹）

快菜（韭菜）　猪旺（猪血）　雪枝（冰棍）

番豆（花生）　红毛灰（水泥）　行（走）

走（跑）　屋（房子）　房（屋子）

叫（哭）　着烧（穿暖）　索（绳子）

禾（稻子）　今晡日（今天）　秋晡日（昨天）

以上所列是除北方话以外的各方言的词汇例。其实就是在北方话中也同样有许许多多特殊的地方词语，这些词语不包括在人们熟知的普通话里。例如北京土语：一嘟噜（一串）、怯（外行、难看）、扒拉（用器物拨动）、欺生（欺负新来的）、去（扮演）、死气白咧（纠缠不已）……又例如东北土语：扯蛋（胡扯）、白刺拉（颜色发白）、拔顶（秃头）、叭瞎（乱说）、戏匣子（收音机）、支楞（竖起）、秃噜（去皮毛）、头晌（上午）、后晌（下午）……总之，若是认真搜集一下，每种方言的词汇都可编一本专门的词典。

现代汉语七种方言在语法上基本是一致的，但各自又都有一些特殊的语法。比如粤方言将“先”这样的副词放在谓语的后面而不是前面，如把“我先上街买东西”说成“我去街买嘢先”，把“你先吃”说成“你食先”。又比如闽方言在动词前加“有”表示“发生过”，如“你念过书没有”被说成“你有读册无”，“我看过”被说成“我有看”。再比如客家方言的比较句很有特点，如“他比我大”被说成“佢比过大”，“你比他胖”被说成“你比佢过肥”，句末形容词前要多加一个“过”字。

下面是一张现代汉语七大方言区划简图。其中北方方言区域广大，但在少数民族区域内，汉语（北方方言）并不占优势。另外，客家方言实际分布很分散且很广泛，图中所划只是将其最主要分布区域大致连成一片而已。因此，此图仅供参考。

现代汉语七大方言区划简图

五　方言大区划中的小区划

古代汉语的方言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演化逐渐形成了现代汉语的七大方言，这七大方言各有自己的特点并各有自己的分布区域，它们的情况是复杂的。然而，如果继续深入地了解一下，就会认识到汉语方言的情况实际还要更加复杂得多，因为事实上在每一种汉语方言内部还有不少差异，因而在每一种汉语方言内部还可分出不少次方言甚至更小的地方土语来。这一点你只要去某个汉语方言区走一走便可发现：似乎每个县市的话都各有一些特点。这些次方言及土语的差别实际即是每一种方言自身进一步分化发展的结果。

在现代七大方言中，北方方言是使用人数最多的一个，它的使用人数有七亿以上。但北方方言内部还可分出一些次方言，这些次方言大致可分为六个（这方面的分法有所不同，而且即使次方言的内部也还可再分），它们是：华北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华北官话主要通行于北京、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大部及内蒙古部分地区，这个地区的方言与普通话最接近。东北三省及内蒙古部分地区通行华北官话，这是历史上华北一带人向北方移民影响的结果。胶辽官话主要通行于山东省胶东半岛和辽宁省辽东半岛等地。辽东半岛的人之所以讲胶辽方言，这是胶东人历史上由海路向北移民影响的结果。北方方言中的中原官话主要分布于天津、山东（除胶东半岛）、河南以及长江以北的徐州、阜阳等地区。西北官话主要通行于山西、陕西、甘肃、宁夏以及青海、新疆、内蒙古部分地区的汉族地区。西南官话主要通行于湖北省大部分地区，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等省汉族地区以及湖南、广西两省的北部地区。江淮官话也叫下江官话，它主要通行于安徽省大部分地区和江苏省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及长江以南的南京、镇江等地以及江西省沿江地带。从北方方言的这些次方言可以依稀看到单一的北方方言形成前曾经有过的古代北方各方言的影子。

吴方言是汉语第二大方言，习惯上称之为江浙话，该方言使用人口现有七千万左右。吴方言按其内部语言特点也可分为五大片，即太湖片、台州片、东瓯片、婺州片和丽衢片。太湖片也叫北吴语片，这一片分布最广，包括苏南、上海、浙江杭嘉湖地区以及宁波、绍兴等地。该片内部还可再分六个小片，这六个小片是：常州小片、苏沪嘉小片、湖州小片、杭州小片、临绍小片和明州小片（即宁波一带）。实际上这六个小片内部还有一些差别，如苏沪嘉小片中的苏州、上海、常熟、无锡、嘉兴等地话都各有特点。除了太湖片外，其他四片主要都在浙江省。台州片主要是浙江台州地区。东瓯片主要是浙江温州一带地区，温州话旧时曾称作瓯语。婺州片主要指浙江中部的金华地区。丽衢片分布也较广，主要位于浙江西南的丽水、衢州等地，并在福建省浦城县北部、江西省上饶地区也有分布。

湘方言俗称湖南话，它是七大方言中通行地域较小的一种，主要限于湖南省境内，这种方言的使用人口约在二千五百万以上。湘方言可以分为北片湘语和南片湘语两个次方言。北片湘语受北方话影响大，在语音上较接近北方话，因此又称为新湘语，南片湘语则保留了较多古语成分，因此又称作老湘语。湖南境内如长沙、株洲、益阳等地话属新湘语，而像湘乡、双峰、邵阳、武冈等这样一些地区的话则属老湘语。

粤方言俗称广东话，但实际不限于广东一省，广西与广东相接的大片地区也都通行粤语，而广东省境内也不是只有粤方言，另外还有闽方言和客家方言的大片通行地带。粤方言的使用人口约有四千万左右，按其内部特点还可分为四片，亦即粤海片、四邑片、高阳片和桂南片。粤海片以广州话为代表，影响最大。四邑片主要指广州市以南的台山、开平、恩平、新会、斗门等县地域。高阳片则主要指比四邑片更南面直至雷州半岛一带地域。桂南片则指广西省东南一大片地区，该片以南宁话为代表。

闽方言俗称福建话，但通行区域也不限于福建一省，浙江南部边缘地区，江西东北与福建接壤地带，广东潮汕地区和台湾岛、海南岛大部地区以及广西个别地区均通行闽方言。闽方言的使用人口约有四千万。闽方言内部较复杂，这一方面是古代吴越地区移民来源不同所造成，一方面也是闽方言内部继续分化的结果。闽方言可以分为五个次方言，亦即：闽南话、闽东话、闽北话、闽中话和莆仙话。闽南话是闽方言中使用人数最多的次方言，其通行范围十分广泛，在福建省，闽南话主要分布于以厦门、漳州、泉州三市为中心的二十四个县市，福建省以外的广东潮汕等地区和台湾、海南大部分地区也都通行闽南话，就是在江西上饶、浙江南部边缘地区甚至浙江东部的舟山群岛等被其他方言或次方言阻隔的个别地区也有闽南话的通行点。闽东话主要以福州为中心通行于闽江下游地区和以福安为中心的山区。闽北话主要通行于福建省西北角，即从南平、建瓯、政和往北直到与浙江、江西接壤的浦城一片地区。闽中话通行于福建中西部地区的永安、三明和沙县一带。莆仙话则通行于闽东和闽南——即福州和厦门之间的莆田、仙游两地，范围不大。

赣方言俗称江西话，但江西省境内除有赣方言外，尚有客家方言、吴方言和江淮官话，而且赣方言在湖南东部和福建省西北部等地区以及湖北、安徽个别地方也有分布。按使用人口来讲，赣方言使用人数约在三千万左右。在江西境内的赣方言大致可分为南昌、靖安片，宜春、萍乡片，吉安、莲花片，抚州、广昌片和鹰潭、弋阳片五片各有特点的次方言。江西境外的赣方言则是境内有关次方言片的延伸。

客家方言又称客家话、客话，有些地方叫作语、麻介话、新民话或土广东话。它的使用人口约在三千七百万左右。客家方言分布很广、很分散，可它却是汉语七大方言中内部比较一致的一种方言。

汉语的方言是十分复杂的，这些复杂的方言都是古代汉语方言发展、演化的结果。汉语方言的这种复杂情况从一个方面也说明汉语内涵的丰富，可是这种复杂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又给各地人民的交往造成了不便，而这对祖国的建设和发展又是很不利的。好在今天的社会已不像从前那样闭塞，共同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使得汉语的方言正在逐步向统一的方向发展。

六　汉语共同语对方言的影响

汉民族的共同语自古就有，而且向来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这和中国历史上政治、文化中心多在北方有关。比如周代时就有“雅言”（也叫“夏言”），雅言是周族王畿所在地的镐京（故址在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话，当时在官场和外交场合一般都使用雅言进行交际。秦汉时又有“通语”，通语也是以京城长安、咸阳为中心的秦晋方言做基础方言，可以通用于四方。大约在南北朝以后，北方各地方言差别缩小，形成单一的北方方言。此后由于北方多是京城所在地，政治、文化影响大，人数众多，因此北方方言就成了南北交往的通语。元代周德清在其《中原音韵·作词十法》中曾说：造语当作“天下通语”，不可作“方语”。说明当时有文化的人都要学习天下通语。明代以后汉语共同语被称为“官话”，这是因为官场里都说共同语，所以称为官话。虽然历代通语、官话的中心随着京城的变迁而有所变迁，但以北方方言为基础这一点却始终未变。到了现代，政府更是正式规定了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汉语普通话作为各地通行的共同语。

汉语共同语对各地方言的影响也是自古就有。前面我们说过南方的一些方言如古吴越语、古楚语都曾受到北方移民的影响而发生过变化。中古以后，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共同语对南方各方言的产生和影响更加明显。这方面我们在前面说过许多。这里我们还可以举杭州话为例。杭州曾是南宋偏安小朝廷的首都，当地人说话的语音就受到当时南下的北方方言的极大影响。明朝人郎瑛在其所著《七修类稿》中说：杭州“城中语音好于他处，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今天杭州话听来仍比周围地区更加接近北方话，因此具有半官话性质。而到了现代，由于交通发达，文化普及，媒体先进，共同语的影响更是越来越大，会说普通话的人也越来越多，各地方言也越来越多地吸收普通话的成分。例如吴方言的上海话表示被动从前只用“拨”（音“bē”，入声），不用“被”，现代由于吸收了普通话中一些带有“被”字头的词语如“被捕”、“被告”、“被害人”、“被动”等而也用起“被”来，但只限于这些固定的词语。上海话的读音常分口语音和读书音两种，读书音是书面语的读音，其中可以看出更多的北方语音的影响，如“问”在上海话口语里读“meng”，而读书音为“ven”，这就是受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共同语的影响所致。

普通话对方言词汇的影响则更大。实际上，现在南方各大方言都吸收了许多来自普通话的词语，尽管每种方言都有自己的许多特殊词语，但它们所使用的大多数词语，特别是现代新产生的如政治、经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医学等方面的大量词语都是和普通话一致的。而且就是在日常生活用语方面，方言也受到普通话的不少影响，例如吴方言黄岩话用“面盆”取代了原先习用的“面桶”，嘉兴话用“热水瓶”取代了原先习用的“热水壶”，上海话用“砖头”取代了原先习用的“碌砖”，等等。

不过，方言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们也多少给予共同语一些影响，这主要表现在词汇上。如普通话中的“尴尬”、“瘪三”、“苗头”、买东西吃了商家的亏的被“宰”（或“斩”）等词语就来自吴方言。但是方言对普通话的影响比起普通话对方言的影响来还是要小得多，这是因为现代社会各地交往方便而且频繁，以普通话为主的电视、广播、电影等传媒的作用十分显著，加上教育的普及，普通话的使用范围和使用人数越来越广、越来越多，因此普通话的影响自然要比方言的影响大得多。从总的趋势看，今后汉语会日益趋向统一，当然这也需要一定的时日方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