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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汪兆骞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143-3812-6

Ⅰ．①民…　Ⅱ．①汪…　Ⅲ．①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Ⅳ．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2918号

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作　　者　汪兆骞

责任编辑　张　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3.25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812-6

定　　价　49.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第一章　民国六年（1917）

第二章　民国七年（1918）

第三章　民国八年（1919）

第四章　民国九年（1920）

第五章　民国十年（1921）

第六章　民国十一年（1922）

第七章　民国十二年（1923）

第八章　民国十三年（1924）

第九章　民国十四年（1925）

第十章　民国十五年（1926）

第十一章　民国十六年（1927）

跋

第一章　民国六年（1917）

陈独秀、胡适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分别出任该校文科学长和教授。二人先后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率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个崭新的《新青年》时代呼之欲出。暮气沉沉的北大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高地。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等一代新型知识精英，也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创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

1

民国五年（1916）岁尾，有几件大事发生：10月31日，辛亥革命元勋黄兴在上海病逝，终年42岁。八天之后，护国军之父蔡锷病逝日本，年仅34岁。11月12日百名参、众两院议员，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康有为在报上公开发表致总统、总理书，要求“以孔教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拜跪”。国会宪法审议会开会审议宪法草案条文时，“孔教”能否定为“国教”成为激烈争论的问题。

12月21日，《中华新报》北京专电：“蔡孑民先生于（12月）21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先生现暂居观莱园陈宅。”

26日，被北洋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中的黎元洪，刚在东厂胡同官邸宣布就职大总统后，正式任命单枪匹马只身北上的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这就是说，他将要主政由大清朝京师大学堂演变过来的全国最高学府。

其实，三个月前，蔡元培在旅法时，就接到驻法国公使转来教育总长的电报，是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后的继任者范源濂发来的。这位肝胆相照的老朋友，在电文中充满了敬仰之情：

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虑。君行在即，先祈电告。

蔡元培接到电报，乘法国邮轮11月8日抵达上海。翌日赶到福开路黄兴灵堂吊祭。又接到蔡锷去世的噩耗，他与上海的革命党人，都沉浸于一片悲痛之中。

蔡元培与孙中山、唐绍仪、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是以主丧友人的名义，主持黄兴悼念活动的。

辛亥革命后，大总统宝座拱手相让，又痛失宋教仁、黄兴这两位文武主将，孙中山悲痛至极，神情黯然，面容憔悴。蔡元培见之，自然也心情沉重。但孙中山能以“毁党造党”的气魄解散同盟会，重建国民党，那么以他屡战屡败的摄人魂魄的浩然之气，再造共和伟业，充满希望。

望着面前这位身材不高，留两撇威严口髭的伟人，蔡元培决心与他干一番宏图大业。

蔡元培离开上海前夕，上海的《民国日报》发表了一篇昔日旧友，为他北上就职北京大学校长的鼓励诗：

居官三月掉头去，更挈书囊驾海行。
坐惜斯人挟悲悯，不应长作老书生。

火车在冬季空旷的原野上，不快不慢地行驶，蔡元培凭窗远眺。他赴京就北大校长职，多数朋友不赞同，广西马君武就劝他不要去蹚这池浑水。那北京大学的腐败尽人皆知，民国以来，走马灯般不知换过几任校长，又有何人全身而退？那胡仁源实在当不下去，连忙告饶抽身，算是聪明之择。你乃前清翰林，若整顿不好，可败坏一世清名。

然而，孙中山先生支持他办教育的话，却声如洪钟，在耳际回响。在那个夜雨萧瑟的晚上，在中山先生的寓所，先生用惯有的平和语气，精辟地分析起时局，谈到教育时说，“中国自古有时势造英雄的说法，依我之见，现在倒是相对平静的时候，黎元洪为了得天下，还得借用各种政治力量。所以，是你办教育，我们趁势发展力量的最好时机。你几次出国，考察西方教育，对如何办学自有一番宏图大业想择机施展，你应该去北大，我支持你”。

想到这里，中山先生那略显威仪的脸庞，特别是清澄得如一泓秋水般的双眸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不知为什么，在自己人生困顿、彷徨乃至灰心的时候，想起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走向的伟人清澈又坚毅的眼睛，就激奋自信起来。

2

蔡元培从前门火车站走出，惊喜地看到，一场北方弥天大雪，覆盖了凝聚千年燕云皇气，却已萧瑟落寞的帝京。

12月25日清晨，几缕晨阳穿透浓重的阴云，投射到景山西侧一片宽绰的宫殿式的建筑群上，高大殿脊上的积雪，映出耀眼的红光。这里就是由和嘉公主府旧府改建成的北京大学校址。当年，一心要变法的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等人的推动下，于1889年“百日维新”时，下诏拨和嘉公主府做中国第一所皇家大学“京师大学堂”校址。

和嘉公主生于乾隆十年（1745），是乾隆与纯惠皇贵妃苏佳氏的四女儿，16岁花龄下嫁给大学士傅恒之子福隆安。赐地明御马监马神的旧祠马神庙路北，建皇家和嘉公主府。可怜公主红颜薄命，23岁便香消玉殒，这处堂皇的公主府也日渐荒芜。二十七年后，历史在此选择这座弥漫着“乾隆气”的和嘉公主府做中国第一座国立大学，并在一年之后，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五四运动的精神高地。

冒着零星的小雪，蔡元培独自一人，久久徜徉在马神庙，心情复杂地凝视着暮气沉沉的北大。然后悄然走进昔日的皇家“京师大学堂”。作为前清的翰林和民国教育总长，他是很熟悉这里的。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曾一度主持教育部，将京师大学堂正式改称国立北京大学，并推荐严复为第一任校长。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制定了废除忠君、尊孔，合并经科、文科之《大学令》。但袁世凯千方百计破坏北大的建设，曾两次以经费不足为由，提出停办北京大学。同时又玩弄伎俩，要封校长和教授为什么“中大夫”及“下大夫”的把戏，遭到严正拒绝。当袁准备举行“登基”大典丑剧时，北大师大群起反对，文科教授马叙伦愤然挂冠而去，为京城朝野称颂。

北京大学在动荡的政局下，一片乌烟瘴气，名声狼藉。教师中不少人靠印发旧讲义，糊弄学生。学生中有不少人整天吃花酒、捧戏子、打麻将，不上课，不读书，混日子。北京大学所处的马神庙、沙滩一带，成了市井闹肆、酒楼，暗娼招摇过市，与文化圣地形成绝妙的讽刺。

如今，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再次走进军阀盘踞下的日渐颓败衙门式的旧大学堂、眉宇间还是泛出凝重的忧虑。

校门坐北朝南，有两只苍老却威猛的石狮，蹲守在大门两侧，门头上依旧高悬“大学堂”三字匾额。进门，虽然大雪遮盖了小院，但那不小的荷塘，前立一日晷，石柱上刻有篆文，不远处有一棵苍古的老槐，却清晰可辨。往北，有五间高大殿宇，乃公主府正殿，上方的藻井与殿柱，虽油漆早已斑驳，但依然一派皇家气象。走过组组建筑群，来到后院，有座两层砖木楼房，原是公主楼，改为京师大学堂后，已成为藏书楼。往西，有几进宽敞大屋，昔日公主在此起居，现改成学校办公的地方。

和嘉公主府改成京师大学堂后，几经扩展，至北京大学建立，已将周边的汉花园、松公府划为校址。今年9月，校方又向比利时仪品公司贷款二十万，准备在校门处建后来成为北大象征的“红楼”。想到这里，蔡元培脸上似又浮起欣慰的微笑。

蔡元培重新回到校门口时，突然发现一排校役整齐地列队在大门两侧，脱帽向他鞠躬行礼。他们得知校长在东方未曙时已进校，便自动提前上班，聚在校门口。蔡见状，也忙脱帽向他们一一鞠躬还礼。从此，每天蔡校长遇到校役或师生向他致敬，他都会郑重地对他们鞠躬回礼。从这件小事，人们欣喜地看到，校长给封建习气浓重的旧北京大学带进一缕平等、民主之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平等、民主、自由之风不仅鼓荡在北大校园，还强劲地涤荡整个旧中国……

3

翌日，黄包车跑过雪后明丽阳光下的前门城楼，碧瓦上积雪灼灼闪光，刺得蔡元培睁不开眼。不一会儿，黄包车就停在前门外一家旅舍门前。陈独秀早在那里等候多时。于是，就有了一位前清名翰林，一个光绪二十二年的秀才，在分别一个年轮后具有历史意义的重逢。

陈独秀见到蔡元培，向前跨了一步：“蔡先生吧，多年不见，风采依旧啊！”

蔡元培两眼闪光：“啊，仲甫先生，乱世重逢，幸哉幸哉！”

二人手拉手走进旅舍客房，两手烫人，面色潮红。坐定后，彼此微笑相视，极富语言天赋的老朋友，一时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是好。但十多年的往事，却瞬间涌上心头。

1904年秋，一批从日本留学归国，志在推翻清廷的文人，在上海法租界余庆里、爱国女校破旧的木楼里，成立了暗杀团。蔡元培、陈独秀这对爱国学社的师生参加了暗杀团。加入暗杀团，像会党结社般“歃血盟誓”。

那天，他们一伙文人，跪在供奉皇帝的牌位前，由何海樵领着众人宣读誓词。然后杀鸡滴血于酒中，再各自用刀划破无名指，将血和血酒搅在一起。每人痛饮三口，豪情万丈，义无反顾。

他们早已在日本横滨秘密建立炸药制造所，研制炸药。归国后，蔡元培发展上海爱国女校化学老师钟观光和俞子夷，制出威力很大的毒药。但考虑使用不便，转向研制炸药，当时加入的有刘师培、章士钊。章士钊又拉来陈独秀。有了炸药，拟订刺杀慈禧。于是北下京城，在西直门和颐和园一带，潜伏了近五个月。终因防备森严，经费耗尽，返回上海。

其实，蔡元培早就心仪陈独秀，陈独秀在上海办《俄事警闻》时蔡元培就多次听刘师培说过陈独秀。后陈独秀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蔡元培听说，后来出资人因危险和困苦先后离去，全凭陈独秀独木苦撑了几个月，对其敬业精神十分钦佩。

谈到这里，陈独秀忙从里屋拉出汪孟邹。向蔡元培介绍：“讲起办报，全凭孟邹兄撑腰。”蔡元培知道汪乃上海滩的报界闻人。他与陈独秀是同乡又是密友。

1903年夏，章士钊办的《苏报》被查封后，几经奔波又筹办了《民国日报》。当时，蔡元培也在上海，章士钊对他说，他和陈独秀蛰居昌寿里一间小阁楼上。陈独秀足不出户，又撰稿又搞编务，经常彻夜工作。一日，章士钊忽闻异味，竟是从蓬头垢面从不换洗衣服的陈独秀身上飘来。他忙走近老友，见陈独秀肮脏污黑的衣领上竟爬满虱子。

汪孟邹在安徽芜湖办《安徽俗话报》时，陈独秀更是夙兴夜寐，是报社最为繁忙辛苦的一位。汪与陈的相识也颇有趣儿。一日，汪孟邹正在科学图书社办公，忽有一位剪了辫子、披着半长头发的青年，背着包袱，手执雨伞闯进来，说是要来办报。汪一怔，见面前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中等身材，面色黝黑，两唇宽而红润，双目炯然放光，自报陈独秀。汪告诉他，这里一日两粥，清苦得很，他却说，有粥就好。当时芜湖尚无印刷厂，稿子编好后须到上海印刷，印毕再寄回。报纸一到芜湖，陈独秀包揽了分发，打包、邮寄，麻利而尽职。一次，因有事，汪曾到他的小屋找他。见墙上挂着他写的一副对联：

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

汪孟邹从此对他刮目相看。有如此阔大心胸的年轻人，目前虽破衣烂衫，但前程无限。

汪孟邹的东亚图书社后来得以发展，与陈独秀的智慧点拨有关。自柏文蔚任安徽都督后，曾与柏文蔚有交谊的陈独秀，颇被人看好。朋友都来劝他，出来做官吧。陈独秀却极为冷静地劝诫朋友，这时局不会长久。他颇有眼光地看好办报开书店，劝朋友凑股去办。

陈独秀日夜都梦想着革新大业，这几年他苦苦思索中国的出路，要救中国，首先要进行思想革命，要革中国人封建思想的命。他趁着酒力，找到汪孟邹说，让我办份期刊吧，我让它名扬天下！

当时，汪孟邹的亚东图书社生意很清淡，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由汪孟邹承担，财力已拮据，无力再办期刊，但他相信陈独秀的眼光和能力，就去找同业好友益群书社的老板陈子沛和陈子寿兄弟，他们很感兴趣，于是承办了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后因陈子寿觉得刊物名称与上海的《上海青年》雷同，和陈独秀商量后，改《青年杂志》为《新青年》。

因陈独秀而有《新青年》，因《新青年》而陈独秀名满天下。

蔡元培到前门陈独秀下榻的旅社拜见他，并不只是为了叙旧，而是以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求贤若渴地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他说，前几天，与汤尔和、沈尹默研究文科学长人选，汤、沈二位拿出几本《新青年》，向我推荐，说仲甫乃青年导师，担此要职最为合适。《新青年》每期我都拜读，仲甫先生有见识才学，是叱咤风云的文化主将，堪当学长之职，恳请先生襄助鄙人，屈就此职吧。

陈独秀听此，仓促无备，忙委婉推辞说，办刊物杂事缠身，无法分身。蔡元培忙表示，那就请陈独秀把《新青年》搬到北大校园，办刊教学两不误。

陈独秀被老友镜片后执着和慈爱的目光感动了，那目光里有领袖群伦、宽厚长者的情怀，但此事太过突然，真让他为难了。于是他说：“我向蔡先生推荐胡适博士，此人比我强，适合担任文科学长。”蔡元培自然也喜欢胡适。他在《新青年》上读过胡适的《寄陈独秀》长信。对其间提出的“文学革命”口号十分赞赏。尤其对胡适在海外提出的“一个国家有海陆空，不如有大学”的主张，赞叹不已。蔡元培知道，他到北大主政，与旧势力必将有一场苦斗，他需要陈独秀这样的青年领袖，也需求胡适这样的文化革命的急先锋。身材短小，留着两撇细胡子的“桃园渔夫”，气度儒雅地微微一笑：“仲甫，我还会来请你。”

4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是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史上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要彻底改造北大，使之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心，他很清楚邀请陈独秀的重要性。北大建校一百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无可争议的最著名的大学，但其前身京师大学堂，本是为培养封建官僚而创办的官校。进士学馆深造，也是举人进士出身之各京曹官吏获取官职的台阶。后来又有专门为新进士肄业设立的进士馆。学生个个是官吏老爷，旧贵族的没落腐朽习气弥漫学校。民国后，学生仍以官僚、巨富、名流子弟为主，前清遗少不在少数。时代理校长胡仁源也是前清进士，后留学英伦学工业，1913年担任北大预科学长，后代理校长。他所聘教员多是前清遗老与封建士大夫名流，如文科教授辜鸿铭、刘师培、黄侃诸人。学生中不少身着长袍马褂、手捧水烟袋的公子哥，即便优秀者，也不过在二流小报写写花边文章，或以香艳之文捧捧女伶。下等者，整日打麻将，提笼架鸟，逛八大胡同，校风极差。在严重缺乏学术空气的环境下，优秀人才寥若晨星。蔡元培要厉行改革，当务之急是延揽人才。于是才出现了清流云集、群贤毕至的局面。

1917年1月9日，天津《大公报》刊出号外：

蔡孑民先生上午九时，慷慨向全校作“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并以拳拳之心勉励职教员，必须具备两种特性，即坚忍心和责任心。其演讲如动地惊雷，震醒沉闷之校园。

会后，蔡先生向记者透露初步改革大学计划：“一曰延聘人才，清除积习；二曰改革讲义，购置图书；三曰缩短预科修业年限，专办文理两科……北京大学的校史，将揭开崭新的一页。”

蔡元培演讲后的第四天，校门口贴出一则告示：“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教育部令派前安徽师范学校校长陈仲甫任本校文科学长。”消息不胫而走，校园掀起不小风波。

巧得很，这天上午由上海运来的该年第一期《新青年》杂志，悄无声息地在北大传播开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赫然刊在重要位置。《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话；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这八事的核心便是文学必须采用革命性的文体——白话文。文章同时强调文学必须有感情、有思想。此文一出，便被文学史家郑振铎称为“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可谓是新文学运动的第一声春雷。陈独秀称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不久，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以声援胡适。文章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文章声势给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溅起的风浪，更助了一把神力。师生惊呼，天子脚下，清流云集的北京大学，又聚集众多怪才、傲才和如陈独秀、胡适般的奇才，北京大学真的要改朝换代了。

钱玄同对陈独秀携《新青年》到北大，甚是支持。他认为，从辛亥革命到今天，中国思想文化界毫无生机，末代皇帝还在紫禁城里，袁世凯大总统就急着黄袍加身。如不用新文化做思想武器，如何扫除八股旧习、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章太炎的弟子多主张复古，推翻清朝后恢复汉家传统、晋宋文风。但钱玄同不然，他同意陈独秀发起一场声讨旧势力的思想革命。陈独秀和胡适，是想借白话文做钟馗，打封建思想余孽这个恶鬼。他同意陈独秀之谈文论人要看趋势、为人处世要讲大义的主张。他读了陈独秀《字义类别》等著作，知其在训诂音韵上的造诣极深，不然打起旧物，何以招招毙命？

与钱玄同有同样文化背景和学术思想的同门黄侃，对陈独秀却大不以为然。他依稀记得，在上海时，前清秀才陈仲甫，曾倚老卖老地调侃过他们这帮后学，尽管那时陈仲甫喝了太多的酒。

人说章门多狂狷之士，他黄侃不仅狂而且疯。这位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的教授黄侃，过去运气不错，是先入师章太炎之门的幸运者。这位湖北佬曾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革命党人，因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才亡命日本的。他有诗曰：“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

章太炎对钱玄同和黄侃的评价不错。宣统二年，章太炎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说：“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

黄侃是逐渐变得迂腐，以致将陈独秀视为洪水猛兽的。陈独秀与黄侃的政治见解之不同，实质上是因为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背后新旧思想的差异性。

正在北大校园议论纷纷之时，庶务长将陈独秀的一份电报送到了校长蔡元培那里。斯时，他正在读刚到的《新青年》。陈独秀的电报写着：“北京大学蔡孑民先生大鉴：仲甫于一月十三日抵京后即去箭杆胡同寓所，不必接站。”

蔡元培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就要鸣锣登场了。蔡元培对他先让《新青年》在北大投石问路、先声夺人之举，也深表叹服。

5

箭杆胡同在东安门九号陈宅门前，有对石狮子，虽然不断被岁月剥蚀，依然威严生动。小院方正，陈独秀租住的是三间北房。两扇精美的雕花木隔断，将房子隔成三间。两边做卧室，堂屋做客厅和写作间。

陈独秀与现在的妻子高君曼同来北京。关于陈独秀和他昔日多情的小姨子高君曼的绯闻很多。他们是七年前在杭州先同居而后才结婚的。

听到敲门声，高君曼去开门。两张陌生却笑得灿烂的脸，让她有点儿惊疑，但还是客气地将他们请进客厅。

客厅里，陈独秀正埋头在书桌上挥毫疾书，抬头见是蔡校长和钱玄同，忙起身拱手向老友致意。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和如炬的目光，平添了几分感激。

三九隆冬，客厅却没有炉火，冷得像冰窖，三人搓着手交谈，高君曼送来热气袅袅的茶。陈独秀将高君曼介绍给客人。高君曼面色苍白，却很清丽。高君曼退下后，陈独秀说她正在咯血。然后话题又转到了北大的现状。钱玄同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如同一把火，把北大烧得通红。蔡元培也说，陈老弟从美国引来的这把火，推动了北大的变革。陈独秀快活大笑后，突然打住，对蔡元培说，兄弟来放火，不愿给你添乱，如若你犹豫了，我会立刻回到上海。北大旧派人物云集，而我又是个准备将他们一个个掀翻的狂人。我刚写了一篇关于“文学革命”的文章，给胡适点起的火，再加把薪柴，正式亮出“文学革命”的旗号。

说着，他顺手从书桌上将文稿交给两位老友先睹为快——那题目“文学革命论”就让两人怦然心动。

对陈独秀凌厉而富有战斗性的文风，蔡元培和钱玄同是都领教过的。陈独秀18岁时便以《扬子江形势论略》给沉闷的学界甩出一记响雷。他因乡试，从安徽乘舟去南京，一路对长江水文地貌细心观察，进而提出长江江防问题，见解独到，令人惊异。1916年，他在《新青年》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指出服务于“纲常阶级制”的孔子封建思想，是与近代“独立平等自由”的原则绝不相容的。文章已从世界发展总趋向的角度来考虑中国的改革了。现在，两人交换阅读文稿。文章开宗明义，纵横中点出发动文学革命的初衷要义，其文风更加霸气、磅礴，显现出这位有领袖欲的人的气魄和才情。文章开端曰：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新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然我国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大半原因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文学……

蔡、钱二位在冰窖似的小屋读得热血沸腾，小屋里生气勃勃。

见钱玄同心悦诚服地交口称赞《文学革命论》，陈独秀有些快意。说实话，他和胡适发起文学革命，又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他是有些担心的——北大是章门弟子云集的地方，国学深厚的刘师培、黄侃、钱玄同都是极有社会影响力的学者。章太炎乃古文经学大家，弟子众多。他在辛亥革命前，曾就《新学伪经考》痛批康有为。章门弟子对“文学革命”自然也不会赞同。但眼前的钱玄同似可以争取过来，助“文学革命”之力。钱玄同对桐城派的归有光、方苞等人很不以为然，曾大骂“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六年前，钱玄同又拜同乡前辈崔为师，研究起今文经学来。更让人瞠目的是，钱玄同竟在为康有为写的序文中，说了不少好话，与恩师章太炎唱对台戏。

陈独秀试探性地向这位狂且多变的钱玄同约稿，助“文学革命”一臂之力。钱玄同爽快答应，然后挟枪带棒地表示：“要搞文学革命，旧瓶装新酒不行。你和胡适都尚用腐儒腔，之乎者也，我提议，今后《新青年》应一律用白话文。”

陈独秀很高兴：“当今玄同的思想最激进。玄同乃国学大家，古文写得不让桐城派，却要改用白话，实在是有气魄。”

钱玄同来了精神，他听老乡沈尹默说过，陈独秀1909年在杭州任陆军小学教员时，正逢青春年少，颇有诗酒豪情，曾有诗曰：

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
桥头日系青骢马，惆怅当年萧九娘。

陈独秀工宋诗，常以香草美人自况，有时也敢以屈子自吟。他的“湘娥鼓瑟灵均泫，才子佳人共一魂”及“坎坷复踽踽，慷慨怀汨罗”便是。但如今陈独秀搞文学革命了，文章虽写得狂飙突进、文字激扬，诗却落后了。钱玄同对此不免有些惋惜。钱玄同记得陈独秀在杭州曾为沈尹默写过《杭州酷暑寄怀刘三沈二》，真是意境绝高，特别是《夜雨狂歌答沈二》更是瑰丽奇诡：

黑云压地地裂口，飞龙倒海势蚴蟉。
喝日退避雷师吼，两脚踏破九州九。
九州嚣隘聚群丑，灵琐高扃立玉狗。
烛龙老死夜深黝，伯强拍手满地走。
竹斑未泯帝骨朽，来此浮山去已久。
雪峰东奔朝岣嵝，江山狂夫碎白首。
笔底寒潮撼星斗，感君意气进君酒。
滴血写诗报良友，天雨金粟泣鬼母。
黑风吹海绝地纽，羿与康回笑握手。

钱玄同觉得此诗抒高蹈愤世之情，非时人士流所能及也。

这沈尹默早年一度游学日本，1909年25岁时，在杭州高等学校代课。那时也在杭州的陈独秀在友人家里见到沈尹默的诗和字，就去造访他，一见面即说：“昨天在刘三处曾见你写的一诗，诗很好，但字则其俗在骨。”

沈尹默虽觉刺耳，一想却颇有道理。回去后，始认真研读包世臣的《艺舟双楫》，照此事件，日取一刀尺八纸，临写汉碑，两三年后改临写六朝碑版，兼临各大家精品，凡十数年探毫不辍，遂其字脱尽俗气。又多与陈独秀、柳亚子、章士钊交流，眼界不凡，书风、书格渐入化境，成为书界英俊。

陈独秀对书法的造诣极深。辛亥革命前后，他对书法的研习颇下苦功。1911年，他与妻妹高君曼私奔至杭州结婚后，同杭州的沈尹默、沈士远、马一浮相识，几乎整日谈诗论书。陈独秀“总要每天写几张《说文》上的篆字，始终如一。比我们哪一个人都有恒心些”（马一浮语）。

陈独秀的书法不仅古厚苍拙，有文化底蕴，审美的境界也高。这从陈独秀《题刘海粟古松图》一诗，就见其见识。其诗曰，“黄山孤山，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此诗之所以在文人中广为流传，就在于诗中有辩证法，有大境界，“不孤”即俗，“孤”则不俗，即“气骨挺立”。从中还可以看出陈独秀的书法美学观与他的人生信仰、人格构建。

不管陈独秀在中国历史上有怎样的功过长短，人生是怎样的沉瓜浮李，但他深厚的学养、气骨挺立的人格风骨，永不会被湮灭。

从沈尹默1917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诗《月夜》来看，他是较早地主张“独立人格”的学者。诗中说：“霜风呼呼地吹着，月光明明地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

沈尹默这代年轻知识分子对独立人格的执着追求及实践与陈独秀《警告青年》希望热血青年“是自由而非奴隶的”，“独立自主之人格”的精神是一致的。人格者，即个人存在的状态，独立的人格才是健全的。可惜，中国旧知识分子往往只有“依附人格”。

沈尹默是1914年被破格聘为北京大学教授的。1916年又被蔡元培纳入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自此，成为书法大家。沈尹默因此对陈独秀直率而中肯的批评感激不尽。

陈独秀正是被他批为“字则其俗在骨”的沈尹默推荐给蔡元培，才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的。

6

陈独秀上任文科学长那天，校长蔡元培和钱玄同、沈尹默陪他走进教师休息室，与等候在那里的文科教授员工见了面。众教授碍于校长的面子，还算客气。但未等蔡元培介绍完陈独秀，突然有一人破门而入，此人身穿蓝缎子团花长棉袍，头戴黑色短绒瓜皮夹帽，众人一看，是章门众弟子的大师兄黄侃。他见满屋子人在欢迎新上任的文科学长陈独秀，便不屑地怪笑道：“好热闹，区区一桐城秀才，何需如此劳师动众！”话音未落，即转身拂袖狂笑而去。

黄侃与陈独秀早有积怨。光绪末年，众门徒随师章太炎在日本东京求学。一日，章太炎办的《民报》馆，来了一位年轻人，报名陈仲甫。听说此人也在搞汉学，兼修隶书。此刻，黄侃与钱玄同正好在屋里闲聊，闻有客人到访，便避进里屋，继续斗嘴扯淡，但章太炎与陈独秀的对话，却清晰地传入二人耳朵，于是好奇地静听。章陈在谈清朝汉学的状况。说到戴、段、王诸人，多出自安徽和江苏。陈独秀不知怎么就说到湖北。他说：“湖北就没有出现大学者。”章太炎表示同意：“说的是，好像没有出过什么像样的人才。”

在里屋的“湖北佬”黄侃闻此，跳将起来，对外屋主客吼道：“好个湖北没人才！湖北虽无大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出了不少学者，然而这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听出这是黄侃的声音，觉得索然，便起身告辞。未承想，此事已过去多年，这“湖北佬”黄侃竟还耿耿于怀。

黄侃的狷介，士林无人不晓。1908年，在日本求学的黄侃得知母病危，便买舟归国侍母。客居蕲州高等官学堂旁的黄氏公屋。斯时，正逢光绪与慈禧前后亡故，大清正举行“国丧”。高等官学堂学生田桓，在“哭临”时表示不满。堂长杨子绪于翌日清晨，高悬虎头牌，宣布开除田桓学籍。黄侃得知，冲进学堂，砸了虎头牌，在众师生面前昂首而去。后经多方调解，田桓保住学籍。没几日，田桓又带头剪辫，怒不可遏的杨子绪又将虎头牌悬起，不赶走田桓誓不罢休。黄侃手持木棒愤愤而至，不仅将虎头牌砸烂，还要痛打杨子绪。杨子绪落荒而逃，躲入工友床下，方免遭棍棒之苦。于是湖北都督陈夔龙派人缉拿黄侃，黄再度亡命日本。

黄侃之狂，常令人忍俊不禁。陈独秀早就听说，一次黄侃去拜访名流王闿运。此公曾为曾国藩军幕，辞归后主讲于成都尊经书院、衡州船山书院等，宣统年间特授翰林院检讨。民国二年（1913）任清史馆馆长。复辟论起，乃辞官归卧故里湖南湘潭。其为人洽谈洒脱，言行警拔，门生满天下。好治经学，诗文有汉魏六朝遗风，为晚清拟古派所推崇，仰为泰斗。他对黄侃的诗极为赞赏，见黄侃来访，便说：“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犬子虽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黄侃受此美誉，应感激泰斗才尽情理，孰料他却口出狂言：“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

陈独秀还听钱玄同说，同为章太炎门生，黄侃总以大师兄自称，而戏称钱玄同为“钱二”。一次在章太炎住处，黄侃见钱玄同也在，就大呼“钱二疯”，也不管钱玄同面色已有不悦，他依然说：“二疯，你好可怜哪！近来你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竟玩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一直很尊敬黄侃，闻此言，忍无可忍，拍案大怒：“我就要弄注音字母，就要弄白话文，你这混账管得着吗？”

黄侃桀骜不驯，却才华横溢，思维敏捷过人，国学功底深厚，为一大家。有一次有人求他代写一篇碑文，约好六日以后来取，等人家取时，他却早已将此事忘得干干净净。他忙让其就座，接着研墨铺纸，凝思片刻，挥毫一蹴而就。连上下款带正文刚好到最后一格。观者莫不叹服……

陈独秀脑际闪过黄侃的趣闻逸事，不禁脸上露出笑容，不再计较黄侃刚才那番话和鄙夷的怪笑，忙追上去在蓝色缎子团花长袍背后嚷道：“季刚兄，请留步！”黄侃回转身，见陈独秀满面诚恳的笑容，怔住了。他知道，这个陈仲甫也是一个叱咤政坛、文坛的狂人，他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此给自己面子，令他有些感动。

只见陈独秀向他拱手道：“季刚兄，当年仲甫有所冒犯，实无恶意，但还容我向兄道歉。”同时，他又向钱玄同使眼色。

此刻，钱玄同早已领会陈独秀的意思，站出来，扯住黄侃，笑道：“师兄，要不让我讲讲当年咱俩偷听章师与仲甫的‘湖北无能人论’，给诸位教授听听？”

黄侃也乐了：“二疯，不可造次！”之后，满屋子的沉闷之气，渐渐活跃起来。

陈独秀随后向诸位同人讲了黄侃“八部书外皆狗屁”的口头禅。所谓八部书者，系黄侃平生信奉推崇的八部经典，即《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文选》。其余皆不可论，遑论白话文。黄侃听陈独秀介绍能传达自己精神的口头禅，自然有些得意，但他能听出弦外之音，于是打断陈独秀：“还是听听你的‘毁孔子庙罢其祀’吧！”众人心里明白，二人的较量，仅仅是个开始。

7

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上任之后，即给远在重洋的胡适写信，信中说：“蔡孑民先生已接北大校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

掌灯时分，陈独秀将信拿给蔡元培校长看，蔡校长看罢，点头笑曰：“写得好！”遂拉起陈独秀去见老朋友。

他们走上北大不远处饭庄的木楼梯，进入一间包厢。陈独秀先是一怔，然后迎上前，拉起两位器宇轩昂的老朋友的手惊呼：“原来是行严兄、守常兄啊，快哉，快哉！”

行严者，名士章士钊也，字行严，湖南长沙人。钱锺书之父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这么评价章士钊：“自衡政操论者习为梁启超排比堆砌之新民体，读者既稍稍厌之矣；于斯时也，有异军突起，而痛刮磨湔洗，不与启超为同者，长沙章士钊也。大抵启超之文，辞气滂沛，而丰于情感；而士钊之文，则文理密察，而衷以逻辑。”并说“导前路于严复”。

章士钊（1881—1973），少年时即好文章，1910年求学于武昌两湖学院，与黄兴结识。次年，赴南京，入陆师学堂，得到学堂总办俞明霞的赏识。又一年，拒俄运动兴起，章士钊率同学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爱国学社，与章太炎相识，受其器重。后章太炎、章士钊、张继和邹容义结兄弟，互换兰谱。一日，年岁最小的邹容问章士钊：“大哥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二哥（张继）写《无政府主义》，小弟我著《革命军》，你有何作？”章士钊大窘，于是根据日本人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为蓝本，写了一本《孙逸仙》，自己在序中说：“孙逸仙，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则孙逸仙者，实为中国过渡虚悬无薄之隐针。”此书一问世，影响极大。当时国内尚不甚知晓孙中山，自有此书，孙中山名声大扬。此期间，章士钊还编著《黄帝魂》《沈荩》等，唱响革命劲歌。1903年6月至7月，由章太炎推荐，章士钊主持《苏报》一个多月，宣传“吾将大索天下之所谓健将者，相与鏖战公敌，以放一线光明于昏天黑地之中”。6月9日，他亲自写《读〈革命军〉》，并在“新书介绍”栏刊出邹容的《革命军》广告。次日，他又编发章太炎的《〈革命军〉序》。一个多月来，《苏报》发表四十多篇革命言论，在上海舆论界大放异彩，令《申报》等黯然失色。6月24日，两江总督魏光焘与湖广总督端方命令有关部门查禁《苏报》。6月29日《苏报》仍刊出章太炎之《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节选自《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热赞革命，力抨光绪为“小丑”。清政府发出对章太炎、邹容等人的拘票，酿成轰动一时的“苏报案”，而舆论震惊。连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与《苏报》有尖锐分歧的《中外日报》都发表社论《近事慨言》，抗议当局“与言者为难”。

面对迫害，章士钊主持《苏报》仍继续出版七天，刊出《密拿新党连志》的消息，还发表章太炎“相延入狱，志在流血”的文章。7月7日，《苏报》被封。从7月到12月，由于租界当局与清廷的分歧，直至年底，“苏报案”仍未了结。章士钊写《苏报案纪实》，扩大革命影响。1904年初，章士钊回长沙，与黄兴、陈天华组建华兴会，准备武装起义，因事泄乃流亡日本。

到日本后，“顿悟党人无学，妄言革命，祸发且不可收拾，功罪必不相偿。渐谢孙文、黄兴，不欲交往，则发愤自力于学”（《现代中国文学史》）。同盟会成立时，章太炎强逼婉劝，邀其参加，章士钊坚拒不从。于1908年留学英国，入伦敦大学，攻读政治、逻辑。

武昌起义不久，章士钊从英归国，黄兴、宋教仁、张继邀其加入同盟会和国民党，再遭拒绝。于右任请他主编《民主报》，但他因与党人议论不合而遭排挤，愤然离去。南北议和后，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袁世凯为复辟，以优厚条件语之，章士钊宵遁上海，与黄兴等革命党人联系，参加“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再次去日本，办《甲寅杂志》，抨击袁世凯专制独裁。同办《甲寅杂志》者，就有陈独秀和李守常。

陈独秀认为章士钊不是纯粹书生，而是一位懂得政治谋略的人。当洪宪帝制闹起来时，章士钊以极大热情赴云南协助岑春煊参加讨袁。就在最近，段祺瑞在“府院之争”中，曾极力拉拢章士钊，章对应聘北大兴趣不大。

而守常则是李大钊。章士钊此次拉李大钊与蔡元培和陈独秀会面，自有他的打算。是年年初，《甲寅杂志》改为月刊后，由李大钊和高一涵协助他主编。他觉得今后与《新青年》的许多事情，李大钊都可多帮他分担一些。

陈独秀特立独行，举止霸悍，但又有柔情，见到老友章士钊和李大钊，想起与他们亡命日本的种种情景。就在两三个月前，章士钊在东京办《甲寅杂志》，几次来信邀他去协助办刊……陈独秀的眼睛湿润了。

陈独秀站起来举起杯，很动情地对章士钊说：“行严老弟呀，你办《甲寅杂志》，收留为兄，使我们找到思想革命救国之路，后来才有《新青年》哪。”

章士钊笑道：“仲甫兄一到《甲寅杂志》，这里便成了徽籍士人的清谈馆了，硬是把我和守常弄成了局外人。”

见李大钊憨憨地笑着，陈独秀又站起来给李大钊敬酒：“守常啊，兄要感激你的宏文《青春》哪。去年《青年杂志》改名那期，登了你的《青春》一文，洋洋洒洒七千余字，充斥着浩然正气，给《新青年》增了光彩呀，我至今还记得文章结尾之妙哇，弟高呼‘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何等磅礴的青春之气，青春之气气冲霄汉哪！”

这番话也把李大钊的思绪带到日本东京的“月印精舍”。那虽是一座简陋的民宅，他和几位学友合住在那里。舍外萋萋荒草掩住假山古刹，他和学友边赏樱花边论救国之道。当时他已读过一些日译马克思主义的书和《共产党宣言》。他把一些这方面的书寄给陈独秀。那时陈独秀正苦苦寻找救国之路，有些消沉……

蔡元培也端起酒杯，走向李大钊发出邀请：“守常啊，真希望你也到北大，我们一同建设新北大呀！”

蔡元培了解李大钊：河北乐亭人，1913年留学日本，曾参与反袁运动，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1916年回国，历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蔡元培此刻心中已有安排，让李大钊到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

8

初春的北京，风沙弥漫，乍暖还寒。北京城里围绕着对德宣战之事，闹得沸反盈天，亲美派和亲日派的“府院之争”已白热化。对此陈独秀等人看得很明白：无非是列强想借中国参战之机，多瓜分一点德国在华利益而已。日本人为此，已秘密与段内阁签订《中国军械借款》，先下手多分几杯羹。

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主张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读者不解，便致函《新青年》问：“为什么你们主张中国向德宣战？”陈独秀著文答曰：一、对德宣战不是想获得赔款，也不是报旧怨，与主张公理更无关，而是要为中国争得一点弱者的生存空间。既然已与德国断交，已非中立，与其骑墙，莫若宣战。二、不喜欢战争，是中国人的旧疾。几千年来，只配当奴隶，图一时之苟安。所以要以民意决定外交方针，我们是绝对不敢赞同的。如果什么事都由多数决定，您就看吧，留辫子、裹小脚、复科举、辟帝制，难保不会都有多数人赞成。三、谁说本杂志代表舆论？本杂志的宗旨，就是要反抗舆论。

一日，亲美外交总长伍老博士伍廷芳，到新婚的蔡元培家拜访，以求其新夫人黄仲玉的画为名，实际上是拉社会名流支持亲美派的对德方略。一位清末显宦名流，低声下气地到士子群里寻求支持，让蔡元培不胜感伤——想不到文人一有权欲，竟会变得如此下作！相较之下，北大真是一块干净的地方。不走仕途的学者再愚蠢、癫狂，文人的操守、道义还在，也有真学问在。

1917年5月23日，黎元洪终于免去段祺瑞的职务，“府院之争”暂告结束。段祺瑞带随员移师天津。就在这一天，蔡元培在吴玉章等人的陪同下，也登上了去天津的火车。蔡元培此行，一是应南开中学邀请去演讲，二是应陈独秀之请去见一个人。

到天津车站，老朋友严修和张伯苓如今是南开中学的校董和校长，早已在站台等候多时。中午老友设宴，席间自然谈南开趣事。

蔡元培在南开中学礼堂，演讲令他名闻天下的《思想自由》，博得莘莘学子的阵阵喝彩。会后，张伯苓特别向他介绍了南开的高才生——后来成了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周恩来眉宇存英豪之气，谈吐不凡。他向蔡元培深鞠了一躬，说自己速记了一份先生的讲稿，想在南开校刊上发表。

蔡元培看到周恩来的记录，一下子被这位少年郎的飘逸而有魏碑风骨的小字吸引，所记似无差错，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趁吴玉章与南开敬业乐群会座谈之际，蔡元培决定去请自袁世凯死后一直隐居天津的刘师培。蔡元培此次来津之前，陈独秀去广济寺听人讲学，无意中见到穷困潦倒、一身是病的刘师培。老友偶遇，惊喜中又添些伤感，分手后，陈独秀去见蔡元培校长，希望给这位与章太炎（枚叔）并称“海内二叔”的申叔在北大谋一教职。于是，蔡元培决定借去南开演讲之便亲自去请他出山。往事如烟。路上，想的都是刘师培。

刘师培，字申叔，改名光汉，号左盦，1884年6月24日生于江苏仪证一个书香门第。其家三世传经，曾祖、祖父、父亲皆为清代乾、嘉时的经学家，通经史家学，渊源甚深。

刘师培虽是年少而负盛名的国学名流，其个性极为复杂，其操守也被诟病。从弱冠算起，由热心科举的士子，到提倡“光复”的志士，再到出卖革命友朋，甘当清廷密探，甚至跻身拥戴袁世凯恢复帝制的“筹安会六君子”。其多变、背叛行径被学人所诟病。爱其才者，以“外恨党人，内惧艳妻”为其开脱，而1907年刘师培自家“输诚”的《致端方书》中，解说自己误入“排满”歧途，把自己的背叛丑行说成是受人教唆，一股脑儿推给蔡元培、黄兴诸人，就有些无耻了。

刘师培8岁学《周易》，12岁可将四书五经倒背如流，禀赋极高。有载：“为人虽短视口吃，而敏捷过诸父，一目辄十行下，记诵久而弗渝。”其1901年17岁中秀才，次年中举人，于是意气风发地于1903年赴开封会试，不料落第，懊丧不已。在回仪征的归途中，常饮酒买醉，对会试屡有微词，癫狂时，把科举伪弊骂得体无完肤。官府闻之欲拿问治罪，故有“由扬州以政嫌遁沪”之语。

几乎与此同时，陈独秀因在日本东京与邹容等人联手剪掉清朝学监姚煜的长辫，被日本遣送回安徽老家安庆。他的革命热情依然高涨，在安庆藏书楼举行爱国演讲，令听众热血沸腾。两江总督闻之，电饬安徽省督韩大武，将“陈仲甫等一体缉获”。陈独秀逃到上海，于是有了与刘师培修好的机缘。

陈独秀与刘师培先后参与了《国民日报》和《警钟日报》的创办，并且都在报社做编辑工作。相同的经历，共有的志趣，使他们成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知音朋友。刘师培笔锋劲健，其文《论激烈之好处》发表在《中国白话报》，为他博得“激烈第一人”的荣誉，遂名声大振。不仅革命党人对他另眼相看，崇拜英雄才子的美人，也纷纷投怀送抱。

刘师培与陈独秀年轻气盛，为文也狂飙激烈，在报社多受限制。思想自由的陈独秀不愿受人限制，于1903年冬回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告别章士钊和刘师培时，赋诗言志：

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
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
驰驱甘入荆棘地，顾盼莫非羊豕群。
男子立身唯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陈独秀将此诗抄于宣纸之上，书法气度恢宏。章士钊两眼放光，对刘师培说：“诗标其人，仲甫就是一匹不羁之骏马！”刘师培也为陈独秀的诗所打动，挥笔在诗下题曰：“由己，由己，由一己之所欲。”

有长江相系，陈独秀与刘师培常互寄稿件和报纸，牢牢占领舆论阵地。1904年，江南草长、群莺乱飞的春季，陈独秀却从章士钊和刘师培那里得知友人何梅士病逝的消息。虽疾病缠身，还是写了《哭何梅士》诗。刘师培、章士钊读之，怆然而涕下。即刻发在《警钟日报》。不久，陈独秀又寄《夜梦亡友何梅士觉而赋此》诗，给刘师培。刘编发后，即在诗稿上写道：“由己乎？不由己已。不由己已耳，不由己已耳矣！”

是年秋，蔡元培等组建“暗杀团”，刘师培易名“光汉”，参与谋略。刘师培与章士钊向蔡推荐“江淮志士”陈独秀，他们介绍陈入盟的理由是：“此君志大心雄，有一种不峻之坡弗上的斗志，而且人格甚美，忠于人，忠于事，不乏侠士之风。”刘师培则力荐曰：“陈君还是吾报的作者，他重友情，讲信用”云云，蔡元培当即拍案相邀。

11月19日，暗杀团在沪行刺前广西巡抚失败，刘师培蛰居不出，而早就不愿“做人尾骥”在安徽办报的陈独秀，已做了“岳王会”的首领，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故写信催刘师培至芜湖任教。刘师培化名为金少甫，偷偷来到芜湖，但刘师培到芜湖后，以钦差大臣自居，与“不愿依人成事”的陈独秀发生龃龉。正在两个极具个性的狂人各执一端、相持不让之际，芜湖候补道汪云浦告密江督端方，下令捕拿陈、刘。二人于1907年双双亡命日本，再度成为“前路知己”。

在日本，刘师培受到日本社会党影响，始信奉无政府主义社会思潮，与妻子何震发起“女子复权会”，并创办《天义报》，对蒲鲁东、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悉数介绍，甚至，刘师培还为《共产党宣言》作序。

想到这里，蔡元培已走进失意政客们藏身的天津英租界。清灭之后，清朝贵胄，官僚政要走马灯似的在这里出出进进。但如今昔日无限风光的石库门前，已显得很落寞和破旧，一股中药的气味弥漫在四周。

蔡元培径直走进大门，见刘师培咳嗽得气喘吁吁，一张苍白而清秀的脸上布满皱纹，两鬓已染上了霜。他突然忆起1903年在上海，他正和章士钊、陈独秀等友人在梅福田闲聊，忽听大门一声响，见一短襟敞开、头发蓬乱的少年郎仓促推门而入。这就是年方十九，却目睹了震惊海内外的《苏报》案的刘师培。那时，刘师培的一部《攘书》发表之后，如同重磅炸弹，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刘师培的《攘书》最具革命性的政见，是力主仿西周纪年之旧制，以黄帝降生为纪年，反对传统的以帝王生卒纪年的旧制。对此文，同盟会的宋教仁极为赞赏，《民报》也发表评论支持，刘师培也自称是天下“激烈派第一人”。17岁的钱玄同读《攘书》后，毫不犹豫地剪掉辫子。那时的刘师培是何等的青春年少、意气风发！

蔡元培见如今已老气横秋的刘师培，一阵酸楚涌上心头，忙伸出手拉住刘师培冰凉而纤细的手：“申叔！”

刘师培想说什么，却又咳嗽起来，半日才说：“蔡先生，我是戴罪之身，又何苦劳你来看我。”

蔡元培见此心情也很沉重，说：“申叔，朋友们都没有忘记你，仲甫力荐你到北京大学任教。钱玄同、季刚也都想请你到北大呢！”

刘师培羞愧地抬起头，苍白的脸上有两行清泪。

9

北京有新民谣曰：西洋人称，“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灯市东口北，有个椿树胡同，西临紫禁城，一繁华之地。该胡同十七号，住着生在南洋，学在西洋，仕在北洋，一辈子不背叛忠君保皇立场，而又名扬海内外的怪才辜鸿铭。

辜鸿铭，又名汤生，以字行，号汉滨读易者，福建厦门人，曾任清政府外务部主事。青年时，留学英国，又遍游德、法、意诸国，考察政治文艺，归国后精研四书五经，其后，张之洞邀入幕府，主办外交。各国文学皆通，被视为异才。辛亥革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一辈子不剪发辫，却用洋文译我国古籍，向西方世界推介，著有《读易堂文集》。

椿树胡同十七号辜宅，是一座小四合院。进门是一个花园，一棵古老的千头椿树，高高地傲立，浓密的嫩叶，给小花园遮出一片阴凉。一棵枣树，细细的枝条倔强地刺向蓝天，如同主人脑后的细细发辫。

三间正房，摆满书籍，这是辜鸿铭的书城，他每天在书海里探寻他的理想世界。一根细细的长辫和厚厚的西洋书及一摞摞线装书，再加上他那根长长的烟袋，构成了一个和谐而又芬芳的世界。这里也堆集着东西方的文明和温馨的关于文化的故事。他浸漫其间，总感到东西先哲的召唤，龙袍和天乾的恩泽，他必须承担起士的责任。但是，每当他看到花园里的花木不断荣枯时，总有些失落。民国后，他断断续续到北京大学去讲过课，后来就赋闲在家，与仆人度过寂寞时光。

终于有一天，他家那两个古旧的铜门环被敲响，范文澜和罗家伦代表校长蔡元培，将大红的聘书交到辜鸿铭的手里。范文澜即将毕业，已被校长留下做秘书，开始处理一些公务。

刚刚睡完午觉的辜鸿铭，正在院里坐着喝茶，他那与红丝线合编起的长辫，在春阳里格外光彩夺目。已过六旬的他，保养得不错，面白而红润，神清而气爽，如常言所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颇有名流风采。

辜鸿铭客气地让两位年轻人落座，然后看了眼聘书，面含微笑。

范文澜和罗家伦，都听过辜先生的课，对他的“金脸罩、铁嘴皮”和博学多才，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还记得不少辜鸿铭的趣事。前些日子，辜鸿铭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春秋大义》，开演讲售票先河。令世人瞠目的是，票价竟比听梅兰芳的戏还贵。听梅兰芳的戏，是一元二角大洋，听辜鸿铭讲演却要两块大洋。外国人趋之若鹜，一票难求。

袁世凯筹备“参政院”，以为辜鸿铭是位帝制派，特请他担任议员。这位留着长辫的保皇派，到会场领了出席费三百大洋，便学先朝名士，历代风流，跑到烟花柳巷八大胡同去放浪形骸。这风流才子，行走风尘之中，每见一妓女，就舍钱一元，连逛了数家青楼，直至将银圆花光，才放声大笑，将那与红丝线编在一起的长辫，往身后一甩，唱着《马赛曲》，扬长而去。

袁世凯殁命，政府下令举哀三天，可辜鸿铭却在椿树胡同十八号小院，弄了个堂会，硬是把那鼓乐奏得喧天，二黄西皮在胡同婉转。警察循声而至，推开大门，见院里搭着戏台，台上花花绿绿的生旦净末，正唱得热热闹闹。台下，辜鸿铭与洋人和各界名流听得摇头晃脑。见此状，警察只好悻悻而退，其中一个不识时务的愣头青警察，忠于职守，上前大喝一声：“好大胆子，你们竟公开闹法，该当何罪！”辜鸿铭走过来，拍拍小警察稚嫩的脸蛋儿，笑道：“去回禀你们主子，就说不就死了个总统吗？怎敢影响我辜某与洋人朋友在此赏戏！”

辜鸿铭的十八号小院，一连唱了三天戏。三天禁令一过，这里也偃旗息鼓。

范文澜知道校长大红聘书一下，辜鸿铭就是北大正式教授了。在决定聘辜鸿铭之前，蔡校长曾与陈独秀商量。陈独秀说：“蔡先生的决定是对的，为保留身怀绝学的读书种子，先生聘‘汉滨读易者’，极有眼光。”接着陈独秀讲了不少辜鸿铭的趣事。

辜鸿铭随义父布朗（英国人）夫妇前往英国留学，在布朗的栽培下，他不仅对语言、文史、哲学产生浓厚兴趣，还极有语言天赋，通晓英、德、法、意等国语言，他先入爱丁堡大学，师从卡莱尔，专攻西方文学，后又入莱比锡大学，得工科文凭。

在英国读书时，租房而居，每年冬季，辜鸿铭都不忘备酒馔，行跪拜大礼，遥祭祖先。开始，房东太太不解，等他祭毕，问他：“你的祖先何时来吃祭品呢？”他不假思索地答道：“就在贵国的祖先嗅到你们所奉献的鲜花之香的时候。”陈独秀评道：“机敏至极，诙谐隽永，令人会心解颐。”

西洋人一直看不起中国人。英国人尤其在华人面前趾高气扬。辜鸿铭乘公共汽车，故意将英文《泰晤士报》倒着看。英国人一看，又找到羞辱华人的机会，便嘿嘿大笑：“看这位拖着长辫的中国乡巴佬，不懂英文，却偏偏装有学问的样子读报，可偏偏把报纸拿倒了！哈哈！”于是满车厢都放肆地讥笑辜鸿铭。

辜鸿铭不慌不忙等笑声平息后，用纯正而流利的英语道：“英文这玩意儿太过简单。”然后又用同样地道的法语说：“先生们，女士们，你们说，不倒着看报还有什么意思。”车厢鸦雀无声。

一次盛大宴会上，名流权贵和洋人买办聚在一起。边喝酒边高谈阔论，纵论时局。只有辜鸿铭，专注佳肴，大快朵颐，大口饮酒。这时一位洋记者过来向他讨教如何看待中国政局，又如何治理。他眼顾四周，大声说道：“把在座的洋人和官僚政客统统拉出去枪毙，中国政局一定会安定些。”某日，他去真光影院看电影，见前排有一苏格兰人，他遂用长烟袋敲苏格兰人的秃顶，让他点烟，那秃顶点了几次才点着，辜鸿铭这才说声“谢谢”。

陈独秀不独推崇辜鸿铭为了民族尊严戏弄狂妄的洋人，更赞赏他不事权贵的人格力量。1907年，张之洞与袁世凯由封疆大吏入军机处。一次宴会上，袁世凯对德国驻华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一幕僚将此话传给辜鸿铭。辜说：“诚然，那袁世凯是办事的，但要看办什么事，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了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等事是无学问之人可以办好的。”幕僚自然听得出，这是讥讽袁氏没有给国家和朝廷办过什么好事，其鄙视憎恶皆在语中。

辜鸿铭于1885年到广东之后，进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担任洋文案，处理翻译、邦交事宜。1893年，兼任武昌自强学堂讲习。1905年，任外务部侍郎，并出任上海黄浦浚治督办。1910年，被清廷列为“游学专门”一等，赏给文科进士，位列第二，排在严复之后。辜鸿铭政治态度保守，反军阀而不反朝廷，与他多年得到清廷的眷顾有关。那条拖了一辈子的辫子，就是证明。

范文澜和罗家伦，恭维了辜鸿铭一阵子后，准备告辞。临行前，范文澜转述了蔡校长对他们二人说的话：“我到德国考察时，辜先生已是德国学界名流了，德国许多大学教材都选了辜先生的文章，还有许多俱乐部以辜先生命名，辜先生是很值得敬重的名流学者。请辜先生到北大任教，是北大之幸。”

听罢范文澜的转述，辜鸿铭有些感动了，说道：“蔡先生点了翰林，却辞官革命，老朽跟了张中堂，做了前清的官，至今仍保皇，惭愧呀。”说罢，拿出一本发黄的英文杂志，用毛笔在上写了“孑民方家清赏，学兄辜鸿铭”。说，“这是十年前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写给我的长信，烦二位交孑民一阅。”

10

6月14日，北大校园里的行行槐树，正吐着一串串白色的花朵。香气弥漫在会议室里。一群应蔡校长之请，来北大的国内一流学者章士钊等，和本校各学科的学长，如陈独秀、夏元琛、王建祖及教授代表，商议有关学校的教学事宜，特别是有关成立北大评议会之事。

与会者一个个心事重重地沉默着，就在这一天，头戴瓜皮黑帽，身着长袍马褂，脚蹬黑缎粉底布鞋，脑后拖着一根细细花白长辫的张勋大帅，率着三千辫子军开进了北京城。

陈独秀深深地吸了几口烟，然后将烟扔在地上，狠狠蹍了几脚，抬头怒瞪双眼，打破沉默，数落起张勋的种种劣迹。

1913年，隆裕太后刚死，张勋就勾结溥伟等人，阴谋夺取济南，宣告复辟。后因联络冯国璋不成，又策动兖州镇守使田中玉“反正”。田中玉表面“反正”，却密告主子袁世凯，同时破坏铁路，断了辫子军北上的交通。张勋不死心，趁去年7月与军阀联手镇压“二次革命”之际，再次拉冯国璋入伙，胁迫袁世凯复辟。袁世凯另有图谋，设计将这位辫帅流放到南京去对付革命党了。

陈独秀看了一眼章士钊，说：“这一丑行，严行兄最清楚。”然后又讲起张勋在南京犯下的累累罪行。那年9月，南京被张勋攻破，仇恨辛亥革命的辫帅，下令军队“三天不点名”。怂恿部下随意烧杀淫掠。可怜六朝金粉的春明城被从没见过这等繁荣的“辫子军”糟蹋得面目全非，连日本人开的店铺也被洗劫，并打伤了三个日本浪人，结果酿成“南京交涉案”。日本人把军舰开到南京示威，英美也为各自利益，逼张勋离开金陵古城，这正中袁世凯下怀，借机让张勋让出帅位。张勋不服，叫骂：“老子不能让出用脑袋换来的印把子！”结果向袁世凯要了一百多万两银子，又讨了个长江巡阅使的空头衔，这才率辫子军开拔走人。

陈独秀说：“这回黎元洪也引狼入室，诸位只看热闹就是。”

章士钊从政多年，消息颇为灵通，只见他脸上浮着愁云，说：“袁贼死后，张勋在徐州召开四次‘徐州会议’，以盟主自居，策划复辟清室。此次张勋入京，一定与复辟有关。”

话刚说完，沈尹默突然闯进会议室，叫嚷道：“大街上遗老遗少们，已在高呼皇帝万万岁！”

主持会议的蔡元培听罢，冷峻地看了看沈尹默，气度凛然地说：“不必慌张。天命难违，这群倒行逆施的丑类不会得逞，我蔡某一天也不停止整治北大的工作。”接着请在座的学者们对取消预科撤销其学长徐崇钦及庶务室舒主任、任命庶务室新主任等事发表意见。

撤销徐崇钦预科学长之职，陈独秀极为赞同，自他到北大工作，就一直受到徐崇钦等北大旧人的包围，他们几乎用尽一切卑鄙手段，对陈独秀进行诬陷和攻击。

陈独秀记得，第一次开各科学长会议的时候，就是徐崇钦首先向他发难。当时，蔡校长希望陈独秀多抓文科的建设和教材选置，不必亲自给学生上课。以陈独秀的才学和见识，以及超群的口才，登上讲台给学生讲课，定大受欢迎。然而徐崇钦却抓住陈独秀不上课一事，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身为文科学长，居然不给学生上课，真是天下奇闻。开不出课乎？不敢开课乎？”说罢阴阳怪气一笑。

想到这些，陈独秀不屑地说：“徐崇钦应当开除。”

理科学长夏元琛表示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夏原是蔡元培在中国教育会和南洋公学的同事，又是一起留学德国的密友。他曾追随爱因斯坦研究相对论，是当时中国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他对陈独秀说：“仲甫先生，这徐崇钦在教学上是有能力的，虽脾气不好，为人却正派。当年姓舒的主任，曾拉他参加‘倒蔡运动’，反遭到他的痛骂。兄弟以为，徐崇钦还是留任为好。”

其实，陈独秀知道，徐崇钦在北河沿预科学长室里，将前来说项的舒某当场轰出，并大骂：“我徐某人历来光明磊落，最看不起背后搞阴谋！”

然而陈独秀还是不满地瞪了老资格的夏元琛一眼，几乎用教训的口气讥讽道：“夏先生究竟是搞相对论的还是搞中庸论的？怎么总是偏袒北大旧人！”教授们听罢，脸色多有不悦。他们纷纷发言，支持夏元琛。连沈尹默都被陈独秀目空一切的霸悍所震惊，他与马叙伦表达了不满。

会议室的空气有些凝固，蔡元培说话了：“徐崇钦还是要用的，我们不能以一己私见对待学者专家。徐先生反对过我，但说句公道话，他治理预科，比北大各科都严。不论是谁，无论他持何政见，只要对北大有过贡献，我们都要把他的大名写入北大校史，诸位意下如何？”

教授们立即报以热烈掌声。蔡元培又将新的庶务主任人选向大家介绍。此人就是陈独秀亲自向蔡元培推荐的安徽同乡、留学过日本办过《安徽白话报》的李辛白。蔡元培怕遭人非议，说是他自己推荐的。

陈独秀听罢，方才的怨气消散了，对自己的狭隘心胸颇有自责。他的眼神与夏元琛再度相遇时，表示了歉意和愧疚。夏元琛也以微笑回应。

蔡元培向教授们又汇报了成立各科评议会，一切权力交给教授管理；希望大家举贤荐能。

只见陈独秀站起来，向蔡元培推荐刘半农，说此公虽只有高中水平，却写得一手好文章，如能进北大，宣传新文化运动，当是一员骁将。

话音未落，马叙伦就插了话：“足下给你《新青年》写东西，或可马马虎虎。可这等脚穿鱼皮鞋的浮夸文人进北大任教，就未免根基太浅了吧？”

陈独秀瞪了马叙伦一眼，不再多说。跟随众人离开会场。看得出来，刚才的会开得不错，但这群书生，见复辟的锣鼓一阵紧似一阵地在北京敲打，个个已心乱如麻，默然离去。

7月1日凌晨，新华门上的五色旗，在辫子兵的枪声中跌落下来，然后换上了一面黄龙旗。殊不知，就在此刻，天津段祺瑞的公馆里，各省的军督们进进出出，如过江之鲫，带走了一道道倒辫子军的密令。连梁启超都走出“饮冰室”宅第，如约走进热闹非凡的段公馆，将一份替段起草的讨伐复辟通电稿，交给段祺瑞。段读后大赞梁启超是大手笔。更令段祺瑞感动的是梁还向天津交通银行筹措了六十万大洋的军饷，供他差遣。

不久，段祺瑞在河北青田马厂誓师讨伐张勋，总共只有三千人马的辫子军已军心动摇。成了孤家寡人的张勋战必败，和不成，只好求东交民巷的列强使馆帮忙，却十分不顺。鼓动这次复辟的康有为见状，逃进美国公馆，躲了起来。

7月12日，讨逆军出动两架飞机，在隆宗门外、御花园水池、西长安街隆福门分别扔下一枚炸弹后，在故宫小皇帝的哭声中，张勋乘车逃至荷兰公使馆。折腾了十二天的复辟丑剧就草草落幕了。

11

北京恢复了平静，老百姓照常过日子，北京大学也到了放暑假的时候。

一天，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到沙滩附近的一家酒店吃饭。刘半农笑曰：“近日各家饭店酒楼都有‘总统鱼’卖，咱就来道‘红烧总统鱼’品尝品尝如何？”

陈独秀和钱玄同不解，问：“什么是‘总统鱼’，莫非是总统养的鱼？”

“非也，容我道来。”刘半农就说了关于冯国璋与“总统鱼”的段子，“冯国璋代总统后，迟迟不来京赴任，段祺瑞几次致电催促。彼时，冯国璋正忙着勾结江苏的张謇，合伙做一笔上千箱的鸦片生意。段祺瑞听说后，不急不恼地说：‘我素知此君爱财，就做个顺水人情吧。’后那冯代总统住进中南海，发现中海、南海养有很多历代珍贵之鱼。老袁执政时，从河南弄了不少黄河红鲤，放在中南海里养。据说其中有五六百年的金鲤。冯代总统闻之，令手下张网捕鱼，果然网网不虚。有人说，不少是康乾时的鱼呢，便高价出售，银子流入代总统的腰包，美食家也大快朵颐，享了口福。”

陈独秀听罢，放声大笑：“此乃张勋复辟殃及池鱼呀！我可不吃‘总统鱼’，怕脏了我的肠胃。”

席间，三人谈到正题，给《新青年》组稿之事。作为《新青年》的编辑，钱玄同自然很关注作者，他想起自己正在北大读书的德清小同乡俞平伯，诗文皆好，是俞曲园的玄孙辈。钱玄同对陈、刘介绍说，俞曲园，道光进士，任翰林院编修，精于古文字学，曾与曾国藩、李鸿章有交往。主讲于苏州、上海诸书院，授徒多人，章太炎出其门下。

钱玄同又谈了周启明和周树人兄弟，说启明文笔不错，其兄文风老辣，类龚自珍，兄弟俩在日本时还译过一本《域外小说集》，发行不过几本，但有勇气尝试，也值得敬重。钱玄同表示试试去，拿几篇稿子。

钱玄同几杯老酒入肚，由谈周氏兄相扶相携、亲密无间，竟联想起自家兄弟。

钱玄同父亲钱振常，中年擢进士，湛深经学，精于考据，乃饱学之士。钱玄同三岁时，就由父亲亲授《尔雅》，每日站立书架前，一条条诵读，直站到两腿僵直。掌灯时，才由仆人抱回卧室。后来他每思“庭训”，常感慨“由今思之，不肖放荡数年，至今日犹能稍归正路，何莫非幼时先子义方之教耶”。钱玄同对父亲的“爱之深责之切”十分感恩。

钱玄同原名师黄，字德潜，都寄托了其父的一片苦心。钱玄同对此解释说：“因先子晚年处境多逆，欲使勉为诗人。黄，黄庭坚也；德潜，沈德潜也。”足见父亲对幼子的喜爱和期许。

钱玄同12岁时，父亲去世，又四年母也辞世。此后，其兄钱恂撑起这个家。钱恂长钱玄同32岁。在幼承庭训中，成为博学之士。他一生不以学问名世，却把大量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早年入薛福成、张之洞幕下，1907年，任出使荷兰、意大利大臣，为晚清著名外交家，与维新派、革命派多有联系。自父母亡故后，长兄如父，对钱玄同悉心照顾，疼爱有加。钱玄同留学日本，直至入北大教书，都得到兄长的提携帮助。值得一提的是嫂嫂单士厘，乃奇人也。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与钱恂结为秦晋之后，二人相濡以沫，抚养照顾钱玄同更是尽心尽力，钱玄同在日留学时生病，嫂子亲自为他煎药喂食，陪他去医院治疗。凡小叔子索钱，她都一一满足，所谓长嫂如母。更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是，单士厘以三寸金莲，随夫钱恂走遍世界，且有《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两书问世，使其扬名，流传至今。

毛泽东的老师、钱玄同的老友语言学家黎锦熙，这样描写钱玄同与兄嫂的关系：“提倡‘新文化’打破‘旧礼教’以后，他对于哥哥，还是依旧恭顺。他总怕他哥哥看见《新青年》，他哥哥后来还是看见了，对他也并没有说什么；他极端反对阴历，绝不再行跪拜礼，但他哥哥逝世前几年，他还是依阴历年底带妻子到家里去跟着拜祖先……”

兄友弟恭，是儒家伦理中家庭内标准的长幼关系，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在破“旧礼教”与“新文化”之间，骨子里常常选择前者。茅盾曾是钱玄同的学生，当年在湖州府中学读书时，炎炎夏日他亲眼见到街头一番别样光景：钱恂衣着单长衫，手持蒲扇，悠悠地走着，其子钱稻孙高撑洋布伞跟在他身后，钱玄同与侄子并排，跟着长兄漫步。

长兄钱恂替钱玄同包办了婚姻大事，主张“新文化”的钱玄同，无奈地接受了这桩婚姻。长兄为他找的夫人，名徐婠贞，大家闺秀。其祖父徐树兰是光绪二年举人，曾任兵部郎中，在绍兴建“古越藏书楼”。蔡元培曾在徐家校书多年。徐婠贞的父亲徐元钊与钱振常同为龙门书院门生，两家交谊甚深。观钱玄同1906年5月日记，对新婚之夜他这样描述：“是夜难过，真平生罕受者。”

钱玄同和鲁迅的婚姻一样。一个是长兄安排，一个是母亲所定，个中苦楚，他们只能在夜深人静中默默品尝了。但他们的结果却各有不同——鲁迅最后冲破封建樊篱，收获了许广平的爱情；而钱玄同却执徐婠贞之手，一直走到终老。

12

民国六年（1917）9月4日，大约是张勋复辟闹剧过去不到两个月，与其兄周树人同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山会邑馆补树书屋的周作人，收到了北京大学的聘书，上用楷书写有“聘周作人先生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字样。

这之前，北大方面已与周作人谈妥，让他担任欧洲文学史与罗马文学史教授，每周各三学时，月薪二百四十大洋。

周作人到北京大学任教，与校长蔡元培不无关系。蔡元培与周氏兄弟同住一城，有同乡之谊。蔡住城内笔飞弄，身为前清翰林，几乎家喻户晓。周作人年少时，曾无意中在家的书堆里，发现蔡元培的一册朱卷。文皆为短章，非八股体，只觉新鲜。光绪末年，绍兴人请蔡翰林办学务公所。蔡元培想请周作人帮忙，因周作人正读书不愿辍学，故回绝蔡元培之邀。后蔡元培被朝廷排挤，到德国游学去了，周作人与蔡元培失去了一次合作机会。

转眼到了1911年9月，周作人偕夫人羽太信子从日本回到绍兴。然而，昔日清幽古雅充满诗意的小城，已变得败落不堪，让他极为失落。他写道：

居东京六年，今夏返越，虽归故土，弥益寂寥；追念昔游，时有枨触。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岂人情乎？心有不能自假，欲记其残缺以自慰焉，而文情不副，感兴已隔。用知怀旧之美，如虹霓色，不可以名。一己且尔，若示他人，更何能感？……

从文中，可读出周作人面对家乡疏离，他人不解的那种难耐的孤独。几天后他作诗道：

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
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苍黄。
旧梦不可道，但令心暗伤。

周作人的心境又添了悲凉。这悲凉让他对辛亥革命特别是王金发光复了绍兴，一切又归于沉寂之后，心怀疑虑而冷漠。因此，当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长沈钧儒委任周作人为本省视学后，他的态度仍不积极。到了1913年春，中华民国虽立，但大权旁落袁世凯，宋教仁被暗杀。不久，周作人应聘到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英语。但周作人的真正兴趣，是读古书，抄古书，有时也译些关于儿童教育的理论文章和有关儿童文学的东西。从中却让我们意外地发现他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

周作人还继续着在日本即已开始的介绍俄国及其他民族文学的工作。1914年，周作人出版了在日本就翻译的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炭画》，并经常系统地在杂志上介绍拜伦、谢甫琴科、裴多菲等诗人，同时，他还研究和翻译希腊文学。1915年10月，周作人将他在这段时间的译著精选编成《异域文谈》出版。

周作人在此期间，除帮其兄周树人翻看古书，抄录《古小说钩沉》外，还自己搜集山阴、会稽籍的同乡著作及辑录有关越中古文献，以《读书杂录》为总题，在《绍兴教育杂志》连载。周作人还对绍兴古迹颇感兴趣，不仅著文介绍，还撰文《论保存古迹》，呼吁珍爱文化遗产。周作人受其兄影响，还热衷于金石拓本的收集，所收集者多珍品，价值很高。

周作人就是在赏玩古玩、追怀先贤，秉烛夜谈，写作翻译的悠闲和孤寂中，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潮起潮落。直到有一天，已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回绍兴省亲，再次与周作人不期而遇，才改变了周作人的命运。

周作人到京的第三天，雇了辆洋车，从山会邑馆前往沙滩北京大学，访问校长蔡元培，因车夫听错了浙江口音，拉错了地方。第六次再去，校长外出仍未能谋面。蔡元培得知，翌日亲自登山会邑馆见周作人。告之，学期中间，难设新课，建议他先到预科任教。周作人犹豫中，蔡元培另有建议，让他到北京大学附设的国史编纂处担任编纂之职，月薪一百二十元。周作人就这样留在了北京。张勋复辟前后，周作人刚刚到国史编纂处工作一个月，一日突发高烧不退，疑为猩红热，最后确诊为麻疹，虚惊一场。经历全过程的兄长周树人，以此素材写成小说《兄弟》。

周作人到北大后，与陈独秀、胡适保持一定距离，只在文学改革的某些观念上彼此相互支持。用周作人后来的话说，这是“交浅”，而不妨“言深”。他最投合者，当属刘半农。他们第一次谋面，是在刘半农暂居的与教员休息室相连的一间房子里。刘半农后来在《记砚兄之称》中描述了当时见面的情景：“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独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刘半农文笔极好，寥寥几句，便将二人的形神活脱脱写出。不过“上海少年”与“俄国英雄”一见倾心，却很有趣。当然，两位江南才子早就互慕彼此的灼灼文才，才有惺惺相惜。

周作人笔下“头大，眼有芒角”的奇才刘半农，11岁在家乡江阴翰墨林小学读书。1907年以第一名就读常州府中学堂，后因与同学瞿秋白等参与学潮，被开除。辛亥革命爆发，刘半农与二弟刘天华参加本地革命团体，后又赴清江参加革命军，任文书与英文翻译。1912年初与二弟刘天华到上海，入开明剧社，任编剧兼演员。为生存，刘半农成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经陈独秀引导，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1916年10月，《新青年》二卷二号发表以刘半农署名的《灵霞馆笔记》。

周作人正是读到《灵霞馆笔记》，方了解刘半农的。他以为，原是些极普通的东西，经刘半农之妙手安排组织，却成精妙的散文，很佩服他的才智。在与刘半农接触中，感到他虽有革新之志，却在谈吐间流露出文人的幽默灵性以至于玩笑的一面。周作人正是由此认识了刘半农灵魂“真”的一面，即——“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都无恶意。”

除刘半农外，周作人与钱玄同也是终生不渝的文友。这三人，钱玄同偏激，刘半农活泼，周作人平和。周作人评价钱玄同时说，“若是和他商量现实问题，却又是最普通人性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的人”（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钱玄同与刘半农见面就抬杠。刘半农说：“我们两个宝贝是一见面就要抬杠的，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曾作打油诗：“闻说杠堪抬，无人不抬杠。有杠必须抬，不抬何用杠？抬自由他抬，杠还是我扛。请看抬杠人，人亦抬其杠。”

每当钱、刘大抬其杠，闹得面红耳赤之时，周作人总是在旁微笑倾听。文人间的斗嘴，常常妙语连珠，趣味无穷，其学养和性情尽在其中，听者何尝不是一种享受呢？

刘半农的恶作剧，也常让周作人忍俊不禁。一次周作人向刘半农借俄国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及一本瑞典戏剧作品。刘半农回信竟无笺牍，而将二纸黏合如账册，封面签曰“昭代名伶院本残卷”。内文是：“（生）咳，方六（周作人）爷呀，（唱西皮慢板）你所要，借的书，我今奉上。这其间，一本是，俄国文章。那一本，瑞典国，小曲滩簧。只恨我，有了他，一年以上。都未曾，打开来，看个端详。（白）如今你提到了他，（唱）不由得，小半农，眼泪汪汪。（白）咳，半农呀，半农呀，你真不用功也，（唱）但愿你，将他去，莫辜负他。拜一拜，手儿啊，你就借去了罢。”

三位友人在新文化运动大潮即将涌涛而来之前，在闲逸中，抒写性灵的不悖于风雅，或是民国初，文人的拂衣而高蹈，不囿流俗的一种人生姿态。

13

1917年9月10日，也就是英、法、日、俄等协约国公使照会北京政府，承认中国对德宣战所提的参战条件的第二天。在初秋温暖的下午，一位乌黑短发，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人，风度翩翩地走进弥漫着皇家气派的北京大学。经人指点，他敲开了陈独秀办公室的门。虽从未谋面，陈独秀却断定这个二十六七岁的斯文学者就是他苦苦等待的人，便两眼放光，高声嚷道：“定是适之，我们北大的第一位洋博士！”

听到“博士”二字，让胡适有些窘态。今年5月23日，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博士学位答辩口试。上年已通过了哲学与哲学史初试的笔试和口试，获博士候选人资格。这次答辩口试，博士论文通过，但须修改后上交一百册附本备档，才可参加博士头衔授予仪式。胡适既未按需求修论文，也没交百本样册，因此博士论文虽然通过了，授衔仪式却一直拖到1927年。最后还是在胡适的导师杜威本人的请求劝说和主持下，在近乎赔礼道歉的情景中补办的。在他这次回国时，报界提前公布他的博士头衔，让他提前享受了博士的荣耀。

陈独秀是1915年通过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知道胡适的。汪孟邹请胡适为《青年杂志》写稿，并诉胡适《青年杂志》的主撰为皖人陈独秀。不久，汪又致信胡适催稿，称：“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胡适于次年9月，以白话文译俄小说《决斗》，发《新青年》，11月作《文学改良刍议》寄陈独秀。1917年1月，胡适经陈独秀力荐，答应到北大任教。

从汪孟邹处，陈独秀得知，胡适是安徽绩溪上庄人，是自己的小老乡。胡适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父亲胡传是服膺宋学的秀才，做过州县级的地方小官。上庄山水环抱，景色秀丽，古风犹存。胡适在家乡受九年私塾教育，1904年到上海求学，两年后考入中国公学。1908年转入中国新公学，兼英文教员。19岁考取留美官费生，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又转入文学院读哲学、经济、文学诸课程，1914年获文学学士，9月发起创立“中国科学社”。次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美国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

汪孟邹讲，胡适13岁到上海，进梅溪学堂读书，尚不懂上海话，也不曾开笔作文，被编入最低的一班。有位国文老师讲课时，把“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中的“传”解释成《左传》。胡适课后，捧书到老师前，低声且恭敬地说：“先生，这个‘传’字是《易经》的《系辞传》，不是《左传》。”

先生先是一惊，又将信将疑问胡适：“侬读过《易经》？”见胡适点头，就又问还读过什么书，胡适说读过《诗经》《书经》《礼记》。先生更加吃惊，就以《孝悌说》为题，让胡适作文。从未开过笔作文的胡适就写了百字文。先生看罢，称赞不已，便拉着胡适，转到第二班，连升三级。

当时陈独秀听了，大为赞叹胡适的聪颖过人。汪孟邹笑曰：“若是你仲甫遇到这样谬解‘传’字的老师，还不将他轰将出去！性格使然。”

还是汪孟邹讲的，胡适早在1915年，即开始提倡白话文，朋友任鸿隽、梅光迪、唐钺都不苟同，尤其对胡适主张用白话作诗更极力反对，于是双方发生笔战，胡适就给反对最激烈者梅光迪作了一首白话长诗逗他，其有：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作“欲”，今人叫作“要”。
古人叫作“至”，今人叫作“到”。
古人叫作“溺”，今人叫作“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
古人悬梁，今人上吊。
古名虽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尝不妙？
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轿。
古人加冠束髻，今人但知戴帽。
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
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陈独秀知道次年4月，胡适又写词《沁园春·誓诗》表达自己的主张，有句：“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这之后，才有翻开中国新文化运动第一页的《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和胡适共同向新世纪跨出惊世骇俗的第一步时，陈独秀的主张要革命得多，态度上也坚决、彻底得多。比如，他在《文学革命论》中说：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三大主张：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对此文，胡适于1917年4月9日，以学者谦逊的探讨的态度，致一长信给狂飙激进的陈独秀：“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二人所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主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的回答是：“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胡适为这位“老革命党”的口气与“武断的态度”感到惊讶。他在《答汪懋祖》的“通讯”中说：“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字，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所以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将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议论’。”

这就是说，胡、陈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的同时，革命党人和自由主义者便有分歧。必须强调的是，文学革命的气运，正是由于像陈独秀这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坚强的老革命家做宣传，大力推行，文学革命才很快汇合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

谈到对胡适“首举义旗”之初，最坚定地支持胡适白话文运动的，除陈独秀外，便是更武断更激进的章太炎门徒钱玄同。钱玄同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将时代提倡复古的前后七子以及清代方苞等喻为“十八妖魔”后，他在1919年7月2日致胡适的信中（发表于《新青年》），又杜撰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名句。钱氏将古文斥责为文化暴政的工具，后又载《中国今后之文学问题》中，称古文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在陈、钱看来，三千年来所有古文宗师，三教巨头都应推下地狱。此调虽无科学性，但激烈的态度，也为文学革命推波助澜。

与陈独秀愉快地见面并愉快地交谈后，陈独秀把胡适引到北大一个古色古香的庭院里，到校长室见蔡元培。一位老革命家、一位提倡文学革命的新思想领袖，与名震当代中国的宿儒，具有历史意义地相会了。这三只“三个年轮的兔子”（蔡元培生于丁卯年，陈独秀生于己卯年，胡适生于辛卯年），正是20世纪10年代后期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三个巨人，他们的风云际会，不仅为改造繁荣北大，而且为改造繁荣中国思想文化奠下了沉厚的基石。

蔡校长一见胡适，先微笑，然后仰天长吁了一声：“总算等到胡博士了！”

胡适感动地向校长鞠躬：“感谢先生的知遇之恩。”

蔡元培握住胡适秀气的手。他知道，随着胡适的到来，北大的整顿改革正式拉开了序幕。

14

蔡元培校长在校长室见了胡适之后，拉着胡适，由陈独秀和钱玄同作陪，在饭店给胡适接风。席间，自然少不了谈到北大的校风。钱玄同快人快语，说不少学生不好好学习，逛妓院、打麻将、捧戏子；教师也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他特意提到辜鸿铭，既非批评，也非表彰，只讲现象，说他上课时，还让仆人给他点烟倒茶。上第一节课时，同学们见他脑后拖着长长的辫子，就忍不住哄堂大笑，但见过大世面的辜鸿铭不动声色地打量了学生一番，然后说：“你们因我有辫子而笑我，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轻易剪掉，然而诸位长在脑袋里面无形的辫子，就不那么好剪了。”又说辜鸿铭精通多种外语，在北大无人可望其项背，但中国字却马马虎虎。一次他讲《晏子春秋》，不小心把“晏”误写成“宴”字。学生向他指出，他边改边发牢骚说：“汉字之晏与宴，不过是日字上下调换一下而已，却字义大不相同，英文就少了如此麻烦。”学生不服，站起说英语也有将“god”（上帝）倒过来写成“dog”（狗）的。老先生竟只有耸肩无语的份儿。

钱玄同举此例，实际上在夸校长兼容并蓄、冰火同炉，“道并行而不相悖”。当然他的骨子里，是向着新潮的。

陈独秀是赞同兼容并包的，他推荐刘师培到北大任教，便是明证。他对胡适说：“北大学生的旧学根基很深，有不少人才。”接着他向胡适介绍了李鸿章嫡孙的事：一次讨论学生周谷城提出成立“雄辩会”之事。一位个头细挑、器宇轩昂的理科学生，昂步走进会议室，发表了很精彩的演说，这些年来，兄弟一直研究洋务运动和中国前途。为什么中国洋务派与日本同时起步学习西方，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中国的洋务之梦却破灭啦？还有，要救中国，“中体西用”究竟灵不灵？我以前认为中国有三个伟人。一位自然是先祖父李鸿章。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祖父成了千人唾骂的民族罪人。可是你们知道吗？当他以74岁之高龄，带着“以夷制夷”的使命，率庞大使团游说欧美各国时，却意想不到地受到盛大欢迎。在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生日庆典时，他被排在七十多个国家使团的前列……当船抵日本横滨时，尽管日本多次邀请，这位自尊而固执的老人，坚决不肯上岸。他自《马关条约》签订后，曾发誓永不踏上日本国土。他多次告诫我们，永不要相信日本人，这是世界上最下流无耻的民族。在他弥留之际，老泪纵横地对家人说：“我是大清的功狗哇！记住，弱国无外交！”我尊敬的第二位伟人是梁任公，他敢于和那位老朽康南海决裂，提出“新民”说，真令人耳目一新哪！第三位伟人则是屡战屡败的孙文，但我佩服他的精神，那种为再造共和如印度国父甘地般的坚韧和气度。愚昧而孱弱的中国需要新的“孔子”来造就中国式的剑桥和哈佛……

当时，蔡元培也在场，自然忘不了那位北大高才生的演讲。

胡适听后，动情地透过窗子，望着深邃而高远的星空。

临近散席时，胡适从皮包里拿出一份三年前在美国发行的报纸，上面有他写的《非留学篇》，交给蔡元培。蔡元培回家读后，发现胡适和自己的教育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

9月17日，在北京大学新学年开学典礼上，蔡元培特地安排胡适给全校师生做了一场《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的讲演。

大礼堂场面很大，台下坐满了渴望一睹中国首位博士、文学革命领袖风采的师生和各报记者。留任和新来的手捧大红聘书的学界宿儒和名流也面带微笑或心存疑惑地恭候胡适。

胡适很从容地微笑着走上讲台。重点阐述了大学保留储积国家高等知识、高级人才及精研、开拓最新科学、发展国家文化的重要地位，鼓励要用西方现代的大学概念和管理观念来改造和经管中国的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为北大的整顿改革，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并建立了具体依傍模式。最后，他激昂地说：“记得还在1915年1月，我和竺可桢谈过创办国内著名大学的强烈愿望，以后又和英文教师亚舟谈到过中国无著名大学的耻辱。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大发感叹地写道：‘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国之柏林，法国之巴黎，吾死瞑目矣。’第二天我仍觉意犹未尽，又在日记上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今天，我终于回来了。我胡适之今天郑重宣布，回国后别无奢望，但求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献身于北大迈向世界著名大学的进程！”

台下掌声热烈。正襟危坐的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章士钊、崔适、黄节诸人，发现胡适果然是位“旧学邃密，新知浑沉”的博士，也都报以掌声。

胡适在北大讲授英文学问、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三门科目，每周十二课时，月薪大洋二百八十块。年底，创办北京大学哲学研究所，自任主任，是年又担任了新成立的校评议会评议员和新创办的《北京大学月刊》编辑。

胡适到北大，无疑是给北京大学吹进一股东风，那些具有新思想的教授们，已经感到胡适带来的新风将吹绿北大乃至中国文化界，他们也必将要跟着胡适，干一番大事业。

蔡元培体会最直接也最深。他确认胡适是他改造北大最得力的助手。胡适思想新颖，文章绝妙，堪当大任。

当时，美国学者杰罗姆·格里德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就说过：“二十六岁的胡适是其中最年轻的人物。但是他那无可怀疑的受西方教育的归国学者的身份，他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与《新青年》的联系，都标志着他是这个虽然规模较小但条理分明、影响巨大的先锋派的天然领袖。”

事实果真如此，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这三只“三个年轮的兔子”，正是20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三位巨人。自然，后来的周树人兄弟等一批文化精英的风云际会，不仅改造了北大、繁荣了北大，还为改造中国思想文化、繁荣中国文化奠基了坚实沉厚的基石。后来，因意识形态原因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周树人，而肆意贬损胡适和陈独秀，显然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15

白墙黑瓦的山会邑馆，原是山阴、会稽两县来京应考的举子和候补京官们的落脚公寓。前院为藤花馆，设有纪念晚明哲学家刘宗周的仰蕺堂，因其曾讲学于绍兴蕺山，弟子如云，故弟子设纪念堂于此。绕过仰蕺堂南墙，穿一月亮小门，是补树书屋，院内有一株老槐。

深秋的冷风，吹落片片槐叶时，钱玄同轻车熟路地走进山会邑馆，推开了小院朝南的木门。屋里有位穿灰布长衫的人，正在抄碑帖，听有人来，他抬起头。身材瘦小，脸色苍白，鼻下留有浓黑的口髭，眼睛明亮，透出一股冷峻之气。见来客是身材矮胖，衣着白绸大褂的钱玄同，便放下手中的笔。钱玄同一进屋，把皮包放在破桌上，叫道：“猫头鹰啊，又在抄你的古碑！”被叫作“猫头鹰”的，是钱玄同当年在日本留学时师从章太炎的同门师兄，现在的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在日本时，周树人常挑灯夜读，又不修边幅，蓬头垢面，钱玄同便给他取一绰号“猫头鹰”，于是朋友间便都如此称周树人。钱玄同秉性爱热闹，易激动。当年听章先生讲课，他每到冲动时，便在榻榻米上爬来爬去地发表议论。黄侃称他“钱疯”，而周树人赐名“爬翁”，算是对“猫头鹰”的回敬。

钱玄同与周树人是1908年在日本相识的，都为章门弟子。虽经常见面，但话语不多。后钱玄同读了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评价“他们的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词，十分矜慎”，并认为比当时在中国颇为流行的林纾所译《茶花女》等著作，要文笔雅训得多。

前几天，在《新青年》研究征稿时，钱玄同举荐周树人兄弟，遂有自告奋勇登门到周树人处约稿之举。

周树人得知钱玄同是来组稿的，开始很淡然。他说，“这中国好比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的人们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临死的悲哀。而如果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反倒使他们感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

钱玄同推了推鼻上深度的自由镜，然后瞪着周树人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了，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周树人沉默了。

钱玄同了解他的师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在故乡绍兴积极参加宣传活动，且在这段时间里，用文言文写了一篇小说《怀旧》，描写小镇封建余孽在革命风声中的种种情态。小说寄到《小说月报》，当时的主编恽铁樵认为小说有独有的生动尖锐和入木三分的讽刺笔墨在其中，就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1913年4月）上。主编恽铁樵在“附志”中做了赞扬，认为《怀旧》对那些“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饤，无有是处”的文学青年说来，“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捷克汉学家普实克评价道：此文虽以文言文写成，但由于“用现代的眼光观察世界，对现实某些方面有与众不同的兴趣”，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以钱玄同的眼力，自然看好周树人。

钱玄同多次来拜访这位五年前随自己从南京迁北京的同门师兄。见他到教育部后，一直单身蜗居补树书屋整整五年，埋头于从书肆买来的一摞摞古书里，全然不管窗外表演着“二次革命”和袁世凯登基、张勋辫子军进京等闹剧。令他感兴趣的是在青灯古卷中，以尖刻而又充满疑惑的目光，审视国人那多病的灵魂。

在这种弥漫着沉闷的压抑中，周树人更加离群索居，更加孤独，他埋头《嵇康集》的校勘，还辑校了《志林》《后汉书》，之后又准备写《会稽禹庙窆石考》。再后来他又沉湎于佛教，玩起了古董，人也渐渐颓唐，甚至变得苍老。

钱玄同与周树人谈话时，极像其兄的周作人从隔壁房间踱出，忙与钱玄同打招呼。周作人最近刚被蔡元培聘为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月薪少胡适四十银圆。心情颇为不错。

钱玄同从皮包取出两本《新青年》递给周氏兄弟。对《新青年》周氏兄弟并不陌生，他们是每期必读的。

钱玄同说：“仲甫托我向二位问好，欢迎你们赐稿，助文学革命之阵哪。”

周树人表示：既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有令，自己甘当一名过河卒子，就为《新青年》呐喊几声吧。

钱玄同大喜过望，感激地向二位老弟拱手。

周树人称钱玄同是“我的朋友”，钱玄同也说是周树人的“老朋友之一”。他们师兄弟交往长达二十九年。后来钱玄同对这段漫长的交往，归纳为这样三个阶段：尚疏、最密和极疏。钱玄同与周树人如此多年近距离地接触，使他太了解其人，又能在最后“极疏”的十年里，以超然的心境认识和对待周树人，让我们看到钱玄同的高尚人格。

不管钱玄同与周树人的交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鲁迅写于1923年8月23日的《呐喊·序》中却如实记录了此次晤面。不过，钱玄同被改成了“金心异”。此名，原本是复古派林纾小说《荆生》中影射钱玄同的人物。

16

说钱玄同与鲁迅都是章太炎的弟子不假。章太炎仅及门弟子就多达百人，而最得意的弟子，其实只有五人，即当时人戏称的“章门五王”——天王黄季刚、东王汪东、西王朱希祖、南王钱玄同、北王吴承仕。五位最大弟子，各继承一端，自成系流，各成学派，其中与章太炎关系最为亲近者，当属钱玄同、朱希祖和吴承仕。周氏兄弟仅是从师求学而已。从鲁迅写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我们能看到鲁迅对章太炎颇为尊重，更多表现的是他们师生间思想上的亲密。

读《钱玄同日记》，我们会发现，其间保存着章太炎东京讲学及1932年北上讲学的完整记载，而章太炎写给钱玄同的五十九封信函，让我们看到章太炎与钱玄同师生间求学若渴、诲人不倦的治学精神和身后的师生之谊。

从时间上看，一般都误以为钱玄同与鲁迅兄弟等八人是1908年在《民报》社从师章太炎的。其实，早在钱玄同就读大成中学时，就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了，并记了十六册笔记。1906年10月，章太炎复信钱玄同，有“得书知君为好学研精之士”，“期欲握手”之语可证。从这年起，师生关系一直维持到1936年章太炎逝世，凡三十年整。

章太炎（1868—1936）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自幼痛愤满人统治中华，好读书，受顾炎武等人爱国思想影响，在西湖边的“诂经精舍”师从俞樾，对经学、小学、诸子、佛学悉精心攻读，不应科举。其在学术上代表国粹主义文学论，从“爱国保种”和“国民主义”出发，主张“文学复古”，恢复汉文学的传统和地位。

章太炎从追随康有为、梁启超，到与维新派决裂，与保皇派斗争而成为革命者，对当时一代人转向革命，特别是对他的百名弟子投身革命，产生过重大影响。但他的革命思想中虽有民主主义成分，占主导的还是排满反清的汉民族主义。这种“光复中华”的思想，影响了他的文化和文学思想。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章太炎逃往台湾，任台湾最大的报纸《台湾日月新报》的记者，主要担任中文版的撰述。期间，与同人李书私交甚深，常秉烛夜谈。一日，谈到少时读书的情境，章太炎告诉二十岁才延师启蒙的李书，自己六七岁已开始拜师求学，至二十岁已精通经学与小学了。李书惊讶：“那么早就读书，能记住吗？”章太炎笑曰：“十之八九尚能背诵。”李书便以自己所学经书相问。只听章太炎如流水般一一背诵，并能指出所背在哪部书第几页。李书这才明白，这位刚到报社的章炳麟为什么文章文华高超，议论有魏晋之风，对其更加敬重。当然，章太炎的文章“雅而不核”，“廉而不节”，有时显得过雅，用典生僻，一般读者颇费思量，于是反映到报馆。主笔委婉问章太炎：“先生所撰论说，是解而自读呢，还是要让读者共读而俱解呢？”章太炎看一眼主笔，未作答，而铺纸提笔，写道：“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管不着。吾只患吾文之善，苟文善，会尚有人知之者。请勿问！”

次年，章太炎从台湾至日本观光，特地拜访梁启超，对其曰：“在从台湾来日本的船上，偶作一上联：‘今古三更生，中垒、北江、南海’，久而未对出下联。”

“今古三更生”：说的一个是汉朝刘向，本名更生，官中垒校尉；一个是清代洪亮吉，著有《北江全集》，称北江先生，因上书得罪嘉庆帝，充军新疆，获释后自号更生居士；一个是康有为，戊戌政变，友人相助幸免于难，改名更生。

当时在梁启超处做客的有六七位鸿儒，都沉思良久，无人能对出下联。直至二十五年后的1924年，曾在梁启超处做客的符鼎升在北京任教时，因钱玄同偶尔提到老师这个上联，符鼎升费了些思索，才对出下联：“世间一长物，孔兄、墨哥、佛郎。”

“长物”，就是孔方兄，钱之别称。墨西哥银圆与法国的佛郎（法郎）。孔、墨、佛是宗教思想，兄、哥、郎均属人伦关系。对得也算不错。但远不如上联的善运巧思、匠心独运。

1900年，章太炎在苏州东吴大学教书。那时章太炎已将辫子剪掉，但怕行动不便，在帽子里装了一条假辫子。有时上街，假辫子摇摇摆摆，甚至常掉到地上。说起剪辫子，尚有一段章太炎“长枪大戟”的经历。这年7月，严复、容闳等在上海发起“中国国会”，创立自立会。就在这次会上，章太炎不满“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立场，当场剪辫易服，愤然退会。随后，他写下《解辫发》一文，直斥“满清政府不道”，又写《请严拒满家人入国会状》，也是措辞激烈。二文均发在当年8月的《中国旬报》增刊第十九期上。此报是受孙中山委托，陈少白在香港办的《中国日报》中的旬刊。编者在《中国旬报》第十九期的编者按语中称，发表章太炎的文章，“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从此，章太炎的“反满骁将”的姿态，出现在晚清的言论史上。

也是在章太炎任教东吴大学期间，他去看望了自己曾师从七年的老师俞樾。此时“诂经精舍”的国学大师已是八十高龄。孰料，阔别多年，一向温文尔雅的恩师，甫一见面，竟然大发雷霆之怒，将自己的高足骂得狗血喷头，骂他“背父母陵墓”，远游为“不孝”，揭露清廷“指斥乘舆”为“不忠”，“不忠不孝非人类也”。

章太炎遭到老师没道理的痛骂，心中不服，不仅当面反唇相讥，回去后，即刻写《谢本师》，公开与老师俞樾断绝师生关系。历史常有惊人的重复，后来章太炎的弟子周作人也有谢本师之举，再后又有沈启无谢本师周作人的热闹。

1903年5月，章太炎在《苏报》发表《〈革命军〉序》，一个月后章太炎又在该报头版发表《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节选自《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赞美革命，直呼光绪之名“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上海租界工部局在清廷的重压下，发出对章太炎、邹容等人的拘票，除陈范外，名列拘票者五人全部被捕，“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苏报》被查禁，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苏报案”发，舆论震惊。连与《苏报》在革命还是改良问题存在分歧的《中外日报》都发表社论《近事慨言》，抗议当局“与言者为难”。在章士钊主持下，《苏报》仍继续出版了一周，刊出《密拿新党连志》的消息，发表章太炎“相延入狱，志在流血”的文章。

在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审判时，原告律师指控章太炎“诋毁今上圣讳，呼为‘小丑’，立意犯上。”章太炎驳曰：“所指文件中‘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语，我只知清帝及满人，不知‘圣讳’。”随后他又从汉文字学角度，做了辩解，“小丑”本作“类”字或作“小孩子”解，并无存心侮辱之意。

呆头呆脑的法官，只知章太炎是当时海内外知名的大学者，以为他一定是科举出身，就问：“得自何科？”

16岁时即拒绝科考的章太炎，故意戏弄道：“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否定了科举又嘲讽了法官，但最终被判坐牢三年。

据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记载：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

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希见杀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
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
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
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17

沈禹希（1872—1903），名荩，字禹希，湖北善化（今长沙）人，清末维新人士。戊戌变法失败后，留学日本。1900年春返回上海，参加反清组织自立会。1903年7月19日，“苏报案”发生前，沈禹希在报界披露《中俄密约》内幕，被清廷秘密逮捕。按清律，正逢慈禧太后“万寿月”，例不杀人，由“斩立决”奉旨改为“立毙杖下”。是时，当是中国言论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沈禹希是7月31日被行刑的。刑部特制了大而厚的木杖，沈禹希被打得“血肉飞裂”“骨已如粉”，但沈禹希始终“未出一声”。刽子手都以为其早已杖毙，谁料沈禹希以微弱之声道：“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最后用绳勒死，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被杀戮的新闻记者。沈禹希惨死，中外震惊，“西人闻之胆寒”。北京西交民巷一公使夫人，曾向慈禧表示不满，全国报界纷纷对惨案予以了报道和评论。一个月后，《大公报》发表沈禹希的绝命诗四首。9月16日，该报又发表沈禹希被害的详细报道。

章太炎在狱中得知沈禹希遇害，写了这首《狱中闻沈禹希见杀》诗，发表在8月14日由章士钊和陈独秀主办的《国民日报》上。8月23日，上海各界在愚园为沈禹希开追悼会。章太炎悲愤为之作祭文。不久，章士钊编写的《沈荩》一书出版，章太炎为该书作序。

据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载，章太炎“1906年6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疑为“献策”）的×××（指吴稚晖）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指蓝公武）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钱玄同看中章太炎的人格和学问，鲁迅选择的是章太炎的革命和思想。《钱玄同日记》一书，是章太炎讲学的实录。从中可以看到，章太炎对小学的研究超越了传统乾嘉朴学的藩篱，不仅将小学从经学中解放出来，而且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根据钱玄同所记，《说文解字》正是章太炎应鲁迅兄弟、许寿裳之请，利用暑假期间开讲的。

不少弟子忆及当时讲课情景，记忆犹新。暑假时正值酷热时节，章太炎常光着膀子，只穿一件背心，在凉席上盘膝而坐，讲课时笑容可掬，气氛活跃。他讲《说文解字》时，逐字解析，或沿旧说，或赋新意，谈天说地，随意发挥，妙语解颐，幽默诙谐，生动活泼。学生也无所拘束，争相发言，师生间相互探讨切磋。授课常常超过四个小时。鲁迅谓章太炎“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强调革命军章太炎未尝不可，但对其传承的国学如此轻慢，就有些让人匪夷所思了。

1932年5月，章太炎避战祸到北平讲学，是文苑一件很轰动的事。据钱穆描述：“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半农尽力提倡白话文，太炎居沪时，是否曾及太炎门，则不知。要之，在当世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曾听过章太炎演讲的当时北大高才生张中行，在其《负暄琐话·章太炎》中的记述，印证了钱穆的所记，曰章太炎：“满口浙江余杭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只是钱、刘的角色易位。读钱玄同4月18日日记，有“午后一时半至马家，移时半农乘汽车来，偕往迓师。盖（北大）中国文学系及研究所国学门请他（章太炎）讲‘广论语骈枝’也。我翻译，建功写黑板。三时到，先看明清史料，四时讲，讲了一个多钟头毕”。证明钱穆和张中行所记写黑板者皆有误。但周氏兄弟未随侍，是不会错的。

钱玄同日记还记有自己偶感风寒或身体不适，并不去医院，而由老师章太炎诊治。1909年6月27日日记，“患咳呛甚剧，午后至师处诊察，是晚即宿其家”。又载7月2日记有“因呛甚前日，请师开方服之，今日吃药”。钱玄同的日记，纠正了关于出身三代世医之家的章太炎缺乏临床医学经验的偏见，同时证明钱玄同与章太炎亲密的师生关系，无人出其右者。

在日本流亡期间，有一个特别人物也与章太炎惺惺相惜，甚为友好。那人就是曾经的革命党人兼经学大师刘师培。刘师培背叛革命，投靠清廷两江总督端方幕府之后，章太炎与之断绝往来。政治风云变幻无常，辛亥革命爆发，端方死于非命，刘师培也下落不明。同为章太炎、刘师培弟子的刘文典担心刘师培的安危，找到章太炎，求他伸出援手。不料，章太炎早已把给四川都督尹昌衡求助的电报稿拟好。只见电文写道：“姚广孝劝明成祖：殿下入京，勿杀方孝孺，杀方孝孺则读书人绝矣……申叔若死，我岂能独生？”姚广孝，明朝僧人，通儒术，工诗画，他曾与朱棣定策起兵，成祖即位，功为第一。方孝孺，明朝官吏，朱棣入南京，即将继位，召他草即位诏书，拒不草诏，朱棣欲杀之。姚广孝劝朱棣，不要杀他。后来还是被诛杀九族。

刘文典读后，十分感动。发了电报，章太炎还不放心，又与蔡元培联系在上海报纸登广告。刘师培见之，忙赶到上海。章太炎是传统文人，不念旧恶，急人之难。

民国元年（1912）1月4日，章太炎在上海创办《大共和日报》，是当时最重要的报纸之一。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废除“大清报律”，两天后，内务部又公布《民国暂行报律》三条。章太炎的《大共和日报》和章士钊主笔的《民主报》，联合《申报》《新闻报》等各大报纸联名致电孙中山，声称《民国暂行报律》“是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这场轩然大波，以孙中山令内务部取消《民国暂行报律》而结束。

说起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关系，颇耐人寻味。1909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倡导革命，当时日本政府接受清廷的要求，同意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驱逐出境。有意思的是，驱逐孙中山等人前，日本政府为孙中山一行举行宴会饯行，且赠银五千元。消息传到社会，章太炎误以为孙中山被日本政府收买。一气之下，撕下《民报》报社高挂的孙中山像，并写“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等话，遂将照片和批语一道寄往香港。如此羞辱孙中山，令黄兴大骂章太炎。更让人捧腹的是，章太炎骂孙中山时，不许别人附和着他骂。有人一时失态，跟着他骂孙中山，他马上扇人一记耳光：“总理是中国第一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他！”

章太炎爱骂人，骂过启蒙老师俞樾，骂过刘师培，骂过孙中山，但他真正要骂的是那些倒行逆施的丑类，比如“窃国大盗”袁世凯。1913年，袁世凯以议事为由骗章太炎进京，然后将其软禁于前门内共和党总部，并派宪兵“保护”。章太炎勃然大怒，舞动手杖，追击宪兵，宪兵如狼似虎，因未得命令，不敢造次，只得四处逃窜。章太炎见状，击杖大笑。

被软禁期间，有美酒佳肴伺候。章太炎常常豪饮，然后乘兴挥笔大书“袁贼”二字，再用火焚之并骂：“烧死袁贼！”袁世凯软禁章太炎，意在软化收买他。一次，袁世凯差人送来五百大洋，差役刚将“袁大头”银圆置于桌上，章太炎突然抓起银圆砸向来者，吼道：“袁奴快滚！”袁世凯又变着法儿软化章太炎，或移居条件更好的龙泉寺，或派儿子袁克定来送锦缎被褥，章太炎还是怒目而斥。只有弟子钱玄同、吴承仕前来探视时，章太炎才恢复常态，把酒言欢。

1914年1月7日晨，北京寒气袭人。章太炎到总统府，点名要见袁世凯，门卫赶紧向袁世凯通报，并云章太炎足蹬破靴，手持羽扇，将袁世凯授予他的勋章做扇坠。袁世凯听罢，不想自讨没趣，便以有事推脱，不敢出面，派了幕僚梁士诒出面应酬。谁料梁士诒尚未来得及开口，便被章太炎骂了回去：“我要见袁世凯，谁要见你！”就这样，从清晨到夕阳西下，袁世凯不见，章太炎不走，一直在招待室坐着大骂袁贼，还把招待室的名贵器物砸得稀巴烂。如此这般，袁世凯只好派人通知章太炎，谎称要见他，扶他上车，拉到石虎胡同陆军教练处监禁起来，后又转到东四钱粮胡同。

1917年，护法运动起，书生章太炎任广东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奉孙中山之命去西南，督促军阀唐继尧接受广东护法军政府节度指挥，令其发兵东下，与广东护法军会合，壮大北伐护法声威。但章太炎到昆明一看，唐继尧并无出兵护法的诚意，其所管辖的地方，混乱不堪。一气之下，章太炎大白天提着灯笼在街上行走，灯笼上用朱笔写着“大元帅府秘书长章”，引来很多好奇的市民围观。有人问：“大白天，为何提灯而行？”他说：“此地鸦片种得太多，漆黑一片，不用灯照，何以举步？”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灵柩运到南京。在日本时章太炎、黄兴与孙中山关系甚密，人称“孙、黄、章”。在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时，章太炎前去吊唁，其时，革命党人多已腐化变质，章太炎心中愤慨。这些昔日的战友、如今的达官显贵，自然要为章太炎接风洗尘、大摆宴席。有人请民国元老章太炎题字，于是他借题发挥，立刻写了一副对联：“诸君鼠窃狗跳，斯君痛哭；此地龙盘虎踞，古之虚言。”众人愕然。章太炎另写有挽联：“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初萌，江表岂能忘袭许；南国是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挽联借三国与屈原故事，批评孙文。而传说章氏还曾写过“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挽联，系杜撰，不足信。

章太炎一生弟子上百，不少都成为民国时期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执牛耳者，如前面所说的黄侃诸人。知生莫如师，章太炎对自己的弟子也有他自己的评价。他在自订年谱中说：

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光。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黄侃是章门大弟子，入门最早，最为聪慧，也深得章太炎学问的真传，特别是在音韵学方面，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黄侃先于老师而逝，章太炎曾评曰：“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他解释说，“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学术怎会发展？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故往往青出于蓝，后来居上。所以一代大师顾炎武的门下，高者也不过潘耒之辈，而江永门下，竟能出现一代大师。”

在国学方面，黄侃与章太炎并称“章黄”；在文字学、训诂学上，他们师生被称为“章黄学派”。另外，在章门弟子中有“四大金刚”，即黄侃、汪东、钱玄同和吴承仕。后人又将黄侃、汪东称为“章门二妙”。

章太炎和他的弟子是经历过家难国耻的，都有过“眦裂血沸、悲愤难宣”之痛，喜以淋漓痛快之骂宣泄心中不平。中国文人多有放诞传统，放诞即是真性情流露，更是对抗专制制度的一种无奈姿态。就群体而论，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文人最为放诞，最为淋漓尽致，表现了有操守文人的崇高人性，章太炎将袁世凯授的勋章做扇坠，辜鸿铭拖长辫教训毛姆，金岳霖与鸡共舞，钱玄同“人到四十就该死”……一个个鲜活的灵魂，跃然青史。另外性格与章太炎相似的弟子，不少皆英年早逝，黄侃五十岁、钱玄同五十二岁、吴承仕五十六岁、鲁迅五十九岁。劳碌忧愤使其短命。

章太炎在近代哲学、文学、历史学和语言学上都有很大贡献，其著作有《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等。

章太炎弟子中，在音韵学、训诂学及经学研究上，黄侃、吴承仕最为杰出，时有“南黄北吴”美誉。说起来，吴承仕本是章门弟子中的传奇人物，只因研究者太关注钱玄同、黄侃和周氏兄弟，冷落了吴承仕，殊为可惜。

据《辞海》载：

吴承仕（1881—1939），中国学者。字检斋（也作斋），安徽歙县人，清光绪举人。章太炎弟子。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教授。精研音韵训诂及古代各物制度，较有成绩。1933年以后，在北平创办进步的学术刊物，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对于抗日民主运动有一定影响。抗日以后，坚持在天津的地下活动，支持两个进步刊物，传播民主革命的吼声。著有《经籍旧音辩证》《经典释文序承疏证》《三名礼物》《礼服释例》《释东》《六书条例》《淮南旧注校理》等。

《辞海》对吴承仕的介绍，过于简约且有遗漏。清末举人又是共产党员，吴承仕在全国恐怕是唯一者。1940年，延安各界为吴承仕举行有毛泽东、周恩来参加的追悼会，是章门弟子中继鲁迅后第二人。1984年3月27日，蒋南翔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纪念吴承仕同志诞生一百周年》一文，高度评价了这位章门弟子：“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经学家、古文字学家和教育家，更主要的是，他由一位硕学鸿儒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吴承仕于光绪十年（1884）生于歙县一个士大夫家庭，5岁即入仓山源私塾读书。18岁与父亲吴恩绶一起参加科考，同中秀才。次年吴承仕赴南京参加乡试而中举人，年仅19岁。五年后，又以举人身份，进北京紫禁城保和殿参加“殿试”，吴承仕在朝考中，获一等第一名，即中状元。不过那时已改称“朝元”，钦点大理院主事，吴承仕仅24岁，为清王朝最年轻的状元。

大理院主事，官阶不低，但权势不大，是个清闲的差事，吴承仕淡泊名利，把精力用于研究中国历代典章制度及三礼名物上，但他并非超然物外，沉湎于学术研究，对国运民生，他也早有思考。在参加举人考试时，吴承仕在试卷上就写过“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坚冰作于覆霜，寻木起于蘖栽”。他已预感到腐朽的清王朝离倾覆已为时不远了。因此，辛亥革命终结清统治，他并不感到意外。退出政坛，吴承仕拜章太炎为师，专心研究学问。

章太炎不仅是学者，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章太炎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学者金文兵《“末路”章氏王朝》甚至说：“抗战前的民国学术史基本上就是一部‘祛章门学术之魅’的历史。”当然，晚年的章太炎思想渐趋保守，“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章门弟子们忍无可忍，连对章太炎最崇拜的钱玄同都表达了对他的不满。卢毅在他的《章太炎和他的弟子们》中，提到钱玄同曾致信胡适，公开批评章太炎：“‘敝老师’底思想，的的确确够得上称为昏乱思想了。我以为他这种思想，其荒谬之程度远过于梁任公之《欧游心影录》。吾侪为世道人心计，不可不辨而辟之也。”

接着，周氏兄弟也披挂上阵，撰文批评章太炎。一贯温文尔雅的周作人，一反常态，先是在《思想界的倾向》一文中，批评了章太炎在上海的讲学，说讲学是好事呀，但他讲学对整理国故并没什么帮助，“只落得培养多少复古的种子，未免是很可惜的”。不久，周作人又仿效当年章太炎对老师俞樾所为，也发表《谢本师》称：“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俞樾）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殆非始料所及。”

鲁迅则批评章太炎：“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用语甚是尖酸刻薄。

作为章太炎的得意弟子，吴承仕对其师与钱玄同、周氏兄弟的态度截然不同。从拜师起，终其一生，他都对章太炎尊重崇敬，为章门弟子中尊师的楷模，师生的情意也最为深厚，前文已讲过，章太炎与弟子书信，写给钱玄同五十九封，而给吴承仕则多达八十九封，为章门百人弟子中最多。

从《章太炎书信集》看，章太炎与吴承仕的交往很早，可追溯到清末，吴承仕为清廷大理院主事时，他曾两次致章太炎书信，请教典章制度等学术问题。须知，那时的章太炎可是清廷宁拿沪宁铁路主权，换取其脑袋的钦犯。吴承仕的眼光和勇气令人钦佩。吴承仕正式拜章太炎为师，已是辛亥革命之后了。那时吴承仕为民国政府司法部佥事，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被软禁于东四钱粮胡同，章太炎绝食七天抗争，并写下“我死之后，华夏文化亡矣”的遗言。钱玄同、吴承仕携酒食去探望。吴承仕劝章太炎曰：“刘表要杀祢衡，自己不愿戴杀士之名，故假黄祖之手。如今袁世凯比刘表高明，他不必劳驾什么黄祖，而让先生自己杀自己。”章太炎闻后，即停止绝食。吴承仕以司法官身份，经常到章太炎幽禁处探望并送衣奉饭。在长达三年的囚禁中，也是他们师生教与学、相互切磋学问的日子。每次探讨学问，吴承仕回去都认真梳理，整理成文。章太炎出狱后，《蓟汉微言》也紧跟着问世。

章太炎不畏权势，敢于伸张正义，一生多蹇。先遭清政府通缉，后又被窃国大盗袁世凯幽禁三年。1927年后，他因批评蒋介石摧残救国运动等罪行，再遭当局两次通缉，不得已隐居三年。吴承仕不畏迫害，坚定站在老师一边，经常与章太炎通信，还在自己创办的《盍旦》杂志上，发表自己撰写的《特别再提出章太炎的救国路线》，文中说：“他的民族意识，是最敏感最坚固最彻底的，同时他那不屈不挠的节操，经过坐牢三年，软禁一年，绝食七日种种艰苦，到现在仍保持不变。”文章还举章太炎曾致电当局，“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产党者，但问今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对此务宜坦怀”，来证明章太炎“救亡主张和对当局的态度，是一贯的而非枝节的，是必要的而非偶发的”。

此文的发表，消除了人们对章太炎冠以“复古”的偏见，为章太炎正名。这其间也是对章门弟子中钱玄同、周氏兄弟等人对章太炎误解的一种反驳吧。

前文曾提到，1932年章太炎北上北平讲学之事，据当年中国大学学生王西彦回忆，是“1931年，吴承仕先生邀请太炎先生来讲学”的。“老先生端坐讲台，弟子检斋（即吴承仕）、玄同、逖先、幼渔、兼士等垂手分立左右，太炎先生口操浙语，口若悬河讲述，玄同先生以国语翻译，检斋先生帮助板书”。至此，为章太炎板书者，或曰半农、或曰玄同，此又曰吴承仕，足见史料的混乱。但章门弟子，尊师如事亲，在后来成为作家的王西彦的文中有清楚记叙，对章太炎，“我们青年眼中的权威名教授，却始终毕恭毕敬，站着不敢有怠。足见当时师之尊弟之敬的程度，至今传为美谈”。

18

这年岁尾，12月13日，已在北京大学干得风生水起的胡适，在凛冽寒风中，登上开往天津的火车，启程回秀丽的故乡绩溪。在他到北京大学赴任前的7月29日，曾回到绩溪上庄，与相别十年的母亲团聚。因当地的风俗，他未能与他14岁时母亲给他包办的媳妇江冬秀见面，却约定冬季归娶。

12月30日，“重洋学子已成名”，当上了国内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风云人物的儿子，再三思考后，认可了母亲为之包办的这桩婚姻大事，当着她的面举行了大婚，这使胡适的母亲冯顺弟感到十分的满足和欣慰。正是因胡适深知母亲博大的爱和她的痛苦不幸而最终有大幸的命运，才遵从母意，接受了这一婚姻。在母亲四十六年的生涯中，与丈夫共同生活不足六年四个月，与儿子共同生活不足十二年八个月，一生行事，大德大义。胡适正是在母亲的至情至爱的巨大母爱里成长起来的。在他留美时，家里经济困窘异常，母亲靠典当度日，但她还是借了八十块大洋，给儿子买下一部《古今图书集成》。

胡适对母亲的敬畏与尊仰，是随着年龄而俱增的，翻胡适的《留学日记》，深挚思念母亲的文字让人感动。

胡适与江冬秀的婚事，是胡适的本家叔叔，也是江冬秀的塾师做的媒人。而胡适母亲的姑姑又是江冬秀的舅母——算是亲上加亲的一门婚姻。

江冬秀父系母系，皆是书香门第，江冬秀的外祖父吕佩芳曾是个翰林。胡适考证，“江家考取高第的很多”。江冬秀大胡适一岁，故胡适一直以姐相称，订婚后的1911年，胡适曾写信给江冬秀，要求她多读，多上进，希望她“勿恤人言”，毅然放脚，“宜为一乡首倡”。1914年7月4日信：“前得家母来信知贤姐已肯将双脚放大，闻之甚喜……”

胡适母亲对这桩洋学生与村姑的婚姻也有担忧，曾多次致函给儿子：“人情变态，不可端倪，况在重洋异国。此后于社会交际上种种谨慎为妙，余如男女之际，尤当留心。”

为使母亲放心，胡适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绝无背信弃义之心。如1915年5月19日给母亲的信：“今之少年往往提倡自由结婚之说，有时竟破坏已订之婚约，致家庭之中龃龉不睦。有时其影响所及，害及数家。此儿所不取。”信誓旦旦地表明自己对婚约的严肃态度。

胡适在美康奈尔读书时，应学生会之邀，演讲《中国婚姻制度》。彼时，西方人对中国的封建包办婚姻多有批评，认为中国式婚姻是“盲婚”。对此，演讲时胡适又一番妙论：“贵国人结婚，男女事先恋爱，恋爱热度达至极点乃共缔姻缘。敝国人结婚，从前多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素未谋面，结为夫妻后，始乃恋爱，热度逐渐增加。是故贵国人之婚姻是爱情之终也，敝国人之婚姻则爱情之始也。”

这不仅是胡适的机智幽默，也是他对自己婚姻的美妙憧憬。从中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胡适对婚约有什么缺憾或抗拒。不过有一次，他对婚约有过动摇。1917年胡适从美归国回家乡省亲，兴冲冲去看江冬秀，囿于乡俗，江冬秀不好与他相见。胡适在日记上说：“那天晚上，我若一任性，必然闹翻……那时确是危机一发之时。”

事后胡适还作了两阕《如梦令》：

她把门儿深掩，不肯出来相见，难道不关情？怕是因情生怨。休怨！休怨！他日凭君发遣。
几次曾看小像，几次传书来往，见见又何妨？休做女孩子儿相。凝想，凝想，想是这般模样。

结婚后的1918年8月，江冬秀到北京，胡适与之再忆这桩旧事，又写《如梦令》：“天上风吹云破，月照我们两个。问你去年时，为甚闭门深躲？谁躲？谁躲？那是去年的我！”词写得妙趣横生，其闺房之乐绝非强装出来。后来，不识相的陈独秀，拍桌子骂胡适不敢反抗旧式婚姻，让他与江冬秀离婚，胡适以笑对之。

1918年5月，新婚五月的胡适在写给挚友胡近仁的信中说：

我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吾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接受这桩不和谐的婚姻，接受江冬秀，并非因为爱情，而更多的是对母亲至纯的孝道。而胡适对江冬秀人格的尊重，婚后共同生活超过三十年，一直紧紧牵住这根红线，表现了胡适的崇高人格：“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胡适的婚姻被列为民国史上七大奇事之一。一直以来，这桩“奇事”始终受到怀疑或否定。不少文字写过胡适与江冬秀结婚之后，多次又向别的女性示爱。怀疑是正常的，胡适虽貌不如潘安，但才却似子建，却甘与一乡下小脚女人相守一生，似确悖常理。但猜度文字，多语焉不详，很无说服力。对胡适单相思的女性是真真切切有的，对胡适做出种种追求的女性也不乏其人。比如江冬秀就看到陈西滢（陈源）的妹妹喜欢胡适，曾大大方方地对胡适说：“我死之后，你可续娶这位陈小姐为妻。”

胡适应该感激江冬秀，这位太太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从不要胡适做官，一个全心全意相夫教子的好女人。胡适的事业成功及名声显赫有江冬秀的心血和智慧。

周树人与胡适的婚姻一样，也是父母包办，不得不奉母之命与朱安结婚拜堂。但这桩婚姻对朱安来讲一辈子是有名无实。她只是周家的一个使女而已。后来一贯贯彻个性主义的周树人个性解放了，与许广平自由恋爱，但朱安呢？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的矛盾，造成了朱安这个可怜女人的悲剧。这个阴影也一直笼罩着周树人。

第二章　民国七年（1918）

就在辛亥革命步履艰难之时，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却有一抹春色。《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高一涵六人轮流编辑，请撰稿人周氏兄弟、刘半农等人协助办刊。周树人以鲁迅笔名发表《狂人日记》等小说，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气象、精神、灵魂，焕然一新。胡适、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并峙的双峰。

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写《民众大联合》，胡适高度评价云：“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重要文字。”

李大钊与胡适开展“问题与主义”的学术讨论，陈独秀、毛泽东、鲁迅旗帜鲜明地站在胡适一边。

陈独秀、李大钊办《每周评论》，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报人章士钊、邵飘萍等办《京报》《时报》等，掀起舆论波澜，给中国言论史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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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七年（1918）伊始，北京少雪，极严寒。在南方，因粤督莫荣新拘捕大元帅卫队六十余人，1月3日晚，孙中山下令驶入广州大沙头的“永丰”“水翔”“楚豫”三艘军舰，猛烈向观音山广东督军署开炮。广东督军莫荣新没有下令还击。

次日，孙中山召莫荣新至大元帅府，指责他执政无方，将广东弄得经济萧条，民不聊生。莫恭敬认错，并答应孙中山拨财政收入给军政府使用的要求。但与此同时，莫暗派刺客，不料被孙中山亲军侦破缉拿。局势颇为混乱。

就在辛亥革命步履艰难之时，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却有一抹春色。一月间《新青年》开会，改组为同人刊物，成立了编委会。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高一涵六人轮流主持编辑工作。

1917年9月，刘半农与胡适几乎是前后脚进入北京大学，然后又同时投入到几乎已经陷入停顿的《新青年》杂志的复刊工作中。是年10月16日，刘半农曾致信钱玄同：“文学改良的话，我们已锣鼓喧天地闹了一闹。若从此阴干，恐怕不但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大斧，便是自己问问自己，也有些说不过去吧……比如作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它，你说对不对呢？”

应该说，这是有案可稽的关于组建《新青年》编辑部及同人团队的最早动议。正是因为有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和刘半农四大“台柱”的共同努力，由陈独秀一人主编的《新青年》，从1918年1月出版的第四卷一号开始，转为由六位北大教授轮流编辑的同人刊物。

那天，会议由陈独秀主持。除了六位编委，尚请撰稿人周树人、周作人、刘半农、王拱星、陶孟和等人参加。陈独秀见与会者阵容齐整，人才济济，先就多了几分兴奋。为此，他先为与会者泡了一壶茶，亲自端给大家，在热茶袅袅飘香之时，他说，《新青年》去年发行一万多册，上海的群益书社虽嫌发行量少，但在全国，《新青年》仍是最有号召力的刊物。并告诉诸位，接受钱玄同的建议，自今年始，《新青年》改竖排为横排，每期15日发行。

钱玄同大声说：“《新青年》既然提倡白话文，建议以后所有文章应都用白话文体。”

陈独秀笑道：“同意你的意见，却不应太绝对。”

陈独秀见一贯慷慨激昂的钱玄同并不坚持己见，就点将身边的沈尹默：“沈二，你也发表一下宏论。”

沈尹默推了推鼻上的深度眼镜，一向不善辞令的他，今天却拿多年前陈独秀评价他的字的话幽默了一下：“不敢、不敢，‘其俗在骨’也！”

众人会意地大笑后，沈尹默看看周树人说：“还是听听编委之外的豫才兄的高见吧。”

沈尹默小周树人两岁。沈尹默生于吴兴，周树人生于绍兴，算是同乡。早在1909年秋，沈尹默经其弟沈兼士介绍，在杭州与周树人相识。那时，周树人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化学，沈尹默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周树人记得，沈尹默与江南名士马一浮常饮酒吟诗，印象深刻。1913年，沈尹默应北京大学之聘，到预科任教，周树人则经蔡元培（一说许寿裳）推荐，已在北京教育部任职。自此时始，两人交往密切。

钱玄同又插话：“豫才兄已答应给《新青年》作小说。”

周树人不在北大教书，又不是《新青年》的编委，自然是抱着听听的态度来的。他手里捏着烟，用浓重的乡音说：“玄同几次登门索稿，我就作篇白话小说试试。”

陈独秀高兴地对很深沉的周树人说：“太好了，《新青年》的白话文学有了新诗，就差新小说了。另外，下次开会，还望多发高见。既然来了，就不是局外人了嘛。”

李大钊很朴实谦和，一直在静静地听大家议论。他与周树人并不熟。他知道周树人也曾在日本留过学。祖父罹罪，家道中落，其父早丧。16岁时，即背囊外出求学，26岁时，由寡母为他娶一房媳妇。妻子既无文化，且裹小脚。周树人无奈地接受了这桩婚事。而李大钊自己从小父母双亡，全靠祖父抚养，老人怕日后无人照顾，在他11岁时，为他迎娶了大他9岁的妻子。他与周树人表面接受、心里抗拒不同，他既接受了祖父的安排，又与贤良的妻子好好过日子。他知道旧时代知识分子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之间，是很难调和的。你自己可以抗拒婚姻，个性解放，但另外一个人却遭遗弃。

当陈独秀请新来的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谈谈办刊的意见时，李大钊忙收回思绪，说：“既然是同人刊物，我想最好实行轮流编辑，发挥个人所长，面貌当为之一新。当然，为保证《新青年》的质量和风格的一贯性，建议对稿件建立集体讨论制度。”

陈独秀频频点头，他很喜欢敦厚的李大钊，便高声道：“守常的建议极好，就照此办理，诸位仁兄以为如何？”

众人表示支持。刘半农就新诗创作重申了两条意见，一曰改用新韵，二曰增多诗体。刘半农在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后有感而发，在当年五月的《新青年》上，即著《我之文学改良观》。胡适在美国读后，很赞赏，遂在日记中表示支持。钱玄同后来以《新青年》的编辑身份在给刘半农的信中说：“本志三卷所登先生对于文学革新的大作两篇，我看了非常佩服，以为同适之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而行，废一不可。文学革新事业，有你们两位先生这样的积极提倡，必可预卜其成绩之佳良，我真欢喜无量。”在会上，发给大家的《新青年》（1月15日第四卷第一号）上，不仅登了此信，还附有刘半农去年11月28日的答信。其时刘半农到北大预科任教正好半年。

巧合的是，沈尹默与胡适的同题诗《鸽子》《人力车夫》也发表在这期《新青年》上。尽管两诗意境和手法各有千秋，但都抒发了对劳苦车夫的人道主义同情。胡适用对话体，写坐车者不忍心坐年轻车夫的车，但又要让车夫赚到钱，不得不坐。沈尹默则用对比写实手法：“人力车上，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身上冷不过”，“而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胡、沈之诗都反映了作家对劳苦大众命运的关注，为到会者所称赞。

坐在沈尹默身边留着浓髯的周作人，就捧着《新青年》，温和欣喜地对沈尹默说：“好诗，好诗！尹默兄善用旧诗音节，双声叠韵，音调抑扬顿挫，意境别致，耐人寻味。”

沈尹默抱拳回敬。

快散会时，钱玄同从他永不离身的皮包中，取出一封胡适1月12日写给他的并问候尹默、仲甫、幼渔、叔雅、半农诸位先生的信，念了其中的一些内容：

此次新婚，曾作了几首杂诗，大都记述家事，不足以示外人。只有一首是切本题的。写出来请先生和尹默、仲甫诸位先生指教指教吧！诗如下：

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如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旧事，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我也不说我对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钱玄同刚刚读罢还要说些什么，沈尹默却抢了话头，摇头晃脑，有些口吃地说：“两情相悦，琴瑟相得呀，适之好快活。”

众人跟着笑起来。

陈独秀若有所思地看了看周树人和李大钊，然后叫道：“适之回来，喝他的喜酒！”

胡适回绩溪与江冬秀完婚，尚未赶回北大，没能参加《新青年》改组同人刊物的会议，但改成同人刊物，是他与陈独秀经认真探讨后做出的决定。应该说，《新青年》团体在意识精神上，是以胡适和陈独秀为核心的，着眼在开创思想自由、人性解放的新局面。陈独秀与李大钊办《每周评论》，开始讨论政治与时局前，《新青年》是胡适主导的一个非政治的学术期刊，以“迎合新时代的自由批判风气”。胡适参与《新青年》那一两年里，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在思想文化工程上；把文学从“死”变“活”，把“神”“鬼”变成人；在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口号下，诞生了一批崭新的白话文学作品，把被称为俗文学的白话文学变成为正宗“国语文学”；大量介绍了世界新文学、新学术、新思潮，历史证明，《新青年》为文学的解放和人的觉醒做了开创性舆论准备，功不可没。

2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近有条绒线胡同，在一座四合院里，住着大名鼎鼎的“布衣骄人”林纾。林纾字琴南，乃古文家、翻译家。光绪八年举人，任京师大学堂教习。自称“清处士”，矢忠于光绪。此公并没受到前清的多少恩宠，却在清亡之后，数十次远赴河北易县的清陵伏地磕头，失声痛哭，往往弄得守陵人也跟着垂泪。这有点像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奔波数千里，十多次往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哭陵的情景。

末代皇帝溥仪为褒奖林纾民前对清的忠心，曾赐题字“烟云供养”和“贞不绝俗”。得此，林纾九顿伏地，泪如雨下，过后还写诗抒怀：“从来无语不轻赐，自问布衣无此荣。”

林纾对前清的孤忠，并非做做样子，以求名扬士林。两年前，段祺瑞出任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的第四天，亲自到绒线胡同林宅，请林纾出任顾问。林纾以前清遗民自居，拒绝应聘。

林纾早年参加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

林纾为人热情，好急人之难，性淡荣利。能诗善文，从事小说戏剧创作。文章崇尚韩柳，擅叙事抒情，婉媚动人。他又是我国近代第一个著名的小说翻译家，因翻译了小仲马《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等一百七十余篇欧美小说而风靡文坛。有趣的是，他并不懂外语，而是靠朋友口述，用一手漂亮的桐城古文为之。他著作颇丰，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官场新现形记》多种。林纾晚年日趋保守，反对新文化运动，成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

北京的三月，寒风凛冽，绒线胡同的林纾看到《新青年》四卷三月号上“文学革命的反响”的总标题下，有一篇王敬轩致《新青年》的信，作者自称是留学日本学过政法，坚持“中体西用”的人。文章顽固维持封建伦理、罗织种种罪状，恶毒攻击白话文学。林纾读罢，觉得王敬轩有股古道热肠。可再看记者写的《复王敬轩书》，就觉得有些刺眼。记者酣畅淋漓地逐条批驳了王敬轩的谬论，竭尽冷嘲热讽地将矛头对准封建文化的神位。

此信的开头写道：

敬轩先生：

来信“大放厥词”，把记者等狠狠地教训了一顿。照先生的口气来看，幸而记者等不与先生见面；万一见了面，先生定要挥起巨灵之掌，把记者等一个嘴巴打得不敢开口，两个嘴巴打得牙缝里出血。然而记者等在逐段答复来信之前，应先向先生说声“谢谢”，这因为人类相见，照例要有一句表示敬意的话；而记者等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言论为憾，现在居然有你老先生“出马”，这也是极应欢迎，极应感谢的……

记者的《复王敬轩书》，矛头直指林纾，将之批得体无完肤，最后，把“不学无术、顽固胡闹”八字送给“王敬轩”们。

林纾乍读《复王敬轩书》颇为气愤，但当他冷静下来，发现“王敬轩”致编辑部的信中的口气、文字，有些像自己独步海内的古文造诣，而记者的批驳又丝丝入扣，从中看出了些端倪。他于是一笑，心中骂道：“竟用这等下三烂手段羞辱老夫！”

大约与此同时，《新青年》的同人们还有周氏兄弟在编辑部，也高高兴兴地议论王敬轩与记者的这场辩论。

沈尹默不知就里，问陈独秀：“这位顽固的王敬轩是何许人氏？记者又是哪位？”

陈独秀诡异一笑：“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嘛。”

沈尹默见钱玄同与刘半农得意地笑，明白了：“啊，原来是二位演的一出‘双簧戏’呀，妙，妙！”

钱玄同道：“那林琴南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论古文不当废》，攻击仲甫、适之兼新文学运动，嚣张得很，于是我与半农就这般羞臊他。”

陈独秀表示：“玄同与半农借此造些气氛，打杀一下老顽们的气焰，斗争之所需，要得，要得。”

胡适想了想，一本正经地说：“玩这种文字游戏，未尝不可，但既为严肃论战，这么做有悖正人君子的磊落。《新青年》靠的是大气和正气。”

陈独秀看了一眼胡适的学究气，对大家说：“适之反对走极端，有君子‘刍议’之风。”

胡适听后，笑了。就在去年，北大有一出身官僚家庭的学生，行为多有不端，就有人写了“征伐”其人的告示，贴在西斋的墙上。傅斯年也憎此君，遂写匿名揭帖参与“征伐”。引来众人观看，不少人还在上面进行圈点，语言也多出奇。

校长蔡元培对此颇有微词：

诸位在墙壁上攻击同砚，不合作人的道理，诸君若对他不满意，出之同砚之谊应当劝诫。这样的做法才是耿直的。至于匿名揭帖，看着博彩，大肆挞伐，受之者纵然有过，也不易悔过，而施之者则为吃亏品性之开端。凡做此事者，今后都要洗心革面，否则这种行为必致品性沉沦。

虽然校长没有指名道姓，但这番用心良苦的批评，让傅斯年大彻大悟。于是胡适对钱玄同和刘半农说：“尊重对手，有理有据。与人辩论，不要达到顶点和争吵的地步，纵使你认为或觉得自己是正确的，但发表意见总得谦逊一点，冷静一点（［英］吉斯特菲尔）。”

周氏兄弟一直在认真地听，周树人捏着烟，不时会意一笑。

后来，周树人对陈独秀和胡适有一段独特的见解：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座仓库吧，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抢，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贴着一小字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侧着头想一想。而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得有“武库”的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更亲近半农。

论得是否精辟，仁智互见，但从中可以看出周树人对陈、胡是存有戒心的，尤其对胡适，所谓“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无非是“阴险”的另一种表述，在文坛影响甚坏。而恰是周树人“更亲近的半农”，挺身而出，大批所谓胡适“阴险论”。那是周树人发表了上述有关陈胡的高论之后的1934年3月8日，刘半农在日记中专门写下为胡适辩护：

上午续编中小字典。下午到北大上课。去冬为研究所事，逵羽来谈，曾言及适之为人阴险，余与适之相交在十五年以上，知其人倔强自用则有之，指为阴险，当是逵羽挑拨之言。曾以语孟真，孟真告之孟邻。今日孟邻面诰逵羽，不应如是胡说。逵羽大窘，来向余责问。余笑慰之。

“笑慰之”直陈刘半农之坦荡。孟真者，乃胡适学生，北大教授傅斯年。孟邻者，北大校长蒋梦麟，皆真君子。逵羽，是当时北大教务主任樊际昌。在刘半农的劝说下，樊际昌消除受外界影响而产生的对胡适的误会，遂与胡适成为好友。后半生一直追随蒋梦麟，后到台湾任农复会秘书长兼总务处长。

周作人至晚年，还以当事人的身份著文，造谣刘半农与胡适一直不睦，攻击胡适的人品，致使《新青年》团队的面貌混乱不堪。

但不管怎么说，钱玄同与刘半农联手演的这出“双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3

北京的四月，春风吹绿了北河沿河畔的两行垂柳。

《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文学改良八事概括为四句话：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又提出建设的新文学论唯一的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意图在于将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结合起来，以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

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影响颇深。“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意味着只遵从心灵的呼唤，就很可能说出真话、新话、惊世骇俗的话。任何文学、任何文体都在“质文互变”中，走过自己的路程。以“新质”冲破“旧文”，建设新的质文平衡，揭示文学创作的某些规律。

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后三天，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蔡和森家，召开成立“新民学会”大会，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罗章龙等十三人参加会议。1915年秋，毛泽东写了一则征友启事，发给长沙各校，很快便有二十多位志同道合者聚集在一起，决定成立“新民学会”。本次成立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会章，规定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要求会员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

“新民学会”成立之前，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组织建立了“进德会”，旨在改造社会风气，彻底清除不良现象。早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前，他就与同盟会元老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一起，建立过无强制约束力的进德会。还议定八条会约：一为不狎妓，二为不赌博，三为不置妾，四为不做管理，五为不做议员，六为不吸烟，七为不饮酒，八为不食肉。

后来蔡元培在孙中山的苦苦劝说下，决定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时，李石曾、章太炎等进德会会员，认定他官瘾太重，做人有失道义。但后来看清袁世凯的野心后，蔡元培与同盟会四总长集体辞职，人们才认识蔡元培为人的清正。

北大“进德会”建立后，胡适、李大钊等教授积极拥护并主动加入“进德会”，到“进德会”正式成立前，已有四百六十八位师生报名参加。

陈独秀有些尴尬。他与高君曼最近闹得很厉害，高君曼得知陈独秀到北京后常拈花惹草，还逛八大胡同，骂他无耻之徒。陈独秀第二次婚姻又出现了裂痕，以陈独秀的性格，自然不会低头认错与妻子修好。他的《丁巳除夕歌》，真实反映了他当时的心绪。

人生是梦，
日月如梭。
我有千言万语说不出，
十年不作除夕歌。
世界之大大如斗，
装满悲欢装不了他。
万人如海北京城，
谁知道有人愁似我？

蔡元培从沈尹默处知道陈独秀夫妻失和，也听不少人说陈独秀有狎妓绯闻，私德不端，作为朋友，他有责任劝诫仲甫。于是，他利用“进德会”来约束他，在入会条件上写道：

本会不咎既往。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凡本会会员，入会以前之行为，本会均不过问（如已娶之妾，亦听之）。唯入会以后，于认定之戒律有犯者，罚之。

陈独秀自愿入了会，后又犯了戒律，果然被罚，那是后话。

湖南“新民学会”与北大“进德会”互为犄角。提倡新文化，就要反对旧文化。提倡新道德，就要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化，新道德的知识分子，就要以身作则，垂范世人。用胡适的话说，提倡新文化、新道德，一可以律己，二可以谢人，三可以止谤，止谤莫如自修、自重。

4

胡适与鲁迅，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并峙的双峰。有了这双峰相辉映，有了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胡适和“乘势英雄”鲁迅，才有了中国现代史和文学史的辉煌。

谈新文化运动，谈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必然要谈胡适和鲁迅，否定谁，都违背历史真实。

胡适比较理性，主要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反思，鲁迅则比较感性，主要是从文学的渠道批判传统。胡适的反思更直接，鲁迅的批判则较隐晦。

可惜的是，从20世纪20年代始，因意识形态的原因，人为地把胡适与鲁迅对立起来，由此开启了对胡适只有批判、对鲁迅只能歌颂的既无根据又无研究的格局。直到今天，这种格局也并没有多大改变。

话有些说远了，暂时打住。

1918年清明节当晚，钱玄同与刘半农沐浴着仲春溶溶月色，走进补树书屋。周树人正吸着烟，喝着茶，油灯下眼里闪烁着喜悦，桌上除了放有几块小点心外，还有他刚刚完成的小说《狂人日记》。在钱玄同、刘半农走进屋前，他刚刚用蘸了墨的毛笔，写下最后两行字，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白话小说：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用什么笔名呢？他在日本读书时，曾用过“迅行”这个别号，迅字保留了他青年时代的反抗精神。再冠以母亲的姓，就署名“鲁迅”吧。

钱玄同与刘半农在不甚明亮的油灯下，速速翻阅了一下。钱玄同忍不住大声读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钱玄同很激动，说：“豫才，好小说呀！”

第二天，钱玄同一大早就将《狂人日记》交给陈独秀。陈独秀把门关好，用整整一个上午，一口气读完。先拍案叫绝，复畅怀大笑。钱玄同进屋拉陈独秀到外面吃饭。陈独秀拉住钱玄同的手说：“玄同，豫才的《狂人日记》写得好哇，‘礼教吃人’揭露得深刻。你有功劳，走，我请你到学士居吃饭。”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发表了《狂人日记》之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青年读者间，产生不小的影响。

这篇和果戈理短篇小说同名的《狂人日记》，写的是一个迫害狂症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狂人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因长期受封建礼教的压迫，产生了对社会的恐惧心理。他认定现实是个吃人的世界，而自己就有可能被吃掉。狂人每句话都是疯话，却又都饱含着许多深刻的哲理。小说借此，批判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

《狂人日记》甫一诞生，就被有些人评为“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小说文本上说，是准确的。《狂人日记》的诞生，使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气象为之一新。从其精神上看，与胡适、陈独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是一致的，并非有多大超越。何来“划时代意义”？

研究胡适与鲁迅的人，很少注意《狂人日记》发表后，《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易卜生专号”上，有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文。胡适抽译出易卜生的三句名言：一、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二、社会最大的罪名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三、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胡适认为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核心精神就是由这三句话发生的，这个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玩偶之家》主角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一个人；一面教我们学习《国民公敌》主人公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要为社会造出无数爱自由胜过爱面包、爱真理胜过于爱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为今日的文明世界奠立基础。

在人道主义旗帜下，鲁迅的《狂人日记》意在批判，胡适的《易卜生主义》重在建设。

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是对鲁迅的《狂人日记》的肯定和补充。可惜的是，很多论者赋予《狂人日记》太多的政治内容。

胡适与鲁迅在《狂人日记》和《易卜生主义》合作之后的一个月，两人又在两性道德的问题上再度相互支持。

两性道德观与妇女问题的提出，缘于周作人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1918年5月15日）的译作《贞操论》。周作人在《译者前言》中，高度赞扬原作者与谢野晶子“是现今第一流女批评家”，文章中“纯是健全的思想”，是正需要的“治病的药”。这篇《贞操论》在中国的舆论界、思想界、文化界引起不小的震动。

胡适最先响应，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1918年7月15日）上，发表了《贞操问题》一文。其赞扬了《贞操论》的发表，“是东方文明史上一件可贺的事。”胡适看出它在婚姻关系这样一个有关“人”的生命及人生的重大问题上具有革命意思，突破这个缺口，可望导致整个封建理论体系的崩溃。胡适又敏感地抓住北洋军阀政府刚公布的所谓《中华民国褒扬条例》这一契机，不失时机地提出：“贞操问题中，第一个无道理的，便是这个替夫守节和殉葬的风俗。”

鲁迅立刻声援了胡适，他在下期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上，发表《我之节烈观》，明确提出“自他两利”的新的道德准则，呼吁：“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痛苦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胡适与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发轫之时，两次非常默契地联合作战，产生了深远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周作人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1918年9月15日）上的《随感录·三十四》一文，就妇女解放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索，提出妇女解放“必须以女子经济独立为基础”的较先进的观点。

5

1918年秋，正是金风送爽的时节，24岁的布衣青年毛泽东，在他的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后到北大当教授的杨昌济的引荐下，走进北京大学。那时北大中西合璧的红楼刚刚落成。毛泽东手持哲学教授杨昌济的亲笔信函，敲开了红楼一层东南角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门，递上恩师杨昌济的推荐信。看了信，李大钊打量了这位身穿蓝布长衫、高大的青年——他面如朗月，眉宇间有一股勃勃英气。

杨昌济的信，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是他的学生，是已读过五年半的师范高才生。此次来京，专为二十几位湖南学生办理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他本人无意赴法，想到北京大学找一份工作，借机“旁听”一些课。

谈话中，李大钊得知眼前这位眉目俊朗的毛泽东因身无分文，暂借宿杨昌济教授家，便有些同情，询问他想谋什么工作。

一直有些局促的年轻人，告诉李大钊：“干什么粗活儿都行，既可得工资，又可抽空听些课。”

李大钊听罢，笑了：“堂堂师范高才生，干粗活儿，大材小用了。”

李大钊旋即带毛泽东走进校园里一座有校警站岗的明清时的大院落。告诉毛泽东，他们去见蔡元培校长。毛泽东自然知道蔡元培的大名，更有些紧张不安。

李大钊让毛泽东在客厅稍等，自己推门进了校长室。不多时，李大钊笑着出来，对毛泽东说，他可以见蔡校长了，并表示自己还有个会，不能再陪他，扬扬手走了。毛泽东推开门，见名扬海内的蔡校长，正伏案批阅文件，听见开门声，抬起眼微笑地目视他。那目光是宽厚仁慈和睿智的。毛泽东走向前，深深地向校长行了大礼，那一刻，他的心充满了敬畏。

蔡元培让他落座，一边起身为他沏茶，一边温和地让他谈谈自己的情况。

毛泽东想了想，告诉蔡先生：几个月前的1918年4月14日，他和蔡和森、何叔衡等年轻人，在长沙创立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一些有抱负的年轻会员，怀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愿望，响应蔡校长、吴玉章在北京发起的号召，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

毛泽东一口湖南腔，蔡元培认真耐心地倾听，渐渐眼中流泻出欣赏赞叹的神色。他插话问，那为什么你不去法国勤工俭学呢？

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新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是极为必要的。而同时，也要有人留在国内，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知之甚少，假若我把时间花费在国内，研究问题，可能对本国更为有利。

蔡元培不住地点头，他记住了这位高大的布衣青年，于是抻出一张八行笺，写下他对这位年轻人的安排：

守常先生大鉴：

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一个书记的职位，负责整理图书和清扫房间，月薪八元。

蔡元培即日

毛泽东接过来看时，眼泪突然涌出眼眶……

上面的叙述，是主流媒体的统一叙述。胡适以亲身经历，颠覆了这个重要历史细节。

1959年，大陆正经历饿殍遍野的大饥馑。1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度过自己冷清的寿诞时刻。在台湾台北胡适的家中，留秘书胡颂平吃饭时，谈到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自然也谈到毛泽东。胡颂平问：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老泰山杨昌济举荐的吗？胡适说：“不是，毛泽东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位青年上书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生怕生事，把它烧了。当时的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毛泽东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胡颂平就问，是否先生介绍他入图书馆的？胡适说：“不，当时章行严（章士钊）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士钊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毛泽东介绍进去的。”

不过，毛泽东自己说，是杨昌济介绍他到图书馆工作的。鉴于此，我们只好存疑了。

毛泽东回到鼓楼后面的豆腐池九号杨昌济家时，太阳已偏西。长方的小院里的那株枣树上，尖尖的马牙枣，已染上淡淡的红色。老师尚未回家，杨昌济豆蔻年华的女儿杨开慧给他开了门。毛泽东将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杨开慧，她那深邃明亮的眸子里，荡漾着喜悦。那时，这对年轻人已经相爱……

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是每天坐在一张书桌前，登记前来看报刊的人员名单。阅览室很宽敞，他总是把那里的许多桌椅清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到这里来阅览的，有不少名流和学者，他们都是在登记簿上签了自己的姓名后，静静地走进阅览室，埋首于浩瀚的书报之间。渐渐地，他认识了他们。

一个星期天下午，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俞平伯、汪敬熙等一批年轻有为的北大学生，签下名字后鱼贯而入。他们利用星期天阅览者人少的机会，围坐在一起。毛泽东很感兴趣地注视着这群和他年龄差不多却已蜚声文坛的年轻学者。从他们清晰的谈话中，知道他们是商量办《新潮》杂志的诸多事宜，讨论办刊宗旨，研究创刊的稿件。

在豆腐池九号杨昌济家，毛泽东已听自己的老师说，傅斯年、俞平伯等向校长报告，组建“新潮”的计划。蔡校长很支持这些意气风发、心怀大志的大学生，亲自为《新潮》题写了刊名，还批准每月拨两千元大洋办刊经费。对此，毛泽东愈加钦佩开明的蔡元培校长。

傅斯年似心中早有成竹，提出三点办《新潮》的宗旨：一是批评的精神，二是科学的主义，三是革新的文辞。俞平伯等人支持傅斯年的意见。他说，《新潮》当是《新青年》的同盟军，一起向即将出笼的北大旧势力的大堡垒《国故月刊》开火。《新潮》刊名英文的意思便有“文艺复兴”之意。

他们的讨论，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他联想起今年4月创办新民学会时他提出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主张，遂不由自主地插入讨论。众人一齐打量这位操着湖南土话的管理员，眼神里泛着冰冷。倒是傅斯年与毛泽东先打了个招呼，又向众人介绍说，毛泽东这位工友在《新青年》发表过文章，也是有为青年，众人才礼貌地点点头。

说到《新潮》，不能不提周作人。那时的周作人，是社会上公认的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一反他温和的个性，总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在人们心目中，早已树立起新文化运动战士的形象，在青年中享有远比周树人高的威望。学生领袖傅斯年、康白情、俞平伯等在1916年级文学系里读书时，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将他们吸引在一起。他们发起组织“新潮社”，周作人有影响的《人的文学》在《新青年》发表之后，傅斯年立刻在《新潮》上著文，将其与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同列为“文学革命的宣言书”。

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之前，已在新文化阵营里冲锋陷阵、充当“先锋”的周作人，又以这篇轰动当时文坛的文章确立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1935年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里，高度评价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在胡适看来，中国新文学运动有两个中心思想：“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胡适热情地赞道：“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最平实伟大的宣言’”，“他的详细节目，至今还值得细读”。

是的，即便是以当今的文学价值观和美学观来看，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以及后来发表的《平民文学》《思想革命》（载1919年3月2日《每周评论》）、《新文学的要求》（载1920年1月8日《晨报副刊》）、《圣书与中国文学》（载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等重要文章，构成了周作人思想的特色和完整的文学观体系，成为新文学运动与思想革命的重要理论成就，具有极高的历史性文献价值。

“人的文学”观念，是周作人借鉴当时日本文坛流行的“白桦派”人道主义理论，而其历史渊源则出自欧洲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思潮。

《新潮》一卷五号特将周作人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诗《背枪的人》等转载，并特别推荐。次年《新潮》二卷五号，以“本刊特别启事”宣布周作人为“新加入本社社会”，后周作人又被推为《新潮》主编，成为师生合作的典范。

《新潮》还得到了胡适的热情支持与帮助，他把《新潮》视为《新青年》的最重要的姊妹刊物。《新潮》的主将们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俞平伯等与胡适的交情都很深。他们一开始就也把胡适当成顾问和导师。很长时间他们深受胡适的自由主义哲学的影响，他们和《新潮》在政治见解与学术思想上，都紧跟胡适，并成为胡适的终身知己。1920年傅斯年在英国留学时，曾以“学生”名义致信胡适，“愿先生终成（我的）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这番元气淋漓、肝胆可见的规谏，足以看出“他们师生间的神交之投契，友伦之纯正”（《胡适传》）。

毛泽东比胡适小两岁。早在毛泽东就读湖南师范学校时，胡适因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开创文学革命而声名鹊起，就成为毛泽东钦佩的楷模。此次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毛泽东曾多次去旁听胡适的课。后来，毛泽东与萧三等人经杨昌济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等问题。并且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做过报告，解答过新文化运动的问题。这也是后来毛泽东一度称自己是胡适的学生的由来。可惜，后来人们把这一重要历史细节有意地隐匿了。

1920年1月15日，在胡适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毛泽东来谈湖南事。”当时毛泽东在北京酝酿筹备湖南“工友互助团”，为得到社会名流的支持，他去找胡适，就办学的目的与计划请教于胡适。胡适在后来的日记中，追忆了此事：“毛泽东依据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证实了胡适日记的真实性。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后，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提及过他请教胡适的事实，尽管口气不再那么谦恭：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须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好。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做过一篇《非留学篇》。

毛泽东去胡适处取请胡适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学章程”时，见胡适在上面提出不少具体的意见和办法，很是感动。他采纳了这些极具真知灼见的意见和办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胡适支持毛泽东的革命活动，毛泽东也很重视和尊敬胡适对他的帮助。

更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6月，陈独秀因散发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被捕入狱。胡适积极营救陈独秀的同时临危受命，接办了《每周评论》。当初陈独秀、李大钊意图将《新青年》办成谈政治的刊物，遭到同人的抵制，遂在1918年岁尾另办《每周评论》，开始讨论政治与时局。

尽管胡适从前很少著文参与政治与时局的讨论，并说“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但他还是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连夜创作的一首抗议军阀的诗歌《威权》，唱颂“奴隶们”造反的正义吼声。胡适还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对陈独秀的人格大唱赞歌，为陈独秀的“爱国爱公理”的革命思想与革命行为大唱赞歌。既表现了“五四”两个巨人间的真挚的友谊，又说明胡适思想是与革命同步的，人格是磊落的。当然，他与别人的不同，在于他不是一个热衷空谈政治的人。在他接办《每周评论》这一谈政治为主的刊物后，便不能全然回避政治了。在他后来的《口述自传》中说：“我既然无法避免谈政治，我就决定谈点较基本的问题。”

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胡适的不谈政治，政治却将他推向了政治的旋涡。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原本旨在改变当时舆论界“空谈主义”的风尚。那时的所谓“主义”，更多的是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民生主义。而所谓社会主义，便有基尔特的社会主义、王揖唐的社会主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等。对此，胡适在文章中说：“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是因为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

作为群众言论之舆论，总会有争论。首先质疑胡适《问题与主义》一文的是与胡适有过几次通信的蓝志先。他指出“问题与主义并不是相反而不能并立的东西”，而“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这篇文章，胡适将之转载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上。

第二篇是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这原是李大钊从河北昌黎五峰山写给胡适的一封私人信。本无题目，是胡适加了个题目，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胡适在李大钊的文章末尾，加了这样一段文字：“我要做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现在有守常先生抢去做了，我只好等到将来做《三论问题与主义》吧。”

李大钊给胡适的私人信函中，认为“问题”与“主义”不能绝对分离。指出“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信中，李大钊直言不讳地点到他与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与他的某些看法有重大分歧：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布尔扎维克主义的议论很好……我可以自白：我就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克主义的。

李大钊没有指责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因即便是李大钊本人，也只是个受到过庞杂思想影响的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上还有民主主义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观点。他正处在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而作为哲学家的胡适本人也并非没有研究过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从他针对蓝志先、李大钊两文的批评写的《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相当清楚的表述中，看到这一点。胡适研究马克思主义之后，似乎并不认为马克思用暴力革命带来“主义”胜利，能真正“根本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胡适说：“蓝、李两军所辩护的主义，其实乃是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如此所说的主义，我并不曾轻视”。

在李大钊与胡适开展“问题与主义”的学术讨论时，对政治极为敏感的陈独秀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介入。而毛泽东的态度却是鲜明的，他赞成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正确主张。正是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在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且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订了章程和首批要研究的“问题”，如“东西文明汇合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经济自由问题”等，共七十一大类，合计一百四十四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我们有理由认为，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并非尖锐对立、壁垒分明、互为仇敌，而是朋友间开展的正常的学问学术之争，根本扯不上什么“坚持马克思主义之争”。另外，我们从胡适与李大钊深厚的友谊并没因这次学术争论而受到丝毫的影响，也可得到印证。

所谓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上升到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高度，是一些人在1949年后，我党开展一场批判胡适政治思想运动时，臆造出来，作为一颗炸弹轰击胡适的。但这些人，万万没想到，这颗炸弹轰翻了胡适的同时，也把当时支持胡适的毛泽东搁进去了。于是只能掩盖历史真相。

那时的胡适对毛泽东的支持是无私和一贯的。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并发表《民众大联合》。胡适阅后，立即转载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三十六号上。并在《新书》评价一栏中，亲自撰文，热情洋溢地肯定了《湘江评论》与《民众大联合》，胡适写道：

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有了胡适的热情支持，毛泽东早期的革命活动才开展得有声有色。

1920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驱张”（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最终取得胜利。毛泽东立即将这一消息告诉胡适，信中写道：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信中用“借重先生”四字，足见年轻的毛泽东是把胡适视为他开展革命活动所倚重和尊重的重要人物来对待的。直到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时还对斯诺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但是，十八年后的1954年10月16日，因毛泽东发表他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毛泽东与胡适昔日师生和睦的关系，彻底改变了。信中说：“看样子，这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12月1日，毛泽东命周扬搞一个批判胡适的计划；2日，周扬奉命将计划呈毛泽东；3日毛泽东批示：照此办理。于是全党、整个文化界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政治斗争。郭沫若、茅盾、陈垣等闻风而动，批判文章铺天盖地。但茅盾和陈垣等人的批判文章，只有批判、没有研究的批判，并无新意，也毫无战斗力。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为了自保而违心地批判胡适的言不由衷，又可看到全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场怎样深刻的心理革命。那是一个文人需出卖灵魂方能自保的特殊年代。

正当毛泽东亲自指挥，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总代表、蒋介石的御用文人及走狗胡适的时候，在台湾的蒋介石，也把胡适作为公敌来攻击，他在日记中说：“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实施概置不顾，令人悲叹。”

海峡两岸，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敌对的意识形态，冤家对头的毛泽东和蒋介石，对一个不识相且不为时所用的文化人胡适，却同仇敌忾，相互策应，大动干戈，实为历史所罕见，不仅充满悖论，又意味深长，或正因如此，方显承受误会和扭曲的胡适的思想、文化价值。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但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巨擘的胡适，将是历史永恒的话题。

到了1957年3月1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后，毛泽东有三件惊人之举：赞成出版蒋介石全集，内部发行；有人提出全面评价胡适，毛泽东说，二十年后再考虑（《文坛风云录》）；出版《金瓶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

但不久，百花尚未绽放，百家也未争鸣，一场残酷的被毛泽东誉为“阳谋”引蛇出洞的“反右”斗争，将知识分子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从此代表民族良知和理性的知识分子，集体失声。

毛泽东关于二十年后重新全面评价胡适的许诺，至1974年非但没有兑现，接着毛泽东发动的更疯狂的革文化之命的“文革”风暴，将共和国推向危险的边缘，知识分子遭受了更深重的苦难。

6

1918年岁尾，以德国战败，协约国胜利的结局，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的邵飘萍，在自己创办的《京报》上，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这条震惊世界的特大喜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令千疮百孔的中国，得以舒口长气。在各派政治势力进行新的角力的同时，北京知识界首先激动起来。

11月14日，一个叫欧战协济会的团体，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北京六十多所大、中、小学校的近三万师生，浩浩荡荡拥向东交民巷，然后折返至天安门远没有后来广阔的广场集会。北京各界公推北大校长蔡元培担任大会主席，主持集会演讲，协约国之美、英、法等国公使，都在发言中，表达了喜悦之情。

集会接连两天，演讲继续两日，市民倾城而至，场面节日般热闹。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跟着《京报》主笔、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邵飘萍，挤进人群采访。当日，蔡元培、李大钊等社会名流，也分别在中央（中山）公园等地，向民众发表演讲。

蔡元培身着灰布长衫，微笑着演讲《黑暗与光明之消长》，邵飘萍和毛泽东等人在人流中快速地记录。

在另一处，李大钊演讲《庶民的胜利》，他围着毛线围巾，操着浓重的乐亭乡音，朗朗地陈述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邵飘萍、毛泽东等来得稍晚了一些，但李大钊充满激情地肯定俄国人所选择的道路的宣讲，还是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年轻的毛泽东的思想颇为庞杂，脑子里还充斥着追求民主平等的平权思想及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

邵飘萍当时是个有正义感的自由主义的报人。遵循无党无派，不以任何特殊势力集团为后台的政治原则办报。他在《京报》创刊时写的《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指出：“必须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主张新闻自由和真实，“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将《京报》定位为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于是得到读者的信任和喜爱而异军突起。

后来，邵飘萍在《京报三年来之回顾》一文中说：“《京报》每顺世界进步之潮流，为和平中正之指导。崇拜真理，反对武力，乃《京报》持论之精神。出版不数日，颇蒙内外各界赞许，在言论上已占相当之地位。”

章士钊曾赞许《京报》：“良家子女，累累伺振青之声音颜色以行。”足见《京报》言论影响之大。相形之下，当时的上海《申报》《时报》，则因在政治上趋于保守，和《京报》形成鲜明对照。著名报人狄楚青胆子小，认定邵飘萍是个冒险人物，常常不敢刊发他的文章，而史量才，有才无量，硬说邵飘萍办《京报》势头劲健，“要垄断上海新闻”。当然，平心而论，史量才和狄楚青等老报人在幽暗的历史长夜里，对中国新闻业的建设发展有过卓越的贡献，他们又分别在不同年代惨遭杀戮，让百年言论史笼罩着一种悲怆的气氛。但这些有良知和正义感的老报人，前仆后继，从未放下手中的笔，低下有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头颅，一次次秉笔直书，掀起舆论的波澜，给中国的言论史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在一片声讨中宣布撤销帝制，取消洪宪年号。早在因为揭露“筹安会”阴谋而遭到查禁的《时事新报》伊始，邵飘萍连续发表《芜湖袁世凯》等一百三十四篇时评，三十六篇社论。同时，他还以阿平的笔名为《申报》《时报》等发行一万份以上有影响力的报刊撰文，如《预吊登极》等评论，笔锋犀利，脍炙人口，“阿平”暴得大名。

1918年初秋，北京大学决定开设校役夜校。具有敏锐新闻嗅觉的邵飘萍，认定这是新鲜事物，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参加了下午校役夜校的开学典礼。也就是从那天起，邵飘萍被蔡元培聘为正在筹办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并兼职讲课。

邵飘萍，浙江东阳人，清末秀才，青年时曾刻意学习梁启超文章。辛亥革命后，抱着新闻救国理想，到杭州与友人创办《汉民日报》，因在报上发表抨击袁世凯而三次被抓入狱，1914年亡命日本求学。两年后归国，继续舆论救国之志，任《申报》《时事新报》《时报》主笔。他思维敏锐、词锋犀利，才情过人，富有爱国之心，很快成为报界闻人。1918年10月，他独自在京创办《京报》，自任社长。他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十字，勉励报社同人。李大钊先生曾在后来改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第一句被作为警句，写在《晨钟报》第六号社论前面的古钟图案上。“辣”“妙”一字之差，各得风流，“辣”用于新闻极贴切，“妙”之于文章也贴切。

邵飘萍的《京报》是北方进步舆论的真谛，文学革命、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等大事件，《京报》或大力推动，或无情抨击。邵飘萍支持冯玉祥的国民军倾向国民革命，欣然接受冯玉祥聘为高级顾问之职。《京报》大胆揭露张作霖的罪状，遭到奉系军阀的忌恨。张作霖进京后，杀邵飘萍，封《京报》，一代爱国新闻达人殉国。

邵飘萍得知蔡元培办北大工友夜校，认为此事极具新闻价值。他觉得在武夫当道，征伐不断的世道里，一介书生的蔡元培居然为平民办夜校，实在是北大乃至中国教育的奇迹，决定做一篇大文章。

下午一时整，汉花园里丁香开着团团紫色的花朵，淡淡的幽香弥漫在微风里。二百三十多位北大校役，深衣长衫，胸戴红花，排着整齐的长队，经过一簇簇丁香，走进文科第一大教堂。在那里，早有负责夜校的徐宝璜导师，以及来宾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各人，人人笑容可掬。

开学典礼由徐宝璜主持。先是蔡元培校长率众人向国旗三鞠躬，再是全体校役向蔡校长鞠躬，又向来宾和全体教师鞠躬。

然后，是活跃的学生领袖、夜校教师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康白情等，神采飞扬地报告课程安排。

蔡元培发表演说，博得师生热烈的掌声。

开学典礼甫一结束，邵飘萍即采访了蔡元培校长。

邵飘萍的洋洋洒洒的访谈录在发行一万三千多份的《申报》上发表后，广泛传播引起轰动，给死寂的教育界乃至全国带来一股新的气息。访谈录最精彩的部分，题为《蔡元培的大学理学》。“我很高兴北大能出现这种自由竞争的新局面”，“至于说《新青年》乱骂政客，那是因为政治实在太黑暗了。教育部想卷入政治，可政治总想控制教育，这就是民国以来的现实……”

如果说陈独秀、胡适等人办的《新青年》，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狂飙而独领风骚的话，那么邵飘萍创办的《京报》，则开启了知识分子独立办报的道路，成为文人占领舆论阵地的楷模。

1919年“五四”前夕，《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京报》《新潮》等进步报刊，大量介绍新文化、新思想，与旧文化、旧思想展开一轮轮论战。涌动着新思潮的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内部群体分化、演变的前夜。中国的文化界、思想界的领袖们，开始根据各自选择的价值观，以及对中国社会革命的不同理解，即将分道扬镳，开启新的历史局面。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巅峰，它由文学革命开始，向改造社会之路转化。由文化精英发起，渐渐变成既无政党领导又无主义指引的由爱国学生参与的爱国运动。

1918年年底，陈独秀、李大钊在《新青年》之外，又创办了《每周评论》，以发表政论性的文章为主。陈独秀在《发刊词》中开宗明义：“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表明陈独秀、李大钊从文化层面向现实政治层面转化。

20世纪初是变革的时代，也是激进的时代。知识分子发起的救亡启蒙运动不断受挫、中断，于是知识分子急于求成，整个民族也都想走捷径，于是偏激、激进就容易被认同。比如陈独秀就主张平等比自由更重要，而李大钊则在论主义时，忽视对社会问题的深入研究。

胡适是位相对清醒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是最早洞悉强调平等忽视自由会带来危险的人，也是认定只热衷主义、不研究问题会给中国造成灾难的人。后来我们对胡适只有批评，没有研究的格局，便是这种恶果。

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将中国推向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终结了共和国近三十年的梦魇。殊不知，胡适在此六十年前，就曾提出“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光焰不息，胡适的思想与现代中国》）。二者在主旨上何等相似乃尔！

当《每周评论》《京报》等报刊“主张公理、反对强权”，积极干预现实政局，“探求事实，不欺阅者”的同时，反动当局也从未停止过对报刊和进步知识分子的迫害。1916年6月23日，广东的《民主报》发表了《财政厅之更动》的当天，主笔陈耿夫被捕，次日遭枪杀。三个月后，北京新闻交通通讯社，因一篇《呜呼三大借款》通讯，触怒段祺瑞政府，负责人被拘，通讯社以“扰乱治安、颠覆政府”罪被查禁。同一天，刊登此条通讯之《中华新报》《晨钟报》等十数家报纸被封。《中华新报》总编辑张季鸾被捕入狱。是年10月，北洋军阀颁布《报纸条例》，加大对新闻和舆论的管制。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倡导“呼声革命”“无血革命”。发表毛泽东之《民主大联合》，不久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8月，《每周评论》三十七号也遭查封。

8月22日，邵飘萍办的《京报》，因发表抨击北洋军阀对日借款是“祸国阴谋，借债愚策”的文章，被安福系政府查封，邵飘萍被迫再度流亡日本避难，报社的编辑潘公弼被抓，在监狱中关押两个月。

对这一事件，后来邵飘萍对报界闻人包笑天说：“这些军阀鬼鬼祟祟，捣乱世界，设计害民，我偏要撕破他们的秘密。”表现了报人的正义和血性。

时间到了1919年4月3日晚，邵飘萍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给集会的北大、中国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生作报告，讲山东问题。邵飘萍呼吁：

现在民众存亡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等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于是，才有学生宣言；才有联合各界抗争；才有通电巴黎和会专使拒绝签字；才有通电全国定5月7日为“国耻日”；才有“五四”大示威。

我们的历史往往忽视真正的仁人志士。

在黑暗如磐的年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了捍卫人权和舆论自由，口诛笔伐，赴汤蹈火。比如，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北京日报》《晨报》等率先报道这一消息，举国舆论哗然，全国各地媒体纷纷报道和发表文章声讨军阀政府。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在全国一片声讨军阀的浪潮中，一贯坚决反对陈独秀推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等，将文化的新旧之争暂放一边，也纷纷站将出来，为陈独秀鸣不平，并具名保他出狱。中国知识分子的道义和良知是一脉相承的。

多年以后，胡适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仍念念不忘这动人的洋溢着无比温暖的文化情怀的一幕。胡适说：

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耿云志，欧阳哲生《胡适书信集》上册）。

第三章　民国八年（1919）

民国八年（1919），中国依然是独裁者横行的屠场和炼狱。新文化运动合乎逻辑地催生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那些从黑暗中突围出来的知识分子，集体亮相，以启蒙者和革命家的胆魄，继续奋力开启新时代的闸门，一路高歌猛进，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谱写了新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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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八年（1919），中国依然是独裁者横行的屠场和炼狱。同时，那些从黑暗中突围出来的知识分子，集体亮相，以启蒙者和革命家的胆魄，继续奋力开启新时代的闸门，一路高歌猛进，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谱写了崭新的序言。

是年元旦，天降细雪。陈独秀在这年第一期《新青年》上，发表了气势磅礴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给刚来的一年点燃了一簇烈火。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大力鼓吹“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指出拥护“德先生”，就必须反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拥护“赛先生”，必须反对旧艺术、旧宗教。强调只有护拥“德先生”“赛先生”，才能彻底救中国。陈独秀宣告：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不久，陈独秀应邀出席了《新潮》编辑部的座谈会，他听到罗家伦高声朗读了这篇文章。陈独秀很重视与《新青年》《每周评论》联合作战的《新潮》杂志。在会上，看到一张张洋溢锐气的年轻人的面庞，听着他们有独立见解的发言，联系过去读过的他们的文章，陈独秀激动起来，他清了清嗓子说，《新潮》创刊号办得比预料得要好，一是有锐气，与《新青年》一起鼓吹“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提倡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二是文章都以白话体为主，又用了新式标点。

受到霸气十足文学革命导师的肯定，办《新潮》的这些学生界的风云人物，其青春勃发的脸上充满喜悦。

陈独秀和新潮社催生了《每周评论》《新潮》而欢欣鼓舞地跨进民国八年的同时，在刘师培家里黄侃和刘师培等也在紧锣密鼓地酝酿《国故》月刊的创办。

自蔡元培去年亲赴天津，聘刘师培来北大任教以来，刘师培的肺病未见好转，丰厚的薪水都送到医院，他家仍如在天津般清贫。

今天，刘师培鲜见地换了一身崭新的蓝布长衫，端端地坐在客厅，脸上泛着肺痨特有的红润。一会儿，学界的黄侃，将在这里举行拜师仪式。

其实，黄侃仅小刘师培一岁，皆为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他们师生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有意思的是，每当谈到经学，只要黄侃在，刘师培都三缄其口。聪明的黄侃早就猜透了刘师培的心思。一次刘师培谈到他久病缠身，刘家四世传经，眼看就要断送在他的身上了。

黄侃立刻说：“你看师弟来拜你大师兄为师如何？”

刘师培面露喜色，却说：“你我同出章门，岂能相屈？”

黄侃很认真，一掸衣袖，当场就欲执弟子之礼：“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这就拜师了。”

一日，黄侃果然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即恭恭敬敬地欲行磕头之礼。那刘师培忙站起身，扶住“老子天下第一”的黄侃：“季刚，承蒙抬举，你转换门庭，太炎师处让我如何交代？况我这两度失节的坏名声，对你也未必有好处……”

黄侃自然清楚，晚清时，刘师培与其妻投靠端方，帮清廷诱捕浙江革命党人陶成章，未能如愿。1909年刘师培又告发同盟会领袖陈其美、王金发、张恭等密谋起义，张恭被捕。王金发找到刘师培复仇，刘下跪求饶，表示以身家性命救出张恭，张恭被救出后，刘免得一死。不久，章太炎致书给他，劝其迷途知返，他却置之不理。

辛亥革命爆发，随端方到成都镇压民变的刘师培，见风云突变，深感生死难卜。有其诗《悲秋词》为证：“悲风兮萧条，严霜凄兮草凋。怊怅兮永思，轸于怀兮郁陶”，可见其悲观之情。一个月后，端方及其弟端锦被资州革命军杀掉，刘师培被捕。还是章太炎、蔡元培力保，刘得以开释。

1913年夏，刘师培离开任教的四川国学院，投奔阎锡山，当上了都督府顾问。次年春，由阎锡山保荐，刘师培赴京，经袁世凯长子引觐其父，袁世凯欣赏其才学，授予公府谘议之职。1915年8月14日，刘师培与杨度、严复等筹安会六君子，联名发表《筹安会宣言》，大力鼓吹君主制，为窃国大盗袁世凯复辟做舆论准备。

袁世凯赞赏刘师培撰写的《国情论》《共和解》等甚符合自己的心意，而刘师培也庆幸自己的家传经学有了用武之地。一次，刘师培为鼓吹帝制，特请北京学界名流开会，不料正是因黄侃针锋相对的反对不欢而散。同时，早年与章炳麟在上海创设国学保存会，后任北大教授的黄节，两次致信给刘师培，劝他“深察得失，速为罢止”逆潮流之行径。刘置若罔闻。

又不久，袁世凯命刘师培为参政院参政。出身经学之家却一直贫寒的刘师培，忽然声名显赫，又得“国师”和“莽大夫”之光环。其公馆也极奢华壮丽。加之有数十兵勇持枪守卫，刘家汽车一至，便有士兵举枪高呼“刘参政回府啦”，“声相接，妇何震乃凭栏逆之，日以为常”。文人刘成禺有诗记下此景：“千枝灯帽白如霜，郎照归朝妾倚廊。叫起守关银甲队，令人夫婿有辉光。”

是年底，准备“登基”的袁世凯又授刘师培为上大夫。官运亨通的刘师培于1916年元月创办《中国学报》，并发表《君政复古论》，鼓吹帝制。

谁知命运弄人，3月22日袁世凯在举国反对下，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郁闷而死。失去主子的刘师培仓皇逃入天津租界。黎元洪大总统下令惩办鼓吹帝制的刘师培、严复。又是有人“爱惜人才”，得到黎元洪同意，刘、严二人有幸被列入“宽免之列”。后来，就出现蔡元培到津去看望一贫如洗、一身病疴的刘师培那一幕。

黄侃也不会忘记，刘师培被封为“上大夫”时，想拉拢自己，欲授嘉禾勋章。据说当时一枚勋章值二十金，他曾写诗嘲弄刘师培，诗曰：“二十饼金真可惜，且招双妓醉春风……”

因刚才刘师培那番话，引出这位仁兄桩桩不光彩的往事，黄侃心中先暗自笑了，往事早已被雨打风吹去了。他看重的是刘师培令他服膺的国学功底。在黄侃看来，只有章、刘在自己之上。自打刘师培到北大，许多参考典籍不在身边，他竟能凭着超人的记忆力，准确地说出某话在某典籍的哪一卷、哪一页；藏在他家乡江苏仪征的书籍，他也清楚地记得某书在何橱何格子、何排何册。写信命家人查时，从无误记。提笔著文，什么深奥的学问都能下笔千言，疏注引证，条理清晰，头头是道。这实在令狂傲的他，不得不由衷赞叹臣服。遂有今天拜师之举。

拜师仪式经黄侃和刘师培商议之后，定下今日，在刘师培家里虽不隆重，却也在充满庄严和喜庆的氛围中举行了。

今日，黄侃也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在一群学生的簇拥下，走进刘师培家，见刘师培正微笑地坐在木椅上。黄侃捧上一对红蜡烛，由学生呈给师母何震一包礼品，然后走到刘师培面前，扶老师坐定，旋退后两步，“扑通”跪下、磕头。刘师培忙站起拉黄侃起身：“磕不得头，折寿哟！”

黄侃还是一本正经地磕了三个头。大礼之后，黄侃对学生们说：“你们看到了，拜师是要磕头的，不磕头老师不会教真本领。在日本时，一谈经学，有我在，刘师就不开口。想了多年，原来刘师是让我磕头拜师，再传经学。你们要学真本事，不给我磕头，我也是不传真经的。”

其实，刘师培收黄侃为徒，黄侃拜刘师培为师，并不完全是为了做学问，更有携手捍卫国学的深意在其间。自从他们读了《新潮》后，认为其宗旨紧跟《新青年》，鼓吹“文学革命”，且理论过于偏激，而当时已过了照搬西学、否定一切传统的时期，于是学生中有志于国学者，便产生不满。在刘师培办的《中国学报》解体以后，学界已有办一份国学刊物的打算。巧得很，学生中正有人酝酿办《国故》月刊，曾找到刘师培和黄侃这两位国学大师征求意见。这次随黄侃拜师的学生里，有个黄侃的崇拜者叫张煊的，正是创办《国故》的发起人之一。刘师培在其请求下，欣然出任《国故》主编之职，黄侃、马叙伦、梁漱溟、黄节等也欣然担任了特别编辑，于是有国粹派诞生。

对黄侃来说，他昔日得意弟子傅斯年突然反水，成了《新潮》的骨干，真让他颜面丢尽，办《国故》与之对抗，自然特别卖力。

在审看《国故》创刊号的稿件后，黄侃夸口：“全是痛快文章！”

刘师培沉默多时，他一直对陈独秀、钱玄同有些偏激的言论不以为然，对他们习惯把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作为评判时人进步与反动的唯一标准，尤不敢苟同。刘师培认为，陈独秀、钱玄同等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历史观，非但解决不了复杂的文化问题，更有可能误导国人误读历史，只要西学，摒弃传统。对于命运跌宕曾经沧海的刘师培，他已经对国运世事不再热衷了，浑身病疴，来日无多，他更关心自己的满腹经纶，如何传授下去，给民族留下这份文化瑰宝。

与黄侃的力主针锋相对、一争高下的态度不同，刘师培说服同人，定《国故》的宗旨为埋首国学研究，提倡学理讨论，不涉现实，也与复古无关。可有文论、有文字训诂、有中国文学研究。他呼吁，不反对必要的争论，更希望看到真正的学术论文。

是年3月，林纾在攻击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时，曾欲拉刘师培等人为声援。刘旋即发表声明曰：

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敝校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

刘师培的声明，再次表明他对新旧文化各美其美、并行不悖的文化主张。

读1949年后写的中国文学史，无不热情肯定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特别是鲁迅，怀着救国的思想、启蒙的企望，对旧文化展开的彻底批判，赞扬他们强烈的历史主动性，却很少清醒地反思先驱者简单、偏激，只讲批判而毫不顾及继承等问题。在不认真研究《国故》的真正宗旨的前提下，便将之视为与《新潮》对立的反动期刊，加以讨伐。更将刘师培打成与新文化运动分庭抗礼的后台老板，施之攻击。

《国故》和《国粹学报》酝酿之初，陈独秀、蔡元培、钱玄同等并无恶感，但因《狂人日记》而出名的鲁迅，对刘师培和《国故》等，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仇视，甚或让人发现了这位没落世家子弟的尖酸和刻薄。他在1918年7月5日致钱玄同的信中写道：

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即指刘师培在1909年投靠两江总督端方，出卖革命党人的事）、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

尚未看其刊、见其文，便反映得如此激烈，语言如此之充满火药味，让一贯偏激的钱玄同，都看得目瞪口呆。仅仅一年前，还叫周树人的鲁迅，还孤独地蛰伏在补树书屋，与世无争地抄古碑、辑金石消磨长夜。他若不钟情国粹，何以一直在辑古书、校勘古籍？他钻进故纸堆，几乎消耗他一生精力的《嵇康集》《志林》《后汉书》的校勘，以及打算写作《会稽禹庙窆石考》等，岂不完全是国粹吗？他倾其一生，花掉巨资收集的古书、拓片、字画，有哪件不是国故？

“五四”前后，文化的激进派如陈独秀、钱玄同等及文化保守派如林纾、黄侃等，都未能避免偏激。两军对垒，捉对厮杀，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各自都有狠话，钱玄同之“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说，黄侃之“八部书外皆狗屁”说，皆为非理性的极端之语。

值得深思的是，所有激进派和保守派，在一定历史作用下，常会相互转换。北洋军阀统治中国时，军阀们留给国人的印象几乎都是作恶多端、狰狞可怖的面孔，殊不知他们退出政坛后，面对日本人的诱惑和收买，却显示出铮铮傲骨，坚决抗日。

段祺瑞作为北洋军阀的实际执政者时，曾打出亲日招牌，1926年下野后，在天津做寓公，生活很艰难。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曾多次亲访段祺瑞，请他出任伪华政府，均被段断然拒绝。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再次找到段，以优厚的待遇请他出山，段仍坚拒，并躲到上海，在《申报》发表声明：“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日本仍不死心，又多次延请，都被段祺瑞一一拒绝。

曹锟在台上时，曾干了不少令国人深恶痛绝的勾当，比如贿选总统丑闻。但当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国之后，日方曾派曹锟昔日部下，请他担冀察政务委员会要职，被曹锟骂出家门：“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

吴佩孚系曹锟之后直系军阀的掌门人，后兵败下野。日本人为收买吴佩孚，竟在北平、汉口分别设立了专门策反他的大伯机关和竹机关两个特务机关，表示愿奉送步枪十万支、机枪两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并助款百万，以帮他东山再起。吴佩孚断然拒绝。因其生活困难，少帅张学良以侄子身份，接他到北平居住。岂料二人在前门火车站甫一见面，吴佩孚就大骂张学良：为何在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日寇？伪满洲国成立，吴佩孚通电全国，揭露日本人“伪称满洲独立国，实际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得知日寇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吴佩孚绝食一天，以示抗议。

三个作恶多端的北洋军阀，在民族危亡之际，却表现出凛然的民族大义，铮铮铁骨。他们的爱国行为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誉。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保守派”刘师培生命最后的表现。

1919年6月，陈独秀因撒《北京市民宣言》，被段祺瑞逮捕。

陈独秀入狱第二天，病魔缠身的刘师培由夫人何震陪同，强撑着病体，串联北京大学、民国大学、中国大学等有社会影响的大学中的教授和社会学界名流，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请求保释陈独秀。致警察厅之保释函，由刘师培执笔，其文风竟与当年陈独秀上书大总统，义保刘师培极为相似。历史，往往不断重复着前行。

9月16日，陈独秀出狱，刘师培几次欲起身相迎，终因力不从心而作罢。二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那是刘师培生命尽头最后一次感伤，为了友人，也为了自己。

11月10日，凛冽的寒风吹动着房上的衰草，刘师培在极为复杂的情绪中，告别了这个世界。那年，他只有36岁。

不巧的是，他的弟子黄侃正在长江畔的武昌处理私事。那夜，刘师培对前来看望他的钱玄同惨笑着道：

玄同，看来我就要走了，谢谢你和蔡先生和仲甫，对我的关怀和照顾。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是过来人。在中国，研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我是最早的人。仲甫的《文学革命论》和你的文化观点，远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激进多了。仲甫和你几乎否定了汉赋、唐诗、宋词在内全部古代文学……谁若提倡研究和整理国故，你们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成复辟派，加以攻击。我以为，这种偏激如不纠正，只能造成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断页……你们的问题在于，只提倡了从全局上引进西方先进文化，而忽视了引进西方文化必须进行的消化，必须符合中国的实情。你们太情绪化了，连营垒中有不同意见也不允许。在这方面胡适是对的，我死后，相信20年代，必将兴起一个国学研究的高潮……

钱玄同紧紧拉着刘师培渐凉的手。他的这番话，恍如炸雷轰耳，醍醐灌顶，让钱玄同极为震惊。从此，钱玄同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学主张了。后来钱玄同编辑了《刘申叔遗书》，并且最终用他一贯反对的文言文撰写了五千字的序言。这不是倒退，而是他的文化思想趋于理性与和平，让人们看到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骁将，曾以思想激进、言论偏激著称的钱玄同的另一面，对故友的深情，对学术持有的大视野以及知人论世的客观与公平。

是的，即便现在读刘师培的临终善言，依然会发现它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可惜的是直到改革开放的21世纪，它的价值才被实践证明。

新文化运动，太过强调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而忽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注定先天不足。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胡适的“输入学理”、陈独秀的“以欧化为是”、鲁迅的“拿来主义”，尽管有温和和激进之分，但都对西方文化和世界潮流充满热情。介绍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康德主义、尼采超人哲学、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等思潮理论，为批判中国的旧文化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武器。他们对西方文化径直急取，企图以此取代摒弃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全盘欧化的思潮，表现了新文化运动的片面性和危害性。至今，仍是中国文化复兴的羁绊。刘师培的价值，恰恰体现在他对继承传统文化的清醒。

刘师培的中年早逝，令在京的很多学人叹惋太息。他没有留下子嗣，却留下了七十四部国学专著，留下了继承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和掷地有声的诤言。

陈独秀主持了刘师培的丧事。他用康有为的诗作了悼文：“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极为恰切。

刘师培生前好友，时任晋北代理镇守使和阎锡山公署参谋长的南桂馨，出资为刘师培置了一口好棺木并支付了丧事的一切费用，使丧事办得很体面。

黄侃搭乘北驰的列车，两天不吃不喝，呆痴痴地赶回北京，即披麻戴孝前往吊唁。他跪在老师的灵柩前，放声痛哭，令众人莫不垂泪，黄侃当即吟诗曰：

夫子挺异质，运穷才则优。
名都富文藻，华宗绍儒修。

吟罢，黄侃又呼天抢地，其凄切之声，久久回荡在1919年的岁尾。

2

去年，刘半农与钱玄同在《新青年》演了一出“双簧戏”，让光绪举人、自称“清处士”的林琴南蒙受了奇耻大辱。平心而论，林琴南乃清末一有成就的学者，不仅译了《茶花女遗事》等大量欧洲小说，畅销一时，还善画山水，好讲学，不分门户，主张义理考据，合而为一，其《论文》《论画》也颇有影响。

近日，暖暖的斜阳照着他绒线胡同的老宅，院里的西府海棠开得如云似霞。他心情极好地坐在院里喝着上好的明前龙井。他的一篇题为“荆生”的小说，在春天里如期完成了。小说是用漂亮的桐城文言文写的。说的是某一天，皖人田必美、浙人金心异，伙同刚从美国回来的哲学教授，同至陶然亭游玩。他们在一间屋内闲聊起来，抨击孔子纲常伦理，主张白话文，反对古文。谈兴正浓，酒已温好，菜也上齐之际，突然一声巨响，板壁破裂，但见荆生手提十八斤铜锏跳将进来，圆睁怒目，手指三人斥道，你们刚才说些什么鸟话？泱泱华夏四千年，以伦纪立国以礼仪安邦，尔等身为文人，为何偏要毁灭它？又竟敢以禽兽之言，扰我耳根清净。田必美刚欲争辩，荆生已举二指按其额头，他便脑痛如锥刺般叫起来。荆生又一脚踩住狄莫，令其腰痛欲断，苦苦求饶。金心异乃近视眼，荆生狂笑一声摘下他的眼镜扔到窗外。金心异怕死，叩头请罪。荆生大笑，说尔等貌似李贽的狂徒，简直是人间怪物。今天我本不该接触你们的禽兽躯干，回去当用香汤洗洗手脚。我不想玷污了我这柄神圣的铜锏，还不快滚下山去，让饿鬼收拾你们吧！三人抱头鼠窜，一溜烟般逃下山去。回首见危阑之上，荆生正高举铜锏，做狞笑状。

明眼人一看便知，那皖人田必美指陈独秀，浙人金心异指钱玄同，从美洲回来的懂哲学又戴眼镜的指胡适。

《荆生》作为一篇小说极为一般，至于所谓春秋笔法，也过于粗俗，但小说内容简单，目的也明确，故并不恶毒下作。有人说，那荆生大概指的是安福系的徐树铮，揣测而已。

最先看到《荆生》的，是北京大学法科政治系学生林琴南的崇拜者张厚载。是他将《荆生》交上海《申报》的，又以通信形式在上海《神州日报》开辟专栏，与林琴南遥相呼应。张厚载曾在《新青年》上发表过《我的中国旧剧观》。那是胡适力主发表的。胡适还曾将张厚载的《生活独立》一文推荐给了《新潮》。对此，钱玄同在一次《新青年》编前会上，还表达了对胡适的不满。

其实，胡适对张厚载并无恶感，或有些心不在焉。本年开始，胡适花费不少心思弄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此书。这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推陈出新、开创风气的又一大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此书去年7月就已由蔡元培作序推荐给商务印书馆。蔡元培非常看重这部书，认为这是胡适在中国文化学术坛坫站稳脚跟进而成佛作祖、呼风唤雨的基石。历史非常公正地证明，该书是一部划时代的书，胡适是划时代的人物。在评价鲁迅与胡适时，常见的一种论调是，鲁迅的文学作品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新局面、新气象，而胡适只不过是开启白话文的一位旗手而已。不错，仅靠倡导一个白话文运动是不能真正创造新文化运动生动局面的。胡适是靠国学上的出色表现，在中国正统学术坛坫取得真正地位和领导权，让各色新旧人物刮目相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思想史上巨大的开创性意义与内容形式的诸多特长，引起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大震惊，两个月后就再版，两年之间已再版七次，出现“购者争先，瞬息即罄”的盛况（《胡适来往书信选》）。胡适如果仅仅以倡导白话文而轰动一时，他的影响或许只停留在通俗文化层面。胡适之所以突破乾嘉学者的成就，是他提供了方法论武器、科学精神和“批判的态度”。可以说，《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胡适在中国学术文化界“整理国故”的重大工程。胡适的文化继承和建设的口号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胡适没有太多纠缠于“林蔡大战”，1919年，胡适像个掘墓人，在努力亲自动手埋葬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旧时代同时，又为新的文明涂上一抹明丽的曙光。

林琴南万万没有料到，他的那篇游戏之作《荆生》发表之后，在文坛会遭到强大的反击。《每周评论》连续两期辟《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专栏，转载各地报刊批评林琴南的文章。有的文章将他斥为“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最让他七窍生烟的是署名二古的《评林畏庐最近所撰〈荆生〉短篇小说》一文。二古系一中学教师，他像批改学生作文般，对《荆生》逐句逐段予以点评，亦庄亦谐地批《荆生》结构平直，文法舛驳：

此篇小说其文之恶劣可谓极矣。批不胜批，改不胜改。设吾校诸生作文尽属如此，则我虽日食补脑汁一瓶，亦不足济吾脑力，以供改文之用。然吾读林先生所译之《茶花女遗事》及他种小说，尚不如是，岂年衰才尽，抑为他赝作耶？

上海的和尚苏曼殊也来凑趣。写了一篇长文，尽揭林琴南老底。说看了二古的文章，不禁哑然失笑。二古先生真是师者，诲人不倦，批改这等臭文还不如在春光明媚之际，栽花种草或游山玩水。苏曼殊还特意揭林琴南前后文章大不相同的老底，云林琴南译《茶花女遗事》，是因刚死了老婆，悲痛之际，友人劝他译《茶花女遗事》以移情，心境与小说氛围相似，情绪相近，故有神来之笔。小说印出之后，风行全国，雪花银子滚滚流进腰包，才有“吾性但欲得金耳”之夫子自道。为钱而著文，江郎才尽，才写出如此拙劣的《荆生》。

苏曼殊，字子谷，广东山县人，生于日本，1903年赴日本留学，曾参加爱国活动，回国后任教苏州吴中公学，曾任《民国日报》编辑。后去香港，不久到惠古寺削发为僧，法号曼殊。参加过南社，其诗秀雅，多写伤情别绪，亦有伤时忧国之作。也善小说，《断鸿零雁记》最为有名，写男女爱情生活。入佛门却表现世俗之情，别有情趣。其书画也甚工，在文坛享有盛誉，与陈独秀有深厚友谊。

这等社会名流撰文对《荆生》冷嘲热讽，年事已高却满腹经纶的林琴南反而被激发了斗志，在幽静的小院踱步多时，然后急急钻进书房，研墨润笔一挥而就，用文言文写了小说《妖梦》。

《妖梦》写的是陕西人郑思康，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胡子邀他同游阴曹地府，说阴曹发生大灾难，一群活时作恶、死后入阴曹仍不悔改的人，把阴曹地府折腾得天翻地覆，他们二人来到一所“白话学堂”，见有一副对联：

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
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

进入“白话学堂”，至第二门，有匾额曰“毙孔堂”，也有一联：

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
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见此，那郑思康大怒，对大胡子吼道：“人们都说阴曹地府有阎罗，那阎罗在何处？”

大胡子说：“阳间没有政府，阴间哪来的阎罗？”

正说话间，见有三个“鬼中之豪杰”来接见。校长叫元绪（《论语》注中有“蔡，大龟也”之句，元绪为龟的别名，指蔡元培），教务长叫田恒（指陈独秀），副教务长叫秦二世（指胡适）。他们满口诋毁伦常，大赞白话文。郑思康听罢大怒，拂袖而出。正在这当儿，突有一神直扑“白话学堂”，见人抓来即食，然后便排泄。积粪如丘，臭气熏天……最后作者站出来评道：吃了这些五伦之禽兽，化之为粪，宜矣！

林琴南并未将《妖梦》拿去发表，而是先礼而后兵地给他攻击的对象蔡元培写了封“劝降信”，后发制人。

正当巴黎和会进入幕后外交拉锯战，国人焦急地等待结果之时，3月18日的《公言报》上，不合时宜地抛出了《致蔡鹤卿太史书》一文，从而导致北京学界爆发了一场“林蔡大战”。

《公言报》是由安福系政客操纵的报纸，在刊发《致蔡鹤卿太史书》同时，又加刊一篇《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现状》的报道。可见它们是有目的、有准备地向新文化运动发起的一场舆论之战。林琴南毕竟是一文人，他与蔡、陈、胡之矛盾，无非是古文和白话文的学术之争。而安福系则是冲着新文化运动而来，有其政治目的。这篇报道，说蔡主政北大陈独秀以新派首领自居，胡适、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与之沆瀣一气，主张废国语而以西方文学代之，矛头对准新文化运动。

历史无法回避地展开了一场论战。

蔡元培很平静，他早就料到，这场论战迟早会到来，傍晚他一人来到北大附近的一个小酒馆，叫了几样小菜，温了一壶酒，独自斟酌。今天自早晨开始，即有不少人到校长室声援他。钱玄同就闯进来云：“这等文痞，先生当痛斥！”陈独秀也愤然道：“何须先生动手，交我便是！”蔡元培则摆摆手：“谢谢诸公，各有各的战法，对林畏庐不能辱骂，讽刺也不适宜呀。既然由我而发，那就由我作答吧。”

蔡元培从酒馆披星戴月返回家，夫人已然落帐睡去。他洗了把脸，沏了壶冰片，坐在案前，喝茶沉思，然后提笔疾书，一气呵成，便有了《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君函》一文的凛然出世。他回答了林琴南对他和北大改革的攻击，且以婉转谦和的文字，巧妙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重申了他将一如既往地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主张。

4月1日，《公言报》《北京大学日刊》《每周评论》等报刊发表了蔡元培这封犀利却有君子之风的信。社会上广为流传，评价甚高。尤其在北大文科教师休息室里教授们更是议论纷纷，认为蔡校长论战时，以理服人，大有君子之风，这等宏文，当选为范文，编入北大文科教材，流芳百世，以正人心。

沈尹默前几天还劝蔡校长要用杀威棒打杀一下林琴南的嚣张气焰，待读了这封信后，对蔡先生的平和与雄辩，深深折服，看着看着就读出了声：

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明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即所做《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大雅之闻言。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

正在教授们高谈阔论蔡校长复信时，辜鸿铭拖着长辫踱步进来，朗声道：林琴南乃一乱伦者，有何资格教训蔡公。区区一举人，竟敢对堂堂进士大不敬，这世道还有王法吗？我也乃大清最后册封的进士。蔡公在信中帮我说了不少好话，我岂能不著文助蔡公！

果然，几天后，辜鸿铭身着簇新黑色团花马褂，走进蔡元培办公室。然后从袖中取出一份宣纸文稿《北京大学校文字风潮解惑论》，署名为冬烘先生。他很正经地对蔡校长说：

“我本想到绒线胡同林宅，去痛斥林琴南，却怕失去身份。此文交校长，由你随便处置。”

辜鸿铭走后，蔡元培展开辜的文稿认真阅读起来，其中说，在国学岌岌可危之际，蔡孑民表面支持新派刊物，实际上用心良苦，不得已采用以毒攻毒之法云云。对此，蔡元培真是哭笑不得。

林琴南看完蔡元培的复信，久久沉默，然后长叹一声。他毕竟是一介书生，见蔡元培以公相称，晓之以理，谦谦有圣贤之风，尤其在自己连骂带讽人家之后，蔡元培竟仍致函于他，邀他和梁启超、章太炎一起为明代遗老刘应秋文集作序。他心里说，蔡公乃仁义之人也。

林琴南为自己的行为有点后悔，但还是受到了惩罚。全国各报纷纷发表批判他的文章，谴责他堕落到学拖鼻涕的野孩子在人家大门上画乌龟的行径了。林琴南为此到处写文章，承认自己无端骂人的错误，倒也有几分坦荡。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写了一篇《林琴南很可佩服》的随感录。“佩服”林琴南知错认错。

就这样，在武人统治的北京，“林蔡大战”新思潮战胜了旧思想，实在是奇迹。

倒霉的是那个叫张载厚的学生，因造谣生事，引起北大师生公愤，终于被校方勒令退学。

写到这里，要为张载厚说几句公道话：“林蔡大战”行将落幕时，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人，敢作敢为，致信蔡校长，承认“一切都是我干的，与琴师无关”。蔡元培遂有语重心长的复信，其中有，“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唯兄反诸爱本师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后注意”句。蔡元培有句名言：“没有坏的学生，坏的学生都是教坏的。”教其坏者林琴南被原谅了，而挺身为老师担责任的学生却被赶出北大校园，公平乎？

3

1919年在“林蔡大战”打得如火如荼之时，旧派人物辜鸿铭站到了蔡元培校长一边，还以冬烘笔名写了篇《北京大学校文字风潮解惑论》。文中，对自己被视为孔孟罪人深感不服，说自己实为孔孟旧学之功臣，“在这国学岌岌可危之际，蔡氏表面上支持新派刊物，实际上用心良苦，是不得已出此倒行逆施，以毒攻毒之法”。辜文还打比方，这如同打蛔虫，“如饮以杀虫之药，又恐伤病者元气。不如以极臭秽之物，使病者饱进，则病者胸中之虫，群起而争食，如此，势必至病者五内作恶，尽积秽而哇之，其病从此霍然而愈”。

此文当面交给蔡元培时，辜鸿铭拖着那条又长又细的花白辫子，身穿一件簇新的马褂，一脸的凛然之气，令蔡元培莞尔。

在这之前，一次在文科教师休息室，陈独秀、刘半农、沈尹默等众教授正议论蔡元培那篇回敬林纾挑战的文章《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君函》之时，辜鸿铭挟着书走了进来，并不落座，慷慨而谈道：“林琴南这个乱伦者，有何资格教训蔡校长？说他乱伦，我是有据的。他译的《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等，公开宣扬狎妓、通奸、争有夫之妇。诲盗诲淫。再说一区区举人，竟敢教训堂堂进士翰林，这还有王法吗？我要治治他，我也是大清朝最后册封的文科进士呀！”

说罢，辜鸿铭一甩辫子就往屋外走，突然又转回身，见众人窃笑，他一本正经地说道：“我老辜说到做到，回去就作文章。蔡校长在批林琴南那封长信中，是帮我说了不少话的。”

辜鸿铭对蔡元培是心存感激的。蔡元培接管北京大学后，奉行“学术自由，兼收并包”的办校方针，不仅大量延请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对北大原先聘用的有保守思想但确有学问的旧派专家教授仍加以聘用。

蔡元培曾声明：“我聘用教员以其个人的学问、造诣为原则，在校授课以无悖于思想自由为界限……本教员中如有脑曳长辫而持复辟论者，如果他所讲授的在英国文学的领域之内而无涉及政治，本校亦没有排斥干涉的理由。”此系指辜鸿铭。辜也深感蔡元培持论公正。因此在新文化运动大潮袭来，甚至五四运动爆发之际，辜鸿铭虽是保皇党，但他毕竟在英国、欧洲沐浴过自由文化之风，他选择与蔡元培共进退，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个人的解释则是，“蔡元培和我，是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不跟他共进退，中国的好人不就要各自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吗？”

他对“好人”也有独特的解释：“好人就是有原则。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是保皇，这种人什么地方有第三个？”

想忠于自己的政治信仰，又为之恪尽职守，对辜鸿铭来说并不容易做到。1917年7月，辜鸿铭在“张勋复辟”中的表演便是一例。张勋复辟丑剧一开锣，就担心南方军政两界不予赞同。决定派人先到南方各省去说项。张勋看中了早前身为外务部侍郎的辜鸿铭。辜奉命刚到天津，段祺瑞已在马厂誓师，开始讨伐张勋的辫子兵。辜鸿铭闻讯慌忙躲进英租界。讨逆军得知张勋所派“力任调停江浙之责”的辜鸿铭，正在天津英领事馆避难，拟派人缉拿。辜得到消息，赶紧化装乘火车逃回北京。

回京后，到张大帅府复命。张大怒斥曰：“你有负委托，何面目来见我？”

书生参政，像辜鸿铭“有负委托”者，当属不少，而能纵横于官场，左右朝政者不多。不过辜鸿铭混迹官场时，确也属于另类。

辜鸿铭在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当洋文案（翻译）时，竟看不起同僚外国顾问，一日洋顾问起草文件时，向辜请教一英文句子的文法，辜冷笑一声，拿起一部英文字典，摔在洋顾问的桌子上。洋顾问查字典时，他早已流利地用英文回答了洋顾问，弄得洋人很是尴尬。

早年，俄国皇储与希腊王子一行访问广州，张之洞在晴川阁设宴招待。辜鸿铭的法语派上了用场，如鱼得水周旋宾主之间。宴会进行中，俄皇储与希腊王子用俄语小声交谈，其意是当晚还有一处邀宴，饮酒要节制。不料在一旁的辜鸿铭接过话茬，告诉二位贵宾，他们将要赴约的饭店不如这里，还是在此尽兴为好。二人惊异。

张之洞喜吸鼻烟，常从精致的鼻烟壶里倒出烟粉，抹入鼻中。希腊王子颇为好奇，便用希腊语问俄王储此为何物。一旁的辜鸿铭听到后，即起身去张之洞座位处，将此话转告他。张之洞将鼻烟壶交辜鸿铭，由他递给希腊王子。二位宾客见鼻烟壶，玲珑精巧，是件极具艺术价值的物件，甚为欣赏。对留辫的辜鸿铭能通欧洲诸国语言，也大为惊叹。俄国王储郑重表示，若辜鸿铭能到俄国游历，他将隆重款待，说罢，取出一块刻有皇冠的精美金怀表赠予辜鸿铭。俄国王储到上海后，逢人便夸辜鸿铭的外语才华。俄王储对后来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还写长信给奇才辜鸿铭，一定不会感到奇怪。

一次张之洞在府上做寿，幕僚文人都来道贺。辜鸿铭恃才傲物，在席上大谈西方文化，别人都表现出听的热情，唯有同僚沈植一脸不屑。辜鸿铭很不服，问沈为何一言不发。沈淡淡一笑答道：“我说了怕你只有再读二十年书后才能听得懂。”事后辜向张之洞请教，张之洞告诉他，英文你学得不错，国学你与沈植可差得十万八千里了。从此辜鸿铭刻苦读古文，四书五经无所不览，且皆有心得。二十年后，机缘巧合，再见沈植。辜鸿铭不动声色，让人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易、书、诗、礼、《春秋》等儒家经书搬来，沈植不解，笑问何故？辜鸿铭忙向前拱手施礼：“沈老前辈随便点任何一部书，晚生皆能倒背如流。”

对国学入门之后，辜鸿铭不断将中国古代文化经典译成外文。日本政客伊藤博文访华时，辜鸿铭的英文版《论语》刚出版。二人见面时，辜鸿铭将英文版《论语》赠给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对辜鸿铭说，君精通西学，当知道孔孟之道，在中国行数千年，却不能行20世纪之今日。

辜鸿铭驳曰，孔子教人的方法，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数千年前，其法三三得九，至今20世纪，不能三三得八。令伊藤博文哑然。

还有一次，辜鸿铭应邀，到一外国友人家赴宴，他举目一望皆洋人，唯自己是华人。众人物以稀为贵，请他坐首席。席间，主人素闻辜鸿铭精通西学又推崇儒学，便问他：辜先生，请谈谈孔孟之道好在哪里？

辜鸿铭呷了口酒，悠悠道：“刚才诸位你推我让，不肯坐首席，即是孔孟之教，‘不学礼，无以立’。若照竞争原则，以优胜劣汰为主，势必争到胜败后，才能落座举箸。若如此，今天这顿美餐，怕谁也别想吃到嘴里了。”洋人点头以为是。

辜鸿铭对日本文化，并不感兴趣，当时国人纷纷东渡日本留学，他颇不以为然。对从东瀛传来的“改良”二字厌恶至极。认为“改良”一词不合汉语的构词规律。清末他从英伦归国后，见有“女子改良学堂”之称，大为惊奇，视为糟践女性的名称。对“改良”一词一直耿耿于怀。他刚到北大任教之开学典礼上，他借题发挥说：“现在的人作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更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不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台下听者，莫不前仰后合。但在场的胡适听出了弦外之音，辜鸿铭分明在批评他那篇引起轰动和开启新文学运动大幕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对辜鸿铭的深厚学养和襟怀坦白的性格心存敬意，对辜鸿铭多次对自己的挑衅和攻击也并不介意，但对他蔑视和攻击新文学运动的言行绝不姑息。

1920年，在一次宴会上，胡适与辜鸿铭同时出席。辜鸿铭向胡适提及不久前，张勋过生日，辜鸿铭送了副寿联：“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这原本是宋代苏轼送给好友刘景文的诗句。希望朋友不要悲观，要珍惜余下的岁月，而辜鸿铭将此诗句送给辫帅则另有新意。他问胡适可否知道其中的含义？胡适说，“‘傲霜枝’自然是你们二位的辫子，‘擎雨盖’我悟不出来。”辜鸿铭得意道：“那是清朝的大帽子！”

胡适刚到北大上台讲演时，不时用英语。当胡适在掌声中走下讲台时，正襟危坐在台下的辜鸿铭竟当着众人，对胡适说：“胡先生留学七年，可刚才的英语说得实在不地道。记住，在英国那是下等人的发音！”对胡适写的新诗，辜鸿铭也冷嘲热讽：“你那首‘黄蝴蝶’写得实在好，以后就尊称你为‘黄蝴蝶’了。”辜鸿铭一次对胡适说：“按白话文，你不该叫胡适之，该叫‘往哪里走’。还有，今天我当着你的面，为文言文说一句好话，如果家里来电报，说你父亲死了，叫你赶快回家奔丧，白话文多啰唆呀，如换成文言文，只需四个字，‘父亡速归’……”

胡适有绅士之风，每逢这种场面，只是微微一笑了之。但辜鸿铭这回的“改良”之说让胡适大为不悦。在1919年的8月3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和8月24日《每周评论》第三十六号上，分别发表《辜鸿铭》（一）和（二）两篇文章。

《辜鸿铭》（一）中先说辜鸿铭的辫子，大讲“尊王大义”，殊不知他曾剪过辫子，“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不曾养全，他带着假辫子坐着车乱跑，很出风头”。说他这种心理，开始“立异以为高”，如今是“久假而不归”。

《辜鸿铭》（二），说辜鸿铭骂胡适提倡文学革命，后有人又写文骂他。他急了，作了一篇长文痛骂留学生与文学革命。他说：“中国十人有九人不识字，正是我们应该感谢上帝的事。要是四万万人都能读书识字，那还了得吗？要是北京的苦力、马夫、汽车夫、剃头匠、小伙计……都认得字，都要像北京大学那样去干预政治，那还成个什么世界？”胡适在文中说：“我看了这篇妙文，心灵很感动。辜鸿铭真肯说老实话，他真是一个难得的老实人！”

其实胡适有所不知，辜鸿铭年轻时的剪辫子并不是如他留辫子，都是“立异以为高”，年轻时的辜鸿铭剪辫子，是因为自己心爱的姑娘喜欢辫子。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粗亮的辫子剪下来，赠予美人，应是“爱情价更高”，而非标新立异。

辜鸿铭读了胡适发表在《每周评论》上写自己的文章，非常恼怒，特别是对胡适说他留和剪辫子，与留恋前清无关，只不过是“立异以为高”尤为不能容忍。在一次宴会上，胡适偏偏又拿这篇文章给他看，辜鸿铭立刻翻脸：“胡先生，你这是公然毁谤老夫，你若不在报上公开向我道歉，我将到法院去控告你！”胡适当初写此文，只想善意地提示他不要太我行我素，口无遮拦。于是笑道：“辜先生，那就请您去告状，等法院判我错了，再向您道歉，如何？”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二人又见面了，胡适笑道：“不知辜先生的状子递进法院否？”辜鸿铭也笑道：“胡先生，我向来敬重你，所以没有告你，再说，你的那两篇小文，写得狗屁不如，谁有兴趣与你计较。”二人互拍肩膀，化矛盾于无形。其实，胡适一直在找机会向辜鸿铭示好，因为他曾听学生讲，辜因学生嘲笑他的辫子，在课堂上正色道：“诸位学子因我有辫子而笑我。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老夫也确实剪过。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是无形的，就不那么好剪。”而且，在“林蔡大战”即新旧文化冲突时，保皇派辜鸿铭居然与蔡元培共进退，也实在让人肃然。从此胡辜之间友好相处。

1921年，中国的上空徘徊着各种主义的时候，英国大文豪毛姆专程到中国拜访辜鸿铭。毛姆读过另一大文豪托尔斯泰于1906年写给辜鸿铭的长信，后又读过他写的《中国人的精神》。毛姆对辜鸿铭和神秘的东方哲学充满了向往之情，所以便有了此次的中国之行。

毛姆来到北京，犯了一次致命的错误。他住进六国饭店，即派他的一位在京的同胞，持一张便笺，敲开辜家的四合院大门，交给了听差，说是英国大作家毛姆欲请辜老先生过去坐坐。时间一天天过去，就是不见辜鸿铭来访。待毛姆明白过来，立刻写了一封十分客气的信，表示将到府上亲自拜访。待毛姆领教了对辜鸿铭轻慢的代价后，得到允诺才乘着轿子在胡同间穿行了一阵子，停在一座有些破败却十分古雅的门楼前。在仆人引导下，走过萧索的庭院，跨入一排堆满线装书的房间。落座后，仆人奉上一听纸烟和一杯香茶。在他打量墙上的字画时，辜鸿铭穿着马褂踱了进来。

二人握手后，重又坐下。辜鸿铭先开口了，那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让毛姆吃了一惊，听了他的话更吃了一惊。辜鸿铭说：“先生想来见我，真是荣幸之至。因为贵国人只同苦力和买办打交道，他们大概以为所有的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

在毛姆不知所措之时，辜鸿铭又说：“所以你们以为只需招招手，我们就得过来。”

毛姆只得不断向面前这位高大瘦身、戴着小帽、后面拖着灰白小辫，早已在欧洲扬名立万的中国学者道歉，窘迫得无地自容。

交谈时，他们谈到了文化和哲学。毛姆认为西方哲学家影响了全世界，欧洲创造了辉煌的文化，至今还在指导着世界。

辜鸿铭不赞成毛姆的说法，说西方的休谟和柏克莱，他们无法与我们的孔子相提并论。当西方穴居毛饮的时候，我们已是进化的人类了。

毛姆表示不赞同辜鸿铭的见解，问：“那么为什么你们黄种人遭到白种人的轻蔑呢？”

辜鸿铭来气了：“因为你们白种人发明了大炮和机关枪！”

后来，他们又谈到了刚刚来华的杜威的实用主义。辜鸿铭说：“杜威的实用主义，那是那些想要相信不可信的东西者的最后避难所。”

毛姆听了眼前这位雄辩家对西方哲学和现代个人主义的批评后，将话题转到中国新文化运动、罗素、苏俄共产主义方面来。这是他此次来访要探讨的实质性问题。辜鸿铭的谈兴正浓，他说：“新文化运动，就是那些新从外国大学回来的，用那亵渎的手，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破坏无遗的运动。而罗素就是用世界上最庄严的词句把青年教唆成流氓的家伙。至于共产主义么，我还没研究过。记得马克思说过它是个幽灵，让整个世界都不得安宁的幽灵罢了。”

毛姆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连连说：“精辟，实在精辟！”

见毛姆对他的辫子很感兴趣，辜鸿铭说，这是一个标记，证明我是一个时代的代表。

在二人告别时，毛姆向辜鸿铭索字，辜鸿铭找了一张写满汉字的纸笺，送给他。毛姆归国后，请汉学家译出后，真叫他哭笑不得，竟然是一首写给青楼女子的情书：你不爱我时，声音甜甜，眼波含笑，素手纤纤。待你爱上我，声音变得凄楚了，满眼是泪，睹手痛惜。伤心哪，伤心之爱使你不爱……

1924年10月，满腹经纶的辜鸿铭，应日本东亚文化协会邀请，东渡日本讲学，精通东方、西方文化的他，在日本很受欢迎，视为奇人，竟在日本讲学三年。归国后的1928年初，辜鸿铭被委任为山东大学校长，尚未到任，4月30日在京病逝，终年71岁。

辜鸿铭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意大利等语，受西方文化浸润，却推崇中国古代文化，反对新文化运动。他的东西方文化论，充满了悖论。中国文学史轻慢了这位大儒，在所有的文学史中，对他都惜字如金，即使介绍也是只言片语。忽视他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学遗产和对向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卓越贡献。

他给我们留下的著作有：《尊王篇》（英文）、《张文襄（张之洞）幕府纪闻》《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英文）、《呐喊》（德文）、《辜鸿铭演讲集》《读易草堂文集》等，并译有《痴汉骑马歌》等。他向西方译介了大量儒学经典，《论语》《中庸》等英译本，在西方广为流传。《中国文学通史》对辜鸿铭破例用了一百字，介绍他的翻译情况：“辜鸿铭以五言体翻译英国诗人威廉·科伯的长诗《布贩约翰·基尔宾的趣事》，全诗六十三节，每节四句，1905年连同原文由商务印书馆刊行，书名为‘华英合璧：痴汉骑马歌’。译笔通俗诙谐，善能传神。”

辜鸿铭在那个时代是一道文化风景，他活着是个传奇，他去天国后留下太多关于中国文人的神话。他是个充满矛盾又极为和谐的学者，他变态地猥亵女性，他又淋漓痛快地大骂政客，他到西方留学却一针见血地批判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端。而最可贵的是他的骂是出于义理和公心。如果编一部《辜鸿铭之骂》或更能看清一位文人的风骨。

当今社会，已再无辜鸿铭。不少学者也时髦地骂骂社会，骂骂人，但他们早已无辜鸿铭的独立人格，忧贫的多，忧道的少。

张中行说：

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定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在文学江湖，辜鸿铭或可是个异类。他的存在让文学变得更斑斓，人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4

历史常常是模糊的，呈现多种复杂的阐述性。

1919年，巴黎宣告中国外交完全失败，五四运动猛烈爆发之际，历史又给了早已过气的梁启超一次机遇，让他再次成为民族英雄。

梁启超与军界名人蒋百里等六人，负命赶到法国巴黎时，巴黎和会早已开幕一个月了。

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理应有权收复战败国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但日本却无理地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中国据理力争，美、英、法等国为抑制日本势力，也曾有意相助。不料日本出示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签订的《山东密约》，并称，若得不到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就拒不在和约上签字。美、英、法为保证各自利益，竟公然向日本妥协，不再支持中国收回山东的要求。

梁启超在得知段祺瑞政府密令中国和谈代表在对日问题上，只能失败，不能成功时，如五雷轰顶。他感到国之安危悬于一线，民族利益面临挑战，作为有血性和良知的一介书生，再重的担子，也用羸弱的肩头承担。他在与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人商量后，决定一是尽快致电外交委员会和国民外交协会汪大燮、林长民和蔡元培等，利用舆论压力，揭露谴责政府私订密约，出卖主权罪行；二是借用梁启超的国际影响，展开对美、英、法等国的外交攻势，力争在国际压力下，挽回巴黎和会上的败局。

梁启超已咯血发烧，仍带病起草电文。5月2日，电文一经上海《申报》发表，舆论大哗，国人震惊：

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梁启超在二十年前，作为维新运动的领袖闻名国内外，其人格魅力和“善辩”的外交魅力，使他成为有一定影响的世界闻人。如今，经过这位政治老人的努力，得到国际广泛的同情。

令梁启超动容的，是蔡元培等诸公给他拍来的电报：

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并转各报馆、五十三商会团鉴：阅沪商团议决事件，仍致疑于梁任公先生。梁赴欧后，迭次来电报告，并主张山东问题为国家保卫主权，语至激昂。闻其著书、演说，极动各国视听。何至有此无视之谣？愿我国人熟察。

梁启超在政坛和思想界闯荡二十多年，毁誉参半，但他最看重自己的人格和名声，在他为巴黎和会赴汤蹈火之际，上海有人别有用心，制造谣言，诋毁其人格，令他心寒，而蔡元培等持之公理，为他打抱不平，令他百感交集，热泪盈眶。

5月4日，爆发了北京大学等十三所大学三千多名爱国学生在天安门集会，然后举行大游行，并烧毁赵家楼曹汝霖宅。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活动的逻辑发展的必然，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是其导火索，经蔡元培直接引发的爱国学生运动。经历史的淘洗，被意识形态强加给它的耀眼光芒，已暗淡褪去。但当我们回眸这段家喻户晓的历史时，呈现了多种复杂的阐述性。

据五四运动时学生领袖之一的张国焘在异国终老前回忆，5月4日下午，北大学生集合于校园，准备向天安门出发时，蔡元培校长出面劝阻。一个叫易克嶷的学生，出来恳求校长不要阻拦大家，多数学生也急于出发，不满校长的阻拦，有的甚至怒吼和谩骂。僵持之际，张国焘挤出人群，对蔡校长大声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也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说罢与几位同学连请带推，将校长拥走。

张国焘是北大学生领袖之一，他和邓中夏、罗章龙等很得李大钊、陈独秀的赏识，自称是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他的回忆应当可信。

而蔡元培和参加游行者的记述，却完全不同于后来叛党的张国焘的回忆。

那天蔡元培到校，即布置总务部门为学生提供写横幅和标语的布匹纸张。后见撑起写有“国立北京大学”横幅的竹竿太短，便命学生到校长室的院子里砍了几根竹子替换。正欲出发，接到教育总长傅增湘电话，云北洋政府命令各校阻止学生上街，并让他阻止学生游行后，立刻到教育部开会。

蔡元培断然拒绝说：“学生的爱国行动，我不忍制止。”

正当学生走出校门，早有京师警察厅勤务督察长汪鸿翰率大批警察拉起防线，阻止学生前行。经学生代表的据理力争，最终学生冲破阻拦，潮水般涌上大街，一路高喊“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严惩卖国贼”等口号，向天安门进发……

多年之后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中，是这样追述这段历史的：

我于仓促间，避入一小房（箱子间），仲和（章宗祥）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这箱子间，一面通我妇卧室，一面通两女卧室，都有门可通。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只听得找曹汝霖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后又听得砰砰蹦蹦玻璃碎声，知道门窗玻璃都打碎了……后又打到两女卧室，两女不在卧室中，即将铁床的杆柱零件，拆作武器，走出了女儿卧房，转到我妇卧房。我妇正锁了房门，独在房中，学生即将铁杆撞开房门，问我在哪里。妇答，他在总统府吃饭，不知回来没有？他们即将镜框物件打得稀烂。我妇即说，你们都是文明学生，怎么这么野蛮？我在小室，听得逼真，很镇定。他们打开抽屉，像在检查信件，一时没作声。后又倾箱倒匣，将一点首饰等类，用脚踏踩。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

章宗祥没曹汝霖那么好运。学生将曹汝霖宅点燃后，章宗祥从锅炉房钻出火海逃将出去，被学生发现，误以为曹汝霖，一拥而上，将他打翻在地。闻讯而来的日本人中江丑吉拼死将章抱至杂货店，学生又把他们拖到街上，拳脚相加。问章宗祥是否是曹汝霖，章冒死不答。那日本人也遭学生痛打。二人被赶来的军警救出，驱散学生后，送二人去同仁医院治疗。

5月6日，南北和议代表致电巴黎中方代表，如巴黎和会不容纳中国收回青岛主张，即不参加和约签字。此举，应是爱国学生运动产生的积极成果。

当日，已远离政治和舆论中心的康有为，发表《请诛国贼救学生电》声援学生爱国行动。他高度赞扬青年学生的爱国义举，称“学生此举，真可谓代表四万万之民意，代表四万万之民权，以讨国贼者”。他斥责北京政府的“专横卖国”，要求政府诛除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等，释放被捕学生。

8日，康有为又致电日本首相犬养毅，称青岛“必不能强吞下咽”，谴责日本强占青岛的侵略行动，要求日本撤驻兵，还铁路，取消“二十一条”，归还青岛。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领袖，虽然他选错了政治路线，但他对祖国的热爱、眷恋和救国兴邦的期望和追求，贯穿了其一生。他的爱国行动，最为光彩的是反对《马关条约》，发动“公车上书”；五四运动爆发，发表《请诛卖国贼救学生电》声援学生爱国行动。而每次都与反日有关。

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发展，舆论界特别是报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5月1日，北京各报广泛报道了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攫取德国在山东一切特权的消息，4日，学生走上街头，聚会天安门，火烧赵家楼，三十多名学生被捕，一场学生运动改写中国历史。卲飘萍的《京报》及《盖世报》《国民公报》等都及时报道了有关消息。同时，还都写社论并刊出“学生通告”，掷地有声地宣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6日《晨报》的社论是《为外交问题警告政府》，并发表各界人士保释被捕学生的函电为民请命。上海《申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也都登载了支持学生们的新闻和社论。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等七家报纸刊出联合决议，拒绝刊登日商广告，一直维持十六七年。

喊出正义之声的报纸，遭到军阀压制。1918年到1919年底，全国有一百多家报刊遭到查封。但五四运动之后的一年里，随着新思想的迅速传播，全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四百多种报刊。

没有舆论宣传，便没有新文化运动。在我们回顾五四运动时，不能忘记一大批怀抱言论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报界闻人，他们用爱国之心办报，用笔墨抗争，一次次掀起笔底波澜，报道了有声有色、有血有肉的新闻，喊出正义之声。为此，他们惨遭杀戮，他们是用殷红的鲜血，书写了言论史上悲怆又壮丽的诗篇。从中，我们才得以看清历史真容。

“三一八惨案”，是段祺瑞悍然杀害四十七名和平请愿的学生制造的血案，邵飘萍在《京报》揭露惨案真相，发表评论，严厉谴责这场血腥的杀戮。后来，在民初新闻史上享有盛誉的爱国报人邵飘萍遇难，他苦心孤诣创办的《京报》被封。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枪杀于天桥。爱国者们从掩埋处挖出被军阀杀害的邵飘萍的遗体，复葬了他，参加葬礼的各界名人，莫不垂泪。

几个月后，言辞犀利、态度鲜明的另一著名报人林白水也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张宗昌杀害。林白水是个老报人，从清末开始入报界，民国后曾做过官，官场不得意，重拾办报本行。与邵飘萍、黄远生、张季鸾、成舍我并称四大名记者。他一生恃才傲物，凡看不惯事与官，用一支妙笔，骂得痛快淋漓。“三不知”狗肉将军张宗昌得势后，无耻文人潘复投怀送抱到其门下，捞得“总理”一职。为阻止三民主义向北方扩散，潘复向张宗昌献计，提出什么“读吾孔子之书，讲礼义廉耻之四维主义”。崇尚古德的林白水，对此发表评论，将张宗昌及给他捧场的北洋政府最后一届总理潘复比作“肾囊之于睾丸”，张、潘大为恼怒，给林白水扣上一顶“红帽子”，绑赴天桥枪决。其实林与任何政党都无瓜葛。他创办的《社会日报》停刊。不足百日，邵、林先后被杀，史称“萍水相逢百日间”。

《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在北京香山顶，手书“水流云在”四字，纪念两位以身殉报的友人。他们是屹立在民初言论舞台上的两棵傲雪青松。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闪耀在民族思想史、言论史的璀璨星空。

5

1918年11月27日，周作人在这天的日记中这样记载：“下午至学长室议创办《每周评论》，12月14日出版，每月助刊资三元。”

从日记中了解，参加会议者主要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青年》同人。对于为什么要再办《每周评论》众说纷纭，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新青年》在关于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和方法上，存在两种意见，胡适等侧重从语言、形式方面为文学革命寻找突破口，而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等则更看重把新文化运动高扬的思想启蒙精神灌注于文学革命，主张将文学变革推向思想的革新，《新青年》无法承担此任务，于是创办《每周评论》。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在思想上发生矛盾使然。二、《国故月刊》的出现，证明北大旧派势力也在集结，《新青年》一月一期，反应过于缓慢，与之战斗不利，于是快捷灵活的周刊《每周评论》呼之而出。

如周作人日记所记，事实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一同“议创办《每周评论》”，意见一致并未发生争执。第一种说法，是后人因意识形态需要而捏造的。其实，当时的陈独秀、李大钊二人，虽在思想观念上倾向政治革命，但其实质并未超越周作人关于文学的“思想革命”“人的革命”的主张。

胡适对《每周评论》从未干涉过，但对此刊积极讨论政治颇不以为然，虽然胡适为其写一些文艺性的小文，但他的重要文章，还是发表在《新青年》上。比较而言，他更愿意满腔热情地支持《新潮》，将之视为是《新青年》的重要姊妹刊物。

周作人和陈独秀、李大钊更热衷于《每周评论》。周作人参加《每周评论》筹备会后，仅仅一个月，就写出了《人的文学》《论黑幕》和《平民文学》等重要论文。后两篇都交给嗷嗷待哺的刚创办的《每周评论》。陈独秀大喜过望，忙给周作人写信，大赞文章“做得极好”（《致周作人书》1918年12月15日）。以最快速度、以显著位置发在1919年1月的两期《每周评论》上。后周作人又在此刊发表《思想革命》等论文。

1919年，注定是周作人最风光的一年。他的《人的文学》《思想革命》等论文，几乎构成了一个极为完整的文学思想体系，从而周作人作为“五四战士”的形象被载入中国文学史。

是年的2月15日，周作人的诗歌《小河》，以头条位置刊登在胡适主编的《新青年》上。诗歌在《新青年》从未有过如此殊荣，故《小河》一经发表，便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而让文坛感到惊讶的是，既是平静温和的理论家，又是威严的“五四战士”的周作人，怎么突然又写出这样激情澎湃、情感浓烈的诗章？

是的，周作人幼时表现出他的思维的不是诗，而是散文。为了以白话诗抗拒具有强大势力的中国传统诗歌，他参与了胡适的白话诗的行列。周作人的第一首新诗叫《两个扫雪的人》，但发表在《小河》之后。

《小河》以极朴素清淡的诗句，表达日常生活中种种真实印象，又赋予日常生活淡淡的诗意和对人生问题的沉思。特别是散文化的形式，彻底摆脱了旧诗词格律的束缚。较之胡适的半旧半新的尝试体，显得更自由、更自然、更诗性，成为无韵诗歌的范例。后来朱自清在他的《中国新文学诗集·导言》中说，“周氏兄弟是真正打破旧诗词的镣铐的，他们代表了早期白话诗中‘欧化’的一路。”胡适也认为在新诗的形式变革上，周作人是有贡献的，他在《谈新诗》一文中把周作人的《小河》评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

周作人是以重要的理论家登上新文化运动的舞台的，《小河》等新诗的发表，又显示了周作人诗歌、散文的创作实力，更显示了新文学的实绩。如果说，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思想革命》《平民文学》等主要论文，是他作为文化战士的宣言的话，那么《小河》等诗歌，则表现了周作人乐观、积极的“少年精神”。当然，没过多久，他的诗歌蕴含的消极彷徨、无所适从的情意，便有了恶性发展。不过，1919年的周作人，作为战士并未卸下盔甲。

五四运动爆发时，周作人在日本东京，历史无法记录这位战士在学生的爱国大潮中，叱咤风云的身影。是年初，周家兄弟拟将家从绍兴迁到北京。为此，周作人于4月向北京大学告假，先到绍兴，偕妻子和子女四人，到日本东京岳母家。得到“五四”消息，旋于5月18日赶回北京。赵家楼的瓦砾在春雨中默默无语，烈火和呐喊声早已消匿，但6月3日周作人目睹了一场军警与学生的冲突，史称“六三事件”。爱国学生与反动军警的对立，给周作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周作人暮年，他还对此记忆犹新，在他的《知堂回想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那一天下午，我在北大新造的第一院二楼中间的国文系教授室，那里作为教职员联合会办事室的一间屋里，听说政府捉了许多中小学生拘留各处。最近的北路便是第三院法科那里，于是陈百年、刘半农、王星拱和我四人便一同前去，自称系北大代表，慰问被捕学生，要求进去，结果自然是被拒绝，只在门前站着看了一会儿。三院前面南北两路断绝交通，隔着水沟（那时北河沿的沟还未填平）的东边空地上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男女老幼都有，学生随时被军警押着送来，有的只是十三四岁的初中学生，走到门前，在门楼上的有些同学，便拍手高呼欢迎他，那看热闹的人也拍手相应。有的老太婆在擦泪，她眼看像她孙儿那样大的小学生被送进牢门（虽然这原是译学馆的门）里不见了，她怎能不心酸呢……

周作人第一次置身于群众之中，被爱国的学生和群众的反抗精神感染着，心情既新奇、兴奋又热烈。当晚，他写了四首《偶成》，对学生表示“敬意”，对俄国十月革命表示向往。

6月4日，局势更紧张，周作人发现，北大文科门外已驻兵五棚。5日，在阴沉的下午，又步行到前门内警察所门前，街道上站满了军警，围住几队集会的学生，制止他们演讲。周作人想挤进去，被军警拦住。周作人说：“那些人都是老实国民，又没拿武器，我过去怎么不行呢？”军警说：“我们奉命执行公务，不能进去！”这时，突然闯来一彪军警的马队，举着木棍驱赶围观的群众，有一老者见状，怒骂：“平民连路都不能行了！”眼看马队冲来，周作人与群众潮水般向北撤去，跑了一通，发现口袋里十多枚铜钱丢失了……

周作人这段屈辱的逃跑，也让他第一次面对严酷的现实。

回到会馆，天已黑下来，草草吃过晚饭，他在灯下写出《前门遇马队记》。次日一早，将之交给李大钊，希望刊在《每周评论》上，算作是对反动当局镇压行为的回答。不久，李大钊对他说：“警察所曾派人到编辑部查问过《前门遇马队记》。”周作人感到了压力，却不怕，正如《前门遇马队记》的最后所表述的：“可是我决不悔此一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受的侮辱更大！”

6月12日，陈独秀因散发传单在东安市场被军警逮捕。这消息是周作人在绍兴第五中学的学生，现任《国民公报》副刊编辑孙福源特地到北大告诉他们的。周作人闻讯，即与北大李辛白、王抚五等人，以北大代表名义前去探监，遭拒绝。后经各界声援，陈独秀出狱，周作人特地前去慰问。

周作人为人处世，一贯谨慎平和，但经过“六三”风暴和陈独秀被捕之后，满怀忧虑的周作人，向陈独秀、李大钊靠近，颇耐人寻味。

对李大钊的好感，始于周作人到北大之后。他在《知堂回想录》有过介绍：每天到北大一院即红楼上班，常见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他没架子，令人可亲，平日所谈也只是些平常的闲话。在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和胡适、陈独秀包括周作人，作为时代的先驱者登上历史的舞台。陈独秀、李大钊在思想、言辞上尽管激烈，但李大钊在行为道德上却相当传统，甚或俨然是一位儒雅学人，让周作人感到亲切。

“六三事件”之后的7月2日，周作人又东渡日本。此番再来，“与第一次相隔九年（实际是八年），大略一看，已觉得情形改变了不少，第一件是思想界的革新……大抵出于民众的觉醒，所以前途更有希望”（《游日本杂感》）。但最具体的收获，是他对石河内村即所谓“新村”的访问。所谓“新村”，是日本空想社会主义者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建立的实验地，宣扬乌托邦思想和人类之爱。周作人对此，曾在《新青年》六卷三号上发表《日本的新村》予以介绍。后来又写《访日本新村记》等数篇介绍新村的文章。为“新村”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高唱赞歌。早在1919年3月，周作人已在北京组织“新村北京支部”，宣传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九州乡建立的第一座所谓无政府、无剥削、无强权、无压迫、无体脑对立的“新村”。此次归来，宣传热情更高。郑振铎在次年给周作人的信中，说“你是现实中国内极注意于新村问题的——也是实行新村组织的——一个人”（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分辑）。郑振铎高调称赞周作人是中国新村运动的积极鼓吹者与组织者。

值得沉思的是，坚决支持新村运动的人，竟然是当时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查周作人日记，可见“守常函介李君来，属为绍介往新村”“访守常，以新村绍介函交徐彦之君”等记载。

都是留学日本的周作人和李大钊，还曾共同发起“工读互助团”。其宗旨发表在《新青年》七卷二号上，去“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与职业合一的理想”。

我们可以将“工读互助团”视为周作人、李大钊仿效“新村”，实现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的一种试验。众所周知，早期的李大钊也是克鲁泡特金的追随者，在1919年《新青年》六卷五号上，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还提出以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

就在同一期的《新青年》上，同时刊登了周作人翻译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此文与李大钊之《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亮相，互为犄角，反映出二人在思想上的惊人一致。我们的历史不能回避这一让人始料不及的事实。

1919年3月，准备结束在日本留学生活的周恩来，在他的留日同学张鸿诰先生为他饯行时，泼墨写了一条幅，是一首诗：“大江歌罢棹（有人误为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此诗是1917年所作。六十年后，周恩来病逝一周年时，张鸿诰将此条幅赠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珍藏。

1919年，周恩来和李大钊一样，都是爱国主义者，而非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

周作人、李大钊在热情宣传新村运动之时，受到了比他们名声更显赫的胡适的反对。胡适在一次演说中指出，周作人所沉溺的新村主义，实际上是古代孟轲（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所宣扬的“穷则独善其身”的“独善的个人主义”。胡适说，“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找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实际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胡适将此演说，以《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为题，发表在1920年1月15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

尽管在九天后，周作人在《晨报》发表《新村运动的解说——对于胡适先生的演说》一文予以反驳，说新村运动非“消极的消遣”，而是“积极的实行他们泛劳动的主义”。但纵观周作人的一生，是消极的、平和的、悲观的，最终也确实走进了“苦雨斋”。1919年的周作人，短暂的激进，掩盖了深藏在他骨子里的“隐逸”，让他成为令人瞩目的政治明星。

他的兄长鲁迅最懂周作人，这次也站到胡适一边，不赞同他的乌托邦理想。

6

1919年3月26日夜，北京乍暖还寒，弯弯的下弦月时隐时现，昏暗的路灯下，有辆洋车独自行在寂静的路上。蔡元培在车篷里呆坐，他刚从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博士家中出来。他和沈尹默、马叙伦在汤尔和家的西式客厅里刚刚开了个小会。会的内容是讨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去留。

就在昨天，北京各报以重要版面刊登了陈独秀在八大胡同“因争风抓伤某妓女下部”的不雅新闻，学界方哗，蔡元培、胡适也大为惊骇。早在去年，沈尹默就曾对蔡元培说，仲甫夫妻矛盾加重，高君曼向沈尹默哭诉过仲甫私德不检，常去寻花问柳。还将仲甫写的《丁巳除夕歌》的八行笺交给蔡元培，说：“高君曼一直怀疑仲甫在外逛八大胡同，曾骂他是无耻之徒。仲甫反讥讽她假正经。当年他喜欢上小姨子，还不是不顾一切同居。”

蔡元培见《丁巳除夕歌》曰：

人生是梦，
日月如梭。
我有千言万语说不出，
十年不作除夕歌。
世界之大大如斗，
装满悲欢装不了他。
万人如海北京城，
谁知道有人愁似我？

蔡元培捧笺良久，只觉得狂飙激进的仲甫内心也很柔软。蔡元培在北大成立进德会，主要是为提倡新道德改造社会风气，杜绝北大师生吃花酒、捧戏子、赌博和拥娼狎妓恶习，当然也有意规劝仲甫，他自己也自愿入会。谁料到仲甫劣习不改，我行我素，直沦落得遭舆论声讨的地步。特别是有把柄落在北大旧派手中，以此攻讦新文化运动，攻讦北大的教育改革。这让一向爱才惜才的蔡元培十分惋惜和痛苦。正巧，汤尔和正想找蔡元培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要北大停止越轨行动之事，顺便听听他们如何处理仲甫的意见。

汤尔和知道蔡元培不想撤换陈独秀，便苦心相劝：陈独秀不仅成为众矢之的，且关系到北大存亡的焦点。总不能因一个有争议的人，牺牲整个北大的利益。接着汤尔和又说，解聘陈独秀，对和他唱双簧的胡适也是个制约。这让蔡元培的心为之一震。他看着被人公认的谋客，心里多了几分寒意，说：“年初我曾与玄同说过驱逐陈仲甫，除非‘上谕’革我职。我不能为迎合外人的心，做让林琴南之流高兴的事。”

沈尹默也被世人公认为谋客，他终于插嘴说，报上所载仲甫嫖娼之事，绝非虚言，一次仲甫酒后吐真言，说北京妓女比上海的有味多了。况他已加入进德会，此丑行违背“不嫖之戒”。若还让他任文科学长，何以服人？

汤尔和接过话说，私德不修，祸及社会。仲甫由我们向你推荐，说起来我们也有责任。在他们苦苦相劝下，蔡元培真的乱了方寸。走出汤尔和的宅第，他感到丝丝凉意。想起当年三顾前门外小旅舍，请仲甫出山，其为辅佐自己呕心沥血的往事，他甚至伤心地流下眼泪。

次日，胡适早早闯到校长室，为陈独秀大鸣不平。胡适不好将火气发在校长身上，校长是位德高望重的雅儒，他只好怨汤尔和听信谣言，沈尹默夸大其词。蔡元培默默地听，肝胆欲碎。

得到此消息的陈独秀，一次在路上与汤尔和、沈尹默不期而遇，他二人尴尬不语，陈独秀却怒瞪双眼，其脸色令人恐惧。

胡适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他匆匆赶到东安门的箭杆胡同陈宅。见陈独秀面容沮丧，心里也别有一种滋味，他安慰和挽留这位请他到北大的兄长。陈独秀苦笑说，我曾与老蔡说过，先在北大干三个月试试，谁料一干竟有三年了。只是我的去职，最终让林琴南们看了笑话，给新文化运动丢了面子。

说到此处，这位刚强的硬汉，心头一酸，当着老友竟别过脸去，淌下两行热泪。

陈独秀离开北大，最终还是成了现实，不过蔡元培尽力让他走得体面。

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通过了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以“教务长代替学长”，废除了北大的学长制。接着，从十一位教授会主任中推举一名教务长。马寅初当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襄助校长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文科学长陈独秀和理科学长秦汾改聘为教授，陈独秀由校方给假一年。

此次体制变动系早有的计划，原定于改年暑假过后实行。所以提前，蔡元培有良苦用心，为陈独秀体面离去。

蔡元培无意驱逐陈独秀，可从他回复林琴南的信中得到证明：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发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蔡元培不愿驱逐陈独秀，此信可鉴，胡适原谅了他。胡适一直认为汤尔和利用谗言和他在教育界的威望，向蔡施压，对最后驱逐陈独秀起了关键作用。所以，直到1935年12月28日致汤尔和的信中，仍念念不忘十六年前他参与北大驱逐陈独秀之事，信中说：

三月二十六日夜之会，蔡先生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北大理科学长夏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乃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胡适这封信如同他当时一样，清醒地道出了驱陈事件是旧思潮与新思潮斗争的一部分，且极客观地指出即便汤尔和们不是与旧思潮沆瀣一气，起码也是被人利用。到1936年1月2日，胡适仍对汤尔和耿耿于怀，再次致信汤尔和，继续批评汤尔和的不厚道：

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公人”，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当日尹默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实证之，当时攻击独秀之人，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这也是时代的影响，所谓历史的“幽默”是也。

说到沈尹默，学界皆云其为谋客，最早被赞颂“独立人格”的学者之一，在对待驱逐陈独秀一事上，如此积极，让人怀疑他对陈独秀挟嫌落井下石。这或许也是历史的“幽默”吧。

认真研究胡适两封致汤尔和的信，会发现，胡适之所以反对北大驱逐陈独秀，还有更深层的思考，他在信中说：

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立场，就更“左”倾了……是夜先生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断定。

作为思想成熟的自由主义者，他曾努力依凭自己的哲学和友谊去影响他的老朋友陈独秀，希冀把他从马克思主义学说里，拉回到自由主义的思想圈子里来。陈独秀的离去，他非常清楚对中国的政治和命运意味着什么。

驱逐陈独秀的风波不久，即陈独秀离开北大一个多月后，五四运动爆发。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胡适和陈独秀却没能参加“五四”爱国游行，但他们二人是“五四”的精神领袖。他们联手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产生了深远和巨大的影响。

五四运动取得胜利，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即将被罢官，而被撤校长之职的蔡元培复任北大校长，也指日可待。风起云涌的爱国运动，在全国向纵深发展，就在这时，离开北大的陈独秀于6月11日突然被捕。

5月4日，赋闲在家的陈独秀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激烈地宣称：“我看国内的南北和会、巴黎和会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是没有好结果的。”此文在《每周评论》发表之后，其发行量突破五万份。

一日，陈独秀在箭杆胡同，召集了胡适、李大钊及新潮社、国民社骨干，把他那间客厅兼书房挤得满满的。陈独秀提出“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口号。

又一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研究室与监狱》后，又携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跑到胡适处，请他将之翻译成英文。走出胡适家门，陈独秀又由高一涵带到蒿祝寺附近的一家小印刷厂。高一涵对陈独秀说，这个小印刷厂是为北大印讲义的，夜里只有两个工人上班。等印完《北京市民宣言》销毁底稿之后已是深夜一点。

第二天一早，陈独秀和高一涵又赶到中央公园。当时，北京文教各界人士常到此处吃茶、会客、休闲，往来者很多。陈独秀、高一涵偷偷将《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放在各张桌子上，落座的客人读后，多拍手叫好。又过一日，陈独秀又约北大王星拱、程演生二位教授和一位叫邓初的内务部佥事，去香厂新世界的浣花春川菜馆吃晚饭。饭后，他们做了分工，陈独秀、高一涵和邓初到新世界撒传单，王星拱和程演生则到南游艺园去散传单。

陈独秀、高一涵等哪里知道，昨天他们在中央公园散发的传单，已被军警发现，他们早已在各游戏场、大商场等布下密探。

陈独秀到新世界游艺场后，灯火通明，无法下手。于是他们三人来到新世界屋顶花园，乘下层露台上正放电影，便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正准备要走，突然有一个人拦住一身白色西装的陈独秀，表示他也要传单看看。一向粗心大意的陈独秀当真从西服口袋里摸出一张给了他。那人诡秘一笑：“恭候先生多时了。”一摇手，几个密探就扭住了陈独秀。为了掩护高一涵和邓初，陈独秀故意挣扎，并大吼：“看哪，密探无故捕人哪！”高、邓二人急忙闪进戏园的观众中，得以逃身。

关于陈独秀被捕，尚有另一种说法。据《胡适口述自传》载：“那时陈独秀、高一涵和我三位安徽同乡还在该处吃茶聊天，陈氏从他的衣袋中取出一些传单来向其他桌子上发散……一涵和我便先回来了，独秀一人留下，他仍在继续散发他的传单。不久警察便来了，把独秀拘捕起来，送入警察总署的监牢。”又据当事人高一涵在《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一文所记，当时同陈独秀一起去“新世界”散发传单的有高一涵和邓初两人。其叙述陈独秀被捕过程甚详，似更可信。胡适回忆有误。

高一涵逃脱后，直奔胡适家。胡适因陪他的老师美国哲学家杜威在北京演讲，很晚才回家。高一涵的一句“仲甫被捕了”让他大惊失色。胡适翻译《北京市民宣言》时，已知此宣言是将矛头对准段祺瑞和安福系的，作为文章发表，已很危险，这一点他当时是劝过陈独秀的，陈独秀显然没有听他的劝告。而作为传单散发定会闯了大祸。

《北京市民宣言》全文如下：

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低之要求，如下：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井驱逐出京。

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

《北京市民宣言》自然不仅是一篇檄文，更是一份政治纲领，陈独秀是下决心与反动当局拼个鱼死网破的。他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狱处死。”我们从当时各种文献中，已看到一位在深夜独上高楼、不惜以命唤起民众觉醒的革命先驱者形象，同时，我们也看到那个狂飙突进、冒冒失失缺乏理性的不成熟的革命家陈独秀。

胡适得知陈独秀被捕消息极为愤慨，一夜无眠。天刚蒙蒙亮，便赶到李大钊家商量营救陈独秀之策。正巧北大预科学生罗章龙也赶来了。罗章龙系湖南人，乃毛泽东的密友，到北大后秘密成立了一个由陈独秀指挥的跨校行动小组。胡适、李大钊和罗章龙研究后，决定首先尽快向报界披露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造成强大舆论压力，其次借助学生力量，掀起“挽蔡救陈”请愿活动。胡适提议由他奔走旅京的安徽同乡会等组织，警察总监吴炳湘等即安徽乡党。胡适甚至不惜去段祺瑞处求情，也要救出“五四”的精神领袖陈独秀。

胡适还干了一件大事。6月23日，经胡适、周作人等十二人商议，由胡适暂时接办了陈独秀撂下的《每周评论》，实际上成了主编。他连夜写了《威权》一诗，发出正义吼声，抗议反动当局。诗中写道：“奴隶们同心协力”，“一锄一锄”挖掉“威权”的老根，让“威权倒撞下来，活活地跌死”。

事态朝着胡适、李大钊的期望发展，北京的《北京晨报》《北京日报》，上海的《民国日报》《申报》于13日相继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省各界函电吁请当局开释陈独秀，各地刚刚平息学潮，又借“挽蔡救陈”的旗号，烽烟再起。望着桌上一大堆各界为陈独秀说项的信函，连铁腕人物段祺瑞也脑袋发涨，束手无策。那各界联名保释陈独秀的，不仅有新派人物，还有刘师培、马通伯等旧派名宿。甚至连反对五四学潮的田桐、安徽省长吕调元、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西林等也都为陈独秀求情。最让段祺瑞心急如焚的是，为南北议和，大总统派去上海见孙中山的代表许世英，被孙中山骂得狗血喷头：你们逮捕了陈独秀，做了好事，足以使国人想念，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

隐居在杭州西湖杨庄的蔡元培，突然接到章太炎的电报，嘱他设法营救陈独秀。就在蔡元培返京后的第四天，陈独秀终于取保释放，但仍加管制，不得自由行动。胡适急忙去箭杆胡同看望。

胡适在陈独秀被捕后，接着陈独秀写的《爱情与痛苦》《研究室与监狱》两篇随笔，也写了两篇同题随笔。在《爱情与痛苦》中，说陈独秀还在警察厅里，我们对他要说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这些话正是由陈独秀那篇《爱情与痛苦》一文所引发出来的。

陈独秀在《爱情与痛苦》中说：“我的朋友胡适之在我的朋友张慰慈折扇上写了两句：‘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

胡适又在《研究室与监狱》中写道：“你们要知道陈独秀的人格吗？请再读他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里的一条‘随感录’。”陈独秀在随感录中说：“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

陈独秀出狱后，立刻读到了胡适主编的充满了陈独秀色彩的第二十八号《每周评论》（6月29日出版）。他被胡适义正词严地为自己的人格唱赞歌、为自己提出的“爱国爱公理”的革命理想唱赞歌而深深感动，两行热泪潸然而下。这正是新文化运动中两个互称“我的朋友”的巨人之间的真挚而深厚友谊的写照。那些一直喋喋不休地诋诬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间无真情实意的饶舌者，可以休矣。不错，胡适不是一个热爱空谈政治的人，也不赞同《每周评论》的政治态度，但他从来不回避政治。他强调“脚踏实地的”研究态度，反对“抽象的空谈”的浅薄风气，与参与政治并不相悖。比如他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中正面评价了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了它的唯物的历史观的学术地位与积极影响，胡适在文中说：“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阶级竞争说（他的‘赢余价值说’是经济学的专问题，此处不宜讨论）。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性，在史学上开了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含意义的表现，不单是这学说本身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关系了。”老实说，在当时，纷纷扬扬地大谈主义的时候，或许只有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略有认识。他本人也还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至于胡适对“阶级竞争”表示的委婉的不赞成态度，恐怕是担心它的扩大化，会“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而已。而陈独秀当时还没开始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呢。在同期《每周评论》里，李大钊的《牢狱的生活》，愤激地诅咒黑暗现实，赞颂陈独秀的革命精神。

陈独秀从牢房出来后，周树人以鲁迅笔名在《新青年》又发表了《孔乙己》和《药》两个短篇小说。从各个角度向封建传统进击，如同《狂人日记》继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也就在这段时间，鲁迅又忙着翻译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可以肯定，这是受周作人热衷宣传“新村”运动的影响。对“新村运动”，陈独秀则冷静得多。

胡适、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在1919年岁尾，为引导学生关注国内的社会问题，关注底层劳苦大众的悲剧命运，他们共同为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一位叫李超的学生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事情缘于胡适为《新青年》撰写的一篇《李超传》。李超，女高师一名普通学生，广西梧州人，家产较丰，父母早殁，一个过继的哥哥待她很不好。李超不满封建家庭，愤然外出求学。其兄完全断绝了她的经济供给，于贫病忧愤中而死。棺木停在北京一座破庙，家人竟从不过问。后由同乡和同学料理。整理其遗物时，发现许多信札，后交给胡适。胡适读信札时，产生无限痛惜之情，于是为之作《李超传》。该文同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形成合力向吃人的封建宗法制度发出了强烈的控诉，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追悼会为当年岁尾，北京学界一次集体行动。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十四位名流，先在《晨报》刊登启事，定在小雪这一天举行李超的追悼会。小雪那天，到会者达千人之多，会场极为隆重，中央挂李超遗像，上有蔡元培所题“不可夺志”的横额，另有三百多份诗文和挽章。

胡适以新文化倡导者和知名教授的地位发表演说：

李超有钱而不能用，以致受尽了种种艰难，以致于病，以致于死，这是谁的罪过？这是什么制度的罪过？

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发了言，悲愤地声讨封建宗法制度吃人的罪恶。

11月14日，湖南长沙烈女赵五贞，为反抗包办婚姻，在花轿里用剃刀自刎身亡。次日长沙各报刊出此消息，舆论也哗然。毛泽东在《大公报》著文指出，事件的根源是社会制度的黑暗。因此事件引起长沙一场反封建的运动。

是年岁尾，两位女性被封建宗法制度吞噬，国学大师刘师培英年早逝，给壮丽的1919年蒙上了悲怆的色彩。

第四章　民国九年（1920）

民国九年（1920），比起波澜壮阔的民国八年（1919），少了些红火，但并不沉寂，“五四”余波仍在荡漾。各种政治派别博弈的同时，知识分子关于新旧之争，也日趋激烈。陈独秀、李大钊等倾向政治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秘密酝酿成立共产党。胡适出版新诗《尝试集》，成为“新诗老祖宗”，他还与高一涵等人发起《争自由的宣言》，为争自由而战。鲁迅进北大当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他对盲目引进“俄国思潮”，有振聋发聩的回答：“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的思潮，甚难移殖（《致宋崇义》1920年5月4日）。”周作人作《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赢得远远超过鲁迅的声誉。

道不同，不相为谋，《新青年》时代接近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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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九年（1920）一开年，比起波澜壮阔的民国八年（1919），少了些红火，但并不沉寂，“五四”余波仍在荡漾。济南学生联合会演讲抵制日货，十多名学生遭军警殴伤，各校教工自动罢课声援。北京学生在北大集会，宣誓“与军阀派势不两立”。各校教员将“寡廉鲜耻，恋栈不去”横幅送教育总长傅岳棻。周恩来任主编的天津南开中学天津觉悟社社刊《觉悟》创刊。同时，南京的《少年世界》、上海的《新妇女》、北京的《青年旬刊》《奋斗周刊》等进步报刊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毛泽东率湖南驱张（敬尧）代表团赴京，并登门拜访陈独秀。江苏籍女学生王兰，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北大第一位女学生。由胡适、周作人等人提出的《国语统一进行方法案》，在教育部获准通过，并颁布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国文课以语体文教学，废止文言文编的教科书。同时，北京军警当局决定责成教育部制止学潮，否则直接采取镇压行动。国务院也一次查禁“宣传过激主义”的书刊八十三种。周恩来主编的《觉悟》只出一期便被查禁，周恩来被捕……

就在新旧两种势力尖锐对抗的民国九年初，鲁迅乔迁至北京八道湾的新居里。1919年，胡适、陈独秀作为“五四”的精神领袖，联手蔡元培、李大钊、周作人等人领导新文化运动，使整整一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发生了既深刻且巨大的影响之时，鲁迅除了继上一年的《狂人日记》后，本年又写了《孔乙己》《药》等短篇小说和一些文章，助阵新文化运动。《药》写于1919年4月，发表在《新青年》六卷五号上。那期是《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是责任编辑。显然，李大钊把《药》看成是写革命者夏瑜的。这孤独的精神战士，为民众流血牺牲，死后被愚昧的民众喝他的血。是的，李大钊读懂了《药》。就在同期的《新青年》上，鲁迅还以唐俟笔名，写了几篇《随想录》，其中写道：“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当是对《药》的真正诠释。我们读《药》时，鲁迅的老乡秋瑾的亡灵仿佛在思绪中回旋。据说，《药》是应李大钊之约而写的，目的是为唤醒民众的愚昧麻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

忠诚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陈独秀、李大钊，“五四”前后已明显苏俄化，倾向政治革命。但鲁迅则对此表现得很理性且有些迷惘。“五四”前后，天安门热闹的集会，赵家楼的熊熊火光，让古城陷入一片喧嚣之时，鲁迅却安之若素。他的日记告诉我们，二日“下午同寿山至辟才胡同看地”，三日“午后往前门外换钱”，四日“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云云，与爱国学生运动毫无干系。后来，据鲁迅回忆，“五四”那天，“孙伏园跑来大讲了一通他们火烧赵家楼的情景，我却激动不起来。因为我怕有政客利用青年的无知和热情做牺牲品”。鲁迅并不反对革命，因为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但是，他知道孙中山革命了，中国还是无边的黑暗。鲁迅担心学生运动被政客利用，这是他的深刻与清醒。政客，都是利用群众的无知和热情，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五四运动，是自发的爱国学生运动，背后的各种政治派别的新与旧的博弈，其复杂性，可想而知。鲁迅的冷静是无可厚非的。那年，鲁迅投入的其实只有两件事，卖绍兴新台门的祖宅给朱郎仙家，然后在北京寻找合意的住房，至8月中旬，他决定花三千五百大洋购进八道湾十一号罗家的一套大宅院。接着备料招工，紧张督促修缮，11月底总算完工。第二件事就是亲赴绍兴新台门，将母亲鲁老太太、妻子朱安、三弟周建人等接到北京。从这年鲁迅的日记中，可清晰地看到有关的记录：如6月3日，有“同徐吉轩往护国寺一带看屋”。7月10日，有“约徐吉轩往八道湾看屋”。15日，有“午后往八道湾量屋作图”。8月19日，有“买罗氏屋成，晚在广和居收契并先付见泉（钱）一千七百五十元，又中保泉一百七十五元”。10月5日，有“午后往徐吉轩寓招之同往八道湾，收房九间，交泉四百”。11月4日，有“下午同徐吉轩往八道湾会罗姓并中人等，交与泉一千三百五十，收房屋讫”。29日，有“凡修缮房屋之事略备具”。12月24日，有“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29日，有“午抵前门站……下午俱到家（八道湾）”。

离开故土绍兴，鲁迅的感情当是极为复杂。从他的很多文学作品里，可读出他对故乡的无限热爱和眷恋。当然，绍兴府会稽县东昌坊口新台门那座周家老宅，也给他留下太多凄风苦雨。鲁迅生在名门望族，他的祖父周福清，乃清同治十年辛未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省金溪县知县，后又任内阁中书。据周福清的《恒训》记载：“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小七房，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族焉。逮嘉道时，族中多效奢侈，遂失其产。”到周福清时，他家仍是有钱有势的官宦之家。

不幸的是，鲁迅幼年，家里遭到一场大变故，从此家道败落，“坠入困顿”（《〈呐喊〉自序》）。周福清虽为翰林，却为自己儿子等人中试而科场舞弊。不仅辱没门风，斯文扫地，又陷囹圄之灾。被求通关节的考官浙江巡抚崧骏，拒不收受贿金，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日（1893年12月17日），向朝廷上奏折，揭露此丑事。他在《已革中书周福清求通关节案审办由》中说，周福清“起意为了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中马、顾、陈、孙、章五姓有子弟应试者嘱托，希图中试……独自拟写关节一纸，内开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样，并写洋银一万元空票一纸，加具名片、装入信封……周福清先避住上海患病，随后回籍，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

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4年1月31日）上谕：“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遽予减等。周福清著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钦此。”

有了钦令，周家慌了，忙用银子上下打点，幻想保住周福清一命。年复一年，绍兴望族之周家万贯家财，也填不满这个无底洞。也是由于这一舞弊案，鲁迅父亲秀才的名号也被革除。于是在周家迅速败落的过程中，年幼的周氏兄弟，在往返于药铺和当铺之间饱受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鲁迅少年时痛苦的记忆，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这家道中落却也让周氏兄弟奋起，成就了他们在中国文坛上的一番功业。同时，对周氏兄弟的人格也势必产生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别的不说，只要读读1919年9月9日，周树人署名神飞发表在《国民公报》上的《自言自语》（六、七）《我的兄弟》一文：“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也最讨厌他（弟弟）放风筝，我便生气，踏碎了风轮，拆了竹丝，将纸也撕了，我的兄弟哭着出去了，悄然的在廊下坐着。”从文字间，我们读到了周树人对自己的霸道、偏执、冷漠的一种深深的忏悔和反思。其复杂的性格也让我们一目了然。

还是从鲁迅的日记中得知，举家入住修葺一新的八道湾后，1月4日有“下午钱玄同来”。17日有“上午同僚送桃、梅花八盆”。18日有“上午蒋抑之来。午后孙伏园来”。25日“午后李遐卿、赵之远来。许诗荃来”。也就是说，一个月里，文学界仅有钱玄同、孙伏园拜访新居。按照当时的习俗，贺乔迁之喜的客人，当很热闹。独八道湾新居，显得冷清。

到了2月，日记载8日“上午张协和来”。19日“徐吉轩送广柑、苹果各一包”。20日是旧历大年初一，“午后铭伯先生及诗荃来”。22日“下午宋子佩来”。乔迁两个月，周家的八道湾是寂寞的，周氏兄弟的居家过日子也很平静。

到了3月14日，周氏兄弟设宴两桌，宴请曾来贺乔迁送礼的同乡、同事，人数15位。鲁迅日记有“午宴同乡同事之于买宅时赠物者，共二席，十五人”。蔡元培、钱玄同等未到席。

研究鲁迅的人，20世纪80年代前，不是充满意识形态的宣传意味，就是个人崇拜色彩，有时不惜回避和篡改历史，比如他们有意不提鲁迅的一封极重要的书信便是例证。此信是《致宋崇义》，时间是1920年5月4日。宋崇义浙江上虞人，鲁迅的学生，曾任教于浙江台州中学、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等。信中说：

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

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因不任其咎也。

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而社会守旧，新党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可收拾外，殆无他道也。

今之论者，又惧俄国思潮传染中国，足以肇乱，以亦似是而非之谈，乱则有之，传染思潮则未必。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而中国之乱，能否较善于他式，则非浅见之所测矣。

要而言之，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变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糊涂而已。

中国学共和不像，谈者多以为共和于中国不宜；其实以前之专制，何尝相宜？专制之时，亦无忠臣，亦非强国也。

仆以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

读鲁迅先生四个月内写的唯一的这封信，我们才恍然大悟，鲁迅在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为什么那么冷静、那么超然物外，连一篇助阵的文章都没有写，甚至连看客也不当。

鲁迅这封信，写得意味深长。它全面、清晰地表达了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和态度。尤让我们大惊失色的是，他在“问题与主义”的大辩论中，旗帜鲜明地站在胡适一边，向大谈主义的李大钊们，发出了嚆矢。有意思的是，在“问题与主义”之争时，陈独秀在《主义与努力》（《新青年》八卷四号）中说过与鲁迅类似的话：“我看见有许多青年只是把主义挂在口上不去做实际的努力……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它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地努力创造出来的”，又说，“无论在何种制度之下，人类底幸福、社会底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像魔术师画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这些话本是专为空谈主义不去努力实行的人而发的”。在《新青年》六卷五号“马克思主义专号”上，作为主编的陈独秀不写文章与后来发表的这些言论，证明他的屁股如鲁迅一样，也是坐在胡适一边的。

鲁迅对生搬硬套，引进“俄国思潮”的回答更是振聋发聩：“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的思潮，甚难移殖。”

鲁迅对谈什么爱国运动，也有自己的看法，他颠覆性地指出：“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我们要做的，“实只在熬苦求学”，多读书，多研究问题。

我们有必要还原当时鲁迅的真容。不少文章指出，《野草》反映了“五四”退潮时期鲁迅彷徨苦闷的心情，是不错的，但遍读有关研究鲁迅的文章，没有一篇写鲁迅就是在五四运动期间，也没有过参与政治的热情这一事实，反而大谈什么鲁迅“怀着革命民主主义彻底变革现状的要求”，“使他的实践始终具有深刻的社会斗争的意义”。夸而无节，饰而有诬。

其实，“五四”前后那段时间，鲁迅的思想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他的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集中力量从各个角度向封建传统开火；他的《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对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家庭问题做了深刻的分析。此时鲁迅的思想是以他所理解的进化论为基础的，反封建礼教，抨击国粹主义，批判各种被扭曲了的社会生活现象。同时他对国民性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认为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又表现了他对人民力量估计不足的弱点；在新旧冲突对抗时，他有时又充满彷徨悲观。他没有突破进化论和启蒙主义的某些局限，他的哲学思想也没有真正跳出儒家和尼采。

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鲁迅，是位敢于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主张韧性战斗，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和良知，具有伟大的人格力量的伟大作家。

在八道湾，这位伟大作家，其实只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一个严父般的兄长，一个顶着空头衔的丈夫，平平静静地过着当时旧文人的日子。周氏老大老二不仅有很高的薪俸，且有极为可观的版税和稿酬。当时在北京，也算是个殷实富裕之家。从1920年1月至4月鲁迅的日记看，家人有病定到日本池田医院诊疗。鲁迅得空便到厂甸琉璃厂收购拓片碑帖，有时到中央公园、三贝子园、江西会馆游玩，或到通俗图书馆借书，或往“孔庙演礼”，或至历史博物馆参观……日子闲适而丰富。

唯日与朱安无言相对，总触动鲁迅不宁的心绪，他与朱安的死亡婚姻，被他视为是“母亲娶媳妇”与他并不相干，但毕竟是场噩梦。

正当26岁的鲁迅踌躇满志地在日本留学之际，他突然接到母亲的电报，说她病重，让鲁迅即刻回绍兴。他日夜兼程赶到新台门祖宅时，等待他的，是母亲“蓄谋”为他准备的一场婚礼。看到祖宅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他的心沉入冰河。后来，他对鹿垣谈到他只能就范的这场婚礼时，说“那时，家里的人因为听说我是新派人物，曾担心我可能不拜祖先，反对旧式婚礼。可是我还是默默地按他们说的办了”。

据朱安从叔朱鹿琴的回忆（《鲁迅家乘及其轶事》）：结婚那天，“鲁迅头戴拿破仑式的帽子，帽子拖出一条假辫子，身穿袍套，外面罩着纱套，脚蹬靴子。朱安完全古装打扮，上穿红纱单衫，下着黑绸裙。在周家新台门的神堂鲁迅和朱安拜堂毕，即被（原文空一字）等拥进楼上的新房”。

又据鲁迅族叔周冠五的回忆（《鲁迅亲友寻访录·两位族叔谈鲁迅》）：婚前鲁迅提出“娶朱安姑娘也行，有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朱安姑娘思想很古板，回答脚已放不大了，妇女读书不大好，进学堂更不愿意”。最终鲁迅还是接受了这桩婚姻，他曾对好友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亡友鲁迅印象记》）这桩婚姻，从法律上说，一直维持到鲁迅和朱安相继去世。在这期间，鲁迅与小他17岁的许广平再组家庭。人们都替鲁迅说好话，说这是反抗封建宗法制度、追求个性解放的进步之举。但即便在五四时期，最响亮的进步口号也是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你个性解放了，朱安的个性解放呢？缺乏人道主义的个性解放难道是道德的吗？

与鲁迅同时代的民国清流们，蔡元培奉父母之命与王昭女士结婚，直到王夫人去世；李大钊1899年10岁时奉祖父之命与赵纫兰女士成亲；胡适13岁由母亲做主与江冬秀定亲后结良缘。又如叶圣陶、闻一多等人都是封建包办婚姻，他们选择了尊重对方的人格尊严和利益，执妻之手与妻偕老，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逃避而遗弃而伤害。鲁迅对婚姻的选择，注定成为他一生的阴影。

住在八道湾这座大宅里，朱安是痛苦的，小心翼翼地看着别人的眼色过活。朱安真的比《祝福》里的祥林嫂还悲惨——祥林嫂毕竟有过真正的家庭，有过孩子，是一个完整的女人；而朱安呢？俞芳《封建婚姻的牺牲者——鲁迅先生和夫人》中，有这样的记载：“得知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并生下海婴后，她（朱安）很激动又很失望地对我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可现在没办法了，我没有力气（像蜗牛那样）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她说这些话时，神情十分颓丧。她接着说：‘我看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鲁迅母）一个人了。’”善良又软弱的朱安内心的孤独和凄楚之情，让读者为之动容。3月的八道湾十一号大宅院，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无奈夜长人不寐，朱安是一个被人遗弃的可怜人。朱安的晚景也很凄凉，她把鲁老太太送往天国后，过了一段更惨淡的日子，该轮到她告别人世的前夕，战战兢兢地留下遗嘱，希望安葬在上海鲁迅的墓旁，自己毕竟是他合法的原配妻子。但这一天经地义的请求遭到鲁迅家人的反对，最后被埋在鲁迅的母亲即她侍奉一辈子的婆婆鲁瑞的墓旁，可怜得连一个墓碑甚至任何标记都没有。一直以来，周家竟一点儿愧疚都没有！

其实，在八道湾鲁迅的日子也并不惬意。钱玄同是八道湾十一号的常客，鲁迅的房间从不生火炉，难抵北京的严寒。床是棕绷床，褥子是条很薄很旧的棉花套，一条被子也很单薄，不过这并非为了勤俭，而是因为他已习惯过僧侣般的禁欲生活，冬季不穿棉裤。从小经历过大变故和世态炎凉，使鲁迅的性格乖戾，生活也很古怪。

八道湾十一号最有生气的时刻，是朱安帮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田信子，端上绍兴风味的笋干炖老鸭、霉干菜焖肉、青干鱼，鲁老太太喊着周氏三兄弟坐在饭桌旁吃饭，每人喝几杯绍兴花雕的时候。当然朱安永远是低眉顺眼默默地忙里忙外，她实际上是周家不收任何报酬的仆人而已。

8月4日，北京热波袭人。前门火车站很热闹，徐世昌站在刚刚铺上黄土的站台，以极为隆重之礼迎来曹锟、张作霖两位大军阀。三人进行了政治分赃后，组成内阁，垄断了北京政府。十几天前，直系与皖系十万大军交火，不久皖系土崩瓦解。

也是这一天，在沙滩附近的六味斋饭馆，蒋梦麟、李大钊、钱玄同、周作人、蔡元培等为原北大庶务主任李石曾从法兰西归国洗尘，又为贺胡适《尝试集》再版而设宴。

席间，谈得最多的是8月1日胡适、李大钊、蒋孟麟、陶孟和、王文伯、张慰慈、高一涵等七教授发起的《争自由的宣言》（六条），即要求北洋军阀政府废止压制自由的各种蛮横的法律与条令，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书信秘密等项自由。还提出要实行人身保护法，提倡为自由而战的精神。席间不知谁透露，说曹锟看了登载《争自由宣言》的《晨报》和转载该文的《东方杂志》后，甚为恼怒，破口大骂北京大学新派和校长蔡元培。李石曾从提包里拿出一张上海《时事新报》，交给蔡元培。蔡元培见报上赫然有《曹、张宴客时之趣语——忽谈“姓蔡的”》标题，脸上便有愠怒。蒋梦麟干脆抢过报纸，读了起来：

曹锟、张作霖两使来京之日，特于中央公园宴请各部总次长及军警长官。席间，张作霖卒然问曰：“诸公可曾听说北京有个姓蔡的闹得很凶吗？”曹锟卒然应曰：“是不是那个男女同校的蔡元培？”……曹锟即环顾王怀庆曰：“老弟何不看管他起来？”席间竟有相顾失色者也。

众人听罢，都说这是冲《争自由宣言》来的。曹锟出身布贩子，张作霖乃一马贼，什么事都办得出来，众人劝蔡元培出国考察，暂避风头。胡适说，张作霖等来京，不过是向徐世昌讨要一千万军费，他们折腾一阵子，迟早要走，避避风头，是一种权宜之计。就这样，蔡元培有了不久后的赴欧洲考察之行。

席间，周作人有些沉闷，话语不多。李大钊看在眼里。他知道他们学日本“新村”办的“工读互助团”，生产了袜子、手套等产品，销路不好，频频蚀本。又因缺乏合理管理，秩序混乱，人心不齐，只好散伙。胡适在一次演讲中，就曾指出，新村主义实际上是孟子独善的个人主义，靠此寻找理想生活，实为荒唐的书生之见。

听到“工读互助团”散伙的消息，胡适倒有几多同情，问需要什么帮助。周作人一脸无奈地苦笑。不过，也有让他高兴的事，兄长鲁迅应蔡校长之邀，以讲师的身份，到北大讲小说史课。看到兄长挟着黑条纹布包悠悠走进教室上课时，教室总是坐满了人，听说还有外校的学生来旁听，他心里很高兴。

鲁迅在北大开的中国小说史课，是以现代的眼光系统地整理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是中国文学史拓荒性的工作。

关于《中国小说史略》，尚有段风波。此书先是鲁迅在北大授课时的讲义，后经修订增补，最早于1923年、1924年由北大新潮社以《中国小说史略》为题分上下两册出版。后来遭到张凤举诬陷，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汉学家盐谷温的，一时遭到批评。胡适虽不断受到鲁迅的旁敲侧击，但仍站出来为鲁迅辩诬，洗刷其不白之冤。后盐谷温的小说史由孙良工译出来，鲁迅的抄袭之说，自然作古。胡适在为鲁迅打抱不平时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之作。”无私公正表现了胡适宅心仁厚，胸怀涵广的学人风骨。

《中国小说史略》一改鲁迅过去对中国古代文化过多的否定消极的态度，开始重视接受和继承民族传统文化遗产。如果翻翻他早些时候的《青年必读书》一文，诸如“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的偏激的话，犹言在耳。即使是有些人为鲁迅的偏激找辙，说什么这是鲁迅针对复古潮流而发的严峻而痛切的批判，但也不该如此全盘否定民族文化传统。否定民族文化传统，主张全盘西化，是鲁迅早期思想的局限。从《中国小说史略》可以看到，鲁迅在如何对待中国民族文化的态度上发生了变化。当然，也应清醒地看到，鲁迅对传统文学的思想价值方面评价不高，而对艺术形式的评价不低。我们如果拿周作人和鲁迅做做比较，当时周作人作为有影响力的理论先导者和批评家，他的最突出的贡献，是更多地思考新文学的内容建设。如他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都是提倡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人性的、个性的文学，当年，这给周作人带来远远超过鲁迅的声誉。

周作人在1920年1月，曾作了题为“新文学的要求”的讲演。针对当时的文坛上已出现的“人生派”和“艺术派”的分野，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为什么而什么”的态度是错误的。“人生派”的错误“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坛上的说教”。他认为文学根本是用“艺术的方法”，表现“对于人生的情思”。由此可见，周作人自己已怀疑自己提出的“人的文学”，他觉得这个口号包含功利主义。两年以后，周作人又提出“自己的园地”的文学观，以制约新文学的功利性。成为一些有自由主义倾向作家的一种精神追求。这或许是周作人自动偏离当时的文学主潮，客观上却让自由主义文学薪尽火传。

1920年，周作人除《新文学的要求》外，还有两次讲演《儿童的文学》《圣书与中国文学》，人称“三大文学讲演”。而《儿童的文学》《圣书与中国文学》《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则是周作人“五四”所建立的“人学”的主要代表作。

周作人讲演的风格，多被人诟病。梁实秋晚年在《看云集·忆启明老人》一文中说：他坐在讲坛之上，低头伏案照着稿子宣读，而声音细小，坐在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事后我知道他平常上课也是如此。

别看周作人讲演或讲课时现场效果不好，想必不如陈独秀、胡适、黄侃、辜鸿铭口若悬河、妙语连珠，但变成文字发表后，却引起学界的震动，何因？梁实秋说得准确：“一个人只要有真实学问，不善言辞也不妨事，依然受人敬仰。”（《看云集·忆启明老人》）

鲁迅把1918年至1922年写的十四篇小说收入《呐喊》。其书名有为新文化运动助阵扬威之意。把1924年至1925年所写的十一篇小说结集为《彷徨》。彷徨书名，流露出新文化运动阵营发生分化后，“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苦闷心情。当时，鲁迅抱着“想利用他（小说）的力量，来改良社会”（《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愿望投入新文化运动，对“改良”成什么样的“社会”是朦胧的。远不如周作人的活跃和风光。

在这次酒宴上，最为风光的是胡适。他用白话文写的新诗集《尝试集》横空出世，一时洛阳纸贵，不到半年，就应广大读者之需再版。二是6月胡适迁至后门里钟鼓寺十四号新居。《尝试集》问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是白话文运动胜利的巨碑。不仅胡适从此戴上“新诗老祖宗”桂冠，《尝试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开山地位也无人能及。《尝试集》是胡适把发在《新青年》上的新诗结集而成的。诗集取名，借用宋代诗人陆游的诗句“尝试成功自古无”。不过胡适赋此句诗以新意，“自古成功在尝试”。以此表达胡适一贯的“实验的精神”。《尝试集》初版分两编：1916年至1917年上半年共二十一首诗为一编，1917年至1919年底共二十五首诗为二编。从1918年6月先后在《新青年》发表。《尝试集》中的诗篇有即物感兴的，多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情怀；也有显露思想批判锋芒和表达革新愿望的。胡适的诗有广博深厚的文化涵养，既有积极健康的思想，又几乎全方位地用诗表现自己的生活。从1915年起，他开始提倡白话文，友人梅光迪激烈反对。胡适作了一首白话诗逗他。诗有千余字，仅引说文字死活的几句：“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作‘欲’，今人叫作‘要’；古人叫作‘至’，今人叫作‘到’……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又如1919年赋诗忆新婚：“只记得那年，你家办了嫁妆，我家备了新房，只不曾提到我这个新郎！这十年来，换了几朝帝王，看了多少兴亡，锈了你嫁奁中的刀剪，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只有那十年陈的爆竹，越陈偏越响！”一个教授，一个乡下丫头，能这番情意，多么难得。更有趣的，是他与名士章士钊的新旧体唱和诗，演奏了一段别样的友谊。胡与章曾有过文字之交，章坚持文言文，常鄙薄胡适倡导的白话文，彼此不和。一天两人在撷英饭店不期而遇，一谈却很投缘。饭后二人即到照相馆合影留念，并约定分别在照片上题诗。奇的是，反对白话文的章士钊偏偏写了新诗：“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俺老章投了降。”无巧不成书，这次反对文言文的胡适，反倒写了首文言诗：“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时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二诗极有情趣，又都有文人的襟怀。此事一时传为文坛佳话，至今仍被称颂。胡适的诗传递了诗人自身至心摇撼的烈度与诗思浸润的深度。胡适曾说：“吾诗清顺达意而已。”平实淡远的意境，一直是胡适坚持的审美主张。

《尝试集》是中国现代诗歌的第一簇春花。当然，既然新诗是一种尝试，总有人站出来说三道四。胡适提出“暂不与君辩，且著《尝试集》”。不辩不是胡适的性格。胡适就曾公开批评“南社”的诗，说他们还比不上郑孝胥、陈三立呢。“南社”中人大为不满。代表人物柳亚子在给杨杏佛的一封信中，曾嘲笑胡适：“自命新人，其谓南社不及郑、陈，则犹是资格论人之积习……彼创文学革命，文学革命非不可倡，而彼所言殊不了了。所作白话诗直是笑话……弟谓文学革命所革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宣旧，理想宣新，两言尽之矣。”杨杏佛将此信转给胡适。胡适在《留学日记》中，作了摘录，并批道：“此书未免有愤愤之气……理想宣新，是也。形式宣旧，则不成理论。”胡适也讥讽柳亚子说：“请君莫笑白话诗，胜似南社一百集。”

当时，白话新诗寥寥。胡适提倡“愿大家都来尝试”。尝试接受与赞同这一新形式的意识，尝试运用和把握一种新形式的方法。用他的话说，就是“鸳鸯绣出凭君看，要把金针度与人”。

在胡适《尝试集》的示范下，郭沫若、俞平伯、傅斯年、沈尹默、康白情的新诗集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胡适不仅写新诗，还特别关注、支持后来者，他对新诗公开褒贬，其间阐扬自己对新诗的审美见解与理论主张，推动了一个时代新诗运动的蓬勃开展，起到了“新诗的老祖宗”责无旁贷又独一无二的作用。比如，稍晚于《尝试集》的俞平伯名为《冬夜》的新诗集一出来，批评多于赞扬。胡适指出：“平伯最长于描写，但他偏喜欢说理，他本来可作诗，但他偏要想兼作哲学家。”语重心长地告诫这位新诗坛的少年人：“不要得陇望蜀，妄想兼差做哲学家。”告诉他，作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抽象说理。

汪静之的新诗集《蕙的风》，略晚于俞平伯。该诗集由胡适作序。在序中，胡适赞赏了汪静之对新诗歌的一些新的意见和新的态度。当汪静之的有名《小诗》受到胡梦华最为严厉的道德批判的时候，胡适挺身而出，批评这些道德家的无耻同时，称《小诗》是“很成熟的好诗”。周作人在《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鲁迅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中，也严厉批判了天津市社会局局长胡梦华。

还可一提的是，鲁迅在《新青年》第四期第五号（1918年5月15日），以唐俟的笔名发表了三首白话诗《梦》《爱之神》《桃花》。应该说鲁迅是为响应胡适的提倡而为之。正如他在《〈集外集〉自序》中所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

鲁迅先生写新旧诗的水平很高，但他的热情在写小说、杂文上，没给我们留下诗集。但他在给新诗“打打边鼓”的同时，对新诗也很关注。1920年鲁迅有“儿歌六首抄注”，未曾发表，但留下了手稿，后来编入《鲁迅全集》，可惜编者未置一字说明。1922年《晨报》发表了鲁迅的《儿歌的“反动”》一文。有“谨案小孩子略受新潮，辄敢忘形诘难，人心不古，良足慨然”等句。政客以道德家的身份诘难汪静之的《小诗》时，鲁迅写文支持汪静之，批判反动文人胡梦华：“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到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人却未必都如此不净。”鲁迅参加战斗，是为新文学运动助以一臂之力，又何尝不是对胡适的新白话诗运动的鼎力支持呢。

在胡适的提倡下，胡适一家人便聚集了几位少年诗人，如侄子胡思永、胡思聪等。另外本家内弟江泽涵，亲戚胡冠英、雷诚英夫妇，也都加入新诗大军。都是胡适的亲戚，自然得其嫡传，写得一手好诗。甚至，连胡适的老派二哥胡绍之，都迷上了新诗，近水楼台，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出门》和《水圳》两首白话小诗。胡适特别推崇胡绍之的《我愿》十行小诗。诗中强烈的祈求宽容、理解，祈求泛爱，正与胡适合拍，所以称之为“诗人之诗”。

周作人其实也早就参与了新诗的推介工作。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简章》，宣布由周作人、沈尹默、刘半农负责编辑，钱玄同、沈兼士负责考订方言。孰料受到热烈响应，不足两个月，竟收到一千多则。在《北京大学日刊》选发148首。促成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于1920年成立，由周作人、沈兼士主持。后又办了歌谣征集成果展，创办《歌谣》周刊。周作人为编辑之一，并起草《歌谣》发刊词。他强调了歌谣民俗学与诗歌的双重文学意义。认为以歌谣为“国民心声”，对其发掘整理将“引起未来的民族诗的发展”。

胡适提倡新诗，以《尝试集》催生新诗的蓬勃发展，而周作人等发掘整理歌谣，成为新诗发展的另一翼。白话诗飞得更高。

2

“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奔腾澎湃，一代知识精英作为旧时代最后一位送葬者与新时代的最初一位先知，以战士的姿态，多姿多彩地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为新文化运动高飞而远翥，号呼而逢怒，折翅而不悔，蹈火而前行。他们以如椽大笔，写战斗檄文，掀起狂飙巨浪。偶尔，也会淌出清新隽永一泓秋水，在刀与火中绽出一簇春花。冰心，就是以讴歌美和爱，给残酷的战斗平添了一抹暖色。

1919年9月18至22日，《晨报》连载一篇小说《两个家庭》，10月7日该报又刊载了一篇名为“斯人独憔悴”的小说，都署名冰心。《两个家庭》写两对年轻夫妇的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两个不同家庭主妇给丈夫和孩子带来迥然不同的影响。《斯人独憔悴》则写两兄弟与汉奸父亲的冲突，由热血青年后退到封建军阀顺民的故事。10月30日至11月3日，《晨报》又连载了冰心的实事小说《秋雨秋风愁煞人》。小说发表后，引起欣赏和共鸣，当然也有人提出疑问：“何苦多作悲观语，令人读之，觉满纸秋声”，还有在报上发文说，看见《斯人独憔悴》小说，“只晓得痛恨，是没有益处的，总要大家努力去改良才好。”

对此，冰心在11月11日《晨报》上专门写了《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说明自己创作小说的目的：

我做小说的目的，是想要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惊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引起阅者的注意。若不能引起阅者的注意，就难激动他们去改良。何况旧社会旧家庭里，许多真情实事，还有比我所说的悲惨到十倍呢。

诚如冰心自己的表述，她是从1919年起，以“问题小说”登上文坛的，是年12月1日，在《晨报》创刊一周年的特刊上，发表散文《晨报……学生……劳动者》。令她极为兴奋的是，她的文章竟然能够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鼎鼎大名的学者名流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的文章并列在同一版面上，那是何等的荣耀！

取笔名冰心，后来她在《我的文学生活》一文中做了说明：“用冰心为笔名，一来是冰心两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是莹的含义。二来是我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个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世上所传，冰心二字取自“一片冰心在玉壶”，怕只是穿凿之语了。

冰心的文学之旅，始于《晨报》。《晨报》的前身，叫《晨钟报》，是1916年在北京创刊的，总编辑李大钊为该报撰写了发刊词《〈晨钟〉之使命》。李大钊仅干了二十二天，该报就被取缔。1918年12月1日《晨钟报》改名《晨报》继续出版，成为一张进步报纸。

冰心登上文坛，年仅20岁，刚刚从灯市西口的贝满中学毕业，秋天时进入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冰心被选为学生会的文书，并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的宣传股，开展罢课、罢市等宣传活动。是年7月16日，段祺瑞收买几个懦弱的学生，在他们举行的宴会上导演了五四运动是少数闹事者强迫学生造成的，然后对进步学生进行审判的闹剧。

冰心在她写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一文里，记述了她到审判厅听审的真实情况以及她当时的心情和感受。此文发在8月25日《晨报》上。是以她真实姓名谢婉莹署名的。这是她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在这篇感想里，她如实地记录了这场法庭斗争的始末，以事实呼吁社会主持正义和公道，还进步学生以清白，现丑类之恶行。她写道：“耳中心中目中一片都是激昂悲惨的光景。”她的心“充满了感慨抑郁的感情”。她引用自家保姆张妈的话：“学生打吵，也是常事。为什么不归先生判断，却去惊动法庭呢！”说明公道自在人心。

冰心在北京女界联合会，是尽力尽心的。她曾参与演剧筹款活动。一次在东四南大街青年会，女学界各女子大学演剧队排演。协和女子大学排演的剧目是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一向温柔沉静、小巧玲珑、长着鹅蛋脸和一双丹凤眼的冰心，在剧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在舞台上绰约多姿。等到冰心幕间休息时，她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读书时的同学王世瑛找到她，真是让她意外地惊喜。王世瑛正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学系读书，也是北京女学界的活跃人物。冰心后来在《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中深情地缅怀了这次重逢：“独自走到楼上去，坐在黑暗里，凭栏下视，忽然听见后面有轻轻的脚步，一只温暖的手，按着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一个温柔的笑脸……”

在黑暗与光明间年轻的知识女性的美丽具有强大的力量。“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道路”（《从“五四”到“四五”》）。

冰心，本名谢婉莹。光绪二十六年（1900）10月5日，出生于福建的闽侯县（今福州市）。

其父谢葆璋，17岁时被祖父老友严复招募为海军学生，进天津紫竹林水师学堂。认识天津管轮学堂教习萨镇冰。毕业后谢葆璋任“海圻”舰副舰长，而萨镇冰正是海军副统领兼“海圻”舰舰长。那年冰心降生。她七个月时随父母到上海。谢葆璋虽行伍出身，与妻子一起深爱他们唯一的爱女。冰心从小便沐浴在父母深情温柔的爱的海洋里。后冰心在烟台，看着海边的旭日和夕阳，听着涛声，跟母亲认字和听故事，过着幸福而惬意的日子。大弟弟谢为涵出世，母亲把她交给自己的弟弟杨子敬，继续学习。舅舅又是父亲的文书。舅舅为冰心打开了文学宝库的大门，带她到一个神奇的世界。

1913年，谢葆璋奉海军部长黄钟英之令，举家调到北京，住进铁狮子胡同中的中剪子巷十四号。这座宅院不很阔大，门框上挂有“齐宅”的牌子。房东齐老太太年轻时当过和敬公主府的奶妈子。冰心家租住在这座三合院里最里的一座三合院，自成格局，与房东互不干扰。到北京进了海军部的谢葆璋一家，一待就是十六年。海军部没什么事可干，谢葆璋就在不小的三合院里，开荒砌了花台，栽了葡萄，种了茉莉和蜀葵，使之成了小花园，更成了冰心和胡同孩子们的乐园。直到很多年之后“剪子巷的庭院……眼前的图画和人面，也突兀变换，不可制止”（《默庐试笔》）。

1914年秋，疼爱外甥女的舅舅杨子敬，通过友人的介绍，把冰心送进西灯市口公理会的贝满中学读书。学校在“公理会大院内西北角的一组曲尺形的楼房里。在曲尺形的转折处，有横写的四个金字‘贝满中斋’——那时教会学校用的都是中国传统的名称：中学称中斋，大学称书院，小学称蒙学”（《我入了贝满中学》）。

当了贝满女中学生的冰心，埋头于数理化，理想当医生。1918年8月，18岁的冰心以全班最高的分数，从贝满女中毕业升入协和女子大学预科，进一步实现理想。而在五四运动中，她的文学才华让她在文坛脱颖而出。

1919年，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冰心，其作品已有自己的特点。即以现实生活为背景，以反映社会矛盾为主旨，评论家们将她的早期作品称为“问题小说”。

冰心应感谢她的父亲，谢葆璋是个读过书、出过国的“洋翰林”，他的经历和他口述给女儿的农村生活，成为她笔下的故事和情节；她应该感谢她的母亲，“我每一次做完一篇文字，总是先捧到母亲面前。她是我的最忠实最热诚的批评者，常常指出了我文字中许多的牵强和错误”（《冰心全集·自序》）。冰心在创作中，不仅得到双亲的支持和帮助，还在她刚刚尝试写作的时候就有福气地得到又是表兄又是内行的刘放园的鼓励和提携。也是在《冰心全集·自序》里，她这样写道：“放园表兄觉得我还能写，便不断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几种新出的杂志给我看……稿子寄去后，我连问他们要不要的勇气都没有！三天之后，居然登出了……放园表兄又竭力地鼓励我再作，我一口气又作了下去，那时几乎每星期有出品，而且多半是‘问题小说’。”

万事开头难，冰心有了1919年的初绽花蕾，艳丽多彩的文学花朵从此开放了她的一生，成为文学史上别样的风景。

到1920年，21岁的冰心，从1月6日开始在《晨报》连载短篇《庄鸿的姊姊》至12月21日，《晨报》发表她的短篇小说《鱼儿》，这一年她共发表小说十三篇，散文六篇，杂感三篇，诗歌三首，译比利时作家梅克林的剧本《青鸟》。这在当时，算是高产作家了。

这一年3月15日，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合并到燕京大学女校。是日，召开燕京大学男女两校联欢大会。会后冰心写《燕京大学男女校联欢会志盛》，刊于《燕大季刊》第一卷第一期，5月21日，冰心加入“燕大季刊社”，担任编辑，是年秋，被选为编辑副主任。

《燕京大学季刊》的编辑还有许地山、瞿世英等人，冰心与他们经常在一起商量稿件的撰写、选择和编辑工作，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许地山是1920年进入北京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的。他的经历颇有传奇色彩。他行为古怪，反应也迟钝，被同学视为怪人：天天练写梵文；每日总穿下摆带毛边的灰布大褂、不理发，头发长过耳；吃窝头不就菜而是蘸糖。此三怪再加上紫红面孔、嘴巴老张开笑，却总郁郁寡欢、独来独往，同学称其为傻子，却赠以雅号“许真人”。

经与他相处一长，同学才发现他懂多国文字，会多种方言，很有才学又乐于助人，冰心等成为他的知己。一次，许地山写了一篇文章，其中用了“雇工”二字。冰心编稿时，顺手在“雇”字左加了个“亻”偏旁，成了“僱工”。许地山见之，虽不以为然，却一笑了之。

几天后，冰心收到一封长信，是许地山写的。他引经据典证明古代的“雇”字，没有立人旁。是冰心将“雇”字改错了。冰心看后，忙着手头工作，未予理会。岂料，过了几天，又收到一封信，还是许地山写的，对证明冰心改错“雇”字，又补充了很多材料。

这回冰心不敢怠慢“许真人”了，立即回信曰，“我真的服你了，你说得对，再别寄材料了”云云。许地山这才罢休。从此，冰心见到许地山的稿件，不敢轻易改了，对别人的稿件也不再随意处置了。许地山与冰心成为好友。

1920年，冰心的小说继续关注社会现实。是年的开篇之作《庄鸿的姊姊》写男尊女卑，造成了女子的惨剧。《一篇小说的结局》和《一个军官的笔记》反对军阀混战。《三儿》写穷苦孩子的不幸遭遇。《还乡》呈现农民贫穷的境况。冰心的小说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明显提升，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要求社会变革的愿望更加强烈。但由于受思想认识和对社会生活缺乏深入了解的局限，冰心的“问题小说”，还只停留在提出和探索问题的层面。其在艺术上，故事平铺直叙，情节简单，对人物的刻画也是速写式笔法，故人物性格比较单薄。但是，冰心小说朴实的写实风格，及提出的虽未能明确解答的人生社会问题，却发人深省、耐人深思，在早期“为人生”的小说创作上产生过积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的冰心胸中积淀了不少问题要借小说写出，但在是年9月的《燕大季刊》第一卷第三期，登了两篇署名谢婉莹的散文《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和《画—诗》。这年的9月4日，冰心还写过另一篇散文《“无限之生”的界限》，表现了冰心精神世界的另一面。

冰心读过泰戈尔的《飞鸟集》，给她留下隽永的印象，甚至可以说影响了她的文学创作。在《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中，作者谈了她初读泰戈尔诗作的感受：“我读完了你的传略和诗文——心中不作别想，只深深地觉得澄澈……凄美。”“泰戈尔！谢谢你以快乐的诗情，救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

除了东方哲理诗人泰戈尔的诗，西方宗教的经典《圣经》也深深影响着冰心。大自然、上帝生命、死亡和不朽的爱，在年轻的冰心心中，奏出和谐的交响。她的《画—诗》一文，诞生在协和女大理预科这所教会学校里。一个秋天，她在教授《圣经》课的安女士房间里，看到一幅牧羊人与小羊的图画：“一片危峭的石壁，满附着蓬蓬的枯草。壁上攀援着一个牧人，背着脸，右手拿着竿子，左手却伸下去抚摩岩下的一只小羊，他的指尖刚及小羊的头上。天空里却盘旋着几只饥鹰……可怜的小羊，它迷了路，地下是歧途百出，天上有饥鹰紧迫着——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牧人来了……它又悲痛，又惭悔，又喜欢，只温柔羞怯的，仰着头，挨着牧人手边站着，动也不动。”这幅画给她安慰和暗示。她又见《圣经》放在安女士膝头，在这诗情画境中，她明白了：“上帝是我的牧者——使我心里苏醒。”

泰戈尔和《圣经》的沐浴，让冰心的心灵更加冰清玉洁，在她无法跳出“问题小说”的羁绊时，只能靠“人类之爱”来接触社会矛盾造成的痛苦而自我安慰了。

“在北京这个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年至1922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的这段文字，道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冰心就徘徊在新旧之间。她在许地山等前辈的提携下，在1921年初，参加了刚刚诞生的文学研究会。

在五四运动前后众多的文学社团中，文学研究和创作社最有名气影响力也最大。文学研究会由周作人、郑振铎、叶绍钧、许地山等十二人发起，于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不久发展成百余人。他们将茅盾接编、改造的《小说月报》作为会刊，还陆续编印了《文学旬刊》及《诗》月刊等期刊，出版近百种丛书。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是继《新青年》之后，提倡“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流派。

1921年4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二卷四号上，发表了冰心的小说《超人》，引起较大的反响。

《超人》的主人公何彬，就是鲁迅说的“寂寞荒凉的古战场”上，患有抑郁症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何彬是因对社会巨大的失望，而变得消极厌世的，却因受到一个纯真可爱的孩子的启发和感召，终于转变了。在这篇小说里，冰心是用无病不治的母爱童心药方，治愈患忧郁症的何彬的。被神化的母爱和童心，成为包治百病的不二法宝，自然显得有些幼稚，但在那个缺少爱的时代，小说还是感动了不少读者，引起大的反响。

据说，主编《小说月报》的茅盾先生读过之后，曾感动得泪流满面。十四年后，茅盾在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时，有这样的话：“《超人》发表于1921年，立刻引起了热烈的注意，而且引起了模仿，并不是偶然的事。因为‘人生究竟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爱’呢，还是憎？在当时一般的青年心里，正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冰心在《超人》中间的回答是：世界上人‘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她把小说题名为《超人》，但是主人公的何彬实在并不是‘超人’，冰心她不相信世上有‘超人’。”茅盾对《超人》的评价，显然有太多鼓励的意味。

冰心作为一个出身书香门第的端庄女性大学生，祖父、父亲、母亲给她的传统教育是根深蒂固的，又受教会学校保守思想的长期浸润，冰心的思想、情感是传统的、保守的。冰心在自己写的《“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一文中，有这样的表述：“现在已经渐渐的有了男女‘团体’和‘个人’的交际，但若没有必要的时候，似乎不必多所接近，因为这种的交际很容易起社会的误会心。”在五四运动刚刚过去不久的北京，冰心的这番表述，无异于是一篇大家闺秀的淑女宣言。这种对传统道德的恪守，贯穿了冰心的一生。

1931年，沈从文称冰心为“教婆”，有些尖刻，却也贴切。事情起因，是源于冰心对徐志摩与林徽因之间的交往并不认同。认为徐志摩的用情不专，不断造成他人的痛苦，与严肃作家的家庭观与恋爱观是相悖的。于是，冰心在丁玲主办的《北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长诗《我劝你》，其中有：

只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虽然我晓得，只有女人的话，你不爱听。

我只想到上帝创造你，曾费过一番沉吟。单看你那身段，那双眼睛。

（只有女人知道那是不容易）还有你那水晶似的剔透的心灵。

你莫相信诗人的话语：他洒下满天的华雨，他对你诉尽他灵魂上的飘零，他为你长作了天涯的羁旅……

不过还有一个好人，你的丈夫……不说了！你又笑我对你讲圣书。

我只愿想象他心中闷火般的痛苦，一个人哪能永远糊涂……

你逗露了你的真诚，你丢失了你的好人，诗人在他无穷的游戏里，又寻到了一双眼睛！

嘘！侧过耳朵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只有永远的冷淡，是永远的亲密！”

因为诗长，只引用了《我劝你》长诗中的一部分，这首长诗劝告的是一个有丈夫的、美丽高贵而又身陷婚外恋的女作家，警告她面对充满诗意和美丽谎言的爱情，不要真诚，也不要心软，因为这场爱情游戏的结果，是她将失去丈夫，而诗人却“又寻到了一双眼睛”。

这首长诗，是首充满强烈说教口吻的劝诫诗，是严肃而有针对性的。不少文章认为冰心在规劝林徽因的同时，对徐志摩用情不专流露出强烈的谴责。就在徐志摩命丧空难没几天，冰心在给梁实秋的信中，还指责徐志摩说：“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般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

对林徽因，冰心虽有同情，但也并不留情面。冰心有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写的是一位上流社会的爱好文学的太太，常在家里招待名人聚会，成了当时北京有名的文化沙龙。小说对太太与诗人之间的暧昧情感，还有社交中的虚荣、虚伪，都进行了毫不留情面的嘲讽。

冰心对徐志摩、林徽因的道德评价，今人仍褒贬臧否不一。

3

陈独秀出狱后，多半时间躲在箭杆胡同，编刊物，写文章，倒也清闲。早春二月，细雪飘飞，有些憔悴的陈独秀在院里散步，他突然想到自己已到了不惑之年，胸中的革命热情虽不减，但壮志未酬，油然而生几分怅然。

这时，有敲门声。他向前拉开门闩，见一年轻人站在门前微笑，从他下巴上的那颗黑痣上，陈独秀认出是两年前那位叫毛泽东的湖南后生。

“是润之呀！稀客，快请进。”

毛泽东五十三岁的母亲文七妹，不久前刚刚去世。家奠时，他挥泪作《奠母文》，从此身无牵挂。坐在堂屋木椅上，毛泽东告诉陈独秀，在他入狱时，自己正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此次进京，带了一百多人的请愿团，要求当局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

陈独秀从毛泽东手里接过几期《湘江评论》，边翻边说：“适之和守常在《每周评论》上著文赞润之写得好。”

毛泽东记得胡适说《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眼光很远大，议论也痛快，确实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得到新文化运动的掌旗人赞许，让毛泽东很感激。李大钊对《湘江评论》，也给予高度评价：该刊长处在于议论，在武人统治下，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毛泽东告诉陈独秀，《湘江评论》才出五期，就被张敬尧查封了。于是有这次百人进京请愿驱逐张敬尧之举。他们专门在故宫附近租了个叫“福佑寺”的旧庙，作为驱张宣传机构“平民通讯社”的社址。又在南城湖南会馆，发起旅京湘籍民众大会，有千人参与。当然，重要的是向先生及胡适、李大钊讨教救国之策。

陈独秀被眼前这位雄姿英发的年轻人的政治热情感动了，也平添了一股热望，告诉年轻人，20年代中国的政治革命，应完全区别辛亥革命，应该是全新的革命。他正在思考这个问题。

毛泽东走后，陈独秀看到《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有毛泽东写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明星……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读着读着，竟然感动得两眼潮润——在他危难之际，毛泽东给了他如此高的舆论评价。

窗外的雪似乎大了，屋檐上积了薄薄的一层。他放下《湘江评论》，研墨挥笔，写下：“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

几天以后，东四牌楼东有辆带布篷的骡车，披着浓浓的暮色，在清冷的大街上由西向东，往朝阳门悠悠驶去。过九爷府南门，天已黑下来，到朝阳门时，守城门的警察照例对骡车检查，询问了几句坐在车辕上的账房先生模样的人，又掀开篷帘，昏暗的灯下，见一妇女拥着一个病人，然后挥挥手放行。骡车渐渐融入城外的夜色中，朝天津疾驰。

坐在车辕上的账房先生，撩起篷帘，用浓重的乐亭口音笑道：“仲甫，我们脱险了！”身着油渍麻花棉袄的病人坐起身来，操着皖腔大笑：“守常，我还真捏了把汗呢！”

前不久，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偷偷去了一趟上海，中途胡适又介绍他去武汉演讲，谁料他那次过激活动，被武汉报纸刊登出来，立即惊动了北京警察厅。那时，陈独秀还是受监控之人，不得离京。此刻，吴炳湘已经下台，警察厅准备在陈独秀回京时，以违反保释戒约，再次逮捕他。

不知内情的陈独秀是2月7日从武汉乘火车回京的。回到箭杆胡同，正巧遇到一位警察，对他盘问几句，即匆匆离去。陈独秀夫妇觉得有些异样，未敢在家久留，就出后门叫了辆洋车，去往胡适家，见胡宅人杂，又掉头赶到李大钊家。高一涵也在李大钊家。

李大钊见到是陈独秀夫妇，松了口气，忙说：“仲甫，警察正在追捕你。听说陈炯明想请你筹办西南大学，那就去南方吧。”三人又去北大王星拱教授家，精心化了装，一个成了账房先生，一个扮成邋遢的病人。李大钊雇了辆拉脚的骡车，于是就有了这晚脱险之行。

到了天津，李大钊安排陈独秀住进意租界的一家客栈里，又去码头买了去上海的船票。买到票再给在沪的许德珩和张国焘拍电报，让他们在那里帮陈独秀找房子。

一切安排妥当，换上黑色棉袍的李大钊与一身西装的陈独秀握手道别。

有不少文章说，骡车上，李大钊与陈独秀交流了走苏俄的道路，成立布尔什维克式政党的问题，似不可信。谁都知道，那时的陈独秀一直反对建立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

李大钊却一直为建立共产党做着精心的准备。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力主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曾向校长蔡元培要房子，主张“兼容并包”的蔡先生果真在校长室不远拨了两间宽敞的青砖房子，给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做活动场所。青年布尔什维克们亲切地称之为“亢慕义斋”，德文的意思是“共产主义小室”。

李大钊等人在这里挂了马克思画像，两边是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上联陈独秀所言，下联为李大钊出句。四壁有革命的诗歌、格言。激进的学生张国焘，自作聪明地提出，利用蔡元培这把保护伞“把马克思学说立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打出去，把无产阶级政党尽快建立起来”。

李大钊也激情澎湃，豪情万丈地写出八个大字：“不破不立，不立不破。”而且想尽办法，通过苏俄同志，与共产国际联系。

暑期，张国焘带着天津女界领袖刘清扬来到蝉鸣不绝的上海霞飞路渔阳里陈独秀法租界寓所。他们是受北京学联委托，去南洋募捐的。张国焘的另一任务是受李大钊之托，了解上海建党的事。

陈独秀的寓所是幢老式的石库门房子，进门有天井，中间是客堂，沙发四张，木椅多把，壁间有四画屏。楼上是陈独秀和高君曼的居室，楼下住着李达。是夜，陈独秀安排张国焘与李达一屋同住。

陈独秀一如既往地忙，要和章士钊筹建西南大学，又要独自办《新青年》，同时到处活动，研究如何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之事。

8月中旬，一位俄国客人登门拜访陈独秀，还带了一位翻译俄籍华人杨明斋。来客是持李大钊亲笔信的第三国际远东局的维经斯基。杨明斋说，是北大俄籍教授柏烈伟介绍他们认识李大钊的。

李大钊的信上说，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到沪的目的，是想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尽快在中国建党。

谈话中，陈独秀注意到俄国客人一直以冷峻的鹰眼审视着自己，这让他心里很是不快。沉默片刻，俄国客人说，他是从俄侨口中听说到《新青年》和陈先生大名的。说到此，他还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欠了欠身，以示尊重：“陈先生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

陈独秀把俞秀松和罗亦农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陈望道翻译完成《共产党宣言》、李达正筹备《共产党》月刊、戴季陶宣传社会主义的《星期评论》杂志等情况介绍给俄国客人。客人表示很有兴趣一一拜访他们。不久，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上海共产党小组。

张国焘于8月底回到北京，临行前陈独秀让他带一封信给李大钊。李大钊看过信，沉思许久，觉得事关重大，就和张申甫到“亢慕义斋”讨论。

李大钊说，仲甫在考虑党章时，对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拿不定主意。他征求维经斯基的意见，维经斯基说，各国共产党名称可以不必强求一致。俄国刚建党时叫社会民主工党，后来改称共产党。我想咱们就叫共产党吧。

其实，陈独秀未决定叫共产党，是怕戴季陶、张东荪不同意，为了争取戴、张加入党内，陈独秀曾考虑不叫共产党为好。

李大钊在屋里踱步良久，然后说：“我给仲甫回信，就定下叫共产党吧。”

李大钊和张申府又讨论陈独秀推荐张国焘入党事宜。张国焘是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又是北大国民社主要负责人。自新潮社的领袖人物傅斯年、罗家伦相继出国留学，北大学生中，张国焘算是能力最强的学生领袖了。

张申府虽对张国焘爱出风头、有时过于激进有看法，但考虑陈独秀关于入党的人数越多越好的建议，同意发展张国焘以增加党员数量。

仲秋时节，天高云淡，在北大的“亢慕义斋”，北京共产党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发展了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和刘仁静为第一批党员。为解决经费问题，李大钊表态，每月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八十大洋作为共产党小组活动经费。

在上海的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并非一帆风顺，他在1920年8月15日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界》周刊，当局以“煽惑劳动，主张过激”罪名，予以查禁，并密令“缉拿查办”陈独秀等人。

从9月1日起，陈独秀将《新青年》移到上海出版，吸收陈望道等左派知识青年参加编辑，《新青年》很快发生了转变。陈独秀在1919年年底曾说，“我们现在要实现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但到了1920年，他又宣布德谟克拉西是资产阶级的“护身符”“专有物”，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拿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正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民主主义只能代表资产阶级意识”。

陈独秀在“五四”之后这一重大转向深刻地影响了未来的中国面貌，也正式宣告与胡适在思想上已经分途，从此《新青年》群体走向各自不同甚或对立的道路。令人深思的是陈独秀们与胡适们，在这之后，却不止一次在一份宣言上共同签字，良知未变，友谊尚存。

是年11月，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共产党与梁启超以及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张东荪等围绕社会主义问题展开一场为期一年的论战。共产党人以《新青年》及《共产党》为阵地，梁启超、张东荪等以《时报新报》为载体，亮剑鸣镝，相互厮杀，标志着以文化启蒙、思想解放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时代结束了。

1923年10月9日，胡适在给高一涵、陶孟和等人的信中，深感惋惜地说：“《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胡适来往书信选》）

第五章　民国十年（1921）

民国十年（1921），是中国社会剧烈震动的一年，也是民国清流激荡分化的岁月。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续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而部分人放弃“五四”个性主义，走向无产阶级战斗集体主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民国清流各自扮演了不同的历史角色，青史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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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生气勃勃登上历史舞台、开创历史深刻变革的年代，也是民国清流动荡的岁月。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续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而部分人放弃“五四”个性主义，走向无产阶级战斗集体主义，各自扮演不同的历史角色。《新青年》的分裂，是历史的必然。

值得关注的是，此年甫一开始，就有文学研究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

是年1月4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召开成立文会。成员有郑振铎、沈雁冰、周作人、许地山、叶绍钧、王统照、孙伏园等，大会推举郑振铎为书记干事。

该会在各大城市设立分会，以《小说月报》《文学旬刊》为机关刊物。该会宗旨是为新文学诞生摇旗呐喊，以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己任。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而艺术”，以文学反映社会现实与人生，反对无病呻吟，反对借文学“阐道翼教”的封建观念，反对“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其成员的作品多以反映现实人生为题材，探索当时风靡一时的“人生究竟是什么”等，故被人视为“人生派”或“写实主义派”。

文学研究会前后活动十多年，是“五四”后坚持时间较长的新文学社团，其会员有一百七十余人。当新文学运动的主导倾向发生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激烈变化时，其会员的文学观点也发生了演变。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之战中，商务印书馆遭受日本飞机轰炸，《小说月报》被迫停刊，文学研究会随之自行解体。

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之一茅盾，生于1896年浙江省鱼米之乡桐乡县乌镇。原名沈雁冰，又名德鸿。桐乡县在清军与太平天国的交战中，遭到严重破坏，昔日的繁荣，早已不再。茅盾之父中过秀才，有维新思想。茅盾从小受到开明教育。辛亥革命爆发，茅盾就读的嘉兴府中学仍无民主空气，死气沉沉，茅盾因反抗学校当局的压迫，而被学校“除名”，只得转到杭州安定中学继续读书。他在该校读秦汉经典，学先秦骈文、建安七子诗歌和六朝人小札，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滋养，毕业后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预科毕业后，他因家庭经济窘迫而被迫辍学，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失之交臂。

茅盾离开北京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与1923年也入该馆的叶绍钧同室同组工作。五四运动后的1920年，茅盾在《小说月报》发表《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一文，鲜明地提倡新文学“要注重思想”，为人生进步的主张。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他是主要发起人之一。同年，他和郑振铎担任了创办于1910年的文艺刊物《小说月报》的主编。《小说月报》经茅盾的革新，开始大量发表富有反封建内容的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并译介了国外进步的文学思潮和创作，受到赞赏的同时，也受到守旧派的反对。

有件事似有重提必要，有些文学史说，因“胡适推荐的王云五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支持守旧派，不久茅盾便辞去《小说月报》主编职务”（《中华文学通史》）。

王云五是位杰出的出版家，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繁荣，有他的贡献。胡适是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岂能“推荐”一个“守旧派”到与新文学运动命运攸关的出版界？事实是，五卅惨案发生之后，一向稳健、谨慎的王云五，在《东方杂志》发表《五卅事件之责任与善后》一文，声讨反动当局，以至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向会审公廨起诉王云五等。几天后的9月20日，《京报》副刊发表《上海商务印书馆〈五洲增刊〉事件》的评论，向商务印书馆及王云五表示敬意，对王云五被控告表示声援。10月24日，会审公廨在一不宣布“罪状”，二无审判理由的情况下，判令王云五等罚款二百元，草草了事。

此外，王云五支持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名义，创办《公理日报》，日发行二万份。

由此事实可证，说王云五“支持旧派”，是毫无道理的。至于对胡适的指责，更是无稽之谈，即便是到了1924年，共产党已建立三年，胡适仍以积极姿态推动新文化运动，5月30日，开明书店之常春霖写信给胡适：“刻下先生之杰作《文存》，前次受禁之三部……迄今警厅未派人送回，即本区警察仍然探访此书，言此书不准售卖。”6月，刘半农在《晨报副刊》著文《〈胡适文存〉究竟禁止否？》批判当局的丑陋行径。《胡适文存》被禁，却说胡适支持“守旧派”，除了说明论者不够厚道，其手法也过于拙劣。

茅盾离开《小说月报》，郑振铎还在，《小说月报》并未因王云五的到来而改变办刊宗旨，恰恰相反，茅盾退出，郑振铎大力改革，经常发表具有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的创作和论文，积极介绍外国文学名著。《小说月报》不仅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刊物，而且也是当时主要的新文学期刊之一。至1932年1月，淞沪抗日战争时停刊，共出二十二卷，二百五十八期。

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更重要的工作，是积极投入早期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夏，陈独秀、李达、陈望道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0月茅盾由李达介绍加入小组。他在秘密刊物《共产党》上，发表《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等译文，宣传共产主义的同时，自己也对其有了认识。1921年4月，发表《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一文，指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中国才有前途。接着又翻译发表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部分章节。

茅盾是利用商务印书馆职员身份，秘密为党做工作，可惜在较长的时间里，除不多的理论批评和译介外国文学外，并没有像样的文学作品问世，与一般的职业政治家无异。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茅盾成为第一批共产党员之一。

除政治活动和商务印书馆工作外，茅盾还先后在共产党组织创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与上海大学教务长瞿秋白结识。蒋冰之（丁玲）、王剑虹、王一知等都曾是茅盾的学生。后来，茅盾接编《民国日报》副刊，零散地写了《“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等文章，支持共产党人邓中夏、萧楚女等人的创作。1925年，茅盾发表《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浅显地介绍这一新兴文艺的性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特点。

1923年夏天，时任中共上海地方兼任江浙委员会委员、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的茅盾，在8月5日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第六次会议时，与毛泽东相遇。毛泽东告诉他：“我是《小说月报》的老读者，对你的大名，我也是久仰啊！”

当时，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来上海，听说党员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不满陈独秀的家长作风，提出要退党，便找茅盾让他去做他们三人的工作。

邵力子同意不退党了，陈望道却坚持退党，他说：“我与你相识多年，你应当了解我的为人，鉴于陈独秀的家长作风，我还是在党外为党工作更好，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

找到沈玄庐，沈也大发牢骚，不满陈独秀的独断独行，但表示考虑党组织的挽留，但到了第二年春，还是退党了。茅盾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鼓励他说：“能争取一位同志也很好嘛。”

1926年初，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闭幕时，大会决定让毛泽东代理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陈延年对茅盾说，你和恽代英同志留在广州工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受毛泽东同志领导。

一次茅盾参加部务会议，汪精卫到会讲话，希望大家支持毛泽东的工作，并指示依据二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中宣部应开展革命的宣传工作，于是，毛泽东指示茅盾和萧楚女起草一份宣传大纲，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向全国。

茅盾和萧楚女只用一天即将大纲拟好，交毛泽东审阅。毛提笔润色后，加入“军队与人民合作”一段文字，交由国民党二届中常委讨论，修改后下发了。

不久，毛泽东秘密前往湘粤边界的韶关，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因病请假两周”。中常委会议决定，这两周由茅盾临时代理中宣部部长一职。

“中山舰事件”改变了国共合作的格局。毛泽东与茅盾离开了广州。茅盾回到上海，继恽代英之后，任国民党上海交通局代主任，开始编辑毛泽东计划的“国民运动丛书”。辞去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茅盾，成为职业革命家。

1926年秋，北伐军攻克武汉。茅盾赴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并接办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董必武任社长的《汉口民国日报》。次年4月12日，国民党在上海发动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五天后发布“通缉共产党首要令”，茅盾名列其中。他于8月下旬回上海隐居。从1927年8月始，茅盾专心创作，9月中旬完成《幻灭》，12月写了《动摇》，次年6月又创作《追求》。先后在《小说月报》发表，1930年合为一集，题名“蚀”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这三部带连续性的中篇小说构成的《蚀》，写的是大革命前后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动态、生活经历，反映了在革命浪潮冲击下，一些知识分子的病态迷惘和命运沉浮。小说的基调沉重。

1927年9月，茅盾将《幻灭》送交《小说月报》发表时，署名“矛盾”。《小说月报》编者“以为‘矛盾’二字显然是个假名，怕引起（反动派）注意，依然会惹麻烦”，于是改“矛”为“茅”（《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但这也说明茅盾当时的心情的确是存在矛盾的。创作是想“改换一下环境”，使“精神苏醒过来”（《从牯岭到东京》），说白了，是当职业革命家还是做以文艺为武器的作家之间选择的矛盾。

1928年7月，在陈望道的帮助下，茅盾东渡日本。我们不能断定这是一种逃避，但从他自此与党失去联系一事揣测，他是在苦闷和失落的矛盾中，匆匆离开落入低潮的革命斗争的。从他在日本写的总题为“随笔七篇”来看，彷徨与苦闷和探索与渴望的复杂思绪，仍依稀可见。优美的散文有振作和进取但还是掩盖不了浓重的悲观情绪。

1929年，茅盾创作了长篇小说《虹》（未完稿），依照茅盾自己的愿望，“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下印痕”（《虹》跋）。可惜只写到1925年五卅运动，就戛然而止，结尾匆迫不说，小说中弥漫的大革命失败情绪仍是主调。但正是因为小说真实地细腻地呈现了大革命失败的历史图景，使《虹》具有了艺术魅力和历史价值。小说主人公梅行素，“喜欢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在“五四”新思想感召下，有了寻求“自我价值”的奋斗和苦闷。若不是强加给她过多的政治色彩，而是按生活和性格发展逻辑去表现，梅行素或可成为鲜活的“陌生”的“这一个”。

1930年春，茅盾从日本回国，参加左联，曾任行政书记，与鲁迅、冯雪峰、周扬等关系密切。左联的宗派主义，鲁迅被政治化，制约了广大作家的创造力。那是后话。

1932年前后，是茅盾创作最旺盛、收获最丰富的时期。著名的长篇小说《子夜》及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等横空出世，震动文坛，确立了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他善于刻画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茅盾的小说与1932年3月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1932年张恨水的《金粉世家》等纷纷问世，使中国小说创作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高度评价了《子夜》，他说：“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是他们所不能及的。”他视《子夜》为革命文学的重大收获，并以此傲视文坛上的“反对者”（《致曹靖华》）。早年曾反对白话文的学者吴宓，也称赞《子夜》的艺术成就。

1935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上海的茅盾与鲁迅一起给红军发去“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的电报。

1940年，茅盾与张仲实等人离开政治形势险恶的新疆，经兰州至西安。在西安巧遇早在大革命时期就熟稔的周恩来和朱德。他们时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不久，茅盾与朱德等踏上去西安的旅途。

到延安后，茅盾去看望自1926年在广州分手的毛泽东，老友重逢，自然分外高兴。初夏的一天，毛泽东敲开了茅盾住的窑洞，见他正读吴玉章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自打茅盾一家人迁居到延安，毛泽东工作太忙，直到今天抽空来探望，并送来一本刚刚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对茅盾说：“你是大作家，评论家，请你看后多多批评啊！”

不久，茅盾举家搬到桥儿沟鲁迅艺术学院。7月，毛泽东又邀茅盾到杨家岭深谈了一次，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斗争和抗战文艺运动发展状况的。大约是9月，张闻天持一份周恩来从重庆打来的电报，到茅盾住所，说郭沫若已退出第三厅，政治部另组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让茅盾速去重庆，担任常务委员。茅盾决定把两个孩子留在延安，然后向毛泽东辞行，随董必武离开工作了五个月的延安到重庆，1945年初，毛泽东致信茅盾：

雁冰兄：

别去匆匆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些否？回想延安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敬祝健康！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945年8月25日，毛泽东飞抵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时，茅盾偕夫人到毛泽东下榻的八路军办事处拜望。后毛泽东又约茅盾和马寅初谈了两个多小时，主要是内战问题。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曾任文化部部长，1981年3月27日逝世。

茅盾一生共创作长篇小说七部、中篇小说六部、短篇小说五十多篇，另有十多本散文集和一出剧本。他的作品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触及了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能引发读者关于民族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深沉思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值得深思的是，茅盾的作品太过崇尚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对人性开掘却缺乏深度和广度，而且1949年后，鲜有一篇与他文学才情相匹配的文学作品问世。这是文学研究会作家叶绍钧、冰心们的悲剧，也是巴金、沈从文、郭沫若、老舍、曹禺们的共同悲剧。

这些有才华的作家们原本可前仆后继，咨嗟于民族国家之忧乐，寄怀于江山风景之兴替，践行自己的庄重使命，把人民的焦灼与痛苦、追求与奋斗浓缩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来折射古老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变革中的真容。但政治却限制了他们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使文学成为一曲悲壮的交响乐曲。

2

在1919年12月，胡适就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响亮口号，之后的20年代，胡适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整理国故”的事业中，与旧的“国故社”针锋相对。既使我国民族文化遗产发扬光大，又对全盘否定中国文化遗产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起到重要的阻遏作用，文化意义非常深远。

胡适是以过人的胆识和眼力，整理、考证、研究古典白话小说的，把它们提升到“中国活文学应有的地位”。他用“合乎科学方法的批判与研究”方法，即“对这些名著作严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历史探讨——也就搜寻它们不同的版本，以便校订出最好的本子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更要找出这些名著作者的历史背景和传记资料来。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口述自传》）。

他于1921年出版了《红楼梦考证》。其书充盈着新眼光、新见解、新思维、新哲学和新文化观，以大破大立的气概，向旧红学宣战，为中国现代学术界开创了一个“新红学”派。为整理国故，为整个中国的文艺复兴事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文化影响。

他接着在1922年发表《跋〈红楼梦〉考证》、1927年发表《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1928年又有《考证〈红楼梦〉新材料》发表、1933年发表《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一扫笼罩了《红楼梦》一百五十多年的疑云迷雾”。鲁迅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便屡屡引证胡适的考证，批驳种种谬说，认为胡适的观点“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鲁迅在他的小说史专著《中国小说史略》就赞同了胡适的结论：

然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及最后……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零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殁。

后经胡适的学生俞平伯、顾颉刚等人的承袭、推扬，后又有刘大杰、周汝昌等人的阐发，胡适的研究成果，已无“疑辨的余地”。

1921年，胡适为研究《红楼梦》曾与俞平伯、顾颉刚有过大量书信往来，期间俞、顾二人也有大量讨论《红楼梦》的文章发表。据统计胡适与俞平伯通信二十七次，后由赵肖甫辑成《考证〈红楼梦〉三家书简》出版。他们师生通力合作、努力开拓的精神颇令人感动。

有趣的是，自诩“当代庄子”的北大教授刘文典，后来在西南联大，竟也开了“红楼梦讲座”。刘文典称自己是“红学家”，不同意吴宓的对《红楼梦》的某些观点，常常别出心裁。一次他在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字，接着说道：《红楼梦》“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了一幅题字，笑道：‘花溆二字便妥，何必蓼汀’？花溆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属意薛宝钗当弟媳妇了……”刘文典讲《红楼梦》，还是“索隐派”的老套。看来新旧红学的争论，还在继续。到了1949年后，因意识形态的原因，胡适的“新红学”，更是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唯心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精神，此不多赘。

3

《新青年》内部终于分裂。标志着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学人继续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走向无产阶级战斗集体主义。中国文化史上可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相比肩的一个文化思想高峰大好形势，由此逐渐变化成两峰对峙的充满阴谋和血腥的局面。是进步还是倒退，历史已给出答案。从此，民国清流开始分化瓦解，让人们更清晰地看到他们的风范情怀和人格魂魄。

1920年岁尾，陈独秀接受陈炯明的电邀，去广州出任教育委员长。这之前，他是准备去西南大学的。

临行前，陈独秀想让陈望道负责《新青年》工作，并写信给在京的胡适、高一涵等《新青年》的同人。陈独秀此举有些欠妥，他去广州，可将《新青年》拿到北京来办，同人本可有能力办好刊物，突然宣布交由素不相识的陈望道来办，自然引起同人的不满。

胡适原本就不同意把《新青年》办成宣传政治和主义的期刊，过去碍于情面，不好直说，既然陈独秀远去广州，《新青年》怎么办，由谁办确实是个问题。胡适只好写信与大家商议。1921年1月22日，他《致李大钊等〈新青年〉编委》，信中对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说，陈独秀年底曾写信给他，信中有云：“《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来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艺为是。但以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原因。”胡适说，对此，他曾致信陈独秀，“不料独秀答书颇多误解”。

在这封信中，胡适对如何办刊提出几点意见，“再请你们各位一看”。一、不再提“停办”办法；二、周氏兄弟“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孟和兄亦有此意”；三、将《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

此信发出后，很快就有了反馈，有赞同也有不赞同胡适意见的。周作人表示，“赞成在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向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所以索性任他分裂”。鲁迅表示“不必争《新青年》这一名目”。钱玄同的意见，“还是分裂为两个杂志的好。一定要这边拉过来，那边拉过去，拉到结果两败俱伤，不但无谓，且使外人误会，以为《新青年》同人主张‘统一思想’，这是最丢脸的事”。孟和“主张停办”。

胡适和李大钊等“绝对的不赞成”停办。胡适说：“我以为我们对于仲甫兄的友谊，今昔一样，本未丝毫受伤。但《新青年》这个团体，本是自由组合的，即使其中有人彼此意见相左，也只有照‘临时退席’的办法，断不可提出解散的话，极而言之，即使大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我们也不能要他停办。”钱玄同附注：“至于《新青年》精神之能团结与否，这是要看各人的实际思想如何来断定，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

摊牌以后，北京同人的意见令陈独秀颇为不满，他认为众人要重起炉灶，是反对他个人的。钱玄同是直性子，对陈独秀的霸道耿耿于怀。他觉得，陈独秀以提倡科学与民主而为学人敬重，怎么对《新青年》同人以家长自居？钱玄同听说，陈独秀两个儿子来京看他，他还让儿子先递名帖，上书“请求拜见陈仲甫先生——陈延年、陈乔年”。陈独秀封建家长式的行为，很被钱玄同瞧不起。两年以后，已成为共产党最高领袖的陈独秀，这一家长作风，仍无收敛，以致追随他多年的陈望道愤怒地坚决退党。同时，邵力子、沈玄庐也要求退党。

争执间，北京同人的稿件寥寥，《新青年》在上海陈望道的操持下，艰难地存活着。鲁迅的《故乡》帮了《新青年》的大忙。陈望道感动地给鲁迅回信，望继续得到他的鼎力支持。

谁料就在2月11日，上海新青年发行部被法租界巡捕房查封，经理周少伯罚大洋五十元，限三天内离开租界。承印《新青年》的印刷所同时被查抄，排印中的《新青年》第八卷六号稿件全部被没收，并以“言辞激烈，有违租界章程”为由，禁止在上海发行。两个经理人各罚大洋一百元。

《新青年》被查封，陈独秀顺理成章地将刊物迁到广州。陈独秀从广州给周氏兄弟写信索稿，说“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唯望他们兄弟帮助。

就这样，一场无谓的争论烟消云散，北京学人失去了一块哲学文艺的重要阵地，新文化运动再无精神高地，呈现了复杂的局面。

胡适决定在北京创办《读书杂志》。他给住进医院的周作人写信，希望周氏兄弟加入进来。这样再加上与周氏兄弟交好的钱玄同，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与此同时，周作人、郑振铎等作为发起人，文学研究会在京成立，沈雁冰任主编的《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

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成为弘扬新文学、新思潮的一个重要园地。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最初是在这里连载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刊远不如《新青年》激进，过多关注政治。诚如《晨报》社论《我们对于“人的生活”的责任》所提出的，促成一般人对于“人的生活”的认识，是着手改造社会的根本中之根本，是言论界的责任，而不是眼前抓住什么主义来应急。人们已看到，这些进步的报刊，“已渐渐地脱离私人式的言论机关的态度，而进入于社会式的言论机关的规模”。在某种意义上看，这正是早期《新青年》精神之精髓。

《新青年》的分裂，自然是发动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分道扬镳，并不单单是陈独秀在办刊宗旨上与同人们的分歧所致。这里还有一个深层的主义问题。十月革命的炮声之后，共产主义幽灵开始借新文化运动，在古老的东方古国上空徘徊。陈独秀、李大钊等这些在新文化运动中横空出世的急先锋们，最早选择了马列主义，成为共产党人，《新青年》的分裂，正是他们豪迈狂傲地选择世界观的分裂。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去广州，其目的是办教育并趁机建党。他是拉着他在北京大学的弟子陈公博、谭平山一起赴任的。陈、谭曾以创办《广东群报》而小有名气。

陈独秀在其寓所门口贴了“看云楼”三字，意为笑看政治风云变幻。他一到任，就向陈炯明提出：

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

二、以广东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

三、政府的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必须相一致。

陈独秀这类似霸王条款，竟被陈炯明全部接受。只是对第二条中一项“宣讲员养成所需三十万经费”不解，陈独秀坦然告之：“此乃宣传社会主义的教校，将来造就一大批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当时陈炯明与苏俄政府有所联系，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只好同意。

有了陈炯明的表态，“看云楼”车水马龙，成了激进派的中心。陈独秀每天忙于参加集会，发表演讲，夜深人静时，挥笔撰写政治论文，批判封建顽固派和无政府主义小集团。

在陈独秀的授意下，陈公博、谭平山建立了中共广东支部。当时，两位苏俄人米诺尔和别斯林也奉命到广州传播社会主义革命。有人将广东的无政府主义者引荐给他们二人，竟然也组织了共产党，除两个苏俄人还有七个中国人。苏俄人还在广州建立了通讯社，给九人以经济接济。陈独秀找到米诺尔与别斯林戳穿了那七个人的真相，并以教训道：“你们只有放弃这七个人，我才同意你二人加入共产党。”

结果是，两个苏俄人与七个无政府主义者分手。七人转而联手一些污七八糟的人，制造很多谣言，攻击陈独秀专横，掀起一个不大不小的“驱陈”运动。以致连陈炯明在一次宴会上，都向陈独秀问了个究竟。

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荷兰人马林到上海。不久，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罢免了在上海搞共运工作的维经斯基，由尼科斯基代替他。来上海之前，马林在北京拜访过李大钊，希望中国早些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中国共产党。这正合李大钊之意，但因他正率“北京八校教职员索薪团”向政府请愿，无法脱身，便派邓中夏陪同马林到上海。有了共产国际代表的推动，李达发信给陈独秀及各地党小组，通知各派二人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七月正式建党，并派包惠僧到广州，请陈独秀至上海主持建党工作。陈独秀因正争取款项建大学校舍，便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代表广东出席一大。毛泽东接到通知后，也决定与何叔衡赴沪。李大钊因率团索薪，与军警冲突受伤，只能派张国焘、刘仁静到沪。

各路代表秘密聚集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7月23日，中共一大正式开幕，有13位代表参加会议。他们代表全国五十多位党员。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表示祝贺。

为了安全，众代表们又转移到望志路108号的厢房楼上，通过了会前陈独秀拟就的第一个党纲。就这样，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由一部分中国知识界精英为核心的共产党，在西方工人阶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学说引导下，高举铁锤镰刀旗帜，在农业社会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中，开始了艰难曲折又充满光明的历程。

会后，马林派包惠僧再赴广州，让陈独秀尽快回沪干总书记的工作。不料陈炯明爱才心切，从广西桂林发回电报，极力挽留陈独秀，措辞令人感动：“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为委员会扫除之。”

陈独秀请辞不允，假借治病请假，偷偷回沪。甫一到上海，马林说，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应在国际的统一领导下制定。陈独秀不干了，争辩说，中国革命应符合中国国情，凭什么按你们的旨意行动！谈得不投机不欢而散。马林的翻译张太雷找到陈独秀，说：“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领导下，中国岂能例外？”

憋了很久的陈独秀，把桌子拍得山响，怒斥：“我们必须保留独立自由的权利，绝不能让外国人对我们指手画脚！”

陈独秀为保留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权利的斗争，并未得到党内的支持，李达、张国焘等人以陈独秀对马林发火为由，指责他桀骜不驯，目无共产国际。成了总书记的陈独秀，按中央局的有关规定，每月只有三十元或四十元的收入，经济拮据，不得不靠预支稿费为生。

10月6日深夜，胡适接到顾名君从上海打来的长途电话，说陈独秀又在法租界被捕了，原因是宣传过激主义。

经过是这样的：12月4日下午，有三个陌生人突然从前门闯入陈宅，说想求见陈独秀，并想买《新青年》。陈独秀闻声，从楼上下来看个究竟，见来者贼头贼脑，疑不是等闲之辈，便走向后门逃跑，不料后门已有便衣把守。不大工夫，门外开来两辆汽车，一干人马进楼翻找，然后将一批《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搬到车上，同时带走陈独秀及夫人高君曼，还有正在陈家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诸人。

陈独秀等被带到法国巡捕房，登记时，陈独秀称自己是王坦甫，其他几人也顺口报了假名，巡捕房并未生疑，谁料后来去陈家开会的邵力子和褚辅成也被伏在那的巡捕抓来。褚辅成一见陈独秀，便说：“仲甫，怎么一去你家就拉到这里来啦？”

邵力子，比陈独秀小一岁，与鲁迅是同乡，浙江绍兴人，清末举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曾在上海大学代理过校长，参加革命文学社团“南社”，与《新青年》一道，提倡新文学，主持过上海《民国日报》。他于1921年在上海加入共产党，曾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创办黄埔军校，1926年退出中国共产党，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49年参加国共和平谈判，后又脱离国民党政府。

巡捕房查清邵、褚身份，放了，而陈独秀等人终于暴露。但陈独秀一口咬定：杨、包、柯三人是来打牌的客人，凡事与他们无关，有责任自己承担。

胡适接到电话，即到蔡元培府上，请他出面向法国领事馆求救。蔡元培沉思片刻，决定不向守旧的法国领事馆交涉，准备与胡适等名流联名，给上海法国领事发一电报，希望这位较开通的领事放人。电文如下：

以思想和言论定罪，为中世纪封建君主国惯用之手段，非民主自由的法兰西共和国所为。陈先生为中国思想界明星，磊磊光明，一生倡导科学和民主，望能尽快设法开脱为盼。

第二天，京、沪各大报都登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和电文。

接着，蔡元培又给法国领事打电话，为陈独秀说情。

李大钊接到李达电话，也设法营救陈独秀。

马林请了法国律师巴和，承办此案。

牢里的陈独秀并不慌张，让他放心不下的，是家里藏有马林给他写的关于共产党的密信，一旦搜出，至少要判七八年的刑。他已做好准备，要为主义坐牢了。他从牢里带出口信，谁害怕可以退党。

半个月后，法庭这样结案：查《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一百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

胡适、蔡元培等已知陈独秀成为共产党人，但他们还是积极营救，意识形态并没有成为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高山，“五四”精神，依然牢牢地植根在他们的骨子里。

4

还值得大书一笔的是，1921年是大小军阀争权夺地混战一团、无暇控制言论的一年，清流和报人乘机办报刊一千一百三十七种。6月6日，中国全国报界联合会，还召开了第三届大会，并勇敢地致函国务院，拒不承认反动的《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管理印刷业条例》等政令，并提出“言论、出版、集会等绝不受其束缚”的要求。同一天，大会还发通电《不自由毋宁死》给全国报刊，号召“凡我同业以后亦幸勿再受此等非法政令拘束”。是日，全国各报均以头条刊载。

3月1日，林白水和胡政之，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提出“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

报界清流，掷地有声地争自由，与胡适去年发表《争自由的宣言》相呼应，成为民国清流争自由的重要文献，产生广泛影响。

民国十年岁尾，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世界报业大会会长威廉等人访华，在招待会上，史量才说，自己办的《申报》，宗旨就是“有独立之精神”。

《时报》是对中国报业和文化产生过不小影响的报纸，少年胡适曾被《时报》深深吸引。尽管后来创办《时报》的狄平子离去，但其仍积极参与争自由的宣传。

上海的报纸林立，《商报》由陈布雷主持笔政之后，面目一新，他写的时政评论，见解独特，笔锋劲健，极富个性魅力，广受好评。这份极具知识分子品格的《商报》，深受清流和青年学生的欢迎，发行万份。

历史悠久的《时事新报》，在出满五千号之际，梁启超发表《本报五千号纪念辞》

吾侪从事报业者，其第一难关，则在经济之不独立……同人等殊不敢以清高自诩，但酷爱自由，习而成性，常觉得金钱之来，必自势力，无论受何方面金钱之补助，自然要受该方面努力之支配；即不全支配，最少亦受牵制。吾侪确认现在之中国，势力即罪恶，任何方面势力之支配或牵制，即与罪恶为邻。吾侪不能革涤社会罪恶，既以兹愧，何忍更假言机关，为罪恶播种；吾侪为欲保持发言之绝对的自由，以与各方面罪恶的势力奋斗，于是乎吾侪相与自矢：无论经济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

这是一贯坚持独立自由人格“以言报国”的梁启超一生的经验教训，也是不少民国清流坚守的一种文化精神。

当然，一旦军阀能腾出手来，还是要左右舆论，维护统治的。4月18日，当局以“宣传过激主义”罪名逮捕主编海特，停刊俄文《前进报》；安徽军阀于5月一口气查禁《社会改造原理》《社会主义史》《到自由之路》等六种书刊；6月，湖南军阀以“宣传过激主义”罪名，取缔《湖南通俗报》；7月，少年巴金参与撰稿的《半月》，仅只发表反对四川当局不准妇女剪发而被查封……

民国以来，梁启超、于右任、章士钊、邵飘萍、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张季鸾、王芸生、储安平等清流，他们都重视言论舞台，纷纷擎起如椽大笔，屹立在大时代的潮头，以汪洋恣肆的文字宣传振聋发聩的新思想、新文化，荡涤一切污泥浊水。胡适在后来写信给高一涵、陶孟和时说：

“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和报纸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和《甲寅》还算不上。”

《时务报》《新民丛报》都和梁启超有密切关系，或可说这算是中国百年言论史上的“梁启超时代”。从《时务报》在上海横空出世，到《新民丛刊》在日本停刊，这期间，中国发生的所有大变化，都在这两报中得到最准确的呈现。少年的郭沫若，更是受《新民丛报》的影响，才有后来他那“新兴锐气的言论”。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办《青年》杂志（第二卷改为《新青年》），正是袁世凯粉墨登场，黄袍加身的年头。在胡适等人的积极参与下，《新青年》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创造了一个新时代。

《新青年》的解体，是新文化运动和民国清流分裂的结果。但“《新青年》时代”已和陈独秀、胡适、鲁迅等这些文化巨人的名字，被写进民族思想史、言论史、文学史，永放光芒。

第六章　民国十一年（1922）

民国十一年（1922），是个天灾兵祸频仍的年头。1月19日，武汉酷寒，天降大雪，冻死很多人。4月直奉战争爆发，在这场血战中，百姓生命惨遭屠戮。6月16日南方陈炯明兵变，炮轰总统府，局势动荡混乱。同时，文化界和舆论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却是这一年的主题。一个以欧美派留学生为主的文人集体，在他们的精神领袖群体的带领下，继续向武人的专制统治，庄严地宣告他们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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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的北京，寒风凛冽。

刚刚出医院的蔡元培，坐在洒满阳光的书房，看胡适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他的四卷本《胡适文存》。案头的一盆绽放兰花，暗香袭人。

当蔡元培翻到《红楼梦考证》时，心里不禁一笑。他自己也研究《红楼梦》多年，曾著《〈石头记〉索隐》一书。其眼光全落在“排满”上，被鲁迅批评“革命家看见排满”。胡适则在《红楼梦考证》中，批评了蔡氏的“索隐”法。指出蔡的“索隐”，是每举一人物必先举他的事实，然后引出《红楼梦》中的情节来配合。于是由于他的“索隐”，贾宝玉成了胤礽，林黛玉暗影康熙十八年以布衣应博学鸿儒科试成为翰林院检讨之大臣朱彝尊，薛宝钗影康熙宠臣高士奇……虽用心独特，却有牵强附会之嫌。好在胡适、蔡元培都是专心做学问的学者，皆遵循“但开风气不为师”的高志，丝毫不纠缠个人意气。

阳光西斜时，胡适和李大钊二人推开了校长炉火正旺、热气扑面的书房。他们一是看望出院的病号，一是前来支持校长刚刚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名震学界的《教育独立议》。该文向社会各界呼吁：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尽一份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体，抹杀个性的……政党如能掌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政党以外……

蔡氏此文一出，社会各界自然极力赞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师生更是欢欣鼓舞。而当时的内阁总理梁士诒却大发雷霆之怒：“一派胡言，教育如真要独立于政党之外，好了，政府还发什么教育经费，让学校喝西北风去吧！”

胡适高度评价了《教育独立议》一文后，又向蔡校长汇报了一件事：最近，由美国控制的世界基督学生同盟，决定在清华大学召开该同盟第十一届大会，想诱导学生信仰基督教。对此，胡适表示：“我以为教育独立和非宗教运动，应是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是先生一贯倡导的思想主张。先生不是一贯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吗？”

蔡元培点点头，胡适接着说：“所以，我们和守常诸君想在北大发起一次非宗教同盟大会，想请您出面做发起人。”

蔡元培看了看李大钊，李大钊已成为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共产党是无神论者。李大钊微微一笑：“先生做发起人是最佳人选。”

蔡元培答应得很干脆：“好，我们一起做发起人吧！”

3月17日，《晨报》七版上，报道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组织3月9日发表的“宣言”。宣布将在4月1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十一次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是“污蔑我国青年，欺骗我国人民，掠夺我国经济的强盗会议，故愤然组织这个同盟，决然与彼宣战”。自此，各报都充斥着有关类似的消息。

3月21日，北京学界发起“非宗教大同盟”宣布：“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全国学生界、知识界纷纷加入同盟，声势颇为浩大。据报载，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都积极参加了这个同盟。

周作人是个敏感的学者，他一贯“主张信仰自由”，骨子里并不赞成“非宗教大同盟”。从陈独秀、李大钊的介入，他意识到“非宗教大同盟”的出现，是新文化运动内部的继续分裂。他打算保持沉默。

但是，3月24日，钱玄同的来信，让他改变了沉默的态度。钱玄同是“五四”学人里最无心计、最坦诚却最尖锐的学者。钱玄同在信中说：“观其通电未免令人不寒而栗，中间措辞，大有‘灭此朝食’‘食肉寝皮’‘罄南山之竹……决东海之波……’‘歼彼小丑，巩我皇图’之气概。”接下去信中又说，“我很主张陈独秀和你之说，恐怕‘彼等’要将我归入‘汉奸’之例了。但我宁可蒙‘卫耶道’之名，却不愿蒙‘改良拳匪’之名。”（信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五辑）

信中提到“陈独秀和你之说”，让周作人记起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七卷五期上写过一篇文章《基督教与中国人》。陈在该文中主张以“美与宗教”来引导人的“情感”健全发展。周作人想不通，陈独秀和蔡元培、李大钊等学人原本对宗教持理性态度，怎么会卷入非理性的反宗教运动中了呢？

周作人在前不久，曾有过《圣书与中国文学》的演讲，强调“艺术起源大半从宗教的仪式出来”，文学与宗教都具有“入神”与“忘我”的共同点，“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他最近又写了一篇《山中杂信》，主张以基督教影响“新中国的人心”。

周作人意识到，“非宗教同盟”运动，是一个有组织的知识分子集体行动，他甚至已经看到其背后有共产党的影子，但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周作人与钱玄同等人还是打出了自由主义与个性主义的旗帜，清晰地发出理性的声音。

3月31日，《晨报》以显著版面，登出《主张信教自由宣言》一文。宣言由周作人牵头，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四人签名，该文说：

我们不是任何宗教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该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运动表示反对。

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其在知识界特别是在青年中影响巨大，此宣言一出，引起不小的震动。一部分人积极支持周作人，而另一部分人则极力批判。尽管这种批判更多是出于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愤恨。

对于年轻人的批评，“周作人们”是坦然的。在他们看来，爱国主义原本就是一种激情，五四运动何尝不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呢。但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陈独秀的出场。4月2日，他在《晨报》发表了致周作人等的“公开信”。陈独秀以他特有的雄辩的气势质问道：“公等宣言颇尊重信仰者自由，但对反宗教者的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宗教果真神圣不可侵犯吗……此间反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捕房禁止，我们的言论集合自由在哪里？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吗？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

周作人即刻也在《晨报》发表《复陈仲甫先生信》：“先生们对于我们正当的私人言论反对不特不蒙‘加以容许’，反而恶声相报，即明达如先生者尚不免痛骂我们为‘献媚’，其余更不必说；我相信这不能不说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了……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

周作人、陈独秀各方从自己的思想逻辑出发，发表各自的意见，在五四运动之后，原本极为正常。但是，陈独秀简单地将周作人等的不同意见，视作“向强者献媚”，这种非友即敌的思维逻辑，未免陷入了“二元论”的独断论，实际上是封建专断主义的翻版。而周作人等，从此要重新审视新文化运动了。

又是直率的钱玄同，在陈独秀与周作人的笔战中，看到了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国际思想斗争。他在4月8日再次致信周作人：

近一年来……看看“中国列宁”的言论，真觉害怕……这条“小河”一旦洪水横流，泛滥于两岸，则我等“栗树”“小草们”实在不免胆战心惊……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务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很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得的事……但即是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个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涉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

钱玄同提出的反对思想斗争的自由主义原则，是他冷眼旁观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形势重新估计战略、策略而做出的选择。或许是一种倒退，但与陈独秀们的鲁莽、简单过激的思想逻辑不无关系。

周作人读罢钱玄同的来信，再次陷入沉思。他甚至早就不赞同陈独秀们的“思想斗争”论。但是，让他退出为之奉献了理想、青春、生命的新文化运动，他又心有不甘，于是4月10日，他写了篇《思想界的倾向》。文中说：“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

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文章，受到胡适的批评：“现在的情形，并无‘国粹勃兴’的事实”，指周文“只是退潮的一点回波，乐终的一点尾声”。胡适认为周作人“太悲观了”。

4月9日，早春的风裹挟着一丝丝寒意，吹拂着北大校园刚刚吐出绿芽的柳条。北大召开了非宗教同盟大会。国内外、校内外的各界人士聚集校园。蔡元培和李大钊先后发表演说、批评前几天，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和马叙伦等教授纷纷抢先在报刊发表反对意见，声称知识阶层应首先尊重信仰自由、非宗教同盟有悖于公民的信仰自由等论调。

蔡元培讲演时说：“信教是自由，不信教也是自由，如果说非宗教同盟的运动是妨碍‘信仰自由’，那么难道宗教同盟的运动，倒不妨碍‘信仰自由’了吗？现在的各种宗教，都是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来诱惑未成年学生的盲从。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这难道不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吗？”

2

2月14日，依然是寒风凛冽的北京，却洋溢着春节的喜气。《晨报》报道了“北大新闻同志会”成立的消息，还刊发了三位知名教授在会发表的演说词。

徐宝璜说，新闻是近代以来世界“新发明的一大武器”，是“无枪阶级”对付“有枪阶级”的唯一武器。

李大钊批评新闻界只关注“督军的举动”和“阔人的一言一行”，却漠视“穷人因困自尽”或“因受环境压迫发生不幸的结果”。

胡适则呼吁新闻应讨论“社会上活的问题，真的问题”。他认为，“发为有力的主张，这对社会才算有贡献……如果把活的问题与真的问题抛开……谈谈盈余价值，或捧捧契诃夫、莫泊桑，对社会上事业一点影响也没有”。胡适还说，哪怕讨论“活的问题”如总统问题、国会问题，是有危险的，“甚至于封报馆、坐监牢，受枪毙”，也不能拿空洞的主义来为军阀、政客的报纸“充篇幅”。

胡适真的要“谈政治”了。他打算办一份谈政治的《努力周刊》。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感到仅仅做学问，启迪民智是不够的，应该对社会尽点儿责任。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对国家、民族的兴衰，对政治的清明污浊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作为民族的良知和理性的代表，知识分子总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当前，国家的动乱、政治的黑暗、政府的腐败已到极致，胡适不能再沉默了，他那颗医国救世的赤诚之心澎湃不已。他为《努力》写出创刊献词，曰《努力歌》：

天下无不可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为好人的——
也都说“不可为”
那才真是“不可为了”……
朋友们，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实际上，胡适一直在为创办具有学人纯洁性的《努力周报》做准备做努力。终于在力倡“少数人的责任”主义的丁文江的推动下，于5月7日，由胡适、高一涵、陶孟和、罗家伦、张慰慈及地质学家丁文江等知识分子一手创办的政治评论期刊《努力周报》呱呱落地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北京。从此，胡适告别“不谈政治”的承诺，踏上了一个书生论政、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政的不归路。

5月11日，胡适闭门谢客。第一次写政论，很兴奋，他点上一支烟，走到暮色茫茫的院子里，思绪渐渐飞扬起来。就在今年2月，《每周评论》被封禁时，他在日记中写道：“自从《每周评论》被封禁之后（1919年8月底），我等了两年多，希望国内有人出来做这种事业，办一个公开的、正义的好报。”但政府不准自己办报，就没办成。其实，梁启超是有条件办报的，但他放弃了言论事业，去当总长了。上海的一帮朋友如高梦旦、王云五等友人，也劝他专心著书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乃下策。《晨报》副刊的孙伏庐更是激烈反对他办报。他写信给自己说：“我总有一种偏见，以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从大多数没有智识的人，决不能产生什么好政治。从前许多抛了文化专谈政治的人现在都碰了头回过头来了，为什么先生一定也要去走一走这条不经济的路？”他又想到傅斯年从国外给他的信，信中说：“为社会上计，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之风气，而不宜止于批评之风气。”

当然，热情支持自己办报的也不乏有人，他的朋友丁文江即是。丁文江痛恨军阀专权与政治黑暗。在他身边聚集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小团体，早已开始研究政治，讨论时局。他曾开诚布公地批评自己“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告诫人们：“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先从思想文艺下手。”他曾对自己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头上繁星点点时，胡适深深地吸了口园里丁香花弥漫的香气，回到书房。到月上中天，《我们的政治主张》完成了。他不禁伸伸腰，松了口气。当他重新看文稿时，不由自主地朗读起来：“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读着读着，胡适自己先感动起来，竟有一行热泪从脸颊滚下。

第二天，胡适带着《我们的政治主张》文稿，到蔡元培家和友人们讨论。

那天，蔡校长家名流云集、群贤毕至——李大钊、汤尔和、陶行知等十多位社会各界名流热热闹闹地聚在客厅里。

胡适来得稍稍晚了几分钟，他歉意地向大家点头微笑。而众人看到胡适满面春风，便知他的大作一定不同凡响。身着一件新蓝布长衫的蔡元培，把胡适让到自己身边落座，然后宣布由胡适读《我们的政治主张》。

胡适已对文稿烂熟于心，读起来不仅流畅且抑扬顿挫：

……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寓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己计、为社会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中国分裂，看着讨伐西南，看着安福系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东的卖掉，看着军阀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

胡适读罢，满面通红，热泪涌流。众人听罢，先是短暂沉默，接着是热烈而持久的掌声。蔡元培首先发了言：“适之呀，文章写得何等之好哇，听罢，真是让人油然而生天降大任之使命感啊。我提议向社会公布这份宣言。”

有领袖群伦的蔡校长的提议，众人纷纷支持，并愿签名。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学界的领袖，不仅才学名冠当时，且以人格魅力团结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只要他振臂一呼，学界会热烈响应。5月14日，有十六位北京各界知名学人包括蔡元培、汤尔和、李大钊、陶孟和、王宠惠、罗文干、王伯秋、朱经农、高一涵、张慰慈、梁漱溟、徐宝璜、王文伯、丁文江、胡适联名在《晨报》《民国日报副刊》及《努力周刊》刊发这份由胡适执笔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

十六位知名学人以集体联署的方式，公开提出了“好政府主义”：“一、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二、充分容纳个人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为此，他们还提出政治改革的三条要求：“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

《我们的政治主张》一经发表，立刻在死水一潭的北京乃至全中国溅起层层涟漪，引起不小的震动。北京七所大学的校长们，公开在《努力周刊》发表联署声明，支持胡适等人提出的政治主张。邵力子、李剑农等知名人士也分别在上海的《民国日报》《太平洋》杂志发表政论。这些文章还不断深化了胡适等十六人的政治主张。

五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利用联名的方式，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成为知识分子参政的一种政治手段和重要模式。

有意思的是，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在签名三个月后，分别“入阁参政”。王宠惠代理总理，后正式受命组阁，汤尔和出任教育总长，罗文干出任财政总长。按胡适的标准，这三人入阁已具好人政府的理想了，用胡适的话说：“虽不能做到清一色渐渐趋向凑一色了。”胡适还天真地为王宠惠内阁提出过一套“解决目前时局的计划”，并亲自参加王宠惠内阁办的茶会，很诚恳地与其讨论施政方针。

王宠惠的后台是直系的吴佩孚。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的十六位名人，都敬佩吴佩孚这位权威人物。李大钊也很佩服吴的人品和才具。据胡适1922年6月10日在日记中载：“守常说，吴佩孚甚可敬，他的品格甚高，只是政治手腕稍差一点。”

但国会的后台则是曹锟，在新内阁与国会因经费和借款问题闹翻之后，其借口罗文干有纳贿行为，由黎元洪下令将他逮捕。北京的政局突变，成了吴景濂等人“横行无忌的世界”，胡适大为失望。

3

民国十一年（1922），4月1日，清逊帝溥仪结婚大典。面临资金困难，皇室欲将一套《四库全书》以120万元卖给日本人。消息传出，各界纷纷谴责，北大教授沈兼士等七人联名发出声明，指清皇室此举不仅毁弃国宝且为国民耻辱。清室只好作罢。《四库全书》乾隆时仅缮写七套，后有三套毁于战火。此次皇室欲卖的是藏于紫禁城内文渊阁的一套。刚过月余，卖书风波余波未尽，于石榴花绽放的5月17日，胡适等人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又沸沸扬扬地在朝野传播，胡适意外地接到溥仪从清宫里打给他的电话，邀请他到昔日的皇宫里“谈谈”。躲在深深的紫禁城里，逊帝溥仪大概从报上读到了胡适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在这之前他的老师庄士敦向他介绍过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于是溥仪读了胡适的《尝试集》和《胡适文存》。与他读的四书五经不同，胡适的白话文果然让他有了一种新鲜的阅读感觉，他很想见识一下这位新派思想领袖的真容。

胡适在他的17日日记中写道：“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去看他。”

五月初二是阳历5月30日。在25日那天，胡适先去拜访了溥仪的老师庄士敦。胡适与庄士敦当时都是北京一个国际团体“文友会”的会员，彼此相识。“文友会”主要由中、美、英、法、荷和苏俄等国籍人士组成，该会定期开会，讨论共同感兴趣的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庄士敦是该会前会长，胡适后来继任会长，彼此还比较熟。

关于胡适拜会庄士敦，胡适在25日日记中称：“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帮老太婆牵制。前次他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

庄士敦还告诉胡适，对外界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少年溥仪，还让他牵线，在宫里接见英国的海军司令和香港的英国总督。后来对电话又大感兴趣，不顾内务府的反对，坚持在养心殿里装了一部电话。他是翻电话簿，找到胡适电话，才有邀请入宫之举。

溥仪当年已经17岁了，胡适认为他在思想与行为上已有了主见。因为胡适知道，他自己不仅在北洋政府那里被视作传播危险思想的乱党，也被紫禁城里的逊清小朝廷视为危险人物。溥仪若告诉内务府，内廷一定反对他见胡适，溥仪才直接打电话给胡适。胡适感到，他去见溥仪，或对逊帝的思想、行为更为独立有帮助，有教无类嘛。

按照紫禁城的惯例，5月30日（星期二）宫中休息。胡适如约进宫见了溥仪。胡适在当日的日记上，比较详细地记下了与溥仪相见的过程：

今天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在北大）上课。十二时前，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他们电话完了，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他虽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厉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康白情的《草儿》（九月六日，胡适发表《评新诗集——康白情的〈草儿〉》）、亚东出版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依靠了。”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

胡适进宫见了溥仪，清朝昔日的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们惶惶不安，“像炸了油锅似的”。

社会上的舆论更是沸沸扬扬，有的报纸登出“胡适请求免跪拜”“胡适为帝者师”等传闻，借此大做文章，诋毁胡适怀恋旧王朝、敬仰废皇帝云云。更令人不解的是，近百年之后的今天，仍有人对此飞短流长。

其实，胡适从紫禁城出来之后的第七天，他曾致信庄士敦，向他介绍了入宫情况：“当我应召入宫时，皇帝对我非常客气，且以礼待之。我们谈到新诗和青年诗人以及其他文学等问题。”还在信中说：“我本不打算让新闻界知道这次会晤的事情，但不幸得很，一些我并不经常读的报纸却把这件事情道出来了，这对他们来说，似乎有着重要的新闻价值……我必须承认，我为这件小事儿深为感动，当时坐在我国末代皇帝——历代伟大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面前的竟然是我。”

胡适还在给庄士敦写信的同一天，写了一首此次晤面溥仪的诗《有感》。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1959年12月12日，胡适在这首诗的手稿上，加上了一段话：“此是我进宫见溥仪废帝之后作的一首小诗。若不加注，读者定不会懂得我指的是谁。”

为了回敬不良舆论对自己的诽谤，胡适专门在《努力》周报上写了一篇题为《宣统与胡适》的短文予以回敬：清宫里一位17岁的少年，所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刷洗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从胡适的相关“这一件事”的日记、书信、短文中，读者可读出17岁寂寞的废帝溥仪赞成白话，喜欢新诗，谋求独立，不想靡费国家金钱出国留学，建议清理皇宫财产等思想，这给胡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让他感动。胡适对他产生一种同情与怜惜，同时滋生出一种充满人情味儿与解救心相渗的情感。后来甚至产生伸以援手帮助这个孤独少年冲出“百尺宫墙、千年礼教”的冲动。

读胡适亲历的关于“这一件事”的相关文章，读者或许会对后来被意识形态和政治化以及“漫画化”的这件事会心一笑。因为，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到了今天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4

从去年岁尾至今年2月12日，《晨报副刊》连载了署名巴人的小说《阿Q正传》。巴人者，鲁迅也。这是他继《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之后的第四篇小说。正如他自己所说，写小说，“不过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他的这几篇小说意在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并反映处于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下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描写黑暗社会中挣扎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阿Q正传》的连载，在北大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先是纷纷猜想巴人是何许人氏。钱玄同在北大文科教师休息室里，听到有人说这篇小说是《晨报》主笔蒲伯英写来讽刺胡适的。理由是“巴”即巴蜀，蒲伯英就是四川人，而胡适曾使用过Q的笔名。小说分明提到“历史癖与考证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云云。接着，教职员包括学生在内，一见面都战战兢兢地问：阿Q是谁呀？彼此总觉得对方有阿Q的影子。

钱玄同将真相告诉同事，他很是钦佩鲁迅小说之妙。而坐在一边抽烟的鲁迅，却淡淡地说：“我总是不讨人喜欢，却总改不了。”

鲁迅对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是寄予深深的同情的，对他们的自轻自贱自譬自解的精神胜利法又是不满的。鲁迅将“国民的弱点”的普遍性体现在阿Q的特殊性里，典型性格越是具体深刻便越带有普遍性，于是阿Q的形象取得了广泛的社会讽刺效果。

鲁迅在酝酿《阿Q正传》之前，曾受邀成为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开心话”专栏的首位撰稿人。在撰稿中，一个被压抑了几千年的农民的灵魂，渐渐在鲁迅的心中活脱脱地诞生。

教员休息室因《阿Q正传》正谈得热热闹闹，蔡元培掀帘进来，见到沉默着抽烟的鲁迅，笑道：“豫才，你那篇《阿Q正传》写得好哇！正人君子们会好生不悦的哟。”

鲁迅客气地向校长点了点头，依旧沉默。最近他心里很烦，先是对钱玄同。《新青年》解体后，他们很少联系，钱玄同到补树书屋的次数屈指可数。这位新文化运动之初斗志昂扬的战士，如今却躲进书斋，重新皈依章太炎的窠臼，潜心研究起文字学来。据周作人讲，自钱玄同声名鹊起，邀请他去兼课的大学纷纷送来大红的帖子，他一时成了学界的忙人，整日夹着他那不离身的黑色皮包，乘黄包车匆匆往来于各大高校之间。学生们对钱玄同非常欢迎，上他的课时，几乎无逃课者。学生陶醉于他在黑板上写的极漂亮的唐人抄经体。痴痴地看他卖弄古字，静静地听他摇头晃脑地讲《山海经》。尽管他从不阅卷，学生还是崇拜得很。

偶尔与钱玄同相见，鲁迅发现钱玄同的本性疯劲未变，说话还是那么率直，常常呛得人家哭笑不得。很久以来，鲁迅总觉得这钱玄同话里有话，是在有意奚落自己。钱玄同比自己小六岁，十几岁结婚，接着便生三子。他总是在自己面前大谈他的三个公子如何上进，大公子已闹恋爱云云，特别是他老咒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了算了，这让鲁迅很有点儿失落。

鲁迅对蔡元培也有些不满。比如，对前不久北大发生的“讲义费风波”，成了北京学界的新闻。起因是北大经费紧缺，决定印的讲义由免费改为收费。接着北大教授朱希祖、沈兼士和沈士远等人联名向蔡校长建议，将所得收费拨给校图书馆，做扩充图书之用。

过去，北大的各科讲义，都放在教室，听课的学生不仅自己免费拿，有的还多拿几份给别的系或校外的同学，浪费可观。这一收费自然会引起学生不满，有一位叫冯省三的学生就带头反对，一下子聚集了一大批支持者。他们冲向蔡元培办公室，高喊口号，甚至出言不逊。这位前清翰林国民校长，受到这种挑战，开始还有些高兴，学生能大胆自由地发表意见，民主自由的意识已在年轻的学生心中生根。他和颜悦色地向他们解释收费的缘由，但冯省三气势汹汹，指着校长鼻子无端大声指责，毫不理会校长的苦心劝说，门前秩序大乱。

面对这般气势，蔡元培怔住了。接着，他宣布自己辞去校长职务，北大乱了。

先是总务长蒋梦麟宣布追随校长辞职，接着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等也宣布随同校长辞职。最后北大全体职员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出现这种严重局面，学生会出面表示反对风潮，并公推代表极力挽留校长和教职员工。于是校长和教职员工宣布复职，并做出两个决定：一是取消讲义费，二是开除冯省三。

鲁迅却愤怒了。当夜，他在补树书屋借着昏暗的台灯，写了一篇文章《即小见大》，一个月后发表在《晨报》上，为冯省三鸣不平，自然对蔡元培不满。因为“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

鲁迅与胡适也不冷不热。年初，吴宓等人办《学衡》月刊，打着“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之旗帜，抵抗新文化运动，胡先骕发表《评〈尝试集〉》，鲁迅与周作人，站在胡适一边，著文反驳。先是周作人在《晨报副刊》署名式芬发表《〈评尝试集〉匡谬》；接着鲁迅署名风声，在《晨报副刊》撰文《估〈学衡〉》予以支持。

鲁迅还在8月21日给胡适的信中，大赞胡适的论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警辟之至，大快人心”，还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而且，二人还热情为对方提供所需参考书，或及时推荐资料，以助对方研究。如鲁迅信中有“前回承借我许多书，后来又得来信。书都大略看过了，现在送还”。又如“同文局印之有关《品花》考证之宝书，便中希见借一观”（8月14日致胡适）。“《品花》考证之宝书”指清代杨懋建（掌生）所著《京尘杂录》，光绪丙戌年（1886）出版，系难得之书。彼此互借，可见关系不错。

5

是年6月17日，《广州晨报》主办人夏重民，突然遭到陈炯明的逮捕。陈炯明指使部下叶举下令先将夏重民毒打得血肉横飞，然后又将其捆绑沉于珠江。夏重民惨死后，《广州晨报》被军警捣毁封禁。陈炯明就是用这样残酷的办法，消灭敢于挑战他的人。

就在夏重民被杀害的十三天前，北京教育界在国立美术学校隆重地举行了“六三”纪念会。各校师生及社会各界纷纷上台发表演说，纪念五四运动。就在这样的集会上，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五四运动的先驱们二百余人，致电孙中山和南方的非常国会，指出北方的非法总统徐世昌已被赶下台，护法目的已达到。而且，北方的军队已表示拥护代表民意的新政府，南北一致，已无再动用武力之必要，孙先生的北伐可以休矣，望发表与徐世昌同时下台之宣言，战火消弭，百姓之福。

不料，此通电一经《晨报》发表，不仅使刚刚在广州平息叛乱的孙中山大吃一惊，南方革命党人也无不目瞪口呆。他们实在难以理解，这位老革命党人、北方学界的精神领袖蔡元培，不仅早就频频游走于直系政客之间，竟然还发动北京学界签名，催促黎元洪到京赴任大总统。南方革命党人对此非常愤慨。

胡适似乎已察觉老校长参政过深，写信劝老先生，不要再学堂吉诃德，与风车对战了。胡适自然知道，老先生过于学究了，他哪里懂得政治江湖的险恶。

蔡元培心里也忐忑起来，但他始终没道出后台挟持他的人是谁。

胡适当然不便追问蔡元培，他心里知道躲在幕后的一定是一位老奸巨猾的政客。

社会开始反击蔡元培了，但令他没想到的是，最先在上海《申报》发表檄文的，竟是老友章太炎！“章疯子”不仅是敢于拼命、穷究学问、被鲁迅誉为“并世无第二人”的学问家，又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有学问的政治家”。曾与孙中山、黄兴携手进行“二次革命”。“五四”之后，章太炎精神寂寞，远不如弟子陈独秀、钱玄同、周氏兄弟那么活跃。近来，章太炎应江苏教育会之请，一边开馆讲国学，一边倡导在政治上以联省自治取代中央集权，以联省参议院取代国会，以委员制取代总统制。书生参政，自然常常寄以希冀，往往空谈而已，但章太炎的热情很高，与他的弟子钱玄同重回书斋精研国学，形成鲜明对照。

章太炎早就听说北方直系想抬出黎元洪这个傀儡，以恢复法统为名，反对孙中山北伐，已心有警惕，忽然又有蔡元培稀里糊涂参加进来，随声附和，他动气了。在《申报》上发电，以章氏特有的文字风格，机锋无限地写道：

阅公对中山停止北伐一电。南方十二省，唯六省尚称自治，其余悉为北方驻军所蹂躏，贪残无道，甚于奉张。此次北伐，乃南方自争生存，原动不在一人，举事不限护法。公本南人，而愿北军永据南省，是否欲做南方之李完用耶？或者身食其禄，有箭在弦上之势，则非愚者所敢知也。

早年在日本，章太炎追随孙中山革命。1907年，日本政府答应清政府的请求，同意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驱逐出日本，为不得罪孙中山，临行前还为孙中山一行设宴饯行，同时赠款五千。章太炎闻之，以为孙中山被日本政府收买，动了气，撕下民报社孙中山的照片，并写下“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等字，寄往香港，羞辱孙中山。但若也有人骂孙中山，他即还以一记耳光，叫道：“你是什么东西，总理是中国第一等伟人，只有我能骂他！”如今有人反对孙中山北伐，他自然动怒，非站出来不可。而且在7月22日，他还和曹亚伯等在沪组织了联省自治促进会。

上海《申报》还同时发了国民党权威理论家张继的通电，代表本党声讨蔡元培。

阅公劝中山先生停止北伐一电，不胜骇然。北军宰割江流，行同强寇。仆北人也，尚不愿乡人有此行动。公以南人，乃欲为北军游说，是何肺肠！前者知公热心教育，含垢忍辱，身事伪廷，同人或尚相谅。今乃为人傀儡，阻挠义兵，逸出教育范围以外，损失名誉，殊不恒也。

蔡元培乃当时教育界领袖、学界泰斗，何曾遭此攻讦？见《申报》两侧各人之措辞激烈的檄文，一下子晕倒在地，被人送到法国医院。

李大钊和胡适闻讯，立刻赶到医院探望，见苏醒不久的校长满面憔悴，神情沮丧，不禁也都流下眼泪。

蔡元培对报上称自己为“傀儡”“身事伪廷”等语，深感屈辱：“受同营垒的攻击，这真让我斯文扫地！”说罢，眼圈一红，竟也落下泪来。

李大钊忙拉起校长的手，想安慰又心怀歉意不知从哪里说起。几乎是上海《申报》发表抨击蔡元培的文章的同时，李大钊也接到了陈独秀的来信。已成为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依如先前脾气暴烈，在信中怒不可遏地痛斥了李大钊一通。本来，共产党中央对李大钊参与蔡元培、胡适等搞什么《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就不甚满意，委托陈独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批评蔡、胡等“好人政府”的政治主张。而今，又有李大钊参与致电孙中山和南方国会，希望孙中山停止北伐之举。

陈独秀告诉李大钊，中共中央拟定下月在上海召开党的二大，陈独秀和蔡和森负责起草了大会宣言，并将《宣言》精神告诉李大钊：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是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而不是什么军阀统治下的改良政治方案。

同时，陈独秀告诉李大钊，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一步非但不阻止孙中山北伐，党还要和孙中山建立广泛的民主联合战线，推翻直系军阀集团。

陈独秀对老友蔡元培和胡适还是念旧情的，他特意让李大钊劝蔡、胡，与军阀谈什么“好人政府”，说不好听的是与虎谋皮，必须丢掉幻想。

当李大钊极委婉地向蔡校长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之后，蔡元培沉默良久，仲甫的政治主张离自己是否太遥远啦？他对忠厚的李大钊说：“守常啊，你知道我是历来讨厌政治的，今后我不再参与政治，请你转告仲甫，我不能不办教育，不能没有北大。”

蔡元培告诉李大钊，办教育不能总跟拨发教育经费的政府为敌吧？你看林语堂、刘半农等人正在国外留学，学校总要为他们交学费。北大又通过《国立北京大学助学金及奖学金条例》，每年是一大笔开支。李四光、丁文江搞地质研究所，需要添置设备……

最后，蔡元培叹息道：“我已没有退路了！”

胡适看不惯别人指责蔡元培，他在《努力》周报上公布“陈炯明倒孙（中山）兵变”消息时，写道“陈炯明此次是革命，不是叛逆”。关于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孰是孰非，至今仍在争论。但当时，孙中山是很恨胡适的，他办的《民国日报》不断攻击胡适。胡适也不介意，依然在书斋潜心研究学问，偶尔也发表一些时评政论。一介布衣学者，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有许多事情要做。

这场风雨很快风流雨歇，一个多月后，国共合作，陈独秀、李大钊等都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孙中山先生还设家宴，专门宴请陈独秀、李大钊和苏俄的马林。在酒会上，孙中山谈了《新青年》，说了陈独秀、胡适，谈了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称赞他们说，没有陈、胡、蔡发动的启蒙运动，中国的革命不知还要推迟多少年。

谈到胡适、蔡元培，喝了几杯酒的陈独秀，在席间朗声赞扬和感谢了这一老一小两个书呆子。就在半个月前的8月9日，陈独秀又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抓进监狱，其住所遭查抄。京、沪各报迅速报道了这一消息，刊出各界营救通电。8月15日，北京《晨报》发表了少年中国学会等十团体发出的为陈独秀被捕敬告国人宣言。真正起作用的是蔡元培和胡适，出面找外交总长顾维钧出面，向法国公使说情，由法国公使与驻沪法国领事联系，最后罚款四百元，将陈独秀放了出来。

陈独秀被放出来后，经济特别拮据。9月24日，胡适、蔡元培联系14位名人，联名在《晨报》上发出《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向社会各界发出呼吁。其时，陈独秀与胡适正为“联省自治”的主张而相互攻讦。在陈独秀的眼里，胡适不过是块革命的绊脚石而已。

在座的许多人，心里自有公道，蔡、胡是两位乱世中的正直学者，一介学人，他们的人格、操守在世局交响嬗替之际，显示了文化人巨大的人格魅力。

酒会将散之际，有人将一张北京《顺天时报》拿进来。此报正搞理想政府总统和各部总长的民意调查，自是年8月1日至28日，由读者自由投票，开票结果如下：

孙中山以2073票当选理想大总统；

蔡元培以1093票当选理想教育总长（梁启超得383票）。

众人看罢，心思自然不同。孙中山大笑：“黎元洪不知做何感想，这可是北京百姓的选择！”

胡适为友谊可以屡屡救陈独秀免遭牢狱之苦，但为了“忍不住的新努力”政治，他并不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9月10日，胡适在《努力》周刊发表《联合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反对陈独秀的《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10月1日，又在《努力》周刊发表《国际的中国》，公开批评中共二次代表大会的政治纲领。

胡适与陈独秀友谊不减当年，而政治分歧却越走越远，甚至针锋相对，这正是民国初年知识分子关系独特的政治、人文景观。

6

民国十一年（1922），《新青年》解体，并未过多地影响新文学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继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之后，新的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新的文学流派如浅草社、沉钟社不断涌现，一批批文学新人也纷纷强势地登上文坛。名流云集，群星璀璨。

是年，由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四人在美丽的杭州创建了湖畔诗社。用冯雪峰的话说，湖畔诗社“实际上是不能算作一个有组织的文学团体的，只可以说是当时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的一种友爱结合”（《〈应修人潘漠华选集〉序》）。这种情况在当时很普遍。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戏·诗集〉导言》中，称其为“真正专心致志作诗”的社团。这些爱情诗深深打动了身处乱世之中、迷惘不安而又充满憧憬的青年男女的心，湖畔诗社因此而闻名于世。朱自清不曾料定的是，冯雪峰不久就不再“专心”写诗，而转向为共产主义而斗争，成为鲁迅身边的共产党友人。

湖畔诗社当年4月先后出版了两本诗集《湖畔》《春的歌集》，是文坛较早的诗歌合集。对诗坛的影响较大的汪静之出了《蕙的风》和《寂寞的国》两部诗集。

湖畔诗社的诗作多半是吟咏爱情或瞬间感受的短诗，是四位涉世不深的青年的真实情感的流露。如“悔煞许他出去，悔不跟他出去，等这许多时还不来，问过许多处都不在”，又如“我们歌哭在湖畔，我们歌笑在湖畔”，这“歌哭”与“歌笑”无不是年轻灵魂的自白。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评论说：“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潘漠华凄苦，不胜掩抑；冯雪峰明快，笑中有泪；汪静之天真稚气；应修人味儿淡。

汪静之早在上一年秋冬，其诗《悲哀的青年》《竹叶》等就发表在《新青年》上。《荷叶上的露珠》《爱情》也见于《晨报副刊》。后出版的《蕙的风》，汇集了其早年一百多首诗歌。他的诗不长，简洁而情感浓郁地表露年轻人的爱情心理，如清丽幽婉的《别情》《伊的眼》等诗篇，成了广为流传的爱情诗篇。在《伊的眼》中，诗人写道：

伊的眼是温暖的太阳，
不然，何以伊一望着我，
我受了冻的心就热了呢……

这些诗句，在今天读起来，未免轻浅，但在“五四”后渴望挣脱旧礼教束缚、追求爱情的青年人中，却产生过强烈的反响。正因如此，汪静之的《蕙的风》诗集出版后，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是年10月24日，安徽绩溪人南京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一篇《读了〈蕙的风〉之后》，指责自己的绩溪同乡汪静之的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一文激起千层浪，先是章鸿熙在10月30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著文《〈蕙的风〉与道德问题》，对胡梦华予以批驳。胡梦华又在11月3日的同一副刊“觉悟”上，发表《悲哀的青年——答章鸿熙君》，以答辩反击。文中有“我对于悲哀的青年的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的句子。

诗无达诂，文无定法，讨论文学作品的得失，原是正常的文学现象。在弥漫着自由空气的民国初期，有极好的在学术层面的文学交流的气氛。后来的论者，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常把文学的讨论视为政治斗争，犯非对即错的二元论的毛病。对作品的讨论，已超越了文学范畴，成为一种思想斗争的模式。

汪静之在出版《蕙的风》前，请胡适为之作序，胡适慨然允之，“新诗的老祖宗”，欣然命笔，遂有《〈蕙的风〉序》，9月先发表在《努力周刊》。

胡适说，《蕙的风》在他家“差不多住了一年之久”，“我觉得他的诗的进步着实可惊”，“他的诗在解放一方面比我们做过旧诗的人更彻底的多”。胡适并不一味夸赞，而是极为辩证地指出：“他的诗有时未免有些稚气，然而稚气究竟远胜于暮气；他的诗有时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

胡适以其超凡的识力，已预料到汪静之的诗会引起争议，“也许有人觉得静之的情诗有不道德的嫌疑”，“不应该做这种呻吟婉转的情诗”。不过胡适警告，“戴上了旧眼镜来看新诗，更容易陷入成见的错误”。

胡梦华批评汪静之的诗，不幸被胡适言中。因此，胡梦华批评汪静之的文章发表之后，胡适觉得早在预料之中，不须再费笔墨了。

汪静之被称为“赤子”湖畔诗人，与周作人关系也很密切。湖畔诗社三月刚刚成立，潘漠华与汪静之便立刻致信周作人，报告消息。周作人随即写了《介绍小诗集〈湖畔〉》的文章，为之欢呼与鼓吹，且亲自联系《晨报》刊登其广告，又推荐北大出版部代售《湖畔》。应修人也致信周作人，称“启明我师”，信中说：“你为甚这么和蔼——使未识面的人都深深地感着你那诚挚的仁慈的爱。”由此可见周作人当时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崇高位置和亲切的形象。当道学家围攻汪静之时，他为汪辩护和对发难者责问。

鲁迅也不沉默，他在11月17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发表了一篇极为犀利的评论《反对“含泪”的批评家》，批评胡梦华对汪静之的批评。文章说，“我看了很觉得不以为然的是胡梦华君对汪静之君《蕙的风》的批评，尤其觉得非常不以为然的是胡君答复章鸿熙君的信”。在逐条批驳之后，云“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鲁迅的文章，似少对汪静之诗歌的优劣具体分析点评，太多的是对胡梦华文章的眼光和用语予以讨伐。20岁出头的学生，遇到了可以做他父亲的文学家。这种交锋极不对等，胡梦华只能仰天长叹了。

在文学对青春浪漫气息的呼唤中，创造社异军突起。创造社是继文学研究会之后，于1921年成立的文学社团。主要成员有以新诗和历史剧而闻名的郭沫若，有写象征小说和文学批评的成仿吾，有写爱情小说的张资平，有写现代话剧的田汉和以写浪漫主义小说的郁达夫等五位主将。他们的创作丰富多彩，多姿多样。除郭沫若外，成就最高，影响也大，个性最鲜明的，当数郁达夫。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其小说作品充满浪漫色彩而独树一帜，开创了我国现代小说中的浪漫抒情流派。

郁达夫（1896—1945年）出生于浙江富阳，家境殷实，从小受中国古典诗文的熏陶，他写的《自述诗十八首》的自注可视为他的自传，“予以十一月三日生。先父常曰：‘予育汝辈，犹王公之植三槐也’”，“家住富春江上，西去桐庐则严先生垂钓处也”，“三岁父殁时予正病，青灯雨夜，二兄坐灵帏前吟哦光景，犹历历予目也”。“九岁作韵语，阿母抚予肩曰：‘此儿早慧，恐非大器’”。“十三岁始学西欧文字”，“十五岁冬去小学，奖得吴梅村诗集读之，是予平生专心研求韵律之始，前此唯爱读两汉书耳”，“十六岁春欲入杭州中学，赴杭州。初到三日，即醉倒于江干酒肆，同人传为笑柄”。“十七岁春，仍欲入杭州中学，赴杭州寄寓保安桥数月。九月入之江大学豫（预）科，住江干者半载。十八岁春去之江大学，入蕙兰学校学英文，住石牌楼者三月。秋八月家兄奉命来日本，予亦随之东来，住东京小石川者一年。十九岁夏入第一高等学校豫（预）科。而是岁夏转至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二十一岁秋由医科改入法科。二十二岁夏还乡，秋病作，入病院二月。二十三岁冬，疾始疗”。

写于23岁夏5月的《自述诗十八首》不仅记录了郁达夫的经历，从中也可窥见其秉性及聪慧。

1913年随长兄东渡日本，五年后进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读经济学，而他的兴趣则在文学方面。十年的日本生活，饱尝歧视屈辱，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并养成了他愤世嫉俗又伤感忧郁的思想性。这段人生经历和思想状态，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1921年，郁达夫和郭沫若、成仿吾创立了创造社，成为创造社的“圆鼎三足”。

郁达夫是民国十一年（1922）归国的，除积极参加创造社的文学活动，编辑创造社刊物外，后来又先后到安徽、北京、武昌、广州等地大学任教，但主要精力用于文学创作。

郁达夫在1921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沉沦》，《沉沦》虽然晚于鲁迅1918年的《狂人日记》，却应该说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集收入了《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三个短篇小说，其中《沉沦》最为精彩，为其最具代表性的小说。

《沉沦》描写了一个有忧郁症的中国留日学生，渴望得到友谊和爱情，但在异国他乡的日本，遭遇的却是冷落和屈辱，最终绝望地走向沉沦。《沉沦》中的主人公在重重压迫下产生的难以排遣的忧伤苦闷，艺术地概括了有所觉悟而又不知如何变革现状的青年人共同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1922年郁达夫写了《茫茫夜》及其续篇《秋柳》，还有《空虚》（在《创造》1922年2期发表时题名为《风铃》），接着又发表《血泪》等短篇小说，同时还在11月20日创作了历史题材的短篇小说《采石矶》。

郁达夫的小说一度在青年当中产生了比鲁迅的《狂人日记》还要大的影响。《狂人日记》揭露了“礼教吃人”的罪恶，从思想上看，在文学史上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郁达夫的《沉沦》从揭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和时代病方面，更具有文学的典型性。不用曲笔，淋漓痛快，情感真挚，形象鲜明。

郭沫若在《论郁达夫》（《沫若文集》十二卷）中评价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郁达夫赞同法国作家法朗士关于“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文学主张，使郁达夫的小说往往以“我”为主人公。用浓郁的抒情笔调，做大胆的自我解剖和表白，以达到如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所说：“在重压下的呻吟之中寄语着反抗”。这与鲁迅小说以“我”为主人公的现实主义手法有所不同。鲁迅是以“我”深入其境描述人物和事件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小说文本。郁达夫的小说往往赤裸裸地描写“性变态心理”，把性爱放到小说的重要地位，在张扬浪漫主义的同时，又充斥着感伤乃至颓废色彩，削弱了小说积极的社会意义。批评郁达夫的不仅仅是胡适。

创造社是以清一色留日学生为班底的文学社团，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推崇文学上的自由主义，同时又强调文学要表现“时代的使命”，对旧社会要“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所以，创造社甫一创立，就文学概念含混且充满矛盾。他们推崇的欧洲浪漫主义或20世纪初的新浪漫主义使他们的创作面貌一新，他们在精神和行为上，也追求自由、浪漫的气息。

或许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思想和文学观念存在差异，创造社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的关系并不密切。胡适曾写文批评郭沫若、郁达夫的英译作品存在错讹，郭、郁二人便心存芥蒂。郁达夫在1922年写的历史小说《采石矶》里，写了清代诗人黄仲则的多疑孤傲、愤世嫉俗，又写了伪儒戴东原排斥异己的卑劣。郁达夫以黄仲则自况，将戴东原隐指胡适。

胡适对此，似并未计较，在次年的5月15日，写信给郭沫若、郁达夫表示，对“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希望自己对郭、郁两位英译错讹的批评不致引起误会，“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创造社不独批评胡适。20年代后期，郭沫若们还集中火力批评鲁迅。

鲁迅在《三闲集·序言》里说，“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太阳社、创造社“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

鲁迅还讲了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从广东到上海鲁迅家避难的廖姓青年，住了一段时间，终于愤愤地对鲁迅说：“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再和我交往了，说我竟然和鲁迅这样的人住在一处。”

郭沫若干脆写《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以一革命战士的口气给鲁迅定性：

鲁迅先生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完全决定了。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人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创造社的另一活跃作家是张资平。张资平是该社创作小说最多的作家。1920年以小说《约檀河之水》崭露头角。1922年2月，他创作和出版的长篇小说《冲击期化石》（原名《他的生涯》），是中国新文学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揭露教会的虚伪，教育界的弊端以及民国初期改革的不彻底，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但结构松散，议论过多，内容芜杂，艺术水平较弱。

张资平早期创作的反映在日本生活的小说，如《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木马》等有人道主义倾向。归国后的创作则表现知识分子在黑暗社会的艰辛困苦，如《雪的除夕》。张资平写爱情小说数量多，影响也大，他与郁达夫不同，在艺术风格上，多用写实手法，客观描写故事和刻画人物。他的小说很会讲故事，语言也流畅，但作品流于卑俗，格调不高。他的小说也犯郁达夫式的热衷色情、肉体描写，缺乏审美价值，品位不高。

1922年，创造社的另一成员郑伯奇，创作了小说《最初之课》，借一个留日学生在第一堂课上的变迁和感受，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侵略性质，较早地提出反帝主题，颇为可贵。

后来，创造社发生重大变化，郭沫若等转向革命，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郁达夫与之意见不合，张资平、王独清等退出创造社，张堕落为汉奸文人。

7

1922年岁尾，鹅毛大雪在塞外的寒风中，打着旋儿地飘落。

胡适与丁文江冒雪在大街上躬身而行，不久，蹩进一座法国式的花园洋房，这是代总理王宠惠的住宅。“好人内阁”之教育总长汤尔和、外交总长顾维钧早已心事重重地在客厅端坐。主人王宠惠见胡适和丁文江赶到，忙让座沙发。接着披着雪花的蔡元培也推门进屋。

王宠惠沉痛而愤慨地将财政总长罗文干被捕的经过转告给诸位。

事情发生在11月18日深夜。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与副议长张伯烈突然闯进东厂胡同的黎元洪官邸，向黎控告罗文干在签订奥国供款展期合同时有贪污受贿的行为。为使黎不疑，还出示了他们私自盖章的众议院公函，以证明罪行确凿，胁迫黎当场下令逮捕了罗文干，当夜送交地方检察厅拘押。消息传出，次日国务院不少阁员纷纷赶到总统府，指责黎元洪不经阁员副署，直接下令逮捕阁员，是违法行为。在这之前不久，亲信阁员已向黎进言，总统不能非法直接下令逮捕阁员，他已感到昨夜过于唐突，今晨又见阁员追究此事，只好表示愿亲带众阁员去检察厅接回罗文干。

孰料，黎元洪到监狱去接罗文干时，作为大法官出身的罗文干却并不买账，表示非要弄个是非究竟，否则绝不出狱。众阁员多是书生，也不愿就这么随便了结此案，当场要求大总统下令由法庭出具命令，释放无罪的罗文干。正在此时，吴景濂和张伯烈也率二十多议员，冲将进来，吵吵闹闹地阻止总统释放罗文干。没有权威的黎大总统的命令只能作罢。

第二天，众议院先下手，开会通过了查办罗文干一案，并正式请求总统取消奥款展期合同。有恩于黎大总统的吴佩孚得此消息大怒，当天即通电指责黎元洪违法。而黎也反唇相讥，并不改变。

王宠惠讲罢罗文干入狱后的种种情况，焦急地欲听听诸公的意见。胡适从美归国，政法界并无相交甚深且有实权的朋友，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在他眼中神通广大，人脉雄厚的蔡元培。

蔡元培沉默良久，最后表示，只能发动梁启超、熊希龄、林觉民诸位社会名流公开请愿了。

王宠惠对此却忧心忡忡。他知道，罗文干只是曹锟与吴佩孚斗法的牺牲品，如果再闹请愿、示威游行、学潮，正中曹锟的下怀，“好人内阁”会提前下台。这一点，吴佩孚早有交代，万万不可授柄于敌。

前清翰林当今北大校长听罢，霍地站起，说，既然政治清明无望，我们干脆一起辞职，免遭国人指责，免受同流合污之嫌。那神态、那口气洋溢出一股浩然正气，直让胡适、顾维钧敬重地连连点头，以示支持。

王宠惠宅第里的小会无结果地悄然散会，众人也消失在茫茫大雪中。

三天后，《晨报》刊登了曹锟的强硬通电，公开攻击罗文干丧权误国，要求组成特别法庭，查办罗文干。那在洛阳的吴佩孚见状，也变了卦，为保护自己，只好牺牲“好人内阁”。到此，仅仅支撑了两个月的“好人内阁”倒台。

胡适、蔡元培见状，伤心得借酒浇愁，喝得酩酊大醉。胡适仰天长啸：“文学革命无望，思想革命无望，政治改良无望，难道只能走孙文造反之路吗？”

蔡元培为老友罗文干鸣不平——那是有着一颗正直而高贵灵魂的文人，却让污浊的政治吞没。

胡适真的伤心了，12月17日，向北京大学请假一年，离校养病。

我们似乎已看到，以胡适个人为典型代表的政治妊娠至流产悲剧的端倪。

同一天，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主办的《歌谣周刊》创刊，周作人出任主编。

第七章　民国十二年（1923）

民国十二年（1923）的第一天，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发国民党改组之先声。二十六天后，苏俄表示倾力支持孙中山。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联合会发表声明表示：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双方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

6月12日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决定与国民党合作。10月28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张继、戴季陶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着手筹备改组国民党。

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更加黑暗且风雨飘摇。其通过“取缔新思想”议案，控制舆论。2月7日，吴佩孚武力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杀害共产党人施洋等五十余人，制造了血腥的二七惨案。惨案发生第二天，吴佩孚就以“鼓动罢工，扰乱社会秩序”罪名，查封了汉口《真报》。2月16日，中共的《向导》遭查封。四月因林白水在《社会日报》揭露曹锟贿选总统丑闻，该报被封，林被监禁三个月。8月27日，天津的《京津泰晤士报》也因反对曹锟贿选，被禁止在租界外发行。10月，上海的《时报》因发表反对直系军阀的新闻被禁邮……

1923年，知识分子与当局的“不合作宣言”，成了主旋律。

1

民国十二年（1923），1月7日，胡适住在医院里。病房的窗台上，摆着一束北京冬天少见的鲜花，与窗外阴云密布的灰色天空，形成极大的反差（查鲁迅当日的日记，“七日昙”即阴天），却没影响他的好心情。

胡适前几天很郁闷，自打北洋军阀政府通过“取缔新思想”议案后，不知怎么坊间便盛传他闻讯即跑到天津的租界里。今天好了，《努力周刊》发表了他写的《胡适先生到底怎样》一文，算是对谣言的一个反击：

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附时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

又过了两天，他在给高一涵、陶孟和的信中说：

我想，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

2月初，因一则消息触犯当局，北京亚洲通讯社社长林超然，以侮辱罪被逮捕入狱。5日，众议员钱崇恺等提出《质问政府违法逮捕新闻记者书》，6日，五十多家通讯社代表到国务院质问张绍曾总理：以国务院函令警察厅捕人，根据何项法律？如何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类违法行为？张绍曾置之不理。遂再度引起公愤，先是外国驻京记者开会声援中国通讯社；8日，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国务院，声讨非法逮捕林超然。

但当局对言论的控制和迫害并未有丝毫收敛，当然，文化界和新闻界为争言论自由的努力也一浪高过一浪。

大约就在1月中旬，蔡元培为李四光主持了婚礼，高朋满座，甚是热闹。就在此时，胡适接到了《京报》主笔邵飘萍的电话，让他吃了一惊。邵飘萍告诉胡适：罗文干一案，又起轩然大波！

第二天，由邵飘萍做东，在东华饭店请胡适、蔡元培、蒋梦麟等熟人吃饭。

事情是这样的：罗文干一案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地方检察厅认为罗文干受贿证据不足，罪名不能成立，决定不予起诉，于1月11日宣布释放他。但这一决定立即遭到曹锟直系五省督军通电攻击，要求推翻释放罗文干之决定，重新审理。吴景濂、张伯烈也以阁员同意案要挟新任总理张绍曾重再逮捕罗文干送交法院。但国务会议讨论时，又找不到有罪之依据，遂陷入僵局。正在此时，一个文人跳将出来，出了个由国务院代表公诉人申请地方检察厅对罗文干再行侦查的主意，给张绍曾解了围，于是由他指示代理司法总长程克给地方检察厅下令，将刚刚回家的罗文干再度逮捕。

为政客们献计献策者，便是刚刚上任不久的教育总长彭允彝。

彭允彝，湖南湘潭人，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加入国民党，曾任众议员。其在湖南谋官不得，后由赵恒惕推荐给黎元洪。黎为争取湖南的支持，就保举他当了教育总长。

蔡元培和蒋梦麟对彭允彝与国会、直系和政府沆瀣一气，不惜蹂躏人权破坏司法独立的行径极为愤慨：一个文人，怎么能干这么下作的勾当呢！

胡适也急火攻心，咳嗽不止。早在几天前，在一次宴会上，他曾提醒过蔡元培、蒋梦麟诸人：别看宴会上曹锟的人对教育界的人如何谦恭敬佩，甚至显得很礼贤下士，想结交蔡、蒋等这样的社会名流，实际上，他们是在拉拢诸位，扩充他们的实力呢！胡适边说边咳，医生曾告诫他，肺里有毛病了，到南方休息一下吧。

几杯老酒落肚，蔡元培无限惆怅地表示，只有先离开北京了。胡适等也表示随蔡先生共进退，也离开北大。蔡为了两千多莘莘学子，劝他们留下来。蔡最后决定请邵飘萍代笔，起草一份辞呈，写毕交蔡。

他们分手时，已冷月高悬，寒风刺骨。蔡又拉胡适乘包车回自己府上，那辞呈似要修润。到家不久，他又电话邀汤尔和过来，共谋辞呈。汤尔和乃一谋士，智慧过人，当场议出，辞呈由蔡一人签名，不必邀各校校长共签了。唯如此，才能造成政府的被动。胡适原打算再劝蔡公留校看看再做决定，但在汤尔和的谋划下，只能作罢。

第二天，当蔡元培悄然离开北京，秘密抵达天津时，北京各大报纸纷纷刊出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以抗议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的消息。此消息一出，北京学界和北大师生立即掀起了一场“驱彭挽蔡”的运动，形成了类似“五四”时声势浩大的学潮。但是，军阀政府却比那时冷静强大多了。

1月19日下午，是众议员选举阁员的投票时间。早已闻讯而来的数千抗议的学生，高举“驱逐教育界败类彭允彝”等小旗和“警告国会”四个大字的横幅，围在象坊桥众议院前。见此状，彭允彝却命令警察毒打赤手空拳的学生，致二百余人受伤。学生被驱散后，多数议员居然投票支持彭允彝。

象坊桥众议院前的流血事件，经报界披露，顿时全国学界齐声声讨。24日是参议院投票之日，北京大学等四十二校在此组织五千余名学生，先在天安门前隆重集会，后又往参议院请愿示威。要求参议院否决众议院对彭允彝的同意案。谁料参议院对此置若罔闻，竟当场通过了同意案。彭有军阀政府的庇护，居然公开挑衅：“我乃经国会通过，总统任命，安能为一校长反对，而随便离去呢？”接着，他上任伊始，就签署了整顿学风，严禁学生参加学潮的命令。

这对蔡元培和胡适等人来说，是始料不及的，反动势力以这样强势的态度蔑视民意，也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蔡元培率先拍案而起，遂有名震一时的《蔡元培之不合作宣言》在《晨报》上发表，开整个进步知识界与政府不合作宣言大潮流之先河。

陈独秀与李大钊正在上海与孙中山会谈。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陪苏俄代表越飞与孙中山谈得很不错，已进行到了起草宣言的步骤，如一切顺利，《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将不久发表。

李大钊与陈独秀愉快地到租界西餐馆吃饭，要了一瓶洋酒，喜气洋洋地祝贺会议有了突破。陈独秀是刚从苏俄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后回到北京，再来上海的。在北京短暂停留，那里腐败的政治气息让他喘不过气来，蔡元培、胡适等策划的北大校长辞职之举，陈独秀也心知肚明。但他没有像蔡、胡一贯帮助他那样，出手声援这两位老友，而是默然地做了旁观者。

陈独秀与李大钊的把酒言欢，实际上是不可能绕过蔡公辞职和发表不合作宣言这一话题的。老实的李大钊率先谈到此事。陈独秀听后，把一肚子不满说了出来：蔡翰林的这套辞职老办法，用了多次，收效甚微。至于他的不合作宣言，过于天真，依靠几位清流的消极拆台办法，就能打倒黑暗政府？痴人说梦罢了。革命的事业必须依靠民众，把眼光只盯着少数精英而忽视广大民众运动，是老蔡们的通病。

陈独秀说罢，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文稿说：“我准备在《向导》周刊发表这篇评论，你先看看。”

李大钊看完题为“评蔡校长宣言”的评论，心里有些不悦。陈独秀虽说思想深刻，言辞犀利但总是简单粗暴地对待朋友。他在此文中言辞过火，攻击一生为民主自由而战的进步文人蔡元培，这无异于为黑暗政治帮忙。他在文中还呼吁人们要像防御鼠疫霍乱一样，日夜防御蔡校长之消极的不合作主义侵入思想界。

李大钊脸上终于露出了为蔡元培不平之气和对陈独秀偏激的愤怒，这让陈独秀很吃惊。

李大钊语气很沉重地告诉陈独秀：作为一位愤世忧世、疾恶如仇的知识分子蔡校长，他一身的不降志、不辱身的品格，一生对腐败政治的不懈攻击，始终代表着中国知识界的道义和良知。你夸大了蔡校长不合作主张的消极作用。劳工阶级的罢工，就是一种不合作的表现。难道连罢工你也不赞成吗？请你不要忘记，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能公开活动，没有蔡校长的支持，是不可能的。李大钊甚至想说，没有蔡、胡的鼎力相救，你能走出监狱，从事革命活动吗？他怕过于刺激陈独秀而忍住不说了。

李大钊最后说，正是依靠蔡校长的人格力量，他正秘密组织张国焘到京汉铁路发动大罢工，与学潮和罢工运动结合，拉开与反动政府搏杀的大幕。

陈独秀是个争强好胜、永不服输的人，他对李大钊的劝诫不置可否，还是发表了《评蔡校长宣言》。

胡适看到了陈独秀这篇评论，愤然站出来，在《努力周刊》上发文，点名嘲讽了陈独秀：“蔡先生的抗议在积极方面能使一个病废的胡适出来努力，而在消极方面绝不会使一个奋斗的陈独秀退向怯懦的路上去。”

不久，“二七惨案”发生，曹锟、张作霖贿选丑闻迭出。

蔡元培在清明后的冰凉的海风吹拂下，率子女乘“新铭”号海轮，向大洋远处的欧洲驶去。

2

早在1919年底，胡适就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高调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中国学术文化界逐渐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整理国故”的热潮，“研究国故的人整日的摇旗呐喊，金鼓震天”（陈西滢语），形象地反映了“整理国故”的态势。

“整理国故”的口号，由首举义旗、鼓吹新文化运动号角的领袖胡适提出，看上去似乎是一种悖论，但历史证明，正是胡适赋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任务和力图正确处理破与立、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北京大学的《新潮》社，在1919年上半年就提出过整理国故的任务。其成员毛子水曾在《新潮》著文，《国故和科学精神》主编傅斯年写了“附识”，反对腐朽观念的“保存国粹”，提出用“科学精神”“科学的主义与方法”整理国故。对此，作为导师与顾问的胡适甚为赞赏，当然，他也批评了他们文中的“功利观念”，并告诫弟子“真理无所谓大小，学问是平等的”。他特意写了两篇文章《论国故学——答毛子水》和《整理国故与打鬼》，再论“整理国故”的科学性与文化意义：

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救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

1922年3月16日，北大出版委员会决定出四种季刊：《国学季刊》《文艺季刊》《自然科学季刊》和《社会科学季刊》。

胡适为《国学季刊》的邀集人。在他的组织下，五天后成立《国学季刊》编辑部，由他任主任编辑，大家推举他撰写“发刊宣言”。编辑有胡适、钱玄同、周作人、沈兼士、马幼渔、李大钊等十一人。

1923年1月，胡适撰写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作为卷首文章在《国学季刊》创刊号上刊出。胡适在此开宗明义地宣称：古学不会沦亡，古学经过科学地“整理”与“甄选”，必将有“更好无数倍”的成就。

《国故季刊》给学界吹来一股清新之风的，不仅是内容，在形式上也是一场实在的革命。在版式上率先采用由左向右横排，文章使用新的标点符号，对当时的出版、印刷界影响甚大。

顺便再次提一下本书第一卷关于胡适与李大钊所谓“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之争的真相。“整理国故”，即为“研究问题”的具体内容。李大钊不仅一直积极参与而且从未再与胡适探讨关于“问题与主义”的问题。

胡适提出的科学“整理国故”的主张，对于中国20世纪20年代后的文化思想史产生了富有建设性的重要影响。时至今日，这种根本性的影响，更为突显。

同时，胡适率先实践了自己提出的主张，亲自挂帅从宏观和微观开展“整理国故”的研究，并取得重大突破和卓著成就。

胡适以《〈红楼梦〉考证》敲响了旧红学的丧钟，宣告了新红学的日出。

他对《水浒传》《诗经》《楚辞》的研究，对墨学、老子的研究、对诗的历史沿革与风格流派的研究，都具有开创性的功绩。

有胡适的号召和开拓，自然少不了响应和追随者。他的北大学生俞平伯、顾颉刚是有幸的，他们研究《红楼梦》的热情缘自胡适的引发，而且一开始就步入胡适开创的正确之路。胡适与俞平伯、顾颉刚关于研究《红楼梦》有四十四封通信，俞与顾又有二十七封相互的通信，先被赵肖甫辑成《考证〈红楼梦〉三家书简》，后又有顾的学生王煦华缮清刊于1981年第三辑《红楼梦学刊》，俞平伯还为此写了题词：“此1921年我与顾颉刚兄讨论《石头记》之往还书札，今经整理缮写，将付《红楼梦学刊》发表，忽忽六十年，故人殂谢，追念昔游，感慨系之。”

从胡适与俞平伯、顾颉刚的通信和俞、顾间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们师生间、学友间在新红学开创时努力开拓、通力合作的动人情节。值得注意的是，胡适与俞、顾的合作并非是师唱生随，而是都坚持科学的态度。比如俞、顾经研究考证，同意胡适关于高鹗补后四十回的经典意见，但在评价高之续补时，俞平伯贬得多，而顾颉刚则理解高鹗之补“难度很大极不自由”应“原谅高鹗”。

还值得提及的，是俞平伯在旧书摊上购得一部《红楼复梦》，其“凡例”有“前书八十回后立意甚谬”之语，且认为“洵可为高君补书作一旁证也”，支持了胡适关于高鹗续《红楼梦》后四十回之推断。顾颉刚潜心于史学，后对红学有些疏淡。而一直耽迷于红学的俞平伯，成了红学大家，他的《〈红楼梦〉辨》，让他名震海内外。

俞平伯研究红学的成功，再次证明胡适科学“整理国故”的正确性。

胡适倡导“整理国故”和自己的身体力行，对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具有积极深远的影响。历史证明，否定胡适的科学“整理国故”，往往就是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时候。

3

在周氏兄弟的北京生活中，有一位外国友人不能不提。此人就是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

周氏兄弟与爱罗先珂早就熟识，但彼此的见面，是由郑振铎和耿济之引荐的。去年的2月24日，北京风沙弥漫，郑、耿两位年轻人把爱罗先珂带到周氏兄弟的寓所。那天，周作人的日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郑、耿二君引爱罗先珂来暂住东屋。”从此，爱罗先珂与周氏兄弟成了朋友。

爱罗先珂是俄国盲诗人，他的经历颇具传奇性。1914年，他只身一人到印度、日本、泰国、缅甸等多国流浪。因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被英国人驱出印度，至日本又因宣传危险思想再次被逐出，后历尽千辛万苦踏上归国之路，却未被准许入境，这才转而来到中国四处漂泊。诗人将迷惘痛苦的心情写进诗里，引起鲁迅的关注，并致信周作人：“盲诗人之著作已到，今呈阅。虽略露骨，但似尚佳。我尚未及细看也。如此著作，我亦不觉其危险之至，何至于兴师动众而驱逐之乎。我或将来译之，亦未可定。”

不久，周氏兄弟收到了日本朋友的信，请求他们转托胡愈之照顾爱罗先珂。蔡元培得知此事，特聘爱罗先珂到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蔡校长还亲自找到周兄弟，将俄国盲诗人安排住在他们家里，这才有周作人日记中“爱罗先珂君暂住东屋”之语。

爱罗先珂在周家住下后，除在北大授课，还常到各校用世界语演说，为他当翻译的是周作人。周作人在西山养病期间，自学世界语，并开始翻译用世界语写就的作品。他在后来写的《知堂回想录》中说：“世界语这东西是一种理想的产物……人们大抵有种浪漫的思想，梦想世界大同，或者不如说消极的反对民族的隔离，所以有样的要求。”

鲁迅也开始动手翻译爱罗先珂的诗作《池边》《春夜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有时也陪爱罗先珂到北京参观，兼作翻译。

从周作人写的《泽泻集·爱罗先珂君之二》一文看，周氏兄弟与爱罗先珂相处得很愉快和谐：“爱罗君寄住在我们家里，两方面都很是随便，觉得没什么窒碍的地方。我们既不把他做宾客看待，他也很自然地和我们相处。过了几时，不知怎的学会侄儿们的称呼，差不多自居于小孩子的辈分了。”

但爱罗先珂在北京生活得并不舒心，先是他不时到女子师范去演讲，到孔德学校报告，到北大三院演说，到政治学校与师生交流，可时间一久，人们听腻了，没有新鲜感了，学世界语的热情就迅速衰退了，也就很少有学校再请这位盲诗人了。

最让爱罗先珂痛心的是，最初在北京大学开世界语课时，北大最大的讲堂，往往挤满了学生和教师，不久听者渐少，改到小课堂，再往后，听者寥寥，有时只有两位。于是他关于俄剧《饥饿王》的讲座，仅讲了个开头，因听众太少而不得已终止了。盲诗人对此深感痛苦，在周氏兄弟家的院落里，就常见爱罗先珂弹着六弦琴，唱着“寂寞，沙漠似的寂寞呀”的歌。这清寂的飘在夜空里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周氏兄弟的心灵，从而引起他们的共鸣，鲁迅感到诗人的寂寞竟与《狂人日记》中狂人的生命状态如出一辙。鲁迅在1922年发表在上海《妇女杂志》上的《鸭的喜剧》中说：“这应该是真实的，但在我却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只以为很是嚷嚷罢了。然而我之所谓嚷嚷，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谓寂寞罢。”鲁迅懂得了流浪诗人，又在《热风·为“俄国歌剧团”》中学着爱罗先珂唱道：

是的，沙漠在这里。

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好有奇心。

沉重的沙……

我是怎么一个怯弱的人啊。这时我想：假使我是一个歌人，我的声音怕要消沉了罢……

鲁迅的灵魂其实也正在与“寂寞”抗争，与中国“沙漠式的枯寂”搏杀，他“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华盖集·题记》）。一个荷戟独彷徨的武士跃然纸上。

寂寞并未全部让生活失色，有一天爱罗先珂从街上买回十几个蝌蚪，放进了周作人在院里挖掘的荷花池里。那荷花池长三尺宽二尺，从未长出过荷花，却是蛤蟆的乐园。爱罗先珂早到池前造访成群结队在池中游泳的蝌蚪，有时孩子告诉他，蝌蚪生脚了，他很高兴。人往往就是这样，寂寞和快乐是可同时存在于精神里的。

1922年7月，思念家乡的爱罗先珂在赴芬兰参加第十四次万国世界语大会之后，回到了故乡。一个世界主义者，却始终眷恋自己的家乡，这是一种悖论。周作人说，这虽然“似乎是矛盾，却很能使我们感到深厚的人间味”（《爱罗先珂君（一）》）。

在周氏兄弟的思念中，爱罗先珂在1922年底重回周家大院。不久即发生了所谓“剧评事件”。北大与燕京女校学生联合演了一出话剧，爱罗先珂热心地去观看了演出，还率直地写了剧评：“在中国，没有好的喜剧……没有喜剧的国度是怎样寂寞的国度哇。”

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诗人的剧评，目的或许是批判当时中国社会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状态的恶劣，但对学生的演出求全责备是显而易见的。于是遭到年轻气盛的学生的反感。他们尝试戏剧的热情容不得亵渎。

北京大学学生魏建功读了鲁迅翻译的爱罗先珂《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一文（载1923年1月6日《晨报副刊》）后，有感而发写了篇《不敢盲从》，也发表在几天后的《晨报副刊》上。文章对爱罗先珂在评价学生演剧的某些批评和观念提出反批评，特别对爱氏所云“竭力学优伶”“并不想表现出剧中人来”“似乎以为只要在舞台上，见得像优伶，动得像优伶，用了优伶似的声音，来讲优伶似的话，这便是真的艺术的理想”等，表示不能苟同，而且指出爱氏并没有认真看过整出戏，就发议论不能接受，此外并无放肆的文辞。

当然，既然是文艺批评，难免有思想和见识的交锋，这很正常，但鲁迅却拍案而起，在1月17日《晨报副刊》以一篇《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斥魏建功”（鲁迅日记）。该文“特地负责地申明：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

面对一位1901年出生的年轻学生魏建功的文艺批评，比魏建功大20岁的已是社会名流又是大学老师的鲁迅，用如此极端的言语攻击晚辈，不仅令当时的读者莫名，便是今天来看，也未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须知，被鲁迅吐了一脸唾沫的并无劣迹的年轻学生魏建功，1980年卒，江苏如皋人，为著名的语言学家。

有意思的是，同一天的《晨报副刊》上，还载有周作人的一篇《爱罗先珂君的失明》，与鲁迅的吐唾沫相比，周作人的文章有正人君子之风，善意地规劝，颇具亲和力。他谆谆告诫年轻的学子：“我希望大家对于爱罗先珂一方面不要崇拜他为超人的英雄，一方面也不要加以人身的攻击，即便当作敌人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把他当作人看，而且不可失了人间对待残疾人的礼仪。”

两天后的20日，鲁迅日记载：“晚爱罗先珂君与二弟招饮今村、井上、清水、丸山四君及我，省三亦来。”省三者，就是因带头反对北大收讲义费，对蔡校长不恭，被校方开除的学生冯省三。该生是世界语的拥护者和宣传者。鲁迅认为蔡元培抓住小事大做文章未免不公，愤然写了《即小见大》支持了冯省三。后来冯成了八道湾的常客，鲁迅的日记中无数次提到这个名字。魏建功就没有这种待遇了。

“爱罗先珂君与二弟招饮”，语焉不详，不知究竟谁做的东，但周氏兄弟为爱罗先珂抱打不平，爱罗先珂以示答谢，是毋庸置疑的。

周氏兄弟都面对一群年轻人的隔膜，悲哀自然难免，但把无知、偏激、轻狂的年轻人也当成敌人，未免更是一种悲哀。

带着悲哀，诗人离开了北京，继续去各地漂泊，到了巴黎。周作人在是年4月21日《晨报副刊》上以《再送爱罗先珂君》为其送行。一年后在《苦雨》一文中，周作人又写蛤蟆在雨后的院中出现的情景。关于周作人家的蛤蟆，还有一段小插曲。钱玄同与周作人交好，一日到周宅做客，酒后留言苦雨斋。是夜入室的蛤蟆弄醒钱玄同，胆小的钱竟害怕得高呼救命。周作人见状，写诗取笑曰“相看两不厌，玄同与蛤蟆”。自此始，钱玄同又多了一个“蛤蟆”的绰号，博文苑一笑。

到1924年6月21日，周作人收到曾把爱罗先珂引到周家的胡愈之的来信，信中说，爱罗先珂君，从巴黎屡有来信，他穷困潦倒，连三四十个法郎都没有。信中还说，爱罗先珂曾托周作人向北京大学求援，不知办得如何？

胡愈之告诉周作人，“上星期我已买了一千二百法郎汇票寄给他”。

没有资料证明周氏兄弟也曾伸出援手接济过他们视为友人的盲诗人。那时住在八道湾大宅院的周氏兄弟，是有能力帮助爱罗先珂的。

另从周氏兄弟的文章中看，爱罗先珂住在八道湾大院里，与周氏兄弟关系一直融洽，那为什么爱罗先珂遇到困难时，不向周氏兄弟求援，甚至分手后连一封书信也没有呢？

4

前文已讲过，胡适与郭沫若、郁达夫的关系并不密切。郭沫若、郁达夫少年气盛，容不得别人的批评。胡适对他们二位在新诗、小说方面的成就是十分赞赏的，当然也曾好心地指出其某些不足，比如曾批评过他们的翻译有待提高。郭、郁二人对此扞格不入。郭沫若著文反击，郁达夫写小说《采石矶》，以清代诗人黄仲则暗喻胡适。1923年5月15日，胡适致信郭、郁说：“我是最爱惜少年天才的人，对于新兴的少年同志，真如爱花的人望着鲜花怒放，心里只有欢欣，绝无丝毫‘忌刻’之念。但因为我爱惜他们，我希望永远能作他们的诤友，而不至于仅作他们的盲徒。”

胡适爱朋友，爱人以德、以才，有所谓“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之风度。他的一生十分看重自己的清名，从不说空话，更不说假话，凸显了胡适的道德面貌与心灵境界。

1921年9月，社会上曾疯传（有些人后来竟写成文章）说，胡适恪守文人道德，牺牲个人幸福，为遵母命，也为一个无辜成为他妻子的村姑江冬秀，不离不弃地与其相守。陈独秀劝胡适离婚，他不听。气得陈独秀大动肝火，拍了桌子，大骂胡适。胡适忙对这一以讹传讹的谣言予以澄清：

最可怪的，人家竟传说独秀曾力劝我离婚，甚至拍桌子骂我，而我终不肯。此真厚诬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大概人情爱抑彼扬此，他们欲骂独秀，故不知不觉地造此大诳（1921年9月1日日记）。

或许被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的大度真诚打动，三天后，郭沫若复信胡适说，“种种释明和教训两都敬悉”。郁达夫同日也致信胡适，表示胡适“感人以德”，“服人以理”，“你若能诚恳地规劝我们，我们对你只有敬意”，表示愿意与胡适修好。

到此，郭沫若、郁达夫对胡适的怨隙暂时冰释。

几个月后，郭沫若主动邀胡适吃饭。那天，席上很热闹，作陪的有创造社的田汉、成仿吾，还有诗人徐志摩。席间，郭沫若对胡适“劝酒甚殷勤”，二人杯酒言欢，胡适心情大悦，据1923年10月13日胡适日记载：“喝得不少，几乎醉了。”

酒兴所致，胡适不知怎么就提及曾有为郭沫若的《女神》诗集写评的打算，说“曾取《女神》读了五日”。

谁也不曾料到，郭沫若闻此，激动异常，跳将起来，奔到胡适座席抱起胡适，竟亲吻起来，酒宴上的友人先怔了一下，然后鼓掌助之。胡适在当日日记中简记曰：“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

胡适作为新诗的“老祖宗”，曾为很多新诗集写过评论或作序。如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汪静之的《蕙的风》及陈梦家的诗集等。但却唯独没有评论过后来被一些文学史称为“最能体现五四时代的时代精神和民族解放要求的”，“一部充满革命激情和浪漫气质的诗集”《女神》。在胡适的眼中，《女神》“还有不少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

《女神》于1921年8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除《序诗》外，共收录五十三首诗，三个诗剧，由三辑组成。皆写于1916年至1921年。是郭沫若1914年赴日留学，到五四运动前后的作品。1921年2月25日上海《民铎》杂志称其为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中感受到“新生的太阳”的“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

《女神》发表时，远没有1920年出版的第一部新诗集胡适的《尝试集》的影响巨大。《尝试集》毕竟是中国现代诗歌的第一声春雷。别的不说，只要看看鲁迅、俞平伯、周作人等当时著名的文坛名人都为《尝试集》删过诗这一点，就可以表明当时文学界对这本诗集的重视和支持，当然，从另一方面讲，《尝试集》的确有不成熟之处。

《尝试集》之后是俞平伯的新诗集《冬夜》《西还》《忆》的出版，接着是1922年康白情的《草儿》诗集的出版，他们都被写进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予以好评。

《女神》出版后，只有创造社的郁达夫著文《〈女神〉之生日》，高调评价说《女神》始，我国的新诗才“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剩下的有关《女神》的评论，多是郭沫若自己写的，如1922年8月4日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题为《论国内的诗坛及我对创作上的态度》一文。郭沫若说，《女神》充满自我崇拜、自我赞美的激情和自我改造的思索，而且极力想通过“小我”反映“大我”，通过“个人的苦闷”以及“反射出”“社会的苦闷”和“全人类的苦闷来”。这或许是当年郭沫若的个人创作体验，其间或确有极具价值的东西，但文坛反映的清寂，不能不让郭沫若心怀忐忑。

在这种忐忑中，突然听到新文学大师胡适要评论自己的《女神》，郭沫若不能不大喜过望。以郭沫若的性情，马上忘情地去拥吻胡适，是最自然的举动了。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这么一吻，也非常清楚地表明，胡适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无人比肩，无人撼动。胡适与郭沫若各自在文化历史里的真实显像，本来已十分清晰，但多少年了，特别是1949年之后，从《尝试集》与《女神》长短的评议，到胡适与郭沫若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争论，却被颠倒，甚至延续到当下。

郭沫若在1952年写的《〈金文丛考〉弁言》一文中，公开自己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推翻胡适在中国学术坫坛的盟主与宗师地位，但他在英文上的欠缺而闹了笑话。想不到胡适早年间批评郭、郁那句“不通英文”的话，竟成谶语，让郭沫若又一次丢了丑。

1954年，因意识形态的需要，国内掀起一场波及全国的批判胡适思想的政治运动，与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在延安谈话的精神大相径庭。当时毛泽东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了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郭沫若被委以批判胡适的最高指挥官。但郭沫若毕竟是个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的学者，他内心太知道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杰出贡献和影响了，推倒胡适谈何容易。所以在批胡适的浪潮里，他不由自主地说出胡适是“当今孔子”和“圣人”这类的评价，当然这称谓也有讥讽的意味。自他给胡适的那一吻时，胡适的地位早已深深地镌刻在郭沫若的心底。郭沫若对胡适几次挑起论难，又在批胡运动中用不大中用的长枪短炮进行攻击，绝不是“一个好意的诤友无意中说的太过火了”（胡适致郭沫若、郁达夫信）。

当然，在特定的意识形态的高压下，郭沫若批判胡适，或许是一种不得已的姿态。

5

生命形态和感情世界真是美妙而多姿。1923年远离红尘、鳏居两年的蔡元培，在经历了奔波和追寻后，第三次走入婚姻的殿堂，而周作人、胡适、汪静之、徐志摩也都陷入了感情的旋涡。正是：“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

蔡元培第二任妻子黄仲玉，不幸于1921年1月2日病逝于北京法国医院。在瑞士日内瓦公干的蔡元培得唁电悲恸欲绝，伏案含泪写下一篇祭文：

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女儿，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之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得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

此篇《祭亡妻黄仲玉》的电文一经发出，便在北京教育界广为流传，被编进不少教科书。北京大学和黄仲玉创办的孔德学校全体师生还隆重地举行了追悼大会，《京报》特为黄仲玉辟了特别增刊。

黄仲玉的葬礼与二十年前蔡元培登报征婚一样轰动于北京。

1900年夏，蔡元培的原配夫人王昭因病亡故。蔡元培与王昭的婚姻是在他中了举人又点了翰林时，奉父母之命完成的。夫妻相濡以沫，甚是恩爱。王昭离世时，住在北京东堂子胡同的蔡元培三十三岁，为他提亲者踏破门槛。已接受新思想的蔡元培，对纷纷而来的媒人，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醒目处，上面写着五个征婚条件：

（一）天足者；（二）识字者；（三）男子不得娶妾；（四）夫妇意见不合时，可以解约；（五）夫死后，妻可以再嫁。

此征婚启事，在晚清旧礼教猖獗之时，因由一个堂堂大清翰林提出而轰动朝野。一次，蔡元培在余杭借宿于友人家。由这位叶姓朋友介绍，他认识了一位靠卖画养活一家老小的女子黄仲玉，很快结为秦晋之好。这一男女平等成就的新式婚姻，当时传为佳话而名扬士林。

到了1923年，孤独鳏居的蔡元培来到上海。几个月前，经友人再三介绍，他认识了当年黄仲玉办爱国女校时的学生周养浩。周姑娘祖籍南京，长于杭州，性格贤淑文静，擅长诗画，已是31岁的老姑娘。说起来，蔡元培应该记得周姑娘，几年前，仰慕蔡元培的她，曾专程到京到府上拜望过他和夫人黄仲玉。当时蔡元培还在周姑娘画的工笔仕女图上挥笔题过诗呢。

蔡元培再次丧偶后，曾又提出择偶的三个条件：一是原有相当的认识，二是年龄略大，三是熟谙英文。周养浩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条件，在友人的极力撮合下，蔡、周二人走入婚姻殿堂。

两年的颠沛流离，疲惫不堪的老书生蔡元培，如今又拥得美艳如玉、沉静如水的名门闺秀，他为又走进新的生活而庆幸，以诗记之：

忘年新结闺中契，劝学将为海外游。
鲽泳鹣飞常互助，相期各自有千秋。

新婚后的十天，蔡元培携周养浩离沪赴欧。老夫少妻开始了一段平静而优雅的生活。

6

是年三月，已经结婚生子的周作人，在八道湾他亲手植下的杨树吐出毛毛虫时，突然沉湎于对初恋的思念，那澎湃于心间的纯洁真诚的初恋的甜美记忆，化成了一篇散文《初恋》。四月院里的杨树已满树绿叶，周作人对初恋的记忆更为清晰。他在《过去的生命·她们》中写道：“我有过三个恋人……”

其实周作人的初恋只是单相思，从未对三个女人表白过，她们“都不知道”，但正是这纯洁、无瑕之恋，才给他终生难忘的回忆，让他细细地品味着“这苦甜的杯”。他一生都在默默地“感谢”她们，让他痛苦的灵魂有了可栖息的角落。

第一个闯进他心里的，是杭州城里杨家少女，她是杨家三朵姊妹花中的老三。那时周作人客居杨家，他在堂屋里研墨习字时，三姑娘有时会抱着花猫下楼去花园玩耍，有时也会停下脚步微笑着观赏他伏案写字。每当三姑娘抱着猫看他写字时，总让他“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后来三姑娘患病，终于不治而殁。但这位“未嫁而死”的姑娘给他的初恋带来了无名的伤痛和惆怅。

周作人第二个暗恋的姑娘，是绍兴二姨父郦拜卿家的姑娘。他应该叫她平表姐。这位二姨父与周作人的父亲周凤仪曾是“考友”，每次科举会考，二人都一同进出考场。

周作人与平表姐同庚，周作人称平表姐为姐，而平表姐则叫周作人为兄。周作人的母亲鲁瑞很喜欢平闺女，甚至想收其为干女儿，代替早年夭亡的端妹。对此，周作人既高兴又有些遗憾，他盼望母亲能收她为儿媳妇。但这只是非分之想而已，因为他知道平表姐自幼就许配给了车姓家的公子车耕南了。周作人只能偷偷地在心里埋着一腔恋意。舅父家的表哥娶亲，亲友聚在一起，周作人和平表姐也在其中。他们一伙少年人偷偷跑到亲友平表姐住的房舍里，周作人拿起平表姐的一件衣服穿在身上跳闹，平表姐的弟弟也跟着闹，但谁都没有看出周作人的心意。

平表姐嫁出去后，与丈夫并不和睦，后公公家财被盗，其子被抢而疯，平表姐因流产失血过多拒不就医而去世。周作人为平表姐的遭遇难过而无力相助。他听说平表姐家尚存其遗照，想去看看，却没有勇气，只好在朦胧的记忆中，想象着她的一颦一笑。

“三个恋人”中，只有叫乾荣子的还在世，但在什么地方，却杳无音信。更令周作人懊丧的是，她的容颜已变得模糊。在《过去的生命·她们》中，周作人说，愈是朦胧的面貌和姿态，愈不能忘记，于是他写了《高楼》一诗：

那高楼上的半年，
她给我的多少烦恼。
只如无心的春风，
吹过一棵青青的小草。
她飘然地过去了，
却吹开了我的花朵。
我不怨她的无情——
长怀抱她那神秘的痴笑。

在1923年4月9日《晨报副刊》发表《高楼》时，周作人特意做了个“附记”，声称“我平常很赞成青年人做情诗，但是自己做（情诗）还是初次，我不怕道学家批评我有不道德嫌疑——虽然略略的怕被上海的市侩选入他们的情诗集里去”。

这年，早已远逝的初恋记忆，一直让周作人心荡神摇，不由自主地沉湎于甜蜜的回忆之中。10月，他又写了一首情诗《花》：

我爱这百合花，
她的香气熏得使人醉了。
我愿两手捧住了她，
便在这里睡了。
我爱这蔷薇花，
爱她那酽酒似的滋味，
我便埋头在她中间，
但我就此死罢。

38岁的周作人，愿做花下鬼，死在弥漫着“酽酒的滋味”的蔷薇花里。那不是年少男人的冲动，而是一个成熟男人对爱的大悲大喜的生命体验。

7

1923年夏，去年刚出版了爱情诗集《蕙的风》的年轻诗人汪静之，也深深地坠入了爱情旋涡。这位还在杭州读书的矮个子诗人，爱上了他的同学曹珮声。汪静之和曹珮声都是1902年生人，还是同乡。两人从小青梅竹马。汪静之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大户人家，有六个姐妹，他家中唯一的独子，甚受宠爱。他12岁就能写诗作对。徜徉于古典爱情诗中，自己也成了情种。见到曹珮声渐渐出落得亭亭玉立，便写了一首七绝向她示爱。尽管曹珮声也喜欢汪静之，但她可是他的姑姑哇，况且，双方从小早已由家长做主，都各自订了婚。曹珮声声明不能接受汪静之的爱。

曹珮声是1918年生人，长到妩媚俊俏的16岁时，就由父母做主与胡冠英成婚。婚后第二年，为躲避汪静之的继续纠缠，她一人去杭州，考入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汪静之便说通胡冠英也结伴到杭州，二人都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

同在西子湖畔读书，多情的汪静之在良辰美景间，对曹珮声更多了几分痴情。曹珮声不能接受汪静之的感情，就为他介绍自己的同学。但先后有八位姑娘在曹珮声的牵线下与汪静之会面，她们都没有相中这位其貌不扬的诗人。几乎在曹珮声感到绝望时，汪静之终于在她牵的红线下，爱上了杭州女子师范第二个大美人符绿漪。个子矮小又貌不惊人的汪静之，以缠绵多情的诗，打动了符绿漪，最终抱得美人归，成了一对幸福的伴侣。

令胡冠英气愤的是，汪静之已拥美人入怀，却仍未割断与曹珮声的情缘。一次汪静之有事外出，与他同住一室的胡冠英撬开了他总是上锁的抽屉。胡冠英见有曹珮声给汪静之的书信、照片，怒不可遏地撕毁，见到汪静之便恶语作骂。

汪静之与曹珮声一直是柏拉图式的爱情，被人误解，甚是痛心。正在此时，胡冠英的母亲以结婚四年未为胡家续上香火为由，又为儿子娶了妾。曹珮声愤怒地与胡冠英离婚。

1923年春节，汪静之与曹珮声应同乡之邀去吃饭，曹珮声借酒消愁，喝得酩酊大醉。汪静之将她搀扶到自己的住处。他的妻子已回家乡过年，他伺候曹珮声呕吐、漱口、擦脸，忙了整整一夜。当曹珮声醒来，见和衣坐在床边疲倦不堪的汪静之，大为感动。一个为了爱妻绿漪的海誓山盟，一个为了对挚友绿漪的忠诚，他们成了清清白白的朋友。那一刻，这对无缘的情侣无奈地相拥而泣。

当时，这位曹珮声女士与胡适还有些绯闻，传得沸沸扬扬。曹珮声和胡适有亲戚关系，是胡适同父异母嫂子的妹妹。当年胡适与江冬秀大婚时，曹珮声还是个有几分娇羞的小伴娘。

就在1923年胡适在杭州养病时，曹珮声致信给他，请他为在杭州的安徽乡友会作报告。胡适同意后，曹珮声与汪静之便陪胡适畅游了西子湖。正是因胡适为《蕙的风》作序，汪静之才名满诗坛。汪静之一定要陪陪老师的。胡适特意写了首诗送曹珮声：

十七年梦想的西湖，
不能医我的病，
反使我病得更厉害了！

然而西湖毕竟可爱。
轻雾笼着，月光照着，
我的心也跟着湖光微荡了。

5月下旬，身在上海的胡适收到小表妹曹珮声的照片。查胡适日记，可见他把八张关于西湖的照片粘在日记上，其中就有小表妹的。

6月8日，胡适来到西湖畔，住进新新饭店。不久，蔡元培到杭州小住，胡适陪他和高梦旦同游西湖山水。接着就有胡适与曹珮声在景色宜人的烟霞洞同居的传闻。而真正使胡曹之恋传到外面与徐志摩有关。当时徐志摩苦追林徽因，正与妻子张幼仪闹离婚。一次徐志摩邀胡适乘船到他的家乡海宁观潮，胡适携曹珮声如约赴海宁。巧得很，在船上见到了徐志摩和马君武、汪精卫及任鸿隽夫妇，秘密自此公开。江冬秀闻之，与胡适大闹一场。胡适只能在诗里排遣对恋人的思念：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从此，曹珮声孑然一身，孤独地在绵绵的回忆中度此一生。

徐志摩依然苦苦追恋被美国学者费正清称为“就像一团带电的云，裹挟着空气的电流，放射着耀眼的火花”的林徽因。

也是这一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得到美国威尔斯科女子大学奖金的冰心在驰往美国的“约克逊”号游轮上，写了《纸船——寄母亲》《乡愁》之后，与一位仪表堂堂文质彬彬的年轻学者相遇，两人一见钟情，他就是与之相亲相爱共度一生、后成为名教授的吴文藻。

8

鲁迅的母亲曾对许钦文四妹许羡苏说过：“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

不料，龙师父的话，竟成了谶语，自1923年7月始，周氏兄弟突然反目，从此真的“永远不相见”了。

周氏兄弟的失和，并无征兆。从鲁迅日记看，5月10日载“晚与二弟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并邀伏园”。13日“午后与二弟应春光社约谈话”。26日“晚二弟治酒邀客，到者……及我辈共八人”。6月26日“往禄米仓访凤举……二弟已先到，同饭，谈至傍晚始出”。29日“往大学新潮社，旋与……孙伏园及二弟往第二院食堂午餐”。7月3日“与二弟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又至山本照相馆”。此外，6月3日《北京周报》发表以周氏二兄弟谈话为依据的《“门子”和“门钱”》一文，署名“两周氏谈”。在这个月，两兄弟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出版，署名周作人。

到了7月1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得三弟信。作大学文艺季刊稿一篇成。晚伏园来即去。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兄弟失和已见端倪。但从鲁迅仍能为大学文艺撰稿，心态似尚平静，“伏园来即去”，却也透出兄弟失和让友人已感尴尬的局面。

周作人对此并无记载，只是在17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话：“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稿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其实根据周作人后来写的《知堂回想录》可知，这则日记中原来写了兄弟矛盾的内容，后被周作人自己“用剪刀剪去了”。从日记“池上来诊”四字中，人们也能推断出兄弟失和，家里当有动静。据俞芳在其《我所知道的芳子》中介绍，周作人的日本夫人羽太信子有怪病，情绪不好时会发作，“先是大哭，接着就昏厥过去”。请日本池上医生来诊，可见羽太信子情绪不好，或可也印证了兄弟失和的征兆。

鲁迅7月19日日记中记有“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下午雨”。

周作人的信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认真读这封信，周作人是失望的，是怅然的，是委屈的，是痛苦的。因“我昨日才知道”一句，隐去了兄弟失和的真相，而鲁迅也无意挑明是非曲直。这给我们了解兄弟失和的真相，闸了一道铁幕，也如同那夜的一场大雨，掩盖了兄弟二人心中的狂风暴雨，让一切都变得朦胧。

接下来，鲁迅就只能搬出八道湾。8月2日，鲁迅日记：“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周作人当天的日记也有：“下午，L（鲁迅）夫妇移住砖塔胡同。”兄弟二人的分手，很平静。到了1924年6月11日，在平静和沉默中度过了十个月后，兄弟间的矛盾终于激化。

那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据说，羽太信子数落鲁迅“罪状”之时，周作人突然拿起狮状铜香炉向其兄头上砸去，幸在场有人接住，鲁迅才免遭血光之灾。

试想，两个皆为人师表的早已闻名于世的学者，竟然“骂詈殴打”，恐怕难以让人置信。但可以肯定，这场冲突绝非一般的家庭纠纷所致。鉴于周氏兄弟对此至死讳莫如深，其真相也随之湮灭。人们只能靠推理猜测其间的真相了。

鲁迅还没有被推上神坛之前，见证过“骂詈殴打”现场的张凤举，应最有发言权，因为他听到了羽太信子向他们“述”的鲁迅“罪状”。与鲁迅交好的郁达夫曾在他写的《回忆鲁迅》一文中透露：

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弟兄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有时候鲁迅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她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郁达夫援引张凤举的判断，周氏兄弟反目有两个原因：一是“两人的误解”，二是鲁迅对羽太信子“有失敬之处”。鲁迅和郁达夫解释了“两人的误解”缘由，是“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但对信子“有失敬之处”却语焉不详。

周氏兄弟反目后，学界皆云，周作人和鲁迅一生都对此失和保持缄默。其实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真正对此三缄其口的是周作人，而鲁迅却一直在为自己辩解。上面郁达夫的《回忆鲁迅》一文中，鲁迅分明“有时候”还是对郁达夫说兄弟失和的原因的。

在鲁迅被推上神坛之后，许广平在她的《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中，再次引用了鲁迅与她的一段谈话，鲁迅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查鲁迅日记，1923年1月至6月，鲁迅仅个人用于购买书画碑帖，就用去135.5元大洋，并无借债记录。许广平转述鲁迅之语，岂有说服力？

又查鲁迅日记，仅1923年9月，即有鲁迅及母亲四次入日本人山本开的医院就诊，而10月，有鲁迅个人五至山本医院治病的记录。迷信日人医院，非独周作人夫妇。

在许广平另一篇文章《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中说，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后《铸剑》也用此名。许广平回忆，鲁迅对“宴之敖”笔名这样解释：“先生说：‘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做……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周作人的“不辩解”，暗示兄弟失和的一些隐秘，倘说出来，双方都将陷入尴尬而被动。故他一生对此不置一词。

1949年后，在诸多的文人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在提及周氏兄弟反目时，一边倒地站在已成为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的鲁迅一边。于是周作人在他的《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中，说了下面意味深长的话：

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情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不少学者认为，周氏兄弟反目，至今仍蒙着一层神秘的色彩。而笔者以为那“隐秘的事情”仅仅是一层窗户纸，是禁不起认真一戳的。

9

1923年，王国维与胡适几乎是前后脚走进紫禁城面见逊帝溥仪的，只不过胡适是应溥仪之邀，拜访一下他而已。而另一大学者王国维，则是在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的举荐下，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成为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作为老师进宫为官、享五品俸禄的。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后期文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王国维引进西方美学，融汇中国古典文论与西方艺术理论而自铸体系，区别于梁启超的文学界革命论，也不同于代表国粹主义文学论的章太炎。

王国维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16岁中秀才，17岁入杭州崇文书院。中日甲午海战，清军大败使王国维的思想受到刺激，始寻救国之道，后解除新学，倾慕西方文化。他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赴上海，任《时务报》校对，并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习日语，后又在罗的资助下赴日留学，翌年患病归国，教学之余研读西方哲学逻辑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王国维入京任学部总务司行走等职，开始对中国戏曲史及词学进行研究。辛亥革命后，他携家眷随罗振玉再赴日本，居日五年间，研究古文字及古器物，尤致力于甲骨文、金文和汉晋简牍考释。回上海后，为哈同编《学术丛刊》，后任明智大学教授。

王国维素与罗振玉交好，后来王国维之子王潜明娶罗振玉之女罗素纯为妻，王、罗两家结为亲家。

罗振玉比王国维大11岁，字舒言，号雪堂，浙江上虞人，近代学者。1898年在上海创办《农学报》，反对戊戌变法。后又创办东文学社，从事教育事业。历任湖北农务学堂、江苏师范学堂和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农科等校监督。1924年应清废帝溥仪之召，与王国维等入值南书房。罗振玉最为不耻的勾当，是助溥仪逃入日本使馆，后又同溥仪一起经天津逃到东北投靠日本，建立伪满洲国，任伪监察院院长，当了汉奸。他长期从事甲骨文的收集与研究，经理清廷内阁大库档案和器物。著有《殷虚书契前编》《后编》《殷虚书契菁华》《殷虚书契考释》和《流沙坠简考释》等书。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王国维曾与罗振玉合伙做生意，王蚀本欠了罗不少债。后内务大臣绍英委托王国维代售宫中字画，罗振玉知晓，以代卖为名从王手中取走字画，作为王所欠债务的抵押。此说并无根据。又有文章披露，王潜明曾与罗振玉在天津合开书店，后经营不善，王潜明欠下罗家不少债。1926年王潜明病死于上海，罗振玉将女儿罗素纯接回家中，并每年向王国维索两千大洋生活费。此说被郭沫若之《历史人物·鲁迅与王国维》推翻，系无稽之谈。事实是，王潜明在沪病故后，王国维即去上海，整理其遗物时，见尚有遗款数千，王国维悉数寄往天津罗宅，为儿媳罗素纯所有。在信中还说：“维负债无几，今年与明春夏间当可全楚也。”

王国维与罗振玉之交，是“同好相留”的君子之交。王国维死后，罗振玉勾结日本人当了汉奸，是罗的人格堕落所致。所谓罗、王曾交恶，罗逼王还债，造成王为此而自沉于昆明湖，是没有根据的。

王国维对哲学、史学、文学、美学、金文考古等诸领域均有精深研究，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1904年，王国维发表长篇论文《〈红楼梦〉评论》，把西方美学观引进中国文学批评，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采用逻辑的论辩方式，站在哲学和美学高度对《红楼梦》的伦理精神和审美价值做出总体评价的评论文章。可惜的是，后来的学者并未予以热情关注。此外，王国维又挑战正统文学观，学术思想较为激进，他最早提出“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呼唤人性的觉醒。王国维著有《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名著。梁启超称之“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顾颉刚说“中国学术界唯一的重镇”。

这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中国新学术的开创者”（周传儒语）王国维，得到已跃上文化坫坛盟主的胡适重视。胡适在其1922年8月28日的日记中曾说：“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得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包括钱玄同、顾颉刚等）。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胡适尽管将王国维清楚地归入“旧氏学者”，但充分肯定他认真研究过西方哲学、美学，并且第一个用尼采、叔本华的哲学美学理论来评论《红楼梦》。当然胡适清醒地认识到王国维仍未跳出中国旧学窠臼。因此，胡适在对王国维深为钦仰和赞赏的同时，对其学术研究上的错误与缺陷不忘批评指正。

比如，1923年2月10日，胡适在《读王国维先生的〈曲录〉》一文中指出：

《曲录》于此类总集，也有小错误。如《诚斋乐府》不当在“小令套数部”；如重要选本《缀白裘》，竟不曾收入；又如《曲谱》中既收那些有曲无白的谱；而反遗去曲白俱全之《六一曲谱》等，都是短处。此书出版于宣统元年，已近十四年了。这十四年中，戏曲新材料加添了不少。我们希望王先生能将此书修改一遍，于每一目下注明“存”“佚”那就更有用了。

又后来，在《水经注》问题上，胡适也不客气地批评了其错误观点。

如果我们研究胡适与王国维的关系，不难发现，在20世纪20年代初，王国维视胡适为学术上可以讨论切磋的同道，又有些权威的味道。王国维曾经常向胡适请教。比如，他曾求教胡适：《薛家将》里薛丁山杀父，樊梨花也杀父，其间“有没有特别意义”？及戴东原（震）的哲学“及身而学”、西洋的文化问题等。

1923年12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了王国维向他请教，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的限度，会不会导致“破坏毁灭”？胡适认为，此事不必太过悲观，“西洋人今日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他深信西洋文明自身有调整与制约能力。胡适告诉王国维：“即使悲观，我们在今日势不能不跟着西洋人向这条路走去。”

这则日记中，还记述了胡适与王国维讨论美国好莱坞电影的问题，颇为新鲜前卫。

王国维问：美国好莱坞电影公司，为拍一部电影，动辄费金几百万美元，用地也千余亩，这种奢靡的做法有何道理？能维持多久？

胡适答：美国拍一部电影，耗去这么多资本、人力、物力、时间，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花去几个月的精力、时间、工夫，翻寻无数典籍一样，“同是一种做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未可厚非也”。

王国维对胡适的回答，深以为然。对胡适显露出的一种精神文化指导者的深谋远虑与师表气象，深为折服。当时，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刘师培、黄侃等国学家，在学术学料上研究成绩有不少超过胡适的，但在精神资源的利用与发挥上无人能与胡适比肩，在思想精神领域的指导与指引，把握一个时代学术文化潮流的趋向，以及好为人师、善为人师、学人仰之弥高而心悦诚服一点上看，胡适的领袖盟主地位更是无可争辩的了（胡明语）。

据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记载：1924年10月，清华学校将改为大学，曹云祥校长特请胡适为清华大学设计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建制蓝图。胡适应允后，参照中国两宋书院和英美大学院的建制来了个中西合璧。遂定学制规模，设专题科目，选专家导师、购置图书等，后将规划草案交曹云祥参考。曹当即恳请胡适担当该院的研究导师，胡适忙推辞，对他说：“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随后便建议曹“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并力荐王国维担任院长一职。后来，胡适又推荐刚回国的陈寅恪、赵元任入清华研究院。1925年，王国维与北京大学不欢而散后，到清华大学任教，就与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其中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被誉为中国史学三泰斗，名噪学界。王国维培养和影响下的弟子门生，如桃李遍及中国史学界。

1926年，北伐军节节胜利。1927年初，康有为客死青岛不久，冯玉祥之国民军开驻河南郑州，阎锡山晋绥军易帜后，与张作霖奉军交战，河北一带草木皆兵。

北京的清华园不再是世外桃源，各种消息纷纷传播掩盖了往日琅琅书声。此刻的王国维貌似平静如水，仍如平日“雍容”“淡雅”地与人相处，但面对动乱时局他“内向苦闷，无人可商可告，独自踌躇”。

不久，罗振玉携家眷买舟东渡日本，梁启超也以养病为由躲进天津意租界的饮冰室。在京与王国维往来的人就更少了，独与研究院主任吴宓多有接触。

吴宓，陕西泾阳人，留美时，与汤用彤、陈寅恪因学问超群被称为“哈佛三杰”，1925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委会主任。那年，正是他拿着校长曹云祥的聘书去请王国维的。进到王家，身为主任的吴宓竟恭敬地给王国维深深鞠了三个躬，然后才说明来意，王被他的诚意感动。王国维到校就任后，对吴宓说：“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但见你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所以才受聘。”

6月2日晨，王国维找到吴宓，说有事外出，须借用大洋五元。拿到钱后，王国维即出校门，在校门口雇了一辆人力车，西向颐和园而去。直到下午，其家人遍寻不得，找到吴宓时，吴只知其借钱而不知所去。吴急忙找人四处寻觅，从一车夫处得知，他早晨曾拉一位长衫长者去颐和园，众人赶忙急去颐和园，细心寻找仍未找到，幸在长廊处找到一管理员，告曰：一长者在排云殿西鱼藻轩字走廊徘徊多时，后也不知所踪。众人到轩字走廊，只见烟蒂一地，却不见了人影，众人又雇船下水寻找，果然在附近水域发现了王国维的尸体。众人见状，大恸。

次日，全国各大报纸都报道了王国维投湖自沉的悲剧。

王国维死后，家人发现了他投湖前一日写下的遗书。是留给儿子王贞明的。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父字。

遗书中的陈、吴，系指好友陈寅恪、吴宓。后读此遗书，对其死因有种种揣忖和不同解释。至今宿草经荒，墓木成拱，众人猜测或推论，各持一隅。八十七年过后，王国维的死仍是一个谜。

陈寅恪在好友去世后，写过《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云：“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事件、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事件地域之理性存焉……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此论虽有些超然，但又最为接近真相，两位大师陈之于王，风谊平生师友间，彼此都太了解。

陈寅恪以挽联高度评价了王国维：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后来，郭沫若在其《历史人物》一文中说，王国维的“影响会永垂不朽”，又说王国维的全集与《鲁迅全集》，“真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一对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

然而，多少年来，孤军奋战，充满矛盾的王国维一直受到冷落。因为，我们不能透彻地理解他的学问和大师的灵魂。

第八章　民国十三年（1924）

民国十三年（1924），大小军阀为继续分割山河而使得烽烟四起——齐卢之战，直奉火并……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经历了漫长痛苦的奋斗和摸索之后，局势出现了新的转机。他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终于改组了国民党，确定了“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年初顺利地召开了国民党的一大，咄咄逼人地在南方崛起。

是年的民国清流，除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有明确政治理想外，更多人也怀着希冀，以文学为武器，继续寻求各自的改造社会之路。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性良知和社会责任。可悲的是，因为各有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不同的价值选择，他们却陷入了无休止的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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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一大，在1924年1月20日上午召开。当略显憔悴却仍然神采飞扬的孙中山走上大会主席台时，雷鸣般的掌声在会场响起，不少代表包括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会议共开十天，其中为列宁的逝世休会了三天，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后，孙中山与共产国际首席顾问鲍罗廷热烈拥抱，场面极为感人。

40岁的鲍罗廷带领一批苏俄军事顾问，在三个月前抵达广州。那时孙中山正陷入军事和经济双重危机，鲍罗廷带来的二百万卢布援助让孙中山给了他巨大的信任和权力。请他担任国民党首席顾问，并负责起草新党纲和党章，兼顾筹备一大。

孙中山对鲍罗廷的信任和任命，引起了党内一开始就反对国共合作的极右派的反对。其中广东省党部有十一位有声望的元老，在去年底就联名秘密上书孙中山，揭发陈独秀实际上是党内文件起草的幕后操纵者。抨击孙中山倡导的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阴谋，断言陈独秀已把共产党人派遣入国民党内，用不了五年，陈独秀就会被选为国民党的领袖取而代之。

孙中山愤慨地在告密信上批示道：“党章和党纲草案，为我请鲍罗廷起草，本人亲自审定。原为英文，后由廖仲恺译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此事，怎能如此疑神疑鬼？”

针对党内的保守派，孙中山给予了严厉的回击。他叫来反对改组的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当面训斥道，你们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并在一大召开前，将国民党元老张继开除出党，令全党震惊。

在国民党第一届二十五名中央执行委员，十七名候补中央执委中，共产党的谭平山、李大钊、张国焘、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沈定一等共占十位，其中林伯渠担任农民部长，谭平山任组织部长。谭平山还和廖仲恺、戴季陶成为三个常务委员，责任党的日常工作。

孙中山也没忘记在海外客居的蔡元培，由他亲自提名蔡元培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交大会表决通过。

以孙中山的谋略和智慧，他应该知道，苏俄派鲍罗廷到中国来支持他，其背后是有所图的，苏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是要重新获得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另一个便是想扶植蒙古政权成为自己的领地。

在南方大地升腾起一派新气象的时候，北方依然是军阀的王道乐土。被“五四”涤荡过的旧文化，全方位复旧。

1月，英专全体教职员宣言中，给学生加上“纲常绝灭，礼义沦亡”的罪名。

2月，东大教授柳翼谋，发表了《什么是中国文化》的讲演，鼓吹“三纲五常”，梁启超写文章为之助阵。

3月，王士珍等二十八人，致函参议院，请当局“明令通国尊经，变通学制，除去师范大中小学校读经讲经禁例”。

东南大学国学院，发表整理国学计划书，鼓吹“乐天主义”“成仁主义”，要以此“衡量现代之作品”。

4月，上海澄衷中学国文会考出策论题，杨贤江撰文批评后，该校校长曹慕管跳出来，攻击杨贤江“语无伦次，不得要领”。

对社会上的“沉渣泛起”，陈独秀即奋起反击。1924年2月1日，他在《前锋》上写了著名的文章《精神生活东方文化》，在驳斥西洋文明是物质的，东方文明是精神的陈词滥调的同时，再次指出，梁启超等人“把这不进化的老古董当作特别优异的文化保守起来”，并尖锐地批判梁启超等守旧派的言论，是“祸国殃民、亡国灭种之谈”，是“要拉国人向幽谷走，其祸害远过吴佩孚、曹锟之流”。

面对国中保守思想界、文化界的“老少人妖”的复旧势态，胡适毫不含糊地采取鲜明的态度，予以还击。翌年发表《老章又反叛了！》一文，反击章士钊对新文学运动的污蔑和攻击，后又到武昌大学讲演《新文学运动之意义》（载《晨报副刊》），在上海大夏大学讲演《怎么样思想》（载《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反击复旧派。而胡适在后来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载《现代评论》），实际上是一篇向思想界旧势力挑战的公开的总答复，在此深刻阐述了进步的思想界应该具有的清醒认识和应该采取的鲜明态度。

胡适另一篇“未刊手稿”《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一文中，提出与陈独秀类似的与中国传统旧文化旧思想背反的八条。说明以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洋文明为墓底的现代社会生活的极端不适应。批评中国旧文化，正统思想“崇拜自然无为”“无为而治，以不守礼法为高尚”“服从自然，听天由命”“以不争不辩为最高”“要人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处处知足，随遇苟安”“委任自然，不肯用思想、不肯用气力”“教人梦想、教人背书、教人作鹦鹉式的学舌”。

周作人从去年与鲁迅失和始，沉湎于怀旧情思之中。在寻找自己的历史哲学、人生哲学与艺术时，终于在中国“几千年的旧文明”里，找到了自己的心灵归宿。写作也从凌厉的杂文转向清冷简洁的散文，《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苦雨》等小品文，以叙事、抒情为主，形成了周作人独特的艺术个性。

但是，作为“五四”的老战士，周作人在领略闲情逸致时，并未放弃其社会责任。1924年2月24日，周作人以荆生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发表《复旧倾向之加甚》一文，提醒人们，警惕复旧倾向正在社会各方面蔓延。接着一连在《晨报副刊》发表《予欲无言》《诗人的文化观》《学校的纲常》《国学院之不通》《论荒谬思想并不加多》等犀利的批评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在《予欲无言》一文中，大声责问：“孔教的气势日盛亦盛了，反对的方面怎样？《新青年》的老英雄哪里去啦？非宗教同盟的英雄哪里去啦……我在寒假里，写了十二篇的杂感，‘臣力尽矣’！而奇怪事层出不穷，真令人应接不暇……”

文字间，有一种英雄独挡逆流的自豪，又有对过去战友临阵脱逃的责问，周作人的英雄主义，有他个人的色彩。

鲁迅没有直接投入这场反复旧的斗争中。他写的小说《祝福》把人物放在更复杂的社会关系里，为农民的命运提出控诉；他创作的小说《在酒楼上》呈现的是辛亥革命后知识分子的彷徨、颠簸及颓废的生存状态。而鲁迅的散文集《野草》，有些曲折隐晦之处，较多地流露出空虚和寂寞的情绪。鲁迅将之比喻为“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的小花”（《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准确地说，这正是鲁迅处于反抗绝望的心灵炼狱里的艺术结晶。

2

还应提及的是，自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出版后，其对欧洲大战后的评述，让国内的文化保守派学者，更加对西洋近代科学文明产生怀疑和厌倦。梁启超、张君劢、章士钊、梁漱溟等集体吹捧东方文明之风，迷惑了不少人。再加上国外一些有名的学者如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加入了崇拜东方文明的鼓噪合唱，鼓吹东方文明即中国的旧文化才是正宗。特别是印度作家、诗人泰戈尔，访华时到处演说，吹捧“东洋文明，最为健全”，公然批评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指责“亚洲一部分青年”，抹杀抛弃“亚洲古来之文明”。

据1924年4月10日《申报》发表的“泰戈尔与中国新闻社记者谈话”记载，泰戈尔甫一到中国，开口便说：“余此次来华……大旨在提倡东洋思想亚西亚固有文化之复活。”又说“太西方化单趋于物质，而于心灵一方缺陷殊多”云云，大肆宣扬西洋文化随欧战而破产，其论调与梁启超异曲同工。

泰戈尔访华期间，正逢梁启超64岁生日，北京共同学社特意为他举办了祝寿活动。主持者胡适。祝寿中还安排一个别开生面的节目：由寿星梁启超赠泰戈尔一个中国名字——“震旦”。梁启超称泰戈尔的名字“罗宾德罗纳特”，即有“太阳”“雷”之间，又可引申为“如日之长”“有雷之震”，用中文译为“震旦”。

梁启超又说，中国称古印度为“天竺”，古印度称中国曰“震旦”。“按中国习惯，姓名的称谓是前姓后名，那么若以国名为姓氏，以本名为名，泰戈尔的中国姓名不就是‘竺震旦’吗？”全场为梁启超的博学而鼓掌。

泰戈尔听了中国戊戌变法主将之一的梁启超的精彩解释，高兴地接受了“震旦”这个中国名字，且收下祝寿会赠予的刻有“竺震旦”的中国印。

泰戈尔感受到中国文人待客的热情和优雅，当然，不久他更领略到中国进步文人对捍卫新文化运动的决心和力量。

泰戈尔是应徐志摩、梁启超和张君劢以讲学社的名义邀请于4月12日来华演讲的。早就崇拜泰戈尔、相信爱的非凡力量、相信那种虚幻的田园诗般浮泛说教的徐志摩，在泰戈尔访华前，与一群包括瞿秋白在内的文友游览了常州城外的天宁寺。梵刹的钟声、磬声、鼓声、佛号声，汇合成了一种宁静的圣灵之光，徐志摩听到了诗哲的召唤，诗情涌动，当晚写成了一首磅礴的赞美诗，作为泰戈尔访华的前奏：

我听见了天宁寺的礼忏声！

这是哪里来的神明？人间再没有这样的境界！

这鼓一声，钟一声，磬一声，木鱼一声，佛号一声……乐音在大殿里，迂缓的，漫长地回荡着，无数冲突的波流谐合了，无数相反的色彩净化了，无数现世的高低消灭了……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徐志摩陪同泰戈尔一路讲演并担任口译，受到了不少学生的欢迎和尊敬。就在郭沫若带着儿子阿和在月光下吟诵泰戈尔的诗，渴望人类能在皓皓月华下重回到纯真童年时，泰戈尔一行到达了上海。年轻的茅盾却在这之前，在报上发表文章，正告那些涌向码头的泰戈尔崇拜者，不要被他的“东方文化”和“灵魂的乐园”等说教迷惑。茅盾说：

我们以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之际，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专制的双重压迫下，唯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的国民革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唯像吴稚晖先生所说的“人家用机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高谈东方文化实际上等于“诵五经退贼兵”！而且东方文化这个词是否能成立，我们还怀疑得很呢！

比起茅盾，“老英雄”陈独秀对泰戈尔就不那么客气了。他的文章题目“泰戈尔是什么东西”就态度鲜明，言辞尖利，锋芒毕露，直截了当批判起泰戈尔来。他称这伙人所做的，无非是想让我们回到木版印刷、独木舟和独轮车的时代，并讽刺泰戈尔是头看似最大、自视过高而又最屈从、最麻木的森林丛中的大象。接着，正在全力发动工农运动的陈独秀又在1924年4月1日《中国青年》第二十七期上，发表《泰戈尔与东方文化》，奉劝他“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得不得了啊”！

郭沫若似从梦中惊醒，也写文章抨击泰戈尔了。他讽刺泰戈尔的思想，不过是有钱和有闲阶级的吗啡和椰子酒。

年轻的学生们，授受了这些思想后，当泰戈尔和徐志摩再到一个地方，迎接他们的不再是崇拜、鲜花和欢呼声，而是发传单四处抗议。

泰戈尔终于愤怒了，他决定取消在北京的活动，提前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可以想见，老人用苍凉的目光最后扫视这片狂热而愚昧的国土时，心里一定为未能拯救这里的麻木灵魂而哭泣。

徐志摩感到了悲哀。肮脏的政治与这位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并获封英国爵士的诗人何干？

徐志摩写了一首长诗，赞美这位东方的和平之神：

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迹。
他的无边际的想象与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特曼；
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
他的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象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
他的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歌德；
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摩，
他的为人道不厌的努力，
他的磅礡的大声，
有时竟使我们唤起救世主的心像；
他的光彩，
他的音乐，
他的雄伟，
使我们想念奥林匹斯山顶大钟。
他是不可侵凌的，
不可逾越的，
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

该诗发表后，震惊了中国文坛。

徐志摩于1897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海县一个富商之家，早在杭州读中学时，就开始接触“新学”，后又到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几所大学就读。1918年赴美国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又于1920年由美转英国，翌年入剑桥大学学经济专业，开始写诗。1922年秋归国，从事译著活动，创作诗歌、散文，偶尔也写小说，其作品多发表在《晨报副刊》《新月》等报刊。又在新月、中华、大东等书店做过编辑工作，并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多所大学执教。

徐志摩的诗歌真正被人重视，始自1924年5月写的《沙扬娜拉》，此诗以甜美忧愁的笔调咏唱爱情，与1928年11月创作的《再别康桥》相映生辉。他的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于1925年自费在中华书局出版。收入的是他1922年至1924年创作的诗歌。带着在国外曾被五四运动激发起的爱国热情，又怀有资产阶级民主理想的徐志摩，他的诗情是积极的，是与时代共脉搏的。《志摩的诗》不只是对青春的赞美和对爱情的咏叹，还有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改变的渴望。

这位20世纪20年代最为走红的诗人徐志摩，他的身边总会有一群年轻文人陪伴。在杭州，他的出现已使当地乃至全国炙手可热的诗人汪静之黯然无光。在杭州和常州名胜景区，总能见到徐志摩与文友郊游和饮宴。瞿秋白也会不时从上海赶到杭州，参加这群年轻文人的聚会。瞿秋白与徐志摩相识，是因为瞿秋白的叔叔瞿菊农早已是徐志摩的挚友。瞿秋白与徐志摩的思想观念并不相同，是文学搭建的桥梁让他们友好相识。

1923年10月，深秋西子湖畔，桂花盛开，暗香袭人。在杭州休养的胡适写信邀徐志摩到他客居的烟霞洞赏月。正穷追林徽因而与结发妻闹离婚的徐志摩从上海赶到杭州。赏月之后，他又拉胡适去自己家乡海宁观潮。

徐志摩再返杭州后，友人请他在西子湖畔吃午饭，饭后诗友们热烈地讨论起斐德《诗论》。瞿秋白静静地倾听诸人的议论。他苍白病态的脸庞引起徐志摩的关注。他知道这位年轻的革命者艰苦地从事着自己的工作。而瞿秋白也凝视这群小布尔乔亚，他们沉浸在充满虚幻的诗境里或迷醉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小说的伤感中而脱离现实的生活。他们把西湖美景当成残酷生活的真相了。

3

因泰戈尔访华而闹得火星四溅的1924年，也是北洋政府取缔新思想、大兴“文字狱”颇为猖狂的岁月。创造社的成仿吾在《创造周报》最后一期发表《一年回顾》中说：“环顾我们的国事，是非的论争闹得天昏地暗，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概括得很是恰切。

5月30日，开书店印书卖书的老板常春霖写信给胡适：“刻下先生之杰作《文存》，前次收禁之三部，并陈文存七部，迄今警厅未派人送回，即本区警察仍然探访此书，言此书不准售卖。”

常春霖此信，透露出北洋政府已不声不响地暗里查禁了胡适的《胡适文存》和《独秀文存》，作为取缔新思想的一部分。

6月17日，得到内部消息的钱玄同，在《晨报副刊》第一三八号的《杂感》栏里，发表了三则《零碎事情》，第一则说：

《天风堂集》与《一目斋文钞》忽于昌英之妐之日被ㄐㄧㄣㄓ了……

众人读之，当然会莫名其妙，不知所云。而明眼人一看就读出了其含义。钱玄同擅用曲笔，玩文字游戏。此则消息中暗藏四条谜语：“天风”者为胡适在《每周评论》《努力周刊》上发表文章时常用的笔名，《天风堂集》暗指《胡适文存》。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努力周刊》发表文章时多署“只眼”之名。“只眼”又为“一目”，《一目斋文钞》暗指《独秀文存》。ㄐㄧㄣㄓ为老注音字母，即“禁止”之音。“妐”（zhong钟），据《康熙字典》注释为夫之父、夫之娣、夫之兄之间。

“昌英”，即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执教的袁昌英女士。当时有些文名。她的丈夫杨端六是著名会计学家，时就职于商务印书馆，在《东方杂志》发表过很多文章。袁昌英的丈夫即名为“端六”，那“端六”之兄，就是端午。绕了几个大弯，告诉读者那年端午，北洋政府查禁了《胡适文存》《独秀文存》。

钱玄同的消息与常春霖的信是一致的。刘半农是直截了当地署名夏，于6月17日和23日在《晨报副刊》发表了《〈胡适文存〉究竟禁止否？》等文。

7月6日，胡适勇敢地站出来抗争，在《晨报副刊》发表了三天前他写给国务总理张国淦的信，公开质疑并抗议北洋政府的禁书行径。当局不敢正面回应，但禁书却一直在秘密进行。后来连周作人《自己的园地》也成了禁书。

中国知识分子，自发动新文化运动那一刻起，就面临着双重威胁：一方面是掌握了政权的军阀反动当局的镇压；一方面是尚未觉醒的民众实行的“愚民的专制”。同时还要面对双重痛苦：手无寸铁、没有权势的文化既没有言论出版自由，又遭愚民舆论的多数力量的限制自由。对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人来说，这些不仅仅是现实的忧虑，也包含着对将来的隐忧。这两方面“都涉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特质的历史估价”（钱理群）。思想启蒙，首先要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舍此，何谈启蒙？

周作人在《谈虎集·重来》一文中，明确表达了启蒙对象不觉醒的忧虑。

周作人又从6月25日《晨报副刊》上，见到胡适与钱玄同的通信，其中透露除了禁书之外，北洋政府还要“定期焚书”。周作人感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阴影再次渐渐逼近。一个月后，他写了《问星处的预言》一文，肯定自己的书“将被列入‘黑表’”。同时强调：“取缔思想”的不仅仅是当局“衮衮诸公为然，便是青年也是如此，但看那种严厉地对付太（泰）戈尔的情形就可知道，倘有实权在手，大约太（泰）翁纵不驱逐出境，《吉檀伽利》恐不免于没收禁止的罢”，他还预言，“中国国民暂时要这样地昏愦胡涂下去”。周作人认为启蒙的对象根本不可能觉醒，“祖先的坏思想坏行为必然在子孙身上再现出来，好像是僵尸的再现”（《谈虎集·重来》）。

周作人在《不讨好的思想革命》一文里悲观地说，他们“是个孤独的行人”：

在荒野上叫喊，不是白叫，便是惊动了沉睡的人们，吃一阵臭打……因为中国现在政治不统一，而思想道德却是统一的，你想去动他一动，便要预备被那些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南南北北的人齐起作对，变成名教罪人……

这些悲观的话，从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叱咤风云的骁将笔下流出，让我们看到周作人在反动政府的高压和“沉睡的人们”的坚壁前的孤独和无助。在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的文章里，我们见到的更多的是他们将投枪对准反动的军阀当局和封建的遗老遗少们。将悲悯的情怀给予饱受苦难的大众。周作人对启蒙对象不觉醒的清醒认识，让我们看到新文化运动的复杂性。

在周作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深刻和痛的反思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北京大学一位姓杨的教授爱恋其女弟子，写了一封示爱的书信，投送给这位女大学生。孰料该女大学生竟将求爱信公之于众。一时间北大校园乃至社会引起“公愤”，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浪，给乏味的生活注入些生气。于是，有人“在便所里写启事”，有人“张贴黄榜，发檄文”，热热闹闹地把这一纯属私人之事渲染成社会丑闻，成为“全校之不幸，全国女子之不幸”。甚至一些文化人居然将正当、正常的求爱举动，“称杨先生的信是教授式的强盗行为，威吓欺骗渔猎女士的手段，大有灭此朝食，与众共弃之之概”。

周作人由此记起两年前他与陈独秀等人关于《非基督教同盟宣言书》那场激烈的争论，钱玄同在给自己的信中，也曾说《非基督教同盟宣言书》“中间措辞，大有灭此朝食，食肉寝皮……的气概”。历史的重演，让他更觉得“社会制裁”的流弊的顽固。

周作人无奈地环顾没有了“蔷薇色”的现实，他要“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的逃避现实享受人生的道路，慢慢地卸下五四时期披挂起来的战士的战袍和盔甲。

在周作人逃避现实生活的同时，9月3日京师警察堂而皇之强硬地发出布告宣称：“舆论界对于各省军政事项，均应持以镇静态度，不得任意登载”！正是9月，军阀孙传芳从福建挥师长驱进入浙江，首先一网打尽《浙江晨报》《三江日报》《新浙江报》《浙江民报》《杭州报》等十几家报纸，不仅查封了浙江报刊，连上海设有杭州分馆的《申报》《新闻报》《商报》等也都无一幸免。

焚书、封报馆，反动军阀的丑行，成为这一年言论史上真实而残酷的一幕。但在“万恶贯盈的北京”（郁达夫语），却有《语丝》和《现代评论》两种不同风格的期刊从黑暗中破土而出。

据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记载，“语丝社以1924年11月的《语丝》周刊而得名，主要成员和撰稿者有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孙伏园、川岛、冯文炳、许钦文、林语堂等人”。其实，《语丝》的主要成员并没有鲁迅。鲁迅只是撰稿人之一。周氏兄弟1923年失和后，素无来往，由周作人担任写发刊词的《语丝》，怎么会有鲁迅参与其事？查鲁迅的书信、日记，也没有鲁迅加入语丝社的记载。

语丝社不像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有明确的、独树一帜的文学主张，周作人为《语丝》撰写的发刊词，已表明这一点：

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混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除了政党的政论以外，大家要说什么都是随意，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恳……我们有这样的精神，便有自由言论之资格；办一个小小周刊，不用别人的钱，不说别人的话。

《语丝》主要成员林语堂又补充说：“所以我们主张《语丝》绝对不要来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事体，《语丝》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凡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多少要涉及骂人”（《卷地潮声——〈语丝〉散文随笔选萃》）。

《语丝》的发刊词充满了周作人的个人色彩。在《语丝》上他写了大量文章，甚或说《语丝》是他的舆论阵地，这年年底周作人与胡适的论战，有分量的文章尽在《语丝》上。

如果说《语丝》的成员是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教授为班底的话，1924年12月23日创刊的《现代评论》，其主要撰稿人则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如胡适、高一涵、陈源、王世杰等人。《现代评论》最早是由创造社与太平洋社合办的。其创刊号的启事极简短：

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合；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语丝》《现代评论》是在北洋政府绞杀言论自由的恐怖中诞生的。两刊的发刊词，都有《新青年》余韵流风。

曹聚仁在其《文坛五十年》一书中，将《语丝》和《现代评论》做了比较，他认为《现代评论》比《语丝》“更富文学意味，更有绅士的气度，也更有自由主义的气氛。他们这两种周刊有时是互相敌对的，但在新文学运动的继承工作上，却又是十分协调的……《现代评论》所发表的政论，也是第一流的好文字，那是《语丝》社所不写的”。唐弢们在追述这段历史时故意贬低《现代评论》，耐人寻味。

经过文学史家多年的追根溯源之后，曹聚仁的意见更接近真实。《语丝》《现代评论》聚集了两个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彼此又有所交叉），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两条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不同的价值选择。但他们个人之间，并无什么利害冲突，有的甚至是好朋友。比如胡适与林语堂，他们之间是有君子之交。林语堂在清华学校教书期间，得到享受奖学金去美国留学的机会，但四十美元奖学金无法支撑他与妻子廖翠凤在美的生活。胡适爱才心切，与林语堂达成一君子协定，若林语堂留美回国到北京大学执教，北大每月资助其四十美元。

林语堂在美留学时，妻子再次住医院做手术，无法支付高额费用，便打电报向胡适求助。胡适马上以北大名义给林语堂汇去两千元，以解燃眉之急。

1923年9月，林语堂学成回国，立刻到北大见胡适。因胡适在杭州养病，他找到北大代校长蒋梦麟深表谢意，说若不是北大每月资助，学业难成，若不是北大雪中送炭，妻子病危矣。蒋梦麟乍听，感到莫名，经追问，方知有胡适给他寄钱之事。蒋梦麟如实相告，钱都是胡适个人出的，北大未掏一分。待胡适由杭州返校，林语堂忙去向胡适致谢，将钱奉还，按原来的约定，愉快地到北京大学英文系执教。林语堂后来说，“这件事已深藏在我和我太太心中四十多年”，“我们永远记得胡先生对朋友的这份无声援助”。

胡适逝世后，林语堂在《我最难忘的人——胡适博士》中，将此事公之于世，并强调说，胡适从来未提起过自己掏腰包资助他的事。林语堂感慨地说：“这就是他的典型作风。”

其实，得到胡适无私经济援助的，不仅仅有林语堂。江泽涵、罗尔纲、沈从文、吴健雄、吴晗，特别是汪静之，都得到过胡适的经济帮助。

1923年4月23日，汪静之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我既无钱买书，又有人讨债，既工作之不暇，又有鼻病之无医药费，贫病交逼，奈之何哉……世间不许穷人住，如何是好？向来承先生培植，感激莫名，愿你再借助数十元，济我紧急的正用。如果你肯答应，请快快寄下，切勿久延。”胡适收到信后，即寄钱给汪静之。

又如1926年，赴法国留学六年的许德珩（1949年后成为国家领导人）要回国，苦无盘缠，只好向母校北京大学求助。胡适设法代筹寄去，许德珩方暂纾困厄，得以回国。

这一年，报界达人邵飘萍，继续坚守他独立创办的《京报》，写了近百篇宏文，纵论时政，批评时弊，贬斥政客。

也是这一年12月，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强势问世，成为批判黑暗社会的一个阵地。

《语丝》《现代评论》《京报》《京报副刊》代表文学界、言论界进步知识分子的多元声音，在军阀用枪杆子维护自己王道乐土的年头，知识分子用笔戳破黑暗的天幕，投给苦难民族微弱的自由之光。

4

是年10月9日，近代古文家、翻译家林纾在北京病逝。

这位清光绪时举人，曾执教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他不懂外语，却依据他人口译，用漂亮的桐城文体，译述了欧美文学作品凡一百七十余种。其中以《巴黎茶花女遗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最为有名，风靡一时，对文学界影响甚大。他先倾向变法维新，后渐渐保守，辛亥革命爆发，激烈反对新文化运动，以小说攻击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成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

四年以后，人们对林琴南反对新文化运动，恶毒攻击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甚至想要借助北洋军阀的武力来铲除这些新文化集团的骨干等行径，仍耿耿于怀。有人写了一篇类似林琴南《荆生》之类影射小说《园丁》攻击林琴南，投给《京报》的编辑主任，主任又将《园丁》转给胡适。胡适看后，说：

林琴南并不曾有在路上拾起红女鞋的事。我们可以不赞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当诬蔑他的人格。

在“不当诬蔑”敌人的“人格”的语言里我们看到了“人格”，与在“狺狺攻击”自己的同类，将唾沫“吐在”大学生的“脸上”的语言里，他们也看了“人格”。

林纾病故第二天，10月10日，没来得及再犀利地骂几句林琴南乃“大清朝最后册封的文科进士”，身穿簇新蓝马褂，拖着长辫子的大学者辜鸿铭，已乘船抵达日本，开始东方文化优越论的讲演。这一讲就是整整三年。

这位连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都与之通信，英国作家毛姆小心登门拜访，在柏林获博士学位，其作品进入德国大学教材的世界名流辜鸿铭，在日本进行了五场重要的演说，其标题分别是“何为文化教养”“中国文明史的进化”“日本的将来”“东西文明异同论”和“关于政治和经济的真谛”。

辜鸿铭访日期间，以其在欧洲治学多年的深谙西方文化之大学者身份，全力抨击、鄙夷西方文化的同时，还特别阐述了中日文化的渊源和亲密，并口出奇言地解释中日之间的敌视，实际上是“同胞兄弟正在为争夺父母的遗产而争吵”。

前面讲的是发生在10月有关文人的小花絮。实际上1924年10月的民国，正是第二次直奉战争最激烈的时候。

是张作霖挑起了这场战争。自第一次直奉战争被打败后，他就一直在关外厉兵秣马，妄图问鼎中原。9月15日，他亲率六路大军，以支持皖系军阀卢永祥为由，直扑山海关和热河。曹锟急电召吴佩孚进京，并发布讨伐张作霖的命令。

吴佩孚连夜乘火车呼啸驰京，下令对卢永祥、张作霖分头出击，开始了20世纪第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奉军有二十五万虎狼之师与玉帅吴佩孚率领的二十万雄兵交战，又各投入海军空军，杀得天昏地暗，其背后自然有外国列强势力支持。

谁都没料到，双方酣战之际，一直对直系把持政局、排斥异己不满的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按照和奉军的秘密约定，突然回师北京，于10月22日发动了再次让全国震惊的“北京政变”。是年2月15日傍晚，时任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殴打外国巡警之举，已让沉闷的古城北京，震惊了一阵子。那晚，冯玉祥应邀到美国大使馆赴宴，车队行至东交民巷，被外国巡警拦截，他们指责冯玉祥的座车车灯开得太大，车左右又拥以卫队，有违该区警规。冯玉祥被外警傲慢的态度激怒，遂下车亲自动手打了外警，又令卫队痛殴之，外警逃去，冯玉祥泰然登车赴宴。到了19日，在外国公使团对此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之时，冯玉祥竟在北京南苑举行盛大婚礼，热热闹闹地迎娶了原配夫人去世后的第二位新娘李德全。李德全于1949年前后成为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兼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9月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被任命为前线第三总司令，离开北京开赴前线。

此次再度开进北京，冯玉祥自有别样的豪情：宣布成立“国民军”，包围总统府，囚曹锟于中南海延庆楼。吴佩孚得知此讯之时，大势已去。当接到曹锟宣布停止战争和免去他的职务的电令时，即刻逃到天津，调集军队，讨伐冯玉祥。不料吴佩孚的临时拼凑起来的军队不堪一击，只好退回天津，不久冯玉祥处死财政部长，解散“猪仔议会”。推黄郛代行国务问题，组成摄政内阁。

10月的战火硝烟尚未散尽，一场关于清廷问题与善后会议的争议又搅得北京纷纷扰扰。

按照冯玉祥的旨意，摄政内阁11月5日通过修正袁世凯关于清逊帝位后优待之条件为：永远废除皇帝尊号，每年补助皇室五十万元并支持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收容旗籍贫民、清室即日移出宫禁自由选择住居，皇宫一切公产归国民政府所有。当天摄政内阁派鹿钟麟等进宫宣布：废除帝号，没收清宫，立即逐溥仪小朝廷出紫禁城。

溥仪立刻召集最后御前会议，决定遣散太监宫女，自己携后妃移居溥仪生父载沣的醇王府。随后冯玉祥派吴稚晖等组织“保管委员会”，全面接收皇宫公产。

据冯玉祥自传《我的生活》记载：

（我）在商得摄政内阁的同意后，便令鹿瑞伯（钟麟）去执行。他带了几个卫士进宫，问溥仪道：“你到底愿意做平民、愿意做皇帝？若愿做平民，我们有对待平民的办法；若是要做皇帝，我们也有对待皇帝的手段！”

溥仪赶忙答道：“我自然应该做平民，无奈许多人跟着吃我，他们迫着我在这里，要不然，我早就走了。”

瑞伯说：“既是如此，就请你立刻迁出宫去，从此做一个良善平民。”当日溥仪就带着他的嫔妃和需要的东西分乘五辆汽车迁出宫去了。

冯玉祥驱逐溥仪出紫禁城，全面接收皇宫之举，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胡适在当晚得到消息后，立即给摄政内阁外长王正廷写信：

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今清帝已出宫，清宫既已归冯军把守，我很盼望先生们组织的政府对于下列的几项事能有较满人意的办法：

（一）清帝及其眷属的安全。（二）清故宫物应由民国正式接受，仿日本保存古物的办法，由国家宣告为“国宝”，永远保存，切不可任军人政客趁火打劫。（三）民国对于此项宝物及其清室财产，应公平估价，给与代价，指定的款，分年付与，以为清室赡养之资——我对于此次政变，还不曾说过话，今天感于一时的冲动，不敢不说几句不中听的话。

胡适这封信在9日的《晨报》发表后，反响很大，一时中外媒体竟相刊载。庄士敦极为赞赏胡适的观点，给胡适回信道：“我要为此向你祝贺。你正是说出了这样一件正确的事情，并且用正确的方式说了出来。”

《天津时报》赞成胡适的意见，也称冯玉祥的行为是“中华民国史上令人厌嫌的一页”。《华北先驱报》刊登唐绍仪（曾参加当年皇帝退位和草拟条例的谈判）的访谈录。唐氏说：“冯将军也许不再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伦理原则……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这不是中国的政体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是否有礼貌观念的问题。”

但胡适周围的朋友和北大同事，几乎没有人支持胡适。连他的好朋友周作人都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反对他。于是有了两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纷争。周作人当即致信胡适，“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驱逐清帝“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周作人告诫胡适，“帝国主义的外国人都不是民国之友，是复辟的赞成人，中国人若听了他们的话，便是上了他们的老当”。

胡适回信给周作人表示，他与周作人等朋友别无其他异议，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采取绅士的行为，还是采取强暴的行为。

胡、周争论之时，北大的李书华、李宗侗也明确表态，反对胡适的观点。他们联名写信给胡适说：“你的学问、文章及思想，我们素来很钦佩的，但是你对清室问题的意见，我们以为你是根本错误了……若出于‘清室臣仆变为民国官吏’的一般人，或其他‘与清室有关系’的一般人之口中，当然不足为怪，但是一个新文化领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发表这样论调，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们指出，问题的关键是清室帝号与中华民国招牌取舍的大是大非，而不在手段强暴、欺人之弱。

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争论的时候，日本的《顺天时报》也浑水摸鱼地散布“中国‘民心’反对废清帝号”的谬论。

经过各派军阀内部政治妥协与实力较量，1924年11月22日、23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进入北京，黄郛摄政内阁随之瓦解。段祺瑞当上北京政府的总执政，主持中央实际工作。段氏曾认为冯玉祥驱溥仪之举很“有些欠妥”。

胡适与周作人、李书华、李宗侗等人的争论，也渐渐偃旗息鼓。历史有必要重新审视胡适致函摄政内阁王正廷并为此与周作人发生争论的是非问题。

我们应该注意到，胡适既不是民国官吏，也不是“与清室有关系”的人。他只是代表个人对发生的事情说话。这里有局外人的言论公道层面的价值，即为局外人，他的言论才有可能不持成见，避免偏狭，才有可能让社会听取和思考的必要。而这也正是一个新文化运动领袖应具备的先驱的素质和文化姿态。事实是，那时的“民国”是不容忍持不同政见者言论自由的；一群看不惯异己者说心里话、说真话、说理性话的文人，在文化上是有缺陷的。二者合起来成为言论自由的障碍。

胡适在是年的3月27日，又进宫见过一次溥仪，可惜各方面的材料均不载其详情。我们只能在庄士敦著的《紫禁城的黄昏》里，看到这样几句：“两年之后的1924年3月27日，胡博士又被召进紫禁城同皇帝见面，为时甚短。”

成为溥仪的“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罗振玉、杨宗羲、袁励，也没有留下这方面的文字。王国维是随溥仪一起离开宫闱的，他对冯玉祥的举措，只能选择辞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一职，以示抗议。若不是家人多有防范，王国维的自沉昆明湖的悲剧会提前发生。

此番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32岁的胡适即赶到后海德胜桥的北府（醇王府）去看望了19岁的落魄而寂寞的朋友溥仪，以表示慰问，并力劝溥仪出国留学。

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后，由罗振玉与日使馆书记官池部政次暗中安排，在日本人保护下，溥仪于翌年2月23日秘密逃入天津，25日住进张园。日本使馆即派员通知中国外交部，段祺瑞知而不防，难辞其咎。2月26日，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致电段祺瑞，要求北京临时政府向日使馆交涉，以引渡溥仪，对其依法惩办。

1924年12月8日，《语丝》第四期发表了周作人《致溥仪君书》。信中说，“所可惜者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耳……应该觉悟只有自己可靠”，以劝勉溥仪自重，莫投靠外国人。

此信引起了刘半农的共鸣，从巴黎致信表示支持。此信以《巴黎通信》为题于1925年3月30日在《语丝》第二十期发表。

第九章　民国十四年（1925）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入京，受到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北京十万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其入京后发表《入京宣言》，称“乃为救国”，但并没给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带来变化，如遭到国民党反对的“善后会议”如期举行。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国民党成立治丧委员会，李大钊担任秘书股中文主稿。

巨星陨落，举国哀恸。反动军阀依然我行我素。4月，京师警厅发布新制定的《管理新闻营业规则》控制言论，遭到胡适、陈西滢、钱玄同等十八位知识分子抵制。他们联名致函司法总长章士钊，提出阁议撤销这一规则，以维护言论出版自由。

是年5月30日，爆发五卅惨案，激发了汹涌澎湃的民族浪潮。6月3日，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面世，邵飘萍也从6月起在《京报》推出清华学子王造时主编的《京报副刊》，连续报道了五卅惨案，进行反帝宣传。

知识分子反专制，争自由，仍是该年思想文化战线的主流。而5月11日发生的北京女师大驱逐校长杨荫榆出校运动和该年底的11月29日，“认定改造人心——思想革命，是急务中的急务”的《晨报》，被暴徒纵火焚毁疑案，让知识界变得扑朔迷离。

当我们怅望民国十四年的纷乱的文化星空，你会悲哀地发现，透过曾经同是新文化的主将，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围绕着上述两案的纷争及其关于政治、思想、文化的纷争，已深刻地反映出知识分子内部分裂已愈来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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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孙中山扶病入京，北京大学负责了迎接孙先生的仪仗队和警卫工作，比北京政府出动的卫队多。北大学生戎装整齐，军帽上镶“北大”校徽。肩上扛教练枪，在猎猎军旗下，个个英姿雄发。这支数以百计的学生军由北大教官白雄远指挥。

孙中山下车后，见学生军威风凛凛地举枪向他致敬，高呼口号，精神为之一振。尽管病体难支，还是在发表书面谈话后，兴奋地对汪精卫说，北大的学生军，真是一支威武之师呀！

孙中山临时下榻顾维钧宅第铁狮子胡同，离北大不远，北大学生军担任警卫。孙先生怕耽误学生的学业，才说服北大校长蒋梦麟，撤离了学生军。

这时候，北大的李大钊也正四处奔波，夜以继日地起草文件。在他们的主持下，国民会议促成全国代表大会在京隆重召开。

孙中山对胡适是有情绪的。1924年8月1日，国民党办的《民国日报》刊载了孙中山的《民教主义》。但同一版的右上角《响影录》专栏，同时刊登一篇《少谈主义》的短文。孙中山见此，勃然大怒，批道：“编者与记者之常识，一至于此！殊属可叹！汝下段明明大登特登我之民权主义，而上面乃有此《响影录》，其意何居？且引胡适之之言，岂不知胡即为辩护陈炯明之人耶？故谓陈之变乱为革命。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文批。”

自由主义者胡适，岂能容忍在全国知识分子与反动军阀限制言论自由进行抗争之时，竟然见到因编发一篇文章而将“记者革出”的反潮流之举？胡适与孙中山的关系复杂，胡适既热情赞扬过孙中山，也严肃地批评过孙中山。

孙中山扶病入京后，胡适摒弃前嫌，多次拜望过病中的孙中山，还主动为他延请了上海名医陆仲安侍候左右，延长了伟人的生命。

与孙中山进京同时，执政后的段祺瑞拒绝了国民党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宣布筹备召开“善后会议”。

1925年1月，段祺瑞与安徽省长许世英分别致电胡适，特邀他参加“善后会议”。胡适知道，“善后会议”的代表大都是各省官吏以及少数各界“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者”。胡适决定“试他一试”，他在复信给家乡的父母官许世英时说，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

许世英见函，大喜过望，即刻回电给胡适：“尚望移其许多怀疑之点，预备充分贡献之案，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三个月前，胡适写信给“北京政变”后的黄郛“摄政内阁”，反对驱逐溥仪出宫的风波尚未平息，旋又自愿参加“善后会议”，胡适无疑又站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胡适参加“善后会议”的信息一经传出，社会舆论顿时聚集胡适身上。胡适的好朋友邵飘萍，将他任主笔的《京报》收到的两篇批评胡适的文章选寄给了他，意在胡适从容应对，也示对其劝诫。

其中一篇《敬告胡适之先生》署名袁伯谐。此文开宗明义，对“善后会议”表示“吾人虽欲乐观其成，恐亦不可幸得矣”。文章指出胡适参加“善后会议”，如同对牛弹琴，不会有收获，最后自讨没趣，“免不了懊丧，免不了出会，免不了‘不合作’，是在胡先生自身而言，亦不经济矣”。最后规劝胡适：“与其无把握的而‘图终’，反不如有把握的而‘慎始’也。”

另一篇题为“致胡适先生的一封信”，作者是胡适熟悉的，即在《努力》周刊上与他讨论“好人政府”的董秋芳。比起袁伯谐文的善意，董秋芳文则明显带有冷嘲热讽。文章说，对军阀政客的分赃行径，“先生竟也兴高采烈的预备大踏步前往参加了”，“这种关系中国民众利害的分赃会议，实在不值一试……已经从百尺竿头掉下来的胡先生啊！如果你再愿意牺牲‘新文化运动的权威’的头衔，去参加这少数人宰割全体民众的善后会议，恐怕一试之后，便不容你再试了……以为先生痛恶恶势力之为祸中国，其程序和我们并无丝毫之差，始终承认先生是打破恶势力的急先锋。万不料如梭的时光，竟会使先生落伍到如此地步”，“胡适之三个字上，已沾满了灰色的光点”。

胡适对上述二信，未置一词。而在答复邵飘萍的信中却作了这样的表达：

青年界对我的议论，乃是意中的事。生平不学时髦，不能跟人乱说乱跑，万不能谄事青年人，所以常遭人骂。但八年的挨骂已使我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有时见人骂我，反使我感觉我还保留了一点招骂的骨气在自己人格里，我不算老朽。

1月17日，胡适收到了老友汤尔和的一封信，说现在到京参加“善后会议”的代表“谁不是牛头马面？会议如果开成，必系一批护兵马弁，左携鸦片烟具，右挟姘头而上会场。以兄之翩翩，如何能与此辈并坐……浮俗诋毁，固不值一哂，但吾辈举止似应审量”。

汤尔和代表许多知识分子向他进言忠告，正如胡适自己在日记中所说：“此信全是爱惜羽毛之意。”并说，此次参会，与自己素来主张接近；不愿学时髦谈“国民会议”；看不过一般人的轻薄论调。

当然，也有不少朋友支持胡适出席“善后会议”，但都劝他参加时谨慎为要。如陶行知、任叔永、汪孟邹等。其中汪孟邹致胡适的信，最有代表性：“此事关系吾兄前途的确极为重大。他们恐属有意的利用吾兄，切勿无意的受他们利用。出席之日，务望独立发挥自由言论，千万谨慎。”

据汪孟邹说，随此信尚附有陈独秀的一封信，可惜至今尚未证明确有此信。

“善后会议”于是年2月1日，大雪之后的一个星期天，在新华门内的中南海召开。开幕式在囚禁光绪帝的瀛台对面的一个大殿里举行。赵尔巽任主席，段祺瑞、龚心湛分别代表执政府和内阁致颂词。与会者八十六人，梁启超等人拒绝到会，比原定出席人数少了一半，不足法定人数，故正式会议推迟到10日才举行。

胡适还认真为会议准备了《国民会议组织法》提案，与孙中山的国民党正在筹备的“国民会议促成会”遥相呼应。但会上未予认真讨论。

2月下旬，冯玉祥、孙岳等在河南又开战，江浙局面也有一触即发之势。但“善后会议”并无调解的威权。失望的胡适于2月24日，起草了给赵尔巽的一封信，与会议代表马君武联名具签，信中说：“若本会议不能作局军人争执的仲裁机关，更有何面目高谈全国的军事善后？”表示“我们只好不出席了”。3月4日，胡适直接给段祺瑞致函，声明辞去善后会议会员身份。3月6日，《晨报》登出此消息，胡适参会风波平息。

在胡适参会期间，国民党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通知胡适，该会已推选他为“国民会议组织法研究委员会”委员。和参加“善后会议”一样，大凡以和平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会议，他都不妨咬牙跳进去，为国家、民生大局尽一点儿知识分子的理性和良知。但那时特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模式与行为思维，常常把这样的人视为另类和异己加以无情挞伐。胡适便是其中最不幸者之一。

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后，第二年由易培基主持着手组织了“故宫博物院”。不知怎么，在整理皇宫文物时，发现了一张胡适给溥仪的名片，上面有胡适的笔迹：“我今天上午有课，不能进宫，乞恕。”不久，在7月31日，又在养心殿发现了一份清廷内阁大臣金梁谋划复辟的奏折。奏折上劝溥仪注意延揽社会人才，并为溥仪推荐了一些“贤才”，其中就有胡适的大名。

接着，易培基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胡适写给溥仪的名片镶在镜框里，挂在故宫展览，以示胡适与溥仪相互勾搭的劣迹；二是在7月31日发现金梁密谋复辟的奏折后，即刻将此材料以故宫博物院筹备委员会的名义透露给新闻界。于是胡适再次成为新闻热点。以“上海学生联合会”“反清大同盟”署名的不少社会团体，再次公开攻击胡适。温和点儿的，要胡适痛改前非、悬崖勒马；激烈点儿的，声称要将胡适也驱逐出北京。

当我们今天抖落了历史尘埃，看清真相后，只能付之一笑。

孙中山是3月12日上午9时30分逝世的，国民党组成治丧处，李大钊任秘书股中文主稿。19日，由协和医院做防腐手术后，入水晶棺在中央公园拜殿公祭。

举行盛大国葬后，灵柩运到南京。又在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

与我们久违的章太炎专程来到南京吊唁。作为国民党革命元勋，官方自然为他接风洗尘。席间有人让他题诗作赋，他信手一挥，写出一副对联：

诸君鼠窃狗跳，斯君痛哭；
此地龙盘虎踞，古之虚言。

众人见章太炎这般嘲讽革命党人的腐化变质，面面相觑。

5月7日，北京学生举行国耻纪念游行大会，并赴教育总长章士钊住宅抗议，警局出去干涉，殴伤、拘捕学生多人。

5月9日，北京学生四千余人罢课游行，赴执政府请愿，要求免去章士钊教育总长职务，废止出版法，释放被捕学生。

5月11日，据鲁迅日记载，这一日天气晴朗。由鹿钟麟出面调停北京学潮，释放了被捕学生，章士钊愤然辞职去上海。

也是在今天，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召开了全体紧急会议，决定将校长杨荫榆驱逐出校，并出版了《驱杨运动特刊》，女师大风潮愈演愈烈。

有个事实，不得不说，女师大风潮推波助澜者，是鲁迅。1925年6月3日北京女子师范学生自治会编辑出版的《驱杨运动特刊》发表的《学生自治会教育部呈文》就是鲁迅的手笔。其文有：

呈为校长溺职滥罚，全校冤愤，恳请迅速撤换，以安学校事。窃杨荫榆到校一载，毫无设施，本属尸位素餐，贻害学子……自拥虚号，专恋脩金，校务遂愈形败坏，其无耻之行为，为生等久所不齿……不料“五七”国耻在校内讲演时，忽又覥然临席，生等婉劝退去，即老羞成怒，大呼警察，幸经教员阻止，始免流血之惨……

鲁迅为学生代笔，被陈西滢视为“女师大风潮……有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现代评论》）的证据，是否妥当且不论，其呈文对校长杨荫榆所陈罪状，却与已成为鲁迅遗孀的许广平在四十多年后所写的有关杨荫榆的回忆大相径庭，许广平说：“关于她的德政零碎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未听到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的了。”

过去，我们只能从周氏兄弟的笔下，了解杨荫榆。即是学潮的双方，却未见杨荫榆的辩词。但即便从鲁迅写的《流言和谎言》（刊于1925年8月7日《莽原》）中，所能窥见杨的被鲁迅筛汰后所剩不多的辩词里，仍依稀看到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文中有杨荫榆关于被开除六位学生在生活“不便”的解释：“本校原望该生等及早觉悟，自动出校并不愿其在校受生活上种种之不便也。”又有“警士进校”的说明，“荫榆于八月一日到校……暴劣学生肆行滋扰……故不能不请求警署拨派巡警保护”，“不料该生等非特不肯遵命竟敢任情谩骂极端侮辱……幸先经内右二区派拨警士在校防护”。杨荫榆表示：自己“始终以培植人才恪尽职守为素志……服务情形为国人共鉴”，“所以勉力维持至于今日者非贪恋个人之地位为彻底整饬学风计也”。

杨荫榆的自辩，曾得到陈西滢等人的声援。与许广平的评价也互为印证。

抹去历史尘埃，一个真实的杨荫榆愈来愈清晰。杨荫榆（1884—1938）江苏无锡人，曾留学日本和美国。年轻时她勇敢地挣脱了父母包办的荒唐婚姻，走上了一条留学、从事教育之路。1913年以优异的成绩从日本东京女高师毕业后，归国执教，次年北上，任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兼讲习科主任，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并得到同学的拥戴。当然受过西方教育的杨荫榆，没有冲破旧教育的窠臼，对女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多有干涉，1925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离开女师大后，南下苏州，继续从事教学工作，任东吴大学教授等职。1938年1月，日寇侵占苏州，杨荫榆多次到日本军官那里，责备日军奸淫抢掠，要求退还抢掠的财物，她还在自家隐藏年轻女子，免遭日军蹂躏。1月1日，日兵将杨荫榆哄到桥上，先击一枪，再推入河中，见其尚可游动，又补射几枪，直到河水泛红……

一个可亲可敬的知识女性已呼之欲出。

女师大风潮最早见于1925年2月28日周作人的日记：“女师旧生田、罗二女生来访，为女师大事也。”其实，1924年2月自杨荫榆出任女师大校长后，因管理严格就引起学生不满。11月，杨荫榆勒令三名思想激进的学生退学，更激发了学生的愤慨，女师大风潮由此引起。

1925年1月18日，学生自治会总干事许广平，召开全体学生会议，不承认杨荫榆为校长。24日，四名学生代表至教育部，要求撤换校长杨荫榆。接着学生自治会又在《京报》接连发表两篇《驱杨宣言》。4月，新上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以“整顿学风”为名表态支持杨荫榆。4月9日，杨荫榆宣布校“评议会”决定，将许广平、刘和珍等六名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开除学籍，并封闭了学生自治会。本日全体学生也决定驱逐杨荫榆出校，以示抗议。27日，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七名教授、讲师联名在《京报》发表宣言，支持女师大学生。

5月10日，鲁迅写《忽然想到·七》（连载于《京报副刊》5月12、18、19日），表示对该校学生的同情和支持。13日，又写《忽然想到·八》，嘲讽章士钊在1925年5月7日，北京学生因纪念“五七国耻”而与巡警发生冲突后的态度。鲁迅批判的正是他曾经的老朋友。生于1881年，与鲁迅同庚的章士钊，是一位传奇人物。晚清时他就与革命党人鼓吹革命，1903年轰动一时的“苏报案”，涉案三人中，章太炎被捕入狱，邹容也死于牢中，唯章士钊侥幸脱逃。后在数十年中国现代历史风云中，总能看到章士钊或高大或猥琐的身影。1914年他在日本创办《甲寅周刊》，议论时政，抨击时弊，为世人瞩目。1919年一直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他在上海竟慷慨解囊，资助毛泽东几万大洋用于一批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之需。再往后，他出任段祺瑞政府教育总长，卷入1925年北平学潮。30年代，他以大律师的身份出现在上海滩，与杜月笙等闻人交往甚密。1932年，在国民党控诉陈独秀犯“危害民国罪”的案件中，章士钊挺身而出，主动担任前共产党领袖的辩护律师。1949年3月，以国民党代表之名，与邵力子、张治中三人赴北京与共产党举行“国共和谈”，被誉为“和平老人”。1949年之后，因章士钊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亦官亦士、亦主亦客、无党无派，在大陆成了特别人物。章士钊一生作为社会贤达的名声太重，掩盖了他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学人的一面。他的奇书《柳文指要》，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出版于文化界万马齐喑的“文革”间，冲破黑暗的文化禁锢，实在是一件惊世骇俗之举。《柳文指要》是章士钊以六七十年的积累，在晚年写出的研究柳宗元的古典文学学术巨著，具有相当大的学术价值和文化积累价值。

后来，章士钊在1971年出版的《柳文指要》中，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千九百二十五年，吾掌教育部，以政策遭世诽谤，曾引柳子厚《车说》，与人论难，时贤亦多反驳，今请略去事迹，申述理论，以附于本编，凡以明柳志云。”并附录了1925年他在《甲寅周刊》上所写的《说车军》等文。他并不认可周氏兄弟的“诽谤”。

作为女师大讲师的鲁迅在3月30日致信许广平时，曾对女师大风潮有冷静理性的分析，他说：“近来的事件，内容大抵复杂，实不以学校为然。据我看来，女学生还算好的，大约因为和外面的社会不大接触之故罢，所以还不过谈衣饰宴会之类。至于别的地方，怪状更是层出不穷，东南大学事件就是其一。”从此信可以看出：鲁迅对女师大的封闭管理并无强烈的反感；他对学生的极端行为并不赞成。所谓“东南大学事件”，指的是1925年1月也就是在许广平带头驱杨的同时，东南大学新校长就职时被学生打伤并送出学校的非理性的悲剧性事件。

周作人对女师大风潮，起初也是抱“平息”立场。因为两个来访的女师大学生，自称是风潮的中立派，说只要换校长，风潮即可停止，特请在年轻人心中很有影响的周作人代为斡旋。周作人果真当即找到教育部次长马叙伦，转告此事。后因教育部由章士钊主政，调解之事，只能作罢。当女师大开除了六位学生，周作人虽表示不满，但他于1925年8月3日在《京报副刊》上著文《女师大改革论》，劝告被开除的六位学生，说学校当局固然可恶，而“同学的义愤也不可久持”，不如“决然舍去”，何苦“做了群众运动的牺牲”。

周作人写此文的时候，并未料到8月1日杨荫榆带领军警进校驱逐闹风潮的学生，鉴此他放弃“平息”立场，把批判的锋芒指向章士钊和杨荫榆。鲁迅后来变得金刚怒目或许也因此。周作人8月5日在《京报副刊》上又发表了《续女师大改革论》从骂杨荫榆“丧心病狂，可谓至矣尽矣”等语中，可以嗅到浓重的火药味。

周作人卷入学潮，并不表示他仅仅支持学潮。他在《与友人论章杨书》一文中，曾明确地说：“并不全由于对学生的同情，乃是出于对章杨的反感。”周作人既反感杨荫榆让军警驱赶学生“手段恶劣”，又反感章士钊反对新文化运动。周氏兄弟素与章士钊交恶，其间的是是非非，纠缠不清。1925年8月13日在教育部周作人与章士钊的交锋，让周作人极为愤慨。

13日，鲁迅日记载，“昙”，即云彩密布也。周作人参加了教育部召开的学生家长会。他是作为女师大学生张静淑的保证人来参会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在会上宣布解散女师大，改之为女子大学，并要求与会家长“约束学生，服从命令”云云。见与会的家长多默默无语，周作人首先发言，表示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宣布的关于解散女师大的决定。一时会场气氛紧张，章士钊不睬冤家对头。第二天，周作人便与他哥哥鲁迅一样，也为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代写呈文”，也助推了学潮。

而周作人真正要做的是“想对于思想的专制”的残酷“加以反抗”，尽管“明知这未必有效，更不足以救中国之亡，亦不过行其心之所安而已”。这种表述可见8月21日他在《京报副刊》发表的《答张岱年先生书》中。

周作人受学潮裹挟，身不由己，其间亦可见他试图保持自己的个人独立性的努力。

胡适等北大教授学者，见女师大学潮愈演愈烈，周氏兄弟卷入其中，推波助澜，即联名发表宣言，倡议和平解决，且对章士钊、杨荫榆多些宽容和忠厚，不要酿成东南大学伤及校长的悲剧。胡适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立场，使他再次以超然的目光，不倚傍任何政治集团、群众组织的自由的独立的主张来“平息”女师大学潮，因而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舆论影响。

周作人以《忠厚的胡博士》（1925年8月18日载《京报副刊》）回敬了胡适，他说“以忠厚待人可，以忠厚待害人之物则不可……宽容、宽容，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提倡宽容之“流弊”亦大矣，可不戒欤？”

是年年底，段祺瑞下台，章士钊躲进天津租界，女（师）大学潮才渐平息。周作人见树倒猢狲散，便提出“不打落水狗”的主张，林语堂甚为支持。鲁迅却著《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主张“痛打落水狗”。

章士钊一伙在北京成立“女大公理维持会”，周作人、鲁迅等人与章士钊再次交火，成为民国十四年女师大风潮的最后一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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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的五卅运动，再度掀起中国民族主义的革命热潮。

5月15日，上海日本人开的一家棉纱厂里，日商悍然开枪射杀了领导该厂罢工的共产党人顾正红，并打伤工人十名。惨案发生后，激起上海各界的激愤，由共产党发动，于30日下午在租界举行反帝大游行。英国老闸巡捕房先拘留百余人学生，后在近万人聚集巡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拘学生时，英巡捕开枪打死十三人，打伤数十人，拘捕五十三人。6月1日起，上海十八万工人罢工，抗议这一暴行。

五卅运动迅速由沪蔓延到全国二十多座大城市，纷纷举行“三罢”运动，声援上海罢工工人。

与全国汹涌澎湃的民族反帝浪潮相反，黄浦江一侧，身处租界的上海各大报纸，却一度保持了可耻的沉默。爱国的年轻知识分子们被激怒了。

6月3日，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茅盾、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直面帝国主义的暴行和血腥，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的名义，创办了申张公理的《公理日报》，揭露、声讨日本人和英国人枪杀无辜中国公民的罪恶。读者争相购阅，日发行量达两万份，直到出版了二十二期，方宣布停刊。

茅盾是1916年从北大预科毕业后，因家境窘迫，进商务印书馆当编辑，1920年10月由李汉俊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段时间，茅盾还在共产党创办的平民女学、上海大学任教，学生中有蒋冰之（丁玲）。其间，他与上海大学教务长瞿秋白结识。叶圣陶经朱经农介绍于1923年春入商务印书馆当编辑，与茅盾同室工作。1922年叶圣陶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自己的小说集《隔膜》，是继郁达夫《沉沦》之后，全国第二部短篇小说集。郑振铎是文学史家，与茅盾同为文学研究会会员，曾为该会期刊《小说月刊》主编，也与茅盾、叶圣陶同事。他们在五卅运动中集体出手，怒斥帝国主义强盗暴行，讴歌爱国主义斗争，自己也经受了斗争洗礼，给历史留下了可贵的足迹。

6月4日，年轻的共产党人瞿秋白，创办了中共出版的第一份报纸《热血日报》，旗帜鲜明地向帝国主义刽子手们宣战。

6月10日，杨杏佛独自创办的《民族日报》，也以犀利的笔墨刺向帝国主义，共坚持了16天，才鸣金收兵。

6月11日，由上海总工会创办的《上海总工会日报》横空出世，声讨帝国主义犯下的罪行。坚持到9月，被军阀查封。

在6月烈日炎炎的北京，邵飘萍在他创办的《京报》上，推出了清华学子王造时主编的《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连出十二期，声援上海工人反帝斗争。

7月初，黄浦江笼罩在闷热中，一向谨慎的《东方杂志》竟一反常态，出版了《五卅运动临时增刊》，里面有王云五写的《五卅事件之责任与善后》等文。

早已被批得体无完肤的租界里的帝国主义爪牙，自然如芒刺在背，正俟机反扑。于是在9月11日，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就《东方杂志》之《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向会审公廨起诉王云五等人。

上海这边厢，总巡捕房于9月11日起诉揭露他们罪行的人，北京那边厢，《京报》针锋相对，于9月20日发表《上海商务印书馆〈五卅增刊〉》评论，向勇敢发行《五卅增刊》的商务印书馆表示敬意，并声援被总巡捕房控诉的同人。

10月24日，租界的会审公廨宣布判令王云生等罚款二百元，一年不得再发行这类书籍。有讽刺意味的是，洋人并未宣布罪状，也无审判依据，就草草收场。今天人们再回顾这一五卅运动的小插曲，于沉重中又添加了些许的荒诞。

后来学者兼出版达人王云五说：“五四运动给我们打下了一个做人的基础，五卅运动又使我们认识了自己的国家。民族的热血曾鼓舞着我的青年的心。”

王云五是胡适推荐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译所所长的，为商务印书馆和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五卅运动掀起的民族主义革命浪潮，让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作家，都不可避免地卷进了时代的旋涡之中。

鲁迅在五卅运动爆发后的那天，写了《并非闲话》（刊于6月1日《京报副刊》），还纠缠于“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与陈西滢较劲。6月5日在《莽原》上发表《我的“籍”和“系”》同样是与“流言”战斗。在包括英国作家萧伯纳在内由各国无党派劳动者组成的国际工人后援会，为五卅惨案发表《致中国国民宣言》十天后的6月11日和18日，鲁迅终于出手祭出了《忽然想到·十·十一》和7月8日的《补白·三》两篇檄文，表述了他对五卅惨案的立场，痛斥帝国主义以赤化为借口，屠杀爱国中国人的罪行，戳穿“公道与武力合为一体的文明”。同时，他又让人警惕破坏五卅运动的三样危机：“一是日夜偏注于表面的宣传，鄙弃他事；二是对同类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为国贼，为洋奴；三是有许多巧人，反利用机会，来猎取自己目前的利益。”

想来，自五卅运动爆发至鲁迅写此文，足足用半个月的时间，鲁迅以其敏锐的观察，深刻的思考之后，以如椽大笔写出了议论周匝、文字老辣的战斗文章，令舆论震动。特别是鲁迅提出的“三样”危机论，让人警醒。

周作人也被杀害中国人的枪声惊醒。我们在1925年6月20日的《京报副刊》上，读到了他写的《对于上海事件之感言》。文章对“上海英国人的行凶事件”十分愤慨。“希望国人力争，当与英国断绝经济关系（没有别的法子），至达到平等待遇的目的之日为止”。这证明周作人也已站到爱国运动之中。他始终没有盲目的排外情绪，而充满理性精神地提出切不可“由打倒英日帝国主义一转而为打倒英日，再转而打倒英日人，三转而打倒一切外国人”（《演讲传习所》载1925年6月20日《京报副刊》）。

在五卅运动高潮中，共同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中的中国作家们，在如何将对外反帝与对内反封建统一起来这一问题上，发生了争论。

俞平伯与郑振铎之间，关于“雪耻与御侮”的论争，便是一例。

俞平伯在1925年的《语丝》上发表《雪耻与御侮》等文，提出“欲御外侮，必先自雪其耻”。

郑振铎在《文学周刊》一八〇期，发表《杂谭》《答平伯君》等文，则主张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唤醒群众”，一致对外。并批评俞平伯的“必先自雪其耻”，必将引起“国内的残杀，以减轻英人对于这次大残杀的责任”。

周作人等人显然支持俞平伯“自雪其耻”的观点，他们也认为，自己不悔改，也就决不能抵抗过别人。诚如周作人所说：“单是口号，游行，也不能打倒帝国主义。”鲁迅与周作人的观点一致，他引用当时一家报纸的社论：“民力论者，专重国民实力”，国家终亦将强。周氏兄弟失和，不影响他们站在同一战壕里。

如果说俞平伯与郑振铎的争论是在政治层面，那么几个月前刘半农与钱玄同开展的“国粹”与“欧化”的争论，则是“五四”以来关于东西方文化选择的深入和发展。刘半农与钱玄同的争论，是在1925年3月因周作人之《致溥仪君书》引起。周作人再次在此文中强调“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的主张。身在巴黎的刘半农立即写信表示赞同，刘半农的来信以“巴黎通信”为题载于《语丝》1925年3月30日出版的第二十期上。钱玄同持不同意见，主张既对帝国主义的压迫要反抗，又要“排斥”“国故”。几年前，鲁迅曾主张“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又据钱玄同回忆，在张勋复辟后一年，鲁迅在补树书屋对他说中国最好改用一种外国文字如德文，若办不到，则仍写汉文并多羼入外国文的字句。钱玄同回忆的详略，已无从考实，但基本符合那时鲁迅“反复古”的精神。那里“复古”的呼声与张勋复辟甚嚣尘上，帮钱玄同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说了“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这类过激之论。如今钱刘之“国粹”与“欧化”之争，应视为是那时“复古”和“反复古”争论的继续。

钱玄同反对“国粹”，重申他爱的中国是“欧化的中国”。钱玄同在《语丝》二十三期上写的《回语堂的信》中，进一步诠释了这一主张：“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洲人私有。”

刘半农与钱玄同的争论，涉及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虽无胜负，但对以后的争论，开了一个好头。到了1925年12月，周作人一篇发表在《京报副刊》的文章，抓住“语言”问题，反思新文学革命，引起很大反响。这篇文章叫《国语文学谈》。

“五四”文学革命，是以文学语言的变革为开端。周作人认为“古文与白话文”，“他们的差异大部分是文体的，文字与文法只是小部分”，“五四”文学语言的变革中，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主要是文体的改变，在文字、语汇及方法上并没发生根本的改变，更谈不上重建一个新的语言体系。

这当然可视作周作人对“五四”文学语言变革的独具匠心的一种解读和总结。是耶，非耶？直到现在，仍在讨论。

3

怅望民国十四年的文化星空，在激昂的论辩声中，我们看到清流的灵魂在夜空中争相辉映，或流星般一闪而过。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已成明日黄花的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西樵人，广东南海人，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又是保皇派首领，光绪二十年进士，官工部主事。他自1888年起先后七次上书光绪，建议变法图强，甲午战争次年他联合赴京会试举人一千余人，发动“公车上书”，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维新变法。戊戌（1898）变法失败后，他亡命国外，组织“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曾参与张勋复辟，70岁客死于青岛。其诗想象奇特，文辞瑰丽，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其文直抒己见，一扫传统古文程式。梁启超高度评价其“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主要著作有《康南海先生诗集》《大同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其沧海浮槎也好，其推求救国也罢，甚或守望仁爱等，皆已成为过去，时光已至民国十四年（1925），即乙丑年。康有为68岁。据《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记，这年自青岛“返沪不久，五卅惨案发生”。五卅惨案发生地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前，离康有为愚园路一百七十二号住宅游存庐很近。康有为听到了枪声和呼号，他的《京师强学会序》之“海水沸腾，耳中梦中，炮声隆隆”句，已表明他的内心已预感到革命风暴的临近。保守的康有为一向怀疑孙中山，不喜欢国民党的手段和目标。他始终仇视辛亥革命。但为了给军阀混战的中国寻找新的政治秩序，与各派军阀频于联络交流。但其爱国之心未泯。

6月，康有为离开反帝斗争激烈的上海，携家带口赴青岛避暑。

康有为有个大家庭，有五个年龄不同的妻妾，六个闺中待嫁的女儿，两个小儿子，十个女佣和奶妈，外加三十个男仆。为了维持这个大家庭，康有为只好出卖自己的墨迹，偶尔也售些古书和字画，有时不得不典卖杭州、上海、青岛的房产，有时卖掉江西农村的私田。总之，这些足够他过上当时算得上奢华的日子。

6月到青岛后，“家人相聚，娱侍承欢，诚有乐叙天伦之感”。享乐之余，自然不会忘记社会时局，6月10日，康有为在《与吴佩孚书》中，有“而今北风变幻，沪乱伊始，粤乱如麻，川陕沸腾，坐视中国至危，生民更苦，颠连呻吟之声腾天遍地”语。12月11日再《致吴偑孚电》，称“南蒋、北冯皆俄将”，“俄人以赤化戕其民数千万，夺民之产为赤军所有，饰曰共产，遂欲推行于全球”。“今外蒙库伦、唐努山、乌梁海与吾粤，已归俄联属矣”。康有为还提出“凡中国人唯有结大同盟以反夺产，名曰‘保华拒赤会’”。

康有为的“流涕以道，泣血而陈”，反对苏俄侵我国土，有爱国主义的赤诚。在英日人杀中国人的五卅惨案中，康有为对苏俄侵土掠地的警惧，很合乎逻辑。

康有为晚年，对政事已近绝望，而乐于“日事出游”，流连于青山绿水间。并常在绝佳风景处买地造屋。而造屋必造园，所建别墅，皆有亭有径，有木有花，有湖有榭。大凡新屋新园建好，必呼旧朋，宴文友，时为当时文坛一人文景观。

1918年，康有为在杭州购得山地30亩，四年后的1921年底，入住新居，名曰人天庐，后又名一天园。临西湖而居与山水为伴，有诗云：

三面湖波亦半岛，
百株桃树又鱼舟。
蓬莱婀娜宜忘世，
湖水涟漪渺隔洲。
夹路荷塘白烟影，
小亭篁竹绿云秋。
花开花落春何意，
避地避人天与游。

（《一天园诗十章》）

江南文人纷纷来访，饮酒、吟诗、作画，一时名满西湖。

1921年，康有为在上海愚园路的新宅落成，取名“补读楼”。有诗记之：

居沪初来补读楼，
静观亭下若忘忧。
买书渐扩百城富，
席地原无一物留。
柳下长桥纳风月，
廊前奇石俯波流。
追思弓月披襟坐，
荷叶荷花夏复秋。

由诗可见，上海新居“补读楼”也是一处苏州园林般的庭院。

是年盛夏，上海“天马会”画展，康有为到会，在刘海粟的油画《雷峰夕照》《回光》等参展作品前注目多时，不肯离去。友人将刘海粟介绍给康有为，刘海粟初见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大喜过望。一银眉扬起、气度轩昂的老者，一朝气蓬勃、才华横溢的青年，初次见面，他们从黄公望、石涛谈到达·芬奇、伦勃朗，相谈甚欢。康有为话语中毫不掩饰对这位画坛翘楚的喜欢之情，朗声道：“明天来我家详谈！”

第二天一早，刘海粟到愚园路游存庐拜访康有为时，老人早已在庐前竹篱外迎候。进花园，穿梅林，过小溪，游曲廊，刘海粟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中国文化的神韵和中国文人的风雅。

从两人后来写的关于此次见面的回忆文章可知他们论画、谈史妙语连珠，“精深华妙”。康有为大喜，留刘海粟午餐。席间，康有为主动提出自己弟子多以文显示世，唯少一通绘画弟子，说“就是你了”。

刘海粟从未敢想自己将与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大人物同列门墙，听大师主动收自己为门生，真是如在梦中。后来刘海粟在《齐鲁谈艺录》中记曰：

几天之后，康先生大宴宾客，据他本人说，为收弟子而举行这样的宴会还是破题儿第一次。到康宅赴宴的有词人况夔生、朱古微，书法家沈寐叟，书画鉴定收藏家甘翰臣等。老人的朋友们纷纷举杯道贺，康先生也欣然连干几盅，气氛欢愉，但不失严肃。

拜师会上，康有为送刘海粟《书镜》一部，系他客居北京南海会馆时之得意之作。书成时，曾吟诗曰：

上书惊阙下，闭户隐城南。
洗石为僮课，摊碑与客谈。
著书销日月，忧国自江潭。
日步回廊曲，应从面壁参。

这一年，刘海粟才32岁。

刘海粟拜师后，康有为弟子梁启超到上海，刘海粟在家里为其接风。席间，刘海粟将拜师康有为一事告诉梁启超，并表示，自己与名满天下的梁先生同列门墙，惭愧而不安。

梁启超先贺刘海粟，却也感慨良多。戊戌变法之时，康梁并称，刚逃亡日本时，二人情谊也深。

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在日本“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康有为“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在学术思想上二人也有分歧。康有为在海外力倡保教，设保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时，“国中附和不乏”。而梁启超大不以为然，并“屡起而驳之”。特别是康有为支持张勋复辟，二人已成陌路。如今虽事过境迁，师徒二人仍冷眼相对。

刘海粟想为二位世纪名人撮合，提议由自己做东，以梁启超访沪为借口，请老师康有为吃饭，杯酒言和，谈笑间释怀一笑，当有可能。

在刘海粟的斡旋之下，失和并久违的康梁，终于在康有为主动力邀下，在愚园路康家相聚“和好如初”（刘海粟语）。

是年，胡适也曾访康有为，二人有深交。

1926年春，刘海粟陪徐志摩到杭州西湖一天园访康有为。据刘海粟在《齐鲁谈艺录》所记，那天徐志摩着蓝色长衫，乘小舟到一天园。康有为博闻强记，读书之多，让年轻诗人惊叹。在紫藤下饮龙井茶，谈泰戈尔时，康有为说，此老襟怀冲淡，有我中国古陶渊明、孟浩然之风。其伸张人道，歌颂和平、母爱与晋唐田园诗又不相同。泰翁精研佛典，对瑜伽各派哲理，均能贯通，是以哲学力作《生之现实》获诺贝尔奖。然后话锋一转，又评价徐志摩诗曰：“志摩作诗，情思飘逸，词彩斐然，唯沉厚不足。”

志摩恭听，深以为然。对康有为身居一隅，却因一生手不释卷，博览群书，知世界风云和文化，连激进的《新青年》这类期刊都认真阅读，极为赞佩，愧叹不如。

胡适也是在刘海粟的带领下，拜见康有为的。胡适到上海，对刘海粟说，“我想见康先生。”刘海粟告知老师，老师很高兴，准备设宴，请天下人人皆知的胡适博士。那天刘海粟陪同胡适到愚园路康宅。

一前清重臣，因“公车上书”名满中国；一留美博士，以《文学改良刍议》，天下皆知。两个历史重要人物，第一次相见有些尴尬。

康有为在迎胡适进客厅时，言道：“你是胡适先生吗？”

胡适忙道：“不敢，久仰久仰！”

主宾落座后，康有为说：“久仰你大名，对青年后学要负责任哪。”

胡适真诚地说：“适之是晚辈，学识浅陋，老先生要多多指教。”

此次见面后，两位历史名人彼此惺惺相惜，也是常理。康有为评价胡适说：“他成名早，不浮躁，能做成大学问”，“还是大才”。胡适则这样赞扬老前辈：“‘出言惊四座，胸中垒块高’，此老博学，平生少见。”

衡言征人，从他们的话语中我们见到两位新旧文人间的相互尊重。伏尔泰说过，我不同意你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这些话的权利。

其实，胡适访康有为时，康有为告之：“你对打倒孔家店很起劲，这家店很难打倒哇！”证明老人对旧传统文化的坚守之心，并未动摇。

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在1933年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对康、胡诸人的评价颇有见解。

论今文学之流别，有开通俗之文言者，曰康有为，曰梁启超；有创逻辑之古文者，曰严复、章士钊；有倡白话之诗人者，曰胡适。五人之中康有为辈行最先，名亦极高。三十年来国内政治学术之剧变，罔不以有为为前驱，而文章之革新，亦自有为启其机括焉。

钱基博的论断，独具慧眼，说得极是。简单粗暴地否定康有为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无异于否定一段中国的文学史。

4

在北京西三条一间叫作“老虎尾巴”的书房里，微昂着清冷的脸，默默地吸烟，暗淡的油灯下，摆着教育部的免职文书。透过大玻璃窗，有两株枣树直刺闷热的夜星。在青烟袅袅中，曾被许广平称为“师爷”的鲁迅，正在心头酝酿与章士钊打官司的机杼。

查鲁迅8月13日日记，见记有：“昙，午赴中央公园今雨轩之猛进社午餐。午后赴维持会。”

猛进社，是年3月创办于北京的文艺社团，主要成员有许炳昶等，出版过《猛进周刊》。在女师大的学潮中，他们与鲁迅站在一起。

维持会，全称为女子师范大学维持会。8月1日该校校长鉴于女师大风潮愈演愈烈，在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支持下，宣布解散女师大，另立女子大学。8月5日，已搬到宗帽胡同的原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在周氏兄弟支持下，召开大会，决议敦请本校教师和社会名流与学生一起组建校务维持会。鲁迅被推选为该会委员。

鲁迅8月7日记载：“晴，下午赴女子师范大学维持会。”8月8日日记又载：“昙，午雨，下午赴女师大维持会。”8月10日其日记仍有：“昙……午后往女师大维持会。”接下来的11日、12日都在鲁迅日记中分别见有“下午赴女师大维持会”“下午往维持会”的记载。

到了8月14日，鲁迅日记曰：“晴，我之免职令发表。”

同是这一天，章士钊拟具章程八条，呈请成立国立编译馆。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但让世人了解了这位教育总长并不是只阻止学潮的庸碌之辈。

从7日至13日，鲁迅除参加社会活动，“同寿山、季市往公园”“往留黎厂”、去北大取工资之外，几乎每天都参加维持会活动，章士钊岂肯放过这位已能呼风唤雨与自己对着干的老相识？8月12日，教育总长章士钊呈请段祺瑞政府罢免自己部下鲁迅的教育部佥事之职。

8月20日，鲁迅写《答KS君》，发在他主编的《莽原》周刊上。KS君何人不详。《莽原》是于1925年10月创刊的周刊，是由莽原文学社主办的，由鲁迅编辑。鲁迅早在1925年4月21日，亲拟广告，发表于《京报》广告栏，曰：“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在，望彼将来。”《莽原》比《语丝》更激烈，与青年学生运动有密切联系。《答KS君》说章士钊免我职，“我倒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他那对于学校的手段，我也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表明被免职，鲁迅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他让人们不要“无端的迷信，将章士钊当作学者或智识阶级的领袖看”。文章不仅攻击章士钊“蒙着公正的皮的丑恶”，还说他“不过熟读了几十篇唐宋八大家文，所以模仿吞剥”，“尤其害事的是他似乎后来又念了几篇骈文，没有融化，而急于挦扯（剽窃），所以弄得文字庞杂，有如泥砾一样”。并举出章士钊在《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中云“钊念儿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为政而从悦之亦无是理”句，“陋弱可哂”。谈到章士钊办的《甲寅周刊》提倡的复古运动，认为“文言白话之争”，“该是争的终点，而非争的开头，因为《甲寅》不足称为敌手，也无所谓战斗”。看得出来，在人品、学识上，鲁迅是极看不起章士钊的，鲁迅与章士钊的争论也远远超越了对学潮的分歧，乃是政治思想与文化的深刻矛盾。

鲁迅与罗素和泰戈尔不同，他一直在揭露古老的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同类相残的吃人本性。鲁迅认为罗素太容易上当，比如罗素在西湖畔看到轿夫含笑，便大加赞美起中国人来。鲁迅也不赞同梁漱溟那样顽固而虔诚地守望着东方文化。鲁迅表示此番要与章士钊打官司，并不是要夺回佥事一职，他早就厌倦了这个官身，本该早被免职了的，“但就法律方面讲，自然非控诉不可”。鲁迅觉得自己在为捍卫正义公正而诉诸法律，也是为自己的尊严而战。所以“在平政院投了诉了”。

鲁迅的8月31日的日记上说：“晴，上午赴平政院纳诉讼费三十元，控章士钊。”平政院，民国时政府处理行政诉讼的机构。鲁迅是8月22日向平政院起诉章士钊非法免去其教育部佥事一职的。10月13日，章士钊答辩书副本，由平政院送鲁迅。最终，鲁迅打赢了这场官司。章士钊虽深谙法律，但他在8月12日呈报段祺瑞的呈文，所罗列鲁迅的罪状出了漏洞。比如说鲁迅在教育部下令停办女师大后，又纠集同伙倡设校务维持会。鲁迅在诉状中指出，他是在8月13日才当选为校务维持会委员的，章士钊何以会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预知自己的罪名呢？章士钊的轻敌和犯的低级的错误，导致了罢鲁迅官的失算，栽在了绍兴“师爷”手里。

鲁迅在8月14日被免职后的第二天，仍在一场大雨后，“赴女师大维持会”，17、18、19日连续三天都“赴维持会”。诉讼之后的25、27、30日也都出席了“维持会”。鲁迅如此从容不迫地应对罢官，除了他的政治智慧，便是强大心理支撑的自信和勇气。

11月30日，被改为国立女子大学的学生，倡议已搬到宗帽胡同仍称女师大的四十余名学生返回原石附马大街校址上课。那天下午，鲁迅陪学生返校。12月1日，女师大召开各界联合会，发表取消女子大学恢复女师大的宣言。那天鲁迅在其日记上云：“午后往女师大开会，后同赴石附马大街女师大校各界联合会，其校之教务长萧纯锦嗾无赖来击。”

鲁迅还在12月1日，与24名返校学生合影留念，并在照片上题有“诗云：‘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既复校，因摄影，以资纪念”等语。有坚强之决心，有胜利之喜悦。

不支持鲁迅的一方，自然会有反击。12月14日，北大教授陈西滢、王世杰等人成立“教育界公理维持会”，旨在继续声援章士钊及所创办的女子大学，反对女师大复校。第二日，该会又改名“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

19日陈西滢又在《现代评论》上发表《闲话》说：“女大有三百五十名学生，女师大有四十余名学生，无论分立或合并，学生人数多过八倍的女大断没有把较大的校舍让给女师大的道理。”

12月24日，《晨报》发表《女大学生二次宣言》，反对女大与女师大合并。

女师大风潮，断断续续，时起时伏，忽冷忽热地折腾了近一年，后来或许双方都感到厌倦了，最终没分出胜负地淡出历史。但鲁迅与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论战还在继续，而且愈斗愈激烈。

历史与章士钊开了个小玩笑。鲁迅为学潮推波助澜，被罢了官，又复了官，继续雄视文坛江湖，十八般武艺，见谁灭谁。章士钊身为教育总长，整顿校纪，罢别人的官，却偏偏丢了自己的官，再当再丢，且经济损失严重。

有文字载：1925年5月7日，因纪念“五七国耻”的游行受阻，一些学生闯入章士钊家中质询，双方发生冲突，章士钊家中的部分物品及藏书遭到破坏。11月28日，在北京民众反对段祺瑞政府的示威游行中，章士钊的住宅再次遭到冲击。如果对照章士钊自己写的《寒家再毁记》一文，会发现上述文字，是被精心地轻描淡写了的。陈西滢写的《做学问的工具》，曾记载，章士钊从德国带回的大量藏书被毁。

鲁迅却在《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刊于1926年1月18日《语丝》周刊）一文中，兴灾乐祸于“孤桐先生”（章士钊）之珍贵图书被毁的同时，还以周氏的幽默和鸷狠嘲讽了陈西滢、胡适、徐志摩、李四光、丁西林、陶孟和、陈翰笙、王品青等同类。

这些后来证明都是文化精英的名流们跟着章士钊一起吃挂累，或可会付之一笑，那里论战只有是非之争，并无敌友之分。比如，在鲁迅写的《“碰壁”之余》一文里，有这样的文字：“至于李仲揆先生其人也者，我在《女师风潮纪事》（刊于8月19日、26日《妇女周刊》）上才识得大名，是8月1日拥杨荫榆女士攻入学校的三勇士之一，到现在，却又知道他还是一位达人了，庸人以为学潮的，到他眼里就等于‘观剧’：这是何等逍遥自在。”

李仲揆（1889—1971），即地质学家李四光，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很大贡献。当时鲁迅视李仲揆为杨荫榆的打手，极尽嘲讽。对耶？错耶？重要的是，作为亲临现场参与“女师大风潮”的李仲揆等，为我们真实解读该事件提供了与鲁迅不同的历史证词。

5

11月29日，《晨报》迎来创报七周年前夕，突然被一伙暴徒纵火，部分房屋被焚毁，库存纸张也化为灰烬。几经侦查，皆无头绪，“认定改造人心——思想革命，是急务中的急务”之大名鼎鼎的《晨报》被焚案，竟成为扑朔迷离的疑案。

有一情况或许与此案相关。11月19日《晨报》披露了一个惊人的内幕：北洋军阀参政院、军事善后委员会等六个部门联合以“宣传费”的名义给全国一百五十五家报馆、通讯社发津贴。津贴分四等，据说林白水的《社会日报》和邵飘萍的《京报》津贴最少每月二百元，成舍我的《世界日报》每月也可得二百元。在民国初，民间报刊难以保持经济独立，接受津贴可以理解，但林白水、邵飘萍、成舍我办的这些独立的有影响的且发行量不小的报纸，也去领津贴，真乃民国言论史上的奇耻大辱，也是应具独立批判责任的报人的莫大悲哀。

但是这“内幕”至今无法被证实，可以肯定的是，这“内幕”后面一定还有内幕。

《晨报》被焚另一说，是北京愤怒的群众因抗议段祺瑞政府，迁怒为段氏执政府说话的《晨报》，放火烧了报馆，是同行恨其泄露领津贴丑闻而施以报复，还是民众因其替政府说话出于义愤，似都可成为放火焚报馆的理由。但政府弹压新闻自由烧《晨报》，杀一儆百，其可能性更大。

正是因焚烧《晨报》的背景复杂，故从一开始，即在知识分子中引起激烈的争论。

陈独秀和胡适当时都在上海，得知此消息，就产生了针锋相对的观点。

陈独秀认为“该烧”，他见到胡适时，咄咄逼人地问：“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一贯视自由胜过生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在对陈独秀的问题思索了几天后，写了一封长信，给昔日的《新青年》的亲密同伴：

《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命名为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以未必即是，而众人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这是胡适给老朋友陈独秀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流露出深深的感慨和沉重的悲叹：

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你说是吗……不容忍空气充满了中国。并不是旧势力的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污蔑。我这回出京两个月，一路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会惧怕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胡适文集》（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从这封信中，我们再清楚不过地看出陈独秀与胡适在思想舆论上，已经发生相当激烈的冲突。其实，1924年8月胡适对陈独秀关于义和团经济的浑浊思想进行过批评。六年前陈独秀著文《克林德碑》痛骂义和团，六年后又写《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一文，一变过去痛骂而为热情歌颂。胡适对此在《晨报》不点名批判陈独秀：“今日政治方面需要一个独立正直的舆论机关那是不消说的了，即从思想方面看来，一边是复古的混沌思想，一边是颂扬拳匪的混浊思想都有彻底批评的必要……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作者，现在亦大出力颂扬拳匪了……今日那班处处畏资本家的阴谋的人，同时又往往为拳匪曲说巧辩——这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们只好叫他讼棍的行为！”

陈独秀有时思想浑浊，批评无妨，但胡适对义和团这类农民运动的深恶痛绝，可证胡适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已有严重的分歧。

社会、历史常有许多难解之谜，比如就在胡适和陈独秀的思想哲学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纲、宣言发生众所周知的论争时，李大钊、毛泽东始终没有参与进来。毛泽东倒是在1923年4月，曾在《新时代》发表《外力革命与军阀》一文评价过胡适。在文中毛泽东把当时的政治派别分为三种：一、革命的民主派；二、非革命的民主派；三、反动派。他把胡适归为不主张革命暴力手段达到建设民主主义新中国的“非革命的民主派”。认为胡适是对中国政治舆论极有影响的那类人。并不像陈独秀所说，胡适是“难以挽救”的人。

生活和人性充满悖论，政治上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立场，一贯不依傍任何政治集团、群众组织，坚持自由独立的言论的胡适，却与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都保持着终生的友谊。

胡适与陈独秀之间，争论归争论，友谊归友谊。比如1923年，陈独秀在《向导》周刊发表重要政论《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对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的舆论代表争论最热烈的“联省自治”明确表态说：“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之联省论，与其说是解决时局，不如说是增长乱源”，主张“建立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

胡适则在《努力》上发表《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对陈独秀的“我见”进行批驳。胡适说：“用集权形式的政治组织，勉强施行这最不适于集权政治的中国，是中国今日军阀割据的一个大原因。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根据于省自治的联邦制，是今日打倒军阀割据的一个重要武器。”不久，胡适又发表《国际的中国》，专门对中国共产党的“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目标提出质疑，自称“很诚挚的奉劝”朋友们，“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扯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先决问题”。

胡适此论，理所当然地受到陈独秀办的《向导》周刊的激烈反驳。

即便胡适、陈独秀在政治上发生如此严重的分歧和对立，甚至陈独秀对胡适曾做了这样的评价：“胡适这个人实在难测，在《新青年》上有大胆狂妄的勇气，也写过一些号角式的文章。新文化运动，也是有贡献的。但他前进一步，就要停步观察一下，后来他走了一步就倒退两步。这就难以挽救了。当初，我曾寄希望于他，同他谈马克思主义，有时他兴奋起来，也说马克思是一个大思想家，有独到的见解。但考虑良久又退回到杜威那里去了。如是者同次，都不能把他拉到革命人民这方面里。”但是，他们的友谊似并未动摇。如1923年4月7日，陈独秀还复信给胡适，托他将瞿秋白的《赤都心史》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同时要求胡适，“《努力》出版，望每期赐赠一份。”

1924年4月9日，陈独秀又写信给胡适，要他给共产党主办的《中国青年》的“反对泰戈尔”特号写文章。陈独秀在信中还说：“我以为此段事（泰戈尔访华）颇与青年的思想有关。”这表明陈独秀仍视胡适为党的文化宣传上的同盟军或战友。

1925年底，胡适与陈独秀，因《晨报》被烧一案政治上又一次发生严重冲突，致使胡适从此不再给陈独秀写信，甚至已形同陌路般很少往来，但是在几年后的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捕，胡适立即设法营救。30日在北大讲演《陈独秀与文学革命》，重申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1933年6月13日，胡适赶到南京看望狱中的陈独秀。

1934年1月2日，胡适赶到北京西山，凭吊李大钊。李大钊上年安葬，不久夫人也殁，合葬时无碑碣。胡适拟请蒋梦麟补立一碑。又于2月10日，再千里迢迢赴南京狱中看望陈独秀。陈独秀想在狱中写自传，正在设法联系疏通出版。胡适劝老朋友“放手写去，不必先求早出版。若此时即为出版计，写得必不得不委曲求全，反失真相。不如不作出版计，放手写去，为后人留一真迹”。陈独秀极为赞同他的意见。

第十章　民国十五年（1926）

民国十五年（1926）依然是北洋军阀横行肆虐、充满肃杀之气的一年。惨案继续不断发生。

3月18日，段祺瑞悍然枪杀四十七名、伤二百多名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飘萍、成舍我主办的《京报》《世界日报》等纷纷报道事件真相，严厉谴责这场杀戮。

朱自清、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作家也纷纷发表文章抨击反动政权；王世杰、高一涵、许士康、陈翰生等在《现代评论》周刊发出抗议声讨之声。上海的叶圣陶、郑振铎等以文学形式发出怒吼。

张作霖、张宗昌等在段祺瑞垮台后，杀气腾腾入京，先后杀死民初新闻史上熠熠闪光的邵飘萍和林白水。《京报》《社会日报》随之被查封。鲁迅、蒋梦麟、李大钊等都上了黑名单。共产党人李大钊面对黑暗和杀戮，勇敢地率领民众冲锋陷阵，无私无畏。知识分子站在民众一边，表达道义立场。梁启超、胡适、徐志摩、陈寅恪等于春秋更替、风雨晨昏中，继续追逐新文化之梦……

1

1926年1月5日，梁启超写信给儿子梁思成，谈到好友林长民遇难之事及办理善后的情况。林长民即林徽因之父，1919年为国民外交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力主在巴黎和会上收回山东主权。在北洋政府企图向日本屈服之际，林长民于5月2日发表《山东亡矣！》，使他成为民族英雄。《山东亡矣！》说：

胶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报证实。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益，交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遽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他，但执1915年之“二十一条约”及1918年之胶济换文及清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条约”出于胁迫，胶济换文以续约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载台湾《传记文学》八卷）。

由梁启超从巴黎拍回的电报，促成的林长民《山东亡矣！》5月2日在《晨报》发表。第二天，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即贴出北京十三所高校学生代表召集紧急会议的通知。当晚的集会上，决定5月4日举行示威游行。遂有五四运动爆发。

林长民被反动当局杀害后，梁启超极为悲痛。自此，梁启超脸色愈加苍白，精神萎靡，浑身乏力，又见便血，急入东交民巷一家德国医院诊治。经化验，德国医生怀疑他的肾或膀胱出了毛病。

其实早在1924年，梁启超潜心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已耗尽精力。不久印度诗人泰戈尔抵沪，4月下旬又到北京访问。梁启超和蒋百里等在北海静心斋设宴欢迎泰戈尔，胡适等名流四十余人作陪。欢迎会上，梁启超还谈了中印文化交流。后又陪泰戈尔到大学讲演。

早在1924年9月，夫人李莲仙的辞世，就给了梁启超致命一击。一直相濡以沫的恩爱妻子突然离去，使他陷入长久的悲痛之中，他为夫人守灵之后，即写道：

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决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哎，哀乐之戚，凡存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兴会淋漓的我，这也嗒然气尽了。

当晚，夜色茫茫，长夜无眠，提笔又作《祭梁夫人文》：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后人读之，莫不感动，莫不泫然。正是梁公这刻骨的深情，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25年，孙中山在京逝世，梁启超亲往吊唁。

1925年春天，清华学校筹建国学研究院时，要聘请导师。梁启超找到校长曹云祥，向他力荐陈寅恪。曹云祥也是博学多才者，竟不知陈寅恪是何方神圣，便问梁启超：“此公为哪一国博士？”

梁启超这才告诉曹云祥，陈寅恪乃是当今留学生中“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眼下正在德国读书，不是博士而是学士。

曹云祥又问：“可有著作？”

梁启超如实相告，暂时没有著作。

曹云祥听罢，无奈耸耸肩：“不是博士，又无著作，怎能进国学研究院呢？”

梁启超一笑，道：“我梁某是没博士头衔，不照样著作等身。但这数百万字的著作怕抵不上陈寅恪的寥寥数百字呢！”并表示，你不要这一人才，那就让陈寅恪留在海外吧。

在梁启超执着地推荐陈寅恪的同时，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几位著名教授对陈寅恪的高度推誉的材料也送抵清华，曹云祥听从梁启超的意见，同意尚在国外的陈寅恪来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

陈寅恪到清华后，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合称“四大导师”。其实陈寅恪到清华前还有一插曲。1925年，正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欣然接受清华让他到国学研究院当导师的邀请，他去向校方辞职时，系主任见挽留不得，就请赵元任推荐一位高水平的教授来接替他的工作，并暗示他，能否找陈寅恪？赵元任当然知道，在中国留学生中，水平最高者，确属陈寅恪，于是他写了一封信寄往德国，征求陈寅恪的意见。

陈寅恪接到信后，当即回信说，哈佛乃世界一流大学，只是自己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没有太多的好感，当然，波士顿中国餐馆醉香楼的龙虾是他最留恋的，幽默委婉地谢绝了赵元任的盛情。不久，二人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了同事，而且陈寅恪就住在赵元任的家里，吃喝也由赵元任夫妇侍候。陈寅恪乐不思蜀，但住长了，也不成家，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劝他找家妻子：“你这样下去总不是事儿啊！”陈寅恪回答：“现在这样挺快活嘛。”赵元任笑了：“你总不能让我太太伺候你一辈子嘛。”

梁启超欣赏陈寅恪的才学，陈寅恪也仰慕梁启超的博学和成就。1926年他到清华后，一次给学生授课时，独出心裁地在黑板上写下了一副对联：

南海圣人再传弟子
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南海”，是康有为；“再传弟子”，系指康有为弟子梁启超；“大清皇帝”，说的是溥仪；“同学少年”是曾给溥仪皇帝当过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康、梁、王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小康有为32岁，小梁启超17岁，小王国维17岁的陈寅恪没有在对联中提到自己。他说，研究院的学生都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大清皇帝的“少年同学”。同学听罢，不由得大笑。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曹丕说得并不错。只是，文人相重又何尝不是“自古而然”呢？上述梁陈之间的友谊，便是佐证。

五卅惨案发生，梁启超极为愤慨，与朱启钤、李士伟、顾维钧发表共同宣言，抗议暴行。9月他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日夜操劳，12月就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事必躬亲……

直到1926年2月，梁启超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经检查确认右肾长一肿瘤，3月16日手术，割去右肾一枚。他出院后，又请名医唐天如诊治，几剂中药，尿血止。梁启超又忙于写《先秦学术年表》，并继续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当导师。多年以后，出现一些传闻，说梁启超在协和医院手术时，值班护士用碘酒在梁氏的肚皮上标错了位置，执刀的著名外科教授刘博士动手术前，又没有核对挂在手术台旁的X光照片，结果割去了一只好肾。此事当时即发现，但由于梁启超的知名度与协和的名声，此错误一直封存起来。割错肾，梁启超本人是知道的，1926年9月14日，梁启超在给孩子的信中这样写道：

伍连德到津，拿小便给他看，他说“这病绝对不能不理会”，他入京当向协和及克礼等详细探索实情云云。五日前在京会着他，他已探听明白了……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已经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不是外科……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他对于手术善后问题，向我下很严重的警告。他说割掉一个肾，情节很重大，必须俟左肾慢慢生长，长到大能完全兼代右肾的权能，才算复原……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说谎话了（《给孩子们书》）。

此公案直到今天，仍模糊不清。笔者曾有一篇《鲁迅之死与梁启超殒命》刊发在《今晚报》，谈及真相，此处不赘。

是年8月底，秋风初吹，秋雨乍来。梁启超的四妹病逝。梁启超思妹悲痛，竟又便血。请名医伍连德诊治，开药煎服，嘱之静养。然感生命之短暂，岁月之倥偬，思虑过度，再次尿血。不久，梁启超好友曾习经因患肺癌去世，梁启超在陪侍中，亲见友人痛苦之状，一任老泪纵横。

秋意渐浓，清华已开学。梁启超抱病给学生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病已渐入肌理，生命已接近尽头。

2

民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天，在本年3月18日的腥风血雨中降临。

1926年初春，吴佩孚结束“讨奉”战争，与昔日仇敌张作霖突然联手进攻国民军。他先击败河南岳维峻部，又沿亲汉路攻下石家庄和保定。冯玉祥再次通电下野，将军权交张之江和鹿钟麟后，到苏联考察去了。

3月12日，日本以舰队掩护奉军进攻天津大沽口炮台，岸上国民军遭炮火轰击。鹿钟麟下令抵抗，硝烟弥漫。日本借此纠集《辛丑条约》的几个缔结国，向北京政府发出3月18日前拆除大沽炮台，清除海面水雷的通牒，否则将直捣北京。

北京学生、市民得知列强无视中国主权的嚣张气焰后，于3月16、17日，纷纷举行抗议活动。

3月18日清晨，阴云低垂，五千多名学生陆续聚集到天安门金水桥畔，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的示威大会。大会主席李大钊和徐谦相继站在高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李大钊号召大家以“五四”精神，“五卅”热血，不分阶级地联合起来，反对军阀的卖国丑行，抗议帝国主义再次侵略我国的罪行。年轻的学生中，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陈毅，目睹了李大钊的战士风采，聆听了共产党领袖的激动人心的演说。这大概也是李大钊最后一次站在台上公开亮相了。

被激发起来的民众，在下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旗帜招展，口号震天。当两千多群众向执政府进发时，早已下了镇压命令的段执政，正躲在自家的吉兆胡同公馆里悠闲地与人对弈呢。

学生为首的队伍一到铁狮子胡同，就发现执政府三座红漆大门紧闭，门前刀枪林立，戒备森严。李大钊见状命令学生停下来，公推了代表，与十层荷枪实弹的卫队军官交涉，要求放游行队伍进院，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出来见面。该官员喝令代表退出大门，大声命令学生立即解散。学生被激怒了，高喊：“到吉兆胡同段祺瑞公馆去。”还未等示威队伍撤出，一声尖厉的哨音响过，就听枪声大作。

李大钊见状忙挥手高呼：“快散开！”这时扛大旗的王一飞立即扑倒在地，这位黄埔军校毕业生才幸免一死。而振臂高呼口号的学生江禹烈则被子弹击中前胸，鲜血飞溅地倒在血泊中。

惊慌的人群潮水般涌向西辕门，杀红了眼的军警们以枪弹和大刀轮番杀戮，顿时横尸当场。北师大的学生刘和珍中弹后倒地，尚存一息，向外爬行，一军警追赶过来，抡起木棒向其头上猛击，刘和珍再不动弹，吐血气绝。

血腥屠杀后，活着的侥幸逃脱；死去的，在军警清理污血横流的现场时，竟被掠走钱物、剥光身上的衣物，然后离去。女师大的杨德群、刘和珍，燕京大学的女生魏士毅等女学生赤裸身体，暴尸铁狮子广场，“身上盖着一层落雪”……（周作人3月18日日记）

在吉兆胡同段公馆下围棋的段祺瑞，得到代警卫司令李鸣钟的禀报后，沉思片刻，将手上的一枚棋子落下，对与其对弈的日本顾问狡黠一笑：“你让我进退两难啦。”

这场惨绝人寰的杀戮，共杀死四十七名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致伤残者多达二百人。

惨案发生后，舆论哗然，万人愤慨。邵飘萍、成舍我等主办的《京报》《世界日报》纷纷报道惨案真相，谴责段祺瑞政府犯下的滔天罪行。《晨报》公布死难者名单和部分照片。《国民新报》连续发表《段祺瑞之大屠杀》《段祺瑞应受人民审判》等措辞尖锐的社论。

鲁迅、林语堂、周作人、朱自清等也纷纷在《语丝》周刊、《京报副刊》《国民新报副刊》发表文章，谴责反动政权。鲁迅后来写的《纪念刘和珍君》成为这类文章的经典。

王世杰、陈翰笙、高一涵、许士廉等同时在《现代评论》周刊，发出强烈抗议杀人政权，特别强调法律追究，提出“元首犯罪”与“庶民百姓犯罪”一样受制裁的正义声音。

《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两军对垒，杀得昏天黑地，鲁迅与陈西滢二人的缠斗也如火如荼。他们之间是非难定，胜负也难料，但他们对反动政权杀戮百姓的罪行却同仇敌忾，站在同一战壕里。想来《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之争、鲁迅与陈西滢之斗，怕不是敌我矛盾，更多的是文人意气使然的是是非非的争斗。

作家杨振声、凌叔华还以文学为武器，创作并发表了以“三一八惨案”为背景的小说《阿兰的母亲》《等》。

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叶圣陶、郑振铎等作家，也积极参与揭露和抗议反动当局枪杀百姓的暴行。

诗人徐志摩在《诗镌》纪念“三一八”专号上，写诗歌《梅雪争春》，在《自剖》一文中，他愤怒地谴责“空前血案”。文中说：“杀死的不仅是青涩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着了致命一击……”

周作人是“三一八”下午，去燕京大学上课才知道学生参加集会而停课。正想回家，恰巧见一燕京大学学生受伤逃回，听学生报告段祺瑞枪杀学生暴行后，方知惨案发生，这之后，他陆陆续续得到不少有关“三一八”的消息。得知他所熟悉，曾为之担保的张静淑因救助同学，身上连中四枪。棺殓那天，周作人去了，见到死去学生的脸上被蒙一层薄纱。他的心情异常沉重。

在“三一八”殉难者全体追悼会上，周作人默默地送上一副挽联，那是他在灯下，用清俊的笔墨书写的，其辞曰：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从此挽联，我们可以看出，那时的周作人与时代的先驱者是同步的。

正在杭州演讲的蔡元培，是从北京专程至杭州访他的老友汤尔和口中得知惨案消息的。汤尔和还从书包摸出一张《京报》，上面有一条《三一八惨案内幕种种》消息。该报上，还有一份五十人的黑名单。中俄大学校长徐谦，还有李大钊、李石增、易培基、顾孟余、许寿裳、鲁迅、周作人和孙伏园，都在段祺瑞的通缉之列。

在桃红柳绿的西湖，听到这阴森森的消息，蔡元培不寒而栗。

汤尔和还告诉他：“我们国立八校的校长，也开始躲避了。”

蔡元培听罢，脸色苍白，默默不语。本来，蔡元培还曾高兴过一阵子。当年将溥仪赶出皇宫的国民军参谋长鹿钟麟，突然出人意料地又派兵包围了执政府，下令逮捕段祺瑞。但老奸巨猾的段祺瑞竟然得到消息，提前二十分钟躲进了东交民巷法国银行里。谁知过了几天，奉直联军又将鹿钟麟挤出北京，段祺瑞又回到吉兆胡同，通电复职。吴佩孚、张作霖都不愿帮这一丧家之犬。于是段祺瑞在4月20日发表“退休”通令，狼狈下台。自此，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北洋之虎，隐居天津租界里，结束了漫长的军阀生涯。

正当蔡元培准备重回北京大学时，张作霖于4月26日，秘密枪杀民初新闻史上光焰万丈的邵飘萍，查封了他创办的《京报》。蔡元培在上海寓所得知噩耗，悲恸欲绝，泪流满面。回想他与邵飘萍共创北大新闻学会的友谊，更是仰天长啸。

其实，在张作霖查封《京报》前，得知消息的邵飘萍就躲进给梁启超等名流看病的德国医院，后又住进六国饭店。几天后他见再没动静，以为无事了，就于4月24日下午返回《京报》，结果被早就埋伏多日的侦探抓获。北京新闻界即刻集合，推选代表，请张学良通融放人，张学良以宣传共产为名拒绝。又请民国元老王士珍出面说情，少帅仍不买账。邵飘萍于26日凌晨提审并判处死刑，四点半拉到天桥枪决。

目击者称，邵飘萍身穿夹袄、马褂，面对刽子手大笑数声，昂首赴刑场，行刑者从其身后用马枪射击后脑，砰然一声，一代报界巨擘，为正义和良知而血溅京华。

张作霖枪杀邵飘萍后，又派人逮捕女共产党员刘清扬，并派大批军警冲进北京大学等高校，搜捕进步人士，查禁进步书刊，肃杀之气笼罩校园。

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得知自己上了黑名单，躲进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

李大钊也率领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藏进苏联驻华使馆。

不久，鲁迅也告别生活十五年的北京，避到南国厦门大学任教，那是应当时好友后成仇敌的林语堂之邀，动身南行的。

是年8月6日，另一言论犀利，敢于直言的报界达人林白水，也惨遭杀害，他创办的《社会日报》停刊。其被杀地点，正是邵飘萍英勇就义、血迹未干的天桥。

这接连不断的血案，都是如今被史学家和文学家寄予无限同情，以致捧成反蒋斗士的张学良所为。历史的臧否、忠奸、善恶，是不容颠倒的。作家吴稼祥说过：“一个人，一个派别陈述的历史，是不可靠的，多一个人，一个派别的陈述，历史就多一分真实。”但是，即使更多人参与陈述，有时，也未必能看清历史真相。有时，历史原本很清晰，却被陈述者故意歪曲了。

3

5月24日，胡适从天津裕中饭店，发了一封给鲁迅、周作人、陈源三位朋友的信，即文学史上颇有名的《致鲁迅、周作人、陈源》（《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胡适写此信的缘起，用他的话说是：“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在胡适看来，“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义之战”，而让人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的猜疑，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是友谊破裂，论争变成了对骂。

尤其让人莫名的是论战离题越来越远，“连我这个老北京也往往看不懂你们用的‘典’，打的什么官司了”。“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

最后，胡适在信中援引了鲁迅的《热风》中的一段话：“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纵令不过是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几粒石子，任他们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胡适劝大家“学学大海”，“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

作为身处历史现场的胡适，对周氏兄弟与陈源那场论战的是非曲直的分析，应当是真实客观的，甚或是精辟的；对笔战进行调解，呼唤消误解、冷酷与不忍，放开胸怀朝前走，是善意的，更是积极的。可惜在惯有认知的影响下，后来不在现场的不少文学史家故意歪曲了胡适的善意。

周氏兄弟与陈源的论争乃至反目，其背景比较复杂，并不好表述。不少文章将这三个人的论争视为周氏兄弟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一四六，女师大与东吉祥（二）》中是这样说的：“我以前因张凤举的拉拢，与东吉祥诸君子谬托知己的有些来往，但是我的心里是有‘两个鬼’潜伏着的，即所谓绅士鬼与流氓鬼。我曾经说过，‘以开店而论，我这店是两个鬼开的，而其股份与生意的分配，究竟绅士鬼还只居其小部分’，所以去和道地的绅士们周旋，也仍旧是合不来的。有时流氓鬼要露出来，结果终于翻脸以致破口大骂；这虽是由于时势的必然，但使我由南转北，几年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回旋，脱却绅士的‘沙龙’，加入从前那么想逃避的女校，终于成了代表，与女师大共存亡，我说命运之不可测就是如此。”

《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晚年写的。在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沦为汉奸而又被宽大处理的他，为了苟活，只能写些庙堂爱听的东西，顺应和谄媚才是他心中真正的鬼。

《知堂回想录·一四六，女师大与东吉祥》中的那些话是不可靠的。比如，他说“张凤举的拉拢”才与“东吉祥诸君子谬托知己的有些来往”，就没说实话。张凤举也算是当时的名流，也是周作人“骆驼群”的骨干，与周氏兄弟往来甚密。在鲁迅的日记中，张凤举出现的次数，当属颇为频繁的一位。仅举三例。1923年2月17日：“下午二弟邀郁达夫、张凤举、徐耀辰、沈士远、尹默、臤士饭，马幼渔、朱逷先亦至。谈至下午。”周氏兄弟分居后的1925年，11月3日，“晚访张凤举，见赠造像题记残字拓片一枚，云出大同云冈石窟之露天佛以西第八窟中。”过了两天的5日又“访张凤举”。其时，正是周氏兄弟与陈源笔战最激烈的时候。

以已成为当时著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周作人的身份和影响，居然被张凤举“拉拢”才接近吉祥胡同的诸君子，未免过于牵强。从鲁迅对张凤举的态度看，也不认同“拉拢”说，不然缘何在三天内主动造访人家两次，还接受礼物呢？

查周作人自己的日记，1923年11月3日，有“耀辰、凤举来，晚共宴张欣海、林语堂、丁燮林、陈源、郁达夫及士远、尹默等十人，九时散去”。1924年6月24日，有“径公园，赴现代评论社晚宴”。1925年1月30日，有“赴现代评论社约餐”。2月，周作人又与张凤举、陈源、丁西林一起游冬季的香山，漫步于残雪未消的山路，饮茗在可观山景的茶舍，关系当属亲密无间了。

1949年后，现代文学史神化鲁迅，妖化自由主义作家，周作人竭力撇开与现代评论派的关系，故有张凤举“拉拢”之说，是可以理解的。

周氏兄弟与陈源真正化友为敌，刀笔相见的原因，怕与陈源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有关。陈源在文中，有“女师大风潮，有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这样的话。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指周氏兄弟。按理说，陈源的话并非捏造。鲁迅于1925年5月，女师大风潮乍起时，亲自撰写《学生自治会上教育部呈文》《为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文》《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三篇极具宣传鼓动的文章；周作人不仅签名鲁迅《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还为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代作呈文。周氏兄弟“显然成为学生风潮的推动者”。而不仅仅是陈源说“暗中鼓动”。

推动进步学生的学潮，为进步正义之举，是周氏兄弟人生中光辉的一笔。但周作人却立即写《京兆人》予以反驳“没有凡某籍人不能说校长不对的道理，所以我犯了法也还不明白其所以然，造这种先发制人的流言者之卑劣心理实在可怜极了”。鲁迅见陈源，更是极为恼怒，遂写《我的“籍”和“系”》作答，对陈源的“流言”极尽挖苦讽刺。

1926年1月，徐志摩在他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闲话”引出来的“闲话”》，对比陈源与周作人的论战文字，显然不满意周作人动辄“卑劣”地骂人。比较之下，陈源“分明私淑法朗士”有绅士风度。不料，周氏兄弟又与徐志摩翻脸。

先是周作人写《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回击，将此文投给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徐志摩慨然照发。周作人在文中揭露所谓绅士们有“叫局”的丑行，并骂道：“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恬然自居正人之列”。

此文一出，文苑哗然，那些从欧美留学回来的绅士们，竟然无耻到招妓。在那个崇尚西方文化的年代，这种羞辱斯文的勾当，自然引起轩然大波。

陈源依然闲庭信步地连夜写信给昔日好友周作人，断然否定“叫局”之说，要求公开澄清事实：“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多一个少一个也不要紧”。文学史称“闲话”事件。此事件，“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讽刺焉”，却非敌与友焉。

周氏兄弟在“闲话”事件中，因周作人之《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中，所谓“叫局”之事，纯属道听途说，并无证据，而处于被动尴尬的位置。

据周作人说，他从张凤举那里得知，陈源等人曾在私人的闲话中，说过“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等放荡之言。于是就写到文章中，广告天下。但与周氏兄弟曾经来往密切的张凤举矢口否认，断然不肯作证，无异于证明周作人造谣。“闲话”事件中，周作人何等狼狈被动。

从这样可笑甚至荒唐的“闲话”事件，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平凡的，在当事人的眼中甚至是暗淡而充满矛盾的。（《周作人传》）

胡适的眼睛是锐利的，心胸是“宽容”的：“‘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小误解，一点小小猜疑”，有什么理由大动干戈呢？但双方都听不进去。

审视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屡屡与其他清流发生矛盾，时过境迁，单纯进行是非判断，已经无法充分开掘这些事件的历史意义，因为双方的“交锋”在实际上并未基于同一逻辑，而是两种不同知识与观念谱系中的话语博弈。研究者发现，双方在具体发言的背后，更有整体性的关怀。谁对？谁错？谁是？谁非？批判哪一方？歌颂哪一方？呜呼，难矣！逝者未必然，我们未必然。

文坛有些事件，不全关系于社会政治风云的变幻，更多反映着那个时代的一种思想文化性格所陷入的困境。

4

是年7月，火车飞驰在辽阔的东北大平原上。胡适在软卧车厢，望着一派广袤的绿色原野，悠闲地叼着烟斗。此次出行，走东北出境，取道西伯利亚，经莫斯科，去英国参加庚款咨询委员会的会议。

1925年5月，胡适受聘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方委员。这个委员会受命设计处理英国退还庚子之战中国赔款在中国如何使用。主要成员以英方为主，中国只有三人，即胡适、丁文江、王兆熙。

1926年5月“中英庚款董事会”，全权管理英国退回的庚子赔款。8月，将在英国伦敦举行“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遂有了胡适赴欧之行，这也是他于1917年7月归国后的重出国门。

三天的缓慢行驶，火车于20日抵达哈尔滨。短暂地游览了市容，对该市内“东西方文明的界线”颇多感慨。然后又开始了漫长之旅。车窗外一望无际的大豆高粱渐渐变成茫茫的山峦、森林和蓝色的湖泊。胡适在途中写了《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又给写信“寄颉刚《论封神传》、寄玄同《论恶姻缘》”（见胡适日记）。

29日，火车到赤都莫斯科时，胡适停下逗留了三天。作为自由主义者，胡适感受到红色之城的新鲜，他参观了“国际文化关系会”、革命博物馆、第一监狱等，大受感动，尤其对苏俄的新教育，表示“顶礼佩服”。对其新“政治实验”，也极感兴趣，多有称赞之词。他在莫斯科迫不及待地将他的感动写信给他的朋友、政治制度与政治理论专家张慰慈，信中说：

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由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就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么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机会……我们的朋友们，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朋友们，至少应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实验的权利……这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至于这个大试验的成绩如何，这个问题须有事实上的答案，决不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将来回国之后，很想组成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作一个较长期考察。

在给张慰慈的信中，他还说：

去年许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讨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代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们的“武断”也是不好的。

胡适还在给徐志摩的信中，明确表达了对苏俄社会建设成就和教育改革持欣赏与同情的态度。他说，他在莫斯科三天，被苏俄人民奋发向上的气象所感动，准备发奋振作一番，鼓起一点精神来担当大事，回国积极工作。

胡适赞美苏俄的声音，经徐志摩等友人的传播，特别是《晨报》编选摘登后，在北京各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人赞同，有人反对，甚至有人说胡适“赤化”云云。

胡适的老朋友李大钊，对胡适访苏的观感，甚为高兴，他对朋友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打美国回来。”可惜，此时胡适已到美国。

朋友钱端升也表示赞同胡适的观感，他在当年的11月4日致信胡适说：“你走后的行止，你走后的感触，我常在《晨报》及其他诸位友人处听见一二。有人说你很表同情于共产，此真‘士三日不见，当刮目以待’了，真令吾侪欲行不得的人，望洋兴叹。”

也有的朋友像任叔永一样表示反对。他在12月8日给胡适的信中说：“你寄志摩的信，说国人的毛病，一个是迷信‘狄克推多’，一个是把责任推在外国人身上。这两句话我以为都对。但依我的观察，迷信‘狄克推多’是由不信‘德谟克拉西’来的，而现在俄国式的劳农专制，正与美国式‘德谟克拉西’决胜于世界的政治舞台。我们若要排除‘狄克推多’的迷信，恐怕要从提倡‘德谟克拉西’入手，你说对吗？国内的朋友对于你赞成苏俄的论调发生疑问，也就在这一点。”

徐志摩则对胡适的观点，大不以为然，而且与之辩论，甚至讽刺胡适：“你的相片瘦了，倒像一个鲍雪微儿（布尔什维克）。”他不赞同胡适的访苏观感，并向胡适提出疑问。

10月4日，胡适从欧洲给徐志摩写了一封著名的长信，具体回答了徐志摩们的疑问和诘难，算是在苏俄几天实地观察的心得，也可视为对这些问题理性思考后的结论。此信收《胡适文集》。

写到这里，读者自会对文学史上关于1919年的所谓“问题与主义”论战中，对胡适的诬陷，产生怀疑。

8月3日，胡适乘火车离开莫斯科，整日在德国境内行驶。厌倦了窗外景物，胡适在日记上写道：今日回想前日与和森的谈话及自己的观察，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我想，我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以改革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不以历史的“必然论”为哲学，而以“进化论”为哲学。资本主义之流弊，可以人力的制裁管理之……

我们可以视此为20世纪20年代胡适社会政治设计的一段认真思考。包括上面所陈胡适给张慰慈、徐志摩的信。1949年后批判胡适时，这些内容都被封锁起来，群众只看到胡适的半个面孔。

8月上旬，胡适终于到了英国伦敦。中英庚款委员会的会议，此文不详叙了。在此期间，胡适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国家图书馆，查阅被盗到那里的敦煌卷子，获得了神会和尚“语录”三种，《楞伽师资记》两种，《显宗论》一卷，还有一些重要的禅宗史料等。后来正是这些重要材料，让胡适出版了《神会和尚遗集》。这本书的代序《菏泽大师神会传》是他依据上述资料写出的重大研究成果。

到了11月，胡适应邀到英国各所大学做学术讲演，其讲题颇为丰富，有“过去一千年来中国停滞不前了吗？”“中国与传教士”“中英文化的增进”等，让许多英国人了解了中国和东方文化。

到了这年的12月31日，结束了中英庚款委员会漫长的会议的胡适，又登上海轮，由英国渡大西洋赴美国。12天后胡适抵达了阔别9年的纽约。

旧地重游，让胡适感慨良多。美国物质文明的迅猛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整个美国社会向“社会化”“协作化”方向发展。汽车潮水般的在城市和乡下奔涌，社会财富迅速增值，人的创造力和认识智慧充分发挥与释放，不断地转化成巨大的生产力和科技文明。胡适在1928年3月6日给吴雅晖的信中说：“我重到美国，略观十年中的进步，更坚信物质文明尚有无穷的进步。”

李大钊说：“不要让他（胡适）往西去打美国回来”，担心胡适到了美国，会把对苏俄的好感和兴奋淡化和忘却，但是还是发生了。

胡适到了美国，把美国与苏俄做了理性的比较与观察。最后，在苏美两块政治样板之间，胡适理性地选择了“自由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改造方法。

胡适在《漫游的感想》（《现代评论》第六卷）一文中说：在美国“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故阶级战争的煽动不发生效力”。认为美国的“社会化”趋势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派经济学说中关于资本愈集中则财产所有权也愈集中，资本高度垄断，无产阶级的极端贫困化的理论。

胡适在《漫游的感想》中，写了题为“一个劳工代表”一章，说在纽约的一个民众自发的“两周讨论会”上，一个劳工代表就“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叫什么时代”的议题发言。“他先说科学的进步，尤其注重医学的发明，次说工业的进步，次说美术的新贡献，特别注重今年新音乐与新建筑。最后他叙述社会进步，列举了资本制裁的成绩，劳工待遇的改善，教育的普及，幸福的增加。”这位劳工的发言令胡适震惊不已，胡适说，我听了他的演说，忍不住对自己说道：这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

当胡适从西雅图乘轮船，经由日本并短暂游览之后返回上海。他的东望苏俄、西游美国的兴奋连同自己选择的政治方略，被落后而黑暗的中国现实一下淹没了。

5

鲁迅是否上了黑名单或被通缉，至今尚无可靠证据。但鲁迅8月26日经由天津、上海于9月4日下午一时抵厦门，确是事实。他是应林语堂之邀，到厦门大学任教的。

此次离京，鲁迅结束了自1912年至1926年长达14年的官场生涯。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佥事，成为北洋军阀政权机器中的一员，俸禄颇丰，故能在北京买地置屋，使役用人。这是事实，谁都无法否认。若不入仕，凭自己的能力，完全可以安然度日。鲁迅一直是一边当官一边到大学授课。女师大风潮时，一边支持学潮，一边呈文教育部罢免杨荫榆，被罢免后不服，又与章士钊打官司。原以为争到尊严后，潇洒辞官而去，以表示不再与教育部合作。岂料，佥事照当，“奉泉”照收。鲁迅日记1926年2月12日记“夜收教育部奉泉二百三十一元”。直到鲁迅离京赴厦门前，还亲自到教育部取“奉泉九十九元”。

鲁迅的官场生涯不仅遭到陈源等人的诟病，且直到现在有些研究鲁迅的学者都有意避讳。

26日那天，下午三时到前门火车站为鲁迅送行的有季市、有麟、淑卿、子佩、钦文等十四人，陪同鲁迅前往的是已确立恋爱关系的许广平。他当夜在天津中国旅馆下榻，次日离津，二十八日抵浦口，即“渡江寓招商旅馆”，29日晨抵上海，先“寓沪宁旅馆，湫小不可居”，与三弟周建人见面后，“移孟渊旅社。午后大雨，晚广平移寓其旅（族）人家，持行李俱去”。

30日那天，上海黄浦江上的灯火，在浓雾的夜中明灭，偶尔有小火轮的汽笛鸣响。鲁迅应郑振铎之邀，到江畔的“消闲别墅夜饭”。上海的文化名流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王伯祥、章雪村等悉数到场。席间，谈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谈北京文人学者都纷纷南下。散席之后，冒着蒙蒙细雨，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章雪村陪鲁迅回到孟渊旅社，继续交谈。

送走诸友人，鲁迅吸根烟，静静思索，然后伏案疾书，写了《上海通讯》（载10月2日《语丝》周刊九十九期）。此文详尽地介绍了他由天津至上海旅途中发生的故事，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件是讲茶房讹诈的，几笔即勾勒出茶房的可憎可悲的灵魂：

从天津向浦口，我坐的是特别快车……现在似乎男女分坐了，间壁的一室中本是一男三女的一家，这回却将男的逐出，另外请进一个女的去。将近浦口……因为那四口的一家给茶房的茶资太少了，一个长壮伟大的茶房便到我们这里来演说，“使之闻之”。其略曰：钱是自然要的。一个人不为钱，为什么？然而自己只做茶房图几文茶资，是因为良心还在中间，没有到这边（指腋下介）去！自己也还能卖田地去买枪，招集了土匪，做个头目；好好地一玩，就可以升官、发财了。然后良心还在这里（指胸骨介），所以甘心做茶房，赚点小钱，给儿女念念书，将来好好过活……但，如果太给自己下不去了，什么不是人做的事也会做出来……听说后来是添了一块钱完事。

一件是讲车上军警检查的：

三四个兵背着枪……其中一个说要看我的行李。问他先看哪一个呢？他指定一个麻布套的皮箱。给他解了绳，开了锁，揭开盖，他才蹲下去在衣服中间摸索。摸索了一会儿，似乎便灰心了，站起来将手一摆，一群兵便都“向后转”，往外走出去了。那指挥的临走时还对我点点头，非常客气。

“非常客气”显然有讽刺意味。军警无理搜查，自然与政局紧张有关，证明鲁迅选择南下是形势所迫。让人弄不懂的是，“上了黑名单”的鲁迅，并没有丝毫的紧张，不仅从容应付军警的突然检查，还在31日夜间，“同三弟阅市，在旧书坊买《宋元旧书经眼录》一部一本，《萝藦亭札记》一部四本”。兄弟二人，在繁华的上海夜市，闲庭信步地流连，鲁迅的心情一定不错，这或许与许广平一路陪同有关。

鲁迅告别了许广平，于9月1日夜登“新宁”轮船，4日下午抵厦门，入中和旅馆小憩。不久，林语堂、沈兼士、孙伏园到寓所来接，雇船移入“背山面海，风景佳绝”的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于9月20日举行开学典礼。学生四百人，分预科及本科七个系，每系分三级，则每级人数之寥寥，亦可想而知。因学校交通不便，招考极严，大都住校。鲁迅的薪水四百元“不可谓不多”。而且8月没上课，就拿到四百元。而“教科是五至六小时”。其中两小时是小说史，无须备课；两小时专门研究，要备课；两小时中国文学史，须编讲义。工作量“也可以算很少”。

鲁迅刚刚到厦门十几天，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在国学院里，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好像都是顾推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夜间还要玩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从前在女师大做办事员的白果是一个职员兼玉堂的秘书，一样浮而不实，将来也许会兴风作浪”（9月20日《致许广平》）。

9月30日，他又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平凡得很，正如伏园之人不足多论也……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朱山根（顾颉刚）。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安排的羽翼，竟有七人之多，先前所谓不问外事，专一看书的舆论，乃是全部为其所骗，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

10月10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对学校也表达了不满，“这里的学校当局，虽出重资聘请教员，而未免视教员如变把戏者，要他空拳赤手，显出本领来”。又说“有几个很欢迎我的人，是要我首先开口攻击此地的社会等等，他们好跟着来开枪”。意为让他当出头之鸟。

鲁迅一生结怨太多，与动不动就怀疑别人存心不良的心态有关。以在鲁迅刚到厦大，就来赠他宗濂《诸子辩》一书的顾颉刚为例。算起来，鲁迅比顾颉刚整整大十二岁，顾颉刚1916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20年毕业，留北大任助教。两年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又一年回北大研究所。从1921年孙伏园创刊《晨报副刊》始，鲁迅与顾颉刚都是其主要撰稿人。1924年11月2日，周作人、钱玄同、顾颉刚等人，拟订《语丝》创刊事宜，鲁迅也是“倾力”加盟的。应该说，鲁迅与顾颉刚就是盟友了。1926年秋顾颉刚与鲁迅同到厦门大学任教授后，鲁迅就翻脸了。世事白云苍狗，本来就是常态，而鲁迅的脸之阴晴圆缺也未免变化太快。作为著名历史学家，“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顾颉刚在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也有精深研究，著有《古史辨》等，后成为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20年，经胡适介绍，顾颉刚在北大图书馆任职，胡适劝他标点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本来一本薄薄的书，一两天即可完工，顾颉刚却花了近两个月的工夫，尚未完成。顾一生追求完美，作附注时想将此书中所征引的书都能注明卷帙、版本，所征引的人都能注明生卒、地域，故查了许多书，自己的书不够用，再到北大图书馆查，后来干脆天天躲进国子监的天天上京图书馆去查。最后，他建议胡适，《古今伪书考》不必出了，编一部疑古丛书《辨伪丛刊》吧，胡适欣然允之。

顾颉刚在商务印书馆时，将用一年所写的古史见解，写长信给钱玄同。不料很长时间，不见钱玄同回音。顾颉刚就抄了自己给钱玄同信中的一部分，加上按语，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刊于《读书杂志》。不久，钱玄同写了封长信给顾颉刚，也发在《读书杂志》上，造成了一股辨伪的空气，在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一个书痴般的顾颉刚，并没有介入鲁迅与他人的争斗，仅因与胡适、陈源关系不错，鲁迅就心生怀疑，连人家“夜间还要玩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的业余爱好都看不惯，硬说梅兰芳唱腔“像粗糙而钝的针尖一般，刺得我耳膜很不舒服”，而加以无端的嘲讽，对不断给予他真诚帮助的孙伏园这样的老实人也以“不足多论”而论，鲁迅有时心胸过于狭窄。

人性是复杂的，当鲁迅把周围的人视为潜在的对手充满怀疑和猜忌的时候，竟也同时表现出孩子般的温顺和顽皮。他在9月30日写信给许广平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

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是别科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了厦门。

鲁迅不断在信中抱怨同人的同时，对生活也不满意，因为在“一同吃饭，听些无聊话”就很不舒服。于是鲁迅雇“厨子包做”饭，“又自雇了一个当差的，每月连饭钱十二元”。

生活舒适了，鲁迅写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等散文名篇，以亲切动人的笔墨，记录了生活温馨的一面，与他自己所述的厦门大学同人间的敌意和仇视，形成鲜明的对照。

1927年1月，蔡元培到福州，正巧顾颉刚在福州购书，闻讯后即拜见恩师，并请蔡元培到厦门小住几天。厦大也闹学潮，校长林文庆忙赶去新加坡向林嘉庚告急。蔡元培到厦门大学后，一些北大毕业生纷纷赶来看望。在校方举行的宴请蔡元培的会上，顾颉刚也应邀作陪。当日下午，蔡元培又应邀去浙江同乡会演讲。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一直没来看望曾给过他那么多帮助的蔡元培。连日记也不提一句。蔡元培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谜。

蔡元培和鲁迅都是浙江绍兴人，蔡元培尽其所能地帮助鲁迅，尽人皆知。1912年临时政府命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经由许寿裳推荐，蔡元培请鲁迅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工作，鲁迅在此位一干就十四年，虽未见其成绩，但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立即把鲁迅聘到北大任兼职讲师。即便此次厦门之行，鲁迅不去拜会，但1927年，蔡元培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时，又聘鲁迅为特约撰述员。

后来，蔡元培与宋庆龄等社会贤达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蔡先生也没忘记邀鲁迅参加，并被选举为执行委员。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蔡元培毅然与宋庆龄等名流组成治丧委员会，精心而周到地料理葬礼事宜。正是因为有蔡、宋等社会有影响的人物积极参与，鲁迅的葬礼才办得规模浩大，影响深远。

蔡元培献给比他小十三岁的晚辈鲁迅的挽联是：

著作最谨严，岂唯《中国小说史》；
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已68岁的老人蔡元培在吊唁死者时涌出两行热泪，他心中对鲁迅充满深深的怀念之情。

而鲁迅对蔡元培等不少故交则有些寡情。这自然与其性格及在判断上产生误识有关。当然，鲁迅的思想行为及其话语实践，存在言思不一乃至背离的情形，掩盖不了他身上至高的德行和崇高的灵魂，只能让我们认识一个复杂而完整的鲁迅。

6

10月3日，燕京古城笼罩在秋天的萧索之中，天气有些晦暗。诗人徐志摩和名媛陆小曼，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盛大的婚礼。宾客如云般涌来，给这对新人道喜，一片喜气洋洋。另一说徐、陆婚礼是在农历七夕举行的。

婚宴大厅，布置华丽。胡适微笑着坐在介绍人席上，他的旁边证婚人席上坐着一脸严肃的梁启超。胡适乃谦谦君子，好成人之美，充当好友徐志摩的媒人，自然高高兴兴。但梁启超对做证婚人角色就有些勉强为之了。几年之前，关于徐志摩与林徽因的婚外恋，社会上已传得沸沸扬扬。徐志摩抛妻弃子苦苦追求的林徽因，那时已与自己的儿子梁思成恋爱。

徐志摩在1920年9月24日，与刘叔和一同从纽约乘船到英国留学。途经法国巴黎时，徐志摩在巴黎小住，时巧遇妻张幼仪之兄梁启超之弟子张君劢，后搭乘火车到伦敦，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与在那里修博士的陈源（西滢）相识。一次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会议席上，徐志摩见到了林长民在会上做演说。1921年1月在林长民伦敦寓所，他遇到林长民之女林徽因。她是先徐志摩五个月与父亲到伦敦的。徐志摩与林徽因这次偶然相遇，就碰撞出爱情火花，陷入热恋。

不久情火焚心的徐志摩即给林徽因写了封长信示爱。林长民见信，回信拒绝徐对自己女儿之爱。他在信中明白地说：“长函敬悉，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并无丝豪（毫）mockery，想足下误解耳……”并约他来家面谈。

就在徐志摩终日苦追林徽因而无心学习之时，他的妻子张幼仪已乘法轮“巴勒介”号，从上海启程。据《徐志摩年谱》记：“冬，夫人张幼仪随刘子楷（锴之误）出国至伦敦。”据刘子锴之妻讲，张幼仪是一位中国旧家庭的少奶奶，富于办事能力，很讲实际的女子，与带有诗意天性的徐志摩怕合不来。3月6日“巴勒介”号油轮抵达了马赛。徐志摩接上妻子，乘一天火车到巴黎观光购物，他与张君劢长谈，告之已爱上林徽因，然后乘飞机携妻回伦敦，在沙士顿住下。

罗家伦在《忆志摩》一文中，提到徐志摩与妻子张幼仪闹离婚之事，说徐志摩托从前《时事新报》主笔郭虞裳和俞颂华去求张君劢。那时，徐志摩已知张幼仪有身孕，但仍不辞而别，将她一个人扔在沙士顿。她只好单身前往巴黎找二哥张君劢求救。但这桩婚姻最终还是破裂了。

到了1922年10月，徐志摩由伦敦回上海，先随祖母往普陀山焚香，再与父亲往南京听佛学大师欧阳竟讲经，并拜会老师梁启超，同时会见张君劢。11月，徐志摩到北京。林长民、林徽因得知，立即于12月1日去函，邀约徐志摩餐叙。从此，徐、林重温英伦之梦。

直到1924年5月7日，林徽因告诉徐志摩，她将于6月与梁思成一起去美国，徐志摩才黯然无语，只能将对林徽因的爱恋失落地写进诗里：

在云外，在天外，
又是一片暗淡
不见了鲜红彩——
希望，不曾站稳，又毁了……

无论如何，徐志摩也未料到，他与林徽因就这样分手。他清晰地记得，在泰戈尔访华期间，他与林徽因伴在泰翁的左右，形影不离，以致有的报纸上发表这样的文章：

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扶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一幅三友图……

泰戈尔64岁生日，北京各界在协和大礼堂为其举行了盛大的祝寿会，梁启超致祝寿词并赠泰戈尔中文名：竺震旦。

会上演出了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剧中由徐志摩、林徽因饰男女主角。大幕开启之后，联袂主演的林、徐，操英语对白。徐志摩风度翩翩，一口纯正流畅的伦敦英语，令台下胡适、梁启超等观众惊叹。袅袅娜娜的林徽因，清丽的面容，哀怨的神情和流盼的眼神，让全场倾倒，报以热烈的掌声。

泰戈尔见状，说中国的金童玉女，非他俩莫属。

两年后，胡适和张彭春先后来到清华园拜访染病的老朋友梁启超，特意告诉他，徐志摩与陆小曼准备结婚，徐志摩会有事来求梁先生。

不久，从欧洲归国的徐志摩，便登门来看望有忘年之交的梁启超。先谈旅欧见闻，又谈欧洲文学的现状，尤其详谈了欧洲诗歌的发展与当下中国诗歌的异同。徐志摩横溢的才学和独特的见识，让素来欣赏他的梁启超，听得兴趣盎然。

谈着谈着，徐志摩自然会谈到恋爱和婚姻，他知道，梁先生对他丰富而浪漫的感情世界多有微词。是的，在梁启超看来，已婚的徐志摩不顾一切地追求林徽因，已是违背道德之举，后来又去爱一个朋友的妻子陆小曼，简直是伤风败俗，侮辱斯文。

梁启超很欣赏徐志摩的才华，知道徐志摩也把自己视为师友。终于有一天，他问徐志摩：为什么不控制自己的感情呢？

徐志摩低下头，说，先生，我努力过，但做不到。

梁启超望着这位才俊，叹了口气——他知道，徐志摩讲的是真话。

胡适再次来到清华园，对梁启超说，徐志摩请他做证婚人，梁启超摇头不允。胡适替徐志摩求情，告诉他徐志摩的老父亲徐申如，对儿子为追求林徽因而与妻子张幼仪离婚之事，甚为恼怒，以不予经济支持来惩罚儿子。后又知儿子去追求有夫之妇陆小曼，更视为大逆不道。经儿子苦苦哀求，徐申如动了恻隐之心，但提出条件，如梁启超出任证婚人、胡适做介绍人，方允与陆小曼结婚，但其“结婚费用自理”。看在徐老先生的面上，您还是成全这对年轻人吧。

梁启超在胡适的苦苦说服下，同意了。胡适轻松一笑，回去告诉苦苦等待的徐志摩，诗人搓搓手，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婚礼方顺利举行。

那天，梁实秋也应邀参加了婚礼。他与徐志摩第一次谋面，是在1922年秋，那时梁实秋正在清华大学读书，他以清华文学社的名义，请求梁思成代请徐志摩来演讲。梁思成果然请来徐志摩，演讲“艺术与人生”。但让莘莘学子失望的是，徐志摩拿出几页稿纸，照本宣科地用英语读了一遍。这种牛津大学演讲方式，让他们很不适应。

但梁实秋却被徐志摩的风采所打动。在他看来，徐志摩骨子里有六朝文人的潇洒，而无其怪异。1927年之后，胡适与徐志摩办起了新月书店，梁实秋做了编辑，与徐志摩接触多了，被其风度折服。一件小事，梁实秋记了一辈子：一次徐志摩到上海霞飞路看他，对弈时，他看得出徐志摩高自己一筹，令自己穷于应付，下至中盘，大势已去，徐志摩却借故离席……这一细节，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之前，梁启超应邀参加徐志摩和陆小曼的订婚宴会。

梁实秋与梁启超、胡适等名流鞠躬握手之后，坐在酒席一侧。不久，婚礼开始了。胡适微笑着，以介绍人的身份讲了几句十分美好的祝愿之后，就轮到证婚人梁启超发言了，他在宾客崇敬的目光下，走上讲席，发表了令主宾瞠目结舌的训词：

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聚……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

梁启超讲毕，回到座位，留下死般的沉静和人们良久的错愕。但人们知道，这才是梁任公的秉性。

梁实秋看到徐志摩、陆小曼羞愧难当，花容失色。

又据梁实秋讲，他事后从别人处得知，梁启超在徐陆婚礼上那段别出心裁的讲话，在婚礼前征得胡适和徐志摩的同意。看似梁启超的讲话在那样的场合太不合时宜，口气也过于不近人情，但理解为梁先生对弟子的一种变相保护也未尝说不过去。

徐志摩听罢先生的教诲，在别人的默然中，他对梁启超说：“我多次聆听先生的演讲和讲话，唯这番教训最让我刻骨铭心。”并在次日，徐志摩携陆小曼坐车到清华园梁府拜访老师，感谢老师的一片苦心。

梁启超那天一反前一日的严肃，脸上一直洋溢着笑容，让徐志摩和陆小曼感到温暖和慈祥。那只是不愿让两位年轻人燕尔新婚感到压力，其实，他心里并未原谅他们的失德。徐、陆走后，梁启超提笔给远在大洋彼岸的梁思成、林徽因写信，便是证明：

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受庆夫人，与志摩爱上了，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至极。我屡次告诫志摩无效。胡适之、张彭春苦苦为他说情，到底以姑息志摩之故，卒徇其情。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未闻之婚礼矣！今训词稿子寄给你们一看……老朋友对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见摈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杀……

信发出去后，梁启超走在秋色渐浓的清华园，看到苍茫的湖水，不禁伤感起来。他忽然忆起两年前，他陪侍夫人于病榻旁。“决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便翻读汲古阁印的《宋六十家词》聊以解忧，每读有佳句，顺手写下，集句作对，竟集成两百多副。后他将这些对子，分别赠与好友，像陈师曾、胡适、蹇季常诸人，而“我所集的最得意的一联，是赠给徐志摩的”。其联曰：

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碧环；
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

此联生动形象现出徐志摩的形象性格，记录徐志摩陪泰戈尔游杭州西湖，“在海棠花下作诗个通宵”故事。

梁启超爱惜才华出众的徐志摩，而不满放纵情感行为放荡的徐志摩。梁启超少年英华，才思敏捷，颇有雏凤清声之致，与徐志摩向往性情的奔放、表达的自由、格调清新通脱的才情息息相通，对其爱与恨自然难以厘清。

与陆小曼结婚之后，徐志摩一直是新月社和“新月派”的骨干力量。作为一个诗人的崛起和失落，徐志摩也都与新月社、“新月派”的兴衰密切联系在一起。

第十一章　民国十六年（1927）

1927年，从北京到南方，中华大地弥漫着血腥狰狞和死亡的气息。

义士喋血，大师殒命。

在军阀张作霖统治下的北京，共产党人李大钊被推上绞刑架，英勇就义；白发书生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国之魂消；戊戌变法首领康有为病死青岛。三位文人精魂美魄，如火如炬。

空前屠杀，鲜血成河。

北伐军席卷江南。“四一二”，上海宝山路再次被鲜血染红。国民党军队悍然向徒手民众开枪，“伤毙至百余人”。郑振铎、胡愈之、章锡琛等联名致信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等，发出抗议之声，并于4月15日在《商报》发表。

广州的共产党人萧楚女4月被杀狱中，赵世炎、陈延年被杀于上海，共产党人李汉俊、《大江报》创始者詹大悲遇难于武汉。

作家郭沫若、郁达夫、成舍我、章乃器、周作人都以笔为武器，批评时政，激浊扬清。4月26日，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写信给胡适：“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祸，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

是年，中国政局发生巨变，“北伐”成功已成定局，国共两党分裂也成事实，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南京政府。而文化界却依然是纷纷乱象，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论战，鲁迅与其他学者、作家的争斗也从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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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被梁启超誉为“戊戌以后之新中国，唯先生实手辟之”的康有为，突然在青岛病逝，离他度过七十大寿仅仅过了二十三天，先喜后悲，命也。他的女儿康同璧记曰：“时因南北战事方酣，过寿日后，即去青岛。当先君寿日，身体已觉不适，至二月二十八日（农历）午前五时三十分，逝世于青岛福山路寄庐，遗体葬于青岛李村象耳山下。”后有人说“象耳山”，乃枣儿山之误。

据康同璧说，康老先生过寿之后，已有预感，所以在离开上海故居时，对寓所的一草一木，一亭一榭，都深情相抚，眼中已有诀别之情。特别是临走如康同璧所云“以其相片分赠之友，以作纪念，若预知永别者焉”。

对亲友，他的离去过于突然，对自己，即将归去，早已料到。

让世人料不到的是，世上无人不识君的康有为，身后竟落拓到没钱入殓的地步。若不是梁启超出手相助恩师，说不定会被弃尸荒野，成为孤魂野鬼。

4月17日，细雨纷纷，一派悲怆的哀乐声中，北京各界，在梁启超的组织下，在宣武门先哲祠为康有为举行追悼会。比起青岛葬礼的萧条，这里充满了隆重肃穆之气。

梁启超的挽联，在殿内最为醒目：

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率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
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催动我党山颓木坏之悲。

梁氏挽联，有颂扬，有叹惋，有思考，有企盼。读之，其内涵殊非言语所能道断。正如岁月漫掩季度劫痕，一缕余情不了。

6月2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那天碧空如洗，闻王国维死讯后，整个清华园却笼罩了浓浓的哀伤阴云，教授学子们，无不问天无语，满脸哀容。

昨日，王国维参加完卫聚贤等毕业典礼和师生叙别会之后，回家一如既往，灯下伏案批阅学生试卷，一一登记、码好，然后站在窗前，仰望云中之月片刻，即研墨润笔，草拟遗书，藏于怀中。他的平静自沉，其原因，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北伐大军将抵北京，清华园中就有一杂志以漫画抵诬“研究系”。于是主持研究院的梁启超便告假躲进天津的“饮冰室”。另一些研究院的人，则避入东交民巷，或干脆出国。又有传言，说王国维仍留辫子，北伐军定不能容云云。“老实得像火腿”（鲁迅语）的王国维，书生气十足，竟问计于学生，卫聚贤献策，让王国维暂到山西，阎锡山善于变通，爱惜人才。并告诉王国维他正准备与人在太原晋祠开办“兴贤大学”，先生可去授课，“暂委屈先生只月俸百元，但每月来校上课一次即可”。王国维闻之，只说“山西无书”，便无下文。此说姑妄听之。

后卫聚贤到了台湾辅仁大学任教，将他所知王国维死因，告诉了其子王东明。

呜呼，王国维祖上王禀于北宋抗金时，在保卫太原之役捐躯“尽忠”了；今王国维自沉颐和园，莫非说是为中国文化“殉道”？

王国维一生未曾入仕，治学为其本色，只在35岁后成了溥仪逊帝的教书先生，他的死虽众说纷纭，各执一隅难以定夺。但总与1924年11月冯玉祥部发动逼宫之变不无关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给他的精神造成了侮辱而死？殊未必。

6月1日，沉湖之前他给溥仪上了遗折。遗折是他遵清朝旧制上的，用绵纸墨书，共四扣，每扣长约二十二厘米宽九厘米。遗折曰：

臣王国维跪奏，为报国有心，回天无力，敬陈将死之言……经甲子之变，不能建一谋，画一策，以纾皇上之忧危，虚生至今，可耻可丑。迩者赤化将成，神州荒翳。当苍生倒悬之日，正拨乱反正之机。而自揣才力庸愚，断不能有所医佐。而二十年来，士气消沉，历更事变，竟无一死节之人，臣所深痛，一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谨于本日自湛（沉）清池……

请注意“迩者赤化将成”句。迩，近来之意，即近来赤化将要成功，这里，有王国维对赤化的恐惧，对时局的担忧，对不能力挽狂澜的羞赧。他的保守不只在政治上，也在人格上。在世人趋新若鹜之潮流中，唯他不忘持守清者的人格。

清华的同事陈寅恪，在清华园举行的备极哀荣的王国维葬礼上，不仅泪洒衣襟，还送一挽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触手，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同为清华四大导师之陈寅恪、王国维风谊平生师友间，陈寅恪对王国维死因的看法较为超脱，他曾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是怪耶？”

陈寅恪之说，算是一家之言，历史留下的依然是“阐释空缺”。

康有为病死青岛，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大师逝去，文化巨星陨落，国人叹惋；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李大钊的殉难，则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义士喋血，举国哀痛。

去年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李大钊率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转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中。

今年4月6日，张作霖得到列强驻华使馆的默许，命令二百五十名宪兵和警察，不顾外交惯例，突然开进东交民巷，包围并搜查了苏联大使馆，逮捕李大钊、邓文辉等国共领导人及党员六十余人。同时捕去苏联使馆人员十多人及李大钊的妻子和女儿。

事发后，北京大学等九校代表，积极活动营救李大钊等人。国立和私立二十五所学校要求当局，将案件移交法庭审理。

张作霖们认为“巨魁不除，北京终之危险”，不顾舆论，拼凑军事特别法庭，给李大钊加以“实系赤党宣传共产，妄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罪名。

4月28日，李大钊等被押往西交民巷看守所，处以绞刑。同时遇难的还有十九位国共两党的十九名骨干。苏联大使馆人员和李大钊妻女获释。

关于李大钊如何赴刑场，说法不一，通常的说法是，李大钊被杀前，张作霖派心腹亲自劝降，李大钊坚拒。张作霖又征求团长以上军官的意见，包括张学良在内，一致赞成杀李大钊。又有消息说，蒋介石有密电致张学良，力劝其杀所捕所有共产党人。

又有资料说，李大钊自己提出愿赴绞刑，张作霖从国外购绞刑架行刑。然后从西单同顺木场购一薄棺将其装殓，停灵于下斜街长椿寺。

第二天一早，梁漱溟从西郊赶到李大钊家，看望一病不起的赵纫兰，留下十元大洋，又赶到长椿寺。见棺材如此单薄，即打电话给章士钊夫人吴若男，如实相告。因李大钊曾任章家儿女的家庭教师，素与章士钊交好。现存李大钊墨迹“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条幅，就是李大钊于1924年应吴若男之请，手书给她的。此联，李大钊把明朝忠臣杨继盛的名句改了一个字。据悉，李大钊此墨宝，已由章士钊后人献出，现陈列于革命博物馆。此联最早见于1924年《晨钟报》第六期上。

吴若男等友人陆续到后，章士钊出资一百四十大洋，购一极好柏木棺。1933年4月李大钊入葬。直至五十年后，李大钊陵园建成，移灵时发现其棺木竟完好如初。

梁漱溟乃一有学问又有操守的耿介文人。在血雨腥风、人们噤若寒蝉之际，他却义气凛然地义葬李大钊，让人感念万端。章士钊多变，却不忘故人，出手资助，也令人感佩。

李大钊殉难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广州反共势力，也随蒋实行“清党”。共产党人血流成河。

周作人的日记，有关于李大钊就义的记载：“四月六日，植树节，骆群同人至海甸旅行，在士远处午餐，下午回程。次日知守常被逮，四月二十六日与张挹兰等被执行死刑。”

当时，周作人要为牺牲的老友做点儿什么，可行的是保护守常的遗孤。他先把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接到自家住下，然后又设法将其送到日本留学。当李葆华后来成为共和国部长的时候，周作人早已沦为汉奸，苟活于北京，那是后话。

李大钊就义之后，有日本人背景的《顺天时报》别有用心地说：李大钊“如果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以此文章和思想来教导一般后进，至少可以得一部分人的信仰和崇拜……如今却做了主义的牺牲……有何值得”。

对此，周作人以《偶感》《日本人的好意》回击《顺天时报》的卑鄙煽动和诋毁，为李大钊“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的崇高精神正名。

局势险恶，危机四伏。红胡（张作霖）的兵勇四处捕人。北新书局关门，《语丝》停刊，情急之下，刘半农与周作人暂避于菜厂胡同一位日本友人家中。主人为他们提供了三间厢房，中为小客厅兼饭堂，右为书房，左为卧室。卧室乃日式榻榻米，席地而卧。书房简单，仅一桌，桌上仅一砚。二人枯坐，只可低头共砚写文而已，故二人称砚为砚兄。后来刘半农将此写入《双凤凰砖斋小品文·四十五，论砚兄之称》（载《人间世》十期）。为安全计，主人不允许太多友人来视，周、刘妻子除外，还有徐耀辰可每日三四次来传递外界消息。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记曰：“所云菜厂，在北河沿之东，是土肥原的旧居，居停主人（友人）即土肥原之后任某少佐也。”

李大钊遇难前三天，胡适游历了欧美回国途中到了日本横滨，逗留了三周。高梦旦4月26日写信给他，告之国内形势，并劝曰：“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授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几月，实为最好之事，尚望三思。”

4月28日，胡适的学生顾颉刚也致信给胡适：“万勿回北京去……希望先生的事业完全放在学术方面发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断了罢……天下人的成见最不易消融的，加以许多仇雠日在伺隙觅衅之中，横逆之来必有不能逆料者。”

胡适确实如高梦旦所说，“性好发表意见”，他通过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M.O.Hudson谈话的机会表达了自己的政见：“我看最近的政变……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到一班元老的支持……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这与胡适过去公开表态，认为国民党的“北伐”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转机，要中国现代化，就必须打倒军阀割据，是一致的。

胡适于5月17日由日本的神户乘船20日抵上海。卜居沪西极司菲尔路四十九号甲，与蔡元培为邻。开始撰写《神会和尚传》。

1930年《胡适文存》出版，胡适在扉页“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的献辞中，李大钊列为首位，后胡适参加刘半农的葬礼时，记着留下“守常惨死”的挽联。李大钊死后，其遗孀赵纫兰的抚恤事宜，皆由胡适一手操办，直到1932年，胡适还为李大钊家属争得增加和延长抚恤金的权益。

1933年4月，北京各界为李大钊举行公葬，4月23日由宣武门外下斜街移柩赴香山万安公墓，途经西四牌楼时，国民党军警特务以“妨碍治安”为名，禁止群众送葬，并开枪射击，受伤多人，四十人被捕。

1934年1月2日，胡适冒着弥天大雪，到西山凭吊李大钊。李大钊上年安葬，不久夫人也悲痛辞世，合葬。胡适见墓前俱无碑碣，悲痛欲绝，后请蒋梦麟补立一碑。

1933年5月29日，鲁迅曾写《〈守常全集〉题记》，发表在那年9月的《涛声》第三十一期上。李大钊文稿经李乐光整理，交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题为“守常全集”，并约请鲁迅为之作序，故有此文。但最后由北新书局以“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印出初版，时在1939年4月。

蔡元培是在杭州得知李大钊遇难的。那天，西湖上正飘着细雨，他邀马叙伦和蒋梦麟到烟霞洞赏桃花。偶然见到有李大钊遇难消息的《晨报》，顿时悲从中来，走出寺庙，仰天长啸，任春雨与泪水交融。许久，他又返屋内，要寺里备一桌素席，添了一壶烫热的绍兴老酒。三位北大名流，悲怆地斟满酒，然后洒向阁外草地，遥祭亡友的冤魂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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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文人之争，文化团体之争，仍闹得文坛沸沸扬扬。

《太阳月刊》1月号，发表了蒋光慈的论文《现代文学与现代生活》，触发了太阳社和创造社之间的一场激烈争论。

两社成员，口诛笔伐，纷纷发表对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意见。蒋光慈批判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鲁迅也以辛辣的笔触予以回击。这场原本是自家人杀自家人的争战，竟持续了两年多。

这次声势不小的争论，扩大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引起了文化界对革命文学问题的关注，但参与者马列主义文艺思想水平不高，口号又叫得震天响，帽子满天飞，不能将讨论引向深处。另外，创造社、太阳社大多数成员，以革命文学家自居，又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对鲁迅做了不十分准确的分析，甚至采取了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错误态度。而鲁迅当时也还并不深谙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又犯了意气用事，不讲理反唇相讥的老毛病，使争论陷入一场可笑的混战，致使革命文学的形象受到严重的损害。

创造社，是新文学运动中的著名文学团体。1920年至1921年间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立。初期具有浪漫主义，带有反封反帝的色彩。1927年该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鲁迅成为他们批评的对象，自然也受到鲁迅的反驳。该社创办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文学期刊。

太阳社，1927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邨、孟超诸人。提倡革命文学。

崇尚政治性与意识形态的文学史家们，常机械地把创造社、太阳社视为革命文学团体，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文学社团如新月社、现代评论派相对立，革命与反动可谓泾渭分明。

但从1927年始，鲁迅却遭到了创造社、太阳社的猛烈批判，同时也受到新月社的旁敲侧击。创造社、太阳社的火力最猛，而新月社更多地隔岸观火。

鲁迅一生包打天下，无所畏惧，但面对四面楚歌，也颇感慨：“遇到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三闲集》序）。

创造社的冯乃超在他发表于《文化批判》创刊号上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中说：“鲁迅这位老先生——若许我们用文字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Tolstoy变作卑劣的说教人。”这与1926年高长虹在《狂飙》发的文章《一九二五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骂鲁迅为“世故老人”，又嘲讽他“入于心身交病之状况矣”，有点异曲同工的味道。

《创造月刊》还发表了《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其中说：“我们抱了绝大的好奇心在等待拜见那勇敢的来将的花脸，我们想象最先跳出来的如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学什么鸟文学的教授与名人，必定是在这一类人的影响下少年老成的末将。看呀，啊呀，这却有点奇怪！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珰吉诃德）——珰鲁迅！”

创造社另一成员钱杏邨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中，也批评鲁迅作品“没有超越时代”。他说：“无论从哪一国的文字去看，真正的时代作家，他的著作没有不顾及时代的，没有不代表时代的。”否定了鲁迅作品的意义。

更有甚者，《戈壁》第二期还刊有叶灵凤的一幅模仿西欧立体派的讽刺鲁迅的漫画，并附有说明：“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成绩，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

鲁迅遂在《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文坛的掌故》等文还以颜色，自然也少不了挖苦讽刺。

鲁迅以为创造社、太阳社诸人毕竟太浪漫太浮泛，他在《文艺与革命》中说：“他们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光凭一股热情，在纸上写下“打打”“杀杀”，那只不过是“空嚷”。对他们不注重作品“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只忙于给自己挂革命文学的“招牌”的做法，大不以为然。他在《“醉眼”中的朦胧》中，直言不讳地批评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严重脱离中国社会实际，唯我独尊，空喊口号，叫嚣“不革命便是反革命”。对他们将文学等同于政治宣传工具的说法，更是断然不予苟同。

如果我们认真审视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这段激烈交火的历史，对日后左联成立之后产生的周扬等四条汉子与鲁迅关于文学领导权的斗争，就不会感到惊讶了。说白了，创造社、太阳社及周扬等四条汉子这些以革命者自诩的衮衮诸公，都将文学等同政治工具，故在文学领域造成太多的混乱和冤狱。当时，鲁迅、茅盾比他们清醒得多。茅盾认真读了不少被“革命文学”倡导者斥为旧作家和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写了关于鲁迅、冰心、徐志摩等人的“作家论”，肯定了他们对文学的贡献。当然，茅盾关于文学的理性声音，过于微弱，不久就被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大潮淹没。

这一年注定是鲁迅忙碌的一年，与创作社、太阳社战斗正酣，他一直看不上眼的孙伏园又为他惹了大祸，遭遇了一场诉讼。

是年5月11日，汉口《中央日报》发表编者孙伏园的《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一文，其中引用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学生谢玉生和鲁迅给编者的两封信。

鲁迅给孙伏园的信说：“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所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

谢玉生信中说：“迅师此次辞职之原因，就是因顾颉刚忽然本月十八日由厦来中大担任教授的缘故。顾来迅师所以要去职者，即是表示与顾不合作的意思。原顾去岁在厦大造作谣言，污蔑迅师，迄厦大风潮发生之后，顾又背叛林语堂先生，甘为林文庆之谋臣，伙同张星烺、张颐、黄开宗等主张开除学生，以致此项学生，至今流离失所，这是迅师极伤心的事。”

鲁迅的信已很无聊。依然凭猜度，散布对顾颉刚的非议，这倒罢了，那句“反对民党”，又无异于向国民党告密。那时，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正在杀戮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确有“反对民党”之实，可能要遭到杀身之祸。鲁迅此举，委实不够厚道。至于鲁迅信中说：“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句中的兼士，也值得一提。兼士即沈尹默、沈士远的兄弟沈兼士。三沈在北京大学借助浙江派的势力，颇威风八面的。沈尹默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就曾说，校长蔡元培“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周氏兄弟、钱玄同、三沈兄弟、马幼渔、叔平兄弟等）包围”。顾颉刚在《自传》中说：“胡先生写了文章交给我，我在研究所的刊物登了出来，沈（兼士）先生就发怒道：‘他不是研究所的人，为什么他的文章要登载研究所的刊物上！’其实胡先生明明是研究所的委员，而且是研究生的导师。”如沈尹默所说，早年是沈兼士和周家兄弟在北大拉帮结派，狐假虎威。在厦门大学沈兼士“愤愤”于顾颉刚，倒也合乎逻辑。况且这原本是一笔糊涂账，谁人又能说得清，道得白？但用此攻击于人，就有失文人的德行。

从鲁迅发表在1927年5月5日的《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的文章《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看，尽管发生了“四一二”事件，鲁迅还是拥护国民党政府的。文中他说：“在广州，我觉得纪念和庆祝的盛典似乎特别多。这是当革命的进行和胜利中，一定要有的现象，沪宁的克复，我已经一个人私自高兴过两回了。”他还告诫世人，“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

1927年，在对待国民政府的态度上，胡适的“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胡适传论》四十一章）态度，与鲁迅上述态度是一致的。两位大师的心是相通的。

谢玉生的信，无非是想讨好“迅师”，挑拨离间文人关系而已，并不足论。但从其信中，似可以嗅出厦门大学学潮，与他的“迅师”有扯不清的关系。中大要注意了。

孙伏园发表《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一文，并引用鲁迅、谢玉生给他个人的信的举动，还真是证明鲁迅对他认识是很对的，平庸而糊涂。此举再一次向世人证明，鲁迅在私下里，常常搬弄是非，铁证如山，授柄于对手。

顾颉刚是4月由厦门大学转到广州中山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代理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并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等。刚落脚便有汉口《中央日报》的《鲁迅先生脱离广州中大》事件发生。

晚成堂主人、史学家顾颉刚，当时已是名人。他在古史辨时期已确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考证工作，实际上已使中国史学界产生革命性的震荡。发展前人，牖启后来，他的贡献在于第一个有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在史学尤其是史料学领域占有重要位置。若论其一生的学术成就，无论是他开拓的领域之广，启发的思辨之深，还是他身后的著作之丰，都令人高山仰止，难以望其项背。他一生多有善举，在燕京大学，提携后进谭其骧，与陈寅恪一起帮钱伟长进物理系成就了后来的中国核专家。他一生爱读书，其藏书多达七万册，搬家时整整装满两火车皮。这样一位大学者无端受到另一位大作家的诋诬，岂能善罢甘休。但他不准备学鲁迅，仅凭揣测，就乱发议论，而是理性地选择诉讼，以讨公道。于是致信鲁迅：

鲁迅先生：

颉刚不知以何事开罪先生，使先生对于颉刚竟作如此强烈之攻击，未即承教，良用耿耿。前日见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先生及谢玉生先生通信，始悉先生等所以反对颉刚者，盖欲伸党国大义，而颉刚所作之罪恶直为天地所不容，无任惶骇。诚恐此种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负发言之责任。务请先生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候开审，不胜感盼。

敬请大安，谢先生处并候。

中华民国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鲁迅收到顾颉刚的信后，据说即复了信。但此复信一直未见诸报端，直到1933年9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三闲集》初版上，才见没有回信时间之回信。这在鲁迅，是极为罕见的，鲁迅几乎所有的文字都见报刊，然后结集，唯此信结集前，不公之于世。认真读五年之后公开的复信，其无理矫情之语，不禁让人莞尔，于是想起圣人先哲的话，无癖不可以为人。

我们无妨再往远说点，无缺点也不可以为人。有缺点显得更真、更亲切。我们一直把鲁迅供奉在塔顶，顶礼膜拜。忽然微风吹过，塔铃叮当摇曳之际，依稀见鲁迅冲我们狡黠一笑，我们便有一种与大师亲近并交流的冲动。

3

该说说我们久违的钱玄同和黄侃君了。章门多狂狷之士，钱、黄禀性如其师，恃才傲物任性而为。中国文人有放诞传统，民国时尤多尤烈。民国为中国历史上继春秋后最为自由开放时期，文化最为灿烂之时，文人可充分表现自己的个性；民国又是最为黑暗的历史，文人放诞，又可视为在专制制度之下的装疯卖傻。章太炎将袁世凯所赠勋章作为扇坠，辜鸿铭拖着长辫招摇于北大校园，刘师培当面损蒋介石，黄侃针对陈独秀之“毁孔子庙罢祭祀”对以“八部书外皆狗屁”……凡此种种，既能见其自由之态，又显率性之真。

先从胡适在1927年8月11日写给钱玄同的一封信说起：

玄同：

生离死别，忽忽一年，际此成仁周年大典，岂可无诗！援笔陈词，笑不可仰：

亡友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
该死的钱玄同，怎会至今未死！
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
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
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
可惜我不在场，不能来监斩你！
今年忽然来信，要做“成仁纪念”。
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
回家挖下一坑，好好睡在里面。
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
草上再撒把米，哀悼承认大典。
年年九月十二，处处念经拜忏。
度你早日升天，免得地狱捣乱。

胡适给钱玄同的信中多是“《醒世姻缘》的序，如旭生与芝生肯做，那就再好没有的了”，“《封神传》，我请颉刚作序”，“近日收到一部乾隆甲戌抄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云云，皆是正经事。

而钱玄同明明健在，胡适缘何为他写《亡友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呢？

钱玄同乃章太炎弟子，《同门录》载，章太炎及门弟子百余人，而最有名的弟子有五人：天王黄季刚、东王汪东、西王朱希祖、南王钱玄同、北王吴承仕。此五大门生各承师说一端，自成学派，最亲近章太炎者，钱玄同、朱希祖、吴承仕也。周氏兄弟则在思想上受章太炎影响而已，学问上并无继承，而各走一径。

就其激烈蔑视旧规的性格及其拼命和穷追学问的精神，钱玄同最像乃师章太炎，而钱玄同积极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气概也不逊于章太炎的反满革命气概。

钱玄同性格耿介，心胸坦荡，但有时过于偏激性急。如钱玄同于1923年7月9日《致周作人书》中回忆说，他在周氏住的“绍兴会馆的某个院子中槐树底下”谈过许多“偏激话”。又根据周作人、钱玄同的有关回忆，“偏激话”的内容有二：一是“应烧毁中国书”，二是“应该废除汉字”。鲁迅曾对钱玄同说，中国废除汉字后，最好改用一种外文如德文，若做不到，则仍写汉字多羼入外国文的字句（《论钱玄同先生关于语文问题的谈话》，转自《钱玄同年谱》）。

钱玄同还语出惊人地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一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非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此等偏激之论，并非钱玄同独有。此论，钱玄同所谓是“代朋友之言”者，指的鲁迅。到1925年，鲁迅提出了“至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主张，钱玄同极表赞同。鲁迅的反对中国医学，反对京剧，批评梅兰芳等偏激之论众人皆知。

一次，与胡适等交谈时，钱玄同提出，中年以上的人趋于固执和专制，因此愤言：“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胡适听罢，就笑曰：“好！等到你到了四十岁，倘未死，我也给你作追悼诗。”

钱玄同或许早就把此论忘得干干净净。但胡适、刘半农诸人仍念念不忘，到1927年9月12日，是钱玄同40岁华诞。诸友果真写讣告，书挽联，撰悼念诗文，计划在《语丝》上出一特刊，叫“钱玄同成仁专号”，并撰好专号预告和目录，拟发在各报刊以示宣传。岂料此事被钱玄同知晓，到处捣乱，这一精心策划的戏谑雅举，最终告吹。有趣的是，外地文人墨客，得知“成仁”消息，却信以为真，纷纷以电报、信函悼念钱玄同并慰问其家属，一时成为笑谈。

有资料说，鲁迅自然也没忘记钱玄同的生日，于是写了一首颇有深意的讽刺诗：

做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

笔者查了1927年鲁迅的文章，没有找到此诗。信手抄录，以供参考。

说到钱玄同偏激性急，不能不提比他大一岁也比他更桀骜狂妄的师兄天王黄侃。

二人同时受业于章太炎门下，但天王素来看不起南王。黄侃戏称学弟钱玄同为“钱二疯子”。黄侃反对白话文，专门找机会羞辱和谩骂胡适、沈尹默等人，骂起提倡白话文的同门师弟，则格外放肆。他骂钱玄同说：我在上海穷一夜之力，发现古音二十八部，而钱玄同在北大讲的文字学，就是他发现的，是我一夜的发现，让你受用了一辈子！弄得钱玄同忍气吞声。

1926年武昌高等师范改为国立武昌大学，因黄侃有真才实学，出任代理校长。但因黄侃性爱骂人，作风霸悍，难以驾驭学校，教育部只能任命新校长石英到任。在校务会上，刚说到“听说黄季刚先生治校比较专制……”，黄侃便站起来，说罢“听说石英的母亲偷和尚”，当即辞职，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授去了。

1927年，黄侃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即得绰号“三不来教授”，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无理要求，却得到校方认可，名师难求也。

中央大学名流云集，文学院院长汪东，有章门“东王”之称。教授多西装革履，汽车送接者不少，黄侃总是身着半旧长衫，夹着包皮裹着的书，大摇大摆地给学生上课。刚来校时，校方门卫见其土里土气，不仅不让进校，还要盘问检查腋下裹书的包儿。黄侃放下书包就走，从此天子不上朝。系主任三番五次登门拜望，黄都三缄其口，后校长亲自登门道歉，仍不行。黄曰：“学校贵在尊师，校役竟敢搜教授之身，成何体统！”

汪东为人谦和，是章门弟子口碑不错者。黄侃偶听社会上有“汪黄”之称，就跑到汪东院长办公室，大声责问：“外面称中大学者必称‘汪黄’，我比你长一岁为何先汪后黄，置我之上？”

汪一时被问住，只好赔着笑。旁边一教授笑曰：“当朝政府里只有‘汪黄’，不是什么好称谓。”

黄侃一听，不再追问，含笑而去。汪精卫时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外交部部长黄郛，二人正代表蒋介石与日本密谈，时人以“汪黄”为耻。另，黄侃知道南宋朝中，主张对金称臣者，有汪伯彦、黄潜善二人，历称“汪黄”。故黄侃一笑而去。

张狂狷介，不是黄侃全貌，他对学术的虔敬、严谨、治学的卓著成就，使他成为不多的国学大师之一。以学术“新”“旧”而论，黄侃与胡适、陈独秀、周氏兄弟等新文化学人相比，可谓针锋相对，但在中国文人的内在精神方面，在学术独立探索方面，提倡仰山铸铜，煮海为盐，学无止境等方面，与新文化学人清流有许多相似之处。

即便在政治上，黄侃也爱憎分明。例如，一天他与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不期而遇，戴随便问他：“近来有何大作？”

黄侃道：“我正在编《漆黑文选》，你那篇大作已经编进去了。”

黄侃擅长编《昭明文选》，所谓“漆黑”，是昭明的反义词，其讽刺意味十分清楚。

4

北伐军席卷大江之南时，国人曾翘首以盼。如上海的年轻人王云生便云：“曾昕夕计算着北伐军的行程，也曾忧虑焦急过党人的纠纷。”果不其然，“四一二”让上海血流成河。蒋介石率军悍然向共产党人大开杀戒，制造了“空前之屠杀惨剧”。

第二天，亲身经历“灭绝人道之暴行”的上海知识界之郑振铎、胡愈之、章锡琛、冯次行、吴觉农、李石岑，周予同等七人，在《商报》上发表致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民国元老公开信，表示愤怒和抗议。不久，以商务印书馆为主的郑振铎等七位出版界名流，“万难苟安缄默”也发出抗议的怒吼：“革命可以不讲，主义可以不问，若弃正义人道而不顾，如此次闸北之屠杀惨剧，则凡一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甚或帝国主义之信徒，皆当为之痛心。”郑振铎、胡愈之为公开表达他们对蒋介石的谴责而亡命欧洲数年。当时，郑振铎、胡愈之并不是共产党人。

四月二十六日，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高梦旦，从浸在血泊中的上海致信胡适：“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祸，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

四月二十九日，对共产主义不信仰的张季鸾，先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党祸》，“大声疾呼”，并“极端抗议”血腥暴行。呼吁不许杀戮“全国有志青年”。七月三十日，他又发表《党治与人权》社评，抨击国民党“军治杀人”，抗议“所犯罪状，概不宣布，杀者何人，亦秘不宣”滥杀无辜行径。

最为精彩的，还属张季鸾的“二骂”。是年十一月四日，他写社评《呜呼领袖欲之罪恶》，大骂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此论乃揭露汪氏本质之先声，其时，无人能望其项背，此乃一骂也。十二月二日，张季鸾再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公开批评蒋氏“不学无术”，“自误而复误青年”。此为二骂也。当时，蒋介石投机依势而起，是颗雄视华夏炙手可热的政治新星。能入木三分地戳穿其丑恶面目，需要怎样的见识和勇气。

郁达夫，早张季鸾一天，即四月二十八日，在日本《文艺战线》刊物上，发表了这样一段振聋发聩的话：“中华民族，现今在一种新的压迫之下，其苦闷比前更甚了。现在我们不但集会集社的自由没有，就是言论的自由也被那些新军阀剥夺去了……蒋介石头昏脑乱，封建思想未除”，进而谴责其“高压政策、虐杀政策”。

国民党军警闻之，立刻派员冲进上海创造社出版部，搜查并准备缉拿郁达夫。幸好郁达夫早有准备，躲至杭州，幸免于难。几个月后，郁达夫返回上海，又在他创办的旬刊《民众》的发刊词中说：“我们不想做官，所以不必阿谀权贵，我们不想执政，所以并没有党派……我们是被压迫者，被绞榨的民众的一分子。”敢于发表这样挑战新军阀文章的期刊，自然会遭到绞杀，生存仅仅两个月的《民众》在刺刀政治的高压下被取缔了。

其实郁达夫对这种局面，早有预判。早在是年元月七日，他发表的《广州事情》，就曾直言：“广州的情形复杂，事实离奇……总之，这一次的革命，仍复是去我们的理想很远。”

让人深思的是郁达夫的这种对政治形势的坦诚而卓有远见的预判，曾遭到对“革命”充满幻想的郭沫若、成仿吾等左派知识分子的批评。但过了不久，郭沫若在血腥的事实面前，终于看清蒋介石的庐山真面，旋即在汉口《中央日报》副刊、《革命生活》月刊发表了一篇为他在共产党内外赢得荣誉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以致在抗战初期，周恩来对另一位共产党作家夏衍说：“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事件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周恩来说此话的时候，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而亡命日本整整十年的郭沫若刚刚回国。

到是年岁尾的11月，在上海的《中国青年》周刊被国民党勒令停办，北京的北新书局和《语丝》也被张作霖查封，有二十多年历史的《时事新报》也遭查封“改组”命运。在这种政治高压之下，有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章乃器，依然冒着性命危险独自创办了《新评论》半月刊。这是“一个小规模的言论机关”，主旨是批评时政，激浊扬清。从写稿、编辑、校对、发行，全由章乃器一个人包办。

章乃器原本在银行界工作多年，收入丰厚，前途光明。他之所以利用业余时间，一人承担了繁重的办刊工作，而且敢于面对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淋漓的鲜血，完全激于年轻知识分子的义愤和道义。以一人之力，选择了“文章报国”之路，为时代和民族发声，他竟然独立苦撑了一年多，直到被查禁取缔。

连躲进苦雨斋，构建“自己的园地”的周作人，也被北平5月至10月一连串血腥的屠杀激怒了。李大钊被杀，北大、燕京的学生被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年轻学生的导师，他不能再沉默。他在《语丝》连续不断地发出他的抗议之声。他的《谈虎集》中，有《人力车与斩杀》《“斩决”共党》等短文，似乎都提到触目惊心的杀戮。周作人说：“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命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却就把杀人当作目的，借了这个时候尽量地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在批判声讨反动军阀的同时，他还旁敲侧击地谴责吴稚晖等帮凶文人，甚至对在上海的蔡元培、胡适对“四一二”“视若无睹”也表示不满。

前面说过，是年5月胡适归国。他因蔡元培、胡汉民、吴稚晖等国民党老名流一度在道义上支持国民党新政权，也曾对国民党新政权采取支持和观望态度。但胡适也心存忧虑和担心，怕用军事手段夺取政权之后，会在政治上走向一党专政，走向独裁，政治上走向倒退，文化上走向保守。我们可以从胡适的文章《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一文中，看到他的这种担忧。该文章推扬赞美了吴稚晖继承顾炎武、颜元、戴震的理学思想，其目的则是想借他们对当代东方精神文明的攻伐抹杀，来堵住国民党从思想文化上倒退之路，用心良苦。

十月，胡适拒绝了好友蔡元培力邀任大学院（教育部）大学委员会委员之美意。因为胡适对当时大学委员会的两项政策：设立劳动大学与推行党化教育，决不容忍。他在10月24日致信蔡元培曰：“所谓‘党化教育’，我自问决不能附和。若我身在大学院而不争这种根本问题，岂非‘枉寻’而求‘直尺’？”

后来，胡适有碍情面，在蔡元培多次力邀下，勉强听从，委屈就任，于是在大学委员会里，胡适与众不能有“圆融和祥之气象”，而是矛盾冲突不断。特别是在1928年6月15日，大学委员会开会时，自称“爱说老实话”的“捣乱分子”，胡适在教育的根本立场上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和以“训政”名义实施文化专政的倒行逆施，与吴稚晖之流发生激烈的冲突，以致胡适这位经年老友，大失其态，当场拍桌大骂胡适：“你就是反革命！”

胡适对此无所畏惧，坦然曰：“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是非”（1928年6月16日胡适信稿）。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胡适等人虽不群不党，却一定要分清是非，代表民国清流坚持的文化精神，其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良知、道义和灵魂。

1927年，中华大地弥漫着血腥之气，是民国清流以鲜血和正义向黑暗专制政治抗争最激烈的一年，也是随着党派斗争愈演愈烈，无党无派的民国清流渐渐淡出文化舞台，背影越来越显得孤独的一年。

随着革命大潮的汹涌澎湃，传统文化近半个世纪的大动荡，每个有文化良知的清流学人，都经历了种种文化的苦痛，诚如文化大师陈寅恪所说，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文化史上，“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

悲夫！人代冥灭兮，清音独远。然而，清流们洒下的那片温暖的文化情怀，毕生求索中写下的花样文章，煌煌巨著所铸造的鲜活的文化灵魂，却给后世留下了扣人心扉的绝响……

跋

民国是个乱世，民国又是强权与自由并存的时代。

乱世民国，军阀忙于混战，相对宽容的社会，催生了一大批民国清流，几可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大行其道的局面相辉映。

清流，旧时常用来称负有时望、不肯与权贵同流合污的士大夫。《三国志·魏书·桓二陈徐卫卢传》有“陈群动仗名义，有清流雅望”之说。

又，士大夫，“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论语·泰伯》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皇侃义疏：“士，通谓丈夫也。”

中国的“士”，是官僚政治体制所化之人，“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中国的“士”，即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贯疏离政治和权威，是以纯粹自由人的身份，出现在社会生活中的。他们的价值，在于具有独立人格。他们一直在社会边缘作文化漫游、文化守望，表明他们的文化存在和文化思考的独立意义。

新文化运动“五四”前后，培育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但并非如雷吉斯·德布雷所说，“五四运动在中国确实让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变化，使他们成为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胡适、鲁迅、蔡元培等民国清流，所表现的崇尚个性精神，社会批判意识，民主政治、文化理想，完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胸怀和境界，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宿命性的表达。有了他们，民国才有了百花齐放的灿烂思想文化，民国初期也才成为最富个性的时代。

1927年之后，随着国民党北伐一路披靡，一个新的专制王朝的诞生，整个中国笼罩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之下。“锢闭思想、干涉言论”，民国初年相对自由宽松的乱世不再。

清流如胡适发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呐喊，鲁迅、郁达夫等五十一人发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也喊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这些该是民国清流的绝唱。

当一个旧的政治制度和一个新的价值系统之间不兼容的时候，权力与权威相分离，社会就进入有震荡强度的变革时期，所谓清流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绝唱也难有续响。这也是本书收尾于1927年岁尾的原因。

早年民国，清流的夸父逐日、精卫填海、飞蛾投火式的文化壮举，写就了中国“士”的短暂而辉煌、灿烂的人文精神传奇与文化梦想的挽歌。